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侦查行为：犯罪侦查的新视角/刘品新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

（法学理念·实践·创新丛书）

ISBN 978-7-300-13504-5

Ⅰ．①犯…　Ⅱ．①刘…　Ⅲ．①刑事侦查-研究　Ⅳ．①D9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121号

法学理念·实践·创新丛书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反侦查行为

——犯罪侦查的新视角

刘品新　著

Fanzhencha xingwei-Fanzui de xinshiji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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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28mm　16开本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张　15插页1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41000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我国当代侦查学发展的反思

一

斗转星移，新中国的侦查学从创立到如今，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这是一个甲子的漫漫岁月，不禁使人联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那么，我国当代侦查学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段发展历程呢？概括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是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在这潮起潮落中，我国侦查学既获得了巨大的辉煌，也遭遇了曲折，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我国侦查学取得的成绩突出表现在大量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并指导侦查实践方面。1954—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聘请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专家伐·雅·柯尔金教授来系讲授一门关于侦查犯罪的学问——“苏维埃犯罪对策学”。当时来听课的，不仅有法律系的专业教师，而且还有司法部新建不久的全国几所政法学院的教师，以及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业务部门的干部。这是苏联先进经验引进中国且同中国侦查实践的初次结合，就像外国的“知识种子”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然而，当国人正在深入考虑“犯罪对策学”学科中国化问题时，自1957年伊始国内政治运动频繁起来，侦查学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被迫停止。广大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学科内容也普遍遭受批判。那一时期国内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忽视系统业务学习，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等的教学计划中“犯罪对策学”等课程被取消了。

“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侦查学的事业重新上路，迎来了蓬勃发展的“科学的春天”。1979年，公安部原三局组织编写了《刑事侦察学》，这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侦查学知识的专业书籍。同年，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作为这套教材之一的《犯罪侦查学》于1982年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高等学校侦查学教材。尔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学》、公安部民警干校编写的《刑事侦察》、西南政法学院编写的《刑事侦察学讲义》等教材相继问世。在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中，除了供本科生使用的不同种类的侦查学教材外，还出现了面向研究生、大专生和进修生的教材；在职业教育系统中，除了公安机关的各层次侦查学教材外，检察机关、监狱侦查部门也编写了专门的侦查学教材。与此同时，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侦查学论文，而且有几百种侦查学译著和专著出版，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回首过去，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侦查学界的仁人志士抓住了学科发展契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第一，学科发展基本成熟。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侦查学界同仁在解放思想基本方针指导下，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实际，孜孜不倦探索，在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等方面展开了深刻讨论，曾经创造了一段侦查理论研究的高峰期。大批侦查科研论著问世，为我国侦查学科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学界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方面已达成一致，大量分支学科如侦查心理学、侦查思维学、现场勘查学、侦查讯问学、侦查语言学的初创和建立，又促进了侦查学学科的成熟。

第二，理论研究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贡献匪浅。侦查学理论研究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和促进实践。如我国侦查学界关于侦查体制改革的研究，直接为立法所吸收，在《刑事诉讼法》修正和司法改革中有所体现，反过来促进了我国侦查体制的良性调整。又如许多关于侦查模式、侦查措施、侦破方法的学术研究，更是大量地直接转化为侦查破案中的生产力，在减少或避免侦查失误上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培养了大量人才。我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专门人才，我国法制建设也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国侦查学在培养侦查专业人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侦查学教育涵盖政法院校、公安院校和检察院校，有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层次。这些侦查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相继走上公安系统、检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军队侦查保卫部门、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及教育系统的不同工作岗位，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已担纲学科骨干或各级领导职务。

毋庸讳言，侦查学理论研究也遇到了种种困难，曾几何时还步入误区和沉寂。比如在侦查学理论研究中还缺乏必要的争鸣和相互认同。有的学者还有门户之见，不少学者还在“各自为战” 〔1〕。又如，侦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我国从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的，绝大部分是政法、公安、检察院校的教师，他们理论水平较高，但接触实践的机会较少，较难直接把握侦查实践的动态，有时难免纸上谈兵。而实际工作部门的侦查人员和调研人员工作任务繁重，很难抽出时间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重视侦查学理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侦查学理论研究的进展。

二

回顾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史，我国侦查学存在着明显的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以至于对其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当薄弱。这无疑给一些人造成错觉，给法学界其他部门的一些人落下了口实，认为“侦查学只是一种具体操作方法，无理论根基”，甚至有人认为侦查学只是一些“雕虫小技”、“什样杂耍”，无科学性可言；还有人提出侦查学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某种意义上讲，我国侦查学的研究仍然处于“妾身不明”的尴尬地位。

传统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法学，是刑事法学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侦查学是以实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为最终的研究目的。为了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需要运用侦查学研究的方法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查缉案犯和追缴赃款、赃物；同时，侦查学研究的方法必须严格以遵守刑法、刑事诉讼法为原则。不难看出，侦查学是刑事法学的一个支柱学科，它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一起，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学科群——刑事法学。

然而，侦查学究竟能否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相并列？这是第一个模糊的问题。在我国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中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学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将研究生培养的侦查学方向放置在诉讼法学中，有的学校（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研究生培养的侦查学方向设置在刑法学中。而且，在日益强化刑事法学一体化的今天，难道刑事法学只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侦查学三个支柱吗？犯罪心理学、刑事证据学、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刑事政策学、犯罪社会学，乃至国际刑法学又居于何种地位？这背后跟着诸多的疑问。因此，我国侦查学一直走的是同法学各学科同行的边缘道路。好一个名副其实的边缘法学！

这就出现了侦查学的学科地位与其应用价值完全不对应的奇怪现象。一方面，侦查工作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全国99％以上的有罪判决率表明嫌疑人的命运基本是在侦查阶段被决定的，侦查机关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另一方面，侦查学的研究却处于难以深入，甚至难以维系的地步。此外，一方面，侦查学的学科内容在公安院校非常庞杂，即便现阶段开设了几十门课程，仍然无法完整反映侦查实践中的工作内容和规律；另一方面，侦查学的学科内容在政法院校却一直被压缩、“淘汰”或转型。〔2〕实际上，在中国有任何人敢轻视侦查问题的重要性吗？在笔者看来，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症结归根到底在于侦查的问题。若一天建不成效率高超、破案一流的侦查体制，一切的刑事司法改革都是表面而无功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超前”修改即为明证。

然而，中国侦查学的研究应该怎么做，也一直是个糊涂的问题。记得在21世纪初的一次侦查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我国有法律学者将侦查学的研究分为侦查法治学与侦查技艺学，前者是从法治的角度研究侦查的问题，后者是从提高破案水平的角度研究侦查方法、途径与技术等。他建议，我国侦查学研究应从侦查技艺学转向侦查法治学。这一说法似是而非。所谓侦查法治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侦查制度的研究有什么区别吗？所谓的侦查技艺学难道不就是传统侦查学的研究领域吗？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对侦查的研究不关注如何提高破案水平，而是搞时髦的法规制度建设问题，那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其实，我国侦查学的宝贵品质是强调实证研究与综合研究。它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来源于侦查实践，没有大量的实务参与、调研与观察，就不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侦查学论文。过去法学界流行的“规范法学”风格，在侦查学领域从未真正出现。同时，中国侦查学的研究还受制于“外法”资源，由于学科的差异，我国不可能简单地援引欧美国家的“他山之石”，而只能深耕本国的侦查实践以“攻”本国之“玉”。概言之，不能进行注释法学的研究、缺少欧美“外法”的参考，这两点先天不足一直限制着中国侦查学的发展。这也说明了为何中国的侦查学研究很是艰难。

换个角度来说，这一难点恰恰是中国侦查学的传统风格。中国的侦查学研究从来都反对简单地进行文义解释，也一直反对机械地套用外国模式。在中国侦查学界，并不存在着其他法律学科所号召的由“注释法学”向“理论法学”转型、由“国际准则”向“中国特色”转变的问题。难道在21世纪我国的侦查学研究应当抛弃这一风格吗？历史事实昭示人们，侦查改革绝不是要追求一些看上去很美的口号，而坚持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三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足以让我们侦查学人汗颜。但是面对着侦查学不尽如人意的发展现状，侦查学界不应怨天尤人，也不该将窘境单纯归因于客观环境与外在因素。只有认识到不足与差距，奋起直追，才能够迎头赶上。从广阔的视野来看，各国司法实践对侦查学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侦查学的研究只有正视且有效地解决这些重大课题，才能自立于学科之林。因此，我国侦查学应当选择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重大课题，以点带面地实现侦查学的复兴。

那么，我国侦查学有哪些亟须加强研究的课题？各国侦查学面临的问题自然不尽相同。欧美各国多采用实用侦查学，具体研究方法比较深细，著者多就事论事，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故这些国家侦查学亟须加强的应是侦查学理论部分。我国侦查学承继苏联的风格，理论探讨较多，这是我国侦查学的优势，理应发扬。我国侦查学面临的问题是应更多关注侦查实践，将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真正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揭露和证实犯罪的应用法学。以下对我国侦查学亟须加强研究的问题进行简单阐述。诚然，这些问题我国学术界并非无人涉足，而是研究得相当不够、不深入，远未形成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取得突破”的局面。

——侦查学的学科体系整合。学科整合是与学科专精化相关的概念和现象。一般而言，某一学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实际上是学科专精化到达一定的阶段，往往可能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这时需要获得深入发展的动力，于是学科整合被提上了学科发展的进程。一方面，学科整合可以规范学科自身内部结构、关系，确定已经取得共识的既有成果，选择该学科继续深入的切入点、方向，以此决定学科的未来；另一方面，学科整合需要结合周边相关学科的外部联系，借鉴与分享相近学科的既有成果，为其所用，避免单一学科在专精化历程中“见树不见林”的狭隘与局限。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科整合，即科内整合与科际整合，这两者都对学科发展至关重要。

侦查学的科际整合是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发生的，有赖于以法律规范为研究范畴的法学，以人的心理与人格及社会环境为研究范畴的心理学、医学等，以及以科学技术为研究范畴的自然科学。由于现代各门学科的纵深化发展，某一个人很难精通几门大的学科，因此依靠个人的力量掌握侦查学、其他法学、心理学、医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进行侦查学的科际整合，是不现实的。未来的侦查学研究应当强调“团体行为”，可以由各学科的专家组成研究团队，以各个富有科际整合观的研究力量作为顺利进行科际整合研究的基础。

侦查学的科内整合是与侦查学分支学科涌现和失范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侦查学目前已经出现的分支学科不下十几种，而且呈现继续增多的趋势。有的学者只是对侦查学的某一具体对象进行剪接、拼凑，实质是依靠单纯的理论演绎或经验归纳，创建“新的分支学科”。对此已有学者提出批评，“显然，这实际上是对学科理论体系有机整体的肢解。这类分支学科越多，理论上越混乱，实践中的盲目性也就越大” 〔3〕。侦查学的科内整合，就是要以现有的侦查学分支学科为支柱，进行规范、整理，调整不能独立为一门分支学科的部分内容，完善已经分立为分支学科的侦查学子学科，在此基础上，再规范、整理侦查学的自身体系、内容、理论、思维等，使侦查学这一学科趋于完整和完善。

——侦查主体的建设。侦查学的完整要求学科体系的完整，因此侦查学应加强对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主客体关系等的独立体系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侦查主体只是作为一个小的分支问题研究，且仅仅研究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即侦查主体的素质问题；而且即使对侦查主体素质的研究，也显得千篇一律，无外乎从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方面，有的还涉及生理素质方面，只是概要地说明合格或优秀侦查人员应具有的素质。这远远不能满足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的需要。

如果对侦查主体的研究不能深入，无疑侦查学的学科研究是不完整的。而且，由此导致对侦查客体、侦查主客体关系等的研究亦不能深入，形成现在侦查学的学术片面性的现状。综观众多的侦查学著作，好像侦查学就是侦查方法、侦查措施、类案侦查等，除此无他。事实上，侦查主体在侦查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现在进行的侦查体制改革主要就是侦查主体的改革，若脱离了侦查主体，则一切侦查方法、侦查措施、类案侦查都似乎成为真空之物。只有抓住了对侦查主体的研究，才能保证侦查学研究不失偏颇，甚至可以说才算抓住了侦查学研究的中心。就目前而言，加强对侦查主体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推动侦查学研究的深入，不失为打开侦查学研究沉寂局面的一把钥匙。

——高科技犯罪案件的侦查。科技可以为人类造福，同时也可能成为巨大的破坏性因素，这是科技的两重性。科技本身可以说是中性的，并不存在“善”、“恶”之分，但在利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却带上了人的“善”与“恶”。这样一来，科技的中性就不存在了。科技的两重性表明，任何一种科技都可能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为作案人所利用。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对付高科技犯罪，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以高科技侦查对高科技犯罪”，就是一条最基本的高科技犯罪的侦查对策。显然，如果侦查人员缺乏必要的科技知识，是难以侦破高科技犯罪的，甚至难以识别高科技犯罪。提高侦查人员的科技知识，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吸引科技人才，建立专门的科技侦查队伍；二是在侦查队伍中进行普及科技知识教育，普遍提高科技意识。

——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识别与利用。在侦查实践中，虽然侦查人员认识到了反侦查行为的广泛存在，且出现了不少识别和利用反侦查行为，进而获取案件信息，得以破案的成功范例，但是，侦查人员对于反侦查行为认识不足，利用案件中反侦查行为获取案件信息的自觉性不高且方法有限，这些无疑是侦查实践中的普遍现象。理论界关于反侦查行为的专门论述似乎并不多见，即使有关著作涉及这一课题，多半是从逃避侦查的方面予以切入，这仅仅是反侦查行为的一部分（即便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总的来看，我国侦查学界对反侦查行为的探讨还相当薄弱，反侦查行为的理论研究大有可为。因此，从理论上对反侦查行为进行探讨，并结合侦查实践进行研析，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关于反侦查行为的理论研究基本空白，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相当难度。究竟应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有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一，对反侦查活动规律的研究。第二，对反侦查行为手段的研究。第三，对有组织性的反侦查行为的研究。第四，对反侦查心理的研究。〔4〕笔者以为，上述四个方面都是反侦查行为课题中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反侦查行为的研究应当为侦查工作服务。因此，在对反侦查行为的形成、类型及规律加以研究的基础上，必须提出相应的侦查对策，即防范、识别、利用的对策。

从某种意义上讲，反侦查行为就像侦查学领域中几个亟待开发的富矿之一，它本身是侦查与犯罪之间“道魔争高”的产物；关键是，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即从对立面来研究侦查的内在规律。本书便是这样的一种尝试，笔者真诚期待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至于其他课题的深入研析，则有赖于侦查学同仁的持续努力与耕耘。

注　释

〔1〕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学会尚未设立全国性的侦查学研究会。2008年9月26日，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国内唯一一个全国性侦查学术团体，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内侦查学的协同研究。

〔2〕侦查学界有人戏称，自北京大学张玉镶教授近年退休后，该校法学院停止招收侦查学的研究生。这是国内侦查学被“淘汰”的例子。而中国人民大学自何家弘教授开设证据调查学后，该校法学院的侦查学教学研究已经逐渐向证据调查学、证据法学转型。这是国内侦查学主动“转型”的例子。

〔3〕郭晓彬的笔谈发言稿，参见《走出低谷再攀高峰——深化刑事侦察学研究笔谈》，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94（1）。

〔4〕参见李迎春：《对刑事侦察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载《政法学刊》，1996（1）。

导论　侦查与对抗

一、侦查活动必然带有对抗性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形容的是侦查活动的永恒规律——对抗性。对抗性是由犯罪的反社会性与侦查的正义性所共同决定的。

犯罪是一种恶。任何犯罪都是与当时的法律相抵触的，罪行一旦暴露，作案人就要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还会因受法律制裁而失去自己的地位、荣誉、正常交往和亲友的信任等。美国犯罪学学者詹姆斯·威尔逊、理查德·赫恩斯在其1985年出版的《犯罪与人性》一书中说，“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质利益、性满足、复仇和同伙的承认等；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被害者的报复、朋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 〔1〕。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犯罪都是作案人“趋利避害”选择的结果。而现代意义上的侦查活动，则是侦查人员代表国家进行执法，其根本任务是确实地查明刑事案件真相，为国家启动正式司法追究做准备。因此，在侦查的全过程中，侦查与反侦查相伴而生，作案人必然处于与侦查人员对立的地位。

作案人绝不是侦查工作的单纯承受者，往往要千方百计地同侦查人员进行对抗。“双方既斗力、斗勇，又斗智，而斗智常统率和制约着斗力、斗勇。” 〔2〕在犯罪之前，作案人需要精心策划，既确保作案成功，又防止行动败露，即使暴露，也要让侦查人员难以获取有用证据；在犯罪过程中，作案人既要根据现场周围环境和目标的具体情况实施犯罪，又要尽量减少乃至避免留下犯罪痕迹，消除一切可能消除的犯罪信息，或者制造迷惑性的行动信息，使人们难以察觉出犯罪行为；在犯罪后，一旦侦查工作开始，作案人既要通过各种方法获取侦查工作信息，了解侦查工作进展，又要采取应对措施，如准备假证，订立攻守同盟和向侦查人员施压等。总之，在侦查的各个环节，作案人必然会实施形形色色的反侦查行为。换言之，侦查活动中的对抗是不以侦查人员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

但是，侦查活动具有对抗性绝不意味着就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从整体上看，我国当前的犯罪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对抗与军事斗争中的激烈对抗不可同日而语。侦查机关启动侦查就好比向作案人发动了一场诉讼竞赛或“准军事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侦查人员务必获取胜利，即必须强调侦查效率；同时，遵守法定的规则以及基本的诚信准则，也是侦查人员的当然义务。因此，虽然对抗性是侦查活动的特点，但是侦查人员绝不能为破案不择手段。

我国也有学者把侦查活动中的对抗性现象称为“互动性”。这种观点认为，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与调查对象作为交往双方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想发出某种信息，而另一方也想接收这种信息；交往双方都期望获得一定的互动效果；交往双方都有意或无意地力求达到相互了解，并支配对方的反应；交往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交替扮演着主体和客体的角色等，没有这样的相互作用和双向沟通，没有这样的矛盾诸方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没有完全意义的侦查。〔3〕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扩大了侦查活动的对象范围，把侦查人员同被害人、普通证人及其他知情者之间的关系也纳入其中，表面上看似乎更为全面，但实质上却有泛化论的危险。其实，侦查人员能否破案的关键是处置与作案人的关系，这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侦查活动中对抗性的特点

对抗是指矛盾着的事物之间剧烈斗争的形式。世界上的对抗不外乎三种类型：“物—物”对抗、“人—物”对抗以及“人—人”对抗，其中“人—人”对抗是最为激烈和复杂的。由于“人—人”对抗是发生在活人或活人组成的集团之间的较量，参与对抗的双方都是具有独立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故也被称为活力对抗。〔4〕侦查活动中的对抗属于典型的活力对抗，具有活力对抗的一般特点，例如具有欺诈的合理性、策略的互含互隐性、取胜机遇的易逝性，等等。〔5〕详言之，就是在侦查过程中，可以使用必要的计谋策略，只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施谋就不存在问题；侦查人员要以作案人的行为为制定侦查策略的起点，但通常要保守侦查秘密，防止反为作案人所用；侦查人员同作案人的对抗过程往往持续时间较长，但真正的取胜机遇却十分短暂，较难把握，且机遇与风险共存。

显然，上述特征仍不足以将侦查活动与具有对抗性的其他活动——军事、政治、外交、体育等活动——区分开来，换言之，侦查活动所含对抗性的特殊之处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我国著名侦查学者王传道教授对此颇有造诣，他概括说，侦查对抗的特征为：（1）优势与劣势的对抗；（2）显势与潜势的对抗；（3）合法与非法的对抗；（4）进攻与防御的对抗；（5）对抗双方多表现为智力的拼搏；（6）侦查对抗具有互动性。侦查对抗的格局为：（1）侦查对抗按照对抗形与势的显露程度，可分为潜势对抗与显势对抗；（2）侦查对抗属于二人局；（3）侦查对抗属于多次局。〔6〕笔者受王教授见解的启发，认为侦查活动的对抗性呈现明显的不对等性。

侦查活动通常直接涉及利益相对的两方：一方是代表国家的侦查人员，他们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展开各种调查取证活动，以准确、及时地揭露和证实犯罪；另一方是代表自身及其团伙利益的作案人，他们为了达到逃避法律制裁或者减轻受罚的目的，需要实施各种反侦查行为，以防止罪行暴露或者被缉捕归案。这是一种典型的二方对抗格局，即“二人局”。无论是在力量对比、基本处境与使用手段上，还是在战略战术上，侦查人员与作案人这两方均处于不对等的状况。

侦查人员是执法者，握有强大的法律武器，拥有国家暴力作后盾，从总体上看他们有着压倒对手的绝对优势；而作案人是国家法制的破坏者，是国家法律追究的对象、暴力惩罚的承受者。法律地位的不同使得侦查人员同作案人相比，在战斗力与道义上的优势较为明显。从战斗力方面看，一般来说，侦查人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人多势众、组织严密，他们拥有无坚不摧的强大实力，足以击垮任何凶恶的犯罪分子；而作案人要么是孤立的个体，要么是由个体纠合而成的乌合之众，即便是为数不多穷凶极恶的黑社会犯罪分子和恐怖犯罪分子，也绝不可能拥有足以跟一个国家的警察队伍直接抗衡的实力。从道义方面看，侦查人员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捍卫者，依法同犯罪作斗争是正义之举，合民意、得民心，得道多助；而作案人危害社会，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逆民意、失民心，失道寡助，处于孤立无援，甚至众叛亲离的境地。这表明，对抗性的侦查活动是立足于优势的一方，面对的是劣势的另一方。

侦查是侦查机关在查破案件的过程中，依法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如现场勘查、检验，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调取、扣押证据等。虽然其活动内容和情节具有一定程度的机密性，但活动方式和外部表现都是公开的，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公开的。尽管有时侦查人员也会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手段，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处于明处。而作案人则潜藏在人群之中，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以各种假象掩盖其真实面目；有的甚至逃逸他乡，隐姓埋名，销声匿迹。相比而言，作案人总是躲在暗处，窥测侦查动向，妄图逃避打击。这表明，对抗性的侦查活动是立足于显势的一方，面对的是潜势的另一方。

作为执法者，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依法办案，禁止一切违法乱纪之举。作案人是国家法制的破坏者，本来犯罪已经触犯法律，而为了对抗侦查他不在乎再次践踏法律。有的作案人敢于肆无忌惮地施展各种反侦查伎俩，无所不为，无法无天；有些亡命之徒穷凶极恶，会孤注一掷，不惜拼个鱼死网破，甚至杀人灭口，劫持人质，制造爆炸，完全自绝于社会。这表明，对抗性的侦查活动是立足于合法的一方，面对的是违法的另一方。

侦查工作像大海捞针，侦查人员要通过细致的工作一步步逼近作案人，不断拉近同作案人的距离，最终达到真相大白，成功缉获作案人的目的。这种侦查进程反映了侦查人员基本上处于进攻的态势。而作案人在实施犯罪前和犯罪过程中，一般都是主动向社会和被害人发动攻击；在犯罪结束后，尤其是非法目的得到满足后，他为了保住既得利益，逃避法律制裁，则会转入防御阶段。作案人通常不会主动向侦查人员挑衅，因为同侦查人员距离越远他就越安全。为此，他会通过不作为和消极作为的方式来对抗侦查，如闭门不出、伺机外逃或者制造种种迷雾和假象，即“消极性反侦查”。当然，也有少数作案人在侦查的特定阶段，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通过积极作为的方式来对抗侦查，如发动权力网和社会关系网向侦查人员施加压力，腐蚀、拉拢侦查人员等，即“积极性反侦查”。但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在本质上仍是守，不是进攻。这表明，对抗性的侦查活动是立足于进攻的一方，面对的是防守的另一方。

上述四个方面的不对等所蕴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优势对劣势”表明侦查人员在整体上处于有利地位，“显势对潜势”、“合法对非法”、“进攻对防守”表明侦查人员在对抗中也面临许多不利方面。总之，侦查人员要想获得对抗上的胜利，必须讲求斗争方法，扬长避短。

三、侦查活动中对抗性的表现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是复杂多样的，侦查人员对个案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侦查活动的对抗性体现为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个多次反复的过程中，侦查人员与作案人双方犹如弈棋，对阵布局，力争擒敌制胜。双方都想取胜，自然形成对抗。一方要想获胜，必须准确地掌握对方的动态和路径。因此，也有学者将侦查活动的对抗性称为博弈性。〔7〕

从发生时间来看，侦查活动的对抗性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同时对抗，例如在追缉堵截活动中，由于作案人是凭借对侦查人员可能追缉的方向和路线的猜度而决定逃跑路线的，故而侦查人员要分析作案人最可能逃跑的方向和路线，以选定追堵方案；第二种是滞后对抗，例如作案人在实施犯罪时会考虑到侦查人员日后可能采用的侦查方法或手段而事先采取一些掩盖作案时间、伪装案件性质、转移侦查视线、毁证灭迹的措施，故而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时必须分析作案人可能已经采取了哪些逃避打击的措施，以确定相应的侦查策略；第三种是超前对抗，这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在介入刑事案件以后，预测到作案人可能会继续采取某些同侦查人员相对抗的手段干扰和破坏侦查，为此有计划、有意识地施加某些间接影响和引导，确保侦查工作顺利进行，例如侦查人员对危险的作案人实施抓捕前要设计好诱捕方案，以防抓捕时发生意外变故。这三种对抗形式分别在侦查的不同阶段出现：滞后对抗主要出现在侦查的“背靠背”时期，同时对抗主要出现在侦查的“面对面”时期，而超前对抗则在两个时期均有分布。诚然，这三种形式的对抗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细分。

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形式的对抗，都是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单纯的反侦查心理、反侦查意识等，都不构成侦查活动的对抗性。所谓行为，是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8〕侦查活动的对抗性就是反侦查行为与侦查行为之间的对抗。从某一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侦查行为，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反侦查行为……总之，这三种行为相伴而生、相生相克，共同构成了侦查活动的对抗现象。

四、侦查新视角：从反侦查行为切入

从一定意义上讲，侦查活动中侦查与犯罪之间，是一次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犯罪案件中，作案人多采用其认为较为隐蔽和“安全”的方法进行犯罪，并尽可能地施行各种各样的反侦查行为，从而对抗和干扰侦查，给侦查工作设置巨大的阻力和障碍。侦查人员的任务就在于，排除干扰，化解阻力和障碍，从而揭露和查证案情。因此可以说，任何一起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往往就是侦查与反侦查、揭露与反揭露、查证与反查证尖锐斗争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任何时期一个国家的侦查学和侦查工作都摆脱不了对犯罪行为、侦查行为与反侦查行为这三种行为的关注，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其一，反侦查行为是犯罪行为的伴生物。〔9〕正是犯罪行为的存在决定了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必要性，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犯罪行为，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其二，反侦查行为与侦查行为相互影响，辩证统一。就个案而言，侦查行为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反侦查行为的不同方式；从宏观上看，侦查行为手段的不断进化和发展，决定了反侦查行为手段的日益丰富和相应发展，这又反过来推动侦查人员不断提高侦查行为的水平。

虽然如此，但从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传统的侦查学还是侦查实践，都没有给予这三种行为以同等的重视。就侦查学的研究对象而言，传统理论曾相继提出“侦查活动的规律和方法说”、“侦查技术、侦查措施和侦查方法说”、“侦查途径、策略和方法说”、“侦查行为规律说”、“侦察活动说”、“犯罪、侦察活动说”、“侦察和预防犯罪说”以及“犯罪的控制调查活动说”等观点〔10〕，它们基本上都是针对犯罪行为与侦查行为的，而并没有真正将反侦查行为纳入侦查学的研究范畴。同样，在侦查工作中，侦查人员也多是将精力倾注于如何收集犯罪线索、犯罪证据，较少针对案件中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的反侦查行为来制定相应的侦查方略。概言之，漠视反侦查行为，属于我国过去侦查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弊病。

而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反侦查行为依然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对新时代我国侦查工作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有的学者曾概括指出，由于科技发展和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使得反侦查技术‘电器化’，反侦查谋略‘智能化’，反侦查手段‘现代化’” 〔11〕。另有学者将反侦查行为的发展趋势概括为六个方面：（1）造假手段日趋“专业化”；（2）反侦查手段主动性增强；（3）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反侦查行为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4）未成年人犯罪反侦查手段模仿性强，日趋成人化；（5）权力性反侦查行为突出；（6）反侦查手段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12〕无论是前述“三化”论，还是“六点”论，尽管表达不甚准确，但基本上反映出当代我国犯罪现象中反侦查行为的演变规律。而在侦查实践中，虽然侦查人员认识到了反侦查行为的广泛存在，并出现了不少识别和利用反侦查行为，进而获取案件信息得以破案的成功范例，但是，侦查人员对于反侦查行为认识不足，利用案件中反侦查行为获取案件信息的自觉性不高且方法有限，这些无疑是侦查实践中的普遍现象。而且，我国侦查学界对反侦查行为的研究依然很薄弱。

显而易见，将侦查的视角直接指向反侦查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在侦查实践中如何对反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防范、识别与利用，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这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换言之，加强有关反侦查行为的理论研究，以期为侦查学和侦查工作寻求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就是所谓“侦查新视角”的最突出特点和最紧迫任务。

注　释

〔1〕郭建安：《美国犯罪学的几个基本问题》，48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2〕王传道主编：《刑事侦查学》，3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参见杨宗辉、王均平编著：《侦查学》，87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

〔4〕参见王传道：《侦查学原理》，8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参见熊则坤：《侦查辩证法》，172～173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6〕参见王传道：《侦查学原理》，95～10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参见何家弘、杨迎泽：《检察证据教程》，129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14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参见高祝贤：《论侦查与反侦查的辩证关系》，载《侦查》，2000（2）。

〔10〕参见何家弘、刘品新：《我国侦查学二十年来理论发展要览》，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2）。

〔11〕邹孝泉：《论反侦察》，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8（1）。

〔12〕参见李俊：《新形势下反侦查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对策》，载《湖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83～84页。

第一章　什么是反侦查行为

第一节　反侦查行为的概念辨析

一、反侦查行为定义的学术争议

反侦查行为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律术语，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鲜有涉及。学者们则大多数是从侦查实践的角度出发进行概念探讨的。学术界定的对象主要包括反侦察（行为）、反侦查（行为），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表述方式，这些表述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反侦查行为的内涵，但也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

表述之一，“反侦察是指犯罪人在作案后，有计划地对现场进行破坏、伪装的活动” 〔1〕。

表述之二，“反侦察（Counter Investigation）是在侦察工作中，犯罪分子为了防止其罪行被揭露，常常采取对付我侦察的，以发现是否有人对其进行跟踪、守候、监视的伎俩” 〔2〕。

表述之三，“所谓反侦察，就是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分子针对侦察机关和侦察人员的侦察行为所采取的对抗性的措施和行动” 〔3〕。这种表述仅强调了作案人行为客观上的对抗性，对行为人主观意志未作描述。这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使得其对行为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

表述之四，反侦查行为是“犯罪人在作案前后，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各种手段、方法，以逃避侦查的活动” 〔4〕。

表述之五，“反侦察是指犯罪人利用各种手段和伎俩，为掩盖其犯罪事实，达到逃避侦察机关侦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5〕。

表述之六，“反侦查是指作案人或者犯罪分子在犯罪行为和犯罪行为实施后的过程中，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逃避刑事责任的追究，故意实施的阻碍侦查进程、误导侦查方向、干扰侦查思路的一种侵害正常的侦查活动和诉讼秩序的行为” 〔6〕。

表述之七，“所谓反侦查行为，就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及其前后，或犯罪相关人在犯罪活动过程中或结束后，为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而实施的阻碍、破坏公安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的侦查活动的行为” 〔7〕。

综上，第一、二种表述过于狭窄，将反侦查行为局限于作案后或侦查中，排除了作案前及作案时的行为，第二种表述更是将反侦查行为限定为“反跟踪、反守候、反监视”，这不符合现实，事实上侦查中遇到的困难大量来自于作案人在作案前的设计和作案时的各种行动。第四、五种表述虽然言及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但仍然涵盖范围偏窄。有些作案人的行为并非仅是“为逃避侦查”，而是直接抵制、抗拒侦查等，如“武力拒捕”，也属于典型、多见的反侦查行为，却在概念表述中没有被包括。最后两种表述虽然克服了前述定义的缺陷，但在反侦查行为的主体上存在着模糊或者过宽的现象，这一问题也有待于纠正。

二、反侦查行为的合理界定

通过反思现有的学术定义，不难归纳出反侦查行为的概念：反侦查行为是指犯罪案件中，作案人为掩盖其犯罪行为和逃避法律制裁，针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实施的对抗性行为的总和。要准确地理解反侦查现象，应当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反侦查行为的概念：

（一）反侦查行为的主体是作案人

反侦查行为只能由作案人〔8〕作出，而不是由其他人作出。这是因为作案人既是犯罪案件的制造者，又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作案人是否会受到司法制裁，关键之一在于作案后案件是否被侦查及侦破。换言之，案件得以侦查、侦破与否，直接关系到作案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和承担多少刑事责任。反侦查行为正是作案人保护自身安全的内在要求。显然，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全体作案成员都有对抗侦查的共同要求，因而他们都可以成为反侦查行为的实施主体。

在实发案件中，作案人的亲友等虽然不直接参加到主要犯罪活动中去（比如不直接着手杀人、盗窃等），但却常常对作案人进行包庇和帮助（比如为其作伪证、藏匿赃款赃物，甚至出谋划策、协助订立攻守同盟等），企图以此来对抗侦查，帮助作案人蒙混过关。这些人虽然没有参与现场上犯罪活动，但如果他们是案件知情者，则实际上已构成了同案犯（如包庇犯、窝赃犯等），他们同样会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对于这些人应当结合案情和罪行，视为作案人。

当然，对于有些根本不知道案件真相或者在作案人威逼下作出作假证等类似行为的人，因其不属于参与犯罪活动，故其行为不是反侦查行为。尽管客观上其行为有着干扰和阻碍案件侦查的可能和现实，但主观上其并无对抗侦查的意思，故其有关行为自然与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反侦查行为的目的在于掩盖犯罪行为、逃避法律制裁

侦查机关对于犯罪案件开展侦查，其任务主要是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查缉犯罪嫌疑人和追缴赃款、赃物〔9〕，因此，作案人实施对抗侦查的反侦查行为，其目的便在于掩盖犯罪行为、逃避法律制裁。这主要是一种直接故意。具体地说，作案人是为了掩盖案件的事实真相，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转移侦查视线，干扰侦查工作，给侦查人员制造障碍和施加压力，致使侦查工作无法顺利完成，最终使得国家对犯罪的刑事追究无法顺利进行。反侦查行为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和实施的，缺少这一特定目的，就不是反侦查行为。

我国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反侦查行为所指向的客体是侦查行为顺利进行这种正常的侦查秩序，而不是侦查行为本身。所以，反侦查的客体是正常的侦查秩序，而反侦查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对象包括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侦查思维、侦查管理等诸多内容。” 〔10〕笔者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侦查秩序本身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事物，甚至不是一个客观的事物；在作案人的眼中，有的是不断逼向他的侦查行为，通常不存在所谓的侦查秩序。

（三）反侦查行为的对象是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一起犯罪案件发生后，作案人要逃避法律制裁，除了采取反侦查行为外，还可以针对起诉、审判和刑罚执行采取对抗性措施。任何的反起诉行为、反审判行为与反执行行为，也都是为了掩盖犯罪和逃避制裁。同反侦查行为一样，它们都是作案人的对抗司法行为的一部分，甚至相互之间存在某种承递的关系。

不过，它们之间的界线也是相当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反侦查行为仅限于案件侦查全过程和侦查开始前（即犯罪过程中），其作用对象显然限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侦查行为是侦查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法定诉讼行为。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就是要导致侦查行为无法顺利进行或无法完成，从而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当然，如果作案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实施了一些同侦查阶段的对抗行为一脉相承的对抗行为，那么，这些反起诉行为、反审判行为也可能被视为广义上的反侦查行为。它们之间出现了竞合的关系。〔11〕

（四）反侦查行为的内容包括作案人实施的一系列对抗性行为

人的行为，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是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行动、动作和举动。仅有想法，而不表现于外面，即不付诸实施，就不成其为行为。反侦查行为当然如此，它必须由作案人实施出来，而不指作案人的单纯心理。同一般行为不同，反侦查行为在性质上具有对抗性，具体包括防止侦查和破坏侦查两个方面，即通过掩盖犯罪行为，使人们难以发现，侦查工作也就不会开展，即使案件侦查工作开展后，也要让侦查工作遭到破坏，难以成功。

此外，反侦查行为是系列行为的总和，作案人实施的一切旨在防止和破坏侦查活动的行为都属于反侦查行为。无论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无论是犯罪前、犯罪时的行为还是犯罪后的行为，无论是事前预谋还是临时起意的行为，其中差别都不影响反侦查行为的成立。一起具体案件中的反侦查行为，就包括设计策划、准备条件、付诸实施以及临场应变等方方面面。

第二节　反侦查行为的特征

一、对抗性

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的一种特殊行为。同作案人的其他行为一样，反侦查行为也是作案人主观意志的体现，行为内容亦与作案人的心理、知识、社会经验和阅历等密切相关。但反侦查行为更有其自身的特点。抽象和概括反侦查行为的一般特征，将有利于正确区分反侦查行为与其他行为，有利于在侦查中更好地识别和揭露反侦查行为。

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实施的系列针对性行为，对抗侦查无疑是其首要特征。反侦查行为的“反”即表明了这一点。在作案之前，作案人要精心策划，以确保作案成功，同时确保其行动不致暴露，即使暴露，也要让侦查工作难以获取信息和证据；在犯罪过程中，作案人既要根据现场周围环境和目标的具体情况实施犯罪，也要尽量减少甚至避免留下犯罪痕迹，消除一切可能消除的犯罪信息，或者制造迷惑性的行动信息，使人们难以察觉出犯罪行为；在犯罪后，一旦侦查工作开始，作案人既要通过各种方法获取侦查工作信息，了解侦查工作进展，也要采取应对措施，如准备假证、订立攻守同盟和向侦查人员施压等。

总之，在各个环节，反侦查行为都充满了对抗侦查的明确意味。

二、智能性

反侦查行为和侦查行为是侦查领域中的一对矛盾。作案人和侦查人员是活力对抗〔12〕的双方，“双方既斗力、斗勇，又斗智，而斗智常统率和制约着斗力、斗勇” 〔13〕。作案人同侦查人员进行的较量，往往不是体力，而是智力。

作案人不是侦查工作的单纯承受者，他们往往制定自己的谋略，同侦查人员千方百计地进行对抗。如同侦查人员在对抗中要施用侦查谋略一样，作案人要施用反侦查谋略。所谓谋略，“是灵活运用知识和经验，使智慧向实用方向转化，在活力对抗中以智取胜的哲学思想及其具体计策的总称” 〔14〕。上述两种谋略共同的本质特征在于智能性。反侦查谋略更是作案人智慧和才能的集中体现。有些作案人在利用智能设计和施用谋略上，甚至比侦查人员更为主动和意识强烈。从这个角度上看，反侦查行为的智能性丝毫不亚于侦查行为，它客观地反映出作案人的思维状态和智能程度。

当然，反侦查行为的智能性并不排除行为人行为的部分暴力性因素。以走私犯罪为例，作案人常常使用武装抗拒缉私，这种武装抗拒缉私的行为实际上是以暴力手段方式表现出来的智能性反侦查行为。因为侦查人员进行武装缉私，作案人的智能性对策必然是“以武装对武装”、“以暴力对暴力”。

【解读案例1—1】　智力性抑或暴力性：反侦查行为的手段

2000年11月，湛江海警三支队查获一起涉嫌走私进口白糖案，随即按规定将此案移交湛江海关，随案移交的还有用于走私的船只1艘、涉案船员4名。经查，涉案的4名船员吴×、冯×、邓×、李×全都受雇于雷州市企水镇黄××。案发当日，黄××组织指挥4人驾驶“铁机运001”号船从越南偷运白糖100吨到雷州流沙港，案值47万元，偷逃税款26万元。2001年8月11日6时40分，湛江海关缉私局抓捕组发现了正在其家门口的黄××，对方企图往小巷逃窜，监控干警立即出示证件将其抓获。这时，黄妻闻讯出来，与十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对干警进行围攻阻挠，并抢夺警察证，强行将已被拘捕、戴上手铐的黄××抢走。

此案中，走私犯团伙实施的暴力抢夺行为，便是暴力式的反侦查行为。这种反侦查行为的特点，是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智力对抗”。

三、手段的不确定性

手段是行为赖以存在的形式，一定的行为总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才得以进行和实施，从而才能作用于一定的客体，产生一定的效果。现实中反侦查行为的手段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不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出现的反侦查行为手段不同，而且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内的不同案件、不同案发阶段，作案人采用的反侦查行为手段也会不一样。有一作案人在归案后交代说：“对付侦查机关的花样越多，水搅得越浑，保全自己的希望也就越大。”此语道明作案人的典型心态。作案人通过自己的摸索和总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长期使用某种单一不变的反侦查行为手段，容易让侦查人员识破，因此他们在对抗侦查中强调以“动”制“动”、以“变”应“变”，其反侦查行为手段也追求多样性、多变性。

此外，从历史发展长河来看，反侦查行为手段还在不断“进化”，具有发展性。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使得作案人的反侦查水平也会有所提高，总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代社会中，作案人就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犯罪和反侦查，实例不胜枚举。多样性、多变性和发展性，促成了具体案件中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手段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现实中反侦查行为手段花样不断翻新。

四、现象的反常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同任何其他社会现象一样，犯罪也具有客观规律性，其发展变化也遵循内在规律性。侦查人员就是通过对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揭露和证实犯罪。而反侦查行为的出现，破坏了犯罪行为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使得侦查人员无法通过识别规律性来揭露、证实犯罪。反侦查行为对犯罪行为发展变化规律的破坏，不可避免地造成犯罪现象违背其应有的发展变化规律，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所谓反常现象，“是指违反常规的现象，应当发生却没有发生，不应当发生却发生了，或者，应当这样做的却没有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的却这样做了，这些都是反常现象” 〔15〕。

反侦查行为造成的反常现象，主要指违反作案规律的反常现象，这种现象的反常性，在出现反侦查行为的案件中甚为常见。如：行凶杀人案件中，在现场上尸体周围应出现大量血迹，根据这些血迹的血型、形状、血量、位置等特征可以大致判断出凶杀搏斗的情形和过程。而在作案人采取反侦查行为后，如移尸、擦拭血迹等，就会出现杀人现场没有血迹（或血迹极微）的反常现象。这样侦查人员就难以根据血迹来判断凶杀搏斗的情形和过程。

反侦查行为的出现致使犯罪案件的现象反常，这在出现反侦查行为的犯罪案件中是一种普遍情况。对此，侦查人员应参照同类案件的一般规律，进行认真、细致的比较分析，从而准确地认定和利用。

五、效果的两面性

在犯罪案件中，反侦查行为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是辅助性行为，其目的在于掩盖犯罪，防止和破坏侦查。大多数出现了反侦查行为的案件中，犯罪的严密性和破案的难度都有所增加；有些甚至出现“无头（绪）案”和侦查僵局。毫无疑问，反侦查行为在客观效果上具有不利于侦查破案的一面。但是，任何事情都不绝对，反侦查行为亦存在有利于侦查破案的另一面：

首先，反侦查行为必然在案件中留下某种痕迹和印记，留下掩盖犯罪活动的表象，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侦查人员获取案件信息的机会和数量。侦查人员只要善于发现这些痕迹，弄清这些印记的含义，就能开辟新的破案途径。

其次，由于受客体条件和主体能力的局限，反侦查行为很难达到无懈可击和滴水不漏的程度，总有一些缺陷和片面性存在，这些缺陷和片面性客观上就成了侦查破案的“敲门砖”。有时，反侦查行为纯属画蛇添足，结果会“弄巧成拙”，反而导致了案件的暴露，加速了案件的侦破。侦查实践中利用作案人反侦查行为的失误破获案件的情况，并非罕见。〔16〕

再次，反侦查行为的出现，案件侦破难度增加，侦查行为与反侦查行为对抗加剧，所有这些将促使侦查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和侦查手段不断进步。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有利于侦查破案工作的。

总之，对反侦查行为的客观效果，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作为侦破犯罪案件的主体一方，侦查人员必须正视反侦查行为出现的普遍事实，而在准确识别各种反侦查行为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利用其为侦查破案服务。诚如许多专家、学者所言，在作案人自我保护意识大大增强、反侦查行为层出不穷的今天，合理、有效地利用反侦查行为为侦查服务，必将成为侦查工作的出路所在。

第三节　反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侦查行为的关系

一、反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

关于什么是犯罪行为，古今中外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现在的通说认为，犯罪行为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到刑罚处罚的客观外在活动。犯罪行为是作案人主观犯罪意愿的外在表现，其行为主体是作案人。当然，犯罪行为并不等同于作案人的所有行为。

在犯罪案件中，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主观意志的外在表现，其行为主体是作案人。在许多情况下，一起涉嫌犯罪案件经过一套完整的司法程序追究，若被依法判为犯罪，则作案人就是犯罪人。这样，反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都属于犯罪人（作案人）的行为。故有些侦查专家学者提出，反侦查行为是犯罪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

洗钱犯罪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洗钱通常是指隐瞒犯罪收益并将该收益伪装起来，使之看起来合法的活动及其过程，即将各种“脏”钱“清洗”为干净的状态。一般来说，洗钱往往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处置（Placement），将犯罪所得的现金转化为某种适当的信用货币；其次是净化（Lavage），在这一阶段信用货币被转化为持有人的账面款项；最后是混同（Intergration），持有人的账面款项被彻底混入传统的正常经济流通中，同合法收益无法再分开。〔17〕从世界各国范围内国际犯罪的发展趋势来看，针对犯罪收益的洗钱不仅是一种典型的反侦查行为，更是一种典型的犯罪行为。

虽然如此，笔者依然认为前述观点值得商榷。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和司法实践来看，反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本质上是两种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事物：

首先，反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许多客观的区别：其一，目标不同。犯罪行为的目标在于使犯罪得逞，而反侦查行为的目标在于保护犯罪、逃避法律制裁，前者显然是犯罪人（作案人）的主要目标。其二，性质不同。犯罪行为是危害社会并为法律所禁止、处罚的行为，反侦查行为却并不为法律所明文禁止。例如，在一起行凶杀人案件中，作案人行凶杀人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其目标指向剥夺被害人的生命权益，该行为应依法受到惩处；而作案人行凶后毁灭罪证、隐匿逃窜等行为是反侦查行为，其目标指向逃避法律制裁，该行为一般不具有犯罪性质，不另受刑罚惩处。

其次，反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反侦查行为常常贯穿于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作案人的有些行为甚至同时既属于犯罪行为又属于反侦查行为。仍以行凶杀人案为例，作案人在行凶杀人的同时，往往伴随有毁灭罪证的行为，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假若作案人采用杀人灭口的方式进行毁灭罪证，则后一杀人行为既属于反侦查行为，又属于犯罪行为，应依法受到惩处。这两种行为的密切关联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犯罪行为的存在决定了反侦查行为的存在。没有犯罪行为的发生，就不会有反侦查行为出现的必要；实施什么类型的犯罪行为，决定了必须相应实施某一类型的反侦查行为；犯罪过程的具体情形更是决定了如何有效地实施特定的反侦查行为。这也是具体个案不同而反侦查行为有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反侦查行为服务于犯罪行为。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犯罪行为，其通过掩盖犯罪，防止犯罪行为被发现、被揭露、被证实和破坏对犯罪行为开展专门调查等途径，实现逃避法律制裁的愿望。因此可以说，犯罪行为是反侦查行为的服务对象。

【解读案例1—2】　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存在密切关联

某村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刘×的妻子与张×通奸多次，弄得四邻皆知。刘×怀恨在心，几次毒打其妻，并发誓要把张×杀死。张×自料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于是千方百计设法杀害刘×，他想过与刘妻合谋将刘×毒死，也想过在赶集回来的路上把刘×杀死，但是都感觉把握不大，最后竟下狠心，决定将刘×与刘妻即他自己的姘妇一起杀死。

一天晚上，张×趁刘×外出未归，又来与刘妻奸宿。谁知刘×这天却提前回来了，进了大门便把大门锁了。张×在房内十分紧张，知道这次跑是跑不掉了，于是伸手抓起窗边的一把砍刀等待刘×进来搏斗。当刘×打开房门，提着一个小灯进去时，伏在门边的张×趁刘×不备，在刘×的脖子上横抹一刀，刘×未及反抗即倒地流血而死。张×这时并不急于逃跑，而是继续执行他的毒计，把蜷缩在床上的刘妻的被子揭开，在刘妻的头上连砍十多刀，就像杀的不是他的情妇而是他的仇人一样。然后，张×才走向离刘家不远的渡口。

撑船的李×是个没有娶上媳妇的光棍，晚上也住在船上。张×摸上船时，李×正呼呼睡着，张×完全像依计行事那样，用头巾包着砖头往李×头上一击，李×当即被击昏。张×把李×背到刘×家中，拖进刘×房内，然后用刘家的砍刀在李×的头上、手臂上连砍几刀。办完这一切后，张×才逃回自己家里。当时的政府与村里的群众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是李×到刘家与刘妻通奸，被刘×杀了，刘×盛怒之下又杀了自己的妻子，最后也自杀了。

如果不是后来张×与人合伙作案时向同伙炫耀自己而说出此案真情，人们也许将永远认为刘×是杀人而自杀者。

本案中，张×是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进行反侦查的。这表明，反侦查行为同犯罪行为之间有时是相通的。这种特殊的反侦查行为，也被称为吸收型反侦查行为（详见第四章）。

因此，对于作案人而言，犯罪行为是主要的，反侦查行为是从属性的；对于侦查人员而言，在工作中应将两种行为有意识地加以区分。

二、反侦查行为与侦查行为

所谓侦查行为，是指侦查机关为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人而依照法律程序办理刑事案件的活动。〔18〕其行为主体是侦查机关，它是侦查机关代表国家意志行使侦查权的体现。侦查行为的目的在于揭露和证实犯罪，反侦查行为则针锋相对，目的在于掩盖犯罪、防止和破坏侦查。这两种行为也有着密切关联：

首先，侦查行为的存在决定了反侦查行为的存在。没有侦查行为的发生，就不会有反侦查行为出现的必要。就个案而言，侦查行为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反侦查行为的不同方式；从宏观上看，侦查行为手段的不断进化和发展，决定了反侦查行为手段的日益丰富和相应发展。

自近代以来，随着各种指纹鉴定、足迹鉴定、牙痕鉴定、毛发鉴定、声纹鉴定、唇纹鉴定、DNA遗传基因鉴定等技术不断地扩充着犯罪侦查的“武器库”，各种各样针对性的反侦查措施也在不断涌现，演出了一场场“道魔争高”的故事。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现的警匪指纹识别之争便是一例。

【解读案例1—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美国历史上的警匪指纹之争

1934年1月，芝加哥警察局击毙了一个匪帮的匪首“漂亮的杰克”。按照警察局的规定，必须取下匪徒的指纹，作为可以将该犯从活着的罪犯名册上除名的依据。警察却发现杰克的指头肚有些奇怪，他的手指按不出指纹。当时欧洲的反对指纹派就常常以罪犯的指纹可以改变或毁掉来否定指纹鉴定法，于是警察担心杰克案是不是证明了这一点，是不是意味着指纹鉴定法的末日，或者说，要不然是杰克生来就没有指纹？西北大学皮肤科专家很快得出了结论，原来杰克曾请某个姓名不详的医生给他做过指皮切除手术。然而，切除的部位很快会长出新皮，还会出现和旧皮一样的纹理——当然，没有旧皮那么醒目，但还是可以辨认的。

过了若干星期以后，即同年5月，另一匪帮匪首凯特·巴克为躲避风声，遣散成员，染发、戴墨镜，并决定改造自己的指头肚。熟人推荐了约瑟夫·莫兰博士（他医术高明，但发财心切，在公开行医的同时主要给一些与警察交手或与别的匪帮火并时受伤的匪徒治伤，他救活了许多人命，救不活的都扔进了下水道和密歇根湖）。切除指肚皮时，巴克鬼哭狼嚎。不料伤好后纹理依然如初，巴克将莫兰扔进了密歇根湖。另一匪首约翰·德林杰花了5000美元请两名医生做手术，差点死在手术台上，结果如初。匪徒气炸了，差一点将两名医生一枪崩了；后改用酸溶液来烧灼指头肚，结果指纹消灭了，这是一种新方法，但在1934年7月22日其被击毙时新的指纹又长出来了。随后在温克勒案件中，罪犯借助手术改造了一条极细的纹线。而专家会诊后，依然发现了改造留下的疤痕……

这些事件是指纹史上罪犯企图以骗术战胜自然规律和指纹鉴定法的尝试，更是警察与作案人围绕指纹识别开展的斗争。这些斗争到20世纪40年代暂时告一段落。之后，警匪之间的新“道魔争高”事件还在不断上演。

侦查领域的无数事例都印证了侦查中“道魔争高”的普遍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世界范围内重大犯罪呈现跨国化、全球化的趋势，就是反侦查行为在侦查中“道魔争高”的新动向，侦查行为如何适应这种转变成为各国侦查学界的新课题。

其次，反侦查行为与侦查行为相对抗。我国有学者曾以走私案件为例，将其中的反侦查伎俩概括如下：（1）在联络方式上单线联系为主，联系人之间互不认识，不知幕后指使者，联络中采用俚语、行话，谨小慎微，处处设防，逐渐形成较固定的成员、窝点、路线，对不是其成员者，轻易不进行交往。（2）交易中多方试探，突变联系地点或成交地点。（3）派人事先“探路”或在成交地点附近埋伏，秘密窥视、守候，一遇异常情况便发出告急信号，迅速逃离。（4）边境走私分子采用人赃分离、交货与交款分离，专人专办。（5）从人迹罕至的边境地带偷越边境，快进快出，逃避侦查和追捕。（6）走私分子通过收买、贿赂手段，打入我方内部，掌握我方的情况，实施其反侦查的伎俩等。〔19〕其实，如此狡猾、诡秘的反侦查手法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针对司法实务中常用的缉私措施实施的。总之，侦查行为是反侦查行为的对抗对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理。

因此，对于侦查主体而言，侦查工作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对犯罪行为的揭露和证实程度，而且取决于对反侦查行为的克服和利用情况；对于侦查学界而言，在学术研究中应加强对反侦查行为的形成、表现、类型及侦查对策等的研究。

注　释

〔1〕邹孝泉：《论反侦察》，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8（1），31页。

〔2〕张文清主编：《中国警察辞典》，196页，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

〔3〕李迎春：《对刑事侦察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载《政法学刊》，1996（1），30页。

〔4〕罗大华主编：《犯罪心理学》，36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5〕邹孝泉：《论反侦察》，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8（1），31页。

〔6〕董坤：《反侦查概念的界定》，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49页。

〔7〕熊立荣：《反侦查行为的界定及其分类》，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47页。

〔8〕我国有学者认为，在界定犯罪反侦查行为的主体时应当将“作案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侦查反侦查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作一个区分和界定”。该学者所持的理由是，“众所周知，作案人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一个侦查破案用语，是指真正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从某种程度上说，作案人在侦查阶段仅仅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对象，侦查人员真正面对的其实是犯罪嫌疑人和部分被告人”［董昆：《反侦查概念的界定》，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47页］。笔者认为，我们研究反侦查行为就是从侦查学及侦查工作出发，因此无须也不可能将反侦查的主体界定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9〕参见徐立根主编：《侦查学》，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0〕张晓东：《反侦查行为若干要素分析》，载《政法学刊》，2008（12），64页。

〔11〕参见董昆：《反侦查概念的界定》，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48页。

〔12〕活力对抗指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即“人—人”对抗，同“物—物”对抗、“物—人”对抗相对应。

〔13〕王传道主编：《刑事侦查学》，3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4〕汤啸天：《实用刑事侦察谋略》，2页，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5〕徐立根主编：《侦查学》，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6〕参见刘景春：《利用罪犯的伪装失误破案》，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1987（2）。

〔17〕 Daeh. Chang, 22 NO.1 Main Issues and Key Conclusions of the Courmayeur Conference: Global Approach to Control of Money-Launde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Spring, 1998.

〔18〕参见徐发科：《中国警察法论》，29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

〔19〕参见张勇：《走私案件的侦查》，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18～19页。

第二章　反侦查行为的形成

第一节　反侦查行为的人性根源

一、“趋利避害”的人性概说

根源一般指事物产生或形成的根本原因，它是原因的一种，但不同于一般原因。任何一起犯罪案件中，作案人是否采取反侦查行为，其引发因素可谓多种多样，任何一个引发因素皆属原因，但只有最根本性的因素才是根源。换言之，根源是其他一般原因赖以存在的基础。

众所周知，行为是受心理驱使的，心理是行为的原动力，有什么样的行为必先存在什么样的心理。反侦查行为亦同此理，各种反侦查行为无一不源于作案人的心理。在促使反侦查行为形成的诸多心理因素中，有一个因素是最根本性的或根源性的，这就是作为人之本性的趋利避害心理，它是反侦查行为形成的人性根源。

何谓趋利避害？顾名思义，就是趋向快乐、避免痛苦，故又称趋乐避苦。“趋利避害，作为人之本性，是导致犯罪的起因，这种看法在中国和外国的古籍中均可察见。” 〔1〕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和法家就有关于“趋利避害”的人性的论述，如墨子在《大取》中说：“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 〔2〕韩非在《难二》中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长行徇上，数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 〔3〕

西方功利主义法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人在掂量各种行为的可见后果后予以选择的。著名法学家边沁和贝卡利亚等即持这种观点。边沁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系统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在它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环链。举凡我们之所为、所言和所思，都受它们支配。” 〔4〕由此可见，边沁的学说以为，“趋利避害”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这是“人生的规律”。贝卡利亚更直接地认为，“人之所以犯罪，是趋利避害本能作用的结果；在利与害面前，人在‘利’的诱惑下去犯罪，在‘害’——刑罚的威慑下不去犯罪，都是自由意志的结果” 〔5〕。实际上，贝卡利亚只道出了作案人趋利避害的一种理想表现方式。

在多数情况下，作案人往往既要趋利，即实施犯罪行为，又要避害，即实施反侦查行为。能否既获取犯罪行为的利益，又避免刑罚惩罚等害处，这是摆在作案人面前的永恒的矛盾。而趋利避害的人性存在，决定了作案人必然进行自我保护和防御侦查。因此说，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是其形成反侦查行为的人性根源，这一根源的存在意味着反侦查行为的出现不可避免。

二、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内涵和本质

（一）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内涵

至于作案人在犯罪过程和侦查过程中究竟趋何利、避何害，涉及人们满足其各种需要的原理。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或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参见图2—1）。这些需要是客观的心理现象，不同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只是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渠道来满足个人需要会因人而异。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在社会规范许可的范围内考虑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采用合法的正当途径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少数情况下，一些人无法或难以通过合法途径满足需要，只有寻求于非法途径甚至犯罪方式。

图2—1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但是，任何犯罪都是与当时的法律和社会道德相抵触的，犯罪罪行一旦暴露，行为人就要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行为人还会因受法律制裁而失去自己的地位、荣誉、人身自由和亲人的信任等。美国犯罪学学者詹姆斯·威尔逊、理查德·赫恩斯在其1985年出版的《犯罪与人性》一书中说，“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质利益、性满足、复仇和同伙的承认等；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被害者的报复、朋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 〔6〕。这里“犯罪所得”即作案人所趋的主要之“利”，“犯罪后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诚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犯罪，人们面临的“犯罪所得”和“犯罪后果”会有所不同，或者说面临的“利”与“害”有所不同。

在决定是否作案的阶段，作案人主要在上述“犯罪所得”与“犯罪后果”之间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此即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具体内涵。人们一方面希望得到“犯罪所得”，另一方面又希望避免“犯罪后果”，而这两者往往不可调和。

（二）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本质

如果要探究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本质，可以说，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基本上表现为一种趋避冲突。

所谓趋避冲突，是指一种动机冲突的情境，在此种情境之下人们对同一目标同时具有趋近与躲避两种动机，形成既好之又恶之、既趋之又避之的矛盾心理。就整个犯罪案件而言，作案人一方面要接受犯罪所得等“好处”的诱惑，另一方面要抵制住对犯罪后果等“害处”的恐惧，只有在两个方面达成统一、协调的情况下，作案人才可能付诸实施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就案件的各个阶段而言，无论是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还是在犯罪行为实施完毕后，作案人都面临趋避冲突，有着“进退两难”的困扰。

当然，趋避冲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不同作案人在不同案件的不同时期趋避冲突的内容会有所侧重。作案人趋避冲突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表现在：在作案前，作案人的“趋利”因素要占据主导地位，“避害”的因素占据次要地位，故作案人此时的主要行动是为犯罪活动做准备；在作案时，作案人的“趋利”因素与“避害”因素基本持平，故作案人此时的主要行动兼顾实施犯罪行为和实施反侦查行为；在作案后，作案人的“避害”因素要占据主导地位，“趋利”因素占据次要地位，故作案人此时的主要行动是随机施行反侦查行为。

作案人趋避冲突内容的有所侧重表现在：作案人所趋避的东西在个案中并非笼统而言，而是有着具体的表现形式。如有的是家庭责任的趋避冲突。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不甘心堕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自己能够履行为人亲者所必须尽的义务，而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家庭责任的泯灭，是放弃家庭责任的开始。如某人尽孝心切，因母病危，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用，而自己工薪微薄，拿不出钱来，情急之下挪用公款，触犯刑律。本案中他是为尽孝犯罪，而一旦东窗事发他将锒铛入狱，所挪用的公款也将被追回。为此他必须采取一定的行为掩盖犯罪，施行反侦查行为。此外，有的是社会地位的趋避冲突。如我国近年来官场屡有所闻的官员候选人之间的雇凶杀人的案件，作案人实施犯罪行为是为了争夺好的社会职位，而一旦案件侦破，他不但得不到想要的职位，现有的社会职位也将失去。为此他也必须施行反侦查行为。更多的则是物质利益的趋避冲突。在几乎所有的财产性犯罪中，作案人实施盗窃、抢劫、抢夺、诈骗等犯罪行为毫无疑问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一旦侦查机关破获案件，他既享受不到赃款、赃物的利益，还可能被剥夺个人财产，更重要的是他将在监狱中度过物质匮乏的日子。为此他也必须寻求反侦查行为的庇护。

【解读案例2—1】　济南“7·9”爆炸案背后的动机

自2000年以来，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与被害人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其间，段××应柳×之要求为其购买了多处房屋，并为其多名亲属安排了工作，后柳×仍不断向段××索要钱财等，段××逐渐对其厌烦而又难以摆脱。自2007年2月以来，段××与其侄女婿陈×多次密谋，最终确定以爆炸方法将其杀死。

段××向陈×提供了柳×的工作单位、住宅地址以及照片、家门钥匙、汽车遥控器等物品。陈×找来2公斤硝铵炸药和5枚雷管，又找到济南“利达”汽修厂业主陈××帮助实施犯罪。

陈×、陈××共谋后，利用各自的技术共同制造了遥控爆炸装置，并经两次试验，均试爆成功。在段××的催促下，2007年7月9日17时许，陈×与陈××携带爆炸装置，至柳×的轿车停放处，由陈×将爆炸装置塞入驾驶座位下。两人随后驾车跟踪下班的柳×，并赶到她开车回家必经之地等候。17时30分左右，当柳×驾车行至此处时，陈×用遥控器引爆炸药，将柳×当场炸死，并伤及两名行人。

在本案中，段××之所以要杀死“忘恩负义”的柳×，是因为“那个女人知道得太多了，又不识好歹”。但与此同时，他也对自己杀死柳×的想法感到后怕，万一事情败露，不仅要身败名裂，还有杀头的风险。因此，段××实际上面临着社会地位方面的趋避冲突。这一趋避冲突在柳×步步紧逼后，让段××最终作出了“不得不”的选择——寻找妥当的人通过爆炸的方式杀死柳×，即实施一种特殊的反侦查行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案人在面临趋避冲突时如何正确地权衡利弊，并非完全依靠客观形势决断。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施行的反侦查行为能否确保作案人做到趋利避害？这往往是由作案人主观感受所驱使。一般而言，多数作案人存在较为突出的侥幸心理，自以为通过犯罪行为可以获利，通过反侦查行为可以逃避惩罚，所以作出了犯罪与反侦查的选择。

三、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发展的层次和规律

在犯罪案件中，作案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按照心理学原理，“趋利避害”心理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多层次、有规律发展的心理动力系统，它不仅有一定的层次结构，而且遵循一定的规律运动着。

（一）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发展的层次

根据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外在表现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潜在趋利避害心理、（狭义上的）趋利避害心理和外化趋利避害心理。

潜在趋利避害心理，埋伏在人的大脑的潜意识层，没有任何反映和感觉，完全是人天生的本能，人们一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潜在趋利避害心理的存在，正好说明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事实上，人们对各种需要的满足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非法的方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潜在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和影响了人们各种主要的合法与非法行为。当然，这种决定和影响具有间接性，即潜在趋利避害心理必须首先向意识层面转化，再由意识层面的心理影响人们的行为。在转化之前，人们的潜在趋利避害心理总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就像潜伏在人的大脑的潜意识层深处一样。

直到获取某种动能之后，潜在趋利避害心理就会开始向意识层面转化。这种所谓的动能，一般认为是作案人畸形的需要结构。顺便提一句，此种“畸形的需要结构”的观点常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同样为满足需要有的人会犯罪，而有的人不犯罪。在作案人畸形的需要结构的呼唤和引导下，潜在趋利避害心理不再保持沉默和相对静止，而是不断向意识层面浮泳。一旦潜在趋利避害心理泳出潜意识层面，便成为作案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趋利避害心理。这种狭义的趋利避害心理，使作案人主观心理活动不断加剧，表现为既想犯罪又害怕被查获。至此，这种心理处于运动状态，在其他心理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还将继续不断发展、变化。其结果是，它可能会遭遇扼制而爆发不出来，也可能因不断升级而外化。如果刺激和作用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向前发展的因素多、力量大，它就会逐渐冲破意识层的界限而外化，实现进一步的转变；反之，如果刺激因素少、作用力量小，它就不会实现进一步的转变。

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进一步转变，即成为外化趋利避害心理。外化趋利避害心理，表现为作案人的犯罪行为和反侦查行为。由趋利避害心理向外化趋利避害心理的转化，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由无形向有形、由隐蔽向暴露、由内心世界向外部转变的最高层次，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次质的飞跃标志着，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经过外化，已经由主观意念变成案件中的客观现象，从此可以被人们感知、摄取和反映；同时，这次质的飞跃昭示着，人们可以对表现出来的案件客观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洞悉客观现象背后的心理内涵，重现被作案人反侦查行为割断的案件本质与作案人自身的联系，恢复反侦查行为保护下的犯罪行为的本来面目，恢复反侦查行为和犯罪行为之前的原始状态。当然严格地说，外化趋利避害心理已不再是作案人的心理，而是作案人的行为。

上述三个层次可以用图2—2表示。

图2—2　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三个层次

（二）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发展的规律

归根结底，在犯罪案件中出现的一切反侦查行为都源于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也都隐含着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发展变化轨迹。由图2—2可见，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

首先，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呈现单向发展的趋势，即按照潜在趋利避害心理→趋利避害心理→外化趋利避害心理的顺序渐进转化，而且这种转化顺序不可颠倒和逆转。当然，人们的认识顺序同这种转化顺序恰好相反，即按照认识外化趋利避害心理→认识趋利避害心理→认识潜在趋利避害心理的顺序渐进深入。这两种顺序正好相反。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发展具有单向性，这就是其发展变化的第一条内在规律。

其次，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在上述转化过程中数量呈逐步递减趋势（在图2—2中用箭头的数量表示）。在转变的两个环节，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而没有全部向外化趋利避害心理（犯罪行为和反侦查行为）发展。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潜意识层面的潜在趋利避害心理，换言之，潜在趋利避害心理遍及每一个人；在潜在趋利避害心理转变为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后，其主体就只涉及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换言之，只在作案人的内心深处，潜在趋利避害心理才有继续转变为意识层面趋利避害心理的必要；在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转变为外化趋利避害心理后，其主体就只涉及一部分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换言之，只有部分作案人将其趋利避害心理升华为反侦查行为。由此可见，几乎所有的人→作案人→部分作案人这么一个转化顺序，在数量上总是相应减少的，这种递减趋势暗示在案件侦查中侦查人员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防范部分反侦查行为的形成的。如果对这种递减趋势作一个图示的话，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的三个转化阶段正好呈金字塔形：塔底是作案人的潜在趋利避害心理，塔身是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塔尖是作案人的外化趋利避害心理（见图2—3）。这就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发展变化的第二条内在规律。

总之，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只要作案人不丧失此天性，犯罪案件中就会有反侦查行为的出现。这是反侦查行为的必然规律。一切反侦查行为，都源于其行为主体的趋利避害心理，是作案人心理的反映。

图2—3　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　转化阶段的“金字塔”形示意图

第二节　反侦查行为的内外成因

一、反侦查行为形成的前提因素

如前所述，反侦查行为实质上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主要是避害心理）的外化。而在趋利避害心理逐渐外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发挥着广泛的影响作用。假如没有这些因素，反侦查行为将不会出现，或者不会以具体个案中的特定形式而出现；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清楚理解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的转化过程和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机制。

在引发反侦查行为形成的诸因素中，有两个因素是逻辑前提，即国家通过侦查追究犯罪和侦查工作具有局限性。假如国家不通过侦查追究犯罪，则反侦查行为就不必要；假如侦查工作不具有局限性，一切案件都能侦破，则反侦查行为就不可能或者没有价值。

（一）国家通过侦查追究犯罪

犯罪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它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由于没有国家和法律，也就没有犯罪。当时，虽然出现了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产生了查明案情和认定“犯罪者”的需要，并且在氏族和部落组织中出现了调查问案的人员和相关制度〔7〕，但是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与侦查。“警察、侦查、刑罚、监狱都是犯罪的伴随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犯罪与犯罪侦查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 〔8〕因此可以肯定，原始社会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侦查行为，尽管当时可能已经出现对调查问案进行破坏、阻挠的现象。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以法律的名义宣布一切危害其统治利益和统治秩序的行为为犯罪，以国家的名义追究和惩罚犯罪。侦查作为犯罪的“孪生兄弟”，也应运而生。早期的侦查方法与今天有着天壤之别。仅就断狱问案方法而言，最早为“神誓”法，此后依次为“神判”法、拷问法，直至科学审讯法登上历史舞台。所谓“神誓”法，即要求原告人和被告人分别对神发誓以便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如果哪一方不敢发誓，或者在宣誓过程中神态慌乱，或者在宣誓后显示出某种报应的迹象，则可以判定他说的是假话，从而为断案提供依据。在人类认识的低级阶段，“神誓”法利用了人们惧怕神灵的心理，因而在查明案情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这种方法的重复使用，其效能也便逐渐减弱了。“在许多案件中，争讼双方都敢于面对神灵、信誓旦旦，令人难辨真假。诚然，此中敢于欺骗神灵的人并非无神论者，是逃避刑罚的需要给了他们力量，大概在他们看来，神灵的报应终比人的惩罚遥远一些。” 〔9〕在双方的“信誓旦旦”中，必有一方即作案人实施的是欺骗神灵的宣誓行为，这一行为正是“神誓”法问案方式下典型的且行之有效的反侦查行为。反思历史，应该说“神誓”法问案促成了这一最初的反侦查行为的出现；反过来，这一最初的反侦查行为，又导致了“神誓”法走向末路。

此后，其他先进的断狱问案方法相继问世，侦查工作也逐渐同军事工作、审判工作和治安工作相分离〔10〕，各种科学技术不断引入侦查实践；直至现在，专门化、科学化的侦查成为现代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追究犯罪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步，相应的反侦查行为也随之不断涌现，其手段日臻丰富，至今已演化为一个庞杂的体系。

纵观这一历史进程，不由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国家对犯罪（或某些特定犯罪）不通过侦查予以追究，那么作案人会采取反侦查行为吗？回答是否定的。例如，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遗弃罪、虐待罪通过自诉去追究，根本不需要通过侦查，很显然，遗弃罪、虐待罪的行为主体不会采取任何反侦查行为，而只是采取对抗起诉、审判和刑罚执行的行为；又如，在当今有的国家开设赌场（包括网络赌场）构成犯罪，在有的国家开设赌场则不构成犯罪，那么赌场的开设者和组织者是否会实施反侦查行为？答案更是不言而喻的。

（二）侦查工作具有局限性

侦查工作是以国家之力惩治犯罪。从表面上看，代表国家的侦查一方应当具有绝对优势的地位，能够取得打击犯罪的胜利。然而，事实上侦查与犯罪、反侦查各方的优劣对比远非如此简单。

其一，一般来说，犯罪案件发生后，侦查工作随后开展。这是主流的侦查模式，被称为后发型侦查或回应型侦查。当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犯罪的暴力化、隐蔽化趋势，侦查的关口前移也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相应地，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诱惑型侦查〔11〕之类的先发型侦查模式。〔12〕尽管如此，各国的侦查工作在整体上仍然属于逆向性的认识活动。这是侦查工作的第一个缺陷，也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具体来说，侦查破案就如同考证历史，侦查人员总是千方百计“再现”过去的案件情况，而他并没有亲眼目睹犯罪过程，他只能察觉犯罪结果本身，有时甚至连犯罪结果也没有看到。这样，要复原“历史”不可能达到同“历史”原貌毫无二致的程度。

其二，侦查工作的对象具有复杂性。犯罪行为总离不开人、事、物、时、空等要素，它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客观上造成案件的真实面目难以被认识。而且，某一特定时期、某个具体国家的科技力量总是有限的，即使是再先进的科技手段如DNA检验技术，在对纷繁复杂的犯罪痕迹物证进行认定时都有其力有未逮之处。

其三，侦查程序的客观限制。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侦查工作亦在不同程度地追求法治化，各国要求侦查工作遵循一套严格而略显繁缛的程序。而过分追求程序正义，客观上难免或多或少影响破案效率。当然，牺牲部分破案效率（还有其他司法效率），也许是人们在建设法治国家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其四，侦查是国家专门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体现，往往受到地域的限制。这就为犯罪团伙进行跨区域作案提供了条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流窜犯罪和跨国犯罪呈不断上升趋势。在国内，一些作案人往来于铁路、公路、江河交通沿线的城镇，伏一处、害一片，窜一路、害一线，作了案即跑，异地销赃。在国际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交往频繁，但随之贩毒、凶杀、劫持、走私、诈骗等跨国犯罪与日俱增，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例如重大刑事犯罪人在本国犯罪后逃往国外躲藏或在外国犯罪后逃回本国藏匿，又如一国犯罪集团如黑社会犯罪集团不断向外国渗透、发展。这种犯罪案件的流窜性或跨国性，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借助国界或管界屏障逃避惩罚的效果，实际上利用了抱守传统主权或管辖权观念的侦查的不足。

综上可见，侦查工作总是具有局限性的，要求侦查结果总达到完美并不现实。我国的侦查工作在现阶段也远不是至善至美。我国目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侦查组织机构的设置、侦查工作的机制、侦查人员的素质、侦查仪器设备的配置等许多方面，这些问题已经严重阻碍和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效率和效益的发挥。

侦查工作具有种种局限性，决定了犯罪案件不一定能够被侦破，即犯罪侦查具有相对性（这也被称为侦查的相对论，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首先为作案人施行反侦查行为提供了前提条件，说明作案人达到反侦查目的是完全可能的；其次，还为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案人完全可以利用侦查工作的局限性，“对症下药”，钻空子，实施相应的反侦查行为，达到对抗侦查的目的。

二、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影响其水平的主要因素

反侦查行为能否达到作案人预期的目的，主要取决于反侦查行为的水平；而反侦查行为的水平如何，取决于作案人自身的素质和经验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案人对侦查知识、反侦查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侦查对抗中，这是一个普遍真理。作案人为更好、更有效地实施反侦查行为，需要多渠道地搜集关于侦查知识的资料，从侦查知识中悟出反侦查的道理；有些作案人则是直接得到有关反侦查知识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了解一点侦查知识和反侦查知识，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必然是拙劣的、幼稚的；只有掌握了丰富的侦查知识和反侦查知识，并加以灵活运用和发挥，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的水平才会高超。因此，在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影响其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是，作案人能否多渠道地获取侦查知识、反侦查知识。

目前在我国，作案人获取侦查知识和反侦查知识，大体有如下渠道：

（一）作案人从大众传播媒介及专业书籍中获得

当今是一个信息膨胀的时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传播高度发达，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电视、报刊、书籍、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夹杂着大量信息呈铺天盖地之势而来，其中难免泥沙俱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犯罪信息得以迅速广泛地交流、传播。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了许多不良倾向和问题，令人忧虑和深思。在当代社会，一些正规的传媒机构对犯罪案件常有不适度的报道，如为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对犯罪情节、侦讯手段、逃避侦查的方法进行淋漓尽致的描述等，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甘妹评价说：“报纸杂志等媒体对社会上所发生犯罪事件的详细报道，如对于侦查机关实施侦查之方向、实况等之详细情报，无形之中帮助了犯人逃亡或淹没证据，反增加侦查机关之困扰。” 〔13〕至于一些充斥市场的侦探、警匪题材的低级小说、非法秘密出版物等，则影响更坏，许多故意暴露犯罪分子作案的详细细节和侦破方法，有的甚至故意渲染情节，过分详细地描写侦查与反侦查的具体内容，使得诸多不宜公开宣传的侦查、反侦查知识大量外泄。国际互联网更是一个“没有政府和法制的世界”，在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上不仅有网络黄潮等犯罪信息的泛滥，也是犯罪分子交流作案经验的天堂。因此，一种新的反侦查手段一经出现，便可能迅速发展、蔓延。

侦查实践中的无数案例都说明，许多作案人就是从大众传媒中获取了大量侦查知识与反侦查知识。

【解读案例2—2】　犯罪团伙盗窃罪一案

某市挖出一个5人犯罪团伙，5年间共作案38起，盗窃各种枪支8支，现金、国库券二十余万元。为什么这个犯罪团伙能够活动长达5年之久而未被查获呢？这归因于他们逃避侦查的手段，尤其是他们在作案过程中有一套毁证匿迹的手段。他们通过潜心研究侦探影视和有关侦查书报杂志，得出一个结论——“公安局破案靠的是从犯罪现场上发现的手印、足迹、遗留物。那么，反过来，只要不在现场留下这些东西，侦查工作就无从开展。”基于此，他们每到一地，作案前先踩点，看好环境和金库种类，在当地买手套、鞋子和作案用的工具。若被盗的财会室在楼上，还购买从楼上逃跑用的绳子，作案后用的工具都扔在现场，毁掉手套、鞋子，下次作案时再重新购买。〔14〕本案表明，大众传媒若不慎重报道案件侦查情况，就有可能泄露侦查知识与反侦查知识，成为作案人逃避侦查、打击的帮凶。

此外，作案人在实施犯罪前还会通过种种合法与不合法的途径，获取和掌握同侦查密切关联的物证技术学、法医学、毒物生化学等知识。例如，1993年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公安分局破获的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件，其作案人谢×在作案前就广泛地搜集一些刊载侦查及相关内容的报纸杂志，进行潜心研究。〔15〕由于这些专业书籍均属于正规出版和发行的，因此要想完全堵塞、杜绝作案人获取反侦查知识的出版渠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从作案人之间的交流中获得

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作案人（犯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同主文化相对应的犯罪亚文化，它是作案人亚群体的“群体意识”或“同类意识”的反映。这种共同亚文化的暗示和感召，使作案人之间得以经常性地交流和传授作案经验。比如受过司法机关打击的惯犯、累犯和再犯，他们一般都亲身领教过侦查的厉害，对侦查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认识，这些人不时向作案同伙和“徒弟”进行言传身教；又如职业犯和黑社会等犯罪组织，它们具有犯罪活动隐蔽、犯罪手段多变和逃避侦查的方式多样的特点，其出于保护犯罪组织等需要，也往往将逃避打击的方法悉心传授给作案人或潜在作案人，甚至对之予以专门训练。

作案人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社会上，就是在监所内也常常发生。监所内各类作案人混杂其中，他们利用长期同室关押的条件，不仅会相互串通案情、讲述作案经历、交流受讯问体会，而且不少人还会专门炫耀和传授对抗侦查的伎俩。事实表明，监所内“交叉感染”不在少数，就像病毒一样，在监所内普遍存在。

（三）作案人自身的反侦查经验的积累

作案人普遍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种本能外化即为反侦查行为。加上受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作案人对他人的反侦查行为耳濡目染，在作案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加以模仿和借鉴。经过多次作案之后，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就遭受了侦查的“洗礼”，沉淀为其反侦查经验（或教训），成为其作案技巧的组成部分。在不同作案人中，尤以职业犯积累的反侦查经验为最多。对此，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曾指出，职业犯具有“一种综合性的能力和手艺，就如内科医生、律师和瓦工具有自己的专门知识一样” 〔16〕。职业犯的“专门知识”的形成，自然缺少不了反侦查经验的积累。

（四）间谍机关等犯罪组织的专门培训

随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深度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犯罪组织开始主动地培训犯罪，间谍犯罪便是一个典型。所谓间谍犯罪，是境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破坏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犯罪。这些间谍人员，他们一般都受到过间谍组织的专门培训，其培训内容除包括搜集情报、破坏捣乱的方法外，还包括专门的对付侦查的手段。

（五）国际犯罪组织的渗透带来新的反侦查行为手段

当今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国际社会。随着国际、区际交流不断增加，国际的、区际的“犯罪流”日益普遍，尤其国际犯罪组织的渗透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象。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和港澳地区的黑社会向我国内地渗透就已经出现。例如，与港、澳、台毗邻的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从1983年就开始发现境外黑社会渗透犯罪活动〔17〕；1986年，香港“广胜堂”骨干陈诺权潜回原籍宝安县沙井镇，投资经营“万丰酒店”，并以此为据点，发展当地二十多名无业青少年加入黑社会组织，并自立堂口，号称“飞鹰帮”，其活动十分猖獗。〔18〕此后，已经发现在我国内地有过活动的黑社会组织有：在广东主要是香港的“福义兴”、“和胜和”、“新义安”、“14K”、“水房”、“老东”、“和胜堂”、“和合桃”共三十余个黑社会组织，以及日本的“山口组”等〔19〕；在福建主要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竹联帮”、“四海帮”、“莹桥帮”、“天道盟”、“澎湖帮”、“西罗门”共二十余个黑社会组织〔20〕；在浙江、上海发现了我国台湾地区“四海帮”、“竹联帮”、“黑龙帮”、“斧头帮”等黑社会组织。〔21〕另外，韩国的“高圣丽洁”、英国的“中国龙”、美国的“福州飞龙帮”等成员已进入我国，除在东南沿海地区活动外，在黑龙江、江苏、湖南、辽宁、四川、北京等地也发现了其立足点。〔22〕

国外、境外黑社会分子进入我国，同时也就带来了他们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活动秘密等犯罪特点，“引进”了一些特殊的反侦查行为手段。比如：以合法行为掩盖犯罪活动，以严格的帮规防止成员同政府合作，以收买、安插、胁迫的手段渗入警界、政界等要害部门而得到司法保护伞等。这种进入和“引进”，对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专门术语称为带黑集团或带黑犯罪组织，以下统一简称为带黑犯罪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示范和催化作用。例如，我国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就曾出现国内犯罪分子请港澳等地的黑社会分子传授反侦查手段的事情；广东省沿海的一些地方，带黑犯罪组织学习境外黑社会犯罪的自我保护手段，拉拢、腐蚀我党政干部，竭力寻求靠山，多次出现带黑犯罪组织成员收买我公安、武警人员掩护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的案件。〔23〕

不仅黑社会犯罪如此，恐怖犯罪亦然。恐怖犯罪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犯罪的一种新形势，这一犯罪体现了国际性、政治性、暴力性与恐怖性。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是这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发展的巅峰标志。自此以后，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犯罪出现了新动态，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事件都是打着“基地”的名义去干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恐怖组织都是受“基地”的直接领导或指示。埃及国际反恐专家卡迈勒·沙纳维说：“‘9·11’袭击之后这些组织很可能是接受了‘基地’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然后在作案手段上仿效‘基地’的方式。” 〔24〕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世界范围内共有数百家专门从事恐怖训练的学校、机构或营地。有反恐怖专家估算，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5年之间，在阿富汗本·拉登训练营接受过训练的人就有3万之众。在这种培训人员中，一些人员是由某些组织派出的，而相当多的成员则是个人慕名而去的，他们在培训过程中加入了恐怖组织，或在培训结束时被派进某些恐怖组织。这种跨国培训强化了恐怖组织间的跨国合作和跨国行动，使国际犯罪组织的反侦查行为日益专业化、系统化。

当前，我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反侦查行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犯罪组织渗透的效应使然。例如，臭名昭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就接受过本·拉登“基地”组织的培训和资金支持，与“基地”组织系共生关系。据新华社北京2003年12月15日电，“东伊运”将其人员派至阿富汗参加军事训练，在训练结束后多次派遣这些人员潜入新疆建立暴力团伙，进行爆炸、暗杀、投毒等暴力恐怖活动。〔25〕正因为如此，我国在打击“东伊运”等恐怖组织时，不可能不考虑国际恐怖组织的渗透影响，也不能不积极地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三、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影响其形式变化的主要因素

趋利避害心理是作案人动机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决定了在犯罪案件中必然出现反侦查行为。而作案人究竟选择何种具体的反侦查行为，还要受到存在于主体自身的内在因素与存在于主体周围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反侦查行为的形成过程是主体内外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因素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些因素对于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既非必然的，也非必要的；但是它们对于作案人采取何种反侦查行为、如何采取反侦查行为，却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简言之，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能决定反侦查行为的产生和变化，只是决定反侦查行为具体形式的差异。

这些影响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形式变化的因素，可简称为反侦查行为形成的相关因素。以下简要分述之：

（一）主体因素

影响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形式变化的主体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作案人的性别、年龄、智能、知识、习惯等。

1．性别

男女性别的差异，决定了个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不同，从而导致作案人在实施反侦查行为时有所差异。在生理方面，较男性而言，女性一般身材相对矮小，骨骼细小，皮下脂肪较多，肌肉系统不发达，天生缺乏体力，不适应做重型的体力活；在心理方面，较男性而言，女性天生缺乏勇气，感情细腻丰富，多思善疑，办事机械认真，对后果考虑较多，遇事比较冷静，不会轻举妄动，草率行事。因此，在作案时女性趋利避害心理更突出，防御心理比较突出，更需要实施反侦查行为；其反侦查行为极少临时起意，而多蓄谋已久，对犯罪和反侦查的细节均有策划，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的过程；反侦查行为手段丰富多样，尤以“软性”即非暴力手段为多；反侦查很少单一出现，而是多管齐下，在犯罪现场、犯罪前后阶段都有反侦查行为相照应。

2．年龄

作案人按年龄差异可分为青少年（一般11岁～25岁）、中年（一般26岁～55岁）和老年（一般56岁以上），不同年龄阶段的作案人其生理、心理特点和社会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其实施反侦查行为也表现出差异。青少年作案多缺乏预谋，缺少反侦查行为，即使实施反侦查行为也往往主要是模仿他人，因此行为动作粗糙，破绽较多，并且种类单调，数量有限，多局限在犯罪现场上；中年人作案多同时伴有反侦查行为，其反侦查行为中注入了知识、经验和智力各种因素，因此措施得力，水平较高，不易识别和防范；老年人作案力不从心，但经验丰富，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反差能促使其制订严密计划，隐蔽地实施反侦查行为，“软性”反侦查较多。

3．智能

智能是影响活动效果的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它是思维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一般来说，智能有障碍的人不会实施反侦查行为；智能较低的人也不懂得作案中的防卫，缺乏反侦查表现，或者反侦查行为单一，缺乏隐蔽性，局限于犯罪现场的某一部位，手段相对肤浅和暴露；智能较高的人作案，对反侦查行为有充分的考虑、详细的计划，反侦查行为的实施能紧密配合作案行为，活动隐蔽，水平较高，不易被识别；智能优异的人作案，反侦查水平极高，其罪证往往消灭殆尽，侦查工作难有进展，更有甚者借助高科技实施所谓智能犯罪。无论智能高低如何，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手段，基本上与其智能水平相适应。

4．知识

知识与前面所说的智能关系密切，但并不雷同，智能是获取知识的前提和保证，获取的知识亦能促进智能水平不断提高。知识在此可分为一般知识、专业知识和侦查知识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知识越丰富的人，在作案中就越注重采取反侦查措施；反之，知识贫乏的人，作案水平较低，反侦查措施少且暴露。而且，懂得一定专业知识的人，他们作案时往往充分利用专业知识，掩盖犯罪，进行反侦查。如驾驶员杀人后进行远距离移尸或伪装成意外车祸；医生杀人会借助医学知识伪装成意外中毒死亡等。此外，侦查知识对反侦查行为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前文已有论述。

5．习惯

作案人的习惯包括日常生活习惯和作案习惯，都是一种动力定型。这种长期养成的动力定型，极不容易改变，作案人在作案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比如，作案人为掩盖自己左撇子的习惯，作案时改用右手，但因不习惯用右手而动作别扭、麻烦，为防止用时过多、增加危险，而重新使用左手。因此，作案人很少采用改变习惯的方式进行反侦查。不仅如此，对于惯犯、累犯和职业犯而言，他们实施反侦查行为时，还会带上其习惯特征。如同样是掩盖作案痕迹，揭瓦片的“天上落”的作案人盗窃后会将瓦片依旧整齐地排好，而挖墙洞的作案人离开盗窃现场时会用石灰粉刷墙壁进行掩盖，使外形如初等。习惯使得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实施的犯罪行为和反侦查行为都留下了其自己的“名片”或“笔迹”。这也符合犯罪心理学上“犯罪方法重复性”的原理。〔26〕

（二）主体外因素

影响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形式变化的主体外因素很多，主要包括犯罪现场、科技水平、犯罪亚文化、个案的侦查措施和手段等。

1．犯罪现场

犯罪现场是作案人实施犯罪的一切有关场所。犯罪现场的条件和环境的不同，对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形式变化起着制约和促进的双重作用。首先，反侦查行为的实施，离不开犯罪现场提供的客观条件。如作案人在公路或铁路边杀人后，移尸公路或铁路上，伪装车祸、自杀的假象；在江河湖泊边杀人的，投尸入水，伪装溺死等。其次，有些犯罪现场的客观条件，限制了反侦查行为的形成。如有些作案人杀人后欲转移或隐匿尸体，苦于现场周围无隐蔽处所，只得作罢。再次，有些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还专门选择和利用特殊的犯罪现场环境。如许多拦路抢劫和强奸案件，作案人选择交通要道或两地区交界地带，以便作案后迅速逃跑。

2．科技水平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已不可避免地被作案人利用来实施反侦查行为。如为消除现场上指纹痕迹，作案人除采用简单的清除手印和戴手套的方式外，有的还借助现代医术进行皮肤切除或皮肤移植等。又如为防止警方侦听，在非法毒品交易、赌博等犯罪中作案人广泛使用上了传真机技术，因为传真是靠数字信号而非声音信号传递信息的；在一些国家警方掌握和使用了截查传真的技术以后，作案人又开始在发传真时使用加密技术。而且这种斗争远未停止，当前国际互联网也成为作案人传递信息、防止侦听的更有效武器。

目前在世界有些发达国家（或地区），作案人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反侦查行为，较为突出的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犯罪活动中的运用。比如所谓“电脑交易法”，即运用电脑作为设计或控制犯罪的工具。“复杂的白领犯罪，常用电脑来分析其犯罪之步骤、模仿作案的过程及实施成功的可能性。” 〔27〕又如所谓的网络上开展的讨论“完美犯罪”现象，即网友们通过网络讨论如何进行有效的犯罪与反侦查。无论是“电脑交易法”，还是网络上的“完美犯罪”现象，都充分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深入地渗透到反侦查现象中，成为反侦查行为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反侦查行为日益呈现科技化的趋势，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解读案例2—3】　互联网上讨论“完美犯罪”的现象

某网友在丁丁网上发布了这么一个帖子：“我已有一个谋杀反侦察计划，请大家看下还有哪里需要改进做到‘完美犯罪’。” 〔28〕它涉及的具体案情是：

“我想杀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家门口的，平时这人素质很不好，老欺负门口的一些老实人。我非常看不爽。正好我心情也不怎么好，想试试‘完美犯罪’。那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杀他的话也属于在无动机范围里。大家看看我这样行不行：因为他每个礼拜五晚上都出去喝酒到半夜才回来，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线到家，那条路线没有路灯，是小巷，晚上几乎没有人。我作案时，头上套好塑料带，以免头发掉落在地上，手套必备，脚上穿一套比自己脚大几号的皮鞋……武器用小刀直接割他头，右手划他喉咙。问题来了，我是想这么处理小刀和衣服的。我家后面有个公安局，后面有一条小空间是用墙封掉的。我想那时候正好半夜，先回家换好衣服，把刀和作案衣服打包丢到那公安局后面。这样可行与否？我家距离外滩也不远，是丢水里好，还是丢公安局后好？大家给我的意见，看看我哪里计划得不够好！”

针对这一帖子，竟有网友回帖说：“丢警察局门口好。”还有许多其他的回答。

这里讨论的所谓“完美犯罪”和反侦查方案，实际上是利用网络进行反侦查的策划。这种新出现的不良现象虽然刚刚抬头，但值得人们反思和关注。

3．犯罪亚文化

所谓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表现的综合体。〔29〕犯罪亚文化常常反映了犯罪成员畸变、歪曲的心理要求，使其得以在此庇护下以一种变态的安全感心安理得地抗拒主文化，并避免内心冲突和自我谴责，从而赋予心理自卫能力。这种心理自卫的外化，便促成了反侦查行为自然而然地形成。不仅如此，犯罪亚文化中诸如犯罪暗语、犯罪亚群体的结构及规则、犯罪技术和技巧等亚文化因素，更是作案人成功适应环境、应对侦查、逃避惩罚的自我约束手段，保证了作案人及犯罪亚群体的安全，从而客观上赋予作案人反侦查等自卫的能力。

黑社会组织一直是犯罪亚文化繁衍的温床，这不仅是因为它培育了一整套帮规戒律和犯罪隐语、黑话等亚文化因素，更主要是因为它在犯罪亚文化的指导下付诸实施各种犯罪行为和反侦查行为。黑社会组织成员众多，组织严密，遵守特殊的内部规范；它不仅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打入一国政府的要害部门和司法实践部门，拉拢少数意志薄弱者下水，形成保护网；其党魁和首领多为职业犯罪行家或者是几“进宫”的老手，他们作案和对付司法机关的经验丰富，在其内部成员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神秘感；其部分成员还以“企业家”、“慈善家”等虚假面孔或打着“劫富济贫”、“为民除害”的幌子出现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其结果是，在黑社会成员中间，犯罪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他们以犯罪对待社会，以反侦查行为对抗司法机关的侦查。

在黑社会组织的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下，犯罪成员不仅靠学习以往流传下来的犯罪知识和技巧来对抗侦查，而且往往制订详细的“反侦查计划”。如1985年9月21日我国台湾地区《联合报》披露：“治平专案”扫黑，搜出“反侦查计划” 〔30〕。台湾地区“检调、警察机关”在依法搜索黑社会犯罪证据时，竟搜出所谓“反侦查计划”书，黑社会组织计划“以阶段抗争方式，瓦解检调、警察之侦查行动，逐步将职棒赌博案等不法勾当予以泛政治化” 〔31〕。从以上黑社会犯罪中反侦查行为的严密和猖獗程度，足以看出犯罪亚文化对反侦查行为形成的深刻影响。

4．个案的侦查措施和手段

侦查与反侦查是一对矛盾，这就决定了反侦查行为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具体针对个案中不同的侦查措施和手段施行的。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侦查人员采取的侦查措施和手段很多，既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措施和手段，又有一些隐蔽的侦查措施和手段。具体而言，侦查措施既包括现场勘查、调查访问、侦查实验、搜查、逮捕、拘留等专门性措施，还包括通缉、通报、追缉、堵截、辨认、守候等查缉作案人的一般性措施；侦查手段则更是种类繁多，难以尽数。针对个案中不同的侦查措施和手段，作案人也形成了相对应的对抗性措施和手段。尤其是对直接作用于作案人的侦查措施和手段，作案人更是形成较为完备和详细、明确的对抗性措施和手段。譬如反审讯（或反讯问）和反缉查等对抗手段，几乎在每一犯罪案件的侦查中都会出现，而且往往带有随机性，具有较为严密的体系。

第三节　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机制

一、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中各要素的作用

上述导致反侦查行为的根源和影响因素，相互之间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按照一定层次、一定结构，遵循一定规律，互相配合与制约地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具有个案色彩和个人色彩的反侦查行为。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机制，便是指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要素的联动作用关系。

在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机制中，各要素是综合性地发挥着不同作用，它们之间主要是协调一致的一面，也有局部制约和矛盾斗争的另一面，因而造成了具体案件中反侦查行为形成过程的复杂变化。

首先，趋利避害心理（主要是避害心理）是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根本动力，它支配和推动着个案中一切反侦查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不同人的避害心理可以外化为人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不同作案人的避害心理则外化为形形色色的对抗侦查、对抗起诉、对抗审判、对抗刑罚执行的行为。概而言之，无论何种具体原因促使作案人施行某些特定的反侦查行为，几乎都可以归结为避害心理的根本作用。

其次，侦查行为形成的前提性因素和主体外影响因素对反侦查行为的形成起着调控作用，使反侦查行为染上个案的色彩。这里的前提性因素，包括：国家通过侦查追究犯罪及侦查工作具有局限性，是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逻辑前提条件，使具体案件中作案人得以实施一定的反侦查行为；无此前提因素，则作案人必然不会实施反侦查行为。这里的主体外影响因素，包括犯罪现场、科技水平、犯罪亚文化及个案的侦查措施和手段等，都是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个案条件，使具体案件中作案人得以实施特定的反侦查行为，换言之，此类主体外影响因素决定了在个案中作案人为何会选择此时施行反侦查行为而不是彼时施行反侦查行为，为何只是部分作案人施行了反侦查行为而非全部作案人都得施行反侦查行为。上述两类因素在反侦查行为的形成中共同起着调控作用，使得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既可能强化而升华为反侦查行为，也可能弱化而不会表现于外。

最后，反侦查行为形成的主体影响因素对反侦查行为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它决定具体案件中反侦查行为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使反侦查行为染上个人的色彩。这里的主体影响因素，既包括作案人的性别、年龄、智能、知识和习惯等，又包括其对侦查知识和反侦查知识的获取情况，这些是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个体（自身）条件，使具体案件中作案人得以选定具体的反侦查行为的手段。换言之，这些因素决定了作案人为何会选择此反侦查行为，而非彼反侦查行为。此类因素在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共同起着决定性作用，决定着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是否会外化以及如何外化。

下面试拟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中诸要素作用的示意图（见图2—4）：

图2—4　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中诸要素作用示意图

二、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中的双化规律

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机制，不是静止的，也不是突变的，而是处于不断转化和演变之中的。其转化和演变遵循一条重要规律，即内外因双化规律。所谓内外因双化，即外因内化、内因外化的合称。

如前所述，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作为人之本性的趋利避害心理，是指潜在的趋利避害心理，它属于潜意识层。其中的避害心理，可称为人的自我安全防御潜意识。要想潜在的趋利避害心理泳出潜意识层，上升为犯罪案件中作案人在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必须经历一个内化过程，在此内化过程中贯穿着外因内化规律，其基本含义是：处于某一特定社会环境的作案人，在日常生活中长年累月地受到大小环境中外在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作案人以对外界因素的学习和模仿为开端，形成个体特定的智能、知识和习惯等，尤其是个体心理经过整合、定型，形成个体特定的作案过程中欲逃避刑罚的明确的趋利避害心理，即萌发反侦查意图。外因内化规律所贯穿的全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人们普遍的自我安全防御潜意识转化为具体反侦查意图的过程。而反侦查意图的萌发，是作案人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形成的标志。

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的形成，并不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发展的终结，它还继续运动着。从作案人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的整合，到发动反侦查行为，还必须经历一个外化过程，在此外化过程中贯穿内因外化规律，其基本含义是：作案人以其具有的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为内因，在外在因素刺激的诱发下进行反侦查决意，在个案情境等条件下着手实施反侦查行为，从而形成个案中特定的反侦查行为。内因外化规律所贯穿的全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反侦查意图经过决议转化为反侦查行为的过程。

外因内化规律和内因外化规律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阶段，可作阶段性划分，加以区别，但不能截然分开。在外因内化阶段，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处于不断由潜意识层面向意识层面浮泳的运动中，这实际上又是一种内因外化；在内因外化阶段，大大小小的环境因素如犯罪现场条件等，都在时时刻刻影响人们对具体反侦查行为的选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外因内化。总之，外因内化规律和内因外化规律两者相互衔接、渗透，共同作用，构成了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中有机统一的双化规律。

三、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的作用结果

导致反侦查行为的根源和诸影响因素，在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的作用下，能否最终引发个案中特定反侦查行为？这需视情况而定。

反侦查行为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潜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上升为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这一阶段涉时久远，涉及的不定因素很多，而且其并不直接导致反侦查行为的形成，在此不展开分析；从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到行为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即从反侦查意图到反侦查行为，这一阶段直接关系到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的作用结果。

（一）顺势发展

一般情况下，作案人产生反侦查意图后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不断强化。如在作案中，作案人深切地感受到法律制裁的逼近和反侦查行为不可缺少，则其反侦查意图会迅速强化；又如，作案人受自己或他人以往反侦查的成功体验的激励，也会强化其反侦查意图；再如，作案过程和作案情境的刺激，也会强化作案人的反侦查意图，等等。作案人的所有主观因素归结到一点，集中体现为作案人安全防御心理的逐渐增强；而在客观方面，无论犯罪现场还是作案的物质因素等，都缺乏遏制作案人避害心理外化的条件。

作案人反侦查意图不断强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外化为反侦查行为。而且，反侦查意图越强烈，作案人实施的反侦查行为就越自觉、越丰富、越复杂，亦即越具有对抗力。首先，反侦查意图强烈的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往往会积极追求反侦查行为的发生，追求反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达到和谐、统一；其次，反侦查意图强烈的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往往会对反侦查行为的具体内容进行全面策划和设计，使得反侦查行为涵盖犯罪案件的人、事、物、时、空诸要素，且分布在案件的各个阶段；再次，反侦查意图强烈的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具体施行的反侦查行为往往并不单一，而是多种多样，且具有隐蔽性，使得侦查人员很难对付。

以上反侦查行为产生和发展的种种表现，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作案人的意识层面趋利避害心理在主、客观因素作用下的顺势发展。

（二）逆向发展

作案人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逆向发展有些类似于犯罪心理的良性转化，但并不完全一样。现在的犯罪学理论一般认为，犯罪和犯罪人并非天生的，作案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往往有一个犯罪动机的斗争过程。如果来自外界的积极因素对作案人有足够的影响，加上作案人自身存在的积极因素的引导，作案的犯罪动机也可能会朝良性转化，表现为：尚未实施犯罪行为的，放弃犯罪；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的，中止犯罪；犯罪行为已经结束的，采取补救措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与此不同，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逆向发展是指其没有外化为反侦查行为，当然，它亦归于主体内、外积极因素作用的结果。

具体而言，作案人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逆向发展分为作案人的反侦查意图呈现徘徊、弱化和受阻的三种趋势。

其一，反侦查意图徘徊。在作案过程中作案人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感到司法追究等危险，或者对反侦查行为的作用和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而对实施反侦查行为需要的紧迫感不明显，则其缺乏强烈的反侦查冲动，其反侦查意图将无法跨越意识层与行为层之间的鸿沟，只是待在意识层徘徊，不能外化。

其二，反侦查意图弱化。作案人的反侦查意图总是依附于犯意，它不可能单独存在。当犯意良性转化如作案人中止、放弃犯罪时，作案人的反侦查意图将逐渐弱化，直至消失、归隐。

其三，反侦查意图受阻。作案人在实践其反侦查意图时，遇到了种种外界阻力，如未等作案结束就被发觉或者携带工具不适用等，则其将无法外化其反侦查意图。

注　释

〔1〕储槐植、许章润等：《犯罪学》，16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这段话的大意是：在所做的事情中，衡量它的轻重叫作“权”。权，并不是对的，也不就是错的；权，是正当的。砍断手指以保存手腕，那是在利中选取大的，在害中选取小的。

〔3〕这段话的大意是：人的本性是喜欢好处，厌恶坏处……凭高尚的品行而为君主献出生命的，几百人中找不到一个；喜欢得到利益而害怕受到惩处，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

〔4〕转引自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30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37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

〔6〕郭建安：《美国犯罪学的几个基本问题》，48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7〕参见何家弘编著：《外国犯罪侦查制度》，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8〕邹明理主编：《侦查学》，1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9〕何家弘：《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0〕参见何家弘编著：《外国犯罪侦查制度》，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11〕诱惑型侦查的特点是：（1）嫌疑人并不知道以相对人身份出现的人是政府官员或其代理人，且正在从事侦查活动，更不知道侦查对象是自己；（2）政府方及其雇佣的代理人通常故意实施了某种欺骗行为，该行为从孤立的角度来看可能是违法或犯罪行为；（3）政府方的行为对犯罪的实施起到了诱导作用，对犯罪的发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这种行为，有关犯罪就不会在被发现的时候实施，也基本上不可能被发现，甚至根本不会出现。

〔12〕当代一些国家的侦查体制改革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规定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暴力犯罪如黑社会犯罪可以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就采取一定的侦查手段。这种改革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侦查体制整体上所具有的“犯罪在前，侦查在后”的先天不足。

〔13〕张甘妹：《犯罪学原论》，242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

〔14〕参见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146～147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15〕参见王亚东、鲍遂献主编：《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15页，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16〕转引自［美］杰克·D·道格拉斯、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朱欣民译，34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17〕参见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黑社会问题”课题组：《当前黑社会势力在我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对策的研究》，载《北京刑侦研究》，1995年增刊（总第11期），6页。

〔18〕参见陈先勤：《香港黑社会组织在广东省的渗透破坏活动》，载《侦查》，1993（4），23页。

〔19〕参见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黑社会问题”课题组：《当前黑社会势力在我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对策的研究》，载《北京刑侦研究》，1995年增刊（总第11期），6页；陈先勤：《香港黑社会组织在广东省的渗透破坏活动》，载《侦查》，1993（4），23页

〔20〕参见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黑社会问题”课题组：《当前黑社会势力在我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对策的研究》，载《北京刑侦研究》，1995年增刊（总第11期），6页。

〔21〕参见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黑社会问题”课题组：《当前黑社会势力在我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对策的研究》，载《北京刑侦研究》，1995年增刊（总第11期），6页。

〔22〕参见卓枫：《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情况综述》，载《中国刑事警察》，1996（2），6页。

〔23〕参见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黑社会问题”课题组：《当前黑社会势力在我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对策的研究》，载《北京刑侦研究》，1995年增刊（总第11期），6页。

〔24〕马立明：《世界该如何应对新恐怖》，载《南方周末》，2005-07-28。

〔25〕参见王雷鸣、沈路涛、邹声文：《反恐，中国政府义无反顾的选择》，载《解放军日报》，2003-12-16。

〔26〕这里所说的“犯罪方法重复性”的原理，是指一个作案人如果多次犯罪，往往都使用他所“喜欢”的同一种犯罪方法，每一种犯罪方法都具有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犯罪现场的变化、犯罪活动留下的痕迹、犯罪的准备工作和所采取的伪装措施等方面。

〔27〕曹竞辉、邱聪安编著：《刑事侦查实务》，757页，台北，三民书局，1996。

〔28〕 http://wenba．ddmap．com/21/5527922．htm 。

〔29〕参见储槐植、许章润等：《犯罪学》，23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0〕曹竞辉、邱聪安编著：《刑事侦查实务》，801页，台北，三民书局，1996。

〔31〕曹竞辉、邱聪安编著：《刑事侦查实务》，801页，台北，三民书局，1996。

第三章　反侦查行为的表现

第一节　侦查工作的两个时间段：“背靠背”时期与“面对面”时期

在犯罪案件中，作案人究竟以何种方式、手段来实现其反侦查意图，取决于方方面面的因素；反侦查行为最终以何种面目表现出来，更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实中一些疑难案件扑朔迷离、错综复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作案人采取的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各异、纷繁复杂。毫不夸张地说，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十分“庞杂”的家族。

不系统地归纳和列举反侦查行为的种种表现形式，无以考察其内在规律；而按照任何一种方法进行归纳和列举，都难免有所遗漏和重叠。鉴于此，本书将尽量选择一定的合理标准——侦查工作的时间段，对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列举，以期尽可能地还原反侦查行为表现形式的真实面貌。

任何一起犯罪案件从筹划准备到侦查终结要经历许多阶段，大致分为犯罪准备、实施犯罪、案发立案、侦破和预审等。按照侦查学上的特点，这些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背靠背”时期和“面对面”时期。“背靠背”时期，大致指从犯罪准备开始到实施犯罪，再到案发立案，直至案件侦破、对作案人（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止。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侦查人员同作案人没有过正式接触，他们都处于自由行动的状态下。“面对面”时期，大致指从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开始到侦查终结为止。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侦查人员同作案人有了正式接触，主要围绕讯问（审讯）进行交锋，作案人已处于相对不自由的状态下。为了便于叙述，下面将分上述两个时期归纳和列举反侦查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二节　“背靠背”时期的反侦查行为

在“背靠背”时期，作案人没有遭到拘捕或其他控制，他可以自由地设计和采取行动来对抗侦查，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也就具有自由和不受拘束的色彩。这一时期的反侦查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作案时间方面、犯罪现场方面、作案人自身特征方面、因果关系方面、罪证方面及其他方面等的反侦查行为。

一、作案时间方面

作案时间是任何犯罪案件的必要构成要件之一。作案人实施犯罪，必然要占据某一时间，没有作案时间的犯罪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1〕因此，作案人既不能制造，也不能脱离时间和空间去犯罪，尤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占据两个（或两个以上）空间，更无法使时间停留或使过去的时间逆转。这就是侦查中经常根据某人有无作案时间来排摸犯罪嫌疑人和审查犯罪嫌疑的原因。为了逃避打击，作案人常常对作案时间进行掩盖、伪装，以期摆脱作案时间的束缚，扰乱侦查思路。

作案人在作案时间方面进行反侦查，其基本途径有两种：一是伪装自己没有作案时间，二是掩盖具体作案时间。有时单独运用其中一种途径，有时密切配合运用两者。

（一）伪装自己没有作案时间

伪装自己没有作案时间，主要是制造和提供案发时间作案人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或幕后作案，不直接去犯罪现场。

前者如，作案人精心计算时间，使自己在作案前后出现在一些不知情人的视线中，仅仅利用常人难以想象或忽略的时间快速作案并立即返回；或者串通拉他人作伪证，主要是同案犯、作案人的亲朋，以及被作案人胁迫或收买的人作伪证，证实自己案发时在别处；或者制造假证，以事先准备好的能表明时间的物证（如汽车票、电影票、戏票等）来证明自己在案发时间里正在干某事；或者制造假象，使用“空城计” 〔2〕、“替身术” 〔3〕、“长途奔袭” 〔4〕、“明去暗留” 〔5〕、“杀回马枪” 〔6〕、“乌龟缩头” 〔7〕等方法，以此表明案件发生时自己不在案发现场；或者干脆编造谎言，编造一些根本不存在但又无法对证的虚假事实，无中生有，干扰侦查，等等。

【解读案例3—1】　“长途奔袭”杀妻，旨在伪装作案时间

某年7月25日深夜，某地农村的一女青年陈××被人杀害。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通过认真调查排除了仇杀、情杀和财杀的可能，唯有死者的丈夫赵××长期与死者感情不和，欲摆脱死者，嫌疑较大。但经过调查，发案时赵××正在一招待所开会，且招待所距犯罪现场足有55里路。经访问与赵××同住一室的其他两个人，他们提供：7月25日下午6点吃晚饭时，赵××还在，晚上他们睡觉时赵××未回来，以后他俩就睡着了，不知道赵××何时回房睡觉的。26日早晨5时40分他们醒来后，见赵××在床上睡觉。他们曾问过赵××昨晚的去向，赵××回答说，到其堂弟家玩去了。侦查人员分别询问了赵××的堂弟及其母亲，两人都一致说：7月25日晚赵××的确去过，一直玩到晚上10点多钟才走。这就是说，25日晚10点以前、26日早5点40分以后，都有人证明赵××的去向，中间只有7小时40分，在这个时间内在夜里行走110里路，还要作案是不可能的。赵××的犯罪嫌疑遂被排除。

后来几经周折，最终确认赵××就是杀人凶手。原来他在了解到同房的两人睡觉较重的情况之后，决定利用夜间长途往返作案。他25日吃过晚饭后即赶回家中，杀死妻子，又于凌晨悄悄返回招待所睡觉。为了逃避罪责，其于26日到其堂弟家要求为其作伪证，其堂弟母子二人串通之后遂作了上面的伪证。

后者如，我国近些年来有所抬头的雇佣杀人案件，其最大效果便是制造了雇主（作案人）毫无作案时间的假象。在雇佣杀人案件中，作案人本身并不参与直接杀人行动，而是雇用一个与被害人没有丝毫恩怨的“杀手”，由其全部负责实施暗杀事宜，自己则远离暗杀现场，或者故意在暗杀犯罪发生时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等，以此显示自己没有作案时间。雇佣杀人实际上是一方（杀手）替代另一方（雇主）犯罪。在侦查实践中还发现有双方交互作案的情况，这可以视为雇佣杀人的一个变种。下面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解读案例3—2】　为了伪装作案时间，嫌疑人交换杀妻

1980年11月15日，某公社卫生院的刘××被杀害。此案侦破后发现，原来是死者丈夫孙××与战友李××密谋交换杀妻所致。孙××长期欲同死者刘××离婚未果，便起了杀妻之心，但又害怕作案后被人发现，迟迟不敢动手。正巧孙××在部队服役时的战友李××（当时已转业到地方）在夫妻关系问题上与孙××的境况相同。于是两人商定，首先由李××从甲地赶到乙地，将刘××杀害，此后再安排一个机会由孙××从乙地赶到甲地，将李××之妻杀死。作案人孙××、李××以为，这一杀人方式既能达到犯罪目的，又能排除其各自的作案时间。

又如，一些高智能的作案人实施遥控爆炸、投毒等，他们借助某些技术知识、技术装置和一些特殊的物质材料，推迟犯罪后果的出现时间，将作案人实施犯罪与犯罪后果出现的时间分离开来；还有，在许多集团犯罪中，首犯、教唆犯一般不亲自去犯罪现场，而是幕后指挥，以此割断自己与案件的联系等。

（二）掩盖作案时间

掩盖作案时间，主要是通过改变现场痕迹、物证和利用被害人的感觉的方式，达到干扰侦查的目的。

在侦查中，侦查人员经常根据现场遗留的日历、台历、报纸、信件、字条、钟表等时间性物品判断确定犯罪案件发生的时间。一些作案人从侦探小说等途径受到启发，他们改变时间性物品，以此制造推迟案件发生、发现时间的假象。如有的故意翻动日历、台历，或者撕下日历、台历的纸张，给侦查人员判断时间增添麻烦和错误因素；有的故意将带来的报纸遗留在现场，或者换掉死者手中的报纸，企图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有的冒充死者的身份，从外地寄信给死者的家属，以造成死者还活着的假象；有的在现场留下一些纸条，胡写一些话语，故意注明日期，借此扰乱侦查视线。对钟表等计时器进行改动也是一种常见的掩盖作案时间的方法，当然是更为复杂的方法，既可以对犯罪现场的钟表进行拨改，以此迷惑侦查人员对案发时间的判断，也可以对作案人住所地的钟表进行拨改，意图让其周围的群众证明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作案。

【解读案例3—3】　录像厅拨慢钟表，设置作案时间迷雾

2002年3月7日凌晨零时40分，青海省格尔木市婵娟美容美发厅发生一起入室行凶案件，6名服务小姐被两名手持菜刀的歹徒或杀害或砍伤。其首犯宋××是该市“永利”录像厅的个体业主，在策划该起案件时，他就进行了精心的预谋。为掩人耳目，他在离开录像厅作案之前，有意将录像厅里的时钟拨慢了一个小时。待作案后，回到录像厅更换了衣服，隐藏好凶器后，便大声吵吵嚷嚷地进入了放映厅，高声叫喊：“都12点了，给大家放点有刺激的提提神。”于是，便播放了一部黄色录像片。这样就给人留下了3月7日凌晨零点，他在录像厅的印象。

案发后的侦查阶段，当侦查人员进行调查时，当时在录像厅看录像的人都证实，案发当晚零时左右乃至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宋××一直都在录像厅。这样就给警方破案制造了一道迷雾。〔8〕

接到群众举报或自己在工作中发现犯罪迹象（如发现人的尸体）后，侦查机关应立即奔赴现场进行现场勘查，获取各种线索和证据材料，以便展开深入的侦查活动。这是“从事到人”案件初期侦查的一般过程。案件发现得越晚，线索和证据材料消失得就越多，侦查的难度就越大，侦破的可能性就越小。正是基于此理，作案人往往对犯罪现场及尸体予以掩盖，以此推迟人们对案件的发现。对尸体的掩盖，常见的方法有藏匿尸体、分解尸体、毁坏尸体等，现在已发的案件中出现了用腐蚀性强的浓硫酸完全溶解尸体，用高温炉灶煮沸、化解尸体的极端方法；对犯罪现场的掩盖，在后面将作详细的介绍，在此不赘述。

关于利用被害人的感觉，主要是趁被害人酒醉、熟睡等不清醒状态，制造条件，进一步模糊被害人的意识，借此达到掩盖作案时间的目的。被害人的陈述是侦查破案的重要线索，而在模糊的条件下，被害人容易产生错觉，这样他们对案件发生的经过、作案人的外貌特征以及案发时间的陈述会产生错误，以此为基础开展的侦查工作就会走上弯路。有的作案人趁被害人酒醉、熟睡时进行盗窃、强奸、抢劫，作案时竭力做到悄无声息，甚至辅以拉电闸、切断电源、移走照明工具等行为，使被害人在黑暗状态下更能发生感觉模糊。即使是后来发现案件，被害人也不知道明确的作案时间，或者只知道错误的作案时间。

二、犯罪现场方面

犯罪现场是作案的地点和遗留同犯罪有关的痕迹、物证的一切场所，它是侦查人员提取痕迹物证、获得犯罪信息的最重要来源。几乎一切有犯罪现场的案件中〔9〕，作案人尤其是经验丰富者总是竭力对犯罪现场进行破坏、伪装。

作案人在犯罪现场方面进行反侦查，其基本途径有三种：一是以清除、消灭痕迹为目的，对现场进行清理破坏；二是以扰乱侦查视线为目的，对现场进行伪装处理；三是干脆制造第二犯罪现场。

（一）清理破坏现场

清理破坏犯罪现场，主要是消灭现场的痕迹、物证，使侦查人员难以获取犯罪痕迹等信息。从性质上看，这是一种“变有为无”型的反侦查行为。此类清理破坏犯罪现场的反侦查行为，尤以外部人员作案时为多。

一般来讲，作案人进入现场，会接触和破坏现场某些物体，从而在承受客体上留下痕迹、微量物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早在20世纪初，法国著名法庭科学家、侦查学家艾德蒙·洛卡德（1877—1966）就概括出了“物质交换原理”，即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作案人将不可避免地将某些物质遗留在犯罪现场，同时又会从现场带走某些物质。这一原理说明，作案人的作案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其遗留痕迹、物证于犯罪现场的过程。其中，遗留现场的痕迹主要有作案人的个人痕迹（如指纹、足迹、体味）、工具痕迹（如撬痕）、与作案人搏斗的痕迹（如血痕、物品错位痕迹）等，遗留在现场的其他物证有作案人的随身物品、作案工具及脱落于现场的纤维、灰渣、泥土、金属碎屑等。

故此，实践中作案人采用种种方法对个人痕迹、工具痕迹、搏斗痕迹、遗留物证进行掩盖。（1）对个人痕迹的掩盖，常见的有：有人作案后进行清扫，擦抹足迹，甚至用洒水、洒油、纵火的办法消除；有人刻意注意不在现场留下指纹，或者擦拭可疑地方的指纹，并将怀疑留有自己指纹等信息的现场物品带走；有人在下雨天、下雪天作案，以此消除体味，或者用汽油纵火的方式，破坏体味，防止警犬跟踪。（2）对现场上工具痕迹的掩盖，常见的有“复原法”和“事先潜伏法”：前者如，有些采取破坏性手法进入现场的作案人，往往要对进出口进行复原，使其大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前文所说的挖墙洞和“天上落”的盗窃犯的修墙补瓦的做法即为例证，还有的作案人撬锁入室，在事后又换上一把好锁；后者如，有的作案人事先潜伏在室内，伺机作案，这样进出口不明显，很难找到撬拨工具痕迹。（3）对现场上搏斗痕迹的掩盖，常见的有：有的作案人在作案后，有意将现场上翻倒、移位、重叠、破碎的物品恢复原貌，将打碎物品清扫干净，或者翻动改变死者尸体姿势，使人们难以看出犯罪的真实情况；有的作案人突然对案发场所进行大扫除，甚至粉刷墙壁、拆房重建。（4）对现场上遗留物证的掩盖，常见的有：有的作案人将死者破损、脱落纽扣的衣服褪下，换穿好衣着或将衣服恢复原状；有的作案人作案后检查现场，带走自己留在现场的一切物品（如凶器、烟头）等。

很显然，犯罪现场是犯罪痕迹、物证相当集中的场所，作案人要想彻底地、完全地掩盖是不很现实的，如对于入室时的撬锁痕迹、搏斗时对现场的破坏痕迹等要想恢复如初，几乎就不可能。许多作案人于是转而对犯罪现场实施伪装措施。

（二）伪装处理犯罪现场

伪装处理犯罪现场，主要是改变现场的痕迹、物证，使侦查人员获得错误的犯罪信息。它又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将现场的痕迹、物品由一种状态变化为另一种状态，从性质上看可称为“变甲为乙”型的反侦查行为；二是通过处理，伪造痕迹、物证，从性质上看则可称为“无中生有”型的反侦查行为。

“变甲为乙”型的伪装处理犯罪现场，一方面，可以迷惑侦查，如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摆设物品，使物品处于一种人为的状态，造成侦查人员判断现场活动迹象时发生错误。另一方面，作案人企图以此减轻罪责，故常常涉及对案件性质的转变，或者是由一种犯罪转变为另一种犯罪，或者是将犯罪案件转变为非罪事件。前者如，在普通杀人案件中，有的作案人在杀人后，故意翻动死者的口袋，以造成图财杀人的假象，或者撕破、拉下女性死者的衣服，造成强奸杀人的假象。比如前文所述的“孙××、李××交换杀妻”案中，犯罪之前孙××曾叮嘱李××：“把她弄死后，制造一个强奸现场，再把东西拉乱，锁上门再走。”后者的情况较前者则更为普遍。比如在放火案件中，作案人将放火伪装成不慎失火；在贪污案件或监守自盗案件中，作案人将其行为伪装成丢失事件；在杀人案件中，作案人将其杀人行为伪装成自杀或意外事故死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无中生有”型的伪装处理犯罪现场，主要是迷惑和误导侦查，有意将侦查工作引入歧途。如有的作案人故意携带不属于自己的物品，遗留在现场，给侦查工作制造混乱；或者有意把随身携带物抛弃在与自己逃跑方向相反的特定方向或区域，使侦查人员判断作案人逃跑方向和作案人居住地时发生错误；或者故意窃走现场上某些与其作案追求目的无关的物品，以制造犯罪的一种假性动机。相对而言，“无中生有”型的掩盖处理犯罪现场，在内部人员作案时更为常见，因为“无中生有”可以掩盖其对犯罪现场、犯罪对象的“知情”关系。内部人员作案，进入现场显然无须大动干戈，但他们往往故意在门窗上进行撬拨，撬弯铁栅栏，破坏锁头，敲碎窗玻璃，造成破坏性出入口的假象；在内盗案件中，作案人显然“目标准确、情况熟悉”，他们往往知道贵重物品放置的部位，一般无须逐个撬抽屉、破锁，但有的内盗人员在作案过程中，会按自己的想法随意乱撬乱翻，故意破坏现场物品，弄得乱七八糟，制造外盗的假象。

（三）制造第二犯罪现场

制造第二犯罪现场，主要见于杀人犯罪中移尸、弃尸等情况。从性质上而言，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无中生有”型的反侦查行为。

所谓“第二犯罪现场”，是相对于最早作案的场所而言的，实际上是一种由作案人移尸、弃尸引申出来的犯罪现场，当然，有些案件还可能出现第三、第四犯罪现场。作案人制造第二犯罪现场，可以伪装案件性质，转移侦查视线；还可以掩盖第一犯罪现场。如有的作案人在交通线作案，杀人后移尸交通枢纽处，造成交通事故的假象；有的作案人还移尸于水中，或者作为沉尸灭迹的手段，或者造成水中死亡假象，转移死亡性质；还有的作案人杀人后，将尸体从高处抛下，造成死者不慎跌落或高坠自杀的假象，或者移尸于树上、门柱上、屋梁上，伪造缢死的假象等。

三、自身特征方面

刻画作案人的人身形象，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武器。关于作案人的生理、心理和职业特点等人身情况是刻画作案人的人身形象的重要内容。在一切“从事到人”案件的侦查中，侦查人员就是通过不断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形象特征的刻画，一步一步将作案人从茫茫人海中凸显出来。而作案人总是力图消除自身特征方面的有关因素，避免其形成侦查破案的线索。

作案人在自身特征方面进行反侦查，其基本途径有4种：一是伪装、掩盖体貌特征，二是伪装、掩盖言语特征，三是伪装、掩盖行为习惯或动作习惯特征，四是伪装、掩盖其他自身特征。

（一）伪装、掩盖体貌特征

伪装、掩盖体貌特征，按其直接程度，可分为对体貌的直接伪装、掩盖和对体貌形象痕迹的伪装、掩盖。

前者又包括临时性伪装、掩盖和长期性伪装、掩盖。临时性伪装、掩盖主要是在体貌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减”的方法来改变自己。其中，“增”的手段常常表现为增加穿戴物品、体貌标志等，如：有的作案人蒙面，或者戴上口罩、墨镜，或者贴胡须、戴假发，经过一系列化装打扮，掩盖自己的真实体貌；高个子的作案人伪装成驼背人，矮个子的作案人跷起脚，或穿上长腿裤子遮住高跟鞋。“减”的手段常常表现为减少穿戴物品、体貌标志等，如：有的作案人剪短头发，剃光头，刮光胡须，割掉眉毛，除掉痣痦等。长期性伪装、掩盖则多由流亡逃窜犯实施，如重大抢劫、杀人犯，都有可能判处死刑，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只有“改头换面”，逃亡、隐藏在外。这些罪犯只要有条件就去做整容手术，进行文身，换上义眼、假发、假牙，较高级的还戴上人造的硅胶假面具，偶尔还有进行性别改变的。在已发的案件中，有的作案人因缺少条件整容，竟然自毁容貌，疯狂至极。

后者主要是对体貌的形象痕迹予以改变，避免侦查人员从在犯罪现场及其他地方发现的作案人形象痕迹中推断出作案人的体貌特征。如：作案人在现场上改变自己的脚印和指纹，有的改变正常步法，或者退步走、倒穿鞋、换穿鞋、小脚穿大鞋、大脚穿小鞋、拖抹鞋印痕等，有的戴手套作案，或者揩抹指纹、移植指纹等。对体貌的形象痕迹予以改变，有时会误导被害人、目击者、侦查人员判断作案人的性别、身高、年龄等。比如：有的作案人在作案时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并使被害人、目击者感知到其化妆后的装束及处理后的面貌，或者男性作案人将女性装饰物弃于现场，女性作案人将男性物品弃于现场，或者穿异性的鞋子去现场作案，以此误导判断其性别；高个子作案人作案时，故意在拿取高位物品时添加垫脚物，以此误导判断其身高；成年人作案时，故意拿走一些儿童才感兴趣的物品，以此误导判断其年龄。

（二）伪装、掩盖言语特征

伪装、掩盖言语特征，主要是改变言语习惯。在侦查工作中，案件中的言语材料具有推断和鉴认两种功能，其推断功能是指从言语材料中能推断出制作人的身份、区域、社会范畴、生理和心理特征〔10〕，鉴认功能是指从言语材料对制作人或制作材料本身可以进行鉴别、认定。作案人对言语特征实施伪装与掩盖，就是针对上述推断、鉴认功能而言，它也是犯罪经验总结的产物。

一般地，作案人常常通过改变用词范畴、方言成分、说法口气、修辞手段、句式结构等而使被害人、侦查对象难以辨认。比如：有人在作案时与同伙、被害人交谈，自觉地避免使用地方口音，改使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有人作案时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与同伙或被害人交流时使用手势语言，同伙间联络还模仿动物声音；有的作案人在使用书面语言时，故意改变语言习惯，在字形字体和文字内容、风格等多方面进行伪装。

犯罪组织在作案中广泛采用隐语、黑话，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反侦查行为。所谓隐语、黑话，是“违法犯罪分子交流犯罪意图，互相试探，策划犯罪，结伙作案，掩护犯罪，逃避打击的语言工具” 〔11〕。作为一种掩盖作案的重要手段，犯罪隐语、黑话由来已久，它主要是由过去的江湖隐语演变而来。由于现代交通和通信的便利，犯罪隐语、黑话流传很快，在旧中国许多隐语、黑话还有一定的区域性，如今基本上没有了地区界限。随着境外黑社会犯罪组织渗透的日益加强，以及我国准黑社会组织的出现，犯罪隐语、黑话不但成为犯罪者之间加强联络的工具，而且谬种流传，呈现在“地下”广泛传播开来的趋势。一般而言，隐语、黑话具有表达隐讳、便于隐蔽的特点，故此，作案人或他们之间表达犯罪意图或进行交流时，喜欢使用隐语、黑话，这样外行人不解其意，借此可以达到保守秘密、掩护犯罪的目的。

（三）伪装、掩盖行为习惯或动作习惯特征

伪装、掩盖行为习惯或动作习惯特征，主要是改变行为、动作习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稳定的行为习惯、动作习惯，这些习惯在犯罪案件中表现为一定的重复出现的痕迹，可以作为侦查人员刻画嫌疑对象的依据。作案人的行为习惯、动作习惯的伪装、掩盖，目的在于误导侦查判断，诱使侦查工作走上歧途。

实践中这类掩盖、伪装行为，常常表现于作案人的用手方法、步法方面。如习惯用右手的作案人，伪装成左撇子，用左手书写或动作；有的作案人假装成跛脚等生理缺陷者；有的作案人改变正常步伐步幅，伪装成外展步、交错步、搭跟步等，或者与此相反；还有的是一个人作案，故意伪装成两个人的步法。

（四）伪装、掩盖其他自身特征

伪装、掩盖其他自身特征，主要是对姓名、籍贯和居住地等的伪装。这些伪装、掩盖，通常是和对体貌特征、言语特征、行为、动作习惯特征的掩盖、伪装结合在一起的，是上述伪装、掩盖的补充。不同的作案人在对姓名、籍贯、居住地方面进行掩盖、伪装的迫切性和做法略有不同。如在单个人作案时，有人冒充或盗用特定对象的姓名，以达到嫁祸于人的目的；在惯犯、团伙作案时，犯罪成员往往编造假名、使用绰号、不讲真名，以逃避打击。又如对于流窜作案人员而言，他们害怕侦查人员查获其籍贯和居住地，进而查出其真实身份，这样，他们会因为有前科而受加重惩罚，因此他们对付侦查的主要手法就包括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不讲自己的居住地址和对籍贯缄默不语，企图蒙混过关。

我国还有学者将流动人口作案时实施的反侦查行为概括为谋求正当职业和搞到“合法”证件。首先，作案人谋取正当职业掩护其不法行为，既是客观的需要，又有现实的可能。他们一经谋到一份正当职业，其身份就由原来行踪不定的流浪者，变成有固定工作地点的“劳动者”。从各地查获的情况看，以这些职业作掩护的占相当大的比重，有的地方甚至占2/3。其次，在日益严格的治安管理和多样化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中的作案人非常看重各种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他们不仅把证件看作是自己的护身符，而且把它当作作案的工具。有的犯罪分子交代，“在外面漂着，头一件事就是搞到证件，使身份合法化”。据有的地方抽查，被抽查的对象几乎都持有“合法”证件，如身份证、工作证、驾驶证、学历文凭、结婚证、介绍信等。“证件”的来源有偷盗的，有从不法分子那里买来的，有向他人索要或借用的，也有从商店购取样本、私刻公章伪造的。他们凭证冒充各种身份，落脚旅店，广为交际，乘机进行诈骗、盗窃等犯罪活动。〔12〕

四、罪证方面

罪证即赃物、犯罪工具及其他一切案件证据材料的总称，它是证明犯罪的关键性东西，是侦查破案的事实基础。伴随着当今世界民主和法制化的进程，在许多国家认定犯罪、制裁犯罪一切都要靠证据，只有当证据证明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认定犯罪，否则适用无罪推定的原则。侦查与反侦查的对抗结果，最终还是取决于查获罪证方面的对抗。因此，对罪证的处理是作案人对抗侦查的重要手段。有的学者在对我国犯罪现象归纳研究后，特别指出：“从近些年的犯罪情况来看，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采用毁证匿迹的逃避侦查手段越来越多，出现率增大。瞻望其未来的动态和发展演变趋势，可以说，将会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狡猾。” 〔13〕

作案人在罪证方面进行反侦查，其基本途径有四种：一是处理作案活动痕迹；二是以毁灭、遗弃、掩埋、销售、藏匿等方式改变物证的存在形态；三是攻击、威胁或利诱被害人、知情人及其他证人；四是实行严格的“帮规家法”，防止团伙成员与警方合作。

（一）处理作案活动痕迹

痕迹是指物体留下的印迹，作案活动痕迹自然是指作案行为所留下的物质痕迹。换言之，作案活动痕迹是作案行为作用于客体并促使客体运动和形态发生变化的物态表征。如前所述，根据犯罪案件的物质交换原理，任何作案行为的实施，必然引起外界客观物质发生变化，从而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或多或少的印迹，它们反映着作案行为与该事件之间的特定的、客观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些蕴含有作案信息的痕迹，就是侦查人员“有迹可寻”的根据。

作案活动痕迹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凡是由作案行为引起的、案件中的一切物质变化，均统称为作案活动痕迹。我国有的学者概括指出，作案活动痕迹包括：（1）犯罪行为所侵犯的人体或物体的信息；（2）犯罪行为所改变的现场物态景象；（3）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品种类与数量的变更；（4）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体外表结构的变化，以及一物体在另一物体上留下的反映形象；（5）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的化学反应；（6）与犯罪案件有关的光、色、声、味、烟；（7）反映与罪犯或犯罪事件有关的某些信息物，等等。〔14〕从侦查实践来看，几乎以上所有的作案活动痕迹，都可以被作案人予以伪装处理。

由于作案活动痕迹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加上痕迹本身不如实物那样直观，所以作案人要想完全、彻底地处理掉案件中的一切痕迹，并无可能。当然，这一直是作案人追求反侦查目的的理想状态。从时空上看，作案人处理作案活动痕迹主要是在作案时的犯罪现场，但不仅限于犯罪现场，在作案前后的其他场所，只要是遗留有作案痕迹的地方，均会对作案活动痕迹予以处理；从手段上看，作案人处理作案活动痕迹主要是隐匿，或掩盖隐匿，或伪装隐匿。前文所述的案例2—2是一起特大的犯罪团伙盗窃案，其可以充分说明作案人以隐匿手段处理作案活动痕迹的情况。

（二）对罪证存在形态的改变

对罪证存在形态的改变，主要是销赃和毁证，企图达到查无罪证、无法认定的后果。

许多案件中都涉及赃款、赃物，处理赃款、赃物是犯罪的一个重要部分。“控赃” 〔15〕一直是侦查人员在侦查有赃可查案件时的重要手段。因此，销赃不仅是作案人后续犯罪的行为，也是作案人对抗侦查的行为，如积极、迅速、廉价地销售处理各种赃物，使其尽快脱手，或者挖坑掘洞、拆墙藏匿赃款赃物。

“洗钱”是作案人销赃的一种特殊形式，顾名思义，它是指将“脏”钱洗成“净”钱，将非法所得的钱财洗成合法财产。最早洗钱只是与毒品犯罪联系在一起的，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洗钱被定义为：“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物来源、真实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转移、相关的权利或所有权，而将该财产转换或转移者。〔16〕 ”初期，毒品犯罪分子为避免由于来历不明的巨额现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债券引起怀疑，将贩毒所得同自己开设的合法商店、公司的合法营业收入混同，一起存入银行，以掩盖赃款的真实来源。随着时代的发展，洗钱活动不再局限于毒品犯罪，洗钱的手段也在向多样化、复杂化、跨国化发展：既有以匿名的方式或使用假名的方式将赃款存入银行，以掩盖钱款与作案人和犯罪活动的联系，更多的是通过金融系统把犯罪所得作大规模的转移，从一账户向另一账户频繁地调动，通过作案人在不同地点注册的公司接收和转移钱款，然后以正常业务交易的名义提取或分配犯罪所得。

现今，犯罪团伙已经开始广泛地利用国际互联网上的“电子现金”信息系统进行洗钱，不通过银行而是在国际互联网上开展电脑洗钱活动，且能够不留下任何洗钱迹象。据统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介于15000亿到30000亿美元之间。全世界大约有10000亿“毒品美元”在国际金融系统中流通，而且这一数字又以每年800美元～1000亿美元的速度在递增。至于我国，据估计，每年有不少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非法洗钱金额，约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7〕当然，洗钱行为首要的是为侦查机关发现证据、追查犯罪活动及查找非法所得设置了障碍。在我国，金融系统人员对洗钱认识不深，加上有关金融法规缺乏针对性，导致金融管理存在严重漏洞，使得洗钱活动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后，已经从立法上确定了洗钱罪，将这一反侦查行为当作犯罪行为予以打击。

在实发案件中，作案工具是作案人进行作案不可缺少的手段。但作案工具一方面不可避免会留下作案工具痕迹，另一方面其本身为侦查人员所获取，也可以成为查证案件的重要线索和证据。因此，作案工具是作案人进行毁证的主要对象。有些作案人从安全方面考虑，在作案时尽量不带作案工具，而是就地取材，或者作案后将作案工具席卷带走，在前文所述的特大犯罪团伙案件中，作案人采用的是“临时购置、随用随抛”的方法，也起到了割断自己与作案工具联系的效果；作案人对于带离现场的作案工具，还要采用隐藏、抛弃甚至焚烧的方法，其抛弃作案工具的场所一般为江河、树林、山洞、草丛等不易为人所发现的地方。

此外，毁证还包括对作案产生的证物予以处理，如烧毁、丢弃沾有血迹的衣服、鞋帽、手套等物品。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杀人案件中作案人对尸体的加工处理。由于尸体是几乎在每一杀人案件中都可能出现的重要物证，而且体积庞大，难以隐藏，故作案人对尸体进行处理的一般思路有分解尸体、转移隐藏等。分解尸体就是将尸体化大为小，或将尸体碎解，或将尸体投入灶膛烧毁，或将尸块煮烂，喂食动物，甚至将尸块剁碎，制作成食品吃掉。有的作案人纵火焚尸，完全化解尸体，可以彻底消除尸体罪证。转移隐藏就是改变尸体的空间位置，或将尸体就地掩埋，或沉尸灭迹，将尸体投入江河、水井、厕所、下水道等不易被发现的地方。

（三）攻击、威胁或利诱被害人、知情人及其他证人

人证是认定案件的重要证据，对案件有相当的了解，并可以提供言词证据的有被害人、知情人和其他证人。对于作案人而言，被害人、知情人和其他证人的证言对其对抗侦查是相当不利的。这种人证不仅能为侦查机关提供多方面的线索，开辟多个侦查途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被害人、知情人和其他证人能直接辨认作案人。因此，许多作案人从被害人、知情人及其他证人着手，对其予以攻击、威胁或利诱。

攻击是指采用暴力手段，直接侵犯被害人、知情人、其他证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使之无法作证，提供案件侦查线索。在我国古代，常见一些大案要犯作案后处死知情人，或者用哑药弄哑知情人。在现在发生的案件中，曾出现作案人为防止证人作证，逼疯被害人、知情人的情况，较为极端的还有“杀人灭口”。1966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市发生的所谓“芝加哥的20世纪第一大案”中，作案人在进行抢劫犯罪后，为杀人灭口竟一次杀死8名妇女。多数案件作案人杀人灭口时都心狠手辣，极端残忍，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同伙都不放过。1997年11月21日《南方周末》披露的所谓“97中国刑事第一大案”中，白××伙同吴××先后在三个省市区作案13起，抢劫枪支3支，杀死16人，打伤15人，抢劫现金一百四十多万元。后来白××认为吴××已经多余，为安全起见，于8月23日将吴××骗到一个风景区，连开7枪将其击毙，并拿出一瓶早准备好的汽油浇在吴××的头部，焚尸灭迹。

攻击是对被害人、知情人及其他证人采取的强度最大的手段，次之者为威胁。威胁是以暴力及其他手段为后盾，让被害人、知情人、其他证人产生恐惧，不敢与侦查机关合作。长期以来，强奸案件的报案率都很低，这主要是因为被害人害怕案件传播出去对自己名声不好。许多强奸案件的作案人就利用被害人的这种心理，威胁被害人如果报案或与侦查机关合作，就要使其身败名裂。一些涉及有权势作案人的犯罪案件，众多知情人之所以敢怒不敢言，大都是因为作案人利用手中的权势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威胁，或者虽未进行威胁，但事实上已经对有关人员造成了心理上的强制。

此外，如果是有钱人作案，他们主要采用利诱的手段，其实质是以物质性利益为诱饵，引诱被害人、知情人及其他证人作虚假陈述，甚至否定犯罪案件的发生。实践中，利诱手段往往与威胁手段同时使用，双管齐下，这样更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四）实行严格的“帮规家法”，防止团伙成员与警方合作

对于团伙犯罪（特别是黑社会犯罪）而言，它们还会在罪证方面实施一种特殊的反侦查行为。具体来说，由于其组织结构紧凑，人员分工相对固定，他们还往往会实行严格的“帮规家法”，以防止团伙成员“变节”，主动向警方自首或者被动地坦白犯罪事实。

【解读案例3—4】　谢××黑社会团伙的“组织条例”

根据我国警方的调查披露，广东省番禺市桥镇谢××犯罪集团从成立之初就制定有如下“组织条例”：（1）尊敬长辈，不得以下犯上；（2）绝对服从组织命令，永无异议，不得擅自主张；（3）恪守本职，不得越界犯例；（4）未经组织同意，不得泄露组织任何机密；（5）勇往直前，不得临时退缩；（6）自守自律，对内团结，对外扩张；（7）组织成员一概纠纷事情，交由组织处理；（8）不得隐瞒收入，大小数目一律照报，论功行赏；（9）成员从所赚得款提取3成，作组织股金；（10）一经入会，在未达个人组织基金30万元前，不得退会。

该组织的宗旨和管理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是以牟取非法暴利为目的，采用企业的管理模式来运作。〔18〕这一“组织条例”的核心意图就是要打造安全的黑社会组织。

五、因果关系方面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犯罪案件都是由诸多因果关系组成的，其中既有犯罪动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又有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犯罪结果与罪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19〕有的学者进一步概括出，犯罪案件的因果关系包括：犯罪人与外化的犯罪心理的关系；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犯罪人与作案时间、地点的联系；犯罪人与犯罪行为结构的联系；犯罪人与案件中物品、痕迹的联系；犯罪人与案件的知情者、证人等关联人员之间的联系。〔20〕

在侦查中，侦查人员常常根据这些因果关系“顺藤摸瓜”，查找作案人。在我国侦查人员还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排查方法，如“摸底排队”等。与此相对，作案人则施行种种反侦查行为来破坏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一切反侦察技能直接破坏的具体的目标在于，割断或掩盖整个案件各种要素之间固有的因果联系” 〔21〕。侦查实践表明，凡是因果关系明显的犯罪案件都相对较容易侦破，因果关系不明显的案件则常常会出现侦查走入歧途。“从根本上讲，案件侦破的难易，不在罪犯作案前是否进行过犯罪设计，不在犯罪过程是否复杂，更不在其感觉是否良好，而在其是否知道逃避侦查和打击的最好方法，是否在客观上给侦查人员留下可供正确分析案情的东西。真正难以侦查的案件，是那些犯罪事实与犯罪分子仅有偶然短暂的联系的案件。” 〔22〕

作案人在因果关系方面进行反侦查，其基本途径有三种：一是掩盖因果关系；二是转移因果关系；三是多头作案，搅乱因果关系。

杀人案件是剥夺他人生命的恶性案件，一般都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作案人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轻易杀人。从犯罪动机来看，杀人案件的因果关系，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报仇杀人、图财杀人、强奸杀人、奸情杀人、流氓滋事杀人、家庭纠纷和恋爱婚姻纠葛杀人，以及打架斗殴、口角纠纷引起的激情杀人。其中，激情纠纷杀人案件外露比较明显，侦查比较容易；其他性质的杀人案件，因为因果关系比较明显，所以侦查人员常常选择因果关系为侦查途径，从此入手开展侦查工作。在杀人案件中，作案人在因果关系方面进行反侦查也体现得最为充分。下面仅以杀人案件为例，论述作案人在因果关系方面实施反侦查的三条途径。

（一）掩盖因果关系

所谓掩盖因果关系，就是多方设计，采取种种措施，割断自己同案件的因果联系。这一反侦查行为，在前文所述的作案时间方面、犯罪现场方面、自身特征方面和罪证方面都有反映，它涉及案件的方方面面。其反侦查的效果如何，也是靠案件中的一系列情况体现出来的。如果作案人“恰到好处”地掩盖了自身同案件的因果关系，则在案件排查时，他就极有可能被排查在外，不被确定为犯罪嫌疑对象。在侦查实践中，常有一类杀人案件被称为“四不像”案件（准确地说是“几不像”案件），即不像报仇杀人、不像图财杀人、不像强奸杀人、不像奸情杀人等，杀人动机一时难以判断清楚。这类案件往往是作案人在因果关系方面掩盖得极为成功的案件。

有时，作案人无意错杀他人，实际上是杀害对象错误，属于“误杀”案件。这种案件的因果关系也很不清楚，表面上同“四不像”案件类似，但作案人主观上并无掩盖因果关系的故意，对此应予以区分。

（二）转移因果关系

所谓转移因果关系，就是通过设计将一种因果关系转移为另一种因果关系，将相对特定的因果关系转变为犯罪动机随机化的案件，致使案件侦查方向被引向其他人员，以此躲避侦查。

从实践中看，转移因果关系常常表现为制造假的罪证，将侦查视线引向无辜的人，即张冠李戴、嫁祸于人。作案人张冠李戴、嫁祸于人的具体手段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作案前散布谣言、制造舆论者有之；搜罗被陷害人之物，将其丢弃于现场上者有之；穿被陷害者鞋子前去现场作案者有之；作案时伪装成被陷害者的面貌特征者有之；作案时伪装被陷害者的声音或假冒被陷害者之名者有之；在现场留下信件、纸条，明示或暗示该案系被陷害者所为者有之；将留有被陷害者的指印的物品放置于现场者有之；被动地利用被陷害者在现场特定部位留下的指印者有之；主动地诱导被陷害者在现场特定部位留下指纹、事后加以利用者有之；将现场物品放置于被陷害者家中者有之；作案后散布有关被陷害者作案的流言或投寄匿名信‘检举’被陷害者的做法有之；更有甚者，物色假证人作假证陷害无辜者……” 〔23〕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嫁祸于人，就本质而言，都可以归结为制造假的罪证、转移因果关系。

另外，从行为形式来看，转移因果关系既可以表现为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作为是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外，另外再采取主动的行动，转嫁因果关系。如有的作案人故意将旁人的物品带至并遗留在现场，或者将凶器、赃物偷放于别人的生活场所，企图栽赃陷害；又如有的作案人伪装成为治保积极分子，不仅试探、了解破案进程，而且通过为侦查人员提供“线索”，对侦查进行误导。不作为，是指作案人在犯罪时虽不采取积极行动，但有意利用犯罪案件中的种种条件，达到“不诬而陷”的效果。

【解读案例3—5】　嫌疑人“不作为”，致使无辜者蒙冤

一起内盗案件中，作案人图谋盗窃单位财务室保险柜内的现金，恰好案发的当天他发现单位一同事用手接触过保险柜的门把，于是他在当夜偷偷潜入财务室盗窃。在作案的时候，该作案人老谋深算，动作异常小心，绝不接触保险柜的门把。这样他未留下新的指印，而其同事在白天留下了指印，恰好将案件因果关系引向其同事。

本案说明，现实生活中有的作案人能够做到，通过采取一定的阴谋措施，造成公众及侦查人员认为某人（无辜者）是作案者的错觉，使人蒙受不白之冤。

我国有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门的案例分析，总结说，“不诬而陷”的形式是：xcS→t（ycG）∧alt ，即x采取了阴谋措施S，就会使人们认为y实施了罪行G，但y并没有G行为，至于G罪行本身可能是x干的，也可能是第三者干的。〔24〕

（三）多头作案，搅乱因果关系

所谓多头作案，实际上是在实施犯罪的同时，故意犯下其他罪行，以此误导和迷惑侦查人员判断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转移侦查方向。

在一些杀人案件中有的作案人以为，如果只杀害与之有矛盾、冲突关系的对象，会招致人们及侦查人员的怀疑，被纳入侦查视线，因此，他们便在进行杀人案件之际，有意犯下其他罪行，多头作案，搅乱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企图造成侦查头绪混乱。从附属犯下的案件性质上看，有些仍然是杀人案件，如滥杀无辜人员，有些则是其他性质的案件，如作案人在报仇杀人后，另外对被害人实施强奸，掠去被害人的钱财，再犯下强奸、盗窃罪行，使侦查人员难以判断案件的主要性质究竟是杀人，还是强奸或盗窃。从附属犯罪的时间来看，有些是在杀害与其有矛盾冲突对象的同时，有些则是在杀人犯罪之前，或之后。在杀人的同时附属犯罪的，多属于顺带犯罪，如“顺手牵羊”进行盗窃；在杀人之前附属犯罪的，如作案人先杀害无辜者再杀害与之有矛盾的人，由于作案人附属犯罪事实在前，那么侦查活动很可能围绕附属犯罪即杀害无辜者案件的因果关系展开；在杀人之后附属犯罪的，如作案人杀害与之有矛盾、冲突者后，发现自己已受到怀疑或惧怕受到怀疑，便选择与被害人有某种关联（年龄接近、性别相同等）的无辜者加以杀害，就会使得事态变为更加复杂，更加扑朔迷离，使侦查人员难以准确地确定侦查方向。

六、其他方面

在“背靠背”时期，反侦查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上述列举也绝无穷尽。但从中可以看出，其实质主要是围绕干扰和破坏对犯罪信息的收集进行的。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反侦查行为还有对抗缉捕、监视等。这些反侦查行为同“背靠背”时期主要的反侦查行为有所不同，其实质主要是围绕具体的侦查强制措施进行的。

（一）对抗缉捕

对抗缉捕可分为缉捕前行为和缉捕时行为。在侦查人员实施缉捕措施之前，作案人的对抗行为常常表现为秘密潜逃和流窜作案。

秘密潜逃在我国职务犯罪领域尤为多见，特别是“贪官外逃”现象呈现出分布面广、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些外逃贪官之中，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等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从涉嫌罪名来看，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型的外逃犯罪嫌疑人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从涉及行业来看，金融部门、国有企业、党政机关部门的人员所占比例偏高；从潜逃方式来看，作案人潜逃境外多带有主动性和计划性，很早就做好了人、财、物以及心理上的充分准备，设计出合家“远走高飞”的分步计划，这种分步走的轨迹大体如下：创造种种“合理”名目，先将妻子、儿女弄出去做接应，同时“暗度陈仓”，将巨额不法资产转移出境，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后，自己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静观时变，一有风吹草动，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25〕

据公安部的有关统计，到2005年年底，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近700亿元人民币。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负责人曾经将“外逃贪官”的特点概括如下：（1）潜逃出境犯罪嫌疑人，过去大多是一般工作人员，现在处级、厅级干部增多；（2）潜逃境外发案领域，从过去金融系统、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比重较大，逐步向银行工作人员、企业负责人、国家工作人员发展；（3）潜逃出境携款数额，从过去的几万元、几十万元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4）潜逃时机，从过去的因案发仓促出逃，发展到有准备、有预谋出逃；（5）犯罪嫌疑人逃往的国家从过去多逃向中国周边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发展到现在多逃往西欧、南非、南美等地区。〔26〕不难看出，秘密潜逃一方面是作案人继续犯罪的需要，如挥霍享用犯罪款项，另一方面更主要是作案人畏罪、逃避惩罚的需要，在经济犯罪中潜逃现象的越来越多说明了作案人反侦查意识的增强。

【解读案例3—6】　嫌疑人审讯中假装老实，真实目的是要秘密潜逃

杀人犯罪嫌疑人章××在看守所内与执勤的武警战士拉老乡关系，从中探知，审讯室外有一厕所，厕所紧靠围墙，围墙外面是马路，来往车辆很多，武警战士每15分钟巡视一趟等情况。审讯他的是一名老预审员和一名女记录员。审讯中他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并且“主动”交代一些问题，赢得了审讯人员的好感。有一次提审他时，在审讯中，他说肚子痛，要上厕所，审讯他的预审人员带他上厕所，他在厕所内用事先自制的钥匙将脚镣、手铐打开，从男厕所爬到女厕所，又从女厕所出来，翻墙逃跑。

当犯罪嫌疑人被追捕归案后讲：“我被捕后，就在琢磨逃跑的办法，在这里关着是等死，如果能逃出去，还有一线生机。”这是典型的嫌疑人潜逃心理。

流窜作案一向是作案人逃避侦查的有效手段，其显著特征是“易地作案”，一般仅指以作案为目的，跨越省、市（区）、县管辖范围的作案行为。随着现代交通工具日趋发达和我国人口流动的激增，作案人越来越多地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利用侦查机关管辖范围的局限，混迹于流动人口之中跨地域作案和频频作案，以此逃避打击。对此类案件的侦破成为当前侦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我国流窜犯罪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诈骗犯罪几种类型，据公安部的统计数字，在重大犯罪案件中流窜犯施行的盗窃、抢劫、诈骗犯罪高达30％～40％，而且流窜犯罪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一般来说，流窜犯大都有较长的犯罪经历，他们常常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即甲地作案、乙地销赃、丙地藏身的“游击战术”，其居住地（户籍地）、作案地、销赃地往往不同，给案件侦查造成很大困难；即使在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27〕，流窜犯还会采取种种方法应付侦查人员的审查，常见的方法有：（1）改名换姓，假报住址或者冒名顶替别人；（2）避重就轻，逃脱罪责；（3）不思悔改，满不在乎，死不交代；（4）装聋作哑，装疯卖傻，或者大吵大闹，大哭大叫，以此蒙骗过关；（5）吞筷吃钉，装成无名大病，或者喝水憋尿，在治疗中逃跑；此外，还有用住在“天涯海角”、“深山老林”、“无名小村”等办法，欺骗、应付审查的。〔28〕这些对抗缉捕措施的行为，虽然同“面对面”即讯问时期的反侦查行为有些类似，但主要是在侦查人员进行一般性审查的时候，还不能肯定其犯罪嫌疑，仍然属于“背靠背”时期的反侦查行为。

在侦查人员实施缉捕措施之后，作案人的对抗行为常常表现为积极的武力拒捕。有时，作案人自伤、自残、自杀也是其对抗缉捕的一种表现方式，当然是消极的表现方式。武力拒捕就是作案人凭借手中的武器、凶器以及人质等条件，威胁缉捕人员以及人质、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从而迫使缉捕人员暂时无法立即采取缉捕行动或放弃缉捕行动。特别是在作案人已经处在缉捕人员的包围和控制之中，并已经发现侦查人员的缉捕意图时，武力拒捕往往会造成一种对峙局面。作案人在公开武力拒捕之前，往往需要藏匿枪支、凶器等武器，可能隐藏武器的部位和迹象通常有：歪戴的帽子里、衬衣的衣角伸出处、腰带部位突出处、外衣被拉向一边之处。从本质上讲，武力拒捕是作案人一种垂死挣扎的表现，作案人企图以此作困兽斗。其中，劫持人质是武力拒捕的一种特殊方式，作案人以劫持人质的手段对抗缉捕，主要是以暴力手段控制他人（人质）的人身自由，并以残害、折磨被控制者相要挟，强迫缉捕人员让出道路、放弃缉捕。劫持人质常常发生在作案人潜逃的过程之中，多具有公开的特点，例如潜逃途中的作案人看到突然出现的警察之后，临时起意，劫持人质相要挟。

（二）对抗监视

在侦查中，有时需要对有关人员、车辆或发生在某些特定地区的活动进行直接可视性观察的工作，以获取有关人员的活动及相关的情报资料，即所谓监视。监视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当其他的常规侦查方法无法得到想要获得的案件情报时，常常需要采用监视的侦查措施。为保证获取真实的案件情报，监视工作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暗中进行，不能让监视对象有所察觉。而监视对象经常采用的对抗措施主要是：想方设法察觉监视，然后摆脱监视。此外，有的监视对象还制造假象误导监视。

按非严格划分，监视可分为人员监视和电子侦听，人员监视又可分为步行监视、乘车监视和定位监视（俗称“蹲坑”），电子侦听俗称“窃听”和“电话窃听”。这种非严格意义上的划分，说明了监视工作的复杂程度，与此相同，监视对象对抗监视工作的手段也相当复杂。诚如美国专家雷蒙德·P·西利安德所言：“对象怀疑或害怕受到监视时，可能会使用种种手段，想方设法侦查出和/或摆脱跟在他身后的调查人员……调查人员不能期望对象会使用下列某一种方法，在有些情况下，对象采取的防范措施，是我们在这里讨论过的，然而又修改过的方法。” 〔29〕

以步行监视、乘车监视为例。步行监视主要是一种跟踪涉嫌犯罪的人员的侦查方法，在监视过程中，侦查人员必须与监视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做到近到能看到对象活动，不会失去对象的行踪，远到不被他发现或察觉；监视对象则常常会不时地试图发现跟踪者，一旦确信有人跟踪他便会采取措施摆脱跟踪、监视。

监视对象常用于发现步行监视的方法有：（1）突然停住脚步，转身向后看；（2）漫不经心地四下环顾；（3）突然改变行走方向；（4）拐弯以后突然停住脚步；（5）利用商店的橱窗观察背后的情况；（6）进入大楼后立即从另一个通道走出来；（7）漫步行走，突然加快步伐；（8）扔下一张纸片，观察是否有人拾起来；（9）停住脚步，弯腰系鞋带，同时观察四周的情况；（10）利用商店的同伙或朋友来观察是否有人跟踪；（11）钻进公共汽车，乘一小段路程以后再下车，或者钻进公共汽车，在汽车快要开动时突然下车；（12）乘出租汽车绕着某一街区兜圈子；（13）在旅馆休息室或类似的地方，观察是否有人从手里拿着的报纸的上面或旁边进行窥视；（14）起身离开旅馆休息室或类似的地方，然后突然转身观察是否有人尾随；（15）使用一名护送人；（16）对住地人员分类识别，以防自己受到监视；（17）找个借口大声说要离开旅馆的房间，仔细倾听房间外面是否有动静，以发现受监视的迹象，等等。〔30〕监视对象发现有人跟踪后，常用于摆脱步行监视的方法有：（1）走进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场所，例如公共厕所，换下衣服、戴上墨镜、装成跛脚等，改变自己的外表；（2）从正在启动、马上要开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突然跳下来；（3）横穿汽车往来非常多的马路；（4）乘上停在现场的最后一辆出租汽车；（5）乘出租汽车绕着街区兜圈子；（6）从建筑物的一扇门进去，很快从另外一扇门离开；（7）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8）使用替身；（9）进入小胡同；（10）走近尾随在后的侦查人员，然后大声斥责他的跟踪行为，等等。〔31〕

当被监视对象使用各种类型的汽车、摩托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时，侦查人员就有必要进行乘车监视（或驾车监视）。乘车监视使用了现代交通工具，要求驾驶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具备熟练的驾驶技巧，而且在跟踪监视过程中，如果监视对象下车步行或进入建筑物，侦查人员必须相应地采取一些步行监视或定点监视的方法，因此乘车监视需要掌握更多的监视技巧。监视对象就会采取更多的反监视技巧，常用于发现和摆脱乘车监视的方法有〔32〕：（1）驾车拐进一个街角后马上停车；（2）将车向路边驶去，好像打算停下来，但突然又加速向前继续行驶；（3）用极快的、无规律的速度驾车行驶；（4）专门选择车少偏僻的道路行车；（5）在车内藏有一个同伙，监视对象将车开出一段距离后，将车交由同伙驾驶，让同伙往回开，同时自己躲在车内，以便给侦查人员造成一种假象；（6）在单向行驶的街上逆方向违章行驶；（7）在马路中间做U字形转弯；（8）在十字路口处闯红灯，或是控制车速及时赶到十字路口，在交通管制灯变为黄色时正好开过去，而其他车赶到十字路口处时红灯变亮，这时监视对象从车上的后视反光镜里观察车后的情况，看是否有车闯红灯尾随自己；（9）将汽车发动，好像马上要驶上公路；（10）改骑一辆自行车；（11）将汽车开进一条前面没有出口的街，看看有谁跟在自己后面；（12）开车穿过一条小巷；（13）将汽车丢弃；（14）让一同伙开另一辆车，远远地跟在对象车后面，设法侦查出监视车；（15）使用无线电监视器，设法查出跟在后面的监视车；（16）开车翻过一个小丘开始下坡时，或绕过一个环形路口时将车停下来；（17）用非常慢的速度驾驶汽车，迫使其他汽车通过，等等。

以上只是对步行监视、乘车监视中遇到的常规反监视行为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从中可以看出，无论监视对象察觉监视还是摆脱监视的方法，都基本可归结为给侦查人员设置陷阱，有时是由监视对象直接设置陷阱，有时是使用替身设置陷阱，这些陷阱无疑给侦查中的监视带来相当困难，使得侦查人员在进行监视时必须相当小心、谨慎。

第三节　“面对面”时期的反侦查行为

在“面对面”时期，由于作案人一般已被拘捕或控制，他已经失去部分人身自由，而且这个时期的侦查工作基本上围绕讯问进行，这样，反侦查行为也就主要表现于讯与供的较量方面，其实质是围绕干扰和破坏对犯罪事实的核实进行的。例如，2002年广西武宣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武宣县审计局原局长苏×立案侦查。当日对其刑事拘留，苏×拒不承认自己贪污、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且一回到看守所，就把检察官的问话、他的回答，都原原本本地凭记忆记录下来，然后再仔细推敲怎么对付。在本案中，苏×被拘捕后的表现就是作案人“面对面”时期的典型反侦查行为。

同前一时期不同，“面对面”时期的反侦查行为实质是围绕干扰和破坏对犯罪事实的核实进行的。按照这一时期对抗讯问行为的特点，大致可以将其分为拒供、少供、谎供、翻供、串供、避供、诡供与扰供8种。

一、拒供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作案人常常采用拒供的形式对抗审讯，即作案人在讯问中矢口否认罪行或拒绝回答。拒供也是最为常见的对抗讯问的反侦查行为手段。以行为人的外在表现为标准，拒供分为沉默和公开对抗两种类型。

【解读案例3—7】　抗审讯心理是拒供行为的前提

李××是一起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他曾于1983年“严打”中因盗窃罪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又多次盗窃被抓获。在每次讯问时，他就是不承认，每次都被从轻处罚。当他再次因盗窃被刑事拘留后，他在看守所对同监犯罪嫌疑人讲：“你死不承认，他们没有办法，过了7天，捕不了，就得放人。我第一次犯事，就是因为在审讯中承认了，被判五年刑……”

本案中，李××具有强烈的抗审讯心理，往往容易转化为拒供的反侦查行为。

（一）沉默型拒供

沉默型拒供表现为，作案人沉默不语，一言不发。这类作案人大都是有一定的犯罪经验或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从以往经验或社会关系出发，认为只要不供述，没有口供，侦查机关就拿他没办法。在讯问中，他们往往对不涉及案情的问题尚能回答，一旦问题涉及案情就不作回答，守口如瓶，即使侦查人员热心帮助、耐心规劝或严厉指责，他们也不为所动，不作反应。女性作案人在沉默拒供之际，有时伴有哭泣现象。

（二）公开型拒供

公开型拒供表现为，作案人表面上回答讯问问题，实际上仍然回避案件中的实质性内容，对讯问采取拒绝回答的不合作态度。公开拒供的方式又分为简单否认、公然顶撞和伺机反攻三种。简单否认常见的有：有的作案人佯装不解自己被讯问的原因，矢口否认自己所犯罪行；有的作案人在被指明就某一或某些作案事实进行供述时推诿、诡辩，假装喊冤叫屈；女性作案人还会采取哭闹喊冤、捶胸顿足、撒泼耍赖的方式拒绝供认罪行。公然顶撞和伺机反攻者主要为受过打击处理的作案人。前者表现为，他们仰仗反审讯经验，在讯问中肆意顶撞，借故找茬，反诘发难，以转移讯问方向，或用刺激性语言，公开谩骂，胡搅蛮缠，以激怒侦查讯问人员。后者表现为，他们仰仗反审讯经验，避开讯问问题不答，反客为主，伺机对侦查讯问人员进行发难，提出质问、反诘。伺机反攻的常见借口有：向侦查讯问人员索要证据，指责侦查讯问人员冤枉了好人，声称要控告侦查讯问人员的违法行为，等等。

二、少供

作案人在审讯中真正做到完全拒供并不容易，一部分作案人就转向于舍卒保车、明供暗抗的少供。所谓少供，指作案人避重就轻地供认部分犯罪事实，而保留、隐瞒更重大的一部分犯罪事实。

一些专家学者对作案人的少供行为进行了不同的归纳〔33〕，比如：有的作案人交代一些轻微、次要犯罪行为，向侦查讯问人员表示他们有了认罪悔改之意，从而掩盖更严重的罪行，谓之“供轻不供重”；有的仅供述少量犯罪行为，隐瞒更多的罪行，以此应付侦查人员、企图蒙混过关，谓之“供少不供多”；有的只供述已过时效、久远的罪行，不供近期的罪行，谓之“供远不供近”，或者只供被当场抓获的罪行，而不供认以往的罪行，谓之“供现行不供前科”；有的只供认犯罪事实，而不供认赃物、重要物证的下落，或者不供认犯罪行为的真正动机和目的，使侦查讯问人员难以定案，谓之“供事不供赃”或“供事实不供动机目的”；有的只供述已经暴露、浮于表面的罪行，不供述隐藏较深的罪行，谓之“供表不供里”；有的简单粗略、模模糊糊地供述，回避详细的犯罪事实情节，谓之“供粗不供细”；还有的作案人只供自己所做的或参与的犯罪事实，不供同案犯、集团首犯、幕后教唆犯的犯罪事实，谓之“供自己不供同伙”，另有的作案人供述恰恰与此相反，谓之“供同伙不供自己”。

在反讯问手段中，少供的出现率相当高，尤其对于外地作案、流窜作案和屡次作案的作案人而言，基本上无一例外地施展这一行为，掩盖一部分犯罪事实。侦查实践表明，少供行为贯穿于讯问开始后的各个诉讼阶段，有的案件直到审判结束还仍然隐瞒有部分案件事实。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侦查讯问中深挖余罪任务的艰巨性。

三、谎供

当拒供、少供不能掩盖犯罪事实时，许多作案人便采用谎供来欺骗侦查讯问人员。谎供指作案人在讯问中编造谎言，故意作出与犯罪事实不一致的陈述。

（一）一般形态的谎供

出于畏罪等心理，作案人常常尽可能地不如实供述作案事实，或者完全不予承认，或者部分承认、部分不承认。这是谎供行为的一般形态，表面上看其目的在于减少罪责，属于“化大为小”的性质。

就外在表现来看，一般形态的谎供主要分为“否认作案事实的谎供”和“缩小作案事实的谎供”两种。前者是在沉默型拒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反讯问行为，作案人以为，简单的沉默不足以有效地证明自己“无辜”，甚至还造成与侦查机关对抗的态势，于是就需要捏造事实来证明自己与犯罪无关，编造谎言使侦查讯问人员相信自己的否认。其谎言往往是早设计好了的，大多与前文“背靠背”时期的反侦查行为相联系和吻合：有的谎称自己不占有作案时间，有的编造谎言掩盖赃款、赃物的真实来源，有的编造谎话解释犯罪现场的痕迹、物证，有的虚构他人作案的情节，并企图让侦查人员相信其是诚实的。后者与少供行为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其缩小作案事实的供述通过“造假”的手段，作案人至少在某些事实情节上进行了编造谎言，如谎称自己在犯罪团伙中只是一个小卒，以歪曲事实的方式企图减轻罪责。

（二）特别形态的谎供

在讯问活动中，有的作案人出于特殊的想法和考虑，还会作出与一般形态恰好相异的谎供，即其谎供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加重自己的罪责，而非减少罪责。作案人谎供的特别形态主要分为“夸大作案事实的谎供” 〔34〕和“揽罪的谎供”。前者指作案人在供述中有意夸大自己犯罪的情节，属于“化小为大”的性质；后者指作案人虽然实施了作案行为，但其不但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行为，而且有意兜揽其他人的作案行为，属于“化少为多”的性质。

引发作案人实施特别形态谎供的特殊想法和考虑，主要有以下几种：（1）为以后翻供做准备。一些作案人在讯问时故意作夸大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供述，或者把不是自己的罪行承揽下来，这样在以后的侦查阶段，甚至在起诉、审判阶段，他们就可以伺机翻供，提出确实证据推翻原来的供述。由于原供真假掺杂，一旦作案人有机会推翻原供，就同时推翻了其中的真实部分。（2）信守“攻守同盟”。有的共同犯罪中作案成员事先就有“盟约”，如果一人被捕入狱，就独自承担所有罪行，绝不供出同伙，而对其家属的扶养义务和本人出狱后的生活费用概由其他作案成员负责。这种“攻守同盟”在带黑犯罪组织中尤为常见。（3）进行试探摸底。有的作案人为了解侦查讯问人员对案件的掌握程度，故意把他人做的案件说成自己所为，试探侦查讯问人员的反应，看侦查讯问人员能否分辨，以决定相应的对策。这实际上是作案人施行反侦查行为中的“侦查”性措施。（4）抱守狭隘的“哥们义气”。有些作案人以为，自己揽下同伙的罪行，可以显示出自己重义气，否则便是出卖朋友，为其所不齿。上述第二、三、四种想法和考虑，一般只导致作案人采取揽罪的方法进行“谎供”。

另外，还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情形，即讯问对象根本就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但他基于种种利害考虑，有意供认他人的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替人顶罪，代人受过。这可称为“顶罪的谎供”。这种情况在家庭成员、利益团体中较多出现。由于实际作案人在家庭或利益团体中角色非常重要，若其遭到司法追究，则家庭或利益团体的全部成员将受到巨大损失，故在罪行即将暴露的情形下，家庭或利益团体会选择其中角色轻微的成员出来顶罪，以此舍卒保车。从性质上而言，这是一种“变无为有”类型，但其并不属于本书所讲的反侦查行为。

四、翻供

翻供指作案人全部或部分地推翻以前所作的供述，重新作出陈述。翻供按其性质可分为积极的翻供和消极的翻供。〔35〕积极的翻供并不是讯问中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如有的作案人在强大证据的压力下，为纠正以前的错误供认而翻供，重新作出真实的供述，这实际上是符合侦查目的的供认。只有消极的翻供，即那些推翻原来真实的有罪、罪重的供述，而代之以虚假的无罪、罪轻的供述等，才属于反侦查行为性质的翻供。因此，本书所称的翻供，实际上只指消极的翻供。

翻供按供认的真实性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原供虚假、后供真实，二是原供真实、后供虚假，三是原供和后供都虚假。〔36〕与前述相同，第一种情况符合侦查目的，不是讯问中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只有第二、三种情况属于反侦查行为性质的翻供。翻供按是否有预谋可分为事先预谋型翻供和随机应变型翻供。事先预谋型翻供多发生在具有丰富的反讯问经验的作案人身上，他们对翻供早有准备，在以前的供述中或者进行谎供，或者只供述较抽象的案件事实，隐瞒具体的情节和罪证，一旦时机成熟就翻供。随机应变型翻供即作案人早先并无准备，但随着诉讼程序和讯问情况的变化，其自以为推翻前供对其有利，故改变了供述。

翻供不但出现在反讯问经验丰富的惯犯、再犯身上，有时也出现在初犯、偶犯身上。初犯、偶犯由于缺乏反审讯的经验，在初审时曾经老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在复审时，由于情绪有所稳定，以及受同监者的教唆，开始意识到真实供述于己不利，出于畏罪心理或侥幸心理，于是拒不承认以前的供述；惯犯、再犯主观上出于侥幸心理或戏弄心理，他们会抓住案件的一切有利时机推翻原供，尤其在案件出现同案犯死亡、关键证人死亡、侦查讯问人员疏漏的情况下积极进行翻供，企图以此逃避罪责。

五、串供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不同作案人在对抗侦查人员的侦查讯问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使得他们进行串供、隐瞒案情成为必要。不仅在作案人被羁押前，而且在作案人被羁押期间，由于我国监所条件的限制，以及监所工作百密难免一疏，串供现象都广泛存在着。串供主要是指，共同犯罪案件的不同作案人利用各种便利条件，互通案情，共同商量确定对付侦查人员的供词。

串供方法多种多样，从时间的角度串供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形式：拘捕前串供和拘捕后串供。

（一）拘捕前串供

拘捕前串供就是指作案人尚未被拘捕，预先就所实施的作案行为订立对抗讯问的“攻守同盟”。这是一种准备性质的反侦查行为，常见有两种情况：一是共同犯罪组织拟定的作案计划本身就包括串供内容，事先串供是其作案计划的一部分。如在黑社会犯罪、间谍犯罪中，犯罪组织唯恐罪行暴露，专门有人研究制定反讯问的对策，有的甚至针对案件的具体内容探寻隐瞒罪行的方法，以统一供述时的口径。二是共同犯罪成员在预感罪行即将暴露的情况下，临时召集商议被拘捕后的反讯问对策，确定是否供认罪行，供认哪些罪行、不供哪些罪行，供认哪些成员、不供哪些成员，以保证有关成员被拘捕后能作出一致的供述。

（二）拘捕后串供

拘捕后串供就是指作案人已经因案发被拘捕，对其讯问即将开始或已经开始，即在羁押期间的串供。这种串供主要利用监管工作的漏洞和局限性，可分为监所内串供、“由外向内”串供、“由内向外”串供三种。

监所内串供局限于作案人被羁押的监所，只涉及被羁押于一处的同案犯，常见手段如：有的作案人在来往书信中制作标记或采用暗语（数字、日期、比喻等）传递案情；有的作案人利用在羁押中的放风机会，采用传递眼色、打手势、扔纸团、在厕所里埋土堆等方法沟通信息来串供；有时由于同案犯正好被关押于相邻的监房内，不同作案人通过挖监房的墙缝传递纸条进行串供。

“由外向内”串供和“由内向外”串供发生在同案犯有的已被收押、有的还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由外向内”串供常见手段有：在监所外的作案人利用有关人员探监的机会，将串供信夹杂在卫生纸、牙膏、洗衣粉、被褥、衣服、鞋垫里，或在衣兜等衣服夹层处写字，从外向监所内作案人串供。“由内向外”串供常见手段有：在监所内的作案人将串供信放在自己的被褥、棉衣里，交由释放出所的人员，带给监所外的作案人，或者在监所内的作案人在与已决犯亲属会见时，将串供信交给已决犯亲属，由他们带到监所外等。

【解读案例3—8】　曾×“由内向外”串供

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曾×提起公诉。就在法院受理案件期间，被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的曾×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曾×在信中写道：“衣柜里衣领缝有黑皮边的羊毛衫内袋的‘药品’是治心脏病的，不知是否还在，如在，请送给岳父，但不能乱用（遵医嘱），请告知我。”这封看似普通的信件却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怀疑。检察机关根据信中的内容，在曾×的家中找到了这件羊毛衫，拆开衣领一看，发现里面藏有4张银行存折，存款共113万元。

此案中曾×的递信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由内向外”串供。由于检察机关及时识别了这一反侦查行为，使得案件审理能非常顺利地进行。

六、避供

避供指作案人制造种种假象，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阻断自己与侦查讯问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以回避供述。若就结果而言，避供也是一种拒供形式，作案人也表现出拒绝供述。当然，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拒供还有着区别，拒供指直接地故意拒绝供述，而避供指寻找一定的客观理由或借口，使讯问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从而达到不供述的目的。避供所借助的理由或借口，一般是由作案人伪装而来的。作案人的伪装行为，具体表现在语言、身体、能力、态度等方面。

（一）伪装语言不通的避供

讯问与供述实际上是侦查讯问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通过语言进行的交流。世界各国存在着语言的差异，我国有些少数民族有不同于汉语的民族语言，不同地区也存在着八大方言区〔37〕之别。如果语言不通，则作案人可以达到避供的目的。作案人为避供伪装语言不通，或者是伪装听不懂侦查讯问人员的问话，或者是伪装讲侦查讯问人员听不懂的话语，通常两者兼而有之。

不同类型的作案人在语言上进行伪装的方式不一样。比如：本地的作案人中有的伪装成外国人，操不熟练的外语同侦查讯问人员对话，假装听不懂汉语；有的伪装成外地人，故意用外地方言答话，使侦查讯问人员听不懂，或者假装听不懂侦查讯问人员的方言；有的伪装成少数民族，假装听不懂汉语。与此相反，有些能懂汉语的外国人、外地人或少数民族人员因作案被拘捕后，故意装作不懂汉语，一开口就使用侦查讯问人员听不懂的外语、方言或民族语言，使得讯问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二）伪装身体伤病的避供

有的作案人在身体方面进行伪装，故意装伤装病，要求停审就医。这一现象在讯问进入关键环节、讯问气氛相当激烈的时候，常常出现。因为这时作案人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况，他需要借诈伤病来延缓讯问，寻找时间构思对策。其伪装行为的特点是：自己主动诉称有伤病，诉称时故意夸大其词，症状讲得相当严重，甚至自相矛盾。如作案人故意紧闭双目，手舞足蹈，假装失音、不能讲话，以伪装成抽风；故意呻吟不止，两手抱头，作恶心欲呕吐状，以伪装成头痛、头晕；还有假装气喘、腹痛等。而且，有的时候作案人伪装伤病并非完全无中生有，而是与自伤自残行为结合起来，以加大伪装效果，获取停审就医的机会。

（三）伪装能力缺陷的避供

能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作案人在能力方面的伪装主要涉及智力和身体功能。在智力上，不同作案人有不同的伪装方式，如有的伪装愚笨，故作迟钝、呆头呆脑；有的伪装精神病，表现出不健全人格的症状；有的伪装健忘者，表现出毫无记忆。在身体功能上，有的作案人装聋装哑，对提问假装听不见或听不清，回答时装哑巴或口吃，故意问三答四、答非所问。

【解读案例3—9】　靳×伪装精神病被揭露

靳×，女，42岁。她从被捕后第三天起，采取了装疯卖傻、撒泼耍赖的伎俩对抗审讯，长时间伪装精神病，使审讯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对此，侦查人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请医生对她以真病进行治疗；二是调换羁押住所，进行严密观察；三是对症下药，撕去其伪装。在掌握了她伪装精神病的证据后，继续对其进行审讯。靳×故伎重演，侦查人员严肃地向她指出：“戏应该收场了，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会自食其果，而且是继续犯罪的行为。”接着，侦查人员列举了她在监内收买、拉拢同监女犯为其打探消息、传递信件的种种表现，出示了她本人和通过女犯传递给其丈夫而被截获的15张字条，揭穿了她每次被提审时用事先涂抹肥皂的手绢擦拭眼睛，刺激流泪配以哭声，装疯卖傻的拙劣伎俩，最后还告知了她并无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结论。

靳×在这一系列的证据面前哑口无言，收敛了伪装能力缺陷、又哭又闹的丑态。

（四）伪装态度老实的避供

拒供、少供、谎供、翻供、串供等同讯问相对抗的行为，一般被认为属于态度不老实，处理时按照“抗拒从严”处置。有些作案人利用这一政策，在态度上伪装老实，争取有一个好的态度。他们假装主动认错，交代一些轻微的真实案件，表面上寻求所谓“坦白从宽”。有时甚至用恶毒语言咒骂自己，用花言巧语恭维侦查讯问人员，以显示他们“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对实施的主要罪行守口如瓶。

七、诡供

诡供即在供述方面予以诡辩，是指作案人在讯问中首先承认某些事实，随即捏造某些不客观的事由，为其行为进行辩护，以改变行为性质或减轻罪责。作案人对某些事实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是供述案情；但随后又会提出一些虚假的、伪造的事由，并以此事由为其行为进行辩解，其辩解自然是胡搅蛮缠，对某些事实的承认只能是诡供。

诡供表现在案件的方方面面。如作案人在行为动机、目的、手段上诡辩，以掩饰和改变行为性质；在证据上诡辩，认为起获的赃物是其应得的合法收入，或者认为缴获的凶器是其防身武器，或者认为侦查人员采取了非法手段取证等，以改变证据的性质，甚至不惜制造伪证、假证；还有的作案人依仗自己一知半解的法律知识，在罪名上诡辩，故意模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共同犯罪案件的讯问中，有的主犯承认该团伙实施过有关罪行，但供述时往往隐瞒或降低自己在团伙中的地位和作用，诡称自己并不知道或并未参加某些作案活动，以推卸责任。这是团伙犯罪讯问活动中常见的诡供。

八、扰供

一般而言，作案人在讯问中处于被动地位，侦查机关是讯问工作的法律主体，侦查讯问人员是讯问活动的具体实施者，他们处于主动地位。有的作案人在讯问中却想尽种种办法，企图影响侦查机关和侦查讯问人员，从而扰乱、破坏正常的侦查讯问秩序，使得讯问与供述难以正常进行。作案人影响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无外乎“硬”的和“软”的两手，“硬”的一手即施加压力，“软”的一手即腐蚀、引诱。

（一）施加压力

有的作案人采用某种手段向侦查讯问人员和侦查机关施加压力，希望后者顶不住压力，知难而退，案件侦查就此终止。如有权势的作案人，发动权力网和社会关系网，通过外部力量对侦查讯问进行不正常干涉，阻挠讯问工作的正常进行；无权势的作案人则大闹监房，自伤自残，绝食绝水等，对抗讯问。又如有的作案人及其狱外同伙以将加害侦查讯问人员及其家属等手段，威胁、恐吓侦查讯问人员，或者以其他手段对侦查讯问人员进行栽赃陷害；有的作案人甚至以所掌握的侦查讯问人员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相要挟，或者通过地方权力机关的不正当干涉对侦查讯问人员予以掣肘，迫使侦查讯问难以顺利进行。

（二）腐蚀、引诱

作案人及其同伙等不法势力为达到破坏侦查讯问的目的，除了对侦查讯问人员使用硬的手段外，还惯常采取软的一套方式。如有的作案人在侦查讯问中以钱财、美色和权势地位为诱饵，腐蚀、引诱侦查讯问人员；又如有权势的作案人动用社会关系网络或权力网络，对侦查讯问人员及其亲属许以“高官厚禄”、出国深造机会等，瓦解、拉拢侦查讯问人员。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6～57页。

〔2〕 “空城计”，即作案人在其家中或其他居住地（如旅馆）设置一个表明其没有外出的骗局，自己则奔赴现场作案的反侦查方法。

〔3〕 “替身术”，即作案人寻找一个替身，让替身假冒自己在某一个场所活动，自己则潜往现场作案的反侦查方法。

〔4〕 “长途奔袭”，即在作案人所在地与犯罪目标所在地相距较远的情况下，作案人趁无人察觉之机，迅速潜往目标所在地实施犯罪，然后马上迅速返回的反侦查方法。

〔5〕 “明去暗留”，即作案人故意造出外出的声势，作出外出的举动，让周围人知道其已经外出，但实际上虚晃一枪，暗中留下来，作案后方才外出的反侦查方法。

〔6〕 “杀回马枪”，即作案人故意造出去外面某地的声势，作出出发的举动，让周围人知道其已经出发，但实际上虚晃一枪，暗中折返，溜回来，作案后再去某地的反侦查方法。

〔7〕 “乌龟缩头”，即作案人欲到乙地作案，先从甲地出发，快速潜往乙地，作案后再返回半道的某一站点，继续坐交通工具驶往乙地，并事先打电话或电报让熟人接站，以造成一种发案时他尚未到达乙地的假象的反侦查方法。

〔8〕参见苑军辉等：《反侦查行为研究》，6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9〕目前学术界对计算机犯罪是否有犯罪现场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计算机犯罪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现场，但仍然存在犯罪现场。在计算机网络犯罪中，犯罪现场应该是从犯罪人作案使用的计算机开始一直到受害人的计算机系统，加上中间途经的所有站点的计算机所形成的一个网络。这样的犯罪现场，具有抽象性、不可见性、潜在性，实际上是一个数字空间的犯罪现场。

〔10〕参见邱大任：《侦查语言学》，4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在该书中，作者经过详细论证，认为根据案件中的言语材料，可以推断出作案人的所属民族、性别、原籍、居住地或活动范围、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历、心理状态、性格特征、有无言语伪装行为、有无言语模仿行为、有无言语抄袭行为、是否属于犯罪集团、属于何类社会范畴、使用何种隐匿手法、是否精神病、是否聋哑人、是否弱智人，共18方面的内容。

〔11〕刘延武编著：《隐语、黑话集释》，1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12〕参见黄立：《试析流动人口犯罪的十大特点》，载《刑事法学》，2000（3）。

〔13〕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146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14〕参见武汉：《刑事侦察原理》，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5〕 “控赃”即控制赃物的销售、赃款赃物的转移、埋藏活动的简称，是发现和查缉有赃可查案件中的作案人的一项重要措施。

〔16〕参见程晓艳：《如何破局反洗钱——访中国银行法律与合规部首席合规官耿伟》，载《当代金融家》，2009-11-12。

〔17〕参见周心捷：《广东黑社会问题初探》，载《政法学刊》，1999（3）。

〔18〕参见刘德丰、高明：《刑事侦察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初探》，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1987（3）。在本文中，作者归纳的罪后行为包括：（1）掩盖行为；（2）逃避行为；（3）反常行为；（4）抵抗行为。另外，作者认为，案件侦查的一般步骤即从立案到初动侦查到基础侦查到深入侦查到终结侦查，也是侦查学中的因果关系。

〔19〕参见张雄等：《疑难凶杀案件研析》，34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20〕张雄等：《疑难凶杀案件研析》，33～34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21〕王勇哲：《设计性犯罪案件的侦查》，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89（4），26页。

〔22〕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107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23〕详见韦泽民：《犯罪和侦破的逻辑对抗》，51～5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4〕参见伍健：《职务犯罪中的反侦查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12页。

〔25〕参见庄永廉：《法网越织越密逃亡没有出路贪官外逃案件特点有五》，载《检察日报》，2006-10-23。

〔26〕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修改之前主要是收审，此后主要是拘留。

〔27〕参见王虹桥：《怎样发现和审查流窜犯罪分子》，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编辑部：《中国刑警学院学术论文选》，1985。

〔28〕［美］雷蒙德·P·西利安德：《人员监视的基本原理》，泽椰译，25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

〔29〕参见［美］雷蒙德·P·西利安德：《人员监视的基本原理》，泽椰译，25～26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美］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编：《毒品案件侦察》，张鸣、汪丽萍译，75～76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30〕参见［美］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编：《毒品案件侦察》，张鸣、汪丽萍译，76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美］雷蒙德·P·西利安德：《人员监视的基本原理》，泽椰译，25～26页，群众出版社，1990。

〔31〕参见［美］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编：《毒品案件侦察》，张鸣、汪丽萍译，87～88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美］雷蒙德·P·西利安德：《人员监视的基本原理》，泽椰译，55～56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

〔32〕参见任青山主编：《预审实务百科》，218～219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姚健、张居永主编：《侦查讯问》，147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33〕对于“夸大作案事实的谎供”，有的学者认为并不完全属于对抗讯问行为，如作案人出于虚荣心，或受到侦查讯问人员“激将法”的不良影响，也会作出此种供述。详见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196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34〕参见盛永吉：《论翻供及其对策》，载《人民检察》，1992（1）。

〔35〕参见盛永吉：《论翻供及其对策》，载《人民检察》，1992（1）。

〔36〕八大方言区，即北方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闽北话区、闽南话区、粤语区。参见邱大任：《侦查语言学》，43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37〕 Art,3（1）（6），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atwww．unicet．org/crc/

第四章　反侦查行为的类型

第一节　反侦查行为的分类标准

前面对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的归纳和列举，相对于反侦查行为表现形式的“庞杂家族”而言，只不过是“浩瀚海洋中的一些水滴”，但亦起到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妙用。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反侦查行为表现形式的认识，全面、准确地考察反侦查行为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侦查对策，尚需从不同角度划分反侦查行为的类型。

从不同角度并依照不同标准，反侦查行为可作不同的分类。依据作案人的行为是拉大还是缩近同侦查工作的距离，可分为消极型反侦查行为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依据作案人行为是否公开，可分为公开型反侦查行为与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依据作案人的数量，可分为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依据作案人进行反侦查活动是否有预谋，可分为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与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依据作案人的性别，可分为男性作案的反侦查行为与女性作案的反侦查行为；依据作案人的年龄，可分为未成年人的反侦查行为与成年人的反侦查行为；依据作案人的身份，可分为普通人的反侦查行为与残障人的反侦查行为〔1〕；依据行为的复杂程度，可分为简单反侦查行为与复杂反侦查行为；依据行为实施的阶段，可分为作案前的反侦查行为、作案中的反侦查行为与作案后的反侦查行为〔2〕；依据同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单一型反侦查行为与吸收型反侦查行为。

上述每一种分类具有不同的现实意义。例如，单一型反侦查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行为，而只是各种违法行为；吸收型反侦查行为本身也是犯罪行为。这种分类有利于人们准确把握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的关系，更有利于人们有效地防范、识别与利用反侦查行为。

从理论上讲，反侦查行为按不同标准还可以划分为若干类型。我国学者就对反侦查行为还提出过如下分类：以作案人犯罪前有无预谋为标准，可分为预谋犯罪中的反侦查行为与激情犯罪中的反侦查行为；以反侦查行为针对性强弱为标准，可分为对策型的反侦查行为与规划型的反侦查行为；以反侦查行为实施的背景为标准，可分为具体案件之中的反侦查行为与具体案件之外的反侦查行为；以犯罪过程为标准，可分为犯罪预备阶段的反侦查行为、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反侦查行为与犯罪后的反侦查行为。〔3〕依据反侦查行为是否为刑法所规制，可分为可罚的反侦查行为和不可罚的反侦查行为。〔4〕根据反侦查行为手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将其分为破坏型反侦查行为、逃避型反侦查行为、干扰型反侦查行为、暴力对抗型反侦查行为和其他类型的反侦查行为等几种。〔5〕限于篇幅，以下仅遴选四种重要的分类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节　消极型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

一、消极型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的区分标准

从根源上讲，作案人之所以要在犯罪案件中实施反侦查行为，是由其“趋利避害”本性所决定的。无论是在实施犯罪之前、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还是犯罪行为结束之后，作案人都面临着“趋避冲突”的矛盾抉择，为了规避刑罚等犯罪后果之“害”而寄希望于所实施的反侦查行为能够奏效。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反侦查行为在整体上可视为对侦查行为的一种防御性行为。但如果就此进一步认为，在大量客观存在的反侦查现象中，反侦查行为相对于侦查行为的“对抗性”仅仅表现为消极防御的特点，则未免失之偏颇。

对此，我国学者曲玉斌研究指出：“‘反侦查手段’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中为了对抗侦查机关的侦查，隐瞒自己的犯罪行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采用的各种方法或手段；其二是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而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采取的针锋相对的‘反侦查’行为。” 〔6〕从这段阐述中可以看出，该学者注意到一部分反侦查行为表现出积极对抗的特点。事实上确实如此。从实际发生的各种犯罪案件来看，有许多反侦查行为都在防御之中含有进攻色彩，是“以攻为守”，属于积极的防御。

根据反侦查行为所表现出来这些不同的防御特点，可将其划分为消极型反侦查行为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所谓消极型反侦查行为，是指掩盖犯罪信息，躲避侦查视线，对侦查工作进行单纯性防御的行为；积极型反侦查行为则是指破坏犯罪信息，转移侦查视线，对侦查工作采取进攻性措施的行为。因此，前者又可称为单纯防御型反侦查行为，后者又可称为进攻型反侦查行为。

二、消极型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的差异点比较

概括而言，消极型反侦查行为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是泾渭分明的分类，这两者在外在表现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一）外在表现不同

消极型反侦查行为往往是通过拉大同侦查的距离来逃避打击。如前所述，侦查工作像大海捞针，侦查人员要通过细致的工作一步步逼近犯罪嫌疑人，不断缩减作案人与侦查的距离，最终达到真相大白，成功缉捕到作案人的目的。参照这种说法，侦查全过程实际上是侦查人员同作案人之间距离不断缩短的过程，侦查之初侦查人员同作案人之间的距离可能相当遥远，到破案时作案人与侦查人员的距离则可以视为零。基于这一理解不难发现，多数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就是要想方设法拉大同侦查的距离，或者避免案件被发现，或者避免侦查人员将其纳入视线，或者在侦查人员万一怀疑到自己头上之后无法确定其与案件的客观联系（如作案时间、因果关系等），或者在侦查人员采取缉捕措施前潜逃异地。在这些作案人的眼里，距离就是安全感，只要自己与侦查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就仍然是安全的。

与此相反，积极型反侦查行为则是通过缩近同侦查的距离来逃避打击。作案人非但不回避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反而有意接近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当然是以伪装或虚假的面孔出现。也有少数作案人依仗某种势力公然向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挑衅、叫板。在这些作案人的眼里，同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距离远近与其是否安全无关。即使出现在侦查人员的视线中，只要不让侦查人员抓到“把柄”，他就是安全的。

（二）行为方式不同

如果作案人选择消极型反侦查行为来保护自己，那他就不会主动去招惹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如果作案人选择积极型反侦查行为来对抗侦查，那他就会主动接近侦查人员，意图“以攻为守”。因此，后者的行为方式可概括为积极的作为，前者的行为方式可概括为作案人的不作为和消极的作为。

何谓“不作为”？在这里，不作为是指作案人应当实施并且能够实施某种行为，却不予实施，以此来抵抗侦查进攻的情况。不妨以作案人在讯问阶段的表现为例，来剖析一下作案人常常可能实施哪些“不作为”来对抗侦查讯问工作。一般来说，在侦查讯问阶段作案人往往受到了拘捕或其他控制，他已经丧失了人身自由，他所要实施的反侦查行为实质上是围绕干扰或破坏侦查人员对犯罪事实的核查与取证而展开的。有的作案人被拘捕后，错误以为“只要不开口，侦查人员就没办法”，于是在讯问中对涉及案情的提问概不回答，即便侦查人员耐心规劝或严厉指责，他们也不为所动，“守口如瓶”；或者虽然表面上回答讯问提问，但一旦遇到针对案件中实质性内容的提问，则仍拒绝回答，不予合作。有的作案人采取舍卒保车、明供暗抗的做法，他们只避重就轻地供认部分犯罪事实，而保留、隐瞒更重大的一部分犯罪事实，比如“供轻不供重”、“供少不供多”、“供远不供近”、“供现行不供前科”、“供事不供赃”、“供事实不供动机目的”、“供表不供里”、“供粗不供细”、“供自己不供同伙”或者“供同伙不供自己”等。〔7〕以上是两种常见的对抗讯问方式，前一种可以概括为“拒供”，后一种可以概括为“少供”，它们都属于不作为。当然，严格地讲，少供只是对部分作案事实不予供述，只能看作部分性的不作为。

何谓“消极的作为”？它是指作案人有意地、主动地实施某种行为，以此来防御侦查进攻的情况。例如，作案人在作案现场消除作案痕迹、物证，掩饰犯罪案件发生或犯罪现场，或者伪造虚假的作案痕迹、物证，制造第二犯罪现场；在侦查初期，作案人闭门不出，或伺机外逃。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都是由作案人主动实施的，但实质上其目的不在于同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直接对抗，而是避免侦查触角指向自己，即使侦查触角已经指向自己，也要避免侦查人员缉捕自己、查明证据、查获赃款赃物。因此，冠之以“消极的作为”名副其实。在侦查讯问阶段，作案人实施“消极的作为”来达到逃避惩罚的目的，亦不鲜见。例如，有的作案人在讯问中首先承认某些事实，随即捏造某些不客观的事由，为其行为进行“胡搅蛮缠”式的辩解，企图改变行为性质或减轻罪责；有的作案人制造种种假象，或者伪装言语不通，或者装伤装病，要求停审就医，或者装聋扮哑，故意答非所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阻断自己与侦查讯问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而回避供述；还有的共犯作案人利用各种便利条件，互通案情，共同商量确定对付侦查人员的供词等。

何谓“积极的作为”？在这里，积极的作为是指作案人本不应该实施某种行为而故意为之，以此来调动或误导侦查人员，或者以此对侦查工作展开攻势的情况。这种行为同前述的“消极的作为”相比，前者是通过作为方式来直接影响侦查人员和侦查工作，后者是通过作为方式来间接对侦查人员或侦查工作制造影响，两者并不相同。积极的作为多出现在作案人已经同侦查人员进行“面对面”打交道之后，即侦查讯问时期。此时作案人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借助种种外在力量向侦查机关展开攻势，二是凭借自身力量向侦查人员施加影响。前者如一些有权势的作案人，发动权力网和社会关系网向侦查讯问人员和侦查机关施加压力，希望后者顶不住压力，知难而退；或者对侦查人员施以金钱、美色和权势地位诱饵，许以“高官厚禄”、出国深造机会等，瓦解、拉拢侦查讯问人员。后者如有的作案人编造谎言，故意否认作案事实、缩小作案事实、夸大作案事实或者抱守狭隘的哥们义气而揽罪等，因此作出与犯罪事实不一致的陈述而对抗侦查。当然，在侦查的“背靠背”时期，有的作案人也会从侧面对侦查人员展开攻势，这种攻势多为间接性的、误导性的。例如在案发后主动接近侦查办案人员或出现在现场，主动向侦查办案人员提供大量所谓的“线索材料”和案件信息等，这些行为亦属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

三、消极型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区分的意义

划分消极型反侦查行为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有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反侦查行为的防御性质，在侦查实践中减少或克服片面性错误。一般来说，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对于讯问对象的拒供、少供或者诡辩的行为会有所警觉，采取相应措施对付这类反侦查行为；但对讯问对象出于翻供的目的而故意实施的谎供行为却容易轻信，不去进一步核实供述的细节，从而往往为被讯问对象日后得以翻供埋下伏笔，使得侦查讯问工作陷入误区。假如侦查人员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反侦查行为不限于消极防御，还包括积极进攻，则基本上可以减少类似的错误。

划分消极型反侦查行为与积极型反侦查行为，还有利于对个案反侦查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避免让一些案件假象模糊侦查视野。如在对重点犯罪嫌疑人进行摸排时，不能因为侦查期间摸排对象闭门不出而上升对其的怀疑，也不能因摸排对象三番五次地主动向侦查人员报告情况而减低对其的怀疑，而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及摸排对象的平时表现，审查确定其行为是否属于正常行为，是否属于消极型反侦查行为或积极型反侦查行为，正确地作出分析和判断。

第三节　隐蔽型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

一、隐蔽型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的区分标准

反侦查行为是指作案人为掩盖其犯罪行为和逃避法律制裁，针对侦查行为实施的对抗性行为的总和。〔8〕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对抗性的行为。而一般来说，作案人同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的侦查人员相比，他不仅处于弱小的境地，而且往往同民心相背离，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如果将侦查行为比作“阳光行动” 〔9〕，那么相对来说，作案人的所有行为（包括反侦查行为在内）均更类似“地下行动”或“黑暗行动”。基于此理，在笔者调研过程中，有人曾想当然地断言，反侦查行为一定是一种隐蔽型行为，是作案人背着侦查人员和群众实施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大量而广泛地存在着，它同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存在的广泛性相比，毫不逊色。

区分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其标准就在于反侦查行为是否公开，即是否为群众或侦查人员所知晓。于前者，作案人的行为内容或性质对侦查人员和群众隐蔽、保密，作案人并不想让侦查人员和群众知晓其实施了某种特殊行为；于后者，作案人的行为内容或性质向侦查人员或群众公开，作案人并无意隐瞒其实施了某种特殊行为。由此可见，所谓隐蔽型反侦查行为，是指作案人实施不让侦查人员和群众知晓的、予以对抗侦查的行为；而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则是指作案人实施并不忌讳侦查人员或群众知晓的、予以对抗侦查的行为。

二、隐蔽型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之比较

（一）两者的联系

1．两者均贯穿于案件的不同阶段。无论是在犯罪的不同阶段，还是在侦查的不同进程中，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都是并列存在的。以绑架案件为例，在作案过程中、侦查启动之前，这时作案人同侦查人员甚至一般群众并未谋面，他有可能采取一些避免为人所知的消除自身特征、寻找隐蔽场所、隐姓埋名等措施、手段，这些属于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他也可能公开以人质的生命相威胁，恐吓人质亲属不得报案，或者公然对峙、拒捕等，这些则属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又如，在一切案件的侦查讯问中，作案人所实施的少供、谎供、诡辩行为一般具有隐蔽性质，而翻供、拒供、向侦查人员施加压力或予以腐蚀、引诱的行为等则具有公开性质。

2．两者常可能互相转化。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是相对的概念，在实践中的区分并不像理论上那样的泾渭分明，往往会随着案件中情况的变化而相互转换。不妨仍以侦查讯问为例，多数具有反审讯经验的作案人常常采取一种被称为“事先预谋型翻供” 〔10〕的反侦查方法，即：作案人在侦查讯问初期，故意作出夸大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供述，或者把不是自己的罪行承揽下来，而待日后伺机翻供，提出确实证据推翻原来的供述。由于原供真假掺杂，一旦作案人有机会推翻原供，同时就推翻了其中的真实部分。这种“由谎供向翻供”转变的做法，即属于由隐蔽型反侦查行为转化为公开型反侦查行为。与之相对，有些作案人先是抱守“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错误信念，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公然抵触讯问工作，而后在侦查人员的“咄咄逼人”气势加压下，不得不假意同侦查人员配合，表面上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实质上却一再隐瞒、掩盖部分罪行，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放弃自己的防线。这种“由拒供向少供”的转变，即属于由公开型反侦查行为转化为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后一种转变较前一种往往更具有迷惑性。

（二）两者的差异点比较

1．实施的前提条件不同

作案人究竟是实施隐蔽型反侦查行为，还是实施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作案人同侦查人员力量的对比状况与作案人的心理状态。

一般来说，在具体案件中由于作案人的特殊身份，其可资借助的力量有可能足以同侦查力量相抗衡，甚至超过侦查力量，这时作案人便会选择公开型反侦查行为来对抗侦查；反之，如果侦查力量远远超过犯罪力量，作案人就不会“以卵击石”、公然对抗，而只选择隐蔽方式干扰侦查工作的进展。例如在走私案件的侦查中，往往是拥有武装力量和亡命之徒的走私团伙会进行公开武装抗拒缉私，而零星、个体的走私作案人会采取秘密手段躲避缉私；又如在贪污案件的侦查中，一些曾经或现在仍然权倾一时、权倾一地的要犯会大量动用权力关系网或社会关系网向侦查人员施加压力，公开阻挠办案，而势小力微的犯罪嫌疑人只会采取毁账和潜逃等隐蔽性手段。

从上述现象中不难发现，其中似乎隐含着作案人理性选择的道理。在笔者看来，虽然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用于对抗侦查、逃避刑罚惩罚的重要手段，但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具有效果两面性，它客观上存在着有利于侦查的方面：侦查人员不但可以根据所查获的反侦查行为断定某一起正在调查的案件属于犯罪案件，而且可以利用其中的大量案件信息为侦查工作服务，对于特定的疑难案件还可以将其作为侦查的突破口。因此，从作案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他没有特别的力量足以同侦查力量相抗衡，则他通常的选择方案是实施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以免自己所采取的反侦查行为为对方即侦查人员所识别，进而非但达不到对抗侦查的目的，反而陷自己于不利之境地。

当然，在少数的特殊情况下，作案人认为从己方同侦查人员的力量的对比来看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已经没有必要，或者从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看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已经没有可能，其也会选择公然对抗的方式。例如在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对于肆意狡辩的作案人连续出示一组或几组强有力的证据予以揭露，使其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心理高度紧张，最后作案人索性一言不发，转向公然拒供，作垂死挣扎之态。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作案人选择公开型反侦查行为的主要因素就是其自身非理性的心态。

2．行为目的与外在特征不同

就行为目的而言，这两者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对抗侦查、逃避惩罚，但隐蔽型反侦查行为的目的显然不局限于此，作案人还具有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或行为性质的目的。具体而言，在犯罪案件中作案人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即侦查人员还无法确定谁是嫌疑对象的情况下，作案人实施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必须确保不向侦查人员或群众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免自投罗网；在作案人已经被纳入侦查视线的情况下，作案人实施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必须确保为行为披上一层合理的面纱，能够将该行为解释为配合侦查机关的工作，以免被视为同侦查机关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隐蔽型反侦查行为显得更为狡猾、更加高超。

就外在特征而言，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具有隐蔽性，而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具有暴露性。于后者，行为人的身份、行为意图均明示给侦查人员或群众；于前者，则不为侦查人员所知情。这就给侦查人员有效利用两种反侦查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于前者侦查人员在利用其为侦查工作服务之前必须进行专门的识别工作。一般来说，这种识别工作可以从分析作案人的反侦查意图以及案件中的反常现象、假象等方面入手。

3．对侦查人员的影响方式不同

前者对侦查人员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后者则具有直接性。

在作案人实施隐蔽型反侦查行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或者并未同作案人接触，或者并未将其作为矛盾对抗的另一方，因此他对案情的判断并不直接受作案人行为的影响，而是受反侦查行为的表象即各种案件假象与反常现象的影响。当然，侦查人员究竟是否受误导，从而产生认识的偏差，主要还是看其自由判断。换言之，侦查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回避反侦查行为的影响。

在作案人实施公开型反侦查行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则不得不直面反侦查行为的影响。例如，有些作案人通过自身力量或外力，向侦查人员施压，或者引诱侦查人员，这样侦查人员就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侦查人员顶不住压力，或者禁不住诱惑，进而案件侦查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作案人可以因此躲避惩罚；要么侦查人员克服了公开型反侦查行为的阻力，迅速侦破案件。总之，侦查人员不能回避同作案人进行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侦查工作成功的前提在于他必须首先克服反侦查设置的阻力。

三、隐蔽型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区分的意义

区分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有利于对个案中反侦查情况进行分析和预测。如前所述，在犯罪和侦查的不同阶段，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和公开型反侦查行为都是并列存在的。反侦查行为无论具有隐蔽性质还是公开性质，都是为蒙混过关。在实际犯罪案件中，作案人总是要根据个案的综合情况，决定采取哪一类反侦查行为。由此可见，主要考察作案人同侦查人员力量的对比状况以及作案人的心理状态，即可以有限度地预测个案中的反侦查行为情况。如果作案人的力量不足以同侦查人员发生直接对抗，则侦查人员应当注意识别和防范隐蔽型反侦查行为的出现；如果作案人的势力十分强大，则侦查人员应当主要防范作案人实施公然对抗。对于第一种情况，侦查人员还要注意防止“打草惊蛇”，以免作案人“狗急跳墙”，实施公开对抗。这是此种分类带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区分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还有利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反侦查行为的不同特点，从而提出针对性措施。例如，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捕和搜查前，要综合拘捕、搜查处所情况和犯罪嫌疑人情况，既分析、预测其可能采取的隐蔽型反侦查行为，如藏匿赃物、逃窜等，又分析、预测其可能采取的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如暴力拒捕等，从而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全面应对措施，必要时还要准备两套以上应对方案。

第四节　事前设计型与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

一、事前设计型与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的区分标准

在当今世界各国，虽然对犯罪有不同的认识和定义，但犯罪行为都要依法受到惩处，因此，所谓作奸犯科者大都既要追求作案成功，又担心害怕法律的惩处，故在作案前进行预谋，追求作案成功和安全保险系数。这是较为常见的事。作案人进行案前预谋，大抵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只为犯罪创造条件、准备工具，即只进行犯罪预谋；另一种是既设谋为犯罪创造条件、准备工具，以确保作案成功，又设谋对抗侦查、躲避惩罚。后者往往更为普遍，这充分说明施行反侦查行为对作案人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激情犯罪等事先无预谋的案件中，反侦查行为对作案人不可或缺亦不言而喻。另一现象同样昭示了这一道理，即在作案前无预谋的案件如激情犯罪中，作案人亦会随机性地实施某些反侦查行为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从实际发生的案件来看，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反侦查行为实际上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以此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归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与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前者只可能出现在预谋犯罪中，后者则既可能出现在激情犯罪中，也可能出现在预谋犯罪中。〔11〕

二、事前设计型与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的比较

（一）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

所谓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也称为预谋型反侦查行为，是指作案人在作案之前，已经设计好的对抗侦查和逃避惩罚的行为。

一般来说，反侦查行为具有从属于犯罪行为的特点，没有犯罪行为，便没有反侦查行为。因此，只有在对犯罪行为进行过预谋的案件中，作案人才会设谋如何对抗侦查，换言之，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只在预谋性犯罪案件中出现。在进行预谋时，作案人不但要设计可靠的作案方式，而且对自己案发被查获后将要面对的惩罚有一定的认识，故作案人对如何对抗侦查，甚至如何对抗起诉、对抗审判都有一定的筹划。

能够真正做到恰到好处地对反侦查行为进行事前设计的，大多是具有某种侦查、反侦查知识或经验的作案人，有的是间接了解，有的是因有前科而积累有经验，他们或多或少对侦查机关开展侦查的情况及局限、不足之处有些了解，能有针对性地设计对策。如果是紧密型犯罪团伙如黑社会组织作案，该团伙出于维系自身安全的考虑，亦会按照自己内部的习惯、规矩有针对性地设计对策，其设计出来的对策，一般带有个人（或特定团伙）的特色，而且“事无巨细”。侦查人员在进行现场勘查时，往往能够发现这一特点。比如，从现场上发现了作案人有意遗留、用于伪装的物品（如遗留他人物品以陷害他人），则充分说明作案人已经设计好带上何种物品、工具用于反侦查，属于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此外就全案而言，因为经过事前设计，所以反侦查行为在案件的各个阶段均有出现，而且在作案预备阶段、作案行为过程中、作案后等的表现形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行为效果上，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漏洞较少，不易识别和利用。

【解读案例4—1】　黑龙江“1·28”巨额现金抢劫案

轰动一时的黑龙江鹤岗矿务局“1·28”巨额现金抢劫案中的作案人为了达到犯罪目的并逃避侦查，以孙××为首的4名犯罪分子在选择好作案目标后，反复研究了作案计划。孙××曾多次到南山矿窥视现场并绘制了作案现场的平面图，然后根据平面图研究如何分工和实施犯罪，决定采取“突然袭击、快速作案、迅速撤退”的战术，二人一组，分别突袭处于一楼楼道东、西两侧的经警队和保卫科。其中，团伙成员田氏兄弟为主攻手，任务是首先闯入两个值班室开枪射击，并规定“二田”从向室内射击到撤回走廊必须在7秒之内完成，并迅速重新装完子弹；孙××和阎××为“助攻”，负责对未死的人补枪、抢钱和处置其他紧急情况……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事先租下工农区群楼1号楼1单元403房间，并精心导演了一场去韩国出劳务和去外地经商的闹剧。首先，在作案前的几个月，首犯孙××就谎称主犯田×要去韩国出劳务，并以好友的名义设宴，召集亲朋好友为其送行。当“送行”的走后，田×就立即住进了事先租好的房子隐蔽起来。接着，另一名主犯阎××也以外出经商为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也住进了“密室”。这期间，除了两次夜里出来试枪以外，两名犯罪分子足不出户，每天都由首犯孙××给他们送食品，其目的就是让两人从该地区“蒸发”，以避免作案后被纳入侦查视线。〔12〕

本案中孙××等人采取的是典型的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具有谋划性、设计性和隐蔽性的特点。

（二）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

所谓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也称为随机型反侦查行为，是指作案人在作案之前并没有进行过设计，而是在作案过程中或侦查过程中随机实施的对抗侦查和逃避惩罚的行为。

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主要出现在作案人事前没有通谋的案件中，特别是在激情犯罪中最为常见。所谓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表现形态，往往发生在强烈刺激或突如其来的变化之后，具有迅猛、激烈、难以抑制等特点。所谓激情犯罪，是人在激情状态下发生的杀人、伤人、毁物等暴力性犯罪行为。由于在激情犯罪案件以及其他非通谋犯罪案件中作案人行为突然，一般没有预谋，故作案人对如何作案一般是临时决定的；由于作案人在作案之前没有对作案时间、地点进行过选择，没有对作案手段、作案工具等进行过预先筹划，故作案人也就未能在作案前考虑如何逃避惩罚的问题，谈不上对对抗侦查的行为予以事前设计。但是，在激情犯罪以及其他非预谋性犯罪之后，作案人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刑罚惩罚等后果的害怕，这样就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实行某些逃避惩罚的手段。

【解读案例4—2】　激情杀人中的反侦查行为

王××在家中同妻子吵架，一怒之下操起旁边的绳子将妻子勒死。王××看着尸体感到非常后悔和害怕，想起别人说过吊死（缢死）和勒死差不多，就趁天黑将尸体背出二十多里地，吊在树上。这就是激情犯罪中的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

当然，由于激情犯罪主体多无犯罪经验，所实施的反侦查行为往往漏洞百出，反侦查的工具也多“就地取材”，随机性很大。〔13〕

此外，在预谋性犯罪中，也不排除会出现一些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其中缘由包括：作案人在事前预谋时只对作案行为进行过筹划，没有筹划如何对抗侦查；作案人在事前筹划时有所遗漏，在作案过程中即时产生更周密的对抗侦查措施的想法；作案人事前筹划过对抗侦查的行为，在与侦查人员打交道过程中相机行事、随机应变，如此等等。很显然，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在预谋性犯罪案件中的出现率，要较在事前无通谋犯罪案件中的出现率小得多。

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一般是在具体作案行为实施完毕后施行。往往是在作案行为完毕后，作案人情绪稍稍稳定下来，得以考虑作案后果，产生了害怕蹲监坐牢的心理，于是突击性地想办法掩盖犯罪、对抗侦查。因此，从主体上看，这类反侦查行为多由没有作案经验的人施行，惯犯、累犯等作案经验丰富者很少采用这种方式；从使用的工具来看，行为人多属于“就地取材”，一般只借助现场上的某些物品施行反侦查行为，不可能事先准备好使用工具；从行为效果上看，这类反侦查行为漏洞较多，比较零散，不成系统。

三、事前设计型与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区分的意义

区分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与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有利于在侦查中准确地分析和刻画作案人的人身形象。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与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特征不同，其中蕴含的作案人的人身形象信息是不一样的。首先，根据这两种反侦查行为的不同特征，可以确定作案人行为前是否有过预谋和筹划，是只进行过犯罪的预谋，还是又进行过反侦查的预谋，对照案中的预谋情况、信息可以帮助分析作案人的心理；其次，根据这两种反侦查行为的不同特性，可以大致确定作案人是初犯还是惯犯、再犯，如在案件的各个阶段中，反侦查行为都有出现，而且构成一道整体的防御体系，则可见作案人反侦查水平较高，可基本排除初犯作案的可能性。

区分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与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还有利于正确认识整体反侦查现象。首先，通过这种划分可以明确，作案人主要在预谋性犯罪中施行反侦查行为，在事前无通谋的案件中反侦查行为较少出现且危害较小。因此，我们应加强对预谋性犯罪的研究，重点了解和掌握其中作案人施行的反侦查行为及规律，进而提出相应的侦查对策。其次，通过这种划分可以明确，施行反侦查行为的主要是一些具有作案经验的人，这些人多遭受过司法打击而不思悔改，再次作案时会想方设法逃避司法打击。反之，不具有作案经验的人较少施行反侦查行为，或者其反侦查行为水平较低。因此，对有作案经验的人应予以重点防范，在侦查交锋时如讯问中应设谋防止其施行有关反侦查行为。同时应注意，施行反侦查行为并非具有作案经验的人的专利，初次作案者无论在激情犯罪中还是在预谋犯罪中，仍然有可能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进行研究，可能采用一定的反侦查行为，其反侦查行为亦会给侦查工作带来阻力。

第五节　个体性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

一、个体性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的区分标准

反侦查行为同犯罪行为一样，都是由一定的行为主体即作案人实施的，因此这两种行为均是侦查的对象。而行为主体的性别、年龄、智力、文化程度以及数量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反侦查行为最终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中，行为主体数量的不同，亦会导致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有所区别。

我国《刑法》从犯罪与刑罚的角度对一人以上的犯罪行为进行了界定，于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对反侦查行为从主体数量的角度划分，则分类结果与之并不相同。之所以将这种行为划分为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主要是考虑到行为主体的数量差别可能对反侦查行为表现形式的不同影响。这种分类方式并不严格按照行为主体的数量予以界定，而是看行为本身是具有个人的色彩还是具有多人组织性的色彩。进一步来讲，有些案件虽说是多个人作案，但彼此的反侦查行为没有相关联系，属于“各自为战”，故这种反侦查行为仍然划归为个体性反侦查行为。

从概念上讲，所谓个体性反侦查行为，是指由单个作案人施行的对抗侦查的行为，或者虽由多人施行，但缺乏必要联系的对抗侦查的行为；而组织性反侦查行为，则是指由多人施行的、具有密切组织关联性的对抗侦查的行为。在此，需要将组织性反侦查行为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著名的“行为科学小组”（“Behavior Science Unit”）所提出的“有组织力（Orga-nized）罪犯”予以区分。所谓“有组织力罪犯”，实际上是“行为科学小组”的探员在常年从事罪犯特征描绘工作的基础上，对一部分暴力罪犯所作的界定，这些人对自己的罪行事先有预谋，其犯罪属于有意识的行为，而且在犯罪现场能够按部就班、头脑冷静，做事有条有理。〔14〕由此可见，这些“有组织力罪犯”所实施的对抗侦查的行为，仍然属于个体性反侦查行为。

二、个体性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的比较

（一）差异点比较

1．所发生的案件不同

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一般在单个人犯罪的案件中和非组织性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出现。单个人犯罪案件中行为主体只有一个人，若案件侦破，需要遭受刑罚惩罚的只是作案人自己，故需要施行反侦查行为的只有作案人本人。非组织性的共同犯罪指两人以上作案，但作案活动没有严密组织安排的犯罪行为，具体指除黑社会组织和带黑犯罪组织以外的其他犯罪团伙实施的犯罪案件。这是一种“凝聚力”较弱的犯罪团伙，其实施的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都较为散乱，缺乏相关联系。在非组织性的共同犯罪中，不同作案人可能从个人对抗侦查、逃避惩罚的角度出发，实施各自的反侦查行为。但由于作案人之间没有预先统一谋划，很难达成协调一致，故其反侦查行为仍然带有个人的色彩，属于个体性反侦查行为。

组织性反侦查行为一般在集团或团伙犯罪案件中出现。在这里，集团或团伙犯罪是指黑社会组织实施犯罪和带黑犯罪组织实施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和带黑犯罪组织犯罪，一般有严密或较严密的组织结构，组织内部等级分明、分工明确、纪律严明，更有一套完整的自我保护和逃避法律打击机制，如作案成员大都掌握熟练的作案技巧、丰富的犯罪经验，作案成员一旦与司法机关合作，将受到严厉的内部处罚等。

2．行为的特征不同

个体性反侦查行为由于受到主体的局限，往往深受作案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特征。以从事某种职业、具有某种专长的人作案为例，他们很自然地会选择自己的专长用于对抗侦查（当然包括用于犯罪活动）。如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二王（王宗仿、王宗玮）”重大暴力抢劫杀人案，“二王”就是靠其习得的特殊技能在全国窜逃，与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构造的天罗地网展开了顽固抗争，最后在江西境内被击毙。相应地，根据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中所蕴含的信息，侦查人员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作案人的个人特征。如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故意伪装操某地方言，或者提及某人名字、某地事情，依此可以判断出作案人必然掌握或熟悉某地方言，或者知道某人、某地情况。又如一起杀人案件中，作案人进行了碎尸转移，经解剖尸体发现尸体分解得相当完好，用刀符合解剖学原理，则依此可以判断作案人极可能是医生或屠夫。进一步来讲，如果作案人一旦使用某种个体性反侦查行为手段得以“成功”，就会对该手段产生信任感，在以后作案中还会继续运用该手段。这说明个体性反侦查行为的施用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黑社会组织和带黑犯罪组织在具体个案中就如何对抗侦查，常常会召集作案成员一起策划，或者由某一负责的头目统一安排，严密部署，总之，其反侦查行为具有整体性，不是各个作案成员“各自为战”。其反侦查行为的整体性是由组织性犯罪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作案人结成严密的黑社会组织和带黑犯罪组织，以团伙组织的面目实施犯罪，本质上是要谋求以强大的力量对抗侦查。如果在组织性犯罪中，作案成员仍然各行其是，则非但达不到上述目的，而且增加了作案成员彼此间的风险系数。

通常来说，组织性反侦查行为的实施都有较长和周密的预备阶段。在犯罪组织头目的召集下，作案成员一起密谋策划，考虑作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依照犯罪组织惯例对所要实施的反侦查行为进行讨论确定，综合发挥犯罪组织的内部纪律约束作用和各个作案成员的不同的特点。

3．同作案人能力的关系不同

个体性反侦查行为的施行还要受到行为主体及作案人的能力局限。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同时做多个人的事情，个体性反侦查行为受限于作案人自己能力，他难以实施其能力无法胜任的事情。以掩盖作案时间的反侦查行为手段为例，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故作案人尽管有种种办法伪装自己没有作案时间，但都很难保证做到万无一失，只要侦查人员细致侦查和推理，终会找到疏漏。再以盗窃案件为例，在一个人作案时他可能通过制造多人的脚印、痕迹的假象等手段，伪装成多人作案，但他不可能一次盗走一个人根本拿不动的物品来制造多人作案的假象，因为后一方法是其个人能力所不及的。

在黑社会组织犯罪和带黑犯罪组织犯罪中，由于具体实施什么样的反侦查行为是集体决策的结果，故组织性反侦查行为不但具有具体实施者的个人色彩，而且更具有整体性，是由多个人的反侦查行为构成的统一体。这种整体性不是个人反侦查行为的简单相加，从手段来看，它更为凶狠、狡诈，也更难以对付。如在黑社会犯罪中，为了达到犯罪目的且不被侦查机关发现，作案成员往往无所顾忌，对受害人、知情人予以重伤、杀害，绝不手软；如果作案后被侦查人员发现，作案成员会竭力攻击接近他们的侦查人员，以武力或暴力拒捕，甚至不惜鱼死网破。

（二）两者的联系

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是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还存在密切的联系，难以作出截然的分野。

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便利和交流的频繁，犯罪现象出现跨国化、国际化，黑社会犯罪组织也争相向国外发展势力。我国内地目前虽然没有成型的黑社会组织，但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外国的黑社会组织一直没有停止向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的渗透活动，这些黑社会组织入境避风，入境发展组织，入境从事表面合法、实际非法的活动，以及与内地不法分子相勾结，从事有组织的犯罪。〔15〕迄今为止，我国已经严厉地打掉过几个带黑犯罪组织，而带黑犯罪组织在我国存在和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成为近二十年来我国专项打击的重点犯罪。境外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渗透和境内带黑犯罪组织的发展，客观上造成了黑社会犯罪手段、反侦查手段在我国境内传播并流传开来的现象。这种流传与传播，不仅包括潜移默化的被动感染，而且包括言传身教的主动学习。例如，我国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就曾出现内地犯罪分子请港澳等地的黑社会分子传授反侦查行为手段的事情；广东省沿海的一些地方，带黑犯罪组织学习境外黑社会组织的自我保护手段，拉拢、腐蚀我党政干部，竭力寻求靠山，多次出现带黑犯罪组织成员收买我公安、武警人员掩护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的案件。〔16〕

正是这种流传与传播，极大地丰富了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个体性反侦查行为内容，使得作案人在对抗侦查时花样层出不穷。这种流传与传播的现象，可以视为组织性反侦查行为对个体性反侦查行为的渗透与感染。

三、个体性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区分的意义

区分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有利于准确刻画作案人的特征，准确识别反侦查行为。在反映作案人人身形象特征方面，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个体性反侦查行为只反映作案人的个人特征，而组织性反侦查行为不仅反映某一作案成员的个人特征，而且反映整个犯罪组织的整体特征。

【解读案例4—3】　个体性反侦查行为能够据以刻画作案人的技能

不同反侦查行为能够反映作案人的不同技能，如一起杀人抛尸案件中，经现场勘查发现，死者被熟练地碎尸，然后抛尸于几处荒山野岭，现场周围痕迹表明作案人都是驾车至现场，车轮印痕显示系不同的车型。这种碎尸、抛尸的行为是典型的反侦查行为，其行为说明作案人懂得人体解剖知识，且掌握车技。如果根据案件材料可以综合判断出作案人只是一人，则上述行为属于个体性反侦查行为，反映出作案人本人既懂得人体解剖知识又掌握不同车辆的驾驶技术，即可能是会开车的医生或屠夫。如果根据案件材料综合判断，表明作案人不止一人，则上述行为究竟属于个体性反侦查行为还是属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还难以判断，需要进一步核实是否可能是带黑犯罪组织作案。

假如把实际上是带黑犯罪组织作案错误看作某个人或几个人作案，则会错误认为上述行为是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从而推断出作案人一定既懂得人体解剖知识又懂得车技，缩小嫌疑对象的范围；反之亦然。假如能够根据作案现场痕迹、物证考察作案人的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是否具有统一性、整体规划的特点，特别是留心近几年是否有“地下发展”起来的带黑犯罪组织作案的可能性，则可以极大地提高侦查初期圈定嫌疑对象范围的准确性。这样在准确识别反侦查行为的基础上，可以有针对性地防范作案人在以后即将施行的反侦查行为，尤其是防范进入“面对面”时期后作案人可能采取的反审讯措施，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利用反侦查行为为破案服务。

区分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还有利于正确认识反侦查现象。如果把犯罪案件中出现反侦查行为看作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其中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从表面上看，组织性反侦查行为较个体性反侦查行为更难对付，组织性反侦查行为水平更高。而从深层次来看，组织性反侦查行为对个体性反侦查行为有一种渗透作用，许多个体性反侦查行为就是直接或间接学习组织性反侦查行为而来的。由此可见，抓住组织性反侦查行为进行研究，就等于抓住了重点，就能正确地洞察和预测反侦查现象的演变。

注　释

〔1〕我国有学者将残障人群中聋哑人的反侦查行为概括如下：（1）聋哑人团伙的成员善于伪装自己；（2）团伙头目的“自我保护”意识相当强；（3）团伙成员之间统一口径。相比普通人的反侦查行为而言，这种反侦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和破坏性。

〔2〕参见文宏引：《反侦查行为的表现、特点及对策分析》，载《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3〕参见李文静：《对反侦查行为的分类分析》，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4（2），18页。

〔4〕参见李玉峰、李文静：《反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8），56页。

〔5〕参见熊立荣：《反侦查行为的界定及其分类》，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47页。

〔6〕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13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7〕参见任青山主编：《预审实务百科》，218～22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姚健、张居永：《侦查讯问》，147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8〕参见刘品新：《论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根源》，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4）。

〔9〕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240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10〕盛永吉：《论翻供及其对策》，载《人民检察》，1992（1）；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198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11〕激情犯罪中的反侦查行为不同于即时起意型（激情型）反侦查行为。前者是指在激情犯罪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反侦查行为，而后者是指受激情支配所实施的反侦查行为。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多见于激情犯罪当中，但是它也并不一定只会出现在激情犯罪中，有些预谋犯罪的作案人也有可能实施即时起意型反侦查行为，而激情犯罪的作案人也有可能实施事前设计型反侦查行为。参见李文静：《对反侦查行为的分类分析》，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4（2），18～19页。

〔12〕参见苑军辉等：《反侦查行为研究》，6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13〕参见李文静：《对反侦查行为的分类分析》，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4（2），18～19页。

〔14〕参见［美］罗伯·K·雷斯勒、汤姆·沙其曼：《嫌疑画像：FBI心理分析官对异常杀人者调查手记之一》，12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美］罗伯·K·雷斯勒、安·W·伯吉丝、约翰·E·道格拉斯：《变异画像：FBI心理分析官对异常杀人者调查手记之一》，132～15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5〕参见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黑社会问题”课题组：《当前黑社会势力在我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对策的研究》，载《北京刑侦研究》，1995（11）；陈先勤：《香港黑社会组织在广东省的渗透破坏活动》，载《侦查》，1993（4）。

〔16〕参见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黑社会问题”课题组：《当前黑社会势力在我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对策的研究》，载《北京刑侦研究》，1995（11）。

第五章　反侦查行为的防范

第一节　侦查工作的相对性

一、针锋相对的理论纷争

犯罪案件发生后，侦查工作随后开展。这样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案件是否一定能侦破？或者说惩罚是否一定不可避免？这在侦查学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侦查领域的一个形而上的哲学话题，它更与侦查工作和侦查人员密切相关，其中至少涉及侦查工作的基本理念，关系到对侦查人员业绩的评估以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确定等。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即绝对说与相对说。

（一）绝对说

原苏联学者拉·别尔金认为，“要实现一种罪行必然实施具体方法，不管犯罪方法是重复性的还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罪犯的一种名片，都可以给破案工作提供情报，因此惩罚不可避免” 〔1〕。我国学者武汉也认为，“犯罪行为是一种物质运动，它与整个世界的物质运动一样，必取一定形态，并按一定的客观规律发生发展。因此，必须确信犯罪行为是可以认识的，刑事案件是可以侦破的” 〔2〕。这可以视作“绝对说”的代表，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说，任何犯罪案件都是可以侦破的” 〔3〕。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刑事案件的侦查破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在“绝对说”的理论支持下，一些国家曾在侦查实践中片面强调降低发案率（或犯罪率）〔4〕、提高破案率〔5〕，甚至把发案率和破案率当作考核侦查人员业绩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其他方面。这种做法的道理似乎很显然：其一，既然犯罪是可以认识的，犯罪案件是可以侦破的，那么，对于未能侦破的案件理所当然应归为侦查人员方面的原因，如能力不济、工作不负责任等。其二，破案率的高低对威慑预防犯罪有着重要影响，若破案率很高，则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部分犯罪的发生，从而减少犯罪〔6〕；因此反过来说，发案率增高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破案能力的降低，亦可归结为侦查人员素质的低下等因素。

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传统做法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在西方国家，“传统的与警察有关的犯罪统计主要为发案率与破案率。人们往往把发案率与破案率视为衡量警察工作的好坏、效益高低的唯一尺度” 〔7〕。我国至今在侦查实践中似乎沿袭着这种做法。〔8〕比如，我国一些地方的总结报告中常见“今年发案率比去年下降10％”等话，以此来表明侦查机关取得的成绩；公安部在制定公安业务指导思想时，一度“以发案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稳定程度的标准，甚至一再提出将刑事犯罪控制在万分之四的要求” 〔9〕。

（二）相对说

美国学者查尔斯·奥哈拉则持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看法，他批评说，“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概念认为：每一起犯罪从本质上说，都是能够破获的” 〔10〕，他肯定很多犯罪案件将无法侦破。我国学者曲玉斌也认为：“从总体上说，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对犯罪活动有利的方面，尽管‘事物是可以认知的’，但现实中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有各种局限，我们工作还有某些失误，客观与主观叠加起来，就会出现‘无头案’，这就是侦查工作的现实。” 〔11〕这些是“相对说”的代表，他们坚信侦查破案只能是相对的。

在“相对说”的理论支持下，一些国家在评价侦查人员工作的效益方面采取了与前者迥然不同的做法。其一，在衡量标准上，采取多种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既重视发案率与破案率的统计，又重视公众安全感等其他多种参数。具体来说，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第四次警务革命逐步建立了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衡量标准体系，其中客观评价包括发案率、发案数、发案时钟、各类案件的比例、警察与人口的比例、发案动态趋势、破案率等，主观评价包括被害人调查、社会安全感调查、公众对警察的满意程度、工作重点评价、警民关系调查等。〔12〕其二，客观认识发案率或犯罪率，不再简单地将发案率或犯罪率归为侦查人员的无能，而是将发案率上升看作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产物，承认发案率或犯罪率的升降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侦查人员的意志为转移，侦查人员对发案率的抑制作用不是决定性的。英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激进，其警察部门在很久以来衡量警察业绩时以接报案数为标准，如果警察发现的案子越多则其被提升越快。〔13〕对此，英国艾克塞特大学警察研究中心主任比尔·塔夫曼解释说：“犯罪率高不一定是坏事。首先，立案率高反映警察工作认真、负责，反映立案与报案渠道畅通。从某种意义上说，立案率高是警察效率高的标志。其次，犯罪率上升可以正确反映警察工作，可以使警察部门向政府申请更多的预算与器材装备。因此，‘犯罪率上升说明警察工作不得力’的命题也不能成立。” 〔14〕

二、思辨与权衡

“道魔争高”是侦查领域中一个永恒的规律，犯罪案件能否一定被侦破也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然而“绝对说”与“相对说”显然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答案，那么，在此问题上究竟哪一个是科学的态度？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一）“绝对说”的错误

综观那些肯定案件一定能够被侦破的“绝对说”观点，纵然具体理由可以道出千万条，但核心的理由都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点：从哲学的角度而言，“万事万物都是可知的”，既然犯罪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有一个过程，那么同样是可以认识的。殊不知，这种观点同人类追求真理的良好愿望一样，只能期望绝对真理是可以无限接近的，事实上就人类历史长河中某一特定时期而言人们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从司法活动的历史来看，自犯罪现象出现起至今，人类对犯罪案件的侦查从来就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侦破。

特别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侦查这种调查活动同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有着实质性不同。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在于揭示客观真理，客观真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全部的价值体现，为了实现对客观真理的认识，科学研究可以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不受时空限制；而侦查活动则不然：一方面，侦查的对象是特定作案人实施特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犯罪行为所形成的案件事实，属于人为的事实，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作案人的心理因素和主观意识，人们不可能完全像认识客观真理一样对之予以认识；另一方面，侦查是为了还原业已成为过去的事实，从哲学上讲即便同一个主体也不可能重现他曾经实施的行为，况且侦查活动还必须受到时间和经费的限制，因此这种查明在客观上只能是不全面的。

“绝对说”所犯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对此还可以依据我国著名学者何家弘教授创造的“低限”理论〔15〕从侧面予以进一步说明。何家弘教授是主张“大同一认定”学说的，他认为对每一起案件的侦查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同一认定过程。他在研究同一认定条件的过程中，提出同一认定要求客体特征保持稳定的时间存在一个“低限”，其表现为每一个具体的同一认定要求客体特征保持基本不变的必要时间。按照“低限”理论，如果侦查工作的开展超过了“低限”时间，客体特征发生量变，就会超过一定限度，进而引起质变，丧失同一认定的客观条件，这样就无法作出科学的同一认定过程。例如对于案发时间非常久远、时过境迁的刑事案件，通常侦查人员能够依赖的各种痕迹物证已经灭失殆尽或者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说肯定能破案。这样的案子自纳入侦查程序时起，一般就注定成为破获不了的案件。

（二）“相对说”的现实性与合理性

具体支持“案件不一定能够被侦破”观点的理由，涉及宏观和微观、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等方方面面。笔者认为，侦查工作具有局限性决定了“相对说”的现实性，司法价值的多元与冲突决定了“相对说”的合理性。这是两条最强有力的理由。

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曾将侦查工作具有的局限性概括为四个方面：（1）侦查工作的认识过程具有逆向性；（2）侦查工作的对象具有复杂性；（3）侦查程序的客观限制；（4）侦查受到地域的限制。由此可见，人们对待侦查所应持的客观态度和实践要求只能是承认其相对性，任何以为侦查结果总达到同案情完美统一的想法都不现实。

此外，侦查活动作为一种司法活动，以公正、效率和秩序等多元化的价值为内在目标，这些目标之间还存在着冲突。对刑事案件事实的真理性认识，固然与侦查的理念相合，但若因此以牺牲其他的价值目标（如效率和秩序）为代价，则物极必反，因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侦查活动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及其协调造成的侦查的相对性属于人们的理性选择。换言之，绝对真理的侦查观向后退了一步，以相对真理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无须强求绝对地揭示一切案件事实。

三、侦查相对论的提出及意义

总结以上正反两方面的论述，不难发现在侦查实践中侦查破案的相对性总是客观存在着，而且，这种相对性不仅仅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实际上它对于侦查工作乃至其他刑事司法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考虑到侦查工作的相对性是侦查活动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不妨将之界定为“侦查的相对论”。

所谓侦查相对论，其核心内容是指侦查不可能，也不必完全查明全部刑事案件事实，破案后得来的案件事实与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不可能，也不必完全吻合。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它细分为包括侦查对象的相对性与侦查结果的相对性两个方面：

（1）侦查对象的相对性，即侦查的对象是相对的，侦查人员所需要进行侦查的犯罪案件不可能，也不必是全部刑事犯罪案件。换言之，对某一案件是否开展侦查总是相对意义上的，没有绝对的定规。从各国立法和实践来看，侦查人员予以侦查的只是全部犯罪案件的一部分，主要是由侦查机关发现、被害人或第三人告发的且需要采用侦查手段的犯罪案件。对于那些实际上已经发生，但因种种原因未被被害人、第三人或侦查机构所知晓的犯罪案件，对于那些实际上已经发生，但无须施用侦查手段的犯罪案件，均不必展开侦查。一般来说，侦查机关接收犯罪案件后，都需要按照一定的立案标准进行筛选、过滤，剔除不够立案标准的案件。由于这一环节是侦查的前提程序，而其过程带有人为的色彩，并非纯客观的测量，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侦查工作的成败，影响今后侦查工作的展开。

（2）侦查结果的相对性。它又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侦查活动不可能，也不必破获业已立案的全部案件。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内，侦查机关能够破获的总是部分案件，不可能全部案件都得到破获；那些所谓“无案不破”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更是荒谬的。其二，侦查活动不可能，也不必查明业已立案的具体个案的全部事实。在个案的侦查中，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或要素的查明只能是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认识案情，因此，只要侦查人员查明了案件主要事实，获取了相应的充足证据，就可以结案。

若将前述两层含义进行比较，侦查结果的相对性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它告诫人们，应当冷静分析侦查过程中对侦查有利和不利的主、客观条件与因素，实事求是地设计侦查的手段、方法和程序，推动我国侦查制度的科学化。

侦查相对论进一步明晰了侦查工作中“道魔争高”的规律，它说明客观上分别存在着对犯罪和侦查有利或不利的诸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是相对的。反侦查行为显然就是一种不利于侦查的因素，一旦反侦查行为实施了，它对侦查工作的不利影响就很难被遏制，更难以被清除殆尽。我国有学者说，“当我们对犯罪与侦查的有利与不利有一个哪怕是模糊认识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便会转到将犯罪的有利条件压缩到最小限度，如何扩大侦查工作的优势，如何从有利于犯罪的方面寻找突破口，等等” 〔16〕。因此，侦查人员对于作案人实施的反侦查行为所采取的首要对策，便是要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方略和措施防范反侦查行为，减少反侦查行为出现后给侦查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节　反侦查行为的防范方略

一、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路径

反侦查行为是犯罪行为、侦查行为的伴生物，只要有犯罪的存在，有侦查的出现，就必然会有反侦查行为。因此，从总体上而言，不消灭犯罪，就无法避免（或防止）反侦查现象。侦查实践表明，多数反侦查行为是事前已经设计好的，有些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已经实施，有些反侦查行为几乎是与犯罪行为同时实施的，只有一部分反侦查行为是在犯罪行为完毕后实施的。而从时间上看，侦查人员通常只在案发后才介入案件，其接触反侦查行为有一定的滞后性，故对于已经实施的反侦查行为，侦查人员根本无法预先介入，实际上无法根本避免（或预防）这些反侦查行为。故侦查人员所能防范的，只能是侦查工作开展后作案人可能再实施的反侦查行为。

如何防范反侦查行为？这涉及对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的控制。不论具体个案情形如何，侦查人员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对形成反侦查行为的诸多因素和环节予以控制、利用，使得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中诸要素不发挥作用，从而减少个案中的反侦查行为，避免部分反侦查行为形成。

笔者认为，在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中，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是其形成反侦查行为的根源；其次，侦查工作具有局限性；再次，作案人可以多渠道地获取侦查与反侦查知识。这三方面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和刺激着反侦查行为的形成。而这三方面因素并非虚幻、不可捉摸的，侦查人员完全可以借助一定方式加以影响和引导。如果考虑从反侦查行为形成机制中的这三个方面着手，采取有效措施，则侦查人员可以防范部分反侦查行为的形成。

二、控制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不良外化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是反侦查行为形成的人性根源和根本动力。实际上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经历了两个转化过程才外化为反侦查行为，即潜在趋利避害心理→趋利避害心理→外化趋利避害心理。而且这种心理的转化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仅转化顺序不可颠倒和逆转，而且在数量上呈递减趋势，每转化到一个新阶段数量上都有相应减少。如果仔细考察这种心理的转化过程和转化规律，不难得到一种启示：在犯罪案件中，作案人本能的趋利避害心理可能转化为反侦查行为，但并不必然转化；反侦查行为可能大量出现，但并不必然出现。由此，假如侦查人员对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施加正确的影响和引导，则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反侦查行为的形成。

那么，如何对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施加正确的影响和引导呢？这不能不说是侦查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在侦查破案的全过程中侦查人员并不知道谁是作案人（即使在侦查讯问中也只能确定某人有犯罪嫌疑），侦查人员并不能像做“思想政治工作”一样，对面前某一或某些特定的人循循善诱。可见，侦查人员施加影响和引导，只能是间接性的。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常常能够做到，通过一定的方法间接影响作案人，引导其趋利避害心理向良性方向转化，使得其反侦查意图渐渐归隐、消失，不再向反侦查行为转化。

（一）迟滞作案人

现实总是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迪。以犯罪现场方面的反侦查现象为例：采取这种常见且重要的反侦查行为的，一般内部人员作案的较外部人员多，本地人作案的较外地人多，流窜人员作案后多马上逃之夭夭，更少在犯罪现场方面采取反侦查行为。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内部人员、本地人和流窜人员不了解作案时在犯罪现场方面实施反侦查行为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不急于实施反侦查行为也不至于对其安全构成威胁、招致危害，所以他们并不立即去唤醒潜在的趋利避害心理，即使产生过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也很少迅速进一步强化和外化。简言之，在这些作案人看来，他们所要避之“害”还比较遥远，司法追究和刑罚惩罚并不会很快降临。他们觉得暂时无“害”可避，或者无避“害”之迫切需要。

由是观之，侦查人员为防范作案人反侦查行为形成，对其趋利避害心理施加影响和引导，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想方设法让作案人产生暂时无“害”可避或无避“害”之迫切需要的错觉，即迟滞作案人。

要做到这一点，侦查中严格保密是最紧要的。非出于特殊目的的“打草惊蛇”，是侦查工作的大忌，便属此理。一旦“打草惊蛇”，作案人觉察到侦查的触角正在逐渐逼向自己，他们必然会抛出各种反侦查措施，设置或重新设置侦查障碍，转移侦查视线，干扰和破坏侦查，甚至狗急跳墙、负隅顽抗。这绝非侦查人员所愿意看到的。这一现象在绑架案件中尤为典型：绑架犯罪案件的作案人是否“撕票”，是其作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实施反侦查行为的重要内容（如果人质活着回去，对其后患无穷）。而如果作案人得知人质家属报警，将会撕票灭口。这是一般规律，作案人通常在与人质家属联系之初就会言明此点。故在绑架案件侦查中，一切工作包括现场勘查、调查访问、侦控措施等都必须秘密进行，绝对不能让作案人觉察到侦查人员已经介入。不仅绑架案件的侦查如此，而且其他案件的侦查亦然。对侦查中的一切有关案件信息，侦查人员应当严格保密，禁止任何形式的泄露。即使是为开辟案件嫌疑线索来源而公开案情，也要做到“有控制”地进行，即凡是对定案有影响的案件细节，凡是不利于侦查破案的案件情况，一律不要公开，并且公开案情还得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解读案例5—1】　破获“涂家帮”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密策略

贵州六盘水市的“涂家帮”是一个有着严密帮规的犯罪组织。为控制团伙成员，涂家兄弟以其家为据点，长期养着十多名骨干和成员，集中食宿，集体行动。曾有一个叫汪晨的团伙成员因违反了“组织纪律”，被迫砍去了自己的左手小拇指；还有一个犯了“帮规”的成员则在涂氏兄弟的指使下被其他团伙成员刺了十余刀。对此，专案组在开展侦查时把保密视为侦查策略的生命。在侦查初期，侦查人员实行封闭式的办案，到驻地统一食宿；外出办案须经批准，且二人以上；对外打电话时，须有第三者在场；专案组下设的各小组相互间不得交流案情等。这些保密措施起到了迟滞作案人的良好效果，确保了案件的破获。〔17〕

迟滞作案人，还要求侦查人员“施计用谋，必须示假隐真、扬长避短，既有利于揭露犯罪，同时又要迷惑对手，转移其注意力，消除其戒备，迟滞和减弱对方的反揭露能力” 〔18〕。侦查实践中一些著名侦查谋略，如声东击西、暗度陈仓、明撤暗侦等，都强调迷惑性，要求侦查人员隐匿真实的侦查意图，通过一定方式造成犯罪嫌疑人的错觉，使其不知不觉中暴露犯罪证据。施用侦查谋略追求迷惑性，便吻合此中道理。

（二）设置双避冲突

1．设置双避冲突的含义

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外化，其实质目的是作案人要躲避刑罚处罚之“害”。此种刑罚处罚之“害”，有两种形式，即客观之“害”与主观之“害”。前者指作案人的犯罪行为经过刑法衡量和司法程序后得出的结论，后者指作案人主观上认为其犯罪行为应遭到的刑罚惩处。在犯罪和侦查中，作案人所要躲避的“害”，准确地说，应只囊括后者。因为在这些阶段中，在刑事审判作出生效判决前，作案人无从获得客观之“害”的结论，只能自我判断，得出将会遭受的刑罚处罚之“害”的主观上结论。这就昭示着另一种启迪：假如侦查人员在侦查中给作案人设置另一可以觉察之“害”，让作案人产生双避冲突，而自觉进行两“害”价值的比较，则作案人有可能主动放弃或中止反侦查行为。这样亦可以防范部分反侦查行为的形成。

这种方法可简称为设置双避冲突。所谓双避冲突，是指同时有两个目标对于个人是有威胁的，虽然都想回避，但由于利益趋（驱）动等原因，个人只能接受其一才能避免另一，在抉择时便会遇到双避冲突的心理困扰。〔19〕例如，作案人案发后遭到通缉，侦查机关限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投案自首，若拒不归案，则有朝一日被捕后势必受严惩，此可视为旧“害”；若投案自首，则虽仍免不了身陷囹圄但可减轻刑罚，此可视为新“害”。两“害”必取其一，就轻避重，有些作案人会选择后者，从而放弃对抗侦查，主动投案，以求从轻发落。

2．设置双避冲突的原理

关于设置双避冲突方法的原理，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大取》中说：“……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墨子阐述了人们在现实面临的两“害”之中进行权衡选择的一般标准、方法：如果两“害”必取其一，则行为人将被迫选取小“害”，避免大“害”。他还列举了一例说明，如果一人在深山老林遇到一群劫路的强盗，这本身是一种“害”，但这时若能在“断指”与“亡身”之间选择，人们都会选择“断指”这一小“害”，而避免“亡身”的大“害”。从一定意义上讲，就应该不是取害，而是取利了，是趋利避害的结果。

由此可见，设置双避冲突，其成败关键在于对新“害”的设置。设置的新“害”应当符合两项条件：一是新旧“害”冲突不可避免，只能且必须择一。如某人在深山老林遇强盗，他要么是断指，要么是亡身，只有这样才有选择的意义。二是新“害”应略轻于旧“害”。如路遇强盗，其原来的“害”一般是亡身，现在允许断指保身，显然断指的危害性轻于亡身，在此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选择断指之害。一切犯罪案件发生后，作案人承担终日惶恐的后果，而且一旦案件侦破将承担相应刑罚处罚，这些旧“害”对于个案而言总是特定的。在这一前提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设置新“害”，当设置的新“害”确实符合上述两项条件时，作案人会进行理性的抉择，最终选择承担新“害”、规避旧“害”，从而放弃或中止反侦查行为。设置双避冲突的原理，从根本上讲，就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范围内提供给作案人两“害”予以选择，尽量限制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可见利益，加大其可见坏处，等到作案人发现对抗侦查得不偿失时，反侦查行为自然就消失了。

3．设置双避冲突的形式

设置双避冲突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施用侦查谋略。侦查实践中，许多侦查谋略属于攻心型侦查谋略，即侦查人员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方法刺激作案人，以瓦解其抗拒意识，促其走上认罪伏法的道路。攻心的方式可分为威慑攻心、情感攻心、法律（政策）攻心等，无论哪种攻心方式，设置双避冲突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武器。通过设置双避冲突，陷作案人于情感、道德、法律等方面的两难选择境地，迫使其按照“两害取其小”的原则，自觉选择伏法的道路。

这类侦查谋略尤以审讯中利用矛盾的讯问策略为常见。

【解读案例5—2】　提高审讯压力，设置双避冲突

某地抓获了一名贿赂犯罪嫌疑人张×，侦查人员通过证据巧妙地使其交代了一起受贿50万元的案件，而后张×封口，声称再无其他罪行。此时，侦查人员尚未起获其他的巨额财产，但通过分析判断张×尚有余罪未交代，狱内耳目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侦查人员决定给张×的畏罪心理加压，置其于绝境，利用其求生心理。

首先，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张×进行了看守转移，提高了监管的层次。然后，派职务更高的侦查人员代替原先办案人员出面，对张×进行了突审：……侦查人员：你知道自己罪行的严重性吗？张×：我知道，我完了。侦查人员：虽然你不愿彻底交代，但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这里所说的是模糊言语，张×可以理解为已交代的罪行，也可以理解为已交代和未交代的所有事实），判你死刑罪有应得。张×：我清楚。侦查人员：（经过一定的教育）你现在只有唯一一条出路，就是放下包袱，彻底交代，求得从轻处理；如果能够立功，还能受到减轻处理。张×：（较长时间的沉默）我全部讲了。张×最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愿失去一线生机，彻底地交代了先后收受十余次贿赂的事实，并供出了大部分赃款的去处及许多行贿人。

本案中，侦查人员突破口供的诀窍在于给讯问对象成功地设置了抗拒审讯与认罪伏法的“双避冲突”。

这种策略组合方法的使用，其巧妙性在于向犯罪嫌疑人讲明，或者让他感觉到：即使他拒绝继续交代罪行，根据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也足以判他重刑；让他交代问题是给他一个争取从宽的机会，机会是有限的。摆在嫌疑人面前的这两条出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趋避冲突”。

至于著名的“囚徒困境”案例，更堪称设置双避冲突的施谋典范。

【解读案例5—3】　“囚徒困境”的经典案例

有一次逮捕了两名嫌疑分子，并及时进行了隔离。检察官深信他俩犯了严重的罪行，但因缺乏足够的证据，还不能起诉。于是，他分别对两个嫌疑分子说，他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认罪，一条是抗拒，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们俩都不认罪，那么检察官只好对他们控以一个较轻的、已经证实了的罪行，例如非法窝藏武器，两个人就会受到较轻的惩罚。如果两个人都承认了，法庭给以惩罚时，检察官也不会要求从严处理。如果有一个承认，另一个否认，那么，承认的人由于揭发了同伙，会被从宽处理，而抗拒者将会依法受到严惩。如果用刑期表达这种情况，可以画个表格〔20〕（当然，表格内的刑期是随意选定的，其中法律内容本身也是假定的）：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作案人甲、乙面前都摆出了两种“害”：其一是因抗拒（即对抗侦查），而获判刑1年或10年，此为旧“害”；其二是因认罪（即放弃反侦查），而获判刑3个月或7年，此为新“害”。这两“害”是作案人无法同时回避的，由此双避冲突出现，作案人甲、乙只能且必须从中择一。由于作案人甲、乙遭到了隔离，他们无法达成一致行动和意见，因此在权衡两“害”轻重时，他们只能从各自利益出发，进行大概的比较。显然，“判刑1年或10年”的旧“害”要重于“判刑3个月或7年”的新“害”，故作案人个人的理性选择是选择较轻的新“害”。这样，作案人甲、乙都会放弃对抗侦查，进行认罪，从而侦查人员达到了防范作案人实施拒供的反侦查行为的目的。

“囚徒困境”案例在经济学的博弈论中也是一个被广泛援引、论证的案例。有的学者在充分剖析该案例的基础上，指出“囚徒困境”反映了很深刻的问题：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21〕如果两个作案人都抵赖，各判刑1年，显然比都坦白、各判刑7年好。这是集体理性，但却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的要求。侦查人员在“囚徒困境”中的做法，其奥妙之处恰恰就在于此：设置“两害”，利用作案人之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迫使其放弃双方之间的合作（共同拒不交代），转而寻求与侦查人员的合作（争相坦白）。还可以进一步假设，即使两个作案人在被侦查人员抓获之前已建立一个拒不坦白的攻守同盟，这个攻守同盟在双避冲突面前也是没用的，最终没有人会积极遵守攻守同盟协定。

当然，曾经有人对“囚徒困境”案例中侦查人员的做法是否完全符合现实提出质疑，认为“囚徒困境”是人为设计的情况和实验室游戏。〔22〕这是可以另外单独讨论的问题，而单就其设置的“双避冲突”而言，确实能够起到防范反侦查行为的功效。这一结论，即便是实验室结论，对侦查人员也至关重要。况且任何研究结论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运用、检验，从这个角度上讲，任何设置双避冲突的侦查谋略都需要在施谋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修缮。真正做好了“设置双避冲突”，便基本上可实现控制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不良外化的目的。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设置双避冲突时必须注意新“害”要小于旧“害”，至少给作案人的感觉是如此，否则，会反过来造成作案人按照“两害取其小”的原则选择反侦查的道路。这是得不偿失的。例如，我国有学者对追逃专项中的“宽大公告”做过专门研究，发现某些“宽大公告”甚至是造成逃犯增多的原因之一。他指出，“为了尽快将逃犯追捕归案，有些地方在开展追逃专项斗争中，发布了对投案自首逃犯的‘宽大公告’。而有些公告过于‘宽大’，有的甚至超过了法律的规定，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些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在公告的限期内投案以后，被处的刑期往往比那些作案后未逃即被逮捕的同案犯轻得多，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不逃被抓受重罚，作案后快逃受轻罚，逃也不加罚的局面，结果让逃犯占了便宜，使其他案犯竞相效仿，形成恶性循环” 〔23〕。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如在我国近年来开展的缉拿外逃贪官的活动中，给回国归案的贪官保证有期徒刑（远远低于死刑）的承诺，实际上是否鼓励更多的贪官外逃，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不论如何，设置双避冲突时必须注意拿捏火候，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解读案例5—4】　巧妙进行情感攻关，适度突破拒供防线

马×是一起杀人盗枪案件的主犯，在讯问中拒不交代罪行。审讯人员对马×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认为马×对他儿子的感情特别深，决定利用他对儿子的感情进行突破。在讯问中，审讯人员问：“马×，你向来善于思考，处事慎重，现在你盗枪坐牢，被你遗弃的儿子将来也会臭骂你的。”马×听后，像触电似的一惊，长叹一声，低头沉默了几分钟后说：“确实对不起我的小宝贝，但是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呀！”审讯人员没有追问为什么忍不下这口气，而是继续利用他对儿子的深情，进一步调动起他对儿子的想念。审讯人员问：“你儿子已经会叫爸爸了，可是他的爸爸在哪里，没有人回答你儿子的呼喊……”这时马×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说：“我对不起儿子，他不能没有爸爸……”最后彻底交代了犯罪的全部过程，并表示要真诚悔过，希望政府能留他一条后路。

本案中，讯问人员就是成功利用情感攻心的策略，设置了“双避冲突”：其一是因认罪（即放弃反侦查），而被定罪量刑，此为新“害”；其二是因抗拒（即对抗侦查），而损害父子感情，此为旧“害”。这两“害”同时出现，旧“害”大于新“害”，且无法同时回避。

第三节　反侦查行为的防范措施

一、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要领

侦查工作具有局限性，这是作案人得以实施反侦查行为的前提因素。而造成侦查工作局限性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人为因素。控制和克服人为因素的出现，避免人为因素造成侦查工作的局限性，是防范反侦查行为的重要手段。只有尽量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侦查工作局限性，才能使作案人对侦查行为少有漏洞可钻，难以实施或难以有效实施反侦查行为，从而可以大量减少反侦查行为的出现。

概括而言，导致侦查工作局限性的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侦查人员工作失误和国家某一时期侦查工作整体上的弊端。

二、侦查人员应克服工作失误

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大体可以归结为违法、不当和不及时三个方面。

其一，侦查违法。现代民主和法制的进程要求侦查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侦查工作也有着严格规定。由于侦查人员普遍的法律意识不高等因素，我国侦查违法事件屡有出现。如讯问中刑讯逼供时有发生，这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作案人的对立情绪，而且会为作案人日后翻供提供口实；又如在开展搜查、勘验、检查等工作时没有依法邀请见证人，或者对通过秘密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没有通过合法方式收集，致使作案人在侦查讯问时得以否认上述材料的证据效力等。一切违法侦查将使侦查陷入被动。因此，侦查人员应受到严格的法律培训，侦查中应依法办案。

其二，侦查不当。侦查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司法活动，它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操作规程。如在现场勘查之前和过程中，应派专人进行现场保护，以防止作案人潜入现场毁灭痕迹、物证和围观群众进入现场破坏痕迹、物证；又如在搜查人身时，一般应有两名以上侦查人员，一人进行武装警戒，搜查前先得解除被搜查人的武装，以防止被搜查人行凶反抗；再如对同案犯拘捕后应分开监管、分开讯问，以防止作案人串供，等等。侦查人员如果违反上述侦查操作规程，便是侦查不当，其后果无疑也是给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创造了条件。

其三，侦查不及时。侦查破案中战机相当重要，如果贻误战机，就会使作案人得以潜逃并逍遥法外，故侦查中强调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勘查，准确判断案情，深入开展工作。而现实中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制约，侦查人员常常并不能做到快速反应，有时甚至是拖泥带水。侦查不及时的后果是因时过境迁而失去取证之良机。法国著名侦查学家艾德蒙·费加尔有一名言：“侦查工作的头几个小时，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失掉了时间，就等于蒸发了真理。” 〔24〕

【解读案例5—5】　侦查快速反应，防范反侦查行为

武安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贿赂窝案取证时，从两个行贿人口中获取了武安市信用联社经理郭××、副经理张××受贿的证据。检察人员快速反应，当即决定立案侦查，同时决定搜查、监视居住、取证同步进行，从研究立案到行动仅有一个小时。当检察人员赶到郭××办公室时，将正准备转移赃款的郭××堵在门口，从其密码箱中起获现金、债券计27万余元。又对另一副经理张××交代政策，促其交代了在给用户贷款时受贿3000元的问题，并交出现金、债券计10万余元。以上共查获现金、债券等八十余万元。之后，从这八十余万元的巨款入手，查证落实郭××、张××分别受贿的犯罪事实。

本案之所以能够顺利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侦查工作的快速实施，使得犯罪嫌疑人还未能实施反侦查行为。

侦查人员要克服侦查工作中的失误，必须坚持做到侦查合法、适当和及时。这是原则性的要求。

三、国家应改革侦查工作整体上的弊端

我国传统的侦查机制问题已经严重阻碍、制约着侦查工作的效率和效益的发挥，应从整体上对此进行持续改革，以缩小作案人自由实施反侦查行为的空间。我国学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侦查工作改革的研究和探索，不少人还提出了较为成熟和一致的建议。诸如建立自上而下的大刑侦体制，保证侦查工作的畅通无阻；实行职责分明的侦查人员选拔录用机制，提高侦查人员的积极性；理顺不同级别、不同系统侦查机构的关系，避免在侦查管辖上的扯皮现象；增加侦查科技设备的投入，设立网络警察等专门的警察力量，以现代化侦查手段对付智能犯罪；加强国内、区际和国际侦查合作，共同打击跨区、跨境和跨国犯罪，等等。

1997年6月，以贯彻落实修订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公安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了“全国刑事侦查工作会议”，吹响了全国公安机关刑侦改革的号角，确定了刑侦改革的总体思路：要建立覆盖社会面的刑警队，落实破案责任制，改革侦查、预审分设的工作体制，实行侦、审一体化，建立既有竞争激励又有责任约束的工作机制，努力提高侦查破案的快速反应能力。随后，公安部又相继召开了“青岛会议”、“洛阳会议”、“厦门会议”、“天津会议”，综合研究公安机关对刑侦改革探索的成果，研究和解决各个时期刑侦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推动刑侦改革不断健康发展。2010年，我国刑侦领域又实施了一起普通而重要的改革之举，这就是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华东六省一市公安机关共同签订了《华东地区公安机关信息资源共享应用章程》，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将开展信息协作，开放网上信息资源，提升打击跨地区流窜犯罪的能力。〔25〕这是我国开展区域性信息资源的侦查协作交换共享的有益尝试，必将为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信息资源共享合作积累宝贵的经验。时至今日，公安部推行的刑侦改革已经实施了十多年，使我国的刑侦工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安机关的整体打击能力、刑侦工作专业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以及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都有了显著提高。当然，刑侦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这一切表明，公安机关的刑侦改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与此同时，其他机关的侦查改革也在稳步地展开。1999年1月5日，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局的揭牌暨首次授予缉私警察警衔仪式在海关总署举行，这标志着我国专司打击走私犯罪的执法队伍——海关缉私警察队伍正式成立，此后全国各地先后挂牌成立了北京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深圳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和天津海关走私犯罪侦察分局等。这是我国在侦查走私犯罪方面的重要改革举措。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我国检察系统以“侦查法制化”为中心深化侦查工作改革，如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的内部制约机制，进一步强化侦查指挥和协作机制等。这些改革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必将从国家侦查工作的整体上减少侦查工作局限性，提高侦查工作的战斗力。

除了前述系统内的改革外，我国也一直在寻求强化国际侦查合作的途径和专门措施。1984年，我国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以此为契机，我国逐步建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开展国际侦查合作的制度。例如，处理国际侦查合作时，遇到国内法与国际法冲突的，优先适用国际法；遵循国家主权完整和平等互惠的原则等。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又积极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大大提升了我国开展国际侦查合作的水平。与此相应，我国还积极构建“控制下交付”等专门性侦查措施，更进一步弥补了我国侦查机关打击国际犯罪或涉外犯罪时所遭遇的体制弊端。所谓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ery）〔26〕，最早是于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27〕中确定的，该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系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本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和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本公约第三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人。”控制下交付是一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进行国际联查的当事国侦查人员将跨越国境的贩毒活动全过程纳入视线，从始至终监视跟踪，直至人赃俱获、一网打尽。这虽然从起源来看是针对打击跨国贩毒案件而言的，不过完全可以拓展开来用于弥补传统侦查措施的不足。总而言之，我国在国际侦查合作的领域仍有很大的扬善除弊空间。

四、社会应堵塞作案人获取侦查知识、反侦查知识的渠道

作案人可以多渠道地获取侦查知识、反侦查知识，这是作案人得以实施高水平反侦查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客观上它也刺激着作案人在犯罪案件中广泛实施反侦查行为。这些渠道很多，有些就存在于侦查的各个环节中。如侦查人员在讯问中，经意或不经意将侦查手段（尤其是秘密手段）及侦查细节透露出来，使得一些作案人直接获取了侦查知识，转化为反侦查经验。而这些作案人无论在监禁中还是回归社会后，他们所掌握的侦查知识、反侦查经验都难免流传开来，从而酿成不良后果。再以侦查人员在广播、电视、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媒体发布通缉令、悬赏通告等消息为例，侦查人员就必须严格控制、注意保密，即凡是可能暴露侦查机密等方面的情节不宜公布，凡是有可能诱发犯罪的情节、手段不宜传播。因此，在侦查中侦查人员要严格保密，除了指对案情等秘密予以保守外，还应当泛指对侦查有关知识予以保守秘密。

当然，堵塞作案人获取侦查知识、反侦查知识的渠道，主要还得由侦查机关之外的机关进行。如政府部门对有关侦查的书籍、影视片严格按规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发行，监狱机关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监所内“交叉感染”等。

近十多年来，公安、警匪类题材的报道、片子在国内普遍获得了热捧。如《永不瞑目》、《罪证》等作品都获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和市场回报。但与此同时，公安、警匪类题材的报道、片子所反映的内容却有“脱缰”的趋势，有的过分渲染侦查人员在作案现场取证的细节，详细描写侦查人员如何利用指纹、鞋印、子弹壳、血迹、毛发、纤维、尸体伤痕等蛛丝马迹破案，更有甚者直接传播如何反侦查的知识。这种泛滥的现象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更大大有害于侦查破案。例如，1999年1月4日发生的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广场金银首饰被抢案，主犯张君（渝、湘、鄂系列抢劫杀人案的主犯）在案发后蛰伏武汉期间，每天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关于案件侦查进展情况的报道来了解和掌握侦查工作的动向，以采取逃跑和反侦查措施。这一事件是颇令人诧异的。

基于此，公安部曾于2001年8月21日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安题材影视节目制作的通知》。该通知强调，为了减少公安题材影视节目——特别是纪实类电视剧的负面影响，今后一般不要投拍以重大刑事案件为主要内容的纪实类电视剧。对以重大刑事案件情节为蓝本创作的电视剧，一般不要使用真实姓名或本人参与扮演角色，以免影响今后的工作。当时这一通知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堵塞作案人获取侦查知识、反侦查知识渠道的作用。但关于该通知的效力、正当性等问题都引起了不同的讨论意见。现如今事易时移，特别是大多数公安、警匪类题材的片子都已经可以在网上查询收看，在此大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制手段管束侦查书籍、影视片的发行范围值得国人深思。

监所内的“交叉感染”，是指在被依法监管的情况下，两名或两名以上作案人彼此交流、体验犯罪方法和内容，强化犯罪和反侦查心理的互动过程。作案人作为典型的反文化物质载体，聚集到监所后，在相互碰撞、裂变、新陈代谢中获得能量，导致相互之间的“交叉感染”。“交叉感染”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多样性特点，是一种有毒的“精神会餐” 〔28〕。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称“监狱是犯罪的学校”。为防止或减少监所内“交叉感染”，监狱机关应当采取分类监管等必要措施，如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将一般犯罪与重案要案的作案人分别关押等。如果有可能，监狱机关还应当推动监管文化的建设。

第四节　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谋略

一、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谋略概述

如前所述，防范反侦查行为的原理、方略与思路属于宏观方面的问题，防范反侦查行为的措施属于微观方面的问题。前者对后者起着指导作用，且必须通过后者付诸实施。而具体案件中防范反侦查行为的措施执行得好或坏，直接关系到防范反侦查行为的效果。其中，侦查人员如何克服侦查工作的失误，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

就这一点而言，侦查人员在侦查实践中除了可以采取一般性措施外，还可以施用特定的经典谋略。例如“明撤暗侦”、“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欲擒故纵”、“引蛇出洞”等谋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侦查工作的局限性（主要是侦查不当、不及时等失误），并反过来促使侦查人员居于对抗的有利地位。下面对这些丰富多彩的防范反侦查行为谋略，予以举例说明。

二、“明撤暗侦”的谋略

在侦查实践中，有些案件侦查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而陷入僵局，虽初步确定了作案人，但缺乏充分证据，暂时难以深入，就可以采取明撤暗侦的谋略。明撤暗侦即作虚假侦查撤兵，表面上侦查工作已停止，实际上一直在进行暗中侦查。由于侦查力量撤走的表面现象，作案人错误以为环境宽松，可以出来活动甚至再次作案，而侦查人员通过秘密侦查工作监视施谋对象出来活动过程中暴露的情况，不断推进侦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部分反侦查行为的出现。

“明撤暗侦”谋略的施用，其关键在于“明撤”要撤得自然，同时秘密侦查工作要跟上。通常做到表面上侦查工作停止需要找到可信的理由，如案件告破侦查已终结，或案件作“死案”搁置，或侦查人员另有要案需侦破等。“暗侦”的方式有外线监控、特情贴靠和特种行业场所控制等。

【解读案例5—6】　“明撤暗侦”擒真凶

某省孙×及妻于1990年12月8日被杀，侦查人员初查分析后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孙×近几年成为暴发户，有可能是图财杀人；二是孙妻作风放荡，婚外性关系复杂，而且死后被人用利刃刺破阴部，有可能是奸情杀人。据此，调查确定了几个作案人，但皆缺乏充分的证据，案件侦查难以深入。后来侦查人员根据死者在银行储蓄的3000元定期存单失落、尚无人领取的情况，决定“明撤暗侦”。

侦查人员很快全部撤出，并在社会上佯称凶手已在外地抓获，暗中则在开户银行张网以待。12月18日，原排查的重大嫌疑人王×伙同另一青年前来取款，随即落入法网，“明撤暗侦”的侦查谋略奏效。

三、“声东击西”的谋略

“声东击西”主要是针对作案人有可能多渠道了解、关注案件侦查情况，并继续实施反侦查行为的案件的侦查。“声东击西”即侦查人员对施谋对象故意造势，先采取一种与实际侦查行动意图背离的势态，诱使施谋对象信以为真，然后再按照真正的侦查行动意图采取侦查行动的计谋。

“声东击西”谋略的施用，其巧妙之处在于故意造势之处是侦查假象，所采取侦查行动之处正是不作声张的地方；其关键在于确保施谋对象不知真正的侦查行动意图，且受侦查人员造势影响产生错觉。

【解读案例5—7】　“声东击西”查真相

某市制药厂发生重大盗窃案，大批药材被盗。侦查人员通过现场勘查分析，认定是内部人员作案，但久侦未果。侦查人员估计厂内部作案人一直在关注侦查进展，遂有意放出风声，说此案判定为外盗，并将侦查力量撤出该厂。

侦查人员表面上到社会上排查，同时暗中部署可靠力量观察有关内部人员的动态，不久发现转移、处理赃物的重大作案人吴×，将其依法逮捕。

本案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声东击西”谋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调虎离山”的谋略

在案件侦查中，有时作案人占据对其有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此为依托进行活动。这使得侦查活动难以施展，为此就得找借口将侦查对象调离对其有利的环境。此种侦查谋略即调虎离山。

通常侦查人员施用调虎离山之计，可以将作案人调入控制圈以利于抓捕，将作案人及其亲友调离所在地以利于密搜和走访群众等。

【解读案例5—8】　8911跨国贩毒一案

公安部组织云、川、甘、粤四省侦破8911跨国贩毒案时，一开始捕获贩毒集团中一个叫阿皮的司机，由其带着专案组到云南“钓鱼”。阿皮被带到云南某市后，缅甸籍的贩毒人员“明珠”就传来要与阿皮联络的消息。侦查人员于是定下“先捕明珠，再诱大胞（贩毒集团头子）”的谋略。

2月23日，“明珠”到阿皮住的宾馆与阿皮接上了头，定妥25日在阿皮的住处交货。专案组根据贩毒集团将我方人员“调”到境外接货的一惯伎俩，事先设计了“以调反调，调虎离山”的计策。果不其然，当天傍晚，“大胞”派来一个叫阿金的，要阿皮到缅甸境内与“大胞”面谈。阿皮随即为难地摇摇头，指着自己的脚说：“你没看见，我的脚扭了，咋个走哩？”阿金这才注意到阿皮的脚上包了纱布，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松节油味儿。阿皮说：“你去告诉大胞，叫他到我这里来吧。”其实，“扭脚”之事是侦查人员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调虎离山”之计，为了使阿金信以为真，还在室内洒了半瓶松节油。25日傍晚，“明珠”来宾馆告诉阿皮，晚8点送货到此。到晚8点多，开拖拉机运毒品的“阿三”和骑自行车远远跟随的“明珠”，一进院门就被捕获。

五、“欲擒故纵”的谋略

在侦查中，欲擒故纵是指出于侦查破案全局考虑，故意暂时放纵作案人，等到时机成熟之后一举破案的侦查谋略。这又可分为三种情形：

其一是，对于重大团伙犯罪案件，虽可以拘捕已经查获的作案人，而故意不拘捕，或者将已经拘捕的次要作案人释放出去，暗中加强侦查，待进一步扩大线索，深挖余党。其二是，对于复杂的犯罪集团案件如黑社会组织犯罪，虽有一定线索但尚不明底细，破一起案件时可不将涉案的作案人全部拘捕，而是“留根”予以暗中密切监视，继续侦查。其三是，对于有重大作案人而一时证据不足的案件，可故意制造假象，以“放纵”、麻痹作案人，待其失去警觉、暴露马脚之后，一举取证破案。“欲擒故纵”谋略的施用，其关键在于摸准作案人的心理，“纵”得自然且不失控。

【解读案例5—9】　“欲擒故纵”巧缉凶

1990年11月5日某省古交市发生盗窃杀人案，电影公司员工李××的女儿、侄女被杀，另被盗去现金等财物若干。侦查中确定了两名重大作案人赵×、李×，但赵×、李×已不知去向，追捕数日无果。11月11日，侦查人员在古交市突然发现李×，为了搞清情况，侦查人员没有马上逮捕李×，而是对其监控。在有关群众的帮助下，得知李×是从某市回来借款的，说要做一笔生意，而后将去该市与赵×会面。

据此，侦查人员决定欲擒故纵，继续跟踪李×上了7时发出的开往该市的566次列车。直到晚9时，当李×在该市云龙宾馆与赵×秘密见面时，侦查人员犹如神兵天降，将两人抓获。经过突审，两人交代了盗窃杀人灭口的作案过程。

六、“引蛇出洞”的谋略

在案件侦查中，侦查人员需要和作案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交锋，而作案人基于对侦查机关强大力量的畏惧，往往会龟缩在暗处或对其有利的地方，负隅顽抗。这时就需要施用“引蛇出洞”的侦查谋略，即创设一定的情境，诱使作案人充分暴露，而后予以缉捕。“引蛇出洞”谋略的施用，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引蛇”与“收网”的关系。

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常常利用作案人贪功图利等特点，巧妙、自然地加以利用，到一定火候加以收网。如对于作案人有赃物亟待出手的，侦查人员可以设立销售点引客上门，或蹲市场招引买主，以及找第三者牵线搭桥等，假意收购，诱使作案人将赃物出笼；对于多次发生的某一类案件，侦查人员可以在特定的案件高发时间、空间，化装引诱企图再次作案的作案人上钩；对于绑架案件，侦查人员可以取得被害人家属的配合，安排“赴约”、“送款”，在确保被害人安全的前提下，引诱作案人露面。

此外，前述国际侦查合作中常常使用的“控制下交付”的侦查合作手段，也属于“引蛇出洞”的侦查谋略范畴。

注　释

〔1〕［苏］拉·别尔金：《刑事侦察学随笔》，李瑞勤译，115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2〕武汉：《刑事侦察原理》，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237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4〕发案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发生的刑事案件与总人口的比值，即发案率=年发案数/总人口数；犯罪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的犯罪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即犯罪率=刑事犯罪人数/总人口数。

〔5〕破案率一般是指一定时间内立案数中的破案数与立案数的比值，即破案率=立案数中的破案数/立案数。

〔6〕这一点早为人们所认识和验证。例如贝卡利亚说过：“制止犯罪发生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并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西南政法学院编印，55页）边沁说过：“除非存在免受刑法惩罚之希望，否则没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罚恰好由罪行之获利而产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会有人犯罪了。难道有这样愚蠢的人，除了因徒劳的尝试而蒙羞外，肯定一无所获却仍然冒险去犯罪？”（［英］边沁：《立法原理》，69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7〕王大伟编著：《英美警察科学》，243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8〕我国自1996年在基层公安机关进行了警务评价体系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评价侦查人员业绩好坏时过于重视破案率的做法。

〔9〕武和平：《大治安》，5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10〕［美］查尔斯·奥哈拉：《刑事侦察学基础》，谭璟彝等译，2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

〔11〕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238～239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12〕参见王大伟：《中西警务衡量标准的比较研究》，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13〕参见王大伟编著：《英美警察科学》，321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14〕王大伟编著：《英美警察科学》，14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15〕关于“低限”理论，可参见何家弘：《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193～19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6〕曲玉斌：《刑侦方略新探》，238～239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曲玉斌还在此分别列举了对犯罪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和条件。其中，对犯罪有利的因素和条件有：（1）社会防范机制有可资犯罪分子利用的漏洞；（2）犯罪行为将各种社会关系转为犯罪客体的随意性；（3）犯罪分子在犯罪的各个环节，对刑事案件的各个要素实施逃避侦查手段的可能性；（4）侦查工作的失误；（5）现代科学技术对犯罪痕迹、物证认定上的局限性；（6）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对犯罪痕迹、物证的掩盖作用；（7）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在侦查犯罪中的表现，等等。对侦查工作有利的因素和条件有：（1）侦查工作可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2）侦查工作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3）侦查工作可以借助于现代的技术和装备；（4）侦查工作可以从多个渠道、多个环节、多个途径入手，等等。

〔17〕参见白平：《浅析侦查“涂家帮”的谋略和战术运用》，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1）。

〔18〕王传道主编：《刑事侦查学》，4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9〕参见罗大华主编：《犯罪心理学》，14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在此书中，原文用词是“利益趋动”，笔者以为有误，用“利益驱动”一词可能更为准确。

〔20〕参见［苏］拉·别尔金：《刑事侦察学随笔》，李瑞勤译，53页以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21〕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2〕参见［英］保罗·凯林：《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郑伟建译，64～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3〕徐公社：《对追捕逃犯的几点思考》，载《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3）。

〔24〕［苏］拉·别尔金：《刑事侦察学随笔》，李瑞勤译，69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25〕参见吴艺、王宝来：《华东六省一市将共享警务信息资源》，载《文汇报》，2010-02-25。

〔26〕根据控制下交付的实施范围，可分为国际级的控制下交付与国内控制下交付，本章仅就国际级控制下交付进行阐述。

〔27〕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声明不受该公约第32条第2款、第3款的约束，即不受国际法院裁决意见和咨询意见的约束，除此之外，该公约的其他条款对我国都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28〕邵磊：《略论监狱亚文化——从考察罪犯群体的角度》，载《河北法学》，2009（4）。

第六章　反侦查行为的识别

第一节　犯罪行为的物质性

一、犯罪行为的物质性表现

马克思主义犯罪观认为，仅存在于个体人脑中的思想活动或犯罪意向，而不以危害社会行为的方式表现于外的，是不构成任何犯罪的；只有当个体将犯罪意向付诸实施，将犯意外化为行为，用物质的力量侵犯犯罪对象时，犯罪才随之发生。因此，犯罪行为是行为人反社会的物质性表现形式，而非行为人单纯的主观意念。

（一）犯罪行为具有物质的客观性

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其基本特征是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人们的感觉而存在，能为人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基本看法，为人们分析犯罪行为的本质属性提供了依据。

从实践来看，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几乎没有两起完全相同的犯罪案件。而实践又证明，尽管犯罪行为的形式不同、案情各异，但犯罪行为的构成要素都是一致的。究其构成，一切犯罪行为都是由人、事、物、时、空五个方面要素构成的。〔1〕而无论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受害者，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空间，犯罪工具、痕迹物证，还是犯罪事件本身，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因此，诚如有的学者所言，“犯罪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它又是运动着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 〔2〕。换言之，犯罪行为在整体上具有客观实在性，亦即物质性。

（二）犯罪行为的四种物质形态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的物质性表现为一定的犯罪形态、犯罪痕迹、犯罪结构和犯罪因果关联四个方面。

1．犯罪形态

物质是以其表现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客观存在，其表现方式的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形态。依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态观，犯罪行为是一种物质对另一种物质发生剧烈冲击的表现形态，犯罪形态是犯罪行为本质的外部表现形式。“形态”一词，在侦查学中还有其特殊的含义：“形”是指犯罪行为的外在表现，它包括方式、方法、工具、痕迹、后果等；“态”是指现场态势，它包括发案背景、动机目的、因果制约以及犯罪现场所反映的各种特征。〔3〕

（1）犯罪形态具有特定性。首先，不同类案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如杀人犯罪案件表现为对他人施加致命的暴力，盗窃犯罪表现为秘密侵占他人的财物，强奸犯罪表现为强行与妇女性交，抢劫犯罪表现为对他人施加夺取财物的暴力或威胁等。其次，不同个案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如同样是杀人犯罪，有的是枪杀，有的是毒杀，有的是溺死，有的是钝器或锐器打击死等。这些形态特征都客观存在着，而且一经形成就不易更改。

（2）犯罪形态具有反映性。作为一种复杂的物质运动，犯罪形态总是储存于人的记忆和犯罪现场之中。储存于人们的记忆中的犯罪形态，可称为“映象形态”。如行为人的言行举止、面相外貌，犯罪过程中出现过的各种声音、体味、灯光、烟火等，往往能被被害人、知情人、证人感知，储存于他们的记忆之中。此种映象痕迹，可以用于辨认犯罪嫌疑人。储存于犯罪现场的犯罪形态，如犯罪行为所形成的各种痕迹和物质环境变化的状态以及各种犯罪遗留痕迹、物品，是主要的“物质形态”。此种物质形态，可用于查证犯罪事实。由此可见，犯罪形态能够反映出犯罪行为曾经存在及现在存在的具体情况。

2．犯罪痕迹

犯罪痕迹是犯罪行为作用于客体并促使客体运动和形态变化的物态表征。它如实地反映犯罪行为施于客体的形式和质量，并储存着犯罪信息。在侦查学中，犯罪痕迹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它包括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各种物质变化，如：（1）犯罪行为所侵犯的人体或物体的信息；（2）犯罪行为所改变的现场物态景象；（3）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品种类与数量的变更；（4）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体外表结构的变化，以及一物体在另一物体上留下的反映形象；（5）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的化学反应；（6）与犯罪案件有关的光、色、声、味、烟；（7）反映与罪犯或犯罪事件有关的某些信息物，等等。〔4〕

从形式上看，犯罪痕迹是犯罪行为所形成的结果，因此，犯罪痕迹储存了许多犯罪行为信息，能够如实反映犯罪行为的各种特征。侦查人员寻找到犯罪痕迹后依据其各种属性，可以判断案件真假、案件性质和类型、犯罪方式和工具以及犯罪过程。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常常根据犯罪痕迹推断犯罪时间、地点，作案人数、作案工具、作案方法和犯罪活动过程等，并以此确定侦查方向、侦查范围，制订侦查计划。

3．犯罪结构

犯罪结构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结构方式和内容，它是由案件的各要素和要件构成的。一般地说，一起犯罪案件的结构，有基本要件结构、类型结构和个案结构三种层次，分为犯罪意向结构、犯罪条件结构、犯罪行为结构、罪犯特征结构四个组合。

基本要件结构，即构成任何犯罪案件所必需的人、事、物、时、空，缺少任何一项就不成为犯罪。类型结构，即某一类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的结构要件。以有预谋的内盗案件为例，除了必须具备上述五要素以外，还应当具备：（1）了解内情；（2）目标准确；（3）有作案时空条件；（4）有机可乘；（5）潜入条件；（6）工具用品；（7）行为能力；（8）罪证和赃物处理技能；（9）结伙条件；（10）运输条件。〔5〕个案结构，即每一起犯罪案件自身的特殊结构要件和要素，它反映了个案不同的因素。如同样是杀人案件，引发杀人动机的因素就各不一样，具体作案情节也不一样。将个案结构按照内容的不同，则可划分为上述组合结构。

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对每一起犯罪案件的层次结构和组合结构的发现，可以作为重要的案件信息源，从中发掘有价值的侦查信息即成为侦查线索。需要指出的是，侦查讯问这一重要侦查手段，实质上是建立在对个案结构要件和要素的了解的基础上，就是要搞清楚案件的全部结构要件和要素。

4．犯罪因果关联

犯罪案件的结构复杂多变，其因果关联也是复杂多变的，可以划分为多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犯罪动机与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第二层次是，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关系；第三层次是，犯罪行为与犯罪痕迹、物证的因果关系；第四层次是，犯罪行为与留在被害人、证人记忆中的印象的因果关联；第五层次是，犯罪行为与罪后行为（如反常行为、反侦查行为）的因果关系。这五个方面的因果关系在所有犯罪案件中普遍存在着，而且交织地表现出来。

犯罪因果关联具有顺序性和制约性。一般先有犯罪动机，然后有预谋和行为，再有痕迹物证，依次出现。这是顺序性。任何犯罪行为从谋划，到实施，到完成，都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如受行为人能力的制约，受主、客体条件的制约，受作案时空条件的制约，受犯罪工具和现场物品的制约，这些制约是多种多样的，作案人企图随心所欲地实施犯罪是不可能的。

犯罪因果关联能够准确反映作案人的特征，而且因果关系在犯罪案件中大量存在着，蕴含有大量的犯罪信息。因此，侦查中常常通过排查因果关系来发现犯罪嫌疑人。

二、犯罪物质论的提出及意义

将前述犯罪行为的客观性及物质形态概括起来，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犯罪物质论。这一理论是我国侦查实践中高效地开展侦查工作的物质观基础。具体来说，在侦查工作中，只有承认犯罪行为的物质性或客观实在性，只有把侦查视角投向个案中可知的犯罪形态、犯罪痕迹、犯罪结构和犯罪因果关联，侦查人员才能揭示具体犯罪的真相，才能把握某一时期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乃至发展趋势，进而为侦查工作确定指导思想和针对性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犯罪行为的物质原理是一切侦查行为、侦查谋略与侦查措施得以施行的基础。

相应地，犯罪物质论也能用于指导侦查实践中成功地识别反侦查行为。首先，既然一切案件均表现为物质的运动形式，那么反侦查行为就是案件中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它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假象和反常现象。在侦查实践中，只要承认案件构成的物质性或客观实在性，只要把侦查视角投向个案中可知的假象和反常现象，侦查人员便有可能揭示具体案件的反侦查行为，从而为侦查工作确定指导思想和针对性策略。其次，犯罪的物质性形态虽然形形色色，但它们本质上属于作案人犯罪心理的外化，尤其是各种反侦查行为属于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外化，具有一定的规律和机制，而分析作案人的反侦查心理，也能够揭示具体案件的反侦查行为。

第二节　反侦查行为的识别途径

一、反侦查行为的识别要领

反侦查行为在犯罪案件中常常出现，且往往同犯罪行为相并存，甚至混杂在一起，因而识别反侦查行为有一定的难度。而准确地识别反侦查行为，不仅是排除或减少反侦查行为的干扰的重要条件，而且是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成功地利用其为侦破工作服务的必要前提。

要判断案件中哪些行为属于作案人专门实施的反侦查行为，涉及从哪些方面着手的问题，即识别途径。如前所述，识别反侦查行为应当从案件中的假象、反常现象与反侦查心理入手。事实上，准确把握案件中假象、反常现象与反侦查心理的规律和特点，正是成功识别反侦查行为的关键和基础。

二、从分析案件中的假象入手

犯罪案件总是通过许许多多的现象表现出来的，其中有对案件本质属性的反映，即案件中的犯罪真相，还有对案件的歪曲的、虚假的反映，即案件中的假象。一切反侦查行为的实施，制造出来的必然是案件中的假象。无数实例表明，案件中假象“既有把侦查工作引入歧途的一面，又有将侦破工作引向深入的一面，关键问题是否能够识别” 〔6〕。

从认识论的角度上讲，假象是完全可以被人感知并认识的客观范畴。列宁说过：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假象＝本质的否定的本性。犯罪案件中的假象亦是如此，它并非神秘、不可捉摸的东西。

从案件中的假象的固有特征上看，它具有不彻底性、暂时性，而且还必然造成新的痕迹和物证等的出现。只要犯罪行为发生了，则无论作案人反侦查手法如何巧妙，也不可能天衣无缝，必然会有破绽，留下蛛丝马迹。这是案件中的假象的不彻底性。同犯罪真相相比，案件中的假象终归是假的东西，很难长久。这是其暂时性，比如团伙犯罪成员只可能暂时恪守他们之间的反侦查的承诺，一旦产生矛盾和内讧，就可以在其反侦查防线上打开缺口。此外，根据犯罪行为的物质性原理，制造案件的假象必然涉及更多的物质，将不可避免会留下新的案件痕迹、物证。案件假象的不彻底性、暂时性和必然出现新的痕迹、物证，所有这些决定了案件中的假象总是能够被识破的。〔7〕因此，从分析案件中的假象入手，不失为识别反侦查行为的有效途径。

分析案件中的假象，必须结合案件情况和侦查经验。首先，必须结合现场情况。如将现场勘查到的各种现象进行比较考察，看是否有矛盾之处，是否在时间、地点、作案工具、手段方法、作案人数以及作案活动过程上有疑点等；又如将事主、受害人及有关知情群众的陈述进行比较分析，看是否符合情理，是否一致，哪些陈述更真实等。

【解读案例6—1】　识别假象的技巧之一：结合现场情况与调查访问

在一起杀人案件中，作案人将其恋爱对象骗到偏僻山林中杀死，并伪造了强奸杀人现场。经现场勘查发现，死者下身裸露，衬衣、短裤和胸罩被撕破，似有强奸案的迹象。进一步勘查却发现，死者除颈部略有扼痕外身上没有任何损伤，衣物的破痕从一端延伸至另一端，破坏程度由重而轻，比较规则、单一，尤其在现场及周围看不出任何搏斗痕迹和移尸痕迹。

据此，侦查人员进行了下述分析判断：假如发生的是强奸杀人案件，则现场上一般应留有作案人同被害人（死者）的搏斗痕迹，移尸的话，应有移尸痕迹，在搏斗扭打中被害人的衣物被撕破时应当方向较乱、用力不均，这显然不符合现场勘查情况。故被害人（死者）遭受强奸的迹象极有可能是伪装的。后再经尸体检验，在死者体内、体外等处均未发现精虫、精斑；经调查访问又得知，死者从不跟生人单独外出，更不用说去偏僻山林。最终，侦查人员判定，现场上的强奸迹象系案件中的假象，作案人采取了撕破死者衣物、褪下死者裤子的反侦查行为。

后来此案很快被侦破，印证了上述分析判断。

其次，必须结合作案人的心理状态。考察作案人主观目的（或动机）与客观现象是否相符，从而判断是否有假象出现。

【解读案例6—2】　识别假象的技巧之一：结合作案人的心理状态

在一起财务室被盗案件的侦查中，发现所失现金不多，大部分现金没被盗走，但同时丢失了几本账簿。

据此，侦查人员作了一个分析判断：假如是单纯的盗窃案件，则作案人一般不会盗走账簿，更重要的是作案人会将现场上的所有财物尽可能地卷走，不会只偷一小部分而留下大部分现金，现场现象不符合盗窃案件攫取钱财的犯罪目的，故判断作案人实施了反侦查行为，盗窃财物的行为可能是伪装的，钱物被盗系假象，账簿被盗才是案件中犯罪真相。

后来案件侦破证实，作案人（系单位出纳员）为掩盖其多次贪污行为，将留有其贪污凭据的账簿偷走，在偷账簿过程中为迷惑侦查故意偷走了一些财物。这完全符合上述判断。

再次，结合办理同类案件的侦查经验。在侦查实践中不断总结某些类似案件的共同规律（包括制造假象的规律），在遇到具体案件后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有效地发现案件中的假象。

确认案件中的假象，还要具体分析其形成原因。有的是在自然因素（如日光、风、沙、雪、雨、气温、禽兽等）作用下演变而成的，有的是由于事主、发现人、围观群众进入现场无意造成的，还有的是作案人在犯罪中有意识、有计划地制造的。如同样是现场可疑足迹，根据其形状、步法、新旧程度、遗留部位等，可以判断有些是野生动物留下的，有些是围观群众造成的，有些是作案人蓄意伪装的。前两种情况都不属于反侦查行为造成的假象，只有是第三种情况，才可以确定反侦查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再对假象作细节分析，获取其中蕴含的反侦查行为的信息。

三、从分析案件中反常现象入手

反侦查行为的重要特性之一是现象反常性。作案人一方面需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犯罪目的，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实施反侦查行为达到逃避惩罚的目的，二者是存在矛盾的，显然会造成案件中大量的反常现象。反常现象分布在犯罪和侦查中的各个环节，尤其在犯罪现场上有着集中体现。犯罪现场上的反常现象，常见三种情况：痕迹、物证相互矛盾构成的反常现象，“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的反常现象，以及“不该出现而出现”的反常现象。

反常现象是犯罪现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揭露犯罪现场方面反侦查行为的重要依据。首先，痕迹、物证相互矛盾的反常现象，往往含有许多反侦查行为的信息和线索。例如，盗窃现场在上锁部位既有撬拨痕迹，又有钥匙开锁的痕迹，或者既有从门口入室的痕迹，又有从窗户处入室的痕迹，或者现场遗留的工具与撬拨痕迹（或撬拨方法）不符等，一般就可以依此肯定作案人在现场上实施了伪装，案件性质可基本排除外盗，确定为内盗或内外勾结盗；又如，盗窃案件现场的墙上出现有疑为“进出口”的洞口，但内口大、外口小，内土多、外土少，一般也可以肯定作案人在现场进行了伪装。

其次，“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的反常现象往往证明作案人心理稳定和成熟，具有相当的反侦查经验，并据此可结合其他现象判断作案人在哪些方面实施了掩盖痕迹、物证的反侦查行为。例如，杀人案件中被害人系失血过多而休克死亡，但现场勘查发现尸体所在地面少有血迹，死者裆部有尿迹，而相应地面上却没有，尸体上有明显的抵抗伤，而现场却不见搏斗痕迹，据此基本上可以判定作案人转移过尸体，尸体所在地非第一现场；又如，火场上的尸体呼吸道内无烟痕，高悬的尸体脚下无垫物，水中的尸体无溺水征象，据此基本上可以判断非自杀而是他杀。

再次，“不该出现而出现”的反常现象往往证明现场系伪装的，并且暗含了作案人生活习惯和职业等信息和线索。例如，杀人现场的周围环境中没有草籽、灰尘、泥土等，在尸体的鞋底面上却有发现，据此基本上可以判断此为移尸现场，而且这些草籽、灰尘、泥土同作案人有一定联系；又如，高坠死亡的尸体上有械斗刀伤，据此基本上可以排除自杀身亡和意外失足死亡的情况，加大对他杀后伪装现场的案件性质的怀疑。

【解读案例6—3】　“不该出现而出现”的伪装现象

侦查人员为了查获贪污犯罪嫌疑人李×隐匿的赃款，对其住宅进行搜查。一进门就发现，李×家的煤池倒塌，约3吨煤炭堆在院子正中。同时，注意到煤池砖缝系水泥粘接。在一般情况下，煤炭不可能将池子压塌。

侦查人员随即询问在场的李×之妻：“煤池是什么时间倒塌的？”答曰：“昨天晚上。”又问：“不打算重垒了？”答：“刚准备垒你们就来了。”侦查人员绕煤堆转了一圈，发现煤堆四周扫得干干净净，这一迹象不合常理。既然很快要垒煤池，就没有必要堆放得那样整齐，更没有必要堆放在距煤池5米远的地方。很明显，煤池是故意毁坏的，煤堆里很可能有问题。

为此，侦查人员把煤堆翻开，果然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5000元人民币，正是要搜查的赃款。

本案中，侦查人员善于发现“不该出现而出现”的反常现象，使这次原计划“掘地三尺”的搜查仅用了不足30分钟就圆满地结束了。

此外，其他方面的反常现象，尤其是作案人行为方面的反常现象，也能为侦查人员识别反侦查行为提供依据和突破口。一般情况下，作案人犯罪后，心理压力迅速增大，在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支配下会有许多生理反应，具体表现为呼吸循环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内外腺体以及代谢过程的活动的改变，严重者会出现咽喉干燥、胸部郁闷、吃饭如食蜡、没有饥饿感、心惊肉跳的症状。在这些生理反应的影响下，作案人的行为自然会表现得与平常不同。

例如在排查嫌疑人时，排查对象有时表现得相当反常，平时热心串门的竟闭门不出、沉默少言，平时谨慎言行的人竟三番五次打听案情、向侦查人员汇报线索材料，这两种反常现象都应引起侦查人员警觉，应清醒地识别其反侦查行为，避免受其反侦查行为的误导，有条件的情况下予以逆用。又如在审查嫌疑人时常常遇到两种不同的反应：有的嫌疑对象对发案当天的活动说不清楚，有的嫌疑对象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对发案当天的活动相当清楚，甚至记得每一个活动细节，还能提供人证。对第二种嫌疑对象切不可不加分析就轻易相信。按照心理学的“无意识记忆”理论，人并不是对所接触的东西都能引起记忆的意图，只有是在生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和与人的兴趣、需要、活动目的相适合的，人们才会记忆得比较深刻，一般生活琐事是引不起人的兴趣和无意识记忆的。因此，能够将几天前或几十天前的活动记得非常清楚的，这往往是反常现象。侦查实践早已表明，多数作案人在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心理支配下，都怕说不清楚作案当天自己的活动，也害怕说出漏洞和矛盾，总是事先设计好借口，力图把它说得天衣无缝，以此蒙骗过关。

分析案件的反常现象，需要剖析其形成的不同原因。有些是作案人在承受异常心理压力下情绪波动造成的心理失常，有些是作案人本身有精神疾病而表现的心理失常，有些是意外情况（主要是外力）造成的，有些是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相矛盾造成的。上述情况中，只有第四种与反侦查行为密切相关。而剖析反常现象的具体成因，侦查人员必须对犯罪现场一切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勘查、调查访问，对侦查中获取的情况、信息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反复地、有意识地查找矛盾和疑点，深层次地探究。从长远来看，剖析反常现象、识别反侦查行为的能力的提高，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锻炼能力、总结提炼，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因案灵活运用，在实践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解读案例6—4】　原因分析是利用反常现象的关键

作案人刘×乘其妻子上夜班之际，在工作间用墩布将其打昏，然后将其妻从二楼窗口扔出摔死，尔后将现场伪装成其妻擦玻璃失足坠落死亡。

侦查人员经过认真勘查现场发现反常现象：（1）时值严冬季节，打开房门已经很冷，为何死者还要打开窗户，这不符合常理；（2）死者深夜擦玻璃窗却没有打开房间的电灯，而且左右房间都开着灯，这更违背常理；（3）在窗外的树叶上有滴状血迹，这不可能由死者失足坠死造成，违反痕迹物证形成的一般规律。

综合考虑以上反常现象，尤其是第三点证明死者坠落时身上已有出血部位，从而认定现场遭到了伪装，案件性质应是他杀，伪装成意外事故死亡。

四、从分析作案人的反侦查心理入手

反侦查行为实质上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主要是避害心理）的外化，因此作案人的反侦查心理实际上是作案人的避害心理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于作案人的个体情况不同、个案的情况也不同，所以不同案件、不同作案人的反侦查心理并不一样。但是，就具体案件中特定作案人而言，其反侦查心理总是一条相对稳定的心理轨迹，有其内在规律性。

侦查人员对作案人反侦查心理的分析，就是将自己设想成作案人，站在作案人的角度上揣摩、推断其反侦查心理，把握其中内在规律性，进而确定作案人已经采取了哪些反侦查行为；从广义上讲，还包括预测其最有可能即将采取哪些反侦查行为。

这种对作案人反侦查心理分析的方法，即换位思考法，又叫作“设身处地”思考法、反省法和反觇思维法。〔8〕原苏联犯罪侦查学家B．格罗莫夫曾就这种方法在搜查中的具体运用做过精辟论述，他建议侦查人员“应该把自己置于被搜查者的地位，考虑他的心理状态、职业、生活方式、性格和习惯，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进行搜查的人自己处在被搜查者的环境和条件下，并且同他的文化水平、职业、技能和本领都一样，进行搜查的人自己会想出什么办法，会把东西在什么地方” 〔9〕。这段话主要强调了侦查人员在搜查中对作案人藏物、窝赃心理的分析，同时也说出了“设身处地”思考法使用时的基本要求：在思维中转换认识立场，首先确定作案人的智力水平，然后努力设想自己在类似的情况下会如何行动。换言之，将自己的智力和作案人的智力等同起来考虑。

这种对作案人反侦查心理的“设身处地”思考法，恰好符合侦查活动对抗性的特点。在犯罪过程中和侦查过程中，作案人与侦查人员在思维上具有对抗性。作案人总是根据侦查的有关情况，考虑和采取一套对付侦查的狡猾手法，他们或者利用隐蔽手段实施犯罪，使侦查人员难于取得证据；或者在犯罪时制造假象，用以迷惑侦查人员；或者伪造痕迹、物证，转移侦查视线；或者在犯罪后订立攻守同盟，甚至不惜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胁迫他人提供伪证，等等。〔10〕与之相对，侦查人员则要针对作案人及其犯罪的有关情况，考虑和采取一套相应措施。分析作案人的反侦查心理，就是侦查人员对抗性思维的重要内容。而侦查活动的对抗性特点，又决定了侦查人员在对作案人反侦查心理进行“设身处地”思考时，必须首先弄清楚作案人聪明或愚蠢到什么程度。

【解读案例6—5】　列费夫尔的“设身处地”思考法

B．列费夫尔是原苏联的心理学家，他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侦查人员寻找从作案现场跑掉的罪犯。犯罪人沿着下面两条路逃跑的可能性最大：A路，行走方便，但路上人较多，危险；B路，难走，但比较安全。被追捕的犯罪人这样想：‘B路比A路有利，我选B路。’侦查人员再现犯罪人的推理过程，并且作出结论：‘凶手知道，对他来说B路比A路有利，因此他会选B路逃跑，所以我应该沿着这条路追捕他。’但是犯罪人随后可能这样想：‘侦查员判断我知道走B路的优越性，以为我会选它，就会沿着这条路追捕我。所以我得选A路。’” 〔11〕

可以设想，本案中侦查人员能否识别作案人采取的究竟是从A路还是从B路逃窜的反侦查行为，能否进行正确的“设身处地”思考，关键在于其能否正确估计作案人的智力水平。

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兰道尔塑造的大侦探福尔摩斯说：“我在这种情况下会用什么方法，你是知道的，华生。我会把自己放在作案者的位置上，当然，我首先要弄清楚他的智力水准，然后努力想象我在类似的情况下会如何行动。” 〔12〕同样，这也强调了侦查人员要首先估计对手的智力，然后推测其思维习惯，进而预测其行为。

为什么侦查学家和侦探小说家都强调侦查人员要揣度对手的智力水平呢？这主要是因为各种反侦查行为本身就是犯罪行为智能化的表现。所谓犯罪的智能化是指运用智慧或专门知识及先进技术进行犯罪的发展趋势。智能化可由目的性行为体系与伪装体系表露出来。〔13〕伪装行为体系是智能的产物，而反侦查行为主要表现为伪装行为，因此它是犯罪行为智能化的基本表现。反侦查行为是针对侦查人员实施的，作案人企图借此同侦查人员斗智，甚至就是向侦查人员发出斗智宣言。因此，侦查人员必须识别各种假象和骗局，在斗智方面占据上风，才能获得对抗的胜利。

至于如何正确估计作案人的智力水平，这不但取决于侦查人员的经验和智慧，而且取决于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的具体设计。侦查人员具有强烈的对抗意识，有时候能弥补其在进行思维时经验和智力方面的不足。

【解读案例6—6】　估计作案人的智力水平离不开对抗意识

在一起凶杀案中，作案人林×在自己家里杀了人，原打算将尸体抛到自家围墙外的一片树林里去，后来又反过来想：“把尸体留在自家院子里更能说明不是我干的。”于是玩了一个花招，将尸体拴到伸进院内的一根树枝上。这是其反侦查行为。

侦查前期，侦查人员囿于思维定式，按照凶手不会将尸体暴露于自家的常理，将林×排除在嫌疑对象范围之外，结果侦查搁浅。后来一年轻侦查员进行对抗性思维，他果断地站到作案人的认识立场上思考，作了推理的推理：“林×为什么就不能反过来利用我们的推理而故意把尸体留在院内呢？” 〔14〕

这样，在侦查活动中的对抗意识，帮助侦查人员对作案人的反侦查心理作了正确分析，从而反侦查行为被识破，案件遂告侦破。

我国古代名著《三国演义》第四十九、五十回讲述过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同上面所说的侦查人员追缉作案人的情形如出一辙。

【解读案例6—7】　“三国演义”中的换位思考法

话说诸葛亮在“火烧赤壁”之前，谋算曹操兵败后必然走乌林小道、南彝陵大路和华容道，于是分别安排赵云、张飞与关羽三员大将率兵设伏拦截。果不其然，在曹军溃走之际，三路伏军无一落空。曹军一路溃败，连连受到重创，甚至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其实，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测算出曹操的逃跑路线，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曹操的了解。他知道曹操会选择彝陵——南郡江陵——荆州一线逃窜；他还知道曹操多疑，因此授意关羽在华容小道上故意燃起烽烟，吸引曹操率军逃来。

总之，诸葛亮在对抗性思维中胜出一筹，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他进行了正确的换位思考，是因为他在同曹操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完全掌控了其思维方式。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侦查人员完全可以通过日常工作了解对方的思维规律和特点，例如在调查活动中可以注重观察作案人的各种行为表现，在讯问活动中可以注重观察对手的各种应对反应。其实，这主要是一个经验积累的问题。许多侦查人员根据作案现场的“设局”情况，就能在“为嫌疑人画像”时分析出作案人是一人还是多人，在犯罪前是否有过预谋和筹划，是只进行过犯罪的预谋还是同时进行过反侦查的预谋，是初犯还是惯犯、再犯，进而最终确定其反侦查水平的高低等。这实际上也是了解对手智力水平的过程。如果说侦查人员在未接触作案人时对作案人能力的揣度还是间接性的话，那么在讯问阶段他完全有条件同作案人面对面交锋，也就可以直接试探对手的对抗能力了。比如，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多次反复的试探性讯问看对手的反应，了解对方的对抗思维规律与特点。当然，这也是侦查讯问工作的应有之义。在侦查讯问谋略中，诸如佯顺敌意、声东击西、示假隐真、抛砖引玉等谋略，均能起到获知对手情况的效果。〔15〕

此外，美英等国推行的利用心理学原理进行的“作案人特征描述”（Criminal Profiling），对识别作案人智力水平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作案人特征描述”在国际上仍属于比较新颖的领域，是侦破重大、疑难案件的有效方法。它论述的重点是如何根据从犯罪现场获得的资料对暴力犯罪（特别是强奸犯罪和杀人犯罪）的作案人进行心理学特征描述和预测，从而帮助侦查人员抓获作案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组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它们的重要研究手段是通过大规模访谈罪犯的方式揭示这类人群的隐蔽内心世界。这一做法与经验也是我国侦查部门在实践中十分需要的内容。如果这一科学方法能够引入我国，那么就能为侦查人员识别作案人的心理与智力水平提供高效、便捷的新式武器。

第三节　反侦查行为的识别措施

识别反侦查行为主要靠侦查人员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决非闭门造车，它存在于侦查实践中，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措施。侦查过程中凡是用以核实案情的专门措施，都可以用于识别反侦查行为。常见的识别措施有以下几种：现场勘查、侦查实验、调查访问、法科学鉴定等。这些措施既可以独立使用，又可以合并使用。以下简要分述之：

一、现场勘查

犯罪现场是作案痕迹、物证最为集中的场所，案件中反侦查行为大多在犯罪现场上会留下客观的痕迹、物证，因而，现场勘查对于识别反侦查行为相当重要。

辨别现场的痕迹、物证是犯罪行为的产物，还是反侦查行为的产物，首要的是及时、全面、细致地勘查现场。勘查中，要注意与具体案情、与同类案件一般现场特点相结合，有意识地进行勘查，特别注意发现矛盾、疑点，发现案件中反常现象和假象。在详细掌握现场痕迹、物证情况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实事求是地判断。

【解读案例6—8】　现场勘查辨真相

某市侦查员根据情报获知毒贩王×和其保姆携带毒品赶往某地，其间情况有变，只好中途将她们截获，从保姆手提袋中搜获海洛因800克。

保姆供认：主人王×在家接到电话后，将毒品交给她，一起去交货，她们扮成陌路人同行，途中被抓。而王×拒供，并辩解说她和保姆上街购物，不知她带有毒品，也不知毒品的来源。面对王×的拒供，如何确定毒品就是王×的？如何确定王×的主观故意？

本案中，缉毒人员重新仔细勘查了现场，在所扣押的毒品上提取到了王×的指纹。然后，缉毒人员很技巧地讯问王×：你不知道保姆包内有毒品？答：是的。问：你是否知道她的包内有什么东西或放过什么东西在她包内？答：不知道，也没放过任何东西。至此，根据指纹、王×辩解、保姆供述，本案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及反证相互印证，融为一体，构成了完整、严密的证据体系。〔16〕现场勘查的结果，充分说明了王×的拒供行为。

二、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是用模拟方法来研究、证实某一事件在某一条件下能否发生的重要措施。对于案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能否形成现场遗留痕迹、现场痕迹是否符合作案规律等，侦查实验是行之有效的检测方法。侦查实验既可能得出肯定结论，又可能得出否定结论，这两种结论都能够识破反侦查行为。

【解读案例6—9】　不同的侦查实验结果，均能识别反侦查行为

在一起杀人案件中，作案人赵×在喝酒过程中掐死了被害人，后在酒桌上摆好了两碗烈酒，在酒桌旁用绳挽了六七圈，打好活套，将手弯回背后，把手伸入套中，绳头吊在地下，并用脚踩住绳头将腰一弓一直，几经反复将自己捆得扎扎实实，再用嘴去喝酒，造成了第二天案发后醉昏昏被捆绑的假象。此案侦查曾一度走进死胡同，后来一侦查人员仔细琢磨，并进行侦查实验，实验结果肯定了一个人可以做到既五花大绑又喝得酩酊大醉的事实，从而揭穿了作案人赵×的反侦查伎俩。这是肯定结论识破反侦查行为的情况。

一起监守自盗案件中，作案人先将室内一木箱搬出室外，然后在墙上挖了一个洞。后经侦查实验，发现木箱从洞口根本弄不出去，从而揭穿了作案人的伪装。这是否定结论识破反侦查行为的情况。〔17〕

三、调查访问

案件中被害人、目击者和知情群众往往能提供许多案件的直接信息，因此侦查人员应尽可能地调查访问，向他们了解有关情况。除了询问犯罪情况外，还要关注作案人有无伪装、是否蒙面和化装、是否有意回避交谈来掩盖其口音等内容，必要时可就作案人的智能、行为习惯、犯罪技巧等方面作专门了解。

此外，一般群众也会向侦查人员反映一些案件情况，特别对于他们认为的案件疑点侦查人员应予以高度重视，对其反映某特定人的反常行为也要加以分析。有时将调查访问得到的信息与现场勘查等获取的信息加以对比分析，也能发现案件中的一些假象和反常现象，识别反侦查行为。

四、法科学鉴定〔18〕

法科学鉴定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识破反侦查行为的锐利武器。许多案件中作案人精心设计的反侦查行为，经不起科学技术的检验，往往一试便穿。

【解读案例6—10】　科学鉴定明察秋毫

某一起丈夫杀妻案中，作案人将妻子掐死后伪装成跳楼自杀，并伪造了遗书。

后经法科学鉴定，很快发现疑点：（1）死者颈部有卡扼痕迹；（2）尸表外的伤痕为死后形成；（3）遗书笔迹不是被害人的，而是其丈夫的。

这样很快就排除了反侦查行为的干扰，迅速侦破此案。

目前我国常见的法科学鉴定主要有：痕迹鉴定（含工具痕迹鉴定、枪弹痕迹鉴定、整体分离痕迹鉴定等）、文书鉴定（含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人像照片鉴定、声纹鉴定等）、司法物理鉴定、司法化学鉴定、司法生物鉴定、法医学鉴定等。随着法科学鉴定发展的日新月异，其必将在识破反侦查行为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技术侦查

技术侦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前者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19〕它实际上是以侦查手段的技术含量作为定义标准的，因而所有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装备，来发现犯罪嫌疑人、查明案情、获取犯罪证据的侦查手段，都可以看作是技术侦查措施，如测谎检查、痕迹检验、声纹鉴定、指纹识别、通讯检查、密拍密录等。〔20〕后者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案件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方法或技术装备进行的秘密侦查行为。它实际上是以是否公开实施侦查手段为标准，对上述广义的技术侦查又作了一次划分，其中需要秘密实施的才被看作是技术侦查措施，如通讯检查、邮件检查、谈话窃听、密拍密录、化装侦查等。〔21〕从识别反侦查行为的角度出发，宜采取广义的理解。

在侦查实践中，可以将技术侦查以实施对象为标准划分为三类：一是以犯罪嫌疑人进行的通讯为实施对象的，如电话侦听、网络侦控等；二是以人为实施对象的，如秘密跟踪、密拍密录等；三是以物为实施对象的，如秘密搜查、邮件检查等。这些措施具有很强的秘密性、技术性，因此能够有效地识别反侦查行为。

六、搜查

搜查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点进行的搜索与检查。

搜查人身可以采用站立式、跪立式和俯卧式等方法。首先要命令被搜查人保持一定的姿势，控制对方双手的活动。其次要在可能隐藏凶器的部位检查其是否带有枪支、炸药、匕首、毒药或其他凶器，然后进行全面检查。对被搜查人的随身携带物品要仔细检查，注意发现一些易于隐藏的凶器和物证，如刀片、万能钥匙等。赃物罪证是场所搜查的主要目标，场所搜查的基本要求是全面、细致、机警、合法，关键是设法找到可能藏匿赃物罪证的秘密处所。为此，除对通常存放财物的箱、柜、橱、抽屉等进行仔细检查外，重点要对一般不存放物品的部位进行彻底搜寻、检查，诸如天花板、屋檐、烟囱、锅灶、墙壁、厕所水箱、垃圾筒、书本、镜框夹层、电视机、落地钟、录音机、钢琴、床上用品，乃至照相胶卷、竹制蚊帐竿空心部位等，都可能隐藏体积大小不同的赃证物品。此外，应观察被搜查人的神态、表情。

七、辨认

辨认是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情、审查嫌疑人，而组织被害人、证人或其他知情者对与案件有关的人、物、无名尸体和场所进行识别的专门措施。它包括公开辨认和秘密辨认两种形式。

对现场遗留物和作案工具的辨认，可以查明遗留物和作案工具的持有者，确定该物品的生产、使用单位和销售范围，根据该物品的某些细节特征确定侦查的方向和范围；对于赃物的辨认，可以根据外在特征识别被查获物品，确定是否属被盗、抢或骗的财物；对于无名尸体的辨认，可以查明死者的身源；对被依法拘捕的犯罪嫌疑人和逃犯进行辨认，可以确认其是否具有特定的面部特征、身材特征、动作姿态特征和口音特征等；对于有关场所的辨认，可以确认犯罪现场，以便发现更多的物证。

八、讯问

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为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依法通过诘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审查，以获取供述和辩解的一种侦查措施。讯问可以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全部犯罪事实，包括对侦查中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认真复核、查对，查清侦查中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收集、甄别所有能够收集到的证据；还可以追查其他应负刑事责任的人，发现新线索，查破积案、隐案。

讯问应当选择合适的突破口，即选择犯罪嫌疑人防御体系上能够牵动全局，对查清全案具有关键作用而又易于攻破的薄弱环节。选择好突破口，对于动摇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迅速突破犯罪嫌疑人的抗拒防线，打破讯问僵局，推动讯问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选择突破口时，要充分估计犯罪嫌疑人可能采用的反审讯伎俩，制定出消除拒供障碍的方法。同时还要选定一些备用的突破口，以便迅速调整方案，连续突破，不给犯罪嫌疑人留下修补防御体系的机会。

【解读案例6—11】　侦查讯问过程中需要识别反侦查行为

犯罪嫌疑人吴××有一手木工技术，准备到海南打工挣些钱回家盖房子、娶老婆。到海南之后，正赶上中央紧缩银根，各项建设纷纷下马，吴××找不到打工之处，不仅没有挣到钱，反而把自己带的路费全部用完了。在这种意外挫折的打击下，产生了盗窃他人钱财的动机。在实施盗窃犯罪的过程中，被事主发现，吴××又施行了杀人抢钱的行为。被捕后，吴××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不听、不答。

侦查人员为了打破僵局，讯问时，先不讲他犯罪的事实，而是从他人生道路入手，讲理想、谈前途，对他关心、教育。侦查人员循循善诱的教育深深地触动了犯罪嫌疑人吴××的心灵，使他不仅消除了对侦查人员的对立情绪，而且对侦查人员产生好感。他从不听、不答，到能认真回答提问，并表示愿意交代问题。

注　释

〔1〕现在一种通行说法是，一切犯罪行为都是由何事（What matter）、何时（When）、何地（Where）、何情（How）、何故（Why）、何物（What thing）、何人（Who）7要素构成的。

〔2〕武汉：《刑事侦察原理》，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参见程小白、阮国平主编：《刑事侦察学通论》，2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4〕参见武汉：《刑事侦察原理》，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参见武汉：《刑事侦察原理》，1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王勇哲：《设计性犯罪案件的侦查》，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89（4）。

〔7〕参见肖建国：《犯罪假象与刑事侦察》，载《犯罪侦查研究文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8〕参见武汉主编：《刑事侦查学》，155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9〕［苏］拉·别尔金：《刑事侦察学随笔》，李瑞勤译，5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10〕参见施正文：《侦查思维方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一章，17～18页。

〔11〕［苏］拉·别尔金：《刑事侦察学随笔》，李瑞勤译，54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12〕［苏］拉·别尔金：《刑事侦察学随笔》，李瑞勤译，5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13〕参见郑发荣：《刑事犯罪行为学》，356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14〕韦泽民：《犯罪和侦破的逻辑对抗》，104～10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5〕关于“佯顺敌意”、“声东击西”、“示假隐真”、“抛砖引玉”这些谋略的含义，请参见汤啸天编著：《实用刑事侦察谋略》，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6〕参见马忠红：《论贩毒案件中的反侦查行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1），60页。

〔17〕详见韦泽民：《犯罪和侦破的逻辑对抗》，111～1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8〕科学技术鉴定在英美国家一般称为“法庭科学”（Forensic science），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对其称谓比较混乱，有“物证技术鉴定”、“刑事技术鉴定”、“司法鉴定”、“专家鉴定”、“鉴定”等叫法，相互之间含义略有差异。

〔19〕参见宋英辉：《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研究》，载《法学研究》，2000（3）。

〔20〕参见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231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21〕参见杨迎泽、李麒：《电话监听证据研析》，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第七章　反侦查行为的利用

第一节　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规律

一、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必然性

信息科学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门新兴自然科学。1948年，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研究所的仙农（C. E. Shannon）发表了《通讯的数学理论》一文，奠定了现代信息学的基础。历经半个多世纪，信息学的成果已广泛应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从信息论的角度来审视侦查实践，不难发现任何犯罪都是一个信息转移的过程，作案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必然会同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之间发生信息转移甚至互换。换言之，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它是犯罪行为、反侦查行为的共生体，是不以作案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供职于法国里昂警察局的法国人埃德蒙·洛卡德（Edmond Locard, 1877—1966），其时他主要从事物证分析工作，特别强调尘土在侦查中的应用价值，他发现任何罪犯都可以通过从犯罪现场提取的及罪犯带走的灰尘颗粒与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后来，他成功地运用这一思想为很多案件的破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其编著的《犯罪侦查学教程》中，他明确指出，犯罪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物质交换的过程，作案人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总是跟各种各样的物质实体发生接触和互换关系。这一论断使得洛卡德名垂青史。然而，它主要是专门针对传统物质性信息而言的，既不适用于意识性信息（如犯罪心理痕迹、犯罪记忆痕迹与犯罪印象痕迹等），也不适用于各种新型的电子信息。为了更好地指导侦查实践，人们应当调整视野，关注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现象与规律。这就是笔者前些年撰写《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1〕的初衷。

犯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信息转移，这是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第一条规律。这一规律首先是由犯罪行为、反侦查行为的物质性决定的。如前所述，犯罪是一种物质的运动，那它必然要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实施，必然会破坏事物原有的状态，引起信息转移的出现：一方面，作案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反侦查行为，促使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发生变化，将其自身的信息保存在变化后的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中；另一方面，作案人实施犯罪以后还会造成自身的变化，将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的信息存储在自己身上。

其次，对这一规律还可以从案件信息与熵（或混乱度）的关系上讨论。信息论认为，犯罪过程同其他自然过程一样，是一个熵值增大即混乱度增大的过程。在犯罪过程中，熵值增大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自然意义的混乱度的增加，如对被害人人身的伤害与生命的终结，对物品、场所的破坏；其二，社会意义上的混乱度的增加，如对某一种社会关系（所有关系、人身关系等）的破坏，尤其是作案人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其三，个人意义上的混乱度的增加，如作案人在作案前后的异常行为、异常情绪，受害人对作案人个人、实施犯罪过程的记忆。当然，此三种意义上的混乱度的增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尤其后两者多相互结合。而这些混乱度的增加本身就表现为一定的信息转移，可以被广泛运用于侦查实践中。

二、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构成

犯罪过程中所转移的信息是指刑事案件信息，即犯罪案件的准备、发生、发展、结果及其状态的各种表征或秉性知识。它在侦查活动中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为侦查人员消除案件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获得有助于破案的知识。这些信息具有客观性和结构性，这是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第二条规律。

首先，犯罪过程中转移的信息可以依照不同的标准划归入相应的类型：第一，依照其内容的不同，案件信息可以分为犯罪信息、反侦查信息与其他关联信息。所谓犯罪信息，是指来自犯罪行为方面的信息，即作案人实施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犯罪现场及犯罪环境的改变与变异，这种改变和变异中蕴含的信息；而作案人为掩盖犯罪实施各种伪装等反侦查行为，必然要增添新的掩盖犯罪、歪曲事实、逃避侦查的行动轨迹，这里面所蕴含的信息便是反侦查信息，它有别于犯罪信息；除此之外，案件中还会派生出其他有关的信息。简言之，犯罪信息是犯罪行为的共生体，反侦查信息是反侦查行为的共生体，它们是犯罪过程中转移的主要信息。第二，依照其寓存形式的不同，案件信息可以分为物质性信息与意识性信息。物质性信息是指寓存在各种宏观与微观的固体、液体与气体物质中的信息，意识性信息是指寓存于作案人、被害人、目击证人及其他知情人的大脑记忆中的信息。一般来说，前者受到的干扰较小，虽然也可能因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变质或污染而失真，但不会主动“造假”；而后者则要受到提供者的主观因素影响，既有可能因提供者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与陈述能力而失真或减值，又有可能因提供者的利害关系等而不如实反映案情。我国著名学者何家弘曾经总结说，“神证——人证——物证”证明方法的转变是人类司法证明的历史，我国当前要转变以“人证”为主的办案观念，转向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2〕由此看来，我国的侦查活动也要由重视意识性信息的收集与运用，转向强调物质性信息的收集与运用。第三，依据其来源的不同，案件信息还可以分为作案人信息、被害人信息、目击证人信息、犯罪现场信息与犯罪环境信息等。

其次，犯罪过程中转移的信息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以结构和联系的方式存在着。每一条信息或每一组信息都会反映案件的人、事、物、时、空五要素或其中之一，它们在犯罪预备阶段、犯罪实施阶段、罪后阶段所发生的转移也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互相联系，甚至互动地进行的。转移的结果是使上述五要素可以反映在案件的各个方面。虽然有些转移的信息可能误导侦查人员，使之作出矛盾的侦查推断，但大多数信息针对案件中同一要素时基本上是相互印证的，这为侦查人员不断明晰案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相关模型

为了说明信息传递的基本原理，信息论创始人仙农曾提出过著名的信息系统模型，这个模型主要由信源、信源编码器、信道编码器、信道、信道译码器、信宿译码器、信宿等几部分构成。这一模型的运行原理是，消息从信源发出，经发送机将消息转变为信号，输入信道，经过信道译码器，信号被接收机译码还原，将信息传输给信宿。同时，信息的传输必定要经过信道，信道中总有噪声干扰，所以信宿所获及的全部消息并非原来从信源中发出的消息。尽管这一模型具有很强的数学意味，但是它仍然可以用来阐释许多社会现象的运行机制。为了便于阐释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现象，本书把这一模型的结构简化成三个部分：信源、信道和信宿。

信源是指信息的源泉，犯罪过程中的信源主要是作案人，它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犯罪单位。总的来说，对于整个自然和社会而言，它是一个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物质系统，具有特定的耗散结构。作为一个物质系统，它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衍生物，物质系统的信息不仅反映着自身，也反映了它与社会物质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痕迹。在侦查实践中，把握这一点有利于正确判断犯罪主体的犯罪动机以及实施犯罪的手段。信道是指传送信息的通道，犯罪过程中的信道是犯罪行为，包括犯罪预备行为、犯罪实施行为与罪后处理行为等。通过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作案人的信息得以四散开来。在侦查实践中，信道是决定取证方向的基本因素。信宿是指传送信息结束后信息的归宿。犯罪过程中的信宿既包括被害人，也包括犯罪现场及犯罪环境。被害人在接受信息时具有主观能动性，他总是有选择地接受来自作案人的各种信息，故而他存储的信息是否准确取决于其感知能力、记忆能力与表达能力；而犯罪现场及犯罪环境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它们存储信息的方式是各种痕迹、物证。如果用图来表示的话，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现象至少可归结为以下两种模型：一是人—人信息转移模型（见图7—1），二是人—场所信息转移模型（见图7—2）。

图7—1　犯罪过程中的人—人信息转移模型

图7—2　犯罪过程中的人—场所　信息转移模型

严格地说，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并不是单向的，被害人的信息也可能传递给作案人，甚至犯罪现场及犯罪环境（他们传递信息的信道往往不是犯罪行为而更可能是抵抗行为）。由于这些信息转移并不是犯罪过程中的主要现象，故限于篇幅关系暂不作展开。

由图可以看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不守恒性。信息是可以分享的，它以复制的方式进行转移，犯罪过程中发生接触的两个物体中一方获得了对方的信息后，对方不会丧失该信息，而且这种信息还可能继续转移到其他客体上。二是不一定对称性。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既可能是双向的，也可能是单向的，在发生转移的物体一方将自身的信息传递给了另一方的同时，另一方不一定对应地将自身的信息传递给了这一方。

四、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规律的提出及意义

将前述三条规律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犯罪过程的信息转移规律，这一规律能够指导侦查人员有效地利用各方面信息。刑事案件发生后，必然会出现大量的信息，其中既有表现为痕迹、物证的物质性信息，又有表现为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的意识性信息；既有反映犯罪事实的犯罪信息，又夹杂大量的反侦查信息、干扰信息、无关信息。对此，侦查人员应按照信息论分析的方法，从作案人、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四个方面去收集信息，然后研究各种信息是如何转移的、相互之间能否印证等，为我所用。

就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而言，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规律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前述信源、信道与信宿的结构，犯罪过程中由反侦查行为引发的信息转移现象亦可归结为两种模型：一是人—人信息转移模型（见图7—3），二是人—场所信息转移模型（见图7—4）。同样，这些由反侦查行为引发的信息转移现象亦呈现不守恒性与不一定对称性的特点。侦查人员如何利用反侦查行为为侦查破案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识和运用这些规律所达到的程度。

图7—3　犯罪过程中的人—人　信息转移模型

图7—4　犯罪过程中的人—场所　信息转移模型

第二节　反侦查行为的利用价值

一、反侦查行为有利于判断犯罪案件性质

有的学者曾说过：“犯罪行为不但是刑事侦察工作的标的物，而且又是刑事侦察工作的客观依据。” 〔3〕从某种意义上讲，反侦查行为是侦查工作的第二标的物和另一客观依据，其在侦查中的利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判断案件性质、蕴含案件信息与用作案件侦破突破口等方面。

反侦查行为充分证明了犯罪行为的存在，这有利于侦查过程中判断案件性质。作案人在犯罪后，才需要进行伪装和采取其他反侦查形式，没有犯罪行为就没有反侦查行为；反过来说，只要查实了反侦查行为，便可以肯定发生了犯罪案件。

【解读案例7—1】　伪装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标志

在一起杀人案件中，一作案人将其妻打昏，然后伪装成煤气中毒昏倒烧死。经现场勘验，侦查人员很快发现三处疑点：（1）死者中毒后，倒在煤炉上烧死，尸体为什么无挣扎现象？（2）死者坐在凳子上烤火时昏倒，她那始终不曾接触地面的臀部为什么沾有尘土？（3）死者吃奶的孩子与死者同处一室，为什么没有煤气中毒表现？通过对这些疑点的剖析，很快认定这是他杀伪装成煤气中毒死亡的现场。

在这起案件中，侦查人员对案件性质的判断，正是考虑到了作案人实施的反侦查行为。

二、反侦查行为蕴含大量的案件信息

反侦查行为蕴含大量的案件信息，这些案件信息是侦查工作所要收集的重要信息之一。有人狭隘地认为，案件信息就是犯罪信息。其实并非如此。按照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规律，作案人实施犯罪行为，必然造成客体及客观物质环境的改变，引起变异，这种改变和变异中蕴含的信息是犯罪信息，它是犯罪行为的共生体；而作案人为掩盖犯罪，进行各种伪装等反侦查行为，必然要增添新的掩盖犯罪、歪曲事实、逃避侦查的行动轨迹，这里面所蕴含的信息便是反侦查信息，它有别于犯罪信息；除此之外，还派生出其他有关的信息。这三种信息共同构成全部案件信息，其中犯罪信息和反侦查信息是主体部分。

反侦查信息对于侦查工作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侦查人员通过反侦查信息的反馈作用，不但可以查找反侦查行为主体，即找到作案人，而且可以据此挖掘其犯罪信息。比如，侦查人员在调查中获取的关于被调查人转移、隐匿财物的情况，既可以帮助查找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作案人（窝赃犯），又可以帮助追缴赃物。

【解读案例7—2】　转移隐匿财物行为中的案件信息

某市公安局审讯一起流窜盗窃团伙案件，主要成员耿××在监所内串供时讲：“那批货我已放进了中转站的仓库内，不能出问题。”讯问人员分析认为，“那批货”可能是指“赃物”，“中转站”和“仓库”可能是存放赃物的地点，“不能出问题”可能是让同伙不要交代。这些隐语的含义很可能只有这个团伙的内部成员清楚。

讯问人员为了弄清这些隐语的含义，一方面对这些隐语进行破译，另一方面采用多种审讯策略对其他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根据破译和对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交叉讯问的情况，联系该犯罪团伙的活动特点，讯问人员对这些隐语综合分析认为：“中转站”是指这伙犯罪嫌疑人聚散地，可能是火车站；“仓库”很大可能是指“物品寄存处”。

根据上述分析，讯问人员对火车站附近所有的“物品寄存处”成功地进行了搜查。这说明，作案人转移、隐匿财物的行为，往往牵涉到案件信息。

再以作案人通过伪装处理犯罪现场为例。一般来说，作案后的犯罪现场比较凌乱，如果作案人对犯罪现场进行重新整理，使其恢复现状，必然会留下较多的指纹和脚印，假如作案人用布抹去指纹和脚印，又会留下擦拭痕迹……

因此，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过程本身就是自我暴露的过程，因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大量的新痕迹和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切具有反侦查行为的案件的侦查中，侦查人员必须首先识别和区分犯罪信息与反侦查信息，并加以对比分析和筛选加工，才有可能“再现”案情。任何混淆犯罪信息与反侦查信息区别的做法，或者忽略反侦查信息存在的做法，对侦查工作都是相当有害的。我国著名学者武汉教授曾经说过：“侦察活动的成败，关键在于信息。” 〔4〕这也是许多侦查学者和侦查人员的共识。这个成败关键所在的“信息”，显然包括反侦查行为提供的案件信息。

三、反侦查行为可以作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

侦查实践表明，一些犯罪案件侦查中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侦查人员仅能获得极其有限的案件信息、线索，靠传统的侦查方法难以突破案件，则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而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致使涉及案件的信息增多，在某种程度上使作案人暴露得更为充分。如果侦查人员能够善于利用反侦查行为提供的信息，就等于为突破案件提供了新的契机。

例如“一对一”的贿赂案件，往往贿赂的钱物早已挥霍殆尽或转移为其他形式，在侦查中即使获得行贿方的证言仍然无法认定案件，这样就必须充分利用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挖掘案件线索，获取证据材料，从反侦查行为入手来揭露其犯罪行为。再如“监守自盗”型的贪污案件，表面上与一般贪污案件很相似，实质上此类案件中作案人必然要伪装，或者伪装成盗窃现场，或者伪装成抢劫现场，以此为公款公物捏造一个合理的去向，故在侦查中几乎都要以其伪装现场的反侦查行为为突破口，利用其伪造现场的不彻底性破案。

在我国侦查实践中，以反侦查行为为侦查突破口的最成功尝试是对再生证据的运用。所谓再生证据，与来源于案发过程中的证明犯罪行为的原生证据相对应，指的是作案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及犯罪后进行反侦查行为而形成的各种证据的总称。它可以扩展侦查人员的思路和视野，可以拓宽发现和收集证据的渠道；此外，在无法取得原生证据的情况下，经过查证属实的再生证据也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5〕

【解读案例7—3】　再生证据成为侦查突破口

侦查机关办理尹×受贿案时，经调查初步认定犯罪事实存在，但尹×显然是不会轻易承认受贿问题的。经过认真初查后，侦查人员决定正面接触尹×。经讯问，尹×果然拒不承认，使案件证据成了“一对一”无法认定的局面。

同时，侦查人员还讯问了给尹×送钱的汤×。汤×承认给尹×送过钱，不过提出因他们关系密切，愿替尹×承担责任。

对此，侦查人员认真分析，认为让汤×回去后，必然会立即找尹×通气串供，到那时趁机而入，堵住串供中的尹、汤二人，尹×很有可能会承认受贿罪行。

当夜12点多钟，侦查人员将汤×放回，故意给他们以串供的机会，随后即驱车跟踪汤×来到尹×家。汤×刚入门尚未坐稳，侦查人员即推门而入，将汤×和尹×堵在家中，汤×躲到了阳台上。在这种情况下，尹×当即被传讯，坚持不供的尹×不知汤×向侦查人员交代的内容，心中无底，便交代了自己受贿1万元的犯罪事实，并当场将所收贿款1万元的存折交了出来。

我国有学者根据再生证据形成的具体目的不同，还将再生证据区分为三种：（1）伪证性再生证据，即作案人在串供、翻供、订立攻守同盟或胁迫、利诱证人作伪证过程中产生的再生证据；（2）毁证性再生证据，即作案人在隐蔽、转移、销毁罪证或转移赃款、赃物过程中产生的再生证据；（3）刺探性再生证据，即作案人在询问举报人、知情人，刺探侦查秘密、情报过程中产生的证据线索。〔6〕

这种分类能够进一步说明不同再生证据的利用价值，其中，运用伪证性再生证据可以发现新的犯罪线索，避免作案人蒙混过关。

【解读案例7—4】　伪证性再生证据的侦查价值

某银行会计室主任于某挪用公款案中，于某自己到检察机关自首，供述挪用公款500万元。在自首谈话过程中，侦查人员发现于某似乎还有隐情。这时于某手机响了，侦查人员同意其接听，并故意起身去倒水。回来后，侦查人员问于某电话是谁打来的，于某称是其姨妈打来的。从于某紧张的神态中，侦查人员感到于某有串供的可能，立即抓住线索查出打电话的人为某证券公司经理。办案人员迅速传唤了该经理，经询问，此人承认于某是与其串供，并交代于某另外挪用公款2500万元的犯罪事实。在事实面前，于某终于认罪伏法。

本案中，办案人员敏锐地抓住了利用伪证性再生证据的时机，使于某的犯罪金额由其自首时的500万元上升到3000万元。〔7〕

运用毁证性再生证据，可以弥补案件中原生证据的不足，起到完全证明的作用。

【解读案例7—5】　毁证性再生证据的侦查价值

一起索贿人民币30万元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曾在案发前先后叫被索贿人写过两张收据，一张10万元，另一张20万元。在该局党委找其谈话时，其承认借过20万元并已还掉，但又担心办公桌里两张30万元的收条会露出马脚，遂借口上厕所，溜回办公室将两张收条撕掉，扔到窗外，然后才回到谈话地点。这一切都没逃过侦查人员的眼睛，侦查人员迅速从窗台上找回被撕碎的纸片。

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拒不承认是索贿，这时一直听其辩解的侦查人员突然向其出示了撕毁后粘贴好的收条，犯罪嫌疑人见到两张收条后无言以对，承认了自己索贿的犯罪事实。侦查人员正是利用了毁证性再生证据，突破该案前后用了不到8个小时。〔8〕

运用刺探性再生证据，可以搜集和发现新的线索，深挖犯罪。

【解读案例7—6】　刺探性再生证据的侦查价值

上海市某集团公司原来效益相当好，但近几年来公司连续亏损。在接到有关举报后，检察机关对该公司总经理等3人立案审查。

在查案过程中，该公司一暂时负责工作的副经理对检察机关查案工作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一开始侦查人员并未在意，但时间一长，侦查人员发现此人不但对查案异常支持，而且每次与侦查人员接触时，总喜欢打听案件进展情况。在一次交谈中，其突然问起公司小金库有没有问题，侦查人员顿生疑问，当时没有回答，但侦查人员感觉未调查过的公司小金库肯定存在问题。

在稳住对方以后，侦查人员暗中调查该公司小金库情况，并将此人列入侦查对象范围，最终查实此人参与私分小金库数十万元。〔9〕

第三节　反侦查行为的利用原则

一、因“敌”制宜的原则

反侦查行为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是一个“庞杂”的家族，又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因此，侦查人员对反侦查行为的利用，必须遵循的第一条基本原则是因“敌”制宜原则。

这里所称的“敌”是指个案中反侦查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敌”制宜就是指侦查人员要依据不同案件中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具体情况，相应地制定和采取对策，利用其为侦查工作服务。此原则是侦查人员能否成功利用反侦查行为为侦查工作服务的关键，它也说明侦查人员对反侦查行为的利用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方法，要随着个案中反侦查行为手段的不同而调整。

具体而言，因“敌”制宜的内容包括：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机制宜。因人制宜就是要了解侦查对象，根据侦查对象的不同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社会经历，以及气质、性格、智力和反侦查水平，研究其可以为我所用的弱点，然后投其所好，运用策略调动之；因事制宜就是要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不同特点和作案人在作案中暴露出来的多种漏洞，恰当地采取行动；因时制宜就是要根据案发的不同时间、侦查的不同进程，确定不同的侦查任务而采取行动；因地制宜就是要根据地域的不同，恰当地采取行动，必要时将侦查对象调动到为侦查人员所能控制的地方；因机制宜就是要注意侦查的不同时机，掌握不同火候，恰当地采取行动。

因“敌”制宜原则在侦查中要灵活施用，下面以敲诈勒索案件和绑架勒索案件为例予以简要说明。在这两类案件中，绝大多数的作案人都会指令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将款项送至某处，并且作案人在“赴约取款”过程中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反侦查行为。为此，侦查人员应根据反侦查行为的不同情况，利用其中不同的反侦查信息制定并执行相应的侦查对策。我国学者汤啸天曾经对此制作了一份简表，现转引如下。〔10〕从中可以看出侦查人员利用反侦查行为时遵循因“敌”制宜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表7-1　　“赴约取款”中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与侦查人员的对策简表

续前表

二、合理、合法的原则

利用反侦查行为为侦查服务，在本质上是侦查人员同作案人之间的一场斗智，因而必须遵守事物发展的一定规律。换言之，侦查人员要考察作案人思维和行动的规律，遵循“合理”的原则。只有真正做到合理地利用反侦查行为，才能使作案人不知不觉进入侦查的轨道，认罪伏法。

与此同时，利用反侦查行为为侦查服务必须遵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即侦查人员只能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违法乱纪的现象出现，亦即遵循“合法”的原则。首先，侦查人员严禁施用违背我国法律主旨的“美人计”、“苦肉计”、“借刀杀人”、“诱人犯罪”等谋略；其次，侦查人员严禁滥用侦查权力，不允许出现刑讯逼供、株连亲属、威胁恐吓等严重侵犯作案人正当权益的行为。

三、整体谋划的原则

犯罪案件的构成是一个体系，有其一定的结构形式。侦查破案更是一个战斗性的组织体系，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功能、多层次、多侧面的集合体和群体。因此侦查人员利用反侦查行为为侦查服务，应当强调整体谋划的原则。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侦查人员在利用反侦查行为时，要胸怀全局，放眼长远，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得与失的关系，切忌急功近利、因小失大、顾此失彼。从静态来看，侦查人员在利用反侦查行为时主要要施用一系列的谋略，既有全案战略性侦查谋略，又有战术性侦查谋略；既有全局侦查谋略，又有局部侦查谋略；既有针对侦查重点的主体侦查谋略，又有围绕工作重点同时实施的关联性侦查谋略，还有随侦查活动进展而依次出现的延续侦查谋略。当然，这些纵横交错、大小相依的谋略的施用，都需要侦查人员进行整体性考虑。

【解读案例7—7】　清代投毒杀人一案

我国清代断案史上，发生过这么一则故事：直隶清苑县县令为查明一投毒案真凶，将嫌疑人甲、乙、丙、丁都带上公堂，并对众人说：死者向我托梦，说他确是中毒而死，凶手的右手掌是青色的，两只眼白已经变成黄色。说罢，县令向堂下扫视，突然一拍惊堂木，指着甲说：你已经承认放毒杀人了。我说凶手右手掌变青，其他人都神色自若，唯独你在看自己右掌，这说明你心虚；我说凶手眼白变黄时，乙立即转头注视你的眼睛，这等于乙指认你是凶手。甲、乙两人于是招供，承认合伙谋财害命。

本案中，县令主要是分析了真凶的反侦查心理——讯问中心虚的现象，成功地利用反侦查行为施行了侦查谋略。其中，既有全局性谋略——“托梦式讯问”，也有局部的侦查谋略——“即时揭露反侦查行为”。

四、效率优化的原则

利用反侦查行为为侦查服务，本身是为了追求侦查效率，取得最优侦查效果。因此在利用反侦查行为时，特别是在选择施用侦查谋略时，一定要拿出几种侦查谋略方案进行权衡，多方选择，良中取优，精益求精。

从理论上讲，侦查人员应当选择费力最小、获胜可能最大的反侦查行为利用谋略。具体来说，侦查人员必须根据案件不同情况，提出数种备选的方案，然后果断地预测和比较各种反侦查行为利用谋略的利弊，确定最佳侦查谋略予以施用。当然，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侦查人员很难及时确定“十全十美”良策，只能做到选择较为优化的谋略方案，力求尽可能地减少施谋风险。

第四节　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谋略

一、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谋略分类

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要同侦查人员进行活力对抗的选择，它具有对抗性和智能性，这就意味着作案人要同侦查人员开展主要是智力方面的较量，同时也就限定了侦查人员对反侦查行为进行利用时必然选择智力较量。而施用侦查谋略是侦查人员斗智的主要方式。因此，许多侦查谋略本身就包含了利用反侦查行为的意思。

侦查谋略是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而预先设计、谋划并予以实施的计谋和策略，它是侦查人员同作案人赛智斗谋的法宝，是以智胜敌的重要武器。侦查谋略施用历史相当久远，其内容也异常丰富，其中不乏针对反侦查行为的名“谋”。这些谋略具有丰富多彩的特点，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一）加压型谋略与减压型谋略

按对施谋对象施加心理影响的方式，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谋略可分为加压型谋略与减压型谋略。

加压型谋略是采取一定方式刺激施谋对象，加大其心理压力，使其失去正常的理智，产生难以克服的恐惧，从而主动、自我地暴露罪行。常见有采取语言刺激和环境刺激的办法，如政治攻势、政策攻心、打草惊蛇等。

【解读案例7—8】　加压型谋略：政策攻心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惩治金融犯罪问题的通告》，其中规定最后自首的期限为10月31日。在10月31日前交代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过了这个期限，则要从重处罚。

某市在审理走私案中，就是在10月31日晚上10时审讯犯罪嫌疑人，预审员讲：“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在这两个小时之内能交代犯罪事实，视为坦白，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可以不杀你的头；如果再过两个小时，就要从重处罚，就会判你的死刑。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我们等待你的回音。”

犯罪嫌疑人听后，浑身发抖，最终还是选择了求生的道路。

减压型谋略是采取一定方式缓和紧张气氛，暂时“放松”和缓解施谋对象的心理压力，给其造成心理上的松弛，使其产生麻痹和忽视，从而暴露出破绽。常见有“明撤暗侦”、“内紧外松”等，在侦查实践中主要适用于有重大嫌疑对象，但证据不足、久侦不破的案件。

【解读案例7—9】　减压型谋略：明撤暗侦

某日沈阳市某钟表商店发生了一起杀人抢劫案。经现场勘查，侦查人员认定作案人在作案前有充分的预谋过程，可以判断为内部职工作案。随后开展了大量的侦查工作，几个重大嫌疑对象一一排除，唯有前一时期一反常态、突然积极的赵×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疑点。

据此，侦查人员决定，采取减小刺激力度，造成心理错觉的战术：一是召开内部班组长以上干部会，宣布侦查人员接到新的任务，将撤离表店；二是利用条件，让赵×去外地出差，观察其花钱动向。

这一侦查谋略很快生效，赵×马上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侦查人员随即获取了其犯罪证据，破获了该案。

（二）迷惑型谋略与突入型谋略

按对施谋对象进攻的方式，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谋略可分为迷惑型谋略与突入型谋略。

迷惑型谋略是侦查人员隐匿真实的侦查意图，通过一定方式造成作案人的错觉，使其不知不觉中暴露犯罪证据和陷入“侦查圈套”。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迷惑型谋略的核心，示假隐真是迷惑型谋略的最大特点，常见者有“声东击西”、“瞒天过海”、“上屋抽梯”等。

突入型谋略是指侦查人员在作案人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正面接触，迫使其束手就范的谋略。其施用关键在于正确分析作案人的心理，抓住薄弱环节，找准突破口。常见者有单刀直入、突击审讯、“重炮轰炸”等。

实践表明，迷惑型谋略和突入型谋略相互配合使用，往往能收到使作案人措手不及、防不胜防的效果。

（三）先发型谋略与后发型谋略

按施谋的时机，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谋略可分为先发型谋略与后发型谋略。

先发型谋略是在作案人未加防备时，侦查人员迅速、主动出击。这是争取和利用战机的重要谋略，它包括两层含义：（1）主动出击，把重大的犯罪活动制止或消灭在犯罪预备阶段或者始发阶段，避免、减少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犯罪带来的损失。〔11〕这应成为我国新时期侦查工作的基本战略型谋略之一。（2）抓住时机，抢先行动。例如，追缉作案人要在作案人未及远逃时，堵截作案人要在作案人未出关卡时，控赃要在作案人未处置赃物时，取证要在证据尚未散失、破坏时。对于作案快、逃窜快、销赃快、隐匿快的作案人，侦查人员必须以快制快，做到反应快、决策快、行动快、落实快。先发型谋略的施用过程中，侦查人员要掌握准确的案件情报，注意保密，而后“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作案人采取突然袭击。准确地说，先发型谋略还带有防范反侦查行为的功能。

后发型谋略是在对案件情况和作案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侦查人员采取“先让一步”的谋略，在作案人充分暴露后一举破案。后发型谋略不是消极办案，而是侦查中的策略性让步，侦查人员一直在寻找战机，伺机破案。后发型谋略施用过程中，侦查人员要权衡利弊得失，切忌姑息养奸，要果断敏锐捕捉战机，切忌犹豫、盲目。

【解读案例7—10】　后发型谋略：随机应变

张×因涉嫌贪污被逮捕，他在接受讯问时承认了罪行，并告诉侦查人员找其妻子缴获所得的黄金。侦查人员立即赶到张×家进行搜查，给张×的妻子看了张×写给她的字条，又反复进行了政策法律教育，但她仍不肯缴出。一连两个小时的搜查过去了，也毫无所获。

正在这时，嫌犯之妻乘倒开水之机顺手将桌上的花盆移到墙根，并说“别弄坏了我的花”。侦查人员警觉地端起花盆，假借欣赏，侧目观察她的表情，发现她尽管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脸上还是泛起了红晕，并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侦查人员判断花盆中有“鬼”，便挖出盆中的花，在花盆底部的泥土中发现了她埋入的黄金。

显然，本案之所以成功破获，正是因为侦查人员察觉到了嫌犯之妻的反侦查行为，并果断地采取了对应措施。

（四）对象明确型谋略与对象模糊型谋略

按施谋对象是否确定，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谋略可分为对象明确型谋略与对象模糊型谋略。

对象明确型谋略是指作案人是谁、其作案情况及心理特点已基本为侦查人员所掌握，针对这种对象施用的谋略。如将计就计、避实击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等，其施用时侦查人员往往借助所掌握的情况，寻找机会和条件为我所用。

对象模糊型谋略是指作案人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已为侦查人员掌握，但具体是谁尚不知晓，针对这种对象施用的谋略。如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等，其施用时没有可以直接利用的条件，侦查人员往往采取一定方式调动作案人，使其露出破绽。

【解读案例7—11】　有针对性地突破嫌疑对象

一起抢劫杀人犯罪案件中，作案人韩×认为杀人凶器和血衣早已销毁，只要不开口，司法机关找不到证据就定不了他的罪。韩×在审讯中满不在乎，公然跟审讯人员对抗，并说“有证据就杀我的头，没证据就放我出去”。一连审讯了4次，韩×都没有开口说话。

为了打破僵局，摧毁韩×的反审讯心理，侦查人员决定在韩×的家庭方面寻找突破口。侦查人员了解到，韩×的父母身世贫苦，韩×同其哥哥、姐姐的关系都很好，尤其同二哥的感情最深。他二哥因为他犯罪被捕，气急之下生病，住了医院，二十多天高烧不退。

基于此，侦查人员在审讯中给韩×做了思想工作。当侦查人员讲到一个好端端的幸福家庭，由于韩×的犯罪，家人吃饭不香、睡觉不沉，终日以泪洗面时，韩×低下了头，并流出了几滴眼泪。在此后的讯问中，侦查人员进一步感化他。当讲到他父母和哥哥、姐姐对他的希望时，韩×流了好几次泪……当侦查人员讲到他二哥因为他被捕气得生病住院，至今还在打吊瓶，在高烧中仍要我们（审讯人员）捎口信要韩×老老实实向政府坦白交代罪行时，韩×再也控制不住感情，放声大哭，边哭边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此案破获的成功之处，在于明确了讯问对象的特点，特别是家庭关系，从作案人自身特点上找到了突破口。

从整体上看，上述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谋略的归类各有特点，但显得较为散乱。笔者认为，反侦查行为的利用谋略应扎根和来源于侦查实践，具有侦查实践的特色。为了加深广大侦查实践工作者对利用反侦查行为的认识，下面遴选部分经典的反侦查行为利用谋略，作进一步的展开说明。

二、“将计就计”的谋略

“将计就计”是直接利用反侦查行为的经典谋略。何谓“将计就计”？在此可以解释为，侦查人员在识破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后，假装不知而巧妙加以借用，从而使作案人中“计中计”的侦查谋略。其基本特征是，佯顺“敌”意、因势利导。其做法是，首先充分识破和了解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然后设法为我所用。

【解读案例7—12】　毒贩中“计中计”

云南省一起成功的缉毒案中，一位女主犯在交货行动当天故意去找缉毒队成员，邀请他们出去玩，实际上是窥视缉毒队行动。缉毒队队长识破其阴谋后，诈称说要举行同外面足球队的邀请比赛。该女犯半信半疑，坚持要看比赛。

缉毒队队长将计就计，果真暗中派人找来一支业余球队同缉毒队队员踢足球。至此该女犯深信不疑，中途退场，发出了交接毒品的信号。而这一切均被安排好的便衣警察注视和掌握，从而缉毒队队员得以在犯罪团伙交货之际从天而降，一举破案。

此案的侦破无疑得归功于缉毒队队长在识破作案人反侦查行为的基础上，出色地制定和施行了“将计就计”的谋略。

侦查讯问中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往往也都可以为侦查人员设计、利用，有关的“将计就计”施谋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解读案例7—13】　讯问中的“计中计”：挪用公款案

在一起挪用公款案件侦查讯问中，作案人多方掩饰罪行，极力吹嘘自己有拆借资金的本事和贡献，滔滔不绝，进行诡辩。侦查讯问人员则利用其“言多必失”的特点，特意引导，并且假装相信其供述而不谈及挪用之事。作案人果然产生错觉，口若悬河地讲出他凭个人关系从五个业务单位拆借过资金计16万元，话中还暴露出一些破绽。侦查人员进而抓住其若干破绽猛烈攻击，使其不能自圆其说，被迫供述罪行，从而侦查人员获取了口供；同时，侦查人员还对其透露的单位户头进行分头查证，发现这些借款均由作案人以本厂名义拆借，并被其挪用，从而获得了物证、书证。

【解读案例7—14】　讯问中的“计中计”：强奸杀人案

如在一起强奸杀人案件侦查讯问中，作案人为同家属串供，提出要求带侦查人员回家“起枪”。侦查人员明知有诈，但佯装不知，同意随其回家，抵家后留神观察作案人的举动，果然发现作案人将一纸条偷偷塞给其妻，当场予以抓获。纸上写道：“咱们家的斧头，已弄到这里，算杀人物证。你如果能找到同样的代替，就一口咬定是咱们家原来的，他们就没有办法。”马脚露出，作案人不得不低头认罪。

“将计就计”谋略，作为最直接地利用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为侦查服务的谋略，就像侦查艺术中的一朵小花。在侦查实践中如果运用得好，它就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也开放得最美；而能否开放和开放得是否绚丽，则需要在侦查实践中不断培育和浇灌。故此侦查人员应不断加以运用和总结，善于完善和灵活使用这一锐利武器。

【解读案例7—15】　“侯××”盗窃罪一案

某市公安局查获了一名嫖娼人员，从其身上搜出了六千多元港币、五百多元人民币。当审查其身份时，该人自称是香港人，叫侯××，这次回大陆观光，到云南参观时将护照、身份证丢失。经向云南有关部门查询，确有一个从香港来云南观光的侯××，但已离境回港。某市公安局以有流窜盗窃犯罪的重大嫌疑将“侯××”刑事拘留，并将此案交预审科审理。预审科受理此案时，只有一张呈请刑事拘留批示表、拘留证和两页口供材料以及港币6100元、人民币503元，再无其他材料。从现有的材料中，没有发现可资利用的东西。在讯问所谓的侯××时，侯××对与案件有关的问话一概不作回答，使讯问和查证工作无法深入下去。预审人员为了寻找一些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破绽，决定不再追问一些与案件有直接联系的问题，而追问一些与案件关系不大的问题，从中发现矛盾，找出疑点。

问：“你这次回大陆观光，都到过什么地方？”

答：“广州、桂林、云南。”

（因犯罪嫌疑人讲话是两广一带口音，可能对广东、广西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预审人员把话题转至讯问云南的情况。）

问：“在云南到过哪些地方，参观了哪些名胜古迹？”

答：“去了石林、滇池、大理。”

问：“是从昆明到大理的吗？”

答：“是。”

问：“是乘火车去的？还是坐飞机去的？”（预审人员故意设了一个圈套，因为当时从昆明到大理既没有通火车，也没有通民航，只能乘汽车前往。如果犯罪嫌疑人真是去了大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乘汽车去的；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去大理，他就会犹豫不决地在乘火车和坐飞机去二者之间选择一个，要么讲是乘火车去的，要么回答是坐飞机去的，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在撒谎，其口供必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犯罪嫌疑人稍稍迟疑了一下说：“是乘火车去的。”

（证明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到过大理。）

预审人员不露声色地继续问：“你到大理观光游览了哪些地方？”

答：“去了苍山、洱海。”

问：“到过蝴蝶泉吗？”

答：“去过、去过，不到蝴蝶泉等于没到大理。”

问：“蝴蝶泉的蝴蝶很多吗？”

答：“很多，一群一群的，很好看。”

…………

犯罪嫌疑人越讲越离谱，矛盾不断暴露出来，预审人员抓住时机，严厉指出：“所谓的侯××，你的戏演得不错，到该收场的时候了吧！从昆明到大理既没有通飞机，也未通火车，不知你是坐哪一趟火车到大理的？蝴蝶泉十年前就不见蝴蝶踪影了，不知你是怎么看见一群一群蝴蝶的？……”

经过一段时间讯问和调查，查清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姓名和犯罪事实，该犯是一个专门盗窃回大陆观光游览人员的流窜犯。

三、“离间瓦解”的谋略

在团伙犯罪案件中，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自己的利益和矛盾。侦查人员发现犯罪团伙成员之间的矛盾，加以“扩大化”和利用，即为“离间瓦解”的侦查谋略。

“离间瓦解”谋略的施用，其关键在于找准矛盾，焦点在于巧妙利用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的心理。犯罪团伙成员之间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如利益分赃不均、地位派别之争、意见分歧等，都可以为我所用。在犯罪团伙成员被侦查机关关押和隔离一段时间情况下，侦查人员还可以故意对犯罪团伙成员输入一些模糊信息，使其产生一些“合理”的联想，对其他成员产生猜疑，从而达到离间的效果。此外，侦查实践表明，施用“离间瓦解”的谋略首先应尽可能地选好突破口，这就需要侦查人员仔细分析犯罪团伙成员的不同角色和特点，找出最容易被分化、瓦解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突破。

在施用“离间瓦解”谋略之时，侦查人员应紧密结合法律政策进行教育工作。其一是，揭露犯罪团伙的反动性、危害性、腐朽性，激发他们与犯罪团伙决裂，弃暗投明；其二是，指明犯罪团伙必然瓦解和犯罪成员的利己本质；其三是，说明犯罪团伙之间尔虞我诈的现象，指出“哥们义气”、“攻守同盟”都靠不住，应解除所谓“怕失盟约”、“怕受报复”的不必要顾虑，尽快坦白。

【解读案例7—16】　巧妙瓦解“攻守同盟”

章×、甄×二嫌犯共同贪污人民币20万元。案发前二人订立了攻守同盟，统一了“口径”，发誓任何情况下也要“咬住”，不能讲实情。二嫌犯被传讯后拒不吐实。

侦查人员抓住章×、甄×二人过去曾因分赃不均发生过矛盾，此次被传讯后又互相猜疑，担心对方“靠不住”的心理，采取了“无中生有”的讯问策略。审讯章×时，有意带甄×从门前走过，侦查人员对甄×说话让章×听：“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你能坦白就好。”审讯章×的侦查人员趁势对章×讲：“你看见了，也听见了，你已经被动了，应该怎么办？”章×沉思一会儿，说道：“你不用讲了，事到如今我全明白了。我讲，但我说的情况算我自己主动交代的。”章×交代了犯罪事实和与甄×订立攻守同盟的情况。

尔后，侦查人员利用章×的供述迫使甄×交代了问题，进而查清了全案。

四、“打草惊蛇”的谋略

由于受“趋利避害”心理的影响，犯罪嫌疑人往往会采取一些反侦查行为，作案后藏匿起来是一种常见的反侦查行为。对于藏匿较深的作案人就需要施用“打草惊蛇”的侦查谋略，即有条件地、有范围地施加压力，促使犯罪嫌疑人自我暴露。“打草惊蛇”谋略的施用，必须掌握一定的条件和时机，不可盲目滥用。侦查实践表明，“打草惊蛇”谋略对于施谋对象心理素质较差的很有功效。“打草”是增加施谋对象的心理刺激，主要有言语刺激法、情境刺激法。

一般作案人作案后都会忌讳与案件有关的言词，以免心理失衡和生理反常而为人所察。依据这一现象，侦查人员可利用各种办法，使旁敲侧击的言词传给施谋对象，使其听了不寒而栗、坐卧不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或企图外逃，或转移赃证，或投案自首。这是言语刺激法。

【解读案例7—17】　“打草惊蛇”：言语刺激法

一起杀人案侦查中，某县公安局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好友之口告知犯罪嫌疑人：“近来公安局的人总找我了解你的情况，我可都没说什么，我够意思吧？”该犯罪嫌疑人听后，感到公安局都知道了，无路可走了，就投案自首了。

情境刺激法则是侦查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施谋对象周围造成一种压力情境气氛，导致其产生“草木皆兵”的错觉，心理上紊乱、恐慌，感到走投无路而主动暴露。

【解读案例7—18】　“打草惊蛇”：情景刺激法

一起纵火案件侦查中，虽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但证据不足，久不能破案。侦查人员就在犯罪嫌疑人的单位公布案情，讲明目击人已经提供了作案人的面貌特征，动员检举揭发和自首，造成一种大兵压境的情境和强大的舆论压力；并在嫌疑对象回家的路上和住处派了两名着装警察盯梢，采取“露而不丢”的跟踪策略。

在这一系列的强大刺激下，犯罪嫌疑人感到难以摆脱而出逃。在其出逃时被抓获归案，犯罪嫌疑人很快交代了罪行。

五、“攻心夺气”的谋略

在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常常依仗各种错误思想和精神支柱，对侦查讯问进行抵触和对抗。侦查人员必须首先改变犯罪嫌疑人的思想认识，消除其心理障碍，即施用“攻心夺气”的侦查谋略，才能顺利完成侦查讯问任务。

施用攻心夺气的谋略，其关键在于选准时机，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攻心”的手段来看，分为“以情攻心”、“政策攻心”、“威慑攻心”。对于家庭观念强的犯罪嫌疑人，施用“以情攻心”的谋略，要指出其犯罪给家庭、亲人带来的痛苦与危害，坦白交代对本人和家庭都有利；对于畏罪心理严重的犯罪嫌疑人，施用“政策攻心”的谋略，首先讲明罪行是客观存在的，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次重点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赎罪的政策，鼓励其主动坦白；对于顽固对抗的犯罪嫌疑人，施用“威慑攻心”的谋略，揭穿其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讲明任何逃避法律制裁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指出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弃恶从善的唯一出路，告诫若其执迷不悟，必将严惩不贷。

“攻心夺气”谋略的基本特点：一是要掌握施谋对象的心理和特点；二是施加刺激要适度，要能增加或减轻施谋对象的心理压力；三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诫之以规。

【解读案例7—19】　巧用证据“攻心夺气”

杀人犯罪嫌疑人谢×在看守所对同监犯罪嫌疑人讲：“公安机关破案水平很低，我的案子我不说，量他们一辈子也搞不清楚。”“我学过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一定的研究。今后我出去要把我的经历写本书，一定很感人。”谢×的拒供心理是自以为作案很高明，没有留下痕迹、物证。要突开谢×的口供，关键是要破除其侥幸心理防线。审讯人员决定在讯问中利用证据，打消犯罪嫌疑人谢×的侥幸心理。

问：“谢×，今天是我们公安机关在诉讼程序上的最后一次讯问，我们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答：“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我没有犯罪，要认定你们认定嘛。我相信人民政府会给我申冤的。”

问：“一个人违法犯罪并不奇怪，因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不同社会和个人原因。我们惩罚犯罪时，往往还要看其有无悔罪表现和认罪态度。在侦查中如有拒不认罪的态度，不仅同样被依法追究，而且还会从重处罚。我们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

答：（沉默不语，埋头沉思）

问：“你的一贯表现，我们作为司法机关是非常了解的。比如关于你在部队负伤评残的事情（谢×弄虚作假，评为三等甲级残废），整个过程和情况，我们和你一样清楚，甚至比你还知道得更多，为了你的面子，我们不准备说穿了……”

（这样问，并不是我们不了解情况，是为了顾及犯罪嫌疑人的面子）

答：（沉默了两分钟后站起来，抓着铁护栏，苦笑着说）“现在社会上就是这么回事……”

问：“谢×（递给他《刑事诉讼法》），你读读第四十六条。”

答：“……没有被告人供述的，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问：“我们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你的最后一次希望。下面，你是利用这个机会如实向我们讲清楚，还是让我们收回这个机会把你审清楚？”

答：（又从凳子上起身，双手抓着铁护栏）“有机会我是要讲清楚……我以前说的基本上是事实。另外，我有一个请求，让我重上前线，我可以立功赎罪。”

犯罪嫌疑人求生的欲望冒了出来，审讯人员及时利用他求生的欲望，彻底打消其侥幸心理。

问：“你的要求，合理的我们会考虑，你现在不可能重上前线，只有坦白认罪、悔罪伏法。”

答：（沉默良久）“……我们一起自杀是事实，但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自杀前还发生过两性关系。”

谢×已不再坚持原供，开始主动补充事实，说明其侥幸心理开始有所松动，审讯人员决定利用证据彻底清除其侥幸心理。

问：“你的补充是属实的，我们欢迎。但希望你再明智一点，如实地交代清楚全部事实经过，我们可以告诉你：黄×（被害人）当天有无自杀念头，我们已从她给亲戚的信中找到了根据；你与黄×发生性关系的事实，我们在她的身体里获得了证据，你在现场小树上哪只手留下了手印，你怎么下的河、上的岸，我们都有证据证明。明人不用指点，响鼓不用重锤擂。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答：“我，我今天全部交代清楚。”

六、“逆用说情者”的谋略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免不了受到“说情者”的干扰，这些人会从各种角度，企求对作案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最终妨碍侦查办案。不过，如果侦查人员能够换个角度“逆用说情者”，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具体来说，侦查人员可以对“说情者”进行分类，选择合适的对象做些说服工作，争取让他们同犯罪嫌疑人“划清界限”，进而反过来为我所用，达到成功“逆用说情者”的效果。

【解读案例7—20】　郭×玩忽职守罪一案

犯罪嫌疑人刘×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捕，其家属聘请了一个大律师，放话说要作无罪辩护。此后，刘×的家属还到处托人说情，来头一个比一个大。主管检察长坐在办公室亲自接待。通过接触，检察长发现说情者受人之托，不仅心虚胆怯，而且法律知识相当模糊。检察长就借机对他们讲法律，讲政策。于是，先后来说情的5个人，大都若有感悟，表示“是刘×糊涂”，最差的也是碰一鼻子灰，悻悻而归。

此外，检察长还根据5个说情者每次透露出的新线索、新案情，安排侦查人员据此顺藤摸瓜。这样，侦查人员又掌握到指控刘×的更充分证据。

法庭上，检察官陈述公诉意见后，律师提不出任何反驳理由，案子不久顺利判决。

七、控制下交付的谋略

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ery）〔12〕最早是于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3〕中确定的，该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系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本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按本公约第三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人。”控制下交付是一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进行国际联查的当事国侦查人员将跨越国境的贩毒活动全过程纳入视线，从始至终监视跟踪，直至人赃俱获、一网打尽。其突出意义在于，它能保证已查知的毒品不致落入贩毒集团之手，在此前提下促使更多的贩毒分子暴露，寻找有利的时机破案，从而最大限度地打击跨国贩毒集团。

实施控制下交付涉及毒品运出国、过境国、毒品最终输入国。有关国家的执法机关通过侦查特情、海关检查等途径发现国际贸易的货物中夹带着毒品，这是采用该措施的前提条件。然后，发现国的侦查机关就要考察是否有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必要性、可能性，比如：毒品的数量、类别，犯罪的严重性，有关国家是否参加下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条约，是否具备与有关国家的主管机关取得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充足时间，是否能控制运输货物的动向，等等。如果有关国家具有一致的合作意向和态度，就应尽快拟定控制下交付的实施方案，对当事国各自在活动中分别应承担的主要任务、基本要求、合作方式予以明确。最后是具体实施控制下交付。

具体实施该措施，首要是保证毒品在控制下存在，防止中途被调包而前功尽弃。一种方法是将所查知的毒品原封不动地继续运输，一种是将其全部或部分取出或替代后继续运输，整个运输过程严密监控。其次，为确保顺利实施该措施，各当事国应以真诚合作的态度，及时、详尽地通报有关情况，建立畅通、高效的正式联络渠道，有时需派遣或互派驻外缉毒联络官员。最后，在毒品经过运输到达目的地后，毒品输入国的侦查机关在贩毒集团交货过程中或交货后的有利时机，将贩毒成员缉拿归案。

第五节　反侦查行为利用的余论

反侦查行为在犯罪案件中广泛存在，利用其为侦查工作服务具有广阔的前景。如何更好地发掘反侦查行为在侦查中的利用价值，以及如何更好地因“敌”制宜，将计就计地利用反侦查行为为侦查破案服务，这些是侦查学界和侦查人员无法回避的问题，不由不引起我们去思考。在本书落墨之际，笔者特别呼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相当重要：

一、强化侦查人员的对抗意识

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对抗侦查人员的重要武器，它的出现使得侦查人员无法回避同作案人之间的活力对抗。而且，当今反侦查现象已经呈现纵深发展的态势。侦查人员要想在对抗中取胜，必须置身于对抗之中，树立起强烈的对抗意识，要有对抗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只有具备了很强的对抗意识，才能有效地防范和识破反侦查行为，排除反侦查行为的干扰，进而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将作案人的反侦查行为变成为我所用。

“对抗出智慧，对抗出谋略”，侦查人员对抗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侦查人员在侦查中能否出色地施用侦查谋略。侦查人员对抗意识的强化和提高，除了与其先天心理素质有关外，更在于侦查人员在实践中有意识地锻炼和培养，从实践中不断汲取营养，而后用之于实践。

二、加速侦查现代化进程

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日趋剧烈，反侦查行为呈现与高科技结合加深的势头。侦查人员要想在对抗中取胜，还必须加速侦查现代化进程。首要是提高侦查科技水平。邓小平同志曾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 〔14〕有的学者更是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中是生产力，在打击犯罪活动中则是战斗力。” 〔15〕事实表明，侦查人员在科技水平方面取得优势，就抢占了同反侦查行为对抗的“制高点”。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侦查科技水平不高，侦查技术装备落后，侦查中科技成分较低。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改观，下大力气予以扭转。

增加侦查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提高侦查科技水平，加速侦查现代化进程，是侦查工作未来的必然选择。

三、加强情报资料建设

案件信息是侦查工作赖以进行的基础，也是侦查工作成败的关键。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其结果是掩饰、破坏犯罪信息，但又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了许多反侦查信息。无论是其处理过的犯罪信息，还是新制造的反侦查信息，都是侦查中利用信息不可忽视的方面。

在个案侦查中，要强调对反侦查信息的发现和利用；在平时，则要加强有关此类信息的情报资料建设工作。我国侦查机关搜集和管理的犯罪情报资料中，关于作案人的资料包括自然情况、体貌特征、犯罪前科、犯罪手段、十指指纹及有关的通缉令材料等，对于使用特殊手段作案的材料也有搜集。但情报资料建设工作做得远远不够，这方面需要大力加强。比如，对于特殊的典型的反侦查行为手段需要专门归档整理，对于境外向我国渗透的黑社会组织的较为独特的反侦查措施的信息应当加以研究，对于境内不同带黑犯罪组织实施反侦查行为的有关信息应当加以归纳、整理，等等。

反侦查信息是作案人的另一张“名片”，搞好这方面情报资料建设对侦查工作大有裨益。

注　释

〔1〕参见刘品新：《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载《刑事法学》，2003（6）。

〔2〕参见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1999-09-02。

〔3〕武汉：《刑事侦察原理》，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武汉：《刑事侦察原理》，2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参见伍健：《职务犯罪中的反侦查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32～33页。

〔6〕参见夏锋：《职务犯罪侦查中如何巧用再生证据》，载《检察日报》，2005-07-20。

〔7〕参见夏锋：《职务犯罪侦查中如何巧用再生证据》，载《检察日报》，2005-07-20。

〔8〕参见夏锋：《职务犯罪侦查中如何巧用再生证据》，载《检察日报》，2005-07-20。

〔9〕参见夏锋：《职务犯罪侦查中如何巧用再生证据》，载《检察日报》，2005-07-20。

〔10〕参见汤啸天：《实用刑事侦察谋略》，222页，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1〕 1997在年杭州召开了“现代刑侦工作方针专家座谈会”，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就“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展开充分的研讨，一致认为这应成为新时期我国侦查工作的基本方针。

〔12〕根据控制下交付的实施范围，可分为国际级控制下交付与国内控制下交付，本章仅就国际级控制下交付进行阐述。

〔13〕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声明不受该公约第32条第2款、第3款的约束，即不受国际法院裁决意见和咨询意见的约束，除此之外，该公约的其他条款对我国都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徐立根：《试论科学办案》，载《法学杂志》，1998（2），5页。

附录　什么是你的贡献？

——人大侦查学薪火传承60年〔1〕

侦查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关注于刑事犯罪，研究刑事案件中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途径、措施和方法等。它既包含很深奥的哲理，也讲求很精准的技术；既要有文科的知识，更要有理科的背景。

追根溯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侦查学专业（以下简称人大侦查学专业）的教研工作最初是以20世纪50年代初设立犯罪对策学专业为开端的，此后，历经了侦查学创建、侦查学与物证技术学分立、侦查学向证据调查学转型等诸多重大学术事件。

回首60年，人大侦查学专业的学术薪火传承，思想远播，扮演着国内侦查学教学与研究的急先锋角色。它秉持对中国侦查学进行持续变革的时代精神，撰写了创新性、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在国内侦查学教学和研究中起着引领作用。同样，它对于全中国的侦查法治事业进步，无疑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率先引入苏联的犯罪对策学并奠基新中国的侦查学体系

在我国，侦查破案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长久以来，有关侦查破案的理论和知识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在20世纪初，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中央警官学校和一些地方警官学校曾开设侦探学课程并出版了一些侦探学著作，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对敌斗争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侦查破案经验。然而，当时的侦查科学并未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因此，我国的侦查学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举办犯罪对策学讲习班，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侦查学教师，奠定了侦查学的初步体系

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时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法律系。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法律系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全国效法苏联的中心，并借鉴莫斯科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在教学计划中有一门必修课讲的是侦查犯罪的内容，既包括侦查的内容，又包括物证技术的内容。而在当时，我国还不存在“犯罪侦查学”或“刑事侦查学”的称谓。这样，考虑到这门课的讲授内容，徐立根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将其译为“犯罪对策学”。

为了学习犯罪对策学，中国人民大学经上级批准，于1954至1955年为法律系聘请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犯罪对策学”专家伐·雅·柯尔金教授来讲授“苏维埃犯罪对策学”，由徐立根教授担任翻译，并按照苏联培养研究生的标准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年轻教师进行系统培养。当时来听课的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徐立根、周惠博、王舜华、张振藩、竞宜等几名教师外，还包括来自西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等国内著名院校的教师。在侦查学作为一门学科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这一举措对新中国的侦查学的奠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后来，这些接受培养的年轻人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第一批从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教学的教师。

此后的1957年，徐立根教授根据柯尔金的讲稿和课堂授课内容，译出《苏维埃犯罪对策学》〔2〕上、下两册，近五十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犯罪对策学主要包括物证技术、侦查措施与侦查方法三大体系，这种体系是借鉴苏联高等学校中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确立起来的。〔3〕在物证技术部分，主要涉及痕迹检验、文书检验、枪弹检验、刑事照相等基本知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在20世纪50年代的教学计划中规定，犯罪对策学的教学时数是108小时（包括物证技术实验课）。〔4〕

这部著作对我国高等政法院校从事刑侦教学的人员和实务部门从事侦查专业工作的人员，都有较大帮助。苏联的犯罪对策学“三大块体系”对我国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对新中国侦查学的发展建设作出的一大贡献。此外，证据学教研室还在这一时期翻译、编译或编写了数部犯罪对策学教材和专著（详细情况见“开拓与丰富中国证据学科群的教材体系”部分的介绍），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犯罪对策学学科的确立夯实了基础。

（二）当时的青年教师深入侦查一线学习经验，为教学研究探索道路

为适应社会稳定发展，特别是打击犯罪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之后侦查学这一学科最早被建立起来，一些高等学校的法律院系中开设了侦查学课程。但客观地说，当时我国的侦查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没有基础的，有关教学科研工作长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侦实验室建立。这是我国高等法律院系中最早建立的实验室，为本科生学习刑侦课程提供实验场所。初始阶段，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室建设起步很快。作为新中国教育界“长子”，中国人民大学经费充足，但是缺乏经验和设备，所需的设备最初都是在向苏联专家咨询，由其列出清单之后，学校老师自己购买，自己调配化学药剂。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又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历程，教师们到公安部门咨询该购买哪些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剂，并亲力亲为地采购。经过各位老教授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侦查学的实验室终于成型。

徐立根教授和周惠博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法律院系中最早从事侦查学教学工作的教师。这一时期，国内没有正式出版过一本侦查学教材，没有参考书。面对教学、科研工作的困难，系领导决定让周惠博等教授从深入侦查实务部门做起，在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实习和体验生活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周惠博教授同侦查人员一起生活、工作，学习技术、探讨经验，受益颇深，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编写出了一些侦查学讲义，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种在实践中探求侦查学知识和原理的做法在几乎一片空白的侦查学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符合侦查学学科特征，并受到后来侦查学学者的重视。

（三）从犯罪对策学到侦查学的转变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和倒退时期，甚至可以说侦查学受到了彻底的破坏。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刑侦实验室也被迫停止了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的各项事业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1978年，公安部首先开始了全国编写《刑事侦察学》教材的工作。徐立根教授受到聘请，参与编写并统改定稿了这部教材。该教材于1979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这一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这30年来我国公安部门在同犯罪作斗争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侦查经验，公安、政法院校也编印过大量刑侦讲义。但是，这整整30年中，我国还没有正式出版发行过一部刑侦教材，这部教材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司法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计划编写系列法学教材，“刑事侦察学”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组织编写专供高等学校法学院系本科使用的教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徐立根和周惠博教授都参与了这一教材的编写，徐立根教授还担任了副主编。

这部教材的名称原定“刑事侦察学”。交付出版之前，大家又对教材名称进行了一番推敲，认为把教材名称改为“犯罪侦查学”比较合适，理由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该法有专门一节规定“侦查”，法学教材中侦查教材名称应当与法律上用语相一致，把“侦察”改为“侦查”比较合适。（2）使用“侦查”一语可同时适用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我国侦查学既要研究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侦查，也要研究检察机关管辖案件的侦查。（3）“刑事侦察”是公安机关的专用语，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侦查通常分两道工序：第一道，侦察，目的是要发现线索，收集证据，找出重大犯罪嫌疑人；第二道，审讯犯罪嫌疑人（又称“预审”），目的是要查明全部案情，扩大战果，挤清余罪，为起诉打下扎实基础。可见，使用“侦查”，就公安机关的工作而言，可以同时适用于“侦察”和“预审”两道工序。（4）在“侦察”前面加用“刑事”两字，也许可以表明其工作对象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一类的犯罪。但在实际上，侦查学所研究的侦查策略和侦查方法，对侦查任何犯罪案件都是可以应用的，并非只适用于侦查破坏治安的犯罪案件，所以，与其用“刑事”两字，不如用“犯罪”两字。经过与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研究，大家取得了共识，同意将这部教材名称改称“犯罪侦查学”。从此，实现了从“侦察”到“侦查”的转变。

（四）侦查学学科名称的确立

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侦查学》，是我国侦查学恢复与发展过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1985年国家教委决定编写一套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中法学教材编写计划中有“犯罪侦查学”一书。当时，法律院系本科使用的“犯罪侦查学”基本沿用了当年苏联“犯罪对策学”的“三大块体系”，把物证技术和侦查措施、破案方法这些性质迥异的内容放在一门学科之中，使教师不堪负担，既不利于做好教学工作，也不利于做好研究工作。徐立根教授作为当时物证技术教研室的主任，对教委的负责同志提出了以上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教研室副主任兼实验室主任周惠博教授等教师的大力支持。徐立根教授还提出：任何学科都应当按自己的特殊对象进行建设。侦查学的对象应当是侦查活动，而不应当是物证技术。把物证技术知识和侦查业务知识放在一门学科之内，显然不妥。“犯罪侦查学”这个名称是为了改变“刑事侦察学”这个名称而选用的。把“侦察”改为“侦查”，当然是必要的，但把“刑事”改为“犯罪”，意义不大，只是希望别让人误会，似乎这门学科只讲刑事侦察部门的侦查业务。实际上，无论是“刑事”还是“犯罪”，作为“侦查”的定语，都是有缺陷的，因为汉语中“侦查”一词不同于“调查”，只能用于犯罪，只能是刑事性质的。在“侦查学”前加“刑事”或“犯罪”是完全不必要的，因而是多余的。基于以上分析，徐立根教授提出把“犯罪侦查学”这个学科教材分为两本教材，一本是“侦查学”，另一本是“物证技术学”，前者以侦查理论与侦查方法为研究对象，后者以物证的发现技术、记录技术、提取技术和鉴定技术为研究对象。在法学学科中设立“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将进一步显示我国法学体系的特色。

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给国家教委写了报告，提出了把法学教材“犯罪侦查学”改为“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两个学科。此项建议得到了国家教委的批准。这种做法一方面纯化了侦查学的内容，另一方面为我国物证技术学的建立开辟了先河（关于物证技术学的分立，详见后文）。到了20世纪90年代，徐立根教授提出的这种划分体系得到了中国刑警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以及其他政法、公安院系的广泛采用。正是采用这种体系，各个院校撰写了不同版本的侦查学教材，各校侦查学方向的研究生也得以在侦查理论和侦查方法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研究，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

可以说，正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徐立根教授、周惠博教授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才使得我国侦查学学科得以建立，并逐渐走向成熟。因为一些学者的努力使得一个学科得以建立，而这样的学者正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人对新中国法学高等教育的贡献，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人的骄傲。1992年10月，鉴于徐立根教授为我国高等教育工作所作出的贡献，国务院为其颁发了“对高等教育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书。

（五）侦查学之“大同一认定”理论体系的建立及侦查学理论的推陈出新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然而，在招收研究生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并没有设置侦查学专业的计划。此时，经过徐立根教授和周惠博教授不懈坚持和反复努力，他们的建议终于得到学校的肯定。1983年，何家弘和刘刚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首届侦查学研究生。

1989年，何家弘的独著《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极大发展了国内的同一认定理论。何家弘依据苏联同一认定理论的奠基者波塔波夫广义“同一认定”的思想，系统地阐明了“同一认定”在整个侦查活动中的方法论意义；并认为，“同一认定”理论应作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侦查学的专门方法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人系统阐述了“大同一认定”的认知体系，也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同一认定”专著，为中国侦查学基本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0年和1995年，何家弘教授又陆续编写了《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外国犯罪侦查制度》，这些都成为当时侦查学研究的力作。此外，他还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翻译了《英国警察》（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血痕弹道指纹探奇》（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审讯与供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为侦查学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进入21世纪，虽然侦查学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低潮，但是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的学者们并没有放弃这一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领地，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杰出的成绩。2005年，何家弘教授主编的《新编犯罪侦查学》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其不仅对既往的侦查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且还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纳入了其中。青年学者刘品新副教授则在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在进行侦查学研究的时候结合网络和计算机的特别之处，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2010年，他主编的《电子取证的法律规制》一书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便主要是针对刑事侦查中电子取证问题所进行的前沿研究。

二、创立和发展法学与科学的交叉学科——物证技术学

（一）物证技术学的创立

1984年，徐立根教授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学习。在美国，他对国外先进的物证技术理念和蓬勃发展的物证鉴定技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深深地感觉到我国政法院系的侦查学学科体系存在着很大问题。这次美国之行成为他后来在中国创建物证技术学科的出发点。

1985年夏天，经徐立根教授等教师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同公安部第二研究所共同举办了“物证技术讲习班”：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公、检、法机关和高等院校的专业人员。主讲人是徐立根教授访美期间结识的两位美国专家：一位是著名美籍华人李昌钰博士，时任美国康涅狄格州警察局法科学实验室主任；另一位是纽约市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戴·弗雷斯特教授，也是在美国颇有影响的物证技术学专家。这次讲习班对我国物证技术的发展和物证技术学学科的设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根据这两次经历以及长期的教学研究经验，徐立根教授及其同事认识到，我国的侦查学课程的三大块内容（物证技术、侦查措施与侦查方法）对改善法律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侦查学的内容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经凸显出许多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5〕：

第一，“三大块体系”的内容过于庞杂。这种内容设置不利于教师深入研究学科中的问题，不利于组织教学，也不利于师资的挑选、培养和提高。

第二，“三大块体系”有悖于学科建设的一般原则。各种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物证技术对侦查确实很重要，但不能认为，对侦查犯罪重要的内容就应当成为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法医技术对侦查犯罪的重要性是公认的，但是法医技术从来不是侦查学的研究内容。

第三，“三大块体系”同物证技术的发展情况不相适应。这门课程的“三大块体系”已有近百年历史，当时的技术水平和侦查水平都不能和今天相比。根据当时的水平，在侦查课程中讲点技术内容，无可非议。但今天的物证技术学已有很大发展，侦查业务也比几十年前更为复杂，我们不能再墨守过去采用的“侦查技术混合体系”，把技术内容放在侦查学中，与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不相适应。

第四，和司法实践中应用物证技术的情况不相适应。进入20世纪80年代，物证技术的应用范围已大大跨越了刑事案件，广泛应用于民事案件、经济案件、行政诉讼案件，乃至纪检、监察案件。把物证技术仅仅看作侦查犯罪的取证手段，已和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

第五，和法律规定不相适应。1979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根据该法规定，各类需要侦查的刑事案件分别由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部门）和人民检察院分工管辖，但长期以来侦查学课程所讲的侦查方法只着眼于公安机关的侦破经验，对人民检察院所管辖的案件的侦查方法，并不涉及。

因此，继续奉行“侦查技术混合体系”不仅影响物证技术学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侦查学本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徐立根教授认识到，现代法治国家办理任何案件无不重视物证，而重视物证就必然要重视物证技术。〔6〕于是，把物证技术内容从侦查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在法学体系下建立一门新的物证技术学学科，是对侦查学学科进行的有益改革。〔7〕把传统侦查学分为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并不是简单地一分为二。新的侦查学作为法学体系中的一门学科，应当既着眼于公安机关的侦查经验，也着眼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经验，研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方法。新的物证技术学，应当以“同一认定”理论和“种属认定”理论为主导，既注意研究能解决“同一认定”问题的物证，也注意研究能解决“种属认定”问题的物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检验物证能力的不断强化，实践中利用物证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现在不仅要注意形象痕迹和文书物证，而且要注意发现和提取微量物证和生物物证，这些都可以为侦查提供方向或者为审查嫌疑人提供科学证据。

据此，徐立根教授认为，物证技术学对培养法学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改变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在传统法学教育中忽视物证技术教育的偏向，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的法律专门人才，应当在法学专业课程中建立物证技术学新学科。〔8〕 “法学院学生应当懂得办理各类案件都经常运用的物证技术基本知识。法学院应当开设‘物证技术学’作为本科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借以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9〕

正是考虑到侦查学的内容体系存在许多弊病而且设立物证技术学十分必要，徐立根教授于1989年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在高等学校设立物证技术学学科的建议。经过论证，国家教委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决定从编写物证技术学教材开始实施，遂将《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中的“犯罪侦查学”改为“物证技术学”和“侦查学”两部教材，并委托徐立根教授担任这两部教材的主编。《物证技术学》教材于1990年出版，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0〕 1993年7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终于把物证技术学正式确定为法学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现在全国高等学校政法院系中，不仅本科生要学习物证技术学，有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可以选修物证技术学。

（二）物证技术学教学与研究的蓬勃开展

物证技术学新学科的建立，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其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也得到确立。1986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率先在全国招收物证技术学硕士研究生。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历来强调物证技术学专业的学生要具有交叉学科研究的能力，因此学生多具有理工本科背景，入学考试不仅要考查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知识，还要考查基本的物证技术学素养。学生入学后，不仅要学习“物证技术学专题”、“物证仪器分析”、“物证技术学研究方法”等专业课程和实验课程〔11〕，也要学习“侦查学专题”、“证据学专题”等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必修课，还可以选修“外国刑事司法制度”、“犯罪心理学”、“刑事诉讼法”、“法医学”等相关课程。此后，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也陆续开始招收物证技术学硕士研究生。

物证技术学的学科在物证的范围内研究科学技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研究物证。其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也较曾经统辖于侦查学的时期大大扩展，包括痕迹技术、文书物证技术、射击和爆炸物证技术、毒物毒品物证技术、生物物证技术这6大分支〔12〕，现在又拓展至囊括音像物证技术、电子物证技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孜孜不倦，刻苦研究，在物证技术方面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际、国内发表论文成果丰硕，学术专著更是大量涌现。除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物证技术学》外，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出版的其他物证技术学著作还包括：（1）徐立根教授主编的《物证技术学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检察技术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2）何家弘教授主编的《中国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孙言文教授主编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物证技术学》、《生物物证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著作论述了许多产生广泛影响的物证技术学理论与思想：

1．“物证技术”的概念。长期以来，公安机关把包括物证技术在内的各种技术手段，统称为“刑事技术”。徐立根教授根据自己多年对物证技术学的研究，率先在国内提出了“物证技术”和“物证技术学”的新概念，在民事案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3〕物证技术是指：为了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应当千方百计去发现这些物品、物质、文书、痕迹，把它们记录下来、提取下来并且通过鉴定解决“同一认定”问题、“种属认定”问题或其他有关技术问题，把它们和受审查的人、事、物、时、空联系起来，就可以使它们成为案件中的物证，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运用的专门的科学技术，就是物证技术。〔14〕

2．法科学鉴定的概念与鉴定管理体制。使用“法科学鉴定”这个名称代替目前带有部门色彩的鉴定名称，能全面反映鉴定活动所具有的法和科学两方面的性质，有广泛的适用性。我国法科学鉴定的管理体制是各系统分头管理的多元化体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法科学鉴定的作用，又有利于法科学鉴定技术自身的持续发展。但这种体制还缺乏一个有权威的指导机制，应实行“部门管理与统一指导”相结合的原则，筹建“全国法科学鉴定指导委员会” 〔15〕。

3．物证的双联性。“物证的双联性”是指：作为物证之物，一方面必须和案件中任一人、事、物、时、空存在联系，另一方面又必须和受审查的人、事、物、时、空存在联系。物证的双联性是物证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对促进物证技术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物证的双联性理论也为审查物证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武器。〔16〕

4．物证收集的合法性。讨论物证之收集的合法性问题，更多地要以刑事诉讼为切入点，更多地要看物证之收集活动所处的社会制度对这些刑事诉讼活动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或者给出了哪些限定。对比其他国家的做法，我国法律对物证收集活动的规范还是过于“吝啬”。为此，我国在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至少考虑到针对人的身体而进行的体表及体内的搜查、检查等取证活动，明确警方在侦查刑事案件时，可以使用搜查及检查法自人身表面及人体体内收集、提取指印、足迹、血液、毛发、唾液、尿液、弹头等物证，但同时强调，这种取证活动要有“令状”，要由有资质的人员进行，要有严格的记录，要遵从“相称性”及“唯一性”的原则等。〔17〕

5．鉴定结论的质证与认证。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实践中应明确其性质及证据地位，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有效的质证认证模式。应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将对抗制的合理因素引入诉讼活动，视鉴定结论为普通证据，使其同样接受质证、认证。而确立合理有效的质证模式需要做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架构均衡合理的质证主体结构，应使诉讼双方当事人拥有平等的鉴定活动参与权。其次，建立、完善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制度。最后，取英美法系之精华，确立交叉询问规则和诱导式询问方式。对鉴定结论的认证应该就鉴定结论的可采性问题，设置系统、严密的排除规则，以限制法官的恣意裁量；而就鉴定结论的证明力问题，则应给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18〕

6．物证鉴定的质量干预。所谓物证鉴定的质量干预，即以追求物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可靠性为目标，对有可能影响物证鉴定结果，进而最终影响物证鉴定结论的物证鉴定所依赖的实验室、技术手段及从业人员等，予以必要的管理、规范、监督、制约的一种活动。首先，从事物证鉴定工作的物证鉴定人必须具有物证技术的专门知识。而且，在确认某人的物证鉴定人资质时，还应着重考察其经验。其次，物证鉴定机构的认可也至关重要，如控制实验室的运作质量、行政和技术的管理体系等。最后是对鉴定的方法、手段予以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19〕

7．物质的可分性原理。“物质的可分性原理”是指当施以足够的力量时，物体就会分裂为小的碎块，这些小碎块将会获得分裂过程中其自身形成的性质，同时还会保留原有物体的物理、化学特性。“物质的可分性原理”的诞生，丰富了物证技术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表明物证技术学的理论不仅限于对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的简单编纂。此外，这一原理动态地、辩证地研究了物质断离的内在成因（或机理）、物质断离时形成的特点及物质断离后被改变的性质，使得我们对断离碎片之来源的分析和确定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物质的可分性原理”同样为我们更好地运用物质转移原理、更科学地解释物证的来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重新鉴定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只有原鉴定结论不能被采纳，即鉴定结论没有满足以下标准时，才有必要重新启动司法鉴定：首先是“相关性”；其次是“合法性”，合法性要求鉴定的程序要合法，即鉴定的启动、委托、受理等程序要合法；最后是“可靠性”，是否具有可靠性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检材的提取、包装、保存、送检过程是否科学；第二，鉴定对象保管链的完整性；第三，鉴定结论所依赖的资料或数据是否确实、充分。〔20〕

9．我国鉴定结论的采纳规则。确立我国鉴定结论的采纳规则，尤其是确立鉴定结论可靠性的采纳规则，有助于防止某些伪科学进入法庭，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我国鉴定结论的采纳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合法性规则和可靠性规则。相关性规则是指鉴定事项与案件事实应当具有关联性，鉴定中使用的原理和方法应当合理地适用于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合法性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鉴定程序的合法性、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格的合法性、鉴定人回避的合法性以及鉴定文书形式的合法性；可靠性规则是指鉴定所依据的原理和方法应当具有可靠性。〔21〕

（三）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设立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为适应物证技术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1986年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批准，刑侦实验室更名为物证技术实验室。历经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1990年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物证技术实验室得到世界银行贷款的帮助，补充和更新了部分仪器设备，而且为物证技术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科学实验基地。

1989年，经司法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服务中心”（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依托物证技术实验室的设备、技术力量，面向社会开展声像资料类鉴定、文书物证鉴定、痕迹物证鉴定和咨询服务，同时为学生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该中心的鉴定工作由精通物证鉴定业务知识并具有丰富经验的专职和特邀教授、专家担任。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经受理了全国各地送来的大量疑难物证鉴定，所作出的权威的鉴定结论为正确处理各类案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0世纪90年代，香港出现了一起涉及400亿港元的“世纪争产案”，案情扑朔迷离，持续了整整8年。巨额遗产，豪门恩怨，一张遗嘱引发中美笔迹专家庭前鏖战。作为案件关键证据的这份遗嘱上的签名，其真伪谜团最终就是由徐立根教授连同另外两位专家组成的“文检铁三角”所化解的。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对此出具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书。2005年9月16日，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判决原告龚如心胜诉，采信了徐立根教授等专家所提供的专业意见。这是我国物证鉴定史上的一大名案。

三、变革侦查学学科，创建证据调查学

证据调查是一切司法活动的基础，证据调查方法是所有法律工作者和行政执法人员都应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证据调查学应该成为法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随着司法实践中证据的作用不断增强，何家弘教授在过去“侦查学”课程的基础上，于1996年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设“证据调查学”专业课，并先后主持编写了我国三部开创性的专业教材——《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证据调查实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证据调查（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一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我国政法院校的侦查学学科在新时期的一大走向。

众所周知，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以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对象为基础。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证据调查的方法、规则和规律三个方面的内容，相应地，证据调查学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四个部分：（1）证据调查原理，包括证据调查的概念、方法和原则，证据调查学的对象和体系，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证据的性质和种类，证明的对象和程度，证据调查的思维方法等。（2）证据调查步骤，包括证据调查的一般途径和基本步骤，如何分析已知本证和反证的内容及可信度，如何确定待查问题并提出假设性推论，如何收集新证据，如何评断和使用证据等。（3）证据调查方法，包括证据调查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原则，人证调查方法，物证调查方法，书证调查方法，视听证据调查方法，科学鉴定方法等。（4）证据调查实务，包括证据调查的技能和策略，不同主体的证据调查实务，不同案件的证据调查特点等。

诚然，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充实。例如，何家弘教授在2005年修订《证据调查》教材时，就增加了证据调查的基础原理、证据调查谋略、证据调查技术等知识，同时还论述了计算机取证与国际调查合作等调查措施部分。又如，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和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联合主办的“证据调查师资研修班”在北戴河举行，与会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就“证据调查学与情景互动教学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问题”、“私人侦探证据调查实务”、“网络时代的证据调查”、“人证、物证调查方法”、“量刑前调查报告制度”、“证据调查心理”、“心理测试技术与证据调查”等专题作了深入研讨，这进一步拓宽了证据调查学的研究范围。

实践证明，创建“证据调查学”既是面向司法实践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需要，也是面向21世纪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需要。〔22〕这门课程不仅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和法律硕士生的普遍欢迎，而且被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四川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政法院校自发采用，还受到实务界的青睐。这是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为我国证据学学科群的发展作出的又一杰出贡献。

四、崇尚司法科学化的思想，持续推动科学办案与科学证据的研究

（一）科学办案——科学证据思想的萌芽

徐立根教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五十多年来一直从事鉴定理论与鉴定实务的教学、研究工作，科学办案的思想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其教学科研工作的始终。

1．科学技术与侦查犯罪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立根教授就探讨了侦查犯罪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侦查犯罪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在国家机构中必须有专职的侦查机构；第二，在侦查犯罪时必须有广泛利用科学技术的条件。在考察近百年来侦查犯罪中运用科学技术的情况以及介绍国外利用电子计算机抓捕罪犯、计算机数据库在侦查中使用情况的基础上，他强调科学技术在侦查犯罪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查明案情；（2）识别犯人；（3）收集证据；（4）缉捕罪犯。〔23〕

2．科学办案思想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徐立根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科学办案的思想。他强调，科学办案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其他依法办案部门以科学方式处理各类案件的一种指导思想。这种办案思想以坚定的法治观念为基础，以强烈的证据观念为核心，注重利用科学技术，坚持科学思维方法。他指出，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中是生产力，在打击犯罪中则是战斗力；是否重视科技手段，能否在打击犯罪活动中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获取信息、线索和证据，已成为衡量侦查办案人员办案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这一时期科学办案思想重在强调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但科学证据的思想萌芽已孕育在他提出的“证据问题是办案的核心问题”的著名论断中。〔24〕

3．“法科学鉴定”新概念

徐立根教授对鉴定的定义进行了科学表述，提出了“法科学鉴定”的新概念，认为法科学鉴定能全面地反映鉴定活动所具有的法和科学两方面的性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使用该表述，强调了鉴定的科学性侧面，将科学办案的思想渗透到物证鉴定领域，从而有利于防止鉴定概念的扩大化，为完善和加强法科学鉴定的管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对于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鉴定科学体制与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25〕

（二）科学证据——现代司法证明的主旋律

1．神证、人证、物证——科学证据的演变轨迹

何家弘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指出，在人类司法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证明方法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以神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化，第二次是从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物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化。司法证明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神誓和神判为证明的主要形式，第二个阶段以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为证明的主要方法，第三个阶段以物证或科学证据为证明的主要手段。〔26〕

在司法证明方法领域何家弘教授以“进化论”的视角，将人类司法证明方法概括为神证、人证、物证，阐释了司法证明方法的“达尔文主义”。他进一步阐述了科学技术在司法证明领域的价值，将科学技术的应用从证据的发现、提取功能转向证据的识别、证明功能；从以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审判为中心，并揭示了现代司法证明的本质就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这一时期何家弘教授提出了“物证是科学证明方法的源泉”的论断，从而将科学办案的思想延伸到司法证明领域。〔27〕

2．科学证据及其“科学”运用

所谓科学证据就是指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证据。它不是一种新的证据形式，而是指一类证据。科学证据的采纳应该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标准，而其采信则要符合真实性、原件的相关联程度以及充分性的标准。〔28〕何家弘教授指出，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应以提供“科学证据”为出发点，以鉴定人出庭、技术方法标准化和建立行业协会为重点，在作出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的论断的同时，提出了“科学证据”如何“科学”运用的时代命题。〔29〕

（1）测谎结论的科学定位

何家弘教授率先对“测谎结论”这一“科学证据”的运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测谎技术的侦查功能转向对测谎结论证据资格的考察，在肯定测谎结论证据资格的前提下，对测谎结论的质证功能与定罪功能进行了区分，强调测谎结论只能用来审查言词证据的真实、可靠性，不能直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并提出了测谎技术作为侦查手段的自由采用原则及测谎结论作为定案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30〕

（2）司法鉴定规范化

何家弘教授敏锐地把握到人类社会的司法活动已经进入了科学证据时代之后，随着各种物证在诉讼中的运用越来越多，鉴定结论在审判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要。〔31〕其认为，物证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一般都要通过科学鉴定来明确其证明价值，所以人们又把其称为“科学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物证及其相关之鉴定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司法证明活动科学化的发展趋势。然而如何保障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如何保障司法人员正确地运用鉴定结论，是研究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时必须认真思考和解答的问题。司法鉴定规范化是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何家弘教授前瞻性地指出，应在司法鉴定的管理、行为、程序、方法和标准五个方面实施规范化；并着重强调了鉴定结论采信标准的规范化是鉴定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32〕

（3）科学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

何家弘教授站在历史维度，在考察司法证明模式的演进轨迹的基础上，指出“准法定证明”是中国证据制度改革未来的方向。〔33〕其在重新审视法定证明模式的司法公正、可预见性、司法权威功能的同时，吸收法定证明模式的合理内核，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科学证据采信标准规范化的命题。其认为，与人证的采信标准相比，物证或科学证据的采信标准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规范化，而这应当是我们当前努力的重点；并以指纹鉴定为例，阐述了制定科学证据采信标准的基本思路。〔34〕

（三）“物证论”——科学证据科学运用的“葵花宝典”

李学军教授致力于解答司法证明进入以物证为载体的“科学证据”时代，司法实践中运用物证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从物证技术层面对物证、物证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理论进行研究，以揭示物证由客观的物质性客体最终“动态地”发展为有主观意味的物证鉴定意见的运行规律；同时从法律视角深入探讨物证的发现、收集、保管和最终运用。他科学回答了可能导致物证“说谎”的因素，探讨了防范物证“说谎”的措施和识别物证“谎言”的方法。他还引介了美国物证技术学家新提出的“物质的可分性原理” 〔35〕，提出了“物证鉴定的质量干预” 〔36〕以及“物证及其鉴定结论质证和认证” 〔37〕的思想。

（四）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的新宠儿

1．电子证据的定位

刘品新副教授在对我国电子证据定位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住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的区别在于载体方式方面，而非证明机制方面，得出电子证据绝非一种全新的证据，而是传统证据的演变形式的结论。其认为，上述结论是展开电子证据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应是我国寻求解除电子证据法律障碍的立论依据，同时为电子证据的取证、举证、质证及审查认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预测，电子证据登上司法证明的舞台并大显身手，绝非某一传统证据或者一种新型证据的胜利，而是所有传统证据在形式方面变革的结果；提出了“电子证据时代”将是所有传统证据电子化的时代的新论断。〔38〕

2．电子证据与相关立法

针对民事证据法律制度中电子证据障碍问题，刘品新副教授全面论述了电子商务对我国传统证据法理论中证据界定、取证制度、举证制度、质证制度、认证制度及证明责任制度的冲击与挑战，结合我国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变革实际，提出立法途径是我国目前最现实、最有效的法律应对。〔39〕

此外，刘品新副教授还为“电子签名法”立法献计建言。刘品新副教授紧紧抓住数据电文用作证据的关键和难点——辨真规则，并从证据法层面进行了深度解读。其认为，司法实践中确定数据电文真实性的关键可浓缩为三大障碍：数据电文的保全方法、所依赖计算机程序的可靠性以及制作者的身份识别。他在比较直接认定与间接认定两种方式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认定数据电文真实性的新思路——间接认定的方式，即将对数据电文真实性的认定转移为对自认、证人作证、推定等其他因素可靠性的认定，通过对其他因素可靠性的认定来推定某一数据电文具有真实性的做法。〔40〕

3．电子证据的科学运用

电子物证鉴定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取证方式。刘品新副教授在深入剖析网络传输流程的基础上，探讨了电子物证鉴定的机理与功能，并对我国当前的电子物证鉴定技术作了归纳与介绍。〔41〕

21世纪是电子证据时代，刘品新副教授结合各国传统证据学理论，凸显电子证据的新特色，提出了电子证据原件的多层次理论体系；针对电子书面证据的原件，提出了“原始载体说”、“功能等同法”、“拟制原件说”与“复式原件说”相融合的新理论。〔42〕

刘品新副教授还对电子证据定案的观念、模式、机制进行了探索。其在对科学证明与司法证明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电子证据定案的基本观念是司法证明的命题；在考察国内外相关证据制度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指出电子证据定案的模式应是规范证明与自由证明模式的结合；在对传统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电子证据孤证不能定案原则，其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在一起，以证据体系的方式证明案件事实，进而提出了以物理空间的证据体系与虚拟空间的证据体系来构建电子证据定案规则的理论构想。〔43〕

刘品新副教授在对电子证据鉴定外延重新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电子取证”的新概念。其以敏锐的目光将其研究重点锁定在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制视阈，创造性地提出，“电子取证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一切传统取证措施的电子化，也意味着一些全新的取证措施的出现；电子取证的形式多样，但基于其在技术方面日渐趋同，因此在法律规制方面也呈现出趋同的规律” 〔44〕，从而将科学证据的科学运用演绎到侦查、民事等取证领域。

刘品新副教授一贯致力于法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研究，以“电子证据法”为切入点，在完成《电子证据法研究》、《美国电子证据规则》和《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三部曲”之后，转向“网络时代刑事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创新”等拓展性研究，开辟了法学研究的新领域——《网络法学》〔45〕，从而掀开电子证据科学运用的新篇章。

（五）网络时代的犯罪侦查

在计算机和各种电子产品被广泛使用的当今世界，犯罪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和互联网发生着联系。这对我们传统的侦查学研究提出了挑战，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的中青年法学家较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2002年7月，何家弘教授担任主编，刘品新副教授担任副主编的教育部“十五”规划科研项目成果《电子证据法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经该项目启发，以刘品新副教授为代表的青年法学家更是将与网络有关的证据和侦查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志趣所在。随后，“网络时代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的创新”（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基金项目）、“电子证据收集和运用问题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2008年度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电子证据收集和鉴定的程序与标准研究”［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开放课题项目］、“计算机取证的法律规制”（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项目相继立项，《论网络时代侦查模式的转变》〔46〕、《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47〕、《论计算机搜查的法律规制》〔48〕、《电子取证的法律规制》〔49〕等论文相继发表。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的学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着时代的挑战和需求，为侦查实务部门面对网络时代的挑战作出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例如，就网络时代的侦查模式而言，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得犯罪案件与作案人分处于虚拟与物理两大空间，计算机充当着犯罪“帮凶”的角色，因此侦查模式必然转变为“事—机—人”模式。

五、开拓与完善中国侦查学的教材体系

（一）《犯罪对策学》的译介与《犯罪侦查》的传承

如前文所言，犯罪对策学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引入。在这一时期，法律系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多部教材的引介和编写，这对师资的培训、学科的奠基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在这一时期翻译、编译的著作包括：《苏维埃犯罪对策学》〔50〕、《犯罪对策学实习教材——策略部分》〔51〕、《犯罪对策学技术实习教材》〔52〕、《苏维埃犯罪对策学提纲》〔53〕、《犯罪对策学教学大纲》（综合大学法律系及政法学院用）。〔54〕这些书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刑侦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

不管是翻译的苏联学者的教材还是自行编写的教材，根据学科的主要架构，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物证技术、侦查措施与侦查方法。以同时期的另一部《犯罪对策学》教材为例，除了第一章和第二章讲的是苏维埃犯罪对策学的概况而外，余下的篇章便可以清晰地分为三大部分：物证技术（总则的第三至七章），包括痕迹、勘验现场以及文件的鉴定等内容；侦查措施（第八至十一章），包括刑事登记、搜查、通缉、讯问等内容；侦查方法（分则），包括盗窃、渎职、投机、杀人等案件的侦查方法。〔55〕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80年代初，犯罪对策学教材的三大块体系一直延续下来，即使这一时期教材的名称后来已经由犯罪对策学改成了侦查学。198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编著的《刑事侦查》出版，由上述三大部分构成的体系依然得到保留，只是教材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了扩充。〔56〕同年，由周应德主编、徐立根教授担任副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犯罪侦查学》出版，该书的体系与《刑事侦查》也没有太大的差别。〔57〕这样的一种体系直至1991年出版的《侦查学》才开始改变。

（二）《物证技术学》与《侦查学》的分立

如上文所言，在侦查学的大一统体系弊端显现的形势下，国家教委委托编写的《物证技术学》第一版五十余万字于1990年出版，徐立根教授担任主编，徐婉、周惠博、詹楚材担任副主编。该教材分18章，分别是：导论；物证技术中的同一认定与种属认定；物证摄影；指纹；足迹；工具痕迹；牙齿痕迹；车辆痕迹和整体分离痕迹；枪弹及其痕迹；印刷文书；伪造、变造和损坏文书；文书物质材料检验；爆炸物证；玻璃、泥土、纤维；油脂、涂料；毒物、毒品；生物物证；物证鉴定的委托和实施。〔58〕与此同时，该教材的配套书目《物证技术学教学大纲》也于同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也由徐立根教授主编，三位副主编也保持一致。该书的体系也依照《物证技术学》分18章，内容则按照课程大纲的模式大大简化，以便于教学的开展。〔59〕

从教材体系的角度来看，《物证技术学》的内容已大大超出原侦查学技术部分所讲的范围。既讲和同一认定有关的物证，也讲和种属认定有关的物证；既讲不同类型物证的特有技术，也讲与不同类型物证都有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基础技术。教材所讲的物证包括了形象痕迹、文书物证、化学物证和生物物证，以及声像物证、电子证据，体系之完整，为国内外同类教材所不及。〔60〕《物证技术学》各编的内容反映了国内外物证技术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同一认定理论研究和物证检验技术方法研究的最新成果。

1999年，徐立根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物证技术学》第二版66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与第一版相比，该书体系更加合理，内容更加丰富。第二版改变了第一版各章并列编排的框架，把全书内容按各章的性质分为“基本理论”、“基础技术”、“形象痕迹技术”、“文书物证技术”、“化学物证和生物物证技术”及“音像物证技术和电子证据”6编，较全面地概括了物证技术学的研究领域。〔61〕在内容上，第二版除了在原有相关章节中反映各种新技术外，还撰写了“文书作成时间的检验”、“被涂抹文字的显现”、“文字压痕的检验”、“人血DNA检验”以及声音、图像和电子证据等新的章节，对物证的双联性〔62〕等编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这部教材较好地反映了20世纪国内外物证技术学理论和实践的科研成果，无论是对我国高等院校政法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学习物证技术学，还是对实务人员全面学习物证鉴定专业知识，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2000年，孙言文主编的《物证技术学》一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分6编，分别是基本理论与基本技术、痕迹物证技术、文书物证技术、化学物证技术、生物物证技术、音像物证技术。〔63〕这样一种体系安排与上述徐立根教授版的《物证技术学》的体例大同小异，该书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乃至我国的物证技术学教材选择。

2008年，徐立根教授主编、李学军和刘晓丹任执行主编的《物证技术学》第三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该版尽管不再有“编”的规制，但几乎每一章单从标题即可以清晰地反映各章的归属。从内容上看，第三版各章节均对新技术、新手段有所反映，如增加了“近距离摄影”、“物证技术中的数码摄影”、“彩色激光打印机的数字水印技术在打印文书中的反映”等。此外，第三版将“电子物证技术”由原来的只是概而述之的三节内容独立为一章，并且真正从技术的角度阐述了电子数据的检验、鉴定问题。第三版“声音及其鉴定”这一章的改写，也突出了我国当前声纹鉴定的成果和走向。〔64〕

徐立根教授主编的《物证技术学》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使用，然后又陆续被许多高等院校采用。正是由于该教材的开创性和高水平，第一版曾先后于1992年和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二版于1999年又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二等奖”。

在《物证技术学》第一版于1990年出版后，《侦查学》也以崭新的面貌于1991年付梓。该书由徐立根教授担任主编，周应德、周惠博、张若羽担任副主编。在该书的导论部分，编者就明确地阐述道：侦查学是研究侦查活动规律和方法的学科〔65〕，从而不再容纳物证技术的内容。全书分20章，分别是导论，案件侦查的一般步骤方法，现场勘查，询问，查缉措施和强制措施，侦查实验，组织辨认，讯问，杀人案件的侦查，爆炸案件的侦查，投毒案件的侦查，放火案件的侦查，盗窃案件的侦查，强奸案件的侦查，抢劫案件的侦查，贪污案件的侦查，贿赂案件的侦查，诈骗案件的侦查，走私案件的侦查，玩忽职守犯罪案件的侦查，抗税案件的侦查。〔66〕

至此，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创的《物证技术学》与《侦查学》分立的模式正式确立，特别是物证技术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国日后的这两门学科的教材基本上都采取了这样的分立体系。

作为证据学教研室侦查学学科的传承者，何家弘教授组织编写的侦查学教材也继续了这样一种体系。他主编的《外国犯罪侦查制度》进一步将侦查学研究引向深入，系统地研究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的犯罪侦查程序和组织人事制度，是第一部通过比较法研究侦查学的专著。该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为我国高等院校侦查学比较研究的教学与科研，为进一步完善侦查体制的研究以及开阔视野，提供了宝贵的国际经验和改革的理论依据。〔67〕 2007年何家弘教授主编的《新编犯罪侦查学》一方面加强了对犯罪侦查原理的阐述，引入了新的制度考量和价值理念，提升了犯罪侦查学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则充实了各类犯罪案件侦查的内容，特别是应对新的犯罪案件种类和新的作案手段的内容〔68〕，扩展了该教材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好评。

在物证技术学与侦查学分立的情况下，作为物证技术学重要内容之一的司法鉴定在21世纪之初越来越受到重视，司法鉴定教材的编写也提上了日程。2002年，何家弘教授主编的《司法鉴定概论》出版。该书分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分别介绍了司法鉴定概述、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司法鉴定的程序、司法鉴定的一般方法，分论则对痕迹、化学物证、音像（电子）证据、文书物证、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司法会计等各种类型的鉴定进行了介绍。〔69〕与此不同的是，何家弘教授于2003年主编的《司法鉴定导论》只是将各类具体的鉴定作为一章进行介绍，对司法鉴定制度、管理体制、鉴定主体、鉴定程序、鉴定方法、鉴定的对象与内容、鉴定结论的审查和运用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70〕，在学术性上较《司法鉴定概论》更加深入。

（三）《证据调查》的拓荒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证据法极不发达，证据规则也比较抽象，因此，司法人员和律师在收集和使用证据时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有轻视证据调查工作的倾向。由于“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 〔71〕，而证据调查又是事实认定的前提，而且，我国具有“重刑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所以长期以来只研究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调查问题，而且仅从公安、检察等机关侦查破案的角度加以研究，至于民事案件、经济案件、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证据调查问题和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问题，则一直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这个现象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到了何家弘的重视，他因此认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需要建立一门统一的证据调查学。〔72〕

1996年，何家弘率先在原有“侦查学”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了“证据调查学”课程。根据教学研究经验的总结，何家弘系统地提出了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证据调查的方法、规则以及规律；证据调查学体系则需具备四个部分：证据调查原理、证据调查步骤、证据调查方法、证据调查实务。〔73〕以此理念为基础，何家弘主编的《证据调查》成为这个新学科的第一部奠基教材。编者在这部教材中明确地提出：“本书是为高等院系学生编写的，但是从事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公安保卫工作、仲裁工作、律师工作、公证工作、纪检监察工作，以及海关、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亦可作为学习参考之用。” 〔74〕因此，该教材除了在第一篇对证据调查的原理进行了系统阐述之外，在随后的3篇分别从证据调查的步骤、方法和实务展开，使得读者群得到巨大扩展。

2000年，《证据调查实用教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相较于前一部《证据调查》，这本教材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创新之处。比如，在导论部分，编者率先总结了前一部教材所不包含的证据调查的基本原理，将研究引向了新的深度。〔75〕此外，本教材继承了前一部教材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将当事人也作为证据调查的主体。这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增强诉讼对抗性有积极意义，顺应了诉讼民主化改革的潮流。这种观点开创了证据调查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新时期。〔76〕

2005年，为反映形势变化和最新理论成果，何家弘等人对《证据调查》进行了修订。〔77〕该教材第二版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均有很大改动。首先，该教材不再分为4编，从而使得各部分内容的分布更为合理。比如，对证据调查的步骤这一相对次要的内容的介绍缩减到一章，而对各种证据调查方法如询问、讯问、辨认、勘验、实验、搜查、鉴定等更为重要的实务内容，则各分一章进行编写，更为适应证据调查的实务需要。其次，该书在最后一章从合作调查方法的概念和分类、国际调查合作的适用、国际调查合作面临的法律难题、国际调查合作的相关组织和制度这几方面分别展开论述。这不仅是对合作调查方法进行了综合性的、开拓性的研究，也是对21世纪以来合作调查实务之急需的一次重要的回应。

人大侦查学编著教材类书籍一览表

续前表

注　释

〔1〕这一部分系根据《证据学学术思想精粹》改编，撰写人员包括刘品新、梁坤、杨建国、方斌、张晶等。

〔2〕参见［苏］伐·雅·柯尔金（В.Я.Колдин）讲：《苏维埃犯罪对策学》，徐立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3〕参见徐立根：《加强物证技术学学科建设》，载《法学杂志》，1992（2）。

〔4〕参见徐立根：《和函大学员谈谈我国的法庭科学教育》，载《法学家》，1988（1）。

〔5〕参见徐立根：《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物证技术学学科的创立》，载《法学家》，1999（Z1）；徐立根、何家弘：《物证技术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展望》，载《法学家》，1994（5）。

〔6〕参见徐立根：《物证技术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法学家》，1995（6）。

〔7〕参见徐立根、张桂勇、陈碧：《改革开放政策与我国物证技术的发展》，载《法学杂志》，2002（5）。

〔8〕参见何家弘：《精益求精，止于至善——记恩师徐立根教授并贺80寿辰》，载《证据学论坛》，第10卷，557页，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9〕高燕燕、刘春哲：《徐立根：教书育高徒，鉴定识玄机》，载《中国人民大学报》，2007-06-05。

〔10〕该教材的第二版于1999年出版，第三版于2008年出版。

〔1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物证技术学专业长期以来都十分注重学生亲自动手实践的能力。早在195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就建成了刑侦实验室，其中就包括物证实验的内容。这也是我国高等法律院系中最早建立的实验室。

〔12〕参见徐立根、何家弘：《物证技术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展望》，载《法学家》，1994（5）。

〔13〕参见徐立根：《二十年来我国物证技术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2）。

〔14〕参见徐立根：《二十年来我国物证技术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2）。

〔15〕徐立根：《对我国鉴定制度中几个问题的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4）。

〔16〕参见徐立根：《论物证的双联性》，载《法学家》，1999（2）。

〔17〕参见李学军：《物证收集的合法性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6）。

〔18〕参见李学军、陈霞：《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及其质证、认证》，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4）。

〔19〕参见李学军：《程序和实质——鉴定结论发挥证明作用的双重保障》，载《法学家》，2008（2）。

〔20〕参见刘晓丹：《重新鉴定启动标准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1）。

〔21〕参见刘晓丹：《如何建立我国鉴定结论采纳规则—以美国专家证言判断标准为参照》，载《现代法学》，2009（7）。

〔22〕参见何家弘：《关于创建“证据调查学”的构想》，载《法学家》，1996（6）。

〔23〕参见徐立根：《侦查犯罪和科学技术》，载《法学家》，1986（6）。

〔24〕参见徐立根：《论科学办案》，载《法学杂志》，1992（2）。

〔25〕参见徐立根：《对我国鉴定制度中几个问题的研究》，载《刑事技术》，2005（4）。

〔26〕参见何家弘：《神证、人证、物证——试论司法证明方法的进化》，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4）。

〔27〕参见何家弘：《神证、人证、物证——试论司法证明方法的进化》，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4）。

〔28〕参见何家弘、刘晓丹：《论科学证据的采纳与采信》，载《中国司法鉴定》，2002（1）。

〔29〕参见何家弘、刘昊阳：《完善司法鉴定制度是科学证据时代的呼唤》，载《中国司法鉴定》，2001（1）。

〔30〕参见何家弘：《测谎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载《中国法学》，2002（2）。

〔31〕参见何家弘：《神证·人证·物证》，169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

〔32〕参见何家弘：《论司法鉴定的规范化》，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3）。

〔33〕参见何家弘：《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载《法学家》，2005（4）。

〔34〕参见何家弘：《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再认识与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载《中国法学》，2005（3）。

〔35〕李学军：《物证论——从物证技术学层面及诉讼法学的视角》，46～5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6〕李学军：《物证论——从物证技术学层面及诉讼法学的视角》，174～20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7〕李学军：《物证论——从物证技术学层面及诉讼法学的视角》，204～2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8〕参见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定位》，载《法商研究》，2002（4）。

〔39〕参见刘品新：《构建电子商务安全的证据法律制度》，载《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03（2）。

〔40〕参见刘品新：《论数据电文的辨真规则》，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41〕参见刘品新、戴士剑：《论电子物证的鉴定》，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5）。

〔42〕参见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原件理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5）。

〔43〕参见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定案规则》，载《人民检察》，2009（6）。

〔44〕刘品新主编：《电子取证的法律规制》，前言部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45〕参见刘品新：《网络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6〕参见刘品新：《论网络时代侦查模式的转变》，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6（1）。

〔47〕参见刘品新：《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载《侦查论坛》，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48〕参见刘品新：《论计算机搜查的法律规制》，载《法学家》，2008（4）。

〔49〕参见刘品新：《电子取证的法律规制》，载《法学家》，2010（3）。

〔50〕参见［苏］伐·雅·柯尔金（В.Я.Колдин）讲：《苏维埃犯罪对策学》，徐立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51〕参见［苏］符·伊·波波夫（В.И.Попов）：《犯罪对策学实习教材：策略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52〕参见［苏］雪夫琴科（Б.И.Шевченко）、米尔斯基（Д.Я.Мирский）：《犯罪对策学技术实习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53〕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犯罪对策学提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

〔54〕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犯罪对策学教学大纲》（综合大学及政法学院用），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

〔55〕参见［苏］文别尔格（А.И.Винберг）、沙维尔（Б.М.Шавер）：《犯罪对策学》，巩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

〔56〕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事侦查学教研室编著：《刑事侦查》，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57〕参见周应德主编：《犯罪侦查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58〕参见徐立根主编：《物证技术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9〕参见徐立根主编：《物证技术学教学大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60〕参见徐立根：《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物证技术学学科的创立》，载《法学家》，1999（Z1）。

〔61〕参见徐立根主编：《物证技术学》，2版，第二版说明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2〕关于物证双联性理论的更为详细的介绍，参见徐立根：《论物证的双联性》，载《法学家》，1997（2）。

〔63〕参见孙言文主编：《物证技术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64〕参见徐立根主编：《物证技术学》，3版，第三版说明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5〕参见徐立根主编：《侦查学》，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6〕参见徐立根主编：《侦查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7〕参见何家弘主编：《外国犯罪侦查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68〕参见何家弘主编：《新编犯罪侦查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69〕参见何家弘主编：《司法鉴定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0〕参见何家弘主编：《司法鉴定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71〕吴运浩：《从证据调查到司法公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教授对话》，载《中国律师》，1998（12）。

〔72〕参见何家弘：《关于创建“证据调查学”的构想》，载《法学家》，1996（6）。

〔73〕参见何家弘：《证据调查学的对象和体系》，载《法学杂志》，1996（6）。

〔74〕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前言部分，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5〕参见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实用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6〕参见周惠博：《理论的突破，实践的先导——评证据调查实用教程》，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535页，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77〕参见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学》，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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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一、主要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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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先勤．香港黑社会组织在广东省的渗透破坏活动．侦查，1993（4）

5．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黑社会问题”课题组．当前黑社会势力在我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对策的研究．北京刑侦研究，1995年增刊（总第11期）

6．卓枫．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情况综述．中国刑事警察，1996（2）

7．刘德丰，高明．刑事侦察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初探．中国刑警学院学报，1987（3）

8．王勇哲．设计性犯罪案件的侦查．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89（4）

9．徐立根．试论科学办案．法学杂志，1998（2）

10．肖建国．犯罪假象与刑事侦察．见：犯罪侦查研究文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11．刘绍泉，何向南．经济犯罪案犯潜逃的特点、原因及对策．检察理论研究，1994（4）

12．马明伦．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流窜犯罪．北京警院学报，1996（5）

13．王虹桥．怎样发现和审查流窜犯罪分子．中国刑警学院学报编辑部．中国刑警学院学术论文选，1985

14．盛永吉．论翻供及其对策．人民检察，1992（1）

15．王靖亚．计算机操作留痕的侦查和反侦查．信息网络安全，2009（11）

16．余成．从一起案件看反侦查手段的新形势及破解．法制与社会，2009（31）

17．文宏引．反侦查行为的表现、特点及对策分析——以系列谋财杀人案件为视角．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18．张晓东．反侦查研究现状考察．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2）

19．江南．逃犯自学反侦查术　潜逃8年用真名．法制与经济，2008（7）

20．张晓东．反侦查行为若干要素分析．政法学刊，2008（6）

21．张晓东．反侦查理论几个基本问题探究．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8（3）

22．董坤．反侦查概念的界定．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

23．李润华．反侦查行为探析．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

24．周淼．隅反侦查、模糊侦查并用——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侦查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做法．中国刑事警察，2007（1）

25．董坤．反侦查行为方式分析——以案件事实构成为视角．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26．余显波．主诉检察官与“反侦查、零口供”的辩驳——被告人龚前瑞犯盗窃罪判刑十年透视．中国检察官，2006（1）

27．李文静．反侦查行为的生成．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5（3）

28．马忠红．贩毒案件中的反侦查．中国刑事警察，2004（2）

29．李文静．对反侦查行为的分类分析．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4（2）

30．昂钰．试析当前贩毒活动反侦查手段的发展变化．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4（3）

31．王力一．反侦查及其对策概论．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

32．李俊．新形势下反侦查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对策．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

33．马忠红．论贩毒案件中的反侦查行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1）

34．马静华．论反侦查意识的形成．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35．熊立荣．反侦查行为的界定及其分类．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

36．李玉峰．反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37．任颖峰．犯罪现场中反侦查现象探析．政法学刊，2002（4）

38．赵杰．对反侦查行为的理性思考．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39．张洪．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我们是怎样揭开何敏平贪污案及系列伪证案的．人民检察，2002（7）

40．刘品新．反侦查行为导论．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41．刘品新．反侦查行为的类型初探（三）——隐蔽型反侦查行为与公开型反侦查行为．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42．刘品新．反侦查行为的类型初探（二）——消极性反侦查行为与积极性反侦查行为．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2）

43．刘品新．反侦查行为的类型初探（一）——个体性反侦查行为与组织性反侦查行为．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1）

44．王德光．浅谈对贿赂案件反侦查活动的利用．检察实践，2000（6）

45．刘品新．论反侦查行为的利用．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3）

46．刘品新．论反侦查行为的识别途径．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47．刘品新．论反侦查行为的防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5）

48．刘品新．论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根源．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4）

49．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当前犯罪嫌疑人反侦查特点．检察实践，1999（1）

50．刘德华．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攀枝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姜忠诚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系列案侦破纪实．党风通讯，1999（4）

51．戴安良．反侦查行为的表现、特点及对策．公安大学学报，1998（3）

52．吴励生．反侦查谋略．滇池，1997（9）

53．沈义．利用反侦查　突破特大案．现代法学，1991（4）

54．李源．职务犯罪中的反侦查行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55．王捷．职务犯罪中的反侦查行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56．伍健．职务犯罪中的反侦查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57．刘玉佩．职务犯罪反侦查行为研究．山东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58．张平．刍议反侦察理论．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3）

59．李玥．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心理及对策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4）

60．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检察院．贪贿犯罪疑犯对抗侦查方法及对策．检察实践，1999（5）

61．徐功川．论缉捕心理与反缉捕心理．政法学刊，1995（1）

62．张桂勇．论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3．施正文．侦查思维方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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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当这本小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心恍然……

一

这其实是一本命运多舛的书。

最早源起于十多年前的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选择了这么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题目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那时的我对学术确实是虔诚的。虽然谈不上基本的学术功底，文字也较生涩，亦缺乏高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但凭着自己的无畏与韧劲，真正爬格子地完成了8万多字的论文——《反侦查行为研究》，并顺利通过答辩。

随后就有好消息传来。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由陈兴良教授主编的“刑事法学研究丛书”，首批出版9本，包括周光权的《注意义务研究》等。它们的鲜明特点是“小题大做，选取刑事法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范畴、命题，进行深入的挖掘，使之成为本问题的前沿性成果”（陈教授语）。陈教授认为，拙著《反侦查行为研究》符合这种小题大做的范式，便鼓励我修改后“入选”。

人生第一次“受邀”写自己的作品，我没有丝毫的兴奋，有的只是不懈怠。同陈老师认真讨论之后，我开始了漫长的查阅资料、归整析证、修饰润色的努力。直到两年后，2000年7月，论文被改头换面并充实到12万字后，转交出版。

然而，在等待了近一年之后，出版社将稿件退寄给我，附上了一封“言词恳切”的退稿函。后来我知道，出版社因为过于自信出这套“小薄本”，但赔钱了，无以为继，只能不经过主编直接向作者退稿。

第一份作品的出版“半途而废”，给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后来经历或听说的类似遭遇多了，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十多年来，我抱着进一步完善该选题研究的想法，还多次向中国行为法学会等部门申请课题，也曾联系过群众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如今已经说不出来遇到多少“意外”或“变故”了。2010年适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60周年院庆，我下决心让它面世，为此申请纳入“法学理念·实践·创新丛书”，并最终获批。

二

这还是一本“十年磨一剑”的书。

在我的心中，真正的学者应该做到“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因此，在毫无准备地“误”入学术之门后，我一直抱持着对法学研究的无比崇尚与敬仰，厚积而薄发，做学问非如此不能开启民智！《圣经·马泰福音》说：“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个扎实的人，做实在的学问。

1998年留校后，我拿出了一个有模有样的潜心研究计划，大概说要用两年以上的时间搞清楚侦查学的研究状况，然后选好题，一步一步地深耕细作。为此，我“淘”买了所能收集到的各种侦查学著作，复印、装订了尽可能全的侦查学论文等文献，并开始作整理综述。一个真实的笑话是，我一度为将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做律师助理挣来的小钱先买电脑还是先买手机而苦恼过。我当时的想法是，买电脑就意味着走纯粹的学术之路，买手机就是充当律师执业的“武器”。最后，我选了一台老式的“奔Ⅲ兄弟”——这也预见了我选择之路。

过去拥有个人微机的日子是非常愉悦的。打打文字，玩玩游戏，一天一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还发现了电脑的一个特别价值，它帮助我写下了很多稚嫩的文字（这部分经历参见拙著《电子取证的法律规制》前言部分）。自此，我发现自己背叛了初衷，走上了多发文的学术不归路。

我印象中，这一转变始于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推行教师量化考核制，做项目、写论文、出著作都是考核教师业绩的必要“分数”。“分数害死人”，一年只需要教1、2个学分的自由日子一去不返了，21世纪后大学教师大都变成了挣工分的机器。有人评价说，新的体制僵化地限令教师“吃饲料、下鸡蛋”！我想至少中国的年轻教师是如此。很不幸，我就在这张无形的大网中。

从最早只要求发表足够多的字数，到要求核心刊物、核心论文，再到要求所谓的省部级课题、权威论文等，大学教师的科研考核的体制在不断细化、量化。这样一来，中国很快就变成了世界上知名的“论文大国”。我也在不知不觉中迎合这股潮流，悄然完成了学术的转型。

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章已经在记忆中模糊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早期主要是参加教研室的集体式研究，写写综述之类的东西。后来我又广泛参与了导师何家弘教授的许多课题，并敏锐地转向了信息技术与法学的交叉领域，持之以恒地投身于这种前沿课题的研究。毋庸讳言，学术是无止境的，十多年来的未闲工作也收获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自己在电子证据方面的探索）。但是，不经意间变成“著作等身/半等身”一族，绝非我所愿。

人们公认，沉淀的都是精华！因此，如今稍微年长一点的读者与作者，都很怀念过去的节奏。午后一杯清水，慢慢品着，翻几页书，让思维的马由缰去吧。但是，这样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以本书为例，它的创作周期超过10年，我亦不时围绕相关主题写写小文章或讲讲小观点……但是，我绝不能说自己一直在锻造这把学术之“剑”。这才是真正的实话，不是吗？

三

这更是一本理论联系实践的书。

实践就是法学的源泉。没有源泉，法学就会枯涸。就书本而书本，就书斋而研究，是没有任何生命意义的。时下许多法律人推崇实证调研，搞了一些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甚至选了一些地方搞司法改革试点。其实，这还不是中国法律问题的真正研究。因此，就有了另一些法学名家只做实务不做实证的说法。

我爱法律，既喜欢做实证，更喜欢做实务。法律有许多职业，大学教师只是一种，更多的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实务工作，像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法律顾问、法务经理、独立董事、鉴定人、专家证人、仲裁员、公证员、陪审员等都给人以法治天下的感觉。我并不喜欢法的“万金油”，但尽可能多地接触实务，以实带虚，对法学研究是很有助益的。

如果说理论研究让我严谨，追求体系化，实务锻炼则让我面对一个又一个的现实问题。刑事诉讼中为何难以根绝和纠正冤、假、错案？民事诉讼中为何虚假诉讼盛行？老百姓、司法人员与专家看待问题的立场和结论有何偏差？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都不在书本中，而在丰富多彩的司法舞台。我愿意尝试各种各样的实践，因为实践出真知！

本书的写作便体现了这样一种风格。除了作理论上与制度上的演绎外，我更主要的是将实践中的各种案例及其侦破方法融入论述中。这就是贯穿全书的“解读案例”。我期望广大侦查工作者能够借此更好地理解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识别和利用原理与规律，我更期望这些案例能够启发读者的思维，思考更广泛的实践问题。

冥冥之中，有股力量推着我走向学术；

冥冥之中，还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做实在的学术；

冥冥之中，本我、自我与超我变得虚幻；

冥冥之中，实践变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

四

最后，按照惯例，我要特别感谢为本书的面世作出特别贡献的人们，他们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教授、alt 教授、周惠博教授、孙言文教授、陈卫东教授、胡锦光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中教授、图书馆李海明女士；

广东警官学院任克勤教授；

…………

刘品新

2010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