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两个世界/方舟子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500-0324-8

Ⅰ. ①我…　Ⅱ. ①方…　Ⅲ. ①史评－中国－文集　Ⅳ.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2721号

出 版 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330008

电　　话　0791-86895267（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 - 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我的两个世界

作　　者　方舟子

责任编辑　张　越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00mm×980mm

印　　张　22

字　　数　345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500-0324-8

赣版权登字 05—2012—5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明朝值得细说

功到雄奇即罪名

博物馆中的古墓

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

人生舞台上的海瑞

张居正二三事

严嵩的末日

黄道周之死

从“徐达吃蒸鹅而死”说起

大明海岸不寂寞

长城随想

国子的监狱

明初酷刑

共度千年时光

浪子李白与情圣杜甫

杜诗解读二首

且抛心力作诗人

共度千年时光

谁共我醉明月

英雄的诗和诗中的英雄

欲将沉醉换悲凉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断肠芳草远

庭院深深深几许

文史杂议

“金学”史辨

从秦始皇生父之谜说起

张衡的地动仪管用吗？

再说张衡的地动仪是否管用

“神医”华佗的手术神话

酒色圣贤

吃人的文化

春秋笔法

不动声色的变迁

长城的鬼话和神话

大师的阴影

我的经典

我的“偶像”

文学大师的断想

超人的鲁迅

李敖对鲁迅的“营营”

北大教授从来不难当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

东方文化靠什么统治世界？

杨振宁：在科学与玄学之间

美国传奇

假做真时——美国皇帝诺顿一世传奇

美国西部酒馆法官传奇

科学对宗教的世纪审判

科学与自由的交融

自由的代价

美国政府是如何整治“蛇油”的

我见到的美国国会听证会

在美国看电影

在中国看美国情景喜剧

没有围墙的大学

衣服随意

网上与网下

另一个美国

美国政治老太太和华人“美国通”

中美之间

身在中美之间

美国怎样反学术腐败

美国怎么选院士

大学校长应该对谁负责

如果电视台不插播广告

美国“克莱登”大学入侵中国

认清美国的MBA

“国际荣誉”唾手可得

以“总统”的名义吓唬人

捏造履历要付出代价

罪犯不幸生在美国

想起了辛普森案件

美国电影史话

一、电影的故乡

二、群雄并起

三、革命先行者鲍特

四、真龙天子格里菲斯

五、银幕第一女士莉莲·吉许

六、“定都”好莱坞

七、叛将斯特劳亨

八、独行侠卓别林

九、有声片悲喜剧

十、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十一、迪斯尼王国

十二、《公民凯恩》

十三、希区柯克的《后窗》

十四、好莱坞的黑暗岁月

十五、影视大战

十六、变革的年代

十七、新生

无神论与美国

无神论者是什么

一个无神论者在美国

美国无神论者知多少

美国缔造者都是不信教者

美国不以基督教立国

美国以“政教分离”立国

当今美国流行原教旨基督教

序

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家中藏书的多少。据说学习文史要靠童子功，但我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藏书基本上是靠自己从小一本一本买下来的。购书的经费来自于自己打工所得，这倒和我的家庭背景有了关系：母亲在第二轻工业局工作，所以可以从下属工厂拿来糊纸盒、缝口袋之类的零活供子女挣零花钱，而我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书。而且也有书可买，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期，重印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和文史读物。读书的另一个来源是图书馆。当时县城有一个文化馆承担着类似图书馆的角色，但藏书不算丰，而且长期不外借，堆在办公室中等待整理、登记。幸而我认识管理员，中学那几年的周末经常泡在那间杂乱地堆满图书的办公室，以帮助整理之名一本本地翻阅下去，很有点坐拥书城的气概。

不过我阅读文史图书最多的还是出国前后那几年。出国前夕（1990年）是因为等护照、等签证百无聊赖，出国之后是因为所在学校的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大体都是古典。在中文互联网刚刚兴起时（1993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网上中文资料的积累必须从头开始，我就组织过鲁迅全集、唐诗、宋词的电子化工程。但是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发表渠道。第一批中文网民基本上是学理工科的留学生，上中文网不是为了学术交流而是为了业余的消遣，庸俗点的争论政治话题，高雅点的则玩玩文史。我的文史随笔写作就是在这个氛围下激发出来的，都发在网上，也一直在网上流传。

2005年，我的这些文史随笔结集成《江山无限》在国内出版，但出版方删改太过，连书名也是拦腰截断的——我原来取的书名是《江山无限苦情伤》，取自我填的一首《浪淘沙》，这首词倒也颇能反映我写那些文史随笔时的心境：

年少自轻狂

不费思量

凄风苦雨学彷徨

最是仓皇离国日

一样风光

往事已茫茫

梦醒愁长

江山无限苦情伤

芳草连天霜后绿

莫向残阳

这次再把文史随笔结集出版，除了尽量恢复上次被删改的部分，还更换了大约一半的文章，其中一些是近年所写，写时的心境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而事实上近年来我的写作以科普为主，文史随笔只是偶尔为之。甚至我的阅读也变成以科学著作为主了，这既是科普写作的需要，也是因为阅读科学著作更能获得智力上的满足。不过，历史著作我还是时不时地会读的，因为我始终相信，我们孜孜以求的道义，就昭示在血写的历史之中。

方舟子

2011年12月24日

明朝值得细说

功到雄奇即罪名

——纪念民族英雄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

一

当我写下“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时，不由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还提什么民族英雄，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不见有人突发奇论，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乃是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真理，因此在民族战争中，拒绝“弃暗投明”、顽抗到底的岳飞、袁崇焕之流就成了不识时务、抗拒历史潮流、祸国殃民的罪人了。此论一出，居然还很有些人赞同，所谓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不过是疯子、腐儒的代名词。

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但是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总会有不愿当异族奴隶的热血男儿挺身而出，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后的挣扎。虽然由于时势的缘故，这种挣扎也许是徒劳的，免不了要被聪明的后人讥之为抗拒历史潮流，但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英雄的气概，却在悲剧性的最后一搏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每一个血还没有冷透的后来者。

何况岳飞、袁崇焕等人所奋起抵抗的乃是落后、野蛮的异族（在当时还是异族）的掠夺性侵略，这种抵抗，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可置疑的正义性。以明末为例，当时后金（崇祯九年，即1636年，改国号为清）的全部男丁不过二十万人，全部从军作战，生产劳动靠的是俘虏来的汉人、朝鲜人奴隶。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

这种英雄气概，不是现在的某些自诩的民主斗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痴人傻子了。请求与袁崇焕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这样的痴汉，在当时已是“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谭，也难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来作为自己骂街的靶子了。

二

万历十年（1582），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1622）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三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宝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但袁“抱心太热”，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当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据说袁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

这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神，说满兵要来就真的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蹂躏，自然心疼得很，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纵敌”。我国人民历来喜欢用顺口溜抨击时事，历代统治者对这种民谣也很重视，把他们当成预言看待，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条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这时的民心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像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州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地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和议”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账。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宝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毛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但毛文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四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余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主持袁案会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栋。此人曾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合不来，终于抓住了机会公报私仇。他起初判定的处罚是夷三族。当时的兵部郎中余大成是为袁崇焕喊冤最出力的一位，这时吓唬上司说：我在兵部当郎中，已换了六任尚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开了夷三族的先例，想想你自己的三族吧。梁廷栋倒真的给吓着了，便与温体仁商量，对袁崇焕减轻处罚，判处凌迟，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袁崇焕无子，《碧血剑》的袁承志自然是虚构的），籍没财产（发现袁家没有什么财产，足见袁崇焕当官之清廉）。

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所谓凌迟，便是千刀万剐，是极刑中的极刑。而北京市民先是认为袁崇焕纵敌，现在又都相信袁崇焕通敌，清兵是他引来的，无不以争食袁爷的血肉泄恨为快，使这次凌迟更是空前的惨烈。把袁崇焕误为大汉奸的明末史家张岱津津乐道地记下了这个血腥的场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

英雄肉的价格是手指大的那么一块，银一钱。而我们的英雄，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一直在叹息，即使皮骨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明季北略》）。袁爷所悲叹的，不是百姓的愚昧，那对他来说毫不意外，他所悲叹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即使身受极刑，萦绕在脑子里的依旧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五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始终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贰，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贤臣择主而侍”，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在崇祯与袁崇焕那场著名的平台对策中，崇祯曾把袁崇焕叫到跟前，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袁崇焕竟然大为感动，举手加额：“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石匮书后集》）为崇祯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王朝，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六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史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率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辩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大夫们，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博学鸿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著，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七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悟，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1622），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也相当合适。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罄尽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

注：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1994年9月1日

博物馆中的古墓

加拿大的秋天短暂而美丽，美丽得令人心醉。在漫山遍野的红叶的包围下，只能在慢速道上缓慢地开着车，到达多伦多唐人街时已是午后。走下车，看着满街的汉字招牌和东方面孔，那感觉就像当年的周末走在合肥三孝口的街头。一样地在书店和音响店转转，一样地往挎包中塞进沉甸甸的过时的书，一样地找一家小餐馆坐下。在一堆港粤风味的菜单中，看到“福建炒饭”，毫不犹豫就点了。因为放多了醋而使原味尽失，慢吞吞地吃着竟然心里越吃越酸。也许所谓的乡愁，就是这样的一盘原味尽失的炒饭吧。

吃完了饭，日已偏西，穿过多伦多大学的校园，去寻找安大略王家博物馆。旅游手册说，它是海外博物馆中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不能不去见识一下。这也不是第一次在海外品赏我们祖先的杰作了，华盛顿、底特律、印第安纳波利斯等或大或小的博物馆，总会有那么间中国的展厅，让来自展品的故乡的参观者在赞叹之余也未免会感到一丝的惭愧和愤怒。看多了也就麻木了吧。商周的青铜，汉朝的瓦当，唐朝的三彩，件件是精品，样样是稀世珍宝。说明上说，这只是收藏品中极少的一部分，等到宋前中国文物室建成，才会有较完全的展览。以下宋元明清，展品越来越齐全，越来越精细，我也就越不认真看。看完了这些展室，进了一个大厅，迎面是一面玻璃砌成的墙，只见屋外的树木在微风中摇曳，而阳光透射进来，照着两个石坊，一对石人，一对石虎，一个高高拱起的坟墓，让人仿佛置身于野外的墓地。这就是参观指南里所说的明墓了，我本以为是哪个无名小卒的坟墓被千里迢迢地挖掘了运过来，走过去一看说明，赫然写着大明一品大将祖大寿之坟。

中国人不重生而重死，讲究的是“备极哀荣”，仿佛亲人的死去反而给了子孙们一个显示孝顺和炫耀财势的机会。只要看看今天的农民手里刚刚有了几个钱，便开始大修祖坟，即可知这种心态是于今尤烈。而历代统治者，都不厌其烦地制定出葬仪的种种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墓碑，多高的坟墓，多大的墓地，什么样的摆设，都规定得清清楚楚。级别不够，再有钱也不能越礼，否则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商人、财主为什么都那么热衷于花一大笔钱买一官半职，也可明白当今政府对葬仪级别的种种规定不过是历史的遗俗而已。因而沈从文死时因为级别不够连一则讣告都登不了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明朝一品官员的坟墓，按规定应该有石人、石虎、石马、石羊、望柱各一对，这个展览室还缺少好几样，如果不是当初没有完全运来，就是运来了摆不下——我已很惊讶于这个博物馆竟会浪费这么大的一块地盘给这些在中国毫不稀罕的石头。清朝的典章制度基本上照抄明朝，清朝一品官员的坟墓与明朝的想必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么祖大寿的坟墓究竟是明墓还是清墓？

说明中对祖大寿的生平事迹只字不提，但对于对明末清初的史实略有涉猎的人，乍听到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吧。在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辽东将士中，他又是唯一一位亲见自己的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的，所受的刺激更强于别人，当时已惊吓得手足无措，之后干脆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把他招了回来，是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又是营救袁崇焕最卖力的一位，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的性命。但袁爷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祖大寿在悲哀之余，只能接过袁督师的担子，率领袁爷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到了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三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只好杀了誓死不从的好汉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说，趁外地明军还不知道他投降，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这样清军梦想多年的锦州要塞便唾手可得。皇太极听得满心欢喜。但祖大寿一进了锦州城，便把与皇太极的盟誓置之脑后，继续当他的大明总兵官，抵抗起清军来了。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次皇太极连立坛盟誓都不要了，也不再信任祖大寿，不敢再让他带兵。祖大寿倒乐得不必像孔有德、尚可喜那样去屠杀自己的族人，从此身在曹营心在汉，退出了历史舞台。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三桂投降。吴三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老死。

顺治十三年，明朝已灭亡了十三年，再过四五年，龟缩在云南的南明永历帝也要被吴三桂用弓勒死，而外国人建的博物馆却告诉参观者说，那时候造的坟墓是明墓，已当了十几年清朝大官、被载入《清史稿》而不是《明史》的祖大寿是明朝一品大将，还用一队穿着明人服装的瓷人排列成的送葬队伍暗示祖大寿当初就是这么给埋葬的。也不知哪位汉学家在这里向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若能起祖大寿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该是喜是悲？

一个汉学家，不管他是多么的熟悉中国史实，多么的热爱中国文化，当他面对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时，其感受肯定没有中国人那么痛切。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每一个英雄豪杰或迟或早都要面临生与死，忠与奸的抉择；这又是一个悲惨的时代，每一个英雄豪杰几乎都以鲜血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点。从战死沙场的满桂、赵率教、孙祖寿，到含笑就戮的何可纲，就连卖国求荣的吴三桂最终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命运。祖大寿总算在屈辱中得了善终，享受到了一品大臣的哀荣。谁又料到几百年后他的坟墓却被整个挖了送到国外展览，当做明墓的标本供人鉴赏呢？只有北京白塔寺的祖家街，还能让哪一个有心的路人匆匆路过时会偶尔想起祖家的昔日威风吧。

我不能不想到前面提到的这些英雄豪杰们的主帅袁崇焕。当他以大明国里的“亡命徒”自命为国守边时，是不会想到日后自己是否能备极哀荣的。他甚至本来就不应该有坟墓。当他在西市口忍受千刀万剐，血肉被愚民们抢食一空时，是他的一个姓佘的谋士在半夜里冒死去收拾他的残骸，埋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这位姓佘的谋士从此终生为袁爷守坟，死后就葬在袁崇焕墓旁。此后，佘家世世代代为袁爷秘密守坟，守了三百年，一直守到了民国，才由康有为发起，为袁崇焕修了一座庙堂，供后人瞻仰礼拜，扼腕叹息。

有没有坟庙，坟庙是否高大宏伟，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真正的丰碑永远只矗立在后人的心中。

1994年11月7日

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

周末抽空浏览了一下几种中文电子刊物，发现马悲鸣又在感叹中国人活该被日本人屠杀，又是洋洋洒洒旁征博引，这回却是扯上了袁崇焕：

“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气，何来尊严？国格、人格又安在哉？”（马悲鸣《中国的“靖国神社”在哪里？》）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率师千里驰救京师，以九千精兵打败十万入寇清兵于北京城下，反被多疑的崇祯皇帝逮捕入狱。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血肉被愚民抢食一空，其帐下谋士佘义士（名字无考）冒灭门之灾盗出袁的首级，葬在自家院中，址在今北京崇文区第59中学校园内佘家小屋的后面。佘义士临终前遗命佘家子孙此后不许为官、不许回南方老家，世世代代为袁督师守墓。从此佘家开始了三百多年为袁督师起先是秘密的后来公开的守墓史。

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守节的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一则袁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兵五千却敌十万，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就一直拖到了乾隆初年，《明史》即将定稿，史臣在撰写袁崇焕传时，从《清太宗实录》知道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又不敢照写，最后还是乾隆帝拍板，至此袁崇焕之冤始大白于天下。这时明朝已灭亡了一百年，反清复明也早已成了历史。但《明史》只不过是披露了反间计而已，算不上给袁崇焕平反，对袁的功绩也是尽量贬低的。到了乾隆帝晚年，颇有点仰慕汉家衣冠的意思，又想起了袁崇焕，给袁崇焕和佘义士修了坟，这才算是平反了。但这时距袁之死已有150年，距清之亡也只剩一百多年，什么“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最多算是对了一半。

至于“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则是完全的不实了。事实上，终清一代，袁崇焕始终有墓可安葬却无祠可祭祀，算不上“尊重”。民国一成立，康有为即发起在袁墓旁建袁崇焕祠，称“袁督师庙”，并亲自写了庙记及撰门联云：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稳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批文指示保护袁墓，不得动迁。1952年，由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等人发起，重修了袁崇焕祠墓碑。之后据说在清明时，政军要员宋庆龄、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曾去祭扫袁墓。

“文革”时神州文物遭劫，袁墓亦不能幸免，墓、祠均被红卫兵砸烂，墓园成了中学的操场。佘家第十七代长子也在这时候搬走，不再守墓了，但他的妹妹佘幼芝却坚持守了下去。“文革”一结束，佘幼芝即四处呼吁、集资，请重修袁墓。但那时候国内学界连岳飞、袁崇焕这些抵抗少数民族的名将是否该算民族英雄都弄不清楚了。海内外闻名的岳坟是重修了，袁墓则一直拖着，一直到了1992年清明节，袁墓才修葺一新。只是袁祠已住进了十几户人家，搬迁不易，现在还未恢复。1994年，海内外轰轰烈烈纪念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我也曾经写了篇《功到雄奇即罪名》的长文凑热闹，为此通读了有关文献，对袁督师越发敬佩。去年回国，因未到北京，也就无法亲睹袁墓修得如何。但广东东莞的袁崇焕故居我是去了。其实袁遇害时，老家也被抄，兄弟妻子被流放，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当地政府在原址围了一大块地，立了个碑，正拟建袁崇焕博物馆。

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佘家十七代人为英雄守了三百七十年墓，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也是中国人的人格。北京文物局曾想派专人清扫袁墓，被佘幼芝婉拒，他们宁愿自己继续守下去。老人的女儿焦颖和儿子焦平都表示会成为第十八代守墓人，接力棒从佘家交到了焦家。佘女士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样的民气，恐非马悲鸣之流夸夸其谈者所能知。袁崇焕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无不胜，保家卫国，死而后已，以其伟大的人格征服了全军将士，被捕时全军痛哭，弃城东走，袁崇焕自狱中寄信命他们回来继续抗敌，遇害前面对千刀万剐仍念念不忘民族存亡，临刑口占云：“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这是忠义。暴君奸臣腐儒愚民残杀了本民族的英雄，佘家以世代守墓这种方式报英雄知遇之恩，以一家之力替全民族向英雄赎罪，这也是忠义。华夏族外祸内乱，历尽苦难凡四千年，未像所有其他的文明古国那样灰飞烟灭，而生生不息、一息尚存，靠的也是一股忠义之气，至今不绝。忠义之气之所以能够流传不息，是因为现实虽然总有缺憾，历史却大体还是公正；现实中得不到的，可从历史中探求。这是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的坚定信念。袁督师《入狱》诗云：“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又云：“心苦后人知。”表达的就是这种信念。我们可以告慰袁督师的是，他的清白已在身后一百年被还清，而他的苦心，后人也终于能够知道。斯人已去，浩气长存，只要这个民族不成为马悲鸣所捏造出来的那个民族。

注：佘家近况据冯武勇《为袁崇焕守墓——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一文。袁崇焕祠、墓目前已修缮，并正式对外开放。

1999年4月3日

人生舞台上的海瑞

“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道也。惟公亮之！”

这是万历五年（1577），已在家赋闲了七年的海瑞写给大学士吕调阳的一封信。这一年，当国首辅张居正（号太岳）次子张嗣修将参加会试，海瑞便给身为次辅的吕调阳写了这封信，旁敲侧击，提醒他不要徇私舞弊。也许在他看来，要让嗣修落第才能显出公道吧。结果呢，却是嗣修高中廷试第二名，赐进士及第。张居正为此向万历皇帝神宗谢恩时，神宗回答得挺坦率：“先生大功，朕答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其后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即剥夺张的儿子们的功名，逼死的逼死，充军的充军，对先生的子孙是这么看顾的。赐进士及第的是他，连张居正请求回避都不许；剥夺功名的也是他，连奉旨行事的主考官都要追究责任。若说徇私舞弊，皇帝才是正主，海瑞这封信，完全寄错了人。就算吕调阳真能操纵会试结果，海瑞大约也不至于天真到以为从天涯海角寄一纸短笺就能让当朝大学士听退休官僚的忠告。这一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吕调阳看的，不如说是写给众人看的，更是写给后人看的。

海瑞自己却不是进士出身。他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了乡举之后，会试落第，就未再参加会试，而以举人出身踏上仕途。明朝对官僚的出身极其看重，举人只能做做小官，非进士出身万难挤入高层。海瑞从福建南平县的儒学教谕开始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竟当过总管江南鱼米之乡的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最后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的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他的仕途的转折点，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骂皇帝”事件。在两年前，海瑞从兴国县知县任上上调进京，在户部云南司任主事。名为主事，其实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大事有尚书、侍郎在管，小事有吏在做。无所事事了两年之后，他给嘉靖皇帝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这封空前绝后的奏疏中，海瑞只字未谈本职工作，从头到尾只是在攻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乃至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一个大臣上奏疏告诉皇帝说天下人早就认为你不配当皇帝，可真够骇人听闻的了。然而还有更激烈的话，为《明史》所不敢录，虽然一篇《海瑞传》，有一半的篇幅倒用于抄这封奏疏：

“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天下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比之武宗之胡闹，神宗之贪婪，熹宗之昏庸，世宗还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但我们一谈到明朝的昏君，想起来的首先就是这位家家皆净的嘉靖帝，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归功于海瑞这一骂。我们读这样的骂文，确实如听人骂街一样痛快，但不要忘了，骂的乃是当朝皇上。即使换上以纳谏出名的唐太宗，恐怕也无法容忍如此进谏。据说世宗读了这封奏疏后，气得全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旁边的一位宦官劝他说，这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上奏疏之前已告别了家眷，遣散了仆人，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不像会逃跑的样子。实际上在两年前海瑞进京前就把家眷都送回了琼州故乡，不可能在这时候又来告别家眷，这或者是这位宦官编造了一番话为海瑞求情，或者这整个戏剧性的一幕，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虽然被一本正经地写进了正史，但中国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和小说不分。

海瑞没有家眷可告别，但上了奏疏之后，倒是去找过同乡王宏海托付后事，可见他自己也明白上这样的奏疏，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并不能让皇帝幡然改悔。既然如此，又何必干这种无成效的蠢事呢？用后来神宗评言官们的话说，这是“讪上卖直”，以诽谤皇上来卖弄自己的正直。果然，“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刚峰海公行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真可谓一骂成名天下知了。

世宗虽然大叫“快去把他抓来”，却并不相信一区区主事敢上这样的奏疏，还想放长线钓大鱼钓出幕后的黑手，派特务跟踪了海瑞一段时间，实在摸不出别人，才把他抓进了锦衣卫让刑部问罪定刑。该给海瑞定什么罪，却颇使刑部为难。《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人居然敢骂皇帝，最高只定到骂公侯，对此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成死罪。刑部人马翻遍了《大明律》，也翻不出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最后是刑部尚书想出了解决办法，比照“子骂父”律，属十恶不赦之罪，判处绞死。“子骂父”罪属于告诉乃论，在这一案中，皇帝成了原告了。

海瑞既然已直声震天下，若被处死，就会青史留名；如果大难不死，就有了升官的资本。他很幸运，世宗还来不及处死他就自己先走一步了，连牢中的主管都知道这下子海瑞该高升了，办了一桌酒席来讨好他。海瑞还以为这是死前的最后一餐呢，从从容容吃喝完毕，才知道原来世宗驾崩了，于是哭得死去活来，把吃下去的酒菜都吐了出来，晕倒在地。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吗，现在换了别人来当皇帝了，海瑞怎么又如此难过呢？但不这么一哭一晕，又如何能显出其先前的骂乃是忠心耿耿？

海瑞在出狱后的两年间，换了六七次官职，连升四级，从正六品主事一直升到了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其升迁之快，无以复加。这固然是大难不死的后福，却也是因为在当时内阁的党争中，他投靠首辅徐阶排挤次辅高拱，被徐阶一手提拔。隆庆元年（1567），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的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这本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后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时也对该如何处置徐阶的儿子而伤透了脑筋。但当时的言官都是徐阶的亲信，他们一口咬定齐康是受高拱指使，乘机对高拱群起而攻之。这时担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起哄，上了一封《乞治党邪言官疏》，谩骂高拱是小人，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鹰犬，这二人乃是奸党，请求穆宗“罢斥高拱，将齐康重加刑治”，以其骂皇帝的天才来骂大臣，不过是小菜一碟。十几年后海瑞整理文集，重读此文，自己都觉得脸红，加了个附注说：“一时误听人言，说二公（指徐阶和高拱）心事俱未的确。”但高拱终于因此去职，而海瑞也就连连升官，官至四品，身披红袍了。

京城天子脚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哄骂街，也没什么用武之地，我们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海瑞披上红袍的这一年（隆庆三年，1569年），刚好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之年。所谓京察，就是由吏部和都察院对五品以下的京官作出考察，而四品以上的则做自我鉴定。海瑞在自我鉴定中便称自己无所事事，不称所职，请求把他革职。内阁和吏部的大臣们自然很明了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他们既然不敢当真把这位名满天下的忠臣革职，就只好委以重任。这一年六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让一个举人担任钦差大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更不用说巡抚的是全国最富庶的应天（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这十府了（还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税粮）。

新官上任，照例要发布一个安民告示。海瑞颁布的《督抚条约》洋洋洒洒三十六条，所津津乐道的是地方官员该如何参见、招待巡抚大人，当然是要求一切从简，连一顿饭该花多少钱（物价贵的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的地方，费银二钱，烛柴俱在内），该吃什么（鸡、鱼、猪肉三样和小瓶酒，不用鹅及金酒），都定得清清楚楚，使人觉得这位巡抚大人未免也太婆婆妈妈。最奇的有这么一条：

“各官参见手本用价廉草纸，前后不着壳，后不留余纸。别事具手本亦然。凡册用稍坚可耐久而价廉纸，不许如前用高价厚纸。申文纸亦然。册用白纸裱褙为壳，封筒用单纸，内先用一草纸护封防弊，不用裱褙纸。凡文册俱指顶大字便览，防洗补。申文供招等项，不许重具书册。”

联想到他还在担任淳安知县时，就规定衙门用纸“先用后偿”，“用过纸一张，则给与一张，用过四五张，则给与四五张”，真是惜纸成癖，始终如一了。要是让他担任首辅，说不定也会下一条全国惜纸令。我们也许会误以为明朝的纸张是什么贵重东西，其实他所规定不许留空白的廉价纸，不过是每百张银六至八分，高价的永丰纸，每百张也就值银二钱，相当于他的一顿饭钱。他对此的解释是“毫厘皆民脂膏，损之毫厘，莫不有益”。要提倡节俭，就从每一张纸抓起，而且唯恐人不知。他在巡抚任上主持疏浚吴淞江这一“万世功”，公布的预算是银七六一零二两二钱九分，真正是把毫厘都算在内了。而这花费了几万银两的疏浚工程，没过三年就又堵塞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七册引耿橘的话说：“海公之役，计费四万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说者谓稽查无法，委任欠当之故，是非卑县之所敢知。”）

巡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审案，对此，海瑞在《督抚条约》中一面反反复复地说“江南刁风盛行”，喜欢告刁状，一面又宣布“本院法之所到，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则又等于是在鼓励告状。据他说，应天巡抚衙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的这两天，每天来告状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月要由他一个人处理这么多案子，没有神仙的本事，绝无法一一都能公正地处理。何况他在办案时，遵循的是伦理、道德高于事实、法律的原则：“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其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则不知有多少弟、侄、富民、刁顽、乡宦乃至小民遭受其冤屈，才织成了这顶“青天”的高帽。

海瑞巡抚应天半年之后，有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这是针对其种种条约的；另一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导致“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民风，这是针对其办案的。这时候高拱东山再起，也不会容忍一个政敌位居要职，海瑞终于因“志大才疏”被免去应天巡抚而专督粮储，愤而告老还乡。临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骂了个遍，“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告养病疏》），当时的首辅李春芳看了哭笑不得：这么说来，我岂不是老太婆了吗？连这位宽厚的首辅，海瑞也失去了他的同情。

海瑞离职后，就回到了家乡琼山闲居。有祖传的十亩薄田可供度日，他自己又清苦惯了，生活本不成问题。但是他又要刻书印文集，好让自己的政绩流传下去，则不能不另开财路，这时候，他的名声又派上用场了。对琼州府的官员、乡绅们来说，身边这位以正直清廉闻名遐迩的大名人，正是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最佳人选。通过写这些应酬文章而获得报酬，是海瑞闲居时的一项主要收入。文集中所收的“赠序”一类的文章之多，真让人怀疑他是否把这当成了一项生意来做，来者不拒。这些赠序的对象，大约有的本来名声并不好，甚至就是贪官污吏，所以海瑞一面应酬为他们歌功颂德，一面又用点春秋笔法，羞羞答答地作些“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时耳闻”，“诸君信予不为佞，予亦信诸君不我欺”之类的声明，未免有点自欺欺人了。

虽然人在天涯海角，离京万里，但从本文开头所引的那封信即可知道，海瑞对官场的是非并未忘怀。张居正柄政的时候，海瑞曾希望他能主持公道，但张居正却委婉地拒绝了。其实两人的政见本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赞成、推行一条鞭法，都想严肃法纪，但张居正在用人之际却拒绝重新起用海瑞，乃是嫌他不通人情世俗，轻率冒进（他在给海瑞的复信中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史·海瑞传》却说是：“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倒像是张居正怕招来海瑞跟自己对着干似的。而有的更说张居正之不用海瑞，乃是海瑞写给吕调阳的那封信引起了他的忌恨。其实海瑞写那封信时，张居正已当国五年，不用海瑞也已五年，还不如说海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写了那封信的呢。

张居正死了，海瑞才有了出头之日。但新的当权者对于起用海瑞一事也是能拖就拖，一直到张居正死后两年多，即万历十三年（1585），才宣布让海瑞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这时候经过16年的赋闲，海瑞已是72岁的老翁了，却欣然受命，视之为“千载一时”的难得机会，浑然不顾那不过是一个闲职。

自从明成祖把京师迁到北京，南京就成了留都，保留着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但这只是有名无实的荣誉机构，到南京的中央机构任职，也就跟养老差不多。江南花花世界，也正是老干部们养老的最佳场所。德国大诗人歌德曾有一首诗描绘这种情形（《中德季日即景》）：

厌倦官场，腻于朝政。

春和日丽，辞离北国。

驻足江南，退隐水乡。

游山玩水，舞文弄墨。

开怀畅饮，杯复一杯。

自在若是，夫复何求！

现在来了一位既非厌倦官场，且又热衷朝政的管官的官（当时南京吏部尚书没有到任，侍郎实际上是负责人），这一个老干部之家就没有安宁了。海瑞正是对南京中央机构的这帮人整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大为不满，竟然想到要援用两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员游乐的陈规，对这些官员施加廷杖。这时候他似乎对朱元璋的那套严刑峻法着了迷，给神宗上疏要求严惩贪官污吏，“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剥皮囊草，指的是朱元璋剥贪官的皮制成草人放在公堂上警告继任官员），此论一出，朝野大哗。当时的官员手上都有点不干不净，那是没办法的事，谁叫大明的官俸那么微薄，只够糊口呢？现在海瑞竟然对皇上建议说凡贪污八十贯以上的，就该绞杀，则全国的官员，恐怕除了要变卖产业才能置备朝服的海瑞自己，通通该杀了。被激怒的御史们群起攻击海瑞，南京的御史们要保护自己的屁股，更是起哄得厉害，神宗为了平息众怒，就下了个结论，宣布海瑞的言论“有乖政体”、“词多迂憨”，最后干脆把话挑明了，他之所以起用海瑞，只是看中了他的名声让他来当花瓶的：“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海瑞受到了神宗如此公开的蔑视，再热衷也无法把官继续当下去了，连上七次奏疏要求告老还乡，神宗一概不准，要他继续把花瓶当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病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神宗在悼词中赞扬海瑞是“直言敢谏之忠臣”，却也不忘贬他一句“强项不能谐时”，这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海瑞出丧那天，穿白衣送葬的人群百里不绝，这是百姓对这位演员谢幕时的喝彩。

人生舞台上的海瑞谢幕下台了，艺术舞台的海瑞紧接着上场。海瑞死后不久，万历年间就出现了一本专门描写他办案的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里面所描述的71个案件，跟海瑞自己记载的许多案件相比，竟然没有一个相同的。此后又有长篇章回小说《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至于以他为题材的戏曲，那就更多了，传奇《朝阳凤》、《吉庆图》、《忠义烈》，京剧《五彩舆》、《德政坊》、《梁鸣凤》，高甲戏《海瑞回番书》，潮剧《刘明珠》……一直可以数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和害死了一位明史学家一家三口的更大的毒草《海瑞罢官》，这一位海青天，也就在舞台上永远地活了下来，与原型离得越远，活得也就越长久。主张“宁作良臣，不作忠臣”的明末史家谈迁曾悲愤地问道：“夫缄口以待迁，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实祸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虚名也……博此虚名，将焉用之？”答曰：用之舞台。

1997年10月

张居正二三事

一

明万历五年（1577）九月，首辅张居正之父病逝，按当时的丁忧制度，他应离职回家乡守制27个月。当时内阁还有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不过形同摆设，事无巨细都由张居正定夺，两人不敢担当首辅重任，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请皇上谕留张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谓“夺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后，下旨夺情。张居正连上三疏乞恩回乡守制，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夺情遂成定局。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才把朝野舆论强压了下去。史书却谓，所谓夺情，乃是张居正和掌印太监冯保的阴谋：

“江陵（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

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的人，封建礼教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当时新政正在全面展开，断无离职27个月之理。他不愿回乡守制，希望夺情，是毫无疑问的。在上疏乞恩守制时，就说得很露骨：“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但张居正自己不愿守制，神宗、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张居正名为首辅，实乃摄政，十足是个“改革的总设计师”，朝廷岂可一日无他？即使他真心实意要求守制，神宗、太后也绝不会答应。第二年三月张居正归葬，希望能请假到八九月份，神宗却命他五月份即回京办公。其间朝廷有大事，即千里奔驰请示张居正，足见朝廷不可一日无“首辅张先生”。以张居正之精明，岂会不知道这一点，哪里用得着画蛇添足鬼鬼祟祟与冯保密谋夺情？不错，神宗是在张父死后十余日才获悉的（神宗给张居正的手札说：“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但张居正本人也只比神宗早一日获悉死讯。张父死于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噩耗才传到北京，第二天吕调阳、张四维就上疏要求夺情了，一天之差，说张居正与冯保谋定然后报讣，未免过于勉强。何况既是密谋，史官焉能得知，什么“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史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同前引）绘声绘色，如亲临其境，那是把历史当小说了。

二

医学上有所谓“久坐成痔”一说，多年的文牍生涯，使张居正得了很严重的痔疮。痔疮本非致命，但张居正为了根治，却请了一位“名医”动手术割除痔疮。按当时的医学条件，以中医的外科水平，开刀动手术无疑是在跟死神开玩笑。果然，在万历十年（1582）三月间动完手术后，张居正就再也起不来床，接旨也只能伏枕叩头。拖到了六月，垂危。十八日神宗命太监送去一封手谕问张居正政治遗嘱，张居正挣扎着写了一本密揭推荐了两名接班人，又过了两天，二十日，即病逝。其死因，当是由于手术后失血过多（在手术后张居正上疏说：“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或伤口感染。但与张居正有私怨的王士贞却说张居正实死于纵欲过度：

“（张）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时行传》）

对这段痔疮形成的病理分析，中医家不知觉得如何，在现代医学看来却不过是胡言乱语。晚明士人风行房中，张居正或未能免俗，但说他“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莫非王士贞在张居正的卧室装了窃听器？

明人对性抱着一种极其矛盾的神秘态度，一方面希望能通过房中术求得长生不老，一方面却又认定纵欲伤身。而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也就往往被认为好色纵欲，反正“好色纵欲”并无一定标准，除非是光棍，这顶帽子谁都可以戴上。以后多病的明神宗也是因此饱受臣下这方面肆无忌惮的攻击，“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疏），“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沉溺，则元气自充矣”（赵志皋疏），“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此其病在恋色者也”（雒于仁疏），“皇上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多留中不发，为困于曲蘖之御，倦于窈窕之娱，否则，何朝政废弃至此极也？”（冯从吾疏），真是不胜枚举。对这种身在九重之外却自以为对皇帝的性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把手伸到了大内衽席之间的近于诽谤的言辞，神宗最初是怒不可遏，必加严惩，到后来悟出了这些人不过是要“沽名讪上”、“讪上卖直”，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简直就是为了被惩罚而上疏，惩罚他们，惩罚得越重，越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对这种近于受虐狂的变态心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见状，厚贿太监，马上也上了一疏反对夺情，也挨了八十廷杖，发谪极边充军，顿成名人。

等到神宗悟到了这一点，看透了大臣们的心理，对这类进谏往往就懒得理睬，把奏疏留中不发，任其自生自灭，再激烈的言辞也懒得去追究，锦衣卫的监狱竟至于长满青草。他从此三十年不上朝，消极怠工了。

三

张居正一死，二十岁的神宗总算可以亲政了。要雪太后曾命张居正辅助他到三十岁再亲政之耻，要从张居正的阴影中走出来，必然要对张居正死后算账。于是，剥夺张居正生前所得的太师、上柱国之类至高无上的头衔，惩处张居正的亲信，将其子革职为民，一步一步地，全面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万历十二年（1584），被废辽王的遗孀王氏乘机上疏为已故辽王鸣冤，声称辽王被废乃是由于张居正的迫害，要求平反昭雪。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1568），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但王氏在奏疏中无中生有地声称辽王被废后其府第田土都被张居正霸占，“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却使终生爱财如命的神宗眼中大发红光，以此为借口下令查抄张府。

张居正生前，就有贪财的恶名。刘台曾上疏指控他“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而王士贞则说，严嵩被抄家后，财产十分之九都进了皇宫，但后来又从宫中流失，“最精者十二归江陵（张居正）”（《觚不觚集》）。陕西道御史杨四知告发张居正有十四大罪，其中一条就是“贪滥僭窃”，“银火盆三百，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真够骇人听闻的了。现在王氏又说“金宝万计，悉入张府”，怎不让神宗眼红！他估计至少也能抄到二百万两银，然而把张府里里外外搜遍了，锱铢必究，都折算成银，也不过十几万两。张家原是盐商，本就有钱，张居正生前又蒙神宗赏赐极丰，有十几万的家当，实在没什么稀奇。这点钱，不过刚够神宗嫁一个女儿，还不够娶一个媳妇（神宗长公主下嫁，用去银十二万两，而福王大婚，用去银三十万两），自然是大失所望，下令对张的儿子严刑拷打追赃，逼死了大儿子张敬修，朝野震动，才算告一段落。对张居正的最后判决是：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大概因为实在没抄到什么东西，也就不好意思判他贪污敛财。

明朝的官俸，低得不可思议，只够勉强糊口。海瑞号称本朝第一清官，薪俸之外的钱财一概不取，却也只好业余当农民，率领衙役在衙门的后院种菜自给。为老母亲做寿，破例买了两斤猪肉，竟被当成重大新闻传播。则其名为朝廷命官，实与贫民无异。一般的官僚不愿当贫民，就钻钻法律的空子，干点似非法似合法的勾当。地方官照例从上交中央的税赋中抽成供私用，称为“常例”，京官无此财路，就要靠地方官的馈赠了。张居正不是海瑞，对官员间的一般馈赠，并不拒绝，在书信往来中也多提及，并不回避。但对大金额的有贿赂之嫌的馈赠，他是不收的。名将李成梁受封伯爵，一次就遣手下人送他黄金千两、白银万两，被他严词拒绝：“若主以血战功封一官，我若受之，是且得罪于高皇帝。其毋再渎！”张敬修在自杀前留下的遗书说其父“清介之声传播海内”，或许过誉，但时人比之为严嵩，告之曰“贪滥僭窃”，那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海瑞评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明神宗实录》也说：“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不过是道出了自商鞅以来所有改革家的下场。张居正何尝不想谋身，但要革除“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要“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则不能不认真，不能不得罪人，也就只好先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而承受或出于私人恩怨，或由于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或因为忌妒的舆论攻击。张居正的才干无人可否认，舆论也就只能在其道德品质上打转，于是搞阴谋、好色、贪财，凡是处于其位者具有代表性的恶行，无不被加到了张居正的头上。既然在忠与孝、国与身中选择了前者，最后也就只有在佛家教义中找到了精神解脱：“如入火聚，得清凉门。”在熊熊烈火中想象出一个清凉世界。

鲁迅有谓：历史人物的大小，恰与物理规律相反，愈近愈小，愈远愈大。被同时代人视为卑劣小人、独裁奸相的张居正，其伟大，只有后人才能仰见。在张居正当国十年所留下的家底被神宗、熹宗糟蹋得干干净净，国破家亡之际，崇祯就明白了张居正的好处，知道“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江陵张居正故宅有题诗云：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只不过恩怨尽时，也是封疆危日，一切都即将成为历史了。

1997年5月

严嵩的末日

明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了大火。大明的宫殿经常莫名其妙地起火灾，但这次失火的原因却很清楚，是因为嘉靖皇帝酒后跟宫姬在貂帐里玩烟火，火势蔓延开去，把永寿宫烧了个一干二净。

皇帝暂时搬到了玉熙殿，见那里又狭窄又潮湿，很不满意，便宣召内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询问怎么办。

严嵩坐着肩舆进了禁苑，这是他八十岁那年，皇帝给他的特赏。这一年，严嵩已经八十二岁了，居相位也已近二十年，皇帝对他却依然恩宠不减，舍不得让他告老还乡。嘉靖皇帝号称英察之主，乃是非常有主见的人，虽然整天求仙服丹，却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朝廷的控制，凡事在询问臣下之前就已打定了主意。宠幸大臣的本事，就在于摸清、迎合皇帝的主意，而严嵩正有这样的本事，再加上他的儿子严世蕃精明能干，父子两人合在一起，把皇帝的心事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所奏总能正中皇上下怀，在别人看来，竟像是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皇帝长期住在西苑设醮迎仙，大臣们又多了一份差事：书写献给神仙的青词。严嵩早年是颇负盛名的诗人，“诗思冲邃闲远”，“文致明润宛洁”（王廷相语），正是写青词的最佳人选，皇帝对他进献的青词，往往再三把玩，赞赏不已。皇帝常把制成的仙丹赏赐给严嵩试服，这些仙丹其实乃是铅汞化合物之类的毒品，严嵩七八十岁的老人，仍不惜充当小白鼠。从他写给皇帝的实验报告来看，他不仅真的服了，而且非常忠实地报告服后的后果，“遍身躁痒异常，不可一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还到哪里去找如此善解人意、文采斐然而又忠心耿耿的大臣呢？皇帝一有问题，自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了。

对皇帝要住到哪里，严嵩已经想过了。眼下正在修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工程浩大，淘空了国库，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重盖永寿宫。按理皇帝应该回到大内去，这也是众公卿的主张。但是严嵩知道，自从嘉靖二十一年发生了宫女杨金英等人谋杀皇帝的“宫闱之变”之后，皇上就不敢再回大内去了，一提起大内就心惊胆战，建议皇帝回大内，正是触犯了忌讳。众位公卿只是盼着皇帝回了大内就可恢复朝仪，视理朝政，却也不想想皇帝心里的难处。严嵩的建议是，皇上暂住修饰完整的南宫（重华宫）。

严嵩自以为考虑得面面俱到，这个建议定会博得皇帝的满心欢喜。不料皇帝听了，大为不高兴：你这是要把我关起来吗？严嵩千算万算，却忘了当年明英宗被也先俘虏放回后，景帝就把他软禁在南宫，因此在嘉靖皇帝看来，南宫乃是“逊位受锢之所”，大大的不吉利。

这就给了精明不在严嵩之下的“甘草国老”（海瑞语）徐阶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徐阶奏说：三大殿工程确实浩大，但我们正可以利用三大殿工程的“余料”和人力修复永寿宫，百日之内当可完成。皇帝想着的正是要修复永寿宫，一听徐阶这么说，龙颜大悦，下令马上动工，并钦命徐阶之子督视工程。第二年三月，永寿宫如期修复，皇帝将其改名万寿宫，大庆五日，大赏诸臣，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了，而严嵩仅加禄百石。

严嵩开始失宠了！这几年来他的确老了，精力大不如以前，政事都要事先跟严世蕃商量，人称“大、小宰相”，又说是“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偏偏在嘉靖四十年五月严老夫人去世，严世蕃要丁忧守制三年，不能跟随老爹到西苑直庐办公，便干脆整天躲在家里跟姬妾们鬼混，父亲从直庐遣人走问政事，他也只是敷衍了事。这样，严嵩的奏对就越来越不称圣意，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也就一直往下掉。他知道，以后的政权会是徐阶的了。自己先前迎合皇帝陷害、得罪了许多人，得给子孙们留条后路了。他以前曾得意扬扬地说过：“有我福，无我寿；有我寿，无我夫妇同白首；有我夫妇同白首，无我子孙七八九；有我子孙七八九，无我个个天街走。”现在这些个个天街走的子孙反而成了包袱，得依赖别人的扶持了。于是他办了酒席宴请徐阶，席间令子孙们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对徐阶托孤道：“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徐阶表面上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连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内心却开始琢磨如何给严家以致命的一击。

要扳倒一位大臣，普通的办法是指使亲信联合上疏弹劾。这一招，徐阶在三四年前就试过了，不灵。嘉靖三十七年（1558），徐阶的门生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和刑部主事张

，以及同乡刑部主事董传策三人同日上疏弹劾严嵩。皇帝一眼就看穿了这是徐阶想要抢班夺权：严嵩这么老了，你徐阶就不会再等一等，何必这么急？下旨把三人逮捕入狱，定成“相为主使”“诬罔大臣”之罪发往烟瘴卫所充军。徐阶为此被迫韬晦了几年。现在皇帝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又可以再试一试了。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出奇制胜呢？

大臣听皇帝的，但皇帝又听神仙的，谁能代表神仙呢？道士。也许突破口就在这里了。计谋已定，徐阶便向皇帝推荐了一名来自山东的道士蓝道行，此人的特长是会降紫姑扶乩。道教山山有仙，处处有神，这位紫姑，就是主管厕所的女神，据说她的乩语最灵。在扶乩之前，皇帝把所问之事写在纸上密封好，让太监带到扶乩之所焚烧，再请神仙降临以乩语答复。如果乩语不准，皇帝不是怪道士不灵，而是责备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愿降临。这么给怪罪几次，太监们也学乖了，烧以前先偷看皇帝所问的内容，再转告蓝道行，这样降下的仙语自然是百发百中，句句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皇帝也就对蓝道行的道行深信不疑。宫外呢，有徐阶在通风报信。严嵩将有密札呈奏皇帝，徐阶先派人通知蓝道行，扶乩的时候就预言说：“今日有奸臣奏事。”皇帝正在纳闷谁是奸臣，严嵩的密札送到了，严嵩也就成了神仙口中的奸臣。神仙的话，皇帝能不信吗？然而最终导致严嵩下台的，却是初夏的一场大雨。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的一天，御史邹应龙出门碰上了大雨，到一位内侍太监家避一避，顺便打听点宫内的动静。这位太监连连摇头：说不得啊说不得。这一来邹应龙好奇心大起，不停地追问，太监也就讲开了：最近皇帝密令蓝道行扶乩，问的是天下何以不治。神仙回答说是因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谁是贤，谁是不肖呢？神仙说是贤者如徐阶、杨博，不肖者如严嵩父子。皇上又问了：我也知道严嵩父子很贪婪，上帝怎么不处死他们呢？神仙回答说：我如果处死他们，就会加深了重用他们的人的罪责，所以留给你自己处置。皇上听了，沉吟了好一会儿，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雨停回家后，邹应龙反反复复仍然想着这一个问题。如果皇上真的已经动心，决定除去严嵩，抢先告发自然是奇功一件。但是如果皇上还没动心呢？重者杀头，轻者流放，从前的沈炼、杨继盛、吴时中等人就是前车之鉴。邹应龙想了一夜，仍然决定不了该怎么办，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正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自己带了随从出去打猎，看见远处有一座高山，对准了放了一箭，箭却不知飞到了哪里。继续往东走去，前面又是一座山，不过要小多了，山边有一幢楼，下面全是田，田里有一堆米，米上盖着草。他又发了一箭，这下子，楼倒了，小山倒了，高山也跟着倒了下来，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惊醒过来。做了这么个奇怪的梦，是什么意思呢？高山，高山，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嵩”字吗？这么想下去，梦中的情景就一一可解了：东边的楼是“东楼”，那是严世蕃的字，田上面有米，米上面再加草，合起来可不就是“蕃”字吗？这么胡思乱想想明白了，这个梦是要告诉他对准了严世蕃攻击，连带着打倒严嵩。他不再犹豫了，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控告严世蕃贪污误国：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

最后是请斩严世蕃，休退严嵩。

类似的奏疏，十一年前锦衣卫经历沈炼、九年前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都上过，结果一个以“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计取直名”之罪流放，后以谋叛罪被斩；一个被抓住了奏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一语，定成“诈传亲王令旨”罪被杀。至于吴时来三人弹劾严嵩父子被流放，不过是四年前的事。然而时势变了。现在皇帝读着这封奏疏，想到的是上帝要他处死严嵩父子的乩语。圣谕曰：

“嵩小心忠慎，祗顺天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人所疾恶，既多年矣。却一念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从，不思朕优眷。其致仕去，仍令驰驿，有司岁给禄米一百石资用。……”

皇帝毕竟还念着严嵩的种种好处，不忍加害，只以纵爱逆子之罪令其致仕还乡。严世蕃也未被处死，而是流放到雷州卫。然而二十年的老宰相终于倒了！首辅是徐阶的了，连严嵩原先的办公室西苑直庐也是他的了。他在直庐的墙上写了三句话，向大家宣布自己的执政方针：“以威服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依然是一副与世无争、无为而治的模样，但他是不会甘心让严嵩安度晚年的。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二日，严嵩满怀悲伤，出了北京广渠门，沿着运河南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江西袁州府分宜县。这位曾经名震海内的诗人，四十年来把文才花在了替皇帝撰写青词上，现在是再也无青词可写了，突然焕发了诗的青春，一路南回一路吟唱：

“承诏赐休退，整驾念徂征。出昼心已结，辞天骨犹惊。伫立独踟蹰，泪落忽沾缨。上恋圣主恩，下怀知爱情。远树千重隔，沧江双橹鸣。路歧方浩浩，纷思何由平？”（《南还稿·六月二日出都作》）

“路歧方浩浩，纷思何由平？”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使他预感到这不会是最后的结局。

严世蕃并没有到雷州卫去服刑，只走到广东南雄，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就偷偷回家了。回去后也并不韬光养晦，而是大动土木，兴建私宅，这样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一天，袁州府推官郭谏臣有公事到严府，见到上千名工匠正在修建园亭，督工的家奴对他非常无礼，甚至还有人向他投掷瓦砾。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回去后干脆向巡江御史林润告发严家聚众练兵，准备谋反。

这时候，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了徽州老家，两人来往密切。这位罗龙文是倭寇首领王直的姻亲，曾经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海招降。林润接到郭推官的告发后，把故事再编得完整一点，向皇帝控告这两个人以建造府第为幌子，聚众四千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是谋反大罪，皇帝自然极其重视，立即下诏速将严世蕃、罗文龙拿来问罪。那时候严世蕃之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闻讯赶快派人赶在圣旨下达之前到家乡报警。严世蕃得报，想逃回戍所，却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师。这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的事。

严世蕃二进宫了，却也并不怎么惊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计策。自己贪污受贿，天下人均知，想赖也赖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认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最多再流放一次罢了。“聚众谋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其实根本就是捏造的，应该不难洗刷清楚。最好，是让三法司连带判决严嵩害死沈炼、杨继盛，这两个案子乃是皇帝亲自定的，要是让皇帝觉得三法司想为沈、杨翻案，审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个个儿了。计谋已定，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杨二案翻出来，严世蕃就死定了。

负责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书黄光先、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在判决中大书特书严氏父子迫害沈、杨。写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给首辅徐阶过目。徐阶将三人领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觉得严公子该不该死？三人异口同声回答：死有余辜！徐阶又问：那么你们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为沈、杨偿命啊。徐阶连连摇头：严嵩害死了沈、杨不假，但那都是领过圣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绝不会错。诸位的这份判决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问罪，而严公子也就大模大样地出都门回家了。三人愕然，赶忙请教徐阶怎么修改。徐阶说：只要以林润的奏疏为底稿，再把聚众谋反这一条发挥发挥就行了，事不宜迟，稍迟就会发生变故。三人就请徐阶主笔，徐阶微微一笑，从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写好了，各位以为如何？三人看了，连声说好，马上叫来吏员誊清，这份置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就从徐阶相府递了出来。

严家闻讯，这才真的慌了。严嵩托人送重金给徐阶，请他营救。徐阶钱照收，人也照杀。他的道理很简单：不收钱，严家的人要怀疑我捣鬼；不杀人，众人要怀疑我捣鬼。这位甘草国老，到现在还是两边都不得罪。

皇帝却也不信严世蕃会谋反，命令三法司再核实。圣谕云：“此逆情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润（林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从公鞠讯，具以实闻。”

徐阶领了圣旨，急出长安门。三法司的官员们早在门外等候，他随便问了几句，就赶回家中，起草答疏，声称“事已勘实”，通倭谋反“具有显证”。皇帝这才批准了三法司的判决，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之罪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死刑。死囚按规定应该留到秋后处决，但这一次，按徐阶的要求，立即处斩，“亟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怕一拖就要出意外吧。

当时的史家，多认为严世蕃死有余辜，却对以莫须有的叛逆之罪处斩不敢苟同。张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实录》评论此案说：“其罪状宜坐奸党之条，岂无可杀哉？乃润（林润）疏指为谋逆，法司拟以谋叛，悉非正法也。”支大纶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也是大为不满：“比乃咒诅怨望，练兵积粟，通倭诱虏，茫无影响，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内阁颐旨，法官唯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谈迁在《国榷》中更是感叹道：“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自置相以来，未之闻矣。”其实这是有先例的，当年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不就也捏造了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吗？有太祖高皇帝做榜样，徐阶想必是心安理得的。

徐阶不以“奸党”之名处置严世蕃，却捏造出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出来，其用心，乃是要把严家一网打尽。犯了叛逆之罪，亲属都要受到牵连，家产也都在抄没之列。即使他们在判决中未对严嵩拟罪，严嵩却也难逃法网，皇帝还要怪他们未依法追究严嵩的罪责（诏令云：“疏内不言逆本，是何法制？”），下诏把严嵩及其孙子们削官为民，并抄没家产。对江西严家的抄没，不知为何，一直拖到严世蕃被处决之后的五个月才进行。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和无数的珍宝古玩字画。严嵩出身贫寒，这些财产，当然都是他当了大官以后，特别是入阁拜相以后，父子劳神搜刮而来的，用张居正的话说，是“商贾在位”。做了几十年的买卖，一夜之间就赔个精光。

抄家之后严嵩的去向，各家说法不一，或说他寄食故旧，或说他寄食野寺，或说他与孙子住在关公庙，《明史·严嵩传》则说他是“寄食墓舍以死”，大约是到处打游击找人讨口饭吃。他是哪一年死的，各家说法也不同，或说被抄家以后不久就死了，或说过了一年才死，《明史》则说是过了两年才死，与嘉靖皇帝差不多同时死的，终年八十七岁左右。死后没钱买棺材下葬，也没人吊唁，直到万历初年，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当国，才吩咐分宜县县令收拾严嵩尸骨备棺埋葬。这位县令遵命照办后，张居正还特地去函称赞：“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知其为报哉？”大约觉得自己的老师对严嵩的处置未免太过分，或者，是要借此为后人如何对待故相立个榜样吧。他自己死后，却也差点被开棺鞭尸。至于徐阶的结局，也并不怎么美妙，三个儿子被逮充军，田产充公，若不是张居正极力维护，说不定也落得个跟严嵩一样的下场。在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内阁纷争中，只有皇帝才是最后的赢家。

1997年12月

黄道周之死

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死是生命自然的终结；而对于圣贤豪杰，死则是人格最后的完成。这样的完成，可以静美如秋叶，更可以绚烂如春花，而在山河破碎之时，则只能壮丽如夕阳了。

当年轻的黄道周把自己锁在福建铜山（今属东山县）孤岛上一座小小的石室刻苦攻读，立志当圣贤的时候，也曾经推演周易预卜自己的结局，据说准确地推算出自己将死于62岁这一年。而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完成啊！

一、出关

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可能。自从天启二年（1622）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崇祯十一年（1638），因为弹劾大学士杨嗣昌，当面顶撞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此有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58岁了，他的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儿完。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帝吊死在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在南京即位后（即弘光帝），马上下了诏书，命他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做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在此之前，大臣们对该拥立福王还是潞王分成两派。以与崇祯血缘的亲疏而论，应该立福王，但此人臭名昭著，不可为人君，以史可法为首的朝中大臣都宁愿立亲缘较远名声却较好的潞王，还在犹豫不决，手握重兵的马士英抢先立了福王，乘机把朝柄捏在手中，而把史可法赶到了扬州前线。黄道周之所以不愿出山，正是不愿去给这些人当花瓶。但福王这一派的人，也不会把他留给其他藩王，软硬兼施之下，他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到了南京，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跟随潞王，不料潞王才监国三日，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被郑芝龙、郑鸿逵兄弟拥戴着往福建跑。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是读书人，读书人大都敬重黄道周，他也的确要重用黄道周，封官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兵粮大权都掌握在郑芝龙手里，不仅黄道周动用不了，连隆武帝也动用不了，君臣相见，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当年他当海盗大王，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而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隆武元年（1645）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集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分水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作最后的决战。

当蔡夫人在家中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二、决战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会合，加起来有上万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黄道周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作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三、成仁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黄道周被客客气气地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是其人格的完美体现，“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以后的两百多年，清代的书法界极少有人敢于提到他，却也并不妨碍其书画在民间的辗转流传，至今仍有许多作品存世。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继而送给他一幅藏了史可法、洪（皇）承畴名字的对联：

史笔传芳，未能平虏忠可法。

皇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

洪承畴又羞又愧，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隆武二年（1646）三月五日即是刑期。黄道周盥洗更衣完毕，对仆人说：“以前某人曾向我索字画，我答应了的，不能食言。”命铺纸和墨，先做小楷，然后改用行书，纸太长，写不完，以大字完成。又命铺纸，做水墨大画两幅，画一幅残山剩水，再画一幅长松怪石。画完，从从容容写上题识，加盖印章，然后出门就刑。

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家乡的方向——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会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襟，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一幅大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一百年后，他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1998年3月

从“徐达吃蒸鹅而死”说起

近日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由一位明史专家讲朱元璋生平，我因本来就对明朝的历史感兴趣，以前还写过一些有关文章，便抽空收看了几集。其中有一集讲朱元璋屠戮功臣，忠心耿耿的徐达交出兵权后也没有逃脱其毒手。说是徐达得了背疽（后背长了一个大疮），朱元璋派人给他送来蒸鹅。徐达见了蒸鹅，满面流涕，告诉医生你们赶快逃跑，然后吃下去就死了。为什么？徐达知道背上长疮不能吃发物，这个蒸鹅是发物，一吃这个东西，病毒发出来这个人就死了。他明白了朱元璋还是要让他一死。让医生逃跑则是为了不让朱元璋把他们都杀了当替罪羊，说他们没给徐达治好病。

其实这是把一个民间传说当成史实来讲了。《明史》记载了徐达的确死于背疽，但并无朱元璋派人赐食一说。明朝中叶有一本专讲明初故事的野史笔记《翦胜野闻》才有这个赐食记载，但是并没有说是什么食物。按《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翦胜野闻》“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并不可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转述了这个故事，才说是“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虽然赵翼本人认为这是“传闻无稽之谈”，但“徐达吃蒸鹅而死”却从此成了一个表现朱元璋阴险毒辣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

这个传说虽然常被明史专家采用，但是极不可信，不仅因为史无明文，而且不合常理。朱元璋如果要杀徐达，完全可以像杀其他功臣一样找个借口公开定罪抄斩，实在拉不下脸也可以在一般食物或药中下毒悄悄杀之，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又欲盖弥彰。

说“疽最忌鹅”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所谓背疽，在现代医学看来是背部发生了大面积急性化脓性感染，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多个相邻的毛囊及其所属皮脂腺或汗腺导致的。在今天治疗起来并不困难，用抗生素和动手术排出脓液，即可望痊愈。鹅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并不含有能导致病情恶化的毒素，反而能增强患者的营养，因此并不需要“忌口”。

但是在古代，背疽却是一种可怕的“恶疾”，得了往往是致命的。死于背疽的历史名人史不绝书，除了徐达，还有秦末的范增、三国的刘表和曹休、唐朝的孟浩然、后唐的李克用、南宋的宗泽、明朝的杨一清、清朝的杨光先，等等。因为是绝症，所以发背疽而亡竟然成了赌咒发誓用语，例如《说岳全传》里头秦桧便向兀术发誓“不把宋朝天下送与狼主，后患背疽而死”。

也因为是绝症，所以号称能治它的验方就特别地多。到宋朝时，流传的背疽验方已多达百余个，但按当时出版的医书《集验背疽方》的说法，“然有验者极少”。即使是《集验背疽方》所收录的二十几个“验方”，又何尝就真的如它所声称的“神妙莫比”？这些“验方”的用料和制作方法有的相当奇怪，例如有一个验方要用到“男子发一团如鸡子大”，真不知女子发为何就用不得？

由于“验方”其实不验，所以就需要有种种的禁忌为失败开脱。按《集验背疽方》的说法，背疽患者戒“作劳叫怒，嗜欲”，而“饮食如干湿面、炙、腌藏、冷酒、生冷、滞腻、鱼、羊并不可食”，所谓性热的食物不能吃，性冷的也不能吃，“性热者发热，冷者损脾、肾，毒者发病，皆当戒之”，几乎没有什么还能吃的了，可不仅仅是蒸鹅肉。更奇怪的是，病房绝对不能让有狐臭的人、孕妇和经期妇女进入，和药的时候也不能让这些人撞见，而且还不能让鸡、狗、猫见到。有这么多涉及方方面面的禁忌，要想不让“验方”失灵还真不太容易呢。治好了算它灵验，治不好了就可怪到犯了什么禁忌了，而不是它不灵。

在今天已很少有人相信和药不能让鸡、狗、猫见到这样的鬼话了，但是还有很多人相信、讲究“忌口”，对徐达吃蒸鹅而死之说津津乐道，不知这也同样没有科学依据，虽然种种禁忌的荒诞程度不同，性质还是一样的。

假如有那么一天，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徐达的确吃过朱元璋赐予的蒸鹅，然后死了，这就能证明吃鹅肉会像中医说的那样“动风发疮”吗？不能。也许蒸鹅里被加了毒药；也许徐达本来就病得快死了，跟死前吃没吃蒸鹅无关；也许徐达由于迷信“疽最忌鹅”，因此受到了心理暗示，加重了病情而死；也许他是吃了当时用以治背疽但是有毒的药物死的……从一个相关的个案是证明不了因果关系的。但是一般人太容易把前后发生的两件事当成存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了，对“忌口”是如此，对“验方”也是如此——碰巧用了某个“验方”病好了，就相信是该“验方”有神效，而不去深究病好了是可以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不做严密设计的临床试验进行对照、统计，是没有说服力的。

2006年10月16日

大明海岸不寂寞

近日从网上读到曾因撰写电视政论片《河殇》而名噪一时的苏晓康的两篇妙文，一篇是《晚凉天净月华开——话说海外的〈河殇〉与我》，描述《河殇》在海外华人学界和汉学界引起的反响，据说至今未衰，且被一些大学列为中文教材云；一篇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在美国看网上中文世界》，根据一些失实的传闻对他一无所知的中文网络极尽嘲笑、谩骂之能事，连《新语丝》也成了专门供那些发表欲极强、用了笔名所以不觉得不好意思的人发表缤纷杂陈的诗歌习作的网络了。这倒引起了我重读《河殇》的兴趣，想看看这位“精英”当年谩骂中华文化时是不是也像今日谩骂中文网一样信口开河、口无遮拦。

《河殇》当日掀起轩然大波，海内外评论它的文章不少，据说后来还组织过对它的批判，但这些评论文章，即使是反对乃至批判它的，着眼的都是《河殇》的思想，乃是见仁见智的事，难以服人，似乎还没有人给它具体地挑挑毛病，看看它所依据的史实虚假到何等程度。我当年看《河殇》，面对“缤纷杂陈”的画面和听着慷慨激昂的解说，也未曾留意其解说的细节。现在从图书馆借来《河殇》解说词，读着干巴巴的文字，才发现其撰稿人的中国历史常识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不提中国历史倒罢了，几乎一提便错。最离奇的一处是“要不是他（张衡）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两句话提到三个历史人物，却每一个都错了。张衡从23岁时任南阳太守的主簿起，一生都在官场上混，历任郎中、侍郎、太史令、公车司马令、侍中和河间相，临死前不久还被授予尚书，全都是高官要职，绝非只当过“几天”“御用文人官”。那“尚书”在东汉时已成为实际处理政务的高官，跟后来的六部尚书已没太大的不同，也不是“御用文人官”。关于祖冲之的史料几近于零，但记载了其发现的《隋书·律历志》仍不忘告诉后人祖冲之是“南徐州从事史”，这是多大的官职待查，但不是布衣是肯定的。至于宋应星，29岁中举后屡次参加会试不第，也终于在49岁那年外出为官，累任分宜县教谕、汀州府推官和亳州知州，在南明时还可能被授予过滁和道和南瑞兵巡道这种掌握兵权的要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有的是，像第一位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仅仅因为信了天主教取人脑髓的传言就被视为愚昧的代表，而自称“药方只贩古时丹”、从未提到要向西方学习的龚自珍却被吹捧成了中西冲突时中国唯一清醒着的人，这样的颠倒，也真滑稽得可以了。

《河殇》反反复复提到明朝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在它看来，好像明朝之时的海上贸易根本就不存在，与西方繁盛的海上贸易相比，中国的东南海岸线是“长期沉睡在荒寂之中”，是“一片寂寞”，是“流动、迁徙、贸易都被窒息了”；就连郑和下西洋，也只是“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旅行”，连甲午海战失败的账也要算到郑和头上。其撰稿人难道根本就没听说过“海上丝绸之路”，根本就不知道导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原因是为了开辟一条与中国贸易的新航道，当时西方的海上贸易很大一部分是跟中国合作的？

郑和七下西洋，固然是带着“欲耀兵外域，示中国富强”的政治使命，但同样具有与西洋诸国进行贸易的经济目的。这些船，在当时被称为“宝船”，全称是“西洋取宝船”，是取宝去的。从这些船的设计上看，也不是战船，而是庞大的贸易船。郑和的属下马欢著有《瀛涯胜览》一书，详细地记载了郑和船队的行动，里面提到宝船一到某地，就派出小船去做买卖，而当地的商人也都预先收购好了中国所需的物品准备与宝船交易。其中有一处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贸易情形：

“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陛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井哲地未讷几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珊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教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未讷几计算，该还纻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

正因为郑和之行的贸易性质如此明显，当时的人都以为郑和就是去贸易的，以致有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人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讲政治：

“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典录·三佛齐国》）

如果说郑和之行乃是国营贸易的话，私营的又如何呢？事实是，明廷一开始对海外贸易并不完全禁止。朱元璋还在当吴王时，就已设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土贸易”。后来倭寇来犯，为了杜绝对倭寇的接济，才下了“不许片板下海”的海禁禁令，并取消市舶司。永乐元年，倭患平息，又在福建、广东和浙江设市舶司，令士民通番如故，这一次，一直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才又罢置福建、浙江的市舶司，但广东市舶司仍保留。而到了隆庆改元，倭患稍平，就完全取消了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

明初的对外贸易还可说是朝贡的附属物，但是在正德之后，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纯粹的商业交易，其繁荣程度已不下于宋元，海禁法令早已成一纸空文，相应的商务政策也跟上了，所以《明史·食货志》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殖渐多。”朝廷从对外贸易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地方政府却可以从中抽分收税。收税是既收商税又收牙税，蕃货由牙行报官后，官方又来一次抽分，按例是十分取一。如果有上好的货色，则官方先买了下来，美其名曰“博爱”。隆庆以后因为蕃商报货不实，干脆改用“丈抽”，测量商船的长短，根据其尺寸收取银两。当时两广、闽、浙一带的军政费用，很大一部分竟要仰仗这些税收，以致嘉靖之时广东市舶司一度被罢，当时的巡抚就急忙上疏力陈开市的好处，请求重开，否则就会“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心”（《殊域周咨录》卷九），可见当时海外贸易对政府财政之重要了。当地平民百姓，同样从中得到了好处，发家致富了：“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奈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同上书）漳州府的月港，因为海道便利，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异常繁荣，成化、弘治之时被称为“小苏杭”，嘉靖之时在地方官的建议下，终于把它升级为县，也就是海澄县（见《漳州府志》、《海澄县志》），成了福建人民往吕宋诸岛做买卖的据点。

福建商人往贩吕宋，在成化之时已属常事。他们主要是跟从南美来的西班牙人做生意。中国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特别是丝货，源源不断地涌入吕宋。当时开抵马尼拉港的船舶，除了每年有两三艘墨西哥来的大帆船以外，都被中国的商船占据了。这些福建商人不需要从西班牙人手里购买任何东西，他们只要白银。前往吕宋的福建商船，满载白银而归，不输入任何货物，以致大明政府专门对输入白银征收进口税，名曰“加增饷”，一船收银一百五十两，光这一项，政府每年就有一两万两的收入。每年西班牙人从南美运到吕宋的白银大约有两三百万比索（一比索约等于银七钱二分），又几乎全部都转输入了中国。西班牙政府对这种贸易逆差忧心忡忡，硬性规定每年从南美运往吕宋的白银不能超过五十万比索，但是这项法令并没有得到执行。大量输入的白银甚至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制度。明朝本来是以铜钱为货币（以及几同废纸的宝钞），在闽广一带却只用银不用钱了，其他地区则银、钱混使，中国的货币制度实际上已由钱本位变成了银本位。

当时（1630年）在吕宋传教的一位西班牙教士，在目睹了这繁华的一幕之后，如此感叹道：

“在这个异常庞大的国家（中国）中，任何生活所需的物产都非常丰富，……那里的大小不同的船只，几乎数不清那么多，每年都装运各种食物和商品，驶往邻近各国交易。其中光是驶往马尼拉的，每年经常有四十艘，或四十艘以上。……这些商船又往暹罗、柬埔寨……等国贸易。……它们把世界上所有的银子都运回去，……因此，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转引自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二卷第一期，香港九龙，1969年7月）

而三百多年后，我们的“精英”看到的却只是“一片寂寞”！

1996年9月

长城随想

1990年4月5日，清明节，我在北京作毕业论文。这一天北京各大学放假，郊游疏散。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便组织大家去游刚刚修好的慕田峪长城。我当时正好在那里写本科论文，就跟着去了。

我便在这一天，在无数中国人“欲断魂”的日子，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举世闻名的象征。看着那蜿蜒起伏在山巅上延伸至无穷无尽的远方的褐色城墙，想到的是我们祖先的图腾——龙。我本来对这个拼凑出来的凶猛的怪兽毫无好感，那一刻，面对着这悲壮地挣扎着的身躯，却被感动了。脚下的砖块是崭新的，这是现代长城，不是我朝思暮想的明长城。我在城墙上向西往前走，钻过了铁丝网，是一片残砖断垣，这才是真正的未加修饰的明长城。这时候已经无法走了，而必须手足并用往上爬，爬到了最高峰，放眼望着塞外，想起了《明史》上的那段话：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二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说起长城，大家马上想到的是秦始皇。但是秦长城虽说是遗址犹存，真的让你去看那些遗址，不说你很难想象那是长城。我们今天的所谓长城，都是明人修的。清时塞外归附，没有必要修长城，就让明长城历经几百年风风雨雨，破破烂烂地以原貌保留到了今天。

明人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到修长城。在洪武、永乐、宣德的时候，大明国力强盛，在与北元的作战中处于绝对优势，采取的是扩张的姿势，不会想到去修长城把自己围起来。徐达、邓愈他们，只是加固一下边塞各城的城墙而已。

到了英宗正统元年（1436），明朝的国势开始衰落，才有一个叫朱纯的给事中上疏请修塞垣。土木堡之变之后，大明与北元的对抗从攻势转为守势，修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才变得十分迫切。但是边墙的真正开始修筑，却一直拖到了孝宗成化九年（1473），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在西部共筑了一千七百七十里。

这时候，辽东的局势也变得危急了。成化十三年（1477），开始在辽东增修墙堡。弘治六年（1493），御史李善请筑辽东边墙，从山海关一直筑到了鸭绿江，虽然工程简陋，不可与山海关内相比，但是在明人的眼中，那的的确确是边墙，也就是我们今天之所谓长城。这样，“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就有了绵绵不绝的屏障！

说起长城，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戚继光。他在清除了倭患之后，又带着三千英勇善战的浙江兵，北上当蓟辽都督同知，为国家守边了。他的主要功绩，就是在其治内大修特修边墙。我在慕田峪看到的那段长城，大概就是当年戚继光监修的。起初，戚继光管的是蓟州。俺答汗入贡之后，蓟门安然无恙了，而辽东边患又起。图们汗率辽东土蛮袭击锦州、义州、沈阳等地，屡败明军，甚至一直打到了山海关。已升为左都督的戚继光这时候就屡屡到辽东作战，与李成梁（朝鲜族）配合，击退了蒙古兵的一次次进攻。辽东那些简陋的长城，在这些战斗中自然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什么要大修特修长城？这个问题恐怕就跟问当时的城市为什么要修城墙，大户为什么要修院墙一样的简单。而长城真的有用吗？自以为高明的今人也许要嘲笑长城不过是座废物，何尝抵挡得住外族的入侵。就连鲁迅也这么说：“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但最后的抵挡不住并不等于在此前长城就毫无用处，至少使得敌人的入侵会困难得多，就像大户的院墙抵挡不了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却可以令一般的小偷望而却步。明人对长城的重要性的体会，一定要比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今人深刻得多。就说明末吧，清兵虽然三次入寇打到北京城下，每回却都要绕着长城兜一大圈寻找薄弱环节，到真的打入内地，早已人困马乏，不敢久留，抢掠一番就又退了回去。直到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长城才真正成为了废物。至今还有人对吴三桂咬牙切齿骂之为大汉奸，正可以说明长城在防守中的重要性。

然而在当时，当我站在明长城的顶端，却并没有心思去想长城的这些是是非非。我想到的是死于长城下的亿万冤魂：

　　古长城

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

招魂的骷髅旗痉挛地升起

这一具用泪痕血迹涂抹的木乃伊啊

据说因此将要复活

那些殉葬的人们

垂死的呻吟也成罪恶的谎言

只有祭神的欢歌和暴君的虐笑

忽远忽近绵绵不绝

绵绵不绝的围墙

挡不住还是绵绵不绝的风

再也没有塞外风光

大纛无存旗杆依旧在

炮筒死死盯着的

早已是汉家的天空

只有山峰依然如利刃

曾被割破的天空啊

宁静如六月的一个夜晚

纷纷扬扬地撒落是一地的断砖碎瓦

究竟要捡起哪一块

才算是我们的天

清明时节

秦时的太阳灿烂然而贫血

桃花在坚硬的尸骸上开放

冤魂们或新或久一起歌唱

1995年10月24日

国子的监狱

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称为国学，有太学和国子学两种。太学的历史相当悠久，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至东汉达到了极盛，汉质帝时太学生竟多达三万人，成为与宦官集团相抗衡的主要力量。晋武帝时又另设国子学。国子是指“公卿大夫之子弟”（《周礼》郑玄注），表明其教育对象乃是贵族子弟，与更具平民色彩的太学并立。隋炀帝时始称国子监。

到了明朝，只设国子监，不设太学，因此国子监同时接收由皇帝指派的贵族子弟和由地方官保送的平民子弟，分别称为官生和民生。就像“国子监”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当初立学的用意主要是为了训练贵族子弟，在一百五十名定额中，官生占了一百名。以后国子监的规模越来越大，民生数目越来越多，官生反而越来越少，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学生中，官生只有四名，国子监已成为培养民生当官的学校了。

国子监的教育方针，是“奉监规而训课之，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其各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说得很动听，其实一言以蔽之：做官。在明初，国子监学生（监生）的官运确实非常好。朱元璋是白手起家的，改朝换代之后从朝廷到地方各级机构需要大量的新官僚去填充。明初又屡兴大狱，胡案、蓝案、空印案、郭桓案，把大大小小的官员杀得一干二净，靠三年一次的科举是远远不够供应的，监生们也就大走官运。光是洪武十九年（1386）这一年，竟有千余名监生走马上任，去填补因为郭桓案杀掉数万人之后遗留下来的空缺，甚至一出校门就当上了从二品的布政使（省长）。

在朱元璋看来，理想的官员应该是对皇帝绝对服从，没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奴才。因此在他的亲自设计下，国子监成了候补官僚的集中营，学子的监狱。学生们一进入国子监，便在身心两方面都失去了自由。

“监”字在此读去声，自然不是指监狱，而是跟钦天监、上林苑监一样，表示官署。确实的，国子监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学官的衙门，官员即老师，老师即官员。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实行政治和教育不分的“政教合一”，今天大学的老板是政府，校长是副部级或厅级干部，而当时的国子监的老板是皇帝，其最高长官——祭酒也是从四品的不大不小的官，以下从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到从九品的学录，无不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自吏部。按照规定，国子监这个衙门每天都要升堂，祭酒和司业坐在堂上，其他属官按次序站在两旁，接受监生的朝拜并质问学业，与其他衙门的升堂办公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衙门的第三把手是监丞，虽然是正八品的小官，却是直接管理教员和学生的“现管”，不但管监生的操行，而且还管教员的教学成绩。监丞的办公处叫绳愆厅，实际上也就是执行处罚的刑场。监丞有一本记过本——集愆册，凡是监生犯规，初犯记过，再犯则带到绳愆厅，按倒在厅中的行扑红凳上，由皂隶行刑，用竹篦打五下，三犯打十下，四犯则另外处置：开除，充军或罚充吏役。

监规是朱元璋钦定的，起初只有八条，后来越定越详细，竟达到了五十六条之多。就像现代监狱的犯人要穿囚服一样，监生也要穿御定的制服——褴衫，不许穿常人的衣服。进了这座大监狱，吃住都在里面了，不能随意出入，要出去，先要获得教官的批准，领“出恭入敬”牌（所以后人干脆把上厕所婉称为出恭）；想请假或回家，是要皇帝亲自批准的，最好别动这个念头。饮食由公家包了，吃的是大锅饭，会餐的时候禁止喧哗，更不许议论伙食的好坏。朱元璋自己是参加地下行会发的迹，深知群众组织的厉害，因此绝对禁止在监生之中有任何组织的存在，你想组织“监自联”？等着杀头吧。连班与班之间都是禁止来往的，甚至对人对事的任何批评都是绝对禁止的。凡是违反了这些规定，都是“痛决”，就是带到绳愆厅把你痛打一顿。最严重的犯规是“毁辱师长”“生事告讦”，处罚是“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简直就是一部微型的刑法。而怎么算“毁辱师长”“生事告讦”，那是可以由学官随意解释的。

不用说，监生的功课一定是很紧的。而读的又是什么书呢？最重要的自然是“朱选四卷”——《大诰》初编、续编、三编和《大诰武臣》，那是朱元璋亲自写定的训词，列举他所残杀的官民的罪状和处决方式，族诛、凌迟、枭令、斩、挑筋、去膝盖，等等。对这些血淋淋的记录，监生竟被要求每三日背一百字。监生将来是要当官的，因此《大明律》也是必学的。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当然也是必读书，要求也是每三日背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必读书中还有刘向的《说苑》，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本书记载的许多言行，“深有劝戒”，可以用做修身教材。自然，还必须指定一些大毒草作为禁读书，首当其冲的竟然是四书之中的《孟子》。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开始读《孟子》，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正刺着了他的痛处，大发脾气，下令国子监把孟子逐出文庙。但《孟子》在全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已无法动摇，想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朱元璋便组织了一个“《孟子》审查委员会”，出了本《孟子节文》，把好端端的一本《孟子》删得七零八落，共删去八十五条，只剩下了一百七十条，作为命题、取士的范本。除此之外，像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也是“宜戒勿读”的，这样一来，《战国策》等经典著作也大有问题了。

再严酷的规定，只要执行者可以通融，大家还是有活路的。不幸，洪武十五年（1382）新落成的国子监的第一任祭酒却是以“极意严刻”著称的宋讷，他不仅是监规的起草者，而且是监规的最忠实执行者，监生们也就一个个给逼上了绝路。宋讷本是元廷降臣，历史不太清白，因此要秉承上意，努力工作以博取朱元璋的欢心。史载他“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简直就是不分昼夜地为朱元璋卖命，以监为家。然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他也不能完全放心，有一次派了一个画工去偷偷画了宋讷的坐相回来。朱元璋见画像上的宋讷面露怒容，更加怀疑，把宋讷召来问是怎么回事。宋讷说是那一天有一个监生摔倒打碎了一个茶杯，他自己觉得没管教好，对不起皇上的信任，正坐在那里自责呢。他的这番回答大概很让朱元璋高兴，但我们由此也可知宋讷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了，因为学生无意打碎一个茶杯就整天生气，则那些犯规监生的下场可想而知。朱元璋对大臣搞严刑峻法，宋讷便也对监生来个严刑峻法。每个月都有监生给他逼得自缢身亡，而他对死尸也不放过，一定要亲自验视才准收殓，时人认为其严酷比周兴、来俊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作所为连心存天良的教官都看不下去了，学录金文征向朱元璋抱怨说：宋讷办学太严，饿死了不少监生。但朱元璋不予理会。金文征便串通同乡吏部尚书余，由吏部令宋讷“致仕”（退休）。宋讷当时已七十多岁，也早该退休了，当他去向朱元璋辞别时，说出自己的致仕并非自愿，乃是有人暗中捣鬼。朱元璋大怒，问出原委，把余、金文征一干人都杀了，把他们的罪状在监前张榜示众，又让宋讷继续当他的祭酒，直到以八十高龄死于任上。宋讷死后，儿子宋复祖继承父业，当了国子监的司业，也跟老子一个德性，有敢违背他老子立下的监规的，“罪至死”！

在重重压迫下，东汉太学生的造反精神在明初监生身上早已荡然无存，偶有不满，也马上给极残酷地镇压下去。洪武二十七年，监生赵麟受到虐待，贴出大字报抗议。按照监规，最多只能算他“毁辱师长”“生事告讦”，杖一百后充军。然而朱元璋对此如临大敌，法外用刑，把赵麟杀了，在监前枭首示众。第二年又颁行赵麟诽谤册给国子监，让大家都知道“动乱真相”。又过了两年，朱元璋对赵麟事件依然念念不忘，召集国子监的官生一千八百多人，在奉天门前训话整顿学风，警告赵麟之流的一小撮动乱分子“我们是不怕流血的”：

“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稽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钦此！”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场风波，乃是因为教员特别是祭酒没有尽心管教，政治思想工作放松了：

“近年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又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着他呵，好生坏事。”

怪罪下来，教官们也难逃厄运了。三十多年来的历任祭酒，或被杀，或被流放，在任上得善终的，竟然只有那位毫无人性的宋讷。

注：本文所引史料参见《明史》“选举志一”、“礼志四”、“宋讷传”、“钱唐传”，《明会要》卷二十五、三十七，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以及吴晗《朱元璋传》（一九四九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等书，不一一注明。

1994年6月

明初酷刑

《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1367），制定于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完备，洪武三十年（1397）颁行天下。在此之前，作为决狱标准的是朱元璋亲手写定的《大诰》。明初处元代法纪纵弛之后，故太祖决定法外用刑，以严刑峻法治乱世，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见于《大诰》的酷刑，有族诛、凌迟、极刑（凌迟本已是极刑，则这一极刑之残酷定甚于凌迟）、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加号令（至死而止）、枷项游历（遍九州之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充军、全家抄没、载罪还职、载罪充书吏等三十余种，多为《大明律》所无，那项“免死发广西拿象”更是带着几分幽默，此即所谓法外用刑。而量刑标准，也比《大明律》严酷得多，四十年之中，据《大诰》所载，凌迟、枭令、族诛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案，这些案子，如果按《大明律》量刑，大多是罪不至死的，有的甚至只该受到轻微的惩罚。像官吏隐漏文书不报的，按律只杖八十，收粮违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诰》居然全都用凌迟之刑；有司滥设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诰却是族诛。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如此滥用刑罚，也难怪为了浙江的一件假钞案，而“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连朱元璋自己也感叹说“其刑甚矣”！（《大诰》伪钞四十八）

而这些酷刑，真可谓设计巧妙，用刑者为了折磨罪人，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差不多同时，中世纪基督徒也在想尽种种法折磨迫害异教徒和女巫，两相比较，不由让人感叹人性都是一样的，东西方的智慧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我们也该庆幸这样的时代大概是一去不复返了。

根据《孤树裒谈》等野史的记载，以下列举一些较别出心裁的酷刑：

铲头会：这个刑罚是用来对付“顽民窜避缁流”的，把这些“盲流”抓起来，排成行掘坑活埋，只剩头露在地上，然后用大斧削过去，一斧头砍下几颗头来。

刷洗：把犯人剥光了放在铁床上，浇上沸水，用铁刷刷去皮肉。

枭令：用铁钩钩住犯人的脊骨，吊起来示众。

称竿：把犯人绑在竿上，另一头挂上石头。

抽肠：把犯人绑在竿上，用铁钩钩入谷道，把肠子钩出，再在竿的另一端挂上石头，犯人的身体向上弹起，肠子也就全钩出来了。

剥皮：每一地的土地庙都是剥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凡贪赃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放在官府公座的旁边，以警告后来的官员。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该杀的都杀光了，朱元璋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让子孙吃吃现成饭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下诏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太祖实录》卷二三九）这里虽然说“止守律与大诰”，但从上下文关系看，他是不要后人守大诰的，一切以《大明律》为准。他自己确实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孙不要像自己那样依靠严刑峻法治国的。有一次与太子出郊，指着路旁的荆树教育太子说：“古人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晚年太孙参政，改重刑七十三条，朱元璋也很赞赏，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明史》卷九十三）

洪武之后，对死刑的执行大体上按照《大明律》，以上的那些酷刑算是消失了。《大明律》对死刑的规定还算是相当人道的，只有斩、绞两种。但此外还有不列于五刑的凌迟，专门用于对付大逆不道。凡是凌迟处死的，按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丫形木杆，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众。国人似乎自古以来就喜欢看杀人，看凌迟时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

1994年1月9日

共度千年时光

浪子李白与情圣杜甫

天宝三载（744），李白被唐明皇赐金放还，由长安来到了东都洛阳，时年四十四岁。而三十三岁的杜甫自从十年前考试不第后，就一直在外游历，恰好也在这时漫游到了洛阳。这两位大诗人的相遇，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刻，或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过是于史无证的传说，李杜相遇却是史有明文：“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中的这段话，其实是从杜诗《遣怀》中抄来的：“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观平芜。”我们现在对李杜相遇情形的了解，也全都来自号称“诗史”的杜诗。

闻一多曾把这一次的相遇，比之为太阳和月亮的相碰。那么谁是太阳谁是月亮呢？这时候的李白，虽然已丢掉了御用诗人的宝座，却仍然是钦定的桂冠诗人，诗名满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却出道不久，诗名未就，《新唐书》说他已与李白齐名，是完全不确的。李杜齐名，是杜甫死后的事。年轻的杜甫能与这位大名人论交，其受宠若惊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概是很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所以杜甫对他的第一印象，也像贺知章一样，惊为谪仙人，也学着求仙访道，“相期拾瑶草”（《赠李白》）了。当年的秋天，他们连同高适一起漫游梁、宋。第二年，高适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齐、鲁。“余亦东蒙客，怜君（李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如此亲密无间，倘搁在今日，就有同性恋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长安再求功名，李白则南下漫游，一个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树”，一个漂游犹如“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现传一千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其中《戏赠杜甫》不见于集中，从内容、文字上看，定是伪托无疑。《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中的“杜补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怀疑（杜甫当时并无官职，也非“补阙”），所以可以确定的，其实只有两首。

李杜同游齐鲁时，李白暂到鲁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写到了最后一句，才算是表达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们如果多读几首李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就会发现“思君若汶水”云云，不过是李白赠诗所惯用的套路，对谁都可以顺手来这么一下。这样的思念，也就像“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般，不由得变得廉价起来。

另一首，则是杜甫西赴长安时，李白敷衍了事的赠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面对着离别，他所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酒，一杯又一杯，干了这杯再说吧，此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郭沫若辩解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也就是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但杜甫强调的是“细论文”，“一樽酒”不过是佐料，而李白却是为酒而酒，何尝提及其他？原来杜甫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酒肉朋友而已。果然在离别之后，李白就把杜甫置之脑后，完全忘怀了，在他以后的诗中，再也无一字提及杜甫。

相反地，杜甫对这段仅一年多的交谊的记忆，却是历久弥新。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二十来首，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这些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对李白成就的极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虽然他此时的诗艺其实已超过了李白；有对李白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同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浑然忘了自己其实更为憔悴。

天宝十五载（756），李白从庐山下来，参加了永王起兵与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事败后他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乃是被胁迫的，忘了自己曾经得意扬扬地吹嘘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作《永王东巡歌》达十一首之多，告他鼓吹、协助反叛，也并不怎样的冤枉。谋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有在这样的患难中才能见出真情，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却尽力为之开脱：“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是说李白之下山从永王，乃是为生活所迫要讨碗饭吃，并非有什么野心；“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说的是如苏武欲归汉，夏黄公不事秦始皇一样，李白也并非心甘情愿地追随永王；乃至于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能有这样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来的福气。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时，遇赦放还。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却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无，积想成梦，于是就有了收入《唐诗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诗歌史上很是罕见。以后打听到李白的住所，又写了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李白评传。我们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这首赠诗，但杜甫没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却是肯定的，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无李白消息”而做《不见》，这时李白也许已经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怀》二诗中回忆着当年与李白的交谊，这一份情谊，超越了生死。

李白就像一个浪子，往好处说是超脱豁达，说难听的则是无情无义。他对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说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丢了皇位的时候，他却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极尽讥诮挖苦之能事；对家乡不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里；对妻子无情：“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南陵别儿童入京》）；对情人呢，想的不过是“何由一相见，灭烛脱罗衣”（《寄远》）的肉麻。对这样的人，我们实在不能指望他对朋友能有什么深情厚谊。有这样的人格，也很难留下多少能与其天才相符的作品。所以李诗只宜读那几首名篇，倘若不幸捧着全集来读，就难免要越读越失望。龚自珍就是因为失望，而断言现存李诗中只有一百多首是真的，其他的全是伪作。那些“集中十句，九句妇人与酒”（王安石语）的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诗，别人确实也作得、模仿得，而无须仰仗太白的高才。

杜甫却是个多情种子。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诮挖苦，杜甫却是寄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对落难的王孙（《哀王孙》）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从不相识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自然更是无不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读读他的《缚鸡行》、《义鹘行》、《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鸟兽的一片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鳌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梁启超封他为“情圣”，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写不出那般抑扬顿挫的作品。一千四百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的产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别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受判官》），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就此而言，杜甫乃是诗界热烈的太阳，而李白却是冰冷的月亮。

1997年1月

杜诗解读二首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老杜前面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简”是信件，这一首诗也是一封信，所以题为“又”。从前面一首诗可知，吴郎是来自忠州的一位“司法”（州政府的军事参谋），是杜甫的晚辈姻亲，暂住夔州，与老杜关系很好。老杜在夔州有两处住宅，一处是靠近市区的西草堂，一处是在东屯农庄的茅屋。平时他居住在西草堂，此时是秋天，为了照看庄稼，便暂时搬到了东屯茅屋（有《自西荆扉且移东屯茅屋四首》记其事），空出来的西草堂便借给吴郎居住。从这一首诗可知，草堂前有枣树，西邻是一贫穷寡妇，老杜在时听任她打枣。吴郎搬入后，在枣树周围围起篱笆，其用意自然是防止寡妇再来打枣。寡妇到东屯茅屋告诉老杜此事，老杜便以诗代简，写了这封信替寡妇求情。因有求于人，所以题为“呈”：

“草堂前的枣树向来听任西边邻居随便打，她是一位没有饭吃也没有儿子的孤单寡妇啊。如果不是因为贫穷困苦，她又何至于打别人家的枣呢？现在草堂新换了主人，她对你不了解，怕你不让她打枣，你就更应该对她亲切些，消除她的恐惧。她防范你这位远方来客虽然是多虑，但是你插了篱笆，却要让她当真了。她向我控诉横征暴敛让她穷得只剩一把骨头，而我也正想起现在连年战乱，天下百姓也都和她一样，不由得泪湿手巾。”（按：“只缘恐惧转须亲”一句一般解做老杜在介绍自己以前是如何对待寡妇的，不确。“转须亲”，说明其实不“亲”，显然不是老杜的自况，而是在劝吴郎。）

这是发生在一千两百多年前的一件生活小事，到今天我们读了这样一封诗札，却仍然深深感动。令人感动的不仅是诗人对一位穷人的无比同情，竟然为让她打自己家的枣而向客人求情，更感人的还是那份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不仅是对贫穷寡妇的体贴，“只缘恐惧转须亲”，更是对吴郎的体贴。因为怕当面说他让他觉得不好意思，便去信提醒，而为了说得委婉、含蓄，特意采取诗的形式。虽然吴郎插篱笆的用意很明显是防备寡妇打枣，老杜为了不让他难堪和易于接受，故意将之当成误会，把“不要不让她打枣”的本意改成了“不要让她在打枣的时候感到不便”。告之寡妇的贫穷困苦，这是动之以情，又提醒他在天下百姓都在受苦的战乱年代，更应该富有同情心，这是晓之以理。“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一件生活小事因此成了天下大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这首本来只是用于解决纠纷的诗札也因此成了既打动人心又胸怀天下的杰作。不是至情至性的情圣，绝无法做到如此情真意切、细致入微，而没有诗圣的如椽大笔，也写不出这样以小见大的崇高诗作。

这种人人能体会到的深情厚意，腐儒却一点也不懂。面对如此崇高的诗作，清末民初“大儒”王闿运竟骂之为卑下的叫化腔：“叫化腔，亦创格。不害为切至，然卑之甚。”（《湘绮楼说诗》卷一）近代另一“大儒”马一浮也把这首诗当做杜诗的一大污点，不仅说这种事“叙述琐细，不合入诗”，而且怀疑杜甫和寡妇有仇，故意要让后人都知道她有“窃枣”的恶行：“世之寡妇而窃枣者必自不乏，幸而不遇少陵（按：少陵是杜甫的号）。使人人遇少陵，则千载下皆不免从邻翁诗中知其有窃枣之事。吾不解少陵与其西邻寡妇何怨而必记其扑枣以示人也。”（见其手稿《杜诗瘢》）虽然历来注者多说西邻寡妇“窃枣”，但她扑枣是得到杜甫允许甚至鼓励的，如何谈得上“窃”？杜甫不认为她是窃，自然也不觉得她的所作所为是恶行，后人读之，也只觉得寡妇可怜，不觉其恶。杜甫写作此诗，纯粹为了实用，写时未必当成文学作品来写，信笔为之，所以毫无雕琢痕迹，恐怕也没有想到会流传后世而不朽，既不是要显示寡妇的恶，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善。王闿运之流名为大儒，实为腐儒，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不知天地之大，心胸之广，岂能领会诗圣“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真儒本色？

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这是一首七律诗，但是念起来却没有律诗的朗朗上口。它的格式大体上还和律诗相符，如在第一句和偶数句压平声韵，中间两联对仗很工整。但是它的音调在许多关键地方都与律诗的要求相反。这并不是不懂音韵或虽然懂音韵而不愿受格律的约束，而是故意与律诗的格律作对。例如律诗切忌在句末连用三个平声字，称之为“三平调”，这首诗却故意连续用了三处“三平调”（“之飞楼”、“鼋鼍游”、“随长流”）。由于律诗的格律是以音调和谐编排的，与之作对，必然导致念起来很拗口。这种写法，后来就被称之为拗格。这首诗的用字也很奇怪，用了平常律诗中不用的结构助词“之”、“者”，倒数第二句则不用七言诗的“四、三”断句格式，而用“五、二”句式（“杖藜叹世者、谁子？”），犹如散文，读起来很不顺畅。这样，从格律到句法，都使这首诗显得非常独特。后来的诗人也学这种写法，如韩愈以散文句子入诗，黄庭坚致力于写拗体律诗，都是为了避免平庸，显得奇特。但是这只是学了皮毛。老杜并不是为了在形式上标新立异。白帝城最高楼是独立之楼，老杜是独立之人，用独立之体，拗口之句，才写尽了不平之景，不平之情，不平之气。一个个似乎摆错了位置的字突兀起伏，满腔的悲愤因而跃然纸上。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这一联写的是最高楼又高又险的地势。以“尖”形容城，似乎很奇怪，起笔就大不寻常。但白帝城建在山头上，仰望确实让人感到“尖”，也只有“尖”才能突出其险峻。而通往这个险峻之处的，又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径，地势如此高危，连插在那里的军旗也发愁，何况人呢。就在这样的地方，孤零零地、若隐若现地耸立着一座楼，仿佛在飞腾。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这是登楼以后看到的景象，每一句都是由实变虚：“峡坼云霾”、“江清日抱”是实景，“龙虎卧”、“鼋鼍游”是虚拟。上句写山，是静穆的：云霾悬浮山中，山峡看上去断断续续，就像一头头静卧的龙虎。下句写水，是动荡的：在太阳的怀抱中，清澈的江水闪着波光，就像一只只鼋鼍在游荡。这一联又隐指当时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潜伏的种种危机。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这是极目远眺时的想象，每一句的写法变成了由虚入实：“扶桑西枝”、“弱水东影”是虚拟，“断石”、“长流”是实景。扶桑是传说中的一种神木，也是日出之处，这是向东远望，想象山峡之高，高到断石可以和扶桑西端的树枝遥遥相对。弱水是传说中昆仑山下的一条江，源流极远，这是向西远望，想象江流之长，长到可以和弱水东来的影子相接。一“对”一“随”，仿佛从东到西，天地之大，尽在眼底。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在写尽地势之险峻、高危，景象之壮观、广阔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上一联已念天地之悠悠，这一联也就顺理成章地独怆然而涕下。“杖藜”、“白头”，可见其老病（这一年杜甫五十四岁，四年后就逝世了）。“叹世”，可见感叹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世事的艰难，在当时自然是战乱不断，或许一开始的“旌旆愁”，愁的不只是地势的高危，还有战事的频繁。“谁子”，是“谁氏之子”的省略，这是周围的人见一老人登楼感叹世事，在打听、询问他是谁。此时诗人刚刚流浪到夔州，人生地不熟，这一问，又勾起了他无限的悲伤。自己一生飘零，忧国忧民，到老无人能知，于是就在摇着满头白发回首应答的一刹那，有血泪在高空中飞散！世事的辛酸，人生的不平，浓缩在这一问一回之间。

尖峭的山城崎岖的小径，就连旌旗也在发愁，

孤孤单单若隐若现，耸立着一座飞腾的高楼。

云霾隔断连绵的山峡，群山犹如龙虎在静卧，

太阳环抱清澈的江水，波光仿佛鼋鼍正浮游。

扶桑西端的树枝，遥遥相对山峡高高的断石，

弱水东来的影子，紧紧连接大江长长的水流。

这个人究竟是谁，拄着藜杖感叹世事的艰辛？

血泪在空中飘洒，就在满头白发回顾的时候！

2002年9月

且抛心力作诗人

中国的诗运在唐宋之后就已完结，再也没有出现那种照耀千古的群星灿烂。之后虽然诗成了文人的标签，有才没才都要涂上一堆，一名高官死后大抵都要出本文集，充斥其间的是所谓的诗，但这一切已与诗毫不相干，与其说是诗的荣耀，不如说是诗的悲哀。但是真正的诗人总还是偶尔会出现的，让暗淡的文坛闪耀那么一下，而这样的诗人即使一生布衣、穷困潦倒，无权无势为他们的作品作广告，其诗的寿命却要比什么文公集久远。清乾隆期间的黄景仁（字仲则）就是一位这样的诗人，应试不第做不成官，为了谋生四处飘零，好不容易谋到县丞小职，还没赴任就病故，一辈子没过过官瘾，一生的事业就是写诗。但他对后代诗坛的影响之大，却是他的皇上，那位到处题诗糟蹋文物古迹，留下了几万首“诗”的风流天子所望尘莫及的。

黄仲则的诗，苍凉激楚，多愤世嫉俗之作，与乾隆的太平盛世景象似乎很不协调。唯物史观的评论家也许会认为这是诗人特有的敏感，已觉察到在盛世的表面下的重重社会矛盾。但在我看来，却不过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无法被世人理解，难以沟通而发的孤独抑郁之音，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都是如此。

读高中的时候读郁达夫的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即是《黄景仁》，故事情节都已忘记，引的诗中有两首却印象极深。一首是七古题李白墓，“采石江边李白坟……”最后两句是“但是诗人皆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当初获悉顾城的死讯，我还引了这两句悼念。另一首则是除夕二绝句：

千家笑语漏迟迟，

忧患潜从物外知。

俏立市桥人不识，

一星如月看多时。

年年此夕费吟呻，

儿女灯前窃笑频。

汝辈何知吾自悔，

枉抛心力作诗人。

一个人的孤独，也许是在最热闹的场合、别人最为快乐忘我的时候最容易感受到的吧。我自己是在喧嚣的舞场上，坐下来看着别人那一双双一起旋转的脚的时候，往往突然就被孤独感抓住，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而许多诗也就是在这时候产生的。清代没有舞会，一年一度的除夕该是最热闹的时候了，然而在“千家笑语漏迟迟”的日子，诗人却悄悄地从中开始感到了尘世的忧患，而年年此夜，正是他最费“吟呻”的时辰。于是远离热闹的人们，来到“市桥”悄然独立，仿佛人世间再无别人，只有他自己了，猛一抬头，没有看到月亮，只看到一颗启明星，便把它像看月亮那样看了又看：“一星如月看多时”。有人爱看明月，有人爱看繁星，但恐怕没有什么人会把一颗星星看了又看看不够的吧。即使是天文学家，也未必有如此雅兴长时间地用肉眼“观察”一颗星。然而此时此刻相看两不厌，唯有一颗星，诗人的孤独、苦闷和希望（如果还有的话），便都体现在淡淡的一句“一星如月看多时”中，而用当代诗人的话说，便是“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夜里凝望／寻找遥远的安慰”（江河《星星变奏曲》）。古今诗人的心是相通的。

而这种孤独苦闷，是难以为世人理解的，就连自己的儿女，也在一旁窃笑爸爸偏偏在最该快乐的时候“费吟呻”，于是诗人慨叹道：“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说“吾自悔”，不过是愤慨的反话，其实是不悔，不悔到在除夕仍然在吟呻，而“作诗人”三字，更是表明了诗人的高傲。世上能有几人，敢说自己是在“作诗人”呢？两百年后，另有一位诗人，他不想做诗人，却想做英雄，到头来唱着《国际歌》上了刑场。他也有了感叹，在绝命词中写道：

廿载浮沉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

江城辜负落花风。

黄昏已近夕阳红。

这位诗人就是共产党人瞿秋白，其诗词受到黄仲则的影响由此可见。一个要做诗人，做成了，做得可以影响两百年后的诗人，“枉抛心力作诗人”不过是反语；另一个要做英雄，做得轰轰烈烈，最终却感叹“枉抛心力作英雄”。

我想，是真诗人的还是一心一意做诗人的好，那是皇帝和高官贵族千方百计想做也做不来的。

1995年5月

共度千年时光

现代人写古体诗词，好像都喜欢自己当注释家，甚至连讲究浑然天成的词，也会一句一句自己加上长长的解释，害怕读者领会不了“诗人”的妙句。结果自注往往是诗词本身的几倍长，作者的意思在自注里面表达无遗。读这样的诗词省心是省心了，却未免味如嚼蜡。没有了想象的空间，读诗还有什么意思呢？碰到这种把读者当傻瓜的大作，我向来是毫不犹豫地跳过去的。

古人写诗词，极少自注，更少加比诗词本身还要长的自注。对自己的诗词怎么解释，是读者的事，作者尽可以不管。如果读者能够有超出作者原意的心得，也无不可，而且那未必就不是诗本身的成功。诗无达诂，一首好诗的意味绝对不是靠自注来表达的。

让我们来看一首稼轩的婉约的词：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

地东风欺客梦，一夜云屏寒怯。

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

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

旧恨春江流未断，新恨云山千叠。

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

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据说徽、钦二宗被虏北上时，曾经在东流村住过，所以历来的注家，便都说这首词就是写的这件事，抒发的是国家仇、民族恨。以这种读法来读这首词，倒会读得一头雾水，要怪辛弃疾怎么不学现代的“诗人”，每句都来点自注，告诉我们“轻别”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镜里花难折”，还要惊问“近来多少华发”。但是如果我们就词论词，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首怀念年轻时候的情人的情诗，而且我相信这就是作者的本意，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在里面。

为什么历来的词家不承认这一点？大概觉得如此儿女情长会影响辛弃疾作为词界的英雄豪杰的形象吧。鲁迅说得好：“无情未必真豪杰。”稼轩是英雄，也是性情中人。《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中，他能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意中人而“众里寻他千百度”，可见他很多情，甚至可能比常人还多情。倘是别人，转几下头不见了踪影就死了心，还会当真钻到人群中去找个千百回？他还有一首《南乡子·舟中记梦》，写的就是梦见过去的情人的。

所以，最可能的是，这是他在清明时节经过东流村时，在寒冷中孤枕难眠（“地东风欺客梦，一夜云屏寒怯”），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此的一段风流韵事，有感而作。以这个“中心思想”来读这首词，就变得明白如话，无须什么注释了。

这段韵事，以他因故离开此地而结束：“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轻别”两字，看似平常，其实沉重无比。当时只以为是平平常常的短暂离别，我或者只是回一趟老家，或者只是到外地办点事，你以酒饯行，看着我登船顺流东去。我虽然是依依不舍，却也没怎么看重，因为太年轻，不知道人生的多变，以为不久就能重逢。谁料得到这一去竟是永别，物是人非事事休，当我回来重温旧梦的时候，曲岸依旧，垂杨依旧，楼阁依旧，连燕子也是从前的燕子，然而你却不在了，为什么当时只是那么轻易地分别？真是“当时只道是平常”！

你到哪里去了呢？听说你去了如花似锦的东边，再也没有回来。每到夜晚，路过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你对月相思，大概是想念着我吧。路人都看得到你，而我却看不到。我的旧恨是早已随着春水向东向你流去，还没流完呢，现在往东一看，云山层层叠叠，挡住了我企望你的视线，不由得又添新恨。恨，在文言文中是憾的意思，长恨歌就是长憾歌，并不是什么国家仇民族恨。“旧恨春江流未断，新恨云山千叠”，比起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又深了一层，同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我们以后还能相见吧？也许会吧，不过到那时我们的青春早已逝去，成了无法摘折的镜中花。而你也会奇怪，我已经是白发三千丈了。

对这样的好词，所有的解释都是多余而苍白的，可以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下去。而读着读着，就像在听一支小提琴曲，藏在心中的角落的情感，突然之间就被调动了起来，而你本以为它们早已被你遗忘。你恍惚之间已成了千年前的作者，在刹那间共度千年。

1995年4月

谁共我醉明月

贺新郎

绿树听鹈。

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

算未抵人间离别。

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

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醉明月？

词到了辛弃疾手里，跟诗已没什么差别，一个特征就是大量的用典，用得勉强了，便被讥为掉书袋。这一首话别词，也用了一堆送别的典故：昭君出塞、陈皇后失宠别君王、卫庄姜送归妾、李陵苏武诀别、荆轲易水别，等等。落到现在的“词人”手里，恐怕就要自己加上比原词长几倍的注了，然而稼轩用来，却轻巧自然，不露痕迹。即使不知这些典故，一气读来，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凄凉、悲壮的情绪。

词的上阕是凄凉的，写了三种鸟的悲鸣，用了三个名女人的离别，说的是“苦恨芳菲都歇”，如果这么一直写下去，未免就要有人嫌太娘娘腔了吧。于是在下阕便把笔调一转，改用英雄豪杰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生离死别，“将军百战声名裂”是悲愤的，“满座衣冠似雪”是悲壮的，只有在这种境地，方显出英雄本色。然而这一次的离别并非是北上抗金，其实倒是备受主和派的欺压而壮志难酬，是真英雄而无用武之地，用我的词来说，叫做“枉做英雄噩梦中”，梦醒之后，便又只剩下凄凉，所以便又回到了上阕的愁绪，抱怨起“啼鸟还知如许恨”来了。最后是轻轻一叹“谁共我，醉明月”，都说是莫愁前路无知己，这一去，却怕再也找不到可以一起做做英雄梦的人了。

1995年4月

英雄的诗和诗中的英雄

自古以来，诗中的英雄多，英雄的诗人少。在诗中发发英雄气概是很容易的，真上了战场，恐怕就得学习管仲，找个理由往后躲了。既是英雄又是诗人的，屈指可数。南宋词人爱做豪迈语，仿佛个个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本事，但真正词人合一，以英雄的诗人写诗中的英雄的，辛弃疾一人而已。

他首先是个侠客，年轻时跟随耿京在山东跟金兵打游击。不料有一叛徒杀害耿京投降了金兵，辛弃疾便带兵一路追杀叛徒，于夜间偷袭金兵大营，捕获叛徒回去正法，之后率兵几千人渡江归附南宋。他有一首《鹧鸪天》的上阕就是回忆这件事的：

壮岁旌旗拥万夫，

锦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银胡，

汉箭朝飞金仆姑。

一堆僻字僻词，有必要解释一下。

，音“掺”，就是围裙。

，音“绰”，整理的意思。胡是箭室。“金仆姑”是利矢。前两句是写自己当年率兵轻装渡江回归南宋，后两句回忆偷袭金兵大营的情景：金兵刚刚准备要在晚上整理银光闪闪的箭室，我军已早早地向他们射出了利矢。

然而南渡以后，他被委以闲职，除了曾经带兵镇压过茶农的起义，就没再上过疆场，遑论与金兵决战收复失地。他一再地上书献平戎策，却始终未被采纳，而年复一年，胡子已花白，还不如丢开国家大事，跟邻居们学学栽花种树吧。因此在下阕，便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叹息：

追往事，叹今吾，

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

万丈豪情和满腔郁愤只能一吐于词中。他终于只能写写诗中的英雄了，那是国家的不幸，却是词坛的大幸。

1995年4月

欲将沉醉换悲凉

晏几道是宰相晏殊的小儿子，在年轻的时候过的是繁华温馨的日子，整日寻欢作乐，“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唱的都是这种靡靡之音，天真浪漫是个好孩子。到了晚年，阅历多了，悲欢离合也经历了不少，心境变得凄凉起来，词风也深沉多了。其晚年的词，以这首重阳怀乡之作为代表：

　　阮郎归

天边金掌露成霜，

云随雁字长。

绿杯红袖趁重阳，

人情似故乡。

兰佩紫，菊簪黄，

殷勤理旧狂。

欲将沉醉换悲凉，

清歌莫断肠。

小晏祖籍临川，但生长于汴京，所以汴京才是他的故乡，这是他在外地思念汴京之作（“金掌”指承露的铜人，喻京都）。这种乡情，在词中是逐步烘托出来的，由轻而重，分了三层：

第一层是轻轻的、若有若无的一句“人情似故乡”。此处有佳人美酒，有热情待客的亲朋好友，似乎与故乡没什么差别，“人情似故乡”，但是只是“似”而已，而不是“是故乡”。一个“似”字，已透露出了那种在欢歌宴饮中悄悄涌上心头的乡愁。

然后是比较沉重的一句“殷勤理旧狂”。这是节日，就该有过节的样子，跟大家一样也要“兰佩紫，菊簪黄”。然而诗人告诉我们，他不过是在“殷勤理旧狂”，现在的疏狂不过是旧日的残余，还要费心费力调节一番才能表现出来，已经近于强颜欢笑了。一个“旧”字，表明了诗人现在实际上已不狂，那么现在的真实心境是什么呢？诗人在最后终于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悲凉！”然而他不愿旧日的疯狂真的不再有，不愿现在的悲凉永远地存在，所以他希望用沉醉来换掉悲凉，在醉中回到疯狂。偏偏歌女却唱起了忧伤的歌，所以他就请求她们“清歌莫断肠”了。其实一个“欲”字，一个“莫”字，已说明诗人本人也不相信悲凉是真正能用沉醉换得掉的，只是一相情愿要把它压抑下去，在这样本该欢乐的时辰暂且把它埋在心里罢了。而这种压抑是非常脆弱的，只要歌女的一声清歌，便全部崩溃。

1995年4月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蒋捷有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好像还给后人谱成了曲，我曾经听人唱过：

一片春愁待酒浇。

江上舟摇，楼上帘招，

秋娘渡与泰娘桥。

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

银字笙调，心字香烧，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蒋捷词师承稼轩，风格多变，小令的通俗谐畅，深沉悠扬，更是得稼轩真传，在晚宋诸词人中无出其右者。近日翻《竹山词》，发现他后来把《一剪梅·舟过吴江》改成了一首《行香子·舟宿兰湾》：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送春归、客尚蓬飘。

昨宵谷水，今夜兰皋。

奈云溶溶，风淡淡，雨潇潇。

银字笙调，心字香烧。

料芳踪、乍整还凋。

待将春恨，都付春潮。

过窈娘堤，秋娘渡，泰娘桥。

改得并不好。“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放在最后，韵味深长，言已尽而意无穷，顿成千古绝唱。一搬到开头，就成了起兴的平常景语，毫不稀奇了。后一首比前一首字数多，内涵反而不如前一首。诗，实在是跟长短无关的，三言两语，给读者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抵得上千言万语。清朝有位董士锡，不信这个邪，硬把小山的“落花人独立，微语燕双飞”拉成了一首《忆旧游》：

怅韶华逝水，万点胭脂，零乱成堆。

花面非人面，早芹泥送冷，独下空阶。

燕儿似惜花落，双影尚徘徊。

又暗雨如丝，和愁织遍，凄绝池台。

萧斋怨离阻，盼旧侣归时，与诉春怀。

泪眼无晴日，有当年笑口，知为谁开。

买欢剩买肠断，从此怕衔杯。

算好梦偏遥，东风惯带幽恨来。

洋洋百余言，跳不出小山那十字，把话说足说透，还不如小山那样轻轻地画出一幅淡彩画。这样的词，写它干什么？至于当代的“词人”，填着毫无灵气的词，还要自顾自怜加上比词还长的自注，更等而下之，不说也罢。

1995年4月

断肠芳草远

提起宋朝不让须眉的女词人，大家马上会想到李清照。在她之后，还有一位同样才气纵横的朱淑真。李清照算是有过美满的婚姻的，而朱淑真却是嫁给一位粗俗的市侩，鲜花插在牛粪上，满腹才情无人能解，终身郁郁，写下的词集名曰《断肠集》，其凄苦可以想见。倘生在现在，自可以上网招引情郎，在当时却只能利用元宵赏灯之时一会意中人，而这样的萍水之欢，第二年也就无处重温：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一首《生查子》，也有的说是欧阳修写的。他一个大男人，哪会有这样的断肠声？我看是朱淑真写的。卫道士们大概觉得一个女人趁节日会情人有悖封建礼教，便给栽到了欧阳修头上。

这样的私会，也未必就是非常浪漫的：

恼烟撩雾，留我须臾住。

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

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清平乐·夏日游湖》

既已“睡倒人怀”，却还要强调是“和衣”而已，发乎情而止乎礼。那个时代的才女，实在是苦得很，倘是今天，就该是迫不及待地“解衣睡倒人怀”了。

即使是这样的时候，也并不多，大部分时间，只能独守闺房，在无名的相思中填写出这样凄婉的绝唱：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

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

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减字木兰花·春怨》

我们现在是无灯可剔了，但那“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的悲哀，虽是在今天，仍可以深深打动身为异性的我等。

身在福中的秦少游，可以说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豪言壮语。而断肠中的朱淑真，却企望那朝朝暮暮而不可得：“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鹊桥仙·七夕》）辛弃疾有一首婉约的《南乡子》，记写自己舟中梦见情人的，最后是“只记埋冤前夜月，相看。不管人愁独自圆”。虽是愁，毕竟还是圆过了，而朱淑真却是望圆而不得，干脆感谢月亮的相怜：

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菩萨蛮》

虽然也学着举杯消愁，却也只能更愁：

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蝶恋花·送春》

其真挚自然，意境幽深，直追李易安。

这等才女，身死而魂不灭。千年后，她显灵了。清朝时有人设坛扶乩，一位士人问凶吉，降临的仙人却说不知。问她是何方神圣，答曰：“儿家原住小钱塘，曾有诗篇号断肠。”那位士人不知谁写《断肠集》，但从“儿家”两字推测是个女性，便接着问她的姓名，答曰：“犹传小字在词场。”便问是否是苏小小，回答说不是：“漫把若兰方淑士。”再问是否是李易安，她便揭底了：“须知清照异贞娘，朱颜说与任君详。”这几句答语，合起来恰好是一首《浣溪沙》。然后她又留下了半阕词飘然而逝：“转眼已无桃李，又见荼蘼绽蕊。偶尔话三生，不觉日移阶晷。去矣去矣，叹惜春光如水。”

我岂不知世上本无神仙鬼魂，不过我总愿意相信这事是真的。孤苦的灵魂，总该有个可以安慰后人的结局吧。

1995年4月

庭院深深深几许

有人问：你既然说“词读幼安”，怎么也读起朱淑真的词来了？真的喜欢女词人的词？真的喜欢，不喜欢的是那些大男人偏要扭捏作态唱花旦，装成女孩子填词作诗。

词不同于诗，要写得好，不必有深沉的思想，宽大的胸襟，反而以清新自然取胜。所以在古代，女才子写不好诗（诗人辈出的唐朝就没出什么女诗人），却往往写得一首好词。如果说辛弃疾是词的国王，李清照就是词的王后，其词才之高，在须眉中罕有其匹。可恨莲波写了那么多词话，偏偏同性相斥，提都不提这位王后，反而钟情于晏殊、晏几道之类半男半女的怪物，我替女同胞们来讨个公道。

但是我是男同胞，看到女才子的大作，脑筋便免不了往其容貌上打转。李清照这位古今第一才女，是否会是有才无貌呢？从她的词中自道来看，她即使不是绝代佳人，也称得上才貌双全，至少她对自己的容貌颇为自信。“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敢与鲜花比美，很有点“笑春风”的胆量。这只是暗写而已，她还有明写的“绣面芙蓉一笑开”，面如芙蓉。她还长着一双动人的眼睛：“眼波才动被人猜。”身材呢，是很苗条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然而又不是黛玉一样的病蔫蔫，活泼得很，喜欢荡秋千（“蹴罢秋千”）。

自然，最不凡的是她的才气，连她的丈夫都自叹不如。她也自视极高，曾写“词论”，对前辈词人都颇有微词。那大概也是真的，婉约派的词人，本来就没有几个能望其项背，要等以后出来了辛弃疾，才以阳刚之气抵住了她的阴柔之音。既然世上无人可与比肩，她就只能去跟上帝对话了：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渔家傲》

“学诗漫有惊人句”，一点也不谦虚，人间无有其匹，便想去跟仙人们比个高低，真是心比天高——然而身为高贵，她嫁了一个爱她怜她、志同道合、官运亨通的好丈夫，妇唱夫和，其乐融融。

可惜，在她四十几岁的时候，金人大举南侵，她的美好生活至此结束，开始四处流浪，不久丈夫病故，她便在万恨千愁中度尽余生，词风大变，为我们留下的是悲凉的千古绝唱：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

——《武陵春》

“物是人非事事休”，红颜最终还是薄命。

1995年4月

文史杂议

《木兰诗》种种

最近迪斯尼电影制片厂改编中国“木兰代父从军”的传说推出了动画片《木兰》，在海外华人社区掀起了一股木兰热。笔者近日为本地中国文学读书会讲解《木兰诗》，为此翻查了近十几年来国内一些研究《木兰诗》的论文，发现有几个问题在学界仍悬而未决。在此试图在众说纷纭中理一头绪，一孔之见，就教于高明。

一、《木兰诗》的创作年代

现在可以确知的《木兰诗》的最早版本录于唐人吴兢的《古乐府》，此书已失传，但南宋曾慥所著的《类说》辑有佚文三十一条，包括《木兰诗》的全文，题目作《木兰促织》。其后此诗录入北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归入“梁横角鼓吹曲”；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官修的《文苑英华》，题为唐人韦元甫作（韦元甫曾续作《木兰诗》，题为《木兰歌》，见《全唐诗》）；差不多同时流行的《古文苑》则把此诗归入汉魏乐府，南宋章樵编注《古文苑》时，改题唐人作。

前人大多以此诗为唐人作品。现在的文选、文学史著作则普遍认为是北朝民歌，除了因为此诗风格有北朝民歌特点外，最重要的依据是此诗篇目曾收入南朝陈代僧人智匠所纂的《古今乐录》。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齐天举⁽¹⁾⁽²⁾⁽³⁾、唐长孺⁽⁴⁾、黄震云⁽⁵⁾等人则根据此诗的风格、用语重新提出该属唐诗，齐天举更力证此诗并未录入《古今乐录》。笔者只见过赵从仁先生反驳齐先生的说法⁽⁶⁾⁽⁷⁾，但着眼于考据《木兰诗》版本的源流，多猜测之词，难以服人。经过这场争论，目前学界似乎认为唐诗说也可并存。《辞海》“木兰诗”条在1980年版时还说：“北朝民歌……后人或疑为唐人作，不确，因篇目曾收入南朝陈光大二年僧智匠所编之《古今乐录》中。”但在1989年版则改口说：“北朝民歌。后人亦有疑为唐人作者。”不再提《古今乐录》，承认疑得有理了。

风格、用语见仁见智，难有定论。即使《木兰诗》有唐人用语，也可说是经过唐人改动，并不能断定即为唐人作品。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木兰诗》是否曾录入《古今乐录》，如果未录入，固然并不能就定为唐人作品；但如果曾录入，则可断为南北朝的作品。可惜《古今乐录》早已失传，认为《木兰诗》曾录入《古今乐录》的依据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在“木兰诗”题下有如此注解：“《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乐府诗集》共收《木兰诗》二首，后面的五言“木兰抱杼嗟”大家都认为是韦元甫拟作的）这句注解，历来被标点为：“《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中华书局所出的标点本《乐府诗集》即是如此标点。但后来发现《古今乐录》乃是南朝作品，而韦元甫乃中唐时候人，《古今乐录》不能未卜先知，所以大多认为只有“木兰不知名”一语才引自《古今乐录》，后面那句话乃是郭氏所加的按语，即应该标点为：“《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齐天举很正确地指出这种标点法乃是主张《古今乐录》录有《木兰诗》的人的一相情愿，并不符合古文习惯。古汉语因无标点，为避免混淆了引文、按语，习惯在按语前加一“按”字，《乐府诗集》的其他地方凡是郭氏按语即都有“按”字。而且，后世称前人官号，若不冠朝代，应用简称（如“韦中丞”），若用全称，必冠朝代，“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乃是唐人口吻，不可能是郭氏按语，而只能是引文。既是引文，就不可能出自南朝《古今乐录》，因此齐天举认为郭氏在此错引。这是齐天举认为郭注不可靠的一个主要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古今乐录》一书至少在南宋还存在，两宋都有人讨论过《木兰诗》的写作年代，却除了郭氏，无第二人提及《古今乐录》，大都认为《木兰诗》是唐诗，若《古今乐录》真录有《木兰诗》，同时代的人除了郭氏无第二人知晓，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此齐天举认为郭注是靠不住的孤证。

其实郭注不孤。河南虞城原有一木兰祠，1943年被毁，现存有《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石碑，立于元元统二年（1334）⁽⁸⁾。碑文为侯有造所撰，载清修《商丘县志》卷十四《艺文·杂著》，主要论证当地原来朝拜的“昭烈小娘子”应为“孝烈将军”魏木兰，穿凿附会，合该被学者们所忽视。但此碑文提及《木兰诗》时，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况此辞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始得于民间，可汗之称始自突厥。今辞有可汗等语，意韵殊古，当是隋初所作，信斯言矣。又我元秘书监《古今乐录》亦云元甫续附。”

“此辞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始得于民间”云云，显然抄自宋黄庭坚的说法（见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一样弄错了韦元甫的官职（韦当过淮南节度使而非朔方节度使）。“可汗之称始自突厥”也不确，最迟鲜卑君主即已自称可汗。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侯氏用来作为旁证的那句话：“又我元秘书监《古今乐录》亦云元甫续附。”这句话，传达了三个重要信息：

一、《古今乐录》在元时还存在（元朝编纂的《宋史·艺文志》也列入此书）。

二、他若只说“《古今乐录》亦云元甫续附”，我们还可怀疑是转引自《乐府诗集》，但既然强调“我元秘书监”，就没有道理如此怀疑，只能认为他或同时代的人的确在秘书监查过《古今乐录》，这是郭注准确无误的一个旁证。

三、既然“元甫续附”引自《古今乐录》，“木兰不知名”也当引自《古今乐录》，也就是说《古今乐录》原来的确录有《木兰诗》，附入的是韦元甫的续作。

但是为什么唐人韦元甫的名字会出现在陈代的《古今乐录》之中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唐代重刊《古今乐录》的时候，校注者把韦元甫的续作也附进去，并给加了一条注说明：“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既然说“附入”，就可见得原来就有《木兰诗》的。由于这一条注，使得黄庭坚误把《木兰诗》也当成韦元甫的发现，又使得宋人都误把此诗当唐诗，千百年来为此喋喋不休了。

二、木兰的时代

《木兰诗》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可汗”“天子”混用。古代注家，多认为可汗、天子为两人。当代主张《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学者也赞同此说，认为天子指隋、唐皇帝，而可汗指受其指挥的突厥或吐谷浑部落首领，中国皇帝指挥得动可汗，只在隋、唐才有可能，故这被当成此诗作于唐代的一个证据。主张《木兰诗》为北朝民歌的学者，则认为可汗、天子应为同一个人，反映了北朝之时异族当皇帝的情形。但对可汗、天子为何不该视为两人，是否有史料证明北朝皇帝天子、可汗并用，则未见有说服力的说明。

从语气上看，可汗、天子当属同一皇帝的不同称呼。“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由“天子坐明堂”而策勋、赏赐，由策勋、赏赐而“可汗问所欲”，语气连贯，中无转折，问所欲的可汗也当是坐明堂的天子。若把可汗当成突厥或吐谷浑部落首领，有三点不妥之处：第一，诗中描述木兰家族生活在集市繁忙的黄河以南，居城郭，住楼阁，杀猪羊，理红妆，着裳衣，贴花黄，称北方敌人为“胡”，诸如此类，都反映了木兰家族该属汉族或完全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不可能是居住在北漠、汉化程度相当低的突厥、吐谷浑族人；第二，“尚书郎”未必是特指，但若泛指，至少也该是指朝廷高官，突厥、吐谷浑的可汗显然是无权封绶的，只有天子才有可能；第三，“尚书郎”这种称呼，只见于隋以前。《历代职官表》引《通典》说：“（隋文帝）开皇三年置员外郎，今尚书员外郎自此始，以前皆谓之尚书郎，或谓之侍郎。”若此诗作于唐、叙隋唐事，就不可能用已过时的官称。杜诗说“老儒不用尚书郎”，《杜诗镜铨》就注说这是用《木兰诗》的成语（老杜在《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之下自注云：“古乐府云：‘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之水流溅溅。’”可见杜诗的确受到《木兰诗》影响。）

既然可汗、天子指的是同一个人，那就只能是由可汗而变为天子的异族皇帝，这只见于拓跋鲜卑所建的北魏。有没有史料依据呢？1980年在大兴安岭发现了鲜卑石室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四月所刻的祝文⁽⁹⁾。这篇祝文，《魏书·礼记》曾有摘录，此次出土，始见其全貌。文中魏太武帝拓跋焘自称“天子臣焘”，对其先祖则称“皇祖先可寒”，天子与可汗（寒）混用，恰与《木兰诗》相印证。魏道武帝在公元386年（登国元年）建魏国，公元398年改号天兴，始称皇帝，自称天子当在这个时候。但民间可能仍习惯称可汗，只在正式的场合才按官方说法称天子。《木兰诗》在木兰与家人问答（“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以及与皇帝问答时都称可汗，而提及明堂大典时则改称天子，可以说正是这种由可汗变天子的过渡时期的反映。以后魏孝文帝改制，实行全盘汉化，禁用鲜卑语，可汗之称，想必无人敢再用。这首诗，该是作于魏道武帝与孝文帝之间的七八十年间。

当时北魏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北方的蠕蠕（柔然）。就在这七八十年间，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正史（《魏书》卷一零三、《北史》卷九十八）上查得到的，就有二十次：天兴五年（402）、天赐三年（406）、永兴元年（409）、二年（410）、神瑞元年（414）、始光元年（424）、二年（425）、神元年（428）、二年（429）、太延二年（436）、四年（438）、五年（439）、太平真君四年（443）、五年（444）、十年（449）两次、太安四年（458）、和平五年（464）、皇兴四年（470）、太和十六年（492）。其间为正史所不载的边境上的摩擦想必更多。《木兰诗》所述的行军路线包括黑山、燕山，这两个地点究竟在哪里，说法不一。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蒙古，但不管是在河北还是蒙古，都在当时的蠕蠕境内，可见此诗是以北魏与蠕蠕的作战为背景的。也正因为战争如此频繁，需要长期守边、征战，木兰才会一去十二年。［齐天举说：“到延和三年（434），北魏即与蠕蠕和亲。此后至公元449年以前两国间并无战争。”不确。］

认为《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学者的一个依据，是“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乃府兵制的写照，而这个制度，备于隋、唐。其实隋唐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只实行于汉人居住区，从未实行于突厥、吐谷浑，说《木兰诗》反映了隋唐府兵制，正与说木兰属突厥、吐谷浑部落相矛盾。府兵制的关键，在于从军者自备兵器，倒不在于自备鞍马。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李弼等传附录》）只说兵器，并未说到马。唐代的府兵制制定得非常详细，不仅要自备甲胄、兵器，还要自备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至于马，则是“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新唐书·兵志》）十人六马，也并非人人必备。再来看《木兰诗》的描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不厌其烦反复叙说，却全都说的是备马，无一句说及自备兵器。因此光凭买鞍马，不能断定就是府兵。所谓“南船北马”，当时北方人出远门，马为必备，何况是从军。西魏、后周的府兵制未规定备马，想必就是认为在北方从军备马是理所当然的事，无须硬性规定。以后的隋、唐府兵制实行于全国，才需要规定备马。

三、“扑朔”“迷离”

就诗论诗，《木兰诗》用语通俗晓畅，少有争议，只有最后一段是例外：“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扑朔、迷离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有不同说法。汉语这类叠韵形容词，往往语义模糊，并不奇怪。幸好诗中用了“脚”“眼”字样，使我们知道，不管扑朔、迷离具体是什么意思，都是分别形容脚和眼的。撇开了扑朔、迷离的具体意思不谈，这一段诗的意思，本来也不难理解，不过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因为雄兔的脚和雌兔的眼各有特征（是否真的如此，是另一回事），容易分别，但如果雄兔雌兔在一块儿跑，脚、眼不易看清，雌雄也就无法分辨了。用来比喻在一般情况下男女有别，在战争的时候就难以分清，可谓巧妙。杂剧《女状元》第四折换一种说法，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清楚：“双兔傍地，难迷离扑朔之分。”

但余冠英在《乐府诗选》中注解此诗时，却认为“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乃是互文，也就是说，雄兔既脚扑朔又眼迷离，雌兔既眼迷离又脚扑朔，所以才雌雄难辨。以后的注家，也大都采用余先生的说法。按这种说法，扑朔、迷离不是分辨雄雌的特征，反倒是雄雌一致的标志。人们一般并不通过脚、眼来分辨雌雄，如果雄兔、雌兔的脚、眼无别，又何必特地提出，作为雄雌难辨的证据？而且，按这种说法，兔子在任何情况下都雌雄难辨，以此为喻，岂不是说男女在任何情况下也难以分清呢？这样的注说，真是“扑朔迷离”，越注越让人糊涂。

1998年6月28日

“金学”史辨

有名门正派的红学权威发令道：除了红学，其他都不准称学。但江湖上久已把胡侃金庸小说称为“金学”，这种歪门邪道，恐怕不是名门正派的霸主所能管得了的，故这里特称“金学”。

一、《笑傲江湖》的时代

金庸的长篇小说，大都有具体的时代背景。《天龙八部》写北宋，《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写南宋，《倚天屠龙记》写元末，《碧血剑》写明末，《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写清朝，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且把当时的史实虚虚实实融汇进去。独有《笑傲江湖》，却没有交代明确的朝代。据说是因为要把此书写成普适的政治寓言，而有意为之。如果有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反而没有了普遍性。但作为一个有历史感的作家，在描写刻画时却也无法全然超脱于历史而面壁虚构。细心的读者，并不难从蛛丝马迹中推知《笑傲江湖》所有意模糊的时代背景。

《笑傲江湖》中有奉张三丰为祖师的武当派，并且是与少林派并驾齐驱的一大门派。书中并提到：“八十余年前，日月教几名高手长老夜袭武当山，将宝剑连同张三丰手书的一部《太极拳经》一并盗了去。”（第四十回）则《笑傲江湖》所记，至少是张三丰身后八十多年的事。据《倚天屠龙记》，武当派为张三丰在元末所创，其八十多年后，不是明朝就是清朝了。《鹿鼎记》第二十三回提到：“听说前朝有位独孤求败大侠，又有位令狐冲大侠，以无招胜有招，当世无敌，……”既然说的是“前朝”而非“本朝”，那么令狐冲就不是清朝人。《笑傲江湖》中的男人脑后也并不拖着一条辫子。《笑傲江湖》所记乃是明朝事，是可以确定的。

大明共有天下二百七十七年，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十六帝十七朝，《笑傲江湖》又发生在哪一朝呢？

书中提到“湖南省巡抚”（这个说法不通，以后再说），中国之有巡抚，始于洪武二十四年（1383）遣皇太子巡抚陕西。巡抚成为专设之职，则始于宣德年间。但湖南一带，则迟至正统三年（1438）才有巡抚。《笑傲江湖》所记，只能是正统以后的事了。

但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上限再缩小一些，其关键，就在于：“八十余年前，日月教几名高手长老夜袭武当山，将宝剑连同张三丰手书的一部《太极拳经》一并盗了去。”日月教史书失载，其前身当是明教。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严禁明教，大肆屠杀明教徒。幸存的明教徒大约就因此隐埋起来，拆“明”为“日月”，改叫日月教了。如果出身武当的老教主张无忌还健在，甚或如果当年感受过老教主恩惠的大小头目还有健在的，日月教大概不会去跟对张教主有养育之恩的武当派为难。夜袭武当山之事，应当只有在张无忌和受过张无忌领导的教中长老们都死得干干净净以后才有可能发生，保守地估计，也当是《倚天屠龙记》结束之后六十年的事。《倚天屠龙记》结束的时候，朱元璋派人害死了韩林儿，这一年是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过了六十年，是明宣德年间，再过八十余年，就到了正德朝了。可见，《笑傲江湖》最有可能发生在正德之后。

正德之后，还有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六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陕西开始出现了流寇，以后的泰昌（仅一个月）、天启、崇祯三朝，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但在《笑傲江湖》中，虽然江湖内部杀了个你死我活，江湖之外却是太平世界，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看来应该排除了。同样，在嘉靖一朝，北有鞑靼入寇，南有倭寇侵扰，始终不得安宁，而《笑傲江湖》中的人物走南闯北，却没有一点兵荒马乱的迹象，看来也不能是处在嘉靖这一朝。这样，就只剩下了相隔五十多年的正德、万历（包括只有短短六年的隆庆）两朝。根据《碧血剑》，明末另有一个华山派，这个华山派，跟《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一点关系也没有，乃是在原华山派自相残杀毁灭之后另外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华山派，最好在时间上离得远一点才比较合理。如果《笑傲江湖》发生在万历年间，则未免离《碧血剑》太近。由此看来，让《笑傲江湖》发生在正德年间应该是最理想的了。这时候是调皮捣蛋的明武宗当皇帝，共在位十六年。自土木堡之变后，大明的国势已走下坡路。但经过孝宗的励精图治，又有一点起色，史称“弘治中兴”。正德皇帝就享到了这中兴的后福，虽然胡作非为，全国的局势，除了在末年发生过宁王之乱，总的说来还不算坏。天下的英雄，也就还有时间有精力自相残杀，何况当今皇上，就是一位喜欢耍枪舞棍，自称“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的功夫皇帝呢？

有没有可能再把时间定得确切一点呢？《笑傲江湖》的第一回，有这样一段对话：

“林震南忽道：‘娘子，你今年三十九岁罢？’王夫人啐道：‘呸！这当儿还来问我的年纪？我是属虎，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林震南道：‘我发帖子出去，便说是给你做四十岁的大生日……’王夫人道：‘为什么好端端给我添上一岁年纪？我还老得不够快吗？’”

王夫人属虎，在《笑傲江湖》开始时虚岁三十九，可见那一年是龙年。正德年间共有两个龙年，即正德三年和正德十五年。正德十五年的前一年发生了宁王之乱，后一年正德皇帝就驾崩了。皇上驾崩是天下头等大事，即使不会震动武林，也不会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在《笑傲江湖》之中，自始至终却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曾经有过国丧、换过皇帝、改过年号，那么，将《笑傲江湖》开始的那一年定为正德三年，即公元1508年，应是最为合理的了。

二、“湖南省巡抚”和“小小参将”

《笑傲江湖》第六章，写衡山派的刘正风金盆洗手，买了一个官职：

“那官员展开卷轴，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湖南省巡抚奏知，衡山县庶民刘正风，急公好义，功在桑梓，弓马娴熟，才堪大用，着实授参将之职，今后报效朝廷，不负朕望，钦此。’”

这个圣旨，第一句话就错了，并不是皇帝的圣旨都叫“诏”，只有那些布告天下、宣布重大政策的帝王文书才用“诏”，封一个官是用不着的，只一句“皇帝圣旨”也就够了。

第二句话更错得离谱。中国的行省制度，始于元朝，全称是“行中书省”，意思是中央（中书省）在地方的代办机构，简称“行省”、“省”。但到了明朝，却改叫“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民间仍然习惯称为“省”，但是在官方正式文件中，却是不会如此称呼的。那么改叫“湖南布政司”就对了吗？还不对。在明朝，并没有“湖南”这么个布政司，只有湖广布政司，其辖地，相当于现在的湖北、湖南。将湖广拆为湖北、湖南，是清康熙时候的事。

那么，把湖南改成湖广，把省改成布政司，该可以了吧？还是不行。布政司实际上指的是布政使（省长）的衙门，不能跟巡抚扯到一起。去掉这个“省”字，叫“湖广巡抚”，才不算太错。但这只是非正式的说法，在正式文书中一般也不会这么叫。严格地说，巡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名，而是职名，其主要职责，是总揽一地的吏治、刑狱，所以一般由都察院的长官（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担任，即使是尚书、侍郎当巡抚，也要兼都御史。湖广的巡抚，按规定由都御史担任。巡抚一般也要总揽当地的军事，如果是直接指挥军事，加衔“总督军务”或“提督军务”，如果只是当军事顾问，叫“赞理军务”。湖广巡抚，按规定是“赞理军务”，正式的称呼是“巡抚湖广等地方赞理军务”。把“湖南省巡抚”改为“都察院左（或右）都御史巡抚湖广等地方赞理军务某某某”（皇帝圣旨没有不提大臣姓名之理），那才算是合格了。

《笑傲江湖》写来宾的反应道：

“来到刘府的一众宾客虽然并非黑道中人，也不是犯上作乱之徒，但在武林中各具名望，均是自视甚高的人物，对官府向来不瞧在眼中，此刻见刘正风趋炎附势，给皇帝封一个‘参将’那样芝麻绿豆的小小武官，便感激涕零，作出种种肉麻的神态来，更且公然行贿，心中都瞧他不起，有些人忍不住便露出鄙夷之色。”

明朝的地方驻军将领，其军阶从高到低，分别是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这些官职并无定员，各地配置都不一样。湖广的配置是总兵官一人、参将三人、守备十一人、把总一人，刘正风被封为参将，那就是湖广一地驻军的前四把手，相当于省军区的总参谋长一级，绝非“芝麻绿豆的小小武官”。

在金著中，像这样搞混了古今地名、官衔的比比皆是。比如《笑傲江湖》第二十二章，写令狐冲抢劫吴天德：

“打开信封，抽了一张厚纸出来，却是兵部尚书的一张委任令，写明委任河北沧州游击吴天德升任福建泉州府参将，克日上任。”

现在的河北，在明朝叫“北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叫南直隶），在清朝、乃至民国初期都叫“直隶”，一直到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直隶才改叫河北。吴天德的官职也是非同小可：福建驻军只有一名总兵官，一名参将，他被任命为参将，那是要去当福建军区的二把手的，绝不会说千里迢迢一个人从“河北”跑到福建，连个随从都没有，以致着了令狐冲的道儿。

1999年12月4日

从秦始皇生父之谜说起

《史记》能让一般的人也读得津津有味的一个原因，是太史公很喜欢讲述一些奇闻逸事。比如，按它的说法，秦始皇帝居然是个没有嬴家血统的私生子。据它说，吕不韦在赵国邯郸与一名美貌舞女（后人称为赵姬）同居，后者有了身孕。有一次吕不韦请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喝酒，子楚喜欢上了赵姬，向吕不韦索要。吕不韦先是大怒，后来考虑到已经破费了大笔家财结交子楚，于是就把赵姬献给了子楚。赵姬向子楚隐瞒了自己已怀孕一事。12个月后，在第二年的正月，赵姬逾期产下一子，被子楚立为夫人。这个小孩取名为政（“政”通“正”，表示是正月生的），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但汉朝的人认为嬴政其实是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所以干脆又把他叫做吕政。

后来的史家也都沿用这个说法（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到明朝时，有几位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或者是吕不韦编造出来保护自己的，或者是秦始皇的仇家捏造出来泄愤的。现代的史学家有的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有的认为司马迁的记述不可能空穴来风，于是秦始皇生父是谁，就成了一个谜了。

现在的小说、影视，都还是把吕不韦当成秦始皇的生父。文艺作品喜欢传奇，无可厚非。近日见到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在电视上办讲座讲吕不韦，也跟作家一样喜欢八卦，甚至连存疑的态度都没有，坚称“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邯郸献姬乃是吕不韦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能当上秦王。

嬴政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秦昭王是嬴政的曾祖父，中间还隔着祖父秦孝文王和父亲秦庄襄王即子楚。子楚当时还只是秦昭王众多孙子中被抛弃的一个，几乎没有可能继承王位，吕不韦把宝押在他身上已是匪夷所思，更何况是子楚的继承者？孝文王和庄襄王碰巧都很短命，一个只在位一年，一个只在位三年，嬴政才因此早早登上了王位。吕不韦如果能预见这种巧合，那可真是神仙了。

从科学的角度看，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问题更大了。很显然，嬴政是在赵姬嫁给子楚一年以后出生的，后人为了把嬴政说成吕不韦的儿子，才有怀孕12个月这种离奇的传说。人类妊娠时间从受孕之日算起平均不足9个月，仅为266天。古人因为不知道女性的受孕时间，有了“怀胎十月”这种不准确的说法。如果真的怀胎十月，对胎儿是相当危险的，更不要说怀胎12个月了。

在现在，如果过了预产期两周还没有开始生产，医生就要考虑进行引产或剖腹产了。这个时候，子宫的环境开始恶化，胎盘无法向胎儿提供足够的养分和氧气，影响了胎儿的健康。羊水的产量也下降了，使得子宫中羊水量减少，胎儿有缺水的危险，皮肤变得干燥、松弛、发皱。覆盖在胎儿皮肤表面的保护性皮脂也会丧失。逾期胎儿会在子宫中排出胎粪，把胎儿皮肤和脐带染成绿色或黄色，并有可能被吸入体内。逾期胎儿的头通常长得过大，导致难产。

那么，如果在怀孕12个月后还能顺利地生下健康的婴儿，那只能说是奇迹了。虽然现代偶尔也能见到怀胎1年成功生产的新闻报道，但是都不可信，那或者是孕妇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忠而撒谎，或者是中间有过不明显的小产再第二次怀孕。

因此，子楚根据赵姬生子的时间判断嬴政是自己的儿子，是非常合理的。那位历史教授嘲笑子楚是因为智力不高才如此判断，反而暴露出他自己缺乏常识。

总之，根据医学常识我们可以断定秦始皇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虽然有关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的说法不见于《战国策》等其他史料，是《史记》首先提出来的，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不敢否定甚至去肯定这种说法，是因为相信司马迁，以为太史公不会胡写。

其实以现代的眼光看，《史记》并不是很严谨的史书，里面有不少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就拿吕不韦这事来说吧，《史记》既说赵姬是委身吕不韦的舞女，又说赵姬是赵国有势力的豪家女，身份如此悬殊，前后矛盾。又如，《史记》叙述吕不韦与子楚商议如何争取让安国君（后来的秦孝文王）立子楚为嫡嗣，绘声绘色地记录两人的对话。读者读起来固然很过瘾，但是这是两个人私下里极为机密的密谋，具体内容他人如何得知？不过是司马迁的文学虚拟而已。再如，赵姬婚前怀孕一事，乃是她与吕不韦两个人的天大秘密，连赵姬的丈夫都瞒过了，他人又如何得知？明显是编造出来的。在吕不韦生前，秦始皇显然从未听说过吕不韦是其生父的传言，所以在决定除掉吕不韦时，还责问他：“君何亲于秦？”

我们是相信科学、理性，还是迷信古代的权威？即使是学习历史，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2006年11月6日

张衡的地动仪管用吗？

提起中国古代科学家，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东汉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张衡。而提起张衡，人们马上会想到他发明的地动仪。那个八只蛤蟆对着八条龙张嘴的复原模型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品，张衡的发明也因此深入人心，以致近年来每有大地震，总能见到有人指责地震局：“张衡的地动仪都能预报地震，你们这些地震专家怎么这么无能？”当然，张衡的地动仪不能也不是为了用于预报地震，而是要能检测到远方发生的地震，既不能确定震中，也不能计算震级，比现在的地震仪差远了。

地动仪早已失传，它是否真能起到检测地震的作用，也就成了一个谜。一百多年来，国内外不少专家根据范晔《后汉书·张衡传》上的简单描述，设计了各种模型，力图复原地动仪。我们在中学教科书上见到的那个模型图是其中最流行的一个，是1951年由王振铎设计的。但是所有这些所谓复原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用于检测地震，不过是艺术品摆设。

2005年，中国地震局的专家宣布他们经过三年的研究，建立了新的地动仪复原模型，并第一次实现了验震功能，通过了专家鉴定和国家验收。他们在媒体上声称地动仪新模型对河北唐山、云南泸西、越南孟艺发生的三次真实地震进行了检验，听上去颇令人信服。但是这三次地震分别发生于1976、2000和2001年，而地动仪新模型在2005年才建成，怎么可能对它们进行检验呢？原来地动仪检验的不是真实地震的发生，而是实验室里对真实地震的模拟，实验的时候假定这些地震发生在几百千米之外。在该地动仪模型建成以后，中国境内每年都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在该地动仪的检测范围（实验用的“越南孟艺地震”是4.9级），却没有听说该地动仪模型检测到哪怕一次。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北京有震感，也没听说在北京展出的该地动仪模型检测到（否则如此大事在其设计者于2010年发表的有关地动仪的论文中不会不提）。所以，该地动仪模型的验震功能实际上并没有经过真实地震的检验。

今人具有张衡所没有的物理学、地震学知识和现代工艺，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精力，也还无法实现地动仪的验震功能，不能不让人怀疑张衡的地动仪是否真的管用。《后汉书·张衡传》认为它是管用的，记载了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地动仪的机关发动，但是人们并不觉得地在动，京师（洛阳）的学者都怪它乱报，几天后信使来了，果然在陇西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都佩服它的巧妙，从那以后皇帝就让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方位。

但是这个记载很成问题。按《后汉书·张衡传》所说，地动仪建成于阳嘉元年（132），张衡卒于永和四年（139）。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发生过一次陇西地震，那就是永和三年（138）的地震。一般认为地动仪检测的就是这次地震。但是《后汉书·五行志》说得很清楚，这次的陇西地震在京师是有感的，破坏很严重，“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京师学者不会对地动仪的机关发动感到奇怪，与《后汉书·张衡传》的故事矛盾。可见地动仪检测的不可能是这次地震。

于是地动仪新模型的设计者提出新说，认为地动仪检测的是更早一点的另一次陇西地震，而且时间、地点很具体，是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公元134年12月13日）的汉阳（现在的天水）地震。但是对这次地震《后汉书》并无记载，是设计者根据几处文献牵强附会地推理出来的。《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被免职，袁宏《后汉纪》更详细地说是因灾异被免职的，清朝学者惠栋《后汉书补注》引《鲁国先贤传》称司空孔仲渊在阳嘉三年因地震被免职，于是设计者认为在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发生了一次正史漏载的地震，导致两名高官被免职。明确提到地震的《鲁国先贤传》是已失传的晋人编写的野史，不足为凭。事实上，《后汉书·周举传》提到司徒刘崎是因为旱灾被免职的，而不是因为地震。可见《鲁国先贤传》写错了。

退一步说，即便《鲁国先贤传》记载可信，那么它也没有说地震的发生地，又如何证明就是《张衡传》中说的陇西地震呢？地动仪新模型的设计者从张衡《四愁诗》里找依据，里面提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便认为是在思念汉阳发生的地震。这可就令人莫名其妙了。《四愁诗》是一首写相思的诗，有政治寓意，但没有任何能够与地震扯上关系的描述。除了“我所思兮在汉阳”，还有“我所思兮在泰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雁门”，非要把它说成地震诗，难道在泰山、桂林、雁门也都发生过地震？其实张衡不过是用泰山、桂林、汉阳、雁门来代表东南西北罢了。

从地动仪建成到张衡去世，《后汉书》共记载发生过8次地震，但是这些地震在京师全都有感，所以都不可能是《张衡传》说的地震。史书漏载了发生在外地的地震当然有可能，但是《张衡传》所说的陇西地震是在京师学界引起轰动的社会事件，没有留下佐证就不合常理了。所以更可能的是，那只是为了说明地动仪的神奇而编造的故事。中国古代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传说乃至神话混杂的。也没有任何记载能够证明在张衡之后其地动仪起过作用。我们不必怀疑张衡曾经建造出一台叫候风地动仪的仪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也没有理由让人信服地动仪曾经发挥过验震的功能，它很可能和今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仅仅是个无用的摆设。

2010年11月29日

再说张衡的地动仪是否管用

《张衡的地动仪管用吗？》发表后，有记者询问主持2005年地动仪新复原模型的地震局研究人员的看法，答曰：“方舟子对地震这个领域并不了解。”至于如何不了解，却没有讲出个所以然来。实际上我那篇文章并没有涉及高深的地震学知识，依据的只是事实判断和对史料的解读。要了解地动仪复原模型的工作原理，只需要掌握物理学和地震学的一些常识即可，而这些常识恰恰是张衡所不具备的，我们倒是完全可以说：“张衡对地震这个领域并不了解。”那么为什么地震局研究人员反而如此信任张衡能够研制出管用的地动仪呢？

从张衡留下的文字叙述看，张衡对地震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当时的中国学者的地方。中国古人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地震视为天谴，是上天对时局的示警，因此每次较大的地震发生后，皇帝都要罢黜一些官员，甚至下罪己诏做自我批评。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所谓的正史很重视有关地震的记载。在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但张衡对此深信不疑，几次借地震发生之机上疏批评时局。张衡首先是个政治家、高官，他研究天象、地震，并非纯粹的科学探讨，而是出于政治目的，也就是他说的：“妖星见于上，震裂着于下，天诫详矣。”

中国古人不可能知道地震是地壳板块运动的结果，他们只能是根据万能的阴阳学说来解释地震是如何发生的。张衡被《后汉书》称为“阴阳之宗”，对地震的认识也局限于此。根据阴阳学说，天是阳的、动的，地是阴的、静的，所以张衡在《灵宪》一文中说：“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那么本来是静的大地突然动起来，发生了地震，就是阴阳不和、动静无常，是因为阴气（地气）太盛，侵犯了阳气（天气）。

张衡在制作地动仪时，只能根据他对地震的这些玄虚的认识来设计。地动仪的全称叫“候风地动仪”，候风，就是观测风向，风是气的流动引起的，所以候风就是为了观测气的变化。地震发生时阴气上泄，而气弥漫宇宙之间无处不在，即使在远离地震的地方感觉不到地动，也能通过观测气的变化知道地动，所以叫“候风地动仪”，这应该就是张衡的设计思路。

《后汉书》对地动仪的描述不足200字，除了无关紧要的外观、装饰描写，与仪器构造、工作原理有关的只有这几句话：“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这是很简明的文言文，并不难理解，大意是中间有一根大柱子，周围伸出八条道，装着机关。外面相应地有八条龙，含着铜丸，下面有蛤蟆张嘴对着。地震时龙被震动，机关发动，铜丸掉进了蛤蟆嘴里。只有一条龙的机关被发动，其他七条龙不动，所以能知道地震发生的所在。

这个构造就体现了“候风”的思路。为什么要有八条道？因为古人认为风有八个方向，以八风对应八卦之气。用直立的柱子来监测地震，这是人们首先能够想到的。直到今天，许多人还会无师自通地想到用倒立的瓶子来监测地震。但是这种做法的缺陷是抗干扰能力很差，无法区分是地震引起的震动还是建设、车辆、行人等引起的震动。把地动仪放在僻静的灵台上由专人守候固然可以避免周围的干扰，但是稍远一点地方的干扰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地动仪能够监测到几百公里外的地震，那么几公里、几十公里外的干扰也有可能让它出现反应。即便地动仪只对地震发生反应，它也不可能只倒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前人的实验表明，这种直立柱在地震发生时会随机倒向任何一个方向。

直柱式的仪器没法用来监测地震，如果改成悬垂摆，抗干扰能力强，倒是可以监测地震，近代地震仪器就是这么设计的。地动仪新复原模型的设计者据此认为地动仪用的就是悬摆式，声称“中有都柱”指的是中间悬挂大柱子，但是那样就应该写成“中悬都柱”才对，否则没有人会读出悬挂的意思。何况，悬摆一晃动起来，各个方向都可能，怎么可能只限于“贴近行的微小侧向位移”（复原者对“傍行”的创造性解释）向八个方向？（如果是立柱，倒是可以设计只倒向八个方向。）

张衡没有物理学和地震学知识，也没有做模拟实验的条件，甚至连实验思想都不会有（标志着现代科学的诞生的实验思想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制造出了管用的地动仪？非要根据现代科学知识和实验条件替他复原出一个管用的地动仪不可？也许以后通过反复摸索、实验能够制作出一个管用的地动仪模型，也不能证明张衡的地动仪就管用。就像复原者为了说明地动仪管用，牵强附会地挖掘出了一次“陇西地震”，他们对地动仪的复原，也是根据物理学、地震学知识和近代地震仪器，经过反复实验，先入为主地曲解历史记载，却又反过来要说明地动仪与近代地震仪器有继承关系，“张衡的科学思想和成功实践曾经在十九世纪末现代地震学起步阶段发挥过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中国古人曾经有过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即使地动仪的作用无法证实或被否定，也不能抹杀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所以地动仪是否管用，与中国古代文明是否灿烂无关，而与历史记载是否可信、学术研究是否严谨有关。

2010年12月13日

“神医”华佗的手术神话

近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在央视百家论坛节目讲“神医华佗”，称其“料病如神，预知生死；治疗神奇，手到病除；外科神奇，开刀剖腹；医学流派，器重神奇”，所以世界华人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他主要依据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谓“正史”的记载，认为“这些传说都应当符合史实，并非是虚构和神化”。

但是，王教授的前辈、真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在1930年写过一篇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考证出华佗故事就是个神话故事，故事原型来自印度佛教传说。陈寅恪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华佗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源自印度药神阿伽佗（“华”、“伽”的古音相同）。二、华佗的神奇医术与后汉安世高翻译的《来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的神奇医术雷同，明显是抄袭来的，“为外来神话，附益于本国之史实也”。

其实，即使没有国学大师的考证，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华佗的事迹也完全不可信。正史所载的华佗神奇医术，大抵荒诞不经，稍有科学头脑者即不会信以为真，在今天已很少还有人把它们当史实介绍。只有华佗用“麻沸散”为病人做开腹手术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被写入中国科学史、医学史。

这项据称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创举，《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载大同小异，《后汉书》的说法是（据王教授的翻译）：华佗对需要开刀的病人，先让他用酒服用“麻沸散”，喝过“麻沸散”的病人像喝醉了酒一样失去了知觉，再为病人剖开腹部，取出结积物。如果病在肠胃，华佗能开刀取出肠子，剪掉有病的肠子，洗涤干净后，再缝合好，敷上药膏，四五天就会愈合，一个月就能长好。因为不疼，病人也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月之内，病人就恢复了健康。

陈寅恪已指出，这个破腹断肠的记载也为抄袭印度神话之作。即使是中国原创，其真实性也令人起疑。那个神奇的麻醉药“麻沸散”只有一个名称，没有具体成分。后人推测说其主要成分可能是曼陀罗花。“曼陀罗”是梵语，印度古籍有用曼陀罗花当麻醉剂的记载，华佗故事在这里再次与印度发生了关系。中国古籍则迟至宋代才有用曼陀罗花做麻醉剂的记载。后来中医也用它当止痛剂做一些小手术，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割疮灸火，先宜服此，则不觉苦也。”

曼陀罗花起麻醉作用的主要成分是东莨菪碱，但是麻醉深度不够，镇痛不强，肌松作用不完全，并不适合于做开腹手术。“文革”期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根据“麻沸散”的成分主要是曼陀罗花（又称洋金花）的推测，为发扬“中药麻醉”，我国许多医院尝试静脉注射洋金花总碱或东莨菪碱进行全身麻醉，同时还要结合氯丙嗪、哌替啶等现代麻醉药才能做手术，最终也由于效果不佳放弃了。如果是单独口服曼陀罗花，当然效果更差。很显然，口服曼陀罗花只能够用于“割疮灸火”之类的小手术，是不可能用于开腹手术的。事实上，全身麻醉手术都必须用吸入或静脉注射麻醉药，不能口服。

“麻沸散”当然也可能不是曼陀罗花。也许华佗发现了今天众多科研人员用科学方法也没能发现的一种神奇的口服麻醉药。这就能保证其开腹手术能够成功吗？不能。成功的麻醉只是成功完成开腹手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做手术的医生需要有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对腹部结构、脏器解剖有精细的了解，对疾病有准确的诊断，还要知道如何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如何在手术中止血。这都是华佗的时代所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即使华佗真能成功地实施麻醉，也不等于他就能成功地动手术。在缺乏系统的解剖学知识的指导，连消毒、止血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实施破腹切肠手术，病人必死，何况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病是可以通过切开肠子进行清洗来治的。

华佗庙有一副对联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说的是华佗两项尽人皆知“外科事迹”：为关羽刮骨疗毒，向曹操建议用利斧砍开脑袋治疗头风病而惹下杀身之祸。这本是《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连“正史”都不载，却也被当成了华佗的主要事迹。如果华佗真的是因为想开曹操的头颅而被杀，倒是咎由自取。且不说开颅术治不了头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接受开颅术无异于自杀。

传统医学往往以标榜名医、神医的神奇医术来抬高身价，说得越神奇越能把人镇住，一般人也宁信其有。现代医学则相反，对传闻、轶事都宁信其无，越是神奇的说法越不能相信。这种怀疑精神乃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不仅科学家、医生要有科学精神，历史学家也应该有科学精神，切不可盲目相信“正史”的记载，对那些违背常识和科学知识的记载更不能相信。有没有科学精神，也是国学大师与庸俗历史学家的区别所在。

2008年5月11日

酒色圣贤

话说曹操有一日大宴宾客，喝得烂醉之时忽然眉头一皱，愁上心来：这一杯酒喝下去要喝掉多少粮食？这一场大宴喝完了要喝掉多少粮食？要是全国人民都这么喝又要喝掉多少粮食？现在我们国家还很困难，广大人民群众还在贫困线上挣扎，这么喝下去，可是要亡国的。于是下了一道禁酒令。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禁酒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也学着禁过十几年的酒，黑帮和警察为此兵戎相见大动干戈，为后来的好莱坞提供了许多素材。中国的老百姓另有一套对付办法。主上不让喝，咱关起门来偷偷地喝就是了。防备隔墙有耳，酒不能再叫酒了，得改个名称，管白酒叫贤人，清酒叫圣人：

您来点贤人？

不不，还是要圣人吧。

都说中国人热衷于泛道德，这一泛就泛到了酒桌上。“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要是不知道这道德是怎么泛上了酒桌的，这一联杜诗之妙就难以领会了。但太白却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此说来，以圣贤名酒，还是抬举了圣贤了。

要是觉得关起门来喝酒不痛快，偷渡到国外去又如何呢？当时外国也在禁酒，而且更加厉害。比如说蜀汉，竟禁到不仅不能有酒，连酒具都不能有——你要不是想喝酒，留着酒具干什么？所以得请你到衙门里去说清楚。就有大臣向先主进言：应该把全国的男人都关起来。为什么呢？他们都随身带着淫具呀。自古酒色一家，也怪不得此公从酒具联想到了淫具。孔融也对曹操说，既然因为酒可以亡国而禁酒，历史上也有因女人而亡国的，何不禁婚姻？像这种只会说风凉话的臭老九，也只能咔嚓了结。

曹操自己禁了酒，以他一贯以身作则的作风，大概自己也不能去要杜康了。何以解忧？还有娇娘。找一群十七八岁的女文工团到床上表演“主公挥手我前进”，那是敌人的造谣中伤，信不得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是为了去抢别人的老婆，而且一要就是两个，倒是有专门为此而建的铜雀台为证。别人的老婆没抢来，铜雀台也不能空着，临死前还得为如何打发台里的众美人大伤脑筋，一条一条交代得清清楚楚才瞑目，据说因此“贻尘谤于后王”，那是后来文人的无知之见。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好色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能做到好德如好色，就可算是圣人了。子见南子，完事后赌咒发誓一番，也一样是圣人。反过来，也可以追求好色如好德，把道德再从桌上泛到了床上。比如“后王”李后主，就把与大小老婆的寻欢作乐称做“敦伦”，好像只是身不由己地在履行一项伦理仪式，何等的神圣。但是比起崇拜“道德经”的道士，却又是等而下之了。在道士们看来，房中采战，不是行淫，乃是行道，更是“积功累仁”的功课，丝毫马虎不得，放纵不得。“凡采药之时，即有灵官执鞭，鉴察护持。如一心行道，便能得药成仙，若淫念一起，便为地狱种子，立堕三途恶趣，灭迹分形，可不慎欤！”居然还有专门的神仙如窥视狂一般监视着你在床上的表演，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念之差，下场便有天壤之别。道德这一泛，又从床上泛到了天上地下了。

1997年6月

吃人的文化

中文网上谈吃，越吃越起劲，从吃蕹菜吃到了人肉，有人贴了篇周作人的吃人文章给大家作指导，却要贴上“儿童不宜”的标签，好像怕儿童知道人肉能吃似的。

我们这个民族号称是吃的民族，四条腿的板凳大概是不吃的，但两条腿的人却不妨不时吃吃，吃人的历史源远流长，吃人的艺术博大精深。小孩子们自小耳濡目染，哪个不知道人肉能吃，该吃，而且好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在吃人吧？而且吃得何等崇高，何等心旷神怡！而那是小学生也背得滚瓜烂熟的。当年四五岁的周海婴问鲁迅人肉能不能吃，鲁迅就不是说“儿童不宜”，而是坦然相告：“能吃，可能很好吃，不过最好别吃。”

最好别吃，一有天灾人祸还是吃的。别的民族，一遇饥荒，大抵是牺牲老人，尽力保护儿童。相沿成习，有像日本电影《山节考》所说的那样，老人到一定年龄就到山上饿死；也有像爱斯基摩的某些部落，孙子一出世，祖父母便离家自杀，全都是为了省下粮食来给最小的一代。而我们这个民族，遇到大饥荒，饥饿的眼睛盯着的却是无助的子女。不忍心吃吧，便发明了“易子而食”这样的妙计。翻翻《资治通鉴》，过几页就来一次某地“大饥”，“析骨为炊，易子而食”，长年累月，还不吃出经验，吃出艺术来？

唐末黄巢打入长安，困守之时米比金贵，他的部下——起义军们——便到长安城外抓人来吃，美其名曰“抓两脚羊”。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吃人运动大概发生在明末，夸张点说是几乎无人不吃人。那可是千年不遇的全国性的大饥荒，能吃的都吃光了，只剩下了人还可一吃，于是便有了公开的人肉市场——不是卖人肉，而是活生生的人，称之为“菜人”。你看中了哪个菜人，交点钱，便领着回家，洗刷一番便像杀猪一样杀了吃了。杀猪还要五花大绑，杀起来还要嗷嗷大叫，而杀起菜人来却要省事多了，反正菜人们已知道自己是要被吃的，也应该被吃的，反抗无用也不道德，不如视死如归、引颈就戮。所谓的菜人，我想无非也是谁家的孩子，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大概可以卖个好价钱吧。拿了买主的钱的父母，无非也是去买别人家的菜人充饥，所以这也是“易子而食”，只不过已不是物物交换，而是有了货币流通了，社会毕竟进步了。

然而这还没完，一直吃到了近、现代。由于饥荒、战争或者仇恨，以后有了机会，还是会有人要吃人的，我想。

1995年2月13日

春秋笔法

中国向来极其重视历史，其重视程度无任何其他国度可比；中国的史料也非常丰富，其丰富程度也是无与伦比。但中国史家的治史态度却谈不上严谨，以现代史学标准来衡量，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是人神不分，神话、鬼话、历史混杂，上古史是如此，中古、近古也同样如此，堂堂二十四史，也充斥了妖魔鬼怪。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据《明史》说，红光满室，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救火，整个一神话。第二是有太多的忌讳，玩春秋笔法，公然标榜为尊者讳，为仁者讳，若到了极端，便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向来不被认为是独立的学科，不过是附属于政治或思想（道也），是为了史以载道。而始作俑者，就是那部被称为第一部编年史的《春秋》。以史学的角度看，一部《春秋》，简直不成样子，公然撒谎还自以为高明。最明显的，莫过于明明是赵穿弑君，却偏偏要说赵盾弑君，赵穿则连提也不提，放过了元凶，却非要让一个连帮凶也算不上，至多是姑息养奸的人来顶罪，历史有这样荒唐的写法吗？然而《春秋》却被尊为史书的典范，流毒数千年，在欧阳修编《新五代史》时，还把他发扬光大了一下。

据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不过是孟子想象中的大话罢了。可举得出一个惧的乱臣贼子的名字来？其实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不惧，岂但不惧，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果连一部不敢如实记载，只敢吞吞吐吐地影射，而且要不是门徒注释连影射也看不出来的流水账也惧，那他是连当个小贼也不配的，更不必说当乱臣贼子了。

1993年9月1日

不动声色的变迁

在1985年7月考完高考语文后，我以为就跟命题作文永别了，没料到现在又接到命题作文谈命题作文。不过，这个命题甚合我意，题目也出得好，既“不动声色”又“变迁”，一听就透着深沉，是考大学生的题目。虽然主编给了两周的期限，我还是重温一下旧梦，按作文考试的规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写完交差。今年的语文试题一公布，我就从头做了一遍，只漏了作文没写，现在算是补上了。

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跟教材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用特地去准备（准备了也没用），既不必像数理化那样做大量的练习题，也不必像政治、英语、生物那样死记硬背，在我完全是置之度外，只要到时候去考试就行了。结果还顺手考了一个全省第一，俗称状元。状元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这回显摆起来更是名正言顺。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语文题，跟标准答案对了一下，发现只错了三道，这把宝刀过了十四年，还是一点没老。看来如果再去参加高考，再拿个语文状元还是可能的。对别的科目我就绝不敢夸这样的海口。

这么好的考试，却有许多人视之如寇仇，而且还都是胡子一大把，语文考试再坏也坏不到他们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来，我看过的控诉高考语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个个声泪俱下，“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长也凑热闹抱怨说让他考去年的考题他考不及格。钱理群先生更是作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也许正是在大家的口诛笔伐之下今年的出题者才对语文试卷做了“改革”，到现在除了听到中学语文老师叫苦连天说“出题不规范”“像这么考以后没法教学了”，以及有名作家说他写不了那个作文题之外，倒也没听到什么骂声。不过据研究过高考试题的出题趋势的专家说，高考试题就像文武之道，历来是一年紧一年松，明年又复辟了也说不定。既是“变迁”，也就难免会有“反动”。但是，如果我们把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作文命题按时间顺序排一排，从最早的《心中有话向党说》，到我参考那一年的《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再到今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从政治化到社会化再到自由化，与中国从集权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型恰好合拍。

民间把高考第一名称为状元，那是因为把高考比做了过去的科举，而高考作文更是科举的嫡传。中国的科举考试，本来有两个传统，即偏于政治的策问和偏于文学的诗赋。应帖诗赋虽然也有一大堆框框，但毕竟还算是比较个性化的，也就只有在科举初创、专制也不那么严厉的隋唐才能盛行一时，甚至还导致了唐诗的繁荣。但从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创制经义文取代诗赋考进士科开始，到了明清，又成了八股文的天下，科举考试也就完全政治化、程序化了。科举考试的宗旨，是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向皇帝献策，也就是“心中有话向皇上说”，在现代自然就是“心中有话向党说”。但是这“心中话”，却不能是考生自己的“心中话”，而只能是出题者、批卷者所愿意听到的官话、套话。如果有哪个考生愚蠢到真把心中话说出来，写几句怨语、微言，如果不因此获罪而只是吃个鸭蛋，已是万幸了。而事实上在集权社会中生活的人，也早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得习惯在考试时说假话了，学校的作文也就起着这种作用。我在中学时曾在一篇命题作文中露出了那么一丁点儿离经叛道的思想，就让老师们大为紧张，从此也就明白了不能在作文中畅所欲言。张铁生一定是没有受过作文课的管教，才胆敢在考卷上造反。集权社会得以稳固的基础，就是臣民们对威权的顺从，即使仅仅是表面上如此，所以也就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舆论。这种要求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考试也不例外。

随着集权社会的逐渐解体，政治已经不再无所不在，而演变成了对社会责任感的重视。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统一思想”仍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要由社会权威划定。作文成了代权威立言，向社会献策，“心中有话向权威说”，考生依旧被要求按出题者的意图发言，还是难免要说假话。比如，“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这是强求每一位考生都充当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角色，即使他所在的地方山清水秀与环境污染无缘，即使他本人对环境污染漠不关心，也必须慷慨激昂地演一出“救救小河”的戏。一直到去年的高考，考生还在被要求写《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个个必须以强者自居，连以“弱者”为名的女性也不得赦免。

所以，今年高考作文的自由化倾向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不仅仅是由于文体的选择是自由的（可以用除了诗歌以外的任何文体），更重要的是思想是自由的，考生不再被要求按某种划定的思想思考，而有权利最大限度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说假话的权利。当然，反社会的思想、过于古怪的思想仍然不会被绝大多数改卷者所容忍，但那已不是出题者的责任。

像这样让考生得以充分发挥其个性的考试是会被考生欢迎的，也是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自由化的一个体现。但是，教育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意味着对受教育者的自由的或多或少的剥夺。受教育者自由得过分对教育者是一个挑战，甚至是一种难堪。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一些语文老师对这次高考作文的不满。考虑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过于压抑学生的个性，中学作文成了一种新的八股文；再考虑到高考对中学教育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该如此但事实如此，恐怕在很长时间内这种影响也难以消除），那么，对这次高考语文的出奇，虽然矫枉过正，我们还是应该为之喝彩。

但是，从考试的功用来看，让考生得以自由发挥的考试却是一种失败，一些中学老师批评今年的高考作文出题“不规范”，也有其道理。现代化的教育不应该压抑学生的个性，但是，公正的考试却又不能不压抑考生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最自由的教育制度的发达国家却又普遍采用最无个性的规范化、标准化考试。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传授语文的实用技能，而不是培养文学家，写作文也不是文学创作，相对应的，作文考试不应该允许文学创作。但是，这一次的高考作文却允许考生写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并无确定的标准，必然会使改卷者无所适从。试想，一篇构思奇特的“移植记忆”的小说，在一位评卷者看来可能欣赏其“想象力丰富”而给予高分，在另一位评卷者看来却又可能讨厌其“胡思乱想”而给予低分，这是文学鉴赏的合理现象，跟评卷者的修养没什么关系。答卷的个性化必然导致了评卷的不确定性，这对考生是不公平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思想自由和标准化考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既实行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又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化考试的美国经验值得借鉴。不妨看一道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写作专项的典型作文题：“‘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机会’，请举个人生活、时事、历史或文学中的一个例子，支持或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考生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即使作文题目是至理名言，考生也被允许加以反驳，不必担心因为“论点不正确”而得零分，也就不必说违心话。但是，思想的内容和作文的方式却又是确定的，评分结果也就较少有异议（由两人评分，如果结果差别较大，再由第三人评）。它考的是实实在在的作文能力，也就是表达、说理的能力，而不是想象力（那没法考），更不是政治、社会思想是否正确。

既非政治，也非文学，只是纯粹的语文——还作文以本来面目，这应该成为作文考试的变迁的结局。

2000年11月

长城的鬼话和神话

去年我曾写过一篇评论高考语文的文章《不动声色的变迁》，在肯定自恢复高考以来，作文命题从政治化到社会化再到自由化的大趋势的同时，也指出“高考试题就像文武之道，历来是一年紧一年松，明年又复辟了也说不定。既是‘变迁’，也就难免会有‘反动’”。真是不幸被我言中。今年的高考语文题就是一大反动。我拿到今年的试卷，兴致勃勃地往下做，做到了第四大题被要求阅读理解鲍昌《长城》一文，就再也无法做下去了。幸好我并非真的考生，可以罢作。包括我的外甥女在内的考生们就没有这么幸运。我实在搞不明白，命题者为何强迫三百多万考生欣赏这么一篇拗口、生硬、矫情、虚伪的文字，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语文的角度看都属赝品劣作。

高考作为国立的强迫性考试，不应该选用当代作家的文章，用了也不应该保留作家的署名，否则有变相为该作家做广告之嫌。高考作为规范性考试，也不应该选用含有争议内容的文章，以免使考生困惑。长城在国内外历来被视为中国的象征之一，有作家要攻击这个象征，自是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命题者强迫考生欣赏这样的攻击，却是将个人的偏见硬塞入了公共教育渠道。鲍昌对长城的攻击、谩骂，“民族封闭的象征”“文化愚钝的标志”云云，也毫无新意，不过是重弹电视政论片《河殇》在十几年前就已弹过的老调，同样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和曲解。例如，鲍昌嘲讽道：“但幻想毕竟是幻想，封闭终不能封闭。几多和番公主的幽魂，带着环佩的响声在月夜中归来了。”就是明显的无知之谈。实行和亲政策的汉、隋、唐并不大修长城，它们的版图也都在长城之外，而大修长城的秦、明却又从不和亲，和亲的失败与长城的修建又如何能扯得上关系？

长城之修建，虽然始于秦始皇，但秦长城在今天只剩下了难以辨识的遗迹。鲍昌所见到、所感叹的，实际上是明长城。中国之落后于西方，始于明末，于是“精英”们要清算中国历史，就要把明朝拉出来亮相。明修长城，在《河殇》、鲍昌之流嘴中，便成了“民族封闭的象征”。民族封闭的反面是民族扩张、开放，明永乐一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扩张、开放的。交趾（越南）内附，奴儿干（黑龙江中下游）开发，将中国版图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永乐五次亲征大漠，郑和七下西洋，去了前朝闻所未闻的国度，先后有4个国家的7个国王访华，3个死于并葬于中国。如此雄才大略，如此广通友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国势急转直下，在与北元的对抗中由攻势转为守势，才有一个叫朱纯的给事中上疏请修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但是一直拖到了孝宗成化九年（1473），才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真的修起了边墙。可见修长城，不过是在与异族的长期对抗中，国势衰落之后的无可奈何之举，就像当时的城市必建城墙，大户人家必立院墙一样，又何必根据什么“封闭”、“开放”的现代观念对之指手画脚？

明长城是否有必要修？是否真正发挥了保家卫国的作用？这一点，当时的人最清楚。明代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戚继光被北调蓟辽为国家守边后，他所能想到的，也是在其治内大修特修边墙，建筑了长城中最为坚固的一段，屹立至今。不论是起初的蒙古人还是后来的满洲人，长城一直是他们入侵中原的最大障碍。即使击破了薄弱环节入塞掠夺，长城也使他们有后顾之忧，绝不敢久留。直到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长城才真的成了废物，吴三桂也因此直到现在还被骂为大汉奸，也从侧面反衬出长城之重要了。是的，再坚固的城墙也会被攻破，再高深的院墙也不可能防止一切的偷盗，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抹杀城墙、院墙在平时的保护作用。如果没有长城的保护，当时的中原人民真不知要多经受多少异族入侵的苦难！如果有人在城破之日、被盗之时，就怪城墙、院墙毫无用处，大概要被视为呆子。鲍昌对长城自作聪明的嘲笑，正是这种现代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呆语：“由是人们发现，边墙不再是屏障，紫塞不再是嵌奇。它变得可笑，仿佛受尽了时间与空间的嘲弄。”

鬼话往往是神话的先导，丑化历史的长城是为了美化今天的长城。鲍文结语云：

“哦，长城！我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你那虽然古老但仍坚固的躯体，愿意接待异域殊方的杂色人流吗？你能承受住历史的再冲荡和新世纪的胎动吗？

“你不语。你扎根的纠墨。群山不语，并晴洁气爽的长天也不语。

“但人们告诉我：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如果长城真的是外空间能看到的唯一的人工痕迹，或许会让某些虚荣的国人骄傲一番，虽然我觉得这样的骄傲实在是莫名其妙。可惜的是那不过是误传。没有人知道这个谣传是怎么开始的。有人估计是在美国首次载人飞船升天之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某位大腕的随口猜测，后来被误传成了实有其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96年11月号报道航天飞机宇航员Jay Apt的话说：

“我们寻找中国的长城。虽然我们能够看到像飞机场跑道这么小的东西，但是长城看来主要是由与周围的土壤同一颜色的材料建成的。尽管一直有故事说它能在月亮上看到，长城在只有180英里的上空就已经几乎不可见了。”（Orbit,The Astronaut's View of Home）

另一位宇航员William Pogue曾在1973年至1974年间在太空站工作，他所在的高度要高一些，约300英里。1991年他在《你在太空中如何去浴室？》（How Do You Go To the Bathroomin Space）一书中指出，在那样的高度上已无法用肉眼看到长城，而需要用到望远镜才能看到。

根据高考语文的标准答案，鲍文的最后这句感慨是为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能承受改革开放的冲荡”，原来一个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竟是要建立在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谣传之上的。

长城就是长城，不要丑化它，也不必美化它。它已经失去了军事价值，却不无审美价值。它虽然不是外太空唯一可见的人工痕迹，却仍然值得我们骄傲：我们的祖先不仅有魄力设计人类古代史上最为宏大的建筑工程保护自己的家园，而且有能力完成它。

2000年7月11日

【注释】

(1)齐天举：《关于〈木兰诗〉的著录及其时代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14期。

(2)齐天举：《〈木兰诗〉的著录及时代问题续证》，《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

(3)齐天举：《结论应来自可靠的材料——就〈木兰诗〉的著录及时代问题再答赵从仁先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

(4)唐长孺：《〈木兰诗〉补证》，《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

(5)黄震云：《〈木兰诗〉作者考》，《徐州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

(6)赵从仁：《〈木兰诗〉的著作及其时代问题》，《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

(7)赵从仁：《〈木兰诗〉题注源流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

(8)王大良：《关于〈木兰辞〉及木兰的几个问题》，《中原丛刊》杂志1991年第1期。

(9)米文平：《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怎样发现的？》，《黑龙江文物丛刊》创刊号。

大师的阴影

我的经典

乃摒弃本业，而驰鹜古典。

——张居正

从中学的时候起，我就常常被误会为读过许多书，其实我最多不过只能算翻过许多书罢了。我的读书习惯是随便抽出一本书来翻翻，偶尔被某句话或某件事吸引住，就把目光停住看一会儿。就连鲁迅所说凡是要冒充读书读得多者必读的《四库全书提要》，我也只是翻翻而已。交谈、作文时想起了曾经在某本书上读过的某句话、某件事，说出来，也就往往让听者、读者误以为我读过那本书，而其实我对那本书的所有知识可能也就是那句话、那件事。虽说从小就被教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却也几乎不做读书笔记，需要照抄原文的时候，再凭记忆去翻查，也往往能查到，而翻查的过程也相当于又把那本书“看”了一遍了。

以我这样的读书法，身边也就需要堆放一堆书供随时翻查，等到床上地下越堆越多的时候，既然没有女秘书来给我整理，也就只能亲自动手收拾，收拾时又顺带把这些书翻翻。近日收拾时，翻出了杜小真译的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翻开扉页，看到写着“我的经典”四字，已忘了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了。于是又翻到最后，见写着“1988.4.3阅毕。1989.2.17重阅毕”。能让我从头读到尾，而且边读边画线的书很少，一年之内重读两遍的书更是屈指可数。出国时，因为担心行李超重，本打算一本书也不带，后来还是忍不住塞了几本小册子，其中就有这一本。当时大概是计划到了美国后再重读一遍的，然而竟没有。初到美国时在一家旧书店看到这本书的英译本，把它买回来，也只是翻了一下，并未再细读。我与这本书的缘分，也就结束于1989年2月17日。

但在我的大学本科时代，与我最有缘分的书也就是这一本了。在我上大学之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思想也已成熟，所以，那时候读书，已不是要找引路的导师，而是在找知心的朋友。而使我对这个朋友一见如故的，却是它的开头所引的古希腊诗人平达的两句诗：

哦，我的灵魂并不追求永恒的生命，而是要穷尽可能的领域。

而全书所论证、抒情的，也都不出这两句。我早知道人生道路的结局只有一个——鲁迅说是“坟”，而其实有时候是连“坟”也未必有的，而通往这个结局的道路却可以有无数条。要让宿命的人生变得有趣，就尽可能地多走几条路；要让荒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就不妨细细地体味每一过程的悲欢痛快，结局如何也就无关紧要了。唐璜穷尽女人，演员穷尽角色，征服者穷尽土地，创作者穷尽艺术，而一无所有的我们，至少可以以心灵穷尽世界，永不停息。当我无师自通地想明白了这一切，突然看到有人在哲学上对此做洋洋洒洒的论证，让我从此在旅途上可以把胸膛挺得更高，那种亲切，如遇故人。而加缪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也不过29岁。

而我书中的爱人，则是我在高二那一年读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初中的时候，阅读的范围限于中国的经典。上了高中，突然觉得应该放眼世界了。大部头的世界名著，除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加缪、萨特、马尔科斯这些较现代的作家的作品是在大学时才开始涉猎；经典的部分，像雨果、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的作品，却都是在高中时候读完的，以后也未再读。尤其是高三那年，由于要准备高考，上课基本上只是复习，没有多少新内容可学，闲得很，也就成了我读闲书最多的一年，而其实也是我看电影最多的一年，独自去看电影的习惯也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然而所有的这些名著、名片，却没有哪一部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给我的心灵如此深沉的激动。那是我在书的世界所发生的刻骨铭心的初恋，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在那个假期我日日与她为伴，共享了所有的喜怒哀乐，除此之外，似乎在整个假期里未再做别的什么事了。如果能翻翻那时候的日记，一定很有意思，可惜都留在了国内。当时的记录其实并不重要。一个16岁的少年从此带着“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磨难”的信念，无悔地越过成年的门槛，去追求不息地扩张、更新的生命，这就够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也不必再去读这部书。

有时想想也觉得奇怪，与我最为有缘的两部外国作品，都是法国人写的，而我偏偏不懂法文，也不知会因此未能尝到多少的原汁原味，想来总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对英语作品，却从未能让我有那样深厚的感情，虽然反反复复读过不少达尔文、罗素的著作，对他们，却只有对智者的敬畏。对于智者，无法作为朋友、爱人，而只能作为老师了。但是，我书中的先生，在初一那年从家庭藏书中翻出了一套年龄比我还大好几岁的《鲁迅选集》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从那时候起，我的案头就总会有一两册的鲁迅全集分册或作品集的单行本放着，不时地翻翻，对我而言几乎就等于是休息。第一次上美国大学图书馆，借回来的也是几本鲁迅作品集。与《西西弗的神话》、《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过是一时因缘，而与《鲁迅全集》的缘分则恐怕是要持续一生了。对这套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初中、高中、大学时代和现在不同的时候读，总能有新的感受；在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来读，滋味也不会相同，所以也就可以时时、不停地读下去。先生所教给我的，并非人生观——我觉得人生观是应该靠自己去领悟的，无人可教——而是更为实际的东西，教我为人，教我处世，教我作文，甚至也教我写诗。我对现代诗歌的最初的感悟，就是在把《野草》反反复复读了无数遍，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其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不必再读以后所得来的。

是那个老问题了：如果你被流放到一个孤岛，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将带哪一本？其实，在孤岛上，有蓝天碧海为伴，即使无书可读，也不要紧的。这个问题，不妨改成：如果你被判单独监禁，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将带哪一本？在大学校园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我是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这一本书，必须可以景仰，可以钩沉；可以索隐，可以发挥；可以默诵，可以吟咏。每一个字都可以发现一个故事，每一篇作品都可以写作一篇文章。既有无限丰富的内容，又有无比精深的内涵。既平易近人如知心的好友，百读常新如永远的爱人，又超凡入圣如旷世的良师。我的回答不假思索。我将带着一册《杜工部集》欣然赴命，让这道“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光彩”（闻一多语）照亮漫漫长夜。也许我很幸运地永远不必真正去面对这个选择，但总有一天，我终将退隐到家乡的岛上，自我画地为牢，让一千四百首诗包围我。不在千家注杜中再加入一家，那个在孩提时代从一副对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所发现的美丽新世界在我的眼中就不会圆满。当我看够了世界，当我厌倦了流浪，回归也就是无可改变的结局。我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杜甫《卜居》）

1999年3月21日

我的“偶像”

我早已过了崇拜偶像的年纪了。我在青少年时代，也没有当过追星族，但对我的成长影响特别大，以之为楷模，类似于美国人所说的“my hero”的人物，当然是有的。我在文章中从不掩饰我对鲁迅的推崇，某些作风、经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例如疾恶如仇的性格、不留情面的文风、组织鲁迅著作电子化工程、建立第一个鲁迅网页乃至最终由学科学出身变成自由撰稿人，都能让支持我的人赞我有鲁迅遗风，让反对我的人骂我是鲁迅遗孽。现在鲁迅已不像十几、二十年前那么神圣，且大有被人打倒再踏上几脚永世不得翻身之势，被人说像鲁迅未必都是恭维，有时倒是嘲笑乃至鄙夷了。但是如果说我是在有意学鲁迅，却也不是，无非是因为自小喜读鲁迅文章，以后也不曾远离过。第一次上美国大学图书馆，借回来的是几本鲁迅作品集，到现在身边也少不了一张鲁迅文集的光盘，如此熏陶之下，难免潜移默化受其影响。我几年前写的《我的经典》一文中，对此已总结得很好：“对这套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初中、高中、大学时代和现在不同的时候读，总能有新的感受；在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来读，滋味也不会相同，所以也就可以时时、不停地读下去。先生所教给我的，并非人生观——我觉得人生观是应该靠自己去领悟的，无人可教——而是更为实际的东西，教我为人，教我处世，教我作文，甚至也教我写诗。我对现代诗歌的最初的感悟，就是在把《野草》反反复复读了无数遍，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其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不必再读以后所得来的。”

在此只简单说说我的一些新感受。鲁迅文章的矛头所指，向来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国民劣根性，他本人也如此认为，但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之后所获得的感想却是，鲁迅所深刻揭露的，其实是一些人性的普遍弱点，并非中国人所特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读了《阿Q正传》之后曾说过法国大革命时也有阿Q，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样的解读下，使鲁迅的作品具有了“世界性”。我从前更喜欢鲁迅早期那些批判中国历史和国民劣根性的杂文，现在却更喜欢他晚期那些抨击现实中具体的人和事，却又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时评”了。因为据我的体会，发一些高论做所谓“宏大叙述”要比做点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揭露容易得多，有的人可以把全体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却决不敢去具体得罪某个人。现在捧胡适、骂鲁迅已成时髦，对那些没有读过几篇鲁迅文章就敢对鲁迅说三道四的人，我已不再像从前那么愤怒，有点“人不知而不愠”的意思了，但对那些借骂鲁迅抬高自己的“青年导师”，我仍然喜欢狠狠剥下其画皮。对这些人，我有一句话相赠：“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

我的性格早已成熟，文风也已定型，所以在为人处世、作文写诗方面，鲁迅已不可能对我产生新的影响。不过从鲁迅那里，我仍然能够吸取力量。几年来由于打击伪科学、揭露学术腐败，我天天都遭受攻击、谩骂，有时便如此自嘲：伟大如鲁迅者尚且难免生前死后都饱受诬蔑，何况我等凡人？既然被人当成是鲁迅遗孽，那么如此享受鲁迅待遇也算是“罪有应得”，何须多虑？用鲁迅年轻时候的话说，是：“内既坚实，则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恶口，当亦如秋风一吹，青蝇绝响。”经常有人问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的揭露又收效甚微，感不感到绝望呢？我的回答是：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想想鲁迅已如此深刻地看透了中国社会，却又在绝望中作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么我不抱希望的战斗却又轻松得多了。

这种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于鲁迅的文章。如果在中国有哪个地方能称得上我的圣地的话，那就是上海的鲁迅墓。从1986年初夏到今年晚春，我去拜谒过五次，每次去时自身的处境不同，内心则一。在寂寥之中与先生相对，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什么叫薪尽火传，精神不死。2001年第四次去拜谒时，诌了一首诗，就拿来作为结尾吧：

魔怪千年吞赤子，

先生至死舞青锋。

遗言一个无饶恕，

扼腕坟前誓叩钟！

2004年10月22日

文学大师的断想

1999年是老舍诞辰一百周年，国内的文坛免不了轰轰烈烈地纪念。老舍是被称为语言大师的，而其实他不过是像一台录音机，忠实地记录北京口语。他的叙述、议论文字，并无鲜明的个性。文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即使是断章残片让人一读之下就知非他莫属的，因而真正称得上语言大师的，近世以来，鲁迅、张爱玲、钱钟书三人而已。

现代白话文以北方口语为母语，这三位大师却都是南方人。人人都讲着相同的口语，写作如果受口语影响太深，也就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所以，如果书面语与自己所用的口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未必是坏事。

我曾经在异国他乡，在一个阴暗的房间，在朋友的床上，随手抽出一本张爱玲文集阅读，越读越感到彻骨的阴冷。有人说鲁迅的文字刻薄，而其实先生用刀笔冷峻地刻画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无限的救世热情，读之只让人觉得沉重而奋发。也有人说钱钟书的文字刻薄，而其实他已把人情的丑态化为玩世不恭的幽默一笑，读之只让人觉得轻松。只有张爱玲的文字才真正是从外到里阴森森凉飕飕的刻薄。所以鲁迅救世，钱钟书玩世，而张爱玲虐世。所以鲁迅是宗师，钱钟书是学者，而张爱玲则是纯粹的作家。

我看到涉世不深的女孩喜读张爱玲，就像看到涉世不深的男孩喜读鲁迅，一样觉得不可思议。当然，思想过分早熟如张爱玲者除外。

一个创作者很难始终保有玩世不恭的心态，否则就只有沦落成毁灭者。三位大师之中，钱钟书的作品最少，创作生命最短，理所当然。

玩世不恭者难免要向世人卖弄他能够玩世不恭的本钱，所以与另两位大师相比，钱钟书的文字，有时未免造作。

文学的原则是以我手写我心，文学的道德是真挚自然，文学大师的境界是收发由心，从容不迫。但人们往往误把周作人式的平庸文字当成从容，也往往误把鲁迅式的从容文字当成匠心。

1999年2月20日

超人的鲁迅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对鲁迅的评价，后来成为大陆对鲁迅的盖棺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时候，在他看来，鲁迅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泽东最后岁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却说：中国几千年来只出现过两个圣人，古代圣人自然是孔夫子，现代圣人不是我，是鲁迅。既然称之为圣人，那么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

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大概与我们认识的并不一致。但是，自从1981年海内外的鲁迅研究者轰轰烈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心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转入其思想价值。在今天，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思想家，已经很难说了。文学的影响是会逐渐消失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却可以是永恒。

因此，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渐渐打开的门户，中国学者以谈论叔本华、尼采为时髦的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其实早在七十年前，非理性主义才刚刚开始在西方流行，鲁迅已经努力要把它引进中国了，这就是写于1907年，备受今日学者重视的《文化偏至论》。

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迷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立宪国会，欲以西方文明变法图强的时候，鲁迅却指出西方文明早已产生了“偏至”。这些仁人志士想要引进的“物质”和“众数”（即民主）这两样“新文明”，其实正是在西方已经走到了末路的“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不过是“由旧梦而转入新梦”而已。这在当时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

然而此处的所谓“物质”，指的并不是科学。鲁迅从未反对过科学，在同一年写的《科学史教篇》中，他盛赞科学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予拿破仑之战将云。”他所反对的，是由于科学的发达而导致的物质主义，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芸芸众生只知追求物质享受，不知精神为何物：“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而他所反对的“众数”，确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他考察西方政治史的演变之后，认为以民主取代君主，固然是历史的潮流，“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西方民主到了当时，也已是百病丛生，“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使个性被扼杀，必然导致“全体沦于凡庸”。在西方已是如此，何况国民愚昧之中国？其结果，不过是以“千万无赖之尤”代替“一独夫”，“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而当时力主“众数”的“所谓识时之彦”，鲁迅认为多数是拾人牙慧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数是借民主之名谋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读这段话，能不让某些民主斗士汗颜？

对此，鲁迅主张“非物质”“重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民主制度，在他看来，都不是救国之道，只有国民的素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须“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尊重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此所为明达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这些思想的来源，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哲学。刘半农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说的是鲁迅思想的来源，下联说的是鲁迅文风，对此鲁迅自己也认可。“托”是托尔斯泰，指他的博爱主义；“尼”自然是尼采，指他的超人主义。博爱主义与超人主义本是水火不相容的，鲁迅却能把它们都拿来为我所用，“别立新宗”，并以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对中国社会作最为深刻的分析和猛烈的攻击。即使到了现在为许多人所不满的晚年，他领导左联，与共产党同路，而托尼的影子仍然存在，又何尝丧失一丝一毫的独立人格？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诗人，卓然不群的战士。先生的一生，乃是博爱的一生，也是超人的一生。

1996年1月

李敖对鲁迅的“营营”

近日台湾作家李敖在凤凰卫视上接连攻击鲁迅，据说是要证明“鲁迅不是神”。世上本无神，所以鲁迅不是神，本来就是不证自明的。但李敖的用心，却在于证明鲁迅连作为伟人也是不够格的。大家都说鲁迅的文章好，他偏说鲁迅的文章不好，岂止不好，连文句都不通。鲁迅的文章写于七八十年前现代白话文草创之时，在今天要挑出其中文句不规范之处本非难事。但李敖可真会挑，把《战士和苍蝇》挑出来“营营”，大概是这篇名文刺激了他吧：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请问这是什么话啊？……‘营营地叫着’，苍蝇是营营描写的吗？……你看，‘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看到没有，又来了，你看营营，营营地叫，‘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你们不觉得这个句子念起来非常地不舒服吗？这是什么中文啊？你告诉我什么中文？用营营来描写苍蝇，苍蝇用营营来描写吗？大家看《红楼梦》好了，《红楼梦》里面，看到没有，薛蟠，薛蟠，最后‘两个苍蝇嗡嗡嗡’，为什么不用嗡嗡嗡叫描写苍蝇呢，为什么用营营来描写苍蝇呢？《红楼梦》这个例子摆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呢？”

李敖的意思是既然能用“嗡嗡”描写苍蝇，就不能再用“营营”，这种逻辑，倒让人忍不住要问他一句：“请问这是什么话啊？”况且，用“营营”描写苍蝇，并非鲁迅的发明，其源头要比《红楼梦》古老得多，也权威得多：“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诗经·小雅·青蝇》）据朱熹的说法：“营营，往来飞声，乱人听也。……诗人以王好听谗言故，以青蝇飞声比之，而戒王以勿听也。”鲁迅在文中用“营营”描写讨厌的苍蝇，真是贴切不过了。李敖如果没有读过《诗经》的这首名篇，难道连“蝇营狗苟”这句成语也没有听说过吗？

李敖自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自大成狂，自然容不得别人的文章比他好。对这种狂人妄语，本来也不必当真。但是李敖自诩国学渊博，还真被不少人当成了国学大师，岂料这一“营营”，倒泄了底，让人知道这位“国学大师”原来是连最基本的国学著作也没有通读过的。

其实鲁迅文章之好，主要倒不在于文句，而在于思想的深刻让人常有百读常新之感。比如李敖现在对着鲁迅“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不正是恰恰印证着鲁迅这篇写于80年前的文章之不朽？

2005年8月15日

北大教授从来不难当

现在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满大街都是，连北大之类的所谓名牌大学的教授也不例外，于是就有人回忆起“过去的好时光”，认为过去的教授是何等的难得。一篇题为《教授与大白菜》的文章说：

“中国教授真多，像蝗灾一样。最近，北大季羡林先生感叹说：当初，梁漱溟、鲁迅这等人在北大都难弄个教授当，如今北大教授则可以成把抓。”

这个感叹是否真是季先生发的，不得而知，但这样的感叹，并不符合事实。在鲁迅的时代，北大教授并不难当，他在北大是“讲师”而非“教授”，与难易无关，而有别的原因。

当时要当北大的教授，容易到什么程度，只要看看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成为北大教授的经过就知道了：1917年1月，朱狄先（一说许寿裳）向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当时还在浙江的周作人到北大开设古英文和希腊文学史两门课，蔡通过鲁迅的关系，邀请周作人赴京。周作人4月份到了北京，因为学校已经开学，无法中途添加课程，蔡元培便安排周作人先去教预科的国文作文课。周作人大为不满，“他想，他倒是匆匆忙忙地赶来，又郑重其事地跑去接洽，结果却是说课程在学期中间无法添加，这成什么事儿呢？说不定蔡元培并不看重他，只因朋友之托才勉强安排他呢？那样的话，他何苦要去勉强别人呢？”（见雷启立《苦境故事·周作人传》第一版第三章第一节）于是坚决辞职，后蔡元培改聘他担任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才勉强留了下来。同年9月4日，周作人就正式成了北大文科教授，在中国文学系开设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文学史两门课，每周6小时的课程。“那工作无疑是极繁重的，而周作人心里又很没底。好在鲁迅还在他身边，周作人吃不准的东西，可以与鲁迅商讨，请鲁迅帮忙。于是，周作人总是白天把草稿起草好，待鲁迅晚上回来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誊清。”（同上书）

当时周作人不过33岁，只收集过一些古书，翻译过一点外国文学作品，并无学术成就，也毫无名气，完全是靠朋友的推荐和其兄鲁迅的关系，就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当上以后又学力不够，还得靠鲁迅的帮忙，才勉强能应付教学工作。这样的北大教授，当起来何等容易，又何等好混！

鲁迅是迟至1920年秋才开始担任北大的讲师的。这时鲁迅早已成名（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怎么反而不如他的弟弟，当不成北大教授？其实当时的讲师，并非比教授低级的职称，而是相当于现在的兼职教授。鲁迅当时的正式职务是教育部佥事，并非专职教员，到大学教书，只是兼差，所以称为讲师。在《我观北大》一文中，鲁迅就这么说过：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

据《鲁迅全集》的注释，这位发表“名论”的教授是当时北大教授高仁山，其原话是：“各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与鲁迅的引言相比，就可知当时所谓讲师，也就是兼任教员之意。鲁迅当时也的确另外与几个学校有关系，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教书，而他在这些学校的职务，也全都是讲师。后面几所大学除了北师大，都已无存，不知为何现在的北师大不也学北大吹个牛皮，自恋一把：鲁迅这等人在北师大都难弄个教授当！

如果鲁迅要专职教书，弄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当当有何难哉！他后来辞官南下，不就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当教授吗？退一步说，如果鲁迅曾经想过到北大当教授，而北大将之拒之门外，那是北大的耻辱，而不是北大的光荣，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就像阿Q，其实祖上也并没有阔过。

2001年8月14日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一

最早知道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门生余英时揭发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以下简称《批判》）抄袭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一事，是两年前从丁东评论郭沫若的文章《逢场作戏的悲哀》看来的：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书屋》1996年第4期）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

余氏在1991年8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

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

“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1962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绝不无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

余氏引文：

“《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

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页。我核对原文，是：

“《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郭沫若同志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郭沫若同志在《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都可以说跟先秦诸子学术没有多大关系的烦琐的废话，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

余氏故意略去“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一句，使得下面的“他还直嚷嚷”一句变成了“忽然破口大骂”，以便让人“玩味”作者的恼羞成怒，这是余氏惯用手法。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的作者是郭沫若，余氏竟然在抄引时一概隐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志”，甚至干脆改成“《十批判书》”。在另一段有关《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制悄悄做了这样的改动：

“〔钱穆〕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老子辨》专书，由大华书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原注：《十批判书》，第155页）话虽不多，已很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至于《老子》这书的著作年代虽不能最后确定，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显然比钱穆之说更为可信。（原注：《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31-244页）《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对钱穆是具有照妖镜的作用的，很值得在这里称引：‘道统观念很强的人如韩愈，认为老聃是道家的人们所假造出来，想借以压倒孔子的。这是为了争道统，要想维持孔子绝地通天的尊严。’（原注：《十批判书》，第156页）这正说破了钱穆的心事。”（原注：《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7页）

我们如果仅读引文，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们核对原文，发现“经不起轻轻一击”原作“经不起郭沫若同志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原作“郭沫若同志说”，“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志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原作“郭沫若同志曾说了一段话”，在“很值得在这里称引”之后原来还有一个“他说”，又怎会认为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余氏后来发现了郭沫若书中的一处无关宏旨的引文小错误（把“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抄成“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是抄错还是异文，待考），如获至宝，为此又写了一篇跋语，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评论说：“……而且还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为自负是古史‘权威’，相信读者决不敢怀疑他的论据。即使像我这样怀疑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妄诞至此，所以两次都被瞒过了，可见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确颠扑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学术欺诈终究不能行之久远，我写此节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第130页）

这段评语，简直就是余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三

我们回头再来看正文。

让我猜得一点也不错，一篇政治宣传文章耳。文中自我辩解说：“我这篇文章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第93页）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若没有政治宣传的动机，又何须特地做此说明？其写法，则是比较两部著作中的十几个段落的资料引用，说明郭著对钱著的抄袭是“全面的、根本的”；而其宣传的目的，则是要“我们便不能不对他（指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篇妙文的原貌了，因为文章在1954年发表后，作者自己“不喜欢”，一直没有收进各种文集中，直到1991年作者要编一部纪念钱穆的集子，才把这篇少作又翻了出来，做了改动，删去了“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第121页），而为了避免“刺激性”，连题目也改了，至于原来是怎样一个有刺激性的题目，是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37年前作者写作此文，其动机大约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史学权威。37年后在纪念钱穆时重提此文时，该权威早已是墙倒众人推了，其动机恐怕已经不同，主要是为了用以说明先师之高明远胜于政治和学术对手了。总之都不纯。

《批判》和《系年》是属于完全不同的著作，这一点，余氏自己也承认。《批判》是以唯物史观说明先秦诸子流派的演变，论证社会对思想的影响，属史论性著作。而《系年》则是考据先秦诸子的生平，基本上只是罗列、堆积史料，加一点按语，属资料性著作。钱穆本人的史观，则是唯心的。如此相对的史观，如此不同的著作，竟然会存在“全面的、根本的”抄袭，真是匪夷所思。一般来说，如果作者有抄袭的恶习而又能得逞，就不会偶尔为之尝到点甜头就洗手不干，也许正是据于这一原因，余氏才要我们对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大有发起一个全面清算郭的抄袭行为的群众运动之势，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余氏的这篇文章，又何曾有人揭发郭的其他抄袭行为？也许这才是余氏对自己的文章不满意的真正原因？

《系年》毫无疑问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生平的重要著作，其价值主要在于它是一部有关先秦诸子生平的“史料大全”，也不断地补充进去新发现的史料。同时代的人，要找到该书所不收的史料，是很难的，所以，一部研究诸子的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如果也见于《系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郭自己在《批判》的后记中说他一篇论文的写作的起因，乃是读了《系年》后而要加以批驳，他当然是仔细读过《系年》的了，《批判》中批驳《系年》之处也非常多，当然也不可能事事作对，见解相同的也不少。有的史料，或者是从《系年》得知，有的见解，或者是从《系年》受到启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郭在《批判》后记中介绍其写作《批判》和《青铜时代》的经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版第475页。按：这是余氏用于互校的版本，故用之。以下凡引用郭文，若未特别注明，均出自此书）如果我们读过《批判》和《青铜时代》，就知道作者所言不虚，特别是以考古学和文字学为据，更是作者的特色，而《系年》的资料，基本不出文献学的范围，即使郭抄袭《系年》，也仅限于文献史料这一方面，又哪来的“全面的、根本的”？余氏文风之轻佻，还不只这一点。郭在后记中，不过是说读了《系年》的公孙尼子一节，觉得“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对《系年》全书如何，当时并无评论，而余氏一面承认公孙尼子只是全书附录的一条，一面却又想当然地以为郭是对《系年》全书故示不屑，则未免为袒护师门而神经过敏了。但如果我们去读《系年》自序，也会觉得余氏之神经过敏也是事出有因。钱穆在自序中自我吹嘘说：“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卷，1994年版第21页。以下凡引钱文均出自此书）如此海口，也难怪钱门弟子一见有人驳其一子有错，就觉得是全书皆错，便要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了。

余氏的论证逻辑是，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和结论都与《系年》相同，自然是从资料到见解都抄袭，而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相同而见解有异，则是抄袭资料而“故示立异”（第99页），“攘为己有，然后加以推演和穿凿”（第104页）。如果二书所引史料的引文相同，自然是抄袭，如果引文有异，那也是“欲盖弥彰”（第101页），“〔引文〕虽稍长，但其为阅《系年》后所查，实无疑问”（第105页），“有意无意之间企图掩饰抄袭之迹”（第130页）。连《批判》在批驳《系年》的见解时，不指名道姓而以“近时学者”“有人”暗指，余氏也不认为是在给其恩师留面子，而是故意隐去其名以掩饰抄袭了（其实《批判》中的“近时学者”并不专指钱穆，见后）。我就不明白，果真如此，何不把焚尸灭迹做得彻底点，在后记中也不提及自己读过《系年》？真是一旦认定了你是贼，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贼了。

余氏在论证时，又不断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余氏自己承认“一般典籍《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第112页），然而他所举的例子，却几乎全都是属于这种常见典籍，而且毫无根据地断言“其为阅《系年》后所查，实无疑问”（第105页），“亦皆转引自《系年》，或因《系年》之指示而引用者”（第106页），“所用资料亦全依《系年》的线索”（第108页）。诸子事迹的史料本来就很缺乏，某人某事的史料大家反复引用的也不过那几条，前人已做过大量的挖掘工作，史家都不会陌生，并不是事事都是钱穆的发现。然而，在余氏的笔下，郭沫若却成了连《史记》《战国策》《孟子》《荀子》《韩非子》这些名著都未熟读的不学无术、欺世盗名之辈，事事都需要捧着《系年》按图索骥，回头再从这些名著摘引史料了。幸好郭的著述不只《批判》一书。他著述极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名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不知又是拿了谁的著作按图索骥的？郭首先是一个古文字学家，需要对先秦文献极熟，记性又极好，郭之才学既然被余氏说得如此不堪，他又是怎么当的古文字学家？更不用说是公认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陈子展语）四堂中的一大家了。

余氏自己也知道“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是抄袭”，所以还要证明论断也是抄袭才算是铁证。我前面已说过，郭、钱二人史观大相径庭，二书宗旨也大异其趣，论断是绝无可能是“全面的、根本的”抄袭。余氏自己就举了几个《批判》批驳《系年》的结论的例子，白先生也举过这样的例子说明《批判》比《系年》高明。那么余氏所举的那些他认为属于连论断也抄袭的例子呢，我看可分为三类：

第一，余氏以为二书见解完全相同的，其实有所不同。

余氏自称他揭露郭沫若抄袭所用的方法是“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其实是抄《批判》一两段，再抄《系年》一两段，不详加分析，就下抄袭的断言，颇有点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我们且举“漆雕开”一条为例。余氏在分别抄了两书后，诘问道：

“试看《十批判书》作者除了把《系年》中的资料做了一番‘新’的排列之外，曾经增加过半分新的资料吗？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袭用了钱先生的几项结论外又几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吗？这样的抄袭是一望而知、无由辩解的。”（第96页）

其实两书所引史料排列次序不同、引文详略有异，“这样的抄袭”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读者如果看到先秦古文就头疼，不愿仔细比较两书引文而被余氏的气势所吓住，那是很容易接受其断言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点，一句一句地比较下去，即使手头无原文可对照，仅就余氏所引而言，就会发现《批判》并非没有增加半分新的资料，也并非不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形与刑通”、“盖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字，及刊入正文，而则启误为后，更转为后也。”“这一派既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分可能。”“孟子又说：‘北宫黝似子夏’，大约这位北宫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是一位儒家了。”这几点，就都是《系年》所无的资料、意见。而如果我们熟悉余氏的文风，知道他引文省略的部分往往倒是关键之处，去查核原文，把那些省略处给补全，就会发现《批判》的新资料、新见解就更多了。比如在此处，《批判》有几句要读者特别注意的话：

“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近于任侠的别派而为墨家所反对。近时学者，每以为侠出于墨，或墨即是侠，有此一事也就是强有力的一个反证。任侠之轻死虽有类于墨氏的‘赴火蹈刀’，但他们的反抗权威却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们是须得注意的。”（第86页）

作者一连说了两个“注意”，余氏却偏偏用省略号代替这一段，原因很简单：这是《系年》所无的新见解。至于《系年》中所引而《批判》未引的史料，余氏自然也是以省略号代替了。就这样，把不同之处剔除（还剔得不那么干净），而把相同之处列出，然后指出这是重新排列过的抄袭，用这样的论证法，自然可以证明任何两部相同题材的书抄袭！《批判》中举“漆雕形残”这一条，本来是用来说明“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第87页），这样的意见，又岂是《系年》所能有的？

又，余氏说《批判》涉及当代学者的意见时，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是指名道姓的，唯有对于钱，即使在反驳时也故意隐去他的名字，而称为“有人”“近时学者”等，“这正是作者有意攫取《系年》的研究成果为己有的证据。”（第118页）但我们上引这一条，却正好有一个“近时学者”，不知何指（可能是指郭研究墨子的朋友杜守素），却不会是钱，足可见余氏的这一“证据”是多么薄弱得可笑了。也许这是他省略这段引文的另一原因？

第二，二书都袭用前人说法。

比如“不韦非始皇之父”条，《系年》已自己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前人已有这种说法，其论证就是把这几个例子列在一起而已，而余氏却仍把这当成《系年》的发现，《批判》也这么说，自然也就成了抄袭了，而且还是最严重的抄袭：“更明显的是《系年》援据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十批判书》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决不是‘巧合’了。”（第112页）《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博学如郭沫若者就没先看过，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然而，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如果这也算是抄袭的话，许多史家也都要顶这项罪名了，谁敢保证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而不是从别的著作辗转得来的？钱穆自己就那么清白？钱在《系年》自序中说：“盖卷首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鲜。”（第48页）但我们翻检考订孔门的第一卷（占全书五分之一），又何尝一一注明哪条史料、哪点论述是从哪位前贤那里得来的？

第三，属于常识判断。

比如，“荀子年十五之齐”条，不过是《批判》中的一个小注。（余氏连这种不起眼的注解都不放过，搜刮“罪证”到了这种地步！）《批判》在正文中说荀子“十五游学于齐”，小注说：“此据《风俗通·窃通篇》，‘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史记·荀传》及刘向《序录》作‘五十’。荀子晚年及见李斯相秦，‘五十’失之过早。且‘五十’不得言‘游学’矣。”（第218页）《系年》也断定该是十五，但它列举的三条理由，说的都是“五十不得言游学”，并未提到“五十失之过早”，然而余氏仍然断言郭抄袭：“在这一条中，《十批判书》作者不过约钱氏的考证原文为足注而已。”（第99页）其实这该是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结论，都说“十五”是正常的，如果有主张“五十”的倒有趣了，虽然胡适曾如此主张，但学界向来很少有人赞同的（见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页）。其实远在钱之前，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就已指出《史记》所说荀子“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误，《系年》对晁只字不提，按余氏的标准，是不是也属抄袭？

我不由想起了另一件“抄袭”公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源曾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如此回答道：“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余氏对郭的抄袭指责，其实也大体属于“汉后有唐，唐后有宋”之类。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以至有些辞典、目录的出版商，故意留几个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以便用做指控别人抄袭的铁证。然而，统观余氏全文，可曾举出过哪怕是一个这样的铁证？没有，一个也没有！反倒是《批判》对史料的摘引，往往更完整也更准确。比如在“漆雕开”这一条，二书同引王充《论衡·本性篇》，《批判》不仅摘录较完整，而且在“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一句引文无误（据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2月版第133页），《系年》按余文所引，则漏了“在所养焉”（第95页。查新近出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这个错漏已改正）。余氏自以为是最重要的铁证的，为此又写了一篇长长的跋语的，却偏偏是《系年》引文正确，而《批判》引文有误（即前面第二节提到的“外有学堂”一句）。按常理，这该是《批判》未照抄《系年》的铁证，然而余氏不仅仍然诬之为“《系年》所引不误，《十批判书》抄《系年》时才出现了异文”，而且更进一步推断“这恐怕是他有意无意之间企图掩饰抄袭之迹，而不能完全归之于抄袭时的匆忙和粗心了”，乃至义愤填膺地斥责郭“公然改易文句”。（第130页）为了打倒政治、学术对手，“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郭语，第506页）

四

前面提到，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写了《钱穆和考据学》一文，其中有一段是指责钱穆的《系年》剽窃的：

“首先，应该指出来的，是钱穆在书（按：指《系年》）里所表现的剽窃行为。他对于以《竹书纪年》校《史记》，从而找出《史记》在纪年上的错误，是大为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他的第一个明证，是说田齐的世系，《纪年》比《史记》多了悼子及侯剡两代，跟《庄子》、《鬼谷子》、《孟子》、《国策》相符。这是已见于《义证》卷三十四的。第二个明证是说《史记》误把梁惠王的后元年作为梁襄王元年，少算了十六年，不如《纪年》所记与《孟子》、《吕览》诸书相符。这是已见于《义证》卷三十九的。其他三个明证，或指出《史记》所记魏文侯、魏武侯的年数短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史记》所记魏迁都大梁的年代迟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各国称王前后之与《史记》不同，这也都分别见于《义证》卷三十四、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九。这不只在论点上是剽窃《义证》的，并且在材料上也基本是剽窃《义证》的。钱穆只有在很个别不同意《义证》的细节上提出了《义证》的书名，但对于这五个牵涉很大的问题就绝口不说到《义证》了。他在《义证》以外，还剽窃别的书。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跟他的书对勘的，也发现了相当多的剽窃的东西。”（《学步集》，三联书店1978年5月版第291页）

余氏在跋语中也大略引了这段话，只不过略去了中间的举证，并且想让读者误以为这是郭沫若自己所写。就算是郭沫若自己写了让白先生发表反唇相讥的吧，那也是钱门弟子奉师命［余氏跋语中自述：“钱先生偶然提起他在成都的时候，曾有人对他说，《十批判书》中论前期法家是暗用《先秦诸子系年》的材料和论断。但钱先生似乎没有细读过《十批判书》，因此他问我是不是有同样的印象。这才引起我仔细检查《十批判书》的兴趣。”（第121页）］用了不知怎样的“过分轻佻刻薄”的话去招惹人家的，怪得了谁呢？

如果白先生所言不虚，那么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读者应该是最有兴趣知道余氏是如何辩解的，然而余氏却不愿为恩师辩护了：

“我想我毋需为《先秦诸子系年》说任何辩护的话。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对《系年》的评价大致可以陈寅恪和杨树达的私下议论为代表。这已引在本书所收《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至于今天大陆非官方的学术界对《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增订本（香港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第125页）

两位学者的私下议论竟然可以用来代表学术界的评价，也是一奇。查《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不过是杨树达在日记中记了陈寅恪私下赞扬《系年》，而所赞的也不过是以《竹书纪年》校《史记》这一条：“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很多，至可佩服。”（第26页）而根据白先生的揭发，这是抄袭来的，果真如此，陈之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根据余氏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想我毋需为《十批判书》辩护。该书在抗战期间发表时就轰动学界，公开的、私下的好评如潮。至于今天海内外学术界对《十批判书》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不少提法，仍然被普遍接受。”

其实，《系年》纵有剽窃《竹书纪年义证》等书处，并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批判》纵有沿袭《系年》处，也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但余氏是根本不懂得这点逻辑的。他在37年间所徒劳地从事的，就是想据此全盘否认《批判》的价值，再全盘抹杀郭沫若的一切学术成果。

五

现在国内知识界提倡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郭沫若是被当做反面的典型来批判的，而鲁迅则是作为正面的形象来颂扬的。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前还可算是特立独行之人，而鲁迅先生有幸未能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将二人比较，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先生若得长寿，依我看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像梁漱溟那样闭门谢客，如果能得毛的容忍的话）。在近代学者中，鲁迅的人格固然是最近乎完美的，但也不必想当然地美化，以之为圣人似的参照系。比如前引丁东所言：“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这种比较就属于想当然。前面提到的鲁迅“抄袭”案，鲁迅自己曾经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9页）但我们查看《中国小说史略》本文，却并未提及盐谷氏，自然也是属于丁东所说的失误，又怎能说“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其实这是当时文坛的风气，不独鲁、郭二人如此。社会科学成果的独创性，本来就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意无意之间，也就会漏掉了提及出处，古今中外都如此。几年前因为马丁·路德·金的博士论文被发现用了别人的成果而未注明，美国学界也有人说他剽窃。我们不应该对郭沫若就特别地求全责备。

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生前声势显赫，却大概过于相信“党和人民”的结论，没有替自己身后的名声谋划，既不屑于编写《国史大纲》之类的官定教科书让自己桃李满天下（郭在1947年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的后记中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把社会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统包括在里面。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页），又没有开坛办学刻意培养抬轿的弟子门生，死后被人如此清算作践，竟未见到多少替他说公道话的，世态之炎凉，真令人寒心。

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有郭沫若那样的天才，都做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的，却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作文需要热烈的性情，治史需要冷静的品格，文史皆通者，也就难免要时时遭受双重人格的痛苦。郭沫若生前贵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大权在握，树大招风，但人们现在所清算的却不过是他的言论，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劣迹。他在“文革”期间痛失二子，也并不比别人幸运。他的那些令人不齿的言论，究竟有多少属于真心实意？多少属于逢场作戏？多少属于公事公办？又有多少属于违心被迫？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运动，对陈寅恪何其霸道；但就在同时，一脱下官袍以史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对陈寅恪又何其尊崇：“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使我感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而我们这些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却把《再生缘》这样一部书，完全忽视了。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写于1961年。《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920页）同一时间内如此相反的言论，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他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中如此写道：

“像这样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始终眷念着朝廷。他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一开首就有这样的四句：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

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可以从这些话中一窥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即使众口一词认定郭沫若缺德无行，也不必一概否认其才其学其识，步海外别有用心者的后尘怀疑、抹杀他的一切学术成果。尤其是宣扬独立人格者，更应该注意不要意气用事，人云亦云，不加辨析地相信人言。郭沫若在1950年为《十批判书》写的后记中，如此反击别人的批判道：

“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第506页）

这话，简直就像是对现在的“反思”者说的。在反思、批判郭沫若之前，不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把郭沫若的著作先作了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郭沫若？还是只不过意气用事，“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

注：针对本文第二节的内容，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后来曾撰文说，《〈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收入台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书时均直书郭沫若、白寿彝之名，对《钱穆和考据学》一文的引文也准确无误，只是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时才由出版社做了删改。至于余英时本人是否事先同意这样的删改，傅文未提。如果是出版社擅动，则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责任自然不由余英时来负。这是一个小插曲，不涉及对《互校记》正文的批评，对本文的论证和结论都没有影响。

1999年4月12日

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

余英时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列举了十二条郭沫若抄袭钱穆的“证据”，其中最后一条“吕不韦与秦始皇”，他认为是“最严重的抄袭”。这一条原引文甚长，这里只摘录与问题有关的部分。余氏对我这样的摘录一定是满意的，因为这更可以突显二书之间的“惊人的相似”。

余氏摘录的《十批判书》云：“……明时的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史稗》）……例如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

余氏摘录的《先秦诸子系年》云：“……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又明汤聘尹史稗辨之曰……”

余氏得出结论说：“更明显的是《系年》援据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十批判书》也恰好同引此两书，这便决不是‘巧合’了。”（以上摘自《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09、110、112页。亦见《犹记风吹水上鳞》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19、120、122页）

在余氏所举的所有“抄袭”证据中，这是唯一有说服力的一条。《史稗》和《读书后记》都是罕见书，《十批》和《系年》又都引用了，确实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巧合。在写作《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时，我只挑了余氏所举“证据”中有代表性的几条加以批驳，对唯一有说服力的这条也不好意思绕过，但批驳起来最感困难，所以我只能采用开脱式的辩解：“《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博学如郭沫若者就没先看过，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然而，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如果这也算是抄袭的话，许多史家也都要顶这项罪名了，谁敢保证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而不是从别的著作辗转得来的？钱穆自己就那么清白？”说实话，我当时是倾向于认为郭沫若的确是从《系年》一书中转引了这两条的。当然，转引不等于抄袭，仅仅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构不成“全面的、根本的抄袭”。但究竟是郭沫若自己的独立发现还是转引自钱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已超出了我的能力。

这还得感谢那位骂我“无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傅杰，从他的谩骂中我知道在《中国史研究》上有一篇批驳余氏谬论的论文。我翻检出了登在1996年第3期上的翟清福、耿清珩二先生的文章：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它批驳余氏的第一点，恰恰就是“吕不韦与秦始皇”这一条。

翟、耿二先生说，他们开始也认为郭沫若这两条材料有可能是从《系年》转引的。但是经过查对文献，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原因说穿了不值半分钱：郭、钱二人其实都是从一本常见书——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转引这两条材料的，而且转引的时候都出了错。如果都错得一样，倒也算是抄袭的证据，可惜错得不一样。在《史记志疑》中有这么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正确的标点应该是“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郭、钱二人大概都未读过王世贞的这本书，不知道《读书后》这么个较为奇怪的书名。郭沫若顺手给加上了个“记”字，书名成了《读书后记》。而钱穆呢，则把后面的“辨”字当成了书名的一部分，在他的笔下，这本书成了《读书后辨》。

当余氏互校《十批》和《系年》校到此处，当然发现郭、钱二人对王世贞著作的叫法不同，若让读者发现了这个不同，这条抄袭的“铁证”也就泡汤了。怎么办？偷偷地改！余氏想必也没读过王世贞这本书，也不知道正确的书名是《读书后》。将《读书后记》和《读书后辨》这两个名称比较，看来前一个更像是书名。于是余氏竟然让他的老师钱穆倒过来抄袭郭沫若，把《系年》原文中的“《读书后辨》”改成了“《读书后记》”，以与《十批》相一致。于是在余氏的笔下，《系年》的这一条便成了：

“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

而余氏自己评论时，也用的是《读书后记》这一继承自郭沫若的错误，可见绝不能怪给“手民误植”。余氏注明这一条引自《系年》原版第453页，可惜，在《系年》原版中并没有欺师灭祖的这一条“读书后记”。不知这是余氏蒙着老师的犯上作乱呢，还是老师虽然知道而忘了与之配合，在《系年》所有版本中，包括原版、增订版和最新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在此处都令人尴尬地写着：

“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卷第567页）

在全集该卷的书名索引中，也明明白白写的是《读书后辨》，而没有《读书后记》，当然也没有正确的《读书后》。至此，余氏故意偷偷篡改引文误导读者以诬陷郭沫若的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料想他本人也是不信郭沫若抄袭钱穆的，否则何须如此下作？在答复傅杰的文中，我才答应可以为余氏摘掉“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帽子，现在只好再给他戴了回去，而这回要再摘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已比较过台北版和上海远东版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对此引文的篡改一模一样，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丛书的编委这回没有机会来顶替余氏戴帽。

我本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出身，知道科研的第一道德是诚实：你也许可以在生活中不诚实，却绝对不能在科研中不诚实。伪造数据是科学研究中的最大犯罪，被抓获者都可能丧失了从事科研的资格。我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故意篡改引文，也是相当于伪造数据的，一被抓获，即使不至于丧失了研究的资格，却不能不让人对其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一切成果表示怀疑。至少，如果我以后再读到余氏的论文，对其中的引文，如果不亲自去查证，是不会再轻易相信的了。余氏自诩信奉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那确实是推己及人的经验之谈。书到此，虽然傅杰嘲笑我学余氏套用旧诗是“拙劣的句型练习”，却也忍不住还要再套用一下：

《系年》、《批判》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1999年11月30日

东方文化靠什么统治世界？

北大季羡林老先生现在是被尊为国学大师的，虽然我只知道他的专长在于印度文化的研究，不知道他对国学作出了什么重大贡献，这大概是我的孤陋寡闻。不过，我也知道季先生近来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大力提倡国学、东方文化，主张“东学西渐”、“东化”西方，发起、签署中华文化复兴宣言，中华文化一统世界俨然指日可待，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扬扬自得。近日读到季先生为青岛大学学报《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的《东学西渐与东化》一文，却让我看不明白季先生何以能断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

季先生在文中声称西方文化的弊端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即西方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的，而东方文化之所以能济西方之穷，是因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接近唯物辩证法，也就是不及唯物辩证法。但季先生似乎忘了，唯物辩证法并非国粹，而是舶来品。众所周知，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源自德国古典哲学，其源头又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恰恰是最为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如果所谓“综合思维”真的是拯救西方文化的良药，那么西方自己就有唯物辩证法可用，为什么非得绕那么大一个弯子找东方引进连他们自己的唯物辩证法都不如的东方思维呢？

为什么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在等待东方文化的拯救呢？据说是：“因为，西方文化在今天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但是季先生所列举的这些“荦荦大者”的西方文化弊端，却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恰恰相反，在东方世界，比如咱们中国，这些弊端要严重得多，反倒是西方国家不仅自己注意保护环境，还要满世界推销其环保理念。在环保问题上，东、西哪一方做得更好，是任何一位在西方国家生活，甚至旅游过的中国人都可以亲身感受到的。莫非破坏当今中国环境的罪魁祸首乃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比西方还西方，而西方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却是因为他们悄悄引进了东方文化？果真如此的话，还是先用东方文化拯救中国自己的环境，再来向西方国家推销吧。

我毫不怀疑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有值得继承、发扬，乃至推广之处，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然而，中国从来不缺自作多情的预言家。上个世纪有许多人宣布过二十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新世纪才开始没几年，季先生又来宣布“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结果如何，我们是看不到的。不过我相信，即便季先生的客观规律终究成了主观愿望，到下个世纪还是会有人宣布22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毕竟，井底之蛙的自我感觉是很好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绝种的。

2005年8月9日

杨振宁：在科学与玄学之间

杨振宁作为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一般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他和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在第二年迅速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速度之快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此这两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当时两人都还是中国国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而家喻户晓。在诺贝尔奖颁奖宴会上汉学家、瑞典王家科学院院士高本汉曾用一句“唐诗”“何可一日无此君”有点不伦不类地表示了这种敬仰之情。（“何可一日无此君”最早出自《世说新语》，是王徽之评竹子的话）

物理学界更推崇杨振宁早在1954年与美国研究生米尔斯（已故）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这个理论起初不受重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成为粒子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和方程，被誉为可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媲美的伟大发现（1995年首届美国奖金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为什么杨振宁没有因此再得诺贝尔奖，据说是物理学界的一件公案（一种说法是同一领域的诺贝尔奖一般不两次授予同一个人。另一种说法是米尔斯被认为不配得诺贝尔奖，但又不能只奖杨振宁一人）。此外，“杨—巴克斯特方程”也被认为是对物理和数学研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成果，这是杨振宁在1967年和巴克斯特在1972年分别提出来的。

因此杨振宁被一些物理学家评为历来屈指可数的大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认为他的主要贡献都带着运气的成分。不过没有人会否认他对当代理论物理学研究的重大影响罕有其匹，虽然这种影响是圈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但是杨振宁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物理学界。像许多大科学家，他极为关注、热心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1971年夏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杨振宁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从此他致力于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并经常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今年年初杨振宁回国定居后，更是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在清华大学为低年级本科生上物理课，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多方面的演讲，参与签署《甲申文化宣言》，都被广泛报道乃至引起争议。年底传出了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翻译系硕士生订婚的消息，更是成为中文网上一个热门话题。2004年没有另一位科技人物如此引人注目，是名副其实的“杨振宁年”。

“苍苍白发对红妆”的佳话（或丑闻）虽然让人津津乐道，却只配作为饭后谈资，而且风波会很快平息。“炮轰易经”才是杨振宁在2004年所做的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一件事。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与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两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许多国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举例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得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用了相同的名词。

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是归纳法，其实这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中国传统的说理方式不具有逻辑性，是许多中外学者都已指出过的一个事实，这甚至可以从国学家们对杨振宁所做的胡搅蛮缠的反驳中体现出来。《易经》对这种非逻辑说理传统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是其源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杨振宁不过是对老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为何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狭隘民族主义与伪科学相结合的思潮在中国虽然不像十几年前那么流行，但是仍然大有市场。风水、占卜、命理、天人感应、巫术等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传统迷信在死灰复燃的同时，又往往被披上迷人的科学外衣，甚至有人声称它们代表着“新科学”，至少也是“潜科学”“类科学”。也有人论证《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里面蕴涵着量子力学、相对论、计算机理论、遗传密码等众多重大科学发现。还有人要以《易经》指导科学研究，根据它提出“太极原子模型”，推演出“太阳系有十四颗大行星”，或要用它预测气象变化。

杨振宁指出《易经》的思想和方法根本就与科学格格不入，甚至要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承担罪责，自然也就否定了《易经》是“科学明珠”“科学指南”“科学预言书”种种无稽之谈。已有许多人作过类似的批评，有的批评要比杨振宁的演讲更严密、更尖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但是杨振宁作为人人敬仰的大物理学家登高一呼，其影响非同小可。特别是，杨振宁向来被视为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许多人可能还记得，1988年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过杨振宁对电视剧《河殇》的批评。这次又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之一），他反戈一击，矛头直指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之一的《易经》，更要让易学家们恼羞成怒了。这实际上是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的激烈程度。由于杨振宁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科学一方的力量，算得上是他为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的一个大贡献。

2004年12月19日

美国传奇

假做真时——美国皇帝诺顿一世传奇

旧金山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1880年1月9日的头版头条是“Le Roi Est Mort”（法语“君王驾崩”），宣布：

“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众所周知，美国独立之前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一直实行共和制，1月9日又不是愚人节，怎么冒出了一名皇帝出来？这位皇帝当然是自封的。古今中外，以皇帝自居者数不胜数，直到当代中国农村，还经常上演皇帝登基的闹剧。真正得以君临天下者少之又少，按成王败寇的规律，众多的失败者下场都很悲惨，若不被杀、坐牢，就是被送进精神病院了。但是这位自封的美国皇帝，手上无一兵一卒又穷得叮当响，却生前深受爱戴，死后备极哀荣。这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而且只有在旧金山这个城市，才可能发生。只有一个民主而且有高度言论自由的国家，才会容忍有人自封皇帝发号施令；也只有在一个浪漫的城市，才会欣赏并且利用这种假戏真做的小丑。

像某些出身草莽的皇帝，约书亚·诺顿（Joshua A. Norton）的出生日期曾经也是个谜，其墓碑上刻的出生年份为1819年，《旧金山纪事报》的讣告则说他享年大约65岁（也就是大约出生于1814年）。现在我们根据教区出生记录，可知他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颇为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4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诺顿起初在旧金山从事多种生意，炒房地产、给金矿提供工具、卖大米等，也干得颇为成功，到1854年已拥有了大约25万美元的资产，成了旧金山最受尊敬的商人之一，被朋友们戏称为“皇帝”——这大概是他后来自封皇帝的灵感。这时候他有了个大胆的商业计划。当时旧金山已有了相当多的华人，大米是他们的必需品，市场颇大。诺顿想要独占大米市场，囤货居奇哄抬价格。他筹集资金，买下了旧金山几乎所有的大米，促使旧金山的米价直线上升。就在他开始当上米王收取回报时，他的商业运气却完结了：两艘满载大米的日本船只突然抵达旧金山，而他剩余的资金只足以买下其中一艘所载的大米。米价直线下降，诺顿一夜之间破产。

接下来的三年诺顿被债主讨债，官司缠身，到1858年，他已身无分文。然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分散，看来已经疯了。9月17日，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明年2月1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署“美国皇帝诺顿一世”。

《旧金山布告》的编辑们没有把这张字条扔进废纸篓，而是在第二天以“一名皇帝在我们中间？”为题在头版刊登了诏书。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当天就有人在街上向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像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诺顿一世的存在给公众提供了许多饭后谈资，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轶事、绯闻。有谣言说诺顿一世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私生子，这个谣言可能是诺顿一世本人炮制的，至少是被他所认可的。拿破仑三世（1808～1873）实际上只比诺顿一世大三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诺顿一世对自己的出生年份秘而不宣。也有谣言说诺顿一世向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求婚。诺顿一世在晚年的确颁布过诏书宣布自己要选皇后，不过其真实动机是想以此为借口把皇宫搬到高级宾馆。诺顿一世的诏书更多的是在针砭时弊，不乏真知灼见，旧金山各报争相刊载，并为了娱乐和出于政治目的，经常盗用诺顿一世的名义颁布伪诏。对旧金山人民来说，诺顿一世不仅是个小丑，也是个政治工具，这和世上大多数帝王也没有什么区别。显然，有许多人会认为诺顿一世不过是个精神病患者。但诺顿一世除了自封皇帝之外，其言行举止都很正常，并没有出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常见的幻觉。马克·吐温在旧金山当记者时，曾是诺顿一世的邻居。据他的观察，诺顿一世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疯狂。 他后来创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时，以诺顿一世为原型塑造了其中的“国王”一角。

但是诺顿一世试图统一全美的伟大事业却一再受挫。1859年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是。1860年1月，他听说议员们抗旨继续在华盛顿开会，便下令美国军队总司令斯格特将军派兵前往国会大厦驱逐叛党。美国军队也抗旨，于是他在那一年的7月颁布诏书宣布解散共和国。此时共和国也的确处于濒临解散的状态，南北战争即将爆发。他命令林肯总统和南方邦联杰斐逊·戴维斯总统到御前来和平解决争端。他们两人全都抗旨，内战于是爆发。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作为后备力量。诺顿一世还给世界各国的政府首脑写信提供种种忠告，据说当时夏威夷国王对诺顿一世表现出来的智慧极为佩服，不愿再与美国国务院打交道，而只接待诺顿皇帝的使者。美国联邦政府对诺顿一世的身份也并非完全不予承认，在187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记录中，写着诺顿的职业是“皇帝”。

不过，诺顿一世的统治范围显然只限于旧金山一地。作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以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旧金山的剧院在前排为他保留了三个座位，供他和两头皇犬就座。他驻跸的“皇宫”——一个肮脏、窄小的公寓房间——的租金，也由共济会包了。当然也有个别的人不承认他的皇家特权，例如华人洗衣店就拒绝为他免费洗涤皇服，不过没有关系，自有好心的有钱人暗地里替他付钱。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50美分，也有的为5美元、10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据说信誉比美元还好。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在诺顿一世的皇服过于破旧时，市政府为他定做了一套崭新的皇服，并举行盛典交给他。在自行车开始流行时，市政府购买了一辆让他当皇骑。

诺顿一世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每天人们都看到他穿着皇服在街上视察，监视市政设施的修建，监督警察的工作，并经常要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上作为嘉宾发表演说。如果他发现市政设施不足，他就命令加以改进。如果税率太高，他就命令降低。如果臣下不执行他的命令，他有时也会挺身而出。当时旧金山经常出现攻击华人的骚乱。诺顿一世在一次巡视中，遇到了一起反华骚乱，据称他为了平息骚乱，跑到华人和暴徒中间，跪下来反复做祷告，使暴徒感到羞愧而散去。在无数正常人疯狂反华的时候，却只有一名被视为疯子的人大无畏地站出来制止悲剧的发生，究竟谁更疯狂？

诺顿一世还是一位目光远大、雄才大略的皇帝。1869年，他颁布诏书下令臣民资助当地一位姓马里奥特（Marriot）的发明家研究“空中机器”，而三十多年后，莱特兄弟才成功地制造了人类第一架飞机。他向其他国家领导人提议组成“国联”，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果然成立了这么个名称、功能和他提议的一模一样的国际机构，但是此时各国领导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实现诺顿一世的宿愿。1869年，诺顿一世下令在旧金山海湾建一座悬索桥，此后又几次下诏命令建桥。和他的其他圣旨不同的是，这道圣旨最终不仅被奉行，并且归功于他，只不过迟了六十多年：1933年，旧金山开始在诺顿一世规划的地址建悬索桥，1936年，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桥之一——金门大桥建成，在它的一根桥梁上挂着一块牌纪念诺顿一世：“旅行者，请停步并感谢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1859～1880年在位），他有先见之明，构想并下令在旧金山海湾建桥。”

这样的皇帝应该受到人民的爱戴。在1867年1月21日，有一位名叫阿曼·巴比尔（Armand Barbier）的新警官不知好歹，竟敢作乱犯上，以流浪罪逮捕诺顿一世。有人向巴比尔指出诺顿一世口袋里装有4.75美元，也有住所，因此不能算是流浪汉，巴比尔于是改指控诺顿一世是精神病患者，将他关起来等待精神病专员（负责判决某人是否有精神病的政府官员）作判决。舆论大哗，旧金山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抨击警官的做法。眼看人民就要起义勤王，警长下令释放诺顿一世并向他道歉，诺顿一世宽宏大量地赦免了那名新警官。从那以后，旧金山的警官在街上见到诺顿一世时都向他敬礼，一年一度的警察——诺顿的“皇家警察”——检阅仪式也由诺顿一世带队。

1880年1月8日，诺顿一世在前往自然科学院演讲的途中，因中风驾崩。两天后，他被埋葬在共济会墓地，约三万人参加了葬礼，送葬的队伍长达两英里，据称是旧金山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葬礼第二天，有日全食使旧金山天昏地暗，提醒旧金山人民一个美好王朝的终结。1934年6月30日，旧金山市政府将他的遗体移到林地陵墓（Woodlawn Cemetery），新立了一块不算寒碜的大理石墓碑，上书“诺顿一世，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1980年1月7日午餐时间，旧金山举行典礼纪念它的唯一皇帝驾崩100周年。古往今来，有多少皇帝在死后100年还让人记得？

护林人乙：是的，但是你说话的口气就像你是国王。

亨利六世：啊，我是，在精神上是，而那也就够了。

护林人乙：但是如果你是国王，你的王冠在哪里呢？

亨利六世：我的王冠在我的心中，而不在我的头上。

　　　　　它没有镶嵌钻石珠宝，也不是要人看见。

　　　　　我的王冠叫满足，很少国王享有此王冠。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下）》第三幕第一场，拙译）

2004年2月11日

美国西部酒馆法官传奇

我知道法律……我是它的最大违反者。

——罗伊·比恩法官

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得克萨斯西部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当时有一个说法：“在佩科斯河以西，没有法律；在艾尔帕索以西，没有上帝。”1882年，铁路公司开始建造连接圣安东尼奥和得州最西端艾尔帕索的铁路时，大约8千名不同民族的劳工和移民涌入佩科斯河以西。争吵和决斗难免经常发生。“这里十分和平，”在那里开酒馆的罗伊·比恩有一次对来客说，“过了四小时了还没有人被杀死。”

得州巡警必须经常出动去抓捕亡命之徒，但是却很难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需要骑马一周、穿越荒野才能把犯罪嫌疑人押送到最近的法庭接受审判。当地迫切需要有自己的法官和法庭。在这一年的8月2日，在巡警的请求下，酒馆老板罗伊·比恩被得州佩科斯郡政府任命为佩科斯郡第6选区的治安法官（最低一级的法官），法庭就设在他的酒馆。实际上，在比恩被正式任命的一周前，巡警已经把犯罪嫌疑人带来让他审判了。比恩得以获此重任，是因为他上过3个月的学，算是有点文化，而且他的哥哥当过治安官，算是来自法律之家。

不过，比恩法官显然对法律一无所知。用他后来的话说，他对法律的了解来自于他对法律的违反。他本身就是个屡屡作奸犯科的亡命之徒。比恩是肯塔基人，大约出生于1825年。在大约15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前往墨西哥的奇瓦瓦找他的哥哥山姆。兄弟俩在奇瓦瓦合开了一家货栈。在那里，比恩和一名厌恶外国人的墨西哥人发生冲突，将他杀了，不得不逃离墨西哥，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投靠在那里当市长兼民兵少将的大哥约书亚。

约书亚把比恩安排在民兵中当副官，指望他能走上正道。很快比恩又闯了祸。在1852年2月，比恩和人进行公开决斗，两人骑在马上用手枪对射，吸引了许多观众。比恩躲过了对手射来的两颗子弹后，一枪打中对手的大腿，一枪打中对手骑的马。两人都被捕，被判罚款和监禁。比恩坐了一个月的牢后，越狱逃走，跑到洛杉矶附近的圣加百利，再次去找他大哥约书亚——约书亚在那里开了一家酒馆。那一年的11月，约书亚被情敌杀死，比恩成了这家酒馆的主人。不幸的是，到1858年，比恩也卷入了一场恋爱纠纷中，性命受到威胁，为避免像他大哥那样横尸酒馆门廊，他不得不再次逃亡。这回他又去找山姆。

山姆那时在新墨西哥州的多纳阿纳郡当治安官，并开一家集商店、餐馆、旅馆、赌场和酒馆为一体的店铺。兄弟俩又在一起做生意。南北战争爆发后，比恩组织了一支自称“自由漫游者”的游击队协助南方邦联作战，但是他们对抢劫比与联邦军队作战更感兴趣，人称“四十大盗”。

战争期间联邦战舰封锁了得州的港口，比恩看到了发财的机会，搬到圣安东尼奥，从墨西哥走私枪支和战时物品。战争结束后，比恩在圣安东尼奥定居下来，娶了一名墨西哥少女为妻，生了四个子女。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和睦，而且他靠卖兑水的牛奶和从邻居林地偷来的木柴为生，在当地名声也很糟糕。因此圣安东尼奥对比恩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在1882年，当南太平洋铁路修到得州西部的时候，比恩便离家出走，带上帐篷追随建筑队伍，向工人卖酒。

在被任命为治安法官之后，比恩到格兰德河（美国和墨西哥的界河）边悬崖上的兰特利定居。比恩听说有一位英国著名女演员名叫莉莉·兰特利，便自称是这位演员的崇拜者，这个小城是他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说法就和比恩的许多自我吹嘘一样令人起疑，因为负责修建经过这个城市的铁路老板也姓兰特利。不过，无可争议的是比恩的确以这位英国演员命名他的酒馆兼法庭，并为了避免混淆把该演员的出生地名称也用上，叫“泽西莉莉”。他以喝酒为酬劳请一名画家书写招牌，这位喝得醉醺醺的画家写错了莉莉小姐的名字，多写了一个“L”。不过没有关系，还有比恩悬挂在酒馆里的一幅莉莉小姐的破旧画像可资证明。酒馆门廊上则悬挂好几块公告酒馆主人的特殊身份的大字招牌，“法官罗伊·比恩，公证人”“治安法官”“佩科斯河以西执法者”，还有一块“冰啤酒”广告牌掺杂其间。

比恩法官的日常事务就是卖酒。他最喜欢的顾客是当火车停靠加水时，从车上蜂拥而下的口干舌燥的旅客们。他殷勤地向旅客们提供饮料，但是在找零钱时却慢吞吞地拖延时间。当火车即将启动的笛声响起，旅客们着急地向比恩索要零钱，忍不住叫骂起来时，比恩便摇身一变成了法官，对旅客们的骂人行为处以罚款，罚款金额恰好等于该找还的零钱。

一旦有疑犯被带到，比恩法官就从酒馆顾客中挑选12个人组成陪审团，开庭审案。他用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威的工具，除了一把左轮手枪，还有一本《得克萨斯法令1879年修订版》。他时不时地还会收到《得克萨斯法令》的更新材料，这些材料都在茅坑和火炉中找到了归宿，只有他最早得到的这本1879年修订版被保存了下来作为摆设。偶尔他会真的去查阅法令条文。有一次一名爱尔兰人打死了一名华人劳工，被带来听候法官大人的发落。爱尔兰人的朋友们威胁说如果他被判有罪，他们将会砸烂“泽西莉莉”。《得克萨斯法令》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比恩法官把它一页页翻了一遍之后，宣布案子撤销，因为法令中并没有规定打死华人违法。

当然，在绝大多数案子中，比恩法官甚至连法律条文都无须翻阅，更不必引用。他的判词别出心裁，有的甚至文采斐然，比如这篇被广为传诵的对盗马贼的判决：

“12名与你相比有天壤之别的真正好人对你进行了审判，他们说你有罪。时间流逝，季节循环往复。春天来临之时，在每个山岗和每个山谷，都布满了摇曳的绿叶和芳香的鲜花。然后是酷热的夏天，烤焦的地平线上散发着热浪。然后是秋天，天上挂着金黄色的收获月亮，山岗在落日照耀下变得金碧辉煌。最后是冬天，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冰雪笼罩了每一片土地。但是你将不会在这里看到所有这一切；哪怕一眼也看不到，因为这个法庭判决你将被带到最近的一棵树下，勒紧你的脖子，直到你死、死、死，你这个橄榄色的羊崽子。”

或许正是由于这篇不知真假的著名判词，让比恩法官赢得了“绞刑法官”的美名，据说他还说过“先将他绞死，然后再审判”的名言。不过，比恩虽然无数次威胁要将疑犯绞死，但是并无证据表明他真的下令绞死过任何人。可能有那么一两次他判处犯人绞刑，但又让其逃脱。有一个故事说，他判决绞死一名盗马贼，几分钟后，他发现犯人口袋里有400美元，便改判罚款300美元，建议犯人赶快离开此地。

在比恩法官的法庭，金钱高于一切。他每听取一个案子、公证结婚或离婚，都要收取5美元的费用。他主持的结婚仪式总以“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这一死刑判决用语结束，或许是他对自己失败的婚姻的感言。他的判决非常实用，比如：“法庭判决罚你45美元，并给每位陪审员买一杯酒。”甚至死人也得交罚款。有一次一名爱尔兰人从铁路桥上坠落摔死，尸体被带到比恩法官的法庭。比恩法官发现尸体身上有40美元和一把手枪，便以藏匿枪支罪对尸体判处罚款40美元。这些钱款都留在了比恩法庭。有一次得州检察总长写信给比恩询问为何州政府从未收到他收缴的罚款，比恩答复说他从未收到州政府的拨款，因此他的法庭必须自给自足。这个答复看来让州政府感到满意，以后比恩再也没有收到这类询问。

比恩法官这种非常规又不乏幽默的办案方式看来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同。1884年当地治安法官由任命改为民选时，比恩法官即当选。此后直到1902年他自愿退休，在每两年一次的选举中，他又多次当选，只有在1886年和1896年的选举中他落选。1896年落选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获得的票数太少，而是太多，多于全体投票人的人数，被对手抓住了把柄。

也是在1896年这一年，比恩法官声名远扬。当时，世界拳王鲍勃·菲兹西蒙斯和爱尔兰冠军彼得·马赫进行世界重量级锦标赛，原定在艾尔帕索举行，但得州法律禁止职业拳击赛，得州巡警们随时准备出动加以制止。比恩接手承办这次比赛。他雇佣墨西哥劳工建了一座小桥通往格兰德河中的一个沙洲，那里就是比赛的场所。2月21日比赛这一天，闻讯赶来的得州巡警对这个他们没有管辖权的“国际岛屿”只能干瞪眼。这个比赛场地就在“泽西莉莉”的附近，从各地赶来的观众刚好可以在那里买酒喝。比恩在那天把啤酒价格涨到一瓶一美元。菲兹西蒙斯只用了95秒钟就把马赫击倒，观众们回到“泽西莉莉”继续喝酒纵乐。那一天是“泽西莉莉”进账最多的一天，而比恩的传奇故事也随着体育记者的报道传播开去。

比恩聚敛的这些钱财，在1899年为了挽救他的儿子山姆的生命花光了。有一位叫乔治·厄普肖的人取笑山姆的一张毛毯，两人吵了起来。山姆挨了一记耳光，比恩便叫山姆掏枪把厄普肖杀了。比恩花大钱和大量的酒找来一批人作伪证，才让山姆获得无罪释放。

在1896年，“泽西莉莉”失火烧毁。比恩将它重建，并在街对面为自己建了一个家，命名为“歌剧院”，预言他的偶像莉莉·兰特利有一天会来那里演出。他经常给莉莉·兰特利写信倾诉衷情，邀请她访问兰特利。但是直到1903年3月15日，比恩法官因为“心肺问题”寿终正寝时，仍没能见上莉莉小姐一面。10个月后，一列南太平洋火车在兰特利停靠，走下了莉莉小姐。在从新奥尔良前往旧金山演出的途中，她终于决定在这个据称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城停靠片刻。全城居民出动欢迎她的到来。她参观了“泽西莉莉”，听人们讲述比恩法官的故事，并被赠与比恩法官的左轮手枪。“这是一次短暂的访问，”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但是难以忘怀。”

就像其他美国西部的传奇故事和人物，我们很难分辨比恩法官故事中的历史事实和虚构成分，也难以说清他究竟是一名执法者还是违法者，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是那个蛮荒时代的产物，极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环境。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他那夹杂着蛮横、贪婪的黑色幽默，甚至有了浪漫色彩。比恩法官的事迹被好莱坞多次搬上银幕、屏幕，其名声越响，离历史事实也就越远，也就更加迷人。在今天，兰特利已成为一座几乎没有居民的鬼城，只剩几座废弃的房屋和一个便利店，还有就是使它没有完全被废弃的原因——被作为得州历史遗迹保留下来的“泽西莉莉”，据说每年吸引了10万游客。

现在，大家已经听说了罗伊·比恩的光荣事迹，

他是正义和法律的化身，

他手持吊钩，他怒容满面，

我现在不想再告诉你们。

——美国西部民歌《罗伊·比恩》

2006年6月10日

科学对宗教的世纪审判

美国人爱打官司，美国人更爱看打官司，一些大案也就成了举国上下人人关注的新闻事件，被称为“世纪审判”。比如1999年的弹劾克林顿案、1995年的O.J.辛普森谋杀案，以及更早一点的毒打罗德尼·金案，都被媒体冠以这个称呼。1999年有一家电视台评选二十世纪的最大案件，O.J.辛普森案当选。但是这些案件是否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再过几十年是否还会有人谈起，是很值得怀疑的。倒是1925年发生在田纳西州代顿（Dayton）镇的“猴子审判”（因为进化论往往被一般人误传为“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故名），75年来仍时时被提起，10天前美国各主要媒体还纷纷发表评论纪念它发生75周年。它是名副其实的世纪审判。有三个传奇式的人物参与其中：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律师、无神论者克伦斯·达娄（Clarence Darrow）担任被告律师，“原教旨主义教皇”、著名的政治家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担任公诉律师，这两人都被视为天才的演说家，整个案件，又由最伟大的美国记者之一门肯（H. L. Mencken）报道、评论。在审判过程中，法律史上闻所未闻的戏剧性场面一再出现。但是，更重要的，是该审判的象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是进化论和神创论首次在法庭上的交锋，是中世纪以来科学与宗教、启蒙与愚昧大冲突的延续，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刑事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它被编成了百老汇戏剧《承受清风》（Inherit the Wind，语出《圣经》：“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马上被视为经典之作。1960年被改成电影，获得四项奥斯卡提名。以后又被全国广播公司（NBC）三次改编成电视剧（1965，1988，2000）。许多人正是通过这部戏剧了解这个历史事件的。但是该戏剧与事实出入很大，在丑化布莱恩的同时，也削弱了达娄反宗教的锋芒。在这里，我们就来具体回顾一下该案件的前因后果。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化论已在美国科学界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二十年代，也是美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渡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也就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并将之怪罪到进化论的传播。曾三次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三次被击败的布莱恩，摇身一变成了反进化论的斗士。他嘲笑进化论是“猿猴主义”，认为如果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就失去了人的尊严，因此也就丧失了道德。他的目的，是让各州立法禁止教进化论，并在美国宪法中加入一个禁止进化论的修正案。在落后的南方，布莱恩及其同伙获得了很大成功。到1925年，已有15个州提出了禁止进化论的法案。在田纳西州，该法案由州众议员布特勒（John Washington Butler）提出，因此被称为布特勒法案。该法案禁止“讲授任何否认《圣经》所教导的神创故事的理论，以及讲授人是从更低级的动物进化来的”。违反者将被判处100到500美元的罚款。3月13日，该法案以绝对票数在田纳西州众、参两院获得通过，21日由州长签署生效。州长在签署时说，这个法案只是一个反进化论的象征，不会被真正实施。

但是有一位在田纳西的代顿开煤矿公司的纽约商人拉巴里（George Rappalyea）却决定要挑战这个象征，让它真正实施。拉巴里对当地盛行的原教旨主义极为反感，这种反感在他参加了一位被煤车压死的8岁男孩的葬礼后，更加重了。在这个葬礼上，教士竟对痛哭的父母说：由于该男孩未受洗礼，现在正在地狱中受烈火煎熬。几天后，拉巴里听说州议会通过了反进化论法案，便开始了精心的安排。他先给美国公民自由同盟（ACLU）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资助打官司，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将社区领袖们（包括学校总监）叫到一家药店密谋，劝诱他们说，如果在代顿执行反进化论法，审判讲授进化论的老师，代顿会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会给代顿这个仅有1800人口的小城镇带来无限的商机。这个诱人的前景打动了社区领袖们。他们找来了拉巴里的朋友、正在打网球的约翰·斯考普斯（John Scopes）。24岁的斯考普斯才从肯塔基大学毕业，在代顿中学担任科学教师和橄榄球队教练。拉巴里问斯考普斯是否在课堂上讲过进化论。斯考普斯说他曾经代过生物课，确实向学生们讲过进化论。“那么你违法了。”拉巴里说，“你是否愿意接受试验性的审判？”斯考普斯同意了。警官被叫来办理了逮捕手续，然后斯考普斯回去继续打网球。

消息传开，确实震惊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但是跟代顿社区领袖们所指望的相反，代顿虽然出名了，却是臭名昭著。全美报刊连篇累牍地嘲笑、攻击代顿人的愚昧。各地记者接踵而至，包括《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传奇记者门肯也亲临代顿，而他毫不掩饰其倾向性：他宣布，《巴尔的摩太阳报》将为斯考普斯付罚款。

支持和反对进化论的名流也纷纷参与了这场活剧的演出。当布莱恩宣布他志愿担任公诉律师时，已造成了轰动，而达娄随即也表示愿意义务为被告辩护，更增加了公众对这场决斗的期望。ACLU并不愿意让达娄担任辩护律师，担心他众所周知的无神论立场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斯考普斯本人选择了达娄。

7月10日正式开庭。主持审判的法官劳尔斯顿（John T. Raulston）是一名卫公理会兼职教士，虔诚的信徒，随身带着《圣经》，每次开庭都要由教士先做祷告。达娄抗议该祷告仪式，但法官不予理睬。在过去，陪审员由警长挑选，达娄对此也提出了抗议，要求采用抽签的方式。这一点倒被法官接受了，由法官的女儿抽出了十二名陪审员，其中十一名是教会成员，十名是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而且，在审判过程中，法官都不允许陪审员听取被告证人的证词。可以说，这场官司还没打，进化论这方就已输定了。

但是大家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这场官司的输赢，而是它提供的宣传、表演机会。第一天开庭，就有近千名听众到场聆听，其中有三百多人是站着的。法庭之外更是热闹。方圆六个街区被圈起来当成游乐场，张灯结彩过起节来。在游乐场中，有传教士在狂热地布道，也有马戏团带来猴子当“证人”。

原、被告律师的开场白已相当精彩，让听众觉得确实有一场好戏可看。布莱恩宣称：“如果进化论赢了，基督教就完了。”达娄则指控：“不是斯考普斯在受审判，而是文明在受审判。”这次审判“正为一个与中世纪一模一样的盲信时代打开大门”。

审判因周末而休庭。布莱恩星期天在代顿的卫公理教堂布道，劳尔斯顿法官和他全家都坐在前排聆听。门肯评论说：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严格的基督教社区，其法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观念也不过如此。……它的居民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人拒绝《圣经》的权威。他们在憋得脸发红之后所能设想的，不过是一个人搞错了这句或那句话的意思。因此，在他们之中有人被指控信奉异端邪说，就像是在马里兰有人被指控将母亲煮了制造肥皂。”

星期一重新开庭的时候，达娄要求法庭宣布该案违反宪法，如意料中的，被法官否决。但达娄乘机发表了他在该案中最重要的演说：

“如果今天你能给在公立学校教进化论定罪，明天你就能给在私立学校教它定罪，明年就能给在讲坛或教堂教它定罪。下一步你就会禁书和报纸。不久就会让天主教反对新教，让新教反对新教，并试图将你自己的信仰塞入人心。如果你能干这件事，就能干别的事。无知和狂热总是忙碌和需要满足的。它总是贪得无厌，永不知足。今天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明天就会是私立学校的。后天就会是传教士和演讲、杂志、书籍、报纸。法官大人，然后就会是人反对人，教义反对教义，直到我们高举战旗、敲打战鼓，列队退回到16世纪的光辉年代，那时盲目的信徒点燃柴火烧死那些胆敢给人类心灵带来智能、启蒙和文化的人。”

一场让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丢尽脸面的好戏，就这样开场了。

第四天，“猴子审判”进入了实际审判阶段，由原告提出指控，当地校监、斯考普斯的7名学生、药店的店主依次作证斯考普斯曾经在课堂上教进化论。对这一事实双方没有异议，案情看来简单明了。

第五天，被告方开始辩护，要求传唤已到场的8名科学家为进化论辩护，原告方则以与案情无关为由，反对让科学家作证。在争辩中，被告律师之一梅隆（Dudley Malone）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

“从不存在与真理的决斗。真理战无不胜，而我们并不怕它。真理不是懦夫。真理不需要法律。真理不需要政府的力量。真理不需要布莱恩先生。真理是不可磨灭、永恒和不朽的，不需要人类力量的支持。我们准备宣告我们所理解的真理，我们并不害怕可被列为事实的所有真理。我们已准备好了。我们感到我们与进步同在。我们感到我们与科学同在。我们感到我们与智能同在。我们感到与美国的根本自由同在。我们并不害怕。哪里有恐惧呢？我们遇见它。哪里有恐惧呢？我们蔑视它。我们请求法官大人为了正确的法律、合理的程序和对该案被告的公平，承认证据。”

这个简明的演说，据门肯的评论，“甚至征服了原教旨主义者”。全场听众起立为之鼓掌，掌声之响，“至少是布莱恩所赢得的4倍”。法庭听众的气氛，开始偏向进化论这方，使得站在原教旨主义者这方的法官也不得不作了妥协。他要求在陪审团离场的条件下，先由他听取被告一位证人的证词，再决定是否与案情有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动物学家梅特卡尔夫博士（Dr. Maynard Metcalf）出庭作证说：“进化是一个已完全确立的事实，就像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事实一样。”“与生物有关的任何领域的教育，如果删除了对进化论的强调，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犯罪。这样的教育将犯渎职罪，正如一位医生因为害怕被无知的邻居起诉，而未能遵循已确立的可靠的治疗方法。”

第六天，法官判决说，这些科学家证人都与本案无关，不得出庭作证。达娄对此判决提出强烈抗议，被判蔑视法庭。这是达娄担任律师以来受到的第一个蔑视法庭指控。这时候听众越聚越多，法官担心二楼的听众席将会坍塌，命令将以后的审判转移到外面的草地上举行。在草地上，面对着陪审团，悬挂着一幅“读你的圣经”的标语，达娄要求或者将此标语取下，或者悬挂一条同样大小的“读你的进化论”的标语。法官下令将这条标语取下。这时听众仍不断赶来，达到了五千多人！被告律师以为以后的上诉留下记录为由，宣读了8名科学家和4名宗教学专家的证词。这些专家证词经记者们的报道，传遍了全美国。达娄按原定计划成功地利用这次审判向全美国上了一堂进化论的入门课。

这一天的审判结束后，大家都觉得该案已经无戏可看，包括门肯在内的众多记者纷纷离开了达顿，结果错过了被《纽约时报》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法庭一幕”。

第七天的审判依旧在草地上举行，也一样是人山人海。法官问被告一方是否还要出示证据时，达娄亮出了他的王牌：他要求原告律师布莱恩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布莱恩明知这是被告方想要当众攻击原教旨主义，不顾其他原告律师的反对，傲慢地接受了挑战。法官同样命令陪审团退场，先由他听取证词后再决定证人是否在陪审团面前作证。达娄将布莱恩盘问了两个小时，如一位目击者所言：“知识和宽容的提倡者达娄与无知和盲信的主要鼓吹者布莱恩的决斗，进入了最后的短兵相接。”

达娄首先问道：“布莱恩先生，你对《圣经》很有研究，是不是？”布莱恩回答：“是的。我已花了约五十年的时间研究《圣经》。”然后达娄开始要求布莱恩解释《圣经》中的自相矛盾、错误之处：《圣经》说起初只有亚当、夏娃一家，那么他们的儿子该隐的妻子从何而来？《圣经》说约书亚让太阳停止运行以延长时间，但是如果真要延长时间，应该让地球停止自转才对，而地球一旦停止自转，地球上的一切都将被摧毁熔成一团……在达娄的一再盘问下，一开始声称对《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只能按字面理解的布莱恩，不得不不断地以“我不知道”、“我从未想过”搪塞，最后被迫承认，对《圣经》的记载没法都按字面意义解释。布莱恩作为“原教旨主义教皇”的形象，在这两小时之内被彻底摧毁。新闻报道将他描述成与达娄在智力上不属于一个层次的“可怜的、乱挥拳头的、醉醺醺的武士”。

第二天早上重新开庭时，法官宣布布莱恩的证词与本案无关，应从记录上删除。达娄这时站到陪审团面前，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要求陪审团判定斯考普斯罪名成立。他说，既然法庭已经认定教进化论是犯罪，而被告对教过进化论这一事实并不否认，那么罪名成立就是顺理成章的。而只有判决罪名成立，被告才能上诉到高级法院，要求高级法院判决反进化论法违宪。然后，达娄宣布他不做最后的陈述。根据当时的法律，被告方不做最后的陈述，原告方也不能做最后的陈述。布莱恩又受了一次沉重打击，他为了这最后的陈述已准备了好几个星期。

陪审团仅用了9分钟就达成判决，认定斯考普斯有罪。法官判决罚款100美元，然后问双方是否要总结几句。布莱恩总结说：“在这里我们为一个几乎不会有影响的小小案件而战，但是全世界都对此感兴趣，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被正确地解决，不论是偏向我们这边还是另一边，它将会被正确地解决……”而达娄则针锋相对地说：“这个案件将会被牢记，因为这是美国人民停止审判巫术以来的首个同类案件，因为我们在这里尽我们所能抗拒那股试图压制现代世界、以宗教教条检验每一科学事实的潮流。”另一位被告律师问法官是否愿意收下达尔文著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在全场大笑声中，法官说“愿意”，然后宣布休庭。世纪审判至此结束。

6天后，还在达顿的布莱恩在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午睡时去世，享年65岁。当记者问达娄，布莱恩是否因为身心交瘁而去世时，达娄回答说：不，是吃得太多撑死的。

1年后，田纳西高等法院以罚款金额不应该由法官决定（而应该由陪审团决定）为由推翻了该案判决。但是高等法院却不将该案驳回重审，而是撤销了该案：“延长这个荒唐案件的寿命将一无所获。”

达娄在1938年以80岁高龄去世时，未能如愿以偿地看到反进化论法被判违宪。但是反进化论的逆流在“猴子审判”后的确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在1925年虽然有15个州同时提出反进化论法，在“猴子审判”后，只在其中的两个州（阿肯萨斯和密西西比）获得通过。

在审判之后，斯考普斯得到了一份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地质学，后来成为一名石油工程师。他在1970年去世，活着看到了进化论在法律上的胜利：1967年，田纳西州议会撤销了反进化论法。1968年，阿肯萨斯小石城的一位高中生物教师挑战该州的反进化论法，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判决这样的法律违宪。

但是进化与反进化之争，在法庭上远没有结束。反进化论者改变策略，不再公开禁止教进化论，而用较隐蔽的方式。1987年，路易斯安那州通过法律，要求在公共学校给“科学神创论”同等教育时间。它并不禁止教进化论，但是要求如果教进化论，就必须以同等的时间教神创论。由于生物教师都不愿教神创论，所以这条法律实际上也是在禁止教进化论。路易斯安那的科学教师们挑战这一法律，官司同样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同等时间法”也被判违宪。

1999年8月，堪萨斯教育委员会以6票对4票将进化论从该州教学大纲中删除。这是目前几起与进化论有关的案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对其法律后果，我们拭目以待。

2000年7月29日

附记：2001年2月14日，堪萨斯教育委员会投票决定推翻以前的决定，进化论重新进入该州教学大纲。2005年8月9日，该委员会批准科学教学大纲草案，要求给予进化论和“智能设计论”（神创论的一种）同等的教育时间。但是在2007年2月13日，该委员会以6票对4票表决推翻2005年的决定，只限于教进化论。

科学与自由的交融

美国《独立宣言》是在235年前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再由本杰明·富兰克林略作修改而成的。这两个人有一个在当时很罕见的共同点：他们对科学都有近乎狂热的热爱，都是业余科学家。当时的美国并不存在职业科学家，所以他们也就代表着同时代美国人在科学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富兰克林在电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用风筝把雷电引下来的实验，是众所周知的。杰斐逊也有不少发明创造，也许他对科学的贡献比不上富兰克林，但是对科学的痴迷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就在通过《独立宣言》的当天，杰斐逊还和往常一样记录了四次气温，并在第二天去买了气压计。他的某些科学观念完全是现代的，例如他认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体质和智力与白人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是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为此受到了很多攻击和嘲笑。

当然，我们现在想起杰斐逊，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自由权的主张，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就和几何学的公理一样。他如此自信，因为他认为这是科学所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相信科学，就会相信人类是平等和享有自由权利的。“自由是科学的长女”，他后来如此写道。在临终前十天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杰斐逊更清楚地说明：“所有的眼睛已经或正在睁开看到人的权利。科学之光的广泛传播已经让每个人看到了一个浅显的真理，那就是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准备好供少数受上帝的恩典偏爱的鞭策者合法地驾驭他们的。这就是别人的希望所在。至于我们，让每年这一天（按：指7月4日美国独立节）的回归能永远让我们重新记起这些权利，并不懈地为它们献身。”国内一些敌视科学的人却自称“自由主义者”，想来他们挂在嘴上的“自由”与杰斐逊说的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自由。科学需要学术自由才能更好地进行探索、质疑、思索、讨论和达成共识。杰斐逊也曾指出：“自由是科学和美德的伟大父母。一个国家后二者的伟大程度将会总是与其自由程度成正比。”经常有人以苏联很不自由，但是科技很进步，来说明自由并不是科学发展所必需的。事实上，苏联的科技成就主要表现在工程技术和物理领域的个别学科，这些学科与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还能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甚至受到官方的扶持，所以还能有所发展。其他科学领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例如，由于遗传学被苏联官方认定为“资产阶级学科”，苏联遗传学家被杀害、流放，遗传学被取消。由于遗传学是生物学的核心学科，这样做的后果流毒深远，直到现在，俄罗斯和受其影响的国家的生物学研究仍然在世界上毫无地位。

科学的许多特征，例如探索、怀疑、理性、实证、反权威、合作、信息共享、同行评议，都是自由、平等的体现。自由、平等是普世价值，科学更是。科学家有祖国，但是科学没有国界。自五四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现在又有人提出应该欢迎李先生（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这三位先生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

2011年7月6日

自由的代价

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莱克星顿的枪声——是民兵打响的。美国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平民百姓拿起武器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美国国父们深知民兵对确保自由国家的必要性，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权利拥有、携带枪支。在美国枪支可以自由买卖，除了有重罪前科的人，只要花钱人人可以合法地买枪自卫。

但是枪支的泛滥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拥有近两亿支私枪，每年有近3万名美国人死于枪杀，更多的人被枪杀伤。因此美国政府也试图对枪支有所管制。例如在1993年通过的布莱迪法案要求在购买枪支时必须有五天的等待时间，以便警方调查购买者的背景。

近年来在校园内频繁发生的枪击案，让象牙塔变成了屠场，更是刺痛了无数美国人的神经，要求对枪支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也有许多美国人认为应该放松、取消对枪支的管制。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悲剧，对这场争论无疑是火上浇油。

但是再严厉的法律也只能约束守法者。即使实施禁枪令，也只是给蓄意犯罪的人制造一点设法非法获得枪支的麻烦，却可能让守法的公民失去用枪自卫的机会。毕竟，和其他武器一样，枪支可以用以杀人，也可以用以自卫。事实上，弗州理工和其他美国校园一样，也属于“无枪带”，禁止在校园内持枪。但是这并没能阻止枪杀案的发生。在去年有弗州议员曾提出一项流产的议案，要求允许有持枪证的学生在校园内携带枪支。这次的惨案发生后，有保守派人士设想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守法学生中有人携枪自卫，说不定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预防这种偶发事件而允许在校园携枪，则可能在平时会更频繁发生一时冲动用枪解决争端的事故。毕竟，生活在校园里的，以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为主。

美国大学大概是世界上最为自由的了，一般的校园甚至连围墙都没有，任由外人自由出入，平时也非常安全。但是这样的自由难免会被某些问题学生所滥用，在同时拥有枪支买卖自由之时，也就难免会偶尔发生枪杀悲剧。你是愿意生活在控制严厉却相对安全的地方，还是愿意生活在拥有自由却必须准备为其付出血的代价的地方？选择并不总是那么明显的。

2007年4月18日

美国政府是如何整治“蛇油”的

卖假药在美国被称为“贩卖蛇油”（snake oil peddling）。关于这个称呼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可信的一种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大型集市上经常见到有人叫卖声称从响尾蛇提取出来的、能够消除一切疼痛和身体不适的蛇油。比如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一位自称“响尾蛇王”、叫克拉克·斯坦利的牛仔现场表演宰杀了几百条响尾蛇，从中提取出号称能包治百病的蛇油，据说用的是印第安人的秘方。斯坦利的“蛇油擦剂”风靡全美二十多年，招来了许多仿制品。1917年美国联邦政府没收了一批斯坦利“蛇油擦剂”进行检测，发现不过是矿物油掺了一点牛油、辣椒、松脂和樟脑。

但是在1906年以前，联邦政府对食品和药物几乎没有做任何监管。1883年，哈维·威利被任命为农业部化学局的首席化学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食品掺假和滥用添加剂的问题，呼吁联邦政府立法管理。同时，一批被称为“耙粪者”的记者调查、揭露了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肮脏的肉食品加工场、有毒的食品添加剂和色素、无用甚至危险的“灵丹妙药”等，最终导致国会在1906年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法。

该法案要求食品和药品的标签不能含有虚假或误导的内容，药品的成分、强度和纯度必须按美国药典制造，食品不能隐藏有害健康的成分等。联邦政府根据这个法案没收了大量贴假标签或含不实成分的药品，但是在打击药品的虚假疗效广告时却遇到了麻烦，输了几起诉讼。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只禁止药品不能含有不实或误导的成分，但是并不禁止成分真实的药品做虚假的疗效说明。

显然这个法案并没有完全解决假药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假药在美国仍然非常泛滥，最突出的是那些成分真实但是有害的药品，例如含放射性同位素镭的“补品”，让一些妇女失明的睫毛染料。新一代的“耙粪”记者和消费者维权组织都在督促国会通过新的法案。1933年，从农业部化学局演变而来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建议国会全面修订已过时的1906年法案。但是新法案的通过却是由一场悲剧促成的。1937年，田纳西州的一家药厂推出一种磺胺类儿科新药“万灵丹磺胺”，里面含有有毒的抗冻溶剂二甘醇，毒死了107人，其中许多是儿童。全美舆论大哗，促使已在国会扯皮了几年的新法案——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在第二年通过。该法案要求新药在上市之前，必须向FDA证明其安全性，如果有毒成分无法避免的话，也必须确立其可容忍的剂量。该法案也明确禁止虚假疗效广告，但是对它的管理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处理。

FDA权力的扩大和对新药审批的严格控制则是由另一起悲剧促成的。1961年，欧洲发现用于治疗妊娠反应的安眠药“反应停”导致数千名新生儿畸形。此前这种药物曾在美国申请上市，但是FDA的官员弗兰西斯·凯尔西因对其安全性有疑虑，顶住药厂的压力拖着没有批，避免成千上万的畸形婴儿在美国诞生。凯尔西成了美国英雄，FDA的威望也随之大增。第二年，美国国会通过克法佛－哈里斯药品修正案，授予FDA更大的权力，要求新药在上市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试验，向FDA提供药物副作用和中长期毒性的数据，同时还必须向FDA证明该药物确实具有疗效。

在此之前，新药只要证明了其安全就可获得FDA的批准，而现在，还必须同时证明其疗效。在1938年至1962年间，FDA共批准了大约4000种新药，其中许多显然是安全然而无效的。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66年，FDA请美国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对这些依据旧法案批准上市的药物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这样，美国政府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通过三个里程碑式的立法，分三个阶段逐步确立了对药品的科学化管理。这三个阶段的次序——从管理药品的质量到安全性再到有效性——恰好与一般人对药品的关心程度相符：我们在买一种药品时，首先关心的是该药是不是假药，如果是真药的话是否安全，如果安全的话是否有效。

今天中国市场上的化学药物（西药）绝大部分都是获得FDA批准的，在上市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一般不会出大的问题。对此，人们需要关心的是伪劣假冒的西药。但是传统药物（中药）则不然。且不说掺假，它们的成分也是变化不定的，它们的安全性还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它们的有效性更是缺乏科学检验。有关部门制定实现中药现代化的策略，目前主要还只是关注中药的定量化和生产质量的控制，还只是第一步。对中药的安全性问题才刚刚开始引起重视，而有效性的检验却不被认为是问题。

消费者具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和被倾听权。我们有权利要求市场上所有的药品质量可靠、清楚地说明其毒副作用并具有确切的疗效，不能因为是传统药物就可以豁免。但愿用不了半个世纪，中国的药品管理也能走完科学化的历程。

2007年6月19日

我见到的美国国会听证会

要见识美国国会听证，并不需要到华盛顿的国会山去旁听。美国有线电视有两个（有的地方还有三个）“公共事务网”频道（C-SPAN），专门播放美国政治活动，国会的会议、表决、听证会都有实况直播，在当天晚上还重播录像。如果当天错过了，还可以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网站下载听证会的实况录像和文字记录。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设有十几个常设委员会，此外还有几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混合组成，由多数党议员担任主席，少数党另有一名首席委员。这些委员会权力很大，负责处理国会的日常事物，分工就某个议题进行调查，写成报告，供全体议员表决时参考。举行听证会，就是国会进行调查的主要手段。如果某个国会委员会要举行听证会，需提前一周发布公告，并且除非事先表决因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原因而需要开内部会议，否则全过程一律公开。到听证会作证的证人，有的是被委员会发传票传唤，有的是受议员邀请参加，也可以自己主动申请作证。申请者必须提前提交申请报告，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与议题的利害关系。作证前要举手宣誓“说真话，说全部真相，只说真话”，作证的内容可被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当然，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政府不得强迫人做反对自己的证词，换言之，被传唤的证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可以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

在国会工作期间，每隔几天就会有听证会。在去年我只全程收看了两场听证会的实况，一场是2001年3月28日参议院关于克隆人问题的听证，一场是9月10日参议院老年问题特别委员会题为“骗子、小贩、江湖医生：向老年人推销抗衰老产品的浮夸和希望”的听证。下面只谈谈后一场听证。

我平时并不关心美国国会的动态。之所以注意到这次听证会，是因为有一位叫果斯基（Timothy Gorski）的得克萨斯州医生看了美国《科学》杂志关于我揭露中国学术腐败，特别是揭露“核酸营养品”骗局的报道后，与我联系。他告诉我，他将作为美国“反对保健骗局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国会听证，打算提醒国会注意，在美国那些非英语的社区中，保健骗局也相当严重，但被执法人员忽略了。他问我是否注意到美国华人社区的情况，能否向他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我很少看本地出版的中文报纸，在接到果斯基的信后，就去华人商场把本地的四种主要中文报纸各买了一份来看。果然如预料的，做保健品假广告的情形非常严重，其中有一份报纸更是几乎每页都有保健品广告。我选择了其中最荒唐的几个广告，译成英文，给果斯基寄去，并在9月10日收看了听证会的全过程。

听证会是由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布鲁（John Breaux）主持的。不久以前，他在家中收到了一份主动寄来的杂志《长寿杂志》，从样式看像是一份介绍抗衰老研究的最新成果的科学学术杂志。他一开始被里面的介绍打动了，想去订它介绍的各种产品，但越读越觉得其作用好得不可思议，征求了其助手们的意见后，得出结论说，这本杂志的所有文章其实都是在推销一家名叫Gero Vita（这家公司还用了其他好几个名字做生意）的保健品公司的“抗衰老”保健品，杂志实际上也是这家公司办的。因此他觉得有必要举行听证会，对这种欺骗老年人的现象进行调查。

当天的听证会叫了四批证人。第一批是一位金融专家和一位律师。这位金融专家曾经受聘当过这家保健品公司的CFO（财务总长），发现黑幕重重，决定向政府部门告发。这位律师代表几位名义被这家公司盗用来做广告的体育明星，正起诉这家公司的老板。第二批证人就是这位老板和他的同伙——《长寿杂志》的总编。这位老板叫布莱斯威尔（Glen Braswell），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因为卖保健品坐过几年牢，破产了。但放出来后重操旧业，这回学乖了，让客户把钱寄到加拿大，而实际上他的公司都在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下台的最后一刻，大赦了一批人，其中就包括这位布莱斯威尔，通过大赦销了他的案底。后来被报纸揭发出他是通过买通克林顿的小舅子才得到大赦的。这次他及其同伙是被用传票传唤作证的，也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不管主席问什么问题，都一概回答“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我满怀敬意地拒绝回答”。再问也没用，主席就让他们下去了，换了第三批证人，包括美国总会计室主管健康、教育问题的副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和两名医生，其中就有我提到的那位得州医生。这些人都作证我们现在对人类衰老的机制了解得很有限，还没能开发出真正能抗衰老的产品。市场上这些所谓保健品，都没有真正的用处。第四批证人是些政府机构的人员，包括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TC（联邦贸易委员会），FBI（联邦调查局），询问他们是如何打击假保健品的。

美国营养保健品（包括维生素、微量元素药片）的市场非常大，每年销售额据估计达270亿美元，消费者众多。布鲁主席在听证会的开场白就自称也在服用营养保健品。专家、医生在作证时，举例说明几种流行的保健品实际上都无效。布鲁听完证词后不由感叹，他们说的几种产品他都吃过、用过，原来他也是受害者，引起了哄堂大笑。显然，保健品骗局涉及的并不只是个别的公司，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按照美国的现有法律，新药要上市，取证的责任在厂家，必须向FDA证明确实有效才行，但是保健品上市前，不需要证明真的有效，不需要经过FDA的批准，取证的责任反倒是在FDA，要证明有毒，才能命令从市场上撤下。据美国总会计室副主任的证词，至今FDA还没有这么干过。但是保健品在做广告时不能胡来，不能把产品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的，否则FTC就有可能找上门来课以重罚。说明产品的作用时也要注明未经FDA证实，必须声明“这个说法未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定。该产品不试图用于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国内的保健品广告，还有美国中文报纸上的广告，就不管这一套了，乱做广告没人管，保健品被吹得比药还神，市场比美国混乱得多，受骗上当者也多得多。

看了这个听证会，我想起了发生在中国的另一个所谓听证会，也就是2001年2月22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由中国保健科技学会举行的“中国核酸类物质应用与健康相关产业发展”听证会。虽然号称是听证会，其实是广告会，叫的都是自己人，是为了向媒体宣传核酸有营养，对抗我们对这一骗局的揭露的。他们也找到了一批院士、教授出席其“听证会”为骗局保驾，所以我说这是中国的生物化学家在对中国的公众作伪证。同样是商业骗局，美国的厂家就找不到学术界的人来为他们捧场，相反地，却有学术界的人不断地站出来揭发他们。所以，在美国，卖假保健品只是纯粹的商业骗局，谈不上学术腐败。但是在中国，却不仅是商业骗局，更是学术腐败，是商业骗局与学术腐败相结合。

美国国会在中国的对应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国的人大常委似乎还没有举行听证会的规定、做法。如果中国的有关部门也要举行听证会的话，美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第一要公开，感兴趣的公民都可以参加或收看；第二要中立，正反双方的证人都要叫到或允许主动作证；第三要宣誓，为自己的证词担当法律责任。只有这样，听证才是真正表达公意的场所，才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走过场做表面文章，更不是涂脂抹粉、掩过饰非的广告宣传。

2002年2月2月

在美国看电影

一

1997年据说是美国电影的独立制片人年，几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除了一部《竭力卖乖儿》（Jerry Maguire），都是独立制作的。没有大牌影星，没有天文数字的制片经费，没有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的撑腰，在出名之前也就无法在主流电影院上映，而只能送到特殊的小电影院去。偌大的密歇根首府蓝星市，就只有这样一家名叫奥迪恩的小电影院，专门放映外国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其他为主流电影院所不屑的电影，但不放成人电影，也就无法像成人小电影院一样买卖兴隆，倒闭过好几次。在我到蓝星市的第二年，奥迪恩又面临倒闭，在报上呼吁大家支持，说是只要每年能筹到两万块钱就可以维持下去。最后是成立了一个“奥迪恩之友”的俱乐部，交一百块钱的会费就可全年免费看电影。大概拉到了一两百名会员，终于没有再度倒闭。

当我搬到奥迪恩的附近，开始频繁光顾它的时候，它已经渡过了经济难关，无须再吸收我这样的“之友”了。其实我每年交给它的钱是大大超过一百块钱的。这个坐落在集市广场上的小小的电影院，也在扮演着民族文化俱乐部的角色。每当放中国大陆、台湾的电影，就会聚集起一堆中国人，放巴西、墨西哥、古巴电影，是一堆南美人，与中国人一样熙熙攘攘，真成了集市了；看法国、意大利电影的，则是白发苍苍、温文尔雅的老头、老太太们。像我这样独来独往的电影世界公民，一定不多，否则奥迪恩也不会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

虽然自诩为世界公民，其实还是有所偏爱的。从中国大陆、台湾进口的电影是场场不落，虽然看完之后是失望的多，下一次还是心甘情愿去失望。有一次看的是黄建新根据贾平凹的小说改编的《验身》，没见中文报纸吹嘘过，去看的中国人也就不多。贾平凹号称是小说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却是司空见惯的老套路，看了头就知道尾，情节的可预见性正是犯了电影的大忌。阴差阳错，放映的时候却在中间放颠倒了顺序，变成了长工和老板娘未过门就守寡的儿媳妇先上床再恋爱，玄乎乎地倒让观众觉得有几分东方的神秘色彩。我实在不愿意在第二天见到当地报纸的影评因此对此片赞不绝口，在电影结束后便去向经理说了，结果是得到了两张下一部电影的票作为补偿。我其实乃是电影世界中孤独的看客，更愿意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品味另一个世界的悲欢，一张票也就足够了。

离开蓝星的前一夜，从生化大楼开始，沃森演奏厅、图书馆、雪松河乃至北京快餐、美孚加油站、迈耶超级市场，这些五年来与我息息相关的地方我一一去告别，最后来到了奥迪恩门前，正遇上最后一场电影散场，只见稀稀拉拉走出了几个人，突然感到一股生离死别的悲伤。

纽约的罗切斯特也有这样的一座电影院，名字就叫“小剧院”，据旅游手册的介绍，竟也算是罗切斯特的一景。我到罗切斯特找住处的时候，朋友便带我到那里去看了张艺谋的《摇啊摇》，但此后的一年半，我却再也没去光顾过。这座小剧院不幸处于市中心的正中心，而我对夜晚上市中心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只好敬而远之了。轰动一时的《英国病人》原先就是在小剧院独家放映的，也未能吸引我冒险一顾。等此片得了奥斯卡大奖，在各大影院纷纷上映，我才就近找了一家看个新鲜。结果就像电视《善菲尔德》（Seinfeld）中的伊蕾恩一样，此片的冗长、虚假让我如坐针毡，之所以没有像伊蕾恩那样愤而离开，而枯坐了近三个小时，乃是因为整个影院只坐了我一个人，我很慈悲地决定让这部获奖影片放完。

圣地亚哥应该也有这样的电影院吧，但我却连打听的兴趣都没有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夜晚已成了可有可无。

二

前面说到成人小电影院买卖兴隆，不过是设想之词，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刚到美国的时候，接机的同学带我到纽约市的时代广场见见世面，走累了却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歇一歇的。同学说，这里唯一一个我们花费得起的地方，就是花五块钱进成人电影院，要坐多久可坐多久。我倒是跃跃欲试，他却不好意思了。当晚我就离开了纽约市，这一个可以亲身体验成人电影院的机会就此失之交臂。随着录像机的普及，成人小电影院肯定是没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么兴旺了，像蓝星、罗切斯特这种中、小型的城市是否还有这种小电影院，很值得怀疑，毕竟，一两个人躲在家里看成人录像要比跑到红灯区在大庭广众之下看成人电影要体面得多。

但我却有过一次很体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看成人电影的经历，这得归功于罗切斯特大学学生会电影组一个很奇特的习俗：每年春天刚来临时要在学校的电影院放一部硬核的成人电影。买完票，还要验看证件、象征性地搜搜身才放人进去，煞有介事。这是我长这么大看电影第一次被搜身，至今也不明白为何要搜身。观众要比平时稍微多一些，还三五成群地坐着不少女生。我见过资料说，看成人电影的几乎都是男性，校园大概有些例外。开始放演员表的时候，每出现一个名字，观众便是一阵起哄，想必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明星了。电影本身自然没什么看头，无非是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情节连缀起一串性行为场景，所有的台词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句，动作单调机械千篇一律，并没有因为拿到学校电影院放映就能高明多少。我感兴趣的是观众。当一个又一个特写镜头，真正是如柱如洞扑面而来时，引发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呢？男生们是默不做声，女生们却是狂呼乱叫：“天啊！”“真肮脏！”“停下来！”大约是借此才能释放内心的紧张吧。而当屏幕上精液喷射的一刻，屏幕下也跟着一大哄，让我想起小时候第N遍成群结队地去看《地雷战》公映，在日本鬼子踩上地雷的一刻，从观众中爆发出来的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这与其说是在欣赏电影，不如说是在参加一个热闹的宣泄性集会，从古罗马的狂欢到现代的摇滚音乐会，都属此类。而我是这集会中的外人，他们在看电影，我只能在看他们。

三

罗切斯特大学放的电影一张票两块钱，校外影院放第二轮电影也是这个价钱，而且音响要好得多，因此除非是像放成人电影这类特别节目，我是很少在罗大的校园内看电影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电影也是这个价，但另有一个好处：花五块钱买一张通票，整个学期就都可以免费看电影了，每周三四部轮流在四个礼堂放映，其中两个礼堂就在生化大楼的附近，晚上的实验只要有两个小时的间隔，就可以溜出去看一场电影。在密州大的五年，也就成了我看电影的黄金时代。

这么一场一场地看下来，对电影在美国大学生中的行情也就了如指掌。最受欢迎的是迪斯尼的动画巨片，看别的电影准时去就行了，看迪斯尼的电影却要提前去排队入场，去晚了就没了座位，刚得了奥斯卡大奖的电影都未必有这样的吸引力。与此相反的是外语片，除非是刚得了奥斯卡外语片奖成了名片，每场往往也就只有几个人在看。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美国没有配音翻译，看字幕太累，未必是由于美国大学生对国外漠不关心。好莱坞拍的以外国人为题材的影片，像《喜福会》，还是很受欢迎的，许多女生还有备而来，拿着一盒纸巾进场，准备在里面痛哭一场。我却没能在《喜福会》中找到一个能感动我的场面，毕竟，它是为美国观众拍的。

在校园看电影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看到在外面看不到的经典名片。比如密州大搞过一次希区柯克电影周，在放《教父》下集时顺便把上、中集也拿来放了一遍，等等。像这类大手笔，以前只能通过录像管窥，受了大屏幕高清晰度的震撼后，才越发明白对这类电影，录像与电影的差别，远大于快餐与宴会的不同，因此我也就很少光顾录像店，既然大宴不断，又何须快餐果腹？

这类大手笔，都是好莱坞拍出来的，也只有以好莱坞大公司的人力、财力，才能够拍出这样的巨片。现在是以对好莱坞不屑为时髦，这股风竟也吹到了奥斯卡评奖。但只要好莱坞每年能推出一两部这样的杰作，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而且，真要看表演，还得看好莱坞的。独立制片的影片，大抵是所谓导演电影，演员不过是导演手中的道具，好莱坞却古风犹存，仍在靠演员的表演争取观众。好莱坞固然捧出了无数拙劣的演员，但美国现在最杰出的演员却也都是由它培养出来的。我到美国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斯特里普主演的《来自边缘的明信片》，当时十句台词听不懂一句，但斯特里普的一颦一笑却使我自以为看懂了这部电影。在阳盛阴衰，女演员大抵以脸蛋、身材为资本的好莱坞，姿色平平而演技超群的斯特里普乃是一个异数，好莱坞有这样的异数，也就并非一无是处。从那以后斯特里普每年的新片我基本上都去看。一般人看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冲着主演而去，我也不例外，我冲着的是像斯特里普、霍夫曼、德尼罗、帕奇诺这些上一辈的演员，在好莱坞奋斗了二三十年即将告别舞台，他们的演技才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有他们在，导演、编剧的水平如何反而是次要的了。

但好莱坞的绝大部分产品，在我看来仍是垃圾，因此我光顾所谓主流电影院的时候，远少于去奥迪恩这样的小电影院。这大概会很时髦地被认为是处于美国文化的边缘，说不定还要被冠以“边缘人”的美称。但我在中国的时候，一样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电影都是垃圾，岂不也是中国文化的边缘人。只不过中国没有主流电影院和小电影院供选择，只能够一窝蜂都往主流拥罢了。

如果美国边缘人的定义是对美国通俗文化都保持距离，那我是不够格的。美国报纸每天的漫画，也算是美国通俗文化的一大特色，大都很低能，而以六岁男孩和布老虎为题材的《卡文和霍布斯》却充满了机智，曾经是我每天必看的，后来才知道它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漫画（至少在知识界是如此），无意中赶了一次时髦。几年前其作者宣布封笔，我和实验室的美国人一样长吁短叹，认为从此无漫画可看了，的确从那以后我极少去翻报纸的漫画版。电视情景喜剧也该算是美国的国粹，其收视率最高的《善菲尔德》也是——用台湾国语来说——我的最爱。前一阵因其中一位演员开价太高而差点停播，我和我的新美国同事一起提心吊胆，有同感的美国人想必不在少数，我这不又突然进了文化中心了？其实在这个多元的崇尚个性的社会，很少有人对每一样通俗文化都热衷，也很少有人对之一概排斥，每个人都时而在中心，时而在边缘。或者说，人人都是中心，并不存在一个大一统的中心，实在没必要以边缘人自居，自怨自艾或孤芳自赏。

1997年6月14日

在中国看美国情景喜剧

14年前我刚到美国时，像当时许多留学生一样，需要克服口语障碍。在领到第一笔奖学金后，马上就买了一台电视机作为学习工具。全美三大电视网当时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黄金时段（晚上8～10点）都播放情景喜剧，正是学习口语的好教材，顺便也可以借此了解美国的生活。这么一路看下来，竟喜欢上了这个美国国粹。当时最喜欢的是描写纽约四个朋友的日常生活的《善菲尔德》，星期四晚上9点在NBC播出，我几乎一集不落，后来改在其他台重播时又反复看了许多遍。这部情景喜剧在当时也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可见我在这方面的口味实在是俗得很。1998年该剧播出最后一集的当晚，我从实验室赶回家收看时，一路上街道冷冷清清，仿佛全城的人都待在家中收看，令我想起了小时候《霍元甲》连续剧在国内播出时的情景。

之后我又喜欢上了《人人都爱雷蒙德》，看着它逐渐地爬上了收视率最高的宝座。该剧将在2005年5月份低调落幕（按：此文作者写于2005年3月），没有像《善菲尔德》的落幕那样大肆炒作。2005年春节期间我人在国内，意外地发现央视电视剧频道的“海外剧场”栏目在播放《人人都爱雷蒙德》。据说央视已买下了该剧的全集并正在加紧翻译、配音，这次先试播十几集，随后的调查发现收视率极低，远低于“海外剧场”的其他节目，制片人将原因归于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把美国人逗得哈哈大笑的事，中国人未必觉得可笑。

但是像我这样对美国文化背景并不陌生，可以被原版《雷蒙德》的几乎每一句话都逗乐的人，为什么会觉得中文版《雷蒙德》并不那么可笑呢？这显然是不能以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来解释的。中文版《雷蒙德》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翻译质量有问题，由于错译、漏译，让原来好笑的话变得不好玩了。我举一个例子。在某一集雷蒙德夫妇为了学习如何与子女沟通，去参加一个培训班。年轻的女教师叫雷蒙德上前和她一起表演他是如何与女儿对话的：

雷蒙德：晚上我们到奶奶家去参加她的生日晚会。

女教师（扮演雷蒙德的女儿）：我不想去。

雷蒙德：你必须去。

女教师（扮演雷蒙德的女儿）：为什么？

雷蒙德：因为奶奶没几个生日可过了。

女教师（叫停表演）：现在不是讨论奶奶终有一死的时候。

最后一个对话很有喜剧效果，但是中文版却把它们翻译成了：“因为奶奶很少过生日。”“现在不是讨论奶奶人怎么样的时候。”就一点也不好玩了。其实光是听配音演员如何读“雷蒙德”就可知其翻译态度如何了。像其他译制片，配音演员在读人名时偏要拿腔作势学原文发音，却又没发好，一律把重音放在“蒙”字上，让我这种看过原版的怎么听怎么别扭。导演如果看过原版，就该知道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其实即使对翻译精益求精，确保准确无误，也不能完全重现原来的喜剧效果。美国情景喜剧追求的是妙语连珠，其喜剧效果很多是靠谐音、双关语来体现的，一经翻译就消失了。这是翻译本身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景喜剧就像诗歌，是难以在翻译中保存其原有的韵味的。

就像翻译既有直译也有意译乃至改编，参照美国情景喜剧编写中国情景喜剧，不失为让情景喜剧本土化的一个窍门。曾经留美学戏剧的英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便开始走上了这条捷径，并且很受欢迎。他并不讳言他编导的每一部片子都是有国外成功的案例作为范本，比如《我爱我家》的摹本是美国同名剧《All in Family》，《中国餐馆》对应的是《Cheers》，《闲人马大姐》对应的是《Rosanne》，《欢乐青春》对应的是《Friends》……我看过其中的几集，发现表面上倒是模仿得惟妙惟肖，连背景笑声都学着加上，只不过美国情景喜剧的背景笑声很多是现场拍摄时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声，而英达情景喜剧的背景笑声却是在后期制作时人为加上的，不管对白可不可乐，都硬加上一声笑，透出了“掌声鼓励”般的虚假，可谓“南橘北枳”。

英达最新的情景喜剧是2004年推出的《带着孩子结婚》，讲述的是一对离异的夫妻各自带着一儿一女重新结合，一起生活的故事。英达坦诚“这部戏也是有一部同名情景喜剧《Married with Children》在先”，“原版本是把这两个合二为一的家庭怎么乱怎么写，比如母亲是个色情狂，父亲在外面也经常拈花惹草，这些带动着两个孩子也不务正业，把个家庭搞得一团糟”云云。《Married with Children》恰好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部美国情景喜剧，主人公Al和Peggy是已结婚十几年的结发夫妻，女儿Kelly和儿子Bud都是他们亲生，怎么成了两个合二为一的家庭？

显然，英达把片名《Married with Children》错误地理解成了“带着孩子结婚”（正确的意思是“结婚了，并有孩子”，即“拉家带口”之意），导致错误地理解了剧情。由于对片名的误读，竟能在中国派生出一部情景喜剧出来，这事本身恐怕比剧情还要搞笑。

2005年3月20日

没有围墙的大学

“没有围墙的大学”，这种说法以前指大百科全书，现在又用来指远程教育、网络大学，总之，与真正的大学相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学就应该是壁垒森严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合肥“南七技校”（中国科技大学）上学，整座校园被用红砖墙包围了起来，墙头上还插满了有中国特色的碎玻璃以防翻越。只有两个大门供出入，一到晚上11点就关上了。看完夜场电影回来，不想露宿街头，就必须施展轻功登门而入，穿裙子的女同学未免不太方便。后来有壮士发功拉弯了铁门上的栏杆，从此过完夜生活回来的绅士、小姐们都可以优雅地侧身鱼贯而入，不必再当梁上君子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中国时，我躲在美国大学读书，听说母校的围墙被拆掉了。这时候，有了时空的间隔，这座丑陋的围墙变得美丽、高尚起来。有校友喟然感叹道，没了围墙，以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之士都可以自由出入校园，大学不再是象牙塔了。不久，又听说，拆掉围墙是为了卖地皮，在围墙原址临街建起了一长排商业大楼、店铺，组成一道新的围墙，仍然把整个校园围得水泄不通。而大门也新建了，而且坚固无比，纵有神力，也不能再劈开一条通道。

但是校园里的治安，据说却是一天坏似一天了。门卫当然相应地加强了。近年来我也去过几次中国的名牌大学晃悠，看到穿着类似军装的制服的门卫威风凛凛地站岗，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出入的人，总让我感到有些心虚，因为身上并不习惯带可以证明我的合法身份的证件。幸好，大概我长得不像个非法分子，迄今还没有被门卫拦截下来盘查的记录。

可见再警惕的门卫也是靠不住的。大概正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貌似忠厚却“心怀鬼胎”的人混进校园，有些大学又想出了新的高招。我看到一则报道说，清华大学东校门和西校门都已经安装上了刷卡机，将要实行进门刷卡制度，没有卡的要登记。原因据说是“由于现在出入清华大学的人太多，学校里经常有自行车丢失”。这么一来清华大学自行车似乎就万无一失了，除非校内人员互相偷。

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兴起过一场办社区教育的全国性运动，运动名称叫“University without Walls”。可见“没有围墙的大学”这种说法并非国粹。但是奇怪的是，我学习过、访问过的北美大学有三十来所，却没有见过有哪一所是有围墙的，也没有大门，当然更没有门卫。有时在校园内碰上执勤的校警，笑眯眯地和你打招呼，并没有警戒地拿你当贼看待。美国有的大学连校园都没有，学校建筑与校外建筑混杂在一起。有的有很大的校园，但将校园内外分隔开的，不过是一条马路。人人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不用担心会有人把你拦下来要证件。大学图书馆之类的公共建筑也可以自由出入、查阅。北美大学有的在当地属于名胜，校园内游客如云，也从未听说校方乘机卖门票赚一笔，像有的中国名牌大学一样。事实上，北美大学欢迎游客参观，这显然有助于争取到社会支持和好的生源。

美国大学的“外来人口”那么多，治安却是出奇的好。偶尔见到校园犯罪的报道，也多是学生所为。似乎三教九流一进了校园，也暂时变得纯洁、高尚起来。在那样的校园内生活、学习、工作、参观乃至游玩，的确有一种身处象牙塔的感觉。而过去的中国大学，给我的感觉像是集中营，现在的中国大学，则更像是公司。世俗的喧嚣，不是靠一堵围墙能够挡住的。

2005年5月30日

衣服随意

索尔克研究院位于海滨的悬崖上，下面就是一大片被悬崖峭壁所隔绝的沙滩，近在咫尺，但要下去却不怎么方便。几条去沙滩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又陡又险，往下走怕一不小心滚下去，往回爬则得累出一身汗来。那并非人迹罕至的荒郊僻野，一到周末，沙滩上总能聚集起几百上千人来。市政当局向来热心这种热闹场所的公益以拉选票，为何却不在此处开凿一条路呢？原来这个沙滩，乃是大名鼎鼎的布莱克沙滩——加州最大的“衣服随意”沙滩之一，当局乐得让它这么与世隔绝，至少就会较少有小孩儿下得去了，虽然偶尔也能见到拖家带口的在沙滩上玩耍。

美国以清教徒立国，视裸体为罪恶，相沿至今，在公共场合全身裸露——女性甚至只要裸露上身——几乎在所有的州都算犯了有伤风化之罪，据说是最多的一宗性犯罪。但对一些特定的场所，警察却也睁只眼闭只眼，并不去干涉。比如在各大、中城市遍地开花的脱衣酒吧，似乎也没听说有警察去围剿。那里的小姐脱到最后剩下一双鞋是绝对不脱的，以表示还没有“全身裸露”，不犯法；或者扭几下做跳舞状，以表示这是艺术，也在豁免之列。最近爱荷华州通过法律禁止在酒吧跳脱衣舞，脱衣酒吧也并没有因此停业，他们改办美术培训班了，来客每人发一块画板一支铅笔，参加人体美术大赛。总不能学咱们的孙传芳大帅连人体美术也禁吧？

另外一种这类特别的场所，就是“衣服随意”沙滩——或换个通俗的说法，“裸体”沙滩。虽然在这种地方赤身裸体与在别的沙滩一样属于违法，但约定俗成，人人如此，警察也就眼不见为净，干脆不来巡逻。这样的沙滩在东西海岸都有几处，虽说是衣服随意，也没有人来强制执行，但一进了人家的地盘，也只能入乡随俗，否则只有你一人衣冠楚楚更令人尴尬，这就足以使那些只想去看看风景的人止步了。但布莱克沙滩却是真正的衣服随意，那里的人大约有一半至少还穿着泳装，甚至还能见到衣冠楚楚的旅游者在拍照，只要不对着人来个特写镜头，也没有人来干涉。

没去过的人总觉得这种地方很神秘。曾经在香港某大报上看到报道说天体营的主要活动是“比凸比大”，实在是以己心度人腹，想入非非了。其实只要去走一遭，就会发现那里人们的活动跟在别的沙滩也没什么不同，无非是游泳、玩沙、晒太阳、扔飞盘，甚至也打沙滩排球，扑倒救球的滋味想必不太好受。

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很需要勇气，不仅要不害羞，更重要的还得不怕出丑。那又不是百里挑一的脱衣表演，普通群众而已，大多数的人也就是男的大腹便便、毛浓如猿，女的乳房耷拉、腰肥腿粗，为风景起见，我是诚心诚意希望他们能把衣服穿上的。衣服的最大功用，不在遮羞，倒在藏丑，所谓人要衣装是也，即使是美人儿也不例外。明人卫咏编过一部美人教科书《枕中秘》，里面就教美人儿们该如何穿戴，什么“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艳。见客宜庄服，远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对雪宜丽服”等，却也没有说“临水宜裸裎”，倒是在别处把“入夏好风南来，香肌半裸，轻挥纨扇”当成一种快意时，看来半裸是强于全裸了。其实衣服的另一功用是在突出诱惑，所谓三点式突出的是三点，新几内亚男性土著全身裸露却偏要套上一个硕大的阴茎鞘作勃然翘然状，突出的是一点。倘要勾引异性，香肌半裸更有效用吧。只有到了上手入轨，灯前月下，独对红妆，朦胧之际，心醉之时，赤身相对才有了另一番别趣。

1997年9月13日

网上与网下

我还在密歇根的时候，有一位从外系转来的中国学生，大概因为是外系转来，不免被视为外人，与系里其他学生的交往就少，与我更是没什么交情。此君有一次偶然碰到中文网上某名人，自然就被问及我。实在没有有关我的什么情报，于是便为自己找了个台阶：方舟子整天在互联网上泡，与系里其他人从无来往。

这个谣言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我的耳里，不由忍俊不禁。在互联网上泡的人，不是闲极无聊，就是有毛病，这话是我自己说过的，想不到自己就被拿来当注脚。但也不由得人不信。这几年来我见过的网人也算不少，大凡在网上滔滔不绝的，在网下往往木讷寡言；在网上不可一世的，在网下往往谦卑谨慎；在网上对女网客说话不三不四自称要吃尽天下女人的豆腐的，在网下说不定比黄花闺女还要腼腆羞涩，未开口先脸红。互联网上的交流，并不是正常的交流，互联网上虚拟的时空，自然也不是真正的人生。

我这些话，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人物小库特·冯尼格特一定会大表赞同。在他看来，计算机不过是一个可以用来下下象棋的游戏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也不应该有别的什么更大的用场，更何况还有人沉迷其中用它取代了日常生活？他是连文字处理程序都不愿用的。“我有一个打字员，已经为我工作了几十年，难道让我为了一台不会说话的机器就去辞退她？”他说。因此，当他写完了一篇文章，他就到附近的杂货店买一个信封把手稿装好寄给在外地的打字员。杂货铺老板对此习以为常，把一盒信封拆开了一个一个慢慢地卖给他。然后他再走到邮局排上长队，让邮政小姐（“她不知道我在暗恋她”）称一称是否超重。有时候超，有时候不超，超了也不过多贴一张邮票。然后步行回家。他又不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为什么不买上一大盒信封放在家里备用？为什么不干脆多贴一张邮票？何苦每寄一封信都要这么来回折腾半天？在讲究效率视时间如金钱的现代人看来，冯尼格特实在是蠢得可以。但是他乐此不疲，因为寄信之意不在信，而在于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凡人。在整个过程中，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在生活着。

冯尼格特是美国当代小说家中我较为熟悉的唯一的一位，十年前曾经买过、读过他的不少小说。十年之后，这些小说的人物、情节都已模糊不清，他的那些俏皮话也回想不起几句，甚至这些小说的题目，除了一部《屠宰场五号》，也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是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在他的尖酸刻薄的言词下，是一颗无比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心灵。他的爱之深责之切的风范，甚至他的冷峻幽默的风格，都让我想起我们的鲁迅。这回听了73岁高龄的他的妙趣横生的演讲，更让我相信这一点。

演讲不过一小时，大概因为顾及老人的健康，没有讲后提问，也没有会后签名、会谈，早早地结束了。我是很有计划性的人，一看演讲结束比我预计的要早得多，一下子不知道这个晚上接下去该干什么了。朋友说，那就不妨去看场电影。走到了学校专放电影的礼堂，发现今晚并无电影可看，到校外去看如何呢？到自然科学图书馆要了份校报来查，却是已过时了。于是在月下微风里横穿校园到了总图书馆，翻阅今日市区报纸，并没有找到什么感兴趣的电影，倒是见到一家叫做“地平线”的饭店今晚有钢琴独奏。这一家饭店也算是本城市的一个名胜，尤以爵士乐出名，我来此地已四个月，还没去见识一下倒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又在月下微风里横穿校园到了我的实验室，查了电话本向饭店问了路。原来是在郊区，离校园还不近。驱车上了高速开了七八英里，在指定的出口下来，七拐八拐就迷失了方向，那条路已出了市区地图，只能找人问路了。夜深人静的郊外，找上人家问路颇有打劫的嫌疑，不能怪友好的美国人只敢躲在窗玻璃后回答你的问题，对隔着玻璃传过来的断断续续的回答只能连蒙带猜。东问西问，总算知道了这座饭店原来藏在山坡里。等到我们摸上了这座据说是本城最高点的山坡，演出是早已结束了。没有了演出，在这种个个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饭店酒吧喝酒无异于活受罪，于是又原路往回开，来到了校园附近的一家酒吧，惊喜地发现今晚的鸡翅膀对学生半价。我虽已不算学生，冒充冒充也不难。要了两磅鸡翅膀，与朋友对干了一大杯家酿啤酒，今晚的日常生活到此结束，临睡前还得上网去玩一通。

1996年4月29日于罗切斯特大学

另一个美国

有个笔名“林达”的“美国通”，近来在中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时事评论，有关美国政治、法律、文化、历史、社会等，无所不谈，而且常常有标新立异的见解。比如卡特里娜飓风为何给新奥尔良造成如此惨重的出乎意料的损害呢？美国舆论一般把矛头指向美国政府救灾工作的不力，但林达认为这是“简单化和政治化的指责，并不利于真正吸取教训”。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林达归咎为“黑人表现不佳”，声称这是“自律的美国媒体不会提到的问题，那就是一部分黑人暴露出来的自身问题”，事前不服从撤离命令，事后不做任何事情，甚至在市区抢劫云云。由此又扯到长期以来黑人社区自身的问题，单亲家庭多，忽略子女教育的家庭多，依靠福利生活的多，对社会救济依赖性强，犯罪率高，等等。“黑人的这些问题，在这次新奥尔良市的灾难中暴露得十分充分”，使得“这次的新奥尔良表现出的不是一个城市的平均水平，而是这个城市水平最差的部分”。

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在“自律的美国媒体”上当然是见不到的，所以只好拿到“不自律”的中国小报上宣扬。但是这些问题，究竟是黑人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是种族因素导致的，还是贫穷、缺乏教育导致的？是黑人社区特有的问题，还是穷人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难道贫穷的白人就没有这些问题？在指责有人“事前不服从撤离命令”时，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是因为没有经济能力撤离？

这次受灾的恰好是美国比较贫穷、落后的南方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又是最贫穷的人群，这使得美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的问题，一时又成为舆论的热点，甚至涉及以前极少有人提及的“阶级问题”。至于把受害者拿来当替罪羊，把“黑人自身的问题”作为祸害的根源，只有不屑“自律”的华人“美国通”才说得出口。

灾后不久，联合国在9月7日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报告中首次批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国内发展不平衡现象非常严重，有一页专门讨论“美国的不平等和健康”问题。根据这份报告，美国是在医疗方面耗费最多的国家，占了其收入的13％，然而美国却并不是国民最健康的国家。美国婴儿死亡率与马来西亚的相当，而首都华盛顿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比印度喀拉拉邦的还高。在健康问题上，种族差异非常明显。黑人母亲生下体重偏低婴儿的可能性是白人母亲的两倍，她们的小孩在满周岁前的死亡率也是白人的两倍。这是“黑人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经济的问题？收入的差异和健康的差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收入位于美国前5％的家庭出生的男孩，其预期寿命要比收入在后5％的家庭所生的男孩长25％。

许多因素导致了美国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医疗保障系统。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系统的国家。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由其雇主提供医疗保险，几乎所有的老年人由政府提供医疗保障，但是在2003年，还是有超过六分之一的美国人（4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收入在贫困线之下的家庭中36％没有保险。13％的白人家庭没有保险，而黑人家庭和拉美裔家庭没有保险的比例分别高达21％和34％。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就很难得到及时的、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在2004年，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由于费用问题而没有接受必要的治疗。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消除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医疗保障的差异，每年可以多拯救近八万五千美国人的生命。而医学技术的进步不过是每年多拯救约两万美国人而已。

如果让林达来评论这一现象，不知是不是也要怪罪到黑人（或拉美裔美国人）的“自身问题”，天生就容易生病、死亡，或者由于素质差，不愿买医疗保险，有病不愿治呢？

在其他国家生活的人，不太容易想象在这个世界首富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穷人。十几年前我初到美国，去首都华盛顿旅游时，很惊讶地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无家可归者在讨钱。即使到了美国，如果生活在比较富裕的地区，也很难接触到美国的穷人，很容易就忘了，在富裕美国的另一面，还存在着另一个美国。飓风把这一个美国暴露在了世人面前，如果从中只看到了“肤色”，这样的人，肯定是戴了有色眼镜的。

2005年10月4日

美国政治老太太和华人“美国通”

美国的政治活动总会时不时冒出点匪夷所思的花絮。比如，94岁高龄的老太太不在家好好养老，偏要去竞选参议员，而且还成了正式候选人，就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壮举。这名老太太的大名叫“D奶奶”多莉斯·哈达克（Doris "Granny D" Haddock），在9月15日晚上正式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新罕布什尔州美国参议员，将在11月份与共和党候选人、已连续两届当选的参议员朱得·格雷格（Judd Gregg）一决雌雄。哈达克老太太的候选人资格是捡来的。民主党原定候选人的竞选经理跑了，竞选资金被掏空，在6月份宣布退出竞选。此时离登记参选期限还不到一天，民主党面临着无人参选的尴尬局面，哈老太太站出来解了围，没人与之竞争，顺顺当当成了正式候选人。

哈老太太原为家庭妇女，当过工厂的秘书，但历来热衷于社会活动，并非等闲之辈。1960年她曾和丈夫跑到阿拉斯加，成功地阻止了美国政府在那里试验氢弹。1999年1月1日她从加州出发，步行3200英里（5120公里），横穿美国，一路宣传其政治主张（要求改革对竞选经费的管理，立法禁止利益集团的献金），成了媒体关注的名人。2000年2月29日到达首都华盛顿，受到了两千多名支持者（包括一些议员）的欢迎。4月21日，哈老太太与29人（多为草根政治组织“民主旅”的成员）一起进入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打开标语开始演讲时被捕。美国联邦法规禁止观光者在国会大厦、最高法院、国会图书馆等地集会、游行、示威，否则将作为轻罪起诉，最高可判6个月的监禁和500美元罚款。5月24日，这批人除了两人外，在联邦法庭上认罪，获得法官的轻判，判处认罪者服刑时间等于已被拘留的时间（约5个小时），以及每人10美元的罚款送交犯罪受害者基金会。

与其步行横跨美国的壮举相比，哈老太太在国会大厦的被捕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故。历史上在国会大厦示威被捕的人多得是，例如，“民主旅”此前此后都组织过类似的活动，到国会大厦宣传政治改革和环境保护，其成员也都因此被捕并获得类似的轻判。但是却偏有人要从中挖掘出微言大义出来。有笔名“丁林”的华人作家，写了许多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的社会、历史、法律、文化，方方面面无所不谈，俨然是个“美国通”，读者颇多。最近有人在网上重贴他的这些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九旬老太的长征与被捕》，说的就是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文章中的某些细节差错，例如把哈老太太称做“桃莉斯·汉道克”（不知道是根据哪一国英语的发音翻译的）、“桃老太太”，把新罕布什尔州称做“新罕布郡”，把10美元罚款称为“法庭手续费”，且不与之计较，只来看看丁林根据这一事件对中国读者做的普法宣传。

据丁林说，哈老太太之所以犯法，是因为国会大厦是立法重地，只有国会议员们有豁免权，可以随便说话，只要不是国会议员，就不得在这里发表任何政治演说，不能有任何政治示威的行为。这个说法是错的。事实上，美国总统、各国政要乃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去美国国会发表政治演说，条件当然是被主人——国会邀请。哈老太太如果不请自来跑到国会图书馆、最高法院发表演说，同样犯法，和什么立法豁免权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法律从来就没有禁止民众在国会表达自己的政见，如果你被邀请参加听证会，大可以在那里大谈自己的政见。

丁林虚构了一条“禁止民众在国会表达自己的政见”的美国法律，然后为这条虚构的法律找了个法学依据，说是“为了让立法者的表达不承受压力”，如果民众在国会演说、抗议的话，“必然在议员们心理上造成压力，就可能迫使他们屈从民众压力而扭曲立法”，使立法“这个理性过程就难免转变为非理性过程”。并且举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时期民众冲击议会的例子说明“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走到这一步，所谓民主当然就全玩儿完了。”“正是为了杜绝上述情况，民主国家才立下上面的规矩，国会大厦里面是不允许民众进行任何政治表达活动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表达的是什么。”这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危言耸听。至少美国有些州的议会是允许民众进去示威抗议的，甚至议员在上面演说，民众就在下面举牌子抗议，民主并没有因此全玩儿完。我前面已一再说过，不仅是美国国会大厦，像美国最高法院、美国国会图书馆，也都是禁止政治示威的，有关法律条文的措辞都一模一样，这和什么害怕“扭曲立法”能扯得上什么关系？想去这些地方示威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到外面指定的地点，而且必须预先申请。这些规定，应该都是出于治安的考虑。但也有人认为在这些地方禁止和平示威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哈老太太的认罪演说阐明了这一点，那两名不服罪的示威者也是想去打违宪官司。

哈老太太在演说中还控诉在逮捕过程中有一名示威者磕破了头，但在被拘捕的几个小时中没有受到治疗，后来缝了数针。这与丁林描绘的警察如何敬重这些示威者，迫于无奈才逮捕他们的情形是大相径庭的。丁林的文章最后说：“她和她的支持者们立即‘刑满释放’，每人判交十美元法庭手续费。这判决，大家都觉得公正。仔细想想，没有比这判法更英明的了。判完以后，也就是按规矩做了之后，法官恭恭敬敬地把桃老太请到自己办公室里，表达自己对老太太的敬意。就是在那个时候。法官对她说了那段话，‘我们美国的许多法律，就是由像您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着的普通人所促成的’。记者报道说，法官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和周围的人，眼里都闪着泪光。”这段话写得很煽情，特别是最后一句明显是夸大其词的“报道”，不像是美国记者的手笔。其实法官的这个判决既不特别“英明”也不是出于对哈老太太的特殊尊重，而是对类似案件的一种常规判决（例如此前，1999年10月26日，有几名“民主旅”成员在国会大厦示威被捕，判决也是立即“刑满释放”；2000年1月31日，又有几名“民主旅”成员被捕，这回更宽大：免于起诉）。

我以前曾经评论过丁林两篇涉及美国宗教和科学教育的文章，指出他的文章是“谎言连篇、错误百出”。丁林声称不屑于和我辩论，偷偷地根据我的批评对文章做了大幅度修改，其支持者则辩解说他是由于不熟悉“科学”而出错（其实那些错误大多数和“科学”无关），甚至顺手给我戴上一顶“科学主义者”的帽子。我现在顺手再举《九旬老太的长征与被捕》为例，是为了说明在那些与科学不沾边的文章中，他同样是“谎言连篇、错误百出”，捏造出一个个美国神话与童话。

几十年前有一种说法，叫“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现在苏联早已灰飞烟灭，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美国的今天便成了中国的明天，因此介绍美国社会的书籍、文章广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我回国时常被人问起对林达著的《近距离看美国》有何看法，据说这三本书在国内知识界极为流行，一版再版，甚至被一些大学的法学院、人文学院的教授列为了解美国法律制度、社会的必读书，还有人恭维其作者影响不亚于一所大学，是“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没读过这三本书，本来不好说什么，后来得知林达原来就是丁林，才吃了一惊。我从丁林的几篇介绍美国的文章中发现的错误，不是那种人人难以避免的个别的笔误、疏忽，而是可以充分地体现出作者的知识水平和写作态度的大量的、根本性的错误，因此可以举一反三，推知《近距离看美国》也肯定是“谎言连篇、错误百出”。

但林达（丁林）的新书一出，仍然在国内备受推崇。比如一篇推荐其新著《一路走来一路读》的书评如此说：“读林达的任何一本书，我首先惊讶的是它们虽然讲述的是美国的政治史、宪政史、战争史、文化史，但却是用平易的散文笔法，据说，任何事情，只要真正搞懂了的，就一定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林达总是通过一个掌故、一个个案，于日常生活中去透视深刻的美国宪政精神，而现实关怀却仍落在中国。其介绍的美国理念、思维方式，常让我这个读者有观念颠覆的愉悦，并惊叹：其实还可以这样思考！在那个新大陆，曾经有人竟然如此想问题！有如此的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著作是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毛升《用脚书写的〈一路走来一路读〉》）林达有何专业背景，没有见到介绍，据该评论说：“据了解，作者夫妇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底层，干过苦力，做过小贩，与美国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业余生活则主要是读书和旅行。”也就是说，让国内读者相信林达夫妇真正懂得美国的什么什么史乃至宪政精神的，不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背景，而是因为他们人在美国甚或融入了美国社会（可能为了强调这一点，丁林曾说他们的孙子可能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这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假如丁林夫妇像某些文章说的是土生土长、上山下乡的中国人，那么其子女与没有中国血统的人结合，其孙子也还有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但是融入了美国社会，至多只能说明他们对美国社会、日常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是否懂得美国什么什么史乃至宪政精神是没有关系的。每年美国有许多起违宪官司在打，最高法院的法官对这些官司的判决几乎没有一致的时候，而两个移民小贩竟然在日常生活中就深刻透视了美国宪政精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呢？我想原因在于，中国的这些读者在林达的文章中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宪政精神。我怀疑林达其实是从中国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的文章中学到了“美国宪政精神”，然后再从美国报纸、电视节目中找例子，由于英文水平不高（我以前已列举过），对这些例子其实并没有弄通，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幻想、虚构、歪曲，随心所欲、添油加醋地诠释这些中国式的“美国宪政精神”。这种符合中国读者口味，半真半假的文章读起来当然是舒服极了。一个“美国通”因此诞生。在这个假货横行的时代，知识界也不会例外。

2004年9月18日

附记：多莉斯·哈达克竞选失败，已于2010年3月9日去世。

中美之间

身在中美之间

2000年我由于路见不平开始所谓的“学术打假”，到现在恰好十年。在这期间接受了许多中美媒体的访谈，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怎么发现了造假的？怎么核实的？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中国的学术造假为什么这么泛滥？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中国的记者有时会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要追问一下：你是不是在炒作？是不是为了出名？为什么这么极端这么不厚道呢？不能用心平气和的讨论方式吗？为什么非要把造假者一棍子打死呢？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什么缺陷吗？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提这些问题的记者，有的是抱着恶意，有泄露出来的采访策划书为证。有的则不过是当了传声筒，因为在网上这类质疑之声也不少。正如有人义务抓了骗子，围观的人们对骗子干了什么坏事未必都感兴趣，反而纷纷议论起抓骗子的人为何要多管闲事，是否抱着什么不良动机。

鲁迅曾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其实许多中国人都是如此，这是在中国社会的生存之道。所以偶尔见到有人义务做了什么好事，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习惯于往坏的方面想。如果没有发现什么猫腻，就成了多么了不起的传奇人物，虽然做的事情其实很平常。

初到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往往觉得美国人很傻很天真，没有那么多小聪明。一般美国人对陌生人往往显得过于友善，因此也容易被人利用。这种对他人的信任不是由于美国人天生就比较善良，也不是由于像某些人说的他们有“信仰”，而是有符合博弈论的严厉反击为基础的：如果有谁辜负了这种信任，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从此很难再获得人们的信任。这个时候美国人又显得非常不厚道。

这才是一个社会能有诚信的原因。一个诚信的社会不是没有不诚信的人，但是不诚信的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中国社会虽然自古以来也在讲诚信，但是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现实中，不诚信的人很容易得到宽容，甚至让人羡慕。如果有人上当受骗，很多人会怪罪乃至嘲笑受骗的人太傻，而不是谴责骗子太可恶。很多人痛恨造假，不过是在遗憾自己没有获得靠造假发财的机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造假的泛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假文凭问题，有些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于中国现在太看重文凭，这种逻辑和将假货的泛滥归咎于大家太喜欢真货一样。其实发达国家更看重文凭，但是没有多少人敢用假文凭，因为一旦被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从此身败名裂且不说，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国则不然，不仅假文凭很容易买到，而且使用假文凭的人容易蒙混过关，即使暴露了也基本上不会受到处罚，还会有很多人替他辩护说：文凭不重要，能力更重要。

在诚信社会中做一个诚实的人，可以生活得很轻松很快活，也可以很成功。坏处是一旦习惯了这种生活，警戒能力会退化，缺乏戒备心，到了一个不那么诚信的社会，就会显得很傻很天真，经常要受骗挨宰，当了骗子“成功”的垫脚石。就像我这种人称“打假斗士”的，回到中国生活，也时不时地会上点小当，让亲友戏称“在美国学傻了”。

在现在的中国大都市，物质生活与美国的差距已很小。大到住房私家车，小到日常用品，都没有什么不同。美国电影、电视、音乐、报刊都能在网上看到。时髦的高科技产品（例如iphone，ipad）在美国上市后，在中国也能很快买到。连在美国用惯的洗漱用品、吃惯的小吃零食，在中国商场也能买到相同的品牌，而不必再从美国带来。但是精神生活的差距仍然很大。让一个留学归国人员怀念美国的，不再是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清洁的空气，以及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单纯的人际关系。人说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工地，不知诚信体系的建设何时动工？

2010年7月27日

美国怎样反学术腐败

在从前，科学研究是一项事业，研究人员需要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和献身精神，从事的人不多，弄虚作假的很罕见。从二十世纪开始，科学研究也成了大生产，基本上变成了一种竞争激烈的职业，既可以养家糊口，又可以名利双收，因此也就吸引了一批既无真正的兴趣又不合格的研究者。像一切竞争激烈的职业，不正当的现象难以避免。这是一种国际现象，只不过各国程度不同而已。美国《科学》杂志的主编在2001年8月3日这一期的社评中，总结他就任一年来的工作，提到了科学界不正当的现象正在增加，举了他遇到的几个例子：有人投给《科学》的一篇论文，其大部分数据都已出现在投给其他刊物的另一篇论文中；有人写信来问为什么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名字会出现在《科学》的一篇论文的作者中，该论文的通讯作者回答说是“出于礼貌”；为《科学》审稿应该保密，但有一位审稿者却把让他审的论文和意见寄给几十个同行和朋友看……

这些看上去都是小事，事实上相当常见，我还在美国大学做研究时也都听说过。这可作为科学界不健康的信号，却不见得会有机构加以查处。更为严重的是弄虚作假行为，即抄袭或伪造实验数据。这种行为，违背了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诚实态度，因此一旦被发觉，非被追究不可。在美国科学界，它还没有严重到要让人惊呼腐败的地步，而是被称为“科学不正当行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专门有一个“研究诚实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不诚实行为，并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今年以来，已公布了四起：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前博士后研究员被发现在一篇发表于《自然》的论文和另一篇还未发表的论文中，捏造实验结果，把实验室其他人做的别的实验结果篡改后当做自己的实验结果。尽管这名研究员否认造假，调查人员发现该实验所需要的药品和细胞系在当时都还没有，因此认定指控成立。这名研究员同意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签署一项“自愿排除协议”，在三年内，不得参与任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也不能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设立的任何委员会任职。“自愿排除”是美国政府对不诚实研究行为的主要处罚方式，根据情节轻重而规定期限。

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一名前博士生（一位姓林的华人，从名字拼法判断大概来自台湾。事发时已获得博士学位）在已发表的三篇有关基因疗法的论文中，用多种方法伪造实验数据，使实验结果看上去更令人信服，例如，只用一只老鼠做样本，却声称用了多只老鼠；把一个样本稀释了四次，声称是四个不同的样本；把别的实验结果篡改后当成新的实验结果，等等。林否认自己有意造假，声称是无意的过失，并深表遗憾。“研究诚实办公室”给予的处置也是“自愿排除”三年，并且必须给已刊登其论文的刊物去函澄清、更正。

哈佛医学院和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一名讲师在研究资金申请报告中，多次剽窃和伪造实验数据。其使用的方法是把别人发表的论文中显示实验结果的图像拿来在计算机中加以改动，就作为自己的实验结果。在其所在机构对此进行调查时，这名讲师又继续伪造实验数据试图证明自己的确做过实验。在被单位认定为剽窃和伪造，其主管教授与他脱离关系后，他又伪造该教授和单位行政人员的签名自己去申请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研究资金，并获得了资助。“研究诚实办公室”最后认定这名讲师共犯了多达15起伪造和剽窃行为，并且干扰调查，情节特别严重，给予“自愿排除”五年的处罚。

最近的一起是密苏里大学一名前研究助理教授被发现在申请美国国家卫生院研究资金的报告中，剽窃、篡改别人已发表的实验数据作为自己的成果，被处置一年内不准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随后的三年内，如果要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其所在机构必须加以监督，向美国公共卫生部报告将采取什么步骤监督这位研究人员的工作作风，并担保他得到的实验结果是真实可靠的。在这四年内，此人都不能参与美国公共卫生部设立的委员会。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科学不正当行为的处理已规范化，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有关部门借鉴：

一、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道德监督机构，专门接受举报、调查并处置。上面所举的案例中，有的是先由所在机构做过了调查，全国性机构才介入的。由于人事关系以及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名声，由单位自己做的调查未必可靠，处置未必合理，因此全国性机构的介入很有必要。中国目前却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让知情者不知向谁举报，只能诉诸舆论，而学术腐败在媒体曝光后，也很少见到有哪个官方机构介入进行调查。我参与揭露的许多起中国学术腐败，不论是伪造学术履历、剽窃、伪造数据或商业骗局，都只有我个人的结论，而没有官方机构做调查后给个正式说法，甚至还有人指责揭露者是吃饱了没事干。

二、详细公布调查结果。中国的媒体，偶尔也会提到某个学术腐败的例子，但往往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连事主的名字都不敢提。既然违规者有胆剽窃、造假，我们又何必给他们留面子？公布其姓名和情节，不仅是一种惩戒，更重要的是让其他研究人员知道此人的情况，对他以前以后的成果都多留个心眼，不能任其谬种流传。当然，有时候媒体不敢指名道姓，是因为自己也没底，怕被追究，而只敢影射，这种做法是很恶劣的，对自己没有把握、不敢承担责任的事，本来就不该乱说。

三、加以适当的处罚。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绝大部分都由美国政府资助，如果研究者被处置若干年内不得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此人的学术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而必须改行。这也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不具备诚实品格的人本来就不配搞科研。但在中国，学术腐败曝光难，处置更难。我们揭露的那么多起学术腐败，有的情节极为严重，至今不见事主受到任何正式的惩罚，继续拿着国家的资金在搞研究、当博导。

可重复性是科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因此伪造的结果是经不起检验的。但是，由于重复别人的工作不被认为是科学成果，因此也很少有人特地去重复别人的实验，也就导致有人心存侥幸弄虚作假。对这些对不起同行的信任的研究人员，一经发现，就应该请他去别的领域另谋高就。“科学家也是人”并不是可以接受的借口。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人，撒点小谎无关紧要，在科学研究中却不该以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诚实行为是科学研究中绝对不可原谅的道德败坏。有人把学术腐败在中国泛滥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其实学术腐败基本上属于不道德的行为（也许伪造履历可算做诈骗），是难以通过法律来管制的。科学必须诚实，是每个研究人员都应该知道的基本准则，也不必通过法律来规定。最重要的，是有舆论监督，有关机构的认真严肃的处理，否则再好的法律条文，也只是一纸空文。

2001年9月8日

美国怎么选院士

最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果第一轮通信评审后就被淘汰，舆论大哗。每次院士选举结果出来，总难免引起争论。有的当选者被认为学术水平不够高，甚至有造假前科，没资格当院士。而有的落选者则被认为水平很高，甚至在国际上很有名望，却怎么也当不上院士。美国科学院经常被拿来做对比。在国际上，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声无疑比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得多，但是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当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他们是袁隆平、李爱珍、周忠和。按说科学没有国界，一个科学家的学术成就让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来评审，结果应该差不多才对，但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怪现象？

两国科学院的选举程序非常不同。从表面上看，两国科学院都采取推荐制度（美国科学院由院士提名候选人，而中国科学院除了院士推荐，还有归口单位推荐），不受理本人申请。而事实上，中国科学院的选举采取的是申请制度，因为被推荐人的材料是自己写的，所谓推荐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有3名以上院士推荐，或有归口单位推荐，就能成为有效候选人，名单公示。然后各个学部的院士分别对有效候选人进行通信评审，产生第二轮候选人，称为初选候选人，再次公示。开院士大会时，各个学部的院士再分别选一次，产生本学部正式候选人，人数是增选名额的1.2倍。然后各个学部再进行一次投票，产生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选举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由某个院士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材料也是由提名人写的，候选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与中国院士候选人厚厚的一大本材料不同，美国院士候选人的材料要求很简单，一份简单的履历和不超过250个单词的学术成就介绍，以及不超过12篇的论文目录。候选名单分别交给相应学科的院士初审（美国科学院共设31个学科分支）。各个学科的初审程序可能都不一样。初审结果交到高一级的学部（共有6个学部）委员会合并，根据各个学部的名额产生学部的候选人（人数为增选名额的150%），由于名额限制被淘汰的候选人则在第二年自动成为被提名人。然后候选人名单送给全体院士投票（对投票有一定要求，比如每个学部至少要选多少人）。根据投票结果产生等额候选人名单，在每年4月底开院士大会时，对名单集体表决通过。然后再通知当选人，当选人同意了，才正式成为院士。

中国院士候选人名单是公开的，美国则是秘密的。公开有助于舆论监督，然而也使得候选人能够去搞活动拉选票。对美国院士选举来说，没有接受舆论监督的必要，因为他们有比较正常的学术环境，造假者能骗过同行院士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当然是另一回事了。中国院士的选举自始至终是分学部进行的，而美国院士选举只是在提名阶段分科进行，正式的选举是全体院士投票。分学部选举的优点是选举人都是同行，对被候选人的学术成就都能有更专业的判断，缺点是选举结果容易被少数人操纵。

美国院士选举程序非常复杂而烦琐，选院士因此成了美国科学院的主要工作，这让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最终忍无可忍，愤而放弃院士，因为他看不出有何必要要隶属于一个把主要时间花在选举院士上的机构。搞这么一套烦琐费时的程序是为了尽量保证选举结果的公平。但是即便如此，美国院士选举结果有时也会引起争议，争议最大的是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一直没能当上院士。萨根其实也是一个有很高学术成就的天文学家，其成就获得同行的认可。在院士选举时，天文学分科的院士都投票给他，但是他给其他分科的院士的印象却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科学家，不愿把票投给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就一直选不上。作为弥补，美国科学院授予萨根“公共福利奖”，表彰他在科普方面的贡献。

但是这毕竟是少见的例外。总体上，美国院士的选举是公平的，至少比中国院士的选举公平得多。两国院士的选举程序各有利弊，不正常的选举结果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美国院士仅仅是一个崇高的荣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唯一的特权大概是有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论文的便利），当不上院士也没有利益损失，当上了还有放弃的。中国院士则不然，一旦成为院士，就俨然成为“学霸”，手上掌握很大的学术权力和大量的学术资源，没当上时孜孜以求，当上了从未有人放弃过。正是与权力的结合让中国院士成为了一块很多人不择手段想要攫取的肥肉，也让院士选举成为了各个部门相互争夺、利益分割的结果，候选人的学术成就如何反而是次要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再好的选举程序也会出现不正常的选举结果。

2011年9月14日

大学校长应该对谁负责

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为号召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自筹办以来就一直处于舆论的旋涡，力挺者众，质疑、批评者也众。这场争论近日达到了高潮，曾被邀请为南方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又先后退出的三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发表公开信，猛烈批评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把南方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南方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等等。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南方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并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做了对比。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任命了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

实际上，不能说不存在对南方科大校长的问责和监管。校长由谁任命，他就向谁负责。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任命的，他就由市政府问责和监管。很快要成立南方科大理事会作为管理机构，校长由理事会聘任，也就由该理事会问责和监管。那么，一旦南方科大理事会成立，就能做到如三位教授所说的“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吗？不能，因为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市政府聘任的，理事长是由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的，校长实际上仍然是向市政府、市长负责。

在这种框架下，校长本身就是政府的行政人员，“高校去行政化”就只能如三位教授批评的那样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深圳市公开选拔南方科大两名副校长，规定了是正局级，朱清时校长自己就是副部级了，与国内名牌大学的行政级别并无不同。虽然南方科大号称要以“教授治学、学术自治”为原则，但能否做到，完全要看深圳市政府的度量，它能够制定这条原则，也可以随时破坏这条原则。由市政府授予的，也随时可以收回去。

国内名牌大学都立志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就是想要赶超美国的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美国也有公立大学，为什么它们就没有行政化，就能保证做到“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就是因为政府管不了校长，校长不对政府负责，而是向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的成员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全民选举产生的。以密歇根州的公立大学为例，每个大学都有一个由8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任期8年，每隔两年由全州选民选举出两名理事。校长由理事会遴选、任命，向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向选民负责。州政府管不了校长，也管不了理事会，无法干预学校的管理、运作，学校也就可以保证“教授治学、学术自治”。

美国还有私立大学，其体制实际上与公立大学相似，都属于非营利机构，也是由理事会遴选、任命、问责校长，差别在于理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例如哈佛大学的理事会（监管会）是由校友选举产生的。这与中国的民办大学不一样，中国民办大学实际上是某个人或某几个股东的私有财产，在美国也有这类大学，属于营利性的“私有大学”，在社会上都很没地位，和中国民办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一样。

只要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和权力基础，中国的大学就只能要么办成官僚机构，要么办成商业公司；大学校长要么当官，要么经商，目前还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2011年6月22日

如果电视台不插播广告

中国电视节目起初是没有广告的。电视广告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一开始只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播出少量的广告，后来在节目当中也插播广告，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把节目搞得支离破碎，以致有“在广告中插播节目”之讥。现在有个地方卫视为了政治和地方形象不播广告了，又成了新生事物。

20年前我初到美国时，当时国内电视还都是通过天线收看的，只可以收到几个台，也还没在节目中插播广告。而美国已有了有线电视，有几十个频道可供选择，但是广告也多，每大约15分钟甚至更短就要插播一次几分钟的广告。为了迎合电视直播时插播广告的要求，美国篮球比赛分成了4节，每节12分钟，而当时其他国家的篮球比赛都是分上下两场（现在当然也都实行美制了）。也有个别频道不插播广告，但是要额外收费，例如收费电影频道HBO。

但是有一个频道，公共电视台PBS，却既不收费也不插播广告（只在节目开始前有赞助商的简短广告），而播出的节目又以科普、教育、纪录片、新闻调查等精品为主，很符合我的口味，成了我收看最多的一个频道。特别是其中的科普节目，制作更是精良，比商业化的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都更为优秀，只可惜这些节目都没有被中国引进。

既不插播广告，又不收费，PBS的收入从何而来？一部分（约15%）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也就是联邦税收；一部分（约25%）来自地方政府和公立大学的资助，也就是地方税收；剩下的部分（约60%）属于私人捐助，主要是观众捐款（约25%）和企业赞助（约15%），还有基金会的资助等。观众交会费的形式的捐款成了PBS最大的一笔收入，因此每年有一段时间，PBS就会中断常规节目，以播出特殊节目的形式进行募捐。

收入的来源决定了电视节目的取向和品位。以广告收入为主的电视台，由于广告费与收视率挂钩，必然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力图吸引最广大的观众，会导致过度商业化和低俗化。PBS就没有收视率的压力（在2010年之前其节目甚至不参与收视率排名）。它虽然从联邦政府拿资助，但是美国《公共广播法》禁止联邦政府干预或控制节目内容，只是要求对有争议的内容必须做到客观、平衡报道。因此其节目的内容和质量主要决定了观众的捐助，而愿意交会费的观众属于受过较好教育、较为富裕的人群，相对来说欣赏品位也比较高。PBS之所以能保证节目的质量，能播出一些在商业台无法看到的高品位节目，其原因就在于既避免了商业化，又必须对有较高欣赏能力的观众群负责。

中国电视台的收入基本上以广告收入为主，节目成了商品，为了推销出去必然要迎合最广大观众的口味，低俗化难以避免。即使是所谓“科教频道”也有低俗化的倾向。不播广告的电视台则全然由政府资助，必然要符合政府官员的意志，节目又成了宣传品，难以被观众接受。中国电视能否走出商业化和政治化之外的第三条路，PBS也许能给予启发。

2011年8月10日

美国“克莱登”大学入侵中国

克莱登是英文人名Clayton的译音，也是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附近一所大学的名字，该大学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是一所很正规的州立大学，在1998年曾经以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台手提计算机而轰动一时。不过，这所大学在中国鲜有人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克莱登”是另一所要老得多的皮包“大学”的名字，出自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在小说中，主人公方鸿渐在欧洲留学，未读学位，回国之前，花三十美元向在美国的一位爱尔兰裔骗子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方鸿渐回国后到三闾大学当教授，惊讶地发现同事中居然也有一位“克莱登”大学的“校友”。这位名叫韩学愈的教授还不慌不忙地告诉他真有“克莱登”这么所大学，而且还是不错的学校。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还真在美国冒出了一所像模像样的克莱登大学出来。

我当然不是要介绍这所克莱登州立大学，而指的是那些靠卖文凭赚钱的皮包大学。钱钟书在写《围城》时，美国大概已经有了这种大学。“克莱登”大学在美国并没有绝迹，而且有越来越兴旺发达的迹象。最近我还收到用电子邮件发来的“克莱登”大学的招生广告：“无须考试、上课、课本或面试。可提供你选择的专业的学士、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文凭。无人会被拒绝。为你保密。现在打电话，几天内就得到你的文凭！电话号码是……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包括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可打电话。”方鸿渐的时代还要信件往来好不麻烦，现在则打一个电话，等几天文凭就到手了。这则广告没有标明价格，可能还可以讨价还价。有的“克莱登”则是明码标价，比如“美国形而上学神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Metaphysical Theology），在其网站的第一页就是价格表：博士学位：＄199，硕士学位：＄159.99，学士学位：＄99.75。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方鸿渐的时代价格倒是差不多。不过现在竞争更激烈，应该还可以找到更便宜的。

之所以有“克莱登”的存在，是因为有市场。虽然“克莱登”的文凭在美国的价值也就是一张印刷精致的纸，但在墙上挂一张文凭，在名字前面写上Dr.（博士），还是能一时蒙住某些人的。不过一般的人也没有必要这么干，所以这个市场在美国并不大。在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文凭事关工作、职称、晋升、官职，几乎成了生存的必需品，而中国又不允许本国“克莱登”大学的存在（虽然正规大学在中国也卖文凭，那属于另一回事），存在一个“生态空间”，何况洋文凭难辨真假，于是美国的“克莱登”大学便乘虚而入了，挂着函授大学或网络大学的招牌掩人耳目。

近来国内媒体为新浪网联席主席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是真是假搞得沸沸扬扬。其实，吴征是否真有那么张文凭并不重要。这所巴灵顿（Barrington，又写做巴林顿、柏林顿、百林顿）大学本来就是一所“克莱登”大学。《南佛罗里达商业报》（South Florida: The Business Journal）在2000年10月13日和27日有两篇揭露巴林顿大学内幕的报道。该校校长毕特杰（Robert Bettinger）自称博士，但记者找不到他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记录。他向记者承认那只是个“在我们这里用的荣誉头衔”，表示将在以后的资料中去掉这个头衔。不过，在巴林顿大学的中文网页，该校长签名仍是“罗博特.K.毕特杰博士”。巴林顿大学自称总部位于亚拉巴马州，但他们提供的地址却是一家文书服务公司。巴林顿大学自称被“国际大学及院校联合会（IAUS）”认证，该“认证机构”于1998年2月在佛罗里达州注册为营利性机构，巴林顿大学的校长为其副总裁，相当于自己为自己认证。由于未提交年度报告，该机构已在1999年9月被解散。巴林顿大学还声称是美国远程教育组织的成员，而任何人只要向该组织交了会员费就可成为其成员。

巴林顿大学在美国遇到了麻烦，亚拉巴马州政府威胁将吊销其营业执照。但是它在中国却搞得红红火火。据报道巴林顿大学与中国33所大学签署了双学位课程协议。根据巴林顿大学发布的消息，“中国37（原文如此）个省的大学招了70万名学生”，预计“这些学生中的3%～4％将会在两年内报名该双学位课程，每人费用4000美元”。在巴林顿大学的中文网页，声称已与300多家中国企业合作办MBA班，并列出了一长串这些企业的名单。在北京、武汉等地都有其工作机构，许多中国大学的教师也与之合作，在中国可谓声势浩大。为什么一个美国的野鸡学校在中国如此成功？毕特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归纳了三条理由：中国的教授们可以从学费中得到一半的回扣；学生们拿美国文凭去申请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更有优势，“多这一张纸是获得更好的工作的关键”；此外，巴林顿大学还声称可以帮助其学生获得到美国的签证。

但是我觉得关键的一条，是大部分的中国学生和企业都不清楚美国的教育体制，不知道巴林顿大学颁发的这张“美国文凭”是不被承认也不该被承认的。美国结社、办教育都完全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办大学发文凭。那么，如何保证求学者不受骗上当呢？美国社会采用的是“认证”制度。只有被认证的大学才是正规的、可信赖的大学，没有经过认证机构认证的大学就是野鸡大学或“克莱登”，他们可以颁发文凭，但在社会上不受承认。有些在中国招生的美国“克莱登”声称它得到了美国教育部的认证。事实上，美国教育部并不对任何一所大学进行认证，这项工作是由专门的认证机构来做的。同样，在美国，由于结社自由，任何人都可以组建认证机构。那么，又如何保证认证机构的权威性呢？这时候美国教育部就派上用场了。它的工作，就是对认证机构进行认证。此外，还有一个民间机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从事这项工作。只有经过美国教育部或CHEA认可的认证机构才是真正的认证机构，像巴林顿大学的“国际大学及院校联合会”是不算数的。这些认证机构也全都是民间的、非营利性的、独立机构。专门院校（如艺术、音乐院校）由相应的全国性认证机构认证，而普通高校则划分成中部、新英格兰、中北部、西北部、南部、西部六个地区由相应的地区性认证机构认证。要知道哪所高校是否获得了认证，需要知道它位于哪个州，属于哪个地区，然后到那个地区的认证机构的数据库寻找。例如，笔者的母校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位于密歇根州，属于中北部，由中北部院校联合会（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的高等教育委员会认证。到该委员会的网址（http://www.ncahigherlearningcommission.org/），输入该大学的名字，就可以发现它是被认证的。在美国教育部的网页可以找到被美国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名单和网址（http://www.ed.gov/offices/OPE/accreditation/）。

像密歇根州立大学这种属于“十大”（Big Ten）联盟的著名大学（她的名气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体育打出来的），人人知道它是正规大学，除非是为了测试，谁也不会想到还要去查查它是不是经过认证。但是，对那些不太著名的大学，或是听上去很陌生的大学，就应该认真去查一查。比如巴林顿大学，据说位于亚拉巴马州，该由南部院校联合会认证，到该认证机构的网站，就检索不到这所学校。其实，要区分正规大学和“克莱登”大学，根据一些常识就可以做初步的判断：正规大学往往建校时间很长（否则早被淘汰），对本校辉煌的历史津津乐道；“克莱登”建校时间都非常短，对本校历史讳莫如深（巴林顿大学建于1991年，在“克莱登”中已经算是时间长的了，而对本校历史也是一句不提）。正规大学在其招生资料和网站都会详细地介绍其教职人员的姓名、教育和学术背景及研究情况，对校内各个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和联系办法也会一一列出；“克莱登”因为是皮包大学，全部工作人员加起来没有几个人，更不会有固定的有学术背景的教职人员，所以这部分就都省略了。正规大学都有课程要求，都要求到校园上必修课；“克莱登”都是没有校园的“函授大学”，最多是寄一些材料让学生自学。正规大学多是非营利机构，著名大学更全都是非营利机构；“克莱登”则无一例外，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正规大学对入学都有一定的要求，不会胡乱招生。“克莱登”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甚至还奖励别人为它拉客户，比如巴林顿大学的网站上就公然写着，每推荐一名学生入学，奖励200美元。

文凭是完成必修课程和论文研究的凭证，是掌握了必需知识和获得研究能力的象征。如果不需上正规的课程和做论文研究，交了钱就能拿到文凭，那么这样的文凭，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不该被承认。最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重申，有七种国外学位学历不予承认，其中就包括函授取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见《人民日报》2001年12月6日），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仅仅重申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禁止、打击“克莱登”的欺诈行为，“克莱登”仍可以大做不实、虚假广告，欺骗求学者。只要比较“克莱登”网站的英文和中文版本，就可以看出端倪：英文的网站都写得很老实，比如巴林顿大学的英文网站就老老实实地承认“巴林顿没有经过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的认证”，因为在国内做不实的广告，会被管理机构处罚或被客户集体起诉索赔。但是“克莱登”一到了中国，就换了张脸孔，如果我们相信了它们在中文网站上的吹嘘，完全会把它们当做正规的大学甚至是名牌大学而上当受骗。中国的执法部门应该采取切实的行动，警告入侵中国的“克莱登”们：中国不是骗子的天堂。

2001年12月6日

附记：巴灵顿大学于1998年9月14日在亚拉巴马州注册，已于2006年4月19日解散。吴征现为酷6传媒董事长。

认清美国的MBA

我是在1990年在国内本科毕业后去美国读生物化学博士的。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基本上都陆陆续续去美国读相同或类似的博士学位。当时中国留学生以理工科为主，也大都读本专业的博士，没有听说有谁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并非因为人人想献身科学事业，也并非因为拿一个博士学位就前程远大；而是因为读理科的博士容易拿到资助，而读MBA不仅拿不到资助，还要交纳昂贵的学费，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几个读得起。等读完了博士，手里有了点钱，或者拿到了绿卡可以申请就学贷款了，有的就转去读MBA。读MBA并不看是哪个专业出身，一要有几年的工作经验（读博士时当助教、助研可以算上），二要MBA的入学考试GMAT考得好。我的同学中有几位就去读了MBA，而且都是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全日制MBA只要两年时间，现在他们也都毕业从事金融、商业方面的工作了。

现在从国内去美国留学的人当中，直接读MBA的也不少。近来回国，感到MBA在国内颇为风行，我认识的国内朋友当中就有正在读或已读完MBA的。没有多少人知道Ph.D.是博士学位的意思，而在谈话中提起MBA，则人人皆知其意，成了汉语中最常见的英文缩写之一。要跟国际接轨，似乎各公司、工厂管理人员都要有个MBA学位，某省的省长更是宣称该省需要有一百万个MBA。办MBA班可赚大钱，这股MBA热也就自然而然吸引了那些想到中国淘金的，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国外MBA课程也就蜂拥而来。因为上网用户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白领阶层，是读MBA的潜在对象，因此网上也就经常可以见到MBA课程的招生广告。2001年12月，国内一家大网站贴出了一家留学服务机构的“美国普渡大学MBA招生”告示，声称与“美国长春藤名校之一”普渡大学联合招收2002年春季赴美攻读MBA学生30名，在一年时间内完成原计划两年的课程云云。这则告示颇令人怀疑，因为众所周知美国长春藤名校指的是美国东部八所私立大学，而普渡大学既在中部，又是公立学校，怎么可能属于长春藤联盟呢？（事实上，普渡大学和笔者的母校密歇根州立大学同属“十大联盟”）有人向普渡大学询问，普渡大学管理学院立即发布了一个声明，指出这是个骗局，和普渡大学管理学院没有任何关系。

像这样公然冒充美国名校招生的骗局可能不多，更常见的是一些没有经过认证的美国“克莱登”大学到中国招生。以前我在《美国“克莱登”入侵中国》一文中提到的巴林顿大学，在中国的一大生意，就是和中国大学、企业合办MBA班。这些大学也和巴林顿大学一样，都号称是“远程教育”或“网络教育”，因为本来就是皮包大学。这类MBA招生广告，同样充满了不实之词。例如，与另一大网站合作的“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MBA远程教育招生”，声称它颁发的MBA学位得到美国联邦教育部的认可。我们以前已介绍过，美国联邦教育部不认可任何学校或其颁发的学位，而只认可认证机构。该学校颁发的MBA学位并没有得到认证机构的认可。注意这所大学校名中有个“南”字，不要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混起来了。它和哥伦比亚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就像现在也在中国招MBA的“伯克利大学”和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所“克莱登”大学。另外还有一所“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也在网上到处散发“工商管理（MBA）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也同样谎称“本校的MBA学位证书是美国教育部认可”。又说“经美国法院公证”，这可能不假，但是法院只公证那张证书确实是该校所颁发，并不公证该学位。这份招生简章甚至还声称“国际东西方大学是美国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西部学院协会会员”，那也是个谎言，如果到该大学的网站查看其自我简介，就会发现它老老实实地承认“没有申请加入美国西部大学联合会”。

在美国，认证MBA学位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高等商学院联合会”（AACSB）。截至2002年1月，美国有341个MBA学位课程得到了该机构的认证，其中全日制的课程只有105个，剩下的属于夜校课程或在职课程。凡是被这个机构认证的MBA课程颁发的学位，才是货真价实的（可在其网页查找：http://www.aacsb.edu/accred state.html）。想读美国的MBA，至少应该读这些经认证的课程，而且要尽量读名校的课程。像我们读完博士或做完博士后出来找工作，主要凭在博士、博士后期间做的研究成果和导师的名声，和学校的名声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MBA就不同了，就业情况是与学校的名气息息相关的。美国主要有两个机构对各个大学的商学院进行排名：《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Report）。《商业周刊》每两年评一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评一次。两家评比的结果差别不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只列出前50名，2002年商学院的前十名是：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宾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通过比较这个排名，我们对美国商学院的现状可以有些粗浅的了解：

学费最贵的是排名第50的匹兹堡大学（一年＄34086），最便宜的是排名第44的杨百翰大学（＄8380），一般在2万多美元。

录取率最低的是排名第1的斯坦福大学（8.3%），最高的是排名第45的瓦克·佛里斯特大学（51.0%）。

学生一毕业就找到工作的比例，最高的是排名第6的哥伦比亚大学（99.2%），最低的是排名第50的佛罗里达大学（71.8%）。但是学生在毕业三个月后，除了排名第35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找到工作比例略低于90%（88.0%），其他学校都在90％以上，有6所达到了100％。

毕业生的平均起点工资，最高的是排名第2的哈佛大学（＄117180），最低的是排名第50的佛罗里达大学（＄70045），一般都在年薪十万美元左右。

可见，从这些好学校的商学院出来的毕业生，不仅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都可得到高薪，这在非常大程度上是由学校名气吸引来的世界著名公司争抢名校应届毕业生的结果。但是从比较差的商学院出来的MBA，则未必有这么幸运，去学校招毕业生的公司就少得多，知名公司更是寥寥无几。这指的是全日制的课程。夜校、周末、兼职、远程的MBA课程有所不同。名校招收在职人员开办的夜校班、周末班在录取标准、教学水平等方面与全日制非常接近，但是一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读完全部课程（全日制的为两年），除非是由大公司派到顶尖名校攻读所谓“管理人员MBA课程”，否则就业情况不如全日制毕业生抢手。而毫无名气，专门开办MBA夜校班和远程教育的学校，其毕业生的质量和毕业后的前景，又和这些名校的夜校毕业生不可同日而语。从未经认证的野鸡大学或“克莱登”大学拿了一张MBA出来，更是无济于事。而“克莱登”大学正是利用人们认为读了MBA就不愁拿到高薪职务的观念，而大作不实广告的。这是那些崇拜MBA洋文凭的人需要认清的。

2002年1月7日

“世界名人”好买卖

2004年印度洋海啸过后，有一位据说是世界空间静电领域“奠基人”和“开拓者”的工程师张丰发表了一个惊人说法。根据其“空间静电说”理论，认为前不久出现在兰州的不明飞行物体与随后发生的印度洋大地震和海啸事件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印度洋大地震是由于宇宙场空间静电变异所致，而静电变异“边缘”就在甘肃兰州。

此人的身份是常州市宝进防静电设备有限公司常务总经理，发表如此高论，看来是在为其公司产品做广告。但国内媒体却乐于为其做免费广告。粗粗一检索，即可发现至少有上百家报纸、网站报道了这条消息。如此多的媒体会对一名地方商人的胡言乱语如此重视，大概是真把他当成了什么国际权威了，一些报纸强调，美国ABI国际研究委员会特别授予张丰“美国最杰出成就金纪录奖”和“21世纪非凡卓越成就奖”，并称其为空间静电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一般读者见了这样的报道，可能以为美国ABI是个科研机构，张丰得了国际性大奖。使用英文缩写的妙处正在于此。如果大家知道ABI是“美国传记学会”（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的缩写，就会奇怪传记学会怎么会把手伸到什么“空间静电领域”，从而怀疑这些奖项和称号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这些奖项和称号倒是有含金量的，只不过是获奖者用金钱买来的。美国传记学会的名头听上去很大，其实是个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民间营利机构。美国是个结社完全自由的社会，谁都可以去注册一个名头巨大无比的机构吓唬人。这个营利机构兜售的商品，是“名人录”和“大奖”，名目繁多，个个响亮，计有：“世界知识分子领袖”、“21世纪伟大头脑”、“21世纪伟大女人”、“2千名著名美国男人”、“2千名著名美国女人”、“国际杰出领袖”、“5千个世界名人”、“5百名有影响力的领袖”、“美国荣誉奖章”、“年度男人”、“年度女人”、“21世纪杰出人物”、“1千名世界科学界领袖”，等等。

其推销方法是用种种办法搜集到你的地址，给你发一封信，恭喜你入选某个名人录或获得某项大奖，请你提交一份小传（你尽可以自称某个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交一两百美元即可以收到入选证书，多交几百美元还可以获得奖章、奖牌之类。“美国传记学会”的网站（www.abiworldwide.com）内容很简单，其中有一页是要求读者帮助其提名，虽然声称对获提名者还要进行挑选，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在那里填报自己的姓名、地址，不久就应该得到恭喜你入选、请你交钱的来信了。有一名22岁的瑞士大学生在其网络日志上报告说，他最近收到了美国传记学会的来信，恭喜他成为入选2005年版《世界知识之书》的500名人之一，如果想拥有这套百科全书，请交795美元。大概是有人替他报了名。

其实许多中国人对这套做法已经不陌生了。进入中国最早、在中国最吃得开的是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出版的《剑桥国际名人录》，该机构、该名人录和剑桥大学毫无关系，不过是因为也设在剑桥这个地方，就吸引了无数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向其交钱，把入选其名人录当成一大荣耀，其中不乏真正的名人，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钧、“健康专家”洪昭光、经济学家茅于轼，都在其简历中将这项“荣誉”列入。说自己名列美国传记学会（也译作“美国传记研究所”、“美国传记协会”）的名人录的中国人要少一些，但是其中也不乏大学教授。

真正的名人尚且需要借世界名人录证明自己的国际地位，无名小卒有此快速成名机会更不会轻易放过了。所以这注定了是一项两全其美的交易。中国人也如法炮制中国名人录乃至世界名人录，不过名头毕竟没有“美国”、“剑桥”那么响亮，还只限于在中国人当中自得其乐，未能走向世界。

2005年1月13日

“国际荣誉”唾手可得

最近有几个人给我写电子邮件，要我去看看推销一种神奇的“降压仪”的祝强公司的网站。不过我觉得那上面的“美国布什总统亲笔来信”还要更神奇。广告词说：“祝强降压仪－出口型问世十周年，取得全球瞩目的成绩，用户遍布全球各大洲，高达104万，美国布什总统亲笔来信赞扬……”美国总统会亲自帮助推销中国产品，神吧？估计没有第二个中国产品——甚或第二种其他国家的产品获此殊荣了。

不信？在网站上有照片为证。在“历史经典荣誉”一栏，排在第一条的就是“美国布什总统亲笔来信”，称：“美国总统布什致信祝强先生，对其为促进中美合作和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下面是来信的扫描图片。图片分辨率刚好足以让人看清信的内容，全文翻译如下：

“亲爱的强大夫：多谢你的美言。我相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能够搁置分歧，通力协作，共同从事最有益于全体公民的工作。我期待着接受总统职务面临的挑战，并尊重美国人民交给我的职责。劳拉和我对有机会服务国家而感到荣幸。”

请问，对祝强的“赞扬”在哪里？“为促进中美合作和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又在何处？这封信听上去像是布什在答谢选民对其当选美国总统的祝贺，信的签名看上去像是印上去的，属于那种大量印制的统一回函，由工作人员处理。在美国的人给总统写信，都会收到类似的回函。这种信也敢当成总统亲笔贺信原样登出来，是不是以为在访问其网站的人当中，没有人看得懂英语？

美国总统常常被中国商人、中国“大师”拿来当花瓶。比较能迷惑人的是“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也有合影为证。其实这些合影如果是真的，都是花钱买来的。美国总统有时会举办募捐、筹款宴会，花几千、上万美元就可出席，并获得与总统合影的机会。有的合影则可能是和纸板人的合影。在美国某些风景区，摆着原样大小的总统照片裁成的纸板人供游客合影，照出来的照片看上去跟真的和总统在一起一样。

这些“来自美国政府的荣誉”在中国能被高价出售。2004年6月，“美国蒙特利公园市荣誉市民颁证仪式”在郑州举行，美国蒙特利公园市市长准备向一位广东商人颁发荣誉市民证书，该商人为此花了10万美元，发现事有蹊跷，报了警，骗局没能得逞。蒙特利公园市市长后来向《世界日报》记者表示：“荣誉证书的花费只是10美分，代表一份荣誉，而从中可以换取10万美元，是她想也没有想过的事情。在美国作为市长签发一张荣誉证书是非常随意的事情，一般市民只要生日等活动，市长或议员就可以签发荣誉证书。这样的奖状并不能代表什么，只是礼仪性或荣誉性的证书，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然而，却有某些中国人热衷于获得这样的“荣誉”。在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罗列的“国际荣誉”中，就有这个价值10美分的“蒙特利公园市荣誉市民”，还有类似的“美国加州荣誉州市民”、“美国加州杰出贡献人士荣誉证”、“美国加州杰出人士”。邪教信徒更是为其教主李“大师”申请了无数类似的荣誉，其数量之多算得上世界之最。但这种随意授予的“荣誉”再多也不能增添其光彩，被剥夺了却反而更丢脸——李“大师”在美国就曾经被剥夺过。

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总统来信、和总统合影、“荣誉市民”等“国际荣誉”是唾手可得的，还以为真像那么回事。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荣誉”孜孜以求，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更主要的是看中了它们对一般中国人所具有的欺骗作用。

2005年2月28日

以“总统”的名义吓唬人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现在的英雄少年又常常来自海外。以前媒体热炒过“哈佛女孩”、“耶鲁男孩”，最近又出了一个“总统奖女孩”美籍华人叶小姐，出了一本《做最棒的自己：一个获美国总统奖的女孩的成长经历》，在电视台上拿着奖状侃侃而谈：我在2005年高中毕业时获得“美国总统奖”，一年一州只评选一个，由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颁发……

美国人喜欢以“总统”的名义激励学生，每年颁发的“总统奖”有好几种。其中含金量最高的是“美国总统学者奖”，每州一年评出男女各一名，再加上其他地区的获奖者，一年只有141人获奖，获奖者在白宫获得总统的接见。还有一种颁发给小学、初中和高中优秀毕业生的“总统教育奖”，虽然获得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但是实际上是由各个学校的校长决定颁发的，成绩在前10%的学生都可获奖。参与“总统教育奖”项目的学校有十几万所，每个学校每年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上百人能够获奖。这么算下来，每年获得“总统教育奖”的学生应该有上百万人，其中高中毕业时也应该有几十万人。奖状上也有现任美国总统的签名，但是是印刷的，奖状由各个学校从网上订购。美国很多华人子弟都得过这个奖。

如果叶小姐只是含糊地说自己获得了“美国总统奖”，别人还会以为那是难得的“美国总统学者奖”，那倒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也的确经常有华人子弟获得该奖。虽然在2005年以及历年的获奖者名单中找不到叶小姐的名字，但是根据中国某个地方法院的判决逻辑，“在历年获奖者名单中找不到原告的名字不能否认原告获奖的事实”，别人大概也不敢多说什么。但是叶小姐却把奖状拿到电视台上亮相，还一个词一个词地念出来，就露馅了。原来那是“总统教育奖”，虽然也是给好学生的，但是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校级三好学生奖，每个学校每年都有不少人得的（叶小姐的母校证实2005年该校共有87人获奖，叶小姐是其中之一），却要吹成是“全国三好学生”，还为此出书，这就太吓唬人了。

自从中国与外国有了学术交流，就经常可以发现有外籍华人或归国人员到中国来吹嘘自己在国外的成就、地位。例如，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归国人员中，就有人吹过自己在美国做研究时年薪八万美金，算下来比当时的美国总统年薪都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宣传归国人员“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成了惯例，仿佛国外有那么多的高薪职务空缺着求中国人去填补。这些人在国外拿的其实是科研人员的低薪，但换算成人民币，与当时的中国人工资相比，的确是吓人的“高薪”。最近几年国内科研人员的工资大涨，尤其是国家出台了不少奖励归国人员的政策，有些归国人员在国内拿到的工资、补贴加起来甚至比其在国外时高得多，还好意思说自己“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人就少了。

更多的人是在头衔上做文章。例如，硕士研究生按规定当过助教辅导过本科生，回国时就敢说自己是“最年轻的教授”。又如明明是自己的导师获得了国家大奖，回国就说是自己得了奖；是宇航局的项目科学家，回国就说自己是“宇航局的首席科学家”。还有很多人则在名片上印上自己是“美国某某学会”、“国际某某学会”的会长、主席，听上去地位崇高。这倒也不好说是造假，但是那个学会是他本人注册的，全部成员可能就他一个人或几个哥们儿。美国结社自由，你想注册什么学会无须审批，只要名称还没用过，再大的名头都可以注册下来。

这些都是利用国内普通人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来拔高自己。但是时代早就变了。在国外的华人能够通过互联网知道这些归国人员是如何吹嘘自己的，再通过互联网即时让国内的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在互联网的时代想要继续利用国内外信息的不同步糊弄国人，已经越来越难了，却总还时不时地有人要冒险一试，我们仍需时刻警惕。

2010年12月14日

捏造履历要付出代价

1902年，牛津大学校友、在南非经营钻石矿业发了财的罗德斯（Cecil Rhodes）留下遗嘱设立罗德斯奖学金，每年资助数十名来自美国、德国和大英国协的大学毕业生到牛津大学继续学习两三年。它是最早的、也是最有声望的国际奖学金，其获得者称为“罗德斯学者”，号称离开牛津后什么工作都可以得到。比尔·克林顿也是罗德斯学者，在竞选总统时，其简历也不忘提到这个荣誉，以说明他从小就很聪明。

最近有一个“罗德斯学者”遇到了麻烦，麻烦在于他并没有获得罗德斯奖学金。美国杜克大学副教授、癌症研究者安尼尔·波蒂（Anil Potti）在递交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癌症学会的资金申请报告中，在其简历里写着自己在澳大利亚读书时曾经获得罗德斯奖学金，但是有的写的是1995年获得，有的写的是1996年获得，还有的则没有写获得过该奖学金。这种自相矛盾引起了《癌症通讯》的怀疑，他们经调查发现，在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波蒂回应说，他曾经获得罗德斯奖学金的提名，然后就不愿再回答任何问题。

《癌症通讯》报道这一发现后，杜克大学校方立即让波蒂离职接受调查。美国癌症学会冻结了已授予波蒂的一大笔科研资助。随后，波蒂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遭到质疑，由波蒂领导的三项临床试验也被停止了。这还没完。在申请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的报告中提供虚假履历属于犯罪行为，波蒂有可能因此被起诉。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不就是在履历中虚构了一个年轻时获得的荣誉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波蒂能当上美国名牌大学的副教授，获得多项科研资助，其能力已得到了证明，管他年轻时有没有得过罗德斯奖学金啊？就算没有得过，也是获得过提名的，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嘛。《癌症通讯》对此揪住不放，是不是在炒作啊？那些质疑波蒂的人是不是忌妒他啊？

但是美国人显然不这么看。一个人如果连履历都敢捏造，还有什么不敢捏造？这说明其诚信有问题，他所做的其他事情的真实性也都要打个问号，能力再强也没有用。

我不知道波蒂为何要在其履历中说自己是罗德斯学者，这种年轻时的荣誉对他获得科研资助并不会有帮助。他敢在履历中撒这个很容易被戳穿的谎，是因为他知道资金评审人员不会去调查申请者的履历。如果不是《癌症通讯》多事，也就混过去了。

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科学界，都倾向于信任他人。因此如果有人作假的话，很容易得逞。但是却很少有人敢于作假。并不是由于美国人天生就更有道德，而是由于这种相互信任是建立在对不诚信行为的严厉打击基础之上的。一旦有人对不起这种信任，从此人们就很难再相信他，让他无法再在圈子里混下去，甚至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波蒂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不会有多少人在乎。比他的履历捏造得更离谱、获益更大的有的是，也没见这些人因此付出了什么代价，都过得好好的。虽然在现在呼吁诚信已成了时髦，但是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对造假者不敢或不愿进行打击，势必会滋生造假，提倡诚信当然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2010年7月27日

罪犯不幸生在美国

除了谋杀罪指控，其他犯罪指控在美国大抵都能交保金候审，这样至少在被定罪之前不用坐牢。如果没有钱交保怎么办呢？可以付钱找专业担保人替你交保。迪瓦尔德（Bart Dewald）原来是一名警察，后来见当担保人赚钱要多得多，就改行当了担保人。但是干这行是有风险的，如果犯罪嫌疑人弃保逃跑，要设法把他抓回来，不然保金就归公了。2006年，迪瓦尔德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当时他替一个犯罪嫌疑人交了10万美元的保金，获得消息说她想要逃跑，就到她家周围守候。发现开出一辆小面包车，就追上去强行把车拦下进行盘查。车里并没有他要找的人，而是两名儿童心理治疗师。随后这两人报警，迪瓦尔德被逮捕，被指控犯有两项非法禁闭罪。

这回轮到迪瓦尔德自己取保候审。2008年2月，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法官决定在下个月判决。迪瓦尔德并没有想要弃保逃跑，而是想要出一口气。他找了当地一位空手道高手，给他1千美元作为定金，请他去把起诉他的检察官和作证反对他的另一位担保人都痛打一顿，想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牙齿掉落让他们住院。没想到谈话被录了音。迪瓦尔德又增添了新的罪名：两项阴谋重伤罪。

2010年9月，印第安纳州高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迪瓦尔德由于非法禁闭、用枪威胁人等4项罪名被判8年监禁，同时又由于两项阴谋重伤罪且没有认罪悔改的表现，必须重罚，再加30年监禁！合起来共38年监禁，而且出狱后还要再加10年缓刑并接受心理治疗。迪瓦尔德年已51岁，能够活着出狱的希望非常渺茫。

迪瓦尔德真是不幸生在美国。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中国，迪瓦尔德起码可以少坐30年牢。且不说他仅仅是试图雇凶伤人，根本都还没有实施，即使真的实施了，而让受害人侥幸逃脱或只打成轻微伤，在中国据说也是不用负刑事责任的，只作为治安事件处理。

虽然中国现在的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从来就没有规定说故意伤害罪必须是受害人被打成轻伤以上才能定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都普遍认为只有伤害的结果达到轻伤以上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以至于花10万定金雇凶报复的嫌犯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在法庭上竟得意地说：我不是寻衅滋事，我就是要故意伤害，只打成轻微伤，所以我无罪。

能否定罪不看犯罪意图，只看犯罪结果，定不了罪要归咎于受害人身手太敏捷、运气太好，打得头破血流也只是定不了罪的轻微伤，这样的司法实践如何能很好地保护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岂不是在纵容暴力犯罪？

原本中国的法律也是很重视严惩暴力犯罪的。就犯罪风险而言，抢不如偷，偷不如骗。骗几百万的大骗子可能过得有滋有味，偷几百块钱、抢几块钱就可被定罪。现在又知道偷也不如买凶、行凶。长此以往，也许抢、偷会减少，骗、行凶千万别因此多起来。以后谁敢再揭露骗子，就要当心被雇凶打成轻微伤，即使轰动世界不也就是“寻衅滋事”判5个半月的拘役嘛。

2010年10月26日

想起了辛普森案件

2010年10月22日，美国内华达州最高法院驳回O.J.辛普森的上诉。在两年前，辛普森因为持枪抢劫等罪名被判处长达33年的监禁，而且9年内不得假释。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在2007年9月13日，辛普森带着几个人持枪闯进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宾馆房间，从一名纪念品商人那里抢走一些原本属于他的体育纪念品（辛普森说是从他那里偷来的）。很多人认为，辛普森之所以被判得那么重，是要他为此前的双重谋杀付出代价。

1995年，O.J.辛普森涉嫌双重谋杀案庭审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研究生学习已接近尾声，相对比较悠闲。用“打工皇帝”的术语来说，我全程参与了整个庭审过程，当然是通过看电视直播参与的。1995年10月3日，陪审团做出判决时，我和几乎所有美国人一样都守着电视看了直播，连日理万机的克林顿总统都忍不住好奇心中断工作收看直播，何况我等闲人。记得克林顿还为此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要大家尊重陪审团的无罪判决，大概是担心有人为此寻衅滋事。

受害人家属自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他们没有去寻衅滋事，而是走法律的途径，向辛普森索赔，要求他为受害人的非正常死亡承担民事诉讼。这个案件同样由陪审团决定（当然是另一批陪审团）。这一次辛普森被认定对商人前妻及情人的死负有法律责任，需要赔偿受害人家属3350万美元。辛普森没能支付这笔巨款，但受害人家属通过拍卖辛普森的物品、获得辛普森出书的版税等方式获得了一些赔偿。

在中国人看来，辛普森案件很有不可思议之处。证据那么确凿、嫌疑人逃逸未遂的双重谋杀案居然能被判无罪，让大部分美国人都感到震惊。如果此案不是由陪审团，而是由法律专业人士来决定的话，可以肯定会被判罪名成立。这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对美国陪审团制度（由随机抽选的普通公民担任陪审团成员）利弊的大讨论。

谋杀案嫌疑人一旦被陪审团认定无罪，就不能再以同一罪名起诉。但是受害人家属却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索赔。这在中国绝无可能，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判决无罪释放了，附带的民事诉讼也就一笔勾销了。即使罪名成立，在中国也绝无可能判决给予天价赔偿。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能获赔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也即直接经济损失，不能索取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比如由于人身伤害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一般也就赔偿几千元。如果伤势轻微，医疗费、营养费忽略不计，可能也就得到几百元的误工赔偿。这点赔偿，连受害人及其律师往返司法机关的车马费都抵不上，更何况律师费。所以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加民事诉讼，有时反而赔本，如果雇了律师，更赔。

相反地，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反而能索取精神损失赔偿，比如涉及损害名誉权的案件。出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名誉权案件，美国通常判得极为慎重，尤其是公共人物打名誉权官司，几乎不可能赢。但是在中国反而这类官司很好打，如果一名院士候选人被质疑学术成果有问题，告到了当地法院，法官就可以判决质疑者赔偿原告几万元的精神损失。人身伤害同时也能造成精神损伤，而且精神损伤的后果往往比言词造成的要严重得多。但是，被人批评了可索取精神损失赔偿，被人打了不能索取，这样如何能很好地保护受害人？从违法的角度看，骂人几句要赔偿几万元，打人一顿却只需赔偿几百元，文斗远不如武斗，这样的司法实践岂不是在鼓励打人？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司法也常有不可思议之处。

2010年11月10日

美国电影史话

一、电影的故乡

电影号称是人类各种艺术中唯一一种知道确切发明日期的。那么电影究竟是由何人在何地于何时发明的呢？这得看你问的是哪一国的人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乃至德国人都声称电影是他们本国人发明的，并都言之凿凿。这个问题之所以忽然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电影的发明经过了许多人长时间的摸索，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雏形，问题的答案也就取决于对雏形的认定。为了简单起见，现在一般把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Lumiere）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的印度厅首次向公众放映电影《工人离开卢米埃尔工厂》这一天，当做电影的生日。但是，电影的实际年龄，就像一位电影女明星的实际年龄一样，要比她自己愿意承认的老得多。

我们现在既然谈的是美国的电影，不妨就站在美国人这一边。按美国人的说法，加州不仅是现代电影的大本营，还是电影的故乡呢。1872年，铁路大王、加州州长斯坦福（Leland Stanford）跟人打赌说，在马飞跑时，有一瞬间四脚同时离开地面。就为了这件琐细小事，铁路大王掷下了两万五千美元的赌注，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然后他找著名的摄影师穆布里奇（Eadward Muybridge）来为自己作证。穆布里奇原是英国人，随着淘金大潮移民到了加州，因拍摄了许多加州的野外风光而名声大噪。穆布里奇受斯坦福之雇开始研究马的运动，却不幸卷入了一桩谋杀案：他把他妻子的情人给杀了。穆布里奇最终以精神暂时失常为由被判无罪，研究工作却被耽搁了。直到1877年，在经过许多次不成功的尝试后，穆布里奇才找到了解决办法：在赛马跑道的旁边一字排开放上12架照相机，又在跑道的中间横空拉上丝线，丝线的一端连着照相机的快门。当马跑过来时，踢断了丝线，也同时拉动了快门，记录下了马的瞬间运动。这些照片证明了，的的确确，马在飞跑时会四脚离开地面，铁路大王的钱袋里又多了两万五千美元。但是这些照片的用途并不只是用来打赌。穆布里奇进一步发现，如果把这一系列马奔跑的照片连在一起绕在一个转动的轮子上用幻灯放映，就可以重现马飞跑的情景。在1879年，他发明了一台用于放映这些“活动画片”的机器，此后又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拍摄了一系列记录各种动物以及人的运动的照片。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活动画片视为电影的雏形，但是穆布里奇是用了许多台（而不是一台）照相机来记录一系列的动作的，每一个画格就需要一台照相机，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电影。

穆布里奇的这些研究很受当时科学界的重视，他也带着这些照片周游世界巡回演讲。法国人马莱（Etienne-Jules Marey）听说了穆布里奇的研究后，根据左轮手枪的原理，发明了“摄影枪”，可以一次拍摄十二张照片。另一位法国人普林斯（Louis Aime Augustin Le Prince）据说于1888年在英国发明了可以连续拍照的摄像机，但当他动身前往巴黎准备向有关官员展示该项发明时，却在旅途中神秘地失踪了，成了摄影史上的一件悬案。但是我们还是把视野局限在美国吧。如果要在美国寻找电影的故乡，还是应该把目光从西部转移到东部——新泽西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

1888年穆布里奇巡回演讲到了新泽西，见到了爱迪生。爱迪生在当时已是世界闻名的大发明家，已注册了近百项专利，其中他最为得意的发明，是留声机。获悉了穆布里奇的研究后，爱迪生就想：何不在留声机的基础上再发明个“留影机”？果然，到了1891年，爱迪生实验室就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影摄影机。爱迪生把这项专利注册在自己的名下，并声称自己是摄影机的唯一发明者，许多历史学家也一直把爱迪生视为摄影机的发明人。直到1961年，有历史学家去查了爱迪生实验室的档案，才发现真正从事这项研究的是在爱迪生实验室工作的英国移民狄克逊（William Kennedy Laurie Dickson）。这时候的爱迪生实际上已成为商人，并不亲自动手搞研究，他的作用，就像现代科学实验室的导师一样，是确定研究方向、提供资金和探听消息。后面这一点也很重要。爱迪生最初的设想，是发明一个类似留声机的机器，把影像记录在转盘上。研究了一年，一无所获。1889年，爱迪生到巴黎参加世界博览会，见到了马莱。当时的照相机普遍用感光玻璃做底片，不适于连续拍摄。几年前美国的柯达公司发明了感光纸，马莱马上把这种感光纸卷起来用在“摄影枪”上面代替感光玻璃。爱迪生了解到马莱的这项发明后，回去就抛弃了用转盘记录影像的设想，而改用柯达公司最新推出的胶片。狄克逊把胶片裁成35毫米宽，又在两旁打上齿孔，世上第一卷胶卷就这么诞生了，并且成为以后的工业标准。爱迪生制定的另一个标准却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把拍摄速度定为每秒40个画格，认为只有这样的速度才能产生最自然的动作（以后大家一般只用每秒18到22画格，进入有声电影时代之后，则固定为每秒24画格）。在当时的条件下，以如此高速运转，使得每卷胶卷的长度受到限制，确切地说，每卷只能有50英尺（1英尺=0.3048米）长，否则就会容易绞带。50英尺长的胶片只能拍摄大约二十秒钟。

摄影机发明了，电影也有了，怎么让观众看到呢？或者说，怎么通过它来赚钱？爱迪生再次想到了留声机。当初他推销留声机时，是把它放在娱乐场里，让听众挨个戴上耳机听，每听一次交一次钱。因此，尽管当时幻灯放映已相当普遍，尽管当时其他人都在研究如何把电影投映到屏幕上供多人观看，尽管狄克逊本人也想要研究放映机，爱迪生却认为，电影应该每次只允许一个人观看，每看一次交一次钱，只有这样才能赚钱。按爱迪生的要求，狄克逊很快就制作出了“活动视镜”（Kinetoscope），电影被关进了一个密封的箱子中，观众要把眼睛贴在一个小孔上朝箱里观看——自然，每次只能一人。

1894年4月14日，10台活动视镜排成两排在纽约市百老汇首次营业，每台放一部电影，每部电影持续大约二十秒。观众交25美分，可看5部电影。这一天，爱迪生赚了120美元，也就是说，首批电影观众差不多有五百人。

这些活动视镜也开始出售，每台标价350美元，按当时的物价，实在贵得吓人。虽然爱迪生漫天要价，人们却难以抵制电影的诱惑，这项新鲜玩意儿马上传播开去，芝加哥、旧金山……美国的各大城市紧随纽约之后也都开了活动视镜营业处。活动视镜很快地也出现在欧洲各大城市的街头。欧洲的发明家们考察了爱迪生的机器，觉得不错，但也认为可以做得更好。这些人当中即包括卢米埃尔兄弟。全球性的竞争开始了，美国人在竞争中很快地被抛到了后头。

二、群雄并起

欧洲的发明家们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挑战爱迪生，是因为爱迪生没有在欧洲注册摄影机和活动视镜的专利。他在美国注册专利时，专利局的官员问他是否愿意多交150美元，把专利权扩展到法国和英国，他断然拒绝，认为不值。等到他发现电影可以带来巨额利润，法国和英国的发明家成为他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时，已经太晚了。

我们得感谢爱迪生犯了这个商业错误，否则以他对电影前景的短视，电影这个新生儿的成长将大受阻碍。以卢米埃尔兄弟为代表的欧洲发明家们，对爱迪生的机器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改进：一是把以电力驱动、笨重不堪的爱迪生摄影机改造成了手摇的便携式摄影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拍摄；二是抛弃了活动视镜，代之以放映机。卢米埃尔摄影机就同时可以当做放映机使用。大银幕放映的魅力远远超过了小家碧玉式的活动视镜，爱迪生机器提供的只是新鲜感，卢米埃尔的发明引起的却是震撼，连爱迪生也给震了，也转而研究放映机。但是这时候狄克逊已跟爱迪生闹翻了，跳槽去了另一家电影公司，爱迪生找不到人来干这事了。碰巧，有一发明家发明了一台放映机，想要借爱迪生的名声推销。爱迪生求之不得，给这台放映机贴上了“爱迪生”标签，于1896年4月23日在纽约一家音乐厅首次展出。这次放映的电影中，包括一部从英国进口的海滨风景。当海浪迎面冲打过来时，前排的观众都吓得跳了起来。而类似的情景，早在半年前就在巴黎的大咖啡馆发生过了。

这台所谓爱迪生放映机的质量比不上卢米埃尔的电影机，爱迪生公司出品的电影也无法与卢米埃尔公司的电影相比。爱迪生摄影机只适于固定在室内拍摄，也就只能拍一些室内表演。最初只是拍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他们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弗雷德·奥特打喷嚏》（Fred Ott's Sneeze），就只是爱迪生公司里的一名工人表演打喷嚏的特写，此外还有跑啊、跳啊、打啊，诸如此类。以后又请了戏剧演员到摄影机前做短暂的表演。在爱迪生的眼中，摄影机就像是剧场中一名坐在最好的座位上的观众，这些演员的表演也跟在舞台上一样的刻意、做作。一开始大家对电影还觉得很新鲜，不管放的是什么内容，只要能动，就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但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观众们对电影内容的要求也变得苛刻了，这类几十秒钟的“动作片”很快就失去了魅力。相反的，卢米埃尔兄弟及其手下，却带着摄影机上山下乡、漂洋过海，去捕捉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时事新闻和日常生活，即使是有意安排的表演，也强调自然、平实，以假乱真。清新、生动的卢米埃尔电影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如果观众看到的是异国情调，他们觉得新奇；如果看到的是家乡景象，他们觉得亲切。这种重现自然、生活的魅力，是不会过时的。卢米埃尔兄弟同时也派出人马四处推销他们的电影，在首次公映之后的一年之内，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已遍布世界各地。卢米埃尔电影正式登陆美国，是在爱迪生放映机展出之后的两个月。1896年6月29日纽约的首映式，在观众们狂热的“卢米埃尔兄弟，卢米埃尔兄弟”的欢呼声中结束。

也许可以这样说，刻意、做作的爱迪生电影开创的是电影艺术的技巧主义流派，而自然、生动的卢米埃尔电影开创的则是写实主义流派。直到今日，美国电影的主流仍然是技巧主义的，而欧洲电影的主流则是写实主义的。就娱乐观众而言，现在的美国电影是远胜于欧洲电影了，但在当时，美国电影却在欧洲电影的打击下一败涂地。即使是技巧性的电影，美国电影也无法跟法国魔术师梅里爱（Georges Melies）首创的特技电影相比。自然，钱是不能让外国人来赚的。美国电影界人士大力呼吁政府要保护美国电影市场，呼吁美国观众要本着爱国心看美国电影。终于，美国海关以未获许可为由没收了卢米埃尔公司的机器设备，工作人员跳上轮船逃回了法国。在进军美国一年之后，卢米埃尔公司退出了美国市场。

欧美电影界的交流并没有因此结束，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欧洲电影界致力于发明、创造，美国电影界则热衷于剽窃、模仿。美国电影界人士不仅偷欧洲电影的技术，也偷欧洲电影的内容；不仅偷欧洲同行的，也偷本国同行的。一部电影一受欢迎，马上就出现了许多盗版。为了防止盗版，美国的各大电影公司往往在画面背景上打上公司的标志，这种做法，只是更凸显出美国电影的虚假。爱迪生的主要精力，则转移到保护自己的专利上，持续不断地控告其他美国电影公司侵犯他的专利。这场专利战整整持续了十年，到1908年，各大电影公司终于同意停战、合并，组成了电影专利公司，全面垄断美国的电影市场。

美国的电影市场就在这十年之间迅速膨胀。在1905年以前，美国的电影只是在游乐场穿插在杂耍节目之中放映，并没有固定的放映地点。1905年在匹兹堡首次出现了专门放映电影的小电影院，称为“五分钱剧院”（Nickelodeon）。之所以被称为五分钱剧院，是因为门票只需五美分。到1908年电影专利公司成立的时候，全美国已有了几千家五分钱剧院。到1910年，五分钱剧院的生意达到了顶峰，年收入达到了九千一百万美元，每周平均有两千六百万人光顾。这些观众中，绝大部分是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新移民。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可能一句英语也不会讲，看电影也就成了他们的一项主要娱乐，因为这时候的电影是无声的。对于上层、中层阶级来说，五分钱剧院乃是下等人的娱乐场所：简陋、拥挤、肮脏，绝不光顾。迟至1913年，在教堂周围仍不允许有电影院营业。放映的电影浅薄、低俗，也难以争取到有艺术品位的观众（这些“五分钱”的电影每场持续一个小时。这时候的电影每一部只用一盘胶片，每一盘胶片只能放大约十分钟，这样，每场电影至少需要放六部不同的片子，一般是探险片、喜剧片、情节剧、警匪片、新闻片的大杂烩）。他们仍然只去听歌剧、看戏剧，电影只不过是下等人的娱乐。要把电影从低俗的娱乐转变成高雅的艺术，需要有扭转乾坤的巨人。这样的巨人，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就在美国。

三、革命先行者鲍特

爱迪生那台重达两千磅的摄影机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车间。爱迪生为此在1893年初，花了六百多美元建了美国第一间电影摄影棚。这幢摄影棚的外面用黑墙纸包了起来，外形看上去很像当时的警车，因此被称为“黑玛丽亚”（警车的绰号）。摄影棚开着大天窗，建在一个大转盘上，可以跟踪太阳采自然光照明。演员们便在里面背靠黑板，面对固定不动的摄影机表演。

到了1900年，爱迪生把电影厂从新泽西迁到了纽约的百老汇，以便就地雇用戏剧演员。就在这一年，鲍特（Edwin S. Porter，“鲍特”是通用译名，应译为“波特”较准确）成了爱迪生电影公司的导演。鲍特原是海员，1895年移民到美国后，改行当了电影放映员。当时放映员要自己制作电影拷贝，把几部短片连在一起组成一盘可放十几分钟的片子。爱迪生看中鲍特的就是他的这种技术能力，而不是艺术才能。当时的导演，要同时编写剧本、拍摄、冲洗胶片、维修机器、雇工、付账，可谓集导演、编剧、摄影师、剪辑师、机工和制片人于一身，事无巨细样样要自己亲自动手，懂得如何顺利地拍完一部电影就够资格当导演了，有无艺术细胞倒是无关紧要的。

在鲍特负责的这么多事情中，还有一项是审看公司进口的欧洲电影，决定是否原封不动地非法拷贝发行，还是从中吸取“灵感”拍一个美国版本。1902年，他看了英国片《火！》（Fire!）之后，也拍了一部六分钟的短片《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Life of an American Fireman ）。这基本上是一部新闻片，再加一点表演：消防队员们接到火警，赶到现场，从失火的楼房中营救出一位妇女和小孩。有很长一段时间，电影史家们对这部电影交口称赞。在表现营救场面时，它共用了十二个短镜头，不断地在内景和外景之间快速切换，用现代电影术语来说，它用了“交叉蒙太奇”技巧来表现同时发生的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大发明，这部电影也一直被视为首先采用了剪辑技巧的美国电影。遗憾的是，后来人们去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版权存档，才发现这并不是原来的版本。鲍特实际上只用了两个长镜头：先是从头到尾表现室内营救场面，然后再回头表现室外的营救场面，并没有用到什么蒙太奇。像这样让时间倒流，把同一件事换一个角度重新表现一遍，是早期电影的惯用方法，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第二年，鲍特看了另一部英国片《明目张胆的白日抢劫》（A Daring Daylight Robbery）后，拍了《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把故事搬到了美国西部，用14个场面（或者说14个镜头，因为在那时候一个场面就等于一个镜头）讲了一个还有点复杂的故事：匪徒们攻入火车站的电报室，逼迫电报员发电报令火车停下加水；匪徒们上了火车，杀死邮递员抢了邮车中的贵重物品，又洗劫了旅客，然后骑马逃窜；电报员逃脱，跑到舞厅向牛仔们报警，牛仔们追赶匪徒；就在匪徒们以为已摆脱了追踪，坐下来分赃时，牛仔们悄悄包围了匪徒，并把他们全歼。在当时来说，这是一部“巨片”，长达十二分钟（用完了整盘胶片），动用了40个演员。这也是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持续上映了十年。一所五分钱剧院新开张，往往就用它来打头阵，许多观众对它百看不厌，连卓别林都说，他是看了这部影片，才发现了电影的魅力。

这部影片，曾经被错误地冠以许多第一：第一部讲故事的电影（在它之前电影已讲了多年的故事），第一部西部片（在它之前至少已有两部西部片向国会图书馆注册了版权），第一部使用了“电影语言”的电影，比如特写镜头、镜头组接或镜头运动［这些拍摄技巧，在欧洲电影特别是英国布莱顿学派（Brighton School）的电影中都已出现过］。其实，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在电影史上占一席之地，并不在于这些虚假的冠军称号，而在于它首次综合运用了这些已知的技巧，有效地讲了一个故事，就像十年后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四十年后的《公民凯恩》，对已有技巧的运用是如此成功，以至人们误以为这些技巧都是它首次运用的。

然而，鲍特只是在拍外景时才用到了电影语言。在拍内景时，他的拍摄方法也跟别人一样的呆板：演员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只作左右运动，从两旁上下舞台；摄影机的镜头也固定不动。只有在拍外景时，鲍特才让演员不仅做左右运动，也做前后运动，离开或走向摄影机；而且也摇动摄影机镜头，以便把整个场景都拍进去。是外景复杂的地形，才迫使鲍特运用这些拍摄技巧——或者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是技巧，说不定还在抱怨拍摄条件太差迫不得已而为之呢！如果拍摄条件合适，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些技巧。鲍特以后还拍了许多电影，然而全都是舞台表演的呆板记录，摄影机又成了一名被动的观众。电影语言只在《火车大劫案》无意中出现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鲍特认为自己是一名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他对电影技术比电影艺术更感兴趣。以后电影制作的分工越来越细，导演不必再亲自动手干技术活，而只需要坐在椅子上发号施令，鲍特就发现自己派不上用场了。1915年之后，鲍特彻底退出了电影制作，建了一家公司专门生产电影设备，并对摄影机有不少的改进，他对这个显然更在行。1927年经济大萧条使鲍特的公司破产了，他靠开一家修理电影设备的小店铺度过了余生。

显然，电影要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要从戏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不能靠这样的工匠，而需要真正的艺术大师。1907年，当鲍特还是爱迪生电影公司的大导演的时候，他吸收了一位名叫格里菲斯的南方小伙子当演员。鲍特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无意中栽培了建立电影艺术帝国的真龙天子。

四、真龙天子格里菲斯

与鲍特不同，格里菲斯（D.W. Griffith）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艺术家，而且是一名野心勃勃的、不可一世的艺术家。他声称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发明了电影艺术的所有主要技巧，他的公关代理人以及以后的电影评论家，都给他加上了“现代电影之父”、“电影的莎士比亚”诸如此类的桂冠。到了七十年代，随着早期欧洲电影被大量地发掘出来，格里菲斯的伟大形象也就无可避免地遭到了被“解构”的命运。我们现在知道，被格里菲斯归功于己的种种发明，绝大部分都可以在欧洲电影特别是英国布莱顿学派的电影中找到来源。很难相信格里菲斯本人会不知道这些来源，他的早期电影基本上就是对欧洲电影的剽窃、模仿。即使在美国，有些技巧在格里菲斯之前也已被使用过。比如格里菲斯最引以为豪，甚至觉得应该去申请专利的一大“发明”——人物表情特写，在格里菲斯成为导演之前就已在一部美国片［1907年出品的《耶鲁洗衣房》（The Yale Laundry，导演不详）］中出现过，那位被特写的演员恰恰是格里菲斯本人。但是，格里菲斯之伟大，并不在于如他自己认为的发明了多少单个的技巧，而在于别人只是无意识地、零星地使用，而他却是有意识地、综合地使用这些技巧。他是开拓者，更是集大成者。他的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让电影与戏剧分家，而他也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使命。在格里菲斯手里，电影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崭新的艺术，一门继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之后的第七艺术，一门综合了所有其他艺术形式，属于二十世纪的艺术。在电影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曾经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里菲斯的确是电影的莎士比亚。

D.W.格里菲斯1875年1月22日出生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附近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在南北战争时期曾是南方邦联部队的上校，但到格里菲斯出生的时候，其家族已经败落了。七岁那年，他父亲去世，更使家庭陷入了贫困。为了贴补家用，格里菲斯只上完了小学就休学去打工，他的艺术修养是通过一家人坐在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狄更斯和司各特的作品获得的。十五岁那年，他去了路易斯维尔。先是在一家商店当电梯驾驶员，随后转到一家书店当店员，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当代文学作品，结识了当地的诗人、演员，借此打入了文艺圈。他写诗、写剧本、当巡回剧团的演员，都未能引起注意。到了1908年，他决定上纽约百老汇碰运气，被鲍特吸收进爱迪生公司当演员，随后转到了白渥格拉夫（Biograph）电影公司，一天的报酬是五美元。他想赚点外快，便写了一些剧本卖给公司。公司人手不够，问他是否愿意自编自导。他犹豫不决，最后跟公司谈妥，如果导演失败，还让他回去当演员。摄影师比泽（G.W. Bitzer）在饭桌上给他上了一堂导演快速入门，他就开导了，中规中矩地遵循当时的惯用方法，更重要的是，没有超过财政预算，公司就觉得他干得不错，跟他签了合同，让他继续当导演。

当时白渥格拉夫公司每周要生产两三部十几分钟的短片，格里菲斯很快地成为该公司最主要的导演，负责编导大部分的影片，到后来平均每周要导演两部影片。他也成了该公司的绝对艺术权威，可以随心所欲地尝试各种各样的新技巧。他就像一位得到了一件新奇玩具的小孩，不知厌倦地想要穷尽所有的玩法。无声电影的玩法也几乎给他穷尽了。到了1913年，他共导演了四百多部影片（每部十几分钟），实际上用遍了无声电影的所有的技巧。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发明电影技巧的灵感来源于他所喜爱的狄更斯小说。狄更斯的小说常常把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通过镜头组接，电影对此可以处理得更好。狄更斯的小说非常注意肖像、细节描写，在格里菲斯看来，这就相当于是电影的特写镜头。尽管格里菲斯自己不愿承认，他的灵感还来自同时期别人创作的电影。他早期最重要的电影《冷落的别墅》（The Lonely Villa，1909），就是剽窃自一部法国电影《城堡里的医生》（Physician of the Castle）。但是，格里菲斯并不是像别人那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剽窃。如果我们把两部影片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别：原片只用了26个镜头，而格里菲斯的“改编”却把镜头数增加到了54个。这个差别，表明了格里菲斯在这时候已触及了电影语言的内核。

格里菲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场面，而是镜头（一个连续拍摄的画面）。尽管在当时已有人试用多个镜头拍摄一个场面，当时的电影基本上仍然是以场面为单位拍摄的，一个场面相当于戏剧中的一幕。格里菲斯却说，不对，场面还可以再分解下去，电影语言的语法应该是由多个镜头构成场面，由场面构成段落，再由段落构成情节。他对这个新语法的尝试，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最突出的是1911年拍摄的《隆台尔的话务员》（The Lonedale Operator），这部十几分钟的短片，竟然用了98个镜头。

格里菲斯不仅确立了电影语言的语法，还确立了电影语言的修辞。格里菲斯意识到，电影与戏剧不同，电影可以有效地控制观众的视野，更可以不受限制地频繁更换场景，因此电影可以也应该抛弃强求时间、地点和行动之统一的戏剧三一律，根据叙述和表现的需要，通过精心的构图和有机的剪辑，自由地支配空间和时间。在格里菲斯手里，摄影机不再是坐在舞台下无动于衷的死板的观众，而成为舞台上活生生的主动参与者；剪辑不再是一幕幕场面的简单拼接，而成为营造气氛、调动观众情绪的复杂手法。格里菲斯的一大发明，就是通过改变拍摄的距离、角度，镜头的长短和组接的节奏，不仅可以有效地叙事，而且可以有效地抒情，从而操纵观众的反应。比如远景、全景镜头可以使观众置身戏外，近景、特写镜头则会迫使观众投入戏中；缓慢的长镜头会带来宁静，快速的短镜头则能制造紧张。在格里菲斯之前，已有人零星地使用电影的叙述语言，但对电影的抒情语言的使用，格里菲斯则是第一个。

格里菲斯还确立了电影表演的规则。由于电影用大屏幕放映，后排的观众和前排一样可以看清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更由于电影可以通过近景、特写镜头突出演员的表情，电影的表演就没有必要像戏剧表演那样夸张、造作，因此格里菲斯认为电影表演应该含蓄、自然，不能让观众觉得是在看戏，而要让观众误以为银幕上的角色就是生活中真实可信的人物。格里菲斯为此大力栽培新人，美国无声片时代的重要演员，大都出自格里菲斯麾下，包括女演员璧克馥（Mary Pickford）、吉许（Gish）姐妹，男演员塞纳特（Mack Sennett）、施特劳亨（Erich von Stroheim）、巴塞梅斯（Richard Barthelmess）。为了使电影真实可信，格里菲斯还抛弃了当时盛行的舞台式布景，而要求布景、道具必须真实逼真，为此格里菲斯往往不惜工本大动土木。

最后，格里菲斯还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用于娱乐，还可以有严肃的主题，可以用于表达影片作者（导演）的价值观、理想追求和对现实进行批判。这样，格里菲斯不仅是电影的第一位技巧大师，也是电影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和诗人，不管他的社会、道德观念是何等的肤浅、幼稚、落后乃至反动。

这样，格里菲斯就从各个方面为电影艺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用于表达这个体系的是具体的创作，而不是理论论述。他所受的教育也不可能使他把这个体系诉诸笔墨。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爱森斯坦等人通过对格里菲斯电影的具体分析，才最终建立了电影艺术的经典理论体系。

然而，电影的艺术地位要得到认可，不能光靠十几分钟的小打小闹，还必须有足以与戏剧相抗衡的长篇杰作。这时候的欧洲已开始流行拍摄一个小时以上的所谓“正片”，特别是意大利，拍了不少以古罗马为题材的历史巨片。但是这些正片，仍然只是戏剧的翻版。格里菲斯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用新的电影语言拍出长篇巨作。电影公司的董事、经理们出于制作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反对拍正片。到了1913年，在格里菲斯的坚持下，公司的负责人勉强同意他拍一部四盘约一小时的圣经故事片《贝斯利亚的朱迪丝》（Judith of Bethulia）。这部影片的拍摄成本创下了纪录，共花了两万三千美元，是原预算的两倍。公司的董事、经理们大为不满，决定把格里菲斯提拔为制片主任，想用明升暗降的办法阻止他参与具体的拍摄。格里菲斯马上辞职，带着一班演员和技术人员去了一家小公司。格里菲斯离开后，白渥格拉夫公司很快就倒闭了。

1915年，格里菲斯终于如愿以偿，推出了史诗性巨片《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这部影片，以南方卡米隆和北方斯东门两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描写美国内战以及战后南方的重建。其有关南方重建的下半部分，大体改编自当时一部流行小说和戏剧《族人》（Clansman）。在洛杉矶首映时，用的也是《族人》的名字。但原著作者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片名不足以体现这部电影的史诗性质，建议改叫《一个国家的诞生》，表示经过内战，美国各州丧失了独立地位，而融合成一个新的国家——在影片中象征这个融合的，是在最后卡米隆家的长子本和斯东门家的女儿埃尔西的结合。

这部电影，在当时创下了一连串的纪录。制作时间是闻所未闻的九个月（在不久之前格里菲斯还在一周拍两部影片），演员阵营是闻所未闻的几千人，放映时间是闻所未闻的三个小时，制作成本是闻所未闻的11万美元，但它的收入也是闻所未闻的，虽然缺乏精确的统计，估计至少在一千万美元以上，成为历史上回报率最高的一部电影。尽管门票卖到两美元一张，人们还是蜂拥而来一睹为快，其后它的种族主义思想所引起的争议，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看个究竟。

这部电影，乃是格里菲斯对电影语言的一次全面的展览。当时一部正片一般也就用百来个镜头，格里菲斯却在这部影片中总共使用了1544个不同的镜头。他把所有的这些镜头都装在脑中（他拍电影从来不用剧本，这次也不例外），精心构造每一个镜头的构图。为了真实地重现历史，他按原尺寸重建了内战时期的历史建筑。他甚至想让演员们直接穿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服装，结果发现50多年来营养的改善使得美国人变得高大健壮而穿不下父辈们的衣服，只好依样新做。格里菲斯和摄影师比泽研究了大量的内战时期的战场照片，力图准确地再现内战战争场面，而他们也达到了足以乱真的地步。这些战争场面，是这部电影最成功的部分，以后经常被拆开来单独放映，其壮阔、精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格里菲斯还以细腻的笔触，试图营造一幕幕温馨感人的日常生活场面，为以后美国电影中多愁善感的流派开了先河。

格里菲斯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仔细地对这些镜头进行剪辑、组接。最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追逐、营救场面的处理。在他以前所拍的电影中，这种场面已一再出现过，为他赢得了“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美誉。在这部影片中，这种场面一下子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一队北方黑人士兵进攻卡米隆家，第二次是卡米隆家最年轻的女儿在一位黑人的逼迫下跳崖身亡，最后的两次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黑白混血的州长试图强奸埃尔西，以及卡米隆一家人被北方士兵围困在一间小木屋中。而最后的一分钟营救，本带领三K党徒击退北方黑人士兵，同时救出埃尔西和卡米隆一家，构成了电影中最激动人心也是最令人难堪的一幕。影片中对黑人的诬蔑和对三K党的颂扬，上映伊始就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抗议的浪潮，不久就在北方各州被禁演（当时电影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一直到五十年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对象才扩展到电影）。

格里菲斯断然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他说，他从来就不歧视黑人，恰恰相反，他最好的朋友之中，有的就是黑人。他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中所表现的黑人的恶行，都是有根有据的，并非凭空捏造。而且，他也并非一味地给黑人抹黑，在这部影片中他不也塑造了黑人的正面形象吗？（“汤姆叔叔”式的忠厚老实的黑人）格里菲斯在该部影片中所体现的，其实是当时美国南方白人，甚至是开明的南方白人的典型思想。在他们看来，战前的南方是和平、安宁的乐土，是一群贪婪、野心勃勃的北方政客以战争摧毁了南方的和谐社会秩序，强迫南方人接受北方人的价值观。以确保南方黑人的公民权为主题的战后重建，更给南方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劣等的黑人一旦手中有了权力，就会变成无法无天的歹徒，更可怕的是，他们会侵犯白人妇女，而黑白混血的后代，几乎就等于邪恶的禽兽，甚至比黑人还不如。格里菲斯这位艺术的巨人，令人遗憾的却是思想的侏儒。

面对这些非议、指责，格里菲斯变成了保护言论自由的斗士，为此写了一本题为《美国言论自由的盛衰》的小册子。这场争辩，刺激着他在1916年出品了另一部史诗巨片《党同伐异》（Intolerance）。

这部影片，用四个独立的故事来控诉党同伐异（片名直译是“不宽容”）的罪恶：公元前539年不宽容的巴比伦宗教领袖由于忌妒巴比伦国王而把巴比伦城出卖给波斯侵略者；不宽容的法利赛人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公元1572年，不宽容的法国天主教徒屠杀了胡格诺派教徒；最后，在当代，不宽容的社会改革家把善良的人们赶到冷酷的城市，把妇女变成娼妓，把母子拆散，又差一点把一无辜的人送上绞刑架。即使是挨个儿叙述这四个横跨两千年的故事，也已够困难的了，格里菲斯却决定把这四个故事搅在一起叙述，起先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时，还用一位少妇在摇摇篮的画面为过门，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越来越紧张，故事的变换也越来越快，连过门也不要了。影片的尾声是一连串的最后营救：一位姑娘（“山姑娘”）奔跑着去向巴比伦国王报警；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一位胡格诺教徒赶着去营救家人；母亲和州长赶着去营救就要被送上绞刑架的她的丈夫。镜头就不断地在这四个场面之间快速切换，从这个世纪跳到另一世纪，从这一奔跑跳到另一奔跑，最后每个镜头只持续不到半秒。按格里菲斯自己的比喻，这部影片一开始就像四条从山顶流下的小溪，慢慢地平静地各自流着，后来越流越接近，越流越快，最后汇合成了一条大河。

格里菲斯努力要使这部影片超越《一个国家的诞生》，把《一个国家的诞生》刚刚创下的纪录全都打破了。这部电影的制作总共花了18个月的时间。格里菲斯把从《一个国家的诞生》赚来的钱全部投入了《党同伐异》的制作，还不够，又去借了一大笔钱，公布的制作成本是575000美元，实际上可能花了近200万美元。他雇用了6万名演员（号称12万人），包括雇了一些妓女表演巴比伦戏中的裸舞（当时美国还未设立电影审查制度。1942年这部电影重新发行时，这些场面即被剪去）。他按原尺寸营建了所有的建筑，最令人惊叹的是占地254英亩的巴比伦城，城中的塔高达300英尺，城墙宽到可供同时行驶两辆战车。影片的放映时间长达四个小时，又是一个纪录。对电影语言的运用，这部影片也比《一个国家的诞生》更成熟、更完美，特别是巴比伦部分，向来被视为驾驭壮观场面的典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后，列宁把这部影片引进了俄国，在俄国持续放映了十多年。列宁看中的是这部影片的现代部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但苏联的电影导演们却对这部影片的艺术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挨个儿镜头挨个儿镜头地分析这部影片，从而提出了蒙太奇理论。这部影片后来也一再被评为历来最伟大的影片之一，与《战舰波将军号》、《公民凯恩》等片同垂不朽。

但是这部影片也首次证明了，艺术的成功并不就等于票房的成功，事实上，它在市场上完全地失败了。一般的观众无法接受这部影片那种跳来跳去的叙述方法，而且，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美国虽然还未正式参战，全国上下却已经洋溢着好战的气氛，这部影片呼吁宽容、反战和平的主题，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为了减少损失，在发行22周之后，格里菲斯收回了这部影片，抽出其中巴比伦和当代的部分，改成两部影片《巴比伦的陷落》（The Fall of Babylon）和《母亲与法律》（The Mother and The Law）重新发行。他没有制作拷贝，而直接在底片上动剪刀，其结果，使这部杰作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害。现存拷贝的放映时间为三小时十分钟，缺了五十分钟。

这部影片在市场上的失败，使格里菲斯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以后再也无法拍摄这类巨片，而只能拍一些比较小巧的正片，包括以一战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1918），美国小镇的爱情故事《真心的苏西》（True-Heart Susie，1919），乡村姑娘被城市无赖拐骗的悲剧《走向东方》（Way Down East，一译《赖婚》，1920），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雨中的孤儿们》（Orphans of the Storm，一译《二孤女》，1921），描写美国独立战争的《亚美利加》（America，1924）。其中，最重要的是1919年出品的《被摧残的花朵》（Broken Blossoms）。

这是两个绝望的灵魂相遇而后又被毁灭的故事。一个名叫陈欢的中国青年（巴塞雷斯扮演），曾经梦想到西方用佛教教义教育野蛮的西方人要热爱和平，残酷的现实毁灭了他的梦想，他龟缩到伦敦石灰房区的一家店铺当伙计，在鸦片中寻找安慰。另一个名叫露西的15岁的私生女（莉莲·吉许扮演），其父是职业拳击手，一喝醉了酒就毒打她。直到有一天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离家出走，瘫倒在陈欢的门前。陈欢收留了她，使她康复，并又恢复了传播和平的理想。“他的爱一直是纯洁和神圣的，”字幕这么说，“甚至连他最坏的敌人也这么说。”他的最坏的敌人显然不这么认为。露西的父亲发觉露西躲在陈欢家中后，破门而入抢走了露西，并在家中将她打死。陈欢追踪而来，枪杀了露西的父亲，背着露西的尸体回到自己家里，在那里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格里菲斯只花了六万美元，用18天的时间拍成了这部电影，而且一反常态，极少实地拍摄，基本上在摄影棚中拍摄而成。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部电影的艺术成就，与《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它被称为电影史上的第一首诗。这指的是它通过巧妙地使用灯光而造成的视觉效果，比如露西和陈欢的脸看上去总是朦朦胧胧的，给人以圣洁的感觉；又比如露西的家的光线总是清晰明朗的，而陈欢的家则明暗对比强烈，有一种神秘感，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是黑暗、潮湿的街道。这种风格，影响了德国的“街道电影”（以表现社会环境为主题），以后又传回美国，产生了所谓“黑色电影”（film noir，阴暗压抑的犯罪片）。

制片人看了这部影片后，大发雷霆：“你拍了这样的电影还想要钱？还不如直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偷钱。里面人都死光了，这样的电影没有商业价值。”结果格里菲斯花了三倍的钱买下了自己的电影，自己当制片人发行，票房却也并不坏。但是格里菲斯与制片人的矛盾却并没有因此结束。这时候的美国电影界已从导演制度过渡到制片人制度，制片人对影片制作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能自由地创作，格里菲斯在1920年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尽管此后拍的几部电影（特别是《走向东方》）都很受观众欢迎，却始终无法还清银行贷款。到1925年，格里菲斯终于向制片人制度屈服，去了派拉蒙公司当导演。但在该制度的约束下，他再也没能拍出像样的影片。

压制格里菲斯的艺术创造的，不仅有制片人制度，还有电影技术的进步。1928年后，电影进入了有声时代。但有声电影的出现，却导致了电影艺术的大倒退。为了避免机器噪音，摄影机被密封在玻璃房中，无法自由地移动。演员要对着暗藏的话筒讲台词，也不能自由地走动。何况，现在电影也跟戏剧一样，能够用台词来交代情节了，还要电影语言干什么呢？演员们只是坐在那里滔滔不绝，摄影机只是固定地做忠实的记录，电影又成了戏剧的翻版。“把美丽还给我。”格里菲斯绝望地说。1930年，他拍了有声影片《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之后，就失业了。第二年，他独立制作了刻画一位酒鬼的另一部有声影片《挣扎》（The Struggle），上映了很短的时间后就因没有观众而不得不收回。以后他再也没能筹到资金继续拍片，而他自己也成了酒鬼。1948年7月23日，一代宗师孤独地死于好莱坞的一家旅馆里。

五、银幕第一女士莉莲·吉许

这是一双摄人心魄、充满魔力的眼睛，宁静、深邃，黑洞一般吸引了所有的视线，使人忘记了脸的存在。而那是一个同样完美的脸庞，圆润、柔软、优雅，散发着非人间的纯洁的光辉。因为非人间所有，所以永不衰老，在60岁的时候，甚至在90岁的时候，仍然跟在20岁的时候一样美丽。

而在这罕见的美丽之下，是一颗罕见的富有创造性的心灵。

莉莲·吉许（Lillian Gish）的生日一直被定为1896年10月14日，在她死后，她的经纪人才透露说，她实际上生于1893年，差不多与电影同龄。从来没有人怀疑她少报了三岁，她看上去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吉许出生于俄亥俄州一个破裂的家庭，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下了她们母女出走。她的母亲靠到剧团当演员维持生活，而吉许十来岁的时候起就退学随剧团巡回演出，贴补家用。1912年，她和妹妹多萝西·吉许（Dorothy Gish）到纽约看望已成为电影明星的好友璧克馥，姐妹俩一起被璧克馥推荐给格里菲斯。在格里菲斯看来，吉许就像是从狄更斯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如此纯洁而又脆弱的古典型美人，正是最理想的演员。此后，吉许成了格里菲斯的所有重要影片中的女主角：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她扮演埃尔西·斯东门；在《党同伐异》中，她扮演摇摇篮的少妇——其实这不是主角，甚至连戏都没有，却成了《党同伐异》的象征；在《被摧残的花朵》中，已25岁的她令人信服地扮演了苦命的15岁少女露西；在《世界之心》中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德军压迫的法国少女；在《走向东方》中，她扮演被诱骗、抛弃的村姑安娜；1921年，她和妹妹一起在《暴风雨中的孤儿们》中扮演在法国大革命的旋涡中相依为命的一对孤女。她和妹妹一共为格里菲斯拍了21部影片。

吉许扮演的大都是悲剧性角色，经常置身于险恶的环境，她又不愿用替身，生命也就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拍《走向东方》时，她在暴风雪中趴在浮冰上，随激流而下，完全是实地拍摄。拍完了这著名的一幕，她也差点被冻死（事实上摄影组有几人因为拍此片而得了肺炎去世），格里菲斯为此给她买了人寿保险。在拍《被摧残的花朵》时，由于扮露西父亲的演员白天要当导演，只能在晚上拍戏。当时是冬天，根据剧情她只能穿单薄的衣服，结果又得挨冻。她的妹妹见状，威胁格里菲斯说：“如果我姐姐给冻死了，我就杀了你！”幸好，戏只拍了18天，吉许活了下来，格里菲斯也捡了一条命。

吉许不仅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演员，也是一位天才的演员，是格里菲斯有关电影表演必须含蓄、自然之主张的最早的、也是最完美的实践者，成了自然主义表演流派的先驱。与吉许配戏的那些演员的表演，现在看来都有点做作，只有吉许的表演无可挑剔。她的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志从事电影表演的人，特别是那些从戏剧表演转行的演员的入门教材。然而，在必要的时候，吉许也能使感情尽情地流露。《被摧残的花朵》中，露西被父亲抢回家后，躲进了衣橱中，她父亲用斧头砸开衣橱的门将她拖出打死。在排练这一幕时，吉许只是有节制地做了表演，格里菲斯就已很满意。不料吉许把精力都留到了正式开拍，当她被困于衣橱中，当斧头一阵阵砍来时，她才让自己尽情地发挥，把走投无路的露西的绝望、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连格里菲斯都看呆了。这一个镜头，也成了电影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幕。

吉许不仅是一名演员，她与摄影师比泽一样，是格里菲斯的左膀右臂，参与指导电影拍摄的各个方面。格里菲斯认为吉许完全够格当一名导演，在他的一再怂恿下，吉许于1920年导演了《改造她的丈夫》（Remodeling Her Husband），由她的妹妹主演。五万美元的预算，她只花了八千美元就完成了，而且票房非常好。但这却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在当时很少有女性当导演，免不了要被手下轻视。她找不到女摄影师，只能雇了一位男摄影师，此人不听导演的指挥，动不动就撂担子不干。拍完戏后，她的妹妹跟男主演结婚，吉许认为这是她让他们拍了太多的爱情戏导致的，而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吉许为此常常自责。从那以后，她认定“导演不是女士该做的工作”，还回头去当演员。

拍完《暴风雨中的孤儿们》之后，吉许离开格里菲斯，去了别的电影公司。失去了吉许，格里菲斯再也没能拍出杰出的作品，而吉许的表演生涯却达到了顶峰，最重要的，包括1926年拍摄的据普契尼的歌剧改编的《波西米亚女郎》（La Bohème）和1928年拍的《风》（The Wind）。在拍《波西米亚女郎》时，吉许又一次让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然而这一次是她自找的：当拍摄由她主演的眯眯之死的日子临近时，她开始绝食，让自己变得虚弱；然后是绝水，让自己的身体脱水；觉得还不够，又用棉花吸干了唾液，让自己看上去跟眯眯一样病重。拍到眯眯死去的那一幕时，她的呼吸也停止了。导演怀疑她真正死去了，不仅是因为她的身体已濒于死亡，而且认定她的魂魄一定也已随角色而去。吉许自己则认为拍《风》才是她最艰苦的一次经历。风是用飞机的螺旋桨搅起来的，灰尘弥漫，风中温度高达五十度，吉许就在这样的风中拍了一场又一场，而且成为了她最为杰出的表演。

1926年吉许跟米高梅公司签了合同，以八十万美元的片酬拍摄六部电影，并给她选择剧本、导演、配角演员的自由，甚至允许她排练（当时米高梅公司拍片都不排练）。《波西米亚女郎》是这六部中的第一部，《风》则是第六部。吉许的演技达到了顶峰，却被影迷们认为是过时的人物。影迷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明星的风流韵事，而吉许的私生活太严肃认真，没有任何谈资。米高梅公司的主管建议吉许制造点丑闻以增加魅力，吉许震惊之余断然拒绝。米高梅公司从此觉得花了冤枉钱，对吉许百般刁难，他们甚至不想出品《风》。吉许在1928离开米高梅公司后，拍了两部有声片，不愿再在大制片厂制度下委曲求全，而改行去了百老汇当戏剧演员。自四十年代起，她又时不时地在一些影片中扮演配角，最著名的有1946年的《太阳浴血记》（Duel in the Sun）——她因此片而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演员的提名，1955年的《猎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Hunter），1978年的《婚礼》（A Wedding）。进入八十年代后，她的电影演出越发频繁，几乎每年要参与拍摄一部电影，直到1987年，她以94岁的高龄，与另一老演员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联袂主演了绝响《八月的鲸》（The Whales of August）。

吉许晚年成了电影活动家，大力宣扬、赞助对无声电影的研究。在格里菲斯的晚年，好莱坞已把这位祖师爷忘得干干净净，只有吉许没忘，照顾多病的格里菲斯直到他去世。在格里菲斯去世之后，在吉许的游说之下，美国政府发行了纪念格里菲斯的邮票。1968年吉许的妹妹去世，吉许又开始宣传她妹妹的电影。1993年2月27日，吉许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9岁。电影的开创史失去了最后一位见证人。在遗嘱中，吉许给美国电影研究院留下了一大笔钱，用于保护格里菲斯的电影。

吉许终身未婚。她的一生，可以用她的自传的献词来概括：“献给我的母亲，她给了我爱；献给我的妹妹，她教会了我笑；献给我的父亲，他给了我不安全感；献给格里菲斯，他教导我工作要比玩耍更有趣。”

在历来的电影演员中，很少有人长得如此美丽，很少有人演技如此不凡，每一出表演都无可挑剔，很少有人如此富有献身精神，更很少有人艺术生命如此长久——把所有的这些“很少”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莉莲·吉许当之无愧是银幕的第一女士。

六、“定都”好莱坞

好莱坞第一家电影制片厂的建立，是抛硬币打赌的结果。早期美国电影制片厂都建在东部纽约、新泽西一带，拍西部片也是在新泽西取的外景。到了1911年，森陶公司（Centaur Co.）的总导演认为，要拍西部片就该到西部去，因此建议在加州建一个制片厂。但公司的老板则认为把制片厂建在佛罗里达更合适。两人争执不下，决定抛硬币定胜负，结果导演赢了。该导演到加州选厂址，经过洛杉矶好莱坞的落日大道时，看中了路边的一所房子，房租每月只要40美元，就把它租下来，改造成了制片厂。好莱坞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就此诞生（该地址现在是CBS电视公司的西部总部）。

第二年，好莱坞就出现了15家电影制片厂，大都由不属于爱迪生电影专利公司的所谓独立制片人所建。他们跑到好莱坞来，当然不会都是打赌打赢的结果，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爱迪生的威胁。爱迪生对这些独立制片人，不仅上法庭控告他们侵犯专利，还与黑社会勾结，派打手去砸他们的工厂，威胁恫吓他们。这些人想，咱忍不起总躲得起吧，离爱迪生越远越好。他们摊开地图一看，离纽约最远的大城市就是洛杉矶了，于是蜂拥而来。

洛杉矶作为电影生产基地，也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它的周围，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地理环境，高山、海洋、沙漠、平原、森林、河流，应有尽有，可以用于各种电影的外景。唯一欠缺的是热带丛林，但这很容易仿建，环球公司以后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动物园专供拍电影。洛杉矶气候暖和，一年四季都阳光灿烂，几乎每天都可以拍外景，不像在东部，一到了雨季或冬天就拍不成外景了。当时拍电影都用自然光照明，阳光也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洛杉矶靠近墨西哥，可以找到大量合法或非法的墨西哥移民当廉价劳动力，要拍成千上万的宏大场面不怕找不到群众演员。

由于这些因素，好莱坞很快就成了美国电影生产的大本营，日益繁荣起来。在1911年，好莱坞还只有5000人，到了1919年，就有了35000人，而到了1925年，激增到13万人。

当独立制片人纷纷西下跑到洛杉矶时，也有少数人留在纽约跟爱迪生作斗争。在1912年时，他们终于说服了美国司法部起诉电影专利公司垄断电影市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1915年，一个联邦法庭判决司法部胜诉，电影专利公司被勒令解散。

这个判决其实象征的成分居多，因为这时候电影专利公司由于竞争不过几百个独立制片厂，实际上已经维持不下去。电影专利公司在市场上的失败，完全是由于以爱迪生为首的决策人的短视所致。当时的电影是按胶片长度计价销售的，一部四盘胶片的正片的售价与四部一盘胶片的短片的售价一样，而拍摄一部四盘正片的成本却远高于拍四部一盘短片，为此电影专利公司反对拍正片，而决心与短片共存亡，尽管他们也意识到短片不会有前途。以后美国电影界改革电影报酬制度，拍出受欢迎的正片也有利可图了，但电影专利公司也早就不存在了。电影专利公司所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反对明星制。他们担心电影演员出名后会要求涨工资，甚至禁止演员在影片中具名。而独立制片人们却从戏剧界得到启发，意识到如果花本钱捧出几个大明星，可以吸引观众反复地来看这些明星演的电影。对许多观众来说，影片是谁演的要比影片演的是什么更重要。用大明星拍大片子，从此成为美国电影的一大特色。

正片的出现吸引了上层社会的观众，电影不再只是下层劳动人民和新移民的娱乐了。相应的，电影院的环境也大为改善。1914年，百老汇出现了首家专放电影的豪华的“电影宫”。两年之后，全美国就有了两万一千家电影宫，完全取代了五分钱剧院。对电影宫的观众，不能再用短片打发了，而必须提供正片，而且最好每周都能有新片上映。为了保证电影的产量，因斯（Thomas Harper Ince）借鉴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流水线生产方法，创建了制片厂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一部影片的产生都经过严格的计划、预算，最后由厂商批准。制片人（一般也就是电影公司的老板）监督电影制作的整个过程，再把这个环节打碎分成几个步骤，交给不同的专业人员分工合作，流水作业。电影作为艺术品，本来应该是导演个人的创作，但是在制片厂制度下，导演只不过是制片人所雇佣的许多技术人员中的一个，电影是制片人指挥下的集体制作的产品。这样，电影就不再是艺术品，而是工业品。作为工业品，最重要的是要能卖得出去。作为商人的制片人，他们所关注的是电影的商业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制作电影的目标不是艺术追求，而是迎合观众的口味。制片厂制度就是试图使电影生产标准化、规范化，要保证每一部电影都有市场，任何有风险的大胆的艺术探索都是不允许的，最多只能在已被观众接受的模式上略作改进。因斯在1924年就去世了，但是他的这一整套制度却被继承了下来，为好莱坞的各电影公司所一致采用。除了卓别林、斯特劳亨等继承了格里菲斯特立独行的创作传统的个别导演的作品，好莱坞所产生的电影从此不再有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而且可以很方便地分成几大类型：历史片、西部片、歌舞片、冒险片、喜剧片、言情片、犯罪片、科幻片。这些类型影片在观众中大有市场，也就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这时候电影制作的成本也直线上升，进入二十年代后，好莱坞每部正片的造价平均20万美元，1925年出品的《宾虚传》（Ben-Hur）更是花了400万美元，这样的开销，也只有制片厂才负担得起。不愿向制片厂制度屈服的导演，除非像卓别林那样财大气粗，要不就只能失业了。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在美国几乎停止了，格里菲斯只在欧洲才有传人。

独立制片人联手扳倒了电影专利公司后，相互间又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竞争。那些在竞争中获胜的公司成了垄断电影市场的新霸主，先是派拉蒙，然后是米高梅、福克斯、华纳兄弟、环球、哥伦比亚，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在二十年代就已从无名独立制片人中脱颖而出，牢牢地建立了其霸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的电影业，原来先进的欧洲电影从此一蹶不振，美国电影业乘机大发战争财，好莱坞的电影被推销到了世界各地。到了二十年代，世界各国所放映的电影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好莱坞，好莱坞成了世界电影之都。

七、叛将斯特劳亨

在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的压制下，有艺术个性的导演最终都难逃被消灭的命运。在二十年代，为导演的独立性主唱挽歌的是格里菲斯和曾是他的助手的斯特劳亨。与格里菲斯不同的是，斯特劳亨的重要作品都是在制片厂制度的重压下顽强地、挣扎着完成的。他的艺术成果，也都无可挽回地被制片人所糟蹋。

埃里克·冯·斯特劳亨（Erich von Stroheim）出生于1885年9月22日，是奥地利一位犹太衣帽商的儿子，1906年从军官学校毕业后移居美国。到美国后，自称是奥地利贵族，在姓前面加上了“冯”。他最初在一家百货商店打工，住在破旧的旅店里。在那里，他无意中发现了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弗兰克·诺利斯（Frank Norris）的小说《麦克提格》（McTeague），一口气把它读完。以后他会不时地想起这部小说，并一直想把它改编成电影。但他在从影之前，又换了几样工作，都是打杂。1914年，他在一旅游点当向导时，得到一位贵妇人的赏识，资助他五百美元，他就去了好莱坞。到了好莱坞，正碰上格里菲斯要拍《一个国家的诞生》，需要有人帮助设计军服。斯特劳亨既是裁缝的后代，又在军中混过，干这项工作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就这样进了格里菲斯的摄影组，并在片中扮演了一无名角色。第二年格里菲斯拍《党同伐异》，斯特劳亨就成了他的助理导演，同时还继续当群众演员。不过，斯特劳亨的表演才能是在别的导演手下才得到表现的。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美国拍了许多丑化德国的宣传片，“德国贵族”斯特劳亨有了用武之地，专门在这类电影中担任反面人物，扮演普鲁士军官，成功地塑造了这类“让人憎恨的人”，小有名气。

但是斯特劳亨的志向却是当导演。尽管他与格里菲斯的关系从来就算不上亲密，他却以格里菲斯的真正传人自居。在给格里菲斯当助手的时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格里菲斯对细节的重视和对人物的刻画。他决心要把格里菲斯的写实主义风格发扬光大。1918年他参加了格里菲斯《世界之心》的拍摄之后，自称从格里菲斯的电影学校毕业了，该自立门户了。他开始向环球公司的老板不断地推销自己写的剧本，请求由他来导演，为此甚至在老板的家门口搭了帐篷住在里头。公司老板实在受不了他的日夜纠缠，终于答应让他当导演试试。1919年斯特劳亨导演了第一部电影《盲目的丈夫们》（Blind Husbands）（他同时也扮演主角），一下子也成了让制片人憎恨的人：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用于排练、艺术设计和剪辑，大大超出了预算和时间安排。但是这部电影很叫座，斯特劳亨也就可以继续把导演当下去。此片对人性的阴暗面前所未有的深刻刻画，也为斯特劳亨以后的电影定下了基调。1922年他拍摄此片的姐妹篇《愚蠢的妻子们》（Foolish Wives），对导演权力的滥用也达到了顶峰：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拍这部电影，其成本按他自己的说法是73万美元，环球公司则说花费超过了100万美元，是预算的四倍。为了拍摄此片，他在环球制片厂的场地按原大小仔细重建了蒙特卡洛赌城。由于环球制片厂的场地不靠海，为了拍摄蒙特卡洛赌城的海滨背景，他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海岸又把该赌城重建了一座。斯特劳亨斤斤计较布景、道具的逼真，有时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甚至要求扮演奥地利轻骑兵的演员们必须穿军队规定的内裤，尽管这些轻骑兵在影片中并不会脱下制服让观众看到内裤。他最后交给公司的，是长达六个多小时的版本，公司派人把它删掉了三分之二才发行。这部电影很受观众欢迎，但是它的高额成本却使票房利润接近于零。第二年，他拍另一部电影才拍了五周，花费又超过了预算，环球公司再也无法忍受，把他解雇了。

斯特劳亨大手大脚地花钱追求完美的恶名虽然已传了开去，但是他拍的电影到目前为止都很受观众欢迎，因此他再找个导演的工作并不困难。他去了米高梅公司，于1924年终于实现了把《麦克提格》改编成电影的梦想，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贪婪》（Greed）。斯特劳亨力图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翻译”这部小说，花的钱虽然只有《愚蠢的妻子们》的一半，最后交给公司的，却是42盘长达九个多小时的电影——他已经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做剪辑才得到这个结果。这个版本，只在公司内部放过一次，在公司的压力下，斯特劳亨勉勉强强把它剪到24盘。米高梅公司把该片没收，让另一位导演动剪刀，把它剪到18盘，还不满意，最后发行时只剩下了10盘。米高梅公司把剪下的部分销毁，回收胶片中的硝酸银。其结果，这部片子显得很不完整、不连贯，但是即便如此，它的威力仍然是不可抗拒的，仍然是电影史上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电影。当时看了此片的导演，都说深受启迪。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拍，可以如此细致地表现人类的行为，如此深刻地揭示人类的内心，其成就，堪与十九世纪杰出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相媲美。然而，此片对人类贪婪本性的不遗余力的揭露，却不为当时的观众所喜，在票房失败了。

在为米高梅公司拍了一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之后，1926年斯特劳亨去了派拉蒙公司拍摄《婚礼进行曲》（The Wedding March）。1928年剪辑此片时，斯特劳亨又与派拉蒙公司发生争执，坚持要发行长片，未获允许，他离开了派拉蒙公司，受电影女明星格罗里娅·斯丸逊（Gloria Swanson）及其赞助人约瑟夫·肯尼迪（约翰·肯尼迪之父）之雇拍摄《凯利王后》（Queen Kelly）。这次与独立制片人的合作也以失败告终，其原因还是由于斯特劳亨的完美主义作风：拍到一半时，他命令男主角要按剧情真的把烟油唾到扮演女主角的斯丸逊身上。斯丸逊撂担子不干，再加上由于成本太高，以及担心通不过审查，肯尼迪将斯特劳亨解雇了。斯特劳亨的导演生涯至此结束，此后他仍干演员老本行，在欧洲和美洲之间来回奔波，一面写剧本，一面当配角演员。

1948年，格里菲斯去世时，斯特劳亨兔死狐悲，在悼词中悲伤地说：“如果你是在法国，曾经在五十年前写过一本好书，画过一幅好画，或是导演过一部杰出的电影，而自那以后再也没能做出什么成就，你仍然会被视为一位艺术家，获得应有的荣誉。人们会对你脱帽致敬，叫你大师。他们不会忘记你。但是在好莱坞，只有你的上一部电影是好的，你才算是好的。如果你三个月未出作品，你就会被忘得干干净净，不管你曾经取得了何等的成就。”但是好莱坞之外的人并没有忘记他。在斯特劳亨死后的第二年（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来自26个国家的一百多位电影历史学家投票评选历来12部最佳电影，《贪婪》一片即以得票第六而入选（得票最多的是《战舰波将金号》，其次是《偷自行车的人》、《淘金记》）。电影史家以这样的方式为斯特劳亨盖棺定论了，尽管他们所看到的《贪婪》，不过是原版的20%，原版的伟大，只能想象。多年以来，一直有传闻说，原版的《贪婪》并未被销毁，而是藏在米高梅公司的某个秘密角落。但愿这是真的。

八、独行侠卓别林

据环球公司的老板的说法，斯特劳亨对胶片有恋物癖倾向，所以拍完了电影才舍不得剪辑。其实，若要在导演中评选胶片恋物癖，卓别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更为够格。这并不是说卓别林也舍不得剪辑，事实上他动起剪刀来毫不心疼，他的一些作品，完全可以名列删剪最厉害的电影，比如《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最后版本，就只是原胶片的一百二十五分之一。卓别林的问题是，对这些删剪下来的部分，他都舍不得丢弃、销毁，全都细心保存起来。更要命的是，即使是排演，卓别林也要拍摄下来，而且往往在排演之前他还没想好怎么拍，只好一遍遍地试拍。《城市之光》这部电影，总共拍了534天，其中有368天是用来拍流浪汉查理和卖花的盲女初遇这一场戏。卓别林拿不定主意怎样才能让失明的卖花女误把路过的流浪汉当成富翁，没关系，开机了再说，重拍了一遍又一遍，拍到第342遍时，卓别林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查理横穿交通拥挤的街道，被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拦住了，走不到人行道上去，他便钻进轿车，从另一个车门出来。在人行道上的卖花女听到了下车、关门的声音，误以为他是轿车的主人，卖给了他一朵花，收下了他的最后一角钱，两个人的友谊就此开始。对这些试拍的胶片，卓别林也都给保存了下来。这类报废的胶片越堆越多，到了1946年，卓别林新雇用的经理背着卓别林下令把这些胶片销毁，以便腾出地方。那位自1910年起就一直担任卓别林的摄影师的托勒罗（Rollie Totheroh）急急忙忙跑去向卓别林报信，这些胶片才被抢救了下来。托勒罗知道，记录卓别林的表演的每一尺胶片，有如伟大作家的手稿，都是宝贵的。

卓别林自1912年随英国卡尔诺（Karno）剧团巡回演出到了美国，被塞纳特看中而从影，到1967年拍摄了最后一部影片《香港来的女伯爵》（A Countess from HongKong），五十五年的影坛生涯，拍摄的正片却屈指可数，每一部正片，都像《城市之光》一样是长时间精雕细琢的结果，那些报废的胶片要比最后发行的版本更能让人明了卓别林的匠心。没有一个制片商会容忍卓别林如此苛刻的工作作风，卓别林知道这一点，所以当美国影坛一开始实行制片厂制度，卓别林马上就独立出去，自己当制片人，避免了斯特劳亨的下场。在独立制片之前，卓别林就已是人见人爱的头号明星，商业价值超过了任何演员，早在1915年就跟制片厂签了骇人听闻的高达100美元的片酬合同。独立制片后，他的魅力仍然经久不衰，每一部由他主演的电影都在票房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他又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永远不会为资金短缺发愁。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保证了艺术上的独立自主，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随心所欲地拍片，格里菲斯就没有他这么幸运。

对于卓别林来说，电影艺术远比电影技术重要，他的明星效应也使他得以顽强地抗拒电影技术更新换代的潮流。在别人都在拍正片的时候，他仍然继续拍两盘的短片。直到1925年，正片的时代已经降临了近十年，他才推出了第一部正片《淘金记》（The Gold Rush）［他在1921年出品的《寻子记》（The Kid）有时被认为是他的第一部正片，实际上该片只有四盘一小时。在1923年他拍摄了正片《巴黎女郎》（A Woman of Paris），但把它束之高阁，直到七十年代末他死后才发行］。在别人一拥而上拍有声片，无声片被宣告死亡的时候，他仍然继续拍无声片，包括1931年的《城市之光》和1936年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以一人之力，把无声片的寿命延长了八年。一直到1940年，有声片技术已非常成熟了，他才推出了第一部有声片《大独裁者》。他的有声片，总体上都不如无声片。这些有声片中的最好部分，往往是无声的场面。卓别林自始至终是无声片的大师，以其创作实践证明了电影的成就归根到底取决于艺术而非技术。

萧伯纳曾经说过，卓别林是电影界的唯一天才（至于戏剧界的唯一天才，当然是萧自己了）。更准确地说，卓别林是电影界唯一的充分发挥了其艺术才能的天才。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部自编、自导、主演、配乐的正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不朽的杰作。《淘金记》、《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每一部都可以去竞选历来十佳影片。他的后期作品，《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凡尔杜先生》（Monsieur Verdoux）、《舞台生涯》（Limelight）和《一个国王在纽约》（A King in New York），尽管已不如早期作品那样才气纵横，却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像很多电影史上的其他天才，卓别林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遗弃了他们母子。他的母亲靠卖艺为生，一度精神失常被关入精神病院，卓别林和哥哥流落伦敦街头，后被送进了孤儿院。他母亲出院后，卓别林跟着她巡回表演。他五岁这一年，他的母亲在一次演唱中失声，被观众轰了下去，卓别林走上舞台接替母亲唱了一支歌。在自传中，卓别林如此描述他的首次演出：

“唱到一半的时候，观众们纷纷把钱撒向舞台。我立即停止歌唱，宣布说我要先捡钱再唱歌。这引起了哄堂大笑。舞台经理拿着手帕上了舞台帮我捡钱。我想他是要把钱占为己有。我把这种想法对观众说了出来，获得了更大的笑声，特别是当他离开舞台，我紧跟不放的时候，笑声就更大了。直到经理把钱交给了母亲，我才回到舞台继续把歌唱下去。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自在。我跟观众交谈，跳舞，做一些模仿动作，包括模仿母亲唱爱尔兰进行曲。”

卓别林的一生，就在这一刻被决定了。终其一生，他一直就是这个以舞台为家的早熟的孩子。以小孩的眼光看待这个冷酷的世界，也就难免会有哀愁和愤怒。卓别林那些诗一般的电影，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喜剧。《摩登时代》中对技术压抑人性的控诉，《大独裁者》中呼吁和平自由的布道，《舞台生涯》中对人生道德的说教，《一个国王在纽约》中对美国社会商业化和麦卡锡主义的嘲讽，都是孩子般天真，然而也都像孩子的梦一样的动人。

卓别林所营造的最大的梦境，是流浪汉查理的多姿多彩的真实世界。这位可爱可怜可笑可悲的流浪汉，毫无疑问是银幕上最为著名的影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人格化的象征，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深深渗透了每一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阶级、不同年龄的观众的内心。在欢乐的人群中总是被孤独地冷落在一旁，在最该被注目的时候总是被忽视，心爱的人总是不理不睬，最宝贵的东西总是被摧毁——无论如何，爱人总是甚于被爱，而且绝不放弃，永不绝望。

附记：查尔斯·卓别林爵士于1889年4月16日出生于伦敦一个贫苦艺人的家庭。1910年随卡尔诺剧团到美国巡回演出。1913年加入塞纳特的启斯东（Keystone）电影制片厂，于1914年出演了第一部电影。1919年与格里菲斯、范朋克和璧可馥组建联美（United Artists）电影发行公司，从此独立制片。1929年因《马戏团》（The Circus）一片获奥斯卡荣誉奖。1952年他在欧洲度假时，美国移民局以其有亲共倾向等理由拒绝其入境，他放弃了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他从未加入美国国籍），定居瑞士。1972年，他重返美国，接受奥斯卡特别荣誉奖。1973年因《舞台生涯》一片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该片在1952年出品，但到1972年才在美国放映）。1975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1977年12月25日在瑞士于睡眠中去世。

九、有声片悲喜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格里菲斯所创建的电影语言，在德国和苏联导演手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电影已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艺术形式。电影导演们已经学会了怎样通过构图和剪辑有效地叙述和抒情，电影艺术技巧的各个方面都已被发现了，接下去只需做些修修补补的改进。就在大家踌躇满志，以为电影艺术的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悄悄降临。1927年10月6日，纽约的观众在观看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乐歌手》（Jazz Singer，一译《爵士歌王》）时，突然听到主角开口说了话：“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还什么也没听到呢。”这一句话，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让电影开口说话，这个探索，自电影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所谓的无声片，并非真正的无声，都有配乐，大一点的电影院都有乐队演奏，小电影院则至少也有一架钢琴在一旁弹奏。配乐的乐谱或者由电影公司提供，或者由电影院自己找人谱写。有的导演，比如格里菲斯，在发行影片时都同时提供配乐乐谱，甚至尝试过把配乐录在唱片上与电影同步放音。在《爵士乐歌手》之前，华纳公司已发行过两部同步配乐的电影，很受欢迎。《爵士乐歌手》最初就是打算拍成同步配乐的无声片，最后拍成的基本上也还是无声片，大部分的对话都是用字幕交代的，真正开口说的话不过300多个单词。这些话都不像是台词，可能是在拍摄时无意中录下的，拍完了才决定给予保留。这300多个没有意思的单词却引起了轰动，华纳电影院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华纳兄弟公司见有利可图，不失时机地在第二年推出了一部百分之百的有声片《纽约之光》（ The Lights of New York），在影片中，角色们都在滔滔不绝地交谈，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通过对话交代的。

华纳兄弟公司在当时还排在大电影公司中的末位，在其他大公司的压迫下处境相当艰难，孤注一掷，试图通过开发有声片摆脱财政困难。这个赌注下得非常准，到1929年，华纳公司的利润就从一年前的200万美元一下子增长到了1700万美元。华纳公司的音响系统是把声音录在唱片上的，搞不好就没法与画面同步，在实际放映中经常出差错。另一家公司，福克斯公司，也同时在开发有声片，他们采用的是光学记录方法，把声音转换成光学信号与画面同时记录在胶片上，这项技术，在1930年以后成了标准。

但在当时，除了这两家公司，其他公司都对有声片采取观望态度，还不想向华纳或福克斯交专利费。他们这么做，当然纯粹是出于财政的考虑。要拍摄有声片，需要投资一大笔钱添置新设备。大家都知道怎么拍无声片，但还没人知道该怎么拍有声片，新的探索又得浪费许多经费。要是都改放有声片，以前拍的那些无声片岂不就都没用了？正在拍摄的无声片不就白拍了？许多无声片的电影明星，讲话的声音并不那么动听，或者讲不好英语，那些从欧洲来的演员，有的根本就连英语都不会讲，这些人都是已跟公司签了合同的，就这么白养着了？最后，还有一个世界市场的问题。好莱坞拍的无声片，只要把字幕换一换，就可以在其他国家发行，有声片就没那么简单了，翻译、配音或加字幕，都会使出口成本大大上涨。

与此同时，电影评论家们也都不看好有声片，认为有声片只是一项新鲜玩意儿，一旦观众的猎奇心理得到了满足，有声片就会销声匿迹。至少，无声片是会跟有声片共存的，有声片不过是廉价的娱乐，真正的艺术还得靠无声片。电影评论家们作此预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拍摄有声片时，为了避免录下机器噪音，要把摄影机以及摄影师关在隔音的玻璃房子中，镜头移动相当困难，更不要说摄影机的运动了。演员们为了能让暗藏着的话筒录下台词，在讲话时也不敢随便走动。其结果，有声片倒退到了早期电影的水平，成了戏剧舞台表演的记录，甚至连戏剧表演都还不如，至少戏剧演员还可以在舞台上自由走动。这样的有声片，显然算不上艺术。

一般的观众才不管什么艺术不艺术呢，在他们看来，有声片就是要比无声片过瘾。电影公司也不管什么艺术不艺术，既然观众爱看，就应该拍。进入三十年代以后，除了卓别林等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实际上已没人拍无声片。许多守旧的电影评论家都哀叹说：电影艺术死亡了。

电影艺术当然没有死。有声片的艺术也逐渐得到了改进。消音摄影机发明了，虽然摄影机因为给裹上了厚厚的消音材料而笨重不堪，但毕竟可以放在拖车上运动，从玻璃房中解放了出来。台词录音的问题是一个演员想出了解决办法的，而且非常简单：不把话筒暗藏在道具中，而是绑在钓鱼竿上吊在演员的上方，随着演员移动，这样演员的行动也不受限制了。后来又发明了后期配音的办法，先是像拍无声片那样拍摄，然后再在录音室中把声音加上去。这样，有声片对电影语言的应用至少可以像无声片一样成功。还有人要证明有声片可以比无声片更艺术，像音响效果、声画蒙太奇之类的新的艺术技巧，也逐渐被发明出来。有声片不必再使用字幕，也使画面的衔接更为连贯。

即便如此，有声片的出现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并非没有消极的作用。拍摄无声片，所需的成本较低，拍摄设备、技术都比较简单，甚至导演一个人就可以包揽下来。而拍摄有声片，成本昂贵，没有大公司的资助很难拍得动，开拍前就不能不考虑市场的需要。拍摄设备、技术都非常复杂，一个摄影组，若没有五六十号人马，很难玩得转。其结果，电影拍摄越来越迎合观众的口味而不敢做艺术探险，越来越依赖于集体创作而减少了导演的个人色彩，从一定的程度上说，也就越来越非艺术化。

而且，有声片也限制了电影艺术的传播。无声片是属于全世界的，世界各国的人，不管讲的是何种语言，都可以完整地欣赏无声片。但是对于有声片来说，如果你不懂一部电影所讲的语言，你就无法完整地欣赏该部电影，配音破坏了演员表演的完整，字幕则破坏了画面的完整。翻译一部电影要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也使得异国之间的电影交流无法像无声片时代那样方便、频繁。

此外，让人物开口说话，固然能使电影更逼真，却也可能使电影失真。让古人讲现代话，或让外国人讲本国话，对于追求真实的电影艺术来说，是一种讽刺。

不论是好是坏，从无声片过渡到有声片，是电影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大革命，对电影界所造成的冲击，绝非以后的彩色电影和宽银幕电影所可比拟。当时的导演、演员都经受了一次严酷的筛选。有声片的出现，成了压垮本来就已在制片厂制度下苦苦挣扎的格里菲斯、斯特劳亨等无声片大师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好莱坞闯天下，甚至已功成名就的欧洲演员们纷纷打道回府。即使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演员，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适应有声片。无声片的影后璧克馥以及吉许姐妹，在试拍了一两部有声片后就从影坛退休或半退休了。善演哑剧的喜剧演员发现自己开口说话并不那么有趣，也逐渐让位给靠耍嘴皮子逗乐的演员。最不幸的是言情片的大明星吉尔伯特（John Gilbert），早期的录音机无法很好地记录下他的男高音，他的影迷们第一次在银幕上听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都非常失望，原来这位白马王子的声音是这么难听甚至吓人。在尝试了几部有声片都失败了之后，吉尔伯特的自信心完全丧失了，从此借酒消愁，在41岁时即过早地去世。这一年是1936年，卓别林刚好出品了他的最后一部无声片《摩登时代》，标志着无声片的寿终正寝。

十、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1929年，是让电影制片厂的老板很伤脑筋的一年。电影从无声过渡到了有声，需要添置昂贵的拍摄、录音设备，雇佣新的技术人员（特别是编写台词的作家和录音师），导演、演员要更新换代，公司所属的电影院也要添置音响设备。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偏偏在这一年，华尔街的股市崩溃，美国经济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大萧条时期（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美国大发战争财，经济萧条恐怕还不会那么快结束），使得资金的征集困难重重。不过，与其他行业相比，美国电影业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不大，只在1933年陷入了困境，很快就恢复了。

实际上，美国经济最为糟糕的三十年代，却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在这十年间，好莱坞每一年都生产500部左右的电影，最多的是1937年，共生产了538部；而60年后，1997年生产的美国电影不过差不多200部。在当时，平均每周有八千万美国人去看一场电影，占美国总人口的65%；而在现在，平均每周大约只有两千万美国人去看一场电影，还不到美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今天的美国，去看一场电影有点像是去看戏一样，是一种特别的活动；但在三十年代的美国，看电影却是日常的娱乐。当时的电影院到处都是，票价也要比现在便宜得多（当时在大城市一张票约三四十美分，现在则是七八美元）。事实上，三十年代的美国人看电影类似于今天的美国人之看电视，而当时的电影也很像电视，也盛行拍十几集、几十集的连续剧。尽管当时的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已破产，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们却心甘情愿地交出最后一角钱去看电影。电影院也想方设法让观众饿着肚子来看电影，比如一张票可看两场电影，幕间休息时做“并够”（bingo）之类的有奖游戏，运气好的人可以赚点小钱回家。

在好莱坞所制造的虚假、梦幻的电影世界中，美国人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的烦恼与苦痛。美国电影不仅让观众暂时逃避现实，而且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做着政治宣传。现实中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交不起房租、买不起衣服，银幕上的人物却都住着豪华的房子、穿着华丽的衣裳。好莱坞所展示的富裕生活给饥寒交迫的观众打了一剂强心针：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最能粉饰太平的莫过于让人赏心悦目、美妙动听的歌舞片了，这一最具美国特色的电影类型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而登上了舞台，并且迅速征服了美国观众。1930年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得主就是米高梅公司拍摄的一部歌舞剧《百老汇的旋律》（Broadway Melody），这部电影，被公认为是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最差的一部。它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迎合了当时观众的需求。

关注观众需求的不仅有电影制片商，还有社会卫道士。只不过，制片商所关心的是如何尽量吸引观众，而卫道士却是致力于不让观众接触到含有不良内容的电影。至于不良的标准，当然是要由卫道士来制定的。就在1930年这一年，天主教教会人士制定了好莱坞生产准则。由于担心教会发动抵制而影响收入，好莱坞的制片厂都接受了这套准则，并且请教会人士负责生产准则管理署。任何一部电影都必须经过该管理署的审查、批准才能发行。如果有哪个制片人敢于私自发行电影，则会被判处25000美元的罚款。这套准则为电影的内容制定了标准，而且还极其详细地规定电影台词所使用的语言。流行在街头巷尾的俚语俗话是不能在电影中出现的，更不用说脏话了。任何与性有关的字眼，不管是多么的含蓄，都是不允许使用的，甚至连“性”这一词也不能用。任何与性有关的行为都是不能表现的，更不用说描写婚前、婚外性行为了。甚至在银幕上夫妻也不能同床共枕，而必须睡在分开的单人床上——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好莱坞之床”。性和暴力向来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两大卖点，既然性的表现被禁止，大家就只能在暴力上面动心思。黑帮电影就在这时候兴起，再加上经久不衰的西部片，枪，成了美国电影中最常用的道具。如果我们从美国电影来了解美国，会以为美国生活无时无刻不处于枪林弹雨之中。美国社会也许的确是世界上最充斥暴力的社会，但这类电影仍与反映现实无关，因为生产准则规定电影内容必须惩恶扬善，坏人绝不能有好下场。审查制度和制片厂制度一起，成了扼杀艺术创造的两只手。

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也是制片厂制度的全盛时期。电影制作的分工越来越细，流水线作业也越来越成熟。牢牢地监督整个生产过程的是制片人。他批准剧本、指定导演、选择演员。一部电影的产生，先有一个粗糙的设想，由制片人交给编剧部完成剧本，有的人写脚本，有的人写台词，有的人写分镜头剧本。镜头的分解都是规范化的，每一个场面都由一个长镜头开始囊括全景，再穿插一些中景、特写镜头。镜头的位置、角度、变换都只是为了让观众看清动作和反应、说话和听话者，此外不会有别的用意。往往只在拍摄的前一天，剧本才交到导演手里。导演就根据剧本，原封不动地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拍摄和录音，然后把底片交给剪辑部门，在制片人的指导下剪辑成最后的版本发行。只有极少数最重要的导演，才享有参与编写剧本和后期制作的特权。在发行之前和发行中，制片人会根据情况决定花多大的人力、财力为影片做宣传和广告，以及发行的范围。如果一部影片在纽约等大城市首映时票房不佳，制片人可能就会觉得不值得再花钱为它做广告，而让它自生自灭甚至收回发行。这一整套制度，盛行于1930年到1946年，至今在好莱坞也还未完全消失。

我们现在倾向于把导演当成电影的作者，但在当时，人们却认为制片人和电影明星是远比导演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电影制片厂和电影明星也就决定了一部电影的风格。要研究这个时期的美国电影，知道是由哪家制片厂生产的和由哪个明星主演的，要比知道是由哪个导演拍摄的更为重要。当时的电影工作者就像现在的电视工作者一样，认为自己是在搞娱乐，而不是艺术。艺术当然并未在美国电影中完全消失，只不过是在批量生产的工业品中无意识地存在着。极少数天才的导演，也能在制片厂制度的控制下努力表现自己的特色，在类型电影的框架中求新求变。约翰·福特（John Ford）就是这样的天才，他导演的《公共马车》（Stagecoach，一译《关山飞渡》）、《我亲爱的克莱蒙丁》（My Darling Clementine）、《搜索者》（The Searchers）给西部片注入了艺术生命，而他在1940年导演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乃是美国电影史上罕见的现实主义的杰作。但是在这个时期最具特色的导演可能是深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注重视觉效果的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电影界有句名言：“导演死后就成了摄影家。”这句话，用在斯登堡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那些巧妙地运用了构图和灯光的电影的剧照，就像是一幅幅精彩的摄影作品。

1939年，好莱坞推出了其巅峰之作《飘》（Gone with the Wind，一译《乱世佳人》）。这也是好莱坞历来最兴师动众的一部电影，花了差不多400万美元，雇用了10余个编剧、5个导演，光是为了选女主角就面试了1400人。制片人大卫·西尔滋尼科（David Selznick）从头到尾监视流水作业的每一个细节。其结果，这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乏善可陈的工艺品却获得了每一个制片人都梦寐以求的商业上的成功：在发行的第一年就获得了高达77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远远超过排在第二位的《奥兹巫师》（Wizard of Oz，一译《绿野仙踪》，450万美元）。这部电影后来几次重新发行，在美国本土的票房收入累计近两亿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率算进去，则超过了八亿美元，这一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其底片被保存在一金罐中，正是好莱坞拜金主义的绝妙写照。但是从那以后，好莱坞好景不再，其黄金时代也就要随风飘逝了。

十一、迪斯尼王国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院，放正片之前一般会加演一两部短片，最受欢迎的是迪斯尼及其模仿者拍摄的动画片。动画片的历史差不多与电影一样老，但只有进入了有声片时代，特别是彩色电影出现后，动画片才开始繁荣。三四十年代，就是美国动画短片最辉煌的时期，光是迪斯尼（Walt Disney）一人，就拍了500多部动画片。

不管大家对迪斯尼的艺术成就的看法是如何的不同，有一点是很难否认的：他跟卓别林一样，是电影界罕见的天才。没有他，动画片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在电影喜剧形象中，也只有他的米老鼠可与查理流浪汉相媲美，苏联大导演爱森斯坦称之为“美国对世界文化的唯一一个贡献”。像卓别林一样，在美国电影界过渡到制片厂制度时，迪斯尼就建立了自己的制片厂，通过经济的独立保证艺术创作的独立。跟卓别林不同的是，迪斯尼特别热衷于运用最新的电影技术。1928年，有声片刚刚出现不久，他在《威利号汽船》（Steamboat Willie）中，就让米老鼠开口说话（迪斯尼自己给米老鼠配音）。1932年，他拍摄了第一部三原色彩色片《花和树》（Flowers and Trees）（在此之前的彩色电影都是用的二原色）。1940年，他在《幻想曲》（Fantasia）一片中引进了立体声。迪斯尼对视觉和听觉的丰富想象力、对图画和音乐的完美结合的追求，也只有通过充分运用声音和色彩技术才能得到体现。

沃尔特·迪斯尼于1901年12月5日出生于芝加哥一个爱尔兰移民的家庭，他的艺术教育是在密苏里州肯萨斯市艺术学院接受的，但在16岁那年就退学，伪造父母的签名加入美国红十字会，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一战结束回到肯萨斯市后，他与厄布·埃维克斯（Ub Iwerks）合作，建立了一家公司，专门绘制漫画和拍摄动画片。这家公司破产后，在1923年，迪斯尼和哥哥罗伊·迪斯尼（Roy Disney），身带40美元去了好莱坞，在那里建立了迪斯尼制片厂。随后埃维克斯也前来加入该公司负责绘画，罗伊担任经理，迪斯尼则当老板。迪斯尼制片厂最初的五年，主要是生产《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系列动画短片，并未能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直到1928年，埃维克斯创作了米老鼠，迪斯尼才名声大震。迪斯尼一开始想把米老鼠动画片卖给米高梅公司，但米高梅公司的老板路易斯·梅耶（Louis B. Mayer）看了样片后，却认为在银幕上放映老鼠会吓坏观众中的孕妇，不愿接受。梅耶完全没有料到，这只文质彬彬、乐观机智的老鼠会成为银幕上最受喜爱的形象，其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演员，曾经在1933年创下了一年收到80万封影迷来信的纪录。1929年起，随着米老鼠的成功，迪斯尼开始招兵买马扩大制片厂的规模，出品了《愚蠢的交响乐》（Silly Simphonies）的系列，迪斯尼动物园的其他成员也逐渐被创造了出来：1930年诞生了笨拙、忠诚的普拉托狗，1932年有了乡巴佬古菲狗，1934年脾气暴躁、刁钻古怪的唐老鸭也被创造了出来。这些拟人化的动物，从此成了美国儿童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米老鼠和唐老鸭，可以说代表着美国精神的两极。《愚蠢的交响乐》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1933年出品的《三只小猪》（Three Little Pigs），其主题歌《谁害怕大恶狼？》成了美国人挑战经济大萧条的战歌。

迪斯尼为制片厂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既精细分工又协力合作的制度。每个工作人员都只负责某项特定的工作，但又被要求为整部影片的创作出谋划策。迪斯尼为此发明了“故事板”工作方式。在正式拍摄之前，每一幕场面都预先绘出草图，设计各个动作，贴在板上，由大家一起讨论、分析，最后由迪斯尼把这些草图汇集在一起，整理出一个连环画式的剧本。这一套方法既避免了不必要的劳动，又保证了影片的质量，以后的大导演，像希区柯克、斯皮尔伯格，虽然拍的是故事片，也都采用这种方法。当今的广告片、电视制作，也普遍采用故事板方法。

1931年，迪斯尼与彩色印片法的发明人娜塔丽·卡尔么斯（Natalie Kalmus）签署了协议，在七年之内，由迪斯尼制片厂独家拍摄三原色彩色动画片。彩色动画片的问世，使得迪斯尼在技术上大大领先于其他动画制片人。迪斯尼担心合同期满后其他动画制片人会迎头赶上，花了150万美元，用了四年的时间拍摄了第一部动画正片《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在合同期满的1938年出品。这也是历来动画片中赢利最高的一部，首次发行就获得了大约800万美元的收入。

但是，光靠票房收入仍然无法应付创作、开发动画片的庞大开支，有很长一段时间，迪斯尼制片厂靠给政府制作二战宣传片和给工厂颁发生产米老鼠玩具、衬衫之类的商品的许可证而得以维持。即便如此，迪斯尼仍然决定每年拍一部动画正片。1940年，他推出了音乐与绘画相结合的巅峰之作《幻想曲》。这部作品，分为八个独立的片段，用动画来诠释古典音乐。其视觉风格，既有迪斯尼典型的美化、浪漫，也有新颖的抽象、恐怖和神圣；既是以前的成就的总结、展览，也是全新的实验、探索。然而迪斯尼对视觉、听觉的探索也就终止于此了。此后他对色彩、声音的运用越来越小心翼翼，不再轻易标新立异、别出心裁。接下来的几部电影，1940年的《木偶奇遇记》（Pinocchio，这可能是最伟大的动画片）、1941年的《小象丹博》（Dumbo，丑小鸭的翻版。长着超常大耳朵的小象丹博被同类排斥，在老鼠提摩西的帮助下发现自己能够展耳飞翔）、1943年的《小鹿班比》（Bambi，班比的母亲被猎人枪杀，赖以栖身的森林被烧毁，但仍然顽强地生存、繁衍下去），是迪斯尼拍摄的最完美的动画片，但都不再像《幻想曲》那样让人耳目一新。

这些动画片，虽然票房都很好，但是由于制作成本太高，利润很低。生产动画正片，始终是一项风险很大的投资。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迪斯尼转而拍摄真人表演的儿童片，在商业上非常成功。1954年，迪斯尼又把生意扩大到了电视，与ABC电视台签署了协议，在电视上放映以前的动画片，成了电视观众每周必看的节目。迪斯尼用从电视赚来的钱在加州的阿纳海姆建立了迪斯尼乐园，把动画片的世界变成现实。这个游乐场在1955年开放后，很快就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一个旅游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迪斯尼已完全变成了生产、贩卖娱乐的企业家、商人，对赚取电视播放的利润、对经营游乐场的兴趣超过了电影制作。在迪斯尼王国从电影扩展到娱乐业的各个方面之后，电影反而成了迪斯尼王国中一个次要的分支。的确，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迪斯尼制片厂都没能重现四十年代的辉煌，艺术的动力让位于对利润的追求，动画的质量直线下降，故事片的质量也不如其他制片厂。只有迪斯尼临死前监督拍摄的《丛林书》（The Jungle Book，1967年出品）还可见四十年代的经典作品的风采。到了八十年代末，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被运用于动画片制作，迪斯尼制片厂才获得了新生，《小人鱼》（The Little Mermaid，1989）、《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1991）、《阿拉丁》（Aladdin，1992）和《狮子王》（Lion King，1994）都可与迪斯尼最好的作品一比高低。

在电影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像迪斯尼那样如此深刻地意识到电影的娱乐价值，又如此成功地把握了观众的娱乐心理。迪斯尼首先想到儿童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他拍摄的动画片也被归类为儿童片，但是他显然不满足于只为儿童拍片，他的目光盯着的是从老到少的最大限度的观众市场。事实上，迪斯尼的动画片要比迪斯尼的故事片更不像儿童片。能被其中的讽刺与幽默逗乐的，往往是成人，而不是儿童。迪斯尼最好的动画片，往往诉诸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孤独、隔绝、被抛弃的恐惧感，能被感动的也往往是成人。小象丹博被同类抛弃的悲哀，发现和实现自我的欢欣，小鹿班比失去亲人、家园的苦痛，是儿童所无法完全感受的。但是迪斯尼影片主题的复杂性也就只是到这种程度了。小象丹博最后签百万美元的合同去了好莱坞，这就是迪斯尼对成功、幸福的理解。但是迪斯尼毕竟还拍出了像《小鹿班比》这样近乎悲剧的杰作，今天他的传人却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结局毫无例外都是赏心悦目的大团圆，连原作是深刻的悲剧也要篡改成庸俗的喜剧才善罢甘休。在《小人鱼》中，小人鱼并没有为爱牺牲，而是与王子喜结良缘；在《巴黎圣母院》（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1996）中，卡西莫多并没有死在吉卜赛女郎爱丝美拉尔达身旁，两个人都好好地活了下去，该死的是主教（电影改成法官）弗洛罗，原作反基督教的主题也被强奸为基督教的启示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乃是迪斯尼制片厂亘古不变的真理。对娱乐、利润的孜孜以求也就无可避免地有了如此千篇一律的结果：媚俗。

沃尔特·迪斯尼于1966年12月15日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他一生共获900多项奖，包括26项奥斯卡金像奖和六项特殊奥斯卡，是获奥斯卡奖最多的人。

十二、《公民凯恩》

1941年，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加入了世界大战，在战争经济的刺激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持续到现在的经济大萧条终于人为地结束了。好莱坞也同样发了战争财。在战争年代，人们更需要娱乐的安慰。在这个时候，再烂的电影也有人看，要拍出亏本的电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就在1941年这一年，却有一部电影亏了本。这一部电影就是《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初几年的美国电影，跟三十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了一些战争的内容。《公民凯恩》却鹤立鸡群，远远地超越了那个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它成了现代电影的教科书，影响了此后的每一位导演。在各种各样的历来最佳电影的评选中，它几乎总是被列在首位。它成了衡量电影艺术成就的至高无上的坐标。历史证明了1941年同样是美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转折点。

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导演并主演《公民凯恩》的时候，只有24岁。但对他的艺术生命而言，24岁其实已经相当老了。他3岁就已能阅读，7岁主演《李尔王》，11岁担任学校剧团的导演，19岁就成了美国最著名的电台播音员，21岁创建了墨丘利剧团（Mercury Theater），专演古典戏剧，是纽约舞台上最著名的剧团之一。1938年，威尔斯用在节目中插进新闻报道的方式，一手炮制了美国播音史上有名的“火星人入侵地球”事件，尽管他在播音中几次声明是虚构而非新闻报道，听了那次播音的人却真的以为火星人正在入侵地球，整个美国东部陷入了一片恐慌。

由于这一事件，威尔斯引起了电影界的注意。当时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之一RKO财政状况不佳，指望有一个救星能把它解救出来。他们看上了威尔斯。1939年，RKO把威尔斯请到好莱坞，跟他签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合同：一个拍片规划一旦被电影厂批准，威尔斯就可以全权处理，从头到尾制片厂都不加以干涉。威尔斯享受到了其他导演做梦都不敢想的创作自由，这个自由的结晶就是《公民凯恩》。这是威尔斯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最后一部享有创作自由的电影。

RKO制片厂的明星威尔斯一个都不用，他自己扮演主角查理·凯恩，其他主要演员都由墨丘利剧团的伙伴们担任，全都是电影新人，拍完此片之后这些演员都成了电影明星。编剧和摄影用的是老手，威尔斯对此的选择也极有眼力，摄影选的是刚刚拍完《愤怒的葡萄》的格雷戈·托兰（Gregg Toland），编剧由赫尔曼·曼基威茨（Herman Mankiewicz）担任，由他写成初稿，威尔斯加以润色、定稿。拍片经费是65万美元，在当时算是平均水平。整部电影的拍摄是秘密进行的，到快拍完的时候，风声还是泄露了出去：原来这部电影是在影射当时的报纸大王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难怪要搞得神秘兮兮的。这可是位惹不起的主儿，好莱坞的大小头目们个个坐立不安。米高梅制片厂的头目路易斯·梅耶找上了RKO制片厂的头目，要求把底片销毁，他可以赔偿成本和利润的损失。赫斯特的报纸也群起攻击这部电影。但是RKO制片厂还是决定发行此片。

《公民凯恩》于1941年5月1日首映。谁都没见过如此标新立异的电影。最突出的是它的摄影。托兰开发了一种特殊镜头用于深度聚焦，使得背景和前景一样清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手法。在以前的电影中，观众只是被吸引去看构图中的重要局部，一般是前景的中心部分。但是《公民凯恩》的构图，边缘和中心、背景和前景一样重要，一个画面的每一个部分都不可分割，观众必须完整地欣赏整个画面。《公民凯恩》对电影构图的创新还不限于此。它对极端低角镜头的使用（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天花板），黑白对比强烈的用光，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相当惊人的。威尔斯对段落剪辑也充分显示了其独特的风格，最突出的是用一段饭桌蒙太奇表现凯恩和他的首任妻子的感情鸿沟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加深：新婚之时两个人亲亲密密地坐在一起吃晚饭，然后座位越分越远，到最后，两个人分坐饭桌的两头，不再交谈，埋头看不同的报纸（凯恩的妻子看的是凯恩对手的报纸）。几十年的婚姻变化史，威尔斯用不到两分钟的蒙太奇就把它介绍完了。威尔斯对声音的控制一样独具匠心。他的电台广播生涯使他充分意识到音响的威力，画外音、重叠对话、吵闹的电影新闻摘要、喧嚣的政治集会、空荡的房间的回音、没有天赋的歌手（凯恩的第二任妻子）平庸的嗓门……各种各样的音响效果在此片中首次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威尔斯对摄影手法、音响效果的近乎炫耀的展示，表明了他意识到在现代艺术创作中，表现的手法与表现的内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的确，这部电影对故事的叙述采用的是现代小说的手法。一名记者得知凯恩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罗斯巴德”（Rosebud），为了弄清它的含义，采访了几位熟悉凯恩的人。通过这几个人的回忆，我们看到了凯恩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报纸大王，从一位富有理想、欲为平民百姓主持正义的年轻人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化身。戏中人最后都没能明白罗斯巴德的意思，我们是知道了——凯恩小时候玩的雪橇的名字。凯恩临死时富可敌国，收藏了无数宝物，念念不忘的却是小时候的一件玩物。但是对于凯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仍然难下结论。在这里，不存在一条发展主线，不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戏剧冲突律，而是通过几个平行的片断来描述同一个人。在这里，人物不是性格鲜明的、平面的、简单的个体，而是多层次的、立体的、复杂的活人，在不同观察者的眼里有不同的评价。没有最后一分钟的忏悔，没有最后的大团圆。这一切，都是以前的电影从未有过的。《公民凯恩》的叙述方式，可能是所有电影中最复杂、最独特，也是最巧妙的。那个“罗斯巴德”恐怕是电影中最大的一个秘密，而那具雪橇恐怕也是电影中最著名的一件道具。拍摄这部电影时共造了三具罗斯巴德雪橇，其中两具在拍摄时根据剧情的需要烧毁，剩下的一具在1977年从垃圾堆中被翻了出来，斯皮尔伯格花了六万美元把它买了下来。

这具雪橇，乃是凯恩一去不复返的青春象征。当影片的最后，熊熊炉火烧毁这具雪橇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摧毁了凯恩年轻时候的理想与希望？凯恩母亲所拥有的土地发现了银矿，给凯恩带来了财富，财富使凯恩能够成为报纸大王，报纸又给凯恩带来了权力。凯恩认为用金钱和权力可以买到人们的感情。在他竞选州长的时候，他的口号是“爱”。他想像收购古董、玩物一样收购人心，然而他失败了。他退而求其次，只收购一个人的心：他娶歌女苏珊为妻，为她盖了豪华的城堡，尽心尽力要把她捧成歌剧明星。城堡成了苏珊的监狱，苏珊成了凯恩收藏的无数物品中的一件，她终于反叛，离开了凯恩。凯恩再一次失败了。当他在孤寂中死去，艰难地吐出“罗斯巴德”一语时，百思不解的恐怕是这一个问题：爱与金钱、权力是否互相排斥？一个没有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触及了以金钱、权力为目标的美国梦中最阴暗的一面。

这样一部电影注定不被美国人所喜见。《公民凯恩》亏本了十五万美元。它在票房上的失败，既是由于其阴暗的主题和革命性的表现、叙述手法难以被观众所接受，也由于赫斯特的抵制。赫斯特下令麾下的报纸不准登载《公民凯恩》乃至RKO制片厂所拍的一切电影的广告，那些敢于放映《公民凯恩》的电影院也受到了拒登其广告的威胁。RKO一见大势不好，收回了《公民凯恩》的发行，把它束之高阁，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部电影的名声越来越响，才重新发行。

威尔斯从救星变成了灾星。RKO撕毁了与威尔斯签署的合同。这时候威尔斯的第二部电影《安倍逊大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已进入后期制作，RKO没收了其底片，另外找导演重拍部分镜头和结尾，把它剪到只剩下不到90分钟，只有威尔斯原版本的三分之一。这部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个大家族在汽车时代的败落史的电影，本来完全可能成为超越《公民凯恩》的伟大作品，但是就像斯特劳亨的《贪婪》，它的原版已经无法复原，其伟大，只能从残存的部分想见。

就像斯特劳亨，威尔斯此后就在制片厂的压迫下挣扎。1948年起，他自我放逐定居欧洲。他没法搞到足够的经费，没法找到满意的演员，更没法使电影按自己的意图完整地发行。他的大部分电影在票房上都是完全失败。电影界最大的天才也是最悲剧的人物。即便如此，威尔斯仍然完成了一系列杰作，包括惊险片《上海女郎》（The Lady from Shanghai，1948）、《麦克白斯》（Macbeth，1948）、“黑色电影”的巅峰之作《邪恶的接触》（Touch of Evil，1958）和最成功的莎剧电影《午夜钟声》（Chimes at Midnight，1966）。像《公民凯恩》一样，这些电影的构思、摄影、用光、剪辑、音响都有着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一见而知是威尔斯的电影。《邪恶的接触》的开头——从往汽车上安置定时炸弹的特写镜头开始，一路追踪汽车驶过美国、墨西哥边境，到最后爆炸——是电影中最复杂、最令人难忘的鸟瞰长镜头，然而制片厂却把片头、演员表强加到这段镜头上面，把它给毁了。

威尔斯的厄运在他死后也还没有结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为了能够在电视上放映电影，美国流行把经典的黑白片加上颜色。干此事最卖力的是电视大王特德·特纳（Ted Turner），他买下了2000多部米高梅电影、700多部RKO电影和700多部华纳电影的版权，准备把其中的名片都转成彩色。这种无视原导演的创作意图、破坏原作的构图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电影界人士的抗议，但特纳却自以为是为当代观众做了一件好事，一意孤行。当他宣布将把《公民凯恩》也变成彩色时，舆论大哗。有人翻出了威尔斯和RKO签的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没有威尔斯的同意，不能对《公民凯恩》有任何的改动。威尔斯在坟墓里对特纳说了不。特纳无可奈何，改为给《安倍逊大族》加色，顺便做了一件好事，雇了《公民凯恩》的原剪辑师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修复《公民凯恩》，于1991年5月1日上映，距《公民凯恩》首映恰好整整50年。

再也没有一部电影像《公民凯恩》这样如此深刻地揭示了金钱和权力强大的异化力量，以震撼人心的大手笔谱写了一曲人性的悲歌。50多年后，《公民凯恩》仍然是人类电影艺术探索中最为丰硕的成果。

附记：奥森·威尔斯于1915年5月6日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发明家，母亲是钢琴家。1931年中学毕业后，拒绝大学的录取，周游世界。1934年成为电台播音员。1937年组建墨丘利剧团。1939开始开始拍摄电影。1942年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公民凯恩》与曼基威茨共享），1959年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强制》（Compulsion）］，1971年获奥斯卡荣誉奖，1975年获美国电影研究院终身成就奖，1984年获美国导演协会的最高荣誉——格里菲斯奖。1985年10月10日在好莱坞去世。

十三、希区柯克的《后窗》

像《公民凯恩》这样得到评论家的一致推崇，在普通观众中却没有市场的作品，在电影史上屡见不鲜。能够在评论家和普通观众中两面叫好，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的导演屈指可数，最突出的，莫过于两位英国人卓别林和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了。但是卓别林的魅力，主要有赖于他的表演，而希区柯克才是真正依靠导演技巧所向披靡的。卓别林的事业是在美国建立的，但是当希区柯克在1939年移居美国的时候，他已有了15年的导演历史，早就功成名就了。希区柯克并非美国制片厂制度的产物，而是德国表现主义流派、苏联蒙太奇技巧和英国电影工业相结合的结晶。还在英国时希区柯克就已拍出了像《讹诈》（Blackmail，1929）、《39级台阶》（The 39 Steps，1935）这样的杰作。

希区柯克的这些英国电影在美国也很受欢迎，席尔兹尼科因此把他请到好莱坞来。他的第一部美国电影《吕贝卡》（Rebecca，一译《蝴蝶梦》）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可谓名利双收，但是希区柯克本人却对它很不满意，尤其不满的是制片厂所强加给他的演员阵容。这部电影，也是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比较平庸的一部。在四十年代，希区柯克基本上都在为席尔兹尼科拍片，在制片厂制度的约束下，他的电影的水平参差不齐。他在1943年出品的《疑影》（Shadow of a Doubt）是他在美国的第一部杰作，《臭名昭著》（Notorious）也算得上是他的佳作，但他在这个时期的电影大部分是劣作。到了五十年代，他彻底摆脱了制片厂的控制，独立制片，他的创作生涯才进入了顶峰时期，一连串伟大的电影相继问世：《后窗》（Rear Window，1954）、《晕眩》（Vertigo，1958）、《西北向北》（North by Northwest，一译《谍海疑云》，1959）。这几部电影，一再被推选为历来最佳影片。到了1960年，希区柯克已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希区柯克电影”成了惊险片的标准，有了一大堆模仿者，他自己却决定开拓新领域，推出了恐怖片《精神变态者》（Psycho）。让他的影迷们都大吃一惊的是，这部电影不像是“希区柯克电影”，缺少黑色幽默，却有前所未有的血淋淋的暴力镜头。这部得到评论家一致推崇，被许多人认为代表着希区柯克的最高成就的电影，也是希区柯克在票房上最成功的电影，花费了80万美元，首轮放映就收入了1500万美元。接下去他拍了怪异的科幻片《群鸟》（The Birds，1963），但整个六十年代他的成绩平平。到了七十年代，他重放异彩，在77岁时导演了最后一部电影《家庭阴谋》（Family Plot，1976），再次显示了他的非凡的洞察力，为他的导演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英国时期的电影已经确立了希区柯克的风格：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讽刺性的幽默，当然，还有扣人心弦的悬念。格里菲斯开创的通过细节特写和有机剪辑制作紧张气氛、操纵观众情绪的技巧，到了希区柯克手里，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也扬扬自得地给自己加上了“悬念大师”的桂冠。希区柯克从来就不认为电影应该只是一种娱乐性的商品，但是他也相信电影必须要能吸引观众，一名导演如果失去了观众，也就无法获得生存。悬念，就是希区柯克招徕观众的法宝。希区柯克自称是在拍“纯电影”，反对在他的电影中挖掘深意，所担心的，恐怕就是一旦他的电影被贴上了“深刻”的标签，就会吓跑了普通观众。希区柯克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如此讥讽那些要在他的电影中寻找象征意义的评论家：

“在《西北向北》中没有任何象征。哦，对了！有一个。那就是最后一个镜头。在格兰特（男主角）和伊娃·玛丽·圣（女主角）的爱情戏之后，火车进了隧洞。它是阳具的象征。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但是希区柯克所贡献给电影艺术的，绝对不仅仅是纯电影的技巧。就像他的电影中的人物往往有多重人格一样，希区柯克的电影人格也是多重的。他是悬念大师，也是心理大师，更是电影中的哲学大师。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深刻地洞察到人生的荒谬和人性的脆弱。在精心设计的技巧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颗在严厉的天主教家教之下饱受压抑的灵魂。希区柯克的电影，是生与死、罪与罚、理性与疯狂、纯真与诱惑、压制与抗争的矛盾统一体，是一首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

如果说希区柯克的英国电影和美国电影有什么重大区别的话，那就是在美国电影中，他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愤世嫉俗的人生观。他想要告诉人们的似乎是，在美国人正常的表面之下，暗藏着最惊人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心理异常和性变态。在希区柯克看来，在美国生活中，最有趣然而也是最可怕的是人们对平庸的心满意足。但是这种平庸的生活实质上是最不正常的，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美国人对看电影的热衷，而这实际上体现了美国人的窥视狂倾向。窥视狂成了希区柯克五十年代电影的一个主题，在《后窗》一片中得到了最为彻底的表现。

《后窗》粗看似乎只是一部平常的侦探片。专业摄影师杰弗里斯因为摔断了一条腿，整个夏天都待在家中养伤，透过后窗观察邻居们的活动打发时间。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总是唠唠叨叨的妇女突然失踪了。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试探、推理，他认定她的丈夫是杀害她的凶手。

这一部电影，实际上是“看电影”的寓言。当杰弗里斯拉开公寓后窗的窗帘，也就预告着一部电影的上演。坐在轮椅上的杰弗里斯也就是一名电影观众。他对窗外情景的体验，也就是一名电影观众的体验：身体被固定着，对窗外（电影上）发生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加以干涉，只能观看、评论、推测、同情、兴奋。作为一位“影迷”，窗外发生的一切要比女朋友来访更令他感兴趣。后来他的女朋友也参与了窥视活动，也变成了影迷了，两个人一起“看电影”反而要比两个人单独待在房间中更有吸引力，更能共享性兴奋。

在拍摄整部电影时，摄影机始终位于杰弗里斯的公寓中，从来没有移到公寓之外，所有的情节都是通过杰弗里斯的观察交代的。只有一个例外：当杰弗里斯睡着的时候，我们看到谋杀犯带着一位女人离开公寓。这个例外既制造了悬念（那位女人有可能就是谋杀犯的妻子，杰弗里斯的推理错了），对于影片的寓意也非常重要：杰弗里斯作为一名“电影观众”，有可能被电影上的表面现象所误导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对这种窥视行为的合理性也不能不加以怀疑。

那一幕幕被限定在窗口框架中（以及望远镜镜头中）的景象，就相当于一个个电影的画格。通过这一个个的画格，杰弗里斯捕捉着邻居们的表演，邻居们也成为演员，被赋予了一个个绰号：像是在表演一出歌舞剧的、身材美妙的舞蹈演员“胴体小姐”；像是在表演一出言情剧的、孤独的老处女“寂寞心小姐”；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似乎是同性恋者，但好莱坞的制片规章禁止表现同性恋，所以只能留给观众去猜测；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房间的窗口总是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对于里面发生的一切也只能猜测，因为好莱坞的制片规章也禁止直接表现任何性行为；但是制片规章对暴力要比对性容忍得多，所以谋杀犯的一举一动也就可以直接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每一个住家好像都在上演着一场小电影，不仅有演员，有故事，甚至有镜头的变换，从远景镜头（肉眼观察）到特写镜头（望远镜观察）一应俱全。

但是，如果电影观众混淆了电影和现实的界限，试图参与电影的表演，失去了旁观者的身份，麻烦也就来了。杰弗里斯派女朋友到谋杀犯的家中侦探，从观众席走进了电影，谋杀犯察觉后，也从电影中走了下来，追杀到杰弗里斯的家中，把杰弗里斯推出窗外。杰弗里斯悬吊在窗缘上，在现实和电影之间摇摆，然后像好莱坞所拍摄的侦探片的典型结局，在千钧一发之际，警察恰好赶到。希区柯克也给那些小电影都安上了好莱坞似的大团圆结局：像一部歌舞剧的典型结尾，“胴体小姐”终于喜结良缘；像一部言情剧的典型结尾，“寂寞心小姐”也找到了意中人。但是，这些是充满讽刺意味的大团圆：“胴体小姐”并不是跟她那些潇洒英俊的舞伴中的一个结婚，而是跟一位又矮又胖的军人；“寂寞心小姐”的意中人，却是那位同性恋作曲家。新婚夫妇的洞房的窗帘终于拉开了，但是他们也不再做爱，而是在吵架。杰弗里斯捡了一条命，另一条腿却也摔断了，要比影片开始时更为虚弱可怜。他决定不再窥视，拉下了后窗的窗帘，而电影也就闭幕、散场了。

从来没有一个导演能够拍摄如此激动人心的电影，同时又对电影的激动人心做如此辛辣、深刻的自嘲。希区柯克的电影，也就是希区柯克心灵的后窗。

附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爵士于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一位蔬菜水果商。希区柯克在耶稣会学校受的教育，攻读工程技术。1920年进入电影界，担任美工。1925年为德国的一所制片厂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快乐园》（The Pleasure Garden）。1929年导演了英国第一部有声片《讹诈》（Blackmail）。1939年移居美国。希区柯克在生前就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却从未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虽然曾经获六次提名。1968年获特殊奥斯卡奖，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1979年获美国电影研究院终身成就奖。1980年元旦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同年4月29日在洛杉矶去世。

十四、好莱坞的黑暗岁月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从美国的盟友变成了主要对手。苏联的迅速强大、共产主义国家的兴起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社会造成了“红色恐慌”。对德国间谍和第五纵队的恐惧让位于对共产党间谍的恐惧。当时一个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共产党员正在充当苏联的间谍，窃取制造原子弹的机密。一场“红色追捕”开始了。其实红色追捕早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已开始了，美国政府在胡佛的领导下，曾经在1920年1月2日一夜之间在全美非法逮捕了约一万名红色分子，许多连逮捕状都没有；另有15万人被列入了黑名单。这一次，虽然没有那么恐怖，却也够吓人的了：《时代》周刊的一名编辑控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曾经出卖机密给苏联，希斯在法庭上断然否定这些指控，甚至否认认识这位编辑，在1948年以两项伪证罪被判处五年徒刑；罗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控窃取原子弹秘密给苏联，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却在1951年被判处死刑，然后在全世界的抗议声中，以在美国司法中罕见的高效率，在1953年执行。

主导这次有系统地迫害美国公民的反共歇斯底里的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是来自新泽西的众议员帕内尔·托马斯（Parnell Thomas），其政治观点保守到把罗斯福新政视为共产主义政策，反对国会立法禁止私刑处死黑人。委员会成员包括约翰·兰金（John Rankin），一位公开承认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以及年轻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由于好莱坞在二战时曾经如此积极地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由于好莱坞有如此之多的制片人和剧作家是犹太人，由于有如此之多的犹太知识分子是左翼或自由派分子，更由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有许多剧作家、演员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或资助过共产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就理所当然地把魔爪伸到了好莱坞。他们指控共产党把好莱坞变成了颠覆美国的活动基地，迫害反共同事，在电影中美化苏联和丑化美国。他们完全无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好莱坞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行的是制片厂制度，由制片厂老板从头到尾监视每一部影片制作的每个过程，即使编剧、导演、演员中有共产党员想要捣乱，也绝对无法得逞。非美活动委员会所公布的证据，是在二战期间好莱坞拍摄的几部美化苏联的电影，包括《俄罗斯之歌》（Song of Russia）、《到莫斯科的使命》（Mission to Moscow）、《北大西洋行动》（Action in the North Atlantic），他们佯装不知的是，这些电影，实际上都是好莱坞奉罗斯福政权之命、出于宣传盟军的目的拍摄的。《到莫斯科的使命》的原作者就是当时美国驻苏大使。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1947年给好莱坞的19名工作人员发出了取证传票，实际上只取证了11人就告一段落。第一位被取证的是剧作家协会前会长约翰·劳森（John Howard Lawson）（曾获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他准备了一份声明：“一个星期来这个委员会选择了一些美国公民加以公开的嘲弄、诬蔑，进行了一次非法的、卑鄙的审判。”但被禁止在会上宣读，他也以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为由，拒绝回答委员会的任何问题，包括那个著名的问题：“你是否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接下来的10个人，也跟劳森一样，都被禁止宣读声明，也都拒绝回答委员会的问题。其中一位德国移民在被取证的第二天就逃离了美国，剩下的10个人以藐视国会之罪，被判入狱一年，史称“好莱坞十人”。这10个人，除了劳森，还有剧作家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曾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提名）、莱斯特·科尔（Lester Cole）、小灵·拉德纳（Ring Lardner, Jr.）［曾因《本年度女人》（Woman of the Year，一译《小姑居处》，1942）和《战地医院》（MASH，1970）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阿尔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曾获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沙米尔·奥尼茨（Samuel Ornitz）、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曾因《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1953）、《勇敢的人》（The Brave One，1956）化名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两度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导演赫伯特·比伯曼（Herbert Biberman）、爱德华·德米特里克（Edward Dmytryk）（曾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制片人艾德里安·斯科特（Adrian Scott）（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讽刺的是，当这10个人被押解到监狱时，帕内尔·托马斯已先到一步。他因为非法收取酬金，被判三年徒刑，正在同一所监狱养鸡。

好莱坞的头面人物们最初想对调查委员会采取强硬态度，声称要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艺术创作自由。他们组成了捍卫第一修正案委员会，由大明星汉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曾主演《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一译《北非谍影》）］领导。但是当他们发现调查委员会绝不善罢甘休，各色各样的保守社会团体纷纷威胁要抵制好莱坞的产品时，这个委员会马上就垮了。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的老板们在纽约市的一家旅馆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将与调查委员会合作，不再聘用被调查委员会列入黑名单的任何人。鲍嘉也发表了一份“我不是共产党员”的声明，声称自己先前被愚弄了。他又恢复了光辉形象，在1952年因主演《非洲王后》（African Queen）而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另有一些人，积极主动地与调查委员会合作，出卖同事、朋友。这些所谓“友好证人”中，包括好莱坞的两位大老板路易斯·梅耶和杰克·华纳（Jack Warner）。另一位大老板，迪斯尼，揭发了一个惊人的阴谋：迪斯尼制片厂的左翼分子阴谋把米老鼠变成马克思耗子！俄国移民、剧作家和哲学家艾恩·兰德（Ayn Rand）作证说，《俄罗斯之歌》是一部无耻地粉饰苏联的作品，因为根据她的亲身经历，苏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里的儿童是从来不笑的，而这部电影竟然有苏联儿童微笑的镜头。她甚至进一步指控制作此片的路易斯·梅耶并不比共产党特务好多少。上蹿下跳最厉害的莫过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了，这位二三流的演员，在当时就充分表现了一流政客的才能。他身为电影演员协会的会长，却暗地里担任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以出卖同事为荣，定期为政府提供黑名单。

从1951年开始，调查委员会对好莱坞进行了大规模的取证，200多名电影工作人员被列入有共产党员或共产党支持者的嫌疑名单。这些人在被取证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公民有权利不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词）拒绝回答问题；要么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具结悔过并出卖同事、朋友。即使是非共产党员的自由派分子也必须忏悔自己过去的行为，并向雇主写下保证书保证绝不重犯。调查委员会把取证会变成了审判会，集公诉人、陪审团和法官于一身。那些拒绝回答问题的人被自动判定有罪，虽然不再被判入狱，却被列入了不得雇用的黑名单。后来参与调查委员会的麦卡锡提出了一份324人的电影界中“已知共产党员”的黑名单，一个保守团体，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又给这份名单多加了356人。凡是被列入了该名单的人都失去了工作。剧作家们还可以通过化名投稿，领取给无名小卒的微薄稿酬维生，导演们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有的人隐姓埋名去了欧洲导演低成本的电影，更多的人只有失业。最悲惨的是演员们，他们既然易容无术，再也无法在屏幕上露面，就只有告别影坛。即使改行也不得安宁，联邦调查局会马上跟踪而至，确保这些人无法在新的行业继续工作下去。其他行业的雇主也纷纷宣布不雇用那些敢于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人。这些人的家属也受到了牵连，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被毒打，他们的配偶无法找到工作，他们的住宅被联邦调查局监视、窃听。据估计，在麦卡锡时代，各行各业至少有一万人因为援引第五修正案而失去了工作。

要把自己的名字从黑名单除去也是可能的，向那些协助提供黑名单的社会团体，比如美国军团或天主教会，交几百美元手续费，他们就会指导你该怎么做。整个除名的步骤既复杂又秘密：要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联邦调查局悔过，要在报刊上发表忏悔声明，要向雇主写保证书，要积极参与反共活动（比如参与散发反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请愿书），诸如此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以人格和尊严去换取工作。一直到六十年代这份黑名单才失效。

那些因不愿作证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电影工作者很少有人后悔自己的选择，至少，“好莱坞十人”就从不后悔。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是英雄。正如“好莱坞十人”之一，小灵·拉德纳后来所言：

“在那种时刻我只有一种选择。我不是英雄。如果有人迫使你在‘英雄’和狗屎之间作出选择，你不能因为你没有选择做狗屎就自诩为英雄。”

十五、影视大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口号来说，是美国“和平、进步、兴旺”的年代，然而却是好莱坞最不走运的年代。麦卡锡主义搞得人人自危，各种各样的打击也接踵而来。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已在好莱坞实行了20多年的“垂直控制”（制片厂同时控制制片、发行、放映三个环节）是非法垄断，制片厂不能同时拥有电影院，必须把电影院出售。“垂直控制”保证了制片厂生产的每一部影片不管好坏都有出路，现在呢，要靠自由竞争，只有好片子才卖得出去了。各大制片厂开始失去了霸主地位，独立制片则逐渐兴起。这些独立制片人，要比制片厂更灵活、更大胆、更愿意创新，成了制片厂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型娱乐，电视、高保真音响、高尔夫球、保龄球、滑雪，诸如此类的新鲜玩意，都拉走了大量的电影观众。看电影原先是一种日常的娱乐，现在则成了介于看电视和看戏或听音乐会之间的一种较特殊的活动。原先涵盖所有社会阶层的单一观众群被分割成了各式各样的特定小群体：青少年、知识分子、黑人……特别是年轻人，成了电影的主要观众，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超过75%的电影观众的年龄在30岁以下。以前拍一部片子心中要有男女老少所有的观众，现在呢，若能够吸引某个特定的观众群就令人满意了，那种面向所有观众的所谓“家庭电影”一年没有几部。有两三千个座位的电影院现在很少能坐满，一个晚上一般只能招来几百名观众。富丽堂皇的电影宫一个又一个关闭了，而被购物中心、超级市场、高级公寓所取代，甚至干脆铲平当停车场。电影观众的流失必然影响了电影的产量。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美国一年要生产大约400部正片，其中四分之三由制片厂生产，独立制片的只占四分之一。在那时，每个星期有八千万到一亿人次去看电影。到了1960年，每周观众数降到了4600万。那一年只生产了136部正片，只有70部为制片厂出品，独立制作的则有66部。1946年的票房收入为17亿美元，差不多占美国娱乐消费的20%。到了1962年，尽管由于通货膨胀平均票价由40美分上涨到2美元，票房收入却减少到九亿三千万美元，只占美国娱乐消费的4.5%。

取代了电影的娱乐地位的，自然是电视。电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出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妨碍了它的发展。战争一结束，电视的发展马上突飞猛进。在1946年，全美国只有五个地方电视台和几百台电视机，到了1948年，电视机数量一下子激增到100万台。1951年，美国架设了横跨全国的电缆和微波转播站。第二年，美国有了全国性的电视网络，电视机数量也突破了一千万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结束的时候，美国已有了五千万台电视机，进入了超过85%的美国家庭。到了现在，美国的电视机数量超过了美国人口。最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每周平均有三千万人收看，特殊的事件，比如《善菲尔德》（Seinfeld）的最后一出戏，有超过七千万人收看。

对电视的兴起，好莱坞最初实行的是鸵鸟政策，眼不见为净。据说在某个电影厂，在开会时连“电视”一词都不准提。然后是开始了消极的抵抗，不允许电影在电视上放映，不准电影明星参加拍摄电视节目，但是美国人还是宁愿待在家里看从英国进口的电影和电视自己捧出来的明星。到了1952年，好莱坞对电视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意识到如果不积极抗争，电影就会消亡。现在的问题变成了怎样确保电影能与电视共存。电影要生存，必须充分发挥电视所没有的优势。电影和电视最大的区别在于银幕尺寸的大小。同时，电影还享有在技术上领先电视50年的优势，在色彩、音响、特殊效果等方面都已有了可观的成果，而电视这时候连彩色都还没法办到。大屏幕和技术把戏，成了好莱坞对抗电视的两大武器。

好莱坞使出的第一招，是立体电影。这一招其实并不新鲜，早在1915年鲍特就已拍过一部立体的风景短片。此后也出现过立体正片。但好莱坞成批地生产立体正片，则是在1952年才开始的。一开始非常地成功。观众们暂时离开了电视机，到电影院来感受这个新鲜玩意，体验一下看着刀砍过来、箭射过来、狮子跑过来是什么滋味。在1953～1954年间，美国出品了大约38部立体电影。但是到了1954年，立体电影就已失去了其吸引力。希区柯克本来是用立体电影技术拍的《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但在1954年发行时，一看立体电影已没了市场，就改为平面电影。立体电影消亡的原因，往往被归咎于观看时要戴特殊的眼镜，很不方便。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立体电影只是靠一些技术噱头来吸引观众，一旦新鲜感消失，这类噱头不仅吸引不了人，还让人烦了。但是如果除去了这些噱头，立体电影也就跟一般的电影没什么区别，又何必花那么大的本钱给观众增加麻烦呢？在1955年之后，好莱坞就极少再拍立体电影。

好莱坞使出的第二招，是环幕电影。环幕电影用三台摄影机拍摄，用四台放映机（其中一台用于放立体声）放映，投射到三个拼接起来的弧形宽银幕上（宽高比2.85 ：1），让影像占据了观众的整个视野，以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这一招也不新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出现过。但是第一部靠环幕技术吸引了观众并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的则是1952年出品的《这是环幕电影》（This Is Cinerama）。然而，放映环幕电影需要昂贵的设备和复杂的技术，只有大城市的少数电影院才装备得起，每一场电影只能容纳少数观众观看，而且，环幕电影只适于放映风景或宏观场面，并不适于讲故事，这一切，注定了环幕电影只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刺激性娱乐，无法流行。事实上以后它就只是作为游乐场的一项节目存在着。

一种新的银幕标准要取得成功，不能离旧的标准银幕（宽高比1.33 ：1）太远，更不能要求特殊的设备，还要能适于拍摄所有的电影。换言之，要在环幕和旧银幕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首先找到了这个平衡，在1953年推出了第一部宽银幕（宽高比2.55 ：1）电影《长袍》（The Robe）。这项技术，不需要特殊的摄影机、放映机和胶片，只需要在摄影机上加一个变形镜头，把宽银幕图像压缩到常规35毫米胶片上，放映时再用对应的变形镜头还原成宽银幕。这么一来，拍摄、放映都几乎不需要额外的花费，又能充分发挥电影大银幕的优势。这项技术本来是一个法国科学家发明的，被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把专利买了下来，继《长袍》之后，又用这种技术拍摄了几部宽银幕电影，在票房上都非常成功。其他电影厂见有利可图，也纷纷推出了类似的宽银幕电影，有的也用变形镜头，有的则用常规镜头，但把胶片横着拍摄，还有的干脆用宽胶片，特别是70毫米的胶片。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宽银幕革命基本完成，大部分电影都改用宽银幕技术。但是宽银幕只是更适于拍摄历史片、战争片、歌舞片、西部片之类以宏观场面取胜的电影，如果拍摄只有少数人的言情片，反而不如标准银幕，特别是很不适于拍面部特写——演员的额头、下巴都会给切掉。所以还需要在宽银幕和标准银幕之间再找到一个平衡。现在的电影使用最多的是宽高比1.85 ：1的银幕。

影视大战还促成了电影技术的另一项革命：从黑白片向彩色片的转化。二原色的彩色片在二十年代、三原色的彩色片在三十年代就已出现了［第一部三原色彩色正片是1935年出品的《名利场》（Becky Sharp）］，但那时候采用的是技术色方法，拍摄时要用三架套着红黄蓝不同的滤光片的摄影机，同时用三卷黑白胶卷，费用昂贵，处理过程也非常复杂，只有动画片和少数重点推出的巨片才舍得用彩色。在二战期间，经费紧张，能省就省，彩色片就拍得更少了。但战后，好莱坞需要彩色来对抗还是黑白的电视。由于技术色既贵又麻烦，好莱坞便开始鼓励既便宜又方便的新的彩色技术，看上了柯达公司的伊斯特曼色。这种新技术，实际上是剽窃自纳粹德国的一项发明，它采用彩色底片，用一台普通摄影机即可以拍摄。起初，伊斯特曼色及其派生产品，虽然既便宜又方便，但颜色质量和保色时间都不如技术色，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伊斯特曼色的质量和保色时间（50年）才能与四十年代的技术色相比。但从五十年代起，采用伊斯曼色的彩色片就成了电影的主流，黑白片逐渐变成例外。到了今天，除非是特别的艺术需要，已无人拍摄黑白片，而实际上现在拍黑白片的费用要高于彩色片。

宽银幕、彩色、立体声……电影提供了电视所无法比拟的视觉、听觉享受，然而仍然不足以吸引大家离开舒适的客厅，更要命的是：看电视不要钱。在这场影视大战中，电影注定要一败涂地。尽管好莱坞使出了浑身解数，电影观众的数量还是直线下降。电影制片厂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想起了做生意的一条金科玉律：如果不能战胜，就争取合作。处于破产边缘的RKO首先妥协，取消了对电视的禁令，在1955年向电视台出售740部老片。其他电影厂也紧随其后跟电视台做生意，只有派拉蒙决心抵抗到底，但到了1958年也不得不开始向电视台出售老片。起初，制片厂还把这作为对抗全国电视网的一种策略，只向地方电视台出售老片。到了1961年，彩色电视机开始兴起，电影又丧失了一项优势，制片厂也只好开始向全国电视网提供电影，而且不再限于老片，比较新的电影也能够在电视上放映了。在妥协之后，电影院成了牺牲品。反正制片厂已不再拥有电影院，电影院的死活也就无关痛痒了。到1965年，放映第四、第五轮电影的电影院彻底消失了。录像出现后，放映第二、第三轮电影以及老电影的电影院也差不多被淘汰。

好莱坞要真正从电视中获利，必须积极参与电视片的制作。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当时规模还不大的哥伦比亚制片厂，在1952年就成立了一家电视分厂专门制作电视节目，起初是拍一些30分钟的节目，后来也拍长达一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的电视剧了。这类电视剧，相当于三四十年代的低成本电影，若在电影院放是没人会来看的了，但在电视上却会有观众。其他电影制片厂也逐渐加入了拍摄电视片的行列，反正这时候电影已流行实景拍摄，制片厂众多的摄影棚都空着也怪可惜的，不如就利用来拍摄电视剧。几乎所有的晚间电视节目的拍摄都从纽约搬到了好莱坞，只有新闻等少数节目还留在纽约拍摄。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好莱坞开始拍摄只供在电视上放映的正片。电视工作人员也成了电影制作的后备力量，许多人在电视上成名后，转而从事更“高等”的电影拍摄。电影和电视分享着资金、设备、信息和人才，这个趋势，至今如此。电影和电视同时也分割了观众市场。现在的电影观众主要由知识分子和青少年组成：知识分子把看电影当成艺术欣赏，而青少年则把看电影当成社交活动。好莱坞在拍电影时，主要面向的是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的观众，而在拍电视时，就像三四十年代拍电影一样，主要面向的是郊区和乡村的家庭，这些家庭，曾经是三四十年代电影观众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电视剧的流行类型——家庭喜剧、医院戏、法庭戏、西部片、神秘片、警匪片——其实也就是三四十年代电影类型的延续。

影视大战以电影向电视妥协而告终，电影艺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特别是在今天，录像发行成了电影制作的一项重要收入，在拍摄电影时就不能不考虑到以后是否适于在电视上放映，不敢贸然进行技术革新，甚至一些与电视不兼容的技术也会被淘汰。好莱坞现在不再拍立体电影、大宽银幕电影，这也是一个因素。战争往往能够刺激技术的进步，影视大战也不例外。

影视大战的另一个结果，是好莱坞丧失了世界影都的地位。电影公司纷纷离开好莱坞，迁往洛杉矶的其他社区，或者干脆迁到其他城市，特别是纽约和旧金山，成了可以与洛杉矶相抗衡的美国电影中心。大制片厂中，坚守好莱坞的只剩下了派拉蒙一家。填补了电影公司的空缺的，是电视、电台、音乐公司。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好莱坞已从电影业中心转变成了娱乐业中心。

十六、变革的年代

在法庭的干预和电视的冲击下，制片厂制度垮了。越来越少的电影产量、越来越高的电影制作成本，使得各大电影制片厂都无法维持厂房、设备、技术人员、艺术人员的庞大开支。最大的制片厂米高梅公司曾经自吹明星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而现在呢，这些工资高得吓人却又无电影开拍的电影明星成了沉重的负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大制片厂都亏本，甚至濒于破产。

这个例外，就是联美制片厂，它能够躲过此劫，是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制片厂，也从来没有自己的电影院。它所做的，是从独立制片人手中获得片子，发行到属于别人的电影院。换言之，它只是一家电影发行公司，有时也资助某部影片的拍摄，但是不拥有自己的厂房、拍摄人员。在大制片厂控制了从拍摄、发行到放映的每一个环节的三四十年代，联美在各大制片厂的夹缝中求生存，日子并不好过。但是现在则不同了。在新的条件下联美蓬勃发展，并摇身一变成了各大制片厂的学习榜样。制片厂只保留一些必要的技术人员，而解除了与制片人、导演和演员的长期合同。这些下岗人员或者自己组成制片公司，或者为其他的独立制片人工作，用利润分红取代了工资。这些电影公司往往是短命的，特地为拍摄某部电影而成立，电影拍完了也就解散了。制片厂则为这些独立制片人提供厂房、设备，部分或全部地资助拍摄，然后再为之发行拍完的电影。美国电影业进入了制片厂和独立制片人相互合作的时代。

我们曾经一再控诉过制片厂制度对电影艺术的压迫，现在制片厂制度垮了，美国电影艺术却也没有马上就获得新生。所谓的独立制片其实并非完全独立的，还要依赖制片厂的资助、设备和发行渠道，也就还要看制片厂的脸色行事。而且，独立制片要承受更大的商业压力。在成批生产电影的制片厂时代，固然以追求商业利润为首要目标，却也并不指望每一部电影都赚钱，如果有一部电影亏了本，还可以用其他电影赚来的钱弥补，还负担得起。但对独立制片来说，一个公司就生产那么一部电影，是赔不起的，因此也就毫不奇怪，许多独立制片人要比制片厂更看重电影的商业价值。但是，无论如何，随着制片厂制度的崩溃，导演的地位大为上升，有了更充分的创作自由，美国电影最终获得新生，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在制片厂的时代，每个制片厂都有一个庞大的写作队伍创作剧本，那个时候的电影主要以原始创作为主，改编的很少。随着制片厂时代的结束，庞大的、永久性的电影剧本写作队伍也消失了，制片厂和独立制片人都越来越倾向于买下畅销小说或戏剧剧本的版权改编成电影。而且，如果一个题材在小说、戏剧中受欢迎，改编成电影受欢迎的可能性也就很大，制片人也就容易筹集到拍片资金。

但是在把小说、戏剧改编成电影时，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小说、戏剧的创作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没有什么生产规章规定小说家、剧作家应该如何写作，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现性的关系，揭露社会问题，使用任何语言。在把这些小说、戏剧改编成电影时，更感到好莱坞生产规章的碍手碍脚。第一个奋起反抗这个规章的是导演奥托·普雷明戈（Otto Preminger），他在1953年把戏剧《月亮是蓝色的》（The Moon Is Blue）改编成电影时，保留了台词中“情妇”“处女”“怀孕”之类为规章所禁用的单词。规章管理署要求他删去这些词，被拒绝后，不愿批准此片的发行。普雷明戈便自己发行，并且由于这次风波，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普雷明戈之所以敢于这么干，是因为这时候电影院已独立出去，制片厂没法控制电影的放映，未获规章管理署的批准也不妨碍电影的发行。而且在一年以前，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一起涉及一部意大利电影的案子时，已裁定电影也属于言论，也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保护了。1955年，普雷明戈在拍根据小说改编的《有金臂膀的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一片时，再次挑战规章的另一个禁忌：表现吸毒。规章管理署再一次拒绝批准该片的发行。但是这时候电影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普雷明戈一边。保守的社会团体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兴的电视上，电影所承受的社会道德压力不像以前那么大了，而电影界的老板们也希望通过在电影中增加性、暴力和社会内容跟电视竞争。1956年，生产规章终于做了修正，允许表现吸毒、卖淫、流产和绑架，但仍不允许表现性变态和性病，不准出现裸体，对语言的使用仍有种种限制。1959年普雷明戈送交《对一起谋杀案的解剖》（Anatomy of a Murder）一片时，因为台词中用了“女用紧身衬裤”一词，又引起了争议，管理署最后决定让它通过，他们已懒得再跟普雷明戈作战了。1966年，生产规章做了最后一次修订，允许使用常用的咒骂语，但是仍然无法控制电影趋向暴露的潮流。美国电影生产联合会意识到与其控制电影的内容，还不如控制电影观众的范围，终于在1968年取消了生产规章，而改用分级制度，即根据电影的暴露程度而贴上供不同的年龄观看的标签，是否执行该分级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则由电影院自己掌握。从那以后，美国的电影工作者即使没有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商业上的顾虑决定了不可能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也拥有了世界上最充分的创作自由了。

在挑战完电影审查制度后，普雷明戈转而挑战好莱坞黑名单。1960年，他雇用“好莱坞十人”之一的达尔顿·特朗博编写《出埃及记》（Exodus）一片，并且不用匿名；差不多同时，科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也雇用特朗博编写《斯巴达克斯》（Spartacus）。这两部影片的发行，标志着好莱坞黑名单的破产。

普雷明戈的这些挑战，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在美学上却算不上什么突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电影艺术的重要变革，是突破电影类型的束缚，兴起了现实主义流派。主导这个新潮流的，是两位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影响的导演：弗雷德·晋内曼（Fred Zinnemann）和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他们要用电影表现严肃的社会问题，唤起观众的社会意识，同时又不牺牲情节的紧张曲折。他们追求人物、地点、细节的真实，往往采用实景拍摄，而很少在摄影棚中拍摄。他们也喜欢起用业余演员，而较少用专业演员或明星。业余演员没有明星的派头，不会矫揉造作，也没有让人熟悉的脸庞，也就更适合于演普通人民。他们推崇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首次在美国电影中引进了体验派的表演，强调演员对角色的内心体验，共同培养了美国体验派最杰出的演员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比较《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中白兰度和斐雯·丽（Vivien Leigh）的表演，就可知体验派和传统戏剧派的区别，从此体验派成为美国电影、电视乃至戏剧表演的主流。

晋内曼的代表作《正午》（High Noon，1952）、《从这里到永恒》（From Here to Eternity，1953）、《修女传》（The Nun's Story，1958）、《一个全天候的人》（A Man for All Seasons，1966）表现的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他的主人公，往往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忍受良心的冲突，而努力保持人格的完整和尊严。他们本是社会中彷徨不定的孤独者，然而最终都不愿放弃人格的独立，为了一己的信仰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卡赞的代表作《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1954）、《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1955）、《草中的光辉》（Splendor in the Grass，1961）表现的则是个人与家庭的冲突，特别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由俄狄浦斯情结导致的冲突。他的主人公在家庭的重压下挣扎着去发现自我，努力适应与其家庭传统格格不入的世界，并由于感到背叛了家庭、过去和文化传统而矛盾重重，充满了犯罪感。卡赞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美国导演很少有人会否认受到卡赞的影响，包括几位大导演，阿瑟·佩恩（Arthur Penn）、约翰·卡萨维兹（John Cassavetes）、弗郎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和斯白科·李（Spike Lee），都可说是卡赞的精神传人。

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优秀的美国电影《猎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Hunter，1955）却是出自一位业余导演之手。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本是演员，一生中只导演了这一部电影。它以令人难忘的表现主义摄影，无可挑剔的表演，如诗如歌的叙述，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两个逃避杀手［罗伯特·米特纯（Robert Mitchum）饰演］追杀的小孩，在一位既刚强又慈爱的妇女（丽莲·吉许饰演）的家中得到了庇护。在恐怖之中，这部电影揭示了爱的伟大力量，却没有一丝一毫的令人作呕的矫情。

十七、新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被称为造梦工厂，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在为观众提供逃避现实的娱乐，有意无意地制造着美国梦的神话。到了五十年代，我们开始见到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敢于面对现实，揭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然而，尽管这些电影毫无疑问对受压抑的个体抱着同情的态度，对美国社会却不敢做直接的批判。美国电影最终要获得新生，必须彻底打破美国梦的神话。

1963年8月28日，小马丁·路德·金向上百万人做出“我有一个梦想”的布道时，也就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梦的虚假。然而黑人民权运动还仅仅是这一美国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的序幕。接下来的越南战争更使整个美国社会分崩离析。当1970年，尼克松总统吞食竞选时的停战诺言，下令入侵柬埔寨进一步扩大战争时，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每一个美国大学校园。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警察和军队向示威的学生开枪，杀害了6名学生，由此引发的全国性的罢课使得美国的大学实际上都关了门。一直要到1975年美国才设法摆脱了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五万八千名年轻的美国人长眠在了东南亚的丛林中，那些侥幸回了家的人身心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摧残。1972年1月17日的深夜，五个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被一名保安人员抓获。两位记者对这起“三级盗窃罪”的追踪调查揭露了美国政治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内幕，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他的一些助手被投入监狱。再加上联邦调查局非法迫害黑人民权组织成员一事的曝光，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跌进了历史上的最低谷。

失望、怀疑、愤怒……这就是这个时期弥漫全美国的情绪，与二战战前、战中和战后那种乐观向上、生机勃勃的精神截然相反。诚然，并非每一个美国人都如此，但是那些争民权、反越战呼声最高的，那些奋起反抗整个社会制度的，那些加入了百万游行大军的，那些在大学校园罢课示威的，恰恰是电影观众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美国电影要获得生存，不可避免地要反映、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而在1968年，早已过时的好莱坞制片规章不失时机地让位于分级制度，也使这种表现有了可能。甲壳虫乐队和鲍勃·迪伦的摇滚乐已先行表现了年轻人的愤怒和绝望，电影也随后赶上，出现了全新的美国电影。而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1969年，电影观众人数在持续下降了20年之后，首次出现了回升。

而这的确是年轻人的电影：为年轻的观众而拍，表现年轻人和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新的生活方式，往往也由年轻人执导。它们都直接面对、探索着社会问题，往往包括政治问题，并且也往往发出不平的呼声。反英雄的主角，包围着他们的压抑的社会环境，坦率地处理性的冲突和心理问题……这一切，普遍存在于这些电影之中。性和暴力，是这类新电影的两大题材。当然，电影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性和暴力，但却从来没有如此坦率、直接地表现过。在艺术手法方面，它们深受当代欧洲电影，特别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纪实、试验风格。它们有意识地炫耀着自己的风格，尽可能多地使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慢动作、定格、快速剪辑、黑白和彩色混合、现实的噪音……都是这些电影的惯用手法，既用来强调气氛，也用来提醒观众：你们是在欣赏电影。它们注重电影融合图像、运动、音乐的综合性艺术效果，而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对它们来说，对人物的刻画要比情节的演绎更加重要。

大多数电影史家都会同意，1967年出品的两部很受欢迎的电影代表着新电影的起点：阿瑟·潘恩的《波妮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以及稍后的麦克·尼克尔斯（Mike Nichols）的《毕业生》（The Graduate）。《波妮和克莱德》以浪漫的笔调描写了一个抢银行的犯罪团伙。题材本身并不新鲜，在此之前已有过无数类似的警匪片。新鲜的是，在该片中，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匪徒却是温馨、可爱、有幽默感、有人情味的人，过着无拘无束令人艳羡的自由生活，抢银行、杀人都像是有趣的游戏；而追捕他们的警察却是刻板无趣、没有人味的机器。与波妮和克莱德的快乐自由生活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经济大萧条的压迫下平民百姓们饥寒交迫的奴隶般的苟且偷生。以前电影中的坏人变成了好人，好人变成了坏人，而最后的大团圆也就变成了悲剧。当影片的最后，看着波妮和克莱德全身布满弹孔倒下，观众感到的不是正义终于得到伸张的欣慰，而是一丝挥之不去的悲伤。尽管影片把背景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乡村，反映的却是当代青年的反抗主题：充满生命力的个人对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的反抗。《毕业生》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当代青年的内心紧张和冲突。它的主人公不知道自己将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只知道他不想过像父母和他们的朋友的那种生活，那种富裕然而空虚的生活。这位彷徨困惑的主人公毫无疑问引起了青年电影观众的强烈认同。这部影片由于巧妙地利用宽银幕的构图来表达一个画面的多重含意和感觉而受到评论家的普遍推崇，而达斯丁·霍夫曼（Dustin Hoffman）的精彩表演也使一般观众看得津津有味，是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的少数影片之一。

然而，如果要找一部集新电影之大成的电影，还得数1974年出品的《唐人街》（Chinatown）。三十年代曾经有过那么多宣扬美国梦的电影，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却以这部揭露三十年代美国的政治腐败的影片，宣告了这些影片的虚假。它以极其优美的画面来反衬美丽外表下的丑恶，以一连串扣人心弦的谋杀迷案和肮脏的性关系一步步迫近美国生活的道德腐败的内核。所谓的美国梦，原来不过是一场金钱、权力和淫欲的梦魇。这个时期的电影中，再也没有另一部是如此宿命悲观，如此无能与绝望，如此完美地把握了这个时代的情绪。

在这个时期，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导演纷纷贡献了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教父》（The Godfather，1972）、《教父二集》（The Godfather, Part II，1974）、《现代启示录》（Apocalyse Now，1979），马丁·斯科西斯的《残酷大街》（Mean Streets，1973）、《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1980），伍迪·艾仑（Woody Allen）的《安妮·霍尔》（Annie Hall，1977）、《曼哈顿》（Manhattan，1979）。《教父》及其续集是一首关于个人与家庭、人生价值与社会腐败的冲突的史诗。在《教父二集》中，科波拉把发生在十九世纪末西西里、二十世纪初纽约、五十年代古巴、六十年代拉斯维加斯的故事交叉叙述，让过去单纯的希望和现在复杂的腐败形成强烈的对照，代表着自《党同伐异》以来对平行蒙太奇的最大胆的尝试，同时也是自《公民凯恩》以来对权力的异化力量的最深刻的揭露。其磅礴的气势和憾人的威力堪与意大利的经典歌剧相媲美。同样是表现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斯科西斯则把镜头对准了那些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街头小人物，用美丽的画面、卓越的剪辑、精湛的表演［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赤裸裸地解剖人类兽性的本能。《教父》是神秘、浪漫的，《残酷大街》、《出租车司机》和《愤怒的公牛》却是极端现实的，就像是一部部纪录片。从来没有人对人类的暴力行为做过如此坦率的展示。艾仑的主人公同样是纽约街头的孤独者，只不过面对社会环境的压力，他们不是以暴力对抗，而是以犹太人式的冷嘲应付。在很大的程度上，艾仑的主人公都是彷徨在社会边缘的查理，在冷漠的都市人群中带着一颗敏感的心灵流浪，而他对美国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也证明着他是卓别林在现代的传人。

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年代，六十年代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年代，那么从1967年到1977年的这十年，则是美国新电影的年代，以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杰作奠定了美国在世界电影艺术中的领导地位。但是，随着越战的结束，美国社会趋于安定；随着里根总统的上台，保守主义抬头；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人们又希望在电影中逃避现实和寻找希望，这个电影艺术的辉煌年代很快就结束了，虽然其影响，至今仍可以感觉到。

十八、大团圆

对于好莱坞的老板们来说，当代电影起始于1975年。这一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大白鲨》（Jaws）收入了一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创下了票房纪录。从那以后，一部电影要有一亿美元以上的票房收入（所谓“票房炸弹”）才算成功，而好莱坞的老板们从《大白鲨》的成功学来的经验是，要用动人的音响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效果来吸引青少年观众。《大白鲨》的票房纪录仅仅保持了两年，到了1977年，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星球大战》（Star Wars）又给票房收入创下了新纪录：光是在美国国内就收入了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也有许多人把美国当代电影的起点定在1977年，因为《星球大战》更明显地定下了美国当代电影的基调：应用高科技、取悦年轻的观众、追求巨额票房价值，如果成功就拍续集。在《大白鲨》与《星球大战》之间，还有一部西尔威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主演的《洛基》（Rocky，1976），让好莱坞的老板们知道花中等程度的成本也能赚大钱，而且电影观众们又在电影中寻找英雄人物。

好莱坞又变成了造梦工厂，不仅仅是制造像《星球大战》及其续集（1980、1983）、《第三种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1977）、《星际迷航》（Star Trek，1980～1994）、《E.T.－外星人》（E.T.-The Extra-Terrestrial，1982）这样的有关未来的梦，更重要的是关于现在的梦：放弃了自六十年代末以来对美国神话的攻击，而重新拥抱美国梦。那些曾经充斥美国电影的叛逆者、失败者、孤独者消失了，让位于在平凡的社会中寻找有意义的生活的普通公民，而且往往美梦成真，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它们只是在告诉观众从小就被教导的简简单单的大道理：只要锲而不舍、努力奋斗，就一定会成功；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诸如此类。而观众们也心满意足地聆听这类陈词滥调。美国观众已经厌倦了自六十年代以来的动荡不安，看够了压抑绝望的电影。他们想要看令人感觉良好的电影，好莱坞也就给他们看这样的电影。好人又成了好人，坏人还是坏人，英雄取代了反英雄，大团圆取代了悲剧结局。就连《猎鹿人》（The Deer Hunter，1978）这样揭露越战的恐怖与罪恶的作品，最后也要让历尽磨难的主人公们一起高唱“上帝保佑美利坚”，不管这个国家曾经给他们带来多大的苦难，他们仍然决定重建美国的传统生活。新电影的反叛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与美国电影的良心日益萎缩形成对照的，是电影制作成本的直线上升。在1980年，好莱坞一部电影的经费平均为850万美元，到八十年代结束的时候，已上涨到了1800万美元，而到了1997年，则涨到了五千万美元，还要加上三千万美元的广告费用。当《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7）把制作成本的纪录推到了两亿美元，也并不怎么耸人听闻。成本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影大明星索取天文数字的片酬，那些天王巨星［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等人］的片酬已超过了两千万美元，而这些所谓的天王巨星，往往是演技拙劣的末流演员。一个大制片厂以前一年要生产50部电影，现在只生产十几部，甚至更少。老板们觉得与其拍一批中等成本的影片赚取中等的利润，不如把赌注下在一两部高成本的大片子上。为保险起见，当然只能拍那些已被证明会受欢迎的电影类型：史泰龙、施瓦泽纳格的超人电影，《星球大战》之类的电子游戏式的电影，根据流行的电视节目、漫画改编的电影……许多流行一时的老片子也被重新拍摄，指望着能够再度流行。而一部片子一旦受欢迎，我们就可以预料到会有续集出现。在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老片新拍，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续集，电影更从来没有过如此一心一意要取悦观众，简直到了巴结的地步。应该说，他们的巴结看上去非常成功，好莱坞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钱：这几年来每年都有50多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当然，这得部分归功于电影票价的上涨）。而这些电影，都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一个半小时的感官刺激，一走出电影院就忘得干干净净。电影到了这种地步，也就跟简单化、程序化的电视剧差不多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现在电影制片厂的经理很多就是从电视台招来的。他们精通的是如何迎合观众的口味，把追求收视率改成追求票房价值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有的制片厂经理根本就不是娱乐界的人士，而是纯粹的商人。自六十年代起，好莱坞的制片厂一个又一个地被其他行业的大企业所收购，几经易手，最后大都到了外国公司的手里：在1985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卖给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在1990年，米高梅（包括联美，两家在此之前已合并）卖给了欧洲的公司，哥伦比亚卖给了索尼，环球卖给了松下电器。在1989年，华纳公司被时代公司合并，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讯公司。在美国的大制片厂中，只有迪斯尼还保持着独立，而这主要得归功于它从迪斯尼乐园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当1990年福克斯把它的实验室卖给了一家英国公司之后，好莱坞的制片厂就不再拥有自己的胶片处理、印制设备，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就像专业摄影师没有自己的暗房。

现在的制片厂老板似乎更热衷于做交易。一部电影还在拍甚至还没开拍，各种各样的买卖就已经开始了：把发行权卖给外国的电影发行公司，把放映权卖给有线电视台、电视网，把复制权卖给录像公司，把生产许可证卖给玩具、衣服厂家，把改编权卖给电视台，等等。在电影中也悄悄地加入了广告。你要是看到电影中的人物乘坐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着福特车、时不时来一瓶可口可乐，或者看到背景上挂着某某啤酒的招牌，听到小孩对父母说：“我想吃某某牌麦片”，也就不难猜出那部电影接受了哪家公司的赞助，甚至连忍者龟也要订购多米诺烘馅饼呢。这些收入，特别是录像的收入，有时甚至超过了票房收入，有的电影，根本就只通过录像发行。即使是拍要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也不能不考虑以后在电视机上放映的效果。大宽银幕的电影几乎完全消失了，既然75%的人将通过录像看电影，又何苦去构造将在电视机上被切割掉一半的画面呢？同样，对摄影机的运用也变得非常单一：大量地使用特写镜头，这样在电视机上才会清楚；而鸟瞰镜头基本上消失了，反正在电视机上也看不清；缓慢的长镜头也很少使用，得防备录像观众看得不耐烦按遥控跳过……其结果，是电影语言的退化。

当然，电影技术是大大进步了。杜比降噪立体声系统、数字化音响系统的普遍使用使得音响、配乐在电影表现手法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在后期制作时，花在音响制作上的时间、精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剪辑。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为科幻片、探险片、动作片创造了惊人的特技效果。但是，艺术的永恒魅力从来就不依赖于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而新一代的导演除了玩高科技，似乎就不会干别的了。当斯皮尔伯格玩腻了吸引少年儿童的幻想片子而决定也拍点严肃的作品时，他还能推出《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1993）这样的杰作；而更年轻的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以《终结者》（The Terminator）及其续集（1984、1991）、《外星人》（Aliens，1986）、《真实的谎言》（True Lies，1994）证明了其对高科技的非凡控制能力之后，也要来挖点深刻的东西，伸出的却是令人难堪的空手。他自以为大有深意的《泰坦尼克号》（1997），用两句中学水平的说教就可以概括了全部主题：不要盲目崇拜技术，要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一部看上去似乎还很严肃的电影也像他的那些高科技片子一样对青少年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帮助它创下了六亿美元的美国国内票房纪录的，就是那些一遍又一遍不知厌倦地去观看它的中学生。

而在美国之外，它同样在创造着票房奇迹，在外国的票房收入至少在十亿美元以上。随着电影制作成本的直线上升，外国市场对好莱坞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少的电影能够光靠国内市场就能获利。对美国电影来说，在美国国内有一美元的票房收入，在外国市场平均也能挣到一美元，而这后一美元就可能决定了一部电影是亏本还是赢利。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美国电影在世界上是非常成功的。它生产的正片只占世界产量的10%，票房收入却占了65%。要指望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成功，电影的题材就大受限制。那些揭露社会问题的电影是很难走出国门的，幽默也很难被文化背景不同的观众所领会；而动作和暴力却可以在任何国家被任何观众所欣赏，也就大量地被炮制出来。而为了争取最大限度的观众，电影的风格也变得一致、单调。仅仅还是20年前，电影导演的风格还是那么鲜明独特、生气勃勃，我们不必看演职员表，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科波拉、斯科西斯的电影。其构图、剪辑、内涵、表演，乃至于演员的录用，都深深地打上了导演个人风格的烙印。但是电影的国际化带来的是风格的国际化，不仅美国的导演受影响，外国的导演也在劫难逃。那些受欢迎的外国电影，其内容和风格与好莱坞的产品也没什么区别。表演就等于动作，动作就等于性格发展。就像德国大导演维姆·温德（Wim Wender）借片中人物所说的：“美国佬已经在我们的下意识中殖民。”

不仅电影艺术国际化，电影业也国际化了。在以前，虽然也有过《非洲王后》（1952）、《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1962）、《2001年漫游太空》（2001: A Space Odyssey，1968）这类名片让美国人和英国人至今还在争夺所有权，毕竟非常少见；而现在，许多电影都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国，电影资金、制片、制作都超越了国界。近年来一些最重要的“美国”电影都是多国合作的产物。《莫扎特之死》（Amadeus，1985）可以说是一部东欧的电影（捷克人导演，在东欧拍摄），奥利佛·斯东的《野战排》（Platoon，1986）由英国公司制片，《生命不可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8）由美国人制片、导演，法国人根据捷克小说编剧，在法国拍摄，演职员包括英国人、法国人和瑞典人……最复杂的莫过于《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了，它由英国一位独立制片人从欧洲银行筹集资金，制作之前经中国政府批准，由英国人、意大利人根据中国人的自传编剧，由意大利人导演和摄影，由华裔美国人、中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担任演员，分别在中国和意大利拍摄外景和内景，最后又由一家日本公司发行。

如果说，用高成本为大众提供快餐式的娱乐是当代美国电影的主流，那么它还有一条支流：用低成本制作面向特定的小群体的、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的电影。这种两极分化可能更全面地体现着美国电影界的现状。美国电影界的老板们意识到这一点，遵循所谓80-10规则：要赢利，或者花八千万美元以上拍大片，或者花一千万美元以下拍小片。他们更看重的当然是大片（事实上美国国内票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来自“票房炸弹”），但是他们也知道在小片子中会不时地跳出黑马，这时候小片子的利润率就远远超过了大片子。有谁会料到仅花费800万美元的《庸俗小说》（Pulp Fiction，1994）上映一周就收入了900多万美元，最后在美国国内收入了一亿多美元，也成了票房炸弹呢（在世界范围内则翻了一倍）？

这类低成本小片子，大抵是独立制作，再由大制片厂发行。大制片厂现在一年只有能力生产十几部甚至不到十部的电影，集中在夏季和年终的电影季节推出，其他时候，就需要这类小片子来填充放映表、应付录像市场和有线电视播放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好莱坞不仅能接受，甚至还要鼓励独立制作的电影，所以在1997年，我们才会看到基本上只是一项促销活动的奥斯卡金像奖会破天荒地提名四部独立制作的小片子作为1996年最佳影片的候选，以至有人惊呼美国电影进入了独立制作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当然还没有来临，但是由于独立制片的存在，美国电影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由黑人导演、反映黑人生活的电影，这些才华洋溢的黑人导演，在拍出成名作时往往只有20岁出头；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女导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女导演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现在导演中大约有一成是女性；从来没有这么多同性恋者的电影；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华裔导演：王颖（Wayne Wang）尽心尽力在推销美式中餐［《陈氏失踪》（Chan is Missing，1982）、《早茶》（Dim Sum: A Little Bit of Heart，1984）、《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93）、《中国盒子》（Chinese Box，1997）］，吴宇森（John Woo）、成龙（Jackie Chan）、周润发在卖力地跑江湖，而李安（Ang Lee）则一心一意要当大导演［《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995）、《暴风雪》（The Ice Storm，1997）］……

独立制作的大部分影片，就像制片厂生产的大部分影片，都是低能、短命的。但是独立制作的影片，代表着美国电影中最有朝气的部分。如果我们比较科恩兄弟（Joel and Ethan Coen）独立制作的侦探片《法勾》（Fargo，一译《冰血暴》，1996）和同一年度类似题材的大制片厂的产品［比如派拉蒙公司的《原始恐惧》（Primal Fear）、福克斯公司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就会发现前者不仅在艺术上更具有探索性，而且也更有娱乐性，甚至也更能赢利（《法勾》制作成本仅为700万美元，在美国国内的票房收入则达两千多万美元；相反的，《连锁反应》在美国票房收入了两千万美元，拍片成本却高达八千万美元）。

如果说艺术是个人体验的表达的话，那么当代美国电影艺术也就主要地存在于独立制作的影片之中。《蓝色天鹅绒》（Blue Velvet，1986）、《性，谎言和录像带》（Sex, Lies, and Videotape，1989）、《威胁者社团》（Menace II Society，1993）、《庸俗小说》（1994）、《法勾》（1996）……这些独立制作的电影，代表着美国当代电影艺术的探索成果。美国文化的娱乐、消费本质决定了艺术电影不可能成为主流，但是现代社会的多样化趋势却也使艺术电影得以生存。电影独立制作者们就在喧嚣的商业社会中固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格里菲斯、斯特劳亨、卓别林、福特、威尔斯、希区柯克等前辈大师的艺术良心在当代的回响。

艺术鲜有进步，而只有时尚的改变。前辈大师们的电影杰作的艺术价值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一代又一代的电影观众都能感受其艺术魅力，甚至能发现最初的观众所不曾领会到的新的含义。我们只有了解了电影艺术的演变历程，才可能全面、主动、苛刻地鉴赏今日的电影，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感官刺激和简单的娱乐。电影史的意义即在于此。

1997年5-11月

无神论与美国

无神论者是什么

以下问题基本上选自互联网新闻组alt.atheism的常见问答，答案也参考了其答案（经原作者同意），但大部分都重新编写。由于无神论并非宗教，并无经书、教义，无神论者除了“不相信神的存在”这一点是共同的外，在其他问题上的看法可能不相同，所以这些答案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什么是无神论？】

神是指超自然的（即不受自然规律制约），具有人格和意识，而且能影响自然事物的存在。无神论不相信有任何这样的存在。

无神论者往往已接触过各种有神论的观念，经过思考而选择无神论。对于那些未接触过有神论宗教、还未思考过神是否存在，因此自然而然不信仰神的人，我认为不该算是无神论者。对那些只是不相信某种神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但还相信某种超自然的神灵、鬼怪的人（比如某些佛教徒），也不该算是无神论者。

无神论者有两类：一类是“弱无神论者”，认为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神存在，因此不相信神的存在。另一类是“强无神论者”，他们不仅不相信神的存在，而且相信神不存在。

【难道不相信神的存在和相信神不存在不是一回事吗？】

不是。不相信某个事物是真实的，并不等于相信它是虚假的。“不相信”只是否认证据，而“相信”却是认为有证据。不相信神的存在的人，可能并不完全否认神的存在的可能性，只不过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法让人相信这种可能性，或者他们认为人类无法知道神是否存在，那么他们就成了“疑神论者”（旧译“不可知论者”）。

【为什么无神论者不相信神的存在？】

每一位无神论者都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不相信神的存在。有的是从哲学上否认神的存在。有的是仔细比较过各种有关神的存在的“证据”，而认为证据不足。有的是研究过某个流行宗教（比如基督教）的经文，认为那个神荒唐可笑，由否认这位特定的神的存在进而否定所有神的存在。有的并没有经过哲学、神学上的思考，而只是根据生活经验而否认神的存在。

【难道能够认定某种东西不存在吗？】

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在数学上，我们可以证明不存在比任何其他素数都大的素数；在物理学上，我们可以证明永动机不存在。

对于未知的事物，如果我们预先认定它不存在，那么要推翻这个认定，只要等以后发现了它就行了；但是，如果我们预先认定它存在，那么要推翻这个认定，却需要彻底查找所有的地方才行，而这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在实际上，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为了能够检测，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某个事物存在以前，我们都是认定它不存在的。有神论者实际上也在悄悄运用这个原则，比如，基督徒显然认为希腊神话中的神不存在，尽管他们并没有彻底地去搜寻过。

同样，如果认定神存在，这样的认定是不可能被检测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查找所有的地方去推翻这样的认定。那么，为了能够检测，我们最好还是认定神不存在，而等着别人来向我们显示神存在的确凿证据。

【如果神是存在的，但是不可检测呢？】

如果神是存在的，只要他与我们这个世界有所沟通，那么他就是可以检测的。如果神是无法检测的，那么就是不与我们这个世界沟通的，那样的神，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不存在的。

这样的检测未必就要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但证据必须是直接的、明显的、客观的和确凿的，只能用神来解释的，否则的话，我怎么知道那个证据证明的是神而不是其他别的东西？

如果《圣经》的记载是可信的，以色列人曾经多次直接检测到神的存在。为什么后来神不再让人直接检测到了呢？

【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让你相信神的存在？】

这样的证据必须是客观的，而不是某个人的主观体验。如果有人声称他亲眼见到了神，很可能只是他的幻觉，也可能他是在有意骗人。

这样的证据必须是直接的、明显的、没有其他解释的。比如，基督徒经常宣传说，某位教徒得了不治之症后，大家为他祈祷，结果病好了，这是神在起作用。诸如此类的“轶事证据”只对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才有说服力。此人的病突然好了，可以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可能是自身免疫力在起作用，也可能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因素，但未知的因素并不等于就是神。

这样的证据必须是非常确凿的。神的存在是一个非常的现象，非常的现象需要非常确凿的证据才能让人信服。

举例来说，如果神能以人的面目在天空中向全世界显示，哪怕只显示一会儿，也足以打消任何人对他的怀疑。

【虽然神的存在是不可检测的，但是我们能够从逻辑上证明神的存在！】

有神论者已经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提出了种种理由，试图从逻辑上证明神的存在，至今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证明。如果有人自以为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明，我们可以肯定存在着他没有发现的漏洞，要么前提是错的，要么推理过程出了问题。即使有一天，有人终于找到了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证明，也并不能说明神就真正存在，因为逻辑上正确并不等于事实上就存在。逻辑只是一个分析数据和推理的工具，只有在实际上检测到了，才是最终的结论。逻辑仅仅是让你知道应该如何或从哪里着手检测，而至今为止所有有关神的证明连这一点也办不到。

【如果你信神，结果神不存在，你也不会失去什么。但是如果你不信神，结果神是存在的，你就会下地狱。因此当一名无神论者是愚蠢的！】

这是所谓“帕斯卡赌注”，它有几个漏洞。

第一，它没有告诉我们该信哪一位神。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宗教，这些宗教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教义、戒律，你无法同时信所有的宗教，只能选一个或几个来信。而这些宗教信不同的神。你怎么知道你信的这一个神就是真的？如果它是假的，而别的神是真的，你是不是要进到别的地狱？会不会比什么神都不信更糟糕？

第二，“如果你信神，结果神不存在，你也不会失去什么”未必正确。如果你信的神不存在，但别的神是存在的，你还是要受到惩罚。即使所有的神都不存在，你也不是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你为了这个信仰，浪费了许多时间、精力，做了许多无用功，该享受的不敢享受，不必受的苦却受了，甚至因为信仰的缘故或讳疾忌医或参加圣战而白白死去等。

第三，这个说法实际上假设了神存在和不存在这两种可能性的概率相等，或至少差不多。但是在实际上，这两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可能差别很大。如果神存在的可能性小得近于零，这种说法就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因此，它实际上只是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的自我安慰。

第四，如果你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信神，而是把信神当赌博，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严惩你这样的投机分子？

第五，如果神是存在的，而神是好的和公正的，他不应该把是否信他当成是否下地狱的必要条件。仅仅因为不信他，好人就要下地狱，这样的神是令人恶心的，不值得我们崇拜的。

【耶稣存在过吗？如果他没存在过，我们无话可说。如果他存在过，而他自称天主，那么就有三种可能性：他是天主，或他是骗子，或他是疯子。根据《圣经》所描述的耶稣的德行，他不可能是骗子。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像是疯子。所以耶稣只能是天主。】

首先，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耶稣在历史上存在过。

其次，即使耶稣存在过，也不限于只有三种可能性，而还有别的可能性。比如说，很可能他并没有自称过天主，是《圣经》的记载有误。他的德行、所作所为也可能是捏造出来的。

最后，耶稣是骗子或疯子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容易排除的。在西方国家，有很多人像耶稣一样自称基督、天主、神，也有很多的信徒追随，从这些信徒的描述来看，这些人也不像是骗子、疯子，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相信他们都是天主？

【如果你走在荒野上，在地上见到一块手表，你就会知道它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里的，一定有一个手表匠制造出它来。自然界的有序、复杂程度远胜于手表，所以自然界也应该有它的制造者，也就是上帝。】

这是所谓“手表匠类比”。这个类比有如下漏洞：

第一，手表匠要利用材料才能制造手表，而上帝却要从无中创造出自然界，这两者不能类比。

第二，机器有许多许多种，如果你在沙滩上见到一辆车，见到一台收音机，总不至于认为它们也都是由手表匠制造出来的吧？依此类比，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产物，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设计者，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相信有各种各样的上帝？

第三，如果一块手表不是完美的，我们就可以推知它的制造者不是完美的；因为自然界并不是完美的，所以上帝也就不是完美、万能的了？

第四，这个类比在逻辑上最致命的一点是：它先假定大自然没有加工、设计的迹象，所以在荒野上手表才会显得突出；但是它马上又假定大自然充满了加工、设计的迹象，所以才像手表一样需要有一个设计者。这样，这个类比就不是自洽的。

第五，机械系统和自然系统（包括生物系统）是非常不同的。一堆零件不可能自发组成一个手表，并不等于生物大分子就不能自发组成生物。

【不管怎么说，宇宙是这么复杂，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一定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就是神。】

首先，科学界已普遍接受，进化论可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宇宙的来源，宇宙是由简单到复杂一步步进化来的，而不是一下子产生的。

其次，如果复杂的宇宙需要一个创造者，能够创造出复杂的宇宙的创造者一定更复杂，那么又是谁创造出了这个更复杂的创造者？如果说这个更复杂的创造者是天然存在着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较不复杂的宇宙也是天然存在的？为什么要在“宇宙”和“天然存在”之间凭空塞进一个更复杂的创造者？

【我也曾经是无神论者，但是现在我是虔诚的信徒！】

那又如何？人与人不一样，个人的经验没有任何说服力。有史以来，有从无神论者变成虔诚的信徒的，也有到死还是无神论者的，更有从虔诚的信徒变成了无神论者的。后者是不是也可以对着你嚷道“我也曾经是虔诚的信徒，但是现在我是无神论者”？

【无神论难道不也是一种宗教？】

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前，必须先弄清楚“宗教”的定义。我们一般地把宗教定义为相信和崇拜超自然、超人间的控制力量。无神论不相信更不崇拜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显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如果为了把无神论也包括进去，而改变“宗教”的定义，那么科学、政治、体育等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都会变成了宗教。

【就算无神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它难道不是跟宗教一样，也是一种信仰？】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必须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信仰。

信仰首先要有“信”。对于弱无神论者来说，他们仅仅是不信神的存在，因此不能说那是信仰。如果要狡辩说“不信”也是“信”，那就等于说“没病”也是“病”。强无神论者相信神不存在，有了“信”，比较接近于一种信仰，但也未尽然。我们所谓的“信仰”，一般是指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有反面的证据）就完全地、确定地相信某件事，但是即使是最强硬的无神论者，在讨论神的有无时，首先强调的也是证据的重要性。

我们在做判断时，无法完全依靠证据，而总要相信某些无法证明的假设。即使是最重视证据的科学，也有某些无法证明的假设，比如它假设任何观测者所观测到的物理定律都是相同的。但是，科学并不因为相信这样的假设而成为信仰。无神论采用尽可能少的假设，事实上，无神论的假设可以说跟科学完全相同。如果说无神论是一种信仰，那么，科学也就成了信仰，而这是一般人所无法同意的。

【你既然不信神，人生不就变得没有目的？】

人类的存在纯属偶然，他只是“存在”着，本身并不具有目的。但是个体的人生可以有目的、有意义。许许多多的无神论者都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了目的，而过了或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我们不追求死后的幸福，而只追求今世的幸福。我们不追求永生，但也可以力图在人类社会中、人类历史上留下美好的印记。

【生活中受到打击的时候，无神论者怎么安慰自己？】

亲人、朋友、宠物、工作、学习、文学、艺术、冥想、体育、心理医生……是的，我们没法靠信神而获得安慰。但是，难道仅仅为了能有个安慰，就必须相信虚妄的存在？

【无神论者是不是不道德的人？】

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道德”。如果像是在某些国家，把信仰神当成了一种道德，那么无神论者的确是不道德的人。但是，在一般意义上，道德指的是某个特定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无神论者跟有神论者一样，或者为了能够在社会上成功，或者为了受人尊敬，或者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只是出于良心，同样要遵循道德准则，并不比有神论者更不道德。大多数的无神论者可能会遵循与有神论者一样的道德准则，只不过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遵循这些准则，不是为了取悦神或害怕神的惩罚，而是因为认为人类社会必须有这些准则才能正常运作。

道德并不是神的恩赐，而是人类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须具有的，乃是人类的自身关怀，所以，人类虽然不是神创的，同样有道德可言。同时，我还必须指出，许多以神的名义所强加的“道德”（比如基督教的一些道德）都是不人道的，在我看来反而是不道德的。

当然，有的无神论者干了坏事后，试图以其无神论信仰作为借口；但是，同样也有有神论者以他们的宗教信仰为由而作恶：

“我们必须全盘接受以下可靠的教导：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罪人。……耶稣基督向那些将信他并获永生的人显示了无限的耐心。永恒的、永生的、不可见的王，唯一的上帝，他的荣耀与世长存。”

以上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臭名昭著的系列吃人杀手杰菲里·达莫（Jeffrey Dahmer）1992年2月17日在法庭上的宣言。

【希特勒是个无神论者，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希特勒至少在表面上是个有神论者，而且还是基督徒：

“元首让那些受托执行‘最后解决’的人知道，杀戮必须尽可能地人道。这一点与他确信他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清洗这个罪恶的世界相一致。尽管他憎恶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他仍然保留天主教徒的良好身份（‘我跟以前一样是天主教徒，并会永远是天主教徒’），他牢记天主教的教导，即犹太人是杀害上帝的凶手。因此，对灭绝犹太人，良心不该有丝毫的内疚，因为他仅仅是在扮演着上帝的报复者的角色——只要这种灭绝是与个人无关的，而且不残酷的。”（1941年秋天的事。摘译自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p. 507）

“我跟以前一样是天主教徒，并会永远是天主教徒”一语引自希特勒的副官恩格尔（Gerhard Engel）在1941年10月的日记，为希特勒私下谈话的记录，因此不能视为宣传，而更能代表希特勒的真实想法。

【你怎样看待宗教人士或宗教机构的慈善行为？】

所有的慈善行为，不管是抱着什么动机，都是值得赞赏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一些宗教人士的慈善行为，是为了传教的放债，或是为了自己死后上天堂的投资，有其伪善的一面。我更赞赏那些发自内心的、不抱任何利己动机的慈善行为。

【难道宗教信仰会有什么害处吗？】

有许许多多的害处，不仅对信仰者有害，对其他人也会有害。

历史上有过许多宗教战争，比如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信徒们也许会争辩说宗教信仰并不是这些战争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借口。但即便如此，宗教信仰至少为这些战争提供了借口，让它们合理化。

历史上也发生过由于宗教原因而导致的大规模的迫害、屠杀和种族清洗，比如基督教在中世纪对女巫、科学先驱的大规模迫害、屠杀。

即使在今天，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宗教的危害性已大为减轻，但仍然相当严重。宗教仍然是一些国家、地区纷争的根源，像巴尔干半岛、北爱尔兰、中东地区的纷争，就都跟宗教信仰脱不了关系。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宗教领袖以亵渎神灵为由处死异教徒或无神论者。有许多信徒因为其子女成了无神论者或与其他宗教的信徒结婚，就杀害了自己的孩子。

许多宗教信徒迷信奇迹治病。有无数这样的例子，信徒由于宗教信仰而讳疾忌医，或者乞灵于教士、巫师的神力，因而病重身亡。有许多信徒出于宗教的理由拒绝接受输血，因而死亡。

由于天主教会反对任何人为的避孕方法（特别是避孕套），对人口过度增长和艾滋病的流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某些基督教团体反对人工流产，许多医疗诊所被骚扰，有的医生被谋杀。

宗教信仰对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财政、人工负担，浪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信徒们花费了无数钱财用于建造、修缮教堂、庙宇，浪费了无数时间用于礼拜、祈祷、举行宗教仪式、学习经文，等等。这些金钱、时间本来可以用于更好的事情上。

【那些干坏事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信徒，他们只是用宗教信仰为借口！】

什么是真正的信徒？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正的信徒，谁不是真正的信徒？看看基督教，有如此多的派别互相竞争、互相攻击，甚至互相屠杀，每一个派别都自称是真正的基督教，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谁是假？如果连基督教的主要教会，像天主教会和英国教会，都无法让对方同意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我们无神论者又怎么能够同意？

因此，无神论者对此只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有人自称基督徒，并以基督教信仰为由做事，我们只好当他为基督徒。也许有的基督徒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基督教教义，但是如果《圣经》的教导是这么容易被歪曲的，我们怎么能够拿它当道德教条？如果《圣经》真是神的教导，神为什么要让它这么容易被歪曲？为什么不写得明明白白无可歪曲？你又怎么知道你对《圣经》的理解就不是在歪曲神的旨意？如果《圣经》的经文不存在唯一的、无可辩驳的解释，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无神论者为什么就要相信其中的某一个解释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因此，如果有人自称信仰耶稣基督，声称他是为了耶稣和根据《圣经》的教导而杀人，那么对不起，我们必须叫他基督徒。

【如果宗教信仰如此糟糕，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信徒？】

一种信仰的传播跟它是否正确，或是否有效，没有关系。想想看，星相学、算命、伪科学……同样非常流行。传染病也很容易流行。

信神只是人性的弱点。在许多原始部落，宗教信仰使其成员能够解释他们无法明白的自然现象。即使是在文明社会，科学已能够解释许多自然现象了（比如用自然选择解释生物的适应性），也仍然有许多人乐于相信超自然的解释（比如神创论）。在今天，宗教信仰除了提供对世界的解释以外，还起着社交作用，让信徒们能够互相交流和有归属感。

【许多不同的文化都发展出了宗教，这难道不意味着神是的确存在的？】

不。即使不同的文化有类似的信仰，并不意味着那个信仰就是真实的，它可能只是出于人类的一种本能。如果我们把宗教信仰看做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点，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些共同点，不过是在起着稳定某个特定社会的作用，比如服从权威，不要谋杀，不要偷盗之类。

有许多宗教具有共同点，还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亲缘关系。比如，学者们认为，《圣经》中的上帝七日造天地的说法，是从古巴比伦人的神话抄来的；摩西十诫则源于汉谟拉比法典。众所周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又有同一来源。

事实上，大部分宗教都很不相同。比如，佛教和道教就没有类似于基督教那样的神的观念。对神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同的宗教之间并无共识，相反地，大多数宗教都攻击其他的宗教是假的。

【发达国家的人都信神！】

实际上恰恰相反。调查表明，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越发达，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越小，不信神的比例就越高。例如，不信神的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分别占了：瑞典85%，丹麦80%，挪威72%，日本65%，芬兰60%。比例最低的是非洲各国（10%以下）。（数据来源：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theism，2007年版）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美国虽然是发达国家，但只有大约13%的人不信神。

【你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吗？】

从逻辑上，我们至少能很容易地证明不存在全能全善的上帝。这个证明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最先想到的：假如上帝想阻止邪恶而阻止不了，则上帝是无能的；假如上帝能阻止邪恶而不愿阻止，则上帝是坏的；假如上帝既不想阻止也不能阻止邪恶，则上帝既无能又坏；假如上帝既想阻止又能阻止邪恶，那么为什么世界上充满了邪恶？

【科学不能证明神不存在！】

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事物，并不研究超自然（神）事物。尽管科学在总体上并不证明神不存在，但在解释自然现象时，都已排除了神的存在的可能性。以前许许多多被视为神的存在的证明（比如雷电、物种起源），科学都已给出了符合自然规律的解释。事实上，科学界早已达成了共识，在从事科学研究时，不能引进任何超自然的观念，不承认自然事物受到任何超自然的影响，因此，科学研究实际上是无神论的，尽管某位科学家可能是有神论者。

【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信神！】

那又如何？同样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不信神。事实上，根据国际学术刊物《自然》在1998年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即使是在有神论盛行的美国，大部分科学家都不信神，杰出的科学家几乎都不信神。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只有大约7％信神。

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一个信仰是否正确，并不取决于信仰它的人数多寡。而且，跟信徒崇拜其宗教领袖不同，无神论者并不崇拜科学家。

一个科学家只有在他的研究领域才是专家，当他在别的领域发言时，不管他的名气多大，他的话也不具有特别的分量。即使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他的研究领域发言，也必须提供证据支持，而不能空口无凭。科学研究在本质上并不承认权威，而只承认可重复的、能被独立验证的证据。

【连达尔文在晚年都后悔创建进化论，忏悔信了基督教！】

这是一个早已被揭穿，但基督徒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谣言。

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是一位叫赫普的人。达尔文死后不久，她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布道中声称，在达尔文临终前，她访问了他，达尔文向她做了忏悔，后悔自己创建了进化论。教会组织对赫普的谣言如获至宝，迅速传播开来。在1922年，达尔文的女儿亨里雅塔为此发表了声明：

“在我的父亲临终前，我守在他的身旁。在他重病不治时，或在他得其他病时，赫普夫人都不在。我相信我的父亲从未见过她，她对我的父亲的思想、信仰没有任何的影响。他对他的任何科学观点，不论是当时的还是早些时候的，从未反悔过。我们认为有关他忏悔的故事是在美国编造出来的。整个故事纯属无稽之谈。”（Ronald W. Clark, The Survival of Charles Darwin: a Biography of a Man and an Idea,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85, pp 199）

达尔文自称是疑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其实按现在的标准，应该算是无神论者。他在晚年撰写的不准备发表的自传中，曾一一驳斥过有关上帝存在的各种说法，并怒斥基督教教义是“可咒诅的教义”。

【连爱因斯坦都信神，难道你比爱因斯坦还聪明？】

爱因斯坦信的是斯宾诺莎的神，也就是大自然的代名词，而不是超自然的、有人格和意识的、操纵着人类命运的神。爱因斯坦晚年自称疑神论者，也自称无神论者。针对谣传他从无神论者变成耶稣会教徒，1945年6月10日他在信中澄清说：“我一生中从未与耶稣会教士谈过，有人敢于说这个关于我的谎言，如此大胆让我震惊。在耶稣会教士看来，我当然一向是一个无神论者。”

1954年3月22日，一位机工给爱因斯坦写信，提到他读到一篇有关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的文章，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爱因斯坦在24日回信说：

“你所读到的关于我笃信宗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有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

1953年7月17日爱因斯坦在给一位浸礼会牧师的回信中说：

“我不相信个体的永生，我认为伦理纯粹只是人类自身的关怀，并没有超人的权威躲在后面。”（以上摘译自Albert Einstein——The Human Side）

当然，爱因斯坦本人信不信神，跟有神论是否正确无关。

【就算宗教不是完全正确的，它至少能给人生一些重要的启示。无神论又能给人什么样的启示？】

无神论同样能给人生许多重要的启示，这些启示有的可能跟某些宗教启示相同，有的则完全不同：

一、追求真理，即使真理让你不舒服。

二、不要仅仅因为你希望某件事是真的，就去相信它。

三、如果你要让你的人生有某种意义，应该由你自己去寻找。

四、生命只有一次，要努力让你的这一生过得有价值，不要寄希望于来世。

五、不要迷信外来力量，不要崇拜权威，要相信你自己。

六、与其盲目地服从某项道德规范，不如发现自己的良心。

七、对非常的现象要特别保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八、仅仅因为某件事物很流行，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实的。

九、如果需要做出认定，就认定那些容易检测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十、所有的信仰都必须能够接受质疑。

1999年6月21日

一个无神论者在美国

在美国生活很烦人的一件事，就是几乎每天都要接到推销、募捐电话。今天就接到了一个，是要求给遇害警察的家属募捐的，这可不能（或不敢）不捐，于是推销员在挂掉电话之前，高兴地说：“上帝保佑你！”在这个国家，“上帝”无所不在，不仅平民百姓在祝福时要说“上帝保佑你”，连打个喷嚏，周围也会有人对你这么说。当代总统和国会议员都自称是虔诚的信徒，政治演讲习惯以“上帝保佑美国”结束。钱币上印着“我们信任上帝”。每年五月第一个星期四是法定的全国祈祷日，要求全体公民在那一天一起向上帝祈祷。出庭作证被要求手按《圣经》向上帝起誓……

这些表面文章倒也无所谓，更为烦人的是时不时要应付传教。中国的留学生在来美之前基本上都没有宗教信仰，这些从“无神论国家来的迷途羔羊”正是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教派的拉拢对象：免费英语辅导、免费食物、聚餐会……种种手段，让人想起一百年前那些在中国拿着奶粉、面包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因此在我的家乡，入教被称为“吃教”），都是针对着中国人爱贪小便宜的性格。也有的人入教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觉得只有加入某个教堂才能融入美国社会。另有些人，特别是以前在中国有点名气的过气名人，入了教后就当起职业传教士，使人怀疑其入教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谋生。总之，战果似乎很可观，甚至连“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这些看上去比较古怪的基督教异端也能拉到中国人入伙。不过大部分人入的是在美国还算是主流，但极端保守的原教旨教派。这种教派流行“见证”，特别是痛哭流涕地忏悔的见证。一些入了教的留学生在见证时，总爱说自己以前是强硬的无神论者，在美国听到福音后才悔改云云。

其实这些悔改的“无神论者”，除掉那些另有实用动机的，都只能算是本能的无神论者。中国的通才教育中并不包括宗教知识，因此一般学生都缺乏宗教常识。又由于怕引起宗教争端，错误地以“尊重宗教信仰”为由，报刊都不刊登系统批判宗教信仰的文章，造成了有传教的自由却没有批判宗教的自由的奇怪局面，使得中国留学生都没有宗教免疫力，并没有深入思考过神的有无问题，虽然自认为是无神论者，而事实上不过是在接触到宗教之前的一种空白状态，很容易被改变。坚定的无神论者必定是理性的无神论者，系统地阅读过古今中外无神论思想家的论著，研究、比较过一种或几种流行的宗教，全面深入地思考过神的存在问题，而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这样的无神论者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宗教领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他们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时候，对理性无神论者只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笔者初到美国时，碰到那些不请自来上门传教的，总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就是这样的无神论者，结果他们总是像见了魔鬼似的赶快逃离。老留学生们的经验之谈是：不要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以自己是道教教徒或佛教徒为借口拒绝接受传教，比较不会让人吃惊；否则，要是传开了去，邻居们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无神论者，会感到不舒服。

著名演员马龙·白兰度出庭作证时，以自己是无神论者为由拒绝向上帝起誓，曾经轰动一时。在这个国度，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名无神论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在几十年前，“无神论者”就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几乎就等于犯罪分子的代名词。在1946年，一位叫罗伯特·斯各特（Robert Harold Scott）的一战老兵经过五年努力，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批准，终于获得了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台（KQW）一个只有半小时的节目中宣讲自己的无神论观点的机会，这是美国新闻媒体第一次允许无神论者宣讲自己的信仰，结果全国震惊。美国国会为此对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并举行了持续七天的听证会。一直到1969年，美国的图书馆一般都不收藏无神论者写的关于无神论的著作，国会图书馆仅收藏了32本关于无神论的英文著作，其中26本还是驳斥无神论的。即使是在今天，美国社会日益宽容、多样化，“无神论者”也还往往被视为道德败坏的化身。甚至就像有同性恋活动家一样，还有无神论活动家，号召无神论者公开自己的信仰，改变无神论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这么介绍自己的经历：

“我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我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敢这么说。我已成为无神论者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在以前我觉得说一个人是无神论者不那么恰当，因为这么说假定拥有他并不具备的知识。说一个人是人文主义者或不可知论者要好一些。我没有证据证明上帝不存在，但是我强烈地猜测他不存在，所以我不愿为之浪费我的时间。”

正因为“无神论者”一词在美国一般公众心目中可谓“臭名昭著”，所以就有了种种更为含蓄的说法，除了阿西莫夫提到的人文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还有：自由思想者、理性主义者、怀疑论者、世俗主义者、自然神论者、不信者、唯物主义者、客观主义者、异教徒，等等。在这些面具之下，使得美国无神论者的形象变得非常模糊。那么，在美国，究竟有多少无神论者呢？在下一篇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2000年5月14日

美国无神论者知多少

美国虽然把“我们信任上帝”印到了钱币上，但并没有法定的国教，不过大部分美国人都自称信仰基督教。盖勒普最新的民意调查表明，约8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包括59％新教教徒，26％天主教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原教旨的基督徒，认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必须按其字面意义理解、执行。剩下的，有5％是其他宗教的信徒，包括2％信犹太教。只有6％的美国人自称没有宗教信仰，还有4％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在被明确问到是否信上帝时，86％的美国人自称信上帝，8％的美国人不信上帝但是信某种“宇宙精神”（相当于以前的自然神论者或泛神论者），只有5％的美国人什么都不信，换句话说，在全体美国人中，算得上属于无神论者的，只有13％。

是否信神，显然跟科学知识的多寡、教育水平的高低有关。一般来说，科学知识越多、教育水平越高，则越不信神。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在1998年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美国科学家当中，不信神的占了多数，有60.7％表示不信或怀疑神的存在，与一般美国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特别是，杰出的美国科学家几乎都不信神：在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只有大约7％信神，生物学家具有最低的信仰比例（5.5％），这可能与他们具有进化论的知识有关。调查者认为，杰出科学家普遍不信神的原因，是因为具有“超级知识、理解和经验”。这个调查结果，跟一些科学家的个人经验相符。例如，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认为我们的存在有什么目的，我们只是进化的产物。你可以说‘哎哟，如果你不认为人类的存在有目的，你的人生一定是苍白的’，但是我只指望有一顿良好的午餐。”在被问及他是否认识许多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的科学家时，他回答：“实际上没有。偶尔我会遇到他们，而感到有点难堪，因为我无法相信会有人接受神启的真理。”

就像有神论有多种形式，无神论也有多种形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这里我所说的无神论是广义的，指的是不相信存在人格化的上帝，不相信存在任何超自然的事物。这个定义，不仅包括了不可知论（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称为疑神论更合适），也包括了泛神论（认为神即大自然，神是大自然的代名词）和自然神论（认为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就让世界自己按自然规律运行，不再干预），它们同样不相信人格化的神和超自然的事物。自然神论一般也被视为在有神论盛行的时代，无神论的一种隐蔽形式，是现代无神论的前身。美国的缔造者们全都是自然神论者，不仅不信奉基督教，而且往往反对乃至憎恨基督教。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缔造者们，也都可视为无神论者。他们包括独立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托马斯·潘恩，美国最早的四位总统：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在早年是怀疑论者，晚年虽然经常提到“上帝”，但明确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乃是自然神论者。

一般美国人把无神论者当成了可怕的、不道德的人物。但是，许许多多最伟大、最杰出的美国人，都是公开的无神论者（不公开的不知还有多少）。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几位美国缔造者，还包括：

女权活动先驱者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玛格莱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大哲学家爱默森。

大作家或剧作家马克·吐温、海明威、阿瑟·米勒、阿西莫夫。

大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林纳斯·鲍林（化学家、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斯金纳（行为心理学创建者）、斯蒂芬·温伯格（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萨根（Carl Sagon，天文学家）、费曼（物理学家）、詹姆斯·沃森（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共同发现者英国的克里克也是无神论者）、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创建者）、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奇（Richard Leakey，古人类学家）。

大发明家爱迪生。

大农艺师路瑟·伯班克（Luther Burbank）。

大建筑师弗兰克·洛伊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

大企业家卡内基、亨利·福特、比尔·盖茨。

著名电影导演或演员卓别林、沃尔特·迪斯尼、马龙·白兰度、凯瑟琳·赫本、伍迪·艾伦、杰克·尼可尔森（Jack Nicholson）、朱迪·弗斯特（Jodie Foster）。

史密斯森创建了史密斯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e），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开创了平民保险业，大律师克伦斯·达娄（Clarence Darrow）为人们争得了劳保和失业福利，赫尔德曼－朱利尔斯（E. Haldeman-Julius）开创了廉价软皮图书业……他们也都是无神论者。

可以说，在这个无神论者“臭名昭著”的国度，无神论者恰恰包括了各行各业最杰出的精英。

2000年5月19日

美国缔造者都是不信教者

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五个人可能是最伟大的人物：潘恩第一个主张美国独立，他的《常识》一书成了美国革命的圣经，是最主要的革命宣传家。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撰写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论著，是美国的总设计师。富兰克林被视为美国的圣人。华盛顿是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和美国的首任总统。林肯重新统一了美国和废除了奴隶制，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叫做“中兴之主”。所有这些美国伟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自然神论者，都不信基督教。

受英、法启蒙运动的影响，自然神论在十八世纪美国上流社会中大为流行。他们认为神即表现在大自然和自然规律之中，主张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否认人格化的上帝，否认超自然的现象和神启，否认《圣经》的权威，否认耶稣的神性和三位一体。但是，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有的虽然认为《福音书》充满错讹，但认为基督教中有合理因素，仍然赞美、接受作为圣人的耶稣的某些道德教诲；相反的，有的则认为基督教一无是处。在这方面，最激进的是潘恩。在《理性的时代》这本一度非常流行的书中，他对基督教做了最猛烈的攻击：

“《圣经》一半以上的篇幅充斥了淫秽的故事、放荡的诱奸、残酷野蛮的处决、冷酷无情的惩罚，无论何时我们读到它，将它称之为恶魔的言语要比称之为上帝的言语更为恰当。它是一部邪恶的历史，其用意是要使人类败坏和变得残忍；而对我来说，我真正地憎恨它，因为我憎恨一切残酷的事物。”

“《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掠夺、暴行和谋杀。《新约》教导我们什么呢？万能之神诱奸了一位已订婚的妇女，而将相信这种诱奸行为称之为信仰。”

“一切民族的教会，不管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土耳其人的，在我看来，都不过是人类的发明，炮制出来用于恐吓和奴役人类，并霸占权力和利润。”

因为这个原因，潘恩被骂做“肮脏的小无神论者”（西奥多·罗斯福语），在基督教势力在美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他的历史地位就一再被贬低。如卡尔·萨根所指出的，由于其信仰，在美国国父之中，潘恩是唯一一个在华盛顿没有纪念堂或纪念碑的。

与潘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生前死后都备受爱戴的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虽然对其自然神论信仰直言不讳，写了不少宣扬文章，但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基督教发生冲突。事实上，他认为既然基督教信仰能给美国公众提供道德基础，起着凝聚力的作用，不妨让其继续存在。他曾劝阻一位朋友不要出版攻击基督教的著作：“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了宗教，人们还这么邪恶；如果没了宗教，他们又会怎样呢。”在参加制宪会议时，他见到经过一个月的辩论毫无进展，甚至提议以后开会前都请一位牧师祈祷，看能不能加快进程；这个提议被一致否决。只有在逝世前的一个月，在接受耶鲁学院院长、基督徒Ezra Stiles的询问时，富兰克林才彬彬有礼地公开了他不信基督教：

“你特别渴望知道我对拿撒勒的耶稣的意见，我认为，他所留给我们的道德体系和宗教是这个世界见过的、似乎在未来也可预见的最好的一个；但是据我的理解，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错讹，而且我跟当代英国的大多数不信教者一样，怀疑耶稣的神性；虽然我对这个问题并不独断，也从未加以研究，而且在现在我预料不久就会有机会较轻松地知道事实真相（指即将死亡），我认为没必要在这上面忙碌了。”

在预知死亡将至时，他反而对基督教更为不屑一顾，从没想过要临终皈依、忏悔。

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都担任过总统。作为民选的政治领袖，他们不会公开自己与众不同的信仰而招惹非议，在公开的场合有时也会说些迎合多数选民的话。因此，这三个人，经常被传教士们当做虔诚的基督徒而大肆宣扬。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在1777—1778年的冬天，华盛顿的部队陷入困境时，华盛顿被发现跪在雪地上向上帝祈祷。美国邮政总署甚至在1928年发行了一枚邮票纪念这一“历史事件”，而在此之前学者们已证明这个“历史事件”是捏造出来的。当历史学者告诉当时的邮政总监，这个故事是虚构的，邮政总监说他太忙了，无法去纠正历史错误。至今我们仍然能听到传教士在传播这个谣言。事实上，华盛顿生前虽然从未否认过基督教信仰，但也从未承认过基督教信仰。在他离职时，一些教士觉得从未见过华盛顿公开过其信仰，决定迫使他表明对基督教的态度，向他提交了一份咨询，问及他对基督教的看法。华盛顿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唯独不回答关于基督教的问题。杰斐逊记载此事时评论道：“老狐狸真够狡猾的。”

种种迹象表明华盛顿不信基督教。作为一项社交活动，他偶尔也上教堂，但是能不去就不去，根据其日记记载，他平均一年只去过六次教堂。据教堂教士的回忆，在别人跪下祈祷时，华盛顿都不为所动，从未见他跪下过。他去得最多的圣公会教堂有领圣餐的仪式，每当这个时候，华盛顿即离席退场，从未见他领过圣餐。在现存的几千封华盛顿书信中，偶尔会见到他像一位自然神论者那样提到“天意”（Providence），但是没有一处提到耶稣基督。在他写给年轻人、特别是他收养的孩子的教诲中，从未教导他们要上教堂、读《圣经》、信耶稣或任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事。有一次他要找仆人，按当时的习俗，认为找基督徒仆人才可靠，而他给经纪人的指示却是人能干就行，“他们可以是穆斯林、犹太人或任何教派的基督徒，也可以是无神论者。”他临终时只有医生在场，未请神职人员。在弥留之际，他自己把脉，平静地说：“我并不怕死去。”就像古希腊的圣人一样面临死亡，而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表示。华盛顿的朋友认为华盛顿是一名自然神论者，现在研究华盛顿的学者也一致这么认为。

杰斐逊在就任总统之前和期间，也避免公开对基督教的不满。但是他远没有像华盛顿那样“狡猾”。在他竞选总统时，受到的最大抨击，就是不信神。在他当选后，当时一份基督教的主要刊物还在封面上画半降的美国国旗致哀。在退休后，杰斐逊才在一系列通信中，对基督教进行了抨击。这些抨击分散在他的著作中，不像潘恩，未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因此对他的身后名声无碍。他对基督教的攻击要比潘恩的温和，但也并不留情面。比如，在致Woods的信中，他说：

“我最近研究了世界上所有已知的迷信，并未发现我们的特定迷信（基督教）有何长处。它们全都一样，都是建立在寓言和神话之上的。”

在1820年致W. Short的信中他说：

“不要误以为我赞同他（耶稣）的所有教条。我是唯物主义者，他则站在唯灵主义那一方。他宣扬悔恨是赎罪的有效方式，我则要求用努力工作来抵罪。在其传记作者（按：指福音书作者）所归于他的言论和布道中，我发现了充满美好想象、正确的道德和最可爱的仁慈的许多段落，但是我同样发现了那么多的无知，那么多的荒唐，那么多的虚假、蒙骗和欺诈，就像是宣布如此多的互相矛盾不可能来自于同一个人。因此我要把金子和渣滓分开，把耶稣复原为前者，而把后者归于他的使徒们的愚蠢和欺诈。保罗就是这些骗子当中的佼佼者，耶稣教条的第一个败坏者。”

他认为，按照福音书的记述，耶稣将会被任何有理智的人当成骗子。但他认为耶稣不是骗子，而是一名道德高尚的圣人，福音书的记载是错误的，因此他编了一本“洁本”的福音书，删除了那些他认为是迷信、虚假的部分，只保留了他认为可以接受、推广的部分。这本名为《拿撒勒的耶稣的生平和道德教诲》的“杰斐逊圣经”，在1820年编成，但直到1904年，才由美国国会批准印刷、限量发行。

林肯在早年是个怀疑论者，他甚至写了一本猛烈抨击基督教的书。他的朋友和导师Samuel Hill劝他不要出版这本书，因为这将对他的政治生涯不利。在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不信神”是其政治对手攻击他的一个理由。他也的确曾经明确说过：“《圣经》不是我的书，基督教也不是我的信仰。”在成为总统后，面临着国家危机，或许是为了鼓舞人心或迎合选民，他在公开的场合经常提到“上帝”、“天意”，给人一种他变得虔诚的印象。但是，他心目中的“上帝”、“天意”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天意”。1856年，在堪萨斯演讲时，他如此解释其“天意”：

“朋友们，我与你们一样相信天意；但是我相信的是最多人、最大钱包和最长大炮的天意。”

在1862年，当他的朋友Wakefield法官询问他是否皈依了基督教时，他在回信中明确地说：

“我早年认为基督教的救赎方案和圣经对人类起源的叙述都靠不住，这个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牢固，我看不出有理由我应该改变我的看法。”

基督教的宣传品有时还在说，在南北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林肯和其内阁成员曾跪下祈祷上帝的保佑。这个传说，和华盛顿雪地祈祷一样，都早已被证明纯属捏造。

有趣的是，北方的总司令格兰特也不信教，而南方邦联的总统和将军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基督教的上帝是战神，在这场战斗中，他显然被打败了。

美国第一位毫无疑问是基督徒的总统是第23任总统本杰明·哈利森（Benjamin Harrison，1888年就任）。在他之前，没有一位总统可以确认为基督徒；在他之后，除了第27任总统威廉·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1909年就任）敢于说“我不相信基督的神性”，其他总统至少在表面上，全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了。

2000年5月30日

美国不以基督教立国

有一位基督徒网友，看了前面部分后，给我写了封信，说是不相信美国最初的几位总统都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听说，美国以基督教立国，只有基督徒才能当总统。“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是我们经常从基督徒那里听到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与历史事实不符。

在美国独立之前，美洲殖民地倒的确是政教合一，以基督教立法，任何有违基督教教义的言论都是严重的犯罪。这类法律之残酷，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欧洲。比如，在被美国人称为母州（mother state）的弗吉尼亚，1612年由总督德尔（Thomas Dale）发布的法律规定：

第一条：凡是对三位一体或三神圣之一出言不敬者，或者反对基督教信仰者，处以死刑。

第二条：咒骂上帝之神圣名字者，处以死刑。

第三条：诅咒者，初犯根据本地习惯加以严惩，再犯用刀戳穿舌头，三犯处以死刑。

第四条：嘲笑或蔑视神的教诲，或对教士不敬者，当众鞭打三次，请求公众的原谅。

第五条：未上教堂或未参加宗教仪式者，初犯扣津贴，再犯当众鞭打，三犯监禁六个月。

第六条：未守安息日者（指在星期天工作），初犯扣津贴，再犯当众鞭打，三犯处以死刑。

第七条：殖民地的每个居民以及任何到殖民地来的人，都必须由教士检查其宗教信仰，如果不合格，要接受教士的教育。如果拒绝去见教士，将被鞭打；再次拒绝，将被鞭打两次并当众认错；如果还拒绝，将每天被鞭打，直到服从。

其他各殖民地也都有类似的法律。以后虽然法律条款逐渐放松，但基督教信仰始终是殖民政府的法定宗教，直到1776年，独立战争爆发之时，弗吉尼亚还有法律规定，否认三位一体者，将被判处三年的监禁。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的国父们普遍憎恶基督教。在他们决定脱离英国独立时，采取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时与基督教割离了关系。《美国独立》宣言由杰斐逊起草，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修改，这三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开章明义地宣布其信仰：

“在人类事务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与另一个民族断绝他们之间的政治纽带并在大地的各威权之间，接受由自然及自然之神的定律所赋予他们的分离和平等的地位，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分离的原因加以宣布。”

自然神论者是世俗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类事务是完全属于世俗的事务，不受神的干预，因此他们强调的是“大地的威权”、“人类舆论”，只接受“自然及自然之神的定律”（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特地在“神”之前以“自然”一语修饰，以表明他们所说的“神”与“自然”等价。《美国独立宣言》的通行中译本的译者显然不了解其起草者的自然神论信仰，将“自然及自然之神的定律”一句错误地翻译成了“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

那位相信“只有基督徒才能当美国总统”的基督徒，显然从来没有认真读过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在第四款第六条明确规定：“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根据制宪会议记录，该条款被一致通过。美国总统在就职时也无须手按《圣经》向上帝宣誓，甚至连宣誓也不强求，可以以郑重声明代替。按照美国宪法第二款第一条的规定，总统就职誓词不带任何宗教色彩，全文为：“我谨庄严宣誓（或郑重声明），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在美国宪法制定期间，杰斐逊正好在法国担任大使，因此未参与宪法的制定。宪法未规定保护公民的权利特别是宗教信仰自由，这使杰斐逊深感担忧。不过，他的担心很快就被消除。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久被提出来并在1791年生效，其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一位基督教的长老在呈交华盛顿总统的咨文中，抱怨宪法未确认上帝和基督教信仰。华盛顿总统答复说：

“我们的政府将努力推动道德和科学的进步，在此进程中，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期望真正宗教的进展和幸福的圆满。”

如果说，以上种种说明、限制包括了一切宗教，而并不特指基督教的话，那么，美国政府的确曾经明确宣布过不以基督教立国。在美国建国后最早缔结的条约中，其中一个是1796年与北非海盗缔结的第黎波利条约。由于北非属于穆斯林，而穆斯林和基督徒是世仇，因此美国政府觉得有必要正式撇清与基督教的关系。该条约第11条明确宣布：

“由于美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由于美国对穆斯林法律、宗教和安定不抱任何敌意，又由于美国从未参与针对任何穆斯林国家的战争或敌对行为，双方宣布，不应该因为宗教的意见而产生借口破坏两国的和谐共处。”

该条约在1797年由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签署。这时候美国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也许可以用亚当斯致杰斐逊的信中的话来说明：

“一想起十字架，这个人类有史以来妄用苦难的最要命的象征，我就几乎要浑身发抖。想想这个苦难的器具所带来的灾难！”

2000年6月8日

美国以“政教分离”立国

美国最高法院在2000年6月19日以6票对3票做出了一项维护政教分离的重要判决：在公立学校的体育活动中，举行校方支持的祷告仪式违反宪法。该案发生于1995年秋，两名中学生（一名为天主教徒，一名为摩门教徒）及其母亲控告得克萨斯州圣塔菲（Santa Fe）市一所公立学校在举行橄榄球比赛之前，让学生代表带领观众祷告，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联邦法庭早先已判决学生胜诉，现在最高法院也支持该项判决。

近年来美国中学发生了多起震惊世界的枪击案，给了基督教保守团体借口，声称基督教信仰能够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试图在公立学校进行传教。在公立学校组织祷告，就是他们的一项主要活动。民意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赞成这么做。在今年得克萨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选举中，高达94％的选民支持一项在公立学校组织祷告的提案。23名国会议员提出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在判决之前，得克萨斯州长布什也吁请最高法院支持校方。最高法院的判决明显地违背了民意。但是美国的政体，并非百分之百的民主。美国国父们很清楚，完全的民主必然导致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暴政。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能通过投票加以剥夺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是用于防止民主暴政、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的监督机构。最高法官们既非选举产生，又实行终身制（换言之，不必担心做出的判决会影响其前途），确保了司法的独立。最高法官在做判决时，理应只依据宪法和自己的判断力，而不必顾及民意的压力。

多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或者自由派占多数，或者保守派占多数，但是在抗拒民意、维护政教分离原则这一点，都相当的一致。1948年，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学校传教违宪。1954年最高法院决定不干预一个低级法院的判决，该判决认为在公立学校分发《圣经》违宪。1962年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学校中举行强制性的祷告仪式违宪。1963年判决在公立学校诵读《圣经》违宪。1968年判决在公立学校禁止教进化论违宪。1980年判决在公立学校悬挂十诫违宪。1985年判决在公立学校举行“沉默时刻”仪式是变相的祈祷仪式，亦即违宪。1992年判决在公立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举行祷告仪式违宪。这一系列的判决，一步步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赶出了公立学校的教育。最新的判决是最为彻底的，它认定即使是表面上由学生自发的、而实质上校方组织参与组织的祷告，也是不能容忍的。今后，基督教保守团体将不可能再有别的花招可耍了，除非修改宪法。实际上他们也早就试图这么做了。1995年，在基督教团体的支持下，众议员Ernest Istook提出了一项美其名曰“保护宗教自由”的宪法修正案，想使公立学校的祷告仪式合法。但是一项宪法修正案要能通过，需要众议院、参议院的绝对多数（三分之二）赞成，并38个州批准。1998年Istook的修正案在众议院表决时，未能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Istook将该修正案略作修改又提了出来。另有一名参议员也在参议院提出了相同的宪法修正案。虽然该修正案获得通过的前景非常渺茫，基督教保守派们无疑地仍会继续活动下去，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推翻宪法第一修正案。

最高法院这一系列判决的依据，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权利案。它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它被解释为：政府机构（包括公立学校）必须在宗教事务中保持完全的中立，不能促进或禁止宗教，更不能促进或禁止某种特定的宗教。最早提出这项政教分离的原则的是托马斯·杰斐逊。早在1779年，他就觉得，要使新生的美国避免重蹈欧洲以及原美洲十三个殖民地历史上血腥的宗教迫害，必须实行政教分离确保宗教自由，因而提出了“确立宗教自由法案”。经过长期努力，该法案1786年在弗吉尼亚州获得通过。在此基础上，宪法第一修正案在1789年提出，并在1791年生效。1810年，身为总统的杰斐逊在一封信中写了一段著名的话，在以后的最高法院判决中被反复引用：

“我以至高的敬意注意到全体美国人民宣布他们的立法机构不得‘制定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的法律’，因之在政教之间立起了一道分离墙。”

正是由于有这道政教分离墙，才使得美国两百多年来，各宗教信仰能够较为和平地共处，避免出现像今天的中东、北爱尔兰、波黑、科索沃、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众多国家那样的宗教血战。国父们早已充分意识到了政教合一的危险。正如托马斯·潘恩指出的：“迫害并不是任何宗教的原本特征；但是它却总是被法律确定了的任何宗教的强烈特征。”

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并不冲突。基督教保守团体声称最高法院的判决剥夺了学生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这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各级法庭的判决和美国教育部的教育指南，学生们在公立学校中仍然具有宗教、言论自由。学生的祷告权并未被剥夺，例如，他们可以在体育比赛之前、之中或之后祷告（只要不妨碍了别人），如果禁止他们这么做，就侵犯了其言论自由。法律所禁止的，是学校当局、老师、教练以任何方式参与学生的宗教活动，包括组织祷告，因为这样做会被视为支持宗教。基督徒辩称这类祷告仪式是由学生投票决定、自发的。但是，当校方将话筒交给学生代表，强迫所有的观众听取祷告时，也就是鼓励、支持了宗教活动。

宗教自由并非绝对，其前提是不能侵犯人权和他人的权益。一名基督徒（例如“基督教科学”的信徒）可以迷信祷告的治病威力而拒绝上医院，但却不能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医院治疗。同样，在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包括祷告仪式时，也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而公民的权利，如前面已指出的，是不能通过投票表决而剥夺的。基督徒辩称在公立学校的体育活动、毕业典礼上举行祷告仪式，会使这些活动显得庄重。但是，对异教徒、无神论者而言，这样的仪式恰恰使得这些活动变得滑稽。公立学校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异教徒、无神论者同样是纳税人，他们不会允许自己交纳的税被用于逼迫、诱使自己的孩子信仰基督教。

试图用祷告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荒唐可笑的。日本人并不在学校里祷告，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却有最低的犯罪率。祷告乃是躲避个人责任的愚昧行为，在学校组织祷告不仅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会制造不和，侵犯了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权益。一个人的品质，应该由其行为而不是由其宗教信仰或是否祷告来决定。如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无神论倡导者英格索尔（Robert G. Ingersoll）所言：“援助之手远胜于祷告之唇。”

2000年6月24日

当今美国流行原教旨基督教

基督教门派多如牛毛，不属于任何派别又自称基督徒的人也很不少，彼此之间难有共同点。我对自由派的基督教并不反感。他们只是将《圣经》当成一本书来读，并不拘泥字句，只当成寓言、神话理解，甚至连《圣经》也不读，算不上虔诚。比如我在读研究生时有一位美国同事，自称基督徒，却认为耶和华其实是犹太人的老酋长，耶稣是犹太的宗教改革家。说他是无神论者也并不怎么离谱。他自称基督徒，不过是信奉基督教的某些传统道德准则。就连历史上以保守著称的天主教，由于当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开通，也颇有值得赞赏之处，比如承认进化论的正确，间接否认天堂、地狱是真实的存在（教皇将天堂解释为感受上帝之爱的幸福，地狱则是脱离上帝的痛苦），向长期受迫害的犹太人道歉，等等，都是相当明智的举措。这位开明的教皇，也因此饱受原教旨基督徒的攻击。我说的原教旨基督教，是新教中的一大流派，其主要特征，即是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必须从字面上理解《圣经》的每一句话，而且句句皆真理，违背不得。其根据地在美国，许多在美华人，特别是热心传教的人，也属于这个流派。他们自称为与自由派相对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t），但这个直译的称呼语义不清，意译为原教旨主义者更为恰当。

根据盖勒普民意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属于原教旨的基督徒。原教旨主义对当今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有重大的影响，使得美国政客们至少在表面上纷纷投向原教旨派。比如小布什，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见证，他就是一位原教旨主义者。面对着复杂的社会问题，许多政客也将回归《圣经》当成了灵丹妙药。不少议员相信，如果在教室悬挂摩西十诫，就能防止一再发生的校园枪击案。2000年2月，佐治亚州的州议员朱迪·波格（Judy Poag）提出一项议案，要求该州的公立学校悬挂十诫，否则将受到经济制裁。3月，肯塔基州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公立学校讲授基督教教义并悬挂十诫。这种趋势并不仅仅限于州这一级。早在1998年4月，美国参议院就一致通过一项非约束性决议，呼吁在政府建筑物悬挂十诫。1999年6月17日，美国众议院以248票对180票在未成年人犯罪法案中附加了一条“十诫保护法修正案”，如果获总统签署，将允许美国公立学校、法庭和公共建筑物悬挂十诫。这些法案如果生效并被控告，肯定会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它们明显地违背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离原则。这些参议员、众议员大部分是律师，精通宪法的解释，不可能不知道其违宪。他们的所作所为，明显地违反了效忠宪法的誓言。

一般人听到摩西十诫，首先想到的是“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作假证陷害人”等几条在人类所有文明社会都共同奉行的法律、道德准则。但是十诫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此。作为可能在三千多年前就已出现，实施于一个落后部落的法令，根据现代社会的标准，是非常野蛮的，甚至称之为憎恨说教也不为过。十诫的头三条，全是要求人们信仰耶和华，“除了耶和华，不许拜别神”、“不许制造和崇拜偶像”、“不许妄称耶和华名”，如果违背，一律处死：

“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出22：20）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申13：6）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利24：16）

这些法令要是真施行起来，一切无神论者、佛教徒、道教徒、回教徒等，都该被赶尽杀绝。十诫的第四条，是要求遵守犹太人的习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即禁止在星期天做任何工作，违反者也是处死：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出20：10）

“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出31：15）

第五条“须孝敬父母”，听上去似乎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但是《圣经》的原本意思，却是极其残忍的：

“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利20：9）

第六条“不许奸淫”，《圣经》的说法也与现代社会观念不尽相同，除了禁止乱伦、通奸，还禁止同性恋、兽交，甚至在月经期间同房，违反者也一律处死（利20：10-21）。甚至，如果新娘不是处女，就要用石头将她打死（申22：21），女人如果在城里被强奸，也要被处死，在城外被强奸的才能被饶恕（申22：25）。《圣经》对女性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在第十诫“不许贪恋他人财物”中，就把别人的妻子也当成了与房屋、奴隶、牛驴同样的财物。而当《圣经》说不许贪恋别人的奴隶时，显然也是支持奴隶制的。

以上每一诫，条条都要人杀人。具讽刺意味的是，“十诫”中，却堂而皇之列出一条，叫做“不许杀人”。美国众参两院的议员们，原教旨基督徒们，要人们遵守的，竟然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戒律！

“摩西十诫”中那一条条惨无人道的律法，在今天，即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也无法一一照办。有基督徒辩解说，因为后来与上帝有了“新约”取代“旧约”了，所以就不必再按原文遵循“摩西十诫”。这样的基督徒，显然并未认真读《新约》。耶稣在“山上布道”中，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信徒们，“旧约”中的上帝的律法是永远不可废除，一丁点也不能废除的：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太5：17）

而且，耶稣还给“摩西十诫”增添了更为不近人情、更加残忍的内容。比如，对“不可奸淫”一条，他如此解释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太5：28）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太5：32）

这就是说，看见妇女动淫念，妇女离婚，乃至娶了离婚的妇女，都是犯了奸淫；如果不把眼睛挖掉，把手砍掉，就该下地狱。

基督教极力把耶稣打扮成爱的化身，让那些未细读过《圣经》的人觉得，即使不承认耶稣是上帝，也该承认他是尽善尽美的圣人。但是，如果我们按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言行，却会发现他其实是恨的使者：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太10：21）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4）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26）（按：中文通行版的《圣经》把“恨”篡改成“爱我胜过爱”，并注明原文作“恨”。为什么要毫无根据地篡改？是不是《圣经》中译者也觉得这段话太恐怖了？）

他搞种族歧视，告诫其门徒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太10：5）。今天的传教士全都违背了其祖师爷的教导。

他歧视残疾人，宣扬人生病或得残疾是因为有罪（可2：5，约5：8），如果天生就有残疾，则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3）

他非常伪善，一面口口声声教导别人要宽恕（太6：14），一面却又咒骂那些不接待其使徒的城镇将在最后审判时遭受大难（太10：15）。他教导别人“要爱你们的仇敌”，而在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捕时，却吩咐门徒买刀准备反抗，发觉打不过，才无可奈何地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罢。”（路22：36）。

的确，这位标榜“要爱你们的仇敌”的人自己是毫不宽容的，将与他合不来的，都宣布为敌人：“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太12：30）；骂不信他的人是魔鬼的儿子（约8：44）；长篇累牍地攻击、谩骂那些与他信仰不同的人：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罢！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阿，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太23：32）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太25：41）

就“地狱”这一点看，新约的恶毒远胜于旧约。在旧约中，耶和华对人的最大惩罚，不过是一死。然而，在耶稣看来，将不信他的人处死还不够，死后还要让这些人入地狱受永久的惩罚。如果不信他，不管是多么高尚的好人，也只有入地狱去受苦（约3：14）。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不仅要相信地狱的存在，还要相信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亲人朋友，不管他们是多么善良，也都要入地狱受永远的惩罚。这种毫不宽容、灭绝人性的信仰，连生性平和的达尔文在自传中也忍不住要骂它一声“可咒诅的”：

“我很难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其经文以明明白白的语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们，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这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承认，这是基督教最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一个教义：

“作为一名主教，又是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席和会长，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教会人员的来信。有些来信者表示，不问一个人道德如何，信者死后上天堂，不信者死后下地狱，并说这是上帝的‘公义’，这一信念令他们焦虑，内心不得平安，又不敢轻易拿出来同人谈。”

“现在我国基督教有越来越多的信徒觉得这种只讲信不讲行的观点难以接受。像一位牧师一封来信告诉我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宣讲不信的人死后下地狱的话。’原因很简单，他看到不少没有接受基督福音的人，像张思德、雷峰、焦裕禄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么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一九九六年在五个宗教东北座谈会上的发言）》）

因此他建议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道德礼仪之邦。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讲伦理道德比讲天堂地狱更令人欣赏，令人愿意听听宗教有以告人的信息。”

这种不过是因为良心未泯而稍微开通的说法，却受到了原教旨基督徒猛烈攻击。比如在原教旨基督教刊物《生命季刊》上，刊载了李信源《一个“不信派”的标本——丁光训近作评析》一文，引经据典驳斥丁光训，论证“不信的人死后下地狱”是“一句合乎圣经的大实话”。就教义上说，“真理”在李信源这边。但是，那不是丁光训的错，而是《圣经》的错，耶稣的错，是基督教这套灭绝人性的教义使得还有良心的基督徒不得不在实际上当“不信派”。

不信基督教就要下地狱，攻击基督教的，更难幸免了。自从我在网络上批判基督教以来，基督徒对我的咒骂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咒骂我要下地狱，就是基督徒们在理屈词穷时祭起的最后法宝。有的以先知自居，断言“方舟子其实一直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只是他还不明白而已；而且，他正越来越接近上帝对他最后的审判，下场会何其可悲，就不是他可以无视的了”；有的判决我“在神的审判下要被丢在火湖里”；有的甚至非常“合理”地殃及了我的亲人朋友：

“方舟子想一想，你出于阴暗的信仰与没有被上帝愈合的分裂，放肆自己的行为，给你带来什么好了？你的父母何辜，要因你被人在网上羞辱？你的友人、女人、同事、学校何辜，竟成为众人可以诬蔑的对象？你的新语丝何辜，会有那么多的咒骂往上堆积？……也许你实在是非常喜欢自己这样的做法以及因此得到的回报，这我看就没有人有办法了，只有看着你继续处在上帝的审判与咒诅之下，没有人可以救你。”

至于骂我是魔鬼的化身，更是常有：

“撒旦啊，你知道你的日子近了！你只能取走属于你的，是神的，都会归神，一个都不受你的蒙骗！

“撒旦，撒旦，你彻底地败了！死亡和地狱的钥匙早就把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

“撒旦，你听着，你在这里一直在抵挡，但你还是失败了。真理之光是遮不住的！

“撒旦，你听着，我奉万名之上的名——主耶稣基督之名，命令你从属人的人里面滚出去！”

听着这些恶毒的咒骂，我们得庆幸，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原教旨基督徒因为在历史上作恶太多，已被剥夺了世俗的审判权力，只能逞一时口舌之快。否则不必等到子虚乌有的“最后审判”送我入“火湖”，我也早已被这些原教旨基督徒判处火刑了。如果他们这样做，倒也真可算是耶稣的忠实信徒，因为耶稣有言：

“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路19：27）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15：6）

200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