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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新闻兵：一个新闻记者秘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 / 李振盛 著；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18；

ISBN：9789882370586

红色新闻兵：一个新闻记者秘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

李振盛　著

香港中文大学

版　　次：2018年

定　　价：HK 398.00﹩

自 序

半世纪前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尚不到三年。文革十年里，我拍摄了近十万张底片：主要是为报纸需要而拍照片，当时称为「有用的照片」；同时还拍了许多绝不可能见报的照片，称为「没用的照片」。每当拍了给文革「抹黑」的没有用的照片，我要等同事都下班后，独自钻进暗房里冲洗这些危险的底片，烘干后把「负面」底片剪下来收好，藏在我的数据柜或办公桌抽屉自己设计的暗层里。1968年春，黑龙江省一把手潘复生发动一场反右倾运动，我预感自己不久将被杀进报社的「支左小将」打倒，便陆续将「负面」底片转移到家中。为防抄家时被发现，遂在平房木地板上锯了一个洞口，担心邻居听到动静，由妻子祖莹侠站在窗口望风，用了一个多星期才完成。之后，我将文革最激烈的头三年里拍摄的约两万张「负面」底片藏在地板下，再压上桌子。这地板下藏底片的办法，让我在这年年底遭到批斗且被抄家时躲过一劫。今天的人们才能看到这些完整记录文革历史的照片。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高度同质化，但我还过着另一重不为人知的秘密生活。其实当时的我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革命，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未来，只是有一种朦胧的历史使命感。有人说，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对此我不敢荀同。正因为人生苦短，岁月飞逝，更要抓紧去感受生活，观察社会，留下瞬间的痕迹，以防人类记忆失落。

我的摄影生涯受到东西方两位摄影大师的探刻影响：一是曾在延安为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拍照的吴印咸大师，他在当年为我们讲课时说：「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二是法国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大师，1960年8月中国对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及其作品展开大批判，但我从中受到启迪，并以「逆向思维」领悟他的摄影真谛且实践之。时隔43年后，他因看过《红色新闻兵》法文版而盛情邀我在法国阿尔勒会面，竟破天荒地请我给他拍照并合影，他说：「我们都是记录历史的同路人」。正是这两位东西方的大师让我有了记录历史的使命感，觉得这些场面应该拍下来，留待后人去评说。虽然还在懵懂之间，但文革爆发不久后，我感觉到周围发生的事已开始超越正常的轨道，这种感受也体现在我的拍摄之中——你们或许会发现，我在有意无意之问试图寻找某种角度或构图，来表现我认为这一切己经闭始有些疯狂与荒唐。

1996年10月，我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之邀赴美访问讲学，便陆续把三万多张底片带到美国。2000年起开始在纽约与联系新闻图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合作，花费三年多时间整理编辑这些底片° 2003年6月，《红色新闻兵》(Red-Color News Soldier: A Chinese Photographer's Odyssey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英国菲顿(Phaidon)出版社以英、法、德、意、西、日六种语言出版。发行后反响远超预期，好评如潮，也荣获多项国际大奖。但我心里始终挂念的是，能尽快让中国同胞及全球华人看到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录。

诸神默默，让照片说话。随着岁月流逝，油然产生诉说冲动，极欲向国人图说文革，且愈来愈强烈。没想到中文版《红色新闻兵》的出版，竟是在英文版面世十五年之后。期间有多家中国大陆及港台出版社与我联系，但最终因罕所周知的原因而无果。在我心中，由一家学术性的机构出版《红色新闻兵》中文版是最理想的选择。常言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7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我联紧。我很高兴最终是由这闻具有学术公信力的出版社担纲出版，让这份图像文件案完整地呈现在中文读者面前。

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我讨论出版思路开始，我们就达成一项共识，在英文版的基础上，做一本给中国人阅读的影像历史书。因此，无论是照片的选择或编排，都和英文版有所不同。中文版增补与替换了五十多张照片，自述部分增加文字万余言，展现更丰富更复杂的历史细节。为左证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对历史负责，对叙述中的当事人有区别地点出了姓或者名。另一方面，中文版在编徘时更加注重叙事感和节奏感，像电影剪辑一样组合特写、近景、远景、全景等景别，使书中的线索和主题更加清晰，故事性更强。同时也突出了英文版中不起眼但对中文读者来说意味深长的照片，例如「四清」运动中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主席团成员讨论对「四类分子」判决的照片（第40页），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靠的仅是几个主席团成员兴高釆烈的即兴判决，视法律于不顾——这是典型的文革之预演。此外，书中的设计更加注重对页的关系，比如将表演节目的天真孩子与表达忠心的虔诚士兵放在一起，直观地体现了文革中儿童的成人化与成人的儿童化（第224-225页）——这些改动看似并不明显，却在整体上提升了整本书的味道感觉与观看体验。

「让历史告诉未来」，是中国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为这本书的题词。如今距离文革爆发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这本《红色新闻兵》书中的场景和氛围看起来并不太遥远，对文革亲历者来说仿如昨日。向后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记录苦难是为了不让苦难再度发生，记录历史是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正是我出版这本书的初衷和愿望。

李振盛

写于纽约无为斋

2018年5月16日

前 言

摄影与历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八个月后，李振盛和他的造反小组「红色青年战斗队」，得到北京「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颁发的印有毛泽东手书的「红色新闻兵」袖章，《红色新闻兵》书名（Red-Color News Soldier）就是按此字面含义而来。虽然还有其他更加通顺的名称，但是都无法保留这几个宇合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韵味。

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中，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有人持惊讶态度，还有人心存喜欢，但很少有人诚惶诚恐地看待文化大革命。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世界各地闹事的学生都对红卫兵指责馒骂、高呼口号的做法感到欢欣鼓舞，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纽约完成了著名的毛泽东丝绸画像《伟大的舵手》。直到今天，与我们所见所闻的当代中国社会相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景象可能仍然略带浪漫和理想色彩。

有鉴于此，必须通过更加清晰和真实的画面再现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黑白颠倒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李振盛就是这样一位不二人选，他通过超凡卓群的摄影作品，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场景。经李先生同意，本书在出版前定下了一系列准则：所有照片都不进行剪栽；所有图片都尽量准确地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以最佳地反映历史进程；所有图片都配有准确的文字说明，并通过进一步调研予以核实，还与李振盛工作近20年的《黑龙江日报》的报摊案进行核对。

在编辑《红色新闻兵》的几年时间里，李振盛向联系新闻图片社纽约公司送交了大约3000个牛皮纸小信袋，信袋用橡皮筋绑在一起，按照年代、时间、地点、胶卷类型和其他标准分类，而分类标准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每个信袋里面存放若干张底片，每张底片都装在半透明底片袋中。当年，李振盛先生把每卷胶片剪开，分别藏匿，有的底片一直没有动过。李先生在每个信袋上都用漂亮的中国字书写了文字说明，认真注明地址、名称、人名、职务和具体事件。李先生的书面叙述清楚表明，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从2000年到2003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李振盛先生、翻译江融、英文文字作者杰克·米纳什（Jacques Menasche）和我本人，后来李先生的女儿笑冰也加入进来，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聚在一起，共同拼合这段我们所知不多的历史。当时的工作十分繁重，但大家讨论热烈。我们翻阅了浩瀚的档案数据和学术数据，进行访谈，查阅图片，还倾听李先生唱文革时期的革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中国都变成了一座大戏院，观众逐步成为这台大戏的演员。从参加「批斗会」的最贫穷的农民到受尽侮辱、低头认罪的「阶级敌人」，从很少公开露面、从吉普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的领导人到被打倒的人和打倒别人的人，从造反派到反革命分子、红卫兵和保守派，无不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红袖章和红旗、标语、大字报、红宝书都成了道具整个舞台被幕后的巨人所操纵，数百万人环绕左右，有人高呼口号，有人沉默不语。

但是，因为有了李振盛先生，看似不知名的面孔和地点也有了名称或身份。李先生把看似不太真实的事件变成了真真实实的事件。通过他的镜头本来十分遥远的人物和事件显得十分亲近和平常，又是那么熟悉。文化大革命给急于改变整个世界的新一代人提供了发泄不满和愤怒的机会，但是当权者利用这股力量达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目的：牢牢掌控权力。1960年代末，在世界其他大洲的一些城市同样爆发了学潮，但是都没有像中国那样严重和暴力。

我们将永远感谢李振盛先生，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完整地保留了数以万计的历史见证照片。要知道当时他的中国同行大多数都不拍摄「负面」照片，少数拍了的也大多销毁了手中的胶片。从本书刊载的李振盛先生的多张个人自拍照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他不断探究自我，希望给后人留下自己的生活轨迹以及他追求个性和更美好世界的梦想。的确，历史是李先生最大的关切，也是本书的主要宗旨所在：重温并牢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挥之不去的悲剧事件。正如德高望重的中国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给本书的题字：让历史告诉未来。

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

导 言

李振盛：动乱时代的摄影师

大部分历史学家（也包括我）通常都认为，一个事件发生之后时闻过得越久，越容易解释和理解。但就1966-1976年给中国带来悲剧的文革来说，这种笼统的说法毫无意义。相反，时间过得越久，越难以理解中国所遭受的这场最具有灾难性和复杂性的群众运动和政治动乱。是否这是毛泽东为了在他所统治的国家实施其革命远见的最后一搏？倘若如此，那么他如何能够将对他的个人崇拜与共产党的纪律约束加以协调？他是否意识到他的言行所产生的后果？那些政客，尤其是在上海围绕毛夫人身边的那些政客是在表演玩世不恭的戏，抑或他们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关于原来战友的那些离奇事情？为何几百万年轻男女竟被毛泽东故意煽动动乱的言词所吸引？为何党政领导人会如此迅速屈服于喊口号的青少年？年轻人的暴力来源于何方？有何理由可以使那些惩罚、毒打和侮辱年长者的人对这些恶毒而且常常是致人于死地的做法辩解？即使他们可以为这种暴行辩解，他们内心又有何理由可以使他们对来自学生中的其他所谓革命群众进行恶战？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正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并理解他们的动机、理解文化大革命潜在的含义，很可能会源自于像新闻摄影家李振盛这样的目击者所提供的证据。在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拍摄的十余万张胶片中，李振盛捕捉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最北边的省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内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作为国营报纸的官方摄影师，李振盛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遵命摄影，但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眼光的年轻人，他也捕捉到一些十分复杂的镜头：他准确地拍摄到人的悲剧和人性的弱点，不仅为他的同辈而且也为后代创造了永久的遗产。当西方人面对他具有多重意义的影像时，也能理解在这场持久的人类灾难中那些令人痛苦和啼笑皆非的情景。

哈尔滨是李振盛拍摄文革照片的主要地点。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来说，它可算是一座新城市，从19世纪末开始扩大为交通枢纽，位于新建成的中束铁路（由俄国政府出资提供的一条通往海参崴的快捷方式，比更靠北的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更短）跨过松花江的地方。在几年内，这座新兴城市与满洲里南部铁路系统连接在一起，通往沈阳（然后到北京）和朝鲜。尽管冬天气候十分寒冷，该城市迅速扩展，因为除了俄国资金之外，日本也投资。而且，中国外地的定居者涌入该地区，利用哈尔滨提供的便利，去获得丰富的矿物、木材和粮食资源。193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在日本统治下，哈尔滨进一步发展。它是存在不久的日本控制的「满洲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在二战后苏俄的短暂占领结束后，1940年代后期，哈尔滨成为共产党基地的中心，共产党由此一步步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成为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以及束北地区的主要政治和工业中心。由于这些因素，在1949年获得胜利后北京政府为全国进行未来规划时，东北的共产党和军队将领发挥了重大作用；在1950年代中期，其中的一部分人被残酷地清洗了。

图-1 哈尔滨群众集会反对美国入侵越南（1964年8月10日，哈尔滨）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许多年里，李振盛还在上学，中国已进行了各种群众运动，包括反对美国参与韩战的群众示威活动；大规模抗议美国所谓的在朝鲜北部与束北地区实施的细菌战；以土改的名义将所有农村小区整编起来；全民消灭诸如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等「四害」；打击城市「资本家」以及那些为外国人做事的买办；大肆批判作家和艺术家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沦为文化修正主义；以及对那些无法超越个人利益、无私地为社会主义国家作贡献的官僚开展的运动。1958年下半年，这些运动均归到一个更大的革命旗帜之下─大跃进，即通过成立人民公社，将国家推到工农业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这是为了建立集中管理的庞大农村小区，将分散的农业、地方工业、对外国侵略者的防御、育儿、饮食、保健和文化仓J作等不同领域结合起来。在几年内，公社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它基于毫无希望和不现实的增长预测，使人力和土地耗竭，最终发展为1959年至1962年席卷中国农村的灾难性大饥荒。

正是在这些废墟上，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中可信赖的几位将军的协助下，开始建设彻底变革的伟业。根据毛的预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通过尽可能调动全社会男女老少的革命干劲一劳永逸地消除各种政治上的「修正主义」和官僚倒退的做法，并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对于这场革命的风暴，没有人能够幸免，所有人的生活都会改变。教育仅仅集中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传统的学校和大学将被关闭。红卫兵从这种能量的释放中产生，作为一股新的社会和革命力量，参与破坏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由于不受地方政府固有的保守思想的阻碍，他们能够以毛主席的名义，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改革。

这正是李振盛在哈尔滨的主要报纸《黑龙江日报》关始担任新闻摄影记者的工作时，需要用相机拍摄的世界。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的是，他的照片记录始于1964年，因此，从他最初的影像，我们至少能多少了解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犯越南的集会，以及1965年在该区域对被称作「地主」的当地农民进行公开批斗会的场景。李振盛仔细拍摄到这些群众集会的巨大场面，以及被判定为农村地主富农的褴褛衣衫和忧愁面孔。即审即决的画面与李振盛同样仔细观察到的「正确」政治态度的照片并置后者反映在民兵演习，党代表的地方选举，工人们郑重宣读他们认真准备好的毛式文章中；而且在这些照片中始终存在毛主席肖像。

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文革的许多准备工作是于1966年年初在上海和北京开始的，但我们能够从李振盛的照片记录中看出，革命的辩论和行动的浪潮如何在这一年8月中旬才真正影响到哈尔滨。在此不想重复所有关键人物的姓名和官衔，或许只需要强调李振盛对8月份这些事件捆节的详细拍摄，宝贵地记录了经过仔细安排的事件顺序：当北京和上海的革命组织提出新政策的消息在哈尔滨传开之后地方党组织迅速起来反对「旧传统」。最初的行动是摧毁当地的佛教寺庙、公关亵续佛像、烧毁经书、公开痛斥管理寺庙的和尚。同时，在本书中也生动地反映出，从1966年8月底到9月初，攻击也转向哈尔滨的主要党政官员。李振盛没有忘记拍摄这些人的照片，他们每个人都被迫挂上一块写有其罪名的牌子，被迫站在椅子上，被大批观众嘲弄，并戴上特制的高帽。李振盛最杰出的一组系列照片是，原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头发被当地的红卫兵剃得参差不齐，这种行动明显地表明这些男女已无法有能力控制当地发生的革命。但是这些羞辱行为却得到黑龙江省委新上任的第一书记潘复生的鼓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他的精心安排。播是外来的，与当地没有任何联紧。党内原先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来得及自卫，就被他和其他几位干部出卖了。他们以此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因此没有遭到羞辱。

在李振盛关于这些动乱的一些早期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的肖像被明显摆放着─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肖像旁边，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然而，到1968年年底时，这两个人均被解职和清洗：刘少奇不久之后便去世，而邓小平却幸存下来，领导中国在毛去世之后迈向新方向。

1967年夏天，李振盛拍摄到了破坏财产和图书馆书籍，以及红卫兵各派之问发生凶残武斗导致人员伤亡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暴力和动乱不断升级。或许，正如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是哈尔滨暴力行动的高潮。这些行为使毛泽东意识到，破坏力量现已失控。他的解决办法是，命令军队介入重新恢复秩序，尽管是在一种所谓的共产党革命团结的框架中进行的；同时，到处破坏的青年团体必须解散，并送到遥远的农村，使他们能够「向贫下中农学习」。然而在这些变革措施之下并非没有进一步死人：1968年4月，李振盛拍摄到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游街示众，在作为犯人和反革命分子遭到批判谴责之后，在一群围观者面前跪成一排，然后被枪决。事实上，他们的命运似乎产生于哈尔滨当地复杂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军队与所谓「进步」工人联合在一起，阻止当地城市里的「混乱局面」。因此，这八个人当众处决是在公开表明，「秩序」将由军方维持，而这些人是否犯下任何罪行则无关紧要。

1969年开始之后，在党组织的鼓励下，媒体倾向于将焦点集中在社会的「积极」方面，中国政府以此作为秩序已经恢复的证明。人们忙于建设的积极状态与毛泽东破坏的能力正在衰退的时期吻合，并提醒我们，中国可能将会出现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乒乓外交」开始。尽管越南战争仍在进行，毛及其顾问开始对美国的姿态做出反应，这些姿态最终使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于1972年年初来到北京访问。通过李振盛的相机可以看出，大型群众集会和成排的尸体已转变成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假装出来的忠诚。李振盛这场知识分子式的冒险，试图显示出表面看似革命的形势之下如何会产生反动的冲动，也表明为何中国社会可能仍需强大的极权统治，正如毛尽管不断衰老和身患重病，仍然可以重复中国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的作用。

1980年代初，李振盛开始在北京一所大学教授新闻摄影但在开始这种新生活之前，他在黑龙江省又拍到一次奇特而又重大的时刻。自从文革的岁月过去以来，中国已经发生变化，至少变化到以下这种程度：目前正朝着小规模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农民有更多的权利在包产到户的长期合同下种田，一些城市的个体企业家可获得一小部分当地市场的自由和空间。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最终被捕，一种新型体裁「报告文学」开始出现，这种新闻报导以新的方式呈现了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报告文学涉及1978年公开的黑龙江的一起案件，该案件涉及一位名叫王守信的女干部，她垄断采购煤炭的市场，并通过各种关系、贪欲、胁迫和贿赂建立起了商业小王国。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但是，当真相大白时，王守信已被枪决。李振盛最后一次又拍摄到在黑龙江雪地上发生的悲惨而又孤独的暴行。当局希望通过处死王守信杀鸡儆猴。但是，李振盛的照片中有某种东西让我们思考事情是否如此简单。或许是王守信从将她带到刑场的警车后边凝视我们的脸，当时她的下巴已被法警打得脱臼，无法再高喊任何口号或辱骂；或许是她跪在冰冷的地上安详的神情。无论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种模梭两可的内容，迫使我们不断质疑我们以为我们正看到的东西。李振盛的照片是对这个可怕时代的杰出呈现，王守信的这组照片是再合适不过的结尾。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第一部分 1964-1966年

1940年农历8月21日（公历9月22日）我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第二天，父亲李元鉴写信给我的爷爷，请他老人家给我起个名字。

爷爷李杏村在山东省荣成县俚岛乡小构村老家，是个有文化的农民，同时也是个私塾先生，穿上粗布短袄就去种地，换上长衫大褂就来教私塾。那时，我父亲及他的一个姐姐和七个兄弟，以及周边村庄里有点文化的人，都是我爷爷的学生。清朝末年，他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方圆十里八村都知道李杏村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名人。我们李氏家族从我父辈们开始，直到我们十九个孙男孙女的小名和大号，全部都由爷爷起的。爷爷给我起的小名叫「新胜」，大名是他查看《易经》之后确定的，对我来说姓名共计二十九划最吉利。根据家谱，我是「振」字辈，他在「振」字之后加上「盛」，说这两个字取自「振声激扬，盛誉四方」。爷爷给我测字算命：将来能上大学、挣大钱、出大名——我的知名度会超过他老人家，未来会从事脑力劳动；虽然我命中注定会充满艰辛与波折，但都会挺过来；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且事业有成，能闯荡天下；60岁以后，不愁吃，不愁穿，人生事业一帆风顺。这一切都是我长大懂事后，听爷爷和父母陆续说起的。

当时，我父母住在大连，东北三省都被日本人占领，并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那时国运不济，百姓生活艰难。

我们李氏家族是个大家庭，除了一个姐姐，父亲是八兄弟中的老大，自然负有挣钱养家的责任，那时山东农村人多地少，靠务农过日子难以维计，许多人为讨生活只好远走他乡，去「闯关东」。我父亲就属于闯关束的一代人，因他会烹饪手艺，在大连找到跑船的活儿就待下了，没有再北上吉林或黑龙江。他在轮船上做厨师，非常出色。他随轮船曾到过香港、台湾等地，还到过新加坡、日本、韩国和朝鲜等国家。

我父亲闯关东之前，在山东老家承父母之命迎娶了原配夫人王树英，生育一个儿子，名叫李振历，母子俩一直生活在老家。当父亲到大连站稳脚后，在朋友撮合下又娶了我的母亲陈世兰。父亲有两房太太，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尤其在城市里是很常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海上航运业减缓乃至停顿，父亲失业了。当时我三岁多，母亲生下妹妹几个月后去世了。对于我的生母，在我幼年记忆中一点印象都没有。母亲去世后，父亲的原配夫人、我们的嫡母，捎信劝他回山东老家，并主动表示她会尽心照顾我和妹妹。为了躲避战乱，父亲决定带我们兄妹俩回家乡小构村。当年，山东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交互控制、互相拉锯的地区，今天归共产党管，明天可能又归国民党管，我老家所处的胶东半岛更是如此。

那是1944年春天，当时我不到四岁，妹妹还不满一岁，我们从大连乘船出发，夜晚航行，看不清什么东西，只能听到大海的波涛声。次日早晨，我们到达了渤海湾另一边的威海，下船后十多人一起换乘马车，往东方大约五十公里以外的荣成县方向行进，沿途常有日本飞机低空飞过，每次看到飞机时大家都很害怕，父亲赶紧抱我们下车，趴在路旁的庄稼地里，等飞机飞远了再上车接着赶路。

图-2 左图：李振盛的百天照（农历1940年11月30日，辽宁大连）；右图：李振盛一岁生日时和父母的合照（农历1941年8月21日，大连）

我的老家在胶东半岛最东边靠海的地方，虽靠海却以务农为生，在周边几个不大的村落中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村里约有一百四十户人家，三百多口人，全村都姓李。我们家的房子是砖石砌墙，房顶苫的海草，屋里是泥土地面，没有电，只有煤油灯；没有自来水，只能到离家两里远的一眼水井去挑水，全村都用这一口井。我、妹妹、父亲和我们的嫡母，还有我的同父异母哥哥振历，都住在同一栋房里，振历哥比我大八岁。

农村生活是艰苦的。父亲必须下田干农活，他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但务农对他来说却是弱项。当我长到七、八岁时，就得在收割麦子时帮父亲拣麦穗，甚至帮他拉独轮车运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父子俩使劲将装满粪肥的独轮车推上村北头一高坡，父亲在后面推车，我在前面抓住绳索用力拉，无论使多大劲儿，这小车就是不动。我转头看向在后面推车的父亲，想问他该怎么办，他却大吼道：「你为什么回头？再使劲拉！往前走！」——父亲多年来没有干过农活，体力也不够强壮，他的确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父亲回到老家很不适应农田里的活计，变得脾气烦躁，容易生气，经常跟扶养我们的嫡母吵架。对此，振历尤其难以忍受，在他看来，妈妈已将所有的母爱都转移到我和妹妹身上，对我们视如己出。妹妹淑舫身体非常虚弱，许多人吿诉父亲妹妹肯定活不了，但妈妈想尽办法照料妹妹——母鸡下蛋，她会专门煮给妹妹吃，渐渐地妹妹也变得越来越健康起来。我们始终认为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开始了解放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的军队相互争夺山东省，胶东半岛是拉锯战重点地区，常常有招募新兵的部队轮番到农村里招兵，一些年轻人为了给家里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减轻家里的负担，甚至还没弄清楚是什么队伍就报名参军了。那时的农村人分不清什么国军共军，因此有的加入了民党部队，有的碰巧赶上加入了共产党部队。我的哥哥振历就加入了革命军队——八路军。他当时只有十六岁，为了能报名参军虚报了年龄。他参军就能养活自己，还能够自立。还有一个他难以吐露的原因：父亲经常发脾气，母亲将爱转移给我们兄妹俩，常使他感到在家里被忽视了。对此，我一辈子都感到很内疚。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哥哥，都会难过而流泪。

1949年9月，振历在国共内战中攻打牟平县城时阵亡，那是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最后阶段的一场战斗，离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只有几个星期。当时他只有十七岁。记得有一天，村里的干部拿着一张纸来到家里，对爸妈说了些什么，妈妈突然大哭起来。后来，他们在我家大门框钉上一块「光荣烈属」的木牌子，换下原先那块「光荣军属」的木牌。虽然我才九岁，似乎已经有点长大成人了，慢慢开始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有一件事我清楚地记得，春节时村干部带领人们敲锣打鼓到我们家门口挂红灯笼，而路对面那家参加蒋介石军队的人家则被挂上黑灯笼。这个地区已被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解放，所以才这么做去羞辱那些「伪军家属」。我的父母与中国亿万普通百姓一样始终处在社会底层，顾不上去专注什么政治，只是维持着艰难的生活。

那时候，我必须帮助父亲干些农活，直到十岁才上小学。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我成为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中少年先锋队队员」。学校老师让我们回家找妈妈缝制红领巾，妈妈从一块红包袱布上剪下一角，缝制了一条，但那两个尖角做得太短了，她又在那两个角上各绣了三条红线绳，看起来好像是长了一点，但戴起来总是觉得怪弯扭的。我加入了「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其实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点也不懂。

老师吿诉我们，红领巾是革命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心里想：这红色里也有我哥哥的鲜血。

那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友好。1953年，所有少先队员都跟着大人们一起加入了一个组织——中苏友好协会，并颁发了证书和一枚有毛泽 东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侧面像的红旗徽章。我至今还保留着1953年发放贴有交纳会费印花的证书和徽章，现在陈列在由樊建川先生创建的「李振盛摄影博物馆」的玻璃柜中。

图-3 左图：李振盛的爷爷李杏村；中图：嫡母王树英；右图：哥哥李振历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非常诱人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家都在企盼「明天」。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决定从山东返回大连寻找工作，他没有回到轮船上，而在大连海员疗养院做厨师，重操他最拿手的旧业。像中国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也在「望子成龙」，但「成龙」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而城市里的学校比乡下学校要好得多。因此两年后，父亲要我也离开老家出去读书。我拿着乡政府开具的「烈士子弟」通行证，一路顺利地从烟台乘船到了大连，在那里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光。当时，大连和旅顺合起来叫旅大市，设有一个苏联的大型海军基地——旅顺军港。街道上常见苏联军官挎着「马达姆」（苏联女人的统称）逛街，趾高气昂，中国人都躲着走。

父亲住在单位里一间单身宿舍，与一位烧锅炉的高师傅同住。我刚到大连时只能寄居在姥姥家里。不过每逢星期天，父亲都会带我看一场电影，然后找一家小饭馆吃顿饭，晚上留在他的宿舍过夜，算是父子俩每周一次的亲情团聚。当时的大连市有十几家电影院，除放映一些国产影片之外，大量放映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及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从来不放映美国电影。

我幼儿时期生活在胶东农村，根本没有电影院能看到电影。偶尔在十多里外的有驻军的瓦屋石村放映露天电影，周边各村的人们都摸黑赶路前往，也有人虽拿着「电棒」（手电筒）却怕费电池舍不得用。人们坐着或站着，银幕被海风吹得摇来晃去，电影里的人物也随风不断变形。就是这样也很过瘾，看完了再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回家。我总是跟着大人一起去看，心里在想，什么时候能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呢？还想象那从未见过的电影院，该是个啥模样。

因此，到了大连以后至少每星期能看一场电影，对我来讲是一种特别的享受。我非常喜欢电影这种新奇玩艺，甚至收藏每场电影的票根，并在小本本上记下看过的影片名和国家。为了攒够五分钱一张的学生电影票，我注意收集用完的铝制牙膏皮，每个能卖三分钱。我甚至在刷牙时故意多挤牙膏，想更快用完拿去换钱。姥姥家七八口人共享一支牙膏，姥姥发现牙膏用得太快，十分生气，大声嚷嚷，我害怕了，再也不敢盯住牙膏皮。

实在没钱买电影票，我就想出另一个办法。当时的电影院外面通常安装高音大喇叭，广播正在放映电影的声音，吸引观众进去看。电影院门前有一个宣传橱窗，张贴着正在放映电影的剧照。我买不起票时，便站在电影院外头听电影，一边听一边猜想剧情，同时看着宣传栏的剧照在脑海里想象画面，并在图画本上勾画出画面来。当电影结束时，便与进去看的同学核对比较实际内容，这无形中锻炼了我的构图能力。

我的另一个爱好是画画，自童年时就喜欢，因此在念初中时，每星期有三个晚上到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学习绘画，一直坚持了三年，学完了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的全部课程。一家纺织厂的业务代表在学员作业展览中看到我画的二方连续图案，便决定将我设计的图案印在花布上，我的其他图案也被采用了。甚至还有厂家用我的绘画作为搪瓷脸盆的图案。后来在大连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时，校长让我担任校刊主编，还为学校出版的《学生作文选》设计了封面。每当我看到这些成果时，很有一种成就感：「这是我设计的」。那时我下决心要成为一名画家。

1956年春天，物理老师在学校成立一个摄影爱好者小组。因为他知道我擅长画画，又喜欢摄影，便让我担任摄影小组组长。学校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120型双镜头反光相机，大家都可以用它。自此，我开始拍摄照片。

我最早对摄影产生兴趣，是1955年在大连参观苏联摄影艺术展览时。之后我开始收集1956年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寄回的明信片，大部分是美丽的风光照片。另外像之前说的，电影院外的海报和电影剧照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56年秋、我们到大连郊外参加支农劳动修水库，有一群儿童来到水库工地上为我们慰问表演，小孩子打扮成小老头和小老太，十分有趣。于是我拍摄了我的第一张纪实照片。这张照片被大连青泥洼桥一家照相馆放在橱窗里陈列，这是我拍的照片第一次被公开展示，我高兴极了。

图-4 李氏家族合影：正中坐者为爷爷李杏村，后排从右至左，第五个为李振盛（自拍，山东省荣成县俚岛乡，1958年2月18日）

我自小学五年级时开始爱好集邮，一直延续到读大学时期。我中学时住校，在学生食堂吃饭。父亲每月给我8元钱伙食费，让我把钱用在学校食堂吃饭，其中3元钱是买主食饭票，5元钱是买副食菜票，我常常用一罐咸菜代替买炒菜，利用每月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买邮票，还与日本、印度尼西亚的邮友通信交换邮票。不久，我便收集了许多国家的邮票，我还专门收集艺术或文化类的主题邮票，其中有作家、诗人、画家及名画等。

大连最大的邮局胜利桥邮局那里特设了一个集邮角落供邮友相互交换邮票，所有集邮爱好者都聚集在那里。1956年秋天，我在「集邮角」遇到一位刚开始集邮的中年人，他很想要我的邮票，便主动提出用一台日本制造的拍6X4.5cm画面的老式120型相机作价38元钱，交换我的200张精美邮票。所以，我的第一台相机是用邮票交换得来的。

图-5 李振盛（右一）和指导老师及美术小组的同学在竣工的壁画前合影（自拍，1958年10月1日，大连）

在当时的中国，拥有一台相机算是真正的奢侈品，而中学生就能有相机更是令人无法相信。遗憾的是我买不起胶卷。一个胶卷八毛钱，相当于我每月伙食费的十分之一。

不过，同学们知道我有一台相机，每个胶卷可以拍16张底片，他们也知道我的摄影技术不错，常常请我为他们拍照。他们会几个人凑钱买一个胶卷，让我分别为他们拍集体或单人纪念照片。后来他们只拍15张，让我使用其中的一张底片，算是我的酬劳。当我为他们拍照时，总是认真地讲究构图和用光，往往无法在一天，或在一个场景拍完一卷。因此，我会出去寻找创作机会，每当发现有趣的画面，便会使用属于我的那张底片拍照。

1957年寒假回山东老家过年，我用这台相机拍了一张生活纪实照片。我是借助窗外照进屋里的一缕阳光拍的，爷爷和妹妹都坐在炕上看书，妈妈在为我缝补破袜子。我命题为《农家三代人》。三年后，这幅照片作为我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提交的摄影作品之一，受到主考老师的好评。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这年的国庆节前夕，我所在的大连六中美术小组，在岭前街高高的墙壁上画大跃进壁画。我们画了一艘五米高乘风破浪前进的龙船，风帆上写着「多、快、好、省」四个大字，工人、农民和士兵在船上敲锣打鼓欢呼超英赶美的豪迈目标，船尾有英美和蒋介石的两艘小破船被远远甩在后边，它们无奈地望着龙船兴叹。壁画完成时正好是10月1日，我把三脚架支在马路边，按动自拍机，为我们美术小组成员自拍一张「壁画竣工纪念」照片。随着一幅又一幅大跃进壁画竣工，我真的感到是为社会做出了一些贡献。

1959年，我考取大连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这所学校坐落在星海公园附近的黑石礁。因为文章写得好，而且会拍照，会画画，高一时就被校长指定担任学校的校刊《学生园地》的主编。这些爱好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功课，在班上我是属于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还担任班长。

我本打算高中毕业后报考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当一名画家。之前从没想过学电影摄影，因为那时在中国只有一所电影学院，而且在北京，非常难考。然而，在大跃进形势的催生下，每个省份都要创办一家电影制片厂，所以需要培养更多的电影艺术人才。1960年，文化部决定创办两所新的电影院校，依托长影和上影两大电影制片厂办学，一所是长春电影学院，一所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

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设置五个系：导演系、表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和文学系。他们决定在东北三省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设立四个考场，面向高中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总共招生150人。尽管当时我只是高一学生，校长却亲自鼓励我去参加考试，他认为我有艺术天分，肯定会考上。

当时我尚未完成高二和高三的课程、心里没底，但校长和老师都支持我参加考试，特地给了我一个星期突击恶补高二高三的语文、物理、化学等相关课程。我自信语文没有问题，就集中精力走马观花地浏览物理和化学课本，尽量了解与电影摄影有关的一切内容，还广泛浏览一些艺术类的书籍。我决定参加考试。

大连考场碰巧设在我初中时曾上绘画课的大连市群众艺术馆。报考人数据说有八百多人，但录取名额总共才十几个。摄影系仅有一个招生名额，竟有一百六十多名考生竞争。事后听说高一学生就敢报考的只有我一人。

五个系的考试有分有合，共同课合在一起统考。所有考生挤坐在一个特别大的大厅里笔试，黑板上写的考题中有这么一道：「史氏的著作你读过吗？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考生举手提问：「史氏是谁？」监考老师问：「谁知道？」所有人没有知道答案的。当我举起手时，大家都十分惊讶。我回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苏联电影理论家」。「你读过他的哪些著作？」我记得曾经在图书馆里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本书，只记得书名：「《演员的自我修养》，它的主内容是……」老师马上制止我说：「够了，不必往下说了」。其实就是让我再往下说，也说不出更多的了，但这足以赢得全场考生佩服的眼光。

图-6 左图：李振盛在长春电影学院门口留影（自拍，1960年12月25日，吉林长春）；右图：周恩来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要求参加欢迎的群众不准带相机等物品，李振盛私自带一小相机偷拍了这张照片（1962年8月22日，长春）

报考电影摄影系，还要看考生是否能画得好。招生老师让我们画石膏素描——几个几何体、一只脚和一张脸。我曾在这个群众艺术馆里学习绘画三年，绘画的功力终于派上了用场。我成为大连考区中令监考老师印象深刻的考生，结果摄影系和文学系都要录取我，但我决定读摄影系，梦想未来从电影摄影师转为一名导演。于是我成了班里24名来自东北三省学生中唯一的高一考生。可能老师掌握了我在中学一直担任班长，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入学时就指定我担任摄影系班长，后来每学期选举班干部时，我都被选为班长。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最终却是一场灾难。1960年至1962年三年期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据说共有三千多万人死亡。全国粮食十分短缺，我与其他人一样，有时饿得直不起腰来，也有明显的营养不良症状。每次进长影大食堂按粮票份额吃完饭，走出食堂后总感到没进过食堂一样。有时也有刚出锅增量法的发糕，被水注过变得很大，吃了照饿不误。

但我的初恋女友孙培奎救了我。她是表演系学生，家在金县，也是从大连考入长春电影学院的，算是老乡。当我们俩在长影大院相遇时，她常常把节省下来的粮票偷偷塞给我。那是在艰难岁月里第一次萌发的真正爱情。1962年夏天，我带她到大连去见父亲。有一天，我们去星海公园的海滨游玩，我发现她不会游泳。我想教她，但她不让我触碰她。我只好租一个汽车内胎，让她爬上去漂浮在水面上。

图-7 李振盛的初恋女友孙培奎在电影宣传栏前（1966年8月26日，哈尔滨）

大跃进期间，中国一切都在膨胀和浮夸，国民经济陷入瘫痪。由于全国出现大饥荒，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各条战线必须调整与压缩，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因此，各省办的电影制片厂纷纷关闭。1962年，文化部决定让新创办的长春和上海两所电影院校下马。原定的本科学制为四年，学三年专业课程，最后一年毕业实习，由学生拍摄一部电影故事片。但这一切都变了，上级下达指示，不再设置电影专业，摄影系学生转为学新闻摄影。我作为摄影系班长，一开始就布置在教室后方张贴一条大标语：「把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现在，上级吿诉我们再也无法学习电影专业。我们的电影梦就这样碎了。

图-8 李振盛（左三）与摄影系同学拥抱着校牌，以此表达他们热爱电影事业的豪情壮志（自拍，1962年6月20日，长春）

1962年8月，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到长影视察工作。我们对电影学院突然下马心有不甘，我作为班长召集同学开会，推选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作为学生代表，想向陈局长表达我们仍想从事电影摄影的心愿。但代院长叶华一再劝阻我们。另外两名学生代表比我年龄大五至八岁，都是从工作岗位上考入大学的。其中的张雅心同学是全院唯一的党员学生，担任学院团总支书记；另一同学李治元是摄影系团支部书记。他们二位都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深知这种上访行为会招惹政治麻烦。最后，在我们约定好的8月17日中午在教室集合，一起去长影小白楼招待所上访陈局长时，过了约定时间，他们并没有出现，事后知道他们是借故不岀现。张雅心说突然肚子痛去看医生了；李治元是系里唯一家在长春的学生，则说家里有事回去了。

而我并没有直接参加过反右派运动，并不知晓向上级反映情况也会招来政治风险，那天等不到他们，便单枪匹马去上访陈局长。陈荒煤局长实际上相当开明。他接见并听取了我反映的意见，劝说我们要顾全大局，并表示回到北京后，会吿诉新华社和有的电影厂，我们这些学生电影摄影的专业训练很扎实，能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后来，新华社和农业电影制片厂果真派人来了，两家挑选了十八名毕业生中的九人。

1963年暑假前，一向对我很好的人事科吴莉科长说要吿诉我一个并不算「秘密」的消息：「李振盛啊，你去年上访陈荒煤局长的事起作用了，陈局长回北京向几家用人单位推荐了摄影系毕业生，已有新华社和农影厂来挑选了九人，新华社选中包括你在内的五个人，人家要送你们到北京二外学一年英语，培养驻外记者。你就放心回大连休假吧，开学回来公布名单，你就是新华社记者了。」这真个好消息，我兴奋不已。当时还转吿了被农影选中赵立魁：「咱们要一起在北京工作了」。

但是，我却与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好机会失之交臂。当时的代理院长叶华决定不让我去新华社，因为我没有听她的劝阻而坚持去见陈局长，她把这定性为是搞「非组织活动」，不听她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她认为把我分到北京去当新华社记者，会让党组织不放心，便把我与家住哈尔滨并已分配到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的同学韩居策对调了。后来韩居策成为了新华社驻美国华盛顿特区记者。

可叹的是，先前回避去见陈局长的张雅心和李治元也都被选中当新华社记者，虽然我理解他们面对政治风险只是自保，但同为学生代表的我却从此走上不同的道路。当时的我一肚子怨气，但却并不认命，坚信通过个人奋斗，终将会重返北京。

我从长春乘火车北上哈尔滨，面对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省教育厅开介绍信让我前去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报到，情报处处长夸夸其谈地介绍资料翻拍员这份工作的许多好处，比如业余可以学外文，经常会出差到外省，甚至可以去云南。但他的一句话却把我吓住了：「一旦在这里工作，永远不可以调出去」。我问为什么，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让你脑子里装着情报离开呀！」我心里想，所谓的「科技情报」就是外文图书和外国杂志，这算什么情报！我想象这专门翻拍「死东西」的工作该是多么无聊，便下楼到人事处去说，这与我所学的专业不符。人事处长同意我的看法，将我的档案退回省教育厅重新分配。

图-9 李振盛在黑龙江日报社四人居住的单身宿舍中自己的床铺上（自拍，1964年7月29日，哈尔滨）

省教育厅一位好心的李处长说：「我们从没见过返回第二次分配的。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说的『学以致用』的问题，经研究同意对你再次分配，但是接收单位要你自己去找，找到后我们可以再开分配函。」他提示我离省政府大楼不远的省农业展览馆好像需要摄影人员。

于是，1963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我在陌生的北国城市哈尔滨，独自一人走上街头自谋职业，如同今天的大学生登门求职一样，这在当年的中国绝对是罕见的。

图-10 李振盛春节回山东老家探亲时和父母、妹妹合照（自拍，1965年1月28日，俚岛乡小构村）

我先按照李处长的指点去找省农业展览馆，向王姓女馆长说明来意，她问我档案中有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说只有一起「陈局长事件」。她听我详述了此事后说，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是很正常的事，算不上政治问题。她当场同意接收我，并说会分配给我一台德国造的禄来福来相机，很快会派我到红色草原去拍养奶牛的照片。这让我有点兴奋起来，有奶牛就有养牛人，至少能拍到「活物」了。

我出了门又向人打听哈尔滨日报社的地址，乘公共汽车到那里，照样自我介绍一番，他们一看我是学摄影的大学毕业生也同意要我。这一来更让我兴奋了，进报社就是记者了，总比拍奶牛更好一些。这时我又想：应当把目标定得更高，再到省报社去试试。

《黑龙江日报》是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通常简称为「省报」，是该省最大的报纸，可以在全省范围内采访。省报大楼坐落在著名的霁虹桥旁边的高坡上，是哈尔滨市的地标建筑之一。我一出市报社大门便直奔省报社去了。

到达黑龙江日报社后，人事科赵科长接待我，她说，我们从来没有不看档案就要人的先例。她问我档案里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吿诉她上访陈荒煤的事，她说这不算什么政治问题，越级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力。然后她出去四五分钟，回来时带了一位有一对长寿眉的老人，这位长者让我在他面前来回走一走，又在原地转一圈，便和赵科长一起离开人事科办公室。过了不到两分钟，赵科长回来说同意接收我了。

至此，已有三家单位同意接收我，而且哪一家都比那个一辈子只能翻拍死资料的情报所强。但一想到自己本该是新华社驻外记者就心有不甘，我想作最后一搏，又去打听找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心想能当个新华社分社的记者也行啊，反正不管总社还是分社记者，发稿署名一律是「新华社记者」。一位程姓社长对我是科班出身的条件很感兴趣，说黑龙江分社也很需要年轻摄影记者，但是分社的人事调配权在总社，分社报上去不管批准或不批准，都需要两个月左右。但是省教育厅只给大学毕业生一周的免费旅馆，逾期要自己付费，那时的大学生不可能有钱付旅馆费呀。无奈我只好让新华社记者梦彻底破碎了。在最后期限内，我选择了省报，完全靠毛遂自荐当上了黑龙江日报社的摄影记者。

跟赵科长熟悉了以后，我问她那天面试我的老人是谁，为何让我走一走转一转给他看？她说那是咱们报社的总编辑赵扬。当时报社已有四位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年纪最大的长得又高又瘦，被人称为「电线杆」；另一位个头不高却很胖，肚子像皮球；其余两位个子比较矮，人们戏称他们像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盖克和丘克》中的一对矮兄弟。据说有一年春节，美术编辑以这四位摄影记者为原型画了一幅贺年漫画，一高一胖和两个小矮人，每人胸前挂一个照相机，登在报上向读者恭贺新春，一时成为趣话。

赵总编辑一直认为《黑龙江日报》时常要派摄影记者采访外宾来访活动和拍摄省委领导活动的图片，他指示人事科要为报社寻找一名身高和形象都「拿得出手」的摄影记者。据赵科长事后说，老总编认为我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会是一名象样的摄影记者，而且从外形上来说，显然符合他心目中的标准。

1963年8月15日，我开始在《黑龙江日报》工作。

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下了两个誓言：一是「决不老死黑龙江！」，二是「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我坚信通过个人奋斗，加上天助神佑，终将会实现我的誓言，重返北京，并力争游走世界。

图-11 在阿城县阿什河镇「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上，李振盛挎着苏联制造的卓尔基相机和闪光灯，将双镜头方箱相机摆放在自行车后座上自拍（自拍，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

1963年10月1日，摄影组全员出动一起参加采访国庆节大游行，老组长说要对我进行「传、帮、带」，让我见识体会采访大型活动的经验。分配任务时，他们几位资深记者都在庆祝集会的场内负责拍摄重要场景，让我在场外拍摄一些花絮镜头。我心想这是在试探我的摄影水平呢，决不能甘居人后，一定要证明自己！

我爬上与主会场一街之隔的居民楼，游行先导队伍通过检阅台刚刚走出会场，我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充满国庆要素的照片，前景是欢庆国庆的巨大花车和寿桃，中景是欢乐的人群，远景是哈尔滨地标索非亚大教堂。

图-12 李振盛拍摄的国庆十四周年哈尔滨群众大游行照片（1963年10月1日，哈尔滨）

回到报社各位都冲洗放大岀交稿照片，组长率领我们一起去交稿，由赵扬总编审稿出一版画刊，照片虽然没写上拍摄者的名字，但我们都知道哪张是谁拍的。只见赵总编首先挑出我拍的那张大场面照片，老组长和资深记者不断把他们的照片往总编眼前推送，我看到被选的照片里有我拍的好几张，站在旁边干著急，赶紧上前抽出两张我的照片，总编不高兴地瞅了我一眼。他哪里会知道我这个「小字辈」的心理活动：头一次集体采访，选中我的照片多了并非好事，日后老记者对我「传、帮、带」的采访机会可能就少了。

1963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1964年10月中旬，报社奉省委之命，派出二十多人组成社教工作队，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困苦。当时成千上万人被送到农村，我属于第一批社教队员。

我们到达哈尔滨东南面25公里的阿城县阿什河公社，从城市去农村的经历的确很开眼界。当时的阿城县很落后，那里的农民生活完全不同。每天早晨，我们与民兵一起用带有刺刀的老旧三八大盖步枪进行军事训练，然后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听他们回忆在旧社会所遭受的难苦，这叫「访贫问苦」。

农民开始并不信任我们宣讲的四清运动宗旨，尽管我们帮他们耕地和收割庄稼，并支付与他们一块吃饭的饭钱和粮票，还在同一屋檐下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还是不大起作用。他们知道，我们最终会离开，一切将会照旧。

我与其他四个从省城来的中年人，被分到东环大队第四小队的一户贫农家里。我们睡在土坯炕上，在外屋的灶洞里生火会烧暖火炕。

东北农舍的房间里通常有两铺炕，朝南的比较暖和，留给房主家人使用。城里来的社教队员挤住在北炕上。几个月也吃不到一点肉，如果菜里能有一两滴食用油星，那顿饭便算是很有味道了。

社教队有纪律规定，但我们实在无法忍受这极艰苦的生活条件，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借进县城办事的机会，到食品店里买些饼干吃，甚至还偷偷下馆子吃一顿饭解解馋。我们不会要价格高的菜，只是点两三盘小菜，加上几瓶啤酒，就算是开荤了。更为麻烦的是我还把相机支在窗台上，自拍了两张我们喝酒划拳的照片。后来，社教队领导偷看了我的日记，发现了下馆子这件事，并看到了酒桌照片，这是「铁证」啊。为此，我们做了深刻检讨。

图-13 四清运动时，李振盛（左一）和一起搞社教的朋友进县城时下馆子解饶，因违背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而被批评（自拍，1965年4月25日，阿城县）

在东环大队第四队的四十多名队员面前，我批评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之后，仔细听取队员有点夸张的批评发言，分析我的错误根源，批判我没能坚守「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考验。为了表示我接受批评，愿意改造?我甚至还在会场记笔记。在会议结束时?我保证订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永远要听党的话」。

由于我的错误不属于严重的敌我矛盾，那时，还没有人喊口号，挥舞拳头。但是，工作队党支部向黑龙江日报社领导汇报，说我违反了「三同」规定。后来社教总团为筹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果展览馆，把我抽调上去拍摄了两个月照片，社教队党支部说我整天挎着照相机到处转悠。因为这两件事，当社教一年时间结束的时候，报社工作队的人除我之外都返回报社去了。报社领导认为我没有很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决定派我到哈尔滨东北面约100公里的巴彦县安宁公社参加第二期社教运动。一直到1966年3月，我才回到报社重操旧业。

1964-1966

从1963年起，中国农村刚刚走出大饥荒，一场政治大风暴又降临了，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对此中共中央宣称：相当一部分政权已被蜕化变质的阶级敌人窃取，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虽然地主和富农自中共取得政权后就被视为带有原罪，而被批斗、剥夺，甚至肉体消灭，然而中共借「四清」向农民发出警吿：老一代地、富虽然被打倒，新一代地、富仍然会产生。那样一来，中国就可能重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会吃二遍苦。

实际上，这场运动更像是文革的预演，为即将到来的无政府主义和阶级斗争揭开序幕。文革中，毛主席将进一步深化革命，清算各路敌人，逐渐建立他唯一的崇高地位。

五年前，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他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中国的粮食和钢铁产量，并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结果却出现了人类现代史上少有的巨大悲剧：饿死三千多万灾民的大饥荒。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对他政策的批评，深深刺痛了毛泽东，他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工作交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刘少奇采取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到了1965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但随之而来的，是毛泽东威望的下降和公社力量的分散，全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他个人和意识形态的背叛与挑战。

现在，这名年已七十岁的前游击战英雄要发动群众力量，进行最后的搏击。曾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他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现在，他下决心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四清运动规模空前，几十万在校大学生暂停学业，由老师带领，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与此同时，城里的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来到农村公社开展阶级斗争教育。这些城里来的工作组和当地的公社领导人组织了对敌斗争会，公开批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大饥荒使上千万中国人丧生，积累的民怨成为四清运动的内在动力。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前的几年间，这些批斗活动逐步增多、升级，渐渐演变成一场揭发阶级敌人的大规模运动。

图-14 民合大队第二队的社教队员在为社员群众宣讲中共中央的「双十条」。四清运动随着「双十条」的宣讲而大规模铺开。（1964年11月20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15 料甸公社召开对敌斗争大会，批斗被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简称为「四类分子」）的「阶级敌人」（1965年2月27日，阿城县料甸公社）

图-16 阿什河公社南城大队一位贫农女青年在对敌斗争大会上揭发「漏划富农分子」张殿阁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一样无理逼迫她父亲按时还钱。（1965年3月25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17 群众正在批斗「漏划富农分子」张殿阁，他被迫不准戴棉帽在寒风中低头听批判。（1965年3月25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18 东环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文良在做自我检查。（1965年3月27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人民公社，代表着现代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试验之一。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要把全国六亿的农村人口，组织到两万多个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中去，以取代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宗族传统。建社初期，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公社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这一度是当时对公社大食堂的理解。

图-19 第二天大队开会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群众把生产队的办公桌抽屉糊一层纸充当投票箱（上），投票选举新队委会，由监票员唱票统计票数（下）。（1965年3月28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社的权力被下放到生产大队。生产大队负责分配成员的劳动任务和民兵的职责，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干部都是从党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图-20 民兵在训练对敌斗争的本领（1965年4月16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21 女青年集体学习毛主席着作，阅读由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报纸《中国青年报》（1965年4月18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22 阿什河公社平安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社员在春播。（1965年4月20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23 阿什河公社平安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社员在春播。（1965年4月20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24 阿城镇群众欢送在四清运动中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1965年4月28日，阿城县）。

图-25 在东环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成立大会上，新当选的协会领导成员在讲话（1965年4月29日，阿城县）。

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批斗会」是最常见的群众参与形式。批斗会上，被定为「四类分子」的人，会被朋友和邻居甚至家人公开批斗。「四类分子」们通常头埋得很低，大气不敢出，被迫表现出悔恨认罪的样子。这种公开的批斗会以「羞辱」为最重要的武器，为后来的文革花样翻新的残酷批斗提供了模式和样本。

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批斗会，由社教工作队和公社领导负责组织，在劳动间歇或收工后召开，一般长达数小时，所有公社社员都必须参加。在思想动员和循循诱导下，农民开始互相揭短，借着意识形态的名义，生搬硬造出各种理由控诉被批物件。被批斗的人则会被逼迫去干重活脏活，在中国高寒地区的东北黑龙江省，这样的活包括挖冻土、刨大粪等。被认定为地主或者富农的人，财产还要被没收。在文革爆发之前的两年里，在各地被没收的「豪宅」通常就是土坯草房经常被改造建成「地主庄园」展览馆，陈列被没收的「资产阶级腐朽物证」，组织广大农民参观。

图-26 阿什河公社参加万人对敌斗争大会的群众高呼口号要「四类分子」低头认罪。（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27 「漏划富农分子」邓国兴在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上向广大贫下中农低头认罪，群众热烈鼓掌拥护政府对「阶级敌人」的判决。（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28 「漏划富农分子」邓国兴在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上向广大贫下中农低头认罪，群众热烈鼓掌拥护政府对「阶级敌人」的判决。（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29 「漏划富农分子」袁凤祥在大会上低头认罪（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30 民和一队贫农社员陈秀华在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上控诉袁凤祥（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31 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上，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被定为「四类分子」，被押解到大会上接受群众的批斗（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32 袁凤祥和邓国兴二人在等待宣判（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33 大会主席团成员当场研究给袁凤祥和邓国兴的判决（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34 两人被宣判劳动管制两年，由武装民兵持枪押出会场（1965年5月1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35 在料甸公社召开的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上，武装基干民兵挎着没有子弹的老式三八大盖枪在会场一角看押「四类分子」（1965年5月13日，阿城县料甸公社）

图-36 袁凤祥的家里陈列着从别处搜罗来的一些奇装异服和高档生活物品，充作他贪污的「赃物」（1965年5月13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37 阿城县社教团在袁凤祥家四间土坯草屋办起了「地主庄园」阶级教育展览馆，组织全县广大农民前来参观（1965年5月13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

图-38 烈火大队第二队的社员在修建能够积肥的猪圈（1965年5月14日，阿城县料甸公社）

图-39 第七队的社员在风雨来临之际仍在大田里铲地（1965年5月16日，阿城县料甸公社）

图-40 阿城镇职工群众在阿城中学操场上召开万人对敌斗争大会（1965年5月21日，阿城县阿城镇）

图-41 「投机倒把分子」韩景山在大会上被宣布逮捕，当场被两名警察扣上手铐押解出会场。

到了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主要大国，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它在联合国的席位被蒋介石的台湾牢牢占据，还与两个超级大国都关系紧张：美国是它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也是蒋介石的支持者；苏联曾经是中国最有力的盟友，在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959年否决了毛泽东的前盟友斯大林后，却变成它最大的威胁。面对苏联在其北方边界不断升级的军事活动，以及美军在越战的胶着状态，毛泽东的应对是组建一支庞大的数以千万计的民兵队伍。

黑龙江与苏联接壤，省内的重要城市多是在俄罗斯中东铁路沿线发展起来的。19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时，「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响遍全国，黑龙江也是两国友谊的见证。196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黑龙江省的乌苏里江也成为两国不时发生边界冲突的地方。人民公社民兵在深山老林里接受训练，处于中国当时「反修防修」的最前线。

图-42 1965年5月30日，阿城县师范附小加强国防观念教育，开展「红色小民兵」活动，民兵们手持木头枪在操练（左）。1965年6月27日，阿城继电器厂基干女民兵在训练场上比武（中），基干民兵在阿什河中训练武装泅渡（右）

图-43 阿城县文教系统在四清运动中发展的一批新党员在党旗和毛泽东石膏像前举行入党宣誓仪式（1965年7月1日，阿城县阿城镇）

196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家宣传机器全面发动，最终在文革时达到顶峰。大部分新出现的文化产物都只有一个目的：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1963年，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雷锋，在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的日记被「发现」之后，被塑造成一名道德模范标兵，毛泽东亲笔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到了1965年，各行各业都开始树典型、立模范，部队里有英雄模范，农村里有农业模范，工厂里也有劳动模范，模范遍地开花。

在毛泽东和林彪的提倡下，《雷锋日记》成为全军上下每人必读的书籍。林彪还推动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江青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也曾在上海从事戏剧和电影表演，算是一个三流演员。在1965年，她策划抨击京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报纸、电影、歌曲、舞蹈、诗歌、戏剧，种种文化形式普遍遭到怀疑、攻击的同时，也成为发动革命的工具。

图-44 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哈尔滨歌剧院着名演员王双印被选为「榜样」，在阿城县搞社教时在田间地头为青年农民教唱革命歌曲（1965年6月30日，阿城县）

图-45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双臂的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宋然浩，以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做到和常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他被树立为榜样，在全县社教队员集训大会上表演他的劳动技能（1965年7月2日，阿城县）

图-46 宋然浩也努力研读《毛泽东选集》（1965年7月2日，阿城县）

图-47 在四清运动高潮中，阿城县召开「首届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新当选的贫协领导成员走上主席台与代表见面（1965年7月12日，阿城县阿城镇）

图-48 在四清运动高潮中，阿城县召开「首届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新当选的贫协领导成员走上主席台与代表见面（1965年7月12日，阿城县阿城镇）

图-49 黑龙江省歌舞团演出革命文艺节目《女民兵》（1966年4月25日，黑龙江哈尔滨市）

第二部分 1966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5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被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档，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指责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破坏文化革命」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天晚上，我跟随黑龙江日报社发放号外的卡车，沿途经过哈尔滨市中心、省委大楼、火车站和各大院校。所到之处，人们都很激动，他们的热情是真实的。他们相信毛主席，相信他正在努力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相信我们正朝着繁荣富强的国家迈进。当毛主席指出「破旧立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觉，认为「四旧」是应当破除的，相信这是一场正确的运动。

文革初期，我也十分兴奋。如同中国亿万人民一样，我也相信毛泽东，他是「具有反帝反修伟大战略思想」的领袖。后来毛主席又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觉得很幸运，才二十几岁，这辈子能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革命。毛主席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年夏天，人民相信他所说的话。许多大学生暑假也没有返家，而是留在学校里闹革命。

那是一个「红卫兵」之夏。

红卫兵运动是从基层自发起来的群众造反运动，总的来说，是要推翻除了毛主席以外的所有权威。先是在北京的清华附中，然后在高中和各大院校。之后，迅速成立了成千上万「造反派」的红卫兵组织。他们与少先队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不同，不受省里的控制，毛泽东和党中央正是通过支持与发动红卫兵来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

文革动乱初期，毛泽东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市静观。但当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各大学，试图将这场运动控制住之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支持红卫兵起来反对刘少奇。1966年8月5日，他发表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十三天之后，毛泽东佩戴着红卫兵袖标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给予这场革命富有象征意义的肯定和支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造反运动突然燃烧成燎原大火。如同在全国各地一样，在北方名城哈尔滨，每天都有重大的造反点火集会和声势浩大的游行。大型体育场和体育馆坐满了造反群众，有很多集会达到几十万人。一个星期之内，市里的造反派疯狂了。8月23日红卫兵拆毁钟平了位于市中心历史悠久的俄国东正教木制的圣.尼古拉教堂，次日，他们洗劫了佛教名寺极乐寺。

图-50 这张红卫兵攻占并拆毁圣.尼古拉教堂的照片，是由两张底片拼接而成的（原片请见本书第90-91页）。

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以「破四旧」为名毁坏那么多珍贵的文物。为什么他们要将所有的佛像砸碎，烧毁经书。他们甚至逼迫和尚们扯起自辱门楣的横幅，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捣毁极乐寺、批斗和尚是那年夏天最令人难忘的事件之一。当时，在场有好几位各媒体的专业摄影记者，包括《东北林业报》的资深摄影记者张靖先生，我是这群记者中年龄最小的新手。我正要拍和尚扯着横幅的照片，张先生对我说：「小李呀，应该拍他们低头认罪的照片。」他上来命令和尚放下横幅，甚至挥手想将横幅从他们手中打掉，把那个「屁」字打碎了。我赶紧说：「老张啊，等我拍一张你再让他们放下标语拍吧。」我让和尚们扯起横幅抢拍了两张。作为学过电影的我来说，深知没什么能比脸更具表达能力了。因此，我让和尚都抬起头，目视前方。拍完之后，张先生让和尚们把横幅放下以低头认罪的姿势拍照。我心里想，和尚低头是一排圆圈连续的构图，远没有抬头扯起标语的那张更具视觉冲击力，而横幅上八个字对宗教文化的践踏更令人震撼。

时隔两天，哈尔滨有十万人聚集在道外区人民体育场（刚被造反派改名为「红卫兵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这次活动组织得很有规模。现场拉上标语横幅，高举红旗，人山人海之中口号声此起彼伏，不断高呼「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大家高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押到台上，挂着大牌子，一字排开，并低着头。然后，主席台上不断有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言，高音喇叭播放着他们刺耳的声音，每个人都详细揭发被批斗者的各种罪行。

在这些发言期间，有一名省委机关的红卫兵悄悄地吿诉我，他所属的造反派做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策划，他们将批斗一名当时不在台上的人一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这场批斗表现得像是临时决定的一样：当一个造反者在发言中揭发「黑省委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时，突然点到任仲夷的名字，事先安排好的一伙人立即高呼口号：「把黑帮分子任仲夷揪出来！」造反派头头突然迫不及待地抢过麦克风高喊：「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大会主席团决定把黑帮分子任仲夷揪出来批斗。」

当天，任仲夷临时被从「牛棚」中拉出来，说是让他与革命群众一起去参加批斗会接受教育，不在台上挨批斗，而在台下与群众坐在一起听批判，这算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岂知这是一场预先策划的阴谋。

听到台上的吼叫声，预先安排坐在任仲夷身边的两个大汉腾地站起来，将任仲夷揪到台上，观众开始高呼：「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打倒任仲夷！」。台上早已准备好一盆墨汁、一张折迭椅、一个大牌子和一顶高帽，上面均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根据批斗会的基本程序，被批斗者先是挂上牌子，戴上高帽，然后用墨汁抹黑脸，被称为抹「鬼脸」，并站在椅子上示众。

他们专门为任仲夷准备一把木制折迭椅，这种椅子很难站稳，如果没有站在中间，稍往前站就会一头栽倒，稍往后站则会使椅子折迭起来，连人带椅一起摔倒在地。因此，他小心翼翼保持平衡，站住了并没有摔下来。红卫兵们先给他挂上牌子，又拿来一米长的高帽要给他戴上，但帽口太小，红卫兵只能使劲往他头上扣，结果硬是给撑破了。另一名红卫兵想出一个点子，在高帽子后边拴一根绳子，逼着任仲夷把双手背到后面，抓住绳子的另一头，才使高帽没有掉下来。

这时，红卫兵端过来一脸盆臭哄哄的墨汁，擎到弯腰低头的任仲夷面前，逼着他自己动手抹「鬼脸」。任仲夷一只手在背后拉着高帽，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自己脸的左右两侧各涂抹了两条黑道道，或许是觉得任仲夷自己涂抹的程度还不够，还远远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对着任仲夷的脸使劲一抖，墨汁顺着他的眼睛、鼻尖、嘴巴往下流淌，一直滴到水泥地上。又一个红卫兵拿起一支饱蘸墨汁的毛笔，在任仲夷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过瘾，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臭墨汁，扯起任仲夷的衣领，从后脖颈子灌进去。只见墨汁先是染黑了白衬衫，再穿过腰间顺着双腿流淌到脚下，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的墨痕，最后从裤脚淌到水泥地上。

图-51 李振盛将三张照片拼接成一张全景图，记录了红卫兵在极乐寺门前批斗和尚的场景（原片请见本书第92-93页）

我当时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拍摄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血，是泪，还是墨。

群众集会的形式大致相同。被批斗者通常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资本家」或「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罪名，所有这些主要罪行均与所拥有的权力或知识或财富有关。被批斗者经常每天受不同造反组织的多次轮番批斗，每个造反派都想证明自己比其他造反派更革命更造反，因此，被批斗者最后被折磨得筋疲力尽，而且还要被关进所谓「牛棚」，连夜写交代罪行的材料，以致有时被批斗时都会打起盹来。

除了靠近批斗台的那些人之外，大部分观众实际上看不清台上正发生的一切。发言结束后，有人带领他们高呼口号。接着，这些「罪犯」被押到卡车上，在市内主要地区游街示众，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人群。后来有人发明一种新奇的批斗方式：被批斗者沿着规定的路线自我游街示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一边走一边敲锣，还要喊出自己的「狗名」、「罪名」和「头衔」。有些人必须整天这么做，甚至需要自带午饭。在某些特定地点请交通岗的警察在一个表格上签字，以便证明他们走过了规定路线。

红卫兵的这种恶毒发明是无止境的。1965年我在阿城县农村搞社教运动时，曾拍摄到一位非常有名的京剧女演员云燕铭在劳动的照片，她当时也是社教队员。在文革期间，她被指责乱搞男女关系。这类妇女通常被称作「破鞋」。在1966年夏天造反高潮期间，我好几次在报社三层楼办公室的窗口看到红卫兵押着她游街示众，她被迫在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子，脖子上挂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大破鞋」，让她自辱脸面。

我第一次看到红卫兵真正打人也是在1966年8月，当时，他们在批斗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房产主，其中包括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他们强迫这些被批斗者低头，高喊：「看一看这些吸血鬼！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他们开始打人。有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抽打李范五。但对于李范五来说，他的遭遇比挨打更惨，他将被自家人摧毁尊严。

李范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定为六级的正部级高干，奉命组建国家林业部，1958年被调到黑龙江省任职，由欧阳钦任省委第一书记，李范五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文革开始后，周恩来为保护欧阳钦免遭迫害，安排他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李范五就成了红卫兵的主要批斗目标。他的下属也阴谋攻击他，这些年轻干部属于省委和省政府的造反派。他们发现，省长在出差时常常与十几岁的女儿同乘列车软卧或同住一间房，便找省长的大女儿谈话，邪恶地指控他们乱伦。这些造反派自己是否相信这种指控呢？可能不信。因为他们不敢让这位女儿公开出场，而是写了一份声明让她抄写。她有两个选择：如果签字，便能获得当时青年人都极其渴望的参军机会，有一个好前程；如果拒绝签字，便会被打成「黑五类子女」，注销城市户口，被送到最艰苦的农村劳动改造，一辈子不准回城。

她权衡利弊，还是违心地在声明上签了字。

1966年9月4日，省委机关造反派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问题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三十多万人，光安排好会场秩序就花了相当长时间。李范五以及其他省委领导被押到台上，站到椅子上90度弯腰低头。造反派宣读了李范五女儿的揭发材料，然后将他的外甥女带到台上揭发「罪行」。她才二十多岁，从小在姨父姨母家长大，所以知道他的许多家事。她也念一篇由红卫兵代为起草的发言稿，检举揭发姨父的两条「严重罪行」：政治野心家和转移贵重财物。

图-52 李振盛有感于自己学电影却没能从事电影事业，便构思一个集电影四种职务（编剧、导演、演员、摄影）于一身的方案，自拍一张故作英雄状的照片，过一把「电影瘾」（自拍，1966年6月15日，哈尔滨）

所谓「贵重财物」也在会场上展示了：三块进口的旧手表和两枚胸针，还有省长岀国访问时，由苏联等「修正主义」国家赠送的两个合成革手提包。省长担心这些物品抄家被发现会惹麻烦，将它们交给外甥女保存，她却交给红卫兵当成「罪证」。我仔细看了这些手表，一块有破旧的表带，另一块有一条普通的金属表带，第三块手表连表带都没有。至于政治野心，不幸的是，李范五的发型酷似毛泽东。他曾在大连海滨照过一张相片，梳着大背头的发型，穿着一件风衣，面朝大海远眺，看上去非常像毛主席在北戴河避暑胜地海滨照的一张相片。这张照片现在变成指控他是「大野心家」的证据。「战友们，你们看他所留的发型，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型一样！多么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呼喊：「给他剃了！给他剃了！给他剃『鬼头』！」

图-53 1966年8月22日，李振盛拍摄的一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 （左上图），当天红卫兵却包围报社声称发布这组照片是「反革命事件」。原来红卫兵拿报纸对着阳光透视着看，发现音乐会照片中一杆红旗的箭头正巧从下至上穿过了背面报纸上的毛主席像（右上图及下图）。李振盛差点因此事被打成反革命。此后，黑龙江日报社立即增设灯光台，透视检查报纸大样。

我正在体育场中心地带抓拍群众呼口号的照片，突然听到高音喇叭传出的声音，立即向着主席台奔跑过去，抢先一步跑到李范五跟前，迅速抢拍了两张照片，画面背景是毛主席的画像，将这两个人的发型作对照。我正在拍照的时候，一伙红卫兵催促我，不要影响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急不可耐，我稍一退后，几个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简称）的红卫兵就冲上前去，不由分说地把省长从椅子上拽下来，逼迫他双手扶着椅背，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抢占了最有利的位置，一左一右站在省长的两侧，另有一个站在省长身后，这几人都是哈军工「六五兵团」的大一学生。男的手拿一把理发推子，女的两手握着梳子和剪刀。

不等任何人发出号令，就立即行动起来了。女红卫兵举起右手的梳子，先把李省长在前额的长发梳到头顶，左手握着剪刀开始剪起来，男红卫兵用推子在省长的头上推了两下，突然转过身来使劲挥推子上的螺丝，故意把推子搏到不好使用的状态。回身再推时，李省长的头发就被夹住不动了，他握着推子用力地往下一拽，头发便被硬生生地扯了下来。我靠近拍摄特写镜头，能看到被扯下头发的根部渗出细小的血滴，两个男红卫兵见此情景在谈笑着。不消几分钟，李省长原本的发型不见了，变成了丑陋的「鬼头」。另一名戴眼镜的女红卫兵，急忙抢到前面来，但已没有头发可剪了。情急之下，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的义愤」，她便从地上抓起剪下的头发，拉起省长脖子后的衣领往里面塞，最后把剩余的头发都散乱地压在他的肩膀上。

给省长剃完「鬼头」，红卫兵又逼迫他弯腰低头站到椅子上，我又拍了一张他的照片，毛泽东画像在背景中微笑。李范五省长犯忌的发型消失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被摘掉「大野心家」和「黑帮分子」的帽子。他被诬指「乱伦」，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结束后，他没有官复原职，反而从黑龙江省长降到河北省林业局副局长。他也一直没有原谅诬吿他「乱伦」的大女儿，当她跪在面前哀求他，或在二十年后他临死前，都没有原谅。甚至在他的遗嘱中，也不让她出席追悼会。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几年间，他大约被批斗过两千多次。

我所在的《黑龙江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红卫兵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诬指是「帮助黑省委镇压群众的打手」。在攻击极乐寺的前一个星期，8月17日晚间，哈军工和哈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简称）的红卫兵聚集到报社门前，与报社职工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黑龙江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我也和报社的人一起参加大辩论，双方争论不休，我还在现场用闪光灯拍照。这两所大学是哈尔滨红卫兵造反的发源地和温床。哈军工是黑龙江省最大的大学，许多中央高级干部的子女——包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都在该校上学。

四天之后，哈工大体育场举行了一次批斗省委书记的大会，摄影组长张戈率领我们三名摄影记者一起去采访。当我们到场时，红卫兵立即认出我们曾参加过「8.17大辩论」，说我们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认为我们拍的照片将会提供给省委用来秋后算账整他们。因此，他们变得非常愤怒，将我们包围住，揪到台前让我们承认是被省委派来收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

我们的老组长张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是新闻摄影记者，早年在哈尔滨市第一中读书时曾与省长李范五是同学。他被揪到台上去交代是不是「黑探子」，我们三人则站在台前示众。我看到张戈在台上两手各举一台相机说：「我一辈子都在拍照片，如果你们让我用相机为人民服务，我会尽力而为」之类的话。当红卫兵意识到他们不会从他嘴里得出什么，便打开他的相机，将胶卷曝光，还险些没收他的相机。我们站在台下的三个人，趁会场骚乱时赶紧收起相机，混入群众中溜走了。

当时，《黑龙江日报》为每位摄影记者都配有一台135型的「探卡M3」和一台120型的「禄来福来」相机。这两台德国制造的相机非常昂贵，每台都值一两千元。为了避免被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砸毁或没收，在那次事件之后，报社为我们每人买了一台上海仿「禄来福来」制造的「上海牌」相机，价值184元，让我们在采访红卫兵造反集会或游行中可能会疯狂失控时使用，即使被砸坏或抢走，损失也会小些。在那次事件之后，每位摄影记者，尤其是资深摄影记者，都不愿意去采访乱哄哄的造反集会和游行活动了。但是，我在摄影组里是最年轻的「小字辈」，又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三门干部」（指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我需要不断接受考验。当时，以哈军工为首的大专院校分化成观点不同的三派造反组织：观点激进的「红色造反团」、观点保守的「八八造反团」、相对中立的「东方红造反团」。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整个社会都受哈军工的影响，也分化为三大派，每派都经常召开造反大会，也都会要求省报派记者采访报导。报社根据省委指示对三派要「一碗水端平」，不管哪一派开造反大会都要派记者去采访。我们经过哈工大那场被揪斗的「惊魂事件」，加上报纸已经取消记者署名，老记者再也不愿去采访造反集会了，凡是遇上这种事都会派到我头上，还美其名曰给我锻炼的机会。

1930年代曾在延安拍过很多毛主席照片的吴印咸老师为我们讲课时说过：「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因此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动乱的时代记录下来。我并不真正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我只知道照相机是记录历史最好的工具，要用手中的相机多记录一些历史的碎片。

报社每个月发给摄影记者15卷135胶卷和20卷120胶卷。到月底统计发稿量时，在报上每发表四幅照片，便能额外领到一卷135胶卷或两卷120胶卷。为了用有限的胶卷多拍些照片，需要动脑筋想办法，尽量提高拍照的「命中率」。我曾在家中做一件事：站在镜子前，模仿呼喊各种口号，观察口型。我注意到，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型几乎是闭着嘴的，拍出照片不像是在喊口号；而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结束时嘴巴是张开的，而且长达几秒钟，很适合于抓拍生动的照片。报纸不会采用每个人只举起拳头而嘴巴都闭着的照片，需要看到他们在高呼口号的形象。尤其是在晚上拍照，常常产生很多废片。有时遇到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或中央发布重要消息，报社马上会加印「号外」，连夜派卡车到街上向群众散发，当有许多人在争抢撒向空中的号外，我站在卡车上拍照却看不清夜色中人们的形象时，便会亲自带领群众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当人们喊到最后的「疆」字张开嘴时，举起相机用闪光灯可连续「盲拍」两三张，保证每张都是人物情绪饱满的呼口号照片。

作为摄影记者，我既是新闻活动的采访者，也是新闻活动的参与者。当我没有在拍照片时，如果群众在高呼口号，我也跟着高呼。如果每个人都举起拳头，我也举起拳头。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如果你不随大流，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不够革命。

图-54 李振盛戴着他从印刷厂工人造反团借来的「赤卫队」袖标（自拍，1966年7月6日，哈尔滨）

在文革初期，报社经常派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去采访红卫兵各种名目的造反点火大会，文字记者拿个小本本在一旁记录一下，不显山不露水，别人也不知他是干啥的，回报社就写稿发表了。摄影记者则特别显眼，当你端起相机在现场寻找角度拍照时，常有红卫兵上来质问你是干啥的？如果掏出记者证，他们会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拍照片给黑省委秋后算账用，轻者扯出胶卷曝光，重者砸毁或没收相机。但我注意到，那些佩戴红卫兵袖目标人能自由地拍照片，因此决定要得到一个红袖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报社成立了多个造反组织，其中编辑部里的部分编辑记者成立了「红色造反总队」，印刷厂的工人成立了「红色造反团」或「赤卫队」等。我一再要求加入编辑部的红色造反总队，但他们说我「太保守」，我又要求加入印刷厂的造反团，他们说只接收产业工人，不要「臭老九」。我知道红袖标胜过记者证，必须设法拥有「红卫兵」袖标，才能完成摄影采访任务。因此我有了个主意。

1966年8月28日，我串连组织报社编辑部里根红苗正的五名男青年和一名女青年与我一同组成一个造反组织，他们是政教部编辑王家彬、体育记者刘文山、美术编辑杨诗粮和马绍义、总编室编辑祖莹侠和校对员邓迎年。其中两人与我同宿舍。

我们开始只有七个人，不便称作「造反团」，只好称为「战斗队」。当然，我们需要在名称之前加上「红色」，因此，最终决定将组织定名为「红色青年战斗队」，其他成员推选我当队长。我撰写并张贴了「红色青年战斗队成立公吿」后，立马到街上去制作了带有毛泽东手书「红卫兵」字样的红袖标。之后，每当我左臂戴上它，便能畅通无阻地采访各种造反大会，拍摄我想要拍的照片，而不会有任何人来阻挠。

文革期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所有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人，都试图表现得比别人更革命，争当造反者，不愿意被视为不够激进的「保守派」或「保皇派」。因此，不管是学校、工厂、农村、还是机关单位，凡是分化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造反组织，都胡吹自己是响当档的造反派，想把对方打倒就硬说他们是保守派或保皇派，惟有如此方能保护自己。

报社编辑部的「红色造反总队」先是不愿意吸收我们参加，当我们自己成立了「红色青年战斗队」，并在「公吿」开篇说「革命不要谁来批准谁，革命的路靠自己走」后，他们看了又极不高兴，对我们很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红色造反者。于是这两个造反组织之间开始争论谁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67年年初。当时，为了解决该问题，双方各派三名代表，我们乘火车前往北京「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这个总部是首都新闻界造反派夺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记协）的大权之后成立的、我们两派将这个问题交给他们断定。

在听取了我们两派的辩论后，总部支持我们「红色青年战斗队」，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者；不用说，另一方「红色造反总队」自然就成为保守派。我立即跑到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给报社「红色青年战斗队」的战友挂电话报喜：「我们赢了！」总部立即发给我们几枚印有「红色新闻兵」的袖标，上面的五个字是采用毛主席亲笔书写的手迹。我非常激动，回到报社后也没有舍得戴它，把它当作珍品收藏起来，依然戴着原来的「红卫兵」袖标。

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这个「红色新闻兵」的袖标仍然崭新如故，陈列在「李振盛摄影博物馆」里。它成为了这本书的书名。

图-55 李振盛在北京「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得到的由毛主席手书的「红色新闻兵」袖标

1966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下达檔，正式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洗那些混入党、政府、军队和社会各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此，毛泽东抛弃了四清运动那种由党组织指导运动的固有模式，而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随之兴起。

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热情驱动下，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广大学生纷纷在街头贴出各类标语和手写的大字报，同时举行造反集会，攻击老师和各种权威。斗争很快升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受到了冲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请示毛主席的意见无果后，派工作组进驻各个学校，试图恢复秩序。但是，在工作组压制了校园暴力后，毛泽东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并开展了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开始回归权力中心。

1966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长江上游泳，用两个小时公开展示了他的体力，这也象征着他还能掌控一切，显示了他有能力有精力领导一次文化大革命。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刘少奇的问题公开化，正式开始还击。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图-56 1966年6月1日夜晚，在官方广播了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黑龙江大学的师生们高举沉重的石膏画框镶着的毛泽东像，走到大街上欢呼游行（1966年6月1日，哈尔滨）

图-57 游行的群众高举着毛泽东画像与标语牌，欢呼庆祝毛主席8月10日第一次与革命群众见面，并表示坚决支持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8月12日，哈尔滨）

图-58 1966年8月13日晚，哈尔滨市群众连夜上街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人们争抢、挥舞《黑龙江日报》的号外，高呼「毛主席万岁」。

图-59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提岀要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三天后，红卫兵在哈尔滨街头宣传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当众把著名的马迭尔饭店改名为「反修饭店」。

图-60 舞台上演出的造反文艺（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手挥「红宝书」向他欢呼的百万红卫兵，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她曾在毛的建议下改名为「宋要武」）向他献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登上天安门这一姿态，表达了他对学生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大力支持。几周之内，这一充满象征意味的举动在中国大地产生巨大的影响，催生了千万个不受任何人直接领导和约束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以及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批斗、暴力运动。

在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旗帜下，红卫兵冲出学校，走上街头，以简单、粗暴、蛮横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使「打碎」、「火烧」、「砸烂」等口号和行为风行一时。「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漩涡把每个人都翻卷进来，运动蔓延到全国。

在黑龙江，文革把潘复生推上了权力的高峰。1950年代，他曾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但因为反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被撤职下放，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随后，在1966年2月升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8月底，在潘的支持下，红卫兵在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组织了多次大规模集会，给街道、体育场、餐馆改上富有革命色彩的新名字，抄家、抓人、揪斗所谓的「敌人」。学校停课闹革命，工矿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农村宁可荒了田也照样闹革命，所有人都被要求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来。

图-61 哈尔滨市红卫兵召开「火烧东北局大会」，将造反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中央的东北局机构（1966年8月17日，哈尔滨）

图-6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简称「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在街头演唱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歌（1966年8月22日、23日，哈尔滨）

图-63 文革初期刚到任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臂戴「红卫兵」袖标在红卫兵造反点火大会上讲话，支持他们大造省委的反（1966年8月22日、23日，哈尔滨）

图-64 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红色造反团红卫兵批斗黑龙江省委主管文教工作的省委书记王一伦，逼迫他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子，长时间站在桌上弯腰低头认罪（1966年8月23日，哈尔滨）

图-65 红卫兵聚集在哈尔滨地标建筑圣.尼古拉大教堂前呼喊口号，继而攻占并捣毁了教堂（1966年8月23日，哈尔滨）

在文革中，宗教沦为众矢之的：寺庙和教堂被捣毁，经书和神像受亵渎，宗教领袖遭批斗。在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高潮中，哈尔滨拥有百 年历史的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在消防车和卷扬机的运作中轰然倒地；次日，这座城市著名的佛教圣地极乐寺也被洗劫一空。

图-66 哈军工等院校的红卫兵在哈尔滨极乐寺山门前集会，把和尚们揪出来当众批斗，并彻底捣毁了这座中国北方的着名庙宇（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

图-67 哈军工等院校的红卫兵在哈尔滨极乐寺山门前集会，把和尚们揪出来当众批斗，并彻底捣毁了这座中国北方的着名庙宇（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

图-68 红卫兵逼迫极乐寺的和尚当众扯起「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标语（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

图-69 极乐寺的佛经全被烧毁，佛 像也被捣毁砸乱（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

图-70 一些佛像脸上被打上黑叉，戴上高帽从佛堂中搬到庭院里展览示众（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

图-71 红卫兵把极乐寺保存的珍贵经卷和金身佛像都扔到火堆里烧毁（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

图-72 黑龙江日报社的职工批斗省委派驻报社的「文革工作组」组长骆子程，指责他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压制群众运动。会议室里仍然挂着「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领袖像，但当时官方领导人的排名已经改变了。在文革期间， 这样的排名变化发生过数次（1966年8月25日）

图-73

1966年8月底，批斗会已经演变成为施虐与受虐的现场，供成千上百人参观。被批斗的人，被迫低头弯腰，在凳子上一站就是数小时。他们脸涂墨水，头戴高帽，胸前挂着沉重的牌子，牌子上的名字被重重打叉。批斗会结束后，他们还要站在卡车后厢上游街示众。有些人被长期关入「牛棚」，被迫参加重体力劳动，只有开批斗会的时候才会被押出来重复接受成百甚至上千次批斗。

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红卫兵在黑龙江省的主要批斗对象是党政干部。随着斗争的升级，批斗的目标很快就对准了黑龙江的最高领导层：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还有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们和其他干部一起，在刚刚改名为「红卫兵广场」的哈尔滨人民体育场内被揪上批斗台，安以莫须有的罪名，站在椅子上面对几十万群众，接受狂热的红卫兵对他们精神和肉体上恶狠狠的双重折磨。据任仲夷说，在文革的大小批斗会上，总共被批斗过两千多次。

图-74 红卫兵在批斗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逼迫他站在容易摔倒的折迭椅上，给他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用黑墨汁涂抹「鬼脸」，并将墨汁灌入衣领，一直流到脚下（1966年8月26日，哈尔滨）

图-75 黑龙江省政府机关的造反派押着省委书记王一伦、省长李范五的夫人黎侠、副省长陈德京在批斗大会上绕场示众。他们的脸和身上被洒上墨汁，挂着或举着宣示罪行的牌子（1966年8月29日，哈尔滨）

图-76 黑龙江省政府机关的造反派押着省委书记王一伦、省长李范五的夫人黎侠、副省长陈德京在批斗大会上绕场示众。他们的脸和身上被洒上墨汁，挂着或举着宣示罪行的牌子（1966年8月29日，哈尔滨）

图-77 雨中批斗王一伦、李范五（1966年8月29日，哈尔滨）

图-78 省委书记，副省长陈雷（1966年8月29日，哈尔滨）

图-79 省委书记，副省长陈雷（1966年8月29日，哈尔滨）

除了被指控为「政治野心家」，李范五还被指控「转移贵重财产」，其实就是交给他外甥女保存的几块手表和访苏时被赠予的人造革提包。此外，他还被污吨与他的大女儿乱伦。大女儿被迫做出最艰难的选择：若自己站出来揭发父亲「乱伦」，便能获准参军谋一份好前程，反之，则会被定为「黑帮子女」送到乡下去劳动改造永不能回城。最后，她不得已照抄了红卫兵为她准备好的揭发材料，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文革中典型的迫使骨肉相残、亲友反目的例子。

李范五发型酷似毛泽东，曾身穿大衣在大连海滨拍了一张照片，很像毛泽东在北戴河拍的一张照片，便因此被指控是「政治野心家」。批斗会上，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喊：「给他剃鬼头！」四名哈军工的红卫兵给他剃了头。这名黑龙江省曾经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文革期间惨遭批斗，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但至死都背着「乱伦」的污名，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反。

图-80 1966年9月12日，哈尔滨，召开五十万人参加的「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问题大会」由于李范五的发型与毛泽东相似，被揭发为「大野心家」，当场被剃成了阴阳不分的「鬼头」。他右边的红卫兵将理发的推剪故意调成不好使用的状态（上），兴奋地将李的头发硬扯下来（中）。原先站在李身后的女红卫兵在别人剃完「鬼头」后，把剪下来的头发茬子塞进李的衣领里（下）。

图-81 被剃「鬼头」后，李范五被迫弯腰站在椅子上示众。

图-82 1966年9月12号，哈尔滨，批斗会后，李范五、王一伦、陈雷以及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被大卡车拉着游街示众。

图-83 1966年9月12号，哈尔滨，批斗会后，李范五、王一伦、陈雷以及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被大卡车拉着游街示众。

图-84 1966年9月12号，哈尔滨，批斗会后，李范五、王一伦、陈雷以及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被大卡车拉着游街示众。

图-85 1966年9月13号，哈尔滨，五十多万群众参加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的「哈尔滨市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讲用会」

图-86 1966年9月19日，哈尔滨五十多万群众在红卫兵广场召开「黑龙江省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造反派逼迫「反动透顶、拒绝改造的大房产主」于滋文及其他资本家自己搬椅子上台挨批斗，会后再自己搬椅子下台。

图-87 1966年9月19日，哈尔滨五十多万群众在红卫兵广场召开「黑龙江省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造反派逼迫「反动透顶、拒绝改造的大房产主」于滋文及其他资本家自己搬椅子上台挨批斗，会后再自己搬椅子下台。

图-88 1966年9月19日，哈尔滨五十多万群众在红卫兵广场召开「黑龙江省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造反派逼迫「反动透顶、拒绝改造的大房产主」于滋文及其他资本家自己搬椅子上台挨批斗，会后再自己搬椅子下台。

图-89 1966年9月19号，哈尔滨，与会的红卫兵把抄家没收的资本家的股息、证券、房产证、银行存折等合法财产证明当场浇上汽油点燃烧掉

图-90 1966年10月1日，是文革爆发后第一个国庆节，哈尔滨市的小学生们肩扛红缨枪，臂带「红卫兵」袖章参加国庆游行。

图-91 1966年10月5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表演忠字舞。周围全是聚集在广场上等待毛主席接见的各地红卫兵们。

从1966年8月到11月之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使文革的火焰越燃越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檔规定，凡参加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火车和提供食宿。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加入大串连，以革命的名义到处游山玩水。他们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手持红宝书，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起忠字舞，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有时为了见上「伟大领袖」一面，一等就是数个星期。

图-92 1966年10月18日，北京，—名红卫兵在北京街头表演歌颂「红太阳」毛泽东的「忠字舞」。

第三部分 1966-1968年

1966年9月底，我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连」以及毛主席第五次检阅红卫兵。那年8月至11月间，毛泽东先后八次检阅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这是第五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一百五十多万名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汇聚到首都北京——「世界革命的中心」，为了能见到伟大舵手和红卫兵的总司令，见到「亿万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我与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一起来到北京。整个旅行安排，包括食宿和交通全由国家免费提供。我们乘坐拥挤不堪的专列从哈尔滨直达北京，到达之后，红卫兵都睡在几所中学里，用课桌临时搭成床铺，我和来自《黑龙江日报》的记者住在天安门广场南边的前门大栅栏的一家小旅馆。

国庆节过后，红卫兵日夜在广场上盼望毛主席的再次出现。他们知道毛主席很快会接见他们，但不知何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始终是保密的，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在等待期间，热情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宣传毛泽东思想，高唱革命歌曲，并不停地跳「忠字舞」。

终于，在10月17日夜晚，高音喇叭宣布毛主席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听到消息时，人群一阵激动，大家几乎整夜没睡，在一起庆祝欢呼。我也十分激动，只睡一两个小时。凌晨时，我们坐上卡车，被带到天安门广场以西的复兴路上。大家在那里排成方阵等待，十分守纪律。上级要求我们要保证能够认识周围的人，并在发现陌生人时向上汇报。我们等了很久，从夜色茫茫的凌晨，一直等到太阳当顶。午后一点多钟，我们听到前方爆发出一片激动的欢呼声，人们不断高喊：「毛主席万岁！」

图-93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前，李振盛（中）和新华社老同学李治元（左二）及《黑龙江日报》的同事在天安门广场上采访红卫兵跳「忠字舞」（刘文山摄，1966年10月20日，北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机会拍到毛主席，机会难得，总想多拍几张好照片。为此，我曾带着相机来到天安门前做拍摄测试，用135相机镜头对准长安街迎面开来的汽车，假设它就是毛主席乘坐的检阅车，想试验从看到这辆汽车那一瞬间开始，直到汽车从面前驶过，能够拍到几张照片。测试结果可拍三至五张。我想，其中至少能拍到一张好画面，能捕捉到报纸和新闻纪录片常见的「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光辉形象」。然而，当我在取景器中看到毛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经过时，我十分惊讶。红卫兵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道路两旁欢呼，但我并没有看到「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光辉形象。

毛主席既没有挥手，也没有微笑，而是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双手作鼓掌状，好像正在拍掌，其实并没有。

我拍照一向讲究要抓拍到最佳的瞬间，获得完美的构图。我一直在等待出现「毛主席神采奕奕，不断向群众招手」的画面，但是他乘坐的吉普车开得非常快，如果不尽快按下快门，就拍不到他的照片了。因此，我赶紧按下了快门，只拍到一张，还不是「理想」的画面。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本人。

1960年代初文革之前，人们已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也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认为其中的一些文章讲得很有道理。他总是要使自己显得更为强大，更加完善，傲视群雄。如果他无法直接达到目的，则会试图间接达到。中国有句成语：「异想天开」，正是他的写照。这也是在兵力和装备都不如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他仍能将他们打败的原因。蒋介石曾认为，他能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中共，但毛泽东敢想敢干，制订了长远的战略目标——建立新中国。

文革开始后，人们将毛主席捧为「神」，他所说的话都至高无上。这是当时的社会气候，毛泽东不仅是领袖，还是人民的大救星。大家相信毛主席所说的一切，或者至少假装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他的「指示」是神圣的，需要盲目地不折不扣地接受，而不论你是否真的理解。正如副统帅和「红宝书」的推手林彪所说：「毛主席是天才……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如果你看到我所拍的照片，便会发现，我已开始对周围发生的事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例如，当我拍摄人们将「毛主席语录」变成歌曲，并热情地演唱时，我在有意无意之中试着寻找一种角度或构图，来表现我认为这一切已开始有些疯狂。

当时，修改新闻照片是为了配合政治的需要。我曾经拍摄过一张「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学毛选」的照片，背景墙上有一张毛主席像。由于焦点对准前边的两个人物，前景清晰，背景的毛主席像则有点虚。因为人们对于伟大舵手的崇拜，凡是毛主席像模糊的照片是不会见报的。我交稿时正赶上进驻报社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杨队长在场，她看了看照片说：「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呀！」我赶紧解释这种虚实关系是景深原理。这位权力比总编辑还要大的队长有点不耐烦地说：「说话做事都要讲政治，把毛主席弄虚了，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在场的副总编也不好说啥，就劝我想法子把照片处理一下。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回到摄影组从办公桌玻璃板下挑选一张清晰的毛主席像，贴在模糊的那张上面，再用毛笔把黑暗背景涂抹成灰色，这样就可以见报了。

图-94 一位舞蹈演员从柳河五七干校来到庆安县新生公社'与贫农老大娘一起学习毛主席着作（1969年11月4日）。由于这张照片背景墙上的毛主席像是模糊的（左），在见报前，李振盛不得不将原图做一些处理，换上了清晰的毛主席像（右）。

图-95 为了适应政治正确的需要，李振盛重新修改了这张新闻照片：为了抹去了挡在毛主席画像前高举的拳头，将黑色画框涂成白色的；还将挡在标语前的小旗抹去，并重新描摹了被挡住的文字（原片请见第78-79页）。

还有更不合逻辑的例子。一次我在露天体育场里从背后拍摄群众集会的大场面，画面上看不到毛主席的肖像，只能看到木框的背面。最后编辑要我选一些毛主席肖像贴到木框背后，尽管这不符合透视法则，而且这些毛主席像的朝向都是错误的。

我曾多次亲自动手修改新闻照片，实际上，我还相当在行。在我办公桌上的一块玻璃板下有几十张各种尺寸的毛主席肖像，随时可以用于修改新闻照片。在中学时曾业余学过三年美术的训练真的帮了我的忙，例如，我需要将被挡住的标语口号全都在照片上涂写出来，或者在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时高举的拳头看上去像是打到伟大领袖脸上时，用绘画技法把拳头修掉。

1967年年初，我从北京带着「红色新闻兵」红袖标返回哈尔滨之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推翻了市委和市政府。这个先锋的事件被称作「一月风暴」，接着，这场风暴席卷全中国。1月10日，哈军工和哈尔滨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接管了报社。第二天，报纸没有出版发行，之后的五天里，只出版《新华社电讯稿》，没有任何地方消息，也没有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黑龙江日报」的报头，日常编辑事务由还没有被打倒的副总编管理。红卫兵在报社寻找一个能与他们合作的造反派组织，最后选择了由我们「红色青年战斗队」领头的「红色造反团」，因为毛主席曾说过「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而我们开始只有七个人，并且我们较年轻，根红苗正，比人多势众的「红色造反总队」更单纯。再加上我们在北京的大辩论中刚刚被认定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更加深了红卫兵对我们的信任。

图-96 李振盛（右）与同学刘歧祥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广场采访「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后1走在返回报社的路上（王志立摄，1967年1月31日，哈尔滨）

图-97 李振盛在报社内主持批斗会，批斗对立造反派的支持者（图左站立者）（万继耀摄，1967年2月19日，哈尔滨）。一年后，李振盛被一伙「支左革命小将」打倒，也站在同一个位置被批斗。

当初，我发起成立「红色青年战斗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红袖标，以便采访红卫兵造反活动，就我个人来说这是十分单纯的想法。但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造反前沿，而且我们不愿被「红色造反总队」划归为「保守派」。于是，我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报社和总编赵扬采取修正主义办报路线。然后举行批斗会，清除「资产阶级黑线」，这种「黑线」被认为在文艺界和新闻界尤为盛行。在爆发文革之前，总编有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俄国的「伏尔加」牌，而且有一名专职司机。其他副总编辑合用一辆波兰制造的「华沙」牌轿车，他们都住在大房子里。然而，作为省报的「走资派」被打倒之后，他们必须搬到较小的房子里住，并与我们一样坐大巴车上下班。他们原先的大房子也被分给两三户职工居住。

报社批斗会是在一楼大会议室中进行的。我在那里主持过对赵扬总编的批斗会，他就是三年前我初到省报自荐谋职时，让我前后来回走动给他看的那位老人。批斗会之后他是否对我不满？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微妙的。后来，他曾对包括我妻子在内的其他人说过，反正他必定会被报社各造反派轮番批斗，他倒希望在由我主持的大会上挨批，至少我是一个理性的主持人，能够「按照政策办事」。他的意思是说，在我主持的批斗会中，没有发生过武斗，没有打人，当人们变得过于激动并开始叫喊：「将某某人也揪出来陪斗」时，我总是维持秩序并设法制止动手。相反地，代表工人的造反派要激烈得多。这些印刷厂的工人和车队司机占报社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二，他们会将被批斗者的头狠狠按下，逼迫被斗者弯腰低头。而我主持会议时只是说「低头」，并制止强迫行为。这正是我们这一派最终被当成保守派打倒的原因之一。

图-98 潘复生和黑龙江革委会进京汇报省内文革情况，李振盛随团摄影，这是他第一次乘坐飞机（范正美摄，1967年3月25日，哈尔滨）

1967年1月某天晚间，与我同宿舍的一名「红色青年战斗队」的成员邮迎年，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三楼来找我，说「『工人红色造反团』冲进编辑部，正在二楼小会议室批斗文艺编辑陆伟然！他们策划在批斗中把老陆从高台上摔下来」。

当祁迎年陪我到批斗现场时，我看到陆伟然正站在桌子上放的一把椅子上，头几乎要顶到天花板。十几名工人在一个外号叫「红胡子」的头头的带领下，逼迫他交代罪行。他所站立的椅子腿上拴着一根很长的绳子，绳子另一头握在站在墙角的一个工人手中，身边就是电灯开关，准备随时关灯在黑暗中将他拉倒摔下来。他的罪行是什么呢？他是一位很有点名气的诗人。但是，通常没有太多文化的工人无法真正理解他的诗歌，便视它们为「反动」。

陆伟然看到我到场了，小声哀求说：「振盛啊，快救救我吧。」

我知道必须十分小心地处理，一方面要帮助他脱离险境，同时又不能打击工人的「革命积极性」。所以我对他大声喊道：「陆伟然，你是不是承认你的诗是反动的？」

他低声地说：「是的」。

我又故意向他大吼：「我听不见你说的话！」他的眼里闪出恐惧的目光。

「陆伟然，你下来直接向革命群众交代罪行！」

他明白了我的用意，便大声说：「是的，我一定好好交代罪行！」声音都在颤抖。

随后，我鼓励红色造反团的工人要狠狠批判他的反动诗歌，把他批倒批臭。我心想只要不用阴招伤害他，怎么批都行。工人们对我的提议表示赞成，同时情绪也变得不那么激烈了。我便故作严肃地命令陆伟然下来，我也站在一芳听工人们批判。说实话，这些工人未必能读懂老陆的诗，当真让他们批判时，并无更多的话好说，挥拳喊一阵「打倒陆伟然」的口号就草草结束了。其实，「红胡子」率领的工人是以批斗「反动诗人」为名，行变相武斗之实，以此表明工人阶级坚定的「造反精神」。

第二天，老陆在摄影组冲胶卷专用的小暗房里，带着哭腔对我说：「振盛啊，昨晚要是没有你机智救我，那可就惨了……」

1967年1月10日，黑龙江日报社由哈军工、哈工大、哈尔滨师范学院高校红卫兵强行接管，成立了「黑龙江日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由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青年教师吴兆基任班长，并由六名成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负责报社的事务。常委会成员包括一名汽车修理工、两名大学生红卫兵、两名编辑和我。常委分工时，由吴兆基担任主任，最初让我和汽车修理工杨敏堂担任副主任，我想要是当上副主任就没有时间外出采访拍照了，便全力推荐财贸部编辑王雪亮当副主任。我主动选择担任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里有两名秘书，掌管革命委员会的公章。我从一名普通记者变成掌权者，一时很有点洋洋得意的感觉。当我想出去采访拍照时，办公室里便有秘书坚守岗位。因此，我从1967年1月担任报社革委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到1968年春天被「支左小将」打倒的一年多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影响拍摄照片。用当时的话就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图-99 李振盛在报社革委会牌匾前（董继刚摄，1967年6月4日）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后更名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取代省委省人委的省份。这天我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广场夺权誓师大会现场拍照片，当时尚未被打倒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专程从沈阳赶到哈尔滨发表讲话，坚定支持红色造反者大夺权。《人民日报》为黑龙江省夺权胜利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社论。1968年4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派四名解放军代表进驻报社，军代表王志民取代吴兆基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主任。

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我试图不采用残忍的方式履行职责。有一天，有位罗姓职工来办公室找我，请求报社能够出具一张证明信证明他在报社工作，以便他的妻子能找一份临时性工作。她正在申请街道办事处的工作，这份在冬季露天烧开水的苦差事每月能赚18元钱，可补贴家用。而罗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改造。我让王秘书给他开一张证明信，其中提到他是「摘帽右派」。罗看到介绍信后来找我说，如果信中提到这一点，他妻子便无法获得这份工作。我立即将这句话划掉，并要求王秘书重写一张介绍信。事后，老罗高兴地吿诉我他妻子找到了这份工作，尽管受冻，但家庭经济有所缓和。

我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崇高，只是有一些同情心而已。我是造反派成员，但我没有打过任何人，反而是被别人打了；我也没有抄过别人的家，但最终自己家却被抄了。

文革中，与所有心怀恐惧感的人们一样，我将一些「令人怀疑」的物品藏起来，包括《普希金爱情诗集》和《徐悲鸿画集》（文革期间他画的裸体画遭到批判）。我在将「负面」底片埋藏地板下边时，同时将印有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Goya）的名画《裸体的玛哈》三张一套的邮票，还有两枚有袁世凯头像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圆，都埋在地板底下。那时大家从外表看都很革命，在跟着政治潮流走，但从内心深处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与平常时期一样，在政治运动中，人们也照常会经历爱情。

我的初恋女友孙培奎最终决定不当演员，而是去另一所大学读中文。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吉林省四平市郊区一所中学教书，后来被选为省、市的模范教师。但在文革期间，她在纺织厂做女工的母亲竟被诬为「地主婆」而遭抄家，42岁的她为避免第二天游街批斗的折磨与羞辱，便想在厢房里上吊自杀，而中途绳子断了，她摔倒在地，昏迷之中意识到身上唯一贵重的物品是一块旧手表，应当留给心爱的女儿。她艰难地爬到同院邻居家的窗前，把这块手表放在窗台上，然后一头撞在院内厕所的石头墙上自尽了。

图-100 李振盛本想与女友孙培奎自拍一张合影，但她认为没结婚不能合影，于是李以为她拍摄镜中照为名，拍了这张照片（1967年5月2日，吉林四平）

文革期间，有无数的人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而毅然选择了自杀，他们是高尚和勇敢的人。但在当时，凡是自杀的人都被视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一夜之间，培奎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遭到批判，说她是「地主狗崽仔」、「混入教师队伍」、「假模范」，并让她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面接受调查，一面花大量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她的单身宿舍平房被捣毁，被迫暂时借住在电影学院表演系同班同学霍大姐家，与他们夫妇一起睡在仅有的一铺小炕上。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才知道她并不是亲生的，而是一个被领养的小女孩。据邻居传说，日本战败后撤离中国时，她是大量弃婴中的一个，善良的纺织女工看她怪可怜的便抱回家，就成了她的母亲。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任何状况，同样，她的母亲事实上根本不是来自地主家庭，却被造反派诬为「地主婆」，文革之后才得到平反。

1967年4月，培奎又一次来到哈尔滨。我陪她在松花江边漫步，到城里逛一逛，带她在漂亮的电影海报前拍照。但她无心观光，哭着对我诉说所发生的一切，并吿诉我不能跟我结婚。她说我是新闻记者，还是报社革委会成员，前途光明，她不想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影响我的前程。另外，她这次来看我时注意到一位年轻女编辑祖莹侠对我挺好，她说莹侠既聪明又漂亮，写得一手好字，还是与我一起创建「红色青年战斗队」的七名成员之一，又是共产党员。培奎劝我应当与莹侠结婚。

我恳切地对她说：「我们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吧，你的家庭成分如果影响我当记者的话，我就不干言己者了」。但培奎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即使在深山里，也会有人调查户口，调查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当时的媒体也时有报导某地从深山里或从边远的某个角落里，揪出逃避文化大革命的「坏分子」。

培奎没有说一声再见便离开了哈尔滨，她只在我的房间里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我发现后，直接跑到火车站，到处都找不到她，便搭火车赶到吉林省四平市找到她。我想改变她的主意，劝慰她说一切都会变好的，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但她并不这么认为，仍坚持她「为爱而分手」的决定。

两个月以后，我接到她寄来的一封信，附上了她结婚的两寸黑白照片。她嫁给了大连家乡邻居的一个青年人，此人在她上电影学院之前曾追求过她，他长得不够英俊，而且个头不如她高，但人很好，在长春汽车制造厂作技术员。此时，她匆忙决定嫁给他，是为了让我死了这条心。她在信中说：「我已经结婚了，嫁给了一个男人。你不要再等我了，你和莹侠好吧」。这封信让我极为痛苦与无奈，与培奎长达八年的马拉松式苦恋结束了，尽管我知道她是「为爱而分手」。

半年之后的1968年1月6日晚间，我和莹侠在报社二楼小会议室举办简朴的婚礼，那是典型的文革中的革命婚礼。在大破「四旧」中举行婚礼也要搞「三拜」，但内容大不同。高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后，开始「三拜」：一拜毛主席，二拜革命群众，三夫妻对拜。婚礼主持人杨福栋拿上来用报纸层层包缠的两个「大礼包」，让我们俩当众拆开，拆了一层又一层，最后露出两块红纸牌子，用黄色字写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在场群众一轰而上，不由分说将牌子挂到我们俩的脖子上。这是几位同事策划的一个恶作剧式的黑色幽默。常言道「笔墨当随时代」，当时天天都在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策划出了这个挂牌子结婚的方案。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我知道培奎会与我结婚。

在我和莹侠结婚十个月后，她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牡丹江宁安县石岩公社卫生院的一个乡村医生，由于他的中医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工资又是最高的，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又因在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期曾为石岩火车站的日本站长看过病，便被诬指为「日本特务」，关在卫生院一间房子里隔离审查。1968年11月一个严寒的晚上，一伙造反派连夜批斗他，逼迫他交代「日特」罪行，先将他拉到靠近火炉的地方烤得他满身大汗，然后逼他脱掉外衣只穿背心和短裤，推到冰天雪地的室外去冷冻，说是让他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罪行」。他在雪地里站了挺长时间，几乎冻成棒冰。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第二天便在隔离室里上吊自杀了。

图-101 李振盛和未婚妻祖莹侠在报社办公室内合照（自拍，1967年8月20日，哈尔滨）

图-102 李振盛和祖莹侠在报社会议室内举行简朴的婚礼。在主持人杨福栋（右侧伸手者）「黑色幽默」的玩笑下，群众—轰而上地将「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的牌子挂在新婚夫妇的脖子上（刘歧祥摄，1968年1月6日，哈尔滨）

莹侠从哥哥的来信中得知父亲自杀的消息大哭了一场，但她没有时间悲伤，还得照常上班工作。她擦干眼泪，用冷水洗洗脸，带着哭红肿的双眼，去向驻报社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报吿，表示「自己父亲背叛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与『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父亲划清界线」。即便如此，和培奎一样，从此之后，莹侠也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立马被打入「另册」，停止她的编辑工作，被迫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她曾被认为是报社最好的女编辑之一，而且内定为提拔副总编辑的培养对象。但在她父亲自杀以后，就不允许她在编辑部继续工作了。

1968年清明节之前，哈尔滨市公安局一名摄影通讯员来到报社摄影组报吿一条信息：将在清明节那天处决一批犯人，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拍照。那四名资深记者一致认为：「刑场照片拍了也不可能发稿，没有用的照片我们不拍」。老组长还问我一句：「小李，你想不想去拍呀？」其实，我从未见过刑场枪毙人的情景，不管是岀于职业的猎奇心理，还是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心理，真的很想去见识一番，拍些照片。但见老记者都说不想拍，我便说没有用的照片我也不想拍。当老组长让我去送客时，我对那位通讯员悄悄说我想去拍照片，请等清明节那天把吉普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通警察岗楼后边，我在那里上车一起前往刑场。

公安局的摄影通讯员为何要到报社知会他们的信息呢？因平日里他们会拍摄一些本单位学习毛主席著作、开批判会等活动的照片，都及时送到报社来希望能见报，这是他们宣传报导的主要任务。他们很想搞好与报社摄影组的关系，却很少有重要信息向报社提供，所以一旦有这类处决罪犯的活动，便向省市报社报吿。

图-103 李振盛在办公室内端着禄来福来相机故作拍照状（自拍，1967年7月17日，哈尔滨）

1968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我背着报社领导、私自乘公安局的车一路拍摄，从游街示众最后到达刑场，完整拍摄了一次枪毙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李振盛在办公室内端着禄来福来相机故作拍照状（自拍，1967年7月17日，哈尔滨）的组照。这个女人与其情夫合谋杀死了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外两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哈尔滨电表厂的巫炳源和王永增，他们创办了一张名为《向北方》的油印小报，被当局认定为「一心向往北方的苏修」。那时的报纸都在报眼位置刊印毛主席语录，他们也照办了，在报眼刻了一条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后边又加上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两句话被解释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他们招来杀身之祸，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主犯」。在公审大会上，巫炳源听到被判决死刑时，仰天长叹大吼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了眼睛，到死都没有再睁开眼。所有八人脖子上被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游街示众后，车开到哈尔滨西北郊外，在离黄山火葬场不远的一片空地上，八个人双手反绑，一字排开并被迫跪下，从脑后开枪打死。

这次到刑场拍摄的任务，未经报社领导指派，是由我自行决定的。其实，并没有人要求我近距离去拍尸体，但我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于当时我的「徕卡M3」相机上只装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拍摄才行，近得都能闻到刺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炸裂的气味。

在后来的半年里，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八张活生生的脸，瞬间变得脑壳炸裂。那时我和妻子仍然没有分到房子，两人分开来住在单身宿舍里。筒子楼宿舍的厕所在走廊的尽头，半夜里我需要起夜时，在灯光昏暗的狭窄走廊里，总是半睁半闭着眼睛往前走，在试图不要碰到走廊两边各家的鞋子和厨具等杂物时，也提醒自己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

报社食堂有一种我最爱吃的东北菜「血豆腐」，自我从刑场归来再看到它时总会想呕吐，因为一看到这种紫红色的胶状物，就会产生恐怖的联想。

当我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要帮助你们，我拍摄制作这些照片是要记录历史，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以此排解恐怖的记忆。

直到三十多年后，当我为岀版《红色新闻兵》英文版而在纽约亲自放大这些照片时，仍然会这么默默地说。

图-104 李振盛与非洲新闻代表团的黑人兄弟在哈尔滨太阳岛上留影（刘歧祥摄，1967年7月19日，哈尔滨）

1966-1968

到了1966年秋天，毛泽东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等同于一尊活着的神。《东方红》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以及大小报纸的社论，都在歌颂领袖数不尽的恩德。数百万群众乘车搭船，有的甚至是步行，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入「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只为能被伟大的舵手接见一次。普通民众对毛泽东的神化和顶礼膜拜，已经达到荒谬的程度。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这么好地掌控全国，与规模空前的宣传战是分不开的。全国城乡街道的墙壁上、每份报纸的版面上，都印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他的头像被做成海报、徽章、陈设等，进入每个中国人的家庭。虽然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无所不在，但他的真人真容却无法让人轻易靠近，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强了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与崇拜同时发生的，还有恐惧和暴力。学校停课，工业停滞，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批斗的对象，资本家、宗教领袖、报社的编辑记者、基层领导，甚至今天批斗别人的人明天也会遭批斗。到了1967年的夏天，暴力达到顶峰。红卫兵到处游行示威，四处抄家，破坏文物古迹。数百万人被强行关押、监禁、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或者自杀。红卫兵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开始了血腥的暴力武斗。全面夺权使各级党政机关失去了原有的权威，难以正常工作。在全国几近失控的混乱局面下，毛泽东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的夺权斗争，并承担起支持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

图-105 1966年10月18日，北京，毛泽东乘坐的敞篷吉普车驶过夹道欢呼的人群，这是他在北京第五次检阅红卫兵。一百五十万名红卫兵接受了检阅。毛左边是杨成武将军，后方是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副驾上坐着的是汪东兴。

图-106 1966年10月18日，北京，毛泽东的吉普车过去后，紧跟着的是林彪、周恩来、江青的车。

图-107 1966年10月18日，北京，毛泽东的吉普车过去后，紧跟着的是林彪、周恩来、江青的车。

图-108 1966年10月18日，北京，毛泽东的吉普车过去后，紧跟着的是林彪、周恩来、江青的车。

图-109 毛泽东的吉普车飞驰而过后，红卫兵纷纷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下见到「红太阳」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图-110 1966年10月21日，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红色造反者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讲用大会」。

图-111 1966年11月2日，阿城县阿什河公社，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一位农民正在展示他家「敬请」（购买）的一幅毛泽东宝像，村里人纷纷向他贺喜。

图-112 1966年11月9日，哈尔滨，省长李范五，省委书记王一伦，副省长陈雷又一次被红卫兵批斗。他们戴着的三顶高帽制作得大小不匀，王一伦的帽子太大罩住了头，不用手撑着就无法呼吸；陈雷的帽子却太小，不用手拉住就会掉下来；而李范五的高帽大小正好，可以垂手而立。

图-113 1966年12月10日，哈尔滨，在大搞「红海洋」运动中，哈尔滨滨江区新发公社的一对青年夫妇用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挂满了自己的新房。照片见报后，有人戏言「在毛主席眼皮底下干『那事』能行吗？」小伙笑答：「关了灯毛主席啥也看不见了」。这话被指控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理由是「毛主席在黑暗中能看到光明，在迷雾中能看清方向，怎能说『关灯就看不见了』」。

在打倒了无数党政领导、知识分子和其他「牛鬼蛇神」后，1967年初，被毛泽东动员起来闹革命的数千万红卫兵和造反派团体内部也产生了矛盾，武斗期间出现了文革中最暴力血腥的场面。分裂的各方不甘示弱，都武装起来投入战斗，为了夺得「真正造反派」的名号，在武斗中打得头破血流，死伤惨重。

总的来说，武斗的各方都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即都表示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并能参加「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在夺权运动以前，主要是「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而在夺权运动以后，「保守派」基本瓦解了，「造反派」内部普遍产生了分歧，比较稳健的「造反派」和激进的「造反派」之间开始大打岀手，在全地的校园内、工厂内和各单位内〉发生了无穷无尽的激烈斗争。

图-114 1967年1月17日，哈尔滨，哈工大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刘录（跪者左）及其支持他们的「黑后台」校党委副书记（跪者右）被另一伙红卫兵揪出来批斗。

图-115 1967年1月18日，哈尔滨，在严寒的冬天里，一伙造反派押着另一个造反派的「坏头头」走向批判大会的批斗台。

图-116 1967年1月18日，哈尔滨，两位「坏头头」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图-117 第二天，于杰宾和郝德仁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批斗大会上被逮捕（右）。原因是他们为了标新立异，将创立的只有两个人的造反组织命名为「中国红旗军10.18反修纵队哈尔滨支队」，结果被群众揭发为成立「军队」。（1967年1月19日，哈尔滨）

图-118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十五万红色造反者举行全面夺取省委省人委大权的誓师大会，地面上写着特大字号的标语：「谁反对红色造反者夺权就是反革命！」。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成为全国大夺权的典范，第一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省委、省人委（省政府）、省人大及省政协。《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予以公开支持。接下来，全国其他省份也开始了夺权运动。在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毛泽东推行了「三结合」方针，即革命委员会要有革命群众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以及最重要的解放军代表。解放军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军队代表在革委会中的席位也越来越重要。

图-119 三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在哈尔滨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坚决支持红色造反者全面夺取黑龙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权力。（1967年2月2日，哈尔滨）

图-120 三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在哈尔滨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坚决支持红色造反者全面夺取黑龙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权力。（1967年2月2日，哈尔滨）

图-121 三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在哈尔滨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坚决支持红色造反者全面夺取黑龙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权力。（1967年2月2日，哈尔滨）

图-122 1967年2月16日，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全面夺取市委和市人委（市政府）的一切权力，抡起铁锤把市人委的大牌子砸碎，并浇上汽油点火烧毁，接着成立了「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

图-123

图-124 1967年2月16日，哈尔滨，红色造反者和解放军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游行，庆祝哈尔滨市夺取党政大权的胜利。

图-125

图-126 1967年2月7日，哈尔滨，宝清县一批十几岁的「红小兵」参加大串连徒步五百多公里走到省城哈尔滨，连夜到新华书店门前通宵排队争购「红宝书」——《毛选四卷》。

图-127 1967年3月5日，哈尔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右图右边）和副主任范正 美率领「黑龙江省赴京汇报团」，乘专机去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黑龙江文革全面夺权斗争的形势。

1967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其中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指刘少奇的名字。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大型集会，批斗这名「国家主席」。黑龙江省已经被打倒的前党政领导干部又被拉出来示众，严谴他们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此后，刘少奇被揪斗、抄家。妻子王光美被迫身穿紧身旗袍，脚踩高跟鞋，脖子上挂着乒乓球做成的项链，在清华大学万人瞩目下，备受羞辱地被批斗。7月18日，批斗刘少奇的运动进入白热化。这一天，中南海召开了一场揪斗刘少奇夫妻的大会，这名70岁的子被迫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

之后的一年内，他被囚禁在家，剥夺了行动自由。次年秋天，当党内正式确定他「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撤销他所有职务时，这名前国家主席已经患上严重的肺炎，无法下床，无法说话，只能靠静脉注射进食。1969年10月5刘少奇被化名转移到河南开封，监禁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不得住院。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逝世。

图-128 1967年4月27日，哈尔滨，哈尔滨市的红卫兵在北方大厦前广场召开二十万人参加的造反点火大会，集体批斗中共黑龙江省委一班人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图-129 1967年4月27日，哈尔滨，李范五、王一伦等人又被拉出来批斗。

图-130 1967年4月27日，哈尔滨，七位省委书记集体被挂上大牌子站在椅子上示众。牌子从正面看似是用木板或硬纸板制作的，其实是厚铁板贴上纸，并用铁丝挂在脖子上，七位被批斗者不堪重负，只能用手端着。

图-131 七位省委书记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低头接受批斗。从左至右是：李范五、王一伦、陈雷、任仲夷、李剑白、李瑞、谭云鹤。

图-132 1967年6月5日至17日，黑龙江省对立的两派群众造反组织「捍联总」和「炮轰派」，在对待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一派主张捍卫，一派主张炮轰，为此在省革委会驻地门前产生冲突。为争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广播车的控制权而发生武斗。

图-133 武斗往往会导致受伤（上），甚至死亡（下）。

图-134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哈尔滨市群众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欢庆文革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项工程是中苏关系恶化后，中方在没有苏联的帮助下自主研发的。为了记住1959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单方面停止对华原子弹研制的援助，这项工程被命名为「596」。

三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排除文革中面临的重重困难，成功研制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氢弹项目是中国的高级机密，是毛泽东在全国一片混乱状态中力保下来的。

1967年夏天、武斗进一步升级。6月17日氢弹的成功爆炸，成为这个乌云重重的国家上空唯一的亮点。

图-135 1967年6月28日，哈尔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两派造反组织为了争夺学校主楼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而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武斗。教学楼里的窗口都成为防守阵地，一间办公室的窗前桌上堆满了用于投向攻楼一派的砖头石块等「武器」。所有石膏像都被砸碎当作「武器」，只有一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石膏像未被砸坏。

图-136 学校图书馆在武斗中被捣毁，凡「具有杀伤力」的精装图书都被搬到楼上作为「武器」，所剩下的都是「不具杀伤力」的简装薄本书。

图-137 1967年6月28日，哈尔滨，学校图书馆被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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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1967年6月28日，哈尔滨，除了图书馆之外，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教室、宿舍、幼儿园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毁。

图-140 1967年7月8日，黑龙江省巴彦县，在松花江上捕鱼的渔民坐在船上扯起「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经营路线！」横幅开批判会。

图-141 1967年7月16日，哈尔滨，哈尔滨十万群众云集松花江边，隆重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周年。游泳时需呼喊口号，若有人喊口号时念水，还要「斗私批修」，批评自己对毛主席不够忠诚。

图-142 1967年7月25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佳木斯纺织厂的纺织女工在纺机旁挂着的标语板后工作，誓做毛泽东的好工人。

图-143 1967年7月28日，哈尔滨，一个农村小男孩作为「黑龙江省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被派到哈尔滨一家大工厂去向工人群众「传经送宝」，由于他个子太矮小，只好把话筒放倒在桌子上才能讲话。

图-144 1967年8月5日，哈尔滨，群众聚集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解放军代表张春玉高举着红宝书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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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 1967年9月4日，哈尔滨，哈工大新曙光造反团的红卫兵正在绘制「毛泽东思想宣传栏」的海报和标语。

图-147 1967年9月4日，哈尔滨，新曙光造反团的红卫兵在哈工大校园内张贴大字报专栏：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图-148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贫下中农代表高凤志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发言。

图-149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在公审之后，八人被押上卡车。关景贤和崔凤云被指控合谋杀死了崔的丈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68年4月5日，恰逢中国清明节。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武装部队枪毙了七男一女。其中六人是普通的刑事犯，包括一对婚外恋的男女关景贤与崔凤云，他们合谋杀死了女方的丈夫。另外两个人分别叫巫炳源和王永增，是「反革命集团主犯」。他们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工作，办了一份叫《向北方》的传单小报，被批判为「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小报报眼位置印了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其后加了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结果就因这两句话被扣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

在公审大会上宣判对巫炳源、王永增「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巫炳源仰天长叹，大吼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然后就紧闭双眼，再没有睁开，以此作为最后的抗争。这八人双手被反捆在背后：脖子上挂着写有他们名字和罪行的大牌子，被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长时间的游街示众后，卡车开赴哈尔滨西北郊外的黄山火葬场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八人一字排开，被迫跪下，从脑后射击执行死刑。

图-150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八人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装有高音大喇叭的广播车沿途播放八人的罪行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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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及市郊，在游街示众之后，八人被送往哈尔滨黄山火葬场执行死刑。在刑场上，八人被要求站成一排，他们背后聚集着来围观行刑的群众。

图-156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市郊，巫炳源至死都没有再睁开过眼睛。

图-157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市郊，八人跪在地上。「合谋杀人犯」关景贤和崔凤云故意靠得很近，一名法警上前将这对恋人分开。八人被从后脑枪击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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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9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市郊，八人倒地后，「合谋杀人犯」关景贤和崔凤云的脚最终还是搭在一起。

图-160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市郊，法警将两人拉开，同时检查犯人的尸体，确认是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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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968-1972年

1968年4月以后，政治斗争的风向突变，使我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倒。

当时，极左势力在党内占上风，林彪和江青的势力在提升，党内进行重新改组，将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温和派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带来了内斗、停课和停工，让整个社会完全处于混乱。毛泽东提出全国进行「三结合」政策（军队、干部、群众），工人、农民和军人代表被派到全国各地，试图使党重新控制局势。

黑龙江新的一把手、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从文革开始时就执行一条极左路线，从省委直接派遣干部到黑龙江日报社。报社革委会常委从六名成员扩大到九名，其中一名新成员聂刚，就是由省革委会任命「空降」到报社的。

我并不反对「三结合」政策，但有一些保留意见。我认为报社运作得挺好，而且这些「外来干部」没有新闻方面的训练与经验，也没有专业技术与技能。因此，我在常委会开会时指出：「省革委会没有必要再派更多人来报社，我们能掌握报社的命运。」

聂刚很有心计，在每次开常委会时都作详细笔记，就是这些笔记最终迫使我下台。

聂刚原是省委组织部的一名普通干部，颇有企图心，他奉命「空降」省报，要扎下根、站住脚，再掌控全局。有几名想要留在报社的造反派学生和一名青年教师被他笼络在一起，在他策动之下打着「革命师生」旗号，利用我的这些发言批判革委会中与我站在一起的其他成员：常委邢世良、委员王家彬和朱松林。他们诬指我们四人是「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我们的「罪行」是「攻击省革委会」、「反对三红」、「搞独立王国」，暗指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聂刚一伙人采用分化瓦解、个个击破的战术，先对邢、王、朱下手，暂时未点我的名，但在文革中这是惯用的手法，指桑骂槐，声东击西。作为常委成员，我知道最终他们是要打倒我的。因在常委会上说的那些话，那几个「革命师生」把我视为他们想留在报社的绊脚石。

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全国媒体都要大力宣传「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不允许新闻记者拍摄所谓「负面」照片——即当时的所有挂牌批斗、戴高帽、游街示众、打人抄家、刑场枪毙以及各种折磨人的照片。文革进展到中期阶段，「中央文革小组」下令要收缴销毁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各省革委会宣传组和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曾多次命令摄影记者要上交文革「负面」底片。大多数摄影记者都听从了命令，结果这些底片都被付之一炬了。

我通常是自己冲放照片，有时选择其他四位同事下班回家之后，独自一人冲洗那些有「负面」内容的胶卷。我将冲洗出来的胶卷赶紧放进烘干柜里，把不能见报的「没有用的底片」剪下，然后将这些所谓「负面」的底片放在小袋子里，存放在数据柜和办公桌抽屉中自己设计的暗藏隔层内。我特别小心提防这些底片被同事看到——有人在暗房或底片烘干柜里看到了，就跑去向总编室领导打小报吿，领导便找我谈话，批评我浪费公家的胶卷。

1968年秋，我本人受到点名攻击。国庆节之后我回到办公室，便看到报社大厅和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这一次全都与我有关：「打倒李振盛！粉碎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

图-162 毛泽东畅游长江两周年时，李振盛在松花江岸边的高楼顶上拍照，背后是1958年夏季大洪水后建起的防洪纪念碑（王志立摄，1968年7月16日，哈尔滨）

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而且，停止我在常委会中的资格。反对阵营在聂刚的指挥下，由陈姓青年教师与「革命小将」共同策划打倒我的方案，那时凡要打倒一个人，必须进行内查外调：内查由来自哈尔滨师院的王姓红卫兵负责，他们偷看抄写我的日记，查阅我的人事档案，编造整理打倒我的资料；外调由来自黑龙江大学的刘姓红卫兵负责，他到我山东老家、大连初中、高中以及长春电影学院，企图调查我家庭背景、学生生活和政治档案中有罪的材料。刘在调查中采取种种极左整人手段，诱导我老家村长说我爷爷是在土改之前由于为八个儿子分了家而未划成地主成分的「化学地主」家庭，启发我中学校长说我是小资苗子，诱使我大学老师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那意思就是我从小到大都不是个好人。但没想到刘红卫兵一手「制造」的这些外调材料反而为我赢得了同情，一名心地善良的工宣队员和一个好心的红卫兵对他恶意整人的材料实在太反感了，便背地里把这些由刘亲笔写的调查材料拿给我看，并让我用相机翻拍下来，一直保留至今。

幸运的是，我早已开始将「负面」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结婚大约半年后，我和莹侠终于有了一个房间能住在一起，但只有15平米，而且离报社很远。实际上它原先属于一位老干部的俄式别墅中的一个房间，这位房产部门的处长被批判以权谋私，住一独栋别墅超过处级待遇，于是这栋房子便被分配给几户家庭居住。房间里没有暖气、煤气和下水道。院子里有一个用木板搭成的、地上有个坑的简易厕所，供各家共享。

我家有一张一头带个小柜子的三抽书桌，俗称作「一头沉」，是我和莹侠结婚时凭票证购买的。我在书桌底下的木板地上锯开一个杂志大小的洞口，地板的木头品质很好，有两层，上面是一层硬质木材，下面是很厚的松木，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锯好，而且要非常保密地进行。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我搬开「一头沉」书桌，在墙角锯木地板，莹侠站在窗前隔着纱帘向外张望，每当有人要去厕所路过我家的窗前时，她会示意我停下。我采用斜着锯的方式，以便将锯下来的木地板块重新放回去时不会掉下去，并在旁边系上一根小绳子，以方便打开。当时还没有塑料布，只好用给儿子做尿布的黄油布，将「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连同可能涉嫌政治问题的两块袁大头和孙小头银圆，以及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三张精美邮票等等，一起包好埋藏在地板下边，将洞口盖好，再压上书桌。

图-163 李振盛的儿子笑寒在家中，那些「负面」的底片正是被藏在他面前书桌下墙角边的地板里（1973年2月19日，哈尔滨）

不久，我的儿子在1968年10月30日出生。为了表示绝不被对我攻击的「政治寒流」所压垮，我给他起名「笑寒」。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5岁生日。这天晚上，报社「支左」学生造反派在一楼大会议室专门组织了我的批斗会。我被押到台上，站在一年多前曾主持会议批斗别人所站的地方，被迫弯腰低头，在三百多名职工面前共批斗六个多小时，他们批判我要「主宰」报社，建立「邢、李、王、朱」自己的「独立王国」，并指责我「反三红」：反对新生的红色的省革命委员会，反对进驻报社的军代表，反对「支左」的红卫兵小将。其中第一项「罪名」十分严重，黑龙江是全国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省份，被《人民日报》称为「东北的新曙光」。

我的罪行是反对这个「新曙光」。

批斗会由在报社「支左」的哈尔滨师范学院陈姓青年教师主持。他善于演讲，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嗓门很高声音尖利。他与学生红卫兵一起来到报社，被称为「革命教师」，但与其他一些人一样，发现报社的工作挺好，便不想离开。

陈获准查看我在报社的人事档案，将我的日记和通信内容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并公布了我在失去进京任新华社记者的机会后，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两条誓言：「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陈主持批斗会时质问我：「黑龙江省有3200万人民，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繁衍生息，为什么你就不能『老死黑龙江』？」陈还声嘶力竭地说：「大家都知道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李振盛的日记比〈狂人日记〉还要狂！他在日记写下『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他所说的『游走世界』就是要去投敌叛国！」他高声说：「广大革命群众给你二十年，看你能不能离开黑龙江；再给你三十年，看你能不能去游走世界！」本来我原先发的两个誓言是没有时限的，但这回我记住了这两个日期，暗想一定要按期兑现。

图-164 李振盛利用休息日独自冲洗放大一些「负面」照片，趁摄影组办公室无人时赶紧烘干。他在上光机旁放几张毛泽东的照片，万一有人进来会以为他在正常加班工作（自拍，1968年9月15日，哈尔滨）

他们不想知道我写这句话的背后原因，只是一味地上纲上线。他还高举我和莹侠的合影，尤其是一些我看上去很潇洒的照片。这些都变成整我的材料。因为我不是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他们就说我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我的「罪行」被一一揭发出来。我在长春电影学院上访电影局长陈荒煤是反党行为；四清运动时在日记本上对被批判的电影《早春二月》女主角表示同情；原先的王姓秘书揭发我让他为「摘帽右派分子」罗姓职工的妻子开证明信，这是同情阶级敌人。没有人能够公开站出来反对这种批斗。当我任办公室主任时的另一名秘书林宪娟拒绝揭发我时，也被拉到台上陪斗。批斗会开到深夜，她需要喂奶的小女儿正在家里啼哭。

报社的同事都知道我与外来干部不和，多数群众认为我是主持公道和公义的。但他们原来并不知道还有这些事情，所以也感到愤怒。一名来自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瘦高个子的王姓红卫兵学生，甚至说我爱好集邮是在搞特务活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将国内地方报纸寄到国外是不允许的。我在大连念初中时曾经用当地报纸包邮票寄给在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邮友交换邮票。在批斗我的大会上，王姓红卫兵上前将毛主席像章从我的衣服上扯下，并恶狠狠地说：「你是特务、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你没有资格佩戴毛主席像章。」

但是，陈姓支左「革命教师」对我做出一个更为淫秽的指控。

他以惊人的尖鋭声音吿诉大家：「我们揭发李振盛耍流氓！他在借口将照片给一位品德高尚的女红卫兵看时想耍流氓！」

陈没有提这位「受害者」的姓名，但我非常清楚他说的是谁。当时报社进来了三名支左女红卫兵，其中一名叫冯丽娟，被安排住在摄影组一间冲胶卷的小暗房里，冯有一位马姓朋友，是另一名女红卫兵，经常来看冯。马是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学生。有一次，她想看我的一些作品，我便打开柜子去取照片，一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臂，我当即表示抱歉。马的男朋友与她来自同一所学校，姓张，与我同是报社革委会常委，我们相处得还挺好。张和马都知道这项指控不实，有点荒唐可笑，但他们被聂刚等人说服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李振盛彻底搞臭」。长期以来，在中国，凡是想把谁打倒搞臭，必定会扣上「男女关系」的帽子，此乃整人惯用手法，且屡试不爽。他们同意让聂和陈利用此事，只要求不提马的名字。

我听到这项指控时非常愤怒。虽然当时被迫低着头，我却抬起头大叫她的名字：「让马xx到会场来当面对质！」我向批斗会主持人公开挑战，但他们故意不让马姓红卫兵到场与我对质，更怕大家知道真相！

当然，陈更没有胆量让她与我对质。他高声大吼：「被批斗者无权提出任何要求！」然后，他转向人群带头高呼：「打倒李振盛，迎接光辉灿烂的1969年!」

我记得当时在想：「怎么会呢？难道不打倒我李振盛，新的一年就不会来到？」

批斗会开了大半夜，长达六个多小时，一直到翌日凌晨。会后，王姓红卫兵带领几个人押着我乘坐吉普车直接去抄我的家，他们想搜查到更多对我不利的证据。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烧煤的小火炉，外面十分寒冷，当房门被打开时，房间迅速变得冰冷。王逼我将所有抽屉和柜子打开，他们几个人立马动手乱翻乱抄，纸片照片杂物散落一地。刚出生还不满两个月的儿子笑寒，偎依在妈妈的怀抱中被吓得嚎啕大哭。当王发现我和莹侠的一些合影，就将照片拿给他的同伙看，并极尽嘲弄地说：「你们看，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丑态！」

图-165 李振盛在空军部队招待所床上背诵「老三篇」（自拍，1969年7月5日，五常县）

当时，那些珍贵的「负面」底片就藏在地板下边。当王和他的同伙搜查我家的东西时，我就站在盖住洞口的「一头沉」桌子前边，尽管我认为他们不会发现，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还要故作镇静，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着他们抄来抄去。他们以「进行彻底政治审查」为名，拿走了十几本集邮册、许多信件和一些照片。当王强行夺走一摞我与莹侠的情书时，莹侠非常不高兴地说那都是纯粹的私人信件，按法律是不应当被抄走的。

王知道莹侠是党员，他竟然故意讥笑嘲讽地对莹侠说：「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公开的！」这句看上去似乎正确却令人无法接受的扎心话，让我们夫妇铭刻在心头，永远难以忘却。当时，我们只能用愤怒的目光狠狠地注视着这个连党员都不是的造反派学生，他竟然连一点耻辱感都没有。后来得知，他们拿着这些私人信函互相传阅，意淫取乐。

我十分担心莹侠，当时的普通百姓家里都没有电话，无法预先打电话通知她抄家的消息。不到两个月前她刚生下儿子笑寒，正在家休产假。有人说做月子的妇女受到惊吓或经受风寒，今后会落下妇科病或不育症。这次夜半凌晨时分突然来一伙人抄家，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在惊吓与风寒的双重打击下，我怕她精神崩溃，很想让她镇静下来。我想在她面前表现出男子汉的坚强，但在六个多小时的弯腰批斗之后，又被押着带路抄自己的家，身心倍感疲惫。结果，反倒是她支持了我。在这伙抄家者离开之后，我整个人瘫倒在床，她忍住眼泪安慰我说：「你一定要坚强，我们没有做任何错事，让他们审查去好了。」

我的「罪行」没有严重到被报社开除的地步，那时也没有像今天通行的聘用或解雇的制度。但从被批斗那天之后，他们便不允许我采访拍照片。我的照相机被收走，而且不让我返回摄影组办公室，分配我在二楼的综合组图书馆数据室剪贴报纸。

综合组组长正是那个带头抄我家的王姓红卫兵。他就是最想留在报社工作的红卫兵之一，因聂刚的挑拨认定我是常委会中的主要阻拦者，因此对我倍加仇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我被打倒后，更变本加厉施以报复。他常常对我发号施令，并不断挑衅我。有一次我正在剪报，他突然进来查看，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恶言恶语质问我：「李振盛，你为什么不承认对我们的好同志马XX耍流氓？！」

我厉声对他说：「马XX现在就在楼上。可以叫她下来，让我们当面问问她是否遭遇『耍流氓』？」

「难道你还要继续对她耍流氓吗？」他急眼了。

「那好，你们既然不敢当面对质，那我就向你公开承认『我强奸了马XX』好不好？但首先需要把这个房门打开，我要站在走廊里向群众大喊：『我李振盛强奸了马XX!』」我这一招很灵，把他气得一时语塞，满脸通红。

二楼走廊两旁都是编辑办公室。王当然很清楚，他们编造这件事只是想把我搞臭，而不想让所有人知道真相。当时，我已结婚，而马是那位张姓革委会常委的女朋友，他们会因此而丢脸，同时也揭穿了他们整人的阴谋。

他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你竟然还敢这么说，到现在你还在口头耍流氓！」之后，他揄起手臂使劲打了我一巴掌——打在我的左脸颊。除了我父亲之外，从来没有人打过我耳光。我比他要强壮得多，当时完全可以把他打翻在地，但我知道，如果我当真还手的话，会被上纲上线说成是殴打支左革命小将，那就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我的前途就彻底完了。因此，我咬紧牙关，狠狠地对他说：「王XX,你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一巴掌！」

后来，他一直躲着我。时隔三十年后，我偶然又见到他。那是1998年的春天，我受黑龙江日报社主办的《生活报》邀请去追踪采访文革照片「跳忠字舞的小女孩」的主人公康文杰。当我在报社与同事交谈时，王突然出现在门口。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我走过去伸出手来想要与他握手，他吓坏了，以为我要还他一巴掌，脸涨得通红，好像被我打过似的。我想他大概已经反思了三十年前所做的那些错事，这就足够了。

图-166 李振盛（右）与李明达在黑龙江日报社楼顶平台上的合影（万继耀摄，1968年6月，哈尔滨）

1969年9月6日，我与其他被打入另册的26名编辑记者，被报社革委会以锻炼之名，发配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中包括我的妻子祖莹侠。柳河位于距哈尔滨150公里的庆安县偏远地区。1966年「五七指示」发布，两年后，柳河五七干校成为全国的第一所干校，受到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之后全国便纷纷效仿。

我们夫妇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是聂刚等一伙人所把持的革委会对我的报复。当时的口号是「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知道有去日无归期。在去干校之前，我们面临两大难事：

第一，是儿子笑寒尚不满一岁，还没断奶，怎么办？思来想去，只能送回山东老家交给爷爷奶奶抚养。最揪心的一刻是离别时，儿子在奶奶怀抱里伸出两只小手哭着喊着叫「妈妈，妈妈」。我们刚为人父母还不到一年，要舍下儿子赶回远隔千山万水的黑龙江穷乡僻壤去劳动改造，儿子的哭喊声真让我们有撕心裂肺之感。

第二，是埋藏地板下的「负面」底片，万一我们遭遇生命意外，怎么办？思虑再三，必须托付给一位可靠的朋友，吿诉他这件事。最终想到三年前与我们夫妇同在阿城县搞社教的李明达仁兄，他为人厚道忠诚，值得信赖。我们把明达兄请到家里，搬开桌子露出那个洞口，拿出一包东西给他看。他问这是什么？我说都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他吃惊地说，那你留这些「抹黑」的东西干嘛？我恳切地说：「我们俩都要去五七干校了，还不知道哪一年能回来，万一我们发生了生命意外，请大哥记住这里有一包底片，务必设法取走保存起来，将来一定会有用的。」他问会有什么用？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说这都是记录历史的底片，终将会有用的。他看到我们夫妇俩神情凝重，像刘备托孤似的对他以命相托这批底片，便诚恳地答应了。文革结束后，李明达担任黑龙江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多年，直到退休。

图-167 在岀发去柳河五七干校之前，李振盛在办公室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告别（自拍，1969年9月1日，哈尔滨）

李明达真的是个好人，是我遇到的贵人。在那个纷纷搜寻他人材料举报立功的岁月里，他保持了高贵的沉默，守口如瓶三十七年，直到2006年NHK跟随我到哈尔滨拍摄纪录片时，明达兄才面对镜头说出了这个秘密。

在四清运动期间，我们到农村是去指导和发动贫下中农批斗「四不清干部」的，但我们去五七干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得通过每天非常辛苦的劳动来实现，包括种地、割草、砍柴、伐木和修路。尽管不允许拍照片，我仍然偷偷带了两台相机，一台是苏联制造的135型的卓尔基相机，另一台是中国制造的上海4型双镜头反光的120型相机。不过我只拍了几张林海雪原中的景色，以表达我心中的情绪。诸如，曾用一位来干校采访并看望我的老友德振的哈苏相机，拍了两幅自我激励的照片：一是大雪覆盖的森林中一棵大树，寓意「天生我材必有用」；二是雪原中挣扎着露出头的两棵小草，后来我在照片后题写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当时，凡是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人，都被吿知要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有的人还被迁出了城市户口，这使很多人感到前途无望，都认为再也无法回城去干自己热爱的专业了。与我同在一个营的有黑龙江省歌舞团几位知名的歌唱家和舞蹈演员，刚开始时他们清晨都会练练声和练练功，后来遭到批判，说他们没有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思想，练声练功是梦想还会登上舞台，在这之后便再也听不到他们练声，也看不到压腿弯腰的身影了。我则坚信将来还会干摄影一行，所以在劳动中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因为不少人在收割稻谷或砍柴伐木时，失去了手指或刺伤了眼睛。我常常提醒自己，万一无可选择地要伤害到手眼的话，宁可伤害右眼而别弄伤左眼，因我拍照时总是用左眼取景；宁可伤了左手千万别伤右手，我总是用右手食指按快门。

图-168 在五七干校期间，李振盛在树林中独自做防火巡逻时拍了两张照片自我激励。左图：「天生我材必有用」（1970年12月25日，庆安县）右图：「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1971年1月7日，庆安县）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操作电锯时被一块飞出的木块击中头部，当场倒地死亡。我提议应当为这位五七战友开个追悼会，陈姓营教导员说：「怎么能给右派分子开追悼会呢！」原来这位来自省水利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957年曾被划为右派。他的尸体被用草席卷起埋葬在树林里，别说墓碑，连个木牌也没有。我觉得如此这般对待一名因公死亡的知识分子很不公平，但却不能公开说出来。

五七干校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看，好像又回到中学集体住校的日子。刚到干校时，每人发一块两米长的枪形毛坯厚木块，由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刀砍斧凿，再用砂纸打磨，制作一杆像三八大盖的木头枪。我做的木枪很像模象样，手感光滑，受到好评。每天凌晨吹号起床集合，人人手握木头枪，对着尚未天明的夜空练刺杀。当时，正值苏修在我国北方边境陈兵挑衅，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我那杆木枪一直保存了半个世纪，现在在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李振盛摄影博物馆」中陈列展出。

五七干校的住宿条件比我读中学的宿舍还要差。几十个人一块睡在临时搭成的很不平整的木板床铺上。我们经常要穿着衣服抱着木枪睡觉，因为半夜常会突然响起紧急集合号声，要立马起床手握木枪跑岀去，参加夜间军训拉练。这被认为是全民皆兵的训练，实际上是一种折磨。每顿饭，只能吃到玉米面窝窝头，或有砂子有谷壳的米饭，还有萝卜汤。萝卜丝总是沉到桶底，但盛汤时不允许用汤勺去捞。有一次，与我在同连队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丕年，只是用勺子搅动了几下，让萝卜丝漂起来，盛汤时能有几根丝，就被批评为「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这叫「勺子底下见路线」。

结果，桶里的清汤都被喝光了，沉在桶底的萝卜丝没人敢去捞，尽管人人都想吃。最后眼睁睁看着它们被送回厨房，倒进猪食槽里喂猪。

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一言难尽。对女五七战士来说，包括我妻子祖莹侠在内，更为痛苦的是，即使在月经期或怀孕时，谁也不敢请假，照常出工。初冬时节照样要参加破冰割芦苇大会战，敲碎薄冰下到齐腰深的冰水中，弯下腰伸手去割冰水中的芦苇。其实本该在深秋尚未结冰时下水割芦苇，但为了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偏要选在入冬结冰时组织所谓的「大会战」。很多女五七战士落下妇女病，男的则是关节炎。

我曾在四营建材连为学校盖房子生产预制板。这些预制板先由木丝和黏合泥浆混合起来，然后倒到一个木框中，压实之后，用小车沿着两条悬空轨道推到干燥窑中，烤到坚硬为止。铁轨下方是很深的坑道，将热气从管道中排入窑内。我们必须在两条架空的铁轨上摸黑行走，要特别小心才不会掉下去。还需要将袖子和裤脚管系紧，防止大量灰尘进入。在那里工作就像在锅炉房，一整天都穿梭于高温与寒冷骤变之间。

除了艰苦的简单的重体力劳动之外，晚上我们还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讨论讲述八股文式的心得，并根据毛泽东思想分析我们的世界观。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得一位省里来的高级干部，是位老年妇女，有一次在无灯光的干燥窑里推车往前走，一不小心从铁轨上掉下去。她被拉上来之后，满脸满身蒙上一层黑碳灰，不但没有被送到医务室诊治，反而要当场分析她为何会掉下去，说她的错误是「没有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那两条铁轨就是「革命路线」。另有一次，老干部王丕年收工时将一把铁锹靠在墙上没立住，铁锹倒到地上。他早在1935年就投奔延安，跟随毛泽东一道在延安干革命，现在却要用路线来分析他为何让铁锹倒下。我所在的第四营，地处柳河的深山老林，距离校部二十多里路，来自《哈尔滨日报》的营教导员陈桂森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响亮口号：「吃小米，爬大山，路线分析，解剖世界观」。受到校领导赞扬，并被作为经验推广，还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吃小米，爬大山，虽然很苦很累，但咬咬牙也就挺过去。最怕的就是路线分析，解剖世界观。谁摊上了，那就算倒了血霉啦，我就摊上两回，本不涉路线的事，非要往路线上扯，让你有口莫辩，那滋味真难受。

图-169 李振盛在柳河五七干校的林海雪原中（自拍，1970年2月15日，庆安县）

在五七干校，已婚夫妇不允许住在一起，要分别住到男女集体宿舍里。我和莹侠同在第四营，分配在两个连队，有时在劳动时能看到她，但只能相互看一眼，并且以点头来打招呼。后来，稍微改善了对夫妇五七战士的待遇，每月允许有一次可以在一个土坯小房间临时过一夜。当我们在一块时，莹侠经常为想儿子而哭泣。儿子笑寒被送给山东老家奶奶代养时不到一岁，甚至还没有断奶。我们非常想念他，但不能够表示出来，也不能感情外露。从生理上、精神上、心理上，我们都在受折磨，但却要一直表现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图-170 李振盛在山东老家抱着由爷爷奶奶代养的儿子笑寒（自拍，1972年1月8日，山东荣成县）

我们在四清运动时第一次到农村，尽管吃过很多苦，也很饥饿和劳累，却仍然感到快乐。我们知道，一年左右便能回到城里。但在五七干校却没有这种指望，那时有一句口号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

在干校，外界新闻的唯一来源是高音喇叭。我们非常仔细地听新闻广播，因为政治风向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因此1971年6月，当大喇叭广播中央宣布免除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时，我感到非常兴奋。黑龙江是全国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省份，潘的下台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的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这个消息使柳河五七干校一时处于混乱状态之中，谁在掌权呢？五七干校原本是由自身也受过批判、但被认为还是信得过的干部领导的，但潘下台之后，他们需要向谁请示汇报？他们原来执行的潘复生左的那一套，早已不得人心了。终于，五七战士纷纷开始寻找理由离开干校，他们向学校的领导人说「母亲生病」或「我老婆要生孩子」等等，没有人阻拦他们离开。我借口父亲病重，需要回山东老家探望父母和儿子笑寒，在8月与莹侠也离开干校。

从山东老家返回哈尔滨时，一位朋友吿诉了我一个重大的事件：「林秃子摔死了！」毛泽东的继承人林彪背叛了主席出逃苏联，途中在蒙古坠机死亡。当时官方的消息还未发布。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林彪这个人。他在1940年代与国民党作战时表现得很勇敢，但他执行了极左的路线、提出「四个伟大」、「红宝书」等，代表极左势力，这种势力控制着五七干校。不仅如此，他形象差，不讨人喜欢。在我们山东老家，墙上贴有一幅毛主席与林副主席的年画照片。有一次母亲皱着眉头看着年画说：「你看看林彪，长得尖嘴猴腮。他哪里像毛主席那么福态，看上去就像是毛主席的一个马童。」我赶紧吿诉妈妈，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林彪的死亡，意味着政治形势将出现重大改变，一些极左路线将被抛弃。人们开始公开怀疑文革，并提出处理前几年一些错误的问题，要求落实政策。

我总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只是造反派之间权力斗争的受害者，这种斗争与革不革命完全无关。我决定不回五七干校，而是与原来一起挨整的朋友联系，试图长时间留在哈尔滨要求报社落实政策。在白靖夫和刘歧祥两位朋友帮助下，写了许多标语，打算贴在省革委会的院墙上。标语是这么写的：「《黑龙江日报》当权派一直在执行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压制革命群众，排除异己。《黑龙江日报》必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下面署名为：「黑龙江日报社广大职工」。

刘歧祥是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同学，也从事摄影工作，我说明他从黑河地区调到省城，在农业展览馆找到工作。白靖夫是一名画家，与刘住在同一宿舍，我们三人成为了好朋友。因我的字迹很容易被报社的人认出来，所以我让白靖夫代写。之后便卷起大标语，准备好浆糊，打算将它们连夜张贴上墙。但是，刘和白很喜欢喝度数很高的白酒，那天晚上出发前，我们伎一起在我家吃饭，他们俩喝得烂醉。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喝醉了。第三天晚上，我坚决要求他们在将标语张贴之前不要喝酒，终于最后将标语贴到省革委会大院的木板墙上。

这些标语立即引起轰动。省革委会认真对待，并打电话给报社。报社的负责人已经因为新的政治气候受到威胁，把持报社大权的聂刚等人现在变得非常害怕。潘复生倒台后，根据国家的新政策，前任总编辑赵扬恢复工作；各造反派头头在一起举行交心会议，相互没有指责对方，没谴责别人，而是自我反思，做自我批评。

图-171 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亲王与夫人诺罗敦•莫尼列(Norodom Monineath)在下榻的和平村国宾馆门前与新闻记者合影，左二为李振盛(胡伟摄，1972年5月26日，哈尔滨)

当时称这类会议为「爬坡会议」，是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求全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1972年2月，报社召开了一次由所有造反派和全社职工参加的「爬坡会议」，我代表原「红色造反团」的群众，作了一次感性的自我批评。我承认，我们的造反组织攻击了其他组织的弱点，把他们打成保守派，以证明我们更革命。我自我批评：「我是派性障目，不见对立派的革命大方向」。

会议室坐满了原来的盟友和原先是对立派的人，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次会议之后，赵扬总编说，欢迎我和妻子回报社工作。摄影组的老组长张戈已退休，我被任命接替他的职位。莹侠继续在文艺部做编辑。我们夫妻俩在柳河五七干校苦熬了两年半之后，终于被正式调回报社重操旧业。

刚开始的几个月里，我并没意识到重返新闻岗位的变化，一直到那年5月份，我作为报社摄影记者被派去采访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哈尔滨。这是我在「接受再教育」之后，第一个重大外事采访任务。亲王在哈尔滨的五天访问我都全程随同，省外办还为记者们统一制作了灰蓝色布料的衣帽套装。第一天，我站在面对西哈努克亲王的另一辆红旗牌敞篷摄影车上，拍摄亲王微笑着向欢迎人群挥手的照片，宽广的马路两旁站满了挥舞小旗的人群。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么多苦难经历——艰难的造反、短暂的掌权、痛苦的批斗、午夜的抄家、寒冷的拉练、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之后，我坚韧地挺过来了。我仍然在这里，依然站立着。

1968-1972

文革中「斗、批、改」的口号从1966年正式提出，到1968、1969年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实践。经过疯狂动乱的几年后，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小圈子，包括副统帅林彪、妻子江青等，已经把大权牢牢掌握在手里。此时，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清除，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已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接管。红卫兵在其破坏力量被利用完了之后，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尽管此前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剧烈的震荡和巨大的混乱仍无法有效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66、67、68三届高中毕业生共四百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指示，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到1978年，加上初中生及城市里其他无业青年人，形成了近两千万人的知青大军。

此外，为了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及各行各业被打入「另册」的干部找出路，1968年5月，黑龙江破天荒地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毛泽东对此充分肯定并将其作为改造干部的典型，于是各地纷纷仿效，在全国农村的穷乡僻壤办起了五七干校。数百万被打倒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成为「五七战士」。一直到1979年，五七干校才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1969年4月的九大之后，文革就应该进入「巩固胜利成果」的阶段。一方面通过全面的「斗、批、改」落实政策，加强团结，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天下大乱」造成的破坏实在巨大，留下的矛盾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局势趋于稳定，派性斗争逐渐平息的情况下，少数地区的武斗和派性斗争还在继续，局部动乱，绵延不绝。

这个阶段，国家宣传机器把重心转向对既定价值观的正面强化，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固有的优越性，以及对毛泽东绝对的奉献和崇拜。毛泽东的追随者们都以健康、快乐、生气勃勃、无限忠诚的面貌出现。少年儿童因为天然带有这些特质，成为这个国家经过这几年浴血重生的理想象征，经常出现在这些造出来的好消息中。

图-172 1968年4月28日，哈尔滨，被评为「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的五岁小女孩康文杰为解放军代表跳「忠字舞」。

图-173 1968年4月16日，哈尔滨，康文杰为解放军代表们表演「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图-174 1968年4月16日，哈尔滨，同样被评为「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的解放军战士王国祥，在哈尔滨郊区为群众讲述自己活学活 用毛主席着作的先进事迹以后，受感动的群众纷纷把自己佩带的毛泽东像章戴在他的身前身后和军帽上，共计一百七十多枚。

图-175 1968年6月21日，哈尔滨，哈尔滨市数十万群众抬着自制的各样巨幅毛泽东像，参加「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大会」。人们相互竞争，彷佛画像越大，越能显示忠心。

图-176 1968年7月3日，哈尔滨，一支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田间地头为贫下中农表演宣传「造反有理」的革命文艺节目。

图-177 1968年8月15日，哈尔滨，黑龙江省歌舞团的文艺工作者高举红旗奔向农村，去为农民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图-178 1968年7月16日，哈尔滨，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的活动中，游泳健儿下水前捧读《毛主席语录》，以防下到水中迷失方向。

图-179 1968年9月5日，哈尔滨，病人们在病房里对着毛泽东像，手举《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这也是「造神运动」中的一项活动。

图-180 1968年10月1日，哈尔滨，参加国庆十九周年游行的哈尔滨群众，簇拥着向日葵花环绕的毛泽东巨大雕像，象征亿万人民心向「红太阳」。

图-181 1968年10月1日，哈尔滨，小学生高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彩色照片，手持各种颜色的汽球，庆祝国庆。

图-182 1968年10月14日，哈尔滨，1968年8月，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给毛泽东一篮大约四十个芒果，毛泽东把这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水果转送给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为表示在红卫兵解散后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工宣队员受宠若惊，将其分发给北京的大工厂，一同享受毛主席的恩宠。自此全国掀起一股「芒果热」。后来有工厂仿制了蜡芒果装进玻璃盒中，转赠给各省工农兵代表。黑龙江省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归来时手捧着「圣果」，在哈尔滨火车站受到夹道欢迎。

在中国朝稳定的方向趔趄前进的途中，暴力仍在继续。文革中对被打倒的「走资派」和所谓的「叛徒」、「特务」等阶级敌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时往往株连到他们的亲属。

1968年底、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涉及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文革之前，欧阳钦是黑龙江省权力最大的人。文革开始后，他成了红卫兵打击的头号人物，以潘复生为首的黑龙江省革委会，把他定为「黑龙江省最大的走资派」，诬指「欧阳钦一贯反对毛主席」。1920年代欧阳钦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已经和周恩来相识。当欧阳钦在1966年夏天被打倒后，周恩来安排他到北京空军总医院以「治病」为名予以保护，黑龙江省红卫兵到北京揪斗未果，欧阳钦躲过一劫。但他的儿子欧阳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长春工作的欧阳湘，于1968年11月24日化名「洪新建」，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写信说明欧阳钦一贯拥护毛主席。这件事被潘复生定为「68.11.24现行反革命案」，列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案。仅用两天半时间，欧阳湘的字迹便被人认出。他在长春被逮捕，被押解回哈尔滨，在北方大厦前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当他试图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周围的造反派用沾满机油的脏手套塞进他嘴里，制止他喊口号。几天后，他被看押他的造反派从三楼厕所窗口推下去摔死。官方报吿称，他死于自杀。

图-183 1968年11月30日，哈尔滨，前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被从长春光学机械所押解到哈尔滨北方大厦前广场进行公审。

图-184 1968年11月30日，哈尔滨，欧阳湘不断试图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周围的造反派用沾满机油的手套将他的嘴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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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9 1968年11月30日，哈尔滨，尽管嘴被堵住，但欧阳湘仍不断痛苦而顽强地呼喊口号，一群人冲上来拽他的头发，把他的口鼻捏住，并拳打脚踢。最终欧阳湘支撑不住而倒地。几天后，他被推下楼而死亡，官方称其为自杀。一直到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得以平反。

图-190 1968年11月30日，哈尔滨，徐德贵是哈尔滨伟建厂工人，在工厂学习「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班组会上，由于问了—句「刘少奇这一辈子是不是也干过一点点儿的好事？」而获罪，与欧阳湘一起被批斗，判刑二十年。因「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已无新鲜感，省革委会保卫部想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罪名：破坏公报反革命犯。

图-191

图-192 1968年12月26日，哈尔滨，毛泽东诞辰七十五周年时，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在寒风中学习《毛主席语录》。

图-193 1969年7月8日，哈尔滨，驻哈尔滨歌剧院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领演职人员到双城县希勤公社，—边参加劳动，一边搞「斗、批、改」。

图-194 1968年8月10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牡丹江印刷厂的女工们正在装订新印制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图-195 1969年7月19日，哈尔滨，驻守在黑龙江省五常县拉林机场的空军飞行员，响应毛泽东「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号召，在停机坪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图-196 1969年7月19日，哈尔滨，两名空军飞行员在起飞前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免飞上蓝天后迷失航向。

图-197

图-198 1969年7月23日，哈尔滨，哈尔滨市大专院校的师生观看纪录影片《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每当毛泽东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观众都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黑龙江省安庆县柳河农场，地处哈尔滨北部150公里。中国的第一座五七干校就在这里诞生。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劳改农场一样，在柳河五七干校，即使夫妻双双下放到这里，也要分配在不同连队生活劳动，分别住在集体大宿舍里。干校成员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大田耕作、水田插秧、林海伐木、护林防火、盖简易房、破冰下到齐腰深的水中割芦苇……晚上则学习毛泽东著作。

1960年代中期的四清运动中，城里来的干部通常派驻农村一年，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五七干校则不同，发配到这里劳动改造，是没有具体期限的。干校一般地处偏远贫困的农村，与世隔绝，生活条件恶劣。来到这里的学员，也被称为「五七战士」。他们一旦来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了文革的重要节点。据传闻说，副统帅林彪担忧毛泽东已对其失去信任，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结果行动提前败露，林彪慌张乘坐三叉戟飞机出逃，因为不明原因，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全部人员死亡。此事至今仍疑点重重。但在当时，这位五七干校主要倡导者的死亡，顿时使干校的未来不明朗起来。

图-199 1969年12月15日，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们在校区总部大院设立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像前合影。

林彪对毛泽东所谓的叛变，以及随后的死亡，对中国此后的政治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有研究认为，此事对毛泽东的身体和心理产生了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发现鼓吹个人崇拜最厉害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毛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出国，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

「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界河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不断升级的边境骚扰行动，令毛泽东备感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顾美军在越南战场的持续军事行动，岀人意料地向美国抛出橄榄枝，包括邀请美国的乒乓球队来中国打友谊赛。「乒乓外交」打响了前奏后，1972年1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秘密会谈，敲定两国元首将于2月在北京正式会面。在这两次重要会晤的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取代台湾，重返联合国。

美国总统理乍得•尼克松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一辈子都在干革命，两人历史性的会面，发生在1972年2月18日。三个月后，流亡在外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亲王来华举行国事访问，随后寓居北京，直到1975年返回柬埔寨。藉此时机，毛泽东也与未来将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领导人邓小平修好。

图-200 1972年5月23日，哈尔滨，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徐向前陪同访问哈尔滨，人群夹道欢迎。

图-201 1972年5月26日，哈尔滨，西哈努克亲王腹稿了一首新歌《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到达哈尔滨后请《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王双印为他记谱作曲，并由王双印登台演唱。亲王和夫人及全场观众鼓掌庆祝首演成功。

图-202 1972年5月28日，西哈努克亲王与夫人乘专列离开哈尔滨，与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

图-203 1972年9月23日，黑龙江，中苏关系在1969到1970年代早期十分不稳定，边界上小冲突不断。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民兵在晨雾中的乌苏里江上一边捕鱼一边巡逻。

第五部分 1972-1976年

1972年初从五七干校回到哈尔滨以后，我们的生活与下放之前大不同了。红卫兵不存在了，林彪也已不存在，再也看不见造反集会、批斗的高帽和牌子，听不到游行集会的声浪了。1968年之前三年里，如果你指责某个人是保守派，他会非常愤怒；你要说谁是逍遥派，他会跟你急眼。转眼几年之后，情况大变了，大家都比较放松，都想待在家里，好好陪着家人，尽力培养孩子，女的织毛衣，男的则自己做家具，真的都成为逍遥派了。我也自行设计图样，买些木料做家具，先是做了四个方凳，后来又自制一个大书橱，那两块磨砂玻璃拉门是我最得意之作。现在，那个大书橱陈列在「李振盛摄影博物馆」里。

红色革命风暴已经基本结束。

我和莹侠想迅速弥补失去的时间，先是将儿子笑寒从山东爷爷奶奶家接回哈尔滨——当时他已学会走路，但不记得也不认识我们，而且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完全成了一个农村孩子；然后毛主席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会见理查德德•尼克松总统之前的两星期，1972年2月6日，我们的女儿诞生了，取名为「笑冰」，期望她能具有笑傲冰霜的坚强性格。

在经历了那些寒冷和孤独劳动的日子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一个真正的家。我们全家仍然住在地板下藏底片的那个房间里。抄家的日子也已过去，我不需要再把它们藏起来，而是从地板下拿上来，将它们放在一个上锁的柜子里。许多人与我一样，原先的职位也被恢复，包括住在同一栋房屋里原先被指责生活过于铺张的那位老干部。最终为落实政策，这一整栋别墅被归还给了他，房产部门便为我们另安排一处离报社更近的房屋。新房在简易楼里，一室半大小，两个房间，我们很高兴，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然而，尽管政治风向可能已经改变，人们的内心并不可能完全恢复。在报社举行「爬坡」会议之后，大家又变得友好起来，但这只是一部分表像，原来的对手之间，甚至盟友之间的恩怨情仇仍然持续存在，甚至延续到他们之间的子女。一直到文革结束，人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互信任。

我申请入党所发生的事情便是例子之一。在长春电影学院时，我第一次申请入党。当时每一名学生都想入党，因为这是进步青年的标志，动机十分纯洁。学院里一百五十名学生中只有一名是党员，在我们摄影系，就是那位曾与我一同作为上访陈荒煤局长的学生代表，却临时称病不能参加的老大哥张雅心。当时我的确认为我很有可能被接纳入党。我哥哥李振历是为国牺牲的革命烈士，父亲李元鉴每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而且是工人，还是共产党员；我本人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在中学加入共青团，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担任班长。然而，党组织认为我过于注重成名成家，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连我们班那位全校唯一的党员同学都通不过，所以拒绝了我的申请。

我开始在黑龙江日报社工作时，入党便成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报社摄影组的其他四名摄影记者都比我年长，有三名是党员，另一位也很快争取入党了。我仍然一直不是党员，无资格采访党的各种正式活动，这严重影响到我的正常工作，甚至到农村采访时都不能旁听生产队党小组会议，让我的人格与尊严受到了伤害。每年省里召开人大和政协的「两会」，赵扬总编会直接指派我去采访，他认为我拍的多底接片大场面照片发在报纸上很有气势。但是「两会」之后的党代会，我就不能采访了。即使在我担任摄影组组长之后，我也必须派其他党员记者前去采访省党代会。赵总编也就发不了「有气势」的大照片了。

赵总编老早就知道组里的资深记者都不会拍多底接片，便让我教教他们。自从我进报社第二年8月首次拍了大场面照片见报后，看得出他们四人嘴上不吭声但觉得这种拍法很好，我作为小字辈不敢说「教」他们，就真诚地「演示」给他们看，他们也反复试拍多次，但就是「接不起来」，反倒弄得我干著急。

由于我无法采访拍摄党的活动和会议，摄影组的其他摄影记者便在背后笑话我这个「非党记者」的组长，还背地里议论，要是让李振盛入上党，那就有两只翅膀了（在他们看来，我科班出身，业务这只翅膀他们压不过我，惟有不让我长出政治这只翅膀）。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羞辱，是政治上的歧视，于是从五七干校回到报社后，我便再次申请入党。

图-204 李振盛和妻子祖莹侠、儿子笑寒、女儿笑冰在家中合影（自拍，1972年9月28日，哈尔滨）

党组织要对每个申请人进行非常彻底的调查。他们首先会查看你的人事档案，而后坐车乘船到你的家乡、中学、大学以及工作过的地点，与你的乡亲、老师、朋友同事交谈，从中倾听并记录对你有利或不利的说词。所以，我经历了一生中第二次政治调查。第一次是1968年春天，那伙「支左革命小将」为了打倒我，派刘姓红卫兵所作的绝非善意之外调，目的是想把我搞臭，但没有得逞。这一次是时隔六年之后，为了我入党，由另一位刘姓同事所做的岀乎意料之外调——没想到他想把我阻隔在党外，而且做到了。

这位刘姓同事是由我亲自调进报社来的摄影组成员，他悄悄吿诉我，由他和曾与我在单身宿舍住对门的吴姓编辑负责我的入党调查。刘对我说：「你尽管放心吧，由我去外调，能有啥问题？等我一回来，保准你能入党。」我当时对他说：「入党外调算是党内机密，你不应当对当事人说的。」他说：「咱俩谁跟谁呀。」

图-205 李振盛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出生地前（唐大柏摄，1972年6月3日，湖南韶山）

刘曾经是呼兰县通讯组的摄影通讯员，常常亲自来省报上门送稿，与摄影组各位记者都很熟，尤其是我在五七干校的两年多里，刘与摄影组仅有的两名记者万继耀、郝松林成为了好朋友。当我1972年5月回到报社任摄影组组长时，万、郝二人极力鼓动我把刘调进报社。这年6月，县委对刘的表现很不满意，决定将他下放到一个边远的公社广播站去，因此他紧急赶到省城来报社向我们求救，说县委要整他，无法再待下去了。我因被整过而同情他，同意救他一把。先去请副总编马放给他熟识的县委书记写封信，费尽周折说服我的老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呼兰籍的王双印出马，我又向曾一起搞过社教的省建设厅环保办的刘洪年处长借来一辆吉普车，和王双印及万继耀赶往呼兰县城。我和王双印先去向县委书记说明来意，并递交马副总编的亲笔信，希望县委能支持省报，同意把刘调到《黑龙江日报》工作。县委书记听后笑了，说县委机关群众反映该同志人品不好，没啥能耐，野心不小，对帮助过他的领导也恩将仇报。最后书记不无幽默地说，「你们来得还算及时，再过一两天，就派他到仅有两个编制的公社广播站，当副站长。既然你们想要他，那就『支持』给省报吧」。这话弄得我和双印很难堪，回到刘的家里，心直口快的王双印问他：「你老兄怎么都混到这份上了？」刘满脸通红央求我们千万别对他的妻子说岀实情。我问老万怎么办，他对刘说，你可没对我们说实话呀，这太不够意思了。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事已至此只能办下去了。后来回到报社后也并未如实向总编汇报。刘的调转手续很快办了下来，全家也搬到了省城哈尔滨。

现在，他对我的仁慈的报答，却是积极地作不利于我的调查，秘密阻挠我入党。

在阻止我入党的问题上，刘、万、郝三人结成联盟，每天上班后便悄悄出去，到与摄影组办公室隔街相望的报社宿舍老郝家里，一起商讨编写整我的大量材料。此事让郝的外甥实在看不下去，他从一堆材料中抽岀几十页纸交给我，说他们太没良心了。

图-206 李振盛为了兑现「绝不老死黑龙江」的誓言，数次借进京采访之机，到北京联系调转单位。在天安门前金水桥自拍照片明志：一定要调到北京（自拍，1974年6月28日，北京）

最后，刘从我在1973年5月回家乡探望父母的一次旅行中，找到所要找的借口。那次旅行对我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我在中途去见了一位从未谋面的老朋友、中学时便神交的印度尼西亚华侨邮友曾庆瑞。他喜欢音乐，我曾通信鼓励他回国读音乐学院，他作为一名爱国华侨在1960年代初携妻返回中国，先读华侨补习学校，后上华侨大学。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那时归国华侨都被视为「特嫌」，因此毕业时被「内控」分配到山东省离我老家约100公里的牟平县第一中学教英文，他妻子被分配到牟平县纺织厂当工人。

对于这次见面，我们双方都十分激动。虽然自1957年以来我们一直保持通信并交换邮票，但从未见过面，只是看过照片而已。我预先在长途电话中吿诉他我将穿戴的情况，为了便于相认，我戴了一副太阳镜和一顶鸭舌帽，并背着一个银灰色的摄影包。当时大家的穿戴都很普通，多是蓝、灰、黑色的中山装，或草绿色军装。所以，当我在牟平县汽车站下车时，我的装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可能会被认为是海外来的特务。庆瑞认出我来时也觉得好笑，我们一块回到他租住的农家小院。他在纺织厂工作的妻子请半天假回家包饺子，大家相聚得非常愉快。我还为他们一家三口拍了照片，我和庆瑞也一起合影留念。

但是由于曾庆瑞夫妇在海外生活过，他们始终被人怀疑是特务，理由很简单：放弃国外优渥生活，为什么非要回国呢？他们还经常被人跟踪监控。

我们那次见面后不久，曾庆瑞的校长便找他谈话，为何会与一个戴墨镜和鸭舌帽的像是从国外来的人见面？更可疑的是你们如果是老朋友，为何还要事先吿知见面的接头标识？人们怀疑这是「特务接头暗号」。

在山东老家过完春节后，我回到报社，将这次与邮友会面的趣闻，对包括刘在内的几位同事说了，甚至给他们看我拍的一些照片。但是，这次到山东省牟平县的调查却变了味。刘见到曾庆瑞的校长，并没有吿诉他戴墨镜的人是我，就是他的同事。他们只是「客观」记录了校长对这件事的怀疑性说法，回到报社后便向革委会「如实汇报」：李振盛的朋友曾庆瑞的确「与海外来客进行了一次可疑的会面」。意思就是曾庆瑞见过「海外来客」有「特嫌」，我曾与他长期通信并交换邮票，自然也是有「特嫌」了。

在刘、吴二位奉派去山东对我作入党外调时，党支部一位好心人路德刚把一份「入党志愿书」交给我，他认为我入党是近在眼前的事，这份志愿书不如早些填好。党委书记史怀远和赵总编一样，都非常关心我入党的事，曾对我说等刘、吴外调回来，便会督促支部尽快开会讨论，支部报上来党委马上批准。谁料想外调回来，风云突变。党委史书记不解，刘是你调进报社的，他怎么会这样呢？此后刘总躲着我，见了面也尽量不说话，再也不像外调之前那般热情了。

我的这次入党申请，最终因刘吴二人外调的「特嫌」结论而吿吹。这时想起呼兰县委书记说过的话，在我身上验证了。此事令我十分寒心，便决定永远不再提出入党申请，终身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平民百姓也挺好。当年我提前填写的「入党志愿书」现在也当作「文物」陈列在「李振盛摄影博物馆」的玻璃柜中，见证我为入党而走过的一段艰辛之路。

刘的行为让我想起寓言《东郭先生》，为了救一只被猎人打伤的狼，结果差点被狼吃掉。我还剪下根据这个寓言画的小人书的封面图画，放在办公桌上的玻璃下。刘看见之后脸都发红，他知道这是指他，因此抱怨说：「你没有权利这样做，我是照章办事。」我吿诉他：「如果当初我也照章办事，你就不可能到省报工作。」他一时无语。王双印知晓此事后也说：「老弟你是当代的东郭先生啊。」

后来，我终于兑现「绝不老死黑龙江」的誓言，调到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任教。刘为我送行时欲言又止，我知道他为伙同党员同事阻挡我入党深感愧疚，想道歉又难开口。我便慰藉他，一切已成往事，不提也罢。时隔二十多年以后，国际媒体邀我回哈尔滨拍纪录片，我住在省报后边的一家宾馆，刘每天清晨上街排队买豆浆油条送到我房间。他数次说，「我一家人都知道，如果没有你当年把我调进报社，我一家怎会住在省城呢」。我劝他别说这些了，并吿诉他宾馆有免费早餐，刘仍坚持这么做。我明白他为何如此。

在周恩来总理和重新起用的邓小平副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很快在1970年代初开始重建。但这并不等于政治运动的结束。江青伙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组成的「四人帮」希望激进的革命不断持续下去，便与周、邓这些温和派搞对立。1973年年底，他们将消逝不久的林彪和古代的孔子扯到一起，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但很少有人对此热衷。我认为大部分人都看得岀来，这是江青想要推翻周恩来的一个阴谋。然而，周总理非常受人民爱戴，江却不受欢迎。我想中国或许没有一个人真的喜欢她，连毛泽东都说不太喜欢她。

江青有时还相当愚蠢。例如在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她下令上海照相机厂加紧仿制德国造的「探卡M3」相机，命名为「红旗牌」，并指令所有参加这次采访的摄影记者都要使用国产相机拍照，她想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产品。但这种相机品质不过关，快门有时会「卡壳」按不动，胶片也常被划伤。没有人愿失去为这次历史性访问拍照的机会，结果摄影记者们都把红旗牌相机挂在胸前，假装在使用国货，却在关键时刻使用探卡相机。

图-207 中央舞剧团从北京来到阿城县玉泉公社为广大农民表演革命样板戏，图为演出《沂蒙颂》时，李振盛闯上舞台摄影（王洪本摄，1975年7月23日，阿城县）

万万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位不可一世的第一夫人江青竟然与我这个平民记者的一次采访经历有过关联。那是令人胆颤心惊的可怕时刻。1975年7月23日，我跟随采访从北京来黑龙江巡演的中国舞剧团。他们在阿城县玉泉公社演出革命芭蕾舞《白毛女》样板戏时，有五万农民坐在山坡上观看节目。表演期间，我艇而走险地闯到舞台中央，从背后拍了一张「大春与喜儿相认」的照片，这样能够从照片中看到人山人海的观众（本书第296页）。我为拍到这个决定性的瞬间激动不已，但走下舞台之后，舞台监督非常愤怒，指责我破坏革命样板戏演出。这个戏是由「革命文艺旗手」江青本人指导排演，并派往全国各场巡回演出，中国舞剧团团长每天晚上都要通过电话直接向江青汇报演出情况。为此我十分担心，有点恐惧感。

图-208 省委宣传部门希望能将县委领导与省委领导一同登在报纸上，因此左上图中左侧的两位县委领导必须和右上图中间的两位省委领导出现在同一画面中。李振盛因此施行「换头术」，剪贴，拼凑成了一张新的照片（下图），同时对一些人物的表情做了处理，使他们看起来更和谐。

回到哈尔滨的当天晚上，我赶紧去找时任黑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老朋友王双印，他因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而升了官，还成为省委委员。这次省委让他负责接待中国舞剧团。我到《黑龙江日报》后首次采访的文艺项目，就是1964年他参演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自此与他结识。这年深秋，我与他一同在阿城县农村参加社教运动，我在田间地头给他拍了很多为农民教唱革命歌曲的照片。文革初期，他被关进牛棚，我曾以给外宾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为由，多次请他出来参加外事活动。按他的话来说，「振盛老弟救过我几次命」。

此次，我到他家是来找他「救我的命」。他听我如实说明情况后说，「老弟呀，你这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但是，双印是个讲义气的人，他答应帮助我。

第二天，他特地去北方大厦与团长共进早餐，团长吿诉他，昨天晚间的确已向江青作了汇报，而且她对省报记者竟敢闯上舞台拍照十分不快。江青说，这个记者胆敢站在舞台中轴在线，这使剧中岀现了另一个角色，「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这是非常严厉的政治指控。她指示团长转吿黑龙江省委，必须把这个胆大妄为的摄影记者「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江青以为「党报」的记者必然都是党员，其实我不是。团长吿诉王双印，早餐后就要去省委传达江青同志的指示。王双印说，今天上午你们要乘专列回北京，汽车都在大厦门前等你们吶，没时间去省委汇报了。王向他保证：「我代表省委负责接待你们剧团，你已经将江青同志指示吿诉我，我会向省委汇报，请相信我会处理好这件事。」幸运的是，这位老朋友冒险压下了江青的指示。双印悄悄对我说：「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我俩守口如瓶二十多年，直到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原美联社记者刘香成邀我陪同德国记者赴哈尔滨采访王双印时，他才说出这个秘密。

江青的权力欲极强，一心想当「女皇」，还具有极重的报复心理，行为活像一个泼妇。她曾经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但尽管她如此之坏，我并不认为她能够承担得起文革这场灾难的全部责任。

小时候在山东老家生活，爷爷教我识字，他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背诵《三字经》。我仍然记得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邪恶是后天发展和养成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都能够改变人性，而且确实已经改变了。因此，我不认为文革中的红卫兵或学生们都有一颗邪恶的心灵。例如，为李范五省长剃「鬼头」的那几个哈军工六五级学生实在太年轻，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只是在「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还说过，要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图-209 李振盛在报社摄影组办公室里，从暗房中出来接听电话（自拍，1975年8月5日，哈尔滨）

我的同龄人并没有直接经历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和反右运动，我们是在共产党的培养下长大的，一直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相信是毛主席将中国人民从万恶的旧社会解放出来，认为他是为人民谋幸福。但是，他却利用了我们这种单纯的情感，引用当年他反对蒋介石政权的「造反有理」口号，来清除身边的其他领导人，无端地号召人民起来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反。如果毛泽东需要清除刘少奇，他没有必要为打倒对手而调动群众，从而把亿万人民推入空前的劫难之中。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一群野心家利用的一场空前大动乱、大灾难。毛泽东当时认为党内已出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有发生变修或政变的危险，试图以他的「极左」思想、「僵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维来改造中国。结果，整个中国都遭受深重的苦难。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也感受到了痛苦。可以说，毛泽东本人也是他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所点燃的革命烈火也烧到了自己。当他去世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早已意识到文革是一场大灾难，有一种说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已经解放，能够独立思考与判断，但当时情况并非如此。那时，有的中学生相互武斗，宁死不屈从楼顶跳下时还高喊：「毛主席万岁」，为真理绝不投降。当年，中国曾发行过一张「革命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金训华」的邮票，他为了抢救水灾中漂在河里的一根木头电线杆而牺牲。他的确很勇敢，却毫无意义。

尽管我本人并不迷信，但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性。7月28日，中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震，河北省唐山市被夷为平地，25万人死亡。同年，对我生命历程有着深远影响的三个男人先后死亡：我至为崇拜与敬仰的周恩来总理1月8日因患膀胱癌病逝，享年78岁；接着，给予我生命并竭尽一生辛劳养育我成长的父亲李元鉴在2月19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3岁；最后在9月9日，我曾以纯洁的青春和激情听从并响应其号召的毛泽东主席离开人间，终年83岁。

图-210 省委书记刘光涛在毛泽东追悼会上致悼词，李振盛在现场摄影（许万育摄，1976年9月18日，哈尔滨）

毛泽东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他快要走到生命尽头了。从新闻纪录电影中，人们看到他不断衰老，看到他跟外宾说话时，口水一直流淌到下巴。新华社的朋友吿诉我，他们被派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为晚年毛泽东拍照片，不能使用闪光灯，得专门在他书房里安装特殊的灯光，才不会刺激伟大领袖的眼睛。

但是没有人能够万寿无疆。

中央首先让党员干部知道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接着，他们通过电台和报纸吿诉了所有人。那时大部分人没有电视机。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但不记得当时有什么很特殊的感觉。

9月18日这天，全国从首都到各省市都在隆重集会追悼毛泽东逝世。我在采访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悼念毛泽东的大会上，很想拍到像新闻纪录片里人们哭天抢地的镜头，因此特别注意去发现对毛主席去世感到极度悲痛的情景。大会场上不断播放哀乐，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但我只发现一名妇女的灰西服衣领上有几滴泪痕，尽管不很明显，我还是拍下来了。她看上去是很悲痛的样子，让别人感到她正在哭，但并没看到再有眼泪流下来。我知道这张照片不具有代表性。我看到曾经多次采访过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全国模范苏广铭，便上前小声启发他：「苏师傅，毛主席逝世我们都极其悲痛，我很想拍一张您悲痛流泪的照片发在报纸上，让人们知道您十分怀念他老人家！」苏师傅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老人家过世，我当然很悲痛，是毛主席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的，我怎能不怀念他老人家，我刚才还掉眼泪了呢。」他努力往外挤眼泪，但我等了一会，并没有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结果只能拍了一张脸上表情悲痛但却无泪的照片。我还宽慰他：「苏师傅，我知道这几天您把眼泪都哭干了。」他说：「李记者呀，还是你理解我，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在哭，真的是把眼泪哭干了。」回报社交稿时，赵总编问我还有没有更悲痛的照片，我说真的没有了，若有的话我能不拍么。结果，我拍的这两张悲而无泪的照片都发在了报纸上。

图-211 《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王双印，为毛泽东逝世谱写歌曲《我们永远怀念毛主席》。图为王双印（前排右二）与李振盛（前排左二）等媒体记者合影（薪筑力拍，1976年9月15日，哈尔滨）

如果你比较中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感情，就能看出差异。当周总理去世时，中央下令，任何地方都不可以举行追悼会。但在北京，人们还是自发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对许多人来说，周恩来的人格几乎是完美无瑕的，为了防止文革的灾难过于严重，他遭受了很多痛苦。在我们报社，「红色青年战斗队」的几个成员从报纸剪下周总理的照片贴在大厅的墙上，以示悼念。很快，好心的军代表史怀远奉命劝说我们将它取下来。不少人认为，周恩来去世时，好像中国的一根擎天柱倒塌了；而毛泽东去世时，人们只是悄悄地说：「他老人家终于走了。」

在文革期间，许多人被形势所迫曾做了一些后来让他们感到追悔或羞愧的事情，包括我自己。我一直记得1967年1月初，报社的「红色青年战斗队」和「红色造反总队」两派代表赴北京参加辩论，由「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确定谁是真正的造反派，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我难以释怀。当时，薛运福代表「红色造反总队」与我们面对面地辩论，他是报社政教部的老编辑，年长我七八岁，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原本与我的关系也挺好。现在分别代表一派，各为其「主」。但在辩论期间，他吿诉总部负责人：「我敢用人格担保，我们是真正的造反派。」这使我非常愤怒，不假思索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硬币，冷嘲热讽地大声对他说：「你的人格还不值一分钱！」然后，为了狠狠羞辱他，我将那枚硬币扔到门外。老薛见状目瞪口呆，脸涨得通红，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却洋洋得意。

这么多年来，一想到当时的情景，我仍然有羞愧感，不该如此对待一位老朋友、老编辑。文革爆发四十周年时，我在哈尔滨与老薛重逢，我诚恳向他道歉，他说：「那时候大家为争当造反派，都变得疯狂了。那一页已翻过去，咱们仍是好朋友。」

今天，当反思文化大革命时，我深深地感到绝不能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因此，我为自己拍摄的文革系列照片命题为「让历史吿诉未来」，要通过这些「会说话的照片」，向世界展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历史；让全人类都了解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革文化命」的空前大劫难。在那次运动中，人们如何相互攻击以便能够生存；为何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既包括那些被打伤和被打死的人，也包括那些使其他人受苦的人。文革需要被深刻地反思，但反思不是为了秋后算账，「向后看」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反思是道德的升华，是人性的回归。

也许是因为「小资情调」，我始终认为人们相互之间需要友善和真诚，以宽容为怀。人们都渴望在平静的环境里施展个人的才华，为社会作奉献，怎么可以天天搞阶级斗争，斗得你死我活。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普遍在声讨、批判「个人奋斗」和「名利思想」，反对「追求成功」。但我总是努力去寻求成功，尽管有许多人试图阻止我走向成功之路：领导者，红卫兵，甚至我的同事和某些朋友。多年来，他们大多认为我是一个「不听党的话的人」。但是，文革爆发五十多年后，当人们看到我拍的这些照片时，这些成千上万张文革的真实画面存在的原因，与我始终没有被接纳成为党员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我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一个我行我素的人，一个特立独行又异想天开的人。我总是依据自己的「逆向思维」作选择，始终坚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才能取得成功。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可言的话，那就是我为人类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照片。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大约一个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消息公布后，我在报社，高兴得难以形容。大家都非常兴奋，欢呼「四人帮」的垮台。这意味着文革浩劫的结束，意味着疯狂时代的终结。那些应当对如此多丧尽天良的行为负责的激进分子终于被送上审判台，最后被关进监狱。

一天下午，报社全体员工在食堂里聚餐庆祝，气氛非常热烈欢快。在十年的恐惧和不安之后，大家都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欣喜。我们欢笑，相互拍对方的肩膀。我们喝酒，又互相祝酒，每个人都十分激动。结果，与许多人一样，我也喝醉了。

那时，莹侠和我已搬进了新建的简易楼房，离报社很近。下班后，她会从报社托儿所领回我们的宝贝女儿笑冰，先到摄影组办公室来，再一起回家。笑冰当时四岁，长得很漂亮，又很乖巧可爱，幼儿园老师给她起了一个小名叫豆豆——像个可爱的小豆子。

图-212 李振盛和女儿笑冰在报社摄影组办公室内合影（自拍，1976年7月12，哈尔滨）

北国冰城哈尔滨，雪花也来得早。我记得那天外面正在下雪，地上覆盖一层皑皑白雪。一路上，我手舞足蹈的样子让行人感到好笑，却是善意的，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酒醉。那些天里，全国各地机关单位都在聚餐喝庆功酒，街道上常有走路摇摇晃晃，嘴里哼唱「祝酒歌」的醉酒人。当时路面非常滑，只隔一条街就要到家了，莹侠让我抱起笑冰过马路。我抱女儿有一个习惯动作，先把她举起来，使劲向上一抛，当她下落时一把抱在怀里。结果这天因为喝酒太多，向上抛时用力过猛，将她从我的肩膀上向后抛了出去。

剎那间，我两只胳臂在胸前抱了个空，然后我听到莹侠大声尖叫起来，赶紧回头去看，笑冰在空中翻滚了一个跟斗，「砰」的一声脸朝天平落在雪地上，她立即哇哇大哭起来。这让我立即醒过酒来，和莹侠赶紧脱掉她的厚棉袄，查看她是否摔伤。但她一点伤痕都没有，只是受到惊吓而大哭。莹侠看着被我摔在地上的宝贝女儿，气得瞪着眼睛对我喊叫：「如果我现在有一把刀，我会杀了你！」

自那时起，莹侠便常常提醒笑冰那天发生的事。她会问笑冰：「豆豆啊，你还记得那次为了庆祝『四人帮』垮台和文革结束所发生的事吗？」我会笑着补充说：「是呀，那天豆豆翻的那个跟斗还真够水平！不经摔打，怎能成材？」

这算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给我的最后一个有惊无险的「礼物」。

1972-1976

林彪叛逃、尼克松访华、邓小平重回权力中心——尤其是在1974年周恩来重病后，邓小平接手外交工作——以及同一年毛泽东怒斥江青的极左团体为「四人小宗派」，都意味着中国对极端意识形态的追捧有所退缩。但是，邓小平是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检讨信，赞美了文革，并保证「永不翻案」后，才得以重回政坛的。毛泽东也并没有压制江青和其他极左分子，江青依旧掌管文化系统和意识形态领域，并在1974年借「批林批孔」的名目攻击周恩来，以及在1976年批斗邓小平。

虽然毛泽东从未否决过激进主义或文革，但他也没有计划把它们推向未来。他认为江青野心勃勃，太过危险，令他日感憎恶。他精心挑选的接班人华国锋却恰好相反，是个相对顺服的、鲜为人知的中间派。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对于中国将要前进的道路并没有太过犹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华国锋就下令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

图-213 1973年3月8日，哈尔滨，少先队员在「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献辞。

图-214 1973年3月8日，哈尔滨，到了1973年，街头和广场上派系斗争的混乱已经开始被大礼堂内有组织的会议取代。3月8日，黑龙江省召开了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图-215 1973年3月10日，哈尔滨，黑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领导班子接见参加省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

图-216 1974年2月18日，哈尔滨，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塑造成典型人物的陈永贵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黑龙江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报告。

图-217 1973年3月17日，牡丹江，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郭凤莲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由军代表陪同参观地下防空洞工程。郭凤莲率领大寨代表参加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传经送宝」，先后在大庆油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参观。

图-218 1974年3月15日，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局先进集体「哈尔滨客运段北京线『三八』包乘组」，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与革命群众一起开展「批林批孔」活动。

图-219

图-220 1974年11月1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以全国着名劳动模范马恒昌命名的齐齐哈尔机床厂马恒昌小组，是工业战线上的先进班组，车间里整洁明亮，生产效率高。

1970年代中期，毛泽东推行「统一、稳定、发展」的政策，中国着手解决十年社会动荡给经济带来的问题。江青和四人帮代表的极左派，与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温和派，虽然是政治上的对手，但似乎都认同恢复经济。但是，对于具体解决经济问题的措施，两派的看法不一。对于周邓来说，发展经济意味着要吸收外国资本和科技，为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提供助力。对于极左派来说，发展经济是要重新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老一套来提高生产、「自给自足」。

总的来说，温和派一方更占上风。1972年的批修整风运动，让在大跃进和文革中被打倒的很多干部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随着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联合公报》，中国的国际贸易逐步开展起来。但是，极左派并不甘示弱。他们把赌注押在毛泽东身上——毛泽东担心随着自由化的深入，整个文革，甚至他本人，都将被一一否定。此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在1974年被诊断出患有葛雷克氏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肉萎缩症——江青和四人帮急欲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批判「走资派」和打倒一切「崇洋媚外」活动。

图-221 1974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双城县朝阳公社，黑龙江省双城县朝阳公社的知青和当地农民一起在「抓革命，促生产」，开挖河道冻土，修建水利渠道，大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工程。

图-222 1974年12月17日，双城县朝阳公社，朝阳公社社员在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挑运清理河道的淤泥。

图-223 1974年12月17日，双城县朝阳公社，一支妇女突击队拉着小车运送淤泥改良土壤。

图-224 1974年12月19日，双城县希勤公社，希勤公社农民和女知青集中人力拉沙子改土，改造盐硷地。

图-225 1974年12月18日，双城县韩甸公社，韩甸公社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一位身怀六甲的妇女也在肩扛搬运沉重的冻土块。

江青精心策划的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攻击，成为1960年代中期文革开始的导火索。尽管后来极左派的政治力量逐渐式微，江青仍一手掌控文化事业。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革「文化」的命的话，江青可以说是斗争到底了。

文化大革命把众多人类文化遗产视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垃圾，或大加摧残，或打入冷宫，代之以由江青牵头出品的「样板戏」。每个样板戏，都是对上百万人民群众上的一次思想品德课，强调旧社会的恶和新中国的善。《白毛女》是最著名的样板戏之一，故事的女主角是年轻的农村姑娘喜儿，为了躲避地主黄世仁的压迫逃入深山，严寒酷暑将她满头的黑发变白。另一个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反派「南霸天」也是地主。这两部戏均以女性解放为主题，有一定思想和艺术价值，影响远及西方世界，至今作为「红色经典」上演，但缺点是歪曲历史，刻意突出阶级仇恨。

政治舞台上，江青在1976年周恩来病逝后，进行了最后一次备受瞩目的演出。当时，北京群众自发举行了大规模悼念周恩来的活动。4月5日清明节，成千上万人民群众不顾当局反对，涌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到处是人们献上的花圈。这些自发的悼念活动，带有谴责毛泽东和文革的意味。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两天后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江青策划组织了批斗邓小平的活动，但是，她的胜利是短暂的。新的党主席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三个星期后，下令逮捕包括江青在内的四名「四人帮」成员。江青虽然没有被判死刑，但在狱中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五年。1991年，77岁身患癌症的江青，就像曾经被她折磨过的许多冤魂一样，选择用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图-226 1975年7月20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国舞剧团在大庆油田为十万石油工人演出八个样板戏之一——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图-227 1975年7月23日，阿城县，中国舞剧团在阿城县玉泉公社为五万贫下中农演出革命样板戏——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

图-228 1975年9月1日，黑龙江省尚志县，中国东北地区有许多朝鲜族聚居，例如尚志县河东公社就是朝鲜族和汉族聚居的农村公社。公社每年举办独具特色的民族运动会，包括跳板比赛。

图-229 1976年2月16日，尚志县，黑龙江省亚布力林业局虎峰林场由知青组成的女子民兵班，手握钢枪巡逻在林海雪原中。

图-230 1976年4月9日，哈尔滨，在毛泽东将邓小平撤职后，哈尔滨市五十万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集会，声讨邓小平的罪行。解放军官兵的方阵中拉起「热烈欢呼，坚决拥护党中央的两个英明决议」和「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的大幅标语，并不断高呼「打倒邓小平!」

图-231 1976年5月16日，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十万群众在北方大厦广场集会，纪念「五•一六通知」发布十周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图-232 1976年6月18日，尚志县，经济重建包括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黑龙江省尚志县河东公社的朝鲜族社员在水稻田里插秧。

图-233 1976年6月22日，全国工业战线的红旗——大庆油田的硏究院的科技人员用科技手段提高油田产量。

图-234 1976年6月26日，大庆，黑龙江省大庆邮电局职工抓革命促生产，一边深入批邓，一边加强技术学习和研制。

图-235

图-236 1976年6月25日，黑龙江省北安市，黑龙江省引龙河农场特地从县城里请来照相馆的师傅，在水利工地上用大型老式座机为知识青年突击队员们拍摄合影照片。

图-237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通告

图-238 1976年9月14日，哈尔滨，哈尔滨工艺美术厂职工在制作花圈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与半年前周恩来逝世后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悼念之情相比，或者与不久后四人帮下台每个人表现出来的雀跃之情相比，毛泽东的逝世，带来的更多是一种压抑的情绪。经过多年动荡后，人们对这位革命英雄、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崇敬之情也已渐渐被多年的政治斗争所侵蚀。照相机记录下人们面露的悲戚，但无法窥测内心的活动——虽然大家心知肚明：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继续下去了，但是今后向何处去？中国人在忧虑、等待。出席悼念活动的省领导中有劫后余生的任仲夷，数年后他调任广东，痛定思痛，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做出了一番事业。

毛泽东并没有像苏联的斯大林一样，死后遭到「清算」。一部分原因是，你无法把毛泽东的名字与共产党分开。毛泽东就是党的化身。同样的，你也无法把共产党与文革分开。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帮凶与受害者一起陷入了沉默。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为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平反，不少人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一生遭遇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是最有资本否决毛泽东的，但他没有这么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同时提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图-239 1976年9月15日，哈尔滨，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干部在省委大楼设置的灵堂里，悼念毛泽东逝世。

图-240 1976年9月16日，哈尔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王双印为工人代表演唱他刚刚谱写的歌曲《我们永远怀念毛主席》。

图-241 1976年9月16日，哈尔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黑龙江省驻军副部队长冷鹏飞（前排右）在高炮团带领官兵宣誓，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图-242 1976年9月18日，哈尔滨，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各界群众五十万人集会追悼毛泽东主席逝世，群众佩戴黑纱白花排队进入悼念大会会场。

图-243 1976年9月18日，哈尔滨，参加追悼会的劳模代表沉痛流泪。

图-244 1976年9月18日，哈尔滨，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五十万人集会，共同追悼毛泽东主席逝世。大会会场设置在红卫兵广场。

图-245 1976年9月18日，哈尔滨，追悼会上，省委领导人与广大群众一起向毛泽东主席遗像鞠躬致哀，其中也包括了在文革高潮时被打倒的领导人。从左至右是：王一伦、于洪亮、任仲夷、刘光涛、张林池、杨易辰、李力安、游好扬、夏光亚及李剑白。

图-246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于1976年10月23日举行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粉碎「四人帮」。

图-247 12月23日，哈尔滨市革命群众顶风冒雪乘解放牌大卡车上街游行，庆祝华国峰主席像在黑龙江省印刷发行。

图-248 1976年12月23日，哈尔滨，中共黑龙江省委全体常委在省委大楼前列队迎接华主席像。

尾 声 1980年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这个牵涉到社会各个层面，影响到数百万人生命、包括许多当权人士生命的大事件，却仍被冰冷的沉默所笼罩，很少人主动开口提及。1978年，中共宣布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然而，文革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伦理并形成信仰崩溃后的真空，物质建设只能在精神废墟上起步，贪腐因此变得难以遏制。恰恰此时，黑龙江出现了一位号称「建国以来最大贪污犯」的王守信，揭露此案的报吿文学《人妖之间》，于1979年发表后轰动全国。王守信是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她在文革前只是燃料公司的一名普通收款员。文革期间，她成为造反派，被指控多年私设「小金库」，先后储备三十多万现金供打通进煤和运输环节，最后连同物资折价共贪污、侵吞约五十余万元。

对王守信一案的审判，使黑龙江省再一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经过在哈尔滨三天的公开审理后，王守信被判处死刑。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她罪不致死，只是撞在官方整顿经济领域的枪口上，成为牺牲品而已。1980年2月，王守信被枪决。但是「杀鸡儆猴」的策略早已失效，此后中国贪腐涉案金额不断刷新，如今更是动辄以千百亿计。在落马前，涉案者大都罩着光环不容质疑，落马后，他们又成为大奸大恶不容辩护。非此即彼的斗争思维仍大行其道，「人妖之间」的命题并未过时。

图-249 1980年2月8号，哈尔滨，王守信被押进设在哈尔滨工人体育馆的公审大会会场。

图-250

图-251 1980年2月8号，哈尔滨，被宣判立即执行死刑后，王守信激动地大喊「我是为真理而死」、「共产党会替我报仇的」，法警为了不让她再喊叫，托住她的下巴向上一推，使下巴脱臼，她便再也不能出声了。

图-252 1980年2月8号，哈尔滨，公审之后，王守信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

图-253

图-254

图-255 1980年2月8号，哈尔滨市郊，到刑场后，王守信神志清醒，表情平静。

图-256 1980年2月8号，哈尔滨市郊，王守信大步流星地走向行刑点。

图-257 1980年2月8号，哈尔滨市郊，到达行刑点后不肯下跪，被法警从后脚弯踢了一脚后跪下。

图-258 1980年2月8号，哈尔滨市郊，围观群众很多，她面无表情，木然地等着最后的行刑。

图-259 1980年2月8号，哈尔滨市郊，行刑程序是：行刑法警空枪上场，法警长发放子弹，行刑法警瞄准，法警长举发令旗，旗落枪响。王守信脑袋中弹，头顶冒出一般白气向前倒下。

图-260

图-261

鸣 谢

谨以此书献给——

在文革浩劫中蒙难倒下去的人们

从文革风雨中坚韧挺过来的人们

《红色新闻兵》这本书的制作过程历经多年，期间涉及世界各地诸多人士的努力和贡献。

首先要感谢为本书作出贡献及对我事业给予帮助的人们：

中国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感谢他在91岁高龄时亲笔为《红色新闻兵》题词。早在1988年3月10日，我的文革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最高奖，张将军亲切接见我并表彰说：「你为人民记录了历史，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

知名汉学家史景迁教授——感谢他在学术研究的百忙之中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撰写导言。

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感谢他精心编辑《红色新闻兵》英文版，并策划我的文革照片的全球巡回摄影展览。

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编辑、作家杰克•米纳什——感谢他对我所做的两百多小时采访，并在此基础上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撰写我口述历史的三万多字英文访谈录。

美国联繋新闻图片社巴黎编辑部多米尼克•德莎范(Dominique Deschavanne)女士——感谢她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所用照片做的编辑工作。

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技术人员提姆•马普(Tim Mapp)先生——感谢他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所用文革图片做扫描制作。

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编辑南希•科尔(Nancy Koch)女士——感谢她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的照片做英文编辑工作。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馆员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感谢她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所提供的数据及校阅工作。

美国独立电影制片人卡玛(Carma Hinton)教授、澳洲国立大学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Barme)教授——感谢他们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的译文做系统校阅修订并撰写书评。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时任摄影中心主任郭存发——感谢他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提供文革时期《黑龙江日报》部分报纸版面图片及相关数据。

纽约红石图像公司总裁汪钢(Peter Wang)——感谢他为《红色新闻兵》英文版所采用的照片精心扫描制作电子文件。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感谢她亲率设计师和责任编辑在北京登门造访诚挚约稿，并亲自参与《红色新闻兵》中文版的编辑与设计工作。

书籍设计师何浩先生——感谢他以极大的热忱为《红色新闻兵》中文版提供了精心的设计。

中文版责任编辑林骁女士——感谢她最先热情执着地与我反复联络《红色新闻兵》中文版的出版事宜，并以极其敬业的精神完成繁重的编辑工作。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制作部吴剑业先生——感谢他为确保《红色新闻兵》中文版图片的质量所作出的贡献。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大众传媒系助理教授李适女士——感谢她为《红色新闻兵》中文版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馆主樊建川先生——感谢他斥资为我创建占地1200平米的「李振盛摄影博物馆」，永久性地陈列展览我的一千余件生平实物和数百幅摄影作品。

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先生——感谢他为我获「国际摄影界奥斯卡奖——露西纪实摄影终身成就奖」而专程赶来美国，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颁奖盛典上担任颁奖嘉宾并致颁奖词。

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一老友记」主持人陈鲁豫——感谢她对我进行访谈并制作两集节目，让我向海内外观众讲述文革照片背后的故事。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感谢他们于1996年邀请我赴美讲学，安排我与「文革学泰斗」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教授同堂演讲；十年内两度邀请我到哈佛大学举办文革影展及学术演讲会。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感谢他们于1997年初邀请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举办文革影展及学术演讲会。

随后二十年来，我先后应邀在北美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及南美洲等地二十余所国际名校举办演讲会，恕不一一点名致谢。

长弓影视公司(Long Bow Group)——感谢高富贵(Richard Gordon)、卡玛夫妇邀请我参加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拍摄并在影片中讲述我的文革照片故事。

其次特别感谢对我学业和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前辈们：

我的导师吴印咸——感谢他1961年对我的教导：「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

我心目中的导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感谢他2003年7月看过《红色新闻兵》后盛情邀我会面并合影，亲切地说：「我们都在用镜头为历史留下见证，是记录历史的同路人」。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和摄影作品影响我一生。

我的恩师葛伟卿——感谢这位平生历尽磨难的电影艺术家担任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常务副主任时对我的教诲：「只有把逆境变成人生的动力，才能攀登事业的巅峰。」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

爷爷李杏村——感谢曾任教私塾先生的爷爷为我取名「振盛」，喻意「振声激扬，盛誉四方」。他是给予我人生与文化启蒙的第一人。

父亲李元鉴——感谢父亲在很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供我读大学，完成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业，圆了我做摄影艺术家的梦想。

生母陈世兰——感谢生母孕育了我和妹妹的幼小生命，她却在我三岁、妹妹一岁时英年早逝。

嫡母王树英——感谢嫡母养育我和妹妹长大成人。文革中我与妻子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由她代我们扶养刚刚一岁的儿子笑寒。

岳父祖寿山——感谢这位未曾谋面的岳父同意他的女儿嫁我为妻，文革中他因是乡村著名中医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而自杀。

岳母祖关氏——感谢岳母尚在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悲痛中到哈尔滨照顾我正在做月子的妻子及刚刚出世的儿子笑寒。

哥哥李振历——感谢他为了减轻我们困苦家庭的生活负担，16岁便参加了人民军队。后来不幸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妹妹李淑舫——感谢她多年来在山东老家悉心照料年迈的父母，让我在外安心攻读学业和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妻子祖莹侠——感谢她陪同我经受文革风雨的洗礼，在五十年相濡以沫的坎坷历程中，她始终给予我最真诚最无私的理解与支持。

儿子李笑寒——感谢他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说明我整理数据和制作修整图片的技术性工作。

女儿李笑冰——感谢她在本书编辑过程中说明我整理数据，参与本书的编辑及翻译工作。

我要感谢所有真心地关爱过我的人，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人生中奋进的动力。我也感谢那些忌恨并打击压制我的人，逆境与挫折更激励我奋发图强。

曾给予我帮助的人太多，无法在此一一点名致谢，敬请朋友们谅解。

李振盛 年表

出生

1940

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祖籍山东省荣成县

教育与任职

1963

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摄影组组长

1982

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

1996

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赴美访问讲学，旅居纽约任纽约华文月刊《天下华人》杂志总编辑

出版与获奖

1987

二十幅文革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2003

《红色新闻兵》由英国菲顿出版社以英、法、德、意、西、日六种文字出版

《红色新闻兵》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

2004

《红色新闻兵》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导奖」

《红色新闻兵》成为英国皇家图书大奖六本提名摄影集之一

2005

被美国资深摄影编辑瑞威•戈登(Reuel Golden)选为自1855年以来150年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

2006

入选凤凰卫视《凤凰生活》「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

获「墨子国际摄影大师奖」

牛津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牛津摄影指南》单独列入「李振盛」个人词条

2007

《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李振盛见证香港回归》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

2013

获「国际摄影界奥斯卡奖——露西纪实摄影终身成就奖」(The Lucie Award)，成为首位华人得主

2014

被IPA(Invisible Photographer Asia)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30位摄影师」之一

2016

中国邮政出版「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纪念邮票——享誉世界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摄影六十年珍藏纪念邮票」

展览与演讲

1988

「艰巨历程」摄影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1996起

先后应邀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塔夫茨大学、荷兰皇家艺术学院、墨西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全球二十余所大学演讲。美国及欧洲多所大学选用《红色新闻兵》作为教科书

2003起

《让历史吿诉未来》环球巡回摄影展在六十多个国家/城市巡展。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三地的观众均超过十万人，国际观众数累计超过四百万人

2007

《李振盛摄影50年》与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美国人》在中国平遥举办联展

2008

西班牙维多利亚摄影节举办《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与罗伯特•卡帕纪实摄影联展》，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为已故著名战地摄影记者

2015-2017

《李振盛摄影60年》先后在西安、成都、哈尔滨举办展览

2017

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馆主樊建川创办「李振盛摄影博物馆」，展览陈列李振盛平生用过的实物千余件，生平照片及摄影作品数百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