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回忆录 目录 我的四个父亲.. .. .. .. .. .. .. .. .. .. .. .. 1 我的入狱 .. .. .. .. .. .. .. .. .. .. .. .... 15 也谈春夏之交.. .. .. .. .. .. .. .. .. .. .. .. 42 不许出？不许进？.. .. .. .. .. .. .. .. .. .. .. 98 戴晴回忆录 —1— 我的四个父亲 戴晴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 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 党人——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 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 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 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 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 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 糊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 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 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 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 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 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 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 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 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 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 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多年养就的 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 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政治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权利，固 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 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 门子。或许，一种永恒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 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顾忌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 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爷爷……” 戴晴回忆录 —2—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 弱、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 医生、护士、医院保卫部门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监狱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咱们……顶得住。” 那时是１９８９年底，“六·四”之后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说 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 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 可信赖、可以毫无戒备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数十年的渴望有了归结，我数十年的孤苦无依得到了补偿！ 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有谁的父亲能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坚强仁慈，谁的 父亲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无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铅色的天，和在天的衬托下颤栗在寒风中的树枝，儿时的事一桩桩 在脑海中闪过。是啊，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四位父亲！ 〔一〕 我的生父 傅大庆 生父牺牲的时候，比我现在年轻。他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被日本宪 兵队秘密处决的——也许是秘密解押。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一细节至今无从得到 证实。 我完全不记得他了，但据母亲讲，他是很爱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欢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妈妈说。 １９４１年末，他们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帮闲教授的身份 周旋于汉奸、政客当中。我想他那时一定是非常紧张、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说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妈妈说。 他的未了之愿一定很多，但起码这一遗愿是实现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 地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具体说，我也已经见过好几篇文 章这样描绘它。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 传的话。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书记办的渔阳里俄 语专修馆，并于１９２１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学员的“党的 骨干”。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危险的任务⑵，并且面临早已 预料的牺牲时，他在党内也没有任何职务。 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据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有很 好的英文底子。从苏联回来之后，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黄埔军校听过他作翻译的 人讲了这样一个“可惊”的事实：他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 又将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过去。据李菊生⑶说，当他自己在马来西 亚做学生运动时，父亲是当地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想来他是懂马来文的了。据 妈妈说，在重庆时，一批海南同志来找他，他与他们一直咕哝着她一个字也听不 懂的一种话——想来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别的是他与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 是清末翰林，顽固的保光绪派，出于联姻名门之固癖而把我的母亲嫁到湖南曾家。 戴晴回忆录 —3— 无奈母亲那时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数年后又携这样一名自己“自由”上的 女婿归省，外祖父的怒气可想而知。但事情后来竟朝着人们预料的反面发展，这 保皇老人不但接纳了他，居然还有一首七律写到他们翁婿间的关系：敢道滹沱麦 汴香，臣惭仓卒帝难忘。艰难险阻亲尝尽，天使他年晋国强。蔼蔼苍松伴紫芝， 颌眉妙墨出瑶池。朽株新被祥风拂，一夕青回两鬓丝。 广谋贤甥正 冯恕。 亲友们吟咏玩味之余，一直以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力：我的共产党父亲以主 义征服了顽固的岳丈。直到去年，当父亲的传记作者召集家族座谈会广泛征集信 息时，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对他认可，是因为他能直接阅读 藏经——老人只认藏喇嘛，其他所有汉传佛教高僧在他眼里都是野和尚。 所有这些，他什么时候学的呢？或者说，以他的天份，几乎不用下功夫学？ 他们那一批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么？ 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他受了很重的刑——这是我的有充分依据的估计。 因为，妈妈作为从犯，又有孕在身，还被抽打、灌凉水、过电——我的妹妹生下 来的时候，小身子上一块紫一块青——对他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节，他的感受一定非常复杂。 在重庆遇到妈妈的时候，他已经４０岁，朋友之间有“王老五”之称。他们闪 电般地结合，政治，也就是说，党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应酬， 搜集情报，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时候的人，大概将生死看得很轻。翻看他们留下 来的只言片语，我的感觉，在接受这个安排定了的命运的时候，他好象是乐呵呵 的。１９４１年元旦，他们在著名的曾家岩５０号行婚礼。在那方辗转保存下来 的喜幛上，有一首“新郎自题”，向他美满婚姻的牵线人致谢：郎才女貌两相忘， 赢得倾心是庆璋，绝俗文章师马列，胡公超姊自高强。 这是父亲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字迹，方方正正，看不出性情与才气。在那首打 油诗旁边，是叶参谋长的批语：好不要脸！ 但也不是所有的与宴者都如此顽皮。'胡公’周恩来的题辞是：形式与内容统 一，大璋和大庆同心。 他的贤妻给出了她自己的人生经验： 相爱合作，善处始 终。 喜宴结束了，他们结为夫妻。到了年底，带着婴儿（我）北上赴死。在他们 的情感生活里，老实讲，妈妈是很委屈的。父亲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 心思顾到妻儿。这一切，当然，同为ＣＰ的母亲都以“革命”的名义容忍谅解了。 在他们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已经不可免地面临他们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想到 了什么？ 那时，他和妈妈分别关在同一个筒子最头上的和最后一间牢房。牢饭，发霉 的杂米和臭了的菜叶，对孕妇也一样。一次，狱卒递过碗来，意味深长地点了点 头，又指指那饭。妈妈接过去，急急扒了几口，发现碗底下埋着两块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妈妈差点呼出来。没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终 于有了位置，终于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个在如此不堪的景况下悄悄长着的小生 命。可是，不是有点晚了么？妈妈此时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涩的。 最后一次，压在饭下边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张字条。虽然都在狱中，他似 乎比妈妈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结局，同时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他写到了理想，写到 了胜利，他还写到了——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和家庭，向党提 出属于他个人的要求：“请转告组织，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２０年后，当我已经大学毕业，妈妈在偶然之间提起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禁 黯然神伤。我的无畏献身的父亲，在这里犯下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他的理想 戴晴回忆录 —4— 看得太光明了。他到苏联的时候，那里正是“饿乡”，他显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去 享庸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丽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个 有党支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种鸟事的地方实现平等、自由、无剥 削、无倾轧，要经过多少污泥浊水、殊死抗争⑷。 他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太单纯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争官。但他应该明白， 如果你不是官，没有党内职务，你就不要寄希望于只有官儿们才可能获得的一切 ⑸。 他也许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临终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 起来，只在那活人觉得需要张扬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为他们正享用的事业献 身的时候。当然人世间也许不这么势利，也会有人，包括相当志得意满的人偶尔 也念念旧情，但他不应忽略的是，必须立足于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伤害—— 当然，在他的愿望被冷冷拒绝的时候⑹，人已经死了，已无所谓伤害不伤害；而 且，他的孩子虽然未能如他所愿去苏联，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无论从真 正的学识人品，还是社会的承认，他的三个没什么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 自己一点一滴扎实努力之外没别的出路，最后也都不逊于那些有资格去苏联受教 育的同龄人。这，想来，可以稍稍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姐弟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 扶养到十八岁，他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 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叛徒”揪斗的时候，直到１９８０年。一天，她打电 话给我： “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４０年 了，她已将近七十岁！ 后来，她不知道从那里打听到，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 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 的气。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决定给父亲的显赫老友写信：聂荣臻，邓颖超，还 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 着，一周、两周，一月、两月…… 妈妈曾很潇洒。１９５０年初，当她被告知傅大庆的孩子均作为烈士子女由 国家抚养的时候，她声言自己有工作能力，愿共同承担。后来，在她的动员之下， 舅舅们不但献出了外公那所数房聚居的大宅，还将堪称国宝的古玉“召工刀”、“周 公发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献给故宫博物院⑺，弄得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徐冰亲 自到我们家来致谢。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饰细软，她也一样不要。她和我的继父一直在东北工 作。１９６０年，妈妈终于回到北京。我记得第一次造访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 我真是大吃一惊。妈妈不是个讲排场的人，这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万万没有料 到，她的家会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对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 解，与王震那种出身赤贫，向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脚杆子可能完 全不同。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共同事业上的成就所衬托的个人的清贫，才会使她 得到真正精神上的满足。那就坚持下去嘛，这回，何苦呢？ 她等着，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 他们不但都已离休，还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 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一般规律而外，邓妈妈曾于１９ ７０年末在一瞥间将我认出，她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着，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 戴晴回忆录 —5— 没有要求房子，也没有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 代表人物”这类帽子。 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父亲几乎没有遗物。他们的曾家岩喜幛，是母亲的一位非共产党的女友，千 辛万苦保存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辗转交还给她的。他曾做过生活书店的编 辑，生前被他的同志们称为“文章高手”。身后留下的，只有一部译著：克劳塞维 茨的《战争论》。 〔二〕 我的义父 叶剑英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 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 迁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 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 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 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 人仰视的遥远的星。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 方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宇宙的陨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 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 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残忍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 地沉着机警，还大玩过几次权术，却是一个对政治极端厌倦的人。 我还不到５岁即被他收养。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当然出于对父亲的友 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身边正有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儿，而这女孩的母亲， 当时没有、后来也未能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笔下的小 海蒂一样，成了３０年后以凌子而蜚声影坛的他的亲生女儿的玩伴。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 然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 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琐、无能的男子，越爱向妇 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长到１０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 之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 的年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 “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而他 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 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没有一个孩子感 到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 的管束，甚至没有建议。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保护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 中国那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⑻。 这本是一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赐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 特权。所幸当时与这项特权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开放和对知识 戴晴回忆录 —6— 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 从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 于一切的内心准则。这就是为什么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为民众中最先觉悟的顶尖 人物之一⑼，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写出这些“不讨好”的作品，和以后的种 种遭际。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心。而那一时期，直到最近反复研摩共和国史才知 道，正是他们一批所谓“元勋”被毛泽东无端猜忌，离开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 只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赋闲。“削藩”这套把戏，从史书上看，常 令胸怀大志者烦闷暴躁，我却没有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不但不烦不躁，现在回想 起来，他竟从不“走动走动”——这是几乎每个在政坛上混的人都不得不为之的。 他究竟是等待着还是隐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来对待纷争？总之，他是那么安 于被误会，被搁置⑽，直到局势真正需要他：一举擒获“四人帮”，推出邓小平。 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 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种地方，他曾把他的宝贝女儿牛 妞，也就是凌子，交给马海德医生作牛痘实验；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爱好又得以 升级：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 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 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 不是凌子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但后来我弃工从文，他倒也没说什么。在我跑去告诉他：“我现在乘飞机飞来飞 去，住大饭店、出国，都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而是我自己挣来的。”他也由衷 高兴。当然他也没有见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们学到哪怕不大，却是实实 在在的一两手本事；而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也未见他厉声斥责，只是默默地 失望，默默地伤心；最后，没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义“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责备 总是向他的亲情之爱让步。 最近，我有机会反复揣摩共产党从建党到夺得政权这３０年间的历史，在重 重的政治烟幕中找寻合乎逻辑的历史印迹。无论对谁，这都不是件轻松活儿，对 我尤其如此——因为我的义父混迹其间。我怀着学人绝不应该有的关切与忐忑， 在一部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废话间，找寻他有没有如他的同伙那样或踊跃、或无奈 地欺上压下、卖友求荣，努力发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说，１９３５年 那封电报，究竟收到过没有（编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 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１９６６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 （编者注２），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 什么。我发现，他从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变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 给人方便、放人一条生路的态度——但以不开罪毛泽东为限。他的主调是温和， 而这温和，究竟是出自快乐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还是因为看了太多的 惨烈？他不是个憨人，他非常聪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坛恶浊如此，生逢 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厕身其间而已⑾。毛泽 东晚年给他的评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体会，这不糊涂的第一要旨，是笃信 “只要有这人（毛）在，一切反抗只是自取灭亡”。 １９８３年，我写重庆易帜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杀的时候，他还健在。那次， 他不仅详尽，简直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述“军统特务案”中他所经手的细节。到我开 始写历史纪实，他已离世。对我说来，最觉后悔的是，与他厮守有年，竟一次也 没有就重大历史疑点向他求证。 戴晴回忆录 —7— 我和他从来没有亲近过。他顺口将我称作“女儿”，很耐心地给我改诗⑿，都 不意味着他曾很关注我的成长。家里增加个把孩子，在他说来不算什么事，我也 从来不曾有过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随着地位增高，他变得越来越伤感， 越来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 个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 的一切。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了“谋”个什么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终于得以只 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 人凄然——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想到了 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无声中交流着当年为了“革命”而轻易地抛下的属于人的可 怀恋的一切？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 下笔，已是泪流满面。 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 有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 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善于写词的毛泽东推崇他的七律， 他自己最钟爱的却是北宋词人辛稼轩。为什么？他没说过，我也没听见谁问过他。 有着极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政 治上失意，人生价值并没有贬低。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写出“醉里挑灯看剑”这 种典型军事政治家豪迈句子的词人，能对一片山、一丛树，对农人的辛劳、孩子 的娇憨，有如此细腻的感受，对女性的爱恋也会如此明艳哀伤。他呢？辛稼轩写 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么？对于居处布置，他没有特别的口味。走到哪 里都不变的，只有那帧挂在床前的母亲的像；还有《稼轩词》，永远在手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 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 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 “身”边。他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 后的３０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 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之一， 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几乎就 是他的一切。他还太小，家里得不到的，没有能力到社会上取得。如果有人—— 哪怕是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这里，我不能保证，我对他们 能象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一样到连孩子本人都察觉不出来。 他没有当面夸过我——也没有骂过。后来我知道，他对别人说过我爱看书， 可能我老是泡在他的书房的缘故。但有一句评语被我听到了，还不只一次：“养 不驯。” （三）我的继父 唐海 我的继父初初看去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里，只 有当讯号过分强烈时，他才回到世俗中来。而他一回来，立刻就给出自己的结论。 戴晴回忆录 —8— 他是１９３６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职，只因一个 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左等 右等不来，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而就在这时，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 往下卸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就这么一怒之下，他决定革命了。而那时革 命似乎只有一个去处——延安。因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沟里为毛泽东作翻译， 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斗王实味，不知他是否在场； 从已发表的资料看，“坦白”和“抢救”的时候，他已被发到了绥德，就在那里被关 进监牢，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后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读到这里都 不禁莞尔，但他已经吓疯了。在此后的大约４０年，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开始给被“冤屈”的同志甄别。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甄 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 自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 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他去了东北，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他没有 离开共产党，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不仅守着梦，还象所有得到了“党 的宽大”的人一样，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他是工业部化工 局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 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前线”需要汽油，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那几年，他 的从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议得以充分的发挥；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 家直接交谈的主管干部。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 住了。看他实在太邋遢，那样风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亲把自己心爱的 细亚麻布床单亲自为他铺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没想到再见面时， 那床单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 “建国”了，象他这种从延安“炼”出来的技术人才，应该是共产党的宝贝了吧？ 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竟得罪了不那么懂技 术却很懂政治的“泥脚杆子”。从５０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运动， 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一定是他。到了５０年代末，他已被贬到大庆， 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任职副院长。他一点也不觉得 有伤自尊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 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 数学和英语，训斥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 室⒁。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 每次一样，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精神病从没有过 彻底治疗，二十几年来一次次犯。这回，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 他正跪在零下３０°的雪地里，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 认罪词。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没有学可教了，想到 大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 掉，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 计算并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他致信有关部门，没有人理他，更没有 人拨给他一口井作实验。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铁匠 铺里转，交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他们按他的口述给他打造大 大小小的采油模型，从此，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洋铁皮盒、洋铁皮管和 泡沫塑料块，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庆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 戴晴回忆录 —9— 家中定量供应的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 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 候，一句话也没说，把“场地”草草收拾掉，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英汉词 典》。词典背完了，还能做什么呢？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质疑爱因斯 坦的《狭义相对论》。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其郑重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 家研究项目。从此，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这种境界中，人会有什么特别需求。他不断向母亲讨酒喝、讨 烟抽，而妈妈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样，扣住不给。他于是自己到小铺买，妈妈又扣 他的零用钱。他于是以他能得到的一点点钱，买最下等的，身上永远散发出劣烟 劣酒的臭气。一次，我四岁女儿发现她屋形小扑满突然之间空了。问到他头上， 当外公的开心大笑起来：“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钱！” 他不象父亲，不象家长，社会上的事他都不甚了然。他只象是家里的一个不 挑剔的大孩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有一回，他不无惊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装而 是筒装的鞋油问妈妈： “杨洁，现在的牙膏怎么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论和技术世界里，即使和家里人，好象也没有多少话说。他 的伙伴只剩下３岁到６岁的孙辈，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 友。他把她叫做“鸟儿”，她的牙牙儿语在他听来就是如此，而这对他也就够了。 他的孩子那时是十多岁的少年，他的学问和为人距他们的理解力太远，他的 怪诞却已到了他们容忍的极限。弟妹们不但不和他亲热，反而将他们的爱与依恋 转向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给他买酒，并且坐下来陪他喝一小杯。这时， 即便他没有发病，也会大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小庆，我一定好好学习 马列主义，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会象王实味一样去做特务。”这可能正是我 写王实味的最初动因——我想要知道，王实味到底怎么了，能把一个优秀如我的 继父的人吓成这样。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高兴地题辞送给母亲，完全忘记了他是母亲的配 偶。对此他丝毫不计较，他读完了全书，随即把他最喜欢的《后记》译成英文送 给我。１９８２年，他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在２４岁上患绝症离世，我们全 家陷在悲恸中无以自拔，身为父亲的他却象是淡淡地没有这回事。不过数月后， 他突然一句话没有就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心里的创痛，不会与人分担，只能 自己默默承受的创痛。 我的继父是一个心思与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亲近的人，都 忽略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死讯传到安达，竟有那么多多年以前挨过他的骂的 学生为他哭。我一次次买了送给他的酒，还一瓶瓶地排在柜子里。每忆及拦住不 让他喝的情景，妈妈都唏嘘不已。母亲整理他的手稿，数百页精密的计算之后， 赫然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结尾： 这篇论文从１９６６年开始写作，直到１９８２年，前后写了１６年才写到 现在这个样子。 我感谢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尤其是《两论》对我的启发；我感谢周恩来总理 对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谢叶帅对我的挽救，并且把我调到了北京这一科学中心， 并且指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工作；邓帅明 确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给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正确 性以充分信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万岁！ 革命先烈万岁！ 戴晴回忆录 —10—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日 早春气息之夜 我们终于知道，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惊吓：他逃进爱因斯 坦，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们终于知道，延安那一击，给他的戕害之难 于复合。掌权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语，已经融进他的生命， 直到死的一刻。 “可怜死了，可怜死了……”妈妈说，哽噎着。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他的对《狭义相对论》的辨 诘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个因“早 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场新的、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 〔三〕 我的公爹 王磊 当我作为新娘被带去见公公的时候，他正关在“牛棚”里。那是１９６７ 年，我和我的丈夫刚从文革初期的冲动中醒过神。我不记得此前是否打听过 王德嘉的家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过的事。 他独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铺上，头发胡子都很长，看上去就象一名 山野道人。我们被带进去的时候，他只淡淡地点了点头，连我的名字都没有 问。三人（我们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后，王德嘉开始向他宣讲形势： 毛主席的指示，山河一片大好，云云。他静静地听，眼珠都没怎么动。这样 大约讲了半个小时，王德嘉回过头对那看守说：“下边，我们要谈点家里的事， 您是不是……” 那人直盯着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动一下。王德嘉叹了一口气，回过头 开讲家族豆腐账：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 不幸那看守是个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刚刚起 身出门那一刻，我看见我公公那双藏在一堆毛发当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 下边一蓬胡须正当中，也咧出一个笑缝。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欠下身，撩起 他的床单，示意我们向下看。我们伏下身，只见铺板下边，一簇簇吊着—— 糖果、糕饼和香肠。 门一响，看守方便回来了。王德嘉重新开始向他宣讲如何正确对待群众， 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他静静地听着，就象我们刚进来时一模一样。 后来，文革结束了，大家都开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个正常生活下的 好儿媳。我们拼命赶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废的岁月抢回来。我不善理财、 不知孝敬，不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时成年累月不登门。公公本是个讲究家规 的人，但都原谅，似乎是，只要“孩子肯上进”，又有过“牛棚”那一面，怎样都 可以。 １９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后诊断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却 十分平静。他是个懂医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无望，只为这是我们大家， 特别是奶奶的切盼，于是忍着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尝试种种莫名其妙的新药， 还一一向我们解说种种治疗方案。 “六·四”之后，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里有了什么稀奇古怪的 好吃的东西。那次，他已经瘦得让人不忍抬眼正视。对我的退党，他什么也 戴晴回忆录 —11— 没说，只问了一句：“还做过别的吗？”我一一禀告之后，他点点头，依旧什 么也没说。 在牢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的公公了。没想到，他提出临终的请求 ——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 我拉着他的手，哭着：“爷爷，我第一次见你，是你在坐牢；你这次见我， 又是我在坐牢。当时，我不信你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 我没做一件坏事……” 就是在这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咱们……顶得住。” 我说：“爷爷，你也一定要顶住。你最爱喝我烧的汤，你要等着我，等我 回家烧给你喝……” 他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有话要说。我俯过身去，那声音轻得只有我能听见： “回去看《李将军列传》，这是我最爱的一篇。”我连连点头。其实我何须看， 我早就背下来了：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家无余财，终生不得封侯。 最后，在这名鏖战终生的将军已年过花甲的时候，与敌酋单于遭遇，本 以为可以最后效命国家，不意又为以裙带而高位者别遣，使他最后失去了“居 前，先死于阵”的机会。不死于疆场，竟受辱于刀笔之吏么？李将军从容引颈 自刎。 我的公公为什么在这一刻特特嘱我读这篇？ 他也是１９３６年的大学生，北平中国大学文科。共产党建政之后，他 倾注全力于他所主持的血液研究机构。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长成， 一批重大成果正呼之欲出。他对他的部属“省约文书籍事”，“宽缓不苛”，“乏 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他不近水；士卒不尽食，他不尝食”。然而，象李 广一样，没等他以他的才识而非攀援小技在事业上一搏，竟被闲置，一搁就 是２０年。不觉之间，已届大限。他一生中，担当时间最长的职务是“政委”， 虽然直接过问业务，但在一生中，不知被迫用多少时间端正路线、开会、背 诵主义教条，最后觉得心灵相通的，竟是汉代李将军。 这是他要我读的么？ 医生、我的婆婆，都催我离开，因为他的心脏再经不起任何轻微的情绪 波动。我伏在床边不肯走，他们把我拉起来。我说：“爷爷，我回去了，我不 能送你了，我现在给你鞠个躬吧，爷爷——” 我站在床边，深深弯下身，向一名尚在人世的人行了致亡灵的敬礼。我 曾在黎澍先生灵前这样深深致礼，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份敬意。 我的公公平躺在病榻上，没有看我，也没有动。 我果然没能去送他，那是四天以后。他是在异常清醒的情境下安排自己 的离去的：他切嘱我的婆婆，绝对不许开官方主办的追悼会，不要官方悼词， 不要通知任何“同志”。 我知道了，李将军一生最看不起、最恨、但最终也逃不出他们的掌握的， 是刀笔吏！ ５２年前，他从家里逃出，投入“革命的大家庭”，天天讲“阶级”和“斗争”； 此刻，他只要家里的人在他身边，只要亲人们送他走。 他弃学出逃的时候，顶着的罪名是“赤匪”；此刻，他去的时候，切嘱要 戴晴回忆录 —12— 一身素白，只着一套白色学生装。 他不戴帽子。半个世纪，他看够了“帽子”。他让他一头银发自由地披着。 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诊断书拿到不久，就写了一首 《自挽诗》： 是非功过两茫茫，死后何须论短长。平生不问毁与誉，扪心无 愧自蹈扬。结发上阵书生气，此际只余臭皮囊。白衣裹身悄然去，燕山深处 是吾乡。 他不愿去八宝山，我们将他葬在西山一座平民公墓中。这诗，王德嘉誊 清之后，就镌在那方汉白玉碑上。 我的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都已经去了。我现在真 的没有了父亲。 我领略过父爱么？ 小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梦。在那梦里，不知谁，也不知在怎样的一个情 景下，总之有人确切告诉我： “你的父亲么，就在那儿……” 我朝他所指望去，就在那张我平常睡的、空无一物的大床下，有一只空 火柴盒，一只早期北京人用的那种薄薄的、火柴还没有用完就会破损掉的火 柴盒。 我爬到床下，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上。后来的细节记不清了， 似乎是高山峻岭，深涧大河……我们——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护着那小小的火柴盒，生怕一个闪失，它会丢了，永远丢了，再也找不回来。 这梦一次一次重复，每次醒来，都心跳不止。父亲是谁？他还在吗？在 哪儿？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希望在梦里见到父亲，想知道父亲的确切样子； 又怕这梦，怕这梦里永无了结的疑惑和惶恐——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 道王德嘉确切睡在我的旁边。这梦魇终于去了，关于父亲的梦魇。如果我有 幸遇到弗洛依德的弟子，也许他们会告诉我，这是你对父爱的渴想，获得的 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惶恐。 是这样么？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可能也是在弗洛依德的书中，读到“审父”二字时所 受到的惊吓。我呆住了——审父？父亲难道可以审么？ 现在我的父亲都已去了。他们可能很英勇、很显赫、很茫然，也可能因 为走在“六·四”那种时刻，而满怀郁愤。所有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们可能 并不确切了然曾为人父而活在世上，而“为人父”又是一件多么沉重庄严的事。 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的女儿，小心珍藏深埋着的片片温暖的同时，已 然在理念上接受“审父”的全部哲学涵义。 我—在—审—父，对此不无骄傲，也不无痛苦——在我的共产党父亲们 一一离世后； 我—在—审—父，当“父亲”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个体的血缘承袭和信从依 赖，更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全部现存观念和权威； 我—在—审—父，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穷追猛打。这是 一个时代，一种强权，当中国人醒了，成长了，不再幼弱无识地对“大救星” 紧随紧偎； 我—在—审—父，以民族的名义，以百姓的名义，以战死的士兵、饿死 的农夫、屈死的诗人名义，以被偷盗的真诚和被诱奸的理想的名义，以被活 活剥夺的富农和资本家的名义。 戴晴回忆录 —13— 我在审父，支持这审判的，有阅读、有访问、有无时无日看着的和想着 的一切。最重要的，却是父亲们留给我的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 只有早期共产党人才有的那一缕清澈的理念：大同。 清澈的理念已如清澈的河流一般，在世上越来越少。 我对它无比珍爱。 １９８９年４月初稿于北京秦城监狱１９９４年４月定稿于纽约哥伦比 亚大学 原文注释： ⑴ 这是我的乳名，因为生在重庆，父亲又名“大庆”之故。 ⑵ １９４１年，延安共产党中央与“远方”的联络渐疏，第三国际要中 共帮它建立自己的设于敌后的电台，父亲冒死赴北平。 ⑶ １９６０年代香港新华社社长。 ⑷ 但戈尔巴乔夫毕竟出现了，虽然已出现在他所期望的４０年之后， 所做的还是在修正他的无产阶级前辈。当代最让我倾心的政治家就是戈尔巴 乔夫，我为他遇到的每一个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狱中，我唯一一次听新闻而 落泪，就是戈尔巴乔夫对顿巴斯矿工说：“我知道，你们罢工，是因为对改革 盼望得太切。” 我这样为苏联的改革成功祈祷，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还有 一条就是为我的父亲——我不忍他的企盼落空。 ⑸ 共产党向来看重党内位置，不但以其高低来决定吃穿住包括知情 （读文件）的标准，谁当死谁不当死也据此而定。１９２７年３月，瞿秋白 为党内新贵。得知国民党即将血洗上海的消息后，党紧急通知并克服种种困 难，将其妻杨之华接到武汉。１９３１年，瞿在党内大势已去。当中共中央 迁往江西苏区时，他本可留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在文艺战线”，但非要他 跟去作一名可有可无的“教育委员”。他曾苦苦请求携妻同往，不获批准。１ 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前夕，明知将他留在江西极端危险，且带着他也不是什 么难事（王稼祥、聂荣臻、毛泽东包括毛一次次怀孕流产的妻子都是乘担架 长征的），仍决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逮捕。 ⑹ 妈妈因临产逃过了日本宪兵队撤退前的处决。１９４６年，国共合 作，部分共产党人返回北平。她一接上党的关系，立即转述亡夫的请求。组 织的答复是：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自己将有很好的学校，孩子不必送出去 了。 ⑺ 当时他们兄妹还得到一张中央人民政府的褒奖状：“河北省大兴县 冯大生、冯大可、冯大申、冯克柔、冯徽之、冯德符、冯士行先生等，秉先 人冯公度先生遗志，将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砚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图书 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册，捐献人民政府，化私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扬，此 状。”签发人是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 ⑻ 我在不少怀念文章中读到当干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经地教导他们 的子女，心中不禁闷笑：不知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戏，还是写怀念录的孩子 向读者作戏。从叶剑英的口里，我没有听过一句革命大话。不过，他常常喜 欢拿些他觉得或重要、或有趣的文件让我们看。神色之间，似乎是：“对你们， 无疑玩儿是正经。但玩儿过之后，不妨翻翻。” ⑼ 她那时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领袖之一，而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 戴晴回忆录 —14— 彻底批判毛、刘精心营造的政治禁固的觉醒者。没有这个层次上的觉醒与批 判，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可惜这个道理和这段历史，至今未见 清晰的叙述。（编者注３） ⑽ 当时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从沈阳带回来的， 好象还是老式的７８转的唱片，回来就让我们听。他没有解说，只告诉我们 这是一首古庙里保存下来的曲子，用一种不很常见的、叫做“双管”的民间乐 器奏出。这曲子他常在他的卧室里放，放到我们不但记住了它的每一个小节， 还到了简直不能再听别的乐器演奏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后来的以四管交响 乐队演奏的《东方红》当中的那一段。《江河水》当然后来也成了我最爱的 曲子，无论走到多远，一听这曲子，就替中国和中国人流眼泪，并且一直在 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动因，直到最近听宋飞的演奏，听《江 河水》用二胡奏出时，把双管撕心裂肺的哀号弱化，才隐约悟出他深藏在内 心的悲凉，悲凉中的坚忍，以及强忍之后的镇定。他是广东人，轻俏绵软的 广东音乐也听，还能自己以弹风琴的方式用钢琴自伴自唱昆曲“似这般，都付 与断井颓垣”。但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凑趣的场合。真正打动他的，恐怕还 是北方那种粗砺荒漠。这或许与他其实不是广东人，而是客家人，有着真正 历经千辛万苦、一路从北方为自己拼出一条生路的祖先有关？ ⑾ 五十年代，他与历史学家吴晗有着很轻松自然的友谊，十三陵刚刚 开掘，吴就领着他，当然还有我们一大堆累赘，顺着梯子爬下去看。最近读 书，看到他在广州期间曾尽力照顾绝无一丝阿谀的陈寅恪，心里更觉温暖。 ⑿ 我１４岁的时候，由学校组织到郊区植树，曾写一首“鼓动词”： 清 平乐 《植树》 三月薰风吹遍秃山顶挥镐植树林石硬心更硬 这黑板报 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见（他经常“主动巡视”每个孩子的房间）。 他找到我说：“三月吹的不是薰风。词对形式要求很严，不可以随便增减字句。” ⒀ 他们兄弟二人先后从上海交大毕业。弟弟唐有祺赴美习化学，毕业 于加州理工学院两次诺贝尔奖得主鲍林教授门下，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北京大学教授。 ⒁ 最近听到他的老友（现在已是他的亲家）臧福录教授讲他们当年同 在大庆石油学院时，他的“滥用职权”：学校是经常开那种烦死人的政治动员 大会的。他是校领导，当然得坐在主席台上。对此，我的继父难于忍受。他 的解决办法是，常把当教师的臧福录也叫到主席台上，两人悄声讨论化工热 力学。 □摘于《明报月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号 〖编者注〗 １．中共党史 载，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为首的四方面军曾有一封密电，要将 毛泽东为首的一方面军“解决”掉。此电报被叶剑英交给中央，使一方面军得 以逃脱，从而“挽救了党中央和红军”。然而徐向前元帅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 却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否认有这么一封电报。 ２．文革开始时曾有广泛流 传的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可以活到１５０岁以上，林副主席可以活到１０ ０岁，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３．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初为北 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东方红”的学生领袖朱成昭所领导，叶向真（即凌子，当 时丈夫为钢琴家刘诗昆）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的头头。首都三司为批斗彭 德怀将他从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审讯”，朱等听了彭关于党内斗争、 庐山会议的“交代”，转而同情彭德怀，后来“堕落为反革命分子”。朱同叶向真 曾企图双双外逃，被周恩来派人在边境截回。朱从此不知所终，叶在父荫下 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宾领导，成为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戴晴回忆录 —15— 我的入狱 戴晴 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左右，也许还要晚一点，十一、十二号的样子， 香港的凌锋，也就是那位很能甩出一串犀利的俏皮话的专栏撰稿人，从他家里给 我挂来了一个长途。和他的短文相反，凌锋其人其实是很厚道的。在我们刚认识 不久的时候，他曾表示想与我通信。我说我这人可是不爱回信的，你高兴写只管 写来好了。接着我问他何不打长途电话呢，这要便捷多了。凌锋笑了，“打不起。” 他说。 可是自“春夏之交”以来，他给我打了已不知第几个电话了。可见他的“打不 起”，其实是还没有阔到花钱讲废话的意思。 “我是凌锋……”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嗯? ”我问。大约过了几秒，真是足够长的几秒，他迸出了一串“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他的声音已远非那好玩的、有点怪腔的普通话(他是印尼 华侨)，他哭了，这么一个大汉子。 我本是一个顶爱哭的人，那时不知怎么的反倒没有哭，当然也没有潇洒到讲 几句玩笑的地步。在他一个劲儿地问“怎么办”的时候，我也只有一句话反覆朝着 话筒嚷：“放心，放心，我没有作一件违法的事，但我一定坚持我的信念。” 就在这次通话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被捕了。当我一个人在那寂静的、 几乎没有一丝声息的牢房里走来走出，顺时针转几圈，逆时针转几圈，再顺时针 转，再逆时针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坚持信念”——当时凌锋没有问，要是他 问：“你坚持什么信念呀? ”我说什么呢? 当然，信念这东西，如果让我放开说，漫无边际地说，几千几万字是打不住 的。但当时虽然没有变成语言，却实实在在地盘踞在我的灵魂里的，不过是这么 简单的一句，“我的信念么，那就是作一个诚实的人。” 戴晴回忆录 —16— (一) 从那年的六月上旬，中旬，直到对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发布通缉令前后的日 子里，类似凌锋这样的问题，已不知多少人问过我多少次。就算他们不问，我自 己也还没有修养到能把它们完全驱出脑海的地步。老实说，当时虽然没有“国外 反动势力”来与我联络，但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也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我境外文 化界的朋友很多； 我手头还有几个钱，足够买张机票； 更凑巧的是，因出访归 来不久，我的公务护照还没有上交，而西德的电视二台(ZDF)正邀我去给他们写 一个节目。 但我没有“怎么办”，我那时唯一能干的是我的本行——写作。当然，类似三 峡工程那样的题目是写不成了，我正静坐家中揣摩苏曼殊，苦苦思索究竟用传记 的方式还是用像这位一点也不清静无为的和尚那样剧烈冲突着的内心斗争方式 向读者(或观众——因为我写的是电影本)展现他。但老实说，我与这位大师再共 鸣，再能理解他如何热切地追随刘师培、章太炎、陈独秀……而后又一个个把他 们抛弃，也回答不了当时那最急迫的问题——“怎么办”。 各种风声不断传来：某某已数日不见踪影； 某某已跑到外省； 某某已走脱； 而到后来——某某已在什么地方被“抓获归案”。当时有一位并不太熟识的朋友打 国内长途来，和凌锋一样焦急。他通过不知拐了多少弯的关系，确实看到了公安 部门第三批逮捕名单中的我的名字。那时北京上空正飘着种种谣传，包括十分离 谱和相当吓人的。不过我对他的这番话还是相信的，所持的依据只有一个，那就 是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先生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点了我的名。 在中国，如果你的名字在某个非常时刻出现在“党报”上，那是极有讲究的： 前边加什么头衔，后边用不用“同志”； 文章在报上的位置，你的名字文章中的 位置，所用的字号，以及把你的名字放在“以及”二字的前边还是后边，等等等等。 当时，陈先生从我们“十二名作家学者”中挑出了九个，并把我签字时的排名第一 移到第五、六名，当然不会是随意为之的。对此，只能有一种理解——已经有人 精确地为我们排了队，安排了命运。 记得当时读这篇报告时，跃入脑海的第一个字就是“未审先判”，但未审先判 之于中国文人，不必说数十年，就是数百年数千年来，早已是家常便饭，倒也没 怎么觉得太突然。 这么说，要坐牢了? 戴晴回忆录 —17— 监狱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遥远而陌生且颇有几分神秘的概念。我虽然曾 数次对朋友称，哪天非到百货公司偷个钱包不可，也好尝尝坐牢的滋味，但都是 说说而已。我的一个坐过牢的朋友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和共产党的监狱比， 白公馆、渣滓洞简直就是天堂!中共的监狱，只有奥斯威辛集中营可望其项背。” 对他的话，我不能尽信，因为这人是一名艺术家，世界在艺术家眼里，是随时可 以构想成任何东西的。但也不能完全不信，因为我本人确曾在几年间，不断看到 中共自己很认真地下发的“严禁逼供”、“废止肉刑”的文件指示。 我是为王实味、储安平写过传的人，对被称作“AB 团”的青年们，对于中共 内部的左派反对派——真正的“托派”和被说成是“托派”的人们，对于“胡风分子” 们、“右派分子”们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冤情，当然不是一无所知。在中共半 个世纪的历史中，手刃自己队伍里那些比较有才华，比较锋芒毕露，比较直率却 较少那种有人认为可憎、有人认为无比珍贵的“政治经验”的青年和壮年，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在今天，将这手段换个名头稍稍重复一下，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 事。而这类事，从正义与人道的立场看，固然是很丑恶的，但若就党派政治行为 的特定含义而言，不但极为平常，甚至连正当不正当都谈不上了。 但我又觉得，它不会是简单地、毫无新意地重复。因为世界毕竟已进入二十 世纪末，中共本身，虽然不能说已经经过了类似脱胎换骨的改变，但无论就党内 所吸取的教训，积累的经验，还是就领袖个人禀赋而言，都与二十年代、四十年 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了； 而近十年，包括最近的这次换届，中共领导 确实在很诚恳、认真、还相当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虽然大家对“改革”的理 解是千差万别的，但这种差别的存在又是极自然的事。我们只要想一想，连一对 情人互道“我爱你”的时候其内涵可能都满不是一回事，对于政治家们完全可能讲 着相同的话却做着不同的事，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我本人在这一大格局中是一粒太小的砂子。我可能被铲到这里，铲到那里， 作地基，作台阶或者作梳妆台。我的命运，决不是我自己所能定得了的。我能依 旧作一颗小砂粒，不被碾碎、溶解，失了本性，就很好了。 但这种对几乎是既定的黯淡前景的思虑，毕竟是灼人的。我记得那时脾气变 得很坏，一语不合，就爆发一场有限战争——当然只是对自己的亲人。在他们面 前，我不掩饰我的焦躁与软弱。但那问题仍然无法拂去——“怎么办”? 就这么煎熬着，大概到了七月上旬，一天，我的一个随便来谈谈天的朋友说 了一句玩话，竟使我突然有所悟，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他说的是：“连警察都 摸着石头过河。你算算，跑了多少人了? ” 戴晴回忆录 —18—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我也跟着笑。突然，我止住了，不，警察是不会摸着石 头过河的。中国的警察，虽然因为人力不足(与庞大的国民人口相比)，装备比较 落伍，训练方法也因案犯的作案手段太原始而显得简单了一些，但如果他们想要 将手无缚鸡之力者如我辈学子擒拿归案，应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更何况还 有号称“小脚侦缉队”的遍布村镇各个角落且忠心耿耿的居民家属委员会的配合。 我以为，之所以有一批人一个个的跑掉，恐怕不是警察们没本事捉，而是他们还 没有得到捉拿的命令。至于这命令为什么没有发出，那就大有讲究了。以我的理 解，正如五月二十日戒严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却迟至半个月后才开进城一样。 这不禁使我将严家其辈的作法细细想了一遍——真是一批不知就里、没有分 寸感、又胡涂又急躁的书生呀! 从四月底以来，可以说，凡是不喜欢他的人希望 他干什他就干什么。他们觉得他的言论还不够激烈，他就发表一篇激烈言词； 他 们觉得虽然言论够激烈了，还没有犯那令人不容的大忌，比方说，呼出“打倒邓 小平”，他就犯犯忌； 他们觉得他虽然有了言论还没有行动，他就去和学生们联 络； 他们觉得光联络还不够分量，顶好再成立个组织，他就成立一个； 他们嫌 他和戒严部队还没有冲突起来，他就去拦军车； 他们想这一切加起来虽然足够 了，还嫌太软了点，顶好犯个硬碰硬的罪，他就违反《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甚 至九十六条——出逃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一名人权、民主斗士，这些都是家常便饭(1)； 但 我的观点，你如果选择不当中国公民则罢，如果你要当，并且是当这个“处于党 的绝对领导下”的国家的公民，你就得认可那部已经经合法机构通过了的《宪法》 ——它的总则里规定了“四个坚持”——以它来规矩你的言行，并且还要充分注意 谁也说不确切但用在哪里都可以的“中国特色”。在这个大原则之下，你应当比较 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即使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也得认可《宪法》； 在运用“中国特色”的时候，也不好太离谱。所以，你切不能让他们把你激到犯了 罪的地步。 想到这里，那“怎么办呢”对我来说来已不成问题。我绝不能如严家其他们那 样。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写作的对象和读者都在这里，我不能离开她。作为一名 公民，我可能会批评政府。我批评它，是希望它更健全，更体现民意。如果这种 批评被误解乃至被曲解，最终不由分辨竟而成了自己国家的囚徒，那也只能认栽。 而且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流亡国外——那可能意味着一辈子回不来了，那我为谁 而写呢? 所以，我不但不发表过激的言辞、不犯忌、不私下接触学生、不成立也 不参加组织、不与部队冲突——我更不能跑。我就在家中研究苏曼殊，向领导报 告我的行止(2)。如果没有人来捉，谢天谢地； 真要捉，也只好让它捉了。 戴晴回忆录 —19— 我是七月十四日被捉的。十三日，联邦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到我家，与 我商讨赴德写作细节。她们刚刚离开，北京市公安局的——也许是安全局，因为 他在自我介绍时只说了一句“市局的”——警察就到了。这是一个长得很强壮，态 度却还和蔼的人。他先是一个劲儿跟我讨论我的起坐间布置及柜橱的价钱质量等 等，这占去了谈话时间的大约四分之三，那柜橱价钱他问了还不止两次，可见他 对这件家俱没有任何兴趣。然后，看来象是漫不经心地，他问：“最近有人来过 么? ” 我当然可以装傻，问他这“人”的确指。但我那时也挺紧张，没心思逗着玩了。 “西德使馆的文化参赞刚走。”我答道。 “明天在家么? ”他又问。恐怕没有人会误解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即: 明天我 们动手，在哪儿能找到你。我决定不点破，给自己留点余地，哪怕微乎其微。 我说原则上在，但也可能进城向一位研究晚清及民国史的学长请教几个问 题。他没有用纸笔，仅凭记忆记下了这位学者的单位和姓名，这很使我钦佩。大 约一小时后，他客客气气地走了。 可能就在这天晚上凌锋打来了电话。 第二天，我打消了进城的念头。我想，如果闪着红灯、呜呜叫着的警车开进 近代史所那局促的小院，当着那么多文人咔地一声把我铐走，未免太戏剧化了一 点。而我这人之不喜欢生活戏剧化，恰如不喜欢巴罗克风格绘画，不喜欢浪漫派 小说。于是我决定哪里也不去。 上午过去了。下午，一名居委会老太太敲门，让我填写一张计划生育的表。 她面颊通红，额头上满是汗珠，我想这肯定不仅仅是爬楼的结果。十八年前，当 时的军管会拟以“现行反革命”捉我时，派来打前哨探虚实的，也是小脚侦缉队的 骁勇，不过那次的名义的“查卫生”。 我笑了，对她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必亲自跑，打个电话让我去趟居委会 不就行了? 她红着脸不答。虽然在机会合适的时候我常喜欢刻薄刻薄官员，打趣 老人却从来不是我的习惯。但那次还是忍不住加了一句：“您忘了我已经过了生 育年龄了吧? ” 太阳渐渐西沉，我等得有点枯燥，曼殊的“踏过樱花第几桥”也读不下去了， 于是跑到附近鱼塘，和我的一个朋友养的一群高大的良种狗玩了一个钟头——不 知此刻警察朋友有没有尾随而至。我当时确实很注意地看了看前后四周，结果什 戴晴回忆录 —20— 么也没发现。这里边有两种可能，一是昨天那位民警对我的话还是相信的，当时 我为了免去他拐弯抹角提问题的困难，没等他问就直述我对文化工作者流亡国外 的看法。我认为那样在精神上是苦不堪言的。再一个可能就是我的自身素质问题 了：我除了近视以外还笨得可以，熟读柯南道尔和易加莎·克里司蒂也帮不上忙。 天完全黑了，那晚上我们这一片住宅区拉匣断电。我和我的丈夫、还有女儿， 坐在桌边闲扯，又有人敲门。王德嘉去开门，进来一名警察。我那时穿着的是 一条睡裙，我见进来生人，就踅进卧室去换衣服。就在我正在系我那条见客穿的绸 长裙的腰带时，王德嘉走了进来：“要带你到分局去，穿上长裤吧!”黑暗中，我从 衣柜里抓出一件又一件衣服，不知穿哪件好。丈夫又走进来：“他让快一点!” 我走出卧室。“要带牙具么? ”我问，很希望他说：“不必，谈谈话就回来。” 但是他说的是“快点走，再说吧!” 我走下楼梯，朝我家那贴着一只可爱的剪纸小虎的浅绿色的门最后望了一 眼。王德嘉带着女儿跟了出来，他们父女两人站在那里，显得那么孤单无助。我 想过去拍拍女儿的脸，像她小时候那样说一句“胡撸胡撸毛，吓不着”，但我已身 不由主。王德嘉朝我点了点头，好像还想笑笑，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幅永远永 远刻在我心头上的图景，在牢房里每忆及此，泪水便顺腮边滚下。我希望全世界 的家庭都不要再遇到这种场面。 一部黑色的皇冠轿车准确地停在我家楼口，我只跨出楼门一步就钻进了车 里。当车驶过我们那片青草与树木覆盖的楼间空地时，我朝外望了一眼，几位熟 悉的邻居正在纳凉。他们说笑着、活动着腰肢。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悄无声息 地驶过的，是一部载着“要犯”的囚车。 (二) 我被带进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公安分局老虎洞派出所的值班室——把它称作 值班室，是我的判断。房内有两张挂着蚊帐的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部 电话。门口与院子里人来人往。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警察们总这么忙么? 把我从家中带来的那名警察让我坐一张方凳上，然后与一名面容庄重安祥、 年纪也大一些的便装干部(3)交接。那人走过来，声音很轻地对我说：“这个你看 一看。”说着递过来一张纸。当时值班室里并没有其他活动，他的轻声说话，显 然不是怕打扰别人。我接过那张大约 10×12 厘米，工整地印有铅字的道林纸， 只见上面写着： 戴晴回忆录 —21— 因“涉嫌动乱”，将我“收容审查”。 这时，我一下子安心了。如果逮捕原因写着“书写反动文章”，或者“诬蔑党 的领袖，进行反动宣传”之类，因为缺乏共同认可的标准，想要把道理说清，恐怕 是得费一番口舌的。但“动乱”之与我无涉，这我太有把握了。 五月二十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下的人声惊醒，听到了北京大学学生到我 们居民区楼下宣读四家著名的研究所发布的“紧急声明”。这无疑是一份非同小可 的宣言。我知道，自此之后，天安门广场若还有什么活动继续下去的话，已将不 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也不再是一般的民众请愿，它将无可避免地打上党派斗争 的种种烙印，如残忍及根本无是非可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持自由立 场的学人，若不及时退步抽身，除非你摇身一变成为一方的谋士或传声筒，否则 除了充当牺牲品和笑柄外，几乎没有别的结果。 “涉嫌动乱”? 第一，只是涉嫌而己； 第二，如果动乱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定 义，即从宣布戒严开始算的话，则我自五月十九日深夜起，就陪着台湾一个文化 团体游长城，逛十三陵，他们走了以后就读苏曼殊，与广场上的事件再没有沾过 边。 “看过之后签个字吧。”那人又轻声说。我签了字。 “还要打个手印。”他说。我略略吃了一惊，还觉得有点受了伤害。因为在我 的观念里，只有不会写字的人才打手印。但既然有规定，打吧。我用右手食指沾 上印泥，朝他指着的地方按下去。抬起手来，我又吃了一惊，因为我发现，那个 刚刚印上的红色指印是那么的纤小，和我印象中的手印完全两样。随即悟到我以 前只见过男人的手印，几乎没见过妇女和孩子的。于是一种自怜的情绪又涌上来， 转而又觉得这实在太象阿 Q 揣摸自己的圈画得是不是不太圆，心中又有了几分 自嘲与悲凉。 “还有这个。”又是一张纸条递过来，我一看，住宅搜查证! 被捕当然要搜查住宅，这我早就知道。然而一但变为现实，特别想到我那刚 刚精心布置好、白灰蓝三色、且有着千册图书的小书房将遭到一场洗劫，心里不 禁一阵难过。然而……只好搜吧。于是又签字，打手印。院子里的皇冠再次发动， 我脑子里映出家中一片狼藉的景象——后来听家人描述，那晚对我家的搜查，是 很克制、很文雅地进行的，方知这是我从小看反特电影的后遗症。但从后来他们 在审讯中对我所提的问题看，却是一片 “有价值”的纸片也没有漏过。我不得不 戴晴回忆录 —22— 承认，从公安业务角度讲，这确实是一个素质与效率很不错的 Civil Service(技术 型文官政府机构—编注)。 我坐在方凳上，忽然想起家中桌子上还有三本好不容易从图书馆“磨”来的善 本书，这可是丢不得，也损坏不得的。于是问那很和气的人，能不能通知家里人 在搜查前先将这三本书捡出来，由我女儿代还。他当即就答应了，递给我一张纸， 让我写下书名，并转身出去打电话。这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我想我是落在不但 通情达理，而且懂行的人手里了。在一群警察中，还有两名便装女郎，我估计她 们准是专为我而来，也许我以后就由她们看守了。这两人不但容颜举止秀雅，其 中一个还一直在看书，不管周围环境多么乱。这又让我安心不少——和爱看书的 人在一起，总是一件好事。 我坐在凳子上，值班室人来人往，没有人同我讲话。我的不被注意正如我坐 下那张凳子一样。一名警察在离我不到一米处在翻一本小册子，每页都有一张四 寸大小的照片，还有或多或少的文字说明。我想那一定是刑警们的“勘乱手本”了， 不知其中有没有我，也不知我在这种情形下是如何被形容的。 外面的雨还在下。我心中盘算着几桩该了而未了的事: 出差上海的单据还没 有报销； 已经答应了的同某位作者的谈话不知要推倒何时； 几位老前辈的稿费 还在我手里没有交给他们……。我不禁问那和气的人：“‘收容审查'，要审查多久 呢? ”他几乎没怎么想就说：“三个月吧。”我大吃一惊，竟脱口叫出：“哟!” 因为 我想，把我与“动乱”沾点边，甚至连边都不沾，只属于一名学人、一名记者 正常的业务活动的几件事说清，一个礼拜就足够了，居然要三个月，这下子该有多 少要做的事耽误了呀! 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依据《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最长期 限回答我的。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那部皇冠又回到院子里来。来人与本区警察一一握手告 别，并说了些感谢协助之类的话； 我则象观众一样在一旁看着。最后他转向我， 依旧轻声说：“上车吧!”我想，怎么还不给我带手铐呢? 同时望了一眼腕上那只东 京放送送给我的小表：八点二十分。 在车上，我被夹在两名女郎中间。那和气的人坐在前面副司机的位置，不时 与司机商量行车的路线。车窗上没有铁栅，也没有窗帘，我可以自由地向窗外张 望。于是我知道我们一直向东北方行驶，先上了开往八达岭长城的路，接着又向 东拐去。 雨下得很大。在这偏远的郊区，市政当局为节电，路灯全熄了。司机一次次 下车，向迎面驶来的同行问路。那和气的人叹了一口气：“啊，好久没来过了!” 戴晴回忆录 —23— 好久没来过? 那么要把我带到那里去呢? 我开始一一记下沿途经过的什么印刷 厂、黑白铁厂等等，想日后或许有了凭吊的雅兴，不要找不到路，根本不知道我 们正驶向昌平，驶向小汤山，驶向那全国著名的、专门关押政治要犯的秦城监狱。 在驶往秦城的途中，我们的车曾三、四次被截，都是请求搭车的。那和气的 人一一和气地拒绝了。最后一次，又有人截车，这回是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他的 前大灯坏了，不敢开，请我们的司机开慢一点，带他一程。而这位公安部门正在 执行押解任务的司机也就真的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带了他好一阵子。这又让 我吃了一惊。无论那人多么需要帮助，他们也有一万条理由拒绝。然而他们帮助 了，对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更不具政治意义。他们之 所以本能地这样做了，是因为他们心地纯良。 终于到了。威严的大门——其高大修洁不亚于座落在复外大街上任何一座解 放军军兵种总部的大门，而且风格也一致。接下来是繁琐严苛的进门手续——这 是我的估计，因为那和气的人在大门口的传达室足足交涉了十分钟。当然也有一 种可能，那就是，对我的逮捕是突然进行的，有关各个环节还没有一一得到通知。 当车子再驶进去时，我发现这是一个宽敞美丽的大院，很象每座省城都有的， 专供接待二、三等首长们的内部招待所。再进去，终于看见高墙和厚重的铁门， 还有在夜的映衬下显得神秘而模糊的墙上铁网。这样的门进了两道之后，四周依 旧宽敞修洁。最后来到一个开在一堵高墙下的小门前。车就在这里停住了，“下 车吧。”那和气的人说。 我走下车，从小门里走出一个人将我接了进去。我回了一下头，那小门已经 关上了，和气的人、秀雅的女郎、还有那好心肠的司机都不见了。我又落在新的 陌生人手里。 (三) 当时雨还在下，从小门到建筑物——后来我知道这是一幢由苏联专家帮助设 计的带有审讯室的牢房楼——还有一段路。那出来接我的人撑了一把伞，他居然 让我走在伞下而自己走在雨中，这使我非常奇怪。 进门之后是例行的询问，态度比刚才严厉多了，但不粗鲁。询问在一间铺了 地毯、并装有室内空调的房间进行。后来我知道这是提审室，我接下来的大约十 次提审都是在这里。 戴晴回忆录 —24— 我被命令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而提问者则在正对面一张高高的讲台 后边——“这是为了给犯人一种精神上的威慑。”我想。我曾经是公安部门电视监 测系统的技术员，不由自主地就开始找这间屋子有没有摄像机窥孔。我怀疑它们 就装在那俗艳的、安装位置颇为蹩扭的壁灯中间。 问话之后，一名高大的女性管理人员进来，开始清点家里为我带来的衣物并 搜身。除生活必需品外，裙子、香水、薄连裤袜，还有一小瓶片仔癀护肤蜜等“奢 侈品”都被挑了出来。我想我以后是和女性细腻雅致的生活绝缘了。后来知道， 这其实不确，不允许带进去的，只是玻璃瓶装的、可以拉成长条的、太过花梢和 袒露的物品。前两样可用来自尽，后一样可服务于性挑逗。手表也不行，有助于 越狱。 我最后瞥了一眼腕上的小表，十点三十分，然后摘下来，交了。 她让我拿着允许使用的东西跟她走。下面该到牢房了吧，我揣度着，脑海中 浮现出我从各种小说、电影、回忆录里看来的监狱景象：地铺、稻草、尿桶、铁 链等等。按我以前的生活经历，我对肮脏的恐惧是远远胜过对苦、累甚至饥饿的。 但事已至此，只有横下一条心，等待最不堪的景象出现。 拐了几个弯，上楼，又拐弯，这时我看见排着一间间牢房的走廊。厚重的铁 门，还有卫兵，但没有一丝声息。没有铁索声，没有呻吟声，连咳嗽声、叹息声 都没有，也没有我想像中的女性囚犯的声息。 “就这里。”她说。 铁门——或确切地说，包着铁皮的厚重木门——开了，我被带进一间很亮的 屋子。看看没有再往前走的可能，才想到这就是牢房了。 我的牢房很大，大约二十平方米左右，几乎是正方形的。记得当时第一个反 应简直可以说是惊喜。因为牢房里只有一张用两条矮凳架起的木板床，屋角还有 一间小小的盥洗室! 天花板很高，大约有三·五米的样子； 电灯直接装在天花板 上，不但罩着磨砂灯罩，罩外还有铁丝网罩。两扇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窗子，开在 距地面一·六米的高度，窗台是斜的(无法用手攀着爬)，窗共有三层：纱窗、铁栅 和磨砂玻璃窗。玻璃窗不是一般的左右对开，而斜着向上开。也就是说，你既使 长到穆铁柱那样的个头，向外看也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 牢房内非常清洁：墙壁是新粉刷的，靠墙的三屉桌上放着一个新的塑料面盆， 盆里是新的搪瓷喝水缸、刷牙缸，大小各一只饭碗，和一把塑料羹匙； 新的毛 戴晴回忆录 —25— 巾，新的牙刷，新的肥皂——当然是粗黑的洗衣皂； 被子、床单和枕巾也是新 的； 褥子是那种薄薄的士兵用褥，旧的，但拆洗过，且铺了两条。 几分钟后，撑雨伞接我的人走进来(后来我知道，他是这一监区的负责人之 一)，笑着(!)对我说道： “从今天起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希望我们配合好。要爱护公物，不要在墙上 乱写乱划，不要唱歌……”好像还说了几点“不要”，都是象“不要随地吐痰” 一样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根本就没去记它。 当时我们三人都站着(还有那高个子女监理员)，这么一间牢房，加上他说话 的神态和用语，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监狱当局向被监禁人员宣布监规，不如说更 象一个偏远县城招持所所长向他的留宿客人介绍情况。他最后说了一句让我感到 有点奇怪的话：“卫兵都是男的，条件就是这样，多原谅吧! ”看门的大兵当然都 是男的，我不懂这有什么好原谅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门上和盥洗室的墙上都 开有观察你的一切行动的窥视孔。他说的不错，这确实是让我很觉尴尬的一件事。 几句话说毕，他们就走了，铁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粗重的铁栓咣啷 一声落下，接下来的，便是没有一丝声息的寂静。 终于坐牢了，终于真的坐牢了。 记得当没有恐惧，没有担忧，没有伤心，没有追悔，那种种本应在这种情况 下出现的情绪。第一句跳进我脑子里的，竟是一句笑话，一句想一出牢门就向我 的“哥儿们”讲的笑话。 一般来说，我是很不以那些孜孜不倦、抖尽招术往上爬的人以为然的。当时 北京人这样形容他们：想升处长的叫“升处”(牲畜)，已经当上了处长还想爬的叫 “处升”(畜牲)，正在作着的叫“处类”。我这辈子是与作官无缘了，我曾宣称，哪天 我死了，悼词一定很拿不出手，因为我的“最高党内外职务”，只作到少先队副小 队长。这时我想向他们讲的笑话是：“官没有作上，牢倒坐到了司局级。” ——后 来我慢慢地知道，我对这幢牢房的估计还是偏低了。前人大委员长彭真先生，前 中宣部长陆定一先生，前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女士，还有我们的前辈作家丁玲女 士，住的都是这样的牢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又是“踏着先辈的脚印走”了。 但在当时，确实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 没有认真读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我甚至不知道据后者第五十九条，我 只是一个为公安机关接受了控告与检举(具体一点，可理解为，陈希同先生的报 告)而决定立案侦察的公民。至于有没有罪、如何定罪，是要在走完公安、检查 戴晴回忆录 —26— 和法院各自严格的程序之后才能确定的。而只有定了罪，才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 囚犯。 但我那时虽然对法律条款和法律程序了解得不确切，但对自己没有触犯刑律 这一节还是很有把握的——包括对“四个坚持”。我对它，只是不那么在意、不那 么时时挂在嘴边上而己。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它的确 切含意。因为按照中共所牢牢掌握的报刊电台的说法，连贪污受贿、嫖娼聚赌、 农民只想自己富而不顾集体、卖牛仔裤的小混混偷税漏税等等，都是资产阶级自 由化。而我辈人等则被“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地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 真是匪夷所思——还好，这条目前还没有被写进宪法。也就是说，这顶硬扣在你 头上的帽子，虽然已经颇为吓人地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却还不具法律意义。 我当然深知，既使没有触犯刑律，或稍有触犯，想给你定罪，定成很重的罪， 包括死罪，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特色”，这些情况又特 别容易出在念书人身上。但转念一想，这些毕竟已属历史。如今负责国事的几位， 不但不停地讲，也确实在努力地实施“改革开放”与“健全法制建设”。就是一些不 大想“改开”与“健全”的人，也不再能象几年或几十年前那样不受制约。但是，如 果为了要造成一种“威慑局面”非指鹿为马不可呢? ……入狱的第一个晚上，我就 这么不停地“但是”、“不过”地想来想去，在把所有的可能性想过一遍之后，心中 反而坦然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本人在今日这种情况下作任何努力所能 改变得了的。于是，当我在我的“新居”来来去去地走了几百圈之后，决定还是躺 下吧。 我仔细察看被子上打的印章和喷在桌子侧面的字，知道这里是“中央公安部” 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监狱(4)，又使我安心不少。躺下来之后，因为通宵不能 熄灯，我又把牢房仔细打量了一番——我就是在这时注意到那窥视孔的。还注意 到铁皮门外，另有一道铁栅门，那栅直径足有二厘米。两扇门上都有送饭的小方 孔。牢房内有暖气设备，但加了铁网外罩； 坐式便池上没有垫与盖，墙壁和水 池的直角都被打圆——也就是说，这种种措施所保证的，是关在里边的人，第一， 别想跑掉； 第二，别想自伤——包括上吊、触电、撞头等等。至于象基度山伯 爵那样打个洞去会他的老师，甚至装成死人逃出监外，只是小说家的幻想(5)。 所有这一切设施再加上二十四小时六班不可间断的监视，几乎无懈可击。我 以为，这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极必要的，比如用来对付那些心里怀着可怕的、重 大的秘密的人。在政局每隔七、八年总要荡一荡的当代中国，这样的人恐怕不会 太少。象一九七六年还在位的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还有总参 保卫局长××——可惜他们还没被送到这里，就相继自杀了。而将这一套用在我 戴晴回忆录 —27— 身上，颇有一点滑稽——当然，在如厕和洗浴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滑稽了，因为 随时可以被观看。为此我常被气得要命。 第二天，进来一名非常年轻的监理员，将我的牢房内墙上的一个我原以为是 照明开关的东西拆开重装了一下。“你现在还不可以听广播。”他很平静地说。后 来我发现，这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语气，不知有没有经过训练。人们在这样的语 气下交往，不会感到亲切，也不会受到伤害。 改装前，他例行试机。在这不过数秒钟的时间里，上帝让我听到了广播中关 键的一句：“集中力量打击少数……”虽然他叭的一声就把它关上了，但从那特有 的“新华语调”，我判断出这肯定是与昨天的逮捕配合的舆论攻势。这么说，我已 经入了被“集中打击”之列了! 接下来的三天，除了狱医来了一趟，问了问身体的一般情况，并量了血压之 外，什么事都没有。饭由监理员装在由你专用的饭盒里送来(没有用小孔，是打 开门送的。)，其质量，据我判断，与北京大学学生食堂差不多。见不到任何人， 基本上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这可能也属于下马威式的惩戒性措施之一，因为 绝对的孤独和绝对的前程未卜，也是很折磨人的。我不能免俗，这三天，我在屋 子里转的，恐怕绝不止几百圈了。因为该想的已全部想通，再想一遍没有意义也 没有意思。百无聊赖之际，只好背诗，从二千年前的“关关雎鸠”，直到我丈夫为 我写的那首七律。这时我才确切并且十分后悔地意识到，我的古文底子怎么这么 糟。(6) 第四天，可以看报了——《人民日报》。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象那几天那么仔 细地读过报纸，不但一版、二版、文艺栏、社会栏，连广告上的厂家地址都细细 读过。偶然间，也能碰上他们因疏忽所发出的好文章，比如钟书河先生的一篇《学 问与理想》，当时真是欣喜异常，而且当天就背了下来。 有了报纸，按我的理解，就是可以接触文字了，那么同为文字的书呢? 我抓 住机会“报告”。我提出让家里送书，如果不行，就看监狱图书馆的书——“你们有 图书馆么? ”他们笑而不答。如果有，我借《史记》，唐诗宋词也行，实在没有， “毛选”、“邓选”也能将就。数月以后，他们的小图书馆果然向我开放了。我先第 三遍细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接着又读了翦伯赞先生编的《戊戍 变法》。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借的是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与九指神丐在 一起，日子好过多了。还平生第一次从头到尾读完了《红楼梦》，觉得贾宝玉简 直是个怪物。 戴晴回忆录 —28— 允许读报的同时也可以听广播了。于是又有监理员进来，将那开关复原。监 房里的音响设备，就质量而言，与每户农民家里都挂着的那种喇叭差不多。播什 么，什么时候播，是由监理员在他们的值班室里决定的。也就是说，你不能选择 听什么，但你可以选择不听，这真是特别仁慈。就拒绝精神折磨而言，我们在这 里享受的待遇，比农民和旅行客车里的旅客还要高一些。不过，说句公平话，这 几个月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比《人民日报》的水平高得多了。但我们只听北京 台，联播的时候才能听到中央台。只要赶上钟点，播什么，听什么，从怎样养蜗 牛听到卡拉扬。不过卡拉扬在广播里听来，就象他在指挥一所中学的校乐队。 第七天，大兵砰的一声把牢门打开，喊了一声：“放风!” 当时，对把诸如“提审”、“放风”这种字眼儿用在自己头上，穿着没有鞋带、 只用一条短绳胡乱系着的鞋子，且来来去去全有一脸正经的兵们押着，是很不习 惯的。但想到可以到院子里，到不但有阳光、有风，没准还能见到各种人，说不 定其中还同受“集中打击”的老友，包遵信啦，于浩成啦，李洪林啦，苏晓康啦…… 心里很高兴。不料，在这间严格管理的监狱，放风也有各自独立的小院，囚犯们 一个个顺序带出，不必说见面，想见到前一个人的后脑勺都不可得。 放风的小院和监房面积差不多，也是一间间排着，中间隔着大约四米高的墙。 如果从上边俯视——押解大兵们就正在这样的位置来回巡逻，并以这样的视角看 我们——非常像动物园关猛兽的隔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正像狮虎那样狂躁不 安地走来走去。小院里有草还有苔，在每天的两小时的放风中，与我为伴的小友， 有蚂蚁、蟋蟀、蚰蜒、蜘蛛和蜗牛，偶然间还会飞来一只大蝴蝶。但灰喜鹊只喳 喳叫着从空中掠过，抛下片片美丽的蓝灰色软羽及硬羽。我把它们一一拾起，在 院角堆起一个小小的羽冢。后来，当家里可以给我送吃的东西以后，我又把一些 花生米、葡萄干撒在小院内。这时蚂蚁们已因为天气太冷而不再出门了，但喜鹊 们不再乎。于是在小院里我的孤独的旅游鞋印迹中间，又出现鸟儿们小小的三叉 爪印——秦城监狱真可作为爱鸟示范地，所以这里的杨树摇晃着巴掌大的叶子直 冲蓝天。 (四) 从入狱的第二天起，我就注意到饭盒上边挂了一个小牌子上，牌子上有一串 数字。后来，我又在我的牢房门和那段时间专属我放风的小院的门上，看到用粉 笔潦草地写着的同样的数字: 8917。在别的牢门上也看到类似的数码: 8911， 8918 等。用不着反复捉摸就可以推断，这意味着我是一九八九年进来的第十七 名关押者，他们是第十一名和第十八名。从此，只要被押出牢房，我就偷偷地注 戴晴回忆录 —29— 意并暗暗地记下每一个见到的号数。直到离开，我所见到的号还没有超过 8929， 这或许意味着，将人捕入秦城，到此暂告一段落? 这号码虽然用在我们身上，我 也曾经听到监理员和卫兵在提到我们的时候这么说，但从来没有人这样直呼过 我，当然也没有人直呼过我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监狱工作人员不但 不能了解我们的“案情”，就连这人是谁，他们也不许知道。而我们，则只可以将 他们统称为“监理员”，不可以问他们姓甚名谁，也不允许对他们讲除了吃饭、睡 觉、生病等等之外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让你安全地、并且尽可能健康地活着， 仅此而已。 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些很朴实的人。当然按共产党历来的规矩，他们首先得 是出身好，政治可靠的人； 其次因为监理对象几乎全都是要犯(我得以忝列其中， 也算一种殊荣)，又要求他们必须严守秘密，服从纪律； 当然也应该加上一般管 理犯的人所应具有的机敏、耐心、不贪财、不好色等等。如果再考虑到他们的工 作真是枯燥的要命，待遇也不十分厚，而且人员要求相对固定，一干就是几年十 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又必须是有点牺牲精神的人。但以上这些都属原则性要求， 他们的人性与个性，当然远比这丰富得多。他们并不具很高的文化程度，他们所 表现出的“文明与人道”的风格，我想除了他们内部的规矩之外，恐怕也来自他们 之所以被选到这一位置上所具有的个人禀赋。 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粗声大气对我说过一句话，更不必 说厉声喝斥。我们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报告”，在深夜里“报告”也行。只要合 乎情理，无论多么细琐，比如窗子没有关严，水管漏水，或者一只私用的小盒子 打不开盖等等，他们都会提供帮助。就态度而言，狱医算是最厉害的了，但他的 厉害不是出于居高临下，而出于他的职业性自信——人们都说他是一把好手。护 士小姐不但温柔美丽，业务水准也很高：我的静脉管之深细是让所有的护理人员 头痛的，而她一针扎下去就找到了。 按规定，我们每周可以洗一次热水淋浴，由同性别的监理员带去并从外边插 上门。我一般很愿意在这时候和她们随便谈谈天。一次我问，为什么这里(秦城 监狱)夏天一点都不热，不但不用扇子，连裙子都可以不必穿。她说：“屋里高， 人也少。”她本来应说“牢房高 ”，但她小心地只说“屋里”，避免我受到伤害。洗 浴，按规定也不可有须臾的疏忽。我常因她须站在外面枯等而很不过意，往往草 草洗过就出来。她则老让我别着急，慢慢洗。虽然不能谈自己，但可以谈谈孩子。 于是，伴着哗哗的水声，我谈王小嘉怎么从小寄在别人家，她则款款地将她的儿 子媳妇如何出息、如何孝顺讲给我听。 刚入狱时对我搜身的那名高大的监理员，初看上去令人生畏，几乎也是所有 的监理员中唯一一个高声讲话的人，其实心地非常善良。打饭时，常劝我多吃一 戴晴回忆录 —30— 点：“今天的包子是豆角馅的，挺好，再来一个吧!”不仅对我一个人，因为她嗓门 大，我听见她每间牢房一路这样问过去。她知道我特别爱洗澡，有一次锅炉坏了， 我并没有提出要求，她自己单独用壶为我烧了热水。我曾因长发不方便，想到反 正坐牢，发型如何真是无所谓，请她帮我剪成男孩的样式。但是她不同意，“那 就不好看了。”她说。有一次她到我的牢房里来，站得离我远远的还捂着嘴。一 问才知道她自己感冒了，怕传染给我。她管图书，但我借的一套书迟迟不给我， 后来才知道原来前一个借书的人刚刚查出肝功不正常，她要消过毒才给我。 还有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我刚一见他时曾吃了一惊，心想这种地方怎么会 有如此俊美的青年。后来他也经常在他公干之余到我的牢房里来随便聊聊，聊他 怎么滑冰、怎么弹吉它，还让我看他的耳朵怎么样因小时候打架给缝了五针—— 他显然不会认为跟我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这样做，只是为让我精神上放松 些、愉快些。 大约在入狱后四个多月时，我的生肺癌的公爹病在弥留，监狱方许我到医院 向他作最后告别。临行，监狱长官将我上下打量一番，显然嫌我一身运动装太随 便，让我换一身好衣服再走。这很使我想起我小时候住校，每到周末回家前，保 育员们总要为我们挑出最好的衣服换上的情景。还有一次，我被通知到提审室谈 话，当时我穿了一双红绒面拖鞋，想到应该换一双正规一点的鞋子。监区的另一 位长官脱口说出的竟是这样一句话：“不必换了，都是自己人。”谈话时，他们也 不再坐在高台上，而是与我“平坐”在底下。 这类事太多了，讲起来也细琐得很，但依我看，对于坐牢的人说来，这其实 都不是小事。我觉得，如果不是他们这些人出于良善的本性，在忠于职守之余， 使我这种又敏感又激烈的人在和亲人远离的情况下得以感到一些同为人类的温 暖与关照，我是很难度过这不仅枯寂、而且因为案子久拖不决，使你觉得永远有 一柄利剑悬在头顶的那难熬的岁月的。当然，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被这样对待， 追溯历史渊源，恐怕不是来自设计牢房的苏联专家，应与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 个人风格有关。毛自绝对掌权，确切地说，自延安的“抢救运动”以来，就不再主 张轻易杀人； 周则目睹太多冤狱或准冤狱，或者不是冤狱，只是对优秀人物的 政治性隔离。他是个心思缜密复杂的人，总是力使这类属于政治家而非良善之辈 不得已而为之的伤害，降到最小的程度。或许在 1989 年的这桩案子里，我们沾 了“先辈”们受苦的光——他们虽然住的也是同样的牢房，但军管会在那个文化革 命那年头的管理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得再深一点，彭真、陆定一等人物的入狱 与出狱，不可能不在监管人员心中留下政治冤狱何其多的印象，还不必说他们或 许已经发现，囚徒当中不但很有些品德卓越的人，也有记仇的和算旧账的人的。 十次提审 戴晴回忆录 —31— 入狱第三天，开始提审。我又一次见到那和气的人，还有几位他的同道—— 职务高些的或低些的。按照《刑事诉讼法》，他们属于公安部的侦察人员，但按 “中国特色”，他们则被称、也自称为“专案组”。 我不知道文化革命期间中央的“一办”、“二办”、“三办”等等“办”们是如何调查 与取证的，但是从他们的工作成果，比方说制造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 少奇》这种定案材料看，这些人的工作恐怕不那么正派与光彩。我知道在共产党 内——甚至在任何党派内——都有一批专门以背后捅刀子为业的人。他们几乎不 露面，但他们无时不在窥测着自己阵营里那些拚命做事的同志。我不认识他们当 中的任何一位，也从未与他们打过交道。但我想他们的心肠恐怕总是比较狠毒， 心理恐怕总是比较阴暗的吧。我看不起他们，他们也一定看不起我。 但“办”们如今已不复存在，产生“办”们的土壤也在一点点被洗汰。负责我的 案子的人员虽然沿用老习惯仍被称为“专案组”，但都来自公安部门。也就是说， 他们是经过训练的、不但有法律专门知识，还具有法律眼光与法律道德感的专业 人员。由于他们目睹了“办”们的历史性被厌弃，甚至他们当中有的人本人也曾被 迫入“办”而更有切身的感受，我以为，在今天，在处理“八九民运”这个世界瞩目 的案子时，起码他们是尊奉着他们的头头乔石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那句 话的： “对卷入这场动乱和暴乱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我们采取的态度是非常慎 重的。” 从他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立刻感到他们不同于中共宣传部门的那批 “署名文章”作者：忻华实啦，郑彦啦 ，任玉清啦，邝言啦，等等。对于后者， 我实在不敢天恭维。我的感觉，他们已经成了当今中国最落伍的一批人。不错， 他们也乘波音 747，也用 101 毛发再生精，但意念与悟性还留在文革时期乃至反 右斗争时期。读者诸君若不信，可把他们的文章拿来与那两个时期的重头大块文 章比比，一样的霸气十足，一样的让人腻烦的官八股。不必说理论修养，连起码 的实事求是态度都不具。遗憾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代表了政府对这桩案子的姿态，而真正在办案的“专案组”的工作却不为外界所 知。 负责我的案子的专案组的工作令人信服。应该说，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见 解与我是很不相同的。但他们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这就是说，他们只依 法严格调查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是否“煽动、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 当然，将这一结论下在案件调查之前，我本人是不同意的，但我知道他们对此无 能为力。我在此可以作证的是，他们的审问与调查没有任何逼供与诱供，他们甚 戴晴回忆录 —32— 至不因我的“态度恶劣”——我从来没有过“悔罪”的表示，我无罪可悔； 在写 到“动乱”与“暴乱”时我坚持加引号——而影响他们对基本事实的侦察与判断。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的态度又是很好的。我从不顽抗、不编造、不跟 他们绕圈子斗心眼，也从不隐瞒什么，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到后来， 我甚至觉得，作为调查对象，在我与他们之间出现了某种作人与作学问的信任感: 我已经很愿意和他们谈谈从自由派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对种种问题的见解。这当然 不是想让他们同意我，只希望他们在较深的层次上理解我，而前提是相信他们不 会据此罗织罪名。 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乔石、王芳、刘复之、任建新诸位先生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那种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不前行的尴尬与艰难。这 颇有点象处理一个羊水早破却又不足月的婴孩：究竟是应该割断脐带，企盼那尚 不敢断定的嘹亮的哭声，还是看看胳膊腿尚全、赶紧卷巴卷巴先塞回子宫。全世 界都在看着他们，全中国都在看着他们，那些抚摸着弹痕、认为老子打下的天下 岂容资产阶级去坐的战时功勋们看着他们，目睹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极盼中 国的掌权者们不可一误再误的青年们也在看着他们。就在他们反复权衡，如何用 宽泛无比的“中国特色”来解释那部白纸黑字的《刑法》时，齐奥塞司库夫妇已经 被怒不可遏的罗马尼亚人割去了脑袋。 (五) 我生长在中国人已经知道世界上有“法”这种东西、自己也写了几部，但无论 官还是民都没有把它当回事的年代。但这次，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依然以 为“法”不过那么回事而已，我却无论如何不能这么想了。我要紧紧地抓住它，因 为，在今天这局面下，如果说有什么可以保护我的话，只有它了。 我是七月十四夜开始监禁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92 条中“对被告人在侦 查中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到九月十四日，公安机关应侦察终结，写出 起诉意见书或免于起诉意见书，连人一道移送检查院。两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 也没有。 仍依据该法第 92 条，如果因“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者”，则需报检 查机关延长一个月，也就是说可到十月十四日。这也就是一开始那和气的人告诉我 的审查期限。 秋风起了，依旧没有动静。 戴晴回忆录 —33— 如果公安部门的调查到此时还下不了结论，怎么办呢? 第 92 条又规定，“案 情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依照前款规定延长仍不能终结，由高检报全国人大常 委批准延期审理。”在今天的中国，只要政局需要，这报请与批准是绝对不成问 题的，因为大家都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问题是，一九七九年五届人大通过的这部 法没有规定批准延期的期限。 幸好六届人大注意到这一点。在一九八四年它的六届六次会议上通过的《关 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补充规定》中有了规定，“对于重大犯罪集团案件和流窜作 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延长 2 个月的侦察羁押期限。”据此，对我可依法 关到十二月十四日。 不用说我是一名工科大学毕业生，就算我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这 2+1+2=5 也能算得很清楚。当然，如果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诸位先生不再强调改革开放； 乔石先生不再强调慎重对待依法审理； 任建新先生不再强调公开审判制度； 袁 木先生也没有说过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这样的话……事情恐怕要好办一 点。但既然他们不但已说，还一再地、公开地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历来又有 取信于人、取信于民的传统，专案组就不得不把事情做得说得过去。 就我的案子而言，这五个月间，每到期限，他们都拿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通知给我看。面对着那延期的理由，“案情复杂”，我们都无话可讲。他们的面 容是庄严的，但我觉得我能体味出这庄严后面的苦涩。我签字按手印如仪。五个 月就这么过去了，杨振宁、基辛格、尼克松、斯考克罗夫特来了又走了。局面依 旧僵着，我不再盼望与亲朋相聚的快乐。我不得不开始作最坏的打算，这就是说， 我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将不依所谓犯罪事实，而因“形势需要”，依照早就 定好的罪名，重判。 清醒地意识到这点之后，五个月来还算开朗的心情——这是由于对专案组和 监狱方面的好感，从而对政府也基本持信任态度——消失了，代之以第一次萌生 的反抗意识。怎样反抗? 越狱或自绝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最具实现可能的，只 有一条路: 依法。 我开始向家中索要法律方面的书。王德嘉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找到 书送来，专案组也允许我收下。在短短的几句附言中，这不善辞令的人切切提醒 我的是：“法是法，社会是社会，保住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我哭了，为他的焦灼 和无助，为他不得不退守到最底线的悲哀，也为我们多年共同生活的默契。我在 自由的时候常常忽略我的这名最亲近的人，在狱中倒老是为他哭，只为他一人。 戴晴回忆录 —34— 就在这时，我才真正细读《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说来也很 有意思，这类文字，当它与你无关的时候，就算读上一百遍也弄不明白里边说的 是什么。但到了你的生命就系在那一段段文字之间，到了可以逐字逐句与自身相 对照的时候，真是读得如饥似渴。而读过之后的最深感受，就连我自己也始料未 及 ——这三部《法》，竟字字句句都是保护我的。就算拿出鸡蛋里挑骨头的本 事，也找不出对我不利的条款，包括那著名的第 102 条第二款——反革命宣传 煽动罪。 我当然不敢寄望于那些掌握着我生杀予夺权的人会认可我的感受，我宁可立 足于他们非给我定罪不可。那么，他们会往哪条上挂呢? 在把投敌、炸桥、抢枪等等都细细地一一排除之后，剩下的还是那 102 条。 当然，我没有写标语，也没有发传单，但在 102 条中有“其他方法”四个字。虽然 我的作品都与煽动无涉，且都是由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经政府注册的正式部门 出版发行的，但要给我定罪的人硬把它归到“其它方法”中去，我也没有办法。不 幸的是，《刑法》对于“反革命罪”，还有一个“两条缺一，就不能构成”的规定， 也就是说，即使拿住了我的作品这一“客观行为”，还必须有推翻现政权这一“主观 目的”。这对我太有利了! 我这人是最不主张“推翻”什么的。这信念在心头的明晰来自已故的黎澍先 生。他在回答我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这事，若有可能，顶好还是不 革。”我当时真是体验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快乐。一九八八年来，中国学界自发 地开始了近代以来第三次大论争(我认为第一次是《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 第二次是科学与玄学之争； 别的论争当然也还有，比如著名的鲁迅与周扬之争， 但因为有党派和强权势力的介入，我认为都不算)。这第三次是大民主与开明专 制之争。我本非学术界人，1987、88 年，当他们已经在专门的刊物和专门的场 合争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我还在忙别的事。待到学生们都兴致盎然地介入了，我 才以爱读历史故事的记者的身份发了点不着边际的议论。后来执掌权柄的人有意 以自己掌握中的媒介介入，舆论于是大哗，主张“大民主”的一方更加斗志高扬。 在这种情势下，我那几句议论就显得有点惹眼； 到后来，当局面变得非划出阵 营不可，以昭彰一批小丑的过街老鼠之态的时候，我终于成了“开明专制”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接着又被著名民主斗士许良英先生讥为“筹安君子”。其实对当今中 国的专制统治，我的评价并不比大民主派要好，批评起来也往往显得比他们更率 直一些。但我觉得革命(也就是推翻)比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要可怕得多，对中国 的损害也大得多。基于此，从四月二十八日我就劝学生复课，直劝到五月十九号， 从没有改过口——我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具推翻的“目的”。 戴晴回忆录 —35— 如果第 102 条挂不上，会不会扯到第 98 条呢? 也就是说，我本人虽没罪， 但我的朋友们“有罪”，于是硬把我归进一个“集团”。我这样想并非没有根据， 自七月份以来，报上一共点了我五次，而且老是把我与固定的几个名字点在一起。 更况且，这种“集团定案”法，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一九八六年，在为已故 的胡风先生补行葬礼的时候，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十多名当了三十年共案犯的 “胡风集团犯罪分子”们，竟是头一回见面。 我期待着公安机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93 条为我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但若不可能，我期待检察院依该法第 101 条对我“免于起诉”； 但若仍不可能， 我只有寄希望于审判了。我确信，如果形势到了这一步，那审判准是走走形式。 也就是说，审判的结果早在侦察前就作出了。我能最后博一博的只有依照该法第 111 条和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先生最近的讲话，坚决要求公开审理。不错，我是 被冤枉了，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能争取的，只是让世人知道我的冤情和我的反 抗。 没有入狱之前，我是有几个律师朋友的。凭我对他们学识及人品的判断，也 大致能揣摩出在当前形势下他们对我的看法。但我既然已经下决心准备着最坏 的，也就是说，哪怕是朋友，也都不肯顶着(或难以顶住)政府明显的旨意，真正 替我力争。至于政府为我指定辨护人，我是绝对不要的。我可以想像他们怎样以 “认罪态度尚好”来维护我。而这种维护，对我说来，无疑于羞辱。 于是，我决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26 条，由近亲(我的丈夫)和我自己来 担任辨护。当然，我对辨护这个案子不抱任何希望，我只追求这徒然反抗的过程。 我估计，以我的“罪行”，就算硬判，顶多也只能判个一、二年。但若为形势 效劳，特别如果仇我者抱有这样一种心理：“你越是共产党的孩子，对你的忤逆 就越不可饶恕。”我就不会有好结果了。当然，也很难超过十五年，但就这十五 年，我也不打算忍。因为，到了二○○五年，就算我还能活着出来，已垂垂一老 妇矣。服刑时，我徒增国家的负担； 出狱后，又徒增社会的负担，何苦呢? 所 以，如果真这么判了，我要做如下的事： 首先，提出与我丈夫离婚。我问过不少监理员，他们不记得一椿狱中人主动 要求离异的案例。与之相反，大都是狱外人要离，服刑的人难过得死去活来。这 真让我不解。我想，这些人一定是不爱他们的配偶。我自认为我的丈夫是天下最 好的丈夫之一，我更知道他是一个在生理与心理上都很正常的男人。他需要有家， 需要有个好妻子，我怎么能因为自己服刑而让他在盛年无女性陪伴呢? 戴晴回忆录 —36— 但是，我想，只要我活着，他一定不会同意离婚。就算为了我们的恩爱而接 受了我的诚意，他所要承受的道义上的压力也太重了一点——我也不愿他受到这 样的压力。所以，使他幸福的唯一条件就是我已经不在了。这对我说来也是一种 幸福。因为活着而徒增别人负担本来就是我最大的痛苦，何况在此之上还要加上 我因身处牢笼，丝毫享受不到人生乐趣。 我怎么才能不在呢? 《刑法》第 103 条特别规定了触犯第 98、第 102 两条 都没有死刑。我当然可以就此上诉，但谁也没见过一例不服判决要求徒刑改死刑 的。更何况我也不愿被处死。今天的死刑执行固然不会再用杀谭嗣同时用的那种 专门为了折磨人而准备的钝刀；但也不能保证执行的时候可以像瞿秋白一样，选 一处青草茵茵的小山坡盘膝而坐。最大可能是让你跪着，然后子弹以一米之内的 近距射入延髓。我不愿以这种样式离开世界。 那么只有自裁了。我在前面也已经说过，在秦城自裁是不容易的，但我也认 为并非绝无可能。我在百无聊赖之际，就从技术角度想出过好几套方案。但我决 不这样做。因为第一这不合我坦白为人的原则；第二我也不愿对不起那么好的监 理员朋友。我若自杀成功，他们是要担责任的。 怎么办呢? 只有寄希望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就是说，安乐死——凡具有正 常理性和思想能力的人都有权选择离开这个世界。这想头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 鲜事，我早就宣称过打算 60 岁自杀。也郑重地嘱咐过我的丈夫和女儿，我若病 危，万万不可抢救。入狱前，我还曾专就“安乐死立法”问题与研究生物伦理的邱 仁宗教授认真探讨过。我想，在开庭、审理、宣判之后，我为社会能作的唯一有 益的事，就是要求在法律的支持下安乐死了。 如果得以享受自由，我当然不愿意死。我的身体非常好，智力、体力、耐力、 爆发力；眼睛、耳朵、心脏及身体各部分的功能，就我自己体验，除了额前几络 白发，与三十岁时没什么两样。可是，当死已不可避免时，倒也没什么遗憾。社 会，包括中国共产党待我不薄；而我该向他们奉献的，也都诚心诚意地奉献了。 我的朋友们喜爱我，我的读者不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理解我。我现在清清爽爽、 明明白白地离开他们，比当个老厌物活着，再无端地给自己加些污点，要好多了。 当然，我应该做和可以做得很好的事还很多。但是没有我，只要事情好，就一定 有人去做，我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当我把这一切都想通以后，已近一九九○年。就在享受着自由的人们提着大 包小包奔忙于大街小巷的时候，作为法庭实践的训练，我一连气为专案组写了十 多份材料——它们大部分已不是如以前我写的对我所经历的事实的叙述，我在实 戴晴回忆录 —37— 习辨护——为自己的无罪辨护。当这些材料也都想好并写好之后，我觉得无比轻 松。 窗外飘着雪花，一只一条腿的蟋蟀不知怎么踅进了我的牢房。它已经跳不动 了，只沿着墙慢慢爬。我给它一点饭粒，它并不吃，绕着爬开去了。它要到哪儿 去? 在找寻自己最后的恬息之所么? 我忽然想起徐志摩的一小段诗，很美很美的一段。如果我非走不可，那么在 走的时候，就用它来向朋友们道别吧： 轻轻地我去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六) 正当我在一种澄明的心境下，期待着最好，同时又准备着最坏的时候，半年 的期限已到。 一月二十一日，专案组来了。我被带出牢房，带向提审室。我觉得我的心在 跳，似乎每一步都在迈向预料中的不幸。我等着新的宣布：起诉、移送或者延期。 我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哭，要镇定镇定再镇定。 到了。我走进去。我立即发现异样。专案组的人没有象往常那坐在高高的讲 台后边等我。他们站着，而站在他们旁边的，还有监狱长与监区长(按规定，提 审时监狱方的人不可在场)。他们向我作了一个我自认为把什么都想过了而竟然 没有料到的宣布： “改羁押为监视居住。” 我立刻记起《刑法》上对这一强制措施的解释：“需要逮捕而证据不足”。这 么说，半年的调查，证据依旧没有拿到； 没有拿到，也因“需要”而不能放人。 戴晴回忆录 —38— 我突然想起楚霸王，想起他如何把珍宝在手中玩热也舍不得赏赐； 我又想 起中国人历来崇尚的中庸，想起……但这都属于毫无意义的无用文人的漫散在头 脑中的暇念。 我呆立在那里，思绪飘向这儿飘向那儿…… “喂，喂，”专案组的人都不禁朝我嚷起来，“你怎么了? 收容和监视居住大 不一样，你不懂么? ” 我怎么会不懂呢? 我当时确切意识到的是：这么说，没有违法拘留、没有编 造、没有无限上纲、没有不顾事实的硬判； 这么说，今天的中国，起码在我的 案子上，已不再因思想而定罪。我对中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估计过低了。 可是……就这么完了么? 我注意到捏在手上的一迭材料，那是我主动写的： 《向政府申诉》、《要求公开审判》、《思想片段之一: 关于“集团”》、 《思想片段之二: 关于“目的”》。 “还有这些，我觉得应该交给你们……”我懵懵地说，在他们听来可能完全文 不对题。 他们把那迭东西接过去，粗粗看了两眼: “没用了，已经到了今天这个 程度……” “可这确实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我很急迫地说，不知由于对眼前的一切还 有点心里不踏实，还是对那几页纸，总有点敝帚自珍。 “它很重要……” “算了算了，我们留下。”他们说，显然出于不使局面僵持。 或许我在这当口上应该说几句表态的话，他们几位好象也在职业习惯性地等 着。我没有。与其说是对这一套路的反感，不如说根本没有想起来，因为还有更 重大的事占着我的心思: “还有……依照《刑事诉讼法》，有一个步骤你们没有履行。” 他们已经有点不耐烦，可还是忍住了，只询问地望着我。 “依照《刑事诉讼法》，在拘留的 24 小时内，在第一次提审的时候，你们就 该问我一个问题，而你们没有问。”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想看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是没反应。 戴晴回忆录 —39— 我只好接着说: “这问题是: ‘你有罪吗?’ ” 他们笑了起来: “都这时候了，还提这个……” “这对我非常重要，希望你们依法履行，哪怕不记录在案。” “好，好，‘你有罪吗? '” “我没有罪。”我一字一顿地说，这才真的觉得轻松起来。 (七) “监视居住”是一个太可以灵活掌握的措施。我依然不能回家，但已离开那 间牢房。就在北京的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由监护人员陪同，住进了门窗俱属平 常的秦城监狱职工宿舍区。我可以到食堂买自己喜欢的饭菜，可以看各种书报， 可以在黑暗中睡眠(7)，还可以用自己的录音机听女儿为我送来的录音带。我颤 抖着将格里格的《皮尔·金特》组曲放进小卡盒：黎明! 我已有半年不曾见过的黎 明，此时听见了。我可以读家里送来的任何一本书，还可以听 Part Banne 念的 《马太福音》。我甚至有了自己的笔和纸，得以为读者写这篇《我的入狱》。 也就在这时，专案组告诉我，《争鸣》发表了一篇写我的文章，他们认为失 实的厉害。我没有读过，不能妄评。但以上说的，都是我七个半月来最真实的感 受和经历，读者自己可以比较。 中国共产党有过不少失误。今天，她的毛病，包括一些致命的毛病也不少。 但她确实在进步。作为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应不看到这一点， 否则你就失去了最最珍贵的立场。如果你确实希望中国的事情办好，你就不能不 象对待生物的生长点一样，对这一进步倍加珍视，哪怕它有时还隐藏在丑恶之中。 我认为这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中民主派们最该记取的教训。如果在五月初，学 生和北京市民们能从政府对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的处置，从后来袁木所保证的 “中央不再到北戴河开会，不再进口高级轿车”里，希望于这种进步稳稳的生长、 积累，而不是引发激烈的动荡，就不会有以后这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情了。 用这个观点衡量我的入狱，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当然不该入狱，但中国千百 十年来不该入狱而入狱的人多了。在狱中被处死、庾死或虽生犹死的又有多少?! 我的能如今天这样入狱，遇到这样的专案组和监狱管理，不能不看到中共的进步。 至于与我同遭“集中打击”的难友们，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案情 戴晴回忆录 —40— 如何，但只要他们也住在秦城监狱中我的这幢牢房，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待遇与我 是完全一样的。 我将把这篇文章投给发表了我的《王实味》与《储安平》的《明报月刊》。 付邮前，专案组是会看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人身自由。但我也有我的条件，如 果他们作了更动，我就不发表了。这部文稿将由我丈夫直接寄给张健波，而张先 生是认得我的笔迹的。 我现在心情很平静，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客观地、心平静气地看待中 国的事情，也比较能把定自己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我已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用 不着再象过去那样火烧火燎地替共产党着急。我将不再干记者。他们不会要我， 我也不屑与他们为伍。但我可写的东西很多：历史，民间艺术，等等等等。 我想念我的亲人，也想念与我相处得那么融洽的朋友——我有多久没有见到 他们了啊!但我心中没有太多的委曲。我甚至觉得是上苍让我来历这一劫的，以 惩戒我的浮躁和不自量力。 对于有些人为什么那么恨我，我还不大想得通。包括与我同在一家报社工作、 这回专门撰写长文，恐怕是想将我永远钉在狱中的“邝岩”(即刘志达与陶铠)。但 我现在已一点也不恨他们。一方面我觉得仇恨是一种狭隘、卑劣的情绪，人若为 仇恨所绊羁，只会造成破坏，却难进于进取。再者，如若我也恨起来，不是和他 们一般了吗? 七个半月，生命短短的一瞬，就那么过去了。像所有的平静与不平静地流过 的日日月月。如果非说有什么不一般，也许是的：多了一点人生感悟，多了几个 警察朋友。 我现在正一点点恢复因半年多没怎么说话而有点发滞的嗓子。因为我有一个 难于遏制的愿望：一旦恢复自由，我就到近日重新开放的北堂去申请参加唱诗班。 我渴望回到人们身边。回到和谐与宁静当中。 1990 年 3 月 1 日 初稿于秦城监狱职工宿舍区 1994 年 9 月 修订于澳洲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补记】 戴晴回忆录 —41— 一九九○年五月九日，我与另外 210 名“难友”同期获释。我被宣布“犯有支持 并参与”“政治动乱”的“错误”，公安部门已不再麻烦我，建议所在单位“按纪律” 对我予以“处理 ”。为支持这一论点，他们列举了四条: 曾在这个那个呼吁书上签名 等等。这四条就事实而言都是属实的，我在最后签署意见时认可了这一点，但也 严正声明我不认为做这类事有什么错，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见解。 出狱之后，我才知道，在这次事件中，已在春节期间获释的五百多名、这次 获释的二百多名，以及仍在羁押中的四百多名“人员”所受的待遇是很不相同的。 以上所说，仅是我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此外，我虽然一再“报告”这篇文章已写就， 但专案组与监狱方面没有一个愿意在未发表之前看它。所以，这篇文字未经任何 人“审查”。我同时向境内外投稿，文责自负。 一九九○年五月十日 戴晴《我的入狱》，明报出版社，香港，1990 年 戴晴回忆录 —42— 也谈春夏之交 戴晴 这是两年多前在牢里写的。更确切地说，是在秦城监狱职工宿舍区随两名职 业看守“监视居住”的时候写的，否则也没有纸和笔。 那段日子一共写了三篇文章。一篇是一出狱即由友人偷带出境交《明报》发 表的《我的入狱》，从被捕写到释放； 这篇是从胡耀邦去世到“六、四”镇压； 另一篇尚未完稿。写的时候就绞尽脑汁骗看守，带出狱门带出国门都不易。 在 Harvard 忙得脚朝天，这文章就一直扣在我手上未动，直到“六、四”三 周年又到，东问西问之下得知，似乎已逸出境外的亲历者，议论是发了又发，但不 大见有谁结结实实地回忆一下那两个半月的过程。 我于是想到这稿。看了一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是为事实——事实 没有问题。我那时刚被警察反复盘问，每个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脸红是看 到那时自己所发的议论——真够臭的! 亏得还顶个作家记者头衔，亏得还时不时 卖弄:“这人还看不透? 我干什么吃的?”可从文章一开篇对苏炜、老鬼等人的议论 外加担心还有只有身在牢房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才有的那种一相情愿的怀念，包 括文中对这人那人的评述来看，作者真正一个吃货! 但我宁愿以原貌奉出，虽遭今天读者嘲笑，但为明天的历史学者提供一点真 貌，让他们知道原来曾有人作如是想； 当她有幸活过了 1989 年和后来的几个 年头，不幸又有幸出境看了一遭之后，对那些她曾经以为可以看作是朋友与同道 的人的理解，或许有了些许改变。 标题中的“也”，是针对那时有权在国内各报刊上大放咒声的邝言、忻华实等 等而发。你们谈得够恣，也得容别人说两句吧。没有针对 89 年前后陆续出境的 领袖们、文人们的意思。但那时没这意思不等于永远没有，特特在此申明将来哪 天高兴对他们也“也”一下的权利。 戴晴回忆录 —43— 目录 1 四月十五日 前总书记胡耀邦辞世 2 四月十九日 两分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 3 四月二十六日 “4.26”社论 四月二十七日 “4.27”大游行 4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下午茶 5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会见 6 五月十四日 广场斡旋 7 五月十九日 再度斡旋 8 五月二十日 戒严 9 五月二十七日 知识界大游行 10 六月四日 退党 (一) 四月十五日 前总书记胡耀邦辞世 我是在当天上午得知胡耀邦前总书记辞世的消息的。 那天北京非常平静。学生在上学，工人在做工； 学者作家们，无论研究政 治经济，还是挖空心思纂小说，都在进行着尚属于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劳动。那天 天气很好，甚至可以说很明媚——那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终于来了，新的生命就 要开始了的日子。 那天，我陪台湾一家杂志总编辑到北京饭店去见前中共中央对台办负责人汪 锋，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新任命的副局长陶斯亮。亮亮是我从小的同学。 她一见到我就说:“德平爸爸去世了，今天早晨。”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是 一个好人不在了。” “德平”即胡德平，胡耀邦前总书记长公子是也。中共高干的孩子也是孩子， 相互间谈到小伙伴的父亲时，并不用总书记、总司令等公称，也象山里或海边的 孩子一样呼为“狗蛋爹”或者“海娃大”。 我什么也没说。不但汪锋先生顺利见过了，甚至接下来的某些欢乐活动看起 来也都照常进行。比方，就在那天晚上，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先生 戴晴回忆录 —44— 和夫人在他们的官邸开的一个告别派对，我们就都去了。照常开逗、照常跳舞、 照常吃冰激凌。 但我总觉得心头有些异样。虽然这里用不上诸如“五色无主”这类字眼儿，但 笑着的脸与紧抽着的心总不是一回事。就算不能说是两个人的，也差不多是两个 魂的了。 我并不认识这位总书记。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为了一名被“搞”掉的 ——请原谅这样用词，可那人确确实实被这么弄下台的——前福建省副省长陆东 明的问题。促使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冲的著名改革家去职的最后与最关键的一 击来自胡总书记的一段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感情色彩浓烈的批示。我作为一名 实地调查记者则打报告请求他在事实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 这在处于极盛期的中共高层干部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抵消了我对他其它一些 细节上的不满，赢得了我对他一定的尊敬。 现在，他去了。在按照“中国特色”，以他所处的地位，在尚属“英年早逝”的 年龄。 那天春意融融。没有人哭，也许人们还不知道。但就算他们知道了，以我的 判断，中国的老百姓也再不会为任何一名政坛人物哭了。1976 年他们已经哭够 了。在周恩来身上，他们倾下了最后一掬真诚的、凄切的、掺杂着愤懑与愚忠的 热泪。他们以宗教般的虔诚把政坛人物奉为自己的理想与幸福的化身的时代已经 结束。如今，他们已经冷冷地站到一旁，一边算着自己这个月的薪水是不是收支 相抵，一边看着大人物如何在台上蹦蹦跳跳——他们甚至连蹦跳也懒得看了，宁 可欣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宁可欣赏“月亮代表我的心”，而当这些也听腻了的 时候，就跟着崔健一起声嘶力竭地喊:“我一无所有!” 枵腹从公、热肠古道的中国 人快要消失殆尽了，为“主义”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的几代人，不得不绝望地承 认，无论谁上台，无论他们在台上说什么，最后起作用的还是自己的工资袋和商 店里的价目牌。不，中国人不会再为谁哭了。 但我无法化解掉心头的梗噎。这似乎不是悲愁，而是某种内恫，因为我知道 中国人历来轻新生而重丧葬，这一古老文明不但一直为守旧派所控驭，新派为了 “革命”的目的这时候也不避嫌了，你只须想想本世纪初湖南的革命先锋怎么为蹈 海而死的陈天华大开祭坛。 当然，以我的体会，对死者的敬重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大自然的尊崇。作为同 为地球人的同类循着这一伟力来了又去了，我们诚恳地送送他们以示对上苍的膺 服。我对伍子胥鞭尸从来没有好感，这倒不是因为我本人曾在退党申请被正式接 戴晴回忆录 —45— 受、党员资格被正式注销之后又让人大张旗鼓地开除了一次，从而与楚怀王认同； 我只觉得这种刻毒没什么意思。当然太随意了也不好，比如戒严部队的士兵居然 在亿万人通过电视屏幕的注视下用铁锹把他的战友烧焦的尸身扒拉来扒拉 去……我总觉得，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之重丧葬，其实是找个口实寻个通 道，舒泄他们憋在心里的尤怨与愤懑。他们要么忍着，一旦暴发，准在送葬的时 候。 可年轻人已经不大想忍了。与世界在精神及物质生活上的反差再加上他们对 自身能力的估评，使他们对这个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和才干的社会怀有一种强烈的 要求变革的冲动。中国的年轻人有不少欠缺，但如果说他们过于激烈、不懂克制 与忍让则无疑是最不恰当的评价。就算抛开批评的愿望不计——这在几十年间已 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就强制自己去适应那选择面相当窄的环境而言，八十 年代的中国青年不但试着使用从他们的父辈那里学来的逆来顺受打下门牙往肚 里咽等等经典模式，实在不奏效时他们也会根据当局的容忍程度试过跳舞、摸牌、 喝酒、打猎、直至性放纵。但这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也表达不了他们最深沉的愿 望；更可悲的是每个通道口上都站着好些或德高望重、或拿着大印也许还有手铐 的官员。他们于是选择最具随意性、最不能作出确切解释的方式，这当然已经不 是闪着纯真的光的星星画展。他们在三九天脱光上衣将色彩涂满前胸；他们在金 碧辉煌的大厅当着一批衣冠楚楚的长辈砰砰放上几枪…… 然而“耀邦”去世了，这唯一的看来对他们还有几分理解与容忍的长辈，这唯 一一个觉得自由与人性还不那么刺耳的政治家。他们以年轻人所独有的、甚至可 以说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与率真认定了他是猝死、他是中道崩殂、他是为了他们而 遭贬抑最后郁闷身亡的。他们觉得对他不住。他们扯起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 的死了”这种条幅。他们快要忍不住、要喊出点什么了。 但那天在大使官邸跳舞的文化人似乎没这么激烈。这是一批小有名气者或者 小小得意者，过上了稍稍高于今日中国普通人生活水准的小日子。我猜他们当中 的大部分人，包括大使夫人本人，也都如我一样知道了那死讯，但大家都小心翼 翼地避着——也许有人出于对政治的绝望，但大多数人恐怕更倾向远远地绕开那 随时都会引爆的地雷。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惜命，而是我们都太疲倦了。更何况谁 都知道如果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定向爆破其后果无非一片废墟。 但也有人不是。老鬼。真诚地写着虚伪的小说的女作家杨沫的儿子，文坛上 新跳出来的一条粗汉。他不象莫言与王朔，他没有他们的机巧与冷漠，他是真正 从六岁就开始打架一直打到三十岁的血性汉子——虽然血性汉子在今天已远不 如前者时髦。老鬼写小说毫无技巧可言。他不是不懂技巧，他是北大中文系的毕 业生。他只是觉得技巧这东西简直他妈的妨碍他发泄，无论是怒火还是爱欲。那 戴晴回忆录 —46— 天晚上他也在大使官邸，穿了一件脏衬衣和一双懒汉鞋。他一脸茫茫然的怒气， 觉得穿梭于他身边的嘻嘻笑着的红男绿女简直就是一批醉生梦死的虫豸。 他抓 住我的肩膀一个劲摇——没准儿在他眼里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还算是人的 人。 “X 他个祖宗，戴晴，怎么办哪，真把人给憋死了。我 X 他个祖宗!” 我无话可说，只任他摇着，朝他喊“老鬼”也象没听见。果然，没几天，他到 天安门广场去了，带着一份血书。 你现在在哪里呢，老鬼? 你没有象我一样坐监狱吧! 如果你坐了，你那善良 而软弱的母亲会不会也象对待你死去的姐姐一样——她被当年一名政治红人毒 杀了，那凶手太红了，你母亲表示坚决站在政府一边。 苏炜那晚很轻松，特别与他一个月后的激烈相比。五月中旬以来他基本上与 严家其持相同的观点，和我不但在对形势的分析上，甚至在交情上也已经分道扬 镳。那些日子，他基本上已经不大回家，据说一直把牙具、内衣背在身上，时时 等着警察抓他。 6 月 4 日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炜，我觉得他一定不在了。 当时我竭力压抑着的一个冲动就是跑到他的公寓楼请管理员打开他的房门: 如 果他那只刚刚作了母亲的小猫阿依达还好好地活着，他就活着； 要是阿伊达和 她的宝宝饿死了，苏炜肯定已不在北京。 当然苏炜与老鬼不同，他虽然也下过几天乡，基本以翩翩佳公子自诩，对于 中国底层民众的全部苦难与隐忍，不可能有老鬼那种沦肌浃髓的感受。他的变革 要求是他在美国读了硕士、作了访问学者、又徒步周游欧洲之后的才子式响往。 公平地说，象无数优秀前辈知识分子一样，苏炜从自费出去读书的第一天起就盼 着回到有无数事情等着他做的祖国。在他就读的数年间，他不厌其烦地与我们联 系，希望学成之后能在北京得到一个为国效劳的岗位。他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他 甚至愿意做，比方说，《光明日报》这种报纸驻广东记者。但就这点小小的要求 也遭拒绝，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 在没有位置给他预备下的时候苏炜还是回来 了。他甩开膀子干，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出了两本书。可现在为了不进监狱，他第 二次跨出国门。你还愿意回来么? 你还能回来么? 我们还能推着铁生的轮椅到 你那乱作一团的小屋大啖烧鸡么? 李陀那晚浑浑然。他不会跳舞也不会说俏皮话，但对于二者，据称都有超乎 常人的鉴赏能力。他那晚正向我们展示他的太太怎么通过一种气功消掉了多余的 皮下脂肪。我望着他的确实小了一圈的太太，一位不那么聪明却很纯朴、很细腻 戴晴回忆录 —47— 的电影导演，心想消掉脂肪恐怕不止这一种耽误功夫的办法吧。不知张暖忻今天 是不是更瘦了，如果李陀 6 月 4 日出走之后至今未归的话。 李陀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是文坛与影坛上最孤独的呐喊者。将他的见解与 当年的创造派比，如果我们非坚持进化论不可，当然也可以说是螺旋式地上升了 一层。但中国现代文明螺旋式进展螺距之小，真让人等老了面孔、等皱了心。你 只消将今天共产党的总书记们的学识、见解、人望与 60 年前比一比，那恐怕只 能以 μ 来度量的螺距就十分了然了。当然我这里说的 `创造派'是已将它的鼻祖郭 沫若先生作为数学上的一个盲点删除掉了。郭先生后来的创作不但不再为艺术而 艺术，连为人生而艺术也谈不到了；当然他不必为糊口而艺术——这其实一点也 不可耻——他既然为了别的，也就没有艺术了。 但即使这样，作为创造派的不肖子弟李陀还是成了革命文坛泰斗(以下简称 革命文泰)最讨厌的人。他们绝不容忍这个 30 年前依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所指引的方向不考大学而去当工人的共产党员作家开口马尔科斯、闭口昆德 拉。当然我也讨厌李陀，我认为他那套纯文学纯艺术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 乖巧的逃遁，逃避良知、逃避责任，而说白了不过为逃避强权的惩戒。 我们曾经就究竟为读者还是为自己写作，当众大吵过一次。他高傲的结论 是:“什么他妈的 XX 读者!(XX 者，阳具之俗称也)”我则为不能象他一样以骂出一 串脏话取胜而干生气。但我们谁都不提惩戒。我们不说是因为我们觉得无须说。 我们对那如一步步走进冰冷漆黑的地窖般的惩戒所包容的一切太熟悉了: 第一阶冷落你； 第二阶排斥你； 第三阶批判你，从不点名到点名； 然后 是四，禁你的书；五，将你逐出国门； 直到六，送进监狱和七，送上断头台。 一般人下到第一阶就受不了了——谁不想获个全国奖、弄个协会理事当当? 也有人走到第五阶还很自如且无反悔之意。当然直下到最后一阶还保持潇洒自若 恐怕就不大容易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陀虽然将一切献身民众锐意改革的愿望与 行为统斥为“XX”，但他自己自四月下旬以来一直游荡在天安门广场。他毕竟还是 人，是中国人，是有着思索与判断能力的人，是有血有肉、有 XX、也有激情的 人——虽然用他的话说他那是在体验“广场文化”。 那天冯骥才也在场。他是女主人大使夫人的好朋友，专程从天津赶来的。他 带着他的慈眉善目、显得有点怯生生的贤妻坐在角落里，不加入我们这热闹的一 群。虽然在他没有当文联全国副主席、民进全国副主席、外加别的这个那个主席 副主席、特别在他还没有对新华社记者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的创作很有 帮助”这种话之前，曾跟大夥互认铁哥们儿。 戴晴回忆录 —48— 其实我并不一概排斥走红，有哥们儿荣升了司令之类总是好事。虽然我不会 下作到提包点心登门也谋个师长旅长当当，但发不出去的文章说不定在他的辖下 就网开一面。 我估计拥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冯骥才所能走的最远的极限，这里边有多 少苦心与苦涩，也许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不管怎么说，自去年七月以来，他的名字也和一大批近十年来涌现出的、得 到了读者承认的、刚刚开始找到自我的、而且刚刚开始展现那极为珍贵的才华的 作者一道在各种报刊上消失了。是他拒绝再往前走? 还是因为他曾经为革命文泰 的对手所宠爱过，于是令文泰本人不大高兴，而再想报效已不可得了? 我想不会 是这样。我希望不是这样。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早已经领悟到在这种时刻邀宠的 全部屈辱。他们已经站起来过，不能再跪下了。 那天晚上我是我们那自得其乐的一小群中唯一一个主动上前与他和他的太 太搭话的人。不为别的，只为我曾在文章里骂他骂得非常狠。大冯很客气、应当 说也是相当亲切与真诚地与我握手。我敢说那文章他一定是读过了。 后来听说 他在天津一直为学生们说话，很与他们那澎湃的精神共鸣。这时我才觉悟到我是 多么刻薄，我太爱骂人了。 大冯，我很想再见见你。你的官当得再大或者已经全部被捋掉都已无关紧要。 只不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二) 4 月 19 日 两份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 果然，学生们上街了。 与此同时，在官方的默许与实际协助下，前总书记家里设了一间小小的灵堂， 供普通百姓鞠躬道别。我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很棒! 胡德平到底是有 文化的人。鲧的子孙终于明白，堵，不是治水的唯一办法。 大约在 27 日晚，《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出席 19 日上午由他们和《新观察》杂志联合召集的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 “要发言么?”我问。 “那当然。”他说。 戴晴回忆录 —49— “这次我就免了吧?”我求他。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好，而绝不说“没劲 的话”一直是我这几年出席各种会的准则。 我本人就是在上亿万句不具任何信息量，足能把人腻死的废话里泡大的。现 在轮到我说了，我不能再浪费别人的生命。正因为我持这种观点，反资产阶级自 由化以来，我成了各种想把会开得带劲的主持人特别爱邀请的对象，因为我老是 在会上向权威发难，会场于是一下子热闹起来。比如我和黎澍先生争李鸿章的经 济体制改革； 和靳尚谊先生争人体艺术； 和邵燕祥先生争纯真的美和带邪念的 美； 和于浩成先生争民主制度的建立； 和王鲁湘争“闯黄灯”的勇气等等。 我的提问与反诘都很不客气，语气也咄咄逼人，但他们谁都不生我的气 1， 除了女性这一优势而外，恐怕主要还因为我是一个十足的外行——当然应该算是 一个还聪明的外行。我自己就觉得和聪明外行谈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在悼念“耀邦”的会上正式发言，除了成套路的废话而外，还能说什么呢? 更 何况他有那么多显赫与才华横溢战友外加部上部下，和他们比，我只能算个 0。 说说陆东明事件? 没劲。第一，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 第二，在这一个案 例中，前总书记的形象不够光辉，我与他全遭败北。他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的偏听 偏信；待到他不想偏听偏信时，又遭到了欺蒙与利用他的人的坚决抵制。我则如 一头勇气十足的一岁半的小狼掉进陷阱，让那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路 东明的死敌给玩了个底儿掉——手持一纸总书记的敕令也白搭。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张伟国不依不饶。 要是换了别的报刊，由别的编辑出面请，我也许会坚决拒绝。但钦本立是我 最尊敬的党内办报专家，《世界经济导报》是当代中国最有头脑的一批人读的一 份半民间报纸； 张伟国又是我非常喜欢的记者。我眼看着他从一名学法律的毕 业生怯生生地开始他的采访，一天比一天成熟、一天比一天干练。他有着全部上 海人的聪明却没有他们的浮华，他的见解、判断力、外加干劲都是第一流的。在 他几乎已经成了首都活动能力最强的记者之一的时候，也从不搭架子、不追求物 质待遇，办好《导报》成了他最高的享受。他不是靠当记者来达到别的目的的， 比方说，小到买点便宜货，大到为自己谋个肥差等等这些当今中国记者多多少少 沾上点的通病。他的追求太单纯了，纯得你不好意思搀了杂走到他面前。我在导 报的版面上，应该说够卖块儿的了，可是我从未收到过他们任何一件礼品，哪怕 戴晴回忆录 —50— 小小的纪念品——我一直没想过这会是一种缺憾，直到我在狱中得知他们不但被 “进驻”，而且被永远吊销了。 应该说，完全因为与张伟国的私交，我才同意出席 4 月 19 日的座谈会。当 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我在这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后来竟成了在全国范围 被点名批判的依据。 那天的会场依旧选在老《红旗》杂志社的一个破礼堂二楼以过厅加堵墙改成 的会议室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更说不上空调，仅有的几张桌子拼成 U 型， 只容得下十多人，大部份“小字辈”都要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一张张排着的木椅上。 我所参加的大部分最有意思的会都是在这里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场租 最低——也许根本就不收。这给我造成一个印象：气派越大，内容越贫乏； 而 闪着智慧和真性灵光的交谈，往往在穷得不行、破得不行的地方进行。怎么回事? 当然也有一次例外，那是科学院的一份杂志请科学家和作家共谈“科学与民 主”——似乎这两种职业即各居德、赛二先生之一方——那天准是沾了夏衍、钱 三强等老前辈的光，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就在我发完言匆匆溜出会场时，一 个漂亮极了的、完全象唐僧一样的男子紧紧尾随着我，直到记者们都离开之后， 他才很动情地说了一句“你的发言太好了”。我吃了一惊。他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 装，细皮嫩肉，又稳重又谦和。谁呢? 他把我送进电梯。关门之前，我忍不住问 道: “请问您是……” “我是人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他说。 我的被感动不在他之下。老实说，我的发言平淡无奇； 只能说，这样的发 言在人大会堂不怎么常见。 现在回过头来说 4 月 19 日的会。 那天我到得略晚了一点，会场已经布置好，U 型的桌的周边和后面的椅子差 不多已经坐满了。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一般。因为主持人《新观察》杂志主 编戈扬女士的面容不但庄重悲切，还有几分内在的紧张。 她预感到什么了? 应邀者阵容空前: 胡绩伟、李昌、李锐等开明高干都到场了。我立刻想到延 安的“青委会”，还是他们这帮子人，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当时他们对 戴晴回忆录 —51— 延安开始滋生的腐败的厌恶与对开明的向往绝不在王实味之下，他们那份很有朝 气的《轻骑队》的呼喊也在王实味之先。但因他们年轻，又很听招呼地立即回到 党的身边，立刻就没事了。这对他们说来一定留下深刻印象，成了他们随后进入 政坛的必修课。但既使这样也没有改了他们的本性，他们依旧是中共高干队伍中 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跃、最开明的一批。 以我的判断，张伟国本事再大，这些人也未必请得到。他们到场是冲着戈扬 的面子，她可以归为都市红小鬼一流。当然也还有胡德平的关系。 在举行了简单的三鞠躬式之后，大家开始发言。虽然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就 发言事极为勉强地算是应允了，但因当时正忙着采访联名吁请特赦魏京生等政治 犯的 33 人，并没有作准备。况且，就算我拿出一天时间来，也未必就找得到好 话题。于是狠狠心，决定到会场上再说。要是运气好，没准别人的哪句话就能勾 出一篇不错的感慨来。当然这有点冒险: 要是那灵性事到临头怎么也勾不出来呢? 这场面不是没有过。那就只有厚着脸皮溜掉或者装傻了。 而此刻我完全放心了: 有这么多前辈在这里，就算我想说，也得排到下午了； 而下午我另有事，不得不退席。 我放下心来，开始静听他们讲。第一位好象是李昌先生，他是胡耀邦青委会 时候的老战友了。他讲了前总书记一生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好学、如何平易近人 等等。接下来谈的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也是这种“通用”的话，直到苏绍智。我 想学者而非官僚的苏先生总该来两句带劲的了吧，没想到他在说了一番通话之 后，竟把对前总书记的赞扬集中到他的修养上。他盛赞“耀邦同志”在被撤了职务 之后极为难得地“坦然处之”。这真让我大吃一惊。 接下来发言的另一位前辈就更绝了。他回忆一次党组织请党外人士开会的情 景。他使用了这样一个字眼，说那党外人士的讲话“放肆得很”，转而赞扬耀邦如 何气量大云云。我的天! 我当党员也有 20 几年了，真是闻所未闻。是你共产党请人家来开会的，人 家进上逆耳忠言之后当主人的不发火也成了功德! 我这时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我忽然觉得，胡耀邦身上的优点其实也不少，他 们怎么专捡顶没意思的说? 当然我不想“扰乱会场”——像在其他座谈会上一样 挑起热闹的辩论，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一个以悼念为主题的会，还因为胡德平在开 头的几句致词中一再强调“祥和”，这个词儿在他不到一分钟的讲话里重复了三 次。 戴晴回忆录 —52— 但我不能不说。胡耀邦两度当我的总书记——共青团的和共产党的，我有资 格悼念他，讲他的挫折与悲哀，讲共产党应该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并没 有谁规定，对死去的人只能用放在哪儿都象那么回是的话来赞扬。我给会议主持 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尽快发言。 我决定就从“心怀坦然”谈起：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遇到不符 合原则的事情的时候，应不应该“坦然”地站在一边。什么是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呢? 我想，近年来党内最严重的非原则事件莫过于他本人的突击式的去职——他在走 进那次将他开销的会的会场的时候，还在问“今天的日程安排”。据说，当那一闷 棍打下来的时候，他连为什么都没有问。当然，这里用“坦然”二字是不够的，应 该用“很镇定”、“很克制”才对； 而几天之后交出的检讨才称得上“坦然”，其实这 里也不该用“坦然”，而是“绳趋尺步”、“委曲求全”。但正是这份检讨，构成了这名 本来很有朝气、很有特色的政治家生命史上最没劲的一笔。悲剧更在于，他还未 曾“坦然”地以他的新建树将这一笔勾去，死神上门了。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坚决反对以“修养”、“策路”等等苟且借口偷换党的原 则。如果连党的高级干部在最高层的党内会议上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原则， 这原则要它还有什么用? 或者换句话说，你留在党内还有什么意思? 总书记是 全党的大总管，说拿掉就拿掉，如果这还不算践踏党员意志，只能说明一个现实: 以如此之高位，也不过一名小厮而已。 这使我想起他的前任邓小平也是这么几乎在一天之内被拿掉的。再往前推要 属张闻天了。张闻天的去职虽然不这么戏剧化，但当军事与政治的实权都掌握在 毛泽东手里的时候——按中共史家的说法这是“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伟大胜 利”——他这个总书记形同虚设，在那样重大的延安整风期间，他居然带队到乡 下作调查去了。于是康生乘虚而入，作了整风领导机构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 毛本人)。至于再前边的博古、李立三、瞿秋白，直至我所景仰的、并立志一定 要替他作传的陈独秀——我要写出学者从政的巨大悲剧，包括个人的和整个民族 的。学者们贡献于社会的应是智慧，而不是他们最不在行的欺诈、钻营、背后捅 刀子和脚底下使绊儿——都是共产国际手中的棋子而已，谁占哪个格，并不是中 国人自己决定得了的。半个多世纪了，在选择自己的总书记的时候，中共普通党 员居然从未真正行使过党章上所规定的权利。更可怕的是因为这局面延续得太久 了，当党员而无权并且无须多嘴反倒成了天经地义。 那天，我坐在陈子明旁边，我看他正紧张地写一篇密密麻麻的发言稿，顿时 觉得自己这么胡乱一想就开讲实在有点大不敬，于是决定不再听发言，也写将起 来。 戴晴回忆录 —53— 正在心神不定之际，隔座的章乃器先生的公子发言了。我研读过不少右派行 止，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仅就当时报上披露的“反动言论”而言，他的才华 和骨气无人可比。不料章公子讲的竟是……恕我直言，竟是很辱没他先人的小里 小气的话。他说他怀着悲痛与感激之情怀念耀邦，因为总书记在他给他的信上作 了批示，使得章乃器先生的名字得以从已经定下的永不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分子名 单中撤出。这实在太离谱了! 如果出了名单的人的子女要为此感激批示人，那被 列为永不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子女，是不是该怨恨他了? 我提纲也不写了。在接着章公子之后发言的诗人刘湛秋刚把他的诗念完，那 悼亡的韵味还和着香烟之雾在会议室上空飘荡的时候，我开始向苏绍智、章公子 开火了。 我想我的发言一定给与会者留下很坏的印象。而且，党史界的朋友如果想挑 我的毛病，那真是太容易了。因为我那十分钟所包含的内容，足够一名严肃的学 者研究好几年的。我放机关枪般地把那几盘子弹打完之后，将小本塞进书包，转 身就走了。还没下楼梯，一名高大的青年追了出来：章公子立凡。他对我的唐突 一点不介意，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真高兴我尊敬的章乃器先生有这么大气度 的后代。 今天，在狱中，根据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的官方新闻和提审时让我写的 材料分析，这批聚在破礼堂会议室的人已如晨星般寥落。人大常委胡绩伟是给彻 底开销了； 无论干什么——包括写诗——都象回事的李锐正在被调查，想来他 的命运正与阎明复、朱厚泽二位同。宋平干得很彻底，将来在中共组织史上定会 记下一笔。我不怀疑宋平的廉洁清正，但仅仅廉洁未必就能成就一名称职的组织 部长。以他的学识和智力，理解李锐、阎明复和朱厚泽，似乎还不够档次。 李昌有了万润南这么一个女婿，不可能再得到任用，既使他还有另一个在改 革大潮中走红的女婿也白搭。 苏绍智和戈扬恐怕近年难于归国了吧? 我是已在监狱中。当时坐在我右首的 于浩成想来也免不掉这一命运，因为他也被陈希同点了名。而且，在 5 月 14 日 的会上，他就已经告诉大家，公安部党委通知他不可随意离京。 坐在我左首的陈子明在躲藏了半年之后，出境未成，已经落入广东省公安厅 之手。温文而雅的章公子呢? 我曾被要求写出我们加在一起不足三分钟的三次交 往，想来他也失去自由了吧? 戴晴回忆录 —54—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写出这一切琐节，是因为我从后来的批判文章中看到， 那写文章的人简直把这次会当做一个密谋颠覆策划什么了不得的大行动的重要 聚会了。作出这样的结论，姑且不论其用心如何，也太缺乏窥测“密谋”的常识了。 就算你密谋的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文人的舆论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些七长 八短、七拼八凑的人士中进行。何况我们当场就争了起来，而且争的不是方式而 是根本观念问题。 当然，这次会议的发言摘要后来竟成了《导报》的催命符，却也始料所未及。 而据报载，其中最不可容忍的除了因为出入于赵紫阳参谋本部而遭人忌恨的严家 其的发言——我当时没有听后来也不曾读，至今不知他说了些什么——竟还有我 那纯属玩票凑热闹的一段。我记得很清楚，他发言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但署名文 章说，我接着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还说我以我的发言为他作注脚，二人的目 地么，据文章称，只有一个，那就是打邓保赵。 读到这里，连正在坐牢的我都不禁笑起来。我想“忻华实”先生的录音机一定 不大好，因为他连男声和女声的音域音色都不辨，硬把严家其的话加在我头上 ——“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话说得很漂亮，但是是标准政治学用语，不是我能想 得出来的；我又觉得那机器也许不错，因为它一定有方向按钮(direction)，弄得 他们把发言次序也排乱了。 而且“打邓保赵”也是一个糊涂的概念，不知是哪位大爷为刺激敬爱的小平同 志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赵紫阳作为邓体制中实行改革的一把刀，自从将碍手碍脚 且干预国务院事物过多的胡耀邦砍将下去之后，自己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没有 邓保他，1989 年的春节都过不了。没有了邓，地委书记出身的赵也一定没了， 这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唯一看不大清的恐怕就是处于情绪最为冲动的 时刻的赵本人了。如果他在四、五月间肯背叛他自己的全部信念，并且出卖爱他 的党员、学生和市民，一味地或者哪怕暂时地顺着邓的脾气，他也就不是今天的 下场了。 赵紫阳应该向戈尔巴乔夫学的东西太多了，而第一条就是政治家的“血气”什 么时候才可以 “方刚"。 （三）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社论》与大游行 学生们借悼念耀邦以表达他们的某种愿望和愤懑的行动，在胡的公祭那天达 到高潮。当时分别有两名有资格乘专车穿过戒备森严的通道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葬 礼的人向我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静候在广场上的学生的情景。他们都为中国有这 戴晴回忆录 —55— 样的好青年而被感动得不能自已； 他们都不明白，作为公仆的领导人在那样的 时刻何以不能稍稍随和些，和人民靠近一点。 这一节，我想他们至今也没有明白。谁都不明白——全国、全世界，包括当 时对峙着的双方：跪下了的大学生和对此不予理睬的领袖。 如今这一个不但向你的智慧，同时也向你的心地挑战的场面已经被用最肤浅 的语言轻轻带过。但我敢说，历史一旦揭出整个 1989 年春夏之交这一场蓄意制 造的以完成“非程序权力更迭”的全部真相的话，那“蓄意”自这时已经开始了。 《4.26 社论》及文中所引用的邓的原话，无疑是这“蓄意”的再次升级。我不 否认邓有极为独特的个性，不乏开朗与开明的一面； 但作为一名独裁者，也不 可避免地必有压制不同意见的一面； 而这压制在中共党内，已那么习以为常， 用起来已经那么谙练，全套人马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已经那么驾轻就熟，连整人 的语言都已经那么规范化； 任何领导者，稍不加勒制，不管他驶进驶出的那部 车漆成什么颜色，立即就掉进这旧辙。我坚信，就算我看不到了，我的孩子一定 能看到，在他们准备献出年轻的生命以撬撬这快要把人闷死了的铁屋子的时候， 邓的这种倾向如何被利用——《4.26 社论》出笼。 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老路子，戏唱到这里本来可以收场了：大部分人被吓住， 剩下的几个随便从档案里抽出几条顺手收拾收拾了账。 不料时代毕竟不同，本该被吓住的一大群居然豁出去拼了。其实，\强调{这 时候}调集军队也没什么不可以，不料邓本人不知怎么居然又倾斜了一下，表现 出了他开明的一面。谁的功劳？这游说怎么奏效的？历史终会揭示。 如果北京的大学生在四月底能稍稍明智一点，对自己角色的估计能准确一 点，能把中国国情看得透一点，赶快回校复课，让邓把句号画在他的面孔尚未变 过去的时候，那“蓄意”可能就给憋回去了。想搞掉赵紫阳，只好另寻机会。但这 时候出现了一批人，王丹、刘晓波诸君，不知出于什么，他们确实不甘心就这么 完了，好象非把事情闹大才过瘾——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民主运动不能流产”。 赵的两次讲话无疑使他们受到鼓舞，这鼓舞没准还幻化成一种政局上的憧憬，于 是运动拉拉拽拽地到了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 这可真是正中下怀。 我在当时虽倾向认为政府效率低，缺乏应用现代观念与现代手段解决冲突的 经验； 或者他们之中虽然有人具备这种愿望与素质，但因高层意见分歧而使合 戴晴回忆录 —56— 力实际为零。无论处于前者还是后者，给人造成的印象只有一个：政府在这么好 的青年面前不理不睬，冷漠无情。更多的人愤怒了。 但今天我已经不这么看。我怀疑“蓄意”者那时正以逸待劳； 我甚至怀疑王 丹刘晓波诸君的激烈无知也是被煽动的结果，但这煽动不是来自，比方说，方励 之夫妇，而是来自那真正的想让局面更激化的人，说不定就来自那本已有点绝望 了的“蓄意”者。 还回过头来说《4.26 社论》。 《4.26 社论》让我反感，也让我看不起，但今天细细回想起来，我对中共 高层与人类文明文化割断的程度还是估计偏低了。不错，邓体制奉行改革开放。 但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上看来先走了一步，但不过为解决数亿农民眼看就要饿饭 的燃眉之急，并未推开千年农业古国的老思路，并不具革新观念。那仅有的辉煌 的第一步，也用不着太多的学问，只要不人为地用各种红头文件对延续了千年的 农业生产力加以破坏就行了。再往下走就没那么简单了，除了领域特征等诸般因 素而外，总体上讲，因为受到意识形态模式的牵制，居然迈不出任何果敢的、具 有战略意义的一步，其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毫无章法可言绝不是偶然的。此等 改革，距将人的创造力彻底解放，并将这解放用合理的制度固定下来，并用法律 保护起来，还离得远着呢！ 所谓开放，也并没有超出借款、贩货、学技术这一李鸿章、袁世凯都能接受 并且还真的实践过的模式； 更有趣的是，在文化上，居然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地 一概排斥，当然用语变了，不再用“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 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 当然改总比不改好； 开放总比不开放好； 而且我坚信，只要改革开放能不 被扼死，就算它象要把人折磨死般地一点点往前挪，中国就一定会从目前的水准 一步步向前推进。 但在 1989 年春天，在中国连文官政府与国家化军队等现代民主国家必不可 少的构成物的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要求思想自由、言论开放， 要求决策的透明度与进程的民主化，只能让真正的开明派为难而授顽固守旧派以 柄。 所幸这次军队内的开明力量没有象文化界和政界那样被一网打尽。我一贯认 为，只有他们能使中国的传统专制变为开明专制。至于民主体制，我从来不抱奢 望，我估计那大约是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的事了。 戴晴回忆录 —57— 但在收看《4.26 社论》时，并没有想得这么多，也没有想得这么明白。 （四）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高茶会 四月二十八日，亮亮打电话来，通知我第二天到一家叫做什么龙的饭店参加 一个知识分子聚会。近年来，各种刊物、出版社常邀知识分子们，即被他们盯上 了的撰稿人，一起聚聚谈谈，还吃点东西作为索稿之饵。但亮亮是官员。 “谁主办？”我问。 “我们局。我们部长也到场。你一定要来。” 我知道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陶斯亮是该局副局长。但我这种从 共产党窝里钻出来的“透明的红萝卜”居然成了中共中央的统战对象，总显得有点 不伦不类。我犹豫着，不愿与沈醉、杜聿明归为一类； 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我 第二天还有别的事，一个外地编辑说好了要来看我，我们有正经事要商量。 “你一定得来，非来不可，就这么定了。”陶副局长下了命令，不是因为她官 大，而是因为她有这个把握: 她的三把火不许我不捧场。 我按时去了，没有请柬，打一声招呼就往里走。名签已经写好摆在登记台上。 我扫了一眼那分成三堆摆放的名签，方知今天的来客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北京市 和海淀区的干部——恐怕主要是统战系统的干部。 我很为好心肠的亮亮难过。她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交情 是不能靠各自所踞的位置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眼睛盯着的，只是交椅。我， 还有一些别的人之愿意来，是因为你亮亮本人，我们喜欢你，看得上你，而不是 因为你当了副局长。如果在四十到七十年代，中共主管统战的不是周恩来，这衙 门倒也不会冷落，但聚在它周围的恐怕就是另一批人了。我想愿意和阎明复交朋 友的人未必都看得起万绍芬，仅凭她把那部用江西财政购买的高级奔驰轿车带到 北京这一条，就足够让一大批人背过脸去。 会场熙熙攘攘，生面孔居多。所幸我一下就在打扮得最漂亮的人里发现了南 宁——《人民文学》最干练最活跃的编辑。她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却不肯屈尊谋 个小官儿。 “怎么回事？‘4.26’？”我一上来就问她。我们之间用不着废话。 戴晴回忆录 —58— “谁他妈这么混蛋，把邓老爷子推出来。”她愤愤地说，本应续在后边的那句 “这下栽惨了”没有出口。她是抱着对邓小平及他的改革全部的爱与惋惜这么说 的。我想起 1984 年，那年秋天我正在福建出差，“十.一”到了，宾馆的客人已全 部走光，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休息厅看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当北大的教师突 然在游行队伍中扯出一条自制的“小平你好”的横幅时，我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 充分分享了具有清醒判断力而无任何功利式私念的知识分子欢快爽朗的情感表 达。 赢得这条横幅不容易，小平先生。这是那些读书人自己制作的，没有任何官 方指令。当你的地位越来越高，高到在中国战史上，与武昌起义、南昌起义、广 州暴动等等相比，并不具特别地位的百色起义不但被拍、还进而被说成是怎么好 得不得了的影片时，再也不会有一个有着独立的人格与高傲的心的知识分子为你 扯出一幅自制的横幅了。前者不过块把钱，后者大概耗资数十万，你掂了吗，哪 个重？ 宾客渐渐到齐了。作家们来了不少，都是亮亮的朋友。他们大都有着显赫的 名声与之相配的地位，足够把外省的文联小干部吓个半死。我没往他们那儿凑。 他们太正规，太如星座般高低分明，是我这种游荡散神绝对受不了的。我瞄住一 个空位，恰在我喜欢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身边。他也愿意与我为邻，我们开始喝 茶吃杏仁。他没怎么讲话，但我能体会出他隐隐的不安与不耐烦。 后来，在静静的监房里，我常常想起这一幕，我们怎么把茶送到唇边，怎么 默无一语地用眼睛扫向全场。我不禁想，如果我当时不那么挑剔，而是憨憨地扦 进作家一群，就不会有后来的阎明复部长径直来到桌旁的谈话，也不会有由他联 系的与胡启立的见面，就不会有十二名作家学者的《紧急呼吁》及联袂走上天安 门广场，也就不会有这铁栅与牢门了。选择与谁一起吃杏仁，这是多么偶然； 但 我的更喜爱学者而不大喜爱作家，以及我只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却是 必然的。我的坐牢，并不取决于我说了什么与做了什么，它只取决于今天中国当 权者所握着的坐牢标准。所以，也就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那天的那个有东西吃的茶会，即所谓高茶（high tea）会，由副局长亮亮主 持，到场的大人物一共两位：阎明复与李铁映。阎的出场显然是对部下的创造力 及活动能力的一种赞赏与支持； 李可能纯粹出于与陶斯亮的私交，当然也可能 因为他本人的父亲曾是在位最久的统战部长。 陶副局长站在麦克风前。她从小就是个细致温存的女孩，虽然对文学有着超 乎寻常的爱好乃至憧憬，但我不认为这就是能作漂亮讲演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 她并非脱口而出的话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几乎一上来就说：“二十七日平平 戴晴回忆录 —59— 安安过去了，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 考验。”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没有踮起脚来看看北京 市和海淀区的干部们，但李泽厚鼓了，同桌的科技日报孙长江鼓了，作家们还有 站着与坐着的记者们也鼓了。这些人都十分了得，他们接受别人的掌声不少，但 要他们真心为一位官员鼓掌，这确是我几年来经历的第一次。亮亮，干得漂亮， 你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期待，你知道什么才能真正打动他们，赢得他们。 接下来是几个“大腕儿”唱歌。他们当然唱得很好，也令人感动地开宗明义地 宣称这是献给学生们的。但我们似乎不是那种大白天听歌之辈，于是一个个溜了 出去。后来南宁告诉我，这也是貌似敦厚的亮亮的诡计之一: 她何尝不知道我们 无闲心听歌，但她掐指一算，这 high tea 要从 3：00 开到 6：00，时间是极具 危险地长了一点，她很担心哪位名人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跑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让 人难堪的话，于是在早上 9：00 就把南宁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令她火速找几名 歌星把可能出问题的时间填满。 我溜到酒店宽敞华丽的走廊，立刻被中新社的耿军咬住。还好他使的是快刀， 几分钟后我就从他的利爪下脱开了。就在这时，我见到迈着方步慢悠悠地荡过来 的包遵信。 包遵信是最激烈的传统文化的反对者。他曾单枪匹马鏖战台湾数名国学大 家，且战绩不错。他开创《读书》、开创《走向未来》丛书，又一一被人一脚踢 出。好在他不恋旧栈，转眼间，又以他不足 50 公斤的体重，开创令人瞠目结舌 的别的去了。他历来是我最推崇也最常遭我打趣的对象。他在我面前只有三个字: 没脾气。我一见他便说： “小老包，咱们得给党中央来一份致敬电，27 号没动手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小 可。” 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纸笔，我们俩坐下来开始想开头。 我当时的想法是，乘着今天这个劲头和这个阵容，那致敬电一定足够壮观。 我不打算避嫌，比如我是共产党的孩子或者文稿是在统战部高茶会上起草的等 等，只要对局面有好处。我坚信怀有偏见的谣传抵御不住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 不幸的是此时陈鼓应先生又踱了过来。他是台湾的教授，我的邻居，还是病号， 我们不得不放下电文，向他嘘寒问暖。 于是，这份电文没有出笼，又是一个偶然。 戴晴回忆录 —60— 夏末，包遵信以最激烈的反政府面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进了监狱。 有谁知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个乱哄哄的下午曾打算真心帮助政府、赞扬政府的 开明呢？ 就在这些偷偷溜会的人还没有说到酣处的当儿，工作人员跑过来了： “快，快回去，要向大家介绍你们了。” 当我们像鸭子一样被赶回原位的时候，麦克风前的陶副局长已经有点不耐 了。 她先介绍李铁映与阎明复，她用在他们二人名字前边的头衔是高级工程师和 高级翻译，大家又报以掌声。她很知道大家的脾性：我们能扳着指头把政治局委 员的名头数齐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可能会搀着一名瞎了眼的乞丐过街，却未必 肯在省委书记进门的时候站起来问好。 接着她又把几名有头有脸的官员点出来给我们看，不过我都没记住。然后转 向知识分子们。文坛星\简{斗}好象最先被她提溜起来几位，著名这著名那的，我 没大注意。然后转向我们这张桌。 李泽厚被她点了起来，形容为“著名的美学家，看上去就像个小伙子。”55 岁的李先生只好频频点头致谢。下边轮到了我。可怜的亮亮，她竭力想把气氛弄 得轻松活泼，但她本质上是个谦和柔情的人而不是讲俏皮话的好手，我想大家只 因为理解她、支持她才一阵递一阵地笑笑的。 她除了将“著名”二字也慷慨地赠给我之外，又加了这么一句：“她在文坛被 认为领导服装新潮流，你们能想象得出她是一个那么厉害的铁嘴钢牙的女记者 吗？”我连李先生般地点头致谢都不可能了，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恭维还是挖 苦。 那天我穿了一条极普通的黑窄裙，白底黑点子的上衣是用那种哪家百货公司 都推得满满的料子缝制的。我不否认我对穿衣服比较在意，但这种在意是防卫式 的。我绝不愿在衣饰上引人注意，因为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只能说明我穿冒了， 冒傻气了。再者，我绝不会为买一条裙子而吃一个月咸菜； 我更不具照料自己 衣饰的精力。我也曾想过请一位服装顾问，但几试之后发觉，选衣服正如选恋人 一样，是一种只能由自己品味而绝对无法对人道的感受，任何外人在这种地方插 杠子都只是帮倒忙。我的观念背晦到如此地步，已根本与潮流无缘，哪里谈得上 领导？至于铁嘴钢牙，更是亮亮随便检个词往我头上扔。我的口才并不好，我的 戴晴回忆录 —61— 工作主要靠卖力气，靠当别人看电视、逗孩子、追赶服装新潮流的时候打着磕睡 啃书本。 一一介绍过之后，亮亮还嫌不够成色，开始让两位大人物演节目。 高级翻译先唱了一首《卡秋莎》，又唱了一曲比较现代的，可能流行于六十 年代末的苏联歌。他唱得不错。他能在这种场合将嗓子放松到那种程度是很不容 易的。如果他没有经过训练，只能说明他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 接着轮到高级工程师。他声称不会唱，但可以指挥，因为他是运动员。李铁 映留学期间在布拉格坚韧的长跑是很有名的，但就算我们认可了双腿的移动能力 可以推演为双臂的挥动能力，但再把它推至对音乐的理解与把握，未免太牵强了 一点。好在他决定指挥的是一支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而不是 德彪西的《海》，这确实只要运动员的肌肉就行了。 全场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人跟着他的手臂挥动或大声或中、小声唱，我没有唱。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陶斯亮导演的一出双簧。但即使是，我也完全理解。她是伴着 这首歌长大的，而且直到今天她可能依旧真诚地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算她对这一见解稍稍打点折扣，她也一定切望在共产党治下将会有一个更新更 好的中国，否则她就不会去当中共中央的统战干部。 我当然也认为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国； 但它有没有“领导 中国走向光明”、有没有“实行民主好处多”，不是写在歌里并且由数亿条嗓子一天 唱三遍就定得了案的。当然别人爱唱是别人的事，我的耳朵不能象眼睛一样闭起 来； 正如已经被写进《宪法》“共产党领导”，我虽然觉得这种做法在人类宪法 史上尚属罕见，但也只有认可一样。 唱完歌，鸡尾酒会式的谈天开始。阎明复简直是径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来。 我想他是冲着李泽厚来的，因为李先生的《美的历程》，他的三大部中国思想史 和近期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所瞩目。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好抖出来 随便谈谈的题目； 李先生更不是一个爱把自己的肠子肚子亮给人看的人。他就 从来没跟我谈过一句美学方面的话。但局面不能干着，只好由我这个刚被册封的 “铁嘴钢牙”的来打园场了。 如果走过来的是一位八、九十岁，但由于“全国人民的爱戴”，仍身居高位的 老人，我一定也会象报上常描述的那样，伴着最无邪的笑容，用双手握着他“温 暖的大手”，代表大家“问某老好，祝某老健康长寿”，说几句“一定坚决跟党走”， “学习雷锋好榜样”之类与他的智力水准及应对能力相适应的话。但走过来的是阎 戴晴回忆录 —62— 宝航之子阎明复，博学而干练，又处在他的智慧最发达与成熟的年龄，我就不打 算客气了。 “阎部长，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员成了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对象，究 竟什么发生了变化，你们还是我们？” 这时周围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有人叫道，“好厉害的记者！”阎明复则转攻为 守：“你说呢？” 我不想在这个貌似促狭的问题上和他较量，因为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明白， 这本是一个眼色就能沟通，但也足够写一部专著来论述的问题。我发起第二攻击 波： “四月二十七日的处置，统战部作了不少工作吧？究竟谁在哪个节骨眼上起 了关键作用？” 这回他不笑了。他的面容非常严肃，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忧愁：“大家都 作了工作。大家。” 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像我一样感到这其中的艰苦与沉重，说不定还潜伏着 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深深的不安。但我感到了，这使我绝没有心境再去为难他。 还好这时有一位社科院新闻所的女研究人员挤上前： “阎部长，我们新闻界也要和中央对话。” 真是傻透了。我不好责备她，但我自己决不在这一水准上行事。学生们什么 都提不出，只一味要求对话，已被证明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首先，对话，外加 直播，是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的。第一，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要害决定不是 在私下作出的； 第二，如果对话的双方都很精彩也罢了，我们站在旁边看的人 起码还有一种观剧般的享受。但从电视上看官员学生那种对法，我连气都懒得生 了，只剩下心里的一份伤感，为他们双方，也为同为中国人的自己。 新闻界对话能对出什么来？新闻改革是一件多么艰巨、复杂、敏感、细致的 活儿，能靠对话解决吗？特别当你追求的不是某种渲泄式的快乐，比方说把对方 逼得抓耳挠腮，甚至让他出乖露丑，而是实质性的进展，哪怕只前进扎实的、再 也退不回来的一毫米，你就更不能对，尤其不能对赢。你唯一的选择是装孙子， 并且让爷爷高高兴兴打开他的钱袋。 但阎明复的反应非常干脆： 戴晴回忆录 —63— “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大家七嘴八舌点出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四巨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 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这四位中的三位，如 今也已从中国的报刊上消失了，而我们当时还总嫌他们不够开明，嫌他们压制了 我们的创作力。我们曾经批评学生太急躁，不谙政情，我们自己又比他们好多少？ 阎部长说：“好，我立刻联系。你们这边也提个名单。”他说着用手一指，把 我与陈女士划了进去。 在他走向别的桌子以后，陈立刻找我商量。应该说，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 为我不但对新闻界人头不熟，对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也很陌生。只因为在中国当 个记者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也就那么胡乱充了个小数。 但此时我不忍扫她的兴。同时，我也觉得，如果那时真的存在新闻界与中央协调 的这种必要性的话——我认为无此必要，新闻是党的工具，这早已说得明明白白， 斧头能向手要求什么吗——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闻从业人员了解点什么的话， 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我于是向她建议请《导报》的张伟国一道商 量。 有一篇大约在九月中发出的、署名“忻华实”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讲到我怎么与 张通电话密谋，又怎么和他一起在这次会上串联征集签名。我在狱中读到该文时 真是啼笑皆非。我估摸这“忻华实”恐怕是新华社上海分社一类吧。当然，考虑到 新华社在世界上的名声，对我这点小小的编造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既然我现在 还活着，又在写这篇文章，也就顺手把它澄清一下。 那天茶会，张伟国作为在北京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当然到场了。我看见他在 人群里走来走去，好象在散发什么——后来知道是在发他们 329 期，也就是最 后一期的复印件——我一直没机会与他讲话，直到陪着陈女士把他抓到了。 抓住他之后我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老板拍了一封电报。”可见自四 月二十六日之后我们还没有讲过话，包括通电话。因为如果要讲，以我的脾气， 这件最有意思的事那时一定就讲过了。 “看见了，”他笑着说，“这是编辑部收到的第一封，大家都觉得真好玩。”说 毕，我和陈告诉他阎部长答应联络新闻界与中央对话事，我们三人开始拟名单。 我因为对新闻界不熟，当时只提了一个我认为选人时应遵奉的原则，即“部 主任以下在第一线从事新闻业务工作的人”。这条后来也被署名“邝言”的文章批了 一通，好象我在有意打击受到党信任与重用的骨干。“邝言”这种狠挖深究实在太 戴晴回忆录 —64— 辛苦了一点，当然如果考虑到他那篇重头长文实在没什么东西好说，倒也还可以 谅解。我提的这原则其实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部主任以上的总编、副总编有多少 机会见这四巨头? 有话不早就说了，何必非使用这次？ 当陈女士在中间为了什么事情跑开一会儿的时候，张伟国告诉了我严家其起 草的对上海市委抗议一事，并请我也联署。他没有把那份抗议的原文给我看，我 至今也没有读过这份文件，也不知当时都有谁签了名。 我在前面说过，张伟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对他的请求，我一般都不拒绝， 但我认为他此时之举实属“当事者迷”。这抗议是无论如何不该做的。我这样认为 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对极了的好事，上海市委在处理这件事上当然有不妥之处，甚 至可以上升到越权违宪； 但中共各级可挑的毛病多了，都抗议？严家其怎么想 不到，从策略角度看，此刻这么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事情做死，用工程语 言形容，就叫卡在盲点上，不凭籍外力再也转不起来； 从道义上考虑，即便没 有这抗议，真理与正义在哪方，世人自有公论，更无须多言。当前，最重要的是 保住这张报纸，哪怕再吃些委屈，哪怕眼睛一闭出它几期废话，只要班子在，刊 号在，就值得。 这是我近年来第一次拒绝他，他没有讲话。不过以后事实发展证明，我的“不 抗议主张”同属白搭。因为如果要消灭这张报纸的决心已下，而且这消灭之意并 非来自这张报纸本身和它所踞的层次，再忍让后退也不会使对方手软了。 这时大厅里的人差不多都已经走散，连桌上的残食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我告 诉张伟国此事与陈女士直接联系，我就不管了，然后我们一同下楼朝外走去。 在饭店门外的车道上，门卫突然向我大声喝叫。我回头一看，一部漂亮的黑 色轿车正从我身后驶来。我向右边跨出一步，那轿车却在我身边停了下来。车门 开了，阎明复先生跨出。他与我握手道别，很诚恳地说：“以后常到我们这里来。” 态度如此谦和的高干真是不多见。我点点头。我想，一定是我的单刀直入给他留 下了印象。 那年十月份以后，最后在黄镇的葬礼上露了一面，他的名字从此从报纸上消 失了。 1989 年春夏之交，他是最勇敢、最热忱、最不计一己之私利、最不念官场 的沉浮，以最坦诚与积极的态度一心为党为国效命的高级干部。共产党居然连他 都容不下，真是不可思议。 戴晴回忆录 —65— （五）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见面 从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北京的学术界很平静。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 者们显得很疲倦。不能说他们对半个月来发生的事已经兴趣全无，只能说他们很 矛盾：他们爱学生，也觉得社会不改造不行，但他们对纷乱怀着一种本能的反感。 他们是作学问的人，而作学问需要环境安定、空气自由，饭桌上有几样菜倒还在 其次。 1942 年以来，随着红色中国在地盘上的一步步扩展，她的子民在精神上可 以舒展舒展的地域已越来越逼仄。这局面在几经反抗与镇压之后，终于在枪弹与 镣铐的护持下固定下来：对不起，你既然已经享受了“说不完的共产党的恩情”， 你就得接受这只可以有一种哲学、一个主义、一套思想体系的局面。对此，学子 们先是震惊，继而是厌恶与恐惧，最后终于麻木了。当然，在整个大社会中他们 有自己小小的一席，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出类拔萃者如费孝通、林巧稚辈出来装点 门面，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劳动价值从未被看重过，他们从未有过酣畅淋漓的工 作，没有过精神的巨大喜悦； 用已故历史学家黎澍的话说，“还想有什么成就？ 还想得到鼓励嘉奖？不批判你已经求之不得了。” 如果说念过《诗经》《小雅》的毛泽东，因为沾了点旧文人积习，还有几个 研究历史或哲学的朋友——其实也只是他捏在手里玩的朋友——他的继任连这 点风雅都懒得附庸了: 1986 年赵紫阳在北戴河海滨招待十数对有突出成就的知 识分子夫妇，颇显出一点人情味。其中造机器者有之，种花生者有之，独独一名 研究社会科学的都没有。 直到 1978 年，只有十几个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依旧门可罗 雀。无论是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还是《十四条》、《六十条》、《八十 条》，外加学大寨、学林县等等这些把中国没完没了地翻了好几个个儿的最要紧 的农业政策，跟农业经济学者们竟没有丝毫的关系。 不能说干社科的在中国的日子就那么难，你完全可以数十年什么都不干，月 月干拿那百十块钱； 想要发达也不是一点路子都没有: 为已经出台的政策作注 脚，为大人物已出口的外行话补台帮腔，这都需要有点小本事、小聪明。要是你 以此为耻而加以拒绝，那就只好忍受终生的冷落了。 这情形自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了令人瞠目的改变。一批老学者从冬 眠中醒转，捧出他们藏在柜橱顶上经年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一批年轻学 者杀出来了。在中国，什么事都讲究“大帮轰”，50 年代的青年热衷工业，60 年 戴晴回忆录 —66— 代的热衷尖端科技，70 年代的热衷念洋文出国捞外快……这些，在他们眼里都 是小打小闹。他们从充满了玫瑰幻想的上层掉到底层，亲身经历了一种制度、一 种政策、一种独特的统治可能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全部戕害。当他们再度踏上金 碧辉煌的殿堂的时候，把自己敏锐的目光——它们还不曾象他们的父辈的一样因 没完没了的顶礼膜拜而失去光彩——投向政、经、文、史、哲，他们不想零敲碎 打，他们要彻底变革这个国家。 但这与动乱完全两回事。他们甚至对著名诗人、前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四 十年代末的过问政局持否定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特务谁都可以谴责，而一位 优秀的诗人、文史学家就这样永远失去了。他们叹惋一批又一批有功力的学人卷 进“救亡”而放下了“治学”，痛感人类璀灿的文明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不过象 东丢一块、西丢一块的碎砖头，他们立志从打地基做起，。他们的计划宏伟又切 实，与之相比，不过三十多岁的年纪，已经觉得余生短促。要干的事太多了，种 种莫名其妙的禁令固然让他们火冒三丈，但可干的事是如此诱人，他们把时间看 得比生命还要宝贵。就连最激进、最率直的严家其，为了能在精力最旺盛的年龄 写出三本他已经打了腹稿的书，不但视一切社交活动为年华摧残，还苦苦地辞去 他一手创建，且受到真正拥戴的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们会热衷颠覆、动 乱？ 但他们有话还是不能憋住不说。五月初，李洪林起草了一篇为纪念“五.四” 运动七十周年的《倡议》，苦口婆心建议中共对前一段学生运动作出正确评价以 理顺民心。我带着这份《倡议》到一大批中外学者的聚集地——卧佛寺，他们正 在那里开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我把那《倡议》拿给两、三个人看，他们的反映 竟是冷淡又疲倦。 “这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教授乐黛云说。记得 1981 年，北大的学生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时候，即将赴美研习的乐先生就亲口对我 说过，“要是对学生动手，我们是要说话的。”但此刻她已颓惫至此。可是不过半 个月后，我看到一张发在报上还是刊物上的照片，她和几名长者站在天安门广场， 头顶上的横幅是：“与同学共存亡。” 我在这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那时，正宗学者中，没有人成立组织，没有人 想过要过深地介入学生的行动，即使在五月八日深夜，当北大的学生列队到教工 宿舍区，“恳请恩师”对他们予以声援的时候，学者教授们依旧沉默着。当然，到 了后来，五月底、六月初，有一部分人，恰如诚朴率直的乐黛云教授一样，被感 动了、被激怒了，参加了一些活动，说了一些所谓过头话——若使用人类共同认 可的标准，只属于最自然的正义与同情的流露——但硬把他们说成是煽动、策划、 组织“动乱”，包括烧汽车和用碎砖块打士兵的“暴乱”的罪首，真是不知处于何种 戴晴回忆录 —67— 居心。这种硬指，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先例，但也只有赵高等有数的几个丑类 才干得出来。不错，学者教授们都有著作； 近年来，因为党允许了，他们还得 以很克制、很委婉地在自己的著作里表述了一些属于他们个人的见解，这就是“暴 乱”？这就是“颠覆”？这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让中国人民重新沦为 帝国主义的奴仆”？你旷岩、忻华实有本事文字上见嘛！把论战的一方封住嘴巴、 赶出国、关进监狱，自己再化了名大写特写，这算什么好汉？！这还有什么公理？ 但我也得承认，对于陈子明、王军涛、李盛平等人那时在做什么，我吃不准。 他们是和魏京生、任畹丁同时办刊物的一批青年，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对他 们没有追究。接下来的十年他们没白活，每个人都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虽 然就个人素质而言，他们在学界尚不能得到交口一致的赞许，但也没有人能否定 他们的能力与成果。他们创办了不少有声有色的机构，署名或挂名的作品也不少， 但从骨子里讲，他们不是学者而是社会活动家、政治鼓动家。这要在别处也许也 算不了什么，但十年来中国的保安机构从来没放过他们。无论他们在哪里开什么 会组织什么活动，都有警察朋友自费在旁边租间屋子作陪。 所以，在这种心态下，当我得知五月四日学生们要大游行而记者们决定“集 体旁观”、“集体采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与学者们比，这已经又是一个领域。在“春夏之交”，无论就联系面之广还是 涉入之深，记者们比学者们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这本来也最自然不过。有了热闹 而不往那儿跑，怎么称得上好记者？但这回当局似乎是轻轻地饶过了他们，只在 仅仅属于他们的领域，比如新闻导向问题——顺便说一句，这本身就是个荒诞不 经的概念，既可导向，还称得上新闻吗——适可而止地点了点，“坚持资产阶级 自由化”，外加“颠覆”“推翻”等，都没找他们的麻烦； 待到重点打击的时候，对 新闻界也轻得多。理由么，可能恰如在延安时对《轻骑队》与《野百合花》予以 的“分别对待”同。康生的门徒们倒是奉祖训唯谨，但也太不具创造力了一点。这 总让人打不起精神。 无庸讳言，记者们的“集体采访”给了学生与市民极大的鼓舞。 中国人从没把党的喉舌看作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代言人。笨一点的觉得这 帮小子们谋上了美差，上窜下跳惹不起； 聪明的人则比较宽容地认为记者们一 个个分别看倒还可爱，不象他们加在一起那么令人厌憎。发表他们的文章的报纸 不代表民意只代表各级官方的意见，甚至代表说变就变的政策倾向，这是谁都知 道的。唯其如此，现在他们也走上街头，“走到人民中间来”，怎么不使青年们和 普通百姓欢欣鼓舞呢？ 戴晴回忆录 —68— 其实，在这暂时协同一致的行动之下，记者们希望达到的目标也不尽一致。 他们对中国现阶段情况的了解，无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无人可企及； 他 们所设想的兴利除弊的方案，比起学者们的原理性叙述，也实际得多。他们也都 知道新闻不改不行，但路子怎么走?不但各执一辞，从对原则的理解上就有很大 差异。 我体会，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批，所怀的主要是不 受信任、不被重用的痛苦； 而另一批冷峻些、阅读面也广一些的记者，则更倾 心于全世界都认可的标准：新闻的独立与客观。 那天的游行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但我没去。应该说不是对自己的同行的藐视， 也不是对这件事有多么目光如炬的反感，更没想到悠着点劲给自己留条后路。恐 怕又是一个巧合，一个技术问题: 我家离市中心太远了。我的新闻界的朋友对我 的消极很失望，他们调侃我：“队伍里有条横幅你看见了么？”我问是什么，他们 说: “‘戴晴，你在哪里？’” 这次“集体旁观”、“集体采访”产生了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即记者们也要求与 中央对话，并立即有 1031 名首都各报记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的名字也被朋 友们代签进去了。 五月十二日，统战部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四月二十九日阎部 长所应允的事已兑现，第二天新闻界人士即与胡启立见面，地点是统战部会议室。 我忙问他知不知道千名记者请愿事，他说知道。我说若只见一次应以他们为准， 因为他们代表的面更宽。他说这事和他的工作无关。我因特别不愿被人指斥为侵 吞他人斗争成果，哪怕仅仅出于误会，一再表示请他再与 1031 人的代表联系一 下。那名工作人员已经很不耐烦了: “告诉你，完全是两码事。明天的会属我们部的工作范围，好不容易才安排 上的，已经定下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没有想出应对的话，他那边已经挂断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点踏进统战部会议室的门，没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着的最 后一名。胡启立、阎明复、陶斯亮都已在座； 除我们六名被邀的新闻界——更 确切地说应是新闻理论界——人士而外，记协的两名头头也到场了。 我一进门，胡启立先生不但站起身、还走出座位、绕过桌子上前与我握手， 并且说了一句所有的女性都爱听的话：“哟，这么年轻，吓了我一跳。”他是北大 物理系的毕业生，知道怎么尊重人。这与我的同行孟晓云到王震副主席家请他审 听一篇她写的关于他的文章的情景完全相反。据传，那天孟晓云坐在一边念，王 戴晴回忆录 —69— 副主席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听。文章读完了，老人家一动不动，良久，突然嚷了 一句：“我 X 他祖宗！”孟晓云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正不知怎么才好，秘书在一 边提醒她：“这就是说很好，通过了，你快走吧！” 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五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因为对新闻理论不大通， 一直没有插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年轻的所长孙旭培谈到 的新闻立法问题。他从这部法的动议、搭班子、换马、数易其稿一直谈到迫在眉 睫的送交人大审议。他认为这里边埋藏了很多问题，垦请提交前将草案公诸于世， 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真是新闻界的头等大事。 胡启立频频点头，当场答应一定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但我觉得，这番话对 他说来并不新鲜，这一部重要的大法的份量，他心里很清楚。我甚至有一种感觉： 我们讲的这些，他早已了然于胸: 他们并不是浑浑噩噩之辈，不象毛泽东垂暮之 年那样，只凭几名亲随在耳边叽叽咕咕。他们的低效率，他们时时表现出的蹒跚 迟回，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已经快到中饭时间了。我先匆匆将昨天深夜张伟国给我 打电话要我在今天的会上转达的《导报》编辑部的意见如实报告，一共四条，具 体内容现在已不能确切，总之很强硬。接着谈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力主淡 化处理：钦本立不必检查但也不必复职； 工作组撤走，保留第三审的顾问权甚 至暂时的三审权； 编辑部恢复正常工作。 接着我开始谈我们魂牵梦系的民办报纸——我自己并不打算办，我受不起那 份苦。但我知道很多人想办，也一定能办得非常出色，我只想替他们撰稿并当读 者——我从来没提过新闻自由，不是不爱它，只是此生对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 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觐见教皇一样。不过有着发育正常的大脑的人只作工具与喉 舌，总不那么对劲； 况且我们也觉得，以一个人的思索与判断来代替亿万人的， 这人如果不是上帝，难免出点岔子； 而出了岔子，最后倒霉的，又总是那被剥 夺了思索权利的人。 但这番道理没人要听，如今能打动中共高层的，只有孔方兄。他们是那么坚 定忠贞的马列主义者，面对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只有孔方兄才能使他们的眼珠 略转一转； 如果这话说得太不具学术气息，也可以改为：枪子儿什么都对付得 了，唯独在通货膨胀面前无能为力。 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将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包下来，财金负担过重了。我提 出能否按报纸的重要性从财政上分为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级，党报，如《人民日 报》，各省党的机关报。对这级报纸，政府财政全包，包括人员工薪、住房、差 戴晴回忆录 —70— 旅、发行、生活娱乐设施等等，他们则完全起传达党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级干 部也完全由党的组织部门直接任命； 第二级为比较重要的专业性报纸，如工、 青、妇的机关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他们，国家只负担员工 的基本工资，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挣了。为此，在版面上，也必须给他们一点 自由度，允许他们发表一些使读者愿意掏腰包订阅的文章； 对这样的报纸，主 要干部上边任命，但应充分考虑本单位职工的意见，因为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大 家的饭碗问题。第三级为零杂小报，对他们，我建议政府原则上不要管，由他们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会决定，但要严格接受新闻出版 法及各种法律法令的约束。 这意见，我估计胡启立也早有所闻，但他很耐心地听，并且亲自做笔记，不 过没有象对孙旭培的意见那样当场表态。我估计我的发言还是有特色的，其特色 就在于我使劲强调我本人其实顶不在行的钱。在狱中，想到这节，我自己都不禁 笑起来：真笨呀——说这番废话！今天的现实证明，我耍这套小心思无疑于与虎 谋皮。舆论是中共的命。想毛泽东晚年，百姓穷成那样，他们花大钱到世界上去 买颂扬话。国家这么大，不必说火车票飞机票一次提它个百分之八十，仅将卫生 纸的标价翻上两番，养多少喉舌都够了。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作用。我绝不谈舆论监督，恰如我 不谈新闻自由一样。我知道中共宁肯要一万只麻烦死了的举报箱也不肯容纳一块 经调查核实后刊出的要害举报版面。原因是明摆着的，能看到举报信的有几个 人？想要抛出什么人与瞒住什么是很便当的。 我只谈舒泄。泄掉总是一件好事，将具有破坏力的闸崩变为涓流，对谁都不 构成威胁。我扳着指头为他算如果自四月十五日起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功能得以 正常发挥，局面可能会出现的变化……话还没有说完，会议室屏风的另一侧已响 起盘盏的叮咚响。 吃饭时，我被按照西方的 boy-girl-boy 的习惯，安排坐在胡启立右侧—— 这又是一个偶然，因为如果不这样坐，我的发言就算结束了。但既然这样坐了， 我又来了情绪，得以将我的“舒泄论”发展到实际操作的地步。于是才有了他的首 肯、有了作家学者座谈会、有了天安门广场斡旋…… 当时在饭桌上，我对他说，我本人自四月十五日以来，接受过不下十次外电 外报采访；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能发表自己的学者与文化人的意见呢？这 意见与官方口径可能不尽一致，但完全可以通过版面处置使读者了然，比如说放 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号字，加具有倾向性的编者按语，甚至还可以剪缉——这 样做当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缉而气得房颤加室颤； 但站在政府的立场 戴晴回忆录 —71— 看，总是可用的一招。他说他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就 说过，中央的精神摆在那儿，版面完全由各报主编自行处理。我问：真的？真是 这样？他说这还有假，前几天开会我刚刚说过。 其他行业的人听到我们这几句对话一定觉得很奇怪，主编管版面还有这么多 麻烦？恰如后来在五月十七日那天，当《光明日报》的职工游行经过设立在宣武 门外中宣部大楼时，呼的口号竟是令路人莫名其妙的，“不要打电话！不要打电 话！！”——中宣部动辄打电话到《光明日报》总编室干预版面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我觉得只领受这一原则性答复是不够的，于是紧追不舍： “我们报纸常用请学者们来开座谈会，会后发纪要的办法向读者介绍他们的 见解，这次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说。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追着问。 “我已经说过版面的事由报社自己定。” 谈到这里，我已经很激动，激动得连令统战部骄傲的担担面（也许是酸辣汤） 都没有细细品尝。我作为他们的客人，曾在那里用过几餐，都是这种简单、清爽 的饭菜。在中共大张旗鼓地反腐败、反吃喝之前就已是如此。我不知道他们是如 何招待班禅的，但那次他们确实是这样招待的胡启立。我想，恐怕除了吃，尚不 知世界上还有更美与更重要的事情的人，才那么大饕。所以，与其限制盘子的数 目还不如在考评官员的知识水准上多下下工夫。 和阎明复一样，胡启立与我握别时，特别告诉我一个电话，他念了两遍，让 我用脑子记住。他嘱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找他联系。这个电话我只用过一次，是转 达冯友兰、王瑶等十位北大名教授对政府的吁请的。 今天，胡启立先生也从报面上消失了。这可真是！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 容于中国，连愿意与我们这类人交朋友的官员也不见容于官场。我不知道胡启立 身边是不是也拥着些垂钓拜尘之流、吮痈舔痔之辈，象那些做官做得很得意也很 老到的人那样。我想他不会的。我们对他曾有过许多误解。新闻界当时曾流传， 有他主管意识形态，各报主编都好当了，因为他们已经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压制 那些一线记者的创造冲动，他们只须将启立又“左”又“僵”的话原封搬出来就行了。 出于同样的见解，北大的学生在“春夏之交”还以有他这样的人作校友为耻，开除 了他的校籍。 我好象还听过赵紫阳班子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戴晴回忆录 —72— 谁能理解你呢，胡启立? 我知道，以你的判断力，为维持那危如累卵、但尚 存一线生机的改革，你不知退了多少步，忍受了多少屈辱与煎熬，仅守着一点为 人的独立与正直——但，就这，也不行。不知胡先生有没有读过梁任公悼念六君 子之一康广仁的“明于大意，达于生死”，“临大节义而不苟”那段话。如果他今天 读了，一定会觉得轻松些。 那天，统战部好象有好几拨子客人，车子分派不过来了，只好让我与另外两 名西返的客人同乘一部，我于是第一次见到绝食到六月三日的周舵。 这部车本应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载着他们办事。但我的住处更偏西，就拉我 来到师范大学的一栋小楼前。他们进去了，我等在车里。就在这时，成队的、头 上扎着白布条的学生正从车边走过，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去集会。 绝食开始了。 我感到很沉重。我的心情与 4 月 27 日已完全不同。就在这时，一小批人从 小楼里走出来，其中一位我认识——王超华，王摇教授的幼女，社科院文学博士 候选人。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次学运的领导核心。这么说，这小拨人就是 行动的组织者了。 我问她:“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什么干!?” 她没有回答。我从她脸上也看不出其他青年那种激愤神情。我当时已经知道 周舵到这里来是找刘晓波，原来他们在策动这件事。我很生他的气。他是四通的 人，万润南的助手，他应该懂得克制，懂得分寸，就算想介入群众运动也该有点 韵律。可他居然和刘晓波搅在一起搞这种事! 在我的印象里，刘晓波虽然也读了文学博士，这一二年也热闹得很，但他既 不具学者的深沉严谨，也不具政治家的冷峻机变； 说他更象个诗人吧，他对自 身情绪之外的东西有太热衷。 或许可以算个慷慨悲歌之士，因为后来我从报上 知道，他是专门从国外跑回来“推动民主运动”的。但慷慨悲歌之士只是为世界添 色彩、为后人添感慨的。他们在原理上不是社会进步深刻的推动力。 我估计王超华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她劝不住他们。她劝不住，还是和他们一 道，艰难地扮演着激进的学生运动中保守的反对派的角色。 后来我又见过她两 次，一次是在座谈会上，这在下面就要说到； 一次是她到我家来找我。当然在 电视屏幕上还见过一次，剩下的就是那幅全国通缉的照片了。最后那次，她的喉 咙全哑了，人又黑又瘦，焦黄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而过去，她曾是一个白白 胖胖、神情活泼的少妇呢! 6 月 4 日以后，她丢下 5 岁的儿子，不知藏匿在何处， 戴晴回忆录 —73— 至今音讯全无。连差不多为她而死、最宝爱她的老父的葬礼都没敢露面。 她坚 忍、谦和、能吃苦，极具耐性和牺牲精神。如果她早生 30 年，一定是一名职业 女革命家。她一直把我尊为“老师”，但我知道我各方面多不如她。不知政府在了 解了她的全部思想与言行之后，能否撤销对她的通缉。 周舵走了，他基本上已被定为共和的敌人。刘晓波在狱中，居然在狱中还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这连慷慨悲歌之士都不是了：荆珂和高渐离可不向秦始皇打 飞眼； 秦武阳虽然吓得尿了裤子，也没有媚态。 (六)5 月 14 日 广场斡旋 我回到家时，已近 4:00。那天是周末，在中国，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机关， 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动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进家门就扑向电话机。 我的部主任还在——评论部主任陶铠。我告诉他与胡启立见面的情况，我当 时的建议等等。“他不反对!”我说。 跟陶铠用不着废话。他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在新闻系统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又是前任总编辑杨西光的秘书，还经历过《光明日报》最辉煌的一页——“真理 标准讨论”的全过程。外加眼看着《光明日报》从 120 万份掉到不足 70 万份 2， 早已成就为一名“报精”。陶铠的自学意识与自学能力都很强，他完全有能力当总 编辑，也不是不想当，但在昧着良心往上爬和顺着自己的心意作点该作和可作的 事情这两者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所以，就不失时机地发它一版有内容、叫 得响的座谈纪要这一点上，他与我有共识。 我自认为陶铠对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当支持的。《学者答问录》一问世， 他就是责任编辑。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里哪些话上边通得过，哪些话会惹麻烦。 他总是毅然删去那些非删不可的话，而发善心把一些“擦边”文字留着，给它们一 丝生的希望，让他们自己去闯总编室、主管副主编、主编这三道关。陶铠几乎没 有命令或建议我去作过什么。在我层出不穷的主意面前，陶铠只行使否决权，恰 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我是很服的，因为他的判断与事后的结果总是 非常接近。 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我以为我摊上了一个好头儿。没想到四个月后，他成 了署名“邝岩”、撰长文欲置我于死地者之一，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记得在狱中 戴晴回忆录 —74— 第一次被允许与我丈夫见面时，那已是 1990 年 1 月底，我有那么多家话要说， 可直逼着他问的是：“邝岩是谁? 有没有陶铠?" 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为别的，只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别除我之 外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来自陶铠让我写的一份关于我本人从 1989 年 4 月 到 6 月的全部活动的“汇报”。 “没别的意思，”他当时说，“你一件件如实写清楚，报社心里有个数，上面问 下来好说。”我当时想都没想，提起笔就写了。我至今认为，他那时并未有意骗 我。但当他决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时候，也并未想到，我会这么快出狱； 当然也 没有想到，这样干，就算我被这篇洋洋大文钉死在牢里了(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 点都不新鲜)，他本人在良心与道德上的损失。 王德嘉拒绝回答：“别问了，别问了，以后再说。” 其实，他的不否定等于 就是认可了。这无疑对我的信念是一个打击——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对着的是朝 夕相处的伙伴! 我想，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它那 打一拉一的政策太伟大了 3。 13 日下午，陶铠不用我多解释就全都明白了。他让我在家里等着，待他请 示后会给我回电话。我体会所谓“请示”，起码要通过编委会，闹不好还会问到中 宣部直至胡启立本人。中共办报，编委会而非党委是最高机构，这是延安的老规 矩了。它不受同级党委领导，直接听命于上一级党委，如《人民日报》编委会即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光明日报》曾骄傲地宣称它的编委会直属书记处， 我怀疑顶多也就到中宣部。 两小时后，陶铠打电话来：“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 2：00，十人左右，著 名学者关于形势的座谈会，老方(即方恭温，《光明日报》主管理论部和评论部 的副主编)主持，你先拉个名单出来。” “名单已经有了。”我忙说，开始一一给他报。我所选的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声 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最为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所熟悉与景仰的，包括： 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研究员 苏绍智 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 刘再复 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李泽厚 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研究员 严家其 戴晴回忆录 —75— 社科院历史学所副研究员 包遵信 福建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李洪林 法学家 于浩成 小老包学术职称虽然不高，但主编过的《读书》和《走向未来丛书》，影响 甚大，届时还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老于还有许多头衔，有不少颇有生气的机 构还是他开创的。但自 1987 年以来，已经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夺不去的，只 剩下了他的学问。 还有一些同档次的别的学者，因为当时没联系上，现在已不能确记。陶铠说 可以，让我以编辑部的名义正式邀请。 苏绍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长沙讲课去了，具体地址不详。我于是请他的太太 帮助，一旦联系上就作一个电话采访。 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应了。严家其有点犹豫，让我容他考 虑一下。李泽厚不肯。除了他所说的身体不好(他身体确实不好，后来在广场上 还到处找硝酸甘油)，和我所体会的他本来就不愿搅进这类事情之外，他很讨厌 《光明日报》，他与这张报纸已多时不来往了。考虑到我们学者的阵容，我在电 话里苦劝了他有 10 分钟，最后总算勉强应允了。为防他明天随便找个小借口不 到会，我立刻给陶铠打电话，让他明天安排专车接李先生。他是这次邀请的客人 中唯一派车接的一位。 给刘再复打电话时，李陀和苏炜恰在他家，刘还未表态，他们二人先兴奋起 来：“你小子真他妈太棒了!”他们说。 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多么可怜。我不过替他们争取 了一个在一份报上及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只不过机会而已，能否发出还不一 定，发出的后果更难预料，就已经欣喜若狂。但他们二人不是学者，本不在邀请 之列，见他们如此看重这件事，我只好顺势邀了他们三人。 放下电话，我立刻拨陶铠，请示可不可以，陶说：“就这样吧!” 就在这前后，温元凯给我打来电话。 1983 年，报社曾派我到合肥采访当时正如一颗巨星般上升的温元凯。和他 谈过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我不是对改革无动于衷，而是感到我对此人的为人和 一系列做法都还没有吃透。我宁愿站在一旁再揣摩一阵，掂掂他的份量。几年下 戴晴回忆录 —76— 来，我认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为人大代表提出“旁听制”提案； 而有 些就显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严家其在《导报》上的长篇对 话。总的说来，我觉得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担当不大把握得住。对这种人， 我不愿深交。 他说没什么事，就是告诉我他到北京了，还说想来看看我。我不希望他来， 于是告诉他当晚在一个什么公园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我可能会去，要见就在那 里见吧。我确实没有耍弄人的意思，但这聚会不但我自己未去，还把时间说错了， 让他扑了一个空 4。我没请他出席《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不为别的，只因他是 理工科大学的教授，而我们此刻并不存在向社会展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意。我 希望学者们的发言都有较深入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表述，温元凯就算有很精 彩的见解，和我拟的这个阵容也不搭界。 当时我算了算，请定的人一共 9 位，开两个钟头的会，发它半版到四分之三 版，也足够了——没想到这时又生出一个支叉来。 当时，美国人权委员会亚洲观察的一名调查员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 上了这场学运，也就无心游山逛水。由于我大约半年前见过她的委员会的主席夫 妇，并且与他们有过很有意思的谈话，西德尼这次来京也就见到了我。 5 月 14 日上午，戈尔巴乔夫访华团的文化先遣团已先期到达，要在国际大厦开 一个记者招待会。随这个团来华的一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恰 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于是主动提出，由她牵线，让我们与相当于苏联的《红 旗》杂志的主编见个面。 那天一大早，我还在床上，NBC 的一名雇员，前北京姑娘刘白方已经为此 驱车来接我了。虽然下午还有那么重的节目，但我觉得第一机会难得； 第二西 德尼盛情难却，也就同意去了。刘白方告诉我还要再接上苏晓康，这使我想到， 在我们的座谈会上，已经搀进了苏炜和李陀，他们显然不是学者，只能算是作家， 但读者对他们又太陌生了一点。苏晓康本来就很棒，加上《河殇》的几上几下， 已经弄得他无人不晓。所以，当我随刘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讲过来意之后，我也 随即发出了下午的邀请。苏晓康犹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阵，最后同 意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细述温元凯和苏晓康出席座谈会的经过，是因为 国务委员陈希同在他那一锤定音式的报告中，把我们 12 个人一下子点了 9 个， 说我们“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但无论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还 戴晴回忆录 —77— 是我们出发到广场，其目的都是劝学生回校。这件事不但一个证人都没有死，证 据也白纸黑字摆在手边。 他们是太恨我们了，那些为陈先生提供名单、起草文章的人。我可以想象， 当他们发现这末多“讨厌鬼”(我以为在他们心目中，最讨厌的要算苏晓康、温元凯、 于浩成、李洪林和我了。严家其恐怕还在其次)都凑到了一起，而且还去了天安 门，那高兴真是别提了。他们，包括那些协助他们工作的人，甚至包括广大善良 的读者，准以为我们如何精心策划名单、如何精心安排每一个步骤，殊不知这一 切完全是一批读书人出于他们正常的活动和正常的判断，或许再加上点正常的爱 国心和责任感的巧合。 在国际大厦门口，我们又遇到赶来参加招待会的麦天枢。他是《中国青年报》 记者，还是最近《中国潮》报告文学头奖得主。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 了。麦天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有我和苏晓康。 按照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为在招待会上会见到一批全新 的苏联文化人，没想到他们的面孔与我们中国出访的文化官员竟所差无几。举一 例，我曾站起来提问。我的问题是：“在改革的今天，苏联当局还会不会仅仅因 为思想与作品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加以惩戒，比如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 台 上的苏联人交头接耳一番，推举一位剧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亚现在 不那么冷，也不那么荒凉了，到那里去我看没什么不好。” 这可真是鲜红的幽默。 当我问到“民族问题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难题”时，他们又商量了一 阵，结果是干脆拒绝回答。我不由得长出一口气：一个“主义”居然能将两个文化 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类，也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没有人愿意在这儿浪费时间，我们都鱼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编的谈话 也不甚理想。我们三人都是记者，又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的单独会面，向苏联 人的提问坦白、恳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显然没有交换意见的诚意 ——这也难怪，他不可能读过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着三十 年代大清洗记忆的苏联人，凭什么相信我们? 时间已过正午，我们决定找点东西 吃，快快赶到《光明日报》会场。 我是组织者，不敢在外边耽搁太久，把苏晓康他们送到《光明日报》对面的 前门饭店，就匆匆来到会议室。客人们还未到，但报社方面，副主编、理论部和 评论部主任，以及负责录音并记录的记者，基本上已到齐。除了“名正言顺”的与 会者，门口还拥着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来求我让他们进去。我处理 这类事顶不在行，干脆躲进去不管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王超华。 戴晴回忆录 —78—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会? ”我克制着自己的不快，一连声问她。我 不是不喜欢王超华，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赏那种什么事都一哄而上，什 么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搅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根本 就没有回答我； 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惊愕和她那一脸焦虑之色。 接着，温元凯也来了，身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 “你看，你没请我，我自己来了。你不反对吧?”他说。 “哪里，当然，欢迎欢迎。”我说着，转到陶铠身边，低声问怎么办。温元凯 过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报》作客，总编辑一直很客气地接待他； 我那年虽然 没有写他，但我们的驻省记者写了，算是报社联络的老对象。 “来就来吧!”陶铠 说。 温元凯指了指那几个人：“这是著名企业家牟什么，和什么什么，他们有很 好的见解，也想谈谈。”我对这位著名人士没有一点印象，我们可以拒绝，而且 本该拒绝，但我和陶铠还有副主编方恭温都太软弱，不忍当面驳人之请——哪怕 很没道理的请求——这又是一个偶然： 如果我们当时拒绝了根本不曾邀请的王 超华和温元凯，这个座谈会开到 5 点就散了，以后的事情也都不会有了。 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王超华是怎么得到这次会议的消息而赶来的，因为这不 是一个筹备了很长时间的会——礼拜六晚上决定的，礼拜天中午就开。至于温元 凯，我直到在狱中被提审的时候，还不解地和专案人员探讨，那次座谈会怎么一 下子就离开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广场上去了。后来，直到温元凯带来的他的那位至 交，即所谓著名企业家牟某某，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报》上大骂与会学者 作家时，我才知道，原来是他! 是他怕乱子闹大了，使他这样一个从普通工人爬 到著名(?)大老板位子的人赚不到钱了，而找到温元凯，让他到广场去劝学生； 温 元凯觉得自己势孤力单，打电话给方励之，方表示不介入学生的事； 温又找严 家其，严让他到我们的会上去商量。但无论是温还是严，还是那个从工人爬上去 的“著名”家伙，都不曾在会上开宗明义地讲出自己的意图，他们利用学者们的同 情心、正义感和书生气，极有心计地把大家引到这一步，然后再跳出来为保自己 而大骂。这实在是我自去年以来见到的最丑的一副面孔。与会的一批有成果、有 价值，应属中国学界与文坛的骄傲的人，现在顶着煽动的罪名，被审查、被批判、 被监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动”这一个字眼儿的话，学者们是被他煽到 广场去的。 2：00 刚过，邀请的人已陆续到齐，严家其到得最晚，大约迟到了半个小时。 戴晴回忆录 —79— 那天是同学们绝食的第二天，在北京，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广场情况 怎么样?”。既然王超华在这里，不必说学者们和记者们，连方恭温陶铠也想听听 情况。 “我是来向诸位老师求救的……”她说，眼睛里已满是泪水。 王超华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不能确记。总的意思是同学们的情绪非常激动， 环境很艰苦，而政府方面毫无反应。她最担心如果这一局面持续下去，会有更激 烈的举动生出来。 “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她说，“我们只希望领导人能听听我们的意见……为了 这一点，同学们除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呢?”5 当她说到这里时，坐在我旁边的苏晓康哭了。 王超华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她甚至是个不大善于辞令的人； 但她估计得 不错，这局面不过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就有 12 名学艺术的男学生，什么话都没 说，就那么并排往台阶上一躺，开始绝水。当他们绝到第四天(5 月 19 日)的时候，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那个极具艺术气质的优秀生，心脏已经停跳(后经 抢救脱险)。 5 月 14 日那天，我们虽然预想不到这种种具体细节，但大致趋势，在座的 人都估计到了。这倒不仅仅因为王超华的叙述，而是目睹了肃反、镇反、三反、 反右、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磨难的人都知道那句话：中国人活着都 不怕，还怕死吗? 温元凯这时站了起来：“我们应该到广场去劝同学们回校……” 这动议没人反对，问题是怎么才能说动他们。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温元凯恨不得立刻就出发； 苏炜认为可以劝，但 切不可责备学生，他坚持说他们的热诚与牺牲精神是中国今天最宝贵的东西，一 百个官员捆在一起也抵不上。 李陀说他这些天都在广场转，别说就只我们这么几个人，就是再多十倍也一 下子淹到人海里，什么事都不顶。“广场文化!”他说，“你们根本不知道。” 温元凯这时又站了起来，说那著名企业家有很好的意见要发表。学者们很客 气，就静下来听他说。那人虽然没有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但他讲的在我听来实在 戴晴回忆录 —80— 不着边际。主持会的方恭温那么克制、那么耐心，真如他的名字般地温良而恭谦， 我忍不住站了起来——我也是座谈会的组织人之一： “今天是《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诸位学者来谈对时局的见解的，时间很紧， 如果不是正式被邀对象，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至于广场救急，等把主要日程进 行完了再议好不好?”这意见大家也同意，那厮也就坐下了。学者们顺序发言。他 们谈得非常好，每个人都情恳词切，每个发言都有新意，擅长于浓醇抒情散文的 文学理论家刘再复甚至带来一篇十分感人的书面稿。 最后轮到李泽厚，他只说了一句：“大家说的我都同意，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我那天没和编辑部的人坐在一起，而坐在我的朋友苏晓康和麦天枢中间。我 刚刚还开玩笑地问他们：“我算哪边的呢，报社一边，还是你们一边?”他们说当 然算我们的。我那天也没有发言。我觉得他们讲得太好了，我不可能讲得更好。 这批发言后来《光明日报》没有用，我一直在追那几盘录音带，也未追到手， 否则，就可以郑重地附在本文之后了。我一直认为《光明日报》把这批发言用出 去没有问题，直到陶铠这当儿讲了一句话，使我隐隐悟到我策动的这件事有多么 艰难，也就是说，在学者们和编辑部的期望之间，存在着我不曾料到的差距。他 说的是： “没想到连一句批评学生的话都没有。” 我记得当时微微一怔，我们怎么能批评他们?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又能批评 他们什么?当然，86 年学生一闹，我的已经付排的三本书立刻出不成了； 89 年 他们上街，我的书全部被禁，人也进了监狱。但如果你与那 12 名绝水的男孩谈 过，如果你看过那个电视镜头：布满了人的大街，中间走着虽然持枪、却用胳膊 护着头脸的士兵，外边是喊着叫着要用石块汽水瓶打他们的市民； 而插在他们 中间，拉成一条人线，单薄的身体穿着揉皱了的衬衣，声嘶力竭地喊着，以保护 前去围剿他们的士兵的学生们，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世界上可曾出现过比这更感 人、比这更说明一切的场面? 谁能说得清今日的中国人呢——中国的学生、士兵 和百姓?6 顺序发言之后，编辑部召集的座谈会本可以结束，谁要去广场就可以去了， 不知谁提出，若想要劝说奏效，必须先说动绝食最坚决的那批领袖，再由他们去 劝说大家。而和他们谈，绝不是站在广场上、插进人群中能说得清楚的，必须首 先找一个能从容地说话、能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的地方。大家议来议去，认为在 人民大会堂开一间屋子比较合适，那里最具政府权威的背景，离绝食地点又最近。 戴晴回忆录 —81— 这时，温元凯又提议，光凭嘴讲不行，我们必须带一个文字东西去，以此为 依据劝说。这意见大家也同意了。 看到在场的“老师们”主意已定，王超华哭了。这是一种宽慰的哭，她哭得很 酣畅，甚至哭出了声。出于她的家庭背景，和她本人对学问的挚爱，王超华太看 重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们了，她以为智慧无所不能。学者们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超过 一切军人、政客、富贾，她的悲剧——同时也是我们的悲剧——正在这里。文人 们算什么呢? 在不知世界上还有“看不见的手”，还有“文化伦理运动”的强权的心 目中，学者们不就多识几个字么，他们写不写书和写了什么书，与自己屁股底下 的交椅有什么关系? 再大的学者，脑袋不一样生在细细的脖子上吗? 砍起来不 会比砍别人的更麻烦。这种早已在罗马教廷、在希特勒、在慈禧、在张作霖，包 括本人还算有学问的强权人物曹操、毛泽东身上表现过的特质，王超华与我们当 时都未估计足。 我想，如果需要写一份能打动学生的东西，苏晓康的文字最合适了。我于是 将一迭《光明日报》的便笺推给他，他什么也没说，凝神思索起来。 没过几分钟，温元凯就站了起来，拿起一张纸开始念。当时我们只觉得它干 干瘪瘪，既无感情，道理也讲不清。后来在狱中看报，才从那“企业家”的自白中 得知，这是他们早已起草好带到会上的一份东西。在这里，温元凯一下子暴露出 他性格上的两个弱点，一是不坦白：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这些人面前都不肯 将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一门心思“略施小计”； 第二是不自量力。他也不看看 在座的都是些什么人，他那“三句半”也真敢拿出来念。 至于那个自称企业家的东西，则是从功利出发来对待一切事物的典型。这种 人可能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在面对某个具体问题时，与理想主义者有着相同 的判断与见解； 但在骨子里，他们与为理想而非巴望“现得”的人实在判若云泥。 1929 年被害于龙华的富家子出身的著名烈士彭湃渴望的是平等和自由，他会同 意、甚至亲自领导打土豪分田地，但他不会怀着忌恨与涎水紧盯浮财不舍，也不 会“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不幸的是，中共的革命，因为有着共同的反抗 对象，比方说，“三座大山”，从一开始，这二者就在教条式的“主义”的包容下搅 在一起，从来没有说清楚过。而到了最后，当功利主义者的目的达到以后，套句 他们常说的话：老子打下了江山……，理想主义者如若还没有放聪明一点，或者 还没有被磨圆摩光滚到一旁，依旧书生气十足地循着他的信念与追求，一味地惹 人厌，妨碍人家舒舒坦坦地享用江山，结果只有一个：遭排斥、打击乃至灭顶。 革命功利主义者与“经济人”是不同的。后者在他的经济活动中可能会表现 得贪婪、残忍、唯利是图，但在以契约保障平等竞争从而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大格 戴晴回忆录 —82— 局上，他属于活跃的积极因素。革命功利主义者的社会功能只是破坏，他们擎着 理想主义的旗帜，使用暴力推翻原有的社会财富占有者而自代之。他们不具“经 济人”种种创造与开创的特质，当他们占据社会生产关键位置——比如外贸局长 或者银行行长——时，对此甚至不甚了然，映在脑子里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能 套成哪级? 进贡的人不会少吧? 得好能配部皇冠车?” 这批革命家，出于无能与 无知，再加上对集中调用资源的体制的无由的自豪，对社会生产力往往起到阻滞 乃至破坏作用，这已由中共 40 年的治国经历一次次证明了。 扯远了。再回过头来说座谈会。 温元凯念了几句，大家只觉得味如嚼蜡。又是我站起来：“晓康也起草了一 份。” 苏晓康开始念，只念了一句：“同学们，几天来，为了我们的国家，你们 辛苦了……"大家就说：“这份好，这份好。” 我知道下边该一句句切磋了，而在座的都是文章高手，有没有我在场根本无 所谓，于是起身到总编室找红机子，联系与绝食学生领袖交谈的地点。 我把电话直接打到统战部值班室。我那时并不知道，那天下午，示威学生的 压力既不在广场，也不在新华门，而是移到了统战部院内。提审时，专案人员对 此相当不解。他们认为，从逻辑上推断，学生运动嘛，首当其冲的总该是教委， 为什么那里平平静静，大批人倒往统战部拥?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个按常规政坛 运作无法解释的问题。这回却是出于偶然，我相信将来历史会证明这是一个很悲 壮的偶然： 虽然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在那一段也确实忙得 不可开交，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原因，起根本作用的是阎明复先生的个人素质。如 果他是一个冷漠无情、老谋深算、对权位的追求超过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的人， 所有这些乱子他都推得掉； 但他揽下了，出于对他的党和国家的责任。当然这 里也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 何东昌的面孔学生们已经领教够了； 李铁映刚刚 接任，就差一点让北京大学的学生给嘘下讲台。我不认为走上街头的学生有意识 把自己放在被中共统战的地位，但他们觉得能够理解他们，并且能够如实向中央 转达他们的意见与愿望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就是阎明复了。 值班室把电话转到陶斯亮手中，我向她讲了这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她 学者们打算出面对最激烈的学生代表作点工作试试，请她向上报告，并联系谈话 地点。放下电话我即回到会议室。 这时，那《紧急呼吁》基本上已经拟出来了，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严 家其等人正在你拿去改改，他拿去改改。我问王超华：“你觉得有可能么? 绝食 戴晴回忆录 —83— 同学会听我们的意见?”她的回答非常肯定，并且说她立刻就去找他们。我于是请 那企业家帮忙，用他的车把王超华送到广场，他爽快地答应了。 正在这时，陶斯亮回电话了，她说人民大会堂有困难，谈话地点定在国务院 信访局。号称从不问政治的李陀立刻敏感到这一安排有名堂，他说这是一种降格， 表明政府根本不看重我们的这次效命。记得当时有谁劝了劝他，意思是不管政府 如何，我们已尽我们之所能，我们自己的良心就平安了。 李陀本来对劝说学生这事就很勉强，这时候根本不想去了。在场没有人附合 他，也没有人反对他。 应该说，在当时，除了温元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曾对自己过高估计。我们 都知道，在中国，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才学和品德，而是政治身份。别说登堂入 室，就连乘车住店都要问你是什么级别。知识分子在中国，承蒙共产党关照，已 经降到有史以来最可怜的地步，连清末举子都不如。那时，秀才们乡试，还能大 大神气几天，吓得酒肆关门、妓女搬家。从五十年代至今，除了一批批只知道干 活的匠人，再挑几个好乖的装点门面，共产党什么时候容得下指点江山之士? 但 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很难折回了。 就在这时，《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赶来，对正在进行着的这件事，抱着 一种绝对中立的态度。我念念不忘这次聚首的原旨，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将他：“老 姚，座谈纪要你可要发呀，这可是启立发了话不反对的。要是咱们这次失了信用， 以后可就再也要不到他们的稿子了。” 老姚哈哈笑着，绝对不接我的话碴儿，只 一再问：“用过饭没有? 让伙房安排一下!”，“车子问题解决了没有? ” 姚锡华是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旗的琢县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表面上虽 然对我又热情又和气，实际上我最好的文章都是被他或枪毙、或砍得支离破碎。 我不能算作是他的干员，但只要有可能，他也尽量不压抑我的积极性。他只求我 不要惹祸。我是在狱中从报纸上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的，冠冕终于落到 坚定的革命“左”派、已退休的前文艺部主任、每讲半个钟头话不出七、八个别字 就不够意思、也号称诗人但诗作绝大部分都要发在自己主管的版面上的张常海头 上。干得真彻底呀，连姚锡华都容不下了。我想那理由必定是堂皇的： 当报社 年轻的编辑记者们游行时，姚老总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正在这时，陶斯亮又打电话来：“阎部长要跟你们讲话。” 接着，他的声音 传来。我捂着受话器喊了一声“阎明复”，屋子里安静了下来。我大致讲了一下经 过，并将学者的名子一一报出。由于我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以组织人的身份出现， 觉得此刻阎明复应与真正的学者代表亲自谈才对头。 戴晴回忆录 —84— 我说了声“请等一下”，就将话筒……我瞥了一眼学者们，我很想将话筒交给 李泽厚或刘再复，因为他俩在国内国外影响最大；我也想递给李洪林，因为他是 我们这批人中唯一一名老资格党内理论家。但他们都离电话机很远，唯有迟到的 严家其正站在电话近旁。我将话筒递给了他——这又是一个偶然。不知这个偶然 是否会给阎明复的“错误”再加上点份量。 当时会场气氛非常庄重。这批手无缚鸡之力者，居然怀了一种“受命于危难” 感，其实他们与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仅有的一点点的联系“作者—读者”，是最不牢 靠的； 而那“命”究竟来自何处，也十分朦胧。 我的印象，在电话上，严家其讲的比阎明复多。这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学学 者，历来就是一个长于阐发而不大会倾听的人，在这一时刻，这个特点依旧十分 突出。我后来回想，其实在那时，我们 12 人的意见已经很不相同，我们的联袂 出场，仅是在“希望别闹大乱子，别死人”这种共识下的有限协同。严家其、包遵 信、李陀、苏炜比较激进，认为这次民主运动太可贵了，对中国政局将发生不可 估量的影响； 我和李洪林、苏晓康要保守得多，我们希望维持 1989 年 4 月 27 日以前的改革局面，认为“4.27”带给社会的东西足够消化好几年，而按眼下这种 趋势闹下去，只会把改革成果葬送殆尽； 刘再复没怎么讲话，他是一个内在感 受很丰富却怯于当众滔滔表述的人； 李泽厚可能内心非常矛盾。他实在是聪明 过人，即使在那样乱纷纷的时刻，他都能悄然苦恼着，被后果、安全、前程等等 非常实在的问题。 出发了。报社给我们派了一部小巴士，学者们一一落坐后，我对一直送到车 门边的方恭温、陶铠说：“不祝我们什么么? 连一句壮哉此行也不说? ”老方温和 地笑着，说了一句：“祝大家成功! ” 我们那天是平日最为繁忙的国务院信访局唯一的一批来访者，局里的值班人 员已得到通知，很郑重地接待，千方百计满足我们的要求，无论是打电话、复印、 还是派车。一开始，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大约有 20 多个座位的中会议室，打算在 那里等候学生，茶水等等也已经送来了。学者们坐下后，忽然觉得很不安，因为 我们 12 人，加上随队的《光明日报》记者，已剩不下几张空椅，学生来了怎么 办，谁站着? 难道是绝食的同学们? 我于是又出面联系，信访局方立刻打开他 们那座建筑物端头一间权充库房的大屋子，学者记者一齐动手，摆桌子、铺台布， 布置起一处使谈话的双方都觉得平等亲切的环境。 陆续有人赶到这里，包括外国记者。我于是一趟趟被叫到门口，辨认他们， 决定谁可以放进来谁不可以。 戴晴回忆录 —85— 在这当儿，那被多人改了一溜够的《紧急呼吁》终于完稿，因为没有打字机 ——或者如李陀所估计，因它是“宣传器材”而无人敢出借——《光明日报》一名 编辑已将它工整誊抄了一遍。就在我跑进跑出地忙的时候，不知他们怎么商量的， 待我看到这张纸，11 个名字已经签好，最打头的那个位置正为我空着。 我平时最恨论资排辈，尤其在文化人、自由职业者中间。但一项“严正声明” 或“呼吁”的带头人非同小可。我不认为这样安排很合适。 “是你把我们找来的，你应该签第一个。”他们说。 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没说，拿起笔就在那空位上签了。事后议论起这事，有人 说这是抢名誉，有人说是有担当，其实都不确。我当时想到的是，如果我不签， 或者推三阻四地往后边蹭，是会在猜忌本来就很重的中国文人中引起挺严重的误 会的——“她为什么不签? 准是有了什么内部精神? ”我这辈子被人误解的事多 了，再加上这条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在这种关头应尽量避免。 这份《呼吁》后来在信访局复印了 25 份。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晚霞已经布满天际的时候，统战部的面包车送来了十 几名头上扎着白带子的青年。他们不仅神情异常激动，还非常焦躁。我因为来来 去去地忙着处理杂事，没有听到学者们如何劝说，待我回到大会议室的时候，发 现这些青年其实一点都不固执，基本上已经“完全同意”老师们的见解。“老师们说 得都对，我们都同意，请老师们直接和同学们谈好不好? 直接和大家见面。” 在大会议室里，反反复复听他们说的，似乎就这么一句话。这已完全不同于我们 最初的设想。这些领袖是太年轻了，他们“常委”、“总指挥”的地位，可能就是在 几分钟的大喊大叫下形成的。要求他们具有组织及策略意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 们既然这么容易地就放弃原主张，再一次放弃不也很容易么? 而他们的反复，不 就意味着我们的徒劳么? 但那时我们被这些同学的热诚和切望所打动，已不知什 么叫拒绝； 也已忘记，有人因为一辈子写不出象样文章，正等在暗处朝我们捅 刀子。 12 名作家学者，包括已年届花甲的李洪林、于浩成，全挤进原已被学生塞 得满满的小面包车，一路摇着白头带，举着象征胜利的两根手指(v)，开向统战 部。 在根本不能从容就座，换句话说，简直就是人叠人的小巴士内，那些正以自 己的青春、激情，将中国事态推上全世界报纸头条的学生们，竟没有一点历史沉 重感。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唱着一齣重头大戏：一齣在数十亿人口中重新估评社 戴晴回忆录 —86—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庄严的正剧。他们孩子般地将一个个破旧的小本子，甚至一 张张揉皱的小纸片递来递去，请“老师们”签名留念。在狱中每忆及此，我总抑制 不住热泪盈眶，历史怎么能将这样的重负加在如此稚嫩的肩头? 统战部院内满是人，大部份是学生，也有记者和别的人。应该说，与我们同 车回来的学生领袖，还是有一定的张罗能力的，他们很快将散落在四周的人召集 在一起，然后把“老师们”一个个从车上叫下来，到圈内去讲话。今天想起这一幕， 真象做梦一样。我很希望有哪位清醒的旁观者能将当时的景况如实描绘出来。我 只记得，我被接下车，塞进圈内。我不知在我前边下车的学者们说了些什么，也 不知道我后边的人会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在信访局的大会议室里，双方是怎 么谈的。我只记得我站在圈中反复强调的是： 为结束今天的局面，双方都要让 步，政府先让，同学们也要让； 至于条件，如果同学们相信我们，我们愿向政 府方面作一试探。 可能李泽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场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他们决定撤离统战部， 请老师们到广场去与广大绝食同学直接见面，我则被推举走进办公楼，将《紧集 呼吁》交给工作人员之后，作为学生方的代表与阎明复部长会面。 那是 5 月 14 日下午 7：00 的样子，他正坐在统战部大餐厅里一张杯盘狼籍 的餐桌旁。餐厅里四、五张餐桌都是这样，看来在这里用餐的人很多，服务人员 已经来不及收拾。席上没什么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快餐。 阎明复神情焦虑。他甚至来不及跟我寒喧几句，劈头便问：“广场上的同学 撤出，起码暂时撤出，什么条件?” 我将我们的《紧急呼吁》递给他。“领导人亲自出面宣布，承认爱国民主运 动，学生组织合法等等。”我说。 “这是不可能的!”阎明复说。 “可他们总得露个面，这么僵着算什么?” “如果不附加种种允诺，我尽力劝他们出来。” “谁出来?” “赵、李，还要谁?” “出来以后呢? ” 戴晴回忆录 —87— “不能再附加条件，这已经是今天能做到的极限了。” 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么?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谈判过。 “我们去试试，我们愿意去试试。”我说。 “好。”阎明复说，言语之间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 我走出餐厅，在走廊里遇见一名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他是会议室里正在谈判 着的双方政府方面的一员。 “怎么样? ”我问。 “毫无结果。”他说。 “你们怎么就不能让让步? ”我问他。 “让是可以让，可是让起来，你说，有头吗? ” 我一时语塞。我不知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此时还有多大神力。 “你不会退足? 不是一点一点退，一步退足。”我强撑着说。他没和我争，只 苦笑了一下。 不错，谈判的一方一步退到底，与其说是一种方略，不如说是一 种气度。一般总能获得舆论同情，从而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比如那天，如果政府 退够了，街上的市民可能就会少一些。但这不过是一则原理，一种通例； 在那 时候的中国，在民众情绪如此高扬又有那么多居心叵测的人搅进来的情况下，似 乎很难以常理作判断。 也在这同一条走廊，我又遇见一名青年。想来是谈判双方学生方面的一员。 他的焦急已全部摆在脸上。 “戴老师……"他主动走上前。 “绝食团代表? ”我问。 “要是就好了。”他说，“我们在这儿谈，刚有一点进展，就被他们推翻，以前 说的全都不算。我们是被正式推举出来的，可什么也代表不了。” 我当时说出来的竟是这样一句话：“你们努力争取。外面绝食的同学由我们 负责劝说。” 戴晴回忆录 —88— “那就太好了! "他说。 在牢里我一次次回想这一场面，羞愧得无以自容。我有什么把握、又有什么 资格作这种大言不惭的许诺呢? 记得到了 1989 年底，警察让我写一份对“八九春夏之交”的“认识”。 “我无罪可认。”我说。 “不是让你认罪，是认识错误。谁没错? 我们都得写。” 我写了，就认这个错，认得心悦诚服。我说我五月间最大的错误就是介入斡 旋。总的说来，斡旋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有没有人可以充当冲突双方的斡旋人。 这，从原理上讲也有，比方说有实力者——特别是军事和财经实力； 有背景者 ——国际的或者家族的； 有声望者——德高望重的前政治家或者社会活动家、 科学家、文化名人等等。 中国有没有过这样的人呢? 也有过，不幸半个世纪来， 不是因学舌成了宠儿，就是被下了狱、杀了头。有幸居中活下来的，不是心灰意 冷，便已噤若寒蝉，只有我这种不知深浅、不谙内情、不知自个儿斤两的，才会 在这种时候自以为干得了这等事。改革开放不过十年，许你小声哼哼几句不过几 回，还不必说你尚不具哼哼的本事，哼得稍稍走点板还一巴掌打过来，不禁打的 已是败象毕露，政府凭什么信托你? 民众凭什么信托你? 无人信托，你斡旋什 么? 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只可惜当时没这样想。 我“身负重托”，走出统战部办公楼。半个小时前还拥满学生的大院，已恢复 平静。在一名统战部干部的陪伴下，由统战部出车送我从正阳门来到广场。 天已完全黑了，广场上满是人，围成一个个秩序井然的圈子，有人在圈子中 心发表讲话。我们弄不清谁是谁，就朝最先遇到的一个圈子走进去。有谁问了一 句“找谁? ”我反问“教授们在这里么? ”这话被一波波往前传，不知怎么传成“教授 来了”，只听圈子中心的人大喊，“教授来了太好了。教授，快请进来演讲! ”不由 我们分辨，已被拥到圈子中心。这时我才看清，主持人非常年轻，但静静地坐在 四周的，有不少上了年岁的人。 “你们不是学生么?”我问。我那时以为，这种时候静候在广场的，只有学生。 “不是，我们是工人。”七、八人争着回答。我吓了一跳。工人和学生完全不 一样，他们走上街头，固然也有道义的推动，但主要是利益。而中国的工人，尤 戴晴回忆录 —89— 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眼见今天“一套烂章程”的工人，其实非常特别。那时， 他们被称作“领导一切”的阶级，也真的一批批被伟大领袖派出去管政府、管学校、 管研究机构； 而今，在他们看来，老实干活的人穷得丁当响，流氓痞子倒一个 个阔得流油。除了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怎么得到之外，又心眼 儿实得让你一点脾气没有。就算我是个研究工人运动的专家，满肚子学问正没地 方倒，也不能在那个时刻、那种地方发表宏论。我们连声道着对不起，立刻撤了 出来。我要尽快找到他们 11 人，尽快劝学生撤出，工人们已经来到广场，情况 已经很危急了。 我们往南挤，很快就碰见了学生，很快就来了一名小头头，领着我们从很快 让出的一条通道往当时的指挥中心——广播站走去。 所谓广播站，不过几台便携式录音机，但从声音可以送出几十米远判断，或 许有台把扩大机和高音喇叭，我没有看到。学生们全部席地而坐，秩序可以说好 到不能再好。估计有不少电视摄影记者包括搜集情报的干员挤在当中，因为只要 有人讲话，不下 10 支聚光灯就会从各个方向打过来。 他们 11 人也已全部坐在“广播站”中心(也是席地)，我还没来得及把和严明复 见面的情形细细说明，并在 11 人(其实是 10 人，严家其此时已不知在何处)中充 分讨论，主持“广播站”的学生领袖们已急不可待：“请老师们快点开始吧，大家等 得太久了。” 于是开始第一项，由领袖们将我们一一介绍。每报出一个名子就是一片掌声， 包括大家肯定相当生疏苏炜、李陀，也许再加上我本人。赢得掌声一般总令人欣 慰，不幸我从小就读莎翁的《裘力斯.凯撒》，记得还挺熟； 又对“革命是民众 的节日”这句名言笃信不疑，所以那时只觉不安。 介绍完毕，读《紧急呼吁》。因为我是 12 人中唯一女声，于是由我读。读 毕，由我宣布撤出条件： 总理和总书记来看望大家，同学们从广场撤出，哪怕 暂时撤到中山公园，为明天的国事活动让出地方。 这回没有掌声了，但也没有嘘声。人群沉默着，象在等待什么。温元凯、苏 晓康、包遵信……好象除了生病的李泽厚和嗓子哑了的李洪林，一个个起来发言， 苦口婆心地劝。人群渐渐有了反应，似乎是，“光来看看不行，必须说点什么。” 说什么呢，各种方案都有，都不现实。“老师们”于是又一个个站起来劝。其中以 苏晓康的临场演说最为精彩，有理有据，声情并茂，真不愧写电视剧的。 戴晴回忆录 —90— 我也站起来两次。“劝说”本是我最不擅长的一种活儿，平日与人相处，三言 两语，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各自走路，从没尝过苦口婆心的甜头，无论对己还是 对人。这次非同小可啦，再不行也得上阵了。 当时说了些什么，已不能一一确记，唯一记得的，是对那些纯洁的年轻人说， “你们已经干得很棒，下面要由我们一点点来作了。你们这几天所开创的局面留 给我们的，几年也干不完。” 现在回想，在这句话里，我既没说清什么是“你们”， 什么是“我们”，也没说清什么是“棒”，什么是“一点点来作”。于是，不如我想象的 那么“纯洁”与“年轻”的人的反应是： 啊，我们受苦受累，你们摘桃子(这是我接 到的一张条子)!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关于向政府所提条件。我建议如果学者们的发言能在《人 民日报》上转发，就同意撤。对这条的反映是： 我们费这么大劲造成压力，让 她发文章!(其实这一组发言中根本没有我)。 在这样的基础上还作什么斡旋? 果然，没过多久，一个瘦瘦的、戴副眼镜、学生模样的人从人丛中挤过来， 对谁都没有打招呼，直接从我手里一把夺过话筒，以无比的激情喊道：“同学们， 同学们，现在，跟我念三遍绝食宣言!……鲜血……生命……民主……” 下边齐声喊起来，声势起码比刚才大十倍。王超华呢? 一直没有见到她； 别 的将我们请来的领袖们此时也一言不发。面对这种场面，我们还能作什么呢?7 “咱们撤吧。”学者之中不知谁建议。没人再有别的意见，我们顺序从人群闪 开的一条通道中撤出。一路上，不少同学朝我喊，有的还激动地伸过手来揪住我 的衣领：“戴老师，我们不能撤啊，我们豁出命跟他们拼了!” 我任他们拉来拽去， 不做任何反映。我不认为有如中华民族遥远回声般的理性能敌得住毛泽东几十年 培植起的以愚昧无知为基础的“革命激情”； 我也不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散荡 如我者，还足够坚强到堪与营谋有日的潜在政客对峙。 回到统战部，神形俱疲的文人们被让到一间小会议室。阎明复部长很快就来 了。没等我们细述经过，他先开口，眼睛谁也不看，声音是从未有过的沉重。直 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那缓重低沉的语调：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时候不早了，请回去休息吧。” 这时已是 15 日凌晨。 戴晴回忆录 —91— (七) 五月十九日 再度斡旋 5 月 14 日的斡旋失败之后，从理性方面分析，我本已心灰意冷； 可那时候 广场还那么僵着，可以说，是个正常人就做不到了不相涉。不少人踌躇满志，以 为改变中国历史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没那么大的气魄。我不认为看起来绝对正 面的骤然的变化就一定会导出损失最小的正面结局。辛亥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 证。 我那阵子一门心思想的只有一个： 给学生找台阶。我担心这没人肯负责的 局面将酿成大祸，更不愿中国青年一腔报国之忱受到伤害。 因为住得离市中心远，5 月 15 日—5 月 19 日的这段日子，天天就是接电话、 打电话。记得在 15 日晚，曾将北京大学冯友兰、季羡林等 10 位教授的呼吁书 转告统战部办公室； 还曾在一天晚上给胡启立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忘记出了 个什么主意，总之如果政府答应这个条件，学生就撤云云。对方答应转达，还甩 出了这么一句：“他们会遵守诺言么? 答应了这个又得寸进尺。”我语塞。 大约在 5 月 17 日或 18 日清晨，我的芙蓉里的邻居楚庄——他那时是民进 中央副主席，还是人大常委——突然来到我家。进得门来，话还没有说，已是泪 流满面。我请他坐，他说已经绝食绝水这么多天，要出事情了，怎么办? 我也哭 了。他问我知识界能不能作点什么，我说我问问看。他说他在人大和党派想点办 法，请我与知识界的人商量商量，说毕就走了。 紧接着，我又接到我的朋友沈及明的电话，她是文化部电影资料馆编辑，一 向怡怡然乐天知命。这回，她非常着急，因为她的 20 岁刚出头的儿子是 12 名 绝水中的一个，正和他的伙伴们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静静地躺在人大会堂东面 的台阶上。沈及明在话筒那边已泣不成声。如果说刚才和楚庄议论的时候感觉还 比较抽象，这时候的焦虑已经很具体： 想办法救孩子，好朋友的儿子不能死。 为理想壮烈献身一直是共产党反复宣扬的主题，直到今天我在原理上也是同意 的。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限定条件，那就是，对这一精神的尊奉只能是行为个体 绝对清醒的自主选择，不应由主事者或者看客“哄”起来。到今天我也不怕被指责 为“不愿为革命作出贡献”。我倒觉得，直到“六.四”已经过去三年之后，相当多好 心的人还看不到，或者说不愿承认，做为可能会在瞬间失去儿子的母亲，沈及明 在那时就已经了然了的事实： 阴险的见习政客们正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为自己 钻谋。 戴晴回忆录 —92— 那时，我与今天玩儿“民运”的文人还算得上是朋友，虽然意见不同，尚未到 交恶的程度。也就是说，有时还有个商量。我那时虽然不象今天这样确切明了一 些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家们那时候曾起到过那么大的作用，但知道苏炜、郑义一拨 子人常在一起商量事，就打电话找他们，哪怕找着相关的人也行。找来找去都找 不到，只好打给家住东城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请他在见到他们时转达我的今天 看起来不啻痴人说梦的意见： 如果各种劝说都失败，能不能我们成年人绝食， 年轻的孩子们进水进食。朱伟说他知道他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个联络点，他去 看看。我说你把我的意见传过去，我等你的电话，有什么进展或决定就通知我。 后来朱伟没有给我回电话，只听说文化宫的好汉对我的意见颇不以为然，郑义说， “我和戴晴在电话里吵了一架”，苏炜说，“我也同她吵了。”估计那时在他们心目 中我还没够上政府特务的份儿，薄识浅见而已。 郑义说的那次吵架可能是在 5 月 15 日或 16 日左右，也是在电话上，他通 知我游行。我问他“目的是什么? 要是游行之后能把学生带回来就参加，否则不 参加。”话虽这么说，游行这种事，经不住朋友一动员，还是去了。不但去，还 在头箍上亮出两家报社的大名——《光明日报》和《世界经济导报》(我是已经 故去的钦老总的特约记者)，真够傻的。还好我从来未如亚姐、港姐般胸前斜个 彩带，书上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当然我也没有那么著名。真不知这种主意怎么想 得出来。 再回来说 17 号或 18 号。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想起了一个老朋友，住在南 池子南端，也就是紧靠天安门广场的大苏州胡同的张朗朗。我让他将我的这个意 见带给学生核心。后来张回电话说同学们拒绝了。可过了一夜，张又电话告我， 说学生提出了一个“八人名单”，即领袖们还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的八个成年人。 这其中大多是比较活跃，经常出面的学者。确切记得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 89 年 5 月以来才常常被提起的《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我立刻表态，说愿意 向同学们贡献意见。 不久，张又回电话来说，另外 7 人不愿与我一起与学生谈。 现在回想，这打击其实够大的。可那时顾不上这些了，我说那我就单独谈。于是 定在第二天在张家中与他们见面。 放下电话后我感到，要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返回学校，壮着胆子去谈倒没 什么难； 可是要谈成，靠我一人，影响力说服力怕都不够。我决定借助老革命 的威望，一同作工作。那么这老革命之中，哪位是有见解、肯担当的呢? 19 日下午，我给原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老打电话，请他约原中组部 副部长，现中顾委委员李锐老。刚放下电话，震铃又响，社科院文学所何新打电 话来，谈对局势的看法。那些日子，何新经常和我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个钟头。 戴晴回忆录 —93— 19 日那天，我与他的意见大体相同。我想，他一直是青年学生们喜爱和熟悉的 学者，颇有一时之俊杰之名声，就也约他同去。他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19 日下午 2:30 左右，我与何新，还有一名他的新华社记者朋友，在温老家 约齐后，一同到李锐家。李锐让谈谈情况。正谈着，原人民日报社长，那时是人 大常委委员的秦川推门进来，一迭声说：“好了，好了，绝食停止了。” 还说，“消 息绝对准确”。于是我决定我与何新先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随时向老革命通报。 我们到大苏州胡同时大约下午 3:30，张朗朗不在，但不久就回来了，同来 的还有熊焱和另一名女青年。熊自我介绍说是学生核心组织负责外联的，愿听听 知识分子的意见，有什么办法就提出来吧。我们忙问绝食是不是停止了? 他颇为 不解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没有。于是何新开谈，大意是这样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熊焱有点不耐烦，说，谈具体办法吧。我当时提了几条，如： 是否可能再组织 一次大游行，然后把同学们带回学校； 或者我们成年人绝食，同学们进水进食， 等等。熊焱都简单记下来了，但边记边说：“不可能”、“没用”。最后，我提到红 十字会一再发出的瘟疫漫延的警告，能否考虑同学们不是向政府让步，而是向大 自然让步，因为至今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同学们能否从爱护支援大 家的北京市民出发，先撤出广场回学校，请环卫工人清扫消毒，需要的时候再来。 熊焱也说“没有可能”。何新接着又说，新华社记者也插话问： “那你们说怎么办?” 谈话的当儿，我不断给温老李老拨电话，想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希望他们 通过电话劝劝熊焱。但对方一直占线，没有拨通。 谈话过程中，熊焱似乎不十分专心，有点敷衍的味道。我当时想，他听这类 意见可能听得太多了，烦得慌。 在 4:00 到 5:00 这一个小时里，不断有人来找 他批条子，他也就一边与我们谈，一边就手批了两张。我的印象，都是好几千元 的，象是买对讲机。这年轻的领导人批得很随意。我记得当时心里很难过。可能 是与生俱来的小家子气，花人家捐的钱，我可不敢这么潇洒。 我因为还要到机场接人，就在 6:00 左右走了，何新继续留下谈。张朗朗送 我出门时笑着告诉我，刚才陪熊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那几位见面，拐来拐去， 跳了一回沟，又翻了一道栏栅，很象电影里的秘密工作者。穿过他家的小院出门， 我看见西屋不少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在吃饭。我惊问“怎么那么多人? ”张朗朗笑了， 他说：“你放心，到这儿来的全是撤火的。” 戴晴回忆录 —94— (八) 五月二十日 戒严 5 月 19 日傍晚，我到飞机场去接人。这是一个台湾记者团。大约半年前， 北京几名艺术家把内蒙古哲里木盟一批健康和残障的孩子的版画介绍到台湾去 义卖，这个记者团这次就是将这笔义卖款送到内蒙，亲手交给孩子们的。我们在 两个月前已经安排好，在他们路过北京的时候，开一个首都文化界招待会，播扬 这一对幼弱的关爱。地点、时间都定下了，就在人民大会堂，就在 5 月 20 日。 这回全都不行了。 航班又出故障。当我们驱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天完全黑了。华灯依旧， 人潮依旧。然而，站在路边维持交通秩序的，已是头系沾满了灰尘与汗渍的白带 子的学生——不过三、四天前还是警察。 把台湾人送到他们下榻的旅舍，安排好种种杂事，已近深夜。回到家，气喘 甫定，共和国总理那张昂藏之中搀和着悻悻面孔，已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戒 严了。 这对学生们说来当然不是一个光荣的结局，但也不失为一个尚未演成最不可 收拾的惨状的结局。一个政权行使他的行政权力维持秩序天经地义，用不着为这 受刺激。学生领袖们若真是好样的快快放出个漂亮的应对，也还来得及。不料他 们气冲牛斗地宣布的，竟是绝食改静坐。这真是太像水浒里边泼皮的手段。 这一夜，恐怕是那阵子最不平静的、最为思绪分呈一夜了。年轻年迈台上台 下主着中国大事的方趾圆颅辈，怕是一夜没工夫合眼。我那天是怀着替总理遗憾 的心情入睡的：他刚才的那番演说如果不是恶狠狠加暗暗得意，而是沉重、惋惜， 哪怕只显得沉重惋惜一点，让百姓觉得政府出此计真是万不得已，效果要好多了。 第二天清晨，我被窗外楼下的喊声惊醒。望望钟，还不到 6:00； 跑上阳台， 只见二、三个学生模样的人，正站在楼前，反复念一份传单样的东西，只听得： “北京的市民们，芙蓉里的居民们，起来吧，赵紫阳同志已经被他们剥夺了 工作的权利，局势还在恶化，居民们，起来吧……” 我忙打开录音机，伸向窗外。终于听清了，原来是前一段炙手可热的“三所 一会”的《六点声明》。时间太早，“芙蓉里的居民们”起来的不多，那年轻人已经 有点喑哑的喊声，在岑寂的楼群间，显得孤单无助。 戴晴回忆录 —95— 我记得当时非常生气，一个人干生气。“三所一会”那时节在中国政治生活中 所担当的角色尽人皆知，他们跑出来声明，一下子把暮春以来“政府对民众”这一 格局变成了“共产党中的这一派对共产党中的另一派”这种局面。也就是说，按照 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把“4.27”大游行称做是学生运动的话，5 月 13 日至 5 月 19 日绝食与进占广场已是由激进份子领导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三所一会”《声 明》的出笼加上它的社会动员，已变为党内派系斗争的社会浮现。如果说民众对 政府的抗议还有它道义上的正义可言，党争这种事，任何懵懂懂介入的外人，笃 定最后都是无谓的牺牲品，除非你铁了心入夥，盼着最后分一杯羹。 我明白，就算我爱国热情高万丈，就算我一心为公毫不他顾，就算我手里正 攥着一百条妙计，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的正在念大学三年级的女儿那一夜没 有回家，可能正作为纠察队员在广场上拉圈。我毕竟道行不逮，连定下神来在家 中看书都做不到，只好干我历来认为最没劲的事——陪客人游览。出门之前，我 给王小嘉在门上留了一个条子，命它回家后就再也不许出去，用不着去当党争的 牺牲品。 当然我后来还是被送进监狱了。但谁都知道，我入狱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作品， 外加在中国大陆被认为有点不合时宜的正常活动。为此而被关押，是可以套用一 句共产党常用的豪言壮语的：入而无悔。 (九) 五月二十七日 知识界大游行 道行不高的另一个明证是，我虽然自以为从道理上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真正 事到临头，情绪有时候还占上风。这就是说，五月下旬，我还是经不住朋友连劝 带损，参加了两次游行。我按他说的到了指定地点，一个熟人都不见，但已有记 者从人群中把我认出，并且把麦克风递过来。即使在那时，我还是说了“不同意 这次游行”。但怎么解释不同意还风风火火地来，来了还跑前跑后为《科技日报》 张罗横幅，还给喊了两声“戴老师”同学签名，就签在他正穿着的背心上? 这是我 性格上的弱点，我也逃不脱“革命是民众的节日”这一箴言。有趣的是，警察对这 一点似乎也很明了。放我回家那天，为我正式列出经过半年调查的我的“错误”中， 连给钦本立钦老板发的私人电报都拉扯进去了，居然没有游行这条，虽然他们提 审的时候最心爱的问题之一是： “说，天安门广场去过几次? ” 戴晴回忆录 —96— (十) 六月四日 退党 我是 6 月 4 日那天上午，在接受日本和香港两家长途电话采访时，宣布退 党的。 那天早晨，撤出的学生西行经过六部口，坦克从后面追来，朝人群碾过 去……。共产党立党立国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党指挥枪”。“枪”有了如此之作为， 党何以为党? 党员何以为党员? 我的这一决定虽然是在情绪十分激动的情况下作出的，心怀此意实在由来以 久。这久当然久不到七十年代。1975 年我以一名技术员的身分给邓小平写信， 站在普通党员立场给他提建议时，党性和党员意识还滚烫滚烫的。在那个建议里， 第一希望党政机关让出北海中南海，把有水域的公园还给民众； 第二提议每名 党员干部自行行政降一至三级。我当时没用“罪己诏”之类的字眼儿，我只想到， 党这么干，多么得民心! 多么符合它创建的初衷! 不想当党员的意念是随着大陆一点一点的思想解禁，独立人的意识一点一点 的建立而萌生的。这时的不想当党员其实已属“君子不党”的范畴。那时共产党的 脸色不过刚刚柔和了点儿，各界即门派林立，你噬我咬，好个没劲。但退党这事 一直未付诸实施，主要因为没功夫罗唆——平白无故退党也是很麻烦的——一直 拖着。“六.四”这回真是撞上了，退得干脆利落，无一丝沾沾粘粘。 有人问，“不怕么?” 好象不该怕吧。这本是一名正式党员的权利，白纸黑字 写在党章上的。但所有在大陆上活过的，似乎没人不知： 白纸黑字一回事，真 正动手又是一回事。 “那么，不后悔么，心里一点牵挂、一点留恋都没有? ” 人非草木。正因为人 非草木，才不能忘记整风、清查、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反资产阶级自由 化，不能忘记大兴水利、大炼钢铁、大办公社、大毁森林、大上错误项目，不能 忘记几代中国人怎么失了灵性、失了尊严、失了创造力思索力、失了最基本的为 人的权利。 “家里边，怕是说不过去吧? ” 如果说，我的某些尚在人世，且依然愿意与我的母亲往来的父执辈，对于我 其他“不安份”的事，在替我悬心之余还能有一定谅解的话，退党已经超过了他们 能容忍的极限。我郑重其事地奉还的，不仅一个可能受到信任、可能受到重用、 可能知道普通百姓不知道的事、可能看普通作者不许看的材料的中共党员身分， 戴晴回忆录 —97— 同时也还掉了“党的孩子”有形无形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对此，在以后的几年中， 特别在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把我们这批“六.四”期间主动退党的人，又周到 地再开除一次之后，感受就更真切了。算损失么? 也许表面上看算是，特别我是 铁心打算在大陆定居写作并度过余生。但在内心深处，除了觉得难于向我的在他 的盛年就已为党捐躯的父亲作出解释之外——他死得太早，将他的党在后来的日 子里的所作所为一一历数，工作量未免有点大——没什么不平衡。用北京话说， 叫做“这回心里踏实了”。 唯一不大习惯的是，头两年，提到老共，脱口而出的还是“本党”“本党”的， 现在不得不马上道歉： “哦，错了，错了。贵——党!” 初稿于 1990 年 3 月 秦城监狱 定稿于 1992 年 5 月 哈佛大学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华夏文摘增刊·人物与回忆特辑》第 12 期 1993 年 1 月 10 日出版 戴晴回忆录 —98— 不许出? 不许进? 戴晴 在大陆，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的人，当局究竟是不 许他们出来还是不许他们进去呢?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很难有谁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包括守着国 门的出入口的那批大兵和他们的头儿: 公安部边防局局长。这是由于，第一，什 么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没有个确切的定义，不但《刑法》和《刑事 诉讼法》中没有，查遍自从这个字眼儿被发明出来，到或精心或随意地往别人头 上瞎扣以来所有的红头文件，也没有哪一条是可以时时加以援引而不出毛病的。 第二，就算对这样的人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但究竟把他们关在国内好，还是赶 出去好，上头一直没个准主意，弄得具体执行的人想义正词严地说点什么，老有 几分滑稽。 这几年我走的地方不算少了。虽然没有如球星影星般被围观，但被路人指指 划划，甚至上来拉手问候、抚慰之上又加鼓励的情形是常有的。他们当中没有几 个人读过我的作品，更没几个人确切知道我的观念——我为此而受煎熬、受打击、 被孤立、被嘲笑，难于与人分享，只飘飘忽忽又沉沉地属于我个人的观念。我被 人知道，只为我是“民运人士”(这真是岂有此理! )； 而政府，一会儿不让我出， 一会儿不让我进——虽然没有一次有哪位指出过我的身份文件有哪怕一点问题。 我为此而名声大噪。幸抑或不幸? (一) 我是在 1989 年 7 月被依法“收容审查”的。据《刑事诉讼法》，任何公民， 如果有人举报，公安部门即可据此收容拘留。但是，如果 24 小时还没有拿到切 确证据，应立即放人。无奈“六·四”这事实在太大了，举报人不但是我所居住的北 戴晴回忆录 —99— 京市的“父母官”，还是我所持国籍的国家的国务委员(即陈希同)，我的 24 小时变 成了 10 个月。 1990 年 5 月，我被宣布“解除收容”，无任何刑事处罚，发返原单位，这意 味着将由单位根据我的 “错误”，看是否给我 “行政处分”。 读者在下面就会看出，警察在这里真是狡猾得很: 89 年夏天，非让抓人①， 抓。但只依法“收容”。收容审查之后，没有查到法律规定内犯罪的证据，放。在 这期间，无论报上发了怎样的文章、扣上怎样吓人的政治帽子，全不关他们的事。 警方只依据举报在调查之后说有罪没罪，至于错不错，错到什么份上，对不起， 公安政法管不到这一段，你们写文章的自己收拾去吧。 那么，具体把我说成是“动乱`记者'”、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走卒”……的《光 明日报》，怎么确认我的“错误”并加以“处分”呢? 根据劳动人事部的规定，如果一名职工的“不轨”足以构成“行政处分”，在处 分执行期间，他只能领取他原工资的 70%； 如果收容期间的工资全部发还，意 味着无处分。具体就我而言，1990 年 2 月以来，虽然还在“监视居住”期间，我 已经一连四个月拿到了全额工资，但牢房中的六个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②。 我等着对我的宣布。 5 月 9 日，回家； 接着，回到了我的“单位”: 《光明日报》社。 不过 10 个月，恍如隔世。有人，比如一些借“L·S”之威往上钻营了一级半级 的原同事，难免有点尴尬，尴尬之中还夹着一丝遗憾: 她怎么回来了? 想当时当 局那劲头，原以为这人不闹个砍头，总该判个十年八年吧，没料想囫囵个儿回来 了，居然背也不见驼，腿也不见拐。但非“L·S”钻营辈们则欢欣鼓舞。他们告诉 我，不但不少人曾经争着当我“监视居住”期间的看守③，“自由”之后，我只要一 踏进报社大门，立刻被他们包围，嘘寒问暖不算，还大谈形势，大放厥词。 这实在太有碍无产阶级革命秩序了! 但再塞回 Q 城已不可能； 以小偷流氓 为工作对象的保卫部——10 个月来一直是他们管我——再管下去似乎也有点说 不过去； 怎么办呢? 我等着报社头儿的接见。 “六·四”之前，我是报社唯一一名以最低的职位，却只要高兴，随时和老总们、 部主任们开玩笑，与他们似正经又非正经地争辩的人——当然在我坐牢的时候， 戴晴回忆录 —100— 他们中的大部份已或被告发而遭裁撤，或不愿随俗行恶而他飞。依然留在位置上 的，除为了将来的远大目标而暂时隐忍的锲而不舍者外，就是那些乘风之辈了。 我等着他们之中的谁，顶好是那名以他的本事最小野心最大而终于在他眼见已经 完全“没戏”的时刻，终因天赐“L·S”而爬上了总编辑之位的张常海④，向我宣布我 的“错误”和处理意见，包括开除我的共产党党籍的决定⑤，然后依当时情绪，或 一言不发，看都不看他一眼； 或痛快淋漓地把他大骂一顿。无奈这些新贵就是 不肯出面，那堂皇的理由当然是为彰示我的卑微: 级别! 她一个普通记者，够得 上副部级或者局级的领导接见么? 但那实在的理由谁都明白: 这人地位虽低，理 却直，脾气也大得很，谁想自找没趣? 硬着头皮出场的是人事部长张晓秋，他所执行的第一号决定是将我的记者证 收回——这不需要《法》与政府部门的规定，单位领导自行决定即可。不少朋友 劝我抵抗一阵。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新闻记者是党的喉舌。攥着北京一家 全国性大报的记者证，很能到处唬一阵子。我不是不知道这局面，但厚着脸皮沾 光这类事，历来与我做人标准不合，更何况还是沾老“左”的光。好，交。 不做记者了，做什么呢? 报社其实有不少可以暂时把我“晾”起来的以摧折我 的精神的位置: 资料室啦，工具间啦。无奈我级别虽然不高，名声还是有一点。 不但作为作家有立得住脚的作品； 干记者，也有能力、肯下苦力、还从不争功， 这是顶恨我的人也无法予以否认的。不知“我的出狱”费了他们多大的精神，总之， 张部长最后向我宣布的是: 经领导研究之后决定，你依旧属于《光明日报》职工， 在家中“休息”，工资照发。 这固然很好，但警察甩给他们的那个球还没着落: 对我的“错误”如何处置呢? 我立刻追问: “收容期间呢? 我还有六个月的工资没有拿到。” 张部长怎么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他说: “你先领 70%吧，等领导再研究之后， 该补发的一定补齐。” “可以。”我说。“请快点研究。” “你是不是考虑换个工作? ”张部长接着问，显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思: “文 学艺术方面的，你不是更擅长么? ” “不，我就在《光明日报》，到了今天这个份儿上，只有这里的领导和同志 们对我最了解。”我说。 戴晴回忆录 —101— (二) 我没有休息，连一天也没有，因为台湾《汉声》杂志的总编辑吴美云正在北 京，我出狱的第二天就接到她的电话，问我愿不愿作为该杂志的“大陆主编”为他 们工作。我考虑了一周，同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境遇如我者，如果继 续留在国内，只能干与现实政治无涉的事——发点小财，或者作作剪纸、泥塑等 民间文化调查。从此，除了偶尔不得不分分心的小烦恼，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干起 这件虽说不算很陌生，但也称不上轻车熟路的活儿。我干得很专心，爱好和道义 责任之外，还有一份感激和无时无处不撞击出的惊喜。感激上苍在我最彷徨不定 的时候——不知别人怎样，我在被苛待、被欺负，包括局面很险恶的时候，心绪 最镇定； 危机消失了，心情反惶惶起来——遣下这样一批优秀的人，以他们高 标杆判断之下无尽的信赖——人格上与能力上——洗去我因监禁而难免在精神 深层滋长的委顿与滞惰。惊喜的是，不理会沾着铜嗅的民族虚无，不堕入《河殇》 式的叱骂、叹息，我们努力发掘中华民族的活力所在，找寻她存活千载的生命基 因，而且找到了。更况且，“L·S”枪声犹在耳，但无论走到哪儿，那些没有官阶 的人(包括相当一部分有官阶的人)无不大睁着眼睛与我热诚握手，真让人心里踏 实。 我们编月刊，内容丰茂、印制精美。我们全国跑，时间在繁忙中过去，直到 1991 年春节。就在一个多风的傍晚，我接到我远在美国的未曾见过面的弟妹—— 我的小弟弟的新媳妇黎新的信。她说，妈妈(她那时正随他们在美国住着)很挂念， 想见我一面。她说，在她的东问西问之下，终于为我找到了一个设在哈佛大学的、 以在职记者为对象的研究项目，并已为我领取了一份申请表， “把表填好寄来。”她说。 黎新是北大学士、耶鲁博士。在她的观念里，没什么不可以申请，也没什么 申请不下来。我并不具备她这份自信，但还是搬着字典，好不容易凑齐了那份几 十页的文件: 哈佛当然是大诱惑，但主要还是为了母亲。妈妈已经有了年纪，我 还能陪她几年呢? 我当时并没有料到，这一动念，会生出如许风波； 我本为私 事而放洋，到头来，竟成了没处藏没处躲的公众人物。那缘由，说起来后世都难 于相信，竟是政府的“没谱儿”——一会儿不让出，一会儿不让进。 戴晴回忆录 —102— (三) 哈佛的“记者研习项目”是 1991 年 9 月到 1992 年 5 月。我在那年年初递上 了申请。回音几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我被录取。 当时，任何一名中国公民，因公或非因公出国时，在中国方面都要过两道 “关”，以示具有出去的政治资格: ①办理护照时的“单位意见”； ②离境时的“政审 条”。 我当时还是《光明日报》职工，只有找报社当局解决这一条路。正式的报告 打上去，张部长出面传达编委会意见: “报社不同意。” “可以请教一下理由么? ” “没有列入报社计划。” “什么计划? ” “当然是采访、报导和工作计划。” “既然决定我休息，报社的采访、报导和工作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此期间 外出研习，又不用报社的钱，于计划何干? ” 张部长只稍稍顿了一下，很快说: “报社不同意，因为没有列入计划。” 我知道，无论我再问什么，得到的答复都只能是这一句。 这期间，哈佛曾一再发信来替我说项，并直接致信张常海，解释这项计划的 历史和记者们国际交流的重要。老“左”张常海并不一概反对“帝国主义”，他的儿 子就在海外留学，自己也从不拒绝享用洋货。他的“左”只在为自己和自己的亲随 谋前程、捞实惠的时候派用场。这位新任主编于是立刻回信哈佛对此表示赞同， 顺势推荐了三名他最心爱的部属【附录】2。 哈佛哭笑不得。 奉面与我拉锯的仍是张晓秋，但我们二人都知道决策人并不是他； 那真正 的理由，也不是他奉命说的那些。率性吵了几次，也就丢开了: 我致信尼曼基金 会致歉。他们复信说已决定将我的录取延到第二年。 我又投进《汉声民间文化》的工作，见母亲，只有往后放了。 戴晴回忆录 —103— (四) 冬天到了。 又是一个多风的清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突然打来电话。 1988 年前后，当小说家包女士作为大使夫人驻北京的时候，我曾被请去喝 茶看电影； “L·S”以后，洛德大使卸任，再加上方 LIZHI 的一进一出很没意思， 我虽然出了监狱，与这地方也没再有过联系，直到接到这个电话。 一秘在电话中问我: “还记得塞司吗? 我们刚刚在纽约见过。” 塞司是前《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我的好友的男友。我说“当然记得，我 很喜欢他。” 一秘问“能不能见一面谈谈塞司? ” 我说“好。” 他问“今天可以吗? ” 我那天已有活动，说“明天吧。” 他说“好，明天中午，王府饭店意大利餐厅。” 我说“好。” 王府饭店的意大利餐厅是当时北京最“宰人”的地方。我知道，一名素不相识 的人把我约在这儿，出钱的怕不是他本人； 所谈的，当然也不仅是远在地球那 一头的朋友了。 第二天，我按时赴约。刚坐下，旁边最靠近我们的一张桌子，就来了四、五 个人。从他们的年纪和到这种地方吃饭都衣着邋遢看，安全部门的外勤无疑。我 知道他们的装备不错，虽有一桌之隔，将这边的每句话都清晰地录下音来，是毫 不困难的。一等秘书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二人依然坐下，拿起刀叉， 以正常的音量和语调交谈，就象没有那回事。 关于塞司几分钟就说完了。一秘转入正题，说起数天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 克即将来访，有人建议在大使馆开个会，把我们这些新近从牢里放出来的“ `L·S' 戴晴回忆录 —104— 良心犯”邀去和他见面。我说这是一个很坏的主意，劝他们别采纳。如果他们非 要开而且还打算请我，我拒绝。 一秘问: “你不愿开会，但愿不愿意单独见见他们，比如贝克先生的助手史夫 特? ”我说“好的，这我愿意。”一秘说他回去安排，然后将具体时间地点通知我。 吃完饭我就回家了。三天过去，一秘没有来电话，这件事我差不多也已经忘 了。 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 张部长和一名小车司机。我有点意外。 第一，出狱以来，从来都是我找报社，他们从来没主动找过我。第二，坐小车这 种事，历来属于领导干部、行政干部、也包括关键的政工干部的特权，不是我这 种采访记者享受得到的。我那天本该想到什么，无奈张部长开口说的话让我太兴 奋了一点，党历来教导的阶级斗争观念竟忘到了九霄云外。他说的是: “你不是一直要求工作吗? 报社决定派你到外地采访。我现在是来接你，副 总编一会儿亲自和你谈。” 我想都没想就跟他们上了车，直驶大约 10 公里之外的报社，旋即见到一位 风头颇健的新任。“玄都关里桃千树”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笑话还没出口，就被 他直接带向主题: “秦皇岛玻璃总厂知道吗? 很有名啦。报社决定派你去写个报导。” “这当然好，但是工业方面我不是很熟悉。” “没关系，没关系。有经验的老记者了，什么题材把握不了? 再说还有同志 跟你一起去。”我外出采访从来独来独往，只须地方记者接应一下。这回为什么 如此兴师动众? 这念头也只闪了一下，立刻热烈回应领导派遣，一心希望作好这 次采访工作: “离开得太久了。有没有什么文件、背景材料等等，我想先预备一下。” “不必了，不必了，到了那里都能看到。今天就出发吧，已经让他们买火车 票去了。如果没买到票，报社从北京派车送你去。” 我笑起来: “这么急啊? 那里是发水了还是着火了? ” 他也笑了: “你是个痛快人嘛，从来都是说走就走。怎么样，说定了? ” 戴晴回忆录 —105— 我是个痛快人，但还是觉得有点蹊跷。我想到 1989 年 9 月那份查禁我的全 部作品的内部文件【附录】3，我的名字从大陆消失，已经两年多了。 “去是可以，报导谁写? ” “大家一起商量嘛。” “谁执笔? ”我问。我从来不给别人打下手，只要出马，就是主将，这他知道。 “你。你资格最老，由你执笔。”他说，已经有点不耐烦。 “怎么署名? ” “老戴，你从来不是这种斤斤计较的人嘛! ” “确实不是，但这次不能不。怎么署名? ” “谁执笔谁署名，行了吧? 怎么样，今天出发? 先回去收拾一下，车子定了 就去接你。” “好。”我说，心里还有几分得意，想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在 革命阵营里引起的慌乱。其实，就在这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一名女士在我们 谈话的当儿几度进出，煞有介事地近乎鬼祟，而且极不正常地一眼都不看我。这 本该引起我的疑惑，又因太兴奋而忽略了。 副总编用他的车把我送回家。王小嘉迎上来，颇为愤愤，因为她刚刚到北大 校园书店去买书，竟进不去门。“一路都是雷子。”邻居们也说，他们刚从三环路 方向回来的。我突然明白了: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头号帝国主义的使者，美国 国务卿预定明天到北京。 这么说，什么恢复我的采访、让我撰稿署名，全是谎话； 车接车送、周到 体贴，目标只有一个: 把我骗出首都。 且不说我之同意会见美国人全为自己的祖国； 就算你们不相信，也不情愿 中国的普通百姓过问国事，明说好了，何必行骗? 我这人什么都好商量，但是 骗……正这么想着，有人敲门。我和王小嘉交换了一下目光: “来了。”我什么都 没说，踅进另一间屋子，暗示她去开门。我听见了门响，听见他们的寒喧，听见 来人问: 戴晴回忆录 —106— “你妈妈呢? 不是让她在家等着吗? 车已经在外面了。” 我的女儿本是个严 肃的小姑娘，可这时，我听见她说的是: “是吗?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她刚让美国大使馆接走。”随后是一片纷乱 的脚步声和关门声，王小嘉哈哈笑着进来: “走了，回去汇报去了。脸都吓黄了，我还没说你上北大找学生去了呢。”我 们当时真觉得有点好玩，谁也没有想到后面还有那么多的事在等着。 晚上，王德嘉回来了。他主张我今晚顶好不要住在家里。我住出去了，第二 天早晨回家时，家里已经坐着数位《光明日报》不知是办公室还是保卫部的干部 (据后来王德嘉告诉我，这是“早班”； 昨天的“晚班”直到午夜才撤)； 而住宅小区 的四周，已有不下三部有人坐在里边的轿车。 这时，我已经没有了玩笑的心绪，只想着: 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嘛? 美国 人难道就这么见不得? 好象宪法里并没有这么规定嘛。 我没有回家，拐进与我同在一栋楼的婆家。我先从那里给我的朋友挂电话， 请他来把我“救”出去，他说“好”； 又给美国使馆的一秘打，想告诉他我已不能呆 在家中，以及与我联络的新电话，没有人接。我于是只好将电话打到我的另一个 朋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记者苏珊的办公室，希望由她转告此情。 苏珊不在，接电话的人不能说中文。 我不知人与人透过有限的语言相互理解的限度，总之，爱米丽·麦克法考， 当时恰好到本部办事的另一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巡回记者，居然从我那 几个断断续续蹦出的英文词，如“警察”、“麻烦”、“国务卿”等等中，把事情知道了 个大概。 下面有汽车的声音，我的朋友到了。我向奶奶借了一条头巾，装成狼外婆的 模样，本想跨出楼门即跨进车门，就像 89 年 7 月那次警察把我带走的时候那样， 无奈我的朋友没有警察那样好的停靠技术，就在我走过从门到车那不足 1 米的距 离时，被守候在一旁的《光明日报》官员一眼认出。他一边像董存瑞、黄继光那 样以自己的身体顶住车门，一边苦口劝我按报社指示到秦皇岛玻璃厂去采访。 我向来最尊重敬业的人，无奈这次对何为本报宗旨，和这名勇敢的同行的分 歧实在是大了一点。我和我丈夫差不多是强行将他那忠勇的半个身子从车里推 出，一边喊着“朋友，各守本份吧”，一边驱车飞驶出芙蓉里。 戴晴回忆录 —107— 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三部车鱼贯跟上。 警察终于出场了。 (五) “到哪儿? ”我的朋友问，我们正沿着西三环路朝北驶。前边就是香格里拉饭 店，不但詹姆斯·贝克一行将在那里下榻，它的大厅，是北京最国际化的地方， 这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到了那里，并且坐下来喝茶，周围那么多人，还大多是洋 人，警察恐怕不会呼地上来把我铐走。但这么一来，以这种挟洋人以自重的姿态 出现，会使我从此失去和政府交涉的可能——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误解，我愿 意先在自己人中间解释清楚。 “到你的办公室吧，我想打几个电话。” 我们直驶民族饭店。我的朋友没有像平常那样在车场停车，而是直接停在大 堂门口。我冲出车门，紧咬在后边的警察也冲出车门。我跑进大厅，钻进电梯， 紧跟在后边的警察也在电梯门就要关上的那一刹那挤了进来。 “随他去吧。”我想，很知道自己在这类游戏里段位不够，直接按下了我的朋 友的办公室确实所在的那层楼。他按了上一层。 在办公室里，我直接拨电话到公安部，打给 89 年“我的专案组”的头儿。 “你现在在哪儿? ”对方问。我不但报了饭店名还报了房间号。他们让我呆在 那里别动。我又把电话拨到国务院，找到我出狱之后直接向政府吁请留在国内工 作的那名联络员。他似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正像往常一样发议论，责备我不该 如此顶撞领导之类，我还没开始解释，四、五名大汉闯了进来。 当时房间里有好几个人，他们堵住门，挨个儿盯着看。虽然全部着便衣，但 那阵势，职业警察无疑。一人开口道: “这里有个叫戴晴的吧。” 我还没有回答，他们已作出判断，一个箭步冲过 来，按断我正在讲着的电话。 “我人在这儿，是我告诉你们的； 现在正通话的，也是你们中南海。有什么 不好商量，非要如此动粗? ”这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被他们一人一边架着胳 膊，向门口拖去。 戴晴回忆录 —108— 我的朋友本是生意人，此时也忍不住开口道: “你们是什么人? 凭什么在我房 里这么对我的朋友? ” 警察哪管这一套，硬架着往外拖。我明知抗不过他们，但也不甘心就这么被 带走，正挣扎间，一名站在一旁没有动手的中年人开言道: “正是老徐告诉我们你 在这里的(老徐就是 89 年“我的专案组”的头儿)，现在就是请你去见他。” “有这么请的吗? 就是出示了逮捕证也不至于这样嘛。” “好，好，让她自己走。”那中年人说。 大汉不再用力架，但还紧钳住我不放。我使劲甩胳膊，喊“还不放? 还不放? ” “放开，放开。”那中年人也说。 “您瞧，我们这不是怕您摔着吗? ”走在我旁边的大汉嘻皮笑脸地说。说话间， 他们已经把我从我的朋友的办公室押出，沿着走廊，拖到民族饭店端头的那条服 务人员使用的楼梯，下到底层，出了旁门，在楼边一条估计供厨房使用的巷子， 正停着两部轿车。 我被押进其中一部，夹在两名大汉中间。我等着他们把我押向公安部，这样， 我在见到老徐的时候就可以说: “两年多了，你们怎么反倒比 89 年还不如了?” 但 车就是不动，坐在司机和监守位置上的大汉也一言不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 中年人回来了: “到峒谷⑥去，你在那儿休息几天。” “不行，那是台湾《汉声》杂志的工作室，你们这么把我押去，人家以后还 工作不工作了? ” “没有关系，情况我们都了解，以后你们照样用。” “那也不行，天气太冷。” “把火生起来不就行了。” “煤和柴我都没有准备。” “我们有的是棒小伙子，这点事还不容易。” 戴晴回忆录 —109— “……”我一时想不出拒绝的理由，“非去不可，也不能从这儿去，我没有带那 里的钥匙，必须回家去取。” “那不行，不能回家。”他说着，转身走了。我当时不懂这是为什么，后来才 明白，可能那时已有记者等在我家里了。 又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也没见什么新人露面，两部车突然起动了。我正想着， 他们会把我拉到哪儿去呢，车一路南行，已经到了《光明日报》门口。我心里不 禁好笑，警察把人秘密解押到报社门口，恐怕只有小说才编得出来。然而，实际 情况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押进去，只把车停在门边，大汉和我都不离座。 警察的车都有暗色玻璃，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部车。我朝窗外望去，门口不 时有人出出进进，甚至有我非常熟识的人，但我知道，如果我在此时有一点动作， 两旁的大汉就会上来掐住我的脖子。我们等着。我知道，里面准是正在进行磋商: 当局怪《光明日报》未能顺利将我骗出北京，弄得只好出动警察暂时把我控制住； 但警察此时肯定不肯将我逮捕，收容审查也不肯，只想尽快交还《光明日报》， 顶好就塞在这幢大楼里了事，但《光明日报》又不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如此艰 难，12 点了，还没有明确动作。我开始向大汉进言: “你们身手不凡呀! 以你们这样训练有素的小伙子，擒拿我这样一个年近半 百的女性，而且六七个对一，也算不上什么本事。现在全国走私贩毒杀人越货的 那么多，你们大显身手的地方有的是，何必在这里浪费警力? 瞧，都到中午了， 你们饭也吃不上，真够辛苦。你们为国，我见美国人，也是为国。得不到理解， 不希望我见，好好跟我说，我不见就是了，何必如此? 你们扣了我将近 4 个钟 头了，我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本可以告你们侵犯人身自由。如果大家把话说清 楚，现在放我回家，客人我可以不见，这四个钟头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如果你 们非这么押着我，下边可就要闹笑话了。这责任该谁负，你们想清楚。向头儿汇 报去吧。” 大汉们仍一言不发，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也换了人，我身边坐上了一个女民 警，一个看上去挺娴雅的年轻姑娘。我于是告诉她我需要方便。她把这意思以眼 色告诉大汉，大汉说: “克服克服吧! ” “这是生理问题，没法克服，思想觉悟再高也不行。”我板着脸说。那大汉出 去转了一圈，回来说: “真的找不到地方……” 戴晴回忆录 —110— 我说: “我还不知道这一带街上没有? 《光明日报》就在眼前，每层楼都有盥 洗室……” “那可不行，这责任我们可负不起。” 终于，在大约两、三点钟的时候，汽车开动了: 三部警察的车，两部《光明 日报》的。车子驶过天安门广场，驶过建国门，直驶上那条宽宽的、几乎空荡荡 没什么车的东郊大路。 警察以这种方式捉我，虽然可恶，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板有眼的。 到偏僻处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乘的那部车开向一间街边公厕。他们把车停得如 此漂亮，使后车门简直就贴在了公厕门上。北京的街边公厕是没有隔间的，那年 轻的姑娘陪我进去，并不凶恶，还有几分尴尬。接着，我回到车内，先头的那个 中年人再度出场: “请你到《光明日报》北戴河招待所休息两天。” “现在是什么季节? 我不需要到海边休息，我要回家。” “别这么犟，这是已经决定了的。” “谁的决定?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有什么权力扣压我这么多个小时? ” “你要是不合作，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怎么样? 你不是说老徐要见我吗? 他在哪儿? ” 那人连磕吧都没有 打一下，就说: “老徐就在你们《光明日报》招待所等着你呢，你快去见他吧。” 我不敢相信，坐着不动。那中年人口气强硬起来: “你这种态度，是让我们不得不动手了。”我当然可以反问他“还要怎么动手”， 自己已经觉得没意思。在那僻静的郊区公路上，面对五部车和正执行“党”所交给 的任务的十多个人，我还能作什么呢? “您就去吧，就照他们说的去吧。”我身边的姑娘轻声说，不像是命令，倒像 是恳求，而且用的是“您”。 戴晴回忆录 —111— 我突然感到很难过，不仅仅为自己，更为一代又一代浪费生命和精力的中国 人。我叹了一口气: “好吧。不过我要给我丈夫打个电话。” “可以，可以，到了就打，你们招待所就有电话。”那中年人爽快地说。 我被押出警车，换到《光明日报》的车里，里边已经坐着两男一女，男的是 保卫部的； 女的就是那天在副总编办公室诡秘出入的忠诚小卒，显然是我这期 间的“陪同”了。保卫部长走过来，要我的手包。有幸坐了回牢，保卫部长成了熟 人了: “老周，你这可是违法的呀。”我把包递给他，补了一句。老周是个厚道人， 只嗫嚅着: “帮你保存，帮你保存。”又对那几个人说: “好好照顾，注意安全。” 我们的车朝东驶去。我看见路边的水果摊，提出要下去买，他们不让。我提出 由他们帮我买，大家一起吃，他们同意了。由此我判断我这回的定性是: 暂时与社 会绝对隔离的人民内部矛盾。 到达我熟悉的那座海滨小院时，天已经全黑了。 招待所王所长站在通道口，笑容可掬: “欢迎你们来北戴河疗养! ” “谢谢。”我板着脸说，“我是被押来的。” (六) 那时已是 11 月底，北戴河海滨区一片漆黑。《光明日报》这座有上百个床 位的招待所，已季节性关闭，只选了一间朝阳的客房，生起一个火炉，权充作院 长办公室兼值班室。 所长把这唯一一间暖和的屋子让给我，别人都蜷缩到别的冷屋子里。要是平 时，我是会推让的； 但在此刻，为显得不是一名低人一等的囚犯，便当仁不让 地接受了。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桌子上的那部电话机。 戴晴回忆录 —112— 老徐并不在这里，这我在路上就已经料到了。但电话就在眼前，我转向他们， 声明立刻要用。老王先说“坏了”，又说“不能打长途”，最后见骗不了我，才说 出“已奉命绝不许你使用它”。说了就好，但它就在我的禁闭室里，不但男人们不 可能一秒不离地在这间屋子里守着，这电话他们自己也要用，包括请示、报告、接受 指示。这景况真够所长为难的。好在他们并不把类似中宣部指示的“对长期坚持 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要坚决揭露斗争，绝不心慈手软”⑦当真； 我也充 分体谅他们奉命行事的无奈，尽量合作，答应“得到同意之后再打”，他们也就完 全相信我所作的许诺。有时候北京的电话来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往往先 接了，说声“我是戴晴”，把对方吓一跳之后，再叫他们来接。还有的时候，王所 长当着我的面汇报我的情况，我还不停地帮他纠正细节错误。他每餐饭都陪我一 道用，声称“提出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只要不打电话、不走出他的院子。 第一天，他给我抱来一大叠烂杂志和烂录影带，凶杀、打斗，乌烟瘴气。这 是我看的东西吗? 我向他要书，顶好是英文书，这样才看得慢。他先给我拿来一 本介绍北戴河的旅游手册，这只够将我稳住半小时。他只好到处打电话求助，一 个接一个，最后脸上终于漾起笑容，旋即跑了出去。半小时之后，一阵风似的跑 了回来，手了抱了一本真正的硬皮大书: 英文原版《世界的鸟类》——足够我钻 研几个月。 第二天，我提出要换内衣裤，坚决表示“不能克服”，并指出北戴河镇上就有 百货公司，押我来的那天已经看见了，他们可以押着我到那里去买。院长和保卫 官员对看了一眼，又出去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委婉地告诉我“不可以出去”，非要 买，只能由他们代办。我提出代办我就不付钱。他们权衡了一下，也同意了。我 于是第一次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用公款给自己买名牌货。 第三天，按照日程，詹姆斯·贝克该离开北京了，我从他们的通话里也知道 了明天就让我回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所长与我聊起了家常，把我归作他们“老 王家”的人，我们甚至筹划将来怎么到他的老家作民俗采访。但第四天，不知为 什么，又说“可能还要在这里多留几天”。我质问缘由，没有。我再次提出和王德 嘉通电话，不行。那是 199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我说: “现在是 10 点，你们拘禁我已经整整三天。我坚决要求你们履行三天前的允 诺，让我与我的家人通话。如果 8 小时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将开始绝食。” 这天气氛有点紧张，所长和保卫已不再使用我的“禁闭室”里的电话，而是开 车跑到镇上去打。 依旧没有答复。 戴晴回忆录 —113— 时间一点点过去，最后一抹晚霞，就要从窗边退去，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的绝 食，就要开始了。我不知道后面的几天会怎么过，盘算着他们把鼻饲管从北京调 来需要的时间。 突然，门开了，院长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我望了一眼手腕: 五点半，并不是 我们平日的晚餐时间。 “开饭了，开饭了! ”他说，脸上堆着笑。我楞住了: “你这是……你们……” “吃点，吃点。你看，8 小时还没到嘛! ”他说，开始一一摆到桌上。这回， 不是平日我们两人一起吃的那类便饭，是一桌远为丰盛的大餐，而且全是我平常聊 天中无意露出来的我最喜欢的菜肴。 “我不是有意对你们……”我说， “知道，知道，我们不也是奉命行事嘛。” 我拿起筷子，望着一碟碟整齐清爽的小菜，夹起又放下。 “瞧你，瞧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离家这么远，身体保住比什么都要 紧。”老王说，语气中没有埋怨，只有关切。我本想说句打趣的话，眼泪噼啪落 个不住，哽噎着吃不进去——不为我自己，只为这些善良的人，为他们在不得不 执行荒谬的决定时，所表现出的同情心。 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桌足够 6 个人用的早饭，我没有碰。11 点，保卫官员 高兴地跑进来: “好了好了，给家里打电话吧。其实你根本不必打了，下午就坐火车回北京。” 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了个大午餐，还喝了啤酒。 到北京已是晚上九点。报社的另外两名保卫官员在车站接我，一见面就把手 包还给了我。 “仔细搜查过啦? 没发现交给帝国主义的导弹发射基地分布图? ”我问。 “瞧您真会拿我们开心。”他们笑着说。 戴晴回忆录 —114— “北京这两天怎么样? 我们家呢，还有人看着吗? ” “这不就到了吗，你自己回去看看就知道了。”确实一下子就到了。跨出车门 前，我像平常一样，请他们进去喝杯茶。 “不了，不了，还有事。下次吧。”他们说，嗖地钻进车门，刷地一下就开跑 了。 我跑上楼，高兴地用少先队鼓点敲门。王德嘉把门打开，家里的灯，从走廊 到卧室，全部大开。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那两位为什么溜得那么快——在我家不 足 20 平方米的厅里，站着、坐着、躺着起码 15 名各报记者。我还没弄明白怎 么回事，他们已经把话筒捅到我面前: “戴女士，什么人把你带走的?” “他们为什么要带你走?” “你到底要和詹姆斯·贝克先生说什么? ” (七) “带我走的是便衣警察。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和詹姆斯·贝克 先生说的是，请给中国人时间，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接着我又讲了一个风和太 阳比本事，看谁能把一个旅人的外衣脱下来的寓言，意思不外“用风那种猛吹的 办法对待中国的改革，只有势得其反； 还是太阳融融地晒比较好。”我想我的这 番讲话一定令在场的同行很失望。因为，后来我知道，没有他们在刚刚过去的三 天里紧盯住詹姆斯·贝克问我的下落⑧，中国当局可能不会这么快就放我回家。 他们救出了我，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道义而外，或许本期望采访到一个声泪俱下的 控诉，没想到这名受迫害者还要为加害于她的强权说项。我自己就是当记者的， 这局面怎么会不明白? 但第一，我和我的前辈文人，为保持言论独立所遭受的磨 难实在太多了一点。这五天的拘禁，对一名外部世界的公民而言，不啻基本权利 的大伤害，就算从索赔的角度，也可以与滥用职权的部门大闹一场。但对共产党 治下的中国人，没杀没打，好吃好喝地供着，到时候也放回来了，心中已觉大不 一般。第二，北京警察对我，虽然没有像他们的洛杉机同行对金、或如戒严部队 “L·S”之后对北京市民那样拳脚交加，心理伤害不可能没有。但我深知他们改到 今天这个份儿上已属不易； 而且，他们的整体变化，只取决改革的大局。所以， 我选择把个人的委屈暂时放一放⑨，先从大处说。当然也有人将其溢美为“棋高 戴晴回忆录 —115— 一着”: 此时越是不怒不怨，宽柔大度，才越显得对方蛮横无理。其实我没有那 么老到，我只凭直觉这么做。 记者们当时也告诉了我一条与我的这次落难有些关联的新闻: 中美人权谈 判，达成了一个结果: 任何中国公民，只要没有刑事案在身，都有通过正常手续 出国的权利。具体到我，《光明日报》的“单位不同意你去”，就立不住了。 果然，可能就在第二、三天，报社就把我叫去。这回出面的已降为张部长的 部下: “你不是要到哈佛去吗? 可以办手续了。” “怎么又可以了? 调整计划，把我列入了? ” “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们，把我关在北戴河怎么回事? ” “这别问我们……” “问谁? 你们找我来不是代表报社当局吗? ” “我们就管具体交办的事，你有什么问题找头儿去。” “头儿在哪? 让他自己跟我谈。” “你自己找去，我们不管。” 我于是走到报社领导人办公室所在的那层楼，似乎是，他们都约齐了那天不 是这个有会就是那个有外事活动。我不信，站在走廊里喊: “张常海，出来! ×××(10)，出来! 你们犯法了，知不知道? 你们凭什么关我? 拿出依据来! 拿出证据来! 你们以为捻死一个人还像以前那么容易吗? 你们以 为当个芝麻大的官就可以为非作歹吗? ……” 我注意到，通向走廊的几个门都悄悄地开了一个小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 除了我的骂声，也没有一个人搭话。我尽情地大嚷了一通，好像连坐牢时候瘀下 的气，都嚷出来了。 接下来是张部长出马，催我办手续。那时已是 12 月，哈佛的项目已经过了 一半，而且对方已经同意将我的资格延到下一年。我答说“这次去不成了，以后 戴晴回忆录 —116— 再说吧。”他不放弃，好言好语地劝，显然是奉上头之命，尽快了结我这段公案。 我这人一怕说软话，二怕磨，加上我周围的人都劝我:“有什么是非黑白好争? 赶 快离开比什么都强。”我同意了。 待到正式办的时候，我才明白报社方这次为何如此主动。原来根据他们的“土 政策”，每一个不是由官方正式派出的人，要想出国，哪怕就出去考查两个礼拜， 都须自己签字画押辞去公职。 1980 年代以来，辞去公职的人并不在少数。大多数人下海从商，也有少数 优秀者从事实业。我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本事，我只能当记者，也只想当 记者。在共产党不开放出版自由的今天，我唯一的选择是留在我本来挣扎着能活、 弄好了也能出点东西、更不要说还曾为我挣来声誉的原来的位置。更况且，我为 “公家”工作到那时已历 30 年。在这 30 年间，大陆的薪给原则是，医疗住房退休 国家包干，个人月入仅够糊口而已。辞去公职，意味着与国家脱离干系。而在过 去的月入根本没有可能有所积蓄的情况下，一下子失掉了公家本应供给的一切， 其实意味着认可了 30 年的隐形剥削。 但事已至此。 我把报告交给他，其中书明，“鉴于本报的土政策，我不得不为正常的暂时 的业务进修活动辞职，但仅辞这九个月，活动一结束，我就返回。” 张部长说: “你瞧你，何苦写这么多呢?” 我说: “对你们好象不得不如此吧。”我当时以为，他们的批示，必在这张报 告上进行。批准辞职，同时也意味着批准 9 个月之后的回归原位。他们批了。然 后，一切程序加速进行，包括被几乎所有办理过私人护照的人称作“阎王殿”的北 京市公安局护照处。用他们的话说: “办照，没有不脱几层皮的”。而这回，我错 在他们的休息日赶去的时候，还被迎进内室，得享好言嘉勉(见《我的同胞的临 别赠言》)。 接着，美国大使馆政务一秘再度与我联络，通知我将在他们的协助下获得 签证: “这是我们介入的第二个案子。第一个是……”说到这里，他笑起来，笑得 几分顽皮，似与他沉重的使命不大相称。 “第一个是? ”我追问。 戴晴回忆录 —117— “Princeton's wives.(11)”他说。我本来最喜欢凑趣大笑，这回虽然也笑了， 但只是搭讪地笑了一下：美国刚刚播过一个电视剧《Hollywood's Husbands》， 中国流亡精英之妻以这样的形象被打趣，哪怕很轻很轻，哪怕一点不怀恶意，也 不是很好玩。 接着是在美国的准英雄式的接待。 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难过。我感激美国人的善意，更欣赏他们直率、热诚、 见义勇为的性格。但这些，实际上不可能不与两大国的政治斗法缠在一起。我本 视心灵自由高于一切，但落到这个份上，不但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筹码； 处在 对立面的，又是生我、养我，我也立志为它奉献才力的祖国。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的亲人们——都以为我出来得这么辛苦，定会千方 百计在这块慷慨、富饶的土地上留下，在没有政治威胁的环境里，拼打自己的前 程。甚至已经有两位好心的律师提出免费为我办理一应手续。 我没有。我不能。我不是不羡慕那里的水、空气、树木，那里的电话与公路， 汽车和房子，还有书籍和报纸。我以我余下的生命，在中国就算一天工作 16 小 时，也得不到我只需开口请求“政治避难”，就能获得的一切。 美国变成这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担起人道与正义也不是什么说着玩儿的 事，背后有着千百万与你完全不相干的人的辛勤劳作。你为这块土地做了什么， 使你在享用的时候不觉心虚? 慷慨大度不是老实可欺，接受善意不是占了便宜就 完了，它意味此后的责任。 我揣度自己的处境，觉得还没有到不“避”一下，就会面临危难的地步。也不 能为了想过舒服日子而亵渎世间已经越来越难得的不求回报的善意。更况且，我 拿的是 J-1 签证，尼曼研习计划的宗旨是习毕回原机构服务，我必须言而有信。 1992 年 5 月，哈佛大学放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我决定转道欧洲回家(12)。 (八) 在布拉格，接到家里电话，警察通知他们，要他们告诉我，“5 月底别回来”， 同时掷下的还有： “等明年学完了再说，那时候也好见面。” 戴晴回忆录 —118— 我踌躇良久。我不认为作出这一安排的人是出于对我个人的恶意，但我实在 想不出不许我回北京的道理所在——包括对国家甚至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好处，以 及这一决定得以实施的法律依据。当然，若按“中国特色”，将它理解为谁都不明 白、甚至不同意、但谁都不敢忤逆的“上边的意思”，倒也顺理成章，只是这个时 代早该过去了。但怎么过去，怎么让这个一个人颐指气使，大家都遭难的时代结 束，一纸命令就完事当然好，但如果没有这么简捷痛快，顶好大家都在自己的位 置上努力，让“上边”明白，他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他的意志未必就是真理，让 他通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学会听不同意见，学会随时克制并修正自己。这道 理实在太简单了，我越想越真，真到觉得祖国的同志们要是傻到不这么想，简直 岂有此理了。 我把“按原计划”的决定告诉家里，登上由法兰克福经曼谷香港赴北京的飞 机。 按预订旅程，我应在香港机场停留大约三小时，然后搭乘中国民航飞北京。 从泰国飞过来，我径直走向中国民航柜台，办登机手续。台上的人看了一眼我的 护照和机票，即踅进里边。数分钟后，一名很体面地高级职员走了出来，胸前佩 有怡和洋行的标志: “你不能登机。” “能请教为什么吗? ” “我们得到通知不允许你登机。” “哪里的通知? ” “中国民航，我们是它的香港代理。” “那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 “乘原日航回去。” “回到哪儿? ” “曼谷。” “我没有泰国签证。” “再回到法兰克福。” 戴晴回忆录 —119— “德国的签证已经过期。” “回纽约。” “美国签证也已经过期了。” “不会吧，你不是还要在美国耽半年吗? ” “那要等我回北京再签证之后。”(13) “再签证的文件你带在身上了吗?” 这人真是门儿清得很。我本来可以说没有带，但当时不知怎么竟忘记世上还 有可以撒撒谎这种事，就把邀请信等等老老实实交给他了。待他拿着我所有的文 件证件，说着“我们设法和美国领馆联络一下”，并且走掉之后，我才后悔起来。 我赶紧扑向电话亭，也挂向美国领馆。那天是周末，没有人听，但录音机在工作。 我对它说了我的情况，请求“不要在这里给我签证。麻烦是中国政府造成的，让 它自己解决，这对它有好处。”我挂上电话，心想，那边的办事员恐怕得多听两 遍才能弄明白。因为这种请求，对美国各处的领馆说来，恐怕不是很多。 我不知道香港当局那时正如何紧张地运作，我这里倒是清闲得很。想起一栏 之隔的香港朋友，本应打些电话报不平安，无奈私人电话本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只好通过问讯台给传媒界朋友打。他们当然充满义愤，有的买了根本不打算飞的 机票进来看我； 周到的陆大哥还给我送来在机场的长凳上过夜的被子。 不知怎么，事情出现了转机。在我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香港当局破例给了 我 7 天滞留，容我在这里向我的祖国交涉。我对香港的政治运作不熟悉，不知各 派势力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但对朋友们的帮助确是十分感激的。有点感到为 难的是，这感激不可能也不应一时间化作某种理念的变更，于是，就某些方面而 言，我辜负了一些推动民主运动的朋友的期望。我为此挨骂，不打算解释，心里 也没有太委屈。但我只能如此，否则也就不是我了。 那些日子，我和龚小夏(14)挤住在薛晓光家，天天给中国大使馆——也就是 “新华社”——挂电话。我们一会儿说国语、一会儿说广东话、一会儿说英文，但 总机绝不受骗，没有一次给我接到哪个头头脑脑的分机上。时间一天天过去，就 在我快要坚持不住，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徐驷民先生(15)那边有 了消息。我的所在国的总理李鹏对老先生的询问做出了回答: “民航出了些技术错 误，一俟有位子，她就可以回来了。” 戴晴回忆录 —120— 此前希图蒙混过关，我已经又忍痛买了一张民航的票，原来的那张已不抱希 望。没想到作为统一处置的一环，该航驻香港头头亲自到机场，亲切地将因“自 己出了错儿”而使我蒙受的损失陪给我，真让我喜出望外，也对基层中共党员为 领导承担过失的忍辱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接下去的就是北京机场的那场大混乱。正像我 6 个月前出来的时候一样，我 的箱子又一一被打开。也像上次一样，那奉命而行的搜查并不认真。穿着海关制 服的安全官员显然并不认为我会蠢到自己挟带违禁物——就算我想带的话。 候机厅里拥着大批记者，我的手指尖刚碰到王德嘉的胳膊，就有四个人挤过 来把我们环住，挡住其他人，直朝外边拥。记者被挡在外边，想拍张照片或问个 问题几乎已无可能。其实，此次的历险，我该说的话在香港早说光了。我只是非 常同情我的同行，不忍见他们等了那么久空手而返。我对那几个拥着我们夫妻往 外走的人说: “停停，停停，你们什么人? 我到自己国家了还没有站一会儿的自由吗? ” 他们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是保护您哪! ” 我说: “我用不着保护，你们是什么人? ” 他们说: “机场的，我们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王德嘉说: “对了，你们制服上身是换了，看看裤子，怎么多了一条红线? (警 察制服裤外侧有红线)。” 他们把我们塞进王德嘉借来的一部车，催着开走。当然，在后边紧咬着我们 的，还有两部。我们驶进市中心，直驶北京饭店，因为与我同机到达也遭搜查后 来却被冲散了的薛晓光将在这里下榻。我看见有便衣紧张地从后边那两部车里跳 出来，指手划脚一阵，又“隐蔽”到不知哪里去了。其中有一位年纪已经不轻了， 不停地摘下草帽挥汗。我心里突然涌上一阵怜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要到 这里等薛晓光，不过为从她的箱子里取出我送给女儿的大司奴比，不知会作何感 想。 到了家之后，户籍警已等在那里了。想想刚才那一阵大热闹，只觉得哭笑不 得。作为纳税人，我是很珍惜我国的警力的。鉴于我实在没什么需要瞒着公安和 安全部门的，而又无法让他们对此确信而放松，只好自己搭上功夫，在以后的十 戴晴回忆录 —121— 多次出出进进中，不厌其烦地与他们主动配合，详细告知归期、离期和航班(见[附 5])，并且一再提出，若须翻箱子，干脆在我打行李的时候在旁边看着； 如果真 有兴趣跟我，提前说一声，我也不再费钱租车了，干脆坐警察的车，大家省事。 (九) 自 1991 年我第一次申请出国，至今已两年多。这两年多来，我出入国门已 达十三次。虽说都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号令之下，各处的情况，差异颇大。一般说 来，上海最放松，出来进去好几次，从没有理过我。广东比较紧张: 93 年初进深 圳(第四次)，在我一再声称有东西要申报的情况下，就是不让我走红色通道， “这边，这边，”一位身着海关制服的人指着绿色通道口对我说。 “可是我有照相机、录音机，还有笔记本电脑……” “这边，这边，走这边。”他说。 “我箱子里有海洛英，一公斤哪! ” “别开玩笑了，走这边。”——在入关者作了如此声称之后，还非让走绿色通 道，恐怕也是全世界没有的。 同为广东的白云机场就不同了。1994 夏天年我从他们那里出境，这已是第 11 次，边防的大兵凶悍依旧，从下飞机就被扣在他们的台子前，直扣到广州的 客人都已经登机，全飞机就等我一个，才放我出境。我听见他们口中嘟囔的是: “名单也不早打过来。” 即使国内旅行，比如我 1993 年从海口飞北京的时候，也曾被扣下来。但海 口港官员业务素养，比起白云港来，要高多了。见到我的名字，他们当然也不敢 轻易放行，也须打电话、查电脑。但他们把你请进休息室，开一瓶矿泉水，找一 个最善辞令的和你聊天，那边的工作也做完了。 初到北京的人，往往弄不明白，不少汽车后边贴张纸，上边歪歪扭扭写上两 个大字: “磨合”，是什么意思(16)。 戴晴回忆录 —122— 出狱以后，由于失去了几乎所有社会身份，只剩下“公民”一项，所以两年半 来，可与之“磨合”的，只有警察了。与警察“磨合”，应该说一点都不好玩。但不 得不“磨合”的结果，使我终于大致如我本该享有的那样: 只要证件齐备，得以出 入国门。 到了 1994 年 5 月底，就在那吓人的、被政民(政府与民运)两造都煽得神乎 其神的“l·s”五周年前夕，正碰上我在纽约的研究结束。结束就得回国，居然也得 以正常入境回家了。 门是进来了，但这并不意味与“磨合”从此分道扬镖，对此我不能不有充分的 思想准备。所以，也就是第二天吧，当我看见警察把一部破伏尔加拖到我的单元 门口开始“蹲坑”的时候，既不吃惊，也没生气。我出出进进都跟那些百无聊赖地 卧在破车里的年轻人招手、说“Hi”，包括请他们吃冰棍，和他们一起耐着性子等 讯号解除，还和他们一起议论“何不把‘L·S’定为警察节”； 而当他们在此期间忍 不住想回家过周末，或者想看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已不再对他们的头儿而是对 我说: “您要是不出门，我就去了。这是我的 BP 机号，有事呼我。” 对于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的人，当局究竟打算再拿 出什么新招儿呢? 1994 年 11 月 堪培拉 注释： ①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确实的材料披露于世，让人们了解“六·四” 镇压之后大逮捕的决定过程。比如说，苏晓康、李洪林……还有我这样的人怎 么被列入通缉名单。 ② 也没有让我为我的坐牢交纳伙食费(￥75.00/月)，这真是很优待，因为有 的死刑犯人连枪子儿费都得自己出。 ③ 按规定，我 1990 年 2 月到 5 月的“监视居住”可在任何地方执行，包括自 己家中。无奈警察嫌我的联络太广，觉得家中不妥； 我曾提出将电话暂时拆除， 戴晴回忆录 —123— 只让我呆在我的书房就行。警察没有同意，因为“这不符合法律对监视居住的规 定”。他们决定将人交原单位； 报社不好推却，但看守这事怎么办呢? 组织信任 的人不肯担此重任，那些居心叵测而踊跃应征的人，报社又不敢任她们胡来。无 奈，只好重金聘任北京市第一监狱最富经验的退休看守到秦城的职工宿舍区执 行。这钱花得真够冤的。 ④ 此即“六·四”之后，文教界新攀附入围者中最活跃、为北京文人圈呼为“两 山一海”者之“海”。那二“山”为《人民日报》的……山和……的……山。 ⑤ 我在“六·四”当天宣布退出共产党，并在紧接着的一周内，完成全部组织 手续。 【附录】1 据我的同事告诉我，在我坐牢期间，报社又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正 式宣布开除我出党。共产党自己的《党章》本规定每个党员都有退党的自由； 如 果被组织开除的，这一决定也应向本人宣布。按规定，《光明日报》党组并没有 开除党员党籍的权利。1989 年凡宣布退党的都按开除处理这一可称作“自掴”的 决定，大概是中组部做出的。 我一直等着这一时刻，等着什么人在此之后把我找去宣布这一开除的时候， 煞有介事地问: “谁? 你们开除的谁? ”当他们答曰“戴晴”的时候，我将不解地问: “这人早已不是了呀。”然后将那张宝贵的支部接受我退党要求的纸头出示，再问 “难道共产党可以开除一个不是党员的人么?” 可惜一直没有人依党章的规定给 我这个快乐。 ⑥ 西郊的一个小村名，我经管着那里一所乡下房子。 ⑦ 见《中发〔1989〕7 号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思想、宣传工作的通知》 ⑧ 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知道，美国大使馆并不希望为一个中国平民和政府闹 僵，所以，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记者爱米丽·麦克发考接到我的告急电 话，意欲将我的情况告诉大使馆的时候，反应是极为冷淡的。11 月 18 日詹姆斯·贝 克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开记者招待会，爱米丽没有入场的特许。她在场外将我失 踪的事告诉了几乎每一个记者，这样，国务卿无论叫到谁，都不得不回答这个问 题，并按照许诺向中国追问。 ⑨ 这暂时放一放还有一重意思: 过些日子，在中国“内部处置”。大约两周之 后，我即着手找律师，就 1989 年《光明日报》“旷岩”文章的名誉损害和这次的 无理拘禁进行民事和行政诉讼。第一个案子，律师接受了，但我的国内代理人王 戴晴回忆录 —124— 德嘉不同意我打； 后一个，没有律师愿意承办。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你又不是 不知道……”。 (10) 我已忘记当时点的那些头头脑脑的名字。 (11) 指“六·四”后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中国学界精英。他们考虑(或 实际上已经实施)到美国国会作证，就中国政府不人道地不放他们的配偶出境团 聚一事，作为美国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依据之一。想来由于美国政府出面 斡旋，此案终于在 1991 年夏秋，亦即他们出逃后的两年，获圆满解决。此情已 有一部香港电视实录片《铿锵集》予以报导，包括了柴玲的“贵妇犬”和白什么(据 说是哪个宣言的起草人)的跑车。我们在北京很快就看到了这部片子，一致以为 是中国当局制作出以败坏民运声誉的。 (12) 这是由于那年 5 月，要到布拉格去领一个“自由金笔奖”。见《我的四 个父亲》一书中〈我怎么成了金笔奖得主〉； 及《失败者的胜利》中〈获奖词〉。 (13) 哈佛依旧同意我参加 9 个月尼曼研习计划，不过变成了 1991 年度的 后半期和 1992 年度的前半期。我的第一份 IAP-66 只到那年 5 月，1992 年度的 要用第二份 IAP-66。 (14) 当时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得到一笔基金回中国作“文化大革命 中知识份子行为”调查。她在广州入境时被强行遣回，不告知理由。想来我们都 同属于一个“名单”。 (15) 香港《镜报》主编，全国政协常委，香港…… (16) “磨合”是刚刚大修过的车，机件之间还不大融洽，从而操作可能也不 是那么得心应手，张示在后边，引起别的车的注意。 [附] 我的同胞的临别赠言 要走了，家中电话铃声不断，亲朋故旧都有话要嘱咐。 最为严正的是现已身居要职的老相识：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见解，可是别忘了，这块土地生你养你，你还是这个国家的 公民，不要说有损国家和民族的话，不要作有损国家和民族的事，不要……不 要……”。 戴晴回忆录 —125— 一直无缘任要职，但是吃“公家饭”已经有年头的人，临别赠言也颇具大义： “我们对你还是很了解的。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牢牢记住，祖国的利益 高于一切。” 艺术家用语言简意赅：“好样的! 神气十足地走，意气风发地回来，好好念书， 大夥儿给你祝福。” 曾当过我的老师，觉得一辈子也卸不下这份教喻责任的一位忧心忡忡：“唉! 时间太短，这回我就不多说了。你的事，老同学都知道了，当然是不理解的多， 说你太出风头，落到今天这个结局真是活该；说你太傻，硬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 唉，算啦，既然到了这一步，别理他们，咱们干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可我还得 嘱咐你两句，到了那边，别在逞着自个儿的脾气，使馆领馆，该拜望就得去；过 年过节，别忘了参加演节目。” 被贴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标签的倒霉蛋们比较愤愤：“非得走? 非得去念那 几天洋书? 在国内干有什么不好? 都走了这边怎么办? ” 也被贴上了标签，但比前者多了点老庄风范的就潇洒多了：“哈哈，我就等 着你这个电话呢。不必说不必说，都知道了，美国知音评书连载。嘿，我说，别 忘了我们，特别不能忘了我，可得回来啊，回来啊!” 对于这次赴美，本应夏天就去却一直到冬天才放行，《光明日报》一位了解 内情的人说： “怎么着，还是人家美国大老板横吧!就有这么一帮傻帽，放着正 道不走自找没脸。” 但也有别的解释。一位与我相识 20 多年平日疏于问讯的老友，忽然不断打 电话来，说有重要的事，必须当面问我。他来了，一脸郑重：“我是非来不可呀! 有人说……有人说……这人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消息来源特别可靠。他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