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简介

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

本书简介

作者：杨奎松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5-1 I

着名学者杨奎松深刻剖析国际大背景下中共革命的成功之道

本书是杨奎松先生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对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看法的一本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本书所讲的内容，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现代史和不熟悉中共革命史，却又很想了解新中国是怎么来的的读者，相信会有帮助。尤其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其他学者从这本书的视角，深入地考察过这段历史。本书以50多万字的篇幅，系统地讲述了这段历史。

本书曾于1991年出版，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和反响。近20年后，作者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对文字进行了加工润色，在内容上补充了更多的史实，特别是对占了全书相当篇幅的注释引文作了规范，逐一核对并注明出处。

此次修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作者为原书过长的段落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并在每章结尾处增加了一个小结。这主要是因为：原书对中共的理论、思想和政策策略内容的说明多了一些，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可能会比较沉闷。加上小标题，读者读起来可以容易一些，也可以按照小标题的提示有选择地阅读。而用小结来对每章作史实上的概括和论点上的简要分析，也有助于读者归纳每章的内容重点。

中国革命的成功，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何以弱小的共产党就能够屡仆屡起，逐渐壮大？何以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却会由盛而衰，进而一步步被削弱，乃至最终被中共所推翻？既有外部国际大环境以及苏联的作用，又有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

比如，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美国，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选择全面入侵中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

同样，即使有苏联毗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斯大林两度明确承认苏共曾经错估了中共的实力，误以为中共革命不会成功，因此干扰了中共革命，就再清楚不过的说明，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许多情况下坚持己见，一次又一次地坚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中共即使能够成功度过八年抗战，成长为一支可以和国民党政府抗衡的力量，它也很可能和战后法共、意共一样，早就被苏、美两大国引导到与国民党妥协的道路上去，成为执政的国民党的附庸了。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内因和外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国革命走向1949年的成功。

内容简介：

这本书的最大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和朝鲜、越南，以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解放的经过，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内因必须结合适当的外因才能起作用，而离开了适合的外部条件，再好、再有利的内因，也产生不了理想的结果。

具体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既有毗邻苏联作用的外因，也有毛泽东个人作用的内因。缺少了哪一方面，中国革命都很难实现1949年的成功。同时，本书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蒋介石、国民党丢掉大陆的真实原因。

杨奎松简介

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简历]

一年务农 （湖北襄樊国家计委五七干校二连）

八年工人 （北京第二机床厂第七车间）

半年坐牢 （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

四年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五年编辑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

三年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十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现为教授 （北京大学/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

常用笔名 青石 邱路

[专著]

1、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0万字（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繁体中文版）。

2、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45万字。

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36万字。

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与陶文钊、王建朗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45万字，个人完成13万字。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5万字。

6、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24万字。

7、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37万字。

8、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6万字。

9、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与杨云若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约40万字，个人完成18万字。

10、中山先生与俄国（与蒋永敬合著），台北中山基金会2001年版，约20万字，个人完成12万字。

11、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万字。

12、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序

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又是如何向前伸延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最初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故乡；如果我们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组织起来的中共党组织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在二十八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几乎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压迫之下……我们就应当想到，这样一种革命并不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成功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必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与牺牲。也正是在这许许多多的曲折与牺牲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才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正如它所经历过的种种失败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多少年来，人们多方探讨过它的内部原因，分析说明过国内社会、阶级、党派集团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的国际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一种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我们可以试问：为什么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极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会把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外来文化，看成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要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中国革命者会主动要求接受来自外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指导，乃至于经费援助?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出自一个外国人的主张，而整个合作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外国的顾问或外国的代表人物来规划和设计?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连中国革命者自己都不能弄得很清楚的“苏维埃”革命的口号?为什么无数中共革命者为之奋斗几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的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为什么扭转中共和红军命运的西安事变，其发生和解决都与苏联密切相关？为什么毛泽东要争取独立自主，又坚持以莫斯科为世界革命的“总司令”?为什么中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度会把美国参战视为中国革命的最大威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把美国看成是自己实现阶级革命目标的一种助力？为什么毛泽东战后一直反感斯大林“不许革命”，最终却还是走上了向苏联“一边倒”的道路?

与此相关连，我们似乎更应当试问：把中国的革命和解放建立在与外部影响因素互动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共的政策策略、路线方针，乃至于组织建设、人事安排，受其制约的程度究竟有多大?40年代中共与共产国际及其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中心苏联关系之若即若离，是否意味着中共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共抗战后期对美国人做出的种种表示，是否影响到了他们的革命目标和政策?中共战时和战后的道路选择，无论左右，其最终的取向是否始终不曾离开过俄国式革命的理想？总而言之，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的?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序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讲过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至少都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往往也互为因果，即不管什么样的内因，总要通过外因才能发生作用。比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而鸡蛋距离热源的远近，热源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气候条件对于热源温度的作用，等等，都可能对鸡蛋的孵化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具体到20世纪共产革命的问题，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外部原因不仅在发生作用，而且有时可能还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共产革命之所以会从20年代开始，而不是从1905年开始或1911年开始，显然是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和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布尔什维克开始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密不可分。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高度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中共所领导的这场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这种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外因决定论者。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人实现的，因此它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完全取决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不能由共产国际那些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办。事实证明，完全依照苏联人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多半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太过依赖于莫斯科的做事方式有密切关联。但结果，不论苏联在中国革命身上投入了多少钱财和心血，中共都无法完全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去发展自己，因此也无法真正实现莫斯科所制定的革命目标。

中国共产革命，从完全背靠莫斯科，坚持世界革命，公开主张保卫苏联，争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到逐渐相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信中国居于美苏之间，完全可以特立独行，曲折地走出了比较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如此，抗战中它还是不能不受制于盟国政治和军事发展变化的左右，抗战后它一样无法摆脱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外因仍旧在起作用，而且其作用丝毫不比内因的作用来得小。因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它考虑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因素就越复杂，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会同时存在。通向成功的道路注定了充满荆棘。

从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如果我的这种研究能够使读者加深对中国革命曲折性和复杂性的了解，并注意到中国革命产生和发展背后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种种因果关系，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本书中因为我自身的水平和对问题的理解程度而存在的各种不足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和指正。

杨奎松

1991年

再版序

说起来，这是一本旧书，尽管读过旧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已面目一新。

本书断断续续写作于1988-1989年，出版于1991年。起因是1987年秋我从中共中央党校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人在中外关系教研室，要给研究生上课，又因为实在感觉到传统的中共党史离开了国际背景讲成功，太不真实，想要给研究生们讲授一点新的东西，于是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题目。但讲稿只写了个大概，1988年春季的课也没有讲完，人就因为去成都开会，到松潘等红军长征路上考察，染上了急性肝炎，一病好几个月。等到体力渐渐恢复过来，就赶上了那场风波。结果，这门课在人大再也没有上过。因为随后的一两年里在人大已经没有可能自由开课了，我也知趣地马上闪人，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了。

重新开始把讲稿的草稿变成书稿，是1989年底。我利用不用上课的条件，买了一台PC机，一边啃DOS，学五笔，一边开始写这本书。记得当时还没有硬盘的概念，电脑的内存只有256M，所有的内容都要存在一张5英寸的软盘里。但这本书大体成形时，我的录入速度和修理电脑的能力，至少在当时的老师们中间，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了。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大学老师都还没有用过电脑，更不要说每半年为电脑升一次级了。就连出版社都还不接受电子书稿，非要你打印出来不可。

能够在1991年，也就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年前把这本书印出来，也还是沾了中央党校的光。因为我在党校工作了五年时间，又和出版社的朋友比较熟，再加上党校当年的地位不一般，党校许多教员，包括学校的领导层，思想反而比人大这种学校要开放与活跃得多。因此，我的书稿一经提交，还是很快就通过了相应的审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正式出书了。

从1991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严格地说，当年出书太急，问题较多，最后一章当时实际上都还没有写完，但我一直还是把这本书看成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的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看法的一本书，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可以补充更多的细节，但是我对这本书里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

再版序本书所讲的内容，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现代史和不熟悉中共革命史，却又很想了解新中国是怎么来的的读者和学生们，相信是会有帮助的。尤其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其他学者从我这本书的视角，深入地考察过这段历史。因此，虽然对于我自己来说，修订这本书可能远不如换个题目写一本新书影响更大，但我还是想把它再做一遍。

之所以一直心有不甘，还因为这本书当年其实并没有卖出多少。当年编辑告诉我，这本书印了两千册，发行了半年，压在库里的还有近千册。因为没有销出去，我要，他们也乐得全都给了我。然而书拉回去之后，因为家里一时堆不下那么多书，当天下午都搬到三楼的楼道里堆起来，准备第二天把屋子收拾一下，再把书搬进屋里去。谁承想，当我第二天想要整理屋子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头天下午在楼道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一本不剩地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也是从那时起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在深夜里专门做这种“收废品”的工作。

说起来，对于有人把它们重新送回造纸厂去，赚回一点谋生的钱，我也并不特别在意。一来这些书本来就没有发出去，即使我搬到家里堆起来，它们最终也还是难免会流落到类似的地步，因为我个人毕竟送不出去多少。二来书出几年之后，研究的条件、形势，包括学术的标准，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严格从学术的角度来要求，这本书也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因此，很早之前，我就有心想找机会修订这本书。非常感谢尚红科先生，帮我了却了这样一个心愿。

旧书最大的问题是注释不够和不规范，其次是文字上问题较多，包括一些地方行文和内容需要加工充实，最后一章当年交得过急，少写了一小节。我原以为这些工作并不困难，应该有两三周时间就够了。没想到，我几乎放下了手里其他的所有事情，紧赶慢赶，还是忙活了差不多两三个月。

修订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注释引文的查找。当年研究的条件较差，特别是许多档案资料没有开放和出版，虽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有近水楼台之便，看到了许多文献史料，但大多不能注，就算有的能注标题，也因为没有公开出版，注不出出版单位。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要想找到当年引用的资料引文，不论是要找到它们究竟在家里的什么地方，还是要找到它们今天发表在哪本书或已公开于哪篇文章、哪件影印、油印资料当中，有时真像大海捞针一样，常常会让你为了一两则资料费上大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有时也还是找不到，只能另想办法处理了。

修订中另一个麻烦的问题是史实的核对和补充。由于原书写于十几二十年前，当时我虽然能够看到比一般人要多得多的资料，但对有些历史事实还是弄不大清楚。这些年来资料开放的程度远较当时高得多，而且海外获得资料的余地也大得多，因此现在要弄清楚过去弄不大清楚的许多历史细节，与过去相对就容易得多了。因此，即使是旧书修订，也需要把这些新的资料和新的进展尽可能反映进去。值得欣慰的是，原书在基本史实的研究叙述上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史实的补充倒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修订中另一项自找麻烦的工作，是我为原书过长的段落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和为每章增加了一个小结。这主要是因为，原书对中共的理论、思想和政策策略内容的说明多了一些，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比较沉闷，通过小标题可以让读者读起来容易一些，也可以按照小标题的提示有选择地阅读。而用小结来对每章作一史实上的概括和论点上的简要分析，也有助于读者归纳每章的内容所在。

这本书的最大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和朝鲜、越南，以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解放的经过，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内因必须结合适当的外因才能起作用，而离开了适合的外部条件，再好、再有利的内因，也产生不了理想的结果。

具体到中国，在同样的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之下，何以弱小的共产党就能够屡仆屡起，逐渐壮大？何以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却会由盛而衰，进而一步步被削弱，乃至最终被中共所推翻？这既有外部国际大环境以及苏联的作用，又有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

比如，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选择全面入侵中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绝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

同样，即使有苏联毗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斯大林两度明确承认苏共曾经错估了中共的实力，误以为中共革命不会成功，因此干扰了中共革命，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许多情况下坚持己见，一次又一次地坚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中共即使能够成功度过八年抗战，成长为一支可以和国民党政府抗衡的力量，它也很可能和战后法共、意共一样，早就被苏、美两大国引导到与国民党妥协的道路上去，成为执政的国民党的附庸了。

那么，问题也就产生了，中共革命的成功，究竟哪一方面的因素更大些呢？是毗邻苏联的作用，还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日本的入侵，还是国民党自身不争气？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演进实在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有时，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即在任何一个革命时代，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而无法理解了参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17页。。

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

第一章 “以俄为师”

1919年，是远东地区政治动荡、危机四伏的一年，同时也是各弱小民族开始觉醒和开始掀起斗争浪潮的一年。1919年3月，在日本奴役下的几十万朝鲜人在全朝鲜发动了广泛的起义斗争。因怀疑被日本废黜的朝鲜国王李熙1月22日突然死亡是被日本人加害，朝鲜民众群情激愤，并于3月1日在汉城爆发了数十万人抗议游行。在宗教界人士起草的《独立宣言书》的号召下，这场运动迅速波及了整个朝鲜半岛，但最终被日本军队武力镇压。这场斗争强烈地触动了亿万中国人。列强的欺凌和朝鲜人民的起义，终于从两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霸占胶州半岛，中国面临生存危机 / 巴黎和会，充满期待的中国人再次发现自己被出卖了 / 五四运动：“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府不顺从民意” / 李大钊：社会的变革，应“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 / 毛泽东：俄国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霸占胶州半岛，中国面临生存危机

1914-1918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德国被打败了，但这场战争使这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多殖民地的胜利的资本主义大国，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的主要债务国。据统计，到1922年11月，欧洲各国所欠美国的债务，包括未付利息在内，总数达116亿美元，其中英国为47亿，法国为38亿。

在欧洲进行的这场战争，使欧洲国家备受损害，整个欧洲经济在以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远在太平洋的两大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和日本，明显地受到这场大规模战争的刺激，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在战后的1920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的生产能力都低于战前1913年的水平，只有美国和日本是呈发展的趋势。不仅如此，如果以1913年为100的话，美国1920年制造业生产的年度指数达122 2，日本更高达176。

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不仅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利益，而且对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特别是对英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都明显地形成了威胁，从而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形式和利益关系迅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这一情况，战后各国政府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能不千方百计力图防止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在欧洲进行的这场战争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这不可避免地牵制了英、法等国政府的极大精力，也自然而然地把他们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拖累了进去。一连几年，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在家门口总是争吵不休，对远东事端却力求调和。不仅如此，战争的结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促使各大国的政治家们从各自利益的角度，来寻求建立一种相互牵制和妥协的基础。这导致了1919-1922年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联盟和国际法庭这一类前所未有的国际协调和国际制裁性质的国际组织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野心，自然具有极为严重的意义。

中国是远东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尚未被瓜分和被一个列强独霸的落后国家。帝国主义之所以未能吞并中国，显然是同它的过于庞大有关。1840-1900年间，列强各国中兵力最多的不过100万(俄国)，最少的仅几万人(美国)，世界头号殖民帝国英国的兵力也不过50余万人，后起的日本也只有20余万人。要把这样少的兵力单独投入到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和有4亿人口的偌大的中国来，同时还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诸多殖民地，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自1840年英国第一次对中国动武之后，几乎每一次动武，殖民地较多的欧美列强都会联合行动，其原因也就在于此。这也是1899-1900年，列强各国一致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的重要历史背景。尽管各国政府各自难免还会抱有自私的目的，争吵和冲突依旧不断发生，但是，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资格至少在形式上保全了下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情况才再度发生了某种变化。后起的日本，鉴于世界版图已被瓜分完毕，又不甘心自己的殖民地过少日本这时只有朝鲜和台湾两块殖民地。，故公开试图乘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胶东半岛问题的争执，即由此而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时，一边是由英、法、俄、美等组成的协约国，一边是由德、意、奥、土等国组成的同盟国。协约各国为防止远东祸起，力劝日本加入协约国，日本遂乘机要挟，迫使英、法、俄等同意日本可在与协约国权利无关之中国各地“自由行动，不加干涉”，并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参见王芸生编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1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0、197页。随后，日本即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诡称胶州租借地应交付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紧接着，日本对德宣战，并借口军事需要强行霸占了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11月7日，日军攻取青岛，对德作战结束，但它突然向北京袁世凯政府强硬地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进而还发出了最后通牒，最终于1915年5月25日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并互换照会13件，史称“民四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日本不仅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同时得以在南满、东蒙以及福建等地，取得了一系列特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62页。

日本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不能不引起欧美各列强的不满。但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要让他们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中国来同日本一争高下，不仅战争中不可想象，即使在战后也绝无可能。

在这时的大国中间，唯一有条件对日本的扩张进行干预的，只有美国。美国毕竟不能无视与其有着直接地理联系的远东地区发生这种问题，更无法回避日本的挑战。日本的行动无疑严重破坏了美国所强调的“门户开放”的原则。但是，要让陆军兵力总数还不及日本2／5，海军军舰总吨位只多出日本1／5的美国用武力阻止日本的行动，也是办不到的。何况，在这个时期，美国国内仍旧盛行孤立主义，即使是日本侵犯了美国的部分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深受国会和政党分权化牵制的美国政府，也绝难反应强烈。

1917年4月6日，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正式对德宣战之后，其对日本的妥协更是不可避免了。11月2日，双方终于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和蒙古等地区的“特殊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主义和机会均等原则的承诺。全文见王芸生编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04-105页。

巴黎和会，充满期待的中国人再次发现自己被出卖了

美国是一个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它的外交政策及其观念，到底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倾向不仅较其他殖民大国为强，而且对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不有所影响。这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极其复杂的多面性。美国在光绪年间主动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近2900万美元，用于中国教育事业见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第287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中国舆论界的赞扬。

同样，美国也是最早提出和始终主张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大国，尽管其归根结底仍旧会为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着想，并且多次参与侵犯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行动，但在“弱国无外交”的强权政治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还是常常会有助于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觉醒。

1918年1月8日，即大战结束，协约各国拟召开和平会议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了“十四点和平纲领”，明确主张公开外交，反对秘密外交，主张取消关税壁垒，削减和全面限制军备，绝对公平地调整一切殖民地，并建立国际联合组织，以保证国家不论大小均享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威尔逊明确反对以往那种由少数列强用秘密外交的方式来决定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做法，力主民族自决。他宣称：“和平会议之际，必自始至终，公开于世界，秘密授受之政策，使不再见于今日。”“故凡悖逆正义之行为，吾人必尽其所能以反对之”，必“使国无强弱，共享均等之自由，与生命之安全”转见《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189页。。毫无疑问，美国总统的这一主张，再度为美国在各弱小国家和民族中，特别是在中国，赢得了声誉。

正是因为有威尔逊总统的上述主张，中国在战后获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权利，第一次得以与各国列强共同参加重大国际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际事务。这种变化进一步使中国各界人士感到振奋，他们不仅为此再次向美国欢呼，而且开始相信，和会将会名副其实地实现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切实尊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正当权益，特别是恢复大战中被日本强占的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等。人们甚至指望，通过和会，中国能够一体解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撤退外国驻军，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以及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等各项问题。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170-171页；《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于是，“公理战胜强权”的信念因此广为传播，不仅当时的北京政府立即组团前往巴黎正式出席会议，中国各界着名人士，甚至与北京政府对立的南方军政府方面，也纷纷组团前往巴黎，准备迎接这大快人心的时刻。

中国人太单纯了。他们不了解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势力，因而没有注意到美国国会对威尔逊总统在殖民地以及宗主权等问题上的开明立场所表示出的某种不信任态度。他们也忘记了历史，甚至忘记了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纲领”时，那个墨迹未干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既然能够默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得逞，既然能够为了某种利益而与横暴的日本苟合妥协，它为什么不能再三、再四地重复这一过程呢?何况美国总统并没有支配世界的权力，而和会的其他参加者仍旧抱定了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呢!

似乎弱小民族都有这种过于单纯的特点。并未得到参加和会邀请的朝鲜人同样对威尔逊和即将成立的国联抱有热切的期望，因此他们竟秘密派遣代表前来巴黎向和会控诉日本的强暴统治和奴役。然而，这位有幸出现在巴黎的朝鲜人却被拒之于门外。同样的命运很快也落在了中国人头上。幻想取得国际平等地位的中国人，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被邀出席和会，却被列为第三类国家。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有代表5席，中国却只分得2席。参加会议的27个国家，70位代表几乎没有多少开会的机会，一切相关决定都是美、英、法、意四国首脑所组成的“四人会”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讨论作出，各国外长只能在旁边屋子里听候咨询。参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184-185页。

事实上，即使是作为大会主席的威尔逊总统，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巴黎和会上，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可怜境地。他率先提倡的国际联盟得不到自己国会的认可，在和会上他又不能不自食其言地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以换取列强之间的团结。结果，许多对巴黎和会充满期待的中国人再次强烈地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不仅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无人理睬，甚至连争取山东主权的恢复也成了泡影。日本强硬地坚持占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威尔逊想出的唯一解救办法就是暂时实行五国共管以后交还中国，然而即便这种妥协的办法也难以行得通。

1919年4月30日，列强终于还是依照日本的愿望达成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规定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统统交予日本。全文见王芸生编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18-319页。

1914年日本攻占青岛时，中国是中立国，此后中国政府加入到协约国一边，成为参战国。无论作为中立国还是作为参战国，中国都不是战败国，战败的明明是德国，何以中国要向日本割让土地呢?威尔逊高唱“自由平等”、“民族自决”，人们指望和平会议和国际联盟从此会主持公道，其结果竟如此悲惨，如此荒唐，这不能不令人愤慨。

而更让人愤慨不已的是，人们一夜之间发觉腐败的北京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几年时间里竟与日本主动签订了众多丧权辱国的协定。如《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梁启超等亦称于和会期间始知1918年中日换文密约等事，颇感不满。见《申报》1919年3月24日。人们对此不能不无比愤怒。

五四运动：“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府不顺从民意”

1919年，是远东地区政治动荡、危机四伏的一年，同时也是各弱小民族开始觉醒和开始掀起斗争浪潮的一年。1919年3月，在日本奴役下的几十万朝鲜人在全朝鲜发动了广泛的起义斗争。因怀疑被日本废黜的朝鲜国王李熙1月22日突然死亡是被日本人加害，朝鲜民众群情激愤，并于3月1日在汉城爆发了数十万人抗议游行。在宗教界人士起草的《独立宣言书》的号召下，这场运动迅速波及了整个朝鲜半岛，但最终被日本军队武力镇压。这场斗争强烈地触动了亿万中国人。列强的欺凌和朝鲜人民的起义，终于从两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

不再仅仅是学生们感到愤慨了。中国人对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愿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对外人的欺凌和领土的丧失，从来没有如此痛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和狂妄野心，也从来没有如此敏感和仇恨。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兴起的“公理战胜强权”与“民族自决”的宣传，在广大知识界、进步舆论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改变国家屈辱地位的强烈愿望，使他们对各国政府能够受威尔逊影响在和会上主持正义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而结束大战以后日本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情形，更成为广大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强烈的要求。面对和会中，美、英、法各大国在中国问题上重演对日妥协丑剧，眼看日本霸占中国山东主权即将成为惨痛事实之际，人们的失望和愤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4月下旬，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陆续传来。至5月初，中国代表交涉失败已成定局。终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之激愤达到极点，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其斗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在对日交涉中曾直接充当“卖国贼”角色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商人纷纷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工人和市民也在各种宣传甚至是传言的刺激下，自发地投入到反日运动之中。这一空前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严重冲击了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迫使它罢免了曹、陆、章，并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的企图。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209页。然而，罢免也好，拒签也好，以至游行集会、罢课罢市罢工，都不能使山东及青岛主权回归中国，也不能促使各国政府采取真正同情中国的行动，甚至并不能防止类似的事件今后继续发生。现实的沉重压力迫使人们开始探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此时的中国政治，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不仅军阀之间你争我夺，战争不断，而且南北对立，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你死我活。甚至各派内部和南北政府自身，也是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时时有倒戈和内讧发生。对此，广大进步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倍生厌恶，以致长期以来视政治为畏途，唯恐避之不及。

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害，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至极点。人们迅速意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把我们解放出来”，“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见《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国与国的关系，既然依旧是强力和利益的关系，央求和哀号自然无用，救国的办法，只能是改造和强大自己的国家。为此，人们明显地开始试图干预国家的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进步舆论界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之一，就是民主主义的深入人心。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协约国的胜利，看成是世界人类新精神的胜利，看成是民主主义(当时又称为“德莫克拉西”、“民本主义”、“民治主义”、“平权主义”、“庶民主义”、“平民主义”……)对专制独裁制度和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胜利，并确信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数千年横陈于专制坑内惰眠”的中国，也概莫能外。人们憎恨恃武力以专制的军阀政权，同样也是因为相信它有违民主主义的历史进步潮流。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认为南北政府中“无一可恃之人，无一非巧取豪夺，日与吾人为仇为敌，其思想、其行事，无一能与平民政治相容”学训投稿：《对于国人之大警告》，《时事新报》1919年5月11日，并见廖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称由他们来主持国家，“国事如何能不腐败?外交如何能不失败?国家如何能不灭亡呢?”东荪：《青年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5月17日。

显然，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谈论民主，第一次把政治的黑暗、外交的失败与人民甚至是“平民”、“庶民”的政治无权联系起来。他们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上黑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专政，而人民却无权。一旦人民像欧美国家人民那样，有了“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还怕有拥兵的军人吗?还怕有卖国的阴谋的盗贼吗?还怕有政治不澄清那一天吗?”廖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五四运动，“平民”奋起救国，迫使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拒签巴黎和约，甚至不能不释放有严重“越轨”行动的爱国学生，自然使人们更深感民众运动和民众力量的重要。许多人甚至公开主张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宣称：“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府不顺从民意。”《干涉政治》，《南开日刊》第36号。显而易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深深陷入到民族危机感之中，而且使他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迫使他们开始尝试着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以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解民族于倒悬，并使国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应当指出，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政治观，尽管深受欧美日本民主主义或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但它同欧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观念仍是有相当距离的。其所谓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庶民政治等等，世俗的形式的理解，要比伦理的内容的理解多得多。人们注重的往往还不是这种政治制度的特定内涵及其本质，而是它的表面意义和实用价值。进而言之，人们往往是从传统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文化积淀出发，把民主政治同西方的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念混合在一起。大多数人实际上仍旧鄙薄现实的政治生活，其所谓民主政治云云，多半只是陈独秀所谓“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的一致行动，是李大钊所谓“没有康格雷（国会），没有巴力门（议会），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只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会议。只要多少熟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史，就可以看出，这时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民主政治观念，还只是一个大杂烩。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民主观念，其实已经被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所侵蚀了。

李大钊：社会的变革，应“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股强劲的政治潮流，一股是民主主义的潮流，一股则是社会主义的潮流。前者以德、奥、俄三大专制帝国的垮台和远东中、日等专制国家国内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为标志，后者则伴随着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苏俄劳农政府的出现和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乃至社会革命运动的勃发，形成了大战后一时间澎湃于整个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潮。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产生于国内新学校和由欧美日本学校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时先后登上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舆论的各个舞台，从而形成了一个由众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大批在校学生构成的，对欧美日本新学说、新思想极为敏感的社会群体，因而使得中国思想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对象。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两大思潮正是中国对抗专制统治和列强欺凌的强大武器。不仅如此，面对战后各国社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浪潮，人们迅速把民主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的概念之中，确信二者或者相辅相成，或者亦步亦趋，而社会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对立物，从来就是同“集体”和“平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出现了强调阶级斗争并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广义上的社会主义仍旧是一切反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人们的包罗万象的思想武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显然也早就从西方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到养分。自从1900年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首次引入“社会主义”见《清议报》，第52期，1900年7月26日。这一名词以来，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就开始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了。

当然，就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言，其在五四运动之前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多半还不是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内容、以社会革命为手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恰恰相反，长期苦于专制和武力之害，渴望和平与平等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暴力、专政，等等，往往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这就决定了多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有着一种特定的倾向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毗邻的俄国诞生之后，中国进步舆论界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难于接受和理解。

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社会主义最难于接受的，无疑也是其最重要的东西，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受欧美资产阶级宣传舆论的影响，人们这时普遍相信，这种社会主义不仅过于残酷，而且过于专制。而这恰恰是一向主张平等调和并反感专制压迫的广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

但是，在探索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五四运动时期，面对来自俄国和欧洲社会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浪潮，要想拒绝社会主义主张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俄国革命和德、匈、意、美等国社会革命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浪潮，更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他们从内心里认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于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迅速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力图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主张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足以救国救民的理想出路。而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人们的救国主张也日趋分化。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是最先把矛头指向试图利用军阀、政客，甚或未来资本家来实现其改造中国梦想的孙中山、梁启超们的。但是，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同以孙中山以及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主张渐进改良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则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直至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样明显地“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强调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有必要提携无产无识的体力劳动者，“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陈独秀甚至苦口婆心地劝说资本家应实行什么“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承认工人有得红利的权利，并以此“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使“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陈独秀们这时虽然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够在社会所有、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发展实业，但他们显然“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同上。。因此，他们这时无疑还不承认世界上可以无限崇拜的“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李大钊等这时改造社会的方案，也不外由下至上、由小至大，即所谓“从自己个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渐渐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陈独秀：《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号，1919年9月15日。。他们相信，社会的变革，只应“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组织，逐步造成民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此来使国民直接成为国家主人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从而达到“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共同劳工”和“公有主义”的目的《陈独秀在鄂之演说》，《晨报》1920年2月11日。。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对各种实验道德新生活的工读互助团或新村主义之类的尝试，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显然幻想着这种种平和改良的实验，会有助于他们理想的实现。

但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毕竟太少了，能在他们推动下勇于去实践新生活的人更少，而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环境本身也注定了他们关注的这些实验是不能持久的。即便个别实验在一定条件下和一段时间里能取得某种成功，要影响亿万中国人又有多少可行性呢?前后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些立志要摸索出一套渐进改良方法，进而影响并改造全社会，推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思想家或实践者，便纷纷败下阵来。在痛感社会黑暗、环境恶劣之余，一些人终止了自己的探索，重回原来的生活轨道；一些人怀疑中国恐怕最终还得顺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循序渐进，演成一个大乱，现在只不过可以做些社会主义的预备工夫；一些人还不死心，决心研究别的改良平和的办法。

毛泽东：俄国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但是，有一些人对种种改良平和的主张感到绝望，他们渐渐开始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典型地代表着这种倾向的毛泽东这时就得出结论说：“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1年12月，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新民学会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49页。不难看出，即使在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眼里，俄国革命也仍旧不免有些恐怖和残酷，但人们已多少觉察到，这或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且此非其目的，乃其手段，加上“他们初次仓忙去办”，“四周空气都是腐败的，既要治内，又要对外”，也怪不得他们。

吸引中国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倾向于俄国式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因有四：一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已经被人们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二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的，这使得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主张中，革命的社会主义成为唯一提供了成功榜样的社会主义；三是随着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农政府挫败了帝国主义各国的联合干涉，各国政府被迫在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新闻封锁逐渐取消，其各种崭新的以劳动平民当家做主为目的的制度、法令、政策，等等，引起了同情劳动群众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四是1920年苏俄政府公开通告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确是人们理想中的“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它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

难怪这时的青年学生在接到苏俄政府的通告后，激动地大声疾呼：“俄国人民呵!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参见《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钱江评论》第9期，1920年5月2日；浦泉：《我国确立对俄方针之必要》，《晨报》1920年3月26日；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意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等。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纷纷涌现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而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中国传播开来，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可以肯定，在1920年，尽管仍有一些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A D ：《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2期，1920年2月24日。，人们多数一般的也不同意在中国照搬俄国的做法，但整个舆论界在对苏俄的问题上，已迅速“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这自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集团在中国的形成。实际上，这时已很快有人公开欢呼起俄国革命来了。他们明确要求那些“怀疑革命的，何不看看俄国”?两极：《红年大熟》，《闽星》第2卷第6号，1920年2月19日。公然主张在中国也应该实行那“有人类以来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去“革政府的命”，“革阶级的命”，革种种落后风俗、制度和不道德的心理和行为的命真风：《流血》，《闽星》第3卷第1号，1920年3月1日。。

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对于有着相当数量的急切地希望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激进知识分子的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在毗邻的俄国发生推倒封建阶级及资本阶级压迫统治的十月革命，和出现一个打败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劳农政府之后，中国出现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团体，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

1920年初，一个号称“中国社会党”的团体宣告成立，并立即向欧美及苏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给予同情和援助，乘“社会主义在中国播种之时机已熟”，助其“在一短时期内”使社会主义“遍于中国”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5日。。3月12日，一个更为激进的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则在四川重庆诞生。他们声称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与苏俄联合，推翻中国军阀和资本家的政治统治，使生产资料归工人和农民所有，直接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见《关于四川省重庆市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很难判断这两个标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具有怎样的价值，至少，它们并不是后来典型意义上的那种共产党，其组织的存在和实际的革命程度也颇让人怀疑。尤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着200万产业工人和近4亿农民的国度里，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仅仅靠这样一些默默无闻、人数可怜的小组织，要在一个短时期见诸成效，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尽人皆知，欧洲社会主义者为了引导组织工人群众，至少已经艰苦工作了将近100年，就是俄国社会主义者，为此也已经进行了20年的奋斗才取得了重大成绩。在落后的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迅速地集合起大批同情十月革命、倾向共产主义的革命分子，把他们组织成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战斗集体，迅速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以满足他们急切的救国救民愿望呢?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社会党、中华工党骤生骤灭的历史，注意到诸如国民党、研究系之类的政党组织在中国政坛大起大落十多年而一无成效的事实，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生、发展和壮大，需要某些特殊的条件、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帮助。而在五四运动之后，这样的历史机遇终于出现了。

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由此渐渐明朗了。尽管那个不久之后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陈独秀，这时还缺乏革命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以激烈手段改造中国的思想准备。陈独秀在1920年初尚公开表示不同意“卤莽灭裂随意妄动”，主张社会改造应首先树立“平等”和“劳动”的信仰，经过“工读互助以身作则为改造的预备”。但是，重要的在于，立志于改造中国的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多已经认定了社会主义，而毗邻的苏俄则已经开始尝试着向东方国家输出革命了。随着后者的不断巩固和强大，这种影响将不可避免地由间接而直接，由精神而物质，这对于力图在中国实现人类美好憧憬的陈独秀们，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西方不亮东方亮

列宁：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立刻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 / 共产国际二大：为殖民地革命开辟一条达到解放的新道路 / 输出革命，俄共代表的作用和中共早期组织产生的背景 / 依靠外援的结果：维经斯基回国，中共上海小组几陷瘫痪 / 陈独秀：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列宁：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立刻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

运用暴力手段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的革命主张。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他早就把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的征兆，并相信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就越加两极化，即一方是掌握着几乎全部社会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一方是被卷入到大机器工业中无数一无所有的产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阶级发生分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必然会愈演愈烈，最终将导致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的阶级战争。无产阶级在各国夺取政权虽有先后，但“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这场革命一旦爆发，已经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将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轰然倒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0—211页；第2卷，第44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期的这一论断，激励着以后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迅速摧毁资本主义充满了高昂的战斗热忱。列宁主义的诞生说明了这种情况。他正是在马克思预言的基础上明确断言：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开始走向衰败，进而根据俄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强国统治力量相对稳固的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首先胜利的有别于马克思的看法。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与此同时，鉴于俄国的专制特点，他进一步突出强调了马克思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并相应的提出了建立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政党，实行集中制原则和秘密工作等一系列组织和加速革命进程的方法。毋庸置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得益于列宁及其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上述认识和努力，这不能不更加促使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等坚定其以暴力方式改造整个世界的决心和信心。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并没有设想过以政治强制力的形式来伴随新社会成长，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列宁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断坚信不疑，即暴力和专政，只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和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一种方式；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注定了只能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灭亡相辅相成，并且必然会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战争和政治暴力的人类理想社会。同上，第3卷，第244—249页。故在列宁看来，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从俄国这一薄弱环节破裂之后，处于垂死和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将会迅速开始崩溃，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接连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很快变为灰烬。

紧接着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在欧洲爆发的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以及在欧洲多数国家出现的工人罢工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让列宁得出了“国际革命越来越逼近，甚至可以视为日内就要发生的事件”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5—1963年版，第361—362页。的论断。但是，大规模的连锁式的欧洲革命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出现。这种情况显然让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感到失望。他们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长期以来欧洲社会党国际局（又称第二国际）所奉行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主张，消磨了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如今“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同上，第28卷，第96页。，不能利用这种革命的形势。因此，列宁提出，俄国革命当前“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同上，第24卷，第40页。。因为，“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们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同上，第34卷，第8—9、357页。

1919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列宁就联合欧洲各国左派革命党人，开始发起成立名为“共产国际”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等文件中，鲜明地反映了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色彩。与会者一致认为：“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现在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15页。。这种形式就是不顾一切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创建“世界苏维埃”。为此，必须全力组建和扩大各国共产党，并使他们按照集中制的原则，附属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以便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战斗组织，根据俄国的经验来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

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共产国际，倾其所能，全力帮助欧洲各国革命派建立共产党并推动革命，一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德、匈革命和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一时间风起云涌，反过来也深深鼓舞了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产业工人人数所占人口比例并不大。即使在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广泛的民主传统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空气，也不存在暴力革命的广泛群众基础。激进的革命派和共产党人只是在一小部分工人和青年学生中间，才有一些影响。而热衷于和平改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工人群众和中间阶级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战”结束后各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许多西方工人也同情苏俄劳农政府，但那些旨在模仿十月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苏俄红军在抗击得到协约国支持的波兰军队的进攻时，一度进展顺利，重新占领了过去割让出去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甚至攻到华沙城下，列宁对用这种军事进攻的形式解放领土和推动欧洲革命爆发曾充满幻想。然而，红军最终还是力有未逮，攻势被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波兰军队所挫，以至列宁不得不下令妥协，承认了波兰的独立和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为波兰所有。这种种情况清楚地意味着，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正在向俄国的革命方式提出挑战。

对于这些情况，列宁最初并不特别悲观，他一再强调：“欧洲的运动的比较迟缓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那里必须克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大的压力。”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6页。“国际资本无疑地还比我们强”同上，第123页。。

然而，承认国际资本的力量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承认“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同上，第178页。，以至承认世界革命不是料想的“欧洲马上爆发起义”同上，第148页。而要“继续很多年”同上，第138页。，这都意味着俄国革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已经陷入一种颇为尴尬和困难的境地。因为，自认为敲响了国际资本主义丧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时候从没有考虑要与他们的死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和平共处，他们也无法想象自己能够在汪洋大海一样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讨生活。

但是，即使他们在全力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不运用外交的手法，在俄国最薄弱的远东地区尽可能地与列强的威胁虚与周旋。因此，高唱阶级斗争的苏俄政府，在远东很早就开始玩弄两面策略了。它一方面秘密地通过党的组织支持和鼓励东方一些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又不得不基于苏俄对远东地区控制权薄弱的现实，极力争取远东地区周边国家政府的外交承认，谋求维持一种稳固的双边关系；它一方面迫于生存的压力在领土和主权方面向某些列强作出妥协和让步，一方面却又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以支持弱国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之名，不惜以武力侵害周边落后国家的领土主权；它一方面出于理想主义和政治宣传的考量，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所掠取的在他国的特权，一方面却又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对沙俄在他国夺占的某些权益恋恋不舍。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就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十月革命之后，苏俄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协约国借口要援救在西伯利亚受到武装的德奥战俘威胁的“捷克军团”，组成干涉军，大批侵入了苏俄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一时间，在西伯利亚竟接连出现了几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但是，由于各国干涉目的不一，矛盾重重，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过于脱离下层劳动群众，以至民心倒向布尔什维克一边，终于使这种干涉徒劳无功。1919年底，红军迅速挺进到东西伯利亚，迫使美国首先宣布撤出自己的军队，其他各国也被迫先后宣布撤军。唯独日本借口俄国远东局势威胁朝鲜和满洲的普遍和平，而拒不撤军。U S Department，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U 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1919，Vol 3，p 505

日本独霸远东和中国的野心，早就由于俄国的混乱而受到鼓舞。当英美各国商定各国所派干涉军最多不得超出7000人之际，日本派往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的军队竟达72400人之多。FRUS，1918，Vol 2，pp 433—434 它不仅丝毫不理会美国的抗议，甚至在各国宣布撤军之后，仍旧试图得到俄国远东的领土和资源。不仅如此，它还通过对中国北京政府的控制，促使中国军队参加到对苏武装干涉的行列中，鼓励中国政府对苏俄采取敌视态度，千方百计地使苏俄在远东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试图借机把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苏俄远东地区。由于俄国远东地区人烟稀少，苏俄政府鞭长莫及，它因此不得不一面假借名义在远东成立了一个奉行议会民主制的所谓共和国，用以减少日本和列强敌视攻击的口实，一面不遗余力地对美国，特别是对中国开展外交活动，以便牵制日本。

苏俄早自1918年1月起，即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苏俄多次表示过愿放弃在华之领事裁判权、租界以及其他特权，并允许中国在付清建造中东铁路资本的情况下，收回中东铁路。参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甲编（1917—1919）》（俄政变与一般交涉），1960年版，第267—271页；《消息报》，1918年7月5日。至1919年7月，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劳农政府又公开发出对华宣言，呼吁“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代表与苏军会晤，同时再度公开声明愿意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和交还中东铁路。转见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3年版，第52—55页。

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反映了列宁以及俄共多数领导人在民族及国家关系上的理想主义情绪，但是，这一立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俄共党内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牵制。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苏方宣言关于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和其他租让财产的表示，在苏俄报刊正式发表时被删去了；宣言承认满洲及蒙古等地区是沙皇“从中国攫取的”，却主张“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于哪一国家，愿意自己的国家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实际上已经为苏俄意图控制蒙古和支持蒙古独立，埋下了伏笔。苏维埃政府1919年8月发表对蒙古人民和政府的声明，宣称“蒙古此后已是一自由的国家”。

共产国际二大：为殖民地革命开辟一条达到解放的新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还在从世界革命前途和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一心想着如何尽快摧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列宁和俄共多数领导人，未必是所谓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的观念里，保卫苏俄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就是维护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对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即：“世界政治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提到了日程上，所以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1920年6月5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列宁及俄国共产党人显然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就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保卫祖国”的宣传。他们主张使本国在战争中失败，最终也确实达到了让俄国在战争中失败的目的。布尔什维克乘机夺取政权后，列宁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通过放弃立陶宛、波兰、库尔兰、里夫兰和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领土，承认乌克兰、芬兰独立，把外高加索一部分划归土耳其等等被割让的地区总面积达125万平方英里土地，有6200万人口，有占俄国当时探明铁矿和煤矿3/4的储量，并有当时俄国一半的工厂和1/3产粮区。具有屈辱性的妥协，达到了彻底停战和集中国力援助欧洲各国革命的目的。而为了推动各国革命，苏俄新政权甚至不顾历经战乱的俄国民众仍在严重饥馑之中的困难局面，倾尽国力，甚至不惜秘密变卖沙皇及俄国贵族的各种金银财宝，以筹集援助他国革命党人的巨额经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入讨论了“工人没有祖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页。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看来，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这种利益是超越了民族或国家的，他们的解放也必须要靠消灭国家才能实现。因此，他们只讲国际主义，不会也不应讲所谓民族主义。这不仅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国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都是一样的；还因为只要站到民族的立场上，就会损害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会使一国的无产阶级成为代表国家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附属物，直至为了某个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而与不同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相互仇恨或仇杀。

由此不难看出，列宁主义对民族和国家问题的看法绝非民族主义的。列宁也讲民族自决，但他并不真的认为民族自决能实现民族平等。他指出：“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因为“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要消灭阶级，就只能奉行国际主义。承认民族平等，同时又保留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绝不是国际主义，而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族平等与和平共处，根本上就只是一种“市侩民族幻想”。换言之，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除了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将别无出路。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1920年8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2页。

关于国际主义，列宁有很清楚地说明，就是：“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同上，第40—44页。

可以认为，列宁和俄共当年确是有此决心和努力这样去做的。这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的，因为不如此，他们一国的胜利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围攻和敌视下，当时也看不到任何生存下来的希望和可能。而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把俄国革命的胜利看成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在和进一步胜利的出发点、大本营，因此，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保卫苏俄而战，同样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所以，随着1919年德、匈等国革命相继失败，苏俄愈加孤立之后，共产国际迅速开始提出“保卫苏俄”的口号，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以此为斗争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德、匈等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在1919年就逐渐趋于平息了。列宁很快就承认：关于世界革命将“简单、迅速、直接地实现”的预言已经失败了，“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延迟爆发的情况下”，如何使“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2页。成为摆在共产国际面前最现实，也是最严峻的问题。就在欧洲革命停滞的几乎同时，列宁敏锐地发现亚洲的革命浪潮却在蓬勃兴起。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等等，都反映出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中民族主义运动正在殖民地宗主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后院造成剧烈动荡的局面。这种情况燃起了列宁新的希望。

在1916年上半年，列宁曾深入地研究过帝国主义形成及其命运问题。他当时就特别注意到马克思过去不大注意的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相信处于历史最高阶段的欧洲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剥夺压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生的。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之所以比不上俄国，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第二国际之所以会被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者主导，根源也正是因为欧洲的资产阶级用剥削掠夺殖民地的额外利润培养了大量工人贵族。英国工人阶级贵族化的问题，最早是恩格斯注意到并提出来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36—737、801—802、824—826页。

显然，欧洲各国没有能够紧接着俄国十月革命后迅速爆发革命，正好印证了列宁的上述推断。而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则进一步促使列宁注意到殖民地对帝国主义各国维持其统治的重大意义。这种情况让列宁想到，既然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相当部分工人贵族化而失去了阶级的意识和革命的动力，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推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根本动摇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进而根本动摇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加速欧洲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呢？

1920年7月，即共产国际一大召开一年多后，在列宁的主导下，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不同，共产国际二大特别注意了邀请东方国家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列宁拟就了会议的中心文件，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列宁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解释说：“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当前形势下，整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苏维埃国家的斗争。

由于苏维埃革命必须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统治才能达成最后的胜利，而任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除了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无法获得成功，因此，两者理当结成联盟。《列宁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时的发言》，1920年7月26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第19—21页。

要联合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出现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问题。列宁显然主张把过去用在欧洲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上来。列宁的提议明显地引起了与会者的一些质疑和争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两点：第一，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既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又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并且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妥协。第二，在这些前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成功，难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与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对此，列宁的意见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理当首先帮助落后国家里的工人，只有“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受到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且“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第20—21、44—45、52—53页。。

列宁到底始终生活在欧洲的环境中，他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看法多半只是来自于书本和种种道听途说。而书本上的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常识告诉他，这些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民族和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工业生产的，因而那里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像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明显的阶级分化，不可能存在大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的组织。由此也就出现了列宁再三表示“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强调那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未来的”等等说法。

输出革命，俄共代表的作用和中共早期组织产生的背景

和罗易描述的情况有很大差异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其实还没有出现像他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但是，即使在俄国，共产党也向来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因此，对于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占多数的众多俄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究竟有多少大工业或产业无产阶级，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

1919年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威连斯基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加蓬为副全权代表，并明确指示他们的任务：(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威连斯基随即从莫斯科来到俄国远东的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并在远东局下面设立了一个外国处，任命阿布拉姆松为负责人，并在4月经由外国处选派熟悉地下工作并通晓英语的外国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以设立华俄通讯社的名义，带领一行人进入中国，针对中国、日本、朝鲜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宣传工作。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50—51页。

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与中国赞成革命性变革的众多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维经斯基很快使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了解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并使他们迅速了解了列宁关于运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改造社会的思想逻辑与实际效力。长期以来苦于找不到一种救国救民的根本办法，对社会主义只有向往却无系统知识的陈独秀，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列宁的理论折服了。经由维经斯基等人预先制定议程和决议后，陈独秀积极出面邀请各地热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分子，准备召开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8页。

与此同时，维经斯基根据威连斯基的指示，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书记处全体委员会分设一个局，由威连斯基亲任主席。根据威连斯基的要求，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1)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2)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7月5日，他还亲自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赶来中国北京，参加了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十余名在华俄共党员的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42页。

1920年7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这个有朝鲜和日本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与会者根据维经斯基等人的提议，专门讨论了要不要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由于围绕着使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义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陈独秀9月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公开以“社会党”自诩，理当是为适合多数人意愿的一种需要。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会议最后一致同意组织一个更能够体现包容并蓄特点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维经斯基被推举为五人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同盟的领导机构定名为“革命局”。在“革命局”之下，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设立了三个部，即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负责整个同盟的日常运作。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2页。

在上海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的推动，甚至是在华的俄共党员的亲自参与已知斯托扬诺维奇和佩斯林前往广州参与了广州小组的组织工作，马迈耶夫参与了武汉小组的组织工作，鲍立维参与了北京小组的组织工作。下，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于1920年8月之后陆续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以及长沙、日本等地建立起一些联合的小组织。这些小组即后来所说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只是它们最初是包含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维经斯基并且向同盟提供了重要的经费帮助，从而先后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内的各种宣传小册子，创办了《劳动界》、《劳动声》、《劳动者》等重要宣传刊物，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开始组织激进青年前往苏俄进行学习。包括于8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几个城市的大学生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1—52页。

对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人来说，革命局的成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如果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同盟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无法揭出自己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建成。为了揭出自己的旗帜，他们在1921年11月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发行了《共产党》月刊，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551页。

陈独秀等人旗帜鲜明地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自己意在建立与俄共一样的共产党组织，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内部其他不赞同这一主张的人的分化与离异。社会主义者同盟迅速瓦解，并不复存在。原来赞同共产主义的大批无政府主义者，也逐渐对陈独秀等力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感到不满，双方的关系在各地小组织中迅速对立起来。

为了“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政党——共产党”，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提出了一项旨在“与一切冒险组织划清界限”的指导意见提纲。根据这一提纲的思想，赞同陈独秀观点的各地小组织的代表于1921年3月共同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表明了与无政府主义分子划清界限的态度，“肃清〔了〕无政府党”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7月23—31日，各地小组中真正信仰列宁式共产主义的分子派代表在上海（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再度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列宁主义的党纲，从而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由上不难了解，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建立，无疑是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造成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中国社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果。

依靠外援的结果：维经斯基回国，中共上海小组几陷瘫痪

关于来自俄国影响的重要性，通过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

先从组织存续的情况看。1920—1922年间，中国至少出现过七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或政党。如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期间曾任全国学联领导人的姚作宾在1921年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姚作宾在1921年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中，称他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王觉源在《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一书中称姚之组织为“大同党”，发起人还有黄介民。

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有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在这一年由吴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目前可知其正式名称叫“中国YC团”，具体代表何意尚不详。，以及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建的“中华共产党”，和1920年8月以后由俄共帮助在中国上海等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组织，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以外，都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想要学习俄国共产党的榜样而成立的。与此同时，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又都必须要得到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最具效力的，就是经费的帮助。在中共创立之初，中共成员半数为学生，半数为教授、编辑和小学教师，前者全无生活来源，后者尚在兼任社会工作，赚取薪金，但多数资历较浅，收入有限。按照列宁建党理论，共产党理当是职业革命家组织，再加上组织初创，各种宣传组织工作正多，多数成员渐无固定薪金收入。因此，维经斯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向陈独秀等提供经费，帮助中共开展各项活动。不难想象，要是没有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仅靠中共早期参加者自己拿钱来大量发行刊物，印制革命书籍和宣传品，组织各种活动，如集会、结社，组织外国语学社及工人夜校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因此，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离开上海后，1921年初中共早期组织一时间因经费无着几告瘫痪。当时留在上海负责的李汉俊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买张车票去广州找陈独秀，一时都找不到钱，后来还是靠朋友赞助，才走成的。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人民出版社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据中共二大、三大前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的相关报告，也可以了解到中共初创时对共产国际经费上的依赖程度有多大。陈独秀在报告里讲，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和1923年上半年，从共产国际得到关于党的活动经费一项，就分别是16655元和15000元。而中共自己除1921年前后自筹到1000余元外，再无其他款项入账。《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7、68页。

只要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何以在上述多个所谓共产主义组织中间，最终只有俄国共产党直接帮助成立起来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生存下来，其他各种小组织或者被并入前者，或者渐自消亡，再无踪迹。1922年以后，“中华共产党”成员或转入俄共，或转入中共；“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大部加入中共；“中国共产主义协会”部分成员转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余均不知下落。

再从中共最初的理论内容和其特性看。在1920年下半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已明确倾向于以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开始具有某些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们先后表示应树立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以便“有所指望”，“知所趋赴”《毛泽东给罗　阶》，1920年11月25日，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但他们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十分肤浅，大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改造中国的“准备”和“方法”，也尚在讨论和探索之中。但人们多半认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必与英、德、俄……有异”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920年，见《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页。。也就是说，他们中大多数这时还并不主张“以一个主义支配世界”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9月28日。，对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方法，众说不一，更未曾设想过要以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来指导中国进行革命。

维经斯基到上海并帮助组建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之后，陈独秀最先于1920年9月发表了推崇布尔什维主义的《谈政治》一文，公开表明了自己试图追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推行以“阶级战争”和“劳动专政”为核心的俄国式社会革命的决心。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见三联书店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10页。

紧接着，在维经斯基协助下，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更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来自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个宣言首次试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者和信仰者中树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概念，并明确主张：必须把全世界“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式的”，因此，宣言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确信：“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48—550页。。

来自苏俄的影响是如此明显，以至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之初，就不能不立即向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死敌——“马格斯修正派”和“社会党”宣战，尽管“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7页。。同样，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宣传手法上也全盘接受了俄国共产党人传授的革命方法，即首先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进而“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由共产党指导，“用大罢工的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时机一到，即由共产党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如此即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把政权“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49页。。只是，参加起草宣言的上海共产主义者，显然相信中国的工人运动还远达不到那样的程度。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到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陈独秀：《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劳动界》第11期，1920年10月23日。，“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期，1920年9月5日。。

陈独秀：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在理论上是依靠产业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斗争来实现的；而共产党，在理论上也应该是根植于工业无产阶级群众之中，并且应该是由其先进分子所组成。但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这时多半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他们中很多人显然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更多的只是以为，社会革命不过是因为生活所迫以致造成阶级对抗而引发的，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的。而中国的生活问题因为与俄国革命前夕也不相上下，所以革命是必然的现象。至于阶级，如《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他们大多相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指缺吃少穿的穷人，因此中国的劳苦群众就等于欧洲的无产阶级，就理当是摧毁资本制度的力量。他们并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不激烈的情况，归结为国际资本的压迫，相信“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的阶级对立，主要“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立”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

故中国的劳动群众，包括“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如工人、店员、车夫，乃至佃户，在他们看来，统统已“变为世界的无产阶级”陈独秀：《〈夥友〉发刊词》，《夥友》创刊号，1920年10月10日；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这样，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很自然地把自己攻击的矛头除指向中国所固有的“武人”、“官僚”、“财主”或“资本家”以外，更明确地指向国际资本主义。他们确信，只有推倒国际资本制度，才有可能真正使中国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

毫无疑问，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渴望尽早实现社会革命的，但他们并不相信中国“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无产阶级”能够很快担负起这种使命。因此，他们一方面根据书面的认识，相信“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因而大力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认为领导革命和组织群众的，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并确信俄国革命的要素和原动力就是知识阶级，因而主张中国也只能以少数人的牺牲和革命来谋取多数人的幸福。李大钊：《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他们一方面受俄国革命宣传的影响，相信社会革命绝不是搞“抛炸弹放手枪”的军事冒险行动吉生：《告劳兵农》，《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4月7日。，而应当是一种群众性的“直接行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靠“总同盟罢工”，“决不能成就社会革命”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于是，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也就是说，“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32页。。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和理论条件，但是，时代和环境客观上促使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未来国家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共产党在远东各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以及中国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尽快根本改造社会的愿望，就不可避免地结合起来了。来自俄国的理论、经验和援助，显然大大满足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使他们能够运用主观的力量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和组织。

然而，“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迫使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卷入到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同所谓“马格斯修正派”的斗争之中，以至不能不严格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一度失去了广泛研究、比较、批判、鉴别，最终形成自己完整的社会主义观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自身条件以及理论、经验和物质基础的缺乏，也自然而然地加强了人们“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以俄为师”的心理，并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而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独立性，其方向、道路、革命方法以及革命动力，势必要由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帮助选择和提供。

然而，要指望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帮助只有少数几个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尽管俄共远东组织成功地在中国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但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这时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过程中，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是混乱的。在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及列宁的发言中，他显然把中国看做“封建关系”或“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而大会最终却否定了列宁的这一看法。大会通过的罗易的《补充提纲》里宣称：中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117、123、144页。，他们也并没有给来华的维经斯基或其他俄国共产党人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列宁在起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甚至并不认为这些落后的东方国家存在任何共产党。尽管他后来承认在个别落后国家中可能已经有共产党，但他更多的只是把它看做一种“名义上”的共产党。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9页；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86页。

可以肯定，不论列宁怎样强调共产党的主观作用，他始终未曾改变党必须以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为基础，并由其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观念。当然，列宁并不反对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坚决主张支持这种运动。但列宁认为，落后国家中第一位的任务，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帮助并促进这一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革命化，引导它们“同苏维埃俄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盟”，实行彻底反帝的政策，并设法实现“劳动者苏维埃”，使它们能够同西方无产阶级一起，推翻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最终在西方无产阶级领导和帮助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130页。

列宁确信：“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无论为了巩固自身，还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苏俄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114—115页。。

不难看出，列宁在缺少有关东方落后国家的具体知识的情况下，不能不主要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尽管由于落后国家代表罗易等人的激进态度使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甚至使共产国际对落后国家的策略变得有些模糊和混乱，但列宁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仍旧坚持认为，东方国家的任何一种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都应该也必须在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服从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必然要在东方落后国家寻找真正有力量的、能够切实推动反帝革命运动的政治势力，以便能够尽快在东方掀起广泛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运动，动摇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此来促进过于迟缓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或至少根本遏止帝国主义对苏俄的进攻和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共产党人具体帮助下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然也要跟着改变自己的策略。

三、最佳的利益选择与结合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以推翻资本家阶级为目标 / 远东大会推动反帝，毛泽东认定：“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 / 共产国际：应利用国民党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 党内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 / 孙越宣言：“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以推翻资本家阶级为目标

用实力的观点来看待2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注定要失望的。在1920-1921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56名党员，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且处于秘密状态，在社会上乃至在工人中间没有任何势力和影响。当1920年12月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之后，这个组织更是一度失去了经费来源关于这种情况的记叙，分别见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一大”前后》（二），第383页；《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直到共产国际派遣的正式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3日来到上海后，中共才又开始恢复了活力。

如前所述，马林在荷属印度有过实际工作经验，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他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略，甚至还撰文和在讨论中陈述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中建立联合战线的可能性与重要性问题。共产国际选中他来中国工作，表明了它对马林经验的重视。但很奇怪的是，马林来华后没有马上向陈独秀等人转达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精神，结果在他来华后一个月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及其他文件，丝毫没有反映共产国际二大新的政策精神。中共一大的党纲竟然完全没有顾及中国的现实，仅仅是口号似的写上了几条干巴巴的革命原则，空谈什么“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7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页。之类的斗争目标，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毫不相关。与会者甚至在决议中宣称：在今后的政治斗争中，将“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8页。。这些无疑都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格格不入。

十分明显，设法把中国共产党建立在一种高度统一、纯而又纯的基础上的努力，一开始就是俄共远东组织发起的，中共一大也是在俄共远东组织和1921年初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预先确定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略有不同看法。实际上，负责处理苏俄远东事务的俄共中央远东局的领导人，对于在中国寻求同盟者的工作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帮助中国人组织共产党。从远东共和国派来与北京政府谈判的优林使团开始，几乎所有苏俄来华人员都负有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政治倾向和政治作用进行实地调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最初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认识和分析各不相同，其政策也不时地受到苏俄外交工作和中国政局变动的影响。这时，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唯一一致的观点就是：苏俄的远东政策必须有利于反对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其远东地区的和平和主权。在这方面，那个纯粹由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明显地不被重视。

在1920年7月直皖大战爆发以前，苏俄内部对华策略没有太多选择。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由亲日的皖系把持，苏俄在倾向上自然是同情当时中国南方以孙中山和陈炯明为代表的革命势力。至直皖大战结束，亲英、美的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之后，鉴于直系军阀吴佩孚赞同与苏俄改善关系，苏俄即迅速开始对吴佩孚表示好感，试图推动吴采取亲俄反日的政策。参见《民国日报》，1920年8月11日；(苏)《消息报》，1920年10月9日。同时，苏俄对孙中山在陈炯明帮助下回到广州，准备北伐，颇感不悦，而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十分重视。可是，1921年6月，苏俄公开照会北京政府出兵蒙古，并无视中国方面抗议于7月攻占库伦后，苏俄与北京政府关系一度转恶，苏报又开始抨击吴佩孚的摇摆政策而对孙中山表示好感。见(苏)《消息报》，1921年11月16日。而这种情况随着直系与亲日的奉系矛盾加剧又再度改变，因为孙中山试图联奉倒直，敌视亲日的奉系的苏俄，又转而再度开始同情吴佩孚了。

不难看出，苏俄对华政策的不断改变，根本上是受其对日政策的需要牵制的。苏俄急于想要解除日本对苏俄远东地区的压迫与威胁，以至于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千方百计试图利用中国反日的实力派领袖，并与之结盟，至于这些中国军阀或政治家的政治色彩反在其次。苏俄亲吴疏孙，很大程度上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对日态度和实力大小。由于孙中山总是奉行违拗其心愿的政策，且实力不足，故苏俄虽仍旧与孙保持联络，并肯定其政治倾向，但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不能不对吴佩孚寄予希望。

当然，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的俄国共产党人，也不会过分迷信其外交策略的功用。特别是面对多变的中国政局和吴佩孚对苏并无太多好感的情况，熟悉民众鼓动工作，并且有着成功经验的俄国共产党人自然会双管齐下。这也就是他们一面派出外交使团游说北京政府，一面却又派出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当中广泛宣传俄国革命，并宣示苏俄友好政策的原因所在。很显然，他们力图通过在中国激进党派和劳动群众中开展工作，推动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并鼓动中国知识界对政府施压，改变敌视苏俄的政策。因此，依据共产国际二大的相关决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他们便和共产国际一起开始着手召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代表大会（对外又称为“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试图以此来推动远东各国的反帝特别是反日运动的兴起。

远东大会推动反帝，毛泽东认定：“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

正在共产国际积极筹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之际，1921年夏传来美国准备就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在华盛顿召集国际会议的消息。美、日、英、法重新坐在一起讨论远东问题，这使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深感其在远东离间和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策略遭受挫折，因而极度担心帝国主义各国会重新勾结起来反对和干涉苏俄。

为了同华盛顿会议相对抗，原定于苏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召开的大会，1922年1月被移到苏俄的首都莫斯科召开了。在开会之前，几乎各个与会代表团都在主办方的授意下，发表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公开声明。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开会伊始，就把会议引向了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俄和掀起苏维埃革命的方向。他宣称：战后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亚洲和远东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点”，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它们在远东的竞争，“当今最强大的政府，四个最暴虐、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政府，即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在华盛顿缔结了一个条约”，“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按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远东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将会成为世界政治“天平上举足轻重的法（砝）码”，而“真正解决远东问题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败日本资产阶级”见《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速记录》中，季诺维也夫在第l、2、4次会议上的发言，复印件由已故石克强（舍维廖夫）教授提供。。

显而易见，鼓动远东各国人民掀起反帝特别是反日的群众斗争浪潮，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尽管某些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或多或少仍旧抱着世界革命的幻想，一心指望这次会议能够使远东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加速世界革命的程度。但会议毕竟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他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这就是：“把中国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土地国有，推翻督军统治”，为此应该首先支持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斗争见《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速记录》中，萨发罗夫在第8、10次会议上的发言。。

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共产国际向各国散发的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各种宣传品也没能激起中国人的兴趣。马林在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不无遗憾地表示：华盛顿会议“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激起像当年凡尔赛会议所激起的那种政治愤慨……没有直接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普遍性的运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美国推动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中心目的，是弥补巴黎和会的不足，并解决各国列强，特别是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问题。它固然同巴黎和会一样，包含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要使三大强国在这一地区承担明确的和平义务，消除相互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太平洋地区确立国际新秩序，以及抑制日本在中国的单方面扩张行动。在这方面，三大强国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英日同盟、海军军备竞争以及太平洋和中国的势力范围上。会议成功地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以限制海军军备的《海军条约》规定了各国海军战列舰的吨位比例和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额；并以《九国公约》的形式，肯定了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保证在现有条件下不再扩张势力范围或谋取特权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58页。

一般说来，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并无助于真正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但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毕竟为换回在巴黎和会上失去的信誉和抑制日本在华扩张的野心获得了成功。会议迫使日本不仅在《九国公约》上签字承认反对独占中国和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而且迫使日本同意交还其强行霸占的山东胶州德国租借地及其财产，撤退沿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全部驻军。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方面乘机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收回主权的诸多要求，大多不了了之。但会议决议恢复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声明肯定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独霸中国及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毕竟对面临日本威胁和对巴黎和会怀有痛苦记忆的中国各界爱国人士，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不论共产国际多么激烈地批评帝国主义列强虚伪、阴险，主张中国人民应争取彻底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绝大多数中国人显然对此不抱幻想。中国既然仍旧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现状中，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就很难不对某些列强的理智和友好寄予期望。

很少人不知道中国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根本上是自身落后、分裂的结果。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争取实现统一与和平，进而才有可能发展实业，使国家臻于强盛。但多年来，知识界皓首穷经，献言献策，中国军阀割据，南北对立，以至兵连祸结的局面依然如故。陈独秀等之所以会明知俄国革命的办法可能带来梁启超等人再三警告的“攘夺变乱之患”与血流成河的危险，仍执意前行，根本上就在于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惨祸一直在阶级压迫中发生着，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世界大战根本就无法避免，与革命不革命无关。蔡和森所谓：一旦资本家的大战再起，“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何况“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将来流血恐怖恐比革命更甚；毛泽东所谓：“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所鱼肉，其何能忍？”讲的都是这样的道理。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49-150、161-162页。

但想要运用俄国革命的方法，根本解决，一劳永逸，彻底是彻底，中国哪来俄国那么多的可以一举夺取政权的有觉悟的革命工人与士兵呢？因此，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是成立了，革命的实行办法却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1920年到1921年，中共经过一年时间，只征集到了56名成员；从1921年到1922年，从56人只扩大到了197人，这种组织发展速度相对于他们急切想要成就的革命目标，其力量相差不知多少。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党内公开宣称：“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这时中共成员的想法大概都差不多，那就是：“一切均借俄助”。要在中国开展推翻现存政权的革命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3-214、231页。。

指望俄国干预来推进中国革命，这多半是把革命目标设定在中共一大纲领基础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那样一种目标的设定，几乎把除了产业工人以外的社会力量都排除在了革命的力量之外。但是，这样一种目标的设定，很快就被莫斯科否定了。1922年5月下旬，中共出席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到国内，带来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相关决议，以及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一大所规定的革命目标与革命方法。

共产国际：应利用国民党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署名文章，肯定了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1922年6月。

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方案。会议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的提法，认为中国已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了，但世界的帝国主义为了各自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竞相扶助封建军阀，阻碍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不与封建军阀作斗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当然，决议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也特别强调：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并不因此获得解放，且资产阶级一旦革命成功，必定会迅速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故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就应当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并准备对付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养成真正实力，一方面“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像俄国一样，会“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指像俄国1917年革命那样，可能会先来一个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几个月后即成就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1-63、64-66、114-115页。。

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与贫苦农民联合”的一种结果，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在理解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的“工农苏维埃”的概念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发生了混淆。但是，类似的情况，即因为理论和知识上的欠缺，对俄国革命的主义、经验及其历史一知半解，只是照猫画虎，“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囫囵吞枣的情况，这种时候其实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像中共二大正式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承诺“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全部都是照搬共产国际二大、三大所提出的理由。即是说，因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922年7月；《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1920年8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9-60、67-68页。。

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的，还有中共二大及其之后对蒙古等边疆民族问题的看法与变化的情况。在中共二大的各种决议中，他们已经明显地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念，试图以此来解决诸如蒙古等边疆民族的归属问题。他们解释自己赞同边疆民族应当实行民族自决的理由是：“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形，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因此，为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我们应“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2、111页。

但是，用这种态度来谈论事实上一年前就在苏军的扶持下再度宣告独立的外蒙古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各省均一度宣告独立，蒙古地区240旗中位于外蒙古地区的108旗也乘机宣告独立，实际上成为沙俄的保护国。后经北京政府与沙俄政府反复交涉，沙俄作出让步，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实行自治。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北京政府一度以武力逼迫外蒙古取消了自治。但北京政府的军队很快又被退入外蒙古的沙俄恩琴反布尔什维克武装赶出外蒙古首府库伦。随后，受到苏俄援助的乔巴山等成立了蒙古人民党，并组成军队将北京政府的军队赶出了外蒙古。人民党随后又邀请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驱逐了恩琴武装，夺取了库伦。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党宣告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再次宣布独立，并建立了蒙古国。，明显地不符合苏俄方面的愿望。因此，不过四个月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之际，再度发表言论，一改此前的说法，主张外蒙古独立了。他写道：“在国内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22页。

很难认为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没有民族主义心理。中共二大召开于蒙古国宣告成立整整一年后，北京政府和国内舆论之反响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当然心知肚明。他们并没有马上对苏俄的做法随声附和，仍旧抱期望于在高度自治基础上使外蒙古回归中华联邦，可见内心中仍存相当幻想。但是，第一，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支部之一，承诺遵守共产国际“铁的纪律”和“中央集权”的组织原则之后，中共中央必须与苏俄严格保持一致，在民族政策上亦无选择余地。第二，身为共产党人，追求自身的民族解放，按照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理论上也应当赞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谋求自身的解放，这也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共产党人中所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据陈独秀报告称，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当前形势，并参加了当前的运动”《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2年8月18日。。但是，只能秘密活动，人数不足200人的组织状况，不可避免地严重局限着陈独秀等人的想象力。一方面，中共二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明确提出应当联合国民党等民主派共同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另一方面，陈独秀亦深知孙中山的国民党根本不可能与中共小组织成立“联合战线”，故要指望国民党能按照共产党人的愿望，“觉悟改造”并“和我们携手”，“希望很少”《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2年6月30日，见人民出版社编：《“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实际上，许多俄共领导人原本就没有对像中国这种新近建立起来的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寄予多少期望。1921年至1922年，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报告都反映出了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报告人都认为，在中国当前政治斗争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只能是国民党，而不会是共产党。不仅国民党10多万党员与共产党不足200名党员的强烈对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国民党与“只占中国人口总数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的产业工人之间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也出乎他们的意料，并使他们十分兴奋。他们因而相信：在中国，“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像国民党那样，“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都深受爱戴”参见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5页。。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在这个“几乎谈不上工人运动，也谈不到什么工业”参见（俄）《真理报》1922年7月30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译：《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页。，无产阶级运动明显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共产国际只能依照列宁的提纲，去支持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时注意保护那个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共产党。

党内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

不过，即使由共产国际出面来与国民党结盟，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他们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以中国当然领袖自居的孙中山，只愿意和苏俄政府谈合作。而且，他对苏俄抱以好感，同时也求助于任何一个愿意给他提供帮助的列强。因此，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常常被其政治衰荣的环境所左右。下台时往往急于与苏俄建立联系，上台后则惧于列强干涉，总是有意与苏俄保持适当距离。孙中山1920年寓居上海时，对来访的波波夫及维经斯基均表示急于想与苏俄建立密切的联系。但在1921年底1922年初准备北伐的过程中见到马林时，却拒绝了马林提出的联俄办法，称由于英国等关系，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参见《真理报》1925年3月14日；《革命文献》第九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编印，第1410-1411页。加上孙中山政治地位不稳固，国民党又组织涣散，难以在政治上形成大气候，俄共和共产国际仅靠外力不仅不能左右其政治倾向，而且难以使其组织成为一种统一而强固的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作用因此被发现了。1922年1月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期间，列宁率先考虑到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其革命化。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这一设想具体了。鉴于孙中山不可能把这个小组织放在眼里，他提出，可以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让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来实现推动国民党革命化的目的。马林提出的这种所谓“党内合作”的办法因为贬低了中共的地位，一经提出就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激烈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去函，明确地提出了六条“反对的理由”，包括宗旨不同，政策主义不相容，国民党形象太差，其内部矛盾甚多且“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32页。但是，对于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攻心之策。因为，如果真能实现“党内合作”，就显然要比共产党站在党外对国民党指手画脚，更有利于影响国民党的政治方向。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在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1922年8月和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国共合作问题发出的具体指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都特别强调了通过党内合作，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意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77页。但这显然还只是下一步的革命目标，当务之急是要利用这种合作形式，使共产党人能够有效地影响国民党的各种政策，包括独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和宣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81页。

共产国际这时最关心的，是用什么办法尽快左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因此，它虽然也提醒中共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并希望中共能够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得到顺利发展，但它十分强硬地要求中共必须用一切办法“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使国民党能够切实联合苏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77页。这里所谓“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其实指的就是张作霖，因为孙中山从1921年底开始，就与得到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公开合作反对吴佩孚。而苏俄最痛恨的就是日本，最担心的也就是中国亲日势力上台并勾结日本反对苏俄。尽管列宁的外交策略承认适当妥协的必要性，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信任，他们绝对不能听任孙中山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日妥协。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共产国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策略的极大矛盾性，即既要求中共贯彻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方针，避免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又坚持中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组织和宣传反帝主张，坚决引导国民党站到拥护苏俄的阵线上来，反对国民党与敌视苏俄的军阀进行勾结。

要让弱小的中共去推动和引导历来主张对列强适当进行妥协的国民党走上彻底反帝的革命道路，也只能采取这种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了。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只能指望由国民党来掀起中国反帝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是难以通过站在国民党之外摇旗呐喊来影响其政策的。客观上，除了进入其内部之外，共产党没有任何办法来有效地和迅速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然而，把党内合作的形式当成是促使对方向有利于己方转化的一种方式，这无疑使合作的概念本身发生了异化。事实上，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或多或少地把它看成是一个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

因此，它不仅要求中共加入其中，而且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组成从属自己的团体”，进而“组成核心”，为国民党必然的分裂作好准备。它甚至明确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456-457页。。

不难了解，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在督促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关系中，保持一种进攻的态势，要求前者必须担当起监督和指导后者，最终取代后者的角色。当然，在1923年上半年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这多半还只是一种愿望和设想。真正构成了这种可能性的条件的，还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国民党关系的发展。

必须指出，孙中山并非相信这种政变可使其革命主张得以实现，他深知北京政权“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革命必不可“以时变而稍缓进行”，革命之胜利终“须靠兵力而定”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3、265页。。但是，基于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理解，特别是镇压商团叛乱的实践，孙中山深感“努力宣传，扩张党势”，以补国民党力量不足之必要。而所谓宣传，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以反帝的民族主义来壮大国民党的力量。

孙中山这时非常重视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他开始像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把中国的落后、黑暗和反革命势力猖獗等种种罪恶，统统归因于帝国主义。他断言：中国“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由来中国迭起纷乱，统一不能实现之根本原因不在内政问题，而在外交问题”，说中国要想推倒军阀，实现统一与独立，必须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同上，第76、321、361页。为此，他高度重视反帝宣传，说要“直到农村最后一个农民和最后一名人力车工人都能懂得：洋人是敌人，我们应当摆脱他们”。以此来“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把所有帝国主义者从我国赶出去”，废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人头上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见《孙逸仙致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的国民党党部信》，1924年，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76、321、361页。他甚至扬言，对帝国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如果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中国能够联合起来，用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 一定有胜无败的”！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7、361、408页。

自商团事件以来，孙中山开始到处宣传反帝。从广州到上海，到日本，到天津，他在北上的过程中，几乎一路把号召人民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对外宣传的唯一话题。毫无疑问，激烈反帝的孙中山注定会更加坚定以俄国革命为榜样的态度。他这时就明确表示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同上，第337、361、408页。但是，孙中山是不是真的变成了一个鲍罗廷他们所期望的反帝革命的斗士了呢？未必。一方面，他深知：“欲排除外力，仅中国一国国民之力现尚有所不能。”同上，第76、321、361页。因而，他依旧相信必须联合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共同努力。这种心情在他在日本的讲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基于“大亚细亚主义”的信念，再三强调只要日本站到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一边，做“东方王道的干城”，这场斗争就一定能够胜利。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孙中山其实很清楚反帝宣传和现实外交之间的区别所在。因此，他在私下里明确告诉他的日本友人说：取消租界和不平等条约主要还只是一种宣传口号，不如此就不能把国民党有效地联合起来。但他还没有准备把这种宣传变成行动，他知道那样做还不现实。R Macleay to Austen Chamberlain，December 29，1924，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BFOC)，no 12881，1925，pp 73-75，F 592/194/10

无论孙中山激进的反帝表现具有怎样的复杂的背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国民党绝大多数领导人既不会那样仇恨帝国主义，也不相信必须要把反帝工作放到国民党的头等工作上来。孙中山说的是一回事，国民党多数领导人内心想的是另一回事。即使是对孙中山这时所主张的“以俄为师”，孙中山向所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就与孙貌合神离。孙甚至说：“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对二人一度颇有成见。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这时虽对孙中山的这一主张表面赞同，与苏联顾问也走得最近，内心却也不无疑惧。他在1924年3月24日给廖仲恺的信中就曾讲过这样的话，即：对联俄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可惜“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1276-1277页。

不难看出，相当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在联俄反帝问题上，已日渐与孙中山产生隔膜。他们多半并非缺少民族自尊感，但他们或者出于策略考虑反对过多地与列强为敌，或者对目前这种依靠外力排除外力的做法感到怀疑。蒋介石的情绪尤其能反映出国民党内存在着一种对苏联影响渗透国民党机体的强烈反感，以及对苏联政治意图的深刻怀疑。对于众多长期受到英、美或日本影响的国民党精英来说，他们对俄国人的不信任可以说根深蒂固。在这方面，不仅政治的，而且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因素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就这一点而言，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失败者。对于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联系远较与东方苏联社会主义的联系多得多的国民党来说，苏联人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这不仅在于，国民党并不就是孙中山；而且在于，受外力影响的孙中山乃至国民党在某一方面的暂时激进，也并不足以根本改变国民党自身的性质。相反，苏联渗透和推动的力量越大，国民党内的反作用力及其抗体就会越强，其结果当可想而知。

……

第二章 向左还是向右

孙中山自信方向不错：不能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推动中国走上反帝革命的道路，这既符合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宗旨和对落后国家的策略，也符合苏联自身的外交利益。但是，要真正促使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并坚持下去，仅仅靠影响国民党和孙中山是不行的。为此，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共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上层几乎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反帝革命影响的情况下，让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等人的支持者，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在这方面也确实不负厚望。

一、排斥外力的外力作用

孙中山：“外交纯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 / 孙中山全面效法俄共，欲造“党民”、“党军”和“党国” / 鲍罗廷就近指导，国民党全盘俄化，三民主义转趋激进 / 孙中山欲扣“关余”解困不成，国民党得到苏援成功崛起 / 广州商团私购枪支入境，孙中山先软后硬，武力粉碎商人反抗 / 孙中山表示，取消不平等条约，还只是动员的口号

二、谁主沉浮?

孙中山自信方向不错：不能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 / 共产党力求独立自主，国共摩擦加剧，孙中山左右为难 / 中共中央上书共产国际，控告鲍罗廷偏袒国民党 / 鲍罗廷：你们必须作出选择，要许崇智，还是陈廉伯？ / 斯大林：应当争取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政党 / 国民党二大召开，中共如鱼得水，反客为主，取得党权

孙中山自信方向不错：不能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

推动中国走上反帝革命的道路，这既符合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宗旨和对落后国家的策略，也符合苏联自身的外交利益。但是，要真正促使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并坚持下去，仅仅靠影响国民党和孙中山是不行的。为此，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共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上层几乎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反帝革命影响的情况下，让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等人的支持者，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在这方面也确实不负厚望。

共产党人首先成功地成为国民党内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并进入到其领导机关的最高层。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的人数虽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大约3%，出席一大的人数却已占到大会代表总人数的10％左右了。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中共党员所占人数达到了全体委员的大约25％，即将近1/4。而在大会后产生的国民党权力机关中央党部的7个部中，中共党员又占据了2个部长和3个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的席位，并且在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占据了1／3的发言权。加上鲍罗廷的顾问身份，共产党方面在国民党决策层中，自然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全国许多重要地区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组建工作先后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从而使直隶、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山西等地的地方党部，均为共产党人或亲共左翼人士所掌握。根据1924年3月6日国民党中执委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部所提各省临时委员会筹备员名单可知，中共负责并控制着的有直隶、山西、热河、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就连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亦有部分国民党支部为共产党人所左右。

如何利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势力对国民党上层决策发生作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可以肯定，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是寄予了厚望的。他们甚至“相信”，就连国民党也会“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83、80页。。似乎孙中山国民党也会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还是要靠共产党。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这种认识，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它对国民党社会成分的机械的阶级分析之上的。由于相信国民党包容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士兵、学生等各个阶级和阶层，共产国际显然不相信它会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政党。共产国际更多的只是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带有某种阶级倾向性的松散的政治联盟，相信它并不具有高度集中的和排他的特性，因而认为这也正好便于弱小的共产党在其内部发挥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认识，显然也影响了这时的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这时通过的决议案中，这种表面化的看法也成为他们认识两党关系的依据。他们确信：“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7、147页。因此，他们明确提出：我们应在国民党内组成中共党团，以便“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即“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同上。。

说国民党没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如同说国民党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一样，是一种不那么确切的说法。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确十分松散，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但并不是所有政党都必须像共产党那样高度集中和组织严密才算政党，世界上许多政党只是一种政治信仰甚或政治倾向的结合体，它们并不刻意要求所有党员都遵守同一戒律并保持同样的献身精神。对大多数政党来说，有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能力和献身精神的组织中心，就足够了。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政党。它的组织和行动中心，是由孙中山和一批效忠于孙中山的追随者组成的，党的一切重要主张和决策，几乎全都是由孙中山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如果以为孙中山个人因此可以随意改变党的政治方向，也是不正确的。同其他许多政党一样，党的组织核心的基本倾向构成了这个党的政治倾向，它既不受基本群众的复杂成分所左右，甚至也不受领袖个人一时的激进态度所摆布。人们拥护和追随孙中山，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孙中山才能正确地反映和实现他们的愿望。毫无疑问，要在这样一个政党中形成新的中心和争取领导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比共产国际领导人有更多的思想准备。这是因为，要把国民党拉到共产国际所指定的轨道上来，共产党人还深感自己缺乏足够的力量。为此，他们不能不极其小心谨慎地行事，一方面主张争取领导权，一方面又告诫党员“做法要自然，不要暴露自己的用意”，“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7页。；一方面主张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统一行动，一方面又担心中共代表集中活动，容易“引人注目”，“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故不得不秘密集会。然而，这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况且，在当时共产党内部尚有意见分歧并鱼龙混杂的情况下，秘密也是保守不住的。

1923年底，国民党改组事宜刚刚开始进行，共产党内即有人将鲍罗廷等秘密与广州共产党人讨论议定国民党党章政纲的情况透露给了国民党人，顿时激起国民党内一些人的强烈不满。直接受命参与负责改组事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大本营参议邓文仪等11人，闻讯后立即上书孙中山。并称：共产党陈独秀等不仅“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而且借鲍罗廷“替我党立言”，大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高调，企图“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置我党“于孤立无援之地”，并“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01页。。此举仅因孙中山不愿“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使国民党联俄和改组计划受到影响，才未能发生作用。

自1924年初起，至同年8月孙中山不得不同意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与共产党关系为止，国民党一大正式开始实行容共政策之后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国民党内发生的指控共产党人的案件就有20件之多，连署党员几达2000人之众。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第306-311页。其中不仅有大批国民党老党员，而且也有许多国民党一般党员；不仅有各地干部，而且有包括孙中山之子孙科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内的国民党众多要员。在孙中山的作用下，所有这些案件几乎都不了了之。

孙中山不重视国民党各地以及各级党员对共产党的检举和指控，一方面是这些指控大都缺少足够根据，另一方面则在于，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已丧失斗志，难以指望。他曾愤然痛斥一批告共产党状的国民党员，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不难看出，孙中山看重共产党人，并把组织发展等重任交诸共产党人，本身就是试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来推动国民党的组织发展。

孙中山显然意识到，在共产党难以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容纳共产党于国民党有诸多好处。首先，容共可以促使苏联更加重视并全力援助国民党。孙中山告诫那些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说：共产党人“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由于“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故必须与之联合。实际上，“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但“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岂不“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助矣”同上，第8卷，第458-459页。。可见，把共产党容纳在国民党之中，在孙中山看来，正可避免共产党包揽与苏联的关系，并促使苏联对国民党愈加重视。

其次，容共可以促使共产党人大量为国民党工作，利用其宣传和组织的特长。孙中山曾答复那些担心共产党打着国民党牌子“招摇撞骗”的国民党人说：“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哉!”同上，第11卷，第350页。在孙中山看来，容共政策恰可迫使共产党借国民党名义活动，为国民党宣传，助国民党发展，而避免其独树一帜或另谋他门。

再次，容共可以促进国民党人的奋斗精神。鲍罗廷曾公开宣称：“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鲍罗廷的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亦可看成是孙中山的认识。对于一个已缺少生气的党，加入一些急进分子未必是一件坏事。孙中山曾公开承认：“国民党内分急进派与稳健派，亦不得已之举。”“时虽有意见之冲突、反目、抗争之状态”，只要有“我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可称为综合派”者居中调和掌握，“定可支配大局无疑矣”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6页。。显然，容共政策对于国民党来说，不失为一种输血政策。

凡此种种，在孙中山看来，恰如鲍罗廷所说：“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2-13页。

可是，作为久经沧桑的一位大政治家，孙中山无疑有着兼容和排他的两面性。孙中山希望用其三民主义来包容共产主义，渐次使中国的“共产派”统统化为三民主义者；同时，他亦绝不允许任何人试图毁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为此，他一方面提议相当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另一方面却安排相当一批对共产党人持疑惧甚至反对态度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一方面批评公开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另一方面又责难共产党人试图吸引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并且破坏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威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国民党内不满共产党的情绪难以平息，愈演愈烈，甚至在国民党内已有相当势力和地位的共产党人，也颇多怨言，并苦恼万分。

共产党因其组织和人数有限，加入国民党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共产党一开始即按鲍罗廷所要求，把“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将所有的人送进国民党”视为其“首要任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6页。，因此，它的主要成员很快就陷入到国民党的大量事务工作之中，难以自顾了。仅以广州为例，1923年底，全广州共有国民党区委9个，支部64个，党员7780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仅30余人，却全力主持着其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从事工人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共产党的自身发展。至于其他尚未建立和正在筹建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一方面共产党人数量亦少，另一方面工作任务更为庞杂，其影响所及自然不能不使共产党逐渐“失去同工人群众的某种直接联系”，而变得近乎纯为国民党的发展服务了。

不仅如此，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始，共产党就立即陷入到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冲突之中。

其一，国民党内大批党员及至领导人，都极端怀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真正用意，许多人甚至从一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向共产党人发难，必欲把共产党人赶出去。而共产党人为求此种合作形式之保持，却不得不尽力隐蔽党团活动，甚至放弃为取得核心地位和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公开表示愿意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及纪律。《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06页。

其二，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要意见分歧，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共产党有责任且必须以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推进其革命化为己任。但根据国民党章程和一大《纪律决议案》所规定的“民主集权制度之组织及纪律”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32、38页。，作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却不得批评国民党中央的任何决定。由于共产党人难以放弃其批评的权利，因此它不能不经常违反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造成国民党人不满和指控的种种口实。

其三，作为国民党人，共产党各地组织及人员必须极力扩大国民党，但作为共产党人，他们首先应该合力使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按照国民党的愿望，国民党应该包容一切阶级、阶层和群众，吸收所有的人，但按照共产党的愿望，国民党只应当吸收社会上革命的分子和民众，把右翼分子排除出去，并把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交给共产党。事实上，共产党左右为难，动辄得咎。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国民党必然反感；遵守国民党的规定，则共产党势必要放弃列宁所强调的独立性。

共产党力求独立自主，国共摩擦加剧，孙中山左右为难

对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几乎很少有人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中关于争取领导权以及变共产党为群众性政党的要求，看成是必须立即实行的任务，但人们也决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员。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人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他们确信：一切必须服从于反帝斗争的需要索伯列夫等着，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因此首先必须改造和发展国民党，只有如此才能巩固和扩大共产党。鲍罗廷甚至宣布说：他在报纸上谈国民党，归根结底就是“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和“巩固共产党”见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二），1928年版。。因此，他们极力强调严守纪律，不使用任何左的共产主义言辞的重要意义，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约束自己，不要“引起麻烦”《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文献资料丛书》（1），第412页。。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后立即通过了一个妥协和调和的决定，劝告党员不要引起国民党人的任何反感，不要“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包括国民党内“左右之分歧”，而且应当使一切工作都“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甚至发展组织，亦应“十分慎重”，以免“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去拉他们的党员”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2-184页。。为此，谭平山、林伯渠等甚至辞去了中执委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职，让与国民党人，以示诚意。但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国共关系，很快就证明是行不通的。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共过于服从国民党的需要，卷起自己的旗帜进行了批评，维经斯基明显不赞同在国共合作中牺牲中共自身的利益与发展。因此，会议作出了与前不同的决定，明确肯定：

1 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关于这次扩大会议对国民党性质的看法，似肯定其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见《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但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第二部分关于此次会议的介绍中说，会议“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必然“趋于妥协”，而不能奋斗到底，故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2 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并设法改变国民党一大后过于集中和强调一致的缺点，应宣传“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从而便于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政策的公开斗争和进行反帝革命的广泛宣传。

3 必须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为贫苦佃农谋利益。不仅如此，只有“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并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6-196、202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52-54页。。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旨在加强火药味的会议。然而，强调独立性，强调派别斗争和反对一切妥协倾向，在国民党内部不满共产党的情绪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

1924年春天，国共两党围绕是否赞同苏联政府与反动的北京政府签约建交，以及是否赞同外蒙古进行民族自决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之间的争论迅速白热化起来。参见1924年3-4月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刊施存统：《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春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并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39-340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版，第300-301页。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违纪，以至于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投诉，日趋增多。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委更牵头正式提出弹劾共党案。7月，孙中山不得不签发“党务宣言”，并决定正式开会讨论这一弹劾案。国共之间的矛盾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两个性质不同、思维方式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有极大差异的政党之间，产生意见分歧，乃至批评、指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一个政党之中，保持组织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两种党员，并允许各自独立和批评自由，则是十分困难的。1924年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陷入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由于共产党人已全部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又不存在由下至上的民主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即便存在，以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占人数的比例，也不可能左右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和决定。因此，共产党人要想左右或影响其政策，就只能采取上层渗透、组织分化和舆论批评等办法，以便争取多数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左右中央权力核心，并使国民党受到下层群众及舆论的压力，保持左倾。但是，此举又必然要引起种种纠纷。

1924年5月，为迫使国民党承认批评自由，使其不致过多以纪律问题约束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决定使派别斗争公开化，为此特向鲍罗廷征求意见。《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6月。6月，鲍罗廷明确表示同意，并很快在与国民党中央监委谢持、张继的谈话中使用了这种策略。当谢、张等就中共党团问题质问鲍罗廷时，他公开宣称：“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国民党内反对苏联与北京政府建交的，可视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由于许多右派分子夹杂于中央执委会中，执委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共产党乃不得不组织党团”。此举虽属不得已，但他“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2-13页。

……

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中共难解的困惑：这么少的工人，如何发动阶级革命？ / 五卅反帝运动，共产党人痛感：“资产阶级不革命” / 邓中夏：省港罢工不取得国民党的帮助，几天就会倒台 / 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在革命中是何等重要 / 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最近将来的首要工作，就是推动北伐战争 / 三二○事变发生，布勃诺夫主导妥协，中共中央自我检讨 /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策略，既不能推翻，也不能拥护 / 列强对北伐态度不一，美国人最早注意到另一种可能 / 取舍难决：离不开的苏联援助，离不开的蒋总司令 / 汉浔事件，英国颜面扫地，列强开始把目光投向蒋介石 / 蒋介石：苏俄一旦不平等待我，我们一样的要反对他们

四、妥协与冒险的代价

向左，向左，再向左，把国民革命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 苏联，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体制的制造者 / 斯大林挤柠檬汁策略失败，蒋介石发动事变，中共丢掉上海 / 扩大还是深入？罗易力主深入革命，鲍罗廷但求维持联合 / 形势异常紧急，中共主张退让，莫斯科指示异想天开 / 罗易VS鲍罗廷：防御还是进攻？中共中央准备后事 / 问计无方，共产国际下令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向左，向左，再向左，把国民革命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国民党人中的右倾倾向越来越明显了，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西山会议派”揭竿而起，到廖仲恺被暗杀，到“左派”领袖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炮制《整理党务案》，直至走上军事独裁，急剧右转，再到国民党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追随蒋介石，公开排斥打击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国共关系迅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按照中共中央的说法，目前的形势“较之三月二十日之事尤为严重数倍”《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问题之报告》1927年1月26日，转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

十分明显，国民党领袖摆脱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乃至反目成仇的可悲结局已经隐隐浮出水面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国民党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沉浸在一种极度的兴奋之中，仿佛这一胜利足以改变一切，甚至会使已经开始右倾的国民党大踏步地向左跃进。

几个月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连篇累牍地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不仅相信“它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56-259页。，而且干脆称赞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真理报》1926年12月5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47-251页。斯大林则进一步宣称：欧洲式的人民起义和暴动，在中国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266-267页。

依据这样一种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开始相信：“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而上海工人暴动成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4-25日。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345、385-390页。当然，陈独秀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目前，工人群众还未必有这个力量。但他仍旧主张：共产党“要马上动作”，要准备一个抵抗，在上海工人起义胜利，蒋介石右派军队试图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际，坚决“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8-389页。 3月下旬，随着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和北伐军开入，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开始“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严阵以待”，决心保持手中的武装，并建立由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人控制的临时市政府，争取把上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1-392页。不难断言，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真正尝试独立地掌握武装和政权，和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问题。所有人都已经开始懂得，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否则在军队右倾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共产党人说话的地位。3月初，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遭杀害，南昌、九江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市党部遭暴徒捣毁的情况，无疑向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就连对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内部形势十分乐观的苏共中央，这时也在悄悄地告诫中国共产党：必须加紧发展群众运动，“必须把我们的方针指向武装工农，把各省农民委员会改造成为有自卫武装的、名符其实的权力机关”，还必须“驱逐国民党右派分子，使他们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转见艾亨瓦尔德：《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方针》，《真理报》1927年5月11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430页。

难道还有必要进行“考验”吗?对于鲍罗廷来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了避免自己被军阀势力所推翻，“实行退却是正确的”，“应当支持”；对于陈独秀来说，同这些左派领导人的关系充其量只是相互利用，在目前自己还没有力量单独进行革命的条件下，这种“考验”只能使自己被军人打败。无论如何，每个共产党人这时都清楚：“我们迟早必须退出国民党”，他们其实只是渴望能够胜利地退出，而不是失败地退出。因此，他们仍旧决心采取让步策略。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通过了两个决议，明令限制工会和农会的司法权，并提出没收土地必须在确保军官中立等条件下进行。否则即应停留在宣传阶段，以首先建立乡村政权为“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1927年5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36-137页。

从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后退，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看来完全是不能容忍的。处于苏共党内斗争风口浪尖的斯大林，也不能在这种问题上后退。不论这种后退是不是暂时的，它毕竟违反了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所描绘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而且承认它，势必会为一直在激烈谴责斯大林等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妥协退让的反对派提供炮弹。

因此，当共产国际获悉谭平山在担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就职演说里居然没有提到没收土地问题，而且还同意用和平方式“查办”长沙许克祥叛变问题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他们在后来被称为“五月指示”的信中指示说：“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信中认为：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至“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这正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因此，他们明确表示赞同罗易“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和“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的主张，反对用和平的方式来对待诸如许克祥之类的反动军官。而为了避免继续依赖于不可靠的将军们，他们更是明确提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并且要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电报特别注明：这样做“目前还不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446-447页。！

……

罗易VS鲍罗廷：防御还是进攻？中共中央准备后事

这样做已经太迟了。自蒋介石叛变，鲍罗廷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在军事发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五大即明确决定要发展自己的武装，此后并确实大力动员工农加入军队，试图用这种办法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使之革命化。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设法控制了在武汉的联合军校，并积极发展工农自卫武装。但是，要武装，必须有枪弹；要军队，必须有军官。而枪弹、军官统统控制在国民党人手里。湖南工农组织武器最多，亦不过千余支枪。参见《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368-370页。另据1927年彭公达报告，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之报告和1929年潘心源报告，可知当时长沙工人有枪不满400支，浏阳约600支，衡阳约100支，株洲160支，水口山200支，郴州100支，岳州100支，余均甚少。而中共可信赖的指挥官，这时也只有叶挺等几个人。不仅如此，由于长期以来军队都是雇佣军性质的，采取的是募兵制，一般有生活来源者决不当兵，动员工农参军十分困难。而且即便参军，因缺少军官和避免国民党及将军们无端怀疑，只能往现有军队中送，结果依旧是为他人嫁衣裳，根本变不成自己的军队。加上组织军队，即须训练，当时训练至少要三个月时间，否则根本没有战斗力。联合军校的学生就因训练不足，在配合叶挺部队抵抗夏斗寅部的战斗中，临阵慌乱，打伤自己指挥官多人，被叶挺下令连毙几人才压住阵脚，但仍不能作战。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86-1187页。此事足以说明适当训练之必要与重要。因此，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立即组建几万军队一点，都颇不能解。军队、武装既不能建，其他改造国民党中央，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等等，自然都是纸上谈兵。

6月4日，罗易在中共中央常务会议上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并提议组织特别委员会准备湖南暴动。同时，中共中央遵照国际来电精神，发出了致国民党书和告全国农民书，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之流为“反革命”，并火速派兵予以讨伐，呼吁农民夺取大地主、反动豪绅以及庙宇祠堂的土地，但对于小地主、革命军人、士兵的家属和土地财产，绝对不能侵害。《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27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就长沙政变告全国农民群众》，1927年6月4日。见《罗易赴华使命》，第303-307页。随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以栗去湖南组织临时省委，共产国际代表团则派两名苏联代表前往湖南实地考察组织暴动的可能性。

6月2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度召开联席会议，并通过决议，给共产国际去电表示不能接受其指示。陈独秀明确讲：只有允许退出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否则，向右或向左“我们都将垮台”，继续目前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只好再去寻找第四条出路。事已至此，还有没有第四条道路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26日。

于是，尽管各地发生的几乎所有暴动都是仓促举事，全靠各地党员骨干抛头洒血来点起那些瞬间即逝的火花，人员、组织、资财的损失难以数计；尽管莫斯科仍旧在告诫说，“我们正处于积聚力量的阶段”，阶级力量对比还“十分不利”，出现革命浪潮迅速高涨的前景还只是“极有可能”，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相信，应该把中国革命推到一个新的更激进的台阶上去。因此，在中国实行苏维埃的方针和办法的问题马上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莫斯科并为此公开声称：在中国，“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真理报》1927年9月27日、11月29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87-89、93-104页。何谓“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说中共全面夺取政权的形势依然存在。

9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明那兹起草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告：鉴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当然，“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决议强调苏维埃的组织应当在“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建立“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而决不应首先在小县城里组织苏维埃。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0-37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后的9月下旬，正是两湖暴动先后失利和南昌起义军在广东陷于困境，生死不明之际。不仅中共中央，就连罗明那兹等国际代表，亦对胜利前景不再乐观。因此，当中共中央宣布开始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同时，却被迫离开“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秘密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去了。它并且承认，从前于短时期内暴动夺取广大政权的希望，暂时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的策略虽仍是继续暴动，但大城市的暴动计划应暂时停止，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也只是“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0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6-377页。，而不存在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

……

第三章 从“彻底”到“不彻底”

第三是革命的方式问题。在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在采取何种革命方式的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共产国际的指令很清楚，即“可以在国民党旗帜下来组织暴动”。尽管共产国际也强调了发动暴动的必备条件，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比暴动更适合中国条件的革命方式呢?当然，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暴动是有特定的形式的。八一南昌暴动严格说来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几乎马上就制定了一个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暴动的方式上见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03页。，而把武装部队，如南昌起义部队仅仅看成是一种辅助的力量，生怕过分看重军事的准备而堕入所谓军事投机的泥坑。

一、为“苏维埃”而战

斯大林：不要多长时间，中国革命就可以重新回到大街上来了 / 暴动、暴动、暴动，中国革命已经到全国总暴动的局面了 / 俄国人指挥中国革命的结果：“苏维埃”成为中共特有名词与象征 / 革命--“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 / 城市苏维埃乍现广州，数千赤卫军牺牲，苏方人员曝尸街头 / 临时中央主张：“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暴徒分子’入党” / 共产国际否认中国有直接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坚持革命潮仍在高涨中 / 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循循善诱：“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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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指挥中国革命的结果：“苏维埃”成为中共特有名词与象征

“苏维埃”，俄语为（Soviet），其实只是“会议”的意思。它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只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很快则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渐成为和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进而利用它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的优势地位，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以苏维埃作为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作为一种权力机构，苏维埃的特点在于：(1)它不是按区域，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来选举代表，从而保证了代表同工业生产劳动者间的密切联系；(2)它废除了三权分立，使代表会议本身成为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高效率的独裁机关；(3)它完全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共产党人找到了实现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因此，列宁对它十分推崇，并极力推而广之。

不过，由于苏维埃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构的两种形式，因此人们对于苏维埃的认识也颇为矛盾。尽管斯大林断言它既是“起义机关”，又是“政权机关”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5页。，事实上，二者之间仍有区别。其一，作为起义机关，苏维埃是适应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作为一种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它则是布尔什维克根据阶级斗争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创造。

其二，作为自发的起义机关，苏维埃是充分民主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事实上它是一种包容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作为布尔什维克用来掌权的权力机关，它则是以阶级专政乃至一党专政为特点的，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布尔什维克就把它变成了一种独裁机构，排斥了非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党派团体的代表在其中发挥作用。不难看出，要把二者同时推广到中国来是相当困难的。

实际上，不论斯大林怎样强调苏维埃的二重性，作为具有自发性和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等重要特点的群众斗争组织的苏维埃，在群众组织程度较低，白色恐怖又相当严重的中国，显然缺乏客观的生长条件。因此，苏维埃从它被引入中国之日起，就变成了苏式革命权力机关的代名词。只不过鉴于中国阶级分化不够充分，以及农民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情况，共产国际根据列宁1905年的提法，认为它只能叫“工农苏维埃”而已。

所谓“工农苏维埃”，纯粹是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的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因为当时的俄国工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工人人数占人口比例较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俄国革命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以推翻沙皇专制，创造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条件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列宁既不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引导这场革命获胜，也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他坚信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亦即社会民主工党即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前身。）手中。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就必须借助于俄国农民的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会提出创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即“工农专政”或“工农苏维埃”的关键所在。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00-602页。

比照俄国革命当年的情况，斯大林等显然认为，“工农苏维埃”是最适合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革命政权形式。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现代工业的发展只在沿海少数城市中比较明显，绝大多数地区都还属于自然经济状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因此要指望共产党领导城市中少量的产业工人来进行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农民必须要在中国革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既然如此，根据列宁的观点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目标也只能是创立“工农苏维埃”。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共产党人一度寄希望于在中国马上实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前景，但斯大林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的革命阶段、革命形式和革命内容只能保持在一种不尽相同的水平上。

中国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革命阶段呢？根据斯大林在国共分裂后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说可知，他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按照三个阶段一级一级地向上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就是所谓“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是反帝，革命阵营包括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近似于俄国的1905年革命。到第二个阶段，革命开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成为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阵营内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近似于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到第三个阶段，即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开始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社会引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武汉政府的压迫”，而“脱离革命”，革命阵营就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了。它近似于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只是依据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它并不就是社会革命，而仍旧只能是民主革命，或曰土地革命。参见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1927年8月1日；《中国问题》，1927年8月5日。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1-324页；第10卷，第5-54、56-77页。

按照斯大林所勾勒的这幅革命发展趋向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理论上明显地相信中国革命必定会和俄国革命一样，会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按照几乎同样的历史发展线索和阶段演进，不断地走向深入和彻底。其基本的逻辑就是，革命最初可以是几个阶级联合组成革命阵营。随着革命深入，革命阵营就会一步步发生分化，并不断走向分裂，革命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但越来越单纯，革命的对象就会越来越多，革命的表现形式自然也就会越来越激烈。唯有如此，革命才能走向彻底和达到最终胜利的目标。

革命——“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斯大林所论述的这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形式和革命阶段论的内在理论关系。自国共分裂以来，中共领导层内部在新形势面前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对眼前发生的巨大变动难以适应。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前后，这种认识上的混乱更加突出，以至出现了组织上分裂的严重迹象。

首先是关于革命的阶段和策略问题。中国革命现阶段是不是到了俄国革命的1917年?革命是不是应该采取苏维埃的暴动方针?最激进的如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中的一些与会者，干脆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已经达到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程度。其他如湘南特委书记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的阶段和性质的认识也大体相同。罗明那兹和中共中央虽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看法，但在把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以便直接导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论断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274、284页。时，实际上也陷入了思想混乱的状态。因为他们其实并不认为有区分所谓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界限的必要性，不仅提出由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必须是“无间断革命”的观点，而且主张“现在”就“必须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0页。

显然，多数基层党部和普通党员却看不出这种前景。他们“大半消极并离开党，不赞成新方针，以为CP没有出路”同上。而另外一些从苏联回国，受到苏共反对派观点影响的党员，虽然相信中国革命必须将民主革命的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毕其功于一役，反对工农专政的口号，主张现在就应当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他们同时反对把中国革命现阶段看成是俄国的1917年，认为中国革命充其量只能以俄国革命的1905年为参照。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托洛茨基更明确地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已经失败，暴动及苏维埃政策应当停止，共产党应仿照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的策略，争取通过合法运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引导群众重新走入政治生活。

其次是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早在罗明那兹来华之际，他就曾明确地转达过斯大林的意见：不要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这种主张在强调中国远未达到俄国1917年的人看来，颇难接受。有些人甚至对暴动起来要杀人放火很反感，他们说：“我们要革命原本是对的，但是我们革命为什么要听俄国人的指挥？为什么要杀人放火做土匪一般的行为呢？”

从理论上，中共中央及多数中高层领导干部对此是能够解释的，他们专门散发了相关教材，告诫下级：“无产阶级是没有国界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利害完全一致，世界革命成功了，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们也帮助外国的革命，外国工友也帮助中国的革命。这个世界革命的总机关就叫做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这里面做事的各国人统统有，不过俄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老资格，能干的人多些，所以在里面办事的人也多些。现在中国共产党就是第三国际一个支部，所以必须受第三国际指挥，并不是受俄国的指挥。”“至于杀人放火，这是阶级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必须用的手段，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的。中国革命到了现在，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不烧他，他就烧你。我们看一看各地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的白色恐怖就可相信这句话了，我们还怕杀了敌人以后没有人吃饭吗？我们还怕烧了狗窝以后便造不出洋楼吗？”《中共江苏省委改造组织问题的报告材料》，1928年2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藏，石叟文库，XIX-9/23。

道理归道理，即使是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对该杀什么人，该烧什么房，认识也还是十分模糊。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出走，这或许不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共产党人历来只是习惯于把资产阶级看成是自己潜在的敌人，并视之为软弱无力的依附者。但放走小资产阶级，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几乎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一旦让整个小资产阶级站到革命的反面，革命队伍势将陷于孤立。

当然，和国民党关系破裂后，不会有人敢于重蹈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覆辙。况且此前经验已经证明，土地革命稍一彻底，就将吓跑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能不同意，只要坚持彻底的土地革命，就很难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伤害一部分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小商人是一回事，整个地把一切拥有财产房屋者统统当成打击的对象，剥夺之、杀害之，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对富农当如何，对中农当如何，对城市小商人、店主以及手工业主又当如何呢?实际上自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当前政策的“中心问题”。在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提出之前，这个问题并不紧迫，因为当时的政策还是继续要利用国民党的旗号，团结争取小资产阶级是理所当然的。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36-337，404页。而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一经提出，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严重了。中共一些领导人尽管多少还有些犹豫，对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仍旧希望“吸引他们参加革命”，对小商人、小店主等，也不主张没收财产，但苏维埃革命发动后的现实是，既然连那些“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都必须排斥，那么，对小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要予以压制和打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革命的暴动政策从一开始就照搬了俄国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见安东尼拉?萨洛莫尼着，卡佳等译：《列宁与俄国革命》，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3-94页。，提出了“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大杀大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的激烈口号参见《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中央常委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8月29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1927年11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51、366-367、399、523页。《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1927年9月29日，见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84年版，第113页。因为要求“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故不仅要尽量杀戮，还要摧毁包括官府、银行、工厂、店铺和房屋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工具”。如此恐怖手段，自然也就注定了“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当然不能迁就和顾惜。《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03-404页。

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多数地方暴动后都“大烧大杀”。

湘南暴动“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掉”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湖南平江暴动后，“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以至“数十里或百数十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无一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十分之四五”《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选编组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5页。

广西左右江暴动的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见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1954年，第30页。

广东海陆丰地区暴动，农民“对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地就地杀戮”，“剖腹割头”，“财产一概没收，房屋一律焚毁”。两县地主早已逃之夭夭，却还是杀了2400多人，其中许多自然是些“不能顾惜”的小资产阶级，甚或穷人了。见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8、65、157、208页。

第三是革命的方式问题。在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在采取何种革命方式的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共产国际的指令很清楚，即“可以在国民党旗帜下来组织暴动”。尽管共产国际也强调了发动暴动的必备条件，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比暴动更适合中国条件的革命方式呢?当然，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暴动是有特定的形式的。八一南昌暴动严格说来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几乎马上就制定了一个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暴动的方式上见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03页。，而把武装部队，如南昌起义部队仅仅看成是一种辅助的力量，生怕过分看重军事的准备而堕入所谓军事投机的泥坑。因此，尽管毛泽东早就提出过建立和保存自己的武装的建议，并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见《八七会议》，第58页。，却丝毫没有引起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足够重视。

苏维埃革命任务的提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以民众暴动为唯一革命方式的倾向。熟知俄国苏维埃革命历史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只能变得更加墨守成规了。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劝告他们注意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条件不成熟时应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很难设想中共中央会把这种极不规范的语言写在自己的决议上。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中，第一次写上了允许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和在农村组织苏维埃组织的意见。而在9月中旬，这些还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0-371、455-456、459-461页。只要看一看11月扩大会议对在秋收暴动中没有按照中央既定的暴动方针行事的毛泽东给予的严厉处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思想僵化的程度。关于给毛泽东处分的理由是，毛身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政策的特派员，却没有制止湖南省委“把暴动看做是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毛因此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81、483-484页。

事实上，虽然接连不断的暴动失败多少使中共中央悟出中国“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因而相信中国有建立工农革命军甚或革命根据地的某种需要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0期，1927年12月10日。，但他们显然对这种找不到先例的“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的革命办法还是感到怀疑。在11月扩大会议不久之后的一次专门会议上，瞿秋白就明确要求赴莫斯科的代表告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虽然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但许多同志认为“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11月27日。

城市苏维埃乍现广州，数千赤卫军牺牲，苏方人员曝尸街头

这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形势相当严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都明显地感到不知所措。武汉的党员，7月武汉分共前夕有8000人，8月初就骤然减至3000人，8月中旬更减至2000人，到9月就只剩1000人左右了《罗亦农关于湖北工作的报告》，1927年9月10日。，这种势头似乎无法控制。到11月底，中共中央实际可以掌握的党员人数，已经从五大时的5 8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减少了4/5还多。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中共中央感到严重焦虑。

更让中共中央深感不安的，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问题。人们十分担心，革命的失败是否会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尽管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断然否定中国有走上基玛尔道路的可能性，但罗明那兹告诉中共中央，“中国长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可能的”，要想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关键在于要能够使工农革命潮流迅速高涨起来，并使国民党人始终处于动摇和危机之中。实际上，中共领导人未必都认同罗明那兹的看法，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时候的国民党仍旧处于内讧之中，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共产党退出了国民党而发生怎样的改变，许多地方的民众仍旧处于严重的贫困、动荡和不安之中，共产党仍旧可以组织起一些暴动。这只能证明，国民党确实很少成功的可能。而这个时候广东国民党之间的内讧，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利用李济深和张发奎两派国民党军队在广东公开冲突之际，以彭湃为首的广东共产党人成功地组织了海陆丰农民暴动，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后，共产党人更乘虚成功发动了广州暴动，这似乎更加印证了中共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

此前中共中央领导的各地民众暴动，几乎清一色都是农民暴动。客观上，因组织农民远比在城市组织工人暴动要容易得多。中共中央虽一直不愿承认，心里却都很清楚，真正有条件取得成功的，目前还只能是农民暴动和农民苏维埃。但在理论上和俄国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上，城市工人的暴动才是革命胜利和巩固的“先决条件”，没有城市工人暴动作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因此，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其实都一直寄希望于城市工人的发动。广州暴动的成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渴望。

广州因国共合作和省港罢工等原因，共产党人在部分工人群众中确有一定基础。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就一直试图在广州大举暴动，均因国民党驻军兵力强大，又无军队内应及群众配合，都只做成一些小规模的骚动。此次，张发奎勾结汪精卫于11月17日发动广州事变，赶走了主政广州的桂系势力，引发与桂系联手的粤军将领李济深部与张发奎部之间的激烈冲突，战火再度在广东北部燃起。张被迫调兵北上堵截，造成广州空虚。11月26日晚，中共广东省委一致决定了乘机暴动，夺占广州的方针《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信》，192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页。，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准备于12月13日发动暴动。

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获悉汪精卫9日密电，知道汪已风闻中共的暴动计划，密谋要解决中共控制下的第四军教导团，并准备搜查全市共产党人及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因此立即电告上海中共中央，并转告广东省委，要求后者立即提前举行暴动。

对于广州暴动，上海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是明确的，即暴动应当建立在广州四郊及附近各县农民暴动和国民党兵变的基础上，并且应当尽早公布各种革命口号及法令条例，组织集会、罢工和工农赤卫军，以便发动群众。广东省委突然被迫提前暴动的计划，使原计划的各种准备及配合工作无法完成，这使暴动的领导人在暴动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次暴动未必能取得成功。但是，广州毕竟是人们熟悉的革命“圣地”，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如今又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可以借助，城市又如此空虚，共产国际还派有德籍巷战专家纽曼作为军事顾问前来协助指挥……眼见有如此多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人怎能不感到振奋？几个月来总在幻想俄国十月革命重现于中国的诸多共产党人，自然会惊愕地“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似乎即将来临。

自实行暴动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工作几告停顿。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人全力以赴地从事暴动夺权的各项工作，完全无暇顾及于此，而且还因为它处于地下状态，不便公开活动，同时又放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完全无法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团体进行合作。“五三”惨案的发生以及群众性反日运动的兴起，促使这个时候留守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此前的工作存在不足，他们决心不顾有“回复旧的联合战线而蒙蔽阶级意识”的嫌疑，参加到“小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中去，同时争取把反帝运动“做的含有很浓厚的反国民党意义”。当然，因为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也在激烈抗议，谴责日军暴行，他们自然会担心，不如此“简直是替我们的敌人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摇旗呐喊”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1928年5月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194-199页。他们所起草的“有国民党无反日运动，有反日运动无国民党”的“告民众书”，虽印了5000份，结果不论是在反日，还是在反国民党的问题上，对民众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通告，承认“这一反帝运动，确实被国民党领导了”，共产党完全“没有能够领导”。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决心改变此前策略，“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以便“运用城市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面具而取得其群众，也就是取得公开的地位以便到群众中去活动”。同时，他们在策略上主张用“检查日货焚烧日货阻运日货等类激烈的动作，以惹起许多小的冲突”，使国民党暴露其妥协投降立场，并借此来恢复自己的城市工作。《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1928年5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09-216页。这一策略迅速发生了效力，“五卅”、“六三”两天，在中共参加的反日大同盟以及工人反日后援会等组织鼓动下，上海有上千群众举行了示威活动，相当一批工人进行了反日罢工，群众反日斗争开始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尽管这还仅仅是在上海，但策略手法上的成功，还是促使留守中央进一步重视起日常的口号和斗争来。

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分析工具都是源自列宁主义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论观点和共产国际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套路，一贯是他们认识一切国际政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模式。故留守中央这时断定，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应该是开始以武力占领山东、满蒙、华北及全中国的最初步骤，而日本的侵略将严重危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由此必然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此一惨案至少“是太平洋战争的信号”超麟：《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月15日。为了反对这一战争危险，他们一方面与日本共产党人联合发表宣言，呼吁反对日本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宣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月15日。，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想要加紧鼓动群众倾向于革命，以便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在战争到来之际，能“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了超麟：《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月15日。

为实现加紧鼓动群众走向革命的目的，留守中央明确主张“把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发动城市广大的群众”。他们为此提议向群众提出“要求公开外交”、“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民众政权”、“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收回山东满洲的主权”等斗争口号，并“使之成为目前民众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起而斗争”。毫无疑问，这些口号明显地延续了此前联合战线的政策，与苏维埃革命排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方针不合。他们因此不能不特别加以说明，声称这只是一种斗争手段，“不能算作我们的政纲”《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1928年6月2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66-277页。，但他们在实际上已经多少意识到，在城市工作中，尤其是对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不能直接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而需要适应民众的反帝心理，迂回地前进。

然而，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在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体制内是很难被允许的。留守中央的这一策略很快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六大”主席团及国际东方部于8月上旬致电留守中央，明确批评要求恢复民主运动及国民会议、民主政权等口号有使民众对国民党产生幻想之嫌。瞿秋白这时更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上纲上线，把留守中央的这种做法称为中国党内“机会主义重新抬头”，即“新的右倾”，说提出这些口号就“意味着否定和取消苏维埃的口号”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383-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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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革命万岁”

留守中央再试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严厉批评，斥为“新的右倾” / 国际来信：任何以为中国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都是危险的 / 托派隐现党内，中共中央警告，凡小组织活动必予制裁 / 李立三：朱毛红军应占领一座城市以反对国民党进攻中东铁路 / 中共中央：坚决与远东局一贯的右倾路线“斗争到底” / 李立三：“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 城市中心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 / 中共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国际负责，不能接受远东局的提议 / 中共中央：“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应出兵中国北方 / 中共成立暴动总行委并电告共产国际：“你们不理解具体形势” / 斯大林：“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 / 临时小组：“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必须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去 / 米夫：王明等留苏学生才是“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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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来信：任何以为中国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都是危险的

9月初，中共六大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回到国内，开始工作，留守中央不复存在。新中央理所当然地重新回到彻底革命的立场上来，连策略手法也一概加以否定，认为那是“迁就落后群众的”。在新中央看来，要真正把群众从国民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就必须坚决地提出最鲜明而且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战斗口号，丝毫也不要拐弯抹角，尤其“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不应反日不反其他帝国主义和假反帝的国民党及各种改良主义派别，因为那样等于“跟着资产阶级于不知不觉中做了美帝国主义在华发展的工具”，“使革命的反帝运动变成了反革命的作用”《中央通告第三号》，1928年9月18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1928年11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723-746页。

1928年底，国民党二次北伐已经胜利完成，奉系军队战败退出关外。因日本军人制造皇姑屯事件，暗杀了张作霖，其子张学良毅然宣布易帜，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在历经20余年四分五裂、南北对抗之后，第一次再度实现了统一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在征服各地军阀时所采取的主要是分化收买、封官加爵的办法，因此只有直系、皖系和江浙系军阀等不复存在，其他割据各省或特定地区的各大军事集团，如张学良之奉系、冯玉祥之西北军、阎锡山之晋军、李宗仁之桂系，包括西南各省军阀盘踞的局面等，实际上依然如故，有的力量还因为大量并吞地方小军阀而更加膨胀。故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内部仍是派系林立，互不相下。1929年，南京政府以理财整军名义想要对各实力派所属军队进行编遣，即因利益分配不均，再度引发军事冲突。

中国政治的这种混乱局面，恰恰正是中共所乐见，并视之为革命高潮必然要迅速到来和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必然无法稳固其统治的一种证明。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相信，中国问题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争夺。特别是英、美、日三大国之间的争夺，已经达到“只能靠战争来解决”的程度。就世界范围而言，英美矛盾已成为“全世界冲突的中心”；而就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而言，则日美冲突已“表现出他是太平洋未来大战的根源”和“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中矛盾的中心”。中国目前的反日运动，实际上就是英、美为阻止日本的急剧扩张企图而推动的。英国同时也担心美国利用中国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财政资本垄断中国，故它又不能不与日本暗中勾结，共同扶助中国南北之买办豪绅地主阶级“共同对美”。因此，他们认为：“桂系军阀买办豪绅西山会议派”，是“在英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奉系张学良以及冯玉祥、阎锡山两军阀，正在日本帝国主义“挟制”之中；中国资产阶级蒋系军阀的背后，则是美帝国主义。他们断言，英、美、日帝国主义目前还处于相持的局面，一旦这一相持局面被打破，则不仅国民党各派要爆发战争，帝国主义也“终必出于武力之一途”，“靠着战争来解决问题”。只要战争爆发，就是共产党人“一个发展革命最好的环境”《中央通告第二十号》，1928年11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723-740页。

把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由于争斗和内讧而引起的一切战争，看成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证明和暴动夺权的关键时机，这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确信不移的一种观念。而192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大会通过的文件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问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了“严重危机”的“第一时期”和“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开始进入“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的“第三时期”。说这个时期必然是充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从而也必定会成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最终“把一切国际革命力量推动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到来。《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纲领》，1928年9月1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457页。

根据这样一种推断，共产国际六大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任务也很明确，即党应该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准备并实行武装起义，以之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及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手段”《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1928年9月1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458-469页。当然，它也并没有马上改变此前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还是强调了“积蓄群众力量”的问题。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573页。而既要准备并实行武装起义，又要着重积蓄力量，这种两面的要求只能让中共中央更加相信暴动的时机正在到来，关键只是在于赶快让工农兵士群众在无产阶级正确政策坚强的领导之下，“广大的斗争起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1928年11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732-733页。但是，中共中央所面临的具体形势，似乎并不能印证这一点。

自1927-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事实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尽管国民党及军阀内部仍旧争吵不休，但国家至少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这使得社会上大批中间群众迅速对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寄予了强烈的期望，因而也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改良与合法斗争的方式，来求得国家政治的稳定与民族经济的复兴。国内民众中的革命情绪迅速退潮了。

一方面，按照共产国际六大的观点，世界上“战争与革命的时期”随时可能降临；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辟道路。这种情况对于一心指望乘国内动乱以武装暴动迅速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情。而中共中央最担心的是，南京国民党人“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则不同”，这很容易在群众中造成严重的混淆，并使中共的宣传失去效力。因此，它不能不再三告诫说，南京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目前争夺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中央通告第三十号》，1929年2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44-53页。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并且发表文章宣称：“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以及欧战以来“一贯”“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的“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尤其是他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的扩大，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因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看我们能否很快的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决定”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1929年3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657、665页。

当然，此时群众中和平改良情绪的增长，也使中共中央深感革命主观力量的薄弱，因而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形势的估计颇不乐观。以至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重新演化为一轮新的内战之初，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发出进攻的讯号，而且还明确告诫全党：“军阀战争的本身，并不就是革命的高潮”，“他只是造成革命高潮的客观上可能条件(统治阶级的破裂与工农的痛苦加深)之一”。“革命高潮是要依靠着群众的组织力量，觉悟力量与斗争的勇气，尤其是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领导力量”。“群众自己没有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即使发生战争……对于革命运动仍然失却了客观上帮助的意义，反而更增加民众的痛苦与压迫”《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1929年3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71-77页。

但是，相信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将日渐巩固，全面战争和动乱的时机未必能很快到来，这不仅意味着革命高潮暂时还没有到来的可能，而且难免会使相当一部分革命者逐渐对革命的前途发生动摇。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认识，说既然“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那么当然“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1929年4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110-125页。虽然这样看问题的人还只是极少数，但过多地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强调它对国家统一、和平改良、经济发展的重视和作用，过多地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政策的区别，客观上势必使越来越多的人会这样去认识问题。

显而易见，在国民党基本完成统一中国的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之间围绕着形势估计问题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极大的困惑。因为事情很简单，如果中国真的在南京国民党人的领导下能够逐步走上普鲁士式的，或土耳其式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就没有暴动夺权的任何可能性了。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不能不直接出面加以纠正了。因为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等苏共最高领导人看来，承认资本主义有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的倾向存在，对于一个必须要领导群众进行夺权斗争的革命党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该信至3月下旬才送交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称此信“于四月才收到”，但实际上中央政治局3月26日已开会讨论，因此收到时间应为3月下旬。信中明确提出，那种“以为在中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健全’底纪元，已经开辟政治经济和平发展底道路”的右倾危险，“特别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如“公布一些社会改良的条例（部分的减少工作时间，分配红利等等）”，同时资产阶级各派一直“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幻想的空气，以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还希望反对封建地主与军阀以及保持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

来信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基本问题，并且也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一切关于中国有基玛尔式的发展之可能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空谈。”它们充其量只是“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来遮盖着它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孝顺，替帝国主义开辟道路，来使中国遭受殖民地地位的束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各派军阀也好，他们统统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斗争的现成工具”，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统一中国和打击豪绅地主买办阶级方面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同样，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是一样的，包括美国在内，它们都是要加紧“对中国的殖民制度的束缚”，所区别的只是侵略方法罢了。因此，“统一中国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是和土地革命及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联系着，分割不开的”三大革命任务，“只有革命高潮中涌出来的工农专政政府”，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1929年2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606-615页。

托派隐现党内，中共中央警告，凡小组织活动必予制裁

共产国际在批评中共“左”倾盲动主义的同时，又特别来信批评中共党内的右倾危险，是和这个时候苏共广泛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有关的。按照托洛茨基派的观点，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阶段，已经没有了革命形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势将逐渐趋于稳定，经济生产也必然日趋复兴，若“没有意外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模仿俄国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革命形势降临之际，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直接把革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见《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第224-225页。

不难看出，过分强调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可能性，过分重视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它对某些帝国主义的反对态度，包括认定南京政府已经并且可能会稳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就难免会得出与托洛茨基一样的观点。这无疑也是莫斯科这时极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1929年，托洛茨基的观点通过回国的留苏学生，已经对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共内部，托派小组织迅速产生，甚至党的前总书记陈独秀及政治局委员彭述之等，也逐渐接受并开始赞同起托洛茨基的观点来。

7月中旬，陈独秀即给中共中央去信，明确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来信指示的精神，并且批评中共中央接受国际训令的通告“是帮助蒋介石的宣言”。

8月5日，他系统提出了类似于托洛茨基的看法，宣称中共中央有一条“系统的在政治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其关键就在于，中共中央至今“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不知道大革命失败后，“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帝国主义施以“让步与帮助”，而且封建残余也“受了最后打击”，“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因此，他认为，当前国民党内部之军事的政治的冲突，“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决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的战争。不论他们之间“哪个是纯资产阶级的，哪个是带封建性的”，都毫无进步性可言，“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76-385页。

对于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直到6月中旬左右才开始发现。这时，已有十几名党员组成“中国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小组织，秘密出版了四期《我们的话》，专门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的文章和着作。他们多半确信，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民主革命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了。因此，他们力主应该改组中共中央以便改变党的整个路线。陈独秀这时并不完全赞同反对派的主张，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强调党内不同意见应以民主的方式在党报公开讨论，“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同上，第383-385页。

严格地说，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存在这样的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列宁就是在不断的辩论与批判中形成自己的力量的。然而，这种情况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列宁去世以后，已经逐渐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托洛茨基等人被整肃，更是宣告了一言堂制度的正式形成。要围绕着党的方针政策展开内部的讨论，即使在中国，无疑也是不可能的了。

早在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成员已被苏共中央开除出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9-420页。苏联当局并且于1928年1月17日把托洛茨基强行逮捕，按照俄国沙皇时代的惩罚办法，把他押送到靠近中国边境的阿拉木图进行政治流放。到1929年2月，托洛茨基干脆被宣布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的党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准备武装暴动”，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被苏联政府驱逐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去了。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中共中央当然要执行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号召其他各国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反对在它们队伍中建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任何企图”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38页。而且，基于必须高度集权，因而要将党内一切可能的派别倾向都消灭在萌芽之中的考虑。还在1928年8月13日，它实际上就已经发出了警告，要求全体党员必须“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它声称，任何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必须公开承认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任何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及“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均须“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否则“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1929年8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342-357页。

其实，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种强硬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开始试图禁止任何独立见解。从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文件可以看出，他们甚至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此前关于当前国民党内部冲突具有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阶级性质，以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与英、日帝国主义有不同策略，它必然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看法。《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6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179-212页。因为这种情况，他们甚至同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协助中共中央工作的远东局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但是，中东铁路事件的发生将这一争论拖延了下来。

李立三：朱毛红军应占领一座城市以反对国民党进攻中东铁路

1929年春，随着南京政府开始推行“革命外交”政策，分别与列强各国政府谈判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最大限度改变中国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不平等地位。这种情况直接刺激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一些负责的官员。因为中国东北三省，特别是北满地区，根据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9月24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沙俄当年出资修建的用于接通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的从满洲里延伸到中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所有权益中苏各半，并共同管理。由于双方隔阂甚深，冲突不断，因此东北方面早就有了利用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想法。因此，南京政府“革命外交”政策推行起来以后，张学良也很快策划了夺取中东铁路的一系列行动。

5月27日，张学良的军队对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苏联领事馆进行了突然袭击，并在强行搜查后逮捕了数十名苏联侨民，声称这些人正在密谋鼓动满洲革命，说起获了大量犯罪文件。6月初，他们又逮捕了苏联领事馆的官员和中东铁路的苏联董事。见《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第726页。7月10日，他们更进一步全面夺取了中东路的电报、电话系统，封闭了苏联的各种经营管理机关，逮捕了200余名苏方铁路员工，强行接管了铁路。同时，东北当局还强行把苏联方面的铁路局长及副局长等驱逐出境。见《外交史》，第三卷(下)，第718页：并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08-211、213-214页。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苏两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激烈冲突。

战乱尚未停止，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政府，敢于公然向苏联挑衅，这只能被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看成是其背后帝国主义调唆的结果。苏联方面迅速开始作出反应，甚至征调当时还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共学生及干部前往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准备参与针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军事行动。

7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向中共中央代表通报了这一事件的发生情况，明确认为这是整个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的一部分。说它不仅直接损害海参崴的战略地位，影响外蒙古的安定，而且也威胁了苏联远东的安全。尽管由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内部瓜分苏联的计划尚未商妥，使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还面临严重困难，但战争的爆发“是决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天天地迫近”。为此，他要求中共根据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和当前局势，立即开展“拥护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宣传，特别要在八一反帝日掀起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大示威。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8月1日，当成共产国际动员各国群众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检阅自己力量的示威日，这是共产国际六大以后才决定下来的。而在苏联利益遭受威胁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立场，六大也有了明文规定。这就是，对苏联构成战争威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应毫不犹豫地“促使本国政府在这一战争中失败”，“不要让资产阶级以叛国罪名把自己吓唬住”，因为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祖国。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54-58页。毫无疑问，这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

7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全面动员，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组织“八一”示威。尽管共产国际代表否定了李立三提出的命令朱毛红军占领一座重要城市，举行大示威发宣言的建议，但与会者仍旧决定公开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并在一系列通告、宣言、告同志书中，公开号召“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1929年7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385-388页。中共中央并且断言：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之日，就是世界革命爆发之时，它必然“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1929年7月24日。

还在7月15日，中共中央就在上海组织了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并由罗登贤、李立三、李维汉三人组成了主席团。22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联合反帝、青年反帝及东方反帝三个同盟共30多个进步团体，组成反帝大同盟，召开了代表会议，力图通过它来领导八一大示威，并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同时，它还决定26日先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下进行一次大演习。但是，26日当天，中共中央总行委只组织了数百人的游行，而国民党29日却组织了上万人的反苏大会。到8月1日，中共组织起来的示威群众总共也不过一两千人。由于没有集中行动，各区受影响围观集会者虽有近万人，但亦未形成大的声势，罢工的发动则更是完全失败。

对于中共中央的行动，共产国际是比较满意的，但中共党内明显存在不同意见。陈独秀首先于7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率直地批评中共中央“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不了解国民党在“拥护中国”、“拥护民族利益”的口号下宣传收回中东路问题，“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要真正争取群众，宣传口号上必须讲求策略。《陈独秀1929年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74-376页。

不用说，中共中央激烈反驳了陈独秀的来信，指责陈的主张是“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是试图“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中央复陈独秀的信》，1929年8月3日。对此，陈独秀也毫不妥协，愤然责备中共中央“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完全不懂得对于阶级斗争中“夹杂的民族问题”，必须“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盲目以为“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以至“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把群众发动不起来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客观，这仍旧“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即“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陈独秀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86-390页。

不论陈独秀此时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是否更加合理，都已经毫无意义了。中共中央几乎不可能接受一个被共产国际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前总书记的质疑。更何况，陈独秀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明显反映出托洛茨基的主要观点，提出了中央的路线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中共中央视为党内反对派的代言人了。中共中央为此尖锐地批评陈独秀是“以托洛斯基主义来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完全离开中共六次大会以至国际的路线，并以许多挑拨的言辞来制造党内的纠纷”。它甚至开始怀疑陈独秀已有小组织的活动和分裂党的阴谋了。

9月底，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约见陈独秀，指出陈独秀作为党员应当遵守六大决议，只有在革命失败后、大会召开前，或中央违反了阶级利益时，才能讨论原则问题。同时，他严厉批评了陈独秀把给中共中央不同意见的信件在同志中传看的做法，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远东局随后召开会议，建议中共中央就陈独秀的来信形成决议，连同来信下发支部讨论，告诫陈停止小组织活动，并强行分配其工作。

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接受远东局的建议，随后于15日做出了要求“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1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70-374页。仅仅几天之后，因为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反右倾、反调和的新决议，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态度突然变得异常严厉。因为中共党内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都曾经是陈独秀的学生或下属，面对共产国际要求坚决反右倾、反调和的新方针后，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右倾如陈独秀者，无论如何不应进一步迁就调和。于是，中共中央20日作出决定，将陈独秀开除出党。紧接着，江苏省委于21日首先通过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决议。《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红旗》第52期，1929年10月21日。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批准江苏省委决定，并公开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1-393页。在发给下级支部的有关文件中，中共中央严厉谴责陈独秀关于中东路及政治问题的信件“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和“一小撮托洛茨基反对派立场的大暴露”《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中共中央：坚决与远东局一贯的右倾路线“斗争到底”

中东路问题，因苏联坚持强硬态度，不接受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单方面措施，双方于7月底开始陷入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随着苏方调集的部队陆续抵达中苏、中蒙边境苏联一侧，苏军接连几次深入中国东北境内，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实施打击。到11月底，东北满洲里、海拉尔等重镇相继失陷，东北军上万人被歼。张学良无力再与苏联对抗，最终不得不示弱求和，主动表示愿意遵守中苏1924年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双方就此开始谈判。

中东路事件开始降温，但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反右倾、反调和、反取消派指示精神的压力下，反而进一步推进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和行动。它宣称“只有取消主义者陈独秀们”，“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才看不出现在新的革命浪潮“要更快的成熟为世界的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593-602页。在它看来，“最近几日形势的发展”，不是显示国民党方面已经无力挑战苏联了，反而是说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说明“武装保卫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说明“它与党之争取群众反对军阀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已成为不可分离的路线，而且更加重了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中央通告第六十号》，1929年12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561-576页。因此，它并且为此发指示给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声称：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12月10日。

严格地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并没有对整个形势的发展作出较此前更为脱离实际的分析，特别是在对中国革命形势及策略任务的估计上，它仍旧在继续中共六大及共产国际六大的认识。共产国际新的领导人莫洛托夫和米夫这时都认为：“目前谈论在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问题，还为时过早。”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2），第42、51页。但是，因为这次执委会是旨在解除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的职务，并清除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因此才有了要求各国党坚决反对一切“右倾观点”、“取消派分子”、“调和派分子”，以至所谓“目前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各国共产党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发展速度的危险(尾巴主义)”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57-158、160、192页。的宣传。由于这时的中共中央刚好是在布哈林具体指导下刚刚成立起来的，工作了才不过一年多时间，因此它对这次会议的要求不免会表现得格外敏感，极力想要划清与布哈林的关系。从开除陈独秀到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升温，都反映出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

中共中央生怕被指责为右倾，而极力向左，也有此前种种认识偏差方面的原因。检查起来，都可能被扣上右倾、调和，甚至是取消主义的大帽子。

如1928年底至1929年初，中共中央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矛盾的看法，和对美帝国主义作用及政策的看法，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相比，就存在着右倾的倾向。共产国际2月8日来信，就曾明确提出过批评。

同样，六大之后，根据1928年六大关于“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主张，中共中央曾着重强调富农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压迫”的情况，决定“吸引富农到革命战线之内来”《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1929年2月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17-22页。不料，进入1929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变化了，它们对中国富农的看法也变得很极端，认定中国的富农多半“都是小地主”，批评中共中央在富农政策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688-699页。对此，中共中央甚至一度还没有根本转变态度。在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就富农问题与远东局代表谈话时，他们仍旧认为反对富农而不顾其中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愿意参加革命与否，“是要发生毛病的”。

与此同时，在黄色工会与赤色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过去始终认为“要以赤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起党团作用则是不可能的”，说“黄色工会是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不好再有秘密工会的组织”。而且对于黄色工会，也只应当全力去夺取，而不应当另立工会，以免造成工人群众的分裂、对立，或出现统一战线问题。这种态度也遭到过共产国际的激烈批评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2），第36-38、59-60、66-67、70-74页；《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1929年8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744-748页。，从而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在客观上“取消赤色工会组织发展”的“不可否认的错误”《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1929年12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576-592页。

不难了解，这些接二连三的带有某种右倾倾向的“错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反右倾、反调和、反取消派的决议结合在一起，将会在这些中共领导人内心造成怎样的一种心理压力。它们会直接推动中共中央进一步向左转，毫不奇怪。

1929年12月初，远东局就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问题通过的一个决议，并将该决议的副本送交给中共中央。该决议除谈到远东局对全会决议的态度外，还特别指出中共中央在三个问题上犯有右倾错误，即富农问题、赤色工会问题，以及同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关系问题。由于俞作柏、李明瑞等与蒋介石等存在尖锐矛盾，并同情共产党，中共广西特委曾试图与其结盟，李立三甚至曾经考虑吸收俞作柏入党。由于共产国际视俞作柏为国民党改组派左翼，故对此表示反对。后中共中央改变态度，要求广西特委反对改组派及俞作柏，广西党代会亦就此通过了决议。在九个月之久的共同工作远东局受命作为代表团来中国上海帮助工作，是1929年2月底。中，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固然在一些问题上发生过争论和分歧，但远东局从未私下或公开指出过中共中央犯有右倾错误。如今远东局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突出强调反右倾、反调和倾向的时刻，向共产国际指控中共中央犯有右倾错误，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深受震动。联系到中共中央正极力想要与布哈林划清界限，并担心此前所犯的各种“错误”发酵，可想而知它会作出怎样激烈的反应。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远东局决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远东局避开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反右倾的正确立场和工作方针不谈，抓住个别道听途说或早已纠正，并且有历史原因的枝节问题夸大其词，上告国际，不仅徒增纠纷，而且可能严重损害中共中央的威信和工作，便利取消派的攻击。与会者明确要求远东局立即修改决议，否则，他们宣称，中共中央有必要派人到共产国际去进行争论。他们并且反戈一击，指责远东局恰恰有一条“一贯的右倾路线”。他们一条条举证指出，远东局曾经不同意说中国党内目前最严重的是右倾危险；曾经试图取消游击战争；曾经认为英、美有相互勾结以稳定南京政府的可能；曾经怀疑陈独秀是否有变为反对派的危险，甚至决议中最后还对陈独秀能否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问题抱有幻想，说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远东局的右倾倾向才是严重的。

12月10日-17日，双方接连召开了三次联席会议，围绕着相互之间的指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相反，双方关系中的一些弱点充分暴露了出来。远东局代表奥斯丁颇有些傲慢地教训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代表应当“规矩一点儿”，罗伯特斯则断言中共中央只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才“进行了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在其他问题上“是很糊涂的”。这意味着远东局不仅不打算修改自己的决议，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然而，由于共产国际规定远东局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帮助工作和代表国际具体指导的关系，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颇不客气，一再指责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路线”，并扬言要“坚决的与之斗争到底”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第249-267、294-305页。

李立三：“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1929年12月3日，张学良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派代表在双城子与苏联签订了和平草约。22日，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代表与苏联代表在伯力签订了有关中东路等问题的议定书，全部接受了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基本恢复了中东铁路原来的情形。至此，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中苏冲突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关于反苏战争“马上就要爆发”的估计，自然也无从实现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对国内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加速罢工、兵变、暴动等工作的布置，会因此变得实事求是一些。恰恰相反，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反右倾的压力，再加上远东局的指责，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反而变得愈加激进了。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来信。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各派的反动本质，尖锐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右派”，亦即陈独秀的“取消派”，把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某些派别与武汉政府时期的政治派别进行比拟，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要求“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政纲”，因为它否认正在生长的革命浪潮，甚至否认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客观上的前提。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791-799页。

中共中央于1929年底和1930年1月两度讨论了国际来信，并通过决议表示接受。它明显对来信所称“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的形势判断表示拥护。因为这使他们更加相信，加紧进行暴动工作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也成为中共中央用来“证明远东局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总的路线和总的部署，实际上是同意的，并没有丝毫的否定和批评。

坦率地说，共产国际1929年12月底的这次来信，还不能看成是莫斯科大幅度政治升温的标志。事实上，来信所强调的依然还是“准备群众”的方针。与前不同的只是，它注意到中国党在五卅、八一等斗争日里，已经能够发动成千的工人群众进行“革命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了，从而相信中国的工人运动开始“复兴”，说中国革命高潮的发展有了“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可以把“准备群众”的方针向前推进一步了。但是，像它历来的做法一样，它同时也仍旧告诫说：“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依然落后于不断增长的群众的不满情绪、积聚的革命热情和自发的运动。”“党没有解决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的任务”，“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这不能不成为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危险”《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实际收到来信已到12月底），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791-799页。考虑到共产国际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这种警告其实还是值得注意的。

1929年底至1930年初的中国工人运动，特别是上海工人运动，的确给人以某种复兴的感觉。工人斗争十分踊跃，罢工怠工此起彼伏，斗争内容及形式也多种多样，共产党人在上海已能够深入到各个主要工厂中，并分别组织起大约2000人的赤色工会会员或纠察队队员，能够发动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但是，在其他城市或工矿企业几乎没有赤色工会的组织。中共中央对此也很清楚，知道“现在的赤色工会薄弱到极点”，人数最多的赤色工会也不过百人左右，中共领导的上海电车工会人数较多，总共也只有30多人，其他赤色工会最少的只有几个人。相比之下，国民党领导的各种“黄色工会”下面却有大批群众。因此，在1929年底讨论国际来信时，他们还不能不承认：“赤色工会数量微弱，黄色工会的影响还大”，“目前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发展”参见《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1930年1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1-13页。而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同志对来信中的形势估计发生误解，他们甚至决定将来信中“高潮”一词译为“浪潮”，避免下级组织发生过分的估计。

然而，上述情况丝毫不会改变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在它看来，客观的革命形势实际上已经接近成熟了，关键仅仅在于主观力量还准备不足。问题在于，一旦客观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难道可以等待主观力量成熟而听任直接革命的形势从眼前白白溜掉吗?

1930年2月，蒋冯阎中原大战逐渐揭开帷幕，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以及桂系李宗仁、粤军张发奎等，公开与冯玉祥、阎锡山携手，发动反蒋战争。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瞬间就在全国展开了。

向忠发和中共中央电报中所描述的大好“形势”，明显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不仅红军并未攻占其电报上所说的这许多城市，且长沙也是乘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参加中原大战，城内空虚夺占的，几天后就因为何键回援而放弃了。而城市暴动最需要的工人武装和军队工作，这时也并无多少基础。中共在武汉国民党军队中并无工作，在南京也仅有几个支部在驻军中活动，甚至中共中央宣称暴动形势最为成熟的武汉，也“仅有同志四十人”《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247-249页。

很难说中共中央领导人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至少在8月10日前他们已经得知了武汉和长沙的情况。《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247-249页。但这丝毫不能阻止他们继续作出极端盲目的部署。

8月14日，中共总行委发出时局宣言，公开宣称“革命的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了”，故而号召人民群众“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它还明确指示红五军“反攻长沙”，“扑灭何键”，“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红二、六军进攻沙市、宜昌，必要时可直取汉阳；红一军则“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红三、四军拿下南昌并九江后，亦汇合红八军进逼武汉。命令武汉党组织应“猛烈的扩大组织”，“十倍努力扩大”工人运动，准备“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1930年8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250-265页。

……

斯大林：“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

从今天可以看到的文献可知，还在1930年8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就曾有过一份电报，明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的指示：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战斗，从组织上加强党，千方百计巩固苏区，为红军创建一个或几个据点”等。从电报内容可知，共产国际这时还不十分清楚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及其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的考虑”，不清楚中共中央目前的“确切决定及其理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8月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89页。

12日，远东局的罗伯特斯从武汉发来报告，因为电讯条件有限，电报内容十分简略。粗略可以了解的只是：武汉地区形势不稳，但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罢工和群众性示威游行，目前情况下不存在暴动条件。工人群众中虽有战斗情绪，但中共尚未加以领导。当地中共的领导人认为，只有暴动才可能促成群众运动的形成。因此，远东局仍旧无法说服中共中央，他们仍旧坚持要举行暴动，并要求莫斯科迅速作出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12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99页。

直到13日，我们才看到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要求作出了明确的反应。他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愤怒地写道：“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30年8月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00页。

又过了12天，即8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形成了正式的电报答复稿，并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共产国际这次的电报才明确无误地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电报称：“在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的红军，而在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在农村还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强烈骚动。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共产党实行正确政策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然而，帝国主义者目前光在汉口一个地方就有相当于十个师的兵力，在上海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为此，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恢复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正常领导机构”，并要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1930年8月25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30-332页。

与此相对照的是，国民党这时仅在上海就已建立起120多个大小工会组织。他们通过支持各工厂工人的经济斗争以及反帝斗争，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劳动立法等等，动辄就可以发动起数千工人的示威游行。而一向以做群众工作为拿手好戏的共产党人，在城市中渐渐失去了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各种条件，以至不得不通过强迫命令的方式，要求下级党员干部及群众骨干冒险举行各种飞行集会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1931年，共产党在红军、苏区及其政权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几乎同它在城市工作方面影响力的缩小一样明显。

自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红军在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三次“围剿”，歼敌数以万计，将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四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5万主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中央根据地。通常史书均认为，至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江西中央苏区已扩大至21县，拥有250万人口(见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等)。但查苏区中央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后于10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此时“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至于人们通常所称之21县之其他如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宁化、清流、归化等，还全在国民党手中。电报称：对这些地区“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他”。结合欧阳钦9月1日报告，似可断定，此时除瑞金外，周围各县多数尚处于拉锯状态，一时还未能成为真正的根据地。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及湘西根据地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全国红军已达10万人以上，其所控制的区域已有数万平方公里。

苏区的发展，无疑是以红军的不断巩固和壮大为前提的，而红军的巩固和壮大，也离不开苏区的发展，特别是离不开苏区有效的政权建设和正确的政策实施。没有苏区为依托，红军势将疲于奔命，难于长久支撑；没有苏区的发展扩大，及其有效的政权管理和正确的政策，在战争日益频繁、规模愈来愈大的情况下，红军也绝难应付日渐加剧的物资需求和人员损耗。

仅以江西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役为例，第一次红军伤亡约2000人，第二次即增至4000人，第三次更达16000人，总计22000人，其中牺牲约2000人，残废约1000人，并牺牲军长一人、师长二人，中下级干部伤亡数目尤甚。

第一次战役时，士兵每天尚有0.15元的伙食标准，月发生活费平均不足1元，加上医院费用，开支总计可达25万。此役之后，伤病大增，兵员亦急需扩充，而筹款及物资却日渐困难，以至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降至0.1元乃至0.08元，生活费完全停发，月耗总计已不足18万元。即便如此，情况仍旧十分困难。加上地方政府及赤卫队经费亦须补助，“兵兴之后，宣告免收土地税”，“红色区域无款可筹”，苏区政权及武装月需约30万元，全部要靠红军在敌人“围剿”间隙之际，向外扩张或到白区去打土豪才能获得。然而，打土豪毕竟范围有限，数量有限，不足持久；而扩张越多，政权、武装等各种消耗和负担越大。因此，红军及苏区最终还要靠自身条件来解决主要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共产国际过去曾反对红军集中，主张红军应该分散在许多区域，对建立和保持农村根据地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当时“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集聚了那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终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因此，他们必然“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最终难免要和农民“发生相当的误会”。所以，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认为必须将红军分散到各个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然而，随着斯大林对中国红军的作用逐渐重视，以及人们对中国革命特点的逐渐了解，共产国际在1930年以后明显改变了此前的看法，开始确信在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和集中红军一步一步向外扩张的方法，来推进革命，直至“以农村暴动包围城市(包括较大的和最大的城市)”，最后“由起义工人和红军去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这样一来，在根据地大致建立起来之后，政权建设及经济建设的问题，自然应当得到格外的重视。

……

三、失败的战争

党内反对派：“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 / 共产国际：必须把60%的党务人才统统派到苏区和红军中去 / 军事顾问：现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创立整片的苏维埃区域 / 临时中央：任何保守和等待，都是对苏维埃运动的犯罪 / 苏维埃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绝不能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 《大公报》：今日“左倾右倾，皆成废话，资本劳工，同受牺牲” / 临时中央：要救中国、要抗日，必须要先推翻国民党 / 蒋介石：必须统一长江流域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 罗明：就是列宁来对群众演说三天三夜，也不能转变群众情绪 / 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愿意联合抗日的“三条件” / 远东局：我们与反蒋派将领周旋，根本目的是争取他们的士兵 / 莫斯科：有无可能通过十九路军向中央苏区运送武器弹药？ / 共产国际：“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

军事顾问：现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创立整片的苏维埃区域

可以肯定，共产国际这时对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及经济建设、军事工作等等，都是极为关心的。自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应当把苏维埃政权立即建立到有红军拱卫的农村根据地去《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之后，它就一直在不断地催促中共中央尽快召集各地苏区代表会议推举代表，以便尽快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初，它甚至亲自为中国苏维埃起草了《土地法令草案》、《劳动法草案》、《关于经济政策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草案》，以及有关苏维埃组织建设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上述文件分别可见于1931年3月9日和9月7日的《红旗周报》第1期和第15期，等。同时，它还专门为中共中央军委派来了军事顾问，以便可以就近指导中国红军应付大规模的战争。不过，共产国际显然并没有从它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那个角度考虑问题，在它看来，此时重要的似乎已经不再是什么生存条件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地发展，即如何进攻的问题，特别是如何使之正规化，以达到足以同国民党政权相对抗，足以号召中国劳苦群众的程度。因此，共产国际急于为中国苏维埃起草一系列法令法规，却很少为之考虑应当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和建立必需的税收财政制度等重要问题。

其实，急于立即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在他们看来，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已经可以达到很快地将分散的军事行动和零散的根据地统一集中起来的程度了。只有如此，共产党人才能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形成巨大的政治号召力，进而准备同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进行决战”。因此，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一到上海，就立即支持中共中央提出以“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维埃区域”为“现在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苏区的设想，最早是中共三中全会提出的。但把它作为现阶段“中心任务”，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起草《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时明确下来的。

当然，在1930年底国民党开始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之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们也一度感觉到形势的严重。因而，他们在提出红军“应最高限度的坚决的去执行”击溃敌人实力，以实现建立湘鄂赣整片苏区的中心任务的同时，一再叮嘱红军务必采取灵活的战略。如“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我们要红军主力军打破游击主义的传统，但我们决不是主张放弃游击战术的运用”《中央对苏区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尤其不应忘记：“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据此，他们甚至预先就为主力红军放弃现有根据地安排好了退却的方向和地域。分别见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起草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年2月；《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1931年3月2日。这说明，共产国际开始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现实的。

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够在华中、华南几省交界的偏远地区存在，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的和地理的背景。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多数地区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农村和山区，不仅交通阻隔，而且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利于造成割据的局面。而且，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这种情况仍未有根本改变，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或致力于争夺中央政权，或致力于防卫其交通要道及城市，很难有更多的实力把其统治伸入到其所占地域的偏远角落，这就进一步为共产党人进行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闽赣湘鄂几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仍有诸多不利因素。

首先，根据地虽处于几省偏远地区，但仍属中国心脏地区，对国民党之统治及其国家整个交通大动脉和主要中心城市，均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其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势必要大力加以清剿，这自然使根据地和红军不能不经常处于战争之中。

其次，由于敌人志在必得，战争越打越大，红军势必不断扩充，而根据地亦须不断扩大才能满足红军在人员及物资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但根据地越扩大，必然越接近交通干线及主要中心城市，从而越加剧国民党的恐惧，使战争愈发扩大和残酷。如此则必然形成恶性循环，迅速造成总决战的局面，使既无足够物质准备，又无必要回旋余地的红军很快陷于困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使红军保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并以“保全红军实力”为原则，而不以死守一地为原则，确有重大意义。事实上，过去红军正是在这样一些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成功地生存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自从共产国际三番五次地主张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付诸实施之后，继续着重于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很快就变得不那么现实了。

所谓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实际上就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而所谓苏区、根据地等等，实际上也就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现有的区域和领土。这样一来，人们显然很难再单纯地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一切都政治化了。红军的进退胜败，将不再是军事问题或实力消长及存否问题，而将成为整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也就是说，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提出，不可避免地会使红军和苏区，特别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渐渐地失去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住。

不仅如此，政权和国家概念的提出必然会激起人们进攻和决战的强烈心理，从而再度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情绪，以至日渐对形势发展、敌我力量对比，以及阶级关系的状况等等，发生过“左”的估计。

临时中央：任何保守和等待，都是对苏维埃运动的犯罪

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责令“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明显开始主张改变此前军事上的灵活策略。它明确要求红军必须“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必须致力于“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而必须以坚壁清野和群众游击战争的办法去困扰敌人，抽调出红军主力“来给敌人以不及预料的反攻”《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1931年6月1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291-308页。

8月30日，当中共中央了解到“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还没建立”，红军“困于长期的内线作战，很困难的向外发展”时，依旧主张“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它还特别强调说：“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必须有一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来领导这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国内战争与发展土地革命”。而其解决军事危机的办法，却是什么“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组织群众的团结力量”，“尽量扩大和加强群众的自卫能力”。在他们看来，只有愈加紧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群众的发动力和团结力才愈能加强”，从而“使他们自动的去发展游击战争，阻碍敌人的前进”；只要群众都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战争，就不愁打不败敌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355-375页。

9月中旬，当国民党广东广西军队联合发动讨蒋战争，日本关东军又悍然攻占东北沈阳等地，蒋介石第三次“围剿”被迫中止之际，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401-415页。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基于一个全新的国家和全新的政府的建立，中共中央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目前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中央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1931年12月4日；《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535-543、544-549页。

1931年6月以后，由于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重要成员接连在上海被捕除向忠发外，据报载，6月15日被捕的还有远东局重要成员牛兰夫妇(即一般认为是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会议办事处负责人，实际为远东局交通系统的负责人)，另8月9日还有所谓“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米雷被捕”。(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其人情况不详。，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已纷纷隐蔽起来，中央工作仅由各部联席会议维持。至8月，远东局建议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王明等前往中央苏区据周恩来回忆，八月远东局要我们都到中央苏区，王明不愿意，要到国际，后得到批准。另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可知，因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决定让周恩来去中央苏区，1931年5月17日共产国际亦表示批准周去6-12个月时间。因6月向忠发被捕，共产国际再度讨论过周恩来的安全问题，建议周或去中央苏区，留在苏区中央局，或让周到莫斯科来待一段时间。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312、340页。，另组临时中央以便正常进行工作。经王明推荐，年仅24岁，一年以前刚刚回国参加实际工作，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竟得以牵头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除卢福坦、陈云、康生资历稍深，卢、陈、康具有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资格外，博古、李竹声、王云程和随后也进入政治局的张闻天，则都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刚回国不久，不具备中央委员资格的留苏学生。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目前所见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开始时为博古、卢福坦、陈云、张闻天（时称洛甫）、康生、李竹声、王云程等七人，后增加黄平和刘少奇，达到九人。

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重新分配的理由多半是一样的，即或是“因为过去分配土地不是阶级的分配”，或是“受了右倾机会主义及AB团路线的领导”，或是“许多地方还受旧的地方亲戚的关系影响，对富农妥协”，或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限制三五天就要把土地分好，敷衍了事，等等。这回“要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中农、贫农、雇农、苦力手里，所以再来一个重新分配”。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中共湘赣省委关于重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条例》，1932年1月9日；《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年1月12日；《福建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1932年3月17日；《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年6月3日。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第529-536、548-553、572-576页。

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为保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故又重订标准，再查阶级和成分，以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1933年6月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06-210页。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仅在1933年7-9三个月里，中央苏区就查出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收回土地317539担。全苏区10%的人口都成了地富分子。《公略查田运动的检阅》，《红色中华》第125期，1933年11月14日。查出的隐瞒地富，往往不是编入劳役队，就是肉体消灭，因此查田运动造成大量农民“反水”。仅据当时的报道，许多被新订为地富的农户或者“乘夜逃上山，实行土匪生活”，或者“乘天雨水涨，星夜乘船顺水而逃”；有的逃往赣州，有的逃到白区。“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说二千三百人，县委报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男子。”一些早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也纷纷反水，如“武西的二三游击大队逃跑的有三分之二”。甚至一些干部领导群众逃跑，如乐安、万太、广昌、代英、门岭、公略各县都发生过这种现象。见《红色中华》第94、96、124、168期，1933年7月14日、7月26日、11月11日，1934年3月29日。

对于中央苏区出现的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共产党人看出来。张闻天后来就讲过，对于没收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甚至把工人也当地主来打的错误，“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更是没有人敢讲话，因为恐怕批评这种倾向时，人家会把他当作反革命的同道者看待，而性命难保。”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更是极感悲观。他不仅对接连不断的群众斗争感到不安，而且对接连不断的战争也感到难以忍受了。他公开说：“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广东军和十九路军十九路军1932年5月下旬即被调往福建剿共前线。的欺骗宣传怎么会不发生效力呢?这种情况就是“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转见《中央局关于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斗争》第8期，1933年2月12日，等。

……

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愿意联合抗日的“三条件”

莫斯科的领导人自然不可能了解中国江西苏区群众的生存状况和心理，他们早就习惯了站在理论的高度和凭借逻辑思维去考虑问题。即便如此，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失败，也还是使他们开始注意到，红军确实还不具备向城市进攻的实力，而且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也还只能处于守势。为了便于在军事上指导缺乏军事理论和大规模作战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苏共中央还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由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选派了战略情报官奥匈混血儿弗雷德（曼弗雷德?施特恩）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军事代表，于1932年11月来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并选派了同样做过长期情报工作，这时刚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校毕业不久的德国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来中国，准备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协助贯彻弗雷德的指示。

目前可以清楚地了解的是，还在1932年11月底，共产国际就开始直接接手指挥中共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苏区中央局第一号军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251-252页。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沦陷后，弗雷德就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中共领导人过分夸大苏区和红军的发展所造成的军事恶果了。他明确认为，红军总的兵力最多不过8万人，可能只有不足6万人之数，中央红军也只有3万人左右。红军所占领的地区，充其量只有国民党控制区域的1/24，人口只有国民党控制区域的1/40。较巩固的地区实际上只有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红军新近在川北所建立的新苏区两块，人口加起来不足500万，其他都处于拉锯状态。而双方的武器装备更是相差极大，红军只有步枪和很有限的机枪，弹药数量也很少，每支步枪子弹很少超过10发。和国民党的装备相比，“红军不得不依然使用冷兵器与敌人作战”。因此，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失利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1933年3月5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30-341页。

除了上述比较冷静的军事形势分析外，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正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也清楚地反映在其重要组织的严重破坏方面。1932年，仅在上海一地，就有大约250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中“大部分是领导人员”，刚刚进入1933年，就又有80人被捕，总共有超过100个秘密接头地点被破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局势的危急，他们不仅加紧送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乎所有成员，而且“建议”：“在预期国民党很快就要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在三四月份期间，我军不要包围和强攻敌人设防森严的城市（除非国民党军队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等），而要利用我军主力在野战中战胜敌军”。但是，仅仅因为此前共产国际指示过要注意夺取城市，因此，远东局的这一建议马上就受到了全部由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组成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集体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放弃党的‘进攻路线’”。为此，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能不作出妥协，同意“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夺取敌人设防的城市”，强调要避免因临时的战术改变而被毛泽东等人的错误路线所利用，因而仍旧下达了夺取一些城市的具体任务。《埃韦特给皮亚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1933年3月11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32-349页；并见《中央给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1933年3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138-159页。

显而易见，受到高度集权僵化体制的束缚，面对这种严重危机的局面，共产党人的各级组织几乎都难有作为，就连客观地认识形势的可能性都很小。只有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党的最高指挥机关，才有可能做出政策或策略方针上的某种调整。共产国际就是在注意到中共所面临的不利形势之后，在1933年3月间告诫中共中央说：“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扎的敌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共产国际主张：“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因此，他们批评了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这时提出的进攻南昌等大城市的总战略，指出现在只应“力争从内部去攻克那些残存在苏区，已成为反动堡垒的城市中心”。说“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但目的也仅限于“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因为他们确信，依照目前的力量，红军首要的任务只能是设法“巩固现有的一些根据地”，而不是向外进攻。他们甚至委婉地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放弃原有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的行动表示赞赏，鼓励红军在必要时向西退却，声称“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53-354页。

可以进一步证明共产国际更为灵活一些的，是它在1933年1月还破天荒地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关于“抗日救国”的一些策略主张。这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以及《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等。在这些以中共中央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起草的文件中，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旧在重复着关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1-45页。与此同时，它又明确提出了可以尝试运用统战策略的观点，即所谓“一面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1-45页。它们并且还公开宣称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声称只要对方接受(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三项条件，“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需要了解的是，共产国际的某些政策调整或转变，其实与它指导下的某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和现实需要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很多时候往往只是为了适应苏联内外政策的某些调整和转变。像前述1928年布哈林担任共产国际主席时主张“不要加紧反对富农”，就因1929年苏联国内对富农转而采取打击和剥夺政策，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下台，共产国际即随之要求中国党等一律也要实行反对和剥夺富农政策。不过，这也并不等于说，共产国际基于苏联自身政治和外交需要要求各国党相应进行的政策或策略调整，就一定会给其他国家共产党带来损害。像这次的策略调整就是这种情况。

首先，上述共产国际针对中国东北地区所展开的一系列策略手法变化的背后，无疑是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现实需要和策略调整在起作用。因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压力，苏联出于远东安全的考虑，需要在东北造成强有力的抵抗运动，以便最大限度地牵制住日本人。在这方面，苏联曾经指望过中共。它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实际上通过共产国际将中共在东北的地下组织全面接管了过来，直接提供经费，培训干部，协助组织抗日武装并制定发展计划。但是，由于中共在东北实在没有多少力量，一年多的努力一直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而东北除了中共以外，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分散的各种反日力量，如果能够把这些不可靠的，但人数众多的反日武装联合起来，使之受到中共的影响，就有可能满足苏联的需要。因此，在左右权衡并反复研究之后，苏共最终下决心在中国东北采取不同于中国关内的策略。很显然，共产国际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一改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极端政策，重新拾起了统一战线这一早已被摈弃的策略武器，正是适应苏联远东政策调整的需要的结果。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尽管共产国际一再告诫各国共产党人，反苏战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苏联的宣传机器试图告诉全世界，日本的行动是帝国主义为“彻底瓜分中国”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大阶段”《满洲分赃的斗争》，(社论)《真理报》，1931年10月18日；并见《消息报》，1931年9月21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45-349页，等。在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苏联一方面宣布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是一个不知民族耻辱的政府”，只有苏维埃中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才能赢得并扞卫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保障国家的真正统一”米夫：《中国的革命斗争》，《真理报》，1931年11月13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74-380页。，一方面却公开派员拜访国民党中国的代表，要求恢复同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参见《消息报》，1931年11月15日。而在日军占领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区之后，苏联则直接同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谋求缓和，明确提议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见《外交史》，第三卷(下)，第752页。1932年2月，日本扶助的傀儡伪“满洲国”宣告成立，苏联方面更是率先予以默认，不仅公开承认“满洲国”任命的一切人事和机构，而且声明“确认满洲政府对于中东路之主权”见《苏俄评论》第3卷第1期，1932年10月1日。，进而直截了当地与“满洲国”代表团接洽和谈判让售中东路的权益问题。该项谈判自1933年6月1日起，于1935年3月12日结束。苏开始提出让售价为25000万金卢布，最后实际让售价仅14000万日元，约合3500万金卢布。参见莫尔着，曹未风节译：《苏联的远东关系》，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7-20页。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积极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复交谈判，并很快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了双边关系。

当“苏维埃中国”正在与“国民党中国”作殊死战斗，向日本公开宣战，并发动东北民众向日伪进行游击战之际，苏联却极力向“苏维埃中国”的敌人谋求妥协与和平，这当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希望的。但是，还有什么能够比维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安全更重要的呢?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于把苏联看做“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共产党人来说，苏联的做法总是必要的、毋庸置疑的。1933年1月德国法西斯上台之后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苏联因为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的严重威胁，因而迅速调整了自己此前的外交策略。它不仅开始更加主动地和那些它一向认为是同样抱有反苏野心的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接触，提议和谈判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互助条约之类的和平协定，而且破天荒地向那些仍旧被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看做仇敌的帝国主义国家，呼吁建立什么“集体安全体系”，仿佛一夜之间魔鬼也可以变成朋友。

苏联的所作所为同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明显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苏联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而重新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大俄罗斯民族国家了呢?这当然不能。作为共产党的苏联，不论其出于何种现实的自我保护的考虑，采取怎样一种外交策略，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其基于意识形态而为自己规定的标准和目的。忽略了这一点，就如同忘记了这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同一位领袖斯大林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这时真正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的，仍旧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说，尽管苏联此时极力向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推销和平，但其内心深处依旧相信：魔鬼终究是魔鬼，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它虽然注意到欧美各国中有许多“由于某种动机不愿意破坏和平而愿意和苏联这样一个有信用的主顾发展贸易的国家”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3-266页。，可资利用，但它充其量仍不过把它们看成是些“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其出发点也仅仅是在“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和“一切利害冲突”而已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页。

四、“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莫斯科重提列宁的策略：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和利害冲突 / 王明：今日中国，谁能解决抗日救国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 / 共产国际：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日反蒋斗争的统一中心 / 毛泽东：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 《八一宣言》，从“工农苏维埃”到“人民苏维埃”的转变 / 毛泽东：打到苏联边界去，保存这数百干部和若干千战士 / 斯大林：“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 / 共产国际：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 张、毛、博、周：除非得到苏联援助，否则内战不可避免 / 张学良：请速告“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 / 共产国际：党、红军和群众对于这种彻底转变是否有了思想准备？

……

王明：今日中国，谁能解决抗日救国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

不过，利用矛盾总比故步自封，坚持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端政策强得多。1932年底1933年初，随着苏联策略灵活性的加强，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都重新注意到这种利用矛盾的灵活策略的积极意义。在他们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也明确出现了“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相对灵活的策略主张。只不过，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转变仍旧不可能是彻底的。他们依旧在提醒满洲的党组织说：“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因此，即使“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也“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并且，这种统一战线必须“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1-44页。

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意义，是1933年共产国际行动主张的重要内容。当德国法西斯上台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欧洲最大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社会党国际率先呼吁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使一向把社会民主党看做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罪恶帮凶的共产国际一度深感被动，以至出此下策，试图排除其上层影响，把握住欧洲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值得注意的是，继续坚持这种纯粹脱离实际的割裂上层、下层的机械做法，已经不大符合追求策略灵活性以便利用矛盾的苏联国际政策的变化趋势了。

1933年10月，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开始从此前打击中间势力的传统做法中摆脱出来，注意强调斗争口号的民族色彩，而不再突出强调其阶级性了。他们指出：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抗日救国”，“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关于这点不仅我们懂得，我们的敌人也懂得。”因此，目前“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必须给广大民众一个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的、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卖国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尽管在这里他们仍旧把国民党视为自己的敌人，并且尚未试图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但他们显然已经不再把那些介乎国共之间的社会名流及中间分子统统看做“最危险的敌人”，并试图利用这些“名流学者”，甚至提出“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中间知名人士，来赞助他们提出的丝毫不带阶级色彩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了。该信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包含以下六点：(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王明康生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3年10月27日。

几个月之后，当苏联共产党确信可以全面推行其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之后，为适应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也开始全面改变以往的僵化政策了。他们不再重复那种“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见《真理报》，1933年10月8日。的非黑即白的激进口号，第一次公开主张放弃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的斗争目标，改以争取扩大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为具体的斗争纲领。共产国际从此全面改变了此前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凡事包办的制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新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甚至直截了当地主张，应该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吸引广大工人劳动群众在我们领导下投入革命斗争”的僵化领导模式，主张今后只“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以抛弃“那些不顾各国、各党和各个组织的特点”的千篇一律的革命纲领和口号。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的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7月2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2），第333-336页。

1934年7月，随着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中共代表团也开始在统战策略上变得更加灵活起来。7月19日，王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应当把民族革命任务与国际革命任务统一起来的思想，主张在宣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同时，还应该指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不论这种提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考虑，把民族问题提高到与阶级革命问题平等的地位上来切实加以强调，这毕竟是一种很大的变化。

8月8日，中共代表团第一次不再简单地把国民党内的各种派别统统看成是反动的一帮，而提出了利用其内部矛盾，以便集中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策略思想。在9月16日康生和王明二人联名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们更进一步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同时，在反蒋运动中“不要像过去只等人家来找我们，而要我们去成为反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到处去抬出我们党的招牌”，应当更注重实际工作的效果。《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非完全没有策略头脑，即使典型的靠啃苏联书本成才的王明等人，也并非完全不懂得利用矛盾这个道理。王明等人说得很清楚：“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应当“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来制定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敌人的策略。《王明、康生给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

依据这样一种方针，共产党人在阶级关系上的回旋余地无疑是十分狭窄的。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只承认“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可以享有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对一切“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是要实行专政的，就连广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宪法中也毫无地位可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贯彻以抗日反蒋为中心的新的统一战线策略，几乎是不可能的。

1935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开始试图扩大以往相对狭隘的阶级界限。6月3日，在王明、康生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出现了“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下层统一战线”的提法，同时明确主张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非阶级的政治口号。《王（明）、康（生）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1935年6月3日。“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显而易见是同此前只承认工农劳苦民众的政治地位和革命作用的政策规定大不相同的。虽然，这还仅仅是针对东北沦陷区党的工作提出的具体的工作方针，但共产党人这个时候毕竟开始对整个中国的敌友关系作了新的划分。他们提出，“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建立“人民统一战线”，“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贼、蓝衣社匪徒!”《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年6月15日。这里，“人民”的概念固然与“全民”的概念还有明显区别，但显然已不是过去所强调的工农阶级概念了。

种迹象而已。由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而带来的种种变化，这时多半还停留在政策上。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在莫斯科观察和指挥中国革命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之后，根据各种报纸透露出来的点滴信息，甚至计算出中央红军有七八万人，川陕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之众，因而断言：“已经拥有在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直接领导下的20万人的武装力量，可以不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只要江西红军进入新的地区”，“尽快熟悉新的根据地，充分发挥土地革命的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系统，用苏维埃方式改革财产关系、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党中央就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口号，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拥有百万红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373-376页。因此，纵使共产国际提出了“人民”的新概念和统战策略思想，它也依旧在强调，红军必须同时“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2），第119、363-364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记自身所肩负的苏维埃革命责任，并坚持说：“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瓜分中国的斗争中的统一中心，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统一和团结一切反帝势力，来进行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斗争”见《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3年编印，第136页。这就是说，共产国际这时的“抗日反蒋”方针，其实也就是想要在以苏维埃为统一和团结的中心的前提下，把坚持苏维埃革命与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把阶级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

毛泽东：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自1933年以来，中共在城市里的工作已经完全垮台了。除了1933年秋至1934年秋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捕，绝大部分自首变节外，相继引发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接踵而来。

1934年3月，江苏省委组织部被破获；

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及新建起来的江苏省委组织部等机关被破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17人被捕；

7月间，中共领导的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被破获；

8月间，中华总工会及上海工会领导机关被破获，将近10人被捕；

9月间，中共中央特科几度被破获，多名重要成员被捕；当月，中央组织部再遭破获，机构全毁；

10月初，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获，代理书记盛忠亮等十余名重要电讯及联络人员被捕，多部电台被起获，上万美金及大量现金和外币被抄，江西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局及与莫斯科的联系全面中断；

10月底，中共共青团中央被破获，全部领导人被捕；

11月初，中共共青团江苏省委被破获，几乎全部领导人被捕；11月底，刚刚重建起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被破获，徐宝铎等被捕，整个组织系统再度全面瘫痪；

1935年1月，新组建的江苏省委再遭破获，工作瘫痪；

2月中旬，新组建的上海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再遭破获，中共上海中央局代书记黄文杰等3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51-153、154-156、273-276、295-305、318-323、324-346、386-389、405、408-415页。

毫无疑问，上海中共中央各机关被破获，直接导致了中共在各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相继成批地遭到破获。进入1935年春天之后，中共在城市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已瘫痪，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唯一继续保持着一定活力和组织系统的，只有中共华北特科和平津的部分党组织了。

除白区组织基本上被破坏以外，中共在各地创立的苏区这时也几乎损失殆尽了。和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组织多半毁于国民党特务警察之手不同，中共苏区和红军在相当程度上是毁在自己人的手里的。除了苏维埃革命排斥一切中间力量的极端阶级政策以外，导致中共苏区和红军接连遭受严重损失的，不能不提到在各个根据地里发生的所谓“肃反”斗争。

早期最严重的一次“肃反”斗争就发生在1930年的江西中央苏区，这是苏联发动的反富农斗争在中共苏区所引起的一次特殊的反应。当时，各苏区中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隔阂较深，常常会引发冲突和斗争。党的集权体制和阶级斗争观念明显成为外来干部斗争本地干部的重要武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就是由外来干部组成，而赣西南省行委则主要由本地干部组成，双方本来就存在隔阂，而本地干部相当一部分又出身于较富裕家庭。1930年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开展反富农斗争的指示，正好为外来干部怀疑本地干部阶级队伍不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他们因此认定“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很快发动起“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一号》，1930年4月9日；见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在这场斗争中，因有人“发现”有所谓反共秘密组织AB团分子做中共基层支部书记的情况，马上就引起了相关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反AB团斗争迅即展开。

6月25日，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行委发布宣传大纲，要求各地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凡干部中“表现不好”，或“出身不好”，或其亲友中有“行动不对者”，都要交“苏维埃拿办”《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1930年6月2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31-634页。

而破获所谓AB团的办法，则是靠刑讯逼供。据赣西南特委发布的通告明确宣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只要发现同志间有可疑行动，即应“严刑追问”。凡首领、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及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或能力较强者，均应“杀无赦”《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1930年9月24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39-651页。到当年10月，在赣西南3万多中共党员中，就开除所谓地主富农分子1000余人，并杀了1000多所谓AB团分子。《（中共江西省赣西南特委）赣西南会议记录--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26、631页。

1930年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江西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注意到赣西南特委上报的所谓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清查出AB团分子占到全部人员1/4的情况，当即通过决议，要求改造苏区所有党政军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1930年10月26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251-266页。随后，11月间，因发现红军内有人散布对总前委不满的流言，总前委马上宣布整军，同时成立了各级肃反委员会，在军队中清查AB团分子。仅红四军一个军7000多人，一个月左右时间就在严刑逼供下清查出来一千三四百名所谓AB团分子，占该军总人数的1/5。在整个红一方面军，则打出来4000多名AB团分子。《红军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布八个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

用严刑逼供和乱打滥杀来肃清AB团，不可避免地造成被打者乱咬一气。由于严刑下有人咬出省行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等为AB团头子，毛泽东于1930年12月初立即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等前往省行委所在地江西省吉安县富田村实施抓捕。李抓到段等即“加以地雷公线香火等毒刑拷打”以逼供，一个个“打得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咬出一批，再抓一批，无论男女，都是“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无所不用其极。五天时间里，共在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中抓出了120余名所谓的AB团分子，先后处决了40余人。此事最终激起红二十军干部的反抗。他们率领部队将被抓起来的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以及段良弼等数十人营救了出来，史称富田事变。

承认自己过去“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89-91页。，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真正困难的其实还是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改变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因为再明显不过的一点就是，共产国际虽然提议宣传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但它实际上还没有认真设想过在中国放弃苏维埃革命形式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至少，在此时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那里，还不存在这种明确的意识。季米特洛夫不仅公开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巩固苏维埃”，声称“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而且主张有必要“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华全国共和国民主机构的问题”，以便据此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促使群众“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参见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救国时报》1936年9月18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230-234页。在他们看来，民主共和国、全国议会、国防政府等等，固然可以视为“目前条件下联合中国人民一切民主力量保卫祖国抵御日寇的最好手段”同注〔1〕。，但真正的民主还是必须靠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来实现。因此，坚持苏维埃的政权形式依旧是必要的，哪怕只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形式保存下来。同注〔3〕。

然而，在民主共和国和联蒋抗日的策略思想提出以后，还有没有继续保存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或苏维埃政府的可能性呢？处于斗争最前线的中共中央对此显然没有那样乐观。

改变对蒋策略，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并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问题。早在1935年11月，中共代表团就曾经尝试着作出过类似的表示。王明：《驳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救国时报》1935年11月7日。并且不止一次地声明，中共主张“抗日反蒋”，但“不包含说我们不准蒋来抗日”。“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通信)《关于抗日讨蒋》，《救国时报》1935年12月14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最近谈话》，《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同样，中共中央自1936年初以来，一直秘密地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表保持着政治上的接触，寻找着双方接近的可能性，并在公开宣传上逐渐放弃了直接号召反蒋的做法。这一转变可以通过毛泽东对张闻天等1936年4月5日发出《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提出异议，中共中央改变策略的过程中看出来。毛4月9日电明确提出：“目前不应发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中共中央因此于5月5日再发《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的提法，改称为“蒋介石、阎锡山氏”。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20、140-141页。现实力量的对比悬殊，以及排除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无法真正实现抗日等种种考虑，事实上也已经使得中共中央不能不对“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渐渐发生动摇。因此，从策略上调整对蒋方针，并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问题在于苏维埃。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这时在公开场合继续坚持着“巩固苏维埃”的口号，但是，他们已经看出，如果想要与南京国民党达成妥协，根据目前双方的实力对比，在这种妥协下，双方的政治地位是绝对不可能平等的。因此，要想在政权与军队形式上与国民党讨价还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共中央来说，目前的关键仅仅在于要“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0月8日。，其他一切形式上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刚一得到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指示，就立即发布了“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召开白军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方针的建议给彭德怀等电》，1936年8月20日。而在紧接着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里，它更是明确表示：中共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87-290页。随后，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开始考虑如何承认目前“最有力量的”国民党在未来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在红军名称、苏区政权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及其有关政策方面实行改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分别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87-290页；《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谈话》，1936年9月22日，《救国时报》1936年12月20日。

……

张、毛、博、周：除非得到苏联援助，否则内战不可避免

这时，由于林育英站在中共中央一边，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居中调处，张国焘明显处境尴尬，左右为难。毛泽东等因掌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渠道，开始时态度上十分强硬。他曾明确电告张国焘等：“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致朱德同志电》，1936年1月1日，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2页。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自然也不甘示弱。双方一度为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最后，林育英亲自出面致电四方面军，告诉张国焘等说：“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他并特别说明，中共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见《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1页。张国焘不敢冒与共产国际冲突的风险，最终不能不表示妥协，不再以“中央”自居。而张闻天等为了能将四方面军重新拉回来，也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提出“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兄〕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张闻天致朱德同志电》，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国焘、朱德同志电》，1936年1月24日。见《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8-239页。其实，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有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络，双方仍旧音讯不通，林育英也不负有解决一、四方面军的使命。但中共中央知道，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非打共产国际的旗号不可。

1934年10月24日，由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当初从湘鄂西退出来的红二军团（即红三军），与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依照中共中央指令西进湘西，为中央红军探路和牵制国民党军的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镇会合在一起。两支部队征战湘、黔两省一年多，终于在1935年9月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建立了电讯联系，进而在1936年6月底7月初成功会师于四川甘孜。随即，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于7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建议，与四方面军一起开始北上。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因在西南地区无法立足，不得不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北上陕甘北部，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形式上会使红军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实际上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陷入更加严峻的危机之中。这是因为，过去蒋介石国民党是分兵追剿在西南、西北各地的红军武装，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用于剿共的主力，多半都用于对付人多枪多的四方面军。如今红军将近十万之众开始集中起来，国民党的兵力自然也能够集中使用了。其优势兵力一旦集中起来发动进攻和围剿作战，集中起来的红军的处境反而会变得更加危险。

与此同时，和南方山高林密、物产丰富，以及西南边远地区地广人稀、盛产牛羊的自然经济环境不同，中央红军所处的陕北及甘北地区，“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洛博周毛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并见《毛周彭关于陕甘各苏区情况致宋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是粮食奇缺之地。中央红军连同陕北红军组成的十五军团这时共有约两万人，粮食被服尚且严重匮乏，不得不向张学良求助；三四倍于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再来到这里，如何维持这许多人的生存，将会成为一个空前严重的问题。

很显然，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会希望全国的红军都集中到陕甘北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来，根本上还是因为想要借助这里靠近苏蒙边境的自然地理位置，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与张学良东北军等创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的理想计划。

中共中央虽然在北上苏蒙边界途中意外落脚陕北，但它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的想法。特别是得到林育英转达的斯大林的意见后，毛泽东就特别明确地提出了“争取开辟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毛泽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5页。1935年底，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在政治上改行统一战线策略以外，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军事上继续部署实施此前计划中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毛泽东在军事报告中明确提出：“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但要）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会议据此决定从1936年初起，分三步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巩固苏区，准备东征山西；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扩大红军，实现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由山西转进绥远，靠近外蒙，接通苏联。《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1936年12月23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6年12月2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89-597页。

显然，1936年2月陕北红军东征山西作战，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军事战略目标来展开的。由于最初作战较为顺利，因此，1936年4月初，毛泽东仍旧计划先在山西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然后“将此根据地与外蒙古连接与苏联打通”。他们并据此派代表前往苏联，要求苏联方面答复：“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在绥远创立局面问题”；“人员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用者数人”；“技术帮助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枪弹、轻重机关枪、高射机关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等”。并表示：苏方“如能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两次”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36页。

中共中央这时与张学良东北军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夺取陕、甘、青、宁、绥数省，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无疑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张学良想要联合苏联抗日，打回东北老家，中共中央则承诺代为疏通，并保证苏联能够大力提供援助。1936年3月，苏联与外蒙古宣布订立互助条约，也被中共中央看成是一种信号，即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可以在西北发动，并和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们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因此，注意到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从山西转进绥远不成，红军退回陕北后，中共中央马上就拟定了《西征作战计划》，决定组织西北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以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目的。《西征作战计划》，1936年5月18日，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5期。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在他看来，因为两条路都要渡过黄河，因此出动时机，要么夏秋，要么等冬天黄河结冰。而以中央红军加上陕北红军之力，又要保卫苏区，又要长途跋涉，搬运大批军事装备与物资，还要对付宁夏马鸿逵等部，实难完成任务。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前线军事领导人彭德怀，都不能不寄希望于，或“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或共产国际能够动员新疆亲苏的盛世才出兵，“夺取甘、肃、凉三州”，“援助我们”。毛泽东明确讲，非达到这一层，我们即使到达了宁夏或甘肃的甘、凉、肃，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不能向新疆、蒙古去搬东西。《毛泽东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给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给彭德怀电》，1936年7月1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1-552、553-554页。

然而，进入8月份，当从莫斯科回国来到陕北的潘汉年进一步带来共产国际盼望红军在西北大发展的信息后，中共中央打通苏联、成立“西北大联合”局面，已成欲罢不能之势。它在8月12日给正在北上途中的二、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必须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出兵绥远，接取苏联援助，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此一任务须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为此，二、四方面军应与东北军配合，努力控制兰州为战略枢纽，并夺取甘、凉、肃三州。然后红军三个方面军应会合于甘北，准备于10月到11月间进攻宁夏。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应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完成打通苏联任务”《洛、育、恩、博、稼、怀、凯、泽致朱、张、任同志电》，1936年8月12日，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而就在中共中央紧锣密鼓地准备实行打通苏联计划和成立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关键时刻，却突然收到了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不仅否定了“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并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而且明确要求中共要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中央谈判妥协。这意味着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已无从实现。在既不能策动西北几省独立，又无法在短时间内与蒋介石国民党取得妥协的情况下，整个形势转瞬间就变得极其不利于中共中央和红军三个方面军了。

中共中央未必不希望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行事。但是，正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它不能不提出一种所谓“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旨在一方面向南京国民党“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继续宣布要使自己成为“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89-91页。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坚持，即使只能靠红军自己，也必须要继续实施打通苏联计划。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因此于8月25日联名致电王明，请其转告共产国际领导人：“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二、四方面军一旦加入，经济上将更加无法负担。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因此，中共中央“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立即占领宁夏，进而向青海及甘西推进，以解决粮食问题，并取得苏联之“技术兵种”、“飞机大炮”的军事援助。否则，红军“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向着“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的甘南、陕南、川北、豫西及鄂西地区进攻。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即红军将“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洛、博、周、毛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给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中心盘子正在于此，红军生存发展的关键也正在于此。在他们看来，一旦有了苏联军事技术特别是飞机、大炮的援助，不仅中共和红军的生存发展问题迎刃而解，南京以外反蒋各派亦将趋之若鹜。最终，蒋介石集团多半也不得不放弃其苛刻条件，按照共产党人的意愿来达成双方间的妥协和平。

张学良：请速告“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

中共中央的这种考虑显然也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久已酝酿讨论过的问题。9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联名致电斯大林，提议同意中共中央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准备给予中国红军大约15000-20000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可通过一家外国公司，经过蒙古南部边境，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6年9月8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251-252页。斯大林次日批复“同意”。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9月11日正式复电，批准了中共中央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的作战计划。它告诉中共中央称：在红军夺取宁夏后，苏联将通过外蒙向宁夏之定远营运送约200吨左右的军事物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9月11日。

9月中旬，按照原定计划和苏联援助的承诺，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单独进行的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全面展开。但是，尾随二、四方面军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以及占领了陕北大部分苏区的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从东面和南面的大规模围剿行动随之展开。由于中央军的到来，东北军几乎无法与红军保持停战状态，战局很快就变得对红军不利了。就在10月下旬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之后，红军西渡黄河的作战就严重受挫。红四方面军在渡河过程中被胡宗南的军队占据了渡河点，近5万人的四方面军有2.1万人的主力部队被隔在黄河以西。黄河以东的三个方面军，由于只有1万余人的二方面军伤病过大，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四方面军剩余部队战斗力不强，仅靠一方面军节节抗击，不仅整个宁夏战役完全失败，而且黄河以东的红军部队也很快被逼入甘北定边、盐池一带的狭小地带，作战回旋余地过小。

一时间，形势变得极其严重，部队的衣食都成了严重问题。张闻天11月4日即急电王明等称：“请你们迅速地确实地将帮助我们的经费从天津、上海两处交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见《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9日。

为求红军生存计，中共中央这时急令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国民党人陈立夫谈判寻找妥协办法，但因无法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收编办法，不得不下决心再进行新的长征，准备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经山西、河南、陕南，一年以后再打回到陕北或甘北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不过，有过1934-1935年长征军队损失90%以上的惨痛教训，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人不了解，这次如果再做一年之久的长途征战，不仅抗日和联蒋均成泡影，而且红军和大批干部能否还保持下来，都将成为问题。特别是一年多前的长征，到底还是主要行进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的西南、西北边远地区，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大都是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军队。如今要行进的路线，几乎全都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势力范围之内，此行的危险与作战的惨烈可想而知。

就在中共和红军即将陷入灭顶之灾的重要关头，中共中央此前的统战工作意外地发生了效力。先是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与红军前线总指挥彭德怀配合，使红一方面军得以找到机会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紧随其后的一个旅，暂时缓解了被追剿的压力。随后张学良得知中共中央准备战略转移的消息后，明确要求红军“熬过一二个月”，等待时局变化。《毛、周、朱、张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617页。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军政高级官员来到西安，亲自督阵，试图对红军实行毁灭性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在力劝无效的情况下，早已暗中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于万般无奈之中，在12月12日凌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官员。于是，整个局势又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试图最后置共产党人于死地的蒋介石，反而成为共产党人的俎上肉了。

毋庸置疑，对蒋介石直接握有生杀大权的，当然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但是，共产党人对张、杨决定的作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张学良等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及筹划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等等，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这种办法取得苏联的同情与援助，以便实现其抗日救亡，收复东北失地的夙愿。张学良深知，这时唯一能够给予中国抗日以强有力援助的国家，只有苏联。而蒋介石的剿共内战政策和对日妥协的做法，也必为苏联所不满。尽管张学良因1929年中东路事件深深结怨于苏联，但在中共中央代表反复说明后，张已深信，只要与中共统一步调，不难取得苏联的谅解。虽然共产国际改变“抗日反蒋”策略方针，使“西北大联合”计划一时被迫搁置，张却并没有放弃联合苏联的强烈愿望。他注意到苏联确有大规模援助红军的意图和计划，红军仅因作战失利而未能取得援助，更相信苏联不会置红军的安危于不顾。眼看剿共大战在即，红军或将突围而去，或将被国民党军消灭，从此再无与苏联络之可能，深知靠蒋介石南京政府收复东北无望的张学良，只有下此破釜沉舟之决心，以求其联共联苏共同抗日之计划，有最后一线实现之可能。

不难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至少有两层目的和考虑：其一，自然是以兵谏的形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转而抗日；其二，则是在蒋介石坚不让步的情况下，以此来取得苏联的谅解与同情，公开联共联苏，号召全国以西北为中心，率先发动抗日。可以肯定的是，依蒋之地位、威望及其性格，张学良绝不会过高估计蒋介石在武力胁迫下妥协让步的可能性。因此，他的整个计划和措施，实际上只能是向着其第二层考虑布置和准备的。事变之初，张学良、杨虎城即迅速以“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的名义，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同时，他们更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公开接到西安，让中共代表直接参与和蒋介石等人的谈判工作，明确表示出愿与中共同进退的姿态。随后，张学良更进一步主张与共产党人组织事实上的西北政权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是想要使处于第三者地位的共产党人能够完全与其站在一起。

张学良的上述做法表明，尽管他不顾一切地发动了兵变，但他对最终的结果显然没有太多的把握。他并非不知蒋介石当时的影响和威望有多大，为此他不能不再三公开申明：“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同时，他又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在西安被攻时应不惜对蒋采取最后手段的主张，逐渐从不置可否到表示赞同。参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7日，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363页。他虽有逼蒋劝蒋之心，但他又深知此种局面对蒋羞辱之深，故不能不以全力作应战之准备，并在极大程度上把成败荣辱之希望，一度放在中共和红军的身上。事实上，张之寄希望于中共和红军，极力要求与之公开联合，根本目的仍在试图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也就难怪张学良、杨虎城从事变一开始，就把这次所谓的“兵谏”行动，在内部明确称为“革命”，不仅愿知中共方面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参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7、18日，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第362-363页。，并再三要求中共中央通报“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李毅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17日。很显然，在看不到蒋介石妥协可能的情况下，对于张学良、杨虎城而言，只有不仅得到中共和红军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中共背后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援助与同情，这次“革命”才会有最终成功的可能。

但是，张学良观察问题过于表面化了。他不仅忽略了苏联制定对华政策的复杂背景，而且忽略了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实际性质。其实，苏联这时考虑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多半并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从如何便于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战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同样，出于意识形态，特别是与中国关系的长远利益的考量，苏共必须千方百计地帮助和扶持中国党。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和共产国际会顾及中共及其盟友的需要，而决定或改变自己的行动原则。恰恰相反，因为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共中央反而必须依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需要，及时地修正自己的决定，甚至是牺牲自身的利益。

在1935年中国发生了日本越出“满洲国”的范围，步步蚕食中国华北的严重事件的情况下，苏联当局不能不对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的目的保持高度戒备和防范的心理。由于担心日本围绕着苏联和蒙古边界不断拓展其势力范围有可能是针对自己而来，当蒋介石在华北事变期间秘密提议与苏联签订军事互助协定的时候，苏联方面就曾经有所考虑。苏联对华政策的原则很清楚，那就是，谁能够实行抗日政策并有能力举一国之力来抵抗日本，从而有效地帮助苏联牵制住日本人，苏联就会支持他。苏联过去信不过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是因为它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会抗日。但华北事变之后，苏联的看法显然发生了某种改变。这也是它推动共产国际放弃“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1936年春天以后，苏联方面对华政策的抉择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要争取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抗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得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转变对蒋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绝不会赞同任何可能危害蒋介石性命的军事政变，它更不会同意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密谋来挟持蒋介石。事实上，西安事变刚一爆发，莫斯科就公开发表言论，对张学良及西安事变进行了尖锐的指责。紧接着，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全力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参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263-264、265-266页。由此不难想象，中共对事变在公开场合必须随之保持第三者的立场，而且必须全力推动和平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对张学良不可能毫无刺激。除了莫斯科公开表态斥责的刺激以外，另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刺激就是，张学良一直希望中共能公开站在自己一边。直到12月22日，他还给中共中央去电，要求后者同意公开成立显示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也足见他这时尚无“负荆请罪”之想。然而，中共中央于23日讨论之后，仍旧委婉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这件事很难说对张没有影响。至少，无论蒋介石态度如何，张学良“革命”的期望是无从实现了。

不论苏联和中共的态度是否促成了张学良最后贸然送蒋回京和自请处分之举，事变之后西北三位一体之难于持久，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势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似可想见。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杨虎城被放逐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散。这是因为，事变的经过表明，中共中央最终只能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希望，努力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求得妥协，以便促使蒋停止剿共战争，并逐步走向抗日。它对各反蒋派及地方实力派，再难采取公开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了。

……

第四章 韬光养晦与东山再起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最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和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及策略根本出发点的政治特性。毛泽东几年后对此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他宣称：人都是功利的，共产党人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6页。毛泽东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道理。

一、“兄弟阋于墙”

张闻天：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明天反对资产阶级 / 彭德怀：“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毛泽东：“防人之心不可无” /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是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 / 苏联援助的作用越大，中共政策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 王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坚持洛川会议方针没有错 / 季米特洛夫：中共应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决党内团结问题 / 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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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是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想象力的。该师团这时总人数为22000人，步枪手只有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给中央军委、恩来并林、聂、贺、肖、关、刘、徐、张的电报》，1937年12月。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月底出动抗日时，总兵力34000人，步枪仅10000余支，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到12月，部队人数虽发展到92000人，步枪却只增加了一倍，全军大部均为徒手，以致平型关战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只打游击战和打了就跑的伏击战，部队仍旧伤亡了4000余人。参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最初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愿望，把八路军如数投入对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即使几年之后，在八路军的装备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的一支作战部队，也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战争开始之初，日军相对集中，作战力较后来更强的情况下，要从容地集中部队对日军进行歼灭性的战斗，把自己的伤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更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增加了近两倍。当然，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也并不全是成绩。因为分散后政治工作跟不上，下去的部队“普遍发生了贪污、腐化、浪费等不良现象”，尤其是“嫖女子”现象严重。个别的营“从营长到战士都嫖女子，最多一次有三十余女子送去，花柳病极大的增加”。“许多干部因嫖女子而逃亡，该营一个连跑得只剩下一个指导员和两个班长，其余都逃亡”。因此，到12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将主力部队重新集结整理，情况才转好。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这可以说得上是毛泽东的一种深谋远虑。这也是他在战争一开始就再三强调这场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的一个原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5页。因此，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时不惜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部上山，到江西苏区时期发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坚决反对“进攻路线”，一直到抗日战争不顾多数领导人的意愿，坚持一切要先从保存武装实力出发，反对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主张只打山地游击战，甚至不同意集中作战，要求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等等，其实都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必须时时注意把自己的武装保存下来。正如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讨论的，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敌我力量相当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就是保存自己。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存自己”就是基本的前提，不能保存自己，也就谈不到消灭敌人。同上，第449-504页。

比较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水平及其强弱程度，毛泽东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已经有了持久战的观点。但是，对于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他其实也是在平津失守后才意识到的。然而，即使注意到日军第五师团的装备火力情况和机械化程度，中共军事领导人看到的也是日军的行军力不强，一遇山地即无办法等弱点，而毛泽东看到的却是日军火力强且机动性强等优点。因此，多数军事领导人开始时总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集中全国的军力打一些胜仗。在毛泽东看来，中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失败和领土的丧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哪一支军队或哪一次战役所能改变的。1938年上半年，在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作战的情况后，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日本军队民族教育异常深刻，士兵受到武断的欺骗宣传，作战顽强，宁死不降，武器装备又十分先进精良，在战场上占有极大优势的看法，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关于力量弱小、装备落后的八路军不能够也不应该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的认识。《毛泽东关于华北工作问题的发言》，1938年3月23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共在战争开始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全力使自己“由壮气军的地位到实力领导的地位”，进而使“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要等到中共军力壮大起来，并在实际上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2-255页。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最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和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及策略根本出发点的政治特性。毛泽东几年后对此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他宣称：人都是功利的，共产党人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6页。毛泽东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道理。具体到如何抗日，如果只顾局部的和眼前的抵抗而牺牲掉革命长远的利益，那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处处着眼于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最终的胜利，就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了。

但是，面对日军大举入侵，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之际，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能够始终把党和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那样一种时刻，尤其是在日军节节推进，国土大片沦丧，许多人都寄希望于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发挥榜样作用的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要让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能够时时处处想到要确保党的长远利益，而不受舆论、情感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干扰，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毛泽东这时在保存壮大自己武装实力的问题上不受任何干扰的坚定立场，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了他超出常人之处。

毛泽东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中俄革命的历史经验，他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人赢得这场战争。既不能指望国民党，更不能相信与日本有深刻矛盾，但同为资产阶级的英、美等国政府会为中国人火中取栗，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上。虽然只有彻底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才有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可能性，但是，以两三万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去正面抗击上百万连国民党军都抵挡不住的日本军队，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他相信中共的力量一定能够壮大，也一定能够战胜日本，问题是必须先把本钱和火种保存下来，并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如此，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并取国民党而代之。

当然，高度重视群众工作的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巨大号召力和形象感染力。平型关战斗当天，在前方只报“数百”，具体歼敌数还不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对外宣布“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其目的也即在此。受此影响，抗战开始后不久，各部队就一律采取了数字加倍上报和加倍发表战果的做法。此一策略虽然在客观上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显示了相当的宣传效力。1944年春，即抗战结束一年前，中共中央才开始指出这一做法存在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因而电示各部队改变“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要求“以后我军公布战果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中央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示》，1944年3月21日。

苏联援助的作用越大，中共政策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当然，相信统一战线策略效力的毛泽东，不会不懂得国际统一战线的价值与意义。他很清楚，苏联为避免德、意和日本东西两面的威胁，向英、法、美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示好，提出所谓集体安全条约，本身其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谋略。但这种谋略如果运用得当，未必不会产生出对苏联有利的效果来。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也乐于看到有英、美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日本展开一场“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因为“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列宁早就教导过共产党人，“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145页。

因此，还在1936年，毛泽东就同样作过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示好的宣传。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曾表示说，中共愿意把那些“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列强，看做自己的朋友。中共愿意和苏联以及所有反日反侵略的国家一起，“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见《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7页。到1937年5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张闻天等中共主要负责人也明确告诫那些历来习惯于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丘之貉的共产党人说：目前绝不是和帝国主义算总账的时候，必须注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善于利用它们，以便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尽管英、美帝国主义各国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暂时的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共产党人仍应努力促使这些国家与中国共同反对日本。他们相信：列强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从来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制定内外政策的依据。国民党抗日与否及其抗日的程度如何，多半也会取决于英、美等国政府对日本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因此，国际反日及国际和平的统一战线能否形成和巩固，也一定会影响到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对共产党的态度好坏。

由于在日本侵略和中共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条件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关系对于中共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努力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也就不能不成为中共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旦有条件独立自主地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事实上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独立地走上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了。这时的中共自然还不具备引起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重视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日本1937年对中国的大举入侵，事实上也并没有立即引起远东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美等国虽然感受到相当的威胁，并不时地作出某种姿态，发出一些有气无力的警告，但他们并不真的打算要改变以往建立在《华盛顿条约》基础上的，以对日关系作为维持远东均势的主要环节和战略重心的基本政策取向。因此，它们一方面试图遏制日本扩张的势头，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以维持对日关系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尽力避免对日关系破裂。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战争限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就成为这些资本主义大国最愿意作的一种尝试。由于英、美政府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全力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一直以来积极向中国和美国提议缔结太平洋和平条约，甚至有意与中国政府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苏联，也无法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走得太远。很显然，苏联很愿意把英、美都拖到共同援助中国，牵制日本的国际条约行动中来，因为这是能够确保苏联远东安全的最理想的一种方式。但英、美的态度，最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不论中国各界，尤其是国民党当局如何热切地寄希望于苏联能够出兵援助中国，七七事变之后，苏联政府只是同中国政府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只承诺当中国作为缔约国中的一方受到第三国日本侵犯时，作为缔约国的另一方，苏联绝不会给予第三国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支持和帮助。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下），第17—18页。斯大林此后曾明确表示，苏联参战必须在英、美参加反日阵营，至少英、美明确表示赞同，或当日本进攻苏联时，才是可能的。转见《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补充报告》，1938年2月27日。

193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一指示显然从国际大背景，亦即从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角度对国民党突然加紧“防共”、“限共”活动的情况，作出了有力的解释。它不仅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此前的种种判断和做法，而且还使中共中央不必太多地顾虑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可以大幅调整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和对国民党的策略了。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备感自豪和自信。他随后即热情洋溢地撰文歌颂苏联和斯大林，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此时的心情。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讲过这样的话，说他一生写过三篇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唯有1939年这篇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3—591、651—652页。

从此，中共中央对于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突出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们对于英、美等民主国家及其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左右开弓地痛斥英、美和德、意帝国主义的反苏反共本性；六中全会确定的“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宣传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方针也改变了，他们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认定“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1939年6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80—81页；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6—237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反摩擦斗争，无论是在河北、在晋西北，还是在陕甘宁边区，中共的强硬态度和果断的打击行动，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连王明都承认：“我们最近的经验表明，采取强硬态度，我们能取得胜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9年5月4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宣布说：国民党投降日本也绝不会全部投降，那时反而可能“形成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问题的报告》，1939年6月8日。

几年来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极大发展，使毛泽东明显增强了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和决心。他公开告诉各级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如果再在这些混帐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如果这些人再不改进，不进步，中国一定要亡。”但要改造“这些混帐王八蛋”，只能靠我们共产党。因为“从周公孔子以来”，从没有如共产党这样“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的干部和军队。他断言：国民党的干部和军队只会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打麻将，抽鸦片，娶小老婆。国民党的县长一个月180元还不干好事，共产党的县长一个月2元却能廉洁奉公。这样的党，这样的干部，哪有不受欢迎的道理?毛泽东：《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7月12日。故在毛泽东看来，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只要能长期坚持这样做下去，共产党必会成功。毛泽东：《为蒋灿题词》，1939年7月，等。

二、“来而不往非礼也”

斯大林否认苏联输出革命，但相信阶级革命在各国一定会发生 / 蒋介石拒绝中共合作提议，毛泽东倡言“人要犯我，我必犯人” / 国共摩擦加剧，毛泽东怀疑“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 / 苏联改变对英、法政策，中共中央认定资产阶级必然叛变 / 怀疑国民党会突然投降和反共，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和转移 / 苏联与德国妥协，毛泽东相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 “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吹响了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号角 / 对资产阶级的区别政策，使中共得以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统战之外 / 毛泽东准备发展200万军队，国民党突然发出最后通牒 / 毛泽东：最黑暗莫过于美国把国民党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 / 皖南事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走到反革命的转折点”

……

怀疑国民党会突然投降和反共，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和转移

当然，真的注意到国民党可能投降时，毛泽东反而变得冷静了许多。他很清楚单靠共产党的力量这时远不足以同时应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因此，当6月初日军开始攻占陕甘宁边区河防对岸的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安全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除了每个省要准备一块到几块根据地以防万一外，我们过去的自卫立场“现在要和缓一下”，“我们要努力争取友军，以免孤立”。因此，毛泽东讲反对投降，不怕投降，同时也仍在强调：要“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问题的报告》，1939年6月8日；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6—237页。

但是，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丧城失地越来越多，八路军利用日军大踏步推进，后方空虚，尤其是对山区与广大农村鞭长莫及的情况，紧随日军之后，从山西发展到了河北和察哈尔，进到了河南和安徽，这时又大举开进了山东。新四军也从皖南进到苏南，并渡过长江，进到了苏北。不过两年左右时间，共产党的军队就已经从三四万人的武装，扩展到有20余万兵力，同时建立了大批敌后根据地和地方政权。这种“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使国民党惶惶不安，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1939年，转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25—327页。，因而不得不加紧抑制，以免战后天下成了共产党的。国民党为战后的统治地位着想，必欲限制共产党；共产党相信抗战和革命都不能指望国民党，必须自己成为抗日的主力。双方各有各的利益所在，已成水火关系，而共产党方面相信国民党可能投降，这就使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变得更加紧张了。

1939年6月初，日军全线推进至位于陕甘宁边区从佳县到延川对岸的黄河边，侦察并修筑工事，有大举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迹象。结合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国民党这时在安定、延川、定边和盐城大量任命县长、专员，组织保安队，与中共地方政府冲突的情况，中共中央明显怀疑国民党与日本有勾结的可能。在6月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领导人的看法非常一致。

王稼祥认为：“此次敌人之进攻，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有可能是汪精卫进行投降的方法，首先要打击边区作投降的准备。”

张闻天表示相信：日寇可能“企图进攻我们，对国民党实行诱降”，而国民党则可能以此为借口进兵边区。

王明也担心情况可能恶化，说：日本企图消灭中共根据地的目的与国民党的意图不谋而合，此次不是日本进攻，就是国民党进攻。“目前的紧急问题还是要有新的根据地，共产党不能没有根据地。”

毛泽东显然同意上述分析。面对日军可能进攻的严重威胁，他实际上考虑的却是如何应付国共破裂的问题了。他提出：此次“有国共破裂的可能。如有这种危险，经费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后方共四万八千人，对河防必须坚守，延安机关学校必须打破现状，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随后，为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了相关机构合并和搬家的问题，决定延安女大、工校、陕公、青训等各留百余人，其余各校学生5000余人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与抗大5000人一同转移去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另党政、中央机关，连同边区政府和军事机关精简出3/5，约5500人，也转移到华北各根据地去，以降低国民党突然停止接济和发动军事进攻所带来的困难局面。

为加强河防，中共中央这时还作出决定，将这时在晋东北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调回陕北。一方面加强河防，另一方面也用于驱赶国民党委派的绥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及其各县政府与武装，一举改变了陕北地区各县存在的国共双重政权的情况，以巩固内部。

严格说来，这一次由日军向黄河边推进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并非国民党高层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和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中共中央却非常紧张，6月上旬、中旬接连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原因，讨论应对办法。与会者几乎都同意，党内要“大大的进行阶级教育”，但围绕着国共关系与阶级关系的问题，还是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如刘少奇就强调：“要说明国共的长期合作，不等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长期合作，也不等于与蒋介石的长期合作。”而王明则认为：“国共合作不等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同时国共分裂了也不等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裂。”因为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是要抗战的，国民党内也并不都是资产阶级，它只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民族的党”，即使国民党大部分叛变了，还会有许多派别会抗战的。

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第一，“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因为“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第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抗战进入了低潮，日本改取诱降政策，英、美加紧策动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第三，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其“叛变的必然性”。“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其“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第四，地主资产阶级叛变不等于亡国，其叛变必定是逐渐的，而且是部分的，留下来的各种力量还是会抗战的，因此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仍是需要的。第五，为了尽量阻止和放缓其投降的危险，策略上我们“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只要蒋介石仍在抗战，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

当然，毛泽东相信，国民党投降或叛变再严重，也不会损害到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他断言：“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07—221页。

苏联与德国妥协，毛泽东相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斯大林一旦认定欧洲正在爆发一场新的帝国主义狗咬狗之间的战争，苏联对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府就再也不会寄予任何期望了。1939年8月23日，出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和祸水西引的目的，苏联政府与它一向以来最为担心的战争贩子——法西斯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由于相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和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生死斗争的观点，斯大林自然也不会受到任何道德的困扰。他一方面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帝国主义；一方面则与德国达成秘密协定，利用德国大举进占波兰的同时，乘机把自己的西部边界推延到过去曾经在沙皇俄国统治下，这时则是在波兰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随后，苏联又吞并了1918年从俄国独立出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即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进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它又乘机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才获得独立的芬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不惜冒着被国联禠夺会籍、驱逐出会的代价，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为芬兰边境距离俄国第一大城市列宁格勒只有不足40公里，它在芬兰湾上的几个小岛更对列宁格勒海上防卫极其重要，故苏方要求芬兰割让列宁格勒以北及摩尔曼斯克以西的卡累利阿地区给苏联，并将芬兰湾入口处的汉科半岛和芬兰湾内的一些岛屿租借给苏联做军事基地。苏联表示可以将东卡瑞立亚约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芬兰作为补偿。

遭到拒绝后，苏联方面以近百万人伤亡的代价最后夺取了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并得以租借汉科半岛30年。苏联突然间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步骤，无疑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形势的认识更加复杂化了。

德苏协定签订之后，中共中央很快就召开会议，毫不迟疑地肯定了其重大的积极意义。尽管与会者此时对苏联此举是否最终摆脱了战争的威胁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日本将会亲英、美，还是会亲德、意，还多少有些把握不定，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肯定苏联的看法，即英、法和德、意之间必然要爆发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英、法、美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抗战的中国，都可能是远比德、意更加危险的敌人。

在9月初德国根据与苏联签订的秘密协定对波兰发动军事进攻之后，中共中央很快于10日收到了共产国际就德波战争和英、法对德宣战问题的指示电。它使得中共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即“全部的完全的拥护”苏联!《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共产国际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的指示致王明、博古、凯丰电》，1939年9月11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更加明确地提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去了，“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需要宣传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解放》第85期，1939年9月14日。

当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末日的再度预言和“推翻资产阶级”口号的再度提出，并不意味着中共这时又要重新开始回到过去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上去，或像共产国际对西方国家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转而去对战争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要求，中共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被侵略国家的共产党人，仍旧应当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方式。《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9月10日。

但是，苏德协定的签订和双方联手吞并波兰的事实，也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难道不会与日本签订同样的互不侵犯协定，因而妨害中国的抗战吗？对此，毛泽东也不能完全否定。但他解释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一方面肯定不会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它一定会“积极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签订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因为“苏联的利益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毛泽东：《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解放》第86期，1939年9月28日。

……

三、在策略变动的背后

中共中央：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对日抗战 / 国民党呼吁援助中条山，毛泽东主张不为其激将法所动 / 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要求八路军全力作战牵制日军 / 毛泽东告诉苏联顾问：我军条件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 博古揭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明令不能让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 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地位稳固，中共担心爆发反共高潮 / 苏、美、英合作，国共关系解冻，毛泽东承诺今后不再扩军 /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关系再度恶化 / 毛泽东：王明说整风是整留苏学生，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

中共中央：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对日抗战

1941年国际形势的走向，远比1940年要容易判断得多。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苏联正式批准军队动员计划，并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准备对付可能到来的德国侵略。为此，苏联很快于4月13日与其在远东最危险的敌人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苏日双方均有义务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如两国中任何一方成为一个或几个其他国家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国之另一方将严守中立。而为取得日本对于苏联远东安全及其外蒙古边界安全的保证，苏联甚至不得不以公开宣布“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交换条件《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冒着恶化苏中关系风险的一个重大外交步骤。因为按照条约规定，苏联不仅成为世界上公开承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伪“满洲国”的极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而且还应严守中立，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因此，国民政府与国内各界马上就发表声明和各种文字，表示不满。《外交部关于苏日共同宣言的声明》，1941年4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论苏日协定》，《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苏日中立条约》，《大公报》（重庆）1941年4月15日；《对苏日协定，李济深发表谈话》，《大公报》（香港）1941年4月23日，等。但苏联再度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在签订条约后不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约见了中国大使邵力子，说明“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转见《蒋介石关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之用意致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密电》，1941年4月24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21页；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见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0页。不难看出，苏联与日本签约的真正目的，只是力图通过某种绥靖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愿望，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日苏之间的和平，为全力应付可能来自西部边界的战争作准备。

与苏联上述步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交涉。这年的3月11日，美国正式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以租借或贷款形式，向那些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各种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随即美国政府开始把其主要注意力移向大西洋，大力支持英国对德国的抵抗，并着手对美国方面来往于英、美之间的援助船只进行护航。为了避免在发生对德战争时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美国也同样开始秘密地通过民间渠道与日本进行谈判，力求达成美、日之间的妥协。就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三天后，美、日双方代表也达成了一个有损中国权益的《日美谅解方案》。FRUS，Japan，1931—1941，Vol 2，pp 389—402 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批准此方案和作出任何正式承诺。相反，美国国务卿还明确提出了一个“四项原则”作为双方协定的基础。该原则包括：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贸易平等，不以武力改变太平洋的现状等。FRUS，Japan，1931—1941，Vol 2，p 407 因此，美国除了出于策略的考虑在尝试谋求对日妥协外，并没有与日本签订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到中国利益的条约与协定。

对于苏日可能签订条约一事，中共中央早就注意到了。但中共领导人一直有些将信将疑。直到日苏条约签订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由于苏德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动向，苏联明显又在拉拢美、英了。因此，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参加英、美集团或与英属缅甸订立联防协定之类的事情，不必像过去那样进行反对了，因为今天“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因此，就在苏日条约签订两天前，他们还相信：“苏联政府是帮助蒋介石，拖住日本，并经过蒋与美英拉拢”，“苏联今天不会与日本订立日苏协定”《王稼祥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1941年3月12日。

对于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武力“收回”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以及武装入侵芬兰等做法，中共中央始终都是站在阶级立场和保卫苏联的角度，予以充分理解的。毛泽东甚至称赞说，这是“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冲突来争取革命的胜利”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1939年11月。因为相信苏联壮大自身力量和保障自身安全的任何做法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相信苏日协定使蒋介石国民党的作用降低，更有利于帮助中共，因此，即使苏日签订条约，中共中央也并无意外之感。

毛泽东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电告周恩来，高度评价条约的意义称：“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毛泽东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签订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4月14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287—288页。

相信“远东慕尼黑”危险加剧，不能不再度引起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危险的进一步担心。5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专文揭露日、美妥协。一周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宣传重心转到揭破与反对反共、反苏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上来。中共中央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社论文章，并公开质问国民党：对于正在进行的日、美妥协，你们究竟抱何种态度呢?!他们公开劝告重庆政府称：“美国是靠不住的”，“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因为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险恶局面，为了拆散三国同盟，美国帝国主义显然正在阴谋“复活‘绥靖’远东的‘妙计’”，“这是已经轰动了全世界的问题，何以你们还一声不响呢”见《解放日报》，1941年5月30日。？

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策略，这时已由坚决对抗的政治攻势转到拉蒋抗日的以拉为主的手法上来了。中共中央宣布说：“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毛泽东、朱德致彭、左转洛阳袁处长转陈卫长官电》，1941年5月26日。

国民党呼吁援助中条山，毛泽东主张不为其激将法所动

这个时候，皖南事变刚过不久，国共两党围绕着新四军问题、释放叶挺问题，以及恢复停发的饷弹等问题，一直交涉，未得结果。中共方面提出的解决条件已经降到发饷、放人两条，国民党却一直不能答应。直到中条山战役发生，国民党军事当局才又急着找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并承诺此次合作成功，两党关系必能转圜。蒋介石也接见周恩来，提出：“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办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就连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这时也认为八路军应当给予配合，以便争取民心，并向蒋要饷。《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给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中条山位于晋南，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俯瞰豫北、晋西，是洛阳和潼关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卫立煌部三个集团军20万人以此为根据地，曾十几次挫败了日军的进攻。不久前，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被调离，卫立煌也去了四川。没想到，这次日军从日本和朝鲜调来了三个师团，连同从热河增援来的一个师团，总共集中了六个师团十万大军，而守军只剩下15万人左右，且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战斗力较前已有很大削弱。因此，蒋介石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团都感到相当压力。蒋虽“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内心里却作好了“晋南失守”和守军被日军“歼灭”的最坏打算。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6日条，原件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这也是他们强烈要求临近的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1941年5月5日蒋介石即委托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之际，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8日，“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再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见《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编印，第101页；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07页。

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的消息，当即答复称：“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但我们要求（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日。

5月9日，周再电汇报与国民党代表谈话情况，称对方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转见《徐永昌日记》第六册，第103页。毛泽东对此不屑一顾，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中共中央同时电告前线将领：“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5月10日，针对彭德怀报卫立煌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的消息，毛泽东答复称：“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5月11日，周恩来电告与蒋谈话情况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意见。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是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当天，他亦电告彭德怀称：“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配合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而为了应付这时沸沸扬扬的舆论批评，毛泽东则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

毛泽东在中条山战役配合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对苏联顾问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八路军1940年秋发动百团大战所谓“百团大战”，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廿二个团加一个炮兵团的破袭战”。后的情况有关。因为发动百团大战，部队减员极大，仅一二九师就减员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的损失都在半数兵力以上。而且，因为过去处于隐蔽状态的八路军这次集中进行了大规模作战，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因而很快就实施了报复作战。对晋东南根据地“实行了毁灭性的扫荡”，烧杀毁灭“鸡犬不留”。在平原地带则增加了据点，几乎遍地皆是，敌后根据地因此收缩得非常严重。特别是在作战中，再度暴露出来八路军在装备、火力及战术上与日军的巨大差距。据报，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1940年10月底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歼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多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但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考证，认为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作战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转见http：//group tiexue net/soc/post_3522845 html

很显然，对八路军前总发动百团大战的必要性，在中共中央内部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百团大战又给部队和根据地带来如此惨重的损失，更让毛泽东感到不安，他已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了对用这种方式去与日军硬拼的战法不满，就连八路军前总领导人也因此改变了过去对毛泽东游击战主张的看法。朱德在1943年9月延安整风期间说，自百团大战后才得到教训，认为运动战是错误的，因而认识到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正确的。1945年中共七大时，彭德怀也承认，“四○年我转入退却时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廿二个团打破袭战，一个是用武工队的方式。现在证明后一种（武工队）是对的”。苏联顾问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帮蒋介石讲话，硬要八路军出来牵制日军，毛泽东自然更难接受。

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已进入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但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

5月18日，彭德怀终于送来了拟好的作战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配合作战，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叮嘱说：“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当然，出于宣传的目的，他们也提出：可“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还附去了周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

同时要应付两个敌人，这已经是共产党人策略考虑的基本内容了。在皖南事变后，不论在理论上对国民党与对日本还应当有多少具体的区别，但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再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了，他们不能不时时处处把国民党看成是自己的第二号敌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确信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买办性大资产阶级随时有妥协投降的可能，以及战胜日本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必定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而且是因为两年来国民党到处搞摩擦、捉人、停饷、制造皖南事变和取消新四军番号等所作所为，让中共多数领导人经常回忆起十年内战时的情形。因此，当毛泽东再度注意到在日、国、共三方力量对比中还处于绝对劣势这一事实时，他明显又回到小心谨慎的军事策略上去了。

国民党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大公报》也一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刊出社论及短评尖锐地批评中共。国民政府军委会也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参见（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

中共中央对此置之不理。6月9日，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发出指示，要求部队注意“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因为保护民众也就是保护自己，因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因为这“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页。

中共中央进而指示一切游击区域而非巩固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应“多采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的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以达到“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长久坚持的目的。随着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今后一阶段总的军事方针，这就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220页。

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要求八路军全力作战牵制日军

中条山战役考验的还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国共两党本来就是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中共中央无论采取怎样的做法，都有理由。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让许多共产党人自己都难于理解了。

1941年6月21日，也就是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两月之后，德国就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大举进攻。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通过加强中苏关系和接受苏联援助的方式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变得不大可能了。苏联从中国主要支持者的地位上退下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共产党人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以及对所谓帝国主义阵营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又发生了变化。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认为苏德战争爆发以前的欧洲战争“基本上还只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争夺殖民地和市场的战争”，但苏德战争爆发后则已经不能再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欧洲交战各方的关系了。

中共中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发表的公开言论中，就确信因“德国军队的全部主力已集中于对苏战场”，欧洲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共中央因此告诉全党称：“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法西斯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对于中国各党派各阶层的态度亦以此为标准，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解放日报》，194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64—165页。

既然如此，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自然也要发生改变。中共中央开始明确要求各地领导人停止一切刺激国民党人的做法，指出：“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说他比内战时还要坏是不适当的”，对之采取尖锐对立的做法也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毛泽东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对国民党政策尤须慎重致彭雪枫电》，1941年6月28日。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及苏联与英、美两国联合一致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需要。但出于对苏联的信仰和共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他们还是希望苏联能迅速转败为胜，称“全局取决于苏联打胜仗”。说如苏联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城不守，日必攻苏，苏联陷于长期战争中，蒋介石“乘机取利”，对中共自然不利。但是，随着7月12日英、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的协定，毛泽东马上得出判断：即使苏联西线战败，日本攻苏，苏联也至多只是陷入长期战争中。而“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因为“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

7月24日，日本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开始南进作战。两天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并对日实行包括石油在内的贸易禁运。毛泽东的判断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8月14日，英、美两国发表了《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的联合宣言，史称《大西洋宪章》，公开承诺不寻求领土扩张，并反对任何不符合民族愿望的扩张、侵略与战争威胁。见《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

9月24日，苏联声明赞同《大西洋宪章》。随后，苏、美、英三国召开莫斯科会议，讨论了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问题。苏、美、英三国反法西斯联盟宣告形成，整个大形势重新变得对中共有利了。

对于这一新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大西洋宪章》所追求的国际政治新原则，中共中央马上予以了肯定。它并得出结论称：自英德战争及苏德战争以来，从没有这么好的宣言。这一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因而必然成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它还称赞《大西洋宪章》“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说这一宣言的发表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93—197页。

对不久前还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英、美政府发布的《大西洋宪章》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务实态度。更能够反映出中共中央已变得格外务实的，其实还是它在保卫苏联问题上前所未有的消极态度。

6月22日德军大举突破苏联西部边界之后，苏联方面在疲于应付来自西线的严重局面的同时，最为担心的就是同时受到与德、意结为军事同盟的日本军队从东面发动进攻。鉴于有情报声称日本在靠近苏蒙边境的中国一侧有军事调动的迹象，高度紧张的苏联军方当即要求中共中央立即以最为有效的方法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牵制日军可能的进攻。

在苏联人看来，这种要求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正如共产国际在其决议中所表明的那样：“保证苏联取得胜利，是各国人民争得自由的前提。”何况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保卫苏联”原本就是各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毛泽东告诉苏联顾问：我军条件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然而，来自苏联的各种指示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积极响应。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如日攻苏，我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上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可妄动。”《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整，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那（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因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的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然而，如果苏联都要靠英、美的帮助才能摆脱困境，那么它还能有多大可能来顾及中国呢?事情是再清楚没有了。

博古揭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明令不能让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随着1940年秋天以后同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经过皖南事变仍未解决，再到苏德战争爆发，为了援苏问题与苏联发生矛盾，这迫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党内路线问题，以调整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共之间的关系。

早在1936年9月，毛泽东就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应当对1931年以后党内“左”倾路线问题进行讨论，以分清是非。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讨论一直未能进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但未能引起多数领导人的足够重视。到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度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末期的路线错误，认为当时打倒一切和两条道路决战的“左”倾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的只有陕北。因此，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必须有所修改。因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这个时候，党内多数领导人已经能够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了。博古就明确讲：毛主席指出苏维埃末期的许多错误，我是同意的。但在当时遵义会议时我是不了解的，经过几年来我是清楚了的。这些我要直接负责。今后有机会还可以说。参见毛泽东：《目前时局问题》，1940年12月4日，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760页。

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趁热打铁，先是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针对留苏学生抽象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动辄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势唬人，斥之为“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是党性不纯，害人害己。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00页。

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于7月中旬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直言“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提出要全面加强调查研究，树立起“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优良党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0—363页。

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定。8月28日、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同志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和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中央调查研究局”。调研局下设政治研究室和情报部，研究室内分中国经济组、中国政治组、国际问题组、敌伪研究组、党务研究室、根据地组、大后方组、敌占区组和海外组。同时，根据毛泽东提议，为“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凯丰

康生、陈云、李维汉等组织委员会，讨论改造学习办法。《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的决议》，1941年8月29日。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召开会议，开始思想方法学习。毛泽东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上来就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固然在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六中全会也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和党风上的宗派主义依然存在。他引用斯大林关于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的说法，断言“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主张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要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主张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今后的理论学习要“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要以研究两条路线斗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着重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他并且提议，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上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375页。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张闻天当场表示，毛主席的报告是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主观主义的最大错误就是脱离实际，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今天要还。博古也表态“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坦言1932—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人。我和一些同志都只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和欧洲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许多决议其实都是照抄国际的指示，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

王明的态度与其他留苏学生有明显区别。他虽然也承认自己学了一些洋教条，但同时言谈话语中则反复强调回国后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群众工作，思想上、作风上有了一些转变。因此，即使后来回到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还是能够看出博古、张闻天等在对毛主席的态度，以及路线政策方面的许多错误。他并且在批评李维汉发言的同时，特别强调说不能说博古等人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或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系，强调他进入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说四中全会以后的“左”主要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李维汉陆续进苏区以后，接连夺了毛泽东的军、党、政各项领导职务，这与共产国际没有关系。王明还突然表示要“揭穿一个问题”，说1931年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博古、张闻天、陈云等组织了上海临时政治局，说明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交出来，博古等人事实上没有这样做。因此，他说他不仅对李维汉的检讨不满意，对博古、张闻天的检讨也都认为“不彻底、不诚恳”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514/20/324。

王明与博古曾经是最为接近的留苏同学，他这时突然反戈一击，不能不引起博古的强烈不满。博古坚决不承认所有错误都是自己的责任。他明确讲：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当时也曾助长了这种错误。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的报告等，都批准了中国党的路线。到中央苏区后排斥毛泽东，也是因为远东局负责人两度叮嘱他，中央书记处是工作机关，不是吵嘴的俱乐部，应该吸收毛参加工作，但必须执行国际路线，并且不得让毛参加领导核心。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514/20/324。

与此同时，与会者几乎一致对王明的检查及其态度产生了反感。他们一面不能不承认王明在一些问题上有功劳，一面却一致认为王明也应该对博古临时中央的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特别是与会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王明应当检讨1937年底回国后“目无中央”的问题。

毋庸置疑，王明在理论上的擅长，以及在共产国际多年担任过领导工作，深受苏共领导人重视的经历，使其在中共党内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要解决中共党内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王明如不能心悦诚服地作出深刻的检讨，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斗争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9月底政治局会议讨论告一段落后，毛泽东即亲自找王明谈话，希望他就抗战初期与中央关系及右倾倾向作出检查。王明不仅不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检查，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他与共产国际在与国民党关系上的分歧，认为他的做法不妥。

10月7日晚，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还与王明就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进行了讨论。季米特洛夫在电文中一连提出了15个问题，质问中共中央究竟打算如何改善国共关系以便共同打击主要敌人？如果中共与蒋介石分裂，它还能与哪些力量继续合作？并质问中共准备采取何种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打击日本，以使德国的盟国日本无法进攻苏联？王明明确表示赞同季米特洛夫的观点。

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更详尽地解释了他赞同共产国际而不同意毛泽东的几点基本看法。在政策上，他认为中共应当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共同对日。在理论上，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缺点，一是将反帝与反封建相提并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二是只讲联合中产阶级，不讲今天还联合大资产阶级抗日，甚至主张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实践上，他认为过去的一些做法“左”了，有些斗争可以避免，没有避免。而对于在抗战初期向中央“闹独立性”问题和重视妥协、忽视斗争问题，他则再三解释，认为自己并未违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虽然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斗争讲得不够，但自己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问题上始终是坚持斗争的。RPSDMH，514/20/327。

王明的傲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恃共产国际和苏共看重他，他显然没有想到，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和任弼时，竟带来了对他十分不利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特别是任弼时刚从莫斯科回来，他专门介绍说，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与他和周恩来谈话时，特别谈了对王明一些缺点的担心，如王习惯于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是中央的意见，喜欢拉帮结派，有些滑头，虚荣心过强，喜欢自吹自擂等。任说，季米特洛夫特地要他们把这些情况告诉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因此，他们回国后就向毛泽东说过了，因为感觉不好对王明讲，一直没有告诉王明本人。鉴于王明不接受批评的态度，他不得不把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公开讲出来。因为“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明同志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明同志的主要问题，便是突出个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RPSDMH，514/20/328。

因为太过于看重自己在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王明对任弼时等人转达的这些内容毫无思想准备，以至精神大受刺激，当晚即因胃出血而躺倒了。据10月13日会议内容看，王明关于8日病倒，9日还被毛揪到会上去（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8—39页）的说法明显不实。实际上，8日会上历史问题的讨论已告一段落，原准备继续讨论的是王明提出的有关当前政策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因为王明病倒，这一讨论被搁置。12日毛派任弼时去王住处探视，询问病况，王表示同意毛泽东10月8日会上对他在抗战期间的问题所作结论，即“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因为是胃出血，主要靠养，故他表示愿意继续参加政治局会议，只是不能参加书记处的工作会议。13日白天医生会诊，也建议王静养三个月。见RPSDMH，514/20/324；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关于王明此后因神经性心脏病入院及为解决便秘使用清泄药物甘汞制剂不当以至中毒事，可参见丁晓平：《尘封66年“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党的领导人一致批判王明的情况下，王明这时是否能够继续参加会议并按他的要求作出检查，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会议在10月13日已宣布中央历史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毛泽东所作的结论是：苏维埃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李维汉也有很严重的错误，张闻天算犯第二等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其他同志的错误都是不自觉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是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RPSDMH，514/20/328。

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地位稳固，中共担心爆发反共高潮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对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等20多个国家从此正式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正式对已经侵略中国四年之久的日本宣战。紧接着，德、意、日三国于12月11日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也于当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于1942年1月1日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相互合作，不战胜法西斯，侵略不止。这标志着，全世界已经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美、英、苏、中等国已经结为战时同盟，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和矛盾在这时已经无足轻重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正式参战，未必在中共的期望之中。这是因为，就在一年之前，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过：抗战“最黑暗”莫过于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使国内“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并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使国民党占尽优势。《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4页。但是，这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即苏联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毛泽东这时明显没有表现出一年以前那样的强烈担心。

恰恰相反，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周恩来等：“日英、美战争爆发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同时，毛泽东判断：“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且“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解决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

不难看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战争的最初阶段不会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利，而且作为反法西斯战线的核心力量的美、英两国是否会把自己的主力迅速投入解放欧洲的战争，也是一个问题。但他始终坚信的是，有美、英、苏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最后的胜利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明显感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共和苏联都是有利的，“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个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

因为德国在东线对苏进攻一旦被迫处于守势，必将对南线和西线进攻，从而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迫使英、美集中主力打德。这样一来，由于敌人将忙于太平洋战争，国共摩擦也将减少，中共军队正可按照此前部署，“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故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下达了《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要求各部“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守势之际”，“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1941年12月1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5—386页。

但是，1942年的形势并不像中共中央上述估计那样值得乐观。日本军队对于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实行的大规模“扫荡”行动还在继续，对中共形成了极大压力，以至毛泽东认为：华北、华中“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57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80万)的一半便是胜利”《毛泽东关于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13日。

与此同时，从3月份起，国民党对中共再度发动了政治和军事摩擦，这种事件仅一个多月就达到100余件，南方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再度怀疑国民党怀有不可告人的意图。周恩来估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蒋介石看到美、英、苏均陷于困难局面，美、英参战并不能很快扭转被动局面，战争将旷日持久，而日本也不能以主力对中国取攻势，反以政治攻势拉蒋，因此蒋介石“认定他已成为世界骄子，在目前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机下，正好放手反共”。鉴于4月伊始，日本进攻苏联的消息不胫而走，周恩来明确认为：“目前形势，日苏战争如果爆发，第三次反共高潮必不可免，且必然走上高峰。”《周恩来关于目前形势估计致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电》，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的这一看法，看来也是毛泽东的看法。

还在4月21日，毛泽东即估计日苏战争将于夏季爆发，苏联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必然会乘此时机对共产党发动政治的和军事的进攻。《毛泽东关于准备应付反共高潮致周恩来电》，1942年4月21日。为此，中共中央秘密发布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并开始在边区组织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各地的中共军队，以防不虞。

苏、美、英合作，国共关系解冻，毛泽东承诺今后不再扩军

到5月下旬，德国并没有对苏发动进一步的攻势，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国民党方面的摩擦行动也没有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5月26日，英、苏两国还签订了一个以20年为期的战时同盟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不仅战时，而且战后，苏联与英国都将长时间进行合作与互助。6月11日，美、苏两国也签订了一个战时互助协定。这两个协定表明，美、英同苏联之间不仅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而且将在战后继续这种合作关系。

苏、美、英进一步加强合作，并且明确宣布战后亦将合作，这不能不极大地影响到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战后国共关系的估计。

由于相信《大西洋宪章》所宣布的自由、民主、和平的信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各国的政策，中共中央开始断言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风烛残年”，战后将不会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种“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形势。他们甚至认为现时的“英美不是帝国主义”，说至少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援助社会主义，这不能说是帝国主义”。这使得中共领导人有理由改变此前对于美、英政府的敌视或怀疑的态度，也促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共产党人可以“与英、美好好合作，对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可以合作，因为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毛泽东明确讲：天下大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很疲倦，无产阶级的觉悟还未达到世界革命的程度，而现在“争取与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战后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现在不必从反面来解释。“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现在是适用的。战后如何则不说，如果反革命还有，仍然是武装反武装。”《毛泽东关于“七七”宣言的指示》，1942年7月29日。

因为估计战后帝国主义制度将会倒台，各殖民地国家将会独立，中国也只能走和平民主合作的道路，因此中共中央相信战后的中国只能是走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与各党派合作和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的道路，它既不是少数人专政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认为：我们现在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问题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毛泽东关于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683页。

7月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见《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同时，毛泽东接连电告各地领导人，力避与国民党发生冲突。

8月中旬，蒋介石突然约见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见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更加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他马上表示深感兴趣，准备亲去见蒋，以求“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周恩来关于蒋欲约见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毛泽东关于见蒋事致周恩来电》，1942年8月19日、1942年9月3日，等。但是，由于党内领导人多担心蒋介石可能包藏祸心，反复劝阻。中共中央最后还是利用国民党重视苏联态度的心理，先派从苏联回国的林彪直接从苏联经兰州、西安，转去重庆谒蒋商谈。

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在五届十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尽管内中措辞强硬，但它表明了愿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态度，因而仍旧引起正极力试图缓和与国民党关系的共产党人的重视。

毛泽东得到消息后，马上召集会议对此一决议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决议案宣布之所谓“六不主义”(即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与中共1937年四项诺言“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处”，甚至就是“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也“可以这样作”《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对于这一重大让步，毛泽东的解释是：第一，“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当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介石的亲苏和共决心是未下的；但在1942年5月滇缅路被日军切断之后，蒋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只要两三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寇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第二，“在德意日打倒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苏、美、英战后仍将合作，且“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第三，既然战后中国的前途只能随国际大势而转移，一时不会出现武装夺权的可能，我们也就无须大量扩充我们的军队。“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当然，毛泽东也说：我们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怕国民党翻脸。战后“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毛泽东关于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局势问题致彭德怀电》，1943年1月25日。

1942年12月24日，依据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林彪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了四项条件，希望能够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这四项条件是：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页。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基于对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合作趋势的形势判断，对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方针又有了十分重大的转变。国民党如果真想求得国共关系的改善和国内政治的统一，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时机。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关系再度恶化

对于中共中央态度的再度转变，蒋介石国民党不仅不看重，而且把中共的这次让步看成是迫于自身困难的一次“廉价大出卖”。他们因此反而产生幻想，想要进一步施压，以争取逼迫中共最终能够交出军队和政权。故当国民党中央了解到中共并没有放弃军队和政权的可能时，他们马上就认为时机未到，放弃了推动这次谈判的努力，转而又开始在军事上向中共施压了。

1943年初，中共中央一直估计“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主张“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因此严令各地“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国内整个形势好转给各战略区的指示》，1943年2月7日。时，苏北韩德勤部遭日军大举扫荡，损失惨重，全线渡过运河，退入新四军淮海区，与新四军部队发生冲突，韩德勤等被俘，毛泽东亦迅即电示陈毅等将韩“混在俘虏中释放”《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同意将韩德勤混在俘虏中释放致陈、饶电》，1943年3月19日；《毛、刘关于新四军与韩德勤部最近关系致周、林电》，1943年3月19日；并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434—439页。

1943年初春，国共两党军事摩擦再度加剧起来；蒋介石3月又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大加鞭挞，斥之为“变相军阀”、“新式封建”、“诈欺虚伪，违法乱行”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27页。；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这时意外“发现”大批特务，毛泽东异常紧张，紧急部署除奸此事亦影响到中共在国统区的党组织，毛泽东于4月30日甚至密电周恩来，称：“从大后方来延干部及七大代表的审查中，证明很多是特务，证明大后方党组织多数或大多数是特务组织”，故“请你及孔原立即暂时断绝大后方党一切党组织的往来”。；再加上因为苏联急于要推动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共产国际5月间突然宣布解散中共中央5月21日收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征询意见，事实上当天苏报已公开发表，解散已成既成事实。6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了解散的决定。，国民党随即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意图乘机攻延。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自然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

共产国际在这个时候宣告解散，对于刚刚经历了整风运动，开始强调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未必是一件让他们感到沮丧的事情。只有那些完全不了解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盲目以为中共只有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才能生存的国民党人，才会幻想共产国际的解散必然会使中共受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自1941年以来，共产国际的存在除了方便向莫斯科申请援款以外，对于中共已经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了。相反，它的解散还对中共具有很大的利益。

在向党内解释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由于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了，变化亦更为迅速，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因此，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一个“英明的措施”。他实际上相信：作为各国革命统一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存在完全不必要，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各国的革命只能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且各国共产党也必须要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更加民族化”，才能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具体条件的革命道路。参见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消息发出后，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已有改变。他在6月1日就声称：“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蒋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但由于国民党这时尚未采取激烈行动，故毛泽东的策略仍然是：“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的现状和我党今后任务的指示电》，1943年6月1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98—700页。

7月初，有秘密情报说明，5月23日胡宗南已向蒋呈报对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得蒋批复后，胡于6月28日密赴洛川召集军官会议具体部署，并于7月2日电令各部于8日前完成一切准备行动，待命进攻。毛泽东得讯后一面急电周恩来等向国民党方面交涉，“避免战事”，一面由朱德出面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提出抗议，召集群众大会公开动员抵抗，同时毛泽东并亲自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有关胡宗南进攻计划方案见《中央军委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准备问题致八路军新四军电》，1943年7月4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动宣传反击问题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年7月8日。一时间，引起国内外舆论及英、美、苏各国外交官的高度关注，蒋介石不得不于10日下令停止行动，并公开复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之意。

国共内战的危险虽然化解了，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看法也全面改变了。刘少奇在7月23日代表中央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重新宣称：“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了”，今后必须“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刘少奇关于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已不可能致陈饶电》，1943年7月23日。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次对国共内战危机的处理，毛泽东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毫无改变的判断。因为，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苏共几乎还是会本能地在中国选择同情和赞助中国共产党。刚一得知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而掀起的反共鼓噪和秘密准备的军事行动，苏联方面马上就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苏联驻华外交人员接连通过美国方面表达了他们的严重不安。紧接着，苏联报刊也开始以明确的语言指责中国正在出现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内战危险，并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矛头对准国民党中的某种顽固分子。转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1日。

所以，毛泽东虽然高度重视中共的自身利益和前途，坚决反对一切服从于苏联利益，但却依旧高度重视苏联正统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和注意要与苏共保持密切关系。因此，尽管毛泽东一面发动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理论派”王明等人的影响；一面却明确指定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著作来作为整风学习的经典文件。他一面反对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意志和利益；一面却又高度重视来自苏联的意见，并不惜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的某些意见，以示尊重来自莫斯科的指责和批评。参见《伏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7日，RPSDMH，495/74/342。表面上，这和新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因为这时世界政治日益明显走向大国政治的轨道，苏、美、英三强的合作使得革命的前景变得极为复杂，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非取得苏联的支持将很难取得成功。但毛泽东更为重视的显然是，身为共产党人，无论是中共的政治合法性，还是他在全党的权威指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包括其革命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合法性，其实都还离不开莫斯科的承认与支持。

毛泽东：王明说整风是整留苏学生，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

1943年，在中共党的历史上，是具有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破天荒地通过了一项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规定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组成，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性质的一切工作，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6页。

3月20日的这一《决定》，在组织上奠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而随后党的领导人接二连三地拥护毛泽东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表态文章，更是把毛泽东神化了起来。但就在这一《决定》形成两周之后，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出台了另一个导致一年多以后毛泽东不得不出面向大批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0—264页。的《决定》。这就是《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这一决定断言自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有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整风的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8—33页。原本普遍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整风运动，由此迅速全面转向组织清党，即审干运动阶段，在延安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都在群众性的大会控诉、小会揭发和个别谈话的政治压力下，甚至是在严重的“逼供信”的情况下，被打成了“特务分子”据毛泽东1943年10月14日报告称，仅陕甘宁边区肃出来的特务就有7000人，加上还可能挖出来的，“恐怕有一万人”，连同各根据地肃出来的特务，估计能“有十万”。另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则认为当时边区清查出的所谓特务达到15000人。毛泽东1945年2月公开承认在延安搞错了的“有几千件”。但他强调：拿件数来算不能否定这个运动的性质。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1—262页。

与此同时，本来是着眼于总结历史教训的谈话会，这时也变成了检讨党内路线斗争的会议。毛泽东多次讲：“过去王明说，整风是整王明、洛甫，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但它不完全，还要整全党。”他解释说，现在的中央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只有我和少奇同志是挨过他们整的，因此1937年苏区党代会，乃至六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过去的问题，所以一直不能改造这个中央。包括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我都只能妥协，不能进行尖锐的斗争，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因此也就造成过去的延安八百诸侯和边区一国三公的复杂局面。因为有1941年九月会议把问题摊开来，我才能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才能出农村调查等书。但九月会议还是没有说王明是路线错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不觉悟，当时不能丧失大多数。因此，九月会议也只是清算了内战时期的错误，实际上武汉时期也是一个危机期，中央在延安只有五位，武汉则有七位，当时王明是要篡夺中央的权力的，多亏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得到了国际的帮助”。现在可以肯定地讲，王明路线“曾危害过党，差不多可说全党各地都受了影响”，甚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上被俘虏过，“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

这个时候党的领导层内，明显出现了无限上纲的倾向。如陈伯达在发言中就宣称：王明与共产党是“两条心”，他“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实际上是叛徒的理论”。康生也危言耸听，说他读了王明《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发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大骗局”。说王明不是要使共产党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是要使党变成孟什维克。这段历史不彻底清算，就不会懂得王明投降主义及反中央的根源。

这时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也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认真检讨理当代表正确路线的共产国际为何在中国问题上会犯那么多错误。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里混进了太多的“坏人”。周在报告中把共产国际分成了“真假国际”，认为除了斯大林、莫洛托夫、曼奴伊斯基和季米特洛夫等几个主要领导人确实英明，鲍罗廷、维经斯基等是好人之外，共产国际管中国革命的宣传、组织及交通等部门都有不少坏人，派来的代表、顾问多有问题。

毛泽东对这类揭发批判明显十分欣赏，他特别表示赞同康生等人的意见，不仅肯定王明路线的实质是“阶级投降主义”，而且上纲上线称它“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他甚至提出：任何继续站在王明一边的人，都注定是政治上不坚定的，抱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如果说而不服，就只有将他孤立起来，使他不能起破坏作用”《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1943年10月14日，油印件。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基本上结束了对党史上路线问题的讨论，并特别就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问题发出指示给各中央局，电称：“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也将批判我党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包括“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实际上，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

显而易见的是，要证明王明的路线，尤其是抗战期间的路线，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自己的路线是符合共产国际指导原则的，无论如何都是极其困难的。就在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就王明、博古问题作出了上述决议之后，季米特洛夫突然来信，明确表示反对对王明及周恩来等进行所谓路线斗争，他甚至质疑在康生主持下的审干运动和整风，导致中共部分干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在态度上出现了变化。《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1943年12月22日，RPSDMH，495/74/342。季米特洛夫的来信显然使毛泽东更加难以依据所谓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将王明路线入罪了。

碍于同苏共的关系，尤其是碍于分清抗战期间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指导原则两者关系的难度，在随后为中共七大所准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中，中共中央最终竟然没有能够就毛泽东高度重视的自抗战以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进行总结和批判。这个决议只是着重讨论了1927—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5—999页。这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整风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也充分揭示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复杂状况。

四、“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 ” / 国民党军事溃败，毛泽东相信中共可能成为美国援助的对象 /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称中共欢迎民主的美国的影响 / 中共中央发出威胁：要么成立联合政府，要么中共另组解放委员会 / 国民党拒绝联合政府主张，中共宣布力量对比已走向共强国弱 / 中共放弃对美幻想，认定战后美国必反苏，蒋介石必反共 / 苏联出兵东北，中苏条约签订，毛泽东仍对苏援寄予期望 / 斯大林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坚持不交出一枪一弹

“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

自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最后一批军事顾问人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只能指望来自美国的援助了。理论上，只有苏联的援助才会对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有利，但事实上，当中共中央开始同美国援华人员接触后，他们很快就注意到，美国人未必不能援助中共。苏、美、英关系的密切发展，为中共中央开展对美外交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而美国政府在1942年底1943年初主动与中国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放弃在华特权等行动，也进一步使中共中央对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积极合作，逐渐抱以越来越大的期望。考虑到战后必须要面对的国共关系问题，中共中央更是必须要争取与美国建立起积极的合作关系。因此，在1943年之后，努力加强与美方人员的联系并积极对其施加政治影响，就自然成为共产党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要说服美国资产阶级同情和支持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可想象。但在1943年，特别是1944年，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有不少来到中国的美国官员对共产党人抱以好感，包括时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他的日记中这时甚至会有许多称赞中共的文字，他甚至认为“中国老百姓在欢迎共产党”，为了能够“从压死人的捐税、虐待人的军队、戴笠特务（的恐怖）底下解放出来”，他们“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明确的希望”。而蒋介石则为了保持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不仅憎恨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且保存了一切供给他的武器，以便在日军撤退时好用来占领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见史迪威着，骆伯鸿译：《史迪威日记》，海光出版社1948年版，第154-155页。

史迪威以及绝大多数美国人这时其实与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然而他们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却表现得爱憎分明。在这里，中共的舆论宣传工作的确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像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受命在重庆广泛开展的外交活动，导致蒋介石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收敛了对中共的打压行动。1943年因共产国际解散而出现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威胁时，中共中央又再度四处宣传并派人在重庆广为游说，致使苏、美、英三国大使高度重视，相继采取了行动。注意到这一宣传效力，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开始进行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的宣传，抨击国民党抗战不力，要求重庆的中共代表将此类文件“秘密地交给外国人”，争取“使外国人能将此项文件传至美国”，以便影响美国舆论和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文件发表时机致董必武电》，1943年8月15日。

他们同时也注意到美国人与英国人明显不同，并针对这种不同制定了相应的策略。如中共中央就明确告诉重庆代表团称，英国人狡猾，与其交换情报易受欺；美国较诚实，故可与美国之进步人士交换情报，但须机密，“如史迪威总部愿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派人至其台上工作，并用他们的密码”《中央关于和英美人士往来问题给董必武的指示》，1944年1月9日。这些情况说明，中共中央几年来确实是有意识地在争取美国舆论和政府的同情。

但是，多数美国人对中共的好感，严格地说并不是中共进行广泛外交或宣传活动的结果。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美国舆论对于中共的同情，其实是那些普通记者和外交官们对中国国共两党进行实际考察和对比之后自发形成的印象。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首先深入到陕北苏区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于1938年在美国发表了他对中共红军的采访录，即《西行漫记》。该书公开出版之后，许多国家的人从中受到刺激和鼓舞。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印度加尔各答医疗队的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医生，美国的马海德、爱罗色医生，德国的米勃医生，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医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埃文斯?卡尔逊，以及像贝特兰、爱泼斯坦、福尔曼、斯特朗、贝尔登、白劳德、斯坦因、贾菲、斯蒂尔等众多外国记者，之所以会不辞艰辛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去，都是受到了斯诺这本书的感染和影响。在这本书里，中共和红军被描述成像早年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些充满活力和幻想的清贫而艰苦的拓荒者一样，极容易打动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这种印象也几乎烙进了每一个在斯诺之后到过陕甘宁边区和中共其他根据地，以及与中共成员进行过密切接触的美国人的大脑里。

这里面还不能不提到的一点是，美国也曾经是殖民地，在美国成长的历史中，一直伴随着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权利平等的斗争。对专制、独裁的天然反感，以及基督教崇尚的俭朴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众多美国人天然地反感蒋介石的统治方式和众多国民党高官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面对充满了贪污腐化，同时独裁专制的国民党，中共的政治清廉、民主选举、经济自由和深得农民拥护的情况，不能不使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共另眼相看，且充满期待。FRUS，1944，Vol 6，pp 258-266 美国年轻外交官对延安共产党人的描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记录。他写道：“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涩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FRUS，1944，Vol 6，pp 667-671

很显然，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他们眼里，中共理当不同于同样专制的苏联共产党，它注定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也因而会更加符合美国人对战后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这时来到中国的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尤其看好中共未来的发展，并极力想要把中共引上不同于苏联的发展之道。

在国民党还统治着中国，并拥有比中共强大得多的实力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改变美国现实的对华政策。但是，第一，国共之间的不断摩擦和冲突，以及国民党将其相当部分主力集中在陕甘，封锁中共边区，力求保存实力，以便战后用来消灭共产党的情况，无疑使美国军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越来越相信，国共之间的对抗与摩擦，是导致国民党难以将全力用于抗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敌后有着强大影响力的中共之所以也不能积极对日作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必须同时应付国民党人的军事压迫。第二，国共两党的内战危险直接影响着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对于相信美国战后注定要与苏联发生对抗的众多美国外交官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听任美国被蒋介石拖入到中国内战的泥沼中去。

既要承认国民党执政的现实，又要想办法让中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人想到的最为理想的办法，就是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这样一来，既可以保持国民党的现有地位，又能够把共产党塞入政府；既能够消弭战祸，又可以迫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改革，可谓一举多得。于是，1943年12月，在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就向蒋介石表达了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能够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愿望。见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第154-155页。

但是，要国民党与共产党分享统治中国的政治权力，这对蒋介石来说实不啻晴天霹雳，但对共产党则恰似春雷贯耳。因为，共产党人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开始下决心要打破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重要时机。

国民党军事溃败，毛泽东相信中共可能成为美国援助的对象

还在1943年秋开罗会议召开之前，为了设法造成国内缓和的政治局面，以便于与美、英讨价还价，蒋介石曾指示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分别采取缓和措施，与共产党重开谈判。鉴于1944年1月开罗会议举行，其宣言宣布美、英、中三国在远东战后将共同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毛泽东也再度注意到这一新的形势对国民党巩固战后地位有利，因而“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他因而提出，“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故他决定“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起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又一度公开表示了“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周恩来关于中共拥蒋抗战与建国的方针始终不变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的态度，并于4月29日派林伯渠前去谈判。

然而，经过了几次政策反复和交涉失败之后，这个时候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于此次谈判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相对而言，由于此次谈判的背景是蒋介石有《开罗宣言》和因开罗会谈提升起来的大国领导人地位，因此中共的应对明显处于被动状态。故中共中央最初的决策还是预定向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并不主张谈判破裂。毛泽东1月间甚至明确告诉国民党联络参谋称：谈判可以1940年何、白皓电，即所谓《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为基础，西北问题可通过反攻时胡宗南部与中共边区部队按比例开赴前方来解决。《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林伯渠本着这一精神于4月29日离开延安经西安，赴重庆谈判，自然也是向着和平的方向努力的。

意想不到的是，谈判还没有开始，4月20日日军就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攻击了国民党在河南黄河一线的守军。不数日，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丧城失地，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使得国民党在国际国内舆论面前顿时威信扫地。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实际力量对比和对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也立即发生了变化。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电告华中局不要乘河南失守派军进入，称：“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及国内国外各种压力之下，最近又向我党表示好感，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已应国民党之邀请前赴重庆进行谈判。目前我们在各方面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摩擦，妨碍大局。”《中央书记处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1944年5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31-232页。

四天之后，毛泽东已改变了谈判的策略，全面废弃了林彪一年前的条件和林伯渠带去的条件，洋洋洒洒提出了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即：“（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并提出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要求给予中共军队5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中共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政府及其各项设施；恢复接济粮饷弹药；公平获得盟国援助之武器装备；通令取消各种侮辱和污蔑中共及军队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的各种破坏活动；释放所有中共被俘和被捕人员；禁止发表造谣文字；允许中共在各地办党办报；恢复中共在重庆和西安办事处的电台，等。《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二十条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30-135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电告董必武和林伯渠称：为避免刺激彼方，我方条件已作了很大让步，恢复新四军番号等均未提出。我47万兵力，理当编16军47师，让至5军16师已是顾全彼方面子。有些事情，如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发行地方纸币等，都不能变更。《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指示》，1944年5月11日。

不难看出，毛泽东并不想再和国民党谈出什么结果来。用国民党代表的话来说，二十条“全文是宣布罪状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和拥蒋表示”《林伯渠关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拒绝接受我党二十条致毛主席电》，1944年5月23日。毛泽东宣称，我们除了要大力巩固根据地外，八路军、新四军还要准备夺取城市。只要我们有实力，有地盘，拿不下全国，我们也可以搞联邦的办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依据河南发生的情况，事实上很可能我们的力量要强过国民党。如果反攻非用我们不可，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直接援助我们，那样我们就会变成铁托，“解放中国的责任就要我们担负起来了”，“我们要争取变铁托”《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1944年5月21日、6月5日。

1944年6月，国共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双方各执一端，决无调和余地。但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态度尚属温和。借国民党开放封锁，允许少数中外记者进入中共区域进行采访之机，中共中央表现得心平气和。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纪念联合国日的社论，说明成功坚持抗日的原因。他声称：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依靠人民”。而国民党却“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只知道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毛泽东公开表示，希望正在来华访问的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等能够“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4日。

公开表示对于华莱士的希望，这是中共中央对欧美外交政策在观念上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此后不久在一份指示中所说明的，在今天这种“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的情况下，“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尽管“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革命性不大”，但英美资产阶级“如美国罗斯福、华莱士一派”，由于比较着重于联苏与民主，则革命性却较大。在这里，一切都应以联苏与民主为基本标准，是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本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1944年7月13日。

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认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合乎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由于美、英与苏联的联合，以及美国政府外交人员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关注和对国民党军事以及政治状况的严重不满，中共中央深感自己有可能像欧洲得到英国援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也能够取得美、英政府的承认和援助。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观的前景，他们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称中共欢迎民主的美国的影响

这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严重失败和政治上的极度腐败，已经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华莱士访华期间，即公开表露出极欲干预国共关系，并与中共发生直接关系的态度。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华莱士针对蒋为河南战役失败所作的辩解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境内之国军，枪械不良，训练不足者固多，但装备犀利，训练有素，控制未用者，亦复不少。如西北方面现有武器精良，战力充沛之师甚众，中国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监视共军。延安受封锁威胁，亦以其武力不用于抗战，而以对付国军，同室操戈，相互牵制之兵力过数十万人，曷胜惋惜!”华莱士确信：中共之目的，不外改革政治，“设中央采纳其若干建议，并准其参加政府，共同致力于抵抗侵略，革新政治，则延安当会改变其反中央之态度，而与政府团结合作”。至于蒋所称，允许中共参加政府必将便利苏俄“夺取政权，赤化中国”之阴谋一说，华莱士同样当场予以反对。他指出，蒋并无证据说明中共至今仍受苏联指使，主观“认定中共为苏俄在华之支部，中共之行动，系实现苏俄赤化中国之阴谋，中共之言论，系绝无信义之谎言，并基此以处理中共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自然无由解决。“设中国政府对中共问题，改变此种基本主观，而以中共一切与苏俄无关，视中共之行动在求政治刷新，国家进步，中共之言论，出于衷诚表现，平心静气，考虑其建议……则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矣。”随即，他转达罗斯福的话称：“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转见张九如：《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蒋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三次会谈记录》，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1977年1月。

华莱士的话当然不足以改变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甚至罗斯福企图介入国共谈判的提议也被蒋介石的软钉子挡了回去。但是，蒋介石到底还要依靠美国，他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已经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关于国民党政治独裁的宣传对蒋介石也发生了不可抗拒的作用力，就像他开始同意允许少数记者进入中共区域采访一样，他也不能不试图继续作出某种政治开明的姿态，以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最终停止了继续反对美国出于军事目的与中共建立某种直接联系的努力。于是，1944年7月22日，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机构--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这意味着，中共争取美国承认和援助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对于美国来说，同中共的关系当然不会像中共中央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得那么快。不仅如此，中共同苏联的关系也的确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不论美国人多少次得出了中共与苏联没有那种想象中的秘密关系的结论，几乎每一个新到延安的美国人还是会身不由己地要去寻找这种关系的蛛丝马迹。说到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仍旧是美国人的一块心病。可以肯定，要切实争取美国政府的承认与援助，必须根本打消美国人的这种顾虑才有可能。这一点共产党人很快就注意到了。

事情很清楚，美国出于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考虑，绝不会支持一个完全按照苏联教义行事的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成功。要想得到其支持，就必须突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现实政策的民主性。因为“外面问得最多的，是我党今天所实行的各种政策”。比如，“英美人士很注意我们对苏联的关系，我们政治上是否独立?物资上是否得到接济”？“有些同情中共现实政策的英美人士也向他们本国抱有成见的人民说，中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他的政纲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急进民主党”，并“劝告我们若能改变名称，必能够得到美国广大人民的赞助”，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于马列主义中国化及中共独立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更多的解释，并需要注意宣传上的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共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16日。

设法取得美国的正式承认与援助，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整个外交工作的中心。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到中共中央对于美军观察组的重视程度，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中，他甚至把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称做“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很显然，毛泽东相信：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为美国正式承认中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由衷地希望这将导致美国政府在承认中国的铁托问题上迈出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而“这是关系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归根结底，这是关系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最终谁战胜谁的问题。

为了取得美国人的信任，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外交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8月18日发布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它明确认为：“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及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如此，如同过去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发展一样，“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14-318页。

一切为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出发点。而由于取得美国的承认和援助能够有效地壮大自己并削弱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人当然会为此而努力。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自己与苏联关系的担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说明自己“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而苏联既没有条件也不会深入到中国的事务中来，因为在国民党极力反对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这样“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了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距离，他们更是致力于说明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毛泽东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因为中共的土地政策只是逐步实现减租减息，其工业政策是要“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实现工业化，他宣称：“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转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当然，这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期望来自苏联的帮助，苏联毕竟还是他们用来衡量一切国际关系的标准。这也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这毕竟是他们革命的最高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距离他们还十分遥远。而南斯拉夫共产党成功取得英国援助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同样可以利用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武器弹药，来成就他们革命的目标。而目前自己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和公开主张的最低纲领，恰恰是能够让美国人接受和感兴趣的一种优势条件。

中共中央发出威胁：要么成立联合政府，要么中共另组解放委员会

不论美国政府对于来自美国较低一级的年轻外交官反映中共上述观点的报告是否真正重视，深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军官们和作为观察人员之一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对共产党人的印象如同其他来到延安的美国记者一样，是再好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接二连三地通过重庆的美国大使向华盛顿强调中共的军事和政治价值，而且日益意识到改变美国的对蒋政策的重要意义。为此，谢伟思在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即向他通报了美国政府给其驻华大使高斯关于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的训令的情况，这种情况无疑使毛泽东感到鼓舞。

这时，欧洲大陆接连出现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们成为这些国家事实上的政权机关，从而预示着这些国家将要走上崭新的人民国家的道路。它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在8月23日毛泽东同谢伟思的谈话中，他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并直截了当地开始谴责蒋介石政府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确认其合法地位”的政府，“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必须立即召集由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临时性全国代表大会，并使之成为临时性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紧接着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与会者更进一步围绕着组织联合政府与组织解放委员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甚至还讨论到要不要改党名的问题。他们显然对于美国与中共建立关系和提供帮助的前景充满了自信，并且相信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是有限度的，必要时有可能抛弃蒋。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下不变也得变，组织联合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会议最终决定，立即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争取蒋介石转变政策以避免内战爆发，如此不能解决，则明年即组织解放委员会。《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9月1日。

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电示正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等：“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种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伪宪。”《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给林、董、王的指示》，1944年9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23-324页。

而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华军事物资问题，主张：“根据我军历年抗敌的战绩，今后抗击敌伪的比例(六分之五)，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五十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连战皆败和衰弱无能……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之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最近所传美国政府愿依租借法案武装中国军队成为近代化的六十个师，则我军则要求应被装备二十个到三十个师。”《中共中央关于我党与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等指示电》，1944年9月10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知各地：“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如此不仅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争取美方赞助，制止国民党将来内战企图，而且可争取到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

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利用在参政会报告国共两党谈判情况的机会，代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了立即改组国民政府，代之以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48页。

鉴于国民党竟然阻止重庆各报刊载中共代表报告中关于改组政府的文字，并单方面公布了国共谈判的来往文件，中共中央一方面相信有必要重新指名道姓地抨击蒋介石国民党，“非如此不足以杀彼流氓气焰”；一方面更进一步发表文章，针对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大谈军令政令统一问题，斥责蒋介石的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其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决不能服从”见《解放日报》1944年9月19日。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公开宣称，依照目前国内两个战场的情况看，国民党正面战场已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如不“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就绝不能制止危机。中共甚至提出：盟国援助物资应该照国共两党抗击敌伪实际数目分配，即“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城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见《解放日报》1944年9月23日。

国民党拒绝联合政府主张，中共宣布力量对比已走向共强国弱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之所以日趋强硬，除了被国民党的顽固立场激怒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相信国共两党的实际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要在中国登陆作战，因此必须要承认和援助共产党。可是，由于美国这时在太平洋取得了可以直接进攻日本的战略基地，进而迅速取消了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这种条件显然已经改变了。就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之后不久，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以及利用中共军队的必要性问题上始终充满激烈矛盾的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解除了职务，中印缅战区也随之取消，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已经不予重视，其对华政策不能不渐渐以战后对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基本的出发点。如此一来，美国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倾向性自然日趋明显。

中共此时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经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同国民党进行全面的抗衡。何况在缺少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一旦美国完全倒向国民党，全部兵力只占国民党不足四分之一且装备相当落后、力量分散的共产党军队，要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无疑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还在9月初，中共中央就不能不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内战而决定派遣部队南下江南，以加强自己在南方的力量，形成战略上的两翼，准备内战爆发时“筑长江之堤，抵蒋之水”，确保自己对华北主要地区的控制。同时，中共中央不能不设法取得美国的支持，以便遏制蒋发动内战的企图，并通过美国的作用迫使蒋承认中共的地位与实力。出于这种极为复杂的考虑，中共中央对于美国的态度自然十分重视。它不仅为美国方面支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感到振奋，同样也因美国在自己正式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毫无反应而感到不安。

在10月初，中共领导人开始频频向美方人员询问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究竟如何，希望美国能够公开表明其态度。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对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将感到高兴，并一再提到南斯拉夫，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基本相同，蒋介石国民党与南斯拉夫的保皇势力米哈伊洛维奇没有什么两样。言外之意，他们还是对美国能够单独支持共产党抱以某种期望。当然，在内部，他们这时也不能不估计到，由于美、英的态度，“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即使联合政府的主张恐怕最终也要与国民党进行妥协才行。

10月12日，在国民党的要求下，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开始介入国共两党谈判进行调处工作。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改造中国”的“十点建议”，其中最主要之点就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以巩固国民政府之地位，同时在蒋领导下统一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的统一。FRUS，1944，Vol 6，pp 650-651

由于赫尔利在来华之前曾经访问过苏联，得到过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的保证，因此他对于严重困扰着蒋介石的所谓“国际共党之阴谋”深感释然。他一来到中国，就首先向蒋通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并且因此对于巩固蒋及国民政府的地位和解决共产党问题颇有信心。国民党固然未必相信这种保证，但也对赫尔利维护蒋及其国民政府的这种立足点表示满意，因而要求赫尔利参与调处国共谈判，以便通过他向中共“陈述美国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强调共产党立即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FRUS，1944，Vol 6，p 259 。

由美国特使直接介入国共两党谈判，这对于期望美国对蒋施加压力，迫蒋接受联合政府主张的共产党，当然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10月17日，当赫尔利向中共代表表明了美国仍旧希望国共两党应当加强团结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当即批示：“骂蒋可考虑略作间歇，以观其后。”18日，当赫尔利进一步说明蒋对共产党态度已经改变时，毛泽东则估计：蒋“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换言之，中共这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南斯拉夫化的事实，中共为此还必须和蒋介石合作。由于美国害怕中共不要蒋，故中共可以利用这点来讨价还价。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一个由他亲自起草并经过国民党方面修改认可的国共两党关系协定草案飞到延安，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这个协定草案的中心内容在于以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为条件，要求中共交出自己的军队。FRUS，1944，Vol 6，p 666 这当然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关中共军队接受国民党政府整编的条款，称：“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毛泽东再度重申了中共关于必须改组国民政府的理由。

作为一个根深蒂固地受到美国民主政治空气熏陶的美国将军，同其他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怀有不满的美国人一样，赫尔利也深知蒋介石的政府极不民主，并且相信使中国政治多元化，至少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不会对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造成损害，恰恰相反，继续保持这种政治分裂的局面，只能妨碍中国军队的统一。因此，尽管他对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严厉批评难以接受，但却相信同意中共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并无不妥，这多半是促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办法，并适足促成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他进而狮子大开口，扬言“蒋委员长已同意改组军队，已同意改组他的政府，他并说他希望共产党帮助他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民主程序的发展成为可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赫尔利少将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用不着怀疑，赫尔利并不是国民党人的成功说客。他既不了解国民党蒋介石的心理，更不了解共产党人的情况。他甚至主观到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观念去自作主张地代表蒋介石许诺。于是，本来是代表着蒋介石的利益的赫尔利，却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一个反映了共产党人要求的新的协定草案。该草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愿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与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权利。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3页。

在中共中央看来，美国的政策既然是以保全蒋的地位为中心，那么，中共当然只能在不破坏解放区与不损害民主原则下与蒋妥协。毛泽东告诉党内同志：我们应当看到，国民党还有着200万军队，并且得到国际与国内各种力量的承认，我们还只有60万军队，且地区分散，因此必须妥协。虽然我们极大的让步是同极腐败的政府再合作，但这一协定一旦成立，还是对蒋不利而对我有利的。因为协定首次肯定了国共两党具有平等地位，肯定了中共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主张，从而否定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协定并且丝毫没有损害中共的解放区和军事力量，而且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我们将来组织解放区联合政府。《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协定的报告》，1944年11月9日。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协定在蒋介石国民党看来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蒋介石明确告诉赫尔利：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他和他的党完全失败，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FRUS，1944，Vol 6，pp 180-181 情况同赫尔利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国民党还是不想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能接受共产党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并且必欲全力保持自己对于政权和军权的全面垄断。那个在赫尔利看来“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延安协定草案”只好束之高阁了，因为赫尔利的“我们”里并没有能够包含国民党。蒋介石依旧自行其是地按照既定的原则重提谈判条件，只是他到底同意了赫尔利提出的让中共派人到军事委员会里做官的主张，条件是中共必须同时交出自己的军队。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页。

于是，事情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上去了，一切照旧。赫尔利坚持要共产党先接受国民党派人去做官的条件，说是先伸进一只脚进去，然后再逐步把身子挤进去。中共中央对此当然毫无兴趣。毛泽东还是老办法：你可联即联，否则再“发动一个尖锐批评，又吓得他不亦乐乎”。只是，由于国共力量对比和过去大不同了，因此，中共领导人对这次反复的心态也大不一样了。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学欧洲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共产党的样子，自己组织解放委员会和解放军。

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解放委员会筹备会”。但这个时候公开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究竟利弊如何，人们多少有些意见不一。毛泽东的看法是坚持四个目的，即“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同时欢迎国民党和各党派加入，应该不致引起大问题。但他也不能不担心，“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如何办？是否孤立？”结果，筹备委员会虽然成立了，毛泽东却作出结论说：“成立解放委员会是否将犯政治错误，还可考虑。”因为解放委员会事实上毕竟是有中央政府性质的，还是“看看风色再说”《毛泽东关于解放委员会问题的报告》，1944年12月9日。

十几天后，考虑到手里没有大城市，舆论还没有造起来等等问题，毛泽东作出决定：“解放委员会暂缓。”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完全一致了，那就是：“蒋介石的一切布置是搞垮我们，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毛泽东明确提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毛泽东在董必武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

12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全党发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指示。宣称：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现在两党力量已成平衡之势，“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32-434页。

中共放弃对美幻想，认定战后美国必反苏，蒋介石必反共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开始革命以来始终不渝的坚定目标。但是，在以前的历史中，他们从未有过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现实条件。如今，这样的条件终于开始出现了，以至于他们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此时看起来还近乎幻想的斗争任务。事实上，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要直接提出这一目标至少还要准备两三年。《毛泽东关于我们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致太岳区党委电》，1945年1月5日。这不仅因为日本还占领着中国，国民党还过于强大，而且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已经很明显地公开倒向了蒋介石国民党一边。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人不仅不能打倒蒋介石，而且还必须继续与蒋介石进行周旋。然而，共产党人还是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内定的斗争任务，它仍旧具有现实意义，即它表明了一种决心，这就是：中共已经在向着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行进了。这也意味着，与蒋介石进行的任何谈判都不再有实际意义了。

对于美国方面一方面表示民主意愿，一方面又渐渐表现出必欲扶助蒋介石政府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明显地感到疑惑。毛泽东对美国外交人员公开表示：“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要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还得经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因此，现在还不能采取公开的反对立场来与仍然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对立。毛泽东甚至还期望使美国人相信，共产党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准备实行美国人所害怕的“社会主义”，相反，它将代表农民的利益实行最起码的土地改革，并且争取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企业。转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紧接着，苏联红军在欧洲胜利反攻，大军逼近德国首都柏林，欧洲战争结束指日可待。美国新闻处甚至广播了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赞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国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中共中央因而估计：“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外国多数舆论拥护我联合政府主张，“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美国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其态度自然更加强硬。毛泽东强调，我们有可能也必须设法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政策。为此应“断然拒绝赫尔利”提出的由美国统一指挥国、共、美三方军队的方案，（《毛泽东关于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人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致周恩来电》，1945年1月28日。）坚持周恩来声明的要求，“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否则将助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这与苏美英三国此时所确定的战后方针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关于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

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召开了雅尔塔会议，讨论商定了欧战结束后在远东共同打败日本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一再要周恩来“探明苏联对远东战争及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毛泽东关于探明苏联态度事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12日。）但从公开报道中，中共中央还是注意到，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已得到更进一步的确定，这就是：“1英美苏三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的，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2三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3三大国在欧洲不仅要彻底胜利，消灭法西斯主义最后残余，而且要保证所有解放区都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一决定将来可以运用于亚洲和中国。”（《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

注意到苏、美、英三国间的矛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要的。随着欧洲战争不断胜利，在苏联周边国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权组织，这使中共中央更加确信苏联不会不支持中国革命。因此，它再度开始重视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间的区别，重新开始日益加强其外交斗争策略中的阶级观念了。

3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向党的高级干部明确说明了在外交政策上这种区别的意义。他明确讲，对外国主要是联合苏联，对美、英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固然要以联合为主，但应不放松警戒。他并且指出，许多人想要我党改名字，“我看共产党的名字很好，不能改，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因为形势已今非昔比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将领都看出来，“天下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是准备胜利的”。只要把军队发展到150万人以上，人口发展到15亿以上，那时蒋介石就再“无联合可能”了，就要“以我们为中心”来建立联合政府了。“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毛泽东关于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口头说明》，194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4—277页。）

4月初，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指责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更加明朗化。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中共中央自然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立场。毛泽东估计，苏、美、英三国的团结大局是定了的，但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拒苏反共，力图独霸东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反共也是必然的。希腊出现英军司令斯科比指挥英军直接干涉参与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严重事件，就是战后意识形态对立的信号，也是中国必然出现斯科比危险的重要证明。在这时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公开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但他所论述的所谓“联合政府”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了。因此，他提出，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将要完结，大骂的阶段恐怕快到了，美国不到山穷水尽，决不会和我们合作。它目前只是害怕苏联参战助我而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他进而开始重新依据斯大林的理论对世界政治的矛盾进行具体区分，并且提出警告说：“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油印件。）

4月18日，毛泽东批转晋察冀分局电。该电提出：“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表示苏联将要参加远东战争，估计苏日战争爆发时期不远，远东问题将发生大的变化，今后我们的任务在配合苏、英、美三大盟国……作战中，主要是配合苏联。必须使干部了解，英、美虽在抗日中帮助了中国，但其政策目前还是偏重扶蒋。除中国外，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抗日和中国人民最先的主要支援。”（《毛泽东批转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进行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随后，中共中央开始改变对美政策，通知各地对美方人员加强防范，并决定立即开始准备应付内战。他们断言：“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因此，?们决定：立即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并进一步派兵到南方建立战略根据地，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立即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对付美蒋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1945年6月17日。）

苏联出兵东北，中苏条约签订，毛泽东仍对苏援寄予期望

1945年6月，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正在走向最后的胜利。但是，人们关心的政治焦点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中共中央重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而其矛头所指是如此明确，以至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重新热情地称颂起苏共的领导地位和苏联的援助问题来了。他宣告说：俄国党——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总司令依然存在。毛泽东对此十分强调，甚至讲道：“他〔指斯大林〕的话，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他……那（哪）一国的共产党不注意苏联广播？……〔我们〕七次代表大会有几百个代表，有没有一个说：‘我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我不听他，还是听别的吧！’没有一个。斯大林是不是领导革命？当然领导。……实际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我们的〕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见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油印件。注：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中也有同题报告，但收入该书的讲话中，显然漏记或者说是删除了相当多这方面的内容。同样，苏联之所以长期不援助我们，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许”。换言之，他相信，只要情况允许，苏联必定会援助中共。而在战后，“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保证，说：“如果不来，杀我脑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9页。）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从适应战后的斗争形势和依靠苏联并争取苏援的角度出发，要准备出动十五到二十个旅，到背靠苏联的东北去建立中国革命最为巩固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的上述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出兵东北的基础之上，以及苏联一定会援助自己的基础上的。但是，随着中共中央了解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苏联，从出兵中国的角度，苏联政府一定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某种条约，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此举可能带来十分复杂的局面。只是毛泽东还判断苏联不会因此束缚手脚，应该对中共没有害处，不会妨碍苏联对中共进行必要的援助。况且，苏联的参战必然会改变中国的形势，结果必然会使美国独占中国和蒋介石进行独裁变得格外困难，虽然这“可能形成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独裁加若干民主，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情况，却也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毛泽东关于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1945年6月19日。）

坦率地说，苏联这时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丝毫没有考虑到中共的利益和未来帮助中共的问题。据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声称，在1945年春天的两?谈话当中，斯大林甚至当着他的面作过这样的表示，即一方面称赞蒋介石是“无私的”、“爱国的”，一方面表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FRUS，1945，China，pp338—340）恰恰相反，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政治交易的性质。这是因为，由于雅尔塔会议规定了远东战后国际关系的政治格局，苏联既不能否认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否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政治中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然不会愿意支持中共去与国民党打内战，从而造成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摩擦与冲突。

对于解决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安全问题，斯大林用的还是他与英、美之前在欧洲的解决办法，即通过签订相关协议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1944年10月，斯大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就签订了一个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通过这个协定，苏联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对苏联周边东欧国家的实际控制权。交换的条件，则是把西欧、北欧和南欧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统统让给英、美来控制。尽管当时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等国家的共产党力量十分强大，却因为被划在英、美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都被苏共要求交出自己的武装，与得到英、美支持的流亡政府建立了以资产阶级为主的所谓“联合政府”。与南斯拉夫等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毗邻的希腊共产党人不甘于此，坚持想要取得政权，结果遭到了英国占领军的镇压，而苏联对此却听之任之，坚持东欧如东德、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英、美不得干涉，苏联也绝不在英、美势力范围内制造麻烦。

斯大林把同样的思路也沿用到了远东地区，他通过雅尔塔会议，取得了英、美首脑对苏联在外蒙、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的特殊权益的承认，而他相信由此也就取得了苏、美之间的利益交换，即苏联以中国长城以外（包括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以北）的中国东北、外蒙和北朝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内（包括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以南）则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认并支持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由此可知，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谈判时，所争者不过是实现他们认为自己在雅尔塔协定中已经得到的那些承诺和利益。也就是说，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的目的，就是要把外蒙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通过一纸协定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以此在其远东边界之外造成一道安全防波堤，并实现沙皇俄国早就一直想要得到，一度得到又丢掉了的中国东北的旅顺港。因为，那是一个可以让俄国海军自由出入太平洋的不冻的出海口。

中苏谈判从7月初开始，到8月14日终止，历时一个半月。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一系列附属议定书。苏联因此实现了它控制外蒙和中国东北地区铁路及港口，并在东北占有优势地位的目的。国民党也因此得到了苏联支持它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中苏条约的第一条即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质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下)，第264页。）条约并明文规定，国民政府有权接收中国东北地区，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及“树立中国军队”。

中共中央这时对这一情况显然缺乏了解。8月9日，从广播中听到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兴奋至极，明确认为与苏军配合作战并得到苏联援助的时机来到了。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讲：原来以为反攻要与美国配合作战，那是麻烦。现在是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甚是痛快。虽然具体如何配合还说不上，但我们现在就要“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要搞一个计划，要对日本人放手进攻了。他?计因为苏军出兵，内战一时打不起来，日本投降，交防给蒋介石难于阻止，因此在蒋力量不及的地方争夺地盘至为关键。他相信美国“靠蒋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的程度而增加是必然的，非尽量扩大军队，夺取城市，才有条件在下一阶段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当然，他指出，也要准备在苏美协定与中苏协定的基础上，重新与国民党坐下来谈判建立联合政府问题的可能。（《毛泽东关于苏联参战的报告》，1945年8月9日。）

据此，中共中央发出反攻命令，要求各部队对敌伪发动广泛进攻，并迅速壮大力量，准备在日?投降时能够立即夺取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它并且命令各部队：“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为了乘此有利时机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毛泽东明确告诉前线指挥人员：中共的行动不应受任何约束，相反，应当“无法无天”，只“向人民负责”。（《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

斯大林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坚持不交出一枪一弹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如此突然地结束是中共中央所没有预料到的。而进一步让中共深感意外的，是蒋介石当天即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5日发布了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当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的日军都“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毫无疑问，国际形势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化。

日本突然投降的情况，在中共中央看来显然加大了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而蒋介石国民党的趾高气扬，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估计。为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国民政府紧接着发出的不准中共军队参加受降的命令，朱德公开通电国民党，反而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见《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朱德同时致函美、英、苏三国政府，声明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决不能代表中国“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共军队不仅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而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处理日本的国际和平会议与联合国会议”。中共中央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际上“全系欺骗”，它只能是为了便利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反共战争而作的舆论准备。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予以理睬。

但是，保持中国战后和平局面，不把美国军队引入到中国来，是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制定的对华政策的一种需要。因此，鉴于毛泽东拒绝前往重庆谈判，国共有爆发内战的可能，斯大林基于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的精神，以及在欧洲与英、美合作的经验，很快就致电毛泽东，要求他务必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和平的办法，使中国能够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对此，毛泽东虽十分不满，但亦不能不根本改变原来对于形势的估计，并准备前往重庆。

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向全党解释了这一策略调整的背景，称：“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由于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因此中共只能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以争取有利于人民的条件。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改变策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即：(一)苏联因为国际和平和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合帮助中共；(二)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军队完全投降于国民党，中共没有合法地位，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只能使用武力强攻，而中共军队的武器只是步枪，没有外援不能攻坚克敌，苏联又不能提供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原计划中的夺取上海、南京、天津、太原等众多大城市的计划都只能取消了，原定组织12个团（每团1500人）的兵力抢先进?东北，“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计划也只能暂停实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已不可避免。

当然，仔细考虑了苏联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苏联的做法也是能够理解的。毛泽东说，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明显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分歧，但大战之后，“不能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苏、美、英之间的势力范围是确定了的，“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因希是英所必争，中国亦然”。“所以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有些同志失望”。“这叫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因为苏、美、英都要求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发动大规模内战，这种情况也未必就对我们不利。“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在起作用。我们也正可以借此逼迫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解放军和建立联合政府。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与蒋介石谈判和平，也不会改变中共中央要乘苏军占领东北期间与国民党崙夺东北的原定方案。就在确定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几天后，延安就组成了1200人的干部团外加一个团的兵力，出发前往热河边境，创建热河根据地，并相机进入东北工作。中共中央同时发布党内指示说明：“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察两省不在?苏条约范围内）。”

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对于这次谈判的根本目的是很清楚的，即“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具体说来，就是准备以让出江南八个零散的小块根据地，来换取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整个陇海路以北，即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即通过划区割据但建立联合政府的办法，来实现和平局面。

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派毛泽东等前往重庆谈判，一方面则加紧利用占据华北、华中敌后的便利条件，开始全力以赴地夺取西北、华北、华中及华东的一切可能夺取的敌伪控制区及一切交通要道。

同样的情况，国民党西北地区的军队也在大举向敌伪占领区推进，国民党军主力则在美国海空军的帮助下，开始紧急从西南地区运送部队到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接收敌伪占领的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不难了解，国共双方这时已经因为抢占沦陷区的问题，先后开始在各个地区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蒋介石设计与中共公开和谈，一则是要为自己运兵争取时间，一则是想在美、苏的帮助和压力下，通过谈判，来确立其正统地位，争取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承认军令政令的统一。因此，蒋介石绝不可能接受中共要割据一方和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结果可想而知，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和平谈判实际上绝不会谈出任何和平的成果。

10月10日，国共双方历经一个多月的交涉，勉强签订了一个《双十会谈纪要》，原则规定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方针，并承诺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涉及军队、政权等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拢。因此，“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内战的烽烟就四处燃烧起来。蒋介石必欲实现其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不惜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必欲保存革命的一枪一弹和他们所占据的每一寸土地。结果，双方仍旧只能是靠枪杆子来进行一番较量了。

第五章 走向新中国

一、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美苏关系紧绷，斯大林被迫实行两面策略，八路军潜入东北 / 苏军态度摇来摆去，中共中央急调十万大军赶赴东北 / 苏军打开大门，开始转交日军武器装备，国共争夺战打响 / 蒋介石坚持向美国一边倒，斯大林无奈重新帮助中共

美苏关系紧绷，斯大林被迫实行两面策略，八路军潜入东北

随着1945年世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开始走向最后的胜利，苏、美、英三大强国之间围绕战后欧洲的势力范围，乃至世界其他有关地区的政治走向，明显开始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和斗争。这种情况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问题在于，苏、美、英之间的这种斗争在形式上似乎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尖锐，相反，三强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就战后世界政治基本格局所达成的默契却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战后中共中央对远东国际关系的考虑，最初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而把苏、美继续合作作为自己的基本估计。1945年8月，斯大林强硬地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电报，更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苏联准备在远东和在中国采取的立场。

在即将出现的足以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接到这样一封要求自己放弃争取支配中国未来权力的斗争的电报，它所引起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严格地说，中共1944年仅有不足60万兵力，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也只突击发展到了100万人。按照毛泽东在1945年1月关于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的准备，以及3月他关于部队必须要发展到150万人，控制的人口必须要达到15亿，才能另立中央政府的估计，1945年8月的时候，中共其实还远未作好夺取全国政权的准备。因此，认为斯大林8月20日前后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电报干扰了毛泽东战后的夺权步骤，恐怕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作出这样的批评的无疑首先是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多次强烈地表示了对这封电报的不满，说斯大林当年发这样的电报是“不许革命”。事实上，如果说毛泽东当时确有不满，多半也仅仅是因为这和他1944年以来的正在形成夺权步骤，以及对苏联援助的希望有所冲突罢了。稍加冷静之后，毛泽东其实也就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没有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因为日本过早宣布投降，以中共军队这时的兵力和装备，一时间也无法实现一举“把中国拿下来”的宏愿。何况，毛泽东也很清楚，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它从来就受制于既定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大格局。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不仅熟悉，而且对内中的道理也很明白。在中共七大等会议上，他就一直在向党内干部解释这个道理，即：苏、美、英三国的团结大局战后一个时期内虽然还不会改变，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拒苏反共，力图独霸远东，想变中国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却是必然的。因此，战后意识形态的对立，苏、美、英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加入反共反苏阵营，中共站在反美反帝的苏联一边，都是无可选择的。因为苏联及其东欧新解放的各国力主和平，极力避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共中央自然责无旁贷地也要奉行和平民主政策。“问题是国共反映美苏”。“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同时共产党后面也站着一个苏联。城下之盟可以设想，同时又不可以设想。因为我们作了城下之盟，就是苏联作了城下之盟”。

但是，一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斯大林的安排，即交出武装，加入资产阶级主导的联合政府，走法国式的道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只能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接受斯大林的劝告，参加谈判，在政治上、军事上适当让步，以示“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来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下一步武装夺取政权作准备。而的这种策略，当然不可能带来斯大林所希望看到的和平局面。问题是，斯大林在算计战后远东的国际政治格局时，明显没有估计到罗斯福死后，继任者杜鲁门不仅不让苏军参与对日本的占领，甚至不认同斯大林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解释，坚持苏联无权把中国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独享特权，东北必须对各国一视同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1945年8月9日、12日、27日，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曾三次向苏联政府转达美国政府希望苏联公开承诺在东北问题上遵守“门户开放”原则的意见。日本投降不过一个月时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已经在中国天津一带登陆，名为协助遣返日本军队，实则帮助国民党军接收华北和向东北进军。

面对美国人可能进入东北的严重威胁，斯大林明显进退两难。他既不能故意违反中苏协定，因为该协定是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而苏联对远东南库页岛和日本千岛群岛的占领，都是通过雅尔塔协定取得了美、英的认可而具有合法性的。不遵守中苏协定，就可能使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受到动摇，从而直接威胁到苏联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严守中苏协定的规定，苏军按约定时间撤出东北后，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就势必会受到在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政府的挑战。一旦蒋介石把美国人引入东北，苏联的远东地区乃至西伯利亚和外蒙的安全，都难免会受到美国势力的威胁。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协定所取得的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和对旅顺军港的租用权，也都可能因此而变得毫无价值。

最终，苏联方面决定采取含混的两面策略，即表面上坚持遵守中苏协定，只向国民党移交东北主权，实际上暗中利用中共军队，在东北造成第三方势力的假象，用以协助苏军占领东北和牵制美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拒绝交枪，而且尽力壮大自身力量的做法，就自然而然地适应了苏联战后在中国的利益需要。

根据先期自行进入东北的小股部队得到的情况，中共中央8月下旬已经发现，东北苏军中下层人员出于对共产党人本能的信任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事实上抱不干涉甚或欢迎的态度。如张北地区苏蒙联军拒绝与八路?部队具体交涉，但不反对八路军占领张家口；山东八路军侦察部队在渡海与大连苏军接触后，苏军明确表示将不干涉中共在乡村中的军事活动和在城市中的群众工作。因此，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几乎马上就明令山东分局派干部经海路前往东北开辟工作，同时电告各分局：“1苏方为维持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限制，须将东北交还国民党政府，我党我军进入后，苏军必不肯与我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2但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3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派去的部队一律不公开党在其中的领导，形式上也不求统一，一般应“避开红军驻扎的城镇大道，分散在外县乡村活动”，“应作长期打算，组织群众，发展力量，以待将来”。自此，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8月30日，晋察冀根据地冀热辽军区下辖之曾克林部第12团在山海关外绥中县与苏军会师。之后，该部两团与苏军首次配合作战，于31日下午攻占了山海关。当地苏军并允许八路?接防绥中、山海关等地，同意八路军接收当地伪政权及建立卫戍司令部。9月7日，冀察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开进山海关时，苏联红军还专门派车迎接，并于11日与八路军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表示援助我们”。已经和苏军建立起互信关系的曾克林部，更得到了驻沈阳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下辖的苏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邀请，由苏军用火车将该部运抵沈阳，改称保安队负责城市治安，将司令部设于原伪市政府大楼，政治部设于原日本宪兵司令部。曾克林回忆称当时部队根据苏军建议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并在沈阳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卫戍司令部”，?李运昌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则显示当时进沈阳的曾克林部改称“保安队”。查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可知，曾部最初进入沈阳、锦州等城市时确称改为“保安队”，“因东北人民痛恨保安队至极，维持秩序人民不听保安队”的，故东北局提议“是否可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或某某省自治军、省防军等”。此后，中共部队才正式冠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称号。苏军指挥官并且告诉曾克林，中共军队完全可以利用大量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曾克林回忆，部队进驻沈阳后，苏军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守。他曾组织部队拉炮拉武器，“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还有156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

从随后新成立的东北局领导人发来的电报中可以了解到，进入9月后，中共进入东北的军队从最初的2000人已经发展到46万人，发动群众和接收政权均不成问题，苏军“从上至下，对我军都很亲热，但对我军之信任心并不高”，因现有部队十分不巩固，维持秩序尚感困难，干部力量极弱，故“大批的帮助须上边决定，小批的零星的已实际给了一点”，如已得到各种炮80余门、迫击炮100门左右。苏军领导人明确表示：“东西交给你们，也管不了。?东北局领导人亦承认，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事实”。

苏军态度摇来摆去，中共中央急调十万大军赶赴东北

刚一得知苏军默许八路军进入东北的消息，毛泽东就马上从重庆电告延安的刘少奇等：“除原定五个团，最好能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三处抽出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的团十个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热河、察哈尔两省也是“我所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须”。另“干部除了延安派去之一千二百人外，还应由其他各区及辖区外县抽调东北干部继续调回东北”。刘少奇认为一两万人还不够，当即电令山东分局集中4个师12个团25万到3万人经海路分散进入东北。而为了“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中共中央开始在华北各省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之蒋军，并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及沈阳一线，确保对进入东北陆路之控制，力图以此来压迫蒋介石承认自己在华北及东北的优势地位，从而在谈判桌上作出让步。

对中共的军事实力，苏共中央这时并无太多了解，但它显然相信中共没有同蒋介石政权抗衡的能力。苏军清楚它在东北只能信任中共，也必须引入中共武装，以牵制美蒋力量，却又不能露出痕迹，给美蒋以口实。因此，在确定方针之后，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特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由已在负责沈阳卫戍任务的原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陪同，乘苏机由沈阳飞抵延安，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苏军统帅部正式的口头通知。通知要求八路军在红军撤出东北之前，不要公开进入，个别进入东北大城市者，请即下令退出。至红军撤退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至于以地方武装名义在东北活动问题，苏方代表在非正式谈话中表示支持，并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贝鲁诺索夫并承诺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交八路军接收。

16日，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代表也通过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电台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可退到外蒙去，“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而苏联大使也私下告诉中共领导人，务必“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以力争东北。

苏军代表的态度，使中共中央受到极大鼓舞。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东北局，立即随苏机赶赴东北指挥一切。同时，它下令各中央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为此，“华中、华北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东北，“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指示明确认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现在是“千载一时之机”。

占领东北的战略意义，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时就再三讲过。他甚至表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此，“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中共中央这时对夺取东北也充满信心。它相信东北三面都是苏联的势力，南面旅大又是苏联军事?制地带，我如能控制住热、察及冀东，在东北沿海再配置数万兵力，甚至可以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故此为“决定的一环”。为此，它提出：“其他区域暂时稍受损失，亦应在所不惜。”据此，以刘少奇为首的延安中央于9月17日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主张江南武装撤返江北，华东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分赴山东和冀东，山东主力及大部干部则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全力夺取东北及热察和冀东于我手中。它甚至要求华北、华中组织一百个团的干部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从班长、付（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

其实，自9月中旬以来，苏军曾一再要求身份已经公开的中共军队，如李运昌等部撤出沈阳等大城市。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东北局到达东北后甚至发?，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看守，现金现钞提尽，我分文未有。工厂仓库的机器物资运走，火车、汽车、汽油、广播全部绝对控制，我无权调动车辆。我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无法运走。我们现在仅属客军性质……弄到我所发现之仓库，只要被某方看到立刻派兵看守，作为他们的”。“前曾克林说有步枪六十万枝，大炮数千门，查不确，现只搜得山炮八十门，迫炮百余门，子弹稍多，兵工厂仍为友军控制”。

然而，仅仅几天过后，苏军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是因为，9月底苏方已获知美军不仅帮助运送大批国民党军队来华北及东北，而且美国海军陆战队还直接在天津登陆，助蒋占据平津等地。国民政府明显希望苏军早日撤退，并有把美国资本引入中国东北的企图FRUS，1945，Vol 7，pp 973-974、979-980、981。，鉴于此，苏联方面对于中共夺取东北的计划马上就开始变得积极起来。

10月1日，苏联大使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说明苏军准备开始撤退。见《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苏交涉》，（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编印，第127、129页。两天后，即10月3日，东北局领导人就受到了苏军将领的接见，他明确告东北局称，中共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十分正确。他建议中共抽调主力25万至30万人分别部署在山海关一带及沈阳附近，把住东北大门，不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东北局4日高兴地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并决定向中共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他们甚至转述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给彭真他们打气。《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4日、8日。

还在得知美蒋军队即将进抵平津的消息后，毛泽东就急电延安中央，告诫说：务必要“组织三万至五万有力部队，迅速开至冀东热南，以制先机，否则将失机”《重庆代表团关于迅速组织三五万有力部队置于冀东热南致中央电》，1945年9月23日。但是，直至10月初，中共方面“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还远”《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29-230页。受命前往冀热辽之黄永胜、倪志亮、曹里怀、邱创成及太行军区等部，尚在途中；山东决定派往东北、冀东之五个师，冀鲁豫、冀中、太行等派出的部队和延安炮校等，均刚刚开始出动；承德至山海关一线总共只有万余人。而全东北中共军队人数虽已有近八万人之多，但因扩充过快，干部奇缺，缺少训练，“除少数部队外全无战斗力”。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策略，一面批评各部队行动过于迟缓，一面主张“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外蒙、朝鲜、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29-230页。

苏军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将军队部署到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等有依托之地区后，大为不满，批评中共仍是游击作风，力主中共应以全力夺取东北。毛泽东得讯后马上电告中共中央，表示“彼方既下决心，我方自有办法，但卅万办不到，一个月内能有十万到达冀东及东北，即是好事。除此十万外，请下决心从山东调主力五万争取去”。同时，应开始在平绥、平汉、同蒲、津浦各路“与蒋军大冲突”，迟滞其陆路北进。《重庆代表团关于彼方既下决心我方自有办法致中央电》，1945年10月5日；《中央关于抽调十万大军进入东北等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10月11日重庆谈判告一段落，毛泽东等回到延安，他更是主张按照苏军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据此，他提出：“我正源源进入东北，希友方坚持两个月，我可完成一切准备。”《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64页。

要苏方从张家口方面提供必要的军火援助，这对苏军来说并非难事，但要其延缓撤军，在苏联方面已经正式宣布之后，就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苏军打开大门，开始转交日军武器装备，国共争夺战打响

10月12日，国民党之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到达长春，与苏方正式接洽接防事宜。因国民党方面已清楚地了解到中共武装在东北集结的情况，并向苏方提出，苏军的态度再度发生了变化。

据东北局报告称，原苏军主动让中共接收抚顺、安东等城市，10月中旬末忽又不让接收了。甚至已经进入东丰、西丰、海龙、西安等城市的中共军队，还被赶了出来。《彭程关于东北情况致毛主席电》，1945年10月21日。本来极力反对美舰运送国民党军队从海路进入东北的苏军将领，这时又接到命令，表示同意让国民党军队从营口、葫芦岛登陆了。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21、125页。

10月25日，国民政府正式通知苏联大使，政府军将于29日起自营口、葫芦岛登陆。同上，第121、125页。此举如果实现，中共对山海关和锦州一带的控制和在陆路封堵的计划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然而，正当东北局对此一筹莫展之际，苏军的态度又变了回来。10月13日，国民党第13、52两个军已经在秦皇岛登陆，继而在美军帮助下向周围扩展，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仅帮助国民党军抢修被中共破坏的秦皇岛到山海关的铁路线，而且还武装执行护路任务。这一消息再度激怒了苏方。

也是在25日这一天，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同意全面开始向中共进行交接政权工作，并表示：11月15日前“如顽固进攻，苏将协同我打击”《东北局关于苏方态度积极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与此同时，苏军很快就将营口、葫芦岛等地交给了李运昌的部队，明摆着是让中共武装拒止美蒋的登陆行动。

到10月底，中共军队除原有的李运昌等部外，最大限度只能再到3 5万人和干部6000人。如果能拖到11月，即可到正规军6万人、干部2万人。故得知苏军这一态度后，中共中央的决心很大，有意照苏军建议，一边武装拒止美蒋军队在东北登陆，一边努力组成几十万野战军，进行大规模作战，争取“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88-389页。

10月27日，美舰先头运输梯队抵达葫芦岛海面，遭到李运昌部31团驻防部队的抵抗，被迫折回。此后，国民党方面虽极力交涉，苏方却以“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为由，拒绝为其登陆提供任何安全保证。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38页。

不仅如此，苏军为防止国民党突然空运长春，这时还允许中共军队在长春机场附近设防，并公开指责东北国民党部秘密组织10万武装破坏交通，袭击苏军。同上，第143-144页。借撤退在即，他们这时先后开始向中共军队提供了一些坦克和汽车，并移交了在南满地区的部分日军武器弹药仓库和兵工厂。按照苏军代表向东北局所谈，除苏军已经搬走的约占整个日本在东北重工业工厂五分之一的设备外，其余都会交给中共。这里面“弹药只抚顺即有三百万发炮弹，飞机亦可交我处置（现我已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之全部队员可以使用……）”。东北局并报告称，苏军指挥官“劝我一面练炮兵，一面搜集炮兵资材，一面生产炮，要积极些”，说他已答应将兵工厂交我。但苏军主张各种装备要分散出去一些，以免被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据11月2日、5日、6日东北局再报，他们已接收沈阳兵工厂全部设备，并控制了大批物资。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 2万支步枪和600挺机枪、800万发子弹、15万枚手榴弹、2万件大衣、3万双皮鞋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十一二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讯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 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12月初，苏军还从旅顺和朝鲜向中共提供了“近万步枪，百挺机枪”。同时，因为苏军提供了40余架飞机，中共东北局已决定要成立航空学校。《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东北局关于建立空军问题致中央电》，1945年12月17日，《东北局物资供应问题致各兵团电》，1945年12月29日，见《彭真年谱》，第310、312-313、344页。

这个时候，形势明显向有利于中共的方面在发展。中共军队已开始大批进驻东北各大中城市。华北地区平绥、平汉、同蒲及津浦各路均被中共军队切断，仅上党、邯郸战役，国民党军即有两个师起义，近20个师被歼，国民党军通往东北的海、陆、空通道全部被堵死。毛泽东自然信心百倍，他明确提出了“竭尽全力，霸占东北”的方针，主张“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即华北国民党军亦应退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目的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45年11月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58页。

就在毛泽东下决心独占东北的同一天，即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军对中共军队驻守的山海关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就此打响。

此时，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只有13、52、94三个军约八万人，而中共赶到锦州至山海关和承德一带的兵力已达到十万人以上。尽管部队有些昼夜兼程，十分疲劳，许多新扩充之部队既缺枪弹，又无训练，难以马上投入作战，但中共中央仍坚决主张“坚持半个月”，拒敌北进。《中央关于把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作东北当前紧急战略任务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19-420页。它相信：“本月内我可集中十万兵力于东北”，即可“靠此兵力及当地新力量作战”，两个月后更有“九万生力军可陆续增加上去”，敌纵使派出五个军15万人也不足为惧，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中央关于向东北增调兵力的指示》，1945年11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01-402页；《中央关于李富春等速去沈阳致高、洛电》，1945年11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3-80页。

然而，事情并没有中共中央想象的那样顺利。11月10日，莫斯科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苏军代表当天即告诉中共东北局领导人称：苏方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中，让国民党部队空运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中共武装在此五天中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冲突。苏方代表声称：“此系根据新的协定，是莫斯科的信仰，并声明此种事件之决定，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力变动。”他“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因此要求中共务必服从。《东北局关于东北苏军决定让国民党部队空运到各大城市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1日，见《彭真年谱》，第315-316页。

苏军态度的突然改变，使新到东北的部队陷入十分尴尬的状态。参见黄克诚：《黄克诚自传》，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林彪和彭真一面紧急下令将取得的各种机器设备及军用物资全部西运，一面不得不为此专门写信给苏联侦察总局图马尼扬中将，恳求他从旅顺或其他任何地方调拨出1万支步枪、600挺机枪和900挺重机枪，给已经集中在辽阳的部队。转见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苏军态度的突然改变，与苏联领导人对中共实力的看法有密切关系。就连苏军将领都认为，以中共目前在东北及热河的兵力，远不足以阻挡有美国帮助和装备的源源而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一直主张中共应不顾华中乃至华北，把全部主力，至少50万人调到东北来，说“满洲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最终，中共只调来了10万兵力。他们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先机已失”。对毛泽东提出的“霸占东北”的方针，苏方代表自然不认为能够做到，故明确劝告说：“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苏联大使非常怀疑毛泽东所提“全华北归我受降，及华北六省全部民选”，国民党势力“退出平津青”等主张，“在目前是否有实际意义”《重庆代表团关于与友人谈话内容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

蒋介石坚持向美国一边倒，斯大林无奈重新帮助中共

11月15日，鉴于国共争夺东北的战争已经打响，中共东北局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份公开宣言，说明此一冲突的由来。其宣言稿写道：“东北已获得人民解放，而民主解放刚刚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勾结汉奸国特在东北建立新的奴役与独裁，东北人民要起来反对国民党敌伪顽合流政策……武装起来实行自卫。”《中共东北局关于实行东北人民自治的宣言》，1945年11月15日。

此一宣言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国民党政府当天就照会苏联大使，宣称由于接收工作“遭遇诸种阻碍”，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7页。随后，蒋介石并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苏联政府“故意蔑视”“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蓄意“阻挠”其正常接收，“支援”中共军队抢占东北，“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故请美国给予“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同上，第148-149、153、168-171页。

国民党的这一举动，不仅使苏军已经开始的撤退工作无法继续，而且使东北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成为国际问题而引起美国的干预。苏联当局对此显然缺乏准备，因而不得不急忙改变对策。

11月17日，熊式辉及国民党东北行营人员乘飞机南撤，苏军已经撤出长春的部队一天之后又奉命开了回来，并命令中共的军队全部退出城外。同日，苏联大使照会国民党政府，声称“苏军司令部对于东三省之中国共产党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今“中国政府军队能无阻碍的在长春及沈阳降落”，且将受到苏军“协助”。而为有利于接收，苏军之撤退可“延缓一个月至两个月”。之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商定，苏军撤离东北日期可推延至1946年2月1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8-149、153、168-171页。

11月20日，苏军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与顽作战，不准有共产党军队存在，中共军队应一律撤至50公里以外驻扎。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东北“现在的方针仍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但希望能不让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以便于我延缓蒋军之推进。《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29-430、431-432页。

苏军赶走中共军队自然并非出其本意。因此，当美机、美舰接连出现在旅顺、大连附近海面后，苏联一方面力图以让蒋接收东北为缓和之计，另一方面又大批向沈阳、旅大之线增兵，并重新在营口地区布防，加强防备。1945年11月中旬以后，苏联接连向旅顺空运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5万人以上，包括四个坦克旅及一个炮兵师。因为苏中两党几乎面对同一个危险的敌人，因此对于中共，苏军在内部仍保持着友好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再三解释苦衷；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要与美蒋在东北问题上周旋，就必须加强对中共的支持，而不能使其削弱。因此，他们很快就同意中共军队可以仅退至长春铁路沿线20公里以外，中共东北局及其各种政治宣传机关等不必撤退，并支持由中共召集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于11月22日在长春举行，还专门提供了电台给东北局以保持双方间的密切联络。从这个时候开始，苏军还从旅顺及驻朝鲜苏军处进一步向中共提供了必要的军火帮助，甚至同意中共军队不让北宁路以拦截蒋军北上。对于国民政府方面，苏联官方照会则称：因为营口、葫芦岛以及沈阳以南区域的苏军已经撤退，故不能予以协助。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55-156页。

不过，中共军队这时尚无城市攻防战的经验和能力。11月16日，山海关即被国民党军队攻破。注意到国民党出关军队中有大批美国军事顾问中共中央11月23日电称，已证实国民党出关军队中每团有20名美军军官。，中共中央也意识到“独占东北，无此可能”，必须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计划，“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因此，它修改了此前的决定，指示今后主要争取“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的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55-456页。

11月25日，中共军队把守的进入东北的门户锦州亦告失守，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已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美国势力随着蒋军进入东北，并使苏联能够合法地在东北确立优势地位，苏联政府又开始提出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的提议，力图以将东北工矿企业交给蒋介石，由中苏共同经营为要求，来迫使国民党同意不让美、英等国势力进入中国东北。

苏联提出共同经营的理由，是因为东北工矿企业多半为日本所创办和经营，几乎所有重工业均为日本股份。依照雅尔塔及波茨坦协定对德国之规定及先例，存在赔偿问题。参见萨纳柯耶夫等编，北京外国语学院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12-514页。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蒋介石就试图使苏承认“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应“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份”，但斯大林仅承认“凡属于日人私人之财产，可同意赔偿中国战时损失，凡属于公司组织者，应视作战利品”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241、371页。因属于公司组织者占东北工矿企业绝大多数，故苏军占领东北后，很快就将其作为战利品或接管，或拆迁搬运至苏联。至11月底已搬运之机器，即已占总量之五分之一多。由于东北重工业仍具有极大潜力，苏联方面最初甚愿共产党人能全部占有，不让美蒋染指。鉴于此举不成，苏联就开始劝诱国民党同意“其财产应由双方平均分配，“组织中苏合办之公司”，共同经营东北工矿企业同上，第374-402页。，试图以此为诱饵把国民党的手脚捆起来。

但是，蒋介石坚决不承认苏方关于战利品的说法，国民党方面为阻止苏联把这一点强加给中国，还很快将苏方的这一企图透露给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抗议与反对，苏联“合法”控制中国东北的努力很快就流产了。自11月以来，美、苏两国就不断在原子弹、德国、朝鲜等众多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美军已经将苏军列为主要假想敌，这种情况自然更加刺激了苏联方面。斯大林这时明确告诫国民党人：“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参见FRUS，1945，China，pp 848-850；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15页。

自苏联1945年11月被迫对国民党让步之后，它实际上已经强烈地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与美国是一丘之貉，因而是自己在远东极其危险的敌人了。由于在东北的苏联军官及士兵接连遭到有国民党背景的武装集团的袭击，甚至是暗杀，苏军已开始向官兵进行警惕和仇恨国民党的教育。鉴于按照原定计划，苏军在1946年2月即应全部撤出东北，因此，它很快就重新与中共合作。1月初，苏军再度将辽阳、鞍山、本溪等东北重要工业区移交给共产党人，并通知中共东北局，准备在其撤退时大量接收各地政权和厂矿企业。凡未北运的各种军事物资及仓库等，也将留给中共方面。《彭真关于接收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致中央电》，1946年1月1日。

二、和与战的抉择

苏联拒绝参与调处国共关系，中共接受停战令留下后患 / 政协和平决议达成，中共中央认为是全国民主运动的大胜利 / 毛泽东反对学法国，主张“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 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地位，中共被迫选择战争 / 苏军抱怨：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决战四平，虽败犹胜 / 苏联倾力援助，中共在东北转危为安，马歇尔调停失败

苏联拒绝参与调处国共关系，中共接受停战令留下后患

1945年底，中国的局势异常复杂。自“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即大举进攻中共的解放区，并迅速运兵以控制华北，接收东北。而共产党则利用自己在华北的优势地位，切断了华北各主要交通线，并全力开进东北，控制了部分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甚至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由海路进入东北的企图，使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计划一度难以推进。蒋介石由于无力迅速调派更多军队赶赴华北和东北，要想在华北和东北对中共展开全面攻击，明显力不从心。但是，中共的优势同样极其有限。特别是它在东北新组建起来的部队，不仅缺少训练，而且装备不齐，要想阻止有着大批美式装备和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显然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受命前来调处国共冲突，无疑成为这种复杂局面的一种转机。

对于马歇尔使华，国共两党的态度最初截然不同。蒋介石多次函电以示欢迎，并积极准备材料和方案，力图影响马歇尔和美国政策，以争取更多的援助。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利用美国的压力，争取得到他这时因兵力所限，在战场上一时还得不到的东西。

中共方面这时对马歇尔来华调处，却抱以高度的戒心。这是因为，同样曾经作为总统特使的赫尔利，就执行的是一套扶蒋反共的政策。而美国总统杜鲁门此时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8-629页。，也显露出很鲜明的扶蒋态度。因此，中共中央这时在党内就明确指出，杜鲁门声明的实质仍旧是“扶蒋防苏压共”。毛泽东在1946年1月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也特别表示了对于美国调处可能带来的危险的强烈担忧。转见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杜鲁门声明和其他一系列文件，构成了马歇尔赴华使命的主要点。它确实包含着扶蒋、防苏、压共的重要内容。杜鲁门等认为，支持蒋介石政府以防止苏联控制满洲以至中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必须设法制止中国的内战和混乱，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完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完整统一。参见FRUS，1945，Vol 7，pp 745-746、747-749、768、77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8-629页。

但是，作为一种妥协和美国民主政治观念的产物，马歇尔使命也包含着某些共产党人最初所不了解的内容。这就是，必须设法取消国民党的所谓一党“训政”制度，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举行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使他们得以参加政府，从而建立起广泛代议制政府。美国清楚地知道，作出这种妥协和进行必要改革的关键在于蒋介石，但它深信有足够的办法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42页。

在这一点上，美国甚至成功地取得了苏联的谅解。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中，双方不仅相互承认了对方在中国目前所负有的责任，而且同意共同促进中国停止内战和实施民主政治。见《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这种情况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马歇尔的地位，而且也不能不迅速影响了共产党人的看法。

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上海，与各方接谈。30日，国民党方面提议由马歇尔参加，会同国共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调处停战等问题。因为认定“国共反映美苏”，为了在谈判中增加自己与美、蒋抗衡的资本和力量，中共中央最初明确主张苏联也派代表参加到谈判中来。但是，由于苏联不愿卷入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事务当中来，也不愿由此为美国介入苏联势力范围内提供口实，因此，苏方明确拒绝了。

这时，对于根本解决国共冲突的办法，国共双方的公开立场非常明确：蒋介石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军队，中共则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双方主张南辕北辙。参见FRUS，1945，Vol 7，pp 794-804 但马歇尔似乎胸有成竹。调处工作一开始，他就一面提出实施停战和恢复交通的建议和办法，一面催开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停战、政治民主化和统编军队三个步骤来完成他的使命。

关于停战的建议和办法，马歇尔提出一份停战令草案和一项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具体计划。停战令的中心内容是全国停战及军队停止调动和恢复交通。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4页。对于关内停战，中共中央并不特别担心，因为已经占据的地点多半有着较为稳固的基础。最为棘手的还是东北。国民党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东北，又有中苏条约作为法律依据，中共虽陆续接管了大片地区，却既无合法地位，也无足够军力可以阻止国民党军强行夺占。而如果没有苏联在谈判中提供帮助，中共要想通过谈判解决自身在东北合法存在的问题，自然也可能性很小。但是，苏联的态度很简单，“满洲问题完全除外，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可向苏联交涉”《重庆代表团关于苏、英参加谈判事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3日。

依照苏方建议，中共中央指示负责与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周恩来在三方会谈中提出“满洲问题除外”。周随即在1946年1月5日向马歇尔及国民党代表提出了这一要求，并说明：中共承认中国政府有权接收东北，中国军队需要通过各种运输方式运送军队去东北，因此，不应在停战协定里不加区别地写明所有军队在停战令下达后都不得移动，而应把这一规定限定在关内，即应允许东北的军队有调动的必要。FRUS，1946，Vol 9，pp 20-25 当然，周恩来要求在停战令中写明，东北军队的调动要经过协商。国民党代表则提出接收东北主权的军队，以及接收热河、赤峰和察哈尔、多伦地区的军队调动不应受停战令的限制。FRUS，1946，Vol 9，pp 59-75

实际上，把东北除外，对中共确立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存在着诸多麻烦。中共中央虽然批准了“满洲问题除外”的谈判方针，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样做的种种不利。特别是国民党坚持曾与苏军订有协议，因而必须接收赤峰、多伦及其以南地区。此举实际上是试图阻断中共进入东北的陆路通道。中共中央因此清楚地意识到，“满洲问题除外”，东北仍将大战不止，于己不利。

8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等，说明：“关于停战运兵，就我们方面来说，满洲一起解决不除外为好。但以美人领导之三人委员会及三人司令部即借此插入满洲，对苏不利，因而即对我不利。但若满洲除外，国民党即要求热察除外，并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满洲停战与运兵问题，如此则满洲问题可能久延不决，对我不利。”因此，它请周向苏联大使询问：他们能否很快设法使我们与国民党谈判解决满洲问题？如果不能，我们可否在此次谈判中规定满洲也必须纳入到停战令的范围之内？《中央关于满洲问题除外于我不利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8日。

9日，眼看停战谈判即将告一段落，中共中央明显地沉不住气了。它再电周恩来等，直截了当地要求“通知苏联大使，征求苏联意见：（一）由于中共与国民党关于满洲问题尚无任何协议，此时蒋军之进入满洲，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严重冲突，蒋军现正在接收赤峰、多伦主权的借口之下，向热河、察哈尔我军进攻。为此已使国共双方关于停战的协议不能实施。（二）不独在中国本部，而且在满洲及热河察哈尔，中共方面均要求立即停战，关于这种停战协议，由于马歇尔的参加已获有初步结果，关于国民党进兵满洲及在满洲境内国共双方如何避免冲突的办法，我们希望苏联能够按照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先例，立即发起谈判，并由苏联代表及国共双方代表组织三人委员会来解决满洲问题。（三）如果苏联暂时不好出面发起谈判及组织三人委员会，我们意见，满洲问题即在目前马歇尔参加的国共停战谈判及三人委员会中一并解决，而不使满洲问题除外。但在讨论与满洲有关问题时，均请苏联大使参加。因为我们估计到，国民党是不愿和中共讨论满洲问题的，并力图使目前的停战协议不适用于满与热察。而如果满洲问题除外，不在这次全国停战谈判中一并解决，国民党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满洲问题，并可能将华北的蒋军调入满洲和我作战，这对我是不利的。而没有苏联或美国的参加，不论现在及将来，国共双方要在满洲避免军事冲突，都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向苏方征求不将满洲问题除外的意见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9日。

但就在9日当天，国民党谈判代表已经开始作出让步，表示愿意将赤峰、多伦以南地区的接收延后，目前只派有限军队去接收赤、多两城。周恩来仍表示反对，并明告马歇尔称：“不论中苏有无协定，均不能据此要求我们让出赤峰、多伦。因接收系受降问题，而受降为军事冲突的起因，故解决受降权只能就地办理，否则国民党可据此要求占领热察及我已受降之一切地区。”FRUS，1946，Vol 9，pp 98-104；《重庆代表团关于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6年1月10日。注：赤峰、多伦这时事实上还在苏军占领下，故停战令发布后中共中央急电彭真、聂荣臻、程子华等：“即向友方提出，要求赤峰、多伦及热察地区所有红军、外蒙军占领地区立即移交我军接防，行政由我方立即派人去接收，不得延误。”

当晚，马歇尔向蒋施压，蒋介石同意国民党再作让步。次日，国民党代表表示在此次停战令中可以不提赤、多的接收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已不再可能推翻自己原先坚持的“满洲问题除外”的要求，不得不接受了马歇尔修改过的停战令。FRUS，1946，Vol 9，pp 104-116，119-125 但周恩来要求在谈判记录上写明：（1）在东北不得驻兵过多；（2）政府军进入东北只要经过华北中共占领区，须经过协商；（3）进入东北各地的政府军调动，必须按时报告北平执行部。《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0-21页。

1月10日，国共双方就关内全面停战达成协议。规定停止一切战斗；除另有规定者，停止一切在中国境内的军队调动。中共中央亦宣布接受这一协议，并以毛主席的名义公开发布了停战命令。要求“凡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见《新华日报》1946年1月12日。

政协和平决议达成，中共中央认为是全国民主运动的大胜利

就在停战令发布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正式召开了。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齐集一堂，讨论和商定国家大政方针。中共中央在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声明中，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将从此开始。”同上。

中共对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会议召开的这种态度，并不纯粹是出于宣传的目的。由于这时苏联方面一再表示“东北决不能打”，故中共中央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考虑到自己已经在东北及华北地区取得了立足点和部分军事优势，中共中央赞成在现有基础上争取和平与妥协。因此，中共在美国单方面调处国共冲突和停战协定问题上所作的种种让步，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在现有条件下取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和平局面。当然，中共中央也特别告诫各地领导人，独裁还没有完全打破，蒋介石也不会真的变成民主派，“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给各战略区的指示》，1946年1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4页。

果然，国民党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的企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月14日，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议上就改组政府问题，明确主张：(1)必须在现有之国民政府基础上增加人选；(2)增加人选应由蒋介石指定并“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3)国府委员会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以及蒋介石交议和1／3委员建议事项，蒋并有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4)国民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必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便“履行领导的责任”见《中央日报》1946年1月15日。

蒋介石的这一态度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感。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公开主张必须扩大和改组现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国民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见《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中共中央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也引起了马歇尔的不安。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马歇尔认为，必须促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重要让步，放弃“一党政府”的形式，尽量实现政治民主，如此才可能说服共产党交出军队，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鉴于国民党的态度，马歇尔不得不放弃不干预中国发展道路具体形式的许诺杜鲁门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曾明确表示：“关于中国的团结的详细的必要步骤，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拟定出来；任何外国对这些事情的干涉，都是不适当的。”马歇尔来华后也多次表示，中国民主的形式应由中国人自己选择。，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施加压力。

他于1月22日悄悄拜会蒋介石，说明自己的立场，并提交一份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建议撤销最高国防委员会，代之以临时国府委员会，由蒋指定20人组成，其中9人为国民党、6人为共产党、1人为民盟、1人为青年党、3人为无党派。不少于15人则构成开会必需的法定人数，否则不可采取任何行动。委员会通过的议案，蒋应在十天内批准或否决。被否决的议案如委员会三分之二通过，则立即生效。蒋可以指定各院院长、各部部长，包括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但50%应为国民党人、30%应为共产党人、20%由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充任。各省主席及各特别市市长，蒋须由国共两党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的人选中指定。国府委员会还应成立专门委员会，监督和报告一切违反人民权力的事项及起草宪法草案，准备提交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FRUS，1946，Vol 9，pp 139-141 马歇尔明确告诉蒋介石，美军不可能长时间留在中国，目前中国的局面很容易受到俄国从下层进行的渗透的侵害，造成共产制度的基础。因此，非在政治上采取变通办法不可。成立这样一种委员会，将使蒋确实取得全中国的总统地位，而非如现在的一党领袖，并能够确保中国不致共产化。同上。

马歇尔的干预显然产生了影响。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甚至视其“为共党所不敢提者”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71页。，但他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又同马歇尔讨论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的大权，不得不虚与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FRUS，1946，Vol 9，pp 142-143 。因此，国民党代表逐渐在政协会上作出了让步：承认应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国务机关；委员选任无须经过国民党中执会通过，国民党人不超过半数；蒋没有紧急处置权，且蒋否决之决议如复议时有3／5以上委员坚持，则否决无效；凡重要决议均须有2／3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始可通过。见《中央日报》1946年1月15日。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表示同意充分肯定人民权利和自由，愿意在协议上写上共产党所提出的“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的字样。同上，1946年1月20日。鉴于国民党作出重要让步，共产党方面也在国民党在政府中所占比例、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以及整编军队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了让步。

1月28日，在政协会议基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苏联大使馆向苏联大使说明了会议的初步成果。苏联大使提醒说：美国现在在远东的一切布置都是想使中国成为将来反苏的战场。包括国民政府的改组，美国也一定会加强控制，并想办法使之更加亲美。但他还是明确表示祝贺，称赞“这是大胜利，是蒋介石的大让步”，认为目前“没有可怕的危险”。他并且表示赞同中共中央在东北与国民党和平合作的方针，宣称不管怎样，国民党最终都是要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的。《重庆代表团关于与友人谈话情况致中央电》，1946年1月28日。

在几乎与此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赶回延安汇报的周恩来十分兴奋地介绍了政协会议所取得的成绩。刘少奇则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肯定了重庆代表团的工作，认为虽然同意军队国家化，包括取消军队中党的工作，是很大的让步，但大危险是没有的，因为这一让步换来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主运动的胜利。他表示：党内“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左倾，是不相信和平，不相信政协的方法可能达到比军事斗争更大的结果。这是十八年残酷斗争所造成的影响”。应该说，国民党的独裁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还会继续被破坏。“武装斗争是必须的，非此没有今日。但继续武装斗争则必然在政治上失败。我们的军队以后要成为群众的工具，不用子弹而用纪律，用群众工作来打仗，使之誉声载道”。据此，他强调说，“我们这个和平方针与苏联的方针一样，他们要了解我们这一点”《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的结论》，1946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决议，赞同政协决议的决定。会议并且考虑了党的领导人参加政府的人选。会议按照周恩来的提议，主张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张闻天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的具体人选，以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部部长及不管部部长的人选。《中央关于国府委员人选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并决定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协商国府委员中各党派具体比例数字及否决权问题，以便下一步参加政府工作。

在得到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周恩来等由延安又返回了重庆。政协决议草案也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党派的批准。由此，政协会议终于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队国家化及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了正式的决议案。

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决议案规定：成立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以国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讨论并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及财政计划等，国府主席对于国府委员会的决议，只有复议权，没有否决权，复议时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主张维持原案时，该案应予执行。同时，建立立法院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省长等实行民选。目前，总统得由县级省级及中央议会各级选举机关选举或罢免，而省可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并与中央均权。

在人民权利方面，决议案突出强调了人民在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方面之自由，严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机关有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之行为，要求修改或废止一切与此相抵触的现行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任何涉及人民自由的法律规定，都必须出于保障自由之精神，不得以限制为目的。

在军事国家化方面，决议案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军队内禁止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党派活动，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军队不得干涉政治，国共两党军队尽速完成整编，最终实现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50-60个师的计划。见《中央日报》1946年2月1日。

毛泽东反对学法国，主张“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政协决议的达成，明显激起了中共领导人中的政治幻想。毛泽东讲，这是党和人民的“很大胜利”，“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毛泽东对美联社记者谈话》，《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这未必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许多领导人显然真心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来临，不可逆转。

对于多数领导人来说，他们显然相信苏联方面战后一直在向中共中央介绍的“法国式道路”，也将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还在1945年8月下旬斯大林来电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提到过这一前景，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苏联大使此后不止一次地向周恩来介绍过法国党在这方面的经验。1946年1月28日苏联?使在与王若飞谈话时，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声称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要把主要任务放到争取群众方面来。因此，周恩来在这一天向中共中央汇报政协会议情况时，也用赞赏的口吻，专门讲到了法国军队国家化的经验问题。说：“法国当时有几十万美英军队，如内战必失败，政治资本也要失去。故承认编入国防军，结果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极大提高。”

正是基于对法国式道路的经验高度肯定的心理，中共中央在注意到政协会议所取得的和平民主成果之后，马上就相信“民主革命的胜利可能不需要再经过内战”了。由此也就催生了在中国共?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党内指示的出台。

显然，在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了许多年之后，中共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的妥协，第一次看到“用政治斗争的方法可能达到比军事斗争更大的结果”。联系到战后整个国际大势和法国党的经验，他们终于得出结论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国“已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据此，中共中央于2月1日发出党内指示，说明：“重庆政治协商会?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它断言：“我党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因此，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

但是，放弃非法的武装斗争，去走合法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这样的道路是否走得通呢?至少，毛泽东对此是持有疑问的。一直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相信“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自战后以来就一直在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正如他在前往重庆谈判前夕所言：“问题是国共反映美苏”，因此，“城下之盟可以设想，同时又不可以设想。因为我们作了城下之盟，就是苏联作了城下之盟”。所谓“可以设想，又不可以设想”，其实就最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矛盾心理。他本不愿相信这种可能性，但由于受限于美、苏，因此只能勉强地按照它们的意志行事。一旦轮到可以由他做主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会发生改变，变得“不可设想”了。所以，当他在重庆谈判过程中注意到蒋介石其实并不能做到政治民主化，不过假借名义来诱骗中共放弃武装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这一次的情况也颇为相似。由于美、苏均表现出想要把国共两党统在一个政府里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政协会议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精英和民众的共同期盼，因此，毛泽东形式上也不能不表示赞同和欢迎。一旦具体涉及军队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的政治警觉性就又迅速提升起来了。实际上，还在2月8日，即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具体实行政协关于军事整编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共产党人的敏感神经就已经被触动了。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说：“马歇尔所提办法，对于破坏国民党及地方系军队的原来系统是彻底的，但应看到有许多仅是马的理想，事实上有些（如真正合理的征兵制）是今天行不通的。军队中的派系亦将长期存在，但我们在今天不要指出马的那些意见行不通，而应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同时提出现在只决定第一期整编计划，第二期整编计划待第一期整编完毕时再行决定。因为到那时我可取得一些经验，并可看清美国的意图及按当前形势来决定我们对军队的政策。”而现在，我们第一是绝不能答应把我们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合编起来；第二是驻地仍应坚持在我们自己的地区；第三是要争取为中共在东北的部队增编几个师；第四是要将我之主力大部保存在地方武装之中。因“美蒋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让步，军事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此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

自1945年11月至1946年2月中旬前，毛泽东事实上因重庆谈判期间过于劳累，回延安后多半时间处于休养之中，并未直接参与中共中央的各种具体会议和工作。但政协会议决议通过，并开始具体讨论到整军方案的时候，他显然因为不甚放心，重新开始参加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会议。

2月12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军队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虽还在休息中，却亲自参加了会议，并且发了言。他的意见很明确：“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原则上只好赞成，实际步骤要看具体情况”。他说，不能什么都学法国，因为“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王稼祥也支持毛泽东的看法，认为马歇尔的手法非常漂亮，第一阶段整编计划看起来我并不吃亏，但第二步就要吃亏了。因为马歇尔认定中国决不能有两个军队，如有即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平与远东和平的威胁。因此，他在军队国家化的口号下，提出军党分离、军政分离、补给与训练分离。这样，我们的军队就要离开民政，离开财政与征兵权，而训练权均操在美国之手。照此计划，美国即可完全控制全中国之军队，以后再经过交通、货币的统一与经济的压力，控制全中国之政治，那时我如反对，在政治上就必然要陷于孤立了。

不难想象，毛泽东的态度会具有怎样的作用。刘少奇也改变了此前的看法。他开始承认：“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这种思想要在我们同志中去掉。”分散合编两项应从缓，“我们的理由是要保护自己的军队，因为现在民主化的前途还不知道”。一旦交出军队的控制权，蒋对我们军队恐怕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那时候，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了。

据此，中共中央很快就作出决定，拒绝交出中共军队的战斗序列。其理论是：（一）国民党军队仍在继续侮辱共产党为奸党，共产军为奸军为匪军；（二）国民党许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私自调动军队，进攻共产军，挑起冲突，如对我广东东江纵队及对我中原李先念部队的进攻；（三）国民党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义勇军，不承认东北问题和平谈判与政治解决，继续实行武力进攻；（四）华北、苏北的伪军均未解除武装，反而被委以国军名义。这些情况都表明国民党并无与我合作之意。

同时，“为准备将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对我举行突然袭击时我仍能有效的组织自卫斗争起见”，中共中央决定：“除将二分之一主力部队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去请国民党加委，以免受军事法规的束缚及国民党的破坏，保持活动的自由……以便在一旦受人袭击时他们能自由活动”。

马歇尔的整军计划刚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就已经受到中共的抵制了。

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地位，中共被迫选择战争

自停战谈判开始以来，东北问题就一直在困扰着马歇尔。“满洲问题除外”，便利了国民党?规模向东北派兵，结果造成了关内停战而关外大打的复杂局面。由于蒋介石完全不把中共抢先进到东北的军队放在眼里，因此，他明显对从中共手中夺占东北的难度缺少足够的估计。据重庆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参与接收东北的莫德惠告诉周恩来称，东北现有中共军队及杂色军队不下60万人，中央绝不可能单靠军事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但蒋介石现在蒙蔽于杜聿明的片面报告，把问题看得太容易。而熊式辉又不敢对蒋明言前进困难，结果是蒋完全不明真相。实际上，以国民党四五个军的兵力，要想完全控制住东北，不给中共以生存之地，也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何况，在中共的背后，还有苏联在暗中支持着。

中共中央这时在东北问题上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求国民党承认其在东北的地位。1月21日，中共中央专门要求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依据下列四点提出东北问题，即：“（一）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时各党派及东北民主人士及民众团体均须有代表参加，要求取消行营，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包括各党派代表为委员，释放张学良并参加接收工作。（二）承认在东北的八路军及东北人民组成的自卫武装，并编为地方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及民警。（三）由乡到省政府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在各地已经民选地方政府的合法地位。（四）派进东北的政府军队数额不得超过十万至十五万，分驻东北各地军队之数额和运进路线须加协商。”

鉴于东北局领导人对于听任国民党进占东北心有不甘，中共中央亦特别要求他们了解：“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我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苏军不能公开向我办任何交待。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如果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政策，我们必归失败。”为此，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

1946年1月底，苏军已将辽阳、本溪、鞍山、海城、彰武、新民、通辽等地相继交予中共军队接收。这样，从苏家屯以南至营口、安东，至通化，有着上千万人口的这一重工业区就已经落到共产党人的手中。随后，苏军相继从抚顺和沈阳撤走，不仅不向国民党军办交接，而且明确表示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自由破坏。

2月中旬，国共双方已在东北开打。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几座县城，中共军队则在彰武以北歼灭了国民党军五个营。这个时候，不仅国民党不愿让三人小组出来调处东北问题，就是中共东北局也建议重庆代表团暂时不要找美蒋谈东北停战问题。它并报告说：苏军已明确表示，将全力支持我们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因此将尽可能满足我们在武器方面的要求。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作进一步的研究和磋商。3月上中旬，苏军即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

眼见东北问题趋于严重，马歇尔于3月9日晚再度找到蒋介石，说服蒋同意派军事调处部执行小组前往东北。双方达成的条件是：甲、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乙、执行小组随政?各军行动，与共军保持联络，协商停战；丙、政府军队有权接收中苏条约规定的长春路，沿途铁路三十华里境内中共军应撤退；丁、政府军队有权进驻矿区；戊、凡政府军接收主权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对此，中共中央明确复电表示：“蒋所提五条，我们决不能接受”。

3月11日，中共重庆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主张：“应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而以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并协商进兵为交换条件。”称“如得此协商，便可派出执行小组，而三人会议亦可去沈阳，东北方面便可以现有阵地一步一步讲条件，逐步求得有利的解决，并取得我在东北被承认之地位”了。周恩来相信，不接受这一条件，就“只有准备破裂，停战小组及三人会议均不可能去东北”，并且还会“影响国内全局”。

这时，毛泽东已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了。他明显倾向于东北局的意见。他电告周恩来：“东北让出地方问题关系重大，必须慎重处理并征求东北意见。”“东北同志的想法和你们及我们都有很大距离，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东北局诸同志不过是反映这种意见。”他同时指出：“你们切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如你们答应国民党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则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洮南、辽源等地及其他广大地区均到过苏军，而我决不能让，将来不好收口。”

因此，他建议重庆代表团在谈判中说明，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自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至于政府军以后再要进驻哪些地区和我军必须从哪些地区撤退，须待政治问题解决及我军驻防地区确定并须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商讨后，才能具体解决。”“我们的中心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到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因“我们并想以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及抚顺、本溪交换国方从热河撤兵”。

按照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观点去争，周恩来深感为难。其电称：我们“深感在谈判及宣传上，我们如反对政府军队在东北接收主权，具体地如反对政府军队接收长春两路及苏军撤退区，很难自圆其说。因从来我们不反对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且在停战协定上承认了政府军队有开入及在东北调动之权”的。

3月15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了这一意见分歧，但并未能找到解决办法。随后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不接受三人小组讨论的条件，听任东北军事冲突继续一个时期。毛泽东并且告诉周恩来：东北局意见，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和营口也要力争双方不驻兵。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全路及全部撤退区，“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故对国民党的其他要求，也?要答应，冷淡若干天为有利。考虑到东北苏军态度强硬，他明确告诫周称：“友方态度极强硬，将有重大发展。重庆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他们的话不要全听。”

刘少奇这时也表示出了强硬态度，同时他还间接地表示了对停战协定将东北除外的不满。他电告周恩来说：“为了妥协，我方现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而政府军则承认实行停战，并保证讨论东北政治问题。以后政府军与中共军的驻地再详细规定。如此，我在宣传上及外交上是很能讲得过去的，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彼方在宣传上、外交上不承认我军任何地位，不解决东北任何政治问题，我自?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于我方不利的条约。事实上，如彼方不实行停战，沈阳以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使他不能接收，以逼使彼方停战。”

周恩来随即按中央意见，促使国民党代表同意三点修正，即：（1）在政府“有权派兵进入苏军撤退之地区”一条中增加了“现时”二字以为限制，并指明“即苏军现时撤退之沈阳、长春间铁路线及其两侧各三十华里在内”。（2）“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如须进驻，须经过执行小组商讨行之。如小组未能取得协议，则应由较高机构解决之”。（3）“将来一切军队在东北之驻防事宜，依整军方案另订之”。

接得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马上断定又有了新的机遇。他当即批示：务请东北局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充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他因此批准了东北局夺取沈阳以北所在地区的计划，并要求他们马上进占各战略要点，“愈快愈好”。

苏军抱怨：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 决战四平，虽败犹胜

1946年是世界经历历史性转折的一年。刚刚经历了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美、苏两大强国，在莫斯科会议刚一结束，很快就开始从战时的盟友变成了和平时期的敌人。随着1946年初苏联与美国在伊朗和土耳其等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苏、美关系骤然间恶化起来。由于苏联力图取得对伊朗和土耳其的控制权而不可得，反而使得美国迅速把它的势力范围伸展到东地中海地区。苏联一直计划把中国东北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也不断地受到美国的指责和反对，就连想用“经济合作”来要挟国民党，都因美国的干预而告失败。可想而知，苏联很难不认为自己正在落入美国的战略包围之中。

2月11日，美、英政府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苏联?为通过秘密协定索取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不可避免地在外交上和舆论上受到冲击。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突然旧态复萌，先是在国府委员党派比例问题上表示反悔，后又以自己“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为借口，根本否定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决议。国民党内CC派原本就不满政协决议，因而乘着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圆满成功大会之机，在重庆市党部的秘密组织下大打出手，演出了震惊国人的“校场口惨案”。紧接着，国民党为转移民众视线，马上又利用雅尔塔密约公开，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大游行，还乘机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的报馆。

所有这些情况无?都强烈地刺激了苏联人，苏联红军在东北再也不顾中苏条约的约束，把苏军占领地区全部交给中共，并且要求中共放手大打，明显是想要让中共在东北站住脚。在东北停战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军代表甚至明显表示不耐烦。他们一再质问中共东北局领导人：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以放手大打，并认为“打得越大越好”。

3月18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商定的东北停战条件被蒋介石否决，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刚刚回到华盛顿的马歇尔对此备感焦虑，再三催促。21日，周恩来受命回延。中共中央研究后通知东北局称：“我们已答应让出沈阳至长春之铁路线及其两侧各卅华里给国民党驻兵（山海关至沈阳铁路亦由国民党驻兵），其他地方暂时不让。如国民党及美国答应在这种条件下与我停战，我即不能不和国美成立协议，让停战小组进入东北。我们想这对于苏联亦无不利之处。”但它仍旧希望苏联能够加入调处，因而要求东北局立告苏军并询问他们意见，“是否愿意公开出面参加调解冲突，成为国共美苏四方面组织停战小组？”毛泽东特别指示称：马歇尔将要回到中国，“可能在数日内成立协议”，“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3月23日，周恩来通知中共中央，苏军准备4月底以前全部撤退完毕。次日，毛泽东拟电告诉东北局称：“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四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

为了尽可能实现这一作战目标，毛泽东还进一步要求东北局与苏军交涉，请他们速让我军进占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外，“另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

24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北上，开始进攻中共占据的抚顺、辽阳等地。中共中央估计停战协定达成及停战小组派出还要相当时间，因此明告东北局“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

27日，三人小组最终达成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前往东北执行停战命令的训令，规定小组之任务只为调处军事案件，并只应前往政府军与中共军冲突地点或接近地点，以制止冲突及进行必要与合理的调处。但是，美国代表吉伦另有打算。他甚至密令派赴东北停战小组中的美方人员要协助“政府军”：(1)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2)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运、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和两侧三十华里之地区；(3)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因此，停战小组虽到达沈阳，却并未实现制止冲突的目的。蒋介石这时也有恃无恐地在国民党参政员会上公开扬言，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所谓“民主联军”和所谓“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从而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道路?

在连续作战两周时间后，林彪所部节节抵抗，终于在四平街西南兴隆岭和泉头车站与国民党新一军形成了对峙，但部队伤亡已达1700余人，而国民党的增援部队还源源不断而来。林彪明确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他建议，“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和对四平的死守，部队作战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目的。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的情况。

4月12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林彪的建议。两天后，苏军突然从长春撤离，再加上林彪部成功歼灭了国民党71军的一个师，毛泽东对东北作战的形势又马上乐观起来，因而再度批准了东北局夺取长春的意见。19日，长春完全占领。毛泽东电告周恩来称：“长春已得。已令彭林周陈高夺取哈齐，并发动群众整顿军队，为保卫长春而战，同时增强四平兵力，歼灭进攻之敌，坚决保卫整个北满至西南南满。我军已打出经验，寸土必争，决不退让。”他并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还应“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

4月20日，在哈尔滨的高岗电告东北局和中?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几天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相继取得，毛泽东电告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尽?中共中央下决心“死守”四平、长春，但它实际上认识到，目前第一位的任务已经是“力求迅速停战”了。故周恩来很快即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只要和平与民主，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比例，并非想独霸东北，要求国民党正视现实，开始谈判。然而，仍旧握有重兵的蒋介石，是绝不肯在这种条件下来同共产党谈判的。以中共此时新组建的部队的战力，要顶住新一军等美式装备，并参加过印缅战争的精锐之师，守住四平、本溪，其实也是很难想象的。

从4月上旬到5月中旬，共产党约六个旅在四平一线阻击蒋军达一个月，顶住了近十个师的轮番进攻，伤亡近两万人，且兵力全部投入战斗，极为疲惫。不得已，中共中央决定必要时“应主动的放弃四平”，同时要求中共代表团根据马歇尔的提议，经民盟提出了“长春双方不驻兵”，组织“三三制民主政府”，市长由中间人士担任的建议。

但是，5月18日中共军队被迫撤出四平，22日长春被国民党新六军进占，蒋介石气焰大盛，此议遂不了了之。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进一步挥师北进，迅速拿下了吉林，攻占了辽源、伊通、西丰、西安，只是没有力量追过松花江，进占北满了。

恰恰因为国民党一时无力进占北满，退据北满的林彪部队反而得到了充分休整补充和更换装备的时机与条件。不过半年之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部队，就发展到46万余人。到1947年夏天，达到了73万余人。1948年年底，更是发展到了105万人，编成了12个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个坦克团。国民党军反而因为防守的战线过长，兵力上更加捉襟见肘，很快就不是林彪的对手了。

苏联倾力援助，中共在东北转危为安，马歇尔调停失败

中共在东北军力的迅速发展，自然离不开苏军的帮助。还在四平保卫战的过程中，苏军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从朝鲜苏军处调拨弹药应急，还特别询问东北局所缺武器情况。四平弃守后，苏军代表明确提出，中共是否有能力在关内另辟战场，称如此可减轻东北压力，陷美蒋于被动。如果中共有此能力，他们愿意帮助中共组织船只从海上经山东转运武器弹药。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代表表示：“在朝鲜有相当数量武器弹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有办法，要多少有多少。”

坦率地说，四平之战的结果大大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在长春弃守，国民党军长驱北上之际，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也毫无把握。他虽然仍旧要求部队力争“保持北满东满某些大中城市，作为长期坚持东北斗争的有利的战略基础”，但东北局明确表示反对。因这次作战失利，东北局领导人头一次深感形势的严峻与危急。在5月26日的报告中表示，现在不要说守城，就是对追敌进行抵抗，都很困难。电称：“部队伤亡减员甚大”，“主力甚为疲惫”，“各地土匪乘虚弥起”，“敌向我党前进，我甚难作有力抵抗”。因此，东北局强烈要求作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准备，避免再与国民党军做拼死之战。6月3日，中共中央最终批准了东北局“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提出今后应“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然而，毛泽东对在有苏军配合的情况下竟然不能在东北取得几个大城市从而背靠苏联建立强固的战略基地，无论如何都不甘心。因此，他几乎马上就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不顾关内已实施了停战令的情况，命令山东的部队发起“报复作战”。他在电令中讲得很清楚，即“国民党占我长春、吉林，正向哈尔滨进攻，在关内各地进攻不停，其中包括攻我豫东，辰三十起北平蒋军大举攻我冀东。因此，我必须采取报复手段”，以便牵制蒋介石不能继续向东北增兵，并还国民党军以颜色。

与此同时，鉴于马歇尔坚持必须让国民党进占?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佳木斯、牡丹江等北满大中城市和中苏边境各战略要点，毛泽东极为恼怒。为尽可能保住哈尔滨等城市，他一面电告周恩来坚决反对，一面在万般无奈之下，破天荒地要求东北局向苏军求援，说明我军甚为疲劳，除非苏军“能立即出动实力，到哈尔滨等处协助我军，打击国民党，我方才可以拒绝国美上述苛刻条件”。

不难想象的是，苏军断难出兵帮助中共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好在毛泽东强烈担心的国民党军渡江北进的情况没有发生。苏军还是给了中共最直接的帮助，这就是将日本关东军留在北满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和重型装备留给?林彪的部队，使之很快能够扩编一倍，并大大增强了部队的作战力。不仅如此，苏方还按照他们5月间允诺的那样，由驻朝鲜苏军经中共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部队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弹药器材等。

据5月下旬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均秘密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给了陈毅的部队。6月，朝鲜苏军又进一步接连向山东的中共部队提供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这种大批量的武器弹药输送一直分期分批进行到8月份，仅7月15日到8月7日，就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

由于8月中旬负责东北局后勤工作的萧?光向朝鲜苏军要求开始向东满转运武器弹药，向山东运送军事物资的工作一度暂停。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马上进行了干预，指示东北局：“华北战事激烈，弹药极缺。肖华前计划运送子弹二千万发，炮弹数万，步枪机枪及炮若干，极为重要。”请务必指令有关同志交涉速运，必须于烟台、威海尚在我手时完成运送。

据此，肖华又得以很快组织南运了炮弹火药3500箱，并从辽东军区炮兵团的炮弹中抽出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运去山东。苏军得知关内战事弹药极缺的消息后，也马上从图们转交给中共100多节火车皮的弹药，紧急援助中共。到9月，?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各种枪炮等已全部运抵安东，其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承受。故根据辽东军区的要求，中共中央明令胶东军区：“派得力干部迅即集中所有轮船至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并要求详细报告何人负责、何日出动及每次运量多少。中共胶东区委很快组织了数十只较大型的汽船前往安东往返运输，所运物资除少部转运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外，大部均运往临沂集中。中共此后仍旧继续从北朝鲜方面得到弹药的帮助，但多半是花钱从北朝鲜自己的炸药厂购买的。后因安东10月25日失守，辽东部队主力和伤病员全部在苏军?应下撤入朝鲜，此一运输通道亦被切断。

在此之后，在北满的中共军队还成功地取得了苏军1946年撤退前从沈阳、长春一带运到满洲里贮存起来的一大批日式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重武器，包括坦克、大炮之类。在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指挥下，用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

而苏联以租借名义占据的旅大地区，事实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除了铁路和港口直接由苏方管理外，地方政权和主要经济部门均交由中共控制。因此，旅大的军工生产企业也为中共前线供应了相当数量的军用物资。据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韩光介绍?从中共进入旅大至1949年，旅大为前线提供了1200门迫击炮、450吨无烟火药、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30万套军服和其他大量军需用品。

从1946年12月开始，苏联政府以及苏联武装力量部和后来的军事部，还通过贸易机构直接向中共提供物资。仅在1947年里，苏联就向中共华北和东北根据地提供了价值15100万卢布的各种武器、设备、战略材料和工业。1948年间，更达到33540万卢布。1949年，又增长为42060万卢布。有关这项援助的数字，现有两种不同说法：沈志华引用的数字是，1947年9300万卢布，1948年15100万卢布，1949年20500万卢布；陈晖?用的数字是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15100万卢布，1948年33540卢布，1949年42060卢布。因沈志华所引数据是1977年苏联出版物中的数据，而陈晖引用的数据是2005年列多夫斯基补充提供的，故这里以陈晖所引数字为准。唯笔者对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仅两月即提供15100万卢布这一数据存疑，注意到其随后的数据均以年为统计单位，故推测陈晖这里的1947年1月当为1947年12月之误。

苏方军事帮助的意义，东北局的感受最直接。部队进入北满后与苏军三个多月的密切合作，使东北局明显又增强了信心。他们告诉中共中央称：抗战结束后，我党的最大胜利就是我军进入东北。如今，只要我军能够再取得几个月的休战时间，就能利用已经得到的成批的大炮，建成自己的炮兵部队，进而初步创立起一个广大的根据地。只要能够建立起这块背靠苏联的根据地，就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数十万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又过了一个月之后，形势变得更加明朗，东北局更进一步向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武器装备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依国际联系建立优越武器装备的军队”，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大批营、连、排干部来扩编军队，尤其是急需一大批人“来学飞机坦克大炮”。他们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分令各区再抽调人员尽快经大连转送到北满来。

同样，中共中央这时也对关内作战的效果感到满意。从6月下旬国共双方在关内再度开打，由于得到了关外源源不断地输送的武器弹药，几个月时间中共在华北地区就已成功歼灭国民党军二三十个旅。这时，直接参与军事指挥的彭德怀最感到兴奋的，就是部队在“技术上提高了，装备加强了，炮兵增多了”，因而“士气高涨了”。与此相反，中共作战并不感到弹药紧张，蒋介石的家当却越打越少，“美日武器弹药用掉了大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仅对与国民党再谈停战不感兴趣，就是对美国的调处?不再需要了。毛泽东几度指示重庆代表团不要再提停战问题。中共中央并且已经得出结论，宣布说：“此次战争实际上敌人是美蒋……我们在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对付美蒋两个结合一体的敌人，即是反美国帝国主义又反蒋介石封建买办集团。”还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利用有技术的日本人为我所用。1946年林彪部退到北满后，就征用了8000多名日本籍的医生、护士组建军医院，医治大批伤病人员。同时，还大量利用日本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其他军事技术人员，组建自己的军工厂、航空学校和炮兵学校。因而创建了中共军队规模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军医院、军工厂和?事学校，使东北部队的后勤和技术保障能力极为强大。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不顾中共代表的强烈反对，夺取了中共控制的张家口。国共关系事实上已经破裂了。

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中共和民主同盟等中间党派的反对，单方面召开不符合政协决议程序的，而且只有国民党和两个小党派的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四天后，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人毅然返回了延安。

1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支持受到中共和民盟等中间派反对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表明，美国已经被迫公开表示站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马歇尔?中国的调停工作自然失去意义了。

1947年1月8日，一直以为能够在中国作出一番成就的马歇尔黯然离开了中国。而中共中央在2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仔细盘点了几个月来的战绩和国内外政治形势，明确认为：“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反美反蒋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了。

三、“中间地带”的革命?

毛泽东相信，美、苏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 毛泽东提出“纸老虎”和“中间地带”的观点，宣传必胜主张 / 美苏走向冷战，中共对蒋介石从“洗脸”转向“割头” / 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迂回手段，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相信，美、苏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自抗战结束以来，始终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和”与“战”的问题。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希望战争，特别是在经历了八年抗战，国际国内充斥着要求和平的空气的情况下，准备和平的思想自然会在中共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毛泽东大概是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最坚定地相信战后必定要与国民党展开一场可能会决定两党命运的争夺战的。即使是一直在要求全党作好战争准备的他，也没有预料到战后会面临美、苏直接干预中国事务的局面，一切预想“似乎都变了”，好像中国真的要走上和平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了。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一个新奇的想法。无论在20年代中期、30年代中期，还是40年代初期，凡是在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发展和稳定的时期，都可以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看到类似的设想。但是，在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反复，特别是中共的力量前所未有地空前强大之后，要想让毛泽东再相信共产党与国民党应该或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问题在于，“国共反映美苏”，“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根本就由不得国共两党自己来选择如何安排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因此，毛泽东也一度设想过卧榻国民党之旁的可能性，相信“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因而准备在保持自己一定武装、政权和地盘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实现和平共处。然而，蒋介石太过自信和自大了，常常膨胀得连中共“在保存一块地方的条件下订城下之盟”的机会也不给，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蒋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因此，战后中国内战之不可避免，显然并不纯粹是因为毛泽东想要推翻国民党和夺取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怕战争的，他们的理念就是“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他们也一直是从暴力和战争的经历中走过来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在中国全面内战，不论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如何，它是否符合世界大势，是否符合苏、美、英三强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呢?十分明显，和过去相比，中国革命与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息息相关了，以至于中共所设想的中国革命的进程，既不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程度，也不取决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强弱，而是取决于国际政治环境，特别是取决于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因此，不管毛泽东如何告诫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打不打”的问题总是难于决定，对和平民主的幻想也始终难以清除。

中共中央这时对内战的担心主要有二，一是它会不会给苏联造成困难?二是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抗战胜利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的电报，到苏联赞成马歇尔调处中国内战，以及苏军在中国东北问题上态度的反反复复，他们不难了解苏联力求战后妥协和平的复杂心态。中共中央战后之所以一再强调“和平是能取得的”，并且不止一次地表示准备走法国式的道路，都是受到苏联态度的影响和担心妨碍了苏联。

这种情况直到1946年3月以后才开始发生改变。苏联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以及它积极支持中共夺取东北及搅浑水的情况，说明苏联不仅不再反对中共对国民党进行战争，而且相信这种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苏联有利。于是，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国共战争是否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不仅苏联人这样想，毛泽东也这样想。但是，中国的内战真的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仔细观察以后，个性上永远都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毛泽东，明显对此发生了怀疑。

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自2月份以来，苏联和美、英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特别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反苏演说，斯大林措辞严厉的针对丘吉尔演说的谈话等。这些情况，包括美、苏在伊朗问题上发生的冲突，表明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论中国事态如何发展，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造成的严重损害和各大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签订的各种条约；注意到美、苏在欧洲与亚洲几个月来又斗争又妥协的情况；注意到斯大林一方面坚持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方面又高度注重和平的态度同上。，以及欧洲各国左派势力处于上升趋势等现象。因此，他又判断，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以美国为代?的世界反动力量，美国不大可能为了局部范围的争执而对苏联公然诉诸武力。

既然相信国共之间的战争不仅不会对苏联不利，而且一般也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面对1946年2月以来要在苏军默许下抢占东北，就难免要考虑到关内停战协议、政协和平协定、国内和平民主前途，以至于对苏联影响和与世界整个战后和平局面是否协调的问题。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极大地束缚着中共领导人制定夺取东北和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心。毛泽东显然希望他的想法是合乎实情，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1946年春天这个时候的他，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为此，他于4月间就他所想到的在中国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革命政策，并不会影响苏联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理由，草拟了几点意见，在书记处几位领导人之间传阅，听取身边其他领导人的看法。

毛泽东草拟的几条理由很简单：第一，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动力量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民主力量之间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是，由于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了世界反动力量，必须也必能克服此种危险，美、英、法只能通过妥协的办法来解决他们与苏联之间的问题。第二，美、英、法与苏联之间进行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而且需要各国?民按照不同情况对各国的反动力量进行不同的斗争。因为，美、英、法对苏联的妥协，其实恰恰“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这里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新的世界大战不会发生，美、苏必然会通过妥协来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而且，只有不断地增强世界民主力量，不断地缩小各国反动力量，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才会越小。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坚持对国民党反动力量的斗争，不仅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会有助于世界民主力量的强大，进而避免世界大战的发生。何况，绝对不应当?记的是，“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我们对于国民党反动力量，也必须照此办理，“采取同样的方针”。

显而易见，毛泽东在发动东北四平街保卫战和决心夺取长春，不让国民党军接收沈阳以北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想通了这个问题，放开了手脚，解决了“敢不敢打”的思想顾虑，重新开始树立起争取夺取全国政权的大目标了。

毛泽东提出“纸老虎”和“中间地带”的观点，宣传必胜主张

在1946年5月以后，大概再也不会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中共推进中国革命的?程了。国民党不顾一切打下长春，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不仅引发了中共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而且开始尝试着重新实施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政策了。毛泽东很快就断言：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在即。他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把战争全面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为此，他曾明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与晋察冀各军区乘蒋军全力向北之际，猛扑其后背，通过运动战大举歼灭敌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写文章、发文件和打电报，为全党和全军鼓气。他公开宣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从来没有这样广大”，而“国民党则从来没有这样丧失人心”。说“蒋介石虽有?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顺，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不过，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要在1946年里树立起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问题很明白，这时美国的调处仍在继续，和平的大门尚未关死，而军事形势总体上却很不乐观。中共在东北、热河、察哈尔、山东、湖北等许多地方都还明显处于守势，甚至丧城失地，得到美国大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看上去则要强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毛泽东不断地为党内同志?气，党内的和平空气仍旧很浓，该不该打，尤其是打起来能不能胜的问题，还严重地困扰着许多人。因此，即使是毛泽东，这时也还是不能不作着和平与妥协的思想准备。

一切还是老样子，即共产党之所以不能不准备妥协，是“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这句话，如今依旧适用。但是，认定了夺权目标的毛泽东内心十分清楚，共产党人已经被逼上梁山，别无选择了。因为无论是接受马歇尔调处，还是与国民党大打，马歇尔变成斯科比，结果都没有什么不同。接受马歇尔的办法，中共必须要交出武装，基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的观点，其实就是失败。与国民党大打，引来美国干涉，也可能遭遇希腊共产党一样的失败。但是，这后一种失败与前一种失败不同，第一，它有保存力量、东山再起的机会；第二，它也存在着美国不来干涉，中共最终取得胜利的可能。以毛泽东的性格，与其不战而拱手让出军队，像法国共产党那样派几个代表到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当然不如与国民党拼个鱼死网破。

但是，要让众多已经多少看到和平民主前途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相信后一种办法比前一种办法好，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46年6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和政委李富春为此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严重受损，需要休息与巩固，美国却因战争而强大了，因此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中心的人民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了，而苏联则不能不采取防御的态势，这种情况可能还要持续三五年之久。这种情况影响到中国，蒋介石反动派得到美国的全面援助，力量也有所增强，人民革命的力量暂时还得不到苏联的实力援助，自身也还没有形成有力的战略根据地。面对此种形势，他们显然认为战争求胜的把握不大。

对此，毛泽东坚持?见。他明确电告李、黄称：“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第二次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则是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然而，毛泽东这时还必须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在美、苏摩擦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的内战不会导致美、苏战争？如果中共党内这方面的疑虑不解决，领导?的思想顾虑还是难以消除。

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此，在他看来，美蒋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美国等反动派今天看起来确实很强大，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在度过了四平、长春作战失利后最为危险的几个月，并且得到了苏联实质性的军事援助之后，毛泽东再度表现得充满信心。他明确指出，美国现在确实在作着反苏战争的准备。但是，从一年来美、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全都发生在美、苏以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在发动反苏战争之前，首先要对付的并不是苏联，而是在美、苏之间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也就是说，美国要想进攻苏联，它就必须先征服美国人民和美、苏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既然如此，那么要想避免美、苏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就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他的结论依然如故，那就是：“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经过斗争，压倒了国际反动势力，才不会发生反苏战争；也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中国共产党的出头之日。

严格地说，这是毛泽东鼓动宣传手法上的一种技巧。他这时明确地告诉党内领导人，分析时局必须要考虑到对象和目的。注意到事实是好的，但具体到斗争需要的层面，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客观地说明现实，而必须要从客观现实中重点找出对革命斗争有利的因素，并强化其意义和作用。比如，这时当然需要看到美蒋的强大和国际形势中反动力量与民主力量激烈斗争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美蒋的困难条件和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

因此，从毛泽东上面的谈话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意图所在。简单地说，他这里是在通过一个看起来亘古不变的“真理”，即“邪不压正”，来为许许多多对美国的强大感到恐惧和担心的革命者打气，让他们知道，美国也好，蒋介石也好，其实都不那么可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从而帮助人们树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谈话中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点，那就是，他再度表露出他对自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重要性的高度重视。他不仅再次强调，中国革命不必受美、苏关系的束缚，美国根本不可能直接发动对苏联的战争；而且相信，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其实是直接影响着美、苏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影响到美、苏关系的未来走向。

如前所述，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就已经在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性了。但是，抗战结束以来，毛泽东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中共的战略策略几乎总是不能不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动而变动，并以美、苏之争作为整个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以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作为自己战略策略的重要出发点，以至于往往把自己与国民党的斗争也看成是美、苏斗争的一部分，因而无法真正确立独立自主的战略策略。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共党内以至同情中共的社会力量内部，都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过分看重美、苏妥协，以至于过分害怕刺激美国，导致大规模干涉战争的心理。

如今，毛泽东终于在观念上突破了中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思想束缚，因而也首次开始在思想上突破了战后大国体系的羁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并且不再把对苏联态度及其利益的考虑放在重要位置上了。中共中央甚至这样告诉党内干部说：“对苏战争危机目前已不存在”，“苏美矛盾在世界制度上虽是基本的，但不是实际政治的主要矛盾”。言外之意，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今后不再应当成为左右中共战略策略的重要依据，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制定，都应当从中国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斗争的基本需要出发。

美苏走向冷战，中共对蒋介石从“洗脸”转向“割头”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国民党公然进攻中共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最困难的“打不打”的问题终于在蒋介石的“帮助”下彻底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胜不胜”了。既然全党都已经明白了非打不可，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剩下的胜利前途问题，只要用简单的加减法就可以使全党明白胜利的必然性了。

他明确告诉全党：蒋介石能够参战的只有180多个旅，其中半数必须守备，能野战的不足100个旅。在过去三个月中，这100个旅已经被歼灭了25个，今后一时期再歼灭25个，就足以停止其进攻了。如果再歼灭其25个，“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

既然如此，中共中央自然也就不打算管?国人说什么或做什么了，他们下决心要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通过战争一点一点地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1946年冬就大胆地提出：“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把他(注：指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在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然后“超过”他。当然，毛泽东也并非不重视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威胁会有多大，他也承认，和美国的“麻烦仍是长期的”。如果美国放弃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那么，三年或者五年就可能解决问题。否则，“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或者可能要打10年到15年，以至“打得一个县城都没有”，或者打到?定程度，美国又会出来要求国共谈判，“我们亦不能拒绝”，等等。

不过，对美国的顾虑也就如此了，深信苏联巨大牵制作用的毛泽东，很少认真地考虑过美国出兵中国的可能性。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无能，使中共中央在1947年以后几乎总是得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胜利时间表。1947年2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还一度考虑过万一再度出现美、苏妥协，蒋介石需要休整兵力，国共又不得不停战的可能性。仅仅几个月之后，这种可能性已经根本不存在了。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冷战宣言”。6月5日，刚刚出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出了旨在帮助欧美阵营增强与苏联集团对抗能力的“复兴欧洲计划”，使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共势力空前增长起来。而为了对抗美国的冷战计划，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宣布成立欧洲工人党和共产党情报局，并召开共同会议，公开宣告：世界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的革命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动阵营。提出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高举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帜，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这种情况的出现，立即使国际政治格局和战后美、苏妥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两大阵营的形成和苏、美在欧洲尖锐对抗的局面，进一步限制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也相应的使得中共得以完全放手地反对美国和提出“打倒蒋介石”的战略目标。

过去，对于是否应该公开提出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中共中央始终有些犹豫，多数领导人担心公开反美容易给美国的军事卷入制造口实。现在，这样的担心不复存在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德黑兰、波茨坦式的大国合作来解决问题的路线发生了动摇，世界已经划分成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各国反革命统一战线与以苏联为首的各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全面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直接出兵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是，“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

1947年10月初，鉴于内战爆发以来，中共已经歼灭国民党97个半旅，78万人，占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的1/3，毛泽东信心百倍地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于10日公开发表。在这一宣言中，中共首次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彻底放弃了给蒋介石国民党的“洗脸政策”，转向“割头政策”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我们之所以还会和蒋介石谈判，就是因为我们实行的还是请他“洗脸政策”，而不是要割他的头。提出打倒蒋介石，就意味着谈判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时的原话是，对蒋介石，“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即要“割他的头”了。

时至于此，一切形势都明朗化了。毛泽东把他在1946年4月给书记处几人传阅的文字也向全党公开了。他并且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了更加明确的解释。他告诉与会者说：北伐时期，革命曾经有过短暂的发展期，随后国民党的压迫就来了。苏维埃革命时期生存的空间很小，党内纠纷很多，长征以后情况更加困难。抗战期间，我们的力量发展起来了。但是日本投降后，我们还是担心。因为日本人走了，又来了一个美国，支持蒋介石。要知道，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2月1日中央开政治局会议和宣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新的人民大革命前夜时还没有解决。当时还是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也退出了。直到现在，“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再有四五年的时间，胜利就是我们的了。“美、苏迟早要妥协”，“它的妥协可能会对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人民的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大国之间妥协了，其他各国人民也都要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应当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迂回手段，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

“割头政策”一旦确定，对于中共来说，就非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不可了。中共中央因此要求全党树立“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并尖锐批判资产阶级中间派试图在国民党的统治和共产党的统治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即试图建立欧美式民主政治的幻想。它明确指出：“在中国现状下，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政权”，“凡是不愿与共产党合作并受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必然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对于一部分中间派人士既想抛弃蒋介石国民党，同时又想脱离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倾向，中共中央高度警觉。它很快就发出警告说，必须对“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的“君主立宪派或旧民主派”本质提高警惕；“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同样，对于来自外国的任何尝试推动国共和谈的企图，他们也是毫不含糊地加以拒绝，坚决反对给蒋介石国民党任何喘息之机。特别是对于这段时间来自苏联的这方面的任何暗示或劝告，尤其容易刺激到对抗战结束时被迫去重庆谈判的经历耿耿于怀的毛泽东的神经。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大使罗申也确实几度从外交的角度尝试过提议进行国共谈判。而1949年1月当苏共中央来电转述国民党政?请求苏联政府帮助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征询中共中央答复意见时，一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苏共中央当时在电报里询问说，我们可否这样答复：“苏联政府一向坚持现在也仍然坚持在中国停止战争建立和平。不过，在答应同意居中调停之前，我政府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接受苏联的调停？”而中共是否可以这样表示，即：“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人居间调停？”

毛泽东十分不满地答复苏方的询问说：“现在，我们认?应该义正词严地否定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眼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同样不利于南京政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过江，直捣南京。”“我们似乎不需要再次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手段利少弊多。”因此，苏联政府最好明确告诉南京政府：“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在中国内战交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取的。”

斯大林马上对此作了解释，说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并无不同，?样不希望和谈。但直言不讳、不加任何掩饰地拒绝南京方面的和平建议，意味着把和平这面旗帜交到了国民党手中，而把自己变成了不想要和平的一方，甚至可能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提供口实。而告诉世界，你们赞成和谈，但是不要外国介入，不允许蒋介石等战犯参加，一方面没有人能够指责是中共坚持战争，另一方面国民党也因不能接受中共的条件而被世人看成是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你们则可以继续胜利的解放战争”了。

尽管如此，尽管毛泽东也理解了苏联方面的意图，并马上就提出了让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八项条件，表示愿意和谈，事实上最后也确实?按照斯大林的办法，通过提出国民党不能接受的条件，把这次和谈失败的罪责加在了国民党人的头上，但毛泽东还是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特别在中共中央这时发出的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电中加写了一段话，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因为他相信，一直担心美国会武装干涉，因而一直在公开场合想尽办法撇清与中共的关系，为此一直不惜主动推动国共和谈的斯大林，其实是想让中共在长江以北停下来，在中国搞一个“南北朝”，以此来避免美国干涉的。当然，毛泽东很自豪，他后来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1957年毛泽东对这件事的说法是：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

四、“一边倒”的必然

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说中国革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苏联 / 为防止美帝与资产阶级里应外合，毛泽东力主暂时不与美、英建交 / 批判民族主义，接受斯大林指导，中共与苏联越走越近 / 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机会，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进行了两个月的接触 / 尘埃落定：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终结正果

……

尘埃落定：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终结正果

（下面这段文字，好像应该是在这个标题之下的）

……

（五）“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5-1485页。

自1936年首次提出以普选、议会和人民普遍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以来，中共始终高擎着民主的旗帜，实行“三三制”、基层普选、官兵平等，并成功地保持着干部的勤政廉洁，因而成为中国国内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最有力的旗手和象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中间派的支持与拥护，甚至让包括司徒雷登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和美国外交官也对中共极具好感，且颇多幻想。现在用不着遮遮掩掩了，可以突出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了。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无疑使许多人跌破了眼镜，以至惊讶不已。在这里，受刺激最深的，大概就是率领西方国家外交官集体拒绝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坚持留在南京“迎接”中共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了。

一直幻想着能够使中共新政权保持在他所理解的西方民主政治范围内，进而推动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这位美国大使，显然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之后，给美国国务卿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其沮丧、绝望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司徒雷登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拍手称快，因为它空前明确地表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文章以清楚和尖锐的措辞谈到如何将‘马列主义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过去28年的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与他此前的着作相比，它最主要的不过是补充了决心要与苏联团结一致的观点，并第一次表露了对“警察权力专政及其合理化的”态度。

司徒雷登写道：“文章显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理论对指导中共行动的巨大影响。”“文章的主要基调是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依靠暴力进行世界革命的教规；效忠作为革命力量中心的苏联；对所有反对力量刻骨仇恨；信仰专制主义以及与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理论不可调和的共产主义。令人恐怖的流血斗争，对毛和他的同志来说只不过是改变中国政体的外科手术。”而新政权则将会在“人民”的名义下，使共产党的权威能够“置于形成俄国式专制的同样基础之上”。

司徒雷登宣称：“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起（中共的宣言迄今避而不谈）之外，文章使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不能再紧密了。与此相反，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无以复加。”“他确信与西方不可妥协。”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有一大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相信共产主义，不愿意与西方为敌。因此，文章用了大量篇幅驳斥亲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信奉的一些观点，并宣布：“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被认为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要适当加以制裁。”见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310页。

“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司徒雷登半是沮丧、半是痛苦地写下的这句话，其实也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和他二十余年来苦心奋争所想要得到的一种结果。它既是要证明给莫斯科看的，也是用以报答所有死去的和活着的共产党人的：中共革命达到了它最初的目标。

结 语

战后的中国政治充满了玄机。美苏冷战的出现与两个阵营的形成，既极大地推进了中共革命的迅速进展，同时也极大地干扰着毛泽东独立迈向夺取政权的脚步。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美国不断地刺激和挑战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感，如果没有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中共的地位，无视中共的实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用他并不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剿灭中共，中共多半也无从获得武力夺权的机会。

但是，无论存在着怎样的机会和机遇，如果没有毛泽东，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走到它的1949年。非常重要的是，同样是共产党人，同样备受意识形态和苏联因素的困扰，毛泽东总是能够别出心裁地为自己不一样的道路选择找到突破的逻辑支点。抗战期间，毛泽东想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摆脱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束缚，成功地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在理论上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战后的和战关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观点，消除了中共党内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担心和苏联安全战略设置的种种限制，成功地把中共引上了战争与革命的胜利之路。

严格说来，所谓“中间地带”的观点，未必具有多少理论上的意义。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是在1946年春夏，就可以了解，当1947年美苏进入冷战状态，形成日益严重的全面对抗和冲突之后，就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他此前关于美苏妥协不可避免，美国不会对苏联发动战争，人民力量大过反动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的判断。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注意到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激烈冲突与对抗，并且意识到美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他强调：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更有利。如果万一不能避免，“我们还不是要干”。他用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的说法，来表示对国际上的事情无可奈何的态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5-1485页。

但是，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观点，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的。这是因为，把中国放在美苏之间，强调其独立于两个大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这其实恰恰最好地表现出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的认识特性。可以肯定，强调内因也好，提出“中间地带”观点也好，根本上都不过是表现出他的一种心理，即一心想要为自己所开创的事业寻找到一种自主运作、发挥和创意的空间，取得特殊的地位和发言权。然而，至少在这个时候，作为落后国家革命的领导人，他不仅无法拒绝大国政治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与作用，而且还必须要善于纵横捭阖地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夷制夷”。尤其是革命与反革命阵线分明，非依靠苏联不能战胜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情况下，他的选择余地非常有限。

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从战后毛泽东夺权策略反复变动的经过，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他为了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

1949年，中共革命大功告成，毛泽东也转而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表面上，“中间地带”的观点不复存在了，在中共的眼里，世界重新变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中间地带”“或者联合苏联，或是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中国革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似乎也不存在了。

实际上，中共作出这一选择本身，依旧是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因为，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它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同我们作斗争”。中共创立的新政权，如果想要在美苏对抗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中生存下来，并继续保持其革命和专政的取向，除了向苏联“一边倒”，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

但是，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其实仍旧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心态和特性。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革命具有特殊性，而且在潜意识中其实仍旧把自己摆在一个具有特殊作用和地位的“中间地带”。

附录 征引书目

（按书名首字拼音排序）

一、档案馆：

British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s

Hoover research Center at Standford University

日本外务省档案馆

（台北）“国史馆”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二、文献史料：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Vol 2，Arthur M Schlesinger，Jr ，New York，1973

U S Department，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U 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1918-1949

《1919-1949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2、3辑，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6、1988年版

《八七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三联书店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

《戴季陶先生文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6年编印

《党史概要》第1-2册，张其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年版

《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萨纳柯耶夫等编，北京外国语学院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

《第三党讨论集》，蓝玉光编，1928年版

《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二大”和“三大”》，人民出版社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革命文献》第九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编印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3册，贝拉?库恩编，三联书店1965年版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2、1990年版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上、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6年编印

《共产主义小组》(上，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国父全集》第一、二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1984年版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机会主义的第三党》，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1928年版

《季米特洛夫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3年编印

《蒋介石言论集》一至四集，中华书局1965年内部印刷

《蒋中正演讲录》，编印者不详，1926年11月版

《蒋总统集》，第1卷，（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年版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李云汉，（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

《列宁全集》，第1-39卷，人民出版社1955-1963年版

《列宁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张仲实等译，解放社1950年版

《李大钊文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罗易赴华使命》，罗伯特?诺思等着，王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光明出版社1991年版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6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毛泽东年谱》（上、中、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1-6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顺直省委与河北省委纪事》，刘道华编，天津市委党校印行

《南昌起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任弼时选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苏交涉》，（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编印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联合国协会1957年版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邵力子文集》（下），傅学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史迪威日记》，史迪威着，骆伯鸿译，海光出版社1948年版

《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威廉?兰格主编，高望之等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

《斯大林全集》，第1-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斯大林与中国》，A M 列多夫斯基着，陈春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至四），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1928年版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郝盛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孙中山全集》，第1-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1982年版

《王稼祥选集》，徐则浩等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王明选集》，第1-4卷，日本汲古书院1973年版

《王一飞传略?文存》，余沈阳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五卅运动史料》，第1-2卷，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一大”前后》（一、二），人民出版社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9卷，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4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选编组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下），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新民学会通信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新民学会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徐永昌日记》第三至九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编印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中俄关系史料，甲编（1917-1919）》（俄政变与一般交涉），（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60年版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2-20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中央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卷，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91年版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七--一九三三）》，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着，王凡西译，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1937年初，张浩，无出版信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中国共产党史稿》，王健民，第二编，（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

《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台北）中文供应社，197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王健英，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上、下），荣孟源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分册（上、下卷），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中国之命运》，蒋介石，正中书局1943年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程道德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至三)，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一至四)，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一至四)，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编印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戴向青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江西省档案馆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周恩来选集》（上、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遵义会议文献》，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三、回忆口述：

《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维?马?普里马科夫着，曾宪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风雨中的宁静》，蒋经国，（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黄克诚自传》，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胡乔木》，刘中海等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第1-1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罗斯福见闻秘录》，伊里奥?罗斯福，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上、下），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

《同斯大林的谈话》，密洛凡?德热拉斯着，司徒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我的回忆》第2册，张国焘，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我的生平》（上），托洛茨基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往事回忆》，黄平，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瓦?伊?崔可夫着，万成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

《中国大革命的见闻（1925-1927）》，维什尼亚科娃?阿吉莫娃着，王福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A B 巴库林着，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A B 勃拉戈达托夫着，李辉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亚?伊?切列潘诺夫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四、着述

America’s Siberian Adventure，1918-1920，William S Graves，New York：1931

Sun Yat-sen：Frustated Patriot，C Martin Wilbu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戴向青、罗惠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蒋永敬，（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版

《从容共到清党》，李云汉，（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德波林编着，上海外国语学院西俄语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庚子赔款》，王树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

《共产国际史纲》，索伯列夫等着，吴道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谢信尧，（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

《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林三郎，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雷经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1954年

《加仑在中国》，卡尔图诺瓦，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版

《蒋总统秘录》第9、10册，古屋奎二，（台北）“中央日报”社1967年版

《列宁与俄国革命》，安东尼拉?萨洛莫尼着，卡佳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8卷，王芸生编着，三联书店1980年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三联书店1986年版

《慕尼黑--和平的代价》，特尔福德?泰勒着，石益仁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日本侵华内幕》，重光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三十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王桂厚，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省港罢工概观》，广州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沈志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

《苏联的远东关系》，莫尔着，曹未风节译，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外交史》，第三卷(上、下)，C 　 维戈兹基等编着，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

《武汉国民政府史》，刘继增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下），马士?宓亨利着，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中共五十年》，王明，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刘统，三联书店2006年版

《中国党派史》，王觉源，（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中国真相》，P 埃斯顿，伦敦1927年版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邓泽如，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中苏外交的序幕》，王聿均着，（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3年版

《资本主义史(1500-1980)》，米歇尔?博德着，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五、报刊资料：

《百年潮》

《布尔塞维克》

《晨报》

《大公报》（天津）

《大公报》（重庆）

《大公报》（香港）

《党的建设》

《党史博览》

《党史通讯》

《党史研究》

《党史研究丛刊》

《党史研究资料》

《东方杂志》

《斗争》

《独立评论》

《奋斗》

《湖南民报》

《黄埔季刊》

《共产党》

《共产党人》

《共产国际》

《国际新闻通讯》

《国外近代史研究》

《国闻周报》

《广东群报》

《广州评论》

《红旗》

《红旗周报》

《红旗周刊》

《红旗日报》

《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报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夥友》

《解放》

《解放日报》

《近代史研究》

《近代史资料》

《江西党史资料》

《救国报》

《救国时报》

《抗日战争研究》

《劳动界》

《历史研究》

《每周评论》

《闽星》

《民国日报》（广州）

《民国日报》（上海）

《民国日报》（汉口）

《南开日刊》

《钱江评论》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

《清议报》

《人民日报》

《少年中国》

《商民运动周刊》

《申报》

《实话》

《时事新报》

《苏俄评论》

《文史资料选辑》

《文献和研究》

《新华日报》

《新青年》

《新中华报》

《现代亚洲研究》

《向导》

《星期评论》

《益世报》

《远东问题》

《战士》

《政治生活》

《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青年》

《中共党史资料》

《中国文化》

《中央档案馆丛刊》

《中央日报》

《中央通讯》

《传记文学》

《自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