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s

1. 彩插

2. 安妮日记

3. 后记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安妮日记 / (德) 安妮·弗兰克著 ; 王辰译.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10-09953-6

Ⅰ.①安⋯ Ⅱ. ①安⋯ ②王⋯ Ⅲ. ①日记体小说－德国－现代 Ⅳ.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9098号

安妮日记

安妮·弗兰克 著

王辰 译

责任编辑 冯雪松 胡小丽

产品经理 何娜

书籍设计 祝牙

助理编辑 祖乐

出版发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16页

印数 1-9,000

字数 243千字

书号 ISBN 978-7-210-09953-6

定价 39.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7—9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安妮的第一篇日记*

1942年6月12日 星期五

我希望与你无话不说，虽然之前我从未对谁这样做过。真希望你能成为我的依靠。

1942年9月28日（增补） [1] ：

一直以来，你都是我强大的依靠。凯蒂也一样，我现在每天用它写日记。这种写日记的方式让我感觉更好。一有时间，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翻开你，记录下我的心情！

真的很开心有你相随！

[1] 九十年代末，出现了五页从未面世的手稿，它们是安妮对原日记重新进行改写时添加的新日记。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喜欢上你，是从得到你的那一刻起。确切地说，是从看到你作为生日礼物躺在我桌上的那一刻起（虽说买礼物时我也在场，但那不算数）。周五，就是6月12日那天，早上六点我就醒啦，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嘛，所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六点我还不能起床，必须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躺到六点四十五。然而我再也等不及了，于是跑到餐厅，正巧看到猫咪莫蒂在地上打滚儿，仿佛在向我说早安。

七点一过，我便跑去爸妈那里问安，然后迫不及待地去客厅拆礼物。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也许你是我今年收到的最棒的生日礼物。我还收到了一束玫瑰、一盆绿植和两支牡丹花。爸爸妈妈送给我一件蓝色的衬衫、一套猜谜游戏、一瓶尝起来有点像红酒的葡萄汁（红酒本来就是用葡萄酿制的吗）。一幅拼图、一瓶搽脸油、一些钱还有能购买两本书的优惠券。我还收到了一本名叫《暗箱》的书，但玛戈特已经有一本了，所以我拿去书店换了本别的。桌上还放着一些烤好的小饼干（是我自己烤的，这可是我的强项）、一堆糖果和妈妈做的草莓蛋糕。刚巧还有一封祖母的来信，当然这只是偶然。过了一会儿，海妮林来了，她找我一起去上学。课间我邀请老师和同学们吃了黄油饼干，然后又回去上课了。下午五点我才到家，因为去上了体操课（我的胳膊和腿有点脱臼，很可惜不能和大家一起跳）。作为生日游戏，我还得为同学们到处找排球。桑妮·雷德曼已经就位了，还有伊尔泽·瓦格纳、海尼林·戈斯拉尔和杰奎琳·凡·马尔森。海妮林和桑妮曾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前只要有人见到我们三个总会说：“那是安妮、海妮和桑妮。”杰奎琳·凡·马尔森是在犹太女子高中认识的，现在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伊尔泽是海妮林最要好的朋友。桑妮转学了，她在那里也交到了新朋友。

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

周日下午是我的生日派对。派对上我们看了任丁丁的电影，同学们都很喜欢“任丁丁” [1] 。我收到了一枚胸针、一张书签和两本书。举办宴会的俱乐部送我一本很不错的《荷兰故事集》，但由于疏忽，他们只给了我第二册，所以我用另外两本书换来了第一册。海林娜阿姨还给我带了一套字谜游戏，胸针是史蒂凡妮阿姨送的，雷尼阿姨送给我一本特别棒的书——《黛西的山中假日》。

今天早上我边洗澡边想，如果我也有一只和任丁丁一样的狗狗该多好啊！也叫它任丁丁，每天一起上学，让它待在教工那儿；或者天气好的时候，它就待在单车棚里。

我还想讲讲我的班级和学校的故事，就从几个同学讲起吧！

贝蒂·巴罗尔门塔是个非常安静的女孩儿，她看起来家境不富裕，我想事实情况也如此吧。但她在学校的表现很出色，也许因为她很努力，所以才显得聪明。

杰奎琳·凡·马尔森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挚友。起初我以为杰奎琳会成为我的挚友，但事与愿违。

D.Q.经常一副很焦虑的样子，她还因为记性不好被老师罚写作业，但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儿，对G.Z.格外好。

E.S.总是喋喋不休，这让人觉得不大好。当她问别人问题时总喜欢摆弄着头发或纽扣。我听说她看不惯我，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大喜欢她。

亨妮·美兹开朗、友善，只是说话声音很大，而且喜欢在马路上玩耍，很孩子气。可惜她的朋友贝比不爱干净而且举止粗俗，都快把她带坏了。

关于J.R.的故事都能写一本小说了！她是个爱说闲话、爱吹牛还假惺惺的小大人，就连杰奎琳都被她灌了迷魂汤。一丁点小事她都要哭，这也太娇气了！这个小公主总是自以为是，谁让她家有钱呢。她的衣柜里塞满了金光闪闪的小裙子，但穿上太过成熟了。她应该觉得自己很漂亮吧，实际上恰恰相反。总之我和J.R.互相看不顺眼。

伊尔莎·瓦格纳是个开朗、友善的女孩儿，但她非常较真，时常可以抱怨好几个小时。伊尔莎很喜欢我。她也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但就是有点懒。

海尼琳·戈斯拉尔或者可以叫她莉斯，像学校里大家说的那样，她有点怪。她通常很害羞，但在家里却很调皮。总爱把别人告诉她的所有事情都偷偷讲给她妈妈听。但是她的心态很好，这使得我后来非常喜欢她。

南妮·普拉格·斯格尔是个小巧、伶俐的女生。我觉得她很不错的，非常聪明，再多的我就不知道怎么评价她了。

Eefje de Jong很了不起，她才十二岁，但简直像个大女人，在她面前我就像个小宝宝。她很乐于助人，所以我也很喜欢她。

G.Z.是班上最好看的女生，她长了个可爱的脸蛋儿，但在学习方面却很笨。我以为她还坐那儿，但我不会跟她说的。

让我特别惊讶的是，她竟然不坐那儿了。最后，我们十二个女孩，我做了G.Z.的同桌。对于这个年轻人，我就不多说了。

莫里斯·科斯特是我的众多追求者之一，但他是个很不招人喜欢的男孩儿。

莎莉施·普林格是个猥琐男，传闻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尽管如此，我觉得他还挺好的，因为他很风趣。

艾米勒·鲍纳维特追求G.Z.呢，但她并不太上心，觉得他是个很无聊的人。

罗布·科恩也爱慕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他了。他虚伪、谎话连篇、爱哭，又疯又让人不舒服，而且还非常自负。

马克思·宛德威德是来自梅登布利克的一个农家子弟，但据玛戈特说，他人还不错。

赫尔曼·库普曼跟约彼得比尔一样，也很猥琐，约彼得比尔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

雷奥·布罗姆是约彼得比尔的好朋友，被他带得也很下流。

阿尔贝·梅斯基塔是从蒙特梭利学校转学过来的，他还跳了一级，非常聪明。

雷奥·斯拉格也是从那个学校来的，但是他就没那么聪明了。

茹·斯托魄罗摩恩是个来自阿尔默洛的疯狂小男生，他是后来才来我们班的。

C.N.就爱做那些不允许做的事情。

雅克斯·高茨穆特和帕姆坐在我们后面，他俩经常会让我们笑到肚子疼（G.和我）。

哈利·沙皮是我们班最有礼貌的男生，他人很好。

维尔纳·约瑟夫也很有礼貌，但他太过安静，因此让人感觉有些无聊。

山姆·所罗门是个堕落、蛮横无理的小子，简直就是个垃圾（偏偏是我的追求者！！）

阿佩·里姆非常顽固，也是个无赖。

好啦，到此必须收笔啦，下次我还会写这么多，因为我有那么多想要告诉你。再见！你太棒啦。

[1] 任丁丁：一部知名儿童电影里的小狗的名字。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是一种特别的感觉。不仅以前从未写过日记，而且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别人可能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小女生的内心世界产生兴趣。即便这样，我依旧有兴趣写下去，重要的是我想以此吐露全部心声。

有一天我有点儿忧郁，无聊地坐在桌前，双手托着下巴，慵懒的不知道是该出去走走还是窝在家里。就这样一直坐着发呆，这时我想起了那句很棒的话：“纸比人更有耐心”。没错，纸有耐心。况且我并不打算把这本叫“日记”的小册子给别人看，除非什么时候有了真正的朋友，那给他（她）看也没关系呀。

此刻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有了开始写日记的想法：我没有真正的朋友。

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因为没人能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儿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孤单。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此，我有爱我的父母，有个十六岁的姐姐，掰着手指头算算还有至少三十来个算是朋友的人。我还有一堆一眼就能看穿的爱慕者，他们还常常在班级里用破碎的小镜子偷瞄我。我有亲人，有幸福的家庭。是啊，明明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一个真正的朋友。在我认识的人里，除了一起玩耍以外，没有一个能交心的，只能跟他们谈谈日常生活的琐事，但无法与他们亲近。

这是根深蒂固的，这也许是因为我不够让人亲近。总之就是这样啦，很遗憾，但也无法改变。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这本日记。为了能让我对这个渴望已久的“朋友”更加充满幻想，我不会像其他大多数人那样在日记中记录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而是会把她当作我的朋友，这个朋友叫凯蒂。

这就是我的故事啦！（小傻瓜，这些事情人们是不会忘的。）

一旦我敞开心扉，无人能懂我在跟凯蒂说些什么。即便我很不愿啰嗦，但我必须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父亲。他三十岁时娶了二十五岁的我的母亲。1926年，姐姐玛戈特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生，随后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了。直到四岁，我们都住在法兰克福。因为我们一家是犹太人，所以1933年父亲去了荷兰。父亲当时任荷兰特拉维斯果酱生产公司的总经理。同年9月，母亲伊迪丝·弗兰克（荷兰人）也去了荷兰。玛戈特和我则寄居到亚琛的外婆家。玛戈特是在12月份去的荷兰。次年2月，在玛戈特生日那天，我把自己作为生日礼物出现在了玛戈特的面前。

不久，我就上了蒙台梭利学校的幼儿园。在那儿待到六岁才上一年级。六年级时我转到了库伯茹斯夫人的班。毕业时与库伯茹斯夫人依依惜别，我们都哭成了泪人儿。因为我要去犹太女子中学读书了，玛戈特也在那个学校。

然而，日子过得并不安宁，因为生活在德国的其他亲人深受希特勒反犹法的迫害。1938年大屠杀事件后，我的两个舅舅逃亡美国，外婆也来投奔了我们，那时她已经七十三岁高龄了。自从1940年5月起，我们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先是德军入侵，犹太人的苦难日真正的来临了。一个个的反犹法接踵而至，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凡是犹太人都必须佩戴一个黄星标志；必须上交自行车；还不能乘坐电车；不能开车；只能在每天的三点到五点到挂有“犹太商店”牌子的店里购物；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之间犹太人禁止在街上出没；犹太人不得出入剧院、电影院及其他娱乐服务场所；不能去游泳池，甚至连网球场、曲棍球场以及其他运动场所也不能去；犹太人不允许参加公共体育活动；晚上八点后，既不允许犹太人停留在自家院子里，也不允许在朋友家做客；犹太人不能去基督教徒的家里；犹太人的孩子必须上犹太学校……还有诸多类似的限制。你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那样，然而我们的生活还得继续。杰西卡常常对我说：“我什么都不敢做了，因为我怕做什么都是被禁止的。”

1941年的夏天，外婆病重，她得做手术，那时正是我的生日。去年夏天还不是这样呢，那时候荷兰刚刚结束战争。外婆于1942年1月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有多想念她，在我心里她一直活着。1942年家人也给我过了生日，为了弥补对外婆所有的爱，我们为外婆点上了蜡烛。那天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算不错。因此，我把这天的日期定为正式开始写日记的日期，也就是1942年6月20日。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我已迫不及待地想向你娓娓道来了。此刻好安静啊，爸爸妈妈出去了，玛戈特和几个小姐妹到她朋友那打乒乓球去了。以前我也常打乒乓球，我们五个女孩儿还组建了一个俱乐部呢。俱乐部起名叫“小熊-2”，哈哈，一个疯狂的名字，其实是误打误撞得来的这个名字。我们本想要个特别点儿的名字，因为我们五个女孩儿都同时想到了一个戴着星星的小熊。我们是想表达小熊有五颗星星，但是我们搞错数字了，弄成七颗了，因此要“减 2”。伊尔泽·瓦格纳组织了一场乒乓球比赛，瓦格纳家的大餐厅做我们的场地。女生球友们夏天喜欢吃冰激凌，尤其是打乒乓球打热了以后，打完球我们总会光顾附近的Oase或Delphi冰激凌店，这两家店对犹太人开放。我们不用再顾及自己腰包里的钱，因为Oase经常人来如潮，我们总能遇到一些慷慨之人或其他亲近的朋友给我们买一大堆冰激凌，都足够我们吃一个星期的呢。

我觉得你定会有些惊讶，我这么小就开始谈论男女朋友之间的那点事儿了。只可惜（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来说也没啥可惜的）在我们学校里没有谁能逃得过这个话题。只要我问男孩子，他是否愿意跟我一起骑车回家，我们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我敢说十之八九的男孩子都会擦出火花，坠入爱河般的视线时刻都不愿离开我。过一会儿，热情则慢慢消退，因为我对他们热烈的眼神无动于衷，还是继续骑我的车。如果有时碰到太花言巧语的男孩儿，我会假装车子一歪，书包就掉地上了，这时这个男孩子就得下车帮我捡书包，当他把书包递给我时，我就趁机转移话题。然而他们终究是纯洁的。还有一些男孩儿想吻我的手或试图揽我的胳膊，那他可就找错人了！这时我会跳下车子，并拒绝继续同行。或者我就装出被冒犯的样子，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他可以滚蛋了！

凯蒂，你我的友谊就这样建立了基础。明天见喽！

安妮

1942年6月2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今天我们全班同学都怀揣忐忑，因为要开教员大会。班里一半的同学都打赌是会留级还是升级。我后座的两个男孩子C.N.和雅克斯·高茨穆特几乎把整个假期的零用钱都赌上了，快把我和同桌G.Z.笑死了。

“你会留级。”

“为什么呀？不会的。”

“会的会的，一定是你……”

就这样，他们一直赌呀赌的。不管是G.恳求地看着他们，还是我的发怒，都没能让他俩安静下来。依我看，班里四分之一的人都得留级，像他们这样的笨蛋就该留在这儿。老师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也许这次会一反常态做出正常的决定吧。对于我的朋友和我自己，我并没有过多的担心，我们会通过考核并升级的。只有数学，我有点儿没谱。好啦，还是耐心地等待吧。在这之前，我们都彼此相互鼓劲儿。

我们有九个老师，七个男老师，两个女老师，我跟所有老师相处得都非常好。基辛先生，是一位老数学教师，有一段时间我让他特恼火，因为课上我总喜欢与别人交头接耳，直到有一天我被罚写作文，他让我写一篇有关“窃窃私语者”的文章。一个窃窃私语的丫头？那么你会写些什么呢？但我现在才懒得想那么多呢，把练习本收进书包，先试着让自己保持平静。

晚上完成了其他作业后，我突然有了写这篇文章的灵感。于是嘴里念叨着就开始了文章的构思。也就是随意地写着，文字也稀稀拉拉的，任何人都会的。这不行啊，得找到有力证据来说明女生窃窃私语的必要性，这可是门艺术呀。我左思右想，突然有了个主意，然后便洋洋洒洒地写了足足三页，我对自己的成果还是很满意的。我引用了“爱说话是女人的天性”作为论据，当然我会尽量控制自己，但完全改掉这个习惯，恐怕是做不到的。因为我妈妈也跟我一样爱讲话，这是遗传的，我也很无奈呀。

基辛先生对此也只能付之一笑，算是原谅我了。但下一次课上我没控制住自己，又聊起天来。当然，我被第二次罚写作文。这次是“不可救药的话痨”。我交过这篇作文后，有两堂课基辛先生都没再找我的麻烦。然而，在第三堂课上，我又一次让他忍无可忍了。

安妮·弗兰克，上课说话要惩罚！罚你再写一篇作文：“呱呱呱，一个呱呱叫的姑娘”。惹得全班同学捧腹大笑。尽管在这个话题上我已词穷了，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这次必须写点新奇、独特的。好友桑妮很会写诗，因此我找她帮忙，想把我的想法从头至尾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就这么办，我高兴地跳起来！基辛先生不是想以此可笑的话题让我出丑吗，那我也让他出次丑。诗歌写得非常棒！鸭妈妈和鹅爸爸带着三只小鸭子，有一天鹅爸爸狠狠地啄了小鸭子，只因小鸭子嘎嘎地叫。幸好基辛先生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他不但没生气，还在班上朗读并做了评论。甚至还在其他班级也读了这首小诗。从此，他对我上课偷偷说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再罚我写作文。而且基辛先生现在反倒爱跟我们开玩笑了。

安妮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今天的天气热得像蒸笼一样，让人喘不过气。可这么热的天儿我还得走着去上学，此刻我才感觉到能坐电车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只可惜我们犹太人无权享有这待遇，能用两条腿儿走路就已是对我们的恩赐了。昨天午休时间我去Jan Luikenstraat看牙医，那个医院还不错，还提供喝的，牙医护士人很好。从学校到城市公园那儿的牙医诊所有很长一段路，所以下午上课我几乎要睡着了。我们唯一能乘坐的交通工具只有轮渡。应人们的要求，一条从约瑟夫·以色列卡德来的轮渡的船夫载了我们。我们犹太人沦落到这般田地不是荷兰人的错。

真希望不用再去学校了！复活节那天我的自行车被偷了，而妈妈的自行车被爸爸交给一家信基督教的人保管了，我必须走路上学，还好很快就要放假了，到时候就不用苦恼啦。

昨天早上我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当我经过停车棚的时候，有人喊我。我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孩儿站在我身后，我曾在威尔玛家见过他。威尔玛是我的朋友，他是威尔玛的远房表弟。我现在才发现这个男孩儿还挺可爱的。这个男孩儿有点害羞地向我走过来，然后向我打招呼说：“你好，我叫西尔伯贝格。”我很惊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过我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他是想跟我一起去上学。于是我说：“如果我们同路，可以一起上学呀。”然后我们就一起上学走了。哈利十六岁了，会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今天早上他又在那里等我，我想以后他都会等我一起去上学的。

安妮

1942年7月1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我都好长时间没写日记了，上周四整个一下午我都在亲戚家，周五有客人来了，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才有时间。

我跟哈利这一周来相处得非常愉快。他给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他来自盖尔森基兴，在荷兰与他祖父母一起生活。他的父母都在比利时，对他来说他是不可能去比利时的。哈利有个女朋友叫乌苏拉，我认识她。她是个温柔但有点儿让人觉得没趣的女生。哈利认识我以后，他发现自己在乌苏拉身边时死气沉沉的，但跟我在一起他好像变活泼了！一个人永远都不知道，她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六这天杰西卡在我家住的。中午她去了海尼琳家，剩下我一个人无聊死了。哈利约好晚上要来找我的，但六点时他打来电话。是我接的电话：

他：“你好，我是赫尔穆特·西尔伯贝格。可以请安妮听电话吗？”

我：“嗨，我就是安妮。”

他：“嗨，安妮，你好吗？”

我：“我很好，谢谢。”

他：“很抱歉，安妮，我今晚不能找你玩了，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两句话。十分钟后我到你家门口可以吗？”

我：“好呀，一会儿见。”

挂了电话，我马上换好衣服，还梳了个头。我紧张地跑到窗前瞭望，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来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立刻跑下楼，而是静静地等他敲门。我下楼开门，他一个箭步进来并关上门。

“安妮，我的祖母认为你太小了，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她说我应该去找卢文巴赫斯。但你是知道的，我以后不会再跟乌苏拉在一起了。”

“喔，不是吧，为什么呢？你们吵架了吗？”

“不，我们没有吵架。我告诉她觉得我们不合适，所以不想再跟她约会了。但她依然是个好女孩儿，她来我家玩儿我还是会欢迎的。我希望她来找你的话你们还能像以前一样相处。我原以为她认识了其他的男孩儿，所以我就跟别的女孩儿约会了。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所以我叔叔说我必须向乌苏拉道歉，请求她的原谅。可我并不想道歉，所以跟她分手了。当然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祖母现在只想让我去找乌苏拉，而不想让我来找你。但是我的想法可跟她不一样，而且我也不打算去找她。老一辈人的想法有时很古板，我也拿她没办法。祖母很依赖我，很大程度上我也很在乎她。周三晚上我都有时间的，因为祖母以为我去上雕刻课，实际我是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活动。其实我的祖父母是不允许我参与这类活动的，因为他们都非常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虽然没那么狂热，但我还是挺想参加的。不过最近有了这么个烦心事，所以我打算退出了，下周三再去最后一次。以后周三晚上、周六晚上和周日下午我都有空儿。”

“如果你祖母不希望你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你就不应该跟她对着来。”

“但爱情是不能强迫的。”

说话间我们路过了Blankevoort书店，在书店门口遇到了彼得希夫和两个小伙子。一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跟我打招呼，真让我感到高兴啊。

星期一的晚上哈利来家里做客，他见到了我的父母。我端了蛋糕、糖果还有茶和饼干招待他。但我和哈利都不想就这么安静地坐着。后来我们就出去散步了，直到八点十分他才把我送回家。爸爸很生气，觉得我晚归很不像话。我不得不向爸爸保证以后晚上八点前就回家。第二个星期的周六那天，哈利邀请我到他家做客。

威尔玛跟我说，哈利最近晚上总是去她家，她问过他，“你觉得乌苏拉和安妮，谁更可爱？”他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整晚他们都没说什么话，但他离开时告诉她：“当然是安妮可爱，你可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啊！拜拜。”然后嗖地一下跑掉了。

看得出来，哈利喜欢上我了，我感觉美妙极了。我和玛戈特都觉得哈利是个让人感觉舒服的男孩儿，不仅如此，他还有好多其他优点呢。就连妈妈也对他夸赞有加，说他是个帅气、有礼貌、和善的人。很高兴我的家人对他这么满意，他也很喜欢我家人，唯独不喜欢我的小姐妹们，觉得她们很幼稚，不过他说得没错。

杰西卡总拿我和他打趣，我真的不爱他，但我肯定得有个男朋友。现在还没有人能找到真正的爱。

妈妈总想知道我以后会嫁给谁，但她绝不看好我跟彼得在一起。因为我总是否认，彼得就没正眼看过我。可我还从未像喜欢彼得一样喜欢过任何人。我始终告诉自己，彼得跟其他的女孩子约会只是在掩饰他对我的感觉，抑或他以为我现在正和哈利谈恋爱呢。但事实上我和哈利并没有在一起，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彬彬有礼的朋友而已。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5日 星期日

我最亲爱的凯蒂：

星期五的升留级大会如期举行，会上公布了成绩，我的成绩还不算太糟。除了代数不及格外，有两科得了六分 [1] ，还有两科得了八分，其他的都得了七分。回到家，父母都很高兴，他们不像其他家长那样在乎我成绩的好坏，他们更关心我是否健康、快乐。只要我健康快乐，其他的事情都顺其自然。

然而，我的想法恰恰跟他们相反，我可不想做个差生。我本该留在蒙台梭利学校继续读七年级的，但犹太女子中学已经录取了我。虽说所有犹太孩子都必须上犹太学校，但在三番五次的软磨硬泡下校长还是破例收下了我和利斯。利斯也通过了严格的几何考试，顺利地升级了。

可怜的利斯在家几乎不能好好地写作业。她两岁的小妹妹（加比）整天在她房间里玩闹。加比被宠坏了，如果她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就会大叫，如果利斯不管她，任其哭闹，妈妈戈斯拉尔就会训斥利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利斯是无法专心学习的，即便她做再多的课后补习也无济于事。她妈妈戈斯拉尔也是焦头烂额！戈斯拉尔女士的父母就住在隔壁，家里有女佣、小宝宝，还有个总是心不在焉的戈斯拉尔先生，她要伺候这一大家子吃喝，这常常让她感到心烦意乱又恼火，但她还是希望情况能更好。在这样一团糟的家里利斯也别指望谁能帮她。

我的姐姐玛戈特再一次证明了她始终是那么出色。如果学校里评优等生，她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她怎么长了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啊！

最近父亲在家的时间较多，因为公司没什么需要他忙的。他感觉自己在公司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心里一定很不舒服。现在克莱曼先生接管了特拉维斯公司，库格勒先生接管了成立于1941年的草药公司“吉斯有限公司”。几天前，我和爸爸在院子里散步时，他提到要找个藏身的地方。他说，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要完全的与世隔绝。我很不解他此时为什么要这么说。

爸爸叹了口气：“安妮，你是知道的，这一年多来我们不断地把衣物、生活用品、家具等都搬到了别人家。我们不想让我们的东西落入德国人的手里，我们更不想被抓。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不能等他们来抓我们。”

“那是什么时候呢，爸爸？”第一次这么严肃地跟爸爸谈话，让我感到很不安。

“不要担心，我们正在做准备。你尽管享受这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吧，以后就享受不到了。”

噢，但愿爸爸说的那样的日子晚一点到来吧！

啊哈，刚好门铃响了（我：来啦）。

凯蒂，我该收笔了！

安妮

[1] 十分是最高分，五分表示不及格。以此类推。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上周日早上到现在，简直是度日如年啊。发生了太多事情，整个世界都好像突然天翻地覆了。但是凯蒂，你知道我还活着。爸爸说过，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是啊，我还活着，但不要问我在哪儿，也不要问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想你肯定不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讲讲周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天下午三点的时候有人按门铃（哈利刚走，可他过一会儿又回来了），不过我没听见，我正躺在阳台的躺椅上晒着太阳，看着书。不一会儿，玛戈特神色慌张地出现在厨房门口。“爸爸收到德国党卫军的传讯了，妈妈已经去找范达安先生了（范达安是爸爸的朋友，也是他们公司的合伙人）。”她低声说。

我惊了一下！都接到传讯了！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残酷无情的集中营和孤寂的牢房的画面顿时浮现在我眼前。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带到那里吗？正当我们坐在房间里等待着母亲时，玛戈特说：“这可不行。”妈妈去范达安家打探我们明天是否就能搬到藏匿的地点，范达安一家也会跟我们一起藏在那儿，这样就七个人了。

此刻我和玛戈特沉默了，都不再说话了。我们一边惦记着爸爸，他去犹太养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去了，还对此噩耗全然不知呢。一边我们还等待着母亲，燥热、紧张的情绪使得我们此时唯有沉默。

突然，门铃又响了。“是哈利，”我说着要去开门。玛戈特把我拉了回来：“不要开门！”

当然，是玛戈特多虑了。这时我们听到了妈妈还有范达安先生在楼下和哈利说话的声音，随后他们进来了，并关上了门。门铃一响，我和玛戈特就蹑手蹑脚地下楼去看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其他人按门铃我们是不会开门的。妈妈让玛戈特回自己的房间，她要与范达安先生单独商量点儿事情。

我们回到卧室刚坐下，玛戈特就告诉我其实传讯并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我又一次被吓到了，哭了起来。玛戈特才十六岁呀，这么年轻的姑娘也要被带走吗？但幸好她没被带走，妈妈说，她是不会让他们把她带走的。我想，父亲跟我提及隐匿的事时也是这么想的吧。

藏！我们该藏哪儿呢？在市里？还是躲到乡下去？藏在公寓里，还是农舍里？什么时候？怎么藏？藏哪儿？这些都是问题，是我不能问但又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问题。

我和玛戈特开始把必需品往书包里塞，我首先想到的是那本装订的小册子，然后是卷发棒、手帕、课本、梳子、旧信件。想着我们就要隐匿起来了，便塞了满满一书包这些无用的东西。但我不后悔，带着这些回忆远比一堆衣服有意义。

五点的时候，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克莱曼先生打电话，问他今晚是否能来我家一趟。范达安去找梅普了。后来梅普来了，她用袋子装走了一些鞋子、裙子、大衣、内衣和袜子，说晚上还会再来一趟。她走后屋子里一片安静，我们一家四口谁都没胃口吃饭。天气依然很热，周围的一切也都显得有些异常。

楼上的那间大房间租给了高尔德施密特先生，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离婚男人。他今晚似乎没什么打算，都到晚上十点了，还在我家起居室坐着，一点儿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梅普和扬·吉斯十一点来的。梅普从1933年起就在爸爸公司做事，他们还成了好朋友，她的新丈夫扬·吉斯也是爸爸的朋友。梅普又装了一包鞋子、裤子、书籍和内衣。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又走了。

我实在是太累了。虽然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晚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但是我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就把我叫醒了。还好那天天气不像上周日那么热，下了一整天的雨。我们四人一层一层地裹得厚厚的，像是要躲到冰箱里过夜一样，只是为了能多带点衣服。像我们现在这种处境，没有一个犹太人敢明目张胆地提一箱子衣服走出家门。我穿了两件衬衫、三条裤子、两双袜子还有裙子，裙子外面套了夹克、大衣，还有我最好的鞋子、帽子、围巾等等，我都快窒息了，可这时谁顾得上管你呢。

玛戈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她取回了自行车，然后骑车跟着梅普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们即将去的那个神秘的藏身之处在哪。

七点半我们就撤离了。我只跟我的小猫莫蒂道了个别。我把它托给了邻居高尔德·施密特先生照顾，并留了一张字条。床上光秃秃的，没有一丝铺盖，餐桌上还摆着用过的餐具，厨房里给小猫儿留了一磅肉……屋里的这一切给人感觉我们像是仓皇离开。现在顾不了别人怎么想了，我们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安全抵达藏身之处。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

安妮

1942年7月9日

亲爱的凯蒂：

我们顶着瓢泼大雨赶路。爸妈和我每人都背着一个大包和购物袋，包里塞满了各种东西，都快撑破了。那些赶早上班的人都用同情的眼神看我们。从他们的表情中不难看出，他们很遗憾我们不能乘车。我们身上那扎眼的黄星就说明了一切。

路上爸妈给我讲了整个藏身计划。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尽可能多地把家里的财物、衣物转移走，现在我们也只能转移这么多了。我们原本打算7月16日搬到藏匿点，但由于那条传讯，我们不得不将计划提前十天，所以新住处那边还没有安置妥当。

我们藏身的地方原来就在爸爸的办公楼里面。在外人看来，选择藏在这里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因此我必须详细地解释一下。爸爸手下的人并不多，有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先生和梅普，还有个二十三岁的速记打字员贝普·福斯库基勒，他们几个都知道我们一家要搬到这儿来。在仓库工作的贝普的爸爸福斯库基勒先生和另外两个员工还不知道这事儿。

这栋楼的布局是这样的：一楼底层是个被分隔成多个隔间的大库房，里面设有研磨间，桂皮、丁香和胡椒等就是在这里进行研磨加工的，还有个储藏间。库房门的旁边是正门，穿过正门还有个内门，内门进去有个楼梯。上到楼梯顶会看见一扇半透明的玻璃门，门上赫然写着几个黑色大字“办事处”。这是正楼的一间大办公室，宽敞、明亮，里面布置得很紧凑。白天贝普、梅普和克莱曼先生等人就在这里办公。中间的一间房间里立着一个保险柜、衣柜，还有一个大食品储藏柜，穿过这间房间，是一间又小又昏暗的经理办公室。以前库格勒先生和范达安先生都在这儿办公，现在只有库格勒先生了。也可以从走廊经过玻璃门来到库格勒的办公室，不过这扇门是从里面开的，从外面打不开。从库格勒办公室出来是一条狭长的走廊，经过走廊有一个煤仓，走到走廊的尽头，上四级台阶就来到了整栋楼最讲究的一间私人办公室。室内搭配高雅的深色办公桌，亚麻油毡地板上铺着地毯，桌上摆着考究的收音机、漂亮的台灯，样样都是那么高档。旁边是一个宽敞的厨房间，里面有热水器，还有两个做饭用的煤气灶。隔壁是卫生间。这是一层的格局。一层大厅里的木楼梯通往楼上，楼梯尽头是个小平台，平台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左边那扇门是通往正楼的储藏室、阁楼和楼顶的。从正楼出来，另外一侧还有一段长长的，典型的荷兰式台阶，通往第二道朝向大街的门。

平台右边的门就通向那个“密室”。没有人会猜到在这扇普通、灰色的门后面居然隐藏着那么多间房间。这个门前有个门槛，跨过这个门槛才能到里面来。密室门口对着一个有点陡的楼梯，楼梯左边是个小过道和门厅，然后就是弗兰克一家的客厅以及卧室。另外，还有一间小房间是弗兰克家两位公主的卧室兼书房。楼梯右边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面有洗手池和卫生间隔间。这个房间的另一扇门连着我和玛戈特的房间。顺着楼梯上去，打开上面的门，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样一栋老房子里竟然还有视野这么高，这么明亮、宽敞的房间啊。这个房间里有个炉灶（这是因为这曾经是库格勒的实验室），还有一个水槽。那这里就是厨房啦，同时也是范达安夫妇的卧室、起居室、餐厅和书房。还有一间很小的房间就是彼得的房间。然后就是前厅、阁楼和楼顶了。你看，我把我们整个密室给你介绍了一番！

安妮

1942年7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我前面流水账一样给你描述这套房子的布局，你一定觉得很无聊吧。但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我现在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的，这只是个铺垫。接下来我会跟你讲讲我是怎么在这落脚的。

嗨，我还没说完呢，继续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我们到了王子运河街263号以后，梅普立刻带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然后上了几层木楼梯直接来到了后面的隐秘小屋。进门后他关上了门，屋里就只有我们的人。玛戈特是骑自行车过来的，比我们快得多，已经在这儿等着我们了。

当时我们的客厅和其他房间里都堆满了东西，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几个月前送过来的那些箱子都放在地板和床上。小房间里的床上用品都堆到天花板了。我们必须马上收拾我们的东西，不然晚上就别想在整洁的床上睡觉了。玛戈特和妈妈她俩完全不在状态，觉得束手无策。她们累了，躺在光秃秃的床上。但我和爸爸两个“家庭清洁工”想马上开始收拾我们的房间。

我们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进柜子里，拍打被褥上的尘土，忙活了一整天，简直累得要死，到了晚上终于能躺在整洁的床上了。我们一整天都没吃口热乎饭，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干活。玛戈特和妈妈太累、太紧张了，都不想吃饭，而我和爸爸要干的活太多了，顾不得吃饭。星期二早上我们又开始继续干活。贝普和梅普用我们的粮票去买东西了。爸爸修补了有裂缝的遮光板，我们又清洗了厨房的地板，一直忙到晚上。直到星期三，我都没时间去想我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后来我终于逮着机会，在来到这个隐秘屋后第一时间告诉你这里发生的那些事儿。同时也让自己静下来，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以后还会发生什么。

安妮

1942年7月1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爸爸、妈妈和玛戈特都还不习惯西边塔楼的钟声，觉得那是噪音。它每刻钟报一次时。我倒是习惯了，而且很喜欢那钟声，尤其是到了晚上，大钟就像是一位忠实的朋友陪伴着你。你可能会好奇，我怎么会爱上这钟声了呢。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我只能告诉你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屋子里永远找不到那种舒适自在的感觉，但也不能说我在这里过得不愉快。我觉得更像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度假。也许这种想法很疯狂，但对于我来说此时就是这种感觉。这间隐秘小屋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处。虽然它的屋顶是斜的，还有些潮湿，但在整个阿姆斯特丹，甚至是在整个荷兰，你都不可能找到这样舒适的藏身之处了。一开始，我们房间的墙壁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还好爸爸把我之前收藏的一些明信片和影星海报拿过来了。我用刷子把墙上涂满了胶水，贴了满满一屋子的画，房间鲜亮了很多。范达安一家来了后，我们用阁楼上的木头做了几个小柜子和一些装饰品。

玛戈特和妈妈的状态好了很多。昨天，妈妈第一次煮了豌豆汤，但是当她下楼聊天时，竟然把煮汤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锅烧干了，豆子都烧焦了，粘在了锅上。

昨晚，我们四个人去了楼下的私人办公室，然后打开了英语无线电台。我很害怕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于是一个劲儿地央求爸爸回楼上。妈妈很理解我的心情，跟我上楼了。否则我们很担心邻居会听到声音或看到我们。来到这儿的第一天我们就缝制了一片窗帘。其实也不能说是窗帘，就是一块布。不过是爸爸和我用形状不一、质量不同、花色各异的布条随意地缝起来的。然后用图钉固定在窗户上，我们一天不离开这里，窗帘就一天不能打开。我们这栋楼的右边是一家来自赞斯塔德的公司的办公楼，左边是一家做家具的作坊。下班后整个大楼就空荡荡的，但声音听起来就很有穿透性。玛戈特患了重感冒，但我们还是不能让她在夜里咳嗽，于是让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可待因。

我已期待着星期二范达安一家的到来了。他们来了后会多一些乐趣，这里也不会那么沉寂了。这种沉寂让我在傍晚和夜里都感到很害怕。我多希望有个守护神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守护我们啊。除此之外，在这里的日子并不是那么的糟糕，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做饭，可以到楼下爸爸的办公室里听收音机。克莱曼先生，还有梅普和贝普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甚至还能有大黄芩、草莓和樱桃吃。我觉得目前我们在这里并不感到厌倦。我们也可以读书，而且还买了一堆游戏。当然，我们是决不允许从窗子往外看或出门的。白天我们必须非常的安静，并且要轻声地讲话，因为不能让仓库里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昨天我们干了很多活，库格勒先生想用樱桃做罐头，于是我们把两篮子樱桃去了核，还用装樱桃的箱子做了个小书架。

哦，有人叫我呢，再见！

安妮

1942年9月28日（增补）

我永远都无法告诉你，不允许出门的感觉有多压抑。我很害怕有一天我们会被发现，然后被枪毙。这当然是一个不太愉快的场景。

1942年7月12日 星期日

一个月前的今天，他们都对我很好，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妈妈和玛戈特都在疏远我。我今天很勤劳，干了很多活儿，大家都纷纷夸赞我，但没过五分钟，他们又开始指责我了。

人们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是怎么区别对待我和玛戈特的。比如玛戈特把吸尘器弄坏了，造成了断电，以至于我们一整天都没有电用。妈妈会说：“玛戈特啊，一看就知道你不会做家务，不然你就会知道，不能直接拔掉吸尘器的电线。”玛戈特就随便回应两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可是今天中午，我本想帮妈妈写购物清单，因为她的字迹实在是太模糊了。但是她不干，说话一股火药味，训斥了我一番，弄得全家人都参与了进来。

我看出来了，我就是跟他们不合，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尤为明显。他们彼此间感情那么好，我也想和他们相处得更好，但我总是被孤立。他们总说，咱们一家四口多好呀，在一起多和谐呀。但我感觉完全不是那样，他们对此却不以为然。

只有爸爸有时能理解我，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站在妈妈和玛戈特一边。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跟外人聊天时，不是说我爱号叫，就是说我很理性，要么就开始说莫蒂。说莫蒂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莫蒂是我的软肋啊。我每时每刻都会想她，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久没有见到她了。一想起她眼泪就在眼睛里打转儿。莫蒂那么可爱，我那么喜欢她，我时常梦里梦见她又回到我身边了。

梦太美了，但现实是，我们必须坐等战争结束。我们不能出去，只有梅普和她的丈夫扬，还有贝普、库格勒先生和克莱曼夫妇能来看我们。但克莱曼太太不常来，她觉得这里太危险了。

1942年9月28日（增补）

爸爸总是那么好，他完全能理解我。我很愿意与他亲密交谈，但我一跟他聊天就会忍不住流泪。但这似乎是在我这个年龄必须经历的过程。我宁愿不停地写日记，但就是太无聊了。到目前为止我几乎只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所有的感受，它们将会成为美好的故事。我以后可能永远都不能再读它们了。但我以后尽量不那么多愁善感，会更加真实地活着。

1942年8月14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我已经有一个月没给你写信了。但这段时间真的没有太多新鲜事发生，确实没什么可跟你讲的。范达安一家是7月13号那天来的，我们本以为他们14日才会搬来。但因为德国人老是发传讯，所以他们觉得早来一天比晚来一天更安全。

早上九点半（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范达安来了，他还不满十六岁，瘦高的个子，是一个极其沉闷又害羞的年轻人，所以对他的社交圈就不要抱太大期望了。半小时后，范达安先生和夫人也来了。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范达安夫人的帽子里装了一个夜壶。她说：“不管在哪，没有这个夜壶就会觉得不踏实。”然后她很快在床下给她的夜壶找了一个容身的地方。范达安先生倒是没带夜壶，他胳膊里夹着一个折叠茶桌。

从他们来这儿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两家就在一起愉快地用餐了。三天后，这七个人就感觉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了。范达安一家当然可以跟我们讲很多这一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房子现在是什么样，高尔德施密特先生的情况如何。

范达安先生告诉我们，星期一早上九点钟的时候，高尔德·施密特先生打来电话问他是否能尽快过去一趟。然后范达安先生就立刻赶了过去。到了那以后发现高尔德·施密特先生非常激动。他把我们留下的字条给范达安先生看，他想按照字条上的嘱托把猫放到邻居家寄养。这点让我觉得他还不错。他担心德国人会来搜查房屋，于是他跟范达安先生检查了所有的房间，收拾了桌子，又简单地清理了一下。这时范达安先生突然在弗兰克夫人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马斯特里赫特市的一个地址。虽然他知道弗兰克夫人是故意把它留在那儿的，但他还是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并让高尔德施密特先生赶快把这个倒霉的纸条毁掉。

范达安先生一直假装他对我们一家的失踪一无所知。可当他看了那个字条之后，突然有了个主意，于是他说，“高尔德·施密特先生，我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了。我清楚地记得，大约半年前有一个高级官员来过我们办公室，他是弗兰克先生儿时的朋友，他答应弗兰克先生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那个人就在马斯特里赫特。我觉得他一定说话算话，他一定是设法把弗兰克一家弄到了比利时，然后又从比利时送去了瑞士。如果有人问起弗兰克一家的去向，你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当然不要提及马斯特里赫特的那个地址。”说完这番话范达安先生就离开了那里。大多数朋友现在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单单他就已经听过好多有关这一消息的不同版本的说法了。

听了这些我们都笑了，这件事太有趣了，人们都好有想象力啊。有一家人说早上还看到我们一家四口骑车经过了，还有个女人很肯定地说我们是在半夜被一辆军车接走的。

安妮

1942年8月21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现在看来，我们的藏身之处是真正选对了。库格勒先生觉得最好是在入室门前面放一个橱柜（因为好多房子被搜查，看里面是否有被藏起来的自行车），但当然这个柜子必须是可旋转的，像一扇门那样打开。最后是福斯库基勒先生包下了这个木工活。（我们告诉了他，有七个人躲藏于此的秘密，他总是愿意帮助我们。）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下楼，就必须要弯下腰，然后跳下去。头三天，我们的脑袋总是撞在低矮门框上，撞得满头大包。后来彼得在门框上钉了一块儿木棉布。期望能有用吧！

最近我没怎么学习，打算9月份之前给自己放个假。9月份以后爸爸就会重新给我上课了，不过我们得买新的课本了。

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今天彼得洗头了，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和范达安先生闹翻了。妈妈也总把我当小孩子对待，这让我有些受不了。我一直以来就瞧不上彼得，他是个无聊的家伙，整天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有时候起来做点儿木工，然后就又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真是个白痴！

妈妈今天早上又狠狠地训斥了我一番。我们总是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爸爸是个老好人，即使过不了五分钟，就被我激怒了。

外面天气很好，很温暖，尽管有种种苦恼，还是要尽可能地享受这宜人的天气，我们会跑到阁楼上，躺在折叠床上晒太阳。

安妮

1942年9月21日（增补）

范达安先生最近对我虚情假意的。我不愿搭理他，想一个人静静。

1942年9月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范达安夫妇吵架了，吵得特别凶。我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爸妈是不会这样大呼小叫的。吵架的原因简直不值一提。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范达安夫妇吵架，彼得夹在中间自然不好受。但没人真正关心他，因为他总是很敏感又懒惰。昨天他很紧张，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舌头变蓝了，可是这种奇怪的现象又很快消失了。今天他又围了一条厚厚的围巾，因为他觉得脖子僵硬。另外，这位“少爷”还抱怨说他腰痛，他总是心疼、肾疼、肺疼，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常事儿了。他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疑病症患者！（疑病症，是这么叫的，对吧？）

妈妈和范达安太太相处得也不是很融洽。引起不愉快的原因有很多，就举个小例子吧。范达安太太从公用衣柜里拿走了三条床单。她想当然地以为妈妈洗的床单是供整个家庭使用的。当她发现妈妈也像她那样做时，她也会非常失望的。

另外让她很不高兴的还有，吃饭时候用的是她家的餐具，而不是我家的。她总想弄清楚我家的碗碟到底放在哪儿。其实那些碗碟存放得比她想象的要近，就在阁楼上那一堆奥佩克塔公司宣传资料后面的箱子里。看来我们在这生活期间，她是不会找到这些碗碟的啦，这可是件好事啊。

我总会干出一些糗事。昨天我把范达安太太的汤盘给打碎了。“噢！”她生气地喊道，“你就不能小心一点儿！这可是我唯一的汤盘了。”

（凯蒂，设想一下，两个女人讲着可怕的荷兰语。换作是男人，我不敢说他们会非常生气。如果你听到这些叽叽歪歪的争吵，你肯定会笑出声来。但当我写妈妈和范达安太太的事儿时，不会写她们当时说的语言，而是用正常的荷兰语。）

上周，我们单调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彼得和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你是知道的，彼得和玛戈特几乎可以读克莱曼先生为我们借来的所有书。但大人们却不让他们看一本专门写女人的书。这就勾起了彼得的好奇心。这本书里到底写了什么不允许他俩看的内容呢？于是他就趁他妈妈下楼聊天的时候，偷偷地把书拿走，然后带着他的战利品躲到了阁楼上。前两天都还相安无事，不过他妈妈慢慢知道了他做的好事，但没有声张，直到范达安先生发现了。他很生气，把书从彼得那抢了过来，认为这样就把事情解决了。然而他并没料到他儿子对这本书的好奇心是如此之强，他越是不让他看，他就越好奇。彼得寻思着一定要把这本有吸引力的书读完。这期间范达安太太跟妈妈探讨过她对此事的看法。妈妈觉得那本书不适合玛戈特读，但其他大部分书还都是可以读的。

妈妈说：“而玛戈特和彼得不同，玛戈特是女孩，女孩总是先于男孩成熟。而且玛戈特已经读过很多严肃的书籍了，也不会对禁止她读的书感兴趣。再者，她成长得更快，更懂事，中学四年教会了她很多东西。”

范达安太太同意妈妈的看法，她发现，让青少年阅读成年人的书，原则上来说是不正确的。

彼得此时正在寻找没人注意那本书或他的绝佳时机。晚上七点半，当一家人都下楼去私人办公室听广播的时候，他又偷偷地拿着那本宝贝书上了阁楼。他八点半就应该在楼下的，但那本书实在是太吸引人了，以至于让他忘了时间。当他正要走下阁楼的楼梯时，他爸爸上来了。当然，后来发生了什么，不用说你也晓得。范达安上去就是一巴掌，然后是一顿猛打，又一把夺过书扔到桌子上，彼得呆愣在阁楼上。

这事发生在一家人过来吃饭的时候。彼得还待在阁楼上，谁也没去管他，他要饿着肚子睡觉了。我们一边欢快地聊着天，一边继续用餐。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口哨声。我们放下刀叉，面色苍白地面面相觑。然后我们听到烟囱里传来彼得的叫喊声：“我就是不下来！”

范达安先生跳了起来，把餐巾扔到了地上，火冒三丈地朝他喊：“够了！”爸爸担心他发飙，拉住了他的胳膊，然后两个男人一起上了阁楼。经过了一阵反抗和跺脚后，彼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我们则继续吃饭。

范达安太太想要给他的儿子留一片奶酪和面包，但被范达安先生无情地拒绝了。“如果他不马上认错，他就必须去阁楼睡觉。”我们都提出反对，因为不给饭吃这样的惩罚已经足够了。如果他去阁楼睡觉而冻感冒了，我们又不能请医生来。

彼得并没有认错道歉，他选择了去阁楼。范达安先生没再继续纠缠此事，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彼得还是在自己的床上睡的，他是早上七点又回到阁楼上去的，爸爸上去哄了他几句，才把他带下来。一连三天，他都板着脸，沉默寡言，此后又一切恢复正常了。

安妮

1942年9月21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今天我要给你讲一件新鲜事。

我的沙发床上方装了一个灯。这样，晚上我就只需拉灯线就可以了。但目前还不能用这个灯，因为我们的窗户白天和夜里都开着一条缝。

范达安先生和彼得做了一个时髦并且还涂了色的食品柜，还罩了一个纱罩。这件伟大的作品之前一直都放在彼得的房间里，但为了使屋子里的空气更新鲜，现在把它搬到了阁楼上，取而代之的是个架子。我建议彼得把桌子放在之前放食品柜的地方，上面盖一块儿漂亮的桌布，然后把架子靠墙挂上。这样这个小屋子就变得更舒适了，虽然我并不喜欢在那个屋子睡觉。

范达安太太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因为我话太多，总是会获得最严厉的批评。用她的话说，我是一无是处！而这位夫人可就不同了。今天她又不想洗锅了。即便锅里有剩下的食物，她都不愿意把食物盛到玻璃盘里，而是让食物在锅里坏掉。中午轮到玛戈特刷锅洗碗的时候，玛戈特就会洗很多盆盆罐罐和锅，这时候这位夫人会说：“噢，我的小玛戈特啊，小玛戈特，你要干的活还真不少啊！”

克莱曼先生每两个星期会给我带来几本女生读的书。我喜欢读Joop-ter-Heul系列的书。总的来说，我很喜欢“Cissy van Marxfeldt”。“Eine Sommer- torheit”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四遍了，一想起那些滑稽的画面就觉得好笑。

我和爸爸最近忙着做家谱，爸爸给我讲了家里每个人的一些故事。又开始上课学习了。在法语学习上我下了很多功夫，每天背五个不规则动词。在学校里学过的东西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彼得也唉声叹气地重新拾起他的英语作业。我们刚刚弄到了几本教科书。我之前从家里带过来一些练习本、铅笔、橡皮和书签等用品。帕姆（爸爸的昵称）提出让我教他荷兰语。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算是我对他在法语和其他科目学习上给我帮助的回报吧。但他在学荷兰语时出的洋相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我有时会收听奥伦治电台。最近正在说伯恩哈德亲王的事。伯恩哈德亲王说，“大约在一月份，他们又要有一个孩子出世了。”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其他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荷兰王室如此的关注。

几天前，爸妈还说起我必须多学点东西，于是第二天我就埋头苦读起来。我真不想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还在上一年级 [1] 。他们也谈到我几乎什么课外书都不准看。妈妈正在看《绅士、淑女和仆人》，这本书当然不允许我看（但玛戈特就可以看！），必须等我再成熟一些，像姐姐那样有才华的时候才可以看。我们还谈到我对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这些字眼是我在字典里查到的)一窍不通。也许明年我会更聪明一些！

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冬天我只有一件长袖裙子和三件毛衣。父亲允许我给自己织一件白色的毛衣。毛线不是很漂亮，只要织出来的大衣暖和就行。我们还有一些衣服存放在别人家里，可是要等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取回，如果那时那些东西还在的话。

不久前，正当我给你讲范达安太太的时候，她走了进来。我“啪”地合上了本子。

“嗨，安妮，你在写什么，我能看看吗？”

“不行，范达安太太。”

“只看刚才那一页也不行？”

“不，不行，范达安太太。”

我吓了一跳，因为正是在那一页里写了些对她不恭的话。

就这样，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我懒得把它们都写下来。

安妮

[1] 这里指的是小学六年级后的初中一年级。

1942年9月25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爸爸的一个老熟人，德雷尔先生，七十岁，有些耳聋，而且又病又穷。他身边有个累赘，一个比他小二十七岁的女人，也很穷。但是那女人手上珠光宝气的，戴着似真似假的手镯和戒指，应该是以前生活富足时留下来的。这个德雷尔先生没少给爸爸添麻烦。我真是很佩服爸爸有极大的耐心与这个可怜的老头在电话中交谈，并不厌其烦地回应他。以前我们还在家的时候，妈妈就经常建议爸爸应该在电话前放个留声机，让留声机每隔三分说一句“是的，德雷尔先生”和“不，德雷尔先生”，反正对于爸爸的详细回答那老头也听不懂。

今天，德雷尔先生打电话到办公室，问库格勒先生能不能去他家一趟。库格勒先生不想去，想派梅普去，梅普在电话里回绝了。此后德雷尔太太又打了三次电话。因为梅普声称整个下午都不在办公室，所以她只好在接电话时模仿贝普的声音，搞得办公室上上下下都笑成一片。每次电话铃一响，贝普就会说：“是德雷尔太太！”接着梅普就开始大笑，然后窃笑着应答着德雷尔太太的电话。

真的没有再比这更疯狂的公司了！领导们和办公室女员工一起逗乐子！

晚上我有时候会去找范达安家聊天。我们边聊天边吃莫特饼干（饼干罐就在放有樟脑丸的衣橱里）蘸糖汁，好惬意啊。最近我们常聊起彼得。我告诉他们，彼得经常摸我的脸，我不喜欢他那样。他们以做父母的方式一本正经地问我，是不是喜欢彼得，他肯定很喜欢我的。我心里想着“噢耶！”嘴上却说“哦，不！”你可想而知那是什么样的心情！接着我说，彼得有点儿笨手笨脚的。我觉得他是害羞，还没跟女孩子交往过的男孩儿都这样。

我不得不承认，这隐秘屋的藏匿委员会（男士部）非常有创意。你就听我跟你讲讲，他们现在又玩什么新花样了！他们想给奥佩克塔公司的代理人布洛克斯先生传消息，让他替我们偷偷藏一些东西！于是他们给奥佩克塔公司在泽兰－法兰德斯的一个顾客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填一张便条并用随信附上的信封寄回。信封上的地址是爸爸亲笔写的。这封信寄回来后，取出那个顾客的回信，然后把爸爸写的一封信放进去。这样，布洛克斯就会得到父亲的信而不会被怀疑。他们之所以偏偏选择泽兰，是因为那里靠近比利时边界，便于信件偷寄过境。此外，无特别许可，任何人都不准去那里，而像布洛克斯这样的普通代理人是不会获得许可的。父亲昨天晚上又演了一出戏。他昨天累坏了，昏昏沉沉地就睡了。他的脚很凉，我就把我的睡袜给他穿上了。可过了五分钟，他就把睡袜丢在了他的床边。他不想见光，就用被子蒙住了头。关掉灯后，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样子十分可笑。后来我们聊起天，说到彼得叫玛戈特阿姨时，突然爸爸深深地道了一声：“爱喝咖啡的阿姨。”

猫咪莫施总是对我很亲近，可我还是有点儿害怕它。

安妮

1942年9月27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今天我和妈妈进行了一次所谓的“讨论”。糟糕的是，我总是会哭，这毛病我就是改不了。爸爸始终对我很好，他更懂我。啊，这时候我总是忍受不了妈妈，我对她来说也好像是个外人。你马上就会发现，她竟然都不了解我对最平常的事是怎么看的。

我们谈及女佣时，我认为是否应该称她们为家政服务员，战后她们肯定会要求这样称呼她们。我没有马上意识到我说的话有什么不妥。于是她就说我总是提到“以后”，然后摆出一副贵妇的样子。但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确实是小小地幻想了一下，这又没什么错，不必那么认真。至少爸爸会为我说话，没有他，我在这儿肯定撑不下去的。

我和玛戈特相处得也不是很好。虽说我家绝对不会发生上面那样的突发事件，但也并不总是很愉快。我的性格与妈妈和玛戈特完全不同，她们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我的朋友甚至比自己的母亲更了解我。这真是遗憾啊！

范达安太太又闹情绪了。她非常喜怒无常，把越来越多的她的私人用品都收起来了。可惜母亲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些人不仅喜欢管教自己的孩子，还特别喜欢对朋友说教，这样好像能让他们有一种快感，范达安夫妇便是这种人。玛戈特就没有什么可管教的，她天生善良、可爱、聪明。但我却满身毛病，不止一次在吃饭时遭到训斥，于是我就顶回去。爸爸妈妈总是极力为我辩护，要不是他们，我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尽管他们总是劝我话不要太多，不要什么事情都过问，谦虚一点，但我很少能做到。要不是爸爸总那么有耐心，我早就不想听爸妈的话了，但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太高。

如果我因为不爱吃某种蔬菜而吃菜少，多吃了一些土豆时，范达安太太就先受不了，觉得我挑食。

她马上就会说：“安妮，来，再吃点蔬菜。”

我会说：“不，谢谢，吃土豆就够了。”

然后她还会继续催促说：“吃蔬菜对身体好，你母亲也是这样说的，再吃一点。”直到爸爸出面，替我说话。

这时范达安太太就会咆哮：“你们有时间应当到我们家来看看，我们家的孩子是怎么教育的！你们这是怎么教育的！安妮太娇气了，我是决不会允许我的孩子这样的。如果安妮是我女儿……”她的长篇大论总是用这句话开始和结束……“如果安妮是我的女儿……”幸亏我不是。

现在回到教育孩子这个话题上来。昨天，范达安太太说完最后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后，起初没有人吭声，后来爸爸说：“我觉得安妮挺有教养的。起码她已经明白，对你的长篇大论不再回嘴。至于蔬菜的事嘛，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范达安太太彻底地败下阵来。这句话其实是在说她，因为她晚上不能吃各种豆类和任何一种甘蓝类蔬菜，她吃了就会放屁。她真傻，不是吗？她至少不要说我嘛。

范达安太太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真叫人发笑。我才不会这样自取其辱，哈！为此她暗地里非常生气。

安妮

1942年9月28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昨天我还有好多没给你讲就不得不停笔了。我忍不住要告诉你另一个有趣的争论。不过我先要说一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人们那么容易、那么经常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嘴呢。以前我总以为只有孩子才会这样吵架，长大以后就不会了。当然，有时一些“正确”的争吵的确是有理由的，但这里的那种争论不过就是拌嘴。这种争吵已成为家常便饭了，我本该早就习惯了。可情况不是这样的，情况也不该是这样的，几乎每次讨论(这里他们用“讨论”这个词代替“争吵”，这当然是不对的，可德国人不知道用哪个词表达更好！)都会涉及我，这我怎么忍得了。

他们把我说得简直一无是处。我的行为、性格、举止，一点一点地从头数落到脚，而更让我忍受不了的是针对我的犀利的言词和叫喊，他们以为他们有权利让我欣然接受。这我可办不到！我不想忍受这样的屈辱。我要让他们知道，现在的安妮·弗兰克已经不是从前的安妮·弗兰克了！如果我让他们明白，他们现在不该谈我的教育问题，而是应该先看看他们自己的教育，那他们一定会感到惊讶并闭上他们的嘴吧。他们这样是一种什么行为！简直是野蛮！这样粗鲁，尤其是这样愚蠢(范达安太太)，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吃惊。可是，一旦我对此习以为常，我就会把他们的话原封不动地回敬他们，那时他们就会改变语气了！难道我真的像上面他们所说的那样调皮、任性、自以为是、无礼、愚蠢、懒惰等等吗？的确，我承认自己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他们也太夸大了。凯蒂你知道吗，总这样挨骂我心里多恼火啊！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压抑着的怒火就会爆发出来的。

不过已经跟你唠叨得够多的了，我总是拿我争吵的事烦你，但是我还是要把一次非常有趣的餐桌讨论讲给你听。

那次也不知怎么地就谈到了帕姆（爸爸）十分谦虚的事。这是确凿的事实，就连傻瓜也不会质疑。总喜欢把每次谈话都同自己联系起来的范达安太太突然说：“我也十分谦虚的，比我丈夫谦虚得多！”

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说这话确实显示了她的谦虚啊！

范达安先生觉得有必要好好解释一下“比我丈夫”的意思，于是很淡定地说了一句：“我也不想那么谦虚。我总是发现，不谦虚的人远比真正谦虚的人有出息啊。”然后他扭过头对我说，“安妮，别太谦虚，这样的人真的不会太进步的。”

妈妈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可范达安太太照例要对这一教育问题发表她的高见。不过，这一次不是对我，而是对我的父母说：“你们的人生观真奇怪，所以才会对安妮说这种话。我年轻时可完全不同。不过我敢肯定，我现在还是与众不同的，除了在你们这样的现代家庭里。”

她指的是妈妈多次替孩子辩护的现代式教育方法。范达安太太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过于激动的人往往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妈妈一直保持镇静，想尽快结束此次讨论，然后想了一下说：“范达安太太，我确实也认为一个人别太谦虚在生活中会好得多。我的丈夫、玛戈特和彼得都非常谦虚。你的丈夫、安妮、你和我并非不谦虚，但也不会遇事就靠边站。”

范达安太太：“哎，弗兰克太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真的非常谦虚的，你怎么能说我不谦虚呢？”

妈妈：“你并非不谦虚，但也没人觉得你特别谦虚。”

范达安太太：“我倒想知道我什么地方不谦虚了！在这儿我如果不考虑自己，就得活活饿死，换一个人一定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确实跟你丈夫一样谦虚！”

听了这种可笑的自我辩护，母亲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激怒了范达安太太，于是她便用一口漂亮的德式荷兰语和荷兰式德语滔滔不绝地开讲，直到这位演说家变得语无伦次，最后只好从椅子上站起来离开房间。她的目光落到我身上，你真应该看看她的表情！可惜，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刻，同情并嘲讽地摇了摇头，我不是有意的，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因为我听她的长篇大论都听得入了神。范达安太太气得转过身用德语破口大骂起来，她粗野无礼，活像一个泼妇。看她那样子真叫人开心啊。我要是会画画，一定要把她这种姿态画下来，这个疯癫、愚笨的小婆娘真可笑！我现在明白了：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就要同他进行一次真正的争吵，才能判断他的性格！

安妮

1942年9月29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隐藏的这段日子经历了很多奇怪的事情！由于我们没有浴缸，我们就用洗衣桶洗澡，由于办公室里(我指的是下面的整个一层楼)有热水，我们七人就轮流利用这一便利条件。由于我们性格各不相同，有的人会觉得在办公室里洗澡更尴尬一些，所以每个家庭成员都找其他的地方洗澡。彼得在厨房里洗，虽然厨房有一扇玻璃门。他打算洗澡时都会向每个人打招呼，请大家在这半小时之内不要经过厨房。他认为这样做就够了。范达安先生在楼上洗，他认为自己的房间最安全，即便要把热水提上楼也不算什么。范达安太太暂时还没有洗过澡，她要看看哪个地方最好。父亲在私人办公室里洗，妈妈在厨房里的炉子挡热板后面洗，玛戈特和我选了前面的办公室做浴室。那儿每到星期六下午就拉起了窗帘，我们就摸黑洗澡，一个人洗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从窗帘缝观察窗外的陌生人。

从上周开始我就不再喜欢这个浴室了，我得自己找个更舒服的地方。彼得给我出了个主意，我可以把浴室设在那个宽敞的办公室的厕所里。在那里我可以坐着，可以打开灯，锁上门，还不用跑出去倒洗澡水，而且也不担心被窥探，很安全。星期日那天我就第一次开始使用我完美的浴室了，这听起来有些疯狂，我觉得它比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要好。

星期三那天水暖工来了，把办公室厕所里的水管移到了过道里，以防冬天天气寒冷时管道冻住。水暖工的造访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好事。白天不仅不能用水了，当然也不能上厕所。

我告诉你我们想了什么办法来渡过难关的，这法子也许很不文雅，但我并不觉得谈这类事情有什么丢人的。我和爸爸在藏匿之初就准备了简易夜壶，也就是说，我们由于缺少壶而必须牺牲一个玻璃罐子。在水暖工上门维修时我们把这些罐子放到房间里，白天就用它存放我们的排泄物。我倒觉得这远不如整天都得静静地坐着，还不准说话那样让人讨厌。你根本无法想象，这对于爱说话的我（嘎嘎嘎小姐）来说有多难。平常我们就只能低声细语，但如果根本就不许说话，不能走动，那更是难熬十倍。我的屁股坐了三天都压扁了，又僵硬又疼，只能通过晚上做体操来缓解。

安妮

1942年10月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昨天把我吓坏了，八点的时候突然传来很大声的敲门声。我想，肯定是有人来了……会是谁呢？但当大家都认为敲门的一定是街上的淘气孩子或是邮递员时，我平静了下来。

这一天过得非常的安静。莱文索恩，一位年轻的犹太药剂师兼化学家，在厨房里给库格勒干活。他对这整栋房子非常熟悉，因此我们一直担心，有一天他可能会想到要来以前的实验室瞧瞧。我们都像小老鼠一样保持安静，三个月前谁曾想到安妮竟能静静地坐几个小时呢？

9月29日那天是范达安太太的生日。即便没有盛大的庆生，但她也收到了鲜花和一些小礼物，还有一顿可口的生日餐。按照家庭的传统，她的丈夫送了她一束红色的康乃馨。

还要简单说一下范达安太太：她让我恼火的原因是因为她总试图跟爸爸调情。她摸他的脸和头发，还把她的裙子拉得非常高，说一些她认为有趣的事情，试图吸引帕姆（爸爸）的注意。幸运的是，帕姆并不觉得她漂亮，也不觉得她好，对她的眉来眼去并不接茬。但我嫉妒了，你知道的，我是不能容忍这样的。我冲着范达安太太的脸喝道：“我妈妈也不这样对你家范达安先生啊。”

彼得这个人有时很有趣。我喜欢他的一点是，他会逗所有人笑，每次跟我在一起，即便是装也会逗我开心。他在西装里穿上他妈妈的紧身裙，戴上帽子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大人们都笑得直不起腰了，可我们觉得并没有那么好玩。

贝普在商店给我和玛戈特买了新裙子，料子很差，近似麻黄色，像是用装土豆的麻袋做的一样。以前商店里是不卖这样的东西的，但是现在要花7.75荷兰盾，相当于那时的24荷兰盾。不过贝普还为我们准备了更好的东西：她给玛戈特、彼得和我订购了书写速记教程。你就等着瞧吧，明年我们就变成优秀的速记员啦。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学会这样一种神秘的文字符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的食指（左手）疼得厉害，所以不能拿熨斗熨衣服了，太好啦！

范达安先生更愿意让我挨着他坐在桌前。因为他认为玛戈特不再吃不饱了，此刻我觉得他有这样的转变非常好。妈妈始终不表露态度，尤其是在饭桌上，因此我觉得这样的转变很好。玛戈特生气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不生气了，因为妈妈不再对像她这样的模范孩子提出尖刻的批评了。作为模范孩子，我总是折磨她，让她无法忍受。也许她会改掉的，现在也正是时候了。花园里有只小黑猫跑来跑去的，这让我想起了我的莫蒂，喔，我的宝贝儿啊！

在结束这通唠叨之前我还要跟你讲一个发生在范达安先生身上的特别有趣的笑话：

999次击打声伴随一次啪嗒声是什么啊？

哈哈，是一条千足虫用一只内翻足在行走啦！

1942年10月3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昨天他们都取笑我，因为我和范达安先生一起躺在床上。“这么早就……真丢人！”等等。当然是蠢话。我是决不愿意跟范达安先生睡觉的，当然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睡觉。昨天又跟妈妈发生了一次冲突，她向爸爸罗列了我的全部罪过，并放声大哭。我当然也哭了，我本来就头疼得要命。我终于告诉爸爸，我爱“他”胜过爱妈妈。帕姆（爸爸）说：“没事了，都过去了。”可我不信。我现在真受不了我妈妈了，我必须控制自己，不向她发脾气，并保持冷静。我恨不得给她一记耳光。我不知道我怎么能这样讨厌她。爸爸说我应该在她不舒服或头疼的时候主动去帮她。可是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不爱她，所以感受不到这一点。我可以想象妈妈会死，却无法忍受爸爸会死。我这样很卑鄙，可我的感受就是如此。我希望妈妈永远不会看到这些和其他我写的有关她的东西。

最近我可以多看几本成人看的书了。我正在读尼科·范舒赫特伦的《夏娃的少女时代》。尼科·范舒赫特伦(1878—1949)，荷兰作家，他的《夏娃的少女时代》出版于1923年。我觉这本书同其他少女类书籍并没有太大区别。夏娃以为小孩就像苹果一样是长在树上的，成熟后仙鹤将他们从树上摘下来送给母亲们。但她朋友的猫生小猫时，小猫是从那只猫的身体里出来的。于是夏娃就想，猫跟鸡一样，先下蛋，然后再把它们孵出来。母亲们生孩子也一样，要在几天前到卧室去生个蛋，然后再把蛋孵出来。孩子出来后，母亲们还因为蹲久了而有些虚弱。如今夏娃也想要个孩子。她拿来一条羊毛围巾铺在地上，以便把蛋生在围巾上。然后她蹲下开始使劲咯咯叫，但没有蛋出来。她蹲了好久，终于有东西出来了，但不是蛋，而是一根香肠。夏娃感到非常惭愧，她以为自己有病。是不是很有趣啊？《夏娃的少女时代》还写到女人在街上出卖肉体来换取钱财。我要是在这样一个男人面前，一定会羞得无地自容。另外，书里也提到夏娃来例假了。我多么希望来例假呀，那样至少我长大了。爸爸又在抱怨了，吓唬我说要抢走我的日记。啊，好可怕！以后我要把它藏起来！

安妮

1942年10月7日 星期三

此刻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来瑞士了，和爸爸住一间房间。男孩儿们 [1] 的房间变成我的啦，我可以坐在房间里休息，还可以接待我的客人。我收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为我添置了一些新家具，有茶桌、写字桌、沙发和睡椅，总之都是大件儿。过了几天，爸爸给了我150荷兰盾，当然是换算过来的，我就直接说盾了。他让我用这些钱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之后的每个礼拜我都有1盾的零花钱。这样，我就能买所有我想买的东西。）于是我就和伯哈德去买东西啦：

3件夏季衬衫 × 0.50 = 1.50

3条夏季裤子 × 0.50 =1.50

3件冬季衬衫 × 0.75 = 2.25

3条冬季裤子 × 0.75 = 2.25

2条打底裙 × 0.50 = 1.00

2件文胸（最小号） × 0.50 = 1.00

5套睡衣 × 1.00 = 5.0

1件夏季居家服 × 2.50 = 2.50

1件冬季居家服 × 3.00 = 3.00

2件睡衣 × 0.75 = 1.50

1个小靠枕 × 1.00 = 1.00

1双夏季拖鞋 × 1.00 = 1.00

1双冬季拖鞋 × 1.50 = 1.50

1双夏季鞋（上学穿） × 1.50 = 1.50

1双夏季鞋（好鞋） × 2.00 = 2.00

1双冬季鞋（上学穿） × 2.50 = 2.50

1双冬季鞋（好鞋） × 3.00 = 3.00

2条围裙 × 0.50 = 1.00

25块小手帕 × 0.05 = 1.25

4双长丝袜 × 0.75= 3.00

4双及膝袜 × 0.50= 2.00

4双袜子 × 0.25 = 1.00

2双厚袜子 × 1.00 = 2.00

3团白色毛线（针织裤子、帽子）= 1.50

3团蓝色毛线（针织套头衫、短裙）= 1.50

3团彩色毛线（针织帽子、围巾）= 1.50

围巾、腰带、领子、纽扣 = 1.25

还有2件校服裙（夏季）、2件校服裙（冬季）、2件质地好的连衣裙（夏季）、2件质地好的连衣裙（冬季）、1条夏裙、1条质地好的冬裙、1条校服冬裙、1件雨衣、1件夏季外套、1件冬季外套、2个带边的帽子、2个便帽。一共花了108盾。

2只手袋、1件溜冰服、1双溜冰鞋、1个盒子（香粉、润肤膏、粉膏、卸妆膏、防晒油、化妆棉、梳妆盒、胭脂、口红、眉笔、浴盐、滑石粉、古龙水、肥皂和流苏）。

还有4件套头衫，各1.50盾，4件衬衫，各1盾，以及各种小东西各10盾，书和礼物各4.50盾。

[1] 指安妮的表兄弟伯哈德和史蒂芬。

1942年10月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今天全都是些悲伤和沮丧的消息。我们的犹太人朋友很快就要被分批逮捕了。那些盖世太保对这些人毫不手下留情。他们会被装进牲畜车里，送到韦斯特博克去，就是德伦特省的那个大犹太人集中营。梅普曾提到过一个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人。那里肯定特别可怕。他们在那儿几乎都没什么东西吃，更别说喝的了。几千人，每天只有一小时可以用水、用一个厕所和一个洗手盆。睡觉时，男男女女都横七竖八地睡在一起。女人和孩子都要剃光头发。想逃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儿。他们光秃秃的头上都印上了烙印，而且很多人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

在荷兰就已经这么严重了，在波兰得是什么样啊？我们猜想，大部分人都已被杀害了吧。英国电台里讲到了气化。这大概已经是最快的死亡方式了。

我现在完全处于混乱中。梅普讲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很触动我，她自己也非常激动。就说说最近的事儿吧，有个瘫痪的犹太老婆婆坐在她家门口，等着盖世太保的车来带走她。可怜的老人对英国飞机被击落这样的事和耀眼且无处不在的探照灯心生恐惧。但梅普也不敢把她请进家里，谁都不敢。那帮德国佬们的处罚可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贝普也沉默了。她的朋友必须去德国。每次飞机从我们房子上空飞过时，她都怕那些千斤重的炸弹直接投到贝尔图斯的头上。“肯定不会遭到千斤重的炸弹袭击”或“一个炸弹就够了”，这个时候说这样的笑话我觉得实在不合适。不只是贝尔图斯一个人必须离开，每天都会有满载着年轻人的火车开走。当火车在小站停靠时，有些人就可以成功地偷偷下车，然后藏起来。但成功的几率可能很小。

我还没哀悼完呢。你听说过人质吗？这是他们对破坏制造者最新的惩罚方式。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遭到怀疑的无辜市民会被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死刑。如果出现了阴谋破坏而找不到嫌犯，盖世太保们就会无情地把五个人质挂到墙上，并将死讯登在报纸上。这种罪则会被视作是“命中注定的不幸”。

德意志民族——一个美好的民族，我原来也是其中的一员！但现在已然不是了，希特勒早就把我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之间更深重的仇恨了。

安妮

1942年10月14日 星期三

我最亲爱的凯蒂：

我要完成的任务实在是太多了。昨天，我翻译了《尼维尔内来的美女》中的一章，并将其写了下来。还完成了一道很烂的数学题，又翻译了三页法语语法教程。今天是法语语法和历史。我不想每天做这些烦透了的作业。爸爸也觉得这些作业糟透了，我几乎做得比他都好。但事实上，我们两个做得都不如玛戈特做得好。做速记时我很积极，我觉得这个很棒。我们三个人中，我做得最快了。我读完了《风暴人》，这本书还不错，但比不上Joop ter Heul。另外，这两本书里都出现了同样的字眼，很显然是出自同一个作家之手。西西·范·马思斐尔特(Cissy van Marxveldt)的作品写得真的很好。我将来也要让孩子读她的书。

另外，我还读了科尔纳的一些戏剧。我觉得他的作品写得很好，例如《海德维希》、《来自不来梅的表亲》、《家庭女教师》和《绿色舞衣》等。

我和妈妈以及玛戈特又成了最好的朋友，比原来相处得更舒服了呢。昨晚玛戈特和我一起躺在我的床上。床很小，但恰恰如此，我们觉得挤在一起很有趣。她问我，是否可以看我的日记，我告诉她有些内容是可以看的。我也想看她的，她也允许我看了。

就这样，我们谈起了未来。我问她，以后想做什么。但她不愿意讲，这是她的大秘密。有一次我偶然听说她的愿望好像是教课。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猜应该差不多。其实我不该这么好奇的。

今天早上，我赶走了彼得，躺在了他的床上。他生我的气了，但这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昨天晚上我还给了他一个苹果呢，他本应该对我好点的。

我问玛戈特，她是不是觉得我很丑。她说我看起来很搞笑，眼睛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含糊，你觉得呢？

我们下次再聊吧！

安妮

另外，今天早上我们又称了次体重。玛戈特现在120磅，妈妈124磅，爸爸141磅，安妮87磅，彼得134磅，范达安太太106磅，范达安先生150磅。从我到这里的三个月里，我胖了17磅，变化是不是很大呀？

1942年10月20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虽然距离我们经历恐慌已过去两个小时了，但我的手依旧在颤抖。你知道吗，这个房子里有五个迷你灭火器。因为楼下的人很能干，他们没有提醒我们是工匠或者说是小伙儿来填充设备了。于是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完全没有放轻手脚，直到我突然在外面的楼梯平台上（正对着我们的橱门）听到了锤击声。我立刻想到是工匠，马上提醒正在吃饭的贝普，让他们不要下来。爸爸和我在门后站岗，来听听这人什么时候走。一刻钟后，他把锤子和其他工具放到了我们的橱柜（我们是这么叫它的！）上，然后敲门。我们被吓坏了！他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要对这个神秘的大柜子一探究竟呢？看起来是这样，因为他不停地又敲又拽，还推来拉去的。

我都快吓晕过去了，这个陌生人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藏身之处。我想，我可能经历了一段最漫长的时间——直到我们听到克莱曼先生的声音：“你们倒是开门呀，是我。”

我们立刻打开门。发生了什么？门上固定橱柜的钩子卡住了，所以没人能通知我们工匠来了。在这期间，克莱曼下楼了，他想把贝普叫上来，但又没打开旋转柜。我几乎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描述了，我当时松了多大一口气。我跟你讲的那个想要进来的人，其轮廓在我的想象中越来越壮硕。直到最后，他看起来就像个巨人，是最可恶的法西斯分子。还好，这次躲过去了！

周一那天，我们在这儿玩得很开心。梅普和扬在我们这里住了一晚。玛戈特和我跟爸爸妈妈睡了一晚，把房间让给了吉斯夫妇。招待客人的晚餐真的太好吃了。说句题外话，爸爸的台灯害得屋内的线路短路了，突然间我们就陷入了黑暗。怎么办呢？幸好还有新保险丝呢，但必须得下到漆黑的储藏间内去换。那时已经是晚上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尽管如此，男士们还是很勇敢的，十分钟后我们就吹熄了蜡烛。

早上我起来的很早，扬已经穿好了衣服。他必须得在八点半出发，所以他八点就坐在楼上吃早饭了。梅普刚刚穿衣服。我进去的时候，她就穿着衬衫站在那儿。她穿上了羊毛裤，跟我骑车穿的那种一样。玛戈特和我穿好了衣服，早早地就到楼上了（比平常早太多了）。惬意地吃完早饭后，梅普就下楼了。外面下大雨了，她很开心，今天不用骑自行车去上班了。我和爸爸一起铺好了床，然后我学了五个不规则动词。多勤奋啊，对吧？

玛戈特和爸爸坐在我们的房间里读书，莫施靠着玛戈特蹲坐在沙发上。学完法语不规则动词后，我也挨着坐了过去，然后读了《丛林一直在歌唱》。这是一本很好看但又很奇特的书，我已经快读完了。

贝普下周还会来住一晚！

安妮

1942年10月29日 星期四

最亲爱的凯蒂：

我现在很担心，因为爸爸病了。他发高烧了，还起红色的疹子，看样子应该是得了麻疹。但你知道的，我们不能请医生！妈妈让他出了很多汗，烧退了下去。

今天早上，梅普说德国人搜查了范达安的家。我们还没告诉范达安太太这个消息。本来她这段时间已经够“神经质”的了，我们不想再听她哀叹她留在家里的精美餐具和精良的扶手椅。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曾经的美好，诉苦又有什么用呢？

爸爸想让我读著名德国作家写的书。德语相比较而言读起来很快。只是大部分时候我都轻声读出来，而不是默默地看。但以后肯定不行了。爸爸从大书架上拿出了歌德和席勒的戏剧集，现在我每天晚上都得朗诵给他听。我们已经开始读《唐·卡洛》了。

为了追随爸爸树立的好榜样，妈妈也把她的祈祷书给了我。出于礼仪，我也用德语读了一些祷告。我觉得这挺好的，但我也没有从中收获很多。为什么她要强迫我这样虔诚地信仰宗教呢？

明天就要第一次生炉子了。肯定会有很多烟，因为烟囱已经很久没清理了。我们希望炉子还能用！

安妮

1942年11月2日 星期一

最亲爱的凯蒂：

上星期五晚上，贝普在我们这儿住的。那是个很惬意的晚上，但她喝了红酒，所以没怎么睡好。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可讲的了。昨天，我头疼得厉害，很早就上床了。玛戈特又让人很难缠。

今天早上，我开始为办公室整理卡片箱。卡片箱掉下来了，散落得乱七八糟。这简直要让我发疯了。我问玛戈特和彼得能不能帮帮我，但他俩太懒了。所以我自己把东西给清理了。我还没被折磨疯，一个人完成了所有事情！

安妮

另外，我忘了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应该很快就会来月经了。我的内裤上有黏黏的东西，妈妈也提前就跟我讲过了。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可惜我现在不能用卫生巾了，因为没办法搞到。妈妈用的棉条我也不能用，因为只有生了孩子的女人才能用。

1944年1月21日（增补）

我现在已经写不出这些东西了。

一年半后的今天，再看我当时写的日记，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原来我也曾是一个那么纯真的少女啊。我知道，尽管我很想回到以前，但再也回不去了。对于玛戈特、妈妈和爸爸的那些情绪和态度，我依然很理解，恍如昨天。但我不能想象，我居然可以那么开放地写一些其他的东西。当我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真觉得害臊啊。我本该把它写得更文雅一些的，但我就这么粗俗地写了出来。但这也已经够了。

我此刻特别能理解那种乡愁和对莫蒂的思念。在这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更多的是潜意识里渴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爱以及温情。这份渴望有时变得异常强烈，有时又会消减，但一直都在。

1942年11月5日 星期四

最亲爱的凯蒂：

英国人终于在非洲取得了一些胜利，男人们看起来很开心。今天早上，我们喝了咖啡和茶。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可讲的事情了。

这个星期我读了很多书，没什么作业任务。书是必须读的，这样人才能进步！

最近我和妈妈的关系又好了很多，但我们从不亲密。爸爸也有他不想说的秘密，但我一直很爱他。

炉子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整个房间里都是烟。我当然更喜欢暖气，不只我一个人这么想。玛戈特总惹我生气，我现在只想把她当作一坨屎。

安妮

1942年11月9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昨天是彼得十六岁生日。八点钟我就跑楼上去了，跟彼得一起看了礼物。他收到了一套交易类益智游戏、一个剃须刀和一个打火机。送他打火机不是因为他抽烟，他完全不抽烟的，这打火机只是装饰品，很新潮的。

最大的惊喜要数来自范达安先生的。一点左右，他告诉我们，英国人登陆了突尼斯、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和奥兰。

“这将要是战争的结束。”大家都这么说。

英国首相丘吉尔大概也在英国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但他却说：“登陆是重要的一步，但我们不该认为这预示着结束。我更想说，这是开始的结束。”你注意到区别了吗？这其中包含着乐观的因素。他们保卫那座俄国城市斯大林格勒已长达三个月，德国人依旧没能拿下它。

我还得跟你讲讲我们的食物供给。（你得知道，上面有真正的吃货！）

克莱曼认识一个很好的面包师，他给我们提供面包。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像在家里一样分到那么多面包，但已经足够我们吃了。食物配给卡是非法买来的。价格一直在涨，一开始是27盾，现在已经涨到33盾了。就只为了那一张印刷纸！

除了上百个罐头，我们又买了270磅的荚果储存在家里。不仅是给我们自己准备的，也包括办公室的人。放荚果的袋子就挂在暗门后小走廊的钩子上。因为太重了，麻袋裂缝了。我们决定将冬天的储备放在阁楼上，彼得把这些扛了上去。一共有六袋，五袋已经顺利扛上去了。彼得正忙着把第六个袋子扛上去的时候，袋子下面的裂缝突然撕裂了。一场棕色的豆子雨啊，噢，不，是豆子雹凭空从楼梯砸了下来。袋子里大概有50磅的豆子，发出了极大的噪声！下面的人还以为整座老房子包括内部结构都塌下来，要砸到他们头上了呢。彼得吓了一跳，但他看到我的样子又大笑起来。我就站在下面的楼梯上，像是豆浪中的一座小岛。我被这些棕色的豆子给包围了，淹没了脚踝。我们赶快开始收集豆子。但豆子又小又滑，散落到所有可能或者不可能掉落的角落和洞里。现在每次有人上楼梯时，都会弯下腰，然后捡满满一手的豆子拿给范达安太太。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爸爸的病已经完全好了。

安妮

另外，刚刚广播里传来消息，阿尔及尔已经被攻下了。英国人已经占领了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现在就差突尼斯了。

1942年11月10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重大消息：我们要接收第八个成员了！

这是真的。我们一直都觉得还有足够的空间和食物来接纳第八个人。我们只是担心，这样库格勒和克莱曼的负担会更大。但现在关于犹太人的消息越来越吓人，爸爸小心地试探过这两位大人物的口气，他们都觉得这主意非常好。“八个人的风险和七个人的风险一样大。”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弄明白这点之后，我们开始在脑中搜索熟人，必须是独自一个人才适合跟我们这个隐匿的家庭居住在一起。要找到这样一个人并不难。在爸爸否定了范达安家的所有亲戚后，我们的选择落到了牙医阿尔贝特·杜赛尔身上。他和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善良的基督徒住在一起，他们应该还没结婚，但这不重要。他是个安静也很有礼貌的人。通过已往的相处来看，不管是我们还是范达安一家，都对他很有好感。梅普也认识他，所以她可以安排一切。如果他来的话，得睡我的房间里。玛戈特睡那张折叠床。

我们会问他是否可以带些填补臼齿洞用的材料。

安妮

1942年11月12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梅普告诉我们，她之前去了杜赛尔医生那里。她刚进门，杜赛尔就问她有没有适合他的藏身之处。当她告诉他，她可以给他提供个住处时，他高兴坏了。但他必须尽快，最好是周六就过来。他想到，他得把病人的资料卡片整理好，还得接诊两个病人并理清账目。今天，梅普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们觉得不能等那么久。得告诉好几个人做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很不想做这些。梅普应该问过他，周六是否能过来。他说不行，只能下周一来。

他并未立刻接受每个人的建议，我觉得这很疯狂。如果他在大街上被带走了，那些卡片和病人有什么用。他为什么还要拖那么久呢？我觉得爸爸很笨，居然就答应他了。

其他的就没什么新鲜事了。

安妮

1942年11月17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杜赛尔来了。一切都很顺利。梅普告诉他，他必须在十一点时出现在邮局门口的指定位置，在那儿会有一个男人去接他。杜赛尔准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克莱曼先生去找他，并告诉他接他的人还不能来，问他是否愿意去梅普的办公室。克莱曼坐上了电车回办公室，杜赛尔一路跟着走了过去。

大概十一点二十分的时候，杜赛尔敲响了办公室的门。梅普让他脱下大衣，这样就没人能看到那颗星星了，然后带他进了私人办公室。克莱曼一直陪着他，直到清洁工离开。梅普假称私人办公室要有其他用处，带着杜赛尔上了楼，打开了旋转柜，迈了进去。看到这一切的杜赛尔都惊呆了。我们七个人围坐在楼上的桌子前，准备了咖啡和白兰地，迎接我们的新成员。梅普先把他领进了起居室，他马上认出了我们的家具，但万万没想到我们就在上面。当梅普告诉他时，他差点被吓得晕过去。还好梅普没让他等太久，就带他上来了。杜赛尔瘫坐在椅子上，一时间无言地看着我们，像是要从我们脸上读出真相。然后他结结巴巴地说：“但是，噢，不，你们难道不是在比利时吗？军官没来吗？那辆车？那些逃亡的……难道没有成功吗？”

我们跟他讲了整件事情：我们散播了谣言，特别是关于军官和车的事情，这样那些想要找我们的人，特别是德国人就会锁定错误的线索。杜赛尔被整个具有创造力的事件给折服了，都说不出话了，只能一直惊讶地来回打量我们这个非常实用又精致的隐秘屋。吃完饭后，他睡了一小会儿，然后起来和我们喝了茶，整理了梅普早先带来的他的东西。他感觉自己像在家里一样，特别是当他拿到下面这份手打的《隐秘屋守则》（出自范达安）时。

隐秘屋说明指南

专为犹太人及其同胞提供的临时居所。

全年开放。

位于阿姆斯特丹市区，环境优美、安静，远离林地。有轨电车13路和17路可达，也可驱车或骑自行车。在特定情况下，德国人禁止大家使用交通工具时，也可步行到达。提供带家具和不带家具的住房和房间，可包或不包食宿。

租金：免费。

饮食：不含脂肪的素食。

自来水：卫生间（只可惜没有浴缸）内外墙上均有自来水龙头。

华丽的壁炉设施。

宽敞的储藏室：用于堆放各种货物。还有两个大保险箱。

我们有自己的收音机，可直接收听伦敦、纽约、特拉维夫和许多其他广播电台。晚上六点以后，所有住户都可以使用收音机，没有任何收听限制。但除了经典音乐之类的德国电台外，禁止收听其他德语广播电台。严禁收听以及传播德语新闻（无论是从哪里发出的）。

休息时间：晚上十点到早上起点三十分，周日至早上十点十五分。特殊情况下，可能日间也执行休息时间。根据领导指示，基于对大家的安全考虑，必须严格遵守休息时间！！！

业余活动：无限期推延（只要是外出活动）。

语言的使用：任何时候都必须轻声讲话。所有文明语言都可使用，德语除外。

休闲读物：不允许读德语书籍，科学和经典读物除外。可也读其他语言的读物。

体操：每天。

唱歌：晚上六点后只允许小声唱歌。

看电影：需协商。

学习课程安排：每周一次速记课程。随时学习英语、法语、数学和历史。通过教授其他课程作为报酬，例如荷兰语。

养小宠物：由专门的部门负责。（有害的小动物除外，养宠物必须有特殊的准养许可。）

用餐时间：

早餐：每天早上九点，周日和节假日十一点半左右。

午餐：部分时间有变动。十三点十五分至十三点四十五分。

晚餐：冷餐和/或热餐，无固定时间，根据新闻广播的时间决定。

义务：随时准备帮助处理办公室文书工作。

洗澡：星期天九点以后，所有房客都可以使用大木盆洗澡。根据意愿，可以在厕所、厨房、私人办公室或前厅办公室里泡澡。

酒精饮料：仅遵医嘱。

完结。

安妮

1942年11月1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我们先前的感觉是对的，杜赛尔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他很自然地同意了和我分享一间房间。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陌生人用我的东西。但凡事也会有好的一面，为此我也愿意付出一点小代价。爸爸说，“如果能救人，其他的都不重要。”我觉得爸爸讲得很有道理。

杜赛尔第一天来就问了我很多问题，例如清洁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浴室，什么时候允许上厕所等。你肯定会觉得可笑，但这在我们藏匿的时候一点也不容易。白天，我们不能发出太多声响，让下面的人听见。如果楼下有其他人，例如清洁工，我们就必须格外小心。我给杜赛尔详细地讲解了一遍，但让我惊讶的是，他的理解力怎么这么差啊。所有事情都要问两遍，但还是搞不明白。可能过一阵子就好了吧，也许他只是因为惊讶而有些混乱。除此之外，其他的都很好。

杜赛尔跟我们讲了很多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只能听罢怀念一下了。他所了解的那些事儿，想起来太令人难过了。无数的朋友和熟人都离开了，去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每天晚上，绿色或是灰色的军车都会从门前驶过。有人会来敲门，问这里有没有住着犹太人。如果有的话，整个家庭都会被带走；如果没有，他们就再前往下一家。如果不藏起来的话，没有人能够逃脱自己的命运。通常他们也会带上名单，只去那些据他们所知可以抓到一群猎物的地方敲门。按人头算钱，每个人头价格一样。这和以前的猎杀奴隶一样。但这并不是笑话，这实在太令人紧张了。晚上经常会看到排成队的无辜好人带着哭泣的孩子从我们门前走过！几个恶棍命令他们不停地向前走，还殴打、蹂躏他们，直到他们快倒下时才停手。没有人能幸免：老人、孩子、婴儿、孕妇、病人……所有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们在这里多好啊，又好又安静。除了为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我们却帮不上忙的人担惊受怕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当我躺在温暖的床上，想到最好的朋友们此时正在外面不知何处被蹂躏或是倒下时，总是感觉很难过。

当我想到那些在外面始终与我密切相关的、现在却被送到了残忍的刽子手根据地的人时，我感到了担忧。

而这所有的一切，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安妮

1942年11月2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做。目前，并没有太多有关犹太人的消息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还是选择尽可能快乐地生活。当梅普偶尔带来一位熟人死亡的噩耗时，妈妈或是范达安太太就开始哭，所以梅普宁愿什么都不讲了。但杜赛尔被一连串的问题包围了，他讲的事情实在是太可怕、太残酷了，大家完全做不到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一旦听到坏消息，我们会讲个笑话或相互捉弄一下，调节气氛。如果我们总对现状感到悲伤，那样对我们和外面的那些人来说毫无意义。为何要将这隐秘屋变成一个充满悲伤的地方呢？

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当我因为某些事情想笑的时候，我又会被自己的想法吓一跳，然后停止笑，觉得此时快乐是一件多么可耻的事情啊。但是，难道我要整天流泪吗？不，我不能这样，这段令人沮丧的日子肯定很快就会过去的。

除了这些悲伤的事情外，我也有自己的苦恼，虽然跟前面所说的那些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最近我越来越觉得孤单，空虚感围绕着我。以前我从未想过这些，因为我的脑袋里充斥着消遣和朋友。但现在我经常想起一些不幸的事情或是思考我自己。最终我得到一个结论，即使是我如此爱的爸爸，也不能替代我之前的整个世界。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妈妈和玛戈特早就不作数了。

但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愚蠢的事情来烦你呢？凯蒂，我知道我有点太不顾及你的感受了。但当我经受了这么多还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不幸时，我常会感到头晕。

安妮

1942年11月28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我们使用电灯太频繁了，以至于超出了电力配给。后果就是：过度节俭和断电风险。十四天都没有电灯用，漂亮极了，对吧？但谁知道呢，可能感觉也不错呢！过了四点或四点半天就黑了，不适合看书了。我们只能靠各种疯狂的事儿来打发时间：猜谜、摸黑做操、讲英语或是法语、评论著作。时间一长，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无聊了。昨晚，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儿，那就是用一个灵敏的望远镜窥探后面邻居家亮着灯的房间。白天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允许拉开窗帘一厘米。但天黑了就没关系啦。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邻居是这么有趣的人，起码我们的邻居是。有时我会在用餐时间窥探，家人在看电影，对面的牙医在给一个胆小的老太太治牙。

大家都说杜赛尔先生和孩子们特别合得来，特别喜欢孩子。但他终于露出了本性，他就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教育者和传教士，总唠叨一堆的礼仪规范。我真是“太荣幸”啦，可以和这位“高贵”、“有礼貌”的绅士共享我非常拥挤的房间。因为我是三个少年里最不服教的那一个，所以经常受到严厉批评和劝告，我也只能装聋卖傻了。如果这位先生不是一个爱向妈妈打小报告的小人也就算了，但他偏偏这么做了！当我遭到他的训斥时，如果妈妈恰好也在场，我就是腹背受敌啊。如果我恰恰运气再“好”点儿，范达安太太也叫我去谈话的话，那简直就是三面夹击！

你可能真的不相信，我这么容易就成了这个隐匿家庭里不受人待见的焦点人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插手我的事儿。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思考我的过错和被捏造的缺点时，我发现有那么多事情别人都看在眼里。想着想着就想哭，有时又想笑，这取决于我的内心状态。时常带着复杂的心情睡去，有时候希望自己是另外一个样子，有时候又变成了自己不想成为的样子；有时候又做了与自己想要做或必须去做的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天啊，我现在把你也搞迷糊了。请原谅，但我不想涂改掉，现在用纸紧缺，我也不能把纸扔掉。我只能建议你不要再读上面那段话，也千万不要深入细想，不然你肯定会深陷其中的！

安妮

1942年12月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今年的光明节和圣尼古拉节差点撞到一起，只相差了一天。我们并没有做很多装饰来迎接光明节，就随处放了点儿漂亮的小东西和蜡烛。因为现在蜡烛紧缺，所以只能燃十分钟左右，也没有歌声，但也已经不错了。范达安先生用木头做了个烛台，光明节就这样过了。

周六晚上的圣尼古拉节就好玩多了。贝普和梅普成功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还一直跟爸爸说悄悄话，我们就知道一定会发生点儿什么。果然，八点的时候，我们全部下了楼，穿过漆黑一片的走廊（我很害怕，祈祷自己还能回到又亮又安全的楼上！），走到通道间。这房间没有窗户，所以我们可以开灯。爸爸打开了大柜子。

“噢，好漂亮啊！”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角落里有个用圣尼古拉纸装饰的大箱子，最上面还固定着一副黑人皮特的面具。我们赶紧把箱子搬到楼上。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精美的礼物，还有一首量身打造的小诗。圣尼古拉的诗歌你肯定知道，所以我就不写给你看了。我收到了一个面团做的玩偶，爸爸收到了书挡……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很好，而我们八个人之前都没有过过圣尼古拉节。“首演”非常成功。

安妮

当然，我们也为楼下的朋友们准备了点儿礼物，都是之前在外面时就存下的。对梅普和贝普来说，给钱一直是不错的选择。听说范达安先生的烟灰缸、给杜赛尔的相框和给爸爸的书挡都是福斯库基勒先生自己做的。真想不到，怎么有人能手工做出那么漂亮的东西！

1942年12月10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范达安先生以前是做香肠、肉和调料贸易的，因为他掌握调料知识而被这家公司雇佣。现在，他要给我们展示香肠的制作过程，简直太棒了。

我们买了很多肉（当然是非法的！），想把它们保存起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苦难时期。他想把这些肉做成烤肠、格尔德兰式香肠和瘦肉香肠。先是看着肉在绞肉机里旋转起来，搅一次不够，还要搅第二次、第三次，特别好玩。然后在肉里加入所有辅料进行搅拌，最后用漏嘴灌入大肠中。中午，就着酸菜，我们很快就把烤肠吃完了。但想存放的格尔德兰式香肠得先彻底晾干，于是我们就用两根绳子把它挂在了天花板上的一根杆子上。每一个迈进屋的人看到挂着的香肠就开始笑，那样子实在很搞笑！

房间里非常忙乱。范达安先生戴上了太太的围裙，身形胖乎乎的（看起来比实际要胖多了），正在处理肉。他手上沾满血，满脸通红，围着溅有血渍的围裙，看起来真跟屠夫一样。范达安太太边看书学荷兰语，边搅拌着汤，看着肉，还同时为自己折了的上肋骨而叹息和抱怨着。老太太们总是喜欢做些特别愚蠢的体操练习，想摆脱自己的大屁股，于是就受伤了。

杜赛尔的一只眼睛发炎了，在灶边用甘菊茶擦拭。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到屋子的另一边。帕姆（爸爸）忍受着风湿痛，歪坐在椅子上晒太阳，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眼珠不转地盯着范达安先生的手指看。他看起来就像福利院里的残疾老人。彼得和莫施在房间里嬉闹，我和玛戈特在削土豆。但我们都不能集中精力干活，因为我们都在看范达安先生。

杜赛尔的牙科门诊“开张”了。我来给你讲讲第一个病例，特别好玩。

妈妈正在烫衣服，于是范达安太太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杜赛尔装模作样地取出他的工具，要了古龙水作消毒剂、凡士林作替代蜡。他检查了范达安太太的口腔，摸了摸她的一颗门牙和一颗臼齿。每摸一下，范达安太太都会缩一下，像是快痛死了，还发出断断续续的叫声。在漫长的检查（至少范达安太太觉得很漫长，虽说才不到两分钟）后，他才开始刮空其中的一个洞。没什么好想的！范达安太太挥舞着四肢，杜赛尔不知何时松开了刮刀，扎到了范达安太太的牙里！这下可真完了！范达安太太不停地拳打脚踢，大哭着（器械还在嘴里呢！）要拔出刮刀。刮刀却越陷越深。杜赛尔先生双手叉着腰，毫无所动地在一边看着这出闹剧，其他观众都笑得不行。这样肯定很不好，显得很没同情心。因为如果换作是我的话，肯定会叫得更响。经过转圈、跺脚、尖叫和呼喊后，范达安太太终于成功地把刮刀拔了出来。杜赛尔先生继续做他的事情，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动作很快，范达安太太还没来得及搞出点什么就已经结束了。但对于杜赛尔先生来说，可能这辈子都没人给他打这么多下手，范达安先生和我做了回他的好助手。整个场面看起来就像是中世纪的一幅画，主题应该是《工作中的江湖医生》。但患者可没那么多耐心，她还得照看“她”的汤和食物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范达安太太近期都不会再就诊了！

安妮

1942年12月13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我正非常惬意地坐在前面的办公室里，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看外面。此时已经黄昏了，但天还挺亮的，可以给你写信。

很少有机会观察到外面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都特别急，几乎都是跌跌撞撞地向前走。视线简直都追不上自行车的速度！我都看不清自行车上坐的人是什么样子。这周围住着的人也没什么好看的，尤其那些孩子都脏兮兮的，还流着鼻涕，碰都不想碰他们，他们讲的方言我也听不懂。

昨天下午，玛戈特和我在这儿泡了个澡。我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路过的孩子一个个地用鱼竿钓进来，扔进浴缸，把他们的衣服洗干净、缝补好，再把他们放出去的话……”

“他们明天又会变得这么脏，衣服又会被撕破的。”玛戈特接着说。

但我也就是胡说一下。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看，比如汽车、轮船还有下雨天。我听着有轨电车和孩子们的声音就觉得很开心。

我们的观念和我们自己一样，是很少能改变的。就像坐旋转木马一样，话题始终围绕着这些内容，从犹太人到食物，从食物到政治。说到犹太人，昨天我透过窗帘看到了两个犹太人，就像是发现了世界奇迹一样。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出卖了这些人，现在也只是默默地窥探他们的不幸。

正对面运河上有一艘游艇，游艇上住着船夫和他的妻儿。还养了一条爱叫的狗。我们只认得它的叫声和尾巴——每当它走到甲板上时，就会露出尾巴来。

呵，开始下雨了，大多数人都撑起了伞。我只能看到雨衣或是戴着便帽的后脑勺。但我本来也不想看什么了。慢慢地，我可以认出那些女人，有的因为吃了太多土豆而虚胖，有的穿着红色或绿色的大衣、踩着磨破的鞋跟、臂上挽个包。可能因为丈夫的情绪，有的女人看起来很愤怒，有的看起来很开心。

安妮

1942年12月22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隐秘屋里的人欣然决定，每个人都能在圣诞节多得到0.25磅的黄油。报纸上写的是0.5磅黄油，但这只是针对那些非常幸运的人，他们可以从国家那儿领取食物配给卡。对于藏匿起来的犹太人来说，配给卡实在太贵了，买不起八张，就只能非法买了四张。我们都想用这点黄油烤点什么。今天早上，我做了小饼干和两个蛋糕。楼上有很多活儿要干。除非做完了所有的家务活儿，妈妈才允许我学习或者看书。

范达安太太因为肋骨受伤躺在床上，她整天抱怨，不停地给自己换新绷带，怎么都不满意。什么时候她能起来自己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我就开心了。但不得不承认，她真的非常勤劳，做事井井有条的。只要是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的话，她还是挺快乐的一个人。

白天他们一直嫌我吵，一直对我“嘘……嘘……”的，也就算了。我的室友先生居然晚上也对我这样。如果按他的想法，我甚至都不能翻身了。我才不会在意这个呢，大不了下次我也嘘回去。

一天天地，他变得越来越讨厌和自私。说好分给我的小饼干，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就再也没看到过了。尤其到了星期天，总是令我特别生气。因为他很早就开灯，然后开始做十分钟的操。

可怜的我啊，这种折磨感觉像是持续了几个小时。因为那些用来加长我的床的椅子一直来回推挤着我昏昏欲睡的头。以一阵强有力的摆臂结束柔韧度练习后，这位先生又开始使用厕所了。内裤挂在钩子上，先是过去然后又回来取。领带在桌子上，又重新回来跌跌撞撞地经过我的椅子，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折回。

但我不想因为抱怨这个讨厌的老男人而耽误你的时间，反正也没用。为了维持祥和、平静，我放弃了复仇计划（把灯泡拧下来、反锁门、把衣服藏起来）。

哎，我要保持理智！所有事情都需要理智：学习、倾听、闭嘴、帮忙、保持友好、谦让，这些我还是知道的！本来我的理智存量就不多，我恐怕自己太快将理智耗尽，等到战争结束时就再没什么理智了。

安妮

1943年1月13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今天早上，我又心烦意乱的，完全不能有条不紊地做事情了。

我们有个新任务，因为库格勒先生找不到注入器了，所以得把肉汁粉用手装进小包装袋里。这是吉斯公司的产品。我们自己做的话，也能便宜点。这本来是监狱里的人做的事儿，非常无聊，做着做着就感觉头晕、乏味。

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可怕。不分白天黑夜，总是有人被拖走，他们只能带一个背包和一些钱。即便仅有这些财产，也会在半路上被人拿走。家都四分五裂，妻离子散。孩子放学回家发现父母不见了；女人购物回家发现房子被查封了，家人都不见了。即使是荷兰的基督徒也感到害怕，怕他们的儿子会被送到德国。每个人都担惊受怕。每晚都会有数百架飞机经过荷兰飞往德国，在上空投下炸弹。在俄罗斯和非洲，每小时都有数千人死去。没有人可以脱身，整个世界都充斥着战争。尽管同盟国更强一些，但仍然望不到头。

我们还是挺好的，比起数百万的其他犹太人，我们好多了。我们就这么坐着，安全又安静，可以说是等着坐吃山空。我们好自私，谈论着“战后”的美好愿景，可以穿新衣服、新鞋子，而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节省下每一分钱，在战后帮助和拯救那些还需要拯救的人。

这儿的孩子就穿着薄衬衫走来走去，脚上穿着木鞋，没有大衣，没有帽子，没有长筒袜，也没人去帮助他们。他们肚子空空，只能反复啃一根胡萝卜。他们从寒冷的屋子里走到寒冷的街上，又走到学校，走进一间间更冷的教室。是的，就连荷兰都已经这么惨了：很多孩子走上街，拦住行人，乞求他们给自己一片面包吃。

我可以花上几个小时跟你讲这场战争带来的苦难，但这样只会让我更沮丧。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静静地等待这场苦难的结束。犹太人在等，基督徒在等，整个世界都在等；还有很多人在等待死亡。

安妮

1943年1月3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我被气疯了，可还不能表现出来。我很想跺脚、叫喊、狠狠地摇妈妈、大哭，尽情发泄。因为那些伤人的话、嘲讽的眼神和指责，每天都像箭一样射向我，怎么也拔不出来。我想朝着妈妈、玛戈特、范达安、杜赛尔和爸爸大喊：“让我安静会儿！就让我好好地睡一觉吧，希望眼泪不再打湿枕头，眼睛不再刺痛，也不会再有痛苦！让我离开这一切，最好是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不能，不能向他们展露我的绝望，不能让他们看到他们给我带来的伤痛。我不能忍受那种同情和善意的嘲讽，那样我肯定会大喊出来的！他们每个人都很过分。我讲话，他们觉得可笑；我沉默，他们又觉得我没礼貌；我反驳了是狡猾；有了好主意是懒惰；我累了是自私；多吃了一点，就是愚蠢、卑鄙……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说我是怎样一个惹人厌的野孩子。虽然我一直笑，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但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很想祈求上帝给我换一个性格，这样就不会让人厌了。

但这样不行呀，我的性格是上天赐予我的，不可能那么差的，我可以感觉到的。我只能尽我所能做好一切。我在楼上的时候一直试着笑出来，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烦恼。不止一次地遭受了一连串不公平的数落后我冲妈妈大喊：“我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把手拿开，我就是无可救药了！”然后我就会被说没礼貌，两天都不会有人理我，过后大家又忘了这些事，又像往常一样对待我了。但我完全不能第一天还假惺惺的，第二天就毫不客气地表达我的厌恶。我宁愿保留我的想法，试着像他们对待我一样鄙视他们。唉，如果能这样就好了！

安妮

1943年2月5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虽然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告诉你有关争吵的事情，但这种状态一点儿都没改变。起初杜赛尔先生还对我们的争吵很上心（虽然那些事很快就会被遗忘），但他现在也已经习惯，不再尝试从中调解了。

玛戈特和彼得完全算不上“年轻人”，他们特别无趣，还很安静。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因此被不停地唠叨：“玛戈特和彼得是不会这么做的，看看你可爱的姐姐！”我觉得这太讨厌了。

当然我也愿意承认，我完全不会变成玛戈特那样的。她太软弱，也太冷漠，容易被人说服，任何事情都会屈服。我想拥有更强大的灵魂！但这样的话我是不会说出来的。如果我这样辩解的话，她会狠狠地嘲笑我的。

饭桌上的气氛通常都很紧张。幸好来喝汤的人有时会阻止战争的爆发。他们都是从楼下上来的，就为了喝口汤。今天中午，范达安先生又开始说玛戈特吃得太少了。“肯定是为了保持苗条的曲线吧。”他打趣道。一直袒护玛戈特的妈妈大声说道：“我可不想再听你那些愚蠢的废话了。”

范达安太太的脸变得通红，她看着前方，一言不发。前不久，范达安太太干了件特别愚蠢的事儿。她谈起以前和她父亲相处是多么融洽，她有多卖弄风情。“你们知道吗，”她接着说，“我父亲告诉我，当男人要动手时，你必须说‘哦，先生，我可是个女士！’然后他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大笑了起来，像是听了个特别好笑的笑话。

就连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的彼得，有时也会给我们点笑料。他特别热衷于外来词，但经常不知道词的意思。有天下午，办公室里来人了，所以我们不允许使用厕所。但彼得特别着急，忘记冲水了。为了提醒我们可能有不好闻的味道，他在门上贴了个字条儿“S.V.P. 臭气”。他本来想说“注意，臭气”，可觉得“S.V.P.”更文雅。但他完全不知道这正好是“请”的意思。

安妮

1943年2月2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帕姆（爸爸）每天都在期待入侵。丘吉尔得了肺炎，正在慢慢地恢复。印度自由战士甘地已经在进行不知道是第几次的绝食了。范达安太太认为自己是一个宿命论者。但当枪击发生时，谁最害怕呢？还不是那位佩特罗-内拉吗！扬给我们带来了教堂主教给人们的通告，写得非常好也很鼓舞人心。

“不要保持沉默了，荷兰人！每个人都拿起自己的武器为国家、人民和宗教的自由而战斗吧！伸出援手，拼尽全力，不要迟疑！”他们在讲台上喊着。这样有没有帮助呢？肯定帮不了我们的信徒。想象一下，我们这儿又发生了什么！这栋房子的主人在没有告知库格勒和克莱曼的情况下，把房子给卖了。有天早上，新房主带着一个建筑师来视察房屋。幸好克莱曼先生在，带着他们参观了这栋房子，但没来我们的隐秘屋。他借口称忘了中间那道门的钥匙，新房主就没有再问什么。只要他不回过头来想看这后面隐藏着的屋子就行，否则的话可就不妙了！爸爸给我和玛戈特整理出了一个卡片箱，里面装了背面还没写过字的卡片。这是我们的书籍卡片箱。我们俩得写上各自看了什么书，作者是谁以及看书的日期。我恰好又对“妓院”和“妓女”有了新的理解，为此我编了本特殊的小册子，专门记录这些内容。

新发了黄油和人造奶油！每个人的盘子里都分到了一小块儿。但这分配得特别不公平，一直做早饭的范达安一家给自己多分了一半。爸爸妈妈很怕说了什么就会引起争执。真是的，我觉得对这样的人就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对。

安妮

1943年3月4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范达安太太有了个新名字，我们都叫她比弗布鲁克夫人。你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来给你解释：英国电台里有个比弗布鲁克先生，经常说对德国的轰炸太不集中了。范达安太太一直反驳所有人的言论，甚至包括丘吉尔和情报部门，唯独对这位比弗布鲁克先生例外，她总是很赞同他的观点。因此，我们都觉得她最好是跟这位先生结婚。她也因此觉得开心，所以从那以后大家就叫她比弗布鲁克夫人了。

我们这儿来了个新的仓库工人，原来那个人被送去德国了。这本来挺惨的，但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新来的人不认识这间屋子。我们一直挺怕仓库工人的。对了，甘地又开始吃饭了。

黑市买卖做得非常好。只要我们有钱付得起天价，就能吃很好的东西。蔬菜商从德国国防军那里买来土豆，用袋子装着带进私人办公室。他知道我们藏在这里，所以一直趁午休、仓库工人不在的时候过来。

研磨间的碾磨机里磨着胡椒，害得我们不停打喷嚏、咳嗽。每个上来的人都会“阿嚏”一声作为问候。范达安太太觉得如果因为不能下楼而不得不继续闻胡椒味儿的话，她都要生病了。

我觉得爸爸的公司一点也不好。不是胶冻剂就是辣胡椒。如果非得和食品打交道，那至少也搞点可以偷吃的嘛！

今天早上，我又忍受了一通大声的呵斥。言辞特别伤人，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一直回荡着“安妮，坏！”和“范达安，好！”该死的！

安妮

1943年3月10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昨晚我们这儿因短路停电了，外面枪声不断。我还没从对枪击和飞机的恐惧中缓过来，几乎每晚都要跑到爸爸的床上找点安慰。你可能觉得我这样很孩子气，但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大炮的声音实在太响了，甚至都听不清自己说话的声音。比弗布鲁克夫人，这个宿命论者快哭了，以一种非常不安的声音说着：“噢，太难受了！噢，他们的枪声怎么那么响！”换句话说就是：我好害怕啊！

如果有点儿烛光的话，就没有那么可怕了。我一直在颤抖，就像发烧了一样，只得央求爸爸重新点个蜡烛。但他没有动，屋里依旧一片漆黑。突然机关枪开始扫射，这比大炮还可怕十倍。妈妈从床上跳了起来，不管帕姆（爸爸）会不会生气，直接点上了蜡烛。面对他的抱怨，妈妈坚定地回道：“安妮又不是个老战士！”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让范达安太太感到害怕的其他事儿？我想应该没有吧。既然这里所有的冒险故事你都知道了，这个你也可以知道。有天晚上，范达安太太听到阁楼里有小偷的声音。她真的听见了很响的脚步声，害怕到叫醒了她丈夫。就在这时，小偷和声音都消失了，范达安先生只听到了这位宿命论者因为害怕而怦怦的心跳声。

“哎，普迪（范达安先生的爱称），他们肯定偷走了香肠和荚果，还有彼得！噢，彼得还在床上吗？”

“彼得肯定不会被偷走的。别怕了，让我睡觉吧！”

但这安慰根本没用。因为太害怕了，范达安太太再也睡不着了。

几个晚上之后，睡在上面的这家人又被幽灵一般的声响给惊醒了。彼得拿着一个手电筒上了阁楼，突然“咚咚咚”，有什么东西逃走了！是一只大老鼠！发现了谁是小偷之后，我们就让莫施在阁楼睡觉。果然，那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再也没回来过——至少晚上没再来过。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才七点半，天还亮着），彼得去阁楼取一些旧报纸。下来的时候他紧紧地抓着小窗。

他看也没看，就把手伸过去了……又怕又痛，他几乎是摔下了楼梯。原来他碰到了老鼠，被咬了一口，几乎要咬穿了胳膊。他走过来的时候，腿还软的，脸色苍白得像毛巾一样，血染红了他的睡衣。唉，也难怪了，摸到了一只大老鼠肯定不好受，更何况还被咬了一口呢，真是可怕啊。

安妮

1943年3月12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请容许我介绍一下：弗兰克妈妈，年轻人的捍卫者！她会给年轻人多分点儿黄油，她愿意帮现在的年轻人排忧解难……在任何问题上，妈妈都能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说话，几乎每次经过一番争吵后都能如她所愿。

一罐玻璃瓶装的比目鱼罐头坏了，于是就成了莫施和墨菲的大餐。

你还不认识墨菲呢。在我们还没藏到这儿之前，她就已经在这家公司里了，是仓库和办公室的镇宅之宝。有了她，老鼠都不敢靠近仓库。对于这个略显政治性的名字得简单解释一下。有段时间，公司里有两只猫，一个在仓库，一个在阁楼。它们一遇见就会引发大战。仓库猫一直是发起攻击的那一个，但最后获胜的总是阁楼猫。如同政治上一样，这只仓库猫被叫作德国猫或墨菲，而阁楼猫则是英国猫或汤米。后来，汤米不见了。我们来这以后，墨菲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

我们总吃红豆和菜豆，吃得我再也不想见到它们，只要一想到豆子就感觉恶心。

晚餐的面包已经完全分配好了。

爸爸刚刚说他心情不好。他的眼神又变得悲伤起来，哎，这个可怜人儿啊！

我对尹娜·波迪尔·巴克尔的《在敲门》上瘾了。这部家庭小说写得实在是太棒了，只是关于战争、作者和妇女解放的部分写得不够好。说实话，我对这个不太感兴趣。

德国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范达安先生心情很糟，因为香烟短缺。大家讨论是否应该把罐头菜吃完，最终听从了我家的意见。

我的其他鞋子都不能穿了，只能穿那双高帮雪地靴，但这鞋在屋子里穿也不太适合。那双花了6.5盾的草编拖鞋我也只穿了一礼拜就坏了。也许，梅普可以在黑市上搞双鞋来。

我得给爸爸剪头发。帕姆（爸爸）觉得我剪得不错，即便战争结束之后，他也不用另外再找其他的理发师了。但有一点：我可不能再剪到他耳朵了！

安妮

1943年3月18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土耳其参战了。好激动啊，我们都很紧张地等着电台新闻。

1943年3月1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开心了也不过才一小时，失望就来了，完全覆盖了激动的心情。土耳其还没参战，只是土耳其的一位部长说他们马上要放弃中立立场了。原来是有个卖报的在水坝广场上大喊：“土耳其站到英国这边啦！”然后他手上的报纸立刻就被抢光了，而这则可喜的谣言也就这样传到了我们耳朵里。

千元面值的荷兰盾币被宣布无效。这对所有黑市贸易商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但对这些黑钱的持有者和还没来得及换掉的人来说，是个更大的打击。如果还想换钱的话，必须得证明，这钱是从哪里来的。还好还可以用这个纸币来缴税，但也只能用到下周。同时，五百面值的盾币也被取缔了。吉斯公司还有千元面值的黑钱，但他们一直习惯提前缴税，所以目前为止还是完全合法的。

杜赛尔弄到了一台脚踏式钻机，我很快就要经受一次认真的检查了。

杜赛尔完全不服从藏匿条例。他不止写信给他老婆，还跟其他各种人进行频繁的书信往来，甚至还让玛戈特给他纠正信中的错误。爸爸严厉禁止他继续这么做，玛戈特也不再给他修改了。但我觉得，他很快又会开始写信的。

德国元首与受伤的战士们对话，听起来很悲伤。对话内容大致如下：

“我名叫海因里希·舍佩。”

“在哪里受的伤？”

“斯大林格勒附近。”

“伤到了哪里？”

“两只脚冻坏了，左臂的一个关节扭了。”

电台不断给我们播放这样可怕的木偶戏。伤兵听起来还为自己受的伤而感到骄傲，就好像伤得越重就越英勇一样！一个还因为被允许与元首握手（如果他还有手的话）而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了呢。

我把杜赛尔的香皂掉到地上了，还踩了一脚，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我向爸爸请求赔他一块，因为他一个月也就能分到一块肥皂。

安妮

1943年3月25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昨晚，爸爸妈妈、玛戈特和我正舒服地坐着聊天呢，突然彼得进来了，然后跟爸爸偷偷地咬耳朵。我大概听到了“仓库里的一个桶倒了”和“有人在摇门”。

我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脸色苍白。玛戈特也听到了，她还试着安抚我。爸爸跟着彼得下了楼，我们三人就坐在那着等他们。两分钟不到，范达安太太就上来了。她本来在听广播，彼得让她关掉广播，轻轻地上楼。越是想要放轻脚步，老旧楼梯越是吱吱呀呀响得厉害。又过了五分钟，彼得和爸爸脸色煞白地回来了，然后告诉我们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们躲在楼梯下面等了一会儿，没发现有什么情况。突然，他们听到了两声巨响，像是屋子的两扇门被使劲地关上了。帕姆（爸爸）“嗖”地一下就蹿上了楼，彼得先是去提醒杜赛尔，他拖沓着上了楼，声音很响。然后，脱掉鞋穿着袜子又上了一层去通知范达安一家。范达安先生感冒很严重，在床上躺着呢。我们就聚集在床边，小声地交流了各自的猜测。每每范达安先生大声咳嗽，范达安太太和我都怕得快抽过去了，后来有人想到一个好主意，给他吃了可待因，立刻就不咳了。

我们等啊等，等啊等，却再也没什么动静了。我们觉得，小偷应该是听见这栋本该很安静的房子里有脚步声，所以就离开了。糟糕的是，楼下的收音机还调在英国电台上，旁边的椅子也整齐地摆放着。如果门被撬开，防空守卫看到这些并告诉警察的话，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范达安先生起床了，穿好了裤子和夹克，戴了一顶帽子，小心翼翼地跟在爸爸后面下楼了，彼得跟在他后面，出于安全考虑拎了把重锤。楼上的女士们（包括我和玛戈特）紧张地等待着。直到五分钟后，男士们又重新回到了楼上，他们说整个屋子里都很安静。我们商定，不再用水，也不冲马桶了。但这几乎是要挑战大家的极限。你可以想象，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完需求后，那里面的味道得有多臭啊。

一般厄运都是接踵而至的，此时也不例外。先是一直能给我安慰的西边塔楼的钟不响了，然后晚上福斯库基勒先生也早早地离开了，我们都不知道贝普有没有拿到钥匙，是否忘了锁门了。

但现在这都不重要了，起码还是晚上。从八点一刻小偷进来之后到十点半，我们都没再听见有什么动静，尽管这期间稍稍平静了一些，但我们还是很忐忑。后来仔细地一琢磨发现：小偷不太可能在那么早入室行窃，因为那时街上还有人。另外，还有人猜测可能是隔壁凯歌公司的仓库管理员还在工作，因为隔墙很薄，慌乱之中人很容易就会混淆声音的来源。更何况在那样的危急时刻，慌乱的心理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上了床，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睡得着的。爸爸妈妈和杜赛尔先生经常会醒来，就连我（有点夸张）也可以说是没有合过眼。今天早上，男士们都下楼了，检查了大门是不是仍然锁着。一切都正常！

当然，我们跟整个办公室的人讲述了昨晚发生的惊险故事，他们听后都当成了笑话，只有贝普把我们的话当真了。

另外，今天早上厕所堵了。爸爸必须用长木棍把所有草莓菜谱（我们现在用的厕纸）混着好几斤粪便掏出来。后来，那根木棍儿就被烧掉了。

1943年3月2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速记课已经结束了，我们开始练习速度了。看，我们多聪明呀！我还想给你讲讲我的“消磨时间课程”（我这么叫它，因为这就是为了让时间尽可能快地一天天过去，快点结束藏匿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办法）：我热衷于神话，尤其是希腊和罗马神话。大家都觉得，这只是一种短时的兴趣，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少女尊崇神的。那，我就是第一个！

范达安先生感冒了，更确切地说是：他喉咙有点痒。他老是发出很大的噪音：用菊花茶漱口，用没药酊涂上颚，在胸口、鼻子、牙齿和舌头上涂药膏，关键是脾气还很差！

豪特，一个很地道的德国人，他发表了一次讲话：“到7月1日为止，所有犹太人都必须离开日耳曼国家。4月1日到5月1日清扫乌特勒支（就像对待蟑螂一样！），5月1日到6月1日清扫荷兰北部及南部。”这些可怜的人啊，就像一群可怜、病态、脏兮兮的牲畜一样，被带到肮脏的屠宰场去了。但我宁愿沉默，这只会让我做噩梦。

还有一个特别棒的消息，劳动局德国部因阴谋破坏活动被烧了。几天之后，户籍登记处也被烧了！一行穿着德国警服的男人堵着岗哨，担心因此而弄丢重要的文件。

安妮

1943年4月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我真的没心思开玩笑（看看日子吧），恰恰相反心情糟透了。我完全可以用那句谚语来形容了：真是祸不单行啊。

第一，我们的开心果克莱曼先生昨天严重胃出血，必须得卧床至少三个礼拜。他经常胃出血，好像没什么特效药可以治疗。第二，贝普得了流行性感冒。第三，福斯库基勒先生下周得去医院。他很可能得了胃溃疡，需要做手术。第四，婆摩森工厂的经理们从法兰克福过来了，来商讨奥佩克塔公司新的供货事宜。关于这次商谈的所有要点，爸爸都和克莱曼讨论过了，库格勒一时间还没有理清楚。

法兰克福的那些人来了，爸爸早就在担心商谈的进展了。“如果我在就好了，”他喊着，“我要是能在楼下就好了！”

“那就把耳朵贴到地板上呀！这帮人在私人办公室商谈，你什么都能听到。”

爸爸的脸瞬间容光焕发。昨天十点半的时候，帕姆和玛戈特（两对耳朵总比一对灵）就在地板上占了位子。商谈上午还没结束，但爸爸下午就不能再继续窃听了。那个姿势又奇怪又不舒服，他已精疲力竭了。下午两点半的时候，我们又在走廊里听到了声音，我就占了他的位置，玛戈特也陪着我。他们的谈话冗长又无聊，我都在又冷又硬的油毡地板上睡着了。玛戈特没有冒险叫醒我，她怕楼下听见我们的声响。叫喊当然是不行的啦！我睡了足足半个小时，然后就突然惊醒了，早就忘了重要谈话的内容了。还好玛戈特听到的比我多。

安妮

1943年4月2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唉，我的罪行录里又添了一笔。昨晚我正躺在床上，等着爸爸来祷告和说晚安呢，妈妈走进房间，坐在我床上，用很温柔的口气说：“安妮，爸爸还没来，我们一起祈祷吧？”“不，Mansa。 [1] ”我回答道。妈妈起身，在我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走向门口。突然，她转过身来，脸都歪曲了，对我说：“我不想对你发火。还是不要强求的好。”当她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几滴眼泪滑过了她的脸庞。

我还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突然觉得自己好讨厌，居然这么粗鲁地顶撞她。但我也知道，我没有可回应她的。我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和她一起祷告，我办不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冷漠举动对她而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当她说宁愿不要强求时，我看到了她脸上的忧伤。说出事实很难，但事实却是她自己把我推开了，她对每份爱不恰当的诠释使我变得麻木，她那些粗俗的笑话并不好笑，就像每次她对我说一些难听的话，使我心如刀绞的时候一样，当她注意到我们之间的爱真的消失了的时候，她也心如刀绞。她整夜都没好好睡觉，半夜都在哭。爸爸没看我一眼，如果他看我的话，眼睛肯定会在说：“你怎么可以那么刻薄！怎么能够让妈妈这么难过呢？”他们都期望我去道歉。但不能因为我说了一些事实就道歉。我看上去对妈妈的眼泪和爸爸的眼神无动于衷，他俩第一次感觉到了我的想法。我只会同情妈妈，她自己必须重新找到她的态度。我的确沉默、冷酷，但也不会被事实吓退，越是拖泥带水，越是让人难以承受。

安妮

[1] Mansa是安妮对母亲的称呼，后文中有说明。

1943年4月27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整栋房子充斥着争吵。妈妈和我，范达安和爸爸，妈妈和范达安太太，每个人都对另一个人不满。多友好的气氛呐，是吧？已经满满的安妮日常罪行录又添了一项新纪录。

上个星期六，那些外国先生又来了。他们待到了六点钟，我们全都坐在上面，动都不敢动。一般如果房子里没人或是隔壁没人工作的话，在私人办公室里能听到上面的脚步声。我又患上了“坐热症”。那么长时间都得悄无声息地坐着，真不是好玩的。

福斯库基勒先生已经躺在了医院里，克莱曼先生又回到了办公室，这次胃出血比往常消停得更快。他说，户籍登记处在着火时又经历了消防员造成的二次毁坏，他们没扑灭火，反而把整个登记处给淹了。笑死我了！卡尔顿酒店被毁了，两架载着大量燃烧弹的英国飞机，正好坠落到了这个“军官大本营”。维泽尔和辛格尔的整条街都被烧毁了。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一天比一天厉害。晚上我们再也不得安宁了。因为缺乏睡眠，我都有黑眼圈了。我们现在吃的食物糟糕透顶了。早饭是干面包和咖啡储备。十四天以来的午饭一直是：菠菜或生菜。虽然二十厘米长芽子的土豆尝起来很甜，但已经烂了。谁想变瘦，就来留宿隐秘屋吧！楼上的人抱怨天寒地冻，但我们觉得没那么糟。所有在1940年参加过战争的或被动员过的男人都被号召起来，去战俘营为首长工作。这肯定是应对入侵的一种预防措施。

安妮

1943年5月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杜赛尔过生日了。此前他装作一点也不想知道的样子，但当梅普带着一个巨大的购物袋、里面还装满了小包装袋进来的时候，他开心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夏洛特给他送来了鸡蛋、黄油、饼干、柠檬汽水、面包、白兰地酒、香草蛋糕、花、橙子、巧克力、书和信纸。他搭了一个生日桌，把他的礼物展示了足足三天，这个老傻瓜呀！

你肯定不相信他会挨饿。我们在他的柜子里发现了面包、奶酪、果酱和鸡蛋。这更像是一个丑闻：我们如此友善地收留了他，只是为了救他一命；而他呢，在我们背后偷偷填饱了肚子还不告诉我们。但我们却把所有东西都跟他一起分享！更可恶的是，他对克莱曼、福斯库基勒和贝普也很小气，什么也不给他们。克莱曼还病着呢，多需要那个橙子啊！但杜赛尔宁愿自己独吞。

今天晚上，我不得不把我的所有家当整理四遍，声音响到在外边都能听到砰砰作响。今天我整理了一个小箱子，里面塞满了逃跑必备品。但妈妈说得很对：“你想要逃到哪里去呢？”

因为有太多的工人罢工了，整个荷兰都受到了制裁。因此宣布了紧急令，每个人都少分一张黄油券。只有教育不听话的孩子才会这么做呀！

今晚，我帮妈妈洗了头发。这段时间，洗个头发都不容易。没有洗发香波，我们只能凑合着用那黏糊糊的绿肥皂。而且，妈妈也不能好好梳头发，因为我家的梳子只有不到十个梳齿了。

安妮

1943年5月2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每当我思考我们在这儿是如何生活的时候，我都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相比那些没有躲藏起来的犹太人来说，我们简直就像活在天堂。但当一切都回归正常时，我肯定会疑惑，我们的家是如何从井然有序变成了这副破败的样子。破败，在这里更多的是关乎礼仪上的。比如，我们刚来时在桌上铺了一张油布桌布，由于经常使用，现在已经很脏了。尽管我总是努力想将它擦亮点，但再怎么努力用一块比破布洞还多的抹布（在藏匿前还是新的呢）去擦，桌子也还是脏脏的。范达安一家睡的一张法兰绒布都一整个冬天没有洗了，因为用票子换来的肥皂粉实在是不够用，而且也太差了。爸爸只能穿一条散了线的裤子走来走去，他的领带看上去也很旧了。今天，妈妈的紧身胸衣因为太旧了而彻底坏了，再也缝补不成了。玛戈特一直穿着小两号的文胸。这个冬天，妈妈和玛戈特就靠三件衬衫对付过去了，我的衣服实在是太小了，都够不到肚子。不过这些还都是可以忽略的，只是我有时会害怕地想：从我的内裤到爸爸的剃须刷，我们都只能用那么破旧的东西，此后我们该怎么样回到战前的状态呢？

安妮

1943年5月2日 星期日

隐秘屋里论战争

范达安先生：我们都觉得，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在政治上颇有见解。但他预言，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到1943年年底。还有好长时间呢，但我们都必须忍耐。但谁会向我们保证，这场给大家带来痛苦和苦难的战争会过去的呢？又有谁可以承诺，到战争结束为止，我们以及帮助我们的人不会遭遇不幸呢？没有谁能够保证！正因为如此，我们每天都活在紧张之中。有期待和希望，但也有恐惧，每当听到房子里或外面有噪音的时候，每当有枪击的时候，每当报纸上又出现新的“公报”的时候。每天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帮助我们的人自己也必须藏起来。“藏匿”成了一个非常正常的词语。有多少人要藏匿起来？从比例上来讲当然不是很多，但事后我们可能会惊讶，在荷兰曾有多少好人有偿或无偿地收容了犹太人和逃难的基督徒啊，又有多少人持假身份证啊，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范达安太太：当这位美丽的女士（她自己觉得）听说，现在想弄一张假身份证已经不像之前那么难的时候，她立即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去搞一张。就好像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儿，爸爸和范达安先生的钱是白白长出来的一样！

当范达安太太讲话越来越荒谬时，普迪经常会很生气。有时候也不会那么生气，因为有一天他的凯莉说：“我以后去洗礼！”过一天又说，“我一直想去耶路撒冷，因为只有跟犹太人在一起我才感觉亲切。”

帕姆是个极度乐天派，凡事他总能说出理由来。

杜赛尔先生总是很悲观。一旦有人质疑他的威严，他就生气地走掉。我觉得，在阿尔贝特·杜赛尔先生家里，他肯定是说一不二的。但在安妮·弗兰克这里完全行不通！

隐秘屋其他成员对战争的看法就没什么重要的了。只有这四个人的政治观点才算数，本来只有两个人，但范达安太太和杜赛尔先生把自己也算进去了。

1943年5月1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我目睹了一场德军与英军飞机的空中大战。几个同盟军必须从燃烧的飞机上跳下去。我们的送奶员住在哈尔夫路，他送奶时看到路边坐着四个加拿大人，其中一个会讲流利的荷兰语，还向送奶员借了个火点烟。他说机组原本有六个人，飞行员被烧死了，还有个人自己藏起来了。绿警会派人来接走他们四个未受伤的人。怎么可能有人在如此高度的跳伞之后还能保持清醒！

天气虽然已经很暖和了，但我们还是会隔两天就点一下炉子，烧掉蔬菜废弃物和垃圾。垃圾桶里不能扔东西，因为我们还得顾及仓库工人。一不小心，就会露馅而陷入危险！

“赞同德国人的做法，并认同新秩序”的所有学生都要在列表上签名，虽然百分之八十的人违背了他们的良知和信念，但还是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所有没有签字的学生必须去德国的劳改所。如果所有荷兰青年都必须在德国的劳改所里艰苦劳动的话，那还剩下些什么呢？

今晚因为外面枪战声太响，妈妈关上了窗户。我躺在帕姆床上。突然，范达安太太从她床上跳起来，就像被莫施咬了一样，跳到我们的头顶上，紧接着我们听到上面发出了一声巨响，听起来就像是我床边的上方被扔了一颗燃烧弹。我喊着“开灯！开灯！”

帕姆打开了台灯，我以为房间会很快烧起来。但什么也没发生。我们飞快地跑上楼，想看看发生了什么。范达安先生和太太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到一片火红。范达安先生觉得隔壁着火了，范达安太太以为我们的房子也着火了。那响声后，这位女士的双腿就已经在颤抖了。杜赛尔则在上面抽着他的烟，我们又躺回了自己的床上。还不到一刻钟，枪战又开始了。范达安太太马上起身下楼，去了杜赛尔的房间以寻求保护。很明显，她在自己丈夫那儿没得到啥。杜赛尔收留了她，说道：“上床来吧，我的孩子！”

引得我们哈哈大笑！炮火不能再伤害我们了，可我们的恐惧还未消散。

安妮

1943年6月13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爸爸写给我的生日诗实在太棒啦，我忍不住要跟你分享。

因为帕姆是用德语写的，所以必须由玛戈特来翻译。你来评判一下，玛戈特的这个志愿者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在简短的年度事件理性总结后面有这么一段：

“作为所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也不小了。”

你也不容易，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想成为你的老师，

这经常使你苦恼！

我们是过来人！——相信我。”

我们比你经历多得多，

更了解一个人能够做什么或是喜欢什么。

是，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自己的错误一点也不严重，

别人的却更加严重。

你经常被警告，必须听话，

这肯定经常困扰你。

但我们也不能一直给你权利。

人生中必须迁就。

为了美好的和平，

有些事就吞下去吧，就像吃苦药。

过去的这一年，

你很好地利用了时间，

学习、工作和看书，

从来都不会感到“无聊”。

而关于衣服，我听你问过：我还能穿什么呢？

我的连衣裙，我的短裙，都太短了，

我的衬衫只剩一根束带。

还有鞋子，也不能再穿了，它让我备受折磨。

当然啦，长高了10厘米，

就什么也穿不下了，谁都能理解的！

关于吃的部分，玛戈特没有把韵律译出来，所以我就略去了。你不觉得我的诗句很美吗？

我很受宠爱，收到了很多好东西，其中有一本厚厚的书，是有关我最喜欢的话题——希腊和罗马神话。没有甜食也无所谓了，因为所有人都在吃着最后的存货。作为藏匿家庭里的本杰明，我得到的礼物真的是太多了，比我应得的还要多。

安妮

1943年6月15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这里发生了很多事，但我经常觉得自己那些无聊的废话会惹你烦，如果你收不到那么多我写给你的信的话，一定会很开心。所以，我就简要地给你介绍一下吧。

福斯库基勒先生没有因为胃溃疡而做手术。当医生将他放在手术台上并打开他的胃时，发现他长了肿瘤。而且那个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不能再进行手术了。他们只能重新缝合了伤口，让他在医院卧床了三个星期，给他好吃的，然后把他送回了家。但他们做了一件让人无法容忍的蠢事：他们告诉了他所有的事实。他不能再工作了，就坐在家里，被八个儿女围绕着，然后一直思考即将到来的死亡。我为他感到难过，真难过我们不能出去，不然的话我肯定会经常去看望他，让他能够从痛苦中抽离出来。那么善良的福斯库基勒先生不能再给我们带消息了，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或是他们又听说了什么，真是不幸啊。他是我们最要好的帮手，让我们学会了小心谨慎，我们都好想他啊。

下个月就轮到我们交收音机了。克莱曼家有个非法的迷你设备，我们可以用它来代替大飞利浦的。可是好遗憾啊，我们得把这个漂亮的机器交出去了。但藏着人的地方最好还是不要故意和政府过不去。这个小收音机当然是放在我们楼上的。非法的犹太人、非法的钱财和非法收音机还真是绝配呢。所有人都试图只把老收音机交出去，而不是这个能让我们“保持勇气的源泉”。这是真的，当外面的消息越来越恶劣的时候，收音机用它奇迹般的声音鼓舞我们不要失去勇气：“抬起头！保持勇气！美好时代会重新回归的！”

安妮

1943年7月1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回到多次提到的关系话题上，我必须告诉你，我铆足了劲儿，表现得乐于助人、友好和可爱，尽量不引起大家的抱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要在无法忍受的人面前保持良好的举止真的很难，关键是他们还不以为然。但我真觉得自己有进步：我现在会稍微地假装一下，而不是保持我一贯的习惯，坦率地跟别人说我的看法（尽管没人会过问或在乎我的看法）。当然啦，我经常会跳出角色，对于不公平对待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于是又连着四个礼拜总被说成是世界上最粗鲁的女孩子。难道你不觉得，我有时候需要同情吗？只有当不被挑剔的时候，我的状态才是好的，不然我会消沉、失去好心情。大多数时候，我都把那些严厉的批评当作是玩笑。当然，如果自己不是中枪的那个，而是别人受到批评的话，我会更开心。

另外，我已经决定了（深思熟虑之后），先把速记放下一段时间。首先，是为了给其他课程更多的时间，其次是因为我的眼睛。处境很糟糕：我的眼睛近视得已经很严重了，早就需要一副眼镜了。（唉，我会变成猫头鹰那样了！）但你知道的呀，哎……藏匿者……

昨天，家里所有人都在讨论安妮的眼睛，因为妈妈建议克莱曼夫人带我一起去看眼科医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时间有点眩晕，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小事儿。去街上！你想象一下，是去街上啊！刚开始，我非常害怕，但后来我又觉得开心。但这远不是如此简单，因为不是所有要对此做出决定的“主管部门”都会那么快就同意的。尽管梅普愿意和我一起直接行动，但还是必须考虑所有的困难和风险。我已经从橱里拿出了我的灰色大衣，但它太小了，看起来就像是我妹妹的衣服。衣襟都翘起来了，按也按不下去。我真的很好奇会发生什么呢。但我并不认为这计划可行，因为最近英国人登陆了西西里岛，爸爸又开始期待战争“很快地结束”。

贝普给玛戈特和我安排了很多办公室的活儿，我们觉得这项工作很重要，而且还能帮助她。保存函件、整理销售记录，这活儿谁都会干，但我们做得格外仔细。

梅普忙得跟驴一样。几乎每天，她都要费很大劲儿从哪个地方搞到蔬菜，放在大购物袋里，然后骑自行车带回来。每周六她还要从图书馆借五本书过来。我们一直都渴盼着星期六的到来，因为这天我们就有书看了，就像小孩儿特别期待玩具那样。正常人可能不知道，书对于封闭着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阅读、学习和听收音机成了我们唯一的消遣。

安妮

1943年7月13日 星期二

最棒的小桌子

昨天下午，征求了爸爸的同意后，我问了杜赛尔，看他是否同意（可是很有礼貌的呢！）我每周两次，从下午四点到五点半用桌子。每天两点半到四点，当杜赛尔睡觉的时候，我都坐在桌子那儿。其他时候，这房间和桌子都是禁用的。我们的公共房间里到了下午总有很多事儿，根本什么都做不成。而且，爸爸也喜欢下午的时候坐在写字桌前工作。所以我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问他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你猜猜这位很有学问的杜赛尔先生怎么回答的？“不行。”直截了当且简洁地来了句：“不行！”

虽然我很生气，但也没有就这样走开，而是问他为什么不同意。可是我也因此倒霉了。他更起劲儿了：“我也得工作呀。如果我下午还不能工作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的定额，不然的话我之前做的都白费了。你做的事情一点也不严肃，神话故事？这算什么工作！写作和阅读也不是工作！这桌子还是属于我的。”

我的回答是：“杜赛尔先生，我的事情也是很严肃的。下午的时候，我无法在里边学习，因此请您再仔细考虑一下我的请求。”

扔下了这些话后，受伤的安妮转身走了，把这个高学问的博士当作是空气。直到煮饭的时候我还很愤怒，觉得杜赛尔特别不礼貌（他就是不礼貌！），我自己特别友好。

晚上我碰到帕姆的时候，跟他讲了事情的经过，还研究了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做。因为我不想放弃，我更希望能够独自完成自己的事情。帕姆告诉我大概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但他劝我最好等到第二天，因为我太激动了。

帕姆最后的建议被我当成了耳旁风。晚上我洗完碗后，就等着杜赛尔。帕姆在我们旁边的房间里坐着，给我留了很多空间。

“杜赛尔先生，我觉得，您可能认为没必要更仔细地思考这件事儿。但我请您还是考虑一下吧。”

面带着最友好的微笑，杜赛尔接着说：“我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把事情讨论清楚。”

杜赛尔一直打断我，可我继续说道：“当您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协商好了，这间房间属于我们两人共同拥有。如果合理分配的话，您应该获得上午的使用权，而我获得整个下午的使用权。但我并没有要求那么多，我觉得一周两个下午是很合理的。”

听到这些话，杜赛尔跳了起来，就像被针刺了一样。“你说的根本不合理。那我应该待在哪里啊？我倒要问问范达安先生，看他能不能在屋顶给我造一间隔板屋，我可以坐在那里。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我安静地工作。跟你在一块儿，就只有吵架。如果是你的姐姐玛戈特来求我——她倒是比你理由更多——我也不会拒绝她，但你……”

然后又谈到了神话和写作，又一次被伤害了。我倒是没表现出来，且等着他说完。“但和你根本谈不来，你就是个卑鄙自私的人。要是给你个机会，只按你的意愿行事，那其他人就能知道该站在那一边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但最后我还得让你如愿，不然的话以后肯定会有人说，安妮·弗兰克考试没通过，因为杜赛尔先生不愿意把桌子让给她。”

就这样，他说了又说，唠叨个没完。最后就像是一波洪水涌出，我几乎都赶不上他的话茬了。有一瞬间我想：我真想直接打他一个嘴巴，让他和他的谎言都见鬼去吧！但下一瞬间，我又告诉自己：保持镇定，这个家伙不值得你为他如此动气。

最后，杜赛尔先生终于发泄完了，抱着兜满了食物的外套，带着一脸的愤怒和胜利的喜悦走出了房间。

我跑去告诉爸爸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帕姆决定，当天晚上再跟杜赛尔聊一聊。他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开始是关于安妮是否应该使用那个桌子。爸爸提醒杜赛尔，他们已经就此话题进行过一次谈话了。为了不让年长的人受到不公待遇，他当时给了杜赛尔权利，但他当时就不认为这样是合理的。杜赛尔认为，我不应该把他说得像个侵入者一样，占有了所有东西。但爸爸果断地反驳了他，因为他听见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就这样几个来回，爸爸为我所谓的自私和我的事儿进行辩护，而杜赛尔就各种发牢骚。

最终杜赛尔不得不让步，我可以得到每周两个下午的使用时间，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杜赛尔看上去非常尴尬，两天都没和我说话，但五点到五点半这段时间还是坐在桌边。他很幼稚，都五十四岁的人了，还这么死板、小气，这是与生俱来的，改不掉的。

1943年7月16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又一次入侵，但这次是真的！今天早上七点，彼得跟往常一样去仓库的时候看到仓库门和通道门都开着。他马上告诉了帕姆，帕姆把私人办公室里的收音机调回了德语频道并关上了门。然后他们一起走了上去。通常这种情况下会命令我们“停止洗漱，保持安静，到八点就安静地坐下，不许上厕所！”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八个人都很庆幸晚上睡得那么好，什么都没听见。我们有点气愤，因为整个早上都没有人管我们，我们等克莱曼先生等到了十一点半。他说，侵入者用铁棍撞开了外门，还破坏了仓库门。仓库里倒是没什么好偷的，所以这个小偷想去上面一层碰碰运气。他盗了保险柜，里面有40荷兰盾和支票簿。最严重的是，他偷了我们所有的粮票，一共150千克的粮票啊。要搞到新票子太难了。

库格勒先生觉得，这次的入侵者和六个星期之前来的是同一批人，因为上次他试图打开三扇门（一扇仓库门，两扇房门）但都失败了。

这次事故又引起了一定的骚乱，但没这件事的话，隐秘屋看起来也不和睦。我们当然很庆幸打字机和钱盒没被偷走，因为它们被安全地保存在衣橱里。

安妮

另外，西西里岛被登陆了，离……又近了一步。

1943年7月19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星期天，阿姆斯特丹北部遭到了严重的轰炸。毁坏程度一定很可怕，整条街都成了废墟。要将所有被掩埋的人被挖出来，还得等很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百人死亡，无数人受伤，医院都爆满了。我们都可以听到孩子在烟雾缭绕的废墟中寻找他们死去的父母的声音。每当想起远方那些沉闷、轰隆隆的炮声，总让我不寒而栗，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信号，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毁灭。

1943年7月23日 星期五

现在，贝普又能搞到记事本了，尤其是记流水账和总账的，当然是给玛戈特，我这个记账的姐姐啦。还可以买到其他簿子，但别问我有哪些簿子可以买、还能买多久。目前簿子上还有“无票可得”的标签，和其他“无需票子”的东西一样，都是不值一提的。这样一本簿子有十二页，灰色的纸张，横格线有点歪，格间距很近。玛戈特考虑是不是应该报一个练习写字的远程课程。我建议她报。妈妈要我无论如何都要一起参加，为了我的眼睛好。我觉得这很蠢啊。无论我现在做什么都是一样的。

凯蒂，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战争，但通过我给你写的信又对藏匿有了些了解，我想给你讲讲我们八个人出去后的首要愿望，只是为了娱乐一下：

玛戈特和范达安先生最想要泡个热水澡，热水要漫过浴盆边，然后在里边待半小时以上。范达安太太最想要立刻吃块蛋糕。杜赛尔只想要他的夏洛特，妈妈想要喝杯咖啡。爸爸要去福斯库基勒家，彼得要进城去电影院。在这永恒的幸福面前，我还不知道要从哪儿下手呢。

我最向往的是自己的屋子，自由活动，还有课后补习！

贝普给我们提供了水果，但很贵呢。每公斤葡萄5盾，醋栗1.40盾，一个桃子40分，一公斤蜜瓜1.50盾。报纸上每天都用大号的字写着：“哄抬物价是重利剥削！”

1943年7月26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昨天是狂风骤雨的一天，直到现在我们还心有余悸。当然，你也可以问问，我们这儿有哪天是平平安安度过的。

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先是空袭预警，但这没什么，因为这意味着飞机飞到海岸了。因为头很痛，早饭后我躺了一个小时，然后去了楼下的办公室，那时候差不多两点了。两点半的时候，玛戈特做完了办公室的活儿。她还没把东西重新整理好警笛声就响起来了，于是我就跟她一起上楼了。我们出来的正是时候，五分钟之后枪战开始了。声音太响了，我们只能待在过道里。房子隆隆作响，炸弹掉了下来。我紧紧按着我的逃难包，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站稳，而不是逃难，因为我们根本走不了。在紧急情况下，外面的路对我们来说和轰炸一样会危及生命。半小时后，飞机少了，但屋子里更忙了。彼得从他的观察哨到了前面的屋顶上，杜赛尔在前面的办公室里，范达安太太觉得在私人办公室比较安全，范达安先生从上面往外看，过道上的我们分散开来，看着IJ [1] 上空升起的烟柱。很快，到处都闻着像着火了一样，外面看上去就像是升起了浓雾。

这样的大火可不是什么好风景，但很庆幸，我们又一次逃过了一劫，然后又开始做各自的事情了。

吃晚饭的时候——空袭警报！晚饭很好吃，但就因为这噪音，我早就没了胃口。但什么都没发生，三刻钟之后，危险解除了。洗碗时，空袭警报、枪击、超级多的飞机一连串地袭来。哎呦，一天两次，我们觉得已经够多的了。听英国人在新闻里说，又是炸弹雨，但这次是在另一边，在史基普。飞机上下翻飞，在空中呼啸，让人好害怕。每次我都觉得飞机要坠落了。

我确定地跟你讲，九点钟上床的时候，我都是蜷缩着的。十二点整我醒了：飞机！杜赛尔正在脱衣服。我才不关心这个，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我就清醒地从床上跳了起来。直到一点钟我都在上面，一点半才上床，两点钟又跑去了爸爸的房间，飞机不断地飞来飞去。后来枪声停止了，我就回去了。两点半我才睡着。

七点，随着一声响，我笔直地在床上坐起来。范达安在爸爸那儿。侵入者，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一切”，听到范达安先生这样说，我以为是所有东西都被偷了。但不是，是一个棒极了的消息，是几个月以来，甚至或许是这几年的战争中听到的最好的消息。墨索里尼退位了，意大利国王接管了政府。

我们欢呼着。经历了昨天的恐惧之后，终于又迎来了好消息和……希望！战争结束的希望！和平的希望！

库格勒也过来了，告诉我们福克公司被严重袭击了。今天早上又有空袭警报，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然后又是预警。警报让我透不过气来，我都没睡够，也没心思工作。但现在，意大利的紧张局势更让我们睡不着了，当然今年年末还有望……

安妮

[1] 阿姆斯特丹机场。

1943年7月2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范达安太太、杜赛尔和我正在洗碗。我表现出了极少见的沉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为了避免被他们问起，我快速地寻思着相对中立的话题，觉得《亨利·冯徳·欧富康特》是个很合适的话题。但我失算了。范达安太太对此倒没什么反应，接着是杜赛尔先生：杜赛尔先生推荐了他认为的这本书中特别好的一部分，但玛戈特和我觉得剩下的那部分更好。书中的这个小伙子的形象描写得很好，但剩下的就……对此，我宁愿保持沉默。洗碗时我谈起了类似话题，结果被严厉地骂了！

“你怎么可能理解一个男人的心理呢？孩子的心理，倒是不难理解（！）。读这种书的话，你还太小了。二十几岁的人都理解不了。”（那他为什么还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和玛戈特呢？）

然后，杜赛尔和范达安太太一起说：“你知道太多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啦，你的教育是完全错误的。等你以后大一点了，你不会再有更多的兴趣，你会说：这些我二十年前就在书上读到过啦。如果你还想得到一个男人或是爱上别人的话，那你就得抓紧啦，不然以后你肯定会失望的。理论上你什么都知道，但你还缺少实践呀！”

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处境呢？我居然还能镇定地回答：“你们觉得我的教育是错的，但这观点可不是谁都认同的！”这让我感到很惊讶。

我的教育当然是不错的啦，他们还挑拨我和我父母呢！因为他们经常这么做。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子，不谈论某些特殊的事，确实很优秀。这种教育方式的结果真的很明显。

我当时很想给这两个这样嘲笑我的人一巴掌。我愤怒地无法控制自己，数着日子（如果我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话）盼望早点离开这些人。

这个范达安太太已经是个典型了！大家应该都把她当作榜样——反面榜样！范达安太太就是那么的要求甚高、自私自利、阴险狡猾、斤斤计较、对什么都不满意。还有虚荣和卖弄风骚。她是个无法改变的、非常讨人厌的人。要说她，我都可以写一整册书了。谁知道呢，或许我会这么干呢。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表面镀金。范达安太太对陌生人很友好，特别是对男人们，所以刚刚认识她时，大家都会看错。

她觉得妈妈太笨了，无法交流；玛戈特一点也不重要；帕姆太丑了（字面意思和引申义）。而我通过长时间地观察之后（因为我从不轻易下结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自己才具备所有这些问题，或者说是更多。她的性格那么不好，有那么多缺点，我该从何说起呢？

安妮

另外，读者应该注意到，写这篇故事的时候，作者的愤怒还没完全消除。

1943年8月3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政治形势已非常明朗。在意大利，已对法西斯政党发出了禁令。很多地方的人民都在对抗法西斯，战士们也参与了战斗。这样一个国家还怎么能继续对抗英国呢？

我们那个好看的收音机上周就被带走了。杜赛尔很生气，库格勒在规定日期就把它交出去了。杜赛尔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已跌到了谷底。他关于政治、历史、地理或其他话题的观点，都是废话，我都不想重复。希特勒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鹿特丹港比汉堡的港口还大。英国人都是傻子，因为他们没有现在就把意大利炸个粉碎……

已经进行了第三次轰炸了，我咬紧牙关，并锻炼自己的勇气。

那个一直说着“就让他们来吧”或是“吓坏的结果总比没结果好”的范达安太太现在反而是我们当中最胆小的。今天早上她都吓哭了，她男人安慰了她，他们一周前还吵了一架，刚刚才和好。我快被这一幕给感动了。

养猫还是有好处的，莫施向我们明确证明了这一点。整个房子里都是跳蚤，一天比一天多。克莱曼先生把黄色粉末撒遍了屋里的所有角落，但依然驱不走跳蚤。我们非常紧张，总觉得跳蚤爬上了手臂、腿或是其他身体部分，还不时地扭曲身体，在腿上或是脖子上找寻什么。现在，身体不经常活动的后果显现出来了：我们身体太僵硬了，都不能轻松地转动脖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真正意义的体操了。

安妮

1943年8月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在我们藏匿差不多一年后，你也已经大概了解了我们的生活，但我还没全部告诉你。一切都和正常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为了给你更好地展示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从现在开始会时不时地给你描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就给你讲讲傍晚和夜里发生的事儿吧。

晚上九点，随着上床睡觉，隐秘屋里就热闹起来了，还真是热闹。椅子移开，床移出来，散开被子，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白天的样子。我睡在还不到一米五的小沙发上，用椅子来加长床的长度。小鸭绒被、床单、枕头、被子这些白天都堆在杜赛尔的床上，晚上再拿过来。

有沙发被和枕头才能让木头床板睡起来稍微舒服点。头上玛戈特的床会发出类似手风琴的嘎嘎声。还有时候上面听起来像打雷一样，但那是把范达安太太的床移到窗边的声音，这样穿着粉色睡衣的她才能呼吸点新鲜空气。

九点：我在彼得洗完澡之后进入浴室，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一遍。洗衣机里有个小跳蚤，这并不很罕见（跳蚤只会在比较热的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出现）。然后刷牙、卷发、护理指甲、蘸有氢气的棉球（为了使黑髭发变浅），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一小时之内完成。

九点半：迅速穿上浴袍。一手拿着肥皂，一手拿着夜壶、发夹、裤子、卷发夹和棉球迅速从浴室出来。很多时候我都会被叫回去：因为细长的鬈发丝留在洗脸盆里，让下一个洗澡的人感觉很不舒服。

十点：天黑了，该晚安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仍然伴有床的嘎嘎声和坏掉的弹簧发出的声音，然后就安静下来了。至少楼上没人吵架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十一点半：房门“吱嘎”一声，一道窄窄的光映入房间。椅子发出嘎嘎声，一个穿着比他身形还大的外套的人……是杜赛尔从库格勒办公室下夜班回来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地板上发出吧嗒吧嗒的走路声，纸簌簌作响（他藏的食物的包装纸），还有铺床声。然后这人又没动静了，只能偶尔听到厕所里传来可疑的声响。

大约三点钟：我必须起身，在床底下的罐子里做件事儿。为防止这东西流出来，还要放一个橡胶垫。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一直屏住呼吸，流到罐头里的液体就像溪水从山上流下。然后把罐子回归原位，穿着白色睡衣（玛戈特每晚都说“噢，又是这件不寻常的睡衣”）重新爬上床。大约一刻钟后，某人躺下了，听着夜晚的声音。先是听听下面有没有小偷，再听上面、旁边、房间里床上的声音。基本可以推断同屋者是睡着了还是半睡半醒地过了一夜。后者不怎么好玩，特别是D博士。先是听到鱼扑空的声音，重复大约十来次。然后又是砸吧砸吧的声音或轻微的亲嘴声，紧接着又是长时间的翻来覆去和挪枕头的声音。大概能有五分钟清净的时间，然后立刻又重复整个过程，至少三遍，直到这位博士重新睡着。

半夜一点到四点间随时可能发生枪击。我几乎都不知道，因为出于习惯我总是待在床边，有时沉浸在梦里，想着法语的不规则动词或是上面发生的小争吵，然后才意识到发生了枪击，而我就待在房间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发生上面我所说的情况。快速抓起枕头和手帕，穿上浴衣和拖鞋朝爸爸跑去，就像玛戈特在生日诗里写的那样：

“第一次枪击发生的晚上，

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小女孩，

呆呆地坐在房间里。

带着哀求的目光跑到爸爸床上。”

大床总能赶走可怕的恐惧，

除非射击声特别响。

六点四十五：铃铃铃铃铃铃……不管需不需要，每天都会隔一小时响一次的闹钟启动了。喀嚓……砰，范达安太太把它关掉了。啪嗒……范达安先生起床了，然后提了水进了卫生间。

七点一刻：门又嘎嘎作响了。杜赛尔可以去卫生间了。房间里终于剩我一个人了，把遮光布拉开，隐秘屋新的一天开始了。

安妮

1943年8月5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今天，我们来讲讲午休吧。

十二点半。一帮人都松了口气。现在，有过黑案的范马恩和徳阔克都回家了。楼上可以听到范达安太太用吸尘器吸她那唯一一块漂亮的地毯的轰隆声。玛戈特夹着几本书，去上有关“儿童学习障碍”的课——杜赛尔先生估计就是这样的。帕姆拿着他永恒的狄更斯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妈妈急着上楼帮助那个勤劳的家庭主妇。我进了浴室，想把自己美美地打扮一下，顺便给自己个独处的时间。

十二点四十五：这个时候陆续会有人来看我们，先是吉斯先生，然后是克莱曼或库格勒、贝普，有时候梅普也会来待上一小会儿。

一点：所有人都围坐在小收音机旁，紧张地听着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这是隐秘屋成员们不会插嘴的唯一几分钟。因为连范达安先生都无法反驳广播里那个说话的人。

一点一刻：大分配。楼下的每个人都分到一碗汤，如果有甜点，也能分得一块甜点。吉斯先生满足地坐在沙发上或是靠在书桌上，旁边有报纸和咖啡，大多数情况下还有那只猫。如果三者缺了一样，他都会抗议的。克莱曼给我们讲城市里发生的新鲜事儿，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来源。库格勒着急忙慌地上楼，短促而有力地敲下门，然后搓着双手进去。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忙一会儿，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安静。

一点四十五：人们吃完饭就起身去忙自己的事儿了。玛戈特和妈妈负责洗碗，范达安先生和太太躺到沙发上，彼得跑上顶楼，爸爸和杜赛尔到沙发上坐下，安妮则投入工作中。

接下来就是最安静的一小时。当所有人都睡着了，没有人会被打扰。杜赛尔梦到可口的食物，这看他的脸就知道了。但我并不会长时间地观察他的脸，因为时间过得飞快，四点的时候这个死板的博士就掐着表站在那儿，就因为我晚了一分钟，没给他腾地方。

安妮

1943年8月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几个星期前我就开始写故事了，所有故事都是创作出来的。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高兴得都快飞起来了。

安妮

1943年8月9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这次继续给你讲隐秘屋的日常生活。午休之后，就该吃午餐了。

范达安先生：今天是他开餐，第一个开始用餐。如果合他胃口的话，他可以吃相当多的食物。他常会对美食给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他这么说，没有人可以质疑。即使有人敢质疑，他还是会坚持己见。噢，他吃饭时会像猫一样发出“噗噗”的声音！我一点也不想听到那样的声音。唯独他有正确的想法，他是我们中懂得最多的。好吧，他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但这位先生的自负也是达到一定程度了。

慈祥的女人：其实，我最好应该保持沉默。某些时候，特别是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好不要看她的脸。准确地说，所有争吵她都有责任。不要跟她对着干！噢，不，每个人都不会抨击她，但都叫她挑拨者。她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挑拨离间，挑拨弗兰克太太和安妮，挑拨玛戈特和弗兰克先生可就没那么容易。

但回到饭桌上。虽然范达安太太有时会觉得自己来的时间不长，但事实并非如此。最小的土豆、最好吃的点心……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所有食物最嫩的部分，是这位女士的口号。如果我刚好得到最棒的部分，别人都已经来排队了。（她正是这么想安妮·弗兰克的。）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谈论。只要有人听就行，别人是否感兴趣显然就无所谓了。她肯定认为，只要是范达安太太感兴趣的，别人也一定感兴趣。她总是卖弄风情地微笑，就好像她知道些什么，然后给每个人提好的建议、关怀每个人，以为这样一定能给人留下个好印象。但如果深入了解，那这层伪装就会被看穿了。第一，勤奋；第二，欢快；第三，风骚；还有一副美丽的面孔。这就是彼得罗妮拉·范达安。

桌上的第三位共餐者：他话不多。这位年轻的范达安先生大多时候都是安静、不被人注意的。说到他的胃口：像一个漏水的桶，永远都不会饱。在已经吃了很多后，他还是会很平静地说自己还能再吃一份。

第四位是玛戈特！吃起来像老鼠，完全不说话。她唯一吃的是蔬菜或水果。范达安先生和太太觉得她“娇生惯养”，我们则认为她“呼吸的新鲜空气太少以及运动不够”。

然后是妈妈：胃口很好，又爱说话。提到她时，没人会像提到范达安太太那样想：她就是那个家庭主妇啊。区别在哪里呢？喏，范达安太太烧饭，妈妈洗碗、打扫。第六位和第七位：关于爸爸和我，我不想多说什么了。爸爸是桌上最谦虚的人。他总是先看看其他人是不是都有食物了。他什么都不需要，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他是个好榜样。爸爸的旁边坐着这个隐秘屋里的神经质！

杜赛尔：光拿不看，光吃不说。如果非得说些什么，那肯定是说吃的。这不会引发争吵，只会吹牛。他吃得下超大的份，永远都不说“不”，有好东西时不说，东西不好时也不常说。他总是把裤子提到胸口，穿一件红色夹克、黑色漆皮拖鞋，戴一副角框眼镜出现在写字桌前。他似乎始终在工作，却毫无效率，只是不断地午觉、吃饭和上厕所（他最爱的地方）。每天都会有人接二连三不耐烦地在厕所门口憋着等候，两只脚交替着跳来跳去，几乎都不能再坚持下去了。他不嫌烦吗？不会呀！从七点一刻到七点半，从十二点半到一点，从两点到两点一刻，从四点到四点一刻，从六点到六点一刻，半夜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照这样看，都可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场所”了。一点也没错，即使门外有人恳求说快不行了，他也不会受到干扰。

第九位不是隐秘屋的家庭成员，但也会一起吃饭一起住。贝普的胃口一直很好。没什么她不能吃的，一点也不挑食。任何东西都能使她感到高兴，正是这点让我们感觉跟她在一起很开心。开朗、心情好、热心和善良是她的特质。

1943年8月10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我有个新的想法！在饭桌上，比起跟别人聊天，我倒不如多跟自己对话。从两方面来看，这样挺好的。首先，别人都会开心，因为我不会胡诌、打断别人；其次呢，我也不必因为别人的意见而生气。虽然我觉得自己的意见不错，但其他人却觉得不好，所以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吧。同样地，当我必须得吃我完全不能忍受的东西时，我也这么做。把盘子放在自己面前，想象它非常好吃，尽量不去看它。当我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经吃完啦。早上起床——也是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每当我下床就想着“很快你又会舒服地躺下了”，然后走到窗边，掀开遮光帘，在缝隙处慢慢嗅，直到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我才清醒。尽快把床拆掉，就不能诱惑我想继续睡觉了。你知道妈妈把这个叫做什么吗？生活艺术家。你不觉得这个词很好笑吗？

自从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时间概念就有点模糊了，因为我们可爱、忠诚的西塔钟似乎被拿走了。从此以后，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不知道时间了。我希望可以找个什么，至少可以代替下那个大钟，一个铅锡合金的东西、铜的东西或是什么我知道的东西。

楼上楼下，不管我走到哪，每个人都惊讶地看向我的脚，我脚上穿了一双特别特别好看的鞋子（在这个时期！）。这双鞋子是梅普花了27.5盾才搞到的。酒红色瑞典制皮鞋，还有厚高跟。穿着它走路像踩高跷一样，看起来比平时要高很多。

我昨天很倒霉。我把针较粗的那端扎入了我右手的大拇指。结果玛戈特不得不代替我削土豆（不幸中的万幸）。然后呢，我的头又撞到了橱门上，差点儿就摔倒了，还因为又发出的噪音被骂了。我不能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敷我的额头，只能顶着右眼上面那个大包走来走去。更不幸的是，我的右小脚趾刮到了吸尘器的销子上，流血了，而且很疼。但跟我受过的很多其他苦痛相比，这点小痛都不算什么了。我真是太蠢了，现在只能带着一个涂着软膏、绑着纱布和医用胶布的感染脚趾走来走去，不能再穿上漂亮的鞋子了。

杜赛尔三番五次将我们置于危险的境地。梅普真的给他带了一本禁书，关于墨索里尼的非法册子。来的路上她被SS摩托车撞到了。她都吓死了，喊着“可恶的坏蛋”，然后继续开。我宁愿不去想她每次必须来办公室会发生些什么！

安妮

1943年8月1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在这个共同体中大家白天的义务是：削土豆！

一个去取报纸，一个去拿刀（自己当然拿最好的了），一个去拿土豆，还有一个取水。

杜赛尔先生先开始了，他不是总削得那么好。但他没停，偶尔左右看看，看有没有人和他用同样的方式削土豆。不过没有！

“安妮，看，我这样拿刀子，从上往下削！不，不是那样，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更舒服，杜赛尔先生。”我害羞地说道。

“但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你得相信我。我当然是无所谓的啦，你自己感觉。”

我们又继续削。我偷偷地看旁边的人。他无意识地摇着头（肯定是因为我），但不说话。

我继续削着，迅速地看了一眼那边坐着的爸爸。对于爸爸来说，削土豆不是一件事儿，而是一项精密的工作。读书的时候，他后脑勺上有条深深的皱纹。他看上去好像任何事情都不会对他造成影响，但当他帮忙准备土豆、豆子或其他蔬菜时，那副土豆脸又出现了。他削的土豆从来都是那么好—— 一摆出那张脸，就不会有削不好的土豆。

我继续削我的土豆，偶尔抬头看看土豆够不够。范达安太太试着吸引杜赛尔的注意力。她先是看着他，但杜赛尔装作没看到。然后她冲他眨眨眼，杜赛尔继续干活。然后她笑了，但杜赛尔连头都没抬。连妈妈都笑了，杜赛尔都没发现。范达安太太无功而返，看来得做点别的了。短暂的沉默后：“普迪，你倒是系个围裙呀！不然明天我又得帮你处理衣服上的污渍。”

“我又弄得不脏。”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普迪，你怎么不坐下呢？”

“我站着挺好的，我喜欢站着。”这样是种休息。

“普迪，看，你喷出来了。”

“是的，老妈，我已经注意到了。”

范达安太太又找其他话题：“普迪，你说英国人现在为什么不轰炸了呢？”

“因为天气太差了，凯莉。”

“但昨天天气多好啊，他们也没飞啊。”

“我们不说这个了。”

“为什么？我们当然可以谈论这个啦，说说自己的意见。”

“不！”

“为什么不呢？”

“消停会儿吧，老妈妈。”

“弗兰克先生倒是一直回应着他太太。”

范达安先生抗争着，这是他的敏感点，他可不能忍受。范达安太太又开始了：“侵袭再也不来了。”

范达安先生脸都白了。范达安太太意识到了之后，脸都红了，但她还继续说：“英国人什么都做不了！”

炸弹被引爆了。“闭上你的嘴吧！去你的！”

妈妈忍不住笑，我就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只要他们不吵得太严重就行，这样的事儿每天都在重复。之后范达安先生和他太太都闭上了嘴。

我还得去阁楼拿几个土豆。彼得在那儿忙着赶猫。他往上看时，被猫注意到了。噢，它跑了，从开着的窗子跑到屋檐上去了。

彼得跑了，我笑着走开了。

隐秘屋中的闲暇时间

五点半：贝普来了，给我们晚间带来点休闲。很快大家就又有了活力。我跟贝普先上了楼，一般这个时候她可以先吃上晚餐的甜点。

贝普坐下的真不是时候，因为范达安太太已经开始列数她的愿望了。“啊，贝普，我还有个愿望……”贝普冲我眨眨眼。范达安太太抓紧一切机会对所有上来的人说自己的愿望。这也是大家不想上去的原因之一。

五点四十五分：贝普走了。我下了两层楼。先是穿过了厨房，走到私人办公室，然后到煤棚给莫施打开小门。

四处打量了一圈后，我去了库格勒房间。范达安在那儿找遍了所有的抽屉和文件夹，找日常信件。彼得拿了仓库钥匙和墨菲、帕姆扛着打字机上楼，玛戈特找个安静的位置做办公室的事儿，范达安太太把一锅水放到燃气灶上，妈妈带着一锅土豆下了楼。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很快，彼得就从仓库回来了。第一件事是面包：他忘了拿面包。他尽可能地蜷起身体，趴着爬过办公室到钢橱那里，拿上面包正要离开。在他要离开之前，莫施已经越过他，躲在了写字桌下。

彼得找遍了所有角落。哇，猫在那里！彼得又爬进了办公室，拉住了猫尾巴，莫施生气地叫着。彼得叹息着。他这是干的什么事儿呢？莫施直接坐到窗台上，舔着自己的毛，很得意的样子，因为它逃脱了彼得的控制。现在彼得又拿了块面包当作猫的诱饵。耶，猫跟过来了，门关上了。

我从门缝里观察着这一幕。

范达安先生很生气，摔了门。玛戈特和我看看对方，都觉得他肯定又因为库格勒的蠢而生气了，都没顾忌到我们这些旁人的感受。

又听到楼道里有声音了。杜赛尔进来了，站在窗边，深呼吸、咳嗽、擤鼻涕、喘息！他运气不好，被胡椒粉呛到了。他继续走向前面的办公室。窗帘拉开着，也就是说，他不能过去取信纸了。他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走了。

玛戈特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明天他的心上人得少收到一封信了。”她说。我赞同地点点头。

楼梯上响起了大象般的跺脚声。这是杜赛尔，在他最喜欢的地方寻找安慰。

我们继续工作。滴，滴，滴……三声响后，开饭啦！

八点半的时候钟声响了……

玛戈特和妈妈很紧张。“嘘，爸爸！停下，奥拓！嘘，帕姆！八点半了。过来，不能再用水了。轻点儿！”大家争相呼唤着浴室里的爸爸。八点半整，他得在房间里了。不能用一滴水，不能上厕所，不能走来走去，一切都必须安静下来！如果办公室里没人的话，仓库里的人什么都听得见。

八点二十的时候，有人会打开上面的门，然后在地板上敲三下。是给安妮的粥。于是我上楼去拿小碗。

所有人下楼快速地收拾一切。梳头、倒掉罐头、铺床。安静！时间到了。范达安太太换鞋，穿着浴室拖鞋吧嗒吧嗒走过房间，查理·卓别林先生也穿了拖鞋，然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这完整展现了一副理想的家庭场景。我想看书或学习，玛戈特也是，爸爸妈妈也是。爸爸坐（当然是拿着狄更斯和字典）在他那张用坏的，咯吱作响的床沿上，床上都没有一张像样的床垫，还有两个楔形小枕头叠在一块儿。“我也不一定要，但没有也行。”

看书的时候，他不抬头、也不左右张望，不过会时不时地笑一下，还竭力推荐妈妈看这个故事。

妈妈：“我没时间。”

那一刻他看起来有些失望，然后又继续读下去。过了一会儿又出现好的或是经典的片段时，他又继续试探着：“你得读一下，孩子她妈！”

妈妈坐在折叠床上，或者看书、做针线活儿、织补，又或者学习，轮流着做这些事情。突然，她想到了什么，很快地说“安妮，你知道那个……”或是“玛戈特，记一下……”片刻之后又恢复了平静。爸爸读着读着，眉毛皱弯了，皱纹也变了，看起来很可笑。伴随着一声短促的响声，玛戈特合上了书。妈妈开始同玛戈特闲聊，我很好奇地听着。一会儿帕姆也进入了谈话……

九点钟！早饭时间！

1943年9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每次我写信给你的时候，是又发生了某些特别的事情，但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坏事多于好事。但现在我要跟你说的是好事。

9月8日，星期三晚上七点，我们坐在收音机旁，听到的第一个消息：“下面是本年度最好的消息：意大利投降了。”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八点一刻，Oranje电台开始广播了：

“听众们，一小时十五分钟前，正当我整理完今天的广播记事稿时，就传来了意大利投降的好消息。可以这样跟你们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满足地将纸扔进纸篓！”

电台还播了《天佑吾王》、《美国国歌》和《俄罗斯国际歌》。Oranje电台一如既往地让人振奋却又不盲目乐观。

英国人登陆了诺曼底。意大利北部被德国人占领了。9月3日星期五那天签署了停战协议，也正是这天，英国人登陆了意大利。德国人在所有报纸上大骂波多利奥和意大利国王的叛变。

但我们仍在担心克莱曼先生。你知道的，我们都很喜欢他。尽管他一直生着病，承受着很多痛苦，不允许多吃，也不允许到处走动，但他还是一直很开心，拥有令人赞叹的勇气。妈妈说“克莱曼先生来了，太阳就升起来了”，她说得很有道理。

现在，他必须到医院给肠子做个手术，至少要四个星期。你真该看看他是怎么跟我们告别的，就好像他就是去购物一样，那么平常。

安妮

1943年9月16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时间越长，大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差。饭桌上都没人敢开口说话（除非，要把盘子移近一点），因为不管说什么，要么是只选坏的部分来听，要么就是被理解成相反的意思。福斯库基勒先生有时会来拜访，但他觉得很不舒服。他的家人过得也不如意，因为他总是走来走去，想着：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反正我很快就会死了！只要想想这里的人情绪有多激动，就可以想象福斯库基勒家里的气氛了。

我每天都吞一些缓解紧张和低落的镇定剂，但这并不能预防我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一次真正的大笑，比十剂药更有帮助。但我们已经差不多忘记了怎么笑。有时候我都害怕自己因为太严肃而面部僵硬，嘴边也会有皱纹。对其他人来说，也没好到哪儿去。每个人都怀着忧虑的心情，等待着大难事儿——即将到来的冬天。

还有件事儿让我们高兴不起来：仓库工人范马恩对隐秘屋的事产生了怀疑。有点脑子的人肯定都会注意到，梅普说她去实验室，贝普去档案室，克莱曼去奥克佩塔做储备工作了。库格勒说，隐秘屋不属于这栋建筑，而是属于隔壁房子。

范马恩先生对此是什么态度，我们本来是无所谓的。但他一点也不可靠，又很好奇，以至于我们只能用一些空话搪塞他。

有天，库格勒变得非常谨慎，十二点二十的时候穿上了他的外套，走到转角的药房。不到五分钟，他又回来了，像小偷一样悄悄绕过楼梯，到我们这儿来了。一点一刻的时候，他又想走了，但在楼梯拐弯处碰到了贝普。贝普提醒过他，范马恩还坐在办公室里呢。库格勒又转回来了，一直在我们这坐到一点半。然后，他抓起鞋子，光穿着袜子（尽管还感冒着）走到门口，一步一步平稳地走下楼梯，避免发出咯吱声，十五分钟后从街的这边进入了办公室。

其间，贝普支走了范马恩，来我们这儿接库格勒，但他很早就走了，还是穿着袜子走下楼梯的呢。当街上的人看到这个经理在外面穿鞋，会想些什么呢？嚯，一个只穿袜子的经理！

安妮

1943年9月29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范达安太太过生日。除了一张奶酪、肉和面包票外，我们只送了她一罐果酱。她丈夫、杜赛尔和办公室的人也只送了她花或零食。这样的情况，可是第一次呢！

贝普这周有点快精神崩溃了，她老是被叫来叫去。每天收到十几次任务，一直被催着快点拿这样东西，或是必须去趟哪里，或是什么事做错了。再想想她还得在下面办公室干完自己的活儿，克莱曼病了，梅普感冒在家，她自己也扭伤了脚踝、兼受着爱情的困扰，家里还有个抱怨的父亲……可以想象，她自己都不知道该出去还是该进来了。我们安慰她，告诉她，有时候必须强硬点说自己没时间，这样购物清单肯定会少一些。

星期六，这里上演了一场闹剧，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是因范马恩引起的，最终还是在吵架和哭闹中结束了。杜赛尔向妈妈抱怨，他觉得大家对待他就像对待入侵者一样，都对他不友好，他从来没为我们做过什么，还讲了一堆腻死人的阿谀奉承的话，还好这次妈妈没有被他拉拢过去。她对他说，他让我们都很失望，还不止一次地惹我们生气。杜赛尔和往常一样，又开了空头支票，到现在什么都没兑现过。

范达安一家的情况有点糟糕，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爸爸很生气，因为他们欺骗了我们，私吞了肉和其他东西。噢，又将有怎样的暴风雨降临在我们头上呢？如果我没有陷入这些冲突该多好啊！如果我可以走开该多好啊！他们把我们都逼疯了！

安妮

1943年10月17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克莱曼又回来了，多好的事呀！不过他看上去面色苍白，但还是心情愉悦地来收范达安的衣服（要拿去卖掉）。

真不幸啊，范达安家的钱彻底用光了。他把最后的一百盾掉进了仓库里，这给我们也带来了困难。这一百盾怎么会在星期一早上掉进仓库呢？各种可疑的理由。莫非，一百盾被偷了？谁是小偷呢？

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缺钱。范达安太太不想失去她那一大堆大衣、裙子和鞋子，范达安先生的衣服很难卖，彼得的自行车是回收的，没人想要。范达安太太肯定拿出她的皮毛大衣。她的立场是公司必须承担赡养费，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在楼上又大吵了一顿，之后就进入了“啊，亲爱的普迪”和“可爱的凯莉”这样的调停阶段。

对于我上个月在这幢文明的房子里说出的所有脏话，我感到很头疼。爸爸抿紧嘴唇，走来走去。谁要是跟他讲话，他就惊讶地抬起头，好像害怕又要解决什么难题。因为激动，妈妈把红色的汁弄到了饼干上，玛戈特抱怨说头疼，杜赛尔无法睡觉，范达安太太整天痛苦，而我则完全是六神无主。老实说，我偶尔会忘记我们和谁吵过架，又和谁已经和好了。

唯一可以使我转移注意力的只有学习。我经常这么做。

安妮

1943年10月2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克莱曼先生又不在，他的胃一刻也不消停。他自己都不知道，出血有没有停止。当他感觉不舒服，告诉我们要回家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他情绪那么低落。

范达安先生和他太太又大吵了一架。都是因为钱引起的。他们想卖掉范达安先生的一件冬季穿的大衣和一套套装，但没找到买家。他想要的价格太高了。

很久后的某一天，克莱曼提起认识一个不错的皮货商。因此，范达安先生想到一个主意：把他太太的皮毛大衣给卖了。那是一件兔皮的大衣，已经穿了十七年了。范达安太太因此得到了325盾，这可是很多钱呢。范达安太太本想留着钱，等战后买新裙子。这是个好主意，直到范达安先生说急需这些钱用作家用，她才拿出来。

你肯定想象不到他们吵架时的尖叫声、哭泣声、跺脚声和咒骂声，让人很惊恐。我们一家屏住呼吸，站在楼下的楼梯旁，准备好紧急情况下将这两个厮打在一起的人分开。这些尖叫、哭泣和紧张不安，是那样地让人激动、疲劳，以至于我晚上哭着睡着了。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有半个小时自己安静地待着了。

除了完全没有食欲，我还是挺好的。总是有人说：“你看起来脸色好差啊！”必须得说，我已经尽力让自己保持精力了。吃果糖、鱼肝油、酵母片和钙盐应该有用。我经常感觉神经功能紊乱，特别是周日，我总感觉很不舒服。屋子里的气氛也很压抑，让人困倦又沉重。外面也听不到任何鸟叫，各处都笼罩着致命的、抑郁般的死寂。这种沉重紧紧地扼住了我的喉咙，就好像要把我拖向深渊。对我来说爸爸、妈妈和玛戈特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下了楼再上楼，有种像鸣禽一样的感觉，翅膀被有力的手折断了，在黑暗中朝着自己的小笼子飞去。“到外面去，那里有空气和笑容！”它在我内心呼喊。我不再理会这内心深处的呼喊，躺在沙发上睡觉，来缩短这沉寂，也缩短这可怕的恐惧，因为我根本战胜不了。

安妮

1943年10月3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妈妈情绪特别紧张，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危险信号。爸爸和妈妈都不责骂玛戈特，却一直责骂我——这会是巧合吗？比如昨晚：玛戈特在看一本里面有漂亮插画的书。她起身，把书放到一边，想待一会儿再回来读。我正好没事儿做，就拿起书，想看看图。玛戈特回来了，看到“她的”书在我手上，额头皱了一下，生气地要了回去。可我还想再看一会儿。玛戈特更加生气了。于是妈妈就掺和了进来：“玛戈特正在读这本书呢，给她就是了。”

爸爸走进房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看到玛戈特因为什么心情不好，就说道：“你想想看，如果玛戈特翻你的书，你会怎样！”

我很快就妥协了，放下书，走出了房间。他们认为我是因为受到了侮辱而离开了房间，但我既没有感觉受到了侮辱也没有生气，只是觉得很伤心。

这真不像爸爸的性格，问也不问就直接作评判。我本该自己快点把书还给玛戈特，或是当爸妈掺和进来，保护玛戈特（就好像她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一样）的时候动作更快点。

妈妈偏向玛戈特这很好理解，她俩一直互相支持对方。对此我已经习惯了，对于妈妈的严厉指责和玛戈特因此得来的好心情，我已经无所谓了。我爱她们，只因为她们是妈妈和玛戈特，而不是别人。但爸爸却不一样。如果他偏爱玛戈特，赞扬她所有的行为，表扬她，对她温柔的话，那对我是一种折磨。因为爸爸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好榜样，在这世上除了爸爸我不喜欢任何人。他不知道，他对玛戈特和对我是不一样的。现在，玛戈特是最聪明、最可爱、最漂亮的，也是最好的。但我也有被人重视的权利啊。以前我一直是家里的小丑和没用的人，必须为所有行为接受两遍惩罚，一遍是妈妈严厉的指责，另一遍则是我内心的自我怀疑。表面的温柔再也不能满足我了，所谓的严肃谈话也是一样。我要求爸爸给我一些他无法给予我的东西。我从未嫉妒过玛戈特。我不渴望拥有她的聪慧或是美貌。我只希望感受到爸爸真实的爱，不是作为他的孩子，而是安妮自己。

我依赖爸爸，因为在我看来，妈妈一天比一天更讨厌，只有爸爸让我保留了那一点残留的家庭感。爸爸不理解，我为什么有时必须说出对妈妈的看法。他不想谈论她，回避所有关于妈妈有错的话题。

虽然妈妈有很多缺点，但她最终在我心中还是占有一定的分量的。可我不知道该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能指出她的邋遢、挖苦和严厉，但我也不能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

我的性格正好跟她完全相反，因此我们自然会相互冲撞。我不评论妈妈的性格，因为我无法评论，我只把她当作妈妈。我脱离她们，独自巧妙地避开所有难题。对我来说，她甚至不是妈妈。我自己必须是自己的妈妈。这取决于我心里对一个妈妈和一个女人的构想，她们应该具备什么特点。而在她这个我必须叫妈妈的人身上，并不具备这些特点。

我决定不再把妈妈当作坏榜样来看待，我只看她好的一面，在她那儿找不到的，我就在我自己这儿寻找。但是我还是做不到。更糟糕的是，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意识不到，他们对我没有尽到他们的义务，我为此而谴责他们。有孩子对自己的家长是完全满意的吗？

有时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的考验，不止现在还包括将来。我得在没有榜样、没有交流的情况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长此以往我就会变得特别强大吗？

除了我自己，还有谁以后会读到这些信呢？除了我自己，还有谁会安慰我呢？我是那么的需要安慰啊。我常常不够坚强，对于别人的要求，我给予的拒绝比满足多。我清楚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一直试着让自己每天都进步一点。

总有一天我会被另眼相待的。总有一天，安妮会很理智，并允许知道所有事情，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听到，安妮还是个愚蠢的小孩子，她什么都不知道，只相信书里学来的奇迹！我可以再也不被看作婴儿或是娇生惯养的孩子，而任人嘲笑了。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想法和规划，但我还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唉，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当我忍受着那些激怒我、反对我的人的时候，内心总会涌现出很多东西。最终我会将这些记录到日记本里，因为这才是我的归属，凯蒂总是那么有耐心。我向她倾诉，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忍耐下去，寻找自己的路，然后把眼泪憋回去。我多希望能够见证一次成功，多希望有爱我的人可以鼓励我一次。

不要评判我，请把我当作一个阅历丰富的人！

安妮

1943年11月3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为了让我们转换下、有点进步，爸爸去要了来登那师范学校的宣传册。玛戈特已经把这本厚厚的书翻了三遍了，却还没找到对她胃口或是对她钱包胃口的东西。爸爸很快决定了，他想要订购一个“拉丁语基础课程”的试用课程。说干就干。课程到了，玛戈特兴致勃勃地投入学习，这门课程已经被采纳了，管它多贵呢。

为了让我也能学点新东西，爸爸让克莱曼弄来了一本儿童版《圣经》，我终于也能知道点有关新约的东西了。

“你想送一本《圣经》给安妮做光明节礼物吗？”玛戈特有点吃惊地问道。

“是的……嗯，我觉得，尼古拉节是个好机会。”爸爸回答道。

耶稣和光明节，这恐怕不合适。

吸尘器坏了，所以我每晚都要用旧刷子刷地毯。关着窗户，开着灯和炉子，然后开始用短柄扫帚扫地。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行，可能会招来抱怨。果然，妈妈因为房间里到处飞扬的尘土而头疼，玛戈特的新拉丁语词典上都是灰，帕姆则抱怨地板还是那么脏。正如人们说的，把恶言当作感谢吧。

新的隐秘屋规定，星期天早上七点半才能开炉子，以前都是五点半。我觉得这很危险。邻居看到我们冒烟的烟囱，会怎么想？

窗帘也是。从我们藏在这里开始，窗帘都是拉着的。但有时哪位先生或女士突然就兴致大发，非得看一眼外面。后果就是一顿责备。还反驳说：“别人看不见的。”每次疏忽都是这样开始、结束的。别人看不见，别人听不见，没人注意的。说起来容易，但谁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有没有人看到呢？

最近争吵少了些，只有杜赛尔和范达安家有点不快。当他谈到范达安太太的时候，只说“蠢女人”或“老笨蛋”，反过来她称呼这个从不犯错的知识分子为“老处男”或“觉得自己一直仪表堂堂的单身汉”等等。

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安妮

1943年11月8日 星期一 傍晚

亲爱的凯蒂：

容易情绪化了。当然，不只我一个人，大家都是。当我读到让我震撼的书时，我得先整理自己的情绪，避免表现出来让大家看到，不然他们会觉得我脑子不正常。很快我又进入平静阶段，你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不能准确地告诉你为什么，但我觉得那是自我碰撞的自由。今晚，贝普还在这儿，门铃连续响了很久、很响。我的脸立即变得苍白，感觉肚子疼，心脏也怦怦怦地跳，都是因为害怕！晚上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就像孤独一人身处监牢，爸爸妈妈都不在。有时候，觉得自己在大街上乱走，或是我们的隐秘屋烧起来了，或是他们半夜来接我们了，我不安地把头埋到被子里。觉得这一切就像是我经历过一样。又感觉这些可能马上就会发生！梅普经常说，她羡慕我们，因为我们这儿还有安宁。应该是的，但她肯定想象不到我们的恐惧。

我完全无法想象，我们的世界还会重新恢复正常。虽然我说的是“战后”，但总有一种感觉，我是在谈论一个永不会成真的空想。我觉得隐秘屋的这八个人就像是被黑色乌云笼罩的一片蓝天。我们生活的这一小块地方还是安全的，但乌云越来越近，而将我们与危险隔开的那个圈却变得越来越小。现在，我们被危险和黑暗重重包围，只能彼此紧紧靠在一起寻找安慰。往下看，人们互相抵抗着，往上看，安静又美丽。仿佛一层薄薄的东西隔着，不允许我们往下走，又在我们面前竖立起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城墙，想把我们击垮，虽然没那么快。

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呼喊、乞求：“守护圈啊，守护圈，请继续保护我们吧！”

安妮

1943年11月1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我给这章起了个合适的标题：

致我的钢笔

“怀念”

我的钢笔一直是我的宝贝。我很珍惜它，主要是因为它的粗笔尖，因为我只能用粗笔尖才能写出好看的字。它跟随我度过了漫长、有趣的一生，我想简短地讲述一下。

在我九岁那年，这支笔被裹在一个小包裹里（包在棉絮里）从亚琛千里迢迢来到我这里，那是我善良的奶奶住的地方，是她给了我这支笔。我得了流感躺在床上，二月的风在外面呼啸着。这支高贵的钢笔躺在一个红色皮套里，收到它的第一天就展示给我所有的朋友看了。我，安妮·弗兰克，也是个有钢笔的人啦！

我十岁的时候，老师允许我们带钢笔上学，也真的可以用它来写字。十一岁的时候，我的宝贝只能又被包起来了，因为七年级的老师只允许我们用弹簧笔和墨水瓶。十二岁在犹太女子高中上学时，我有一个新钢笔套子，里面还能装下一支铅笔，而且看起来也像样多啦，因为还有个拉链。十三岁的时候，这支笔跟着我来到了隐秘屋，陪伴着我写了数不尽的日记和作业。当我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我的钢笔与我共度的最后一年……

那是个星期五的下午，五点过后，我从房间里出来，坐在桌子前准备写东西。我给玛戈特和爸爸腾出位子练习拉丁语的时候，钢笔就躺在桌子上。还没开始用呢，它的主人就不得不唉声叹气地挨着桌子一角，开始磨豆子。“磨豆子”这里是指把发霉的红豆重新弄干净。五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我把脏东西和坏豆子一起收在报纸里扔进了炉子。巨大的火焰喷了出来，火以这种方式再次燃烧，真是太壮观了。

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学习拉丁语的人也撤了。我坐在桌前，准备开始进行计划的写作，但怎么也找不到我的钢笔了。我又找了一遍，玛戈特、妈妈、爸爸、杜赛尔都帮忙找了，但那支钢笔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玛戈特认为“它可能和豆子一起掉进了炉子里！”

“噢，不会的！”我答道。

但直到晚上，我的钢笔都没有再出现。我们都觉得它已经被烧掉了，因为塑料的东西是很易烧的。第二天早上爸爸清理炉膛的时候，在炉灰中发现了一个用来固定钢笔的小夹子，这就验证了那个让人伤感的猜测。爸爸认为，“这个小夹子肯定是粘在了哪块石头上”。至少还留了点安慰，尽管那么小。我的钢笔就这样化成了灰，就像我以后也会经历的一样。

安妮

1943年11月17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更多让我们震惊的事情正在发生。贝普那边都得了白喉，六周内都不能再来了。因为不能采购而缺乏食物以及过少的社交与沉默让人感觉很难受。克莱曼还在卧床，三个星期以来只喝牛奶和稀粥。库格勒也有很多事要做；玛戈特的拉丁语练习作业寄出去了，老师改好后寄了回来。玛戈特用的是贝普的名字。这老师人很好，还很幽默。他肯定很开心，有一个这么聪明的学生。

杜赛尔变得很混乱，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他在上面闭紧嘴，不跟范达安先生和范达安太太讲一句话。大家都注意到了这点，持续了几天后，妈妈找了个机会提醒他注意范达安太太，她可能会找他麻烦。杜赛尔说，是范达安先生先开始不说话的，所以他也没打算打破沉默。你知道吗，昨天是11月16日，正好是他来到隐秘屋的一周年。因此，妈妈收到了一束花。而范达安太太早在几周前就多次提到这日子，觉得杜赛尔必须有所表示，可是她却什么也没收到。他没有对无私的接收表达感谢，而是什么也没说。当我昨天早上问他，我是应该恭喜他呢还是为他哀悼，他说无所谓。妈妈本来想要当个和事老，但也没继续说什么。气氛仍没有好转。

毫不夸张地说，杜赛尔脑子少根筋。我们经常偷偷笑他记忆力不好，还没有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时我们甚至会嘲笑他，他会把听到的消息以完全相反的意思表述出来，还结巴。每次受到责备和指控，他总是会给出一堆漂亮的承诺，却什么都没做到过。“这男人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安妮

1943年11月2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昨晚入睡前，我眼前突然浮现出可怜的汉娜莉。

我看见她站在我面前，穿着破烂的衣服，脸颊消瘦。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充满了悲伤和责备，从她的眼神里我可以读出：

“安妮，你为什么离开了我？救命，救救我啊，把我从这地狱中救出去！”

我无法帮助她。我只能看着别人受难和死去。我必须坐在那里，乞求上帝把我们带回去。偏偏只有我看到了汉娜莉，别人都没看到，我明白了。我误解了她，我那时还太小，不能理解她的难处。她依靠自己的朋友，在她看来就像是我要离开她一样。这个可怜的孩子都感受到了什么！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太了解这种感受了！

有时就像雷击，我突然能感知到她的处境，但很快又自私地回到自己的快乐与困苦中。

我那时待她很不好，现在她脸色苍白、目光恳切地看着我，那么的无助。如果我能帮她该多好啊！上帝啊，我在这儿想要什么都有，而她却被命运扼住了喉咙！她曾经和我一样那么虔诚，她也想有好的生活。为什么我被选中了，能活下来，而她却可能会死？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相隔那么远呢？

说实话，我几乎忘记她好几个月了，都快一年了。没完全忘记，但也无法想象她所经受的所有苦难。

唉，汉娜莉，如果你能够活到战争结束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收留你，以弥补我对你的不公。

但当我可以帮助她的时候，她又不再需要我的帮助了。她有时候是不是也在想我呢？她会怎么看我呢？

亲爱的上帝啊，帮帮她吧，至少不要留她一个人。如果你能够跟她讲话的话，请告诉她我带着爱和同情在思念着她，这或许可以增强她的意志。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因为我无法摆脱，一直觉得她的大眼睛在看着我。汉娜莉真的有自己的信仰吗？或许是外界强加给她的信仰？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心思想问她这个问题。

汉娜莉，汉娜莉，如果我能够把你从那里带走就好了！如果我能够把自己的一切与你分享就好了！太晚了，我再也帮不上忙了，也不能弥补自己做错的事情了。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并一直为她祈祷！

安妮

1943年12月6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圣尼古拉节就要到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想到去年那个布置得很好看的篮子。我觉得今年不能过圣尼古拉节实在太无聊了。我想了很久，直到我发现了一件可以让自己笑一笑的事情。帕姆有个提议，于是一周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给我们这八个人制造一个故事。

星期天晚上八点一刻，我们都聚集在楼上，房间中央有个大洗衣桶，桶壁上用粉色和蓝色的小纸人儿和纸带作装饰。桶的上面盖着一大张棕色包装纸，纸上有一个字条。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拿起包装纸上的纸条，念了起来：

开场白：

隐秘屋的人都知道，

今天是圣尼古拉斯节。

可惜我们无法像去年那样

好好庆祝。

今天我们回想起来，

那时我们都相信会有好运。

以为今年就能自由地

庆祝圣尼古拉节了。

但我们还是愿意回想那一天的那一幕。

虽然没什么可以送的，

我们也必须做点什么：

每个人都看看自己的鞋子里。

接着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每个人都从篮子里拿出了自己的鞋。鞋子里有一个小包裹，外面包着包装纸，里面写着主人的名字和一节诗。

安妮

1943年12月2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近来一直被一场顽固的流感缠身，所以今天才给你写信。在这里人生病真是一场灾难。每次我忍不住要咳嗽的时候，就在被子下面数一二三，想尽可能轻地咳嗽，让喉咙好受点。但即便这样，嗓子通常也不会感觉多好受，还是发痒，必须喝点加了蜂蜜或糖的牛奶或是含一片含片才行。一想到他们告诉我的那些治疗方法，我就感到头晕。出汗、敷、湿布敷胸、干布敷胸、喝热饮、漱口、涂药、静卧、用热垫、用热水袋、喝柠檬水、每两小时量一次体温。用这些方法能康复吗？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杜赛尔先生扮演医生的角色，把他油腻腻的头放到我赤裸的胸脯上，听里面的声音。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头发弄得我很痒，还因为觉得不自在。尽管他三十年前学过医，还拿到了博士头衔。这家伙为什么要把头放在我胸上？他又不是我的爱人！另外，反正他也听不出来里面哪里健康、哪里不健康。他必须得先好好洗下他的耳朵了，看起来特别可怕，要变聋子了。不过病终于好了。我觉得自己又精神焕发了，还长高了一厘米，重了两磅，而且还是那么的爱学习。

最近这里格外和谐，没人吵架。但肯定持续不了多久，都半年左右没有过这样的和平了。

贝普还在隔离中，但她的小妹妹很快就能康复了。

过圣诞节的时候额外多发了油、甜食和糖浆。过光明节的时候，杜赛尔先生送给范达安太太和妈妈一个蛋糕，这个蛋糕是梅普应杜赛尔的恳求而做的。除了做所有的工作外，她还得做这个蛋糕。玛戈特和我得到了一个胸针，是用毛钱做的，闪闪发亮。很难形容它有多华丽！

我也给梅普和贝普准备了圣诞礼物。差不多从一个月前开始，我就在节省用来配粥吃的糖，让克莱曼做圣诞软糖。

天气昏昏沉沉的，炉子发臭了，吃的东西都积压在胃里，咕噜咕噜地发出噪音。

停战状态，屎一样的心情。

安妮

1943年12月24日 星期五

我最亲爱的凯蒂：

我经常会跟你提起我们这里所有人的心情都不太好。我觉得最近我的心情更不好了。

“欢呼雀跃，痛不欲生”就很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欢呼雀跃”是当我想到跟其他犹太孩子相比，就觉得我们在这儿多好啊。“痛不欲生”的感觉会突然袭来，比如当克莱曼太太跟我们讲由皮的曲棍球俱乐部，讲她和朋友们去划独木舟、看戏剧、喝茶的时候。

我不认为我是嫉妒由皮。但我有种强烈的渴望，想要再一次玩耍，想要笑到肚子痛。主要现在是冬天，在圣诞和新年假期里，我们就坐在这儿，像个局外人一样。我又不能写下这些文字，显得我很不懂感恩。但是我不能憋着不说。正如我最初说的那样，我还想再说一遍：“纸总是有耐心的。”

当有人刚刚从外面进来，衣服里还带着风，脸上还带着寒意时，我特想把头埋在被子里边，这样就不用去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呼吸新鲜空气呢？”尽管我不能把头藏到被子里，相反还得挺直腰杆儿、保持坚强，但还是会不止一次地有这种想法，无数次地这样想。

相信我，当人关了一年半的禁闭，有些时候根本无法承受了，不管这是合情理的还是不知足。但这种感觉不会自己消失。骑车、跳舞、吹哨、探索世界、感觉自己还年轻、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我多么渴望这些啊。但我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八个人都开始抱怨或是露出不满意的情绪，那会变成什么样呢？

有时候我会想：“有没有人可以理解我，忽略这种不知足，忽略我是不是犹太人，只看到我少女的心，对快乐有着巨大需求的少女？”我不知道，我也从来都不能跟任何人谈起，因为说到这些我肯定会立刻哭出来的。哭泣可以让人轻松很多，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让我靠着哭泣的话该有多好。尽管如此，尽管有那么多理论、费了那么多劲儿，我还是每时每刻都想念可以理解我的妈妈。所以，不管我做什么、写什么，我以后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个妈妈，就像我想象的那样。妈妈，对随便说说的事情是不会当真的，但我说的她都会当真。我觉得，我无法描述这种感觉，但“妈妈”这个词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你知道我找到怎样一种办法，可以像“妈妈”一样对我妈妈说这些吗？我经常叫她Mansa，有时还会叫成Mans。这是不完整的妈妈，我喜欢在“n”上画条横线表示尊敬。幸好，Mans什么都不知道，不然的话她会很不开心的。

好了，差不多了，写了这么多我不再感觉那么“痛不欲生”了！

安妮

1943年12月27日 星期一

这几天是圣诞节，我总会想到帕姆，想到他去年跟我说过的话。去年我还没能理解他的话，现在却都理解了。如果他现在再讲一遍的话，我可能会告诉他我理解他。

我觉得，帕姆讲这些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知道别人“内心秘密”的人，偶尔也需要释放一下。因为帕姆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事，我不认为玛戈特可以猜到帕姆所经历的一切。可怜的帕姆！他不能骗我说他都忘了。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变得顺从了，因为他也看到了妈妈的缺点。我希望自己能够跟他像一点，但不用经历这些！

你的安妮

1943年12月2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星期五晚上，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了圣诞礼物。女孩们、克莱曼和库格勒还准备了一个惊喜。梅普烤了一个非常棒的圣诞蛋糕，上面写着“和平1944”。贝普搞到了一磅战前生产的黄油饼干。

彼得、玛戈特和我都有一瓶酸奶，成年人则是每人一瓶啤酒。所有东西都被精美地包装起来，每个包裹上都印有小图片。除了这些，圣诞节就这样很快地过去了。

安妮

1943年12月29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昨天晚上，我再一次感到难过了。奶奶和汉娜莉又出现在了我面前。奶奶——亲爱的奶奶，起码我们还知道她承受了什么。她对我们一直那么好，曾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美好。但那时她小心翼翼地保守那个善意的谎言。 [1] 奶奶一直都那么可靠、善良，她从来没有出卖过我们。那时候我那么顽皮，奶奶也一直原谅我。奶奶啊，你爱过我吗或是你也不理解我吗？我不知道。奶奶当时多孤单啊，尽管我们都在，她还是好孤单啊。尽管得到很多人的爱，也可能很孤单，因为没有人把她当作“最爱的人”。

那汉娜莉呢？她还活着吗？她在做什么呢？上帝啊，请保佑她，把她还给我们吧。汉娜莉，在你身上，我总能看到我的命运将来可能是什么样的，我一直站在你的角度思考。

为什么我那么容易为发生的事情而悲伤呢？难道我不应该一直很开心、知足和幸福吗，除了当我想到她和与她同病相怜的人的时候？我很自私、胆小。但为什么我总是梦到和想到那些最坏的事情，然后又因为害怕而很想大喊呢？因为我还不够相信上帝。他赋予了我那么多我还不够资格得到的东西，而且我每天还做那么多错事！

当人们想到接下来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会哭，甚至可能哭一整天。但人们只能祈祷上帝可以让奇迹发生，宽恕一些人。我希望，我能够做得很好！

安妮

[1] 奶奶已身患绝症，病得很重。

1943年12月30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经过几次激烈的争吵后，这里又重新恢复了平静，不管是我们之间，杜赛尔和楼上的人之间，还是范达安先生和他太太之间，都和好了。但现在又开始愁云笼罩了，是因为吃的。范达安太太想到了一个坏主意，她宁愿早上少做点煎土豆，而把土豆存起来。妈妈和杜赛尔还有我们都不同意。于是我们把土豆给分了。但现在奶油分配也不均衡了，等这争论有了结果，我肯定会再写信告诉你的。最近我们分了肉（他们有奶油，我们没有；他们有汤，我们没有汤）、土豆（他们削他们的，我们削我们的）。然后分开采购，现在还有煎土豆吃呢。

我们最好是再重新分一遍！

安妮

另外，贝普给我带来了一张皇室家族的明信片。上面有尤莉安娜(Juliane)，她看上去很年轻，女王也很年轻。明信片上的三个女孩好可爱啊。我觉得贝普太好了，你不觉得吗？

1944年1月2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今天早上闲来无事，我翻了翻自己的日记本，发现在好几篇日记里，我都用激烈的语言讲了“妈妈”这个话题，我吓到了，扪心自问：“安妮，你是在讨厌妈妈吗？噢，安妮，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坐在那儿，捧着打开的日记，思考为什么以前那么愤怒还充满厌恶地跟你倾诉这一切呢。我试着理解一年前的安妮并向你道歉，因为我并非问心无愧，我让你听这些牢骚，却没有继续跟你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我承受着这些，把整个人（想象的画面）连头一起沉到水里。我总是主观地看待事情。我没有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我的暴脾气会伤害到别人。

我进入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不停地在日记里写我的快乐、我的嘲笑和我的悲伤。这本日记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变成了一本记录本。但对于日记的很多页内容，我已经可以用“过去”这个词来概括了。

我以前总是对妈妈很生气（现在也常常生她的气）。她真的不理解我，但我也不理解她。因为她爱我，所以她很温柔。但我也经常让她心里不舒服，再加上其他状况，她变得紧张、易怒。现在很好理解，她为什么骂我。

我把这些都太当真了，感觉受到羞辱，对她很没礼貌、让她难堪，但我那样又让她感到担心。这实际上就是相互发泄不满和愤怒。我们两个心里肯定都不舒服，但都已经过去了。我当时不愿承认这一点，只是很同情自己，这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太过激烈的句子是对愤怒的大声宣泄。现实生活中，我有好几次在自己房间里关着门跺脚，或是在妈妈背后骂她，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我含着泪评判妈妈的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我变聪明了，妈妈的紧张情绪也有所消减。当我生气的时候，通常都会闭嘴不谈，她也一样。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明显好了很多。妈妈真的爱我，只是那种对孩子死心塌地的爱，我做不到。

现在，我觉得把骂人的话写到纸上总比让妈妈放在心上要好得多，以此来宽慰自己的良心。

安妮

1944年1月6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今天，我必须跟你讲两件事，它们会占用很多时间，但我必须得跟谁说说才行。当然最好还是跟你讲啦，因为我确信你无论如何都会保持沉默的。

第一件事跟妈妈有关。你知道的，我经常抱怨她，但又总想努力对她好一些。突然我明白了自己缺少的是什么。妈妈跟我们说过，她更多地把我们看作是朋友而不是女儿。这当然很好啦，但朋友并不能替代母亲。我需要一个母亲作为榜样。通常，她也能起到“榜样作用”，但大多是反面的，我不应该像她那样。可玛戈特就完全感受不到，我对这一切有种跟她完全相反的感觉。爸爸则回避所有可能跟妈妈有关的谈话。我觉得一个母亲应该是一个会掌控日常事务的女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年纪的孩子。而不是像Mansa那样，当我因为其他事情（不是疼痛）哭泣的时候，她会大声笑我。

有件事她可能是无心的，但我永远不能原谅她。那天我得去看牙医。妈妈和玛戈特也一起去了，同意我骑上自行车。看完牙医后站在门口，玛戈特和妈妈很开心地说她们要去市里看看或是去购物，但我记得不太清了。我当然想一起去啦，但不行，我还带着自行车呢。因为愤怒，我的眼泪快涌出来了，玛戈特和妈妈就开始大笑。我特别生气，就在街上冲她们吐出舌头，正好这时有个矮小的少女走过，惊恐地看着我。于是我骑车回了家，哭了很久。虽然很多次妈妈让我生气，但很少有哪次像那次一样。只要我一想到当时我有多生气，心中立刻就燃起了愤怒之火。

第二件事，我觉得对你有些难以启齿，因为是关于我自己的。凯蒂，不是我放不开，而是如果别人经常细述他们上厕所时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总会感觉整个人都在抗拒。

昨天，我正读着西斯·海斯特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脸红的。我觉得里面说的就是我。虽然我不会那么快就脸红，但文中提到的其他事情都很准。文中大概讲了女孩在青春期时会变得安静，开始思考身体里发生的奇妙变化。我也有这种变化，所以最近开始感到有些不自在，即便是在玛戈特、妈妈和爸爸面前。而本来比我害羞多了的玛戈特倒是一点也不害羞了。

我觉得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很特别，不只是身体上的、外在也可以看到的，也包括内心的成长。正是因为我从不跟其他人谈论自己或其他事情，所以我就跟自己讨论。每次我来月经的时候（只有三次呢），我都有这种感觉：除了痛、不舒服和厌恶外，还有一个甜蜜的秘密。因此，即使它只会给我带来麻烦，但在某些程度上我还是期待再一次感受这种感觉。西斯·海斯特也写了，这个年龄段的年轻女孩变得不再那么自信，开始发现自己是一个有主意、想法和行为习惯的人了。因为我不到十三岁就来到了这里，我更早地开始思考自己，更早地知道我是个独立的人。有时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要摸一下自己的胸脯，听听看我的心脏跳动得多么平稳。

在我来这儿之前，无意识中我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当我晚上跟杰奎琳一起睡的时候，有一次我无法再控制自己，我对她的身体很感兴趣。她一直躲着我，不让我看。我问她，我们是不是应该摸一下对方的胸来证明一下我们的友情。杰奎琳拒绝了。我还有种想要亲她的欲望，我也这么做了。每次看到赤裸的女性形象，比如在艺术史类书籍中看到维纳斯的时候，我都会陷入狂喜。有时候觉得这画面太美太神奇了，但我必须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如果我有个女朋友该多好啊！

安妮

1944年1月6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我迫切需要跟别人聊天，也不知哪里来的念头，我选择了彼得。有时我会走进彼得的小房间，房间开着灯，感觉很舒服。但因为他特别害羞，从来不让不喜欢的人坐在门口，所以我从来不敢多停留。我在寻找机会，能悄悄地待在他房间里，跟他聊会儿天。昨天终于找到了机会了。彼得突然对纵横字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整天猜谜外什么也不做。于是我帮助他，很快我们就面对面地坐在了他桌边。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沙发上。

我出现他的棕色的眼睛里，看着他，像是在尴尬的陌生拜访，让我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可以读懂他的内心世界，从他的脸上我看到了他的无助和不安全感，同时感受到了他的男性气息。我看出了他的尴尬，内心变得很柔软。我好想问他：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我这多嘴多舌的毛病也是要命了！但我发现，心里想着比张口问出来要容易。

那个晚上就那样过去了，我跟他讲了脸红的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发生。当然不只是我写的这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肯定会变得更有安全感。

晚上躺在床上，我忍不住地哭了又哭，但不能让任何人听到。我觉得这种恳求得到彼得偏爱的想法很让人讨厌。人们会做很多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打算更频繁地去找彼得，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引导他说话。

你不用觉得我爱上了彼得，这不可能。如果范达安家带来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的话，我也会试着和她做朋友的。

今天早上，我六点五十五就醒了，很快就记起了自己做了什么梦。我坐在一张椅子上，对面坐着彼得……还有船。我们在翻一本有着玛丽·波斯（Mary Bos）插画的书。我的梦是那么清晰，我都能回忆起插图呢。但这还不是全部，梦在继续。突然，彼得的眼睛对上了我的，我良久地看着这对美丽的眼睛。然后彼得轻轻地说：“如果我早知道你喜欢我的话，我肯定早就来找你了。”我粗暴地转过身，因为这情感对我来说太强烈了。然后我就感觉到一张柔软的……噢，那么冷却很舒服的脸颊贴上了我的脸颊，一切都那么美好，真的特别美好……

这时我就醒了，我甚至还能感觉到他的脸颊还贴在我脸颊上，他的棕色眼睛深深地看进了我的心里。那么深邃的眼神。他已经知道我有多深情地看过他，现在还爱他。眼泪又涌上了眼眶，我很难过，因为我又失去了他，同时我又很开心，因为我知道彼得一直是我心中的那个人。

很奇怪，我在这儿做的梦常常是很清晰的。有天晚上先是清楚地看见了外婆，连她的皮肤以及又深又柔软的皱纹都浮现在了我的眼前。然后奶奶又像守护天使一样出现了。接着是汉娜莉，对我来说，她是我的朋友和所有犹太人不幸的象征。当我为她祈祷的时候，我也为所有犹太人和所有可怜人祈祷。

现在是彼得，我亲爱的彼得。我还从来没有那么清楚地看过他。我不需要他的照片，因为我看得那么清楚，太清楚了。

安妮

1944年1月7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我真是个笨蛋！我完全没想到，我还从没有给你讲过我大爱的故事呢！

在我很小、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对萨利·吉梅尔很有好感。他没有了爸爸，和他妈妈住在一个阿姨家。萨利的一个堂兄叫艾比，是个英俊、瘦高、黑黑的小男孩，他长大后看起来像一个电影明星，所以赢得了比幽默的小胖子萨利更多的赞美。尽管这样，我对彼得的爱却没变过，直到彼得从路上向我走来，我很快被这强烈的儿童爱情支配了。他也很喜欢我，一整个夏天我们都难舍难分。脑海里的我们仍然手拉着手过马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质西服，我穿着短裙。长假结束时，他上了中学一年级，我还在小学六年级。他接我放学，我也去接他。

彼得是画里走出来的男孩儿，高高的，很帅气，身条瘦长，有一张严肃、沉静、聪明的脸。他有深色的头发和超级好看的棕色眼睛、红彤彤的脸颊和尖尖的鼻子。他的笑特别让我着迷，然后看起来还很调皮捣蛋。

长假时我不在家。等我回来的时候，彼得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地址了。他搬家了，和一个比他大很多的男孩住在一起。这让他明显意识到了我还是个幼稚的小孩儿，于是他离开了我。我那么喜欢他，都不愿意承认事实，直到我有一天终于知道他说我是花痴，因为我一直死皮赖脸地追着他。

过了好几年，彼得回来了，带着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女孩，不想再跟我打招呼了。我也去了犹太女子高中，我们年级的很多男孩儿都喜欢我。这种感觉很好，感觉自己被恭维着，但并没有其他的可以触动我的。后来，哈利喜欢上了我，但我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有句谚语：“时间会治愈所有伤口。”在我这儿也是一样的。我想象着自己已经忘记了彼得，觉得彼得一点也不好。但关于他的回忆还那么强烈地存在着，有时候我都不得不承认，我曾经嫉妒过别的女孩儿，因此不再觉得他好。今天早上我发现，什么都没改变。相反地，当我长大、变成熟的时候，我内心的爱也一起成长着。现在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彼得觉得我太幼稚了。但我还是很难过，因为他那么快就忘了我。他的脸那么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其他人是不可能如此深地扎根在我心里。

今天，我完全糊涂了。早上爸爸亲我的时候，我恨不得大喊：“噢，如果你是彼得该多好啊！”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整天心里都默默地、一遍一遍地念叨着：“噢，彼得，亲爱的，亲爱的彼得……”

怎样才能帮助我呢？我必须继续生活，只乞求上帝：当我出去的时候，他能让彼得走向我，让他看出我眼里对他的感情，然后说：“噢，安妮，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话，我肯定早就来找你了。”

讨论性这个话题的时候，爸爸对我说过一次，我还不能理解这种需求。但我一直知道，现在我理解了，完全理解了。对我来说没什么比他更珍贵，我的彼得。

我在镜子里看我的脸，跟平常有点不一样。我的眼睛很清澈又很深邃，我的脸颊红红的（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过这样了），我的嘴柔软了很多。我看起来很幸福的样子，但我的神色里还是有点悲伤，微笑很快又消失了。我不幸福，因为我可以想象，彼得的心思不在我这里。但我还能感觉到他的眼睛盯着我，他冰冷、柔软的脸颊贴着我……

噢，彼得，彼得，我怎样才能重新摆脱你的影子呢？在你位置上的人不都是可怜的替代品吗？我那么爱你，这爱已无法再隐藏在心里，已经显现出来了，强有力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

一个星期前，甚至一天前，如果有人问我：在你认识的人当中，你认为最适合和谁结婚？我会回答：“萨利，跟他在一起很好，很平静，很安全。”现在我会呼喊：“彼得，因为我全心全意地爱他！”但他只能摸我的脸，其他的不行。

今天早上我幻想着和彼得坐在阁楼里，坐在窗前的木头上，简短的谈话后我们俩都开始哭。后来我就感觉到了他的嘴和他美好的脸颊！噢，彼得，来我身边吧，你想我吧，我亲爱的彼得！

安妮

1944年1月1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十四天前，贝普又和我们在一起了，尽管他的妹妹下周才能重新上学——她自己因为重感冒在床上躺了两天。梅普和扬也两天没来了，他们吃坏肚子了。我现在喜欢上了跳舞和芭蕾，每天傍晚都勤奋地练习。我用妈妈的一条浅紫色蕾丝衬裙给自己做了一条超现代的舞裙。上面织了一条带子挂在胸前，再配上一条粉色绸缎带就完成啦。虽然我还试着用我的体操鞋做一双芭蕾舞鞋，但失败了。

我僵硬的四肢又恢复到如以前般柔软了。我找到了一种绝佳的练习方法：坐在地板上，手握脚后跟，然后把腿抬高。但我得用一个枕头垫在下面，不然的话我可怜的尾巴骨就要受苦了。

我在读一本名叫《没有云的早上》的书。妈妈觉得这本书特别好，因为里面写了很多有关青少年的问题。但我觉得有点讽刺——你倒是先关心一下你自己的孩子呀。

我想，妈妈肯定觉得我和玛戈特跟父母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好的了，没有人比她更关心自己孩子的生活了。她眼里肯定只看到了玛戈特，因为我觉得她从来没有像我那么多的想法和问题。我不想让妈妈知道，她的另一个孩子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不然的话，她一定会傻眼的，一定会不知所措的。这样可能会带给她烦恼，我就别给她添乱了吧。因为我知道，这对于我来说都一样。妈妈肯定觉得，玛戈特比我更爱她。但这只是暂时的。

玛戈特变得可爱多了，她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她已经很久没有那么急躁了，现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了。她再也不觉得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孩子了。

有种很少见的现象，有时候我像是用别人的眼睛在看自己。把自己看作是某个安妮·弗兰克，平静地审视自己的一生，就像在看陌生人一样。

以前在家的时候，我还没有思考那么多，我偶尔会有这种感觉，我仿佛听不到妈妈、帕姆和玛戈特说话了，而是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有时，我可能长时间地扮演了孤儿的角色，直到开始自责。只因为自己的过失就扮演受害者——这是我一贯擅长的。然后就进入了强迫自己变好的阶段。每天早晨有人下楼的时候，我都希望那是妈妈来跟我说早安。我会很开心地问候她，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她会那么有爱地看着我。然后，她又会因为任何一件小事就开始责骂我，我只能垂头丧气地去上学。回家路上，我以为她会担心，跟她道歉，开心地回家、继续聊天，直到重复上演早上的事，又只好沉思着走开。有时候我也打算一直生她气的。但在学校里有太多的新鲜事儿了，回家时我早就忘了之前的事儿了，妈妈总会听我讲我在学校的经历。直到那段时间，早上我再也听不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感觉很孤单，晚上一直哭到枕头都湿了。

你知道的，这里的一切都变得更糟了。但上帝给了我帮助：彼得。我迅速抓住我的这个追随者亲了一下，心里想：“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算什么呢？彼得是我的，谁都不知道！”只要一这样想，我就能忍受所有责骂了。

这里有谁会知道这个少女内心世界的一切呢？

安妮

1944年1月15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一直翻来覆去地跟你讲我们吵架和发生矛盾的小细节也没什么作用。我只是想告诉你，现在我们把东西都分开了，例如油和肉。我们自己做了煎土豆吃。我们刚才还加餐吃了黑麦面包。因为四点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吃饭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不能再忍了。

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她额外从库格勒那里得到了糖，为此受到了范达安太太的嫉妒，因为她过生日的时候就没这个待遇。你是知道的,她这样让我们觉得太无聊了!

妈妈曾说了个无法实现的愿望，希望十四天里都不要再看到范达安先生。

我拷问自己，是不是只要和别人长时间地生活，就会一直吵架呢。或者说只是我们太倒霉了？当杜赛尔先生上桌，将本来只剩了一半的酱挖走了四分之一，让其他所有人都没有配酱吃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胃口了。我真想跳起来，把他从椅子上拎起来，然后从门里扔出去。

大多数人都是那么自私和小气吗？在这儿我可以体会到人性，我觉得挺好的，但这样就足够了。彼得也这么说。

战争无法阻止我们争吵，也无法阻止我们对自由和空气的渴望。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在这段时间内做到最好。

虽然我这么说，但我觉得，如果我们还要在这儿住更久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干瘪的小姑娘了。我多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少女啊！

安妮

1944年1月19日 星期三 傍晚

亲爱的凯蒂：

我（又是个错误！）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总是发现，随着做梦我有了些变化。另外，我发现今晚我梦到了彼得，看到了他那双透视的眼睛，但这个梦不太美，也不像之前的梦境那么清晰。

你知道的，之前因为爸爸的事情，我一直很嫉妒玛戈特。但现在我觉得已经没关系了。但当爸爸变得紧张，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很难过。但我认为：我不能责怪你们，你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们一直谈论孩子和青少年的想法，但你们事实上什么都不知道。我更渴望爸爸的亲吻，更渴望他的爱抚。如果我一直只顾忙自己的事情，不是很讨厌吗？我想变好，变可爱，难道不应该先原谅他们吗？我确实原谅了妈妈，但看她讥讽我，嘲笑我，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我知道，一直以来我都不是那个我应该成为的人。我还会变成那样吗？

安妮

对了，爸爸问我有没有跟你讲那个蛋糕的事儿。生日那天，妈妈从办公室那儿收到了一个蛋糕，那可是真正的战前蛋糕，还有穆哈咖啡呢，真的特别棒。但我脑子里现在没那么多空当来记录这些事情。

1944年1月22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所有人都那么害怕地隐藏自己的内心呢？为什么我在社会上必须表现出完全与我本该表现的行为不一样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那么不信任呢？我知道，这一定有它的理由，但有时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甚至都无法信任身边的人，那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觉得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我好像变成熟了，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人。你肯定也会惊讶，但我要告诉你：甚至是范达安一家，在我心里都占据了不一样的位置。我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把所有争论的话题思考了一遍。为什么我变成了这样？是呀，你看，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妈妈不是现在这样，而是像个真正的母亲的话，我们的关系会完全不同。当然了，范达安太太绝对不是一个友好的人。但我还是觉得，如果妈妈在与人交往时或是在所有尖锐的对话中不那么不可理喻的话，那么有一半的争吵都是可以避免的。范达安太太也有好的一面，我们还是能跟她谈话的。尽管她很自私、贪婪、思想落后，但只要我们不激怒她、不跟她作对的话，她也很容易就屈服的。如果换一种情形，这种方法就没有效果了。但如果有耐心的话，我们可以反复尝试，看看究竟在哪些情形下是有效的。

如果大家都是开放、友好的，而不是总看到坏的一面的话，那么我们的关系、宠溺、食物……这所有的一切原本都可以不一样的。

凯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安妮，这真是从你口中说出的话吗？别人要听你说那么多难听话吗？对于你所说的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所有人都觉得是不合理的吗？”

是，就是我说的。我想要重新思考这一切，不想应了那句：“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要观察范达安家，看看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被夸大了的。如果到时候我感到失望，还是可以采取和爸爸妈妈一样的策略。如果没有，我就试着让他们改变错误的看法。即使这行不通，我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我要利用一切机会，与范达安太太公开谈论那些有争议的事情，我不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就算她觉得我是个冒失鬼也没关系。

如果是违背自己家庭的，我当然会保持沉默。但从今天起，跟我有关的那些闲话都将成为过去式，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退缩了，我要维护家人，该反对的还是会反对的。

直到现在，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争吵的所有责任都在范达安一家身上，但我们肯定也有一部分责任。我们有权利决定谈论什么话题，但对于理智的人（我们也算！），与人相处时应该有更多的认识。

我希望自己能有些洞察力，并能找机会好好地展现出来。

安妮

1944年1月24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我这儿发生（或许我不应该说发生这个字眼）了一些我自己觉得特别疯狂的事情。

以前在家和在学校的时候，谈论有关性的问题要么是交头接耳，要么就会令人厌恶。有关的话语一般都是悄悄话，如果哪个人对此什么都不知道，会被嘲笑的。我觉得很奇怪，经常会想：

“为什么谈起这些事的时候，人们总是那么偷偷摸摸的或是很讨厌的样子？”但因为并不能改变什么，所以我尽量闭口不谈或是向我的女朋友们打听。当我对此知道了很多的时候，有一次妈妈说：“安妮，我给你个忠告，永远不要和男孩子讨论这个话题，当他们谈到这个的时候也不要给出回应。”

我记不太清楚当时说了什么，我说：“不会，当然不会了，你想什么呢？”好像是这样回应她的。

在刚刚藏到这里的时候，爸爸一直会谈到一些我希望从妈妈那里了解的事情，其他的我就从书里或谈话中获取了。

在这方面，彼得·范达安从不像学校里的其他男孩子那样讨厌，或许他以前也是那样，但自从想追求我之后就不再那样了。范达安太太说，她从来没有跟彼得谈过这些事情，她丈夫也不会。显然她不知道，彼得是如何知道的，知道了些什么。

昨天，当我和玛戈特、彼得一起削土豆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墨菲，就是那只猫。“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墨菲的性别，对吧？”我问。

“不啊，知道呀。”彼得说，“是只公猫。”

我笑了起来：“一只漂亮的公猫，还怀着孕呢。”

彼得和玛戈特也笑了。两个月前，彼得说用不了多久墨菲就会有孩子了，它的肚子会大得很惊人的。事实证明，大肚子倒是有的，那是因为它偷吃了太多的美食，但并没怀上宝宝，更别提生出来了。

彼得一定要为自己辩护，“你可以来看它。我有次跟它玩，正好清楚地看到它是只公猫。”

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跟着他去了仓库。墨菲才不管什么会客时间呢，哪儿都没看到它。我们等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冷，于是又回到了楼上。

下午的时候，我听到彼得又下楼了。我鼓起勇气，独自穿过安静的屋子下到仓库。彼得正在逗包装台上的墨菲，正要把墨菲放到秤上称体重。

“嘿，你想看吗？”他把墨菲抬起，将其身体转到后面，很搞笑地抓住它的头和爪子，然后开始上课。“这是雄性的性器官，这是一些稀疏的体毛，这是屁股。”

猫又转了半圈，再次踩在了它的白袜上。

对于其他向我这样展示过“雄性性器官”的男孩，我都没有再看一眼。但彼得把原本很尴尬的话题讲得那么平静，完全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所以我也平静了下来，气氛变得很正常。我们跟墨菲玩了会儿，它逗得我们很开心，我们又聊了会儿天，然后散着步穿过仓库，来到了门口。

“莫施被阉的时候，你在场吗？”我问。

“对呀，阉割过程很快的。那小东西都没有打麻醉。”

“他们是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吗？”

“不是的，医生直接结扎了输精管。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我鼓起勇气，因为对我来说着并没那么容易。“彼得，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有不同的名字。”

“这个我知道。”

“据我所知，女性的叫做阴道，男性的我就不知道了。”

“是的。”

“对呀，”我又说，“只有在偶然情况下才会遇到这些词呀，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问问楼上的人。我父母比我更了解，而且经验也更多。”

我们已经站在楼梯上了，于是我闭上了嘴。

噢，真的，我从来没有和男生这么轻易地聊过这个话题。我也很肯定，当妈妈警告我不要和男生谈论这话题的时候，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尽管如此，我今天还是有点犯糊涂。当我回忆我们谈论的话题时，我感到有些奇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至少我变聪明了：有些年轻人，甚至是男生，一点也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彼得真的问了他父母吗？真的如同他昨天给我讲的那样吗？

唉，我怎么知道呢？

安妮

1944年1月28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最近我对王室家族的家谱和宗系表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一旦人们对一件事情开始有了兴趣，就必须一直探寻过去，便会得到更有趣的发现。虽然我很勤奋地学习，可以很好地听懂英国电台的新闻，但我还是把很多个周日都用来寻找和整理我的大电影明星的明信片，而且收集范围很广。库格勒先生让我特别期待星期一的到来，因为星期一他会给我带《电影和戏剧》。尽管这位不讲究的室友经常说这是浪费钱，但他们每次都会惊讶于我准确的记忆力：一年后，我还能准确说出一部特定电影中的演员。贝普有空的时候经常会和朋友一起去电影院。她会在周六告诉我计划要看的电影的名字，我可以流利地背出主演或影评。前不久妈妈还说，我以后都不用去电影院了，因为电影的内容、全体演员和影评都在我的脑子里。

每当我弄了新发型，大家都会皱着眉头看我。肯定会有人问，是哪部电影里的演员用了这个发型。当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创意时，他们都半信半疑。对于发型呢，一般都保持超不过半小时。因为那些反面的评价会让我感到难过，所以我不得不跑进浴室，让头发重新变回正常的鬈发。

安妮

1944年1月28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今天早上，我自问自己是不是像头牛，所有旧事儿都得反刍一遍，最终打着哈欠，躺着想搞点新鲜事儿。

可惜我知道，这个年纪对你来说很无聊。但你想想，听着那些老掉牙却一再复述的故事，我得有多无聊啊。一旦饭桌话题不涉及政治，那么在美好的就餐时间妈妈或范达安太太就又开始追溯她们年轻时的故事了，但这些她们早就讲过了。或是杜赛尔先生开始胡诌他老婆那丰盛的冰箱、英俊的赛马、漏水的划艇、四岁就能游泳的少年和最害怕的病人。一旦这八个人中有人开了口，其他七个人都能接下去把故事讲完。每个故事的笑点，我们早都一清二楚了，只有讲述者自己在笑。不同的送奶工、食品商和那个以前是家庭主妇的屠妇……他们一直都被提到，在我们的印象中都长出了胡子。一旦成为隐秘屋茶余饭后的话题，就没什么新鲜的了。

这倒还可以忍受，但大人们都有一个爱好，总爱复述克莱曼、扬或是梅普讲过的故事，每次还会用自己的主观想法稍加修饰。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在桌下按住自己的手，以免自己忍不住去给兴致勃勃的讲述者泼冷水。小孩子，就比如安妮，不允许在任何情况下纠正大人，无论他们犯了哪些错误或是编了哪些谎言。

克莱曼和扬一直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藏匿。他们知道，当藏匿者被抓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同身受，当犯人被释放时我们也会跟着开心。

藏匿和隐藏现在已经变得和土豆锅（必须放在炉子前）一样寻常了。有很多像“自由的荷兰”这样的组织。他们伪造身份证，给藏匿者钱，为他们找藏身地，给藏匿的基督教青年男子找工作。这很令人惊讶：这份工作是多么高贵和无私，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和拯救其他的人。

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当然是最好的例子。是他们让我们活到现在，他们还希望能将我们送上安全的彼岸。他们从来没说过有负担，尽管我们肯定是他们的负担。没有人抱怨过一次，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多少麻烦。每天他们都会来，跟男人们谈论商业和政治，跟女人们谈论食物、抱怨战争时期，跟孩子们谈论书籍和报纸。只要可以，他们都会带着快乐而来，每逢生日和节日时还会带来鲜花和礼物。他们时刻准备着为我们提供任何帮助。这是我们永远都不该忘记的一点。其他人在战争中或是在对抗德国人的过程中表现出英雄气概，但这些帮助我们的人在快乐和爱中证明了他们的英雄气概。

最近，有一些疯狂的故事流传开来，大部分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例如，这周听克莱曼讲，在海尔德兰两个足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其中一队都是由藏匿者组成的，另一队是宪兵。在希尔福塞姆，分发了新的种族卡，这样很多藏匿者也能获得食物卡了（食物卡仅绑在种族卡上，或是60盾可以获得一张）。分发处的官员让所有住在周围的藏匿者在指定时间内去取他们的卡。

但大家都必须很小心，不要让这样的小伎俩传到德国人耳朵里。

安妮

1944年1月30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又迎来了星期天。我不再觉得星期天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还是很无聊。

我还没去过仓库，或许过一会儿就可以去了。昨天我一个人摸黑下到仓库中去了。我站在上面的楼梯上，德国的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我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的恐惧感消失了。我望向天空，相信上帝。

我很需要一个人待着。爸爸觉得我跟平时不大一样，但我也不能跟他说什么。我只是很想说：“别烦我！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谁能明白，我只是偶尔想一个人静一静呢！

安妮

1944年2月3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在全国范围内，侵略的局势越来越高涨。如果你在这儿的话，你肯定也会和我一样，对这些准备工作表示惊讶。但反过来说，你可能也会嘲笑我们，我们那么激动，或许是徒劳的！

所有报纸写的都是关于侵略的事。这让人们近乎疯狂，因为报纸上写道：“如果英国人登陆荷兰，德国统治者会采用一切办法保卫这个国家，必要时会注水。”因此，还刊登了地图，地图上用阴影部分标示荷兰可能被注水的部分。因为包含了阿姆斯特丹的大部分地区，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街道上水深一米时，该做些什么呢。对于这个难题，各方给出了不同答案。

“因为排除了骑车和走路，静止的时候我们必须蹚水。”

“不用这样，大家得试着游泳。我们都穿上泳衣和泳帽，尽可能在水下游泳，这样就没有人能看出我们是犹太人了。”

“这真是大废话！早在被老鼠咬到腿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女人在游泳啦！”（这当然是个男的！看吧，谁叫得最欢！）

“我们不能走出这栋房子。仓库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如果水淹上来的话，仓库肯定立马就倒塌了。”

“嗨，听着，那些都是玩笑而已。我们必须试着搞到一条小船。”

“有何必要呢？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们每个人都到前面的楼顶上拿一个奶糖箱子，然后用勺子当桨划。”

“我可以踩高跷，年轻的时候就踩得可好啦。”

“扬·吉斯不需要这个。他背上他老婆，这样梅普就有高跷了。”

凯蒂，你现在大概了解了吧？这个谈话是很有趣，但现实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侵略，第二个问题也无法避免。如果德国人撤离了阿姆斯特丹该怎么办？

“那就跟着走，尽可能伪装起来。”

“我们绝不可能上街啊！唯一的方法就是留在这里。德国人会一直继续驱赶我们整个民族，直到他们都死在德国。”

“对，我们当然待在这儿，这里是最安全的。我们说服克莱曼带着他家人来这里住下。我们搞来了一袋木棉，这样我们就可以睡在地上了。梅普和克莱曼应该现在就把被子带过来。我们还需再购买60磅玉米。扬得弄点豆类。我们现在还有大概60磅大豆和10磅豌豆。哦，还有50罐蔬菜。”

“妈妈，数一下其他食物还有多少罐。”

“10罐鱼、40罐牛奶、10公斤奶粉、3瓶油、2大瓶黄油、4大瓶肉、2坛草莓、2瓶覆盆子和醋栗、20瓶番茄、10磅燕麦片、8磅米。就这些了。”

我们的库存量真的很令人欣喜。但想到我们还得招待客人，每周都会用掉一点，就没有看起来那么多了。煤和木柴都够用，蜡烛也够。

“我们在胸口缝个小口袋，必要的时候带上所有钱。”

“我们得列个表，逃亡需要什么东西，现在就打包好。”

“如果真走到这一步的话，我们设置两个岗哨，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的顶层屋顶。”

“说吧，如果我们没有水、天然气和电的话，那么多的食物要怎么吃呢？”

“那我们就得在炉子上烧饭了。水要过滤后烧开。我们把大瓶子弄干净，把水倒进里边。不行的话，我们还有三个烧水壶和一个洗漱盆可以来装水呢。”

“除此之外，在调味室我们还有75公斤的冬土豆。”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进行。前边入侵，后面入侵。争议有关饥饿、死亡、炸弹、灭火器、睡袋、犹太人证明、毒气等等。一切都不明朗。

男士们给出了明确的警告，比如下面是和扬的对话——

隐秘屋成员：“我们害怕德国人会在撤退时带走所有国民。”

扬：“这不可能。他们的火车可装不下。”

隐秘屋成员：“火车？您觉得他们会让市民坐在火车里？不可能的！

扬：“我不这样认为。你们看问题一直太悲观。他们有何兴趣带走所有的市民呢？”

隐秘屋成员：“您不知道，戈培尔说了，如果我们必须撤退，我们会在身后关闭所有占领区的入口。”

扬：“他们说过的话太多了。”

隐秘屋成员：“您认为德国人会这么高尚或有人性吗？他们觉得，如果我们必须毁灭，那在我们势力范围内的所有人都必须一起毁灭。”

扬：“您尽可跟我大谈阔论，但我一个字都不信！”

隐秘屋成员：“一直是老调重弹了。没有人愿意看到危险的发生，直到他们感到这已经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了。”

扬：“他们也还不知道危险会不会降临啊，他们只是这么认为而已。”

隐秘屋成员：“我们自己还不是经历了这一切？先是在德国，然后在这里。那么在俄罗斯发生了什么呢？”

扬：“您不必一直考虑犹太人。我觉得没人知道在俄罗斯发生了什么。英国人和俄罗斯人跟德国人一样，出于宣传的原因会夸大事实。”

隐秘屋成员：“夸大事实倒谈不上。英国电台说的一直都是事实。即便是报道夸大了十成，但事实上问题还是很严重的。您不能否认，波兰有数百万人被杀死、被毒死。”

剩下的对话我就省略了。我内心很平静，不会被这混乱的一切所影响。我想得很长远，对于我来说死去还是活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没有我，地球还是继续旋转，我无法与这些事情抗争。就让它到来吧，除了学习和盼望有个好的结果外，我们无能为力。

安妮

1944年2月8日 星期二

我最亲爱的凯蒂：

我无法告诉你我现在的感受。因为这一刻我渴望平静，下一刻我又渴望欢乐。我们已经不再习惯笑了，是那种真正的笑，笑到不行的那种。今天早上我突然“笑病发作”，你知道的，有时候在学校也会这样。玛戈特和我偷偷地笑着，像两个真正的女孩儿一样。

昨晚我和妈妈又闹了点矛盾。玛戈特卷在棉被里，却突然跳下床，抖着被子，里面有根缝衣针。妈妈缝补被子后把针留在上面了。爸爸摇了摇头，说妈妈马虎。很快妈妈就从浴室出来了，我就开玩笑说：“你真是个狠心的母亲！”

她当然问了为什么，我们就给她讲了缝衣针的事情。她立即摆出一副很生气的面孔，对我说：“你还好意思说我马虎！你缝的话，整个地上都是缝衣针！看看这，又是针线包。你从来都不整理。”

我说我没用过，是玛戈特用的，她才是该整理的人。妈妈还继续跟我纠缠马虎的事情，直到我很生气地说了句：“我根本就没说你马虎！每次别人做什么，总是我挨骂。”妈妈沉默了。我不得不立刻给了她一个晚安吻。这个意外事件或许很微不足道，但一切都让我很生气。因为有时候我会坐下来思考，在脑海里寻找一切可以思考的事情，便不由自主地想到爸爸和妈妈的婚姻。对我来说，这曾一直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婚姻范本。从不争吵，也不给对方脸色看，非常和谐，等等。

关于爸爸的过去，我知道的很少，对于那些我不知道的，就发挥了一下我的想象。我是说，我知道爸爸娶我妈妈是因为他觉得我妈妈适合做他的老婆。必须承认，我很惊讶妈妈是如何取得这个位子的。据我所知她也从没抱怨过、嫉妒过。

对于一个爱着的女人很难知道她在自己丈夫心中从来不是第一位的，但妈妈知道。爸爸肯定因此而感到惊奇，觉得她的性格特别好。那他为什么还要娶别人呢？他的理想已幻灭，他的青春已逝去，那他们的婚姻又怎样呢？没有争吵、没有意见不统一。但是一个理想的婚姻不该是这样的。爸爸宝贝妈妈，也喜欢她，但我觉得不是出于婚姻中的爱。爸爸喜欢她原来的样子。他经常很生气，但尽量少说话，因为他知道妈妈为这个家牺牲了什么。一直以来，对于事业、其他事情、人以及生活中的一切，爸爸都不会问她的意见，也什么都不说。因为他知道，她太夸张、太消极，还经常带着偏见看问题。

爸爸没有陷入爱情，他亲她就像亲我们一样。他会讥讽地看着她，而不是充满爱意。也许妈妈是因为她为这个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而变得严厉且不讨周围人喜欢，但正是这样，她离爱情越来越远，得到的赞美也越来越少。爸爸也知道，母亲对外从未要求过他给她全心全意的爱，但正因如此，她的心也慢慢地碎了。没有人如她一般爱他，而面对这样一份毫无回应的爱是那么的难。

是不是因此我就不必太同情母亲？我要帮她吗？那父亲呢？不行，我面前的母亲总是另外一个样，我做不到。用不用说我该怎么做了——她从未和我讲过她的事情，我也从未向她询问过。

我们都了解彼此的想法吗？我没办法和她沟通，我没办法温柔地看她冰冷的眼神，我做不到，永远做不到！如果她身上哪怕只有一点善解人意的母亲身上具备的特质，或是温柔或是友善或是耐心或是其他的什么，该有多好啊——那样我会尝试更加亲近她。但是要爱上这个麻木的人，这个可笑的生物，对我而言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越发变得不可能了。

安妮

1944年2月12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太阳出来了，天空是深蓝色的，一阵风刮过，让人神清气爽，我是如此怀念，如此怀念所有的一切……怀念讲话的感觉，怀念自由，怀念朋友们，怀念孤独的感觉。我如此渴望，渴望哭泣！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被撕裂，而且我知道，如果我可以大哭一场，这种感觉会有所好转。然而我不能。我不平静了，我从一个房间跑进另一个房间，从紧闭的窗户缝中呼吸，感受我的心跳，它好像在说：“就满足我的愿望吧！”

我相信，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春天。感受到春天的苏醒，感受到它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灵魂里。我必须用尽全力抑制住自己，让自己表现得正常。我完全处于混乱的状态。不知道该读什么，写什么，做什么。只知道，我渴望着……

安妮

1944年2月14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对我来说很多都变了。之前是这样的：我曾经渴望（我现在依旧渴望着），但是……很小的一点小事就能对我有所帮助。

早在星期天的早上，我注意到彼得经常在看我（坦白说，我很开心）。与往常完全不同。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不同，我解释不了，但我曾经觉得，他已经不像我想的那样深爱着玛戈特了。我故意一整天不看他，因为如果我看他的话，他也一直看着我。然后……是的，然后我会有一种美妙的感觉，这种感觉还是不要来得那么频繁的好。

星期日晚上，除了帕姆和我，他们所有的人都坐到了收音机旁，静静地听着“出自德国大师之手的不朽的音乐”。杜赛尔一直在旋转着收音机，彼得对此很生气，其他人也很生气。在压抑了半个小时不满的情绪后，彼得有些生气地请求他不要再转了。杜赛尔用一种傲慢的语气回应他：“我哪儿做错了？”然后彼得就生气了，他变得很没有礼貌，范达安先生支持彼得，于是杜赛尔不得不让步。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个矛盾的诱因本身也无关紧要，但彼得显然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反正我今天早上捣腾阁楼里的书箱子的时候，他来跟我说了这个事情。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发现他找到了一个认真的听众，所以越讲越兴奋。

“是的，你看，”他说，“我不会很快地说出一些事情，因为我之前就知道，我说什么都不对。于是我开始结巴，脸会变红，说话开始颠三倒四，直到我因为词穷而不得不闭口。”

“我昨天就是这样。本来想说点别的，可是当我要开口说的时候，又毫无头绪了，这太可怕了。以前我有个坏毛病：如果我很讨厌某人的话，我更愿意用拳头给他点儿教训，而不是用言语与他争吵。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采取这种方法了。所以我很佩服你。你至少可以准确地说出你的想法，告诉人们，你要说什么，而且一点也不害羞。”

“你搞错了，”我回答说，“通常情况下，我说的话跟我想要说的完全不同。而且我说得太多，太啰嗦了，这也是个很糟糕的毛病。”

“也许是吧。可是你有你的优点，人们从未见到你有难堪的时候。你的神情和表现是保持一致的。”

他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有点忍不住想发笑。但我想让他继续这样讲下去，所以我没有让他察觉到我的愉悦。我坐在地上的一个箱子上，双臂环抱缩回的双腿，集中注意力看着他。

我非常开心，在这幢房子里仍然有人能和我一样，会产生极其愤怒的情绪。显而易见，彼得做得很好。他可以用言语来批评杜赛尔，而且不用害怕告状。而我觉得这很棒，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集体感，就像我以前和朋友在一起的感觉一样。

安妮

1944年2月15日 星期二

这件与杜赛尔之间发生的小事还有个很长的续曲，虽然只是他咎由自取。星期一晚上，杜赛尔胜利似的对妈妈说，彼得今天早上问他昨晚过得好不好。彼得还说，对于周日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很抱歉，而且他情绪爆发并非恶意的。接着，杜赛尔安慰彼得并向他保证，他也没把彼得的行为理解成恶意的。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

妈妈跟我讲了这件事。我心里有点惊讶，虽然彼得保证过了，说他会自信起来的，但他还是那么自卑。

我不能让这个事情就这样下去，于是我告诉了彼得。于是马上就得知，杜赛尔说谎了。你真应该看看彼得当时的脸，真应该拍下来。他的脸上挂满了因憎恶谎言而产生的愤怒、生气，他思考自己能做什么。他的脸上时不时地浮现出不安和许多其他情绪。

晚上范达安先生和彼得严厉地批评了杜赛尔。其实事情也没有那么糟。

最终他们谁都不愿意和对方讲话。

1944年2月16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整个一天我们彼此都没说话，只是互相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话。要是去阁楼的话太冷了。此外，今天是玛戈特的生日。十二点半的时候他来了，为了看看给玛戈特的礼物。跟以往相比，他这次待得时间长多了。下午的时候，跟彼得说话的机会来了。因为一年只有一次，我想满足一下玛戈特，所以我先去取咖啡，然后去取土豆。我走进彼得的房间，他立刻收起了铺在楼梯上的纸。我问他，是否应该把阁楼上的窗户关上。

“嗯，”他回答说，“关上吧。你回来的时候，直接敲下窗户，我再给你打开。”

我谢过了他，走到楼顶上，用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从大桶里把那些比较小的土豆挑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背疼了，而且还觉得冷。我当然没有敲窗户，是我自己把窗户关上的。可是彼得很勤劳，接过了我手里的罐子。

“我找了很久，可是我找不到再小的土豆了。”

“你在大桶里看过了吗？”

“嗯，我都翻过了。”

说话间，我站到了下面楼梯上。他看着手里的罐子说：“这些小土豆真不赖。”我拿过罐子，他又补充道：“你太棒了！”

他边说边用一种炽热而温柔的眼神看着我，让我心里觉得又温暖，又柔软。我真的可以察觉到，他想让我开心。而又因为他不会大肆赞美，所以他把他的想法都融进了眼神里。我很懂他，也非常感谢他。现在，我只要一想到他的话和他的眼神就很开心！

当我下来的时候，妈妈说，还要再去取些土豆，要做晚饭用。我非常乐意再上去一次。去彼得那儿的时候，我道了个歉，因为我又得打扰他。他起身，站在楼梯和墙之间。当我已经站到楼梯上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臂，想把我拉回来。

“我去吧，”他说，“反正我也要上去。”

我说：“真的不用，这次我不用再拿小土豆了。”然后他就松开了我的手臂。我回来的时候，他打开阁楼的小窗，从我手里拿过罐子。站在门口我问他：“你刚才在做什么？”

“学法语。”他回答说。

我问他，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他的法语作业。我洗了手，坐在了他对面的沙发上。

我给他讲了一些法语知识后，我们开始聊天。他和我说，他以后想去印度的荷兰区生活，想住在那里的大农场里。他聊起了他在家的生活，讲了黑市买卖，讲了以前他是个没用的人。我说，他太贬低自己了。他谈了战争，说俄罗斯人和英国人一定会再次开战，他还谈了犹太人。他说，如果他是基督教徒或者在战争之后能成为基督教徒的话，他觉得会更好一些。我问他，是不是想接受洗礼，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说，他无法和基督教徒一样感同身受。但是战争过后没有人会知道他是个基督徒还是犹太人。他的话像根针一样刺在了我的心里。我觉得很遗憾，他身上始终有一丝不真诚。

他还说：“犹太人一直是被选中的民族，永远都是这样！”

我说：“我只希望，他们是因为好事而被选中。”

然后就是随意地聊了聊父亲、人类的常识和一切可能的东西，我也不记得是关于什么了。

五点一刻的时候我先走了，因为贝普来了。

晚上，我们聊了些美好的事情，还聊了电影演员。有一次他从我这儿拿了一些电影演员的照片，都在我房间里挂了一年半了。他觉得他们非常漂亮，我说可以再给他一些其他照片的。

“不用了，”他回答说，“我宁愿现在这样，我每天都看着这些照片，他们已经变成了我的朋友。”

现在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一直紧紧地贴着莫施了。因为他也需要温情。他还讲了一些什么，但我忘了。他说：“不，我不知道害怕是什么。只有当我缺少什么时，才会感到害怕。但这一点我会很快改掉的。”

彼得的自卑感很强。比如他一直觉得自己很愚笨而我们很聪明。当我帮他学法语的时候，他会万般感谢。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这样说：“不要再说这些话了。你虽然法语不好，可是你的英语和地理比我好很多！”

安妮

1944年2月17日 星期四

最亲爱的凯蒂：

今天早上我在楼上，我和范达安太太约好了，一起朗读故事。我从艾娃的梦开始，她觉得这个写得很好。接着我又读了一些隐秘屋里发生的故事，她听了以后大声地笑了。彼得有时候也会听（我是说最近）并且问我是不是也能去他那里，给他多读一些。我想，我现在可以试试我的运气，我取了我的日记本，给他读了辛迪和汉斯关于神的一段。我完全不知道，这给他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我记不得他说了什么，不是不记得他的观点好不好，而是忘了他说了些什么观点。我说，只有不停地写有趣的内容，我才会想给人看。他点点头，我走出了房间。看看我还能听到什么！

安妮

1944年2月18日 星期五

最亲爱的凯蒂：

不管何时我到楼上，都带着一个目的，就是见“他”。我在这儿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因为生活又有了意义，而我也可以有值得开心的事情了。

我的交友对象至少一直在这个房子里，我不用害怕有竞争对手（除了担心玛戈特外）。你不要觉得我是陷入了爱情。但是我始终觉得，在我和彼得之间有种美好的东西在成长，它带给了我们友谊和信任。只要有可能，我就去他那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同我讲话。现在则相反，当我已经快消失在门口的时候，他依旧在那儿讲着。

母亲不是很原意看到我去楼上。她总是说，我会让彼得觉得厌烦的，我不应该去打扰他。她难道不明白，我的直觉很准吗？每次我上楼的时候，她总是很奇怪地看着我。当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她会问我去哪里了。我觉得这很糟糕，我慢慢地有些受不了她了！

安妮

1944年2月19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又到星期六了，每当这时候本来有足够多可讲的事情。早上很安静。我在上面待了近一个小时，可是我和“他”只是匆匆地聊了会儿。

两点半，所有人不是在读书就是在睡觉，这个时候我带着毯子和其他东西来到楼下，坐在书桌前看书、写东西。但这个状态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对我来说太多了，我把头搭在手臂上，突然开始抽噎，眼泪汹涌而出，我感到了内心深处的不幸福。如果“他”能过来安慰我就好了。当我重新上楼的时候已经四点了。五点的时候我要去取土豆，心里又一次满怀着希望，希望能够相遇。但当我还在浴室收拾我的头发的时候，他去仓库找墨菲了。我想帮范达安夫人，于是带着书上了楼。但眼泪又突然涌了上来，我冲到楼下的厕所，其间还快速地拿了小镜子。我感到筋疲力尽，完全蜷缩地坐在马桶上，眼泪滴到红色的围裙上，留下了深色的印痕，我很难过。

我大概在想：“如果这样，我永远也触碰不到彼得。谁知道呢，也许他觉得我一点也不善良，也不需要信任。也许他只是在很肤浅地打量我？我只能继续一个人待着，没有信任也没有彼得，也许很快就会再次失去希望、安慰和期待。哎，现在只有把头放在他肩上，我才不会有孤单、绝望和被抛弃的感觉。谁知道呢，也许他对我并不特殊，对别人也这么友善。也许只是我自己觉得他对我很特别罢了。哦，彼得，你要是能听到我的心声或看到我该多好啊！但事实也许很令人失望，而我也将承受不起。”

然而，此后我又再次充满希望，满怀期待，我的内心深处在流泪。

安妮

1944年2月20日 星期日

别人平常做的事情，在隐秘屋里一直是到了周日才做。当别人穿上漂亮的衣服，在阳光下散步的时候，我们这儿在刷洗、清扫和洗衣服。

八点：杜赛尔八点就起床了，也不考虑其他还睡懒觉的人，就楼下楼上来回地走，然后又去浴室洗澡，足足要洗一个小时呢。

九点半：点着炉子，拉开遮光窗帘，范达安去了浴室。周日的灾难之一就是，杜赛尔祈祷的时候我得从床上看着他的背影。如果我说他祈祷时看起来很糟糕，大家都会感到惊讶。他不哭也不过分感伤。噢，不！他有一个习惯，从脚跟晃到脚趾，一晃就晃长达一刻钟，毫不间断。如果我不闭上眼睛，都快被他晃晕了。

十点一刻：范达安一家还打着呼噜，浴室里还没有人。我们这里第一张睡饱的脸离开了枕头，得抓紧时间去抢占卫生间。按照顺序，玛戈特和我一起下楼洗漱。因为卫生间里一般很冷，所以我们都带着长裤和头巾过去。此时，爸爸已经在浴室了。于是玛戈特和我要等到十一点再去洗漱，然后大家就都洗漱完毕了。

十一点半：早饭时间。关于早饭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关于吃饭这件事，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十二点一刻：大家都各自做自己的事情。爸爸穿着快到膝盖的工装裤，用力地刷着地毯，整个房间都埋在厚厚的尘土中。杜赛尔先生在铺床（当然是反过来的），还一直哼着贝多芬的那首小提琴协奏曲。妈妈吧嗒吧嗒地在屋顶上走来走去，晒衣服。范达安先生戴上帽子，消失在楼下，通常后面都跟着彼得和莫施。范达安太太穿了一条长围裙，外面套了一个棉背心，穿着拖鞋，头上还裹了一圈厚厚的红色羊毛围巾，胳膊下夹了一堆叠好的脏衣服，准备去洗。玛戈特和我洗碗，整理房间。

1944年2月23日 星期三

最亲爱的凯蒂：

从昨天起，外面天气非常好，我很高兴。我的书写作业每天都有进步。几乎每天早上，我都去屋顶透透气，把发霉的空气从肺里排出去。今天早上，当我再次去屋顶的时候，看见彼得在整理房间。很快他就结束了，当我坐在屋顶的最佳位置时，他也来了。我们看着蔚蓝的天空、光秃秃的板栗树，看着树枝上小水滴在闪闪发光，看着海鸥和其他的鸟儿，它们飞得很低，看起来像银色的一般。这一切让我俩感觉很平静，什么话都不说。他站着看着粗粗的横梁，我坐在那儿。我们呼吸着空气，看向远方，感觉此时不应该说话，打破这气氛。我们看着远方，很久很久，直到他要去劈柴，我才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他爬上了顶层阁楼，我跟在后面。在他劈柴的那一刻钟内，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从站着的地方看着他，看他怎样努力地劈木头，给我展示他的力量。我还时不时地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外面的阿姆斯特丹，视线越过所有屋顶，直到天际。天太蓝了，蓝得刺眼。

我想，“只要还有蓝天，我还能享受阳光和万里无云的天空，就不再悲伤了。”

对于每个害怕孤单或坚持不下去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肯定就是走出去，随便走到哪里，哪怕只是一个人，独自与天空、自然和上帝为伴。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感受到一切都应是它该有的样子，上帝希望看到人们在简单、美好的自然中寻求到幸福。

只要还有蓝天，幸福就一定会有的。我知道，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苦恼都有疏解的办法。我坚信，大自然可以驱散很多不好的事情。

谁知道呢，或许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和某个人分享这空前的幸福感，他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安妮

另外，致谢：彼得。

在这里，我真心地怀念很多事。我和你一样怀念它。你不必认为我说的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我们已经拥有得很多了。我指的是内在的东西。我渴望和你一样，渴望自由和空气。但我觉得，因为外在的缺乏，我们会得到其他内在的补偿。今天早上，当我坐在窗前认真观察上帝和自然的时候，我感到很幸福，除了幸福没有别的。彼得，只要内心充满幸福，只要人们内心对自然、健康以及其他很多事物充满幸福感，就总会重获幸福的。

财富、声望，一切都可能成为过眼云烟，唯独幸福能够掩藏于自己的内心，只要你活着，就总会重获幸福。

当你孤单、撑不住的时候，试着在天气好的时候从顶层阁楼向外望，望向天空。只要你可以无畏地看向天空，你就知道，你的内心是纯净的，你还可以重新变得幸福。

1944年2月27日 星期日

最亲爱的凯蒂：

从清晨到傍晚，我只在想彼得。入睡的时候，眼前是他的样子，梦到的是他，醒来看到的还是他。

我想，彼得和我并非看起来的那么不同，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彼得和我都想要一个妈妈。他的妈妈太肤浅了，喜欢调情，不太关心彼得的想法。我的妈妈虽然关心我，但一点也没分寸，没有细腻的情感，没有妈妈一样的理解。

彼得和我的内心都在斗争。我们都还不确定，因为我们太脆弱、内心太柔软，很难强硬地对待一些事物。我就想走出去或是隐藏自己的内心。我在外表现得很吵闹，每个人都希望我可以离他们远点。而彼得很内敛，几乎不说话，很安静，会幻想并且隐藏自己的内心。

但我们是如何，又是何时发现自我的呢？

我不知道，我还能用我的理智控制多久。

安妮

1944年2月28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如一场噩梦。我几乎每个小时都会看到他，却不能靠近他。而且我什么都不能表现出来，也不能展现给任何人看，我必须表现得开心，然而在我内心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绝望的。

彼得·希福和彼得·范达安汇合成了一个彼得，是那个很好、很可爱的彼得，那个我极其怀念的彼得。母亲很可怕，父亲很可爱，正因为这样才麻烦呢。玛戈特是最大的麻烦，因为她希望能看到一张愉悦的脸，而我只想要安静。

彼得没有来阁楼找我。他去了顶楼，在那儿做木工活。每一次咔擦声和敲击声都让我渐渐失去勇气，我更难过了。远处钟声响起：“挺直腰板，摆正灵魂！”

我特别多愁善感，这我知道。我也很悲观、很不理性，这我也知道。

哦，帮帮我吧！

安妮

1944年3月1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我自己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入室盗窃的事反倒是当前的大事，对此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盗窃犯那么喜欢拜访科伦有限公司，我又能做什么呢。这次入室盗窃比1943年7月的那次严重多了。

昨晚，范达安先生和往常一样七点半去了库格勒办公室，他看到玻璃门和办公室的门都开着，这让他很惊讶，他继续往里走时又发现小房间的门也开着，而且前厅办公室里非常混乱。这里有贼，他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为了进一步查探情况，他下楼查看了前门和安全锁，都是关着的。他想,“贝普和彼得今天还真是马虎啊。”他在库格勒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后，他关了灯，上了楼，对于开着的门和乱糟糟的办公室也没有多想。

今天早上，彼得很早就来敲我们房间的门，并带来了一些不容乐观的消息：前门依旧是开着的，而且壁橱里面的投影仪和库格勒的新公文包都不见了。彼得接到了任务去关门，范达安先生讲述了他前一天晚上发现的情况，我们听后都感到非常不安。

门没有被撬开，只能说明小偷有这扇门的备用钥匙。他肯定晚上很早就溜进来了，把门锁上。但被范达安先生坏了好事，所以他躲了起来，直到范达安先生离开，然后拿上袋子匆忙逃走了，没有把门关上。

谁可能有我们的钥匙呢？为什么小偷会去仓库呢？犯案的人会是我们自己仓库里的工作人员吗？他可能听到或看到了范达安先生，他不会出卖我们吗？

这实在是很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入室偷盗者会不会再想起来开我们的门。又或者他会不会自己也被那个走来走去的男人吓坏了？

安妮

另外，如果你能帮我们找一个好侦探的话，我们会很欣慰。第一要求当然是可靠，不会透露藏匿的事情。

1944年3月2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今天，我和玛戈特待在阁楼上。但和她在一起，我完全不能像和彼得（或其他人一样）在一起那样好好享受时光。尽管我知道，对于大部分事情她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洗东西时，贝普开始跟妈妈和范达安太太说起她的沮丧。他们能帮上什么忙呢？首先，我那欠考虑的妈妈只会把人往更深的坑里拽。你知道她给贝普提了什么建议吗？她说贝普应该想想世上那些快毁灭的人！当他们自己已经很不幸的时候，这种想法还能对谁有效呢？我也曾这么说过。当然，我肯定不会参与讨论这种事情的！

成年人怎么还这么愚蠢！就像彼得、玛戈特、贝普和我感觉到的就是不同的东西！对此，只有母爱或特别好的朋友之间的爱才能有用了。但两个母亲都对我们不太了解！范达安太太或许比妈妈好点。噢，我多想告诉可怜的贝普一些我自己凭经验得来的事情，或许能有点用。但爸爸来了，把我粗暴地赶到了一边。他们怎么那么蠢！

我也跟玛戈特谈论过爸爸和妈妈。如果不是因为在这里的生活那么无聊的话，我们得多开心啊。我们本可以在傍晚组织每个人轮流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但这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不能表达我的观点，范达安先生一直抨击我，妈妈变得很敏感，根本不能正常沟通，爸爸没兴趣说什么，杜赛尔先生也是，范达安太太也总会受到攻击，她就只能红着脸坐着，几乎无法自卫。那我们呢？我们不允许作出任何判断！是的，他们就是这么与时俱进！别人不能作出判断！他们可以随便让其他人闭嘴。但人没有判断力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阻止其他人有自己的判断，即使对方还很年轻！只有忠诚的大爱才能包容玛戈特、彼得和我，但我们在这儿得不到。这儿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们，尤其是这些愚蠢的、自以为是的人。因为我们更敏感，更有思想，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考虑得更长远。

爱啊，什么是爱呢？我觉得，爱本来就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东西。爱就是理解一个人，想要拥有他，跟他分享幸福与痛苦。爱还包括身体上的爱。你分享了、付出了，同时又收获了。不管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都没关系。只要你知道，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有人会站在你身边，理解你，你也不用与别人共享他，这就够了！

最近，妈妈又开始抱怨了。她显然很嫉妒，因为我跟范达安太太聊天比跟她聊得多。我才无所谓呢！

今天下午碰见了彼得，我们聊了至少四十五分钟。他不善于谈自己，但聊着聊着话题很快就变无聊了。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是下楼去呢还是在楼上待着。但我很想帮助他。我跟他聊贝普的事情，两个妈妈都那么不靠谱。他说他父母一直吵架，为了政治、香烟和其他所有可能的事情争吵。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彼得非常害羞，但他也会说他希望他爸妈两年都不要再见面了。“我爸爸真的没有看上去那么好，”他说，“关于烟的问题，妈妈完全是对的！”

我也跟他讲了我的妈妈。但他为爸爸辩护，觉得他是条“好汉”。

今晚我洗完碗后挂围裙的时候，他喊住我，请我不要对别人说起他们又吵架、不跟对方讲话的事。我向他保证不会说。虽然我已经跟玛戈特讲了，但我相信她会保密的。

“不会的，彼得，”我说，“对我，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改掉了什么都说的坏毛病。我从来不把你跟我讲的告诉别人。”

他觉得我这样很好。我跟他说，我们这边的人说三道四的现象也特别严重。“玛戈特说得特别对，她觉得我不诚实。因为虽然我不想再在背后议论别人了，但只要是有关杜赛尔先生的，我还是很乐意的。”

“你太好了。”他说完，脸就红了，这直白的赞美让我也有些尴尬。

然后我们又谈起了楼上的人和我们自己。彼得变得有点失望，感觉不再喜欢他的父母了。

我说：“彼得，你知道的，我很诚实。我为什么不能跟你说说呢？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缺点。”

“彼得，我很想帮助你，难道不可以吗？即使你就站在这儿，什么也不说，我都知道。这对你很重要。”

“我也很愿意接受你的帮助。”

“或许你该去找爸爸。你可以尽管把一切告诉他，他不会告诉别人的。”

“是的，他是个真正的伙伴。”

“你喜欢他，不是吗？”

彼得点点头，我继续说：“喏，他也喜欢你呀！”

他脸红了。他因为这些话而那么开心，多令人感动呀。“你觉得是这样吗？”他问我。

“是的，从他偶尔发表的观点中可以看得出来。”

……

然后，范达安先生就来听写了。彼得也肯定跟爸爸一样，是个“好汉”。

安妮

1944年3月3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今晚当我点上蜡烛，我又恢复了快乐和平静。在我看来，这烛光中闪现着奶奶的影子。奶奶照顾我，保护我，让我快乐。但是……有另一个人影响了我的情绪，那就是彼得。我今天去拿土豆，然后端着满满一锅土豆站在梯子上的时候，他问我：“你中午都做什么了？”

然后我们就坐在楼梯上聊天。到了五点一刻（我取土豆后的一小时）我才把土豆端到屋子里。

彼得没有再谈论关于他父母的任何事。我们只是聊了聊书，聊了聊过去的事情。他的眼神好温暖啊！只差一点，我觉得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要爱上他了。

今晚他谈到了这个话题。我削完土豆后就去找他了，跟他抱怨好热。“光看我和玛戈特的脸就知道气温有多高了。如果冷的话，我们的脸就会发白；如果热的话，就会发红。”

“你这是恋爱了？”他问道。

“我怎么就是恋爱了呢？”我胡乱地应答（或者更确切说，这是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呢！”

说完我们就去吃饭了。他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话说我今天终于问了他，是不是讨厌和我聊天。他只是说：“我觉得跟你聊天挺好的。”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有多大程度是因为他害羞。

凯蒂，现在的我就如同一个爱情的俘虏，只想谈论心爱的人。彼得就是那藏于我心中的爱人。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他诉说这样的心情？当然，得等他爱上我以后。我很清楚，我并不是一只人们不戴手套就可以随意抓住的小猫咪。他也喜欢他平静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不管怎样，我们正在加深对彼此了解。我希望我们能在更多的事情上敞开心扉。谁知道呢，可能这一刻的到来会比我想的更早。白天我总能接到几次他暧昧的目光，我也眨眨眼作为回应，我俩都很开心。

他也很开心，这听起来像是疯了。但我敢肯定，他的想法和我的一样。

安妮

1944年3月4日 星期六

我最亲爱的凯蒂：

这个周六是几个月以来第一个不无聊、悲伤、单调的周六！因为有彼得在。早上我去阁楼挂围裙，爸爸问我想不想留下来用法语聊会儿天。我觉得不错。我们先用法语聊了一会儿，我还解释了一些法语知识。之后我们又聊了英语。爸爸读了狄更斯的书给我们听。我坐在爸爸的椅子上，紧挨着彼得，开心极了。

差一刻十一点的时候我就下楼了，十一点半又上了楼。彼得站在楼梯上等我。我们又开始聊天，一直聊到十二点四十五。在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时候，比如吃完饭后，他就会对我说：“安妮，一会见！”

天啊！我简直太开心了！他现在也开始喜欢我了吗？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很好的男生。你们是不会知道，我和他聊天有多开心！

范达安太太喜欢看见我俩待在一起。但她今天开玩笑问道：“你们两个待在楼上真的能让我放心吗？”

“当然能！”我抗议道，“您这样是对我的一种冒犯！”

从早到晚我都很开心，因为可以看到彼得。

安妮

另外：我绝对不会忘记：今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现在基本都看不见雪了，雪都化了。

1944年3月6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听了彼得对他父母的描述后，我想关心他。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疯狂？我经历的和他经历的一样多，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我现在不敢和他说话，怕他不喜欢。真希望我没有太敏感。可以看得出来，他像我一样会思考很多事情。昨天晚上真是气死我了！范达安太太用嘲讽的语气说他是“思想家”！彼得脸涨得通红，尴尬地站在那。我差点就要爆发了！那些人就该闭嘴！他如此孤独寂寞我却毫无办法，这种感觉真是太糟糕了。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如果我和他一样被争吵所包围，会有多么绝望。可怜的彼得，他太需要爱了！

彼得说他不需要朋友，这话听起来多刺耳啊。他真大错特错！不过我相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不肯放弃他男性的尊严，孤独着，冷漠着，只是为了不让人看出他真实的感受，为了不脱离他给自己设定的角色。

可怜的彼得，他这样还能坚持多久呢？这种苦楚是人类无法承受的，他真的不会崩溃吗？噢，彼得，如果你愿意，如果我能帮助你该多好！我们俩在一起，就一定能驱走那些孤独和寂寞！

我想得很多，但说得很少。当我的眼睛捕捉到他的身影，我总会满心欢喜，感觉整个世界都阳光灿烂。昨天我洗头的时候故意闹得很大声，因为我知道他一直都在隔壁的屋子里待着。我就是抑制不住自己，内心越平静，表现得就越吵闹。谁会先发现这一点，并捅破这层窗户纸呢？幸好范达安夫妇家生的不是女儿。如果不是异性相吸，这场爱情的征服又怎会如此艰难、美丽和幸福！

安妮

另外：你知道的，我把一切都诚实地写给了你，我还要告诉你，我活着就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和他相遇。我好希望他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等我。当我发现他羞涩地、小心翼翼地和我接触时，我的内心在欢呼雀跃。我感觉，他也和我一样，想敞开心扉，表达自我。他并不知道，正是他这种笨拙感动了我。

1944年3月7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回想1942年的生活，我感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与现在理智的安妮不同，那时的我如同生活在天堂。那真是神仙般快活的日子啊！我有数不清的仰慕者，二十多个朋友。几乎所有老师都喜欢我，父母宠爱着我。我有无数的糖果，足够的零花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你肯定要问了，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我。彼得说这是一种“魅力”，但这并不确切。老师们觉得我机灵的回答，带笑的脸蛋和批判的眼神有趣，好玩儿，讨人喜欢。其实也没别的，我就是比较会“卖弄风情”，会讨人喜欢。我勤奋、诚实、大方，乐意和大家分享我的糖果，不会拒绝任何人抄我的作业。这些优点让他们格外地喜欢我。

在这样的赞美声中我是否变得忘乎所以了呢？从快乐的顶峰突然跌入现实的谷底，或许这对我是件好事。我花了足足一年时间才适应了现在这样没有任何宠爱的日子。

那时的我在他们眼中是什么形象呢？我为大家带来快乐，不会沮丧，更不会哭泣。每个人都关注我，大家都喜欢和我一起骑车。很厉害吧。

可我觉得，以前的安妮可爱、有趣，但却肤浅。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做从前那些事了。彼得是怎么说我来着？“以前我看到你的时候，你都是被一大群女生，还有三两个或更多男生簇拥着。你一直在笑，是大家的中心。”他说得没错。

我身上还有多少安妮过去的影子呢？哦，可以肯定的是，我并没有忘记如何去微笑和回应别人的问题。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甚至更好地去批判别人，还可以如过去般“卖弄风情”，讨人喜欢，如果我想……的话。

这就是重点。我也愿意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幸福地度过一个晚上、几天或者一个星期。可一到周末我就非常疲惫，而且无比感谢第一个愿意理智地和我交谈的人。我想要的是朋友，而非仰慕者。我不喜欢那些对我的甜美笑容的夸赞，我想要的是人们对我行为和性格上肯定和认同。我明白，我的圈子会因此变小很多。但这也会让我身边留下一些虽然为数不多但品行正直的人。

如此，1942年这一年，我也并不总是那么幸福。我时常会有孤独感。可是我整天都很忙，所以并不会过多地去思考这些孤独，只是自己去找寻快乐。有意无意地，我会尝试用玩笑来让自己不那么空虚。

回顾以前的生活，我知道，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并不怀念那段时光，我已经长大了。我不能再毫无意义地活着，我内心的某处始终要保持严肃。

我将1944年之前的生活高倍放大了审视。在家里，生活充满了阳光。1942年，命运发生了转折，我来到了这里，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争吵与指责。一切都让我无法理解，所以我只能通过各种夸张过分的言行来保护自己。

1943年的上半年里，我时常感到孤独，总想哭。慢慢的，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这些缺点很明显，而且越来越多。白天的我一直在讲话，几乎什么都说。我试图让爸爸帮帮我，但不管用。我只能独自面对这些难题，去改变自己。我拒绝去听那些指责声，它们差点让我丧失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下半年有所转变，作为一个少女，我经常被当作成年人。我开始思考，写故事，最终意识到我是个独立的存在，与他们并无关系。他们没有权力把我推来拉去。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自己。我已经放弃了与母亲沟通。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发现父亲也不再是我的知己。除了自己，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元旦过后，我的生活出现了第二个巨大的变化，我的梦……我发现我思慕一个男生，我对他的感情并非如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友谊，而是对男友的向往。那种幸福深藏在内心，表面上我却是简单快乐的。但不久我就平静了下来。现在的我只是为彼得而活，我的一切都和他密不可分。

晚上，我躺在床上，用这句话结束祷告：“为了所有的幸福、爱情和美好，我感谢上帝。”我的内心随之欢呼。当我想到“幸福”：我可以躲在这里，拥有健康和自身的独立。我想到和彼得的“爱情”，它还很敏感，很微弱，我们不敢开口，不敢面对我们的爱情、未来和幸福；当我想到“美好”，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美好”指的是这世界，这自然，还有所有事物中蕴含的美好。

然后我就会想起现存的美好，而非那些痛苦。这是我和母亲最大的不同。对那些忧伤的人，她会说：“想想那些苦难，它们并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开心点吧。”我则会说：“走出去，走到田野里，走到自然中，走到阳光下。走出去并寻找你内心的幸福。想想你内心深处那些美好的，周围美好的，然后就能变得幸福。”

我没法理解妈妈的观点，如果你正经历着那苦难又该怎么办？她一定会绝望的。我觉得，任何困境中都有残存的美好。人们发现了它们，就会找到越来越多的快乐，重新得到平静。而且，幸福是会传染的，幸福的人会让他人也幸福起来，怀揣勇气和信仰的人永远不会迷失在痛苦之中。

安妮

1944年3月8日 星期三

为了寻些乐子，我和玛戈特彼此写信。

安妮：这不是真的，我简直快疯了。我总是在事情过后挺长时间才想起来。昨天晚上杜赛尔先生打的呼噜简直是震天响，我居然到现在（现在已经是周三下午两点四十五，杜赛尔先生又开始打呼噜，这我才想起昨晚的事）才意识到的。我故意弄出些噪音好让他醒过来，别打呼噜了。

玛戈特：你觉得打呼噜和呼哧呼哧的喘气，你更难接受什么？

安妮：喘气。如果我弄出些声音，打呼噜的人就醒了，他们就不打呼噜了。

凯蒂，彼得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这件事我没告诉玛戈特，只告诉了你。前天晚上，我梦见我在这间卧室里，站在冰上。一个男孩和他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小妹妹一起在这个“溜冰场”上溜冰，他笔直的长腿在冰上划过，美极了。我羞涩地介绍了自己并询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彼得。在梦里我就问自己，现在到底认识几个彼得啊。

然后我又梦见我和彼得在他的卧室里相视而立。我和他说了些什么，他给了我一个吻。但他说他还没那么喜欢我，所以我不应该和他玩暧昧。我很绝望，近乎乞求地剖白自己：“我没有在暧昧，彼得！”

醒来后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彼得并没有和我说过梦里的那些话。今晚睡前我们还交换了晚安吻。但我觉得有点失望。彼得的脸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柔软，有些粗糙，像是爸爸的一样，就是那种刚刮完胡子的感觉。

1944年3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今天验证了彼得刚刚说的那个成语——“祸不单行”。我来给你讲讲今天发生的那些不愉快，可能以后还会有！

首先是梅普病了，她去西教堂参加婚礼结果着凉了；然后，克莱曼胃出血后就再也没回来，贝普只能自己在办公室里；还有……有个人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糟糕，因为我们正等着他来送土豆、黄油和奶酪。M先生告诉我们，他有五个不满十三岁的孩子，他的妻子还怀着孕。

昨天傍晚我们被小小地吓了一跳。吃饭的时候，隔壁突然有人敲墙。当晚我们一直处于悲伤和焦虑的情绪中。

我不想继续写下去了，自己的事情我记在心里。我见识到了那些可怜人悲惨的命运。

发生在M先生身上的事情很可怕，但并没有在我的日记本里占据太多的篇幅。周二、周三和周四的日记里有四到八成的内容是关于彼得的。我们学了法语，无话不谈。在这半个多小时里我快活极了。最棒的是，彼得也觉得我的到来是件美好的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安妮

1944年3月1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最近我越发地坐不住了，总是东走走西转转。我觉得和彼得聊天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但又怕他讨厌我。他和我聊了很多过去的事，聊了他的父母、他自己。但我总觉得他话太少了，所以几乎每五分钟我都会问个问题。他之前觉得我无法忍受，我也觉得他难以理解。现在我改变了我的想法，他是不是也改变了他对我的看法呢？我想是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好朋友，即便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完全隐藏的日子更好过些。我不想把自己搞得那么神经质。我已经这么无聊了，肯定不想把他也弄得这么无聊。

安妮

1944年3月12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事情变得越来越乱了。从昨天开始，彼得就视我如不见，好像特别生我的气。我只能刻意不去跟着他，尽量少与他说话，但这太煎熬了。他总是挡住我的路，还老挤我，这算什么啊？或许是我想得太多，小题大做了。或许仅仅因为他一时心情不好，明天又一切如常了？

最糟糕的是我内心如此难过，却不得不强颜欢笑。好希望能有人与我席地长谈，我必须开心起来。真想念大自然，真渴望找到一处容身之地，在那里谁也不要打扰我；在那里，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隐隐地感到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连同自己在内完全陷入混乱。我发了疯似的想他，无法克制地想看他；另一方面，我也质问自己：为何如此煎熬，为何不能平静些！

从早到晚，每当清醒时，我总陷入思索，无法自拔：“你没有给他冷静的空间吗？你是否总是去楼上找他？是不是你总提起一些严肃的话题，让他无法回应？难道他根本不喜欢你？这所有的苦恼是不是你一厢情愿的幻想？但为什么他也和你谈论很多关于他的事？或许他不想再说了？”

无尽的问题，无尽的无解。

昨天下午，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传来，听得人头昏脑涨，我躺在沙发里久久不能平静，只想好好睡一觉，什么都不去想，结果一直睡到四点才醒，迷迷糊糊的。我无法回答爸爸妈妈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一觉睡到现在，只得敷衍说自己头疼，这并不是说谎——我是真的头疼，发自内心地难过！

唉，在同龄人中，像我这么自寻烦恼的，还有吗？不过，我也只与你诉诉衷肠，平时，为了不给别人增加麻烦，我还是尽量表现得开朗和自信点儿吧，这么些疯狂的想法只能倾吐给自己。

玛戈特很招人喜爱，也乐意成为我的知己，但我却不能完全向她袒露心声。她太拘谨了，总是很在意我，常常琢磨我这个疯姑娘的心思。我一说话，她就投来打量的目光，像是在深思：安妮这回是在开玩笑，还是动了真格呢。

怎能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一个时刻在身边晃悠的人儿呢，恰恰玛戈特就是这样的存在。

我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胡思乱想呢？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内心的平静呢？

安妮

1944年3月14日，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要是知道我们今天吃了什么，你肯定得笑（而我就笑不起来了）。清洁工正在楼下打扫，此刻我坐在范达安家的油布桌旁，拿着一块喷满香水的手帕捂住嘴和鼻子——这香水还是我们藏身前买的呢。这么说你一定不能理解，让我从头说起。

负责给我们送粮票的人被抓了，现在我们五个人除了手头五张偷摸得来的粮食卡，再也没有其他粮票了，也没有油，加上梅普和克莱因曼又都生病了，贝普也顾不上帮忙。大伙的情绪像极了仅剩的粮食，都不饱满，可怜巴巴的。油已经用尽，早餐烤不成土豆（为节省面包），只能喝粥，范达安太太害怕我们饿死，去买了些全脂牛奶回来。中午炖了桶里存放的甘蓝，这就不得不用上手帕了——你根本想象不到，陈置数年之久的甘蓝有多臭！房间里闻起来像是一股烂李子、防腐剂与臭鸡蛋混合的气味。我的妈呀，光想想要吃这鬼东西，我就快恶心死了！

还有，我们的土豆也得了怪病，足足有一半都得扔炉子里烧掉。苦中作乐，我们开始“诊断”它们到底得了什么病，有人说是癌症，有人认为是天花，也有人坚持说是麻疹……不过，已经在战争中躲了四个年头了，这可一点儿也不好玩。这种鬼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老实说，吃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如果周围有点快活事儿的话就好了。但问题就出在这儿，这枯燥无味的生活叫我们开始失去耐心了。下面是五个大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小孩儿们没什么看法，我这次也保留意见）：

范达安太太：

“其实我早就不想当厨娘了，只是闲着也怪无聊的，所以才坚持做饭，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没有油是做不了菜的，闻到那些臭味我自己也犯恶心，我也够辛苦的了，你们不说谢谢也就罢了，能不瞎嚷嚷吗？不能什么都赖我呀。唉，这战争我看我们也没什么盼头咯，德国佬最后还是会赢的。天啊！我们都会饿死吧……我心情不好时别怪我逮谁骂谁！”

范达安先生：

“对我而言，抽烟最重要，抽上了烟，管他娘的吃什么、政局如何、凯莉的心情怎样呢，哦，凯莉是个好妻子。如果没的烟抽，我就要生病啦，那就必须吃肉了。战争的局势就可怕了，我们的生活就悲惨了，我们就会激烈地争吵起来了，哦凯莉，我的凯莉可就是个臭婆娘喽。”

弗兰克太太：

“吃什么不是那么重要，但现在要是能来一片黑麦面包就好了，我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我是范达安太太的话，一定逼着范达安先生戒烟。不过快给我一支烟吧，真头疼啊。范达安一家真行，英国人犯了错误，但打仗总算有点儿进展。唉，真庆幸自己没身处波兰啊。”

弗兰克先生：

“我挺好的，什么都不缺。要始终保持冷静，我们仍有时间。快给我一些土豆尝尝，这样我就不用说话了。快点，记得把我的那份留一些给贝普。局势正在好转，我有信心。”

杜赛尔先生：

“我必须完成计划，按时做好一切。目前局势看起来不错，我们是不会被抓走的。我……”

安妮

1944年3月15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呼，终于能有片刻的宁静了。今天，耳边一直充斥这样的声音：“要是这样或那样了，我们就惨了……如果再有人生病，我们就彻底没法子了……如果……那将……”

喏，剩下的不用我说你都明白了吧。这段时间以来，你应该对我们这群人都十分熟悉了，他们会说什么话你应该都能猜得到。

出现这些担忧的原因是：库格勒已经被抓去劳役六天了；贝普看起来远不止鼻塞那么简单，明天得待在家里休养：梅普患流感还未痊愈；克莱因曼胃出血，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坏事儿总是扎堆出现。

我们都建议库格勒先生去找个值得信任的医生看看身体，做个医学鉴定，再把鉴定结果送到希尔福塞姆市政厅去（免受劳役之苦）。明天库房工人放假，只有贝普一个人在办公室，如果（天啊，又是如果）她不来上班，那公司就不开门——没有人，我们就又要学老鼠偷偷摸摸行事了，只有这样，隔壁邻居才不会察觉到什么。一点钟，扬会过来探望我们这些“世外的可怜人儿”，他大约待半个小时，就像动物园管理员视察小动物一样。

今天中午，扬又一次为我们讲述了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这一刻我们等了很久。凯蒂，你真该看看我们八个人把扬团团围住的样子，那场景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奶奶讲故事”图。

在我们热切的目光注视下，他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首先，自然从“吃”说起。给他做饭的是梅普的一位熟人。他前天吃的是胡萝卜配青豆，没吃完的昨天给解决了，今天吃了豌豆，明天会把剩下的胡萝卜给炖了。

我们也问了梅普的情况，问有没有找到医生。

“医生？”扬说，“你们还指望医生吗？今天早晨我原本要给医生打电话，不想给一位小助理接了去，我问她要治流感的方子，她说必须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去取。只有得了重感冒，医生才会亲自接电话，会说：‘请伸出舌头，说：啊——好的，我听见了，您嗓子有些红肿。我给您写了药方子，您拿着去药房取药吧。再见！’然后就没了。啧啧，都流行通电话看病了。不过也不能怪医生，现如今看病的人这么多，而医生却少得很呐。”

扬模仿电话对话时，我们还是大笑起来。凯蒂，我能想象现在诊所有多少人在排队就医！再也没有人瞧不起病人了，反倒暗自想：天，你在这儿做什么？快站后面去，给真正的病人挪挪位子吧！

安妮

1944年3月16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今天天气格外好。我马上就上阁楼。

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像彼得那样淡定了。他拥有独立的房间，能独自干自己的事儿，独自做梦、思考和睡觉。而我却要和别人住在一起，从来都无法一个人待着，要是能有自己独处的空间该多好啊。所以，我才会逃到阁楼上来。在这儿，便能只与你待在一块儿，虽然只有一会儿……不过，这并不是抱怨，相反，我将勇敢地克服它！

所幸的是，还没有人察觉到我的这些感受，只不过我对妈妈越来越冷漠，也不那么黏着爸爸了，跟玛戈特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已经完全封闭起来了。但我必须表现得若无其事，不希望任何人发现我内心愈演愈烈的斗争——情感与理智的斗争。目前后者占据上风，但情感难道不会越来越强烈吗？唉，它有时让人害怕，却也常常让我牵挂。

在彼得面前，要想表现得若无其事真难，但我也明白，得等他开口。我总是梦到与他说话，跟他玩闹，醒来后也无法将这些场景从脑海中抹去。没错，凯蒂，安妮疯了，但比起这世界的纷乱，这时期的动荡，我这一点疯狂又算得了什么呢！

值得庆幸的是，至少我能将所思所想写下来，否则一定会憋坏吧。要是彼得面对这一切，他会怎么想呢？总有一天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他必定对我有些猜测，我们必须坦诚相见，平时的安妮，他不会喜欢的！一个追求安静的人怎会喜欢张扬又聒噪的女生呢？他是否是第一个，且唯一的那个能看到面具下真正的安妮的人呢？或许他很快就会来找我了？俗话不是说，“同感之后便是爱”或者“同感和爱同存在”吗？对于我也是同样的呀，我与他有如此多之同感，他与我就像一个人！

凯蒂，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是不是他比我更不知道如何开口呢？我能给他写信吗？或许行，这样最起码能保证让他明白我到底想说什么，开口说简直太困难了，我做不到。

安妮

1994年3月17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一切都好了起来！贝普的感冒好多了，就是嗓子还有点哑。库格勒先生拿到了医生开的证明，终于不用再去干活了。屋子里洋溢着一股轻松的氛围。一切都变回了该有的模样，只是玛戈特和我对父母感到有点厌烦。

你别误会。我还是很爱爸爸的，玛戈特爱着爸爸妈妈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总想挣脱父母的桎梏，自己去做一些决定。每次上楼他们都会问我想干什么；每次吃饭都不许我加盐；每天晚上八点多，妈妈都会问我有没有换睡衣；他们还会检查我看的每一本书。不过讲真的，他们检查得并没有多严，绝大部分的书我都可以看，但这种监视加唠叨弄得我们烦死了。

还有些事儿让他们不满意。但我已经不再是那种整天被人亲亲抱抱的小宝宝了，那些亲昵和爱称让我难受。我讨厌爸爸喜欢说的那些东西。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能离开他们一会儿，但他们不知道。

昨晚玛戈特说：“我觉得糟透了，我一用手托着头或者连续叹两次气，他们就问我是不是头疼或者哪儿不舒服。”

我和玛戈特都认为，信任和幽默在这个房子里所剩无几，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之间的关系都不太对劲。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就像对小孩儿一样，但事实上我们的内心要比我们的年纪成熟得多。我现在十四岁，我很清楚我想要什么，可以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原则。这听上去有点狂妄，但我确实觉得我并不是个孩子，而是个成年人，我是不依赖任何人的，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我认为我比母亲更会与人讨论与辩论，我的角度更客观，我的言辞更贴切，我的论据更合理，我的反应更机敏。我觉得（当然你可以笑我）我在很多方面都比她厉害多了。我爱一个人，必然是建立在对他的钦佩和尊敬之上，然而我对母亲并无钦佩和尊敬之情。

如果我只有彼得该多好，他那么聪明，帅气，在很多方面，我都非常钦佩他。

安妮

1944年3月18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我向你倾诉了很多我的想法和感受，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我为什么不和你说说我的那些关于“性”的想法呢。父母和其他成年人都把这看得很特殊，拒绝对十二岁的孩子普及性知识，孩子只能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当他们发现孩子有过相关的经历之后，便又相信，自己的孩子或多或少对性有所了解了。为什么他们不尝试去弥补自己在性知识教育上的疏忽，并自省为何这一切会发生呢？家长可能会有担心，但我觉得这担心的内容其实不足为虑。他们担心孩子知道了有关性的事情后会认为婚姻不那么神圣，不那么完美无缺。我觉得如果丈夫在结婚前有点性经验倒是好事。十一岁的时候他们和我解释了什么是例假，但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明白例假为什么会来，它代表了什么。在我十二岁半的时候，我有了更多的经历，因为约菲什么都知道。我也说过我对于男女相处的看法。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有些疯狂，但当杰西卡肯定了我的想法，我有点为自己的直觉骄傲。杰西卡曾简单地和我描述过孩子是从哪生出来的：“他从哪儿进的，就从哪儿出来”。我和雅克斯从一本性启蒙的书上知道了关于处女膜和其他构造，我还知道人们可以通过某些手段避孕。但具体在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我们没研究出来。来这儿之后，爸爸和我说了关于妓女的事儿。但我还是有很多问题。如果母亲什么都不和孩子说，那孩子只能自己在一片蒙昧中一点地摸索。尽管今天周六，我却毫不无聊，因为我和彼得一直待在阁楼里。我闭着眼睛坐在那，幻想着我们的未来。我的彼得，他可真是太棒了。

安妮

1944年3月19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昨天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午饭后一切都还正常。大约五点我拣完了土豆。妈妈拿出一些血肠，让我送给彼得。虽然不大情愿，但我还是去了。结果彼得不吃，当时我既窘迫又难过，难道还是因为上次的争吵，因为出现了信任危机吗？我快忍不住了，感到泪水就要涌出来。把盘子端回去给妈妈后，我独自跑到地下室大哭了一场，并决定跟彼得把话说清楚。吃饭前我们四个坐一块儿玩填字游戏，没人讲话。开饭时，我低声问彼得：“今晚你学速记吗？”

“不学。”他说。

“那过会儿我能跟你谈谈吗？”他同意了。我洗完盘子后去找他，问他是不是因为上次吵架才不乐意吃香肠的。还好不是这个原因，他说他只是觉得不能这么轻易妥协。当时房间里热得不得了，我脸红得跟发了烧一样。为了喘口气，玛戈特拿水下楼的时候，我跑去了楼上，在窗边靠了一会儿，然后又去了彼得那儿。他那窗户是开着的，他站在左侧，我走过去站到右边和他说话。站在敞开的窗户边或是趁着夜色聊天，要比在光亮中轻松许多。看得出他也是这样想的。我们聊了很多，非常多，多得无法在这里一一向你复述。这是我藏在这儿以来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夜晚。对了，让我跟你说说我们谈了些什么吧。

首先自然是聊起了之前的争吵，不过，现在我对它的看法完全不同。然后又说起我们与各自父母之间的疏离。我跟他讲我和爸爸、妈妈、玛戈特之间发生的事情，没来由地他突然问我：“你们每天晚上也会互相亲一下作为晚安吻吗？”

“亲一下？得亲一阵呢！你呢？”

“没有，我还没亲过谁。”

“过生日的时候也没有吗？”

“哦，那倒有。”

原来我们都不太信任自己的父母，我们谈到虽然他父母很爱他，十分希望走进他的内心，但是他对此很抗拒；谈到我难过时只会躲在被窝里哭，而他则跑到楼顶，独自发泄；谈起玛戈特与我整天待在一块儿，正互相加深了解，却没有太多共同话题。我俩无所不谈，包括信任、感受、各自的性格和想法等等。凯蒂，可以肯定的是，如我先前想的那样，我们俩是相同的！

后来，我们还共同回忆了两年前（1942年），那时的我们与现在是多么不同啊，简直判若两人。最开始，我俩互相不待见，他觉得我过于活泼吵闹，我看他平平庸庸，毫无亮点。那时我还不明白为何他不与我说俏皮话，不过现在看来，我挺开心的。他说，那时他十分不合群。但其实他的安静和我的喧哗异曲同工，都是为了保护心灵净土不受污染，真正的我依然沉静，只不过在独处和写日记时显露出来。然后又说到旁人看到我都嫌烦，尤其是杜赛尔先生，说我不愿意总待在父母的卧室里。他说很高兴认识我，我也告诉他，很高兴他能在我身边。我表示能理解他面对父母的做法，理解他的内敛，也愿意帮助他度过这段不愉快的时期。

“你其实一直都在帮我！”他说。

我很惊讶：“有吗？”

“当然了，因为你积极乐观。”

这是我从他口中听到的最美的形容！他还说，我总去找他，他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很开心。我也告诉他，自己已经对爸爸妈妈的亲昵无感了，再多亲吻也无法换来我的信任。我们聊起各自的理想，聊起日记、孤独感，还有人的表里不一以及我的“面具”等等。

太好了，他开始把我当成“同道中人”了，这就足够了。此刻的幸福和感激无以言表。凯蒂，你原谅我吧，今天写得乱七八糟的，因为太激动了，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

这是只属于我们二人的秘密！每当他含着笑意看向我，或是朝我眨眼，我内心就会阳光灿烂，毫无阴霾。真希望能与他共同度过无数美好时光。

快乐而充满感激的安妮

1944年3月20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今天早晨，彼得问我以后晚上能否常去找他，他说我不会打扰他，反正他的房间也足够两个人待了。然而如果每天晚上都上楼，楼下的人肯定会产生怀疑。不过彼得认为不必在意旁人的看法。后来我答应他会在周六晚上过去，也希望月亮好的时候他能立刻通知我。

“然后我们就一块儿下去，”他说，“去看月亮！”十分同意，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害怕小偷，你说呢，凯蒂？

不过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不顺心的事。玛戈特貌似早就喜欢上彼得了，但我还不敢断言这份感情是否是爱情，不过这就已经够糟的了。每次与彼得相见，我都怕玛戈特不开心，看到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样子，我才好受一点。要是我，肯定受尽嫉妒的折磨，不过玛戈特却只说不用我担心。

“真抱歉，总把你晾一边……”我说。

“我都习惯了。”她很落寞。

不过我没和彼得说这些，或许以后再说吧，我们还得说正事。

妈妈昨天凶了我一顿，唉，是我自己的问题。不该总是对她爱答不理、冷冷冰冰的。好吧，重新尝试对他们友好一点，适当克制一下吧。

爸爸对我也不如先前那么亲密了。他试着成熟点儿，因此显得较为冷淡。看吧，不知道后面会怎样。他恐吓我说，如果我自己不好好学代数的话，便没人再愿意给我补习了。这能吓着我吗，不过，我还是好好学吧，已经得到一本新书了。

目前，只想多看看彼得，脑子已经完全被这个念头占据！

安妮

今天（1944年3月20日）收到了来自玛戈特信，她真是善解人意：

安妮，昨天说我不嫉妒你的话，其实只有一半正确。实际上，我的确既不嫉妒单独的你也不嫉妒单独的彼得，只是感到有些遗憾——我还未找到、眼下也很难遇到那个能与我交流思想与感受的人。你俩互相信任进而成为知己，对此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更何况困于此地，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本该拥有的东西。可以确认的是，彼得和我并不是那么亲密，我也没有与他深度交谈的欲望，而我，是必定要寻找到这样一个人的。因为我需要这样一个在我不多言的时候仍能与我心意相通的人，此人必须比我聪明，而彼得并没有。但我看得出来，你和彼得很般配哦。

无需感到内疚，安妮，这没什么的，你和彼得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的回信：

亲爱的玛戈特：

真高兴收到你的信，但我还是没法完全静下心来，仍然很不安。

目前我和彼得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我们只会站在敞开的窗边，望着夜色谈心，白天可没有，比起大声张扬，轻声耳语更容易让人吐露心声。看得出，你把彼得视为亲人，而且跟我一样，甚至比我还想照顾他。或许哪天，尽管你俩还未像我们一样信任彼此，你也会这样去做。在我看来，信任须是双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和爸爸不能进行深入交流的原因吧。唉，不说这些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就给我写信吧，我的书面表达比口头表达更准确。你不知道我有多佩服你，希望再次拥有你和爸爸的喜爱，在我看来，你们在这一点上十分相像。

安妮

1944年3月2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昨晚收到玛戈特的回信：

亲爱的安妮：

昨天读完你的回信，我在想，你去找彼得学习和聊天时会不会怀着内疚呢——这让我不太舒服。因为大可不必如此。说真心话，我也有权利（希望）与某人建立互相的信任感，但那个人并不是彼得。不过，如你所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将彼得视为亲人，嗯……弟弟吧。凭着感觉发展吧，或许我们以后能建立起姐弟情谊，也可能永远不会。短时间内是不会了。你真的没有必要为我担心。好不容易遇到惺惺相惜之人，好好珍惜吧。

真是越来越好了，凯蒂，看来我们躲在这儿，也能体会到真正而伟大的爱。如果还要在这里困很久，说不定我还会跟彼得结婚呢。不过，和他结婚这件事情，我真没认真想过。不知道他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俩能否一直爱下去，直到走进婚姻的殿堂。

不过可以确认的是，现在彼得也很喜欢我，只是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是只把我当成好朋友吗，还是只是由于异性相吸，或者把我当姐姐？实在想不出。当他说每当父母吵架，我都能给他帮助和陪伴时，我简直太开心了，也更加信任我们之间的情谊。

昨天问他，如果周围有无数个安妮并且每一个都很喜欢他，他会怎么样。他回答说：“如果他们都变成了你，那么事情就不会这么糟糕了！”

凯蒂，听到这话，我很欢喜，也完全相信他对我的真心。哦对了，他学起法语来十分用心，甚至上床了还不停止，直到夜里十点半呢。

天啊，每每想起周六晚上的谈话，真是打心底为自己感到高兴，这还是第一次。那些话也都是真心话，是君子之言，我绝不改口。彼得很帅气，无论大笑，或是安静地远望，都很好看。他既好看也可爱又善良。当他注意到肤浅无聊的安妮只不过是一层躯壳，真正的安妮其实和他一样有理想，一样经历着痛苦，大概对此也十分惊讶吧。

昨晚刷好碗后，特别期待他邀请我去楼上坐一会儿。然而最终我也没能去的了。我回去后，他也下楼了，原来是来叫杜赛尔先生去听广播的。他在浴室里走走停停，因为杜赛尔先生太磨蹭，他就先上了楼，后来很早就睡了。

整晚我都很烦躁，往浴室跑了好几次，用凉水冲脸，好让自己冷静下来，还读了两页书，然后又陷入了遐想，不断地看时间，等啊等，时刻听着他是否来找我了……最后疲倦不已，只得早早上床睡觉。

明天会怎样呢？我好想他呀！

安妮

写给玛戈特的回信：

亲爱的玛戈特：

我想，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彼得与我究竟会怎样，很快就能见分晓，无外乎两种结果：回到原来或出现变化。虽然无法断言，但我想，无论是怎样的结果，我都能承受。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如果我和彼得建立起来的是友谊，那我便告诉他你也很喜欢他，也愿意在他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好吧，你肯定不愿意，不过在我看来，这没什么的。彼得怎样看你，我现在也不知道，不过到时就会问他。放心，这肯定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偷偷上顶楼来找我们吧，一点儿也不打扰，我们都说好了，如果想谈心，就等晚上天色已黑再说。

别担心了，玛戈特！虽然不容易，但我也这样做了呀。或许你能更早地遇到知己呢！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23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终于有了点儿进展。负责给我们送粮票的人被释放了，感谢上帝！

昨儿梅普也回来了，今天换她丈夫打寒颤和发烧了——典型的流感症状。贝普虽然还有点咳嗽，但总体来说已经恢复了。只是克莱曼还得在家多休息一阵子。

昨天，一架飞机不幸在这附近坠毁，幸好乘客们及时使用了降落伞。飞机撞上一所小学，不过当时那儿没有学生。这次坠毁引起小型火灾，造成数人伤亡，因为德国人朝跳伞的乘客扫射了，这让那些荷兰人愤怒不已。女士和小姐们全都吓坏了。呸，那些开枪的人真恶心。

现在来说说我自己吧。

昨天与彼得在一块儿时，不知怎的，聊到“性”这个话题。其实早有问题想问他。他什么都知道。当告诉他，我和玛戈特对此还未得到启蒙时，他感到很惊讶。随后又跟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玛戈特、爸爸、妈妈的事情，也坦白了其实是我不敢开口问他们。彼得说他可以告诉我，我很感激。他向我解释了避孕药生效的机制，然后我鼓起勇气问他，男孩子是怎么发现自己已经成熟的呢。他回答说，这个问题他还需要仔细想想，晚上再告诉我。除了这些，我也把我和杰西卡之间的故事告诉了他，说女生面对强壮的男生完全无法抵抗。而他则说：“在我这儿你可以完全放心。”

到了晚上，我就又去找他了，他开始跟我说一些男孩子的事情。虽然有点面红心跳，但能与他谈论这个话题仍是很好的。我们都从来没有想过会跟异性朋友去把这个隐晦的话题说开。他与我说了很多，我想，现在我大概已经完全了解了。他还给我详细解释了“避孕套”是什么。

晚上洗澡时，我和玛戈特说起两个以前的朋友，聊了很久。

今天早晨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早饭过后，想去楼上玩会儿，便朝彼得眨了眨眼。“你骗了我，”他说：“我听见昨晚你和玛戈特在浴室的对话了。你是不是只是试探我到底知道些什么，好再来笑话我！”

这话好伤人呀！我竭尽所能向他解释。其实他的质疑我都能理解，但事实真的不是他想的这样的！

“不是，彼得，”我解释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发誓对我们的聊天内容守口如瓶，而且我也是这样做的呀。我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愚弄你、取笑你呢，这可一点儿也不好笑，这对我根本不公平，我什么都没说。跟我说实话吧，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他说他是相信我的，但我必须跟他解释清楚。后来我想这件事想了一整天。庆幸的是，他及时把想法告诉了我。凯蒂，如果不说出来，他一定会抓狂的吧，唉，我亲爱的彼得！

我现在要去跟他解释一切了！

安妮

1944年3月24日 星期五 早上

亲爱的凯蒂：

我现在经常晚上上楼找彼得，对我来说他那儿的空气都格外清新。他屋里灯光暗，但这更容易让我们进入聊天的状态，那感觉就如同阳光温柔地在你的脸上挠痒痒。我尤其喜欢坐在他身边然后看着他。可大人们却对我们这种状态不太满意。

“彼得那就像安妮的第二个卧室一样。”他们说，“晚上还接受女孩子的拜访，这对绅士来说可不合适。”彼得完全没想到他们会有这样可笑的想法。妈妈很好奇我们在一起都做了什么，她不断追问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彼得说，大人们那是嫉妒，他们嫉妒我们的年轻和纯真，我们可不像他们那样，干过很多卑鄙的事情。

有时彼得会下楼来接我，但他总是红着脸，站在那一言不发，这就有点尴尬了。我就是开心，我就从来不会脸红，在旁人的注视下脸红，这种滋味肯定不怎么样。

另外，我觉得撇下玛戈特去找彼得不太好，在我享受快乐的时候，她只能一个人在楼下孤零零地坐着。但我又能怎么办呢？如果她能和我一起上去也挺好，可那样的话，她就变成电灯泡了。

我好像无意中听到他们说很看好这段友谊，真不敢想象，如果这仗还要打五年，他们大概还要说一箩筐结婚啊、婚礼啊这些蠢话吧。唉，不过，大人们的议论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听起来既无聊又蠢的父母，他们难道忘了他们也曾年轻过吗？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他们总是当真，而我们认真的时候，他们又当我们是开玩笑。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们会一直有话聊吗？不过，如果我俩感情有所进展的话，即便什么也不聊，也会在一起的！如果大人们不表现得如此暴躁。他们肯定并不太喜欢我。彼得和我都没有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任何人。想想看吧，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谈了那么多私密的内容，那还了得。我想问问彼得他知不知道女孩是什么样的。男孩儿下面的结构不像女孩儿那样复杂。人们看一幅裸男的照片或者海报就能看出他下面是什么样的，但看裸女就不行。因为男女生殖器或者说两腿之间的构造是不同的。

他可能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女生，说实在的，我也没有过。我该怎么和他解释呢，唉，男生就简单多了。我能从他的话中推断出其实他也不怎么太了解。他说女生下面有“子宫口”，但在身体里面，人们是看不见它的。我们知道它和身体外面的器官的区别。在我十一岁还是十二岁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内阴唇这种东西，因为我根本看不见它。最好玩的是，我以为尿液是从阴蒂里产生的。我曾经问妈妈，什么是Stumpen，她说她不知道。她总是表现得那么蠢！

话又说回来，没有例子我怎么解释这一切？或许我可以在这儿试试。那就开始吧！从前面开始，你从前面看只能看见一些毛发。两腿之间是块儿像枕头一样柔软的肉体，上面长着一根根的毛发，有了这些毛发人们就看不到里面的样子了。当你坐下，把两腿分开，就能看到里面猩红丑陋的肉质结构。上半部分，大阴唇之间有一块褶皱，凑近了看是个小囊，这就是阴蒂。然后是小阴唇，它们连在一起，就像皮肤上的褶子。它们覆在一个肉团上，那个肉团还没我大拇指尖大。上面部位里面有不同的小孔，用来排尿。下面的部位看上去只有皮肤，但那里却隐藏着阴道。阴道完全被皮肤上的褶皱所覆盖，很难被发现。那个洞真的非常小，我完全无法想象一个男人要怎么进入，更别提从那爬出个小孩子。这个洞小到只能容纳你的食指！就这些了，但这些很重要。

安妮

1944年3月25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只有当人们改变了自己，才会发现自己的改变。我就有所改变，全面的、细致的，根本上的改变。我的想法、观点、观察事物时批判的视角、我的外表和我的内在，所有的一切都变了，都变得更好了。

我之前和你说过，这场改变对我来说有多困难，我来到了这里，从之前众星捧月般的生活跌落到这寒冷的充斥着斥责和成年人的现实。对此爸爸妈妈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我需要忍受这么多改变的痛苦，可他们却不给我一点帮助，而且在他们吵架的时候都想让我站在他们各自的那边。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领会到“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道理。现在我知道他们究竟错在哪里了。和范达安夫妇相比，他们最大的错误是讲话的时候一点都不坦诚、友善。（朋友间相处也该友善和睦一些。）

我特别想一直保持着我们的友谊，永不争吵，和爸爸和玛戈特相处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和妈妈相处的时候总想吵架。因此，她有时骂骂我也挺好的。和范达安先生好好相处，只要和他讲道理，安静倾听他的观点，不多话，在他开不好的玩笑拿人取乐的时候岔开话题就行了。范达安太太喜欢能和她坦诚交流，推心置腹的人。她也不忌讳袒露她众多的缺点和不足。我已经挺满意的啦，她不再像之前那样把我想得那么坏。因为我慢慢变得严肃，不再把那种恭维的笑挂在脸上，摆出一副轻浮的模样。我打算一直保持这种严肃，我发现这能让人慢慢进步，变得越来越好。

昨天范达安太太和我说起了我们给克莱曼的那些米。“我们总是给他，给他，再给他米，”她说，“我觉得，这已经够了。克莱曼先生可以通过劳动得到粮食，为什么总要我们给？我们的库存也不多了。”

“不，范达安太太，”我说，“我不是这么觉得的。克莱曼先生或许能拿到米，但是那让他痛苦。我们不该指责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即使我们现在库存也不足了，我们也应该给他他所需要的。一周一盘米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吃荚果也挺好的。”

范达安太太觉得我说得不对，但她也说了，即使她不理解，但她也会给的。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好了，我结束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有时候对自己的位置认识得挺清楚的，有的时候我又怀疑自己的认知。但我会搞定它的！对！现在我有人帮忙了，彼得会帮我排忧解难。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喜欢我，我们是不是该接吻了？对接吻这事儿我不强求！爸爸和我说我去彼得那去得太勤了，问我彼得是不是也这么觉得的？当然不！彼得觉得这正常极了。

彼得也和我说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轻松的小事儿，这些事儿我都不怎么记得了。我和他说我会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如果我将来不能成为一个作家，我也不会对写作有所懈怠。

我没有很多的金钱，也没有美丽的容颜，我没有大智慧，也不太够机灵，但我现在很幸福，而且会继续幸福下去！我从不心怀猜忌，我爱自然，爱我周围的人们，我希望所有人都一起幸福快乐。

你忠诚的安妮

日复一日无所事事，

夜复一夜百无聊赖。

（我几周之前就写了这首诗，但没继续写下去。它挺短的，所以我就把它写在这里了）

1944年3月2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本来政治在我们的躲藏史中应当占据很重要的篇章，但我个人并没有很关注它，一直将其搁置在一旁。我今天打算用一封信的篇幅来说说我对政治的看法。

对于政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样糟糕的战争时期，大家讨论政治也是应该的，但因为政治而频繁地争吵就太蠢了。他们可以去打赌、大笑、骂街、发牢骚，爱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别吵架。吵架总会带来不好的影响。那些从外边回来的人总会带来一些假消息，我们的收音机就从不撒谎。扬、梅普、克莱曼、贝普还有库格勒，他们都带着主观感受讲政治，扬是他们中立场最客观的。在隐秘屋只有一种政治声音，那就是对侵略、轰炸、演说的争论。人们还能听到诸如“这不可能！”“我的老天啊！如果他们现在这么干，那以后怎么办！”“这太好了！真棒！”这样的话。

乐观的，悲观的，当然还有现实的，大家都不知疲倦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而且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某位夫人很生气，因为她的丈夫非常相信英国人。而某位先生攻击他的太太，则是因为她轻视他所热爱的国家，并对之加以嘲讽。

我发现这样如同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就像你用针去刺某个人，然后这个人马上跳了起来一样。找个关于政治的话题，说一个问题、单词、句子都行，然后马上全家都会参与讨论！

前不久又出现了一个名叫“空袭报告”的频道，就好像德国国防报道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得还不够似的。这个新节目听起来蛮了不起的，可实际上却很让人失望。英国空军持续发动攻击，就像德国电台制造谎言那样日夜不断。

他们从早上八点开始收听广播，每个小时听一次，直到晚上九、十点，甚至十一点。这有力地佐证了大人们是极有耐心的，可惜脑子不太够用（有的人是这样的，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觉得我们有两个电台就足够了。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士，唉，我不想说了。工人频道、奥兰治电台、弗兰克·菲利浦，或者威廉姆娜女王陛下这些节目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我们这都有他们的粉丝。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里，大人们就坐在收音机周围，讨论吃的、睡眠和政治。天啊，这简直太无聊了。在这里，如何不变成一个无聊的小老太太可是一门学问！

举个例子，关于我们都很爱戴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说。

周日晚上，九点。茶水已备好，客人已安坐。杜赛尔坐在收音机的左边，范达安先生在前面，彼得在旁边。妈妈挨着范达安先生坐着，范达安太太坐在她丈夫的后面。玛戈特和我们坐在最后面，皮姆在桌子旁边。先生们那烟雾缭绕，彼得激动地闭上了双眼；妈妈穿着深色的长裙和范达安太太一起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她们害怕那些从我们房顶上飞过去的飞机。那些飞行员可不管演不演讲，他们吃完饭就开着飞机到处飞。爸爸喝着茶，玛戈特和我挤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莫施趴在我俩的膝头呼呼大睡。玛戈特头上还挂着卷发筒，我穿着一件又紧又小的睡衣。这情景看上去和谐，温馨，舒适。但我一直恐惧地等待着演讲的结果。大人们仿佛都等不及了，他们看上去很不耐烦，坐立不安，然后开始争吵。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互不退让，永不妥协。

安妮

1944年3月2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我还可以写更多关于政治的事儿，但我今天想和你说些别的。首先妈妈禁止我老上楼去找彼得了，她说范达安太太有些吃醋了。第二，彼得也邀请玛戈特上楼。我不知道这是出于客气呢，还是他真想和玛戈特聊天。第三，我问爸爸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范达安太太的感受，她看不得我和彼得太近。爸爸的回答是，不用管那么多。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妈妈不太开心，她想让我别再上楼去了，想让我重新去杜赛尔那里帮忙，或许她也有点吃醋。爸爸觉得我和彼得关系不错是件好事，玛戈特也很喜欢彼得，但她觉得，有些事只适合两个人的时候说，三个人的时候就不太好开口了。

另外，母亲认为彼得爱上我了。我倒巴不得如此，这样我俩之间的关系就扯清了，能更轻松更坦诚地交流。她还说，彼得总盯着我看。那是肯定的啊，我俩不止一次互相眨眼示意。再说了，他喜欢看我脸上的小酒窝，这能怪我吗？对吧？我现在处境有点不妙。妈妈和我的想法总是相左。爸爸对我俩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妈妈很难过，因为她真的很爱我。可我一点都不难过，因为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还有彼得……我不想放弃彼得。他是那么可爱迷人，我非常仰慕他。我们之间的感情是那么美好。那些“老年人”干吗总是插手我们年轻人的关系，真是多管闲事。还好我已经习惯了将心事细细隐藏，没有人能看出我对他的痴狂。他会在某个时候向我表白吗？我是否可以像在梦中那样抚摸他的脸庞？彼得和彼得尔，他们就是一个人啊！大人们不理解我们。他们不懂，我们只要待在一起，即使没有交谈，也心满意足；他们困惑，是什么让我们彼此互相吸引，惺惺相惜。究竟何时我们才能克服种种困难真正在一起？不过也正是因为共同跨越了这些障碍，我们的结局才更加美好。

彼得啊，他闭着眼睛，躺在我怀里的时候可真像个孩子；他逗莫施，和它说话的时候是如此的温柔亲切；他扛起土豆或者其他重物的时候又是那么的强壮有力；他去观察炮击，在深夜里去侦查小偷的踪迹……凯蒂，他简直是太勇敢了！当然，他有时也会笨手笨脚的，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他最可爱的时候。比起给他解释一些知识，我更喜欢听他给我讲解阐述。如果他什么都比我强那就太好了！

啊！只要我的彼得和我说说话，那些母亲又算得了什么呢？

爸爸总说我太爱打扮了。可这并不是真的。我不过是有点虚荣。到现在为止没几个人夸过我漂亮。除了学校里的一个男孩，他说我笑起来的时候很可爱。可昨天彼得夸我漂亮了！我好开心！我要把我们的对话完全复述给你听。彼得经常说：“笑一个嘛！”

我注意到了，于是昨天问他：“为什么你总让我笑？”

“因为你笑起来很美。你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小酒窝，它们是怎么来的？”

“我一出生就有，我下巴上也有一个，我也就这儿长得好看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

“真的，我知道自己不是个漂亮姑娘，我一直都不好看，我有自知之明。”

“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你很漂亮！”

“你在骗我吧。”

“我说的都是真的，相信我。”

当然，此后我又恭维了他，也夸他十分帅气。

安妮

1944年3月29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昨天晚上，博尔克斯泰因部长在奥兰治电台发表讲话，他说将在战后收集战争时期的日记和书籍。所有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的日记本。想象一下吧凯蒂，如果我能出版一本关于隐秘屋的小说那该多有意思。如果人们单看这小说名字的话还以为它是本侦探小说呢。

不过说真的，等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年，然后让我们讲讲犹太人在战时的起居，饮食、生活，是不是挺神奇的。虽然我和你讲了很多事，但你对我们的生活仍知之甚微。就像女士们对轰炸的恐惧，比如在周日，有350架英国飞机向艾默伊登倾投了约五百吨的炸弹；那些处于被轰炸地区的房屋如狂风中的草叶一样摇晃颤抖；还有在这里肆虐的传染病……

这一切你都无法知道，如果要把这些情况通通告诉你的话，我得写一整天。无论是买蔬菜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人们都得排很长的队。医生无法出诊，因为他们的交通工具都被偷了。偷盗无处不在，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荷兰人都怎么了，怎么突然都变成小偷了？小孩儿，那些八到十一岁的孩子会打破他们能看到的所有的玻璃窗，然后爬到屋子里偷东西。没人敢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离开家，哪怕五分钟都不行,肯定被偷得什么都不剩。每天报纸上都有悬赏追回被窃赃物的广告，像打字机、波斯地毯、手表，布料，当然还有别的东西。街上的大钟被拆了，电话亭里的电话甚至电线也都被人拿走了。人民的情绪也很消极，到处都有人忍饥挨饿，一周的配给量还不够两天吃的(除非有进口咖啡)。反攻还没什么信儿，男人们又都得去德国。孩子们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所有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也没一双完整的鞋，在黑市上，换个鞋底就得7.5盾。几乎所有的鞋匠都不接活了，人们得等四个多月才能拿到一双鞋，这双鞋还有可能在这期间“凭空消失”。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反侵略反政府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越得不到吃的，反抗也就越激烈。物品配给处的工作人员，警察还有政府官员要么选择帮助他们的公民，要么去告发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狱。还好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

安妮

1944年3月31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天气还特别冷，但大多数人都已经一个月没有煤可以用了。这真是太糟糕了，不是吗？大家普遍对苏俄战线抱以乐观的态度，那阵势可真够大的！我虽然不怎么写关于政治的事儿，但我还是想告诉你他们推进到哪了——军队已经到了波兰的边境，在罗马尼亚的普鲁特河畔。他们离奥萨德很近，已经包围了捷尔诺波尔。人们现在每晚都在等斯大林的特别公报。莫斯科那边放了很多礼炮，这让整个城市每天都是炮声隆隆。他们是觉得这样很好吗，就像在战时一样，还是说他们没有其他法子来表示心中的快乐？我不知道。德军占领了乌克兰，那儿还有一百万的犹太人，他们大概也要遭遇不幸了。

这里没什么特别的事儿。今天是范达安先生的生日，他收到了两盒烟草，一点咖啡（他太太把它收起来了），库格勒送来了柠檬酒，梅普带来了沙丁鱼，我们送的是科隆香水、丁香和郁金香。还有蛋糕！这可不能忘，蛋糕里面塞满了草莓，虽然因为面粉和黄油不太好而黏黏的，但非常好吃！

关于彼得和我的闲言碎语少了很多。他今晚会来找我。他可真好，不是吗？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待在一起，无话不谈。对一些敏感话题，我在他那也不必表现得如在其他男孩儿面前那样的拘谨，真是太好了。比如说我们说到血液，然后聊到例假。他觉得女生很坚强，因为我们得忍受失血的痛苦。他认为我也很坚强。哎，哎，为什么呢？我在这儿的生活越来越好啦。上帝没有抛弃我，而且永不会抛弃我。

安妮

1944年4月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一切还是那么的困难。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我如此渴望他的亲吻，可他却迟迟不给我回应。他是不是只把我当成普通朋友看？我和他的关系就不能再进一步了吗？

你也知道，我很坚强，可以承受绝大部分的压力，我没有让别人替我承担些什么的习惯。我不乐意黏着父母，可现在却很喜欢把头靠在彼得的肩上，就这么静静地待着。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关于彼得面颊的梦，梦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彼得，他难道就不渴望接近我吗？或者他只是羞于将爱意说出口？为什么他总让我去找他？噢，为什么他什么都不说？

不能继续想了，我得平静下来。我需要克制一些，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他从来不主动找我，总是我上去找他，这就有点不太妙了，因为看上去就像我在追他一样。但这是房屋分配的问题，他明白我的想法。唉，如果他明白得再多点就好了。

安妮

1944年4月3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今天是特殊情况，我想和你讲讲吃饭的事儿。不仅是在隐秘屋，在荷兰，甚至是整个欧洲，食物短缺都是最大、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待了二十一个月了，在此期间，我们经历了若干个“食物-时期”——我马上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食物-时期”指的是人们只能获取一种饭菜的时期。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别的菜，只有菊苣。带沙子的，不带的，一锅烩的或者烤的，反正都是菊苣。然后就到了菠菜时期，此后是大头菜、鸦葱、黄瓜、西红柿、酸菜等等。

那些午饭和晚饭都只能吃酸菜的日子可真不好过，但人饿的时候什么都能吃。现在我们都过了最舒服的时期了，因为已经吃不上新鲜蔬菜了。

我和你讲讲我们这个周的食谱，午餐有褐豆汤、豌豆汤、土豆配面团、土豆派，运气好的话有萝卜或者烂胡萝卜，然后又是只有褐豆。我们每顿都有土豆（从面包短缺开始），从早餐开始，不过早餐的时候至少还会烤一下。汤的话就只有褐豆、白豆、土豆还有袋装汤（菜丝汤、女王汤、豆子汤）。哪都有褐豆，就连面包里都有。晚餐我们就只吃土豆加酱，幸运的话还有红萝卜沙拉。我必须讲讲面团：面团是我们用“政府面”加水和酵母发酵制成的，黏糊糊的，吃进胃里像吃了石头一样坠得慌。不过那也比没有强！

每个周我们最盼望吃的就是肝肠片还有抹在干面包上的果酱。但我们还活着，所以吃什么都还不错。

安妮

1944年4月5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有段时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战争结束，和平到来，离我们那么遥远，虽然美好，但却像童话一样不怎么真实。话说如果战争持续到九月份，那我就不想再去上学了，因为我不想留两级。

彼得现在是我生活的中心，白天想他，睡觉也总梦见他。一到周六晚上我就软塌塌地没精神，这可真糟糕。在彼得身边我必须强忍着泪水然后假装很开心的样子和范达安太太做柠檬酒。

但当我独处的时候，我知道，我忍不住了，我要大哭一场。我只穿着睡衣，控制不住自己，从床上滑到了地上，我先是长时间虔诚地祈祷，后来就把自己缩成一团，抱头痛哭。我一边抽噎着，一边努力把眼泪憋回去，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这哭声。再然后我鼓起勇气，对自己说：“我必须，我必须，我必须……”可是僵硬的身体不听使唤，我磕在了床沿上，只能挣扎着往床上爬，直到快十一点半的时候我才又一次躺在了床上。不过这些都过去了！

对，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再愚昧下去了，我得进步，得为我成为记者这一梦想而努力！我知道，我的写作水平不错，写了几个挺好的故事。我对隐秘屋的描写也挺幽默的，日记里的描写也很生动形象。但我是否真的有写作天赋，这还得看看。

《艾娃的梦》算得上我写得最好的童话。我真不知道灵感是从哪儿来的。《卡迪的日常》也挺好的，但总体来说不怎么样。我自己就是最棒，也是最苛刻的评论家，我知道什么作品好，什么作品差。不写文章的人无法了解写作的快乐。以前我总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不具备画画的天赋，但现在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至少还可以写作。

如果我的作品不能在出版或者在报纸上刊登也没关系，我可以为我自己写作。但我还要不断提升自己。我无法想象自己成为像妈妈、范达安太太，还有其他夫人那样的女人，她们本来有自己的工作，但后来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只围着丈夫和孩子转。对，我不甘于平凡，我想为那些生活在我周围的，不认识我的人带去欢乐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我想在肉体死后依然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感谢上帝，他在我出生的时候就给了我写作的天赋，让我能尽情表达自己。

写作让我平静。一切烦恼都消失了，也让我重新拥有了前进的勇气。不过还有一个大问题，我将来会成为一名记者或作家吗？能写出一本巨著吗？

我真希望可以，真的！我可以将一切付诸笔尖，我的思想、主张，还有我的想象。

我很久没动笔继续写《卡迪的日常》了。我脑子里知道剧情该怎么发展，但总觉得不是很流畅。我可能会放弃，把稿子扔进垃圾箱或者炉子里。我暗自嘀咕：“我只有十四岁，也没什么人生阅历，哪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写出富有哲理的东西呢？”

继续吧，怀揣着勇气的少女！我有渴望写作的意志，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安妮

1944年4月6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你之前问我有什么兴趣爱好。我提醒你可别被吓着了，因为多得都数不过来了。

第一位的自然是写作了。但严格来说，这并不算是爱好。

其次是收集家谱。我通过报纸和书籍收集了很多德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俄国、挪威还有荷兰贵族王室的族谱。在读传记还有史书的时候我会一一摘录，有的时候甚至会整段摘抄。

第三个爱好就是历史啦。虽然爸爸已经给我买了很多书，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去公共图书馆泡着。

排在第四位的是古希腊罗马神话，我有很多相关书籍。我能轻而易举地介绍九位缪斯女神和宙斯的七位恋人的资料。赫拉克勒斯妻子还有其他人的故事我也都烂熟于心。

我还喜欢收集明星和他们的家庭照。另外，我痴迷于读书，还喜欢艺术史，喜欢了解作家、诗人和画家。后来也挺喜欢音乐的。最讨厌代数、几何和算术。学校里的所有其他课程我都挺喜欢的，但最热爱的还是历史。

安妮

1944年4月11日 星期二

最亲爱的凯蒂：

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不知从何说起。星期四（就是上一次我给你写信那天）一切都还正常。星期五（耶稣受难日）下午我们玩游戏，星期六也是一样。时间过得很快。星期六两点钟左右，双方发生了交火，先生们都说用的是迫击炮，随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星期天下午四点半彼得应邀来找我，晚些时候我们在顶层的阁楼里一直待到了六点。六点到七点十五分间，收音机播放着美妙的莫扎特音乐会，当中我最喜欢《小夜曲》。美妙的音乐让我深受感动，不过，别人在时，我就无法专心欣赏。

星期天晚上我和彼得都没洗澡，因为木桶放在下面的厨房里，并且装满了衣物。八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阁楼，为了坐着软和点儿，我带上了在房间里找到的唯一一个沙发靠垫。我们坐在一个木箱上，但这个箱子相对于靠垫来说就太窄了，所以我们紧靠着对方并一起靠在另一个箱子上。莫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也跑来陪着我们。八点十五分的时候，突然听到范达安先生吹了一声口哨，并问我们是否拿了杜赛尔先生的垫子。我俩立刻跳了起来，带着垫子和猫咪跟范达安先生下了楼。我们闯祸了，杜赛尔先生特别生气，因为我拿了他的枕头，而且他很担心枕头上有跳蚤。只是为了这个枕头他就变得特别激动！为了“报复”他讨人嫌的行为，我和彼得在他的床上藏了两把很硬的刷子，不过很快就被发现了，又拿了出来。这个恶作剧让我们大笑不止。

但我们的快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彼得在九点半的时候轻轻敲门，并询问父亲是否能尽快帮他解决一个较难的英语问题。

“好像不太对，”我对玛戈特说，“这理由太牵强了，好像有小偷来了。”

被我猜中了，仓库里来了小偷。父亲、范达安先生和彼得迅速下了楼，玛戈特、母亲，还有范达安夫人和我则留在楼上等着。四个提心吊胆的女人难免要猜测嘀咕，直到我们听到下面一声锤击声，接着又恢复了平静。此时响起九点四十五的钟声。我们吓得面无血色，虽胆战心惊的，却必须保持镇静。可先生们现在在哪儿呢？那声响到底是什么？他们可能在和小偷搏斗？我们没法想下去，只能等着。

十点，有人上楼来了，是父亲，他脸色苍白，看起来紧张不安，范达安先生紧跟着进来。“把灯关了，然后轻轻地上去，警察可能会来！”

没时间害怕，我把灯灭了，随手拿了件外套和他们一起上去。

“快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生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就又下去了。十点十分，他们四个上来了，两个在彼得窗前放哨。在楼梯口对着旋转柜的门被锁上了，暗门也关闭了。在小夜灯上罩了件毛衣后他们说：彼得在楼梯口听见两声猛烈撞击的声音，他就跑下去看了看，发现仓库大门上靠右的位置少了一块木板，他马上跑上来告诉家人，四个人随即下去看看究竟。他们进到仓库时，发现时有人正在实施盗窃。范达安先生立马喊了一声：“警察！”这盗窃犯就快步逃了出去。为了避免警察发现仓库门上的窟窿，他们把木板重新安了上去，但是刚安好，又被外面飞来一脚给踹开了。先生们这下彻底惊呆了，范达安先生和彼得更是急红了眼。范达安先生一怒之下，抡起斧子重重地砸向地面，一时又没了动静。当他们又想把木板安回门上时，又出现一阵声响动。一对夫妇从外面用手电筒刺眼的光照亮了整个仓库。“该死的！”先生们咕哝了一句，迅速转变了角色——变成在黑暗中躲藏的小偷——迅速跑了上来，彼得打开了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窗，把电话扔在地上，最后成功躲进暗室。（第一部分结束）

那对拿着手电筒的夫妇极有可能已经报了警。现在是周日晚上——复活节第一天晚上。节日第二天没有人来办公室，在星期二之前我们也没法走动。你想想看，这两晚加一天我们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范达安夫人因为害怕，就把灯关了，在无尽的黑暗中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说话声低得不能再低，弄出一点声响就听能到“嘘！嘘！”。

十点半到十一点没有任何声音了。父亲和范达安先生轮流把守。到十一点十五分，下面出现一阵动静，你都可以听见我们所有人的呼吸，谁都不敢动。那脚步声走到房间里，私人办公室里，到了厨房，然后……上了楼梯。我们屏住呼吸，八个人心脏都要跳出来。那脚步声走上来，旋转柜有晃动，无法描述我们此时的心情。我心想，“没希望了”，已经感到我们要被秘密警察带走了。

柜子又是一阵晃动，再一次摇晃时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随后脚步声渐远，最终消失了。我们得救了！几个人全身颤抖，都能听到牙齿打颤的声音，谁都不说一句话，就这样一直坐到十一点半。房间里没有半点声响，但是柜子前面面向楼梯的灯被打开了。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柜子的古怪了吗？还是那些警察忘记关灯了？会有什么人来把灯熄灭吗？

谁都说不出话了。屋子里现在没人，不过门口可能有守卫。

我们只能做三件事：胡乱猜测、害怕、发抖上厕所。便桶被拿上了阁楼，只有拿彼得的铁皮筐来替代了。范达安先生第一个，然后是父亲。这让母亲感到很难为情，所以父亲把这容器拿到房间里，这样我们四个女人就方便些了。最后妈妈也没得选。这时候需要很多卫生纸，幸好我口袋里还有。大家轻声抱怨那散发着恶臭的筐子，这时已经十二点了，我们都累极了。

“我们躺在地板上睡觉吧！”

玛戈特和我拿来了各自的枕头和被子，她躺在储存柜旁，我则躺在桌子腿之间。在地上那气味闻起来好像没那么刺鼻了，范达安夫人找来一些漂白粉倒在桶里，又在上面盖了一块布。

闲聊、耳语、害怕、臭气、风声，还总有人上厕所，这还怎么睡觉呢？到两点半我才实在熬不住了，睡着了。

范达安夫人的身子压在我脚上的时候我醒了。

我请求道：“再给我盖上点什么吧！”好像有什么搭了上来，别提了，我的睡衣外面套着羊绒裤、红毛衣和黑裙子，白袜子往上是破长袜，就这么睡了。

范达安夫人还是坐到椅子上，换成范达安先生睡在我脚边。我开始思考。因为我一直在发抖，范达安先生根本没法入睡。我在想我们要做好警察会回来的准备。如果来了，我们只有招了。是荷兰人的话，那就万事大吉，如果是纳粹，就给他们一点好处。

“把收音机拿走吧！”范达安夫人叹着气说。

“对，该放在炉子上烧毁！”范达安先生说，“否则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肯定也会找到收音机的。”

“安妮的日记也会被发现的。”爸爸加了一句。

“烧了它！”大家恐惧迫使我们这样做。

就像警察摇晃柜子一样，这个做法让我感到无比害怕。不要烧了我的日记，它必须和我在一起！爸爸幸好没再吭声，真不想再提起这个可怕的提议。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话。我安慰着范达安夫人，让她别害怕。我们说起如何逃跑，如果被抓应该如何面对秘密警察的审讯，还有怎么打电话求助，以及不要害怕等等。

“现在我们必须像军人一样勇敢，范达安太太，就算牺牲了，那也是为了祖国，为了女王，为了自由，为了真理和正义，就像一直在奥兰治电台上听到的那样，唉，怕就怕连累那些好心人。”

过了一个小时，范达安先生和他妻子交换了位置，父亲也坐来我旁边。先生们不停地抽烟，时不时听到长长的叹息声，然后有人起来小便，如此往复。

四点，五点，五点半。现在我和彼得挨着坐，靠得非常近，都能感受到对方的颤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屋子里一直很暗，他们时不时写下重要的点，好在打电话时告诉克莱曼。

他们想七点时给克莱曼打电话，让人来看看。这挺冒险的，门前可能有守卫，或者仓库里有人听到电话声。更危险的是警察随时会回来。为了尽可能详细些，我们还是把重点记在下面：

小偷来过。警察随后也进了屋子，不过走到旋转柜前停下了，没发现暗门。

小偷受了惊，破仓库大门而出，从花园逃走了。

大门还锁着。库格勒一定是从小门离开的。

最好将打字机和计算机藏进私人办公室的黑箱子里。

梅普和贝普换洗的衣物扔在厨房的盥洗池中。

小门钥匙只有贝普和库格勒有，不过锁也有可能已经损坏了。

得想办法通知扬；把钥匙拿办公室来，再做打算。得把猫喂了。

一切按计划行事。已经给克莱曼打过电话，也已经把打字机放进黑箱子了。之后我们就围坐在桌子旁等待，也不知等来的是扬还是警察。

彼得已经睡着了，我和范达安先生也躺在地上休息，突然听到一阵清晰的脚步声。我蹑手蹑脚爬起来：“是扬！”

“不是，是警察！”其他人都吓坏了。

这时候传来几声敲门声，还有人吹口哨，是梅普！范达安太太再也受不了了，面色刷白，瘫坐在椅子上，如果再晚一秒，她肯定会紧张得晕过去。

扬和梅普进来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非常开心。屋子里乱糟糟的，光是那张桌子就够“吸引人”的：一本《电影与戏剧》杂志随意摊开在上面，页面上的舞者被洒出的果酱、治腹泻的药片和两个果酱瓶子完全遮住了，旁边胡乱堆放着几片没吃完的面包、镜子、梳子、火柴、烟卷、烟灰、烟灰缸、几本书、一条短裤、一个手电筒和一些卫生纸等等，不堪入目。

我们都快哭了，含着泪跟他俩打招呼。扬用木头把门上的窟窿盖住后，很快又跟梅普一起离开了，说要先把公司遭小偷盗窃这件事情报告到警察局。梅普在楼下仓库门下发现了一张纸条，是守夜人施拉格特（Slagter）先生留下的，上面说他发现仓库门上有个窟窿，于是就报了警。扬准备也顺便去施拉格特先生那儿一趟。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把屋子打扫了一遍，真不敢相信，半个小时人竟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我和玛戈特把楼下的床铺好了，一起去卫生间洗漱，顺便把头发也梳一梳。之后我又稍微整理了一下房间，然后上楼了。楼上的桌子早已收拾完毕。我们打来水，泡了咖啡，沏了茶，也煮了牛奶，准备开饭。爸爸和彼得一起倒了便桶，并用热水和漂白粉把它们彻底清洗了一遍，其中最大的一个又满又沉，可想而知，他俩受了不少罪。

十一点钟扬就回来了，我们再次围坐在桌边，这次舒服多了。扬说：

“我去施拉格特先生家时，他正在睡觉，他太太告诉我，她丈夫巡逻时发现仓库门上有个洞，于是找来警察一起将整个楼搜查了一遍。施拉格特先生是一位私人守夜人，每天晚上都会牵着他的两条大狗，沿着市内通航运河四处巡逻。施拉格特先生准备周二来找库格勒说一下这件事情。警察们还不知道有小偷这件事，只不过已经将昨晚的怪事记录在案了，他们周二也会再来看看。”

在回来的路上，扬还碰见了一直以来给我们送土豆的那位先生，扬跟他说起小偷的事情。

“这我知道，”他小声说：“昨晚我和我太太散步，刚好路过那座楼，看见了门上的窟窿。我太太怕麻烦，就拽我走，我还用电筒照过去看了看，不过那时小偷肯定已经逃走了。保险起见我也没报警，怕节外生枝。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多多少少也能猜到一些。”扬谢过这位先生，就回来了。这位先生肯定猜到我们藏在这儿了，因为他每次来送土豆都挑午休时间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之间来，真是好人！

扬没待多久又走了，等我们刷完碗收拾好已经一点了。我们八个累得不行了，都各自去休息了。两点四十五分我醒来，发现杜赛尔先生不在房间里。当时我还没完全清醒，睡眼惺忪地往洗手间走，竟然在那儿碰见了彼得，便和他约好一会儿下楼见面。我收拾好后就下了楼。

他竟然问我还敢不敢上顶楼去，哈哈，当然敢啦。我拿上枕头和毛毯，就和他一起上了阁楼。天气格外好，过了一会儿警报又响起来。不过我们没害怕，彼得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也依靠在他的肩头，我俩就这样静静地站着，非常安静。直到四点玛戈特上来叫我们去吃饭。

我们吃了面包，还喝了柠檬水，终于又开始说笑起来，一切回到正轨。傍晚时，我特意谢了彼得，还夸他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儿。

没人遭遇过像昨晚那么危险的时刻，真感谢上帝的保佑。凯蒂，你能想象么，警察都走到暗门前了，还开了灯，都没发现我们。如果他们闯了进来，我们肯定走投无路了，连同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无辜的好人儿，都难逃干系。

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默默向上帝祈祷更多的庇佑。

经过这件事，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杜赛尔先生晚上只能去浴室工作了。彼得八点半、九点半时各巡视一遍屋子，检查是否有异常。为防止隔壁公司员工发现，他的窗户也不能再打开了。夜里九点半以后，厕所就不能冲水了。守夜人施拉格特先生已经介入。今晚来了一位木匠，他用我们白色的法兰克福风格的床做了一个防护栏。现在争吵又越来越激烈了。库格勒怪我们太不小心，扬也认为我们不该下楼。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施拉格特先生是否可信，如果他发现门后藏着人，是否会放出那两条大狗……刚做好的防护栏管不管用呢，诸如此类，各种考虑。

唉，谁说不是呢，我们是被困的犹太人，身负污点，毫无权利，有的只是无尽的义务。我们犹太人不能感情用事，必须勇敢和坚强，必须忍受一切强加到我们身上的折磨，不能抱怨，必须尽一切力量去承受，必须相信上帝。总有一天，这可怕的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我们犹太人将重新找回“人”的尊严！

是谁让我们如此煎熬？是谁看我们犹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又是谁让我们现在遭受如此多的痛苦？是上帝吧，上帝让我们历劫，又让我们重生。忍受吧，只要有人活下来，我们犹太民族就不会毁灭。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和信仰，只要人类能从中领会到“善”的真意，我们就甘于受苦。我们永远不会只是荷兰人，也不会只是英国人，因为我们永远都是犹太人，也永远愿做犹太人。

勇敢点吧！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使命，不抱怨，总会有出路的。上帝从未抛弃我们犹太民族，千百年来，我们生活与苦难并存；千百年来，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变得更强大的。弱者终将消失，而强者则会永存。

前一夜，我其实抱着必死的心态在等警察的到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像前线的战士一样战斗，为祖国牺牲！然而，我得救了，还萌发了一个从未想过的念头：战争结束后成为一名荷兰小姑娘。我爱荷兰人，爱这个国家，也爱他们的语言，想在这儿工作。就算需要亲自给女王写信说明请求，我也不害怕，不会退缩，必须达到这个目的！

我不再依赖父母了，虽然我还小，但是我生活的勇气不小，正义感也强于妈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有主见，有信仰也有爱。就让我做自己吧！我是一个内心强大、十分勇敢的女性！

如果上帝让我活得更久，我会做得比妈妈更好。我绝不会甘于平庸，我将为世界和人类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然，当下最重要的是保持勇敢和乐观！

安妮

1944年4月14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这里的气氛又变得很凝重。爸爸快到爆发的边缘了；范达安太太得了感冒，不得不卧病在床，她情绪很坏，一直骂骂咧咧的；范达安先生没有烟可抽，脸色变得苍白。杜赛尔和他安逸的生活状态彻底说了再见，因此天天都抱怨不休。就没有一件事儿是顺心的，厕所漏水，水龙头也坏了。不过多亏了各方的关系，才很快把这些修好了。

有时我有些多愁善感，这我知道，但多愁善感有时也是事出有因。比如当彼得和我坐在木箱上的时候，四周都是垃圾和灰尘，我们互相抱着对方的肩膀，他手中攥着我的一缕鬈发；又如当你听到外面鸟声啁啾，看到树叶转绿，阳光向你招手，天空如此湛蓝，这时我心中就会涌现出很多愿望。在这儿，每个人都挂着一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表情。屋子里充斥着压抑的叹息和抱怨，好像一切都突然变糟了。事实上，情况也的确和人们想的那样糟糕，没人做出好榜样来，大家都在被这种坏情绪困扰。

“一切都过去该多好！”耳边总是有这样的声音。

我的尊严、希望、爱情和勇气让我坚持了下来，带给我幸福。

凯蒂，不知怎的，今天写得有点昏头，我感觉自己写得乱七八糟，毫无逻辑。我甚至怀疑，以后没有人愿意读我的这些废话。他们会给我的日记起一个类似“一只丑小鸭的自白”这样没意义的题目。博尔克斯泰因和格布兰迪两位先生 [1] 大概不会对我的日记有多少兴趣。

安妮

[1] 身处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官员。

1944年4月15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真是祸不单行，坏事儿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我们完全有理由发出这样的感慨。想想吧，现在都发生了什么：彼得忘了拉开大门的门闩，库格勒和工人们被挡在门外，为了进来，他们只能取道隔壁公司，还不得不打破了厨房的窗户。我们的窗现在只能保持开着的状态，邻居都看见了。他们注意到了怎么办？范马恩又会怎么想？库格勒气坏了，他一直说我们办了件蠢事。我可以告诉你，彼得当时完全不知所措。当妈妈站在桌边表示彼得的行为让她非常伤心的时候，他差点哭了出来。其实这件事是我们所有人的错。范达安太太和范达安先生几乎每天都会问一句门闩是不是拉开了，唯独今天没问。或许我等会儿可以去安慰安慰他。我总是乐意帮助他的。

前几周，隐秘屋还发生了好几件秘密事件：

一个周前墨菲突然病了，它趴在那儿一声不吭，还一直流口水。梅普用毛巾把它包了起来，放到购物袋里，然后送到兽医那儿去了。它好像是内脏出了什么问题，医生给它开了药。彼得喂了它吃了几次药，但很快人们又不怎么能看见它的身影了，它总是跑到外面去，肯定是去会情人了。但现在它的鼻子胀得挺大，人们一抓住它，就发出尖利的叫声。可能是在外面闯祸被打受了惊。莫施这几天来声音一直不太对，不过没去看医生就恢复了。

现在阁楼的窗户晚上也都开着。彼得和我晚上也经常上去坐坐。

我们用树胶溶液和油漆重新修好了厕所，还换了个新的水龙头。

克莱曼先生的身体有了好转，再过几天就能下地散散步了。我们只求他的胃没有坏到要去医院做手术的地步。

这个月我们共有八张生活用品配给卡。不过不幸的是，前半个月我们领不到燕麦之类的主食，只有荚果可以吃。能享受到的最新美食是酸辣泡菜，不过如果运气不好的话，罐子里就只有黄瓜和酱汁。我们根本没有蔬菜可以吃。饭前是沙拉，饭后还是，主食就只有加了调味汁的土豆。

俄罗斯现在占领了克里米亚超过半数的领土。卡西诺地区的英国军队却没什么进展。我们还留意了齐格菲防线的情况。轰炸一直持续，而且愈演愈烈。在海牙，炮弹击中了市政厅，很多文件被损毁。所有荷兰人不得不重新办理身份证件。

今天简直是够了！

安妮

1944年4月16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记住昨天吧！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啊，第一次被异性亲吻对哪个女孩儿不重要呢？布拉姆亲我右脸的那次可不算，还有瓦尔克的吻手礼也不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我和彼得一起坐在他的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就把手搭在我身上。（周六他没穿工装）“往那边挪挪吧，”我说，“我怕撞到头。”

他几乎缩到墙角。我把胳膊从他的胳膊底下伸过，然后覆在他的后背上，他也紧紧抱着我的肩膀。我们之前经常这么坐在一起，但从未靠得这么近。他用力地抱着我，我们的胸口贴在一起，我的心跳个不停。这还没有结束。我们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直到我把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而他也把头倚在我肩上。大约过了五分钟，在我想直起身的时候，他捧起我的脸又将我拉了回去……天啊，他可真是太迷人了！幸福来得太突然，我激动得无法发声。他笨拙地抚摸着我的脸、胳膊，拨弄着我的鬈发，我们就这么头挨着头，待了很久。

仿佛阵阵电流游走于我的四肢，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种感觉。我真是太幸福了，凯蒂！我相信他也有这种感觉。

大约八点半的时候我们才重新站起来。彼得穿上了他的运动鞋，这让人几乎听不见他的脚步声。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但我们下去前，他吻了我的头发、左半边面颊、耳朵。我没敢回头，直接跑了下去，并对今晚充满期待。

周日上午，约十一点。

安妮

1944年4月1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我坐在沙发上和一个男孩儿接吻，男孩儿十七岁半，而我还不到十五岁，爸爸妈妈会认可我的做法吗？我认为他们肯定觉得这样不好，可我感觉还不错。枕着彼得的胳膊进入梦乡，这让我很安心、踏实。与他脸颊相贴真是妙不可言，被他放在心上着实无比美好。我知道，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没有哪个十五岁的少女像我这样独立，难以捉摸的。

我敢肯定，玛戈特从来没被男孩亲吻过，也没和其他男生讨论过订婚还有结婚，而这些计划我和彼得都讨论过。除了爸爸之外，妈妈肯定也没和其他男人在一起过。如果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这样躺在彼得胳膊上，心贴着他的胸口，我们的头靠在彼此的肩膀上，她们会怎么看我啊！

啊，凯蒂！他们一定认为这是胡闹吧！但我并不觉得这是胡闹，我们在此画地为牢，与世隔绝，被恐惧和担忧所围困，尤其是在前一阵。既然我们彼此相爱，为何还要分开？为何一定要等到所谓合适的年龄？为何要对我们有如此多的质疑？我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他不想给我带来痛苦和困扰，我为何不能跟随自己的心，做让我们都快乐的事儿呢？

你肯定也察觉到了我的犹疑。这是由于如今这般偷偷摸摸行事和我本性中的坦荡存在矛盾。你觉得我有必要把一切都告诉爸爸吗？你我是否该把我和彼得间的秘密告诉给第三个人？总感觉这样会失去很多。如果我说出去了，内心会安稳些吗？我得和彼得谈谈这件事。

如果在一起只是为了亲热，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想和他交流思想。如果想更深一步地交换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我们得更坦诚，更信任彼此，而这种信任也将让我们更强大。

安妮

另外，昨天上午六点我们又全体出动去防盗。也许这次的受害者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七点的时候我们关上了门，感谢上帝。

1944年4月1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一切安好。昨天晚上木匠过来了，在门那儿修修补补的。

爸爸说五月二十号之前在俄罗斯、意大利或者西方的某个地方会有军事上的大动作。不过拖得越久，我越觉得重获自由的日子越遥遥无期。

昨天晚上彼得和我终于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谈话，我们已经足足拖了十天了。我把女孩子所有的秘密都和他说了，对于交流这些私密的东西我并不感觉到害羞。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居然认为那些海报和图册是漏画了女性的器官。他完全没法想象女性双腿之间是怎样的存在。

这个夜晚结束于一个差点就亲到嘴的吻。这感觉真棒！

或许我该把我的日记本抱到楼上去，更详细地记录发生在我们之间的美好。我想一直枕着他的胳膊，就这么日复一日的，真希望他也这么想。

度过了动荡的冬季，我们又迎来了美丽的春天。四月确实美好，不冷也不热，有时还下点毛毛雨。栗树已换上了绿衣，地上随处可见那些星星点点的小花。

贝普周六给我们带了花，有三束黄水仙，还有给我的葡萄风信子。库格勒先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报纸。

我得去做代数题了，再见凯蒂！

安妮

1944年4月19日 星期三

亲爱的宝贝：

眺望窗外美景，细听鸟儿低鸣；阳光温柔地洒在脸上，而我躺在心爱的男孩儿怀里。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吗？一切都是那么安逸。什么都不要来打扰这平静，哪怕是莫施！

安妮

1944年4月21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昨天下午我嗓子疼，所以一直卧床。可才躺了一天就感觉太无聊了，我根本没发烧，所以今天就下床了。嗓子也快好了。

你可能也知道，昨天是我们的“元首”五十五岁大寿。而今天是我们的公主殿下，伊丽莎白·冯·约克的十八岁生日。她和其他公主不同，BBC电台说她还没有宣告成年。我们一直在讨论哪位王子将会迎娶这位佳人，但总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不过或许她的妹妹玛格瑞特·罗斯公主会嫁给比利时的鲍德温王子。

这几天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我们才刚刚加固了外门，那个仓库工人——范马伦就又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是他偷了土豆粉，还想诬赖是贝普干的。整个隐秘屋又陷入了极度激动的状态。贝普气得不行了。看来库格勒先生得盯紧点了。

今天有个从阿姆斯特丹来的估价的人。他说他出400盾。还有些别的东西，我们都觉得价太低了。

我想写信问问报社对我的童话是否感兴趣，当然匿名。不过我不抱太大希望，因为这篇童话太长了。

亲爱的，下回见！

安妮

1944年4月25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杜赛尔有十多天不理范达安太太了。为了防小偷，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安全措施—每晚九点半，彼得和范达安先生会最后巡视一圈，然后所有人都不能再下楼。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都不能用抽水马桶。库格勒先生办公室的灯亮着的时候，必须关窗，而且不能在窗户间插棍子。最后一条让杜赛尔不怎么高兴，他说范达安太太冲他嚷嚷来着，还说他会不吃饭、不呼吸，直到想出个能开窗的法子。

“我会和库格勒先生谈谈。”而这些规定不是库格勒先生制定的，是大家一致同意。“这一切都背着我，我必须和你父亲谈谈。”

按照新的规定，周六下午和周日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库格勒先生的办公室里闲坐，因为隔壁公司的老板会听到脚步声。但他还是照做不误。范达安先生非常生气，爸爸下楼和他谈了谈，他又各种找借口，但这次爸爸也没站在他那边。现在爸爸尽量避着他，因为他侮辱了爸爸。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侮辱的，但一定很坏。

下周杜赛尔还要过生日。他老是绷着个脸，一言不发，我们还得送他礼物，简直了！福森先生的状态不太好。他已经连续发了十几天的烧了。医生说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他们认为癌细胞已经扩展到了肺部。可怜的人！我们都很想帮帮他，可谁也没有上帝那种能耐。

我写了个新故事《探险家布鲁瑞》，三位读者表示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一直在感冒，玛戈特、妈妈和爸爸也被传染了。希望彼得没有！他一定要吻我，还说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天堂。这怎么可能呢，你个傻瓜。他可真可爱！

安妮

1944年4月27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今天上午范达安太太心情很差，一直在抱怨。从她感冒了但这里没药，到受不了自己一直擤鼻涕，然后是阴沉的天气，迟迟未来的反攻，不能开窗等等。我们只能一直笑话她，因为一切并没有那么糟，最后她也笑了。

土豆餐终于换样了，因为没有洋葱了。

我们把土豆去皮，碾碎，加入干的政府面和盐。用石蜡或者硬脂涂抹烤模或烤碗，把这些面团子放进去，烤两个半小时，然后配着煮草莓吃。（没有洋葱，也没有油，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在读《皇帝查理五世》，这本书是哥廷根大学的一个教授花了四十多年写的。我用了五天的工夫读了50页，这已经是极限了，而这本书一共598页，想想吧，我还得读多久。而且还有第二部！不过话又说回来，它的确挺有意思的。

普通中学生一天的功课和我完全没法比！首先我把一篇有关尼尔森最后战役的文章中的一部分从荷兰语译成了英语。然后我又读了关于北方战争（1700-1721），彼得大帝、卡尔七世、强者奥古斯特，斯坦尼斯劳斯·莱琴斯奇以及马泽巴、勃兰登堡、前波美拉尼亚、后波美拉尼亚、丹麦，连同相关的时代的文章。之后我又跳到了巴西，包括巴伊亚的烟草；过剩的咖啡；里约热内卢、波南布哥和圣保罗的一百五十多万居民；当然还有亚马孙河，可不能忘了它。那有黑人、白人、黑白混血儿，其他混血儿，超过半数的文盲，还有疟疾。还有点时间，我又快速阅读了一遍他们的家族谱系：大扬、威廉海姆·路德维希、恩斯特·卡西米尔一世、海因里希·卡西米尔一世，一直到小玛格丽特·弗兰西斯卡（生于1944年，渥太华）。

十二点：我在阁楼学教会方面的知识，一直学到一点，院长、牧师、教士、教皇还有……呃……

两点后，可怜的我又要继续学习了，这回是生物方面的，什么窄鼻猴和阔鼻猴之类的。凯蒂，请抢答，河马有几根脚趾！

接着是《圣经》、诺亚方舟、闪、含和雅弗，然后是卡尔五世。之后是和彼得一起学英语，读萨克雷的《上校》，法语单词听写，然后比较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

今天就到这儿吧，再见！

安妮

1944年4月28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我从未忘记那次关于彼得的梦！每当我想起我们脸颊相贴，幸福感就油然而生。有时和彼得相处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没有那么强烈，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互相抱着坐在沙发上。我感觉以前的安妮消失了，出现了一个新的安妮，这个安妮没那么多勇气，也不会谈笑风生，她非常柔软，满心只想得到爱。

我紧挨着他，感到心中仿佛有一股热流涌动。泪水从我的眼眶跌落，左边的滴在了他的衣服上，右边的划过我的鼻梁，也悄悄地落在了他的工装上。他感觉到了吗？他没有一点表示。他和我的感觉一样吗？他几乎一直沉默着。他知道他面前有两个安妮吗？一切都没有答案。

八点半的时候我站了起来，走到窗边。我们总在那告别。我颤抖着，这时我还是安妮二号。他靠了过来，我用胳膊圈住他的脖子，吻了他的左脸，在我想吻他的右脸的时候我们的嘴唇碰到了一起。这简直像做梦一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吻，真想永不停止！

彼得是那么需要温柔。他第一次接触到少女的世界，第一次观察这个麻烦精的灵魂，第一次发现，和这个少女单独待在一起时，她内心的变化。同时，他也是第一次获得友谊，第一次与他人坦诚相对。现在，我们找到了彼此。我过去不了解他，而现在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我总会问自己：“这样好吗，我这么快地顺从了自己的内心，像彼得一样充满热情和渴望，我是个女孩子，这么不矜持真的好吗？”

只有一个答案：“我渴望了那么久，那么，那么久。我曾经如此孤独寂寞，但现在找到了安慰。”

上午我们表现得很正常，下午也是，但晚上的时候，这种渴望到达了顶峰，眼前只有在一起时幸福快乐的画面，我们心中所想的只有彼此的身影。每晚的告别吻后，我必须快速离开他，我不能再直视他的双眼，我只能离开，必须离开，一个人待在黑暗里。

走下这十四级楼梯后，等待我的又是什么呢？明亮的灯光，人们说说笑笑，他们还会问东问西。我必须控制住自己，不能让那些人看出一点端倪。

我的内心还是太软弱了，不能将昨天的事情快速翻过去。温柔的安妮难得一见，不想那么快离开。彼得深深地打动了我，除了在梦里，我还从未如此感动！他掌控了我的心，我的内心世界因他而天翻地覆。每个人在经历了我这样的情况后都会想得到片刻安宁，让内心重归平静，不是吗？啊，彼得！你对我施加了什么魔法？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经历了这些，我想我理解贝普为何会犹疑。等过几年，如果彼得向我求婚，我该怎么回答他？讲真的，安妮，你可能不会和他结婚，但离开他也是无比艰难。彼得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不够坚定，缺乏勇气和力量。他还是个孩子，心理年龄还没我大。他只渴望平静和幸福。

我真的只有十四岁吗？我真的只是个愚蠢的中学生吗？我真的什么经验都没有吗？不，我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经历，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这些事儿都闻所未闻。

我很害怕，怕我自己太快和彼得在一起。那样的话我以后怎么和其他男生交往呢？啊，太困难了！我的理性和感性一直在斗争，他们各有各的理由。但我觉得，我已经把握了正确的时机，对吗？

安妮

1944年5月2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上周六晚上，我问彼得是不是该把我俩的关系告诉爸爸，他思考了一下，觉得应该。太好了，我也是这样想的。下楼后我跟着爸爸去打水，在楼梯那儿便问爸爸：“爸爸，这些天我和彼得走得很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爸爸没有立马回答我，沉默一会儿后才说：“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安妮。不过现在我们困在这儿，你还是要克制一下。”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然后我们就上楼了。

周日早晨他把我叫去，跟我说：“安妮，我又想了一下……”

听他这么说，我立马感到有点不妙。他说：“其实困在这里，你俩走得太近是有问题的，我原本以为你俩只是好朋友。彼得已经爱上你了吗？”

“还不能说是爱吧。”我说。

“安妮，你是知道的，我一向很理解你们。不过你得收敛点儿，不要总是往楼上跑，没有必要。这种事情应当是男士更主动一些，女士更矜持一点。如果哪天我们得救了，出去了，说不定事情就变了。你会遇到其他男孩子，其他朋友，你会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一起运动，等等。现在困在这里，你俩基本上天天都见面，到时候即便你不想和他好了，也跑不远，那多不好呀。好好想想吧，不要太把它当回事情，安妮。”

“爸爸，我不会的，彼得是真心的，他是个好人。”

“没错，彼得是好人，但他还不成熟。他现在很容易被影响，谁知道以后会变成怎样呢，说不定就变坏了呢？我当然希望他成为一个好人，因为其实他本质并不坏。”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爸爸说他也要找彼得谈谈。

星期天下午，我们又去了阁楼，彼得问我：

“怎么样，你跟你爸爸说了没，安妮？”

“说了，我刚要告诉你来着。爸爸觉得我俩在一起没什么，但是他说我俩不能走得太近，这样很容易出现矛盾。”

“怎么会呢，我俩不是约定好不吵架吗？我会遵守诺言的。”

“我当然也会，但是彼得，爸爸还是担心。他以为我俩只是好朋友，觉得做好朋友还行，你觉得呢？”

“好吧，可以，你怎么想？”

“我觉得也行。而且我还告诉他说我把你当知己，非常相信你。彼得，我真的很信任你，就像相信我爸爸那样，而且你对我来说很重要，真的！”

“我也希望这样。”他好像深受感动，脸都红了。

“彼得，我相信你。”我继续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以后也会很善良。”后来我们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还说：“我知道，要是我们能从这里出去，你肯定不会再想我了，也不会再关心我了。”

他急忙说：“不会的，安妮！不会的，你怎么这样想我呢！”

说到这里有人就把我们叫走了。

彼得周一的时候跟我说，在这期间爸爸也找他谈过话。彼得说：“你爸爸觉得友谊很容易发展为爱情，而我告诉他我们会克制住的。”

爸爸现在不允许我晚上再去找彼得，但是我不同意。我愿意跟彼得待在一块儿，我相信他！我要证明给他看，我完全相信他，但是要是不让我上楼，那怎么证明啊！

不行，我必须上去找他！

对了，杜赛尔先生也不闹了。周六晚上吃饭时，他用美丽的荷兰谚语道了歉，范达安先生也不怪他了。杜赛尔先生为此肯定花了不少功夫，一定练习了好久。他周日的生日会进行得也很顺利。我们送了他一瓶1919年的好酒，范达安一家则送了一罐泡菜和一小包刮胡子的刀片，库格勒送了一瓶柠檬果酱，梅普送了一本书，贝普送了一株小盆栽。寿星杜赛尔先生则请我们每个人吃了一个鸡蛋。

安妮

1944年5月3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每周新消息来了！新消息就是没有消息，好像打仗也放假了，没什么好说的。可能要反击了，总不能让俄军孤零零地硬撑吧！虽然目前啥动静都没有。

现在库格勒先生恢复了原来的习惯，每天都来办公室。他给彼得的沙发买了新弹簧，彼得需要自己给安上。不过我想他现在没心思上弹簧。克莱曼还给我们的猫买了治跳蚤的药粉。我跟你说过没，墨菲已经不见啦。上个星期四它就没了踪影。它肯定已经死了，不是被吃了，就是被剥了皮做成帽子给卖了。彼得因为这件事伤心好久呢。

从上上星期开始，我们每周六改成中午十一点半吃饭。上午就只有一小碗粥，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得如此，这样每天就能省一顿。蔬菜还是不好弄到。今天中午我们吃的是烂沙拉，就只有沙拉、菠菜、炖沙拉，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哦，也有一点儿烂土豆。多么完美的搭配！此前两个月没来例假，到上周日才来。虽然不舒服，但我还是很高兴，这总比不来例假要好吧。

凯蒂，如你所想，我们这里每句话都离不开战争和局势，他们总是绝望地抱怨：“天啊，为什么要打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人类不能和平共处？为什么要毁掉这一切啊？”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出明确的回答。是啊，为什么总是造飞机大炮，为什么一边炸毁房屋，一边又建造房屋？为什么每天要花这么多财力物力在打仗上面，为什么不把钱花在医疗、艺术上，为什么不去资助穷人？为什么有些人会饿死，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却食物充足得吃不完呢？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变成这样？

凯蒂，我不认为战争只是那些大人物、统治者、资产阶级搞出来的蠢事，相反，普通人也都有责任，否则人们早就揭竿而起了！现在的人类内心都充满了毁灭的欲望，他们杀红了眼，急于摧毁一切，人人如此，没有例外。所以出现了战争，他们要把之前建成、养成的一切都摧毁殆尽，然后让一切都从头开始。

凯蒂，我虽然常常因此而灰心，但是从未感到绝望。我们在这里躲藏起来，这多像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啊，不，除了惊心动魄，它还有趣，有时也挺浪漫的。那些困难、可怕的经历在我手里都变成了写日记的素材。我不想过普通女孩的生活，长大以后也不要过普通妇女的生活。这就是我不一样的人生的开端，一想到这点，再危险的时刻在我看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照样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我还年轻，潜能无限。我年轻、坚强、勇敢，会积极面对这场冒险，不会退缩，不会成天抱怨。我已经有很多优点，我非常乐观，而且充满力量。我每天都能感到自己在成长，每天都能感受到即将解放。大自然依然美好，我周围的人们也十分善良，这是一场多么有趣的冒险啊！我为什么还要绝望呢？

安妮

1944年5月5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爸爸现在对我有意见，他认为我上周日和他谈话后就该醒悟，不该每天晚上还往楼上跑。他不想我和彼得做出“接吻”这种事。这个词听起来真让人羞愧。老是谈这个话题已经够让人厌烦的了，他为什么还要说这些难听的话呀！今天必须跟爸爸好好谈谈。玛戈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给爸爸写信。凯蒂，快听听我会和他说些什么：

“爸爸，你要是想让我解释，那我就解释给你听。我知道你很失望，希望我能矜持点儿，希望我能像个十四岁的小姑娘那样懂事听话；不过爸爸，你错了。

“自从我们躲在这儿，也就是从1942年7月开始，一直到几个星期前，我都不好受。你知道吗，我夜里经常哭泣，我不开心，我感到很孤独，如果这些你都知道的话，那一定能理解我为什么总是上楼。我一次次克服困难，在没有妈妈的帮助下，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独立起来，没错，我现在能独自生活得很好。而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我付出了无尽的汗水和泪水，好在我现在真的独立了。你尽管笑我好了，尽管质疑，但我就是如此。我很清楚自己拥有独立的人格，也不用你们再管我了。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我一直以来都在隐藏和伪装，不过我的行为只需要我自己对它们负责。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你们，没错，包括你在内都选择视而不见，两耳不闻。你根本没有帮助我，相反，还总是警告我让我不要那么吵。而我吵闹也是有原因的呀，是不想一直都很伤心。只有外表放飞自我，才能强迫自己不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没错，这几年，日日夜夜，我总是表现得很可笑，也不抱怨，那不过是做戏的安妮，现在我不想那样了，也终于成功了。现在的安妮里里外外都很独立。有没有妈妈在身边也不重要，经过这些斗争，我已经变得很强大了。

“所以，现在既然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那我便要走我自己认为正确的路。爸爸，请你不要再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十四岁小姑娘了，行吗？经历这么多困难，我早就成熟了。我一定会坚持内心的选择，绝不后悔！

“你不能阻止我上楼的，爸爸，除非你将我绑住！这次就让我自己做决定吧！”

安妮

1944年5月6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昨天晚饭前，我把写给爸爸的信塞进他的口袋了。当时我不在场，正在楼上刷碗，玛戈特告诉我说，爸爸读完信后心情十分复杂，整晚都不能平静。唉，可怜的皮姆，我应该再思量一下的，或许这封信作用过度了。爸爸也太多愁善感了吧！只能马上告诉彼得，让他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爸爸到现在还没有和我说一句话，难道真的没有下文了吗？

外面的局势又严峻起来。扬、库格勒和克莱曼带过来的消息，什么人们怎么样啦，物价怎么样啦，真叫人不敢相信。半斤茶叶要卖350盾，半斤咖啡80盾，黄油一斤50盾，一个鸡蛋1.45盾，保加利亚烟草竟然卖到14盾一盎司！真可怕，黑市买卖盛行，连跑腿的都在做买卖。面包房的伙计在卖丝线，细细的一小股就要90分。配送牛奶的工人则到处转卖非法的食品卡，殡仪馆竟卖起了奶酪。盗窃、抢劫、谋杀已是寻常事，每天都会发生，连警察和守夜保安也卷入这类勾当。人们都吃不饱，又不准涨工资，只能去行骗。到处都是童子军。每天都有十五岁到二十左右的年轻小姑娘失踪的消息。

我要继续写仙女海伦的故事了，争取早日完成。可能在爸爸生日时送给他吧，哈哈，纯原创哦。再见啦（其实不该这么写，收音机电台播报结束时总说“再听啦”——期待再次收听，那咱俩应该说“再写啦”——期待再次写信！），哈哈。

安妮

1944年5月7日 星期日 早上

亲爱的凯蒂：

昨天下午，爸爸找我谈了很久。我哭得很厉害，他也哭了。凯蒂，你知道爸爸跟我说什么了吗？“我这一生中收到无数封来信，但是你写的这一封最让人难过。安妮，我们那么爱你，爸爸妈妈那么爱你，时刻站在你身后保护你，你怎么能说出我们不负责任这种话呢？你说自己受到了排斥和冷落，真是无稽之谈，安妮，你这样对我们，你觉得对吗？或许你并不这样想，可信上却是这样的意思，安妮，你不该这样指责爸爸妈妈。”

天啊，凯蒂，我彻底错了。这是我长这么大做过的最最愚蠢的事了。我大哭着承认，其实我只是在装腔作势，好让他们尊重我。没错，我是有很多烦恼，而且关于妈妈的部分我也没有乱说。不过我不想这样怪爸爸的，他那么好，一切都为我着想，我是不是太过分了呀。

是时候改改自以为是的毛病了，骄傲、自大的安妮真该好好反省！明明口口声声说爱爸爸，现在又故意让他这么不好受，这太卑鄙了！

最让人感到羞愧的是爸爸原谅我的方式。他想把信扔进火炉里烧掉，弄得好像是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安妮啊安妮，你真该好好向爸爸学习。开始改变吧，不要再看不起别人，不要总是将错误归结到他人身上！

没错，我是有很多烦心事，不过，难道别的同龄人不这样吗？我也总是很可笑，但是自己却从没发现。我感到孤独，但从未丧失信心。真该感到羞愧，我真的好羞愧呀，凯蒂！

唉，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有后悔药吃，但我们可以及时醒悟。我又要重新开始了，但还至于特别糟糕，因为彼得还在我身边呢。有他的陪伴和帮助，我一定可以的。我再也不是一个人了，我和彼得真心相爱，我还有书，自己写的故事、日记，我不是特别丑，也没有那么笨，性格还不错，将来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安妮，你已经深深地感到那封信的过分了，但是当时竟然还洋洋得意……爸爸还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他学习，变得更好。

安妮

1944年5月8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我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的家世？应该没有吧，那现在就来听我说说吧。我的爸爸出生于法兰克福，算是富家子弟。我的爷爷是银行行长，身家百万；而爱丽丝，我奶奶，也同样是豪门出身。爷爷年轻时并不富有，不过他白手起家，经营得当，最后积累了不少财富。爸爸年轻时过着上流社会纨绔子弟的生活，每周都去参加各种聚会和舞会，游走于香车美女之间，出入于豪宅大院之内，极尽奢华。而爷爷死后，战争爆发，通货膨胀，家道中落。不过我们仍有一些有钱的亲戚。爸爸从小受过最好的教育，过过最好的日子，以至于昨天无奈大笑着说：没想到活了五十五岁，现在竟然沦落到舔盘子的地步。

妈妈那边只比爸爸这边稍微差一点儿，她经常跟我们提起那场好几百人参加的订婚典礼，也提过一些场面很大的私人舞会和晚宴，听得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现在是跟富贵沾不上边了，不过希望战争能快点儿结束，那时我们会更好。我发誓，我绝不会甘于平庸，绝不像妈妈和玛戈特那样狭隘。我要去伦敦和巴黎各待一阵子，去学语言和艺术史。玛戈特竟然要去巴勒斯坦当一名婴儿护士。我可不这样想，我喜欢好看的时装，喜欢认识有趣的人。就像我一直跟你说的那样，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当然，有钱就更好啦！

今天早晨，梅普跟我们说起了她侄女上周六的订婚典礼。她侄女家很富有，新郎家境也不错，典礼很盛大。梅普描述各种吃的时，我们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肉丸蔬菜汤、奶酪、肉末面包卷、鸡蛋开胃菜、煎牛排、奶酪面包粒儿、莫斯科点心、红酒和香烟，应有尽有，随便吃。梅普一口气喝了十杯烧酒，抽了三根烟。这还是那个一直声称不喝酒的梅普吗？梅普都喝这么多了，那她丈夫该喝了多少呀！客人们肯定都喝嗨了。梅普说客人中还有两名侦察队的警察，他俩兴致很高，还给新郎新娘拍了照。梅普也记下了不少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以便今后遇到困难时向他们求助。看吧，她一直都牵挂着我们这些朋友呢。

我们听得直咽口水，唉，想想自己，早饭就只有两勺粥吃，肚子饿得咕咕叫，那些半生的菠菜和烂土豆，怎么吃嘛！可不吃这些就彻底没得吃了。天天吃菠菜，呵呵，可能我们都会成为大力水手吧！

如果梅普把我们也带去的话，其他客人估计就什么也吃不着了。如果我们去参加什么聚会的话，那些吃的肯定会被我们一扫而光，什么都不留。凯蒂，你知道吗，我们几个就这么紧紧地挨着梅普听她说，就像从来没听过世上有那些好吃的一样！亏得我们也是百万富翁的亲戚呢！真可怕！

安妮

1944年5月9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爱伦仙女》终于写完了。我把它誊抄到漂亮的信纸上，并用红笔画了一些装饰，然后给装订起来了。整体看来挺好看的，不知道是不是还缺点什么。妈妈和玛戈特也都写了一首生日祝福诗。

今天，库格勒先生告诉我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布洛克斯小姐——公司员工，从明天开始每天中午要休息两个小时。完了！她要是午休的话，就没有人可以上来了，土豆送不成，贝普没吃的，没人可以上厕所，我们不能弄出半点声响……大家都在出主意，商量怎样才可以打消布洛克斯小姐这个念头。范达安先生提议在她的咖啡里放泻药，这没准行。“不行，”克莱曼先生说，“这可不行，要不然她就占着‘宝座’不走了。”

大家都笑起来。范达安太太一时没听懂，就问：“‘宝座’？啥意思？”

然后有人给她解释了一下。结果她又问：“这个词可以这么用吗？”唉，真够笨的！

贝普哧哧地笑起来，说：“哎，你们想象一下，范达安太太要是在商场里问‘宝座’在哪，那大概不会有人知道吧。”

杜赛尔先生每天十二点半准时坐上“宝座”，这么说你就懂了吧。今天中午，我鼓起勇气拿出一张粉色的纸片，在上面写：

杜赛尔先生如厕时间表

早晨7:15-7:30；

中午1点以后；

其他时间自定！

我将那张纸贴在厕所绿色的门上，那个时候杜赛尔先生还在里面上厕所呢。我应该再写上一句话的：违反规定者处以监禁惩罚。哈哈，这个厕所从里面和外面都可以锁住。

除了这个小恶作剧，范达安先生也说了一个新笑话：

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在读《圣经》，读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之后，就问他的爸爸：“爸爸，我是怎么出生的？”

“这个嘛，”他父亲说，“一只仙鹤把你从水中衔出来，叼到妈妈的床上，还把你紧紧地粘在她的大腿上。所以你出生的时候妈妈才会流血呀，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能下床呢。”

小男孩十分好奇，又跑去问他妈妈：“妈妈，你是怎么把我生出来的，我是怎么出生的呀？”

他母亲把父亲的说法又重复了一遍，但小男孩仍不罢休，想知道更多细节，就跑去问他的外公。

“外公，外公，您是怎么出生的呀，您女儿又是怎么出生的呀？”小男孩问。这次听到的故事又相同。

晚上，小男孩在日记中写道：“通过搜集重要线索，我已经确认了，我们家三代都没有性生活。”

不说啦，凯蒂，我还得学习呢，已经三点了。

安妮

对了，我是不是跟你提起过新来的清洁女工，对于她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她已经结婚了，六十岁，耳朵不好使——这对于我们八个藏在这儿的人来说是个好事，因为我们总会弄出些声响。

还有啊，凯蒂，今儿天气太好了！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1944年5月10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昨天下午，我们坐在阁楼上一起学习法语，突然听到身后有噼里啪啦声。我问彼得这是怎么回事，他一时没回答，飞快地循声跑向干燥室。在事故现场，莫施正在潮湿的猫窝旁朝着地板撒尿，场面脏乱得不行。彼得大声呵斥了莫施，而莫施尿完就跑下楼了。看来它挺会享受的，都跑到顶层地板上撒尿去了，还尿在一些木棉上。结果这些液体渗过天花板，滴了下来，有一些直接滴到土豆桶里了。天花板不严实，滴得到处都是，房间里啊，袜子上啊，书上啊，桌子上啊，让人哭笑不得。

我笑弯了腰，哈哈。但是屋子里气氛很诡异，莫施感到自己做错了事，躲在椅子下面不出来。彼得拿着抹布、水和漂白粉正在清理，范达安先生试图安抚大家。虽然场面很快就控制住了，但是后果也挺严重：猫尿真的太臭啦！土豆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那些木棉，爸爸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它们倒进铁桶里，点着给烧了。

可怜的莫施！不过不知者无罪——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地板里没用泥炭灰，不严实呢！

安妮

1944年5月1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又发生好玩儿的事儿啦！

彼得又要理发了。理发师，不用说，就是他妈妈。七点二十五分的时候，彼得就回自己房间了，五分钟后出来变了一副模样，只穿了一条蓝色的浴裤和一双运动鞋。

“来吧。”他对他妈妈说。

“好的，我得找一下剪子。”

彼得也帮着看了看范达安太太梳妆桌的抽屉，范达安太太唠叨说：“你别把我柜子翻乱了。”

我没听见彼得怎么回应的，不过肯定没好话，因为范达安太太说那句话时还顺手打了彼得胳膊一巴掌。彼得也回了一巴掌。原来范达安太太打得很重，彼得吃了痛，咬牙切齿地就作势打回去了，还说：“快点吧，老人家！”

范达安太太却站着没动。彼得就拽着范达安太太的手腕，连拉带拖地拖进房间，范达安太太又哭又笑，又骂又打，但是根本没用。彼得一直拉着范达安太太走到通往阁楼的楼梯旁边，这才不得已松开了手。范达安太太这时又返回房间，坐在椅子上，深深地叹着气。

“绑架老妈。”我打趣道。

范达安太太说：“谁说不是呢，手好疼呀。”

我看了一下，她的手腕又红又肿，我就端来冷水给舒缓一下。彼得还站在楼梯口，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他手里拿着腰带，走进房间，那动作活像一个驯兽师。但是范达安太太还是不过去。她坐在书桌边不挪窝，一边找纸巾，一边对彼得说：“你必须先跟我道歉”。

“好吧，我道歉，你快点来吧。”

范达安太太尴尬地笑了，站起来往门边走。她可能觉得需要跟我们解释一下（“我们”指的是我爸爸妈妈和我，我们刚好在洗碗）。

“彼得他在家的时候不这样，”范达安太太说，“看我怎么收拾他！他从没这样不听话，不听话就得挨打。现在的家长都这样教育小孩！我可从没顶撞过我母亲。您是这样对待您的母亲的吗，弗兰克先生？”她看起来很激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个不停，想到什么说什么，前言不搭后语。终于，她小声嘀咕着难过地上楼去了。

五分钟不到，她又气鼓鼓地下来，把围裙扔在一边。我问她有没有理好头发，她没回答我，像一阵龙卷风一样飞奔下了楼——可能要范达安先生抱抱，求求安慰吧。八点时，范达安太太才上来，范达安先生也跟在后面。他们把彼得叫到阁楼上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骂声不断，什么“没教养”啊，“小坏蛋”啊，“不是好榜样”“看看安妮……”“看看玛戈特……”还有好多我没听清。不过今天大概又和好了。

安妮

另外，星期二和星期三，我们可爱的女王发表了演讲。她即将休假，说等养好身体再回荷兰，还说了“我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就会解放……要有英雄气概和我们任重道远……”这些话。

接下来是部长盖布兰蒂的讲话。他说话就跟小孩儿发牢骚一样，妈妈忍不住连连发出“呃”这样的嘘声。最后，一位牧师以一段祷告词结束了晚上的讲话，他祈祷上帝保佑所有陷入水深火热的犹太人。

1944年5月1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因为我把文具盒落在阁楼上了，钢笔也在里面，而且他们都在休息（直到两点半），我不想上去打扰他们，所以现在只能用铅笔给你写信啦。现在有好多事情要做啊，都没有时间好好学习了，哈哈，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现在跟你说一下我的学习内容。是这样的：从明天开始，我必须读完《伽利略传》的第一部，因为那本书很快就到期了，需要还给图书馆。我昨天才开始读，共有320页，不过已经读到220页了，应该能看完；下周要读《站在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和《伽利略传》第二部；另外已经读完《查理五世传记》第一部，需要整理一下摘抄的笔记和总结出一份家谱；还有啊，我看书时记下了整整3页生词，这些生词也必须熟读、熟背；还有那么多电影明星的招贴画，想整理好也是一项大工程！这些要花好多天的工夫，安妮教授我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事儿越积越多。对了，还有什么忒休斯、俄狄浦斯、珀留斯、厄尔夫斯、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要记住他们分别是谁、分别做了什么事；还有米隆和菲迪阿斯两位大师要了解；还有什么七年战争、九年战争的需要梳理……我脑子一片混乱，根本不知道哪对哪。凯蒂，你说没有记忆力怎么行呢？想象一下，这要是到了八十岁，那我该成什么样子啦。哦对，差点儿忘了，《圣经》！什么时候才能读到浴中苏珊娜的故事呢？索多玛和蛾摩拉又是怎么回事？学无止境啊！《普法尔茨的莉泽洛特》已经完全被丢在一边了！

凯蒂，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忙了吧？！

还有呢：你是知道的，一直以来，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是我的梦想。这个伟大（或者说不切实际）的梦想能否实现还说不准，但我现在已经有一些想法了。战争结束后，我一定要写一本名叫《隐秘屋》的书，而且要出版它。虽然能不能实现这个小目标也说不准，但我这本日记就是很好的素材呀。

《卡迪的生活》也快写完了。关于结尾我想这么写：卡迪痊愈之后，离开了疗养院，但一直和汉斯保持着书信往来。那是1941年，很快卡迪发现汉斯有意参加法西斯运动，而卡迪十分同情犹太人和好朋友玛利亚，因此两人产生了隔阂。后来他们见了一面，又和好了，但是汉斯有了新女朋友，这让卡迪深受打击，她后来成为一位护士。在父亲朋友的促使下，卡迪去了瑞士，在那儿的一家疗养院工作。第一次休假时，她去科摩湖度假，竟然偶遇了汉斯。汉斯对她说，自己两年前已经结婚了，后来妻子抑郁，不幸去世，说自己结婚后才发现真正爱的人是卡迪，所以开始再次追求她。然而，卡迪拒绝了，虽然她心里也仍然爱着汉斯，但是自尊心使她无法答应汉斯的追求。汉斯伤心之下就离开了。多年以后，卡迪听说汉斯一病不起，在英国过世了。

卡迪二十七岁时也结了婚，嫁给一位有钱的乡下男孩儿西蒙。她尝试爱西蒙，但始终无法忘记汉斯。卡迪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莉莉安、尤蒂特和尼克，他们一家五口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对于卡迪来说，汉斯的影子却怎么也抹不去。直到有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与汉斯郑重地道了别……

凯蒂，你会觉得它太过矫情吗？但是里面有爸爸的经历，绝不是凭空编造的狗血情节。

安妮

1944年5月13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昨天是爸爸的生日，也是爸爸妈妈结婚十九周年纪念日。清洁女工也没来打扫，阳光很好，好像今年还从没这么好过。我们的栗子树也开满了小花，比去年好看不少。

克莱曼先生送给爸爸一本《林奈的生平》，库格勒先生送了一本科学书籍，杜赛尔先生送了一本《水上的阿姆斯特丹》，范达安先生送了一个超级大的匣子，装饰很好看，里面有三颗鸡蛋、一瓶啤酒、一罐酸奶和一条绿色的领带。我们送的那瓶浓缩果汁显得有点儿寒碜。我送给爸爸一束玫瑰花，很香，而贝普和梅普送的康乃馨没什么香味。爸爸高兴坏了，像个小孩儿一样笑着。面包房送来五十块小蛋糕，太好了！爸爸也请大家吃了素饼干，请男士们喝了啤酒，请女士们喝了酸奶。真好！

安妮

1944年5月16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今天我们说点儿别的吧（咱俩已经好久没换话题啦），昨晚范达安先生和范达安太太进行了一场小型辩论赛。

范达安太太：“德国人一定会巩固大西洋防线的。他们肯定全力抵抗英国人的进攻，试图把他们击退。德国军队很强大！”

范达安先生：“是啊，太可怕了。”范达安太太：“嗯嗯，谁说不是呢！”

范达安先生：“德国人肯定会打胜仗的，他们这么强大……”

范达安太太：“的确非常有可能，但是还是不能断言。”

范达安先生：“得了吧你，我懒得理你。”

范达安太太：“真的吗？你可一直在接话茬儿，是谁老不自觉接话茬儿呢。”

范达安先生：“我可没有多话。”

范达安太太：“可你还是接话了呀，而且还总要占个理儿！但你的说法也不老是正确的嘛。”范达安先生反驳说：“谁说的，到目前为止，我所有预言都应验了。”

范达安太太接着说：“才不是，你之前说什么盟军要来了，芬兰人要退出战争，意大利冬天就彻底完蛋了，俄国军队已经攻占利沃夫了！呵呵，真不敢苟同。”

范达安先生激动地站起来，吼着：“闭嘴吧你！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对的，到时候你别不乐意。不想再听你瞎嚷嚷了，真是够了！”（第一幕结束）

我实在忍不住，笑得肚子都痛了，妈妈也笑个不停，彼得也憋不住笑了起来。天哪，大人们真蠢。他们真该首先反省反省自己，别总教训我们了！

安妮

另外，从星期五那天起，我们把窗户又打开了。

我们这些躲在隐秘屋的人都有些什么爱好呢：（让我来系统地总结一下大家都在学什么、读什么吧）

范达安先生：什么都不学；看很多Knaur出版社的书；喜欢读侦探小说、医学书籍以及一些轻松的没什么营养的爱情故事书。

范达安太太：学英语写作；喜欢读传记类书籍，也读一些小说。

弗兰克先生：学习英语（看狄更斯！），还学一点拉丁语；从来不看小说，但是喜欢看严肃单调的介绍各国风土人情的书籍。

弗兰克太太：学习英语写作；什么都读，唯独不读侦探小说。

杜赛尔先生：学英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但是学习成果微乎其微；什么都读，别人读什么他就读什么。

彼得·范达安：学英语、法语写作、荷兰语速写、英语速写、德语速写、商务英语、木工、经济学，有时也学算数；不怎么阅读，偶尔读一读英语文章。

玛戈特·弗兰克：学英语、法语、拉丁语写作、英语速写、德语速写、荷兰语速写、机械、三角函数、物理、化学、代数、几何、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荷兰语文学、会计、地理、现代史、生物、经济；什么都读，最喜欢阅读关于宗教和医学的书籍。

安妮·弗兰克：学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速写、几何、代数、历史、地理、艺术史、神话、生物、圣经故事、荷兰语文学；特别喜欢读人物传记（有趣的、无聊的都爱读），还喜欢看历史书籍，有时也读小说和其他通俗文学作品。

1944年5月1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昨天我特别难受，呕吐（能想象么！）、头疼、肚子疼，浑身不舒服。今天稍微好一些了。我好饿呀，但是豆子实在太难吃了，我宁愿不吃。

我跟彼得发展得很好。彼得他太需要温暖了，比我都需要。每天晚上互赠晚安吻时，他还是会脸红，然后还让我再亲他一下。可能他把我当成墨菲了吧，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自从知道我喜欢他以后，彼得开心得不得了，这就够了。

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以后，我终于从感情的泥淖中走出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减少了对彼得的爱。彼得仍然那样可爱，我只是重新将真实的自己锁起来了。如果他想再次打开那把锁，那他得好好努力了！

安妮

1944年5月2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昨晚从阁楼上下来，一眼就看到花瓶倒了，丁香花撒了一地。妈妈正跪着擦地上的水，玛戈特正把我的那些笔记从地上捡起来。“发生什么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不等他们回答，我便开始估计我遭受的损失：精心绘制的族谱，纸夹，本子，书，这些都被水泡了。我情绪激动，欲哭无泪。事后我并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但玛戈特和我说，我说了什么“无法估量的损失，太糟糕了，无法弥补”以及类似的话。爸爸听了一直在笑，妈妈和玛戈特也是，只有我嚎啕大哭，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那些辛苦整理出来的笔记全毁了。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可能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我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分开粘在一起的纸片，把它们挂在旁边的晾衣绳上晾干。这情景挺搞笑的，我也笑了出来。玛利亚·美第奇在卡尔五世旁边，威廉海姆·奥兰治挨着玛丽·安妥奈特。

“这真给种族蒙羞。”范达安先生开玩笑说。

把这些纸片托付给彼得后。我就下楼了。

“哪本书被泡了？”我问玛戈特，她刚刚在帮我弄那些书。

“代数。”她说。

真可惜，代数书居然没全泡烂。我倒是希望它整个掉进花瓶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讨厌一本书。它之前被很多人用过，上面至少有二十个女生的名字。这本书很老了，纸张发黄，上面被各种乱涂乱画，各种删改补充。等我哪天有能耐了，就把它撕成碎片!

安妮

1944年5月22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5月20日，爸爸打赌输给了范达安太太五瓶酸奶——反攻还是没有到来。我可以很冷静地说，现在全阿姆斯特丹、荷兰乃至整个欧洲西岸直到西班牙，都在讨论反攻，各种辩论、打赌，还有希望。这种紧张的情绪一直在上升。那些“好”的荷兰人中，已经有很多不再相信英国，不觉得英国能有什么强有力的举措。噢，不，人们现在希望能有什么大的，有英雄气概的行动。

没人会去想象以后的事儿，没人会想英国人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领土和人民而战。每个人都觉得拯救荷兰是他们英国人的责任。英国人到底对我们有什么义务？为什么荷兰人那么确定英国人会来帮忙？荷兰人不该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英国人虽然虚张声势，但并没有比其他被占领了的国家更丢脸。英国人也不需要道歉。他们的确是在德国扩充军备的时候睡大觉，但其他国家，那些与德国接壤的国家也在睡觉。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除了英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必须付出努力。

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他国消耗自己的战力，英国也是。反攻和解放终会到来，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们这些被占领国无法决定，只能由英国自己决定。

我们很难过也很恐慌地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加入反犹阵营。这对我们打击很大。他们憎恨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人之常情，但不正确。基督徒指责犹太人的背叛，他们在德国人面前出卖了帮助他们的人，让很多基督徒因为帮助犹太人而遭到迫害。这不是空穴来风。但事物（所有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基督徒处在我们这个位置上，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在德国人残酷的刑罚面前都可能坚持沉默吗？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为何要要求犹太人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

在地下组织圈子里流传着这样的信息，逃离荷兰并最终到达波兰的德裔犹太人，将不允许重回荷兰。他们现在在荷兰有避难权，但只要希特勒下台，他们就必须回德国。

听到这里，人们就要问，我们如此逃亡荷兰并最终到达波兰的斗争是为了什么呢？人们总是说，我们是为自由、正义和权利而战！但在这斗争中自己这边就先划分两派了吗？犹太人真的低人一等吗？唉，悲哀，真是悲哀！就如同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的那样：一个基督徒做的事情，他自己一个人担；一个犹太人做的事情，所有犹太人担。

讲真的，我不能理解，荷兰人，一个如此美好、正直、诚实的民族怎么能这么看我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这世上最受压迫、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民族。

我只希望这股反犹风波最终会过去。而荷兰人会再一次展现他们的正义感，这种正直从古至今从未动摇。因为反犹是不公平的！如果不幸的事情真的发生，那么那些剩下的可怜的犹太人就必须离开荷兰。我们也是。我们必须打包行李，离开这个美丽的国家，离开这个曾经给予我们容身之处的地方，背对着她一步步走远。

我爱荷兰。我曾经希望荷兰才是我的祖国，而我是一名荷兰人。真的，我很希望。

安妮

1944年5月25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贝普订婚了！这事儿并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即使我们都没有特别开心。贝尔图斯大概是一个体面而友善的运动型男孩儿吧，但贝普不爱他。对我来说这已经构成阻止这场婚礼的理由了。贝普是事业型的姑娘，她就想努力工作，升职加薪，可贝尔图斯拖了她的后腿。他就是个工人，没什么进步的意识。我觉得贝普的婚姻不会幸福。贝普一直在举棋不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四个周前给他写了一封分手信，后来她反悔了，又写了一封，而现在，她订婚了。

这个结果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首先是生病的父亲，他很看好贝尔图斯；其次她在未婚姑娘里是年龄最大的了，她妈妈经常嘲笑她没男人要；第三，她已经二十四岁了，这才是重点。

妈妈觉得贝普结婚挺好的。我不这么觉得。我很同情贝普，也理解她的感受。婚礼会在战后举行，因为贝尔图斯在这儿的身份是非法的，他们都没钱，没居留证。我们都希望贝普能好好的。我只希望贝尔图斯能在贝普的影响下有所改变，或者贝普找到另一个珍爱她的男人。

安妮

同一天：

每天都不一样！今天上午我们的蔬菜商被抓走了，因为他在家里藏了两个犹太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那两个可怜的犹太人还有蔬菜商的处境都很危险。这个世界完全颠倒了。规矩体面的人被送进了集中营，监狱还有单人牢房，他们中有老有少，有穷有富，都在狱里被那些社会渣滓管着。这个人是因为黑市交易，那个人是因为藏匿犹太人，除了那些参加荷兰法西斯运动的人，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

这个人被捕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损失。贝普不能再送土豆来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食物的摄取。这并不是件舒服的事儿。妈妈说我们没有早餐了，午餐吃粥和面包，晚餐是烤土豆。一周可以吃一次到两次蔬菜和沙拉，多了没有。这意味着饥荒开始了。不过，没被发现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安妮

1944年5月26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现在我终于可以坐在桌旁，在窗缝前安安静静地把一切写给你。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满怀愁绪。即使是那场入室盗窃，也没让我如此身心俱疲。一方面是蔬菜商被捕，还有反犹问题，隐秘屋里的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些，迟迟不来的反攻，糟糕的食物，紧张的情绪，压抑的氛围，对彼得的失望。另一方面则是贝普的订婚仪式、降灵节、鲜花、库格勒的生日、大蛋糕，还有那些歌舞、电影和演奏会。差距，这时时刻刻存在的巨大的差距！今天我们还能因为藏匿的囧事而大笑，明天又会重新充满恐惧和紧张。梅普和库格勒由于我们的缘故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梅普一直为我们忙来忙去，库格勒先生一直为我们的安危担着责任。这责任太大了，有时他会因为紧张和激动根本说不出话来。克莱曼和贝普也帮了我们很多，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事儿要忙，偶尔会把隐秘屋的我们忘在脑后，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一两天。克莱曼要为自己的身体操心，贝普则是为她的订婚而忙活，虽然这场订婚看起来不那么幸福。另外他们还有交际、外出、拜访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偶尔也会紧张，不过只是偶尔，而且这种情绪不会持续很久。可这种情绪从来没离开过我们，这两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日子里。谁知道我们还得这样过多久？

下水道又堵了，水流不下去，即便流通了也是一滴一滴的。我们不能去厕所，去就必须带个刷子。我们把脏水封在一个大陶罐里，今天还可以对付过去，可如果水管工也没办法呢？城市水管服务人员得周二才能来。

梅普送了我们一块葡萄干面包，上面写着“圣灵降临节快乐”。这听起来太讽刺了，我们目前的情绪和心中的恐惧怎么样都不能用“快乐”来形容吧。

蔬菜商那事儿之后，我们又过上了胆战心惊的日子：到处都是“嘘”的声音，大家的动作轻之又轻，生怕弄出点什么声音来。当时警察是破门而入的，所以我们也不安全。如果我们也被……不，我不能这么写，但问题不会因为我不写而不存在。相反，我正又一次面对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恐惧。

今晚八点，我必须自己下楼去卫生间。没人在下面，因为大家都围在收音机那儿。我必须勇敢起来，但这真的很难。我还是觉得上面能安全些，我下去的时候得独自面对这巨大的、安静的房子，能听到的只有楼上传来的一言半语和外面汽车的喇叭声。我怕得发抖，之后一想起这幅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梅普和爸爸谈过后变得和蔼可亲了许多。这我还没跟你说过。有天下午，梅普气冲冲地去了爸爸那儿，质问他，我们是不是怀疑她是反犹分子。爸爸惊呆了，赶忙打消了她这个念头。但这事儿并没有过去。她开始给我们买更多的东西，更关心我们的难处，即使我们不想让他们负担太多。她可真是个好心人！

我总是在问自己，如果我们不躲躲藏藏，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死了，就不用经受现在这般的苦难，也不会连累他人，这样是不是更好呢？但我们确实是畏惧死亡的，我们热爱生活，无法忘记大自然的美好，我们还希望，希望一切都会过去，重新幸福的生活。

真希望能快点发生些什么，哪怕是开火呢。那也不会比现在这般提心吊胆地活着更折磨人！快点结束吧，至少我们知道结局是胜利还是失败。

安妮

1944年5月31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上周六到这周二都特别热，热到我没法握笔写点什么。周五下水道又坏了，但周六就修好了。克莱曼太太下午过来看望我们，讲了很多约菲的事儿，讲她现在和杰西卡一起参加了曲棍球俱乐部。周日贝普过来看看有没有小偷光顾，然后和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周一是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范达安先生为我们守了一天。周二的时候终于能把窗打开了，天气是如此温暖美好，这么热的圣灵降临节还真是少见。对于隐秘屋来说，这么热一点都不好。我来大概给你描述一下人们是怎么抱怨的：

周六：“天气太好了！”上午我们还挺高兴的，中午就有人说“如果不那么热就好了”，然后我们关了窗，因为太热了。

周日：“不行了，太热了！黄油化了，屋子里一点凉快地儿都没有，面包干了，牛奶也坏了。这么热不许开窗！唉，同样是圣灵降临节，其他人在享受，而我们却在受苦。”（范达安太太的原话）

周一：“我的脚好疼，我没有薄裙子，热得我都不能干活了。”

我也不太耐热，不过今天还不错，虽然太阳还是那么晒，但起码有了点风。

安妮

1944年6月2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去阁楼别忘了带把大伞，最好是男人们用的那种！”我们的阁楼有点漏雨。俗话说：“房屋高又干，幸福又安全。”但这句话明显不适用于战时（枪战）需要躲藏的人（会变成猫厕）。莫施显然已经习惯在一堆报纸和地板上上厕所，到处都被它弄得湿漉漉的而且散发这一股骚臭的味道，大家的骂声也不断。那只仓库里新来的猫也这么随地大小便，那些习惯恶劣的猫的主人大概能想象出我们这儿现在是什么味道。

另外，我在宣传一个新的抗枪战指南。当枪声响起，首先就近跑到楼梯那，然后下楼再上楼，必须保证至少一次的重复上下楼。这样，利用跑步产生的噪音可以保证你听不见也不会去想外面的枪战。经本指南作者多次亲身验证，效果非常显著！

安妮

1944年6月5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隐秘屋里又发生了新的不愉快的事儿：杜赛尔和弗兰克因为黄油分配问题吵了一架，杜赛尔最终让步。他和范达安太太关系又好了，如胶似漆，调情、接吻、微笑。杜赛尔仿佛迎来了第二春。

库格勒过生日，但范达安太太不想烤卷心菜蛋糕，因为我们没什么吃的了。她可真小气！楼上气氛低沉，范达安太太感冒了，杜赛尔弄到了啤酒酵母丸，但并没我们的份儿。

罗马被第五军团攻陷了，城市保存完好，铺天盖地地都是对“伟人”希特勒的宣传。

我们只有少量的蔬菜和土豆，面包已经坏了。

新来的猫不喜欢胡椒，它把猫厕当成了睡觉的地方，把包装用的木棉当成了厕所。真是没法理解它。

天气糟透了，加来海峡和其法属海岸遭到了猛烈的轰炸。

美元交易被禁止，我们的金币也剩得不多了，下个月我们靠什么来过活啊？

安妮

1944年6月6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今天就是反攻的日子”英国电台在十二点的时候这样播报，这是真的！“就是这天”反攻开始了！

早上八点英国电台播报战况：反攻部队对加来、布格涅、勒哈弗尔、瑟堡还有加来海岸（和之前一样）展开猛烈轰炸。对当地居民的保护措施为：所有距海岸35公里的居民应提前做好准备，如果有可能，英军将在轰炸前一小时用飞机散发传单。

德国方面报道英军伞兵部队已登陆法国海岸，BBC电台称：“英军登陆舰正与德国海军进行对抗。”

九点左右在吃早饭的时候，大家还一致认为“这次登陆和两年前在迪埃普的那次一样，就是个试验”。但十点的时候广播用德语、荷兰语、法语和其他语言宣布“反攻开始了！”这是“真的”反攻！十一点的时候英国电台用德语播放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演讲。

十二点的时候又用英语播了一遍：“就是今天。”将军对法国人民说：“我们的战斗无比激烈，但最终胜利将属于我们。1944年是胜利的一年！祝大家好运！”

一点钟，英国电台播报：一万一千架飞机已整装待发，它们将运送士兵，投放炸弹。四千艘登陆舰和轻型舰艇正停靠在瑟堡和勒哈弗尔间，英美联合部队已开始战斗。盖尔布兰迪，比利时首相，挪威国王哈康，法国的戴高乐，英国国王，当然还有丘吉尔先后发表讲话。

隐秘屋处于狂喜之中。期盼已久的解放终于要到来了！啊，那如同童话般美好的自由真的快实现了吗？今年，1944年会不会给我们带来盼望已久的胜利？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满怀希望！盟军的反攻给我们又一次带来了勇气，让我们重新变得坚强！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过精神上的恐惧，物资的匮乏和身体的痛苦。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坚定信念，我们得咬紧牙关，别喊出来。法国、俄国、意大利还有德国都可以为自己的痛苦而叫喊，可我们不能！

凯蒂，反攻带给我最棒的感觉是，朋友正向我们赶来。邪恶的德国人压迫我们太久，他们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的朋友正在拯救我们。被拯救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整个荷兰，甚至整个欧洲。

或许就像玛戈特说的那样，等到九月或者十月，我又可以回学校上课了。

安妮

另外：我会实时向你通报最新消息。昨晚和今早，一堆稻草人和假人模特空降到了德军后方基地，它们一落地就瞬间爆炸，之后盟军伞兵迅速降落。他们全身漆黑，这样就不易被发现。在经历了一晚上的五千吨炮弹的狂轰滥炸后，早上六点，第一批舰艇登陆。两万架飞机加入战斗，德军海岸炮兵已被歼灭，一个小的桥头堡已经完工。一切进展顺利，就是天气有点不好。反攻中真是军民一心。

1944年6月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反攻非常顺利！盟军成功占领了法国海岸小镇巴约，现在正在向卡昂进攻。他们显然是想切断瑟堡上的半岛。每个晚上电台都会播报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战争是多么艰苦，战士们是多么勇敢坚强，还有战场上发生的那些令人不敢置信的事情。那些运回英国的受伤士兵也发表了讲话。尽管时间很早，飞机还是频繁起飞。BBC电台报道说丘吉尔想和反攻部队一同登陆，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其他官员的大力劝说下才作罢。想想吧，这是一位多么有勇气的男人！他都已经七十岁了。

大家激动的情绪已经慢慢平复。我们都希望年底能结束这场战争，也是时候了。现在没人听范达安太太那些长吁短叹。发现反攻不能再刺激我们后，她又开始念叨这坏天气。唉，我真想把她按到冷水里去。

除了范达安太太和彼得，隐秘屋里所有人都读过《匈牙利狂想曲》三部曲。这本书讲述的是著名作曲家、钢琴家、神童弗兰茨·李斯特的一生。这本书非常有趣，但我觉得讲女人的部分有点多了。李斯特是他那个年代最著名的钢琴家，同时也是有名的风流浪子。直到七十岁还时不时地传出他的风流韵事。曾和他交往过的有玛丽亚·德古尔特、侯爵夫人卡洛琳·赛恩-维根斯坦、舞蹈家劳拉·蒙特斯、女钢琴家索菲·蒙特、切尔克斯女侯爵奥尔佳·贾尼娜、男爵小姐奥尔伽·梅恩朵夫、女演员梨拉（姓什么不详），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夫人和小姐。他一直拈花惹草。不过书里关于音乐和艺术的那部分还挺有意思的，那部分提到了舒曼、克拉拉·维克、艾克托尔·柏辽兹、乔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约阿希姆、理查德·瓦格纳、汉斯·冯·比洛、安东·鲁宾斯坦、弗里德里克·肖邦、维克多·雨果、奥诺赫·德·巴尔扎克、席勒、胡梅尔、车尔尼、罗西尼、凯鲁比尼、帕格尼尼、门德尔松等等。

李斯特有点爱慕虚荣，但是确实是个好人，慷慨大方。他把艺术看得至高无上，但他总也离不开白兰地和女人；他是个绅士，看不得别人的眼泪，总是有求必应，将金钱视为粪土；他崇尚宗教自由，在他心中，享受世俗生活同样重要。

安妮

1944年6月13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我的生日又过去了，现在十五岁了。我收到了好多生日礼物：五部施普林格所著的《艺术史》，一套内衣，两条腰带，一块手帕，两瓶酸奶，一罐果酱，两块蜂蜜蛋糕（小的），爸爸妈妈送了植物学的书，玛戈特送了手镯，范达安夫妇送了一本书，杜赛尔送了麦芽糖和豌豆，梅普送了糖，贝普送了糖和练习本，最棒的是库格勒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和三块全脂奶酪。彼得送了我一束美丽的芍药花。这个可怜的男孩挖空心思地想找点特别的东西，可惜一无所获。

尽管天气非常糟糕，暴雨挟着飓风，海面波涛汹涌，但反攻依然进展顺利，丘吉尔、史密斯、艾森豪尔和阿诺德昨天视察了被英军占领、解放了的法国村庄。丘吉尔在一艘鱼雷艇上，这艘舰艇还向海岸发射了炮弹。他可真是个勇敢的男人，无所畏惧，值得钦佩！

我们这些藏匿者没法知道荷兰人对反攻的情绪如何。毋庸置疑，大家都很开心，那些懒鬼（！）英国佬现在终于开始干活了。那些叫嚣着不想被英军占领的人不知道他们的言论是多么不负责。重点是，英国必须战斗，还要同某些人争论，他们的军队为荷兰和其他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奉献生命。但英国人却不能在荷兰久留，在接受荷兰人诚挚的谢意后，他们必须将荷兰还给她的主人，然后回国。有这样的想法真是既可怜又愚蠢，但偏偏有很多荷兰人都这样想。假如英国和德国达成和解怎么办？荷兰还有那些周边的国家该何去何从？荷兰可能会被德国所吞并，就这样。

有些人看不起英国，骂英国是“老人政府”，说英国人是胆小鬼，他们同时也憎恨德国。这些人该反省一下了，这样脑子里才能有点对的东西。

我的脑海里翻滚着许多愿望、想法，还有很多指控、谴责。很多人认为我自命不凡，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比所有人都清楚我的错误、缺点，而且我还清楚，我已经改了很多，我想变得更好，也会变得更好，我时常扪心自问，为何所有人都觉得我傲慢不逊？我真的那么冒失吗？或许别人也是那样？这听上去有些疯狂，我注意到了，所以我划掉了最后一句，因为没那么疯狂。范达安太太和杜赛尔经常说我傲慢。他俩都不怎么聪明，或者更直接点，就是蠢！蠢人一般都受不了别人比他强。范达安太太和杜赛尔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范达安太太觉得我蠢，因为我不像她那样一惊一乍；她觉得我苛求，因为她更苛求；她觉得我的裙子短，因为她的更短；因此，她觉得我傲慢无礼，因为她自说自话的时间是我的两倍那么多。杜赛尔也是这样。

但我最喜欢的一句俗语是——“再无理的指责中也有真理的存在”。我得承认，我的确是有些傲慢。比起他人给我的责难，我自己对自己的指责要多得多。再加上母亲的那份劝告，一大堆的劝诫压得我喘不过来气。唠叨越多，我越叛逆，然后那个以前的安妮又蹦出来大喊“你们都不理解我！”

这句话植根在我的心中，它并非真理，但也有点真实性。我的自我批判常常到了需要他人帮助的程度。我希望有人能安慰安慰我，能够让一切回到正确的轨道，能了解我的内心。我寻寻觅觅了很久，依旧没找到这样一个人。

凯蒂，我知道你现在想到彼得了，对不对？彼得爱我，但这种爱是朋友的爱，而非爱情。他对我的感情与日俱增，但有种神秘的东西让我们抑制了我们的情感，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有时我会想，我对他的那种朝思暮想是不是太夸张了。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两天不上去，我对他的渴望又如从前般热烈。彼得很可爱，人也很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方面，他的表现让我很失望。首先是他对宗教问题的回避，另外我也不喜欢他对食物和其他东西的观点和言论。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彼得性情温柔，谦和，不爱争吵。他和我聊的比和他母亲聊的还多。他努力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一丝不乱。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并拒绝我的靠近呢？他比我内向多了，这是真的。我也从各种实践中了解到，再内向的人也会需要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倾吐自己内心的人。彼得和我在隐秘屋中共同共度过了充满思考的一年。我们经常谈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就像我说的那样，我总觉得错失了什么东西，我确信它就在那儿！

我太久没出门呼吸新鲜空气了，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什么是真正的大自然。蔚蓝的天空，啼鸣的鸟儿，明亮的月光，还有盛开的鲜花，以前拥有它们的时候我并不在意，可现在不一样了。比如在圣灵降临节那天，天气很热，晚上我一直忍耐着，撑到十一点半都不睡，就是为了能单独一个人在窗边静静赏月。可惜终究还是未能如愿，月光太亮，我不敢开窗。还有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上楼，发现窗户开着，于是我就一直待到他们上来关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阴冷森然的夜晚，乌云挟着雷霆暴雨滚滚袭来，这一切都让我那么的着迷。那也是一年半以来我头一次亲眼目睹夜晚的景色。也就是在那一晚后，我对自然的渴望将对小偷、老鼠和空袭的恐惧远远甩在身后。我开始自己下楼，通过办公室或者厨房的窗户眺望外面的景色。

很多人热爱大自然，喜欢在自由天空下小憩片刻。那些被迫待在监狱或者医院里的人也很想重新享受大自然。大自然是属于所有人的，很少有人像我们一样，渴望自然但却被隔绝孤立。

看云卷云舒，日月星辰，静静地仰望天空，我的心灵会重新获得安宁与从容。这并不是我的妄想，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比安眠药和镇定剂更管用。自然教会了我谦卑，给予了我面对一切挫折的勇气。

很遗憾，我只能透过窗户感受自然，那些窗户上挂着肮脏的，布满灰尘的窗帘。这样看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大自然是唯一的，永不可替！

有一个问题始终缠绕着我，为何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妇女的地位都要比男人低很多？每个人都只是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不满足于此。我想找出造成这一不公平现象的“元凶”。

假设在一开始的时候，男人依靠体力获胜，开始统治女人们。他们声称，男人是赚钱养家的，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女人们也是够蠢的，她们毫不反抗，这些男人制定的规则足足束缚了她们几百年。幸运的是，通过受教育、工作，女性渐渐打开了视野，她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一些国家，女性已经拥有了和男性相同的权利。许多人，无论男女，都意识到了这长久以来的性别歧视是多么的错误。现代女性更希望获得完全独立的权利。

但这还不够：社会必须重视女性！到处都是对男人的追捧，凭什么女性就不能分一杯羹？战士和英雄被纪念，探险家被表彰，烈士被崇拜，可那些被众人瞩目的都是男性！谁又会把注意力放到女战士身上呢？

在《为生活而战》一书中，有一段话让我感触颇深：女性通常独自承担分娩的痛苦，她们承受更多的伤害、疾病、苦难，却从未有人把她们当成英雄。她们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又得到了什么呢？被遗忘在角落里，孩子也被夺走，只因为她们分娩后韶华已逝，红颜不再。妇女是更伟大，更勇敢的战士，为了人类种族得以延续，她们所承受的痛苦远远多于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自由之士。

我不想反对女人生孩子。这是自然的选择，所以肯定有其道理。我想说的是，男性，和他们制定的规则，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的利益，从来没想过女性在社会中所承担的那些或沉重或美好的东西。

那本书的作者，保罗·德·克鲁伊夫写道：男性应该懂得，在文明社会，终止怀孕，放弃分娩是合理的，正常的。男人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行了，所有的痛苦是由女性承担，他们永远不会体会到那样的痛苦。我同意他的观点。

我觉得，至少在下个世纪，那些女人必须得生孩子的观点会改变。赞扬和钦佩属于那些默默担起苦痛的妇女们！

安妮

1944年6月16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又出现了新问题！范达安太太彻底神经了，整天说什么子弹打穿脑袋、监狱、绞刑、自杀的；她还嫉妒我，因为彼得不理她但把我当成了知己；杜赛尔先生没有回应她眉来眼去的俏皮话，她也很难过；她害怕，怕范达安先生抽烟把她所有的钱都抽完了……她又吵又闹，又哭又骂，又抱怨又自嘲又大笑，歇斯底里，吵个不停。

这么疯疯癫癫的，我们真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也没有人管她了，她这么不理性，谁都逃不过她的骂，她还来回走个不停，实在讨人嫌。最糟糕的是彼得现在越来越叛逆，范达安先生气得不行，范达安太太也总骂他。唉，这叫个什么事儿啊！安妮，你现在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尽情嘲笑一切，不去惹那些烦心事！这听起来好像挺自私的，但是没办法，事实就是如此，只能这样聊以自慰。

库格勒先生又必须去干活了，这次要去一个月。他正在想办法搞一份医学证明，再让公司写一封解释信，好再次免除劳役。克莱曼先生的胃还是没好，他打算去做手术。从昨天晚上十一点开始，所有私人电话线路都被切断了。

安妮

1944年6月23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最近一切如常。英国人向瑟堡发起猛烈进攻。据爸爸和范达安先生说，我们最迟10月10日肯定就解放了。俄国人也加入了战斗，昨天在维特斯伯克进行反攻——三年前的同一天，德国人袭击了俄国。

贝普心情一直不好。土豆已经快吃完了，剩下的那些会平均分给每个人，自己看着吃吧。梅普去度假了，一星期后才回来。医生给克莱曼先生做了红外线检查，不过什么也没看出来，目前他正在纠结到底是做手术还是就那样得了。

安妮

1944年6月27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大家的情绪出现翻转，变得非常好。瑟堡、维特斯伯克和斯洛宾三个地方都打了胜仗，盟军肯定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和俘虏。在战争中，对方损失了五名大将，其中两名将军被盟军俘虏。英国人占领了一个港口，现在可以随便往陆地上运送物资了。英国人只反攻了三个星期，科唐坦半岛就被拿下了。真厉害！

从反攻日到现在的三个星期里，法国和荷兰一直风雨交加，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阻挡英国和美国盟军前进的脚步，他们依旧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虽然德国人动用了秘密武器，但是他们夸大了效力，英国人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打击。德国军队的快活日子持续不了多久了。

很多德国平民妇女带着孩子从沿海地区撤到了格罗宁根、弗里斯兰和格尔德兰。米赛声称，如果盟军的反攻过来了，他会亲自穿上军装，参与战斗。那个大胖子要去打仗？真是可笑，如果要打那他在苏联的时候干什么去了？芬兰拒绝签署和平协议，这直接导致了谈判的中断。愚蠢的人们，等着后悔去吧！

凯蒂，你说下个月27日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呢？

安妮

1944年6月3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天气很糟糕，或者说：Bad weather from one at a stretch to thirty June，怎么样，这句英语不错吧？哈哈，我已经会一些英语了呢。真的，我正在看《一个理想的丈夫》（原书名：An ideal Husband），当然，抱着词典。战争越来越激烈了，战况不错：波布卢斯科、莫吉廖夫和奥尔沙都被占领了，盟军也俘虏了很多德国士兵。

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家情绪越来越高。我们中间有几个乐观主义者，他们可开心了，范达安太太也消停了，贝普换了发型，梅普又放了一个礼拜的假。好啦，新消息就是这些啦。

还有啊，我得看牙医了，门牙疼得厉害。之前已经疼过一次了，那次特别严重，杜赛尔先生觉得我会疼得晕过去。不过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好希望范达安太太也牙疼！

安妮

另外，巴塞尔来了消息，表哥布迪在《米娜·冯·巴尔海姆》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妈妈说他有艺术细胞。

1944年7月6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彼得告诉我他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罪犯或是去搞投机倒把的事情，这太让人震惊了！虽然他一定在开玩笑，但是我还是隐约感到了他的不安，对自己性格弱点的不安。我总是听到他和玛戈特说这样的话：如果我像你一样坚强和勇敢，如果我也能坚定自己的意志，如果我也充满了能量，我将……

我的确不会被外界影响，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好品质吗？只遵循自己的原则，走自己的路，这样真的好吗？

老实说，我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人一边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一边还一直软弱下去。如果他们已经知道自身缺点，为什么不改正，为什么不磨炼自己的个性？答案显而易见，因为改变是困难的，而保持现状舒服得多。这个答案在我听来有点儿丧气：舒服？舒服难道等同于懒惰和可悲吗？天哪，当然不是！绝不能被金钱和享受牵着鼻子走。我怎么才能告诉彼得这个道理，怎么才能说服他相信自己，最重要的是，怎么才能帮助他改正缺点、取得进步呢？唉，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想到底对不对。

这世上有个人愿意相信我，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但现在我才明白，就算这样，也很难搞懂对方是怎么想的，更别提说服对方什么事了。最重要的是，我的词典里可没有“金钱”和“享受”这两个词！

现在彼得开始依赖我了，但我不喜欢这样。生活上的独立虽然也不简单，但是更难的是个性和心理上的独立。我现在有点混乱，已经思考了好几天，但都没有想出一个能够克服“享受”心理的方法。这种心理真是太可怕了。贪图享受会让你陷入可怕的境地，那时朋友将离你而去，你将不再拥有美好，越陷越深，直到坠入万丈深渊而无法回头。可我怎么能让彼得也明白这个道理呢？

人活着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但目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三个从小就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我们可以学习，有机会去实现目标，我们有理由追求幸福，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必须自己去争取。而贪图享受是不行的，那将一事无成。争取幸福意味着去劳动，去做善事，而不是说要投机倒把，绝不能好吃懒做。懒惰或许看起来很轻松舒适，但是只有劳动才能让人充实，给人成就感。

我不能接受那些不爱劳动的人。幸好彼得还不是那种人，他只是暂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自己特别蠢、特别没用，没有什么担当。真可怜，让别人快乐起来的感觉，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这一点我也没办法教给他。他没有信仰，总是说些嘲讽耶稣基督的大俗话，没个正行。虽然我也不是基督教教徒，但是每当看到他那么做，我都会替他感到难过，唉，可怜的彼得。

有信仰的人应当感到庆幸，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超自然的概念。其实不用惧怕死后的惩罚，很多人不接受炼狱、地狱和天堂这些概念，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抱有某种信仰，做着正确的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惧怕上帝，而是出于个人的尊严和良知。

如果每个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能反思一下自己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对，就好了。这样的话，等到第二天，他们就能改进自己，慢慢地成就更好的自己。这个方法每个人都可以尝试，没什么损失，而且效果非常好。如果不知道就应该去学习、去经历，就像老话说的那样：坚持良知，必能强大。

安妮

1944年7月8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一位公司代表之前去了一趟贝弗尔维克，在集市上买了草莓带回来。草莓送过来时沾满了沙土，特别多，二十四箱都不止，我们和办公室员工都分到了很多。那天晚上我们就腌了六玻璃瓶草莓，还做了八瓶草莓果酱。第二天早晨，贝普还想给办公室的同事做一些果酱。

十二点半：大门锁上了，他们搬来厨具。爸爸、彼得、范达安先生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我从热水器中打来热水，玛戈特拿来铁桶，所有人都忙活起来了！这个时候我肚子突然不太舒服。办公室厨房挤满了人，梅普、贝普、克莱曼先生、扬、爸爸、彼得……躲起来的人和帮助我们的后勤队员，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场面非常混乱，这才是中午！窗户打开了，窗帘也拉开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讲话，门也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动静不小。这没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躲在这儿的吗？我觉得有点儿害怕。可能等我们真的不用躲起来的时候，真的走出隐秘屋的时候，也是这个反应吧。锅很快就装满了。剩下的人挤在厨房的桌边摘草莓的梗和叶子，但是塞进嘴里的比放进桶里的还多哩！很快，那只铁桶又满了，彼得又下楼去厨房了。这个时候门铃突然响了两次！彼得连忙放下铁桶，飞奔上楼，把旋转门锁起来。我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焦急万分。水龙头必须关起来，虽然还有好多草莓还没洗。但是我们之前定下了规则：只要外面有人，就必须关上水龙头，防止外面的人听到水流声，这必须遵守。

一点时，扬来了，说敲门的是邮递员。于是彼得又下楼去了。叮叮叮，门铃又响了！邮递员又回来了！？我仔细听听是不是有人来了，听到先是有人走到暗门那儿，然后又走到楼梯那儿。最后我跟彼得就像两个小偷一样，趴在栏杆上，注意着楼下的动静。直到一切都安静下来。

这时彼得轻手轻脚地下楼梯，下到一半时停住，喊：“贝普！”没有人回答，他又喊了一遍：“贝普！”厨房的声音盖过了彼得的呼喊声，于是他就干脆下楼跑到厨房去了。我当时特别紧张，连连往楼下张望。

“彼得！快上楼，会计在呢！快走！”我听到克莱曼先生在叫。彼得又跑上了楼，不停地喘气，又把旋转门锁住了。

一点半时，库格勒先生终于来了，说：“天哪，怎么全是草莓。早饭也是草莓，扬也吃草莓，克莱曼也吃草莓，贝普洗草莓，梅普煮草莓，到处都是草莓味儿，本来想避一避就上楼来了，没想到还是草莓！”

剩下的草莓都腌了，装在瓶子里。晚饭时：打开两瓶，爸爸迅速把它们做成果酱。第二天早晨：打开两瓶；中午：四瓶。范达安先生消毒做得不彻底。爸爸每天晚上都会煮草莓酱。我们吃草莓粥，喝黄油草莓牛奶，把草莓当甜点吃，蘸糖吃……这两天顿顿都是草莓。最后除了范达安先生存起来的那些，我们终于吃完了所有的草莓。

“安妮，听好了，”玛戈特说，“我们从卖蔬菜的小贩那儿买来了十八斤豌豆。”

“这太好了。”我这样回答她。有豆子的确不错，但这可有得剥了。妈呀！

妈妈坐在桌边对我们说：“你们周六上午必须把所有豆子都剥好。”真的，今天早晨吃完早饭，桌上摆着一个超级大锅，锅里全是豌豆。剥豌豆是一项无聊的工作，但是豌豆壳的那一层嫩皮可好吃了，我敢保证，没有几个人知道原来这层嫩皮这么好吃，它富含维生素，而且也不硬，营养价值绝对是豆粒的三倍。

如何撕掉这一层嫩皮是一项技术活，或许坐办公室的职员有这个耐心也足够细致，但是像我这种毛糙的小姑娘，它简直太折磨人了。我们九点半开始剥豌豆，十点半我站了会儿，十一点我又站了会儿，十一点半又坐下来继续干活儿。我脑子嗡嗡响：掐尖儿、剥皮、抽筋、扔壳、掐尖儿、剥皮、抽筋、扔壳、掐尖……剥得我两眼昏花，眼前只有绿色、绿色、小虫子、豆筋、豆壳儿、绿色、绿色、绿色……真是太无聊了，于是我开始想方设法驱赶无聊，于是我就开始说瞎话，天上地下胡乱说一通，把大家都逗笑了，可是还是好无聊呀！每撕下一根豆筋，我就提醒自己一次：绝不，绝不当一个家庭主妇！

十二点时，我们终于吃上了饭，但是从十二点半到一点一刻，我们又在剥豆子。结束时我感到自己就快疯了，还剩一点儿，其他人还在继续战斗。我一直睡到四点，一想起那些豌豆，我就发晕！

安妮

1944年7月15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我们从图书馆借到一本书，名叫《您怎么看当代少女》。我想今天跟你说一说这个话题。

作者从头到尾把“当代的年轻人”批判了一遍，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相反，她认为年轻人只要想，是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但是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却是肤浅的，根本不把“美好”放在眼里。

书中有些内容让我感触很深，就像作者直接在批评我似的，对此我想发表一下意见，顺便为自己辩护一番。

我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对自己认识特别清楚，这一点对于每个认识我较长时间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我能跳出自己的框架，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审视自己。我能跳出来面对安妮，不带成见也不找借口地对她白天的所作所为进行批判。我从来没有丢过这种自我认知，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仔细反思过，这样说到底对不对，合不合适。默默自省至今，我越来越感到爸爸说得对，小孩必须进行自我教育。

没错，父母是可以给予孩子正确的建议和引导，但是最终塑造出怎样的人格是孩子自己说了算的。另外，我拥有无尽的生活的勇气，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强大，我是这么自由、这么年轻！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非常开心，因为我确信自己绝不会被生活的困难击倒。

但是爸爸妈妈不理解我，这个话题我已经说过好多遍了。爸爸妈妈很宠爱我，在范达安先生和范达安太太面前也老是护着我，已经很尽职尽责了。但是我还是感到非常孤独，感到疏离、被忽视、被误解。爸爸尽了一切努力，不想让我那么叛逆，但是根本没有用。我自己会审视自己的，自己会反思、会改正的！

为什么在我如此挣扎的时候爸爸帮不上忙呢？尽管他愿意帮我。因为爸爸的方式错了，他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把我遇到的困难当成青春期的一般困难。这听起来很疯狂，是爸爸一直以来对我信任和理解才让我成长为这样一个自信和理性的人。但是他忽略了：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我的挣扎对我来说高于一切，比什么都重要。我不想再听到“青春期问题”“其他女生”“很快就没事了”这类话了，我和其——他——女——生不一样，我是安妮，独特的安妮！可惜爸爸永远不会懂。另外，我不会相信不跟我坦诚相见的人，而我根本不了解爸爸，因此我们之间无法建立双向的信任。爸爸总是站在长辈的立场上告诉我他理解我，虽然很急切地想走进我，但是仍然无法成为我的好朋友。由此我总结了一个原则，只在日记里写写真心话，其他人谁也不告诉，极少数时候会跟玛戈特聊一聊。在爸爸面前，我将隐藏一切，我不会和他分享自己的想法，会有意地与他疏远。

我别无他法，就是这么完全跟着感觉走，虽然有点自私，但是只有这样，心里才能安静一些。如果我没有坚持计划，中途有所改变，那么我就会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内心的平静和自信。我不希望有人参与我的内心活动，包括爸爸。凯蒂，这是不是有点儿绝情？有时候我甚至像刺猬一样不让爸爸靠近。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对爸爸感到厌烦呢？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榜样，还是因为他对我温柔过头了，或许是我自己想静一静，希望他等我内心平静以后再来找我？也许是因为之前的那封冲动的信吧。唉，想要真正全方位坚强勇敢起来怎么这么难呢？！

但是最让我感到失望的还不是这件事。我现在更关心彼得。我十分清楚我已经征服了他，而没有被他征服。我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彼得形象，那个彼得是一个安静、细腻、可爱的男孩儿，他急需友谊和爱情的滋润！我也渴望和一个活生生的人倾吐心声。我想要一个能与我互相扶持的男朋友。我做出不少努力，终于得到了他。

当我们终于建立起友谊时，我们也谈到一些私密的事情，而现在，我却越来越看不透了。我们谈论最最私密的事情，我当然是完全敞开内心的，我俩也互相保密至今。但我还是不太懂彼得。是他太肤浅了吗，还是因为他在我面前太害羞了？不过，我知道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没有采用其他与他建立友谊的方式，而是通过暧昧的行为去接近他，他渴望得到爱情，也想随时见到我，这我都看得出来。我们见面使他感到高兴，他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不能谈论一些严肃的话题，而我想和他谈论这些。可能他还没意识到，我用非常手段将他俘虏，他现在这么依赖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再次与他分开，让他独立一些。当我意识到彼得不可能成为我想象中的那种朋友之后，我开始帮助他突破束缚，让他成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男生。

“因为在内心深处，青少年比老年人更加孤独。”这是我在一本书上摘抄下来的一句话，觉得它说得很对。

成年人比年轻人更难，这句话对吗？不，不对的。成年人已经总结出一套原则，他们不再纠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在这个谈不上理想的时代，在这个恶人横行的时代，在这个真理、公正和上帝都被质疑的时代，我们年轻人的观念没有成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

要是还有人认为在我们几个躲在隐秘屋的人中，成年人比年轻人更难熬的，那他一定不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多么大、多么困难。或许我们年纪还小，还无法思考那些问题，但是它们无时无刻不压迫着我们，就算我们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现实又变了，答案又不成立了。这是这个时期的难题：理想、梦想和美好的期待无法实现，都被残酷的现实摧毁了。我没有放弃所有理想，真是奇迹，或许因为它们本就遥不可及。即便如此，我仍然会坚持我的理想，即便现实如此残酷，我也始终相信人的内心保留着善意。

现在，我想到，我无法在死亡、苦难和混战之上重建一切；我看到，世界正在一步步瓦解；我听到，炮火声越来越响。或许我们也会死在战火之中，但我仍然同情那些受到战争迫害的人。当我看向天空时，就在想，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艰苦的日子很快就会结束，和平安宁的世界很快就会来到。我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念，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安妮

1944年7月21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如今我充满希望，到底一切都会好的。真的，一切都会好的！大好消息：希特勒遭到刺杀，这次不是犹太共产党，也不是英国资本主义者，而是日耳曼的德国将军，一位年轻的伯爵。老天放了希特勒一马，他只受了一点擦伤和灼伤，侥幸逃过一劫，他身边的几个军官和将军伤的伤，死的死，被抓到的主犯都按紧急状态法枪决了。

这是最好的证明，很多军官和将军对这场战争已经厌恶，试图将希特勒置入万劫不复之地，然后实现军事独裁，与同盟国讲和，重新整顿，二十年之后又开始一场新的战争。或许上天有一点犹豫是否就此了结他的性命。日耳曼人相互厮杀，这对同盟国来说无疑是更好更省事儿的。这样一来俄国人和英国人就更快能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但我们之后的生活呢，还不会那么快吧，我不会抢在真正的胜利来到之前说什么大话的。或许你已经注意到，我今天只说现实，让我破例一次不奢谈崇高理想。

希特勒居然还“友好”地告知他忠诚的民众：从今天起，所有军队都听命于盖世太保，每一个军人，只要发现他们的长官参与了这场怯懦卑鄙的暗杀，即可将其枪决。

好戏即将上演。一个傻士兵因为跑得太远而把脚弄伤了，他的长官就狠狠地教训了他。士兵拿起那长官的枪，喊道：“是你想把元首杀死，这就是给你的回报！”一声枪响，这位训斥士兵的长官死了（不知道他是进了天堂还是地狱）。现在长官们吓得屁滚尿流，因为当长官们遇到某位士兵或者想要升官时，都要向士兵们低头哈腰地说话做事。

这么说你能懂吗，要不要我再跟你解释一下？我也没办法说得再清楚些了。一想到十月份我又可以坐到课桌前，我就高兴得没法正常说话了！哎呀，刚才不还说不要太草率的，原谅我吧，这就是为什么她们都把我叫做“自相矛盾的家伙”！

安妮

*安妮的最后一篇日记*

1944年8月1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自相矛盾”这是我上一封信的最后一句，今天就由此开头吧。你能给我具体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它意味着什么？像很多词有两个意思一样，“矛盾”有表面意思和深层的意思。首先是常见的意思，“对他人提出的意见或观点表示不认同，认为自己的见解更好，却不置可否”，总之，这是人人都不喜欢我的一点。第二点是我的秘密，没人知道。我原来经常和你说过，我的灵魂可以说有两面。一面是我的快乐，这使得我所有生活的乐趣以及我的个性，都来自这较为肤浅的一面。就像我认为，一个吻，一个拥抱，一个不正经的玩笑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多情况下这一部分窥伺着，以待某时取代我那特别美丽，纯净，但深藏的另一面。可表面的不是真的，没人认识安妮真正美好的一面。现在很少人可以接受我。

你瞧，我是一个只能当一下午的小丑，而其余时候大家都对我敬而远之。其实，这就像一部爱情电影对于严肃的人只不过是一种消遣，一次放松，只有不坏的印象，但很快就会忘记。

干嘛和你说这些呢，唉，真不好受，为什么我明知现实是这样却不顺从着去做呢？“肤浅”的安妮总是压制内心的安妮，而且总能取胜。你没法想象，我曾多少次尝试着把安妮的这一半打倒或是隐藏起来。可我做不到，我也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害怕所有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看到我藏起来的另外那更美、更好的一面。我怕他们嘲笑我，觉得我很可笑，觉得我多愁善感，不把我当回事。总是被人忽视的滋味不好受，只有“肤浅”的安妮习惯并能忍受这些。“深沉”的安妮却是柔弱无力的。如果哪一次强迫内心的安妮站在大家面前，不到十五分钟，她就会迅速地后退，刚要说话，还没来得及等我反应过来，另外那一安妮就开始发言了，而好安妮呢，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在现实生活中，安妮美好的那一面一次也没有露过面，但是当她独自一人时几乎都是这一面在自言自语。我清楚地知道，我更想保持哪一面，也知道内心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可惜这一切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我很确定正因如此，我的内心无比幸福，而别人以为我只是外表看起来很快乐。内心里，深沉的、更好的安妮给我指出道路，从表面看来我仅仅是想挣开绳索的小羊。我心里想的不同于嘴上说的。这样的我就成了大家眼中的“追着男生跑，调戏他们，狂妄自大，喜欢言情小说的安妮”。对此，肤浅的安妮要么一笑了之，要么厚脸皮地回应几句，无所谓地耸起肩膀，装出一副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但好安妮恰恰相反！我现在老实跟你坦白，我已经无数次努力改变自己，但每一次都会面对更强大的敌人。

我的心在哭泣:“你看，看你变成什么样了，糟糕的想法，可笑的，讨人嫌的嘴脸，人们都觉得你讨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没有听从好安妮的劝告。”哎，我也想好好听的，但是我没办法做到。当我一个人安静、严肃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他们会以为这又是要闹什么，然后我就只能再弄出个笑话来收场了。如果在家里完全不说话，他们肯定会想我病了，要我吃头痛药和镇静药，摸摸我的脖子和额头，量量体温看我是否发烧，还会问及是不是不消化，然后再告诉我不要这样太封闭自己了。他们这样七嘴八舌的，我最受不了了，我会很鲁莽顶撞回去，然后不开心，最后我的心会转个面，坏的那一面对着外面，好的对着里面，不断这样，长此以往。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变成那个深沉的安妮呢，等到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人的时候吧。

安妮

后记

1944年8月4日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之间，一辆汽车停在安妮（弗兰克）家门口。身穿制服的党卫队队长卡尔·约瑟夫·希伯鲍尔上楼，身后跟着至少三个穿便装、携带着武器的绿军护卫。很显然，这个藏身点已暴露。仓库工人范马伦先生真的被怀疑了。但两次严刑逼供都没有得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结果。“绿军”逮捕了除了梅普和贝普之外的八个躲藏在这的人，以及帮助他们躲在这儿的库格勒先生和克莱曼先生，并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和现金。

在被捕后的一天，库格勒和克莱曼在被送去审查监狱的路上逃跑，一个月后在阿姆斯特丹被发现，并被带回。然后未经过任何合法程序，他们就于1944年9月11日在警方的阿默斯福特难民营被定罪了。克莱曼由于健康问题在1944年9月18日被释放，并于1959年在阿姆斯特丹去世。在被送到德国劳役之前，库格勒在1945年3月28日才成功逃跑。1955年移居加拿大，于1981在多伦多去世。贝普于1983年在阿姆斯特丹去世。梅普和丈夫生活在阿姆斯特丹。

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四天后拘留在阿姆斯特丹，接着被送到在韦斯特伯克的荷兰“犹太难民营”。1944年9月3日，“犹太难民营”里最后一批犹太人从韦斯特伯克押送到东边的难民营，并于三天后到达波兰的奥斯维辛。

据荷兰红十字会称，范达安先生于1944年9月6日到达奥斯维辛，并于同一天被毒气杀死。不过根据弗兰克先生回忆，范达安先生是在几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44年的10月或者11月，在毒气杀人最后阶段前被杀死的。奥古斯特从奥斯维辛被带到卑尔根-贝尔森和布罕瓦尔德，于1945年4月9日到达特里希，后来又被抓去其他集中营。他具体的死亡日期无从考证。

1945年1月16日，彼得·佩尔斯（范达安）在一支从奥斯维辛到毛特豪森（奥地利）的疏散队伍中被抓，死于1945年5月5日，那天距离解放日只有三天。

1944年12月20日，弗里茨·菲弗（阿尔贝特·杜赛尔）先生在诺因加默集中营去世。此前他曾被抓去布罕瓦尔德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弗兰克太太由于疲劳和饥饿于1945年1月6日在奥斯维辛伯克那集中营的女室里去世。

10月末，玛戈特和安妮被所谓的疏散运输队押送到位于吕纳堡荒野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由于卫生条件糟糕，1944年到1945年间爆发伤寒传染病，上千名囚徒成为牺牲品，这当中包括玛戈特和随后几天也死去的安妮——她们的死亡日期应该是在2月末到3月初之间。两个女孩的尸体很可能埋在卑尔根-贝尔森的万人坑。

1945年4月12日，集中营被英国军队解放。弗兰克先生是八名藏在隐秘屋的犹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后，随船途经乌克兰敖德萨顺利到达马赛，1945年6月3日到达阿姆斯特丹，在那一直生活到1953年，之后他投奔了他的兄妹，定居瑞士巴塞尔，和来自维也纳的艾尔弗里结婚了——她和弗兰克先生一样，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但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失去了丈夫孩子。

直到1980年8月19日去世，奥托·弗兰克都生活在临近巴塞尔的比尔斯费尔登，将余生都贡献给了女儿安妮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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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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