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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

中文版序

献给利玛

1985

历史纪事

历史家自序：

1 关于老大哥死亡的官方医学报告

2 两份驳斥“大洋国空战失利”的公告[1]

春天[1]

3 温斯顿·史密斯(下面称史密斯)谈关于《时代》文学副刊(TIM)的创刊

4 裘莉亚·米勒(下面称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5 詹姆斯·奥勃良(下面称奥勃良)谈同一件事

6 大卫·安普尔福思

7 奥勃良谈安普尔福思诗歌引发的公开争议

8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9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10 奥勃良谈老大姐之死

11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12 两份公告

13 当时反映这一事件的文学作品

14 奥勃良谈老大姐死后的政治局势

15 裘莉亚谈星期一俱乐部

16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17 当时反映道德问题的文学作品

18 奥勃良谈离婚法的筹备工作

19 当时反映道德问题的文学作品

20 关于私生活新原则的官方公告

21 凯瑟琳·史密斯写给温斯顿·史密斯的信

22 史密斯谈《时代》文学副刊的运作

23 摘自铁洛逊撰写的发表在1985年4月20日《时代》

24 裘莉亚谈《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成员

25 关于《哈姆雷特》公演的官方公告

26 裘莉亚谈《哈姆雷特》的公演

27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28 奧勃良谈“剧院广场冲突”的内幕

29 官方驳斥有关“大洋国与欧亚国进行前期谈判”的传闻

夏天

30 关于老大哥政治评价的官方公告

31 奥勃良谈掲露老大哥的后果

32 裘莉亚谈派逊斯之死

33 派逊斯致《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遗书

34 史密斯谈派逊斯葬礼

35 奧勃良谈欧亚国和平代表团的来访

36 史密斯谈欧亚国女记者玛丽奧·科恩的来访

37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38 摘自玛丽奥·科恩关于大洋国的系列报道，1985年6月

39 奥勃良谈签订和平协议的后果

40 官方对“大洋国经济危机论”的驳斥

41 维特斯发表在1985年8月15目《时代》文学副刊头条的文章

42 奥勃良谈解决肉食品危机的尝试

43 裘莉亚谈大卫 · 安普尔福思的歌唱之夜

44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的十条提案[1]

45 史密斯的私人回忆

46 奥勃良谈绑架案

47 关于绑架事件的官方公告

48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8月18日会议的记录

49 裘莉亚谈自己与知改委决裂

50 奥勃良谈与史密斯的决裂

51 史密斯谈与穆罕默德·斯坦雷的历史性会面

52 驳斥与招标

53 奥勃良谈大洋国体制崩演

54 史密斯谈大洋国体制崩溃

55 穆罕默德·斯坦雷于1985年9月2日向伦敦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

56 史密斯谈革命的日子

57 墙上的革命标语摘抄

58 大洋国临时政府声明

59 史密斯谈革命失败

60 奥勃良谈革命失败

61 裘莉亚谈她在新体制中扮演的角色

62 奥勃良谈新体制的第一个月

63 史密斯谈穆罕默德·斯坦雷之死

历史学家撰写的后记

译后记

版权页

版权页（英文）

1985

[匈牙利]道洛什 · 久尔吉 Dɑlos György 著

余泽民 译

中文版序

亲爱的中国读者：

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有着特殊的中国缘分。1962年至1967年，我曾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历史专业，我的第一篇俄语论文，写的就是赤眉军起义。官方的苏联宣传与事实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对我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我和过去的中学同学一起成立了非法的“中国之友”团体。1968年，我们在布达佩斯遭到指控，当时被称为"毛派分子案"。虽然最终的判决相对较轻--最重的两人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然而后果却很严重：以我为例，我的书被禁了将近二十年。奥威尔的作品《1984》，我是通过一位德国朋友搞到的。我续写的《1985》，当时交给了一个手抄本出版商，并在国外得以出版。它第一次在匈牙利正式出版是在1990年(不久前，它的俄文版和越文版刚刚问世)。

更重要的是，中国从那时开始始终没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我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我阅读与之有关的新闻及其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始终未曾放弃过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亲眼看看这个巨人的国度。我对中国读者所抱的愿望，跟所有作者对其读者所抱的愿望没什么两样：请你怀着好奇之心读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试着植入自己的历史。想来，世界历史之所以有趣，正因为有我们所有人都在——都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柏林—布达佩斯，2011年6月

道洛什 · 久尔吉

献给利玛

1985

历史纪事

(香港，2036年)

历史家自序：

我在这本书里将要努力记述的这些事件，全都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有三大帝国鼎足而立:我们的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它们之间总是烽烟不断。1985年初，大洋国遭到欧亚国沉重的军事打击，从而丧失了大国地位。从那之后，大洋国的主权只能朝昔日的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地区扩张。这样一来，世界上只剩下了两大帝国:我们的欧亚国与东亚国。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已经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所谓的“全副武装式的和平时期”。

因此，现在终于到了可以不带责怨、不怀偏见地回顾那些在今天我们有权称之为“决定生死命运”的诸多事件。大洋国的军队土崩瓦解，及其接踵而至的革命与胜利，是一个并非只有小圈子里的专业人士才会感兴趣的历史进程。遗憾的是，新一代人并不善于借鉴历史和吸取教训。这部书的目的正是在于唤起年轻人的好奇心，并让他们明白，对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详细了解过去是其完整性的一部分。

这本史料汇编主要由三部过去虽曾出版，但至今仍然很难査阅的回忆录组成，并补充以当时大洋国媒体中公布过的、在广播电视中宣读过的官方公告、报刊文章、诗歌和私人手记。对于以大事记形式编纂的文献资料，用小题注将它们串为一体，当然，我并不想对读者的观点施加影响。我只是试图纠正几处回忆者的客观错误和由于偏见导致的歪曲。

作者及其作品的命运，彼此之间可以有天壤之别。在1985年大洋国革命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温斯顿·史密斯，在世纪末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但在当时，它只能以手抄本形式，通过伦敦非法的“版本禁忌”组织进行地下传播。革命遭到镇压后，该书的作者曾作为政治犯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之后彻底与世隔绝地住在他的祖国，200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因此，尽管他的著作后来由设在布拉扎维列的流亡者出版社印刷发行，但他已经无法为之感到喜悦了。[1]

詹姆斯·奥勃良，曾经担任大洋国秘密警察组织的高层警官，被追退休之后，他也将自己的记忆付诸笔端，他的手稿被扎成一捆，经人偷偷带到国外，直到他去世之后才正式出版。[2]奥勃良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直到2008年去世，一直关在伦敦的一座精神病院。

裘莉亚·米勒女士，是1985年革命前的精神领袖之一，她的回忆录是在相当幸运的环境下完成的。她在革命失败后，揺身变成了新政权的亲信，后来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她的著作[3]是大洋国(英国)读者了解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惟一合法渠道。

在此，我谨向我的工作单位——伊尔库茨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表示感谢，在那里我得以査阅当时最可靠的文字记录、欧亚国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以及在占领大洋国期间掠走的极具价值的档案资料。假若没有这些帮助，我不可能完成研究所交给我的这项重要任务。我还要特别感谢研究所所长，他既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的单位领导。他博大精深的专业本领和理论能力，是我在工作中解决一切问题时都时刻遵循的指南针。至于我究竟取得了多少成绩，敬请读者予以评判。

伊尔库茨克，欧亚国，2035年5月

[1]《痛苦的真理》，自由大洋出版社，布拉扎维列，2010年。

[2]《一切都不再保密:一位秘密警察的自白》，企鹅丛书，香港，2010年。

[3]《一个为英国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的一生:国忆录》，伦敦，中央国家出版社，2010年。

1 关于老大哥死亡的官方医学报告

伦敦，1985年1月3日。负责老大疾病抢救工作的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报告:去年12月2日，老大哥的身体突感不适，经过检査发现，是由几个重要脏器的功能紊乱造成的。为了改善病情，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临时对患者的右手和左脚进行了截肢。同时采取措施，摘除了左肾。

老大哥术后的健康状况趋于稳定，他还自己阅读了《时代》当天的头条文章。没过多久，老大哥再度感觉不适，因此，由250位成员——包括社会上的知名专家在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出决定，暂时截去我们敬爱领袖的右脚。手术和术后输血都很成功。我们的领袖哼着青少年时代唱过的战歌坠入梦乡。

在接受了左手的紧急截肢之后，老大哥作了为时三分钟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大洋国的人民: 要因为自己的突然病倒而影响大家庆祝大洋国空军反击野蛮的欧亚国空中强盗而取得的最新的举世无双的伟大胜利。由于右侧肺脏的临时闭合，患者一度呼吸骤停。12月5日，老大哥的病情发生转变，12月6日病危，12月7日仍处于病危状态，未见好转。12月9日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经过一致投票表决，决定为老大哥的左手做截肢手术。[1]

12月10日零时32分，老大哥的病情突然恶化，由于伤风流涕，不幸病逝。

[1]由此看来，老大哥有两只左手。（我们至今未能找到可靠资料证实这一推断。）——历史学家批注

2 两份驳斥“大洋国空战失利”的公告[1]

《时代》，1985年1月

第一份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宣布以下公告:

关于大洋国空军在加那利群岛上空遭到所谓的“毁灭性打击”的消息，显然是欧亚国宣传机构炮制出来的颠倒黑白、别有用心的谣言。大洋国通讯社对此表示: 欧亚国编造的这些“新闻”纯属凭空杜撰，信口雌黄。这所有的谎言都无益于两国之间本来就已然处于战争状态下的良好关系，无助于尽快和平解决——鉴于严重的战争局势——早就迫在眉睫的纠纷问题。

第二份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于总部宣布以下公告:

东亚国的某家媒体机构采取歪曲与谎言的手段，试图将大洋国空军就所谓的 “全军覆没” 所做出的驳斥曲解成像是在“全军覆没”(实际上这是卑鄙的杜撰与诽谤)后的“认输”。同时他们还散布谣言 (当然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实之词)，说大洋国政府 “正在寻找路径，试图与欧亚国和解”，“其背后的意图是想解除与东亚国签订的盟约”。这是彻头彻尾、厚颜无耻的凭空捏造，是空前绝后、用心险恶的卑鄙谎言，无益于东亚国与大洋国之间的友好事务，这只能是让欧亚国人——让我们的敌人们相信:我们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和谈的准备。[2]

[1]正是这两份公告历史性地开创了后来称之为“驳斥外交”的国际较量之先河，最终也导致了大洋国与欧亚国之间的真正停火以及同第三个世界大国一东亚国之间冲突的尖锐化。当时流传着一则笑话:如果有两位大洋国公民在街上相遇，他们不会以“有什么新闻?”开始寒日宣，而是开口就问:“又驳斥了什么?”——历史学家批注

[2]强调部分摘自《时代》。——历史学家批注

春天[1]

[1]大洋国的改革运动被称为 “伦敦的春天”，这使不少后来的历史书作者产生了误解。许多人因此望文生义，以为那个著名的事件是从1985年5月爆发的。事实上，“春天”这词只是在事件发生后，在1985年冬天才出现在公共意识之中。这里所写的“春天”并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气象学名词使用它。——历史学家批注

3 温斯顿·史密斯(下面称史密斯)谈关于《时代》文学副刊(TIM)的创刊

在1985年年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上午，当詹姆斯·奥勃良，老大哥的秘密警察，令人闻风丧胆的精神保卫局，简称为“精保局”的高层官员召我去见他，我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提起过——尤其是，有没有跟那些喜欢音乐舞蹈的青少年提起过——“精神保卫局” 这个词，现在的孩子是否听说过“大部”这个词。那座建筑简直就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庞然怪物，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耸立在昔日英国首都七扭八歪的房屋与街道之上。真部，和部，富部，爱部！[1]记忆混乱……我所要记述的这些事，是今天这一代人——如果幸运的话——只能从二手资料里获知的事情。但愿我能够通过这些简陋的文字，帮助他们走近历史，进一步了解那些年发生的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老大哥体制的解体，改革运动，革命胜利，以及接腫而至的让我们至今都叹息不已、痛心疾首的无奈失败。

当奥勃良唤我去见他时，我心里暗想，我用不着担心最坏的情况——再次被捕。我在脑子里回想起去年的审讯和监狱，电刑和那只塞满老鼠的笼子，我一看到它就崩溃了——“我招供!”即便在思想上没有投降，但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行动计划。不过，从那之后我心里明白，奥勃良不会再重复他去年实施的劣行了。核心党(大洋国的统治集团)已经今非昔比。老大哥的死和空军遭受灾难性重创，已经严重打击了统治者们的自信心。随着他的傲气削减，外围党党员的傲气反而倍增，因此，在我的单位里，在真部，公务员们的勇气也随之大增。就拿经济学家维特斯来说，他不久前刚从监狱里出来，居然就敢开很危险的玩笑。午餐时间，在部里的内部食堂里，他一边做规定必须做的广播体操，一边惟妙惟肖地模仿电视上领操女教练尖利刺耳的嗓音喊道: “屈——伸' 屈——伸，再用力一些!女同志们，男同志们!”“这样我们才会更勇敢，更正直!”所有的人都抱着肚子笑成一团，这时候，维特斯使劲缩着啤酒肚，脸上做出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奇怪的是，没有人担心维特斯会被带到精保局去。

奥勃良是在真部办公室里接见的我。他还是那样身材硕壮，长了一副牛头犬的面孔，目光精明而疲惫。只是现在的坐姿没以前挺拔，头上闪亮的白发多于黑发。他请我喝咖啡，但并不是大洋国普通百姓常喝的那种让人反胃的胜利牌浑汤，而是用真正的、热气腾腾、飘着香气的咖啡款待我。

他首先向我表示道歉，将我受过的那些由他造成的、无法用文字表述的痛苦折磨称为 “去年发生的小插曲”。他为自己辩解，说他只是一个走卒，不得不执行上方的命令。他要我相信，跟预计的相比，我所受的刑罚已经轻多了。甚至他还用强调的语气补充道，我应该感谢他，要不是有他，今天我根本就不可能还活着坐在这里。

我一声不吭，紧张地等待，想知道他找我的最终意图。很快他就切入正题。

“帝国处于危机之中。”他说。“我知道。”我回答，尽管我不可能从官方的渠道获得消息，但我从恐怖新闻和小道消息里已经得知我们的战败。对于我的消息灵通，奥勃良并未感到惊讶。

“大洋国，”他继续说，“要跟欧亚国签订停火协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敌军会在两周内攻占伦敦。我们没有人希望看到那样的结局。然而，我们要想有谈判的能力，首先我们内部要强大起来。”

“怎么，我们不够强大吗?”我问了一句傻话。“如果我们不得不防患于未然的话，那我应该承认，还不够强大。” 奥勃良回答，“只有我们是不够的。从前，在老大哥在世时期，”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我们告别那个年代并不仅仅才两个月，而已长达五十年之久，“我知道，老百姓惧怕我们，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不是出于胁迫，而是出于明智，自觉自愿。现在我们需要有天赋的人。”

“正因如此，” 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们想创办一份周刊，将作为《时代》的文学副刊进行运作。您将出任这份周刊的主编。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让全国人民接受和平的想法。至于和平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以前，和平意味着战争。从现在开始，非常遗憾，将意味着战败。当然，我们要对这个词谨慎使用，” 他补充道，“尽管这带来的安慰十分有限。我们必须适应这个想法，过去的大洋国不可能维持下去了。我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改变自己。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其中包括，”他警示性地扬起中指，“现在，这里必须响起几个另类的声音。要有一点点批评，一点点诗歌，以后可能还要评论一点政治。我们要修建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一座伸向理性世界的独木桥。怎么样，史密斯，我是否已经让您明白了党的意图?”

我问他，他讲的这些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不会再重复“去年的小插曲”了吧?

“哎呀，天哪，”奥勃良难过地揺揺头说，“您怎么还在想这件事! 我并不是让您纠集小团体，而是派您做一份普通记者的工作。而且，我们将紧密配合，想来，如果新周刊逃避党的审査，对我们俩都没好处。您将和我保持联系。我已经为您选好了同事。文学副刊不可以脱离党和英社[2]——我们伟大、官方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但是不要忘记，”这时候，奥勃良下意识地碰了下杯，“对英社的解释可以有好多种。刚开始时，我们先印五千份，四千份给四个部的官员们，一千份发给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们。当然，还有几份会送到欧亚国。让我们昔日的敌人看看，大洋国不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野蛮暴政，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民主政权——其实，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民主。”

肯定会有许多人想不通: 我什么会答应奥勃良? 为什么接受这个邪恶刽子手的建议?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别无选择。我想，假如我不接受主编的职位，回头总会有别人接受。鬼知道别人或别的那些人会将《时代》文学副刊办成什么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顾什么“道德考虑”。要将魔鬼(老大哥的幽灵)从大洋国赶走，我们先要跟恶魔(奥勃良) 结盟。今天我可以坦白地说了，这个结盟是战略性的，对我们来说可以利用的东西，要比对奥勃良和奥勃良们来说要多得多。

[1]真部(真理部)，在革命爆发之前，即媒体与宣传部;和部(和平部)，即战争部;富部(富裕部)，即副食品与供给部;爱部(友爱部)，即公共管理与住房事务部。——历史学家批注

[2]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即老大哥体制的官方思想体系，意味着公民完全处于掌控之下。1985年后的体制考虑到这个词的不受欢迎，因而更乐于使用“真英社”(真正的英国社会主义)一词。——历史学家批注

4 裘莉亚·米勒(下面称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请你们将留声机关掉，今晩就别去跳舞了，尽管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不太容易……我并不敌视快乐情绪，也不反对开心消遺。我们的社会，摆脱了老大哥时代冷酷残忍的伪清教徒主义，承认青年人的权利和文明娱乐。然而，也不妨偶尔以严肃的态度和责任心对过去的事件进行省思，从中吸取其中包含的无论对现在还是将来均有益处的经验教训。这本读物首先就是写给你的，亲爱的孩子，你很幸运不再生活在残酷暴政的黑暗岁月，在那个时候，所有正直的人都尽力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他们这么做，首先就是为了你。(……)

我并不否定那些岁月。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老大哥的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刑室和牢狱，它还意味着数百万人的辛勤劳动，他们用自己的臂膀与才智将大洋国建设得强大起来。另外，我们的国家最美好的(人性化的)时期，是从1985年10月之后开始的，因为党吸取了过去的沉痛教训，清算了自己以往的错误，终止了所有的动乱，并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从历史上看，改革运动是从《时代》文学副刊创刊开始的。大家都知道，我当年的朋友和战友温斯顿·史密斯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遗憾的是，他后来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变成了我们国家的敌人。如果我因为这个否定他过去的存在价值，就等于又接纳了老大哥时代令人诅咒的宣传手段。对史密斯一生功过的评价，是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我只想从这个话题所需的角度出发，讲讲与他有关的私人记忆。

当时另一个关键人物詹姆斯·奥勃良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奥勃良曾经滥用职权，所以被我们党开除了。这位曾经的警界高官，后来无耻地写了一本用心险恶、诽谤大洋国的小册子，他跟史密斯一样墮落了。无论是谁，只要他偏离了“真英社”的最高原则，不管他抱着什么样的主观意图，迟早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实事求是地说，当奥勃良贪婪、病态的权力欲尚未登进峰造极时，他也曾在改革运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批准创办了《时代》文学副刊，而且连编委会都是由他亲自圈定。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冬日上午，当奥勃良召史密斯去见他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担心。要知道，就在一年之前，我们俩在奥勃良的刑室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没有担心的理由。在党内，健康的力量开始苏醒，在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季之后，春天呈现出某种令人兴奋的征兆。

比如说征兆之一，当时的一个青年组织，简称为“抵性会”的抵制性爱青年联合会，女会员们在1月底开始涂口红。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你们已经习惯了看涂口红的女孩 (甚至有的时候，她们化妆化得过于夸张)，肯定会为我说的情况感到诧异，难道涂口红还有什么重大意义? 事实上，在当时确实意义重大! 起先，女孩和妇女只是薄薄地涂上一层，化着几乎看不出来的淡妆去上班，后来，她们涂得越来越厚，而且色调也逐渐发生变化: 从浅玫瑰红到鬼一样的绛红色。那个时候，涂口红的女人大概只能在反映旧体制的题材、遭到禁映的电影里才能看到。

就在3月份那天，当温斯顿被叫去见奥勃良，我也开始涂口红了。在真部的走廊里，我迎面撞见了奥勃良。“您可真漂亮!”那只令人生厌的灰麻雀跟我打招呼。“春天来了，同志!”我对他表现出极度的轻蔑。

5 詹姆斯·奥勃良(下面称奥勃良)谈同一件事

我在许多方面遭人毁谤:有人说我残暴无情，说我野心勃勃，说我狡诈虚伪，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说我胆小或愚蠢。我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归结于我的两种重要品性:勇敢和清醒的判断力。现在，我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已经十五年了 (卸磨杀驴)，但我仍跟从前一样毫不犹豫地承认: 我不为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懊悔。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1]，父亲参加了大革命前夕的残酷斗争，但是没能活到革命胜利。他不但被关进旧体制的监狱，而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我们家经常遭到搜査，大英帝国警察也有事没事找我的麻烦。自打我母亲成了寡妇，由于家里经济拮据，上大学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少年时代，我对任何压迫和侮辱都满怀憎恨。因此我投身于革命运动，我花了好长时间寻找一个能够发挥上面提到的我那两种重要品性的领域。就这样，我于1965年成为精神保卫局警官，也就是今天被人们嗤之以鼻的 “秘密警察”。

是的，我当了秘密警察! 在我一帆风顺的工作生涯里，我经常体会到，被我窃听的那些家伙，绝大多数既不勇敢也不聪明，甚至恰恰相反:蠢得就像白痴，而且懦弱无能。在精神保卫局的窃听室里，那些曾经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为了苟且偷生而背信弃义，“伟大的” 理论家们在我们手里变成愚蠢的弱智。谁也别说，这些家伙是被我们折磨成那样的! 经过拷打——包括最严酷的拷打在内——从嫌疑犯身上暴露出的毕竟是他们已经存在的品质。承认一项罪责的人，也有可能去犯罪。好了，咱们不说这些恐怖童话了!

我之所以认为讲讲这些很有必要，是因为我在 1985年感到极度失望，我震惊地意识到，懦弱和愚蠢似乎是绝大多数人品性中的有机成分，在这种时刻，整个国家政权都可以掌握在手中。在那场最终将国家卷入灾难的改革运动的历史中，我看到了这点。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改革在当时是必要的! 但并非是像那个多愁善感的裘莉亚·米勒所说，是为了“让人们在这个国家中感觉更良好”。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不会将这个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之所以需要改革，是为了让国家更良好地运转，要知道，老百姓只有在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指引下，才会感觉到自己安全。毫无疑问，在困难时期，国家要表现出机动灵活的柔韧度，而柔韧度需要智慧与胆识。在1985年，正由于缺乏这两种品性，所以才在对外的防线失守后，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

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必要否认——老大哥也犯了错误。他不该忽视寻找自己的接班人。在生命的黄昏，当他的老年动脉硬化症一天比一天加重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他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小圈子，而这些人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希望他尽快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死得越早越好。他刚一咽气，大分裂便随之开始了。

核心党内有两大派系相互对立:一个称为“铝派”，一个叫做 “纸派”。铝派分子跟老大哥的遗孀——老大姐抱成一团，要迅速拿起武器，重新跟欧亚国进行战斗;纸派分子则反对说(而且有权反对)，这个计划太不现实。重整空军就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问，而且还要将现在已经少得可怜、按人头分配的副食量再减掉一半; 更不要说，我们曾经的盟约毫无用场，东亚国比欧亚国好不到哪儿去。因此，纸派建议，要尽快跟后者签订和平协议。

最初，精神保卫局——其中包括笔者本人——在两大派系的争斗中极力保持中立地位。然而，当得知铝派准备收拾掉纸派后，我认为，面对政变者，我们只能支持知识分子。

于是我制订了一项计划，递交给精保局的领导集团。我向他们建议说，我们要创办一份类似媒体的东西，当然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比方说一份周报，让旧英国所谓的“公共與论” 发出一些声音，这肯定会对老大姐及其党羽造成一定压力，尤其是在像签署和平协议这类最重要的问题上。另外，要让全体党员与新政策保持一致，因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宣传早已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官员发了神经。

我想，应该为报纸组建一个独立的编辑部。但是无论哪个思想陈腐的官员，还是哪个满脑子梦想的诗人，都不可能胜任这一项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聪明灵活、又不自持己见的编辑班子。我们最好选择那些已被改造得现实了的家伙，或者刚从监狱或集中营里放出来的犯人。反正我们清楚这些人的底细，他们不容易逃出我们的手心。我的计划被讨论通过，随后我找温斯顿·史密斯谈话。史密斯显得很识时务，他承诺和我们一起工作。(至于他违背承诺，最后彻底与国家为敌，这也不能全怪他。有精神生活的人一旦觉察到国家政权开始削弱，就会立即变得十分猖獗。)

我亲自点将，让语言学家、哲学家、“新话”[2]“双重思想”[3] 家赛麦，经济学家维特斯，诗人安普尔福思和历史学家派逊斯进入编辑部。他们全都诚惶诚恐地接受了新的委任。

《时代》文学副刊第一期于1985年3月1日与读者见面。实际上它跟大洋国的其他媒体没多大区别: 内容不外乎是官方声明、头条文章、棋术解答和填字游戏。但在第一期里发表了一篇如果没有我的鼓励，根本没有人敢写的文章——大卫 · 安普尔福思的著名诗篇，我指的是题为《大洋国战士的抱怨》的那首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给予那首诗以灵感的缪斯。[4]

[1]有资料说，奥勃良是贵族与女仆生下的私生子;他姓了继父的姓，继父是爱尔兰工人。在旧体制里，一个“非法出生”的孩子是没有前途的，在老大哥统治时期，他的爱尔兰姓，总使他陷于不利的位置，为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障碍。他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以消除自已身上的“天主教徒”的嫌疑，不过，他最终还是成功了。——历史学家批注

[2]新话(新型词语):老大哥体制进行的语言改革，其目的是将人类的思想沟通限制在最小的范围里，同时将剔除原来词汇的附带含义(例如，“自由”)和组合。新话原本计划在2050年正式推广，但这个计划被革命失败后的体制取消了。在20世纪90年代，只适用于电视语言的洗脑。——历史学家批注

[3]双重思想(双重性的思想方式):老大哥体制的官方哲学，认为所有词汇都可以从相反词义进行理解(例如，和平=战争，无知=知识，等等)，因此可以根据党的解释去理解词义。1985年后的体制对这个哲学进行了精细打磨，采用了三重思想(三重性的思想方式)。根据这个理论，例如，和平=战争，但是与此同时，和平=和平。至于双重思想与三重思想之间的区别，属于比较学专家的研究范畴。——历史学家批注

[4]有资料说，安普尔福思的这首诗，当时已经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好几个月。——历史学家批注

6 大卫·安普尔福思

大洋国战士的抱怨

摘自《时代》文学副刊第一期

你的飞机被丢在了那里你美丽的小鸟[1]你闪光的小鸟我的祖国

我们该怎么办啊在你悲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命运威胁着我们我的祖国

欧亚国敌军正在加那利群岛举办庆功会我的祖国

一次卑部的攻击就使你的空军全军覆没我的祖国[2]

为什么在这样的悲剧之后我还活着我的祖国

我也该葬身在那火焰熊熊的大海里我的祖国

炸碎的金属片纷纷飘落孤独的飞行员驾驶舱我的祖国

有过忠心有过信仰但是也有如此深重的恍伤我的祖国

在这里毀灭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再复活我的祖国

假如我是一位诗人我将终生为此哭泣我的祖国

你们不要说新的胜利将弥补损失我的祖国

你们不要说这个创伤迟早会愈合我的祖国

不要相信那些蒙着粉红色面纱参加葬礼的人我的祖国

他们就是现在正用虚假的安抚麻痹我们的阴险奸细[3]

我的祖国

噢

噢

噢

哎哟大洋国我的祖国

[1]手抄本中为“党的小鸟”。——历史学家批注

[2]手抄本中的这一句后面还有一句：“谁该为此可怕的灾难承担责任我的祖国”。——历史学家批注

[3]在原来的手稿里写的是 “阴险的欧亚国奸细”。——历史学家批注

7 奥勃良谈安普尔福思诗歌引发的公开争议

《大洋国战士的抱怨》这首诗——正向我们计划的和期待的那样——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有人从老大姐的秘书处打电话到精神保卫局，电话内容如下:“必须立即逮捕所有跟这首诗发表有关的人!”精保局——有史以来第一次——拒绝执行来自核心党的命令。我们的值班上校回答说:“大洋国有现行的宪法，禁止在没有检察官同意的情况下逮捕任何人。”核心党的联系人气急败坏地尖叫:“你们居然说什么宪法，这话偏偏出自你们之口?”那人在电话里大声叫喊。“我说的是1965年制定的基本宪法。”上校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1965年宪法，刚刚掌握政权的革命者们确实曾经公布生效过一部慷慨仁慈的宪法，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机构均被取缔，其中就包括检察院。因此从理论上说，永远不能逮捕任何人，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够发放合法逮捕令的司法机构。如果我说“在l965年后的二十年里终究还是逮捕过几个人”的话，那是我使用了温和的措辞。

当然啦，精神保卫局之所以没有保持善意的中立，既不是为坚持宪法细则，也不是想给老大姐的秘书处脸色看。我们关于安普尔福思诗歌的计划是:让作家、艺术家和各种各样我们已经了如指掌的可疑分子们在传统聚会场所一栗树咖啡馆内举行公开辩论。我们将辩论时间定在一个星期一晚上，就在那个星期一晚上，我们计划在核心党温和派人物的配合下，抢先阻止铝派分子暗中策划的政变。由于在精保局里也有铝派分子，我们将他们派到咖啡馆作为便衣监视事态的发展。毫无疑问，他们无缘参加粉碎政变的突击行动和之后一系列的重要任务，但是他们至少能够亲身见证大洋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运动。

另外，精神保卫局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当然，我们并没有承担辩论之夜的组织活动，甚至没有予以批准，我们只是没有禁止。准备工作是在没有电台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口头通知的形式。就这样，最终成功地聚集起一大批人。

8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噢，亲爱的年轻读者们，要知道，我是多么不喜欢使用嘹亮的词汇!但是，关于在栗树咖啡馆里发生的“三月辩论”，我还是要说: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的辩论主题是由安普尔福思的那首名篇引发的，那首诗——的确有权——就军事失收向党员群体发出忧虑之声。按照当时的习惯，诗人们极少写悲伤或者悲观的警示性作品。老大哥的宣传让整个大洋国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帝国沉浸在狂欢的海洋里。因此，辩论的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勇敢和革新:“可不可以写悲伤的诗?”

栗树咖啡馆里人头攒动，胜利牌烟卷的浓烟稠密得仿佛能用刀割斧劈。桌子上摆满了胜利牌琴酒的酒瓶子，辩论的内容让在座的人都情绪激动。许多人进不了大堂，只能挤在台球厅、存衣处和敞开的门口，甚至就连散发着刺鼻氨水味儿的厕所里也塞满了人。组织者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事先没跟党组织要麦克风。因此，发言者——即使想表达温和的观点——不得不扯破嗓子大声呼喊，好让人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辩论会的气氛比实际情况显得更加热烈。

辩论会的主持人站在大堂中央的圆形吧台后。发言的人为了能让大家看到自己，一边大声疾呼，一边绕着吧台来回走动。第一位发言的是史密斯，他一开口就说，“世界很复杂”。他的话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后来，这句话成了改革运动的口号。

史密斯说，尽管他对安普尔福思这首诗并不是每句都赞同，但他还是认为:这是一首意义深远的作品，它的爱国主义内涵毋庸置疑。史密斯激情四射地揺唇鼓舌:“党教导我们，我们要直面困难。是的，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绝对可以称之为悲伤，甚至悲剧。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要像鸵鸟一样把头钻进沙丘里。”

史密斯之后，一个名叫奥吉尔维的人站出来讲话，他在富部工作，但实际上很像精保局人员。他说，他不太懂诗歌，但对安普尔福思诗歌里无边无际的虚无主义表示反感，因为这与党的声音相去甚远。他认为安普尔福思之流在这个时刻将悲伤擎为他们的大旗、制造宿命论的气氛绝非偶然，在这个危急关头，这与祖国的要求背道而驰。“这种诗歌，”奥吉尔维说，“哺育不出英雄，只能培养俘虏!”他继续说道，“这首诗，从形式上说也让人无法接受，无韵律可言，根本没有大洋国诗歌的旋律性特点。”

一个自称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干脆直接呼吁，立即以卖国罪将诗人逮捕: “这首诗，是从背后刺向大洋国战士的恶毒匕首。”这时候，在发言者背后有人附和道:“没错，肯定已经蓄谋已久。”这时候，由飞机制造厂工程师组成的一群人开始齐声高喊:“我们知道平安无事，我们不需要悲观忧伤!”

经济学家维特斯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那些对安普尔福思的指控。他勇敢地站出来，尖锐地质问:“难道创作过《糖的生产》和《与卑鄙的欧亚国敌人作战到底》等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诗歌作者会出卖祖国出卖党出卖英社的原则吗? 这首犀利的诗歌本身就已经证明，作者热爱他的祖国。别的不说，每句诗行以我的祖国结尾，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作者采用这种手法，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是的，悲伤与悲伤之问要有不同。有的人悲伤却与我们为敌，有的人忧伤则是为了我们。毫无疑问，安普尔福思属于后一类人。”

语言学家、哲学家赛麦对安普尔福思的辩护最妙趣横生: “奥吉尔维同志，你错了，”他做了一个鬼脸，“那些情不自禁齐声朗诵的人也错了 (哄堂大笑)，假如你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只有欢乐，那就大错而特错。我对诗歌懂一点点，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安普尔福思诗歌在形式上的创新。这首诗是不押韵，其结构建立在思维的节奏上。作者没有使用或没怎么使用标点符号。这种解决手法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它同时赢得并且把握了早期英国诗歌，乃至进步英国诗人作品中的一种公民权利。是的，在近几十年里，就诗歌风格而言，这种现代性不大能被容忍。其实，老大哥也曾经指出，新的内容需要新的形式。不仅诗歌需要新的形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我们需要面对困难与艰险。如果掩藏不幸，只会增添不幸。” 赛麦的最后这句话，也得到一片掌声的赞同。

这时候，平时显得羞涩紧张、不善言辞的历史学家派逊斯也提高了嗓门儿。他也支持安普尔福思。他说:“其实，不只是战争的灾难可以造成悲伤 (大家全都感到震惊，屏息静气地听他说下去)，我们伟大的、日益美好的生活肯定也会存在阴影，给我们忠诚于党的大洋国公民带来忧伤 (所有人都暗自揣测，猜想他等会儿如何开始进行抱怨的发言，有些人为他捏着一把汗，但愿他不要抱怨过度，千万别说什么不理智的话)。比方说，食品短缺，”派逊斯继续说下去，“难道一个忠诚的党员看到商店前一眼看不到队尾的长龙，他会高兴吗?”在沉默无语、如释重负的掌声中他自问自答，“我认为，如果有谁看到这个场景而不难过，甚至感到心满意足，那他就是卖国贼，是欧亚国敌人的奸细。”

奥吉尔维和他的同伴们也都不再言语，这时候，一个让人反感、歇斯底里的女人要求发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叫凯瑟琳，史密斯已经分居了的妻子。显然，她是被精神保卫局派到咖啡馆去的。[1]

[1]裘莉亚猜错了，凯瑟琳·史密斯作为老大哥的忠实信徒，当时已被公开列人一份特别危险竞员名单里 (所谓的 “铝派分子名单”)。——历史学家批注

9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可怜的凯瑟琳!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来参加辩论，而且还站出来发言。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但是只要想起她来，总是伴随着性生活令人压抑的记忆。她当时在和平部的武器宣传科工作，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由于她的社会关系十分封闭，有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然而现在，我大吃一惊，凯瑟琳已经走近吧台。浅棕色的头发蓬乱地垂到脖梗，披在纽扣紧系的部委制服上。她很瘦，额头冒着闪亮的汗珠，眼睛由于激动瞪得溜圆。手里擦着一张纸，她开始大声念起来。

“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言，”这是她讲的第一句话，随后引用了一句老大哥语录，“世界上不仅有积极的感情，不仅有爱情、激情和快乐，还有仇恨，仇恨是巨大的政治动力。”接着她继续讲下去，“让我们想想电视上深受欢迎的《仇恨两分钟》节目，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时刻保持对革命的叛徒，对变成欧亚国奸细的爱麦虞埃尔 · 果尔德施坦因的刻骨憎恶;再让我们想想深受欢迎的'仇恨周'活动，可以成功地调动起那么多的党员。这种憎恨，只不过是我们热爱党热爱英社的另一种表现。”

大家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有人嗤嗤发笑，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抬高嗓门提醒她:“我们不是在开党员会议!”

这时候，凯瑟琳将手中的纸揉成一团，朝那个人掷去: “我知道，这不是党员会议，这只是一个关于悲伤的辩论，目的是煽动人们反对老大哥。同志们，你们要知道，” 其实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是 “非同志” (她用仇恨的眼光朝吧台瞥了一眼)，“加那利群岛的战败只是大洋国历史上一个逝去的片段。大洋国将会复活，有的人对祖国的命运掉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但这无济于事。大洋国和我们的党将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将会狠狠教训那些在今天利用我们暂时性脆弱的家伙们! ”

我一直清楚，凯瑟琳属于那类通灵者[1]，她的想法即使在梦里都无可动揺。不管怎么说，她用来为自己辩护的激情十分可怕。我想，她的这股激情要是用在床上该有多好。但是随后，我又想起凯瑟琳每次要求与我发生身体关系的方式(“现在让我们来履行党交给我们的职责吧”)，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脊背上蹿出一股凉气。

这时候，凯瑟琳的发言快要结束。看得出来，她已经承受不住内心的紧张激动，突然失声痛哭，并朝我们叫嚷: “我们不能允许你们用卖国贼的悲伤，夺走我们内心的快乐! 她哭得泪流满面。之后，她钻过人群，在一股肆无忌惮的快乐氛围中，她被推搡着朝咖啡馆门口走去。

虽然我冒出一身冷汗，但我能够感到，由于凯瑟琳愚蠢的发言，会场里的气氛终于好转起来。大堂里，悲伤的反叛爆发了。欢呼的人群用胳膊将派逊斯、维特斯、赛麦和我，将这天晩上的英雄们高高举起。

“万岁，悲伤!”有人大声高呼。口号声汇成一曲大合唱在头上盘旋。大洋国的外国党党员们满脸涨红为白己贏得了悲伤权、贏得了第一个自由权而尽情欢庆。而那些快乐与乐观的代言人，则垂头丧气、面带羞窘地溜出了栗树咖啡馆。

[1]通灵者:东正教词汇，在老大哥时代特指那些总能正确理解党的政策的党员们。1985年后，党对这些人不再有绝对的需求，而是承认，在有意识的职责之外，有可能存在对竞“自发的”或“下意识的”忠诚，这也是公民性的忠诚。——历史学家批注

10 奥勃良谈老大姐之死

就在外围党在栗树咖啡馆里庆贺自己贏得了悲伤权时，精神保卫局的特种部队已经包围了老大姐的司令部——白金汉宮。本来我们并不想发生血战，这次行动的代号也是 “宁静85”。遗憾的是，老大哥的遗孀进行了反抗，后来，她试图从住地的四层楼窗口逃走。我们的医生竭尽全力想把她救活，希望能将地送上法庭，但是一刻钟后，老大姐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

与此同时，核心党的温和派率领部队占领了中央建筑。只有在广播电视台大楼发生了激烈枪战，那里多是铁杆儿的铝派分子。士兵们不得不对三十五人实行了就地专政[1]，并且逮捕了一百五十人。事情干得不算漂亮，要是换上精神保卫局的人，肯定会解决得更机智。第二天，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布新闻，我们保证电视频道播放无碍。

我们烧掉尸体，黎明时将骨灰撒进泰晤士河。在温和派面前展现出了一条通向权力的道路。

[1]专政:在老大哥统、冶时期指将某人或某物彻底消灭。在1985年后的民间指出于卑鄙动机而将某人暗杀。——历史学家批注

11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那是一个自由的黎明; 我和史密斯一起在沉睡中的城市里散步。我们迎来了令人振奋的共同时刻——史密斯只是后来才变成国家的敌人。我们彼此搂着，并肩站在泰晤士河畔的石栏前。东方已经浮现出春日苍白的曙光。在我们脚下，在和煦的暖风中，冰河绽裂，开始融化……

12 两份公告

第一份

由一小撮狼狈为奸的帮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昨天在女打字员帕特里西亚·泰勒[1]的指挥下试图篡夺国家政权。政变活动已经被我们成功地粉碎。罪犯将被押上法庭当场审判，就地执行。大洋国是和平的。

女打字员帕特里西亚·泰勒很早就投机钻营地潜伏到老大哥身边，用欺骗的手段成为我们领袖的夫人，并且极力表现出自己是他的遗孀。她利用老大哥身患重病之机，不仅向人民发号施令，而且非法逮捕忠诚的党员，对他们严刑迫害，给矿产业、副食业、纺织业和艺术领域带来严重的灾难。从1972年起，她与革命党的头号叛徒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相互勾结[2]。他们策划暗杀老大哥，不过幸运的是，暗杀计划由于老大哥的病逝而没有成功。她将大洋国卷入毫无意义的战争之中，然后通过罪恶的和平破坏活动使得国家空军损失惨重。目前仍在进行调査。

第二份

(合乎法律的最新基本原则)[3]

1.凡是无辜的，就不会受到起诉。

2.凡是我们没有起诉的，都是无辜的。

[1]帕特里西亚·泰勒曽经先后担任过老大哥的女打字员、速记员和女秘书，后来于1972 年成为他的妻子。——历史学家批注

[2]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早在1969年就在流亡香港期间神秘失踪。据说是被精保局的一支代号“火速服务”的行动小组绑架了。——历史学家批注

[3]这个公式正好与先前执行的所谓“两项安全原则”相反，原来的内容是:

(1)凡是有罪的，就会受到起诉。

(2)凡是我们起诉的，都是有罪的。

——历史学家批注

13 当时反映这一事件的文学作品

伐树工的遗孀[1]

伐树工[2]的遗孀受到了判决

因为她帮助违法伐树[3]

是她将斧头准备好的[4]

“莫非她丈夫是无辜的?”

伐树工的遗孀受到了判决

而且罪有应得:三棵骄傲的橡树轰然倒下![5]

那是大洋国最美的橡树啊……

“莫非她丈夫什么错都没犯?”

伐树工的遗孀受到了判决

但是，在她的丈夫未受惩罚之前

树还能不能重新生长?

是否还能发出新芽?

伐树工的遗孀遭到了判决

正义有一天终将获胜

“正义万岁!大洋国

苦难深重的森林啊——你们呼吸吧! ”

[1]这首诗署名“amp”，于1985年3月15日发表在《时代》文学副刊，标题是《让我们保卫自然》。根据风格和发表的地方推测，应该是安普尔福思的作品。——历史学家批注

[2]这里暗指老大哥。按照《大洋国的官方传记》(伦敦，1977年)的记述:“他在年轻时代作为伐木工人投身革命运动。” ——历史学家批注

[3]在大洋国只有出于军事目的才可以伐树。——历史学家批注

[4]文字游戏:斧头，指大洋国独裁时期的秘密警察，“将斧头准备好”，意为“指挥秘密警察迫害某人”。——历史学家批注

[5] 这里毫无疑问是指琼斯、阿伦逊和卢特弗德，他们三人在60年代轰动一时的政治案中被判处死刑，后来均被杀害。这三个人都是建党元勋。——历史学家批注

14 奥勃良谈老大姐死后的政治局势

精保局原来计划，在关于悲伤的辩论结束之后，立即逮捕史密斯一伙人。只是反政变行动(换句话说，也是我们的政变行动)所导致的局势出乎我们意料。铝派分子的势力被削弱之后，纸派分子还是不能把握时机接手政权。那些留在核心党领导层的老大姐的死党们要挟纸派，要他们将老大哥统治时期到底有多少人被杀的具体数字公布于众、毫无疑问，当时纸派分子也参与了迫害。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会比公布真相更可怕了。幸好铝派分子也心里有鬼。精保局的领导层则开始担心，担心铝派阵营和纸派阵营在脆弱平衡的情势下相互勾结，一起将矛头指向秘密警察。国家机构和军队还掌握在核心党手中，而我们只能依靠刑事司法机构和新生的民众與论。这样一来，秘密警察机构也别无选择，必须扮演自由思想的保护人角色。

为了避免核心党将那些数据算到我们头上，我们采取了防卫措施。3月和4月，我们从监狱和劳动营里先释放了五十万名囚徒，之后又释放了八十万人。我们让被释放者在保密声明上签了字，但是我们知道，要他们保密是不可能的。几周之后，整个帝国都塞满了——并非毫无根据的——关于老大哥集中营的消息，而在那类小说里，老大哥本人变成了焦点人物。

在革命生涯中得以幸存的一些老将也浮出水面，其中包括普利特同志，他当时已经一百零二岁，但是——尽管蹲了几十年监狱——身体仍很硬朗。老将们通交材料炮轰党的领导层，并且公布了一个确凿的事实，老大哥不是在1929年入的党，而是在1947年。当然了，他们还要求物质赔偿和退休金。

核心党高层吓坏了。他们怎么能不怕! 太多的证人还活着! 为了避免在历史问题上过多纠缠，他们尽量满足老将们的物质要求。他们特别为老将们印了一大批钞票，称之为“革命酬金”，并让这些老将每个月可以去核心党的仓库里购买定量的食品。这一系列慈善举措真立竿见影，老将们大多保持了沉默。核心党的大人物也很知趣，明白最好不要招惹精神保卫局。

但是那些顽固的知识分子很难轻易被控制住。精神已从瓶子里释放出来。

15 裘莉亚谈星期一俱乐部

亲爱的年轻读者们!现在你们要特别注意听我讲，因为你们对“星期一俱乐部之夜”知之甚少。要知道，星期一俱乐部对我来说相当于一所政治学校! 即使在今天，只要我想起那些难忘夜晩的美好气氛，泪水就会盈满眼眶。

在“悲伤讨论”一周后的星期一晩上，我和史密斯、维特斯一起坐进栗树咖啡馆。我们呷着胜利牌琴酒，在那些日子里，这种酒的质量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添加八角——得到了提高。那天晩上，聚到一起的人相当多，他们中有画家、作家、演员、学生和公务员。维特斯——在1983年被捕之前，他曾任一家党的公司负责人——正在给我们阐述经济理论。“之所以食品短缺，” 他解释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工作得不好，而我们之所以工作得不好，是因为食品供给不好。”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维特斯的话，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几分钟后，朋友间谈话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题讲座! 维特斯很快站到了吧台后，好让每个人都能够看到他听到他。午夜时分，跑堂提醒我们要打烊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今天的活动应该继续办下去，于是商定好下周一同样的时间、地点再次相聚。就这样，“星期一倶乐部之夜”——以自发的形式[1]——诞生了。

那么，什么是“星期一俱乐部”?我可以这样讲，它就是一切!政治指挥部，公开忏悔所，情人约会地，大学，时装表演厅!当然，话题也都十分有趣:经济形势或媒体在社会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最有趣的还是现场的人们。那些聚到那里，并第一次以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寒喧的人。可以辩论，可以插嘴，可以讥讽，可以兴奋，可以一言不发地靠着椅背在辩论声中闭目养神。其实，大伙儿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只能增大辩论的难度。每个人都是那么聪明! 我从来没有一下子听到过那么多富有原创性的思想!

的确，那段时问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遗憾。“星期一俱乐部之夜”也是让我跟史密斯的亲密友谊逐浙变淡的原因之一。史密斯作为组织者和辩论主持人，变得越来越受人们喜欢，他也利用了这一点。女人们满怀钦佩地簇拥着讲演者和主持人，富部成熟的夫人们也不例外，她们变成了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 (她们中有的是精神保卫局派来监视我们的)，史密斯——噢，人性的弱点!——很难拒绝这些轻浮艳事。每个星期一晚上，他都将不同的女人带回胜利小区公寓家中，大家背后议论说，即使这样，后边还有一大队人等着那个幸运的时刻……尽管激情四射的革命者已经不那么年轻，尽管他的腿上有静脉曲张，尽管他是有妇之夫 (当时他并没有正式离婚)，可那又有什么关系? ! 我十分难过地写下这几行字，因为遗憾的是，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现在我甚至可以讲，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史密斯的这些轻浮艳事，促使他更加放浪不羁地卷入追求廉价名声的漩涡中，最终将这位极具天赋与价值的人引到了敌人的阵营。

至于外面所传我跟“星期一俱乐部”或《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关键人物赛麦、维特斯和安普尔福思的情爱关系，由于品味的原因我不想在这里仔细描述。安普尔福思是我朋友，而且关系非常亲近。我们的关系中，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母子式的相互吸引。大卫确实像一个孩子一样依赖我，我爱他像爱自己的儿子，或者——鉴于我们之间很小的年龄差，他更像是我的亲弟弟。

[1]当然，得到了精神保卫局的默许。——历史学家批注

16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在“星期一俱乐部之夜”，赛麦尤其活跃:他当众取笑“新话”和“双重思想”，而在老大哥统治时期，他曾是“新话”和“双重思想”的语言专家。用恶作剧式的解析，几乎让人们忘了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格外投入、十分享受地充当党的术语与哲学的代表:那种劲头跟他现在贬损它们并无二致。甚至老大哥的整个体制只不过是歪打正着地让他罕见的思维能力得以闪烁发光。他擅长即兴发挥;假如他在不能为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想法在当时官方的英社思想宝库中找到一句适合引用的语录时，就干脆自己编造一句。从他的两片嘴唇里，总能劈头盖脸、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无从考证的数据、事例与历史。讲话的时候，他总用右手捏着眼镜，打着手势。一旦被人发现销误或造假的话，他就立刻戴上眼镜(他常说，“这副眼镜是精神盾牌”)，一脸不屑地解释说:“我们引用的东西本身是否站得住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推动支撑我们的思想过程。” 针对作为官方哲学——双重哲学的原始诡辩，赛麦提出了“错观系”的理论，即“错误观点体系论”。他在题为“我们能不能谈一谈老大哥主义?”的天才讲演中，用了一句后来变成格言了的短句来表述新时期多产的怀疑论: “我错故我在。”

历史学家派逊斯，曾经是一位体育健将，可是他被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完全变成了一具骷髅。他关于英国过去的讲演十分风趣。他高度焦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用心电图般的字母写着提醒自己的重要数据。尽管他讲话的时候支支吾吾，结结巴巴，而且不时地轻咳，但他的论述却深入浅出，扣人心弦。没有人相信这位看上去面容僵硬、反应迟钝的人，居然能对国家的历史作出如此精辟入微的阐析，居然会有那么多针对听众、针对今天的令人茅塞顿开的精彩想法。比方说，当他讲述白玫瑰和红玫瑰战争，. 每个人想到的则是60年代我们自己也大多经过的恐怖内战。当他谴责查理一世暴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一个后来的年代……通过他的讲述，历史，哪怕是最恐怖的历史，都让我们听得出神入化，似乎我们的想像力完全可以在英国中世纪的岁月里信马由缰，就像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年代里。有人将这些历史讲座统称为“走进历史的集体郊游”尽管想出这个题目的人可能对由党支部组织的每个人必须参加的集体郊游深恶痛绝。

经济学家维特斯的讲演也很有意思。他既不是赛麦那样妙语连珠的讲演者，也不像派逊斯那样剖析入微。他奉行的美德是轻松愉悦。他在介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时，总是离题千里，用辛辣的口吻讲奇闻轶事，讲老大哥统治下的黑市，讲他如何给“流动森林”(即海军)的军官团供给香烟，讲他们作为回报，如何帮助他跟欧亚国敌人进行走私贸易。这些故事不仅听众听得过瘾，他白己讲得也很过瘾，以至于经常忘了回到讲演的主题。因此，劳动价值理论在听众的脑子里没能留下多少印记，而维特斯讲的奇闻轶事则在几十年后仍口口相传，直到在形式上变得面目全非。[1]

今天，作为一位老人，我已经可以坦率地承认，那些星期一的聚会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种诱惑力。在一个又一个的“星期一俱乐部”的活动结束后，我大多是跟那些年轻、热烈的女孩或蓬勃发展的改革建动的积极分子一起离开咖啡馆。这些关系处得不深，在让人愉悦。并不只是我为我们的成功感到骄做: 驼背的赛麦、平足的维特斯和走路弯腰的派逊斯也都无力抵挡女孩们的围攻。之所以这样，并不仅因为我们在几十年的感情淡漠和性压抑之后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而且还出于政治原因:这些暂时性关系让我们更受欢迎;证明新时期的人确实有自己的私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为新的行为方式树立了样板。比方说，我喜欢在公共场合亲吻情人的左耳垂，用这种方式向她们示爱。这种私密的问候方式，我首先是在我的女朋友 C.Th身上演习的。[2]耳吻如同瘟疫一样在伦敦的知识分子圈里迅速传播，甚至有人说，它在精保局和核心党的秘密狂欢上也很流行，作为一种别出心裁、撩拨欲望的温柔调情。

后来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裘莉亚对我的这些关系恶言诋毀。其实，当时我真的认为:我们分手，对我们两个都好。我真的很高兴，在那几个月里，她能从诗人大卫·安普尔福思那里找到慰藉。这个——我必须承认——说明她很有品位。身材瘦高、孩子气的大卫，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他。

[1]请看，《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拿它们开心……》(关于80年代初的笑话、软事和民间玩笑)，开心出版社，伦敦，1998年。——历史学家批注

[2] C·Th.，即性格开朗的塞西莉亚·汤姆森，精神保卫局的中尉。官方的大洋国党史里介绍她说，“她在血腥的无政府主义形成阶段打进敌人内部，用特殊的手段为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默默的英雄》，伦敦，l997年) ——历史学家批注

17 当时反映道德问题的文学作品

发表在1985年4月14日的《时代》文学副刊

大卫·安普尔福思

致 J.M.的十四行诗[1]

我知道，党理解我的激情，

不会因为

我给她写十四行诗的女人不是我的妻子而向我兴师问罪。

那么多夜里我寂寞难耐，

在焦虑的白天冥思幻想，

幻想跟张开双臂的姑娘拥抱

——这是剔除了欲望的苦涩销魂。

哎呀，流逝的时光是有分量的!

在电视前在狂热叫喊的人群里

我们满怀渇望地彼此注视了这么多年!

但愿在爱情的炽热里得到补偿……

现在，严格的[2]规定已经放宽。

来吧，亲爱的，泰晤士河畔在等着呢。[3]

[1]尽管作为文学体裁，党并不禁止写十四行诗，但是如果有谁写十四行诗，通常被视为退步守旧。正因如此，安普尔福思的这首诗在大洋国的诗歌史上算得上是一次大胆的创新。许多人认为这首诗的灵感来自裘莉亚·米勒(Julia Miller)。然而最新研究表明，这首诗也可能是写给一个名叫约翰·莫尔(John Moore)的年轻飞行员军官的:安普尔福思借用这种障眼法，将这首诗献给他素情蜜意的同性爱人。——历史学家批注

[2]原来的手稿里写的形容词是“严酷的”，而《时代》的编辑们用“严格的”一词削弱了力度。(请见《时代》1985年4月3日发表的题为《党很严格，但从不严酷》的头条文章。)——历史学家批注

[3]当时，坠入情网的年轻人经常到泰晤士河边一段人烟稀少、树丛浓密的河岸约会。官方部门至少对这类所谓“放松式郊游”采取了容忍态度。——历史学家批注

18 奥勃良谈离婚法的筹备工作

(……) 只是人们还没有获得悲伤权，就开始要求快乐权。假如你认为这只涉及外围党，特别是那些青年党员的话，那你就错了: 核心党，甚至精神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你看，他们说，栗树咖啡馆的常客们居然可以公开做那些掌权者只敢秘密进行的事。血气方刚的年轻秘密警察质问我们: “这哪里公平?”至少表面上的清教徒生活让忠诚的人们感到了重负。

4月中旬，伦敦的精保局专家在每周开会的时候宣布，外国党党员们可以在建立情爱关系的问题上享受更大的自由。不过局领导补充道:这种放宽并不涉及社会精英。“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力量，” 他说，“不能允许自己生活在迷幻和癫狂之中。”

尽管这项严格规定对我这个単身汉来说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公正感还是让我对这样的歧视表示不满。我想，如果连小公务员部能享受更多的自由，那么谁还愿意来精保局当秘密警察?因此我进谏说:

“你们肯定知道，我是一个有严肃信仰的人。但是，既然新政策为那些不可靠的人都提供了愿意跟谁睡就跟谁睡的机会，而且那帮人在那里就是这么干的，那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最可靠、最忠诚的人们分享这种机会呢?”

我的进谏并不是毫无危险。幸运的是，那些有威望、资格老的精保局同事也支持我。比如“反拧胳膊科”[1]科长也向假装正经、一嘴官腔的上司猛烈放炮:

“请你们想想，精神保卫局的弟兄们也都是人。他们也会一时兴起，想跟别的女人睡，不想总跟自己的老婆睡。他们有的还说，性解放实际可以缓解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我当然记得，就在不久前，就连司法机构都被认为可以达到这一良好目的。不过，那只适用于另外的时期:但在那个时候，至少也在意我们的情绪!我认为，同志们，在目前这个关头，我们的口号应该是:睡吧，也让别人睡!”

就这样，精神保卫局也突破禁锢，朝健康的方向迈出一步。更加公开的情爱关系，实际上与过去僵死的道德相比，为跟踪监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尽快将新离婚法公之于世，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要知道那部新离婚法从3月末就躺在核心党高层的抽屉里。然而，还需要在公众與论上做准备。

说来也巧，就在那几天一个名叫利特克尔[2]的作者在《时代》 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出色的小说。

[1]“反拧胳膊科”是对精神保卫局资料调査科的戏称。——历史学家批注

[2]奥勃良摘错了:利特克尔(Litkool)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作“文学集体”的创作小组，专为老大哥的统治进行辩护，代表作有题为《从黑暗到光明一英社的胜利之路》 的 “革命家族小说”。——历史学家批注

19 当时反映道德问题的文学作品

——短篇小说——

离婚难[1]

利特克尔

蕾丝莉·布菜克是一位好党员。她在我们的一个部委[2]里勤恳工作，平时的言行举止也令上级满意。她丈夫在另一个部委供职。他们的孩子——七岁的査理和九岁的卡萝拉——全心全意地在哈卡伊儿童团里贡献自已的力量。[3]

在外人看来，他们的生活就像大洋国众多的幸福公民一样平静无波，令人羡慕。由于他们都是革命的孩子，所以没有经历过剥削与压追的恐怖岁月。

然而，他们的生活里还是笼罩了一片阴云: 丈夫跟妻子之间，在感情上离得越来越远。吵架和嫉妒的场景也——毫无缘由地——不时出现，成了家常便饭。妻子绝望地爱上了一位工作优秀的部委同事，丈夫则越来越频繁地盯着装有胜利牌琴酒的瓶子底。

他们都是工作好手和正直党员，一起去找担任领导的党代表，请求上级组织破例特准他俩离婚。党代表明白，这是两位出色的同志，如果他们的私生活快乐，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将成倍增长。因此，他赞成布菜克夫妇离婚。

然而，这一切发生在老大姐策划阴谋和敌人磨刀霍霍的时期，老大姐本人根本就不在乎自己国家的公民的家庭生活是否和谐，她亲自批示，严禁批准离婚。

蕾丝莉和丈夫躺在床上，躺在建设出色的胜利小区内的一套摩登公寓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忧伤地望着客厅里正热火朝天玩打仗游戏的孩子们。

“上帝啊，”[4]蕾丝莉叹了口气，朝孩子们指了指说，“他们可能会比父母快乐，想来我们像他们那么大时，也都比我们的父母快乐。”[5]

[1]革命被镇压后，利特克尔被冠以“淫秽一反家庭罪”遭到起诉。后来被解除诉讼，就这样，创作小组的作家们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出轰动全国、播放多年的电视连续剧《维特家族》。——历史学家批注

[2]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文学工作者的工作单位和住址均严禁透露。——历史学家批注

[3]哈卡伊是党的儿童组织，成员为七岁到十八岁的男孩和女孩。在革命之后的体制里，将之重新命名为 “松鼠军”。——历史学家批注

[4]精神保卫局里有一些盲目狂热分子，就因为这个要以 “宗教歧视” 的罪名起诉作者。负责该案的检察官认为，“上帝” 一词在这里只不过是作为表示语气转折的连词使用，并不是宣布自己的信仰。尽管如此，作者们在十五年后出版的小说集(《大洋国经典爱情小说选》，伦敦，1999年)中还是心有余悸、保险起见地将这句话的开头改为:“哎呀，”蕾丝莉叹了口气…… ——历史学家批注

[5]关于这篇小说，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个这样结局的手抄版本: 布菜克夫妇一起出门散步，送孩子们上学，之后双双自杀。不过，小说的作者们矢口否认，并说这个结尾是“对大洋国公民热爱生命的精神品质的恶毒污蔑”。然而事实上是，在老大哥时期，不美满的婚姻经常以双双自杀宣告结束。——历史学家批注

20 关于私生活新原则的官方公告

为了让大洋国公民的公共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英社的最高准则，准许解除那些不和谐、不和睦的婚姻关系。鉴于这个目的，我们将很快成立离婚办公室，要求婚姻双方同时到场，申明离婚意愿。

然而，党不会介入公民的私生活——只要它无害于社会安全和公共道德。为了能够这到人口增加的现实目的，允许男性党员的婚前性爱关系，另外，根据完成本职工作的具体情况，每周最多可以和拥有同样许可的女性伙伴发生两次婚外性关系。[1]女性党员的私生活，则要继续遵守一直以来的管理规定。[2]

[1]后来，大洋国的领导层注意到男性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允许他们每月最多发生八次婚外性关系，对于特定人群——例如在寒冷天气条件下工作的男性或在工业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程师们，对他们每月的婚外性生活(官方使用的词汇是“放松活动”)次数不加限制。——历史学家批注

[2]新规定完全忽视了女性的权益。同样也忽视了那些被官方称为“友情”的同性恋关系。事实上，涉及同性恋问题的人群相当大。根据后来的调查统计，大洋国有27%的男性公民具有同性恋倾向，3.5%的女性有过同性恋体验。(请见《大洋国男性与女性的性行为》第十五期，香港，1988，第235-451页)为了弥补这一严重疏漏，又于1985年8月颁布了一项内部规定，规定——仅限于军队内部——准许同性军官在医生的监督之下发生合法的性关系。——历史学家批注

21 凯瑟琳·史密斯写给温斯顿·史密斯的信

尊敬的公民同志![1]

我们的国家十分仁慈地为自己的公民提供了根据自己的意愿缔结和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我是立场“保守”的党员，属于被你们称为“猛犸象”[2]的那类人，而且我反对离婚，反对泛泛而论的道德自由。我想，老大哥在这一点上也会赞同我的，尽管我知道，他对你没有影响力。现在，请你和我一起去离婚办公室。我有很好的理由。

你们这些自认为是“进步的” 新时期缔造者，你们肯定知道，人类无可救药地都是偏见的奴隶。就拿我而言，外人都知道我是著名的温斯顿·史密斯的妻子，尽管已跟你分居了许多年。而我——人们在背后都这样议论——作为在英社道德准则下成长起来的大洋国女人，不管怎么样都会嫁夫随夫。因此，既然温斯顿·史密斯在栗树咖啡馆里抹黑党的历史，那么人们就会推断，我也接受这类“进步”观点。既然温斯顿·史密斯义愤填膺地谴责老大哥体制——难道他的一切不都得益于那个体制? 难道他从没收到过每月的账单?[3]——那么人们自然会想，我也参加了破坏行动。既然温斯顿·史密斯每天晩上都领新的女友回家睡觉，那么人们也会就此猜测，凯瑟琳·史密斯肯定得到了金钱上的补偿。正因如此，我宁愿去办理令人作呕的离婚手续，尽管我知道，这个腐烂透顶的机构是为了你们的破坏活动而成立的。

另外我还想说，你们只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真正的叛徒是在党内和精保局领导层。他们是欧亚国收买的奸细。他们肯定会受到惩罚! 老大哥思想永存! 即使不从别的地方，也会从党和国家的废墟里复活。

凯瑟琳

[1]大洋国只对政治诉讼案中的被告人称 “公民同志”，意指对方已经不再是 “革命同志”。——历史学家批注

[2]改革派称保守派党员为“猛犸象”、“水牛”、“鬣狗”、“犀牛”等;保守派则称改革派为耗子、“鹦鹉”，“死苍蝿” “蚊子” “虱子”等 ——历史学家批注

[3]在革命前的大洋国，政府每月都会给公民寄账单，上面写明政府为他们付出了多少财产牺牲——历史学家批注

22 史密斯谈《时代》文学副刊的运作

《时代》 文学副刊总共发行五千份。这个数字对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帝国来说算得了什么? 当然啦，老百姓大多不会阅读。[1]只有住在伦敦的一百五十万成年了的外围党党员阅读每星期五最新出版的《时代》文学副刊。奥勃良也不会批准我们至少将印数增加一倍。“真理不属于众人，” 当我为了报纸的事情找他时，奥勃良不无嘲讽地说，“好商品只能卖给少数人。” 尽管 《时代》 文学副刊形式上作为发行量数百万份的《时代》报副刊发行，但在当时连我们编辑部成员和编辑们都拿不到一份样刊。我终于说服了奥勃良，为部分作者——尤其是诗人和插画家——颁发奖品。写一首诗或画一幅画，可以从核心党的供给库里得到一块巧克力或一瓶啤酒。在大洋国报纸的创办初期，确实令人兴奋。真理一点一点地征服现实。当时有些话题，现在想来肯定滑稽可笑，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激发出人们激烈的情绪。比如标题为《谁将运走垃圾?》的头版文章，讨论了伦敦糟糕离谱的公共卫生状况，险些引发了国内政治危机。以《糖在哪儿?》为题的辩论，向党内高层领导反映了市民副食品供给问题。我们觉得，这些人开始怕我们，就这么一份篇幅有限、发行量很小的小报，在大洋国拥有了如此之高的威信，以至于——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他们想要封禁它。随着体制犯下的错误被一个个披露出来，媒体的自由也逐渐增长，由于体制的错误多得无数，媒体可能达到的自由也便显得无限辽阔。

当然，有些话题我们必须绕开，我们不能报道军事失败的细节、党史上的敏感章节，以及许多经过奥勃良亲自修正我们才意识到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首先，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审查官，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像真部审査员那样完全掌握可行的尺度。每星期三下午，我都要将报纸的手稿送到真部的审査员那儿，不过他对我们的文章极少改动。我们采取两种自我审査的方法:锐化与钝化。假如某位作者在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上过分谨慎地表达自己，我们就会将他文字的硬度上调一格。假如有谁超过了可以被允许的尺度范畴，我们就会在风格上把他的声调弱化一些。“锐化”审査工作由有妥协倾向的维特斯负责完成，“钝化” 审査工作则交给我做，由于我是公认的 “极端主义分子”。只有一次，《时代》 文学副刊发生了整篇文章被全盘否定的事，而且正是我写的一篇丰富多彩的《30年代的生活画卷》。4月中旬，我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我跟他在 1984年春天就聊过一次天。这次，我直接把他带到了栗树咖啡馆的台球室，《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老巢就设在那儿，我请他喝了一杯胜利牌琴酒，刨根问底儿地让他详细描述革命前的伦敦的日常生活。老人在酒精的作用下说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讲他为了举行婚礼而从道具出租店借了一顶礼帽，讲他在夏夜喝啤酒，讲他跟同事一起遛狗。我从他嘴里得知，当时在这条街上随时可以买到橘子和香蕉，老先生还记得当年的舞厅和街头娱乐。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记者，但这篇文章相当不错。即便如此，编辑部还是反对发表，特别是裘莉亚惊讶不已地表示抗议。“这篇文章的实质是说，” 她情绪激动地解释说，“30年代再灰暗的一天，也要比革命后的整个时期都色彩丰富!”赛麦附和道，她说得没错，所以不能把这篇文章拿去送审。维特斯认为，至少要让老人说几句关于剥削和压迫的话，否则这篇文章显得完全失实。派逊斯沉默不语，只是出于紧张一个劲儿地咳嗽。最后，我自己放弃了发表。

裘莉亚并不是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不过直到4月底，她始终参加了报纸的编辑工作。每次开会她都出席，尽管新工作消耗了她越来越多的精力: 她跟胜利剧院的剧团一起为公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做准备。她在《时代》文学副刊的最后一次行动是策划抵制电视体操。她成功说服了一位智力有限的真部官员铁洛逊。

[1]这里并非指一般性文盲，而是指国家将所有的必要信息通过电视通知民众，逐渐让他们丧失了阅读能力，就像摒弃过时的技术一样。如果有谁，如果有人，如果恰恰有老百姓想要阅读，那么想读的也必是色情、喜剧类的文字。即使词汇贫乏，语言粗糙，也不会觉得有所谓。——历史学家批注

23 摘自铁洛逊撰写的发表在1985年4月20日《时代》

文学副刊上的头条文章

真心话晨操

当一个人清晨起床，活动倦怠的肢体，那种感觉是多么美好! 一—二，左—右，指挥的口令仿佛与我们心跳的节奏发生共鸣! 我们的器官和精神都需要这种运动。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要求你。

毫无疑问，党也是出于这个正确的认知，要求大洋国每位党员在每天早上必须做晨操锻炼。电视，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它为中央指挥健康发展运动提供了可能。这样做既合理又正确。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本来聪明的想法——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实施的时候走了样。[1]

党员劳动者们紧张焦虑地站在屏幕前，因为一位陌生的女同志在用充满攻击性、命令性的嗓音冲他们叫喊，好像在面对面地羞辱我们每个人。体操对于有些人来说太激烈，太吃力，因此恰恰违背了我们早上锻炼的目的，夺走了我们本来可以唤起体内劳动愿望的运动的快乐。

能不能——这是我们卑微的建议——让公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决定每天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体操，从而让他们自愿完成他们所必须担负的责任呢? 我想，这里提到的改革[2]与英社的伟大原则和我们社会的实践并不矛盾。

R.铁洛逊

(党员，优秀运动员)

[1]赛麦进行“锐化”审阅时在此处建议加一句话:“相对实施而言，思想通常是根本不设防的。”但是，编辑部不同意将这句话发表。——历史学家批注

[2]一部分改革已经在5月份实施了。根据新的健康卫生规定，党员劳动者可以在三套电视体操中选择一种:它们分别称为“严格”、“精选”和“轻度”。最后一种只需活动活动手指头。——历史学家批注

24 裘莉亚谈《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成员

(……) 3月初，我们的心都还很齐。之后我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最初的分歧也并不是观点上的，想来当时的情况非常明确，我们每个人都在跟老大哥的遗产作斗争。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做的都是同样的事: 扩大正在自行解体中的暴政所暴露出的裂隙。

然而，每个人的性情和气质都发生了变化 (也许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差异)。乐天派的维特斯，梦想派的派逊斯，嘲讽派的赛麦，敏感、虚荣的安普尔福思，他们彼此互补，配合默契。我想，我的谨慎小心也与史密斯粗心大意的激进主义相互般配。这是多么好的组合，至少在开始的时候! 今天的年轻人要是能了解这种团结的力度该有多好!

后来，有几个具体事件对我们造成了冲击。比如，派逊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刻腾地起身，离开编辑部扬长而去。他为自己找的借口是，他夜里最晩要在十一点钟上床睡觉，否则他吃的安眠药不起作用。我猜，他是因为牢骚满腹的派逊斯夫人才不得不回家。正像赛麦所说，精保局没有必要监视派過斯，因为他在家里时时刻刻受到监视。（我们从不知道，究竟何时何地让派逊斯获得自己思想的历史辩证成果——摘取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党员对他疯狂迷恋的果实?派逊斯在这种事上十分害羞。“你们的脑袋里想的总是这些!”他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总是变得绯红。)

安普尔福思与派逊斯正好相反，总是过分炫耀白己的女人缘，尽管实际上他非常自恋。有的时候，在编辑部会议上，他只想讨论自己的诗歌。他总是长篇大论，讲他诗歌深刻的内涵和潜在的美感，说我们都是外行，不懂他作品的真谛。赛麦有一次对他说:“你知道吗，大卫，你的讲解要比你的诗歌丰富、有趣得多。”

下一次的编辑部会议，大卫没有出席。同事们到他家去探望他，那是一套面积很小的単身公寓，墙上贴满了他自己的照片和登有他诗歌的《时代》文学副刊。“你们去给你们自己找一个更好的诗人吧! ” 他站在门口透过门缝用一本正经的声音冲我们喊，直到我们递给他一瓶货真价实的英国威士忌，他才放我们进屋。

大卫最担心的是，后人只会把他视为 《时代》 文学副刊诗人。他不希望人们只提他的政治功绩，他很羡慕那些在新闻自由的第一缕春风中不做任何政治评论，只写所谓“纯诗歌”的同时代诗人。他注意到赛麦，尽管赛麦是自己的朋友，但更爱读史文朋和艾略特的诗作。“我不想为当什么公众明星而牺牲自己的才华。” 他喋喋不休地唠叨。但是最终他还是不能放弃使他一举成名的政治评论。因此，他在诗歌和政治之间.，在过分的自信和无尽的失败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对于我们年长些的同事维特斯来说，无论爱情，还是荣耀，都不具太大的吸引力。现在，我完全可以这样讲，而无损于这位尚且年轻——六十岁——就不幸过世的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学说，他最大的嗜好在于美食。他与核心党的供结网关系密切 (他有几位老同事在那里工作)，经常给我们搞到一包包的衣服和食品。维特斯同志总是激情四射地参与编辑部聚餐的筹备工作。在吃饭前，他总是戴上阅读用的老花镜。“我想看看我吃的是什么，更何况，这里有什么值得可看! ”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怀着巨大的食欲往嘴里塞熏鹅腿和进口的东亚香蕉，赛麦——他总是友好地挖苦我们所有的人——跟他开玩笑说:“嘿，维特斯，总有一天他们会用鹅腿收买你，在你没进精保局之前，会给你先订好一日三餐。”

在我们中间，赛麦最幽默顽皮，开朗乐观。嘴里总叼着质量最差的胜利牌雪茄。“现在我跟老大哥的惟一联系就是这个了。” 他经常说，意指画家们为那位独裁者造像时，总习惯画他叼着胜利牌雪茄 (尽管老大哥的实际品位比这个高，所抽的烟也比这个好)。赛麦跟我们最爱开的玩笑是吓唬我们。“有朝一日，”他预言道，“《时代》报上会登出一条公告，说这整个的民主自由时期不过是个玩笑，老大哥根本就没有死，只是想考验大家一下，看看在大洋国里究竟有多少心口如一的信徒和口是心非的叛徒。他现在重新登上舞台，惩罚那些叛变者。”赛麦绘声绘色地讲述“最后审判日”的脚本，所有的党员都吓得屁滚尿流地为自己辩护。我们听得笑岔了气，只有派逊斯没笑，他一点不觉得赛麦的预言有什么意思，他紧握着双手求他别再开这样的玩笑。

“你呀，”语言学家无动于衷地朝他挥了下手说，“你没有什么好怕的。十点半离开，回头我们在刑室里为你作证，你每天都在晩上而最重要的事情总在那之后才讨论。他们肯定会放过你的，顶多把你的左脚和右手砍下来。”

其实，赛麦连温斯顿·史密斯也不放过:“听我说，你这个守口如瓶的同谋犯，” 他用精保局审问官的口气说，“你没必要否认。我们在所有跟你上过床的女人腋窝下都装了窃听器。由于你在做爱的时候都评论政治，所以我们直接从现场听到了一切。只是电视系统还不完善，否则我们当时就可以彼此看到。[1]再说，我们知道你本来不是个坏人，只是总幻想扑在你妈的怀里。事实上这已经从你粗野的文字暴露出来。”

赛麦的挖苦歪打正着。史密斯的确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比方说，他总是热衷于平民百姓，但实际上一个都不认识。因此，要他保持激情并不困难。有一次，他还真往编辑部领来一个老酒鬼，向我们介绍时的神态，仿佛在展示未来的希望。“你们看哪，”他说，“正是这样的人将会推翻暴政。”这老家伙确实心态不错——在来编辑部之前被他灌醉了——喋喋不休地讲起过去英国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

史密斯非常希望，人们能为他在《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和 “星期一倶乐部” 所做的工作摸着他的脑袋夸奖他。的确，很多人喜欢史密斯，为他经久不衰的青春激情与热忱惊讶不已，正是那份激情与热忱为我们的事业招募到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但是也有人嫉妒他，更有些人对他貌似温和实则强硬的性格表示反感。如果他听说有谁不喜欢他，心里会感到痛苦至极。对所有人——包括精保局的人员在内，他都愿意往好处想，而不往坏处想。虽然他在政治中表现得最为激进，是攻势最猛烈的精神领袖，可一旦他要亲自出马与谁正面交锋，他就会变得犹疑畏缩。他曾跟我抱怨过，说他受不了这种在政治逼迫下时刻准备战斗的精神状态。有一次他无奈地说:“要是整个斗争都能用文字进行该有多好! ”只是政治在《时代》文学副刊的版面上越来越难以装下，而《哈姆雷特》的首演马上将冲击这个世界。

[1]赛麦错了:实际上，《时代》文学副刊编辑的所有私生活都遭到了窃听，甚至被录像。后来，由于大洋国明文禁止演员们在电影屏幕上裸体出镜，所以这些资料被移用在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故事片里。——历史学家批注

25 关于《哈姆雷特》公演的官方公告

英国古代作家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丹麦王子》不久将在胜利剧院公演。《哈姆雷特》 在那个时代就广为流传，揭露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再现了中世纪丹麦的社会现实。这出剧深受劳动阶层喜爱。主人公是一位典型的市民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具有超越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莎士比亚显然不可能看到那个时代危机的出路，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他生活在英社思想传播的几百年前。

党始终看重莎士比亚的作品，特别是《哈姆雷特》。[1]然而，由于老大姐的阴谋阻挠，这出不仅有意义而且有价值的名剧长期不能搬上舞台。我们希望，莎士比亚的作品会受到今日剧院领导的喜爱和评论家的关注。

[1]这不完全符合事实。党早在1960年就批判了《哈姆雷特》。后来被处死的党的领导人卢特弗德在《哈姆雷特与我们》的文章中尽管承认英国剧作家的伟大地位，但也同时指出:“《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较差的作品之一。遗憾的是，偏激的个人崇拜、对暴政不加区别的鞭挞和空洞的人道主义也影响到了戏剧结构。它的台词平淡乏味。剧中有的情节十分粗鄙 (比如，父亲的灵魂显现)。哈姆雷特和母亲的关系非常接近后来精神分析学推测的心理疾病的特点。奥菲莉亚死亡的场景很没有品位。”

当然，卢特弗德跟当时的伦敦戏剧与文学界的代表们关系很好，所以在鞭挞之后补充了一句: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革命的胜利就会将莎士比亚赶下舞台。事实上可以，甚至应该公演 《哈姆雷特》，只要对剧中一些偏激的部分进行删改，因为新一代人要从国民文化的精华和局限中吸取养料和教训。” (卢特弗德: 《革命现实主义》，伦敦，1960年)。在革命胜利两年之后，正是由于卢特弗德的批评，《哈姆雷特》 和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均被从节目単中一笔勾掉。即使后来卢特弗德被捕并遭处决，这个情况也没有改変——历史学家批注

26 裘莉亚谈《哈姆雷特》的公演

(……) 我们选择的扮演暴君克劳狄斯的演员，曾在革命题材的戏剧和电影里塑造过老大哥的角色。尽管面具做得很好，. 观众还是认出了这位著名演员。他一出场就受到了雷鸣般掌声的欢迎。观众的这种热烈情绪成为决定戏剧氛围的一项重要元素。后来，我们改革运动的敌人因此对我们提出指控，例如，我们将波洛涅斯打扮成精保局军官，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乔则以核心党官方语言的口吻讲话。哈姆雷特的母亲，一眼就能看出是爱麦虞埃尔 · 果尔德施坦因的化身。这一切表明，这台戏是过度想像的产品。事实上我们已经格外小心，为了将《哈姆雷特》作为历史剧上演，我们特意选用了一位30年代导演的剧本。

同时我也不能否认，在这样一个时期为这样的观众演戏，不可能与现实情况相背。正如赛麦的戏谑之言，在有些历史情况下，就连《灰姑娘》也只有一种解释，何止《灰姑娘》，就连一本 1958 年的伦敦电话簿也一样。

曾经的伦敦国家剧院里人山人海，包厢里挤满了精神保卫局警员，许多人站着，因为实在找不到座位。部里的官员们坐在剧院一层的贵宾席，楼上的座位包给大洋国惟一的一所高校——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们，年轻人多得密不透风。

每次喝彩都由学生们率先发起，楼下的观众们只是随后附和，开始的时候还小心翼翼，后来变得热烈起来。包用里的观众则双手后背或站或坐。看起来，精保局不仅严禁白己人鼓掌，甚至不能以任何方式对演出作出反应。

第一次爆发掌声，是在哈姆雷特怒斥“官员傲慢”的大段独白的间隙，激动不已的大学生中有人朝舞台高声叫喊: “你太棒了，威利!”一股欣快的情绪不仅感染了观众，就连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伸出两个手指朝楼上做了一个“V”字手势。当时的感受难以言表。一名精保局警察大喝一声:“放肆！这是在示威!”楼上传来一阵口哨声作为回应。

真正的示威后来才开始，发生在哈姆雷特让一个流浪剧团演出父亲被杀那场戏。在场的国王中断了演出，他发疯似的冲着卫兵大喊一声:“赶快点起火把来!”与此同时，多名精保局警察也异口同声地惊恐喝道:“把看台上的灯全部打开!”

剧场大乱。大学生很有节奏地齐声大喊:“老大哥，老大哥!杀人者偿命!”随后更多的观众加入进来，排山倒海地高声呐喊:“琼斯，阿伦逊，卢特弗德!勇敢的改革者!”演出很难继续下去。

在话剧演到最后一个场景，当福丁布拉斯下令，将哈姆雷特像战士一样鸣炮盛葬时，观众像一个人一样刷地站起，要求将三位革命者隆重安葬。这时候，一层的观众也跟着学生们一起吶喊起来。精保局人员惊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他们既恼火又害怕地看着声势浩大的抗议人群。好像有两个剧院在这里交汇: 昔日国家剧院的灰色暗影 (因为想来这出戏还刚刚公演) 和无需剧本、导演就能自行运转的真正剧院。

27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在剧院门前的胜利广场上，至少有三千名身穿黑色制服头戴黑色头盔的精保局警察站在那儿。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站在停在广场边的一辆军车顶上，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叫:“所有的人都被捕了!”

一层的大部分观众涌回到空空的观众席，就连坐在包厢里的精保局警员也对外面的阵势感到意外。学生首领是一位高个子、黑头发、蓄胡子、戴眼镜的年轻人，他冲到前厅才发现，剧院已经被包围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冲身边的战友高声喊道: “同志们，你们不会束手就擒去蹲监狱吧? 至少不能轻易放弃你们的自由! ”他当即下令，“冲到广场! 冲啊!我们冲出一条路来!”

学生们一拥而上，径直朝精保局警察冲去。片刻之间就冲破警察的防线，大部分观众也紧跟其后，逃出了包围圏。警察们束手无策地站在广场上愣了几分钟。在大洋国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爆发群众的反抗。更何况现在不是在刑室里，他们手里没有五花八门的刑具。在隔壁楼房的房顶上，架起的探照灯六神无主地东照西照，两拨人群混杂到了一起。这时候连枪也不可能开。观众的第二股浪潮不像第一股那样坚定而决绝。部里的官员和家属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与此同时，精保局的队伍多少稳住了一点阵脚，将剩下的观众逼回到剧院。大门紧闭，广场上的学生已被驱散。被堵在剧院里的五百名观众被捕。

我站在一层一扇窗户的窗洞里，望着广场，一股沮丧、无奈的怒火冲上头顶。我真想能够亲手制服哪怕仅仅一个精保局警察，为了结束这么多年的恐怖压迫，为了报复去年对我的折磨。我看着探照灯在路边的树上晃来晃去，我心中暗想: 到底有多少个秘密警察该在这一棵棵树上吊死。我望着扭曲变形的树干痛苦地叹息，对森林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压榨和砍伐，恐怕全大洋国也没剩下那么多棵树，够吊死这些黑皮的畜生。随后，我又感到有些羞惭，因为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居然会动这样残忍的念头。

突然，从我体内传出一个声音: 裘莉亚在哪儿? 此时此刻，我意识到内心对她的无限柔情，只有她对我来说最重要。我想像她那苗条的身子，正在堵住演员入口的警察中间用力钻挤，试图冲出一条逃路; 我想像她正用手抓用牙咬，拼命挣脱警察的魔爪。我恍惚看到，警察正抓着她的柔软棕发，在地上拖她。我掉头冲进观众席，跳上舞台，冲到幕后。根本没见到裘莉亚的影子。整个剧团的人都被抓走了。五名精保局警察冲我扑来，给我戴上手铐，关进一间化妆室。半个小时后，门开了。奥勃良出现在我面前。“怎么，你也被抓了，史密斯?.”他咬牙切齿地说。“裘莉亚在哪儿?”我冲他吼道。“你给我闭嘴!”他也冲我厉声喝道，但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声音不是很自信。“你听我说，史密斯。”他的语调变得平和了一些，“我建议你还是赶紧回家，睡上一觉。我向你保证，你的女朋友不会有事的。演员我们也都会放掉。” 随后面带威胁地补充道，“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他命令精保局警察为我打开手铐。但我用力反抗，让他们把我也一起抓走。最后，他们强行卸下我的手铐，把我押回到胜利小区。他们一路沉默，表情严肃。好像如果不将我就地正法，他们就会感到灭顶的危险。

28 奧勃良谈“剧院广场冲突”的内幕

就在《哈姆雷特》首演的前一周，核心党大幅度缩减给精保局人员的咖啡和巧克力配给。他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减轻社会的不均。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蓄谋已久的挑衅。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从血气方刚的秘密警察身上开刀建立平等.，我们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几位官衔较高的精保局警官作出决定，与其等着饿死(尽管这并不直接威胁生命)，不如跟敌人拼个鱼死网破。他们的计划大致如下:先拘捕、关押参加《哈姆雷特》首演的演员和观众，然后包围核心党总部大楼，逮捕连夜开会的领导层里的温和派成员。这个行动将与秘密的铝派分子里应外合。

然而，政变恰恰失败于此: 铝派分子在最后的时刻突然畏缩。在这些天里，欧亚国代表团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出访伦敦，为签订和平协议做准备工作。党要在谈判桌上表现得团结一致，而铝派分子本来就重视全党统一。因此，他们向纸派出卖了政变计划。

学生们出人意料的反抗，也对政变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从军事上讲力量悬殊，但拖住了精神保卫局几分钟时间。核心党正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差调动军队对付秘密警察。当精保局队伍回到兵营时，等待他们的是一阵疯狂的机枪扫射。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五月政变是一次由绝望分子仓促发动、时机不当的行动。在被集体屠杀的精保局警察中，有许多是非常出色，以后本可以用来控制无政府状态的中坚分子。

我有意识地没有参加那次冒险行动。[1]具体地说，我阻止了精保局方面的过度镇压。在《哈姆雷特》首演结束后，我打电话到国家剧院。当时的场面令人震惊: 在广场上横陈的五十具尸首里，居然有十三名精神保卫局的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没有权利进行报复，而是顾全大局地收拾残局。我严禁手下人虐待被捕者，其中包括裘莉亚。换句话说，我救了后来大洋国教育部部长一条命! 但是我很遗憾，她并没有为此领我的情……温斯顿 · 史密斯也该感激我，否则他早被我那帮气急败坏的兄弟们当场生吞活剥了!

第二天，党内高层开了长达八小时的会议。鉴于迫在眉睫的和平谈判，大家一致表示要对外表现出党内团结。于是各方达成妥协: 在参加政变的精保局警员中，只将头天晩上已经中弹身亡了的倒霉鬼判处死刑。其他人全体获释。同样，参加《哈姆雷特》首演的演员和观众也被释放出狱。尽管纸派一再要求，精保局最终还是没被取缔，划归核心党直接领导。在《时代》报刊登的一份公告中，总结了老大哥犯过的错误(当然，也没有抹杀他的功绩)。

就这样，党内达成揺摆不定、一触即溃的临时性团结。国家政权只有几个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通过恐惧而勉强维系。我们本可以将知识分子的顽固派和学生中的危险分子一网打尽。我向党内高层提出过建议，但是他们置若罔闻。[2]事实上，我们本该一鼓作气，直到调动起几十年来被党错误地忽视了的巨大力量——大洋国的无产阶级。

[1]在那些日子里共存在四股竟争力量:铝派、纸派、精保局和军队都在制订各自的政变计划。有资料表明，每股势力的代表都曾与奥勃良谈判过，而且他向每方的代表都作了承诺，.在政变成功的情况下，自己和外围党将予以支持。总之，在6月份举行的党内高层会议上，奥勃良被任命为 “大伦敦精神保卫局分局第一把手” ——历史学家批注

[2]这个建议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奥勃良在那些天里正在着力策划一个——在军队协助下——将由精保局和有威望的知识分子精英合伙夺权的政变计划。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担心欧亚国领导人不相信“星期一俱乐部”和《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成员有执政能力。——历史学家批注

29 官方驳斥有关“大洋国与欧亚国进行前期谈判”的传闻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宣布以下公告:

有一些敌人的媒体机构说，欧亚国集邮代表团日前出访伦敦，受到我们党内领导人的接见，秘密传递了欧亚国政府想尽快进行和平谈判的讯息。

这完全都是不实之词。事实上，大洋国政府始终重视两国集邮者之间的友好合作——尽管政府之间的关系尚未正常化——这方面的合作确实会结下丰硕的果实。[1]

[1]后来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两国之间进行过什么集邮方面的交流活动。直到20世纪90 年代初，大洋国根本就没有邮政服务。——历史学家批注

夏天

30 关于老大哥政治评价的官方公告

摘自题为《通过数据看大洋国》的出版物，伦敦，1998年。第一次刊载于1985年6月3日的《时代》日报上。

1965年 错误（0%）            成绩（100%）         其他（0%）

1970年 错误（15%[1]） 成绩（80%）         其他（5%）

1975年 错误（37%[2]） 成绩（40%）         其他（23%[3]）

1980年 错误（45%[4]） 成绩（缺少资料） 其他（缺少资料）

1984年 错误（49.9%[5]） 成绩（缺少资料） 其他（缺少资料）

[1]这里统计学家们所指的是“国有化速度过快”。——历史学家批注

[2]错误率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处死琼斯、阿伦逊和卢特弗德三位老革命家。——历史学家批注

[3]在1970-1975年的五年计划里，老大哥停止了英国的大米生产，引发了粮食危机。后来发现，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大米文化在英国本来也无法推广。因此，很难断定老大哥当时的举措是错误还是成绩。——历史学家批注

[4]与1970年的错误率相比，错误增长了两倍。这里包括公开处决当时的工会领袖(2.5%)，双重思想，即对官方哲学原则的僵化阐释(3.8%)和1978年地震(1.6%)。——历史学家批注

[5]该出版物对这一数据作了一下注解:“从3月至10月”。这显然是想掩饰老大哥在大洋国空军全军覆灭上所负的责任。如果根据后来欧亚国的分析，1984年的错误率可高达63 . 5%。党的这一举动是为了维持国内的政治平衡，以避免可能引发的争议。——历史学家批注

31 奥勃良谈掲露老大哥的后果

要建立一个能持续运转的独裁政权是多么难啊!要有几十年坚持不懈的物质与精神投入!然而，一旦领导人失去自信，一旦屈服于空洞的道德，一旦危难临头不团结，反而内耗，那么独裁政权可以在几个月内，甚至几周之内轰然垮台。

党镇压精保局的反叛，就如同斩掉自己溃烂的右臂。尽管右臂已经溃烂，但少了它终归行动不便。结果，束手无策地看着伤口流血，痛苦不堪，最终，生命垂危，奄奄一息。

在6月初召开的那次党内会议上，铝派分子为统计学的每一个数据都拼命相争。对一个无比正确的人来说——这里特指老大哥——哪怕只公开百分之一的错误，都会让人们失望的。事实却是如此: 受到震动的体制寄希望于未来。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出现了乏味无聊的场面: 同志之间互相谴责过去所犯的罪则——而不讨论实际的工作问题——甚至有些人公开贬损他们自己。还有的人干脆自杀，以逃避良心的谴责。最令人作呕的则是那些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早在1985年之前就已经知道一切，甚至对党内错误提出过警告的家伙。作为一名身居要职的秘密警察，我敢断言，这样的人不存在! 那些真的知道些什么的人，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而且在他们作出任何“警告”之前，早就采取了必要措施。他们不可能今天还站在主席团桌旁! 相互争斗的两派人，都威胁对方要公布数字资料。[1]幸好所有人对此都胆战心惊，所以那些数据资料至今保密，而且会永远保密下去。

[1]这里的数据资料指1960-1984年间被处死的大洋国公民的人数。关于这个数字，确实也只能粗略估计。根据欧亚国掌握的数据，在那段时期总共有8650234人遭到处决。(《老大哥体制的血腥独裁》，伊尔库茨克，1993年，英语版)然而，这个数字只是作为欧亚国间谍”被处决的人数。根据东亚国统计，在那段时期无辜被杀的人数为5490085人，但其中没有包括被作为“欧亚国间谍”处死的，也没有包括女性，因为女性在大洋国不被视为政治个体。(《大洋国在1984》，北京，1997年，中文版)根据大洋国流亡人士统计，约有300000000的无辜者受害，其中包括在战争、交通事故和天灾中的死亡人数。(《恐怖的年份》，罗沃尔特出版社，布拉扎维列，2005年，德语版) ——历史学家批注

32 裘莉亚谈派逊斯之死

可怜的派逊斯!早在3月底他就抱怨说，感到自己“自由中毒”。“太大的自由，” 他自言自语，“事实上没有人被赋予自由的权利。”他经常提那本他正在读的英国旧小说。[1]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被送进孤儿院的男孩。那里的孩子总是受到非人待遇，总是挨饿。有一天，一个上级委员会从天而降，来检査孤儿院的情况。教养员给孩子们端来一大盘抹了黄油的面包。每人各拿一片。主人公穷孩子太饿了，当着委员会的面又要了一片面包。当检査员离开之后，小男孩由于刚才的大胆而遭到了惩罚。“我担心，” 派逊斯说，“我们也会为这太大的自由而遭到惩罚。”

一篇比一篇大胆的文章和诗歌出现在报端，他几乎用渴望的语气说: “精神保卫局马上就会出动，把我们所有人统统枪毙。” 随后又痛心地补充了一句，“这个巨大的自由将有自己的斋期。”有一次史密斯反感地问他，既然他这么害怕，为什么还不退出 《时代》 文学副刊编辑部? 为什么不结束他的历史讲座? 派逊斯挥挥手说: “现在已经晚了。上了这驾马车就不可能再下去。”

赛麦挖苦他说，他就像海底的比目鱼，只能生活在高压之下，一旦上岸，自己就会粉身碎骨。“你说得不错，赛麦”派逊斯回答，并没有生气，“你们会看到我粉身碎骨的。”

在局势危险的日子里，派逊斯显出一种反常的平静。《哈姆雷特》 首演后他也被逮捕，他如释重负地将戴着手铐的双手伸向精保局警察:“同志，请你随便处置。这个我早就预见到了。尽管履行你们的爱国义务吧。”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第二天他们被全体释放……星期二晩上，在编辑部会议上，他一声未吭，忧伤地蜷缩在咖啡馆的扶手椅里。赛麦劝他回家去吧，吃一片安眠药，好好睡到明天早上。

派逊斯果真接受了赛麦的建议。当天晚上，他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第二天早上，妻子发现丈夫睡在最平静的梦境里。枕头下面有一封遗书，是写给《时代》文学副刊的编辑们的。

[1]査尔斯·狄更斯: 《雾都孤儿》，企鹅丛书，香港，2003年。——历史学家批注

33 派逊斯致《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遗书

我向你们告别，因为我太怕生活了，以至于不怕死神。用俗话说:我自动退党。[1]我把关于《大宪章》《独立宣言》和《俄罗斯社会民主计划》的笔记本留给你们——或许以后你们能够用到它。

我并不懦弱，只是害怕。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照指示行事。我是个好党员，参加集体郊游和体育运动会。我，的上司对我在真部的工作十分满意。我没有朋友，这也证明我是一位忠诚的党员。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梦里大声咒骂了老大哥。我用双重思想培养起来的、对老大哥无比忠诚的女儿举报了我。精保局将我逮捕，并残酷折磨。我差一点死掉!

我只在获释之后才开始思想。当我理智的时候，已经晚了——我已经不能停止思想。实际在今天，思想也同样意味着行动。所以，我向你们告别，我向上帝保证，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开心。

请你们关照我的家人，请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吧。

自由万岁，我死得其所!

雾都孤儿

(比目鱼)

[1]在老大哥统治时期的大洋国，对自杀人数不作统计。在公开场合，自杀者均被称为“自动退党者” (假如自杀者官衔较高，则被称为“被开除党籍者”)。在1985年后的死亡统计中，自杀被称为“自我消化”。——历史学家批注

34 史密斯谈派逊斯葬礼

我们将派逊斯和在剧院广场上遇难的人一同下葬。炎夏的闷热。我们将身穿部委黑制服的遗体护送到墓地。鲜花是维特斯摘来的。我致了悼词。我强调了派逊斯的忠诚，尽管他性格温和内向，但他是这一事件的杰出斗士。也许我对精神保卫局的措辞太过激烈，我看到奥勃良在灵堂里不满地揺头。葬礼之后，他走到我跟前，一脸厌恶地对我说:“如果你再发表一次这样的讲话，史密斯，你会让以后所有类似的仪式难以进行。而我们想要下葬的人还有很多。”

我们将派逊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从海格特墓地送回家。去年作为哈卡伊儿童团积极分子举报了父亲的小女儿，现在满脸憎恨地盯着在墓地大门口站岗的精保局警察。我非常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在此之前，她跟成千上万与她同龄的孩子一样被禁止成为孩子，现在，她却在父亲死后出于内心的自责，瞬间变成了成年人。

后来，我们在派逊斯家的厨房里坐了很久。派逊斯夫人惶然无措地问:“说啊，你们想做什么?你们的命运将跟我可怜的先生一样! 我当时求了他多少回，千万不要卷入政治! 现在，本可以稍微安生地过几天日子。我们已经经受了那么多折磨!”

我为这件事感到一点内疚。我理解这位编辑同事的最后决定，也理解他的致命恐惧。的确，是我们点起的运动之火，并从去年春天开始火上流油，我们却在火灾中幸存下来。莫非这把火根本就不是我们点的?莫非我们并没有创造历史，只是充当了权力魔鬼手中的玩偶?谁知道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莫非派逊斯说的是对的? ——“上了这驾马车就不可能再下去。”

“唉，上帝啊，” 派逊斯夫人惊惧地叹息，“你们想吃点什么?”我撤谎说，我一点不饿。但是派逊斯夫人已经决定留我在家里吃饭。“还有昨天剩下的果酱面包。本来是我先生的早点。现在反正他也吃不了了。”她说，随后将两片风干了的面包片和一小盒暗红色的胜利牌果酱递到我眼前。我不敢谢绝。虽然我恶心得肠胃痉李，但还是吃了派逊斯留下的可以消化的遗产。

35 奧勃良谈欧亚国和平代表团的来访

作为最新任命的精神保卫局伦敦总指挥，我必须负责组织对欧亚国代表团来访的接待工作。我派了五辆被视为大洋国工业的骄傲的超级胜利牌防弹轿车去机场门口等候，还派了一队护驾的摩托车队。

代表团走下欧亚国的政府飞机，检阅了我们已被彻底击溃了的军队的仪仗队。之后，哈卡伊儿童团的孩子们挥着哈卡伊的团旗欢迎和平代表团。最后，我们在飞机跑道旁请他们上车。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欧亚国代表团团长(一位肥胖、满嘴金牙的男人) 态度友好地说，他们早就不用这种老掉牙的交通工具了。几年前，他们发明了新的交通方式，虽然现在只能用于短途旅行。说着，他取出一只小玻璃瓶，将瓶子里的液体一饮而尽。其他的成员也如法炮制。他们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之后，代表团成员排着队升到半空中。[1]第一个飞起来的是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专家、书记员、记者和翻译。最后双脚离地的是欧亚国代表团的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作为保护层，他们分为两队，一队飞在代表团之上，另一队飞在代表团之下，始终保持五米距离。

我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我对大洋国技术优势的最后幻想也破灭了，然而，二十年来党始终这样胸有成竹地宣传自己。

我们沿着国道向伦敦疾驰，气氛尴尬至极。我们试图向飞在头顶的敌人闪灯按喇叭发信号，生怕他们会迷路。事实上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手里拿着准确、详细的地图，轻轻松就找到代表团下榻的地点。(我们几十年来不厌其烦地声称大洋国的反间谍体系天衣无缝! )

这一令人震惊的技术展示，不仅让伦敦市民惊讶不已，也让我们的谈判代表团成员感到绝望。现在我们再明白不过，谈判的内容只会是让我们无条件投降，协议绝对不会对我们有好处。党的领导人们赔尽笑脸，在谈判休息时为代表团安排精彩的节目。

没想到，代表团团长和夫人心血来潮，想随便去哪家著名的伦敦百货商店采购。看来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有限，其实他们应该知道，大洋国早在1970年就关闭了最后一家商店。别无选择: 我们必须造出一个传统的伦敦百货商店。老大哥是怎么说的? “只要敢想，不可能也会变成可能!”[2]五百名精保局人员投入工作，跟国家剧院的舞台美工师一起，仅用了三个小时就将一家已经关门了二十年的伦敦大百货商店布置好了。货架上摆满了核心党内部享用的特权商品，商店门楣上安装了一块效果唬人的霓虹灯广告。下午3点，代表团团长带着随员飞到了商店门口。

负责接待的女售货员们打扮得过于精心了，一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她们实际都是思想过硬、训练有素的精保局骨干。顾客则是从外围党最忠诚的党员里选拔的，他们模仿平常日子那样进行采购，出门时闪身拐入一扇秘密的小门，将刚刚“买来”的东西再交还给国库。

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欧亚国代表团团长最喜欢纺织商品部 (过分热情的舞台美工师错把赫尔辛基城堡的模型也搬了来)。他注意到顾客们带着欣喜若狂的表情在塞满商品的货架之间转来转去。他甚至通过翻译询问，大洋国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药物能让国民们保持这种欣悦的痴呆状态? 欧亚国的客人在并不拥挤的采购过程中 (代表团团长给自己买了一个原产的英国烟斗，给夫人买了一件胜利牌高档裘皮大衣)，只遇到一件尴尬的事: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女同志在食品厅前兴奋得晕倒，幸好被两位“逛店”的便衣遇到，立即将这个倒霉的女人朝门口拖去。

晚上，刚被释放的剧团在国家剧院为欧亚国代表团演出《哈姆雷特》。代表团团长对 《哈姆雷特》 的演出相当满意，他最喜欢的是舞台上的赫尔辛基城堡前，立着一个摆满核心党豪华商品的商店货架。(真是忙中出乱!) 他特别赞赏说，舞台设计十分巧妙，强调了这出戏的现代意义。

[1]奥勃良对飞行场景的描写有技术性错误: 飞行的动力其实是设计在衣服下面的电动装置，他们吃的胶囊实际是一种名为“双重思想”的止晕药。——历史学家批注

[2]请见《答航空工业大学双重思想专业学生的提问》，伦敦，1982年——历史学家批注

36 史密斯谈欧亚国女记者玛丽奧·科恩的来访

玛丽奥·科恩确实非常漂亮，像是外国女人中最漂亮的。[1]不仅因为她是我生平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还因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欧亚国人的本质特征，而这种特征长期以来被老大哥的宣传手段给妖魔化了，被斥为原始野蛮。

玛丽奥是欧亚国和平代表团的随行人员，是被奥勃良介绍来找我们的，我要向她介绍大洋国普通党员的精神生活。“你们愿意对她讲什么就讲什么，” 精神保卫局的新任伦敦总指挥给我们捎来话说，“只要别被她收买了就行。”

第一次，我们是在栗树咖啡馆见的面，玛丽奥掏出一支采访用的圆珠笔，后来我才知道，那支笔还可以当体温计、收音机、表和睫毛刷使用，取决于你按哪个按钮。她还有一个带许多按钮的喷雾瓶，有时当简单的除汗剂使用，只需大大方方在身体不同的皱褶处轻轻一喷; 有时当做空气除味剂使用，我们所到之处飘满蜜桃、苹果、櫻桃等各种果香。如果按一下浅蓝色按钮，空间里立即充满清新的空气。

她留着男孩式样的黑色短发，有着浅蓝色的大眼睛和细腻至极的棕色皮肤。她没戴乳罩，透过薄薄的丝绸衬衫，几乎能看清那对棕色乳头。合身的裤子布料柔软，只要两腿稍稍劈开，世界上最为迷人的维纳斯山丘便若隐若现。

“你们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她问。

“是问目标吗?”我不解地反问，“能有什么别的目标? 为了推翻暴政。”

“这个我知道，”玛丽奥说，“但是之后你们想做什么?”

“之后?”(这好像是问:我们午饭之后想做什么——是去打高尔夫，还是去钓鱼? )

“比方说，我想知道，你们是否继续坚持英社?”玛丽奥解释了一下她的问题。

“英社，当然要坚持。”我试图安慰她，尽管我并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这个女人对大洋国官方的政治理论到底能够理解多少。

“欧亚国的读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玛丽奥用鼓励的语调说，“你能不能仔细说说这个问题? 你想像中的大洋国人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这个，” 我犹豫着应道，“假如我们能知道三个月后自己的命运会怎样，我就很高兴了。”

“真遗憾，” 玛丽奥撇了一下嘴唇，“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人生活在痛苦之中。我是想，我该从你们这里带给他们一些安慰的讯息。”

我们的谈话大致这样进行。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采访之后，台球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想吻她。她很有礼貌但十分果断地阻止了我的进一步试探。

“史密斯先生，” 她说，“我不是一只谁想咬就可以随便咬一口的苹果。在我们国家，女人要被培训成被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

“怎么培训?在心理上吗?”我好奇起来。

“在精神上，也在身体上。她们吃一种可以防止她们违背自己意愿而成为国家战士的小药片。同是这种药片，还可以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第二天，我们在核心党的招待所里见面。围绕老大哥统治的话题聊了很长时间 (“真是那么可怕吗? ” “你们真的不能出国吗? ”)，她问的问题不仅显得闭塞无知，也出于善意的幼稚。我们在谈话末了，她看上去相当平静地告诉我: 她已经吃了一粒药片，半个小时后生效，叫我做好准备。[2]

三刻钟后，我们已经相互告别。作为这次采访的纪念，她把那支圆珠笔送给了我，在它诸多的功能里，我最感兴趣的是当收音机用。我将圆珠笔揣在紧贴心区的内侧兜里，它在我身上唤起一股更高尚、更自由、更美好并且从未感受过的新感觉。

改革失败后，我用让人意想不到的手段将玛丽奥的这件礼物偷偷“走私”到牢房里。10月末，我第一次被提审之后，筋疲力尽地躺在床铺上，从枕头芯里摸出这件来自外面世界的惟一纪念物。只是不管我怎么按上面的按钮，都没有声响。剩下的那点儿电，可能只够我涂一次睫毛的。玛丽奥没给我备用电池。

[1]这话来自当时人们的口头禅“漂亮得像是外国人”，或者换一个说法“聪明得好像不是欧亚国人”。——历史学家批注

[2]玛丽奥·科恩是欧亚国的首席女记者，她出名在于，或者提出跟采访对象睡觉，或者扇他们的耳光，或者两者并行。在这里提到的情况下，为了证明自己国家的和平愿望，她选择了第一种。——历史学家批注

37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 我没有跟欧亚国的这位女记者搭话。之所以没有，首先因为她是外国人，这意味着直到签署和平协议之前，她都是敌人。另外，这个玛丽奥或玛格达列娜看上去就像一只鹦鹉，打扮得花里胡哨，言行举止毫无品位。她跟那些缠着编辑部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当时那些好色的婊子，之所以去栗树咖啡馆，是为了嗅嗅那儿的气味，是冲着那儿的男人去的，她们恨不得把他们全部脱光，只为得到一块带着体味的布片)。而那些男人——严肃的赛麦，聪明的维特斯，特别是史密斯——也想赤身裸体地看看这个长相挺俗、身材一般的女人，仅仅因为她是外国人!

大洋国与世隔绝了几十年，自新的核心党内阁执政后，这种闭关自守的状况——在适当的范围内——有所重要解。这种病态的好奇与渴望也情有可原，就连不少诚实正直、头脑清晰的人也丧失了理智。在《时代》文学副刊和俱乐部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陌生女人，后来我也为史密斯高兴，他能跟这个女人独自留下。我不知道他俩之间是否发生了什么，不过，要是史密斯放过了那次机会，我会感到非常意外。

我之所以三次都没去咖啡馆跟女记者交谈，是因为我无法检査地将写的，是否真是我说的。史密斯应该知道这一点，但是男人的虛荣心无边无际! 当时我的态度非常坚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自己的祖国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不能向外国人抱怨。尤其是在当时，只要出于良好的愿望，在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能讲，只需找到合适的方式。

后来，她跟史密斯的谈话真的在境外发表了。后来，粟树咖啡馆的跑堂领班在温斯顿案里出庭作证，据说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史密斯要求法庭搞来文章的原文，法庭出人意料地——仿佛已在另外的年代——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38 摘自玛丽奥·科恩关于大洋国的系列报道，1985年6月

（……）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大多是，自从去年老大哥逝世，许多方面都发生着积极意义的变化。领导层即使不支持，但也能忍受那个以一份新文学刊物 (党报的文学副刊) 为核心聚集起来的、封闭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活动，这个团体的总部设在伦敦一家名为“栗树”的老咖啡馆内，从外面看跟乡下火车站的小酒馆差不多。人们在那里——当然是在当地情况允许的范畴内——对各种问题展开自由辩论，这一方面表现出对目前愿意跟欧亚国和解的政府的赞同，同时也表明当权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惧怕国内的批评。这跟商品充裕的伦敦百货商店和上演剧目相当丰富的国家剧院一样，是一个良好的标志。是的，我们确实看到副食店门口排着长队，但也可以感到，大洋国的人十分耐心，街上的交通井然有序。

(……)我和部里的官员温斯顿·史密斯进行了交谈，他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充满希望的思想运动得到官方承认与默许的发言人。在伦敦，这场运动赢得的支持越来越多，尽管由于当地的具体情况我们未能获得具体的数字。史密斯是一位中等身材、略显衰老的中年男子，脸上还留着早先饱受折磨的痕迹，他一边呷着味道有点古怪的胜利牌琴酒一边告诉我说，这场运动是为了将大洋国重暴政之下解救出来。“我们当然想继续坚持英国社会主义，” 史密斯说，“要是我能知道三个月后的伦敦将发生什么，那该多好。” (他在这里指的显然是运动将争取到的巨大空间。)

尽管我没有机会跟更多的人交谈，但我认为，大洋国虽然将在签署和平协议后领土变小，但会变得让人放心，不会再像一年前那样与我们为敌。据我推测，再过一段时问，大洋国与东亚国之间目前尚且紧密的关系将会逐渐疏远。为了让陈腐不堪的国家机器重新运转，以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为代表的温和团体有望扮演国内反对派的角色。

我们将在下一期刊登:

《伦敦女性将如何打扮? 》

39 奥勃良谈签订和平协议的后果

大洋国不再作为世界级的帝国存在。欧亚国将从我们手中夺走整个美国和地中海区域。实际上，我们剩下的只有曾经的英格兰和北爱尔兰。恰恰是连老大哥的三支特警部队联合狂热的天主教徒都不能占领的北爱尔兰。我们惟一可怜的慰藉是，我们终于丢掉了帝国最暴躁不安的省份——波兰，从现在开始欧亚国将用不着为它头疼了。

许多人含泪出席了和平盛宴，这个庆祝活动是在欧亚国强硬的坚持下举办的。那些精保局的人跟欧亚国外交官碰杯的时候感觉是多么良好啊，我心里暗想，因为那些没有缘分分享民族耻辱的人已经在 “哈姆雷特政变” 时被枪毙了。他们是最幸福的人。

民众从《时代》的气象专栏间接知道了这个 “强盗和平”，原因很简单，因为缺少了美国和北非的天气预报。要知道，大洋国的宣传无数次地炫耀，当东部的热带暴风雨瓢泼而下，西部的干旱与暴风雪交替肆虐! 现在人们明白了，我们变成了一个小国，. 大洋国只是名字依旧。事实上，我们只是英格兰，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大不列颠”，一个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受气的小国。伦敦人惶惑不安地垂着眼睛在路上行走。不少人佩戴着黑纱，为沦丧的国土致哀。

6月末，殖民部队的残军回国。两百多万的士兵，两百多万失业者，如同洪水将伦敦淹没。他们徘徊在大街小巷，挤满了火车站、小酒馆和郊区。犯罪率大幅上升。老百姓经常进城寻找食物.。精神保卫局无力胜任新的重任。政变未遂后，精保局人员的副食配给被再次削减——这是多么卑鄙的复仇啊! 与此同时，大洋国经济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期悄悄逼近——它被称为“夏季肉食品危机”。[1]

[1]“肉食品危机.” .这个措辞让人误解，它并非指商店里肉食品紧缺，恰恰相反，是指肉食品出现。通过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在老百姓的心里唤起某种极少能够满足的需求。——历史学家批注

40 官方对“大洋国经济危机论”的驳斥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于总部发布如下公告:

有些敌人和内奸到处散播谣言，说大洋国的经济处于灾难境地，认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食品储备保障人民的生活。

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只是为了让人们以为，大洋国想从某些政府那里得到三十亿金法辛[1]或三百亿金图格里克[2]的商品贷款。事实上，正是这些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想将多余的资本尽快投资。大洋国——尽管目前并不能说毫无问题——愿意尽可能帮助另外两个大国。毫无疑问，这将促进目前和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不排除用上面提到的方式支持岛屿[3]经济。

[1]金法辛:欧亚国使用的货币名称，其面值取决于国民必须镶种的金牙。——历史学家批注

[2]金图格里克: 东亚国使用的货币名称，其面值由专家估定，取决于尚未开采出来的金矿储备量。——历史学家批注

[3]岛屿:世界上有两个自由岛，它们为大国提供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成了各大国流亡者的落脚之地。其中一个是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依靠金融业和娱乐业维持。另一个名叫“金刚家长制共和国”，首都是布拉扎维列，靠本地部落和印度劳工维持经济，主要种植古柯类植物。——历史学家批注

41 维特斯发表在1985年8月15目《时代》文学副刊头条的文章

谨慎的建议

尽管我们并不相信现在的政府有能力战胜经济困难，但是为了爱国的大洋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提请大家注意一则有可能帮助我们走出严重经济困境的消息。

据我们所知，金刚家长制共和国的古柯植物种植业很久以来苦于粪肥短缺，因此作为试验，他们有意收购八万吨人粪，所支付的外汇可在当地和香港兑换。

为此我们建议政府考虑一下这桩收益可观的诱人生意。我们认为: 很多大洋国公民都会作为一项爱国义务，应政府的要求贡献一部分粪便。肯定会有足够的劳动力承担粪便的收集与运输工作。

大洋国——尤其自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是一个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而这种自然资源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如果政府能改善食品供给，产量还会大幅度提高。

通过销售人类的终端产品，我们可以采购新的食品，从而形成一个健康的循环，最终可以成为效力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

42 奥勃良谈解决肉食品危机的尝试

假如肉食品的上市量不足以满足居民的食欲，可怜的政府又能怎么办? 在正常的日子里——当政府能够控制局势时——这个问题不会浮上水面，商店里有什么，人们就吃什么。然而在时局最动荡的关口，在1985年夏天，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同题，不管哪个政府都不能允许自己继续奢侈而不管老百姓的食品供应。

我们做了许多努力。先是将干肉块送到不满呼声最高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在晚间接到报告，说有人在格拉斯哥挑唆闹事，煽动示威，运肉的货车立即连夜上路。只是，肉食品刚在那里上市，利物浦又发来急电，说制服厂的工人——他们也是平民百姓!——怨声载道。要在从前，我们直接对居民区发动空袭，但自从签署了和平协议，我们不能再拥有空军。货车从利物浦再奔曼彻斯特，那里的矿工也急需安抚。后来，事情差一点适得其反，鲜肉在半路上变质了。人们挨饿挨了几十年，现在好像被贿赂了似的，狂热地要求吃肉，吃肉!

尽管《时代》发动了巨大的宣传攻势，鼓吹素食的生活模式，但是再怎么宣传也无济于事，当时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媒体。

的确，有几项措施我们做得很成功。我们将胜利牌沙丁鱼重新包装，分成“公民早餐”、“公民午餐”、“公民晩餐”三种名称投入市场。正因如此，整个伦敦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鱼腥味儿，我们都不出门上街。最要命的是，那些身穿便衣在街上执勤的精保局人员不得不吃沙丁鱼罐头，以防自己由于没有鱼腥味儿而暴露身份。

我们采用各种细腻的手段，试图减少外围党党员的部门。“夏季肉食品危机” 提醒了我们，电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监视居民，还可以转移他们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我们播放的电视节目要以娱乐为主。本来我们计划播放英国老电影，遗憾的是，所有的电影拷贝早在60年代就已经全被销毀了。幸好，我们找到了1958年到1960年的节目脚本。于是，在8月份的每天晚上，都有一位漂亮的女演员给观众讲述电影梗概。有的时候，一晚上能在音乐的背景下一口气讲十几个电影故事。尽管那都是些令人生厌的作品[1]，但我们可以保证，观众或多或少能得到些满足，至少在那几个小时里不会闹事。

毫无疑问，我们也想到了通过为琼斯、阿伦逊和卢特弗德举办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来安抚民心，反正他们也是被无辜处死的。(无辜? ——读者都知道他们所持的观点! )然而，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们担心葬礼上会无缘无故地聚集太多的民众。因此，我们用一个小范围的纪念会取代了葬礼[2]，并且邀请那些尚且健在的革命老将们出席。庄重、感人的活动之后，我们在灵堂门口给每位出席者手里塞了二两肉馅。

[1]例如8月10日的节目表里有法国片《我的妻子是公主》、美国片《七个狙击手》和意大利片《偷自行车的人》。——历史学家批注

[2]这三个人的安葬直到1986年才借纪念英国大罢工60周年之机，得以在海格特墓地置重举行。他们的墓与马克思家族为这一纪念日所修的纪念碑只有一步之遥——历史学家批注

43 裘莉亚谈大卫 · 安普尔福思的歌唱之夜

(……)有一次，安普尔福思出人意料地操起了吉他。那是8月份某个星期一的晩上，不过不是在栗树咖啡馆，而是在工业大学的礼堂里朗诵诗歌。他读完了一首长诗之后，突然从提包里掏出一把吉他 (就是在平民区商店里可以买 到的那种便宜货)，清了清嗓门，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犹豫不决，但很快就随着角色的进入而壮起胆来，自信地拨动起琴弦。由学生和年长些的外围党党员组成的听众兴奋地盯着他，谁都猜不出接下来他准备做什么，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乐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将是一个新传奇的见证者。“诗歌只孕育同谋，歌曲则创造民众。”后来，赛麦在议论这件事时如是说。

安普尔福思唱了些什么?上帝啊，时过多年，我居然还能清楚地记得! 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歌词或旋律，而是又瘦又高、孩子面孔的大卫与听众的互动! 他演唱了自己以前写的那首《大洋国颂》，但唱着唱着流出了眼泪，嗓音哽咽，好像收回了诗句中勉强装出的乐观: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我时时刻刻为你准备着!

刀山，火海，视死如归，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在这首妇孺皆知的诗歌结尾添加了一段: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你是否会忘记我?

准确地说，大卫演唱的这首歌激起的既不是“掌声”，也不是 “喝彩”。年长的党员们和站得密密麻麻的航空工业大学学生们一起哭着高唱昔日的战歌，然而现在，这首歌忧伤得令人心碎。因为这不仅是艺术享受，更是这代人的体验，要知道就在一年之前，他们还是在命令之下唱这首《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当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简短的诗行里竟还蕴藏着那么多东西!

大卫唱的另一首是一支英格兰老歌，每段歌词里都隐含着一座伦敦建筑的名称。他柔和的嗓音在寂静中响起:

橘子和柠檬，叮当叮当，

圣克来门特就这样敲钟，

你还欠我十个便士，

圣马丁就这样摇铃。

起初并没人意识到，他为什么要唱这首幽怨的民谣。当他唱到下一段时，声调忽然变成了斥责:

你还欠我十个便士，

圣马丁就这样揺铃。

你什么时候还我?

老贝利严肃地问。

说来奇怪，这时人们全都明白了，安普尔福思是在为那些在老大哥统治时期遭到拆毀、掠夺与蹂躪的教堂唱挽歌。

但是，全部的答案蕴含在歌尾补写的这段新歌词:

教堂将会重建，

人类将会康复，

我们的革命，

最终也会重整旗鼓。

安普尔福思的演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那讥讽的旋律与民众和政党决裂，对冷漠的核心党生活方式进行了鞭挞。“人们以为，”歌词这样唱道，“一切都是他们的:工厂，飞机，全部的土地，乃至英社。然而，一切都是我们的!”听众们异口同声地高喊。

对年轻人来讲，他们尤其喜欢那首爱情歌曲。歌里讲述的是，在老大哥统治时期，有一对恋人只能在大自然温柔的怀抱里偷情。在他们的头顶，一只小鸟在枝头轻唱:

“爱吧，爱吧，你们相爱吧!”

歌词的最后这段大卫没唱，而是吹起了动听的口哨。当他唱道，

“女孩听从小鸟的劝说，解开了系在运动裤上的反性爱青年联盟的皮带，随后还脱掉了运动衣”

礼堂里洋溢着潮水般的欢乐。

在第三场音乐会上，这些歌仍让人百听不厌。对观众来说，即使已熟悉了歌词，每次听仍会有新的理解与激情。仿佛那些歌曲是现场即兴创作的一样!

我还要说的是，在安普尔福思的鼓动下，还成立了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在第二场音乐会上这个组织就应运而生。

安普尔福思弹着吉他走到一位又一位老相识的党员或学生积极分子跟前，向对方示意性地轻轻哼唱 “你……你……你……还有你……”，每个被他点到的听众都站到礼堂中央的舞台上。台上大概聚集了十来个人，其中自然有史密斯、赛麦、维特斯和这段歌词的作者，这时候安普尔福思将脸转向他们，冲着他们高唱:

一个人，再怎么强壮，他们也敢枪杀，

两个人，他们就会感到害怕，

三个人，他们就会躲到一旁，

但只有万众一心才能保护自已，所以:

让我们成立委员会吧，

让我们成立委员会吧，

让我们成立委员会吧!

就这样，群情激昂的听众以自发的形式[1]成立了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或者简称“知改委”!

[1]事实上，“知改委”的筹建工作从6月份就已经开始，但是《时代》文学副刊和“星期一俱乐部”的领导人只在学生们宣布将要成立“革命学生委员会”后才下决心成立。——历史学家批注

44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的十条提案[1]

激:大屠杀

中: 老大哥及其党羽用血腥的专制

温:

激: 彻底

中: 毀掉了这个国家。我们，年轻党员和老党员，

温: 差一点

激: 有批判力的

中: 都是英社教导的忠诚追随者，我们

温: 无条件的信徒

激: 有批判力的

中: 都是英社教导的忠诚追随者，我们

温: 无条件的信徒

激: 不惜一切代价

中: 成立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

温: 在法律范畴内

激: 无条件地

中: 提议:

温: 希望

(1)

激: 永远

中: 取消强制性的电视体操！

温: 削减

(2)

激: 彻底

中: 取消憎恨训练!

温: 用爱的训练代替憎恨训练

(3)

激: 人们

中: 允许党员自由发表意见!

温: 允许比较自由地公开表态(?)

(4)

激:自由的 !!!

中: 多样化的媒体!

温: 更加多样化

(5)

激: 灾难性的

中: 客观报道国家经济状况!

温: 更详细地报道成绩与问题

(6)

激: 逮捕 !!!

中: 遺散精保局人员!

温: 限制精保局的行动范畴，确保它与内部敌人作斗争……

(7)

激:取消军队! !!

中:裁減军队!

温:根据情况裁军到国防所需的最小编制……( ? )

(8)

激: 新思想，非宣传性的

中: 播放寓教于乐的电视节目!

温: 道德高尚，有娱乐性的

(9)

激: 1245年宪章

中:重新奉行1965年宪法!

温:采用1965年宪法中的更多条款，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

(10)

激:假如政府不接受、不执行本提案

中: 我们要求政府接受并执行本提案

温: 我们希望政府接受并执行本提案

激: 那就立即下台，将权力移交给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推选的代表

中: 否则没有能力战胜困难

温:

激: 或许他们有能力战胜困难!

中:

温:

[1]在这里提前解释一下:提案是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内部三派人——激进派(激)，中间派(中)，温和派(温)辩论的结果。我们在下文中记录了三派人的观点。——历史学家批注

45 史密斯的私人回忆

大概是在8月中旬，我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核心党党员的别墅里见到了裘莉亚，我们讨论了《时代》文学副刊和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主要围绕着那十条提案。裘莉亚赞同温和派的主张，我(毫无疑问)则是激进派言辞的撰写者;我们都怀疑对方是自己的政敌，更何况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面了。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气氛紧张，情绪低落。夜幕突然降临，凉风从泰晤士河上吹来;裘莉亚身上裹着毛毯，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

“裘莉亚，” 我打破了沉默，“让我们告别吧。” “为什么，你要去哪儿?”她吃惊地问。“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回答说，“但是，我们还是诀别吧。我现在的感觉就跟《哈姆雷特》首演那天一样，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感到，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当时在剧院前厅，对我来说最恐怖的不是别的，而是担心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再彼此告别。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说，老天保佑你，不过我们还可以待在一起。”

“你别犯傻了，你这是怎么了?”她追问我。“没什么。”我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动荡不安，我厌恶政治。” “但你已经晚了。”裘莉亚尖锐地回答，“再说，你为什么要厌恶?我们俩也是因为政治而走到一起来的。”“也是它把我们俩分隔开的。”我回答说，“我并不害怕我们会死掉，而是害怕有一天你会逮捕我。所以我想跟你道别。”

她哭了起来。“你这个傻瓜，” 她边说边抚摸我的脑袋，“连精保局都没能把我们俩分开，我们只是在观点上有一点分歧，这并不会使我们分开的。”

“你看，裘莉亚，”我说，“你看那些星星。它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它们连瓦特 · 泰勒的军队都见过，还有宪章主义者，并且亲眼目睹了伦敦世博会。它们还将看到我们未来的命运。它们真幸运，平心静气地冷眼俯瞰我们。裘莉亚，我们将被遗忘，没有人会记起我们，也许，我们枉活了一世。”

“你别胡思乱想了，”裘莉亚小声说，“太晚了，咱们进屋去吧。”我们回到屋里。我们做爱。这是我们的告别。从那之后，我还见过她很多次。[1]

[1]请读者允许我们在这里作一个主观的注释。我深深理解那个年代人的悲剧。尽管我们从研究者的角度不允许自己感情泛滥，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痛，这些人屡经磨难，个人生活被彻底粉碎，我们为他们难受，为他们落泪。我们这些生活在半个世纪后的人是多么幸运啊，即便我们有烦恼，也会被工作的快乐所掩盖。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以他们的方式感受的快乐，跟我们也曾感受到的没什么两样! 再次请读者原谅这些离题的话。——历史学家批注

46 奥勃良谈绑架案

当时老百姓经常到伦敦老城购物。或许他们抱着幻想，希望能够买到点什么以减轻家里可怕的食品短缺。尤其是在周末，他们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里，只要买到一点什么，就会兴高采烈，，假若空手而归，便会懊丧地喝酒，直到喝得不省人事。这些倒在街上的酒鬼让我们很头疼: 精保局没有能力维护日常的公共秩序。

那是8月份的一天夜里，两个醉醺醺的穷鬼——不是印度人就是巴基斯坦人——在1968-1969年战争烈士纪念碑[1]前撒了泡尿。精保局警官检査他们的身份。他们没有身份证——这对老百姓来说不是什么大事一还跟我们的同事大喊大叫。他们被带到附近的一个执勤哨所，在那里——看起来——他们被关照得过度了一点，因为其中一个在第二天断了气。

本来这件事很正常。[2]在大洋国的历史上早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可是，第二天死者家属来到伦敦城里，在精保局大吵大闹。他们的举止很不文明，结果也被拘留起来。

第二天，在伦敦城周围的工业区，几千名飞机制造厂工人举行罢工。我们并没有接到什么特殊的报告，所以只派去一个班的精保局小分队。没想到老百姓手执混棒朝我们的人扑来，缴了他们的械(这真是个英雄壮举:几千人对付二十个人! )，把他们关在一个工棚里。其中一名被放了出来，回到伦敦传信: 如果不在二十小时内释放被押者，他们就把工棚烧成灰。他们还要求精保局在电视里公开为此事道歉。

总之，我们非常紧张。而且我们知道，煽动闹事的并不是什么乌合之众，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伙，领导人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斯坦雷的巴基斯坦管道清洁工。

这位穆罕默德在60年代爆发的反宗教运动中失去了父母。青少年时代，曾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他乘博物馆大扫除之时偷走了[3]一本英语版的《古兰经》。从那之后，他成了虔诚的穆斯林，并以这种虔诚精神打造了一个狂热的世界。他跟命运相似的孤儿[4]一样，也过着平淡无奇的平民生活，他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十二年里，生了八个孩子，毫无疑问，他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了穆斯林洗礼。[5]当他传播教义时，我们自然没把他放在眼里，事实上我们从来不管百姓之事。结果，突然有一天，在伦敦的边界，我们被一群充满憎恨的狂热分子所包围，他们都是伊斯兰人，既不吃肉，也不信奉老大哥。正如常言所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我真想知道这句格言、这句恐怖的睿语究竟出白什么人之口。)[6]

[1]指大洋国和欧亚国之间为了争夺马达加斯加岛进行的战争。激战中，岛上的土著居民全部被杀。没过多久，获胜的欧亚国撤离了那个没有任何经济用途的荒岛。因此，那次战争毫无意义，也许包括研究所所长在内的欧亚国著名的学者们对此另有高论。——历史学家批注

[2]奥勃良的这句话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争议。这事怎么能说“很正常”?不管死者是一位多么普通的工人，难道他们就应该无辜死去?很遗憾，在欧亚国的历史学界，也深受所谓“新讥讽学派”的严重影响，他们认为人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客观对象。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家批注

[3]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占有一件没有任何人需要的东西能否算偷”? ——历史学家批注

[4]根据后来的统计，在大洋国，出生于1958年的孩子23%都是孤儿或半孤儿。顺便提一句，本文的作者也在孩提时代成了半孤儿，受到继父的肉体虐待。这实在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命运! ——历史学家批注

[5]看起来，大洋国直到那时一直都在追害宗教，以至于分不清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顺便提一下，穆罕默德·斯坦雷代表的宗教派别，既不是什叶派，也不是逊尼派，而是属于一种听取自由意志、无需祷告的派别，该教派认为每个人自己就可以与真主建立联系，人们没有必要所从安拉的教导。这是一种逻辑教义，看起来相当民主，就像某家所谓的“学院研究所”实行的那样，所长强追所里的同事接受他自己的历史概念! ——历史学家批注

[6]这句格言出自卡尔·马克思。一个秘密警察竟如此无知，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值得指出的是，在欧亚国“比较有修养的”阶层也未必拥有更多的知识。我们要知道，比方说在我们研究所包括所长在内的同事中，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句引语的出处。——历史学家批注

47 关于绑架事件的官方公告

大洋国通讯社接受委托发布公告如下:

在伦敦附近，一批恐怖分子扣押了一支正在执行任务的精神保卫局小分队。他们提出无理要求，并威胁将以卑鄙的手段杀害那些作为人质遭到非法绑架的保安人员。

我党宣布，扣押人质是破坏国家秩序与人权的严重犯罪行为。[1]因此，我们不能屈服于平民恐怖分子 (大多数是移民来的阿拉伯工人的后代) 施加给我们的压力。

现在所有那些嘴上挂着“谈判”和“人道主义”的家伙，实际上都是那帮聚众闹事者的精神支持者。因此我们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坚决打击恐怖分子。

[1]我们不喜欢做浮浅的比较，但这一定罪还是让我们联想到某些学术权威的思维方式，他们只要遇到一点点反对，就立即给对方扣上“暴力”的帽子。是的，亲爱的读者，首先想到的是我的上司、研究所所长，我之所以很难心平气和，是因为我已经忍无可忍! ——历史学家批注

48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8月18日会议的记录

出席者:史密斯，安普尔福思，赛麦，米勒，维特斯。

史密斯提议，(1)公开声援示威民众并与他们建立联系; (2)对恐怖行动给予行定;(3)要求政府下台;(4) 惩罚涉嫌杀人的精保局人员。

裘莉亚: 史密斯的提议无法接受。知改委要严肃认真地与不负责任的平民暴动划清界限。对史密斯来说，团结只不过是个借口。他是想借此为运动招募追随者。但不是所有的借口都是对的。

安普尔福思: 为什么非要在这件事上表态? 平民不该在纪念碑前撒尿，警察也不该逮捕那两位平民。现在一切都会赖到我们头上。

维特斯: 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表态。我们要谴责平民的行为，同时也要抗议精保局的暴力镇压。在这桩人质事件中，知改委要不要从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这样一来，史密斯的一部分提议也可以实现。在纪念碑前撒尿，本身是件不文明的事。

史密斯: 对保持英雄纪念碑的清洁不感兴趣。认为出面调解的建议简直是胡扯。一切都是胡扯。只有跟平民建立联系才是正事。

裘莉亚 (讥讽)：那我们干脆放弃改革的方案，跟老百姓一起到战争纪念碑前撒尿去好了。问题是，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们的家属将作何感受?要是以后精保局的警察们将所有恐怖行为都归罪于知改委该怎么办?

史密斯(毫不在乎):爱怎么归罪就怎么归罪!我才不管他们呢![1]

裘莉亚 (继续) : 要是整个的人质事件都是精保局策划的该怎么办?

史密斯(语调尖刻):你别忘了，米勒女同志，《时代》文学副刊和星期一倶乐部也是精保局的人策划的。但我们没必要为此舔一辈子精保局的屁股。

赛麦:坦率地说，我们确实应该跟平民建立联系，不为别的，就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政治有自己的逻辑，政治不是咖啡馆聊天。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扼住那只可能结束暴君性命的手，那么我们还不如不议政呢，而是把《哈姆雷特》当做我们的计划好了。

裘莉亚: 认为赛麦的话是人身攻击，所以一气之下甩手而去。(离开了会场)

史密斯: 为裘莉亚的离去感到非常遗憾。但仍旧坚持自己的建议: 有谁同意跟巴基斯坦人取得联系?

安普尔福思和赛麦表示同意，维特斯提出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与恐怖行动划清界限。

史密斯宣布，多数成员通过了他的提议。

[1]史密斯的这个绝不讨价还价的革命态度实在令人钦佩!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时刻，别的什么都可以忽略不计！推翻暴政如此，鞭挞学院研究所内贪污腐化、高高在上的领导层也是如此。此时此刻，我也不在乎所长对我的看法，尽管我还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鞭挞。然而事实上是，这里进行的一切勾当，早就应该被揭露!而且是以人类尊严和科学良心的名义! ——历史学家批注

49 裘莉亚谈自己与知改委决裂

我与史密斯分道扬镳。不，我并没有背叛我过去的信念，只是远离了政治漩祸。我含着眼泪坐在《哈姆雷特》空了半场的观众席上(狂热的学生们这时都去参加政治集会或安普尔福思的音乐会，更何况，当时是夏天)。我坐在那里，心里盘算着等暴风雨过去之后，我什么都不干，只搞戏剧。因为只有戏剧最有意义。我将把莎士比亚、本·琼森和萧伯纳的戏剧搬上舞台，他们的作品是永恒的。的确，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只要一个制度可以让《哈姆雷特》顺利公演，不会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联想到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个制度就不再可怕。[1]当时我已经——无论是在核心党内，还是在精神保卫局里——看到了那些想从老大哥的暴政迷幻中挣脱出来、想要建立一个良好体制的力量。我承认并相信，我站在同一面年轻、革命、曾引导我与暴政作斗争的旗帜下: 我是温和派! 不能用狂热对付狂热，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因为那样我们会陷入一个魔圈里。今天，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寻找冲突。想来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策略，尽管史密斯当时并不想看到这一点。

[1]虽与原文无关，但我还是想说：我之所以没能涨工资，就是因为所有人参加了上司的生日晚会，只有我以生病为由没有露面。当时上司写的关于大洋国经济生活的新书刚刚出版。拍马屁的同事热热闹闹地祝贺他，上司——充满快感地——亲自在自己的烂书上为他们签名。我真想杀了他!——历史学家批注

50 奥勃良谈与史密斯的决裂

自打我得知史密斯想与阿拉伯人[1]建立联系，我就与他决裂了。我对他明言:“伙计，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我一点儿也不反对他们集会，讥讽，唱歌。甚至，尽管我认为征集签名也不是件好事，但我能容忍。但是与平民为伍!算了吧!这个——你别在意——我不会参加。你们愿意做你们自己去做。我不想做这种火上浇油的事。我顶多充当灭火者，但也不太情愿。”

我读了他们的宪章。那还是幸福的派逊斯，那个很容易睡觉的历史学家从《大宪章》《独立宣言》和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狗屁文章里剪出来的。都是些空洞的废话，“每个人都为自由而生……”真是笑话。[2]

再者说，当时我差一点离开精保局。那帮处理人质事件的家伙，都是些无与伦比的懦夫，他们愁眉苦脸，束手无策。有些精保局警官忧心忡忡地说，那些，人质都有家庭，有孩子。这是什么屁话，难道那些阿拉伯人就没有孩子?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对自己也要狠一些，我对他们讲。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放人，马上就会爆发一场雪崩。

我是对的。那个还活着的阿拉伯人被释放，精保局一位高官在电视里闪烁其词地道歉(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份耻辱)，老百姓为遇害者举行罢工。现在他们才不管我们后不后悔:要求政府下台，惩罚凶手!

我们为放回来的精保局人员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宴。精保总局局长、核心党的全部高官和欧亚国大使纷纷出席。气氛欢乐，也许欢乐得过分。他们嘲笑那些突然异想天开、想要自由传播伊斯兰(一种宗教! )的老百姓。精保局局长笑逐颜开地指着城郊的方向说: “这个地方，交给你们了。”

[1]原文如此。本书中穆罕默德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人，不能称为阿拉伯人。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一点，使作者将两者混淆。——编者注

[2]你看，警察也这么说，就像我的上司在他那本新出的、由我为他搜集全部资料的“历史性” 专著里所说: “从人们出生的相同生物环境中抽取某种先验的平等是可笑的歧见……”先验的！——这是他喜欢的表述。同事也都这么叫他(当然是胆小地在背后叫! ):那个先验的。顺便提一下，《大洋国法律宪章》是由那里的“科学知识界专业权威”补充的，只是漏了这句话。我们的所长也游刃有余地销毁那些与“回忆”相符的重要历史文献。好吧，关于这个，咱们回头再谈，亲爱的先验先生! ——历史学家批注

51 史密斯谈与穆罕默德·斯坦雷的历史性会面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瘦长，有着一头黑色鬈发的男人。浅棕色的额头下，一双孩子气的眼睛微笑着望着我。他在一幢总是敞着门的小屋内室里接待我。他请我稍等一会儿，因为他正在做常规性的日间祷告。他向东方鞠了几次躬，友好地转向我说: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我亲爱的不速之客?”

我告诉他，我是伦敦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派来的，为了协同行动，前来与他们建立联系。我向他毛遂自荐，愿意为领导罢工的工人委员会和他本人出谋划策。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和蔼地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

“穆斯林不需要军师。穆斯林有日夜呵护他们的军师。”说着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古兰经》，“你看到没有?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从这本书里都能找到智慧的建议。当然，我亲爱的不速之客，”看来他已经坚定了意志，从现在开始他只会这样称呼我，“你不要认为，如果你向我们求援，我们会拒绝。真正有信仰的人，. 会与他喜欢的人分享最后一块面包和所有的思想。你们城里那边有什么新闻? ”

我告诉他，我们在征集签名，还告诉他，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已经在各个街区建立了组织。于是，我又小心翼翼地言归正传，再次表明此行的意图: 我们愿意与要工工人合作。比如，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在《时代》文学副刊上报道他们的斗争，因为《时代》总是误导读者。比如，我们可以写关于他们的详细报道，配照片发表。

“写报道?”穆罕默德惊诧地问，“有什么好写的?反正大家都不识字。我自己也是一个文盲。”[1]

“怎么可能都不识字?”我反问，并为穆罕默德对我们的合作机会表现得如此不屑而感到懊恼。

随后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 “大家” 是指他们的贫民区，那些人确实不识字。但我还是补充道: “你们不要只想自己。城里人会读，而且不是随便乱读。”

“那你们就写吧! ” 穆罕默德用略显兴奋的语调说，“但重要的是，要写事实。”

我向他保证，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编瞎话。随后，我向他转达了知改委某些成员对他们以绑架人质作为政治手段感到担忧。我认为，搞政治只能使用诚实的手段。

他无可奈何地摊开手。

“我亲爱的不速之客，” 他说，“真主之所以创造政治，不是为了让我们变纯洁。要想达到纯洁的目的，我们可以信宗教。再者说，”他用安慰的口吻补充道，“秘密警察吃的手抓饭，跟我们吃的，跟你现在将要吃的一模一样，我亲爱的不速之客。”

大房间的长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桌旁边围坐着八个孩子，最小的三岁，最大的十四岁。穆罕默德的妻子，头戴面纱的法特梅为我们端上没有肉、用植物作料调味的素餐。

“你是不是对我们的习惯感到奇怪? ”穆罕默德转向我问，“我是说，我们不吃肉的生活方式，党惟有在这一方面支持我们……至于法特梅戴面纱，那是她自己的决定。并不是总能看清楚，也不是看上去总很好看。”

次日，改革委员会向我询问会面的情况，我只跟他们说了一句话: “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饭菜。”

[1]这句话与事实有些矛盾，革命遭到镇压后，在抄穆罕默德·斯坦雷的家时，发现了麦考利、梭罗、老子、托马斯.莫里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乔治·奥威尔的书。详见《焚书单》。——如此看来，穆罕默德与我们的顶头上司恰恰相反，我们的上司表现得非常有修养，但实际上根本不读书。——历史学家批注

52 驳斥与招标

《时代》，1985年9月

大洋国通讯社在相美地点经授权公布公告如下:

某些国外媒体机构企图对大洋国的艰难状况轻描淡写，他们声称，大洋国的体制稳定，政府能够控制局面。

这是彻头彻尾的流言。事实上，整个国家都陷入罢工的浪湖，经济状况面临崩溃，领导集团无力履行职责。外围党甚至核心党的大量党员与我们反目成仇，煽动反政府主义的文学不经审査地自由传播，无法遏制的犯罪浪潮包围了大切市，整个国家正朝向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发展。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老大哥几十年来暴政的结果，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现在国家机器的无能与腐败。

鉴于目前的危险局势，政府公开宣布招标，征集能够让国家走出危机的计划。我们愿意跟任何人一起探讨这种方案的可行性。竟标采用保密的方式，使用代号。我们将为获奖者颁奖:

一等奖 赴香港销魂旅游一个月

二等奖 一万布拉扎维列元

三等奖 欧亚国建筑师在苏格兰设计的别墅

投标期限: 四十八小时!

9月

53 奥勃良谈大洋国体制崩演

独裁者们的垮台有着各自不容否认的征兆。据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博马合的《费加罗的婚礼》的首演就是其前兆。俄国大革命的前夕，沙皇家族的亲信拉斯普金被杀，推倒了支撑体制的最后一根支柱。[1]

就从《时代》破天荒第一次讲了实话的那一刻起，大洋国开始了确凿无疑的崩溃。事实上，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媒体像白痴一般地回避现实，就已经承认了体制在瓦解。不过，这毕竟以出色的手段——即便在如此尖锐的局势下——避免了在公众面前毫无遮掩地坦白事实。

请别误会:我并不想责怪那位可怜的记者，毫无疑问，他也是奉上方之命撰写那篇令人羞惭的招标公告，终于跟几十年来的传统决裂。迄今为止，媒体从来不是“事实”的报道者，而是充当了各个时期的政治工具。所以我说: 我不想責怪措辞的人，他只是履行了他的职责。

但我犯了错误，甚至我指责了愚蠢、贪污的机构，导致情况发展到这一步。他们要为1984年12月以来在大洋国发生的一切负责。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我没有极力提醒他们注意危险。

(而且他们连替罪羊也没有。自从犹太人为了躲避大屠杀于1963-1964年逃到中国之后，再不能把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再没有人替他们背市民副食品短缺的黑锅。)

大洋国的末日到了。史密斯他们为《十条提案》征集签名，三天之内，有八万五千人签字。我们没有招惹他们，他们没有加入到工人的行列，我们就很高兴了。当时我们以为那是温和派影响的结果，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是穆斯林拒绝与他们合作。

的确，也有出人意料的惊喜。比如，裘莉亚·米勒没有在提案上签字。我对这个女人始终都有某种信任。

总之，反动派发起了双重进攻，其中一个是贫民区的平民，其主要危险是群众运动; 另一个则是知改委，它的威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2]

实际上，史密斯之流已经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他们征集的签名将近十万。但他们的工作枉费气力。因为三天之后，罢工冲进了白金汉宫，递交了请愿书和通牒，从此之后大洋国不再拥有政府。[3]

[1]你看，警察也开始大谈历史。但愿他的博学不会让他短命。我憎恨这种人——我的上司也属于这类——在伪客观、假冷静的阐述中包裹着原始、本能的冲动。不，我的上司，由于那次你在走廊里对我的侮辱 (“你今天忘了刮胡子”)，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 ——历史学家批注

[2]可恶的警察，仿佛整个这场运动并不是由他挑起的似的!我们既然说到这里，那我就再说一件事: 在我们这里也有警察监视! 只是看不到警察而已。上次，我们在研究所里拆一堵墙，所长想从我的办公室里抠出几平方米，好让他的办公室里有独立的厕所。想来，他不能跟一般的研究人员去同一个地方拉屎。两个工人在拆对面的墙壁，突然其中一个向另一个大声喊道: “你这个蠢货，你把瓢虫切成了两半! ” 我心里暗想，奇怪啊，增里怎么会有瓢虫呢?更何况在冬天，因为当时正值12月份。这些工人心肠多好，居然为一只可怜的小瓢虫惋惜。我走到墙边，想看看那只可怜的瓢虫。但工人们开始大笑起来，其中一个说:“没关系，它照样运转。”我这才发现，他们说的“瓢虫”，原来是一个鸡蛋形状、巴掌大小的窃听器。所长居然使用这样卑鄙的仪器，毫无疑同，他这是想窃听我说什么。不过，他从我嘴里一个字也听不到，因为我坐在那里打字，从打字机的响声里他什么也听不出来。我一字不漏地将心里的屈辱都写进批注——哈哈哈，这是多妙的主意啊! ——而且我还利用时机，用微缩相机拍照，然后直奔香港。周末结伴旅游——特別推荐，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周末! ——在参观两个博物馆的中间我悄悄溜走，不会有人杯疑，因为这种时候所有人都去妓院，我则将材料交给“新天才”，那是一家正经出版社! 之后，他们愿意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历史学家批注

[3]我觉得自己非常可笑，就是去欧亚国也可以。只要别跟上司或老婆在一起。另外我还想说：我是教徒。没错，上帝确实存在!我在香港拔掉嘴里该死的金牙。以后我不会再吸里期六的大麻烟，而是代之以泻药，反正检査没那么严格! 我痛恨必须的举家飞行，我还不如住进疯人院，那里至少可以自由地骑自行车。我不想做爱! ——历史学家批注

54 史密斯谈大洋国体制崩溃

当时在星期一俱乐部里，历史学家们正在进行期待已久的大辩论，讨论老大哥独裁到底有什么必要性，60年代革命的衰亡到底该从何时算起。102岁的老党员，革命老将普利特也参加了辩论，他是坐在轮椅上，在热烈的掌声中被人推进栗树咖啡馆的。

普利特没能说出什么触及事件本质的有用的话; 早在 30 年代，他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的立场要比曾经的芳动党和共产党都左，通常来讲，英国工人运动两大派系的政策都会遭到他的否定;劳动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来的失败主义被他嗤之以鼻，共产党只是嘴上的革命者，因为没有采用炸铁路这一最为有效的阶级斗争手段。普利特也不过是理论上的炸铁路圣徒，事实上谁也没有见到他手里攥过导火索。他公开宣称，社会矛盾的惟一解决方式就是毀掉无论对哪个国家体制来说都是重要经济与军事命脉的铁路。老大哥是惟一一位对普利特理论的重大革命意义表示肯定的入，，这个老家伙在劳动营里蹲了二十年，在那里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跟曾经的劳动党和共产党对手进行辩论。

实际上辩论没有任何结果。一位历史学家试图用 “英格兰从来就没有过民主传统”的说法来证明老大哥体制的必然性。[1]

“十分典型，” 他在讲话中说，“在革命前的英格兰，存在着上议院或王室之类的反动机构。老大哥权力独裁有其土壤，并不奇怪。”其他人对这个观点表示异议，甚至直接认为，与60年代扎下了根的暴政相比，不仅之前的那个政权，包括亨利八世的体制在内的所有早期政府都会显得更加民主。“当然，”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补充道，“即便如此我并不想说，我们现在应该重新恢复亨利的封建独裁统治。”

还有个问题也提了出来，60年代的革命究竟到何时为止是积极的?一个与会者认为，准确地说，革命一直持续到1963年7月12日下午4时，因为老大哥在那一刻发出那道关于组建安全委员会的著名指令(现在称为:精神保卫局)。有人反对，认为一直到1963年8月革命仍在进行。“让我们回想一下，那时学校里还免费发牛奶!”有人提醒，但立即有人喊道:“在1963年5月，《哈姆雷特》就被禁演了!”但那位历史学家根本就不想听大家说话，他说，精神保卫局在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当大家辩论到这儿，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们破门面入，激动地告知:普利特和穆罕默德·斯坦雷一起带人正朝伦敦市中心进发。

起初，历史学家对年轻人——这些白痴飞机设计师——打断了这场有意义的辩论感到很恼火。但是很快他意识到，历史本身要比关于历史的辩论更重要，这时，学生们已经站在栗树咖啡馆的大堂中央。

“我看，老伙计，” 他小声对坐在吧台后面、主席团中间的安普尔福思说，“你明天的音乐会将要取消。但你不要难过，大洋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麦克风，很快就将属于你。”

我们终于行动起来，向政府递交改革计划书，或许将从他们手中接管政权。首先，我打电话到白金汉宫。对方没有人接电话。因此，我们不假思索地朝那里动身。街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我们来到白金汉宫前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万民众。

门口没有卫兵把守，也没有身穿黑色制服的精神保卫局警察。我们推开宫殿大门，宫内也不见卫兵的踪影。在反常的寂静中，我们穿过一层的走廊。楼道里空空荡荡，房间的门都敞开着，电话线都给割断。楼上的党部办公室里乱如狼藉。家具相互叠落。壁炉里成捆的文件烧了一半，冒着浓烟。

我们相互望了一眼，“看啊，这些家伙滚蛋了!”赛麦跟我小声耳语。“他们逃跑了!”维特斯叫了一声，然后激动得哭起来。我也一样，兴奋得流泪。我们彼此拥抱，相互亲吻。安普尔福思用嘶哑的嗓音大声喊道:“弟兄们，大洋国自由啦! ”

我们冲到楼上的阳台，向全伦敦人宣布:“革命胜利了!”“知改委接管政权了!”广场上的人群如浪涛汹涌。我心里在想:他们是否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因为我们没有麦克风。“你说吧!”我对赛麦说，出于激动，我浑身发抖，“你的声音比我们的都大! ”

“不，”赛麦揺头，“这个时刻该由你讲话!”我们都没有做这样的精神准备，互相退让这伟大一天的历史性荣耀。

这时候，从广场另一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个喊话声。那个声音柔软、润滑，略显紧张，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接管政权迟了一步。

[1]尊敬的同行忘了，人类大屠杀——在老大哥统治的大洋国曾一度盛行——同样也未曾有过历史传统。看起来，还是可以在新的时期引入某种新的手段……看哪，我们的上司也时刻不停地进行尝试。比方说最新一次，要求所有同事必须在每份论文里至少从他的书里引用一句话。或者，最近只能用手帕去抓研究所的门柄，以免过早变旧……好啦，不要离题太远！最近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且还知道此时此刻我将实施我的计划。——历史学家批注

55 穆罕默德·斯坦雷于1985年9月2日向伦敦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

亲爱的英国人民!你们看不到我，但我能透过窗户看到你们。我还能看到，外面冷风袭人，你们在发抖，所以我只讲几句活。

我们推翻了老大哥及其余党的血腥专制! 垮台的内阁逃胞了，带走了国家所有的黄金。但是没有关系!你们高兴地听着，我在这里宣告:真正诚信的英国工人委员会成立了，并且接管了国家政权。我们将惩罚罪犯，但不会冤枉好人。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的计划，是伊斯兰与自由的计划。尤其是，我们不是政治家。

面包会有的，肉会有的，以后不会再有战争。民主的伊斯兰教重新闪烁出昔日的光耀，吸取了天主教、犹太教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精华，但剔除了它们所带的糟粕。

大洋国崩溃了。英国诞生了。独裁灭亡，国家万岁!一切自由! 你们可以去你们想去的地方。但你们不要做蠢事! 明天，我将在同样的时间里向你们讲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所有人都颂扬你在天堂的荣耀!前进吧，以色列人，主会保佑你们的!哎呀呀!没问题!祝大家好运!真主阿卡巴!

56 史密斯谈革命的日子

我已经第四天没睡觉了。每个昼夜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街上度过的。我一点不累，而且不困。我既不饿，也不渴，而且没有丝毫的孤独。

我走在街道中央，在人群中朝前钻啊挤啊。有时被谁叫住，拥抱，亲吻。“我们胜利了!”对方附在我的耳边喊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是我的朋友。还有的时候，我拍拍谁的背说:“你听说了没有，他们滚蛋了!”我大声嚷道。“再喝一口!”对方高兴地应道，并朝我递过威士忌酒瓶。这是我的兄弟。

人群就像一头醉醺醺的大象，狂笑着忽左忽右地甩动鼻子。“草民万岁!”有人声音嘶哑地冲我喊，立即响起了大合唱:“草民万岁!”矿工们来了，电工们来了，他们全都穿着制服。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手里挥舞着彩色气球。

在胜利大道上，有人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摘下路牌，然后贴上“失败”的字样。第二天，城里所有用“胜利”命名的街道、广场和机构，都被相继改名为“灾难”、“惨败”、“垮台”或“破灭”。

在一个街口，有人在分发煮香肠和番茄汁。人们将之想像为啤酒。女摊主手里拿着一支话筒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好好排队，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口! 这是军事舰队送给伦敦人民的!没有面包，也没有芥末酱。没有关系，现在这样也很好吃。

在电视机工厂前的人群黑压压一片，从院子里传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人们正用斧头劈砍电视。非常奇怪，在人们的脸上看不出有任何的愤怒，而是快乐和孩子式的顽皮。有人将荧光屏砸到一棵树上，嘴里叫道: “去他妈的憎恨训练! 滚你妈的电视体操! ” 荧光屏随着一声怨艾的闷响被摔得粉碎。

人们在皮卡迪利木偶剧院看演出。一具木偶演的是老大哥，另一具演的是老大姐。老大哥正从后面干自己的老婆。他非常想干，但却没有能力。“对不起，帕蒂，”独裁者叹了口气郁闷地说，“我被国家大事搞得彻底阳痿了。” “别着急，老大哥，” 这时观众席里有人喊道，“回头让果尔德施坦因操她吧。”哄堂大笑。

在广场的另一侧，苏格兰人穿着被禁止多年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观众们迷上了苏格兰人的裙子，不出几日，男子的花格裙在整个英格兰流行起来。舒缓、幽怨的风笛声在广场上空回旋。有一队与众不同的游行队伍朝着曾经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进发。他们是刚从伦敦疯人院里放出来的精神病人，这时候威斯敏斯特教堂已经成了逃亡医生和护士的避难所。“他们都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其中一个精神病人说，“现在得给他们重新洗礼。” 那人随后转向我，“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我是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

小学生的队伍来了，队伍前边走着一辆马车，马车上装满他们喜欢的玩具。有人掀开了下水道的铁栅栏，将打仗玩具和哈卡伊儿童团袖章一股脑儿地全倒进去。与此同时，另一辆马车也驶过来，上面装满了玩具厂革命委员会从玩具厂仓库里找到的三千件小熊小狗的玩具，统统分发给孩子们。

在泰晤士河的一座桥头，一个乞丐在唱一首乔 · 希尔的歌。跟前有一张纸上写着:“我不接受救济金。”在昔日海德公园的演讲角，重又形成了政论辩论会。至少有四个人同时发言。与其说是演讲，不如说是在吵架。一个穆斯林工人要求实行多妻制，一个长发青年要求吸毒自由。在两个人跟前，精神保卫局警察排着长队，正在痛哭流涕地进行自我批评。“我充当了暴政的工具。” 有人讥讽地立即反驳，“你们也都捞足了。”“不要难为他们!”人群里有个学生说，然后转向一个露了馅儿的秘密警察，“回家去吧，老伙计! 好好把自己灌醉了。至少你该感到高兴，以后你用不着再杀人了。”

市中心，有人用石头砸开了一座核心党秘密商品仓库的玻璃窗。墙上写着警告语:“革命不是抢劫!”为了保证仓库安全.，有工人民兵进行把守。

夜幕降临。夜幕下的城市没有照明。在精神保卫局大楼前的空场上，燃烧着一堆旺盛的篝火。楼里的人从窗口扔出一捆捆的秘密报告、检举信和匿名信，楼下的人再将它们扔进火中。当簿火眼看就要熄灭，一群学生前来支援:他们带着火柴，点着了全年的《时代》报和老大哥肖像。

那些已经变得一钱不值的废纸，被人们用于神圣的目的。在胜利广场上，人们搭起了伦敦城里第一座公共厕所，少说也有六十米长。伦敦人兴高采烈地排着长队，手里捏着有人当做卫生纸分发的质地柔软的大洋国钞票。

我已经四天没睡觉了，然而只要革命还在进行，我根本就没有睡觉的念头。人要是能把所有醒着的时间连到一起过该有多好!之后再睡，让睡眠与死亡融合到一起。[1]

[1]除了史密斯颇具梦幻的记录之外，并没有留下关于所谓“五日共和国”历史的太多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另外两位回忆者奥勃良和裘莉亚·米勒则表现出极大的沉默。后两位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搭乘政府特别专机飞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并在那里等待暴风雨过去。在女部长的回忆录里，只写了下面一段话:“我在9月2日到7日之间那几个不眠之夜里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的责任……” 奥勃良则在事发后不久遮遮掩掩地写道: “在那几天里，我没有刮胡子，没怎么睡觉，想了很多。” 很可能，三位回忆者对革命事件的评价迥然有异，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失眠。——历史学家批注

57 墙上的革命标语摘抄

做现实主义者——追求不可能！(一个学生)

“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卡尔·马克思说。所以:爱尔兰万岁! (一个秘密的天主教徒)

上帝啊，你是否也是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的支持者?(一个秘密的圣公教神甫)

犹太人该为一切负责!(一个反犹分子)

像你这样的家伙，都应该被吊死!(一个人道主义者)

穆罕默德! 我想跟你睡觉!(一个曾经的性爱管理人员)

重新回到资本主义!(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者)

重新回到社会主义! (一个曾经的资本主义者)

朱迪爱托米，托米爱丽兹，丽兹爱乔治，乔治不爱我，孩子们，我们的爱情不能共享?（苏兹）

外国的万岁! 国内的下台!(一个世界公民)

美好啊美好，革命真美好，但靠着退休金我怎么能活?(一个退休的核心党员)

去死吧你! 你要是没钱死，我们给你凑!(一个从来没有入过党的人)

寻物启事!我丢了一只三个月的猎狐犬(棕色毛)。如果有人找到，请于明天下午两点在白金汉宫门口交给我。(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女人)

想找一位宽胯巨乳、思想革命的姑娘或离婚女性，一共三个! 十万火急，因为我担心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一个悲观主义者)

被压迫的同性恋者! 明天下午三点钟到胜利蒸汽浴室门口前集会。让我们成立红色基佬俱乐部吧!(一个曾经道德观念很强的党员)

我认为生存决定意识!(一个哲学家)

你错了!(另一个哲学家)

委员会政权是政府形式，不仅可以弥补国家机器的不足，而且势在必行。(弗拉基米尔·列宁)

留下你的地址，弗拉基米尔!我想请你喝扎啤酒，咱们好好辩论一下。(一个学生)

我很寂寞。谁肯救救我?(一个士兵)

你救的那个人可以救你。(一个女演员)

谁想找宽胯巨乳、思想革命的姑娘?我就是。我就站在对面副食店门口。(学经济的女孩)

爱永远不会穷尽。谁想就这个问题跟我辩论(耶稣基督)

你在哪儿，列宁?你要还不露面，我就跟耶稣走了。(一个学生)

如果你没有受过私刑，那你一定是个烂货。我会找到你，踩死你。(一个滑稽演员)

狗找到了，谢谢!(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女人)

老大哥还活着!(一个忠诚的党员)

我认为，你错了!(一个不忠诚的党员)

弟兄们，做好准备!欧亚国军队已经逼近!将有一场血战!(一个革命者)

让我最后再在这里写一句: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自由万岁……

58 大洋国临时政府声明

公民们:

经过这些悲壮的日子，你们在祖国的历史上大书特书了一笔，我们大洋国的爱国者们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作出决定，建立秩序; 成立团结一心的临时政府。为了整顿秩序，我们已向欧亚国盟友请求帮助，他们对此没有拒绝。欧亚国政府领导人告诉我们，根据他们在和平协议中责任，我们一旦遭到第三国侵略，他们将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

我们不再忍受老大可及其党羽的罪恶统治。我们作为英社原则的追随者，将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维护1965年究法所保证的自由权利。为了建立秩序，落实工作，我们制订出紧急计划如下:

(1) 可以自由信仰伊斯兰教。

(2) 每日工作时间八小时。

(3) 将有面包和肉吃。

(4) 创作新的文学艺术周刊。

(5) 解散精神保卫机构，成立警察局取而代之。

(6) 合并核心党和外围党。

(7) 取消强制性的广播体操。

(8) 媒体丰富多彩。

(9) 电视台播放娱乐节目。

(10) 我们将保护古老英国的文化传统 (莎士比亚戏剧等)。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计划取得公共與论的信任，另外，102岁的老将军普利特同志、杰出的戏刷家裘莉亚·米勒同志、才能出众的经济学家维特斯同志也已经投身到我们合法而正义的1985年春天改革运动当中来。这三个人都曾亲历过老大哥暴政的残酷折磨，所以肯定不会再建立一个类似的体制。恰恰相反，他们吸取党与曾经的精神保卫机构忠诚、温和的基本原则，想用温和的手段建立秩序和合法统治。与此同时，我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是，欧亚国军队立即从我们的国家撤出去。

政府首脑[1]

[1]大洋国革命失败之后，1962年制定的关于“为了避免造成个人崇拜，各届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名字均不得公布”的法律继续生效。新政府的首脑是谁，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人猜测，政府首脑就是琼斯，在当年的大清洗运动中他并没有被处死。事实是，这位不知名的一号人物从1985年9月开始领导了大洋国长达三十年之久.。电视讲话可以引以为证。那位矮个、肥胖、禿顶的男人用平易近人的语调向老百姓讲话，经常开玩笑，并利用每次的机会反复强调: 大洋国实际是一个小国。这个说法与人们的日常体验十分相符，所以得到了全国各个阶层人的赞同。只有少数遭受重挫的铝派分子除外，他们始终坚持认为大洋国不仅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现在还是。因此，在民众与政权之问以这种方式达成了某种共识。90年代末，人们接受了这种普遍观点，对于革命失败后的残酷复仇，政府首脑既不知情，也未同意，大多是在他到国外出访期间发生的。与这个人物有关的都是一些令人愉悦的事情，比如组织去香港集体旅游(1993年)，重新允许打桥牌(1994年)和商店里出现小泥肠(1995年)。感恩的大洋国公民不无温情地给他们的政府首脑起了一个“小大哥”的幽默绰号。——历史学家批注

59 史密斯谈革命失败

他们是在星期日凌晨开进来的，当时伦敦还在沉睡。悄然、怪异的沉闷声响，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然而飞行的欧亚国士兵已经在屋顶降落，几秒钟后就已跃入楼上的窗户。行动是在寂静中悄悄执行。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可能。

他们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当然，就像飞行胶囊一样，首先是出于宣传目的。不管怎样，在最初的几日，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效果。那是一种光电自动手枪，如果谁的嘴没有咧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它就会自动瞄准发射。换句话说，如果当事人没有微笑，如果看到入侵的士兵而没有表现出欢乐。如果在欧亚国士兵的警告下，老百姓能够及时地微笑，那么手枪就不会射出子弹，而且，也不可能射出。

伦敦人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的形势。在遭到占领的最初几日，首部所有市民的脸上都挂着同一种傻笑。昨天的革命者站在胜利大道的两旁，嘴巴咧到了耳根子上，隆重欢迎开进的欧亚国军队。有的人还挥手示意，尽管这样的动作意义不大，因为欧亚国的电视新闻摄影组主要只将镜头对向面孔，试图记录下这个大洋国民众与解放者共同分享的兴高采烈的欢迎场面。

有的人在微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还有的人不时扭过头去，至少能借那个瞬问做一个符合自己即刻心情的真实表情。许多人过了几个月后，仍不能停止这种面肌痉挛式的皮笑肉不笑，尽管那时欧亚国军队早就收起了被老百姓讥讽为 “保持微笑手枪”的神秘武器。

尽管没有什么抵抗，两拨革命派还是与入侵者进行了交锋。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革命委员会成员退守到栗树咖啡馆内，用革命期间缴获的猎枪奋起自卫。但是反抗无济于事，不出半日，他们就被化成灰烟，一百二十人组成的抵抗力量，活下来的没有几个人。

相对而言，在穆罕默德领导下的城外工人组织的抵抗略有成效。他们高举着先知的绿色旗帜，对欧亚国的巡逻队发动攻击。他们咧嘴微笑着夺下敌人的自动手枪，之后将丢掉武器的入侵者扑倒在地，用力掐死。另外，面对几倍的强敌，最终还是铝派分子对欧亚国军队进行了最沉重的打击。

还有一个人孤身奋战: 安普尔福思。就在首都被占领的前夜，我们从穆罕默德总指挥部接到许可，诗人兼歌手可以使用电台和电视台的演播厅一个小时。这个巨大的演出机会让大卫激动得兴奋不已，他当晚就赶到演播厅，并且睡在那里。早上七点，音响师为他接通了一号麦克风，想当初，整个帝国都必须收听的讲话和公告都是从这里描出的。“这里是自由大洋国之声广播电台!”安普尔福思用跑调、颤抖的嗓音宣布，随后壮起胆量补充道，“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卫·安普尔福思革命音乐会。”

就在这时，欧亚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城市，然而声音传进了家家户户，图像描映在荧光屏上。大卫演唱的革命歌曲，划破了笼罩城市的恐怖死寂!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我时时刻刻为你准备着!

刀山，火海，视死如归，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后来，他唱了令人悲痛至极、旋律感人的最后一段: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你是否会志记我?

他仅仅唱了几分钟。这时候，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有四名欧亚国士兵飞进了演播厅，其中一个殴打安普尔福思，另一个抬脚踩烂了吉他，随后将无助的歌手拖出了演播厅。演播中断了几分钟，等到重新开始时，已在宣读临时政府公告。

这些情况是我在藏身的地方从一位伦敦市民的嘴里知道的。我和赛麦一起编辑新一期的《时代》文学副刊，我们似乎想，借助报纸维持我们的生命。裘莉亚和维特斯的立场转变，对我们简直是当头一棒。“叛徒!”我突然爆发出无奈的愤怒。“为什么现在说他们是叛徒呢?”赛麦嘲讽地同我，“难道他们不是在反对老大哥时成为叛徒的?现在他们只不过是想赎当初的罪。”

我们收集小道消息和官方公告。非法的《时代》文学副刊用油印机印了三百份，我们两个人写，四个人散发，主要的读者是大学生。有几份还成功地传到穆斯林人手中。

我试图用几条假新闻振奋读者的士气。比如说，我们报道，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已经改组成为革命委员会，并且很快将与穆罕默德·斯坦雷的革命指挥部建立联系。不过这条消息里也有一部分是事实，那就是我们很想去到城外，因为当时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安全地藏身。

电台每隔一小时就宣布，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区里，有几个起义者投降自首，有几个“不得不就地正法”。晩上，则以胜利者的声音宣告:穆罕默德·斯坦雷在不久前的一场交战中被占领军活捉。

官方公告的内容，我们从越来越少露面的发报人嘴里也得到了证实。比如说，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许多人在欧亚国部队指挥部门口排着长队，等着交出破旧的猎枪，换来一张豁免证书和几个可怜的肉罐头。听到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我突然对民众萌生出憎恨，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当街暴打那些手无寸铁、抱头鼠窜的秘密警察 (这类行为实在令人厌恶! )，然而现在，暴力变成怯懦的苟且偷生。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赛麦。

“不要责怪民众!”他与我争辩，“他们又能怎么办?有谁能够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他们只是想逃避灭顶之灾，只是出于本能，并不是受惑于某种理论。现在重要的不是进步和理想，而是如何能活下来，能不能领到肉罐头。”

发报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有一天凌晨，我独自留在藏身的公寓，赛麦只身出门，到航空工业大学分发新一期的《时代》文学副刊，据说在那里还有非法的革命分子。当然，也有可能他之所以出去，是为了最后再见女朋友一面。

后来，我在监狱里听说，赛麦在胜利大道撞见了欧亚国的巡逻队。“快点微笑!”对方命令。“冲你们微笑?你们这群畜生!”赛麦讥讽地冷笑说。自动手枪显示对方正在“微笑”。恼羞成怒的翻译官扑向赛麦，拔刀刺进赛麦的后背。一群微笑的市民冲了过来，护住尸体，并将最后一期《时代》文学副刊盖在他身上。

我等了赛麦两天，终于丧失了耐心。一个人在城里踯躅，我不敢回家。偶尓有熟人迎面走来，他们神色紧张地瞅了我一眼，立即绕道躲开了。满地都是撕碎的广告和成堆的垃圾，我磕磕绊绊地走到城市的另一端，来到我曾经的妻子凯瑟琳的住处。一个疯癫的主意闪过脑海，我上去找她，会怎么样? 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可以在她那里躲一会儿。她要是举报我该怎么办?唉，我懊丧地暗想，反正自由已经丧失了意义。他们肯定在通缉我，在她那里被逮捕，总比在街上被抓住好。

我跟她过了最后一个自由之夜。她一声不吭地让我进屋，但是不想跟我谈论政治。我们上床做爱是那么自然，全无条件，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彼此憎恨过一样。早上告别的时候，她送了我一条围巾。“外面很凉，” 她解释说，“晚上会更凉。”

后来，我再听说她是在监狱里。一个新来的犯人在庭院里放风时小声告诉我，凯瑟琳死了。10月的一天，她用链条将自己锁在白金汉宫的铁栏杆上，然后在身上浇了一罐汽油，点火自焚。等欧亚国士兵赶去灭火时已经晚了，不过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也无法遏止。那是从恐怖年代留给今天的信息:“老大哥万岁!消灭欧亚国侵略者!”

我漫无目标地在伦敦城里走到傍晚。我没有钱，没有家，也没有了朋友。我甚至想去占领军指挥部自首，就在这时，我发现有辆胜利牌轿车在跟踪我。一位戴着墨镜的金发女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跟两米之外的一个欧亚国军官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就是他。”

就是她!一个声音响在我的脑际。就在那一刻，我认出那人是裘莉亚。我毫不反抗地束手就擒，我被戴上手铐，塞进车里，我对我一生中这位惟一的恋人、刑室中的难友、改革运动中的同志只说了一句话:“看吧，你即使投靠了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你飞的。”[1]

[1]他们也不让我飞。在海关检査时，他们从我身上搜出了我精心藏在烟盒里的微型电影胶片。“您这是想干什么? 海关与财政检察署上校问我，他的目光让人胆寒，尽管他的音调彬彬有礼，“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放您过关。请出示证件。”

我被气疯了。生平我第一次动手打人，而且下手比我计划的要狠。上校惊愕地看了我一眼，栽倒在地。从那之后，我至今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历史学家批注

60 奥勃良谈革命失败

我在此泄露一个国家机密: 大洋国所谓的临时政府，并不是在英国境内成立的，而是在一艘名为“斯泰拉”的欧亚国巡洋舰上。这个由核心党和精神保卫局高官组成的政府在这里写下著名的《九月誓言》。誓言里说，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只要不是万不得已，一滴血一滴泪都不要流，欧亚国的占领军也表示同意.

重新组建委员会警察机构并非易事，一方面要温和，另一方面要求卓有成效. 在最初几日，我们将新体制的顽固敌人统统运到胜利体育场。在那里将他们分成三组:

(1) 需要关押者;

(2)不需要关押，但可以关押者;

(3)本该关押，但不可以关押者。

第一组人里包括穆斯林工人、《时代》文学副刊编编辑、星期一倶乐部积极分子和航空工业大学的全部学生委员会成员。(当然对于受精神保卫局委派参加上述组织的人，将免予处罚。)第二组人里包括简单信教的工人、《时代》文学副刊的订户、粟树咖啡馆的过路客人和一部分学生。第三组人里包括那些本该关押，但对我们建设新生活用得者的艺术家、学者和工程师们。

比方说，新的惩罚体制是多么因人而异:我们将曾经参加5月份《哈姆雷特》首演的全部演员都抓到了体育场。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国王被分别关押了三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和大臣波洛涅斯被判处家中软禁，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只受到口头警告，奥菲莉娅则在当天就被释放回家。

让我们的警察减轻人身伤害的程度是一件难事。无论怎么三令五申也没有用:习惯成自然。由于电力紧缺，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犯人用电刑，至于棍棒，欧亚国的专家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审讯不是工业，而是艺术。”总顾间这样认为，他的看法完全正确。

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动不动就判处死刑。当然毫无疑问，穆罕默德·斯坦雷是逃不过绞索的(不过对我来说——在审讯中我曾亲自跟他打过交道——他一点不值得同情)。我们还同样处决那些参加虐待精神保卫人员和核心党党员行动的人，对那些在国家电视机厂打砸抢的家伙也不能宽恕。我们掌握的证据多得供大于需，因为在9月份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的人到处对群众行动录像，拍照。我们向一桩桩施暴事件的现场派去的摄像师和摄影师，多得恐怕可以——如果我们给他们配备上武器的话——阻止那些可恶、残虐的民众判决。[1]

[1] 可不可以杀人?这种问法不对。正确的问法应该是:怎样才可以不杀人?哪里会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既符合人的尊严，同时又可以在市井之中有代表作用?

在这儿——“在世界上最自由的监狱里”，正像埃尔库斯基刑事处罚执行部门奉行的宗旨那样:没有虐待。我可以带打字机进来，可以工作，可以在牢房里看电视，可以在三样菜中选择一样，可以写信，可以接待来访者。这里没有门卫，只有心理医生。今天，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带我参观了整个机构。除了大门，庞大的建筑物再不见另外一扇门。牢房空荡，只有冰冷的墙壁。“这是出于执法需要，为加强可怜犯人们的封闭和孤独感。”主任医师向我解释说，“出于同样的原因，墙上没开一扇窗户，所以也无需安装铁栏. 我们用灯泡弥补白天的日光，任何人都可以从装在室内的铁罐子里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

我意识到自己，慢慢开始憎恨这个制度。——历史学家批注

61 裘莉亚谈她在新体制中扮演的角色

直到今天，我一想起事情发展的结局，都会感到脊背发凉!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作为英社的追随者和一个更美好、更人性时代的代表，我必须履行逮捕史密斯的责任。我的内心是平静的! 在之前和之后的一两天里，我的思想十分纠结，我到底该不该这样做?但是最终，内心的良知说服了我，我觉得，如果说史密斯代表的是抽象的革命，那么与之相反，我代表的是日常生活的革命，代表战斗的人道主义。因为那时革命意味着安定与秩序，从这个角度讲，历史证明我是对的。

另外，我为了史密斯的事亲自去了好几趟警察局，不仅由于史密斯曾是我的朋友，还出于这个脱胎换骨之后的体制的人道本质。最终我达到了首要目的，在我的努力下，政府没有处死史密斯。[1]

[1]审讯官跟我说，我不会因微缩电影胶片而受什么处罚。如果海关检查员死了，我是杀人犯;如果他活了下来，我犯了严重伤人罪。“就为了这些手稿，值得吗?”他问。

我向他提议，我愿在刑罚办公室内为他的同事举办关于大洋国历史的讲座。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专家，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很幼稚，我的建议遭到强硬拒绝。

我当然知道，我并不是因为那倒霉的一拳被惩处的，而是由于这些手稿。事实上，最有力的打击总是正义的。——历史学家批注

62 奥勃良谈新体制的第一个月

外面发生了许多改变，借助于香港的贷款和欧亚国的帮助，到10月中旬就已经不用排队就能买到面包。重新开放的电影院主要放映欧亚国的惊险故事片，电视里从早到晚播放集体娱乐节目(吃饼，穿麻袋赛跑，瞄准吐痰等)，而且还发行了第一份官方批准的色情刊物。在有所限制的情况下支持个体户养猪和种菜，很大程度地改善了首都的食品供应。政府在10月底通过了关于重新恢复圣诞节传统的决议，想借此制衡日益扩大的伊斯兰教影响。

新的文艺周刊问世;党报从10月1日开始就已经更名为《曼彻斯特卫士报》，副刊则冠名为《小卫士》。新报纸小心谨慎地对一些问题进行批评——比方说，环境汚染、性乱，纠正其他报纸的拼写错误和文体错误，等等。这些虽不是什么重大话题，但读者群逐浙扩大，就连在街上也可以买到，这在大洋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维特斯制定了一个降低失业率的聪明计划，裘莉亚·米勒则 (与陆续释放的演员们一起) 将莎士比亚的全部剧目搬上了胜利剧院的舞台。[1]总的来说，生活变得越来越可以忍受。当然，跟打着老大哥旗号的顽固分子仍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昔日的铝派分子们认为，9月起义验证了他们当年的正确性。对这些党员，一度也要像对穆斯林或曾经的外围党反对派一 样进行监视。

总之，安全部门的任务层出不穷。1985年底，特别法庭火速判处了两万人死刑，与此同时，大约有六十万人被关进监狱。我想，这个数字符合政府首脑在“斯泰拉”军舰上所讲的“尽最大努力避免流血流泪”的原则。

[1]今天，精神科主任医师带我参观了一个题为“狱中艺术”的展览。我看到在不久前举行公审大会的足球场上，自由组合的球队进行比赛。“我们队赢了。”主任医师自豪地说。随后，他叫我讲讲自己的童年时代。我强烈抗议。我为此放弃了写信的权利和妻子探监。我要求给我的牢房装一扇正经的门。——历史学家批注

63 史密斯谈穆罕默德·斯坦雷之死

1985年12月24日上午，他们向我宣读了死刑判决。[1]我吃了午饭，之后最后修改了我为了纪念赛麦而写的政治遗嘱。晩上，他们把我带到死刑犯牢房，在那里，我和穆罕默德·斯坦雷一起度过了我以为的最后一夜。就在那天，他因组织工人起义被判处死刑。我为此感到格外荣幸。

穆罕默德先是抱着准备就义的姿态 (他刚刚跟妻子和八个孩子诀别，并吃了最后一顿没肉的手抓饭)。后来他冷静下来，冲我笑了笑说: “我们该怎样度过最后的时光，我亲爱的不速之客? ”不等我回答，他就从床铺下模出一小盒棋子。他摆好棋子，并且也为我摆好棋子，随后说:“在这之前，穆罕默德只能战脏自己，但现在也可以战胜你了。”

我们下了整整一夜的棋。当他逐一吃掉棋子时，我惊讶于他那股孩子气。而当我第一次赢了他时，他的脸色变得沉重。“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人死之前是不应该输的。” “难道我就可以输吗? 明天早上我也将被处死。” “不会死的，我亲爱的无神论兄弟。” 穆罕默德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你不会被处死。假如有一天你被释放——如果真主这样希望，他们就会释放你——请你告诉自由的人们，他们其实并不自由。告诉他们，我们才是自由的。要知道，几个小时后，我们将不再自由。但我们曾经自由过。”

黎明5时，穆罕默德被带走了。他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他不让狱卒架他的胳膊。他是自己走出去的。半个小时后，他们回来带我。我感到肠胃翻转，试图自卫，但胳膊被人紧紧擦住，并被拖到一间审讯室。奧勃良站在写字台后。桌上摊着一张纸，他向我宣读:

“政府首脑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你的死刑改判为三十年无期徒刑。”[2]之后，他将视线从公文上移开，小声告我:“你能留下这条小命，应该感激玛丽奥·科恩。”

我回到牢房，坠入梦乡。惊醒的时候——当时天已经黑了，当时我在脑子里盘算: 三十年到底有多长?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在1990年大赦中获释)。三十年是三十个三百六十五天。也就是说，一万零九百五十天。

监狱礼堂里响起圣诞歌声。我心想，典狱长是想以此为我可怕的刑期增添点甜蜜。

一天总共有二十四小时。一万零九百五十乘二十四等于……囚徒们观看节日弥撒的转播……那是二十六万两千八百小时……耶稣基督就在这一天降生在伯利恒……一小时有六十分钟。

[1]最终有了自己的门。主任医师提醒我说，即便这样我在牢房里也不是孤身一人。“不要试图自杀。”他冲我较黠地微笑，“对一个人来说，生命比什么都更有价值。至少是在宣布终审判决之前。”今天，我的律师来看我，他告诉我说，海关官员的身体正在恢复，他将作为证人出庭。谈话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塞给我一张字条，叫我读一下。“我不赞成你的行为，但毫无保留地支持你的动机。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后来他待了有半个小时，我们谈论了自己的童年。——历史学家批注

[2]明天将举行最后开庭。我同意律师的意见，我将不做辩护，而是指控。我的律师非常出色! 他也憎恨这个地方的典狱长，他也憎恨! 我们将一起揭露他……他还承诺，开庭后把我的手稿纳入正式的案件资料。这样可以合法地带出监狱，甚至可以复印一份。目的在于……他冲我使了个眼色。——历史学家批注

历史学家撰写的后记

在此我对香港的同事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付出的心血与辛劳。虽然手稿中的缺失和批注中的文体错误未得补救和修正，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这部作品是我在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极度仓促的状态下完成的。

译后记

我第一次约见道洛什·久尔吉(Dalos György)，是在布达佩斯喜剧院街对面的欧洲咖啡馆里。那是靠近多瑙河的一家百年老店，无论风格、陈设、光线和气味都浸透着时间。虽然我们所聊的历史话题并不轻松，但这位年近七旬的灰发老人，即使忆起亲历的腥风血雨和牢狱之灾，仍旧慢条斯理，诙谐幽默，显出局外人或历史学家才有那份冷静和平和。

不久前，道洛什的新作《帷幕升起——东欧独裁者们的垮台》在2010年德国菜比锡书展上荣获大奖，该奖项设于1994年，专门授予那些为促进欧洲民族相互理解的作家，在他之前，另外两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 · 伊姆莱和纳达什·彼特也曾获此奖。我问，他刚获奖的这本书为什么在布达佩斯买不到? (得知他颁奖的消息后，我立即去书店找过两圈。)他说，那本书是用德语写的，以后将会译成匈文。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用母语写作? 他沉吟片刻，表示说来话长，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被匈牙利当局封杀了长达十九年之久，作品只能通过西德的出版社与读者见面，后来他干脆改用德语写作，特别是在1995年移居柏林之后，因此他的德文书要比匈文书多。

道洛什说，虽然他从来没去过中国，但他的个人命运曾与中国的历史紧密纠缠。早在莫斯科读大学时，他就用俄语写过一篇分析中国东汉年间赤眉军起义的论文; 60年代末，他因钦佩中国的独立自主和不畏强权，卷入了轰动一时的毛派分子案”，被以 “颠覆国家罪”、“非法组织极左学生团体” 的罪名判以七个月徒刑，不仅被开除出党，还被工厂辞退，作品更不能在国内出版，只能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或托人偷偷带到国外……正因如此，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当得知我将翻译他的代表作《1985》时，他说这要比翻译成任何语言都更令他兴奋和期待，并还向我推荐了自己的另一部作品《长征》，讲的就是他在60年代风风火火的“毛派分子”经历。

道洛什· 久尔吉，匈牙利作家、历史学家和翻译家，1943年9月23日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早在1945年死于劳动营，母亲体弱多病，道洛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犹太人办的儿童福利院和孤儿院度过的。十几岁后，道洛什才被接回家中，1962年中学毕业，之后到莫斯科克落寞诺索夫大学历史系留学，1l967年毕业，毕业论文是阐析魏玛共和国期间的徳国社会民主。在这期问，道洛什经常发表诗作，报道莫斯科的文学生活，先后加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作家协会。

1967年从莫斯科回国，他被分配到工人运动博物馆当管理员助理。1968年，“毛派分子案”使他的生活受到重挫，那次转折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写作影响至深。后来在另一次冲突中，道洛什遭到警方监视，他进行了25天的绝食示威，最后由著名哲学家卢卡契·久尔吉亲自出面才得以解脱。1973年，他和在莫斯科认识的一位女同学结婚，生下爱女——安娜，安娜现在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音乐学家和乐评家。

70年代，道洛什主要以翻译德国和苏联专业著作为生，从1979年开始，其作品在西德陆续出版，他先后在柏林、不来梅、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等地工作，并曾在德国一家匈牙利语电台供职。90年代，先后担任科恩和柏林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并任法兰克福书展匈牙利主宾国的文学负责人，他的作品也在东欧变革之后在匈牙利解禁。1995年，道洛什被派到柏林出任匈牙利文化馆馆长，从那之后定居在那里。2006年至今，他主编一份名为《星期五》的周报。

由于作者的独特阅历，他的二十几部作品的主题几乎都聚焦于冷战时期的东欧社会，生动再现了“铁幕”下的东欧人生活，特别是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有《1985》《割礼》《前史》《好动者》《长征》《关键人物》《来自未来的客人》《寻找上帝的人》《巴拉顿行动旅》《亲密伙伴》《全世界无产者，请你们原谅》和《帷幕升起》等。道洛什·久尔吉先后获得巴伐利亚艺术学院颁发的阿徳尔伯特，冯·査米索奖、巴登——符腾堡州格昌菲乌斯特别奖、匈牙利共和国总统金奖、匈牙利共和国十字勋章和菜比锡国际书展图书奖。

《1985》是道洛什·久尔吉的代表作，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续作，书中的主要人物也多取自《1984》(为了便于连续阅读，书中的人名我采用了董乐山先生的译法)。小说开篇从老大哥病逝写起，通过史密斯、裘莉亚和奥勃良三位亲历者的个人回忆，“真实”而立体地讲述了大洋国的战败和铝派与纸派分子的激烈争权。谈到当年为何续写《1984》，道洛什说:“我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在1973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50年代的西德版本，由阿瑟·库斯勒作序。那本书虽然吸引了我，但当时并没有动过续写的念头，甚至没觉得有必要续写。那时候为了谋生，我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翻译苏联和东德的书，没有时间写自己的东西。70年代末，我的书开始在西方问世，由于我在匈牙利被剥夺了话语权，因此我转向了想象中的西方读者。于是，我决定续写《1984》，继承奧威尔的精神财富，. 用我的语言讲述东欧人的现实生活。”

《1985》写于1981年，手稿几经輾转，最后于1982年由西柏林的洛特巴赫出版社翻译出版，引起轰动，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日本、丹麦、瑞典、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出版。直到匈牙利发生了体制改革，《1985》才于1990 年在匈牙利出版，人们不禁惊叹于作者的预见性。当然，与其说是“预见”，不如说他吃透了极权的逻辑。

《1985》不仅承继了《1984》的思想性、批判性、语言性和悲喜剧风格，并在文学形式上进行大胆尝试，采用了多角度叙事(三位主人公的交又回忆)、多维度叙事(正文与历史学家的序、批注和后记)、多体裁叙事(插入、讣告、新闻、声明、信件、小说、诗歌)等多变手法，构思巧妙，杂而不乱，亦虚亦实，既有政治悲情，又有人性浪漫，同时不乏黑色幽默，我在翻译过程中时而掩卷沉思，时而闷声发笑，即便对今日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仍具先锋性和实验性，令人耳目一新。

这本书的中文版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世纪文景的两位编辑——邵艳美和王玲，若不是她俩对东欧文学情有独钟和对我的信任，国内读者恐怕很难有机会读到这类佳作，之前我翻译的另一位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也是与她俩合作的成果。我还要感谢书评家康慨，是他的一则报道，将道洛什引入中国出版界的视野。另外，我要感谢汉学者芭尔涛·埃丽卡(Barta Erika)在翻译过程中给我的帮助，感谢友人魏翔、黄晨凤在创作上给我的一贯支持，感谢我的母亲和弟弟始终默默做我的后盾。另外，还要感谢匈牙利图书基金会主席卡洛伊·多拉女士的热心帮助，我是通过她跟远在柏林的道洛什先生取得联系的，在文学遭受冷落的今天，这些支持与帮助弥显珍贵。

交了译稿，我又受编辑之托，请道洛什先生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几天之后，一篇心诚意切的作者序就静静地躺在我的邮箱里。我感慨于他在结尾写的那两句话:“请你怀着好奇之心读这本书，如果可能的话，试着植入自己的历史。想来，世界历史之所以有趣，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一都可能在一其中扮演角色。”的确，无论个体多么渺小，我们都在人类的大历史中扮演过、扮演着并将继续扮演角色。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很值得一读，特别值得我们来读，读的时候或许轻松，但是读完之后不会轻松。

余泽民

2011年6月29日，布达佩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85/（匈）久尔吉著；余泽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1985

ISBN 978–7–208–10112–8

I. ①1… II.①久…②余… III. 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IV. 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4773号

策划编辑  邵艳美

责任编辑  邵艳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1985

[匈牙利] 道洛什·久尔吉 著

余泽民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2

字    数  84,000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208-10112-8/I·918

定    价  26.00元

1985

by Dalos György

Copyright© 1981 byDalos Györg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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