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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碼一週年：被保護的和被囚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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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碼一週年：被保護的和被囚禁的

端傳媒記者 門悦悦 | 2021-02-09

王鵬站在深圳海岸城購物中心的入口，諾大的商業體，入口只拉開一條縫。人們擠在縫隙前面，舉起手機掃商場前豎立的健康登記指示牌。王鵬也掏出手機，打開相機，掃描商家指示牌。好幾個問題跳了出來，「姓名」、「身分證號」、「手機號碼」、「戶籍」……填到一半，王鵬突然沒了耐心，關掉手機，扭頭離開海岸城。

「對這些信息提交到哪不放心」，王鵬給自己的離開做解釋，「而且太屈辱了，一堆人擠在那。」

這樣的時刻，還出現在北京高中生孟婧被保安攔住、杭州徐樂的健康碼突然變紅、要去KTV玩耍卻在入口處登記了三次信息的周悅身上。

在健康碼成爲中國大陸疫情常態化防控手段，將每個人保護着的一年裏，總有些時刻，讓人感覺不太對勁。手機裏的二維碼，把人按紅黃綠分別歸類，像質檢線上品相不一的產品，分別奔向不同的地方。

盯久了看，四四方方的健康碼，像房間又像牢籠。

最特殊的互聯網產品

阿里巴巴集團有一款企業管理和工作協同軟件名叫「釘釘」。除阿里巴巴自用之外，很多互聯網公司，甚至傳統行業企業也都選擇釘釘作爲自己的內部管理工具。按一些科技行業觀察者的話說，這是一個一直在「探索人與信息關係」的APP；也有人認爲，這是一款「符合阿里企業文化和價值觀」且「只爲領導不爲員工」服務的軟件。

根據2019年夏季阿里巴巴官方公佈的數據，彼時釘釘個人用戶超過兩億，企業用戶超千萬，是「全球最大的軟硬件一體智能移動工作平臺」。

這枚工具上一次被大範圍討論是因爲其中名叫DING的功能——讓接受信息者即便在沒有網絡也沒有話費的情況下，依舊收到發送者的消息。這個功能被輿論冠以「慘無人道」的稱號，但對更多使用此軟件的上班族而言，基於定位信息的打卡功能或許更令人頭疼，程序的凝視不會給人遲到一分鐘的縫隙。

去年開春，經歷了疫情中最初的停擺後，杭州這座人口過千萬的中國經濟強市面臨550萬人的返杭復工潮。面對依舊焦灼的疫情，和不得不啓動的復工復產，杭州決定「先讓城市裏健康的人動起來」。釘釘在這時派上了用場。根據事後的報道，1月29日，總部即在杭州的阿里釘釘團隊經過緊急開發，面向亟待復工的企業組織發佈了員工健康功能，具體包括在釘釘中每日報平安，快速收集、實時統計每人健康信息。日後的報道顯示，這爲健康碼的開發打下基礎。

2月7日，健康碼概念擴散到市民層面。在員工健康功能推出的八天後，余杭碼（注：余杭區爲阿里巴巴總部所在地）上線，再過四天，杭州健康碼上線。綠碼通行，紅碼和黃碼需按規定隔離的規則就此立下。根據後來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局長鄭榮新的介紹：「杭州健康碼就是企業員工健康碼的簡化版。」

幾乎同一時間，深圳的王鵬也在一個叫「深i您」的微信公衆平臺上提交了自己的健康數據，填寫的內容與釘釘的類似，都涵蓋了近期身體狀況、是否經過疫區、是否接觸高危人群等，一一提交否定答案後，一個綠色的二維碼即刻出現，這便是騰訊版健康碼的初始版本。與阿里一樣，騰訊在疫情早期積極介入防疫事項，健康碼只用三天時間便完成從研發到發佈的全過程，遠遠超過傳統互聯網產品的開發速度。

王鵬記得最初拿到這個健康碼時不以爲然，它太簡陋了，就是一個方方正正的二維碼，沒有特色，甚至連日期都沒有。不誇張的說，身爲程序員的王鵬自己便可以設計一張類似的截圖出來。「這東西真的能防疫麼？」他疑惑。

實際上，健康碼幾乎成了歷史上迭代頻次最迅速和密集的互聯網產品。中關村科學城城市大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科大腦）是參與開發北京健康寶的團隊之一，根據他們公佈的開發思路，北京健康寶的誕生至少經歷了三大歷程——第一階段是爲解決政府掌握企業員工健康狀況的需求，開發了一個疫情報送系統，該系統可打通從最末端的社區到最頂層的市級疫情調度組織，使社區或企業掌握的人員健康信息可以順利地層層上交，但這一階段的產品只面向政府，公衆接觸不到；第二階段則針對返京人群和企業員工分別開發了兩款產品，一款供返京人群在到達北京前填寫個人健康信息，這些信息通過上一階段的報送系統傳遞給防疫的各個層級，針對企業人群的產品思路類似，只是報送對象會增加辦公樓端；第三階段才是人們今日熟悉的健康碼，「此時復工復產已到一定階段，老百姓去的地方更多，需要一個健康證明出示給不特定的地方。」中科大腦的CEO李浩浩稱，「相當於個人健康信用。」

從1月25日開始的第一階段，到3月1日北京健康寶推出，不過37天。此後北京健康寶不間斷更新，逐步增加他人代查、境外人士版本等功能，據中科大腦透露，不間斷的迭代持續了整整110天才穩定下來。

健康碼的加持，使疫情中不確定的個人健康情況可視化起來。在3月初人民網的報道中，新聞熱烈指出上海、江蘇、江浙、安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復工率分別達94.5%、99%、99.8%、98.1%，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與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權對健康碼價值的判斷相符，即利於相關政府職能部門進行實時監測管理，提高統計效率，並幫助其採取有針對性的精準聯防聯控措施。「當前我們抗擊新冠肺炎有一個極有力的技術手段，就是利用大數據。」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業一司司長羅俊傑也肯定了健康碼在中國疫情防治中的作用。

於是，這一「極有力的技術手段」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迅速複製到全國。在健康碼第一次出現在杭州餘杭區後的第七天，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便要求加速研發全國統一的健康碼。各地政府紛紛聯手各自信任和依仗的科技公司，開發當地版本的健康碼程序。上線一個月後，騰訊宣佈基於微信平臺的健康碼已覆蓋全國9億人口，這幾乎相當於2018年底統計出的全部城市人口數，阿里巴巴也在3月初宣佈中國大陸已有200多座城市啓用基於阿里雲平臺的「健康碼」。到4月，中國市場監管總局發佈《個人健康信息碼》系列國家標準，與平均需兩年的相關流程相比，健康碼的標準從立項到發佈僅用了14天。

3月初，從天津回北京的李建勳站在高鐵站出口，用微信掃了掃現場樹立的北京健康寶登記指示牌。授權個人姓名和身份證號、填寫健康狀況相關的選擇題，健康寶提示將在3秒後拍照取得人臉信息，沒等李建勳反應過來，界面上閃爍的取景框便定格在了他剛拉下口罩，一臉迷惑的臉上，「像個強姦犯似的。」李建勳原以爲這個健康碼將在離開高鐵站後便再也不見，沒想到接下來的一整年，他都需要頂着這張「奇醜無比」的照片，走向北京的全部場所。

二維碼中藏着你的一切

在百度上搜索健康寶，「健康寶照片怎樣更換」是排名第一的搜索項。與其他省市的健康碼稍有區別，北京健康寶在顯示健康碼的同時，也會展示使用者的臉部照片，並且在出入各大公共場所時，都需要掃碼於線上登記自己的健康寶信息。無數人和李建勳一樣，在一臉茫然中完成了人臉識別，並發現在很長時間內，這張比身份證照還粗糙的照片成爲他們通行各大場所時不得不掏出的證明，連更換都找不到地方。

去年12月，一批大陸明星的健康寶照片於網絡泄漏，「2元打包」、「明星素顏照」、「1元買千位藝人身份證號」的字眼刺激着公衆，人們在論壇交換着明星的照片，評判哪些明星在死亡光線和角度下依舊保持美麗容貌，哪些不過爾爾。喧鬧之後，恐懼的問題隨之而來：健康寶數據的隱私和安全誰來保護？

在目前各省市使用的健康碼，基本都要求個人提供姓名、身份證號、手機、支付寶/微信賬號等基本信息，有的省市如北京還會加上人臉照片等信息。在此之外，一些地方的健康碼還會結合更多用戶信息，如浙江省健康碼系統平臺經授權，還可接入人口綜合庫、法人綜合庫、電子證照庫、信用信息庫、地理信息庫等基礎數據庫。

一個二維碼的背後是一個幾乎囊括一切的個體數據記錄。

而各地健康碼的申領過程中極少看到關於隱私問題的相關提示，但如若不誠實填寫信息，人們還會受到處罰。杭州就曾發佈兩則《關於不誠信填寫「杭州健康碼」信息的人員的通報》，涉及1000多人，他們的懲罰是健康碼轉爲紅碼——意味着基本阻斷了他們去任何公共場所的機會。

面對質疑，科技公司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套差不多的說辭：公司只負責提供技術支持，個人隱私信息的採集和保存由政府掌握。有的人會進一步說明，「疫情管控也是一種應對公共事件產生的一種公共管理，這種公共管理必然會產生一些個人信息的委託管理。」中科大腦的CEO李浩浩說，「就像辦身份證需要把個人信息委託給公安局。」中國外交部則表示「借疫情利用大數據技術開展大規模監測，侵犯公民隱私權」系謬論。在健康碼國家標準中，也有信息保護一欄，提出健康碼的有效時間一般爲5分鐘，應採用加密保護等措施。

讓渡權利給公共管理機構以尋求保護，是唯一解法麼？

在健康碼已基本覆蓋中國城鎮人口的4月，美國也推出了自己的數字化應對方案——谷歌和蘋果，這兩大當今科技屆的巨頭，將首次攜手推出一款幫助防控疫情的追蹤系統。該系統基於手機的藍牙追蹤技術，理想情況下，當所有人啓用該系統，一旦有人COVID-19病毒檢驗呈陽性反應，其他用戶的手機將搜尋過去14天的藍牙信號資料，判斷是否有密切且長時間接觸該感染者的情況，一旦屬實，密切接觸者的手機會收到通知，提醒他們曾與確診者長期接觸。

該消息一曝光，關於隱私的擔憂也接踵而至，特別該產品的更新版本將直接內置至手機系統。人們擔憂這是在手機中開天窗，任由商業公司窺探其中的祕密。對此，兩家巨頭多次解釋其在隱私保護上的考慮：首先這是一款完全基於自願的產品，不會有任何人或組織強迫用戶使用，其次公司不會收集用戶的位置數據，也不會通知用戶與誰或者在哪裏有過接觸。同時，每個用戶的藍牙信息經過層層加密，並每日更新。爲了降低公衆對藍牙跟蹤項目的不必要恐慌，兩公司也將該項目的名稱由「接觸跟蹤（Contract Track）」替換爲不那麼敏感的「感染暴露通知（Exposure Notification）」。

騰訊研究院在一篇介紹該系統的文章中，總結其「去中心化」的構思——即不需要政府建立用戶個人信息的中心化數據庫，除衛生部門能夠訪問的由中央系統所維護的關於確診者的最小數據外，技術運行所涉及到的其他用戶數據，都以加密方式存儲在用戶手機本地，包括與確診信息的匹配計算也是在用戶的手機上進行。這種思路能最大限度地在用戶端解決所有事情，減少由於信息交互產生的泄漏。但弊端則是——必須有足夠多的個人用戶選擇主動參與，否則效果將大打折扣。而在新加坡，類似邏輯的防疫工具下載率只有不到20%。

「這種另闢蹊徑的做法的效果還有待檢視，但項目對隱私和數據安全的謹慎心態仍然值得借鑑。」騰訊研究院評價。

技術工具的能與不能

2003年，非典期間的一個深夜，一輛印着振華貨運有限公司的集裝箱卡車到達上海的港口。司機很着急，朝接應的人解釋，「很對不起，按原定計劃四小時前就可以抵達港口的。但是汽車在進入上海高速公路收費站時要求量體溫，隊排得很長，我足足等了近兩小時。」他又急又喘，延遲交貨需要賠付貨價的70%，分秒必爭，「但到工廠取貨時又被攔在門外，要求我到附近的醫院做身體檢查，這樣一來一去又花去幾個小時。」

17年後，同樣的長三角地區，一家電器企業老闆向媒體反映，「有了貨運通行證之後，我們目前的發貨速度跟之前是一樣的，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他提到的「長三角貨運通行證」是一個同樣基於阿里平臺，與健康碼有類似邏輯的針對貨運場景的通行證，符合防疫條件的貨運車輛申領後，在長三角區域內可便捷通行，「結合杭州健康碼契機，實現車碼與健康碼聯動。」相關報道寫到。

若對比非典時期與此次COVID-19肺炎的防疫措施，會發現整體思路類似，都是隔離、檢疫、社會疏遠和社區封鎖措施。根據《北京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應急預案》，此次疫情中採取的交通要道人員管理、封閉住宅小區、管理進出公共及營業場所人員等措施，都曾於非典時期運用，不同的是，需手動填寫的《健康登記卡》變成了「掃碼-亮碼-通過」——同樣的防疫措施，在健康碼等技術手段的加持下，似乎更加簡潔高效了起來。

在一檔討論健康碼與國家治理關係的播客節目中，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博士候選人黃靖洋認爲健康碼是技術對治理能力的接管。「（這次疫情裏的中國）並沒有動用很多像軍隊警察這種力量，就依靠技術管控跟基層的一些人力，就實現了一些特定區域的人群管控。」黃靖洋評價。

但技術同人一樣，也有失誤和侷限。

3月，老家在湖南吉首的徐樂發現，自己的健康碼突然變紅，原因是「中國移動接口判定」。運營商客服向她解釋，因爲吉首與恩施接近，接收到了恩施的信號，才導致了這樣的判定結果。被查出紅碼後，她被送入一家酒店隔離14天，她向運營商申訴更改錯誤定位，但在更改四天後，健康碼的顏色一直沒有改變。同她一樣，在健康碼推出的早期，幾乎每天網絡上都會出現因爲健康碼異常變色，或關鍵時刻無法登陸影響工作生活的話題。

當系統問題逐漸穩定後，全國互通又成爲難題。北京的葉丹去年去了福州、廣州和深圳，每到一個城市，他都需要擠在站點出口處登記該城市的健康碼，填寫大部分重複的信息。網友@Y1ZE在微博曬出的深圳寶安機場的健康申報照片顯示，全國健康碼多達28個。

在北京時，葉丹也時常爲了健康碼疑惑，在寫字樓的入口大家擠作一團，等待手機裏的健康碼加載，有時還要揭下口罩，重新進行人臉識別——這不是增加了疫情風險麼。而且隨着疫情趨緩，保安們也懶洋洋了起來，瞟一眼葉丹的手機，便讓他進去了。

經端傳媒統計，健康碼的使用場景很多，社區管理、企業復工、交通出行、學校開學等大部分與生活工作強相關的場景，都會使用到健康碼以進行風險人口的辨認和排查。但疫情防控中的其他關鍵步驟，如病情確診監測、流調、病原學監測與血清學檢測等措施，健康碼很少能參與。

作爲工具的健康碼屬於機器的自動化決策系統，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規定，「我們有權不接受單獨地基於自動化處理得出決定的制約」，儘管在目前中國，當技術工具不穩定的成本加到每個人身上時，還沒有對應的法規申述，但健康碼第一次將這樣的問題推到了每一個個體跟前。

工具背後的人，或統治邏輯，也決定了工具的表現。中國從去年3月初便開始推進健康碼的全國互通，3月20日，國家衛健委規劃司司長毛群安介紹健康碼跨省互認機制，並直接給出「跨地區防疫健康信息的數據共享、各地健康通行碼與全國一體化平臺的防疫信息碼對接、直接採用全國一體化平臺防疫信息碼」三大解決方式。4月發佈的《個人健康信息碼》系列國家標準，也對個人健康信息碼的碼制、展現方式和數據內容的統一作出要求。然而直到現在，一城一碼的情況依舊頑固。

官方對此的解釋大多是「因爲各地防疫政策和標準不同」而導致無法互通，但官方給出的明確指導已基本掃除技術障礙。「深層次的原因是各自利益的權衡，缺乏政府相關部門的意願和決心。」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諮詢專家胡功群表示。這回到的是中國治理的老問題——治理機構的條塊關係與權責不明。以浙江爲例，它的省級機構對應60多個部門，在這之下盤根錯節又形成大約2000個系統，再加上各地市、區縣，浙江全省的政府部門運行着2萬多個信息系統。而這2萬多個信息系統大都彼此獨立，想讓這些系統串聯起來非常困難。依附於系統之上的健康碼，便誠實地將這種困境展現了出來。

葉丹存了張綠碼的截圖在手機裏，經過保安時朝他隨意晃晃，便也進去了。

「其實不用騙技術，騙過人就好了。」

當健康碼成為良民證

在「疫情常態化」的下半年，周悅去北京的朝陽大悅城逛街，地鐵站直通商場的入口封鎖，唯一開放的地面正門入口排起了長長的人龍。北京天冷得早，風又大，佔地2萬平米的商業體，只保留一個寬不過一米的出入口，由兩個保安把守着。男男女女們縮着脖子跺着腳，焦急等待手機裏的健康碼加載，有人會甩甩手機，好像這樣就能把加載速度甩出來。本該分散的人群「爲了防疫」被集中了起來。

周悅的生活開始被健康碼劃歸爲一關又一關，每轉換一個場所，都需要花個幾分鐘用健康碼「驗明正身」。最誇張一次是在KTV，不到兩米的入口，設置成三個關口，出示健康碼——量體溫/登記體溫——掃商家碼登記客戶信息。而隨着各地入冬後疫情的反覆，公共場所設置的關口越來越多，比如已經經過掃碼才進入的商場內部，在進出不同的品牌店時，還需要一一重新出示健康碼。

健康碼早已滲透進各種生活場景：天津、江西等地要求2020年的高考考生必須申報健康碼，沒有的將不能進入考場；長沙的機場出站口，健康碼掃描器和身份證掃碼區一起，成爲出站閘機的內置系統；在海南，健康碼與乘車碼、醫院掛號，甚至免稅購物店對接，可直接消費；西安一名21歲的男子要出入自家小區，因爲出示健康碼一事與保安發生暴力衝突，保安因爲傷勢過重進入ICU…...

可政府卻還在試探着將其進一步蔓延的可能。去年5月，杭州提議推出漸變健康碼，即在健康碼的評判標準中接入電子病歷、健康體檢、個人生活方式等數據，嘗試給個人或群體打分，「越綠越優秀」。9月，蘇州則從健康碼的概念中衍生出「文明碼」，爲市民的「文明程度」打分，初始版本測評交通文明和志願文明指數，根據官方設想，之後文明碼還將在推行垃圾分類、文明用餐、文明禮讓、文明上網、誠信守法、厲行節約等「文明習慣」上發揮作用。

「我們可能正在平靜地度過一個歷史性的奇點時刻。」科技媒體鈦媒體總編劉湘明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健康碼的推出或許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時刻，「人和信息不再是原來分離的狀態，正在融爲一體。」在他看來，雖然經過多年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人們身上早已被貼上密密麻麻的數字標籤，但健康碼卻依舊是絕無僅有的，真正將人類行動與信息捆綁起來的操作。

CNN的記者David在回訪武漢時，稱呼自己的健康碼綠碼是「黃金門票」——沒有健康碼寸步難行，正是現在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現狀。

有時數字標籤甚至超越開始超越人本身。北京高中生孟婧11月從新加坡參與升學面試後返京，北京健康寶一時無法加載。她準備了顯示爲綠碼的國務院行程卡（編注：疫情期間展示用戶14天內形成軌跡的手機插件），最新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還有自己健康紅潤不咳嗽不發燒的臉龐。但在北京798藝術區入口，那裏保安只認北京健康寶，說什麼也不讓她進，僵持十幾分鍾誰也不饒誰。直到保安換崗，新上來的保安向她揮手示意趕緊進入，孟婧才通過，這位保安什麼都沒看。

也註定有人無法順利走入這一進程。去年6月，貨車司機劉師傅拉完貨返程時，遇見一位老人向他招手，詢問到城裏還有多遠。老人是安徽濠州人，打算去浙江台州投奔親戚，因爲沒有手機無法出示健康碼，多次乘車被拒，只得帶上行李徒步前進。濠州與台州相距950公里，遇到劉師傅時，他已經走了半個多月。

類似「數字難民」的故事在輿論場上屢見不鮮。但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中國目前有4.16億人非網民，其中60歲及以上的老年群體佔46%，老年人的互聯網普及率僅24.6%，遠低於其他年齡組。除此之外，不懂電腦網絡而無法上網的人佔比爲51.6%；不會漢語拼音、受文化程度限制不能上網的人爲19.5%，年齡太大或者太小不能上網的有14%。

中國國務院在去年11月引發《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要求各地不得將「健康碼」作爲通行的唯一憑證，強調身份證件、持紙質證明、「通信行程卡」都可成爲健康碼的替代措施。但令行脫節，老人無法出示健康碼而影響生活的消息依舊層出不窮。

「現在每個人都會有智能手機了吧，」一名長沙的社區街道人員回應老人無法出示健康碼的問題時答到，「老人沒有手機的話他們也有子女可以幫忙呀。」

健康碼的複製與變異

但健康碼依舊像一個生命體一樣擴散着、進化着，以不遜於病毒的速度。

近期，黑龍江在健康碼的基礎上，進一步發佈「市內碼」，目標針對新增本土確診病例、無症狀感染者、疑似病例所在小區內人員等疫情相關人員，持有「市內碼」的人群被限制離開黑龍江。廣東也在2021年1月底發佈新政策，將身份證與健康碼結合，「實現人、證、碼三個一查驗」。

隸屬於人民日報的人民智庫在7月所作的調查問卷顯示，超九成受訪者希望健康碼在後疫情時代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其中認爲健康碼應在縱向和橫向兩方面繼續開發的公衆各超三成。但在漸變碼和文明碼推出之後，輿論又立即發出對其隱私保護和權力邊界的質疑，最終漸變碼被官方解釋爲「僅爲設計思路，沒有上線計劃」，文明碼則在施行三天後叫停。2021年1月，一個可隨意製造不同顏色健康碼的app被曝光，根據網上流傳的截圖，該app的下載次數「超過1000次」。

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世界上更多國家參與健康碼互認，新華網已經發出墨西哥向中國取經的新聞。健康碼的第一行代碼也被收錄進湖北博物館，在長度和廣度上，健康碼都沒有停止腳步。

新年元旦剛過，黑龍江黑河一位網友分享了一段視頻：疫情期間鄰居在樓道相遇，兩人自覺保持距離，各自掏出手機，亮出綠色健康碼，視頻上標註：「你看，我是綠碼！真巧，我也是！」

「鄰居間最可愛的樣子」，這則視頻的標題寫到。

實習生薛曉咚對此文亦有貢獻。

2020年5月3日北京，一名中國男人和婦女在假期期間，於進入購物中心前，一名警衛查看他們的健康碼。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8日武漢，地鐵工作人員舉起紙牌提醒乘客戴口罩，及掃描健康碼。圖：Getty Images

2020年5月3日北京，市民進入購物中心前需要出示健康碼。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6月1日武漢，訪客排隊進入公園前，工作人員檢查他們的溫度和健康碼。圖：Getty Images

2020年8月5日鄭州，一個鄭州食物商展外，人們佩帶口罩排隊。攝：Wang Zhongju/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短視頻前業者自述：用戶數據像小圈子裏的秘密，告訴一人，所有人都會知道

端傳媒記者 楊鈺 | 2020-08-17

繼在印度遭封禁後，擁有逾8億全球活躍用戶的TikTok又在美國收到「最後通牒」——限時90日內剝離其美國業務。困於中美兩國摩擦中的TikTok亦在隱私問題上備受關注。今年1月，軟件公司 Check Point 稱，TikTok存在安全漏洞，黑客可入侵賬戶刪改內容，並盜取用戶電子郵件等私密資料，TikTok後表示已修復。就在2019年底，中國大陸明星李小璐和PGone的視頻在未經創作者發佈的情況下流出，亦引發了公眾對用戶隱私安全的擔憂。

像TikTok這樣的短視頻網站後台，究竟是如何運轉的？平台員工是否可以看到短視頻草稿箱的內容並下載？為何類似內容在不同平台上頻頻出現？所謂的爆款內容又是如何炮製的？曾在中國大陸某短視頻平台做運營的譚成（化名），在行業保密協議失效後，講述了其在工作中看到的用戶隱私保護亂象。以下是譚成的口述：

我第一次對個人隱私有印象是大二，大概10年前。在搜索網站實習的一位師兄回來告訴我們，一定要保護好電話號碼，他根據我的電話找到了幾天前的網購記錄。

那個師兄所有社交媒體的賬號都用太空卡，東西都不存網上。他離職的時候特地找了隱私部門的人，請對方把自己在數據庫中的信息刪掉。

這些事情你知道後會有兩種心態，第一種是你會佛（註：網絡用語，指無所謂），我那些可以看到後台的前同事就是這樣；第二種是你覺得很可怕，但其實對於我們這種已在互聯網留下很多痕跡的人來說，已經沒太多可掩蓋的了，只能說盡可能保護吧。

短視頻大工廠：「大家會以為這個賬號是真的」

短視頻運營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叫影子賬戶。

之前有人爆料說，其他平台上的信息被移植到了馬蜂窩（註：大陸旅行論壇）上，其實這個事情太常見了，大家用爬蟲技術建立影子賬號（Shadow User）搶用戶，互相爬來爬去，已經是一個業界行規。

在大多數UGC（註：用戶生產內容）的互聯網平台，用戶會被分為自然用戶和影子賬號，自然用戶一般僅佔20%左右，佔30%的已算很高了。互聯網產品的一個衡量標準叫在線時長，就是一個人每天多少時間用這款產品。你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正常工作之外，還剩多少時間能讓這麼多產品瓜分？

影子賬戶分內部影子和外部影子。外部影子就是其他類似產品的內容，比如視頻行業有Instagram、抖音、Youtube、快手、bilibili等，還有一些國外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名字的產品，內部影子則是平台不同地區的內容循環使用，比如韓國的同事覺得中國某賬號不錯，就複製到韓國區。

我們的後台很複雜。運營的頁面有一些標籤或賬號，可以看到所有視頻，旁邊會分內部影子、外部影子。運營可以全選視頻，直接點擊生成一個影子賬號，每一個視頻又可以再編輯——換音樂、背景、重新編輯描述，及為賬號上傳頭像。

影子賬號的複製大致分三種。第一種是賬號直接複製，原賬號及內容會直接複製成另一個影子賬號；第二種是將一個原賬號內容分散至其他不同假帳號；第三種是集合同類型內容製作一個假賬號。

運營團隊會告訴技術人員要爬哪些賬號和視頻。在批量複製和搬運前，這些視頻會先被機器過濾，去掉原平台logo，以及在中國——一些政治信息不能出現，在不同國家色情暴力的限制也都不一樣。

在短視頻行業，很多人都在做這樣的工作，即使是一個中高層的運營也會做，這就是短視頻生產的一個大工廠。這在短視頻產品冷啟動時期是非常慣用的方法，從最開始創造出一種繁榮的景象。而平台的增長，就是通過這些方式吸引用戶，讓自然用戶的比例增大，但影子賬戶依舊存在。

一個非常好的運營，一天能做1000個假的「原創」視頻，甚至很多可能都再編輯過，換個封面、加個標籤，你在後台可以看到所有的操作信息和視頻所有的數據。

於是，一個越南用戶在Instagram上發的舞蹈視頻，因為（和中國人）相貌相似，經過爬蟲複製和再編輯音樂後，可能就變成了一個抖音中國賬戶的內容。被複製的內容下也會有很多評論、點讚和轉發，一些是機器操作的，還有一部分可能是真人——因為大家會以為這個賬號是真的。無論博主還是評論，你都不知道賬戶背後的控制者，也許是機器，也許是運營的人，也可能是自然用戶。

一些用戶也會喜歡自己的賬號被複制，因為臉是不變的，無論哪個平台，大家會看到我的臉，我就在火。我們也不會複製很火的賬號，會做的一般是一些中部偏上或是中部質量的，沒什麼影響力又有一小批粉絲的18線網紅是最容易被複制的。如果他自己發現了沒有異議就OK，我們不會主動去說。有異議的就投訴。

運營與審查：「你看到的每一條都不是偶然的」

所有你能看到的視頻內容，只是說符合這個平台露出規律的內容，在這之前都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審核和運營。一個短視頻平台中國國內區可能審核就上百人，也有很多外國人，因為如果做海外，你可能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審核會分好幾道，機器先過至少2道或3道，篩選掉比如暴力色情、視頻質量過低，也會監測原創，有個最基本的版權保護。機器之後是人工審核，在人手比較緊缺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要去做。

人工審核每個人每天別的都不做，就只審視頻。一頁20個視頻，一個人一天至少也得審二、三十頁。審核團隊是有績效指標的，每天會規定你審核多少視頻，而審核完的視頻到運營又被打掉了多少，這就是審核團隊的績效。

審核並不是刪除，其實是一個流量池裏「踩」的概念，或者是隱藏。傳統的網絡裏面也不存在刪除這個概念，是抹不掉你痕跡的，只不過是你自己看到和沒看到的區別而已。在後台，點入用戶個人頁面下就會知道哪些是用戶刪的，哪些是運營踩的。

一個視頻被生產出來之後，就會先到一個大的流量池，審核會降低或隱藏曝光，通過審核的就在流量池裏慢慢攀升，到達熱門的位置，運營如發現它熱門的原因是色情暴力，會重新打到池子裏，如果覺得它沒有攀升潛質，也會打回去。從這裏面其實還會衍生出來一個精品池的概念，如果你是個新註冊用戶，進來我讓你看到的全部都是熱門視頻裏表現在頭部的。這些閲讀量也不一定是真的，它可能是運營給你布置的，這樣你可以在流量池中更靠前，但隨之你真實閲讀量也會增加。

短視頻的運營，就是評估網站視頻裏，有哪些是應該加推動頂到熱門的，有哪些讓它自然增長的，有哪些是想做廣告曝光的。運營會決定視頻的曝光率，你看到的每一條都不是偶然的。

增加曝光是後台的運作，可能就加了1萬的流量，一個視頻在整個供應流（註：用戶看到的視頻推薦界面）裏面的排序就會靠前。目前的供應流，一種是每條信息的位置都有固定價格，需要廣告商對位置競價。另一種是根據你的註冊信息評估你可能會喜歡看什麼，根據以前你喜歡過什麼視頻推薦，以及我運營就是覺得這個視頻好，想讓你看到，加曝光然後把它插到你的供應流裏面。同時，用我們自己軟件製作的視頻，獲得的曝光會更高。另外還有一些視頻或內容網站會在供應流里加一個類別——「我的關注」。

此外我們也會有策劃，和媒體討論發稿是一樣的，所有的短視頻平台都在想辦法靠近或生產熱點。

比如一些很火的神曲，他要成為一個流行的前提，就是很多人跟風或模仿。短視頻公司有研發部門，人不多但都非常高學歷，他們的工作就是研究音樂庫，判斷這些歌曲可能會給人的情緒帶來什麼樣的波動，怎麼影響人的心理，並考察歌曲的曲調和節奏與以前的流行歌之間有沒有相通之處，來判斷這個歌曲如果被接入到平台，成為一個人人都可以用的背景音樂，有沒有可能爆，這是一個非常完備的流程。

再比如手機上每天發的推送，這也是有運營設置和數據驅動的。我之前跟研發部門提的需求是想提升我推送的量，過兩天他們告訴我，你的這個國家在幾點到幾點發推送是最有效的，以及你推送的標識設成紫色的背景，會比設成紅色的背景點擊率高，這都是可以被精細化地運營到極致的。

短視頻公司同樣有政治任務，會有要求你生產某一個政治任務類型的視頻，甚至有一些政府活動，也會要求有視頻策劃，比如我向國旗敬個禮、和國旗合照等。還有國旗的表情包，或《我愛你中國》的音樂，其實就是一個政治任務，它只是用這種方法去嵌入到短視頻，讓你不自覺地接受，覺得他就是個功能，但其實每個功能背後都是有原因的。

隱私黑洞：「隱私條款的結果，很多時候不是被保護了，而是你的隱私被讓渡了」

如果沒有接觸過，超級大後台可能是非常難想像的一件事，所以它的權限挺嚴格的。它很多區塊必須是你的賬號有權限才能登錄，而且只能用公司電腦登錄，或者需要密鑰，你離開了你的座位就需要關掉後台。但你接觸過，就對能看到用戶已刪除或未發布的視頻，並且還能把它下載下來，不會覺得奇怪，因為他是個太基礎的功能。

用戶後台頁面，除頭像等基本信息之外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戶的所有信息，第二部分是用戶所有的視頻。

用戶信息裏，有手機號、地理位置、IP地址、設備信息等。你只要開了定位，或只要使用了設備聯網，我就一定會知道你人在哪裏。

在第二部分，點入到單個視頻的時候，會看到上半部分是視頻的信息（視頻、拍攝設備、地點等），底下是所有運營操作痕跡，比如一審減了11萬次曝光，二審頂了多少次曝光，運營在哪一天幾分幾秒，由誰操作，推到了熱門，你全部都可以看到詳細信息。

任何一個視頻只要點擊就可以直接從後台下載，下載後可從電腦裏導到其他地方，要不要複製和發布，完全是看你個人的素質，沒有人查，沒有人審。我當時都經常下一些小動物的短視頻給伴侶看，因為覺得很可愛。

所以明星李小璐和PGone的草稿箱視頻在後台被看到太正常了，被人下載下來當然是不道德，但也是一個沒什麼門檻的事。這個事情焦點也不會在平台上，可能有人會小小問一下，但很多人其實已經習慣了自己隱私泄露的狀態，所以很快就過去了，沒有人會去想說短視頻後台是一個多麼強大的後台，你為什麼能看到這些信息、下載這些信息。

其實隱私安全是很難保證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公司有義務或是好處，主動為你保護它。用戶數據就像一個在小圈子裏講的秘密一樣，你只要告訴了一個人，所有人都會知道。還有一個比較黑客的東西，其實應該是推薦和算法裏面會看到，就是你手機的相冊信息和聽筒。

在一些購物軟件裏，比如我們聊到登山鞋，它有我的麥克風權限，當你打開軟件的時候就會發現給你推薦了登山鞋。還有可以讀取相冊，比如你今天在相冊裏面存了一個咖啡杯，打開軟件就會看到推薦咖啡杯，這已經不是特例了，盜取你的隱私是無孔不入的。

還有一些輸入法，不管你登錄不登錄，其實你打字的數據都會被記錄，被記錄就被上傳了。而網站的Cookie，無論你接受不接受，都會記錄，我追蹤這個信息問你同不同意，並不代表在其他層面我沒有追蹤你的信息，可能其他層面我根本就沒問你。

一些社交媒體的隱私設置是有很細的項目可以管理的，比如「廣告偏好」，看起來像只是決定你的廣告而已，但其實點進來就會發現，感情狀況、教育等所有的信息都跟你的隱私相關。進一步，你可能關了你所有隱私權限，但會允許對方根據你發布的貼文向你推送合適的廣告，這本身就已經在讓渡你的隱私權了，因為其實你並不知道所用軟件廣告供應的第三方是誰，你的數據會被提供給哪個供應商，不然為什麼一些大社交平台年年因為個人隱私的事被告。

此外，你還需要選是不是同公司另一個平台可以看到你發布的信息，也就是說A可能會依據你在A旗下B的使用情況來推送廣告。這些設定是特別細的，可能有一些默認都是開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想讓一個APP不去搜集到你的信息，其實是要做很多努力的。

至於說隱私條款修改，是法務要求必須給普通用戶看的，但跟具體的一線工作人員是沒什麼關係的。首先那些條款，你絕大多數情況下也不會一條條看，都直接點擊同意了。同時，所有法務都會把它再編輯成對平台最有利的。從修改條款到一線人員遵守條款，這中間是一個太長的鏈條。

而且隱私條款絕大多數情況下，其實是政府對平台的限制，所以你會看到隱私條款的後果，很多時候不是你的隱私被保護了，而是你的隱私被讓渡了。

比如說，它要求你要綁定手機，甚至身份證號碼。其實坦白講，對於平台來說，你的手機號、身份證信息，對我們意義不大，我們不需要知道，需要知道的那個東西，叫用戶畫像。我需要知道你今年多大年齡，平常喜歡什麼，平常還看什麼APP，你會在什麼時間打開手機，你用的設備是什麼系統，你使用什麼語言，你平常在哪發視頻。

互聯網公司的用戶數據，其實是非常寶貴的，不會輕易讓渡給其他公司，但如果政府要的話，就是一定要給。

我後來無意中在我們的系統裏發現了一個項目，是新華社的視頻編輯部有一個超級賬號，他們的權限跟我們運營的權限是一樣的，也就是他可以隨便查看和使用我們短視頻庫裏面的視頻。

殘酷觀看

促使我辭職的一件事，是2018年底加州大火，當時有很多視頻，研發部門的人就來找我，說可以去做這些視頻的片段，推給另一個地區的人，他覺得流量一定會很高，因為這個事情很有噱頭。當時我就很委婉地跟他說，這個視頻他們不一定喜歡，然後他跟我說，看美國加州這些有錢人的房子被燒，難道不開心嗎？

整個運營生產鏈完全沒有任何道德和倫理可言，但身在其中的大部分人不會覺得這是問題，整個團隊裏好像就我一個人覺得很痛苦。我覺得短視頻很可惡一點是，它剝奪了那些智識和機會本就相對缺乏的人、可以用來提升自我的時間，讓你越來越接受這個現狀。那些送外賣的人、小販，他們時刻都拿着短視頻在刷。

而且，有一些視頻能帶來很大流量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個事情有多牛逼，而是它很殘酷。

我看過一個建築工地小哥健身的視頻，很火，但你會發現他身上所有的勞保裝備都是不合格的，工地烏煙瘴氣；還有一個農村的小男孩，他用所有撿來的廢品給自己搭了個架子鼓，然後還特別酷；那個大概四五歲的小男孩給更小的孩子拿大鐵鍋做飯的視頻，也特別火。但我會覺得很難受，他們沒有得到正當教育，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對兒童保護稍微好一點的國家，這樣做飯的視頻是要犯法的，是要報給警察機關去查的。

事實上，短視頻平台是有這個數據，可以很快追蹤到具體地點，但沒有人做。

在這個行業裏面，流量導向、熱點導向、噱頭導向，會讓你整個人理解事情的邏輯完全錯亂和扭曲。很多人在社會中應得到價值認可的機會被剝奪了，他們原本可以像多年前的蘇珊大媽（Susan Magdalane Boyle）一樣，但如今只能在短視頻裏，當一個那麼多流量的人。

2020年2月15日，乘客在印度孟買火車站月台使用智能手機。攝：Dhiraj Singh/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7月24日，北京，戴著口罩人們在電影放映前觀看智能手機。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3年9月11日，蘋果公司員工示範使用手機內置的指紋掃描功能。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刷臉時代：「技術可以讓政府在任何時候獲知什麼人在什麼地方」

端傳媒編輯部 | 2019-05-13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和監控技術市場。據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預測，2022年中國部署在各地的視頻監控攝像頭將達到27.6億個，未來幾年，中國還將在提升跟蹤活動的技術能力上再花300億美元。另據研究公司 IHS Markit 預測，全球用於在視頻畫面中搜索面孔的服務器將有四分之三被中國購買。

這些攝像頭在維護城市安全、高效管理交通上有諸多貢獻；但另一方面，無孔不入的攝像頭也在不斷模糊隱私的邊界，並成為政府、企業等機構的監控工具。

2018年初，深圳警方上線了行人過馬路闖紅燈曝光台，闖紅燈者會被監控攝像頭抓拍，再通過人臉識別鎖定其身份，隨後，該行人「闖紅燈的醜態」、姓名和身份證號等信息便會出現在路口的電子屏幕上，予以曝光。據《南方都市報》報導，最初深圳交警僅對涉事行人的身份證號碼進行了技術處理。在網上引起強烈爭議後，才對行人的全部信息做了處理。而這樣的曝光平台並非深圳原創，在上海和山東、江蘇的一些城市，也有類似的系統被搭建起來。

同年，浙江杭州一所中學啟用「智慧課堂行為管理系統」，教室裏的攝像頭每30秒掃描一次學生面部表情，完成「刷臉」考勤的同時，通過「閲讀」學生的表情來分析其上課狀態並打分。在報道《被教室天眼掃描的中學生》中，一位學生總結了得高分的技巧——表情要豐富，以及「挺直腰」。

我們的行為、思考正在被監控攝像頭改變。從刷臉考勤、刷臉取錢、刷臉領取養老保險，到不少公廁推出刷臉領取免費衛生紙……這些應用，在公眾尚未充分了解、討論其技術邊界，更沒有相關立法的情況下，迅速、通暢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

如果技術無罪，那技術的濫用有沒有罪呢？在張學友演唱會上，人臉識別系統幫助警方抓獲了逃犯和小偷；但同樣一套系統，阻止了有上訪記錄的人乘坐高鐵。

今年1月，舊金山提出一項立法申請——《停止秘密監視條例》（Stop Secret Surveillance ordinance），要求該市政府部門在使用或購買監控技術前徵求監事會的批准；並每年向監察委員會提交監視技術設備或服務的審計報告。如果獲得批准，該條例還將制定全面禁令，禁止政府部門購買或使用面部識別技術。5月14日，市參議會將舉行全體投票表決，若提案通過，舊金山會成為美國第一個禁止政府使用面部識別技術的城市。

我們希望通過下面的漫畫，和你討論人臉識別技術的邊界。正如微軟主席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所說的：

「有史以來第一次，技術可以讓政府在任何時候獲知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它可以知道你想去哪裏、你去了哪裏、你昨天在哪兒。這意味着民主社會依賴的公民的基本自由面臨深遠的分叉。在我們醒來發現 2024 彷彿是《1984》之前，讓我們搞清楚我們希望創造怎樣的世界，什麼樣的保障是合適的，以及政府和公司使用科技的界限。」

金盾工程：數字監控技術如何改變中國政府的維穩偏好

特約撰稿人 姜樂 | 2020-07-14

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實名的網絡社區、可以追蹤個人位置的健康碼軟件，不斷發展的數字監控技術令中國成了每個人都無所遁形的國家。過去十多年間，中國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數字監控系統，將民眾的一舉一動置於「老大哥」的視野之下。這些監控技術犧牲了個人隱私，也為威權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並改變了政府對維穩方式的偏好。

最近發表在政治學研究頂級期刊《美國政治科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一篇論文，分析了數字監控對維穩偏好產生的影響。研究者指出，在信息匱乏的年代，國家無法有效識別出政權的挑戰者，因此維穩主要是通過提供普遍的福利來「收買人心」。而當數字監控可以彌補「信息差」的時候，威權國家更傾向於對異見者實施「精準打擊」，由此帶來政治犯人數的上升，以及公共福利的下降。

金盾工程：公安部「維穩」系統的建立

研究者以中國主要的數字監控工程「金盾工程」為例。這一工程的全稱為「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由中國公安部於1998年提出，2003年開始實施。「金盾工程」至今已開展了兩期，其中第一期（2003-2005年）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建立電子化的人口數據庫，包括個人照片、身份證號碼、住址、家庭構成等基本信息，以及「重點管控人口」名單，方便公安部門查詢；二是實現線下的身份追蹤，在酒店、網吧、火車站、機場等地安裝追蹤設備，當目標人物進行身份登記時，公安部門會迅速得到通知；三是進行網絡管控，包括監測重要的網站、論壇、社交媒體，及時向警方報告不穩定因素，並主動對一些網站進行攻擊或輿論引導。人口數據庫、身份追蹤系統的建立，也便於警方對網民進行線下監控。

2000年代後期，「金盾工程」第二期開始實施，本期的重點在於鋪設道路監控攝像頭，並將其整合到已有的監控系統中。研究者主要關注了其中旨在建設「平安城市」的「3111工程」。「3111工程」全稱為「城市報警與監控系統建設」，由中國公安部和各省政府合作展開，「3111」意在為省、市、縣三級進行試點，每個省確定一個市、每個市確定一個縣、每個縣確定一個區或派出所。這一工程自2006年起開展了三輪，涵蓋的地區範圍逐漸擴大，至2012年已包含660個縣或區。廣泛鋪設的監控攝像頭，加上人臉識別、人工智能等技術，令國家能對個人進行實時監控。

「金盾工程」的實施，對國家的維穩偏好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往的研究普遍認為，威權國家的維穩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打壓」（repression），通過武力使對方屈服，二是「收編」（co-optation），通過給對方好處來換取忠誠。研究者進一步指出，打壓往往是選擇性的，只是針對激進分子；無差別的打壓會帶來國際制裁、經濟損失、大眾反抗等負面影響。而有效的收編往往是普遍性的，例如通過經濟增長、提供公共品來增強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針對部分激進分子的收編往往收效甚微，遠不如把他們送進監獄來得方便。雖然普遍的收編不能贏得激進分子，但當大部分民眾不支持他們的時候，他們也無法製造大規模行動。

精準打擊的加強和福利開支的降低

研究者認為，威權國家要在這兩種模式之間做出取捨。理論上來說，他們更希望鎖定目標「精準打壓」，在集體行動爆發前預先阻止，而不是提供無差別的好處來維穩。但是，威權國家面臨着信息困境：在一個缺少競爭性選舉、言論和媒體不自由、個人傾向於自我審查的環境下，威權國家並不能有效識別出那些政權的激進反對者。然而，數字監控（Digital Surveillance）技術的發展也許改變了這種困境。通過對個人生活無孔不入的監控，威權國家如今能夠越來越清晰地掌握反對者的面貌，控制他們的行動，令「精準打壓」成為可能。研究者據此提出假設：數字監控使「精準打壓」（targeted repression）模式上升，「普遍收編」（non-exclusive co-optation）模式下降。

這一假設能否得到數據的支持呢？研究者以縣為單位收集了兩方面的數據。在「打壓」方面，研究者採用了兩個衡量指標。一個是每個縣的年度公共安全支出（不包括金盾工程），來自研究者自行整理的各縣財政數據。另一個是每個縣每年關押的政治犯數量，來自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中國政治犯數據庫（CECC-PPD）。這兩個數據都不完美，例如公共安全支出既包括了打壓政治異見者的支出，也包括了打擊一般犯罪的支出。而政治犯的數據則存在很多數據缺失。但研究者認為，同時參考這兩個數據可以彌補它們各自的不足。

在「收編」方面，研究者採用了縣級福利支出作為衡量指標，包括低保、退休金、醫療和失業保險等。作者還整合了一系列公共品指標，包括福利中心數量、床位，中小學在校學生的數量等。此外，作者還加入了農業生產指標，以衡量地方政府在農業上的投入。

如果我們觀察到「金盾工程」實施後，這些縣在「打壓」方面的指標上升了，而在「收編」方面的指標下降了，是否就能認為作者的假設得到了數據的支持呢？並不是。因為從時間上來看，這些指標可能原本就處在上升或下降的趨勢中，又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了這些趨勢，並不一定和數字監控有因果關係。為了能更準確地進行因果推斷，研究者採用了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將一些干擾因素排除出去。

這一方法之所以能被使用，是因為不同地區「金盾工程」的實施進度是不同的。在2005年「金盾工程」第一期結束的時候，只有部分地區完成了計劃，而另一些地區沒有。在2012年，也只有部分地區參與完成了第二期計劃，而另一些地區沒有。作者特別指出，在「3111工程」中，選擇哪些地方加入試點、哪些地方不加入，主要考慮的不是這些地方維穩需求強不強，而是儘可能地讓它們均勻分布在不同省份，因此減少了內生性的問題。

研究結果表明，那些在2005年前完成了「金盾工程」第一期的縣，相比同時期沒有完成的縣，在2005年後的縣級公共安全開支平均增加了11.6%。而那些在2012年前完成了「金盾工程」第二期（3111工程）的縣，相比同時期沒有完成的縣，在2012年後平均多抓了0.1個政治犯；考慮到此前平均每個縣每年的政治犯人數為0.13，數字監控幾乎令政治犯人數翻倍了。研究者認為，這些結果表明數字監控導致了「精準打壓」模式的增強。

數字監控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數字監控是否導致了「普遍收編」模式的減弱呢？研究數據表明，無論是「金盾工程」第一期，還是第二期中的「3111工程」，都顯著降低了當地的多項社會福利指標。其中第一期顯著降低了政府的社會福利和農業開支，而「3111工程」則顯著降低了醫院床位和農產品產量。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降低」並不是絕對意義的降低，而是相對於沒有實施數字監控地區而言的相對下降。研究者認為，這些結果表明數字監控導致了「普遍收編」的減少。

為了使以上結論更有說服力，研究者還排除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數字監控導致政治犯人數上升，是否一定意味着「精準打壓」模式的上升？是否有可能是數字監控技術升級後（例如可以獲取個人上網記錄），統治者擴大了打擊面，令一些原本沒有被定義為激進反對者的人被抓，而不是那些原本的反對者被更加精準地識別了？研究者指出，在政治犯數據庫中，大多數因為網絡活動被捕的人都曾使用網絡進行反政權的組織工作，因此能認為他們原本就是政權的激進反對者。其次，即使排除了這些因為從事網絡活動而被捕的人（大約佔全部政治犯的10.6%），原有的數據分析結論也仍然成立。

另一方面，數字監控導致社會福利開支下降，是否一定意味着「普遍收編」模式的下降？有一種觀點認為，數字監控能讓統治者更好地掌握民意、更有效率地分配資源，從而「節省」了社會福利的開支。然而研究者指出，他所研究的對象「金盾工程」是公安部用於監控市民的，不太可能對政府分配公共品產生影響。其次「3111工程」也只是在城市安裝攝像頭，不太可能影響農村地區的再分配和農業生產。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福利開支的下降，可能是因為公共財政總量有限，當政府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打壓」活動中後，必然會擠壓其他開支。但研究者指出，這種變化並不是平衡的，各縣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減少的開支，比他們在公共安全方面增加的開支，大約高出了60%。作者認為，這說明「精準打壓」和「普遍收編」之間的此消彼長不只是出於財政平衡方面的考慮。

總體來看，這項研究表明，數字監控能幫助威權政府更精準地識別出激進反對者，解決他們的「信息差」問題，從而令他們更傾向於用「精準打壓」代替「普遍收編」作為維穩模式。

對行動者而言，這意味着數字監控的升級令他們更容易被識別和打壓。這一結論看似是「常識」，但作者的貢獻在於用科學的方法在兩者之間建立了因果關係，即數字監控導致了更多的「精準打壓」，並指出了這一效應的規模，即令政治犯人數近乎增加了一倍。對於那些認為數字監控只會幫助打擊一般犯罪、對公民政治權利沒有影響的人，這一結論是有力的反駁。

更重要的是，這項研究揭示了數字監控不僅會對行動者產生負面影響，也會令一般民眾的利益受損。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監控帶來的維穩便利令政府不再積極投入社會福利，人們能享受到的公共品沒有得到預期的改善。這從側面反映了威權國家推行社會福利的首要目標是維穩，而不是改善民眾福祉。筆者認為普通人應從中得到啟示，即不應該抱有僥倖心態，以為只要乖乖聽話就可以獲得維穩紅利。當行動者被打擊，整個社會越來越失去反抗能力的時候，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輸家。

2020年5月22日雲南昆明，人們戴著口罩於蘇寧電器商店的電視屏幕上觀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式的轉播。 攝：Liu Ranya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一台閉路監視器前，一面風中飄揚的紅旗在北京朝陽區。攝：Colin McPherson /Corbis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9月19日，遊客在中國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的安全攝像頭下拍攝布達拉宮。攝：Aritz Parra/AP/達志影像

2018年8月11日中國山東省，隨着太陽落下，孩子與日食合影。攝：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數據工廠裏的標記員：我們訓練人工智能，直到它取代我們

端傳媒記者 吳婧 | 2018-05-22

在劉宇昆的科幻小說《機器人護工》裏，一個美國家庭買了台機器人（機械人）護工照顧年邁中風的父親。護工既細膩又強壯，它常常給老人讀報紙，也能輕鬆將行動不便的老人抱起，美中不足的是，它偶爾會出現 bug，比如：陪老人過馬路時粗心大意、散步時又會被松鼠和蜂鳥吸引……直到後來，老人發現機器人護工原來是被人工操控的——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的一間工廠裏，操控機器人的墨西哥女孩們蝸居在一排排的小隔間裏，像不知疲倦的機器人一樣工作。

在北京海淀區一間提供數據服務的工廠裏，數據標註員林雪正坐在電腦前，用自己新學到的400多個標籤給世界分類，比如：瓶裝礦泉水的標籤是「水」，裝水的馬克杯則要標在「家具」門類下。

貼標籤的目的，是像教小孩一樣教人工智能看圖識物。林雪的工作是在一張圖上把桌子、板凳、沙發等都用框標出來，再註明它們的名字和類別。她和同事們要標註成千上萬張這樣的圖片，以供人工智能學習。而在見識了海量外形、材質各異的桌子後，人工智能便會「一眼」認出桌子來。

據諮詢公司賽迪顧問預測，2018年，中國人工智能市場規模將超過406億元人民幣。勃興的市場牽引著年輕的廉價勞動力蜂擁而入。據科技智庫「甲子光年」報導，中國目前有10萬全職、近百萬兼職的數據標註員。他們和小說中的機器人護工一樣，用密集、艱辛的勞動輔助人工智能一步步接近無人之境。他們是光鮮科技投射在地上的陰影，終有一天，他們服務的力量將對他們取而代之。

「你們打磨的每一個數據都會為人工智能做出巨大貢獻」

電腦屏幕上是一張男性駕駛員的臉，他的額頭中心、瞳孔中心、眼角、鼻翼和嘴角等處分布著共29個點——它們被稱為「人臉關鍵點」。

林雪把腦袋湊近屏幕，將駕駛員的雙眼放大數倍，細細檢查關鍵點是否準確落在眼瞼的邊沿。這是從一段夜晚行車視頻中一幀幀截下來的圖片，像素比90年代錄像廳放映的香港武打片還低。駕駛員正看向左側窗外，黑框眼鏡擋住了他部分眼睛。林雪歎了口氣：「天啊，這個眼鏡愁死我了。」

人臉關鍵點是人類識別的重要步驟之一。人工智能並非天生就能識別人的眼耳口鼻，它需要通過大量學習人臉關鍵點，來建立對五官輪廓的認知。在建立認知基礎後，人工智能便可通過這些點構成的輪廓特徵，算出上下眼瞼的距離，以此判斷人眼的睜閉狀態，並進一步檢測駕駛員是否在疲勞駕駛。

當你通過「刷臉」自動解鎖手機；當你點開美顏 App、兩抹嫣紅不偏不倚地落在你的兩腮上；當你出入海關，通關檢測設備從上到下掃描你的面部時，都在使用人臉關鍵點的相關技術。

而這些關鍵點，都是由林雪這樣的數據標註員標註的。在數據服務公司 BasicFinder 倍賽數據，300來個標註員正坐在電腦前，用細密、起伏的鼠標點擊聲製造出成千上萬個關鍵點。

林雪今年21歲，畢業於山東省德州信息工程學校電腦專業。這所公辦中專有著務實的風格——讀書期間，學校就曾安排學生們實習做文字錄入，林雪一分鐘能打100多個字。

2015年，林雪進入 BasicFinder 實習。一開始做錄入工作，把外國人手寫的素材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敲入電腦裏，「我不認識它，不知道它念什麼，但我能給它打出來。」

在錄入崗位工作數月後，她轉去做數據標註。第一個任務是給圖中的人標骨骼點：頭頂、脖子、肘部、手腕、膝蓋……一共15個。通過學習這些點，AI 便能預測人的下一個動作，幫助無人超市監控購物者的抓取行為，亦可運用在安防領域。

「一開始吃了不少虧。」林雪回憶道。骨骼點要切合身線，稍有偏離就算錯。甲方要求98%的準確率，每個圖包100張圖，只要錯誤超過兩張，整包數據就會被駁回，重新檢查。

「這一行找人很難，做標註要有足夠的耐心和責任心，偷奸耍滑會影響整個數據集的質量。」杜霖今年31歲，是 BasicFinder 的 CEO，這間公司有一個工程師團隊負責研發和管理各類數據標註的工具模板。除了北京總部，他們還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等地投資建設了數家專門做數據標註的工廠，標註員總數接近2000人。

事實上，數據標註員的淘汰率相當高。據杜霖介紹，做圖片標註的員工，淘汰率在20%到30%之間，做語音標註的淘汰率甚至接近七成。「中國的人口紅利在慢慢消失，而且現在的95後比較有思想，很難管理。」

入行三年，林雪不知道和多少同事告過別。但她堅持了下來，這份工作讓林雪在家鄉的小夥伴面前很是抬得起頭——他們大多沒有穩定、正規的工作，更別提在北京上班了。放假回家，林雪在母親的身上比劃15個骨骼點，她並不清楚標這些點要用來做什麼，母親問她，她說應該是關於人體的。

林雪的家鄉在河北省吳橋縣，那是一座以雜技聞名的縣城。林雪的父親是一名裝修工人，也在北京工作，母親因身體不好，留在家中照顧林雪的弟弟和妹妹。標註員的工資是每個月4000到5000元，林雪會把一半的工資寄回家，「我是老大嘛，要供妹妹讀書。」

她記不得自己標註了多少圖，倒是記得一張閲兵的照片：幾個長官站在最前面，四周都是人，一排一排的，密密麻麻——每個人都要標15個點。「做那個項目的時候心情還是挺壓抑的。」

疲倦是標註員的大敵。「說到底，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客戶最終想要電腦做的事。」杜霖說。BasicFinder 會監控標註員的疲勞度，把相同的任務間隔一定時間指派給一個人，如果後一次的結果和前次相差較大，系統即會檢測出來，並提醒標註員：「你已經累了」，可以換別的任務來做或乾脆休息一下。

杜霖常用特斯拉（Tesla）的自動駕駛事故給員工「打雞血」。2016年5月7日，一輛自動駕駛模式下的特斯拉與垂直方向開來的一輛白色拖掛卡車相撞，導致特斯拉車主當場死亡。這是美國首例涉及汽車自動駕駛功能的交通死亡事故。事後特斯拉公司發表聲明稱：白色卡車在藍天背景下識別不出來，以特斯拉自動輔助駕駛系統的視角看，卡車側面是懸浮在地面上的，因此沒有啟動剎車。

「我一直跟他們說：『你們打磨的每一個數據都會為人工智能做出巨大貢獻，將來的無人駕駛車能夠識別出藍天下的白色卡車，就是因為你當年把它標出來了。』」

這些話深深地激勵了林雪。「標車的時候，如果標錯了，我就會擔心給它以後造成不好的影響。如果被返工，我會想『還好返工了，要不這些數據被使用了就壞了。』」

一個深圳的客戶曾在朋友圈分享了無人駕駛公交車的視頻：司機坐在駕駛座上，雙手背在身後，方向盤會在遇到車輛或轉彎時自己轉動。林雪不記得把那段視頻翻來覆去看了多少遍，「好酷啊，那裏面肯定有我們做的數據，有我們一份功勞，我就覺得很驕傲。」

那種感覺，就像是一不小心踩上了時代的浪潮。

數據標註：AI 的原動力

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發應用。這是繼2017年後，「人工智能」第二次被寫入政府報告。

「AI 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有機會制定遊戲規則的技術領域。」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的Jeffery Ding在報告《解碼中國AI夢》中指出。報告從硬件、數據、算法和產業四方面衡量一個國家AI的綜合實力，其中，數據是中國唯一領先美國的方面，佔據全球數據總量的20%。

由於寬鬆的隱私保護政策，中國企業和政府收集到海量數據。僅以監控視頻為例，中國目前有超過2000萬個監控攝像頭，每個攝像頭每天產生數GB的數據量。

儘管有聲音認為，數據的重要性將隨著 AI 的發展而降低，仍有相當多人相信數據是 AI 發展的原動力。擁躉們最常舉的例子是：Google 的研究人員用3億張圖做了深度學習實驗，結論是數據量（指被標註過的數據）越大、學習效果越好。

「有監督的學習在未來5到10年仍會佔據主流，AI 行業對數據標註的需求一定會井噴式上升。」杜霖說，「對中國的 AI 公司來說，數據正在變成痛點。」

這一方面是因為，數據標註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投入，且工作內容相對枯燥、重複。數據標註的主要內容是分類、拉框（用框選定需要電腦辨識的物體，比如人臉、汽車等）、標註關鍵點。在BasicFinder，一個標註員平均每小時要畫300到400個框。

「說白了，數據標註類似於一個工廠的流水線。」24歲的張索普曾在京東的數據標註團隊工作。出於數據安全考慮，一些大企業會內部消化數據標註工作。這被不少高學歷的員工視為「殺雞用牛刀」，且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用人成本。「老員工的積極性不是那麼高。」張索普說，京東會不定期為做數據標註的員工換崗。

也有公司在內部搭建專門的標註團隊。但是，「模型的訓練和數據需求是週期性的，任務不持續，今天有活、明天沒活，人員容易流失，管理成本很高。」杜霖說。

除此之外，由於各公司都將自家數據視為機密，造成「教學材料」無法流通，也在一定程度促成數據標註行業的繁榮。

「數據沒有打通，因為大家都花了太多錢在數據上。」杜霖以自動駕駛領域的數據標註為例，「我用 A 公司的數據模型放到 B 公司的設備上跑不通，甚至攝像頭換了一個角度、位置或分辨率，都跑不通。」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大小小的數據標註公司像稻穗上的穀粒，蜂擁著、迫不及待地跳入水裏，並很快將市場煮成了糊鍋的粥。

AI 很光明，我們很迷茫

4月，何元飛的數據標註團隊停工了整整十天，蝕了三萬元。

他今年28歲，來自河南省漯河市。去年底，何元飛將手中的物流生意轉給別人，投身到火熱的 AI 浪潮。他花兩萬元租了一年的辦公室，購置了37台電腦，又從當地招了30多個員工。何元飛覺得自己給了他們一份體面的工作——這些20來歲的中專生，之前都在從事類似傳銷的網絡銷售工作，而現在，他們在辦公室裏使用電腦，一個月最多能拿到3500元。

好景不長。「春節過後突然出現很多新團隊，公司壓價特別狠。」何元飛去年給自動駕駛公司 Momenta 做拉框，一個普通框的價格是7、8分錢，到今年四月，價格已跌至3.9分錢；有的活計甚至低至4、5釐一個框。可即使這樣，還找不到活做。

數據標註行業實行這樣一套分工流程：上游的科技巨頭把任務交給中游的數據標註公司（比如BasicFinder），再由中游眾包給下游的小公司、小作坊（比如何元飛的團隊），有的小作坊還會進一步眾包給「散兵遊勇」：比如學生或家庭主婦。一些任務經過數手轉包，酬勞已低得驚人。

「AI 是很光明的，但我們這些小工作室很迷茫，聽說很多公司都不幹了。」何元飛說。

科技巨頭間數據未打通的後果也在這些小作坊肩上傾倒了沉重的負擔。「每個公司的標註軟件都不一樣，都要重新培訓工人。」與此同時，小作坊的專業度也逐漸顯露疲態。何元飛不久前接到一個百度無人駕駛車的數據標註工作，光是新規則培訓就用了一週時間，即使這樣，返工率依舊很高。「百度太嚴格了，100張圖有近2000個框，不能超過5個錯。」

「這個產業沒有往良性的方向去發展，大家一哄而上，相互PK價格，最終的結果是兩方受損。」杜霖說。下游賺不到錢，做出的標註數據質量也差。

儘管目前的情況不樂觀，杜霖依舊相信，數據標註行業最終會大浪淘沙，而他們，是走到最後的那一批。

「最後一批被 AI 取代的人」

令杜霖和其他從業者們感到充滿希望的是，下游市場陷入混戰的同時，上游的 AI 市場從未停止過膨脹。其中，以人臉識別市場最為興盛。從美顏相機、直播軟件，到公司考勤、學校接送，再到出入邊境、對人員和道路的監控，人臉識別正在成為人們進入這個社會的「入口」。

「這塊市場，只要AI系統一運轉，就能賺錢。」杜霖甚至大膽估計，做數據採集、標註、錄入及審核的市場總規模能達到百億級人民幣。

「現在最大的一塊市場是審核。你能想到的任何一個有用戶的公司都需要一堆人來做這個事情。」不久前，Facebook、今日頭條相繼投入重金建立專職的內容審核團隊，因為人工智能尚無法精確理解語義內涵，需要人來一一識別。

與此同時，數據標註行業亦在迭代，一些門檻更高、學科更細分的領域正露出頭角。從京東離職後，張索普加入一家做智能客服和智慧醫療的公司。智慧醫療的工作需要對病理切片等進行標註，以腰椎間盤突出的 CT 片為例，標註員必須準確識別並標註出間盤的輪廓。

這類工作，是林雪這樣的標註員無法勝任的，通常需要請醫生或醫學院的學生來做，成本極高。合作過類似項目的杜霖說，醫學院學生的人工成本是普通標註員的20倍。

事實上，隨著 AI 技術的發展，早年一些基本的標註工作正被逐漸被淘汰。以自動駕駛模型為例，以前靠人工來識別車、行人，如今則由機器先標出來，然後人再檢查標註是否正確。

正如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部門負責人 Yann LeCun 在多個場合強調的，AI的核心在於預測，AI的下一個變革是無監督學習、常識學習。也就是說，工程師們正在努力讓 AI 不依賴人類訓練，自己去觀察世界是如何運轉的，並學會預測。

但杜霖並沒有很強的危機感：「我帶領我們的人在做一件最有意義的事，在將每個個體的智慧轉化為 AI。我能保證，如果未來 AI 取代人類，他們是最後一批被取代的。」為什麼是最後一批？「因為總會有一個新的行業需要引入 AI ，需要（我們）為他們來做數據準備。」

對林雪來說，那都是非常遙遠的未來。問她會不會擔心自己的工作被取代，她想了想，說：「我會努力、再努力一些。」

如今，林雪已熟練掌握了多種數據標註，並升級為質檢員——檢查新員工的數據標註質量。她也不再像剛入職時那樣每天都感到非常累，「已經習慣了。」每天工作結束，林雪都會和鄰桌的小夥伴比拼，誰今天完成的任務多，她還想要學新的標註。

BasicFinder 北京工廠的標註員，大多數都是和林雪一樣、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身上常常顯出超越年齡的穩重和專注，沒有人裝飾他們的電腦桌，沒有貼紙、玩偶甚或一小盆綠植。工作期間，他們都神情嚴肅，鮮少聊天。

「只有工作結束，走出工廠的那一瞬間，我才感到真正的放鬆。」林雪說。

在林雪心中，這不是一份毫無意義的工作。有天林雪和父親走在北京街頭，她指著街上的車向父親解釋，自己拉的每一個框都會幫助自動駕駛的汽車在關鍵時刻及時剎車。

「那還挺厲害的。」父親答道。

（應受訪者要求，張索普為化名）

21歲的數據標註員林雪，每個月能賺到4、5000元，並熟練掌握了多種數據標註。她不再像剛入職時那樣，每天都感到非常累，「已經習慣了。」但她心裏總是繃著一根筋，「只有工作結束，走出工廠的那一瞬間，我才感到真正的放鬆。」攝：Gabriel/端傳媒

數據標註員將相圖片中的人標骨骼點：頭頂、脖子、肘部、手腕、膝蓋……一共15個。這些點可運用在安防領域、預測人的下一個動作；亦可被超市用來監控購物者的抓取行為。攝：Gabriel/端傳媒

寬鬆的隱私保護政策，令中國企業和政府收集到海量數據。僅以監控視頻為例，中國目前有超過2000萬個監控攝像頭，每個攝像頭每天產生約7.2GB的數據量。攝：Gabriel/端傳媒

數據標註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投入，且工作內容相對枯燥、重複。數據標註的主要內容是分類、拉框（用框選定需要機器辨識的物體，比如人臉、汽車等）、標註關鍵點。攝：Gabriel/端傳媒

BasicFinder的數據標註公司CEO、31歲的杜霖始終相信，目前亂糟糟的數據標註行業最終會大浪淘沙，留下最專業的團隊。而市場仍不斷的膨脹，從公司打卡到監獄管理，再到道路監控、追捕逃犯，做數據標註、錄入的市場規模能達到百億級人民幣。攝：Gabriel/端傳媒

標註員的疲倦是這類工作的「大敵」，BasicFinder會監控工作人員的疲勞度，把同質的任務分割成小塊派給一個人，如果後一次的結果和前次相差較大，系統即會監測出來，並提醒工作人員：「你已經累了」，可以換別的任務來做或乾脆休息一下。攝：Gabriel/端傳媒

大數據權利之爭：對不起，你的數據屬於你，但我們有權使用

端傳媒記者 吳婧 | 2018-04-17

上個月，深圳交警的「行人過馬路闖紅燈曝光台」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刷屏。這套系統透過人臉識別技術，利用安裝在各個路口的攝像頭，抓拍闖紅燈的行人，並將其姓名、照片等個人信息發布在路口大屏幕和官方網站上。「曝光台」最初僅對闖紅燈者的身份證號進行了處理——隱去中間幾位，直到在網上引起巨大爭議後，才將當事人的姓名和照片進行匿名處理。據深圳新聞網報導，這套抓拍系統未來還可對接公安系統常住人口庫、個人徵信系統等。

幾乎同一時間，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改委）上公布了兩則通知，要求從5月1日起，禁止「特定嚴重失信人」在最長一年的時間裏搭乘飛機或火車。而要成為「特定嚴重失信人」並不難，在火車上吸煙、隨身攜帶管制物品、具備能力繳納社會保險費但拒不繳納、在證券期貨交易活動中違法等，都有可能被入「黑名單」。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對媒體表示，截至3月6日，已限制900多萬人次購機票、300多萬人次買火車票。

這是中國官方醖釀多時的「社會信用系統」第一次大範圍付諸實踐。但早在2015年，螞蟻金服（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的關聯公司）旗下的芝麻信用、騰訊徵信等八家機構早已開始試水個人徵信業務。以芝麻信用為例，它會依據用戶的個人信息，購買、支付、轉賬行為，甚至帳號中有多少好友、他們的消費行為等給用戶打分，分數高者可享受租車免押金等福利。

自2014年國務院出台《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以來，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和44個部門、所有省區市（指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60多家市場機構建立了互聯互通。在這個體系裏，每個人都變成了流動的數據庫，每個行為都會被記錄、共享。但是，當大數據滲透你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時，尚有幾個基本問題沒有被回答：這些我們產生的數據屬於誰？政府和企業有權使用、甚至對它們進行交易嗎？我們有沒有權利對這一切 say no？

你的數據真的屬於你嗎？

2017年，通信巨頭華為發布新款智能手機「榮耀 Magic」，可根據微信聊天內容自動加載地址、天氣、電影資訊等信息。此舉惹惱了微信開發商騰訊，他們指責華為使用屬於微信的「用戶數據」，侵犯用戶隱私；華為則認為，所有數據都屬於用戶，廠商在經過用戶同意後便可使用。雙方各執一詞，互不讓步，最後由主管通訊的工業與信息化部介入調停後，這一風波才得以平息。

這已經不是互聯網業內「大佬們」第一次圍繞數據展開爭奪了，但和以往每次紛爭一樣，產生這些數據的用戶群體再次失語。

那麼，用戶對自己的數據到底有沒有話語權？換句話說，數據是否歸用戶所有？回答這一問題的前提，是從法律角度確定數據權利，即「數據確權」。首當其衝的問題：應該將數據劃到哪個範疇去理解？它是一種財產權嗎？是否具有人格屬性？

儘管大數據被提至國家戰略高度、各地數據交易平台迭出，但中國至今未有界定數據所有權的法律。

學界和業界紛紛呼籲盡早立法，相關研究頗多，但至今未形成統一看法。一些學者認為，數據權利應屬於人格權，因為數據中包含姓名、肖像等個人信息；還有學者認為，數據屬於財產權，因為數據及其衍生產品正在各類平台上被交易並產生收益。亦有學者指出，應把數據放入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又名智慧產權）的框架去理解和保護。

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長李愛君三年前開始研究數據權利相關的法律問題，並就中國制定《大數據法》立法體系提出建議。在她看來，數據是一種新型的財產權利，包含三重「身份」：財產權、人格權和國家主權。李愛君對端傳媒表示，數據可能同時具有上述三種權利屬性，也可能只有其中一種或兩種。

除了較容易理解的財產權和人格權，什麼叫數據的國家主權？李愛君舉了個例子：一個人的基因數據屬於個人，但一個區域內所有人的基因數據就涉及國家主權，因為一旦獲取這些數據，即有可能基於此製造出生化武器等。

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勃興，讓國家主權的概念逐漸從實體走向虛擬世界。近幾年，學界和官媒紛紛強調數據的國家主權屬性，強調其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早在2013年，《解放軍報》便提出「大數據戰」時代需緊握「數據主權」；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文稿》去年也發表文章《在全球數據洪流中捍衞國家數據主權安全》，對英國脱歐公投、特朗普競選中使用的數據畫像分析行為表達憂慮，「倘若不能提供相應的安全保障，數據越開放，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潛在風險越高。」

「我們正在建議出台一個數據跨境轉移的徵求管理辦法，個人數據要跨境轉移，必須徵求個人同意，如果達到50條，必須經過相關行業主管部門評估，之後報國家網信辦評估。」李愛君介紹，美國、歐盟都有類似的針對大數據跨境轉移的限制。

當然，防止數據外流最簡單的方法是將數據儲存在境內的伺服器上。這一思路在2017年6月起實施的《網絡安全法》中得到體現，該法37條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存儲。」其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指提供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務、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務、電子政務等服務的設施，包括網站、App、雲平台、工業控制系統等。

有聲音質疑這一規定將影響信息自由流動。對此，國家網信辦網絡安全協調局局長趙澤良回應指，加強個人信息和重要信息的保護已是各國共識。基於這種認識，中國立法明確，除非確實必要，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不應流出境外。

「多數西方學者提到的數據主權多指個人數據主權，而中國學者主要強調國家數據主權，」杜雁蕓在《大數據時代國家數據主權問題研究》中寫道，在中國的語境下，兩種權利的關係可以表述為：「個人數據主權只能置於國家數據主權的框架下、在國家數據主權的範圍內運作。」

《網絡安全法》實施後，跨國互聯網企業相繼將中國用戶數據遷至境內。今年2月28日起，蘋果公司將中國內地用戶的 iCloud 服務交由中國互聯網服務公司「雲上貴州」運營，相關數據也將遷至該公司的伺服器；雲端筆記與存儲應用 Evernote 亦宣布將中國本土用戶的數據遷至騰訊雲。

李愛君認為，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數據的國家主權屬性高於人格權和財產權。「但什麼是國家安全，界定就很複雜了，一定要界定好，以防對公民自由的妨礙。」

那麼，誰來規範數據的國家主權、以防其被濫用？目前看來並無太多有效方法，本文將在後面一個章節進一步討論。除此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數據正被不清不楚地使用。比如，你的消費或出行記錄，在匿名化處理之後，它們既不涉及你的人格權，也無關國家主權，卻被企業和政府蒐集、使用、甚至出售。

一個特殊現象由此出現——你製造了這些數據，但使用它們的人不是你。

數據共享的本質：使用權大於所有權

當你在購物網站輸入「音箱」兩個字後，你的搜索行為會被後台記錄，以至於你下次登入該平台時，頁面會自動推薦音箱及相關產品；當許多人同時打開網約車 App 時，滴滴或 Uber 便可得知該時段是用戶使用其軟件的高峰期，用漲價或獎勵司機等措施來保證平台運行。

在上述事件中，你製造了瀏覽音箱或使用網約車的行為數據，它們歸你所有，但使用這些數據的卻是平台。也就是說，數據的所有權與使用權是分離的。這在傳統的財產權概念中並不常見，通常，一個東西如果是你的財產，當然是你來使用。比如你擁有一本書，你可以閲讀它、把它墊在桌腳下、甚至撕毀它。

但數據不一樣。絕大多數個體用戶不會使用它，而僅僅把海量數據匯聚在一起，亦沒什麼價值可言。恰恰是平台在收集到這些數據後，進行整理、加工，提煉出數據的價值。因此，平台運營商們認為，他們理應可以使用這些數據，更何況，用戶還享受了平台提供的通訊、訂酒店、實時交通狀況等免費服務。但在絕大多數時候，用戶群體既沒有渠道去表達看法，也幾乎沒有選擇的機會——如果不接受服務提供商的協議，那只能放棄使用服務。

於是，在數據產權不清、法律尚無定論的情況下，一種「天下太平」的「分割方法」在行業中被默認：首先，與用戶身份特徵（姓名、肖像、身份證等）、行為特徵有關的數據（搜索記錄、移動支付記錄等）歸用戶所有，平台不能出售或轉讓（但不少平台在使用，比如根據你的搜索記錄推送廣告）；與此同時，用戶的消費數據、使用各類App的數據，在經過脱敏、脱密處理後，被視為平台所有。

這更像一個權宜之計。其背後的邏輯是：在數據權屬異常複雜的情況下，保證數據的使用和流通，才能提升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幫助企業創造更多價值。它同時也突顯出了數據共享中的弔詭邏輯：使用權大於所有權。

但什麼是可識別出個人身份的數據呢？隨著網絡行為日漸豐富和技術的不斷提高，這類數據的邊界也在不斷延展。比如，通過蒐集散落在各個平台的個人數據，再進行匹配，是否就能確定一個人的身份？

早在上世紀90年代，麻省理工大學的教授 Sweeney 就曾通過脱敏後的數據中的性別、出生日期和郵編等信息，同一份公開的投票人名單進行匹配，成功破解了馬薩諸塞州政府僱員的醫療數據，能夠看到具體某個人的醫療記錄；2006年，AOL（美國在線公司）為提升搜索技術，公布了超過65萬用戶三個月內的搜索記錄，用戶帳戶用一個隨機數代替，《紐約時報》隨後成功將部分數據去匿名化，並公開了其中一名用戶的真實身份，AOL 也因此被起訴。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教授武長海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簡單將數據分為個人信息和脱敏數據很難真正保護用戶隱私，因為現代技術已經可以還原已脱敏數據，他因此提出了數據權利的三分法。

但是，無論學者多麼積極地為數據確權出謀劃策，在所有行業和整個國家都在追逐大數據帶來的決策效益時，平台蒐集、使用數據的行為早已成為一個不斷膨脹、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帶。

用隱私換方便，你真的願意嗎？

2018年初，支付寶年度賬單又一次刷爆朋友圈，這個阿里旗下的支付平台為每位用戶總結了其2017年的消費記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年度賬單首頁入口處，有一行特別不起眼的小字：「我同意《芝麻服務協議》」，小字前面的選擇框，已經打好了勾。而同意這份協議，意味着你同意芝麻信用搜集你的信息並可提供給第三方。

雖然《網絡安全法》明確要求平台不得收集與其提供的服務無關的個人信息，但在沒有嚴格監管的環境裏，即使像支付寶、百度貼吧這樣的大平台，也經常在打擦邊球。例如，當用戶安裝百度貼吧的 App 時，它會請求開啟攝影頭、啟用錄音、讀取位置信息、讀取通話記錄等多項隱私權限。

南都個人信息保護研究中心今年年初對100款App測評發現，絕大多數 App 都是「默認勾選」同意企業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只有11款合乎法規的「明示同意」；該中心又對200款移動金融交互類 App 進行測評，僅有5款App能夠達到隱私政策合規程度「較高」的標準，而合規程度「較低」和「低」的APP共有182款，超過總數的90%。更可怕的發現是，大多數 App 的隱私條款都包括以下3條：

平台可以將你的信息分享給第三方；

平台可以利用你的個人資料進行推廣、促銷等工作；

平台會根據行業標準慣例保護你的個人資料，但鑒於技術限制，不能確保不會泄露。

3月26日，百度 CEO 李彥宏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言：「我想中國人可以更加開放，對隱私問題沒有那麼敏感，如果他們願意用隱私交換便捷性，很多情況下他們是願意的，那我們就可以用數據做一些事情。」

這番話在網上引發眾怒，但事實上，大多數用戶的確不會閲讀又長又繞的隱私條款。2017年，中國政法大學對14205人進行調查發現，「一定會讀」和「經常閲讀」隱私條款的用戶不到總人數的25%。

所有這一切，都令用戶對數據的所有權很像一身「皇帝的新衣」。

「國外在個人數據保護的時候，並不賦予主體什麼所有權，（因為）數據客體很特殊，賦予數據主體所有權無法實現其保護價值，」李愛君說，「他們設置了很多具體權利。」在歐盟及其各國立法中，這些具體權利包括知情權、更正權、求償權、被遺忘權等

2014年，西班牙公民岡薩雷斯（Costeja Gonzalez）向西班牙數據保護機構提起訴訟。他在使用 谷歌（Google）檢索自己的名字時，發現《先鋒報》（La Vanguardia）多年前一篇關於自己因税務問題被迫拍賣房屋的報導。他於是要求《先鋒報》移除報導、谷歌刪除相關搜索結果，理由是該信息已過時，自己早已還清債務。西班牙數據保護機構駁回了他對《先鋒報》的要求，但批准其對谷歌的申請。谷歌遂提起訴訟，案件最終交由歐盟法院受理。法院判令谷歌刪除該內容。法官在判決中陳述道：「個人有權請求刪除指向『不適當、無關或不再相關的』個人數據的搜索結果，即便信息是被合法公布的，除非存在繼續留存信息的法定事由」。

這宗案件被稱為「被遺忘權第一案」。此後，谷歌向所有用戶發出電郵告知權利。今年3月初，谷歌首次披露了其履行歐盟「被遺忘權」法例的情況：從2014年至2017年，谷歌共收到240條要求刪除搜尋結果的申請，公司只接受了其中的43%，其中1/3涉及地址、電話、社交網絡記錄等個人信息，20%涉及例如犯案記錄的法律內容。

美國加州也有「橡皮擦法案」，要求 Facebook、Twitter、Google 等在內的互聯網巨頭允許未成年人擦除自己曾經的上網痕跡，以避免年少無知時的行為給未來的工作生活帶來困擾。

中國的《網絡安全法》43條也有類似規定：「個人發現網絡運營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或者雙方的約定收集、使用其個人信息的，有權要求網絡運營者刪除其個人信息；發現網絡運營者收集、存儲的其個人信息有錯誤的，有權要求網絡運營者予以更正。網絡運營者應當採取措施予以刪除或者更正。」

更進一步的討論是，當平台利用用戶數據優化產品、提高收益或交易用戶數據時，用戶能否從中分一杯羹？儘管歐盟的相關法律中明確規定了「求償權」，但目前主要還停留在抽象概念的階段，實踐中鮮有涉及。資深數據科學家（Data Scientist）劉鵬認為，用戶理應從數據交易中獲利，只有這樣，才能鼓勵用戶在日後繼續分享數據。

一些平台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2017年，IBM 首席執行官羅睿蘭（Ginni Rometty）與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的成員會面，公布了一套用於提高科技巨頭受信任程度的數據原則和實踐，承諾永遠不會將客戶數據交給任何國家的政府監控計劃，還承諾客戶不僅對終端數據享有權利，也對任何源自終端數據算法的「學習成果」享有權利。

不過，此刻討論收益更像是個奢侈的幻想。當下，我們的數據不但被各類平台瘋狂收集和使用，更被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無度搜刮。回到最初的問題，在數據權屬本就混亂不堪的情況下，誰來約束政府收集數據的行為呢？

「老大哥」在盯着你的個人數據

1983年，德國頒布《聯邦人口調查法》，要求公民提供基本個人信息，以及收入來源、職業、教育背景、工作時長、交通方式等信息。該法還授權將這些數據移交地方政府，以幫助其進行區域規劃等。

法令頒布後，被一百多位公民提起訴訟，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後判令臨時中止《聯邦人口調查法》的實施，並要求議會修正其中一些規定，防止在儲存、使用和轉移個人信息過程中的權力濫用。一個概念由此被提出——「信息自決權」。

在判決中，憲法法院重申了德國《基本法》建立的秩序核心是個人的價值和尊嚴，主要體現為「自由的自主決定」。在信息時代，這種「自主決定」包括了個人有權決定何時、在何種限度內披露個人資料。法院認為，在技術的幫助下，個人信息可以和其他數據相結合，形成一個人的完整個性輪廓。在這一過程中，個人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信息被如何使用。

當然，「信息自決權」並未被絕對化。憲法法院指出，為了迫切的公共利益，如果某些信息對政府計劃確有必要，公民有責任回答。但為了防止政府以此為藉口侵犯公民權利，法院在判決中明確列出了國家使用權利的具體條件，包括：目的明確、收集來的數據不得用於該目的之外等等。「信息自決權」由此成為德國個人信息保護的憲法基礎。

2003年，在信息自決的概念下，德國對1977年頒布的《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進行大幅修改，延展了個人信息的概念：包含所有能夠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身份的信息，而並不僅限於具有敏感性、私密性的隱私信息。

目前，全球已有近90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早在2003年，中國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編註：該辦公室已於2008年撤銷）就委託相關專家著手起草《個人信息保護法》，8萬字的專家建議稿隨即在兩年後完成，2008年，草案呈交國務院審議。但10年過去了，《個人信息保護法》仍未出台，儘管每年兩會都有人大代表呼籲盡快出台該法，學界和媒體的呼聲更是此起彼伏，但這部法律仍未被列入全國人大的立法日程。

重慶大學國家網絡空間安全與大數據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齊愛民曾對媒體表示，《個人信息保護法》「難產」的原因之一是涉及面太廣、涉及的管理部門和行業太多，「對國家機關和非國家機關都產生約束作用」，而且「不同類型的個人信息分散在不同的國家機關手中，掌握在不同的電子商務平台伺服器裏，涉及到不同性質的管理部門和幾乎全部的行業。」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亦在《信息自決權在我國的保護現狀及其立法趨勢前瞻》（下稱《前瞻》）一文中指出，學者就《個人信息保護法》應該定位於行政法還是民法框架下產生嚴重分歧。而一旦被定位為民法，政府則仍游離於該法的約束範圍外。

相比之下，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其個人信息保護法都是先從規範和限制政府蒐集、使用數據開始，之後才慢慢拓展至私人機構。

但是，「政府機構才是數據處理的『老大哥』，」趙宏在《前瞻》中無不擔憂地指出，「因為城市化的疾速發展，為控制社會穩定、打擊犯罪、強化治安等目的，我國政府早已開始大量採集公民個人信息，而身份登記、視頻監控、實名註冊等管理手段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充斥於我們的生活。政府所擁有的信息處理技術，已使這些個人信息極有可能被迅速整合，並由此完整描摹出個人圖像和個人行蹤。」

3月底，Airbnb 向在該平台提供房源的中國房東發了一封電郵，稱為了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將向政府披露房東的信息，且不再進一步通知房東。披露的信息包括創建用戶時填寫的所有個人資料、身份證信息、銀行賬戶、位置、與平台其他用戶的聊天記錄、導入的手機通訊錄等。Airbnb 指出，如果房東有疑慮，可以選擇下架房源。

但是，作為數據所有者的我們，真的有選擇權嗎？即使退出一個平台，我們的數據仍會在其他平台繼續「裸奔」。從深圳交警「行人過馬路闖紅燈曝光台」，到「社會信用系統」，「天羅地網」似乎已細細密密地編織好了。

小貼士：如何保護你的個人數據？

1、使用瀏覽器的「私密瀏覽」（Private Browsing，又名無痕瀏覽）模式瀏覽網站；在移動端，可以使用注重隱私保護、防止行為追蹤的瀏覽器，例如 Firefox Focus。

2、不在未經 SSL 加密的網站上（即以 HTTP 開頭，而非 HTTPS 開頭的網站上）填入任何個人信息/敏感信息。在 HTTP 通訊協議下，一旦你的數據被攔截，將會明文顯示在黑客面前。

3、使用有端對端加密技術（end-to-end encryption）的通訊工具，例如 Telegram、WhatsApp、Signal 和 iMessage 等，避免應用運營商、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等第三方獲取你的通訊內容。

4、使用注重隱私保護的搜索引擎，例如 DuckDuckGo。

5、儘量不要使用公共場所提供的 Wi-Fi，如果一定要使用，記得開啟經加密的 VPN（例如 L2TP IPSec/IKEv2/SSTP VPN），確保經由該 Wi-Fi 傳輸的數據都經過加密。

6、如果你是中國大陸區的蘋果用戶，又不很信任「雲上貴州」的話，可以將你的 Apple ID 轉移到其他國家/地區。

7、定期檢查你社交媒體的隱私設置，及時管理授權訪問你數據的第三方應用。

8、仔細檢查每個手機應用的權限設置，及時關閉可疑權限。

9、不要將個人敏感信息（真實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家庭住址以及個人真實照片等）公布在網上，它們隨時可能被程式抓取後又被販賣。

10、包含個人信息的快遞單、刷卡POS單、銀行業務回執單等不要隨手丟棄，要進行敏感信息消除處理後再丟棄。

11、訪問「安全工具箱」（Security In-a-box），了解更多的數據安全指引。

早在2015年，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騰訊徵信等八家機構早已開始試水個人徵信業務。以芝麻信用為例，它會依據用戶的個人信息、消費行為等給用戶打分，分數高者可享受租車免押金等福利。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

當我們談論「數據確權」時，我們在談論什麼？端傳媒設計部

李愛君認為，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數據的國家主權屬性高於人格權和財產權。「但什麼是國家安全，界定就很複雜了，一定要界定好，以防對公民自由的妨礙。」攝：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數據是否歸用戶所有？回答這一問題的前提，是從法律角度確定數據權利，即「數據確權」。而「數據確權」首當其衝的問題：應該將數據劃到哪個範疇去理解？它究竟是一種財產，還是具有人格屬性？攝：Imagine China

中國的數據權利分配現狀。端傳媒設計部

數據權利的「三分法」。端傳媒設計部

百度的董事長兼CEO李彥宏在出席一論壇時表示，中國網民「相對開放」，對隱私不敏感，多數情況下願意用隱私交換便捷和效率。攝：Imagine China

2014年，西班牙公民岡薩雷斯（Costeja Gonzalez）起訴要求《先鋒報》移除報導、谷歌刪除相關搜索結果，理由是該信息已過時。西班牙數據保護機構駁回了他對《先鋒報》的要求，但批准其對谷歌的申請。谷歌遂提起訴訟，案件最終交由歐盟法院受理。法院最終判令谷歌刪除該內容。攝：Jose Luis Roca/AFP/Getty Images

上月深圳交警的「行人過馬路闖紅燈曝光台」透過人臉識別技術，利用安裝在各個路口的攝像頭，抓拍闖紅燈的行人，公示違反交通規則的行人部分信息。在網上引起巨大爭議。圖為一套人工智能閉路電視系統展覽。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趙宏在《前瞻》中指出，「政府早已開始大量採集公民個人信息，而身份登記、視頻監控、實名註冊等管理手段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充斥於我們的生活。政府所擁有的信息處理技術，已使這些個人信息極有可能被迅速整合，並由此完整描摹出個人圖像和個人行蹤。」攝：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中國大數據四問：官商民集體狂歡的背後，「數據利維坦」正在降臨？

端傳媒記者 吳婧、戚振宇 | 2018-02-21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大數據」可能都沒有在中國這般光彩奪目——最高層視其為重要的執政資源、社會治理變革的關鍵所在，作為國家級的戰略部署強力推進；科技巨頭們渴望透過它掌握用戶行為、獲取更大利潤，不惜斥巨資對手中數據進行分析、挖掘和利用；普通民眾則在數據帶來的便利中自我陶醉——買着被精心推送的商品，看着被算法層層篩選過的新聞，隨時隨地掃碼付賬，卻將個人隱私忘得一乾二淨。

政府、企業和民眾，在對待大數據這件事上吊詭地實現了高度一致。大數據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響着政府決策、商業活動乃至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國也一舉成為大數據領域的排頭兵，不僅數據資源佔有量即將成為全球第一，在數據分析和數據交易領域也走在世界前列，政策的扶持、寬鬆的監管和民眾對於隱私的忽視，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基因編輯技術等一起，成為中國實現「彎道超車」的核心所在。

然而，光鮮的表象之下，中國的大數據交易產業是在穩步發展，還是在野蠻生長？在相關法律法規缺失的情況下，個人隱私與數據使用如何平衡？大數據的廣泛應用，是會帶來便捷高效的生活，還是會孳生出「數據利維坦」，讓威權變得更加堅不可摧？我們為你梳理了與中國「大數據」密切相關的四個問題。

什麼是「大數據」？它有什麼用？

當你去醫院看牙，蛀蟲長在哪顆牙齒上都會被錄入衞生部門的醫療數據庫；只要輸入關鍵字，民政部門就可以輕鬆知道你所在的街道有多少「單身狗」；你上個月買了兩本書、卻花三個鐘頭挑選指甲油的行為會被淘寶網精確記錄，你每天凌晨狂刷朋友圈的行為也會收入騰訊「囊中」，百度記下了你在情人節前搜索廉價機票的動作……成千上萬個「你」的數據被蒐集、整理在一起，形成大數據。

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Company）這樣定義「大數據」（Big Data）：一種數據集合，其規模大到在獲取、存儲、管理、分析方面都大大超出傳統數據庫軟件工具的能力範圍。和傳統數據相比，大數據來源多元、種類繁多，更新速度非常快，且龐雜宂餘，需要經過「提純」才能產生價值。

這些數據主要握在政府管理部門、互聯網巨頭和移動通訊企業手中，涉及領域包括醫療、交通、金融、社交平台、網絡購物、通信記錄等等。

大數據要怎麼用呢？最簡單的例子：只要你在購物網站瀏覽過一次塑身衣，網站就會向你推薦五花八門的減肥產品，從減肥藥、健身球到產後私教課。這就是精準營銷，也是目前大數據應用最廣泛、成熟的領域。

除此之外，風險控制、精細化運營也是大數據應用較多的領域。比如說，電力公司的數據可以幫助金融行業控制風險，當某企業的用電量出現異常時，其經營面臨問題的可能性增大，銀行在放貸時就要慎重考慮。再比如，一個家電經銷商蒐集用戶資料，分析發現80後女性是主力軍，經銷商便在日後主推美容電器、吹風機等受80後女性喜歡的產品。

在政府管理方面，大數據的應用領域也很廣泛。比如，利用移動通信等大數據監控公共場所的人流量，來避免踩踏事件、調配公共交通；依據衞生部門的新生兒數據，教育部可規劃應相應建設多少小學、培養多少教師；通過監測社交平台的輿論，避免負面民意的聚集和爆發。

大數據的擁躉將其稱之為「新石油」，並聲稱我們正從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邁向數據資本主義時代。狂熱信徒們相信大數據可以為各類問題提供普世解決方案，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諾亞·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甚至認為，他們的熱乎勁兒簡直可以視為一種新宗教的誕生。

但擁躉眼中的美好未來橫亙着不少障礙，除了侵犯隱私和濫用的憂慮外，想要數據的人和擁有數據的人常常是錯位的。在上述例子中，銀行希望得到電力公司的數據，政府安全部門想拿到社交平台的數據，但這些數據能否開放及進行交易呢？

大數據如何交易？

在 Google 輸入「大數據交易」，可獲得超過208萬條結果。除了背靠地方政府建立的各類數據交易平台，阿里雲、京東萬象等互聯網巨頭也提供各類數據分析服務，類似的小公司更是不計其數。

目前交易市場最受歡迎的數據來自互聯網、金融、電信、醫療、交通和教育領域。交易形式主要有三大類：原始數據交易；按客戶需求、以原始數據為基礎分析趨勢或結果；為交易雙方提供中介服務。

進入交易市場的原始數據大多是交易平台從網上採集、整理來的數據。比如，有家平台收集了國內外50萬家酒店信息，包括地點、價格、評價等，打包出售，售價2500元。也有逐條收費的，某平台出售記錄心律失常的數據庫，每條數據0.01元。

不過，目前多數企業不具備分析大數據的能力，他們更願意帶着訴求、請數據公司從大數據中「打撈」出有商業價值的相關信息。阿里雲提供的「營銷引擎」就是這樣一種分析服務：以阿里巴巴龐大的用戶數據庫為基礎，利用數據標籤篩選出對口的消費人群，實現精準營銷。比如保健品公司想推銷一款高價鈣片，篩選人群的標籤則應包括中老年、常買保健品、單位時間內消費總額/單價高。

至於交易中介，它們本身並不擁有數據，只負責為交易雙方牽線搭橋。以貴陽大數據交易所（下稱「貴交所」）提供的一起中介服務為例：當地衞生部門決定交易一部分醫療數據，先和貴交所一起定出價格，再放入平台展賣。貴陽市一家制藥公司看中了，便向平台付錢買入這批數據，交易所得由貴交所和衞生部門四六分成。製藥公司則通過分析這批數據，開發了更有針對性的新葯。

「目前還是一個賣方定價的過程，」貴交所副總裁朱國輝對端傳媒表示。貴交所實行協議定價，買方也可以還價。貴交所是中國第一家大數據交易所，2015年在貴州政府的扶持下成立，曾得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批示。

近兩年，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出台了各類推動大數據發展的政策，貴州、上海、武漢、哈爾濱等城市紛紛建起大數據交易中心，至今已超過20個。

這些背靠各地政府的平台在獲取政府數據接口時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名交易所高管向端傳媒透露，平台交易的數據介於政府公開數據和秘密數據之間。

在交易平台上，政府是賣方也是買方。因為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政府數據尚未打通，A地交通部門會購買B地的交通數據作為管理參考，公安部門也會想從通信企業購買數據。

中國的數據交易平台早在2010年左右就開始陸續建立，從業者起初都對未來自信滿滿，認定數據交易是個產值達萬億的新產業。但現實並非如此，根據《財經》雜誌今年1月刊發的一篇調查報導，有政府和國資背景的大數據交易所大部分生意寥寥，純市場化的數據服務公司盈利狀況也欠佳。

不少熟稔情況的業內人士在網絡平台討論：一些政府的大數據項目耗資百萬甚至千萬，但搭建的平台根本不具備數據處理能力，有而的承建企業只想套取政府為建設數據平台提供的土地資源和政策優惠。

截止2017年10月，獲國家政策扶持的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兩年多的累計交易額不過1.2億元（人民幣，下同）。大數據交易的業內高管對《財經》表示，少有年收入突破千萬的大數據交易所。在業界名聲頗盛的基礎數據提供商「數據堂」在經營好轉的情況下，半年仍虧損近400萬。據《財經》統計，這些正規平台一年的收入加起來還不到50億。

「大家還在探索、試錯，」朱國輝說。

中國的大數據交易現狀是怎樣的？

堅固的「數據壁壘」

「任何一個企業的高管都不會輕易讓出數據，因為風險遠遠大於收益，」朱國輝說，「數據的可複製性很強，一家企業付出很多代價積澱的核心數據，一旦流出會被很快複製。」

「拿走數據的多，貢獻數據的少。」貴交所執行總裁王參壽此前亦曾對媒體表示，不少企業以保護商業機密或節省數據整理成本等為理由，不願意交易自身數據，免費開放的就更是鳳毛麟角。

2017年6月，中國知名快遞企業順豐和阿里旗下的物流聯盟菜鳥展開「大戰」。順豐突然宣布關閉對菜鳥的數據接口，並爆料菜鳥率先發難封殺自己，目的是讓順豐將數據從騰訊雲挪換到阿里雲。「大戰」以國家郵政局出面調停告終，雙方同意恢復業務合作和數據傳輸。

這場戰爭暴露了企業間對大數據資源的激烈爭奪。「對一個市值2000億元的企業（順豐）來說，無償獻血給另一個公司（菜鳥），是不可能發生的，」快遞專家趙小敏對媒體表示。

企業為了保持競爭力、追求利益最大化，「保衞」數據無可厚非，但理應開放數據的政府，對數據遮遮掩掩的態度，難免有些站不住腳。

2016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國大數據產業峰會上表示，中國超過80%的數據資源掌握在各級政府手裏。此前，國務院曾在2015年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公共數據資源開放」，要打通政府各部門數據共享、提升政府效能，並計劃在2018年年底前上線國家政府數據統一開放平台，2020年底前逐步向社會開放信用、交通、醫療等數十個領域的政府數據。

然而，推動數據開放的步伐比預想中慢很多。

「很難，」朱國輝說，「貴陽的力度已經很大了，各個單位都是書記掛帥來做這個（數據開放），還會存在一些問題。」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2月就刊文指出，不少基礎性、關鍵性數據被政府部門束之高閣，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數據開放共享的意識，甚至把數據資源視為「私產」。

即使是相對成熟的政府數據平台，開放度也相當低。《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了廣東佛山市南海區數據資源中心，發現無條件共享的數據只佔整個平台總數據的22%。

然而，即使是無條件共享的數據仍很難獲取。2016年，還在讀大四的王登科來到北京，和朋友創辦了一家數據平台，計劃通過網絡爬蟲蒐集政府公開數據，再整理、製成可參考的數據產品。但這一構想很快被證明行不通。

王登科發現，政府網站的數據接口總會不定期變更，令他們常常不得門而入；從網站上扒下來的很多數據格式不對，根本沒法使用。

從企業到政府都只想獲取，不願分享，令大數據交易難為無米之炊。

參差不齊的數據質素

除此之外，數據質素也令人擔憂。在大數據領域，質素指的是數據的一致性、精確性、完整性、時效性等。哈爾濱工業大學研究發現，國內的社保數據經常出現無法共享的問題，而公安、民政系統會有數據重複或不匹配的情況。

普元數據公司的產品總監王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在他們接觸眾多銀行案例中，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做完一個數據倉庫，客戶信息重名的上萬個，一個人有1000多個賬戶。

從前期制定數據標準到後期的數據處理，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有可能導致數據質素出問題。

除此以外，還有「數據污染」的問題。「數據污染」一般有兩種情形：一種情況是原始數據傳輸過程中被惡意加入污染數據，例如黑市為增加收入，在數據中摻加無用、假的數據；另一種是在處理數據過程中造成的無意識破壞。

後一種情況事關數據處理能力。「我國大數據在底層技術上和國外差距特別大，技術都來源於 Google 等國外大公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處處長李廣幹對媒體表示，中國的商業模式走在了技術前面。

而由此引發的思考是：在數據質量無法保證的前提下，依據大數據做出的判斷是否科學？會否反而加劇各類問題的嚴重程度，並形成惡性循環？

野蠻生長的數據黑市

另一個籠罩在數據交易領域上的陰影是黑市。

直到今天，中國仍沒有任何機構或組織制定跨區域、跨行業的大數據交易標準，法律法規對於數據的歸屬權問題更是語焉不詳。

「大數據（交易）各種標準的缺失、立法的缺失，是我們的一個瓶頸，」朱國輝說。採訪中，他多次提到「規避風險」（指侵犯隱私的風險）這個詞。

2017年5月，因泄露客戶隱私，「數據堂」多位高管被帶走調查，公司市值從21億暴跌至7億。這令不少同行感到芒刺在背，紛紛對旗下業務展開排查整頓。貴交所也將交易標的從基礎數據逐漸轉變為數據分析結果，重要原因就是為了規避侵犯隱私。

但對一些買家來說，原始數據最有吸引力——它不但包含着準確的個人信息，還能無限次使用。在沒有明確交易標準的市場裏，黑市應運而生。

「越原始的數據越值錢，」朱國輝說。

據《財經》調查，黑市交易依然是中國數據交易的主流。經不完全統計，國內個人信息泄露數達55.3億條左右，平均每人就有4條相關的個人信息泄露。其中，80%的數據泄露來自「內鬼」，黑客僅佔20%。

黑市除了能買到個人身份證信息、借貸信息等原始數據，在價格上也極具競爭力。比如，正規渠道的人臉識別數據價格為每條0.1元，黑市價格則是前者的十分之一。

儘管媒體爭相報導個人數據在黑市裏「裸奔」的情況，但人們卻普遍表現冷漠，直到「徐玉玉案」的出現。2016年8月，因被詐騙電話騙走大學學費9900元，18歲的女孩徐玉玉心臟驟停，搶救無效死亡。經調查，主犯正是通過非法購買10萬條考生信息實施詐騙的。

發生在徐玉玉身上的悲劇引發了人們對於數據安全的關注，但另一個更棘手的問題也隨之產生——你產生的數據屬於你嗎？

你的數據屬於誰？

如何在政府和企業收集數據的同時，保護個人隱私？這是一條既難把握、又不斷變換的界線。目前，中國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來界定用戶隱私。2017年6月起實施的《網絡安全法》保護個人信息，包括但不限於公民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住址、電話等。但在大數據時代，這個界定範圍顯得很單薄。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揚曾指出，中國傳統法律主要局限於公民隱私權的保護，但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的邊界日益擴展和模糊，僅依靠傳統的隱私權的概念已難以保障個人信息。例如說，用戶的消費習慣、最常打車的路線等算不算隱私權？

2016年4月14日，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投票通過了商討四年之久的《一般數據保護法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該法案將於今年5月25日正式生效。法案要求：

設於歐盟內或為歐盟居民提供服務的企業或機構，如果收集、傳輸、保留或處理涉及 PII（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個人信息，如姓名、電郵、照片、IP 地址、照片、社交媒體帖子、醫療或財務信息），必須遵守 GDPR；

用戶可以要求系統停止記錄和使用自己的行為數據；

不能長期保存和使用用戶的行為數據，保存時限為一年半；

在保護隱私的基礎上，數據的歸屬權問題被進一步提出。

當你下載一個 App，對彈出來的安裝條款點擊「同意」時，App 的運營商便可獲取你的相關行為記錄，用作分析、精準營銷，甚至在「脱敏」（指脱掉姓名、身份證號等能鎖定身份的信息）後進行交易，此時，這些數據還屬於你嗎？

中國的法律對此尚無定論。去年3月通過的《民法總則》127條僅含糊表明：「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並未對數據的內涵和歸屬下定義。一些法律學者認為，用戶只是數據的產生者，沒有平台的運作和投入，數據就無法產生價值，因此數據的所有權應歸平台所有，但平台在使用數據時有保護個人隱私的義務。

這種看法引起一些用戶的不滿：大數據源於對個人數據的收集，之後雖然通過技術加工處理，但所有權仍應歸屬於個人。如果購物網站利用我的數據開發了新產品，我難道不該從收益中分一杯羹嗎？退一步講，我總有權利知道自己的數據被如何使用了吧？

當然，在現今中國，政府和企業顯然都沒有將數據所有權讓予用戶的打算。

「數據利維坦」正在降臨？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一九八四》中，建構了一個「老大哥」無時不刻不在盯着你的極權社會，充當「老大哥」的眼睛就是「電幕」——它高度敏感、且遍布各處，你的一舉一動和發出的每個聲響都會被它所監控，「一個背影都可能將你出賣」。

在法治缺失、民眾隱私意識淡薄的中國，大數據在帶來便捷生活和高效治理的同時，會否成為新時代的「隱性電幕」，成為不少人的擔憂。

和「電幕」相比，大數據介入人們生活的方式要温和得多。它不會時刻提醒「老大哥在盯着你」，讓你在權力的注視下保持高度警惕，卻能深入你的衣食住行、甚至親密關係——你每天出門的行程和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數據、你在網上的瀏覽記錄和發表的言論是數據、你的朋友有哪些、常光顧的店鋪都會成為數據……你只需安心做你自己，大數據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為你勾勒出一幅八九不離十的肖像，並能對你未來的行為做出預判。這個時候，只要引入一套評分機制，甚至不用「老大哥」出手，就可以讓你乖乖聽話。

「你開個大奔馳每天上班，不如我騎共享單車積分高；你租個大房子一個人住，不如我一家數口租個小房子積分高；我十年積分夠了可以買房子，你分數不夠繼續積分，你想買的房子越大你需要積分的年限越高。你開個車喝水，瓶子一甩出去了，10分沒了，馬路不寬，公交車優先，你開個私家車到處受限。人家到春天都去義務植樹，你從來不去，一年又差100分。」這並非小說或電影中的情節，而是去年10月，河北雄安新區管委會負責人接受採訪時的原話。一個月後，科技巨頭阿里巴巴宣布與雄安新區達成戰略合作協議，誓言「用最先進的技術實力和創新資源，將雄安新區打造成未來城市的標杆和中國樣本」。

事實上，中國國務院在2014年就印發了一份《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計劃在2020年基本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屆時每個公民、企業甚至政府機構都會獲得信用評分，再配之以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以達致總理李克強所說的——「讓失信者寸步難行，讓守信者一路暢通」。

在這套社會信用體系中，你將如何被評分？《連線》（Wired）雜誌在去年10月的一篇長報導中，介紹了目前中國最大的個人征信平台之一、阿里巴巴旗下「芝麻信用」的評分機制，它大致包含五個方面：借貸記錄、履約記錄、個人特質、行為偏好與及人際關係，而這些數據主要都來自你在使用阿里巴巴旗下淘寶、天貓、支付寶等業務中的網絡行為。

可以預見，大數據對於社會管治帶來的變革將是顛覆性的。去年5月，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就在一次演講中宣稱大數據重新定義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大數據時代的出現讓人類進入了萬物互聯的時代，取得對數據進行重新處理的能力也遠遠超過過去，對世界的認識將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大數據讓預判和計劃都成為了可能。因此，我們需要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進行重新定義，市場經濟不一定會比計劃經濟更好。」

嗅到大數據將要帶來巨大變革的，當然不僅是科技巨頭。去年12月8日，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次集體學習，就將主題聚焦在大數據。雄心勃勃的習近平對國家大數據戰略提出了「審時度勢、精心謀劃、超前布局、力爭主動」的十六字方針，要求各級官員深入了解大數據發展現狀和趨勢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加快建設數字中國。

實現習近平提出的目標並非易事，如前文所述，目前中國數據交易行業存在諸多問題，而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數據壁壘」。只要企業和政府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數據壁壘」沒有打通，行之有效的社會信用體系就難以建立。如何打通「數據壁壘」？今年1月24日，人民網總裁葉蓁蓁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黨管數據」。他將大數據的重要性和「槍桿子」（軍隊）「筆桿子」（宣傳部門）並列，認為沒有「黨管數據」的強力介入、沒有行政力量強制打通數據壁壘，要想形成數據開放共享的大平台是不可能的，提出「黨管數據」既是趨勢也是必須。

人民網由中共最高級別的官媒人民日報主辦，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大數據後，葉蓁蓁的這一提法頗引人關注，「黨管數據」議程會否被快速推進，「數據利維坦」是否正在降臨，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將在未來幾年內陸續揭曉。

（實習生李若一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要點

大數據主要握在政府部門、互聯網巨頭和移動通訊企業手中，應用領域包括醫療、交通、金融、社交平台、網絡購物等等。

中國大數據交易市場最受歡迎的數據來自互聯網、金融、電信、醫療、交通和教育領域。交易形式主要有三大類：原始數據交易；按客戶需求、以原始數據為基礎分析趨勢或結果；為交易雙方提供中介服務。

近兩年，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出台了各類推動大數據發展的政策，已有超過20個中國城市建立了大數據交易中心，但交易量普遍不大，絕大部分正規交易平台都處於虧損狀態。

中國的大數據交易面臨三大挑戰：堅固的「數據壁壘」、參差不齊的數據質素、野蠻生長的數據黑市。

目前中國的法律對於你產生的數據是否屬於你並沒有清楚的界定，但顯然政府和企業都沒有將數據所有權讓予用戶的打算。

中國的互聯網巨頭和決策層都預感到大數據對社會管治帶來的變革將是顛覆性的。習近平對國家大數據戰略提出了「審時度勢、精心謀劃、超前布局、力爭主動」的十六字方針。

「數據壁壘」是建立社會信用體系中最難攻克的關卡，對此，人民網總裁葉蓁蓁提出了「黨管數據」的方案，認為須用行政力量強制打通數據壁壘。

大數據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響著政府決策、商業活動乃至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業內預期，中國有望在2020年成為世界第一數據資源大國。圖為2017年5月27日，貴陽舉辦的2017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期間，一位參加者在數據分析中心。 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圖為中國第一家以大數據命名的交易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內景。攝：彭麗勇/端傳媒

政府可以利用移動通信等大數據監控公共場所的人流量，來避免踩踏事件。圖為2017年國慶期間，大量遊客聚集在中山陵。 攝：Yang Bo/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近兩年，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出台了各類推動大數據發展的政策，圖為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攝：彭麗勇/端傳媒

2017年6月，中國知名快遞企業順豐和阿里旗下的物流聯盟菜鳥展開「數據大戰」，最後在國家郵政局的介入下才偃旗息鼓。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哈爾濱工業大學研究發現，中國的社保數據經常出現無法共享的問題，而公安、民政系統會有數據重複或不匹配的情況。攝：Imagine China

如何在政府和企業收集數據的同時，保護個人隱私？這是一條既難把握、又不斷變換的界線。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大數據對於社會管治帶來的變革將是顛覆性的。攝：Peter Macdiarmid/Getty Images for Somerset Hous

專訪政治學家韓博天：數字列寧主義下，中國將如何重塑全球秩序

特約撰稿人 於淵 | 2018-02-22

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的新著《紅天鵝：中國非常規決策過程》（Red Swan：How Unorthodox Policy-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近期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這本書的出現可能正當其時——在一個中國全面崛起，對本國國民、周邊地區乃至世界都造成巨大影響力的時刻，我們該如何認識和觀察中國？

韓博天是位於柏林的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以下簡稱墨卡托中心）的創始總裁，和特里爾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曾經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從事中國研究的工作。墨卡托中心成立於2013年，是歐洲最大的專門研究中國的機構，致力於全方位分析中國社會發展，推動西方對中國的了解與認識。經過幾年的發展，該中心已被普遍認為是研究中國的權威機構和在歐洲政界有實際影響力的智庫。不過，它對中國的一些負面分析也曾招致《環球時報》以整版文章批評。

韓博天本人對這些批評處之泰然。他稱自己是一位「正視中國及其崛起」的政治學家，喜歡務實地觀察和研究「中國如何解決問題」，也因此曾與中國各層級官員廣泛接觸。他非常熟悉中共官員的用詞，諸如「作風」、「由點到面」等，在訪談中，會直接用漢語說出來。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7月赴德國參加 G20 峰會時，韓博天就「一帶一路」問題接受過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採訪，其文章、言論也經常被「觀察者網」等持國家主義立場的網站引用或轉載。

但韓博天也提到，最近幾年，接觸中國官員變得越來越困難，而即便能接觸到，他們能對研究者講的東西也越來越少了。觀察仍正在快速變動中的中共政權，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新作《紅天鵝》中，他試圖解釋的，就是中國何以成功？為了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蹟」，韓博天把中國比作一隻巨大的「紅天鵝」——我在採訪中詢問「紅天鵝」的含義，他解釋道，因為紅色中國超越了人們此前的一切假設，它和其他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截然不同。

「游擊式風格」 (Guerrilla Style）是他自創的另一個術語。他在書中寫道，「中國游擊式政策風格的歷史傳統之前很少有西方學者關注。永恆流動和持續變化是政治和權力的常態，即使是建立機構，也不能有效終止或疏導這種態勢。」因此，很難用西方慣常使用的二元論，如集權和分權，或者憲政概念中的聯邦制來分析中國。因為這些理論歸納，都包含着一種權力制約和平衡所帶來的穩定性——而這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並不存在。韓博天認為，這些僵化的理論無法捕捉到中國製定政策過程的關鍵所在，也就是他在書中強調的「試點」和「由點到面」的中國式政策模式——這種「不穩定」但是有成效的模式，將「分散實驗」和「中央干預」結合在了一起，帶來了今天中國的發展成就。但他指出，在習近平上台後，大張旗鼓地引進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徹底改變了以往中國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靈活性與探索性，讓過程變得僵化。

在訪談中，韓博天尤其談到他對中國未來的最大擔憂——「數字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在他看來，由於擁抱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中國政府和大科技公司達成了廣泛共識和利益聯盟，而中國的普通百姓，甚至警惕政府的知識分子，也因為享受唾手可得的便利而失去警惕。就此發展下去，會形成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大的數字極權，遠遠超出《一九八四》的寓言。個人作為數據元，與權力作為數據的掌控者，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前所未有地懸殊，甚至會令反抗失去組織化的可能。韓博天在採訪中說，這一局面隨着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在中國發展得如此之快，不僅世界其它國家還沒有反應過來，即使中國的人們意識到個人信息已經全面暴露和上繳的危險，也為時已晚。

同時，世界局勢也顯然有利於中國， 2007年到2009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西方民主國家包括美國、西歐和日本，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中的聲望和公信力明顯下降，中國看上去是當前唯一有能力填補這塊空白的國家。西方市場經濟和民主體制衰落，正是中國在世界贏得聲望和影響力的前提。那麼，中國作為一種全新的現代國家體制，手握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高效率工具，是否會挑戰西方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體制？端傳媒對韓博天進行了長篇專訪。

中共與蘇共不同的 DNA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你在書裏提到， Nicholas Taleb 解釋了「黑天鵝」是什麼，而你的新書名叫「紅天鵝」（Red Swan），人們對這個您創造的新名詞可能還不是很熟悉， 你能解釋一下「紅天鵝」究竟是什麼嗎？

韓博天（以下簡稱「韓」）：「黑天鵝」被視為一種認知挑戰，所以我們的整個假設都受到了「黑天鵝」的挑戰。 此前，我們假設天鵝一定是白色的，但是一旦出現了黑天鵝，我們就必須修改以前的所有假設。所以這指的是那些讓你意想不到、顛覆認知的突發事件。而「紅天鵝」的中國，也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包括中共的韌性（Resilience）、創新能力（Innovation Capacity）、經濟發展等。基於傳統的關於共產主義的社會科學假設，包括我們所經驗過的共產黨執政國家——例如東歐、蘇聯、東德——它們在技術創新面前總是非常不適應和處於被動局面，但中國卻不一樣。中國的革命顏色是紅色，所以這就是「紅天鵝」。

端：你又創造了一個叫「游擊式風格」（Guerrilla Style）的新術語。能否介紹一下「游擊式風格」的特點？它與「實用主義」又有什麼不同？

韓：「游擊式風格」非常引人注目，是因為它植根於中共的歷史傳統中，是中共 DNA 的一部分，這與蘇共截然不同。

中共領導的革命，是在分散的革命根據地上進行的，他們用非常在地化的政府體制，來轉變當地的經濟與社會觀念。歷史上，中共雖然有一個黨中央，但卻沒有行之有效的等級制度，中共在許多地區都有自己的根據地，處理各自的問題：在面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挑戰上，當時中國各地的情況各不相同，這種不同的程度甚至比今天還要更甚，所以中共必須要給當時的地方領導人一種創造性的決策權（creative policy making powers）。這種措施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當革命勝利以後，中共就認為，中央的集中領導和分散的地方舉措是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的，而這與蘇共對體制的設想就很不一樣——蘇共高度集權，官僚體制層級嚴明，從來都是自上而下的。

「游擊式風格」的重要特點，在於它使這種分散的舉措，變成了制定政策的方式——使其合法化了，於是這真的鼓勵了官員們嘗試了一些新東西，去探索那些未被觸及的領域。這意味着——至少鄧小平明確表示過——中共必須勇於面對新的挑戰，例如在科技方面。雖然你可能不知道未來的技術到底是怎麼樣的，但是你仍會努力發展科技。在今天，中共仍然有可以與革命傳統相比較的「游擊式風格」的特點，比如在抓住機遇上的大膽與積極態度，比如管理緊張局勢，動員群眾力量發現潛在「敵人」等等，都會涉及到「游擊式風格」的執政策略。

高效卻不穩定的「游擊式風格」

端：「游擊式風格」帶來了大量的政策「試點」，這種「由點到面」的方式，你在書中提到，是富有成效、然而卻不穩定的模式，這怎麼說？

韓：政策實驗，「由點到面」是先執行，但沒有立法，之後再來立法。先實施一些事情，看看這些實驗能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將其合法化，並推而廣之。如果不成功，甚至有災難性後果，中共通常就是不再談論它。從中央決策者的角度，如果你的地方官員願意嘗試新事物，你會很高興。因為如果事情最後出錯，責任可以歸咎於他們。而如果事情順利的話，你把它拿出來推廣，功勞就歸於自己。從政治邏輯上來講，讓地方官員在地方一級做政策實驗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這對中央決策者有利、風險很低。而地方官員也會因此獲得相應的回報——至少過去是這樣。作為地方官員，當你成功實驗了某項政策，為解決諸如農村貧困人口、醫保等難題創造了解決方案，不僅招商引資會變得容易，你還將獲得政治上的回報，通常會步步高昇。

這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很特別，這與西方很不一樣。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設定目標，然後讓地方成為「試點」，然後再試圖推出一些新東西來。「由點到面」的重點是，只能由上面來決定，如何來「由點到面」。但這些「因地制宜」的做法，並不會在法律法規中被明說出來。它雖然富有成效，但卻不穩定。因為沒有預先制定的法律，沒有國家的明確規定，你永遠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有可能同樣的試點，在廣東做得很好，在山西卻失敗了，這就對山西很不利，這就是我所說的不穩定。

端：你覺得高層官員是否看到了這種不穩定的影響？他們會擔心這種不穩定嗎？

韓：從政治角度來看，地方實驗是非常好的，因為地方實驗有時候失敗，有時候順利，很不穩定，但是國家制度本身、黨的領導永遠不會有風險。

高層官員知道黨中央是穩定的。即使地方出了問題，也是他們的錯，中央會糾正的。對於政治家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所以。在中國做一個縣市一級的領導真的很難。特別是現在，對政治風險的演算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因為官員的紀律問題，已經不僅僅是腐敗問題，還涉及到政治忠誠問題。

端：那麼中國的中央政府是如何給地方支持的呢？

韓：這要視情況而定。有時候他們會獲得資金援助。但在過去，依賴的完全是當地的創造力，中央不會給任何資金支持，所以那時候需要激勵農民。鄧小平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錢。在如何發動農民的積極性方面，他做了很多努力。在鄧小平被下放的時候，他在農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沒有投資的情況下，讓人民的積極性被發動起來。

端：有些經濟學家，會因此認為中國已經事實上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了。

韓：這是很膚淺的看法。很多人都沒真正把中共當回事兒。在中共體制的等級制度下，「試點」一直都有干預，中共一直是領導者；聯邦制是另外一種東西了，它意味着不同的層級和地方，都會有非常不同、但是確定無疑的權力（編注：例如立法權）。這在中國就很不一樣了，這些學者很習慣使用西方的術語和經驗，去描繪那些在中國非常不一樣的東西。西方有西方的制度、社會和理念，如果我們把它們作為框架研究中國，就會忽視巨大的不同。這就是為什麼我對中國真實生活的進展感興趣的原因，它給你一個更大的角度去觀察正在發生的事情，追尋政策的來歷，看看中國是如何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你會從中看到各種導致變化的原因。研究中國如果置於一個錯誤的假設之上（中國的地方可以自主自治），這就是用西方的思維去臆斷和想像中國。

我這本書想要傳達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我們必須糾正此前的臆想，要用開放的態度去研究中國。我的研究，很大程度都基於我對不同層級中共幹部的訪談上，高層和地方層的都有。我問他們，什麼是他們當前主要的關注點，以及他們如何處理和克服困難。從那些談話中，有一些奇怪的術語經常出現，就是「試點」、「由點到面」。當我嘗試尋找「試點」的來源，或者這種特殊方法論有哪些特色時，才發現他們根本不思考這些問題。這是我的訪談中很有趣的地方，他們從來不認為「試點」是一個特別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說，這只是「作風」，——「這就是我們的作風」。他們不思考到底是什麼。比如我問如果「試點」失敗了，你會做什麼呢？他們回答，「不了了之」，就不講了。

習時代：回到頂層設計與中央再集權

端：這種「游擊式政策風格」，在毛時代、鄧時代和如今的習近平時代，有不同嗎？

韓：習近平時代更加行政化了。但分散實驗的基本思路還在，習近平還在談論實踐工作，比如他也談到「試點」工作，也談到「由點到面」——因此，「游擊式風格」還在那裏，習近平聲稱歡迎實驗性的政策。但是另一個術語「頂層設計」則是在中共革命傳統的反面——這意味着嚴格的等級制度、集權和嚴苛的紀律，而這是習近平如今所要求的。

我認為，這個新體制讓黨的注意力集中在黨的領導力和黨的紀律上，這很顯然有壓縮地方實驗和創造力的風險。這是我目前正在觀察的事情：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不敢再進行因地制宜的創新了。當然，與此同時，政治腐敗也減少了。這是中共目前想要做到的一個艱難的平衡。

端：最近幾十年來，中共已經削弱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也削弱了大規模的群眾動員，而這兩方面恰恰是你所謂的「游擊式風格」的核心。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正在越來越偏向「正規化」？

韓：「游擊式風格」和「正規化」之間存在着緊張關係。中國政治體制有很官僚化的一面，他們有很多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在毛時代就已經很明顯了。但是，這種來自上層領導和下層執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都被官僚體系的內部遊戲規則制約着。中共當然也強調書面規定，但是這種「正規」與「非正規」之間的緊張，內生於中國政治體系當中，從鄧小平時代以來，這變成了越來越強的官僚系統內部規則，領導人會用權力意志去處理。

習近平目前所做的中央再集權，就是往正規化方向努力。現在習近平正在建立完全平行於原有體系的官僚機構，來控制原來的官僚體系，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例如國家監察委的設立，就是在原有的官員反腐和黨員紀律檢查的制度挑戰下，所作出的反應。我們可以觀察這一舉措能走多遠。

不過習近平治理下的大部分政策制定，都更像是一種「危機模式」下的反應。他並不相信原有系統能夠執行他的政策，所以才要創造新的制度，讓他可以一直施加壓力。2012年以來，習一直試圖保持「高壓政治」。因為那時候出現了薄熙來、周永康等事件，中共領導層因此陷入嚴重危機。我認為，他正在嘗試繼續維持這種危機氛圍，以此製造一種永久危機的模式，來增加自己的核心權力。

數字列寧主義：政府與科技巨頭的合謀

端：那十九大以後呢，這種危機模式會解除嗎？

韓：看起來不會。

我知道有人希望會如此。習的地位已經穩固了，那麼他可以放鬆下來。但事實並非如此，對習近平來說，他的使命，第一就是要在21世紀振興社會主義中國，第二就是要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重新定義中國的地位。我認為這兩個他自我定位的歷史使命，超出了短期的政治計算。

我在書裏沒有談到的，就是中共如何將新的數字技術用於實現目標。這是目前中國領導層為何對人工智能如此痴迷的原因，他們真的想讓中國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這契合共產黨的科層制度與它的組織原則：他們利用數字技術實施全面監控、控制、引導、審查等，新技術對共產黨來說是完美的控制工具。以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很可怕，因為新技術似乎完美地契合共產黨的統治需求，共產黨將支持和加強新技術，它隨時更新，讓你時時刻刻都處於在這個技術構建的牢籠之中。

端：根據你的觀察，習近平真的能駕馭這種力量嗎？

韓：他並不只是一個人。中國的科技巨頭和當局的方向完全一致，大公司和共產黨，都對數據十分飢渴，都需要儘可能多的數據，這讓事情變得很詭異。政府、大公司、投資者，有時候甚至是普通消費者，都朝着同樣的方向前進，他們達成了一種一致。這才使得這一體制變得如此強大，在利用數字技術控制上，沒有任何辯論、任何爭議和任何間歇。

對我來說，可怕的是，雖然不同的科技巨頭有着不同的商業目標，但它們都樂意為共產黨服務，朝着同一個方向前進。這很難（接受），但我們得面對這個現實。

例如華為，除了在美國以外，華為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在全球範圍內都有業務的公司，它無處不在。但華為會說，我們只提供技術和網絡，各種應用的基礎設施。就像其他大公司也可以做物流、旅遊和城市管理的業務，並聲稱不一定為政府監視的目的而服務。但實際上，利用這些大數據做什麼，是由人來決定的。對於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府來說，技術可以成為非常不同的工具。回到你的問題，我認為目前為止，中國的科技巨頭和政府已經形成了聯盟，他們合作得很好。

中國政府之所以迅速地擁抱數字技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起步早，我觀察中國網絡政治的興起，在朱鎔基任總理的時代（編注：為1998年3月到2003年3月）這就是重中之重了。在西方國家，政府常常將數字技術視為一種附加的東西，但中國政府在那時就將其視為變革性的技術，認為它將會改變一切。

在中國政府看來：我們必須使用數字技術，否則我們又要落後，所以我們要將這些技術用於我們的目的。這就是中國政府和西方的差異。在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國領導層本能地把握住了它。而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都太被動了，他們在等待事情的改變和發生，不知道如何面對新技術。

這實際上是非常大的事情，也導致許多西方政府和民眾對此的認知缺失，我們最近才了解這些技術是如何影響和變革（現實世界）的，而中共比別的國家政府早了15年。

端：你曾定義這種靠大數據提高極權精度和效率的做法為「數字列寧主義」，現在它是否真的已經擴展開了？

韓：目前流行的「社會信用體系」顯然是數字列寧主義的一部分，這也是中共最引人注目的創新。它在收集數據的基礎上，帶來了新一輪的對市場參與者和市民的監管，這帶有非常強的入侵性。

我認為，即使在香港，你們也低估了「社會信用體系」對香港人在本地活動的重要性和入侵性。所有和大陸做生意的人、每一筆交易都會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而每一個來過香港的大陸游客，也會將體系延伸至此。除此以外，這一系統還將囊括任何與中國打交道的人。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必須受它的約束，遵守《網絡安全法》，不僅是外國媒體，還有外國企業。

這個看不見的系統會不斷擴大，這會改變每個人和每個公司的行為與他們對自身風險的計算，會構成真正的重大改變。我認為大多數人還是低估了這一點。人們會認為他們（中國政府）做不到，他們不會做。但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全新的事物、一個全新的戰場，他們用此來規範市場和社會。從香港的角度來看，你應該認真地正視它，因為它一定會來。

在傳統模式下，中央如何控制如此龐大的組織和巨大的社會，一直是共產黨面臨的永恆挑戰。而現在，數字技術解決了他們的困擾，這是完美的極權控制。

端：而普通人能在數字技術的發展中獲得許多便利，所以每個在其中的人都感覺很舒服。

韓：對，因為這十分方便。通常，我們會把監控、控制的責任歸咎於政府，但中國的網民和消費者本身也是問題。他們太容易地接受這一切了，根本沒想過這些事情。他們會說，讓我們使用這些產品吧，讓我們使用微信的一切。之後，他們就把這個數據籠子一直戴在自己身上。在中國大陸，即使是非常聰明的人、即使是知識分子，他們也不會想到可能產生的後果，大多數人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消費主義者，他們陷在方便的網上商城裏不可自拔。

端：人們為什麼想不到呢？包括知識分子。因為缺乏批判思維？因為改變不了所以無力去說？

韓：我認為並非如此。我1980年代後期在南京大學學習，當時大學生的批判思維很強。直到1989年，他們仍然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想要獨立於體制權力之外。而消費主義是另一種權力。1989年以後，執政者的基本思路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人們的一切精力都轉向經濟、商業和消費主義。這很可能也部分地解釋了目前所發生的一切，人們對過去無知，在政治上非常被動和冷感。

端：在你看來，將來中國人會對隱私的被監控和侵犯感到憤怒嗎？

韓：我覺得將來會出現的。但目前為止，還沒有那麼多的人意識到或恐懼這些技術。大數據監控從另一方面來講，確實讓交通更順暢，讓物流更高效，給城市帶來了經濟發展的潛能，讓人們生活更便捷。但是當人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隱私空間之後，反對的聲音可能就會來得太遲了。

端：你覺得現在已經太遲了嗎？

韓：只能說現在的進度非常快。我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快速推進，我不確定是否還有時間來阻止。必須說，中國的數字技術進步是巨大的，特別是在公共空間基礎設施的安裝上面。而這些技術所需的基礎設施已經都搭建好了，我預計，中國對公共空間的全面監視工作很快就會完成，聽說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村莊裏，比如雲南的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安裝攝像頭了，不是所有的公共場所，而是交叉路口這種關鍵位置，這通常來說就已經足夠了，而這種攝像頭非常廉價。

端：你認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現在發生的事情有足夠的了解嗎？

韓：沒，他們完全低估了。香港政府，包括美國、歐洲的政府，對於公眾的數據抓取會遭遇很大阻力。我們知道網絡大數據會有隱患，互相競爭的公司之間、互相競爭的黨派也會指出這些問題。但最重要的是，這些互相競爭的公司可以不為政府提供數據，Google 和 Facebook，他們都不喜歡政府，他們總是在反對政府獲取數據，有太多這樣的事了。正因為政府與大公司之間並不相互影響，所以保障了競爭的透明度、也有助於政治競爭。但在中國不是這樣，政府獲取數據沒有任何阻力，這些公司也為技術的發展而瘋狂，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這也很有道理。

端：在西方，法律方面有沒有關於數據權利的規定？人們在互聯網上的行為數據應該歸誰所有？

韓：當然。德國憲法法院有一個判決，叫做「信息自決權」（The Inform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這已經是很老的判例了，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還有其他幾個案例。歐洲人對待「信息自決權」，採取了與美國人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了，裏面包含了許多（對政府）的恐懼、不信任，這些一直都是被廣泛討論的議題。在中國，這種數據不受保護的情況從來不被討論，最終可能發展成一場巨大的災難。

世界將不得不面對，一個由中國驅動的全球化時代

端：最後讓我們再來談談習近平時代。在最後一個章節，你對這個時代有很多批評，你說到了「習李體制」，就像「胡温體制」——現在你還認為有「習李體制」嗎？

韓：我不再認為是這樣，現在只有習體制。

端：在你的書裏，最後一章習時代之前的六個章節，你覺得中國的政治體系是行之有效的。

韓：不，我只是認為此前中國的體制具備「韌性」（Resilience）。這一體制當然有很多不足，失敗時常發生。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是，為何共產黨能保持靈活，而不是高效——我不會用行之有效這個詞，我會用「韌性」。

端：但是在最後一個章節中，你對習近平時代中國體制的韌性保持懷疑。

韓：因為如今的中央集權化程度令人窒息。曾經的去中央集權，是可以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有數據表明，「試點」活動，從2012年起是逐漸減少的。所以這種過度依賴中央集權的領導方式，是有明顯風險的，尤其當領導只有一個人的時候，這讓整個系統都充滿風險。

端：在這種模式下，你懷疑「頂層設計」的有效性，對嗎？

韓：是的。我認為，如果你在進行「頂層設計」的時候，是否想過地方的不同政策，地方一級將會失去所謂的「因地制宜」。這就意味着，一旦是黨中央決定的，都將被執行，不管這是正確還是錯誤的。這就是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的危害，如果最高領導人說必須朝着這個方向走，即便這是災難性的方向，也沒人阻止得了。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危險，因為一旦他錯估了情況，導致中國走錯了方向，這將會成為全國性災難，乃至於全球性的災難。

端：目前在黨內，對最高領導人仍然會有約束力嗎？

韓：目前恐怕沒有那麼多。習近平願意傾聽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是聽取對抗性的建議。黨內沒有對抗性（勢力的存在）。如果他宣布一個決定，他認為這是重要的事情，沒有人會站起來說，「不，這是錯的，你不能這樣做」。

端：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帶一路」最終失敗了，習近平會對它負責嗎？

韓：這是一個風險。像「中巴經濟走廊」這樣的大型外商項目，發展下去可能也不在中國的控制之下。如果類似這樣的事情失敗了，對習來說是一個風險。因為很多人可能不會公開表態，但大多數人會私底下責怪他。這確實具有不確定性，如果失敗了，會有反彈，但也許是隱藏的、緩慢的反彈。

端：你如何看待前美國總統顧問班農（Stephen Bannon）的言論？他此前曾把現今的中國與1930年代的德國相比較。

韓：這是錯誤的比較。

中國和那時候的德國非常不同。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於在世界上佔優勢的地位。所以中國顯得更放鬆一點。中國的發展也無關軍事侵略，甚至沒有武力奪取台灣。可能會有軍事摩擦衝突，但我看不到軍事侵略。我也沒有看到納粹德國時期的種族主義問題在中國很普遍地出現。

中國帶給世界的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西方從來沒有面對過，因為中國太大了，引力也太大了。像日本、韓國這樣的小國從未有機會改變全球舞台的格局，中國崛起與日本崛起也因此沒有可比性。中國有有潛力改變全球的遊戲規則，這就是不同。

端：你在書中最後一章認為，當前，日本、歐洲、美國都在衰退，而中國現在是填補這個空白的唯一國家。西方市場經濟和民主的衰落以後，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獲得了國際聲望和國際影響力。你如何看待未來五年中國的影響力，中國能否挑戰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韓：中國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我毫不懷疑這點。因為中國正在去歐美不曾到達的地方，這實際上也是「游擊式風格」的原則，中國在「避實就虛」，避開主要戰場。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要去非洲、要去拉美。那些美國影響力沒有那麼深入的地方，就是中國找到機會的地方。中國正在為此而努力，而那些中國科技巨頭也是如此。他們正奔向那裏。我預計在未來幾年，中國會更加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中國也會出口一套技術標準，為了安全、物流、交流等諸多原因，中國也會嘗試把在國內已經普及的技術系統，輸出到其他需要的國家。

此外，在大數據、公共基礎設施、人工智能等方面，這是中國所熟知的技術。就技術層面而言，由中國推動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而在未來的幾年裏，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由中國驅動的全球化時代。

（張潔平、李若一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韓博天本人對這些批評處之泰然。他稱自己是一位「正視」中國及其崛起的政治學家，喜歡務實地觀察和研究「中國如何解決問題」，也因此曾與中國各層級官員廣泛接觸。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韓博天認為，「游擊式風格」 (Guerrilla Style）植根於中共的歷史傳統中，是中共 DNA 的一部分。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為了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蹟」，韓博天把中國比作一隻巨大的「紅天鵝」，他解釋，因為紅色中國超越了人們此前的一切假設，它和其他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截然不同。攝：Feng Li/Getty Images

韓博天認為，習近平治理下的大部分政策制定，都更像是一種「危機模式」下的反應。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韓博天認為，中國的科技巨頭雖然有着不同的商業目標，但它們都樂意為共產黨服務，朝着同一個方向前進。攝：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曾經，中央如何控制如此龐大的組織和巨大的社會是中共的難題，但數字技術解決了這一問題。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韓博天認為，世界將不得不面對一個由中國驅動的全球化時代。攝：Mao Jianjun/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韓博天認為，黨中央決定無論對錯都被貫徹執行，導致了巨大的潛在危險。攝： 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TikTok橫掃歐洲——「最嚴個資法」GDPR怎樣審視中國互聯網巨頭？

特約撰稿人 胡文燕、匡翹、姚采旻 | 2021-08-11

TikTok上的悲劇

2021年1月20日晚，意大利西西里島上的一戶五口之家突然陷入混亂。10歲的大女兒Antonella，在浴室中失去意識，無法動彈。她脖子上拴着腰帶，跟毛巾支架鈎一塊，手機就在旁邊，裏面TikTok軟件開着，正錄製這次「窒息挑戰」的視頻。家人驚慌失措，急忙嘗試心臟按摩和人工呼吸，無濟於事。第二天，醫院宣布小女孩腦死亡，救治失敗。

時鐘撥回事故前一個月，意大利數據隱私監管機構GPDP點名TikTok，指責用戶註冊年齡容易作弊，認為系統默認用戶內容公開欠妥。2020年12月22日，監管機構正式開啟調查，限TikTok30天內給予回應。

30天的限期快到，監管者未收到企業回覆，卻等來這場命案。「10歲兒童沉迷社交網絡導致意外死亡」，新聞本身悲愴，令人警醒，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輿論一片譁然。TikTok成為眾矢之的。

中國互聯網巨頭字節跳動的社交APP——抖音國際版本TikTok，在美國受挫後深耕歐洲，爆火同時，深陷兒童保護和數據隱私爭議。歐盟、丹麥、英國和法國分別於2020年6月12日、6月30日、7月3日、9月2日，先後啟動TikTok涉嫌違反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範》（簡稱 GDPR）的調查。

2021年1月22日，意大利數據隱私監管機構發布緊急公告，要求TikTok整改：若無法確定用戶年齡，平台無權處理相關數據，禁令直至2月15日結束。GDPR規定，16歲以上的用戶可自主授權信息收集，不同國家，法律設置各異，「數碼自主」年齡最低可降至13歲。

2020年12月，一位12歲的英國女孩向TikTok提起訴訟，隨後得到英國前兒童事務專員朗菲爾德（Anne Longfield）的支持提起集體訴訟，指控TikTok處理青少年用戶的數據，但無法保證足夠的安全措施、透明度、監護人同意或合法權益等條件，違反英國和歐盟的數據保護法。訴訟案要求TikTok刪除所有兒童用戶的個人信息，若訴訟成功，損害賠償可高達數十億英鎊。

雖然TikTok面臨的道德譴責和法律敲打加碼升級，但未妨礙業績在歐洲蒸蒸日上。

2020年9月，TikTok歐洲用戶突破1億大關，緊追美國用戶人數，其中英國用戶1700萬、法國1100萬、德國1100萬、意大利共計980萬、西班牙820萬……據彭博社報導，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TikTok未成年用戶佔比最高，皆為33%。歐洲消費者組織（BEUC）整理各國媒體報導稱：2020年，法國45%低於13歲兒童自稱使用TikTok；2020年，英國8歲到15歲兒童半數使用TikTok；2019年，捷克11到12歲年齡段的兒童最熱衷使用TikTok；2019年，挪威32%10到11歲兒童使用TikTok。

10歲的Antonella便曾是TikTok華麗數據背後，默默無聞但又渴望關注的一員。她長黑髮，大眼睛，兩頰肉乎乎的，兩年前使用父母手機，在不同的社交平台，註冊十來個賬戶。她愛跳愛唱，熱衷化粧和髮型視頻，夢想有天成為美容師。用她爸爸的話說，「TikTok和Youtube就是她的整個世界」。她十歲生日那天，收到父母贈送的禮物——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機。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歐洲，隔離在家，TikTok擔任陪伴和聯繫外界的雙重角色。

一年前，她發布慢回彈玩具製作教程，在Youtube上仍能被看到。視頻裏，她手持道具，舉到鏡頭前正面定住，方便觀眾看清，一舉一動，同視頻化粧博主，別無二致。視頻模仿痕跡重，動作標準劃一，透露着老練，配上她稚嫩的面頰，有着說不出的怪異。

死前幾分鐘，Antonella曾在TikTok軟件，瀏覽多條「窒息挑戰」的視頻。二三十年來，類似「窒息挑戰」的危險遊戲，在西方青少年中風靡。玩家藉助外力憋氣，大腦缺氧暫時昏迷，在挑戰極限中尋找快感。專家和家長頻出警告，仍無法阻止遊戲從線下轉線上，尤其在以挑戰賽成名的TikTok平台上「開枝散葉」。

沒人想到，小孩子下意識的模仿，會帶來致命危險。

2021年2月9日至4月21日，TikTok要求1250萬意大利用戶確認年齡，後刪除50萬個違規賬戶，其中40萬人宣稱低於13歲，另通過檢測工具，確認另14萬人隱瞞真實年齡。TikTok保證，如發現13歲以下兒童開設賬戶，會在48小時內刪除，不排除採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排查審核。

GDPR推行「一站式」管理，涉事企業總部所在國的監管機構，擁有監管權限。TikTok歐洲總部位於愛爾蘭，意大利監管機構本無權施令，此次行動的法理支撐，或源於GDPR第66條，即緊急狀況之下，國家監管機構有權採取「緊急程序」，進行干預，但持續時間不得超過3個月。

Antonella葬禮在家鄉巴勒莫 （Palerme）的教堂舉行，那天下着小雨，市長和數名議員都來到現場。她幼小的軀體，靜靜地躺在白棺裏，棺外眾人「為小姑娘鼓掌告別」。有人為她放飛氣球，也有人在網上為她設立紀念頁面。虛擬世界裏，哀悼活動未曾停歇。

「她想成為女王，成為TikTok的明星，她成功了。」Antonella的父親接受媒體採訪時若有所思，緩緩說道。

算法下，兒童的安全未來

中國獨創商業模式——直播「打賞」，乘TikTok全球化「東風」，一路「西進」。2017年起，中國境內討論甚廣的「青少年打賞」亂象，幾年後在西方國家原貌上演。2020年9月，法國消費者保護協會——「6000萬消費者」發布調查報導，揭露TikTok網紅誘青少年打賞和轉賬騙局。

報導中提到，一個13歲的法國小男孩，除了打賞，還使用Paypal給TikTok網紅波諾瓦·舍瓦里爾（Benoît Chevalier）轉賬數百歐，希望對方在直播中給他的賬號打廣告，以增加粉絲。有次被父母發現，轉賬凍結，後遭舍瓦里爾威脅。這名坐擁400多萬粉絲的法國網紅甚至攜朋友，跑到小男孩家裏要錢。

抖音和TikTok為姊妹公司，功能相似但有所不同。兩個平台需一定粉絲， 才可開通直播，收穫粉絲打賞禮物實現變現，抖音粉絲直播門檻為5萬人，TikTok開直播只需1000粉絲。雙方共享同一套結算模式，即流通貨幣購買抖音幣，通過抖音幣購買虛擬禮物：在抖音，一抖音幣為0.1元；TikTok平台上，一抖音幣約為0.015歐（約為0.12元）。此外，抖音平台對主播抽取45%到70%抽成，TikTok平台抽成也在50%左右。

打賞亂象頻發，坐收漁利的TikTok平台，應擔負怎樣的責任？「6000萬消費者」追問下，TikTok語焉不詳，僅回覆已採取相應措施，未做具體解釋。

TikTok規定，使用者年齡長於18歲，才有權打賞，可用戶自報年齡，平台本身不會核實，導致13歲以下低齡兒童，在TikTok平台甚是活躍。「歐洲青少年寵兒」的標籤之於TikTok，如同一把雙刃劍，保護兒童和追逐暴利位於天平兩端，在找尋平衡的路上，搖擺不定、兇險頗多。

2021年2月16日，歐洲消費者組織（BEUC）代表瑞典、德國和法國等15個成員協會，向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投訴，稱「TikTok違反了多項歐盟消費者權利，未能使兒童免受隱藏廣告和不適當內容的侵害」 。該組織發布兩份報告，分別從消費者保護法和數據隱私法兩方面，詳細解讀TikTok的「違規」操作；同時向三個歐洲組織——歐盟的「消費者保護合作組織（CPC）及歐盟委員會、歐洲視聽服務監管組織（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for Audiovisual ）和歐洲數據保護委員會，郵寄公開信。

歐洲消費者組織投訴第二條便針對TikTok的打賞政策，即「TikTok用戶可購買硬幣來買虛擬禮物，平台規定裏涉及不公平且誤導性條款」。歐洲消費者組織根據消費法，分門別類列舉TikTok平台使用合同漏洞。例如TikTok稱自己「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擁有全權修改，管理和控制硬幣和禮物之間匯率的絕對權利，且無需對使用者負責」。但《歐盟不平等合同條令》明確規定，任何合同若授予交易方單方面、且無需正當理由便進行修改的絕對權力，都是不公平的。

「TikTok提供服務，但也得遵循所在地法律。在歐洲，不是任何行為都被允許」，法國數據保護律師吉拉爾·阿斯（Gérard Haas）阿斯告訴端傳媒。

「TikTok若非法收集兒童信息，會有法律制裁。但現在小孩子上網不設防，主動公開大量個人信息。有時還真難全都怪到TikTok頭上。」發出這一感慨的是法國企業家丹尼爾·賈斯曼（Daniel Jasmin）。賈斯曼曾多次創業，如今專注低齡兒童網絡素養項目，創立「社交網絡學校」，通過益智趣味遊戲，提高低齡兒童網絡保護能力。

法國初中開設受網絡素養課程，但幼兒園和小學在這塊的教育，則是空白。賈斯曼向端傳媒表示：「小孩在社交網絡誕生，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父母每天沉迷社交網絡，小孩『鸚鵡學舌』，也想進去看看。說得誇張一點，他們在孃胎時，已成為社交網絡的互動因子。」

這也意味着，社交原住民從小便受到網絡暴力困擾。

歐盟資助的「歐洲兒童上網研究網絡」，曾在19個國家做調研，2020年發布最新報告發現：11%到45%的9到11歲兒童每天登陸社交網絡；7%到45%的9到16歲兒童在網上遭遇過導致自己不開心、不舒服或擔驚受怕的經歷。

法國Youtube視頻博主「鼠王」（Le Roi des Rats）是名社交網絡觀察者和批評家，擁有139萬粉絲，因高質量視頻和批判性思維，在法國青少年和主流媒體中，擁有極高聲譽。2018年底至今，他共計發布3個揭露TikTok陰暗面的調查性視頻，尤其指出TikTok平台上存在的「誘騙打賞」、「多戀童癖」和「兒童軟色情」等亂象，向TikTok問責，共計收穫近800萬次觀看量。

2021年1月，法國女權協會「放肆者」（Les effronté-e-s）依託調查視頻，發起集體請願，要求TikTok修改算法、提高家長監控功能效率，並增加內容審核人力物力。協會在公告中表示：「一方面，TikTok平台發布青少年甚至幼兒的性感視頻，引戀童犯罪分子出動；另一方面，青少年容易在平台上過早接觸色情內容。」

字節跳動2012年誕生之初，便依託推薦算法原理，在中國科技叢林迅速突圍。2020年，迫於美國壓力，TikTok首次公布「推薦」板塊的基本運行機制——基於機器學習的人工智能，通過分析用戶互動、視頻聲影信息以及賬戶語言國家設置，向用戶推薦視頻。

2020年2月，英國在線視頻編輯工具Veed.io團隊依託自身內容創作和人工智能視頻工具開發雙重優勢，深度解讀TikTok算法推薦。Veed.io指出TikTok視頻啟動後，用戶同內容的互動將作為樣本被追蹤評估，互動指標不同，評分等級不盡相同，用戶內容獲得的內容推薦獎勵同樣不同。粗略估算，重複觀看率、完成率、分享、評論和點讚五個指標，代表的推薦分值分別是10分、8分、6分、4分和2分。

隨着人工智能發展，在東西社會，算法的倫理性皆成討論焦點。算法不只是一種技術，僅反應人類人性的鏡子，算法也會變成精心設計的「陷阱」，最終同普世價值為敵。

2019年德國之聲報導，德國媒體NetzPolitik.org曾取得一份TikTok審查員培訓手冊，其中顯示面部畸形者、自閉症、唐氏綜合症，甚至同性戀和超重人群，均被列入「特殊人士」名單，審核員會加以標註，根據算法進行限制。2021年，法國電視2台播放的TikTok調查報導中，採訪到一名TikTok歐洲區前內容審核員。他提到TikTok有意限制政治性內容，「起初連國家領導人出現的視頻都被限流」。

法國電台知名記者索尼婭·德維利埃（Sonia Devillers）2018年瀏覽TikTok視頻時，便曾注意到裏面的年輕女孩各個長髮、大胸、短身T恤、漫畫腰和翹臀，跳起舞來扭臀甩胸，並感慨說，這是「一代被克隆的年輕人」。

整齊劃一的外貌審美背後，算法起了怎樣的作用？之後又會帶來怎樣的危害？目前GPDP條款不涉及算法內容推薦，不過第22條「自動化的個人決策，包括用戶畫像」規定：「完全依靠自動化處理——包括用戶畫像——對數據主體做出具有法律影響或類似嚴重影響的決策時，數據主體有權反對此類決策。」

歐盟2020年推出《人工智能白皮書》，於2021年4月份歐盟於提交人工智能監管法案，強調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時，確保算法透明度和審計檢測，欲為算法的野蠻生長畫上句號。

「洪水猛獸」還是「酷超年輕」？TikTok在歐洲引發的爭議仍將繼續。賈斯曼作為創業者，對新風潮興致勃勃，「現在年輕人，一分鐘內就能把事情講清楚，這很厲害的」。作為父親，他則讓自己的孩子們儘可能晚地接觸智能手機，不然「他們早早便對屏幕上癮」。

當TikTok遇上GDPR

在數據保護層面，兒童的年齡為何事關重要？GDPR第6條詳細列明在六種情況之下，機構及企業應當有權處理用戶的個人數據，當中包括得到當事人的同意；履行與當事人的合約或為這合約作準備；依從法律責任；保護當事人或另一人的重要利益，而當事人無能力給予同意；執行為公眾利益而進行的工作或行使賦予數據控制者的正式權力；及為合法利益為目的。

不過，在最後一種情況中，條例又特別申明，兒童的權利會得到特別的保護，當其權利被侵害，機構不能用合法利益為申辯理由。在GDPR第8條，又進一步限制關於兒童數據的處理，任何16歲以下的兒童（或部分歐盟成員國定為13歲，這也是最低門檻），其同意必須由負有父母責任的人士給予或授權。

換言之，在歐盟內，兒童在下載並使用TikTok時，其同意應是由其父母給予的，而13歲以下的兒童，更加是不可能使用TikTok的服務。這也是為什麼TikTok要保證，如發現13以下兒童開設賬戶，會在48小時內刪除。

涉及兒童的不幸案例，在輿論容易得到共識，對監管機構而言，也因為年齡限制是硬性而明確的，在執法時它們就更容易，不需要捲入企業是否有權處理數據的爭議中。TikTok這個用戶年齡層偏低的平台，就成為眾矢之的。在2021年7月22日，荷蘭的執法機構，又再因為TikTok涉嫌違法兒童數據保護被罰725,000歐元。

在這數據就是資產的年代，TikTok當然不會放棄處理兒童數據。「開始進軍國際市場時，我們許多母公司的員工也被發往不同市場幫助開荒。」曾在字節跳動母公司任職的安利（化名）從事市場推廣工作，當時不只是她的領域，無論是數據分析師、系統工程師等，也有人被遣往不同的市場，幫助當地分公司啟動新市場。

「但來到2020年末，分公司也極速執行本土化政策。不單是內容、市場推廣上的分別，在市場推廣部門，如德國等的分部，只會聘用熟知本地市場的人。在演算法上，不同市場也已經堆疊出不同的演算法去分配內容。母公司會提供發展的大方向，但如何在地區應用，就是地區辦公室的工作了。」

如果因為要符合GDPR而不再處理兒童的數據，對這有效的演算法自然有巨大影響。不過，也因為TikTok不單真正打進國際市場，在不同市場也保留經營上的獨立性。這也意味著TikTok走出了一條其他社媒平台Facebook、Instagram等公司都未摸索出來的路徑。

安利說：「公司內部的方向，是讓地區分公司建立出一定的獨立性，以應付日後突如其來的規管。」她認為，這是字節跳動與其他國際及中國科技企業不同的地方，沒有其他中國社交媒體公司，像TikTok般在歐美成功建構在地的生態圈，同時，與以美國為主的國際企業相比，字節跳動面對的是更複雜的國際局勢 。

「像在美國已建立的TAC，現在也搬到歐洲來，雖然形式上相同，但其實際操作上，也是根據地區的要求變化吧。」她指的TAC，即透明度及問責中心（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Centre），字節跳動於2020年先於美國建立類似的中心，用途是讓外來的專家觀查TikTok團隊的日常運作，包括員工如何根據內容指南，審查以自動化技術標記出來的內容。

「當初美國中心建立時，主要是要回應美國對TikTok內容審查的關注。而在歐洲的中心，無論政府使用什麼理由去規管，它也盡量以公開透明的姿態去回應。那不單符合合規的要求，是更進一步，嘗試得到其他國家的信任。」她說。由於COVID-19疫情關係，TikTok在歐洲的透明度及問責中心暫時仍只在網上運作，計劃在2022年，於愛爾蘭總部加設歐洲的實體中心。

根據多倫多大學Citizen Lab的研究，TikTok與抖音兩個程式在收集數據時，都合理地得到用戶的同意，這點在GDPR合規上非常重要。在關鍵詞審查中，TikTok也沒有限制研究機構測試的所有字眼。即使抖音有使用動態代碼加載（Dynamic code loading, DCL）、伺服器端搜尋審查（Server-side search censorship）等技術構成一定程度的數據安全隱患，不過，這不影響TikTok在歐洲的合規程序。

那到底在數據保護層面，相比美國科技巨擎GAFAM（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和微軟），TikTok有何不同？數據保護律師阿斯聽到這個問題有些茫然：「GAFAM有的問題，TikTok都有，在處理個人數據上沒什麼不同。TikTok若不遵守歐洲法律，同樣得受罰。」

同GAFAM一樣，TikTok在中國「被牆」，數據儲存首選美國，歐洲總部選在「避税天堂」，在歐洲本土設立數據儲存中心，甚至招兵買馬發展業務，都傾向GAFAM出身的高管。

無論東西，互聯網巨頭瘋狂開採「數據石油」，迫於壓力，半推半就推出用戶隱私政策。就像是舉辦了一場「選醜」比賽，結果往往是，沒有最「醜」，只有更「醜」。阿斯強調：「只不過TikTok是個中國公司，僅此而已。」

跨國社交媒體數據的「跨國屬性」

宏觀來說，數據保護法在歐盟不只是用作保護用戶的數據，更與反競爭法相互補足，令執法機構有更大權力去規管企業。由於Google、Facebook、TikTok這類以流量、數據為主要資產的企業手握不對稱份量的數據，只有通過結合數據保護法、反競爭法等法則，監管機構才有能力去監管企業，以保護一般的消費者。

GDPR已執行逾兩年，非歐盟國家企業在歐盟境內的業務面對極大挑戰。一般企業面對的難題，主要是如何取得用戶共識、用戶相關數據保安等。但跨國的社交媒體公司更大的難度在於如何傳送數據，以及保持演算法繼續有效。尤其當數據需要傳送到歐盟境外，GDPR帶來的限制就更大。

因為GDPR的推行，以及人權律師施雷姆斯（Maximilian Schrems）發起的兩起針對facebook歐洲分公司的訴訟，歐盟走向更為保護用戶數據的方向。Schrems II案的判決，裁定歐美當時用作交換數據的「Privacy Shield」框架不通用，但判決仍提供另一可能性：企業在合約中加入「標準合約條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有機會提供一個表面有效的合約機制，去符合歐盟標準的合規程序。但是，SCC始終只是企業之間的合約機制，而不是國家之間的機制，換言之，國家層面的決定仍有機會影響SCC的應用。

Schrems I與Schrems II案的爭議點在於facebook有否在歐盟國家收集的用戶數據運回美國，如有的話，這又是否違反GDPR？對Facebook而言，答案是明顯的，它過去有把數據運回美國，而且只要美國政府認為涉及國家安全事宜，就有權力取得美國企業在海外收集的數據，這點也是歐盟與美國在數據保護上的角力。

在這個背景下，來自中國的字節跳動在美國、歐洲已有一定規模，也有大量本土的用戶，也就不得不面對這問題：到底它在歐洲的用戶數據，是否有被運回中國的伺服器？

Schrems II案發生在2020年，到了2021年的6月4日，歐盟終於採用實質的SCC執行方案。歐洲執行委員會的公義專員（Commissioner for Justice）雷恩代爾（Didier Reynders）表示，他們嘗試在完全符合GDPR的情況下，添加透明度和問責的要素，「公司的任務，是看看他們會否只使用SCC，或採取額外的保護措施，如加密和匿名化個人數據。」

解讀雷恩代爾的話，即是指在歐洲執行委員會層面，SCC將會被接納。在SCC的框架下，用戶數據可以傳送到美國及其他國家。而加密及保持透明度的責任，就落在企業身上。雷恩代爾表示，這行動的最終目的，是避免Schrems III的出現。

2021年6月1日，剛好在SCC方案公布前，德國多個聯邦的執法機構，包括巴伐利亞、柏林、布蘭登堡、漢堡、下薩克森等，共同公布將會推行「全國審核」，以執行Schrems II的判決。這些執法機構將會選擇性向企業發放問卷，問題會關於應徵系統、內部數據處理、追蹤、電郵及網站寄存等。

曾在字節跳動母公司任職的安利就認為，新推出的SCC方案是可以預期的。「SCC是歐盟與美國之間的一個折衷方案，否則抖音就陰差陽錯地成為先行者了。」安利說，「如果沒有SCC，其他平台也可能要與抖音一樣，把不同的市場分隔開，盡量滿足不同市場的法規要求。內容是媒體的核心，而不同市場的內容，也是分隔開。這其實就是過往所謂的中國模式吧。」

正如雷恩代爾所言，新的SCC的方案，是為了避免Schrems III的出現。但真的能避免嗎？GDPR要企業先向用戶索取收集數據的同意，因此，如今不同網站會設計出複雜難明的Cookie Banner，嘗試令用戶同意交出數據。在2021年5月31日，Schrems所屬組織Noyb發動超過五百宗投訴，指不同網站上Cookie Banner索取同意的方法不符合GDPR。

新的SCC標準，在維權上其實又走了回頭路，因為它讓美國政府有空間操作，不用在法律層面上加強對個體數據的保護，這個做法，理論上也可以伸引到歐盟與中國等其他國家的數據交換上。

中國的社交媒體能否繼續在歐美世界立足？如今的國際市場門檻變得更高。無論是伺服器設立、不同地區合規部門的設立，也加大了進入不同市場的成本。即使有足夠資源，也需要面對政治上的風險，而這也是TikTok要讓不同地區的分公司顯得獨立的主因之一。

中國科技企業全球化大潮中，TikTok因GDPR觸雷並非個案。中國涉外律師曾磊針對「數據本地化」曾撰寫文章舉例，2018年5月25日，小米旗下智能燈具品牌Yeelight宣布因未能滿足GDPR要求，一度暫停在歐服務；2018年12月10日，共享單車摩拜涉嫌違反GDPR，遭德國監管機構調查。

TikTok數據隱私保護條款明確寫到，TikTok所收集信息，可與字節跳動集團子公司共享。大國博弈時代，TikTok是否與中國政府共享數據，字節跳動對此無法迴避。這一推斷目前缺少確鑿證據，未被證實。此外，從被俄羅斯情報部門利用干預美國大選、劍橋分析數據醜聞，Facebook多起政治醜聞在先，TikTok初出茅廬，引發的數據爭議，小巫見大巫，在歐洲輿論場，尚未掀起多大波瀾。

法國數據保護律師阿斯向端傳媒坦言：「年輕人太愛TikTok，歸根結底，孩子的安全問題，才是TikTok面臨的最大挑戰」。

一名TikTok用家在西班牙馬德里街頭製作TikTok影片。攝：Eduardo Parra/Europa Press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1月26日，10歲女孩Antonella Sicomero在意大利家鄉巴勒莫 （Palerme）的教堂出殯。她數天前在TikTok軟件裏錄製「窒息挑戰」影片時失去知覺，失救死亡。攝：Alberto Lobianco/LaPresse News via AP/達志影像

圖：端傳媒設計部

數名歐洲留學生在美國的高中校園外聚會。攝：Doug Duran/Bay Area New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TikTok在美國加州的辦公大樓。攝：Mario Tama/Getty Images

德國柏林，一名女子走過街頭一塊TikTok廣告牌。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數據保衞戰：GDPR的三年之癢

特約撰稿人 匡翹、姚采旻、胡文燕 | 2021-03-03

鉅額罰單背後的「監管江湖」

提到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法國互聯網維權機構 LQDN（La Quadrature du Net）的法務麥賽（Arthur Messaud）竟有些怨念。「偏偏那天，總統馬克龍給谷歌背書，簡直打臉監管部門。」在電話另一端，他幽幽地說道。

2019年1月21日——麥賽口中的「那天」，法國數據隱私監管機構 CNIL 對谷歌開出5000萬歐元罰單。早在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以下簡稱 GDPR）2018年5月25日生效當天，麥賽所在協會便聯合逾萬公民，對美國科技巨頭發起集體行政訴訟。美國巨頭首次被罰，引發不小轟動，公民運動初獲勝利，麥賽欣喜不已。可他沒想到，就在「那天」，正逢法國舉辦第二屆「選擇法國」投資峰會：總統府愛麗舍宮官方推特助興，大肆宣傳的正是谷歌在法的投資。

「像我們這樣發起集體訴訟，史無前例，」麥賽重提舊事，有些激動，「但政府卻一點兒都不在乎。」麥賽的驕傲有底氣在。法國監管方 CNIL 在麥賽所在 LQDN 協會推動下，開出首張罰單，極具象徵意義，並為後續案件提供借鑑和啟示。可這「驕傲」背後，少不了國家之間的比對和協作，亦或監管方同科技巨頭的明爭暗鬥，曾歷經幾番曲折和反轉，遠非表面看上去這般輕鬆。

歐盟 GDPR 罰款限額高，最高可達2000萬歐元或企業全球總營收的4%，被打上「史上最嚴」標籤。只是，在實際執行中，或落入人力不足，且效率低下的臼窠，不免給人留下「雷聲大雨點小」的印象。

面對人才濟濟、遊說經驗豐富的科技巨頭，各國監管機構有心樹立威嚴，但初次釋法，免不了小心翼翼，束手束腳。2019年12月，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便曾指出，美國科技巨頭的歐洲總部多集中在愛爾蘭和盧森堡，但這兩國尚未開啟任何調查。

新法生效前6周，麥賽尤其忙，舉辦座談會，發布科普視頻，鼓動大家簽名，且接連接受媒體採訪，發聲表明立場。用麥賽頗具策略性的話術來講，「法國的電視廣播熱衷談論自由和人權，當然對新條例關注，我們還不得順勢抓住一切機會。」動用媒體資源，增加輿論曝光度，也是間接向法國數據隱私監管機構 CNIL 施壓。

CNIL 於1978年成立，致力保障隱私和個人信息，屬於國家獨立行政機構，雖不隸屬任何政府部門，但正常運營依賴國家財政撥款，具有半官方色彩。CNIL 每年接到的公民投訴不下五萬份，且自主選擇案例進行評判。別說贏了訴訟，LQDN 協會若按部就班發起訴訟，到底能否被立案，在當時看來，都還是未知數。

LQDN 協會的訴訟對象不止谷歌，還包括蘋果、臉書、亞馬遜和微軟，共計五大集團。但 GDPR明確規定，企業總部所在國的監管機構，才有權限發起調查。蘋果、臉書和微軟歐洲總部設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亞馬遜則將歐洲大本營安置在盧森堡。谷歌有些特殊，雖早指定愛爾蘭為歐洲公司總部，但在具體信息處理層面，曾存在諸多模糊之處，導致這個總部並不為歐洲監管機構認可。愛爾蘭數據隱私監管機構也早在2018年8月，明確表示自己並非谷歌監管方。這些都為後來的處罰，埋下伏筆。

法國監管方依據 GDPR 第35條款，對谷歌發起調查，並基於三個論據，駁斥了谷歌歐洲總部位於愛爾蘭之說。首先，谷歌隱私政策並未提及愛爾蘭分部對相關信息處理和目的進行負責。此外，谷歌並未指定數據保護官，整體負責歐盟境內使用者隱私管理。再者，谷歌自己也曾提到，歐盟居民部分數據處理責任於2019年年底，才轉入愛爾蘭公司名下。後來谷歌提起行政上訴，以失敗告終，這同法國監管方前期紮實的準備工作不可分割。

LQDN 協會集體起訴名單中，谷歌旗下的 Gmai l郵箱、視頻分享網站 Youtube 和搜索引擎三個產品均上榜。相較之下，5000萬歐元罰款的導火索顯得有些微不足道：法國監管方實證發現，在安卓手機系統內，設立谷歌賬戶，用戶可獲得的知情信息不清楚，此外私人訂製廣告選項默認為用戶同意，這兩點均違反GDPR。

麥賽責怪罰單還是太保守，感慨「區區5000萬歐元不過是谷歌幾個小時的營業額而已」，很難產生震懾效果。這張鉅額罰單與其說是法國例外之舉，不如稱之為歐洲協作產物。法國監管方 CNIL「雷厲風行」，算是歐洲同行裏的佼佼者，業內聲譽頗佳，這次成功牽頭調查谷歌，離不開歐盟成員國其它監管方的共識和支持。

聲譽平平的愛爾蘭和盧森堡監管機構則至今尚無下文，一想到這，麥賽就有點哭笑不得：「我們的投訴不知道躺在哪個郵箱，至今都沒人打開過吧」。

從罰單到跨國數據傳輸

GDPR主要打擊對象是跨國企業，但條例的影響力不限於此。因為牽涉的是對數據保護的原則性理解，當對條例的理解有異，就會產生數據管轄權的爭論。換言之，境內合規問題可以升級到跨國數據傳輸能否繼續的問題。

施雷姆斯（Maximilian Schrems）是奧地利的人權律師，他成立的非政府組織「None of Your Business」（NOYB），是德語區最重要的數據保護團體之一；以他命名的 Schrems I 及 Schrems II 案，更令歐盟與美國的數據交換框架驟然停止。

Schrems I 案之始，是施雷姆斯在2013年向愛爾蘭數據保護專員發起對臉書愛爾蘭子公司的投訴。 施雷姆斯認為根據歐盟數據保護法，歐洲總部位於愛爾蘭的臉書，不應在美國未達到「足夠保護程度」時，把用戶資料傳輸到美國。愛爾蘭數據保護專員拒絕就這投訴作出行動，施雷姆斯就在愛爾蘭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當時，歐美的數據交換依據「Safe Harbour」框架進行：該框架是一個自我驗證的機制，讓美國公司可以證明自己遵守一系列的數據保護原則。結果因為事件涉及歐盟層面，案件暫緩並向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尋求指引。2015年10月，歐洲法院認同施雷姆斯的意見，Safe Harbour 不再是歐美數據傳輸的有效框架。

案後，歐美雙方為了讓商業機構可以繼續交換數據，在2016年2月訂立了「Privacy Shield」這一全新框架，在滿足框架內的保障及技術要求後，臉書及谷歌這些科技巨頭就可以繼續輸送數據到美國。同時，臉書等企業在合約中加入「標準合約條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SC），企圖藉此符合法規要求，繼續進行數據傳輸。而事實上，當時，歐洲GDPR已經開始正式執行，「Privacy Shield」與 SCC 兩者都未能完全符合GDPR的要求，企業與政府都只是用這些措施，讓數據往來可以繼續，同時賺取時間商討共識。由於GDPR的推行，法理基礎有變，施雷姆斯在2020年再次入稟法院，是為 Schrems II 案。

Schrems II 案中，施雷姆斯對臉書及「Privacy Shield」框架作出質疑，認為該框架未解決根本問題，美國政府仍有權可以取得歐盟居民的數據，他的人權依然被侵犯。最後，施雷姆斯再次勝訴，「Privacy Shield」被裁定為不通用（invalid），但法院認為， SCC 或提供了一個表面有效的合約機制，去符合歐盟標準的合規程序。法院也強調，SCC 中存在退出機制，該機制允許數據接收者，將不合規情況告知數據出口者，這將有效地暫停數據傳輸，或讓數據出口者能夠終止合同。

重要的是，歐洲法院認為歐盟有權監管所有在歐盟境內收集的數據，而且有權監管海外所有涉及歐盟居民的數據——而更復雜的是，歐盟各級司法機關，可以就歐洲法院的判決自行解讀及執行。

以德國為例，Schrems II案作出判決後，柏林、漢堡及萊茵蘭-伐爾茲邦（Rhineland-Palatinate）的數據保護機構各自發表聲明，不約而同地指該案例不只應用於歐盟與美國之間，更適用於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家。漢堡的數據保護機構更直指中國的「數據保護預防措施，離足夠保護還很遠」。

「足夠保護程度」是歐盟評估他國數據保護是否達到歐盟標準的準則。達標的地區，可以與歐盟進行自由的數據傳輸。實際操作上，例如美國現在未達足夠保護程度，理論上歐盟境內公司不能傳送資料到美國，但許多公司仍通過SCC機制，繼續傳輸數據到美國。

在現代社會，要停止跨國數據傳輸幾乎是不可能的。數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被企業視作類近天然資源的存在，拚命開採，從中謀利。而提供數據的用戶，根本不理解自己有權要求公司保護其數據。早在 Schrems I 前，斯諾登案已讓歐洲廣泛討論跨國數據傳輸的危險性，當默克爾的個人手機也被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歐盟又能怎樣平衡經濟及政治上的考慮？

現在，歐盟設立了新標準，表面上其他國家不用遵守，但 Schrems 案告知其他國家：如果不遵守歐盟的數據保護標準，那就會直接影響到在歐盟國家收集數據甚至經營生意。數據保護法從人權出發，但它的影響不只伸及經濟，還在政治層面上起作用。美國執法機關需要取得數據的權力，便是從美國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的需求，而歐盟則用公民人權的角度，迫使美國作出妥協。

歐洲模式？

歐盟GDPR從誕生之初，便和美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美國曾「未雨綢繆」，絞盡腦汁干預歐盟立法，但抵不過時移勢易，最終事與願違，反扮演起加速器的角色，繼而成了追隨者。

新法起始點，可追溯到2011年11月17日。這天，德國數據保護和數據安全第35次會議正式開始，歐委會公民權益委員會主任耐密茨（Paul Nemitz）正式宣布，歐盟將制訂適用於全體歐盟成員國的數據保護條例，用以進一步完善1995年設定的《歐洲數據保護指令》。

沒想到，剛過兩個月，歐洲新聞網站 EurActiv 爆料稱，美國為維護自身利益，通過外交商貿談判和各類遊說，積極介入歐盟修法。迫於壓力，工作人員修改了初版方案，才提交給歐洲議會。一名歐盟外交官曾如此評價：「改革方案還處於初期階段，第三國對此便尤為關注，太不尋常」。

進入議會程序後，有議員擔心 GDPR 會導致經商環境不確定，也怨言頗多。時任歐委會司法專員勒廷（Viviane Reding）還記得，2013年夏天，為了獲得多數票，忙得焦頭爛額，日夜擔心條例無法順利通過。

不過，「斯諾登事件」爆發，徹底改變了立法格局：美國科技巨頭深陷「竊聽醜聞」，議員們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本不受待見的條例。在輿論裹挾下，個人信息保護成為公眾關注焦點，順而激發歐盟官員的政治能動性。2014年3月12日，不出意料，歐洲議會高票（621票支持、10票反對和22票棄權）通過這一條例。

一段時間沉寂後，2018年春——就在GDPR生效前幾個月，臉書數據泄漏，牽扯出「劍橋分析公司醜聞」，更將數據隱私的討論，從歐洲語境，擴展至全球範圍。美國境內掀起一場全民性的隱私保護變革；中國方面也將《個人信息保護法》逐漸提上日程。

2020年12月28日，《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暫行條例（草案）》提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這是中國立法中首次提到「數據權益」保護，例如說涉及隱私的個人數據，需要得到擁有人書面或口頭同意授權，企業方能使用，自然人更享有類似「被遺忘權」等的權益。表面上，該條例呼應了歐盟以人權為本的數據保護法規，但同時該草案亦指出，「在為了國家安全、公共利益、企業正當利益等情形下，可以無需徵得個人同意收集處理自然人數據。」

其實，這與美國相關的法例面對一樣的困局。美國政府同樣有權在一定條件下收集數據，即使《愛國者法案》第215條已失效，根據《外國情報監視法案》第702條（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FISA 702），獨立法院可以授權政府發布命令，要求美國的公司披露位於美國境外的特定非美國人員的通信數據。這是歐盟認為美國的數據保護不足夠的原因之一。

美國聯邦政府沒有特定於數據保護的法規，制定的責任落在州政府上。《加利福尼亞州消費者隱私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就是美國最受重視的相關法規。 CCPA 在2020年1月1日生效，理論上只監管在加州的公司，但由於谷歌、臉書、蘋果等巨頭總部也設在加州，為免違法，例如谷歌也會建議其用戶了解並遵守 CCPA 。依據 CCPA，企業每次違法行為罰款最高為2500美元，每次故意違法的罰款最高為7500美元，向每位消費者的賠償最高則為750美金。

至今，能符合歐盟「足夠保護程度」要求的國家，有日本、新西蘭、瑞士、以色列等國。

實施兩年多，企業終於做好準備了嗎？

GDPR實際效果如何，同樣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各種案例已陸續出爐。2021年1月8日，德國下薩克森邦數據保護局對企業 Notebooksbilliger.de AG 處以1,040萬歐元的罰款。它被控對員工進行為期兩年沒有法律依據的視頻監控。下薩克森邦數據保護局指出，這些攝像機記錄了工作場所、銷售室、倉庫和公共區域等地，而企業則稱安裝攝像機的目的是防止和調查刑事犯罪，並追蹤倉庫貨物的流向。

首次出現在德國法律系統中的「數據保護官員」（Data Protection Officer），已經放進歐盟框架中。根據企業及政府的規模，它們需要聘用指定數量的數據保護官員。這群專業合規人士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會肩負與其他員工、公司及政府機構溝通的責任。

不過，如果僅從罰款力度來看，「史上最嚴」數據保護法，似乎名不符實。據金融網站 Finbold 數據顯示，2020年歐盟成員國開出299個罰單，共計1.7億歐元，意大利、英國和瑞典罰款金額最高。只是，被罰企業雖涉及通訊、零售和航空等各個領域，卻鮮有跨國科技巨頭。反觀美國，「劍橋分析公司醜聞」爆發後，臉書就在美國收到高達50億美元的罰單，隨後不得不迅速整改企業隱私政策。

2019年底，斯諾登在里斯本網絡峰會上，曾毫不客氣地指出：「只要互聯網巨頭未收到罰單，行徑繼續違反 GDPR 及其承載的精神，那這個條例就好比是一個『紙老虎』」。歐委會也承認，GDPR 生效兩年來，在新科技層面，一些規定尚不明晰，反致使本土中小型科技企業深受其累。

不過，在巴黎第九大學教授歐洲法的唐布（Olivia Tambou）對歐洲模式深信不疑。在她看來，美國模式建立在商業競爭之上，鉅額罰款或短期內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歐洲模式側重調控，跟企業更處於指導和引領的關係，便於多方面多層次解決問題。「懲罰是手段，不是結果。對監管機構而言，企業能否不斷改進才至關重要」，不過唐布也承認，監管機構時常缺預算，少人手，實際操作中，確實沒法有序開展監管。以法國監管方 CNIL 為例，2018年新法生效，訴訟數量同比增長32.5%， 但僱員總數僅從200人增長至215人。

至於歐盟面對科技巨頭是否太過弱勢？唐布也有不同看法，她向端傳媒列舉稱，只有在歐盟境內，谷歌才被迫執行「被遺忘權」，且歐盟公民具備獲取個人數據副本權。在這位樂觀派眼中，歐盟模式尚在探索中，讓科技巨擎低頭，只是時間問題。

2018年，GDPR 生效前夕，調查顯示，85%的歐洲企業表示尚未做好準備。有的仍在修訂數據業務清單，有的急匆匆選擇法律條款，為自己的數據使用正名。企業無所適從，背後原因很多，除了條例本身存在爭議和語焉不詳，監管方也未能及時進行二次闡釋。

其實，各國監管部門同涉事企業一樣，也在摸索試探，不僅要吃透條例為己所用，還要掌握分寸，避免過度干擾原有經濟模式。

法國監管方CNIL針對第三方 cookie（用於存儲Web頁面的用戶信息）釋法，經過幾番起伏，涉及數字廣告從業者、谷歌、公民社會和政府多方，也成為互聯網兩種速度——更經濟，還是更安全——的註腳。

首輪回合發生在兩個老相識之間。2019年7月，法國監管方 CNIL 發布文件，重申網站上的cookie和其它用戶數據採集系統運行時，需要獲取用戶的明確同意，但計劃自2020年5月起，才對違者進行懲罰。LQDN 協會不認可這一延後懲罰的決定，以監管機構違反 GDPR 為由，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但以失敗告終。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監管機構推遲一年執行新條例的某條特定條款，合情合理。

法國監管方 CNIL 被兩面插刀，一邊是公民社會的窮追猛打，另一邊的媒體和數字廣告從業者，作為被監管方，卻似乎對他們的「仁慈大度」並不領情。

2020年中旬，法國媒體網站工會 Geste 質疑 CNIL 對 cookie 使用的解讀，將其告上最高行政法庭並獲勝。最高行政法庭認為，如果網民拒絕cookie設置，那網站便有權禁止他瀏覽網頁。並解釋稱：「GDPR規定，信息採集和追蹤設置需要獲得用戶明確同意。但是，CNIL根據這一點便要禁止cookie牆，屬於司法越權。」

儘管有這樣的法庭先例在，媒體和數字廣告從業者對未來的憂慮，絲毫沒有減弱。2020年1月14日，谷歌宣布，將在未來兩年內逐步取消第三方廣告公司利用cookie文件採集用戶隱私。谷歌旗下 Chrome 瀏覽器的全球市場份額約為64%，此舉對數字廣告市場影響力巨大。

谷歌被列入歐洲頭號監管名單，一舉一動都被多雙眼睛盯着，如此自斷小部分利益，與其說是滿足用戶日益增長的個人隱私保護需求，不如說是某種形式的「棄車保帥」。

如果用一句話解釋GDPR，那便是：保證個體自主掌控個人隱私和數據。獲得用戶明確同意，成為數據使用的出發點。數字廣告方大戰法國監管案中，為前者辯護的法國數據保護律師德魯阿爾（Etienne Drouard）認為，條例願景很美好，但這不會改變商業叢林弱肉強食的法則，「在經濟活動中，不少企業為了自保，不惜一切代價轉嫁數據保護責任」。正如他的客戶面臨的困境 ：在本土贏得行政官司，但依舊無法避免強勢合作方的「倒戈」。

最壞的和最低限度的

在歐洲，德國有着最悠久數據保護法傳統的國家——1970年，世界首個數據保護法就出現在德國。德國黑森州邦（Hessen）是第一個立法機關實行數據保護法，之後，英國等亦推出數據保護法。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已於2016年卸任的的前柏林數據保護官員迪克斯（Alexander Dix）強調說：「數據保護是一個容易誤導的概念。人們或者會覺得，保護數據本身就是目的，但這是錯的。」他不只是柏林的數據保護官員，更是第二十九條資料保護工作小組（Article 29 Working Party）的成員，後者是「歐盟資料保護委員會」（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的前身，專門負責 GDPR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及提供 GDPR 的執行指引。基本上，第二十九條資料保護工作小組介定了 GDPR 及 EDPB 的職能。

「數據保護是人權，我們要保護的是數據所指向的個體。」

迪克斯提起了Samuel Warren和Louis Brandeis。120年前，這兩位美國律師在《哈佛法律評論》中發表文章《The Right to Privacy》，他們列出不同的私隱權，其中一項就是「不受干擾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

「這是任何人最基本的權利，」迪克斯如是說。數據保護是人權，可是，對迪克斯而言，最大的挑戰永遠是改變大眾對數據保護專員的印象。他曾在處理圖書館數據問題時備受抨擊。當時柏林部分圖書館因為經費不足，需要依靠志工營運。而迪克斯則認為，志工沒有權限接觸部分個人資料，嚴格執行數據保護法規。這在當時影響圖書館的日常運作，被視為擾民之舉。

在他的經驗中，大眾視數據保護專員常常被視為為「自尋煩惱，就像是德語裏『Bedenkenträger』這個字。」「Bedenken」在德語意為「問題」、「質疑」，「Bedenkenträger」即是指提出問題者。當維護人權者被視為製造麻煩，「大眾」又是站在什麼立場呢？

所謂數據，在歷史很長的一段時間，對個體並不構成極大的威脅。科技的客觀條件，還未足夠企業或政府進行無孔不入的行為紀錄，直到近年，情況才急轉直下。GDPR的重要性也不僅僅是因為鉅額罰則。大數據、機械學習、人臉辨識……科技發展讓數據成為珍貴資產，甚至可被交易。GDPR 可能令歐盟公司在未來失去部分競爭力。德國作為工業和科技大國，因多少錯失了新時代的科技轉型，產生了焦躁感，也讓許多人對數據保護存有戒心。

近年來，德國深陷於失去科技競爭力的恐懼中。以蘋果電腦為例，當 Steve Jobs 於1997年回歸蘋果時，其市值不及西門子的十分一，到了2020年末，蘋果的市值不單是西門子的二十倍，甚至比德國 DAX 指數中德國三十家重要企業加起來，還多出了一萬億美元。

美國科技業以軟件、數據等邊際報酬較高的項目，在全球攻城掠地。在這危機感下，德國政府希望發展本土的新創企業，希望把柏林發展成歐洲創業者的基地。這個背景，某程度上解釋了「數據保護官員」為什麼會在德國被視為自尋煩惱，甚至多管閒事——數據，恰是新創企業的命脈。

不過，從德國針對COVID-19疫情所使用的智能手機APP的案例可以看到，公眾對個人私隱的關注有所提升。德國政府曾經希望在該APP中使用衞星定位系統及中央數據庫，達到更有效的防疫，最後政府在輿論壓力下，改用了藍芽及用戶自願上傳資料機制，為了數據保護而折損抗疫效率。

長遠來說，就數據保護制定一個最低限度的國際標準將極為重要。迪克斯說：「有些人認為GDPR是國際數據保護的黃金標準。」然而，各國政府會認可歐盟的標準嗎？這是否太過理想化？

在迪克斯看來，「最好的劇本是新拜登政府會支持美國聯邦私隱法規的立法，同時又會改革國家的監控法例，因為這是數據傳輸最大的阻礙。」但最差的可能性又是怎樣呢？——那就是歐盟以外國家的讓步沒出現。他說，「取而代之的，會是像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被其他國家應用。」

Google愛爾蘭總部外。攝：Chris Ratcliff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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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6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劍橋分析公司醜聞」吹哨人懷利（Christopher Wylie）出席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攝：Andrew Harrer/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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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白領員工在辦公室內工作。攝：James Leynse/Corbi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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