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奥斯维辛的小图书馆员

译序：黑暗中的一点星火

致蒂塔·克劳斯

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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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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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后记：被涂鸦的墙

附录：小说人物及原型

小说人物

约瑟夫·门格勒

汉斯·施瓦茨休伯

玛吉特·巴尔纳伊

鲁迪·罗森博格

大卫·斯赫姆莱夫斯基

塞普·利希滕斯坦

彼得·金兹

鲁道夫·赫斯

阿道夫·艾希曼

西格弗里德·莱德勒

伊丽莎白·富尔肯拉特

参考文献

奥斯维辛的小图书馆员

LA BIBLIOTECARIA DE AUSCHWITZ

(西班牙) 安东尼奥·G.伊图贝 ［著］

申义兵 ［译］

目  录  /   CONTENTS

/ 001   〔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 345   〔1945年〕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 387   尾声

/ 392   后记：被涂鸦的墙

/ 400   附录：小说人物及原型

/ 406   参考文献

译序：黑暗中的一点星火

申义兵

“二战”，一直以来都是我不愿提及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词意味着“纳粹”“法西斯”“集中营”“屠杀”等等恐怖的字眼。那场席卷了全球五大洲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伤痛。无论是欧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都有很多军人和平民死亡。70年岁月悠悠，血腥的屠杀和惨烈的战争都已成为历史，然而，那段曾经的岁月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却不应该被抹去。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任何一场战争，承受最多苦难的永远是平民百姓。从大屠杀日的南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外民众在纳粹的摧残与践踏中挣扎，那样暗无天日的岁月我们几乎无法想象。

然而，仿佛黑暗中的一点星火，《奥斯维辛的小图书馆员》让我们看到了那暗无天日中的希望之光。一群对知识充满着渴望的孩子，八本小心翼翼藏起来的书本，这样的组合仿佛根本无法和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联系起来，但偏偏却又奇迹般地存在了。

生活在集中营的十四岁花季女孩蒂塔，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肩负重任，作为小图书管理员完成了照顾那些纸质书和活体书的任务。我们在书中不仅能看到关于蒂塔的故事，同时也能看到生活在集中营的其他人的故事。我们不可避免会看到死亡重压催逼出来的卑劣，却更会注意到无法被扑灭的人性的亮光。

这是内容情节非常丰富的一部小说，阅读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感情、渴望、欲望和立场同书中的人物联系起来。每个人物都能教会你一些东西，并且让你对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憧憬，也会迫使你思考生命的价值并留意生活中每日发生的琐事的意义。

此外，这不仅仅只是一部关于奥斯维辛历史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关于阅读的小说。小说中提到的那些书始终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个人认为，那些被提到的书籍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很多情况下它们都变成了一个心灵的避难所，用以来逃避那残酷的现实。

纵观历史，所有的独裁者、暴君、压迫者，无论是雅利安人、黑人、东方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或任何肤色的人种，都会镇压人民革命、保卫贵族特权、维护上帝法令、遵守军队纪律。这些任何一个好像都是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书籍是非常恶毒的，书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学会思考。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向任何人推荐的小说。的确，小说最初的几个章节因为节奏有点慢，读起来有点费力，但正因为这样，才值得读者花更多的时间去细读它。书中人物的命运不尽相同，而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命运，你会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这是一部会让人上瘾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值得人细细回味的小说。

对于“翻译”二字，我则一直心存敬畏。进入教育行业之前，我在一家国企做过两年的翻译。后来换了工作，在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同时，也时不时地做着一些翻译的工作。这些经历让我明白，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除了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之外，还要求具备相应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

因此在开始翻译这部小说之前，我查阅了大量的关于二战、尤其是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资料。因为工作关系，所在的地方无法查阅到纸质的中文版资料，网上的信息又都非常零碎。因此不得不经常去图书馆查阅西语的关于上述内容的资料，所以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

翻译过程中，我对小说中的文字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小说中时常会出现十几行的句子，一逗到底。有时读了半天，也很难弄清楚主从句关系、主语到底是哪个。因为事件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波兰，集中营内关押的有几乎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犹太人，所以文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德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希伯来语等单词。对此我是一窍不通，只好再次去查阅大量的西德、西意、西捷等工具书。可以说，翻译的过程，也是我自己不断学习和充实的过程。

翻译完后回头再看，深觉小说毕竟不是历史，因此它可能不需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内容，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必须给人以真实感。而《奥斯威辛的小图书馆员》则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翻译一部二十几万字的、信息量又很大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这期间也曾想要放弃。幸好这时联系上了小说的作者安东尼奥·G.伊图贝先生，在翻译的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帮助，为我解答了小说中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所以特别提出感谢。同时还有西班牙的硕士研究生同学、现任教于苏州大学的安东尼奥·莫雷诺，感谢他们给我提供的帮助。更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只身一人在国内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女儿，翻译的过程中，她不断鼓励我坚持下去。每翻译完一部分内容，我都会发给她先看一遍，请她给我指出中文表达有误或是晦涩难懂的地方，我再予以修正。因此可以说，她是这部译作的第一个读者。

为了更好地把这部小说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在翻译、校对的过程中，我力求做到“信”与“达”，但由于时间紧迫，对“雅”颇少兼顾，希望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指正。

2015年12月25日

于哥伦比亚麦德林

致蒂塔·克劳斯

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1

1944年1月，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那些面对死亡时与站在埋葬一切的黑泥潭上的掘墓人无异的黑衣官员们，他们忽略了弗雷迪·赫希已经建立了一所学校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它，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必要知道。因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人的生命一文不值。甚至他们都不愿意用枪来击毙一个人，因为一颗子弹都远比人的生命更值钱。在集中营里，他们通常使用齐克隆气体来杀人，因为其成本低，一桶就可以杀死数百人。在这里，这种大批量的屠杀使得死亡成了一种可以盈利的行业。

充当教室的营房里有几个绑在一起的凳子。说是教室，其实连墙壁也没有，更别提黑板。老师们在空中比划着等腰三角形，抑扬顿挫的声音可以传到欧洲的河水里。大约有二十几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小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由于大家都挤在一起，老师们上课的时候不得不悄声说话，为的是不让埃及的十灾历史和九九乘法表的声音混在一起。

有人觉得这不可能，认为赫希是疯子或者太单纯。怎么能够在残暴的、禁止一切的集中营内开设学校呢？赫希笑了。他永远都带着神秘的微笑，仿佛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无论纳粹关掉多少学校，”他常常告诉人们，“每次只要有人停在某个角落讲解一些东西，孩子们就会围坐在周围仔细倾听，那么那个地方就会是一所学校。”

营房的门被狠狠地踢开，营地看守的勤务兵杰克贝克，跑向赫希所在营房的营房负责人房间。鞋底踩在潮湿的地上，泥点四溅，31号营房的安全像肥皂泡一样破裂了。蒂塔·阿德勒洛娃蜷缩在角落里，没精打采地看着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泥点，但其实它们已经玷污了现实，就像是一滴墨水滴进一整碗牛奶里一样。

“六， 六， 六！”

这是党卫军的卫兵们到达31号营房的信号，他们的到来使得营地到处都充斥着骚乱的声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这间屠杀生命的工厂，那些火炉没日没夜运转着，燃料是人们的躯体，而31号营房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营房，更确切地说，是非常怪异的营房。弗雷迪·赫希以前是青年组体育教练，现在则是在奥斯维辛尽力维护更多人的生命。他的成就之一是说服了德国营地司令部，在一个营房教育那些孩子们，以方便他们的父母在被称作“家庭营地”的犹太家庭营劳作，因为其他地方孩子们像奥斯维辛的鸟一样稀少；在奥斯维辛是没有鸟的，它们都被铁丝网电死了。

营地的最高首领同意建立儿童营房，也许这一开始就是他的想法，但是只允许开展一些游戏活动，任何与教学相关的活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赫希从他31号营房的房间门缝中探出头来，他不需要向任何死死盯着他的人——无论是营地的勤务兵或者是老师们说什么。他只需轻轻地点点头，他的目光传递着他的要求。他总是做他该做的，也期望所有人都和他行动一致。

当那些雅利安狼盯着他们的时候，学校里的课程往往会用一些普通的德语歌曲和猜谜游戏来伪装，似乎一切都在很有序地进行着。通常情况下，两个士兵组成的巡逻队会按照惯例进入营地，几乎每次经过门口的时候，都要停下来几秒来观察一下孩子们，有时候会因为一首歌而鼓掌，有时候也会摸摸某个小孩的头，之后再继续巡逻。

但杰克贝克每次都要再次强调一下巡逻命令：

“搜查！搜查！”

搜查则另当别论。有时候需要打断孩子上课，利用孩子们的单纯来套取一些信息，然后做记录。但是他们从未成功过。因为孩子们虽然满脸鼻涕脏兮兮的，但却懂得很多。

“库拉……”有人用悲伤的腔调嘟囔道。虽然党卫军上士唯一熟知的宗教是残忍，但大家还是这样称呼他，因为他走路的时候就像神父一样，总是把手缩在军服的袖筒里。

“走啦！走啦！走啦！犹大，你自己说的‘看看，看看’。”

“看什么？斯泰因先生。”

“随便什么！哦，我的上帝！孩子，随便什么都行！”

有两个老师紧张地抬起头。因为他们手里有在奥斯维辛严格禁止的东西，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死。拥有那些东西将会获得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枪击、刀刺，就是砍头、殴打。那些冷酷的德意志卫兵们最害怕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书：旧的、散了页的、缺页的、几乎未整理的。纳粹们会否定它们、焚毁它们。纵观历史，所有的独裁者、暴君、压迫者，无论是雅利安人、黑人、东方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或任何肤色的人种，都会镇压人民革命、保卫贵族特权、维护上帝法令、遵守军队纪律。这些任何一个好像都是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书籍是非常恶毒的，书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学会思考。

孩子们低声吟唱着等待着卫兵们的到来。一个女孩忽然开始喧闹地在凳子圈内跑了起来，她的这一举动打破了营地内和谐的娱乐气氛。

“趴在地上！”

“干什么？你疯了吗？”他们向她喊道。

一位老师试图抓住她的胳膊让她停下来，但被她挣脱了，继续磕磕绊绊地跑着。要让她停下来就得让大家都安静下来然后趁其不备。但是女孩爬上了横在地上一米高的烟囱——这个烟囱把营房分成了两半，然后跳向烟囱的另一边。她跳下时没有站稳，撞翻了一条空凳子，倒地滚了几圈，然后大家都变得安静下来。

“该死的！你会让我们大家都被抓的！”基什科娃夫人极其愤怒地向女孩尖叫道。当她不在孩子们跟前的时候，大家都叫她“肉垂夫人”。她不知道就是那个现在正在跑的女孩给她取的这个绰号。“和那些助手们坐在营房角落，蠢货！”

女孩还是没有停下来，而且无视大家不满的目光继续疯狂地跑着。许多孩子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她奔跑的身影，看着她是如何用那两条穿着横条纹长筒毛线袜的细腿奔跑着。她是一个很瘦的孩子，但却从来不生病。当她在孩子们中间进行“之”字型跑时，一头栗色的头发左右摇摆。蒂塔·阿德勒洛娃在上百的人群中跑动时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跑。我们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跑。

在她扭扭歪歪地跑到营房中央的过程中，孩子们中间渐渐让出了一条道。她粗鲁地抢过一个座位，然后另一个女孩翻倒在地上。

“嗨，你以为你谁啊！”倒地的女孩向她大喊。

来自布尔诺地一位女老师惊奇地看着气喘吁吁的女图书管理员站在自己面前。她甚至都没有时间说一句话，蒂塔便一把抢过她手里的书，老师就突然瘫坐下来。当反应过来要给她说谢谢的时候，蒂塔已经在几步开外了。离纳粹们到这里就只剩几秒钟的时间。

目睹整个过程的马洛迪工程师就在圆圈外面等着她。就像在接力赛中交过接力棒一样，他立刻把代数书交给了她。然后蒂塔拼命地跑向那些在营房深处假装扫地的助手们。

跑到一半的时候她发现孩子们的声音已经弱小到几乎没有，就像是刹那间打开窗户时蜡烛的火苗一样。她不需要回头就知道门已经被打开，党卫军的卫兵们正在进来。他们粗鲁地停在了一群只有十一岁的女孩面前。她把书本塞在衣服下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以防止书本掉落。女孩们侧目看着她，老师们却十分紧张，抬抬下巴示意她们继续低声吟唱。党卫军的卫兵们在营房的门口观察了几秒内部的情况之后，喊出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词之一：

“注意！”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唱歌和“看看，看看”都停止了。一切行为都静止了。然而，在这片寂静之中却听到有人用口哨清晰地吹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库拉”是一个可怕的上士，就连他也觉得有点紧张，因为和他一起的是比他更可怕的人。

“但愿上帝能帮助我们。”她听到有老师嘟囔道。

战争之前，蒂塔的妈妈经常弹奏钢琴，因此她对贝多芬非常熟悉。她发现之前她听到过有乐迷用这种特殊的吹口哨的方式来吹交响曲。之后她被关在一个封闭拥挤的货运列车车厢里，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列车来自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人们在那里住了一年，之后被驱逐出了布拉格并被流放。列车走了三天三夜，到达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永远不会忘记列车门打开时金属的噪音，不会忘记第一丝冷冷的空气中夹杂着的肉烧焦的味道，不会忘记夜间强烈的探照灯灯光把火车站台照得像手术室一样。紧接着就是呵斥声、用枪托击打货车车厢的声音、枪击声、哨子声、尖叫声。在这些声音之中，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从一个十分镇定的上尉嘴里吹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党卫军的头领，连自己党卫军的人见着他都害怕。

那天，这位上尉从蒂塔旁边经过，她看见了他完美的制服，洁白的手套，胸前的铁十字勋章，战争中获得的唯一奖章。他停在一群母亲和孩子前面，微笑着用戴着手套的手友好地摸了摸其中的一个孩子。然后指着一对十四岁的双胞胎——兹德涅克和希里卡，一个队长把他俩从队列中揪了出来。妈妈揪住卫兵的军服下摆，跪在地上哀求着别带走他们。上尉十分镇定地说道：

“任何地方对待他们俩都不会像约瑟夫先生对待他们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之前的确这样。在整个奥斯维辛都没有人敢碰双胞胎，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上尉要拿他们来做实验。没有人敢像他一样考虑德国女人怎样生出双胞胎，这样就会使得雅利安人成倍地增长。女孩要求门格勒松开那两个男孩的手，而他只是继续心平气和地用口哨吹着交响曲。

现在，同样的口哨交响曲在31号营房也响了起来。

门格勒……

营房负责人的房门随着一声轻微的猫叫声打开了，赫希走出他很小的房间，假装很和蔼惊讶地看着党卫队的到来。双脚很响亮地并拢立正向门格勒敬礼，这是一种区别军衔的尊敬方式，但同时也是一种军人态度——不卑躬屈膝。门格勒几乎看到了这一切，但他继续全神贯注地把手背在身后吹奏着，好像除他以外别无他人。而上士“库拉”，正如大家都这样叫他，双手缩在一直垂到离枪套不远的膝盖上方的军服袖筒里，用近乎探照灯似的眼睛仔细地察看着营房。

杰克贝克没有搞错。

“搜查。”“库拉”命令道。

和“库拉”一起的党卫军们重复了他的命令，声音大到几乎可以穿透监狱的铁柱。蒂塔站在一圈女孩中间，打了一个寒颤，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几乎都能听到书本和肋骨之间咯吱咯吱的声音。如果在她身上搜到这些书，那么大家就都完了。

“这不公平……”她嘟囔道。

她只有十四岁。生命对于她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她不想这一切还没开始就结束。当她抱怨命运的时候，妈妈许多年一直重复给她的一些话便会出现在脑海里：“这就是战争，蒂塔……这就是战争。”

她当时太小了，小到几乎都无法记清没有战争的年代，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和在被掠夺去一切的那个地方一样也把书藏在衣服下面，或者同样在她的脑海里保留着一本记忆的相册。她闭上眼睛，试图回想起没有恐惧的时候世界是怎样的。

她看到1939年初，九岁的自己站在布拉格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前，侧目看着那个用他那巨大的如同黑拳的眼洞巡视着城市所有屋顶的骷髅。

在学校的时候，有人曾向他们讲过这个大钟是15世纪时一位叫哈努斯的钟表师设计出的机械表。但是从奶奶们口中听到的传说却使她感到悲伤：国王命令哈努斯建造一座天文钟，而且每一个整点都要用到自己的图像。建成之后国王命令其手下将哈努斯弄瞎，以免他再给其他君主制造出同样伟大的钟表。为了报复国王，钟表师把手伸进机械表内以阻止其转动。当齿轮夹断手时，钟表停止了转动，甚至好几年之内都未能被修复。到了晚上，有时会听见那只断手在机械表的齿轮之间上下游走。骷髅摇晃着小铃铛，天文钟的表演开始了：一队机器人分别从两边开始旋转，提醒着人们时间会一分钟一分钟地向前走，就像是巨大的机械表盒里面的小机器人一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急急忙忙地进进出出一样。然而，痛苦的折磨，使得她现在发现，九岁的小女孩还不会注意到这一切，只是认为时间就是无法逾越的黏稠的可乐或是一潭死水。因此，在她那个年纪，如果表盘旁有骷髅的话就会被扔在地上。

蒂塔，紧紧地抱着那些可能会把她送去毒气室的书，回想着她那幸福的童年。当她陪着妈妈去市中心购物的时候，总是喜欢停在布拉格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前，但她并不是为了看天文钟的表演（事实上那个骷髅会让她很紧张，虽然她不愿意承认），而是为了有趣地侧目而视着那些从首都经过的外乡人，因为他们都会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小机器人，他们惊恐的表情和傻笑会让她偷偷地笑，之后她就会给他们起绰号。她记起来她驱走悲伤的最好的娱乐项目之一就是给所有的人起绰号，尤其是她们的邻居还有她父母所熟识的人。傲慢的戈特利布夫人，自以为很了不起总是高昂着头，她给她取名“长颈鹿夫人”；下面街上的基督教徒织造师，完全秃顶而且很瘦弱，她在心里叫他“秃球先生”。她记起自己追了几米的有轨电车，电车摇晃着小铃铛，在老城广场处转弯，然后蜿蜒前行，渐渐地消失在约瑟夫街区。记起了自己跑向奥尔内斯特先生的商店，她妈妈经常在那里买一些织物给她做冬天的大衣和短裙。她至今都记得她非常喜欢那家店，店门口有一个装满各色线圈的发光招牌，那些线圈会自下而上一个接着一个的亮起，然后又从头开始。

如果她不是一个离开其他小孩而到处幸福地跑来跑去的小女孩，当她经过那些报摊的时候，也许就会注意到报摊前排着长队的人们，也许也会注意一厚沓《人民报》，新闻标题被分成四栏，并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政府同意德国军队入驻布拉格。这比站在报摊前叫喊更醒目。

蒂塔睁了会儿眼睛，看着那些在营房深处搜查的党卫军们。他们甚至连钉在墙上的画也掀起来要看看是否有东西藏在下面。没有人说话，党卫军们到处乱翻的声音在这个有潮霉味的营房被听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有害怕，这是战争的味道。这一点她能记起，而且经常会出现在她记忆里的就是，当她还很小的时候，和平闻起来就像是周五一整晚慢火炖出的鸡肉浓汤的味道。她已经记不起烤羊羔的味道，也记不起鸡蛋面配核桃仁的味道。白天一整天在学校，晚上和玛吉特以及其他的同学们玩跳格子游戏和捉迷藏，这些在她脑子里已经有些模糊了……直到所有的一切都慢慢消失。

成长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即使有一天童年会过去，就像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被埋在黄沙下面一样。她也可以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不知道日期，但那天是1939年3月15日。布拉格在抖动中迎来了天亮。

大厅的水晶吊灯在不停地抖动，但她知道这不是地震。因为既没有人跑，也没有人感到慌乱。爸爸端着早餐的茶杯看着报纸，假装无所谓，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

她在妈妈的陪伴下出门去学校。整个城市都在抖动。在走向瓦茨拉夫广场的时候，开始听到嘈杂的声音，那里抖动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感觉什么东西在抓脚底板。随着她们越走越近，越能察觉到这种声响。蒂塔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非常好奇。当她们到达学校之后，拥挤的人群使得她们无法穿过街道，除了能看到一道由后背、大衣、后颈、帽子组成的人墙之外，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妈妈突然停了下来，紧绷着脸，突然一下子显得很老。妈妈抓住女儿的手想从人墙后面绕过去，然后从另一条路去学校。但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一下子挣脱了妈妈牵着她的手。因为她很瘦小，所以很容易就从人行道拥挤的人群中挤了进去，并且站在了第一排，正好就站在了警察手挽手组成的警戒线后面。

噪音震耳欲聋。一辆接一辆的边三轮摩托车从前面经过，车上载着身穿油光闪亮的皮大衣、胸前挂着摩托车眼镜的士兵们。他们的头盔闪闪发亮，这些头盔是刚刚由德国中部的工厂生产的，上面任何伤痕也没有，更别提战争的印记了。紧随其后的是驾满大型机枪的战车，接下来是轰轰隆隆的坦克，就像来势汹汹的大象一样缓慢地穿过大街。

她记起来她一直觉得从街上穿过的队伍就像是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内的机器人一样，几秒钟之后小门关上，就消失不见了。抖动应该停下来了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次不是机器人组成的行进队伍，而是人群。就是在那些年，她大概懂得了一类人与另一类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虽然那时她只有九岁，但也能感到害怕。没有音乐、没有笑声、没有喧闹、没有口哨声……只是一个无声的行进队伍。为什么那些人都穿着统一的服装？为什么没有人笑？忽然，那个寂静的行进队伍让她想起了送葬队伍。

妈妈冰冷的手把她从人群中拽了出来，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布拉格在她的眼中又恢复了以往欢快的样子。她好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看到现在一切又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大地在她脚下继续抖动着，城市也抖动着，妈妈也抖动着。妈妈绝望地使劲拽着她试图把行进队伍远远地甩在后面，甩掉队伍急匆匆行进时溅在她那漂亮的漆皮鞋上的大泥点。蒂塔紧紧地抱着书。她痛苦地记起也就是那一天她告别了自己的童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月经。从此不再害怕骷髅和那些鬼故事，而是开始害怕人类。

2

甚至对那些贴在墙上、躺在地上的囚犯看都不看一眼，党卫军便在营房开始了他们的搜查。德国人是这样搜查的：首先是容器，然后是容器里的东西。门格勒上尉转身和弗雷迪·赫希说话。弗雷迪一直坚定地站在那里，纹丝未动。她心想他们会谈些什么呢？赫希会给他说什么呢？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党卫军都会感到害怕的上尉，一直站在他的旁边，既没有表情也没有任何反应，难道弗雷迪还要对他表现得很认真？应该只有极少数的犹太人敢大胆地和被叫做死亡医生的门格勒说话；还有极少数的犹太人和门格勒说话时声音都在发抖，或者是表面镇静但内心已经十分紧张。这样的一个距离，赫希觉得应该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和他说话，就好像是有人站在街上和他的邻居聊天一样。

有人说赫希是一个不知道害怕的人，也有人说德国人对他好是因为他也是德国人，甚至还有人含沙射影地说他完美的外表下肯定藏着什么肮脏的东西。

下令搜查的“库拉”做着一副让蒂塔无法看透的表情。如果他命令所有人都站起来，而且身体站直，如何保护这些书不掉下来？

任何一位老囚犯给新来的囚犯上的第一课永远都是：清楚自己的目标——活着。先是几个小时，接着是一天，然后就可能是一个星期。就这样一直延续着，永远不要做大的计划，也不要有大的目标，仅仅就是每时每刻地活着。活着是一个动词，而且只有现在时。

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她要把手伸进衣服底下取出书来，然后悄悄地把它藏在离她一米远的凳子下面。当大家都站起来发现党卫军在那里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指认她的，因为所有人都有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样他们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带去毒气室。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会关闭31号营房。蒂塔问自己这种关闭真的很重要吗？有人曾给她讲过一些老师最初是如何反抗的。难道教孩子的最终结果就是有可能永远不会活着离开奥斯维辛？告诉孩子们北极熊和背诵九九乘法表难道不比给他们说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的烟囱会排出焚烧尸体的黑烟更有意义吗？弗雷迪用他的权威和激情说服了他们。赫希告诉人们31号营房将会成为孩子们的绿洲。

绿洲还是幻景？有些人还在怀疑。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还是保护那些书，为了生命而战斗。

副官在他的长官面前立正，接到明确的指示之后，立即用专横的声音吼道：

“站起来！立正！”

人们在一阵慌乱中都站了起来。慌乱的瞬间是必要的，因为可以自救。蒂塔一松开胳膊，书从衣服里面滑落到膝盖。她立刻又紧紧地把书抱在怀里，由于使劲太大，感觉书都像骨头似的吱吱作响。保护书的时间每延长一秒，她的生命就会危险一秒。

党卫军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任何人都待在原地不许动。对于德国人来说最容易激怒他们的就是混乱，因为这会使得他们无法忍受。最初，当处理敌对种族（如犹太人）的最终决议开始生效时，那些血腥处决引起了党卫军很多官员的不满。最难以让他们忍受的就是：死尸和垂死的人混在一起，踩着尸体穿过血泥潭，那些垂死的人用手像爬蔓植物一样抓住他们的靴子，他们会为那些垂死的人补上一枪。从他们找到有效的方式来消灭犹太人，并且在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中心城市不会引起骚乱的时候开始，从柏林传来的大量罪行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这仅仅只是战争的一部分。

大家都站在蒂塔前面，这样党卫军就看不见她。她把右手伸进长衫底下去拿几何学论著。一碰到书，就感觉到了它皱巴巴的纸张，用手指摸了摸书脊处凹凸不平的阿拉伯树胶。她感觉到没有书皮的书脊就是一块被耕作过的土地。

这时她闭上双眼，紧紧地抱着书。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让他失望。她是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她是不会让弗雷迪·赫希失望的，因为这是她自己请求他的，甚至可以说是要求他相信她的。他同意了，给她展示了仅有的八本书，然后说道：“这就是你的图书馆。”

最后，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为了不让书很响地摔在地上，她一只手紧紧地抱在胸前。她站在一群小女孩的中央，为的是她们也能遮挡一下。但她是最高的，而且她的姿势很明显最可疑。

在开始搜查这些囚犯之前，“库拉”下了命令，然后党卫军中的两个人便进了营房负责人的房间。蒂塔想着藏在赫希房间的那些书，忽然意识到他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如果他们发现了书，对于他来说一切就结束了。然而，她觉得书藏得很隐蔽。房间铺的是木地板，在一个角落，有一块板子是活动的。在那块板子的下面，挖了一个刚好放下这些书的坑，那里就是小图书馆。那些书刚好可以全部放在这个坑里，即使踩在木板上或者用手指敲打木板，都不会发出空空的声音，没有人会怀疑这下面会是一个小小的藏匿之处。

虽然蒂塔才作了短短几天的图书管理员，但感觉好像已经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了。在奥斯维辛，时间过得很慢。时间的转动远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慢。在奥斯维辛，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新囚犯变成老囚犯，把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人，甚或是把一个健壮的人变成一个老迈的人。

当那些德国人在到处乱翻的时候，赫希一直站在原地。门格勒把手背在身后，边踱步边用口哨吹着李斯特的一些旋律。两个党卫军悠闲地抬起头，显出一副慵懒的表情，站在门前等着其他党卫军们结束搜查。赫希就像一根旗杆一样直直地站在那里。他就是一面旗子。他们对他越是不注意，他就越坚强。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表达自己一个犹太人的坚强的表情，即使这个表情很微不足道。他深信犹太人比纳粹强大，因此他们都怕犹太人。这也就是纳粹们要消灭犹太人的原因。唯一使他们屈服于纳粹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军队，但他们坚信这是个错误，以后绝不会再犯。他深信：当这一些结束之后，他们一定会建立自己的军队，并且要成为那些强大军队中最强大的。

那两个党卫军从房间走了出来，“库拉”手里拿着一沓纸。看得出来，这是他们找到的唯一值得怀疑的东西。门格勒草草地检查了一下，就不屑地把它交给了副官，几乎可以说是扔给副官。这是营房负责人写给营地司令部的一些关于31号营房的日常情况报告。门格勒对此再熟悉不过，因为这都是写给他的。

“库拉”再次把手伸进军服的袖筒里，低声命令着。党卫军们一个个像狩猎时寻找猎物似的向营房里面走，把挡在他们面前的凳子狠狠地踢向一边。孩子们和新老师们被吓得尖叫或哭泣，那些老囚犯多少也都有点不安，而赫希却没有丝毫移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门格勒站在那里看着远方。

老囚犯们知道这种破坏性的搜查不是突然而来的，纳粹们还没有完全疯狂到打人，也不会拿着机枪胡乱地扫射。战争中常有的现象就是：搜查过程中踢凳子，也包括大喊大叫，甚至拆掉枪托。这些都不是个人行为。踢倒凳子是在提醒大家，片刻之后，毁掉生命和踢倒凳子一样易如反掌。杀人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当党卫军们到达第一群囚犯面前时，忽然停了下来。“库拉”下达命令之后，他们便开始了几乎慢镜头式的搜查。党卫军搜查囚犯们的时候还要时不时在他们面前停一下，而对于有些囚犯，党卫军们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便上下拨动着他们的脑袋。所有的囚犯们都假装看着前方，但也会斜着眼睛瞄一下站在自己旁边的同伴。

他们命令其中的一位老师站出来。她是一位个子很高、教手工的老师，她教孩子们用旧绳子、碎木块、废勺子或破布料做一些神奇的小玩意。她不明白他们跟她说的，也区分不清楚那些单词，但是那些党卫军冲着她大喊，甚至还有一个抓住她使劲晃。可能这一切都毫无原因。大喊和摇晃也是他们搜查行为的一部分。老师又高又瘦，就像是一棵干枯的要被摇断的芦苇。最后，他们把她使劲一推并大吼一声，她又回到了囚犯们当中。

党卫军们继续向里走。蒂塔胳膊已经有点累了，但是依然放在胸前紧紧地抱着那些书。党卫军们停在了离她三米远的一群囚犯旁边。“库拉”抬起下巴，命令一个人站出来。

这是蒂塔第一次盯着摩根斯坦老师看。他有着一副老实人的面孔，满下巴的褶子足以说明他之前应该很胖。一头白发苍苍的卷发，穿着一件很破旧的有点宽松的细条纹西装，又小又圆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圆圆的近视眼镜。蒂塔没有听清楚“库拉”给他说的话，但她看到摩根斯坦老师把眼镜给了“库拉”。上士拿着它检查起来。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囚犯拥有私人物品，但没有人会认为一副近视眼镜会是一件奢侈品。即使是这样，党卫军们还是要检查。就好像他们觉得这是金的，或是有其他价值，或有其他用途，就像是一位老建筑师在看某件东西一样。上士决定把眼镜还给摩根斯坦老师，但当他伸手去接眼镜的时候，“库拉”却故意松手，眼镜在跌落到地面之前碰到凳子摔碎了。

“无耻！蠢货！”“库拉”朝他喊道。

摩根斯坦老师无奈地弯腰从地上捡起已经摔碎的眼镜。起身的时候，从衣兜滑落了一对纸折的皱巴巴的小鸟，然后他又弯腰去捡。就在捡小鸟的时候，眼镜又再次掉落。“库拉”生气地看着他很费劲地重复着这些愚蠢的动作，然后转身走开继续搜查。

门格勒站在后面不错过任何细节地看着这一切。党卫军们头顶军帽、靴子踩在一切能踩的东西上面，慢慢地向前走着，贪婪、暴力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些囚犯们。蒂塔感觉到他们要过来了，甚至都不敢偷瞄他们一眼。不幸的是，党卫军刚好就停在他们这群人跟前，而且“库拉”正好在她对面，距离她也就四五步远。她看到前面的孩子吓得就像小草一样浑身哆嗦。而蒂塔也被吓得感觉到背上全是冷汗。她知道这会儿什么都不能做：她的个头比其他孩子都要高，而且她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手贴裤缝立正的人。她奇怪的姿势已经出卖了她——很明显她的一只胳膊护着什么东西。她是不可能从“库拉”的眼皮底下逃过去的。“库拉”是纳粹里面不酗酒的一个，就像希特勒，只有仇恨才能灌醉他们。

她望着前方，感觉“库拉”的目光好像要看穿她似的。她的喉咙被恐惧堵住，感觉快要窒息了。她听到一个声音，然后就准备从人群中走出来。

一切都要结束了……

但是还没有。她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动，因为她发现这不是“库拉”的声音在叫她，而是另外一个极其胆小的声音，是惶恐的摩根斯坦老师的声音。

“对不起，上士先生，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允许我回到人群中去吗？当然，如果您不允许的话，我就一直站在这里直到您让我回去。我最后唯一想做的就是不给您添任何麻烦……”

“库拉”转过头愤怒地看着这个无足轻重的人。没有他的命令，摩根斯坦老师居然敢跟他说话。这位老教师已经戴上了一块镜片破裂了的眼镜，站在人群外面很憨厚地看着那些党卫军。“库拉”大步走向他，党卫军也跟在“库拉”后面。他第一次提高嗓门喊道：

“愚蠢、白痴的老犹太人！如果三秒钟之内你回不到人群中，我就给你一枪。”

“好的，一切听您的。”他很顺从地答道，“恳请您原谅我，我不是故意想打扰您，只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有可能会违反命令，所以在行动之前我要问清楚，还有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行动，我的想法就是一切按照您的正确指示行事……”

“回去吧，蠢货！”

“好的，先生。一切听您的，先生。请再次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要打断的，只是……”

“在我开枪打爆你脑袋之前赶快闭嘴！”纳粹“库拉”冲他大喊道。

摩根斯坦老师使劲地点着头，一步步地向后面走去，一直走到人群中间。“库拉”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党卫军跟在他后面，猛地一转身，狠狠地和他们撞在了一起。一个与喜剧电影非常相配的画面出现了：纳粹们就像桌球一样一个撞着一个。一些孩子们低声笑了出来，老师们大惊失色，立刻用胳膊碰碰他们示意他们保持安静。

神父“库拉”很明显被激怒了，瞄了一眼他的上司——那个可怕的医生上尉，把手背在身后站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库拉”看不到他的脸，但是可以想象得到他那不屑的表情。对于门格勒，他最不屑的就是平庸和无能。

“库拉”愤怒地命令党卫军走开去继续检查。他从蒂塔所在的人群前经过时，蒂塔抱紧她已经麻木的胳膊、咬紧牙关。如果耳朵也可以的话，她会收紧一切可以收紧的东西。但“库拉”很生气，而且印象中已经检查过了这群人，于是就继续向前走。叫喊、推搡、搜查……然后，党卫军渐渐地远离了他们这群人。

图书管理员虽然恢复了呼吸，但他们还没有离开营地，危险还没有过去。他们就是毒蛇，在你最不希望的时候会随时掉头回来。书被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一次，她很高兴她的胸还没有发育起来。她平平的胸部可以让书紧紧地贴在上面。如此长时间的保持这个姿势，胳膊已经很疼了。感觉是针刺般的疼痛，但她一直也不敢动，害怕书会很响地掉在地上。为了不去想这个疼痛，她回忆起自己是如何被带到31号营房的。

她是12月份被拉到这里来的，拉她来的方式和戏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最后准备活动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式是用来庆祝光明节的，一个纪念马加比犹太军队发动起义抗击希腊人的节日。在去准备早点的时候，她妈妈遇到了一位泰雷津的熟人，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兹林的水果商。这对于穷困的生活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喜悦了。

正是这个讨人爱的女人，战争之前就成了寡妇，她说自己听到有人提到过有一所营地学校，十三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去那里。当她妈妈告诉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艾蒂塔已经十四岁了，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告诉她学校的校长是个很精明的人，已经说服了德国人说需要几个助手来维持营房的秩序。这样，学校也雇佣了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

“孩子们在那都是受到保护的，每天既不会被淋湿也不会挨冻，也不需要干一整天的活，甚至吃的也会更好一些。”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知道一切，而且早就知道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会去担任弗雷迪·赫希的副负责人。

“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住在我的营地，她认识我，我们去找她谈谈吧。”

她们找到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时，她正急匆匆地行走在营地的路上。她很匆忙，而且脾气很坏。她丈夫之前曾经是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主席，但自从她搬离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后，一切进展得都不顺利。他们到这里之后，她丈夫就被解除了职务，而且和那些政治犯一起被关押在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赞美了一会儿蒂塔的美德，就像是在卖李子。但就在还没有结束之前，米里亚姆·埃尔德尔斯坦就把她打断了。

“助手的配额已经满了，很多人在您之前就已经向我申请了。”

说完就急匆匆地往前走。

三个女人都很失望地呆在原地丝毫未动。但当她即将消失在营地之间的路上时，忽然停住了，然后往回走了几步。

“您说这个女孩能说一口流利的捷克语和德语，而且朗读也很好？”

巧的是，她想让那天下午在31号营房进行戏剧表演的提词员当天清晨就死了。

“我们急需一个提词员……你能做到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蒂塔身上。

“我当然能做到！”

那天下午她第一次进入31号营房，这是组成犹太家庭营32个营房中的一个。他们把所谓的泥潭称作营地道路，这些营地就分别位于这条道路的两边，每边16个。所有矩形营房的空间都被一根用空心砖砌成的烟囱分成两半。但是31号营房却有点不同：这里没有供囚犯们睡觉用的三层床，替代它们的只有凳子。墙上也没有朽木，能看到的只有画有爱斯基摩人和《白雪公主》里的七个小矮人的画。

他们曾经用凳子围出一个临时的场地，那些自愿表演的人不厌其烦地跑来跑去，把这个营房变成了一个剧院。有人安排座位，有人裹着或者带来色彩鲜艳的布料，甚至有人和孩子们排练了一些努力让大家记住他们的节目。在营房深处，助手们在忙碌地用垫子搭起一个小舞台，两个年龄不详的女人用绿色的布料来做《白雪公主》故事场景里的森林。就在这时，蒂塔的脑子里忽然记起了她离开布拉格之前读的最后一本书——《微生物猎人传》，作者保罗·德·克鲁伊夫。这本书讲述了那些伟大的研究人员的生活，他们的研究领域就是细菌和微生物。在营地，她有点觉得科赫、格拉希或巴斯德就像是在用放大镜观察那些比一滴水还小的细小生物是如何疯狂地活动的。同样还有那些长在洞里的霉菌，毫无征兆地、顽强地生长着。

他们曾在舞台对面为蒂塔准备过一个小房间，牛皮纸做的，并涂成黑色。节目导演卢比杰克走近她，告诉她一定要全神贯注地看着小莎拉。因为之前紧张的时候，从她口中说出的不是德语，不经意间说出的却是捷克语。纳粹允许他们进行表演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讲德语。

挤满观众的营房、责任心的压力，以及坐在第一排的负责管理奥斯维辛2号集中营的一些军官们，如施瓦茨休伯少校或门格勒上尉，这些都提醒她戏剧开始前要集中精力。她透过纸板上的洞向外看，想好奇地看大家如何大笑、如何鼓掌。表演似乎让他们感到非常兴奋。难道同样也是这些人每天命令处死成千上万的小孩？的确是他们。

所有在31号营房表演的节目中，1943年12月的某个晚上表演的《白雪公主》对于所有的表演人员和活着的人来说都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表演一开始，魔镜在回答继母“谁是这个王国最美丽的人”时变得结巴了。

“最美丽的人是……是……是……是……是你，我的王……王……王……后……”

临时剧院充满了大笑声。大家都以为是故意这样设计的。蒂塔在她的纸房子里浑身是汗。其实剧本在此处并没有设计结巴，而是因为男孩紧张。在奥斯维辛，任何一个幽默的举动都会让大家很开心，因为在这里笑声比面包还要奇缺，所以大家都需要使劲地笑。

当白雪公主被遗弃在森林里，笑声停止了。扮演她的小女孩那悲伤的目光和红妆黑眼圈加深了她的凄凉，同时又在森林里迷了路，寻求帮助的声音也很微弱，这一切使得她看上去非常的脆弱。看到这一切蒂塔说不出话来，因为她之前也无助地迷失在波兰边境的森林里，而且森林里到处都是德国士兵。

忘记台词或把白雪公主丢在森林时猎人差点被绊倒的场景（蒂塔记得，猎人差点从舞台上一头栽下来）引起的笑声，在小白雪公主开始唱歌时忽然戛然而止。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从十几个女孩中选中这个面色苍白、矮小、长着一副旧搪瓷娃娃脸的女孩来演这个角色。最后他们找到了答案：她的声音很动听，歌声很甜美，就像是华特·迪士尼拍摄的电影中的人物。从其声带发出的甜美音色不需要任何乐器，居然可以使很多人身心感到放松。当人们像动物一样被聚集到一起做标记和屠杀时，他们觉得他们都是牛，只有笑声和哭声才会让他们记起他们还是人。

最后，伴随着掌声，王子出现了。在其他的演员面前他是如此的高大，宽阔的肩膀，湿湿的头发梳向后面，就像是抹了弗雷迪·赫希的发胶。白雪公主吃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药之后便醒了过来，整个戏剧在所有人巨大的欢呼声中结束了。甚至连一向冷漠的门格勒上尉都鼓掌了，但是，正如大家看到的，他没有摘下他的白手套。

门格勒上尉自己站在31号营房的深处，双眼像X光似的扫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双手背在身后，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库拉”带着他那像送葬队伍似的卫兵们走向营地的深处，边走边踢凳子来制造紧张气氛。与此同时，还让一些囚犯走出人群，与其说是搜查他们，不如说是恐吓他们。幸运的是，卫兵让他们又回到人群，因为卫兵们没有找到任何借口来抓人，至少到目前为止。

纳粹们对营房的搜查就要结束了。他们走到营地尽头。“库拉”转向医生上尉所在的方向，但上尉不在那里，他已经走了。想必卫兵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在这里没有发现逃生隧道、武器或其他任何违反命令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很愤怒，因为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惩罚的人。他们冲着囚犯们大喊了几声，抓住一个可怜的小助手猛烈地摇晃，拿死亡威胁他们，然后就从营房的后门离开了。这一次，卫兵们也就仅限于到处乱翻。他们已经走了，但还会回来的。

营房的门被关上之后，传来一阵如释重负的说话声。弗雷迪·赫希把他经常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放在嘴边使劲地吹了一下命令人群解散。蒂塔的胳膊麻木得几乎已经无法从身体上移开，巨大的疼痛使得她眼泪都出来了，但是这种感觉比起纳粹们经过时的哭声和笑声要舒服得多。

刚刚，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所有的人。现在，老师们很想倾诉一下，说说自己的感觉，互相告诉大家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孩子们利用这个时间跑来跑去，发泄不满。蒂塔看到对面的基什科娃老师像头犀牛一样沿直线走向她，走的时候下巴上的肉就像火鸡的肉垂一样摆来摆去，然后在距离她不到一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小家伙，你脑袋坏掉了吗？难道你不知道下命令时应该待在你所在的助手区，而不是像个疯子一样到处跑吗？你没看到他们可能会抓走你然后杀掉你吗？你没看到他们可能会杀掉我们所有人吗？”

“我做了我认为最好的……”

“你认为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可以更改我们所有人定下的规矩？你认为你什么都知道吗？”这个女人的脸气得都快要拧到一块了。

“对不起，基什科娃夫人……”

蒂塔攥紧拳头并强忍着泪水，因为她不想让这个女人得逞。

“我要去报告你刚刚做的一切……”

“不行。”

一个不紧不慢的、果断的、非常男人味的声音响起，是捷克语，但同时又带着很重的德语口音。他们一转身就看到了赫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重新梳得整整齐齐。

“基什科娃夫人，还有一会儿才下课，您应该回到您的课堂上去，孩子们已经乱成一团了。”

基什科娃老师一向很自负地认为，她的女孩班级之所以是31号营房最遵守纪律最好学的班级，正是因为她的正直。弗雷迪什么也没说，虽然她很生气地瞪了弗雷迪一眼。于是她转过身，挺直身子，昂头挺胸、生气地走向她的学生们。蒂塔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谢谢您，赫希先生。”

“弗雷迪……”

“很抱歉我没有遵守纪律。”

赫希冲她笑了笑。

“好的士兵是不需要等待接受命令的，因为他永远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在离开她之前，赫希又转过身来走向她，看了看放在她腿上的书。

“我为你感到骄傲，蒂塔。上帝保佑你。”

看着他离去时坚定的步伐，她想起了表演《白雪公主》的那个晚上。当那些助手们在拆卸舞台时，她走出提词室之后径直走向出口，想着以后这个营房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剧院。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让她停了下来。

“孩子……”

弗雷迪·赫希还没有卸去脸上用白色粉笔化的妆。让她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还记得她。在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赫希是青年办公室的负责人。当她帮助一位女图书管理员在那座驻军城市的大楼之间推装书的小推车时见过他两次。

“你来到营地是天意。”他对她说。

“天意？”

“绝对是！”

他示意她跟着去后台，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近距离看他，赫希的眼睛里温柔和傲慢交织在一起，他的捷克语有着很重的德语口音。“在咱们的儿童营房，我急需一个小图书管理员。”

蒂塔感到很困惑。因为她当时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女孩，所以有时候她还会踮起脚，这样会显得年龄大一些。

“对不起，先生。我觉得您可能误会了。小图书管理员是斯蒂高娃小姐，我只是有时会帮助她把书从这边搬到那边。”

31号营房的负责人弗雷迪笑了，笑得方式很特别，很和蔼。

“我注意到你几次。你在推装书的小推车。”

“是的。因为书对她来说太重了，而且推车的小轮在方石铺成的路面上不好走。仅此而已。”

“你也拉装书的小推车了。你可以花一下午的时间躺在你的床上，或者和你的朋友们去散步，或者忙你自己的事情。但是相反，为了让大家都有书看，你却推着小推车。”

她困惑地看着他。但弗雷迪的话容不得她反驳。他负责的不是一个营房，而是一个军队。就像是人民起义军的首领一样，为了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的入侵，指着一个农民，对他说到“你是上校”。那天下午在那个乱糟糟的营房，他用严肃的语气告诉蒂塔“你就是图书管理员”。

随后他又补充道：

“但这个很危险，非常危险。在这里管理书不是一个游戏。如果党卫军发现有人有书，是会被处决的。”

说完这个，弗雷迪便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成枪的样子指着蒂塔的额头。她本想假装不害怕，但对于这个意外的责任还是感到紧张。

“跟我说说。”

“这个工作的风险很大。”

“我一点也不在乎。”

“他们可能会杀了你。”

“我不在乎。”

蒂塔本想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些话，但她失败了。并且也没有控制好颤抖的双腿，以至于让人感觉到她浑身都在颤抖。弗雷迪紧盯着她那两条麻杆似的、穿着长筒毛线袜的、不停颤抖的双腿。

“管理图书馆需要勇敢的人……”

蒂塔脸红了，因为她的双腿不停地发抖。她越是想停下来，越是抖得厉害，甚至连双手也开始抖了起来。一方面是想到了纳粹，另一方面是担心弗雷迪考虑到她害怕而不用她。因恐惧而恐惧就如同在下坡路上奔跑一样。

“那您就不用我了吗？”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

“但我在发抖啊！”她有点伤心地回答道。

然而弗雷迪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笑了，就像是坐在一个舒适的扶手椅上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困难。

“你很勇敢。勇敢并不意味着不害怕。那些忽视危险因素、不计后果而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中的人不是勇敢，是鲁莽。如果不考虑危险因素就会把他周围任何人都置于危险之中，这种人不是我的团队想要的人。我需要的是那些虽然发抖但不退缩的人，是那些考虑到危险因素之后还继续前行的人。”

听到这些，蒂塔感到她的双腿抖得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

“勇敢的人是那些有能力战胜自己恐惧的人，你就是其中之一。你叫什么名字？”

“蒂塔·阿德勒洛娃，弗雷迪先生。”

“蒂塔，欢迎你来到31号营房。上帝保佑你。请叫我弗雷迪。”

她清楚地记得戏剧表演之夜结束后，他们让所有人都悄悄地离开。然后，蒂塔进了弗雷迪·赫希的房间，一个窄长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很简陋的床和两把旧椅子。房间里到处都是打开的包裹、空箱子、盖满公章的文件、装饰《白雪公主》剩下的布料、几个破碗和他自己的衣服。衣服虽少，但叠放得整整齐齐。

当弗雷迪请求改善孩子们极其糟糕的伙食时，门格勒上尉竟然出乎意料的宽容，命令把死去囚犯们的家人寄给他们的包裹都拿到31号营房。营地医生的收入时有时无，但死亡是天天有。9月份被运到这里的5007个人，到12月下旬的时候已有近千人死亡。除了呼吸道疾病，比如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传染性丹毒和黄疸，而营养不良和恶劣的卫生条件都会使这些病情加重。那些孤儿的包裹经党卫军之手送达31号营房时几乎已经被搜刮一空，有时里面仅有一些食物碎渣或空包装，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饼干、一点香肠、几块糖……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最好的美味了，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些东西来组织一些竞赛和节庆活动，奖品就是半个洋葱、一盎司巧克力或者一点粗面粉。

刚一开始，弗雷迪跟蒂塔说了些什么，她听了之后目瞪口呆——他们拥有一个活体图书馆。好几位老师熟知一些文学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变成了自己的藏书，于是他们就会轮流去不同的班级给孩子们讲这些他们已经可以背诵出来的故事。

“玛格达非常擅长讲述《骑鹅旅行记》，她让孩子们想象自己骑着鹅在瑞典的上空飞翔，孩子们都乐在其中。萨瑟赫克对印度人的历史和西方冒险故事讲解得很好。德索科法克可以很详细地讲述长老的故事，简直就是一本会说话的《圣经》。”

不过弗雷迪不会满足于这些。他告诉蒂塔书已经被秘密地带到了这里。一位名叫米埃泰克的波兰木匠带来了三本书，一位斯洛伐克电工带来了两本书。他们两位要负责营地所有的维修工作，因此是囚犯里拥有更多自由的人。他们成功地从巨型仓库带来了几本书，这个仓库是用来堆放将要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也被称作“加拿大”）抓捕囚犯所需的东西的。出于对他们的感谢，弗雷迪会给他们一些他手头上有的包裹。

蒂塔负责把书借给某位老师，下课之后再收回来，然后天黑前再把书藏好。

房间很拥挤但很整齐。如果很凌乱的话，那也是弗雷迪本人精心设计的，为的就是掩盖那些不该出现在视线里的东西。弗雷迪走到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翻找着，抽掉一块木板，露出了几本书。这时蒂塔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鼓起掌来，她觉得这就是个魔术节目。

“这就是你的图书馆，不大的图书馆。”弗雷迪瞄了蒂塔一眼，想看看她有什么反应。

这的确不是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事实上，只有八本书，而且有几本还很破。但这些的确都是书。在这个如此黑暗的地方，人性如同他自己的身影一样黑暗，书的出现减少了阴郁的时光而增加了美好的时光。在这个灭绝的时代，语言的力量要远比机枪的力量大得多。就像是托着新生婴儿似的，蒂塔仔细地把书一本一本地放在自己的手上。

第一本书是一本未装定的、缺了几页的地图册，上面印有欧洲一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版图。这些马赛克式的政治版图颜色非常丰富：朱红色、亮绿色、橙色、海蓝色。所有的这些颜色和围绕着蒂塔的灰色色调——深咖啡色基调的泥土、破损的黄褐色的营地、灰蒙蒙阴沉沉的天，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蒂塔开始翻阅地图册，仿佛她这会儿在环游世界：穿越海洋、绕过极富异国情调名字的大陆端——好望角、合恩角和塔里法角，飞过高山，跨越几乎连在一起的海峡——白令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或巴拿马海峡，用手指游经多瑙河、伏尔加河和尼罗河。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和森林，地球上所有的山脉、河流，所有的国家和城市都集中在了这本很小的书里面，简直就是个奇迹。

弗雷迪·赫希默默地看着她，对她那看地图册时全神贯注的目光和大张嘴巴的表情感到高兴。如果他对自己赋予那个捷克小女孩的责任心还有所疑虑的话，在这一刻已经全都被打消了。他知道蒂塔会非常仔细地看护图书馆，而且会成为书和人之间的纽带，而这一点正是他所没有的，因为他太活跃便放弃了在纸张印刷流水线上的工作。弗雷迪更喜欢活动、运动、音乐、演讲……但是他发现蒂塔的情感可以让一些人进入书中的世界。

保存最好的一本书是《初等几何》，打开之后就是另一番世界：等腰三角形、八边形、圆柱体、排列整齐的一串数字、像云一样的排列组合和很神秘的平行四边形。

第三本书，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简史》，顿时让她瞪大了眼睛。书里面住着原始人、埃及人、罗马人、玛雅人……文明时期形成的帝国，之后毁灭又被新出现的帝国所代替。

第四本书书名是《俄语语法》。蒂塔对俄语一窍不通，但是她喜欢那些神秘的字母，感觉那些字母随时准备要讲述一些传奇故事。现在德国在战争中也在攻击苏联，因此苏联人是她的朋友。蒂塔曾经听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很多苏联战俘，而且纳粹对待他们极其残忍。她听到的都是真的。

另外一本是损毁很严重的一本法语小说，缺了好多页，而且还有霉点。蒂塔不懂法语，但她想她会找到破译这本书的内容的方法。还有一本名为《精神分析疗法新思路》的书，这是一位姓弗洛伊德的老师的书。此外还有一本没有封面的俄语小说。最后是一本非常破烂的捷克语小说，零散的书页由书脊处的几根线缝在一起。在她准备把这本小说拿在手里时，弗雷迪·赫希把它拿了起来。她用图书管理员那不开心的表情看着他，就像那些严肃的图书管理员一样，她曾经也喜欢戴着玳瑁眼镜俯视一切。

“这本书已经很破了，没有用了。”

“我来整理它。”

“但是……这本书不适合小孩看。尤其是不适合女孩看。”

蒂塔越发生气地瞪大了眼睛。

“恕我直言，弗雷迪先生，我已经十四岁了。每天看着运送尸体的车从我们的早餐锅前经过，每天看着十几个人被带到营地尽头的毒气室，您真的以为小说的内容还会给我留下印象吗？”

弗雷迪惊讶地看着她。说实话，在营地是很难让弗雷迪感到惊讶的。他告诉她这本小说名为《好兵帅克历险记》，书中写道一位名叫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玩世不恭的酒鬼，对政治和宗教有一些激烈的言辞，也质疑当时的道德观念，而这些内容是不适合蒂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这时，他发现蒂塔用她那锐利的、蓝绿色的眼睛坚定地看着他，而弗雷迪发现他自己居然也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试图说服自己。弗雷迪在下巴上摸来摸去，好像要把白天长出来的胡子全部揪掉似的。弗雷迪喘了口气，又开始把头发理向后面。最后，他终于答应了蒂塔，并把那本散了页的书交给了她。

蒂塔看那些书，同时抚摸着那些书。这些书有的散页，有的被频繁地使用，有的有霉点，有的残缺不全……但所有这些都是一笔财富。它们的破旧会让它们变得更有价值。她意识到照顾这些书就应该像是照顾灾难中幸存下来的老人一样，因为这些书极其的重要：没有这些书，就会失去几百年的文明智慧。地理让我们知道了世界是什么样；文学艺术增加了生活的多样性；科技进步是数学发展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来自哪里，也告诉我们该去哪里；语法像一条线串起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其说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不如说从那天起她便成为了书的护士。

3

虽然不能靠每天都会有的萝卜汤填饱肚子，而且这个汤对她也没有吸引力，但蒂塔还是慢慢地喝着它，因为据说这样会吃得很饱。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慌里慌张的摩根斯坦老师的行为。

“这个男人太奇怪了，有时滔滔不绝，有时却一言不发。”

“最好不要说话。只要开口，就是废话。他已经老糊涂啦。”

“在‘库拉’面前总是奴性十足地低着头。”

“他绝不是一个战斗英雄。”

“我不理解弗雷迪为什么会让一个脑子缺根筋的人给学生上课。”

蒂塔远距离地听着，并对上了年纪的摩根斯坦老师感到难过，因为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她看见他坐在营房尽头的凳子上独自吃着饭，有时也会自言自语。吃饭时，他优雅地伸出小指，非常绅士地把勺子送到嘴里，就好像是在一个小别墅里和一群贵族围坐在铺着桌布的桌子上用餐似的。

下午的时候，大家像往常一样和孩子们玩着游戏、做着体育活动，但蒂塔却希望工作时间结束、晚上清点完书之后跑去看她的父母。在这个充满恐惧的家庭营地，总有不好的消息在一个个营房之间传递着，而且传着传着就发生了变化。

今天条件允许，她便急匆匆地跑去安慰妈妈，因为妈妈以后肯定会知道31号营房被搜查过的事情。谁知道别人会怎样跟她妈妈讲述这件事情呢？当她在营地道路上跑的时候，她的朋友玛吉特出现在她的面前。

“迪迪卡，听说你们31号营房被搜查了！”

“恶心的‘库拉’。”

“你总是必须要说很多脏话吗？”玛吉特不由地笑着问她。

“‘恶心’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啊，这是事实。他的行为确实……恶心！就是事实的一件事情，怎么能是脏话呢？”

“他们发现什么了吗？有人被抓走吗？”

“一无所获。那里没有他们想要找到的任何东西。”蒂塔冲她挤了挤眼睛，“门格勒当时也在现场。”

“门格勒上尉？天哪！你们太幸运了。大家都在传这个男人做的恐怖的事情。他就是个疯子。为了让那些人有蓝色的眼睛，他给36个孩子的眼睛注射蓝墨水来做试验。太恐怖了，迪迪卡。有些孩子因为注射墨水死掉了，有些孩子变成了瞎子。”

两个人都沉默了。玛吉特是她最好的朋友，知道她在秘密图书馆工作的事情。但她请求玛吉特不要跟她妈妈提与此有关的任何信息。玛吉特的确也试图阻止过她，告诉她这个工作太危险。玛吉特威胁她要把这件事告诉她爸爸，吓得她眼泪都快出来了。虽然她不是很信教，但还是开始祈求上帝保佑她。不，最好不要跟上帝说任何事情，对她爸爸也不要说，因为他已经够可怜了。为了岔开话题，她笑着跟玛吉特讲了摩根斯坦老师的故事。

“太好笑了！当摩根斯坦老师弯腰捡东西时，兜里所有的东西都掉了出来，你当时就应该看看‘库拉’的表情。”

“我知道他。一位身穿细条纹西装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每次从女士面前经过时总是回头看着她……因为女人太多，感觉他就像是脖子上装了弹簧的洋娃娃。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疯了。”

“这里谁没有疯呢？”

一到家庭营地，就看见她父母坐在营房外面休息。营房外面有点冷，里面挤满了人。她注意到他们很累，尤其是妈妈。

工作时间很长。天还没亮，他们就会被喊起床，到营房外进行长时间的点名，然后他们会被迫在工作间工作一整天。爸爸生产斜挎步枪用的带子。因为使用有毒树脂和黏合剂，所以他的双手在很多时候都是黑色的，而且手指上全是水泡。妈妈生产帽子。这个工作相对还算轻松，但工作时间很长，食物也很简单，幸运的就是在室内坐着工作。而有些人的运气更糟，如那些用尸车拉死人的人、清理厕所的人、水沟清淤的人、运送建筑材料工程组的人。

爸爸冲她挤了挤眼睛，妈妈一看见她便立刻站了起来。

“艾蒂塔，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真没事吧？”

“真没事！你看我不是在这吗？”

就在那时托马斯·赫克先生从那里经过。

“汉斯，丽莎，你们好吗？我发现你们女儿还是有着全欧洲最美丽的笑容。”

蒂塔害羞地红着脸说她去找玛吉特，然后她们俩就丢下蒂塔的父母走了。

“托马斯·赫克先生太好了！”

“玛吉特，他你也认识？”

“认识。他看过我父母很多次。这里很多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人，但托马斯·赫克先生却是这些人中大家都愿意关心的人。因为他经常会问大家怎么样，对大家的事情都很关心。”

“他听他们……”

“他是个好人。”

“在这个地狱一样地方居然还有关心大家的人真是太幸运了。”

玛吉特沉默了。她比蒂塔大两岁，虽然她也知道蒂塔说得很有道理，但蒂塔说话很直接的方式让她很不舒服。床铺上的女人们偷勺子、衣服或其他任何东西。妈妈们一旦疏忽大意的话，就会有人偷面包给孩子们，为了多一勺汤，也会有人会向营地看守举报任何琐事。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但扼杀那些无辜的人，同时也会扼杀无辜。

“蒂塔，天这么冷你父母还待在外面。这样不会得肺炎吗？”

“我妈妈不喜欢和她的同伴一起待在铺位上。她的脾气很不好……但我的脾气比起她的脾气更糟！”

“但是你们真的很幸运，睡在上铺。我们都被分散在下铺。”

“地上的潮气肯定都会上来。”

“哎呀，迪迪卡，迪迪卡。最糟的不是地上的潮气，而是上面有可能下来的东西。你上铺的人可能会头晕恶心，然后来不及看方向就往下吐。有些人得了痢疾，会直接从上面拉下来。迪迪卡，这些你有在其他床铺看到吗？”

蒂塔怔了一会儿，很严肃地转向她。

“玛吉特……”

“怎么了？”

“你生日的时候可以请求他们送你把伞。”

玛吉特摇了摇头。作为她的朋友，虽然比她大两岁，也比她高很多，但却长着一副娃娃脸。妈妈说蒂塔很淘气。她说得很对，她可以拿任何事情开玩笑。

“你们是怎么在上铺找到位置的？”玛吉特问道。

“我们12月份被拉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在营地发生的事吧。”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9月份的囚犯们不单是捷克人，而且还互相认识，还是朋友，甚至有些还是家人，跟他们12月份的这一批人一样，也是被驱逐出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的。另外新来的5000个囚犯的加入就意味着他们要分享水龙头流出来的水，点名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营房内部会更拥挤。

“妈妈和我进入营房之后，他们给我们指定了床铺，试图让我们和另外一位囚犯一起共用一张床，这种情况太糟糕了。”

玛吉特觉得也对。她也记起了自己营房内的各种争吵声、喊声，女人们用毯子和脏兮兮的枕头互相打斗的场景。

“我们营房有一个病得很重的女人，总是不停地咳嗽，当她试图坐在床铺上的时候，让她睡在那个床铺上的女人把她推到了地上。然后这个女人就咳嗽得更厉害，有气无力地想从地上站起来。这时营房看守就朝他们喊：‘没用的家伙们！你们以为你们都很健康吗？你们认为一个传染病人在自己的床上和在旁边的床上有区别吗？’”玛吉特说。

“如果那样的话，这个看守还算聪明。”

“哪里啊！她说完这句话，就拿起一根拐杖开始四下里胡乱击打，甚至都打到了之前倒在地上的她想帮助的那个女人身上。”

蒂塔记起了那一片混乱的景象：叫喊声、哭泣声、跑来跑去的人们。然后接着说道：

“我妈妈想等营房内的一切都安静下来之后我们再进去，但外面确实太冷了。一个女人说营房内没有足够的床铺，也没有床铺供我们俩共用，甚至有的女人都得睡在地上。”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继续待在外面挨冻。你晓得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她不喜欢过于招摇。如果有一天一辆有轨电车从她身上开过去，为了不招人说闲话她都不会喊一声。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紧张地大叫，所以我是不会征求她的意见的。在她没注意的时候，我挣脱她的手，还没等她来得及跟我说什么，我就向营房里面跑去。然后我就发现……”

“发现什么？”

“我看见上铺几乎全都被占了。然后我就想上铺应该是最好的铺位。确切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注意看那些老囚犯们做些什么。”

“我看到过一位老囚犯，如果你给她点东西的话，她就会让你睡在她的铺上。然后有个女人就用一个苹果换到了一个铺位。”

“一个苹果就是一笔财富。不应该考虑它的价格。半个苹果都可以换到很多东西、很多好处。”蒂塔答道。

“你有什么东西给别人吗？”

“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在看哪些老囚犯是一个人睡一个床铺。在那些一个床铺睡两个囚犯的铺位上，女人们坐在床边把腿悬在空中来宣告自己的领地。和我们一起来的有些女人走来走去，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寻找地方、寻求怜悯。她们找那些性格不是很坏的囚犯们要求和她们共用床铺。但是性格好的老囚犯们已经有人和她们共用床铺了。”

“我们也是这样。幸运的是我们最后找到一位来自泰雷津的邻居愿意帮助我妈妈、妹妹和我。”

“我谁都不认识。而且我也不是只需要一个铺位，而是两个。”

“你最后找到人和你共用床铺了吗？”

“太晚了。只剩下那些自私的人和脾气暴躁的人了。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

“我找她们中脾气最坏的。”

“为什么？”

“因为已经绝望了。我看到一位中年老囚犯，一头短发好像是被啃出来的，正坐在自己上铺的铺位上，带着挑衅的表情，脸上一道黑疤，手背上的蓝色文身会让你知道她曾进过监狱。一个女人走到她面前乞求她，被她大声呵斥走了，甚至试图用她那脏兮兮的脚踹她。好一双恶心的大脚啊！”

“那你做了什么？”

“我很痞地走到她面前对她说：‘嗨，你！’”

“天哪！你居然敢这么说！你是在吹嘘吧！在一个犯过罪的老囚犯面前，甚至都不认识她，你居然可以镇定地对她说：‘嗨，你！’？”

“谁说我当时镇定啦？我都快被吓死了！但面对这样一个女人，你肯定不能走过去跟她说：‘晚上好，亲爱的夫人，您认为今年的杏子会准时成熟吗？’她肯定会把你扔出去的。所以为了让她听我的话，我就得用她的口吻来说话。”

“她听你的了？”

“一开始她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那会儿我的脸应该被吓得比粉笔还白，但最后我努力掩饰过去了而没有被她发现。我告诉她营房看守到时候会来安顿那些还没有地方睡的女人都来这里住下。‘外面还有二三十个女人，有可能会随便分给你一个。有一个很胖的女人可以压扁你的肝，另外一个的味道闻起来比脚臭还厉害，还有一些年龄大的消化不好、出气很臭。’”

“蒂塔，你太厉害了！她怎么说？”

“她没好脸地看着我。那会儿即使她想给个好脸色也给不出来。在那种情况下，我便接着说道：‘我还不到四十五公斤，我们一起来的这些人里面你再找不出来比我还瘦的。我不打呼噜，每天都洗漱，而且也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你就是拿着放大镜在整个比克瑙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铺友。’”

“她怎么做了？”

“她把头转向我，看我的表情就像是你看到一只苍蝇似的，你不知道是一巴掌拍死它还是任它到处飞。如果我当时不是双腿抖得很厉害的话，我可能早就跑掉了。”

“啊！那她做什么了？”

“她对我说：‘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睡。’”

“你的目的达到了吧！”

“没，还没有。我对她说：‘你也看到了，就共用床铺来说，我是很好的同伴。如果你帮我妈妈也在上面找个铺位的话，我就一个人来陪你。’你不知道她当时有多生气！很明显她一点都不喜欢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命令她做这做那。但我看到她用很厌恶的表情看着那些在营房里走来走去的女人们。你知道她很严肃地问我什么了吗？”

“什么？”

“‘你尿床吗？’‘不，夫人。从不尿床。’我回答她。‘这还行。’她用沙哑的声音跟我说了之后便把头转向旁边铺上单独睡一张床的女人。”

“她对她说：‘嗨，博斯克维克。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命令我们要共用床铺吗？’另外一个漫不经心地说：‘先看看吧，你说的这些理由对我没用。’”

“那那个老囚犯呢？”

“她有很多理由的。只见她从床上的秸秆里抽出一根拧在一起、一端被磨得很尖的铁丝，一只手抓着临铺的床，另一手拿铁丝抵着她的脖子。我相信这一连串的举动已经吓坏了她。她急忙迅速地点头表示同意。恐惧使得她目瞪口呆，感觉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说完这些，蒂塔笑了。

“我觉得这个不好笑。这女人太恐怖了！上帝会惩罚她的。”

“是啊。有一次我听到有人跟楼下商铺的基督教织毯匠说，上帝一直都是很完美的。或许那些拧在一起的铁丝也能起作用。我对她表示感谢，然后说：‘我叫艾蒂塔·阿德勒洛娃。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她怎么回答的？”

“她没回答。她一定在想已经和我浪费了太多时间了，于是把头转过去面对着墙，给我留了不是很宽的地方让我和她打对脚睡。”

“然后就没再给你说什么了？”

“玛吉特，你能相信她之后就再也没有和我说话了吗？”

“啊！迪迪卡。所有的我都相信。愿上帝保佑我们。”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她们俩告别之后便各自回了自己的营房。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有橘黄色的灯光照着营地。她看见两个看守在一个营房门口聊天。之所以能辨认出是看守是因为他们的衣服是最好的，有着特别囚犯才有的咖啡色臂章和非犹太人的三角形标记。红色三角形的是政治犯，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共产党人士或社会民主党人士，咖啡色的是吉普赛人，绿色的是普通罪犯，黑色的是反社会人士、智障人士或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是粉色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很少能看到看守带着黑色和粉色的三角形标志，这两种人是监狱里面级别最低的囚犯，就像犹太人一样。在犹太家庭营，特例也是一种纪律。那两个聊天的看守，一男一女，分别带着黑色和粉色的三角形标志，有可能监狱的人都不愿意和他们聊天吧。

她摸了摸自己的黄色星星，然后一边走向自己的营房一边想着有人会发给她的那块面包。对她来说，那块面包就是一顿美味佳肴，这也是她每天唯一的一块固体食物，因为汤没有任何营养，只是用来解会儿渴而已。

一个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黑的黑影也在沿着营房道路朝着与她相反的方向走去。那个人走的时候沿着路边走，以便于蒂塔能够直接向前走而不停下来。任何的交流都可能是死。事实也的确如此。此时，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的旋律打破了这里的黑暗。

是门格勒上尉。

他马上就要到蒂塔跟前了，正当她打算向其他人一样低头站在路边时，门格勒上尉却停了下来把目光投向她。

“我正在找你。”

“找我？”

门格勒仔细地观察着她。

“我永远都记得你的脸。”

他的话就像墓地一样冰冷。如果死人会说话，那也一定是这种冰冷的节奏。蒂塔再次回忆起今天下午在31号营房发生的一切。“库拉”最后没有注意到她是因为他和有点神经质的老师争吵了一会儿，最后就把她漏掉了。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门格勒在那么远的地方居然也能看见她。她当时站的位置不对，而且一只胳膊在怀里抱着并掩盖着什么东西，如果门格勒用他那法医般的眼睛都没有看见这些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她从一个纳粹的异于常人的棕色眼睛的冰冷目光里看出了这一切。

“编号？”

“67894。”

“我会监视你的。你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在监视你；你觉得我听不到你的时候，我在监听你。一切我都知道。如果你违反营地纪律，哪怕是移动一毫米，我都会知道，而你也将躺在我的解剖室。活体解剖在这里是非常有警示作用的。”

他说完之后自己点了点头，好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

“你将会看到从心脏喷出的最后一柱鲜血是如何到达胃里的。这个景象太壮观了。”

门格勒有点心事重重。这会儿他正想着建在2号火葬场的完美的法医实验室，那里有目前最现代化的设备。他非常喜欢红色水泥地面，还有光滑的大理石解剖台、解剖台中间的盥洗台以及镍质水龙头。他很自豪，因为这是他致力于科学的祭坛。他忽然记起还有几个吉卜赛孩子等着他去完成头颅实验，于是便急匆匆地大步离开了，因为他觉得让别人等是没有素质的表现。

蒂塔呆站在营地道路中间，两条腿就像扫把杆一样在不停地抖动。刚才营地道路上还有很多人，而现在就只剩她一个，所有的人都沿着营地的排水沟消失了，没有一个人走近她问问她是否还好或是需要点什么，因为门格勒上尉已经盯上她了。有些囚犯待在很远的地方看着这一切，看到她如此地害怕和不知所措，他们也感到很难过。甚至有些女人也在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见过她，但是大家还是决定加快脚步离开这个地方。生存在这里是第一位的，这是上帝的命令。

她回过神来之后继续沿着营地道路向前走。他真的会监视我？她心想。但答案一直是那个冰冷的目光。走路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停地涌现在脑海里。从现在开始她应该做什么呢？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辞去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在这个“死亡医生”的监视下，她该如何去保护那些书呢？因为这个人做事不合常理，一旦发生什么她便会被他带到解剖室。这些年她见过很多纳粹分子，但这个人的确与别人有点异样。凭直觉他拥有可以作恶的特殊权利。

为了不让妈妈注意到她的烦恼，她匆匆在她耳边低声说了晚安之后便慢慢地躺在了那个老囚犯臭气熏天的脚头，低声冲着屋顶的裂缝说了句“晚安”。

她静静地躺在那里无法入睡。躺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只有脑袋在不停地左右转动。门格勒已经警告她了。也许这会是一件好事，因为之后肯定不会再有更多警告了。下一次他有可能用注射针头扎进她心脏，那她就不能再继续保护31号营房的书了。但是，该怎样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呢？

如果她这样做的话，他们会认为她害怕。那她将会做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解释，任何一个理智的人在她这个位子的话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她知道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消息在床铺之间传播的速度比跳蚤还快。如果第一个床铺说有人喝了一杯红酒，等消息传到最后一个床铺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喝了整整一木桶红酒了。她们都不是恶意的，这里所有的女人都值得尊敬。就连图尔诺夫斯卡夫人本人，一个很好的女人，对她妈妈也很好，有时也会去嚼舌根。

她听到有人说：“当然，小女孩害怕了……”语气中带着虚伪和讽刺。这些话反而会刺激她，让她热血沸腾。但更糟糕的是总是有人非常好心地说：“可以理解，毕竟还是个小女孩嘛，被吓着了。”

小女孩？夫人，根本不是！要是小女孩的话就必须得有童年。

4

童年……

那是诸多不眠之夜的一个晚上，她想到把自己的记忆都变成照片然后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这样谁都不会抢走。但在纳粹们到达布拉格之后，他们都要放弃住在有电的家里。她很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在当时是城里最时髦的房子。底楼有洗衣机，家里的内部对讲系统让她的同学们都很嫉妒。她记得有次她放学回到家，她父亲穿着他的灰色双排扣西装优雅地站在客厅，然后有点严肃地对她说，他们将要用这个漂亮的套房在城堡区的布拉格城堡附近换一套公寓。

那天阳光明媚，他跟她说的时候没有看她的眼睛，甚至也没有开玩笑，因为当他平时想要跟她强调一件事的重要性的时候经常是开着玩笑说的。她母亲翻着一本杂志，什么也不说。

“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她怒吼道。

父亲沮丧地低下头。母亲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到她面前，给了她一记耳光，顿时脸上便出现了巴掌印。

“但是，妈妈，你曾经说过这有电的房子是你生活的梦想……”蒂塔说。此时她的疑惑大于她脸上的疼痛，她已经习惯了她妈妈不愿意让她大声说话。

丽莎抱住了她。

“是因为战争啊，蒂塔，是因为战争。”

一年后，他父亲又重新站在大厅中间，穿着同一件灰色双排扣西装。从那时起，他在社会保险那里从事律师工作的时间变短了，因此他很多个下午都会在家全神贯注地转动他的地球仪来研究地图。他告诉她他们会搬到约瑟夫区，因为纳粹保护国命令全国所有的犹太人都要集中在那里。他们三个和爷爷奶奶必须搬到一个位于克利斯克斯诺斯科街又小又乱的公寓，这个公寓距离她所熟悉的那个极其古怪的犹太教堂很近。因为每次他们经过那里的时候，她父亲都会跟他解释说这是西班牙式的建筑。而这次她既不提问也不打算反驳。

都是因为战争，蒂塔，都是因为战争。

之后在那个地方的日常生活就像溜滑板一样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在一个下午，布拉格犹太居民委员会传来消息要求他们再次搬迁，但这次要搬出布拉格。他们必须搬到泰雷津去——之前曾经是古老的军事要塞，刚刚变成犹太人居住区的一个小镇。刚到那里的时候她觉得那里太恐怖了，但现在她开始怀念那个地方。他们从住在一个还有地下室的地方来到奥斯维辛这个黑暗中跌落骨灰泥土的地方。这个地方再没有台阶可以下去了。

或许也有……

一切都是从1939年的那个冬天开始的。那一年纳粹分子悄无声息地来了，就像是流感病毒一样改变了现实，周围的世界不是一击就破，也不是坍塌，而是日渐衰败，刚开始速度很慢，之后越来越快。限量供应笔记本、禁止进入咖啡馆、禁止与其他市民同一时间去商店购物、禁止拥有无线电设备、禁止去影院和剧院、禁止买苹果……最后是将犹太人孩子驱逐出学校，甚至禁止他们在公园玩耍。就好像是他们也要禁止孩子们拥有童年。

蒂塔微微笑了笑……这个他们可做不到。

一张照片出现在她脑海的相册里。两个孩子手拉着手走在布拉格犹太人的公墓，为了不让风把纸钱吹走，他们便捡起小石子把纸钱压住。纳粹分子没有限制说不准去公墓，这些公墓从15世纪起就一直被保护得很好。在他那疯狂的组织计划里，希特勒希望把犹太教堂和公墓变成灭亡的犹太人种族的博物馆。一个人类学博物馆，在那里，犹太人就像是比学校的孩子——雅利安人生活在更遥远时代的恐龙一样。当然，人们可能会带着冷冷的好奇心去参观吧。

城里的犹太人孩子被禁止去公园和学校，于是他们把公墓变成了游戏的乐园。孩子们在沉寂了几个世纪、长满野草的墓碑之间跑来跑去。

一棵栗树后面掩蔽着两块巨大的墓碑，斜的几乎快要倒在地上了。蒂塔给她同学指着大块一点儿的那个墓碑，上面写着一个名字：耶犹大·勒夫·本·贝卡德尔。埃里克不知道是谁，蒂塔便给他讲了。因为她父亲戴着基巴来公墓散步的时候，已经给她讲过很多遍这个人的历史了。

他是约瑟夫犹太人居住区的一个犹太人教士，和现在一样，所有的犹太人都住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学习了卡巴拉，并且研究如何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一个泥塑。

“那根本就不可能！”埃里克笑着打断了她。

想到这里，她笑了。于是她学着爸爸之前的样子：压低声音，靠近他耳边，用很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说道：

“是魔像。”

埃里克吓得脸色苍白。所有布拉格的人都听说过那个巨大的魔像是个石头怪物。

如同她父亲告诉她一样，蒂塔跟他说，那个犹太人教士最后破译了耶和华用来赋予生命的神圣文字。他做了一个小泥人，把一张写有神圣文字的纸条塞进泥人的嘴里，然后那个小泥人就开始不停地长，最后变成了一个拥有生命的巨型石人。但是犹太人教士勒夫不知道如何控制它，这个没有大脑的石人开始摧毁街区、制造恐慌。它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石人，而且也不可能摧毁它。只有一种方式——等它睡着后，他鼓足勇气趁着石人打鼾的时候把手伸进嘴里取出纸条，再让它变回成一个没有生命的石人。犹太人教士最后把写有神圣文字的纸条撕得粉碎，并埋葬了魔像。

“埋在哪里？”埃里克焦急地问道。

埋在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的地方。传说当犹太人处于窘境之中的话，上帝就会派来一个犹太人教士重新破译那个神圣的文字，然后魔像将会回来拯救我们。

埃里克崇拜地看着迪迪卡，因为她居然知道像魔像这样传奇的历史。在高大的公墓围墙的掩护下，还有蒂塔对他的信任，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然后轻轻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想到这里她害羞地笑了。

这是她的初吻，虽然只是轻轻一吻，但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或许也是因为这是她爱情画卷上的第一笔。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非常开心，居然可以在战争的沙漠中萌芽出欢乐。大人们寻找快乐但永远都找不到，相反地，对于孩子们来说，幸福就来自于他们的手心。

她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而且不允许别人把她当小女孩对待，所以她是不会辞去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的。她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她必须做的，这也是弗雷迪告诉她的：嚼烂恐惧并把它吞下去，如果一直这样做，你的恐惧就是你勇敢的动力。不，她不会放弃图书馆不管的。

坚决不退让……

她不会让他们的想法得逞的，既不让那些居心不良的老娘们看好戏，也不让险恶的门格勒上尉看到他所期望的一切。如果他想把她一劈两半要了她的命，那么来吧。

她自豪地想到这些以后，在黑暗的营房中睁开眼睛，内心强烈的火焰变成了油灯的小火苗。营房里到处都是咳嗽声、呼噜声、垂死之人的呻吟声。可能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让她感到不安的不是那些老囚犯跟她说的话，或许可能是图尔诺夫斯卡夫人，或许可能是另外其他人。实际上她最担心的是弗雷迪·赫希如何看她。

几天前她听说有一群大人们成立了一个运动队，每天下午在营房周围跑步锻炼。不论刮风下雨、冷或是热，弗雷迪总是第一个跑在他们前面。

“最坚强的运动员不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运动员，只能说他是最快的远动员。最坚强的运动员是那些跌倒之后站起来继续前行的运动员，是那些身体感到疼痛但没有停下来的运动员，是那些距离终点很远但没有放弃的运动员。当一位跑步运动员到达终点，即使是最后一个，他也是运动场上的赢家。有时，虽然你想成为跑得最快的那个，但很明显你做不到，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大长腿或者你的肺活量不足。但是你可以选择做最坚强的那个。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你的意志和你的努力。我不会要求你们成为最快的那个，我只要求你们成为最坚强的那个。”

她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弗雷迪跟她说让她放弃图书馆，应该会用一些很温暖的词汇非常礼貌地跟她说，甚至还会安慰她……但是她不知道她能否承受得住他那失望的目光。蒂塔认为弗雷迪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男人，就像是犹太传说中势不可挡的魔像一样，终有一天会拯救大家。

弗雷迪·赫希……

默念他的名字会让她在黑暗中增加勇气。

在她脑海保留的画面中，有一幅是两年前在布拉格郊外斯特拉尼卡的田野里，由于城市的严格规定，犹太人可以在那里呼吸空气。而哈黑波尔的体育设施也在那里。

那个画面是在夏季某个非常炎热的一天，因为很多捷克人都光着膀子。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小孩和年轻人常去的地方有三个人。一个戴着眼镜、只穿一条白色短裤的十二三岁的男孩；中间一位是优雅地穿着衬衣、西装、打着条纹领带、鞠着躬、并化妆成博尔吉尼的魔术师；旁边一位是脚蹬拖鞋、只穿了一条短裤的年轻人，身体虽然很瘦但很健壮。她那天才知道那个男人名叫弗雷迪·赫希，并负责领导斯特拉尼卡的青年人活动。戴眼镜的男孩抓着绳子的一端，魔术师抓着中间，弗雷迪抓着另一端。蒂塔清楚地记得弗雷迪的姿势：一只手非常妖媚地插在腰间，另一只手抓着绳子的末端，而且带着怪异的笑容看着魔术师。

她觉得那位体育老师和青年人导师很帅，但她觉得应该是其他的更吸引她，不仅仅只是他那精致的五官和他那运动员的体型，而且也包括他那双手所做的每一个优雅的动作，准确的措词，注视听他说话的人的眼睛，甚至边走边看着在场的所有人。他那坚定地表情带有一种威武的感觉，但同时又拥有古典舞的和谐。他讲话的方式很坚决，可以非常引人入胜跟大家解释如何徒步走到戈兰高地，他让大家觉得作为犹太人很自豪，很难让大家拒绝成为他团队的一员。不同于犹太人教士的是，他讲话热情洋溢，而且很少有正统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大于他的宗教信仰，感觉就像是一位陆军上校在给他的青年军队训话似的，他的话震撼了这个有梦想的军队。

节目开始之后，勇敢的博尔吉尼试图用他小小的魔术手法来抵抗战争的破坏：衣袖下的彩色手绢冲着枪口，梅花A对抗战斗轰炸机。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就在大家被魔术深深吸引的瞬间，魔术成功了。

一个拿着一叠纸的女孩非常勇敢地走近蒂塔，递给她一张纸。

“你可以加入我们。我们在奥尔利采河边的贝斯普拉韦组织夏令营，进行体育锻炼和增强犹太精神。纸上有详细的活动说明。”

她父亲不喜欢这些东西。她曾经听到她父亲告诉她叔叔，他不喜欢政治和体育搅和在一起。据说希特勒这个人用小孩组织战争游戏，让他们挖战壕、射击，给他们讲解作战技术，好像那些小孩就是他统治下的一个小军队。

如果指挥官是弗雷迪，她会准备好加入任何一个战壕。不管怎么样，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他们是很难对付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和她在一起，不能和弗雷迪在一起。她不会辞去图书馆的工作……但是她得非常小心，为了不让她们抓到她，她必须用四只耳朵和八只眼睛监视着黑暗中的一切，因为门格勒会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她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女孩，而他们是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军事武器，但是她不会再次沉默地加入队列。至少这次不会。这次她要站起来。

她会不惜一切代价。

蒂塔不是营地唯一一个在失眠时胡思乱想的人。

弗雷迪·赫希，作为31号营房的负责人，他有睡在自己房间的特权，因此，他是唯一一个住在31号营房的人。他准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份报告之后，走出房间独自面对着这份宁静，但宁静中还漂浮着白天的声音和繁忙的景象。窃语声消失了，书也都合上了，歌曲也结束了……当孩子们都急匆匆地走了之后，学校又变回了简陋的马厩。

“他们是我们所用的最好的……”他自言自语道。

又过了一天，又被搜查了一次。每过一天都是赢了一场战斗。在那一刻，就好像是充气的球被拔掉了塞子似的，他那运动型突起的胸肌缩了回去，平直锁骨也缩回了肩膀里。他懒洋洋地躺在一个凳子上，闭上眼睛。应该没有人知道他已经疲惫不堪了。他是一个领袖，没有理由气馁。他们都信任他，不能让他们失望。

如果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他向他们撒谎。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些现在尊敬他的人有可能会恨他。

他感到筋疲力尽。于是他站了起来，脸朝下双手撑地开始做俯卧撑。他给他的队员说过很多次：锻炼可以驱走疲劳。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

经常挂在胸前的哨子有节奏的击打着坚实的地面。隐藏一些东西就像是他日日夜夜在脚踝上绑着一个很重的铁球，但是他也清楚必须这么做，就像是当他做俯卧撑想抬起自己身体，胳膊的疼痛会让他咬紧牙关一样。他要咬紧牙关继续一上一下地做俯卧撑，金属哨子撞击地面的节奏也不能停。

一上一下。

软弱是一种罪过，他喃喃自语。

他想着说出真相让人们自由。说出真相会获得威信，但这是那些勇敢的人该做的，而说出真相有时也会让属于他的一切化为灰烬。尽管已经汗流浃背，他还是决定继续咬紧牙关开始做新一轮的俯卧撑，因为他想让那些肮脏的真相留在心里，支撑他的仅仅也只是让其他人免受焚烧的痛苦，他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英勇的行为。英勇的还是胆怯的？难道他不怕失去他辛辛苦苦得来的尊敬吗？他不愿继续多想，咬紧牙关继续数着俯卧撑的数量。

因此，对于弗雷迪来说，体育运动绝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解放。他于1916年出生在亚琛，离德国和比利时、荷兰的边境很近。所有的孩子都步行去学校，他是唯一个把书和本子用绳子绑在背上跑着去学校的。街上的店员们用讥讽的口吻问他那么着急去哪，他总是很有礼貌地向他们打招呼，但却从来不会放慢速度。之所以跑着去学校，并不是因为要迟到或者因为某些急事，而是因为他很享受跑步。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总是跑着去任何地方，他总是回答说走路会让他觉得累、觉得疲倦，而跑步就不会这样。

他跑到位于学校正门前面的小广场，这个时间还没有老年人坐在那里晒太阳，他便借着跑步的冲力一下子从长凳上跳了过去，就像是在进行障碍赛跑。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田径运动员，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跟他所有的同学们说这些。

他的童年是田野上进行剧烈跑步和足球赛中度过的。但当他十岁的时候，成为职业田径运动员的梦想随着他父亲的去世破灭了。当他在营房的凳子上坐着休息时，试图回忆他父亲的形象，但是对于他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他能记起来的就是因为父亲的不在而使得他内心空出了一个位置，而且在内心深处一直空着，从来没有被填满过。即使是今天被一群人围着，但想到这个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之后他跑步的动力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对跑步失去了兴趣。他没有了方向。从那时起，他母亲每天以工作打发时间，为了不让他独自待在家里或者和哥哥打架，便把他送到了德国犹太青年组织，这是一个青年活动团体，其实就是童子军的犹太语和德语版本，其中有一个体育分支叫做马卡比·哈特塞伊尔。

他第一次进到那个又大又乱的地方，闻起来有漂白粉的味道，门上用图钉固定着一张规则清单。关于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同时也不会忘记为了不哭而把泪水往肚子里咽的情景。然而在德国犹太青年组织，小弗雷迪·赫希渐渐地找到了温暖，他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住在空空的房子里，父亲也没有去世，而母亲几乎总是永远在他身边。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友情。下雨天玩棋牌游戏或徒步旅行，这些永远都有吉他陪伴，或者有人讲述一段关于巴勒斯坦地区殉难者的精彩故事。各种比赛，如足球、篮球、套袋跑或者田径对于他来说都是轻而易举。周六的时候，所有人都回家和家人待在一起，他就一个人在篮球场把篮球投向生锈的篮环，或者去做仰卧起坐，直到衬衫全部湿透。

锻炼到筋疲力尽，他的担心和不安才能消去。他给自己制定了挑战目标：三分钟之内完成五次到角落的往返跑；做十次俯卧撑，最后一个做击掌俯卧撑；站在远处远距离投篮连进四球……因为他在完成自己目标的时候，不会去想其他任何事情，甚至可以说运动时的他是幸福的，不会记起在他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父亲却走了。

他母亲再婚了。在他青春期的时候，弗雷迪觉得待在德国犹太青年组织要比待在家舒服。每次放学他都会直奔那里，而且总是有理由向母亲解释为什么回家晚了：青年领导委员会会议（他已经是其中一员）、组织徒步旅行、体育比赛、总部维修工作……然而，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他与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的交往能力却越来越差，很多人不愿意和他分享他们神秘的犹太复国主义想法，也不愿意和他分享体育锻炼的激情。他们开始邀请他参加晚会，在那里大家都开始找自己的另一半，但弗雷迪感觉不舒服，便借口说不去，直到最后他们便不再邀请他。

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给那些比他小的组织球队和比赛，这让他感到很舒服。组织排球队、篮球队的激情使得孩子们都被弗雷迪的热情所感染。他的球队永远都能战斗都能进决赛。

“加油！加油！继续！跟进！继续跟进！”他站在场外向孩子们喊着。“如果你不为胜利而战，那失败之后就不要哭！”

弗雷迪·赫希不哭，从来都不哭。

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上。

对他来说，唯一的哭泣是汗水，来自于长时间做俯卧撑时，紧绷的肌肉进行着机械性的拉伸和收缩。他很满足地站了起来。能让一个男人感到满足的就是闭口不谈事实真相。

5

鲁迪·罗森博格在比克瑙待了差不多两年，这简直就是个壮举。一次不幸让他成了一个十九岁的囚犯，而且还谋得了一份记录员的工作，就是准时把那些登记新囚犯和死囚犯的册子带到一个地方，而在那个地方，人的活动行为非常受限。他的这份工作对于谨慎的纳粹分子来说极其重要。因此，鲁迪·罗森博格不穿统一的条纹制服，总是自豪地炫耀着自己的那条任何时候都舍不得丢弃的旧马裤，但是这在奥斯维辛来说已经是很华丽的服装了。除了看守、厨师以及一些可信任的职位，比如记录员或是营地的秘书之外，所有的囚犯都穿着脏兮兮的条纹制服。但极少数的情况例外，比如家庭营地。

经过隔离营的哨所，面对与他对面而过的卫兵时他会报以囚犯们亲切的微笑。他告诉卫兵们他要带着这些名单去男囚营，他们都没有刁难他。

走在比克瑙集中营外部的营地道路上，在这样一个冬日的下午，远处森林的一排排树木看上去有点模糊。一阵微风给他带来了灌木丛中蘑菇、苔藓的香味。这一刻他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自由的味道有如潮湿的森林。

他们已经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来讨论那个神秘的家庭营地。年轻的记录员再次想起了几个月前一些事情。在集中营这个可怕的地方，之前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记不住日期。就像是指南针靠近北极就会失灵一样，在奥斯维辛大家也都不知道日子。

那是9月的一个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等着同样的东西：穿着制服的囚犯。他们一个个畏畏缩缩、头发全被剃光，而且对来到奥斯维辛这个被铁丝网围起来的、闻起来有股肉烧焦的味道的世界感到很茫然。但当他抬起头来，忽然看到桌子后面有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孩，扎着两条金黄色的辫子，手里抓着一只毛绒绒的玩具熊，并露出开心的笑脸。小女孩也看着他，他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经过了这么多的暴行，这个斯洛伐克人已经忘记了还可以以这种方式面对世界：没有恐惧、没有怨恨、没有愚蠢的行为。她只有六岁，在奥斯维辛居然还能活着，他觉得这就是个奇迹。

无论是他还是抵抗组织都没有解释过为什么纳粹分子在集中营要留着孩子们的性命。这种现象只有在吉普赛人营地才有，因为门格勒上尉要用他们来做种族实验，而从不用犹太人孩子。12月的时候有从泰雷津的捷克犹太人居住区运来了一批人。

运送囚犯到这里程序始终都是一样的：到了站台之后，推搡和殴打他们下车，把男人和女人们分成两大组，让他们一个一个地从医生面前走过，然后再把他们分成左右两边。但健康的可以作为囚犯的人另外放在一边。老人、孩子、孕妇和病人放在一组，他们不会被拉到集中营这个地方，而是直接把他们拉到营地的高级区域：火葬场。他们会在那里没日没夜地劳动。毒气室也在那个位置。

当鲁迪·罗森博格到达位于男囚营某个营房后面的集合地点时，有两个男人在那里等他。一个人系着厨师围裙，面色苍白，他说他叫莱姆，别无其他。另外一个，大卫·斯赫姆莱夫斯基，穿着很普通：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如同他的脸一样皱巴巴的毛衣，感觉他的一生都写在了脸上。他刚开始做苫顶工的工作，后来是男囚营27号营房的负责人助手。

纳粹分子们已经收到了12月份犹太家庭营的新囚犯名单，但是他们想要罗森博格给他们报一份更加详细的。这个斯洛伐克人跟他们确认12月份来了5000个从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被驱逐而来的犹太人，两列火车连续跑了三天才把他们运到家庭营地。而从9月份开始，囚犯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甚至可以留头发，也允许孩子们住进营房。

两个抵抗组织的领导者默默地听着鲁迪·罗森博格的话，他的话他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但要让他们领会有点费劲：一间像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死亡工厂，在那里尽可能地压榨那些斯洛伐克囚犯，选择这种毫无利益的方式把这里变成一个家庭营地。这个做法和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

“我还是不明白。纳粹分子都是精神病患者和罪犯，但是他们都不蠢啊。他们为什么会允许小孩子们住在一个强迫劳动的营地？他们还要吃饭，还要占地方，而且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斯赫姆莱夫斯基小声嘟囔道。

“这会不会是疯狂的门格勒上尉做大量实验所需要的？”

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罗森博格好奇地关注了一件事情，9月份运来囚犯的牌子上写着一个特别说明：六个月之后特别处理。于是SB6这几个数字和字母便被刺在了他们身上。

“有人调查过这个‘特别处理’吗？”

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在空中飘着没有人去抓。波兰厨师专注地用指甲抠着他那很久以前就不是白色了的围裙上已经干掉的油污。就像其他人吸烟一样，抠掉脏脏的围裙上的油污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瘾。斯赫姆莱夫斯基低声嘟囔着大家都在想的事情：这里还有比杀人更特别的处理方式。

“但这有什么意义？”鲁迪罗森博格问他，“如果他们想杀掉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六个月的时间内提供他们食物？这不合逻辑啊。”

“应该是有逻辑的。当你距离他们很近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学到东西，这就是因为一切都有逻辑，这种逻辑无论是可怕的、残忍的……但总之它是有逻辑的。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意发生的。应该多少会有点逻辑。德国人做任何事情都会讲逻辑的。”

“那特别处理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带到毒气室……我们该怎么做？”

“目前还不知道。我们甚至也不确定他们会不会这样做。”

正在这时，一个又高又壮但看上去有点紧张的人走了过来，他也没有穿囚犯的制服，而是穿着一件高领毛衣。这在囚犯中是一种很少有的特权。鲁迪假装要走，而波兰人却示意他留下来。

“感谢你能来，什洛莫。我们从特遣队得到的消息非常有限。”

“斯赫姆莱夫斯基，我们能在此久留。”

什洛莫夸张地摆动着双手。从这个细节上，鲁迪断定他是拉丁人。他的推断没有错，因为什洛莫的确是来自塞萨洛尼基的意大利犹太人社区。

“我们对毒气室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多少。”

“今天上午，有300多人在2号火葬场，几乎全部都是女人和孩子。”他停顿了一下，看着他们俩，好像是在问是否确实可以解释这种无法解释的情况。他夸张地摆动着双手然后望向天空，但天空阴沉沉的。“由于他们必须赤身裸体进入火葬场的大厅，我还必须帮一个小孩脱鞋，因为她妈妈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当我帮她脱鞋的时候，她还不停地吐舌头玩，因为她还不到四岁。”

“他们不会怀疑什么吗？”

“但愿上帝能原谅我……他们刚刚挤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才到这里，所有人都被吓呆吓傻了。一个手拿机枪的党卫军告诉他们说要给他们消毒、带他们洗澡，他们都相信了他。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党卫军们让他们把衣服挂在衣架上，甚至告诉他们记住那些号码以便于待会儿再取回衣服。他们这样做就会让大家以为还会回到这里。最后为了防止他们走失，让大家把鞋带都绑在一起。这样，最后大家就会很整齐地拿起鞋子然后很容易地把他们带到‘加拿大’营地，在那里选择最好衣服然后运送到德国。德国人懂得利用一切。”

“你不能通知那些人吗？”鲁迪突然说道。

他马上感觉到斯赫姆莱夫斯基那严厉的目光狠狠地盯着他。鲁迪此时没说什么。但是这个意大利—希腊人用他那种痛苦的说话方式回答他，从他口中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有歉意。

“愿上帝原谅我。没，我没有通知他们。为什么要通知呢？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能做什么？反抗带武器的卫兵？他们会当着她孩子的面打她，在地上踩她。事实上，他们也会这样做的。如果有人问什么，他们会用枪托打掉牙齿不让他们说话，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了，所有的人都看向另一边。党卫军不允许行进途中出任何差错。有一次，一位穿着很整齐、挺直身板的老人牵着她六七岁的孙子来了。她知道，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但她知道党卫军会杀掉他们俩的。她躺倒在一个党卫军的脚下，然后跪着乞求他们把她杀掉，让她孙子活着。你们知道党卫军怎么做了？他把裤子的门襟拉开，掏出他的家伙开始向老人身上撒尿，老人羞辱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今天还有一个非常优雅的女人，可以肯定是来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她很难为情地脱光了自己。为了帮她遮挡一下，我背对着她站在她前面。之后她非常羞臊地赤裸着身体站在我们面前，于是她让她女儿站在她前面帮她挡着，但是她还是冲我甜甜地笑了一下表示感谢……”他顿了一会儿，其他人也都保持了安静，为了不厚颜无耻地看着那位裸体的母亲抱着她的女儿，他甚至低下了头，“他们又带着一些人进来了……愿上帝原谅我。党卫军催促着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塞进来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能容纳的数量。如果有健康的人，党卫军会把他们留在最后，然后强迫他们汇聚成群使劲往里推里面的囚犯。之后毒气室的门被关上，里面有一些用来欺骗他们的淋浴头，让他们继续相信他们是来洗澡的。”

“然后呢？”斯赫姆莱夫斯基问。

“我们打开毒气室的盖子，一个党卫军扔下一大桶‘齐克隆’气体，然后等待大概十五分钟……之后，一片安静。”

“他们痛苦吗？”

什洛莫深吸一口气，抬头望着天空。

“愿上帝原谅我……你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当你进去之后，你会看见堆积如山的尸体。肯定有一些是被压在下面活活窒息而死的。当毒气进入身体之后，人就开始有了剧烈的反应，伴随着抽搐和窒息。尸体上都是粪便，眼睛瞪得很大，身体出血，感觉像是身体的内脏都爆裂了似的。脸上带着绝望的表情，扭曲的胳膊像爪子一样和别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脖子使劲向上伸着寻找着空气，感觉脑袋都要和身体分离。”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负责剪头发，主要是给那些长发的和有辫子的剪头发，然后把那些头发装进卡车。因为我的工作很轻松，有时我会和其他同事轮流去拔金牙，有时也会去把那些尸体拖进货运电梯从地下室送到火葬场。拖尸体的时候很恐怖。首先得把他们跟别的尸体分开，最麻烦的就是胳膊，上面粘着血和其他东西。你拖着他的手，但他们的手都是湿的。拖上一会你的手也就黏糊糊的什么都抓不住了。最后，我们就用死去的老人的拐杖钩住脖子来拖他们，这是最好的方式。到了火葬场之后就会把他们烧掉。”

“我听说有时候会用工具。”

“也只是用他们所谓的‘扫帚卡车’，这个只有在最后才用，用它来拉站台上行动不便的那些人：残疾人、病人、年纪很大的老人。这个车直接停在火葬场前，抬起翻斗然后像倒沙子一样把他们倒在地上。脱光衣服然后把他们塞进毒气室非常费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揪着耳朵和胳膊让他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一个党卫军会冲他们脑袋上开一枪。在他们倒地之前我们要快速松开脑袋，因为血会像喷泉一样一下子喷出来，如果溅到党卫军身上，他就会生气惩罚我们，甚至有可能在那直接给我们一枪。”

“我们每天要讨论多少起谋杀罪？”

“谁知道。一个白班，一个夜班，永远都不会停止。每场至少有二三百人被杀，这还只是在咱们这个火葬场。有时一天一场，有时一天两场。有时候那些火葬场无法焚烧太多的尸体，他们就会命令我们把尸体带到森林的一片空地。我们把尸体搬上汽车，然后再把他们卸下来。”

“你们埋掉他们吗？”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他们不愿意。愿上帝原谅我。他们会被浇上汽油烧掉，之后用铁锨把骨灰装上汽车。我认为他们用它做肥料。由于胯骨太大烧不掉所以最后会被粉碎。”

“天哪……”鲁迪低语道。

“可能还有人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奥斯维辛—比克瑙吧。”斯赫姆莱夫斯基很严肃地对他们说。

当他们举行这个消极会议的时，两个营地开外的地方，蒂塔走到了位于厕所附近的22号营房。她四下里看了看，没有党卫军也没有可疑的人。尽管这样，她还是摆脱不掉那种被人监视的感觉。但她还是进了那个营房。

那天早上，清点完人数之后，蒂塔注意到了一位老妇人，她不畏禁令，在铁丝网附近转悠。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蒂塔叫她“比克瑙大喇叭”，告诉她母亲党卫军给了那个女人一定的自由。她是个裁缝，是斯洛伐克南部一个城市的人，所有人都认识她并叫她杜迪内。她在铁丝网周围找到了一些废旧的金属丝，然后在一块石头上将其磨尖，将它作为最基础的缝衣针。

蒂塔下定决心继续做她的图书管理员，但她需要找到最谨慎的方式来做这项工作。在最后一轮点名和就寝号之间是禁止离开营房的，这个时间是做交易的最佳时机。杜迪内在这段时间接待她的顾客，据说她的东西是波兰最便宜的：裁短一件外套需要半块面包，裁剪裤腰需要两支香烟，而缝整件衣服并包含布料也只需一整块面包。

那个斯洛伐克女人坐在床上，嘴里叼着烟头，用她自己估摸着做的一根皮尺量着一块布料。她抬起头想看看是什么挡住了光线，在她眼前的是一个瘦小的女孩，顶着一头乱发但目光却很坚定。

“我想让您帮我在长衫里面高一点的地方缝两个兜，要缝结实一点。”

那个女人用指尖夹着烟头，深深冲她吐了一口烟。

“我看到衣服上有腋衬。你想要两个秘密的兜做什么？”

“我没有说是秘密的……”

蒂塔冲她傻里傻气地笑着。那个女人挑起眉毛看着她。

“嗨，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她开始有点后悔来到这里。告发者们令人讨厌的故事在整个营地流传着；因为一锅汤或者饭和香烟而出卖同伴。她盯着看裁缝吸烟时那一副荡妇的表情。

蒂塔在内心给她取了个绰号——科里亚女伯爵。

但同时也想着，如果她作为心腹也获得特权，她一定不会坐在营房内那么昏暗的灯光下缝缝补补来度过下午的时光。因为她，蒂塔感到了一丝温柔。

不，最好是叫“帕尔切斯女伯爵”。

“好吧，好吧。是个小秘密。因为我想在那里放一些对我已故奶奶的回忆。”

蒂塔又恢复了她那天真的少女神态。

“好吧，我要给你个忠告，而且这个忠告是免费的。如果你不撒谎最好，而且最好是从今往后永远都说真话。”

那个女人再次深深地冲她吐了一口烟，烟头的火星已经到了她那被熏黄的指尖。蒂塔脸被呛得通红便底下了头。老杜迪内这时微微带笑，好像是一位奶奶面对孙女的恶作剧。

“看，孩子。无论你在兜里放什么，即使是一把枪，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但愿是把枪吧，这样遇到不受欢迎的人你就可以给他一枪。”说完这个她吐了一口黑黑的口水，“我唯一要问你的就是你是否要藏重东西，因为如果很重的话，长衫就会变形，这样你就会很容易被发现。所以要做的就是在衣服的两侧多加点褶子来增加承受能力。”

“重。但是我担心这不是一把枪。”

“好吧，好吧，我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太多。干活吧。你带布料来了吗？不，当然，好吧，杜迪内阿姨没有任何可用的剩余布料。缝这两个兜将会收取你半块面包和一块黄油作为费用，布料的话四分之一面包。”

“同意。”蒂塔对她说。

当女裁缝想到蒂塔说她想放一把枪在兜里，她惊讶地看着她。

“你不打算讲价吗？”

“不。您做的工作，这是您赢得的酬劳。”

杜迪内开始笑了，同时也咳嗽了一声，接着又朝旁边吐了一口。

“年轻人们，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活吧！生活就像是很帅的弗雷迪教你们的那样吗？好吧，但至少也不算糟，因为你们也懂了一些礼貌。好吧，我不收你的黄油了，我厌恶那黄黄的油脂，只要半块面包就好了。布料也不是很值钱，我送你了。”

当她告别“帕尔切斯女伯爵”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出来之后快步走向自己的营房。她不想在这个时候碰见不愿碰到的东西。但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吓得她歇斯底里地尖叫了一声。

“是我，玛吉特。”

蒂塔深吸了一口气，之前被吓得连呼吸都停止了。她朋友玛吉特忧心忡忡地看着她。

“太胆小了吧。蒂塔，你怎么穿成这样？看上去有点惊恐。怎么了？”

玛吉特是唯一一个可以告诉的人。

“还不是因为那个坏医生……他威胁我。”她甚至害怕地都为他找不出一个绰号，一想到他，她的脑子就不转了。

“你在说谁？”

“门格勒。”

玛吉特吓得把手捂在嘴上，就好像是说到了恶魔。事实上，他就是恶魔。

“他告诉我会一直用眼睛盯着我。如果被他发现我做了奇怪的事情，他对我就像对屠宰场的小牛一样开膛破肚。”

“天哪，这太恐怖了！你得小心啊！”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

“你得谨慎一些。”

“我一直都很谨慎啊！”

“昨天囚犯们在床上讲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什么？”

“我听到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说门格勒在学习信奉恶魔，说他在夜间会带着一些黑蜡烛进入森林。”

“太愚蠢了吧！”

“真的，他们都在那里说。是看守讲的。他说这在纳粹分子首领中间很正常，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据说很多事情……”

“异教徒才会做这些事情。他们崇拜撒旦。”

“好吧。上帝至少会保护我们的。”

“别这样说，这样说不好！上帝当然会保护我们的。”

“但我觉得在这里我并没有受到保护。”

“但上帝也教我们应该自己保护自己。”

“我一直都在这么做。”

“那人就是个恶魔。据说他不打麻药就用手术刀划开孕妇的腹部，然后把婴儿也开膛破肚；给健康的人注射斑疹伤寒细菌来观察病情如何发展；强迫一群波兰修女进行X光照射直到烧伤她们；还听说强迫双胞胎姐妹和双胞胎兄弟发生性关系，看是否可以生出双胞胎。你想想多恶心啊！他还做了人类皮肤移植，然后那些病人因为皮肤坏死而死亡……”

一想到门格勒那可怕的实验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蒂塔，你一定得谨慎。”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一直都很谨慎！”

“再谨慎一些。”

“我们都在奥斯维辛，你希望我怎么做？雇个保镖？”

“你得认真对待门格勒的威胁！蒂塔，你得祈祷。”

“玛吉特……”

“什么？”

“你简直跟我妈一样。”

“这难道不好吗？”

“不知道。”

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直到蒂塔决定重新开始讲话。

“玛吉特，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让我妈妈知道这件事。她会担心得睡不着觉的，她的焦虑也会让我担心。”

“那你爸爸呢？”

“也不好，虽然他说他自己很好。我也不想让他担心。”

“我什么都不会说。”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跟你妈妈说……”

“玛吉特！”

“好吧，好吧。这是你的事情。”

蒂塔笑了。玛吉特就是她之前从未有过的姐姐。

蒂塔继续向营房走去，陪伴她的不仅有踩在冰冻泥地上的嘎吱嘎吱声，而且还有被人紧盯着后背的那种感觉。尽管当她回头看时，黑暗中唯一的一双眼睛就是火葬场那红红的火焰，但从远处看还是有一种不真实的、令人心绪不宁的感觉。蒂塔安然无恙地回到营房，吻了母亲之后，便蜷缩在老囚犯的脚头。尽管蒂塔对她亲切地说了一声晚安，但她并没有回应蒂塔。蒂塔忽然觉得，为了睡得更舒服一些，老囚犯打开了双腿。蒂塔知道自己很难入睡，但还是闭上眼睛，为了使自己能够睡着她使劲地挤着眼皮。就这样一直坚持着，最后终于睡着了。

点名之后，那天上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赶到负责人弗雷迪的房间。间断地敲三下门，弗雷迪就知道是图书管理员。他打开门然后又迅速关上，迅速地打开地板挑选已经向他申请过的那天上课要用的书，但最多只能拿四本。如果想要更多的书，那就得等到第二天，因为蒂塔长衫里面的秘兜装不了那么多书。

为了能把书塞进内兜，必须解开长衫上面的几颗扣子。弗雷迪看着她并迟疑了一会儿。一个正派的女孩不应该单独待在一个男人的房间，而且居然还当着他的面解扣子。如果她母亲知道了，这将会是一场灾难。但是没有时间了，而且非常危险，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来营房负责人的房间来找他。长衫扣子解开之后，露出了一个小小的乳房。就在那时，他意识到要把脸转向房门。蒂塔脸红了，但是她觉得很自豪。弗雷迪觉得不能像看着一个孩子一样看着她。

薄帆布腋衬上的带子一直到腹部，她把它们绑在一起，这样书就不会在里面晃动。四本书装进去，蒂塔那宽大的长衫也会有点鼓，但今天她并没有装那么多。营房负责人弗雷迪对蒂塔隐藏这些书的做法感到很满意。那天上午只申请了两本书：一本代数书和一本《世界简史》，而且这两本书还是在头一天就申请好的。

跟来时一样，手上没有任何东西，若无其事地走出弗雷迪的房间。而其实在她的衣服里面完美地藏着两本书。没有人看到她进出弗雷迪的房间，也没有人知道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她利用人群散乱和孩子们都跑向自己位置的这个乱哄哄的机会走到营房深处，藏身在一块木板之后，从衣服里面取出书。其他人看到她手里拿着书来了，但他们不知道书真正是从哪里来的。她那只有魔术师才会有的魔术手法让她赢得了孩子们的钦佩。

阿维·奥菲尔老师给学校里年龄最大的孩子们申请了数学课。蒂塔觉得她也是其中一个，个子很高，身材也不错，这样大家就不会完全注意到她。于是，当她开始做这份图书管理的工作的时候，认为她自己走到孩子们中间，把书交给老师，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然后就像阴影一样迅速地消失在营房的人群中。但是她错了。

营房内一片混乱的场景：扔衣服嬉戏打闹的孩子们或是认真在一起讨论汽车品牌的人们。看到她走近，出于天性和好奇心，大家忽然都停下了自己正在做的事而看着她。她伸手递给了老师一本书。老师拿着书，把书打开。在那里打开书是一个典礼。

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学校学习期间都很讨厌书。书就是繁重学习、很长的理科课文、在老师严厉监视下进行阅读、禁止他们去街上玩耍的家庭作业等等的同义词。但是在那里书就像是一块磁铁，他们的眼睛被紧紧地吸在上面，很多人都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想离开凳子去阿维奥菲尔老师那里请求老师让他们摸摸书。孩子们的行为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乱，老师严厉地命令他们回去坐好。

蒂塔注视着加布里埃尔，一个满脸雀斑、红头发、调皮的孩子。想在课堂上看到一个安静的加布里埃尔是不可能的，他会不停地模仿动物的叫声，扯小女孩的头发或者搞其他恶作剧。但这会儿他却入神地看着书。所有人都入神地看着书。

最初的几天她不明白，除了极少数刻苦学习的以外，大家为什么忽然都对书感兴趣了。但是渐渐地她发现，书和考试、学习、上学期间那些令人不开心的作业是相互关联的，同时也是忘记铁丝网和恐惧的标志。甚至就连之前从不愿意打开书本的人现在也勉强承认书和他们是盟友。如果纳粹分子禁书的话，那是因为书是和他们站在一边的。

管理这些书意味着向正常化又迈近了一步，而且那也是所有孩子们的梦想。当所有孩子们闭上眼睛进行祈祷时，他们最强烈的愿望不是多么奢侈的玩具，也不是什么大的东西。他们向上帝祈求的仅仅只是在广场上玩捉迷藏，在喷泉那里喝水。

当蒂塔准备把第二本书交给老师的时候，看见其他老师示意她也想要一本书。站在人群旁边的一位老师扯着脖子说看到那些之后他也很感兴趣。当蒂塔和副负责人利希滕斯坦擦肩而过的时候，她跟他说了自己觉得怪异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了，忽然大家都想要书……”

“他们已经发现图书馆的服务起作用了。”

出于礼貌和责任心，蒂塔难为情地笑了笑。现在大家都寄希望于她。但她仅仅也只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女孩，而且那个纳粹疯子还永远忘不了她这张脸。

没关系。

“你看，利希滕斯坦先生，我有一个建议。弗雷迪先生和您说过我在衣服里面发明的藏书系统吗？”

“是的。他觉得很棒。”

“好吧，这个系统在出现紧急搜查的时候可以应急。但这个搜查也不是经常发生的。我想建议的就是以我的秘兜作为样板，然后在其他志愿助手的衣服里面也缝上两个。那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有更多的书以方便老师安排。这样的话这里就是一个真正的图书馆了。”

利希滕斯坦注视着她。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上午上课的时候可以把那些书放在烟囱上面，中间交接课的时候，老师们便可以来拿书。如果某个老师愿意，他甚至可以在同一个上午申请好几本不同的书。如果有搜查的话，我们就把书藏在我们衣服里面的秘兜里。”

“你想把书放在烟囱上面？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你认为弗雷迪先生会同意吗？”

面对她提出的这个天真的问题，副负责人利希滕斯坦一下子生气了。难道这个年轻放肆的小女孩企图无视他的权威？很显然是。但他还是希望跟弗雷迪先生说一下，不能让这个大胆的小女孩就这样说服他。

“我认识弗雷迪。我会跟他说的，你现在先把这个话题忘掉吧。”

在那一点上，他错了。没有人认识真正的弗雷迪。

这里谁都不认谁。

6

利希滕斯坦有着营地唯一的一块手表，上午结束的时候他就会去敲响一面用一个特别薄的金属钵做成的铜锣，非常响的声音意味着下课了。现在是喝汤时间。半碗苦涩的汤上面有时会漂着一块萝卜，或者在某些重要的日子，漂着一块土豆。用这种东西来填饱肚子尽管有点恶心，但孩子们还是有秩序地排着队走向厕所，去平时被用作洗脸盆的大金属槽那里洗手。

蒂塔径直走向角落里的摩根斯坦老师，从他那里拿起他刚刚上课给学生们讲解罗马帝国衰败时使用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书。老师给人一种邋里邋遢的圣诞老人的感觉：一头永远乱蓬蓬的白发，发白的胡须，甚至有些发白的眉毛，穿着一件很旧的、肩垫处开了线的、没有扣子的西装。而且他的言行非常的传统甚至有点夸张，比如他甚至习惯称呼很小的孩子“先生”和“夫人”。

蒂塔不愿书从那个笨拙的老师手里跌落，便两只手捧起书。上次搜查的时候，他非常适时宜地出来转移“库拉”的注意力，因此蒂塔对他有种特别的好奇心，甚至很多个下午都走近他去看他。摩根斯坦老师一看到她来，总是慌乱地站起来文质彬彬地向她鞠躬。有时让蒂塔感到可笑的是，无论讨论的话题与她有无关系他就直接开始说了。

“你有没有意识到眼睛和眉毛之间距离的重要性？”他好奇地问道，“很难找到那种距离既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非常精确的人。”

他说话很快也很激动，而且话题也很奇怪，但有时他也会静静地待在那里或者忽然抬头望着天花板。如果有人想打断他，他会摆手示意稍等一会儿。

“我在听我大脑转动的声音。”他很严肃地说。

摩根斯坦老师不参加老师们一天结束前的讨论会，而且他也不是很受欢迎。大部分人认为他脑子有问题。每天下午当他的学生和其他班的学生在营房后面玩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用为数不多的被用得已经再没地方写字的纸折成一些纸鸟。

那天下午，当蒂塔走近他的时候，他放下折了一半的纸，慢慢地站起来冲她点点头，然后透过他的破眼镜看着她。

“图书管理员小姐，很荣幸见到你。”

这种打招呼方式让她觉得有点好笑，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大人。过了一会儿她觉得他是不是在取笑她，但很快这种念头就被打消了。老师和她讨论那些建筑，因为“战争之前他曾是建筑师”。当她对他说他现在还是，战争结束之后他还会继续建造楼房。听到这里，他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我连搬任何东西的力气都没有，甚至从这个这么低的凳子上站起来都困难。”

在来到奥斯维辛之前，由于是犹太人，因此有好几年他都未能从事他的职业。他告诉蒂塔他的记忆力开始慢慢衰退。

“我已经不记得计算重量的公式了，而且手还不停地抖，画图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建造游泳池了。”

说完这些，他笑了。

摩根斯坦告诉蒂塔，有时他请求给他带一些书来，但因为之后开心地聊其他事情，所以最后书也没带来，更别提打开书了。

“为什么让我带书？”蒂塔生气地说道，“你没发现书很稀缺吗？不能说想借就借。”

“有道理，阿德勒洛娃小姐，你是全世界最有道理的人。请原谅我，我太自私太异想天开了。”

说完他便沉默了，而蒂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觉他真的很难过。没多久他忽然一下子笑了，然后就像说秘密似的小声告诉蒂塔，他给孩子们讲述欧洲历史或者犹太人的迁徙历史时，膝盖上面放一本书，这会让他们觉得他是真正的老师。

“这样孩子们都很看重我。对于一个神经质老头所说的话孩子们从不会注意，但如果是一本书上的内容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书里的每一页纸上面都保存着书的作者的智慧，而且书永远不会失去记忆。”

为了告诉蒂塔一些更秘密更神秘的东西，他把头靠近了她。蒂塔看着他那凌乱的白胡子和那一对小眼睛。

“阿德勒洛娃小姐，书知道一切。”

摩根斯坦全神贯注地进行着他的折纸，好像是要折一只纸海豹。她觉得这个老教师的脑子已经运转不协调了，尽管这样……但他说的那些话有时荒谬，有时又很有道理。她真的不知道该说他是个疯子还是个智者。

利希滕斯坦着急地向蒂塔打着手势示意她过来有话要说。他满脸的不高兴，这个表情和吸完烟的表情一模一样。

“负责人弗雷迪说他觉得你的提议很好。”

副负责人注视着她，想看看她胜利的反应，但蒂塔不是小孩，她知道把笑藏在内心深处。当利希滕斯坦阴沉着脸的时候，蒂塔表面上做出一副很严肃的、掩饰了自己内心的表情，但是内心已经高兴得欢呼雀跃，像在蹦床上似的疯狂地跳来跳去。

“他说是就是吧！他是负责人，但他也说了只要听到有搜查的消息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书藏好。所有这一切都由你来负责。”

她点点头。

“另外还有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不会做任何让步。”他很生气地说，好像这一点触动了他的痛处，“弗雷迪坚持说如果有搜查的话，他要自己拿着那些秘兜。我让他知道这个是愚蠢的做法。他要接待党卫军，而且要站在距离他们约两英尺远的地方，他不能带着那个东西。但是他很固执。你知道，他是德国人，但我是捷克人。他很固执，但我能坚持。所以我带着我的原则离开了。另外，每天将会有一个不同的助手和你一起在图书馆工作。”

“好极了，利希滕斯坦先生。明天公共图书馆开幕！”

“我觉得所有与书相关的东西都太疯狂了。”蒂塔边走边叹息着说，“但是这里有不疯狂的东西吗？”

蒂塔开心又紧张地向营房走去，心里想着如何组织一下，使得借书工作开展得更顺利。就这样边走边想，忽然遇到了玛吉特，她一直在外面等着蒂塔。而正好就在对面，她们俩看到一个男人推着手推车从对面临时当做医院的营房走了出来，上面用麻布盖着一具尸体。尸体从这里经过已经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以至于几乎都没有人去关注这些。两个女孩互相看了看，都没有说话。这个时候最好不说话。所以她们俩就这样一直默默地向前走着，然后在路上迎面碰到了雷内。她是一个红发女孩，有一天排队打汤的时候和玛吉特成了朋友。完成一天的排水沟清淤工作之后，穿着一件满是泥点的脏衣服，黑眼圈也让她看上去有点老。

“雷内，你怎么会有这么倒霉的工作！”

“霉运一直缠着我……”她用有点神秘的方式说了这句话，为的就是让她们两位能够仔细地听清楚。

她冲她们俩挥挥手然后就走进了两个营房之间的小路。在其中一个营房的后面，在距离一群男人几米外的地方找了一个地方，那些男人们在窃窃私语，同时抬起头怀疑地看着她们。为了取暖，她们三个人蜷缩着挤在一起，这时，雷内给她们俩说道：

“有一个党卫军在看我。”

蒂塔和玛吉特都用怪异的目光看了看对方。玛吉特不知道该说什么，而蒂塔却开玩笑地说：

“雷内，为了能够看那些囚犯，党卫军为此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看我的方式不一样，几乎是盯着看的。他希望点完名之后我能走出队列，我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下午点名的时候，他还是这样。”

蒂塔正打算跟她开另外一个玩笑说她自恋，但她发现雷内忧心忡忡的样子便选择了沉默。

“一开始我倒觉得无所谓，但今天下午，当他在营地巡逻的时候，离开了他们巡逻时常走的营地道路，来到了我们工作的排水沟那里。我不敢回头，但注意到他从离我很近的地方经过，然后就走了。”

“也许人家只是检查排水沟的工作呢。”

“但他立刻又回到了营地道路。我一直看着他，他也一直再也没有离开营地道路，而是一直走到尽头。好像他只是在监视我一个。”

“你确定一直是同一个党卫军？”

“是。他个子很矮，很容易就能认出来。”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捂着脸，“我怕。”

雷内低着头，忧心忡忡地走了，去看她的妈妈。

“那个女孩中邪了。”蒂塔不屑地说。

“她被吓着了。我也是这样。你从不害怕吗？蒂塔。他们肯定也在监视你。你应该是那个最害怕的人，但你却是那个最不害怕的人。你太勇敢了。”

“傻瓜！我当然害怕！但是我不会到处去说啊。”

“但有时人需要把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就分手道别了。蒂塔回到营地道路上然后转身走向她的营房。开始下雪了，大家都在陆陆续续地回各自的营房。营房——那个肮脏的地方，至少没有外面那么冷。从远处看，她所在的16号营房门口已经没有人了。不一会儿她就知道了空无一人的原因。因为像往常一样，尤其是那些夫妻们，在起床号响起之前一定要抓紧一切时间待在一起。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的音乐声飘荡在营地的上空，而且有人居然用口哨吹得严丝合缝。蒂塔对这个音乐很熟悉，这是她父亲最喜欢的音乐之一。她揉了揉眼睛，发现有一个头戴党卫军军帽的人靠在营房的门后。

“我的天啊……”

感觉好像是在等人，但是没有人愿意让他等。蒂塔停在营地道路的中间，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看见她。就在那时，四个女人从她面前轻快地走过，为的是要赶在就寝号响起之前回到营房，她们边走边激动地闲聊着她们的丈夫。蒂塔快走了两步，低着头，正好跟在她们后面来用她们做掩饰，她的脸一直冲着地面，迅速地超过她们，然后几乎是跑着进了营房。

有一次她在一本关于非洲野生动物的书上读到，如果有人面对一头狮子，千万不要跑，而是要缓慢地移动。也许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跑进了营房，但她想到书上说是对狮子了解很多，但没有说面对党卫军那些疯子应该怎么做。为了不被发现她一直低着头向里走，但还是禁不住地看了一眼医生上尉的手表。有一次，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来看望她父亲，炸弹的弹片让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所以他装了一只假眼。她永远也忘不了那只实际上根本看不到东西的眼睛，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物质。的的确确门格勒的目光也是这样，他那冰冷的玻璃球似的眼睛投射出的目光没有任何生命和情感。

蒂塔感觉她身后像是有一只饥肠辘辘的狮子想要抓住她。她几乎是跑到床边的，然后纵身一跃跳上了床。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神经兮兮的老囚犯而感到高兴。她把自己藏在她那脏兮兮的两脚之间，仿佛蜷缩在那里，那个医生中尉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她没有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也没有听到用德语命令的声音。门格勒没有跟在她后面，这让她暂时松了一口气。

她不知道，从来都没有人见过她跑。因为她觉得跑对她来说并不优雅。为什么要跑？一个囚犯在监狱里是无处可藏的，就像是在鱼缸里钓鱼似的。

母亲看到她如此激动，便对她说不用紧张，还有一会儿才吹就寝号呢。蒂塔点点头，甚至冲她笑了笑，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蒂塔对母亲说了晚安之后，也对着老囚犯那脏兮兮的、散发着一股陈干酪恶臭的袜子说了声晚安。她没有得到回应，她也没期待得到回应。她心里想着门格勒待在营房的门口做什么。如果是在等她的话，像他这么强势的人会相信蒂塔能够在营地管辖区隐藏起来吗？为什么不抓她呢？她不知道。门格勒切开成千上万人的腹部用他那贪婪的目光看着里面，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熄灯了，她也终于感到安全了。于是她开始思考问题，然后意识到自己搞错了。

当门格勒威胁她的时候，她曾犹豫是否要告诉31号营房的负责人。如果她说了，为了她的安全，他们可能会解除她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如果那个真的发生了，所有人有可能都会觉得她是因为害怕而放弃了这份工作。因此，她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图书馆。她决定冒一次险，让所有人都打消哪怕是一丁点的念头：蒂塔·阿德勒诺娃害怕纳粹分子。

但应该怎么做呢？她自己问自己。

如果她身处危险之中，也就等同于所有人都在危险之中。如果党卫军们发现她有书，31号营房就会被彻底关闭，那么500个孩子想拥有普通生活的梦想就会破灭。她那盲目的勇敢已经让她忘记了谨慎。实际上，她只是用一个恐惧代替了另一个恐惧：对自身安全的恐惧代替了人们如何看她的恐惧。她自认为在书和图书馆这两件事情上她很勇敢，但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敢呢？难道只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声誉而要把整个营地都置于危险之中。弗雷迪曾经说过无视危险的人会把所有的人都带入危险之中，他说这种勇敢属于冒失。弗雷迪不愿意和这种人在一起，因为这种人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这种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但如果是有勇有谋，大家都会夸奖他，而且他自己做人也会挺起胸膛；如果是有勇无谋，所有的人都会怪罪于他。

蒂塔睁开眼睛，那双黑乎乎的袜子在黑暗中看着她。她不能把真相藏在衣服里面的帆布兜里。真相太沉重了，会把一切都弄个底朝天，会使一切都坍塌，会使一切都破灭。她想到了弗雷迪。他能看懂一切，因此，她没有权利对他隐瞒因为虚荣而要做到勇敢的事实。

那是在弄虚作假。对于弗雷迪她不应该这么做。

蒂塔决定第二天去和弗雷迪谈这件事。她要告诉弗雷迪门格勒上尉密切监视她、跟踪她，有可能会一直跟踪到图书馆，然后就会发现31号营房的真正功能。这样，弗雷迪就会自然而然地解除她的职务，但到时大家就都不会再用钦佩的目光看着她，那样会让她多少有点伤心，因为没有人会赞扬那些临阵脱逃的人。她忽然意识到，衡量一个英雄的价值很容易，给他颁发荣誉或奖章即可。但如何衡量一个放弃工作的人的价值呢？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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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鲁迪·罗森博格一直走到把隔离营和家庭营地隔开的铁丝网那里，他的办公室就在隔离营。尽管中间隔着铁丝网，但他还是捎口信给弗雷迪想约个时间和他谈谈。罗森博格非常尊重他在31号营房从事年轻人的教员工作，但他也有一点不好的想法就是，弗雷迪应该也和营地管辖区的人有合作，通常情况下会博得他们的同情和信任。斯赫姆莱夫斯基，用他那刺耳的声音曾经说：“他是奥斯维辛最值得信任的一个人。”罗森博格曾经通过短暂的谈话接触过弗雷迪，在点名册这件事上弗雷迪也帮了他一点小忙。不仅仅是因为弗雷迪对他好：斯赫姆莱夫斯基曾经谨慎地请求他尽可能地调查弗雷迪。在这里，信息比黄金更无价。

鲁迪·罗森博格没有想到的是那天上午，31号营房的负责人弗雷迪来找他谈话，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孩，穿着一条满是油污的长裙，一件对她来说有点太宽的羊毛外套，看上去就像是一只优雅的羚羊。

弗雷迪·赫希跟他谈了一下营地食品供应的问题，希望能够通过他让纳粹分子改善一下孩子们的伙食。

“我听说你们在31号营房庆祝光明节时表演的戏剧取得了成功，好像党卫军的头领们也使劲地鼓掌。很显然，施瓦茨休伯少校觉得很不错。”罗森博格用很平淡的语气对弗雷迪·赫希说，仿佛是在对这件事做着一个不重要的评论似的。

弗雷迪知道抵抗组织还不信任他，而他也不信任抵抗组织。

“是的，他们很喜欢。那会儿门格勒上尉心情很好，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走近他，要求他们把堆放衣服的仓库旁边的仓库让给我们，因为我们想在那里为更小的孩子建一个幼儿园。”

“门格勒上尉心情很好？”罗森博格瞪大双眼，似乎他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样一个每周都要杀掉100多人而且不动声色的人居然也会有这么仁慈的一面。

“今天已经得到了他的许可命令。这样那些小家伙就会有自己的空间，也就不会再去分散大点孩子们的注意力了。”

罗森博格点点头笑了。那个女孩很自觉地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静静地听着他们说话。不经意间，罗森博格和她四目相对。弗雷迪这才意识到，于是给他介绍她是爱丽丝·芒克，在31号营房服务的年轻助手之一。

鲁迪试图回过头来听弗雷迪说话，但他的眼睛却像玻璃球似的“滚”到了那个年轻助手身上，她的小嘴上翘对他微微笑了笑。弗雷迪能够做到不动一块肌肉、不露声色地面对一个营地党卫军首领，但看到这两个眉来眼去的年轻人，他觉得很不舒服。从青春期开始，爱情对他来说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些年他总是一直忙于比赛和训练，也曾同时组织过很多活动，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头脑忙碌起来。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所有人有求于他的人，这些有趣的活动也让他发现，到最后总是只剩下他一个。

最后，他对那两位眼睛擦出火花的年轻人借口说自己有急事要做，便知趣地走了。留下他们两位继续编织他们的爱情之网。这张网是如此的透明，同时也是如此的牢固，如此的黏人，甚至于有时其中一个虽然不愿意，但却被牢牢地黏在上面。

“我叫鲁迪。”

“我知道。我叫爱丽丝。”

现在只剩他们两人，罗森博格试图展示他最好的魅力，但事实上他却很难做到，因为他从未有过女朋友，更别提和女人发生关系了。在比克瑙，除了自由，一切都可以买卖，包括性爱。但他并不愿意或者是从来不敢在这个秘密开展的肉欲市场进行交易。两个人沉默了片刻之后，罗森博格又开始说话了。因为他忽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想要的就是希望那个苗条的女孩像是一只小鹿一样不要走，希望她就一直待在那里，待在铁丝网的另一边，希望她那粉嘟嘟的小嘴在寒冷中冲着他笑，然后他给她一个吻。

“31号营房的工作怎么样？”

“很好。我们所有的助手都各司其职。一部分人负责烧煤或木头时的烟囱的清理工作，但这个工作只是偶尔性的。另外一部人帮忙给小孩分发食物。我们也打扫卫生。我现在在铅笔组工作。”

“铅笔？”

“事实上只有很少的铅笔，而且仅用于特殊情况。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相当粗糙的铅笔，虽然粗糙，但也能用。”

“你们怎么做？”

“首先用两块石头把一些勺子一直磨到可以切东西。之后，用我们加工过的勺子把我们弄到的没用的木头削尖。我经常负责这个工作的最后一步，把木头尖的一端用火烧得像煤一样黑。孩子们可以用这个来写一些字。因此每天都要把木头削尖，而且还要搜寻新的木头。”

“就那么些小孩！也许我可以帮你们弄到一些铅笔……”

“真的吗？”爱丽丝两眼直放光，而鲁迪很喜欢她这样，“但是很难把它们带到营地来啊。”

这个鲁迪更喜欢。他又给了自己一个得分的机会。

“仅仅只需要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可以是你。”

她使劲地点着头，同时感到很开心，因为这对弗雷迪来说太有用了，而且她也觉得所有的年轻助手都会深深地佩服她。

说完这句话之后过了一会儿，鲁迪脑子里闪过一个疑问。在此之前，因为他工作有方才获得了现在这个很好的职位，而且他在奥斯维辛所负责的一切都进展顺利。他知道如何赢得那些值得信任的有影响力的囚犯的好感，知道如何在一些最基本的事情上去冒险，也知道如何利用他的职位进行低风险的投入以获取高收入的回报。搞到铅笔，并把它们交给一个完全没有收益的儿童营房是完全无利可图而且也是不明智的做法，她必须拿一些东西作为交换条件。鲁迪看着她的微笑和她那明亮的黑眼睛，已经忘记了一切。

“三天之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爱丽丝答应鲁迪之后，好像忽然有急事似的，很紧张地跑开了。鲁迪望着她离开的背影，头发在下午的冷风中摆动。鲁迪决定打破他那一直以来运行良好的生存规则：不得到回报不去帮助别人。如果获利很少，那距离损失就不远了。在奥斯维辛你绝不能允许你出现任何的损失。和那个女孩做了一个赔本的买卖，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很乐意。当他走向隔离营营房的时候，感觉很虚弱，好像两条腿快要支撑不住他了。他从未想过爱上一个人就如同得了一场感冒。

蒂塔的两条腿也在打颤，两条腿的膝窝就像沙球一样不停地碰撞着。老师和孩子们陆陆续续地走进教室，注意到图书管理员站在烟囱后面，而在她面前有八本书，仿佛是站在柜台前准备卖货。好几个月之前，至少在泰雷津，他们都没有看到过那么多书。老师们走近蒂塔，看着书脊处就可以辨认出是什么书。他们看着蒂塔，意思是在问她是否可以拿起书翻阅一下，她点了点头，但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那些书。当一位女老师很粗鲁地打开一本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书时，蒂塔请求她慢点翻。说是请求，其实应该说是要求，但她说的时候却面带笑容。那个女老师有点不高兴地看着她，因为一个十四岁的助手居然敢批评她。

“这些书太脆弱了。”蒂塔笑得很不自然地说。

那些书必须在每节课课间的时候还回来以便老师们交换使用，而这些工作都由蒂塔来完成。上午的时候她会在营房里走来走去看着那些书，即使书被带到营房内再远的地方，她也能辨认出是什么书。最后她看到一位女老师手里拿着几何书动作很夸张地在讲课，离她不远的地方一本地图册靠在凳子上，虽然这是所有书里面最大的一本书，但长衫里面的口袋也装得下它。很容易辨认出那本绿色的书是俄语语法，有时老师们也会用这本书来教孩子们认识这些他们觉得很神秘的西里尔字母，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小说很少被带出来，有些老师曾经借小说读过，但是也只能在31号营房读。

她应该和利希滕斯坦聊聊，看他和弗雷迪是否可以授权她下午的时候把小说借给老师们，因为这个时间老师们都闲着，孩子们在玩游戏或者是和阿维·奥菲尔一起在练合唱。唱歌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活动，尤其是当他们唱《云雀》时，欢快的歌声充满了整个营房。

上午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把书还了回来，蒂塔接过书的时候，眼睛瞥见一个小孩正在窗口探头向外看，他看到他那年老的父母拄着拐杖边散步边往营房走。蒂塔的表情有点难过，眉头紧锁地看着老师还来了一本又掉了页的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意识到每次还书，都有一些书会被弄皱、弄破、掉页。书一旦被还回来，她会像一位很严厉的母亲检查从街上玩回来的孩子膝盖上的伤痕一样检查着每一本书。

弗雷迪·赫希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好像很匆忙似的，但当他经过烟囱旁的蒂塔面前时还是停了一下，看了看这个小图书馆。弗雷迪是那些人里面永远都有急事的一个，也是永远都有时间的一个。

“不错啊，孩子。这里已经是个图书馆了。”

“我很高兴您能喜欢。”

“这是好事。我们犹太人永远都是最有教养的民族。”说完这句话，弗雷迪冲她笑了，“如果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告诉我。”

说完这些，弗雷迪便转身大步走了。

“弗雷迪！”对于蒂塔来说这样亲切地叫他有点难为情，但这也是弗雷迪要求她这么做的，“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弗雷迪停下来看着她。

“帮我弄点胶布、胶水和剪刀。这些可怜的书需要好好整理一下。”

弗雷迪点了点头，然后一边笑着一边向出口走去。他永远都不厌其烦地说着大家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孩子是我们拥有的最好财富。

下午的时候，尽管天有点冷，但孩子们还是利用雨停了的机会跑到营房外面去玩追逐游戏或者在潮湿的泥土里找无形的财富。大人们则把他们的凳子围成一个半圆形。弗雷迪站在中间给他们讲着他最喜欢的话题之一：阿利亚运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行动。蒂塔把书全部收齐了之后也走过去听。大家很感兴趣，也听得很入神。在这个地方，尽管大家都很脆弱，永远也填不饱肚子，风带来的肉烧焦了的味道时刻提醒着他们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但营地负责人弗雷迪却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阿利亚运动严格意义上来说要大于移民。不，不是这样的。这个为了生活而移居巴勒斯坦的运动不同于移居其他地方的运动。不，不，不，不是这样。”他停顿了好久，大家都在静静地等着，“这是你们先辈们力量的一个传承之旅，就像是把一根断了的线重新接上一样，他们占领一片土地，然后把它变成你们的。这属于‘自我实现’，在这一点上意思要更深一些。或许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盏明灯。是的，是这样的。不要用这种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它就在你们的内心深处……马尔科塔，你也一样！但是你们都把灯熄灭了。有人会说：‘那有什么？到现在，我这样生活的不也挺好的嘛。’当然，你们可以像现在这样生活，但这种生活很平淡。熄灭明灯生活或者点燃明灯生活的区别就像是用一个探照灯或一根火柴照亮一个黑暗的山洞。如果你们继续完成‘阿利亚运动’，走向我们先辈们待过的土地，那当你们一只脚踩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上的时候，你们将有无穷的力量将那盏明灯点亮，然后照亮你们的内心。具体的一些东西我不能给你们细说，只能你们自己去感受。到时候你们将会明白一切，你们也会知道你们到底是谁。”

孩子们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眼睛瞪得很大，有些人不自觉地摸着胸口，好像是在寻找可以打开弗雷迪所说的他们内心深处那盏明灯的开关。

“我们看看那些纳粹分子，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武器和华丽的制服。我们觉得他们很强大，不可战胜。不，不，不，你们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在他们华丽的制服下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副躯壳，他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对华丽的外表不感兴趣，我们喜欢的是内心的华丽。所以，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们的力量不在那些制服上面，而是存在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自豪和我们的决心里。”

弗雷迪停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听众，大家都瞪大眼睛注视着他。

“我们比他们更强大是因为我们拥有最坚强的心，我们比他们更好是因为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心。因此他们是不能战胜我们的，因此我们会回到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站起来的。没有人再会凌辱我们，因为我们将会自豪地武装起来，也会配有剑，很锋利的剑。有人散布谣言说我们的民族人少得都数得过来，我们要说我们全民皆兵，敌人对于我们的打击和攻击，我们一定会百倍偿还给他们。”

蒂塔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后就悄悄地走开了。大家对弗雷迪的话都无动于衷，蒂塔也一样。

蒂塔要等大家都走了以后再去和他谈谈，因为她不愿意有人在旁边听她说关于门格勒的事情。还有很多老师和助手们围成圈在那里聊天。她隐约看见年龄大点的女孩中有几个在笑，而那几个男孩子，她觉得他们就像是吃饱谷物的火鸡，比如那个米兰，总是认为自己很帅。好吧，他当然很帅，但是如果这个傻瓜来和她搭讪的话，她一定会把他打到地狱去。但她也知道，米兰是绝不会注意她这么瘦小的女孩的。因为就连营地这么差的伙食，有些女孩长得也很丰满。

她决定等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再去和弗雷迪谈谈。她让自己躲在一堆木头后的角落里，坐在一条长凳上，有时摩根斯坦老师也会躲在那里。一张纸在手里蹭来蹭去，是一只有点皱巴巴的尖嘴小鸟。她渴望打开脑子里的相册回到布拉格，也许是因为当一个人不能想象未来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回到过去。

她找到了一张清楚的照片：妈妈正在给她那件蓝色的外国衬衫缝上一颗极丑的黄星星。这个画面留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妈妈的脸：毫无表情，双眼紧盯着缝衣针，好像是在缝补裙子的卷边似的。她记起来当她好奇地问妈妈在拿她最喜欢的衬衫做什么时，妈妈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说是要缝个星星在上面。蒂塔记起来她当时紧握拳头，气得满脸通红，因为那些厚布料的黄星星配在她那光滑布料的蓝衬衫上简直难看极了，她当时想要是配在她那件绿色衬衫上会更难看。她不明白，如此优雅、会说法语、经常读一些漂亮的欧洲时尚杂志的妈妈，居然会缝那么丑的东西在衣服上。都是因为战争啊，蒂塔，都是因为战争。妈妈嘴里向她嘟囔着，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针脚。蒂塔沉默了，就像妈妈和其他成年人都接受了这个一样，她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因为战争，大家都没什么事可做。

她蜷缩在藏身的地方，开始寻找另一幅画面，她十二岁生日那天的画面。她看见了那栋楼，看见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一些表兄弟、表姐妹们。所有的家人都在她四周围城一个圈，而她就站在圈内等待着。当这个勇敢的女孩所戴的面具被摘下的那一刻，藏在面具后的蒂塔面带羞涩地笑了。画面中奇怪的就是所有的家人都没有笑。

因为是最后一个生日聚会，所以蒂塔对它记忆犹新，她妈妈准备了一个非常美味的蛋糕。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蛋糕了，现在的生日聚会只能是在那个被叫做汤的咸咸的液体中寻找一块漂在上面的土豆。真的，她现在只要想起那个“薄面卷”蛋糕就会流口水，这个蛋糕比她妈妈经常做的蛋糕都要小很多，但她毫无怨言，因为她之前看到妈妈每周都要去十几家商店转一圈，试图买到一些葡萄干或苹果。但这是不可能的。每次妈妈来学校门口接她放学时，购物袋都是空的，但她从未看到过妈妈一丁点不高兴的表情。

这就是她的妈妈，很少会去解释什么东西，好像如果去跟别人说她所担心的事会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她想着妈妈应该会喜欢听她说，妈妈，把你心里想的告诉我吧，把一切都告诉我……但她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女人，是用其他材料制成的女人，就像那些陶瓷柄锅不会散热一样，把热都留在里面。蒂塔，恰恰相反，她十二岁的时候特别享受讲述一切给所有人听，她喜欢自己说话，也喜欢听别人说话，靠墙倒立和很大声地喝汤。她是个快乐的女孩，喜欢思考的女孩。相信直到现在，在那个可怕的营地，她还是一如从前。

她妈妈手里拿着礼物，笑着出现在了大厅，但是看上去有点紧张。蒂塔两眼放光地看着礼物，是一个鞋盒，她好几个月之前就梦想着能有一双新鞋。她喜欢颜色浅一点的、带鞋扣的鞋子，最好再带一点鞋跟。

蒂塔急匆匆地打开纸盒，里面是一双日常的鞋子，黑色、不系带、平底。再仔细看看之后才发现甚至还不是新的，鞋头划伤的地方擦了鞋油。忽然，客厅变得十分安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注视着她，期待着她的反应。蒂塔带着一丝苦笑，对他们说她非常喜欢这个礼物。说完便走上前去亲吻妈妈，并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接下来是爸爸，爸爸用他那特有的幽默告诉蒂塔她是非常幸运的女孩，因为在那个秋天，巴黎会有很多人穿黑色的平底鞋。

想到这里，蒂塔笑了。但是对于她的第十二个生日，她也有自己的计划。到了晚上，当妈妈来她的房间跟她说晚安的时候，她向妈妈又要了一个礼物。在妈妈拒绝她之前，她告诉妈妈这个礼物不花钱。她已经满十二周岁了，想让妈妈允许她读一些大人们读的书。她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给她盖好被子，然后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已经差不多快要睡着了的时候，蒂塔听到门轻轻被打开的声音，然后看见一只手把一本阿奇博尔德·约瑟夫·克朗宁的《城堡》放在了床头柜上。妈妈一离开房间，蒂塔便急忙把家居服堵在门口的门缝下面，为的是不让他们发现她的房间亮着灯。那天晚上她彻夜未眠。

1924年10月的一天下午，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漫不经心地透过几乎是一趟空列的三等包厢的窗户向外看。列车来自斯旺西，沿着皮诺威尔山谷艰难地前行。整整这一天，曼森的旅行从北部开始，并且在卡莱尔和什鲁斯伯里转了两次火车。但在这段枯燥旅途的最后阶段，他却因眼前的景象而感到兴奋，因为这个偏僻而遥远的地方，将是他医生职业生涯的第一站。

蒂塔看书的时候感觉自己也在火车上，蜷缩在年轻的曼森医生的旁边，和他一起前往位于威尔士山区的一个采矿小镇布拉艾尼利。蒂塔读书有了发现，这让她那天晚上很兴奋。她懂得了不要去在意整个德意志帝国设置了多少障碍，因为只要打开书，就可以跨越一切。

现在只要想起《城堡》她就会很用情地笑，甚至是感激这本书。她把书藏在书包里，一方面是为了不让她妈妈发现，另一方面是为了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可以继续读。这是第一本让她感到愤慨的书。

那个有才华的理想主义的年轻医生，坚信通过科学严谨的态度可以和疾病做抗争，但在他和布拉艾尼利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克里斯蒂娜结婚以后，便搬到了大城市居住。当富人阶层开始接受他的时候，他又开始疯狂地执迷于薪水，于是便把自己变成有钱女人们的专职医生，这些女人唯一真正的疾病就是无聊。

蒂塔摇了摇头。变成专职医生，不去关心克里斯蒂娜，多么愚蠢的曼森医生！

这也是第一本让她流泪的书。

由于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医生同事的疏忽而导致一个普通病人的死亡，曼森医生这时才清醒过来，他跪在地上请求克里斯蒂娜宽恕他。曼森决定和那个轻浮的世界一刀两断，重新做回一个真正的医生来帮助人们，有钱或者没钱都不重要。他再次做回了最初的那个受人们尊敬的人，克里斯蒂娜的脸上也再次有了笑容。遗憾的是不久以后，在一次去邮寄纺织品的途中，克里斯蒂娜这个好女人死去了。

蒂塔一想到这几页就会笑。从那时起，她就知道她的生活会变得更丰富多彩，因为书籍会增加生命力，能让她认识像安德鲁·曼森这样的人，最重要的是认识像克里斯蒂娜这样一个在上层社会和金钱面前永远不会眼花缭乱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信念的人，很坚强的人，在任何她觉得不公平的事件面前绝不屈服让步的人。

从那时起蒂塔就想成为像曼森夫人一样的人。她面对战争从来不会气馁，因为小说教会她，如果坚持自己认为对的想法，最后正义就会出现。蒂塔点头的频率越来越慢，由于藏在木头后面，睡意已经慢慢向她袭来。

当她睁开眼睛，天已经很黑了，营房里面静悄悄的。一瞬间她脑子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是不是已经吹过就寝号了，而她自己不知道。没回到营房将有可能是个很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也正是门格勒所期待的，他会藉此让她变成实验室的实验材料。她侧耳细听，听到外面还有人声便放心了。同时她还听到几个人用德语讲话的声音，她意识到就是这几个声音把她叫醒的。

她探出头，看到弗雷迪房间的门开着，灯也亮着。弗雷迪陪着一个人走到营房门口并慢慢地把门打开。

“稍等一下，附近有人。”

“弗雷迪，我看你有点担心的样子。”

“我觉得利希滕斯坦有点怀疑了。应该采取一切办法不能让他和31号营房的任何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了，我就完蛋了。”

另外一个人笑了。

“走吧，别太担心。他们能对你做什么？说到底他们都是犹太囚犯，他们不会枪决你的。”

“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是如何欺骗他们的，应该会有人想杀了我的。”

最后，另外一个人走出了营房，蒂塔看了他一眼。是个很壮的男人，穿着一件很宽的雨衣。她也看见虽然没有下雨，但他却把雨衣的帽子戴在头上，好像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是他的鞋还是暴露在了外面——不是囚犯们日常穿的木屐，而是一双亮晃晃的靴子。

这个隐藏自己的党卫军在这里做什么？蒂塔自问。

从弗雷迪房间透出来的灯光让她看清弗雷迪是如何低着头走回房间的。她从未看到过他忧虑的样子，这个正直的男人此刻居然低下了头。

蒂塔藏在这里已经身体发麻了。她不理解她刚刚所看到的，实际上，她害怕理解。她清楚地听到弗雷迪说，他在欺骗他们。

但是，为什么呢？

蒂塔觉得天旋地转，然后又坐在凳子上。她为没有对弗雷迪说出真相而感到羞愧，但是是他先隐藏自己和党卫军成员的秘密的，他们在营地利用夜色作掩护来进行活动。

天哪……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双手抱着头。

我该如何向别人说弗雷迪隐藏了真相这件事？如果弗雷迪都不值得信任，那还有谁值得信任呢？

现在脑子一团糟，当她站起来的时候感到有点晕。弗雷迪把自己关在房间之后，蒂塔蹑手蹑脚地走出营房。营房的门就像精神病院房间的门一样，里面没有锁门用的插销。

就在那时，就寝号的声音响了起来。最后几个人迎着寒冷在看守们的呵斥声中迅速地跑向床铺。蒂塔没有力气跑，因为那些问题对她来说太沉重了，拖着她的双腿。

如果和弗雷迪谈话的人不是党卫军而是抵抗组织的人呢？但是，31号营房的人都知道抵抗组织的人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而他为什么又要担心呢？抵抗组织里面有多少人说话时带着柏林口音呢？

蒂塔边走边摇头。很明显不可能是抵抗组织的人，就是党卫军。弗雷迪想必应该有他们的把柄，嗯，就是这样。但是那个谈话又是非正式的，而且纳粹还掩饰身份和他亲切地谈话，甚至感觉像是有同志情谊。最后蒂塔的不安让弗雷迪的形象在她内心轰然倒塌。

天哪……

谣传在围成一堆聊天的囚犯里面随时都混有告密者和纳粹分子的间谍。想到这些她的双腿就不停地打颤。

不，不，不。

弗雷迪是告密者？如果有人在两个小时前揭发那件事的话，那么他就会被挖掉双眼。弗雷迪作为告密者的话毫无意义啊，他骗那些纳粹分子31号营房变成了学校？一切都毫无意义。忽然她想到有可能他在纳粹分子面前假装是告密者，给他们说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或者是错误的信息，这样一切就会平静下来。

这样一切都解释得过去！

但她忽然又想起来弗雷迪低着头走进房间，独自待在里面。他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不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弗雷迪经常带着一些沉重的问题，但是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他的心里在想着如何解决它们。

蒂塔走进营房的时候，门口站着一个女看守，手里拿着一根细棍，专门用来敲打那些在就寝号响过之后才回来的人。为了缓解击打时的疼痛，蒂塔用手抱住头。女看守狠狠地打了她一下，但她还是感觉到了疼。她一爬上床铺就看见床边探出来一个人头。是妈妈。

“蒂塔，你回来得很晚。你还好吗？”

“很好，妈妈。”

“真的很好？你没骗我吧？”

“没没没……”她不情愿地说。

蒂塔最恼火的就是妈妈把她当做一个小女孩，而且她总是觉得蒂塔在骗她。是啊，在奥斯维辛大家都在相互欺骗。但是她又不能把自己内心的怒气发泄给妈妈，这个对她不公平。

“那就一切都好着啊？”

“是的，妈妈。”

“闭嘴，狗娘养的。再说话就把你们的头割下来。”有人骂道。

“别吵啦！”看守命令道。

营房安静了下来，但是那些问题还继续在蒂塔的脑子里打转。弗雷迪不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个弗雷迪？那么他到底是谁？

蒂塔试图回想关于弗雷迪的一切，但是发现她对他知道的并不多。第一次匆匆见到他是在布拉格郊区的运动场，而第二次再见到他就是在泰雷津了。

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

8

蒂塔清晰地记得，在位于约瑟夫区的那栋小房子里，桌上铺着一张暗红色方形油桌布，上面放着一张盖有国家安全总局印章的印制卡片。小小的一张卡片可以改变一切，这其中包括泰雷津的一些小地方的名字。距离布拉格60公里的地方，用黑色的德语大写字母写着“特莱恩西斯塔”，感觉像是在呼喊这个地方的名字似的。在它的旁边写着“搬迁”。

泰雷津，德国人坚持把它叫做特莱恩西斯塔，当时这个城市是希特勒慷慨地送给犹太人的礼物。其实就是纳粹分子宣传的第一步。甚至有一位犹太人电影导演库尔特·德龙来这里拍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中可以看到人们开心地在工厂劳动、举行体育活动、和平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交活动，画外音尤其强调了泰雷津的犹太人们生活得很幸福。纪录片中说关押和谋杀犹太人的传言都是假的。电影放映之后，纳粹分子立即把库尔特·德龙带到了奥斯维辛，他也于1944年死在了那里。

蒂塔叹了口气。

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

布拉格犹太居民委员会曾向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提出过几个犹太人居住城市的建议，但是海德里希只要泰雷津，其他的一概不考虑。而且他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泰雷津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

蒂塔记起了那天上午悲伤的事情，他们不得不把他们全部的生活用品装进两个行李箱，然后拖着它们去斯托莫夫卡公园的集合地点。捷克警察一直把他们押送到布布尼车站，确保他们都坐上开往泰雷津的火车。

她的脑海里又出现了1942年11月的一张照片。在博胡索维塞车站，爸爸扶着爷爷下火车，爷爷是一位老议员。奶奶站在尽头认真地看着这一幕。蒂塔一脸愤怒的表情，生气的原因是生物衰变居然把健壮有力、精力充沛的人变成了这样。爷爷之前像是一个石头堡垒，而现在仅仅只是一个沙堡。在这个凝固的画面中，妈妈站在后面一点，脸上毫无表情，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也尽量不引起大家的注意。她也看到了当时十三岁的自己，就是个小女孩的样子，但胖得出奇。妈妈让她一件套一件地穿了好几件毛衣。并不是因为天冷，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箱子只能装50公斤，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带更多的东西。爸爸在最后。“蒂塔，我跟你说过不要吃那么多的野鸡肉。”爸爸一脸严肃地开着玩笑对她说。

在泰雷津的相册里，她眼睛里看到的第一张照片是那个生气勃勃的小镇。从党卫军旁边经过之后，看到集中营入口上方的拱形处写着一句话：劳动带来自由。这个地方有医院、消防局、餐馆、作坊、幼儿园，而且街上到处都是人。泰雷津甚至还有它自己的犹太人警察——格图瓦赫，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警察一样，他们穿着大衣、戴着黑色警帽在街上巡逻。如果仔细盯着看街上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拿的是没提手的篮子、开了线的毯子、没有针的手表……她现在认为使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就是生活很差的信号。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好像都有急事似的。但她明白，如果你走得很急的话，最后总是会撞墙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假象。

泰雷津是一座没有路通往外界的城市。

也就是在那里，蒂塔再次见到了弗雷迪·赫希。尽管他留给她的第一印象不是一幅画面而只是一个声音。像是美洲野牛逃跑的声音，而且是以卡尔迈的冒险小说里描写的北美大草原为背景。那是她待在犹太人居住区最初的几天，而且从到那里她就一直感到茫然。蒂塔每天都要做别人给她指派的工作，去位于城墙脚下的、给党卫军驻军供应食物的种植园工作。

那天蒂塔沿街往家走，忽然听到邻近的街道上有飞奔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越来越近，她想着这个只可能是马的声音，为了自己不被撞到，于是她靠近居民楼的围墙向前走。但是，走到街角一拐弯，大家才发现原来是一大帮男孩和女孩在跑。跑在前面的是一个运动员型的人，梳着一个大背头，迈着灵活的步子，经过的时候点点头打了个招呼。是弗雷迪·赫希，即使他穿着短裤和短袖，也难掩他独特优雅的气质。

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还是因为书才使得他们见了第二面。

一切是这样开始的。她发现在妈妈使劲塞进箱子的床单、衣服、内衣、生活用品里面，爸爸藏了一本书。为了不让妈妈发现，装箱子时爸爸朝着天空喊了一声。当妈妈第一个晚上打开箱子之后，惊讶地发现了那本厚厚的书，然后狠狠地瞪着她爸爸。

“书这么重，我们本可多带三双鞋的。”

“丽莎，如果我们哪都去不了，我们要那么多鞋做什么？”

妈妈没有回答爸爸，但是她却看到妈妈低下头，因为她不想让他们父女俩看见她笑了。妈妈有时总爱批评爸爸，因为爸爸太异想天开，但妈妈的心里还是很崇拜他的。

爸爸说得有道理。那本书会带我走向更远的地方，这是任何一双鞋都做不到的。

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床沿上，回忆起她打开《魔山》的封面时，她笑了。

开始看一本书就像是登上了一列带她去度假的火车。

小说讲述了汉斯·卡斯托普由汉堡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达沃斯，看望住在一所疗养院里治疗肺结核的他的表兄阿希姆。起初，她分不清楚刚刚到疗养院去度几天假的开朗的汉斯·卡斯托普和生病又很绅士的阿希姆。

“唔，我们坐在这儿笑着，”他脸上带着痛苦的神色说，他的话有时为呼吸时横膈膜的一起一伏所打断，“不过我根本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因为要是贝伦斯说再住上半年，那是算得很紧的，你得做好再多住一会的思想准备。不过日子真不容易过呵。你倒说说看，这叫我好不难受。我已经获得准许，本来我下月就可以正式参加考试的。现在我只好嘴里衔着体温表荡来荡去，不住听着那位没有教养的斯特尔夫人在耳边絮聒，糊里糊涂地打发着光阴。像我们那样的年龄，一年时间是多么宝贵，而这一年里，山下的生活却起了那么大的变化，有了那么多的进步。我呢，不得不像一池死水那样凝滞不动——不错，活像一个肮脏的水洼，这样的比喻并不太过分……”

蒂塔记得她在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总是不停地在点头，现在在奥斯维辛的床上想到这里时她还是继续做着这个动作。她觉得她对那本小说里面人物的理解要胜过爸妈对他们的理解，因为当她抱怨在泰雷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的时候（爸爸被迫在另外一个地方过夜、种植园的工作、住在让人窒息的封闭的城市、单调的食物……），他们总是告诉她要有耐心，一切很快都会过去的。“或许明年战争就结束了。”他们给她说这话的时候就像是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似的。对于大人们来说，一年也就是橘子成熟一次的时间。爸爸妈妈冲她笑了，她只好把怒气咽进肚子里，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一年就相当于一辈子。

有时，下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坐在庭院里和其他夫妻们聊天，蒂塔便躺在床上，盖上毯子，觉得自己有点像阿希姆，躺在疗养院的躺椅上做静养治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像汉斯·卡斯托普，也决定在疗养院放松几日，做静养治疗，但对他的要求相对灵活，因为他是游客而非病人。卡斯托普原本只有三个星期的假期，但他也开始被那个地方计算时间的方式所传染。他们告诉他那里最小的计算单位是月，比这个小的他们都不计算，因此那里小时和天的概念都只能通过一日三餐和做静养治疗的片刻时间来计算。

在泰雷津，就像那对表兄弟一样，她也曾躺在那里等待夜晚的降临，但她的晚餐比起贝格霍夫国际疗养院的五盘菜来说简直太少了：只是一点面包和奶酪。

奶酪！她在奥斯维辛的床上回想着。奶酪是什么味？我已经不记得了？奶酪超好吃。

是的，在泰雷津，即使穿着四件毛衣也会感觉到冷，就像阿希姆和那些裹着毯子的病人站在夜晚山区的房间阳台上透气一样冷，他们认为这个对肺结核的治愈非常有效。蒂塔躺在那里闭着眼睛，感觉到阿希姆也有的那种感觉：青春一瞬即逝。这是一本长篇巨著，因此，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时间里，蒂塔都在和阿希姆还有他那开朗的表弟汉斯·卡斯托普一起分享她被关在这里的一切。她了解了豪华的贝格霍夫疗养院的秘密、谣言和奴役的情况。在他们病情稳定的那段时间，她参与那两个表兄弟和其他病人的谈话。把小说人物和她隔开的障碍物，也把真正的现实和书中的现实隔离开了。很多个下午她那激情的阅读在她的脑子里像是变成了热巧克力。书中的现实比起她被困在那个被围起来的城市里的真正的现实要更真实、更能让人理解。现实中更能让人理解的是奥斯维辛的电击和毒气室的噩梦。

一个之前犹太人居住区的同伴，干活时经常偷懒，而且蒂塔也不搭理她，当她看到蒂塔看了那么长时间的小说，于是决定在某个下午问她是否听说过《SHKID共和国》和L417营地的男孩们。她当然听说过他们！

蒂塔把书合上并注意听着。好奇就像是一杯水中的菜豆一样，已经在蒂塔那里生根发芽，于是她便请求汉卡带着她一起去认识那些孩子……“现在？”一半德国混血的女孩打算给她说时间有点晚了，明天去怎么样。但是蒂塔打断了她的话。一想到这里，蒂塔笑了。

“我们没有明天，一切都必须是现在！”

两个女孩迅速地走向L417营地，那是一个男孩营，而且探访只能到七点。汉卡在门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很严肃地转向蒂塔。

“当心卢德科，他超帅！但是你不能和他搭讪，因为是我先看见他的。”

蒂塔举起右手做了一个发誓的动作，两个女孩便笑着上了楼梯。一到上面，汉卡便和一个瘦高的男孩聊了起来，而蒂塔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便走近一个正在画画的男孩儿，他画的是从太空看到的地球的样子。

“你画的那些奇怪的山是什么？”蒂塔问那个男孩。她甚至一点都不认识他。

“是月亮。”

彼得·金兹是《Vedem》的主编，这是一本手写的、散页的、每个星期五都会被大声朗读的秘密杂志，上面会报道一些犹太人居住区的大事件，也允许发表一些评论文章、诗歌、故事。他非常崇拜儒勒·凡尔纳，他最喜欢阅读的书就包括他的《从地球到月球》。晚上，躺在他的床上，思考着他那些奇怪的想法，比如拥有一杆跟巴尔比卡内先生一样的枪，然后装上一颗巨大的子弹射向太空。他放下手中正在画的画，抬起头仔细观察着这个居然如此大方地向他提问的女孩。他喜欢她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但是他用严肃而镇定的声音对她说道：

“我觉得你很好奇。”

蒂塔突然一下子害羞得脸都红了。她后悔自己刚才嘴有点快。于是彼得换了副表情。

“好奇是一个好记者必备的首要品德。我是彼得·金兹。欢迎来到《Vedem》！”

蒂塔想如果彼得·金兹也在31号营房的话，关于那里的活动的报道他会怎么去写。蒂塔想什么东西是属于那个瘦弱敏感的男孩，因为他说有一天他父母会教他说世界语——一门地球人类都能懂的语言。这个特别的想法会使他一直向前。

首次见面后的第二天，蒂塔和彼得一起从“德累斯顿营区”的前面经过。当彼得问她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做一个周报的采访，她迟疑了一秒——可能更短——才回答说可以。他们去采访图书馆的馆长。

蒂塔眼睛瞪得溜圆，她被那个男孩做事的激情所感染，她觉得记者的工作让她无比兴奋。当她和勇敢的彼得同时出现在图书馆，坐在L304号楼门口时，她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问图书馆馆长乌蒂茨博士能否接受《Vedem》杂志两位记者的采访。接待他们的女人对他们友好地笑了笑，告诉他们稍等。

没过几分钟，埃米尔·乌蒂茨就出来了，战争之前他是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哲学和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几家报纸的专栏作家。

他告诉他们那个图书馆大约有六万册藏书，这些书都是纳粹分子摧毁了100多个犹太人社区的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之后弄来的。他也给他们解释说当时他们连一间阅览室都没有，因此那也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他们把书带到营地去，在那里提供借书服务。彼得问他曾经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他点了点头。

《Vedem》的主编请求乌蒂茨允许他陪同他们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去分发书籍，借此机会他可以向大家说明一下他在杂志这边的工作。乌蒂茨欣然答应。

蒂塔没有看到的是，当教授看见他们俩兴奋快乐地离开之后，露出了忧郁的笑容。乌蒂茨博士不能抹去卢浮宫的咖啡聚谈会留给他的记忆，就像是他后悔当时没有问卡夫卡，那个小说家没有给他讲述所有的事情，而现在永远也不可能再问了。他自问如果弗兰茨在那里住了足够长的时间并看着所发生的一切，善于思考的他会写什么呢。乌蒂茨甚至不知道后来他的姐妹艾莉和巴莉·卡夫卡死在了切姆诺集中营的毒气室，小奥特拉也同样被使用齐克隆气体杀死在奥斯维辛—比克瑙。

实际上，《变形记》的作者之前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人类一夜之间都会变成畸形的生物。

泰雷津的图书馆就是一只纸章鱼，可以把带着书的触手从L304楼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书被小推车推着穿过不同的住宿区，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借到书。

切赫在种植园干活，那天下午干完活之后有一个诗歌朗诵活动，因此蒂塔很高兴地陪一位图书管理员，斯蒂高娃小姐，推着装书的小推车走在泰雷津的街上。在作坊、工厂、铸造厂或农田里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从图书馆推来的小推车是最受欢迎的礼物。斯蒂高娃小姐也告诉她说有时候他们借书不是为了去读，而是被当做卫生纸或炉灶的燃料来使用。但不管怎么样，书还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挥着它最大的作用。

她不需要提高太多的声音宣布她的到来：“图书馆服务”。年轻人和老人会用不同的声音高兴地相互传递着这个信息，不一会儿很多人就会从住的楼房里开心地走出来翻看着各种各样的书。她太喜欢推着书在城里到处走了，于是从那天起，她每天都和书在一起。一旦完成自己一天的工作，下午要是没有绘画课的话她就会去帮助那个图书管理员。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再次见到了弗雷迪·赫希。

他住在中央服装店附近的某栋楼里。然而在那里并不能经常碰见他，因为他总是跑来跑去地组织体育比赛或者和犹太人居住区的年轻人们参加一些活动。在蒂塔看到他的那些天，他总是穿着干净的衣服，精力充沛地从她的小推车旁走过，然后带着微笑打个招呼，这些已足以让你觉得你很重要了。他每周五晚上都会把男孩和女孩们聚到一起来庆祝安息日，因此他会找寻一些歌曲集或诗歌集在这个聚会上使用。在聚会上大家唱歌、讲故事，弗雷迪给他们讲回归巴勒斯坦地区，战争之后他们将去哪里。甚至有一次他还鼓励蒂塔加入到这些男孩和女孩里面，但是蒂塔红着脸跟他说改天，然后就很不好意思地走了，因为她不知道她父母会不会允许她这样。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她却很愿意和这些年长一点的男孩女孩们一起唱歌、像大人一样辩论，甚至躲起来亲吻。之后弗雷迪迈着铿锵有力的步子离开了，像是有什么任务要完成。

她发现自己对阿尔弗莱德·赫希了解得不多，而她的生命却掌握在他的手上。如果他告诉德国党卫军们：“囚犯蒂塔·阿德勒洛娃衣服里面秘密地藏有书。”第一次搜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把她抓了。如果他要是想揭发她的话……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做？如果整个31号营房的一切都是他倡议的，他该如何去自首？蒂塔不明白。应该去调查一下，但这个调查应该秘密地进行。也许弗雷迪这么做是为了囚犯们好，但她有可能毁了他的一切。

必须这么做。

她要信任弗雷迪，但是，为什么他会害怕犹太囚犯们发现什么和恨他呢？弗雷迪一定不是叛徒，她自言自语道。这绝不可能。弗雷迪是一个敢于反抗纳粹分子的人，敢于藐视纳粹分子的人，作为犹太人感到非常自豪的人，敢拎着脑袋让孩子们有学上的人。

但，他为什么向我们撒谎呢？

9

隔离营挤满了刚刚到达的苏联士兵。士兵的尊严几乎荡然无存：头发全被剃光，穿着囚犯的条纹衣服。现在他们是乞丐军队，有走来走去的，有坐在地上的，很少一部分在聊天，大部分都保持沉默，也有一些透过铁丝网看着家庭营地的从未剪过头发的捷克女人们和在营地道路上跑来跑去的孩子们。

鲁迪·罗森博格，作为隔离营的记录员，正在努力积极地编写着营地新进囚犯的名单。鲁迪会俄语，也会波兰语和一点德语，鲁迪知道，这些会给党卫军们执勤时的检查工作提供便利。那天早上他假装兜里的三四支铅笔丢了，走向一个他认识的还很年轻的下士，鲁迪和他经常做点交易，但这种交易通常都是以损害那些被运来的女孩的利益为代价。

“拉戴克下士，今天又是满满一车啊。每次这种辛苦的工作都会轮到您！”尽管还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但是德国人喜欢用“您”来称呼。

“是啊。你也发现啦？罗森博格。好像再没有其他队长了似的，所有的工作都要我做。那个该死的一级军士长让我觉得讨厌，那个该死的来自巴伐利亚的乡巴佬，他居然受不了柏林人。看看他们会不会也把我派往前线。”

“下士，请原谅我打扰您，我所有的铅笔已经用完了。”

“我派一个士兵去警卫队拿一支。”

“既然去的话，祝他取笔顺利。为什么你不告诉他拿一盒来呢？”

党卫军注视着他，过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笑了。

“一盒？罗森博格。你他妈要那么多铅笔做什么？”

他意识到那个下士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笨，但他还是冲他笑了一下，就像是合伙人似的。

“嗯，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要记。真的……真的，如果有铅笔剩下的话，那些帮着换衣服的人也可以用来做一些记录啊，还有就是要在营地搞到铅笔很困难。如果您提供一些铅笔给他们，他们有时候就会用一些新袜子来回报你。”

“那些该死的犹太女人！”

“有可能。”

“我看看……”

党卫军询问的目光是危险的。如果他举报，那一切就完了，所以下手一定要快。

“你只需要对其他人和蔼一点，他们也会这样对你的。曾有很友善的人送过我香烟。”

“香烟？”

“有时送到洗衣房的衣服兜里面会装着一盒香烟……我甚至还看到金叶香烟。”

“金叶？”

“金叶。就像这个。”说着他便从自己衬衣的口袋掏出一支香烟。

“你是个混蛋，罗森博格。你是个很聪明的混蛋。”下士笑着说。

“这些香烟很难弄到，但愿我能帮您弄到几盒。”

“我很喜欢金叶香烟。”说者眼睛里闪着贪婪的目光。

“这种香烟口味不同，不像黑香烟……”

“不像……”

“金叶香烟就像是金发女人……质量不同。”

“是的……”

第二天，罗森博格兜里装着两盒铅笔赶往和爱丽丝约好的地方。他要想办法帮下士弄到一些香烟，对于这个他并不是特别担心，他知道如何去弄。前往铁丝网的途中，他又一次想着关于家庭营地的问题：从来都不允许犹太人待在家里。让老人和孩子们待在一个高强度劳动的营地和集中营有什么用呢？而在那12个附属营地里面，犹太家庭营是个例外。为什么纳粹分子会允许这个营地的存在？这个对于抵抗组织来说一直是个未知数。他心想弗雷迪·赫希是不是知道的比他表面看上去的要多。弗雷迪是否在衣袖里藏有一些王牌？为什么不呢？难道所有的人不都这么做吗？他自己也没有告诉斯赫姆莱夫斯基他和一些党卫军的关系很好，这样他便可以倒卖一些小东西。这也许对抵抗组织来说不是很好，但很适合他。可以肯定的是，斯赫姆莱夫斯基看上去很严厉和保守，但他自己也从未出示过自己的王牌。难道他不享受自己作为营房德国看守助手的这个职位吗？这个国际纵队的英雄做了什么样的贡献才得到了这个有利的职位？在奥斯维辛的地低下到底藏了多少王牌？

他绕到营房后面直到看见爱丽丝走近了，他才走向铁丝网。如果瞭望塔上的党卫军是那种脾气不好的人，他随时都有可能吹响哨子命令他们回去。爱丽丝站在距铁丝网几米远的另一边。鲁迪这两天一直想着这一刻，一看到她，兴奋让他忘记了一切的辛苦。

“坐吧。”

“站着好点。地上全是泥！”

“但是你得坐下，这样党卫军就以为咱们只是在聊天，不会怀疑我们是在铁丝网附近策划什么事情。”

她坐下了。坐下之前把裙子撩了起来，他不小心看到了她的底裤；相对于泥泞的地面来说居然是那么的白。鲁迪感觉自己像是被电了一下。

“怎么样？”爱丽丝问他。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好着呢。”

爱丽丝有点害羞但还是开心地笑了。

“我弄到铅笔了。”

她并没有显出很惊讶的样子，这让鲁迪有点点失望。他想着铅笔只是一个噱头，然后她会说点什么，但这多少让他的激情回到了起点。爱丽丝想必不知道在营地做小生意是很困难的事情，想必也不知道做成这件事需要提防党卫军。

鲁迪不了解女人。爱丽丝的确很感动，但这种感动只能从她的眼睛里读出来。但是男人们总是期待女人们能把一切都说出来。

“你怎么把它带到我们营地的？你有帮手？”

“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不能相信任何人。”

“那怎么弄？”

“你会知道的。”

鲁迪瞄了一下瞭望塔上的党卫军的身影。因为距离太远了，只能看到一小部分身体和脑袋的轮廓。由于党卫军斜挎着步枪，所以他知道党卫军什么时候正对着他们，什么时候背对着他们。正对着他们的时候，从右肩上伸出来的枪口指向营地里面。背对着他们的时候，枪口会改变方向，指向营地外面。感谢那个临时的指南针，他注意到那个党卫军每隔一会儿就会懒洋洋地转个方向。当他看到枪口指向入口方向的时候，他迅速地向铁丝网移动了几步。爱丽丝紧张地一只手捂着嘴。

“快点！再近点！”

他从兜里掏出两把用绳子紧紧捆着的铅笔，小心翼翼地把铅笔从带电铁丝网的空隙中递过去。爱丽丝急忙从地上捡起铅笔。她从未如此靠近过带万伏电压的铁丝网。两个人后退了好几米。就在这时，鲁迪看见帮他盯着党卫军的人向他顺时针挥着手，直到他俩都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们要这么做呢？让我好歹也有点准备啊！”爱丽丝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做准备，有时需要随机应变。”

“我会把这些铅笔交给弗雷迪·赫希。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你。”

“现在我们必须走了……”

“是啊。”

“爱丽丝……”

“怎么了？”

“我很想再次见到你。”

爱丽丝笑了。这个微笑比任何话语都有意义。

“明天这个时间？”他问她。

她点点头，然后朝着营地的主路走去。鲁迪挥手向她再见。她把手放在自己软软的嘴唇上送给他一个飞吻，这个飞吻越过带刺铁丝网的上空，然后被他在空中接住。他从未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竟然会让他感到如此幸福。

那天上午，有个人却是一脑子的谜团。蒂塔全神贯注地看着每个人的表情，所有的人都挑起眉毛皱着下巴。她认真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保罗·德·克鲁伊夫书中的微生物猎人们把他们的眼睛放在显微镜上似的，侦探式地观察着，试图在行进的人群中发现点什么。她想知道那些话的真实含义。她期待从人们的目光、吞咽口水的方式上发现他们隐藏的东西。这种怀疑就像是一种瘙痒，开始得很慢，但是等你发觉的时候就得不停地抓。

然而，生命还得继续，蒂塔也不愿让别人注意到她的不安。于是她便在早上第一时间赶到图书馆，背靠横着的烟囱坐在凳子上，然后面对所有的人，把书放在前面的长凳上。利希滕斯坦也派了一位助手来帮助她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借还书，那天早上，一个白人男孩坐在她旁边一声不吭，甚至连嘴都没张过。

第一个走向她的是一位青年教师，他给一群离蒂塔很近的孩子们上课，他向蒂塔点点头打了个招呼。她听说他是共产党，还听说他很有修养，甚至还说英语。她注视着他的表情想知道他是否值得信任，因为蒂塔对他有疑惑。是的，她注意到了在他假装无所谓的表情后面是他那闪光的智慧。他的目光从书上掠过，当他看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书时，点了点头像是在征求她的同意。随后他的目光停在了弗洛伊德理论的书上，否定地摇了摇头。蒂塔认真地注视着他，对他想说的话好像都要有点害怕。最后，他沉思了一会儿。

“如果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发现他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邻居，他可能会生你的气。”

蒂塔眼睛瞪得溜圆地看着她，然后脸有点红了。

“我不明白……”

“别听我的。我只是仅仅觉得诧异，看到你把威尔斯这种社会主义的唯理主义者和弗洛伊德这种虚构主义的贩卖者放在一起。”

“弗洛伊德是写鬼怪故事的作家？”

“不，完全不是。弗洛伊德是犹太人，是奥地利摩拉维亚的精神病医生，也就是看看人脑子里有什么的医生。”

“他看到了什么？”

“据他说看到了很多东西。他在书中提到大脑就是一个储藏室，在那里记忆可以让人烦躁和发狂。他提出了一种治愈精神病的方案：让患者躺在沙发上不停地说话，直到把他的最后一点记忆全部说出来，这样，他就可以来询问患者内心最隐秘的想法。他把这个叫做精神分析法。”

“后来怎么样？”

“他名声大震。也是因为这个他才能在1938年的时候从维也纳逃脱。一些纳粹分子们进入他的诊所毁坏了一切并抢走了他1500美金。当他们找他问话的时候他说他出一次诊从来挣不了那么多。尽管他认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还是直到他签了一份文件之后，他们才让他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奥地利去伦敦。那份文件上写着说纳粹当局对待他特别好，是他在第三帝国的维也纳生活过的最好时光。他请求他们让他在文件的最后加上一句话，因为他觉得文件有点短，于是他写道：我强烈向大家推荐盖世太保。纳粹们看到这句话都非常高兴。”

“他们一点都不懂犹太人的幽默。”

“对于德国人来说，幽默就像是抠脚心。”

“到了英国之后呢？”

“由于弗洛伊德年龄很大而且病得很严重，因此第二年就死了。”他边说边拿起弗洛伊德的书翻了起来，“弗洛伊德的书是1933年希特勒下令焚毁的第一批书。这本书在现在是很危险的：它不是一本秘密的书，而是一本禁书。”

蒂塔不禁打了个冷颤，决定换个话题。

“谁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一个自由思想家，社会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你听说过隐形人吗？”

“听说过……”

“他是写小说的。他的《星际大战》一书讲述了火星人是如何到达地球的。《莫洛博士岛》则是讲述一位神经质的科学家如何做人和动物之间的基因混合。这本书门格勒上尉非常喜欢。但我觉得所有小说中最好的一部是《时间机器》，在这部小说里时间可以快进和倒退……”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你能想象吗？你知道进入那台时间机器意味着什么吗？回到1924年，阻止阿道夫·希特勒离开监狱。”

“所有的那些机器都是编造的，是不是？”

“的确是。小说会给大家一些生活中所缺的东西。”

“好吧，如果您觉得好的话，我可以把弗洛伊德先生和威尔斯先生分别放在凳子的两端。”

“不用，就这样吧。也许他们俩也会互相向对方学习一些东西。”

尽管那个老师很年轻，但却有着成年男人的沉稳，因此，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如此的严肃以至于蒂塔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地说还是在认真地说。

当他转身走向他的学生的时候，蒂塔觉得那个男人就是一本活百科全书。坐在她旁边的助手一直一言不发，只有当老师走了以后他才用短笛似的很尖的童声（也就在这会，蒂塔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尽可能地不说话了）告诉她那个男人叫奥塔·凯勒，是一名共产党员。蒂塔点了点头。

下午的时候，大家都向她借现有书中的一本——《骑鹅旅行记》。玛格达夫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矮小、文弱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麻雀。但是，当她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一下子就像是变成了巨人，声音突然变得很大，很夸张地张开胳膊为大家展示那些鹅是如何扇动翅膀带着尼尔斯·霍尔格森腾空飞翔的。在那些精力旺盛的鸟背上，也有一群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随着老师的声音睁大眼睛，飞翔在瑞典的天空。

几乎所有的人之前都听过这个故事，有的甚至听过好几遍了，但最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应该是最享受这个故事的人，他们渐渐认识了故事中的不同季节，他们会在还未讲到的某个情节之前便开始笑，因为他们也已经是这个冒险故事的一部分。甚至连加布里埃尔，31号营房老师们最头疼的学生，通常情况下他没有一分钟能安静下来，但听故事的时候也会变成一尊雕像。

尼尔斯是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喜欢作弄庄园里的动物们。一天，尼尔斯的父母去做弥撒，他自己独自在家。一个非常讨厌他这种调皮行为的小精灵把他变成了一个拇指大的小人。为了能够变回原样，他抓住一只家鹅的脖子，跟着一群从他们国家上空飞过的大雁一起飞走了。这个调皮的尼尔斯在抓着家鹅马丁脖子的同时，开始慢慢变得成熟，开始考虑如何超越自己、改掉自己自私的态度。这些孩子们在听的过程中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行为，他们有时候也有些自私，为了早点打到汤而插队，或者偷邻居的勺子。

当蒂塔去找玛格达夫人想告诉她那个时间应该讲尼尔斯·霍尔格森，有时候玛格达夫人会有些许的犹豫。

“但是大家都已经听了这个故事不下十几次了！当他们看到我又要讲相同的故事，他们都从凳子上站起来走了。”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离开。他们不介意听了这个故事多少遍，他们永远喜欢。此外，他们永远都喜欢从头开始听。有时老师担心他们无聊，就删掉或跳过一些情节，但下面立即就是一片抗议声。

不是这样的！他们喊道。

然后她又必须倒回去，不能跳过任何情节地把故事讲完整。孩子们听故事的次数越多，故事就越属于孩子们。

故事讲完了。其他小组的猜谜游戏或简单的手工课也结束了，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可用的材料非常有限。一群小女孩正在用旧袜子和木棍做着人偶。下午副负责人点名之后，孩子们都离开31号营房和家人回去了。

助手们迅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用扫帚把地打扫干净是一种礼貌或者说是一种在现实需要中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也要把凳子摆放整齐，还要清理想象中的食物残渣。因为没有人浪费食物，他们会用舌头舔干净碗里的最后一滴汤，一个面包渣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宝贝。大家完成自己的打扫任务后便陆陆续续地离开了营房，而把安静完完全全地留给了31号营地，因为这里一整天都充斥着上课、唱歌和责骂最不听话的孩子的声音。

老师们围坐在凳子上讨论着当天的一切。蒂塔待在堆放木头的角落里。有时下课之后她经常会待在这里，为的是能够看会儿书，因为书是不能被带出31号营房的。确切地说书在奥斯维辛是不存在的。蒂塔看着角落的东西，她看到一个木棍斜靠在墙上，上面有一个用绳子做的网。好像是一个粗糙的蝴蝶网，如果试图用它来抓蝴蝶的话，由于网做得很粗糙，蝴蝶有可能从任何一个洞飞出去。她才不会去想这个如此没用的东西是谁的呢，因为在奥斯维辛没有蝴蝶。她还想要什么呢？

她注意到墙上木板的一个洞里面有东西，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很短的铅笔，确切地说就是一个铅笔头。但铅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她从地上捡起一只摩根斯坦老师扔了的小鸟，慢慢地把它拆开，这样她就有了一小块可以画画的纸。虽然有点皱，而且也被胡乱画了一半，但至少还是纸。自从离开泰雷津以后，她已经很久没有画过画了……

一位非常和蔼的、给犹太孩子们上课的美术老师曾经说过，画画是离开那里走出很远的一种方式。他是位非常有修养而且热情的老师，因此蒂塔从来都不敢顶撞他。但对于蒂塔来说，绘画不会把她带到外面也不会让她登上另一趟生活的列车，恰恰相反，对于她，绘画就像是书。绘画不是一种离开的方式，而是一种进入的方式。因此，她在泰雷津画的画都是黑色的粗糙的线条、阴沉昏暗的天空。仿佛她那时在自己的内心已经看到了他们被带到奥斯维辛之后的天空，天空被一片灰色的乌云笼罩着。绘画是和自己交流的一种方式，很多个下午通过绘画，她战胜了自己对青春的苦恼，因为在那个地方，她觉得自己的青春还没有开始就马上要结束了。

她在纸上画了一个营房的草图。上面有很多凳子，烟囱就像是一个条石，还有两个长凳：一个给她自己，一个用来放书。这就是她的世界。

不可避免的是老师们向她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在那个下午，“肉垂夫人”痛苦地抱怨到，那些被运送至此的囚犯进入营地之后，从距离营房很近的路去毒气室，当她听到他们的叫喊声、命令声和哭声时，她就不能给学生上好地理课，也不能给他们讲解地中海式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区别。

“火车到了，我们必须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并且继续上课，而孩子们却转过头去窃窃私语，但是我们还得做出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让他们正视这一切难道不好吗？和他们讨论集中营难道不好吗？给他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难道不好吗？”

弗雷迪·赫希不在，他经常下午的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工作，而且参加社会活动的次数越来越少。蒂塔去把书放到隐藏之地的时候总能在他的房间见到他，他总是很专注地在纸上写着什么。有一天，他告诉蒂塔他是在给柏林方面写报告，他们对31号营房的实验非常感兴趣。难道在那些报告上有弗雷迪试图想向别人隐瞒的内容？弗雷迪·赫希不在的时候，面对基什科娃夫人这种难对付的人就只能是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这种能屈能伸的人，米里亚姆会提醒基什科娃夫人注意弗雷迪·赫希的命令。

“但是你觉得孩子们难道就不担心吗？”另外一个老师问她。

“当然。”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回答道。“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难道这有异于往伤口上撒盐吗？这个学校的使命是纯粹的教育：给孩子们传输正常的有意义的东西，避免孩子们陷入绝望，向孩子们展示生活还在继续。”

“但这需要多久？”一个声音问道。然后谈话就变得乱糟糟的。人们试图用悲观的、积极的、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向9月份运来的这批孩子们解释胳膊上的印记，和他们讨论六个月之后的“特别处理”。两个人的对话变成了一群人的吵闹。

蒂塔是唯一一个被允许在那个时间段可以待在营房的年轻助手，作为老师们争吵的证人这让她感觉有点不舒服，而且“死”这个词在她听来就像是很淫秽很罪孽深重的东西，于是她便离开了。那天她在任何地方都没看见弗雷迪，有可能他在忙很重要的事情。他要为统帅部的正式访问做准备。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有弗雷迪·赫希的房间钥匙，她为蒂塔打开门让她走到藏书的地方把书藏好。蒂塔试图看看这个副负责人是否有背叛或虚伪的表情，因为蒂塔对她也有疑惑。但她在埃德尔斯坦夫人脸上看到的只有深深的忧伤。

她若有所思地离开了31号营房，想着要不要去问问爸爸，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忽然她想起来还要注意门格勒，于是迅速地转过头去左右看了看是否有人跟踪她。风停了，营地开始下雪了，连一个党卫军的影子都没有。营地道路上也只有匆匆忙忙的几个行人在寻找自己那温暖的营房。然而，在两个营房之间的侧路上，她看到一个人冒着严寒、穿着旧西装、脖子上围着一块手绢在那里跳着。她再仔细看了看：花白的胡子，凌乱的头发，圆圆的眼镜……是摩根斯坦老师。

他手里拿着一个带着网子的木棍使劲地一上一下晃动着，蒂塔这才发现那是她在31号营房看到的蝴蝶网。因为搞不懂他在空中挥舞着蝴蝶网做什么，她在那停了一会儿并注视着老师。直到最后她才明白，而且她绝对没有想到，摩根斯坦在用它网雪花。

看到蒂塔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他便冲她友好地挥挥手。然后又立刻继续他那辛苦的捕捉冰蝴蝶的工作。追雪花的时候，有时差点滑倒或打个趔趄，但最终还是网到了，他把雪花放在手掌心看着它如何融化。老教师花白的胡子虽然已经结了冰晶，但蒂塔在那么远的地方猜测他一定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10

为了不让两个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蒂塔每个下午去弗雷迪·赫希房间还完书便想立刻离开。她不想冒险去发现他眼睛里的东西，因为这有可能会让她心中被我们称作“信任”的那个木塔轰然倒塌。她宁愿闭着眼睛相信他，就像是在做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似的。但是她又很固执，她越是想这样做，31号营房的那个场景越是挥之不去。就像尼尔斯·霍尔格森抓住鹅的脖子飞向远方一样，为了离开那片沼泽，她紧抓着图书馆的书。

奥塔·凯勒老师传染给她的好奇心让她那些下午都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阅读着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书，即使营房内已经下课，学生们都在嬉戏，进行猜谜比赛，用那些奇迹般出现的铅笔画画，或是准备戏剧表演，但她还在那里继续看她的书。她更希望能够拥有一本老师提到的那些令人兴奋的小说。《世界简史》是图书馆被借次数最多的书，因为这本更像是一本教科书。的确，把头埋在书里让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布拉格的学校，抬起头，仿佛看到了前面绿色的黑板和老师那沾满粉笔的手。

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仍然不是很完善。200多年前，我们只知道最近3000年发生的历史。对于3000年之前的历史，我们仅能凭丰富的想象力和传说加以阐释。

威尔斯，说他是历史学家，倒不如说他更是小说家。他在书中利用科学家们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月亮的荒诞理论阐述了地球的成因，然后带领读者们穿过不同的地质时代，认识前寒武纪时代的早期藻类、寒武纪时代调皮的三叶虫、石炭纪时代出现的大片森林、二叠纪时代出现的早期爬行动物。

蒂塔带着惊恐漫步在因火山喷发、由极热到极冷的气候巨变而引起晃动的地球上。最吸引她注意力的是恐龙时代，一群巨型爬行动物掌控地球的时代。

人类的思维与爬行动物的思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无法超越这种差异对它们产生好感。我们对它们的那种简单、急切的本能动机实在不能理解，比如，他们的恐惧、憎恶和食欲。因为人类的动机错综复杂，做什么事都会衡量利弊，更加注重结果，而不是简单的冲动，所以我们不能理解它们单纯的动机。

她想知道如果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看到他们住的地方，他会不会区分爬行动物和人类。

那本书陪伴她度过了31号营房那些最混乱的下午。它就像是一个通行证，可以从地下通道进入埃及雄伟壮丽的金字塔，可以穿过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或是亚述的重大战役。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的一幅大地图向她展示了其辽阔的疆域，现有的最大的帝国也比不过它。她注意到作者书中“犹太的教士与先知”这一章节的内容和她小时候教给她的神圣的历史内容有出入，这一点让她有点搞不清楚了。

因此她还是更愿意回到关于古埃及的那几页，它们会把她带到有着神秘名字的法老的世界，让她登上他们的驳船航行在尼罗河上。最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说得很对，真的存在时间机器：书籍。

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她必须赶在就寝号响起之前把书还回去。经过持续一个半小时痛苦的排队点名之后，蒂塔非常开心地离开营房和爸爸赶去上课。今天是地理课。

经过14号营房的时候，她看到玛吉特和雷内坐在路边。她们也是刚刚点完名，而她们的点名要更痛苦一些，因为是露天的。她看到她们俩表情都很严肃，便停下来和她们打招呼。

“怎么啦？女孩们。发生不好的事啦？你们待在这里会冻坏的！”

玛吉特把头转向雷内，看上去她好像要说什么。雷内从额前扯出一缕卷发紧张地在嘴里嚼着，叹气时嘴里哈出来的热气消失在了空气中。

“那个纳粹分子……骚扰我。”

“他对你做什么了吗？”

“没，还没有。但是今天上午他又一次走近我站在我面前。我知道是他所以我不愿意抬起头，但他却一直不走。最后他摸了我的一只胳膊。”

“你怎么做了？”

“你知道，如果我抬头看他的话，就无法挣脱了。因此，我踢了一撮土到站在我旁边的同伴的脚上，她立刻像斗牛似的叫喊起来。出了这点小麻烦，其他的党卫军都赶了过来。然后他便什么也没有说，向后退了几步。但他的确是冲着我来的……这不是我想象的，玛吉特昨天都看见了。”

“是的，是真的，就在我们点完名回营房看爸妈之前，我们俩在那里聊天，他就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看着雷内，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很生气地看着她？”蒂塔问。

“没有。他紧盯着她看。怎么说呢……就是男人们那种坏坏的目光。”

“坏坏的？”

“我觉得他想和雷内发生肉体关系。”

“玛吉特，你疯了吗？”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男人们两眼放光、张着嘴巴，这就意味着他们想象你赤裸着身体。男人们都是些居心不良的人。”

“我怕。”雷内小声说道。

蒂塔抱着雷内对她说大家都害怕。她们俩会尽可能地跟她多待一会儿。

雷内两眼泪汪汪的，而且在发抖，不知道她是因为冷还是害怕。玛吉特好像也快要开始哭了或是打喷嚏。蒂塔捡起地上的一块木屑开始在白雪覆盖的地上使劲地画着一些方格。

“你做什么？”她们俩几乎同时问她。

“跳房子。”

“迪迪卡，拜托！我们俩已经十二岁啦。我们不玩跳房子。那是小女孩的游戏。”

蒂塔继续画着她的方格，她认真地在地上画着仿佛没听见她的话似的。画完之后冲着她俩抬起头，而她们俩却注视着她等着她说点什么。

“人们现在都开始陆陆续续回营房了。没有人看见咱们！”

蒂塔在地上找东西时，雷内和玛吉特皱起额头，摇摇头说不。

“可以用木屑。”蒂塔对她俩说。然后把木屑扔进了一个方格。

蒂塔稍微有点不稳地跳了一下。

“太笨拙了！”雷内笑道。

“难道在雪地上你可以跳得更好？”蒂塔有点生气地冲她吼道。

雷内提起衣摆，把木屑扔进格子，在玛吉特的掌声面前她开始准确地跳了起来。玛吉特自己后退了一点，她是她们三个之中最不灵活的：单脚跳后退的时候自己绊到了自己，重重地摔在了雪地上。蒂塔想要上前拉她起来，结果踩在冰块上向前一滑，仰天摔倒在地。

雷内嘲笑她们俩。玛吉特和蒂塔躺在地上向她扔雪球，雪球砸中了头部，头发被染成了白色。

三个人都笑了。

终于笑了。

蒂塔衣服虽然湿了，但她很高兴。她飞快地离开了她俩，因为星期三她有地理课。星期一是数学课，星期五是拉丁语课。地理老师是她的爸爸阿德勒。她的笔记本就是她自己的大脑。

她还记得她到达位于约瑟夫区的房子的那天，她爸爸已经没有办公室了，于是便坐在餐厅兼客厅里唯一的一张桌子旁边，一根手指转动着他的地球仪。像每天下午一样，蒂塔背着书包走过去给了他一个吻。有时她会坐在爸爸的腿上玩说国家名的游戏，爸爸很快地转动着地球仪，之后忽然停下来，随手指一个地方让她来猜国家。那天她有些心不在焉，爸爸告诉她收到了学校的通知：放假。“放假”这个词在孩子们的耳朵里就是音乐。但是爸爸这样突然告诉她这个意想不到的假期，让她觉得这个音乐听上去有点走音。她记得当时自己的心情瞬间从喜悦跌倒了焦虑，因为她发现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回到学校了。于是，爸爸示意她坐在自己的腿上。

“你可以在家学习。叔叔艾米乐是药剂师，他教你化学；堂姐露丝给你上绘画课。我去跟他们说，你等着就行。我教你语言和数学课。”

“那地理课呢？”

“当然是我啦。你会厌倦环球旅行的！”

课就是这样了。

1942年他们被驱逐至泰雷津之前，这是他们在布拉格最后的时光。从住在奥斯维辛地下室这一点来看，之前的生活还不算太糟。在此之前她爸爸总是很辛苦地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陪她。因此蒂塔很高兴爸爸能当她的老师，给她讲世界上最高的山——珠穆朗玛峰，或者沙漠中的地下水源形成的沙漠绿洲。

所有的课程都在下午。上午的时候，她爸爸还是保持着之前以往的习惯，同一时间起床、剃须、穿上西装、仔细地打着双环结领带。在他出门去社会保险的办公室工作之前，会分别给妈妈和她一个带着剃须水味道的吻。

有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蒂塔在街上散着步，走到市中心时碰巧从大陆咖啡店门口经过，透过玻璃窗她看见爸爸坐在里面。之后的大半个上午她都在看一些商店的橱窗，因为那些商店都不允许她入内。当她再次经过大陆咖啡店的时候，爸爸依旧坐在那张圆桌旁边，面前放着同样的空杯子和同一份报纸。当时她听到人们都在低声嘟囔讨论着她的爸妈，但当她走近一点之后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变得安静了。爸爸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他们辞退了，但他不愿意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

她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她也从未告诉过他，她知道他的工作就是走到位于格拉本街的大陆咖啡店喝上一杯咖啡，而且一喝就是一上午；他的工作就是成为第一个拿走盖有邮戳、经常被夹在木棍上的报纸的人，这种报纸只在几个地方有，他的主人是一个保留着公开许可证的、非常有影响力的犹太人。

尽管在那一刻她最关心的是想知道31号营房负责人的想法，但在去往爸爸的营房的路上，她还是两次回头看了看，以免门格勒跟在她后面。

像每个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一样，如果不下雨，爸爸就会在营房边上等她。披着一条旧的、几乎快成絮状的方格毯子，但他会把它尽可能地抻开铺在地上，他们两个人坐在地上。那就是她的学校。等她到的时候，爸爸已经在泥地上用木棍画了一幅世界地图。为了记住那些地方，她很小的时候，爸爸告诉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像是一条巨蛇的头，意大利就像是一位高贵夫人的靴子。为了认识世界，在奥斯维辛的泥地上画上地图是很值得的。

“蒂塔，今天我们学习地球上的海洋。”

她有点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她在想如果爸爸看到31号营房的地图册那该多兴奋啊，但是那些书不能被带出来，而且她脖子后面还有门格勒的眼睛，所以这件事提都不能提。那天下午她根本无法用心去听爸爸的讲解，还有就是天气寒冷，开始下雪了。

所以，课没结束之前妈妈的到来让她很高兴。

“天太冷了。今天就到这吧，要不然你们会感冒的。”

在这里，没有青霉素，没有毯子，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感冒是会死人的。

她们俩站了起来，爸爸把毯子给她裹上，但实际上他冷得直打哆嗦。

“我们去营房里面吧，一会就要分发晚饭了。”

“妈妈，把一块干面包叫做晚饭是一种很乐观的心态。”

“都是战争啊，蒂塔……”

“我知道，我知道，都是因为战争。”

妈妈沉默了，她便趁此机会向爸爸说了她所担心却从未跟他说起的事情。

“爸爸，在这里，在这个营地，如果你要说个秘密给一个人，你会相信谁？”

“你和妈妈。”

“好吧，这个我知道。我是指另外一个人。”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是个很好的女人，你可以信任她。”妈妈走上前来说。

“你要告诉她一件事情的话，很快连打扫厕所卫生的人都会知道的。那个女人就是个大喇叭。”她丈夫说道。

“我同意，爸爸。”

“这里我所认识的最正直的人就是托马斯·赫克先生。他刚才正巧从这儿经过还给我们打了招呼。比起打汤的时候排在第一位，他更关心其他事情。他关心每个人，鼓励每个人，对其他每个人身上发生的事都感兴趣。在这里这样的人不多。”

“那如果你针对某事征求他的意见，你认为他会给你说实话吗？”

“绝对会。你为什么问这个？”

“噢，没什么。就是瞎问……”

蒂塔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她要去和托马斯·赫克先生见一面看他有什么想法。

“你奶奶常说唯一说实话的只有孩子和疯子。”妈妈说。

孩子和疯子……孩子们对弗雷迪几乎是一无所知。忽然一个念头从她脑中闪过，摩根斯坦……她不能去跟任何一个人讲她怀疑弗雷迪欺骗大家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当着其余人的面很严厉地斥责她、指责她是个叛徒，或者谁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对于摩根斯坦来说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他去跟大家说这些事情，她到时就矢口否认，就说是他在疯言疯语。他知道弗雷迪的事吗？她觉得这是她首先要调查的问题。

她以去看玛吉特为借口告别了父母。她知道那个退休的建筑师经常会一直待到31号营房喝汤的时间，有时也会藏在木板后面，下午的时候她也会藏在那里翻开一些书，为的是能在铁丝网上打开一扇窗户。

普通助手下课之后没有权利待在那里，因为她是图书管理员，所以情况特殊。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其他的男孩和女孩都没好脸地看着她，她也没有赢得同龄人的喜爱。但是这些她都不是很在乎。她的脑袋就是一口锅，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在翻腾。自从她的心被那些疑虑侵蚀以后已经变得够乱了，她现在已经不知道弗雷迪到底是一个王子还是一个坏人。

一群老师在聊着天，甚至都没注意到她。她径直走到营房最里面，蜷缩在木板后面。摩根斯坦老师在用一张很破的纸折着一只小鸟。废纸是很难弄到的，很多方面大家都想用到它，比如当做卫生纸来用。

“老师，下午好。”

“咦，图书管理员小姐！多么荣幸的来访啊！”

他起身向她鞠了个躬。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不，不用。我只是散散步……”

“好啊。每天散步半小时可以多活十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天散步三个小时最后活到了一百一十四岁。他死是因为有一次散步时绊了一跤摔到了沟里。”

“遗憾的是在这个恐怖的地方不适合散步啊。”

“是啊，不过动动腿也有用。腿没有眼睛的。”

“摩根斯坦老师，您是不是已经认识弗雷迪先生很久了？”

“我们是坐同一趟列车来到这里的。那应该是在……”

“在9月份。”

“对！”

“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没别的啦？”

“你觉得没那么优秀？在这个时期很难找到人来上课，很难找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蒂塔有点犹豫，但她没有多少机会和人说心里话。

“老师……您有没有可能觉得弗雷迪隐藏了有些什么？”

“当然。”

“什么？”

“书。”

“废话！那个我知道！”

“好吧，阿德勒洛娃小姐，别生气。您问我了，我也回答您了。”

“是，是，对不起。我想问您的是信任，您认为我们可以信任他吗？”

“您问的问题很奇怪。”

“好吧，那算了吧。”

“我不明白您说的信任弗雷迪是什么意思。您是指他作为营房负责人的职务？”

“不全是。我想说的是您觉得他的表面和内心是否一致。”

老师沉思了一会儿。

“不，不一致。”

“和您感觉得不一样吧？”

“不。我表面和内心也不一致，您也不一致，所有的人都不一致。因此上帝让思想变成了哑巴，这样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听见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每次只要我说出我心里的想法，大家都很生我的气。”

“噢……”

“我觉得你想问我的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地方一个人可以相信谁……”

“正确！”

“我坦白地对您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信任，所谓的信任，我只相信我最好的朋友。”

“好吧。那谁是您最好的朋友？”

“我自己。我是我最好的朋友。”

蒂塔注视着这位老教师，全神贯注地折着自己的纸鸟。她认输了，因为从这个男人这里她什么都没有得到。

而她的内心却对自己说，这个人简直让她发疯。

回到自己的营房，一切都很安静。好的就是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门格勒的踪迹了，但她还是不能松懈，因为到处都是那个男人的眼睛。睡觉的时候，和她同床的女人弓着腰背对着她睡在那里，她尽量不去触碰她。她想着也许可以和副负责人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说说弗雷迪的事情。但是如果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和他串通一气呢？她的丈夫雅库博之前是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主席，纳粹分子把他和其他的囚犯分开关押。当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她很担心，能看出来她也很悲伤，一副失望的表情，然后用双手捂住眼睛。从纳粹分子方面来说不能这样，这样她不会得臆想症吗？

尽管有时也有一些比纳粹和囚犯更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会让她渐渐忘掉一切。她会试着和托马斯·赫克先生来说这件事。一切都很混乱。一闭上眼睛，一幅画面就会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要把这幅画面放入奥斯维辛最珍贵的相册里——玛吉特和她躺倒在雪地上，雷内看着她俩，然后三个人开始大笑。虽然她们三个一直就这样笑着，但她却没有忘记该做的事情。

11

1944年2月末，阿道夫·艾希曼中校（1941—1945年间任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和德国红十字会外联部主任迪特·纽豪斯率团参观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他们的任务是亲自来取关于31号营房作为实验营的报告，这是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唯一一个关押小孩的营房。

弗雷迪已经对利希滕斯坦做了明确指示，要求所有人，无论老少，全部以最好的状态站整齐以接受检查。31号营房的负责人对卫生情况要求特别严格。孩子们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助手们带着他们有秩序地去水池那里。在那里孩子们用一股很细的冰冷的水洗漱，说是洗漱还不如说是刺激他们清醒。1月份黎明的温度低达零下25度，而且有好多天水管都结着冰。尽管洗漱时孩子们冷得直发抖，但弗雷迪还是像着了魔似的坚持让孩子们保持这个习惯。他们只有很少的几条毛巾，差不多二三十个孩子共用一条。洗漱完之后便去营房点名。

当弗雷迪上午十点左右出现的时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点名的队伍也已经排好。大家注意到他有点紧张，因为他的态度比平时党卫军的态度还要厉害：他的命令很干脆。外面传来一阵哨子碰撞的声音和刽子手们靴子踩在木板平台上的声音，这个平台就搭建在营房的旁边。没过多久，出现了两个党卫军，迈着步子走向一队胸前带有勋章的长官面前。

弗雷迪·赫希在排好队的囚犯中间开出一条路，双脚很响亮地并拢立正，虽然不是很熟练但比起平时穿着木屐却要优雅得多。征得允许之后，便开始解释说31号营房一整天都会把孩子们聚集在这里，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干扰到其他营地的正常运转，还有就是他们的父母也会得到释放，以便于他们可以在不同的车间劳作。让弗雷迪感到舒服的是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因为他不擅长捷克语。

艾希曼中校和鲁道夫·赫斯少校率领着代表团，紧跟在后面的是党卫军的其他首领，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负责人施瓦茨休伯。再后面一点，是门格勒上尉。他的上尉军衔比率领代表团的两位的军衔要低，可以看得出他拉开距离是为了表示其对职位高低的尊敬。但蒂塔观察着他，可以看得出他的表情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的脸上写着厌恶。他讨厌当局这些人决定上午来营地，因为他本来要去高尔夫球场玩的。

门格勒忽然抬起头看着那些囚犯。他看见了蒂塔。蒂塔假装看着烟囱，但她知道，门格勒看着她的兴趣就和医生检查病人的兴趣一样。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个男人到底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她不相信是性，这和雷内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玛吉特知道这件事，所以她那会儿特想玛吉特和她在一起，看她能否帮自己看看这个男人，因为她说当男人们看着年轻女孩的时候目光都是邪恶的。蒂塔觉得门格勒的目光不邪恶，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目光也很正常，但正因为这样，所以更可怕。

艾希曼点点头，严厉的表情下对弗雷迪的话又表现出一丝善意，他想让弗雷迪知道，他听了弗雷迪所说的内容之后，对其行为表示赞同。尽管他穿着干净的衬衣，一条不是很皱的裤子，但所有的官员还是都站在距离他一米开外的地方，弗雷迪就像是一个贫穷的农民站在一群权贵人士的会场中间，他们向他展示着自己那熨烫平整的制服、光亮的靴子以及容光焕发的面貌。蒂塔注视着他，尽管有一肚子的疑问，但还是对无助的弗雷迪感到无比的敬佩，希望他不要被他们吞噬掉。他们一边不屑地看着弗雷迪，一边继续听他说着。弗雷迪是一个催眠毒蛇的行者。蒂塔相信他，她会努力地相信他。

穿着高筒靴、带着军棍的随行人员刚一离开，两个助手就带着一锅汤来了，营房供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一下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情形。大家都取出自己的破碗和弯了的勺子，孩子们则祈求上帝在给他的汤里至少有一块胡萝卜。吃过午饭之后营房空了，孩子们要么在外面自由活动，要么和他们的父母回营房。只有一些老师挤坐在营房深处的凳子上，讨论着那些纳粹分子的重要人物检查的事情。他们很想听听弗雷迪对这件事的看法，但是他已经消失了，确切地说他不想任何人问他问题。

弗雷迪在哪？大家互相问着。

军官食堂正在举行庆祝宴会。番茄汤、鸡肉、土豆、卷心菜、烤狗鱼、香草冰淇淋、啤酒。为他们服务的是来自耶和华见证人的女囚犯们，赫斯最喜欢这类人，因为她们从不抱怨，她们认为那都是上帝的旨意，必须得开心地接受。

“大家请看。”赫斯对他的同事边说边站起来，没有摘掉胸前的餐巾。

他向一个服务员打了个手势示意她过来，然后掏出鲁格手枪抵着她的太阳穴。其他的纳粹长官们都停止了喝汤，期待地望着他们。餐厅一下子变得安静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那个女囚犯从容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端着两个脏盘子，她甚至连枪看都不看一眼，更别提看用枪抵着她的人了。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反抗，也没有害怕的表情。

“她在感谢上帝！”赫斯大笑着对他们说。

出于礼貌，其他人也微微笑了一下。鲁道夫·赫斯最近已经被免去了奥斯维辛的少校军衔，因为他的手下在营地的账目管理上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盖世太保的一些上层官员对他已经没有好脸色了。艾希曼没等赫斯回到桌前便开始静静地喝起汤来。他觉得这样的玩笑与吃饭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他认为杀犹太人是一项很严肃的任务。因此，1944年，也就是同一年，党卫军的头目海德里希·希姆莱鉴于战事必然溃败，要求他停止最终方案，但他仍然继续下令将大屠杀一直进行到年底。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被蒂塔称作“比克瑙大喇叭”，她所说的给所有囚犯提供一顿带香肠的特别午餐的消息是假的。仅仅只是一个消息而已。

蒂塔要去和她的父母聚会。但大人们回到车间工作之前的这段休息时间，所有人都乱哄哄的。她看到了远处的托马斯·赫克先生，她觉得这是和他谈话的最好时机。那个男人将会为她指明方向，因为他认识很多人。她坚信他将会对自己说弗雷迪·赫希是一个诚实的人，内心没有隐藏任何东西。她开始向他走去，但由于营地道路上太多的人以至于她几乎寸步难移，所以他时而消失在她的视线里，时而又出现在她的视线里。他朝着31号营房和医院营房的方向走去，那里人要少一点。虽然是一个和她爸爸年纪相仿的男人，但腿脚却非常灵便，以至于蒂塔都追不上他。她看见他走过了31号营房几乎快到营地尽头了，那里是堆放衣服的仓库，里面临时关押着的不是犹太人，而是身份为看守的普通德国囚犯。她不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因为如果没有授权，囚犯们是不能进去的。堆放在那个仓库的破衣烂衫对于纳粹们来说是很宝贵的财富。也许托马斯·赫克先生想去那里帮需要衣服的囚犯找件衣服。她父母曾告诉她那个善良的男人为很多人提供帮助，包括找衣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个男人非常坚定地走进了仓库，由于蒂塔来不及追上他，只好在门口等着。她闲着无事便在仓库四周转了转。在家庭营地的铁丝网外面，是进入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要道和即将完工的铁路，这条铁路运输线直接通向营地正门瞭望塔下面的中心地带，在那里可以监视到一切。她不喜欢待在那里，正好出现在正门哨兵的视线里。于是她沿着营房仓库边的小路随意地走着，她看见了一扇窗户。之所以引起她的注意是因为其他营房都没有窗户，而且这扇窗户还是开着的，因为营房里面一直很潮湿，开着为了通风。她靠近窗户，听到里面托马斯·赫克用德语说话的果断的声音。蒂塔有点好奇，于是坐在窗户下面。偷听别人说话是没有素质的表现。

用毒气让人窒息而死也是没有素质的表现……

一个愤怒的声音打断了托马斯·赫克先生的话。

“我们已经给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不要退休社会主义者的名单！我们要抵抗组织成员的名单。”

蒂塔听出来了那个声音，那个生硬的、冷冷的声音，是“库拉”。

“这个很难。他们都隐藏起来了。我曾试图……”

“继续查。”

“是，先生。”

“好了，走吧。”

“是，先生。”

为了他们离开时她不被发现，蒂塔想迅速躲到仓库后面，却摔了一跤，顿时吓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善良的托马斯·赫克先生……简直就是个混蛋！

蒂塔小心翼翼地离开了那个地方，边走边想，那个营地上的真相都去哪了，难道都被地上的淤泥掩盖了？

“我现在该去相信谁呢？”

正在那时她的脑子忽然想起了神经质的摩根斯坦老师给她说的话：相信自己。

最终那个老疯子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在这件事上她现在是一个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件事。

弗雷迪·赫希也是一个人独自待在房间。也许是因为这么多年他一直试图用谎言的水泥来掩盖那些裂缝，但这些东西一旦触碰便会坍塌。

教练员坐在房间的椅子上，这时有人敲门。是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她进来之后背靠木板坐在地板上，感觉好像非常累似的。

“艾希曼对你的报告有说什么吗？”

“没有。”

“那他们想要什么？”

“谁知道……”

“施瓦茨休伯满面喜色，像只哈巴狗似的一直冲着艾希曼笑。”

“或者像一只杜宾犬。”

“对。他的脸让人想起金毛杜宾犬。对于门格勒，你有什么要对我说吗？好像他有点不悦。”

“他在想其他事，想一些无关的事。”

米里亚姆沉默了一会儿。和她再熟悉的人，她都从来不可能当着他们的面这样说门格勒。

“你和如此恶心的人相处得不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写着逝去囚犯名字的包裹到达营地之后被送到31号营房，就是由他授权的。我和他相处得不错是因为那是我的义务。我知道有人说门格勒是我朋友，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是能为孩子们谋到好处，即使是魔鬼我也会和他处得很好。”

“你已经做了。”她笑着说道，同时也冲他挤了一下眼睛。

“和门格勒交往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恨我们。在这一点上他很聪明，但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是纳粹之中最危险的人物。”

“如果他不恨我们，为什么会实施这么多暴行？”

“因为适合他。那些纳粹分子认为我们犹太人是来自地狱世界的畸形的下等人类，而他不这么认为。他曾告诉我说，他发现了很多犹太人值得他敬佩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还要虐待我们？”

“因为我们犹太人很危险。我们是一个可以对抗雅利安人的种族，一个可以推翻他们统治权的种族。因此他们要消灭我们。但这并不是他的个人想法，仅仅只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种土豆的农场主知道附近有野猪，他要做的就是设下陷阱杀掉它们。野猪死在满是钉子的陷阱，这种死的确很残忍。但是农民们不会因此而厌恶农场主。但如果他们看到野猪在森林里跑来跑去，他们有可能还会觉得它是很可爱的动物。门格勒就像是农场主，而土豆就像是他们雅利安人自己。他是一个不懂得憎恨的男人……可怕的是也是一个不懂得同情的人。任何东西都不能打动他。”

“我不能跟一个罪犯这样谈判。”

说完，米里亚姆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弗雷迪站起来走向她，亲切地问她：

“有雅库博的消息吗？”

六个月前她和家人从泰雷津来到这里的时候，盖世太保的两个警察抓走了她的丈夫，把他带到了离这3公里外的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到现在她都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今天上午走到了艾希曼的身边。他认出我参加过几次布拉格的会议，但一开始他还假装不认识我。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他也有些小气。党卫军们差一点就要打我，但他至少还命令他们住手，还让我问了关于雅库博的情况。他告诉我他们已经把他转移到了德国，现在状况很好，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可以聚在一起了。然后他便转过身去了，我到嘴边的话就没能说出来。我当时有一封给雅库博的信，但是却没办法给他。阿里亚已经给他爸爸打过好几次电话了……”

“我看看我能不能查到点什么。”

“谢谢，弗雷迪。”

“这是我欠他的。”弗雷迪补充道。

米里亚姆再次点点头。她知道，但这个事情不应该说出来。弗雷迪·赫希是犹太人的阿基里斯，只有他能攻占整个特洛伊。但也可能很响亮地倒地，因为他的脚后跟极其脆弱。

神话人物的问题就在于：永远不会倒地，而是坍塌。艾蒂塔坚定地沿着营地道路走着，她心中家庭营地神话人物的形象已经坍塌了。她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容易，因为说到底，他对大家来说一直都是个有威信的、有礼貌的、优雅的、非常善良的、热情的人，而她只是一个瘦弱的小女孩。但无论怎样她还是要去找他。和党卫军本身比起来，他让蒂塔觉得更恶心。他们穿着制服，大家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而来，害怕他们，藐视他们，甚至憎恨他们……但至少还从来没有让她感到如此恶心，而现在只要一想到托马斯·赫克先生那犹太人优雅的笑容，她就觉得恶心。

她走得飞快，感觉她那两条小细腿都要腾空而起。她也试图用同样的速度想出一个计划，但是什么都没想出来。她唯一的目的就是说出真相，虽然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说很不合适。

走到爸爸的营房时，看到前面有一群人围坐在用每个人的围巾铺成的毯子上面，这些都是经常围在托马斯·赫克先生身边的人。当然，她的父母也在其中。有一个人在说着什么，是托马斯·赫克先生。他坐在人群中间，眯着眼睛点了点头，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鼓励妇女们继续表达自己。

蒂塔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很粗鲁地踩在毯子上，弄得上面全是泥点。

“喂，孩子——！”

蒂塔脸红了。她抬起胳膊指向那群人的中间，用有点颤抖的声音说道：

“托马斯·赫克先生是个叛徒，是党卫军的告密者。”

人群中立刻传出了嘀嘀咕咕的声音，大家都紧张得直摇头。托马斯·赫克先生试图继续保持微笑，但是他能做到的只是把头转向一边。

人群中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丽莎。

“艾蒂塔，你在做什么？”

“我来告诉大家！她女儿没教养！她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打断大家，来侮辱像托马斯·赫克先生这么有素质的人呢？”一个女人跳出来说。

“阿德勒洛娃夫人，应该好好给您女儿一记耳光，如果您不动手的话，我来。”一个男人对她说道。

“妈妈，我说的都是真的。”蒂塔非常紧张地说道，而且已经稍微有点不自信了，“我听见了他和‘库拉’在堆放衣服的仓库的谈话。他就是告密者！”

“那不可能！”之前的那个女人彻底被激怒了。

“是您给她一巴掌让她闭嘴呢，还是我来给她一巴掌。”那个男人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

“如果真的要惩罚谁的话，你们惩罚我吧。”丽莎温顺地说道，“我是她妈妈，如果我女儿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们就来扇我耳光吧。”

站起来的是汉斯·阿德勒。

“这儿不会动手打任何人的。”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艾蒂塔说的是真的。我知道。”

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讶的吵闹声。

“我说的当然都是真的。”蒂塔更加有勇气地喊道，“我听见‘库拉’向他要抵抗组织的成员名单。所以他每天都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问大家很多问题，而且还让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情况。”

“托马斯·赫克先生，您有什么要说的吗？”汉斯注视着他问道。

几乎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都把头转向托马斯·赫克，而他却依然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一样沉默不语。他慢慢地站起来，脸上的笑很僵硬。他平时也是这副表情，但这次却极其不自然，就好像是他只有唯一的一个表情似的，遇到今天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他都做不出来其他表情。

“我……”他开始说话了。所有人都做好了认认真真地听的准备，因为托马斯·赫克先生的口才很好，想必这一切都是个误会，他应该可以解释清楚的。“我……”

但是他再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低下头，一言不发。大家给他让开一条道，他便急匆匆地走向自己的营房。所有人都困惑地待在那里互相看着对方，尤其是注视着阿德勒一家三口。蒂塔抱住了爸爸。

“汉斯，你怎么如此确定蒂塔说的是真的？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丽莎问他。

“我不知道。这只是审判时常用的一个计谋——虚张声势。你要装做已经完完全全掌握了一切情况，但实际上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时被告者自己的犹豫就会出卖他自己，自己觉得自己被发现了，自己也就把自己打倒了。”

“那如果他不是告密者呢？”

“那就道个歉啊。但是……”他冲女儿挤了挤眼睛，“我知道我女儿手里拿了一副好牌。”

人群中有一个人向他们走了过来，然后很友好地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我都不记得你之前是个律师了。”

“我也不记得了。”他答道。

之前气汹汹的要打人的那一对男女羞愧地走了。

但还是有必要做点什么以揭发托马斯·赫克先生的告密行为——告诉“比克瑙大喇叭”。他们三个人一起去找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这个善良的女人每天数次请求上帝或者几个圣经长老保佑她，之后就开始敲锣。

疑虑就像是一株扎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烂泥里的植物。48小时之后，所有的营地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托马斯·赫克先生再也不受欢迎了。吃饭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坐在一起，也不愿意和他说任何事。一个假偶像就这样坍塌了。

12

鲁迪·罗森博格走到他所在隔离营的营房后面靠近带电铁丝网的地方。铁丝网另一边等着他的是爱丽丝·芒克。他们俩都停在了距离铁丝网几步远的地方，虽然铁丝网带有万伏电压，但两个人还是再向前走了一步，然后慢慢地坐下来，这样，瞭望塔上的党卫军就会放松对他们的监视。

那个下午，鲁迪和她见面要聊很多东西。爱丽丝告诉他，她家位于布拉格北部发达工业地区，而且她现在很想回家。罗森博格对她讲，自己的梦想是在营地和战争的噩梦结束之后去美国。

“那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在那里商业是很重要的。那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穷人可以当总统的国家。”

寒风刺骨，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他们俩冷得腿直打哆嗦。他穿着一件毛料大衣，但爱丽丝只穿了一件很旧的对襟绒线衣和一条旧的羊毛披肩。鲁迪看到她已经冻得嘴唇发紫，而且不停地发抖，于是便对她说最好还是回营房，但她却对他说不。

寒冷的下午，私下待在这里要比和营房内的那些女人们挤在一起感觉好多了。营房里到处都充斥着汗味和疾病的味道，甚至还有抱怨的味道。

两个人冷得撑不住了，便都站了起来，沿着铁丝网两边慢慢向前走。党卫军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两个，因为记录员给他们有些人弄到过香烟，有时也给他们那些苏联或捷克士兵当翻译，所以党卫军们也就一时同意他们在铁丝网那里会面。

鲁迪给爱丽丝讲了他做记录员碰到的每一件有趣的事情，但他却没有对她讲刚到营地的那些站在登记桌子对面的囚犯垂头丧气的表情。有时候有些事情，为了听起来更加有趣，他会编些内容出来。当爱丽丝问他是否真的每天都用毒气杀死100多人时，他告诉她只是那些无法医治的囚犯。为了不让爱丽丝难受，他马上转换了话题。鲁迪知道在奥斯维辛真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事情。

“我给你带了个礼物……”

他把手伸进兜里之后又取出来，打开拳头，手心里有一个很小的东西。当她发现是很值钱的东西时，她瞪大了眼睛，是珠宝。其实只是一个蒜瓣儿。

经过实践，他已经知道如何观察党卫军。他瞟了一眼瞭望塔，发现斜挎在党卫军身上的步枪枪口指向营地的另一边，这说明党卫军背对着他们，于是他迅速地走到铁丝网跟前。不能碰到铁丝网，但也不能走得太慢，因为如果党卫军注意到他，会严惩他的。党卫军转过身来之前，他只有十秒钟的时间。两根手指从铁丝网的空隙中伸过去。还有五秒。他松开蒜瓣儿，爱丽丝把手伸过去迅速地接住了它。还有四秒。他们俩分别向后退了几步，回到了之前距离铁丝网几米远的地方。

爱丽丝害怕又惊讶地看着蒜瓣儿。鲁迪很高兴他能唤醒女孩的这些感受。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敢把手指头伸进那个杀人的铁丝网的空隙，好多在营地做黑市生意的人都是把东西从铁丝网上方扔过去。但他觉得这样的行为在很远的地方都能被看见，况且在营地还有那么多双眼睛，那么多舌头。

“吃吧，爱丽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但是待会儿我就不能问你……”

“吃吧，爱丽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必须吃掉它，你太瘦了。”

“你不喜欢我？”她撒娇地问。

鲁迪深吸了一口气。

“你知道我喜欢你喜欢得都要疯了！今天这个发型让你看上去太漂亮了。”

“你注意到了！”

“但是你得把那个蒜瓣儿吃了！我费了好大劲才弄到的。”

“太感谢了。”

但她还是把它握在手心没有吃。鲁迪有点不高兴地小声说道：

“上次我给你带一根芹菜来的时候你也是这样。”

爱丽丝撒娇地撅起嘴巴抬头看着天空，好像是在给他指着什么。这时鲁迪才意识到，然后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爱丽丝，你疯啦！”

直到那一刻，他才发现爱丽丝头上戴了一个发带，一个紫色的发带，对她来说也许太幼稚了，但在那里确是奢侈品。奢侈到这是她用一根芹菜换来的。爱丽丝笑了。

“别，别那么做！冬天还没有结束，你又没有大衣，所以你得汲取营养。你难道没有发现，每天上午营地的车都会从你们营地拉走十几具尸体，这些人都是死于劳累、营养不良或一个简单的感冒。爱丽丝，在这里一个感冒也足以把你杀死。我们都太脆弱了。必须吃掉！”鲁迪语气变得很强硬。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严厉地对爱丽丝说话，“我要你现在就把那个蒜瓣儿吃掉！”

为了弄到那个蒜瓣儿，他暗地里把最近运来的苏联军官的名字和军衔都提供给了某个厨房助手。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个助手为什么要那份名单，但这些信息是有价值的，而且抵抗组织有很多分支机构他都不了解。得到这些好处甚至有可能会搭上他的性命，而她却甚至不愿意吃。

爱丽丝伤心地看着他，眼里流出一滴泪。

“鲁迪，你不明白的。”

她再没说什么，静静地站在那里，因为她不是特别能说的人。不，他不明白。感觉他就是个傻子，用辛辛苦苦从营地的车间弄到的天鹅绒和废旧铁丝做的小人偶换了他认为很有营养又很难弄到的食物——一根芹菜。他不明白爱丽丝马上就要十六岁了，而且以后就不会再有十六岁了。他们的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逝去，尤其是在奥斯维辛，生命逝去得更快。在丑恶的战争中度过自己的青春期，某个下午觉得自己很漂亮就可以让她兴奋好一阵子。那会儿这种兴奋远比一整棵芹菜更有营养。

她冲鲁迪嘟了嘟嘴想求他原谅，鲁迪无奈地耸耸肩。他不明白，但也不可能生她的气。

他不知道他的蒜瓣儿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用途。下午点完名之后，爱丽丝急匆匆地去9号营房打听拉达先生，一个个子不高，在运尸车队工作的男人。这并不是一份令人开心的工作，但可以在营地自由地走动。走动在那里就是生意的近义词。爱丽丝闻了一下那块极小的肥皂，太香了。拉达也闻了一下那个蒜瓣儿，也非常香。

拿着换来的肥皂，她是如此的兴奋，于是便利用就寝号之前的那会儿时间洗了洗衣服。爱丽丝穿着一件浑身是洞的羊毛衫和一条时常被压在铺位枕头下面的很旧的方格裙子。这是唯一的一身只有在每两周洗一次她的蓝色或者近乎灰色的外衣、内衣和袜子时才穿的衣服。

她必须在那仅有的三个水龙头前排一个半小时的队。水只有细细的一股，而且还是非饮用水，但已经有好多人直接饮用这个水了。他们认为这个水对身体无害，或是口渴的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晚上，距离中午喝汤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好久。

冰冷的水刺激着双手，双手已经变得麻木而粗糙。她还没洗一分钟，队伍里的女人们就开始斥责辱骂她让她快点结束，有些人甚至专门冲着她提高嗓门想让她听见。在营地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因为谣言会吞没一切。就像是墙壁上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霉点，它会腐蚀它所碰到的一切。

她和斯洛伐克记录员的关系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让有些囚犯感到不愉快，尤其是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囚犯们。囚犯们求生的欲望导致他们的道德沦丧，很多人把他们的恐惧和痛苦变成了对别人的怨恨，他们认为伤害别人是减轻他们痛苦的正义的方式。

“那些厚颜无耻的妓女们只要向有权势的囚犯张开双腿就会拥有一块肥皂，而那些良家妇女只能用这些浑水来洗衣服。这真不公平！”一个声音说道。

头上裹着手绢的女人嘟嘟囔囔地说她说得有道理。

“她已经没有了尊严，不值得尊重。”另一个说道。

“真无耻。”另外一个人故意大声说，好让爱丽丝听见。

女孩愤怒地擦着肥皂，好像怨气都可以用这块甘油肥皂清除掉似的。她还没有洗完便匆忙地收拾衣服走了。她羞愧得不敢抬头，甚至也无法为自己辩护。她走的时候把肥皂落在了台子上。几个女人扑了上去，然后大家互相推搡着、叫喊着，乱成一团。

爱丽丝又羞愧又紧张，不愿去见妈妈，于是便向31号营房走去。营房的门是必须开着的。一进去，一个装有几个螺母的金属碗掉到了地上。这是弗雷迪设计的，就是要看是否有人突然进入营房。营房负责人弗雷迪走出他的房间，看到爱丽丝在打颤。

“怎么了？孩子。”

“弗雷迪先生，他们都讨厌我！”

“谁？”

“所有的女人！她们都侮辱我，就因为我是鲁迪·罗森博格的朋友！”

弗雷迪摸了摸她的肩膀，她还是不停地在哭。

“爱丽丝，那些女人没有恨你。她们都不认识你。”

“她们恨我！她们冲我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我都没有办法用她们应得的话回她们。”

“你做得很对。当一只狗凶猛地冲着一个陌生人叫，甚至还咬了他，狗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而是因为害怕他。如果你有机会面对一只攻击性很强的狗，不要跑也不要叫，因为这样你就吓不住它，它就会咬你。你必须静止不动，慢慢和它说话来平复它的恐惧。爱丽丝，她们被吓着了，她们之所以疯狂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所正在发生的一切。”

爱丽丝慢慢变得心平气和下来。

“你得把你的衣服晾干。”

她点点头，想对他表示感谢，但弗雷迪打了个手势阻止了她。什么都不需要感谢。他是营房的负责人，助手们就是他的士兵。一个士兵是从来不说谢谢的，他们只需立正行军礼。但在这里没必要。

爱丽丝走了以后，弗雷迪看了看那些安静的凳子和挂着画的墙壁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实际上，这个营房并不是空荡荡的，因为有人蜷缩在木板之后静静地观察着刚才的一切。

爸爸几天前就感冒了，拖了好久都没有痊愈，所以妈妈强迫他暂停了露天课程，这样蒂塔下午就可以有时间设法藏在营房深处。她在那里等待着党卫军秘密接头人的出现，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毫无进展。如果她不能相信任何人，她必须自己来解开弗雷迪那神秘的面纱。有时弗雷迪会走出房间来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或者把凳子当做哑铃举起来，这时蒂塔必须蜷成一团，待在木板后面一动不动。有一天下午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来看过他，也仅此而已。她怀念和玛吉特的谈话，通过玛吉特，有些天她也坐下来和雷内聊了聊。

弗雷迪确信营房内已经没有其他人了，便关掉了灯，营房内一片黑暗。为了暖和一点蒂塔蜷缩得更紧，一个寒战让她想到了贝格霍夫疗养院的那些病人们，晚上都面朝阿尔卑斯山躺着，为了让来自山里的干冷的风带走由于肺结核而导致的肺里的寒气。那几个星期在营地里她又再次坐在那里把她在泰雷津读的《魔山》又读了一遍。那次阅读对她最大的冲击就是，书里的任务已经成了她记忆的一部分。

汉斯·卡斯托普去看望他的表兄，最初只打算在疗养院待几天，但最后却待了好几个月。尽管没有得到医疗小组的允许，但他表兄阿希姆还是决定回家重新开始他的军旅生涯，而他却平静地待在疗养院那个微缩世界里，享受着他的放松理疗、丰富的食物和每天几乎快要让人睡着的礼拜仪式。尽管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但每隔一段时间肺结核就会让餐厅的一些椅子空出来。死亡的寒意弥漫在走廊里。

贝格霍夫疗养院让蒂塔想起了犹太人居住区。那里的生活要比奥斯维辛好得多。那是一个几乎没有暴力和恐怖事件发生的地方，尽管实际上泰雷津是一个从未治愈过任何人的疗养院，但比起他们现在生存的制造痛苦的地方也要好得多。

卡斯托普到那时只打算待几天，但最后却待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当他打算要走的时候，贝伦斯医生检查出他的肺部受到了轻微的感染，他必须延长逗留时间。当她读那本书的时候，她刚到泰雷津一年时间，那会儿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那座城市监狱。当时外界的传言是纳粹们在欧洲战场上的死亡人数都是以百万计的，而营地的传言则是把犹太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驱逐他们。她觉得泰雷津的城墙把她困在了里面，但同时也保护了她。就像汉斯·卡斯托普在贝格霍夫疗养院一样，不愿意忘记他所经历的那段时光。

她放弃了在泰雷津周边农场的工作，而在生产军用纺织品的车间找了一份舒服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妈妈精力越来越不好，爸爸风趣的话语也越来越少，而她却一直在读书。汉斯·卡斯托普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她，她陪着主人公一直走到他生活的高潮部分：那是狂欢节的晚上，利用给他的自由时间他去参加了化装舞会。尽管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舒夏特夫人，一个非常漂亮的苏联女人，更别提有礼貌地向她打招呼了，但他却第一次大胆地对她说他已经疯狂地爱上她了。在贝格霍夫利那样吵闹热闹的气氛中，他居然如此大胆，凭的就是狂欢节给他的动力，以“你”称呼她，叫她“克劳迪娅”。蒂塔闭上眼睛，让那段如此浪漫的场景重现：他单膝跪在她面前，殷勤而又热情地向她表达着他那真挚的爱。

蒂塔很喜欢舒夏特夫人，一位非常优雅的斜视眼女士，总是最后一个进入豪华的餐厅，而且总是很响地关上餐厅的门，吓得汉斯·卡斯托普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最初的几天他很生气，但后来却被她身为鞑靼人的美所吸引。舒夏特夫人，在狂欢节那个自由的时刻，有人对她说这些话时不是出于礼貌地说而是藏在面具后面说，她便对卡斯托普说：“你们德国人爱秩序胜过了爱自由，全欧洲人都知道这点。”

蒂塔，蜷缩在木板后面，点头对她的话表示赞同。

舒夏特夫人说得很有道理。

蒂塔觉得自己也好想成为她那样的人，一个有教养的、精致的、独立的女人。一进入大厅，所有的男孩都会偷偷地用眼睛瞄她。说完那些献殷勤的话之后，那个年轻的德国人真的很大胆地做了一些事情，而且那位苏联女人也没有一点儿不喜欢，但之后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她决定去达吉斯坦或者是西班牙，她想换个地方住。

如果她是克劳迪娅·舒夏特，她一定抵挡不住汉斯·卡斯托普这种既有魅力又有礼貌的绅士。并不是因为她缺乏环游世界的勇气。这个噩梦般的战争一结束，她愿意和家人去任何地方。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去弗雷迪·赫希经常提及的巴勒斯坦呢。

就在那时忽然听到营房门被打开的声音。她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看到了同一个高高的身影，穿着靴子和第一次看见他时穿的那件黑色军大衣。她紧张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终于到了找到真相的时刻。但，她真的确定她要知道真相吗？每发现一次真相，她就要崩溃一次。于是她深吸一口气，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站起来，悄悄地走出营房，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她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非常紧张，这种疑虑感觉快要让她内心烧起来了。真相可能会烧焦她……但她需要真相。因为她知道如果现在不揭开盖子，谎言就像是汤锅里的鸡肉一样，用文火慢慢炖着直到最后被烧干。所以她要待在这里，一直等到看见锅底。

当她父母出去的时候，她从客厅矮茶几上的《读者文摘》中悄悄地拿了一本。书中她读到一篇关于间谍的文章，说是把杯子反扣在墙上，耳朵贴着杯底可以听到别人的谈话。她踮起脚尖拿着吃早饭的碗走到弗雷迪房间的墙跟前。这个太冒险了。如果他们发现她在那里偷听，她不知道他们会对她怎样。但是如果不消除这个疑虑，她会疯掉的。

她把碗反扣在墙上，但是发现只要把脸贴近木板便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此外，她用手摸的那块木板上还有一个洞，透过那个洞甚至可以看到里面，仿佛像是透过门的猫眼在看。

是弗雷迪。一副冷冷的表情。站在他面前的金发男人只能看见他的背部。他没有穿党卫军的制服，但也不是日常囚犯们穿的衣服。她注意到了他咖啡色的袖章，知道了他是营房的看守。

“路德维希，这将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

“我不能再继续骗我的人了。”他用手捋了捋头发，“他们认为我是个人物，但实际上我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你到底是什么可怕的人物？”

他苦笑道。

“你知道啊，而且比谁都清楚。”

“来吧，弗雷迪，大胆说出来吧……”

“没有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不说呢？”一句讽刺和怨恨的话打断了弗雷迪的话，“一个勇敢的男人居然不敢承认自己是什么人物？你难道没有勇气说出来你到底是什么可怕的人物？”

弗雷迪叹了口气，声音也变小了。

“嗯……同性恋。”

“该死的，好好说这个词。伟大的弗雷迪居然是个同性恋！”

弗雷迪情绪失控，一下子扑上去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摔在墙上，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

“闭嘴！以后你的生活中永远不允许再提这个。”

“好了，好了……有那么恐怖吗？我也是，但我并不觉得我就是个怪物。你认为我是吗？你认为我应该被他们标记为流氓吗？”说完，他看了看缝在衬衣上的粉色三角形。

弗雷迪松开了他，同时用一只手捋了捋头发，然后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不起，路德维希。我不是故意要伤着你。”

“但你已经做了。”边说边像花花公子似的整了整自己的衣领，“你说你不愿意欺骗跟随你的人。那你从这出去之后做什么？找一个漂亮的犹太女孩给你做‘洁食’，然后和她结婚？你会欺骗她吗？”

“我不想欺骗任何人，路德维希。我们必须停止互相见面。”

“随你吧。如果让你觉得舒服的话你就把它埋在心底，尝试着和女孩发生关系。我已经试过了，就像是喝一盘没有调味的汤。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坏事。你认为你那样做就不是在欺骗别人了吗？你错了！你一直在狠狠地欺骗一个人——你自己。”

“我已经告诉你这一切到此为止，路德维希。”

他说的这句话不容辩解。两个人神色黯然默默地互相看着对方。带着粉色三角袖章的看守慢慢地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一切。他走上前去吻了弗雷迪的双唇。路德维希的脸颊上悄悄地挂着一颗泪珠，就像是窗户玻璃上的雨滴一样。

木板墙的另外一边，蒂塔差点尖叫出来。这个场面超出了对于她来说的青年时期能承受的范围。她从未看到过两个男人亲吻，这让她觉得很恶心。更何况还是弗雷迪·赫希，他们的弗雷迪·赫希。她急忙蹑手蹑脚地走出了营房，夜晚的寒冷甚至都没能刺激她回过神来。此时她脑子里一片混乱甚至都忘记了提防门格勒上尉是不是在她附近。她只觉得自己内心对弗雷迪·赫希燃起了怒火。她感觉自己被骗了。愤怒的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

因此在路上和迎面而来的一个人撞到了一起。

“孩子，小心！”

“该死的！是您走路的时候不看路！”她很粗鲁地对他说道。

定睛一看，看到的是摩根斯坦老师那有着花白胡子的脸，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礼。她差点把可怜的老人撞得摔倒在地。

“对不起，老师。我没认出来是您。”

“是您啊，阿德勒洛娃小姐！”他扯长了脖子把他的近视眼凑到蒂塔跟前，“您哭啦？”

“是这该死的天气，太冷了，有点刺激我的眼睛。”她冷冷地答道。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

“不用，没有人能帮我。”

老师把手插在腰间。

“你确定？”

“我什么都不能跟你说。这是个秘密。”

“好吧，那就不说了。秘密就是要隐藏起来的。”

老师低下头然后什么也没有说便走向他的营房。蒂塔待在那里还是像之前一样茫然。或许这本身就是她的错。也许那个男人说得有道理，她就不应该去打探别人的生活，不应该去探听别人的秘密。她心想可以和谁说这件事呢，直觉告诉她，她应该至少和非常熟悉弗雷迪的人来说，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这是唯一一个工作时间以外和他有接触的人，而且她也只和值得信任的朋友接触。

马上就要到就寝号响起的时间了，她在28号营房遇见了米里亚姆和她的儿子阿里亚。这会儿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可是副负责人看到一脸沮丧的图书管理员请求出去说会儿话，米里亚姆答应了她。

黑暗和寒冷不允许他们长谈，但是蒂塔却从头开始讲了一切：门格勒对她的监视、第一次偶尔碰见弗雷迪和一个陌生人的谈话、她的疑虑、如何想方设法打消这些疑虑，等等。米里亚姆一直听着，没有打断她，当她说到弗雷迪和其他男人秘密调情的时候，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便说完了她的故事。

“怎么办？”蒂塔不耐烦地问道。

“你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她说，“你高兴啦。”

蒂塔注意到她的话有责备的意思。

“你想说什么？”

“你需要一个真相，一个你需要的真相。你希望弗雷迪·赫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勇敢的、有能力的、廉洁的、迷人的、无可挑剔的……你现在觉得失望就因为他是同性恋。你应该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党卫军的亲信，而确确实实是和我们站在一边的，是最好的一个。但是，换句话来说，你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心里所希望的那样。”

“别，您别误会我。我当然很高兴他没和党卫军站在一起！仅仅只是因为……我无法接受他是同性恋这件事！”

“艾蒂塔，你说得好像他犯了罪似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吸引他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认为这就是一个可怕的犯罪。”

“在学校他们都告诉我们说那是一种病。”

“真正的疾病是没有耐性。”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您已经知道了，是吧？埃德尔斯坦夫人？”

那个女人点了点头。

“请叫我米里亚姆。我们俩现在都知道这个秘密，但这个秘密不是我们俩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向别人透露。”

“您非常了解弗雷迪，是吗？”

“他跟我讲过很多事，之后我还知道了其他的……”

“弗雷迪·赫希到底是谁？”

米里亚姆点头示意她们两个人在营房附近走走。两个人的脚都要冻僵了。

“弗雷迪·赫希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他的爸爸，他感觉自己一切都完了。就在那时他们让他加入了德国犹太青年组织，一个在那个时期把犹太青年团结在一起的德国组织。他在那里成长，找到了家的感觉。对他来说体育运动就是一切。后来他们发现他有组织和训练的能力。”

走路时，蒂塔挽着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的胳膊来取暖，她说话的声音和木屐踩在冰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他在德国犹太青年组织作为教练员的威望越来越高，但纳粹党的崛起却摧毁了这一切。弗雷迪曾对我说过阿道夫·希特勒的拥护者们是德意志共和国那些藐视法律的爱滋事的小酒馆的人，之后也就是这些人开始按照他们的意愿制定法律。”

弗雷迪对她讲过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到达德国犹太青年组织的那个下午，在那他看到了一幅题为《犹太叛徒》的画。他心里想那些犹太人到底背叛了什么，但是却没找到答案。好多个下午当他们待在制陶坊或者是合唱队进行排练时就会有人用石头砸玻璃，而每砸一下玻璃，弗雷迪的内心就会破裂一下。

一天下午，妈妈让他放学后直接回家，因为她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弗雷迪那天下午也有事情，但他还是一声不吭地接受了，因为在德国犹太青年组织教育他们的内容之一就是尊敬上级和长者。从某种角度来说，德国犹太青年组织就像是一个有制服、军标和指挥系统，但却没有武器的军队。

他看到所有的家人都聚在一起。在那个家所有的家人聚在一起是非常不寻常的：妈妈告诉他们，由于继父是犹太人的原因，所以他失去了工作，现在的情况变得很糟。因此他们决定搬到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在那里一切重新开始。

“搬到玻利维亚？你想说逃跑吧！”他的语气充满了敌意。

他的继父，从未成功改变过弗雷迪的意愿，气得牙关紧咬，差点就要从座位上站起来和他吵了，这时他大哥保罗要求他闭嘴。

他茫然地走出家门，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让他感到心烦意乱。他的茫然和不知所措让他走到了唯一一个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有序的地方：德国犹太青年组织的总部。在那里他碰到了其中的一位主任，正在那里检查下一次远足要用的军用水壶。他从不经常谈起自己的私事，但是那次他这样做了。还有比让一个男孩被迫地背井离乡更难受的就是——他忍受不了那种因为是犹太人而懦弱地低下自己的头颅和逃跑这件事。

户外活动负责人是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男人，但他的头发也已经开始慢慢变白。是他看着弗雷迪在那里成长的。他注视着弗雷迪然后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留下来，德国犹太青年组织会有他的一个位子的。

虽然当时他只有十七岁，但是已经很有自信了，而且这种自信一直伴随着他。他的家人全部搬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但实际上没有全部搬走——他还有德国犹太青年组织。1935年，他被任命为杜塞尔多夫办公室的青年教练员。他曾经给米里亚姆讲过，起初他对能够在那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有一份新工作感到很开心，但由于反对犹太人的这种敌对环境，他的这种开心渐渐地完全没有了。他们也不去叫那些玻璃匠来干活了，因为每天都有石子雨点般地落在窗户上，街上到处都能传来侮辱性的骂声。孩子一天比一天来得少，有些早上他的篮球队只有一名球员。

一天下午，他站在窗边看到有人正在入口处的大木门上画着一个黄色的叉叉，他便跑了过去。拿着油漆刷的男孩停下来带着嘲笑的表情看着他，然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继续画着。弗雷迪扑了上去，狠狠地抓住他的胸口，油漆工的油漆桶掉在了地上。

“你为什么这么做？”看着他胳膊上的卐字袖章，面对着在他们自己国家发生的这一切，他愤怒和困惑地问道。

“你们犹太人对文明会造成危险！”他轻蔑地冲他喊道。

“文明？你们每天殴打老人，扔石块到我们的家里，你们还要给我讲文明？你知道什么是文明……当你们这些雅利安人还住在欧洲北部的小木屋、穿着兽皮、用两根木棍烤肉的时候，我们犹太人已经建起了一整座城市。”

好几个人看见弗雷迪抓着那个年轻纳粹的胸口，大家便都走了过来。

“一个犹太人在打一个可怜的孩子！”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

一家水果店的店员拿着一根撑百叶窗的杆走了过来，还有十几个男人也一起向那里走去。一只手有力地抓住了弗雷迪的胳膊并拽了一下他。

“快走！”主任朝他喊道。

在充满愤怒的人群涌向他们之前，他们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跑进大楼并把门关上，弗雷迪觉得他们这是集体疯狂。那个留着滑稽小胡子的可怕的政客成功了，这些人都已经变成了仇恨的机器。

第二天，德国犹太青年组织分支关闭了，被迁到了波西米亚。在那里他继续在马卡比·哈特塞伊尔体育分支为俄斯特拉发、布尔诺，最后是布拉格的年轻人组织体育活动。

他尤其不喜欢捷克首都，捷克人的性格比起德国人的性格多了一份随意少了一份认真，这让他很茫然。但是他在城市的郊外，确切地说是在哈吉伯俱乐部，找到了一个极好的进行体育活动的地方。他们任命他为一群十二到十四岁的男孩们的负责人。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男孩带出波西米亚，穿越中立国家，把他们带到巴勒斯坦地区。但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同时还要熟悉犹太人的历史，面对这样的困境要让他们感到作为犹太人的自豪，并渴望回到自己祖先曾经踩过的那片土地。

对于这项工作，弗雷迪用他一贯的热情和激情来完成每一项任务。他办事的能力和对待男孩子们的魅力让那些布拉格犹太居民委员会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们决定，让这个如此负责任和坚强的年轻人负责把新来的孩子们组织到一起，所以总是有一些不听话的孩子来到他这里。

弗雷迪永远都不能忘记鼓励那些孩子是多么的困难。相反，那些来自哈弗拉卡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有着强烈的犹太意识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所以大部分孩子来的时候不但很激动而且还充满激情。而这个小组是由一群胆怯的、忧愁的、冷漠的男孩女孩组成的。任何一个游戏都调动不了他们的积极性，任何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有趣的故事都不能让他们露出笑容，任何一个体育项目他们都不感兴趣。在那群孩子中有一个十二岁的名叫兹德涅克的男孩，长着一对长长的睫毛，一双忧郁的眼睛。弗雷迪从未见过那么长的睫毛。

1939年9月的某天下午，那是他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弗雷迪为了试图更好地了解他们，便提议玩一个游戏：让大家每个人说出那天那个时间他们最想待在哪里。兹德涅克很严肃地说他好想待在空中，这样就能看见他的爸爸妈妈，因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而且奶奶告诉他永远都不能再见到他们了。兹德涅克坐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开口说话。之前一直都很严肃的孩子们当中，有几个忽然像小孩子似的嘲笑起他来。取笑别人就是给自己的恐惧贴上一剂膏药。

一天下午，青年活动的负责人在布拉格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总部约见了弗雷迪。副主席很严肃地向他解释说纳粹正在加强兵力封锁边境，很快任何人都不可能撤离布拉格。因此，第一批哈弗拉卡的孩子们应该在24小时之后立即出发，最迟48小时之后。他问弗雷迪是否愿意作为第一个教练员负责陪伴这一组孩子。

这是他们做过的最好的一次决定。他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走，把战争的恐惧抛在后面然后到达巴勒斯坦地区，这是他做梦都想去的地方。然而，离开就意味着要放弃他已经开始在哈吉伯训练的小组，放弃一项他认为对于被关押在布拉格的孩子们来说很重要的工作，这些孩子都是因为帝国的禁令、剥削和羞辱而被带到这里。离开就意味着要抛弃兹德涅克和其他孩子。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当他失去父亲、感到无助时，亚琛的德国犹太青年组织对于他的意义，在那儿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要是其他人的话肯定就走了。”米里亚姆对他说。但是弗雷迪不想成为其他人，因此他说不，然后就留在了哈吉伯。

委员会青年组织的负责人慢慢地点了点头，两个人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仿佛是在衡量这个决定的后果。不可能，不可能衡量。未来永远不可衡量。

“弗雷迪本来可以走的，但他却留了下来。这是布拉格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告诉我的。”

“听了你给我说的这一切……我对我怀疑他表示抱歉。”

米里亚姆叹了口气，呼出的热气瞬间变成了白雾。就在那时就寝号响起，命令大家回到各自的营房。

“艾蒂塔……”

“怎么了？”

“明天你得告诉弗雷迪关于门格勒的事情，他知道该怎么做。其余的……”

“这是我们的秘密。”

米里亚姆点点头，然后蒂塔便跑开了，感觉都快要在结了冰的泥地上飞起来了。她的内心深处继续感到一阵剧痛，因为那种隐藏的很深的情感是连我们自己都不愿去触碰的。但弗雷迪却与他们同在。即使是没当上王子让他很痛苦，但也必须承认担任了负责人之后痛苦有所减轻。

13

好几个营房之外的31号营房里，正在进行着一番谈话。是弗雷迪·赫希在和凳子说话。

“我已经做了。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

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漆黑的营房里，他觉得很奇怪。

他告诉那个帅气的柏林人以后不要再来。他的意志力战胜了他的本能，他本应该对此感到骄傲，甚至是高兴，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宁愿自己像那些男人一样也喜欢女人，但他体内的部分零件却出错了。

应该是有一个零件装反了，或者是……

他走出房间，忧郁地看着面前的泥地、营房和凳子。电灯的灯光可以让人们看清楚分别站在铁丝网两边的身影，爱丽丝·芒克和隔离营的记录员。温度计显示的温度应该近乎于零度，但是他们俩却感觉不到寒冷。如果他们能感觉到，他们俩也会彼此分享。

也许爱情就是那样的，分享寒冷。

当所有的孩子都在的时候，31号营房会变得又小又吵，但等孩子们走了之后，又会变得很大很无聊。没有那些孩子，这里就不再是一所学校。它就会变成一个空荡荡的马厩，里面有的只是寒冷。

为了取暖，他躺在地上双肘紧贴地面，然后双腿上抬左右交叉来锻炼腹肌。他必须让身体感到疲惫然后来驯服它。从青春期开始，爱情对于他来说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他总是固执地坚持他的天性，而不去理会脑子里的想法。他总是坚持原则地去做所有的事情，由于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来改变自己内心深处的天性，所以他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一，二，三，四，五……

在德国犹太青年组织所组织的远足活动中，他喜欢拿着睡袋和其他男孩子们挤在一起，他也总是很受欢迎，大家也喜欢和他开玩笑。自从他爸爸去世后，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会有一种安全感，也很舒服……任何东西都比不过这种同志情谊的感觉。一支足球队不是足球队，而是一个家庭。

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

随着自己渐渐长大，和男孩子们挤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也一直都在。他和女孩子们总是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和她们之间没有那种和男孩子们之间才有的同志情谊。女孩子们吓唬他，把他赶到男孩一边去并嘲笑他们。只有和球队的球友或者是徒步或游戏的同伴在一起时，他才会感到开心。直到成年，他还是没能摆脱掉对他们的那种依恋。之后他便离开亚琛去了杜塞尔多夫。

人有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自己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很多秘密的会面。有些会面就在那些公共厕所里，虽然厕所的灯光很微弱，地上经常也是湿漉漉的，洗手池里也满是锈斑，但是，那里却有着温柔的目光、毫无感情的抚摸和瞬间无法抵挡的快感。在那里，爱情变成了一个破碎的水晶地毯。

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在那些年，他试图组织一系列的活动让自己一直处于比赛和训练的忙碌状态，好让自己的脑子和身体都忙碌起来。因此，他避免任何一次的冲动，因为冲动会摧毁他的意志力，他能做现在的自己就是因为这些意志力，因为冲动，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以毁掉他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作为一个如此受大家欢迎和需要的人，忙碌起来的时候却总是一个人。

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

为了让腹部的肌肉感到疼痛，他双腿剪刀似的继续在空中左右交叉地剪着空气。惩罚自己不是他自己想这么做，而是有人想让他这么做。

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

地上的一摊汗水见证了他的坚持、他的牺牲精神……还有他的胜利。他彻底放松地坐在地上，回忆填满了这个夜晚。

回忆把他带回了泰雷津。

似乎他又一次成了捷克人，1942年5月他们把他驱逐到了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他是第一批到达这个地方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纳粹分子驱逐来的工人、医生、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成员、文化和体育指导员。他们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计划。

到了之后，他发现这座城的街道都是直的。这座城市是一位军人规划设计的，笔直的街道、几何形的楼房、有可能会在春天开满鲜花的长方形花坛……他喜欢这个规划整齐的城市，很符合他所谓的原则的感觉。甚至他想，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会在那里翻开新的一页，可以先一步回到巴勒斯坦。

他第一次停下来看着泰雷津这座城市，忽然一阵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把头发捋向脑后。他还没有做好让他不顾形象的准备，他还没有做好在历史的风面前退缩的准备。他属于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种族和被上帝看中的民族。

在布拉格时，他和青年团体的工作很紧张，因此在泰雷津他做好了继续进行体育活动和每周五鼓励希伯来精神的唱诗活动的准备。但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这里他要面对那些纳粹分子，也要面对一些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他们知道他这么做是要隐瞒一些他不会被原谅的东西。幸运的是，他总是能得到委员会主席雅库博·埃德尔斯坦的支持。

他成功地组织了田径队、拳击课、柔道课、篮球锦标赛和几场足球联赛。甚至还成功地说服了党卫军们，让他们组成一个队来和囚犯们组成的队进行比赛。

他记起了那些辉煌的时刻，比如观众们的呐喊声，不仅充满了整个营地，而且也传到了那些向着比赛场地的楼里，比赛场地位于居住街区内的一块空地上。

但也有失意的时候，而且还很多。

他尤其记得一场比赛，一场他组织的党卫军和犹太人之间的比赛，在那场比赛中他担任裁判。所有能看见这块空地的地方都挤满了人，上百双眼睛超级紧张地盯着那场比赛。那是一场足球比赛，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也只是一场足球比赛。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花了好几个星期训练球队、研究战术、熟悉球员、为球员们制定锻炼计划表、为他的球员们寻找牛奶。

还差几分钟比赛就要结束了，党卫军队的前锋在中圈处拦截到球之后，开始沿直线向对方球门跑去，越过了好几位囚犯队的锋线队员。禁区内唯一的一个后卫过来拦截，纳粹直接跑向他，正好差一点就拦截到了，囚犯却悄悄地把腿收了回去，让他过去了。党卫军近距离射门，踢进了制胜的一球。弗雷迪不会忘记雅利安人脸上那强烈的满足感，他们在体育场上也战胜了犹太人。

弗雷迪非常镇定地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也没有进行加时，走上前去向踢进最后一球的前锋表示祝贺。他坚定地向他伸出手，而党卫军只是露出满嘴豁牙冲他笑了笑，感觉他的嘴好像是被枪托打过似的。弗雷迪带着假装镇定的表情走向临时更衣室，然后假装在那里系鞋带，之后他让球员们一个个地从面前走过，直到有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非常粗暴地把那个人推进了杂物间，然后用拖把杆抵着他。

“怎么了？”那个球员困惑地问道。

“你说，你为什么让那个纳粹把球踢进我们的球门？让他们把我们打败？”

“是这样的，弗雷迪，因为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一个非常卑鄙、残暴的下士。他之所以豁牙是因为他用牙开罐头。他就是个野蛮人。我把他的球拦截下来那岂不是自找麻烦？这不仅仅只是一场比赛！”

弗雷德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他说的每一个字，他从内心深处藐视那个可怜的球员。

“你完全错了。这不是一个比赛。那里有100多人，我们都辜负了他们。还有十几个小孩，他们会怎么想？如果我们都卑躬屈膝得像个蠕虫似的，他们如何能对作为犹太人而感到自豪呢？你的职责是用生命踢好每一场比赛。”

“我觉得你说得有点夸张了……”

弗雷迪把他的脸凑到距离球员的脸不到5毫米的地方，注意到了他眼中的恐惧，但在那个破房子里他却无法后退半步。

“现在仔细听我说。我只告诉你一次。在接下来的和党卫军的比赛中，如果你再不伸腿出来，我到时候就把它给你锯掉。”

那个球员脸被吓得惨白，挣脱之后跑出了那个破房子。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也想到了一些滑稽的事情，但当他再次记起的时候，弗雷迪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个球员毫无价值，因为成年人随时都有可能变得不正直。所以说还是青少年要更重要一些，因为他还可以将他们塑型，让他们变得更好。

1943年8月24日，有1260个孩子从比亚韦斯托克来到了泰雷津。在那座波兰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已经关押了五万多犹太人，而在那个夏天，党卫军一批批地几乎把所有的成年人驱逐了出去。

他们让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的孩子们住在一个独立的区域：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西边一块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居住区。党卫军们密切地监视着他们。传达给长老委员会的来自泰雷津上尉的命令指出，禁止和那群孩子建立任何联系，他们在这里只是路过，其最终目的地还是个谜。唯一被允许和那些孩子们接触的是一个53人组成的小组，他们中有一些人是医护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避免一些由于感染而导致的流行病。如果有人违反规定将会获得最高刑罚。

纳粹们不允许和那些波兰孩子、证人和受害者接触的同时，他们也在比亚韦斯托克进行着屠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不想他们的罪行在整个欧洲被传播开来。

差不多快到晚饭时间了，泰雷津的天也开始慢慢变冷了。弗雷迪·赫希，浑身是汗，专心地裁判了一场20人对30人的足球比赛。实际上，大家更关心的是在那个通向街上的弧形场地上的足球比赛的结果。

尽管他已经递交了几份书面申请，想让青年办公室帮助从波兰来的那些孩子们，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因此，当他看到卫生队的人员从隔离关押比亚韦斯托克孩子们的居住区出来的时候，他把哨子递给离他最近的那个男孩，然后就急匆匆地赶去忙赛后的事情了。

医疗队的人员穿着很脏的靴子走在人行道上，从脸上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疲惫。弗雷迪站在他们面前，问他们一些关于孩子们现状的消息，但他们却躲着他，停也没停就直接过去了。因为下令他们要严格保密。医疗队的最后是一个掉了队的护士，一个人慢慢地走着，好像心不在焉或者是迷路了似的。那个护士停了一会儿，弗雷迪从她的眼中看到了疲惫和愤慨。

她告诉他孩子们非常害怕，大部分孩子都患有急性营养不良。“当党卫军们想带他们去‘洗澡’的时候，他们都歇斯底里地喊着，又踢又叫，不愿意去毒气室。他们不得不用武力带他们去。有一个小孩，我给他的伤口消毒的时候，他告诉我在上火车之前，他被告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都被他们杀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惊恐地告诉我他不想去毒气室。”

那个护士，在泰雷津的医院里已经见惯了很多东西，但当她看到那些吓得发抖的孤儿们被那些刽子手们监视着，而那些刽子手刚刚也杀了他们的父母，她还是不由地感到一阵惊恐。她对弗雷迪说，那些孩子抱着他们的双腿，装做生病的样子，但他们需要的不是药品，而是亲情、救助、保护，甚至一个可以减轻恐惧的拥抱。

第二天，几个修理工、厨房送货员和卫生人员进入了隔离关押比亚韦斯托克孩子们的西部居住区。党卫军们很厌烦地监视着那些人。

一组工人运送维修居住区楼房所需的建筑材料。一个工人肩上扛着一块大木板，所以没法看见他，他有着平直锁骨和像建筑工人一样肌肉发达的胳膊。但他不是泥瓦匠，而是体育指导员。弗雷迪·赫希扛着一块大木板跟在一大队工人后面成功地潜入了禁区。

一旦进去之后，就可以自由走动了，于是他便急速走向最近的一栋楼。他看到前方有两个党卫军时，内心忽然一紧，但他立刻克服了恐惧，把恐惧变成了从容。他没有后退，反而更加从容地向他们走去。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们也没有阻拦他，因为里面有很多犹太人走来走去忙着不同的事情。

他进了一栋建筑，里面的布局和泰雷津其他楼房的布局一样：入口直接通向前厅，两边各有一个楼梯，再往里走，就是一个四周被楼房围起来的内院。他随便上了一个楼梯，一上去便和两个扛着线圈的电工擦肩而过，他们很有礼貌地向他打了招呼。一到二楼，便看到一些孩子坐在床上，双脚在空中晃来晃去。

在楼梯平台处，他和一个下士擦肩而过，他向下士微微点头打了个招呼。党卫军继续向前走。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孩子，但却如此安静，弗雷迪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太安静了。正在这时，听到有人在他身后叫着他的名字：

“赫希……弗雷迪？”

一开始他以为是犹太人居住区的熟人，但当他转过身去之后才发现是刚刚和他擦肩而过的党卫军，正在冲他友好地微笑着。他一笑便露出了豁牙，弗雷迪认出来他是党卫军足球队的队员。弗雷迪心情复杂地也冲他微微笑了一下，但那个纳粹立刻收起了笑容然后皱起了眉头，因为他忽然反应过来这不是一个体育指导员应该来的地方。他立刻抬起胳膊，就像是要求囚犯一样，用手指着楼梯的方向示意弗雷迪从他面前走过。弗雷迪，好像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试图心平气和地编个理由来解释他在这的缘由，但是党卫军却断然喊道：

“去警卫队！快点！”

当他被带到党卫军中尉面前时，弗雷迪双脚立正直直地站在那里。中尉要求他出示进入此处的授权信，但是他没有。中尉的脑袋几乎快要和弗雷迪的脑袋贴在一起了，他气汹汹地问弗雷迪到底在那里做什么。弗雷迪眼睛注视着前方，不紧不慢地用他一贯拥有的礼貌态度说道：

“先生，我只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我作为负责人的工作，来为住在泰雷津的孩子们组织活动。”

“难道你不知道和关押在这里的孩子们接触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吗？”

“我知道，先生。但我觉得我也是负责孩子们卫生保健的一员，因为我是青年办公室的负责人。”

弗雷迪的镇定让中尉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也让他犹豫了。他告诉弗雷迪他将就所发生的一切向上级写一份报告，看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别写给军事法庭。”

他们暂时把弗雷迪关在了警卫队里的拘留室，并告诉他要等到核实完他的资料以后他才可以离开。弗雷迪在空空的拘留室里非常镇定地踱来踱去，但却有点不高兴，因为他没能看到那些孩子。没有人会把他送到军事法庭的，因为他是集中营德国管理层人员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人。或许他是这样认为的。

铁丝网的另一边，莫梅尔斯坦博士在那里走着，他是犹太人居住区犹太居民委员会三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看到青年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被关在那里，他感到很惊讶。很显然弗雷迪违反了禁止和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的孩子们接触的禁令，就像是普通的罪犯一样，暂时被扣留在这里。那个严厉的负责人走近铁丝网，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在了一起。

“弗雷迪先生，您在里面做什么？”他生气地问道。

“您呢？莫梅尔斯坦博士，您在外面做什么？”

既没有军事法庭，也没有刑罚。“骨头”帕维尔，是犹太人居住区委员会的官方信使，两条腿长得像竹竿似的，此外还是泰雷津跑得最快的短跑运动员。有天下午，帕维尔通知弗雷迪他必须亲自去马格德堡大楼——犹太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因此弗雷迪中断了跳远训练。

犹太居民委员会主席雅库博·埃德尔斯坦亲自告诉他：德国司令部已经把他的名字列入了迁往波兰的人员名单中，准确地说是迁往奥斯维辛附近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大家都听说过关于奥斯维辛很恐怖的事情：大屠杀，奴隶式的对待那些囚犯直至其因为疲惫和各种各样的折磨而死亡，因饥饿而变得骨瘦如柴的人们，得了斑疹伤寒传染病也没人给医治的病人……但这一切都只是传言。没有人能够通过第一手资料来证实这一切，也没有人能够回到这里来戳穿这一切。埃德尔斯坦告诉弗雷迪，党卫军司令部曾要求他到了奥斯维辛之后继续负责年轻人的工作，因为集中营当局对此很感兴趣。弗雷迪再次一脸放松的表情。

“意思就是我将继续和年轻人一起工作，这些东西都不会变的。”

埃德尔斯坦，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皱起眉头，用学校老师特有的语气说道：

“弗雷迪，那里的一切都会很艰苦、很艰苦，艰苦到了极致。很多人都去了奥斯维辛，但从来没有人回来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继续战斗。”

弗雷迪清清楚楚地记得委员会主席那天下午给他说的每一个字：

“弗雷迪，我们不能放弃希望。千万不能让希望的火苗熄灭。”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埃德尔斯坦，他站在那里，双手背在身后，凝视着窗外。他那时就已经知道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去集中营。他当时刚刚收到让他停止担任犹太居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命令。作为泰雷津的最高统治者，他有责任监督被关押在犹太人居住区的囚犯们。党卫军在那些入口处的监视不是那么的严格，所以经常会有人逃走。埃德尔斯坦没有向上汇报这些，而是把这些入口全部封住，但之后这些入口不但又被弄开，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到最后党卫军司令部发现至少有55个囚犯逃走了。

埃德尔斯坦的好运没了，一点都没了，因此，等他一到集中营，并没有带他去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家庭营地，而是把他带到了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监狱。弗雷迪从来都没对米里亚姆提起过此事，但他知道在那里他们会用迄今为止人类所未知的一切残忍手段来折磨他。

雅库博·埃德尔斯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所有人又都是什么呢？

14

孩子们都走了之后，只剩下几位老师在一起认真地讨论着。蒂塔整理着那些书。也许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做这件事了，因为她要说出真相——她已经被门格勒盯上了。因此，在把书全部带走之前，她从秘兜里取出胶带，撕下一节粘在俄语语法书上；取出阿拉伯树胶胶水抹在另外两本书的书脊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书有一页折了起来，她也把它弄平整；顺便摸了摸地图册和其他的书；最后摸了摸那本赫希修补过很多次的、没有封面的小说，同时用胶带粘了一张纸在上面做封面。之后，就像是一位护士在照顾摇篮里刚出生的一群婴儿似的，把书全部小心翼翼地塞进一个杜迪内阿姨给她缝的布袋里。一直走到营房负责人的房间门口，用手敲了敲门。

赫希坐在椅子上写着他的那些报告或者在制定小型排球联赛的日程。蒂塔请求他让她说几句话，他转过头很平静地看着她，脸上带着谜一样的微笑。

“说吧，蒂塔。”

“您应该知道一件事。门格勒上尉已经怀疑我了，也许是和图书馆有关。就是在那次搜查之后，他在营地道路上拦住了我。不知怎地，好像他发现我隐藏了什么东西。他威胁我说他会密切地监视我，我记得他好像监视过我。”

赫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表情有点凝重，在房间踱了有半分钟，最后停下来看着蒂塔的眼睛说道：

“门格勒监视所有的人。”

“他说他会把我放在解剖台上，然后开膛破肚。”

“他很喜欢解剖，他很享受那个。”说完之后，是一阵让人不安的寂静。

“您会撤掉我图书馆的工作，对吧？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

“你想放弃？”

弗雷迪两眼放光。他经常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盏灯，而他的那盏忽然亮了。由于赫希的传染，蒂塔内心的灯也亮了。

“不说这个了！”

弗雷迪·赫希点点头，好像他在说“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就继续你的工作。当然，这个工作是有风险，那是因为我们处在战争时代，虽然有时候大家也会忘记战争。蒂塔，我们都是战士。不要相信那些人所说的我们是在战争后方，不需要战斗。这些都是谎言。战争年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必须战斗到底。”

“那关于门格勒呢？”

“一个好的战士必须学会慎重。对于门格勒，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候他会冲你笑，感觉好像是他对你好；但有时候他又很严肃，当他看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那冷冷的目光让你的肠子都能变冷。如果他强烈地怀疑你，那你就死定了。但是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他看见你，不要让他听到你，不要让他觉察到你。你应该尽量避免与他接触。如果你看他从这边过来，那你就从另一边走。如果他迎面碰到你，你就悄悄地把头转向一边。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忘记你的存在。”

“我试试吧。”

“好。就这些。”

“弗雷迪……谢谢你！”

“我让你继续拿着生命冒险，站在火线的最前沿，你却对我说谢谢？”

其实她真正想对他说的是：对不起，很遗憾我之前曾怀疑过你。但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好吧……我其实是想感谢您一直在这里。”

弗雷迪笑了。

“没必要谢我。我一直都在这里。”

蒂塔走出房间。白雪像是给营地和比克瑙集中营镶上了一道白边，使得那里的气氛少了一丝恐怖，多了一丝慵懒。天气寒冷，但这种寒冷对于营房里面热烈的谈话来说确实再合适不过的了。

她碰到了加布里埃尔，那个挨老师批评最多的男孩，一个十岁、红头发、调皮的男孩，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大衬衣，一条比他本身大很多号的裤子，腰间系着一条绳子。带领着敢死队的六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

“暗地里组织这个不好。”蒂塔自言自语。

在他们身后几米远的地方，一群四五岁的孩子手牵手跟着他们。虽然他们的衣服很旧、脸很脏，但他们的眼睛却很清澈明亮，就像是刚落下来的雪花。

由于他的慷慨大方和富有想象力的各种恶作剧，加布里埃尔是31号营房孩子们的偶像。蒂塔曾经见到过，当那些孩子们发现他在搞恶作剧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试图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也就是那天上午，他把一只蚂蚱扔在了一个非常做作的名叫马尔塔·科瓦奇的女孩头上，她那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营地。加布里埃尔站在反应如此强烈的女孩面前时，女孩也愤怒地站在他面前，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感觉脸上的雀斑都要被打掉了似的。从公平的犹太教法典的角度出发，老师估计他已经受到了正义的惩罚，所以老师也没有批评加布里埃尔而是继续上课，因为那个女孩已经惩罚了他。

当那些小的孩子试图跟着他看他搞恶作剧时，他总是试图甩掉他们或者高声叫着吓唬他们，如果他们有时坚持要跟在他屁股后面，他甚至会给他们一个耳光。所以，蒂塔觉得很奇怪，无所顾忌的加布里埃尔居然会带着一小队人，于是她决定保持一段距离地跟在他们后面，就像是踩着雪地上的脚印玩一样，去看看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她确定这肯定跟他的恶作剧有关。

她看到他们穿过营地走向出口处，随后发现他们走向了厨房。她看到和加布里埃尔一起的孩子们在营地禁区那里都小心翼翼地停下了脚步。尽管是禁区，但他却还是迈着轻快的步子钻进了厨房。其他孩子们都挤在门口探着头向里看。蒂塔这时看到的就像是一幕喜剧：加布里埃尔快速地从厨房跑了出来，后面跟着脾气非常暴躁的厨师贝亚塔，挥舞着胳膊就像是赶一群鸟似的轰赶着那些孩子。

蒂塔这才意识到他们应该是去向她要土豆皮，这是孩子们最受欢迎的零食之一，但很明显，那个厨师已经被他们要烦了，所以决定很生气地赶他们走。然而，那些十岁的孩子却没有跑走，而是分别站在两边，中间留出一个通道，让加布里埃尔和生气的厨师从中穿过。加布里埃尔边躲闪边跑，那个厨师差点踩在一个冰块上摔倒在地。等她站稳之后，发现一群孩子围站在她面前，这群孩子也就是趁着她快要摔倒之时围上来的。所有的孩子们都手拉着手，由于他们要努力跟上大人们的步伐，所以嘴里大口地呼着热气。贝亚塔只好看着他们那永远饥饿的表情，惊讶地放下了她挥舞着的胳膊，双手叉腰地站在那群浑身都是泥点和雪花、带着哀求目光的小天使面前。

蒂塔听不见她说什么，因为她也没有必要听见。那个厨师虽然脾气暴躁、双手粗糙，但是却是一副热心肠。想到加布里埃尔的行为，蒂塔笑了，他把孩子们带到那里就是为了打动那个厨师。贝亚塔想必应该用很严肃的语气告诉他们没有允许是不能向他们提供任何食物的，如果看守发现她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厨房的伙计给他们提供食物，他们就会丢掉工作，而且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们一直用无辜的眼神看着她，因此她应该会破例一次，但想必她会要求他们以后不要再出现在那里，或者是用棍子打他们，想必孩子们也是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把那些土豆皮塞进口袋。

那个厨师离开一会儿，之后手里拿着装满土豆皮的铁桶又出现在了孩子们中间。面对这群吵闹的孩子们，她举起她那像是火车站尽头拦截火车的金属挡板似的粗大的手，示意孩子们都安静下来。她一个个地发着土豆皮，先是小点的孩子，接着再是大点的孩子，然后所有的孩子一边嚼着土豆皮一边走向31号营房。

蒂塔很开心地沿着营地道路往回走，但是在半道上碰到了妈妈。妈妈这次头发出奇的凌乱，因为即使在奥斯维辛这种地方，她也总是想法设法能弄到一块旧梳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知道应该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便迅速跑向妈妈，妈妈却异常激动地抱住了她。妈妈去车间找爸爸，但爸爸却不在。同事布拉迪先生告诉妈妈，爸爸没来上班，因为那天上午他起不了床。

“他告诉我说你爸爸发烧了，但看守却说最好不要带他去医院。”

那个女人有点慌了，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可能应该坚持让看守允许他去医院。”

“爸爸说过，他们营房的看守不是犹太人而是社会民主党的德国人，虽然很冷漠，但却很正义。也许送医院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医院就在我们31号营房对面……”

说到这她停下了，她差点就想说她看到那些病人们病怏怏地走进去，然后躺在尸车上被拉达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推了出来。她不能提死亡，准确地说不能刺激妈妈，而且要让妈妈与爸爸保持距离。

“我们甚至都不能去看他。”妈妈遗憾地说道，“我们不能进入男人们的营房。我请求他的同事，一位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非常善良的先生，帮我进去看看他怎么样，而我就在门口等着。”为了控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她停顿了一下。蒂塔拉住了她的手。“他告诉我情况和早上一样：烧得有点迷迷糊糊，脸色也不好。艾蒂塔，可能你爸爸必须去医院。”

“我们去看看他吧。”

“说什么呢？我们不能进入营房！我们是被禁止的。”

“还禁止把人关起来和杀掉呢，但我从没有见到他们这样做。你在营房门口等着我。”

蒂塔跑着去找米兰，他也是一位助手。有时她看见他和朋友们坐在23号营房边上。虽然他是一个很帅的男孩，但她觉得他并不是那么友好。不管怎么说，也许不友好的是她吧，因为她几乎不和其他的助手交往，只喜欢利用空余时间来读书，或者和玛吉特在一起，或者和她爸妈在一起。其他女生和她说话或者和她同年龄段的男孩说大话都会让她觉得不舒服。

果然，她在23号营房找到了米兰。在那个如此寒冷的下午，他背靠着营房的木头和另外两个人坐在外面，看着来来往往的那些被关押在营地里的人、讨论着营地的女生们，他们藉此来消磨时间。她站在那几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面前并不觉得讨厌，那些男孩鼻子下面有些小绒毛、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一个个就像是好斗的小公鸡。蒂塔快要走到他们跟前时却有点害羞。她觉得他们在嘲笑她那瘦长的双腿，甚至嘲笑她那有点孩子气的长筒毛线袜。但是她却站在他们面前，此时她知道一定不能害羞。

“走开！”米兰自己说道，并且迎上前去第一个开口说话，为的是想让她知道谁是这里的头，“这是谁啊？原来是图书管理员……”

“这个话出了31号营房就不能说。”她打断了他的话，但她立刻又后悔自己不该对他那么凶。男孩觉得不好意思，脸红了。他有点不高兴，因为一个比他小的女孩居然让他在朋友面前感到难堪。而恰好，蒂塔是来请求他帮忙的。“米兰，你看，我想请你……”

另外两个男孩互相用胳膊肘抵了抵对方，脸上露出坏坏地笑。米兰也鼓起勇气说道：

“好吧，女孩们经常请我办很多事。”他傲慢地说道。瞥了一眼他的朋友们，想看看他们听到这句话是什么反应。他们俩一笑，便露出了难看的牙齿。

“我需要你把你的外套借我一会儿。”

米兰脸上的笑一下子没了，一脸惊愕的表情。他的外套？她在借他的外套？对他来说向他借衣服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他的外套是犹太家庭营最好的外套之一。为此，其他人用面包、土豆，甚至是一块巧克力来和他换。但他那会儿却没有做好把外套无偿借给他人的准备。那个下午他不穿外套的话如何忍受零度的寒冷？此外，外套还会给他带来好处，他的职务也让其他那些女孩都喜欢他。

“你是不是疯了？我的外套不会借给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借。听明白了吗？”

“只借一会儿……”

“别傻啦！一会儿都不行！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我把外套给你，你要是把它卖了，我永远都见不到它了。你最好趁我还没有发脾气之前就走！”说完这些，他便满脸怒气地站了起来，很显然蒂塔被吓得往后退了一下。

“我只想穿一会儿。你可以一直和我一起，这样你可以确保你的外套不会消失。我把我晚饭的面包给你。”

蒂塔说出了最有魅力的词：面包。一份额外的面包，对于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诱惑，因为他已经不记得上次吃饱是什么时候了。他的肚子不停地咕咕叫着，对食物的渴望变成了一种执著，唯一能刺激他们的不是梦想着女孩的大腿，而是梦想着一块大鸡腿。

“一整块……”他重复着这句话，脑子里想着那块面包。他甚至都想着要留一大块面包搭配着汤来吃，这样他就会有一顿丰盛的早餐。“你说你只穿一会儿？我陪着你，然后你再还给我？”

“是的。我们都在同一个营房工作，我不会骗你的。如果我骗你的话，你可以去举报我，他们就会撤掉我在31号营房的工作。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想离开那里。”

“好吧……我得考虑一下。”

他和朋友们把头凑在一起悄悄地讨论着，且时不时地笑出声了。最后，米兰得意地抬起头。

“成交。我把外套借给你一会儿来换取一块面包……还有就是让我们摸一下你的乳房！”说完看了一下他的两个同伴，那两个极其兴奋地点了点头，脖子上就像装了弹簧似的。

“你别傻了。我几乎都没有……”

她看着他们三个在那儿笑，好像他们过得很好似的，抑或是好像他们需要用大笑声来掩饰他们因这件事而引起的紧张和不安。蒂塔喘了口气。如果不是因为这三个男孩能给她带来希望，她早就给他们三个一人一巴掌。

他们是处于发情期呢，还是在犯傻呢？

但是她别无选择。

说到底，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行，我同意。现在让我试试你的破外套。”

脱下外套，米兰只穿了一件三扣开衫，站在营房外他冷得直发抖。蒂塔穿上外套，虽然对她来说有点大，但这却正是她所想要的。那件外套在那会儿让她变得很勇敢，因为她在营地很少见到有带着风帽的外套。于是她走在前面，米兰跟在后面。

“我们去哪儿？”

“15号营房。”

“那什么时候让我摸乳房？”

“待会儿。”

“你说是15号营房？但那是男人们住的营房……”

“是啊……”蒂塔把风帽戴在头上，几乎把她的整个脑袋都盖住了。

米兰停了下来。

“等等，等等……你不会想要进去吧？那里禁止女人进入。我不想陪你了，如果他们发现了你，他们会连我一起惩罚的。我觉得你有点疯了。”

“不管你陪不陪我，我都要进去。”

男孩瞪大了眼睛，冷得发抖的他加快了脚步。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门口等我。”

米兰之所以加快脚步，是因为蒂塔走得很坚决。她看见妈妈在距离爸爸营房几米远的地方转悠着，她甚至都没有停下来和她打个招呼。丽莎·阿德勒洛娃痛苦得以至于都没有认出来穿着男式外套的自己的女儿。蒂塔毫不犹豫地进了营房，没有人注意到她。米兰待在门口，心里七上八下地抱怨着，他不知道那个女孩是不是在玩他，他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外套。

蒂塔穿过那些床铺。有些男人坐在已经熄了火的壁炉烟囱上，有些人坐在床上聊着天。尽管禁止在就寝号响起之前躺在床上，但还是有一部分已经躺在了那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一个比较善良的看守。里面的味道比妇女营房的更难闻，一股让人作呕的酸臭的汗味。她没有取下风帽，也没有人注意到她。

在营房深处她看到爸爸躺在下铺的草垫子上。她贴近他的脸然后取下风帽。

“是我。”她小声说道。

男人眼睛半闭，听到女儿的声音之后，微微睁开了眼睛。蒂塔把手放在他的额头，感觉到很烫。她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认出了她，但她还是握着他的手，继续小声地对他说着话。对着一个你不知道他是否在听你讲话的人讲话通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那些话会让他的内心产生动力。她给他说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因为他们永远觉得有的是时间来说这些事。

“你还记得你在家教我地理的事情吗？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你知道那么多东西！爸爸，我一直都为你感到骄傲，一直都是。”

她给他讲了布拉格童年幸福的时光，也讲了在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的美好时刻，并告诉他，妈妈和她都非常爱他。她把这些话对他说了好多遍，为的是他能够听见这些话。她感觉他微微动了一下，也许是想告诉她他听进去了。

汉斯·阿德勒，这个孤独、营养不良、疲惫不堪的男人，因为长期和精力充沛的血症病毒军队作斗争，现在已经几乎无法和肺炎杆菌来作斗争了。蒂塔想起了保罗·德·克鲁伊夫书中关于微生物猎人的内容，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它们这群像强盗一样的微生物。

他要抵抗的军队人数太多。

她松开了他的手，把手放在脏床单上面，然后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又把风帽戴在头上准备离开。就在那时她看到米兰站在她身后不远处。她觉得他想必有点生气，但那个男孩却出人意料地温柔地看着她。

“你爸爸？”他问。

她点点头。蒂塔在衣服里找来找去，最后掏出了她晚饭要吃的圆面包。她把面包递给他，但是男孩却没有把手从兜里取出来，而是摇摇头说不。走到营房门口，蒂塔脱下外套，妈妈认出她之后感到有点困惑。

“可以把它借给我妈妈穿一会儿吗？”蒂塔甚至都没有等他回答便对妈妈说道：“穿上，进来。”

“蒂塔，但是……”

“你伪装一下！去吧！他在营房尽头靠右边。他神志不清，但我觉得他能听见我们所说的话。”

女人把风帽戴在头上，把脸遮住进去了。米兰静静地站在蒂塔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米兰，谢谢你！”

男孩点点头，吞吞吐吐地想说点什么。

“至于……你知道。”蒂塔一边对男孩说一边看着自己近乎平坦的胸部。

“对不起，忘了那件事吧！”男孩红着脸，急忙摆手说道，“我现在得走了，你明天再把外套还给我吧。”

说完一转身便迅速地离开了。

男孩边走边想着如何向他的朋友们解释他既没有带着外套也没有带着女孩回来。他们肯定会觉得他是个傻子。他可以告诉他们他已经在路上把面包吃了，他也以他们三个的名义摸了她的乳房，而且最后外套还是他自己的。但对此他却摇了摇头。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那是谎言。告诉他们真相。他确定他们肯定会嘲笑他，然后会说他太单纯了。但是他知道怎样解决这些事情。男孩之间相互理解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有谁第一个说他撒谎或嘲笑他，他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这就是朋友。

蒂塔等妈妈出来的时候，玛吉特来了，带着一脸伤心的表情。蒂塔知道玛吉特已经知道了关于她父亲的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消息，尤其是那些坏消息，就像是纸上的油污扩散得很快。玛吉特走近蒂塔并抱住了她。

“你爸爸怎么样了？”

蒂塔知道这句问话还有另一层含义：他还能活吗？

“不好，烧得很厉害，一呼吸胸部就有杂音。”

“蒂塔，我们大家都要有信心。你爸爸克服过很多困难。”

“相当多。”

“他是个坚强的人。他能撑过去的。”

“他曾经是个坚强的人，玛吉特。最近这几年他已经变老了许多。我一直都是个乐观的人，但现在却在胡思乱想。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撑得过去。”

“我们当然都能撑过去的。”

“你为什么如此肯定？”

玛吉特沉默了，咬了一会儿嘴唇像是在寻找答案。

“因为我相信他。”

两个人沉默了，一言不发。对于她们这个年龄段来说，你会觉得只要想着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够了。小时候，梦想就像是餐馆的菜单，你指着你想要的，服务员就会用银托盘给你端上来。等渐渐长大之后，生活中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好多岔路口。服务员走到桌前告诉你厨房已经下班了。

就寝号响了起来，妈妈像幽灵似的拖着踩在泥地上两只脚从营房走了出来。

“我们得快点。”玛吉特说道。

“你赶快走吧，跑起来。”蒂塔说，“我们俩可以稍微慢点。”

玛吉特向她们告别之后，就剩下她们母女俩。妈妈的眼神有点恍惚。

“爸爸怎么样了？”

“好点了。”丽莎答道。但她声音哽咽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蒂塔根本不可能相信她。而且，蒂塔很了解她，那个女人试图度过一切都很正常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会破坏掉她的生活规律。

“他认出你了？”

“是，肯定认出来了。”

“那他给你说什么了吗？”

“没有，他有点累。明天会好的。”

在到达营房之前两个人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明天会好的。

毫无疑问，妈妈坚信这一点，因为所有的妈妈都懂这些。妈妈们总是会在孩子们发烧的时候陪伴在床头；妈妈们把手放在额头上之后便知道该做什么来让他们的病情好转。因为害怕被党卫军抓住说她们深更半夜的还在营地里跑，她牵着妈妈的手，两个人加快了脚步。

营房内，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睡下了。她们俩迎面遇到了看守，一个匈牙利女人，衣服上戴着橙色的三角形袖章，也是级别最高的囚犯。她是一个小偷、骗子、杀手……在那里，任何一个人都比犹太人更有价值。她来检查她们是否放好了半夜起夜要用的夜壶，一看到她们两个回来晚了，便举起手里的棍子做出要打她们的样子。

“对不起啊，看守，是因为我爸爸……”

“蠢货，闭嘴，上床。”

“好的，夫人。”

蒂塔拉着妈妈的手，一直走到她们的床铺前。丽莎慢慢地爬上床铺，在她躺下之前把脸转过去了一会儿。嘴里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从眼里看得出来她很难过。

“别担心，妈妈。”女儿鼓励她道，“如果爸爸继续这样，明天我们和他的看守说说，然后带他去医院。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和31号营房的负责人说一下。我确定弗雷迪先生可以帮助我们。”

“明天会好的。”

灯熄了，蒂塔向同铺的铺友道了声晚安，但她却没有回应。她心神不宁以至于无法闭上眼睛。有关父亲的画面一直在她眼前反复地出现着，她试图想从中找出一幅最好的。有一幅画面她最喜欢：爸爸和妈妈坐在钢琴前面。两个人是如此的优雅，爸爸帅气，妈妈漂亮。爸爸穿着一件白衬衣，袖筒挽到胳膊肘处，系着一条深色领带和Y字型背带。妈妈穿着一件突显她身材的紧身衬衣。他们两人笑着，很明显就是还没有找到解决四手联弹的合作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她看到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还很年轻，还很坚强，未来对于他们来说还充满希望。

结束那段普通生活的最后一幅画面是在离开布拉格之后，画面定格在约瑟夫区的那栋房子里。他们打开门，把箱子放在楼梯平台处，随后便关上了身后的门，但他们不知道那扇门是否可以再次打开。爸爸再次走了进去，她们母女俩站在楼梯平台上看着他。爸爸一直走到客厅兼餐厅的碗橱那里，最后一次转了一下地球仪。

最后蒂塔终于睡着了。

她在梦里有点心绪不宁，好像有东西吓到了她。清晨的时候，她忽然一下子醒了，感觉好像有人在叫她。她不安地睁开眼睛，心跳得厉害。在她旁边只有她那睡着的铺友的双脚，唯一打破这份寂静的就是那些女人睡觉时的呼噜声和做梦时的呓语声。她刚刚只是做了一场噩梦……但蒂塔觉得有一个不好的预兆。她脑子里忽然想到刚才叫她的是她爸爸。

天刚亮，营地到处都是早点名的党卫军和看守。她感觉这两小时的点名对她来说是最长的一次。她和妈妈在队伍中不停地互相看着对方。点名时禁止讲话，但实际上最好还是什么都不要说。解散之后，趁着排队打早饭的机会她们俩跑到了15号营房。等她们快要到的时候，看见布拉迪先生从队伍中走了出来，他给他们带来了坏消息。

“夫人……”

“是我丈夫吗？”一个颤抖的声音问道，“情况更糟了？”

“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用短短的四个字来定性一个人的生命？那短短的几个字怎么能够包含所有的悲痛？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他吗？”丽莎问道。

“对不起，他们已经把他带走了。”

她们应该知道，每天天刚亮就会有人收集那些尸体，把它们堆在一辆马车上，然后运到焚尸炉那里。

妈妈瞬间晃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表面上，爸爸死去的消息并没有让她感到手足无措，可能她第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爸爸时就已经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但甚至连向他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短短几秒钟的晃神之后，丽莎回过神来，抓着蒂塔的肩膀安慰着她。

“至少你爸爸没有受罪。”

蒂塔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已经开始沸腾了，但她更生气的是妈妈居然还把她当成小孩来这样说话。

“没有受罪？”她狠狠地甩开妈妈的胳膊回答道，“他们抢去了他的工作、他的家、他的尊严、他的健康……最后他们任由他像一条狗似的死在全是跳蚤的床铺上。那些难道都不是受罪吗？”最后这句话几乎是吼着说的。

“艾蒂塔，这样上帝就会爱他的。我们必须要学会忍耐。”

蒂塔摇摇头说不。不，绝不。

“我一点都不想忍耐。”蒂塔站在营地道路中间嘶吼着。因为是早饭时间，所以没有多少人注意她，“如果上帝在我面前，我一定会告诉他，我是如何看他的，如何看待他那扭曲的怜悯之心的。”

她感觉很糟，但更糟糕的是她意识到她粗鲁地对待了那个此时最需要安慰和支持的女人，而且不可思议的就是她对父母的顺从使得她那会儿变得情绪很激动。图尔诺夫斯卡夫人穿着大大的披肩，她的到来让蒂塔稍微缓解了一下。想必她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亲切地抓着蒂塔的胳膊，并热情地拥抱了丽莎。那个动作应该是蒂塔来做的，也就是说，拥抱妈妈的动作。但她太愤怒了，无法做出这个动作。她唯一想做的就是撕咬和摧毁一切，就像是他们摧毁了妈妈的一切。

又来了三个女人，她们突然开始号啕大哭起来，但这三个女人仅仅只是见过而已。蒂塔没有哭，疑惑地看着她们。她们走向蒂塔的妈妈，但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却走上前去。

“从这儿滚开！滚！”

“我们只是想向她表示我们的哀悼。”

“如果你们十秒钟之内不离开这里，我就把你们踹走。”

丽莎受了如此大的打击，并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蒂塔对此感到不满，便对她们三个说对不起并请求她们留下来。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您在做什么？难道所有人都疯了吗？”

“她们都是些卑鄙的人。她们知道死者的家属们因为痛苦而没有胃口吃饭，她们就企图靠几滴鳄鱼的眼泪把你们的食物全部洗劫一空。”

蒂塔感到不知所措，那会儿她忽然开始憎恨所有的人。她请求图尔诺夫斯卡夫人照看她妈妈之后便离开了。她需要去一个地方，但却没有目标。并不是因为她很难接受再也不能和爸爸在一起这个现实，而是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现实。她还没有做好接受现实的准备，她也不愿意去学会忍耐，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她走路时紧握双拳，以至于指关节都发白，心中也燃起了一团怒火。

他再也不会在下班之后穿着双排扣西装、戴着毡帽回家了，再也不会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望着天花板了，再也不会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给她指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了，再也不会因为她写得歪歪扭扭的字母而温柔地批评她了。

她甚至哭都哭不出来，因为她没有眼泪，这让她更为恼火。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31号营房。孩子们都在忙着吃早饭，而她停也没停地直接走向营房深处，去找她那木板之后的藏身之所。当她看到在那个角落里一个孤独的身影坐在一条凳子上时，差点被吓了一跳。

摩根斯坦非常礼貌地向她打招呼，但蒂塔这次却没有笑，于是老教师便停下了他那戏剧性的招呼方式。

“我爸爸……”

说到这，蒂塔感觉自己身体里的血液就像是点燃了的汽油在血管里燃烧着。嘴里冷冷地冒出一个词：

“凶手！”

她咬牙切齿地说着这个词，重复了五遍，十遍，五十遍：

“凶手，凶手，凶手，凶手……”

她提脚踹了一下凳子，接着又搬起它，像举根木棍似的把它举过头顶。她想砸东西，但却不知该砸什么。她想打人，但却不知道该打谁。她眼睛瞪得圆鼓鼓的，焦虑地喘着气。摩根斯坦老师，这个明显很脆弱的老人，却出人意料地迅速站了起来，坚定而温柔地从她手中拿过了凳子。

“我会杀了他们的。”她疯狂地喊道，“我一定会弄到一把枪然后杀了他们。”

“不，艾蒂塔，不。”他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的仇恨就是他们的胜利。”

蒂塔浑身发抖，老师搂着她，她把头深深地埋在老师怀里。几个老师听到声音之后都不由得探头向这边看，紧接着就是孩子们好奇的吵闹声，老师伸出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们什么都不要说，然后摇摇头示意他们都离开。他们对摩根斯坦老师如此严肃表示惊讶，于是便都走开了，只留他们两个在那里。

蒂塔对他说她恨她自己，因为她跑着离开了，因为她哭不出来，因为她爸爸死了，因为她不能去救他。她恨一切。但是老教师告诉她，当愤怒消失了以后，她就会哭出来了。

“怎样才能不愤怒？我爸爸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不尊敬过任何人……他们却夺去了他的一切，而现在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他们甚至夺去了他的生命。”

“艾蒂塔，好好听我说，走了的人再也不会受苦了。”

走了的人再也不会受苦了……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句话，仿佛这句话就是一个医用胶带，多用几次在伤口上便会止痛似的。

“走了的人再也不会受苦了，走了的人再也不会受苦了……”

摩根斯坦知道，老人们经常用这些老套的、无用的安慰来安慰他人，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却是能减轻死者家属痛苦的一剂良药。蒂塔松开了手指，点点头，然后慢慢地坐在凳子上。摩根斯坦老师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有点皱巴巴的发黄的纸鸟，把它递给蒂塔。

女孩看着那只破旧的纸鸟，就像她爸爸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一样，是如此的脆弱，脆弱得就如同戴着一副破眼镜有点神经质的老教师一样。一切都是如此的脆弱……她忽然觉得自己也很脆弱，一无是处。愤怒在那种情况下会让我们变得坚强，而她的愤怒却一点点地渐渐消去了，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浇灭了正在燃烧着一切的火焰。

建筑师点了点头，她趴在摩根斯坦的肩膀上号啕大哭起来。

“走了的人再也不会受苦了……”

没有人知道活着的人还要承受多少苦难。

蒂塔抬起头，用衣袖擦干眼泪。她感谢过老师之后又对他说，早餐时间结束之前，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说完便急匆匆地走向自己的营房。抑或是妈妈需要她，也抑或是她需要妈妈。

没什么大不了的……

妈妈和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坐在已经熄了火的壁炉烟囱那里。她走近两个女人之后，发现丽莎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是思考着什么。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自己的空碗放在地上，正端着丽莎的碗喝着汤，里面还泡着一块妈妈前一天晚上没有吃掉的面包。

这个水果商看到蒂塔双眼注视着她妈妈的碗之后，便停了下来。

“你妈妈不想喝。”她说。蒂塔忽然出现，她被逮了个正着，一下子噎住了，“我劝了她很久。如果到了进入车间的时间，我们就必须得把它倒掉……”

两个人默默地互相看着对方。妈妈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应该是在记忆的王国里搜索着回忆。图尔诺夫斯卡夫人把碗递给她妈妈，想让她把最后剩的一口汤喝掉，但蒂塔却对她摇摇头阻止了她。她的眼睛里没有责备，而是充满了理解和悲伤。

“您喝吧！我们需要您好好的，以便帮助我妈妈。”

妈妈就像一副蜡像一样一脸的平静。蒂塔蹲在她面前，妈妈下意识地动了动眼睛。看到她，妈妈那面无表情的脸终于崩溃了。蒂塔一下子抱住了她，紧紧地地抱住了她。终于，妈妈哭了出来。

15

维克托·佩斯特克是比萨拉比亚地区的人，这个地区最初属于摩尔达维亚，19世纪时被并入罗马尼亚，而罗马尼亚从一开始就支持纳粹。党卫军制服、别在腰间的手枪、衣服上的中士标志让他成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厉害的人。一个脚下踩着成千上万人的高级将领，未经他的允许，那些人甚至都不能和他说话。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做着他要求做的事情，而且也会毫无理由地让他们去死。

任何人只要看见佩特斯克戴着军帽，双手背在身后，走路时趾高气扬的样子，都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人坚不可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何东西都不会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党卫军的内心有点烦躁。因为好几个星期以来，他的脑子里有个女人一直挥之不去。

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甚至连一句话都没和她说过，更别提知道她的名字了。有天他轮班监视那些囚犯的时候看见了她。表面上来看，她和其他犹太女孩没什么区别：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头上顶着一块手绢，瘦小的脸庞。但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动作却让他很着迷：一缕金色的卷发遮住了眼睛，于是她便扯下它塞进嘴里咬着。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下意识的动作，但他却觉得这个动作很独特。维克托·佩斯特克已经爱上了那个动作。

他认真地注视着她：漂亮的脸蛋，一头美丽的金发，就像是一只被关在鸟笼里的可怜的红额金翅雀。只要轮他值班，他的眼睛就无法从她身上移开。有好几次机会他都试图走近那个女孩，但却没有下定决心和她说话。她好像有点怕他。这并不奇怪。

最初他加入罗马尼亚的铁卫团时，感觉极好：他们会给你提供一套非常鲜艳的浅棕色制服，会带你去营地高唱爱国歌曲，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起初，他们甚至会觉得把郊区那些游荡的吉普赛人居住的棚屋推倒也是很有趣的事。

但随后情况却变得越来越糟糕。最开始打架是用双手，后来发展到了铁链，到最后就是手枪。他认识一些吉普赛人，但大多数朋友还是犹太人。比如拉迪斯劳斯，经常去他家，然后两个人一起做家庭作业，一起去森林里捡栗子。一天，他手里拿着火把，不经意间放火烧了拉迪斯劳斯家的房子。

他本来是可以离开的，但他却没有。党卫军的薪水不错。人们在他的背后都为他鼓掌。在他的人生中，这是他的家人第一次为他感到骄傲。当他征得允许回家之后，他们还让他穿着制服，带着他去画了一幅肖像，并把它挂在餐厅柜子的上面。

有一天他被派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而现在，他的工作是强迫人们一直工作到精疲力尽而死亡，带孩子们去毒气室，孩子们的妈妈要是反抗的话就殴打她们。他不能确定的就是，如果他的家人知道了这一切，是否还会为他感到骄傲呢？他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太过分了，有时他甚至觉得他的家人已经开始觉察到了这些。但有位军官好几次都告诉他对待那些囚犯要更残忍一些。

没有给他分配卫兵，司令部禁止党卫军们工作时间之外在家庭营地那里聚集，但监督岗的军士长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可以自由出入家庭营地，那些卫兵在他面前都要立正。他喜欢那样。

晚点名就快要结束了。他知道那个捷克女孩站在哪个队伍里。解散之后，他立刻在一群女人中看到了她。他走向那个女孩，但女孩看到他向她走来之后便加快了脚步。他也加快了步伐，为了让她停下来，他除了一把抓住女孩的手腕以外别无他法。她的骨架很小，皮肤粗糙，但距离她如此的近以至于他的内心充满了难得的喜悦。女孩终于抬起头，第一次看着他。他有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但表情让人有点害怕。她看到其他女囚犯都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这个中士回过头去用威胁的表情看着她们，这些围观者们立即就散开走了。让他人感到恐惧这让他感到很舒服，对于这个他也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叫维克托。”

女孩默不作声，他立刻松开了她的手腕。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唬你。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名字。”

女孩稍微有点紧张得发抖，差点都说不出话来。

“先生，我叫雷内·瑙曼。”她答道，“我做错了什么吗？您要惩罚我吗？”

“没有！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做错！我只是看你……”中士犹豫了一下，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想做你的朋友。”

雷内困惑地看着他。

朋友？对于一个党卫军，你只能是服从于他，谄媚于他，或者成为他的手下而获得利益，甚至可以成为他的情人。但是，可以和党卫军做朋友吗？可以和杀死你的刽子手做朋友吗？

她就这样一直困惑地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佩斯特克低下头低声对她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是党卫军里面那些疯子中的一员。的确，我就是疯子。但我还没有疯到失去理智。我一点都不喜欢在你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这让我感到恶心。”

雷内没有说话。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这让她有点困惑。她已经听说过很多次，说是有些卫兵假装讨厌德意志帝国来获取囚犯们的信任，假装是他们的朋友来套取一些关于抵抗组织的信息。想到这她有点害怕。

中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递给她。是一个漆过的方木块。中士试图把它放在她的手心，但她却向后退了一下。

“这是给你的。是一个礼物。”

她满脸疑惑地看着那个黄色木块。他打开一个小盖子，立刻响起了温柔而轻快的音乐。

“这是一个音乐盒！”他高兴地对她说。

雷内观察了一会儿他递给她的东西，慢慢地接了过来。他非常开心地点了点头，等着看她激动的反应。

雷内并没有激动。她没有开口说话，而且从她的眼睛里也看不出任何反应。

“怎么了？你不喜欢？”他不安地问道。

“这个又不能吃。”她答道。声音就像是2月份的冷风可以划破一切。

当他意识到自己这个愚蠢的行为之后，佩斯特克感到很丢人。他整整一个星期都在黑市上找着音乐盒。他跑来跑去的和党卫军同事、和各种各样的犹太人做着交易，最后终于弄到了一个。他行贿过、祈求过、也威胁过，不停地找啊找，终于找到了一个。现在才发现这是个无用的礼物。在这样一个饥寒交迫的地方，他唯一想到的就是送给这个女孩一个愚蠢的音乐盒。

这个又不能吃……

他把手攥起来，握紧拳头，能够听见音乐盒被他攥得吱吱作响，就像是攥着一只麻雀一样，音乐盒被攥扁了。

“对不起。”他沮丧地对她说，“我完完全全就是个白痴。我没有考虑到这些。”

雷内觉得中士真的很难过，好像他的难过并不是假装的，事实上她也很在意他的感受。

“你希望我带什么给你？”

她沉默不语。他知道有女孩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一块面包。她明显愤怒的表情让佩特斯克意识到自己又再次想错了。

“别把我想错了。我不要任何回报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做了很多坏事，而我现在只想做一点点好事。”

雷内继续保持沉默。中士意识到要想得到她的信任是很难的一件事。女孩扯着一缕头发塞进嘴里，这是他最喜欢的动作。

“你希望我改天再见到你吗？”

她没有回答。女孩再次低头看着营地里泥泞的路面。他是一个党卫军，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和她说话，甚至是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不需要征求她的允许。她什么都没有说，但佩斯特克却异常激动地理解为：沉默即同意。

不管怎么样，她没有说不。

他开心地笑了，不好意思地挥手向她告别。

“雷内，再见。”

她看着那个远去的、令人感到疑惑的党卫军，站在那里好长时间一动未动。对眼前刚才发生的一切感到疑惑，以至于她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泥泞的黑土上面躺着几颗银色的齿轮、弹簧和几块金色的木屑。

对于蒂塔来说忘记这一切很困难。她无法承受爸爸的去世对她造成的打击。她在营地的路上缓慢地走着，就像是脚脖子上被拴了一个大铁球。从身体上来说，她怎么才能承受这已经不在的一切？她怎么承受这空荡荡的内心？

但还是得承受。

那天早上，蒂塔几乎都下不了床。她慢吞吞地做着一切，一下子惹恼了她那面目可憎的铺友。看到那个慵懒的女孩慢镜头似的下床动作妨碍到了她，她便开始用蒂塔从未听过的极其难听的脏话来辱骂她。面对愤怒的老女人，蒂塔应该感到害怕，但她却没有力气去害怕。蒂塔转过头去注视着她，与她注视蒂塔的目光并无二异，突然她一下子变得沉默了，之后便再也一句话都没说，直到蒂塔慢慢地下了床。

晚点名的队伍解散之后，31号营房的孩子们吵吵闹闹地或者跑去玩，或者跑去他们父母的营房。蒂塔开始缓慢地收起那些书，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营房负责人的房间把它们藏好。弗雷迪正在查看着那些送到时已经被偷走一半东西的包裹，但在里面还是能找到一些用于营房安息日的食物。

“我给你藏了点东西。”弗雷迪对她说，“你可以在修补书的时候用到。”

他递给她一把漂亮的蓝色圆头学生剪刀，想要在营地搞到这么特别的东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没有等到蒂塔对他说声谢谢，他便立即转身走开了。

她决定用剪刀剪掉那本捷克语旧书上松开的线头。她宁愿待在31号营房做任何事情，因为她不想见任何人，而且她也知道她妈妈有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和泰雷津的一些熟人陪着。除了那本散了页的小说，蒂塔把其他所有的书都藏好了。她从藏图书的洞里取出一个用绳子系着的天鹅绒小袋子。袋子里面是四颗糖果，是玩纵横填字游戏获胜的奖品，而且当时获胜者们还开心地庆祝了一番。有时她会把鼻子凑近袋子来闻一下糖果那神奇的味道。

她走向放有木板的角落，要去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首先，用她的新剪刀剪掉那些多余的线头。之后，就像是缝合伤口一样，把那些马上要散开的书页用针线再次缝在一起。虽然缝得不是很漂亮，但那些书页却被缝得很结实。她还用胶带把破了的书页粘好，这样书就不会再散页了。

她想逃离那令人厌恶的现实生活，因为是它杀死了她爸爸。她知道，一本书就是一扇通往一个秘密阁楼的大门：打开它，走进去，你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她迟疑了一会儿，想着自己是否应该读一读那本散了页的书——《好兵帅克历险记》。因为据弗雷迪讲，那本书不适合女生读。她迟疑的时间足以喝完午饭时的一碗汤。

不过话说回来，谁说过她要当一个女生呢？

她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微生物研究者或飞行员，而不是做一个穿着褶边连衣裙和棱纹长筒袜的俗气女生。

作者把小说的故事背景定在了一战期间的布拉格，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又胖又健谈的家伙。新一轮的征兵开始了，但此时他的风湿病忽然发作，于是他坐着轮椅出现在了征兵现场，却被当成“逃兵役者”被带到了军队。他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无赖，名叫帅克。他以贩卖狗为生：每天捕捉那些流浪狗，然后给它们伪造血统证明之后再把它们卖掉。他和所有的人讲话时都毕恭毕敬，脸上总是带着善良的表情和温柔的目光。面对别人请求他的任何事，他总是要讲一段故事或者轶事来渲染一下，虽然大部分时候别人都不理他，或者甚至都不愿意听他讲。还有一个让所有人费解的事情就是，当有人攻击他、冲他喊或侮辱他时，他不去反抗反驳，反而觉得他做得很对。所以最后大家也就任由他那样了。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疯子。

“您就是一个十足的白痴！”

“是的，先生。您说得很对。”他用非常和蔼的语气答道。

蒂塔有点想念曼森医生，在她阅读的时候，他陪她走遍了威尔士山区的采矿小镇。她也想念汉斯·卡斯托普，面向阿尔卑斯山，静静地躺在自己的躺椅上。那本书把她也带到了波西米亚和战争之中。她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书，不是很明白那位她从未听说过的捷克作者所讲的内容。一个绝望的士官斥责着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大腹便便、不修边幅、像个傻子的无赖士兵。小说的情节有点颓废，这点她不喜欢。她喜欢的是那些注重生命的小说，而不是那些贬低或忽略生命的小说。

但那个人物身上有种东西会给她亲人的感觉。无论如何，外面的世界更糟糕，因此，她宁愿自己蜷缩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些聚在一起聊天的老师也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后来，帅克被撞见穿着一身很难看的军服，披着奥匈帝国的国旗。尽管他不是特别讨厌捷克人，至少不是特别讨厌那些普通阶层，但他们在一战期间却奉命于衣冠楚楚的日耳曼人。

“他们多有理由啊。”蒂塔自言自语道。

作为卢卡什中尉的助手，每次在他夸大什么事情的时候，中尉总是冲他吼，骂他畜生或者冲他脖子给一巴掌。虽然这个勇敢的士兵什么都做，表面上看来，他的意图和方式都是好的，但就是没头脑。因为他确实有把所有事情复杂化的能力：搞丢交给他的文件，理解错误执行命令，置中尉于尴尬的境地。书读到此处，蒂塔还是搞不清楚帅克到底是在装傻，还是他真的就是个十足的傻子。

她很难理解作者想要说的话。邋里邋遢的士兵帅克回答上级的问题和指示都非常的“深入细致”。回答的时候总是没完没了、信口胡说地大讲一通，而且总是能和他的家人或者邻居扯上关系，同时还会非常正经地加入一些荒谬的理由。“我认识利本一个叫帕劳贝克的酒馆老板。有一次，一个报务员在他那儿喝杜松子酒，喝醉了。他原本是要送一封家人不幸去世的电报给一家人的，结果却把柜台上的酒水价格单带去给了他们。这简直太令人气愤了。关键是直到那会儿才有人看了酒馆的价格单，原来好心人帕劳贝克经常是每杯都要多收几分钱，之后他都会解释说是为了慈善事业……”

他用来解释说明的那些事情是如此的冗长和离奇，以至于中尉对他吼着让他消失：“滚出我的视线，蠢货！”

蒂塔想象着中尉的表情，脸上露出了微笑，但随即又抱怨了起来。为什么她会对那么愚蠢的一个人产生好感呢？甚至在那么一瞬间问自己，面对发生过的一切和即将发生的一切，她的这个微笑正常吗？

最亲爱的人都死了，怎么能笑出来呢？

她一下子想到了弗雷迪，他总是带着神秘的微笑。她忽然明白了，弗雷迪的笑代表着他自己的胜利。他的笑提醒他面前的一切：我不会屈服于你。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地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哭，而笑是一种叛逆的行为。

她继续跟在蠢人帅克的后面想继续看看他的丑行。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她不知道该去那里，她牵着那个无赖的手，然后无赖牵着她继续前行。

回到营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冷风夹杂着雨夹雪打在她的脸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地方，开心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即便这样，她也会感觉更好一些，而且更有勇气。对面走过来一个人用口哨吹着普契尼的乐曲。

“天啊！”蒂塔嘟囔道。

还要走过几个营房才能到自己的营房，那一块的灯光有点昏暗，所以她急忙钻进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营房，并且希望那个人没有看到她。由于跑得太快还撞到了两个女人，然后她使劲地关上了门。

“你这么慌里慌张进来做什么？”

蒂塔因为害怕，眼睛瞪得大大的指着外面。

“门格勒……”

于是那两个女人由生气变成了警惕。

“门格勒医生！”两人悄悄说道。

这个消息迅速地在床铺和床铺之间传开了，大家都停止了聊天。

“门格勒医生……”

一些女人开始祈祷，另外一些让大家安静想听听外面有没有什么。透过雨声，可以微微听见一阵尖细的口哨声。

她们中有一个人说门格勒上尉盯着人看时，他眼睛的颜色会让人着魔。

“有人讲过说，一个叫韦克斯勒·岩谷的犹太囚犯，他是个医生，曾经在关押吉普赛人营地的门格勒的办公室木桌上看到过眼睛标本。”

“我听说他就像是收集蝴蝶似的，把那些眼珠子扎在墙上的软木上。”

“有人曾告诉过我说，他把一些孩子从侧面缝在一起，然后那些孩子们就这样被缝着回到他们的营房。孩子们疼得呼天喊地，一股腐肉的味道。当天晚上孩子们就都死掉了。”

“我听说他在研究如何能让那些犹太女人丧失生育能力。首先先辐射她们的卵巢，然后再摘除掉以观察其辐射的效果。他简直就是撒旦之子，摘除卵巢时甚至连麻醉剂都不给用。女人们疼痛的喊声震耳欲聋。”

有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口哨声好像远去了。

开始听到一声命令，这个命令就像是接力赛似的传递着，响彻了整个犹太家庭营：32号营房的双胞胎。站在营地道路上的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命令。在奥斯维辛，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有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有可能是出于自愿。双胞胎兄弟兹德涅克和希里卡和双胞胎姐妹艾琳和雷内听到这个命令，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必须立刻出现在营房医院。

约瑟夫·门格勒毕业于慕尼黑大学医学专业，1931年加入纳粹党组织下的青年同盟。恩斯特·鲁丁博士是他的老师，他是“消灭那些毫无价值的人”这一观点的主要维护者之一，同时也是强制绝育法的制定者之一，这一法律是希特勒在1933年下令制定的，主要针对那些畸形、智力残疾、抑郁症或者酗酒的人。后来门格勒被成功转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有一个由他负责的用来做遗传实验的人类实验室。

双胞胎兄弟的妈妈陪他们走在营地道路上。关于门格勒上尉血腥的历史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为了不哭出来，妈妈紧咬双唇，而两个孩子却开心地在路上走着，一边走还一边在路上的水坑里跳来跳去。看到这一幕，妈妈也没有勇气让他们停下来，说不要把泥点溅得到处都是。嘴唇被咬出了血。

到了营地入口的检查处，妈妈把他们交给了一个党卫军，一直看着他们穿过金属门走向纳粹医生的实验室。她想着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或许回来的时候会少一只胳膊、两张嘴巴被缝在一起，或者是那个疯子突发奇想，然后把他们弄成其他畸形的模样。但她什么也不能做，因为如果拒绝执行命令的话就会被处以死刑。有时是有着医学营房的门格勒本人亲自去32号营房，有时那些比较害怕的人会亲自把孩子送到他的实验室。

没多久，双胞胎兄弟一切正常地回来了，甚至是开心地回来的。在实验室待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手里拿着约瑟夫叔叔给他们的香肠和面包片回来了，而且他们还说他非常的和蔼，逗他们笑。兄弟俩说，测量了他们的脑袋，让他们一起或分开做相同的动作，还让他们伸出舌头。有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想说，对父母就那几个小时在实验室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问题避而不答。妈妈回到营房，喉咙中像是有个刺，两条腿就像是吉他上的琴弦不停地在颤抖着。

蒂塔松了口气，因为那天晚上不是在找她。一个头顶手帕、满头干枯毛燥白发的女囚犯讲了门格勒很多详细的故事。似乎她很了解门格勒。所以蒂塔便走近了她。

“对不起，我想咨询您点东西。”

“说吧，孩子。”

“嗯……我有个朋友收到了门格勒的威胁……”

“威胁？”

“是的。就是被告知他会监视她。”

“糟了……”

“什么意思？”

“当他监视某人的时候，就像是那些猛禽面对猎物在空中盘旋——他已经瞄上你了。”

“但是这里有那么多人，而且他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门格勒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的脸。这一点我知道。”

说完这个，她表情变得非常严肃，然后便一声不吭了。一段记忆让她暂时变得沉默不语，什么都不想说了。

“躲避他就像躲避瘟疫，希望他不要在路上出现。我知道纳粹的头目们都在练巫术，而且他们都跑到森林里面去举行祭鬼仪式。党卫军的头目希姆莱，做决定的时候从不去做调查，只相信眼前看到的。我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阴暗的，可怜的人啊，千万别在路上碰到他。他的邪恶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来自地狱。我觉得门格勒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就是路西法本人附在了一个人身上。如果他要是盯上某人的话，希望上帝同情他吧。”

蒂塔点了点头，悄悄地走了。如果上帝存在，那魔鬼同样也存在。他们就像是同一铁路线上的乘客：一个朝向这边，一个朝向那边。无论如何，善与恶永远是对立存在的。几乎可以说善与恶都是需要的。如果不存在恶，我们就无法进行对比，无法看出其区别，那么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所做的就是善事呢？她问自己。她想，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应该也可以很轻松地找到恶魔。

路西法可能也会用口哨吹咏叹调？

漆黑的夜晚只有风在吼着。蒂塔浑身打了一个冷颤，看见一个人站在铁丝网附近的一束灯光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路灯的形状弯弯曲曲的，像是一条条蛇。是一个女人和站在铁丝网另一边的人在聊天。她感觉应该是那些助手中年龄最大、最漂亮的那个女孩，爱丽丝。有一次她和爱丽丝一起在图书馆值班。好像对于爱丽丝来说很重要似的，她告诉蒂塔她认识记录员罗森博格，而且给蒂塔强调他俩只是朋友。

蒂塔心想他们在聊什么呢。还有什么要聊的呢？或许也就是互相看着对方，或者像那些恋人们一样说一些甜言蜜语。如果罗森博格是汉斯·卡斯托普，爱丽丝是舒夏特夫人，就像是狂欢节的晚上一样，他一定会跪在铁丝网的另一边真诚地对她说：“我认出你了。”他向她解释说爱上一个人就是要看着那个人然后忽然认出她来，而且也知道那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蒂塔在想自己是不是有时也有过那种感觉。

蒂塔再次想到了罗森博格和爱丽丝。他们两人分别站在铁丝网的两边，可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呢？她不太确定。在奥斯维辛，越是正常的事物越是奇怪。她有可能爱上一个在铁丝网另一边的一个人？尤其是在那种纳粹们就像是魔鬼似的地狱一样的地方，爱情可以在那里成长吗？感觉应该可以的吧，因为爱丽丝·芒克和鲁迪·罗森博格像是扎根在地上似的，冒着严寒和暴风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上帝允许奥斯维辛存在。因此就像有人对她说的那样，可能上帝是一个确实可靠的钟表匠。但越是恶臭的粪便上也越能长出最漂亮的花，这也是事实。所以，蒂塔边走边想，但愿上帝不是钟表匠而是园艺师。

上帝播下种子，魔鬼却用镰刀毁坏了一切。

她在想，谁能战胜这群疯子呢？

16

奥塔·凯勒老师一边走向爸爸劳动的营房，一边想着下午给孩子们讲几段故事中的哪一段。有一天他会把那些关于加利利的故事收集起来集齐出版，这些故事都是他编出来用来吸引31号营房孩子的注意力的。

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但是他们都身处战争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相信革命，相信会有一场正义的战争。

不久前……

他利用午饭休息时间去看他爸爸，他的工作就是给德国军队的军统水壶铆上带子。奥塔去的时候，他正在劳动营房前喝着汤。战争之前他就已经被夺去了一切，现在变老了很多，但年老的凯勒先生还没有失去对生活的渴望。就在前一周就寝号响起之前，在营房深处举行的小型音乐会上，他还心血来潮、自告奋勇地唱了男高音声部。奥塔承认，虽然声音没有以前宏亮，但唱的时候还是很专业。人们开心地听他唱着。想必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老波西米亚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有点老的、退休的二线艺术家。只有少部分人知道理查德·凯勒不久前还是布拉格一位重要的企业家，是一家拥有50名员工的女性内衣工厂的老板。

尽管在工厂的资金问题上他总是很谨慎，但他的热情却永远在歌剧上面。一些企业家听说凯勒先生酷爱颤音，甚至还去上课的消息之后，都纷纷皱起了眉头。都这把年纪了！他们在俱乐部聚会的时候都会有些不屑地议论他，觉得他不是一个认真的企业家。

但对于奥塔来说却恰恰相反，他觉得爸爸是世界上最认真的人，无论是高声唱还是低声吟，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歌唱。当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信使通知他们有一半人要由泰雷津被驱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有人尖叫，有人哭闹，还有人用拳头击打墙壁。他爸爸却低声吟唱着歌剧《弄臣》的片段，他唱的是绑架吉尔达和曼都瓦公爵被判刑的片段：Ella mi fu rapita！Parmi veder le largime……他的声音是所有声音中最低沉最甜美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渐渐地，大家的吵闹声越来越小，到最后只有他自己的声音。

凯勒先生看到他之后冲他挤了挤眼睛。工厂和家园被纳粹们没收之后，老人便在失去了它们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作为上层社会市民的尊严，现在只能挤在那个肮脏的，到处都是臭虫、跳蚤和虱子的破床铺上。但他没有失去的是内心的力量和爱开玩笑的性格。就像老凯勒对他说的，工厂生产的衣物——吊袜腰带和吊带睡衣，就是那些女人们的工作服。

爸爸正在和其他同伴在那里聊着天，议论着当天死去的人。议论最近死去的人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看到他爸爸一切都好，他便转身回31号营房去了。走的时候，他瞅了一眼其他人，囚犯们在那个时间都坐在那里端着碗吃着饭，但场面却有点凄凉：瘦弱的人们穿得像个乞丐。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看到这一幕，但是这样的场景看到的越多，越能唤醒他的犹太人意识。

时间回到少年时期，他被卡尔·马克思的教导深深地吸引，他认为国际化和共产主义是所有历史问题的答案。最后，他自由理性的思想却让他找到了比答案更多的问题。曾一度有段时间他不是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是资产阶级的儿子，调侃着无用的共产主义，是说着德语的捷克人，同时也是犹太人。纳粹们进入布拉格之后便开始驱逐犹太人。这时奥塔终于明白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古老的传统和血液把他团结到了犹太人一边而非其他人种。如果他还疑惑自己到底是谁，纳粹们负责给他的胸前缝上一个黄色的星星，为的是让他一秒钟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人生。

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组织的一个积极分子，为阿利亚运动培养年轻人：重返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他有点兴奋又有点悲伤地记起了那些远足旅行，每次都要带着一把吉他用来唱歌。这种“童子军”间的兄弟感情有着最原始的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大家都有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

他最开始编造的那些故事，也就是在那些个夜晚围坐在火堆前讲的一些可怕的故事。那段时间，他的意见有时会和弗雷迪·赫希的意见不谋而合。他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在31号营房能听从弗雷迪的意见他感到很自豪，对于处于羞辱洪水中的孩子们来说，自己已经变成了诺亚方舟。

大家都处在不好的时期……

但是奥塔是个乐观的人，继承了他爸爸的讽刺幽默感，而且也拒绝去想在这里待了很久之后是否还能离开这一问题。为了不去想那些糟糕的事情，他又开始想着要给孩子们讲的那个故事，因为那些故事都还没有结束，这样想象力也就不会停止，孩子们也会继续想着那些故事。

自己的梦想就是自己，奥塔想。

奥塔·凯勒，二十二岁，但是他的成熟稳重让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更大一些。虽然他已经讲了很多遍沿着加利利旅行的、心术不正的聋哑笛子商人的故事，但每次讲到那个商人贩卖没有孔的笛子那一段的时候总是很有激情，因为这种笛子所发出的神奇的声音只有在天上才听得到……

“没几个人买他的笛子！而且他的客户还是个孩子。”

这是他自己编的故事，如果忘掉一些细节的话，就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故事讲完之后，孩子们出于天性便急匆匆地向营房门口跑去。在那里的人每分钟都过得很紧张，因为当前就是一切。奥塔看着孩子们离开，同时也看到一个穿着长筒袜的女孩，像陨石一样，跟着那些孩子一起跑向门口。

细腿的图书管理员总是跑着……

他觉得那个女孩有着天使般的脸庞。但通过她那精力充沛的动作和手势来看，他认为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没能如愿以偿，生气了。他也发现她不常和老师们说话，她把书拿给老师，完事之后边点头边收书，而且总是匆匆忙忙。他甚至认为或许她是因为害羞所以才假装很着急的样子。

蒂塔的确很快地跑出了营房。她不想遇到任何人，因为她的衣服里面藏了很危险的东西——两本书。

那天下午，她去还书的时候，发现弗雷迪·赫希的房门紧闭，尽管她不停地敲门，但是一直没有人开门。在老师们围坐在凳子上聊天的角落里，她发现了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她告诉蒂塔，施瓦茨休伯少校忽然传弗雷迪去他那里，他就忘了把房间的钥匙留给她。米里亚姆躲开人群，低声问她怎么处理上午上完课之后没法放回去的那两本书。

“别担心，我会处理好的。”

米里亚姆点了点头，用眼神示意她一定要当心。

蒂塔没有做过多的说明。这是她作为图书管理员的权利。那天晚上她和藏在衣服里面的那两本书一起入睡了。那样做很危险，但是把书放在营房她不放心。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走了，几个老师带着另外一些学生去营房后面做体育活动。而在31号营房里面，仅有一群各个年龄段的男孩女孩在认真地听奥塔·凯勒讲着故事。那个年轻老师让蒂塔很敬佩，因为他知道那么多东西，而且讲话总是很幽默。感觉讲的内容好像是关于加利利的，她很想待在那里听，但她却和那个名叫帅克的无赖有个约会。然而，她还是听到了老师讲的一些内容，而且对那些内容感到吃惊，因为他讲的不是日常上午上课时的历史和政治课上的内容，而是一则寓言。此外，让她更为吃惊的是凯勒在讲这则寓言时是那么富有激情。那个如此有文化又认真的青年人居然可以这么有激情地讲故事，这让她觉得太神奇了。

激情对她来说非常的重要。她需要在任何事情上都激情起来这样才能一直向前。因此她全身心地投入分发书的工作中：上午上课时间分发纸质书，下午休闲时间分发活体书。对于后者，她组织老师们轮流工作，这样老师们就变成了会说话的书，如果有孩子不认真听，他们就会冲孩子们吼或者敲一下他们的后脑勺。

她的谨慎让那两本本应放在藏书处的书第二天上午才从衣服里被拿出来。但她还是抵挡不住诱惑，想看看她的朋友帅克怎么样了，于是她便跑到厕所去看书。说是厕所，其实就是一个配有很多黑坑的营房，那些黑坑就像是有口臭的嘴巴。

她找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她觉得无论是对于帅克，还是对于帅克的创作者——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来说，他们都会觉得这是个最适合阅读的地方。在书的第二篇章的引言部分，作者认为：“那些因一些粗俗的话而生气的人都是懦夫，因为现实生活会给人们惊喜。在埃乌斯塔基奥高僧的书中谈到了圣路易斯，当他听到有人大吵大闹释放情绪、开始哭的时候，只有念诵经文才能使其平静下来。很多人都想把捷克共和国变成一个铺着木地板，只能穿着燕尾服戴着手套在上面行走的大厅，那里还保留着上层社会的一些精致的习俗，在这些习俗的掩护下，他们也会做出一些丑陋的行为。”

这里有400个坑位，上午的时候全部会被占满，可怜的圣路易斯又要诵读大量的经文了。

走出厕所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因为地面结冰，她走路必须小心翼翼。夜里的奥斯维辛—比克瑙是一个怪异的地方，因为路灯光线不足，营地上那一排排的营房都会变成黑乎乎的一团一团的，而路灯投下来的方形光柱一直延伸向远方。寂静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没有一丝门格勒那不祥的乐曲声。

她进了营房，走近妈妈。蒂塔很健谈，经常会讲一些逸事或31号营房孩子们的恶作剧，但那天她却一句话没说。丽莎拥抱她的时候感觉到了她衣服下面硬硬的书，但她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妈妈们永远要比孩子们认为的知道得多。在那个封闭的世界，消息会像虱子一样由一个床铺跳向另一个床铺。

蒂塔觉得为了保护妈妈，不能告诉她自己在31号营房所做的事情，但她不知道其实是妈妈在保护她。丽莎知道应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蒂塔很镇静，一点也不担心妈妈所担心的事情。妈妈不愿意成为蒂塔肩膀上的负担。至少，这点负担妈妈还能帮她承受。当蒂塔问妈妈那天下午是否和“比克瑙大喇叭”接触过，妈妈假装生气的样子。

“别拿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开玩笑。”她说。实际上，蒂塔开玩笑让她觉得很开心。“我们在讨论蛋糕的作法。她居然不知道蓝莓柠檬蛋糕！我们一下午都过得非常开心。”

在奥斯维辛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下午？

蒂塔心里想着，而妈妈已经开始有点犯困了。或许这样最好！

痛苦的2月过后，艰苦难熬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距就寝号响起还有一个小时。去营房看看玛吉特吧！”

很多个夜晚妈妈都这样做：把她赶出营房，让她去和她的朋友聊天，为的是让她不要和那些寡妇们待在一起。

她走向8号营房的时候，手不停地摸着衣服里面轻微晃动的那两本书，想着在那几周妈妈居然表现出如此惊人的镇定。

她看到玛吉特挨着她妈妈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海尔格坐在床脚下。她向她们打了招呼。玛吉特的妈妈知道孩子们更习惯独自谈论自己的事情，便以去和一位邻居打招呼为由走开了。海尔格留了下来，但眼睛半闭着，几乎快要睡着的样子。她非常的累，因为分配工作的时候运气不好，她被分配去运送那些用来铺设营地主干道用的石块。做这项工作等于是在做无用功。当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地面冻得很结实，根本就无法铺设那些石块。冰面融化了之后，地面又变得非常泥泞。石块扔到地上，很快陷入淤泥里面，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第二天他们又去拉更多的石块来重复相同的工作。

黑黑的淤泥会吞没一切。

每天在室外劳动不但损耗大量的体力，而且吃的也很差：早餐喝汤，午饭也是汤，晚饭是一块面包，就这还要克扣一些。蒂塔，酷爱给人起绰号，所以在心里叫她“睡美人”，因为有一次海尔格告诉玛吉特她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绰号，所以蒂塔就再也没有这样大声叫过她。但事实的确如此，一个极其瘦小的女孩，甚至可以说是瘦弱，无论她坐在任何地方，都能累得睡着。

“你妈妈让我们单独待着，她太了解我们了！”

“妈妈们知道她们该做什么。”

“我在这儿的时候也想着我妈妈。你知道她的，看上去很怯懦，但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自从我爸爸去世后，由于睡在那个像是个木质冰箱的营房，她都感冒了，还继续在那个臭哄哄的车间毫无怨言地工作着。”

“那样也好……”

“有一次，我听到睡在我们旁边的两个女人，你知道她们怎么叫我妈妈和她们的同伴吗？”

“怎么叫？”

“老母鸡俱乐部。”

“这也太坏了吧！”

“但她们叫的也有道理。有时候她们坐在床铺上一起开始说话，吵吵嚷嚷的就像是饲养场的母鸡。”

玛吉特笑了。她是一个很谨慎的女孩，对于拿大人们来说笑她觉得不合适，但她却喜欢看蒂塔拿她们开玩笑。这说明一切都正常。

“你知道雷内的近况吗？”蒂塔问道。玛吉特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这几天她总躲着我……”

“怎么回事？”

“嗯，也不是躲着我。每天工作完以后，她就和她妈妈走了，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但，为什么呢？”

“人们都在嘀咕着……”

“怎么人们还在嘀咕？嘀咕雷内？为什么？”

玛吉特感到有点不快，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给她描述。

“她和一个党卫军在谈恋爱。”

在比克瑙有很多红线是不能逾越的。谈恋爱就是其中一道。

“不会是个谣言吧？你知道这里的人经常散布谣言……”

“不是的，蒂塔。我看到过她和他说话。他们俩靠在入口处的瞭望塔那里，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经常去。从1号和3号营房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里。”

“他们俩接吻了？”

“天哪！但愿没有吧！想想都让我起鸡皮疙瘩。”

“要我的话还不如吻头猪。”

玛吉特笑得弯下了腰，蒂塔意识到她自己说话的口吻有点像好兵帅克。让她开心是最好的事情。

那会儿在几个营房开外的地方，雷内帮妈妈清理着头上的虱子。这是一项可以让眼睛和手忙起来并让思想放松的工作。

她知道其他女人们都在议论她。她自己也觉得接受一个党卫军的友情不合适，即使是像维克托这样有教养有礼貌的人。

维克托？

无论他友善与否，他都是一个狱卒，而且还是个刽子手。但是，他对她却很好。他送了她一把小梳子，而她正在用它帮妈妈清除虱子带给她的烦恼，那些虱子让她没日没夜痒得都快要疯掉了。他还给她带来过一小罐红加仑果酱。她已经好久都没有尝过那个味道了！妈妈和她把果酱抹在晚餐那难以下咽的面包上，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开心地吃完了面包。这些富含维生素的东西可以让一个人的身体不生病并拯救他的生命。

面对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的党卫军男孩，想必她应该感到害怕？想必她应该拒绝那些东西，然后告诉他她并不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她知道很多女人都在议论她，但是如果她们和她的遭遇一样，她们也会接受别人的东西。可能是为了丈夫，为了孩子，或者是为了其他什么，但无论如何她们一定会接受。当有人给你一罐打开的红加仑果酱和一块待抹的面包，你是很难抗拒的。

他对雷内说，等这一切都结束以后，很希望他们能成为恋人。但她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他给她讲罗马尼亚，给她讲他的村庄，给她讲庆祝节日的时候如何举行套麻袋跳跃比赛，给她讲摆放在广场上的丰盛的糖醋肉块。但是雷内却很憎恨他，她知道她的义务就是憎恨他。但是爱与恨是很相似的：她都不能选择。

夜幕下的奥斯维辛，还有列车不停地到来，车上拉的是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无辜的人，他们就像是风中的树叶不停地颤抖着。发红的烟囱说明火炉还在不停地工作着。家庭营地的人睡在满是虱子的草垫子上试图战胜因恐惧而引起的失眠。最后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

清晨的时候，人们会再一次在金属水槽那里洗脸，会再一次厚颜无耻地脱下裤子或撩起裙子当着30多人的面进行大小便。闻起来简直太恶心了。之后便是在寒冷的天气里进行漫长的点名，地上的寒气会让木屐变成一双冰鞋。卫兵们点完名画完叉之后，没有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羞辱，而是拿着点名册离开了营地。最后，弗雷迪·赫希关上营房门，挑了挑眉毛，一天的生活便可以开始了。孩子们吵闹地散开去占各自的凳子，有些老师去了图书馆。31号营房新的一天开始了。

蒂塔最渴望的是中午的汤，只要一想到这个她就很兴奋。因为喝汤标志着下午的开始，这样她就可以再次和那个和她成为朋友的、慷慨的、总是干蠢事的士兵分享他们的故事了。指挥帅克所在军营的奥地利军官中有一位名叫达乌尔岭的非洲人，上级非常欣赏他，因为他对士兵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有时会打他们。“出生后不久，康拉德·达乌尔岭撞到了头，就像是一颗彗星撞击了北极似的，到今天为止头上还有一块没有头发。所有人当时都怀疑，如果他能够在脑震荡之后活过来，那必将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只有他的上校爸爸一直心存希望，坚信这个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如果他能痊愈，小达乌尔岭应该服兵役。四年的小学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场艰苦的斗争。除此之外，还有好几个家庭教师给他上课，其中一位老师因为年老，课没上完就傻掉了；另外一个对他过分的失望，都想从圣埃斯特万塔上纵身跃下。最后他终于进入了海恩堡少年训练学校。他的愚蠢是如此的令人瞠目结舌，刚到学校他就说出了自己的目标：几年之后，进入特雷萨军官学校或军务部。”

读书是一种享受。

但是还是会有人破坏任何一个欢乐的气氛。那些破坏气氛的人是上帝的孩子还是魔鬼的孩子？好询问的“肉垂夫人”，带着脏兮兮的发髻还有她那浑身摆动的肉，探头看了看她的藏身之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她的眼睛很小，小到几乎要用显微镜才能看见。

她们两位站在蒂塔面前，皱着眉头，要她给她们看看她正在看的书。她把书递给她们，而其中一位非常有力地一把把书夺了过去。书差一点就全部散开，书脊处的线也差点快要断掉。蒂塔一下子生气了，但出于对大人们的尊重，她对她们粗鲁地对待书的行为没有说什么。

“肉垂夫人”看书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脖子上松弛的皮肤愤怒地抽动着。一想到她的脸，蒂塔就想笑，因为很像指挥帅克所在军队的某些长官出发之前的表情。

“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太不合适了！您这个年纪的女孩不能看这些庸俗的书，里面有难以接受的亵渎神明之词。”

也就在这时，从弗雷迪的房间走出来两位副负责人，她的直接领导者，利希滕斯坦和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基什科娃夫人看见他们两人开心地笑了，然后做出咋咋呼呼、大惊小怪的表情和手势想让他们快点过来。

“看看，这是一所学校，居然有这么龌龊的事情。您二位是副负责人，不能允许年轻人看这种庸俗的小说，书中的内容不但没有教养而且也不健康。还有就是在这本书中我听到了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的亵渎神明之词。”

为了再次证实她的话，她要求他们听听书中是如何不尊重神职人员，如何对于宗教说了一些粗话。书中的神父说道：

“他是上尉军衔，却喝得烂醉如泥。所有的随军神父，不论什么级别，上帝都各给了他们喝酒喝到吐的能力。我之前和一位名叫卡茨的随军神父一起，为了喝酒他可以连命都搭上。他卖掉了圣杯，我们喝掉了拿它换来的所有的酒。如果有人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们东西的话，我们也会把它卖掉来换酒喝的。”

基什科娃老师发现利希滕斯坦在努力保持严肃的表情，但还是差点就笑出声了，她便生气地把书合上。蒂塔的眼睛却一直盯着松了线的书脊处，感觉书随时都有散页的可能。“肉垂夫人”肯定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然后要求禁掉这本书。她继续站在那里翻着书，一边翻一边再次想着，如果允许孩子们读这种庸俗的书，那么教育他们还有什么价值呢？看到她拿着书就像拿着一把苍蝇拍似的抖来抖去，蒂塔一下子弹跳起来，站到她的面前。尽管比她矮50厘米，但却非常有礼貌，而且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要求她把书给她：

“……请。”

蒂塔如此强调那个“请”字，感觉就好像是给了她当头一击。她没有想到蒂塔的反应如此强烈，简直可以说是无礼。她带着一脸受屈辱的表情，把那些皱了的书页弄平整，但是她不明白蒂塔想做什么。

蒂塔温柔地拿过书，把那些散页整理好夹在书中间。她不紧不慢地做着这一切，其他人都好奇地注视着她，看她如何把那些书页弄平整，如何修补那本书，感觉就像是在对待一位战争中的伤员似的。她对待这本书毕恭毕敬非常认真的样子让愤怒的基什科娃老师什么都不敢说。就像一位妈妈给女儿梳头一样，她仔仔细细地用手指一页页的把书页抹平。最后，书终于修补好了，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它，然后表情谨慎地看着利希滕斯坦，之后又面无表情的看着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告诉他们书中的确有像基什科娃老师所读到的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容。

于是她念道：

“军事监狱是那些不愿去打仗的人的最后一个藏身之地。我认识一位老师，作为数学老师，他本应在炮兵队服役，但是他不愿意开炮，便有意偷了一个上尉的手表，好让人家把他关进军事监狱。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这样做的。战争既不能激发他的热情，也不能使他陶醉。他认为开枪射击敌人，或者用榴霰弹和手榴弹炸死同自己一样不幸的数学老师，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是没有人性的行为。”

这是这本庸俗的书中反复讲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战争是愚蠢和野蛮的。关于这一点难道他们也不同意吗？

大家一阵沉默。

利希滕斯坦想找根烟叼在嘴上。为了争取时间，他抓了抓左耳，为了不让她们说什么他决定先说话。

“对不起，有一群孩子要来，我得和医院的医生去处理一项紧急的事情。”

三个女人一台戏。利希滕斯坦决定摆脱他们，于是便迅速地离开了。

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没有离开，便担任了这场阅读争执的裁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蒂塔刚刚所读的内容我觉得很正确。此外……”她面朝基什科娃老师说道，“我们不能说这是一本亵渎神明或对宗教不敬的书，总的说来，书中只是说了天主教神父都是醉鬼。没有任何地方侮辱我们严谨正直的神父。”

听了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的话之后，两位老师非常生气，边转身边抱怨着。米里亚姆不明白她们俩有什么好抱怨和指责的。当她们俩走出很远一段距离之后，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悄悄地对蒂塔说，等她看完小说之后，借给她一个下午。

17

蒂塔一整个上午都在处理图书馆的事情。等她赶到弗雷迪房间的时候，发现他正在为排球队设计战术，午饭之后在营房后的空地上，他和另外一个老师组织的排球队之间有一场重要的比赛。她有点不太开心，因为早上长时间的点名之后，她的两条腿有些抽筋。

“怎么样，蒂塔？美好的早晨。等着看吧，今天会出会儿太阳。”

“那些令人厌恶的点名站得我两条腿都累，每次都没完没了的。我讨厌点名。”

“蒂塔，蒂塔，点名是神圣的时刻！你知道为什么总是那么长时间吗？”

“嗯……”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你发现了吗？从9月份开始我们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失去，而在家庭营地，因为疾病、营养不良和疲惫不堪，已经有1500多人死掉了。”蒂塔伤心地点点头。“但31号营房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失去。我们正在获得成功，获得成功啊，蒂塔。”

喜悦战胜了悲伤，她冲弗雷迪笑着。爸爸要是在的话，他会在一旁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世界地图，而她就可以给他讲这些事情。

她悄悄地把放书的长凳往前移了几米，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地听奥塔·凯勒老师的课了。现在爸爸不在了，她一定不能荒废学业。听凯勒的课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因为他总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要讲。她注视着他那厚厚的羊毛衫和奶酪似的圆圆的脸，这一切让她觉得战争之前他可能是个胖乎乎的男孩。

他在给孩子们讲火山活动。

“在地下很深很深的地方，地球是燃烧着的。有时，地球的内部压力会使得炽热材料通过形成的通道上升到地表，这样就形成了火山。这些浆状的熔化了的岩石就叫做熔岩。在海洋深处，火山喷发纯的熔岩会积累成熔岩柱，渐渐地便会形成岛屿。比如，夏威夷岛就是这样诞生的。”

看着孩子们围在一起上课的情景，她想着一个不适宜居住的马厩居然变成了学校，同时也想着为什么大家都还活着。奥斯维辛是一个巨大的榨取工人劳力的地方，是希特勒救世计划中折磨人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会允许五岁的孩子在那里跑来跑去？

所有的人都有这个疑惑。

如果她可以把搪瓷碗反扣在营地军官大厅的墙上，把耳朵贴上去听，应该早就有了她好多次想要的答案。

军官食堂里面有两个人曾独自和两名军官留在食堂。一位是施瓦茨休伯少校，党卫军负责人，同时也是比克瑙集中营负责人。另一位是门格勒上尉，有着“特殊”权利的党卫军上尉。少校的面前放着一瓶苹果酒，而医生上尉面前则是一杯咖啡。

门格勒冷漠地看着少校那副长脸和入迷的眼神。医生上尉绝不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极端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是个科学家。或许他不愿承认他嫉妒施瓦茨休伯那蓝而深邃的目光，那双漂亮且几乎透明的眼睛可以证明他是雅利安人确凿无疑，而他自己的眼睛却是褐色的，再加上他那黝黑的皮肤，给人一种不舒服的南欧人的感觉。在学校里，一些孩子嘲笑他，叫他吉普赛人。现在，他很喜欢把那些孩子放到自己的解剖台上，要求他们再次重复那些话。

活体解剖是非常特别的经历。它就是生命中的制表厂……

他注视着施瓦茨休伯喝酒的样子，觉得有点遗憾。一个有着12个助手的党卫军少校，居然没有能力把军靴擦得油光锃亮，也没有把衬衣的领尖熨烫得平平整整。这一点足以说明他很懒，这对于一个党卫军的军官来说可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他很鄙视那种像施瓦茨休伯这样粗俗的人，刮胡子的时候不是用剃须刀刮而是用剪刀剪。此外，施瓦茨休伯还会做让他厌恶的事情：总是重复那些已经说了好几遍的谈话内容，而且每次都是同样的词、同样无聊的情节。

还有一次，他再次问门格勒为什么上级对那个无聊的家庭营地如此的感兴趣，问完之后，他期待着门格勒能向他说出他已经知道的答案。门格勒耐着性子，假装很和蔼的样子，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就像对着一个小孩或者智障儿童似的说道：

“您知道，少校先生。从战略角度来说，这个营房对于柏林非常重要。”

“我知道，医生先生。烦死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尊重他们。而且现在我们还要给孩子们设立一个幼儿园？难道他们都疯了吗？难道他们觉得奥斯维辛是一个温泉疗养地吗？”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世界上有好多国家都在密切地关注着我们。流言会到处飞的。当国际红十字会开始向我们索要关于营地的信息，申请派遣监察员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展示他们想看的东西：犹太家庭和睦相处，孩子们在奥斯维辛跑来跑去。这样，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工作永远都是出众的。如果禁止他们来访，反而会更加刺激他们做上述的工作。”

“这也太复杂了吧……”

“所有那些在泰雷津集中营所做的工作以后都会有用的。从犹太人居住区迁来的人都住在这里，因此，我们接到国际红十字会要来检查的消息时，上级会先来看看有什么东西是不希望被他们看到的。我们会邀请他们去看房子，但是不会让他们看厨房，而是只让他们去看游戏室。这样他们就会满意地回到日内瓦。”

“让红十字会见鬼去吧！瑞士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还想去要求第三帝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懦夫般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轰走他们呢？最好就是派我在这里，我会让他们连房子都不去，直接把他们塞进火炉里。”

看到施瓦茨休伯怒气越来越大、满脸通红的样子，门格勒轻蔑地笑了一下。他真的很想拿起军棍抽打他的脑袋，但是他必须强忍着。不……军棍不行，太贵重了。最好就是从套子里取出手枪冲着他脑袋开一枪。虽然他是个十足的白痴，但他毕竟也是比克瑙集中营的负责人啊。

“我亲爱的少校，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活动提供给整个世界的形象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谨慎。你知道我们纳粹党敬爱的元首的首要领导职务是什么吗？”门格勒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尽管他知道这个问题是自问自答，但还是喜欢羞辱一下施瓦茨休伯，“政治宣传，《我的奋斗》一书中有提到过，您难道没有读过？……”看着少校尴尬的表情，他觉得很享受，“很多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不明白清除劣势种族、进行种族优化的必要性。有些国家会加强戒备，这样就会有可能为我们开辟新的战场。但我们现在对那些完全没有兴趣可言。我们希望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何时何地来开辟新的战场。这个就像是做手术，我的少校，我们不能用手术刀胡乱地去开刀，而是选择更加合适的地方进行切口。战争就是我们的手术刀，我们应该准确地操控它。如果有人毛手毛脚地操控它，有可能最后刺到的是他自己。”

施瓦茨休伯受不了他那家长式的语气，而他自己说话的语气就像是老师在教一个愚笨的学生。

“门格勒，你真烦人！说话的时候就像个政治家。我是一名军人，我会下达命令，也会执行命令。如果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说，集中营应该按照那些情况来运作，我定会照做。但是那个儿童游乐场……，和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

“政治宣传啊，我的少校，政……治……宣……传。我们会让那些囚犯给家里写信，给他们的犹太家人们讲在奥斯维辛大家对他们很好。”

“真是活见鬼，那些低俗的犹太家人们想着他们会如何被对待，我们会在意这些？”

门格勒吸了一口气，心里默默地数到三。

“亲爱的少校，外面还有很多的犹太人，还需要逐步地运来这里。一只动物，如果它不知道是被带往屠宰场，它会非常听话地跟着走，但如果它知道自己会被杀掉，那一定会极力反抗。您是从村子里走出来的，应该懂得这些。”

他的最后一句话激怒了施瓦茨休伯。

“您怎么敢说图青是一个村子？您知道吗，图青被认为是巴伐利亚最漂亮的市镇，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德国……不，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当然，少校先生。我完全同意：图青是一个漂亮的市镇。”

施瓦茨休伯想要反驳他，但忽然意识到那个资产阶级的、喜欢卖弄的医生正在故意对他进行挑衅，他不能中了他的圈套。和门格勒这样的人在一起一定要谨慎，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他到底在筹划着什么。

“好吧，医生先生，一个儿童游乐场和一个幼儿园，还有其他必要的东西。”他吼道，“但是我不会允许在营地上出现一些不幸的事故和混乱的现象。只要出现了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一切都会被关闭。您认为那个犹太负责人可以维持纪律？”

“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是德国人。”

“门格勒上尉！您怎么可以说一个令人恶心的犹太狗属于光荣的德意志民族？”

“好吧，您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是资料上显示，弗雷迪出生在北莱茵的亚琛，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属于德国。”

施瓦茨休伯面红耳赤地看着他。门格勒读懂了他的心思：施瓦茨休伯不能忍受他的无礼，但那时他并不担心，因为施瓦茨休伯连上级也一起怀疑。少校知道和他一起应该小心，因为他在柏林有很强势的朋友。集中营负责人怨恨的目光忽然一亮，心里好像非常得意的样子，想必是想着到时他的好运就会到头，踩着他就像是踩着一只蟑螂。门格勒微微笑了笑。那个时候永远不会到来。因为他做任何事情总是会比其他士兵先行一步。实际上，大家都不明白也不知道他们俩为什么要争吵。但是他知道，争吵是为了更出名。首先是为了以后领导德国科学基金会、德国研究委员会，之后是修改病史课程，确切地说是人类学课程。约瑟夫·门格勒知道他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卑躬屈膝属于那些弱者。

历史会给他一个教训的。弱点中的最大弱点也是强者的弱点：总是相信自己是不可被战胜的。第三帝国的弱点就是它的要塞：如果认为自己坚不可摧，那么更多新开辟的战线将会慢慢地摧毁它们。盟国的飞机已经开始在奥斯维辛的上空盘旋着，而且已经可以听见远处的轰炸声。

任何人都逃不过自己的弱点。

无敌的弗雷迪·赫希也一样。

几天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下午最后的几项活动结束之后，营房变得安静了。蒂塔急急忙忙收起了书。为了保护书，不让书掉到地上，她用布把书裹着，走向营房负责人的房间去把它们藏起来。因为她想赶快去见妈妈，陪着她。

她敲了敲门，弗雷迪让她进去。她看见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房间唯一的椅子上。但这次他却没有在写他的报告，双臂交叉、目光有点失落地坐在那里。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才让他这样。

她走到被叠放的毯子覆盖的木地板处把书放好之后，为了尽可能地不打扰弗雷迪，打算尽快离开。当她刚一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个声音。

“蒂塔……”

弗雷迪说话的语气有点缓慢，声音听起来可能有点累。他平时演说时激动的声音会使得年轻人都听他的。当她回头看着平时身体特别强壮的弗雷迪时才发现，他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了。

“你知道吗？等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或许我不会去巴勒斯坦地区了。”

蒂塔一头雾水地看着弗雷迪，而他却亲切地冲着满脸问号的蒂塔笑了笑。她不明白很正常。几年来他一直全力以赴地告诉年轻的犹太人应该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而且随时做好回到锡安的准备，然后把戈兰高地变成距离上帝更近的地区。

“你看，这里的人……都是什么呢？犹太复国主义者？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他叹了口气，停顿了一下，“这些谁在乎啊。如果你注意观察一下，其他的都不管，就只是观察一下这些人。你会发现，这些人都很脆弱、堕落，而且好事坏事他们都做得出来。”

她还听到了一句话，但实际上和以前一样，不是说给她听的，而是说给他自己：

“现在我觉得这里没有多少事情是重要的。”

弗雷迪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双眼什么地方都没有看，而是像我们看着自己的内心一样，看着他自己的内心。蒂塔什么都不明白。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为了再次踏上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而努力斗争的男人却忽然对此失去了兴趣。她很想问问他，但他现在却无视于她，仿佛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她决定留他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并悄悄地走出去。

她以后会慢慢明白的。那会儿她还没有能力洞察发生在生命力旺盛的人身上的事情。站在悬崖的高度，一切似乎都很小。原来一直很巨大的东西一下子看起来很小，一切重要的东西看起了一点儿也不那么重要了。

她瞥了一眼桌子，桌子上的纸上是弗雷迪的字迹。当她稍微注意看了一下之后才发现，那既不是他写的报告也不是管理笔记，而是几首诗。在那些纸上，有一张带着营地司令部抬头的纸，像一块大石头似的压在其他纸张上面。

这么短的时间只够她看见一个黑体字：迁移。

迁移的信息已经传到了记录员鲁迪·罗森博格所在隔离营的办公室。从9月份开始的这六个月以来，就如同所猜测的一样，德国人开始执行他们的特别处理政策，也就是他们称之的所谓“迁移”。

因此，那天下午，当他穿着从黑市得来的外套，扣着所有的扣子，不安地在铁丝网一边等着爱丽丝的到来时，不停地在那里走来走去。他的神经紧张得就像那带电的铁丝网，随时都会迸出火星似的。

前一天下午他请求爱丽丝帮他完成斯赫姆莱夫斯基分配给他的任务，尽快调查家庭营地抵抗组织成员的具体数量。抵抗组织的活动非常隐秘，很多次他们自己的成员甚至都互不认识。那天下午，他才知道，甚至爱丽丝自己通过一位朋友也和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

斯赫姆莱夫斯基话很少，少到每句话最多不超过六个字。这也是他在这里的生存技巧。当有人想让他多说点话或者指责他话太少时，他会告诉对方，他的一位朋友是个刑法律师，曾有一次告诉他，哑巴的人会长命。鲁迪发现他特别沉默寡言的时候，一烦恼就会变得激动，鲁迪便禁不住想问他种种迹象是否表明情况很糟。而他总是话很少，总是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事情在变糟。”

所谓的事情就是家庭营地的事情。

和很多个下午一样，瞭望塔上的卫兵所看到的就是隔离营的记录员和从另一边靠近铁丝网的家庭营地的犹太女朋友，因此，他们对此也就不再注意。德国人通过体型和精神差异便可以把他们同其他囚犯们区分开，他们俩看上去就像是两块带有编号的肉，但是他们却没有把那个瘦弱的、穿着一身破烂衣服的犹太女孩和另外一个女孩区分开来。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那天下午来到铁丝网边上的不是爱丽丝·芒克，而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海伦娜·莱塞科娃，起义的负责人成员。她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他一个抵抗组织领导人要求传递的机密信息：33个秘密成员被分成了两组。海伦娜问他是否知道关于迁移的更多信息，但很遗憾，他只是听说可能会迁移到肯杰任科兹莱集中营，具体就不清楚了。这种事情司令部是不会定死的。

他们俩一言不发地互相看了对方一会儿：女孩应该是个很漂亮的女孩，但她那脏且凌乱的头发、凹陷的脸颊、脏脏的衣服、由于天冷而满是疮痂的双唇使得她看上去像是一个二十二岁的乞丐。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未知的未来，很健谈的罗森博格此时却不知该和女孩说些什么。

下午的时候，他以去交名单为由获批去男囚营，实际上是为了见斯赫姆莱夫斯基。鲁迪看见他坐在营房前的木凳上，由于没有香烟，他的嘴里嚼一个小树枝。而鲁迪，总是时时刻刻准备着各种东西，伸手递给他一支香烟。

鲁迪向他转述了海伦娜提供给他的关于家庭营地起义者的人数和各自的基本任务，而他只是点了点头。鲁迪期待着他能就目前的形势跟他说点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就好像他什么都不知晓似的。他告诉斯赫姆莱夫斯基3月4日是爱丽丝他们这一批囚犯到这里六个月时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特别处理”开始的时间。

“多么期望那一刻永远不要到来。”

那个波兰人抽着烟一言不发。罗森博格知道会议已经结束，便傻傻地告辞了。他带着疑惑回到自己的营房，斯赫姆莱夫斯基保持沉默难道是因为消息太残忍，或者是因为他完全无视所发生的一切才保持沉默。

晚点名的时间比平时任何一次都长了许多。几个党卫军要求所有的看守全部赶往集中营的入口处。在那里等着他们的是犹太家庭营的负责人（营地看守，一个名叫威利的德国普通囚犯）和“库拉”，两人旁边站着两个手持步枪的卫兵。囚犯们都在那里看着那些营房的负责人是如何走近那位上士，然后在他的面前围成一个半圆。

弗雷迪·赫希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穿过营地道路，超过了那些迈着极不情愿地步伐前去开会的其他看守。虽然天快黑了，但还是很容易能够辨认出赫希那挺拔的、泰然自若的形象。

“库拉”把双手伸进军服的袖筒里等着他们。看着大家都到了，他向所有人冷笑了一下，显然，他心情不错。对于神父“库拉”来说，让囚犯们得到解脱是最好的消息：一半囚犯，一半问题。一位助手在看守们之间分发着名单，名单上是他们各自营房中9月份运来的囚犯，他们要通知这些囚犯第二天早上另外组队，然后带上这各自手上的财物（其实也就一把勺子和一只碗），开始准备迁移到另一个集中营。31号营房只住着一个人——营房负责人，他手里拿着所有名单中最短的一个，上面也只有一个名字，就是他自己：弗雷迪·赫希。一片寂静中，只能听到纸张发出的沙沙声，而他也是唯一一个敢迈开步子走到士官面前的人。

“对不起，上士先生。我们可否知道要把我们转移到哪个集中营？”

“库拉”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了弗雷迪好几秒钟。在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突然提问，对于一个党卫军上士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被轻视的行为。然而这一次，他却很简短地回答了他。

“准备好了会通知你们的。走开。”

看守们开始在各自的营房前读着名单上第二天将被迁走的囚犯的名字。下面全是嘈杂的嘀咕声，人们不知道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愿意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不停地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问题：

“我们会被带到哪里？”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答案，或者说对于答案，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所有人都听说了六个月之后的特别处理。这到底是什么呢？对于乐观者来说这是一次没有目地的迁移，没有人知道会被迁移到哪里，是生存还是死亡。

蒂塔和玛吉特也聊过了这个问题，她们也试图在这么多问题中找到答案。在推测了很久之后她筋疲力尽地向营房走去。一想到这个消息她就觉得特别烦恼，以至于走路的时候都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头向后看。就在她准备急匆匆地进入营房的那一刻，一下子撞在了营房的门上。一个德语的声音响起，同时一只手轻轻地抓住了她的胳膊。

“孩子……”

她被吓了一跳——门格勒上尉应该可能不会碰她。是回自己营房的弗雷迪·赫希。她看着他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他又变回了往常那个精力充沛有魅力的男人。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切照旧！这是一个迷宫，有时人们会迷失其中，但如果退缩的话，那就更糟。不要去理会任何人，听从你内心的声音，然后一直向前。”

“但，你们会被带到哪里去呢？”

“我们将会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这里的目标。”

“31号营房……”

“我们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

“学校的一切都会继续。”

“对。但是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要做。”

蒂塔一副不解的表情看着他。

“仔细听我说，在奥斯维辛，一切都不是大家表面所看到的那样。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会为真相打开一道缝隙。他们认为谎言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因为我们相互信任，所以我们会在最后一秒钟投篮进筐。他们认为我们会被打败，但我们是不会被打败的。”说到这里，他想了一会儿，“我不能在这里继续帮你们赢得这场比赛。蒂塔，你应该有信心，很大的信心。你会发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米里亚姆。还有，尤其是……”说到这里，他带着迷人的笑容看着她的眼睛，“尤其是永远不能放弃。”

“永不放弃！”

他神秘地冲她笑了笑，然后像运动员似的迈开大步走了，而蒂塔却静静地待在那里，不是很明白他所谓的最后一秒的投篮进筐说的是什么意思。

对于所有的营房来说，这都是一个毫无睡意的夜晚。大家都在床铺上小声嘀咕着，合理或不合理地推测着，也有人在祈祷着。

不管带我们去哪里，这都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如果是去一个更糟的地方，难不成我们还可以不去？一些人平静了下来，痛苦中带着一丝安慰。

和蒂塔同铺的那个胖女人就是9月份被拉到这里来的，因此，她也是被迁移的一员。她平时话很少，只有在和临铺们开一些粗俗的玩笑时，话才很多。无论好的坏的，她从来什么都不和蒂塔说。蒂塔每天在她脚头睡下的时候都会和她道一声晚安，但是她却一次都没有回复过蒂塔，甚至连哼着应一声都没有。她假装睡着了，眼睛使劲地挤在一起。所有糟糕的事情中不算最糟的一件就是，在那个属于她的最后一个漫漫长夜她可以睡得着。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乌云密布，天气很冷，寒风中夹杂着雪花。和平时的每天一样，排队时大家乱作一团，但是那天的顺序却有所变化：9月份来的站一边，12月份来的站另一边。看守们在那里认真地分组排着队，党卫军的卫兵们也比平时显得更紧张，甚至还用枪托打了几个人，而这些在平时上午点名时都不是常能见到的。气氛很紧张，大家的脸都拉得很长。极其缓慢地点着名，然后看守们的助手们在一张登记的纸上画着叉。好几个小时像被钉在地上似的站在那里，蒂塔觉得她会慢慢地陷入泥里，如果点名的时间更长，她就会像那些被淹没在泥浆里的石子儿一样也被泥潭吞没。

最后，点名在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之后，9月份那一队人开始移动了，共有近4000人。现在他们的临时目的地是这个营地隔壁的隔离营，大家都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向那里。记录员鲁迪·罗森博格在那里认真地注视着移动的人群，好像要捕捉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好像从卫兵们的动作和表情上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可以让他更多地调查这些人的去向似的，因为爱丽丝也在这群人之中。

蒂塔和妈妈与跟他们一起来到这里的人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都排着队站在自己的营房门口，看着那些卫兵们命令着那些9月份来的囚犯们走向犹太家庭营的出口处。长长的移动队伍中，虽然有的囚犯在笑，他们相信有更好的地方等着他们，但却没有一丝欢乐的气氛。队伍中也有人回头做最后的告别，离开的人和留在这里的人都互相挥着手。蒂塔紧紧地抓着妈妈的手，不知道自己心里的不舒服是因为天气寒冷还是因为看到他们被分开而感到害怕。

她看着调皮的加布里埃尔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哈哈大笑，而且不停地变化步子故意磕绊走在他后面的一个又瘦又高的女孩，而女孩边走边骂着他。这时一个成年人的手从后面伸了过来，狠狠地揪住了他的耳朵。基什科娃夫人惩罚得真好，加布里埃尔被揪着一动不动。去隔离营的人群中有很多熟悉的人和31号营房的老师，还有一些以前从未出现过严肃和憔悴表情的面孔。有些人向留下来的12月份来的孩子们打着招呼，不知疲倦地挥手向他们说着再见，非常有趣的是这一事件打破了营地单调的气氛。

摩根斯坦老师穿着他那满是补丁的衣服、戴着他那破了的眼镜，边走边向人们滑稽地鞠着躬。走到蒂塔跟前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后面的人，他既没有停下也没有乱了步伐，而是忽然变得很严肃地冲她眨了眨眼睛，然后他便继续向前走，又继续重复做着他鞠躬的动作，继续向人们傻傻地笑着。也就是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当他看着蒂塔的时候，蒂塔发现老师的举止和表情都变了，仿佛像是在那一刻摘掉了自己的面具，让她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不再是那个慌里慌张的老人那失魂落魄的目光，而是一副极其冷静而温和的表情。这时，蒂塔对他的疑虑一切烟消云散。

“摩根斯坦老师！”

她向老师抛了一个飞吻，老师转过身向她笨拙地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他的这一举动逗得孩子们都笑了起来。他对孩子们也鞠躬。就像是一个演员表演结束谢幕之前和他的观众告别。

她很想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她现在知道了，而且她一直都知道：他的脑子很正常。如果他们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对于你来说可能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是理智的。面对“库拉”和门格勒的搜查，他适时地假装糊涂救了她。她现在知道，他当时可能是救了她的命，不但救了她而且也救了所有人。弗雷迪曾对她说过：一切都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她很想给他一个大大的送别之吻，但是她不能这样做。老师一边远去一边做着他那愚蠢的动作，淹没在了混乱的人群中。

“祝你好运，老师……”

过来了一群女人。她们其中的一位，为数不多的头上没有带手绢的一位，违反了严格的命令，离开人群迈着坚定地步伐向蒂塔走来。刚一开始她没有认出来，原来是和她同铺的胖女人。没有束起的部分头发遮住了脸上的伤疤。她站在蒂塔的面前，瞪着一双青蛙眼，有那么一瞬间她们俩就这样面对面地看着。

“我叫丽达！”她用她那浑厚的嗓音说道。

看守跑了过来，开始冲着她喊，让她立刻回到队伍里去，并且挥舞着军棍威胁她。在她急急忙忙回到队伍中去的时候，还是不时地回头，而蒂塔挥手和她说再见。

“祝你好运，丽达！我喜欢你的名字！”她喊道。

她感觉她的铺友自豪地笑了。

其中一个走在最后几队告别队伍中的人是弗雷迪·赫希。穿着他那最好的、干净的衬衫，上面是他那轻轻晃动的镀银哨子。走路时目不斜视地直视前方，军人似的高昂着头，思想高度集中。尽管有人在喊着他的名字，但他对于一切的招呼和告别都置之不理。

不管他的精神状态如何，也不管他的内心有多少疑虑。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又是一次新的迁移，虽然是把他们从现在的监狱驱逐出去，他们也应该用最大的尊严来面对这一切。大家不能示弱也不能太温顺。因此他保持一种不回复任何一个招呼和告别的姿态，他的这种行为让有的人理解为傲慢。

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确是个事实：自从31号营房存在以来，就没有一个孩子丢掉性命。521个孩子的性命在这几个月被保护了下来，也许在奥斯维辛从来没有人成功过，所以他创造了这一纪录。他向前看着，不是看着队伍里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脖子，而是更远处的地方，看着营地尽头的一排杨树，或许更远的地方，远处的地平线。

应该看得更远，对于实现目标必须得有野心。

9月份的囚犯们在行进的同时，已经有留言在队伍中传开了，说是他们会被带到肯杰任科兹莱集中营。大部分人认为会有一个严格的筛选，很多人都到不了那个地方。另外一些人认为任何迁移都不存在。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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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44年3月7日

鲁迪·罗森伯格看着9月份拉到家庭营的3800名囚犯们来到了隔离营。斯赫姆莱夫斯基传递给他的消息是痛苦的。任何一个人都深感沮丧，但他唯一急切寻找的是队伍中瘦高的爱丽丝的身影。最后，他们终于四目相对，开心的笑容浮现在那充满焦虑的脸上。给他们分配好营房之后，纳粹们允许囚犯们可以在营地自由活动。鲁迪和他的女朋友待在自己的房间，和他们待在一起的还有在抵抗组织的她的两个朋友，维拉和海伦娜。

海伦娜说大部分囚犯好像都接受了官方的说法：他们会被转移到靠近华沙的一个更北的集中营。维拉的声音很尖，使得她那瘦削的脸看上去像一只鸟的脑袋。

“营地里犹太人社区的一些重要代表认为德国人不敢杀掉孩子们，他们害怕消息传播出去。”

那天上午，罗森博格没有更好的办法告诉她们斯赫姆莱夫斯基的想法，于是他便直截了当地说道：

“斯赫姆莱夫斯基告诉我时间不多了，而且他感觉所有人明天都会被处死。”

他的话让大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女人们知道，抵抗组织的领导者是最了解事情真相的，因为他在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有着很严密的间谍网。紧张和不安使得她们开始互相提及各种流言、想法、愿望、幻想……

“但如果万一今天晚上战争结束了呢？”

海伦娜的话让大家恢复了片刻的喜悦。

“如果今天晚上战争结束，可以回到布拉格的话，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我妈妈家，吃掉木桶大小的一锅炖牛肉。”

“我会用一个长棍面包把锅擦得明晃晃的，然后用它当镜子来修眉毛。”

他们开始感受到了烤肉和餐后点心的味道，幸福地感叹着。之后，他们回到了现实，这种味道闻起来如同带着生冷食物的味道，引发了他们的恐惧。他们试图重新整理思路，想在这黑暗的现实中找到一些有利的迹象，一些或许被他们忽略掉的细节，也许这些细节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是能够拯救生命的重要点。

作为记录员，鲁迪可以看到那些迁移名单，而他能够提供的唯一的补充信息就是，只有九个人可以留在家庭营地。其中四个是那对双胞胎兄弟和双胞胎姐妹，门格勒上尉声明是做实验要用的。还有医院的三位医生和一位药剂师也要留下来，他们是9月份来的，而且门格勒也要求把他们留下。最后一位就是营地看守威利先生的情人。而其余的人，根据他们9月份来时的预定方案，都要接受特别处理。

事实上，鲁迪的消息是不准确的。在这份名单上，有很多人是“不用迁移”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团糟。虽然大家都将会知道这一切，但经过一个小时的猜测，大家都觉得这种事情不确定，所以大家也都累了，变得一片安静。

维拉和海伦娜走了，只留下鲁迪和爱丽丝待在那里。第一次没有了让人害怕的铁丝网，没有了瞭望塔上肩挎步枪的哨兵的监视，也没有了围着他们的变色烟囱的提醒。他们俩好长时间都互相看着对方，一开始两人都很害羞，而且也不自在。渐渐地，两个人都开始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他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都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渴望，同时也要享受眼下拥有的一切。再次互相看着对方时，两人眼中欲望的小火苗都被点燃了，他们感觉到幸福把他们与现实隔离，带他们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一刻，任何东西都不能把他们带走。

在美梦持续的一瞬间，鲁迪抱住了爱丽丝，觉得他们是如此的幸福，任何事情都不能打破这种幸福。他像是睡着了似的，想着等他们一觉醒来，所有不好的一切都会过去，生活又恢复了战争之前的平静。可以看到每天清晨雄鸡报晓，可以闻着刚出炉的面包，可以听见卖奶工那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但是这是白天，一切都还没过去，比克瑙集中营危险的景象一切照旧。他还太年轻，还不知道幸福其实战胜不了任何东西。幸福太脆弱了，而且经常被毁掉。

一个激动的声音突然把他叫醒，感觉那个声音像是头顶上有玻璃爆炸似的。是海伦娜，非常激动地站在他面前。她告诉鲁迪，斯赫姆莱夫斯基急着找他，营地上到处都是党卫军，即将有重要的事情发生。鲁迪准备穿鞋的时候，海伦娜濒于歇斯底里地拽着他的胳膊，几乎一下子把他拖下床。而爱丽丝还盖着床单睡在那里，继续着她的美梦。

“天哪，鲁迪，快点！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鲁迪一只脚刚跨出房门，看到眼前的这一切，他也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营地里有很多党卫军，其中很多党卫军还是他之前从未见过的，仿佛是向别的部队申请了党卫军来特别加强守卫似的。眼前的这一切，感觉也不像是平常用列车运输囚犯时的情形。他必须尽快见到斯赫姆莱夫斯基。但实际上他并不想见到他，不想和他说话，不想听他说任何事情。但是他必须去男囚营见他。但是以鲁迪的级别，要想以去拿额外的一些面包为借口见厨师是有些困难的。

抵抗组织的领导者的面孔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副面孔，而是带着黑眼圈，满脸的激动。说话也不再拐弯抹角，也不再使用谨慎的言辞，他的话就像是一把把刀子。

“家庭营地迁移过来的人今天都要被处死。”说完这些话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别的选择？你的意思是说老人、病人和孩子要被处死？”

“不，鲁迪。是所有人！特遣队今天晚上收到了为4000人准备焚尸炉的命令。”

几乎都没有停顿，紧接着又说道：

“鲁迪，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悲叹。现在到了武装暴动的时刻。”

斯赫姆莱夫斯基强忍着紧张的状态，但是他的言辞绝对恰到好处，也许在那个漫长的不眠之夜他已经练习和重复了很多次。

“如果捷克人武装暴动，如果他们起来反抗的话，他们会发现不仅仅是他们，成千上万的我们也会和他们站在一起，只要有一点点希望，这一切都会进展得很好。去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战斗或者死亡，二者必选其一。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没有人领导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面对记录员一脸茫然的表情，斯赫姆莱夫斯基告诉他在营地至少有六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捷克民族主义者……如果其中一个组织主动带头的话，其他组织之间就会产生争论、分歧和对抗，这样大家就不可能一致反抗。因此，有必要找一个受大部分人尊敬的这么一个人。一个有着极大的勇气、毫不动摇、发出声音大家都准备跟随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能是谁呢？”罗森博格心有疑惑地想着。

“弗雷迪。”

记录员明白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他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得和他谈谈，告诉他现在的形势，然后说服他来领导武装暴动。时间不多了，鲁迪。在这种危急关头，弗雷迪应该站起来，而且要带领所有人站起来。”

武装暴动，专属历史课本的一个华丽的、令人激动的词。营地上，一群衣衫褴褛、赤手空拳、营养不良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面对着装备着机关枪的炮楼、全副武装的士兵、受过训练的军犬和装甲车辆。鲁迪抬起头看着周围的这一切，武装暴动这个词让他动摇了。斯赫姆莱夫斯基懂这些，他知道会有很多人牺牲，也可能是全部，但这样至少可以打开一个豁口，甚至更多，也许十几个，也许几百个，这样他们就可以逃进森林然后跑掉。

也许可以爆发武装暴动，也许他们可以炸掉集中营的一些基本设施。那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使用杀人机器了，虽然这都只是暂时的，但至少可以挽救许多生命。但也许他们什么都得不到而是身体挨了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党卫军，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斯赫姆莱夫斯基一直在给鲁迪说着那句话，而且重复了很多遍：

“告诉他们，鲁迪，告诉他们所有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鲁迪·罗森博格没有任何忧虑地返回隔离营。他们的死亡判决已经被定下来了，但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命运而战。弗雷迪·赫希胸前有一把钥匙，就是他经常挂在胸前的那个银哨。一个哨声便可以号召三千多人一起进行武装暴动。

他边走边想着爱丽丝。直到那会儿，他的举动就好像爱丽丝不属于9月份那批要被处死的囚犯，好像这一切都与她无关。爱丽丝是那批囚犯中的一个，但是鲁迪一次次地告诉自己她不是。漂亮又年轻的爱丽丝，美丽的身体、温顺的目光，不可能让她几个小时之内会变成一堆腐肉。不能这样，他重复到，他一定要违背自然法则。怎么可能会有人想看像爱丽丝这样的人去死呢？他觉得这不可能。鲁迪加快了步伐，紧握拳头，此时的沮丧已经变成了愤怒。他告诉自己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结束她的青春。

他到达隔离营的时候气得满脸通红。海伦娜还在营地入口那里不安地等着他。

“去通知弗雷迪·赫希。”他对海伦娜说，“让他来我的房间开一个紧急会议。告诉他是关于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

成败在此一刻。

海伦娜对弗雷迪也很熟悉，他是运动员、青年人的偶像、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而且和约瑟夫·门格勒说话时还能以你相称。鲁迪观察了他一会儿：一个坚韧的男人，油光铮亮的头发梳向后面，沉着冷静的目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好像有点愤怒，因为她扰乱了他的思考。

罗森博格向他解释说，比克瑙集中营的抵抗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所有9月份从泰雷津运来的囚犯当天晚上将会全部送到毒气室处死。听到这些，弗雷迪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既不感到惊讶也没有提出质疑。他默默地像军人一样挺拔地站在那里。鲁迪注视着他那胸前挂着的那个像护身符似的银哨。

“弗雷迪，你是唯一的可能。只有你才能够和营地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也只有你才能让他们组织起他们的人进行武装暴动。但愿所有的人都能一起攻击那些卫兵，这样革命就爆发了。你必须得和所有的领导人谈谈，你胸前挂着的银哨可以发出暴动开始的信号。”

德国人再次沉默了。他那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目光紧盯着那个斯洛伐克记录员。鲁迪给他说了一切他该说的之后，也沉默了，等着赫希的反应，在一片完全绝望的处境中等待着一个绝望的答复。

终于，赫希说话了。

但是说话的这个人既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领导者，也不是顽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自豪的运动员，而是儿童教育家。他低声问道：

“鲁迪，孩子们怎么样？”

罗森博格很想把这个话题放到后面再说。孩子们是监狱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如此暴力的武装暴动中，他们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是最小的。但是他还是回答了弗雷迪的问题。

“弗雷迪，毋庸置疑，孩子们无论如何都会死的。我们有一个机会，或许这个机会很小，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千上万的囚犯们进行武装暴动，摧毁营地，这样我们就可以拯救那些还没有被运到这儿来的人的生命。”

弗雷迪紧闭双唇，但是他的双眼却在替他说着话。在这样肉搏式的武装暴动中，孩子们将会是第一批被杀害的对象。如果在某个铁丝网上开了一个洞可以逃跑的话，孩子们肯定也是最后一批才能跑的。如果要冒着枪林弹雨跑到几百米远外的森林，孩子们要么是第一批被打死的，要么是最后一批才跑到森林的。如果有一些跑到了森林里，就剩他们几个，迷路了怎么办？

“鲁迪，孩子们都信任我。我现在怎么能够抛弃他们？怎么能够为了自救去斗争而放任他们被杀掉？如果万一是你们搞错了呢？或者是会迁移到另一个营地呢？”

“不可能。你们都是被判罪的。弗雷迪，你不能救那些孩子。想想其他人吧，想想整个欧洲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吧，如果我们现在不进行武装暴动的话，所有的孩子都会被拉到奥斯维辛来处死。”

弗雷迪·赫希闭上了眼睛，像发烧似的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

“给我一个小时。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思考一下。”

弗雷迪像往常一样，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房间，为的是不让营地上的其他人看见他的肩上承载着难以承受的四千人的性命。只有那些喜欢观察的人才注意到，他走路时着了魔似的抚摸着他的银哨。

抵抗组织的几个成员也意识到了情况，他们便进入鲁迪的房间了解发生的事情。鲁迪跟他们讲了和31号营房的负责人谈话的结果。

“他要求一段时间来思考一下。”

其中一位带着冰冷的目光，说弗雷迪是在赢取时间。所有人都看着他等着他详细解释一下。

“他们不会处死他的。对纳粹们来说他很有用，他给纳粹们写了很多有价值的报告，此外，他还是德国人。弗雷迪在等着门格勒来救他，等着他随时来把他带离这里。这才是他真正要等的东西。”

一秒钟紧张的寂静。

“这是只有像你这种共产主义者才会有的卑鄙的想法！弗雷迪为了营地的那些孩子已经利用了那些做法上百次。”雷娜塔·布贝尼克冲他吼道。

另外一个也冲着她吼，叫她愚蠢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告诉她说，听说弗雷迪曾经问他营房的看守有没有消息给他。

“他在等纳粹当局带他离开这里的通知。”

“你的大脑比你的指甲还要肮脏！”

鲁迪站起来试图维持秩序。那会儿他明白了为什么找一个领导者很重要。需要一个声音，一个能够把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的声音，然后说服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站起来进行武装暴动。

其他人走了以后，爱丽丝走到他的身边陪他一起等着，因为在等待弗雷迪的答复之前任何事情都不能做。爱丽丝的出现缓解了混乱和猜忌的局面。她只相信纳粹们会杀掉包括孩子们在内的所有人。对于她来说，死亡是很恐怖但又很陌生的事情，好像这一切都只是针对别人而与她无关。鲁迪告诉她太恐怖了，但是斯赫姆莱夫斯基是不可能搞错的。于是，鲁迪建议他们换个话题，讨论一下奥斯维辛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喜欢乡村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喜欢吃的菜有哪些，将来有一天想给孩子取什么样的名字……他们讨论的都是以后的真实生活，而非被关在这里的梦魇般的生活。有那么一瞬间，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时间的压力已经使得他承受不住了。鲁迪想着弗雷迪肩上的压力，还有他自己的压力。爱丽丝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在听了。他注意到凝重的空气让人感到窒息。脑子里一个钟表那令人讨厌的滴答声已经快让他疯掉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弗雷迪的消息。

很多分钟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弗雷迪没有出现在任何地方。

爱丽丝，脑袋枕在他的膝盖上，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鲁迪开始意识到死亡在一步步逼近。如果伸出胳膊的话，都可以触碰到它。

与此同时，在旧营地，31号营房的课已经结束了。留下来负责学校事情的那些12月份被运来的老师，大家也都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有些老师试图组织孩子们玩游戏，但是孩子们一个个都焦躁不安，他们对猜谜游戏和唱歌都不感兴趣，都只想知道他们的同伴去了哪里。那个下午变得一片死寂。甚至都没有人给壁炉添加燃料，营房内出奇的冷。其中一位助手来说，他们已经指派了一位新的看守来接替9月份运来的营房犹太负责人的工作。

蒂塔走出营房想看看在隔离营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还是她同伴的人现在有一半在那里。她看到人们都在隔离营的主路上散步，尽管监视很严，但有些人还是走近铁丝网，一看到这种情况卫兵们就会立刻让他们离开。

气氛是如此的紧张以至于蒂塔都忘了去转移那些书了，那些隐藏在营房负责人房间的书，因为那个房间前一天还是弗雷迪的，而现在却要被利希滕斯坦占去了。31号营房的新负责人用他的食物换了半打香烟。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紧张得就像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猫，在整个营房里转来转去。

所有人都为9月份运来的囚犯会发生什么而表示担心。毫无疑问，这些都出于同情和人性，但同时也是因为，等他们在营地待满六个月之后，现在在这些囚犯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三个月之后的前兆。

19

隔离营里，鲁迪不能再等下去了。

他坚定地站起来看着爱丽丝一言不发，手攥得骨头咯吱咯吱作响。他决定去赫希的营房逼他做出决定。他不会接受除了“是”以外的其他答复。武装暴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必须立刻爆发。

他紧张地走出营房，营地道路上到处都是人，他慢慢地鼓起勇气，步伐也变得坚定了许多。他已经想好了怎么样打消赫希的顾虑和疑问。他深吸了一口气，迈着轻快地步伐去面对家庭营地的领导人出给他的难题。他一定会让他屈服，吹响银哨，武装暴动爆发。他在等待的时候就努力地在想着如何对赫希提出的问题进行反驳，同时还准备了一个不容赫希有异议的答复。他相信自己这套高明的想法能够应付随时出现的各种意外，并且可以说服他。

的确，罗森博格针对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这样，他无论怎样都不能反驳。但是他现在所准备的都只是为了不让他有反驳的机会。当他到了营房之后他绝没有想到赫希会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

勇敢的记录员坚定地走进了营房，敲了敲房门，还没等到回应，便直接走了进去。他看见赫希躺在床上。他走上前去想叫醒他，但却很惶恐地看着他。赫希呼吸十分困难，脸色发青。赫希已经奄奄一息了。

鲁迪发疯似的跑出营房去找医生，而且边跑边喊，就像是一个疯子在求助。没多久，他便带着两个医生回来了。他们当时正在收拾仅有的医疗器具准备在天黑之前返回犹太家庭营，这是门格勒上尉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检查很快，两位医生又重复了两次，然后满脸痛苦地低声说道：

“情况很严重，服用大量安眠药引起中毒，我们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们抬起头，用目光指着桌上的一个装苯巴比妥的小空瓶。

弗雷迪·赫希要死了。

鲁迪·罗森博格感觉自己的内心翻江倒海，差点晕过去。为了不让自己倒下去，他便靠在了木板墙上。看了看那个伟大运动员的最后几下鼾息，这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看他。银哨静静地躺在赫希的胸前。他忽然发现，这个伟大的男人最后不能带领孩子们去做一件必死无疑的事情，也没有能力去做一个悲惨的决定，于是他便决定自己提前先走。他们曾要求他去做超出了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这件事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范围。

罗森博格感到非常紧张，他认为或许还有时间找到新的领导者，可能斯赫姆莱夫斯基会另辟蹊径进行武装暴动。他急急忙忙地准备走了。但当他准备离开营地去见抵抗组织的领导者时，发现一切都变了：一片黑压压的党卫军。隔离营已经被封起来了。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出入隔离营。

记录员跑到犹太家庭营和隔离营之间的铁丝网那里，有位抵抗组织的成员经常在那附近转悠，于是记录员要求他走上前来。记录员告诉他应该尽快把一条重要消息告诉斯赫姆莱夫斯基：

“弗雷迪·赫希自杀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快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他告诉鲁迪这不可能。他们也是刚刚得到通知，不能离开家庭营地。鲁迪转身往回走，艰难地穿过隔离营的营地道路。隔离营内，囚犯们和全副武装的党卫军们走来走去，简直就像是一个紧张的蚁窝。所有的人，就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鸟儿，在那里胡乱地飞来飞去。

爱丽丝、海伦娜和维拉也赶到了他所在的地方。他匆忙地告诉了她们情况：弗雷迪·赫希已经永远不能再领导一切了，而斯赫姆莱夫斯基又很远。三个营地的距离在那一刻已经变成了一个鸿沟。

“但武装暴动还是一样可以开始。”她们说，“你来下达命令，我们就开始。”

他想告诉她们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事情不能这样做，而且如果没有斯赫姆莱夫斯基的命令，他还没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么重要的决定。她们好像不是全明白。鲁迪已经很累了，累到好像自己的胯骨都被纳粹们弄成了粉末。

“我不能做那个决定。我谁都不是……”

一直感到自豪的罗森博格在那一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无关紧要的一个人。不但他身边所有的人都退缩了，而且连他自己也退缩了。

消息在家庭营地很快地就传开了。传播速度之快就如同一封死亡电报，句子越短越具有破坏性，而且还不需要回复。消息继续在营地传播着。传播的时候就如同一辆压路机，在它身后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

弗雷迪·赫希已经死了。

死亡的消息渐渐地传了开来。除了开始出现“自杀”这个词以外，还出现了“苯巴比妥”一词，一种大剂量服用之后会致死的安眠药。

一个名叫罗希·克劳斯的匈牙利助手大惊失色，满眼恐惧地跑进营房，紧张地几乎用捷克语说不出话来。她那独特的语调在那一刻不但一点儿也不好笑，反而给这个消息增添了更加悲伤的一击。弗雷迪·赫希死了。

她再也没说什么，而且她也说不出来什么。于是坐在凳子上，开始抽泣起来。

有些人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另外一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到来的其他助手也都面色苍白，孩子们的脸上渐渐地没了笑容，同时也渐渐地停止了唱歌和嬉闹。在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悲伤。所有人的脊梁骨一阵发冷。在过去的那六个月里，死亡甚至一次都未曾进入过31号营房。他们奇迹般地保护了所有孩子们的生命。而现在，这个奇迹般的男人却投降了。所有人的内心深处想必都在自问，没有了弗雷迪·赫希，他们该怎么办。哨声响起了，断然的德语命令声要求所有的人迅速回到自己的营房开始晚点名。

丽莎在等蒂塔，并且给了她一个拥抱。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赫希死了。母女俩什么话都不用说，她们只需要紧紧地闭上眼睛，把脸贴在一起。

新的营房负责人爬到横在地上的烟囱上面，愤怒地吼着要求大家安静下来。所有的嘀咕声戛然而止。她是个犹太人，虽然只有十八岁多一点，但现在权利却在她身上。她可以给大家分发面包和汤。她不需要再挨饿，也不需要再穿着那双闻起来臭烘烘的木屐，因为她可以利用此机会留一些面包给自己，然后去黑市买一双靴子。因此她现在做事坚决不能犹豫，营地看守或党卫军要求她吼时，她是一定会吼的。如果他们要求她用军棍抽打囚犯，她是一定会抽的。更甚的是，在他们要求她之前，她就会冲囚犯们吼或者抽打他们，而且她还要加倍地冲他们吼或者抽打他们才能感到满足。新官上任三把火，她粗鲁地吼着对他们说，第二天的起床号响起之前谁也不许离开营房。如果有谁离开营房，将会被开枪打死。

很久以来，蒂塔一直都想有一张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床，那天晚上她终于如愿以偿，但她却难以入睡。比克瑙的晚上，营地一片寂静，只有风吹过带电铁丝网的嗡嗡声。蒂塔不安地动了动身体，心里想着胖胖的丽达想必应该也想着她吧。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想自己一个人睡，但是现在却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最后，她跳下床，直接走到妈妈的床前。妈妈现在也是一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她躺在妈妈的怀里，就像她小时候做了噩梦之后会钻到爸妈的怀里那样。因为在那里，一切都很安全。

鲁迪试图再次进入男囚营去通知斯赫姆莱夫斯基。为此，他以提交一些重要的文件为借口，但他们还是拒绝了他。他甚至说他们要去把赫希的尸体搬走，他们再次拒绝了他。于是他回到铁丝网那里想和他在犹太家庭营的联系人说话，但是联系人却不在。营房外边一个人都没有，更别提跟人接触了。

他回到营房，过了一会儿之后，再次走出营房，满怀期望地想着门口的守卫已经换了一拨，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说服副负责人让他进入男囚营。就在那时，一大波来自其他营地的看守走进了营地。手里拿着军棍，开始到处乱打一通，而且吼着命令人们迅速分好组，男的一组，女的一组。抽打声、叫喊声、哨声响了起来，伴随着的还有疼痛和惊恐引起的惨叫声。

爱丽丝跑向他，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一个卫兵用德语向他们怒吼道男女分开。

“男的这边，女的另一边。”

军棍雨点般地落在他身上，血溅得满地都是。爱丽丝离开鲁迪时，一直苦笑着望着他。他们把她推搡到一群女囚犯那里，然后迅速把她们带上了停在营地门口的卡车。更多的卡车来了，形成了一个隆隆的卡车车队。

鲁迪愣在了那里，男囚犯们开始把他往人群里拉，保护他不被军棍打到。忽然，他发现自己被人群簇拥着，大家一起被卫兵们推搡着走向死亡卡车。

在被拉入人群、淹没在人群中之前，他开始试图掉头往回走。带着军棍的看守和手持步枪的党卫军们在那里监视着，不让一个人逃走：推搡和脚踹着那些试图逃跑的人。他假装很镇静的样子，拿了一支烟叼在嘴里，使劲推开那些囚犯，走到他见过一面的、站在人群外的一位看守面前。在看守举起军棍准备打他、要求他回到人群中去之前，他喊着对他说道他是14号营房的秘书……

“营地的长官命令我现在立即去见他。”

那个看守是一个带着普通囚犯标志的德国人。他在人群中看了他一会儿之后认出了他，举起的军棍停在了空中，然后示意手持步枪的卫兵让他离开。另外一个抓着罗森博格外套的囚犯想和他一起离开，却被卫兵用枪口狠狠地打在了脸上。他听见他在向卫兵哀求，但没有回头。渐渐地他走远了，试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两条腿却变得很沉重。

走向自己营房的同时，他听到了叫喊声、命令声、哭泣声、卡车车门关上的声音、车轮滑过泥地的声音和远去的发动机的声音。他想爱丽丝。想到第一次看见她那双小鹿般的眼睛时他摇了摇头，仿佛是想摆脱这段会给他内心压力的记忆。他继续急匆匆地走着，最后终于到了房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资料上没有记载鲁迪·罗森博格是否哭了。

蒂塔依然醒着躺在床上，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夜是如此的寂静，开始听到一些卡车行驶在潮湿的地面上一次又一次刹车的声音，另外一些卡车停在路上但却没有熄火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卡车。

天终于黑了。隔壁营地上到处都是叫喊声、哨声、哭泣声、哀求声和祈求上帝的声音。在这众多的吵闹声中，有一个独特的声音。忽然人们再次听到了卡车车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之后便是车门插销被插上的咯吱声。恐怖的叫喊声此时全部变成了哭泣声、凄厉的惨叫声，同时还伴有各种各样的尖叫声。

在家庭营地，没有人能睡得着，但他们都很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蒂塔所在的营房里，当有人紧张地大声问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了的时候，很快就会有其他人非常生气地让她闭嘴、要求她保持绝对安静。她们应该继续听着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她们之所以要保持绝对安静也是为了不让党卫军听到她们、不要注意到她们，也好让她们继续躺在她们那腐烂的草垫子上。至少可以更久一点。

重重地关上卡车车门的声音还继续着，而各种吵闹声却越来越小。发动机变速箱的声音也告诉大家，载有囚犯的第一批卡车开始出发了。之后，妈妈和蒂塔以及营房里的其他女人们好像都听到了音乐声。可能是因为内心的痛苦让她们产生了幻觉吧。但没过多久，这种声音渐渐地越来越大。是唱歌的声音？合唱的声音已经淹没了卡车的隆隆声。有人犹豫着大声说道：是他们在唱歌。之后便有人跟着重复了这句话。感觉大家好像都很难相信这一切，所以需要一个一个地说给别人或者自己听。那些被载上汽车的男囚和女囚们知道他们要死了，所以都在唱歌。

他们听出来是捷克国歌《何处是我家》。另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她们听到了犹太歌曲《希望》，随后的其他卡车上，有一辆车上唱着《国际歌》。歌声有一个必要的旋律，就像赋格一样，随着卡车的渐渐远去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他们的声音最后消失。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声音将会永远消失。

1944年3月8日夜，来自犹太家庭营的3792名囚犯被送往毒气室处死，之后被拉到奥斯维辛—比克瑙的三号火葬场进行了火化。

20

清晨，无需等着看守喊她起床，她已经醒了，因为一晚上根本都没有睡着。像往常一样，妈妈给了她一个吻之后，她便跳下床去31号营房点名。虽然那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但是她身边一半的人已经走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为了不引起看守或者卫兵的注意，她绕开营地道路，走到营房后面靠近铁丝网的地方去观察隔离营的情况，带着渺茫的希望能找到有人还活着。但是在隔离营里，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即使有，也是衣服上掉落的布条在地上随风抖动。

昨天晚上的吵闹声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一片死寂。营地一片荒凉，就像一片安静的墓地。地上随处可见被踩踏过的帽子、撕扯烂的大衣和空碗。在满地的东西中，有一些玩具娃娃，其中有一个脑袋破了，这些娃娃是31号营房的女孩们用黏土做的。蒂塔看到泥地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一张皱巴巴的纸。她闭上眼睛不愿再继续看下去，因为她意识到那是摩根斯坦老师折的小鸟。小鸟被踩过，不但被踩烂而且还被踩进了泥地里。

这才是她真真切切的感觉。

利希滕斯坦负责清晨在面无表情的党卫军面前点名，等那个党卫军走出营房之后，大家都稍微放松了一点。点名的那段时间里，孩子们不停地左右看着，寻找着那些不在场的孩子们。孩子们已经习惯了长时间的点名，那天上午的点名如此之短，让孩子们感到有些忧伤。

蒂塔走出营房，想逃离营房里那种让人窒息的感觉。天已经亮了一会儿了，空气中弥漫着什么东西，微风带来的雪花弄脏了一切。是灰烬。大家还从未见过黑色的雪花。

那些在排水沟里干活的人们抬头望着天空，那些给道路铺设石子的人们把石子扔在路上也停下了手中的活。尽管那些看守们不停地吼着，在车间里工作的人们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跑出来看着这一切，或许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反抗行为：望着天空飘下来的黑雪而无视看守的命令和威胁。

感觉一下子忽然变成了黑夜。

“天哪！这是什么？”有人惊呼道。

“是上帝的诅咒！”另一个喊道。

蒂塔仰起头，她的脸上、手上、衣服上都被融化的灰色的雪花染上了斑点。31号营房的人们也走出营房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一个受到惊吓的女孩问道。

“别害怕！”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对孩子们说道，“是我们那些9月份拉到这儿来的朋友。他们回来了。”

孩子和老师们安安静静地挤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小声地说着话。蒂塔双手窝成杯状想要接住一些灵魂之雪，抑制不住的泪水沿着脸颊而下，形成了两道白印。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抱着她的儿子阿利亚，蒂塔和他们站在一起。

“他们回来了，蒂塔。他们回来了。”

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奥斯维辛。

一些老师曾坚持说再也不上课了。在有的人看来，这是反抗的一种方式，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是一种没有力量和勇气再继续前进的表现。利希滕斯坦试图让大家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但是他却没有像弗雷迪·赫希那样的自信和领导能力，而且他也不会去掩饰自己的紧张。

一位女老师问赫希怎么了。好几个人像是参加葬礼似的都低下了头。有人听说他被抬上其中的一辆卡车时已经奄奄一息，或者已经死了。

“我相信他是因为自豪而自杀的。他是如此的自豪，所以不愿意纳粹们杀掉他。他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我认为他是看到自己的德国同胞欺骗和背叛了他，他承受不了才自杀的。”

“他承受不了的是孩子们的痛苦。”

蒂塔听到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直觉告诉她赫希最后肯定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他逃避眼前的一切。此时她感到的不仅是痛苦，而且还有迷茫：如果赫希不再安排一切，学校该怎么办呢？她坐在一个尽可能远离其他人的凳子上，但利希滕斯坦拖着自己瘦削笨拙的身体走向了她。他有点紧张。因为抽烟，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

“孩子们都吓坏了，艾蒂塔。你看看他们，吓得都不敢动，也不敢说话。”

“我们所有人都很恼火，利希滕斯坦先生。”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前进。应该让那些孩子们有所反应。你给他们读点东西吧。”

蒂塔看了看四周，发现孩子们都坐在地上，静静地坐在那里，要么啃着指甲，要么望着屋顶。孩子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沮丧、这么安静过。蒂塔感到浑身无力、嘴里满是苦涩的味道。那会儿她最想做的就是坐在那个凳子上一动不动，不起来，既不想说话也不想别人对她说话。

“我给他们读什么呢？”

利希滕斯坦欲言又止，有点羞愧地低下了头。他承认他不知道有什么书，而且他也不能去问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她太难过了，坐在营房深处，双手抱着头，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你是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利希滕斯坦严肃地提醒她。

她点了点头。这是她应该担负起的责任，不需要任何人来提醒她。

她走到营房负责人的房间，想着是否可以问问泰雷津的图书管理员乌蒂茨先生，在这悲惨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书适合读给孩子们听。那里有一些很正派的小说，也有一些数学书和认知世界的书。但是，在她搬开那些秘密藏书处上方的那些破布时，她就已经决定好了。

她拿了所有书中最破的、几乎就是一堆散页的一本书。或许这本书最不适合孩子们，是一本没有教育意义、最不敬的书，甚至有些老师之前指责她看这本书，认为她很粗俗、肮脏和不雅。但谁会认为温室里的小花朵就不懂文学呢？图书馆现在就是她的小药房，她会给孩子们开出一些甜言蜜语，让他们恢复她认为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的、脸上的笑容。

利希滕斯坦向其中的一位助手示意让他去门口看着，蒂塔站在营房中间的一个凳子上。除了极个别的孩子略带好奇地看着她之外，大部分的孩子都继续看着自己木屐的鞋尖。她打开书，翻到一页开始读了起来。孩子们可能都听见了，却没有人在听。孩子们依旧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其中好多孩子躺在地上像是在睡觉。老师们继续在那里嘀咕着他们所了解到的9月份的那批囚犯的死讯。甚至连利希滕斯坦都闭着眼睛坐在凳子上想忽略这一切。

蒂塔是读给自己听的。

她读到一个场景是：那些捷克士兵在奥地利最高指挥部的命令下，乘着火车赶往前线。到了前线之后，一位傲慢无礼的、名叫杜布的中尉需要对士兵进行检阅，而帅克的一些古怪的想法却激怒了他。在那可以听到中尉那一贯的说话方式：“你们认识我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还不认识我！但是等你们认识了我之后，我一定会让你们哭的，蠢驴！”中尉问他们有没有兄弟姐妹，当他们回答说有之后，他吼着说那他们应该和他们一样蠢。

孩子们继续脸色很难看地坐在那里。其中有一些不再啃指甲，还有一些也不再望着屋顶，他们都注视着蒂塔，而她继续读着她的小说。其中有些老师，一边聊着天，一边不时地把头转向蒂塔，他们不明白蒂塔站在凳子上做什么。蒂塔继续读着小说，满脸怒气的中尉遇见了帅克，他正在评论着一幅宣传海报，海报上是一个奥地利士兵用刀刺向一个靠在墙上的哥萨克人。

“这幅海报有什么地方是你不喜欢的？”杜布中尉很不礼貌地问帅克。

“报告中尉，我不喜欢的是这幅海报中那个士兵连武器都不会用，如果他用刺刀刺向墙的话，刺刀有可能会断掉。而且，根本不需要刺向他，因为那个苏联人已经举起了双手，这说明他已经投降了。那他就是一个囚犯，对待那些囚犯也应该礼貌一些，因为他们也是人。”

“那你现在是在可怜那个苏联人了，是吗？”中尉居心不良地问他。

“报告中尉，我两个都可怜。可怜那个苏联人是因为他被刺了一刀，可怜那个士兵是因为他那样一刺会被关起来。有可能是因为刺刀断掉了，中尉先生。因为墙是石头的，钢是很脆的。在战前我服兵役那会儿，我们有一个少尉，即使是一个老兵，嗓子都无法和您的相比。在训练场上，他经常对我们说：‘当我叫立正的时候，你必须向猫有需求似的，眼睛注视着前方。’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他心血来潮，给连队买了满满一车椰子。从那天开始我就注意到刺刀很脆：连队的一半刺刀在劈椰子时一个接一个都给劈断了，然后少尉把我们关了三天的禁闭。”

有些孩子认真地注视着她，另外一些之前离得远的，为了听得更清楚一些，也移到了她跟前。有些老师还在继续聊着天，而另外一些则要求他们安静。蒂塔还在温柔而认真地读着。帅克的话和想法让大家都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我们的少尉也被关了禁闭，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是一个好人，除过他买椰子这件事之外……”

杜布中尉狠狠地盯着好兵帅克那张无忧无虑的脸，恶狠狠地问他：

“您认识我吗？”

“报告中尉，当然认识。”

杜布中尉气的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跺着脚吼道：

“不！您还不认识我！”

帅克泰然自若地温柔地说道：

“我认识您，中尉先生，您是我们这个先遣营的。”

“我说了您还不认识我！”中尉再次怒吼道，“也许您认识我和蔼的一面，但是当你见识了我凶恶的一面之后，一定会吓得发抖。我很冷酷，我会让人流泪的。这样的话，您认不认识我？”

“肯定认识啊，中尉先生。”

“我最后再说一次，您不认识我，蠢驴！你有兄弟吗？”

“报告中尉，有一个哥哥。”

杜布中尉看着帅克那平静的模样和忠厚老实的回答，怒火烧得更旺了，忍不住咆哮道：

“那你哥哥肯定和您一样，也是个畜生，绝对也是个十足的蠢货。”

“是，中尉先生。十足的蠢货。”

“那你哥哥那个畜生是干什么的？”

“之前是一位老师，之后因为战争进入部队，他现在是中尉。”

面对帅克那无比镇定的看着他的表情，杜布中尉气得满脸通红，恶狠狠地看着他，然后吼着让他滚开。

有些孩子笑了。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依旧双手抱着头坐在营房深处。蒂塔接着读了更多关于那个士兵的冒险事件和故事：装傻、讥笑战争，而且是讥笑任何一场战争。一位女老师抬起头看着她的图书管理员。那本小小的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把所有的人凝聚在一起。

当她合上书，孩子们站了起来，又开始在营房里打闹和跑了起来。生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常态。蒂塔抚摸着用线再次缝合的书脊处，感到很幸福，因为她知道弗雷迪为她感到自豪。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永不放弃，继续前进。但是，一阵悲伤却忽然袭来。他为什么要放弃呢？

21

门格勒口中吹着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的骑行》走进了犹太家庭营，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丝寒冷的气息。他仔细地观察着身边活动着的一切。眼睛就像是带着X光射线似的在寻找着什么东西或什么人。蒂塔这会儿在31号营房，那里是安全的……至少现在是安全的。

据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任少校鲁道夫·赫斯在任时，门格勒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1943年阻断了斑疹伤寒病病情，比克瑙的7000名妇女之前都受到了此病的困扰。营房到处都是虱子，使得这一流行病变得无法控制。但是门格勒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命令对一个有六百个妇女的营房进行彻底的消毒。他们在营房外面放置了浴缸和一套消毒用具，然后命令所有的女人在进入干净的营房之前都要从这里过一遍。最后，这个营房被彻底消毒了，而其他营房的女人们也仿效此法进行消毒。就这样，门格勒阻断了流行性斑疹伤寒病病情。

上级对门格勒上尉表示了祝贺，甚至想为他的行为颁发一个奖章，因为他如此积极地参与治疗使得自己最后也得了斑疹伤寒。但有一个观点一直支配着他的行为：最终的结果和科学的进步是最本质的东西，为此而牺牲的人类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党卫军上士给他带来了那两对双胞胎。孩子们很害羞地向他走去，齐声向他们的佩皮叔叔说了早上好。他冲孩子们笑了，摸了摸小艾琳的头发，然后他们一起走向他所在的F营地。而当门格勒不在自己营地的时候，党卫军的卫兵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动物园。

按照门格勒的要求，有几位病理学家在那里工作。孩子们在那里可以有丰盛的食物、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玩具和小饰品。当医生每次牵着孩子们的手进入那个地方之后，直到看见孩子们回来，他们父母的那颗悬着的心才会放下来。到目前为止，他们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的，而且口袋里还会有一些额外的吃的。他们告诉大家，医生们测量了他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而且对他们的血做了化验。有时也会给他们注射点什么，但每次注射之后医生都会给他们一点巧克力作为补偿。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些天他一直在研究疾病对双胞胎的影响，他给营地上其他的双胞胎接种了斑疹伤寒病毒想看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他对他们进行解剖，以观察双胞胎兄弟中每个人的器官组织的变化。

但是门格勒却抚摸着这两对双胞孩子的头，甚至送他们走的时候还冲他们亲切地笑了笑。

“不要忘了佩皮叔叔哦！”他对孩子们说。

因为他也不想忘掉他们。

遗忘是不可选择的。奥斯维辛的常规葬礼已经过去了好多天，但是蒂塔还是无法忘记。实际上，是她不愿意忘记。弗雷迪·赫希突然关闭了自己生命的阀门。但她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刺激着她：为什么呢？虽然她继续在每节课之间分发着那些书，完成她作为图书管理员的职责，但却将自己的内心封闭了起来。无论如何，她还是欣喜地看到了31号营房在继续前行。然而，也许是因为现在人少了的缘故，自从赫希不在了之后，感觉一切都变得更小，甚至更庸俗。

今天她的助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男孩，帅气的脸上点缀着一些棕褐色的雀斑。因为帅气的男孩不多，她有时甚至也想对他更加友好一些。但当他准备开始说话回答她的时候，她已经走远了。

她的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问题，赫希为什么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的生命不仅仅只属于他一个人。

让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团结起来。这是他之前一直承受着的、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但现在他却逃避掉了自己的责任，这一做法有点反常。蒂塔左右摇着头，那晃来晃去的头发也在说着不，对于她来说那个问题就像是一个缺了一块的拼图。他告诉蒂塔他们都是军人，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但他怎么可能放弃自己工作呢？这不符合弗雷迪·赫希的逻辑。他是一个军人，有他自己的使命。的确，她最后看到赫希的那个下午，发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伤，甚至是更脆弱。可能他知道那次迁移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她受不了自己找不到答案的这种行为。她很固执，妈妈也这样说她。她说得对：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结束的拼图游戏。

因此，那天下午结束了她在31号营房的工作之后，她便回了自己的营房。她想和跟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待在一起的妈妈来讨论这个问题。

“对不起。”她打断了她们的话，“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

“艾蒂塔，你怎么总是那么不懂礼貌？”妈妈用责备的语气说道。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笑了。她很喜欢年轻的女孩子们问她问题。

“没关系。和年轻人聊天我也会变年轻的，亲爱的丽莎。”说完她笑了。

“是关于弗雷迪·赫希的。您知道是谁，对吧？”女人得意地点了点头，怀疑对她来说是一种侮辱，“我想知道关于他的死你怎么看。”

“他是吃了那些可憎的药片之后中毒而死的。说是那些药片可以治愈一切，但是我不相信。我感冒的时候医生会开给我一些药丸，但我从来都不吃。我一直很喜欢桉树叶的蒸汽疗法。”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也是这样做的。你有没有试过煮薄荷叶？”阿德勒洛娃夫人说道。

“没有。是单独煮呢还是和桉树叶一起煮？”

蒂塔叹了口气。

“我知道是因为药片，但我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那么做！人们都是怎么说的？图尔诺夫斯卡夫人。”

“哦，亲爱的，那说法可多了！那个先生的死可有的大家说了。”

“艾蒂塔一直都说他是个好人。”

“的确是，的确是。但在生活中是好人还不够。比如我那可怜的丈夫，希望他安息吧。他之前也是一个超好的人，但因为太胆小，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开了个水果店维持生计。所有的农民都把那些不新鲜的水果送到了我们那里，因为其他地方都不收。”

“好吧，”蒂塔差点生气地打断了她们，“但他们怎么看赫希？”

“孩子，我听到了很多说法。有人说他对毒气窒息而死感到害怕，有人说他沉迷于吃药吃过量了，还有人说是因为他看到孩子们要被杀掉而感到悲伤。甚至还有一位女士秘密地告诉我说，纳粹们觉得他有毒眼，用他来练黑魔法。”

“我觉得我知道您在说谁……”

“我还听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反抗行为——他自杀是为了不想让纳粹们杀掉他。”

“那您觉得谁的说法有道理呢？”

“我向你保证，他们讲的这些，单就每一个来看的话，说得都有道理。”

蒂塔点点头，告别了两个女人。想在奥斯维辛找到事情的真相就如同摩根斯坦老师用蝴蝶网捕捉雪花一样。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件牺牲品。但是她已经决定哪怕掘地三尺也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基于这个原因，那天晚上，等妈妈上床睡了之后，她便偷偷地跑到了“比克瑙大喇叭”的床边。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

“怎么了，艾蒂塔。”

“我想请求您一件事……我敢肯定您是知道的。”

“可能吧，可能吧。”她很虚伪地回答道，“你可以问我任何想知道的问题。对于你，我什么都不会隐瞒。”

“请您告诉我我可以和抵抗组织的哪个人取得联系。”

“孩子，这个……”女人现在开始后悔，刚才不应该告诉蒂塔她什么都不会隐瞒，“这不是一件女孩可以做的事情，太危险了。我要是把你带去抵抗组织的话，你妈妈肯定就不会再理我了。”

“我不是要加入他们。但既然您都提到它了，那也许也不是个坏主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因为我的年龄而不要我的。我只是想找人问一下弗雷迪·赫希的情况。我确定他们最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是隔离营的名叫罗森博格的记录员……”

“我知道。但是想要接触到他很难。拜托，可不可以和这里的某个人说说呢？”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抱怨了一会儿。

“好吧，但是别说是我让你去的。有一个名叫羌赫的来自布拉格的人，他在3号车间工作，你很容易就能认出来他，他有着灯泡似的光头和茄子似的大鼻子。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谢谢。我欠你一份人情。”

“孩子，你不欠我什么。你也不欠任何东西。在这儿我们所有人都加倍地偿还了我们的人情。”

31号营房的一天过去了。

之后的课上，吵闹声比之前变得少了。他们忍着同样的饥饿，担心那是他们待在那里的最后一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她再次去看能否找到那个叫什么羌赫的人。

某天的一个下午，在一节临时加的正字法的课上，蒂塔帮着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给一群七岁的小女孩们上着课。与其说是正字法课，倒不如更说是一堂手工课。外面下着雨，所以那天下午既没有室外活动也没有体育活动。孩子们都很生气，因为他们不能去玩丢手绢或跳房子的游戏。蒂塔也不高兴，因为连着几天都在下雨，所有的人都只能躲在营房里面不出去。所以她到现在都没能找到那个秃顶的男人。

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在孩子们面前隐藏着自己的痛苦，但赫希的死让她变得很孤独。此外，自从艾希曼来过家庭营地，告诉她她丈夫已经被转移到了德国，而且一切都很好，而这之后，她再也无法知道关于她丈夫雅库博的任何信息。他对她撒了谎。实际上真相是这样的：他还继续被关在距离比克瑙集中营3公里之外的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地狱般的监狱里。在那个监狱，囚犯们都被关在水泥墙隔开的单独牢房里，他们坐都不能坐，甚至只能站着睡觉，两条腿都已经不能动了。折磨更是一套套的：电击、鞭打、静脉注射。其中最有趣的一个就是假装处决。他们把囚犯带出牢房，蒙上眼睛，拉枪栓上膛。当囚犯们被吓得发抖，甚至有些都被吓尿了的时候，他们便会扣动未装子弹的枪的扳机，之后再把他们带回牢房。实际上，处决是非常频繁的事情，他们已经都懒得去清理墙壁了。墙上粘着头发的一道红线和波浪起伏的脑髓告诉着人们死去的人的平均身高。

蒂塔努力地帮小女孩们在石头上磨着勺子头。勺子头已经磨好的那些孩子们便跟着蒂塔去把那些木屑削尖。有些木屑上有木疖，没办法削；而有些则相反，削出来的尖很容易断，所以又得重新开始。漫长的一个小时之后，她们把木屑都削好了。这时，米里亚姆很小心地点燃一口锅里的刨花，她们会把那些木屑尖放在火上烧一下。每一个木屑都是一个粗糙的铅笔，可以用它来写三四个单词。纸张也是非常奇缺，营房负责人利希滕斯坦告诉纳粹们说要列清单，才这样一点一点弄来的。

米里亚姆听写了几个单词，孩子们一个个都认认真真地写着。蒂塔站在一边看着她们拿凳子当桌子，跪在地上，虽然他们写得很不整齐，但都在很努力地写着。图书管理员拿起一根当铅笔用的小木棍和一张纸。她已经很久没有画画了。她的手在纸上飞舞着，木棍上的黑尖很快就被画完了。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站在身后探着脑袋看着她，看到了一些横线条和一个圆。尽管木棍的小黑尖画不了更多的东西，即使这样，米里亚姆还是瞪大了眼睛看着。

“布拉格的天文钟……”她忧郁地说道。

“您看出来了……”

“把它烧成灰我也认得出来。对于我来说，它代表着布拉格的钟表匠和工匠。”

“正常的生活……”

“是的，生活。”

蒂塔注意到副负责人把手伸进了自己的长筒羊毛袜里面，好像里面藏了什么东西，随后她们便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继续纠正着孩子们的错误。蒂塔触碰了一下副负责人的腿，发现有个地方微微鼓了起来。是一支用黑石墨做的真正的铅笔；几年前这曾是别人送给她最好的礼物。因为这些东西，所有的人都叫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为米里亚姆阿姨。

那天下午蒂塔非常的忙碌。画了布拉格的天文钟，还有它的骷髅、雄鸡、黄道环、宗主教、横着的滴水嘴。好几个孩子发现她在画画便都走了过来看她画着。有些孩子不是布拉格的，有些是在布拉格出生的，但是他们已经不记得那里了。她很耐心地给孩子们解释着说，每个整点的时候会有一个骷髅摇着小铃铛，然后就会有一队小机器人从一个门出来从另外一个门进去。

画完并且讲完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把画折起来之后，便走向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的儿子阿里亚。他正和其他孩子们手牵手玩着发电报的游戏。她把画塞进了阿里亚的口袋，告诉他说这是送给他妈妈的礼物。

为了不那么无聊地待在那里，她便找点事情做来消遣一下。她还有时间用胶水好好地把弗洛伊德的论说文粘好，因为几天前被借出去了，还回来的时候书脊处有点开了。忙碌了一天的同时，她还用手梳理着那些书页，一张张把它们抚平。

党卫军的维克托·佩斯特克中士也幸福地抚摸着雷内·瑙曼的头发。

她允许他这么做，但是却不许他吻她，也不许有其他更亲昵的举动。但是当维克托恳请她让他摸摸头发时，她不能拒绝，不知道拒绝，甚至可能是不想拒绝。

他是个纳粹分子、压迫者、罪犯……但对她却很尊重，这在营地其他同伴身上是很难看到的。雷内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把碗压在胳膊底下，或者用绳子绑在脚上，因为营房的偷盗很频繁。有告密者曾说有的女人用她们的身体做交易。也有一些正直的、认真的人侮辱她，叫她“荡妇”，因为她把党卫军送给他的一块水果拿给了她妈妈。

相比较而言，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是很宁静的，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她听他说话。维克托曾经告诉过她，战争之前他在一家农场工作，她可以想象得到他背着干草垛的样子。如果没有爆发这该死的战争，有可能他会是一个同其他任何一个孩子一样诚实、单纯、勤劳的孩子。有可能她也会爱上他，这谁知道呢。

那天下午，维克托来的时候显得比平时都更紧张。他们俩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她带礼物。他从第一次送礼物中汲取了教训。比如，这次是一根用纸包着的煮熟了的香肠。但是那天他给她的却是另外一件礼物。

“我有一个计划，雷内。”

她看着他。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俩离开这里，结婚，然后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她继续保持沉默。

“我已经想好了一切。我们就直接从大门走出去，这样不会引起怀疑的。”

“你疯了……”

“不，不。给你穿上党卫军的制服。晚上的时候我们再行动。我给你口令和信号，然后我们俩就悄悄地走出去。当然，你不能说话。我们登上火车，一直坐到布拉格。在那个城市我还有一些朋友。在营地我也和很多囚犯交了朋友，他们知道我和其他党卫军的卫兵不一样。我们可以弄到假证件，然后逃往罗马尼亚。我们可以在那里等着战争结束。”

雷内仔细地注视着那个又矮又瘦的、黑发蓝眼的、长得很难看的卫兵。

“你是为了我才那样做的？”

“雷内，我愿意为你去做任何事情。你跟我走吗？”

毫无疑问，爱情可以让人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雷内叹了口气。离开奥斯维辛是所有人的梦想，是被困在铁丝网和火葬场里面的成千上万的囚犯中的每一个人的梦想。她抬起眼睛，一缕头发散落到了额前，她便把它咬在嘴里。

“不。”

“你不用害怕！会没事的！我们趁着我的卫兵朋友值班的时候再走，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很容易的……待在这里是等待下一轮死亡。”

“我不能把我妈妈一个人留在这里。”

“但是，雷内……我们是年轻人，她会明白这个的。我们的生命还要继续。”

“我不会留下我妈妈的。这没什么好说的。你不用再说了。”

“雷内……”

“我已经跟你说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了。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改变主意。”

佩斯特克沉思了一会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悲观过。

“我们把你妈妈也一块儿带走。”

雷内开始有点儿生气了。她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说说而已，对于她来说一点儿都不好玩。佩斯特克不会有危险的，但她们娘俩会有。离开奥斯维辛这种事情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这不像是在电影院里，有人看电影累了，便从椅子上直接站起来走掉那么简单。

“对于我们母女两个人来说，待在这里并不是一场游戏。我爸爸死于斑疹伤寒，我表哥和他的妻子同9月份被拉来的那批囚犯一起被处死了。顺其自然吧，逃跑这样的游戏一点儿也不好玩。”

“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你还是不了解我。我说了要带你和你妈妈走我就一定会这么做的。”

“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已经五十二岁了，而且还有风湿病。你难道给她也要穿上党卫军卫兵的衣服吗？”

“那我们就改变计划。你就让我做我的吧。”

她看着他，心里乱七八糟地想了一堆问题。把两个女人活着带离那里有没有可能？如果出去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奥斯维辛的两个犹太女人和一个叛徒能够从纳粹的眼皮底下逃出去吗？甚至想到如果成功了，即使他是个逃兵，她也会和一个纳粹结合吗？她会和一个那样的人度过自己的余生吗？一个直到那会儿对于把一百多无辜的人送去处死的事情都没感到内疚的人。

太多的问题。

她再一次沉默了，而且什么都不想再说了。佩斯特克明白她的沉默也就意味着同意，因为这也正是他想要的答案。

雨终于停了，蒂塔利用喝汤的时间想找到抵抗组织的那个人。但感觉土地都要将她吞没似的，因为雨水已经把营地变成了一个泥潭。囚犯们离开车间的时候，她绕着车间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那个人。

坐在自己的凳子上，仔细地抚平那本没有封皮的法语小说皱了的书页，然后在书脊处抹上一点玛吉特从自己工作的、制造军靴的车间偷来的胶水。在交给唯一的一位需要此书的老师之前，她要对书进行一次深层护理。那是一位非常尖酸刻薄的名叫玛格达的老师，一头干枯毛躁的白发，对于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女人来说有点太白了，一双拖把杆似的胳膊，据说战争之前她给政府一位部长的孩子们当家庭教师。她是一群九岁女孩们的老师，蒂塔曾听到过几次她教孩子们法语单词，而且孩子们都很高兴，因为她告诉孩子们这是一门优雅女士说的语言。对于蒂塔来说，她觉得这种说话像唱歌的语言是由吟游诗人发明的。

她曾找蒂塔借过很多次那本小说，但是有一天，尽管玛格达还离得有点远，还未等到她开口说话，蒂塔便问她是否认识她。她记得当时玛格达非常惊愕地上下打量着她。

仿佛是在问她类似于她是不是处女这样的问题……

蒂塔非常感谢她能够认真地告诉她关于小说的事情。小说名为《基督山伯爵》，作者是大仲马。她告诉蒂塔在法国这是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她问蒂塔那天下午可否把小说借给她一会儿。刚一拿到书，她便走向一条凳子，一个人坐在那里读了起来。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蒂塔很长时间一直想着如何能跟她搭上话。那是一个好机会，营房里面绝对的平静，阿维·奥菲尔老师和孩子们在营房深处排练着合唱，他们的颤音已经把其他人都吓跑了。还没有等玛格达邀请她坐下，她自己便一屁股坐在了凳子的另一头。

“我很想知道您对这本小说怎么看？您可以跟我说说吗？”

如果玛格达要求她赶快走开的话，她会站起来走掉的。但恰好与她预测的相反，玛格达看着她，不但没有赶她走，反而感谢她的陪伴。甚至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却出乎意料地开始热情地给她讲了起来。

《基督山伯爵》……

讲的是一位名叫爱德蒙·唐泰斯的年轻人。读这个名字的时候她用了非常法式的开元音和闭元音，使得书中的人物立刻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文学体系。她讲到爱德蒙是一个健壮和诚实的男孩，指挥着一艘名为法拉昂的船回到了马赛港，想见到他的父亲和他的加泰罗尼亚女朋友。

“他必须取得船长的指挥权，因为在横渡地中海时，船长死掉了，而且船长最后的遗嘱是请求他带一封信到巴黎的一个地方。在这一刻，生活对他是报以微笑的：老船长要让他当船长，而他的女朋友，漂亮的美蒂丝，也疯狂地爱着他。他们俩马上就要结婚了。但她的一个表哥也想和她结婚，于是便联合船上的一位职员以唐泰斯没有被指定为新的船长为由，控告他叛国，而死去船长的信也指责他有罪。太恐怖了！所以在他婚礼那天，当唐泰斯被抓的时候，他正完全沉浸在婚礼的喜悦当中，而现在却被当做囚犯带到了位于伊夫岛的可怕的监狱里，他也一下子大喜变成了大悲。”

“那个岛在哪里？”

“是位于马赛港对面的一个小岛。他被关在那里的一个单人牢房里很多年。但唐泰斯在附近的一个单人牢房里碰到了一位不幸的同伴，法利亚长老。他是一个宗教人士，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因为他总是喊着要求那些狱卒们放他出去，他还说，如果放他的出去的话，他会和他们分享一批巨大的宝藏。那个人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用自制的工具耐心地挖出了一条隧道，但是他却搞错了方向，不但没有通往监狱围墙的外面，反而是通到了唐泰斯的牢房里。多亏了这一切，在狱卒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俩的牢房联通在了一起，然后两个人互相为伴，被关在这里的时光也就不那么无聊了。”

蒂塔非常认真地听着。感觉自己和爱德蒙·唐泰斯的遭遇完全一致，一个无辜的人被极不公平地、痛苦地关在那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她和她家人的身上。

“唐泰斯长得怎么样？”

“健壮，帅气，非常帅气。尤其是他那一颗美丽的、充满善良和慷慨的心。”

“之后呢？他最后重获属于他的自由了吗？”

“法利亚和他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他们俩用了几年的时间耐心地挖着隧道。而在那段时间里，法利亚就像是他的父亲和老师，在被关的那些时间里，教会了他历史、哲学和其他很多东西。但就在隧道差一点快要完成的时候，法利亚长老去世了。他们的计划也失败了。就在唐泰斯认为可以马上用指尖触碰到自由的时候，朋友的死一下子让他完完全全又回到了地面。”

蒂塔好像还没有他那么的不幸，便撅起嘴巴对唐泰斯的厄运表示遗憾。玛格达冲她笑了。

“唐泰斯是一个非常机智勇敢的人。当狱卒们确认了法利亚已死以后，他们就走了。于是他便通过那个秘密隧道钻进法利亚的牢房，把老朋友的尸体又顺着那个隧道拖回自己的牢房，并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接下来，他回到法利亚的牢房，自己钻进了装长老尸体的装尸袋。等负责搬运尸体的人到来的时候，他们肩上扛的却是唐泰斯。他的想法是，等他们把他放在太平间之后，趁他们一个不留意便起身跑掉。”

“好主意！”

“也不是很好。他不知道伊夫岛上的监狱没有太平间，甚至连墓地也没有，囚犯的尸体都是直接被扔进海里。他们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把装有唐泰斯的袋子扔进了水里。等那些狱卒们发现他们被骗的时候，他们认为他肯定已经被水淹死了。”

“死了吗？”蒂塔焦急地道。

“没有。小说后面还有很多内容呢。他最后成功地从袋子里钻了出来，虽然他很疲惫，但还是成功地游到了岸边。你知道最神奇的事是什么吗？法利亚长老没有疯，他真的见到过宝藏。爱德蒙·唐泰斯去找那些宝藏了，找到那些宝藏之后，他便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变成了基督山伯爵。”

“他从此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蒂塔天真地问道。

玛格达看着她，带着困惑而又责备的语气说道：

“没有！他怎么可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呢？他要做他必须去做的事情：去报复那些背叛了他的人。”

“他做到了吗？”

玛格达使劲地点着头，意思就是爱德蒙·唐泰斯不容置疑地进行了无情的报复。老师一点一点地给她解释着唐泰斯是用什么样的计谋一步步地变成基督山伯爵，然后用毁灭性的方式惩罚那些置他于痛苦生活中的人。一个既复杂又不择手段的计划最后让他和美蒂丝自己都没有得到解脱。美蒂丝以为唐泰斯死掉了，于是她便嫁给了自己的表哥，到最后她才意识到这一切骗局的始作俑者是她的丈夫。而唐泰斯对于美蒂丝也没有怜悯之心。他以伪装的、富裕的、世俗的伯爵身份获得了所有人的信任，接近他们，最后把他们全部摧毁了。

讲完基督山伯爵无情的复仇经历之后，两个人都一言不发。蒂塔起身离开，但走之前还是转身看了老师一会儿。

“玛格达夫人，您这个故事讲得太好了，感觉就像我也读过了似的。您愿意成为我们的另一位活体书的成员吗？我们还有一本名为《骑鹅旅行记》的书，还有一本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书，一本关于犹太人历史的书，还有现在的这本《基督山伯爵》。”

玛格达移开了视线，注视着满是泥土的地板。再一次变成了那个害羞的、永远让人难以捉摸的女人。

“对不起，不行。给我的孩子们上课可以，但是让我站在营房的中央……这个绝对不行。”

她注意到这个女人只是想了一下这件事就已经满脸通红，而且无论如何她也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大家决不能失去这一本活体书，她迅速地想着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下，弗雷迪·赫希是怎么对她说的。

“我知道，这份工作对于您来说有点难，但是……在您读故事的这段时间里，孩子们就不用待在满是虱子的营房，不用去闻焦肉的味道，不用再害怕。而且在那段时间里，大家都很幸福。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不能拒绝这些。”

女人难过地点了点头。

“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看到，现实让我们感到恶心和愤怒，留给我们的只有想象，玛格达夫人。”

最后，老师把目光移开了地面，抬起了她那轮廓分明的脸。

“给我列一份书单。”

“谢谢您，玛格达夫人。谢谢您。图书馆欢迎您。”

玛格达对她说现在看书对于她来说已经太晚了，她明天上午再找她来借小说。

“此外，对于小说的一些片段我还要再过一遍。”

蒂塔感觉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快乐，走的时候比平时更加的优雅。也许她已经开始喜欢上了作为一本活体书的想法。蒂塔继续待在那里翻看了一会儿书，嘴里小声读着爱德蒙·唐泰斯这个名字，尽量的让它听起来更像法语。她想着有一天自己会不会也像小说的主人公那样离开那个地方。但她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勇敢，即使是有机会跑进森林里，她也不会去想那件事的。

同时她也在想，如果她能够逃出去的话，她一定会报复那些卫兵和党卫军的长官，她要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制定一系列无情而又残酷的计划来报复他们。然后让他们也承受一下那些无辜的人被他们折磨时所承受的痛苦。但是当她想到自己还是更喜欢故事开始时那个开朗、自信的爱德蒙·唐泰斯多于之后那个爱算计、充满仇恨的男人时，心里不免有点悲伤。她在想人真的可以选择吗，但即使是你不想要的，命运的打击也可以将你改变。这就像是用斧头砍下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之后把它变成干燥的木柴。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爸爸最后几天的画面，奄奄一息地躺在肮脏的床上，没有一片药可以用来缓解他的病痛，他就这样慢慢地被疾病折磨着。对于纳粹们来说，疾病和死亡是并存的。一想到这些，她就被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就会想有使用暴力的冲动。但在那一刻，她想起了摩根斯坦老师教给她的东西：我们的仇恨就是他们的胜利。想到这里她点了点头。

如果摩根斯坦老师疯了的话，他们会把我和他关在一起的。

22

距离家庭营地两个营地之外的地方，出现了一幕任何一个囚犯都不愿看到的场景，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当一小队党卫军押着四个苏联人进入男囚营时，鲁迪·罗森博格正走在营地道路上去拿囚犯名单。那四个苏联囚犯虽然很瘦，胡子拉碴，衣服很破，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但看上去却很有精神。是他的朋友韦茨勒，营地太平间的员工，曾给鲁迪讲过那些苏联战俘是如何对比克瑙周边开展扩建工作的。他们搬运着重重的木板和木桩，每天的工作都让他们精疲力竭。

某天上午，监视苏联战俘的看守跑去调戏一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管理着清理周边地面的一群女人。趁着他离开的这几个小时，他们建造了一个很小的藏身之所。他们用四块厚厚的实木板当墙壁，然后上面再放一块木板当顶棚。接下来，在它的周围堆放很多的木板，这样，这个藏身之所就被掩藏在一堆木板之间。他们的计划是掀开顶上的木板然后趁着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大家钻进去。等到营地点名的时候，党卫军们就会发现他们不在，便会认为他们逃跑了，就会去森林和周边去找他们。但党卫军们从未怀疑过，他们实际上就藏在距离自己营地铁丝网几米远的藏身之处。

德国人做事总是很有条理。逃跑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调集了一大批党卫军进行搜查，同时在那三天之内也加强了对营地周边管理职位人员的监视。这段时间过后，他们撤销了这一系列的活动，党卫军们也都恢复了日常的守卫。因此，在那三天的时间里，他们就一直钻在藏身之处，然后想利用第四天的晚上，在党卫军们搜查和抓捕都变得松懈的情况下，开始逃往森林。

逃跑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记录员的脑海里，他对此甚至于已经有点着魔了。有些老囚犯们说“逃跑热”不是一件好事，它和传染病一样也会让人受到伤害。忽然，有那么一刻，逃跑这一不可避免的冲动也会让一个人开始感到着急。一开始，你只是想一下而已，之后你会时不时地想一下，到最后你已经无法集中精力去做别的事情了。你会没日没夜地想着该如何逃跑。逃跑的必要性最终变成了你的一个迫切的愿望，就像是身体上突然不断加重的痒痒，即使就是把皮肤抓烂了，你也要使劲地去抓它。

他逃跑的想法源自那几个苏联人，从开始有想法到现在也仅仅只过去了几天时间。罗森博格走到一队党卫军那里，他们正押着几个身戴锁链的逃犯，后面紧跟着的是施瓦茨休伯少校。因为逃犯们拖着沉重的锁链，所以几乎无法走动，而且眼睛也肿得只剩了一条缝，他们只能透过那道缝来看东西。营地的卫兵们吹着哨子命令所有的囚犯都走出营房，而站在路边的也被迫看着这一切。如果有人想偷懒，他们便会狠狠地打他。他们希望所有的囚犯都看着这一切，因为这种惩戒和执行对于纳粹们来说是最好的管理手段。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向囚犯们解释为什么不应该逃跑，而且这种现场直播的方式会让很多人打消逃跑的念头。

少校命令那一队党卫军停在门口上方有个滑轮的营房前面。可能有人会想着那个滑轮是用来吊运草垛或者粮袋的，但实际上它是被用来吊死人的。施瓦茨休伯发表完很长的一段讲话之后，停了一会儿，他很享受那个时刻。因为他颂扬了德意志帝国的丰功伟绩，之后对于那些违反命令的人，他开心地宣布对他们执行属于他们的、无情的惩罚。

开始执行之前，作为对死人的犒赏，抽了他们每人五十鞭子。之后，给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套上绞索。一个中尉指向看着这一切的六个人，命令他们开始拉绳子，但面对那些囚犯，他们犹豫了一下。中尉做了一个把手伸进腰间想要掏枪的动作，那六个人便迅速地动了起来。绳子被拉上去了，第一个囚犯的身体也渐渐地离地了，在不停地胡乱踢腿和抽搐中生命也要慢慢地结束了。

鲁迪·罗森博格惊恐地看着他们那些完全变形了的脸：眼睛像鸡蛋似的快要从眼皮里面爆出来，舌头变得出乎寻常的大，扭曲的嘴巴大张着想喊但却没有声音，两条腿在空中胡乱地扑腾了几下之后，屎尿洒落一地。等他目光转过来时，看到了其他几个逃犯的脸，他们差不多是站着的，而且还一个靠着一个，等待着对他们执行绞刑。他们的脸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鞭打的痛苦让他们的肉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现在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解脱。所以他们毫不反抗地套上绞索，希望这一切能够尽快结束。

尽管这一幕让罗森博格感到震惊，但他对自己的决定还是一点都没有动摇：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奥斯维辛2号集中营。爱丽丝留给他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而且那些记忆让他又讨厌又喜欢，尤其是她说的在这个灭绝人性的地狱里不会存在任何美丽的东西。忽然，营地让他感到窒息，死亡的临近让他觉得自己也承受不了多长时间。哪怕是最后脖子上套着绞索、双脚扑腾而死，他也要想方设法离开这里。

他已经在男囚营做了一些试探，在那里他认识几个可以随意在营地走动的人。一天下午，他遇到了弗朗提塞克，是一个和他有交往的营房秘书，同时也是抵抗组织的优秀成员，鲁迪对他说了自己想逃走的烦恼。很多营房的看守利用秘书当他们的助手，同时也利用秘书来保护他们。他便邀请鲁迪第二天到他的房间去喝咖啡。

咖啡？

咖啡可是个奢侈品，只有那些能很好地操控黑市的人才能弄到。因为你不仅仅需要咖啡，而且还需要研磨机、咖啡机、水、热源……当然，他肯定会去赴约的。他很喜欢咖啡，更何况还是和他关系这么亲近的人。他进了营房之后便径直走向了弗朗提塞克的房间。营房里一个人都没有，因为在那个时间段，所有人都在外面从事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扩建工作。他进去的时候没有敲门，眼前的一切让他吃了一惊。当他看到秘书的旁边有一位穿着制服的党卫军成员时，他的心中为之一震。“告发”这个词一下子深深地刺入了他的胸膛。

“进来吧，鲁迪。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相互之间就是朋友。”

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但他坚信，弗朗提塞克是值得信任的。党卫军急忙做起了自我介绍，并友好地向他伸出了手。

“我叫维克托，维克托·佩斯特克。”

从事着记录员的工作，鲁迪听说过很多事情，但是党卫军接下来的问题却让他出奇地感到意外。

“您想和我一起逃走？”

他详细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计划，而事实是，这个计划很有道理，至少第一部分是这样的：穿着党卫军的衣服从正门出去，这样不会引起怀疑，然后登上火车一直坐到布拉格。等党卫军们第二天发现他们已经不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快到布拉格了。他觉得第二部分有点胡闹——给他们两个和另外两个女人弄到假身份，然后再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来救她们。

鲁迪仔细地听他说着，的确是很难找到更好的方法来逃出党卫军中士的魔掌。但是有个声音告诉他这个行不通。或许是因为对党卫军极其的不信任，他的本能反应就是反对。但无论是因为什么，在确保这一切都绝对安全之前，他决定婉言谢绝加入此计划的邀请。

最后，弗朗提塞克并没有咖啡壶，而是把装有咖啡的袜子放在小火炉上的锅里煮着。锅里的咖啡闻起来跟喝起来都太香了。离开那里的时候，他心里还在想着，那个党卫军在讲述他自己的计划时居然是如此的开心。

确实，维克托·佩斯特克开始危险地四处散播着一个谣言，说是有一个党卫军正在找能和他一起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伴。尽管可能听到这个的很多人都不相信他，认为这都是瞎编的，就像是彩虹尽头的金锅或者袋子里的男人这两个故事一样，但佩斯特克还是努力坚持地继续做着这件事情。可能他会一个人逃走，但是他需要一个认识布拉格秘密组织的人，他需要尽可能快地弄到假身份证明，以便带着雷内和她妈妈离开那里。

他坚持了好久之后，终于有人愿意帮助他完成他的计划了。那个人是家庭营地的一名囚犯，名叫西格弗里德·莱德勒，他也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他也是着了魔似的想逃走，所以他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他离开这里。

那天下午，佩斯特克和雷内约好了。她像往常一样来了，表情严肃，好像很害羞的样子，低着头，双手一直没有离开过衣摆。

“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见面。”

逃跑的计划他已经跟她说了好几天了，但是她却一直都不相信他。

“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说，“好吧，当然，这只是计划的第一部分。我先出去，之后我会回来救你和你妈妈。”

“但，你怎么做？”

“细节方面你最好先不要知道。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事情的进展不是我所预期的那样，甚至有可能要改变逃跑计划。但是你什么都不用担心。终有一天你会从营地的门口走出去的，那样我们就都自由了。”

雷内用她那清澈的眼睛注视着他，然后娇媚地把一缕头发含在嘴里。因为他喜欢这样。

“现在我得走了。”

她点了点头。

在最后一刻，她扯住了他军服的袖子。

“维克托……”

“怎么了？”

“一定要小心。”

他幸福地叹了口气。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

同时，什么也不可以阻止蒂塔想要知道3月的那天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赫希最后自杀了。为了找羌赫，她已经在车间那里转悠了好几天了，但她却没有那份好运。

好运，有时候我们必须死死地掐住好运的脖子。

蒂塔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好像是最后一波离开车间的工人走去。

“对不起……”

那些男人们虽然很累但却很友好地看着她。

“我在找一位先生……没有头发。”

男人们互相看了看，感觉好像在那个时间大家的大脑反应都变慢了，都不明白那个女孩在说什么。

“没有头发？”

“是的。我是想说，秃顶。完全秃顶。”

“完全秃顶？”

“当然！”他们中有人说道：“她肯定说的是库尔特。”

“可能吧。”蒂塔答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在那里面。”他们向她指了一下，“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负责打扫、清理、整理一切。”

“他就是一伙计。”他们中有人议论道。

“是啊。除了是个犹太人，还是个共产主义者。”

“而且还秃顶。”另外一个嘲讽道。

“秃顶也是他的优势啊。虱子会在上面打滑的。”

“下雪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他的头上滑雪。”嘲讽的那个人又说道。

他们笑着离开了，仿佛蒂塔并不存在似的。她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终于那个秃顶的男人出来了。实际上，当她看到他的鼻子的时候，她觉得图尔诺夫斯卡夫人用他的鼻子作比喻很有道理。

蒂塔准备走到他旁边。

“对不起，我需要一些信息。”

那个男人狠狠地看了她一眼便加快了脚步。蒂塔小跑着追上了他。

“嗯，您应该知道一些关于弗雷迪·赫希的事情吧。”

“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来烦我。”

“我也不想烦您，但是您应该知道……”

“你怎么回事嘛！我只是车间的一个清洁工。”

“有人告诉我您是……”

男人忽然停了下来，很生气地看着她，然后左右看了一下。蒂塔忽然意识到，如果门格勒在那会儿碰见她，那一切就都完了。

“他们说得不对。”

男人又开始走了。

“等等！”蒂塔生气地冲他喊道，“我只是想和您谈谈！您希望我们就这样吼着谈吗？”

有人好奇地回头看了看他们。男人低声骂了一句，抓着蒂塔的胳膊，把她拉到了路边两个营房中间的地方，那里的灯光昏暗一些。

“你是谁？你想怎么样？”

“我是31号营房的助手。我是值得信任的。您可以找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了解一下我的情况。”

“好吧，好吧，说吧。”

“我想知道弗雷迪·赫希为什么自杀。”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害怕。”

“您说什么？”

“你听到了啊。他退缩了。他们要求他来领导武装暴动，但他却不敢。故事结束。”

“我不相信您说的。”

“不管你信不信我，我都完全无所谓，但那就是事实。”

“您并不认识弗雷迪·赫希，对不对？”男人被问得一下子怔住了，仿佛有人抓住他正在做坏事似的。蒂塔再次开始说话的时候，尽量使愤怒不要变成眼泪，“您不认识他。您对他一点儿都不了解。他面对任何事情都不会退缩的。您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您觉得抵抗组织什么都知道……但实际上您什么都不知道。”

“孩子，你看。我所知道的就是抵抗组织的上级给他传达的那个命令，而他接下来所做的却是喝下那一整瓶药自杀。”他不耐烦地说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他如此感兴趣。31号营房的一切都是一幕滑稽剧。整个家庭营地也是。赫希和所有人，我们都是在帮着纳粹做事，我们就是他们的仆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用来掩盖一切的营地舞台剧。因为很多流言已经传到了一些国家，说德国营地就是个屠宰场，而等国际观察员来这里调查事情真相的时候，它的唯一功能就是掩盖一切。家庭营地和31号营房就是一个舞台，而我们，就是这部喜剧的演员。”

蒂塔沉默了。而秃顶的男人却左右摇着头。

“你别再调查了。你的朋友赫希他感到恐惧了。这是人的本能。”

恐惧……

突然，她觉得恐惧就像是铁被侵蚀之后的氧化物，它可以腐蚀一切，也可以毁了一切。

秃顶的男人一边走远一边紧张地左右看着。

蒂塔继续待在那个窄巷里。那些话不停地在她的脑海里回荡着，周围的一切她都没有听到。

舞台？一出喜剧的演员？纳粹们的帮手？大家在31号营房辛辛苦苦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德国人带来利益？

她要把一只手搭在营房的边墙上，因为她觉得自己晃得厉害。整个家庭营地都是一个骗局？难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真的吗？

她开始想着也许必须得这样。真相必须都是有目的性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有的东西。相反，谎言就更加的人性化，因为它是人类编造的，而且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编造的。

她走着去找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她在营房见到了她，她正坐在自己的床上。她的儿子阿里亚向她告别之后，便沿着营地道路走了，他要赶在发放晚餐面包之前和其他孩子们在一起。

“米里亚姆阿姨，我有打扰到您吗？”

“当然没有。”

“嗯……”她的声音有点发抖，而且她整个人都在抖。两条腿抖动的速度就像是自行汽车的曲柄一样那么快，“我和抵抗组织的一个人谈过了。他告诉我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家庭营地是纳粹们的一块掩护地，如果有其他国家的观察员来调查……”

米里亚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您知道这些！”

“这样，”她小声说，“这段时间我们所做的唯一的事情都是在为纳粹们服务。”

“不可能！他们有他们的计划，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他们需要一个营房来安置那些没有人管的孩子们，但是我们却用它办了所学校。他们希望孩子们就像牛圈里的牛一样，但我们却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人。”

“但这一切有什么用呢？9月份来的所有的孩子还不是都死了。”

“但这也是值得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你还记得他们笑的样子吗？你还记得他们唱《云雀》或者听我们的活体书讲故事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样子吗？你还记得当我们给他们的碗里放了半块饼干之后他们高兴地跳起来的样子吗？”

“还有他们准备戏剧表演时兴奋的样子！”

“他们都是幸福的。艾蒂塔。”

“但是太短暂了……”

“生命就是这样，任何人的生命都不会很长。但是如果你得到了幸福，哪怕是一会儿，也值得好好地活下去。”

“一会儿？很短？”

“很短。哪怕是像火柴那样从点燃到熄灭的短暂时间，只要他觉得幸福，也就足够了。”

蒂塔默默地待在那里，心里估算着到目前为止她这一生一共有多少根火柴被点燃和熄灭，答案多得她甚至都数不过来。火苗照亮的瞬间和火柴熄灭后的黑暗中都有很多个美好的时刻。其中很多时刻都出现在不幸的时候，这时她会打开一本书，然后钻到书里去。她那小小的图书馆就是一个火柴盒。想到这些，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这些孩子现在什么情况？我们所有人又是什么情况？米里亚姆阿姨，我害怕。”

“纳粹们可以夺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衣服，甚至我们的头发，他们可以抢走我们很多东西，但却不能抢走我们的希望。希望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失去它。大家一次比一次听到盟军更多的轰炸声。战争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而且我们也必须为和平做准备。孩子们还必须得继续学习，因为他们会发现国家和世界都变成了一片废墟，只有他们、你们、年轻人，才可以重新建立起来一个国家。”

“但是家庭营地却是纳粹的一个幌子，这太可怕了。国际观察员来的时候，纳粹们就给他们看这些东西，他们会看到孩子们在奥斯维辛都仍然活着。纳粹们还会掩盖毒气室的事实，然后他们便会上当受骗地离开。”

“不。”

“什么意思？”

“那个机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会让他们什么真相都不知道就这么离开的。”

蒂塔想到了9月份拉来的那批囚犯被再次拉走之前的那个下午，她在营地道路上碰到了弗雷迪。

“我现在想起了最后一次见赫希时他跟我说的话。他告诉我说，终有一天会打开一个缝隙，而那时就是揭开真相的时刻。所以必须要使点伎俩。他还说应该在最后一秒的时候扣篮，只有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才能赢得比赛。”

米里亚姆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就是他的计划。他走之前给我留了一些文件，上面写的东西多于写给司令部的报告。上面记录着数据、日期、姓名……一份准备好的、记录着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案卷，到时候会把它交给一位中立的观察员。”

“弗雷迪已经不能交这个东西了。”

“不，虽然他不在了，但是我们也不会放弃，对不？”

“放弃？我想都没想过！不管怎么说，还有我呢。”

31号营房的副负责人笑了。

“但是，”蒂塔执意地问道，“但是他为什么在最后一刻却放弃了，自杀了呢？抵抗组织的人说他是因为恐惧。”

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的笑容一下子僵在了脸上。

“抵抗组织的那个男人说，他们要求他来领导武装暴动，但他却放弃了。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但我看他说得很肯定的样子……”

“他们收到确切消息，9月份拉来的那批囚犯全部要运到毒气室处死，所以他们要求他来领导武装暴动，这是真的。这是我信任的一个眼线告诉我的。”

“他拒绝了？”

“带领一群全是老人和小孩的囚犯面对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发动武装暴动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他对他们说让他考虑一会儿。”

“然后就自杀了。”

“对。”

“为什么呢？”

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的一声叹息让她的内心一下变得很空。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有答案的。”

女人拍了拍她的肩膀，意思就是让她表示同意。两个人就这样待了好长一会儿，安静，胜过她们可以说的任何话，把她们俩拉得更近。她们俩亲切地说了再见，蒂塔便回了营房。边走边想着也许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但弗雷迪曾对她说过：“永远不要放弃。”她不会放弃寻找答案的热情。

课堂上的嗡嗡声把她从自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奥塔·凯勒和孩子们就在距离她几米远的地方。孩子们继续认真地听他说着，蒂塔也很认真地听着，她要把纳粹们破坏掉的东西保护起来。她有点怀念学校。之前她都一直很喜欢继续学习，希望能成为女飞行员。就像她在妈妈的杂志上看到的那个名叫阿梅利亚·埃尔哈特的女人一样，照片上的她正从一架飞机上走下来，身穿一件男式皮夹克，额头上架着一副飞行员眼镜，双眼露出梦幻般的目光。她觉得要想成为飞行员肯定必须得好好学习。好几个老师嘀嘀咕咕地从她坐着的地方走过，她都没有去想他们在说什么。

她观察着凯勒老师，据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奥塔·凯勒在给孩子们讲光的速度有多快，他告诉孩子们宇宙中没有任何物体的速度能够超过它。他还说之所以我们能看见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是因为它们发射出的光子以极快的速度跑了数百万公里之后进入我们眼睛的结果。她着迷地看着那些孩子们，因为他讲东西时的激情也传染给了他们，只见他不停地挑着眉毛、晃动着他那如同指南针的食指。

她忽然想到指南针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与飞行员相比的话，她更想成为一位画家。此外，这个会让她感觉更好。这也是一种飞翔的方式，只是不用去操纵那么多仪表和摇杆。她画世界的时候如同在世界上空飞行。

那天下午，玛吉特在31号营房的门口一直等着她，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妹妹海尔格，一个很瘦的女孩。玛吉特小声告诉蒂塔她有点担心她妹妹，因为她看上去有些憔悴。海尔格总是运气不好，又被分去进行排水沟清淤，因为春季不停地下雨，所以每天都会累积很多淤泥。

有很多和海尔格一样的囚犯，他们都比其他的人更瘦一些，感觉面包和汤从他们身体经过的时候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迹似的。也许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瘦，但他们那垂头丧气的表情和迷离的眼神会使得他们看上去更脆弱一些。在营地，说得最多的就是斑疹伤寒、霍乱、肺结核或者肺炎这些病，却绝口不提因为绝望给大家带来的打击。她爸爸就是这样的。突然，有人开始死亡了，但死的都是那些放弃了的人。

她们俩试图鼓励海尔格，但是却变成了一场欢快的谈话。

“嗯，海尔格，你在那儿有碰到帅气的男孩吗？”

她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蒂塔便把话题抛向了她姐姐。

“嗯，玛吉特，你在整个营地也没有看到值得关注的男孩？那可以去向司令部申请转移！”

“等等，我看到过一个男孩，21号营房的。就像一只猴子！”

“一只猴子？海尔格，你听到了吗？你这个说法也有点太粗俗了吧！”

三个人都笑了。

“那你跟那个像只猴子的男孩说过话吗？”蒂塔继续开玩笑地问道。

“还没。他应该至少有二十五岁的样子。”

“哇呜！太老了吧。简直就是个老人。如果你和他出去的话，别人会认为你是他孙女。”

“蒂塔，你呢？”玛吉特反驳道，“整个营房的助手都没有你值得交往的？”

“助手？不不不。谁会对一个满脸痘痘的男孩感兴趣啊？”

“好吧，有趣的男孩总可以吧！”

“不不不。”

“一个都不行？”

“好吧……有一个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当然，他没有三条腿。但是……”说到这蒂塔变得一本正经起来，“是一个表面上看上去很严肃的男孩，而且知道如何讲故事。他叫奥塔·凯勒。”

“无聊。我们走吧。”

“别走啊！”

“呸！海尔格，你觉得如何？男孩们的相貌太难看了，是不是？”

她妹妹笑着点了点头。和玛吉特讨论男孩子让她觉得有点害羞，因为她平时都很严肃。但是蒂塔要是在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她会让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天晚上，当海尔格、玛吉特、蒂塔和所有家庭营地的人都睡了以后，党卫军的一位中士背着一个包，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营地。

他径直走到一个营房的后面，取掉了抵在门后面当门闩用的木板。立刻，黑暗处出现了西格弗里德·莱德勒的身影，他在那里悄悄地换着衣服。之后便由叫花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神采奕奕的党卫军。佩斯特克很高兴弄到了一套中尉的衣服和徽章，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他们也更容易逃走。

他们从哨所出来的时候，门房里的两个卫兵举其胳膊毕恭毕敬地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俩径直走向巨大的瞭望塔下的入口处，那个塔楼就像是一个恐怖的城堡。因为是夜间，塔楼顶上是有灯光的，那里有个玻璃的观测台，卫兵们就是在那里监视着一切的。莱德勒冒了一身的汗，但佩斯特克却走得很从容，他深信走过哨所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他们走近了位于巨大瞭望塔下方的哨所，佩斯特克向前走了几步。看到他过来，卫兵们抱着已经上了膛的步枪转了过来。他悄悄地对莱德勒说脚步放轻松，并且让他先走，一直往前走，而且重要的是不能犹豫，不能停，要一直往前走。如果他不犹豫，卫兵们也不会怀疑。他们也不敢要求一位中尉站住。

佩斯特克自然大方地向前走了几步，来到了卫兵们跟前，就像是狐朋狗友之间要说一些秘密似的，压低声音对他们说他要带一位刚刚来到奥斯维辛的上级官员去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的妓院逛逛。

大家都明白的，所以，趁着卫兵们哈哈大笑的时候，中尉自豪地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而那个假冒的官员则假模假样地向他们点点头打了个招呼。佩斯特克和他的上级一起消失在了夜色中。哨所的卫兵们想着他们两个是幸运的。他们的确很幸运。

他们一直走到了奥斯维辛车站。在那里他们必须登上几分钟后开往克拉科夫的列车。如果一切顺利，在克拉科夫他们将换乘另外一列火车到布拉格。他们俩安静地走着，试图不让人们感觉到他们的脚步很匆忙。自由在一下下地刺激着莱德勒的后背，也许是因为官员的制服，也许是因为害怕。佩斯特克走得非常自信，甚至还吹起了口哨。他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才离开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但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他觉得，党卫军是不会抓住他们俩的，因为他很清楚他们在想些什么。

23

上午的点名忽然变得没完没了。点完名之后，大家听到了哨声和德语的喊声。来了一个党卫军要求重新点名。很多捷克的犹太人说德语，所以可以想象营房里面有多嘈杂。又站了一个小时……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的确是发生了什么，因为卫兵们看上去特别紧张。一个词被大家这样嘀嘀咕咕地一排排传开了：逃跑。

那天上午，31号营房《云雀》的歌声听起来震耳欲聋。阿维·奥菲尔像往常一样开心地带着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组成的合唱团非常享受地唱着那首歌，那首歌简直已经成了31号营房的营歌。蒂塔也加入了合唱团。音乐产生的声学振动围绕着他们。360个孩子嗓子里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是一个声音，但其实是存在着非常细微的差别。

结束之后，利希滕斯坦宣布接下来马上就是逾越节晚餐，儿童营房的负责人正在为这一重大的活动做着准备。孩子们高兴地鼓起掌来，甚至有的孩子激动地吹起了口哨。有消息说，营房的负责人为了能给这一庆祝活动弄到足够的配料，几天来一直在黑市上奔波着。这些消息让孩子们每天都很激动，感觉他们就像是被幸福的肥皂泡包围着。另一个消息的传播速度简直与光速无异，那就是奥塔·凯勒所说的，一个叫莱德勒的囚犯逃跑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被重复点名了一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命令他们都要剪掉头发。看守们一次次地重复喊着一个词——卫生，其实是因为生气。队伍排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才来了几个希腊理发师，手里拿着几把生锈了的剪刀，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他们剪得最多的应该是火腿片吧。最后蒂塔那一头中长的头发像是被啃过似的成了四坨。

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于逃跑那件事，德国人特别的生气。因为据说莱德勒能逃跑成功是多亏有了一个党卫军卫兵的帮助，关键那个卫兵也逃跑了，因此，再没有比这个更能让他们生气的了。找一根绳把他们吊起来都不够。玛吉特给她说过，和雷内在一起的就是那个卫兵。但那个女孩不和任何人说话，那件事不会说，其他的事更不会说。

到现在为止应该感谢上帝，党卫军还没有抓到他们。

幸运的终究是幸运的。蒂塔在营地道路上走着，眼睛和耳朵都警惕着门格勒。但是她所看到的却是一个级别高一点的囚犯，有几次她曾经在铁丝网的另一边看到过他。蒂塔几个星期以来一直绞尽脑汁地想着怎么能和他见上一面，他这就来了，一个手插在兜里走过来了，穿着一条像是骑马时穿的裤子，仿佛像个看守。但实际上他是隔离营的记录员，鲁迪·罗森博格。

“对不起……”

鲁迪没有停，继续迈着小步向前走着。他专心致志地想着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已经没有回头路，而且痛苦已经让他承受不住了。无论是死是活，他都必须离开那里，不能再等了。时间已经定了，现在他就差用东西来收买一位下士。幸运已经开始围绕着他转了，所以他现在决不能掉以轻心。

“怎么了？”他没好气地说道，“我没有吃的给你。”

“不是那个。我在31号营房为弗雷迪·赫希工作。”

罗森博格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着。为了能追上他，蒂塔的步子一次比一次跨得大。

“我认识他……”

“别自欺欺人了，没有人认识那个男人。他也不愿意让别人认识他。”

“但他以前很勇敢的。他有没有对您说他为什么自杀？”

罗森博格停了一会儿，一脸疲惫地看着她。

“他也是人。你们以为他是个圣经长老、犹太传说中的魔像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他不屑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他自己制造了那个英雄的光环，但其实他却不是。我看到了一切。他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和其他男人一样的人。简单点说，他根本做不了什么。他的失败和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失败也一样。是不是很难理解？忘了他吧。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担心一下你自己怎么活着从这里出去。”

鲁迪，看上去很凶的样子，说完话之后立刻就走了。蒂塔想着他说的话，也带着仇恨的语调。赫希当然是个人，是个人就会有他的弱点。这一点蒂塔很清楚。但他从来不说自己恐惧什么，当然他也有恐惧。但就像他说的，应该把恐惧咽在肚子里。所有人都说，罗森博格是个知道很多事情的人。他给了她一个明智的意见：考虑一下你自己。但蒂塔觉得难得糊涂。

4月的天气已经很暖和了，冬季那刺骨的寒冷也慢慢变得温和起来。雨水把营地道路变成了一个泥潭，潮湿也增加了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上午的时候，满载着尸体的车从营地走过，这些人是被可怕的肺炎夺去了生命，同样，霍乱也会夺走很多人的生命，甚至还有斑疹伤寒。这些病都不会像流行病似的突然引起大量人死亡，这种一个一个的死亡就像是一个开着的水龙头，每天在那些潮湿的营房里不停地往外冒着水，然后那些营房便成了细菌的天堂。

4月给比克瑙集中营带来了雨水，也带来了另一波囚犯。连着好几天，每天都有三列火车，上面挤满了犹太人。于是，雨水和囚犯一起涌向了里面新修的站台。孩子们很茫然，他们想去看看那些火车，同时也惊奇地看看地上那些堆积如山的箱子和包裹。他们流着口水，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那一箱一箱的食物。

“看，好大一块奶酪！”一个名叫维基的十岁男孩喊道。

“那些被扔到地上的……好像是黄瓜！”

“天哪，还有一箱栗子！”

“哦！是啊！是栗子！”

“但愿风能吹过来哪怕只是一颗栗子！我不想多要，只要一颗！”维基开始小声说道，“一颗，就一颗，我向上帝保证。”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脸脏脏的，头发像个拖把似的，向前走了几步，一个成年人的手抓住了她的肩膀让她不要再向前走。

“什么是栗子？”

那些年龄稍长她一些的男孩和女孩看着她都笑了起来，但是立刻又都收住了笑容。小女孩从未见过栗子，从未尝过烤栗子的味道，也从未吃过11月的栗子蛋糕。维基想着，如果上帝听到了他的话，如果风给他带来一颗栗子的话，他一定会分一半给她。不能让大家说她活了这么久都不知道栗子是什么味道。

老师们没有看见食品包裹，看到的只是那些卫兵们用同往常一样的方式强迫着那些被运来的衣衫破烂的人们：那些短发、有文身、身体还凑合的站在泥潭中间，之后会让他们干活一直干到累死，另外那些直接被处死的站在另一边。铁丝网那边的家庭营地里，那些六七岁的孩子们有时经常会开那些新来囚犯的玩笑，很难知道他们是真的在开玩笑，还是他们根本就不在意那些陌生人的痛苦，或者是假装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与他们的同伴有着不同的态度，假装坚强、战胜痛苦。

4月初，逾越节的第一天晚上，家人们都围坐在桌子前，开始诵读哈加达，讲述着巴勒斯坦地区人离开埃及的历史。传统以喝四杯红酒来纪念上帝为开始。之后准备凯阿拉，桌上的大盘子里会放上以下的食物：塞罗阿（一块鸡肉）、拜伊特萨（一个褐色的鸡蛋，象征着法老坚硬的心脏）、玛洛尔（一种有苦味的叶子或者辣萝卜，象征着埃及被奴役时代所承受的痛苦）、哈罗塞特（一种甜味食物，由苹果、蜂蜜、干果制成，代表着犹太人在埃及建造自己家园时所用的水泥）和卡尔帕斯（漂着一点欧芹的一大碗盐水，象征着巴勒斯坦地区人的生活总是浸泡在泪水之中）。但最重要的食物却是马特萨，一种未加酵母的面包，同桌用餐的所有人都要吃上一块。耶稣和他的门徒最后一顿晚餐也正是为了庆祝逾越节，基督教的圣餐礼也是来自于那个犹太仪式。所有那些奥塔·凯勒都会讲给学生们听，而且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宗教传统和食物对于他们来说是最神圣的主题。

利希滕斯坦如愿以偿：大家可以庆祝逾越节了。虽然没有弄到庆祝逾越节所需的所有材料，但当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时，手里托着几块用作餐盘的木板，孩子们还是满怀期待。木板上面整齐而有序地摆着一块骨头，好像是鸡骨头、一个鸡蛋、一片萝卜、一口装满盐水的锅，上面飘着几片叶子。

米里亚姆阿姨在早餐的茶里面加了甜菜果酱用来代表红酒。此外，她还负责来和做面包用的面团。瓦尔特，经常维持营房秩序工作的众多男人中的一个，他找到了一根粗粗的铁丝，然后把它对折，做成了烤面包的支架。孩子们着迷地看着这一切。在一个食物如此奇缺的地方，他们惊奇地看着一把面粉和一点点水如何变成一个美味的面包，那种味道着实让人陶醉。

最后，奇迹出现了。

营房深处一些年龄更小的孩子们在很吵闹地玩着追逐游戏，忽然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充满神秘而又恭敬的沉默。

最后，他们做的七块面包被放在了桌子中间。对于三百多个孩子来说的确不是很多，但利希滕斯坦命令每人只能掐一小块，目的是为了让大家都尝尝马特萨的味道。

“这是没有加酵母的面包，是我们的祖先从被奴役到自由的过程中所吃的面包。”他对孩子们说道。

然后，每个人都很有秩序地从他面前经过，去拿属于自己的神圣的那一块。

孩子们又回去分组坐下，他们一边吃着神圣的面包，喝着像是红酒的加了甜菜果酱的红茶，老师们一边给他们讲着犹太人迁出埃及的历史。蒂塔成“之”字形地在孩子们中间走来走去，听着不同的声音用不同的版本讲述着先知摩西指引大家穿过漫漫沙漠的相同历史。孩子们都很喜欢历史，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摩西是如何咆哮着爬上陡峭的西奈山去接近上帝，红海如何为了他们的迁移而分出一条路。可能逾越节之夜的庆祝属于非正统的历史，所以他们不在晚上庆祝而是在中午。之后他们不能吃传统的羔羊肉，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虽然物资奇缺，但大家庆祝节日的努力和信念却使得它成了一个令人激动的节日。

阿维·奥菲尔把合唱团召集在了一起，为了这次机会他们好几天前就在排练了。他们唱的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开始起调的时候有点害羞，之后便唱得慷慨激昂。想在满是孩子的营房进行私下的排练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认真地听着，记得歌词的人也跟着唱了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大合唱。

音乐的力量穿过了墙壁，穿过了铁丝网。那些在营地进行水沟清淤工作的人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靠在铁锨上认真地听着……

听！是孩子们，他们在唱歌……

在纺织车间，在生产电器和雷达设备所需电容器的云母车间，人们也放慢了手中的工作，大家的脸都转向开心的旋律传来的方向，感觉这种声音来自于一个和集中营格格不入的地方。

不，不，有人说话了。他们是天上的天使。

在那些水沟里永远不许有骨灰，因此那些看守们会一直吼着让囚犯们干到满手鲜血，所以，随风带来的孩子们的歌声简直就是个奇迹。歌词讲述的是成千上万的人们曾经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着，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激昂的和平的呼声在这个最大的死亡工厂里从未出现过。

激昂的颂歌歌声也一直传到了一个对音乐痴迷的人的办公室。他抬起头，感觉像是可口蛋糕的香味飘到了他的鼻子跟前，让他无法抗拒地随着它走到烤炉面前。他迅速地放下手里的材料，穿过家庭营地的道路，出现在了31号营房的门口。

歌曲的第一小节已经被重复唱了好几遍了，这一小节大家都会唱，刚刚要唱到副歌部分的时候，一个头戴军便帽的身影出现了，脑袋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是如此的巨大和恐怖。利希滕斯坦一下子僵住了，仿佛冬天又一下子回来了似的。

门格勒上尉……

孩子们继续唱着，面对歌声他有些退让。因为不允许在营地进行任何犹太节日的庆祝活动。蒂塔沉默了一会儿，但是立刻又被歌词所吸引，因为虽然大人们都沉默了，但孩子们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依然高声地唱着。

门格勒带着一脸中性、冷漠、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然后把头转向已经不再唱歌而是恐惧地看着他的利希滕斯坦。门格勒点头做了个同意的表情，仿佛他很喜欢听似的，同时举起带着白手套的手示意他们继续。上尉居然改变了主意。营房内，他们以向门格勒报告的方式在洪亮的歌声中结束了演唱，然后，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些掌声是献给他们自己的，为了他们的毅力，也为了他们的勇气。

逾越节的庆祝活动结束之后没多久，当所有人都准备去进行晚点名、耳朵里还回响着《欢乐颂》的时候，却听到了外面的乐声。但这个乐声却是另外一个情况，很刺耳、很急促、没有和声、也没有欢乐的迹象，很多人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却都笑了。警报声再次响彻了整个营地。

党卫军的成员们四处跑着。正在营地道路上和一个年轻女囚犯调情的两个卫兵，那个女囚是既要讨好他们又害怕他们，但那两个卫兵一听到警报声，便离开了女孩迅速地回到了卫兵队伍中间。警报声提醒有人逃跑了。逃跑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要么是自由，要么是死亡。

这已经是短短几天内的第二次逃跑警报了。第一次响起时是因为那个名叫莱德勒的男人，传说他是抵抗组织的成员，还说他是和党卫军的一个逃兵一起逃走的。现在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那也许就是最好的消息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从门口出去，据说是因为纳粹给了莱德勒党卫军成员的制服，站岗放哨的卫兵愚蠢到还请他们喝了几口伏特加。

警报声再次响起。逃跑也使得纳粹们有些慌乱：那可是对当局权威的蔑视，尤其是对他们已经制定的命令的违反。接连的两次逃跑对于施瓦茨休伯来说就是一种侮辱，他开始用脚踢他的部下，然后找人来代替逃犯，随便是谁都行。

囚犯们都知道，如果他们没有搞错的话，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他们要求包括孩子们在内的所有人都在营地的露天道路上排队。他们点了好几次名，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依旧站在那里。这是证明一个人都不少的一种方式，但同时也是对那些逃犯发泄怒气的一种报复方式。至少暂时是。

当卫兵们在营地上跑来跑去制造紧张气氛的时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记录员鲁迪·罗森博格悄悄地和另外一位同志弗雷德·韦茨勒待在一片漆黑的地方。他们俩藏在一个很小的、放有死人墓碑的藏身之处，只有他们那沉重的呼吸才给这漆黑的夜增添一丝生气。他的脑海里放映着几天前那些苏联人被吊在营地中央的画面：肿胀的发紫的舌头，眼珠子爆出眼眶，流着鲜血。

一滴汗从他的额头滴下，为了不移动分毫，他甚至都不敢伸手去擦它。现在是他和他的朋友弗雷德一起藏在苏联人建造的藏身之处。他们俩决定掷币赌胜负，非生即死。

营地警报继续刺耳地响着。他那伸向弗雷德的手触碰到了他的腿。弗雷德把他的手放在鲁迪的手上。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他们等了好几天想要看看纳粹们是否会拆掉这个藏身之处，他们没有拆，说明这个地方很安全。他们一下子打消了之前的疑虑。

在家庭营地，劳累了一天之后，蒂塔利用就寝号响起之前几分钟的自由时间，帮妈妈清除头上的虮子，防止他们变成虱子。为了能彻底清除虮子，她用那一小块梳子来回不停地在头发上梳着。妈妈对不讲卫生无法忍受，或者说是她之前无法忍受，如果蒂塔在没有用肥皂洗手之前就去拿任何东西，妈妈一定会批评她的。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只能忍受着这肮脏的一切。她想着战争之前的妈妈是什么样：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比她自己要漂亮很多，而且很优雅。

其他的一些女囚们也利用睡觉之前的这一会儿自由时间，清理着头上的虮子和虱子。同时，床与床之间还不忘讨论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有着记录员秘书的身份，既不用挨饿，也不用干很辛苦的工作，更不用经过筛选，因为纳粹很看好他。他居然也去干这种丢掉生命的冒险的事情。”

“没有人明白。”

“逃跑就等于自杀。几乎所有逃跑的人都被抓回来绞死了。”

“此外，要不了多久大家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另外一个人补充道，“据说苏联人打得德国人节节败退。战争可能这周就结束了。”

那句话让嘀嘀咕咕的人们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在无休止的战争中，终于在那个夜晚看到了人们迫切希望的乐观主义者的言辞。

“另外，”一个女人带着音乐家的声音说道，“每次逃跑都会给其他人带来惩罚，会有更多的约束、惩罚……在有些营地，作为惩罚，很多人被送到了毒气室。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对我们做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人太自私了，置别人于危险之中他们居然觉得无所谓。”

其他人都点了点头。

丽莎·阿德勒洛娃很少参与讨论。她不想引起注意，她也经常批评自己的女儿，说那样做一点儿也不谨慎。很奇怪的是，一位懂好几门语言的女人却经常保持沉默。然而，那天晚上她说话了。

“终于有一个对的声音了。”人群再一次点了点头，“终于有人说出真相了。”

大家都听到了嘀嘀咕咕赞同的声音。丽莎继续说道：

“最后，终于有人说出了真正重要的内容：我们完全不关心那个无论生死都要逃走的人。我们关心的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他让我们吃饭的时候少了一勺汤，是他让我们几个小时站在外面被点名。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群中出现了疑惑的嘀咕声，但是她却继续说道，“您说逃跑没有用。他们会派出十几个巡逻队来追踪逃犯，这样会迫使德国人增派更多更多的人员到后方，否则的话，他们都去战场上和盟军作战了，那些逃跑者会来救我们。我们在这里分散敌人力量的战斗没有用吗？难道说，有用的是我们待在这里听从党卫军们对我们的安排，直到他们决定要杀了我们？”“

大家惊讶地都停止了议论，然后开始形成了两拨意见。蒂塔拿着梳子的手停在空中，她惊呆了。营房中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居然是丽莎·阿德勒洛娃的声音。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孩叫咱们‘老母鸡’。她叫得很对。我们每天除了在这里咯咯地叫着，再无他事。”

“你说太多了。”她前面的一个女人怒冲冲地尖叫道，“如果逃跑那么好的话，你怎么不逃呢？说得好听……”

“我的年龄不允许，也没有劲，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我就是一只老母鸡，所以，我尊敬那些有勇气的、敢做我做不了的事的人。”

坐在她周围的那些女人一个个不仅沉默了，而且都哑巴了。甚至连善良健谈的、总是用歌唱家声音聊天的图尔诺夫斯卡夫人也好奇地望着她的朋友。

蒂塔把梳子放在床上，看着她的妈妈，就好像是通过显微镜在观察她似的，惊奇地看着这个经常在她身边，但却感觉完全与之前不同的一个人。她一直相信妈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尤其是自从爸爸死后，她就远离了发生在她周围的一切。

“妈妈，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你说这么多话了。”

“孩子，你是不是觉得我说得太多了？”

“一点儿都不多。”

相反，几百米远的地方万籁俱寂。黑夜中，如果两个逃跑者中的一个伸出手，即使是放到眼前也看不到一根手指头。在那个木板做的藏身之处，他们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时间过得让人无法忍受的慢，一呼吸到满是汽油味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他们俩就感到有点头晕。一位老囚犯告诉他们用煤油把烟草浸湿可以用来甩掉狗的追踪。

鲁迪注意到了旁边焦躁不安地呼吸着的弗雷德·韦茨勒。他们有时间反复思索着同样的事情。不再去想这一疯狂的举动是不可能的。他要放弃营地上有利的职位，在那里直到现在他可能还在一直等待着战争的结束之日。但逃跑的想法进入了他的身体之后，他现在已经无法阻止它了。无论是爱丽丝·芒克看他的最后一眼，还是赫希那发青的脸庞都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当他站在像坚不可摧的弗雷迪·赫希的面前看到他自杀的时候，他就觉得一个人不能相信任何东西。

对于爱丽丝的死他要说什么呢？他怎么能够接受，她的年轻和美貌居然不能阻止憎恨的车轮？对于纳粹们来说那些都没有障碍，纳粹们要杀死世界上最后一个角落的最后一个犹太人的决定是不可阻挡的。他们必须逃跑。但那些还不够。他们也必须要告知全世界，告诉昏昏欲睡的西方，他们觉得战争的前线是在苏联或法国，但真正的大屠杀实际上是在波兰的心脏地带，在那些被叫做集中营的营地里，而且唯一集中在那里的就是历史上最悲惨的屠杀行为。

因此，在一个极黑的夜晚，尽管痛苦加剧了寒冷，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去他应该去的地方。

时间就这样流逝着。通过微小的缝隙透进来的一丝空气，不足以让他们知道是否是白天，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通过从外面传来的活动声音知道已经天亮了。

钻在那么小的藏身之处支撑那么长时间是很困难的。他们终于有时间打了会盹儿，但醒来之后却异常紧张，因为一睁开眼睛，眼前的世界被黑暗吞噬掉，消失了。过了好久他们才记起来他们是待在一个提前造好的藏身之处，两个人才稍稍镇静了一点，而且他们就藏身在离瞭望塔几米远的地方。他们感觉有点头晕。恐惧就像是在黑夜里生长的夜间植物。

他们俩都必须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外面转悠，会不会有人听见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从那么细小的缝隙透进来的空气够不够用。但是，即使这样，有一阵子他们俩中的一个支持不住了，于是便低声问另一个，如果有一天早上他们给上面堆放了更多的木板，最后重得无法移动，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俩都很清楚：这个藏身之处将会变成一口棺材，他们俩会因为窒息或者饥饿、口渴而慢慢痛苦地死去。在那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些奇怪的想法，不可避免地也会问，如果他们俩都被抓住了，谁会第一个被处死。

他们听到了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狗的叫声，但幸运的是那个声音还很远。但是他们又开始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在靠近——脚步声和说话声，声音离他们越来越近，这使得他们有点心神不宁。

卫兵的靴子很响地踩在地上。他们甚至停止了呼吸，而且他们也不能正常的呼吸，因为恐惧已经堵塞了肺部。他们听着周围木板被移开的声音。党卫军的一些成员们正在有藏身之处的地方再次移动着木板。糟了。距离如此的近，以至于他们俩都能听见卫兵们的谈话，说是他们亲眼目睹了取消他们在营地周边散步的命令。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听得出来他们恨死了逃跑者。还说如果一旦抓住他们，如果施瓦茨休伯不惩罚他们的话，他们自己会很乐意敲开他们的脑袋。这些话清清楚楚地进了鲁迪的脑袋，他觉得浑身一冷，好像死掉了似的。他们的生命现在就取决于覆盖着他们的木板。几乎也就是一块木板厚度的距离，死神与他们擦肩而过。

周围靴子敲击的声音和移动木板的声音都在他们的藏身之所周围停止了，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切都结束了。他感到如此恐惧以至于只想着让他们一下子掀开木板发现他们俩在里面，然后尽早结束这一切。想着宁愿让他们直接在那里开枪射死他们，但愿卫兵的愤怒可以让他们少一点被羞辱和当众被绞死的痛苦。前一秒钟鲁迪还渴望着自由，而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赶快死掉。之前如此坚强的心脏现在也开始颤抖。

靴子踢在木板上的声音，木板撞到石碑上的声音。鲁迪已经开始放弃之前的种种想法，放松了一下自己已经有些僵硬的姿势，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别人跟他提到逃跑的时候，他总是想着自己被抓之后痛苦的样子，在那一刻对自由的幻想就像是一面破碎的镜子，一想到自己会死就会陷入无比的恐慌之中。但是他现在发现不是这样的，他现在发现痛苦都是在这之前的东西。当纳粹们用鲁格手枪瞄准你、命令你举起双手的时候，这时的你会表现得极其冷静，且随心所欲，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也没有比恐惧更可怕的东西了。他站起来的时候听到了木头的声音，然后下意识的举起了双手，甚至闭上了双眼，因为在黑暗中待了那么久避免看到射击时的火光。

但是一直没有火光。他觉得靴子撞击地面的声音弱了许多，木头移动的声音也没有了。这不是个梦吧……当他仔细听了一下之后发现，谈话的声音和其他的噪音都已经远去了。每过一秒钟，就像过了一个小时。搜查犬的队伍也渐渐远离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最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宁静，唯一能听到的就是远处卡车的声音或者远处的哨声。除了那些声音外，唯一能听到的就是心脏疯狂跳动的声音，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弗雷德的，或者是他们俩的，感觉都有点心动过速。

他们安全了……至少目前是。

为了庆祝，鲁迪几乎可以说是奢侈地长长地叹了口气，也稍稍换了一下姿势。弗雷德·韦茨勒伸出满是汗水的手去找鲁迪，鲁迪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两个人一起颤抖起来。

好长时间过去了，危险终于解除了，鲁迪在他耳边低语道：“我们今天晚上就走，弗雷德，我们永远不回来了。”

那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永远不回来了。那天夜里等他们掀开木板、爬也要爬到森林里去迎接黑暗中的曙光。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再也不会成为奥斯维辛的囚犯。要么成为自由人，要么死亡。

24

当比克瑙不安地沉睡在自己的电网之梦中的时候，铁丝网后面的一块木板被掀开了。一切都做得轻手轻脚，就像是揭开象棋盒的盖子一样。从下面伸出的四只手把木板推开，黑夜的寒气一下子涌入了那个很小的藏身之处。两颗脑袋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着，同时使劲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对于他们来说，这太美味了。

鲁迪仔细地观察着。看到附近没有卫兵，黑暗是他们的掩护。最近的瞭望塔也就距离他们四五十米远，而哨兵此时监视的却是营地内部，他还没有注意到营地外部的周边地区。在竖着牌子要建新营房的营地扩建工程地带，两个身影正悄悄地蹲着溜向森林。

他们到达了树林，肺部呼吸着潮湿的空气，这种感觉是那么的新鲜，让他们有种重生的感觉。但是第一口自由呼吸带来的喜悦是短暂的。森林，从远处看的时候是那么的美好和受欢迎，但到了晚上对人类来说却是个不安全的地方。忽然他们发现这样盲目地从森林里走向田野太困难了，因为地上到处都是障碍，灌木丛会划伤他们，树枝会打到他们，树叶会打湿他们。他们俩试图沿直线走，这样的话就会和集中营保持很远的距离。

他们的计划是白天躲避、夜间赶路，一直赶到120公里以外斯洛伐克边境的贝斯基德山。他们祈祷可以这样。他们也知道不能期待波兰普通市民的帮助，因为德国人会枪决那些为逃亡者提供庇护的当地人。

他们只能在黑暗里走着，被绊到了，跌倒了，爬起来，再继续向前走。在毫无方向地缓行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森林变得清晰了，树木也分散开了，两个逃犯穿过了低矮的灌木丛区，他们甚至还看到了几百米开外的一户人家的灯光。最后，通过云中月那微弱的月光，他们终于分清了道路和田地的界线。这太危险了，但是因为没有铺设柏油，他们觉得这应该是一条不常使用的道路，想到在森林里寸步难行的经历，他们决定还是走这里，一旦听到什么响动的话，他们就爬在水沟里。夜里猫头鹰的叫声让他们不禁打了个冷颤，夜里的风冷得刺骨，感觉呼吸都困难。他们试图从一户人家门前直接走过去时，最后还是决定从很远的地方小心地绕开。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狗会紧张地叫着，这样他们就会被发现，所以两个逃犯为了尽快远离那个地方便加快了脚步。

但天空开始泛出鱼肚白的时候，他们俩小声决定尽快在森林树木密集的地方找到一棵大树爬上去，在大树的掩护下度过白天。天空出现第一道曙光之后，他们可以看清周围的轮廓，这样他们到时就可以更好地赶路。半个小时之后，森林中的光线已经足够他们相互看清对方的脸。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居然都没认出对方。他们俩三天时间都没有互相看见过对方，胡子也肆意地长长了许多。同样还有脸上不同于以前的表情，因为已经身处集中营之外，所以现在的表情是喜忧参半。实际上，他们互相不认识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另外一个人，两个自由的男人。他们俩都笑了。

他们俩爬上了一棵树，试图在树枝间尽量找个最好的位置，但却很难找到。他们从包里取出硬得像木头一样的面包，喝掉了小军用水壶的最后几口水。两人期待着太阳赶快露头，这样的话，弗雷德便可以立即坐好，伸出手指指着远处隐在薄雾里的山丘。

“我们去斯洛伐克边境的方向是对的，鲁迪。”

无论发生什么，这会儿都没有人会剥夺他们在一棵树上的自由，他们在树上嚼着面包，周围再也没有全副武装的纳粹、警报和命令。很难找到一个不从树上掉下去的平衡点，也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不被树枝刺得身上疼，但是他们俩太累了以至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这样他们也能恢复一些体力。

过了没多久，他们听到了说话声和踩在树叶上的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们一下子惊醒了，睁开眼睛，看到距离大树几米远以外的地方，一群带着字臂章的孩子们唱着德语歌走了过来。两个逃犯互相警觉地看了看：是一队希特勒的青年组织在进行郊游。不幸的是，年轻的指导员要求二十几个孩子在距离大树几米远的一块空地上停下来吃三明治。两个逃犯在树上一动不动，甚至连肌肉都不动一下，就像树枝似的待在那里。孩子们在那里笑着、喊着、打闹着、唱着……从他们的位置可以看清楚他们那卡其色的制服和短裤，他们的精力很充沛，所以时不时会有人很危险地跑到大树下面来找一些浆果，当做子弹投向他的同伴。用餐时间结束了，指导员命令孩子们再次出发。乱作一团的队伍渐渐走远了，附近一棵树上的人松了一口气，长时间未动的四只手一张一合地恢复着血液循环。

白天剩下的时间他们还是打了好几次盹儿。两个人都焦急地数着离晚上还差几个小时。他们要利用太阳来找好道路，然后看着落日来精确地定位西边。

第二天晚上比第一天晚上要更加疲惫。他们沿途停下来休息了好几次，精疲力竭。逃跑给他们带来的兴奋，让他们在第一天充满了力量，现在已经有点泄劲。即使这样，他们还是一直向前走着，因为天亮了之后他们就不能走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好几个岔路口，他们凭直觉选择了一个，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茂密的森林已经被抛在了身后，他们来到了一片有点稀疏的森林，看到的是稀稀落落的树木、被耕种的田地和灌木丛。他们知道这是一片居住区，但他们太累了，走路的时候都左右摇晃。天还很黑，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路边有一块被灌木丛围着的空地。他们走进了空地，摸索着捡起一些带有树叶的树枝，搭了一个临时的草屋好睡上几个小时。如果这个地方够隐蔽话，在这里度过白天也没有问题。他们钻进了自己的草屋，然后用一些茂密的树枝盖住了入口。波兰的黎明是极冷的，两个人蜷缩着抱在一起互相取暖，最后终于睡着了。

两个人都睡得很死，当他们被说话的声音吵醒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他们的胃不禁疼了一下。他们的避难所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隐蔽，他们放在藏身之所入口处的树枝留下了很多豁口，透过豁口看到的景象让他们俩惊呆了。他们并没有在他们所以为的树林空地上过夜。在黑夜中，他们没有发现已经来到了一个村镇的郊外，而他们所做的是睡在了一个公园里面。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所以为的空地，其实是长凳和秋千所在的地方。

两个人都惊呆了，互相瞥了对方一眼，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因为他们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之前，当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就认真地研究过怎么来躲避党卫军的巡逻队、哨所和那些军用犬。但这次带给他们噩梦的却是孩子。

在恐惧向身体袭来之前，避难所的豁口处已经站了一男一女两个金发碧眼的小孩，带着雅利安人的好奇看着他们俩。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他们看到有一双黑色的高筒皮靴走了过来。孩子们转身跑了过去并用德语喊道：

“爸爸，爸爸，快看，两个陌生男人！”

一个戴着军便帽的党卫军上士探头看了看他们俩：两个人瘫在地上，蜷缩着紧紧地抱在一起，毫无反抗能力。他们俩透过树枝看了看上士的脑袋，感觉是如此的大，就像是吃人恶魔的脑袋。帽檐下的眼睛看着他俩，好像认识他俩似的。就在这时，两个逃犯的脑袋里闪过了生存的念头。他们俩想说点什么，但是自身的恐惧却关闭了他们的话匣子，就像是被冻僵了一样。纳粹上士注视着他们，一丝坏笑浮现在了脸上。他们看到他妻子的高跟鞋靠近了他，但他们听不见她丈夫小声给她说了些什么。唯一能听见的就是那个愤怒的德国夫人大声地回复：

“不能带孩子们来公园看两个男人在草坪上发生关系！简直太不知羞耻了！”

女人生气地离开了，上士脸上的坏笑还没有消，召集了孩子，跟在她后面也走了。

鲁迪和弗雷德躺在草地上互相看了看。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互相抱着，就这样一直抱着睡到了天亮。而且现在还抱得更紧了，他们感谢恐惧，因为恐惧没有让他们说出话来。任何一个说出来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字，上士就会以他们是外国人而告发他们。从来没有觉得沉默居然可以这么好。

鲁迪·罗森博格和弗雷德·韦茨勒相信他们离斯洛伐克已经不远了，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哪条路可以正确地通往贝斯基德山山脉。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只能在夜间赶路。在一个小路的转弯处，他们差点迎面撞上一个女人。在这个开放的、人口很多的村镇，遇到人是无法避免的事情。那个脸上布满了皱纹的波兰农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俩。

他们觉得别无选择，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冒险，因为他们迟早都会遇上别人，而且，他们还需要帮助。他们已经有超过二十四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好几天都没有怎么睡觉，甚至也不知道他们走的路是否正确地通往斯洛伐克。两个逃犯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同意立即将事情的真相告诉那个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俩的女人。他们用不太流利的波兰语、夹杂着捷克语，同时两只手在空中不停地比划着，有时甚至两个人还会抢着用词，来试图解释得更有说服力。他们告诉她，他们是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逃犯，他们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们只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到达斯洛伐克的边境，然后回家。

那个农民的表情并没有改变，还是带着之前不信任的目光看着他们，就在他们试图靠近她的时候，她甚至还向后退了一步。弗雷德和鲁迪两个人都沉默了。那个女人瞪着她那胡椒粒大小的眼睛看着他们俩一言不发。他们又累又饿又没有方向，而且伴随着他们的还有恐惧。他们一脸恳求的表情，而她却看向了地面。两个男人互相看了看，弗雷德摇头示意他们俩应该在那个女人开始大喊求助和告发他们俩之前赶快离开。他们害怕的是他们刚一转身，不再看她，警报声就会响起。

还没等他们开始走的时候，那个女人抬起头，像是突然做出决定似的，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扯住鲁迪的毛衣袖子。他们这才意识到那个女人想要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女人目不转睛地检查着他们，感觉像是在检查一匹马或者小牛犊似的。她想要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男人，好几天没刮的胡子和脏兮兮的衣服不足以让她相信他们所讲的事实。看着他们那因为缺乏足够的睡眠而显得有些憔悴的、肿胀的、深陷在那瘦削的脸庞上的眼睛，简直就像是两具死尸。观察着他们那浑身都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最后她点了点头，用手示意他们待在那里，然后用另一个表情告诉他们她去给他们弄些吃的，他们认为自己也听懂了一点她说给他们的波兰语：人和前线。女人走出了几步远之后，回头示意他们不要离开那里，就在那里等着。

鲁迪小声说到有可能她是去向德国当局揭发他们，待会儿出现的可能是党卫军的巡逻队。弗雷德对他说他们可以去藏起来。如果他们发警报说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两个逃犯在那里，他们一定会包围这个地区，并且进行全面的搜查，这样的话他们就很难逃跑了。

他们决定逃走。他们站在一座木桥的另一边，这座桥架在一条小河上，那天上午他们还在那里喝了个饱。站在那里，如果党卫军来的话，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跑入森林，而且他们会有至少一分钟的优势。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那个小眼睛的老农民还是没有出现。他们现在急需要吃的。

“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回到森林。”鲁迪嘀咕道。

弗雷德点了点头，但是两个人谁都没有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能动了，已经耗尽了所有的体力，已经没有能量可以再消耗了。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也不期望再有任何人来了，两个人又蜷缩着抱在一起相互取暖，甚至也有点瞌睡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无论是谁，他们都不会再有逃跑的想法了。睁开眼睛，他们看到脚步声的主人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穿着一件麻布外套，一条裤子用绳子系着。他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包裹。他们猜是他奶奶派他来的。一打开孩子带来的小包裹，他们看到了两块很大的烤牛排，上面还有一些热气腾腾的烤土豆。即使有人拿满满的二十箱黄金来他们也不换的。

在男孩走之前，他们想问一下他关于斯洛伐克边境的问题。男孩告诉他们等一下。这样他们又继续待在原地，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善意表情的抚慰，他们极其兴奋地、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所有的食物。天渐渐黑了，温度也降了下来。他们决定转着圈地散会儿步来放松一下，同时也可以暖和一下。

最后，脚步声再次响起，但因为被黑夜所掩盖，所以他们俩更加谨慎。借着月光，那个男人都快要和他们贴在一起了，他们才看清楚一点。他穿着他们同胞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把枪。武器是坏消息的同义词。那个男人站在他们面前，擦亮了一根火柴，同时照亮了他们三个人的脸。他有着又浓又亮的栗色胡子，就像是擦皮鞋的刷子。他拿着枪的手放了下来，伸出另一只手想和他们握手。

“抵抗组织。”

不用多说，仅这一句就够了。鲁迪和莱德勒开心地跳了起来、舞了起来，抱在一起滚到了地上。那个波兰人疑惑地看着他们两个，心想他们没喝酒吧。他们是因自由而醉。

来的这个游击队员说他叫斯坦尼斯，但是他们俩怀疑这不是他的真名。他用捷克语向他们解释说，那个女人之所以不信任他们，是因为她不确定碰到的是不是伪装过的盖世太保的警察来搜寻参加游击队的波兰人的。他告诉他们，他们已经离边境很近了，但还是要小心那些德国士兵。同时他也很了解巡逻队的巡逻时间，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在同一时间经过同一地点，所以很容易就可以避开他们。

游击队员要求他们跟着他。他们在黑暗中沿着一条偏僻的小路默默地走了好长一会儿，来到了一个废弃的石屋前，茅草的屋顶已经有些塌陷。轻轻一推，木门就开了。屋内，方形的石块湿漉漉的，上面已经长满了绿色的植被。于是那个波兰人弯下腰，擦亮一根火柴，掀开被潮气浸坏的两块木板，抓住了一个铁环。使劲一拉，打开了一个暗门。他从兜里取出一根蜡烛并把它点燃。在烛光的照映下，他们沿着梯子下到了石屋下用干草建造的一个仓库。那里有床垫、毯子和一些日用品。小燃气炉上热了几罐汤，这便是三个人的晚餐。很长时间以来，弗雷德和鲁迪第一次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了。

那个波兰人虽话语不多，但做事却很有成效。他们早上很早就出了门，他教他们用野猪的足迹来认路。整整一天他们都没有停歇地在森林里穿梭着，晚上他们在一个山洞过的夜。第二天他们又继续。他们在山里面上上下下地躲避着巡逻队，就像是给火车让道似的，寻找着可以藏身的岩石，确保危险已经走远了之后，他们才可以继续前进。那天清晨，他们终于踏上了斯洛伐克的土地。

“你们自由了。”波兰人告别似的向他们说道。

“不，”鲁迪答道，“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还有任务要完成。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

波兰人点了点头，他的小胡子也随着他的点头而一上一下地跳跃着。

“谢谢，非常感谢。”他们对他说，“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斯坦尼斯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耸了耸肩膀。

他们的第二段旅程将是试图让全世界都知道在德意志帝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切的真相，让全世界都知道欧洲所不知道的真相或者不想知道的真相：这不仅仅只是一场边境的战争，而是正在消灭一个种族。

1944年4月25日，鲁迪·罗森博格和阿尔弗雷德·卡茨勒出现在了日利纳犹太居民委员会总部斯洛伐克犹太发言人奥斯卡·诺依曼博士的面前。记录员身份的鲁迪，向他讲述了一份让人不寒而栗的死亡统计报告（据他统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处死的犹太人高达176万人）。讲述过程中，他首次描述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重体力的奴役剥削、强占他人物资、用人的头发来生产纺织品、拔掉别人的金牙或银牙并将其熔掉变成德意志帝国的金钱。

鲁迪讲了他们如何把一群群怀孕的妇女和离不开妈妈的孩子们送进喷毒气的淋浴室，讲了如何把那些囚犯关在水泥做的、大木箱大小的、坐都不能坐的单人牢房里，讲了如何长时间地劳动，讲了冬天时，穿着夏天的衬衣站在露天齐膝的雪地里接受惩罚，讲了一整天只喝一碗可以照出影子的汤。他讲啊讲，中间好几次都落泪了，但他还是不停地讲着，他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他要告诉那些对战争的轰炸声不闻不问的人，大家要是站在门外向内看的话，现在还存在着更加肮脏和可怕的战争，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停止战争。

当鲁迪结束报告的时候，虽然感到精疲力竭，但多年来却首次对自己感到满足和安宁。立刻，他们便把报告发到了匈牙利。纳粹们之前占领了匈牙利，也曾组织把犹太人运往营地，大家都以为是被运往集中营或聚集营，但他们并不知道实际上是运往死亡工厂。

战争不仅会用子弹和爆炸来毁坏人的身体，同时也会摧毁人的理智、折磨人的灵魂。他的报告到了匈牙利犹太居民委员会那里，却没有人对它引起重视。犹太领导者们更愿意相信纳粹们的承诺，并且继续向波兰方面发配更多的人，这一行为导致大量的匈牙利人被大批量送到了奥斯维辛。在承受了所有的痛苦和折磨之后，在经历了自由的喜悦之后，鲁迪不得不咽下失望的苦水。他们以为他的报告可以挽救匈牙利人的生命，但事实上却没有。战争就像是河水泛滥的一条河流：很难开渠导流，如果你为其设置一个障碍，它便直接将其冲走。

他们把鲁迪·罗森博格和弗雷德·卡茨勒送到了英国，他们在那里又提交了他们的报告。虽然在那里英国做不了多少事情，但是他们听取了他的报告。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竭尽全力来终止这场席卷欧洲的战争。

25

1944年5月15日，家庭营地又运来了另一批来自于泰雷津的2502名新囚犯。第二天又运来了另外2500名囚犯。18日又再次运来了第三批囚犯。三次共计7503人，这些人里，几乎一半都是德国犹太人（3125人），此外还有2543名捷克人、1276名奥地利人和559名荷兰人。

第一天上午是混乱的。尖叫声，口哨声，一片混乱的景象。蒂塔和妈妈两个人不仅被迫使用一张床，而且还要和第三个女囚一起共用。那是一个受到严重惊吓的荷兰人，连着两天连一句早安都不会说，而且两个夜晚都是在颤抖中度过的。

蒂塔急急忙忙地走向31号营房，利希滕斯坦和他的团队正在积极地重组学校营房。局势有点混乱，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有捷克人、德国人，还有荷兰人，让他们之间互相听懂有点困难。蒂塔接到了利希滕斯坦和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的命令，让她暂停图书馆的服务，直到把这些孩子们组织好，局势有点缓和之后再说。5月份运来的囚犯中有300多是孩子，因此他们必须重新对学校进行分组。

孩子们都很紧张，争吵、推搡、争论、打架、哭，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孩子们都无法安静下来，他们都被臭虫、跳蚤、虱子以及因潮湿而寄居在床铺上的螨虫咬得发痒，他们对此很恐惧。好天气不仅能开出鲜花，也能滋生各种各样的虫子。

米里亚姆做了一个严肃的决定：决定利用最后一块煤来加热水管，来给孩子们清洗内衣。那块煤被一直保留着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场面简直太混乱了，没有时间在烟囱上晾干所有的内衣，所以，有些孩子不得不就这样又湿漉漉地穿上。但至少他们觉得大部分的虫子都被淹死了，整整一天他们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那些被派来31号营房工作的人想，等他们看到泥泞的道路边的那一排排营房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到了一个泥潭。但当他们发现有一个秘密学校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惊呆且充满希望。

工作快要结束了，孩子们也被分好了组，并且开始了学校的日常工作，利希滕斯坦把他们召集到了一起。他向孩子们介绍了一个年轻人，她拥有一双舞蹈家的腿，穿着羊毛长筒袜和一双木屐鞋紧张地在那摇晃着。不看她的人会觉得她很娇小，甚至脆弱，但是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会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一团火。感觉她是害羞地动着，但同时她也在勇敢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告诉孩子们她是营房的图书管理员。

有人要求他再重复一遍，因为他们不相信他刚刚所说的——还有一个图书馆？但是书在这里是要被禁的啊！他们不明白那么危险和棘手的事情怎么可以交给一个小女孩去做呢？于是，米里亚姆要求她站在凳子上以便于大家都能听到她讲话。

“早上好。我是艾蒂塔·阿德勒洛娃。我们有一个有着八本纸质书和六本活体书的图书馆。”

面对那么多的成年人，蒂塔一开始便认真全面地讲了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一些新来的人困惑的表情使她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微笑。

“别担心。我们还没有疯。当然，书也不是活的。活着的是那些人，他们会来讲故事给学生。下午搞活动的话，老师便可以借那些书。”

蒂塔用捷克语和德语解释的时候说得出乎意料的流利。在她面前，那些新上任的老师对她所说的，在世界上那么不寻常的地方还有一所正常运转的学校的那些话感到有些不知所措。结束之后，就像摩根斯坦老师一样，蒂塔有点夸张地歪了一下脑袋，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正式一些，她努力地忍住了笑容。但当她挪开步子准备再次去她那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时候，看到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她还是笑了。

“她是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人们小声议论着。

下午的时候太吵了，根本不可能躲起来看书。她去了木板后的藏身之所，却看到六七个孩子挤在一堆玩蚂蚁。

她想，可怜的蚂蚁。在奥斯维辛，想必蚂蚁们被看见的时候，也是来找面包屑的。

因此，她便把《世界简史》藏在衣服里面，悄悄地向厕所走去，她可以藏在厕所最深处的隔间里。事实上，在那里看书看不清楚，而且味道也不好闻，但好处就是党卫军的卫兵们很少去那里搜查。但蒂塔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厕所才是受大家喜欢的进行黑市交易的地方。

吃饭时间快到了，因此，交易的时刻也到了。一个从事营地修理工作的波兰人，胳膊下夹着一个水龙头，好像是在走来走去修理管道的样子。他是最活跃的黑市生意人之一：雪茄、一把梳子、一块镜子、一双靴子……他是一个长了一副囚犯脸的圣诞老人，无论你向他要任何东西，他总是能给你准备好需要交换的东西。蒂塔在隔间里听到了声音，便开始尽量轻轻地翻着书。对话进入了她的耳朵，其中有一个是女人的声音。

她没有看见蒂塔。但波乌米拉·伏尔塔瓦的鼻子很尖而且向上翘起，给人一种傲气的感觉。她那伤痕累累的、肿起的、耷拉着的眼皮使她的目光看上去很不正常。

“我有一个客人。后天下午晚点名之前需要一个妓女。”

波乌米拉：“可以安排这个，但是我们营房的看守有点不安分，我们也得给她点东西。”

“不要太过分就行，波乌米拉。”

波乌米拉提高了嗓门：

“蠢货，我又不是给我要！我只是给你说是看守。如果她不假装视而不见的话，如果她不让我们去她房间的话，那你们就别想有吃的了。”

阿尔卡迪乌什虽然说话声音很小，但是听上去也很愤怒和带有威胁性：

“我们说好的是一块面包和十支香烟。多一个面包渣都别想得到。你们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

蒂塔甚至听到了女人的牢骚声。

“十五支香烟，一切搞定。”

“我说了不行。”

“该死的波兰人！可恶的波兰人！好吧，我把我佣金中的两支香烟给看守。但如果我丢了收入的话，我就不能在黑市上买吃的，这样我就会生病。谁帮你们弄到漂亮的犹太小女人啊？我相信，你们会为波乌米拉哭泣的，你们会为这么固执地对待我而感到后悔的。”

接着再也听不到一个字了。交换货物的时候永远都是安安静静的，就好像两个商人需要特别集中注意力似的。阿尔卡迪乌什取出五支香烟；波乌米拉总是要求先交一半定金。另外一半，也就是那块面包，下次见面的时候直接交给那些女人。

“我想看看货。”

“等一下。”

又一次恢复了宁静，过了好几分钟，再次听到了之前女人带着鼻音的声音。

“给你。”

蒂塔抵不住诱惑，借着昏暗的灯光，抻长了脖子探出头去看。她看到了个子高高的波兰人和肥胖的波乌米拉，看上去完全不像营养不良。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更瘦，低着头，双手抱在怀中。

波兰人撩起女人的裙子，摸了摸她的私处。然后让她放下胳膊，摸了摸她的胸部，同时还慢慢地揉了揉，而那个女人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不是很年轻……”

“更好啊，这样的话她知道她该做什么。”

波乌米拉找的女人中好多都已经当了妈妈。她们都额外要一块面包是因为不想让她们的孩子们挨饿。

波兰人点点头走了。

“波乌米拉。”女人害羞地说道，“这就是个罪过。”

另一个女人一脸严肃而滑稽的表情看着她。

“亲爱的，你不必担心这个。这是上帝的旨意，你用自己私处的汗水为你赢得了面包。”

说完便下流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笑着走出了厕所，那个女人拖着步子跟在她后面。

蒂塔感觉到满嘴苦涩的口水。她甚至无法回到法国大革命里面，也无法再继续读下去。她面色苍白地回到了营房，妈妈看到她来了，便起身离开了聊天的圈子去拥抱蒂塔，使得另外一个女人的话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来。在那一刻她再一次感觉到自己很弱小，她很喜欢就这样一直生活在妈妈的怀抱里。

大批运载着匈牙利犹太人的列车来到了集中营，一共147列列车共计43.5万人，使得集中营那几天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总是有成群的孩子们待在铁丝网附近入神地看着到达的景象：一群迷茫的人被那些纳粹们吼着、抢夺着、殴打着。

“这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他们一脸困惑的表情，好像在说这个名字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好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会死在那里。

蒂塔不知道什么时候国际观察员会来，什么时候可以打开窗户喊出赫希和米里亚姆阿姨所说的真相。她也不知道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是否需要从窗户跳出去。闭上眼睛，她就会看到面无表情的门格勒上尉穿着白大褂站在一张大理石床旁边等着她。

尽管很痛苦，但赫希的结局在她的脑子里还是挥之不去。有人告诉她是他自己决定放弃的，尽管这一切毋庸置疑，但她还是不愿意相信。任何解释她都不满意，可能是因为那些都不是她愿意听到的吧。有人说她很固执，他们说得很对。或许有一刻她会投降，但至少目前她不会这么做。她要去32号那个医生营房，她要去燃烧掉仅剩的最后一点能量。他们是最后一拨看到弗雷迪·赫希呼吸的人，也是最后一拨听到他最后几句话的人。

医院门口，一位护士正在叠着一些床单，床单上的一些黑色污渍让人感到很恶心。

“我想看医生。”

“所有的医生吗？孩子。”

“就几个……”

“你病了？你给你的看守说了吗？”

“没。我不想他们注意到我，我只想咨询医生们一些问题。”

“告诉我，你怎么了？我已经知道该如何治愈应该在这里治愈的一切。”

“是一个和9月份运来的囚犯有关的问题。”

“你想问什么？”

“关于一个人。”

“你的家人？”

“是。我叔叔。我相信，负责9月份运来的那批囚犯的医生在他死之前在隔离营给他做过检查。”

护士紧紧地盯着她。就在这时，其中一个医生向她们走了过来，他穿着一件满是黄色污渍的白大褂。

“医生，这个女孩想打听9月份运来的一个人，她说在隔离营的时候医生们给他做过检查。”

医生眼睛肿胀，一脸的疲惫。即使这样，但还是闪烁着友好的微笑。

“你说我们在隔离营为谁做检查了？”

“他叫赫希，弗雷迪·赫希。”

医生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就像是窗帘被拉开了似的，忽然一下子变得愤怒起来。

“我已经说了一千遍了！对于救他，我们也无能为力！”

“但我想知道的是……”

“我们不是上帝！他脸色发青，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但所有人都无能为力。”

蒂塔只是想问问他赫希说了什么，但是医生却很不高兴地转过身去，连告辞的话都没有说就走了。很明显他生气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孩子，我们要工作了。”护士向她指了指门口。

准备离开时，蒂塔发现有人在注视着她。是一个又瘦又高的长腿男孩，好几次都看见他出入于医院营房。看起来他的工作是送信。医生们对她不好，所以她不愉快地离开了医院营房去找玛吉特。她找到玛吉特的时候，玛吉特正在营房后面帮她妹妹清理虱子，于是她便在她们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女孩们，你们好吗？”

“自从5月份运来了一批囚犯之后，虱子更多了。”

“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海尔格。这儿人太多了，所以其他相关的也就多了。”和事佬玛吉特对她说。

“更混乱，更吵闹……”

“是啊。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会继续前进的。”玛吉特鼓励她们俩道。

“我已经撑不住了，我想离开这里，我想回家……”海尔格呜咽着说道。她姐姐不再清除虮子，而是抚摸着她的头。

“快了，海尔格，很快了。”

在奥斯维辛，所有人的想法都是离开，离开那里，把那个地方永远抛在身后。他们所有的梦想和对上帝的祈求都是回家。然而，有人却戴了一块时针逆向旋转的手表，回到了奥斯维辛。抛开逻辑、抛开理智、抛开感情，维克托·佩斯特克登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在它的郊外已经建立起了历史上最大的灭绝营。

1944年5月25日，维克托·佩斯特克又沿着六个星期之前逃跑的路跑了回来。他和莱德勒走出集中营的大门之后，按照之前的计划，他们在奥斯维辛登上了开往克拉科夫的列车。那个捷克人，穿着中尉的衣服，一坐到座位上便假装睡觉，而上来检查的巡逻队卫兵也没有一个敢去打扰这位正在安安静静休息的党卫军中尉。

到了克拉科夫之后，他们都没有出站，便立即登上了开往布拉格的火车。他记起了他们在布拉格中央车站快要下车时战战兢兢的那一刻。有着巨大铁皮顶棚的巨大的中央车站，到处都是人。他尤其记得莱德勒和他四目相对的时候：是时候离开列车包房这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了，是时候无防备地进入一个到处都有眼睛注视着的地方。佩斯特克的要求很明确——昂首挺胸、眼睛直视前方、表情严肃、一直向前走。

火车站大厅到处都是德意志国防军的士兵，他们带着一丝尊重也带着一丝怀疑地看着他们俩那黑色的党卫军制服。那些市民们甚至都不敢抬头看他们俩，也没有人敢和他们俩说话。莱德勒曾建议他们俩去比尔森，因为他在那里有朋友。他们把党卫军的衣服藏在那里之后，在村镇郊外树木较多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小屋来避难。莱德勒一直小心谨慎地找着他的朋友们，以便帮他们俩和另外两个女人弄到假证件。这件事情花费了他们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不知道的是，从那个时候起，盖世太保的警察就一直顺着脚印跟踪着他们。

这次回奥斯维辛，佩斯特克穿着普通市民的衣服，党卫军的制服被整齐地叠放在一个背包里，他会在最后一刻穿上它的。

坐在窗边的座位上，脑子里面反复着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他的脑子里已经被演练了成千上万次。从集中营的办公室拿走一张盖有卡托维兹司令部印章的纸，来准备一份写给雷内和她妈妈的提审授权信。该地区最重要的拘捕中心总部就位于卡托维兹，盖世太保要求他们派一些囚犯来供他们审问也是很常有的事情。他注视过一份授权，他们把一些囚犯带到了有卫兵的入口处，一辆卡托维兹司令部的车把他们拉到了审讯室。很多囚犯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对程序了如指掌，而且也知道应该使用哪些关键词。他会以盖世太保的名义打电话要求提审两位女囚。一个党卫军便会开车去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接她们。这个党卫军便是莱德勒，他会带着佩斯特克逃跑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盖了章的授权信。他的同伴莱德勒德语说得非常好。他接到她们之后，便会在附近的一个点接上他，之后，大家就都自由了。

莱德勒需要提前一天和抵抗组织的人取得联系，并要求他们为他提供一辆合适的车。谨慎起见，应该是黑色，当然，还得是德国车。

摆在他面前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大家都自由了以后，雷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自由之后，他就不再是党卫军，而她也不再是囚犯。因为他之前的身份，爱他或者放弃他都是她的自由决定。每次见面的时候她都保持沉默，所以他才意识到他对她几乎什么都不了解。对于她，就像是一个空白的文件夹。但这些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们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把文件夹填充起来的。

昏暗的下午，火车非常缓慢地驶入了奥斯维辛车站。他已经无法记起奥斯维辛周围天空的颜色。车站上下车的地方人很少，但他隐约看见了莱德勒，他正坐在一个长椅上读着报纸。他担心那个捷克人会在最后一刻退缩，因为他要求捷克人做的事，会把捷克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但是莱德勒从一开始就告诉佩斯特克他可以信任自己，所以他现在就在那里。一切都不会很糟的。

他取下背包，对距离雷内如此的近感到开心。他想象着她对他笑的样子，想象着她把头发扯到嘴里的样子。莱德勒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向他走去。但两列党卫军的卫兵却超过了他，而且差点撞到他，他们手里端着步枪跑进了站台。

维克托一看见他们就明白了。他们是冲他而来的。

指挥官一边使劲地吹着哨子，一边喊着。佩斯特克静静地把背包放在地上。一些党卫军吼着让他举起双手，另外一些则吼着让他不许动，否则就当场击毙他。感觉有点混乱，但这的确就是他们应该做的。吼着互相矛盾的命令是为了迷惑和麻痹嫌疑人的。他苦笑了一下。他深悉逮捕程序，因为之前他自己也执行过很多次。

莱德勒在站台上慢慢地向后退着。他们还没有看见他，他要利用逮捕时的混乱场面逃掉。他一边试图保持镇定地走着，一边咒骂着那些可咒骂的东西——抵抗组织已经有人背叛或者是有人打入了抵抗组织的内部，有人举报了他们。在村镇中心他看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摩托车，骑上去头也没回地便开走了。

维克托·佩斯特克被带到了党卫军总部的监狱。他们折磨了他好多天，想知道他为什么又回到了奥斯维辛，想得到一些关于抵抗组织成员的信息。但他对此知之甚少，关于他和雷内·瑙曼的关系他只字未提。处罚逃兵的方式永远都是死亡。他一直被关押到1944年10月8日才被执行死刑。

26

玛吉特和蒂塔坐在营房后面。下午的时间变长了，而且也开始慢慢热了起来。奥斯维辛的热是那种黏糊糊的、带着黑灰的热。两个人正处在聊天的小火苗渐渐熄灭的时候，都没有人想起来把它点燃。她们的友情已经到了即使两个人保持沉默也不会感到烦的那个点，甚至两个人也是谈话内容的一部分。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了她们俩面前。

“雷内……好久不见啦！”

面对招呼，金发女孩微微笑了笑，然后扯了一缕头发含在嘴里。最近几乎没人这么友好地对她。

“你们听没听说莱德勒和一个不愿意当纳粹的党卫军中士逃跑的事情？”

“听说了……”

“就是你给我们讲的那个开始看你的纳粹……”

雷内慢慢点了点头。

“原来他不是坏人。”她对她们说，“他不喜欢在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所以他逃了。”

蒂塔和玛吉特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个党卫军的纳粹在灭绝营充当刽子手的行为……结论可以是“不是坏人”？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一点。而且，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曾不止一次地看到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穿着高腰军靴和黑色的制服。当他们再次看着她的眼睛的时候，从她的眼睛里她们看到不是一个刽子手，也不是一个卫兵，看到的只是一个男孩。

“今天下午巡逻队的两个卫兵走近了我。笑着对我说了些事情。他们对我说两天前他们抓住了……嗯，好吧，那两头猪说是我的情人，但他们这个谎撒得太恶心了。说他们在奥斯维辛火车站抓住了他。”

“离这儿三公里的地方！但是他已经逃走两个月啦！他为什么不想着走掉然后藏在更远的地方呢？”

她想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为什么藏得这么近。”

“他这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藏在城里？”

“不。我肯定他是从布拉格来的。他回来是为了带我离开这里。当然，还有我妈妈，我永远都不能离开她。但他却被他们抓了……就在前天。”

另外两个陷入了沉默之中。雷内低头看着地面，她后悔把这一切告诉了她们俩。于是她便转身准备回自己的营房。

“雷内！”蒂塔叫住了她，她转过身来，“那个维克托……经过这一切之后，他也许不是一个坏人。”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无论如何，现在也不可能去调查他。

玛吉特走了，想去和她的家人待一会儿，蒂塔便独自留在了那里。隔离营那天没有囚犯，而营地另一边的营地——匈牙利犹太营，里面的囚犯被迁走之后现在暂时也是空的……没人知道他们还在奥斯维辛还是已经被结束了生命。但愿邻着的两个营地空着也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囚犯们都被关在了营房里。最近几天如此不寻常的安静让蒂塔总是停下来观察一会儿。

她感觉到有人在看着她。在匈牙利犹太营，一个孤独的身影在向她打招呼，并冲她打了打手势。是一个囚犯，一个年轻人，应该是在做什么维修的工作。等着靠近铁丝网之后，她看得更清楚了一些。穿着一件条纹的毛衣，比平时邻居营地的那些囚犯们日常穿的衣服都要更新一些，头上的贝雷帽表明他是维修工作人员，这类人是享有特权的。她脑子里想起了那个波兰人，利用自己用柏油纸修复屋顶的工作机会在厕所的隔间进行交易。他这种可以进行各种维修的能力让他能够出入所有的营地，而且最好的是，他的食物是最齐全的，因为他看上去很健康，脸上都看不到高突的颧骨。

蒂塔准备要走了，但他却咋咋呼呼地比划着，她明白他是想让她靠近一点。看上去像是个开心的男孩，边笑边用波兰语说了几个单词，但是蒂塔一点都听不懂。唯一蒙对了一个词“Jabko”，在捷克语里面意思是“苹果”。一个让人着迷的词。任何一个意为食物的词都让人着迷。蒂塔伸长了脖子对他说道：

“Jabko？”

他笑了，伸出手指对她说不是。

“不是Jabko，是Yayko！”

她感觉有点失望……已经好长时间都没有尝过苹果那甜甜的味道，已经几乎快要忘了是什么味道了！在她的记忆力，苹果是甜的，但又有点涩涩的味道，咬一口之后便会露出水水的、白白的果肉。想到这里都流出了口水。她不知道那个男孩想对她说什么。或许什么都不是，而只是想调戏她一下，但她一定会去调查他的。虽然年龄大一点的男孩盯着她看会让她有点不舒服，内心深处也感到不愉快，但她毕竟已经长大了。

带电铁丝网让她感到害怕，触碰它就意味着可怕的死亡。她曾看到过有囚犯径直走到铁丝网前勇敢地撞了上去，然后就一下子被电死了。已经有好几个人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她也就第一次的时候看了。之后，只要看到有人带着发疯的眼神走向铁丝网，她都转过头去，然后，在第一波恐怖的呐喊声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离开那个地方。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女人火花四溅的样子，非常瘦弱的女人头发被电成了卷发，身体被电得发黑，而且有股焦肉的味道，皮肤被电得碳化的部分往外冒着烟。

她一点儿也不喜欢靠近铁丝网，但饥饿就像是蛀虫，永远在不停地啃食着你的肠子。几乎只有到晚上的时候一块面包和人造黄油小点心才能满足它们。如果运气不够好，汤里没有东西的话，它们就得等二十四个小时胃里才能有一些固体食物。尽管蒂塔不是很理解那个波兰人，但她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给肠子里塞东西的机会。

为了不引起瞭望塔上卫兵的注意，他打手势让她等等，而他却跑去了厕所。他迅速地穿过厕所从后门跑了出来。这样他便悄悄地来到了营房后面靠近铁丝网的地方。他担心在地上看到尸体，因为经常晚上的时候会把死去的人的尸体搬到那里，为的是把这些尸体装上车，然后运往火葬场，但那天下午那里却很干净。那个波兰人是一个长着鹰钩鼻、扇风耳的男孩，不是很帅，但是却有一副让蒂塔感觉很迷人的开心笑容。他打个手势示意她等一会儿，自己从营房后面的豁口处钻了进去，好像是去找什么东西。

视线中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在犹太家庭营后面的一个人，一个面容憔悴的囚犯，在两个营地距离远的地方点燃了一堆火，正在烧着几捆破烂不堪的衣服。不知道是因为有虱子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些衣服属于那些因传染病而死去的人的原因，有人派他在那里烧。处理那些被感染的衣物并不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比起其他那些工作要好很多，比如被迫去进行河沟清淤、一整天地搬运石头和建筑材料。从远处看任何人都会说他是个老人，但实际上可能还不到四十岁。

等男孩回来的时候，她便在那里看着囚犯如何烧掉那些破衣服来消磨时光，只见那些衣服在火里先是缩成一团，然后扭曲变形，最后变成一股浓烈的黑烟。就在这时，感觉有东西在她身旁，有人已经悄悄地走到了她身边。一回头，离她几步远的地方，是门格勒上尉那高大而又黑黑的身影。没吹口哨，没有表情，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也许他是跟随着她来到这里的，也许他认为那个波兰男孩是抵抗组织的联系人。烧衣服的那个囚犯站起身逃走了。最后的场面是——只剩下她独自和门格勒在一起。

她在想着，如果要对她进行彻底搜身的话，她该如何就衣服里面的兜进行辩解，或者说是否真的值得辩解。门格勒不会打断他的囚犯，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很粗鲁的行为。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囚犯的身体器官：他会摘除它们来寻找他想得到的奇怪的科学真相。

医生上尉一言不发。她需要急切地找到一个待在铁丝网边上的理由。

“我只是想和那里的那个人聊天。”

“我只是想和火堆旁弯腰工作的那个人聊天。”她很不自信地说道。火堆旁的那个人却已经不在了。

他更加过分地看着她，蒂塔发现他微微眯起眼睛做出一副努力回忆着刚刚在脑海里显现过的东西的表情。蒂塔记起了那个女裁缝给她说的话：“你的谎撒得太烂了。”在那一刻她确信门格勒上尉根本就不相信她，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变得冰冷，她仿佛已经感受到了大理石床的冰冷，自己就像是一只小牛犊，马上要被开膛破肚。

门格勒慢慢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在试图记起什么，他做到了。他不需要再努力地去想，因为他要找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把手放在皮带上，距离枪套只有几厘米。蒂塔努力保持镇静。有了这种能力，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可以和上帝讨价还价。她在那会儿想要的东西很小，一个微小的恩赐：只是恳请在最后一刻保持镇静，不要尿裤子，可以有尊严地离开。

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门格勒继续点着头，终于，他开始用口哨吹出了几个音符。蒂塔意识到他根本就没有看着她，他的目光越过她的头顶看着远处。他甚至都没有修理这个女孩，这对他来说简直太没有意义了。只见他转过身去，吹着口哨满意地走了。

巴赫有时也得忍着他。

蒂塔看着那高大的、黑黑的、不祥的身影渐渐远去。她才意识到：

“他根本就没记起我。他不知道我是谁。他也从来没有跟踪过我……”

他从来没有去营房门口等过她，看她的眼神与看别人的眼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把她记在本子上，用解剖室来威胁她……所有这些都是他经常开的一个可怕的玩笑。他会要求那些男孩们叫他佩皮叔叔，他会微笑着摸他们的头，紧接着会给他们注射一支盐酸看看他们死时的反应。她的恐惧让她以为一个对世界上神秘的遗传学如此关心的纳粹会去关注一个像她这样无知的女孩，同时浪费时间跟踪她。

再一次证实，事实不是这样。

她可以轻松地呼吸了，因为至少可以把压在她身上的那个阴影去掉了。尽管这样，但她依然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

这是奥斯维辛……

她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大跨步走向营房，因为门格勒有可能会回来，这样她的好运可能就会改变。蛇总是会出乎意料地快速调头。但她很好奇地想知道，为什么那个波兰男孩那么急迫地叫她，好像他的表情告诉她，他有东西要给她。有可能是爱的承诺吗？她对男朋友和浪漫都不感兴趣，更何况还是一个波兰人，说什么她都听不懂，而且还长着一对扇风耳。

她不想要男朋友告诉她该做什么。但即使是这样，她还是死死地站在那里，用她那牙缝较宽的牙齿咬着双唇。她喜欢这样，因为她觉得这样看起来会更像个小女孩。

波兰人看见门格勒来了，他便藏在一个空的营房里，那儿漏雨的时候他去工作过。看到门格勒走了之后，他从另一边出现了。蒂塔看到他两手空空地来了，感到很失望。男孩左右看了看，很快地走到了距离铁丝网几厘米的地方，继续笑着。现在她已经觉得男孩的耳朵不是那么大了，他的笑掩盖了一切。

当年轻的男孩把紧握的拳头从铁丝网的一个孔中伸过来的时候，她吓得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一张开手，一个白色东西滚落到了蒂塔的脚边，乍一看好像是一颗巨大的珍珠。是一颗“珍珠”——一个煮熟的鸡蛋。她已经两年没有吃过鸡蛋了，几乎已经不记得鸡蛋是什么味道了。她双手把它捧在手心，就像捧着易碎品似的。她抬起头看着男孩，男孩已经把手从上万伏电压的蛇形铁丝网中撤了回去。

他们俩互相不明白，他只说波兰语，而她不懂波兰语。但是蒂塔歪着脑袋的样子，尤其是她那幸福的两眼放光的样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可以更好理解的语言，这种语言胜过任何一句话。他也很礼貌地开心地歪着脑袋，仿佛他们所在的地方不是纳粹的灭绝营，而是一座宫殿的接待厅。

蒂塔用她所知道的所有语言对他说了谢谢。他冲她挤了挤眼睛，慢慢地对她说：“Yayko。”在她开始跑回营房之前，她用手抛给他了一个飞吻。波兰人假装一跃而起在空中抓住了它，然后便不停地笑着。

当她带着她的白色宝贝跑着去找妈妈举行一个宴会的时候，想着那堂语言课不但会陪着她度过剩余的时光，而且也会让她生存下去，在波兰语中，一个鸡蛋就是一个yayko。这就是词汇的重要性。

第二天这一切将会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早上点名的时候，他们被告知，晚点名之后会给每个成年人发一张明信片，要求他们写下他们最爱的人的名字。营地看守，衣服上带着三角形囚犯徽章的德国人，在队伍中不停地重复说着不接受针对德意志帝国的恐怖性言论和诽谤性言论，一旦发现这些，不但明信片会被撕掉，而且明信片的主人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带着仇恨强调着“严厉”这个词，感觉像是一个预先的惩罚。

营房的看守们甚至还收到了更具体的说明：禁止出现如饥饿、死亡、处决……等字眼，禁止使用任何对真理产生怀疑的词汇，为伟大的元首和德意志帝国劳动是他们的特权。利希滕斯坦在吃饭休息的间隙解释说，营地看守要求他们命令各自的营房写一些开心的明信片。31号营房的负责人，眼睛一天天地深陷下去，因为香烟和萝卜汤而越来越干瘦的脸，告诉他们写他们想写的东西，命令他们写他们不愿意写的东西这让她感到很羞愧。

白天的时候，大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对纳粹的人道主义姿态感到吃惊，纳粹们居然允许他们和家人联系，可以要求家人给他们寄食品包裹。但很快，老囚犯们对他们说，纳粹们是特别务实的。寄包裹到营地对他们很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把最好的留下来。如果从每个包裹抽取四五个东西，乘以上百个或者上千个包裹，他们获得的食物数量将是非常可观的。再者说，外面的犹太人收到他们的家人平安无事的信息，这些信息与其他的一些信息相矛盾，他们就会对在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产生怀疑。

还有一些表示担心的议论：9月份运来的那批囚犯在被运往毒气室之前，纳粹也给他们发了明信片要他们写点内容。12月份运来的囚犯在营地也快要待满六个月了，也就是他们的同伴被杀的期限。他们也会去步他们的后尘。大家都有点乱。

然而，这次却没有按照批次来划分，甚至连5月份刚刚运来的囚犯，也会给他们分发明信片。这一变化是从3月份就开始的，而且还引发了很多猜测。日常的饥饿和恐惧引发了一系列的犹豫，使得31号营房的日常工作显得比以往更加混乱。下午的时候，甚至都不可能完美地协调好游戏和唱歌的活动。

终于在晚点名之后开始分发明信片了，但是只发给成年人。其他营房的很多人都去黑市生意人阿尔卡迪乌什那里排队，因为他带来了几包明信片。他还谨慎地让大家知道他也有几支铅笔，租金是一块面包。另外一些人去找利希滕斯坦，他有几支供学校使用的铅笔，最后不情愿地借给了他们。

蒂塔和妈妈一起坐在她们营房的门口，注视着那些手里拿着明信片、紧张地走来走去的人们。妈妈把她的明信片给了蒂塔，让她写给她的阿姨。两年了，她们对她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蒂塔想着她的表姐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她们在外面都发生了些什么。

她心里对明信片进行了划分，计算了一下可以写三十个字。写完明信片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毒气室，那三十个字将是允许她们最后写下的几个字。证明她短暂生命的唯一机会也就可能是那些字了，可能她在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候待在了最不幸的地方。甚至都不能说她的真实感觉，因为如果明信片的内容与死有关，他们不会让她寄出去的，而且也会惩罚她妈妈。他们真的会读这四千多张明信片？谁知道呢，但他们是这样说的。

纳粹们严谨的做事方式让人感到作呕。

她一直在考虑着那三十个字。她听到其中有一个老师说她会把正在读的克努特·汉姆生的一本书写上去，她想，这样的话，她的家人们有可能就会发现她想对他们说的是“饥饿”，而这也是他所有小说中最著名的一本小说的题目。她觉得这似乎有点牵强。有些人试图想找一些托词来讲述每天看到的种族灭绝的情况，有些聪明的人想用一些别人不可能理解的隐喻，有些人想要尽可能多的食物，有些人想要关于外界的消息，更多的人只是简简单单地说自己还活着。下午的时候，老师们举行了一场比赛，看谁的信函能够更好地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并让它们到达家人的手中。

蒂塔告诉妈妈，她们应该说出真相。

“真相……”

妈妈非常惊愕地嘟囔了一下“真相”这个词，感觉像是有点亵渎神明似的。讲述真相就意味着讲述那些可怕的罪过，让他们见诸笔端。怎么能想到讲述那么可恶的内容呢？

丽莎·阿德勒洛娃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惭愧，仿佛像是有人得到了好运的话责任都在她身上。她对女儿如此的冲动和没头脑感到遗憾，因为她既不考虑事情的重要性也不谨慎。最后，她拿走明信片，决定自己写上内容。感谢上帝，她们俩都很好。她亲爱的汉斯，没能战胜传染病恶魔，和上帝去了天堂。很渴望再次见到大家。蒂塔带着挑衅的目光注视了她几秒，妈妈告诉她，现在她们知道这张明信片最后会到达它的目的地，这样的话她们就会和家人取得联系。

“这样他们就会有我们的消息了。”

谨慎而懦弱的妈妈也不会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因为当明信片到达它的目的地的时候，没有人会来接收它。

盟军的空袭越来越频繁，据说德国人的前线已经失守，战争的局势已经改变，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末日即将来临。如果六个月的危险期过了之后，他们还都活着的话，或许他们就能看到战争结束，然后回家。但是几乎已经没有人持有乐观的态度了，因为两年来一直听说战争结束了，但实际上，战争的长度比很多人的生命都长。

第二天上午，当孩子们都坐在自己凳子上的时候，蒂塔又一次把图书馆的书摆在了长凳上。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走到她那里，避免提高嗓门，她贴近了蒂塔的脑袋。

“他们不来了。”她低语道。

蒂塔做了一个不明白的表情。

“斯赫姆莱夫斯基已经知道了。好像是国际观察员在泰雷津，纳粹们把一切都组织得很好。所以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国际红十字会的观察员不会来奥斯维辛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啊，艾蒂塔。我相信总有说出真相的时刻。大家都需要细心，也需要耐心。如果红十字会不来了，可能家庭营地对希姆莱还会有用的。”

蒂塔感到很失望。所有人都认为红十字会会用手术刀切开纳粹大屠杀的内脏来展示给全世界，但展示的时候又贴上了创可贴。此外，如果说之前他们的生命还值点钱，而现在已经一文不值。

“太坏了，太坏了。”她嘀咕道。

米里亚姆没有搞错，有些大事的确突然出现了。一天上午，像往常一样，利希滕斯坦要求提前五分钟下课，但是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是整个营地唯一有表的人。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陪着他，两个人毫不费劲地爬上了横在营房中间的烟囱上面。孩子们以为是中饭之前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吵着、闹着、笑着、开心地开着玩笑。因此，没有人期待着营房负责人会把哨子放在嘴边，吹响那刺耳的声音来要求大家安静。

听到哨声之后，老囚犯们一时想起了弗雷迪·赫希，大家便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知道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利希滕斯坦才使用了代表学校创始人的物件。

他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要给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她看上去有点疲惫，但声音却很洪亮。

“老师们、同学们、助手们，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司令部已经通知我们，家庭营地立即就要关闭了。今天是31号营房的最后一天了。”紧张的嘀咕声一下子淹没了整个营房，米里亚姆做了一个让大家安静的表情，“明天，党卫军会进行筛选，大家会被分成两组：一组将被迁到其他营地，另一组将被留在这里。”

“怎么筛选？”其中一个老师问道。

“他们还没对我们做过多的说明，更多细节我还不知道。”

紧张的嘀咕声又占据了整个营房。筛选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听到的一个词，纳粹们会旋转一个轮盘，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那么你要丢掉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米里亚姆不顾大家的议论，接着告诉他们，明天上午点完名之后，每个人都要站在营房前面，接下来大家都会受到营地看守关于筛选的命令。吵闹声太大了，只有刚好站在米里亚姆跟前的人听到了她是如何结束这段话的，她真心祝大家好运。

蒂塔慢慢摇了摇头。也许是因为好运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吧。

下午的时候，31号营房变得空荡荡的。它又重新变回了一个仓库。她叫了好几次门，因为利希滕斯坦没有回应，她便掏出了几个星期前他们给她的钥匙。里面有几个空的罐头盒，几块满是污点的布料，几条不是很干净的床单，两个没有多少物资的硬纸包裹上面有几件衣服。

她利用利希滕斯坦不在的机会，同时利用就寝号响起之前的这会儿时间把书一本一本地取了出来。

已经好几天都没有翻看过地图册了。再次追随着海岸线那蜿蜒的轮廓，跟着手指翻山越岭，低声读着那些城市的名字，如伦敦、蒙德维的亚、渥太华、里斯本、北京……一看到这些她感觉自己再次听到了爸爸转动地球仪时说话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她感到非常开心。她也拿出了那本泛黄的《基督山伯爵》，这本书的秘密就是，虽然它是法语的，但因为有雷娜塔，所以她能看懂它。她大声地说着爱德蒙·唐泰斯的名字，试图模仿法语的语调一直到她感到满意为止。已经到了抛弃伊夫岛监狱的时刻。

她也取出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这几月以来她的私人历史老师。还有俄语语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几何学论著，同时还有那本她一直没有搞懂的用神秘的西里尔文书写的、没有封皮的俄语小说。最后，她极其小心地从藏书处取出了最后一本书，一本散了页的《好兵帅克历险记》。无法抗拒的诱惑使得她读了几行以确定那个痞子帅克还在，还藏在纸张中间。他正在那里就他最后一次犯错误安抚着卢卡什中尉。

我从军团厨房拿来的鸡汤少了一半。中尉先生，是因为汤太烫了以至于在来的路上蒸发掉了。太无耻了，它居然也在您的肠子里蒸发！中尉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一切都是因为蒸发造成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一个赶往卡罗维发利的路人，他用坛子运送热酒，也发生了……“滚出我的视线，畜生！”

她像拥抱一位老朋友似的拥抱了那些书。

她极其小心地给散了的书脊处抹上了一些阿拉伯胶水。同时也给一块干净的抹布吐上唾沫来擦拭因藏书处的土而弄脏的封面。她治疗着这些受伤的书，极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当书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复的时候，她便把书有折页的地方抚平，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书。与其说是把书弄平整，倒不如说是爱抚它们。

那些书排成一列，就像是老囚犯们的一个小型游行队伍。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上百个孩子在世界地理中漫游，走近了历史，学习了数学。他们也进入了一些编造的故事之中，他们的生命因此变得丰富多彩。极少的旧书却带来了很大的效果。

27

1944年7月

车间和31号营房就要被关闭了。她妈妈居然说话了，更确切地说，她妈妈参与了由图尔诺夫斯卡夫人领导、妇女们组织的谈话。蒂塔的背倚靠在营房后面的墙上。人太多了以至于很难找到地方来靠着。玛吉特走到她跟前，坐在蒂塔留给她的一块毯子上面。蒂塔注意到她不安地咬着下嘴唇。

“你真的觉得我们会被迁往别处？”

“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只希望不是去另一个世界。”

玛吉特不安地向她跟前挪了挪，拉住了她的手。

“迪迪卡，我怕。”

“我们大家都怕。”

“不，你很镇静。你还笑着面对迁移呢。我很想像你一样勇敢，但是我很害怕。一切都会吓得我发抖。天很热，但我却很冷。”

“有一次我的双腿抖得也很厉害，弗雷迪·赫希告诉我，真正勇敢的人是那些心有恐惧的人。”

“怎么可能呢？”

“因为必须勇敢，才能感到害怕，这样才能继续向前。如果你没有害怕，那做这个做那个的又有什么价值呢？”

“我好几次看到赫希先生从营地道路上走过。很帅！我当时好想认识他啊。”

“他不是那种你可以随随便便认识的人。他的生活都是钻在房子里度过的。星期五的时候会去聊天、组织体育活动。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一定会去解决问题。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好……但是最后却死在了自己的房间。好像他想与人隔绝似的。”

“你认为他幸福吗？”

蒂塔把头转向她朋友，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她。

“你钦佩他，是不？”

“你怎么可以不去钦佩一个教你勇敢的人！”

“但是……”玛吉特想了一下措辞，因为她知道她接下来说出的话会让她难过，“在最后一刻他也退缩了啊，他没有撑到最后。”

蒂塔深吸了一口气。

“对于他的死我思考了很多次。说什么的都有。但我仍然相信这中间缺少点什么，整体里面缺点什么。赫希会退缩？不不不不不。”

“但是记录员罗森博格看到他死……”

“好了……”

“虽然我也知道不能全部相信罗森博格说的……”

“他们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我相信3月8日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糟糕的是我们永远不能亲自去问他。”

蒂塔沉默了，玛吉特也跟着她沉默了几秒钟。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迪迪卡。”

“没人知道。而且也不值得去考虑那么多。你和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有人决定组织一场革命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的。”

“你觉得会有武装暴动吗？”

“我不觉得。组织武装暴动，没有弗雷迪的话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应该祈祷一下。”

“试试看吧。”

“你不祈祷？”

“祈祷？向谁祈祷？”

“还能向谁？上帝呗。你也得祈祷。”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1939年就开始祈祷了，上帝一直就没有听见。”

“可能是我们祈祷得还不够，或者需要更努力地祈祷上帝才听得见我们。”

“好啦，玛吉特。上帝难道会因为你在安息日摘掉了衣服扣子而惩罚你？上帝难道不知道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正在被杀害？上帝难道不知道另外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当作囚犯关了起来，他们的待遇还不如狗？你真的以为上帝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蒂塔。问上帝为什么要做他要做的事情是一种罪过。”

“好吧，那我就是一个有罪过的人。”

“别这样说！上帝会惩罚你的！”

“怎么惩罚？”

“让你下地狱。”

“别天真啦，玛吉特。我们已经在地狱啦。”

流言像电鳗一样继续在营地里蔓延着。有人说筛选就是一出悲喜剧，他们会杀掉所有的人。有人则认为，他们会把熟练的工人分出来让他们去劳动，余下的则会被杀掉。

出乎意料的是，“库拉”在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的陪伴下走进了营地。人们都假装没在看他的样子，但他们的目光还是落在那个不是什么好兆头的人身上，因为他在点名时间意外出现在这里，说明不会有什么好事。他们在一个营房门口停了下来，看守就立刻出现了。

看守紧张地在周围转悠着，最后指向一位女囚，那位女囚和一个孩子坐在路边，孩子的头枕在她的腿上。是米里亚姆阿姨和她的儿子阿里亚。“库拉”通知他们说施瓦茨休伯少校直接命令：把她和她的儿子迁到她丈夫那里去。

艾希曼对她谎称：她丈夫雅库博不在柏林。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离开奥斯维辛。他也对她说她们很快就会在一起。他对她说的这句话是真的。但是艾希曼说的真相比他撒的谎还要更糟。

他们带着米里亚姆和她儿子上了开往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的吉普车，那里距离这里有三公里远，里面关押着一些政治犯、抵抗组织的成员、间谍和对德意志帝国构成威胁的人。实际上，刚刚把他们转移出那些小小的单人牢房，建造那些单人牢房就是为了给各种各样的囚犯造成尽可能大的伤害。在那座监狱里，没有谁愿意去院子里，因为只要出去，就是被枪杀的。

当把他们带到大厅时，被两个卫兵押着的雅库博身上戴着脚镣手铐，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费了好大的劲才认出了他，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条纹西装，最糟糕的是，已经完全瘦得皮包骨头。他想必也花了一些时间才认出来她，因为他没有戴自己圆形的玳瑁眼镜。极有可能他一到这里眼镜就丢了，所以从那时起想必他看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米里亚姆和雅库博·埃德尔斯坦是两个极其聪明的人。他们在一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让他们聚在一起。在那一刻他们俩脑子里想的东西任何人都想象不出来。

一个党卫军的下士掏出手枪瞄准了阿里亚，近距离地开了枪。之后，开枪打死了米里亚姆。当他们向雅库博·埃德尔斯坦开枪射击的时候，从感情上来说，想必他已经死了。

1944年7月11日，在开始关闭犹太家庭营的时候，一共有12000名囚犯。门格勒上尉组织的筛选持续了三天。在所有的营房中，他选择了31号营房作为筛选地，因为那里没有床，里面的空间更加开放。门格勒也对他的助手们说，那是唯一一个味道不会令人作呕的营房。虽然他是解剖的疯狂爱好者，但也是一个承受不了难闻气味的有点讲究的人。

家庭营地即将要关闭了。蒂塔·阿德勒洛娃和妈妈准备通过门格勒上尉的筛选，他将会决定她们是死亡还是继续活着。早餐喝过汤之后，他们就被按营房进行了分组。所有营地的人都很惊恐，都很紧张，不停地走来走去等着决定命运的最后时刻。丈夫们跑去向妻子告别，妻子们也向丈夫告别。很多夫妻站在两个营地中间的营地道路中央，拥抱、亲吻、流泪，同时还有责备。甚至还有人说：“我给你说，要是我们当时去了北美洲……！”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刻。面对来到营地的党卫军那冷漠的目光，看守们疯狂地吹响了哨子，要求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营房。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走近丽莎并祝她好运。

“好运？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同组的另外一个女人说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奇迹。”

“你一直在问关于赫希的死，是不是？”

“是。”

“我知道一些事情……但，不许回头！”

蒂塔，已经习惯了那些命令，死死地站在那里也不向后看。

“到现在为止，所有人跟我说是他害怕了，但是我知道死亡的恐惧不会让他后退的。”

“你说对了。我看到了一份囚犯清单，那上面是党卫军们要从隔离营提走的囚犯，并且要把他们送回家庭营地。赫希也在名单上。他不会死的。”

“那他为什么自杀呢？”

“这次你没说对。”他说。但是声音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似的，“赫希没有自杀。”

蒂塔想知道一切，于是便转向那个神秘的说话人。但是他却迅速地拔腿跑进了人群。她认出了他，他是那个从事医院营房送信工作的男孩。

她准备跑去跟着他，这时她妈妈抓住了她的肩膀。

“得在这里排着队！”

营房的看守开始用鞭子抽打着，卫兵们也用枪托击打着囚犯。没有时间了。蒂塔极不情愿地和妈妈站在队伍里。

弗雷迪·赫希没有自杀是什么意思？那到底是什么？他死的方式不是大家所说的那样？她觉得也许那都是那个男孩自己编的。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一切都是个玩笑的话，那么她一转头，他为什么要跑呢？有可能。但有些地方她又觉得不是，在她看见他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睛里没有笑容，一点都没有。与以往相比，她相信那天下午在隔离营发生的事情并不像抵抗组织的人所讲述的那样。他们为什么要撒谎呢？难道他们也不知道事情发生时的真相？

短短的时间之内一下子涌出了太多的问题，但所有的答案可能都来得太晚了。家庭营地有上万的囚犯，所有的人都要从门格勒上尉那针头似的目光前经过……生存或者死亡。

那些分组的队伍花了好几个小时从31号营房的后门进进出出，确定无疑的是，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中饭的时候给他们发了汤，他们也可以坐在地上，但是等待的劳累和紧张给队伍里的一些女人造成了情绪上的伤害。当然，还有到处散播的流言。好像已经确认筛选是真的：要把那些健康的囚犯和生病的、不能劳动的囚犯分开来。有人说门格勒上尉会用他日常的冷漠来决定谁生谁死，男囚和女囚要裸体进入营房以便医生上尉进行检查。有人说，门格勒上尉至少还算正派，要进去的话也是男女分开进去。还说他甚至都不愿意好色地看着那些裸体女囚，他看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非常冷漠的，作为检查员，有时他也会累到或无聊到打哈欠。

党卫军拉的警戒线不允许任何人靠近31号营房。那天还没有经过筛选的小组紧张地在营地里走来走去。老师们试图照顾那些孩子们到最后一刻。有些小组坐在营房后面玩一些猜谜游戏或者其他任何游戏来减轻痛苦。甚至连傲慢的玛格达老师也开始和她的一些孩子们玩起了丢手绢的游戏。她每次拿到手绢的时候都要偷偷地拿到脸上擦掉眼泪；她的那些十一岁的孩子们充满活力地跑着，争吵着、打闹着看谁先拿到手绢……他们会认为有些孩子已经到了足以充当劳动力的年龄呢？还是会把她们全部杀掉？

最后，蒂塔和其他女人们来到了31号营房前面，她们是接下来要进去的一组。她们被强迫脱光衣服，堆放在地上的破衣服已经形成了一座山峦，她们也被迫要把衣服放在山上。

同自己的裸体相比，她更加嫌弃公共场合的妈妈的裸体。她把头转了过去，因为她不想看她那皱巴巴的胸部，裸露在外的性器官，还有那瘦得皮包骨的样子。有些女人双臂交叉想尽可能地遮住自己的私处，但大部分女人都觉得无所谓。在一排排的女人旁边有一小队无所事事的党卫军，他们从早上开始一直就色眯眯地看着那些裸体的女人，一边看还一边大声评论着最喜欢哪些。她们的身体都很瘦，肋骨比臀部更加弯曲。有些女孩的双腿之间已经隐隐约约地长出了一些阴毛，但士兵们对此却漠不关心，他们更喜欢看那些骨瘦如柴的男囚们对着那些女人们起哄，仿佛她们是淫荡的美女似的。

蒂塔试图踮起脚尖想从卫兵组成的人墙上方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尽管她和妈妈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但她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图书馆。那些书被放在了藏书之处，就在地板下面躺着，并且睡得很死，直到有人偶然发现它们，一旦被打开，生命就会重新恢复。就像是布拉格传说中的魔像，一直沉睡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等待着有人去唤醒它。现在她后悔的就是没有在书里面留个小纸条，因为这些说不定会被关在奥斯维辛的其他囚犯发现。她最可能给他说的就是：照顾好它们，它们也会照顾好你的。

她们还得继续这样裸上几个小时。她们的双腿开始发疼，也开始变得脆弱。一个女人坐在了地上，因为她实在撑不住了。尽管年轻的看守不停地对她吼着、威胁着她，但她还是拒绝站起来。两个卫兵拖着她就像是拖着一袋土豆似的把她拖进了营房。其他人猜想着他们应该直接把她扔到了那一堆没用的东西里面。

最后，在一片嘟囔声和祈祷声中，终于轮到了她们。她和妈妈一起进了31号营房。走在她们前面的一个女人边走边哭。

“你不许哭，艾蒂塔。”妈妈低声说道，“现在你要展示你坚强的一面。”

她点了点头。在那里，尽管呼吸很紧张，尽管有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尽管门格勒会在烟囱前面的桌子那里进行判决，但不管怎么说，蒂塔感觉到自己还是受保护的。党卫军没有摘掉挂在墙上的孩子们的画。那里有不同版本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有公主、热带雨林的动物、最开始几天有颜料时画的彩色的船……她意识到她是多么怀念在奥斯维辛可以画画的时光，就像在泰雷津一样，可以把她那杂乱的情感变成一幅画。

虽然那些凳子和画都在，但31号营房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它已不再是一所学校，已不再是一个避难所。现在，什么东西都进不来了。她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张办公桌，桌子后面坐着门格勒上尉、一个记录员，还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营房深处站着两队已经筛选好的人。左边的一队将会留在奥斯维辛，右边的一队将会被派到其他营地工作。其中有一组里面有年轻的女人和看上去比较健康的中年女人，也就是说，她们还可以工作。另外一组，人要更多一些，里面有小女孩、老女人和看上去病怏怏的女人。当他们说左边的一组将要留在奥斯维辛的时候，他们便是说出了真相：他们的骨灰将会落在森林的泥土之上，将会永远和比克瑙的泥土混在一起。

纳粹医生冷静地左右挥动着他那戴着白手套的手，把人们分成生与死的两组。他毫不犹豫地、令人不可思议地、很容易地就把人分成了两组。

前面的队伍渐渐地空了下来。哭泣的那个女人被分到了左边，和那些病弱的、被德意志帝国抛弃了的人分到了一组。

蒂塔深吸了一口气，轮到她了。

她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在医生上尉的桌子前停了下来。门格勒上尉看着她，她想着他是不是真的认出了她是31号营房的成员，但是却不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她在医生的眼睛里看到的东西不禁让她打了个冷颤：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情感。他那空空的、没有喜恶的眼神让人感到害怕。

他向她重复着几个小时以来问过每个囚犯的问题：

“姓名，编号，年龄和职业。”

蒂塔知道，每个成年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职业，对德国人来说非常的有用（木匠、农民、机械师、厨师……），而那些小孩所说的话，撒谎和谎报年龄都会被处死。蒂塔知道这个，所以她必须得谨慎，但她的天性又让她想说点其他的。

站在强大的约瑟夫·门格勒上尉面前，站在像奥林巴斯神似的主宰她生死的人面前，她说着自己的名字，艾蒂塔·阿德勒洛娃；编号，73305；年龄，十六岁（她加了一岁）；到了该说职业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会儿，为了说点合适有用的东西让胸前戴着铁十字的党卫军开心一下，最后她说：

“画家。”

门格勒感到又累又无聊，但蒂塔的说法让他觉得有点不一样，因此他认真地注视着她，就像是一条蛇看到了能力范围之内的猎物似的突然抬起了脑袋。

“画家？那你是粉刷墙的还是画肖像的？”

蒂塔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跳动得很厉害，但还是用她那完美的德语和叛逆的人所有的镇静回答道。

“画肖像的，先生。”

门格勒稍微眯着眼睛看着她，脸上带着讽刺的笑。

“可以为我画一张吗？”

蒂塔从未感到如此害怕。在这种极其不确定的情况下：只有十五岁，独自一人，裸体面对着带着步枪的男人，他们会在一瞬间决定杀了她还是让她再活一段时间。汗水沿着裸着的身体往下淌，汗滴掉落在了地上。但她却很干脆地回答道：

“可以，先生！”

门格勒仔细地观察着她。让医生上尉停下来思考可不是一件好事。任何一个老囚犯都说他的脑子里就不会有好想法。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一刻。营房内一片死寂，甚至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甚至连扛着步枪的党卫军也不敢去打扰医生思考的时刻。最后，门格勒开心地笑了，最后挥了挥手戴着手套的手，把她分到了右边需要干活的那一组。

但她还不能松气，因为接下来是她妈妈。她缓慢地挪着步子，回头看着她。

丽莎是一个身体和脸看上去都有点悲伤的女人，缩着肩膀，这样让她看上去显得更加病态，她相信自己不会被分到死亡之组，但她还没有开始反抗就已经被打败了。没有任何可能性，医生甚至一秒钟都没有用到。

“Links！”

左边。人最多的那一组，没有劳动力的那一组。

然而，她不但没有任何反抗，反而直接走向右边跟在了她女儿的后面，站在了不属于她的那一边。蒂塔觉得自己对妈妈的行为感到震惊，被吓得停止了呼吸：妈妈在做什么？他们会把她从那里拖走的，场面肯定很恐怖。无论怎么样，她还是抱住了妈妈，他们要拖的话两个都拖走。

但侥幸的是，卫兵们对待那些女人是如此的粗鲁，一整天看着那些囚犯们已经很累了，他们都忙着注视着那些他们所监视着的年轻的女孩，根本没有注意到她。门格勒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他被记录员分散了注意力。记录员感觉自己好像有几个编号没听清楚，在向他求助。另外一些被分到左边的女人们开始吵闹着、乞求着、躺在地上，然后卫兵就必须把她们拖走。但是她既没有抱怨也没有反抗。她听话地、赤裸裸地、不慌不忙地、平心静气地从那些将死之人的眼前走过，勇敢已经打破了她的紧张。

蒂塔把手放在胸口，不要让心脏紧张得跳出来。她看着站在她身后的妈妈，她正心不在焉地看着她，似乎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违反门格勒的命令，很镇静地停留了一会儿之后，走向了与他们分配的相反的另一边，而且他们还在看着桌子上的名单，卫兵们还在检查着那些女孩。对于妈妈来说一切都是糊涂的，当然，她也没听懂命令。她还没有勇敢到预先做好什么事……虽然蒂塔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她们还是紧紧地拉着手，用尽全力地拉紧手。她们也互相看着对方，所有的话语都包含在了眼神之中。又来了另一个女人，她站在了妈妈的后面，挡住了卫兵的视线。

她们被迁到了隔离营。被分到这个组的人开心地拥抱着，她们暂时获救了。她们在门口等着家人和朋友，但却一直都没有来，大家都一副沮丧的表情。图尔诺夫斯卡夫人没和她们在一起，任何一个和她妈妈聊天的朋友都不在。孩子们也没有来。也再没有听到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的消息。场面的确非常混乱，最后一批犹太家庭营的人还没有结束被筛选，就已经开始把第一批的人带向了站台。玛吉特也不在。

的确，她们暂时逃离了死亡。但是，当更多无辜的人要在那里死去的时候，生存便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1.氰化物的化学药剂，原本用作杀虫剂，但被纳粹德国用来在集中营进行大屠杀。——译者注（全书同）

2.记载于《希伯来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七到第十二章中，耶和华降临在古埃及的十个灾祸：血灾、蛙灾、虱灾、蝇灾、疫灾、疹灾、火灾、蝗灾、夜灾、长子之死。

3.Cura音译，实为“神父”，因后文同时出现两个意为“神父”的不同单词，此处作为绰号，译为“库拉”更为合适。

4.捷克第二大城市。

5.实为中亚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后逐渐南迁至南亚次大陆，和当地人融合成了今天体征独特的南亚次大陆人。但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歪曲了雅利安人的概念，将北欧五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的体征定义成了雅利安人的体征，实际上两者毫无关系，相距甚远。

6.玛吉特对蒂塔的昵称。

7.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以歌剧闻名。

8.全称是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是纳粹德国在今捷克共和国（但不包括当时德裔人占多数的苏台德区）建立的傀儡政权。1939年3月15日由希特勒亲自宣布成立，并随着纳粹德国投降而灭亡。

9.犹太人男性所佩戴的一张薄布料或羊毛纺织制成的头饰，用发夹固定。

10.与犹太教神秘主义观点有关的一种训练课程。

11.源于犹太教，是用巫术灌注粘土而产生自由行动的人偶。

12. 位于叙利亚西南部，约旦河谷地东侧。

1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国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抵抗组织。

14.意大利拉齐奥及附近地区的居民。

15.警察名称，德语Ghettowache的音译。

16.儿童自传冒险小说，写于1926年，作者为前苏联的尔·潘特尔立夫和格雷戈里·怀特。

17.捷克语，意为“领导者”。

18.弗雷迪是阿尔弗莱德·赫希的昵称。

19.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

20. 1870年查尔斯泰兹·罗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发起，属于基督教非传统教派的一支。

21.多个族群共享的名称，包括以蒙古族为族源之一的游牧民族、在欧洲曾被金帐汗国统治的部分突厥民族及其后裔。

22.符合犹太教教规的食材，含“洁净”“完整”“无瑕”之意。

23.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城市，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

24.帕维尔的绰号。

25.1927年至1941年间罗马尼亚的一个极右组织，他们的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共主义等。

26.基督教与犹太教名词，出现于《以赛亚书》第14张第12节，在后世误传中，通常指被逐出天堂前的魔鬼或者撒旦。

27.今巴勒斯坦地区北部的一个地区，1948年被占领。

28.意大利语，意思是：她已经离我而去，我几乎可以看到她的眼泪。

29.此处指阿道夫·希特勒。

30.一般是指耶路撒冷，有时也用来泛指今以色列地区。

31.复音音乐的一种固定的创作形式。主要特点是相互模仿的声部在不同的音高和时间相继进入，按照对位法组织在一起。

32. F营地为医院。

33.迷信认为可以伤害人的眼睛。

34.波兰第二大城市，为小波兰省首府，也是波兰的旧都。

35.犹太教的主要节日之一。

36.一种用来传述逾越节规定的犹太文本。犹太人经常据此来吃逾越节宴席、传述希伯来人从奴役到自由的历程，以及学习逾越节宴席中的礼仪。

37.逾越节最重要的晚餐。

38.波兰语，意为“苹果”。

39.波兰语，意为“鸡蛋”。

40.巴赫（1685—1750），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

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

42.玛格达夫人的昵称。

43.捷克西部波西米亚地区卡罗维发利州的一座温泉城市。

44.Pintora，意为“画家”、“漆工”。

45.德语，意为“左边”。

1945年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28

1945年春

又是火车。距离清空家庭营地已经过去了八个月的时间，她们又一次挤上了一节运牲畜的车厢，开始了一趟不知道去哪的旅程。首先是由布拉格到泰雷津，之后又从泰雷津到奥斯维辛，再后来，从奥斯维辛到汉堡。而现在，蒂塔不知道那些四通八达的铁路会把她带向哪里，因为她的青春已经脱轨。

在奥斯维辛的站台上，她们被推搡进了一节货物车厢，连同另外一拨女人一起被拉往德国。这是一趟饥饿之旅、饥渴之旅、丧子之旅、丧母之旅、丧姐妹之旅。当车厢在汉堡被打开的时候，党卫军们看到的是一整箱的破碎的洋娃娃。

改去德国而不去波兰，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那里的党卫军成员们有更多的关于战争的消息，而且到处都被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德国在所有的战场上节节败退，德意志第三帝国狂热的梦想开始破裂。他们便把怒气和失望都发泄在犹太人身上，是犹太人引起了他们在战场上的溃败。

她们被拉到了一个营地，在那里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如此的漫长，以至于感觉每天都多于二十四个小时。回到营房之后都没有力气去抱怨，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喝着汤，躺在床上为第二天恢复力气。

在汉堡待的那几个月里，蒂塔的脑子里一直有一幅画面：妈妈站在砖块包装机的前面，头上顶着手绢，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女人汗流浃背、面无表情、精神集中、心平气和，仿佛像是在准备一盘茄子沙拉。

蒂塔很心疼她，她是如此的脆弱，即使是现在比奥斯维辛稍微好一点的伙食，也没能让她长胖一点点。工作期间是禁止说话的，但当她每次走近妈妈的传送带去搬运材料的时候，她都对妈妈做个表情问她怎么样，丽莎总是笑着点点头。她永远都好着。

她承认有时这个也会让她很生气：无论她怎么样，她都总是说好着呢，那她怎么才能真正地知道她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不好？

对于艾蒂塔来说，阿德勒洛娃夫人永远都是好着的。

在火车上的时候，丽莎头靠在车厢上假装睡觉。她知道艾蒂塔希望她睡觉，因为实际上几个月以来她晚上几乎都睡不着，但她不会对她女儿说这些。她还很年轻还不能理解这是个悲剧：一个妈妈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丽莎·阿德勒洛娃唯一能为女儿做的就是，比她更坚强、更清醒、更勇敢，不让她过多地担心自己，永远对她说她很好。但实际上，自从她丈夫死后，她感到自己内心有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在不停地往外滴血。

工厂的工作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营地紧张的气氛下，纳粹领导人说之前的命令是错误的。几个星期之后，她们又被迁移到了另一个工厂，那里回收军事装备。在其中的一个车间，他们修复那些没有爆炸掉的有瑕疵的炸弹。没有人觉得很在意那里的工作，她们俩也不在意。她们都在室内工作，下雨的时候就不怕被淋湿了。

一天下午，她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往营房走的时候，看到雷内·瑙曼从一个车间走了出来，边走边开心地和其他女孩聊着天。实际上，她很高兴看见她。雷内亲切地冲她笑了笑，但她在距离很远的地方挥手向她打了招呼之后，停都没停，便继续一边走一边专注地和她的同伴聊着天。蒂塔想，她已经交上新朋友了，新朋友想必不会知道她曾经在党卫军里面有个朋友，想必她也不需要向她们多做解释。她不想停下来和她的过去谈话。

在没有被告知去哪儿的情况下，她们又一次被迁走了。她们又一次变成了被运送的牲畜。

“对待我们就像是对待羔羊一样被带到屠宰场。”一个女人用苏台德地区的口音哀叹道。

“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绵羊被送到屠宰场还可以给他们提供吃的。”

货物车厢摇晃着，听上去像是缝纫机的噪音，就像是一口金属锅里煮沸的汗水。蒂塔和妈妈挨着不同国籍的一群女人坐在地上，她们其中很多都是德国犹太人。八个月之前从奥斯维辛—比克瑙家庭营地出来的1000个女人中，有一半被留在了汉堡城市郊区靠近易北河的一个车间工作。她们都精疲力竭。最后几个月她们在工厂辛苦地工作着，而且工作时间很长，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蒂塔看着自己的双手，那就是一个老人的双手。

也许疲倦还只是另外一种情况。几年来她们一直被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睡得不好，吃得更糟，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否有用，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最糟糕的就是蒂塔也开始觉得一切都无所谓。冷漠麻木是所有症状中最糟糕的一个。

不，不，不……我不会退缩的。

她掐着自己的一只胳膊直到感到疼为止。她更加使劲地掐了一下，几乎都快出血了。她需要生活让她感到疼痛。当有东西让你感到疼痛的时候，说明你很在乎它。

她想起了弗雷迪·赫希。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很少想起他了，因为记忆刚刚正在找自己的位置。她还是继续想着那天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长腿男孩说他不是自杀……那么，他的手中为什么会有苯巴比妥？她相信他不想死去，这一切都只是个错误。尽管她知道赫希做事很有条理，很德国人，但他怎么会错误地一下子吃掉二十片苯巴比妥呢？

她叹了口气。也许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不在了，而且也不会再回来了。这些都没什么。

在火车上，传言她们将会被拉到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集中营，而且听到有人猜测着新集中营会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听说是一个劳动营，不像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唯一的工业就是杀人。因此她们不会被带到屠宰场。这似乎是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保持沉默，因为希望就是一个厚厚的剃须刀片，每次只要把手放上去，就会被割破。

“我来自奥斯维辛。”有人说道，“没有比那里更糟的了。”

其他女人一言不发，因为她的话缺乏说服力。虽然她的话很合乎逻辑，但她说得却言不尽意。在那些年里，她们已经发现恐惧是深不见底的，所以她们不会相信的。她们就像是从冷水里逃出来的猫，怀疑着一切。但是所有这些中最可怕的就是她们的感觉是对的。

从汉堡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是一段很短的旅程，但是列车却用了好几个小时才在一阵吱嘎声中停了下来。她们需要从站台一直走到女人营地的入口处。一群党卫军女兵带着她们，非常暴力地推搡着她们，粗鲁地冲她们吼着，而且目露凶光。一个女囚盯着一个女卫兵看了一下，她便一下子吐在女囚的脸上，让她转过去。

“卑鄙。”蒂塔小声嘀咕道。妈妈掐了她一下让她闭嘴。

她想着为什么那些女党卫军们对她们如此愤怒。她们是一群被凌辱的人，被夺去了一切的人；她们的一只脚刚刚踩在这个营地上，还没有来得及伤害任何人；她们除了服从和毫无所求地、紧张地为德意志帝国工作之外，不会再做其他任何事情。但是那些肥胖的、吃得好、穿得好的女党卫军们却总是很愤怒。她无法理解这些。那些女党卫军们吼着，用军棍打她们的肋骨，用淫秽的词语侮辱她们，对那些新来的温顺的女人们表现出很恼怒的样子。她再一次对侵略者的愤怒感到惊讶，她们把怒气发到一群对她们什么都没做的人身上。

当她们都排好队之后，检查员出现了。她是一个高个、金发、虎背熊腰、方颌骨的女人。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来看，她很肯定她们都已经习惯了被命令，而且也会立即服从命令。她用她那洪亮的声音告诉大家七点钟就寝号响过之后禁止离开营房，否则会被处以死刑。她暂停了一会儿，带着渴望的目光在女囚里面搜寻着，而所有的女囚都直直地盯着前排的人。

一个年轻的女孩犯了一个错误，回看了检查员一眼，于是这个检查员便两步走到她面前，狠狠地抓住了她的头发，把她拖出了队列，扔在队伍前面的地上。虽然大家都没有直接看着她们俩，但是大家都看见了。她用军棍抽打了一下女孩，又抽打了一下，再抽打了一下。女孩没有喊，只是抽泣着。在被抽打了五下之后，女孩既不抽泣也不抽噎了。检查员的嘴巴凑近女孩耳朵说话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听到她说了什么，但只见女孩站起来的时候身上在滴血，然后摇摇晃晃地回到了队伍之中她所在的位置。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负责看管的检查员名叫伊丽莎白·福尔肯拉特。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经过看管培训之后，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造就了她稳固的声望，即无论犯任何错误她都会很轻易地把人处以绞刑。1945年初她被派到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一路上，围墙圈起来的不同的营地都被她们抛在了身后，后面她们渐渐会有关于它们的信息的。男囚营、用囚犯来交换战俘的星星营、关押一百多持有中立国护照的犹太人的中立营、隔离斑疹伤寒病人的隔离营、匈牙利营和令人畏惧的营地监狱，其实就是一个灭绝营，里面关押着从其他劳动营来的生病的囚犯和艰苦条件下高强度工作之后已经活不了几天的囚犯。

最后，她们被安排在了一个很小的女囚营，这个女囚营挨着一片荒地上的一个很大的营地，这个营地关押着最近几个月以来大量被驱逐至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人。这是一个临时营地，预制营房内既没有管道也没有排水系统，简单的只有四面薄木板墙。

蒂塔和妈妈连同另外五十多个女人被分在了一个营房，没有晚饭，没有床，而且床单闻起来还有一股尿骚味。她们必须睡在木地板上，而且地上几乎都没有地方了。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最初是由德意志国防军监督下的一个战俘监狱，但是波兰和苏联军队的步步紧逼使得他们不得不把囚犯从其他营地移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因此最后党卫军们取得了控制权。运送新囚犯来是很经常的事情，营地的设施不堪重负。过度拥挤、缺乏食物和恶劣的卫生条件都引发了囚犯的死亡。

妈妈和女儿互相看着。看到营房内的如此消瘦虚弱的新同伴之后，丽莎做了一个忧伤的鬼脸。最糟糕的是，她们中很多人都在强颜欢笑，眼神迷离，大部分人都冷漠麻木，有可能她们对生活已经失去了希望。蒂塔不知道妈妈的表情是做给那些饥饿的女囚看的，还是做给她们俩自己看的，因为这个表情就是近期内大家最真实的反应。营地内的老囚犯并没有因为她们的到来而停止吵闹。很多人都没有从她们那用旧床单临时堆叠的床上站起来。有些虽然想站起来，但是却站不起来。

蒂塔把妈妈的毯子铺在地上然后要求她躺下，阿德勒洛娃夫人便听话地躺在了上面。女人的脸凑近毯子的时候，看到几只跳蚤从里面跳了出来，她连喊都没喊，因为这对她来说无所谓。新来囚犯中有人问其中的一个老囚犯，这里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这里不工作。”一个躺着的女人不情愿地回答道，“只要想办法生存就可以了。”

白天的时候，她们听到了盟军飞机的轰炸声，晚上的时候看到了炸弹爆炸时的光芒。距离战场已经很近了，甚至触手可及。真正的开心开始在女囚中传递着。盟军炸弹的声音像是越来越近的暴风雨。有些人在说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会做什么，一个没牙的女人说她要把整个花园再次种满郁金香。

“别傻啦！”一个酸酸的声音说道，“要是我有个花园，我会种上土豆，这样我一天都不会再挨饿了。”

早晨的时候，她们都明白了那个女囚说的，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不用工作只用生存的那句话。她们被两个女党卫军的卫兵又是吼又是踢地叫醒了，之后她们俩便急匆匆地出去列队去了。但是，卫兵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女囚们就待在营房门口等着被下命令，但是卫兵一直没有出现。有些老囚犯甚至都没有从毯子上站起来，她们被踢的时候都坚强地忍着一动不动。

一个多小时以后，出现了一个卫兵，吼着要求她们排队点名，但马上她意识到自己没有名单，便问谁是营房看守。没有人回答。她一连问了三次，一次比一次更生气。

“狗娘养的！这他妈的营房看守死哪去了？”

没有人回答。卫兵被气得满脸通红，粗暴地抓住一个女囚的脖子问她看守在哪里。她是个新来的囚犯，便对她说不知道。于是，卫兵转身走向一个骨瘦如柴、很容易就被认出的老囚犯，然后用军棍指着她重复了一遍问题。

“你怎么说？”

“两天前死了。”她回答道。

“那新看守呢？”

女囚耸了耸肩膀。

“没有。”

卫兵想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做什么。她有可能会任命随便一个女人为看守，但是没有她的目标，因为这个营房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自找麻烦。最后，她一转身便离开了。那些老囚犯便自己解散又重新回到了营房。那些新囚犯还站在门前一个个地互相看着。蒂塔几乎很喜欢待在外面，营房里面跳蚤和虱子叮得她浑身是包，而且浑身都痒得厉害。但是她妈妈累了，于是便用脑袋示意她回营房里去。

进去之后，她们俩便问一个老囚犯早饭的时间。一个大大的鬼脸带着一丝苦笑，意味深长。

“早饭时间？”另一个说道，“我们祈祷今天有午饭时间吧。”

一上午的时间囚犯们都无所事事，直到听到有人凶狠狠地喊到“Achtung！”，所有人都迅速地站了起来。检查员走进了营房，身后跟着两位助手。她用军棍指着其中的一个老囚犯问她有没有伤亡。老囚犯指着营房深处，然后那里的一个女囚指着地上。一个女人听到喊声之后没有站起来。她已经死了。

福尔肯拉特迅速地瞅了一眼，然后指着四个女囚：两个老囚和两个新囚。一句话也没有说，老囚犯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她们迅速地走到尸体旁边，用意想不到的热情，每人抓住了一只脚。她们知道应该找个好位置，抓住腿这边要轻一些，而且也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僵硬的尸体使得她下巴都合不拢了，女人死的时候嘴巴大张着，眼睛也瞪得圆圆的。两个老囚犯用脑袋示意两个新囚犯靠近点来抬她的肩膀。她们四个抬着那个死人一步步地走向门口。

卫兵们再一次消失了，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再出现在营房里。于是一个看守探了探头，然后指着四个女囚说让她们去厨房找汤锅。营房里忽然一阵吵闹和欢呼声。

“有晚饭了！”

“谢谢你，我的上帝！”

两个女囚出现了，为了不被烫着，她们用两根木棍抬着锅回来了，那天晚上她们的晚饭是汤。

“这个厨师和比克瑙的厨师是在同一个学校学习过的。”蒂塔咂吧咂吧嘴说道。

妈妈把蒂塔那翘起的中长的头发向下捋了捋。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种混乱的状态还在持续增长。有几天她们中午喝到了汤，但是却没有早饭和晚饭。有几天她们吃到了中饭和晚饭，但也有几天她们一整天都没有吃到任何东西。饥饿变成了一种折磨和焦虑的源泉，使得她们的脑子已经停滞，无法思考。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强烈地渴望着下一顿饭。如此多的自由时间，连同饥饿带来的焦虑，使得她们渐渐地失去了理智，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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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来了更多的囚犯，用餐的间隔时间也被拉得更长。死亡率以成倍的方式增长着。虽然这里没有毒气室，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已经变成了一个杀人机器。每天都要从营房内拖走六七具尸体。据官方统计，她们都是自然死亡的。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死亡是如此的正常，就像是用苍蝇拍拍死一只苍蝇。

当看守来筛选搬运尸体的囚犯时，大家都很严肃，不希望这个霉运落在自己头上。蒂塔也试图假装视而不见。

但是那天上午还是轮到了她。

党卫军的看守很明确地用军棍指着她。她是最后一个被筛选上的，所以等她走到尸体跟前的时候，脚头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她和一个很黑的女人，感觉像是吉卜赛人，只能去抬死人的肩膀。在那些年她已经见过很多的尸体，但却从来没有碰过一具尸体。她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死人的手，大理石似的冰冷的手让她不寒而栗。

她和那个皮肤黑黑的女人承受着大部分的重量。尸体那僵硬不动的、半弯着的双臂让蒂塔感到紧张，仿佛就像是一个四肢可以活动的玩具娃娃。

其中一个抬着脚的女人边走边指路，最后她们走到了铁丝网的边上。两个全副武装、扛着步枪的卫兵给她们让开了一条道。她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在那里她们遇到了一位穿着衬衣的德国官员要求她们站住。她们抬着尸体停了下来，他瞅了一眼，然后问她们营房的编号和死者的名字，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之后冲她们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们继续。其中一个老囚犯低声说他是克莱恩医生，是负责控制斑疹伤寒疫情的。如果在一个营房发现了病情，他们便会对囚犯进行严格的筛选检查，然后把那些病人送到隔离营，让她们在那里死去。

越往前走，气味越让人作呕。她们看到几个健壮的男人在前面不远处干活；盖在鼻子上的脏脏的手绢让他们看上去像是逃犯。在他们前面，另外一群女人正在把一具尸体放在其他几个尸体旁边。其中一个男人示意她们也把尸体放在地上。男人们拖着那些尸体，就像是拖着土豆袋子似的，把他们拖进了一个很大的埋尸坑里。蒂塔探头看了一会儿，看到的情景让她感到一阵恶心，便紧紧抓住了她的一个同伴。

“天哪……”

那个埋尸坑里全是尸体。底下的尸体已经被烧焦了，上面的尸体一个叠着一个堆在一起，到处都是胳膊、脑袋和泛黄的皮肤。在那个地方，死人将会失去所有的尊严，在那里，她们也就只是个死人。

蒂塔感觉到胃里面翻江倒海，但真正翻江倒海的是她内心深处的信念。

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全部？一堆腐烂之物？很小的一些原子聚集在一起，就像是一棵柳树或者一只鞋？

甚至就连已经来过几次的老囚犯也感到有点慌乱。回去的路上大家都一言不发。亲眼所见的这种死亡方式，让大家的内心都感到惶惑不安。直到那会儿大家都相信了：生命是最神圣的。

但就这么一看，又感觉生命一文不值。

几个小时前还有思想和感觉的人，现在却像是被扔进了垃圾桶的垃圾。那些工人们都戴着手绢，仿佛像是要遮挡一下那些臭味，但蒂塔现在觉得它们是用来遮住自己的脸的。

他们觉得自己作为垃圾清理工很丢人。

蒂塔回来之后，妈妈用眼神问她怎么样，她用双手捂住了脸。她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但妈妈却一下抱住了她，陪着她。

场面越来越混乱。之前的工作组已经消失了，所以她们被命令一整天的时间都要待在营房周围，以保证随叫随到。有时会出现一个女党卫军大力地挥舞着胳膊，露着她那因伙食很好而明晃晃的腿肚子，大声地冲几个男人吼着，让他们跟着她去干水沟清淤的活或者补一些车间的空缺。蒂塔有几次也被轮到去车间干活，负责给皮带和制服的束带打孔。机械设备都很陈旧，必须努力使劲才能有足够的压力在皮带上打孔。

一天上午，点完名之后，检查员福尔肯拉特站在了队伍前面。从发髻上就可以很容易地认出是她，因为她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这里一缕，那里一缕，但这次看样子好像还是刚刚整理过的。感觉好像是有人刚刚给她做一个昂贵的头发，之后她自己却又在粮仓里滚过似的。蒂塔听说之前过着平民生活时她是一个理发师，还听说这样凌乱的发型方便她在贝尔根—贝尔森这个到处肮脏、到处都是虱子和斑疹伤寒的集中营里来回走动。

福尔肯拉特永远都带着一副怒气冲冲的表情，甚至连她的助手都感到害怕。蒂塔想着，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如果没有爆发战争，那个女人就不会肆无忌惮地在她们面前目露凶光，她也只会是那些帮着小女孩们做头发的、愉快地讨论邻里八卦的、微胖的、和蔼的女理发师中的一员。那些女人也是德国犹太人，她们低着脑袋，而她，手拿剪刀为她们剪着头发，没有人会担心把自己的脖子交到一个爱慕虚荣的、懒散的微胖女人手里。如果在那几年有人曾经暗示过说伊丽莎白·福尔肯拉特会成为一个刽子手，所有的人肯定都会很生气地说那是在诽谤。“善良的伊丽莎白？她甚至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肯定会有人这么生气地说。他们一定会让诽谤者收回他说的话。也许他们是对的，但现在事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现在，只要是有女人不按照她的意愿来做事，那个永远不会伤害别人的女理发师将会给她套上绳索绞死她。

她正沉浸在这些想法之中的时候，一个声音进入了她的大脑，仿佛就像是车间的金属锥子刺在皮革上的声音。

“伊丽莎白·阿德勒洛娃！”

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管理上的混乱就在于现在又按照名字而不按照编号召唤犯人。党卫军那军人的、霸道的、坚定的、挑衅的、不耐烦的声音又再一次响起……“伊丽莎白·阿德勒洛娃！”

她妈妈这会儿有点走神，做出了想要走出队列的动作，但是蒂塔比她更快更坚定地走出了队列。

“阿德勒洛娃，到。”

阿德勒洛娃，到？丽莎睁大了眼睛，对自己女儿的勇敢表示惊讶，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当她准备走出队列向卫兵们澄清的时候，有人喊道“解散”！左推右挤的人浪挡住了阿德勒洛娃夫人的去路，当人群散开的时候，她女儿已经消失在营房里去搬运当天死去的人了。那个女人待站在那里妨碍着她的那些没必要匆匆忙忙的同伴们，好像她们已经忘了自己其实哪儿都去不了。没多久，蒂塔和其他三个女囚抬着一具尸体出来了。妈妈还站在原地，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泥泞的道路中间，很不高兴地望着渐渐远去的女儿。

人类生存条件的最后一道边界之旅。

蒂塔再一次探头看了看那个埋尸坑，一阵恶心让她变得脸色苍白。所有女人都说恶臭会让她们恶心，但其实真正让她们恶心的是埋尸坑里乱扔着的一条条生命，一个很难让人适应的画面。

她想着也许自己永远都不会适应。

回到营房的时候，妈妈还在营房门口站着，就好像点名之后她还没有解散似的。她的表情很生气，甚至可以说是愤怒。

“难道你傻了吗？难道你忘了冒名顶替是要被处死的吗？”妈妈冲她吼道。

蒂塔已经不记得妈妈最后一次冲她吼的样子了。一个女囚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回头看了看，蒂塔感觉脸颊像火烧似的。她觉得不公平，虽然她不想哭，但是眼里也已经噙满了泪水，只有自豪感让她努力地控制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她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她受不了妈妈还把她当成小女孩对待，这对她不公平。事实上，她这么做是因为她知道丽莎很虚弱，她根本没有劲去搬运尸体。但蒂塔也不愿去给她解释，因为她之前想着妈妈一定会为她的行为感到骄傲的，但实际上得到的却是一顿严厉的训斥，这让她记起了在布拉格时妈妈扇她的一个耳光。

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她感觉自己被误解了。她是在一个集中营，但是她和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成千上万的即将十六岁的青少年没什么不同。

然而，蒂塔完全错了，她认为妈妈不为她感到骄傲。但其实她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可是她不会告诉她这些。这些年来她一直忍受着一些想法的折磨，那就是在这种军事镇压下的女儿，没有接受过应有的教育，每天面对的都是仇恨和暴力，长大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女儿勇敢的行为证实了她的直觉和希望：她知道，如果艾蒂塔能活下来，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但是这一切她都不能告诉她。如果对她这种鲁莽的行为表现出高兴的话，就像是给了她一对翅膀并且鼓励她继续这么做，这样的话为了妈妈免受惩罚，有可能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将她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所以说，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妈妈的她一定要避免发生这一切，因为对于丽莎来说，生活已经既不会变得很好也不会变得很糟。生命对她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就像是送到嘴边的一条水煮鱼，已经吃不出任何味道了。她唯一幸福的就是对自己女儿的关爱，但蒂塔现在还太年轻，还意识不到这一点。

第二天，一个看守出现在了营房要求大家出去排队，蒂塔给她取了个绰号叫“乌鸦脸”。

“所有的人！那些不起床的我会一枪打死她！”

大家都不情愿地不紧不慢地开始动了起来。

“把你们的毯子都带上！”

这个倒新鲜了，大家一个看着一个，但忽然大家都明白了。她们要被迁移到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女囚营，这里要留给刚刚新来的囚犯。在那里女囚们一样要忍受饥饿，因为缺水，所以要喝的水也是限量供应，更别提洗东西了。情况混乱到甚至有些女囚连条纹制服都没有。有些女囚在囚犯衬衣上套了一个马甲或者任何其他的衣服。衣服上的污垢也染黑了女人们的皮肤，有时都到了分不清是布条还是女人皮肤的程度。一个党卫军监视着那些咬紧牙关对水沟进行清淤的一群女人，分不清楚哪些是女人的胳膊，哪些是锄头把儿。

营房虽然很拥挤，但却有一个小小的优势，那就是，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有一些床。实际上，就是一些稻草铺成的床，里面全是臭虫。但睡在这个上面，至少自己的骨头不会硌到自己。床上躺着很多女人，大部分都生病了，而且也不愿意起来。那些女卫兵们都不会靠近她们，因为担心会被传染上斑疹伤寒。也有一些装病的，为的是不让卫兵打扰她们。

她们俩坐在两个人共用的一张空床铺上。妈妈很累，不安的蒂塔站了起来在营地里张望着。营地上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只有营房和铁丝网。有些女人还围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聊着天，她们是最后一批运来的犯人，所以体内还有足够充沛的精力。但是另外一些女人既没有精力也不愿说话。你看她们一眼，她们也不会看你的。

她们已经完全放弃了。

她注意到在其中一个营房的边上，在一个很大的垃圾堆中间，有一个穿着条纹囚犯制服的女孩，头上顶着一块白得出奇的白手绢。她看着她，然后立即闭上了眼睛，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看错了。但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幻觉。就是她。

“玛吉特……”

她开始跑了起来，并且用尽全身的力气再次喊着她的名字。

“玛吉特！”

她朋友突然抬起头想要站起来，蒂塔却一下子扑了过去，把她压在了下面，两个人在营地的地上笑着滚着。两个人紧紧地挽着胳膊互相看着对方。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讨论幸福的话，她们在那一刻是幸福的。

她们俩手牵着手去找丽莎。当玛吉特看到丽莎的时候，她立刻走上前去，虽然之前从未这么做过，但她还是一下子抱住了丽莎。实际上，是抱住了她的脖子，一直以来她都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哭泣。

哭过之后，她告诉她们家庭营地的筛选太恐怖了。她妈妈和妹妹被分到了死亡之组。她说她在脑子里一直仔细地回忆着相同的场景，为什么她们会被分到死亡之组呢？

“我一直待在营房里看到筛选结束。看到她们两个非常安详地手牵着手。然后，人数最少的那一组人，也就是我所在的那一组，接到了离开营房的命令。我不愿意走，但是一群女人形成的人浪却把我推向外面。我看着站在营房烟囱另一边的海尔格和妈妈，她们被一群小女孩和老人包围着，变得越来越小。她们看着我如何走出营房。迪迪卡，你知道吗？她们看着我走的时候……她们笑了！她们挥手向我告别，而且还笑了。你相信吗？她们被判了死刑，居然还笑了。”

玛吉特回忆着那一刻，已经被深深地烙在了她的记忆里。她左右摇着脑袋，仿佛她不相信那一切似的。

“难道他们都是自愿待在全是老人、病人和孩子的那一组吗？死刑对于她们来说实际上是安全的吗？可能她们都知道，她们是为我感到高兴，我被分到了可以生存下来的那一组。”

蒂塔耸了耸肩膀，丽莎抚摸着她的头发。她们相信玛吉特的妈妈和妹妹知道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当一个人完成了对生存的挑战，就不会再有恐惧。

“她们笑了……”玛吉特嘟囔道。

她们问到了她的父亲，自从那天上午离开犹太家庭营之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没有他的消息我倒还挺高兴的。”

也许死了，也许没死，但这种不确定性会陪伴着她。

玛吉特已经十七岁了，但阿德勒洛娃夫人还是让她把毯子移到这边来。营房管理很混乱所以也没有人发现，这样她们三个就一起睡在一张床上。

“大家都会不舒服的。”玛吉特对她说。

“但我们在一起啊。”丽莎的回答没有给她反驳的机会。

她现在承担起了照顾第二个女儿的责任。对于蒂塔，玛吉特是她一直想要的一个姐姐。因为两个人皮肤都要稍黑一些，甜甜微笑时就都会露出略微稀疏的牙齿，以前家庭营地的很多人也相信她们是姐妹俩，而且她们俩也喜欢这种被人误认的感觉。

没有人会对她说让她从蒂塔的营房搬出去。大家已经什么都不想知道。所有的一切对于大家来说都无所谓。这不是一个关着囚犯的营地，而是一个关着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的营地。

那天下午她们就这样不停地看着。

“穿着这样的衣服一点儿都不性感诱人。”蒂塔边说边展示着身上穿着的条纹衣服那宽大的袖子，这个衣服比她本身要穿的衣服尺码大出好多。

她们互相看着，才发现她们比之前更瘦更难看了，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谁，而是互相鼓励了一番。她们俩聊着天，虽然在那里她们没有什么可聊的。除了混乱、饥饿、绝对的冷漠、感染和疾病，再没有其他任何新鲜事。

她们的床再过去几个床铺，两个得了斑疹伤寒的姐妹已经快要失去生命的迹象。妹妹安妮在床上抖动着，她已经烧得神志不清了。姐姐玛格特的情况比她还要糟，睡在下铺上一动不动，仅靠一丝快要断了的呼吸和这个世界维系着关系。

如果蒂塔要是走上前去看过那个还活着的女孩的话，她可能会发现那个女孩长得非常像她：十几岁，甜美的笑容，黑黑的头发，充满希望的眼神。和蒂塔一样，她是一个精力充沛、健谈、爱幻想、有点叛逆的女孩。从她那落落大方的长相来看，她也是一个内心有想法和悲伤的女孩，但这个都是她的秘密。姐妹俩被驱逐出阿姆斯特丹以后，1944年10月份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到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们的罪行，也是所有人的罪行，她们是犹太人。五个月，对于在那里躲开死亡来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斑疹伤寒最终还是没有尊重她的青春。

安妮，比她姐姐晚一天，就这样孤零零地死在了自己那破烂的床上。她们的遗体将会永远被留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那个堆放尸体的普通的埋尸坑里，但是安妮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最终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奇迹。她和姐姐玛格特的记忆多年之后依然会活着。在阿姆斯特丹靠近她家的地方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密室，安妮在之前的两年期间曾经写过记录她生活的《密室》，然后她父亲办公室的旁边多出来的几个房间被秘密封起来之后变成了他们藏身的密室。在那两年时间里，她的家人、范·佩尔斯一家，还有弗里茨·普费弗一家都住在密室里面，多亏有她家人的朋友帮助他们，为他们一直提供食物。在里面住了不长时间以后，他们在里面为她庆祝了生日，所有的礼物中有一个笔记本。因为在那里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自己感受的亲密朋友，于是她决定给这个笔记本取名叫“吉蒂”。她没有想过给自己在密室内写的记录生活的文章取个标题，但后来的人却帮她做了。这段历史也就是后来的《安妮日记》。

30

食物已经变成了一种很罕见的东西。有时候也就只给她们几块面包度过一整天。偶尔会有一锅汤。蒂塔和妈妈已经比之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瘦了很多。那些时间更长的女囚犯，面对这种情况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不仅仅是瘦和饥饿那么简单，她们一个个就像是木偶。水也很稀缺，她们必须排好几个小时的长队去还在滴水的水龙头那里接满一碗水。

在那个已经没有东西可感染和生病的挤满人的营地里，又运来了一批女人。她们是匈牙利犹太人。一个新来的女囚天真地问到了厕所。

“我们有着有黄金水龙头的卫生间。告诉福尔肯拉特，让她给你带一袋浴盐来。”

有些人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厕所。她们在地上挖了几个坑，但坑都满了。

新运来的女囚中的另外一个，愤怒地向刚刚进来的其中一个卫兵走去，她告诉卫兵她们是工人，必须派她们去工厂工作，让她们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但她的运气太差了，把这些话说给了一个不合适的人。一个老囚犯低声告诉她那是福尔肯拉特检查员，必须要像远离斑疹伤寒一样远离她，但是这个提醒来得太迟了。

党卫军很平静地把散落的头发盘了上去，接着从腰带上取下鲁格手枪，枪口指着她的额头，同时也愤怒地看了她一眼。她的目光就像巴斯德研究的那些狗在口吐白沫时的目光。女囚举起双手，两条腿跳舞似的不停地抖着。福尔肯拉特笑了。

而且也只有她笑了。

冰冷的枪管指在她的头上，尿液开始顺着双腿流下。在一个检查员面前撒尿是很不恭敬的。所有的人都咬紧了牙关等着听枪响。有些女人低下了头，不想看脑袋爆炸开花的样子。福尔肯拉特的眉毛之间有一道竖着的皱纹一直延伸到发根，皱纹又深又明显，看上去就像是一道黑疤。紧握着枪的手指关节因为生气都变成了白色。她用枪指着女人的额头，女人被吓得又哭又尿。最后，她提起了枪。女囚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圈。她抬了抬下巴，示意女囚回到她的位置。

“犹太婊子，我不会给你一个痛快的。不，今天不是你的好运之日。”

她疯狂地纵声大笑起来，听着就像是锯子发出的声音。

那天晚上，一个白发的女人自从凌晨她女儿死后就一直在哭。她甚至都不知道女儿是怎么死的。早上的时候，她便跪在营房后面开始用双手在地上刨着坑，想要为女儿建一座坟墓。终于刨了一个小坑，但是只能容得下一只小麻雀。女人一下子瘫在了满是淤泥的地上，同床铺的一个同伴走上前去安慰她。

“没有人来帮我埋葬我的女儿吗？”她瘫在地上喊道。

大家都没有多少力量，而且大家都觉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耗费体力是很不明智的作法。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几个女人开始帮她在地上刨着。但是土地太硬了，脆弱的双手很快就被磨出了血。因为疲惫和疼痛，女人们都停了下来，刨了半天才刨了几个拳头大的一个坑。

朋友劝她把女儿的尸体带到那个埋尸坑里去。

“埋尸坑……我看到过。不，不要，不要去那里。会激怒上帝的……”

“她会和其他所有无辜的人在一起。这样她就不会孤单。”她们对她说。

女人慢慢地摇了摇头。任何劝说对她都不起作用。

营房里发出了难闻的气味。患有痢疾的病人们拉了出来，她们靠在营房的木板墙上，然后又倒在自己的粪便上，也没有人去照顾她们。如果死去的人有家人或朋友的话，她们就会把尸体带到埋尸坑那里。如果没有，尸体就会被扔在营地的道路中间，直到有党卫军拿枪逼着几个囚犯把尸体拖到埋尸坑里去。

她们在营地上慢慢地走着，悲痛的场景在任何角落都能看到。蒂塔一手拉着玛吉特，一手拉着妈妈，妈妈有点发抖，可能是发烧，也可能是恐惧。在这里，要想把发烧或恐惧区分开是不可能的事情。

她们回到了营房，但营房的情况更糟。到处都是疾病的酸臭味、抱怨声、叹息声和单调的祈祷声。很多病人已经不能下床了，她们中有很多在床上解决自己的大小便，那种臭味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营房内部就像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避难所。事实上也就是。蒂塔看着黑暗里的破床铺，有些床铺的周围，家人和朋友试图减轻病人的病痛。而大部分的病人只能孤独地承受着，孤独地痛苦着，孤独地死去。

蒂塔和妈妈决定离开营房。虽然已经4月份了，但德国还是很冷，冷到牙根疼、手冻僵、鼻子冻疼。任何一个人待在露天地里的自然状态都是发抖。

“冷死都比恶心死要好。”蒂塔对妈妈说。

“艾蒂塔，别那么粗俗。”

很多囚犯像她们一样，也选择了待在外面。丽莎和两个孩子在外面找到了一片空墙，她们背靠在墙上待在那里，看也没仔细看便把毯子裹在了身上。营地的门已经关了，既不能进也不能出，几个卫兵扛着步枪在瞭望塔上监视着。她们想必试图逃跑吧，如果她们被抓住了，至少会以很快的方式死去，但她们都没有力气去尝试。她们一无所有。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一切都变得衰败起来。党卫军的卫兵们已经停止了在营地巡逻，营地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污秽的地方。好几天都没有食物了，而且水也完全被切断了。有些人喝地上水坑里的水，没多久就会因为肠绞痛滚来滚去，然后死于霍乱。蒂塔向四周看了看，然后闭上了眼睛，她不想继续看着一个生命如何在她的眼前死去。天气越来越热，尸体腐烂得也更快。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搬运尸体的人了。

已经几乎没有人可以从自己所待的地方站起来了。很多人永远都不会再站起来了，有些人试图站起来，但两条细得像麻秆一样的腿一点力气都没有，又直接倒在了地上，直接倒在粪便上。已经很难分辨出死人和活人。

战争的爆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枪声也更响了，炸弹爆炸引起的震感让她们的双腿也有感觉，她们唯一的期望就是那地狱般的生活赶快结束。但是死亡好像更快、更果断地抢在了她们的前面。

蒂塔抱住了妈妈。她看了看玛吉特，玛吉特双眼紧闭，决定不再继续战斗。蒂塔像是拉上窗帘似的也闭上了眼睛。她曾向弗雷迪·赫希承诺会坚持下去的。虽然她没有放弃，但是她的身体已经放弃了。不管怎么说，赫希自己不也放弃了……不是吗？不过这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闭上眼睛，对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恐惧消失了，她来到了《魔山》里的贝格霍夫疗养院。她甚至觉得自己感觉到了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冷风和雪花。

软弱会让思想变得松懈，松懈之后，思想的锁会自动打开，记忆的闸门也会打开，一些想法就开始胡乱地涌进了大脑。现实和书本中所熟悉的时间、地点、人物全部都被混在了一起，蒂塔无法把真实的记忆和想象的面团区分开来。

她不知道在贝格霍夫为汉斯·卡斯托普治疗的英俊潇洒的贝伦斯医生是真实的，还是门格勒上尉是真实的，曾经有那么一瞬间她看见他们两个一起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忽然，她走进了一家餐厅，看到大家都坐在桌子边上，桌子上摆着丰盛的食物，桌边坐着有：《城堡》里绅士的曼森医生，穿着水手服、衣扣全开的帅气的爱德蒙·唐泰斯，优雅迷人的舒夏特夫人。她再仔细看了一会儿，看到巴斯德医生坐在桌子的尽头，没有切着多汁的烤火鸡自己吃而是用手术刀给大家分着。再过去一点儿是基什科娃夫人，也就是被她经常叫做“肉垂夫人”的那个女人，正在批评一位试图溜掉的服务员，而那个服务员正是利希滕斯坦。另一位非常肥胖的服务员，端着一个托盘正在向餐桌走去，托盘里放着一个美味的肉饼，但一不小心，一个趔趄摔倒在地，盘中的肉饼一下子飞到了桌子上，油脂溅到了用餐的人身上，所有人都非常愤怒地看着他。服务员非常内疚地对自己的过错道着歉，在不停地鞠躬道歉的同时还急急忙忙地捡起到处散落的肉饼渣。因此，蒂塔认出来了，是痞子帅克在搞怪。回到厨房之后，他肯定会把那些肉饼渣弄到一块儿然后和厨房伙计举行一场盛宴。

理智让她变得很敏感。但最好是这样。她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现实，但这对她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她感到幸福，就像她小时候，关上自己的房门之后，世界就被关在了门外，任何事物或人都不能伤害到她。她有点晕，世界变得乌云密布，她也开始感到崩溃。她看到了隧道口。

她听到自己脑子里有几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怪的声音。感觉自己已经跨越边境到了另一个世界，到了一个男性的有力的声音说着她听不懂的语言的地方，这种神秘的、晦涩难懂的语言也许只有被上帝挑中的人才能懂。她也从来没有想过天堂讲什么语言，炼狱讲什么语言，地狱讲什么语言。那是一个她根本不会懂的语言。

她也听到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声，那些声音是如此的刺耳……而且还包含着激动的不能再激动的情绪。那些尖叫声属于这个肮脏的世界。哦，她还没有死，于是睁开眼睛，看到几个女囚站了起来，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起来。人们尖叫着、嘟囔着，到处都是吵闹声。这时他们听到了哨声和嘈杂的脚步声。她很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疯了。”她嘀咕道，“营地就是个疯人院。”

玛吉特睁开眼睛，好像她们还有什么可害怕似的，很害怕地看着蒂塔。她抓着蒂塔妈妈的胳膊，妈妈也睁开了眼睛。

于是她们看到一些士兵正在进入营地。他们全副武装，但不是德国人。和她们之前看到的黑色制服不同的是，他们穿着浅棕色的制服。那些士兵首先用枪指着所有的方向，但是立即又放了下来，有些士兵把枪斜挎在身上，用手摸着自己的脑袋。

“哦，我的上帝！”

“妈妈，他们是谁？”

“他们是英国人，艾蒂塔。”

“英国人……”

玛吉特和她已经目瞪口呆。

“英国人？”

一个年轻的士官站在一个空的木箱子上，把手做成喇叭状。然后用蹩脚的德语说道：

“我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其盟国的名义告诉大家，这个营地已经解放了。大家自由了！”

蒂塔用胳膊肘撞了一下玛吉特，她已经瘫在那里无法说话了。虽然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但蒂塔还是努力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搭在妈妈的肩膀上。妈妈也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终于，她说出了整个童年时期一直期望说出的那句话：

“战争结束了。”

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开始哭了。她为所有没能等到这一刻、没能看到这一切的人而哭：她的爷爷、她的爸爸、弗雷迪·赫希、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摩根斯坦老师……同时也为所有不在这儿的没能看到这一刻的人而哭。她这是喜极而泣。

一个士兵走近她们所在区域的幸存者，然后用带有威尔士口音的德语向她们喊道营地已经解放了，她们自由了。

“自由了！自由了！”

一个女人爬过来抱住了士兵的腿。士兵笑着弯下了腰，准备接受被解放者的感谢。但是死尸似的女人却严厉地呵斥道：

“你们为什么来这么晚？”

英国士兵们期待会受到欢快愉悦的人群的欢迎，他们期待着笑声和欢呼声。他们不期待抱怨式的、唉声叹气式的欢迎。他们也不期待人们用得救之后喜极而泣的哭声，失去丈夫、子女、兄弟姐妹、叔叔阿姨、表兄弟、朋友、邻居……之后痛苦的哭声，以及他们失去的一切的一切的哭声来欢迎他们。

一些士兵表现出同情的样子，有些表现出怀疑的样子，也有一些表现出恶心的样子。他们从未想过一个关押犹太人的营地居然可以像是一个埋尸坑，人们一个叠一个地待在里面，根本分不清谁是活人谁是死人。那些活着的人比那些死去的人还要瘦。英国人本以为他们要解放的是一个关押囚犯的营地，结果实际上解放的却是一座坟墓。

还有一些为这个消息而欢呼的声音。虽然大部分人都还活着，但她们也只有怀疑地看着这一切的力气。尤其是当看到一小队被抓的人从她们面前走过的时候，蒂塔看了两次才相信这一切。这是她自从有意识以来，第一次看到被抓的不是犹太人。那些人被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押着；伊丽莎白·福尔肯拉特走路的时候高昂着头，头发散在脸上。

31

刚刚自由的最初几天有点奇怪。居然出现了蒂塔从未想过的而且超乎她想象的场景：纳粹的看守们居然用自己的双手拖着那些死人。福尔肯拉特，那么爱干净的人，居然也穿着浑身是泥的脏制服、披着油乎乎的头发，把尸体抱到埋尸坑里去。英国人要求克莱恩医生把党卫军卫兵们拖来的尸体抱到埋尸坑里去，纳粹们变成了从事高强度工作的囚犯。

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但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死亡的数量让人感到悲痛。但很快她们意识到，不能像她们所想的那样恭敬地去祭奠死者，因为疾病正在以很快的速度传播着。最后，英国人命令那些党卫军把那些尸体堆在一起，然后用推土机把他们推入埋尸坑。对于和平，应该尽快抹去战争造成的创伤。

玛吉特排队等着中午的食物，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这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动作，但就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动作，会突然让她的生活发生改变。在她还没有转身之前，她就知道那是她爸爸的手。

蒂塔和丽莎都为玛吉特感到非常高兴。看到她高兴，她们俩也很高兴。当她告诉她们英国人在开往布拉格的火车上给她爸爸安排了座位，以便于她可以陪伴他的时候，她们祝福她的新生活好运。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

玛吉特变得很严肃，紧张地看着她们俩。

“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这并不是客气。蒂塔知道这是一个姐姐的爱的声音。玛吉特的爸爸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位非犹太捷克朋友的地址，并期望她们一切都好，而且能够在布拉格住下来。

“我们布拉格见！”蒂塔一边说，一边拉着玛吉特的手告别。

这是一次满怀期望的告别，一次终于可以有意义地说出“再见”的告别。

最初几天的场面太混乱了。英国人忙着在战壕中进行战时训练，而不去关注成千上万的迷茫的没有身份的人，而这其中，许多人还存在营养不良和疾病。英国军营有一个负责把囚犯遣返回国的办公室，但是因为人太多，所以给他们办理临时身份的速度就极其缓慢。但至少，囚犯们能够再次领到食物和干净的毯子，而且还为成千上万的病人设立了营地医院。

蒂塔不想打扰玛吉特的生活让她担心。她妈妈不舒服。虽然饮食已经正常，但体重没有增加，而且开始发烧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妈妈带到营地医院，这也就意味着她们的迁移不得不推迟。

营地医院，是在原营地医疗站的基础上，由同盟国的军队为救治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设立的，看上去他们好像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德国军队已经投降了，希特勒在自己的地堡自杀，党卫军的军官们要么变成了急待审判的囚犯，要么像亡命之徒四处躲藏。但是在营地医院里，即使幸存者们已经浑身是血，但仍在顽强地坚持着。停战不会让肢体残疾的人再次长出新的肢体，不会治愈伤者的痛苦，不会根除斑疹伤寒，不会把奄奄一息的人救回来，也不会让已经死去的人再活过来。和平不能治愈一切，至少不会这么快。

丽莎·阿德勒洛娃躺在营地医院的床上，起码床单是干净的，至少她觉得比她最近这几年裹在身上的床单要干净。蒂塔抓住妈妈的手，在她耳边低声说着鼓励的话。药物让她的病症暂时得到了缓解。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病人们已经习惯了那个有着天使般面容、整天待在妈妈床边的捷克女孩。他们也尽可能地试图关心着蒂塔：担心她吃饭，担心她离开医院，担心她不会长时间地待在那里，担心她戴着口罩走近她妈妈。

一天下午，她看到其中的一个护士，圆脸、满脸雀斑、名叫弗兰西斯的男孩，正在读一本小说。她走近那本书，如饥似渴的注视着书名。那是一本西部小说，封面上印着一个印第安酋长，身上带着非常鲜艳夺目的羽毛装饰，脸上涂着战争的颜色，手里拿着一把步枪。护士感觉到她一直注视着书，便把视线从书上移开问她是否喜欢西部小说。蒂塔曾经读过卡尔·迈的小说，她喜欢勇敢的老沙特汉德和他的阿帕切朋友温尼托，曾想象着在北美洲一望无际的草原牧场上过着不平凡的冒险生活。蒂塔走上前去，用手指抚摸似的碰了碰书，然后在书脊处慢慢地上下摸着。一个士兵困惑地看着她，感觉那个女孩可能有点精神不正常。在地狱生活了那么久几乎没有人是正常的。

“弗兰西斯……”

蒂塔对着他指了指书，然后再指了指自己。他明白她是想让他把书借给她。护士冲她笑了笑，站了起来，然后从裤子的后兜掏出两本很类似的小说：书很小，纸张柔软且有些发黄，封皮的颜色却很鲜艳。一本是西部小说，另一本是侦探小说。他把两本小说递给蒂塔，蒂塔拿着它们便走了。男孩突然反应过来，大声冲她喊道：

“嗨，亲爱的！那些都是英语的！”然后他自己又用蹩脚的德语翻译道，“姑娘！那些都是英语的！”

蒂塔回头向他笑了笑，但是并没有停下来。她知道小说是英语的，而且她也什么都看不懂。但这一切都没有关系。趁着妈妈睡觉的时候，她坐在一张空床上，闻着小说纸张的味道，用拇指迅速地翻着书页，听着纸张发出的声音，她笑了。她翻开一页，纸张沙沙地响着。用手再次摸着书脊处，发现用胶水粘着的封面处有点突起。她喜欢作者的名字，是英国名字，这让她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手里再次拿着书，这让她的生活开始慢慢恢复，就像是被人一脚踢散的一块块的拼图碎片正在重新渐渐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有一个碎片却折断了，无法拼上去：妈妈没有好转。好多天过去了，妈妈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发烧让她越来越瘦，身体也渐渐地变得透明了一般。为她治疗的医生不说德语，但通过他的表情，蒂塔完全知道病情进展的不是很好。

一天晚上，丽莎病情恶化，呼吸时断时续，而且在床上不停地发抖。蒂塔决定最后一次用尽所有的办法，要么成要么败。她走了出去，一直走到远离医院发电机发出的灯光闪烁的地方。黑暗中，她待在几百米远以外的一块平地上。当她觉得真正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抬头望着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乌云密布的夜空。她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救救她的妈妈。在她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不能连布拉格都没有回去就死在这里，她现在只需要登上火车离开这里。上帝不能对她这样，这是上帝欠她的。那个女人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侮辱过甚至是打扰过任何人。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惩罚她？她指责着上帝、恳求着上帝、虔诚地祈求着上帝不要让她妈妈死。只要妈妈能被治愈，她做了各种各样的承诺：成为最最忠实的信徒，去耶路撒冷朝圣，用整个生命来颂扬他的荣耀和无限的慷慨。

回来之后，她看到被灯光照着的医院门口有一个瘦高的身影在看着夜空。是护士弗兰西斯在等她。护士很严肃地向她走了几步，然后把手温柔地搭在她的肩膀上。那是一只很沉重的手。他看着她，然后摇了摇头告诉她不行了，已经不行了。

她跑到妈妈的床边，医生正在收拾他的药箱。妈妈已经死了，床上有的只是一副人类的骨架，一个瘦小的躯体。仅此而已。

蒂塔一下子崩溃了，瘫坐在床上。一脸雀斑的护士走近了她。

“你还好吗？”同时竖起大拇指让她明白他在问她好不好。

怎么可能好呢？命运、上帝、魔鬼或者其他什么在过去六年时间的战争中，让妈妈每一分钟都遭受着苦难，而相反，却没有让她享受过哪怕只有一天的和平。护士继续看着她期待着她的回答。

“妈的！”她对他说道。

护士的表情很滑稽，就像其他英国人听不懂时都有的表情：昂起脖子，挑着眉毛。

“Shit……妈的！”蒂塔对她说着最近几天她学会的这个单词。

于是护士点了点头。

“Shit！”他重复道，然后静静地坐在她旁边。

对蒂塔来说，值得安慰的就是妈妈最后感叹自己成为了一个自由的女人。对于如此巨大的伤痛来说，尽管这个安慰是如此的渺小，但她还是转向忧心忡忡地看着她的护士，对他做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动作告诉他她很好。年轻的护士感到轻松了许多，便起身去给一位另一个床铺的病人倒水。

蒂塔心想，我很惨，有可能还会更糟，但为什么我要给护士说我好着呢？在她自己问完自己问题之前她已经有了答案：因为他是我朋友，我不想让他担心。

我现在的行为有点像我妈妈……

这好像就是场接力赛。

第二天，医生对她说，他们将会加快办理手续，以便于他们能尽快回家。医生期望这能让蒂塔高兴一点，但她却就像梦游似的听着那些话。

“回家？”她想，“回哪里？”

她没有父母，没有家，甚至都没有一个身份证明她是谁。她还有什么地方可回呢？

32

纳普日科佩街海德瓦商场的橱窗里展示着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一件蓝色毛料外衣，头戴一顶带蝴蝶结的灰色帽子。蒂塔仔细地看着她，但还是没有认出她来。她没有认出来那个奇怪的人就是自己在玻璃橱窗里的影子。

德国人进入布拉格的时候，她还只是个牵着妈妈的手在街上走着的九岁的女孩，而现在却是一个十六岁的孤独的女人。只要想起坦克轰隆隆地穿过街道，她还会发抖。一切都结束了，但在她的脑海里一切都还没结束，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

胜利的欢呼、战争结束的庆祝活动、同盟国军队组织的舞会、轰鸣般的演讲等这些活动结束之后，战后的真实场景是，冷冷清清、没有喧闹。乐队已经走了，游行也结束了，大型的演讲也沉默了。和平的真相就是，她面前是个一片废墟的国家，没有父母兄弟，没有家，没有教育，除了市民救济组织给她的衣服之外再无其他财物，除了经过混乱的手续之后领到的口粮账本之外别无其他生存方式。在布拉格的第一个晚上，她睡在一个安置遣返回国人员的临时住处。

她现在唯一有的就是那上面胡乱地写着一个地址的一张纸。她看了很多遍现在已经记在了脑子里。战争改变了一切，和平也改变了一切。还会留下什么呢？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留下了集中营时玛吉特和她之间的姐妹情谊？她们想着她妈妈和她一两天之后也乘坐交通工具离开了，但实际上，她妈妈的病导致她晚回来了好几个星期。在那段时间，也许玛吉特已经交到了新朋友，也许她唯一的目标就是忘记过去的一切。就像雷内一样，在很远的地方向她们打着招呼，却没有停下来，仿佛就像是要远离过去似的。

玛吉特写给她的地址是他们那好几位多年没有联系过的非犹太朋友的。实际上，自从她爸爸和她离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生活，该怎样开始新生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多年的战争他们的那些朋友是否还住在原来的地址，他们的那些朋友是否还想了解一下他们。那一小块纸片被她在手掌里揉来揉去，上面的字已经开始变得难以辨认。

她靠着街上的一些字符向北走着，边走边向街上的人打听，试图按照指示穿过那些她之前从未走过的街道。她在布拉格已经分不清方向了。她觉得城市非常大，像个迷宫似的。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很渺小时，世界就会变得很大。

最后，她走到了人们给她说的有三个破长凳的广场，在那附近就是纸上写着的那条街的16号。她走到楼前按响了1号B的门铃，一个非常胖的金发女人给她开了门。她不是犹太人，肥胖的犹太人已经是一个灭绝的物种。

“打扰了，夫人。请问巴尔纳什先生和他的女儿玛吉特住在这里吗？”

“不，他们不住在这里。他们住在离布拉格很远的地方。”

蒂塔点了点头，她不怪他们。也许他们等了她几天，但她耽搁了那么久才回来，已经太晚了。他们可能在别处重新开始生活。经过所发生的这一切，你不能只是翻开新的一页，你应该合上一本书，打开另一本书。

“别站在门口。”女人对她说道，“进来吃一块我刚刚做的蛋糕。”

“不用了，谢谢，不用麻烦您了。他们确实在等我。您知道吗，这是一个家庭的承诺。我得走了。再说……”

她转身想要尽快离开，然后也重新开始生活。但是女人叫住了她。

“你是艾蒂塔……艾蒂塔·阿德勒洛娃。”

她停了下来，一只脚已经踩在了台阶上。

“您知道我的名字？”

她点了点头。

“我一直在等你。我有东西要给你。”

女人给她介绍了自己的丈夫，虽然年龄已经很大，但依然很帅气的一个白发蓝眼的男人。女人给她拿来了一大块蓝莓蛋糕，同时还给了她一个写有她名字的信封。

他们是一对特别善良的人，在他们面前打开信封没有任何不合适。里面写着特普利采的地址，两张火车票和玛吉特写给她的便条，字体还像是学校时的字体。

“亲爱的迪迪卡，我们在特普利采等你们。你们赶快来吧。一个大大的吻，你的姐姐……玛吉特。”

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就像是夜色草原上划亮的一根火柴，也许不能照亮整个黑暗，但却能照亮你回家的路。

在她吃蛋糕的时候，那对夫妻给她解释说巴尔纳什先生已经在特普利采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和玛吉特已经定居那里了。他们还告诉她，玛吉特整整好几个下午都在谈论她。

离开这里去特普利采之前，就像犹太居民委员会办公室给她说的一样，应该先弄好自己的证件。因此，上午第一时间她要去办公室门前排很长很长的队来申领身份证。

等待时间，再次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但这次的队伍和在奥斯维辛时的并不一样。因为人们在排队的同时，都在做着各自的计划。但是也有人在生气，生气的程度胜于之前大家站在四五十厘米深的雪地里排着队，结果最后等到的只是清水一样的汤和一块硬面包。人们生气或是因为耽搁时间太久，或是因为没有准确地通知他们，或是需要的材料不全。蒂塔在心里笑着。生活恢复正常之后，人们就会为很小的事情而生气。

有人走过来排队，而且刚好站在她的后面。她瞥了一眼之后发现是一张熟悉的面孔，是家庭营地的青年教师之一。他看上去很惊讶，居然在这里遇到她。

“细腿图书管理员。”他惊呼道。

是奥塔·凯勒，那位曾经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的、为学生们编造关于加利利历史的年轻老师。她立即认出了那个之前让她有点害怕、有点讽刺意味的眼神。

而现在恰恰相反，在青年老师的眼神中看到了热情。好像突然一瞬间他也认出了她似的。不仅仅是因为记起了在他人生最危机的时刻她是他的营地同伴，而且也发现他们俩之间被一根线联系着。在31号营房的时候他们俩很少说话。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互相给他们介绍过，表面上他们是互不相识的两个人，但是在布拉格碰到之后，他们俩就像是重逢的老友。

奥塔看着她笑了。他那闪烁的眼睛和有点痞痞的笑像是对女孩说：很高兴你还活着，很高兴再次遇到你。她也冲他笑了笑，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冲他笑。可能是因为那根线。那根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线，现在让大家抱成了一团。

立刻，他的幽默也传染给了她。

“我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管账的工作，同时也找到了一个简单的住处……嗯，如果有人再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你就得说是来自一个宫殿！”

蒂塔笑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找到更好的。他们也给我提供了一份英语翻译的工作。”

队伍很长，但对于蒂塔来说她觉得很短。他们没有尴尬的沉默，带着老同志之间的信任不停地聊着。奥塔跟她说到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实际上一直想成为一名歌唱家的严肃的企业家。

“他的声音很特别。”他洋洋得意地对蒂塔说道，“1942年他们夺走了他的工厂，甚至把他关进了监狱。之后他们就把我们送到了泰雷津，然后再从那里被送到家庭营地。1944年7月份的解散家庭营地的那次筛选，他没能逃离死亡之组。”

奥塔，讲话如此果断风趣的一个人，发现自己说这些话时有点哽咽。但对于他来说，让蒂塔看见他湿润的眼睛，他并不觉得羞耻。

“有时到了晚上，我好像听到他在唱歌。”

甚至，当两个人中有一个人移开视线去回忆那些年经历的困难和痛苦的时刻时，另一个也会把视线移向同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只会让那些非常值得我们信任的人，那些看过我们哭、看过我们笑的人陪伴在我们身边。他们俩一起经历过永远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时刻。他们俩如此的年轻，但在讲那些年的时候仿佛是在讲着他们的一生。

“门格勒最后怎么样了？他被绞死了吗？”她问道。

“还没有，但他们正在找他。”

“他们会找到他吗？”

“当然会找到他的！五六支军队的人正在找他。他们一定会抓住他、审判他的。”

“他是个罪犯，最好直接把他绞死。”

“不行，蒂塔。他们得审判他。”

“为什么还要在程序上浪费时间呢？”

“我们比他们更好。”

“弗雷迪·赫希也这么说过。”

“赫希……”

“您一定也很想他。”

轮到她去小窗口办理手续了。一切都办好了。他们也不再是两个陌生人，也到了他们俩互相祝福好运和告别的时刻。但是他问她之后会去哪里，她告诉他要去犹太社区办公室，因为别人告诉她，在那里可以申请一份钱数不多的孤儿抚恤金，她想去看看是不是真的。

奥塔对她说，如果她不介意的话，他陪她一起去犹太社区办公室。

“我刚好顺路。”他如此认真地对她说，以至于她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这不是撒谎，而是一个跟着她的借口。蒂塔走过的路也就是他的路。

几天后，在距离首都几十公里外的特普利采，玛吉特·巴尔纳什正在打扫着楼门口。她一边认真地扫着，一边想着那个骑着自行车的、每次从她身旁经过的时候都会轻按车铃的送信男孩。她想也许是到了该每天上午好好梳妆打扮、带上新发带的时候了。忽然，眼睛的余光看见有人走进了门厅。

“姑娘，你变得好胖啊！”有人冲她喊道。

她的第一反应是粗鲁的回应她那没有教养的邻居。但就在一瞬间，手中的扫把差点掉到了地上。

是蒂塔的声音。

玛吉特是她们俩中年长的一位，但总感觉她像妹妹似的。就像那些小孩子一样，兴奋地一下子扑进了蒂塔的怀里。

“我们要倒到地上啦！”蒂塔笑着对她说道。

“那有什么，只要我们在一起！”

是真的，终于有件事是真的。那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着她。

46.一个独特的历史名称，指1938年至1945年期间，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居住地，包括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位于苏台德山脉附近。

47.发源于捷克和波兰交接的苏台德山脉，向南进入捷克，再流成一个弧形转向西北流入德国，经汉堡流入北海，是中欧的主要航运河道。

48.德语，意为“注意”。

49. 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个创造狂犬病和炭疽疫苗的科学家。

50.卡尔·迈（1842—1912），德国作家，以通俗小说而知名。

51. 卡尔·迈小说中的虚构人物。

52.原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的土著居民。

53. 卡尔·迈小说中的虚构人物。

54.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

55.捷克拉贝河畔乌斯季州的一座城市。

尾声

奥塔是一个特殊的朋友，好多个下午他都会从火车上下来，而那些个下午她一直寄希望于她正在找的临时工作。一切都可能的话，他也安排他们在特普利采的学校上课，这样她和玛吉特都可以弥补失去的时光。

特普利采以水出名，是一个古老的温泉小镇。最后，蒂塔找到了她的贝格霍夫。但并不在《魔山》中所提到的阿尔卑斯山，而是距离波西米亚高地很近的地方。尽管战争严重地毁坏了那座城市中很多辉煌的建筑，但她还是喜欢在铺满几何形石块的街道上散步。有时她想，神秘的舒夏特夫人离开疗养院去寻找新的未来，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好想向她请教自己的一生该做些什么。

美丽的犹太教堂已经被焚毁，它那被焚毁的废墟让人们想起了那些年被烧时恐怖的场景。周六的时候奥塔总会陪她在那里散步，会给她讲很多东西。他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年轻人，对一切都感兴趣。有时候他也会抱怨一下，特普利采距离布拉格八十公里，这两个城市之间必须多衔接几趟公交车和火车。但比抱怨更厉害的是，他睡觉打呼噜就像是一只猫。

好几个月就这样开心地在那些广场上散着步，渐渐地，花坛的花也渐渐地复苏了，给特普利采这座温泉城市再次带来了迷人的氛围。在这些散步的过程中，蒂塔和奥塔渐渐地被那根线缠绕到了一起。他们在办理证件的办公室外面排队遇到的一年之后，奥塔对她说的一句话改变了一切：

“为什么你不来布拉格呢？我不能这么远距离地爱着你！”

那个下午他们俩互相讲着自己的人生。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们俩从零开始，开始了新的生活。

奥塔和蒂塔在布拉格结婚了，1949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

经过艰难繁琐的手续之后，奥塔成功收回了他父亲的女性内衣厂，他站在工厂面前要让工厂重新站立起来。这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计划，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计划在时间上可以让奥塔回到过去。之前的那些思念和创伤都是无法抹去的，但至少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回到1939年的布拉格，也是他们家族企业的一个象征。奥塔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成为企业家。这一点有点像他父亲，喜欢歌剧的乐谱胜过喜欢账本，而他自己喜欢诗人的语言胜过喜欢律师的语言。

但是，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感受作为企业家的失望，布拉格街道上被纳粹们践踏的足迹还没有冷却，历史的悲剧又再一次上演了，他们的工厂被没收了。但这次，不是以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名义，而是以国家的名义。

他们又一次变得一无所有。任何一个人面对绝望，都会选择放弃。奥塔没有放弃，蒂塔也没有放弃。面对这一切，他们却迎难而上。奥塔凭借他的英语和文学知识，最后在文化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筛选那些非常有趣的新闻出版物把它们翻译成捷克语。这是唯一的一个不需要加入共产党的职位。在那段时间，大部分人的嘴里讨论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对于他，他们不需要给他讲这些的，因为他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比任何一个人看得书都要多！

于是他们便设计陷害他，开始检举他，说他是党的敌人，所以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困难。1949年，奥塔和蒂塔决定迁移至巴勒斯坦地区一切从头开始。最后，他们把弗雷迪·赫希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在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在集体农场很辛苦地工作着，蒂塔也结束了她的学业。巧的是，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再次遇到了31号营房的一个老熟人，阿维·奥菲尔老师，是他之前把一个儿童囚犯的营房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合唱团。在他的帮助下，他们俩开始在内坦亚附近的哈达西姆学校工作了。在那里，奥塔和蒂塔在巴勒斯坦地区最有名的学校从事英语教师和教员的工作，那个学校接收了很多随着二战之后的移民潮来到这里的孩子。之后，学校成了负责处理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和处于社会排斥风险之中的学生的地方。总有一些老师会涉及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有像奥塔和蒂塔这样的承受能力。

夫妻俩最后有三个孩子、四个孙子。奥塔，31号营房历史上最伟大的讲故事的人，出了几本书。其中一本，《被涂鸦的墙》，以虚构的形式讲述了犹太家庭营一系列人物的生活。蒂塔和奥塔困难且幸运地在一起生活了五十五年，在这五十五年期间，他们俩每天都很相爱并且互相支持着对方。他们俩一起分享阅读，一起分享幽默，一起分享整个人生。

他们俩一起变老。两人在经历了所有的痛苦之后，现在唯有死才能让他们得到解脱。

56. 巴勒斯坦地区中央区的一座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特拉维夫以北30公里。

后记：被涂鸦的墙

关于31号营房的图书馆和弗雷迪·赫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讲。

这篇小说以真实材料为基础，但在写的过程中也加了一些虚构的内容。31号营房图书管理员的真正名字是“获得自由的”蒂塔·博拉赫娃，小说的灵感都来源于她的生平，小说中奥塔·凯勒老师的灵感来自于她的丈夫，奥塔·克劳斯老师。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在他的《夜间图书馆》一书中提到了关于集中营的小型图书馆的存在，这也是写这本小说之前做新闻调查的一个开始。

可能有人也许不会同意这种做法，有些人拿生命冒险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开设秘密学校和秘密图书馆。可能有人想着在灭绝营这种地方，当出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这种勇敢是一种徒劳：书籍既不能用来治病，也不能用作武器来制服刽子手似的军队；既不能用来填饱肚子，也不能用来解渴。的确，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文化不是必须的，唯一必须的是面包和水。的确，只有吃面包和喝水才能让人类生存下来。如果只有书籍，整个人类都会死亡的。如果人类不对美的事物感到兴奋，不闭上眼睛，而只是机械地进行想象；如果人类没有能力自我提问和划清自己的界线，也就是说自己是个男人或者是个女人，而不是简单地说是个人，那他和一条鲑鱼、一匹斑马或者一头麝牛就没有什么区别。

互联网上有成千上万条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信息，但那些资料只是给你提了那个地方。如果你想让一个地方提到你，那你就必须去那里，然后在那里待足够长的时间来听听它会告诉你的事情。为了找到一些关于家庭营地的痕迹或者追寻一些足迹，我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大量数据和日期的需要，而是有必要感受那个该死的地方带来的震撼。

我飞到克拉科夫，从那里乘火车去的奥斯维辛。那座小而宁静的城市的一切都不会让人想到它那恐怖的郊外。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公交车一直通到集中营门口。

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有一个供大巴车停放的停车场和一个博物馆似的入口。它曾经是波兰军队的军营，漂亮的砖式建筑位于鹅卵石铺就的很宽的路面两边，许多鸟儿在路上啄食着，乍一看，没有一点儿恐怖的迹象。有几个展馆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其中一个展馆感觉就像是个水族馆：穿过黑黑的走廊，两边全是照着灯光的巨大的水箱。里面放着堆积如山的破烂的鞋子，两吨头发形成的黑黑的海洋，破碎的假肢仿佛就像是破碎的玩具，成千上万的几乎都是圆形的破眼镜，和摩根斯坦老师的眼镜一样。

距离三公里的奥斯维辛2号集中营比克瑙是犹太家庭营。入口处幽灵般的瞭望塔现在还在，下面是一条铁路，为的是从1944年开始火车可以直接驶入营地。集中营原有的营房在战后被大火烧掉了。一些复建的营房可以进去参观：都是一些干净通风的马厩，但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在这第一排营房的后面，应该就是隔离营，之前占了整个营地的全部，但现在只是一片巨大的空地。为了看看囚犯们在隔离营怎么度过一天，应该放弃导游推荐的线路。也就是说，不要按照第一排营房的说明来参观，不要沿着它的周边来参观，而是一个人独自行走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感受着冷风带来的永远留在那里的那些声音的回声，因为它已经和我们脚下的土地融合在了一起。犹太家庭营留下的只是进入营地的铁门和一片草木丛生的巨大的凄婉的空地，留下的只是鹅卵石、冷风和寂静。这是一个平静的地方还是一个幽灵般的地方，全部取决于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

那次旅行之后，我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几乎都没有答案，没有一本历史书可以给我解释大屠杀的概念。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克拉科夫大屠杀博物馆的书店发现了一本重要的书《逃离奥斯维辛》，鲁道夫·罗森博格的回忆录——《无法原谅》的法语译本。

还有另外一本书，我对它有着特别的兴趣，以至于我回到西班牙之后开始到处找它。那是描写家庭营地环境的一本小说，奥塔·B·克劳斯的《被涂鸦的墙》。有一个网站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来购买这本书，但这个网站不是特别的专业，不能用信用卡支付，但他们留了一个通讯地址。我写信告诉他们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同时问他们在哪里可以转账付款。生活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的回复非常有礼貌，告诉我可以通过西联汇款把钱汇过去。地址是内坦亚（巴勒斯坦地区），下面的署名是D·克劳斯。

我非常谨慎地问她是不是蒂塔·克劳斯，那个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家庭营地的女孩。是她。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还活着，而且还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生命是神奇的，而且有时也是很精彩的。

蒂塔已经不再是个孩子，她已经八十岁了，但她还是继续尽心尽力奋斗着的那个人，只不过现在她所做的就是不要让她丈夫的书被人们所遗忘。

从那以后我们俩就开始写信。她极其善良，我们就一直用我那蹩脚的英语交流着。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在布拉格见面，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她带我去看了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她和其他安静温和的老奶奶不一样，蒂塔是一个积极善良的人，刚到那里，她就立刻帮我在她家旁边找到住处，而且安排好了一切。我到达特里斯卡酒店前台时，她已经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等着我了。她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瘦、紧张、积极主动、认真、笑容可掬，同时非常的迷人。

她的生活在战时就过得很艰难，战后也是一样。直到2000年奥塔去世之前，他们俩生活得都非常和睦。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十八岁的时候死于顽疾。但命运对她的打击并没有使她屈服，之前没有屈服，之后也永远不会屈服。

所有的苦难压在她的肩膀上，但她的脸上仍然保持着笑容，这一点让大家都很惊讶。“这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她对我说。但她拥有的东西还有很多：她的精力，她作为一个斗士反抗一切的尊严，反抗一切之后使得她成为一个屹立不倒、眼神依然愤怒的八十岁的女人。她拒绝我们乘坐出租车，对于一个亲自经历过艰难时期的人，对于她的节俭意识我也不敢多说什么。我们出去都是要么坐地铁，要么步行。地铁上有座位，但她都不去坐。任何人都不能征服这个女人，当时的整个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没能征服她。

可以疲倦也可以累，但却从来不会泄气。她请我帮她，只是因为《被涂鸦的墙》已经卖完了，她要带五十本样书去泰雷津的纪念品商店。我们甚至都没有租车，她坚持要求我们乘公交车去那里。我们走着差不多七十年前她走过的路。我很担心沿途她会受到影响，但她的确是个坚强的女人。那会儿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给犹太人居住区的书店补充书籍。

泰雷津看上去就是一个有着方形建筑的安静的小镇，到处点缀着长满树木的花园，沐浴在五月的阳光下。蒂塔放下书之后，像以往一样争强好胜，帮我弄到了一张常设展览的免费门票。

那天，时时刻刻都充满着感动。在众多犹太人居住区展出的囚犯画作中，有一幅是蒂塔本人画的，昏暗的画面呈现的是一座灯光极少、我们一起走过的城市。还有一个房间里面是来到泰雷津的孩子们的名字。蒂塔看着那些名字并且记起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她笑了。几乎全部都快要死了。

一些屏幕上播放着幸存下来的人讲述着他们在泰雷津的经历。四个屏幕中的一个上面，出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低沉的声音——是她丈夫奥塔·克劳斯。他说着捷克语，尽管下面显示着英语字幕，但我却不在乎这些，因为更吸引我的是他的声音。他是如此的沉稳以至于会让人一直听他说下去。蒂塔静静地观看着，表情严肃，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离开之后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曾经住过的地方。这个女人是如此的坚强，至少看上去是坚强的。我问她对于她来说是不是很痛苦。“很痛苦。”她回答我的时候停也没停，而是继续大步向前走着。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对生活如此勇敢的一个女人。

之前她在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住过的那栋楼现在是一栋不再伤害人的居民楼。她抬头望着三楼。她告诉我她的一个表哥之前是木匠，给她做过一个书架。我们走向另一栋楼的时候，她跟我讲了很多事情。那栋楼现在是一个博物馆，所有的房间里面都塞满了床铺，还是犹太人居住区时期的老样子。那是一个让人感到窒息的地方，那么小的地方却塞了那么多的床铺，甚至还有一个曾被当做公共便盆使用的陶瓷脸盆。

“你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味道吗？”她问我。

想象不到，我想象不到。

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展厅，那里有一个保安。墙上挂着当时的画和海报，展厅内播放着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维克托·乌尔曼的歌剧，最后他变成了泰雷津最积极的文化使者之一。蒂塔站在大大的展厅中间，无聊的女保安看着她，她开始轻轻地唱起了乌尔曼的歌剧。她的声音是泰雷津孩子们的声音，那天上午面对极少的公众再次响起，虽然人少，大家还是很惊讶。保安甚至都不敢上前去打扰她。那个时刻，时间又再次回到了过去，蒂塔再次变成了迪迪卡，穿着她的羊毛长袜、带着梦幻般的眼神唱着歌剧《布伦迪巴》。

在由泰雷津回布拉格的路上，由于大巴车全是密封车窗。为了我们不被热得窒息，蒂塔强烈要求司机打开天窗，但司机却无视她的要求。她自己便开始打开天窗，然后我也上去帮忙。最后，天窗终于被打开了。

坐在车上的时候，一个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好几个月的话题出现了：3月8日那天下午，9月份运来的那批囚犯要被送到毒气室，面对灭绝营的这一紧急情况，当弗雷迪·赫希考虑抵抗组织提出的让他领导武装暴动的提议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弗雷迪·赫希这样勇敢的人，为什么会服用大剂量的苯巴比妥去自杀呢？

蒂塔看着我，感觉她的眼里装着整个世界。我开始懂了。从她的眼睛里我读到了奥塔在他的书中写到的内容。难道《被涂鸦的墙》不是一本虚构的小说？或者说是虚构的，只是为了掩盖一些事实。如果奥塔在别的内容中提到这些，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严重的问题？

蒂塔要求我保密，因为她认为她告诉我的内容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

因此，为了代替她给我解释的内容，我在此复制奥塔·B·克劳斯撰写并发表的描写家庭营地情况的小说《被涂鸦的墙》的部分内容。书中极少的人物使用了真实姓名，31号营房的教员弗雷迪·赫希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块讲述了党卫军们把9月份运来的囚犯迁到隔离营之后，抵抗组织要求赫希领导武装暴动，而在这一转折关头，他要求考虑一会儿：

一个小时之后，赫希起身去找其中的一个医生。

“我决定了。”他说，“天一黑我就下命令。我需要一片药镇静一下。”

……

医生想，武装暴动抵抗德国人，这太疯狂了，这是要让所有人都死：被运来就注定要死的人、家庭营地的囚犯，甚至门格勒要求留下的医院人员。这个男人之前发狂过，很显然现在他还不正常，如果不阻止他的话，犹太医生就会同其他囚犯一起死掉。

“我给你镇静剂。”医生对他说道，之后便转身向药剂师走去。

药品一直奇缺，但他们还有一点镇静剂。药剂师给了医生一小瓶安眠药。医生把药片倒了出来，合上双手使劲地晃着。有一些凉茶在他的碗里，然后他便一直摇晃着碗直至所有的药片都溶解在那浑浊的液体中。

刑事法典里有词汇描述1944年的那个下午，弗雷迪·赫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时，虚构的小说会隐藏一些不能说出来的真相。

只要是能在官方的评论文章上读到关于赫希的内容，每次都会有更多的证人出来推翻他自杀的言论。麦克·霍尼，之前在家庭营地从事医疗队送信工作的幸存者，对证人罗森博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就1944年3月8日所说的“当他向他们要一片治疗头疼的药时，他们给了他大剂量的苯巴比妥”这句话表示怀疑。

但愿这本小说也能够恢复弗雷迪·赫希的形象，结束人们认为他是自愿结束生命的错误想法。因为这个想法，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怀疑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断性。弗雷迪·赫希没有自杀。他永远都不会抛下他的孩子们。他是一个船长，他会和自己的船一起沉没。因此，应该提醒人们，他是具有卓越品德的斗士。

当然，这本小说也是向蒂塔致敬，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很多。

我们的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依旧居住在内坦亚，每年都要去她在布拉格的小房子住上几天。只要她的身体没有问题，她会一直继续这样下去。她仍然还是那个好奇心、敏锐性、善良和坚强都超乎想象的女人。一直以来，我都不相信英雄，但我现在知道英雄是存在的——蒂塔就是其中之一。

57. 1948年生于阿根廷，作家、翻译家、编辑。

附录：小说人物及原型

小说人物

约瑟夫·门格勒

1945年1月，盟军占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几天，门格勒混入了正在撤退的步兵营。之后，上百名士兵全部被抓获，但他却没被发现。战争结束的最初几天局面有点混乱，盟军们通过手臂上的血型刺青来识别党卫军的成员，因为普通士兵是没有这些刺青的。而门格勒，像是能预见似的，他之前坚决拒绝手臂上的血型刺青。在其家族产业的经济支持下，成功地逃离德国，躲到了阿根廷。在阿根廷他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且还是一家制药公司的合伙人。20世纪50年代末，他写信给妻子同意离婚，纳粹猎人西蒙·威森塔尔通过门格勒签字的离婚判决书发现了他的踪迹。但是有人却设法告知他，他们已经找到他了，于是门格勒便逃到了乌拉圭。他在那里又有了一个新的假身份，但生活得却很窘迫，住在一个贫民窟，而且还要忍受被追捕的痛苦，但他们却永远都抓不到他。1979年，六十八岁的他在海滩游泳时溺水身亡（有可能是突发心脏病）。在杰拉尔德·波斯纳和约翰·韦尔写的关于门格勒的自传中，作者讲述了他儿子罗尔夫和他多年来一直通过断断续续的书信联系着，而且在他死之前怎么去看望的他。最后，罗尔夫终于问了他一个让他从孩提时代就备受折磨的问题：他的滔天罪行是不是真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很难接受他父亲，信中如此周到体贴的一个人，居然是报纸上所说的嗜血恶魔。最后，当罗尔夫面对面问他是否曾经真的处死过成千上万的人，约瑟夫·门格勒很确定地告诉罗尔夫，这一切都是捏造的。他很自信而且绝对冷漠地对罗尔夫说，通过他的筛选——也就是说把那些还可以劳动的和要被杀死的犹太人分开，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并把他们分到了劳动组。

汉斯·施瓦茨休伯

1943年11月被任命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男囚营（家庭营地的附属营地）的负责人。1944年以副指挥官的身份被派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1945年，英国军队将其抓获，抓获的同时搜集到了一些证据，最后几个月，他曾至少将2400人送进了毒气室。最后他被审判并被判处死刑。1947年用他担任指挥官身份时最喜欢用的刑罚——绞刑，将其处死。

玛吉特·巴尔纳伊

婚后一直生活在布拉格。虽然蒂塔移民去了巴勒斯坦地区，但她们却从未失去联系。她们经常互相写信、互相给对方寄孩子们的照片。玛吉特有三个女儿。她四十岁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第三个女儿，最后给她取名叫蒂塔。她去世时很年轻，才五十四岁。蒂塔·克劳斯继续和玛吉特的女儿们保持着联系，对于她们来说，她就像是个阿姨，她每次只要去布拉格，她们都会见面。

鲁迪·罗森博格

战后改名为鲁迪·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之后，他便立刻给日利纳市的犹太领导人写了第一份报告，讲述了发生在被运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身上的真实事件，他所讲述的内容与纳粹的谎言天壤之别。报告被寄到了布达佩斯，但一些犹太高层领导人并未关注此份报告。5月份的时候，纳粹们开始每天向奥斯维辛运送犹太人，最多时每天可达12000人。抵达英国之后，鲁迪·罗森博格便跟曾经和他一道逃亡的伙伴弗雷德·韦茨勒一起写了另外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为的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在集中营发生的真实而残酷的事件。这份报告最后成为纽伦堡审判中的证词之一。战后，罗森博格还被授以勋章。最后毕业于布拉格大学化学专业，并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经化学领域的教授。2006年去世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加拿大。他对匈牙利犹太社团重要成员的严厉评论，对后来巴勒斯坦地区国的成立有可能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挑起了巴勒斯坦地区国某些部门之间的争端。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大卫·斯赫姆莱夫斯基

奥斯维辛集中营抵抗组织的波兰籍领导人，被抓之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左派分子：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过国际纵队的战斗，之后攻打过纳粹。战争结束之后，在波兰共产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但一次与贩卖艺术品有关的可疑事件却把他卷了进来，他被免去党内职务，之后逃亡至巴黎，在那里一直生活到他去世。没人知道他参与贩卖艺术品具体到达什么程度，因为战争英雄的地位让他变得触碰不得，也许这就是党内领导人想要让他失去威望的一个阴谋。他的侄孙，英国著名的有争议的知识分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死于2011年，在他的《希钦—22》一书中有提到上面的部分事情。

塞普·利希滕斯坦

1944年7月塞普·利希滕斯坦在家庭营地经过筛选之后被送到了德国的施瓦尔茨海德集中营。在那里，他被安排在一个从褐煤中提取柴油的工厂工作。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营地即将落入盟军手中，纳粹们组织成千上万名的囚犯进行了一场没有食物、不知道去哪儿的恐怖迁徙。大家把它叫做“死亡迁徙”，因为在路上随时会开枪打死那些精疲力竭的人，因此死了成千上万名囚犯。利希滕斯坦就死于纳粹们最后那次疯狂的行动之中，他的遗体被埋葬在德国的索普斯多夫的墓地。

彼得·金兹

1928年2月11日生于布拉格。杂志《Vedem》的主编，这是一本泰雷津的年轻孩子们自愿编写的杂志。他的父母不仅热衷于世界语而且也热衷于伟大的文化。1942年10月，因为盖世太保的命令，彼得连同数百个邻居一起被运送到了泰雷津，而他的父母和姐姐暂时都留在了布拉格。彼得是为数不多的单独待在泰雷津的孩子中的一个，他父母经常会给他寄一些食品包裹和写字用的纸。在一封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彼得要求家人给他寄口香糖、本子、勺子、面包、复写纸……和一本社会学的书。他和同铺的同伴们分享食物。他的慷慨、他的智慧和他那和蔼可亲的待人方式让他成为了老师和同学最喜欢的孩子之一。1944年他被运送出了泰雷津，战争结束他也没有回家。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死亡名单上，之后的十年间，他的家人一直抱着能再次见到他的渺茫的希望。十年过去之后，之前一起被运送到泰雷津的一个人，耶胡达·培根联系了他们，告诉他们说彼得被运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奥斯维辛车站对他们进行了筛选：右边的去营地，左边的直接去毒气室。耶胡达看见彼得站在了左边的队伍中。

鲁道夫·赫斯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曾接受过严格的天主教教育，他的父亲甚至想让他接受神父一职。但最后，赫斯却决定参军，因为他对军队的队列和等级非常痴迷。在他任职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一两百万人被杀害。战争刚刚结束，盟军到处搜捕战犯，而赫斯却利用假身份逃出了盟军陆军部队的包围圈。之后几乎一年的时间他都假装成农民，直到盟军强迫他妻子说出他的藏身之地，他才被抓捕。他在波兰被判处死刑。在被执行之前，他在狱中写了一些回忆录，里面讲到他不否认自己杀害了成千上万条生命，但同时又解释说，因为自己军中的职位，他必须服从命令。他甚至还为自己管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复杂的杀人机器的组织能力感到自豪。他在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被执行死刑，直到今天，在那里还可以看见他被处死时的绞刑架。

阿道夫·艾希曼

提出灭绝犹太种族最终议案的主要人物之一。艾希曼负责将人运送至集中营，同时他也是Judenräte，或者说是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提议者，这些委员会也运送犹太人。战争结束后，艾希曼被美国军队抓获，但他却化名为奥托·艾克曼，因此美军一直没有意识到他就是他们最想找到的纳粹之一。之后他藏在德国，于1950年经意大利登上了一艘驶往阿根廷的船。他和家人在那里相聚，并用假名字在那里生活着，在一家汽车工厂当了工人。1960年，根据纳粹猎人西蒙·威森塔尔提供的信息，巴勒斯坦地区情报机关（摩萨德）的一队精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了他。一次大胆的行动，艾希曼在大街上被抓获，迅速地被塞进车里之后，他们便向机场方向驶去。在那里，以醉酒的飞行工程师为借口，被秘密地用巴勒斯坦地区航空的飞机带离了阿根廷。这个事件引发了阿根廷和巴勒斯坦地区严重的外交冲突。这个党卫军的中校最后在耶路撒冷被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于1962年6月1日被执行。

西格弗里德·莱德勒

放弃军衔却搭上生命的党卫军中士维克托·佩斯特克逃跑时的同伴。莱德勒在盖世太保的眼皮底下逃脱了，之后成了抵抗组织很积极的成员。在斯布拉斯拉夫，他冒充党卫军以帮助当地的抵抗组织。最终他去了斯洛伐克，战争结束前，他一直帮助当地的游击组织。

伊丽莎白·富尔肯拉特

职业理发师，加入纳粹党之后便成了党卫军的一员。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于1943年以党卫军看守的身份被分配至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年11月被提升为党卫军看守长，然后以这个身份执行过大量的死刑。1945年初，以检查员的身份被转到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同盟国的军队解放集中营时，被英国军队逮捕，之后被送上了被告席。在审判中，她承认自己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犯罪事实，最后被判绞刑，并于1945年12月13日在哈梅林小镇被执行。

58.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写的一本回忆录。

59.德国萨克森州的一个村庄。

60. 捷克语，意为“犹太居民委员会”。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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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艾伦·J·莱文.《二战中的监禁、逃亡与生存》.美国：普拉格出版社，2000.

［2］奥塔·B·克劳斯.《被涂鸦的墙》.巴勒斯坦地区：亚龙·戈兰出版社，1994.

［3］彼得·德梅茨.《危情布拉格》.美国：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克斯出版社，2009.

［4］杰拉尔德·J·波斯纳，约翰·韦尔.《门格勒》.西班牙：书域出版社，2002.

［5］利亚纳·米雨.《比克瑙的烟》.西班牙：阿坎迪拉多出版社，2005.

［6］鲁道夫·韦尔巴，艾伦·贝斯蒂克《逃离奥斯维辛》.法国：J扐ILU出版社，1998.

［7］玛丽·露特·基什科娃，库乐特·伊利·科托乌驰，兹德涅克·奥尔内斯特.《我们都是一样的孩子：〈领导者〉——泰雷津男孩的秘密杂志》.捷克：阿文提努姆出版社，1995.

［8］什洛莫·韦内齐亚.《特遣队》.西班牙：RBA出版社，2010.

［9］西蒙·阿德勒.《31号营房：比克瑙家庭营地的儿童营房》.巴勒斯坦地区：亚德瓦谢姆出版社，1994.

［10］伊莎瑞尔·古特曼.迈克·贝伦鲍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分析》.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4.

Table of Contents

奥斯维辛的小图书馆员

译序：黑暗中的一点星火

致蒂塔·克劳斯

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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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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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后记：被涂鸦的墙

附录：小说人物及原型

小说人物

约瑟夫·门格勒

汉斯·施瓦茨休伯

玛吉特·巴尔纳伊

鲁迪·罗森博格

大卫·斯赫姆莱夫斯基

塞普·利希滕斯坦

彼得·金兹

鲁道夫·赫斯

阿道夫·艾希曼

西格弗里德·莱德勒

伊丽莎白·富尔肯拉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