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SEND ME WORD

by Orlando Figes

Copyright c Orlando Fige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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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拉格之恋/(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李广平译

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书名原文: Just Send Me Word: A True Story of Love and Survival in the Gulag

ISBN 978-7-5495-8550-2

Ⅰ.(1古…. Ⅱ.(1奥….2李…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Ⅳ. ①1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520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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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  张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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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3彩插:0.5字数:198千字

2016年8月第1版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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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 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一切皆在信中

许知远

一

列夫决定写信给斯维塔。

有五年时间，他们没有见面了。不要说见面，就是音信也几乎全无。1941年7月，尚在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列夫参军，到前线抗击入侵的德国人。他运气不佳，当年冬天，就被德军俘虏。他熬过了在战俘营的岁月，抵制了成为德军间谍的压力与诱惑。盟军的胜利却没改变他的命运，他被视作通敌者，先是被宣判死刑，然后又减刑为十年劳改，被发往伯朝拉劳改营。

这似乎也是这个家族的不幸遭遇的延续。列夫·米申科出生于1917年1月21日，这也是一个革命之年，先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接着是布尔什维克获取了权力，他们声称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四岁时，他就目睹双亲无辜地死于混乱的内战，他们都被视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姨妈与祖母带大他。他也像同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个人的丧失、痛苦被淹没于革命的亢奋洪流中，列夫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讲话，加入了共青团，成为苏俄社会主义试验的拥护者。

他的直率性格，经常给他招致麻烦。在1937年，就读莫斯科大学时，他因顶撞军训教官，被扣上了“从事反革命托洛茨基宣传鼓动，反对工农红军的指挥官”的罪名。多亏三位同学挺身而出的辩护，他才逃过劫难。

这劫难却拉近了他与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的距离。他们是物理系的同学，出了些小状况的恋人，列夫喜欢亲切地叫她斯维塔。斯维塔比列夫幸运，他的父亲是一位橡胶专家，尽管对于这个新制度尚有保留，却因技术能力在工业界而获得暂时的安定。不知何故，或许是斯维特拉娜偶尔会发作的忧郁症，他们在大二时的关系冷淡下来。但斯维塔听说到列夫的麻烦，立刻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接下来的几年，一定是人生中最曼妙的时光，他们一起逛街、看电影，读阿赫玛托娃与布洛克。

直到这一切被战争突然中断。莫斯科与柏林的短暂联盟，最终在1941年破裂，列夫主动参了军。斯维塔最后一次得到列夫的消息，很可能是列夫上前线的最后一刻，他最后来探访，结果只见到了她的妈妈。她曾写信给军事当局，询问列夫的消息，结果石沉大海，她也从列夫的奥尔加阿姨得到过“失踪了，下落不明”的消息。

自己人的审讯远比敌军更难熬，斯大林的苏联似乎比希特勒的德国对列夫更为残酷。对斯维塔的记忆多少帮助了列夫。在又一个严酷审讯之夜后，他梦见了她，看见她“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跪在地上，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儿，也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这个梦发生于1945年9月10日，这一天也是斯维塔二十八岁的生日，它或许是列夫潜意识中的告别，他们再不可能相见了。但他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他活了下来。

“斯（即斯维塔）的家人好吗？”在给奥尔加姨妈信的结尾处，他似乎漫不经心地提到了她，叮嘱姨妈，不用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是1946年6月，他已在伯朝拉呆了三个月。这个劳改营也是遍布辽阔的苏联疆域内的数量众多的劳改营中的一座，它们像这个红色帝国中散布的“群岛”。自1930年代初设立以来，古拉格就成为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制度将普通人变成囚徒，然后将囚徒变成奴隶劳工，以完全漠视他们基本权利的方式榨取他们的价值。

在这些群岛中，伯朝拉因它的地理位置而与众不同。它位于北极圈内，一年中有九个月处于漫长的黑夜中。列夫在其中的木材厂做工。就在他即将被重体力劳动与糟糕的营养摧毁前，他幸运地遇见了斯特列里科夫，他是木材厂的一个附属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将物理学出身的列夫调入干燥车间做技术员。新环境让他逐渐恢复了体力，也恢复了某种信心。他本已决定不再联系她——“这个女人，已经五年没音讯了，还给她写信干什么？她也许死了吧。或许是放弃了列夫，移情别恋”，即使这一切都不是，这封信也可能给她招致危险。他不再是那个年轻的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囚徒。他甚至不敢直接联系她，试探性地给姨妈写了封信。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则又明确地对姨妈说：“我现在是给你写信，不是给她写信，因为，我不想给她增添负担。让她平静地生活吧，我不想给她添乱，既不想让她回想起过去也不想让她惦念我的现在，我想让她无忧无虑。”

所有的担忧随即被证明是多余的。8月8日，收工的列夫收到了斯维塔的信。“列夫，遇事要看行为的动机，不要看行为的后果，我要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就会怪罪你了，怪你音信杳然。”她干巴巴的表达方式一点没变，没变的是她的热情与思念。她袒露自己的思念之情，也简短地汇报几年来的生活。在结尾处，她强烈地要求继续通信，并想给列夫邮寄包裹。

频繁的通信持续了八年，一共有一千二百多封信。在其中，除了表达无尽的思念，也谈论自己的工作、生活、朋友，看到景物、内心的感受，更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斯维塔勇敢而执着，她不仅把思念寄托于纸上与未来，还要去探望列夫。距离莫斯科四千五百公里的伯朝拉不仅路途遥远，更重要的是，仅仅作为女朋友，斯维塔是没有资格探望列夫的，而未经许可探访一个劳改者则是非法的，它会给她的工作、生活都带来莫测的风险。

她做到了。八年中，两个人的生活，似乎都在围绕着这些信件与偶尔的探望展开。她等到了他重获自由。两人结婚，生下两个孩子。他们的生命也延续得足够长，不仅挺过了严酷的斯大林时代，也目睹了苏联的解体，穿越到了普京时代，分别于2008年与2010年去世。

二

奥兰多·费吉斯在2007年的“纪念碑”组织，看到这些信件时，被它的规模与连续性惊呆了。这也是矢志于收集斯大林时代档案的“纪念碑”组织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一宗私人档案。

费吉斯正在进行《耳语者》的写作，他要探究在恐怖、压抑的斯大林时代，普通俄国人的内心世界。这些信件则变成他的下一个写作计划。在很多人谈论了古拉格群岛之后，这些信件成为这一历史事件最私人化的记录。

出生于1959年的费吉斯或许是这一代人中最好的俄国历史学者。比起苏联作家们，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多了旁观者的全局、清晰；比起英文世界苏联题材的历史作家，他写得更好，更有一种对他人痛苦的敏感性。他对俄国历史的描述，偶尔让人想起史景迁对中国的书写，他们都是非凡的叙事者。

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一个辉煌的俄国文明，如何迅速地被摧毁，变得野蛮化，也看到狂热的意识形态如何造就扭曲的世界，更有普通人在面对巨大恐惧时的应对之道。

而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爱与信念是如何保护滋养一个人，不仅帮他度过最痛苦的时光，也是瓦解看似坚不可摧的极权制度的过程。

它也呈现了极权系统的复杂性，即使在充满了谎言、背叛的环境中，这对恋人仍遇到了热心的帮助者，协助他们寄送信件、安排会面。所有的日常行为，都变得惊心动魄，也意义非凡。即使他们二人身受如此苦难，也对苏联保持着复杂的情感，似乎也为这个国家取得的成就欢呼，却不愿意将自己的困难与这些成就联系在一起思考，思考它们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夜里好像全城都被它照亮了，非常漂亮”，她在信中描述莫斯科大学主楼的辉煌，似乎没意识到它也是古拉格的奴隶劳工们所建造的。列夫则在观看一部关于连接伏尔加河与顿河的运河建造（它同样由古拉格劳工所建）的纪录片时，感慨地说：“人类的智慧真不简单，把成千上万个想法转化成了摸得着看得见的奇迹……我没有别的想法，只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钦佩。”

可能正是这种思考的断裂，保护了他们，使得他们免于陷入精神分裂的痛苦。他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两个人的爱情上，爱情成了他们的避风港，躲避外界的动荡与严寒。他们也都倾力于眼前的目标上，他们的儿子尼基塔回忆说：“我爸不给我们讲古拉格的暴行，但是他爱给我们讲遇事应该怎么办，应该有什么样的指导原则，以劳改营里的真人真事为例，给我们现身说法。首先，永远不要自叹命苦……第二个原则就是，不管走到哪里，哪怕只是临时的暂住，都要做长久打算，就仿佛要在那里永久定居似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帮他度过了难关。这或许也正是苏联时代的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生存智慧，一个螺丝钉的智慧。

这本书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大约二十年前，我在风入松书店第一次看到了《古拉格群岛》，厚厚的三卷本，令人生畏，却无意翻阅。不管是书中的内容，还是作者索尔仁尼琴，都引不起我的太多兴趣。与这套书排列在一起的，还有一套中国知识分子文丛，关于反右运动、牛棚生涯，同样的，我也没有半点兴趣。那时，我想这些往事与我有何关系，更何况它是残酷、丑陋、令人不安的往事。那时我正沉浸于拥抱一个新时代的热望之中——这个新时代由互联网、全球化所驱动。这个新时代的哲学是，拋弃过去，直线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固执地相信，古拉格群岛，就是一个分散的岛群，它位于苏联的某一个入海口附近，该离西伯利亚不远吧。

我忘记了是怎样逐渐克服掉这种知识与情感上双重无知的，或许与历史的残酷因素再次浮现有关。也是在这样逐渐觉醒的意识中，我开始对俄国历史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它怎样从一个沙皇专制掉入革命的浪潮，当它摆脱乌托邦、享受暂时的自由之后，又怎样回到一种新型的威权之中；在这戏剧性的历史起落中，个人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

我逐渐意识到，这些残酷记忆不会自动消失，倘若它们得不到正视与清理，常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演。更重要的是，这些残酷与挣扎，也正是我们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帮我们确立什么是美好、崇高、善良、自由，什么才是最值得追逐的东西。

在书中，有一个有趣的、可能被忽略的描述。在伯朝拉劳改营火车站旁，布满了破烂的小胡同，很多中国移民聚集于此，人称“上海”。这些中国人是怎样移居到这块严寒之地，又怎样面对这场苏联社会主义试验的，一定是个非凡的、被遗忘的故事。这个“上海”也提醒我们，中国发生的相应历史，我们的那些右派改造农场……

古拉格不仅是发生于某个特定时刻与地点的人道灾难，也是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遭遇。很可惜，除去少数作家，比如杨显惠、高尔泰的记录，我们从未知晓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是怎样度过这些岁月，我们从未知晓我们的列夫与斯维塔的故事。

         Wahrlich, keiner ist weise,

         Der nicht das Dunkel kennt.

Truly, no one is wise,

That does not know the darkness.

不认识黑暗，必不能明达。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

        L'absurde ne libere jamais

        mais ne fait qu'enchainer.

        The absurd dves not liberate; it  binds.

荒谬的东西绝不会带来解放，

它只会带来禁锢。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1913-1960)

黑茫茫，无尽的离愁，

在你心头，也在我的心头。

何必流泪，快伸过来你的手，

答应我，你还会来我的梦里游。

你我就像两座高高的山头，

天各一方，无法聚首。

只愿你，午夜前后，

拨开满天星斗，

给我送来你的问候。

            ——阿赫玛托娃《梦里》（1946）

中文版序言

本书作者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教授，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在当今的英语世界里，研究现代俄国的历史学者人才济济，而费吉斯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俄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政治经济，他都烂熟于心，无人能出其右。他著述颇丰，第一本书《农民俄罗斯，内战》（Peasant Russia，Civil War：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f，1991）讲的是1917—1921年间革命与内战时期的俄国农民；接着出版了《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The Kussian KevoJufion，1891-1924，1996），洋洋洒洒一千页，将俄国革命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2002）和盘托出林林总总的俄国文化，条分缕析，引经据典，足见作者之饱学。2007年出版《耳语者》（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ialin's Russia，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译本），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私人生活跃然纸上，历历在目。《克里米亚战争》（Crimea：The Lasf Crusade，2010）讲述19世纪中叶的俄国，与英、法、奥斯曼帝国开战，结果战败受辱，改变了现代俄国历史的进程。两年后，他相继出版了本书《古拉格之恋》（Just Send Me Word：A True Story of Love and Survival in the Gulag，2012）和一部现代俄国简史《革命的俄国，1891—1991》（Revolutionary Russia，1891-1991:A Pelican introduction，2014）。

他的这些著作，语言优美，通俗易懂，“普通读者”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迄今已经译成了多种语言，风行全世界。欣闻《古拉格之恋》即将出版中文版，以飨汉语世界，不禁为之惊艳雀跃。

本人毕生治苏俄历史，对费吉斯教授的著作非常赞赏，希望他的所有作品都能够译成中文，相信他的书一定都会像《耳语者》和《古拉格之恋》一样，令中国读者爱不释手。

本书详细生动地描写了斯大林时期生存的艰难。斯维特拉娜·伊万诺娃和列夫·米申科这一对非凡的情侣，他们由相遇到相恋，后来被浊世拆散，远隔千山万水，但人散心不散，长相守望。

1917年的革命推翻了专制统治，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内战随即爆发，数百万人丧生，米申科的家人也死于非命。1920年代中叶有过短短几年，相对还比较平静。不料，1920年代晚期，斯大林掀起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革就革了十年。为了加快工业化，当局把大量资源用作资本投资，却令人民勒紧裤带。

与此同时，斯大林一边推行农业“集体化”，一边剥夺“富农”财产，可是农业生产还是上不去。这种“推行加剥夺”，随即发生了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再一次夺去了数百万苏联人的生命。后来，好歹算把饥荒挨了过去，不料随之而来的是斯大林大恐怖。根据苏联官方统计，1937—1938年的大恐怖时期，一百三十多万人遭到逮捕，其中六十八万多人被扣上“人民的敌人”的帽子而被枪毙，占被捕人数的一半以上。

列夫·米申科和斯维特拉娜·伊万诺娃就是出生在此时此地。列夫·米申科二十岁那年，正在莫斯科大学上学，因为批评军训教官欺侮下属而被诬告，说他从事“托洛茨基反革命宣传鼓动”。多亏同学们挺身而出，仗义勇为，不怕被开除学籍，甘冒生命危险，为他开脱，他才得以幸免于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吓住，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幸运地活下来。

也正是在1930年代，斯大林牢牢地控制了“外蒙”，并且紧紧管控了中国的新疆。斯大林也把那里大批无辜的人打成国家的敌人。

说来奇怪，读费吉斯教授这本书，我们得知，列夫和斯维塔，虽然身经斯大林时代的种种事件，却仍然忠于苏联政府。他们年轻，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别样的人间。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年轻人更容易被他说动，所以斯维塔和列夫当时都是苏联共青团团员。

1939年，斯大林大恐怖刚过去，全国惊魂未定。那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不光彩的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密约。按照这个密约，苏联先是占领了波兰东部，继而出兵芬兰，后又兼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和比萨拉比亚地区（Bessarabia）。可是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欺骗了他。1941年6月，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联猝不及防，一溃千里。列夫·米申科热爱祖国，报名参战，可是不久即被敌人俘虏，战争期间一直被关押在德国。战后，爱国者列夫也像无数苏联战俘一样，立刻被苏联抓了起来，被控犯了叛国罪，判处死刑。好在又一次福星高照，死刑减为十年劳改，他被押回苏联劳改营服刑。

列夫服刑的劳改营在俄罗斯边远的蛮荒之地，冰天雪地，绝望无助。幸有勇敢的人们慨然相助，这一对恋人得以绕过看守检查，秘密通信。1946年到1954年，列夫和斯维塔彼此写了一千二百多封信。这些信件竟然奇迹般保存了下来。费吉斯教授以这些宝贵的信件为素材，进一步釆访了列夫和斯维塔及其家人朋友，并且参考档案史料，终于把书中两位主人公的遭遇栩栩如生地写了出来。这本书是一个爱情故事，文情并茂，读来令人戚戚然。但是这本书远远超出了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它向世人证明：人性、人的尊严、正义感、忠诚、勇敢，是摧毁不了的。

黑宫广昭¹①

2015年5月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中文版自序

很荣幸、很高兴，我的书现在又有了中国读者。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读者大众能看到我的书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好不春风得意，但也有点儿诚惶诚恐。但愿这本书能给大家带来些许启示。

《古拉格之恋》是译成中文的第二本拙著。第一本书《耳语者》，是一部口述历史，讲的是斯大林时期家庭和私人生活。写《耳语者》时收集材料，无意中发现了本书的素材，所以，本书是《耳语者》引出来的。

苏联劳改营，又称古拉格，它像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笼罩在苏联各地。一千八百多万人被关进了劳改营里。这一千八百多万人，人人都有亲属，父母、妻子、丈夫、孩子，他们全都受到株连，人生也都被毁了。

本书是一个爱情故事，发生在苏联劳改营。主人公是两个非同寻常的莫斯科青年，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列夫·格列勃维奇·米申科，他的女友斯维特拉娜·阿列山德罗芙娜·伊万诺娃。1941年爆发伟大的卫国战争，战争把他俩拆散了。1945年，列夫回到苏联控制区后马上就被抓了起来，直接押送到苏联极北地区的伯朝拉劳改营劳改。在他被关押的漫长岁月里，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等他回来，自始至终给他写信，给了他爱和道义的力量，使他得以活下来。从1946年到1954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俩得以秘密通信。一封封信被偷偷带出劳改营寄给他的女友，又把他女友的来信偷偷带进来交给列夫。前后八年多，积攒下大批信件，本书就是根据这些信写成的。

这些信是俄罗斯“纪念碑”历史教育与人权组织发现的。当时，为了写《耳语者》，我正在“纪念碑”帮助下釆录口述历史。一看到这些信，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些信极具史料价值，意义非常重大。果然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惊世发现。列夫的信是古拉格日常生活的实时记录，现有的史料，都没有这么全。从斯维特拉娜的信中可以看出来，苏联人民都知道古拉格就在身旁，只是嘴上不说，但劳改营的铁丝网挡不住他们的同情心，隔不断他们的正义感，大家纷纷伸出援手，帮助里面受难的人。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它也写出了强权之下人类团结互助、善良仁爱、坚韧不拔、挣扎求生的精神。

序言 一千封信

“纪念碑”²[1]莫斯科办事处熙熙攘攘，正忙着接待四方来客，有普通公众，也有来查找历史资料的研究人员。2007年秋天，我曾经来过这里，当时，是去历史研究部拜访那里的同行的。此刻，三个旧行李箱刚刚送来，堵在门口，影响通行，外面的人要进来很不方便。他们见我对这几个行李箱很好奇，就对我说，箱子里装的是私人档案材料，是“纪念碑”成立二十年来，外界捐赠的最大一宗。

捐赠者是一对夫妇，姓米申科（Mishchenko），男的名叫列夫（Lev），女的叫斯维特拉娜（Svetlana）。这对夫妇是1930年代上大学时认识的，1941一1945年的战争把他俩拆散了。后来列夫被捕，关押在劳改营里。人人都对我说，他俩的爱情故事非常不一般，感人至深。

我打开那个最大的行李箱，不禁一怔，眼前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里面有好几千封信，一捆一捆的，整齐紧密地码放在一起，有用细绳捆的，有用橡皮筋捆的。除了信，还有记事本、日记、文件、照片等。第三个行李箱最小，棕色，胶合板做的，镶着皮边，上面有三个金属锁，一按啪的一声就开了。这个箱子里的史料最为珍贵。里面究竟有多少封信，我们也不清楚，或许有两千封吧，只知道箱子的重量（三十七公斤）。箱子里都是列夫和斯维特拉娜彼此写的情书，是列夫被囚禁在伯朝拉（Pechora）劳改营时他俩互相写给对方的。伯朝拉是斯大林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在苏联的极北地区。第1封信是斯维特拉娜写的，时间是1946年7月，最后一封是列夫写的，写于1954年7月。他俩一周至少通信两次。历来发现的古拉格囚犯信件，属这批信数量最多，远超以往发现的任何信件。但是，这些信件的惊人之处，不仅是量大，而且均未经当局审查、删改。这些信，都是通过秘密渠道递送的，有的是从劳改营里偷偷带出，有的是从外面偷偷送入。帮列夫送信的，都是好心人，特别同情他，有工人，也有官员，他们志愿为他当信使。民间传说的古拉格故事多极了，其中也有偷偷帮人捎信的。但是谁都没承想，他俩秘密通信的数量会有这么大。

信，一封封紧紧地塞在箱子里，我得把手指头插进去才能把第1封信夹出来。这封信是斯维特拉娜写给列夫的。收信人地址很短：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科日瓦地区

木材厂劳改营274-IIb

列夫·格列勃维奇·米申科 收

斯维特拉娜的信，纸页都发黄了，我用手一拿，就碎了。她的蝇头小字，不太好认。我读了起来：“见信如晤，不知应该给你写点儿什么。写我想你？你心里明知道啊。我觉得我是生活在时间之外，我仿佛在等待着，等待我的人生真正开始的那一天，现在好像只是一个插曲而已。我不论做什么都像只是在打发时间似的。”我又从那同一捆信里抽出另一封，是列夫写的：“你曾经问过，人是有希望才容易活下去呢，还是没希望才容易活下去。任何希望我都唤不起来，但没有希望，我心里倒很平静。”他俩在信里交谈，我在倾听。

斯维特拉娜写给列夫的书信信封

我翻阅着这些信，越往下看，心情越激动。列夫的信里写了劳改营的详情。古拉格的日常生活终将大白于天下，而对当时古拉格日常生活场景的唯一重要记录就是这些信件了。当年的囚犯们出版了很多劳改营回忆录，但都比不上这些信，这些信是在铁丝网里头写成的，却没有被当局审查过。列夫的信写给他唯一的读者，写的是亲身经历和感受。这些信，时间跨度许多年，越是后来的信，披露的劳改营情况越多。列夫在劳改营里煎熬着，斯维特拉娜的信是为了给他鼓劲，好让他有个依靠，让他有个希望，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她的这些信，字里行间也讲述了她自己的心路历程，她奋力呵护着对他的爱慕，呵护着这爱情的火焰，让它继续燃烧而不熄灭。

斯大林的劳改营里关押了大约两千万人，大多是男性。他们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般来说，囚犯一个月可以写一封信、收一封信，但是他们的所有通信都要经过当局审查。每一封信，警察都要先看。有警察看，信里就没法卿卿我我了。一旦判刑十年、八年的，与外界的关系几乎都断了，维持不下去：到头来，囚犯们失去了女友、妻子、丈夫，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列夫和斯维特拉娜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居然还能够保持通信，甚至还非法幽会过，如此违背古拉格的刑律可是重罪，一旦被发现会受到严惩。更不简单的是，他俩竟然把每一封“抵万金”的情书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是他俩爱情故事的记录啊！

1946年，斯维特拉娜的第1封信

1946年，列夫的第24封信

那个最小的箱子里装的信，一数竟然有一千三百来封。这些信需要花两年时间才能打字誊写完毕。信里隐语很多，不容易破译。暗语、细情、缩写比比皆是，弄不清楚这些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些信件就是本书的文献基础。除此之外，我还参阅了其他两个箱子里的丰富史料，详尽釆访了列夫和斯维特拉娜本人，以及他俩的亲属和好友，看了伯朝拉劳改营其他囚犯写的资料，并且到伯朝拉镇里转了转，釆访了当地的居民，还查阅了劳改营保存的档案。

一 乱世情缘

莫斯科大学的院子里绿树成荫，一大群学生在院子里等着点名，好进去考试，这是入学考试。是列夫先看到斯维特拉娜的，他一眼就看到她了。斯维特拉娜和列夫的一个朋友正站在物理系门口。那朋友招手叫列夫过来，向他介绍斯维特拉娜，说这是他的中学同学。他们寒暄了几句，这时物理系的门开了。大家聚集到楼梯上，他们也走了过去。楼梯口对着一个大厅，入学考试就在大厅里进行。

那天可不是一见钟情：他俩都说不是。列夫非常小心，可不敢贸然爱上人家。但是斯维特拉娜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她中等个儿，苗条的身材，棕色的头发，高颧骨，尖下颏，一双湛蓝的眼睛，闪烁着忧伤的聪慧。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是全苏联最好的物理系，1935年9月，只录取了六名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列夫和另外三十名男生也被录取了。斯维特拉娜身穿一件深色的羊毛衬衫，灰色的短裙，脚上穿一双黑色绒面料的鞋。上中学那会儿，她就是这身打扮。周围都是男生，斯维特拉娜很显眼。她说话的声音非常好听（后来她成为莫斯科大学合唱团成员），再加上长得漂亮，亭亭玉立，又活泼欢快，所以大家都喜欢她。斯维特拉娜偶尔也和男生有交往。大家都知道她嘴尖舌巧。仰慕她的男生着实不少，可她只对列夫情有独钟，觉得他与众不同，最为可人。列夫个子不高，也没有运动员的身材，居然比她还矮点儿，不像一般同龄的小伙子那么对自己的英俊有自信。翻看列夫当时的所有照片，穿的总是那件旧衬衣，最上面的纽扣扣上了，却不戴领带，这是俄罗斯风格。从外表看，列夫还像个少年，不像成年人。但是列夫长得和颜悦色，蓝色的眼睛含着柔情，嘴唇丰满，像个小姑娘似的。

第一学期，列夫就开始管她叫斯维塔（Sveta）³[1]了。他俩经常见面，上课的时候也坐在一起，在图书馆彼此点头致意。他俩游走于这些含苞待放的未来的物理学家、工程师之间。大家同在大学食堂吃饭，同在图书馆门口附近的学生俱乐部聚会，有的是来抽口烟，有的只是活动一下身体，聊聊天。

后来，列夫和斯维塔常常跟一群朋友出去看剧、看电影。散场后，列夫陪她走回家，走的路线很浪漫，从普希金广场沿着花园大道一直走到波克洛夫兵营（Pokrovsky Barracks）。斯维塔的家就在波克洛夫兵营旁边。这是情侣们晚上散步的地方。尽管1917年以后有些地区的性行为解放了，但在1930年代的学生圈里，谈恋爱的风俗还是浪漫的骑士风度占上风。在莫斯科大学，谈情说爱十分认真，非常纯洁。通常，在晚上，两人告别朋友们之后，男方开始陪女方走回家，这时候，恋爱就算正式开始了。散步是说悄悄话的好时机，互相给对方背几句钟爱的诗句。大家都用背诗来谈情说爱，风俗就是这样。待走到她家门口，吻别的时候到了。这可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趁机亲吻。

列夫知道，喜欢斯维塔的不止他一人。他常看见她和格奥尔基·利亚科夫（就是这位朋友把他介绍给斯维塔的）在克里姆林宫围墙下面的亚历山大花园里一起徜徉。列夫有话憋在心里，想问格奥尔基，又不好意思开口：他和斯维塔到底什么关系？但有一天，格奥尔基说：“斯维特拉娜是个可爱的姑娘，但是很聪明，太聪明了。”一听他这个口气，列夫就明白了，格奥尔基准是被她的秀外慧中给慑服了。没过多久，列夫也看出来，斯维塔有时情绪不稳定，心情不好，爱挑别人的刺儿，遇到有人不如自己聪明伶俐，就显得缺乏耐心。

斯维特拉娜

列夫

渐渐地，列夫和斯维塔的关系越走越近。列夫回忆说，是一种“深切的同情心”把他俩连在一起。七十多年后，列夫坐在家中的客厅里，想起那第一次情感的契合，笑了。他仔细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说：“当时我们不是头脑一热就爱上了，而是因为志同道合，彼此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永恒的亲和力。”

最后他俩的关系终于发展为恋情：“当时，大家都知道斯维特拉娜是我的女友，因为，别人，我谁都不去找。”有一天，他俩都明白了是在相爱。那是一天下午，他俩在斯维塔家附近散步，那条街叫作军营胡同，是一个住宅区，非常安静。斯维塔忽然拉起他的手，说：“咱们往那边儿走吧，我给你介绍两个朋友。”于是，他俩去见斯维塔小学时代的好朋友：一个是伊琳娜·克劳泽（Irina Krauze），正在外语学院上学，法语专业；另一个叫亚历山德拉·切尔诺莫尔迪克[Alelcsandra Chernomordik：昵称“舒拉”（Shura），也叫“舒尔卡”]，是学医的。列夫明白，斯维塔把小时候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这说明信任他，对他有感情。

不久，列夫接到邀请，到斯维塔家里做客。斯维塔的姓是伊万诺娃。她家有一套独门独户的房子，两个大房间，一个厨房。这在斯大林的苏联可是前所未闻的奢侈。一般都是一套房子里住好几家，每家住一个房间，厨房和厕所都是几家共用。斯维塔和妹妹塔尼娅（Tanya），还有父母，一共四个人合住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沙发，晚上拉出来就是床，她们姐俩就睡这个沙发床。她哥哥雅罗斯拉夫（Yaloslav），昵称“亚拉”（Yam），和妻子叶莲娜（Elena）住另一个房间，屋里有一个大衣柜，还有一个书柜，书柜有玻璃拉门。屋子那边还放着一架三角钢琴。全家人都会弹钢琴。天花板很高，家具古色古香。在这无产阶级的首都，伊万诺娃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岛。

斯维塔的父亲，亚历山大·阿列克谢维奇，大高个儿，留着胡子，五十四五岁的样子，头发花白了，眼神忧伤而体贴。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1902年在喀山大学上学时就参加了革命运动，被学校开除，被捕入狱，后来又上了圣彼得堡大学物理系，师从俄国杰出化学家谢尔盖·列别捷夫（Sergei Lebedev）。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共同研制出合成橡胶。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组织苏联橡胶生产，起了主导作用。但是1921年他退党了，官方说他是健康原因，实际上是他看到布尔什维克专制，感到幻灭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两次出差去西欧，每次时间都很长。1930年他携全家搬到了莫斯科。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峰期，苏联大张旗鼓地推行工业化。斯大林的第一次大恐怖浪潮正席卷全国，矛头直指“资产阶级专家”。亚历山大很多老朋友、老同事都被抓了，硬说他们是“间谍”、“破坏分子”，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亚历山大出过国，这可是政治问题，随时会被揪出来问罪，但他总算活了下来，继续为苏联的工业事业工作，还升为树脂研究所副所长。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全家都重视技术，于是孩子长大以后都学理工科：哥哥亚拉上莫斯科机械制造学院，妹妹塔尼娅学的是气象，斯维塔则进了物理系。

亚历山大欢迎列夫来家里做客。列夫是学理科的，亚历山大很高兴他来。斯维塔的母亲，名叫阿娜斯塔西娅·叶罗菲耶芙娜，不那么问寒问暖的，话也不多。她五十多岁，体态丰满，慢条斯理的，手有毛病，怕人看见，戴着手套。斯维塔的母亲是俄语教师，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工作，看她举手投足的样子，肯定是个严厉的老师。她动不动就眯起眼睛，透过宽边眼镜打量列卡起来。有很长时间，列夫很怕她。但是他俩大一这一学年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切都随着变了样。有一次上课，斯维塔没来，就借了列夫的课堂笔记来看。第一次考试前夕，列夫来拿笔记。阿娜斯塔西娅对他说，他的笔记记得非常好。话不多，是个小小的表扬吧，可对列夫来说，这是个意外的惊喜。列夫一听，她话音这么温柔，这说明她已接受了自己，她可是斯维塔家的管事的啊。列夫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这等于给我发了通行证似的，可以进她家门啦。于是我来得更勤了，也不再腼腆了。”考完了试，在1936年那个漫长炎热的夏天，列夫每天晚上都来找斯维塔，带她去索科尔尼基公园，教她骑自行车。

列夫得到斯维塔家人的接受，这是他俩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夫自己的家人都没了。他1917年1月21日生于莫斯科，出生没几天，世界就天翻地覆：二月革命爆发了，世道一下子全变了，简直是万劫不复。他妈妈，名叫瓦连京娜·阿列克谢耶芙娜（Vdentina Alekseevna），是一个外省小官吏的女儿，父母年纪轻轻就都没了，她是由莫斯科两个姨妈拉扯大的，后来在莫斯科一所学校当老师时认识了列夫的父亲。他爸名叫格列勃·费多罗维奇·米申科（Gleb Fedorovich Mishchenko），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当时正在铁道学院学工程学。米申科是个乌克兰姓。格列勃的父亲，名叫费多尔（Fedor），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基辅大学语言学教授，翻译家，他把很多古希腊文献译成了俄文。十月革命后，列夫的父母把家搬到西伯利亚一个小镇，在托波尔斯克地区，那个镇名叫博辽佐沃。格列勃当过铁路工程师，做工程勘探的时候来过这里，所以熟悉这个地方。博辽佐沃这一带，18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流放地，距离布尔什维克政权很远，又地处相对富裕的农业地区，所以是躲避内战（1917—1921）的好地方，可以先待在这里，等内战打完再回去。内战一打起来，莫斯科全城恐怖，经济也崩溃了。他们找到了一个农家，租了个房间，全家人和瓦连京娜的姨妈都住在这里。那个农家子女很多。格列勃找到一个工作：当学校老师，兼职做气象员；瓦连京娜也当老师。列夫是他姨姥（他母亲的姨妈）抚养大的，他姨姥名叫莉季娅·康斯坦丁诺芙娜（Lydia Konstantinovna），列夫管她叫“姥姥”。她给列夫讲过很多童话故事，还教他背诵基督教的主祷文，列夫一辈子都没有忘。

1919年秋天，博辽佐沃来了布尔什维克。他们一来就抓人，凡是怀疑给“白军”做过事的，全都抓了起来，说是“资产阶级”人质。白军是反革命军队，内战时期曾占领过这个地区。有一天，布尔什维克把列夫的父母抓走了。当时，列夫四岁，跟他“姥姥”一起去当地的监狱，探视爸爸妈妈。他爸，格列勃，被关在一个大牢房里，与九个囚犯关在一起。狱卒没阻拦列夫，放他到牢房里，挨着他爸坐着。狱卒持枪站在门口。列夫问爸爸：“那个叔叔是猎人么？”爸爸答道：“叔叔在保卫咱们呢。”列夫和姥姥在一个单人牢房里见到了妈妈。他去看妈妈看了两次。最后那次，妈妈给他一碗拌了糖的酸奶，这是用狱中做苦工挣的钱买的。她给他买酸奶吃，他这次来就别有一番“美味”在心头。

过了不久，姥姥带列夫去医院，看到妈妈奄奄一息。妈妈胸口中了枪，很可能是狱卒开枪打的。列夫站在病房门口，忽然一个护士从身边走过，手里拿一个奇怪的红色东西，一跳一跳的。列夫看了很害怕，不敢进病房。姥姥叫他进去和母亲告别，但他还是在门口站着，没进去，只望着姥姥走进去，径直走到床边，吻了吻妈妈的额头。

葬礼在镇上的大教堂里举行。列夫是和姥姥一起去的。棺材开着，没盖盖儿。他太矮了，够不着棺材沿，看不到里面妈妈的脸，于是就坐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往里瞅。但是在棺材后面，他看见一个个彩色圣像的脸上都被涂上了一块油漆。在烛光中，他认出圣母像，正好在棺材头的上方。至今他记忆犹新，当时他觉得圣母的脸就像她妈妈的脸一样。列夫的爸爸被临时从狱中放出来参加葬礼，有一个狱卒跟着。爸爸出现在身边。列夫听见一个女人说：“他是来告别的。”列夫的爸爸在棺材旁边站了一会儿，就被狱卒带走了。后来，列夫走到教堂外面的墓地，到妈妈的坟上去看过。新挖出来的土，一杯黑土，周围都是雪，坟包上有人立了一个木头的十字架。

几天以后，列夫的姥姥又带他来到那个教堂，参加第二个葬礼。这次有十个棺材，一个挨一个摆成一排，摆在圣像前。每个棺材里躺着一个被布尔什维克杀害的人。其中就有列夫的爸爸。他牢房里的难友一定都是同时被枪杀的。他们被埋在哪儿了，现在不得而知。

1921年夏，天气大旱，俄国农村到处都在闹饥荒。列夫和姥姥回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暂时叫停了阶级斗争，暂时不反“资产阶级”了。莫斯科劫后余生的中产阶级，现在又可以谋个生计，挣口饭吃了。列夫的姥姥在莫斯科的列弗尔托沃区（Lefortovo）当过二十年的助产士，那个区住着很多小商小贩。姥姥带着列夫搬到那里，寄居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她祖孙两人在房间的一角住了一年：屋里挂着帘子，帘子后面放着一张大人床，一个婴儿床，他俩就住在那儿。姥姥白天出去做零活，给人做护理。1922年，“卡佳姨妈”（AumKatya，瓦连京娜的妹妹）将列夫接到家里。她和第二任丈夫住的房子在格拉诺夫街（Granovsky Street），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房子不是独门独户那种，而是和邻居共用厨房和厕所。列夫在那里一直住到1924年，然后搬到妈妈的另一个姨妈住的房子里。妈妈的这个姨妈名叫伊丽莎白·康斯坦丁诺芙娜（Elizaveta Konstantinovna），从前在一个女子高中当校长。她那房子在小尼基塔街（Malaia Nikitskaia Street）。列夫回忆说：“卡佳姨妈差不多天天都来看我们，所以我是在不断有女性熏陶和照顾的环境中长大的。”

这三个女人自己都没有孩子，她们的关爱并没有弥补列夫的丧母之痛，但是在列夫心中培养出对所有女性的尊敬，甚至崇敬。除了她们母亲般的爱，列夫还得到他父母三个最亲密友人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他们都定期给姥姥寄钱：列夫的教母是一位医生，住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谢尔盖·勒热夫金，即“塞尔尤扎叔叔”，他是莫斯科大学的声学教授；还有尼基塔·梅利尼科夫（NikitaMelhikov），即“尼基塔叔叔”，他是一位老孟什维克⁴[1]、工程师、教师，精通好几门外语，列夫管他叫“第二个父亲”。

列夫上的，是一所男女合校的学校，坐落在大尼基塔街上。这所学校从前是一所女子高中（1918年苏俄废除了单一性别的学校）。校舍是一栋19世纪古典风格的楼房，分东西两翼。列夫来这里上学的时候，学校的风气仍然保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很多教职员工1917年前已经任教多年了。列夫的德文老师从前是学校的校长；教幼儿班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乌克兰作曲家的表妹；他的俄文老师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亲戚。但是，到了30年代初期，在列夫十多岁的时候，这所学校的课程变了样，改为技工学校，侧重工程学，和莫斯科好几家工厂挂钩。工业技术员常来学校讲课，讲的都是实用科目、怎么做实验什么的，培养孩子们将来到工厂当学徒。

斯维塔的学校在乌佐夫胡同（Vuzovsky Lane），距离列夫的学校不远。假设他俩当时遇见了，彼此的印象会怎样呢？他俩的家庭背景大不相同：列夫来自莫斯科中产阶级的旧世界，他的教养受到姥姥的东正教价值观念的熏陶。而斯维塔呢，她出身于技术知识分子家庭，那是一个革新派的世界。但是，他俩的很多基本价值观念都相同，志趣也一样，真是志同道合。拿他们那个年龄来说，他俩都很成熟，严肃认真，聪明伶例，能独立思考，以开放的心态吸收新知识，遇事总爱寻根究底。他俩的世界观是通过亲身经历自然形成的，不是官方宣传培养出来的，也不是社会习俗的模子浇铸出来的。有了这种独立的精神，日后果然获益匪浅。斯维塔1949年写了一封信，回想她十一岁时是什么样，那时苏联学校里反宗教运动正处于高潮：

回想起来，当时我好像比学校里其他孩子更成熟……那个时候，我非常担心上帝和宗教的问题。我们的邻居都信教。亚拉常常拿邻居的小孩寻开心。但是，我挺身而出，帮他们说话，维护宗教自由嘛。上帝的问题，我是解决了。我的结论是：第一，没有上帝，我们还是理解不了什么永恒啊、创世纪啊这些事情；第二，说不需要上帝，那是因为没明白上帝的真谛（相信上帝，可能就会需要上帝了）。

列夫和斯维塔，到了他们这个年龄，都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且责任感极强。斯维塔的这种气质是伊万诺娃家的家风培养出来的，在家里，妹妹塔尼娅由她来负责照管，还要做很多家务。列夫是为经济条件所迫，不得不自己打工挣钱上学，来贴补姥姥微薄的退休金。

1932年，列夫刚刚十五岁，就打工上夜班。修建莫斯科第一条地铁线（从高尔基公园到索科尔尼基公园）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他的工作是丈量地铁线长度，要穿街过巷地测量，后来他又加入了挖掘队。挖掘队大多是农民工。那年头，农民工大批涌进莫斯科，为的是躲避家乡的布尔什维克，要是不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就会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第二年夏天，列夫听说了集体化造成的可怕后果。有一次，他在养兔场当清洁工，认识了一个工友，这人刚从饿殍载道的乌克兰乡下来到这里。这个人写诗，诗句非常悲伤，“村里的房子空了，一家家都没人住了，一具具尸体堆在篱笆后面”。这些诗句感人肺腑，列夫受到强烈震撼。诗的主题骇人听闻，列夫不以为然。他问那个工人：“为什么你编出这么可怕的场景啊？”那人回答说：“这可不是编的。我老家就是这样啊，现在正在闹饥荒。活人连埋死人的劲儿都没有了。”列夫听了吓了一跳。列夫以前从未质疑过苏维埃政权，也没有质疑过苏联的政策。他是苏联共青团员，相信党。但这位工人的话在他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那年晚些时候，生物老师组织了一趟学生远足，那人是个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列夫随大家来到莫斯科郊外一个集体农庄。那个老师挑了一个弃屋当剧场，叫人上演了一出话剧《斗争害人虫》。这个房子原来是村里牧师的家，村里搞集体化的时候把他全家撵出去了。屋子里还有牧师被烧掉的书剩下的残页，其中有一本古希腊文圣经。列夫的爷爷会古希腊文，但是苏维埃政权一来，就派不上用场了。

1935年，列夫上大学那年，他和姥姥（当时八十二岁）住在莫斯科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大街，住的房子是几家合住的那种，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这套房子里有一个房间是他那古怪的“奥尔加姨妈”（Aunt Olga）⁵[1]住的，她和她丈夫住在那个屋里。列夫和姥姥住的房间很小、很暗：这边靠墙放一张单人床，是列夫的床，那边放一个大衣箱，箱子旁边放了一把椅子，姥姥身子睡在箱子上，把脚放在椅子上，这么一凑合，箱子和椅子接上就成了姥姥的床。窗前放了一张桌子，列夫床的上方是一个玻璃门柜子，柜里装着列夫的一整套化学实验器皿，还有他的书，主要是数学书和物理书，也有几本俄国古典文学作品。斯维塔来访时，他俩就坐在列夫的床沿儿上交谈。奥尔加姨妈那一双滴溜溜圆的小眼睛总盯着他俩在走廊里的举动。她这个人信教，去教堂风雨无阻，却很不赞成斯维塔来串门，于是她就对列夫明讲，说她怀疑他俩有私情。列夫就说：“斯维塔是我大学同学，仅此而已。”但是奥尔加不信，她常常站在列夫门口，偷听里面有什么动静。她要抓“证据”。

列夫和斯维塔真正能够自由的地方是在乡下。每年夏天，斯维塔全家都住在鲍里斯科沃一个租来的乡间大宅里。鲍里斯科沃是伊斯特拉河上的一个村落，在莫斯科西北七十公里处。列夫常去拜访他们，有时是从莫斯科骑自行车去，有时是坐火车去，火车坐到马尼希诺，下火车再走一小时就到鲍里斯科沃了。列夫和斯维塔常常整天都在树林里，躺在河岸上，读诗。等到暮色四合的时候，列夫不得不动身去赶最后一班火车回莫斯科，或者跨上自行车，长途骑回来。

1936年7月31日，列夫坐火车过来。那天热浪滚滚，他在马尼希诺下车后开始步行，走得汗流浃背。斯维塔家还在前面，他决定先在鲍里斯科沃附近的河里游一会儿泳。他把衣服脱了，只剩下裤衩，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可怜他水性不好，虽然尽力靠着岸边游，无奈河水湍急，把他冲走了，渐渐沉入水中浮不上来。正在这时，列夫瞅见岸上有个渔夫，就大声向他呼救：“救命啊，要淹死啦！”那渔夫原地不动。列夫又沉了下去，第二次浮上来的时候又大声呼救，却又沉入水中。列夫没劲儿了，自己是救不了自己了。他想，距离斯维塔住的房子这么近，死在这里多么愚蠢！这时，他失去了知觉，昏了过去。苏醒以后，坐在岸上，发现那个渔夫就在旁边。列夫上气不接下气，光顾喘气了。救他的那个人，列夫还没顾得上细看。那人当时正站在他身后，列夫训斥那个渔夫为什么不跳下去救他。列夫还没来得及请教那人姓甚名谁，没来得及好好道谢，人家就走了。列夫和斯维塔一家人待了一天，晚上，列夫动身去火车站。斯维塔和妹妹塔尼娅来送他。前面就是村口了，斯维塔和塔尼娅向他告别，目送他向村里的火车站走去。列夫进了村里，碰巧遇见了救他的那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有个老先生和那人在一块儿，还有两个女的。列夫向那人表示感谢，请教尊姓大名。那老先生答道：“我是辛佐夫教授，这是我的女婿，别斯帕洛夫（Bespalov）工程师。这两位女士，一位是我妻子，一位是他妻子。”列夫再一次向他们道谢，然后走进火车站。火车站里正在播放圣桑的名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Introduction and Rondo Capriccioso）。列夫听着大卫·奥伊斯特拉赫¹⁰⁰[1]优美的小提琴独奏，深感自己还能活着，实属不易，激动得不能自已。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比以前更加热烈，更加生动。他得救了！他爱着斯维特拉娜！他在这音乐声中听出了自己的喜悦。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喜悦，但飘忽不定，说没就没。1935年，斯大林宣布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乐”，将来会买到更多的消费品、伏特加、鱼子酱，会有更多的舞厅、更多欢快的电影，让人民笑口常开，使他们对光辉灿烂的未来继续充满信心。建成共产主义，光明的未来就到了。可是，与此同时，斯大林的政治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制定大逮捕的名单。

1937—1938年的大恐怖时期，至少有一百三十万人被打成“人民的敌人”，遭到逮捕，其中半数以上后来都被枪毙了。如此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谋杀，目的何在，谁都不知道——是因为斯大林疑神疑鬼，看谁都像仇敌，要把潜在的敌人都灭绝，还是要把“社会异己分子”斩尽杀绝。最有可能的是，当时国际局势紧张，他想，一旦爆发战争，那些“不可靠分子”会乘机滋事，不如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大恐怖弥漫社会每个角落，殃及生活所有领域，举国噤声，道路以目。一夜之间，邻居、同事、朋友、亲戚都可能被扣上“间谍”的大帽子，或被打成“法西斯分子”。

苏联物理学界尤其脆弱，原因有两个：第一，物理学可以用于实战，对军事很重要；第二，在意识形态上，物理学界分成两派。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是意识形态两派争论的中心。一派是才华横溢的年轻研究人员，例如，尤里·鲁梅尔（Yury Rumer）和鲍里斯·盖森（Boris Gessen）。他们拥护爱因斯坦、波尔和海森堡的物理学。另一派是一些老教师，他们谴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说那是“唯心主义”，与马列主义“科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水火不相容。政治一插进来，意识形态分歧就更严重了。唯物主义这一派指控量子力学派“不爱国”（潜台词就是“间谍”），因为他们受了西方科学的影响，还到国外去过。1936年8月，列夫和斯维塔马上就要上大二的时候，盖森被逮捕了，罪名是参加“反革命恐怖组织”。后来，他被枪毙了。1937年，鲁梅尔被莫斯科大学开除了。

官方要求学生提高警惕。学生一旦有家人被捕，对亲人必须检举揭发，同学当中的共青团团员就斗他，要求学校开除他的大学学籍。其他各系有很多学生都被开除了。物理系开除的没那么多，物理系学生很抱团。1937年出了一件事，正是因为有大家护着，列夫才没遭殃。

莫斯科大学全日制学生都得参加军训，并加入后备役，战时就要开赴前线。物理系学生受训，训练他们将来当步兵指挥官。军训在两个夏令营地进行，那儿离弗拉基米尔很近。1937年7月，第一个军训营的主要教官刚刚升为副团长。这个团都是学生，但不是大学生。这个教官有个爱好，专挑这些物理学精英狠狠训练，强迫他们先跑二百米，然后再正步走二百米，跑了走，走了跑，没完没了，他在那里幸灾乐祸地看着。有权有势就欺负人，列夫可看不下去，非说不可，让他不吱声，那是办不到的。他秉性就是这样。列夫终于大声说道：“什么指挥官，都成了白痴！”他声音很大，就是要让教官听见。教官遂向当局举报列夫。事情捅到了莫斯科军区师党委。师党委下令开除列夫的共青团团籍，罪名是“从事反革命托洛茨基宣传鼓动，反对工农红军的指挥队伍”。9月份开学，列夫回到莫斯科大学。他担心此事未完，还会有进一步的后果，于是吁请师党委收回成命，不要开除他的团籍。他被叫到军区总部，师党委听取了他对事情的陈述，取消了开除，处分变成“严厉警告”，说他的“行为有违共青团员称号”。列夫终于逃脱了惩罚，很幸运。他后来得知，多亏物理系三位朋友挺身而出，勇敢地向师党委写了一封信为他开脱，并在信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系里的同学都非常喜欢列夫，所以他们甘愿冒这个险为列夫辩护。他们出来为列夫说话，容易引火烧身，有可能自己反倒被抓起来，因为在当局眼中，三人已经构成“组织”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列夫和斯维塔才最终走到一起。他们大二这一年关系有点儿冷淡，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是斯维塔先了断关系，她突然就不联系朋友中的同学了。因为什么，列夫也不知道。从夏天开始，他俩本来是天天见面的，斯维塔还向列夫要了照片呢。那时，很多朋友都在办婚礼。列夫一定也想和她马上成婚吧。就在这时，斯维塔躲开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回想这个时期，斯维塔说都是因为她当时“心情不好”：都怪这个抑郁症，此后多年未愈，一直折磨着她。后来，斯维塔写信告诉列夫说：“我多次责备自己，真不该坏了咱俩的好事，给你造成很多痛苦，我当时竟然做出那样的傻事，真是莫名其妙。”

斯维塔一看列夫遇到麻烦，立刻回到他身边。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俩形影不离了。早晨，斯维塔上学的路上会有列夫来接她。斯维塔放学时，列夫会在门口等她，带她一起去逛列宁格勒大街，给她做饭，或者和她一块儿去看剧、看电影，然后再陪她走回家。在他俩的关系中，诗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他俩常常一起读诗，互相寄赠诗，介绍没读过的诗。阿赫玛托娃和勃洛克是斯维塔钟爱的诗人，但她也喜欢叶莲娜·雷温娜（Elena Ryvina）的诗。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街上漫步的时候，她就给列夫背诵了雷温娜的诗：

你香烟的火光先暗下去，又亮起来。

我们沿着罗西⁶[1]大街走着，

路灯白白地亮着。

难得一见，时间又太短暂，

好像刚一迈步，一眨眼，

又要说再见，

亲爱的建筑师，

你这条街，怎么这么短？

有时，列夫工作到很晚，没空来看她，于是夜里就来她家门前走一走，有一次，留下了一张便条：

斯维塔！我来看你了，看你怎么样，别忘了明天是29号，在我们的老地方见啊。今天我就不闯进你家了，因为天色已晚：十一点半。你家有两个窗户已经熄灯了。还有两个窗户，灯光也调暗了。我来会把大家吵醒的，吓他们一跳。有空来找我啊。向你妈妈问好，向塔尼娅问好。

1940年1月，列夫的姥姥去世了。在瓦甘卡公墓下葬那天，斯维塔陪伴在列夫身旁。

2月份，列夫被聘为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FIAN）的技术助理。他还没毕业，在上大学最后一年，但物理系的一个朋友纳乌姆·格里高洛夫（Naum Grigorov）刚进这个研究所就向所里推荐他。进研究所是个好机会，可以马上开始做科研了。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是用彼得·列别捷夫（Pyotr Lebedev）的名字命名的。列别捷夫是俄国物理学家。物体反射光，也吸收光。这光线所施加的压力，是他最先测量出来的。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列夫参与的宇宙射线项目，也是一个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列夫白天学习，晚上常常在实验室上晚班。斯维塔常在图书馆待到很晚，然后步行三公里的路，从物理系走到米乌斯克广场，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就坐落于此。她总是坐在院子里一个长凳上等列夫，列夫一般是在八点钟左右出现，然后陪她一起走到她家。

有一次在实验室，列夫太累了，不知不觉睡着了，过了九点钟才醒来。斯维塔还坐在长凳上等他呢。列夫告诉她刚才睡着了，她笑了起来。

那年夏天，列夫去高加索，上厄尔布鲁士山（Mount Elbrus）作科学考察。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在山上有一个研究基地。这个基地距离宇宙射线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进入点比较近。列夫他们小组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研究宇宙射线的效应。列夫在基地待了三个月。他给斯维塔写信说：“昨天我们爬上山来，很快到达我们住的地方。我感觉好极了，食欲大增，特能吃，有许多难忘的经历。”与此同时，大学放暑假，斯维塔暑假期间在列宁图书馆用功。当时列宁图书馆正在扩建，是一座现代混凝土大楼，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她给列夫写信说：“知道么，现在这个图书馆前面，有一个漂亮的广场，种满了灌木丛和花。我生日，谁给我献花呀？”列夫定于9月1日从高加索回来，那时离斯维塔二十三岁生日还有十天。她每年过生日，列夫都给她送花。过生日之前这些天，她只好将就着看信了：

亲爱的列夫：

我今天一到家首先就想问，有没有我的信。但是大家借你的话题拿我寻开心。所以，我就假装等的是伊琳娜的明信片。可是，塔尼娅故意加重语气说，没有伊琳娜的明信片啊。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你来了什么东西，于是我就跟着她，从一个房间跟到另一个房间（我们家房间的门还是都敞开着，所以各个房间随便逛，爱逛多久，就逛多久），恳求她把你的信给我。后来还是妈妈可怜我，把信给我了。

1940年8月3日

1940年，列夫在厄尔布鲁士山上

斯维塔给列夫写信，告诉他自己的近况。图书馆邀请斯维塔来馆里工作，是一份固定工作，不是临时工。

他们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我熟悉各个房间的布局，熟悉房间里的书柜、书架……期刊我也了如指掌。因为我懂罗马字母，所以任何期刊的月份、年份、期刊名、价格，我都能看明白，任何语言的期刊都没问题，除了中文……我的脑袋，虽然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肯定不是徒有其表……薇拉·伊万诺芙娜说，一年以后，就让我当组长。如果想在图书馆干一辈子，那么现在就是图书馆职业生涯的好开端啦。但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那里，所以……星期一我就告诉他们：我不干。

列夫，别担心我的身体。我怎么告诉过你来着？有什么身体就有什么心情，还是有什么心情就有什么身体？不管怎么说，从我的字体，你就可以看出来，我很平静，无忧无虑，也就是说，我什么病都没有，好人儿一个。妈妈说，我有肺结核。她的根据是我体重减轻了。但是，你知道，我吃的那些东西，体重不减轻才怪呢，我什么别的症状都没有。

1941年6月，列夫本来定于要和研究所的同事第二次上厄尔布鲁士山作考察的。6月22日星期天上午，他们考察队都在所里，正在为出发做最后的准备。列夫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他刚刚通过大学最后的考试。系里给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委员会告诉他，研究所宇宙射线项目的研究，只选了四个学生，他是其中之一。这时，斯维塔已经回到物理系，落了一年的课程，还得补习一年才能毕业。这太好了，他俩可以在一起，会很快乐。还剩下最后几件设备要带走，列夫和同事正在打包，忽然队长进来了，说：“咱们哪儿也别去了。听收音机广播了么？”那天中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有个特别广播讲话，他用颤抖的声音宣布：“今天凌晨四点，德国军队进犯我国，攻打我国很多边境地区，轰炸我国城市：日托米尔（Zhitomir，在乌克兰中西部）、基辅、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海港城市）、考纳斯（Kaunas，立陶宛中南部城市），还有其他地方。”

德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苏军猝不及防，毫无准备。斯大林事先已经接到情报，德国准备入侵苏联，但他没理睬。苏军防线全线崩溃，乱成一团。德军入侵部队，打前锋的是十九个装甲师、十五个摩托化步兵师。德军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苏军打得落花流水。开战的第一天上午，苏联空军就损失了一千二百多架飞机，大多是还在地面停机坪趴着就被德军轰炸机炸毁了。在几个小时之内，德军特种部队就已经深人到苏联内地。他们切断电话线，占领桥梁，为主攻战役做准备。

那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共青团委在大礼堂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动员全体学生保卫祖国。人人都想报名。到了6月底，有一千多名师生报名参加了第八志愿炮兵师，其中有五十来个人是物理系的。列夫即是其中之一。7月6日，他在集合点给斯维塔家写信说：“眼下这里很乱，前景如何，很难说。只有一点比较清楚，我们会在这儿住，在这儿学习，等到征兵局命令下来，叫我们去服兵役，那时候才能转移。”

战争爆发，列夫感到非常震惊。最初几天，他无法设想战争会造成什么后果。他的研究、他在莫斯科的生活、他和斯维塔的关系，一切都说不定了。他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战争来了。”

虽然列夫自愿报名上前线，但是他很担忧，指挥官不好干，责任重大，有点儿不敢当。由于斯大林实行腥风血雨的恐怖政策，大批苏军军官被害。眼下，军官缺得要命，像列夫这样的新手居然被招去带兵，叫他们率领士兵冲锋陷阵。列夫只受过两年军训就升了少尉。这意味着，有可能叫他去带一个排的兵力，管三十个人，但是他心里没底，对自己的战术能力一点儿信心都没有。最终分派下来，是让他去指挥一个后勤供给单位，人数较少，一共有六个学生、两个大学里的人，这两个人年纪比学生稍大一点儿。和学生在一个连队，他心情好多了，大家都和他一样没有经验。他想，如果自己犯了什么错，大家更容易原谅他。如果他管的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就不会那么宽容他了。

列夫这个连队，任务就是把莫斯科仓库里的给养运到前线，交给通讯营。他的麾下有两个卡车司机，两个力工，一个厨师，一个会计，一个仓库管理员，大家都直接听他调遣。他们开车向前线驶去，沿途看到溃乱的场景。这些景象戳穿了苏联报纸宣传的谎言。莫斯科官方报道，说什么苏联军队击退了德军，但是列夫看到的却是苏军节节败退，落荒而逃：树林里到处都是当兵的和老百姓，逃难的人群往东边跑，直奔莫斯科而去，路上挤得水泄不通。死的人成千上万。7月13日，列夫到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森林里，德军已把斯摩棱斯克团团包围了。

亲爱的斯维塔，我们现在住在树林里，我做的和家务活儿差不多。我的任务就是要让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吃上饭，包括那些最高级别的军官。这些官儿要吃什么不好好说，总是大喊大叫地要……在这儿也有好处，去仓库的时候就相对自由了。斯维塔，你写信，绝对寄不到这里，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要想得到你的音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出车送货的时候，我来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哦。

去莫斯科时，列夫就将前线战士的书信捎给他们的亲属；返回前线时，则为战士们带去家书。他去军队仓库的时候，也会抽空去看斯维塔和她的家人。7月份去时没见着斯维塔，只见到她父母。她父母给他“又拿吃的，又拿喝的”。列夫曾给斯维塔留下一封信，信里提到了她父母的盛情。9月初，他又去了一次，不料，斯维塔已经回学校去了。对列夫来说，和她家人保持联系与和她本人在一起同样重要，因为这使他有归属感。后来有一次去，斯维塔的父亲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苏联各地四个亲朋好友的地址：万一他上前线，斯维塔全家被疏散到外地，不在莫斯科了，他可以向这些亲友求助，帮助寻找斯维塔和她家人。虽然斯维塔父亲没有明说，但看着纸上写的这些，显然，斯维塔的父亲是把他当儿子看待了。

莫斯科还能去一次。列夫知道，要想见斯维塔，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给养仓库那边已经通知他了，不会再给通讯营发给养了。列夫对司机说了声“待会儿见”，就转身跑出仓库，向斯维塔家奔去。斯维塔很可能不在家，因为正是中午，但是他还是跑了过去，谁在就向谁告别。或许，斯维塔的妈妈在家，或者她妹妹在家吧。列夫敲了敲门。开门的是斯维塔的妈妈，阿娜斯塔西娅。列夫走进门厅走廊，说他在莫斯科只能待几个小时就要上前线去了，他是来道谢的，也是来告别的。列夫不知道是应该和她吻别呢，还是不应该吻别。斯维塔的妈妈待人从来不是热情得很，情感不怎么外露。列夫鞠了一躬，转身向门口走去。但是，阿娜斯塔西娅叫住了他，说：“等等，让我吻吻你。”她拥抱了列夫。列夫吻了一下她的手，就走了。

二 从纳粹集中营到苏联劳改营

列夫坐上卡车，驶出了莫斯科。一共三辆车，车上装着给养，现在给“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克志愿师”（Krasnopresnenskaia Volunteer Division）运去。几天前，列夫离队外出时，这个师还占领着维亚济马（Viazma）呢。维亚济马这个地方，东有莫斯科，西有斯摩棱斯克，它在这两地中间。列夫归队之后，维亚济马已经失守了。德军第三、第四装甲集团军南北夹攻，飞机、坦克、大炮铺天盖地而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钳形包围了维亚济马。苏军猝不及防，一哄而散，躲进森林里。没有无线电通讯，列夫所属的那个师去向不明，他想归队也无能为力。没法打听，谁都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到处乱成一团。

列夫的部下开着这三辆卡车，向维亚济马方向驶去，希望能找到师部。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又没有地图。有一辆卡车坏了，动弹不了，列夫只好下车步行。森林茂密，走在林中小道上，列夫听见前边响起了枪炮声。凌晨时分，忽见前边有个村子。他那个师的残部正与三辆德军坦克激战，枪炮声响成一片。这时，那三辆德军坦克从森林里钻出来，开到路上来了。不一会儿，苏军炮兵扔下大炮，落荒而逃（炮弹打光了）。坦克慢悠悠地往前开去，一进村就用机枪扫射民房。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列夫正好在庄稼地里，只见坦克迎面开来，向身后的村子驶去。他急忙趴在地上，等坦克从身边轰隆隆驶过，起身跑进森林里。

这时他才闻到科隆香水味：原来，一颗子弹打碎了上衣口袋里的科隆香水瓶。他随身带的这瓶香水是消毒用的，轻伤可以用来消毒杀菌。谢天谢地，他没伤着。

列夫走进密林深处，只见林中有好几百名苏军士兵，都是打散了掉队的，一个个穿行在树林里，朝同一个方向走去。列夫茫然地走着，也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他身上只有一支手枪，一把铁锹，背上背着一个背包。白天，他怕被德军发现，就趴在地上，身上蒙着树叶。到了夜里，他就往东边走，也许是东边吧，希望能遇到苏军。

一连走了三个晚上，天快亮了，这天是10月3日。列夫忽然发现，前面有个村子，可是这个村子已经被德国人占了。天一黑，他就溜走了，不敢靠近，退回到森林里，挖了一个长长的坑，躺在里面，上面盖上树枝伪装起来，一会儿就睡着了。突然间一激灵，惊醒过来，感觉膝盖下面一阵剧痛。透过树枝的缝隙往外一看，只见一个德国兵，端着步枪。说时迟，那时快，列夫也没多想，掏出手枪就给那人一枪。突然他后脑勺重重挨了一击。列夫以为只有一个德国兵呢，定睛一看，原来有两个：还有一个刚才正在用刺刀尖儿轻轻戳他，看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不料列夫举手就是一枪，那德国兵立刻就给他脑袋上来了一下子。德国兵下了列夫的手枪，把他押回村里来。

被俘的不仅他一个人。10月份的头一个星期，数万名苏军中了埋伏，陷入德军包围，束手就擒。列夫被押到一个临时战俘营，叫“杜拉格-127”。“杜拉格”是德文Dulag的音译⁷[1]。杜拉格临时集中营在斯摩棱斯克郊外，原先是一个苏军仓库，房子都没有暖气。现在关进来好几千名苏军俘虏，挤得转不过身来。列夫也和其他战俘一样，每天只给二百克面包。连冻带饿，死了好几百人，也有的是得了伤寒病死的。11月份开始，爆发了伤寒。疫病传染快，没几天就病倒了一大片。但是，列夫总算活了下来。

12月初，从杜拉格-127俘虏营转出来一拨俘虏，共二十人，转到了卡廷（Katyn）⁸[1]附近一所特别监狱。列夫也在其中。这一拨人都是从莫斯科来的，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大多是科学家、工程师。关他们的那座房子，列夫一看，估计战前是个学校，也有可能是个小医院。走廊两边各有四个大房间，每个房间里关了四十来个人，走廊头上还有一个大房间，那是看守们住的。俘虏的待遇很不错：有肉，有汤，还有面包，干活儿也不算累。过了三个星期，列夫和其他莫斯科难友发现，又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俄国人，一个个喝着伏特加。这酒是看守给他们的。有一次，其中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酒后吐了真言，原来他们受了间谍培训，是让他们来当间谍的。这些人刚从苏联前线回来，因为工作有成，现在正受到嘉奖。几天之后，他们动身去往卡廷了。

没过几天，列夫和六个莫斯科人被押到卡廷那所间谍学校。一个德军上尉会说俄语，说是要把他们培养成间谍，再把他们派回莫斯科，给德国人收集情报。那德国人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免于一死，否则关在“杜拉格-127”俘虏营里，必死无疑。如果不从，就把他们送回俘虏营去！列夫暗自下定了决心，绝不为纳粹做事，但他害怕，不敢在其他俘虏面前说，弄不好就会说他搞反德宣传，惩罚必将更加严厉。列夫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学德语。于是，他用德语对那个上尉说：“Ich kann diese Aufgabe nicht erfullen.”（这个任务，我完成不了。）那德国人问，为什么完成不了，列夫答道：“Daserkl ich reichnachher.”（以后我再解释。）

那个德军上尉把他带到另一间屋里。列夫用俄语说明个中原委：“我是俄军军官，不能干不利于俄军的事，不能背叛我的同志。”那个上尉一言未发，又把列夫押回到囚室。列夫发现，囚室里还有三个人，也都是拒绝充当间谍的。如果第一个表态的是列夫，说不定德国人会说他鼓动反德。

这四个拒不合作者被押上一辆卡车。这是个敞篷车，车斗上没有篷。车开上了公路，向斯摩棱斯克方向驶去。一个德军看守背朝着司机坐着，一路上不停地摆弄他那支步枪。卡车拐进了森林。列夫想，一会儿要被枪毙了吧。他后来回忆说：“车开得很快，林中小道很窄。我当时寻思，他们一定是拉我们去上刑场，要枪毙我们吧。我就想，面对行刑队，我应该怎样表现呢？我会很镇定么？先自杀岂不是更好？可以跳出卡车，一头撞到树上就行了，如果那个当兵的开了枪，那就更好了。”列夫跃跃欲试，准备跳车。可就在这个时候，列夫看到，树林那边有一个棚子，棚子里整整齐齐堆着大铁桶，是汽油桶：车速慢了下来，原来是来加油的啊，并不是来枪毙他们的。那德军上尉说的狠话果真不虚，他们四个人又被拉回到“杜拉格-127”俘虏营来了。俘虏营里的其他苏联囚犯，一定知道他们是从那个间谍学校回来的了，要不怎么总是不停地责骂他们呢。他们四人很抱团，互相保护，反驳那些无理的指控。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转眼到了1942年2月，列夫连同一群军官被转到德国普鲁士一个战俘营。那个地方是一个温泉胜地，名叫奥德河上的符腾堡（Fiirstenberg-am-Oder），离柏林八十公里。因为他们是从“杜拉格-127”来的，是伤寒病疫区，所以一来就把他们关到一个木棚子里。进去没几天，就有六个人得伤寒病死了。除了遭到隔离之外，这些军官的待遇还算不错。这个营区的条件，整体来说也很好。列夫被集中营的看守长和另外两个军官提审过，问他为什么德语讲得这么好，又问他是不是犹太人。他们说列夫的同志都说他是。不得已，列夫背起了基督教的主祷文，他们一听，这才相信了他不是犹太人。

4月份，列夫连同几个苏联军官一起，被送到柏林郊区一处“培训营”（Ausbildimgslager）培训。所谓“培训”，其实是向他们灌输纳粹的意识形态，欧洲的德意志新秩序云云，以使他们先掌握这些“思想”，回去以后传达给其他集中营里的苏联战俘。纳粹找来战前逃离俄国的白俄给他们做宣讲，这些白俄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一连听了六个星期，不听不行。到了5月份，这些受过“培训”的军官就分配到各个营区去了。列夫被编入一个劳工队。这个劳工队隶属于一个德国兵工厂，名叫科普与加贝兰兵工厂（Kopp and Gaberland munitions factory），厂址在德国奥沙茨（Oschatz）。

奥沙茨是一个庞大工业区的中心，这个工业区囊括一系列主体集中营（德文Stammlager，简称Stalag，意思是主体集中营）：西起莱比锡，东到德累斯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战俘营都归它管。列夫先是被分配到一个军事审查单位当翻译，8月份又转到莱比锡一家工厂下属的劳工队。那工厂隶属于雨果·施耐德股份公司（Hugo Schneider Aktiengesellschaft，德文缩写为HASAG），这家公司是一个巨大的联合企业，下面有多家兵工厂，为德国陆军和空军生产军火。到了1942年夏天，这家公司辖下的集中营有好几个，囚犯有一万五千名之众，哪国人都有，种族也不一样（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法国人）。这些集中营分为两大营区，一个叫“俄罗斯”营区，一个叫“法国”营区。列夫被分在法国营区，一个人住在一个储藏室里。他被派给一个捷克人当翻译。那捷克人名叫爱德华·赫拉迪克（Eduard Hladik）。德国人把这个捷克人派到这里来，为的是战俘们打架的时候要他来拉架，帮大家摆平，解决纠纷。赫拉迪克，虽然母亲是德国人，可他自认是捷克人。1938年德国吞并捷克之后，德国人征兵就把他征来当看守，让他看管公司下属各个营区的战俘。赫拉迪克很同情战俘们的遭遇。把这些战俘押来做苦工，逼他们为德国胜利出力，却又这么虐待，赫拉迪克觉得实在不合情理。在莱比锡，每当列夫随同赫拉迪克上街的时候，作为囚犯，列夫不能在人行道上和赫拉迪克同行，他必须在马路牙子外面的排水沟里走。如果有行人辱骂列夫，赫拉迪克总是替列夫说话：“骂人算什么能耐，人家又不能回嘴！”

赫拉迪克看出来，列夫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列夫的为人颇得主管人员的好感：或许是他心地坦诚吧，也许只是因为他会说德语，这些德国主管，听了比较舒坦。这位捷克人把列夫当朋友看待，给他德国报纸看。按规定，报纸是不许给战俘看的，因为报纸会精确报道战况，报纸也不像集中营宣传小报那样侮辱斯拉夫人，说斯拉夫人是“亚人类”。赫拉迪克借口要带列夫到营区外给他消毒，就把列夫带出来，居然把他领到朋友家做客去了。他这朋友名叫埃里克·若德尔（EHcR6dd），是社会党人，信仰社会主义，会说一点俄语。他有一台收音机，经常收听苏联广播。偷听苏联广播，这可太危险啦，因为若德尔这层楼的下面一层就住着一个德国人，此人当过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简称SA）的头目。若德尔全家以上宾之礼款待列夫。列夫后来回忆说：“桌上摆满了各种山珍海味，我们畅谈很久……然后埃里克就打开收音机，我来听莫斯科的‘最新报道’，收听苏联新闻局发布的最新战况简报。节目的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说来好笑，有一句话，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格鲁吉亚釆的茶叶都收上来了。’”

后来，德国人怀疑上了赫拉迪克。有个看守检举了他，说他有反德行为。赫拉迪克被传讯，纳粹对他严加审问，后来把他送到挪威前线去了。列夫不想再给别人当翻译了，就向集中营当局申请解职，理由是他德文水平不够，翻译得不准确：“我又说，宣传工作，我也不胜任，因为我嘴笨，说服不了人家。我只是个搞自然科学的。”11月份，列夫被送回奥沙茨“科普与加贝兰兵工厂”的劳工队。

那年冬天，奥沙茨的情况急转直下。干活儿时间延长了。囚犯们筋疲力尽，实在干不动了，看守就大打出手，硬逼着他们继续干。1943年头几个月，劳工队新来了一大批战俘，大多是乌克兰人。乌克兰现在是德国占领区了。1930年代，斯大林在乌克兰实行血腥的恐怖统治，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当地人民对苏维埃制度非常反感。这批战俘到来之后，集中营管得不那么严了。德国人是想来收编，把这些战俘编入“俄罗斯解放军”。这个“俄罗斯解放军”是一支反苏武装，当时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正在筹建这个部队。弗拉索夫原是苏联红军一名将领，1942年7月被德军俘虏，后来他说服纳粹，任命他来领导一个解放运动，目的是扫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奥沙茨有一群弗拉索夫拥护者，负责招兵。这些人大多是战前逃到国外的白俄。列夫回忆说，他们身穿的“军装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但肯定不是德军军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成员以前曾经在苏联军队里当过下级军官。这些人为数不多。列夫觉得，这些军官之所以加入俄罗斯解放军，主要是为了避难。战俘集中营惨烈异常，苏联战俘“最受虐待，比任何别国的战俘都更加无助，更加任人宰割。加入了俄罗斯解放军，就能逃出集中营了，就不遭那份罪了”。

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征兵人员三番五次召见列夫，逼他参加这个军队，让他进来当军官。列夫每次都不肯就范。德国人起了疑心，盘问他在兵工厂集中营当翻译期间都干了什么事。有一次提审，中途抽烟休息时，给德国人当翻译的那个人，在走廊里把列夫拉到一旁，给他通风报信，说弗拉索夫他们招不到兵员，德国人怀疑都是列夫从中作梗，坏了他们的事：集中营里，唯独列夫所在的那个劳工队最不合作，连一个志愿兵都没给弗拉索夫军队输送过来。在那个劳工队里，列夫是唯一的苏军军官，他自然就成了怀疑对象。

列夫意识到，必须尽快逃走。他队里另外三人也都想逃走。于是大家决定6月份出逃，因为到了6月份，庄稼快熟了，可以一路吃到波兰。波兰离这里一百五十公里。他们算计着，波兰的老百姓会同情他们，给他们饭吃。他们的计划是加入白俄罗斯的游击队，最终回到苏联去。他们积攒干面包、糖，准备路上充饥用。列夫做了一个指南针。有一个德国看守，平时爱和列夫聊天，讲他家人啦，周末都去哪儿玩啦，等等。列夫向他借来一张地图，照着画了一份。他们甚至想法弄到了一些药品。为了让德国兵同意他去一趟营区的卫生所，列夫故意把手指划破了。卫生所的大夫是一个俄国战俘。列夫请求他给点儿消毒水、阿司匹林、绷带。那位大夫什么也没问，马上就给了。

1943年6月22日夜间，正值德国入侵两周年，这几个囚犯动身出逃。营房的窗户，他们事先拆掉了一部分。列夫早在车间里把两块钢片磨得飞快。这会儿，他们蹑手蹑脚地从窗户里爬出来，又爬上院墙，拿出钢片，把墙头上的铁丝网切开一个口子，然后轻身一跳，落在了集中营围墙外的田地里，乘着夜色，一溜烟跑进了树林里。四个人预料，德国人一定会向东搜索，于是他们就朝北面走。他们夜间走，白天藏起来不动。他们带的地图太简单，原图是一本小学地理书上的，所以不得不一边看着路标，一边辨认路线。走到易北河，他们就沿河往东走。列夫害怕极了，担心游不到对岸，不敢下水。于是，绕过德累斯顿城南，一直往东走，朝波兰方向走去。列夫后来回想当时的情景：“当时我们带了干粮，但没过多久，我们拿定主意，干粮要留着，暂时不吃，先从农民家户外地窖里偷点儿吃的充饥……起初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后来还是同意了。”这四个人在路上走了三个星期，眼看就要到格尔利茨（Gddkz）了，不料，却在波兰边界被两个德国兵逮住了。他们发现路上有两个德国兵，骑着自行车向他们这边骑过来，心想，这两个德国兵身上肯定会带枪，于是大家翻身跳进路边的沟里。可是，那两个德国兵用手电一照，把他们几个给照出来。列夫回忆道：“白走了这么远，就这么被抓住，真是愚蠢。那两个德国兵根本没带枪。”

假设列夫走到波兰，再假设他也穿过德国防线，辗转回到莫斯科，那么，他会看到什么景象呢？列夫想象不出来。苏联的形势会怎样，是否还能再见到斯维塔和她家人呢，见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些，列夫都不得而知。自从他被德国人抓住那一刻起，就没办法收到俄国那边真实可靠的消息了。到了奥沙茨，德国人给囚犯们发笔、发信纸，可是大家只能给德国占领区的人写信。列夫给布拉格写了一封信。有个狱中的难友失踪了，列夫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问她可有丈夫的消息。那人的妻子给列夫回了信，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但是却说，丈夫的下落，她完全打听不到，或许列夫比她渠道多，更能打听出来吧。

斯维塔这时也是两眼一抹黑，列夫音讯杳然。1941年9月底那几天，列夫没了踪影。从此斯维塔再未收到列夫的消息。当时一切都在未定之数。谁都不知道莫斯科能不能捱过这场浩劫。7月以来，全市遭到德国飞机密集轰炸。防空警报，一天拉响好几次。发电站被炸了，住宅的供电、供暖都停了，只剩下燃烧的大楼把夜空照得通明。人们住在地下掩体里。死者成千上万，确切人数谁都说不清。10月1日，斯大林下令政府疏散到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Kuibyshev）。轰炸越来越猛烈，莫斯科全城风声鹤唳，惊恐万状。所有商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队：为抢购食品打得头破血流的屡见不鲜。盗贼蜂起，抢劫案件此起彼伏，大批抓人也镇不住了。10月16日，消息终于传到莫斯科，德军突破苏军防线，占领了维亚济马。火车站一幕幕更是惨不忍睹，大批人群争先恐后地往火车上挤，凡是往东开的火车，有车就上。人们发现工厂的厂长书记之类早已逃之夭夭，不禁破口大骂，说这些苏共党员不是好东西。工人们和警察打了起来。一家家都收拾了家当，带着大包小裹，能坐得起什么车就上什么车，只要能出城就行。出租车司机漫天要价，莫斯科到喀山，张嘴就要两万卢布。

莫斯科大学是10月份撤离的。斯维塔和家人一起上路。火车上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安德烈·萨哈罗夫⁹[1]。他比列夫和斯维塔晚一年考上物理系，由于斯维塔有一段时间没能上学，留级一年，现在和斯维塔同班了。大家落脚的第一站是穆罗姆，这个外省的古城在莫斯科东边，距莫斯科三百公里。萨哈罗夫寄居在城里一户人家里。这家只有母女两人，她们乘战乱之机，发了国难财：那女儿在商店上班，大白天就从店里往外偷糖，那个当妈的夜里就陪侍大兵，“一个接一个”。全城到处都是伤兵，都在等待疏散安置到东边去。车站大厅里，摆满担架，担架上躺着伤员，大厅里摆不下，都摆到铁轨旁边的雪地里去了。附近村里的农家妇女来车站卖东西，有的向伤兵兜售食物和烟草，有的是赶来找儿子或丈夫，只见她们询问伤兵，知不知道她们的儿子、丈夫都在哪里。也有的把写好的信放在这些伤兵手里，万一有人到医院查找，遇见这些伤兵不就看到信了么？

学生们从穆罗姆继续坐火车往东走，坐到乌拉尔，再从乌拉尔南下，穿过冰冻的哈萨克大草原，坐到土库曼“共和国”沙尘滚滚的首都阿什哈巴德（Ashkhabad）。苏联与伊朗的边界离这里不远了。物理系将在这个地方复课。从莫斯科到这里走了一个月。火车每节车厢都有一个炉子，有硬板床，能睡下四十个人。萨哈罗夫后来回忆说：“每节车厢都成了一个小社区，社区都有各自的领导。有的人口若悬河，说起来没完，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专门制造恐慌，有的人非常能干，有的人极其能吃，有的人特别懒散，有的人异常用功。”斯维塔一定属于既文静又勤勉的那类。阿什哈巴德12月份就开始上课了，斯维塔必须用功，才能补上战前落下的课。化学课、振荡物理课，她都去上。振荡物理这门纯理论课程很难，没有实际操作的训练，于是她就埋头在图书馆攻读，一读就是好几个钟头。斯维塔还在学校食堂打工，刷盘子，供自己上学，还贴补父母。那年冬春两季大部分时间，斯维塔都在患疟疾，当时这种病在中亚地区很常见。她后来写道：“我当时病得一点劲儿都没了，连喝水都张不开嘴。”发烧很厉害，折腾得面黄肌瘦，她硬是挺着，终于熬了过来。

大学毕业后，斯维塔被分配到人民军工委员部（即军工部）工作。后来靠爸爸帮助，转到树脂工业科学研究所，当时这个研究所隶属于赫罗姆尼克（Khromnik）—家化工企业，这里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很近。从1942年开始，斯维塔就在这个研究所内的“物理与机械测试实验室”做工业物理方面的工作。这个研究所当时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斯维塔发现，刚去的时候，研究所不知道给她安排在哪里好。她后来的记述也透露出这一层意思：

我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很奇怪，也很陌生。我不知道先从哪里做起，不知道我的位置在何处。我怕机器，对橡肢一窍不通。于是就躲进图书馆……半天浏览俄文的文章和报道，半天琢磨英文。虽然在阿什哈巴德没学过英语，我还是参加了一个英语倶乐部。那阵子真是令人振奋啊！阿什哈巴德烟尘刺鼻，从阿富汗刮来的风特别大，沙漠的风沙细如粉尘，8月份树叶就掉了，一点儿金秋的意思都没有。经过了这些，回过头来再看乌拉尔，简直是人间天堂：苍松、白桦、蘑菇、细雨。我和全世界通信……每天都收到两三封信，我知道很快就要回家了。

1942年苏联反攻后，德国的威胁没那么严重了。研究所已经开始为回迁莫斯科做准备了。苏联红军急需研究所的研究技术来提升轮胎工业。1943年1月，斯维塔终于回到莫斯科家中。莫斯科，已经不像列夫和斯维塔当年上学时那样。连年兵燹，到处是废墟。很多大楼仍然没通暖气，灯光暗淡。还常常停电，一停电，更是一片漆黑。下水道漏水，食品店空空如也。斯维塔后来写道：“1943、1944这两年，大家过得都非常艰苦。我们都是饥寒交迫，生活在黑暗之中。”

1942年4月，斯维塔父母带着她妹妹塔尼娅回到了莫斯科，父母亲都明显老了很多。斯维塔的妈妈阿娜斯塔西娅得了布氏杆菌病，常常犯病，一发作胃就疼，浑身无力。斯维塔的爸爸，亚历山大，刚到六十岁，已经老态龙钟。斯维塔回来的时候，见父母焦虑不安，心放不下来，整天牵肠挂肚；斯维塔的哥哥上了前线，一走就没了音讯。原来，他被德军俘虏了，关押在波罗的海的乌瑟多姆岛（UsedomIsland）集中营里。1942年9月，塔尼娅¹⁰[1]也被征兵入伍，说是学生“志愿军”，分配到斯大林格勒去了。这时候，亚历山大的弟弟[名叫英诺肯季（Innokenty），即“科萨”叔叔（UncleKesha）]和弟媳两口子也住在他们家。战争一打起来，他们夫妻俩就从列宁格勒跑到莫斯科，投奔哥哥来了。后来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他们有家难归，直到1943年围困解除之后才得以回家。

斯维塔家住的那条街，叫作军营胡同，研究所在“积极分子大道”。斯维塔每天上班得坐电车，要坐很久才能到。她在研究所里一间破旧的实验室工作。实验室在三楼，窗户正对着莫斯科东部工厂区。从窗外望去，只见一片高高的大烟囱冒着黑烟。一到这儿，斯维塔心情就低落。她常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别处找个研究工作，换个外省小城也行啊，但是她“担心和列夫断了联系”。莫斯科是他俩之间唯一的联络点，斯维塔盼望列夫早日回到莫斯科。

虽然没有列夫的音讯，但斯维塔有充分理由确信，列夫一定还活着：1942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来找过列夫的姨妈奥尔加，问她有没有列夫的消息。列夫的东西都还给他留着呢。家里有人服兵役去，原有的东西都是留着的。秘密警察把列夫屋子里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显然，德军在卡廷招收的密探，潜入苏联境内后被抓住了。经过审讯，一定有人供出了列夫，说起他曾经和德军上尉用德语交谈的事。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帮人很可能立案侦办，认定列夫里通外国，在莫斯科为德军提供情报。斯维塔回京以后，秘密警察几乎每天晚上都把她叫去，严加审问。他们很清楚，列夫若是在苏联首都，肯定会来见斯维塔的。他们放出话来，说列夫是间谍，逼斯维塔合作，帮助抓捕列夫，并且威胁她，若不配合后果会严重。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卢比扬卡（Lubianka）大楼接受传讯，令人毛骨悚然。对斯大林大恐怖年代，人们记忆犹新。但斯维塔不是轻易就能吓住的。她要护住和列夫的这份情，于是决心直面苏联当局。秘密警察纠缠不休，斯维塔不胜其烦，实在忍无可忍，就对秘密警察说，请远离我，少来烦我。斯维塔后来给列夫写信，吐露了当时的心情：“当时真有点儿生气，因为这些亲戚（暗语，指秘密警察）动不动就来骚扰我。我就说，我们还没成夫妻呢，等见面之后事情才能澄清：不过，见面不是见一小时，是见一辈子。”

与此同时，斯维塔给军事当局写信，问有没有列夫的消息。1943年9月10日是她二十六岁生日。刚过完生日，忽然有一天，有消息来了。后来，斯维塔给列夫写信是这样说的：

亲戚们都来给我过生日。我父亲在莫斯科的那个弟弟带着全家，他列宁格勒那个弟弟和妻子，我表妹尼娜（Nina）带着她丈夫，怀里抱着小孩都来了，一共有很多人。大家欢天喜地，一切都办得妙极了。当然，我们举杯，为没能到场的人们祝福。正在这时，噩粍传来：忽然接到一封信，说塔尼娅死了（科萨叔叔把信截下来，很长时间没给妈妈看）。

塔尼娅因为阑尾炎死在列宁格勒一家军队医院。后来又陆续传来了各种坏消息：奥尔加姨妈接到军事当局正式通知，列夫在前线“失踪了，下落不明”。30年代腥风血雨大恐怖，千百万家庭还没缓过神来，忽然又接到这种通知，精神上受打击、受刺激，可想而知。那几个字（“propalbezvesti”，下落不明）什么含义都可能有啊：被敌人俘虏（根据苏联战时法律，被俘等于叛国）；更糟糕的是“反水”（这可是大罪，当事人即成人民公敌）；还有“死亡，尸体下落不明”。军人死了无数，斯维塔一定是担心列夫遇到了最坏的情况吧。

我心里太难受、太痛苦。将来，除非有你在我身边，否则我永远也不过生日了。侏儒星（dwarfstar，恒星名）真是命苦，它的电子外壳都没了，只剩下原子核了；我的胸膛也一样空了，一样痛苦，仿佛心都碎了，喘不上来气似的。我一连好几个月不跟任何人说话，哪儿也不去，读什么都读不进去，一回家就面壁而坐。我一天到晚，不管白天黑夜，不论哭得怎样死去活来，痛苦一点儿都没有减轻。

斯维塔日夜思念列夫，惦念他的安危，一肚子话无处诉说，就寄情于诗，以诗言志，把感情倾诉在诗里。她写的诗，传下来的却只有两首，其他都散佚了。第一首，时间标的是“1943年冬天”，正是在几天前那个9月份“可怕的日子里”，她听说了“列夫失踪，下落不明”。她这首诗表达出失去了列夫而肝肠寸断的心情。后来她也谈到这首诗，“诗中表达的是我当时的心声，不吐不快”：

我在门口伫立良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出走。

路上铺着一层小小的碎石，

我发现里面有个平安幸福的记号：

那是一块马蹄铁，要挂在你的门口。

我把它带来，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欢畅，

但战争把我们拋到两条不同的路上，

我们不得不独自沿着自己的路流浪。

你奋力走过了什么样的森林？

哪个石头上留下了你的血痕？

你那孤独晚年的魂灵阴森森，

在我头上游荡，越来越吓人。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纪念品？

久已消逝的幽梦留下苦涩的烙印？

难道你会任凭别的女人在这九月里用她那激情的话语打动你的心？

我可以信赖你么？

不信赖你，又信赖谁？

你这个少年，没了我熟悉的模样。

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小了，

你们谁会陪我走到地老天荒？

第二首诗，短些，也是那年冬天写的。斯维塔祈祷列夫平安归来，那字里行间比头一首诗更多了一分绝望的意味：

我不想评说你的对错，

你已经遭遇了炮火，

死神已经多次来过。

我来是为了给你祈祷，

日夜不停为你诉说：

请圣母成全我，

保你平安，免遭灾祸。

我会向苍天为你祈福。

教我祷告的不是父母，

快乐还是悲伤都无助，

我找不到通往上帝的路。

但是，列夫并没有死。此时此刻，他被囚禁在希特勒最严酷的集中营里，那是莱比锡所谓的主力集中营。每天，苏联战俘在重兵押送下，从营区走到皮特勒（Pittler）兵工厂去干活。列夫1943年7月在波兰边境被俘后，一直关押在米赫尔贝格（Miihlberg）监狱集中营，后来又转到这里来。皮特勒兵工厂条件十分严酷，相当于惩戒营。每个车间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看守站岗。德国工头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随时掏出来就可以开火。1943—1944年冬天，德军在东方前线每吃一个败仗，就要后方增加军火补给，于是集中营这里的工作量越来越大，管得也越来越凶。战俘体力下降，纪律松弛，生产力随之下降，于是盖世太保查了起来，看谁有可能鼓动战俘造反，非把头头查出来不可，决心斩草除根。

列夫被提审了好几次。1944年5月的一天，列夫等二十六人被抓，送到莱比锡最大的监狱关了起来，全都关在一个牢房里，在牢房门的旁边有一个大便池、一个水槽。在牢里一关就是一个月，从没放过风。7月4日这天，他们被转移到恶名远扬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离魏玛（Weimar，德国中部城市）很近。住的破屋子有四层木板床铺，每层床铺很长，通着，中间没有隔墙。人就睡在这板铺上，一个挨一个。整个破屋子就是个隔离区，大家被关在这里。囚犯哪国人都有：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南斯拉夫人。每个人穿的都是印着条纹的囚服，囚服上有个标记。每个国家标记都不同，以示区别。列夫像其他俄国囚犯一样，囚服上的标记是个红色的三角形，上面印着一个字母R¹¹[1]。

皮特勒工厂这群人，在这里隔离了一个月之后，就拆散了，分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下属的各个分营。列夫先是被分到曼斯菲尔德（Mansfeld）兵工厂里一个强劳队，这儿离莱比锡很近，后来又被转到布痕瓦尔德一万斯莱本（Buchenwald-Wansleben）。这里是一个废弃的盐矿，在万斯莱本湖边。他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到这儿的。这个盐矿在地下四百米，纳粹把盐矿改成一系列的地下工厂，盟军飞机轰炸也炸不着，安全。纳粹要在这些工厂里把德军飞机发动机零件组装起来。组装工作，就由囚犯来完成。地面有一个隧道口，直通下面这个盐矿。当时挖隧道的囚犯里有个法国人，他记得：“地下这些房间都是挖出来的，每挖一个房间都死了好几十人。”列夫在这儿干了七个月。纳粹管得特别严厉，活又累，倒班，每班干十一个小时，纪律极严。“囚犯稍有过失，活儿没干够数，或者质量有什么小毛病，立刻一顿打，鞭抽二十下。那鞭子不是一般的鞭子，是一根橡胶棍，打到身上钻心地疼，但是不留痕迹。”¹²[2]

后来的暴行就更加令人发指了。1945年4月，西方盟军攻进了德国本土，长驱直入。纳粹撤离了布痕瓦尔德一万斯莱本。4月12日凌晨五点开始撤离，漫漫长路，没有尽头。没死在井下的囚犯走出集中营，上了路。囚犯在中间走，两边是敞篷卡车，每辆车上坐着六名荷枪实弹的党卫军（SS）看守。路的左右两边都是开阔的农田，他们往西北方向走，向德国的德绍（Dessau）行进。当时，列夫和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这是往哪儿走，只觉得好像是又向布痕瓦尔德（其实方向正好相反）方向走去，这么说，该不是去火葬场吧！纳粹以前在那儿杀害了好几万人，都是在那儿焚尸灭迹的。大家浑身破衣烂衫，走着走着，就有人累倒，起不来了。德国人上来就是一枪，给打死了。那个法国俘虏记得很清楚：“晚上八点的时候，队尾忽然枪声大作，是党卫军在开枪扫射。凡是身体太弱走不动的，走得慢的，都给打死了。”

列夫见势不妙，决意尽快逃走。走在他身边的那人，叫阿列克谢·安德烈耶夫（Aleksei Andreev），也是战俘，原先也在皮特勒工厂干活。列夫小声对他说：“你看前边路右边儿，有个什么东西在烧着。哦，是德国卡车，炸着了，正着火呢。等走到汽车边儿上，咱们就跑。路边就是树林子，咱们就往树林子里跑。看守在卡车后边，火苗子太大，挡住了，看不着咱们。”安德烈耶夫说：“好，就这么办。”走到了车旁，那车正冒着大火，他俩撒腿就跑，一猫腰钻进路边的树丛，趴在地上，等长长的车队陆续开过去，他俩一点点往前爬，爬到庄稼地里，挖了一个垄沟，躺进去，往身上盖了干草，身上穿的囚服带条纹，很显眼，这么一盖，外边就看不着了。列夫很害怕，至今惊魂未定。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没怎么害怕过，只有那次，真是吓得够呛。

夜里，他俩钻出来，跑进树林里，听见前边响起枪炮声。炮弹把大片森林都炸没了。忽然，透过树的缝隙，出现一道亮光，是探照灯。亮光旁边，隐隐约约能看出来有几辆美军坦克。

黑暗中走出一个美国人，对他们喊话：“把枪扔下！”列夫用英语大声答道：“我们没枪。”

“干什么的？”

“我们是苏联军官，从集中营逃出来的。”

列夫说，他们被关在布痕瓦尔德了，现在想回苏联去。那美国人把他俩带到附近一所房子里。屋子里有五个坦克兵，他们告诉这两个俄国人，可以和他们一起睡在地上，又把配给品拿出来和他俩一起吃。列夫在集中营天天都是面包就稀粥，一吃这配给品，味道非常鲜美，“像餐馆的饭菜那么好吃”。第二天早晨，美国人把列夫和阿列克谢送到大路旁，这条路通往刚被美军解放的小城艾斯里本¹³[1]。这几个坦克兵说，到了那儿，美国驻军会接待他们。

到了艾斯里本，一位美军少校对他们盘问了一番。那少校用德语与列夫对话。他一听列夫是学核物理的，就劝他移民美国，列夫不肯，他觉得奇怪，问道：“为什么不愿意去呢？俄国有共产制度啊，有共产制度就没民主啊。”可以听出来，经过战争，列夫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回答说：“俄国没有共产主义，聪明人还是有足够的自由能活下去的。”列夫想避开这个话题，不想谈政治。他不肯去美国过好日子的真正原因与政治无关：他只想回家，回到他爱的人身边。他的亲人都在苏联。列夫在心里说：“斯维特拉娜全家，奥尔加姨妈，卡佳姨妈，尼基塔叔叔，这些人都是我的亲人。”他不知道，斯维塔是不是还活着，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还在等他，但列夫知道，要跟着心里想的走。“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她还活着，我怎么能扔下她不管，自己一个人去美国呢？”

那位少校给了这两个俄国人每人一张旅馆代金券。美军解救出的战俘，拿这个代金券就可以免费住旅馆。这个市的Biirgermeister（市长）原先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把他俩领到一家商店，给他俩买上衣，买帽子，还给他俩订购了全套的西装，一切费用由市政府承担。列夫和阿列克谢在艾斯里本住了两个月。他俩住的房间正好对着马丁·路德的故居，马丁·路德就是在那里诞生的。这两个月过得像度假，轻松愉快。艾斯里本有四个食堂，供美军人员和被解救的战俘用餐。在集中营里饿了这些年，列夫一顿都不落，并且每顿饭都吃四个食堂，也就是说，四个食堂都去吃一顿。“我们一天吃十二顿饭！”只有一个麻烦，那就是，四个食堂，每顿饭都必须及时赶到。吃完这个食堂，赶紧去吃下一个，吃完下一个，马上去下下一个，所以每次不是吃一顿，而是一连吃四顿……这么狼吞虎咽地饕餮了好几天，饿劲儿总算没了。

5月初，美军在艾斯里本举行胜利大阅兵。过了不久，苏联红军的代表来了，安排被德军俘虏过的苏军人员回国。6月8日，这些苏军人员启程回国，美国人调来一辆敞篷卡车，上面插着苏美两国国旗，还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胜利凯旋，一路顺风！”卡车把苏军人员拉到易北河畔的托尔高（Torgau），车上的人下车，渡过易北河，进入苏联占领区。苏联当局对他们，可没有美国人那么友好，一下车就把他们关了起来。这下子，他们又成了囚犯。被遣返回来的这些苏联军人，苏联武警把他们分成好几拨，每拨三十人，押上了卡车，拉到魏玛¹⁴[1]。到了魏玛，他们就被关进监狱。这个监狱隶属于苏军第八警卫军军部，由秘密警察的一个特勤别动队管辖，这个别动队代号是SMERSH¹⁵[2]，其任务是肃清给德国人做过事的苏联军人。

列夫的好运到此结束。他被关进牢房。牢房里，除了他，还关着八个人。狱方把他们衣服都脱掉，进行搜身，东西全被没收了。列夫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过去这四年来，他天天揣在衣服口袋里的一个小纸单，上面有斯维塔父亲写给他的那几个地址。只不过是一小片纸，但这是斯维塔唯一的联系方式啊。

白天，囚犯被强迫坐在地上，禁止躺卧，禁止睡觉。提审是在夜间进行。犯人一个个提审。一次提一个人，审问完了押回牢房，再提下一个。每次要审问三四个小时，回到牢房后赶快眯一会儿，早晨叫醒的铃声又要响了。列夫被提审了一个多月。这个SMERSH特勤别动队的办案人员指控他通敌，为德国人通风报信。当时列夫被俘后，在卡廷和那个德国上尉说德语，被一个一同被俘的苏联战俘听到了。就是他向苏联当局告的密。现在，当局手里的唯一证据就是这家伙提供的。列夫说，当时是说过德语，是有这事儿，并且承认，也当过翻译。但列夫坚定地说，从来没当过间谍：自己做的不是媚德，而是反德。列夫太天真了，总以为说了实话就能放他回家。他相信苏联会伸张正义的。他不就是为了正义才去参战的么？后来发生的事，粉碎了他这个信念。一连审问了好几夜，审讯人员拿出一份供词笔录，威胁说，再不签字，就把他拉出去枪毙。列夫还是不签。那些人就打他。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不怕死，但也有绝望的时候，担心我爱的人们会以为我真的有罪。”

列夫常常想念斯维塔，觉得自己很可能活不到和她团聚的那一天了。1945年9月10日，这天是斯维塔二十八岁生日。列夫被审问得晕头转向，他绝望了，觉得再也见不到斯维塔了，只好在心里默默向她告别。

经过一夜的疲劳审讯，列夫被押回牢房。凌晨时分，列夫似睡非睡的，做了一个梦，非常清晰的梦，这是他描述的梦境：

审问过后，我在打盹。天快亮了。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情景非常清楚，一点儿都不模糊，好像我正一个人往什么地方走呢。我回头一看，看到身后站着斯维塔。她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跪在地上，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儿，也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斯维塔正了正连衣裙上的什么东西。梦境非常清亮，历历在目。就在这时，我醒了。

审讯人员硬要列夫在一份写好的供词上签字，列夫怎么也不签。他们又换了一招，骗他签了一个认罪书。这些人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说军事法庭肯定会宣布他无罪，说着，给他拿来一份审讯笔录，叫他签字。列夫也没仔细核对，糊里糊涂就签了。是主审军官拿了一份文件给他看，说上面写的都是列夫说的，列夫没料到其中有诈，就信了他的话。那个军官把声明念给他听，列夫一听就签了字。他在这张纸的底部签的这个词，一共十个字母，蝇头小字，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他或许是累了，或许是太天真。列夫没想到，那个军官给他念的，只是笔录的一部分。而承认叛国罪那部分，没给他读出来。他签的可是整个笔录。等到开庭审判的时候，列夫才明白上了当。

1945年11月19日，苏军第八警卫军的三人军事法庭，在魏玛宣判，根据军法刑律第58条第1（b）款，以背叛祖国罪判处列夫死刑。紧接着又宣布，死刑减为十年劳改，遣送至苏联劳改总局下属的劳改营服刑。苏联法官经常把死刑减为长期劳改，这样做是为劳改营输送劳动力，因为其实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整个审判二十分钟了事。

12月，列夫先被转到德国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Oder）的一座军法监狱，然后被押上回苏联的囚车。囚车一辆接一辆，一字排成长龙，在苏联武警押送下，辚辚东去。进了苏联还要继续向北，要走三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伯朝拉劳改营。

三 高墙内外的守望

火车从明斯克（Minsk，白俄罗斯首都）开出来，缓缓向北驶去，车上拉的都是大队囚车从德国运来的劳改犯。火车分几条线路，有开往沃洛格达（Vologda）的，有开往科特拉斯（Kotlas）的，还有开往伯朝拉的。这三个地方都在北极圈附近的原始森林深处。列夫去的是伯朝拉，漫长的刑期在等着他。火车车厢是那种运牛的棚车，推拉门的两侧各安了双层木板床。每节车厢中间有个“马桶”，像个大粗管子敞着口，就是一个大窟窿，从车厢底板伸上来，粪便直接掉到下面的火车道上。每节车皮的设计容量原本是二十头牛，或者十二匹马，但是现在塞进来六十个劳改犯。车上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苏联军人，曾经陷在德国占领区，情况和列夫差不多。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混在一起，不作区分。那些刑事犯都是暴徒，成帮结伙，他们很快就把那几个小小的铸铁暖气占为己有，别人不许靠近。车厢里风特别大，车厢角落里都没有暖气。列夫和其他人身上穿的都是夏天的单衣，大家只好依偎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

看守每天给囚犯二百克面包，外加一点儿咸鱼，基本上不给水喝。很多人都得了病，还有渴死的。已经死的和快要死的，全都被扔到车外去了。谁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看守不给大家水喝呢。古拉格明明有很多规定，长途押运囚犯要善待，既然奴隶劳工可以创造经济价值，让他们这么白白死去，岂不是愚蠢？可是，拿水桶下车去打水，那么重，看守们才不去呢。看来这个原因最有可能。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残忍的成分，之所以残忍，是因为看守对犯人有支配权，他们用这个权力来占便宜。看守唆使刑事犯去打政治犯，叫他们偷政治犯的东西，然后给打手多发一点儿吃的，给打手水喝。看守对刑事犯说：“你们是‘我们的’人，只是‘暂时在这儿蹲一蹲’，而政治犯是‘人民的敌人’，‘就是该打’。”列夫看到刑事犯如此野蛮残暴，非常震惊。他想，这帮东西根本不是人，是一种新的物种，厚颜无耻，蛇蝎心肠，以害人取乐。那些看守，比这些烂人强不了多少，都是一丘之貉。这群家伙，一天要到车厢里来“搜查”一两次，命令政治犯站到一边去，然后顺手抄起东西就打：铁棒、铁锤、木槌、木板、木棒。他们这是给刑事犯做示范，教他们怎么欺负政治犯。有一次来搜查，列夫被打，把肾脏都打坏了，还有一次，头部遭到狠打，耳鼓都穿孔了。

过了科特拉斯，车就慢了下来，速度和小跑差不多，时不时地还停车拋尸，有的还没死就被扔了出去。火车道是古拉格犯人修的，质量很差，车速快了会出事。曾几何时，这条铁路沿线到处都是劳改营，里面人可多了，都是修铁路的囚犯。在这运牛的车厢里，列夫的床铺在上铺。他蜷缩在旮旯，透过小窗户眼往外看，一堆堆白骨清晰可见，松树林里拉着铁丝网，还有岗楼。车到米昆（Mikun）、伊拉耶尔（Ira-Iol）、卡缅卡（Kamenka）的时候，囚犯们被赶下车，由武装看守押着，列队行进到一个“卫生站”。天气冷得滴水成冰，看守却命令囚犯脱光衣服，淋浴消毒。凡是腿肿的，臀部爆皮、裂口的，都不许再上火车，说是癞皮病（缺维生素所致）。这些人，或许送医，或许枪毙了。

列夫坐的这列火车，走了三个月，终于到了伯朝拉。当时是1946年3月，还没到春天。在这个远北地区，北极黑暗的冬天持续时间长达九个月。伯朝拉河还没有开化，地上还有雪。囚犯们长途煎熬，现在一点儿体力都没有了。列夫本来身强体壮，连德国集中营那么恶劣的环境都没把他拖垮，可他现在也瘦得不行，浑身没劲儿。很多劳改犯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虚弱得很，下车都很费劲，怎么爬也爬不下来。

囚犯们被带到一个中转站性质的收容所，这是劳改营的到达地点。收容所的营区离火车站很近，四周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里面有三个棚子，是囚犯们睡觉的地方，有一个单独监禁的小号（惩罚犯人用的），有一个卫生所，旁边附设一个墓地，还有一个犯人干活的小院。大家洗了淋浴，剃了光头，除了虱子，然后按人分组：病号（主要是癞皮病和坏血病）直接进卫生所，剩下的其他人，按照身体状况，分别派去干各种活，加入各个作业单位。列夫被选中，派到木材厂干活。这个木材厂是伯朝拉的主要工业区，更北边的森林里有小型劳改营，劳改林场什么的，他们那边把林木顺河漂下来，下游这边把木头从河里拖上岸来，做成家具，或者作为建筑材料，供铁路沿线各个古拉格营地使用。这营地面积可不小，从科特拉斯一直到沃尔库塔那个重要的矿区，这一大片都是劳改营。

铁路是伯朝拉最要紧的东西。古拉格在这里垦殖，离了铁路，可就玩儿不转了。铁路也是这大北边经济开发的关键。19世纪的时候，这个地区全是森林，人烟稀少，只有科米人（Komi）等散居在这一带。1929—1930年，伯朝拉和沃尔库塔这两个盆地，相继发现大量煤炭、石油和矿藏。这儿就成了苏联的工业战略要地。在此之前，该国的燃料供应主要来自顿巴斯和高加索地区。但这些地区政治不稳定，军事力量很脆弱：1918—1920年俄国内战期间，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没守住这两个地方，被白军及其西方盟军占了。把沃尔库塔蕴藏的巨大的煤炭资源开釆出来，不仅大大有助于国家工业化，而且一旦发生外敌入侵，燃料供应也会确保无虞：这遥远的北极圈地区易守难攻。

有一阵子，苏联人异想天开，想把沃尔库塔的煤用河运运出来，但是河运路线太长，绕了一个大弯，并且伯朝拉河¹⁶[1]及其最大支流乌萨河（River Usa）¹⁷[2]要一年冰封九个月。于是，1934年，他们决定修一条铁路，把列宁格勒和科特拉斯、乌赫塔（Ukhta）、伯朝拉、沃尔库塔全都连上（参见本书正文后面的地图）。到了1939年，按规划，先在这条拟建的铁路沿线，从起点到终点，建起了劳改营和古拉格聚居地。劳改营一般都比古拉格犯人村的面积大。一切工程都是用犯人手工干的：砍伐树木、平整土地、铺铁轨，都是手工操作，没有机器，并且是二十四小时倒班。极地的黑暗，每天持续时间特别长，冬天超过二十小时，工地上只好点起篝火照明，烧的是破木板之类，全是身体虚弱的劳改犯出去捡的。身体太弱，修不了铁路的囚犯，就被派出去捡木头，好回来烧火。夏天一连三个月，白天晚上天都是亮的。

德国一入侵，修铁路这件事就更加紧急了。到了1941年底，顿巴斯大部分地区都被德军占领了。本来，苏联百分之五十五的煤炭都是顿巴斯出产的。1942年，德军长驱直入高加索，眼看全苏石油供给不保。连接沃尔库塔的铁路，必须尽快建成，早日通车，这是重中之重，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苏联当局向劳改总局的头子们狠命施压，命令他们务必在破纪录的时间内将铁路修完。到了1942年，修铁路的劳改犯有十五万七千人。他们昼夜不停地干活，有的睡在帐篷里，但帐篷没有暖气，也有的连帐篷都没有，就睡在露天地，气温都在零下，冰天雪地。全体劳改犯累得一点儿劲儿都没有了。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每天都有好几百人。为了加快完工，就把铁轨直接铺在地上，路基既不填碎石稳定，也不用沙子加固。遇到湖泊沼泽就绕过去，根本不做必要的填土奠基，有的甚至干脆把铁轨铺到冰面上（至于建桥，以后再说）。由于铁轨铺设得不直，有的地方还起伏不平，暗藏很多危险，所以火车经常翻车，一翻车就抓人，说他们搞“破坏”。伯朝拉河上有一座桥，伯朝拉在上游，科日瓦（Kozhva）在下游。施工的时候，赶工赶得特别急，桥的大梁本来应该用钢铁的，但是没有，就用木头临时对付。结果，1942年通车的时候，车速不敢超过每小时五公里，否则抖动得太厉害，火车随时有坠河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沃尔库塔的煤，最后总算是运了出来，运到苏联各个城市、各个工业厂矿——1945年的时候，每月达到二十万吨。

伯朝拉发展成了这个地区的主要工业枢纽。这个城镇位于铁路和伯朝拉河交汇处，自然而然成了古拉格的木材加工、铁路维修和造船工业的中心。伯朝拉是1937年才开始建的，当初只是一个劳改营定居点，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镇。到了1946年列夫来的时候，人口有一万人，有的是劳改犯，有的不是（参见本书正文后面的地图）。火车站附近有一片贫民窟，小胡同弯弯曲曲的，一个个小破房脏兮兮的。这里的市容有点儿像“亚洲”，中国移民都住到了这一带，所以人称“上海”。伯朝拉主要是火车站到木材厂这一片地方。木材厂是个木材工业联合体，自成一个工业区，三面围着铁丝网，一面是河岸。列夫每天去木材厂干活，都是从那个临时营地列队出发，走“苏维埃大街”。一路上，两边有看守押着，手里都牵着狼狗。木材厂的大门在“三八大街”尽头。这条“苏维埃大街”是主要大道，却不是柏油马路，而是一条土路，挺宽，路面上铺的是木板。这里，街上都没有路灯，只有监狱四周瞭望塔上的探照灯晃来晃去。路上基本没有小轿车，也没有摩托车，只有马，劳改营的头头到各处去都是骑马。房子都不是石头砌的，全是木头房子，房子一半卧在地面下，这样比较能避风，北冰洋吹来的寒风太大，受不了。屋内都没有卫生间（只有劳改营的看守长家里才有卫生间）。谁家都没有自来水，只有水井，井上都盖了个小房子。冬季特别长，气温经常降到零下四十五度，在井上盖个房子，可以防冻，防止井水冻成冰。这里没什么商店，只在“上海”那一带有个小邮局（兼卖伏特加）。

列夫走进木材厂的大门，就进了这个工业区。这里是今后十年关押他的监狱。这地方很大，呈长方形，方圆有一个村子那么大，一共五十二公顷，周围是铁丝网高墙，四角有岗楼，居高临下，上面有探照灯。大约有五十栋房子，大多是“临时的木结构”，建得没有规划，也没好好选址，横七竖八，好像是随便乱建的。厂区内有各种加工车间，一个干燥车间，好几个木材库、制材车间、马厩、食堂，还有一个看守和非服刑人员俱乐部。此外，还有几栋平房，半卧到地下，还有一个洗衣房。厂区设有消防队，救火车是一架马车。消防队有一条轻轨小铁道，还有单独的住宿区。列夫看到，前边快到河边的地方，有个红砖砌的大烟囱。那是发电站的烟囱，俯瞰着这个劳改营。

木材厂的制成品（家具、住宅用预制构件）都在火车的装货区装上火车运走。列夫他们这队劳改犯就在这里清点人数。清点完之后齐步走，走进工业区内的一个特别监禁区域，周围又是一层铁丝网。他们被带到“第二聚居地”，这第二聚居地也叫“生产队”。

第二村有十个棚屋，里面住了八百个劳改犯。所有的棚屋都一个模样：一长溜木头平房，里面有两排双层硬板床铺，每层住两个人（古拉格方言里，这种床铺叫“卧铺”，因为很像火车卧铺）。两排床铺中间的过道上，放着桌子、板凳，还有烧木头的炉子。天棚上吊着四十度的灯泡，灯光昏暗发黄。床垫和枕头，里面填的都是木头刨花。列夫住的屋子有一个好处，总是暖和和的，因为看守允许犯人把碎木头带回来生火取暖。房门晚上也不上锁，犯人可以自由进出（厕所在户外）。但有一条，犯人不许靠近铁丝网，靠近马上击毙。

列夫在屋子尽头靠窗的地方挑了个下铺。这个房子是劳改营里最老的。与列夫的床铺隔不远，有个政治犯，年纪很轻，是乌克兰人，家住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Lvov），只见他身材瘦小，面部表情却很丰富，两个眼睛特别有神。他名叫柳波米尔·德尔列茨基（LiubomirTedetsky），昵称“柳布卡”。后来，他成了列夫最宝贵的朋友，列夫非常喜欢他天资聪明，有内秀，又善解人意，欣赏他的诗人气质，最爱听他说话——伶牙俐齿，妙语连珠。德尔列茨基已经进来六年了，所以能帮上忙，他帮列夫安顿下来。1939年，苏联侵入利沃夫¹⁸[1]，不久他就被捕了，当时他才十八岁。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搜查他家，发现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还有一个背包（德尔列茨基喜欢徒步旅行），于是以此为据，给他扣了一个帽子，硬说他是德国间谍。可怜他屈打成招，被判了死刑，在基辅监狱里蹲了两个月，就等着拉出去枪决了。不料，后来宣布减刑，死刑改为十年劳改。德尔列茨基被押往伯朝拉的途中，几乎死在了火车上。到了劳改营，他被编入强劳队，到岸边捡柴火、碎木头，用手推车推到五百米高的山上的发电厂，再将这些木头扔进蒸汽机里燃烧发电，向整个木材厂供电。这活儿太重，德尔列茨基干不动。发电厂的司炉工看他都快累死了，可怜见的，就让他休息休息，大伙主动把他的活儿揽过来。这一休息居然休息出好运来了：电力组的组长叫维克托·齐津，他本人也是劳改犯，这会儿在发电厂碰见了德尔列茨基，见他聪明伶俐，人很好，就申请把他调到发电站来，编入他的电力组。

挨着列夫床铺的，那人名叫阿列克谢·阿尼西莫夫，昵称廖沙（Lyosha），也是莫斯科人，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学生。他为人腼腆、文静。列夫很喜欢这个人，给斯维塔写信的时候，说他是个“大好人”。阿尼西莫夫是1937年被捕的，以“反苏现行犯”被判十五年。劳改营这个“第二聚居点”大多数都是“政治犯”，情况和列夫、德尔列茨基、阿尼西莫夫差不多。很多人（准确地说，是八十三人）都是在德国占领区被俘过，一回到苏联就被捕了；要不就是1944一1945年苏军反攻德占区时大逮捕抓来的。

这个木材厂的其他囚犯聚居点，关的不是政治犯。“第一聚居点”（在工业区外边，自成一体）住的是“特种流刑”（spetspereselentsy）的。当局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就把他们发配到劳改营来了，1946年的时候，人数在五百人左右。“第三聚居点”（在河边）关的都是普通刑事犯和其他囚犯。当局把他们挑出来，关到这里，以示严惩。列夫后来在信中写道：“第三村和我们紧挨着，管得比我们这儿严厉多了。”犯人违反了劳改营规定就被关到第三聚居点去，下一步就是“换地惩罚”了。1947年，第三村发生暴动。劳改营当局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说那里的条件“极其恶劣”。犯人连床单、被褥都没有，饭碗都是破碗，耗子来回跑。

列夫被分配到一个普通的强劳队，负责把河岸堆放的木材拖运到木材厂来。这个活儿是把沉重的木料往山上拖，拖到木料传送带上，然后用手摇的卷扬机把钢丝绳卷起来，把木料拖运到制材车间。这个活儿非常累，腰简直都能累断，必须站在冰水中，站着操作，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夏天整夜都不黑天，天色大亮，蚊子特别多，人被叮咬得实在受不了。囚犯上工之前，都要先把手和脸用破布包上。

队里人人都领到了标准的劳作服，列夫也领到了一套：带有耳罩的帽子，大棉祅，沉重的厚棉裤，手套、冬季的鞋都是和大棉袄一样的布料。鞋里面不带毛¹⁹[1]，也没有鞋里子，这屋子总是湿漉漉的，又不透气，所以列夫的脚总是潮湿。

劳改营两班倒，每班十二个小时，天不亮就上工。犯人们干活，若能完成定额，每天发六百克面包；如果完不成定额，只发四百克。为了完成每天的定额，列夫必须把六十立方米的木材（能装满半个屋子）从河边拖运到木材厂。如果超额完成，能领到八百克面包，另外奖给“一个黑麦饼，有时有馅儿，有时没馅儿。有馅儿也没什么味儿”。每天早晨，给犯人发一碗稀粥，一杯茶，一块糖，重十五克（用秤称，称得非常仔细），一块緋鱼；午饭一般是一碗圆白菜汤，里面有几个肉丁，或一丁点鱼；晚饭也是一碗粥，外加茶水。天天拖运木材，吃这种东西，坚持不了几天就不行了。患病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木材厂这个劳改营，主营区外头有个院子，院子里的房子原来是监狱的小号，专门用来单独监禁犯人，现在改作卫生所，也叫医务室。1945—1946年，劳改营一千六百名囚犯，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病了，到卫生所来看病，但是卫生所只有一个大夫。当时，有个囚犯在掘墓队干活。据他说，卫生所后面那个墓地，每天都要埋十多个囚犯的尸体。木材拖运队的工作环境毫无人道，连有些看守都看不下去了。有一次，集中营看守开党员会议，一个看守发言数落起来：“好像犯人的死活，我们都不管，还让他们站在冰水里，等到他们冻病了，干不了活了，就看着他们在卫生所里死去。”

列夫拖运木材干了三个月，也累得快站不起来了。他心理承受不住了。德尔列茨基后来回忆说，第一次见到列夫的时候，“好像一个农民被拖拉机压了似的”。哪像十年前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啊，纵身一跃就跳进伊斯特拉河游泳去了。可现在，当年的影子一点儿都没了。

德尔列茨基叫列夫收工以后到木材干燥车间去暖和身体。列夫听他的话，经常去。工业区内可以随便走动，不用排队走，也没有看守押送。犯人上工自己去。所以，列夫上木材运输机干活儿或者在制材车间附近干活的时候，每天收工以后，在回第二村的路上，就有时间先去干燥车间待一会儿了。回到第二聚居点，进大门的时候，要穿过警卫室，门卫负责登记，清点人数。正是有一回去干燥车间，列夫得到了贵人的救助，从此不用去干那有生命危险的活儿了。

木材厂犯人在搬运木材

干燥车间有一个附属研究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名叫格奥尔基·斯特列里科夫（GeorgiiStrelkov），是个西伯利亚的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苏联内战。他还是一位老资格的苏联工业管理人员，1937年被捕之前，一直担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家金矿联合企业的总经理，那个金矿联合企业隶属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他的案情是这样的：他看到报道，在西伯利亚大东北边儿的科雷马（Kolyma）²⁰[1]金矿，劳改犯们在挨饿，于是他派了两艘船，带着粮食补给去救济。结果，半路上就被秘密警察截住，卸空了船上的所有粮食，却把新的囚犯装上了船。死多少人，秘密警察也不在乎。他们说斯特列里科夫浪费粮食，指控他搞“反革命活动”。斯特列里科夫先是被判枪毙，后来又改判死缓：押赴伯朝拉劳改营劳动改造二十五年，并剥夺通信权利。囚犯被判二十五年强劳的，一般都得干重体力活儿。但是，伯朝拉劳改营当局非常看重他的专业技术，于是就让他来领导这个木材厂的实验工作。他们允许斯特列里科夫独自住在实验室里，不必和其他囚犯一起住在破烂的宿舍里，因为整个工业区内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经常都需要他到场才能解决。狱方甚至还允许他穿西装，不用穿劳改营的囚服。

斯特列里科夫很严格，说一不二，但他为人善良。他在这个木材厂很有权威，救了不少囚犯。很多囚犯在拖运队里累得快不行了，多亏他出面干预，把他们调到干燥车间或者其他车间去，才保住了命。他出面替囚犯说话，常常遭到劳改营当局的反对，给他引来不少麻烦，但他不怕。斯特列里科夫知道，古拉格的头子们需要他。多年来，他想方设法利用了古拉格的劳改制度。1942年，这个木材厂劳改营接到古拉格主管部门的命令，叫他们赶快想办法，把锯末子用酵母发酵，制成动物伺料。于是，这项研究就交给斯特列里科夫来负责。经过十八个月的反复实验，木材厂的头头就带着两罐这种神奇的饲料，来到伯朝拉劳改营的管理中心所在地阿别兹（Abez），以此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古拉格的头子们都来了，开庆祝大会。那木材厂的头头名叫鲍里斯·谢洛夫（BorisSemv），也是个劳改犯。他把那两罐饲料往那儿一放，与会代表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从阿别兹回来以后，斯特列里科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他，这两个罐子里装的其实都是用普通大麦加工成的面粉。

1946年，干燥车间急需具有工程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高压蒸汽炉烘干木材的速度太低，干燥木材供应不上，后续车间产量上不去，计划指标完不成。内务部（MVD）大为光火，催得越来越紧，勒令他们尽快改进。（苏联劳改总局，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1946年3月，改称内务部。）斯特列里科夫听说列夫是学理科的，就请他到干燥车间来当技术员，把他分到蒸汽烘干室工作。列夫的工作就是把木材尚未烘干的那面翻转过来烘干。室温保持在摄氏七十度，所以进烘干室必须把手和脸都盖起来，每次进来只能待几分钟就得出去。这个活也是体力活，也挺累，但是和拖运木材相比，对列夫来说，简直是“天堂”一般。

自从来到伯朝拉，列夫的鞋和衣服都是湿漉漉的，现在第一次能弄干了。他全天都觉得暖和和的。看守怎么凶神恶煞他也不在乎了。蒸汽室的活儿干完以后，列夫还可以去实验室拜访斯特列里科夫，这对提振列夫的心情，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斯特列里科夫在实验室里腾出一个生活区，有三十平方米大小。他在这生活区里养了一只猫，起名叫“瓦西里·特里丰内奇”（VasilyTrifonych）。他也在这里接待朋友，畅谈、玩牌、下棋，和朋友一起听音乐（他自己组装了一台收音机）、一起品尝他在实验器皿里酿制的伏特加，还一起做菜吃。那些蔬菜可是宝贵，都是他自己在窗台木箱子里种的。他还特意把木材熏蒸器加以改造，用来给种菜的木箱保温，这样菜就长出来了。还有花儿呢。他做了个玻璃罩，在玻璃罩外面加温，里面就能长出花来。木材厂的头头见了，一个劲儿叫好。斯特列里科夫突然冒出个奇想，提议办个花卉农场，专门种花。那头头一听，立刻就批准了。

搬到干燥车间，列夫这才有机会写信。以前都没法写，这是头一回。以前在拖运队的时候，收工回来特别晚，又饿又冷，浑身潮湿，脏兮兮的，累得筋疲力尽，晚饭后不一会儿就熄灯了，想写也写不了。再说，纸和笔都没有。转到干燥车间以后，列夫有时间写信了。需要什么，斯特列里科夫会给他。

曾几何时，列夫暗自下定了决心，绝不给斯维塔写信，也不给奥尔加写信。斯维塔上次过生日那天，列夫彻底绝望了，觉得再也见不到斯维塔了。判了十年，被运牛的火车拉到这伯朝拉，列夫当时心如死灰，不抱任何希望了。这个女人，已经五年没音讯了，还给她写信千什么？她也许死了吧。或许是放弃了列夫，移情别恋，已经嫁人了吧。接到一个囚犯的来信，她会很尴尬的。话又说回来，联系她，会给她带来危险的，这是列夫最不愿意的。所以，列夫想好了，不想去打扰斯维塔的生活了。长年被监禁，生出了自卑感，自惭形秽。列夫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她爱自己。

斯特列里科夫和他的猫在实验室里。墙上那幅画是伊里亚·列宾（IlyaRepin）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苏联时期这是沙皇压迫的象征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改变了想法。可能是有斯特列里科夫陪伴，有朋友陪伴，心情好些了吧。也有可能像他后来说的，“一时意志不坚定”，没守住防线，也想看看斯维塔到底怎么样了。列夫不敢给斯维塔直接写信，转而给奥尔加（昵称“奥利娅”）写了一封信，请她问候斯维塔：

1946年6月2日

亲爱的奥尔加姨妈！你没想到会收到这封来信吧。我不知道你是否安然无恙。过去五年出了很多事。请原谅我给你写信，不过，你一直都是我的亲人，所以，现在请你帮我。我也想给卡佳姨妈写信来着，可是我记不清她家的门牌号码了。

我现在在内务部的一个劳改营里服刑，刑期十年。1945年，我被判犯了叛国罪。这事的来龙去脉，说来话长，信里说不清楚……

这里的条件很好，只是北方的气候差点儿。只有一件事，比较难受，过去和我朝夕与共的人，我深爱的人，已经五年没有他们的消息了。如果你给我回信，给我说说卡佳姨妈的情况，说说薇拉（奥尔加的嫂子），说说米哈伊尔（奥尔加的丈夫）；尼基塔好么？斯（即斯维塔）的家人好么？我的情况，别告诉他们。给我来信就行，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希望你一切均好。衷心祝愿你们万事如意——你、卡佳姨妈、米哈伊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想念你们大家。

祝万事如意！

列夫·米申科

我的地址：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伯朝拉火车站，木材厂，274/Ⅱ信箱，列夫·G.米申科

列夫于7月31日收到奥尔加的回信。当年匆匆离去，孤零零一个人挣扎在这世界上，和故人天各一方，现在终于又联系上了！可这却是一封伤心的信：奥尔加告诉他，战争期间，很多亲朋好友都死去了，其中就有斯维塔的妹妹塔尼娅。但是她又说，斯维塔安然无恙。第二天，列夫又给奥尔加写了回信：

第2封信 伯朝拉，1946年8月1日

我亲爱的奥尔加姨妈，昨天，1946年7月31日，我收到了你的第一封来信。31日常常是我大喜的日子²¹[1]。接到你的信，我激动不已。信中温暖的情谊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才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没指望会收到你的信，这样的信，连想都不敢想。真高兴，你还活着。但是，得知你身体不好，孤单寂寞，我很难过。我们的人生，失去的太多了，令人痛心……塔尼娅的噩耗，令人痛彻心肺。“斯”家里别人都好，这是福分啊。“斯”还活着，活得充实，活得美满，别说我有多高兴啦。我从心底里祝福她。你还和她保持联系，这太好啦。请给我来信，讲讲她的情况，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她在哪个研究所工作？指导教师是谁？她选的是什么专业？她博士学位通过没有？尽管天各一方，阔别至今，我对她的感情还是和过去一样。

我现在是给你写信，不是给她写信，因为，我不想给她增添负担。让她平静地生活吧，我不想给她添乱，既不想让她回想起过去也不想让她惦念我的现在，我想让她无忧无虑。

熬到1946年初，斯维塔已经不指望能再见到列夫了。别人都从前线回来了，只有列夫没回来。所以，斯维塔一定以为列夫已经死了，或者下落不明，再也找不着了。斯维塔一连好几个月“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把她父母愁坏了。那时候，斯维塔“盼望列夫能有消息来，哪怕片言只语也行啊。要是有个信儿，一天云彩就都散了”。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斯维塔心情越来越低落，渐渐不抱任何希望了。忽然，奥尔加来信了。

斯维塔马上提笔给列夫写了一封信：

1946年7月12日（Ⅰ）

列夫，遇事要看行为的动机，不要看行为的后果，我要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就会怪罪你了，怪你音信杳然。

还记得吧，那年9月，你说你不想咱俩随随便便地约会，而我呢，人家给了咱们一个星期的时间，让咱们可以在一起，当时我可是谢天谢地啊。列夫，我现在和那时一样：如果改变不了现状，现在这样也比音信杳然强。你我今年二十九岁了。咱们是十一年前认识的，到现在五年没见面了。这几个数字，屈指一算，真是让人心痛。但是，时间的确在流逝啊，列夫。我知道，你肯定会尽量争取咱们早日见面，不用再等五年的时间。

列夫，我越来越倔强了。过去，我总想依偎在你的怀里，你却不在，我只有面徒四壁的份儿。好压抑啊，简直喘不上气来。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振作了起来。现在这一关，咱们也能过去，列夫。

我答应过你，我一定要读完大学。我说话算数，已经实践了这个诺言。我们是1942年夏天毕业的，上完了大四的课程，但是迁校到外地去了将近六个月，从莫斯科迁到阿什哈巴德，又迁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克……

1942年，我过完生日就到爸爸的研究所（轮胎工业科学研究所『1』来工作了，在物理和机械实验室，进来快四年了。不管我怎么想方设法避开橡胶，到头来还是研究橡胶。高兴吧？我的工作就是提出新的、更好的试验方法（细节太多，一封信说不完，所以我一点儿一点儿给你讲）。我的上司为人很好，但实际上他不是管理人员。所里有四十二个女学生。我和他一起当指导教师，指导她们写论文什么的，但指导得很不到位。所里新开了研究生课程，第一个研究生就是我，斯维特拉娜！我考试（五六月）通过了，考得非常好，比谁考得都好，全校第一（主要因为我是学理科出身，不是因为我才华出众）……高兴吧，列夫？

我7月1日开始放假，但是学术秘书把我留了下来，要我给校刊写完文章再走。这文章可怎么写啊（内容是关于橡胶和合成橡胶的弹性）？我正在搜索枯肠、冥思苦想呢。妈妈和阿利卡（斯维塔的侄子）已经去乡间别墅住了一个月了。现在这个别墅还是在伊斯特拉河边上，不过，这回离莫斯科近了一点儿。阿利卡现在六岁了，已经学会认字了，一看大写字母就着迷。亚拉（斯维塔的哥哥）的技能和才气，他都继承下来了。这孩子会画画，做“实验”，很多字的发音和拼法，他都会，能背诵很多首诗。这会儿，正在做植物标本呢，还收集甲壳虫、苍蝇、毛毛虫，还会唱歌呢。长得真像他姑姑！小脑袋圆溜溜的，简直像纽扣那么圆！黄头发，瞳孔又黑又大，但是虹膜是蓝色的（他姑姑也是这样）。去年11月亚拉回来了，在外三年，音讯皆无。现在还瘦得很呢。塔尼娅1942年5月入伍的，1943年9月2日患阑尾炎死在医院了。我很想她，就像我想你一样，总在想，但是我不说。当然喽，妈妈和爸爸都老了。爸爸目前在橡肢工业部工作。妈妈忙着家务，屋里屋外地转。布氏杆菌病把她折磨坏了……

列夫，给我写信啊，可不可以给你寄包裹？请告知。如果可以寄，告诉我，你需要啥。要小说还是物理书？这封信，邮到你那儿越快，我收到回信也就越快。先写到这里吧。

列夫，祝万事如意！斯维特

8月8日，星期四，那天晚上收工后，列夫去集体宿舍，看有没有信来，果然信到了。信封上斯维塔的笔迹，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斯维塔的照片。那天夜里，列夫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在外面到处徘徊，北极地区的白夜给了他看信的光亮。第二天早晨五点半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整整两个小时了。列夫坐下来写信：

伯朝拉，1946年8月9日 第1封信

斯维塔，斯维特²²[1]，我此时此刻的感受，你能想象得出来吧？这种情感，我不知怎么形容好，我的幸福无边无际。8日，在我的人生里，一直是个重要的日子（你瞧，我已经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了）。昨天，我回到宿舍去看有没有信来，看到有人收到来信，我一点儿都不嫉妒他们，因为我没承想会收到来信。31号那天，我收到了奥尔加姨妈寄来的信，我想9月初才会有我的信吧。突然间，看到了我的姓！仿佛你的笔迹活了，要从纸上跳下来！我一连三年设法珍藏着一个小纸片儿，上面有你写的字。那是我拥有的你的全部。后来，1944年7月3日，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大搜查，把这个纸片儿没收了。我盼望着你还活着，将来我们一定有见面的一天。这个希望支撑着我活下去。上次你生日那天，我正在受审，非常难熬，我就想，坏了，可能见不到你了，就在心里暗暗向你告别……将来还能再见到你么？我不敢抱任何希望。实在见不着，能听到你的音讯也行啊。能有你的音讯么？我想也没指望了吧。

斯维塔，但愿你能想象得出，但愿你能明白，那种审讯究竟是怎么个审法！审讯不仅仅是受皮肉之苦（我没受过皮肉之苦），而且还是灵魂的煎熬啊。你知道么，有一样东西比死还恶劣，那就是不信任。哦，我说跑题了。我反正在心里向你告过别了。可是，没有你，我坚持不下去了啊。过了八个月以后，我给奥尔加姨妈写了一封信。没抱太大希望，只是怀着侥幸的心理试试看。我向她打听你的情况。记得1936年7月31日那个犯傻的日子，我去鲍里斯科沃看你，途中跳下伊斯特拉河游泳，差点儿淹死了，多亏被人救上岸来。时隔几年，也是31日这一天，我又获救啦！那天，我没指望会收到一封这么深情的、暖人心房的慈母般的来信。其实，我根本没指望会收到任何来信……奥尔加姨妈写的全是你的情况。你竟然还活着！原来你还经常去看她啊！这说明，你还没把我从记忆中抹掉。我知足了。我只想知道你的近况，不想打扰你的生活。突然之间，昨天信到了，精确地说，是今天到的，因为虽然现在是8月9日的早晨六点钟，我一宿没睡，到现在还没躺下呢，所以对我来说，信是今天收到的，不是昨天，反正北极圈里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不光有你的笔迹，不光有你写的话，还有一张照片呢！多么深情的话啊，多么非同寻常的信啊！这么多礼物都是给我的么？是给我的么？斯维塔啊，斯维特啊，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

现在咱们谈谈别的吧。你问能不能见面……斯维塔啊，见面怕是不行。58-Ⅰ（b）是一个邪恶的数字²³[1]。对这一点，我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会竭尽全力争取缩短刑期的。

你终于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了，斯维塔，你很坚强，很快乐，我真为你高兴。你有一个正经的工作，大家都很器重你，这太好啦。斯维塔啊，你又聪明又伶倒！得啦，得啦，别不信啊，这是外行夸奖你呐。斯维塔啊，斯维塔，你离我这么近，你是我的近人儿。虽然关山难越，相距两千一百七十公里，但是，过去五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你的模样还是像五年前一祥，没什么变化，照片上有一种极其细微的、难以察觉的什么东西在说，你的心稍稍沧桑了一点儿，仅此而已……

你来信问起书。这几年，我想看书，想得很厉害。什么书都弄不到，说来惭愧，这几年读书读得太少了……还记得阿赫玛托娃和勃洛克么？我渴望看普希金的书，看你最钟爱的《石客》²⁴[1]当年，我们俩在特维尔大街的路灯下携手散步，你曾经给我背诵过这首诗，我还能记得其中几句呢。《茶花女》也是我的最爱，每次听到都激动不已，不管是听人用口哨吹出来，还是听见收音机播放……

斯维塔啊，正像你说的，这一关，我们能过去……

暂时就写到这里吧。祝你万事如意！什么东西也不要，就寄信吧，信、信、信！……

列夫

四 信是托命的船

劳改犯寄信、收信，劳改营的条条框框限制得很严。随着形势的变化，当局对这些规定也渐渐地做了一些更改。每个劳改营，虽然都是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但严格到什么程度，却各有不同。囚犯收信可以收多少封，那要看他刑期有多长，生产定额完成得好不好了。

官方规定，在木材厂这个劳改营，每个囚犯，每个月允许收一封信，但要先经过审查。这还比其他劳改营强，那些地方，不管来多少封信，一年只许可接收四封。1946年8月1日，列夫给奥尔加姨妈写信，信里说，不管多少来信、邮包，都能收到，“没有限制”：

寄信、寄邮包，两到三个星期就能到达这儿，也有的从莫斯科寄来，七八天就到了。扣留邮件检查的时间并不长……写信的时候，别忘了把信都按顺序编上号，这样我就可以查，看是不是都邮到了。什么都不用给我寄，要寄就寄纸和铅笔吧。

列夫说的，不都是这么回事儿。他信里说的劳改营情况，常常是给收信人吃定心丸，怕他们担心。事实上，给劳改营送信，一个月只来送两三次，所以一个囚犯每次都可能收到好几封信。但是，这样还算相当不错呢，比1930年代劳改营可好多了，那个时候，劳改犯一连好几年都接不到一封信。现在检查信件，相对来说，也不太严，大多是劳改营看守的妻子来干这事儿。她们见到信里有什么怪字眼，根本无关痛痒的，就用笔涂掉，这样做做样子，表明她们检查了，但不是仔细通读，没那么严重。但是，犯人们不知道，所以写信的时候都倍加小心，犯禁的话不写。邮包和印刷品，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手续很复杂。给劳改营寄包裹，在苏联首都市内，邮局不受理，得出莫斯科，到梅季希（Mytishchi）这些外市县去办理邮寄。到了外市县，包裹要检查、登记。每次检查、登记都得排长队，要排好几个小时才能排到。包裹有重量限制，不许超过八公斤。包裹到了劳改营，取包裹手续也很复杂。在木材厂这个劳改营，包裹要到内务部派驻营区办公室去领取。办公室的值班看守一件件把包打开，先把自己看上的东西扣下，留着自己享用，然后才把包里剩下的东西给收件人。食物、钱、暖和的衣服，一般都被看守拿去了，所以，列夫嘱咐亲戚朋友，包裹里不要夹寄这些东西。列夫请他们只寄书，但是寄书也要加小心，外国文学被没收的可能性大，尤其是1917年以前出版的，更不行。列夫写给斯维塔的第1封信就提到了这些：

如果你和奥尔加姨妈要给我寄书，一定要挑便宜的书。越是便宜的版本越好，越是破烂的书越好，丟了也没浪费多少钱。如果给我寄外语的文学书，一定要选苏联出版的，不要寄古旧书店卖的外国版本。检察人员见了会产生误解，我也就收不到了。

8月7号，列夫的第1封信还没邮到，斯维塔已经又给他写信了：“我亲爱的列夫，我整天都在寻思，7月12号寄出的信，你收没收到呢。收到了没有？”列夫那天还没收到，第二天8号才收到。不是说了么，8号是个“重要的”日子呀。列夫的第1封信，斯维塔是23号这天收到的，那天她从乡间别墅回来不一会儿，这封信就到了。“我也成了宿命论者了，”当天下午，斯维塔给列夫写信：

我写第1封信的时候，你在写第2封信呢。但是，我第2封信寄出的时候，你才收到我的第1封信。我写第3封信的时候，才接到你的第1封信。现在收音机正在播放《茶花女》呢！

8月11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了第2封信。他想要确保9月10号斯维塔生日之前，能及时送达。那天，列夫收到了斯维塔给他第1封信的回信，当天晚上他就写了回信：“你的信是给我的礼物，可今天所有的礼物都应该是给你的才对呀。”

他俩谈了起来，谈得断断续续，话没法儿一气儿说个痛快。“你26号的来信，我今天收到了，”9月6号，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

你26号前的两封来信，也收到了，一封是8号的，一封是11号的，但是你21号的信，还没收到啊。笔谈不容易啊，列夫，咱们的信，走得太慢，间隔太长，一来一去，要好几个月呢。等到你读到我的想法，说不定你的心情已经换了一个样呢。

除了信在路上耽搁这么久，还有别的麻烦。他俩知道，所有的信都要经过检查的，有的话不能说，所以也就没法儿畅所欲言了。写得太含蓄了，对方看不懂，写得太明白了吧，会惹麻烦的，这个尺度很难掌握。列夫第3封信里，写到了这个“界定”的问题，他的话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为止：

斯维塔啊，你知道，说到写信，我可从来都没有过懒得写信。我总是在心里默默和你谈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我能和你谈十六小时。你是知己，心知肚明。所以，你会明白，我不经常给你写信，不是不想写，而是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写才能不超越界定的范围。

列夫写信，下笔之前总是打好几天腹稿，反复斟酌，然后才下笔写出来。没写完的信，他不敢放在集体宿舍里，怕别人拿去当卷烟纸，所以总是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样，写好的信总是褶褶巴巴的。

他的信，字里行间常有言外之意，得仔细看，里面有不少暗语，例如，“叔叔们”指的是内务部派驻营区的官员，“伞”指的是整个古拉格体系，“维生素D”指的是贿赂款⁹⁷[1]，还有文学典故，尤其是19世纪作家果戈理和谢德林两人讽刺作品里的典故。这些暗语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劳改营里日常生活的种种荒谬。亲戚朋友的名字，从来不写出来，有的是用缩写字母代替，有的是用外号代替，都把真名实姓隐藏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列夫很担心，斯维塔收到劳改犯的来信说不定会受牵连，遭受危险的。列夫写头一封信就建议，他的信不要寄到斯维塔家，也不要寄到研究所，干脆寄到邮局，然后斯维塔到邮局去取。这叫“留邮局待取”⁹⁸[1]。斯维塔回信说：“‘留邮局待取’没必要。邻居，我们都认识。”后来，斯维塔改变了主意，建议列夫把信封上“收信人姓名、地址”栏内空着，不要写她的名字，“以免引起邻居注意”。这样，邻居在居民小区入口处看到信箱里有信，也不会起疑心了。不过，斯维塔暂时并不隐瞒给劳改犯写信。她全家和最亲密的朋友，也都认为她做得对，没必要隐瞒。

斯维塔写信，措辞也很小心。她先打个草稿，修改以后再重新抄一遍，确保内心的想法都说出来，同时又没有写出什么会危害到列夫的话。这些信会邮到列夫手里么，斯维塔没把握。为了保险起见，她把底稿都留了下来。写信的纸，要么是空白纸，要么是横格纸。她挑的全是行距最窄的。斯维塔的字体很小，几乎辨认不出来。每页纸都尽量写得满满的。斯维塔在每封信里都夹寄了一些空白信纸，这样，列夫回信就有信纸了。斯维塔写信都是在夜间没人的时候写的。

信，我必须在家里写，并且没人在旁边的时候才能写得出来（或者大家都睡下以后）。这时候写信，就不头疼、不昏昏欲睡，心情才会不烦躁。这三个“不”可不是总能同时存在的。

斯维塔信里写的全是她日常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家人朋友的各种新闻，工作学习的种种信息。她是为列夫活着。列夫是她的人生目的，写信是她实现人生目的的途径。从外表看，斯维塔的语言好像缺乏浪漫的情感，干巴巴地没多少话，这是苏联学技术的知识阶层共同的特点，而斯维塔正是在这种知识阶层的氛围中长大的。看列夫的语言，更像他姥姥，像俄国十九世纪的绅士，滔滔不绝，有声有色。斯维塔也承认，自己不喜欢过度流露。她是一位务实的人，虽然感情充沛，也常常表现出脉脉温情，但她非常纯朴，有啥说啥，不会沉缅于浪漫的幻想。

表白爱情的情话（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廉价的），我听了都像商业广告一样。情话都一样，你对我说的也好，我对你说的也好，我觉得都一样。情话说不得，会引出无尽的心病。我心里总有那句话：“付出，但不要伸手去要回报。这是打开所有心扉的钥匙。”

别看她信里没什么绵绵情话，那都是假象。斯维塔天天给列夫写信。她给列夫背诵过一首诗，是萨沙·乔尔内⁹⁹[1]写的。她对列夫的爱，在乔尔内的诗中描写得淋漓尽致：

如果心上人受不了困顿，决意了结，

那笨手笨脚的土狼就会找遍世界！

相爱吧，祝你们快乐地比翼双飞。

祝你们快快绽放心中每一个花蕊。

兄弟姐妹要情同手足，

结发夫妻要举案齐眉，

医生护士要治病救人，

艺术大师要创造美。

但愿你，慷慨地赠给，

不要伸出颤抖的手索回：

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

能够打开所有的心扉。

斯维塔在信中向列夫讲述她的生活情形，每封信都接着上一封信写，写每天上班，一路上所看到的莫斯科市容。她有一些衣服，列夫见过。信里有时也穿插一些和这些衣服有关的零星细节：

莫斯科人现在的穿戴，是剩下什么就穿什么：皮大衣或者棉袄什么的（大家早晨上班通勤时间最爱穿这些，我上班时见到不少）。工厂八点上班，研究所九点，各部委十一点……我没有冬天的大衣了。记得我那件黑色的旧大衣吧，成了我破坏欲的牺牲品，我就爱破坏东西。两条腿的动物都有这个爱好。由于妈妈坚持，那件大衣废物利用，改作套装了，还不错，挺好看……我夏天穿的那件灰绿色上衣还挺新呢……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吧：我买的那双鞋，一直都在穿，上哪儿去都穿，现在去研究所，天天穿它，轻巧。我们现在的活法就是这样，活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列夫渴望收到关于莫斯科的消息。他爱听斯维塔给他讲莫斯科的情况。劳改营里有两个莫斯科老乡，一个叫阿尼西莫夫（Anisimov），一个格列勃·瓦西里耶夫。这位瓦西里耶夫是金属车间的机修工，中学是在斯维塔那个中学上的，1940年的时候，他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大一刚上完就被捕了。列夫常常和他俩一起畅谈莫斯科的往事，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伯朝拉，这北地的景物一片惨淡荒凉，列夫寄信的时候，恨不能钻进信封里，随信回到他魂牵梦绕的莫斯科：

今天灰蒙蒙的，阴云密布。秋天偷偷地、一声不响地爬了过来，张开它那张漫天大网，把伯朝拉罩起来，罩住森林、堤上的房屋、我们这个工业区的楼房与烟囱以及那冷漠阴郁的松林……莫斯科的秋色对得起列维坦、对得起库因芝（ArkhipKuindzhi）²⁵[1]。金秋时节，黄叶飘零，干树叶在脚下飒飒作响。如今，莫斯科显得多么遥远啊。但是，我想，莫斯科的一切肯定一如往昔，人和以前一样，街上的景色也没变。你也和过去一样。我还能看见的，都是幻觉么，都将消失么？我可不愿这么想。我在这张纸上写了多少憧憬啊，任由想象飞驰，没什么逻辑可言。这不是一封信，是一捆凌乱的感情。

斯维塔描绘了一幅更加真实的图画来给列夫排解乡愁。她9月10日给列夫写了一封信：“莫斯科没有金秋啦。莫斯科一点儿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了。人满为患，坐电车最难受了。人们都烦躁易怒。骂人，甚至还打架呢。地铁总是挤得满满的，换车的那几个车站最拥挤，车站都招架不了。”

斯维塔写第1封信的时候许下诺言，以后要给他多讲讲自己的工作情况。后来果然讲了很多。她那研究所很大，里面分各个车间和实验室，有员工六百五十人，其中一百二十人是工程师，还有五十个研究员和技术助理，剩下的是工人：钳工、建筑工、机修工。很多工人都携家带口，住在破旧的木头房子里。那些房子本来是给橡胶实验厂造的，战前就有了。斯维塔所在的那个实验室正在试验用合成橡胶（丁钠橡胶）做轮胎的新方法。她的工作包括很多科研和教学，还要学英语，以便及时了解西方的最新进展。她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橡胶的物理力学特性”。西方的最新进展要在论文里进行阐述。

斯维塔的研究包括军事应用项目，所以被视为“国家机密”。她可以接触到“封闭”的资料，即秘密情报，有苏联技术，也有西方的出版物，等等。所以，和一个囚犯保持联系，对她有很多风险。如果被人发现给劳改犯写信，几乎肯定会被研究所开除，并且会涉嫌向已经定罪的“间谍”泄露国家机密而遭到逮捕。她研究所的同事当中，只有两人知道她和列夫的关系：一个是她的密友贝拉·李普金娜（BellaLipkina），比斯维塔小三岁，和她是一个实验室的；另一个人是她的老板，名叫米哈伊尔·济德齐克（Mikhail Tsydzik），这个人是个化学专家，五十六七岁吧，头发都花白了。他和斯维塔父亲是老相识了。斯维塔和济德齐克处得很好。他对斯维塔也一直很好，像父亲一般保护她，行政事务都托付给斯维塔，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太好。斯维塔对列夫说：“不管什么事，不管什么人，我都可以和他随便谈。”

在很多方面，斯维塔都很幸运，但是，很显然，她的心思不在科研上：

从早晨九点到晚上六七点，一天干到晚，一刻也不休息，这可真难熬，我是亲身体会到了。通常，上班的时候，事情一件接一件，教完书去指导别人做实验，然后再去学习……学完了可以稍稍谈谈音乐会，谈谈书……可是，在这里工作就好像是在流水线上干活似的：我写，济德齐克念，一个女青年抄写，还有个女青年画图，但是我自己还得再读一遍，因为那两个女青年，标点符号点得不好。弄完之后，大家在文件上签字……给学术秘书和注册办公室寄去。那三篇科学方法论，就是这么赶写出来的……关于防霜冻那篇是我的第一篇工作论文。现在，除了方法论，我们还写了《采用撞击破碎办法制定全苏国家防冻标准项目书》。向各主管单位、各审查委员会报批，很可能要花一年多的时间。我的工作就是写高温和低温状态下的弹性变化。但是，我已经烦死了，一点儿都不想做。

斯维塔日程排得满满的：周一和周四下班后上英语课，周二和周五有技术培训，周三晚上有高分子聚合物的课，周六还要去上必修课“辩证唯物主义”。星期天得用配给卡去买菜（肉、蛋、糖、奶制品，全都定量供应，有时连面包也定量，像战争期间一样，什么都要票），或者出城到郊外别墅周围的小菜园里去摘蔬菜，斯维塔家人在那儿种了几样蔬菜。

斯维塔通过社交活动来散散心。但是，社交并不总是乐事。她和列夫在学生时代认识的人，战争期间很多都被打死了。她给列夫写信说：“我不常和大学的同学见面，见面让人伤心。”她的女性朋友大多都已经结婚有孩子了，让斯维塔感到有一丝嫉妒。当年和列夫同去的地方，现在她独自一个人去，快乐中隐隐地夹杂着悲伤。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今天下课以后，学术秘书提议到莫斯科河岸上去走走。这一走就走到了石桥，过了石桥，穿过亚历山大花园，走到了地铁列宁图书馆那一站。一路上，我很伤心。”

斯维塔尽力让老朋友们都和列夫联系。她知道，列夫收到大家的来信，心情会好些。第一个给列夫写信的是亚历山大·兹连科（AleksandirZlenko）。他是9月19日给列夫写的信。当年，他和列夫都是战俘，一起被关在德国莱比锡的战俘集中营。

亲爱的列夫，你好！原来你还活着呐？我不知你身体好不好，但好像你还活着啊？斯维塔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你又冒了出来，但别的什么都没说，只把你的地址给了我，还提到什么药来着（问她）！

列夫物理系的同学，纳乌姆·格里高洛夫（NaumGrigorov），给列夫寄了一封信，信里夹了一张他儿子的照片，孩子刚出生不久。给列夫写信，对他是个风险很大的事，因为他是党员，还是莫斯科大学的研究员，研究亚原子物理的。然后，列夫认识最早的老朋友叶甫盖尼·布克（EvgeniiBukk）的信到了。这布克从小学一年级就和列夫同桌，后来又同在物理研究所工作。没过几天，叶甫盖尼母亲也来了信。他妈妈是个演员，名叫克谢尼娅·安德烈耶娃（KseniaAndreeva）。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战争快结束时，斯维塔是什么心情。当时，斯维塔绝望了，以为永远也再见不到列夫了，愁得不怎么和叶甫盖尼一家来往了。起初，克谢尼娅百思不得其解：

我很惊讶，很是生斯维特拉娜的气，她突然就不来看我了，我怎么也想不通。我甚至跑到大学去找她，但是很难找啊，因为我只知道她的名，别的一概不知。我想她可能摊上什么事了吧。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当时她不来。

列夫担心，很多朋友、很多远亲，恐怕都不想和他这个劳改犯通信了。他10月23日给斯维塔写信说：“我很怕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来自世界上我们这个角落的问候，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接收的吧……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看法更加正确吧，那可不一定啊，恐怕你想错了，并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像你那样。”列夫心里有这样的疑虑，斯维塔一听就烦了。斯维塔在第5封信里，把列夫狠狠“训了一通”：

现在咱们谈谈雨伞的事儿²⁶[1]。列夫，如果有人来敲你的门，即使他和你不是很近，不管他是哪里来的，请告诉我，你会不会让他进来啊？你当然会让他进来啦。你凭什么把别人往坏处想，把你自己往好处想呢？我知道，你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上就等于是这么想。可能是因为我有点儿被惯坏了，惯坏了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觉得，接受别人的照顾、接受别人的关心、接受别人的帮助，甚至是相当大的帮助，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啊，要是我，我也不会因此就投桃报李，去报答人家。我的良心允许我接受，因为我同样会做出这些善举的，受益人倒不一定是同一个，也许是别人。列夫，你需要对别人好点儿，随和点儿。有些事情，有些问题，都要这样想才对。列夫，自高自大能误事，自惭形秽也能误事。原谅我坐在家里倒教训起你来了，给你讲这些普通的大道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1月14日，列夫写了第16封信，做了答复。列夫心情郁闷，早憋了一肚子苦水，以前从来没跟人说过。一看斯维塔这些话，心底里的话顿时迸发出来，一写就是一大篇。五年的监禁使他心生疑虑，到底还有没有人把自己当回事儿呢：

我读了你的训诫，斯维塔。我很难同意你的观点。换了我是你，很可能我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但是身在此处，会产生不同的想法，对事情的看法也会扭曲、也会太多疑，你听了会气得发疯的。都怪心里的创伤太深了……会把很多事情搞颠倒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相信我的话吧？……如果五年来你什么都没有看见，心里只记得往事，不知道过去的物（和人）是否还存在，既不知道过去的人现在生活怎样，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活过来的，那么，你想象的情况肯定都是在无知的状态下设想出来的。斯维塔，我的设想之所以非常糟糕，并不是因为自尊心在作怪，也不是受到了屈辱，而只是因为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无知是怀疑的根源。所以说，你的逻辑推论，和我的自然逻辑推论一样，全都错了……但是自从收到了奥尔加姨妈的来信，从那一刻起，一切都突然清晰起来。每个字都好像又活过来似的。我现在是乱写一通，本不该写这些的。我现在正抓耳挠腮，可是怎么挠也没用啊。斯维塔，请原谅。

原来朋友们并没有拋弃他啊！列夫知道以后，心情为之一爽。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转达了老同学伊琳娜和舒拉的问候，列夫回信说：“看来，朋友们都不觉得我们的命运对他们有什么冒犯。果然，谁都不嫌弃我们，这太好啦，这真是太好啦。”

列夫知道朋友们在关心他，心中已感到温暖。斯维塔的爱，更是他的精神支柱。列夫的人生就在这些信里头展开了。10月份的时候，第3封信干等不来，列夫先把信写好了：“你的两封来信就是我的全部藏书啦，我每时每刻都带在身上，弥补了我想念的一切：人、音乐、书。”每次收到信，他都激动不已。列夫后来对斯维塔倾诉过这种心情：

每次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并且是你的笔体，我总是百感交集：简直不敢相信，惊讶，喜悦，踏实。真是我的信，真是你写的啊！这个心里话，简直是没必要讲，那不是明摆着么？此言一出，我就开始后怕了，仔细想来，既然是明摆着不用说，那你以后给我寄空信封来可怎么办。

列夫习惯睡觉之前把她的信拿出来读一读。“我得先拿毯子把脑袋蒙起来，否则，周围那些人看到我乐不可支的样子，会怀疑我有病，非把我抬到卫生所去不可。”

斯维塔的信给列夫带来了希望。斯维塔生日那天，列夫收到了她的来信，说她的目的就是要给列夫带来希望——让他觉得世界需要他：

列夫，听我说。你是否仍属于生活的一部分，首先要看你是否已出局，远离了生活。但是，才出来五年，时间太短，看着你长大的人不会认为你已经出局了，我也认为，五年太短，不能认为你已是局外人。对于大学的同学来说，对于研究所的同事来说，或许你仅仅是个回忆，但人生还是人生，你就是我的人生，因为没有哪一天我对你不是朝思暮想。

列夫的回答是这样的：他承认，现在他俩互换了角色。战争以前，是他给斯维塔一点一点儿灌输乐观主义，现在反过来了，是斯维塔在给他鼓劲儿。列夫心情一落千丈，“怎么也乐观不起来”，释放也许没希望了，刑满之前见上一面恐怕也没指望了。10月15日，斯维塔的回信来了：

你说得对，我是在给你打气儿，让你乐观起来。眼下，这不就是我的主要目标么？你说得对，现在的情况是更复杂了，也更困难了，我的头疼事儿是比你少。你觉得最终的目标没指望了。列夫，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亏你怎么想的！……希望在于坚持？对，就是在于坚持！常言道，无为则无成。我理解，你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但是，渐渐地，希望会越来越大，愿望也会越来越强的。暂时先等等，会好的。不用我说，我的生活是比你容易，比你快乐，肯定比你轻松：我有家，有艺术，有科研，有朋友。可能是薇拉·英蓓尔²⁷[1]说的吧：“既然一事即可，为什么万事操心呢！”这几天，我就拋下万事，只做一事。咱俩都要这样。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行。列夫啊，我的信，总是想提升你的心情，如果没能做到，反而给你带来痛苦，请原谅我。如果有时候我写了什么胡说八道的话，那没办法啊，很久以前人家就给我算命了，看我的手掌纹，我的笔体，还有各种其他迹象，算命的说，我这个人是脑袋听从心指挥。

斯维塔似乎觉得，迄今信里写的还不足以使列夫看到希望，于是，在第18封信里，写了下面这些话：

列夫，我一直都是相信你，什么都相信你。过去相信，这些年来都相信，现在还是相信你。确实，谁也不能为将来打保票。但即使是现在，我也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虽然画面我现在想象得不很清晰。最要紧的，是我们能够团聚。至于别的，全都无所谓。我现在已经明智多啦，不能让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让那些我们掌控不了的事情坏了这个最重要之事。我注意到，你在信里又一次提到了“德行”这个概念。列夫啊，你可曾想到，我上大一那会儿，对你的德行有多生气么？……这些年来，我多次深刻自责，悔不该坏了咱俩的好事，悔不该那么折磨你。我怎么那副德行呢，真是天晓得。或许，一直都没有机会请你原谅，每念及此，我深自痛悔……列夫啊，不久以前，我和一个小姑娘谈天，泛泛地谈人生，谈人生的艰难困苦什么的。她说我是最幸福的人儿，她们都没有我幸福。她话里的意思是说，咱们俩都没有坏咱们的好事，也没有坏各自对方的事（至于外人误了你的事，那是次要的）。听她这么一说，我倒没有反驳。确实，列夫啊，她们没有你，所以她们不可能是“最幸福的人儿”。我不早就有言在先吗，现在又被逻辑和辩证法证实了！人们已经多次向我证明了，有的是口头证明，有的是用行动证明：如果一对恋人住的是破茅屋，那么，必须不漏雨、不透风，又保暖又隔热，必须要有电、要有煤气，这类的东西都应该具备，否则这一对儿怎么会幸福得了呢！但是，列夫啊，我可没有丧失信心。只要我早上醒来看到你在我身边，晚上给你讲讲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事，然后把你拉到面前，看着你的眼睛，只要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一个“只要这样”！说得轻巧，是吧？眼下，只要收到你的第10封信，我就知足啦。说一千道一万，我只想对你说三个字：其中两个是人称代词，一个是动词（动词的所有时态都在：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²⁸[1]。

列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一连想了好几天，应该怎么回应斯维塔的爱情宣言呢。12月1日，列夫终于在发电站的机房里坐下来。他拿出一张宝贵的信纸，动笔写第22封信。但是，搜肠刮肚，却怎么也想不出恰当的词儿来。

这封信不能再拖，我得动笔写，面前摆着这张空白的信纸，我都坐了十分钟，钢笔尖儿几次蘸上墨水，没等字写出来笔尖儿又干了。斯维塔，我都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你了，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虽然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想一吐为快。都怪你，都是你那第18封信惹的祸。看完你的信，我都睡不着觉了，满脑子都是你。

有斯维塔的爱，列夫觉得自己很幸运，觉得自己苦海得救了。虽然自己两手空空，什么也给不了斯维塔，连出狱的希望都给不了她，但斯维塔还是对他一往情深。列夫是个劳改犯，可斯维塔不在乎，照样爱他，并且心甘情愿地等他，列夫深深地感激斯维塔。不过，列夫内心很是不安，既有负罪感，又觉得对不起人家。他不想成为斯维塔的负担，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正是因为如此，他最开始的时候是给奥尔加姨妈写信，不是给斯维塔写信，也不敢去“敲亲戚朋友的门”。斯维塔心里明白。正如她对列夫说的：“自高自大能误事，自惭形秽也能误事。”

斯维塔不愿意列夫有自卑感，两人经常争论不休。斯维塔常常以怜爱之心，积攒了大包小裹给列夫寄去。不承想，惹来列夫一顿抗议，说他什么也不缺，只要斯维塔来信，寄点儿纸和笔或几本书就够了，还嘱咐她千万别为他浪费钱和时间。斯维塔不为所动：

至于邮包，不让我寄可不行。眼下，唯一能给我们带来些许满足感的，就是这邮包了（生活中其他事情，虽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喜悦）……20日那天寄的包裹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妈妈叫我告诉你……清单如下：一件白色衬衣，厚袜子，衬裤，毛巾，头巾，肥皂，牙膏，牙刷，木梳，拖鞋，线，纽扣，两听罐头（约重一公斤），一盒巧克力（用纸包得奇形怪状的，但爸爸坚持要包成这样，说是这样就不怕老鼠啃了），纸，一本教科书，一些铅笔、钢笔、墨水，葡萄糖，抗坏血酸（有人不知道，其实就是维生素C）——看在上帝的面上，一定要吃啊！

列夫还是抗议。他不仅觉得自己是个负担，而且还像小孩似的无助又无奈：

斯维塔啊，显然，上帝或是其他什么人，正在因为你不听我的话而惩罚我呢。你不要费心寄包裹了，叫你别寄，你就别寄……这些东西，占用了你很多时间，费了你很多体力，百分之九十我得负责——连你也否认不了了吧。你可能想不到，真让我伤脑筋……报答你，我又无能为力……我都三十岁了，到头来还要像孩子似的，让人一勺一勺地喂饭，真是无奈。应该是我来照顾他们才对啊……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上火的么？请原谅我话说得这么冲，可是我得把话讲明白。

列夫说话很少这么冲，也很少要把话讲得这么明白。他早期的信里，讲他在劳改营的处境，话总是说得很小心，力求留给斯维塔一个正面的印象。自哀自怜可不是列夫的性格，他生性坚强。他主要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斯维塔。如果列夫详细说出劳改营的生活状况，恐怕斯维塔会挂念他。列夫从来没有写过挨冻受饿的情况，说的正相反，什么暖和啦，饭够吃啦，等等，几乎没提起过看守。那帮家伙对囚犯心狠手辣，非打即骂。木材厂是劳改营，它的档案材料里写得明白，在列夫刚进来的头六个月内，有好几次，狱卒滥杀无辜。有一群看守喝醉了，开枪把一个囚犯打死了，还有的命案不是枪杀的，是用别的凶器把人打死的。这些惨案，列夫不可能不知道。劳改营里都传开了，尽人皆知。但列夫在信里压根儿就没提这些。

他转而去写这北方万里碧空如洗。抬头看看蓝天，心驰神往，暂时摆脱了劳改营区的压抑。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地方他俩都能看到，那就是天空：

这里的秋天很美丽。晴空万里，暖意融融。早晨，一抹秋凉，一抹寒意，静心怡神，精神为之一爽。北极光和群星竞相闪烁，不知哪个更亮。北极光仿佛一道明亮的惟幕，用蓝红绿三色的探照灯光织成，在天上闪光，变幻无穷，漂亮极了。感谢上帝，北极光象征着人类的幸福，轻盈，宁静，总是令人对未来充满憧憬，但又不可企及啊。

可惜了他俩这大好光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列夫很痛心。他在第8封信中感慨万端：

我看着劳改营里周围的人们，他们现在的境遇和过去多么不同。他们的精神境况变得都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老了也老不到这个地步啊。如果总是这个样子，那可就坏了。记得你说过（当时你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本书，《原理》还是《热动力学》什么的，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是一天傍晚，桌上的灯嗡嗡地响，我站在钢琴旁边），人会随着时间变的，如果不变就不是他们了……你说得对。你自己变没变啊，小斯维塔？要我说么？好，要我说呀，我天天都见到你，你过去长得什么样，我知道，你现在长得什么样，我也知道，虽然你头上的每根白发都叫我遗憾，虽然你眼角多出来的皱纹也让我心疼，但这都是免不了的啊，长了白发，多了皱纹，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你的感觉，只会增加你的风采。如果这就是所谓老年，那又有什么关系？你是我的整个世界，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你过去的容颜怎样，我不管，反正你将来永远是我的斯维特，我的光明²⁹[1]。

斯维塔也有同感：“这日月如流水般过去，人也在变，这倒不假。但是真会变得不如从前么？”

这，我倒不知道，列夫，我觉得，每个年龄都有好的一面。我十七岁到十九岁那会儿，最担心年龄、担心时光流逝。我当时觉得，我这一生不是过去一半了吗，还是最好的前半生呀，可是一和你在一起，就再也不会想到年龄不年龄的问题。那时，我的生活很美好，似乎会一直好下去，不会有太大变化似的。过去这五年，我可能更老成了，我自己很难判断，但是至少我还没老（“老成”是一回事儿，“老”是另一回事儿）。其实，我关注年龄，倒也没往深处想，只是希望不要容颜老去。我倒是想留住青春，把父母给的那点儿美丽留住——作为给你的礼物。

也就在那个时候，列夫盘算着，还剩下三千三百六十天，刑期就满了。他每封信都数着天数，告诉斯维塔，还剩下多少天就刑满释放啦，就能看到她那“渐渐变白”的头发了。监狱营区发生的事情，列夫拣主要的，对斯维塔说。每封信狱方都仔细审查过，一个字都不漏掉。那第一个秋天的重大新闻就是他从劳改营的干燥车间转到了发电站。列夫没受过电气工程师的培训，没这方面的经验，但狱方认为，他是学理科出身的，摆弄高压线没问题，够格儿。劳改营里没几个工程师。劳改营管理局叫犯人干这种危险活儿，安全不安全，它才不管呢。9月2号，列夫在信中报了这个信儿：“我终于换了工作，这个活儿我比较喜欢，比原来那个强。”

我转到电力部门来了，当钳工。我喜欢这个工种。这儿的活儿，操作起来比那边难度大不少，但是这里的人可强多了。我在这儿干得很开心，连星期几都忘了。今天是2号，星期一，对吧？我得多学习学习，因为以前在工厂，我只干过装电线，电气安装也干过一点，可是现在我做高架电缆。如果你见到电气安装手册或者电气工程教科书什么的，请寄给我。

列夫能转到发电站来，多亏一位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名叫尼古拉·里列耶夫（NicolaiLileev），当年也是战俘。列夫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开出来的囚车上认识他的。里列耶夫刚到伯朝拉的时候，得了坏血病，病得可不轻，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只有发电站还勉强能干。后来，里列耶夫向电工组组长推荐列夫，建议把列夫调到电力部门来。这电工组长名叫维克托·齐津，也是劳改犯人。他是1938年被捕的，判了十五年劳动改造，到伯朝拉来服刑。他原在沃洛格达一个发电厂工作，当班的时候厂里失火，就把他抓了起来。他非常懂工程，技术特好，狱方很器重他，就让他来当电力组组长，负责木材厂这个劳改营的全部电气维修。劳改营里，像齐津和斯特列里科夫这样的犯人很多，有专家，也有管理人员。1946年，木材厂负责生产的负责人，有一半以上其实都是劳改犯。里列耶夫推荐得正是时候。这木材厂的生产远远完不成计划。缺电问题特别严重：发电站供电量严重不足，干燥车间、制材车间以及其他车间，一半以上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三台发电机（以木材为燃料的蒸汽机）的装机容量是七千千瓦，实际运行才四分之一，还常常出故障，运转不了。火灾频发，事故不断。一年到头，总是缺电气技师、工程师、机修工、化学师。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内务部决定从囚犯中多招收、培训二百一十二名专业技师。列夫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囚犯来说，能在发电站干活，那可是个美差，高人一等。按古拉格的标准来衡量，发电站的活儿特别轻巧，和拖运队那种累断腰的苦役比起来，简直是霄壤之别。劳改营一般是两班倒，一班十二个小时。发电站三班倒，一班只有八小时。劳改营管理局这么规定是为了减少事故，疲劳过度就出事故。在发电站当班也容易，平时没什么活儿，就是查一查设备运行情况，检修一下，所以有很多时间，可以看书、写信、打牌、下棋、玩多米诺骨牌。发电站里总是暖融融的，司炉工和机工有一个专用淋浴室，列夫可以去洗澡，用热水洗衣服——这可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一般都是澡堂子，常常丢衣服，水也是冷水。发电站里没有看守，犯人上工也没有看守押送，所以列夫和发电站的朋友们可以在工业区内自由走动。发电站旁边的房子里住的都是刑满释放后自愿留下来工作的工人，叫作自愿工，列夫可以去串门儿，还可以去木材厂的倶乐部玩。俱乐部这地方，其他囚犯是不许进的，里面还放映电影，有一台收音机（只能收听伯朝拉劳改营广播电台），从附近商店还可以买伏特加喝，买烟抽；收工回去的路上，还可以顺便到斯特列里科夫的实验室，看看朋友；工棚子宿舍，随便进出，基本上没有限制。列夫回忆说：“从工业区进到工棚子宿舍，中间要经过警卫室，只要报出姓名和囚犯编号就可以进出。一个专用案台上放着一个记事本，值班看守会把我们出人的时间记下来。有时候，某个当官的来巡查，会收紧一点儿，但整个来说，各方面都挺松。”

1946年秋天，列夫上白班，早晨八点上工。因为他上工的时间比其他囚犯晚，所以，起床也比别人起得晚，六点起床，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强劳队的囚犯们正在火车站货场上点名呢，看守一个个点名，大家高声回答“到”。强劳队很多人的干活地点，要列队走一个小时才能到，收工后回来，还要再走一个小时。列夫上工，只要走八分钟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列夫正在发电站值班。于是，午饭有人给他送来。上工这几个小时，也没什么事，只要看住机器就行了。列夫就给斯维塔写信。10月30日，他写道：

这一天的活儿干完了；安装的活儿，今天没有了，明天才有。再过一小时，来接我班儿的人就到了。机器轰鸣，自己说话都听不见，不过，没关系，我不在乎，习惯了。窗外，一小时以前，深蓝色的暮色变成了黑夜。现在，伯朝拉一片漆黑。

发电机机房不通风（像蒸桑拿似的——又热又有潮气），所以信纸不容易保持干燥。但白天在发电站写信比较容易，如果夜里在宿舍里写，那可就难了。宿舍人声嘈杂，比发电机机房还厉害，天棚上吊下来的灯泡，光线“太暗，发黄，桌上不放个煤油灯，根本写不了，看不清”。

下工以后到吃晚饭、睡前点名这段时间，列夫有空。通常，这宝贵的几个小时，他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斯特列里科夫喜欢在实验室款待电工组的朋友。9月2日，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眼下，活儿干完了。我正在享受着实验室主任的招待呢。我坐在文化和‘科学’的环境中，周围全是罐罐、砝码、烧瓶、试管。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只有喇叭里传来悦耳的玛祖卡舞曲的声音。”斯特列里科夫格外喜欢这些年轻的电工，大家也都景仰他。里列耶夫回忆说：“我们在实验室度过的时光是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有机会能去斯特列里科夫的实验室，我们从不放过，肯定去。有时——大家上同一个班的时候——赶上谁过生日，有什么周年纪念之类，大家还能过去聚一聚，热闹热闹呢。”斯特列里科夫的实验室是大家的避难所，大家可以在这儿存放信，存放包裹，存放其他贵重的东西，如果放在宿舍里早就丢了，看守偷，其他囚犯也偷。劳改营条件严酷，单调无聊，实验室可以给大家几个小时放松的时间，缓解紧绷的神经。电工们去那儿喝点儿小酒，抽几口烟，听听收音机播放的音乐会，玩玩牌，下下棋，看看信，也写写信，也有什么都不干，专门来听斯特列里科夫说话的。斯特列里科夫“非常健谈，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凡是读过的，他都记住了，娓娓道来，你会听得入了迷”。列夫告诉斯维塔说：“我听他讲故事，听得我张着大嘴，半天合不拢。”

列夫在实验室

有六七个电工经常聚在斯特列里科夫的实验室里。其中有一个，正是柳布卡·德尔列茨基。列夫在集体宿舍的床铺离他的床很近。他和列夫都在发电站上白班。列夫很喜欢和这个乌克兰青年在一起，很护着他。柳波卡已经在伯朝拉关了六年了，身体都垮了。列夫11月15日给斯维塔写信说：“柳布卡这小伙子非常好，和别人大不一样。”

他看上去二十四岁左右，非常聪明，有幽默感，性格开朗。在乌克兰利沃夫上学的时候，学的是物理，又自学了电气工程……他喜欢俄国文学。过去读书都是波兰文，他很怀念那会儿……他有过很多遭遇，六年来都没敢给父母写过信，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们，可就是不敢写信。为什么不敢写，和他一聊就明白了。他是一个非常谦虚、诚实的人，绝对良家子弟。他很用功、努力。他好像彻底绝望了，以为一旦进了劳改营“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有时，我听他讲话，好像是在听我自己讲话似的。他说，我的思想逻辑性很强，但是，斯维塔啊，我遵循的逻辑只有一个，都在你的信里写着呢。

列夫的另一个同寝室伙伴，莫斯科老乡廖沙·阿尼西莫夫，也是斯特列里科夫圈子里的，还有那个格列勃·瓦西里耶夫也是，他和斯维特拉娜在莫斯科上的是同一所中学。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格列勃数学特好，精通诗歌，能倒背如流，大家都叹为观止。但他对外不张扬，只供‘内部消费’。这一点，我也很喜欢。列夫爱和格列勃一起回忆莫斯科。格列勃老婆儿子住在莫斯科，丈母娘跟她们母子俩住在一起。列夫把他的朋友一一作了介绍，详细描述了一番。格列勃听了，好像都认识了似的。列夫把斯维塔信中写来的莫斯科新闻，一一讲给格列勃听，但没怎么介绍斯维塔的情况。列夫对斯维塔是这样解释的：“我不能和任何人分享你。你是我的！”这伙朋友当中还有一个人，名叫奥列格·波波夫（OlegPopov），二十二岁，一半拉脱维亚血统，一半俄罗斯血统。列夫告诉斯维塔说：“奥列格这个人太好了。他说俄语有一丁点儿口音，有些字不认识，但是，听他背生字，那可真好听啊。”列夫“每天都和奥列格谈天，有时讲英语，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都很有意义”。列夫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他喜欢奥列格那种“天真的聪颖”，觉得他是“璞玉浑金（天然美质）”。

最后要说的，常来斯特列里科夫实验室聚会的，还有“两个尼古拉”：利特维年科（Litvinenko，“小尼古拉”），政治犯，二十一岁，来自基辅；里列耶夫（Lileev，“大尼古拉”），二十四岁，来自列宁格勒，向齐津推荐列夫的就是他。他也像列夫一样，也是被秘密警察系统那个所谓“处死间谍”队逮捕的，被捕时间是1945年，以背叛祖国罪被判刑十年。他也在德国集中营里关押过，德军强迫他当翻译，后来又强迫他当集中营小组长。当初，他和列夫是在法兰克福开出的囚车上认识的，后来两人关系特别密切。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他比小尼古拉还要谦虚，也更加直爽……小尼古拉对生活更实际，总有能耐沾点儿便宜，结果，有时候就显得不太实在——你知道的，我不喜欢不实在。”里列耶夫更加淳朴、更加直率，有时简直是“没有分寸了”。这个弱点，刚开始的时候，列夫并不在意，后来，天长日久，就越来越烦了。

斯特列里科夫（前中）与朋友们一起在实验室里：列夫（前右），发电站化学工程师科农·特卡申科（前左），那“两个尼古拉”站在他们身后（利特维年科在左，里列耶夫在右）

11月18号，列夫借用果戈理的话：“上帝啊，这世界不至于如此无聊！”³⁰[1]和斯特列里科夫这伙朋友在一起，即使在伯朝拉劳改营这样被上帝遗弃的角落，也有高兴的时候。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

收工以后，我去看斯特列里科夫，在实验室待了一个小时，听收音机播放《特辖区主管》³¹[1]。心情愉快极了……七点，我动身“回家”，几分钟以后，我就津津有味地默默吃着晚饭。吃完了饭，简直像在家似的，我去蒸桑拿。请原谅，我的笔迹太潦草了。这地方白桦树不太多，但是白桦树绿色的树枝还不少。廖沙·阿尼西莫夫叫我不要丟了莫斯科的风俗，硬拉我去蒸桑拿。蒸完桑拿，要喝好茶。但是尼古拉（里列耶夫）说，这风俗早过时了，不要理睬。于是，我们一起喝咖啡，头上是双绉灯罩，一百五十度的灯泡。（这是在他们宿舍。很遗憾，我们不住这儿，离这里有二十米远，我们那边儿的灯泡才四十度。灯泡亮标志着家里舒适，这里是用灯泡瓦数来衡量家的舒适度的。）你瞧，我们这些美食家——咖啡代用品，我们可受不了，必须得喝真的咖啡。铁杯子里冒出咖啡热带的芳香，我们一边闻着咖啡的香气，一边愉快地谈论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新西伯利亚³²[2]。喝完咖啡，九点钟。按照当地标准已经晚了，我们就到户外去呼吸清冽的空气，看看天上的星星。但是，星星被云层遮住了，月亮才露出来不点儿。那边是松林，这边是劳改营的破宿舍，中间是羊肠小道，我们慢悠悠地走着。宿舍墙壁最近刚刚新刷了，像乡下房子那样抹上了灰泥，烟囱冒出烟来，窗户眼儿里亮着黄色的灯光。十一点报时信号响了（这是叫宿舍熄灯的），这时我们才想起时间来。在五分钟之内，我们就从想象中的莫斯科“小剧院”³³[3]屋顶下直接进了被窝里。我们这儿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1946年的冬天来得早，给这个木材厂劳改营来了个措手不及。劳改犯人的靴子、帽子、手套、棉袄都不够，而很多房子也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河面早已冻上了，这一冻上，木材就缺了，因为上游的劳改营没办法把木头顺河漂下来了。

12月中旬，气温降到零下三十五度，邮递员送信特别慢，几乎就不送了。列夫1946年最后一封信是12月25日寄出去的，过了两个半星期，还没收到斯维塔的回信。列夫愁得快急死了，因为前些日子斯维塔发高烧了。“斯维塔，我掉到绝望的海洋里，快淹死了，游不上来了——没有信来。”12月9日，列夫写了一封信，满以为这是新年前斯维塔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呢。这是他写的第24封信。信里写得很明白，列夫只有一个祝愿，就是祝斯维塔一切均好，万事如意：“我的祝愿？祝你、祝我们，祝愿什么好呢？我只祝愿我自己收到更多的来信……如果我还可以祝愿别的什么，我就祝你新年健康、愉快，无论怎样都无忧无虑，和朋友一块儿过新年。”列夫打算除夕和斯特列里科夫一块儿喝茶。斯特列里科夫最近面容憔悴，患了肠疾，动了两次手术也没好。25日，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他表面上不在乎，假装没事儿，但是，只有那些不熟悉他的人，才会被他蒙过去，才会看不出来，他这是装的，在硬挺啊。看他的脸色就清楚了……斯维塔，想想办法，寄点儿什么，能治肚子疼的。”列夫就是这样的人，总想着帮别人，自己从不张嘴要什么。

那些日子，斯维塔也是急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她在除夕夜给列夫写信。列夫12月9日的信，她还没收到。斯维塔只想和列夫在信里说说话，所以，那天夜里决定待在家里，不出去了。她写道：“过年过节没有你，你我远隔千山万水，我过腻了这种日子。”

我在哪里都不开心，说实在的，除了伊琳娜，谁都没有看出来。不过，我把阿列克³⁴[1]哄得很高兴——我们点亮了圣诞树，坐在桌边喝了节日的茶……快半夜了，阿列克刚刚睡着。他害怕睡着呢……圣诞树真漂亮，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都碰到天棚了。一个枝儿都没干巴。亚拉在六个高枝儿顶上都挂上了银白色的果，最上顶有一个红星（当然喽）。从我家列宁格勒老房子拿过来的装饰物，我给人给了不少，装饰他们家的圣诞树了，但还剩下一些在这儿。圣诞树似乎让大人更开心（因为令人回忆过去）。阿列克更爱看奶奶眼镜上的反光（这是哪儿来的呀？），更爱看那本ABC书，那是他收到的礼物……我和他一起玩文字游戏来着（这个词是阴性还是阳性？是大写字母还是小写字母？）……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在和你笔谈。这将是新年的第1封信。钟声已经响了，我马上在下一封信上标上“2”。明天，我要去书店搜寻书。我有很多书等着寄出去呢，但是我不敢一次寄得太多。暂时还没有小盒子装书，没有盒子，邮局拒收，不给寄……我忘了是否告诉过你，我买了一套古诗丛书，是出版社给工人子弟编的。最后，我把书里一首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诗给你抄在下面，供你欣赏：

你问我为什么爱上你？

不要盘问，不要怀疑，

不要推测，不要估计。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爱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爱上你是因为什么优点？

我会爱你多少时间？

不要推测，也不要怀疑，

不要追问，也不要盘算。

我倒要问问你，

你到底是我的阿妹，

还是我的娇妻？

还是一个小孩儿而已？

怎样称呼你，我不知晓，

怎样定位你，我也不知道。

田野里有很多花草，

天上很多星星在闪耀。

我认也认不全，名字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爱上了你？

这个问题我既没考虑，也没质疑，

就是爱上了你，

就是跟着固执的感觉走，

它叫我走向哪里，我就走向哪里！

好了，列夫，暂时搁笔。新年已经接来了，该睡啦。祝一切均好。

斯维特1947年1月1日

五 秘密信使网络

在劳改营系统内干活的人，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劳改犯，而是所谓挣工资的自由工人。劳改营里一直都有这类自由工人，但是战后那些年，他们的数量多了起来，尤其是在木材拖运和土木建筑这两个行业，最为突出：原先大批劳改犯用手工干的活儿，渐渐改用机器了。有了新机器，就得有人来操作，还要懂技术，有专业知识。于是必须招聘工人，雇来以后要付工资。到了1940年代末，各地劳改营内，建筑业的劳动力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自由工人。

这些自由工人，以前大都是劳改犯。他们服满了刑期，没别的地方可去，于是就原地就业了。斯大林大恐怖时期判刑八年、十年的，在战后那些年，陆续刑满了。这种刑满就业的人多达好几百万。当局设置了各种障碍不让他们走，很多人想离开劳改营也走不成。典型的做法是内务部不给这些人发“出营许可”，没有这玩意儿，专业人员和合格的技术人员就出不去，只好继续留在劳改营干活。还有的人无家可归，家人都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也有的已经在劳改营里结婚成家了。

1946年，伯朝拉木材厂这个劳改营里，有四百四十五名自由工人，大部分都是内务部雇的，有的是专业技术人员，有的是部门负责人。这些人和家属住在一起，住址哪儿的都有——有住在监狱里头的，也有住在监狱外边的。监狱里专门有一个区域，是自由工人住的，距离发电站不太远。住在外面的也在监狱里干活。他们的居住条件比劳改犯强不了多少。很多人不是住集体宿舍，就是住工棚里。集体宿舍挤得不得了，工棚也是一个单人间住七个人。1946年10月，该木材厂劳改营的党委领导开会讨论一个报告。报告里说，劳改营里自由工人的住房面积，每人只有一点八平方米。劳改营有规定，劳改犯居住面积，每人一点五平方米。所以，情况没好多少。那些木头平房，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房顶大都漏雨，所有的房子里，连最起码的家具都没有（而劳改营就是制造家具的）。自由工人住的这个地方，在劳改营的一个角落，非常脏乱，室外没有照明，没有洗澡的地方，也没有厕所，只有一口水井。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劳改营扔的垃圾——锯末子、树皮、引火材——全是火灾隐患，还招耗子。

当年劳改营工业区的住房，右边远处是发电站的烟囱。

管理劳改营，自由工人起的作用很大。但一般来说，他们比较向着劳改犯，同情他们，毕竟自己以前也是劳改犯嘛。相比之下，自由工人对内务部、对劳改营的党领导都不怎么感冒，党领导也都不信任他们。1945年12月，有一次开会，讨论自由工人的问题。劳改营党委书记维特洛夫同志就说：“我们周围都是心怀不满的人，他们过去都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志愿队伍³⁵[1]的宣传动员工作。”

自由工人和劳改犯打成一片，劳改营当局看在眼里，放心不下。劳改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由工人的居住区、劳改营管理机关、机关食堂、俱乐部会所和商店；另一部分是工业厂区。这两个区域之间没有真正的隔离带。列夫他们这些囚犯，当班的时候，可以在工业区内自由走动，没有看守跟着。1949年的时候，这两个区域之间有一道铁丝网。自由工人居住区，进出都要经过警卫室。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铁丝网也不是天衣无缝。发电站和河边的外层铁丝网之间有一片荒地，劳改犯穿过这片荒地，就可以进到自由工人居住区来了，还算容易。以前这儿没有铁丝网，只有一个临时岗亭，进去要登记。那会儿，劳改犯来来去去很正常，常看到他们在倶乐部，和自由工人在一块儿喝酒。常听说自由工人和劳改犯同居，看守也有同居的，其中甚至有党员也搞同居。有的都有孩子了，在一起过。内务部号召加强安全措施，遵守古拉格的规章制度。可是，一来没资金，二来大家都饥寒交迫的，日子难熬，而且人都是有弱点的，加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到头来，内务部前功尽弃。于是，在这劳改体系的边缘地带，种种小打小闹的自由悄悄滋长了起来。

很多自由工人都偷偷地帮助劳改犯送信。有的是有偿服务，挣点儿钱物。但还是纯粹帮忙的人多，他们仗义而为，分文不取，有为了朋友挺身而出的，也有同病相怜助人为乐的。他们把信藏在衣服里，带出监狱营区，拿到“小上海”那边的邮局寄出去。他们还通知外面把信寄到他们家，收到信后再偷偷带进监狱营区。不管是带出去，还是带进来，都绕过了古拉格审查人员的检查。不过，劳改犯和外边的亲友通信，还是写得含蓄一点儿为好，以免来回送信的人被看守抓住，会牵连别人。内务部也是心知肚明，知道有人暗中帮人捎信，几次三番决意禁绝此事。狱方担心的，不只是犯人在信里实话实说，把劳改营的情况照实捅出去，泄露了秘密，而且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忧虑，就是怕外边给劳改犯寄假证件、寄钱，帮他们越狱。

到了1947年，列夫交了好几位自由工人朋友，他们二话不说，随时准备帮列夫寄信给斯维塔，再替列夫接收斯维塔的来信。列夫寄出的信，倒不是全都经过这个非法渠道寄的，但是每逢要给斯维塔写重要的事情，列夫就用这个渠道寄出去。3月到6月间，这个邮递系统逐步完善，后来完全运行起来了。3月1日，列夫有一封重要信件要寄出去，可是他还得等待，等着找人帮他寄：

亲爱的斯维塔，我得给你写一封信，要讲很多很多事。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寄出去。等我确知信落到你手里，并且只会落到你手里，我再邮寄。估计会有机会的。确实，一旦写好了信，等待时机寄出，也是很危险的。我打算写两个问题——一是极小极大（minimax，即列夫不服判决，要上诉），二是看看能否见一次面。

到了5月14日，列夫就用这个“新渠道”寄信了。不过，凡事开头难，还是有点儿问题：“寄信的‘新渠道’暂时停用，特此告知。有两封信等待寄出，已经等了两个星期了。”6月2日，列夫可以确认：“用这个新渠道，我的信好像更准时了，因为不必经过沥青（暗语，指劳改营检查信件的看守），卡住的危险少了。”

这个时候，列夫的首席秘密信使和列夫同名，叫列夫·以色列维奇（LevIzrailevich），是个犹太人，小矮个儿，眼睛很有神，圆圆的脑袋有点儿秃顶。他住在科日瓦（Kozhva），在伯朝拉河对岸，是个面积很大的聚居点，他在那儿当铁路调度。列夫5月16日给斯维塔写信说：“我认识了一位非常有趣的先生。”

我还没问他的名字，但我们谈得很开心……他很聪明，很有文化。原来他是列宁格勒来的，在工学院³⁶[1]上过学（没让他毕业），当记者一直当到1937年……列宁格勒的大人物，工业巨头之类，他都认识。

列夫·以色列维奇于1937年被捕³⁷[2]。被捕前，他是大众刊物《科技报》的学术秘书，已经写了好几本书，其中就有《怎样亲手制作物品：实用手册，附图纸四十张》（1927年版），这本书教读者制作很多东西，复杂的有显微镜、照相机，简单的有家用器具，例如衣架。他的书都是科普读物。他想在苏联群众中普及科学知识。以色列维奇从伯朝拉劳改营释放出狱后，就定居在科日瓦了。他住的房子是个木头房子，半卧在地下，免得透风。他当调度，也常来木材厂兼职，当技术员、修理工。他有一张通行证，任何时间都可以进出工业区。他酷爱摄影，于是给劳改犯照相，然后把照片给他们家人寄去，挣点儿外快。

偷送信件是这么操作的：斯维塔把写给列夫的信，交给这位“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维奇，并按照他的要求，附上几样东西，一并交给他带走：照相用的相纸、化学品等材料；“同名人”把信带到劳改营里，交给列夫，所带物品照价付款给列夫，然后把东西拿走；列夫如有信给斯维塔，“同名人”当场取走。这样一来，斯维塔不仅能让列夫收到信、收到包裹，而且还能收到钱。若不这么递送，看守们就把钱偷去，中饱私囊了。列夫在信里也写了偷送信件的始末：

（6月16日）我最近又见到了以色列维奇。他还在帮人照相挣钱，显影剂总是不够用，我们实验室资源有限，少得可怜，实在帮不上他什么忙。哦，对了，他说，如果谁要给我写信，或者给我发电报，可以用他的地址，这样又快又安全。地址是：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科日瓦火车站货运部列夫·雅科夫列维奇·以色列维奇转交我收。他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打到发电站。

（7月24日）以色列维奇非常感谢你的努力。HgCl₂只要药面，别的形态不需要，有硝酸当然更好……他还要6X9的肢卷和光面的相纸，多大的都行，软的硬的都要。当然，费用他付……太好了，你的信，我现在都能收到了……只要有一个东西，这事儿就可以办啦，就是摄影材料。这类东西（至少过去）不贵，但是不好寄，他要一公斤左右，先别买，等我通知。

（8月23日）昨天，以色列维奇给我送来两封信，日期分别是8月10日的一封、12—14日的一封，编号46和47，此前的信还没到呢……我写信告诉过你，不要往发电站的地址寄，只往以色列维奇的地址寄，否则你的信会寄丟的，以前的信不就丟失过吗？

斯维塔过去写过一封信，问列夫，给“同名人”寄信时，信封上用不用写上“列夫收”。列夫回信说：“照我说的办，不要往发电站寄信。我的同名人那儿才是正确的地址。多亏了他帮忙：你可以不写‘列夫收’。”

列夫很喜欢和他的同名人在一起。两人都对数学和理科感兴趣，每次在一起交谈，列夫都觉得很有意思。

和他交谈，受益匪浅。除了谈话的快乐之外，还有一点，我最喜欢：有时，他不如我知道得多，但是他有数学思维，所以悟性比我强。如果我太超前，蛋未孵出鸡就开始数鸡，他肯定会来纠正，叫我先别想得那么远。所以说，我们俩办事，一般都能办得通。

但是，把两个列夫连在一起的，不是数学，主要是摄影。以色列维奇帮劳改犯照了好几百张照片。这在劳改营里，可是前所未有。列夫给斯维塔寄来好几张照片，是列夫和朋友们的合影。起初，列夫有点担心，在劳改营里劳改了六年，肯定变了模样，斯维塔怕是认都认不出来了吧。4月份，他给斯维塔写信说：“那天，真没想到，有个照相的机会。”

附上一张照片，是加洗的，和原版差不多。前边是斯特列里科夫。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吧，其他两人，右边儿那个是我，从照片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身体很不错啊，所以说，我叫你别为我担心，完全是有根据的……这个照片，我也给奥尔加姨妈和卡佳寄去了，寄到奥尔加姨妈的地址（留邮局待取），只寄了一张。有机会，我得改一改不修边幅的样子，再给她们寄张新的。但是，我爱自己的脸蛋儿，还没爱到要洗很多张、广为散发的程度哦。

自1941年睽违至今，斯维塔第一次见到列夫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丢了，找不到了）。斯维塔给列夫写了回信：

卡佳姨妈今天来看我们了。她还没收到你的照片呢。我这张，她看到了，很喜欢。她说你照得很有神采，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依我看是她眼镜度数不够，看得不清，殊不知，你的表情正好相反。但是，总的来说，这张照片比我想的更接近于本人。光线不好，脸上有阴影，一半太暗，不怎么像你。但是，我斯维塔还是很感激你的同名人。

还有好几位自由工人，也帮列夫和其他劳改犯偷偷捎信。他们把信偷偷带出去寄走，再把代收的信偷偷带进劳改营里来。有一个人，名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夫斯基（Aleksandr Aleksandrovsky），花白的头发，五十四五岁的样子，他在供应科干活。亚历山大出生在沃罗涅日（Voronezh，在顿河中游），1892年生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时期加入苏俄红军。1937年，斯大林镇压内战英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Tukhachevsky）。他公开表示反对，旋即被捕，被判五年劳改，在伯朝拉服刑，刑满释放后，转为自由工人，继续留在劳改营干活。他和妻子玛利娅（Maria）住在一起，妻子年纪比他小。玛利娅原先住在加里宁市（Kalinin），战争期间撤退，疏散到这里。玛利娅在苏维埃大街的电话局工作。夫妻俩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住在河边一个地下室里，1946年搬到工业区劳改营内犯人村，住进了集体宿舍的破房子里。这房子非常窄小。墙是用胶合板钉的。厨房（没有自来水）特小，转身都费劲，两个小房间只有一张单人床。两个孩子睡在地上。屋后有一个小园子，养了几只鸡，还有一头猪。亚历山大和玛利婭是斯特列里科夫的好朋友，经常在家里招待斯特列里科夫和他电工组那群随从。他们夫妻俩很同情政治犯，尽力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玛利娅在电话局偷听官方电话内容，每当听到当局计划把劳改犯押送惩戒营地惩办，或听到别的什么惩罚措施，就给大家通风报信。他们夫妻俩还帮劳改犯寄信、代收信件。他俩的儿子伊戈尔（Igor），喜欢集邮（列夫拜托斯维塔和他姨妈，每次寄信都贴不同的邮票，因为“这儿有个集邮爱好者”）。这孩子后来回忆说：“我爸常常把信藏在衬衣里，有的信是从外头带进监狱里面来，有的是从监狱里带到外面去。我爸有个通行证，可以进出工业区劳改营。他从来都没有被搜身过。”伊戈尔还说：“我爸谁都不怕，他常说：‘惩罚我？随他们的便！’”

亚历山大和玛利娅抱着小儿子弗拉基米尔

木材厂有一位机器操作工，名叫斯坦尼斯拉夫·亚霍维奇（StanislavYakhovich），他也是帮劳改犯偷带信件的自由工人。列夫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发电站，当时他俩险些打起架来。亚霍维奇拿了列夫的手套，拿去的时候是干净的，可还回来时却沾满了油污。当时，列夫刚来发电站没几天，还不到一个星期，所以决意要给别人看看，他列夫不是好惹的，不会逆来顺受。列夫参过军，身强体壮，深知要想活下去，就得有自卫能力。所以，列夫一下子扑到亚霍维奇身上，叫他小心点儿，再拿他的手套，就“把他的脸打开花”。亚霍维奇啥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他是个大块头，比列夫高大多了。他看得出来，别看列夫说话挺横，但不是蛮不讲理的人。真是不打不成交，两人成了朋友。

亚霍维奇是波兰人，家住罗玆³⁸[1]，讲俄语有点儿口音。他技术院校毕业，娶了一个俄国人，她老家在奥廖尔（Orel）³⁹[2]，有一儿一女，儿子生于1927年，女儿是1935年出生的。他一直都是机器操作工，1937年被捕，抓到这儿来。几乎可以肯定，他被捕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波兰人（只要是波兰人，就可以扣上个“波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亚霍维奇被判了八年劳改，在伯朝拉服刑，1945年刑满释放之后，原地就业。他现在和一个女的住在一起，名叫柳斯卡（Liuska），也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他俩住在集体宿舍那个破房子里，有一个单间。他住的那条街就叫木材厂街，刚好在工业区铁丝网外边。

亚霍维奇在伯朝拉待了这么多年，对劳改犯深切同情，总是想方设法帮他们的忙：帮他们跑腿办事，给他们拿吃的东西，替他们送信。做这些都是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他愿意。劳改犯，有的像他一样，妻离子散。他对这样的囚犯格外同情。1947年，他要去奥廖尔，劝妻子和女儿来伯朝拉和他同住。

斯维塔的来信，越攒越多。列夫把信捆成一捆，藏在工棚住处的地板下面。有一次，列夫把地板撬开，把这捆信取出来，交给亚霍维奇。他想叫亚霍维奇把信带出劳改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存起来，将来再找人把信带回莫斯科，由斯维塔收藏。因为这些信上面都没有监狱审查人员批准盖章，所以都是非法信件，万一搜查的时候被看守们发现，就会全部没收销毁。列夫也会被罚，会被关进小号，单独监禁，或者转到第三村去。那个地方条件极其恶劣。那儿的劳改犯，如果再违反了什么规定，就要被押到条件更加险恶的监狱，进行严惩。亚霍维奇接过那捆儿绑得紧紧的信，掖在衣服里边，向劳改营大门口走去。不料，门口的看守注意到了他衣服下面的鼓包，拦住了他，问他是什么东西。亚霍维奇答道：“啥，这个么？就是纸。”那看守说：“给我看看。”亚霍维奇把包拿了出来。看守说：“这可都是信啊。”亚霍维奇答：“信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谁扔的，我把它拿到厕所去当手纸用。”那看守挥手让他过去了。

随着这秘密信使网络的不断发展壮大，列夫更有把握能避开审查人员了，于是，渐渐地，越写越白，暗语越来越少了。列夫换了这种新的写法以后写的第一件事，是好几个月来大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有人要报复斯特列里科夫，此事暴露出劳改营里的人性黑暗面。斯特列里科夫是釆矿工程师，技术特别好，所以才当上了实验室主任，这个职位权力很大。木材厂的生产工艺都要拿到实验室进行试验、检测。斯特列里科夫这个工作，谁都干不了。但是，他“顽固坚持”（列夫语）自己的做法，令劳改营好几个大头头不快。本来上峰就给他们施压，叫他们务必要完成生产计划，而斯特列里科夫不就是个劳改犯么，可他竟然对劳改营头子指指点点，告诉他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这些头子听了，不禁怀恨在心。伯朝拉铁路局林业部副部长，名叫阿纳托利·谢赫特（Anatoly Shekhter），1943年，斯特列里科夫和他发生了冲突：他用的材料不符合技术要求，斯特列里科夫说，这种材料不可以，叫他停了工。这件事一直闹到古拉格最高当局那儿。最高当局说斯特列里科夫说得对。谢赫特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从那以后总找茬儿，给斯特列里科夫穿小鞋，鸡蛋里挑骨头，斯特列里科夫做什么都不对。

1946年12月，谢赫特来木材厂视察工作，待了好几个星期。干燥室的头头，名叫吉巴什（Gibash），他自己也是一个劳改犯，列夫说：“大家都说这人特能撒谎，还诈骗钱财。”此人乘着上司来视察的这个机会，想往上爬，就写了一封恶毒的检举信，检举斯特列里科夫，说他说的木材不够干燥只是借口而已，其目的就是拒不给各车间供料，因为木材其实是干燥的。吉巴什把一块木材样品送到邻近的实验室做检验，那个实验室一检验，发现木头不潮，很干燥，大家都怀疑这厮是先把木材烤干了，然后才送检的。这封检举信，用的是斯大林大恐怖时期的词儿，指控斯特列里科夫“把干燥材料扣住不发，故意拖延工程用料，破坏工厂计划，妄图颠覆政府”。由于这封检举信，斯特列里科夫被撤职，扭送至内务机关，说他是“破坏”分子。斯特列里科夫向技术检验部申诉，当局又抽样检验了更多的木材，斯特列里科夫最终得以复职。但是，吉巴什又提出了新的指控，此案一直拖到1947年1月份才结案，当时列夫有信给斯维塔：

我本来不想写这件事，太令人伤心了，不可与外人道，只能告诉你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要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吉巴什真不是人啊，白披了一张人皮，早就不配人这个称号了……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我自始至终都特别佩服斯特列里科夫，佩服他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有时候，我真想给他妻子、女儿写一封信，告诉她们，斯特列里科夫真是堂堂君子，为人太好啦。当然，写信说这些太蠢，人家比谁都清楚，还用我说么。写这样的信去，什么用也没有，只会让人笑话，说我不会说话。但是，管他笑话不笑话的，这信我得写。他女儿是莫斯科国立铁路工程大学的学生，和她妈妈、丈夫、儿子，一家四口住在真理街。斯特列里科夫这件事，当局要有个表态了，但是太慢了，天知道当局会判谁有理。这儿最有理想的人，有时候，会被逼进最黑暗的死胡同里。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什么都不信，只相信过去。

1月28日，传来了好消息，伯朝拉劳改管理局在阿别兹做出了决议，恢复斯特列里科夫的工作。几星期以后，那个吉巴什被送到更北边的沃尔库塔去了，那是个煤矿区。

自从出了斯特列里科夫这件事，列夫内心感触良多。他信中渐渐透露出劳改营的境遇对他的种种影响，越写越直白。列夫最感到锥心的，就是劳改营把几乎每个人最坏的一面都释放了出来：环境太拥挤狭小，人人都挣扎求生，所以，在这种氛围里，一旦要争个什么蝇头小利、彼此有个什么别扭，马上就会大打出手，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3月1日，列夫的信里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斯维塔，我有很多事要对你讲：能给你带来宽慰的好消息不多啊，斯维塔，或许，我根本不应该写这些事儿。过去你说过，痛苦的话，不说完也好，不一定非说完不可。既然开始说了，我就得把话说完。你明白吧，对我们来说，最难以忍受的，绝不是物质匮乏，而是另外一种困难，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世隔绝，和外界没有接触，另一个是朝不保夕，随时都会出事儿，谁也料不到会发生什么事，明天会怎样，一个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大家正式的罪名随时都会变，为了一点儿芝麻小事，就会被遣送到别处，有时无缘无故就被转走了。斯特列里科夫、津科维奇（Sinkevich，他今天就要走了），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的遭遇就是例子。

说来似乎可笑，但是很悲惨。正常生活当中普普通通的事，到了这里，事儿就大了，无限上纲。人都有缺点，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也会牵涉方方面面。但是在这里，就都不是小事儿，会引起严重后果。当然，社会上也有道德君子，有仁义之士，不过，一般来说，首先仁义道德不是主要的社会风气。在劳改营里，正人君子更成了凤毛麟角，十年九不遇了。有人先是不怀好意，接着充满敌意，敌意又表现为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有人本来心地狭隘，继而手段卑鄙，终究干出罪恶的事。有人生性粗野，言语粗鲁，说着说着就辱骂起来，也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继之口出谰言，极尽诽谤之能事。有捞钱捞不着就明抢，抢不着就杀人的；有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进而杀人泄愤的……

哪怕是一丁点儿正人君子的行为都成了多此一举，对己对人都不讲正派。人们最为期望的都是相当无聊的事儿，就好像偏远地区小剧院里的领座员，清闲自在，每天有十二个小时都没事儿干，可以照管自己的私事，还可以挣点儿小钱……

啊，斯维塔，今天阳光明媚啊，啰唆了这么多，什么用也没有。

列夫心里最害怕的就是“转监狱”。“转监狱”就是发配到别的什么惩戒性的林区劳改营，那里条件更惨。列夫怕的不是“物质上的艰苦”，而是“和外界失联”，他说的“外界”就是斯维塔。到了那类劳改营，看守肯定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列夫跟斯维塔说过，一旦到了那里，什么都没了——印刷品，手写的材料，信件，照片），那地方也许根本就写不了信了也说不定。这也是斯维塔所担心的——列夫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那可就联系不到他了。这木材厂，每个月都有犯人被送走严惩。劳改营当局用惩戒性劳改营来惩罚犯人，若觉得哪个团伙“太危险”，就用这个办法把他们拆散。至于要把哪个劳改犯送去惩戒，全凭看守或狱方一句话，他们看你不顺眼就把你弄走。

列夫还有一个担心事儿，就是害怕生病。有从其他劳改营转过来的囚犯，“都是瘦得不像样子了，一看就是重病在身”。看到这些人，列夫忽然意识到，“自己也像他们一样，说病就会得病的”：

营养不良性病变——消耗性疾病——我们这个劳改营很常见。也有坏血病，不过，懂一点儿医学，有一点儿经验，这类病还是能控制的。夏天一片绿，如果吃不到柠檬，摄取不了维生素C，有松针、有各种草本植物，所含的维生素C足够了，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冬天，我把你的药片儿派上了好用场，给了两三个朋友，还剩点儿，阿尼西莫夫正在服用。他得了坏血病，现在好多了。看你的药片儿帮了多大的忙啊！

列夫要是病了，进了劳改营的诊所，即使能康复也不会很快。诊所只有一个大夫，也没什么药，吃的东西也不多，因为病人的药品食物都被看守偷走了。

随着帮劳改犯偷送信件的人越来越多，技术也越来越高，斯维塔给列夫写来的消息也越来越丰富。1月20号，在列夫三十岁生日前夕，斯维塔和家人、朋友一起举杯，祝愿列夫生日快乐。奥尔加姨妈有个包裹，想托斯维塔给列夫寄去，于是，斯维塔就去找奥尔加姨妈。斯维塔知道，别人为列夫费心，列夫会觉得不安。斯维塔在信中解释说：“我把你的想法告诉她了，她要送你枕头和夏季服装，我谢绝了，没拿。”列夫原来住的那个公寓在列宁格勒大街，是几家合住的那种，里面有一间旧房子是列夫的房间。当地苏维埃已把这个房间分给“吉普赛人”住了。奥尔加姨妈一看，慌了神儿，一直在和当局不停地交涉，要他们把“吉普赛人”迁出去，把房子还回来。那帮“吉普赛人”早把列夫的东西一股脑塞进他的箱子里，扔了出去。奥尔加姨妈很是着急，列夫的东西没了，肯定会伤心的，但是列夫真正割舍不下的，是他父母的那几张照片。列夫曾给他姨妈写信说：

那个房间已经不是我的了，不必为了我的东西着急。我虽然判了刑，可是并没有被剥夺任何财产。任何财产，名义上都归你我所有，但是，现在为时已晚，肯定要不回来了。要是剩下什么东西，不要为我留着，拿去卖了吧。换点儿钱，你更需要。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无所谓，和他们吵不值得，也不必为这事儿伤脑筋。

莫斯科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商店空空如也，食品短缺，连基本必需品都是定量供应。像很多莫斯科人一样，斯维塔一家人活得也不容易，为了补贴口粮，他们星期天先坐地铁、再坐火车，到郊区菜园去种土豆、种菜。到了1947年春天，莫斯科的情况更糟了，大家都担心快要挨饿了。1946—1947年间，正是乌克兰大饥荒，饿死了好几十万人。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莫斯科人心惶惶。斯维塔给列夫写了一封信，一五一十写得明明白白，若是落在审查人员手里，那是万万过不了关的：

眼下，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惨不忍闻。人们挤上火车，去西伯利亚的去西伯利亚，去白俄罗斯的去白俄罗斯，但是这两个地方也是啥都吃不上，只有土豆充饥。火车中途就被拦住了，不许进莫斯科。但是，莫斯科还是有大批乞丐。莫斯科现在至少有一半人口的生活连战时都不如。列夫啊，看到这种景象，真是令人伤心。大家都在算日子，看离秋天还有多少天，互相打听庄稼长势如何，收成会怎样。目前，家中一切均好……我们三口人有六个配给卡，不去黑市也完全能活（只去黑市买牛奶，每隔一天去买一次）……肯定是没肉吃啦，不是有人光吃素么，据说能活一百岁呢。我们的收入可是今不如昔了：爸爸挣一千三百卢布，我的工资是九百三十卢布，但是这些钱一眨眼就没了。⁴⁰[1]

列夫和斯维塔，自从开始通信以来，信中就用暗语商谈所谓“最小值”和“最大值”，简称“最大最小值”问题。“最小值”指的是列夫提申请，想转到劳改营别的地方去做科研。“最大值”目标更高些：提出申诉，要求减刑，甚至要求释放。斯维塔从一开始就抱着乐观的态度。她在1946年8月28日的信中写道：“减刑和释放都有可能。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图波列夫和拉姆津的事儿⁴¹[1]，你是知道的。还有很多其他例子，知名度没这么大，但也为数不少。”确实，内务部是有个政策，要在劳改营里寻找科学家，把他们重新分配到苏联经济各专业领域去，尤其是调到劳改营控制的各个军事研究所。问题是，劳改营的负责人通常都不愿意把科学家放走，他们还靠这些科学家干活呢，管发电厂、生产实验室、照明系统之类。列夫觉得，转到这电工组已经不错了，再转到别处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至于那“最大值”，他根本不信能办成，给斯维塔的信是这样写的：“我不想让你浪费精力去申诉那个最大值。”但是，斯维塔继续两面作战，她在12月的信里写道：“你没信心，我可能和你一样，也没什么信心。但是，列夫啊，哪怕有一丁点儿可能，不也值得试试么？我知道，如果最后没办成，岂不是白白增添了不必要的痛苦。所以，咱们需要冷静面对，不自欺欺人，不要错以为希望肯定会实现。——但是，争取还是要争取的，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是没有的。”

到了1947年2月间，列夫心灰意冷，觉得已经晚了，来不及了，什么申诉也白搭了。他心里寻思，当年在物理研究所做的科研“和学生实习差不多”，光凭这个就希望调转成功，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他还是答应斯维塔，要去打听打听斯特列里科夫，劳改营里管科研项目的人，有没有谁近期要来伯朝拉出差的？要是有人来，到时候他就去问问看。如果提出申诉，要求减刑，当局就得审查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军事法庭对他做出的调查。列夫知道，此案已经定案，再把经过复述一遍，实在没有必要，说不定弄巧成拙，罪加一等呢。

3月1日，列夫给斯维塔写了一封长信，写得非常坦率，说不想再提“最小值”和“最大值”的事儿了：

我不想为最大值伤脑筋了，因为要想申诉成功，必须要有证人作证，他们不会找证人出庭的，即使找也很难找得到了。出庭作证在前……宣布判决在后，这期间会不会冒出什么新的谎言来，那可说不定。有了第一次垫底，再来第二次倒是会更加有经验……不过，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渺茫。干什么事儿都有动机，动机可能至少有两个——动机“好”和动机“坏”。说你动机是好的，那自然没错；没准儿也会说你动机不好，说你居心险恶。因为他们之间平时总是心怀鬼胎，所以也就习惯于设想别人和他们一样居心不良，以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损招”，正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大的问题是，虽然很多事实都对我有利，但是没有证人，我空口无凭，谁都不会信我的话。那些正人君子教授（检察官）在那一坐，早就先入为主，确信押到面前来的肯定都是坏人，动机不可能好，不会有爱国心，全都居心不善，不干好事……

至于最小值，因为核子研究和空间研究都有秘密的军事意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扣上58-Ⅰ（b）这条罪名，就休想在这两个领域工作了，更何况不是什么杰出的名人，就更甭想了。服过刑的人是不许在各大经济一工业中心工作的，即使在偏远地区的外省小镇都不行——只有这几个地方是例外：雅库特共和国⁴²[1]、科米共和国⁴³[2]、科雷马等地。这清楚说明，苏联当局把这些政治罪条款看得多么严重，即使没这么严重的条款，只要是政治罪，均严惩不贷。只要是犯了这几条，有证人作证辩护也减轻不了罪责。这儿有个囚犯，是在“图哈切夫斯基时代”定的罪，再过两个月就要刑满释放了。此人是苏联共青团前中央委员，当过军机驾驶员，身在劳改营也是不改当年本色——一个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他在劳改营里是做马鞍子的，那可真是以劳改营为家，忧劳改营之所忧，急劳改营之所急，为劳改营分忧到了忘我的境界……各车间都需要皮带条，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面包卖掉，强忍着烟瘾不抽，把钱节省下来，买皮带条，送给各车间。他做的这一切都白做了，谁都不感谢。释放的时候，在考虑他将来的居所这个问题上，全是按规定办，至于他做过什么好人好事，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没人记得。一旦判决，永远有效，不可更改。

列夫的论调，斯维塔可听不进去。她6月8日给列夫写信：

我无言以对，也没词儿和你争论，因为我知道，你写的都是实际情况，你的处境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这种恶劣的情况，剩下的那百分之零点零一就看运气了。虽然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一，毕竟还是有，这也是实际情况。你要修身养性，好好练一练，遇到失望的事儿，可别太往心里去呀，要百折不挠，努力争取啊。我知道，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换了我，在你那个处境，我也不会把头伸出去冒险，弄不好还会挨上一下子呢，所以，现在我也不催你，硬要你怎么样，只是悄悄劝劝你。递交个申请也能坏事么？会比现在还糟么？列夫啊，你已经熬过来这么多年啦，若不去申请，还要继续受罪啊？

按照斯维塔的想法，倒不如抓住最大值不放松，也好有个盼头，同时积极申请最小值，这样岂不更好？俄罗斯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所长支持这么办，他许下诺言，要写一封信，帮列夫美言美言。

斯维塔写信告诉列夫说：“有希望、有梦想的生活，容易活；没有希望、没有梦想的生活，不容易活。或许我说得不对，可是在过去这五年里，你难道不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么？”

但是，何去何从，最后决定权在列夫。他在6月28日这天写道：

有一次我给你写信，曾经顺便提到过一个名叫鲍里斯·赫尔曼（Boris German）的人。他是学化学的，哈尔科夫学院毕业，职业是电镀工。他曾经提出申请，希望做他的本行工作。没过多久，他们传他到那个临时中转的劳改营（离我们不远，靠近伯朝拉火车站）报到。他先是在那儿呆坐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终于把他发配走了，可是“弄错”了，把他发配到沃尔库塔去了。他在那里干了好几个星期的普通工（在北极圈内的煤矿挖煤），然后又回到了原来那个中转劳改营，后来又把他发配走了，这次又“搞错”了，把他又错发到哈里梅尔一尤（Khalmer-Yu）这个鬼城去了（北冰洋沿岸一劳改营，专修铁路），到那儿一看，连个电镀的影儿都没有。可怜他每走一趟就被洗劫一次，抢劫被流放的犯人简直成了风气。有认识他的人在中转劳改营最后一次见到他，人比从前瘦了一半儿。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哪儿去了。他临走时答应大家，会尽快写信来的。可是到现在为止，谁都没收到过他任何来信。阿尼西莫夫有个朋友，名叫库兹米奇（Kuzmich），好像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起初也是调他去执行“特殊任务”，可是这一去就没了踪影。劳改营的老油条们说，这都司空见惯了，要想尽快“到站”（体力耗尽的最后阶段），最快的莫过于申请转工作，去干本专业。我一时乐观就把申请调转的申请书写好了，正准备递交给内务部驻劳改营机关呢。一听这话，我忙把申请书撕了……哎哟，先别提了，暂时搁一搁吧。

列夫还得在木材厂这个劳改营里待着，没办法，斯维塔也只得作罢。不过，她开始筹划起来，要做一件更大胆的事，比“最大值”、“最小值”都要勇敢：秘密去一趟伯朝拉，看看列夫去。

六 历尽艰险的秘会

斯维塔写第一封信那会儿就把见面这个想法提了出来。1946年7月12日，她写道：“我知道，你肯定会尽量争取咱们早日见面，不用再等五年。”列夫从一开始就比较悲观，回信说：“你问能不能见面……斯维塔啊，见面怕是不行。58-Ⅰ（b）是一个邪恶的数字。”

列夫说得对。亲属朋友来探监，劳改犯获准接见的，确实极少。即使准许见，也仅限于家人或配偶。如果犯人“干得好，干得认真，干得快”，可以网开一面，允许探视，以示奖励，但这种情况只是特例。劳改营许诺，犯人若表现好，可以允许外面的人前来探视，此言一出，真好像一股强大的动力，效果立竿见影。但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探视的那一天，却常常令人大失所望，才让会见几分钟而已，并且还有看守在旁边监视。想说说悄悄话，谈点儿个人隐私，那是难上加难。肢体亲热是绝对禁止的。后来有人写回忆录，回忆北方劳改营的往事，书中有这样的话：“妻子走后，犯人都沉默寡言，烦躁易怒。”

连妻子、亲属要探视都够难的了，更何况斯维塔既不是妻子，也不是亲属，仅仅是朋友关系，大学同学而已。要申请探视列夫，没有资格啊。但是，斯维塔决心已定，不信那个邪。列夫给她来信说，亲属来伯朝拉劳改营探视，“原则上是可以的”。这消息使她感到很振奋，立刻出去四下打听，“像你我这样的，是不是允许探视啊？”，斯维塔给列夫回信说。或许，劳改营当局很开通，把她算作同居女友吧。1946年秋天，斯维塔就盼望着去探视，她在信里写道：

列夫啊，虽然仅仅是一个可能性，请你竭尽全力，尽快促成这件事。请事假可能不行，但是规定的十天学习，可以不学，走人，甚至不带薪休假，总可以了吧。米哈伊尔·济德齐克会支持我的。

列夫不想让斯维塔冒这个险，叫她先不要动，等他进一步打听打听，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那年秋天，列夫嘱咐她先别来。列夫提醒她，来这一趟，往返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两个星期不上班，时间太长了，再说事先也没打招呼要休假，一般提前好几个月就得提出申请，单位好安排人手。格列勃·瓦西里耶夫，他妈8月份来看他，两个星期才回到莫斯科。探视的例子，列夫只知道这一个。他一定也知道，他妈回去，路上走的时间长得太出格了（到莫斯科，全程两千一百七十公里，正常情况下，坐火车两三天就到）。列夫说这话是搪塞她，想拖一拖再说。或许，列夫是怕她来看了失望，也可能觉得，斯维塔花这么大力气来看他，实在受之有愧。不过，列夫确实为斯维塔捏了一把汗，如果斯维塔果真按照计划前来看他，所面临的危险太大了。斯维塔参与的研究项目，被认为是“国家机密”，可她却来信策划，要向内务部驻劳改营机关申请许可证，要去劳改营探视一个定罪服刑的“间谍”。就凭她递交申请这个举动，就有被研究所开除的风险，也许还不止开除。

探视路上要走多少天，列夫已经做了估计，会有什么危险，列夫也给她讲了，可是她就是不听。列夫告诉她的信息，她有点儿怀疑，想多了解。她在10月15日的信里说：

路上走不了两个星期吧。我想，只有寄信才需要那么久。如果真需要那么长时间（我想办法查一查），冬天不行，就别再考虑了，除非假期来还行。我这不又是没等孵出鸡雏就开始数上了么。你不止一次来信问，我们是否需要特别许可，如果需要，得向谁申请。有人对我说，这完全取决于你那边儿的当局（还要看他们认为你表现怎样），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这个说法。当然，鉴于我现在的身份，他们是不会给我特殊照顾的。

斯维塔还不是列夫的妻子，当局会不会允许她去探视列夫呢，这是当前最大的问号。可靠的信息，列夫打听不到。1947年2月9日，列夫在信中写道：

他们说，到莫斯科劳改局去申请，有可能会批准。似乎莫斯科的几率大点儿，北伯朝拉铁路劳改局的几率就小了。一般来说，劳改局即使让探视，时间也很短，少则十五分钟，最多也就两个小时。显然，莫斯科这个上级机关，有时会批准家人、兄弟姐妹、妻子（包括正式结婚的妻子和同居女友）、堂表亲，每次探视几个小时，并且可以连续探视好几天。很遗憾，这个信息不是来自官方渠道，眼下，我只打听到这些。

到了3月1日，列夫知道的情况多了，消息不怎么好：

斯维塔，关于探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给你讲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见面时会很难受，甚至有可能很难堪。不过，我美丽的斯维塔啊，到时候咱们唱《苗条的山梨树》⁴⁴[1]就万事大吉了。

探视，通常只给双方几分钟的时间，在大门旁边的警卫室里进行，还有看守在场盯着……有的时候，看守可以在最后一刻突然决定取消探视，干脆不许见了，有当局的探视许可也白搭，看守不准见，说什么也不行。前些日子，鲍里斯和他母亲就是这样，硬是没见着……偶尔，有的探视，一连好几天，天天都可以见面，并且每次都可以见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还没人在场监听（格列勃·瓦西里耶夫和他母亲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工业区里确实有过。不过，这是十年九不遇的事儿。一般来说，犯了58-Ⅰ（b）条的政治犯是另类，劳改营不给他们行这个好。如果能让劳改局文教部门出个证明，说该犯表现不错云云，那是很有用的。不过，这样的证明，很难开出来。话又说回来，主要的问题不在这儿……假设将来真有一天可以探视，咱俩见面的场面会是怎样？咱俩的关系遇到了现在这种新状况，不过日久天长已经习惯了，痛苦也减轻了很多。可是，一旦见了面，你会觉得满足呢，还是会重新勾起你心底里的剧痛呢？一想到这一层，我心里就有点儿不安。回到故乡，别人都开开心心的，唯独你一个人，探视回去以后，岂不是更难开心了么？

斯维塔没有被吓住。不管有多大风险，不管后果多么严重，她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去伯朝拉看望列夫，即使只能见上几分钟也好。如果莫斯科劳改局不让她去看列夫，她就直接向伯朝拉的劳改局申请探视。假如他们也不许，她就另找其他途径进入劳改营。那些自由工人一直都在帮助列夫，有他们协助，或许能成。既然能把信件偷偷带进劳改营，交给列夫，为什么不能把她也偷偷带进去？这个针划可是胆大包天。以前，任何人都不曾想过要往劳改营里面闯。

眼下有时间，可以从容谋划，收集更多信息。北极圈内，冬季说不定会持续到5月份，冬天黑暗的时间又特别长，黑天多，白天少，天寒地冻，火车有可能冻坏，走不了了。所以冬天去伯朝拉不安全。列夫在发电站上的都是夜班。3月底，他渐渐看到春回大地的迹象。凌晨，北极光绚烂闪耀，流光溢彩，飘逸荡漾，美丽极了，列夫万分惊叹，但他不敢想得太美，总是尽量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不敢尽情地幻想：

我最厌恶黑暗。早晨，我下夜班，离开发电站的时候，朦胧的夜色已经散去，旭日东升，霞光送暖，在阳光的照耀下，雪堆被融化了边角，像一块块刚刚融化的方糖。你说怪不怪，有些东西本身并不坏，但是却令人心生反感。一看到虚假的黎明，我就有这种感觉……有一次，天刚朦朦亮的时候，我下班回家，一弯月亮低低地挂在天边。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月色，我顿时惊呆了。晨曦渐露，平坦的雪面上泛着淡蓝色的幽光，周围影影绰绰，灰蒙蒙一片，那渐渐淡出的月光反射在雪堆的坡面上，仍然一片白亮。松树林，树影婆娑。天高气爽，天空刚才还是一片昏暗，渐渐地变成深蓝绿色，又转成温柔的玫瑰色……现在，到了白天，好像春天似的，舒服极了，雪慢慢融化了，化出的每一道污痕都是春天的迹象，太阳狠劲儿地照着。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人也想说说话了（我平时不怎么想说话）——说说某个好人……或者胡诌点儿什么。

天气转暖以后，又谈起了探视这件事。6月份的时候，尼古拉·利特维年科的父母从基辅来看他。列夫写信给斯维塔，像是在提前给她吹吹风似的：“他们见倒是见着了，可是扫兴的事儿太多了。”利特维年科父母向北伯朝拉铁路劳改局（位于阿别兹）申请探视，批下来可以探视三次，每次两小时。但是，到了木材厂这里，狱方只允许见一次，在警卫室见，还有看守在场监听。列夫写信告诉斯维塔说：“咱们探视，最多也就这样。我犯的那条，最多允许见一次。尼古拉犯的是第58-Ⅰ（a）⁴⁵[1]”尽管利特维年科父母“上了很多润滑油”，还是没争取到更多的见面时间。这“润滑油可花了他们一大笔钱呢”。列夫说的“润滑油”指的是贿赂。列夫举出利特维年科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她，探视这件事，不一定顺利：

他们办这件事，处处都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宿费。至少他们有不少钱，所以负担不算很重。那天，我假装去警卫室办事，实际是去看他们。他母亲年纪不大，但很瘦，可她还说，基辅像她这么胖的人不是很多，又说，稍微胖点儿的人，基辅见不到几个了（暗指乌克兰大饥荒）。斯维塔啊，作为外人，看他们探视真令人难过啊。难怪安东·弗兰采维奇（Anton Frantsevich）⁴⁶[1]对他妻子说，如果她不听劝告，非来不可，那么，来了，他也不见。愿上帝保佑他们。这事儿，先不要办了，以后情况好转再说吧。

列夫心情非常沮丧，一个劲儿给斯维塔的探视计划泼冷水，就好像怕见她似的。列夫过去问过斯维塔，探视会不会弄巧成拙，不但没有一见释怀，带来精神的满足，反而加剧了离别的痛苦。

利特维年科经历的这些挫折，列夫听了心凉半截，很是郁闷。但是，还有一个人，也来伯朝拉探视过。斯维塔一听她的情况，劲头儿更足了。格列勃·瓦西里耶夫的母亲，名叫纳塔莉娅·阿尔卡德芙娜（Natalia Arkadevna），6月中旬，她还要来伯朝拉看望儿子。1946年，她第一次来，设法和儿子单独待了好几个小时，看守没在场监视。3月1日，列夫写信告诉了斯维塔这个情况。纳塔莉娅·阿尔卡德芙娜很有把握，这次来，也能和儿子单独待上几天。她动身来伯朝拉之前，先去见了列夫的姨妈奥尔加。奥尔加姨妈一直想和她一道来看列夫。后来医生建议奥尔加不要去，身体受不了，她才作罢（她叮嘱斯维塔，切勿把这事儿告诉列夫）。列夫得知姨妈不来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奥尔加姨妈原以为出这么远的门儿也不要紧，能受得了。斯维塔认为，还是列夫说得对，姨妈想得太天真了，平时坐地铁从莫斯科这头坐到那头都惊慌失措、大惊小怪，更何况要走那么远的路了！姨妈觉得纳塔莉娅·阿尔卡德芙娜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跟她走准没错儿。可她自己身体受不了啊。因为奥尔加姨妈原来是准备和格列勃母亲一起去的，所以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向斯维塔讲述这次去伯朝拉的事儿。等到格列勃母亲整装待发的时候，斯维塔对她这次伯朝拉之行早已了如指掌了。斯维塔心潮澎湃：自己认识的人，马上就要见到列夫啦！虽然是间接认识的，毕竟是认识。

斯维塔日夜想念列夫。6月7—8日，是个周末，斯维塔写了一封信，托格列勃的妈妈带去，请她务必亲自交到列夫手里。这信是周六动笔写的：

列夫，格列勃的母亲去拜访了奥尔加姨妈，说她周三动身（前往伯朝拉）。所以，我给你写这封信，还不知道写什么好呢。说我想你？你心里明知道啊。我觉得我是生活在时间之外，觉得我在等待着，等待我的人生真正开始，现在好像只是一个插曲而已。我不论干啥都好像只是在打发时间似的。坚强的人是不应该浪费时间的，不管是故意浪费，还是因为时间抓得不紧，无意中浪费的，都不对。浪费时间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失去了就找不回来了。我必须要积极地生活，不能只是消极地等待。否则，闭着眼睛干等，等到不必再等的时候，睁开眼睛一看，蓦然发现，要一起营造生活啦，却又没有那个营造的能力了。那就糟了。

我一直很害怕，害怕光有爱情是不够的。不仅要有爱的能力，而且还要有一起生活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能力，而这个世界十有八九会永远地残酷下去。可我觉得，尽管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长进，既没有坚强起来，也没有聪明起来。有些事儿，我至少不像以前那么生自己的气啦，比如说我的傻劲儿，我不管人家离我多远都忠于人家啊。离得远，过去可受不了，不仅我痛苦，别人也痛苦（你也一定难受过吧）。因为这类傻问题，我失去了很多H₂O⁴⁷[1]呢。硬着头皮等待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好像我都不怎么坚强。所以，我现在并不觉得自己独立的能力很强。悲也好，喜也好，我需要靠在你身上。我们要手挽手，度过这一关，像过去那样，我当时没怎么靠在你身上吧，不是沉甸甸都压在你胳膊上吧？我说得对么？我写这些，只想要你给不了的东西，却只能给你带来痛苦，这都是我的不好。但是，我累了，不仅是今天，平时都很累。我需要有人支撑我，即使是你字里行间写来的支撑，对我也很重要（信是我们之间的谈话）。但是，列夫啊，你千万不要生气。说到底，你和我比很多人都幸福，比那些不懂爱的人、不懂怎样寻找爱的人，我们比他们都幸福。但愿我没说错。

我累的时候脾气不好，用伊琳娜·克劳泽的话来说，“内心没有刮胡子”。另外，和我关系密切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向他们求援，也不知道应该让他们帮我什么忙。至于他们理不理解，会采取什么行动，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期待，至于想要他们干什么，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我保持沉默，积极地沉默，也就是说，自己一个人待着，不和大家在一起。连舒尔卡（亚历山德拉·切尔诺摩尔迪克）这些天我也只是一周去看她两次而已。这个星期天，我没去看伊琳娜，她生气了（我说我太累了，她就原谅了我）。前天更糟糕，她打听你的情况，我只是摇了摇头。昨天也不怎么样，听完音乐会，我就撇下大家一个人跑了。你看，有时候，我很粗心大意，真坏。这个我懂，也很后悔。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弥补。所以说，我很担心，哪天我心情不好（哪怕是因为太累了），也不和你讲一声，就打了个响指，销声匿迹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列夫，你一定要明白，我不是跟你生气，别伤心，也别想不通，白白折磨自己，等我休息休息，这劲儿过去就好了。答应我？

上面写的这些事儿，办得真是不太聪明啊。我是不想让你觉得我完美无缺，样样都好（有点儿不错就行了）。列夫，我就先写到这儿吧，睡觉去了，再写就更是胡说八道了。动笔之前，哭了一哭，好在这封信现在写完了，我也破涕为笑了。列夫，亲爱的宝贝，我发誓，我没说谎，我真的笑了。

这是斯维塔第一次真正讲到心情抑郁，虽然没说是抑郁症。她动不动就“精神崩溃了，不愿意和别人接触”，症状描述得很准确，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病。苏联自诩“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所以，抑郁症这种病，它是不公开承认的，也不公开讨论。

第二天早晨，斯维塔接着写这封信：

列夫，关于我来看你这件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到哪里去申请呢，我一点儿都不清楚，我很担心我的无知。你最好和格列勃说说，请他母亲回来以后和我联系（我的意思是，先和我联系，不要先和奥尔加姨妈联系），因为姨妈反正会去拜访她的。她定于7月初什么时候回来，或者7月中旬，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到郊外去看她。眼下研究所有事儿，我走不开，到那时候就没事儿了。7月份我不想请假（7月上旬肯定不行），出发之前，我得先定定神儿，做好精神准备，预备点儿钱，我想在这里申请探视。虽然格列勃的母亲说不必，但是如果能在这里申请到，我就真正放心啦，反正没有害处。至于要多久才能批下来，我不清楚。如果到时候耽搁在这儿，走不了，米哈伊尔·济德齐克（斯维塔的上司）有可能那时候也想休假去了。那我就得等他回来才能走了。所以，别指望我会很快就到。至于先休个短假，我现在不想休假，往后挪挪比较好（我和别人不一样，他们都喜欢早点儿休假），因为，如果休假太早了，假期过后没几天，好心情就弄没了，岂不是白休了，就好像没休过似的。可是，米哈伊尔·济德齐克也喜欢晚点儿休假，也是这个原因，像我一样……奥尔加姨妈来了，先写到这儿吧……

我们已经和格列勃的母亲说了，请她给你捎去一点儿好吃的东西。从4月份起，这些东西就想往你那儿跑了：有奥尔加姨妈的糖果，当然啦，伊琳娜的巧克力，还有我的白糖。伊琳娜不喜欢白糖，自然我就拿白糖好了。我倒觉得糖果没意思。因为不知道会办得怎样，所以我也给你寄点儿钱（别生气，气大伤肝）。兜里有钱，总是有用的，自己不想买什么东西用，可以给身边的朋友买点儿啊。还有一件东西，我也和格列勃的母亲说了，请她给你带去：一副眼镜。这是第二副眼镜，也是舒尔卡弄到的。爸爸那副已经做好带回来了。搁笔啦，保重，亲爱的。非常热烈地吻你。

利特维年科父母没办到的，格列勃母亲办到了。第二次去探视，她又是一连好几天见到了儿子，并且每次都见了好几个小时呢。这次有看守在场监听，但是在一间小警卫室见的，在工业区和第二村之间，不是大门旁边儿那个大警卫室，那里人多，太嘈杂。列夫让斯维塔做好思想准备，别太指望纳塔莉娅·阿尔卡德芙娜会把东西捎到。格列勃犯的那条刑法没有列夫重，格列勃母亲这两次顺利，那是她运气好（或者仅仅是很会贿赂）。斯维塔若能和列夫见上“几分钟”，就算幸运了，说不定内务部派驻机关“干脆不许探视”呢。但是格列勃母亲来一说，斯维塔非常振奋。她7月16日给列夫写信说：“纳塔莉哑·阿尔卡德芙娜星期一来看我了，她详细地说了说‘物资一财务’方面的事儿（暗指行贿）。听她这么一说，我的神经完全平静下来了。我告诉她我想去，她支持。她这个人真好，特实在，我很感谢她。”

一听纳塔莉哑·阿尔卡德芙娜介绍的情况，斯维塔决心更坚定了，伯朝拉，她是非去不可了。斯维塔以前就想过，如果劳改营当局不许她探视，到时候可以想别的办法进去看列夫，现在看来，更觉得这条路能行得通了。劳改营工业区，如果行贿也进不去，就想办法钻进去。

动身前往伯朝拉之前，有些事情必须先做好安排，还得赶在暑期结束之前办完。已经7月16号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什么时候休假，需要征得上司济德齐克的同意，再说，去伯朝拉这段时间，全靠老板帮她遮掩才不致露馅儿。斯维塔硬着头皮在等上司回话。7月份最后那个星期，济德齐克生病住院了。他原定8月1日动身去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最快也要9月12号才能回来，但是现在行程推迟了。7月28号，斯维塔写信说：“亲爱的列夫啊，咱们要再一次咬紧牙关，坚持不住也要坚持，忍不了也要忍——我的假期推迟了。我气得恨恨的。耐心是一种美德，美德一定会有善报的吧（事先就期待善报的美德就不叫美德了吧？）。如果真有善报，我等到12月也行啊。我又气得很。”

8月份，很多人都去外地度假去了，莫斯科差不多都走空了。斯维塔整个8月份都在所里，代替济德齐克值班，把他那份行政工作都接了过来。8月12号，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这里二十八度，四周工厂烟尘太大，灰蒙蒙一片，什么都看不清。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9月7日），市里正在急急忙忙地装点布置呢，有一半街道都封了，禁止通行。”莫斯科为庆典做准备，斯维塔为伯朝拉之行做准备，现在预期9月底出发。她花了很多时间到处打听，列夫要的照相器材怎么买比较好。列夫要把她先安排在科日瓦住下，然后再帮她混进劳改营里来。斯维塔8月12号的信里是这么写的：“照相器材，我问了，目前不缺，商店里很容易买到，谁去买都能买到……我把一切都买好，如果此行不顺利，还可以打个邮包，寄到他那个地址——对吧？一个包裹，给你们俩：胶卷给他，书给你。”

这个时候，斯维塔已经知道了，这次去未经批准，属于擅自出行，是违法行为。内务部劳改局的探视许可，在莫斯科办不下来，斯维塔已经不抱希望了。伯朝拉是一个秘密的劳改营，地图上都没有标示。没有探视许可，是不可以去的。斯维塔盘算着，如果真能到那儿，就和列夫一块儿溜进劳改营，到工业区自由工人家里藏起来。列夫去发电站上班的时候，如果能躲过营区大门口的看守，就可以到她住的地方来看她了。这个计划有点儿鲁莽，挺危险，斯维塔很有可能遇到不测。没有内务部劳改局的批准，擅自进入劳改营区，这可是危害国家的重罪。因为她的科研与军事有关，一旦被抓住，发现她企图接触被定罪的“间谍”罪犯，肯定也要把她送到劳改营劳改的。谁帮助她都会遭殃的。

为了掩盖此行的真实目的，斯维塔先到乌拉尔附近的基洛夫出差，那儿有个轮胎厂，是研究所的下属单位，斯维塔假装检查工作。按照事先的约定，斯维塔从基洛夫给济德齐克打了一个电报，通知他回莫斯科的日期延后了。济德齐克接到电报以后，就把所需的证明信之类帮她办好。从基洛夫坐火车，经由科特拉斯，到科日瓦只要一天一夜就到了。到时候，列夫·以色列维奇会来科日瓦接她。8月20号，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

基洛夫来的火车都是慢车，所以都可以上，可以一举两得。如果济德齐克12日回来，我就可以正式提出，要去那个工厂出差十天左右。从那个工厂继续坐火车往前走，假装还在出差，只是没有火车票，但有很多维生素D（贿赂款）。这样，我就可以把火车票钱节省下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往返基洛夫的天数就不算在我假期之内了，这样对我更好。我在基洛夫有两三天的工作（我得去工厂看看，写个报告，给他们提些建议）。说心里话，这一趟出门，我还真有点儿紧张。我从莫斯科一出发就给你那位同名人发电报，从基洛夫出来以后再给他发一封——一个月之内，两封电报都会发出去。列夫，附加的行李不能不带。有些书，P答应帮我找，例如，最新版的英语教科书和与核物理有关的书。纳塔莉娅·阿尔卡德芙娜肯定会去寄东西，衣服啦，路上要吃的面包啦，等等。前面好像提到过吧，我想给你寄一个包裹，寄到你那同名人那里去，但是目前我还没买照相器材……奥尔加姨妈不明白，我为什么给你寄西装而不寄书，但是，列夫，我怕给你寄书你会生气。我发誓下不为例，一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1947年11月7日），我都不进书店……这封信，9月5日前后才能到你那里。如果你有急事要通知我，就叫你那同名人打个电报。记住，我的回信不会及时到达。你也可以寄信到基洛夫，注明：留邮局待取。为了保险起见，我到了基洛夫以后，会去邮局和电报局查问。

十天以后，斯维塔又写了一封信，确认她的旅行计划：

所有计划如前，即，15号出发去基洛夫，21号和你相会。如有紧急情况，用复写纸写信，一式两份，分别寄莫斯科和基洛夫，留邮局待取，或者请你的同名人打电报来。

这时，伯朝拉已是夏末了。列夫9月4号发信给斯维塔，信中说：

秋天快到了。前天早晨出现了第一场霜冻，当地的菜地，土豆都冻了，就我们那块地没上冻，因为，有一半地，夜间有遮盖，另一半地，临近干燥车间，不上冻，所以没有霜冻。不过，菜地也不长什么菜。夏季时间实在太短了。夜已经不是若有若无了，现在晚上九点到凌晨两点半是黑天。

斯维塔8月20日的来信，果然不出所料，列夫是9月5日收到的。既然知道斯维塔肯定要来了，列夫必须计划好，怎样接待她，怎样把她偷偷带进木材厂，又怎样把她偷偷带出去。到了9月7日，列夫计划得差不多了，于是给斯维塔写信：

斯维塔，果然不出你之所料，你的信是9月5号到的……但是我没有立即回信，因为看你的计划，我得先调查一下，看看是否可行。这封信在你动身之前不一定能寄到你手里。我仍然不能给你具体的答复，至少今天晚上之前还办不到，但是我必须现在就写这封信，也许你走之前或许还能收到。你表哥⁴⁸[1]的确切地址，你会收到的，将发电报告诉你（电报将发到基洛夫，是留邮局待取）。你可以在你表哥那里住两三天。你必须去你表哥家，他会告诉你怎么办。附加的行李，就放在他家吧。记住，这就是你的主要目的。下一步怎么办，等到时候再考虑，现在先不用着急。关于书，都怪我。恐怕又让你受累了——最好用邮包寄给我。如果我的同名人同意，就按照你原来的想法，给他寄去吧，照相器材也一并寄给他。

列夫写信那天是9月7号，那天斯维塔在家里，没出去，因为莫斯科正在庆祝建城八百周年。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列夫写信：

礼炮刚刚放完。妈妈出去逛街去了，爸爸和我昨天已经出去逛过了，我们逛了很久。其实，窗外一切尽收眼底——红场上空飘着气球，气球上悬挂着两个（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全市上空红旗招展，鲜艳夺目（也是悬挂在气球上），街上灯火通明。空中的气球放出烟火，霎时间点亮了夜空，五彩缤纷，好像一张张大网在天上张开，有蓝色的，有紫罗兰淡紫色的……我特爱听礼炮的声音……桥上都装上了白炽灯，挂满了灯笼和彩色的花篮。河上的游船都张灯结彩。莫斯科发电厂灯火通明……昨天，我和爸爸十点出去的……市中心挤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所有的广场都搭起了台子，交响乐队举行露天音乐会，有一百二十个便携式探照灯，市场上到处都是姜饼屋……真是天下奇观，独一无二……莫斯科全城的人都到街上来了，真是万人空巷。

莫斯科夜景（庆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

三天后，9月10号，是斯维塔的三十岁生日。列夫没收到新的消息。斯维塔马上就要出发了，列夫担心她一路上有很多危险，又不知道现在情况怎样了，干着急，帮不上忙。斯维塔能来得成么，列夫不敢抱希望。

事情都不会像预期的那样进行的。我好几天都蒙在鼓里，没法打听了。我的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维奇），这些天连影儿都没见着。见到他，我就给你发电报——两天后吧。今天是你生日。今天，我总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所以，此时此刻，我正独自坐着干活呢……也正在想你。我的想法也有不清楚的时候，心情也不总是愉快，有时候很乱，我想，这也是情理之中吧。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些想法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很遗憾，不能用这些想法做点有用的事情，也不能付诸实施。

斯维塔生日过得很愉快，9月12号她写信告诉列夫：

研究所的同事给我送了两大束鲜花（剑兰、大丽菊、翠菊），妈妈又给了我一束（康乃馨），一共三束了。他们说，花儿是吉兆。我把几枝翠竹插在实验室的烧瓶里，自己欣赏，也插了几只在大破璃杯里，送给济德齐克观赏。剩下的放在家里了。伊琳娜和舒拉给了我一件很特别的衣服，是我为了北上特意要的。我生日，舒拉没来……但是伊琳娜来了，还有研究所的丽达也来了……妈妈烤了菜饼，好吃极了，我们有两个蛋糕（用配给证买的，用糖票换的）。

斯维塔原来告诉列夫，她9月15号出发，忽然坏消息传来，15号走不了了，没做好准备。研究所的事情往后推迟了。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出差的详细计划都写好了，在我公文包里。但是会计室空了，没钱，9月20号之前都不会有钱。”亲戚朋友开始给斯维塔凑钱，一共凑了大约一千卢布，比她的月工资还多。这期间，斯维塔还从所里拿到“三四百卢布”（济德齐克不在的时候，斯维塔负责管理实验室。这钱是劳动所得，理应付给她），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斯维塔写了一份报告“工资与工资标准的差异”，然后把这份报告夹在一堆文件里，一起呈交给所长，所长当时也没认真核对，拿过来就签了字。于是，所里付给斯维塔这“三四百卢布”，作为酬劳。这笔钱，斯维塔要是要不来的（研究所没有现金，总是找借口，不给员工付款），说不定上面还会倒咬一口，扣斯维塔一顶帽子，说她缺乏一心为公的精神，还会数落一番，说什么作为研究团队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这种精神，等等。甚至还会问出一些尴尬的问题，盘问她突然要用钱的原因何在。斯维塔如此这般把所长忽悠了一顿，忽悠出三四百卢布来，但是她忐忑不安：斯维塔本来就担心路上会有什么更大的风险。这点儿外快，让她更不安宁了。她给列夫写信说：“各项准备正在做，我很紧张，紧张的原因是有点儿迷信，生怕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又走不了了（即使能走得了，说不定又会出什么差错）。”

列夫想和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维奇）取得联系，把斯维塔来访的计划最终敲定，可是到现在还没联系上。9月5号到现在，列夫·以色列维奇音讯杳然，见都没见着个影儿。列夫给斯维塔写信：“所以，你信里说的，我没法转告他，没法事先通知他，有什么托他办的，也没法告诉他。”她来之前，列夫这边儿还有重要的准备工作要做。列夫是这样计划的，联系上列夫·以色列维奇以后，马上发电报到基洛夫，把这边准备的情况通报给斯维塔知晓。9月17号，列夫写信给斯维塔，他写道：“总的来说，过去十来天，事情办得都不怎么顺利。”主要是最近出了一个差头，这一段时间，列夫被困在集体宿舍里出不来，他所在的第二营区实行安全警戒，这样一来，他就更难到工业区去接她了。

五天以后，9月22号，还没有同名人的音讯。列夫寻思，一定是他病了。从9月5号到现在，斯维塔也没有信来。一位自由工人觉得，斯维塔可能周一已经从莫斯科出发了，于是就以列夫的名义发了一封电报到基洛夫（留邮局待取），告诉斯维塔：到了科日瓦以后，就到列夫·以色列维奇的地址去，在那里等候通知。

斯维塔当时的行程，现在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走的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斯维塔记不太清了，好像是9月20号过后不久从莫斯科出发的。父亲和哥哥两人送她到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又把她送上开往基洛夫的火车，她在基洛夫至少得待三天，名义上是出差，到轮胎厂办事儿。按照计划，斯维塔从基洛夫给济德齐克（他知道整个内情）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出差要“耽搁几天”。然后，斯维塔坐火车去科日瓦，这段火车票是她父亲从一个军官手里非法买来的，那军官同意让她做“私人助理”，条件是，到了科日瓦就得把火车票还给他。斯维塔的卧铺是上铺，她后来回忆说，坐卧铺可是“前所未有的奢侈享受”。

斯维塔一路北上，在科特拉斯换了车，继续往科日瓦进发。当时，她作何感想？看到铁路沿线的第一座岗楼和铁丝网的时候，害怕了么？非法进入劳改营区，想到过那种种风险么？1948年4月，回想几个月前的这趟秘密出行，斯维塔觉得当时并没有害怕，因为她早想好了，“此行也有可能落空，见不到列夫，有了这个思想准备，心情很平静”。斯维塔心里有数，此行成败的可能性各占一半，所以，她没有在成功的愿景里投入太多的希望。这很有帮助，能保持镇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过头来看这次私自进入劳改营，真是后怕呀，当时确是胆大包天。时隔七十多年，至今记忆犹新。斯维塔坐在厨房里，一幕幕犹在眼前，她觉得，当时去看列夫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她也说：“当时一门心思就去了，危险连想都没想。怎么这么大胆呢？我也不知道。做了件傻大胆的事，肯定是鬼迷心窍了。”此行是非法的，随时有被抓住的危险，为了掩盖，一旦暴露也好有个借口，她的朋友舒拉给了她一件女式军装。这是舒拉用她自己的旧军装咔叽毛料做的。斯维塔后来写道：

多亏这件军装救了我。当时，车厢里乘警正在查票、查证件，乘客挨个儿地查。我尽量地往后躲，想躲过去。我尽量低着头，好不容易把军装穿上，同时眼睛尽量往别处看，避免接触到乘警的目光。但其中一个乘警径直走到我跟前，说我的票不怎么对劲儿，有违法迹象，他想把我带下车去盘问。我怎么解释这张假票呢？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票啊——上面标的旅客名字很可能是个男人的名字，可我是个女的啊。我甚至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再说，这张火车票，到站时，还叫我还给那位军官呢。不过，当时车上的旅客都是当兵的，以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呢，就过来帮我说话，和那个乘警连说带笑地理论起来：有啥差错也不是她的错啊，他们这么说！后来，那个乘警就没再叫我下车了。

斯维塔坐车一直坐到科日瓦，这地方离伯朝拉还有几公里的路，到了伯朝拉，斯维塔找到列夫·以色列维奇住的房子。这是一个半地下的房子。他住一个小房间，那房间极小。这些天，他父亲从列宁格勒来了，和他住在一起。他之所以没来木材厂和列夫接头，可能就是因为他爸来了。由于房间太小，睡觉的铺位就非常挤。第二天，以色列维奇和斯维塔一起来到木材厂。苏维埃大街起点是伯朝拉火车站，终点是劳改营大门口。他俩从头走到尾。这苏维埃大街是一条土路，街两边各有八栋宿舍，都是木头房子。人行道就是地上铺的木板。他俩拐进苏维埃大街，路过一座白色的大房子，建筑风格是新古典主义的。这是城里第一座石材建筑。北伯朝拉铁路劳改局是最近从阿别兹搬到这里来的，这个房子刚盖好，给它做机关大楼。大楼外面有卫兵站岗，但并没有把斯维塔拦住查证件。斯维塔和当地人明显不同，一看就不是这儿的。以色列维奇和斯维塔从莫斯科大街转过来，经过第一营区宿舍和车库街的汽车车库，向木材厂的大门口走去。他们打算对门卫说，斯维塔是一个自愿留营的自由工人的妻子，住在营区里。

木材厂的安保比较混乱。看守大约有一百人，负责巡逻监狱区。他们大多都是农民出身，服过兵役，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报名来当看守，为的是逃避家乡的集体农庄。他们很多人都是文盲，大多都酗酒，差不多所有看守都受贿，偷盗劳改犯的东西。他们还抢劫木材厂的仓库，尤其是到工业区里面的各个马厩里抢东西。工业区外面靠近第一营区有个风车磨坊，他们经常去那里抢粮食。第一营区发生过一个大案，是十多个看守合伙干的：他们把燕麦偷出去，做成伏特加，然后再卖给劳改犯和自由工人。1946年，好几吨燕麦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1940年代末，科日瓦火车站

看守有个大毛病，他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清醒的时候少。木材厂的党委档案室里堆满了纪律听证会的报告，有因“工作时间喝醉酒”而遭申斥的，有“在警卫室值班时醉得不省人事的”，有“醉酒后好几天不上班的”，等等。党的各级领导全都一致认为，警卫人员酗酒对安全危险最大。曾经有过看守喝醉了，在警卫室睡着了，结果犯人走出劳改营，扬长而去。也有犯人贿赂看守，得到看守的许可，进城去找女人去了，回来再向看守行贿，看守就放他们回宿舍，熄灯时算他们“在”。伯朝拉远在天边，遥远本身就是一种监禁——除了劳改营之外，这里离哪里都有一千公里。

也有的看守收受贿赂，让外人进入监区。1947年，木材厂召开党的会议，批评营区管理不善，外人没有通行证，竟然被放进营区，私自会见自由工人。会上通报说，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外人闯入营区后，当局查不出来：街上照明不好，一共才有七个路灯，当初装路灯是为了搞生产，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共有八个岗楼，上面都有探照灯，铁丝网四周都能照射到，但是其中三个没有灯泡。

1940年代末，木材联合企业的看守

列夫·以色列维奇和斯维塔顺利来到劳改营大门口。大门摇摇晃晃，来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还没有两边的木头和铁丝网结实。大门上方有一块带边框的胶合板，上面写满了宣传口号。胶合板上方是劳改营的标志：镰刀锤头。大门右边是警卫室，进出劳改营都要经过这里，都要出示通行证，让值班警卫查验。劳改犯进出都要计数。

斯维塔对门卫说，我丈夫是志愿留营的工人，住在营区里。门卫不让她进，说必须要由她丈夫出来接她才行。以色列维奇有通行证，就说，他进营区找她丈夫，让她丈夫来大门口警卫室来。以色列维奇去了很久也没回来。门卫对斯维塔很无礼，说话非常粗野，竟然说什么“北方的娘们儿”（指丈夫被关在劳改营的女人），听那口气，好像他已经猜到了斯维塔是在说瞎话。以色列维奇终于回来了，还带来了“丈夫”，只见这人浑身上下湿了个透，酒气熏天。这是营区里的一个自由工人，以色列维奇叫他来，假装是斯维塔的丈夫，可是正要他好好表演的时候，他却醉得不省人事，竟然睡着了。以色列维奇只好拿来一桶冷水，朝脸上一泼，他这才清醒过来。斯维塔后来回忆说：“那人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夫妻见面是要亲吻的。我可不想吻他，于是我就扑了过去，骂了起来：‘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嘛！你连来接我都不接！’那人假装惭愧的样子，连说：‘咱们走吧，走吧！’”那门卫还没来得及盘问，说时迟那时快，斯维塔和她“丈夫”已经进到劳改营里边儿了。

他们来到这位“丈夫”住的房子。原来他有妻子，可是事先也没告诉她，她不知道丈夫已经答应人家，要让列夫和斯维塔在她家会面。那位妻子冲着她男人吼叫起来，那丈夫酒气冲天。两人顿时吵得不可开交。斯维塔回忆说：“倒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害怕被人发现，这是伙同列夫和斯维塔共同犯罪，一旦漏了馅儿，要蹲监狱的啊。”其实，列夫早就来了，藏在外边，正等着斯维塔来呢。这时，那夫妻俩正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列夫进来了，一个箭步跑过去护着斯维塔，生怕那人的妻子一怒之下伤害到斯维塔。列夫和斯维塔做梦也没想到，他俩久别竟是如此重逢：破烂的房子里，一个女的嚷个不停，一个男的醉眼惺忪。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还真的走到了这一步。六年来，他俩日日夜夜盼望的就是这一刻，本以为见面时只有他俩，能够卿卿我我，没有任何打扰。没想到，如今完全是另一番场面。情况非常紧张，充满危险：那妻子极为害怕，又气得不得了，说不定会把看守叫来，表白这事儿与她无关。眼下，列夫和斯维塔只能隔空对视一下，不敢出声。列夫回忆说：“我俩都得克制感情，在那种情况下，没法扑到对方怀里，热烈拥抱。咱们现在是犯了大法，必须要小心。”

营区有一座木头房子，楼上有两间房，这对夫妻就住这儿：一间有家具，另一间空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斯维塔记得他们给我俩拿过来两把椅子，我俩坐在一起，坐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这时候，列夫的朋友们就出去帮我们找地方，另找一个藏身之处最后终于来了消息，说他俩可以住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家。

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这家人也住在劳改营里，住的房子离这里很近。妻子名叫玛利娅，是电话接线生，目前和两个小儿子单独住在这里。她丈夫亚历山大在伯朝拉监狱里服刑（有人在火车站咖啡厅偷他的东西，他和那家伙打架，遂以“流氓罪”被抓）。玛利娅晚上要去苏维埃大街电话局上夜班。下午有一位看守要带妻子来她家串门。等他们走后，玛利哑就会把电灯都关掉，表示安全了。列夫和斯维塔一见灯灭就可以到她家来了。

天一黑，列夫和斯维塔就悄悄溜了出来，加快脚步向玛利哑家走去。玛利哑家对面有一个木头堆。列夫和斯维塔躲在木头堆后面，等待看守离去。他俩正躲在那儿呢，忽见一个看守径直向他俩这个地方走了过来。他俩寻思，坏了，准是这个看守发现了他俩，这可大事不好了：斯维塔会被捕，并且给她安上一个罪名：反国家罪；列夫的刑期又会多判几年，送到大北边的劳改营去惩罚。可是，他俩一听，那家伙走到木头堆另一面就哗哗地撒起尿来，尿完就走了。

来玛利娅家串门的客人终于走了。她家的灯灭了。列夫和斯维塔从潜藏的地方探出身来，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走进屋里。里面只有两个小房间，有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张单人床，玛利娅平时就睡在这儿，还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另一个房间，地上铺着铺盖，她两个小儿子睡在上面。列夫和斯维塔进来的时候，两个小孩儿正在玛利娅房间里睡觉。于是，列夫和斯维塔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斯维塔记得：“那一夜，我们一点儿都没睡。”列夫也说，终于没有别人，就我们俩了，再没有害怕的了，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我们这才自由了，我俩尽情地接吻啊，拥抱啊……不过……仅此而已，没做别的。”列夫没说的，斯维塔后来讲了出来：“当时我问他：‘你想要么？’他想了想，回答说：‘可是会有什么后果么？’”

列夫和斯维塔在玛利娅的房子里共同度过了两个夜晚。白天，列夫在发电站干活，斯维塔待在屋里，和玛利娅的孩子玩儿。第二天晚上，列夫和斯维塔壮着胆子走出来，去实验室看望斯特列里科夫。列夫好几个朋友都来问好——大家都对这位年轻的姑娘佩服得五体投地，竟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拜访他们。大家都把写好的信交给她，托她带走，帮他们寄出去。

第二天，有个人来接斯维塔，把她悄悄送了出去。斯维塔没记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她一个人走到火车站，在售票处旁边的大厅里等着买票。售票处只在火车进站前不久才开门售票。斯维塔坐在行李箱上，双手托着下巴，不知不觉累得睡着了。火车进站、大家都上了车，她才醒过来。她急忙抓起东西，买了一张票，向火车跑去。车票上标有指定车厢，已经全满了，还不错，让她“到一节卫生车厢去了，那节车厢全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斯维塔在座位上躺下，睡了过去。

车到科日瓦，斯维塔醒了。当时正是深夜。她走到以色列维奇家，在那里睡到第二天早晨。斯维塔临走之前，以色列维奇给她照了两张照片，准备送给列夫留念——一张照片是她坐在藤椅上，背后是一张挂毯，作为屏风，照相馆的照片都是这样的，另一张照片是她穿着大衣，肩背手提着行囊，从他家走出去。

斯维塔从科日瓦给列夫寄出了这封信：

我亲爱的列夫，我还在科日瓦呢。昨夜没有直达车，但是今天我要买到一张直达车票。列夫·以色列维奇明天会给你讲我出发的情况。非常顺利……我在（伯朝拉）火车站睡的觉，坐上火车，又一路睡到科日瓦。我半夜时分到的以色列维奇家，轻轻把他叫醒。然后我又睡到今天早上，中途一次都没醒。

目前我很好，我看东西的那两个小孔里，没流出任何水来。可能是因为这一切都还像做梦似的。列夫啊，昨天，我忘了告诉斯特列里科夫，玛利娅没在家，我没见着她。别忘了告诉他……列夫啊，请代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谢。我拙嘴笨舌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他们还是能明白我的意思的。

以色列维奇要给你一个惊讶一暂时保密，不告诉你是什么。

列夫当天就给斯维塔写信说：

亲爱的斯维塔，今天连天气都令人心烦意乱。风特别大，今天早晨还下了雹子。一切都黯淡无光，真是一个悲惨世界。我在等我的同名人来。他可能明天来吧。当然我很担心……今天早晨，我和格列勃（瓦西里耶夫）聊天，一直聊到九点钟。我俩喝了茶。大家都到斯特列里科夫这里来了。他走以后，我就把《秋天的日子》⁴⁹[1]装在镜框里，挂在斯特列里科夫床头了，然后我坐在镜框下面，想沾点“好运”……尼古拉（里列耶夫）今晚想来，奥列格（波波夫）可能过一会儿会顺道来坐会儿，但是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列夫急切地等待斯维塔写信来，他想尽快听到斯维塔平安到家的消息。斯维塔想溜出营区，被抓住的风险相当大。两天后，列夫写道：“亲爱的斯维塔，亭亭玉立的斯维塔，到今天，10月3日，我还没收到你的来信。心烦意乱，什么都做不下去，心里只想着你。”从科特拉斯寄来的信终于到了，里面还有两张斯维塔的照片——列夫·以色列维奇要给列夫一个“惊喜”，原来是照片：

斯维塔的两张照片

我亲爱的、美丽的斯维塔……信终于到啦！谢天谢地，一切均好。衷心感谢所有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我感谢所有的人。看到你的短短信笺，我马上就猜到了，你说的惊喜指的是什么，我猜的一点儿不差，但是打开信一看，那份惊喜一点儿都没少。再过十年（坐在沙发里），你也一点都不会变，就像你现在这样。你每个方面都永远美丽可爱……

斯维塔，你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大家都向你问好，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只想做一件事：想念你，描写你。我现在避开大家，不想和别人谈话，只和德尔列茨基谈了几回。看书也看不下去……我总在看《秋天的日子》这幅画，看也看不够，不忍离去……我亲爱的、温柔的斯维塔，紧紧握手。

10月5日，斯维塔回到了莫斯科。她没有按计划给列夫·以色列维奇拍电报，因为前一封电报被科日瓦邮局扣下，没发出去，“立刻变成了所有当地人的财产”（指内容可能已经被报给了内务部劳改营当局）。两天以后，斯维塔给列夫写信，告诉他回来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我花了二百五十卢布，弄到直达车的座位。你那位同名人给了我车票，还把我送上了车。我给他那小房子照了一张（照片）留念，我在那房子里度过了三个夜晚呢。起初，乘务员把我领到一个空车厢里，几乎没什么人，我刚睡着，他就来让我和一个男人换座位，那人跑到女人堆里去了，他想换座位，到别处去。我乐不得地和他换呢。车上遇见三位姑娘，是空中制图考察队的摄影技术人员。她们是从终点（沃尔库塔）上来的，要一直坐到莫斯科。车上无所事事——忘了带本书，回来的路上看——于是，我一路上都在睡觉……火车到站我都没醒。

我9月5日（四点三十分）到的家，小睡了一会儿，和阿列克玩了一阵子。然后我就去蒸了蒸桑拿，回来做午饭。那天，妈妈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呢……

莫斯科阴沉沉地接待了我——天气很冷，还下雨（但不是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那种）。以前是天天为面包发愁，现在是为土豆发愁，商店里没有卖的，黑市价格太高，已经七卢布了（过去才三卢布）。大家都在囤积……糖根本见不到影儿了，糕点和面包全都没货。真是郁闷啊。现在，树叶都快掉光了，市场上也没有花儿卖了。列夫啊，亲爱的，先写到这儿吧，再见。祝万事如意，永远爱你。还没来得及见大家，凡是见到的都向你问好。

七 再次冒险相会

斯维塔走后不久，伯朝拉就进入了冬季。列夫觉得，斯维塔一走，冬天就来了，这两件事好像是有因果关系似的。10月13号，他给斯维塔写信说：

今夜下了第一场雪，地面上冻已经两天了，忽然之间，到处都是冬天的景象了。这两天，我就是写不出来……当然这不能怪冬天，斯维特不在，冬天就来了。冬天把情绪都冻麻木了。思想也不灵活了；人渐渐静了下来，不太想干事儿了。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在这白茫茫的原野上冻住了。

斯维塔来的时候，列夫兴高釆烈的。她一走，列夫怅然若失，心情比以前更加低落。这一来一走，彰显出列夫日夜盼望的人儿，现在已经人去室空，不在身边了。斯维塔走后第六天，列夫在信中写道：“斯维塔，我越是想你，越记不清你的脸了。我怎么想象不出来你的容貌了呢——只见到你的零星碎影。真想哭一场。”列夫可不是顾影自怜那种人，但是此时此刻，他显然在伤心。列夫接着写道：“好啦，伤感伤感就行啦，我不能再哭哭啼啼的啦。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写你的名，一遍一遍地写，把所有的昵称都写出来，正式的名字、小名，一一写出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

释放，遥遥无期，列夫已经不抱希望了。三个星期之后，信中写的是听天由命的话：

你曾经问过，人是有希望才容易活下去呢，还是没希望才容易活下去。我现在不抱任何希望了，没有希望，心里反倒感觉很平静。稍微讲点逻辑，稍微观察一下，就不会异想天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上面的话，既然写了，就不去管它了。但和我现在的感觉不太一样。不过，现在，你叫我把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我也说不上来。必须好好想一想，才能说得全。那么，还是不去想它为好。

不过，列夫后来又写了一封信，谈他的幸福观。幸福这种感觉久违了。和斯维塔在一起的时候，幸福的感觉又回来了。尼基塔叔叔有个儿子在服兵役，休假回家探亲，惹得尼基塔叔叔和他妻子对儿子很失望。听了这个消息，列夫思前想后，浮想联翩：

有的人知足常乐，能把现在所拥有的利用起来，但这样的人不多。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可不少。有时候，需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自身，要仔细判断，不要只跟感觉走。也就是说，现在拥有比曾经拥有要强，现在拥有才是幸福，如果有变，很可能不如现在……当年赐给我幸福的时候，我认出了幸福，没有视而不见。我感谢命运，感谢大自然，感谢你给了我幸福，也感谢我自己的眼光，当时一眼就认出了幸福，不是等到幸福过去才明白过来。

列夫重新回到了劳改营日常生活的常态，每天出工干活。9月初，发电站人员变动了。老站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Vladimir Aleksandrovich）调到城里的中心发电厂去了。他过去也是劳改犯人。来接他班儿的，名叫鲍里斯·阿尔万尼托普洛，也曾经是个劳改犯。列夫和他俩处得都很好。亚历山德罗维奇1938年被捕，被捕前是电气工程师。那时，他的职业生涯蒸蒸日上，很有前途。而今他很伤感，天天借酒浇愁，女儿死了，哀痛不已，再加上前途没了，整天唉声叹气。列夫认为他“非常随和，很有文化”。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妻子塔玛拉住在一起，也住在工业区劳改营里。他也是自由工人，为列夫偷偷捎信的人当中就有他一个，有的信是从外面带进来的，有的是带出去寄的。有的时候，他把钱交给列夫，让斯维塔从莫斯科给他寄衣服、日常用品。亚历山德罗维奇转到市内发电厂的时候，建议列夫也跟他去，但是列夫谢绝了他的好意，不想去，他告诉斯维塔，“我在这里安全”。列夫喜欢这个新来的上司阿尔万尼托普洛，觉得他“人很聪明，很和善，通情达理，不孤芳自赏，也不觉得自己在这里大材小用”。大北边儿林区新开了一个劳改第四营区，离这儿非常远。劳改营当局正在往那儿输送劳改犯。列夫最怕被挑到那边儿去。如果继续干现在这个活，就不大可能被转走。

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厂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正在挑选人，要送到第四营区去，有的去伐木头，有的要在通往第四营区的道路沿线（十五公里）修房子。来了很多妇女，并且越来越多，是来顶替男劳力的。暂时把她们放在了第三营区，有些已经在各个车间开始干活了。”列夫很长时间没见过这么多女人了——战争期间关押他的那些集中营，女犯人都是单独监禁在别的营区。看到她们被强迫干体力活，列夫“心里很是不安”。他对妇女的看法还是带有战前的色彩，那时的风气是，男人要对女人有敬慕之心，有浪漫的骑士情怀。和这些妇女一谈，列夫更加不好受。他告诉斯维塔：“这些新来的女劳改犯，谈起她们原来待的地方（劳改营、流放地），很多人都战战兢兢的，很害怕的样子。这些人，能平静讲述，没有恐惧的，是少数。听她们这么一说，即使不替她们害怕，心里肯定也是揣惴不安。太惨痛了，实在听不下去。”

斯维塔自打从伯朝拉回来之后，心情有点儿低沉。列夫早就提到，探视回来，“别人都开开心心的，唯独你一个人，会更难以开心了”。或许这就是列夫预见的情形吧。这次去见列夫，见是见到了，走，可不是一走了之。心情平静不下来啊。

斯维塔为了排遣离愁，就不停地忙碌。她一头钻进工作里，即使心不在焉，也孜孜不倦地做这做那。她去各地查看工厂，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的，她都一一去过；莫斯科苏维埃举行地方选举，她也去帮着吆喝；工会开会，她上去发言；研究所的墙报，她也编辑组稿；培训新来的研究生，写博士论文，翻译文章，跟班学法语、英语，参加合唱团演唱，练钢琴，组织数学俱乐部。列夫简直想象不出来，斯维塔居然是这样一位多面手。他在1948年2月3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闲下来的时候每分钟都在想你，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只能想象得出你在某些场景中的样子。比如，你遇到什么问题，经过深思熟虑，突然抬起头来回答的样子。你和别人谈话时的坐姿。你睡觉的模样（这你可就想象不出来啦，大致什么样你也无从知道啦！）。你编辫子的模样（这个技能，我觉得太高深莫测了）。但是，你的声音，我记不太清了，只偶尔记得你的笑声，记得你说过的一些话，记得你的语气。不知你在陌生的环境中是什么样子，我不敢想，我的想象力被吓回去了。我担心出什么错。实际上出了什么错，我也想象不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更糟的情况。

斯维塔有很多消息要告诉列夫。12月份，政府把卢布贬值了十分之九，废止了定量。顿时出现抢购风潮，大家都想把旧钱现金花出去买东西，结果，所有商店门前都排起了长龙，但情况渐渐平静了下来。有的家庭相对富裕一点儿，如伊万诺娃家就属于这样的人家，他们看到这个新的消费机会，兴奋不已。斯维塔1月24日给列夫写信说：

没有定量配给的生活，有其消极、负面：种种诱惑，铺天盖地而来，也没个约束。

起初，人们把一切都挥霍掉了，后来他们意识到，还是应该仔细一点儿，新的工资袋一来，又都犯了老毛病。大家都不吃黑面包了（我家过去是一公斤吃三天，现在看样子还能多吃几天），现在都在抢白面包，像法国长棍面包那种（每个四卢布，过去才一卢布四十戈比）……原先根本买不到糕点，现在都吃够了……我们这一带有夜间营业的商店，真是天赐的礼物。我们楼下有一个食品杂货店，库尔斯克地铁站附近有一个熟食店，波克洛夫门那边开了一个中央合作社商店，十点以后什么人都没有，茶、糖、奶油之类都很容易买到。机关、学校的食堂也有面包和土豆卖了。妈妈早早就出门去买肉（喜欢价廉物美的东西）。买面粉得排队，买牛奶更得排长队了，因为比别的东西都便宜——四卢布一升……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的，新年过后，我涨工资了，凑了个整数：一千（卢布）……家里一切均好：灯，煤气，暖气都好，有轨电车等等都比以前好了。地铁新车厢装了新座椅，好像是红杉木的，还安了新的照明设备，不仅车厢中部有照明，而且座位上方也有照明了，车窗也比以前大了……通报到此结束。

斯维塔寄包裹给列夫和他的难友们，比以前寄得更勤了。她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市场供应充足的新局面。列夫再怎么抗议，她也不听。斯维塔3月30日的信中写道：“哎呀，亲爱的列夫，傻瓜列夫，你怎么能说今年什么都不缺呢？还吃那干面包吧……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喝香茶、吃火腿，喝牛奶、吃饼干，什么也不想给你寄么？”斯维塔本想寄食品来，列夫还是反对，不让她寄。不过，列夫倒是要她寄点儿药品来，有朋友病了，还有其他劳改犯也有病的。斯特列里科夫胃疼病还没好。列夫把他的症状详细写下来，寄给斯维塔。斯维塔的朋友舒拉是医生，症状搞清楚了，舒拉就可以下诊断了，斯维塔也可以寄药来了：

病人四十九岁，性情乐观开朗，长得很年轻……1938年以来一直有疝气（有鹅蛋那样大小）。1920年，他胸部中弹：右乳头下方仍可见子弹射入的五厘米长伤疤，射出口伤疤四厘米长。射出口在脊骨附近，弹头是从两条肋骨之间钻出来的。1947年10月份，胃里、胃周围定时出现剧痛，疼痛的面积有两三个指头那么宽，位置在第七根肋骨到第八根肋骨之间。疼痛先从中点右边一巴掌宽的地方开始疼，向左扩散，距离中点有两到三个指头那么大的距离……疼痛非常剧烈，令人坐卧不宁，每次发作要持续八到十四个小时，基本上没有间歇。发作时，若仰卧，疼痛会加剧。如果抱紧膝盖顶着前胸，疼痛会轻一些。他平时（过去几年来）的饮食包括：新出炉的黑面包，用磨碎的大麦、珍珠麦、燕麦片加盐做的稀粥，荞麦稀粥，其他成分一样，只是浓度小了。这些食物中只有刚出炉的面包才会导致胃疼……而他的饮食结构不太可能有变化。

舒拉咨询了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医生，和他们一致认为，最可能的解释就是病人的肝脏有问题。斯维塔回信寄来了舒拉的诊断，并寄来了一系列的药，一些给胆汁取样的探针，并嘱咐吃什么食物好，斯维塔还说，会给他寄来白面包干。

列夫的室友柳波米尔·德尔列茨基（昵称柳布卡）也病了。他得的是坏血病，劳改八年落下的，心理崩溃了。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柳布卡抑郁得很，一天到晚都不说几句话。他害怕一切美好的东西。大自然的美、书里的美，他都不想看，看了就想家。”维生素C抗坏血病。斯维塔开始给他寄维生素C，是粉末状的，包在一个个小袋内。德尔列茨基一点点儿好了起来，浑身也觉得有劲儿了。但是劳改营对他心理打击太大，至今没有恢复过来。列夫告诉斯维塔：

我的柳布卡正在缓慢地重返文明。今天，我问他，和人握手的时候，为什么把脸拉得那么长，怪吓人的，为什么和别人打招呼那么不自然。他一听，很不好意思，回答说，过去这八年来，人们见面也不问好，走了也不说再见，只是嘟囔一两句骂人的脏话，从来不握手，似乎手只是用来打人的，都已经习惯了这些，所以别人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他总也拿不准对方是不是真心。他伸手和别人握手的时候，就好像中世纪向上峰行礼似的。他说：“我也意识到了，有的时候就板着点儿，也就没那么唯唯诺诺的了。”如搞得好，再过一年，他和别人打招呼就会正常了。

1948年5月，发电站的老站长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妻子塔玛拉也病了，来莫斯科看病。她在首都的时候，斯维塔帮她跑这跑那。塔玛拉回伯朝拉的前夕，斯维塔交给她一盒子药品，请她带回去交给列夫。这药都是斯维塔平时为列夫的朋友们收集起来的。

斯维塔自己身体也不好，瘦了很多，睡眠也不好，烦躁易怒，动不动就眼泪汪汪的，这都是抑郁症的症状。苏联谁也不谈抑郁症，人人都必须乐观，不准愁眉苦脸，有什么问题都得自行解决，都得撑下去。伊万诺娃家有很多朋友都是医生。斯维塔去找过好几位，请他们给自己看看，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他们都觉得，她这病是身体上的病，谁也没往精神上说，给她验了血，发现甲状腺有炎症，叫她去内分泌科看看。内分泌科大夫给她开了一些碘，又给她开了镇静安眠药苯巴比妥（Barbiphen，也称鲁米那），但是哪个医生都没问她心情怎样。斯维塔自己估计，身体有病的面儿小，心理的面儿大。她只感觉心情不好，面容憔悴。她给列夫写信说：

内分泌科大夫说，甲状腺肯定有点儿亢进（头疼、发烧、心脏疼痛、消瘦、神经紧张，眼睛有一种异样的光泽：我觉得是发烧造成的，不是别的原因）。这个诊断不错，我很高兴，我最恨的是不能确诊。大夫还开了纯碘片，与之同时服用的有碘化钾、苯巴比妥、溴、樟脑、缬草根，所以现在还不能开始治疗。今天，我又去找大夫了，给他看了化验结果，还告诉他，我去找内分泌科大夫看过了。他看了我的红血球沉降率⁵⁰[1]非常惊讶，可能以为我的病都是神经引起的，但是光有神经紧张，血沉也不会升高啊。他还指着内分泌大夫开的处方，神气地说：“这些药对你是有好处，但是依我看，问题不在这里。”（他没说问题在哪里。）“我建议你吃鱼肝油，一定要吃到夏天。”（如果无效呢？）我想称体重，可是找不到秤。所以，我是真的体重减轻了呢，还是别人看着觉得我瘦了呢，现在我说不准。我自己感觉，现在并没有比过去瘦啊，去年夏天比现在瘦，确实，我现在脸色苍白，有点儿憔悴。我一般不是这样儿的，谁见了我都叫起来：“你怎么啦？”不管是当着我的面儿，还是背地里，他们都在讲，我在赫罗姆尼克⁵¹[2]上学的时候是一个“迷人的姑娘”，现在又如何如何（言外之意是我老了，邋邋遢遢，成了一个丑老太婆）。

斯维塔的感受，只能和列夫一个人吐露。1948年2月，从伯朝拉回来有好几个星期了，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

我亲爱的列夫，我非常想和你在一起。可是信，我一封还没收到呢。我正在努力摆脱这种心态，努力息怒。我的词汇里又出现了“不”字。有的人，快乐所需的一切，其实他们都有了，可是还是不快乐。这种人我可受不了。我没法同情他们。我忍不住还是要对他们说话带刺儿，还是不耐烦。伊琳娜星期六来电话，邀请我去洛辛卡过周末，我没答应。朋友们要让我舒服舒服。这个好意，我接受不了。我需要的是一切。没有一切，那我什么都不要了。一切又都变成黑白分明了。“不”字都是因为一个“想”字。想要而得不到，那干脆就什么都“不”了。我越来越铁石心肠了，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没办法。所以，我给伊琳娜的回答很刺耳，挂了电话，我就哭了起来。

给列夫写信，可以把憋在心里的委屈话说一说。列夫理解她的心情。3月2日，斯维塔给他写信：

前两天，格列勃的母亲来电话，问我一切可好。我不想让她看出来我很悲伤，就说我很好。可是实际上，我心情非常沮丧，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列夫，我亲爱的，我的信有时是写得很恶心，我知道不应该那么写，但除了你，我还能向谁哭诉呢？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的神经就不那么紧张了。所以，列夫，如果你收到这样的信，可不要生气啊。等信走到了你那里，我写信时的心情反正早就过了那个劲儿了，正乐得蹦高呢。可以了吧，亲爱的？我的信从来都不是要惹你生气的，也不是要增加你的痛苦的。我已经一连哭了好几天了，不光是上床睡觉的时候流泪，一大早醒来就哭，午饭前午饭后都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列夫啊，哦，我要说什么你是知道的……

列夫，希望咱们彼此永远都不要觉得对不起对方，重要的大事都要相互体谅.，无关紧要的小事，都要多包涵，不要生气（通常都是拿最亲近的人撒气）。

斯维塔不想让列夫觉得，她的抑郁症是他蹲监狱造成的，那样会增加列夫的思想负担。列夫现在就够受的了。未来的岁月，列夫还要靠她帮助呢，所以自己一定要坚强，不能气馁。斯维塔很多信里谈到了自己心情低落是另有原因的：“我得了抑郁症，正等待着痊愈。不知道为什么，1月份怎么这么难过。也许是因为，在过去，1月份是最快乐的月份吧，妈妈过生日啊，圣诞节啊，新年啊。也可能是因为，新年以前，一直到现在，我心情都不好。我好生气，总感到浑身没劲儿。”但是，斯维塔的抑郁症和她母亲的生日毫不相干，完全是由于她和列夫被迫分离，不能团聚造成的。这一点，在斯维塔的信中，有时候能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看出来：

各种各样的药片（真是各种各样，不是夸张）都吞了下去，我都忘了怎么哭了（忍泪吞声的“吞”也跟着训练出来了）。最近我睡眠不好，可能是因为房间不透气，缺氧，夜里外面非常冷，爸爸害怕进风，所以把窗户都关上了。我的小窗户反正也开得不够大。我至少梦见过你五次。可能因为你的刑期快满了，真的快到头了吧。可能是迷信吧，估计现在见不到你，由于某种原因，得等到秋天才能见到。秋天可能更好。

斯维塔去滑雪、滑冰，滑着滑着，心情居然好起来。她3月10日给列夫写信说：

目前，滑雪是我最喜欢的项目，毫无保留地喜欢，胜过文学，胜过音乐会，甚至胜过人。阳光悄悄钻进森林里来窥探，林中可真美，真纯洁啊（我指的是“纯洁”这个词所有的含义），令人不禁想到（还会脱口说出来），活着真好。不知为什么，心情好多了，不那么痛苦了。这也算是快乐生理学吧。

斯维塔本想多做一些冬季运动，可她妈妈觉得她身体不太好，总想把她拴在家里，不让她出去。只有列夫给她鼓劲，叫她多出去走走，充实一下生活，抑郁症就好得快了。他4月15日的信里说：“去哪儿走走吧，不光是体魄的健康，还有心理状态这方面，心理状态像外部因素一样，都对人的整个精神有很大影响，有时可能还是初始原因。”列夫很担心斯维塔的健康，就给尼基塔叔叔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照顾一下斯维塔。那年4月，列夫给尼基塔的信中说：“她太难了，各方面都非常艰难，尽管她不说，情况都是明摆着的，不用说。”

斯维塔有个朋友圈，都是女性朋友，人数不多，都是她可以说知心话的人。除了伊琳娜·克劳泽、亚历山德拉（昵称舒拉，也叫舒尔卡）·切尔诺莫尔迪克，还有三个人，斯维塔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她们每个人都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但是都坚强地活着，没有被苦难压倒。斯维塔很同情她们，有同病相怜的感觉。首先是她研究所的同事，名叫莉季娅·阿尔卡德芙娜（LydiaArkadevna），热衷于体育运动，还是个登山运动员，她让斯维塔爱上了滑冰、滑雪这两项运动。斯维塔2月25日的信中讲到了她：

我是怎么和她交往上的呢？因为她人聪明，俏皮话特别多，非常有活力，坚强，兴趣很广泛，等等。她滑雪滑得好极了，也常去滑冰，可她比我大将近十岁呢。她丈夫战争期间死去了，一年前十四岁的儿子又没了（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⁵²[1]，就剩她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世界上。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并且学到很多东西。

还有一个女性朋友，比斯维塔小，名叫克拉拉（Klara），是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助理。战前她家人就被镇压了。克拉拉本人本来在哈尔科夫（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化工学院上学，上大一的时候被开除了，开除以后又被流放了好多年。斯维塔以前在信中提到过她，克拉拉问题的根源是她“地理⁵³[1]知道得太多了”。当局有好几次想把她排挤出研究所，但是，尽管工资很低，她还是坚持不走。克拉拉也失去了一个孩子。她丈夫也是劳改犯，在伯朝拉劳改营里。她不止一次去看过他，每次去都是住在塔玛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列夫觉得克拉拉这个人非常好。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克拉拉之所以还在等着丈夫，都是因为丈夫家是有钱人家。列夫反驳他这种说法，为克拉拉辩护。不过，列夫自己对她印象不深，只是“浮光掠影”，所以说不准（“挺漂亮，有点儿沉闷，指甲特长，跟吸血鬼的指甲似的，还戴着戒指……不聪明也不笨，中等，她等丈夫不是为了钱，她没有那个卑鄙的心眼儿”）。斯维塔说话总是很直白，说起克拉拉来，也是口无遮拦，本来说的是克拉拉，却不知不觉地也说到了自己：

我想象得出，塔玛拉会更喜欢克拉拉，因为克拉拉更具女人气质，因为她什么事儿都爱井井有条，喜欢舒适，喜欢服饰，等等。她俩关系很可能也很密切，因为她俩都是母亲，又都失去了孩子。而我还只是一个“草上新娘”⁵⁴[2]。她们失去了孩子，我失去了你。真正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但是，究竟哪种遭遇更悲惨，很难说。再者，克拉拉对人亲热，我不亲热。当然啦，克拉拉趴在她肩上哭了，我没哭。

最后说说尼娜·谢玛什科，她是列夫和斯维塔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同学，丈夫安德烈在战争中死了，后来又失去了儿子，当时还是个婴儿。斯维塔写给列夫的信中，谈到了尼娜孩子的夭折，这说到了自己的痛处：

埋葬一个人总是很难的。埋葬一个幼小的人和埋葬大人完全是两回事。外人看到的仅仅是孩子的现在，而对当妈的来说，这个现在会向后延伸，延伸到过去，并且会把未来的一切都包括进来。不仅是前九个月的期待、后十一个月的喂养，而且，在此之前很久，还有是欲求还是勉强的问题（或者说是能行还是不行的焦虑）。不知我说没说清楚，但这个未来就是一切，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梦想，都在里面了，连想要抱孙子的愿望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孩子死了，就从这个一切里剜掉了一大块，世界上再没剩下什么东西能填补这个空缺了。多亏这个世界忘性大，时间久了，心头的痛就淡了……尼娜还很年轻，并且自由，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再要一个小孩来填补这个空缺。但是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眼下，她只是说，人如果倒霉，就不要拼死拼活地去争取什么了，也不要再追求什么幸福了。

斯维塔渴望有个孩子。她都三十岁了。她知道，至少还得再等八年，列夫才能刑满释放，说不定再也回不来了呢。她在信里写过，说她正在等待着“人生真正开始的那一天”。去了这一趟伯朝拉，斯维塔认定了，自己的未来，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和列夫绑到了一起。但是，他俩早就定下来了，列夫一天不获释，不走出劳改营，就一天不要孩子。几年以后，列夫回过头来，这样反思他俩当时的决定：

我不想因为我的现在、因为我的未来而耽误了她的前途。我不愿意让她为了爱我而牺牲她自己，也不愿意她跟着我的命运一起浮沉。所以，我不想有孩子把我们绑在一起。只要斯大林还活着，没人知道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儿。当今乱世，我可不能让斯维塔被孩子累赘，我又帮不了她，说不定还会害得她和孩子遭罪，那可就苦了他们了。在斯大林时代，像我这样的劳改犯，即使刑满释放了，也是“人民的敌人”，要想过正常的曰子，那可是休想。再次被捕，判处流刑，那都是常事儿……我可不能再给斯维塔和她家人增加负担了，否则他们困难就更大了，不会幸福的。我俩如果有了孩子，他们可就糟了，一定会遭罪的。但是，斯维塔想要一个孩子。

斯维塔把她的所有母爱都给了亚拉的儿子阿列克。她在信里经常提起她的侄儿，挚爱之情溢于言表：

列夫啊，阿列克七岁了，不是八岁，星期天给他过了生曰。今天，列娜（Lena，阿列克的妈妈）带他来和我们一起去看奥布拉兹佐夫⁵⁵[1]的《靴子里的猫咪》。阿列克说，他很喜欢这个剧，好就好在短，不长，他也明白，里面的动物是假的，不是真动物（他自己装扮动物装得也很像，所以知道这些动物是假的），但是他还是以为是人爬进动物身体里面（装的）呢。这说明，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小人儿太小了，人根本钻不进去。剧，他已经去真正的剧院看过了，在儿童剧院看过童话剧。你还记得《捷列姆一捷列莫克》（Terem-Teremok）和《山羊的故事》⁵⁶[2]么？好像是咱俩最后团聚那次一起去看的，当然，最后又去看了场电影，那不算，电影叫什么来着，我记不得了。阿列克长高了很多，所以也比以前瘦了，可不是瘦得皮包骨头啊。慢慢地，他不像以前那么胆小了，也沉着多了……俄语和算数成绩是“优秀”，但是体育得了个“良好”。我告诉过你，他知道七分之一小于五分之一。整数减分数（不太难的分数）怎么减，（他的学校老师）列拉已经教了。现在他对工程学很感兴趣——总想方设法把东西拆开，钻到里面去，然后再把它安装上，恢复原样。他不怎么讲究整洁，可是“教育”孩子这事我也不懂。

其实，斯维塔的母亲阿娜斯塔西娅过去对她说过，当个幼儿园的老师也不错，叫她考虑考虑。斯维塔对自己搞科研心里没底，觉得能力不够。她妈妈想，斯维塔如果整天和小孩儿在一起，心情可能会好。列夫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鼓励她去当幼师。但是最后斯维塔还是决定不去当幼师了，说自己没有生儿育女的经验，“不知道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不过，阿列克来和她住的时候，她特别高兴。看他淘气的样子，斯维塔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阿列克有本事六点钟把我叫醒（他自己当然已经睡足了一夜好觉）。他爱弄出各种噪音，总忘记洗手，爱玩儿自行车，那车子大多时间是轮子朝天，鞍座朝下，浴缸里满满的都是肥皂泡，他身上穿着衣服就爬了进去。我小时候，如果总装乖乖，我现在会很后悔、很生气，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们把屋子全占了，椅子都倒了过来，四脚朝天，我们就钻床底下、钻桌子底下去玩。没一个大人呵斥我们，我跳过来跳过去的，门牙撞到床头板上撞掉了，头撞到暖气片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就那样儿，大人也不吼我们（可能亚拉挨了骂，不过我没挨骂）。你瞧，我既不会教孩子，也不会带孩子。我相信遗传基因绝对可靠，所以我对孩子是任其发展。看他这么小，就这么精灵，是个好苗子，肯定不是孬种。最糟糕的是我，“带孩子，我只是理论上行”，毫无实际经验呢。

说来也巧，此时此刻，列夫正在“教孩子、带孩子”呢。10月5号这天，斯维塔从伯朝拉回到了莫斯科。列夫那边，几天前有一个人来串门：

一个小姑娘来到发电站门口，我问她：“你是来看我们的吗？”“是啊。”“好啊，那进来吧。”她疑惑地看了看尼古拉·波戈丹诺夫，转过来问我：“先生，你怎么不脏呢？”说着就拽着我的腰带，领我在发电机房转了一圈，同时问个不停：机器是在休息么，怎么到处都是钟表，如果不给锅炉加柴火，灯还会不会亮。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我听说，她名叫塔玛拉·科瓦连珂（Tamara Kovalenko），是从乌克兰的文尼察地区来的，她爸在马厩干活。

塔玛拉十一岁了，有一个姐姐，名叫丽达（Lida），有个弟弟，名叫托利克（阿纳托利的昵称）。这几个孩子破衣烂衫，光着脚，没有鞋。他们的妈妈当洗衣工，也不怎么管他们。他们总吃不饱，挨饿，因为他们的爸爸把夫妻俩挣来的钱大都花在伏特加上了。木材厂这个劳改营里有五百个“特别流放人员”，很多人都住在第一营区的窝棚里，就在监狱外头。科瓦连珂一家就在这五百个囚犯当中，但是像塔玛拉这样的儿童在劳改营里自由，可以随便走动，去哪儿看守都不阻拦，也不搜查他们。所以这些孩子可以给劳改犯跑跑腿儿，犯人给他们糖果，也给钱，有的还在车间里给他们做木头玩具。劳改犯有的时候把玩具扔到围墙外边，这个城镇的孩子们会到监狱区的围墙根儿底下来捡玩具。很多人家都捡来了这种匿名的劳改营礼物，大家看到这些玩具，不禁戚戚然，对劳改犯充满了同情。这些玩具也在提醒世人，这些劳改犯多么渴望要孩子。

从那天起，塔玛拉天天来列夫这里串门。列夫也很喜欢她，给她吃的，渐渐地又教她读书，做算术题。列夫10月25号写给斯维塔的信里说：

今天我又当爸爸了。我今天来上班，忽然塔玛拉带她姐姐和小弟弟来了。以前我在信里讲过塔玛拉——她十一岁，真诚极了，可亲热了。言归正传，她一看到我，就撇下她那小家庭（只有姐弟两人，姐姐十四岁，小弟弟六岁），叫他俩自己回家去，不要管她，然后向我跑来，一下把我拦腰抱住——真不知道她怎么竟能抱得拢呢，然后宣布说，她可想我啦，已经来过两次啦，但是没等我回来就走了，还说，要和我待到吹哨再走（下班时吹哨，我五点下班）。她告诉我，她现在要去上学了，在第二班，看起来她父母终于脑筋开窍了。她掏出一条红色的旧丝带，打了个领结，还说，很遗憾只有这么一条丝带。斯维塔，寄书的时候，如果能找到丝带，就在邮包里多放几条吧，再放进几本儿童书。

过了没多久，丽达也来了。她大几岁……一举一动也更像大人。她俩成了三个电工、一个机器操作工的女儿了，但是她们好像拿我这个爸爸为主呢。在列夫的辅导下，她俩的学习成绩大有进步。后来，塔玛拉把一个劳改犯的廉价首饰给偷去了。丽达见了，立刻把东西给人家送了回去。但是，列夫的心却凉了半截。他给斯维塔写信说：“我对自己没了信心。不必再拿丝带来了。塔玛拉再也不会到车站来接你了。”

列夫用功读书，不管能找到什么书，只要里面有电气工程的，就认真研读，他想把发电站的运转好好改善一下，现在发电量太次了，木材厂的生产被拖了后腿。由于缺电，各车间经常被迫停工（1948年5月，屈指一算，机器闲置率几乎占到了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没电时，劳改犯整天坐着，抽烟、玩牌，来电就得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生产计划完不成还不行。5月12日，木材厂的党委书记开会，一个劲儿地挑刺儿：“工作一点儿节奏都没有，为了赶计划，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动不动就赶工期，搞得晕头转向。”

木材厂下班没个准点儿，胡乱加班，列夫极为反感。他觉得，这个鬼地方，当官的都是“白痴”。列夫的信里经常提到劳改营领导干的种种蠢事。那些家伙铁了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提高产量，结果机械故障层出不穷，还经常出事故、失火，全厂混乱不堪，弄得生产计划更难完成了。例如，有一次，发电站正在进行修理。列夫在5月12号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这几天重铺水泥地，乱糟糟的，一片狼藉。我们得干很多脏活：马达泵要重新布线，电工组做得糟透了，需要装新的断路器，等等。地面之所以做得马马虎虎，不合格，要重铺，是因为负责这项工程的头头们，谁都不管事儿。做坏了也没人惩罚他们。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时间，浪费能源。全都糊弄，谁都不负责任。花十年造的东西，才用一年就扔了。设备本来是临时造出来的，是为了完成生产计划的指标而赶制出来凑数的，每次赶工就修一下对付对付，一对付就是好几年。干什么都是为了应景，根本没个计划。只有像斯特列里科夫那样的人负责，事情才能做好。他一丝不苟，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可他是千里挑一呀。这个体制处处都表现出死气沉沉，连斯特列里科夫那样的人都拿它没办法。

列夫努力改进发电站的运作，完全是志愿的。他可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斯特列里科夫确是出于政治动机，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相信这个体制，尽力争取让这个体制运作起来。列夫也像他一样，做事非常认真，对工作有浓厚的兴趣，以工作自豪。他给斯维塔写信说：“如果仪表走得不正常，我可不能在屋里静静地坐着。机器声不规则，我就放松不下来。我们那些电工，即使是最好的电工，看他们干的那个活儿，我就想啊，如果我是他们的上司，他们可就倒霉了。”那些电工也是这么想的：

昨天，我们一个操作工说，我总是找事儿做。他说：“列夫，你不干活就难受，你忘啦，傻瓜多管闲事就会头上遭来一巴掌的。”这个比喻很粗鲁，但也很形象：两个人，一个是到处去找事儿做，做好事儿，找到了事儿做才安心；另一个可倒好，闲呆着没事干。不该管的闲事他也去管，最后遭到迎头痛击。这一下，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但是，列夫为厂里做事，可不仅仅是认真负责的问题。这里面还有自尊心的因素，他想在被囚禁期间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儿。或许，他也认识到，这些年绝不能白白地荒废了，应该学点儿新的技能，将来刑满释放，走出劳改营的时候也好有个正确的心态，也好开始新的生活（列夫每次回想起监狱里的那些年，对自己的成就总有一种自豪感，他提高了发电站的发电量，够整个木材厂用的了）。他也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驱除一下负面的、有自我毁灭倾向的想法，专心干活不想别的，日子就好打发了。这也是一个活命的办法，很多劳改犯都靠这个办法活命。⁵⁷[1]

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自我保护。让发电站觉得自己是有用之人，这样就能保住自己这个比较优越的职位，减少被调走的危险。调走的话，会有两个去向：一个是被发配到其他条件更加恶劣的劳改营去，这是他最害怕的事；另一个去向就是被调回拖运队去拖运木材。列夫还有一个希望，就是争取减刑。1948年5月1日，劳改营里的“附属企业”（包括发电站）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积分制”，即“以超产换取减刑”：犯人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凡超额100%—150%的，一天顶1.25天；凡超额150%—200%的，一天顶1.5天；凡超额200%—275%的，一天顶2天；凡超额275%以上的，一天顶3天。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这样算来，我们每干一天就多挣了0.25天，也就是说，一个月多挣了6.5天，等于一年多挣了两个半月，如果单位头头评价特别好，还有可能挣到更多的减刑天数呢，不过，如果头头评价不好，也有可能一点减刑天数都挣不到呢……靠运气，这有点儿像彩票吧。”

1948年还真有被发配走的风险。当时劳改营第四营区正在建，木材厂的囚犯正在被源源不断发配到那边去。有技术的劳改犯也有被转到第三营区去的——那里关押的大都是刑事犯和违规的自由工人，劳动纪律全线崩溃，生产指标仅仅完成三分之一，犯人经常闹事，抗议居住条件太坏。1948年夏天，第三营区发生好几起犯人脱逃的，既有个人单独逃跑的，也有群体越狱的。第二营区的囚犯一看，也跃跃欲试，暗中筹划出逃。第三营区有好几个出逃的人在森林里被击毙了，也有扛不住蚊子叮咬⁵⁸[1]自动回来的。消息传来，第二营区那些要逃跑的人不在乎，还是要逃。

6月24日，列夫写给斯维塔的信里说，传说当局为了对付骚乱，正把大批劳改犯转押到北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他告诉斯维塔，暂时不要寄任何包裹，等他把情况摸清再说。列夫预料，会先把政治犯转移到北西伯利亚，包括他自己，或许“这几天”就能走。6月25日，列夫又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叫她暂时不要计划到伯朝拉来，来信也不要直接寄，要通过发电站原来的站长亚历山德罗维奇转交，万一被转走，来信不致落空：

亲爱的斯维塔，鉴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切记以下各项：休假不要到这里来。如果有出差机会，又不太费事，再考虑来。这两天，成功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了。案子最重的，也就是犯了第58条的，除了做“一般”工作的之外，好像都要被解除现在的工作，转到（河边的）第三营区去安家落户了。现在，第三营区体制改了，变成“严管劳改营”了⁵⁹[1]。工业区，你完全住不下了，短时间也不能住，我们目前在那里干活呢。只有他们把我当做特例留下来，你才能到这里来。但是，我再说一遍，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零。这次要严多了……不要来了，不来是上策。你在听我说么，斯维塔？照我说的办吧。这是我最后的决定，别犹豫了……就这么说定啦，斯维塔？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将来，以后再谈。下一步会怎样，眼下我们只能猜测……如果你需要一个新的地址，等过几天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了新工作，我就给你寄去。但新地址，往那儿寄信，也不要寄得太频繁了，暂时还好用。还有一件事，斯维塔。这封信，不要保留，所以上面才没有编号。收到信后，请来信告知，只这样说就行了：25日的信收到了。

斯维塔并没有按照列夫说的那样办。他的来信太宝贵了，斯维塔舍不得扔，全都保留了下来。她仍然计划来看列夫，她并没有放弃。

列夫和斯维塔自从4月份起就一直在商讨第二次来探视的事儿。这一次，斯维塔很担心，不像上次那么轻松。原来打算夏天去。斯维塔的上司济德齐克说这个想法很好，是应该夏天去，还建议她这次去多待几天。4月16日，斯维塔给列夫写信：

昨天，济德齐克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基洛夫。我说，我已经申请8月份休假了，并且打了报告，说我定于8月份到基洛夫的轮胎厂去检查工作。但是他说：“7月去吧，7月天气更暖和点儿，在监狱里多坐⁶⁰[1]几天，不要像去年那么匆匆忙忙的。”所以没问题啦。但是，这次来我有点儿害怕，比上次担心的地方多。上次我心里有准备，很坦然，即使探视坏了也不会在乎。可是现在心情很乱，心思静不下来。

斯维塔原打算先去基洛夫出差，然后再继续往北走，来伯朝拉。5月底，这个计划看样子要泡汤。由于各单位应该给研究所支付的咨询费到期未付，研究所放出话来，再不付款就不来工厂检查项目进展情况了。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如果整个夏天都不能出差，那我就7月份休假。就这么定了。我也不想这样。我在研究所里比较招眼，不在所里，大家都会注意到的，他们就会问，我到哪儿去了，等等。”列夫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斯维塔应该听济德齐克的忠告，因为，来探视这件事，全靠他帮忙才能瞒人耳目。列夫也担心，7月以后才来探视，“没想到的难处可能会增多”。6月8日，他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叫她把此行的计划详细写下来，然后寄给塔玛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人家主动提出，要去车站接斯维塔。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传出了消息，说是要把一批劳改犯押到西伯利亚去。列夫觉得，自己即将要被转押到第三营区去了，遂于6月25日给斯维塔发信过去，叫她取消原来的一切计划。不料，这封信发走第二天，6月27日，情况又变了。列夫赶忙又写一信：“地方当局（也许不是地方当局，是上边儿）朝令夕改，没个准儿，这不又出了新规定：一切照旧，几乎一切照旧，至少下个月不会变，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实行改革，生产任务就休想完成了。”第二营区刚从西伯利亚来了一批囚犯。列夫解释是这样的：“他们原来打算先把我们转到第三营区，然后再把我们转到西伯利亚去。现在看来，他们暂时不把囚犯抽走这个决定还是可信的。”列夫想：“‘不可靠分子’，也就是犯了刑法上最严重条款的囚犯，当局是想把他们都集中在这里。斯维塔啊，我25日那封信里的忠告仍然有效。这封信是给你现在看的。我会很快再给你写一封，此信我得赶快发走。”

7月1日，列夫来信确认，第二营区即将变成“严管型的监狱”，专门关政治犯，判刑较轻的，即所谓“普通刑事犯”（偷窃、谋杀、流氓、旷工，等等），将继续关在第三营区，那里条件比较宽松。列夫又补充了以下信息看样子，不会给我们（第二营区的政治犯）再加什么特殊限制了。不过，现在住在工业区里面的自由工人，这里不让他们住了，都得迁走。雇用自由工人和特别流放犯的小型生产单位也必须一并迁出。”工业区的自由工人这一走，斯维塔到亚历山德罗维奇家和列夫见面的事儿，可就没法儿再办了。

列夫曾说，工业区内安全措施要比以前紧了，这话算是说对了，真的严厉多了。但是，哄传自由工人即将被赶出去的流言不太准确。木材厂是劳改营，其头头确实下了狠心，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允许自由工人和劳改犯暗自接触。5月12日，他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只限党员参加。与会者一致认为，很多违反安全规定的现象都是自由工人和劳改犯暗中接触造成的，包括代为囚犯偷送信件啊，黑市买卖伏特加啊，外人未经许可非法进入劳改营与犯人相会啊，等等。以前他们就考虑过，要把自由工人迁出工业区，但是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觉得难以实行，因为迁出去的话就得在工业区外给他们新盖住宅。劳改营头头们转而求其次，决定强化隔离措施，把自由工人的居住区和工业区其余的地方进一步隔离起来，建一个新的铁丝网隔离墙，外加一个岗亭。

斯维塔继续按计划准备，定于那年夏天来伯朝拉探视。6月25日，列夫正写信告诉她不要来了，碰巧她也在给列夫写信：“这件事已经定了。我先去基洛夫，去完基洛夫，马上续假，去我真正想去的地方，并且尽量多待几天。”四天以后，研究所的总会计师通知她，目前所里拿不出旅差费，最快也要等到8月底才有钱。于是，她提出申请，把假期提前到7月份。到了7月份，她就到伯朝拉来，预计7月10日之前会出发。斯维塔已经给列夫·以色列维奇写信，告诉他7月份到。济德齐克同意斯维塔休假，但是建议她不管怎样都要到基洛夫去一下，斯维塔也是这么想的。去了基洛夫就可以掩人耳目，实际计划就可以隐藏起来了。

7月8日，斯维塔收到列夫的来信，信里说最近营区里安全管控更严了，现在最好别来，时机不好。斯维塔回信说，她暂时按兵不动，等列夫进一步的通知。夏天那几个月，实验室得有人值班，所以，8月份济德齐克休假，她就待在莫斯科，等到9月份再去伯朝拉，如果到时候还去不了，那就去佩列斯拉夫尔一扎列斯基玩玩，就在莫斯科东北部，离莫斯科一百公里远。斯维塔的哥哥雅罗斯拉夫在那里租了一个乡间别墅。如果不来伯朝拉，斯维塔就去那儿住一两个星期。

这时候，劳改营的安全管控措施可比以前紧了。列夫已经感觉出来了。他7月7日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他们慢慢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新规定，特别严，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造成严重的不快。”列夫有十天没收到斯维塔的来信了，不知这是不是因为劳改营实行新的安全措施，外面的来信进不来了。“一切都是可变的，一晃动颜色就变了，像万花筒似的。”

第二天，列夫和列夫·以色列维奇联系了一下。发电站有一部电话，是消防电话，万一厂内失火，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列夫用这个电话给以色列维奇打了过去。以色列维奇告诉他，斯维塔还想来这里，目前正在规划之中。狱方新的安全措施也雷厉风行起来。要新来一批劳改犯，为了给他们倒地方，7月中旬将“特种流放犯”都迁出了工业区。列夫原来就怀疑，木材厂会变成一个监管极严的特种劳改营，现在更觉得在劫难逃了。7月21日，列夫再一次向斯维塔发出警报：夏天见面的事儿，现在定不下来，困难太大。列夫在信里说：“1949年，情况可能好转吧。所谓的‘强化监管’下个星期就要开始实行了。”

斯维塔虽然把整个假期往后推迟了，但还是听了妈妈的话，7月中旬和她哥哥全家一起到佩列斯拉夫尔一扎列斯基小憩了几天。他们这个消夏别墅是木头房子，有个果园，窗外有一泓湖水，平波如镜，松林环绕，好一片美丽静谧的景象。他们又划船、又釆蘑菇。斯维塔得到充分睡眠，可是没有列夫，她精神得不到休憩。7月23日，她在信里写道：

我亲爱的列夫，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可我还什么都没写。我把欠下的睡眠都补了回来，还晒了日光浴。大家都说，我比以前优哉游哉了。我认为自己很乖巧，通情达理的，没有哭。我尽量不去想你，但是做了个梦，依稀梦见了你。我把我自己看得很严，不让自己琢磨你的信、信里的内容、什么办得到什么办不到。我在这里表现得不错啊，但那是我的头在说话，不是我的心在说话。白白辜负了这湖水、森林、空气，我却不能尽情地享受。我的身体在放松，可是我的灵魂却放松不下来。

7月31日，斯维塔的母亲从莫斯科来了，还带来了三封信。斯维塔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急忙把信打开，一一看了起来，看到最后那封信，心凉了半截。信很短，列夫告诉她，年内见不成了，“1949年，情况可能好转吧”。话说得很在理，但是语气好像很不在乎似的。斯维塔一看，气不打一处来，看什么都来气，看谁都不顺眼，就拿列夫撒气。斯维塔想不通，自己昼思夜想，恨不得一下子见到他，可他倒好，再等一整年都愿意。绝望之中，斯维塔责骂起他来，说他想得倒轻巧，怎么可以把她挂起来，让她干等，等也不一定能见到他呀。8月2日，斯维塔在信中写道：“如果没有这么多‘但愿’就好了。你怎么看？我很想知道。你回答不了——我不是在问你，是在责备你。”一直到8月9日，她给列夫写信的口气才冷静下来：

已经一个星期没给你写信了，因为我的灵魂一直没能（现在还没）安静下来。妈妈来佩列斯拉夫尔一扎列斯基看我们，带来了你的信。一看到信，我又彻底泄气了（这倒不是说，你的信还不如不写，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所有那些明白人，都给我泼冷水，不让我去伯朝拉。我生的是他们的气。也生妈妈的气，她硬是叫我休暑假（虽然她的想法没错）。都怪我不争气，都三十岁的人了，应该自己拿主意。怎么不抓紧时间，早点去看你呢。趁还来得及，本来应该马上赶回家，去研究所办好出差手续的。都是我的错，现在办来不及了，太晚了。真窝火，不知怎么办才好。

斯维塔担心，前些日子去信责备列夫，他可能会受不了，于是又写了一封信，把意思说得更清楚了：“上次写信责怪你，目的是让你永远也不要以为，没有你，我会生活得更好。为了保险起见，我现在再说一遍，万一上封信你没收到呢。”

斯维塔急坏了，恨不能一下子就飞过去看他。如果听列夫的忠告，还要再等一年才能见到他。到了1949年，斯维塔满三十二岁了。她还要再等多久才能开始自己的人生啊？还要过多久才会有孩子啊？和列夫绑在一起，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斯维塔是清楚的（列夫已经给她讲过好多次了）：时间拖得越久，越有可能永远也生不了孩子了。一想到这一层，斯维塔简直受不了了。

斯维塔写过两封信责备列夫，信里也都提起过生孩子的问题。信里还提到，她有一次和尼基塔叔叔谈天，尼基塔坚定地说，任谁都“没有权利生孩子”，“人们生儿育女都是自私，都是为了自身着想”。当时斯维塔回答说：“新的生命有可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世界需要美好啊。”斯维塔想，尼基塔没有把握能让儿子安居乐业就把儿子生了出来，所以觉得对不起儿子。正因为这一点，尼基塔心头才有怨恨。斯维塔得出一个结论，应对这种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多生几个孩子。“如果尼基塔还有一个孩子，比现在这个孩子小点儿，不，最好比现在的孩子再大点儿，那他现在就抱孙子了，人生不就更有意义了么，这种愤愤的想法也就不会钻进他脑袋里了。可能男的和女的想法不一样吧。对于女人来说，有了爱情、有了孩子，人生就已经圆满了。对（几乎）任何女人来说，不管在公共生活中、在工作上有多少兴趣爱好，爱情和孩子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焦点。”

斯维塔回到莫斯科以后，又一次打定主意，要去伯朝拉，并且要在夏天去，不能拖到秋天。纳塔莉婭·阿尔卡德芙娜8月18日要出发去伯朝拉看儿子格列勃了。她俩合计好了，等纳塔莉哑出发几天以后，斯维塔就要想办法说服研究所预支差旅费，让她去基洛夫出趟差，去工厂检查工作。纳塔莉娅要从基洛夫拍一封电报给斯维塔，说说情况。斯维塔第二次密访劳改营是否可行，电报里会说。时间一天天过去，可是，没有充分准备就贸然前去，这里面的风险可不低。斯维塔8月13日给列夫写信说：

一方面，过一天，机会就少一分；但另一方面，必要的安排，事先不做好，也没法儿去，可有些事，确实非常不好安排。所以啊，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等到格列勃的母亲到那儿以后，给我发个电报来……她定于18号动身，所以，19号之前，她拍不了这个电报，也就是说，我得在基洛夫待到20号。过了20号，再等我就不敢等了，害怕。也没有什么好的联系方式。或许与她同行比较好，可是同行又有车票的问题了，买两张票不好买啊。她不先来个信儿，我自己就奔了去，两眼一抹黑，有危险。如果这么去，到那儿的时间是22号或23号。当然，我会从基洛夫发一封电报的，可是，你不一定能来得及收到啊。将来不用这么事先筹划就能相见，那就好了。（据尼古拉他爸伊凡·里列耶夫说）照（今年的）列车时刻表看，没有夜里到的火车了，都是上午十到十一点之间到。如果没人来车站接我，我就到厂里去找他们（行李要少，还不能风尘仆仆的，让人一下子就看出来是刚下火车的），不能直接去他们住的地方⁶¹[1]。我想这样最好。我神经很紧张，生怕一不小心出了错。正当假期，我这个愚蠢的头脑居然把他（阿尔万尼托普洛）的名字给忘了（不过，还记得缩写），信也弄丟了，要想从信里找到必要的信息也办不到了。我记得，写有最重要信息的那封信，我把它单独搁在伸手就能拿到的什么地方了，可是这个“什么地方”又在哪儿呢？我得把所有的信都拿出来，再一一查看一遍。那位也叫列夫的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维奇），我对他还是抱一些希望。临来之前，我也给他写了信，请他那些天、那些时候，哪儿也别去。反正他知道，我对这一带不熟悉，基本不认路。我很害怕，生怕命运会和我过不去，所以这冒险出行的日期和时间，我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尽管今年是闰年，我还是怀着侥幸心理，希望蒙混过关，混进劳改营去。因为害怕这次运气不好、倒霉，所以，我计划什么也不带，绝对不带任何东西……我有三个请求：一、立刻给我发一封电报来；二、我发的电报，收报人必须能看明白才行；三、相见。

五天以后，斯维塔还没有从莫斯科出发。火车票非常难买，真是一票难求（这在苏联是常事儿，人们去售票处排队买票，一排就是好几天）。她8月18号的信里说：

出差人员专用售票口，已经三个月没开了。运气好的话，一两天就可以在预售窗口买到票了，因为他们会把头一天排队的人都登记下来，第二天来就不用重新排队了……但是，都怪我太傻，我们两天都白排了。我是先排上队，占个位置，然后就换上亚拉替换我，再由妈妈替换亚拉，可是没等妈妈排到窗口，车票就卖光了。这个时候，排在前边的和后边的都还在原位上排着呢，应该先和他们说好，把自己的位置确定下来然后再走。可是妈妈不懂，一声不吭就回家了。妈妈在生自己的气，第二天一大早又排队去了。可是，等我赶到售票处去接替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听信了一个警察的话，不在我原来的那个队里排了。那警察对她说，开往高尔基城方向的火车票，不在这个窗口售票，在另一个窗口。长话短说吧，再重新排队。可我没时间了啊，我得去研究所上班……

就这样，斯维塔的妈妈又折腾了好几天，最后终于给她买到了一张单程票，是21号的。火车票有效期只有六天。斯维塔得先去基洛夫工厂出差，然后再赶到伯朝拉去。这六天时间刚刚够，只是太紧了点儿，到了基洛夫马上就得走，不能耽搁。基洛夫工厂，是去程去，还是回程去？必须马上定下来。斯维塔决定，先去基洛夫，不能等回程再去。只有先去，才能到邮局看看有没有纳塔莉哑·阿尔卡德芙娜的电报来，并且还要给济德齐克发个电报，说回程推迟了。如果是去程去基洛夫，回来的时候可以买通票，一直坐到家了。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很遗憾，还得在基洛夫停一下。但是，去了基洛夫之后，我也就不用担心了。”

斯维塔8月21日从莫斯科出发了。到了基洛夫，给列夫发了一封电报，列夫第二天就收到了。但是，斯维塔曾嘱咐他，收到电报后要回电报，列夫却没有回，以为太晚了，发了她也收不到，于是就干等着，看她会不会到来。这个时候，列夫已经和他的朋友兼老板鲍里斯·阿尔万尼托普洛说好了，由他去车站接斯维塔，并且给她安排住处。于是，23号那天，鲍里斯·阿尔万尼托普洛去车站接斯维塔。看着火车缓缓进了站，出站的旅客从他身边走过，往车站大厅去了。他在人群当中寻找一位苗条的年轻女子，梳着辫子，背着帆布背包的。人群中没有斯维塔。第二天，24号，他又去火车站，可是，那天的火车上也没有斯维塔。每次见鲍里斯独自一人回到劳改营，没有跟斯维塔一块儿回来，列夫都急疯了，坐卧不宁。他24号给斯维塔写信说：“亲爱的斯维塔，我正坐在这儿想，你到底来了没有？如果没来，那都是我的错，我听信了纳·阿的话⁶²[1]，没给你往基洛夫发电报。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你。或许你出了什么事儿吧。”

斯维塔还真是遇到了麻烦。火车过了基洛夫，还没到科特拉斯，铁路工作人员检查车轮，发现火车后部那几节车厢的车轮有毛病，于是就把那几节车厢摘了钩。乘客纷纷跑到前边的车厢来抢座，简直像发疯似的。斯维塔抓起东西就跑，刚跑到前部车厢的尾部车就开了。那些动作慢、没赶上来的旅客怎么办，斯维塔就不知道了。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呢。在科特拉斯火车站广场，斯维塔坐在背包上，等着去伯朝拉的火车，希望能避开别人的注意，忽然，一个警察向她走来。当时她穿的是平时的衣服，没穿第一次来的时候给她解围的那身军装，所以，她可能觉得，最好不要在火车站大厅里边等车，所以才坐到了外边。那警察本来会查她的证件，盘问她去哪里的。这一查一问，斯维塔麻烦可就大了。没想到，警察却很和蔼，只是关心她的安全而已，说这里有小偷，到车站大厅里面候车更安全。

25号那天，斯维塔终于到了伯朝拉。是阿尔万尼托普洛来车站接的她，然后领她到家里。他家就在木材厂的围墙外边住。阿尔万尼托普洛家里安了电话，他必须时刻待命，万一发电站那边失火，他就得去救火。发电站那边也有一部电话，列夫当班的时候可以用那个电话打电话。斯维塔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电话局的玛利娅·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娅，就是前一年把列夫和斯维塔藏到家中的那位女人。玛利娅把电话给列夫转了过去。列夫告诉斯维塔，有人向看守告了密，揭发斯维塔蓄谋已久，要非法进入劳改营。列夫还说：“他们正在急切地等待机会要抓捕她。”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有个看守为列夫通风报信，叫他注意这个危险，那么，看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那么敌视他。列夫早已经把发电站地下室的一间库房收拾了出来，变成了“阴谋密室”。如果斯维塔能混进来，就可以和列夫待在这里了。

斯维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见到列夫，但是非法进入劳改营有被捕的风险，她不想冒这个险。前一年来的时候，和列夫·以色列维奇一起去木材厂，曾在劳改局门前走过，那是一座古典风格的白色楼房。现在，斯维塔就去这个劳改局，正式申请探视列夫。斯维塔1947年非法进入劳改营一事，劳改局差不多肯定已经知道了，现在有可能把她就地逮捕也说不定。所以，她毅然前来，确是一个勇敢的壮举。斯维塔走上楼梯，来到二层楼。宽阔的走廊铺着木地板，透过宽大的窗户，斯维塔可以望见木材厂发电站的烟囱。在走廊的尽头，她找到了劳改局局长博罗维茨基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不止一间，最大的那间非常宽敞，墙上是劳改犯做的浮雕风景画，画面是北方森林、建筑工地、铁路。斯维塔来一看局长不在，就等他来。千里迢迢从莫斯科赶来，斯维塔累得很。她回忆说：“我等了一整天，一直到深夜那个局长都没来。”

劳改营的头头全都是夜间工作，博罗维茨基也一样，都像斯大林，斯大林也是白天休息，夜间工作。每个办公室的钟表定的都是莫斯科时间。劳改营的头头夜里都不敢睡觉，万一首都的内务部劳改总局来电话，睡着了可不行。后来，博罗维茨基终于来了，在办公室里接见了斯维塔。他面前是办公桌，身后是一个大保险柜。博罗维茨基彬彬有礼，立刻同意了斯维塔的请求，签署了一道命令，一边递到斯维塔手里，一边送她到门口。斯维塔回忆说：“当时，我很激动，对他连连称谢。”到了外面，“路灯很亮，或许是探照灯吧，说不准。可是，就着灯光仔细一看，只见这张纸上写着：‘准予会面二十分钟，但军警看守人员要在场监视’”。

第二天，终于见到了列夫，是在第二营区劳改犯集体宿舍门口的小警卫室见的。值班看守比他的上司态度和蔼，允许列夫和斯维塔在正厅旁边一个小里间单独在一起，外人看不见。屋里有张桌子，还有一条板凳。会见时，这个里间房门开着，但是看守没进来。桌上有个登记簿，是让看守登记外来的探监人员的。按规定，斯维塔的探视时间是二十分钟，但看守并没有记录她是什么时候到的。如果有人来问，他会说刚到的，还没来得及登记。就这样，那天列夫和斯维塔在一起待了好几个小时。那位看守临下班之前，告诉他俩，明天中午他上班，叫他俩中午再来。于是，斯维塔第二天中午又来了。她先到的，列夫后到的。他俩整个下午都在一起，坐在那个里间的长凳上。所有这段时间，外面警卫室里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有劳改犯，也有看守。但是，有门挡着，外面看不见屋里。没想到，会面的时间比预想的多多了，可还是远远不够，不够又怎么办呢。

斯维塔8月30日离开了伯朝拉。列夫忠贞不渝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亚霍维奇把斯维塔送到火车站，帮她弄到了一张火车票，然后送她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去科特拉斯的途中，斯维塔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列夫，没有你的第二天已经来而复去了。我这个车厢是坐卧两用车（上面是卧铺，下面可以坐），也就是说，车上人走动的（比卧铺车）多。不过，我这个车厢的人都是去科特拉斯的。火车要在科特拉斯停车五个小时。科特拉斯那地方真吓人，沿线哪个地方都没有那么脏，简直下不去脚。我会睡着的。夜里虽然冷，但是我随身带了一件羊毛背心，况且浑身上下包上了毯子，冻不着……森林里已经没有沼泽地了，秋意正浓，森林分外美丽……我在上铺，下铺是三个小孩：有个小姑娘，十岁，还有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都是五岁。他们是三个姐姐带来的，姐姐的丈夫都被打死了，现在她们三人带着弟弟妹妹组成一个家庭，在一起生活。孩子们可爱极了。好了，列夫，先写到这儿吧。照顾好你自己，向大家问好。

斯维塔9月4号晚上才到家，到家一看，她父母都要急死了（斯维塔临走说要发电报回来报平安的，她也真发了，可是她父母一封电报都没收到）。斯维塔当晚给列夫写信：

我亲爱、亲爱的列夫，我终于到家了。本来想从高尔基城再给你发一封信的，可是没时间了，没来得及写。一路上给你写了两封信：一次是从一个火车站寄出的，另一次是从基洛夫寄出的。那天基洛夫下雨，马路上走不了人，泥泞得很，不过，倒不像科特拉斯那样成泥塘了，还没那么严重。基洛夫到高尔基城的火车好像是从诺亚方舟里开出来似的，不过我的卧铺很舒服，周围人也很不错，所以我下车的时候心情很好。下铺有一个女的，又当妈妈又当奶奶，带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儿，不会走，也不会说话。医生说不用治疗，如果外界平安无事，照顾得好，到了六岁就会好的。那孩子真好看，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卷曲着，对人非常亲热……车上在我旁边还有一位妇女，也是莫斯科人，等待她丈夫劳改刑满释放已经等了十年了，这次去基洛夫是准备和他团聚的，没想到，她丈夫已经和别人结了婚。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地方。

我们这趟车到莫斯科已经晚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我是八点钟到的家，妈妈下楼来接我……现在是九点钟，外面漆黑一片。好的，亲爱的，先写到这儿吧。别忘了什么事儿。希望你灵魂安宁，希望你心情平静，不要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心情就不平静了。若有什么不快浮上心头，就给我写信吧，我来想法给你解决。祝万事如意，向大家问好。

斯维塔总是愿意接近失去亲人的人。但是，这次遇见的这个妇女，她丈夫在劳改营里移情别恋了。这样的人，斯维塔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位莫斯科妇女的遭遇不算是个别案例，很常见。很多夫妻都被十年刑期拆散了：丈夫被关进劳改营，妻子有宣布脱离夫妻关系的，有等不了而改嫁的，也有的以为丈夫已经死了，就和别人生活在一起。丈夫一旦被关进劳改营，有劝说妻子离婚的，离婚是为了救妻子、孩子免遭歧视，否则，身为“人民敌人的亲属”，受气就没完没了了。也有见异思迁，不要原来妻子，和劳改营的女犯人结婚的。女犯人同在劳改营劳改，可能更容易体谅彼此的遭遇。

斯维塔这次去伯朝拉，回来以后心情好多了。她回来以后第二天给列夫写信说：“今天我照镜子一看，比从佩列斯拉夫尔一扎列斯基回来那会儿脸色好多了。”三天以后，她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对谁都格外亲切”。甚至三个星期以后，斯维塔仍然陶醉于此行的惬意：“我心里乐开了花，不仅不再哭了，而且那天坐电车，我还情不自禁地笑呢。”

与此同时，列夫满脑子想的全是斯维塔。9月4号，他还在等斯维塔已经平安到家的信。那天，他写信说：“我亲爱的、美丽的斯维塔啊，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全是‘渴望’，还有‘担心’的成分在里面。我想的是你，闭上眼睛又看到了你，不是看到了你的全部，只是看到了你的眼睛，你的眉毛，你那灰色的连衣裙。”五天以后，还没接到斯维塔的信，就写信去，祝愿斯维塔10号那天生日快乐，不过此时他的心情很伤感：

我亲爱的斯维塔，明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祝愿你什么呢，真不知道怎么祝愿哦：我的祝愿是一回事，现在和将来能办到的是另一回事，两者有霄壤之别。所以说，我给你的一切祝愿，一定是像疯子口出狂言吧，谁都不相信。如果这封信明天能邮到，我就不写了。我不想在你生日这天，无谓地提起我们的处境，太扫兴了。斯维塔呀斯维塔，但愿命运更宽宏大量一些，但愿命运对我们微笑……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倒愿意相信，我们会有未来的。这个信念难道是奢望么？……保重，斯维特，祝健康，斯维塔！

9月22号，屈指一算，斯维塔已经走了三个星期了，还没有信来。就在几天前，其他劳改犯还收到了莫斯科寄来的信呢，可是没有一封信是给列夫来的。列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亲爱的斯维塔，没收到你的信。此时此刻我给你写信，上帝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这个三十二岁的傻瓜，居然像个十六岁的孩子，动不动就多愁善感的，真是丟人，又像个老妈妈似的，牵肠挂肚，惦记这惦记那的。可是，我倒不觉得难为情，只是怕这么缠着你，听我唠唠叨叨地，你会嫌烦。也许一切均好，只是邮政太慢了。是这样么？

23号那天，终于把信盼来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心烦意乱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其实我和他不怎么熟悉。他给我拿来一封信。一看是你的笔迹，居然都忘了谢他。斯维塔，你是我的，我亲爱的、美丽的斯维塔。只有一个问题，我看你信的时候，想象不出你此时此刻的样子。有两个斯维塔，一个你，是能用眼睛看到的你，另一个你是在信里浮现出来的你。如果我想要信中的你，就想起你写的字句，但是你的字句默默出现在我的眼前，却没有让我联想到你的风采。如果我想用眼睛看见你吧，那就最好不看信，直接看你好了，一目了然。可要听好啊，这可不是说，没有你的信，我的日子就好过了，可不是那个意思，斯维塔，我亲爱的。

渐渐地，列夫又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了。冬天又来了。劳改营还没做好过冬的准备。第二营区的窗户，玻璃碎的，还没镶上，很多房顶漏了还没堵上，劳改犯宿舍取暖设备、电灯都太少，不够用。劳改营管理局净说空话，说是要给整个劳改营的房子都重新拉上电线，可是根本没动。11月，天寒地冻，刚刚封河，劳改营就开始每年一次的大扫除了。废木头都拉到冰上点着了，燃起一堆堆高高的篝火。

列夫很忙，在发电站修理机器。他给斯维塔写信说：“一天天过得真快。白天在发电站干活跑了一天，晚上只想睡觉。柳布卡还在这儿，谢天谢地，他还没走。我俩一起把控制板安装完了。发电站成立以来，新装设备第一次运转正常，没出故障。”

最近又有传说，要把一批劳改犯转到最北边的“特种严管”劳改营去。列夫很担心。这批犯人名单最终公布了，上面有他最知心的朋友兼室友柳布卡·德尔列茨基。11月2日，德尔列茨基被押到因塔去了。这因塔是古拉格的一个釆矿劳改营，条件最为严酷。这地方离伯朝拉一百八十公里，通往沃尔库塔的铁路经过那里。列夫听说这个消息，简直如五雷轰顶。列夫对他挚爱如兄弟，担心他这么年轻，身体这么虚弱，可怎么受得了。当天深夜，他绝望地给斯维塔写信：“今天傍晚，他们终于把柳布卡带走了。这群畜生，他们都是畜生。”柳布卡一直在阿尔万尼托普洛手下干活，在发电站为他卖力。阿尔万尼托普洛竟然没有伸出援手，拉他一把，而电工组新来的头头亚历山大·谢苗诺夫，并不怎么认识柳布卡，却想方设法营救他。列夫特别寒心，阿尔万尼托普洛太不够意思了。列夫写道：“谢苗诺夫的行动自由再多点儿就好了，说不定就能办成了。这个腐烂发臭的制度，顶风也能臭八百里。”

列夫捏了一把汗，他的朋友在那个劳改营里可能活不到刑满释放那一天。11月3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柳布卡做了这么多年苦工，病得不轻，神经非常紧张，痩了很多。这天寒地冻的，走这么远已经够难的了，比他强壮的都受不了，何况他身体这么不好了。我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我和他关系最近，从来也没有和谁这么近过。今后11个月，你觉得他能坚持下来么？”⁶³[1]

能不能在劳改营活下来，这基本上要看有没有朋友支持了。列夫认为，柳波卡是自己在劳改营里唯一真正的密友。11月9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详细讲了他和柳波卡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密切：

我不能趴在任何人的肩膀上哭泣，只能趴在你的肩膀上哭泣。但是，在这里，有柳波卡在，艰难的时刻就容易挨过去。我的苦难，如果是因为私事，我什么都不和他讲，一般来说，我和他的交情没有任何多愁善感的成分在里边。不过，即使和他争吵，也觉得吵得舒服，让人释然于怀。平时无话不谈，天南地北随便聊，鸡毛蒜皮什么都说……柳布卡，柳布卡，我要知道你还活着就好了，你要能坚持活到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就好了。斯维塔，我把你的地址告诉了他，叫他记住。你不在意吧？万一他别人谁也不认识，至少可以联系你。也许连你他也不想写信联系呢，他就是这么个人。

12月3号，列夫坐下来给柳布卡写信：

你好，我的朋友，不要怪我给你写信。我连这封信能不能寄出、什么时候会寄出，都不知道呢。我写信是为了让我自己好过一点儿，写信能让我一吐为快，向一个活生生的人说几句话，即使是笔谈也好啊，因为，在我周围这里，没有活生生的人。或许，没有信来，对你更有好处——我了解你——但是，如果有信来，你也能承受得了的话，那么这封信肯定不会对你有什么害处。

柳布卡啊，不管那里情况多么糟糕，记住这一点：八年半都熬过来了，第九年就不坚持了，那多愚蠢啊，第九年以后，不管形势有没有好转，现在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柳布卡走后这一个月发电站发生的一切，列夫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消息很多，一写就写了十二张纸。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柳布卡，我本来不想说，但是，不说实在没道理：想你了。斯维塔来信说，她想和你握手。握手，就当已经和她握了吧，和我也算握了吧，记住她的地址：8，17，SAI，Kazarm，M。这个地址别忘了，万一将来要寄什么东西呢。如果有包裹，不要怕，我和她说过，请她给你寄点儿维生素，对你的坏血病有好处，一点儿都不贵，不值几个钱。无论如何，一定要活下去啊，朋友。

这封信压根儿就没有寄出去，因为德尔列茨基在因塔劳改营的具体地址，列夫不知道，甚至他是否真的在那儿，列夫也说不准。

八 三进虎穴探监

我亲爱的斯维塔，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祝你“新年快乐”的时候了。我想，今年我祝愿你的应该是那些最简单的事情，你也应该祝愿你自己实现这些简单的事儿……你亲近的人不必祝你如何如何幸运，幸运和幸福一样，太含糊了，和我们所处的境遇不太吻合……我想要你更加笑口常开，给自己唱更多的歌，哼唱给自己听。平时，你见到有趣的事儿就眯缝起眼睛来细细查看，所以我祝愿你更经常地眯缝起眼睛细细查看，看到什么东西使你高兴，你就微微扬起眉毛、睁大眼睛看，所以我祝你睁大眼睛高兴地看。我想要所有这些愉快的表情更经常地停留在你的脸上……所以，亲爱的斯维塔，继续做这些日常小事：你的辫子要好好保养，请不要疏忽了，如果把辫子剪掉，别让头发乱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星期天要出去消遣消遣，不要做家务，也不要做公务，滑雪啊，溜冰啊，划船啊，去哪儿走走……

亲爱的斯维塔，保重身体——归根结底，这是最重要的祝愿。这里应该用最高级的副词来强化动词，形容词就不必用最高级啦。

1949年初，斯维塔犯愁的事不少，除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很多伤脑筋的事。研究所的行政工作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的实验室正准备搬上四楼去，房子改建装修的活儿千头万绪，手忙脚乱。与此同时，她又要组织人手，进行橡胶压缩的新研究，又要向部里索取更多经费，还要写规划来落实五年计划的指标。斯维塔不喜欢这个工作。她写道：“这个工作一点儿乐趣都没有。”压力越来越大，精神越来越紧张，斯维塔很担心，“不该批准的事儿，如果批准同意”，万一出了错儿，那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当时冷战正在高潮，苏联科学家受政府打压，并且压力还不断加码。物理学家遭到批判，有的还被开除公职，不是说他们“向西方低头”，就是说他们对量子力学的“唯心主义”哲学死抱不放。1930年代就已经批判过了，现在又拿出来批判，说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违反辩证唯物主义，那还得了，那可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根基啊。有些科学家被清洗了出去，说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暗指犹太人），不可留用。苏联政府说，犹太人这些“世界主义者”是一个“反对爱国的集团”，给他们扣上一个大帽子，说苏联在反西方，而他们却破坏苏联的艺术和科学。1949年1月发动了“反世界主义”运动。这运动一经发动起来，研究所里至少有两位斯维塔的同事（维塔里·爱普施坦和拉扎尔·维尼茨基）就被开除了。莫斯科城里不让他们住，他们被迫到莫斯科市外去找工作。各研究所把很多苏联犹太科学家都解雇了。因为斯维塔和各科研院所都有联系，所以很清楚这些内幕。

这一切都在影响着斯维塔的健康和心情，列夫知道了心里很着急。斯维塔在服用鱼肝油和镇静药鲁米那。她告诉列夫，服这些药是为了“镇定一下神经，以免按捺不住怒火，否则逢人便要大喊大叫了”。这个镇静剂好像有效。她给列夫写信说：

多亏这些药丸帮了我的大忙。首先，我总算能挺住了，现在只笑不哭了（可能笑出来就不哭了）；其次，虽然还是没有食欲，但是体重已经不往下降了（我在工厂时称体重五十六公斤）。大家都说，我的脸色渐渐比以前好了。

虽然斯维塔自己从来不显摆自己长得好，不自诩回头率高，但是大家伙都觉得她楚楚动人。有一次，尼娜·谢玛什科家举办派对，斯维塔也去了，不知不觉间和几个朋友畅谈到深夜。当时，帕维尔也在座：

帕维尔我认识，但关系并不密切，突然间，我和他有了共同语言，这可是十三年来头一次。当时谈的是人道、幸福、工作，还有其他高尚的话题。我得承认，如果滴酒未沾，我万万不会信口说起这些事。我回到家已经凌晨三点了。帕维尔送我回家，他也有三分酒意，竟然怪罪起我来，说我在过去明知道已经有了你，却还对他说这说那。我发誓，我记得，和他说的话总共也不超过两个词呀。我一直以为他心里只有宁卡（Ninka）—个人，对我不感兴趣呢。如果我对他说过什么话，可能也只是为了敷衍，为了不和他说什么认真的话吧。如果不说敷衍话，那就只剩下认真话了。而认真的话，要么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不说不行，要么是本来没想说，一不留神就说了出来。我压根儿就不想和他说认真话，所以只好敷衍他了。

对斯维塔感兴趣的男人可不止帕维尔一个。战争结束那会儿，发生了一件事，斯维塔1948年的时候对列夫讲过。当时，斯维塔和她的朋友伊琳娜·克劳泽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此人和一个有妇之夫发生了风流韵事。斯维塔和克劳泽争论起来。斯维塔不赞成她这位朋友这么做，说这等于是说谎，令她想起一个青年人：

那年轻人当时正打算结婚，再过一星期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正在这时，忽然我出现了。我们见面谈了一谈。他对我说，他遇见的人都不如我好，他的未婚妻也根本比不上我，所以他极为痛苦。我回答说，我在等列夫（当时是1945年），并且问他，既然他的未婚妻不是最佳人选，为什么这么急于结婚呢？应该等到遇见别的人再结啊。他说再等也没用。不管你选了谁，总有一天会遇见更好的人。为了对得起良心，一旦选定了人，就得把眼睛闭起来，别人就不要再看了。既然为人说话要算数，要娶人家，一切也就这么定了。我说，这么对待那姑娘有点儿不恭。这种盲目地讲良心，我接受不了。这样的良心是拽着你的尾巴用力往后拖，我不需要这样的良心。或许，当时我是少不省事，一时糊涂吧。

可能也是斯维塔幸运：明知道已经有了心上人，即使还不能团聚，毕竟已经找到了真爱。

列夫也有同感。他不需要将斯维塔和任何人比较，因为爱的就是她。

至于“最佳”人选，将来你就闭上眼睛吧，不用再找啦。当然，闭上眼睛可不行，闭着眼睛怎么活呀。在这大千世界，肯定还有更好的，世界比“她”大呀，但问题不是这么回事儿。世界也比“我”大，要让我清谈起来，还是用第一人称比较容易，所以我用“我”和“你”这两个代词。归根结底，在我眼中，你是“最好”的。我不需要任何别人。即使是示巴女王（Sheba》⁶⁴[1]，我也不稀罕，因为我爱你，爱你的一切资质，就连你的缺点我都特喜欢，你的优点更是我快乐的源泉。当然，刚认识的时候，那感觉是来自令人愉悦的优点的，后来就无所谓了……失望的情绪常常对爱情有影响，外部环境也会有影响——会造成吸引力消失，等等。但是，如果相知甚久，也就是说，不是认识一个月、一年，而是认识很多年，那就没这个危险了。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人常说红颜知己，至于红颜会不会褪色，白头发多了几根，那都不重要了。在这方面，常识一点用都没有，尤其是我，根本不理会常识。我爱你，别的没什么好说的。爱会持续多久？现在看起来，真要海枯石烂心不变呢。以前把握没有现在这么大，刚刚分别那会儿，是那种心情，但是现在，我坚信、坚信、坚信。别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列夫觉得，如果一个人心有杂念，见异思迁，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他就失去“激动的能力”了，再也不会有触电的感觉了。他在信中写下“常识”这个词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世俗那些“虚伪的空话”，比如马雅可夫斯基最后一部长诗《放开喉咙歌唱》片断之一《五年计划颂歌前奏曲》，里面有一句，说的是“可耻的理智”。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她爱我么？难道她不爱？

把手指节掰断，

揉揉手，把断掉的手指抛向风。

你在五月碰见的花环，

你用来算命的花环，

已经撕碎、远远地抛开。

让我来发现须发的花白

岁月的白银发出钟声的豪迈。

我希望并且确信：

可耻的理智或理由，

我永远也不会接受。

斯维塔日夜思念列夫。她在3月5日给列夫写信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个星期以来，天天梦见你。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因为，虽然见到了你，却碰不到、摸不着（阿列克说，上帝也是碰不到、摸不着的。显然，阿列克认为上帝是存在的），然后你一直都在离我而去。”列夫也梦见过斯维塔，能听见她的声音，可就是见不着她的人影儿，梦里还见到她寄来的一封信，可就是摸不着，信封也打不开。列夫不仅在梦中见到她，“而且也在残酷的现实当中见到了她，唉，形势真是越来越糟糕了”。

列夫眼前经常浮现出斯维塔的身影。干活的时候常常想起她来，在心里默默地与她畅谈。当班的时候，有同事和他搭话，他特别不爱搭理，反感同事惊扰了他的清梦。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尼古拉·里列耶夫换班了，叫他上夜班去了。这下好了，没人烦我了，不用把心里想的讲给别人听了。（‘在想什么呢，列夫？’问这样的问题，真傻！）”

1949年初，列夫很忙，忙着修理发电站的设备。前一年，他设计了一台机车用的蒸汽锅炉，可是，新年过后交货来一看，他们把尺寸给弄错了，无奈之下，就把这台设备送到机修车间修理去了。1月18日，列夫请了一天假，这是一年半多以来第一次请假。他给斯维塔写信，今后还会有休息的日子，可是休息也没什么好休的。”

德尔列茨基走后，列夫很孤单，别的朋友都不能给他什么安慰。列夫独立精神越来越强，不想和任何人过从甚密。1月19日，他给斯维塔写信说：“干活的时候，我想一个人干。当然，别人会过来和我搭话。人家对我友好，对我关照，我就得立刻热情对待人家，表示领情之意。硬着头皮这么做，那才叫尴尬呢。说说话倒没关系，只要别让我觉得尴尬就行。和尼古拉·里列耶夫，或者和别的什么人，如果他们觉得是我的朋友，那么这种答谢，我绝对做不出来，太俗了。”集体宿舍里的逗乐，列夫不喜欢，宁愿离他们远点儿。没有德尔列茨基，列夫觉得比以前更加孤单了。他在1月20日的信中写道：“今天过得特没劲，宿舍里他们胡来乱来，闹笑话的、搞恶作剧的，干什么的都有，真烦死我了，谢苗诺夫⁶⁵[1]那样的人，按理说心眼儿也不傻，居然和他们一样厮混，找在场的人寻开心，搞恶作剧，真弄不懂他是怎么想的。”其他劳改犯虚度光阴，列夫可不愿意和他们凑趣。那些家伙，又是喝酒又是唱的，收工回来还玩多米诺骨牌，闹嚷嚷的，列夫心里气得很。躺在铺上，想看看《安娜·卡列尼娜》，可是周围却闹翻了天。但有的时候，列夫也和大家打成一片，说说笑笑很开心。1月25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今天，我们宿舍的人玩得很高兴，其实也没什么好值得庆祝的事情。又是跳舞，又是弹吉他，地板、窗户都在抖动。真没想到，最佳音乐人居然是亚历山德罗维奇，得向他脱帽致敬呢！”

三个星期以后，办了一个生日派对，庆祝斯特列里科夫五十大寿。列夫和里列耶夫来到实验室和斯特列里科夫一起喝茶。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今天真差劲，生日快乐这句话，我就是说不出口。他心里当然明白，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可来了又什么也没说，他懂的。斯特列里科夫的病还没有好，还是败血症，胆结石急性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劳改营卫生所的大夫治不了。他必须动手术。但手术很难做，卫生所的大夫医术不行，做不了。列夫很同情斯特列里科夫，把心里话都告诉了斯维塔：

木材厂的生产，他出力最大。但费力不讨好，谁都不感谢他。他的工作帮了许多人，可是那些人都不提不念，不愿让上面知道，自己的活儿原来是别人给干的。他的定量还是那么丁点儿，他是病人，定量反正有他的份儿。可当地的头头们根本不帮他额外多申请一点。

4月17号是斯特列里科夫女儿瓦丽娅的生日，那天的庆祝更让人心里不好受。瓦丽娅和丈夫、母亲，还有儿子住在莫斯科。斯特列里科夫还没见过小外孙呢。

她女儿才二十五岁！如果斯特列里科夫能活到和女儿团聚的那一天，她女儿就三十七岁了！快四十了！但是会有团聚的那一天么？真苦了他啊！有时我离开他，想到他的不幸，想到他那可怜的处境，我的眼泪就往下掉……他的遭遇太惨了，我心里干生气，帮不上忙，恨得我自己直想用脑袋撞墙。我和他经常争论（当然是和颜悦色地争论了）。

1949年，春天来得很晚。5月份还有雪，6月中旬天气才暖和起来。漫长的寒冬让每个人都多遭了不少罪。伯朝拉河还没有开化，上游的木材运不下来。发电站发电是用木头作燃料，所以三天两头停电。木材厂和各车间没有电，全都停了产。工人就用手动工具干活，结果劳改营欠产太多，生产指标完成不了，劳改营就减少了粮食供应。那年冬天，劳改犯总是穿不上暖和的衣服，靴子和手套也不够。囚犯们被迫在冰冻的温度下加班加点干活，狱方逼他们把欠下的产量补回来，结果很多人都病了。列夫在第二营区服刑，1949年第一季度，得病的人估计有十分之一，但是在官方的统计数字里，每一天患病人数不得超过百分之一。

发电站有个劈劈柴的工人，身材高大，名叫康斯坦丁·雷卡洛夫。他是政治犯，年轻的时候是一位拳击手，劳改营的苦难把他折磨得不像样子了，后来得了一种急性肺结核，害得他喘不上来气，呼吸困难，一点儿劲儿都没有，什么都干不了。列夫很担心他，对他很有好感，在给斯维塔的信中说他是“一位很有文化的人，坚强、诚实，诚实到一丝不苟的地步。他进劳改营都两年了，可还在追求真理，那股锲而不舍的劲头，这辈子算改不了了”。列夫到卫生所去看他：

我在走廊里见到了他，他穿着劳作服，挺轻松的样子。他说，为了锻炼身体，他坚持劈木头，可是没干几下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我问他：“那你的斧头放哪里啦？”他回答说：“我劈到了一个大木头结子，非常硬，用力一劈，斧头把子就断成两截了。他们得做一把新斧头了。”

雷卡洛夫干活是为了恢复体力，希望列夫和谢苗诺夫帮他一把，让他到发电站去当电工。午休的时候，他常来找列夫：

他总说我不去看他了，听了他这么一说，我倒很难为情了。于是两三天以前，我去拜访他，和他喝了一晚上的茶。他拿出来一摞照片，回忆起往事来，我静静地听着。虽然，品茗怀旧，对我来说有点儿陌生，但是这个时光过得很有意义。第一，他肯定是个好人，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爱好，他的本领，都很不错，他又很文静。第二，他在这里很孤单，我知道他觉得和我很谈得来，感到轻松愉快。能帮到别人，我自己感到很惬意。我现在是事后分析，当时只是觉得高兴而已。

雷卡洛夫在干燥车间锅炉房里当上了司炉工，可是活儿太重，他干不动，后背严重扭伤（这位当年的拳击手以为自己还很有体力，没想到会这么虚弱）。有一次，他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被逮了个正着，卫生所不让他住院了，并且把他关进了惩戒牢房，只给他面包加白水，他病得很厉害。多亏大夫出面说情，才把他放了出来。他被带到卫生所肺病专用区，让他干劳改营内较轻的活儿。

列夫到卫生所来看望雷卡洛夫，发现有一个护士特别关照他，“好像不是当地人，而是接了家人的班，才有这个岗位的，看样子已经有了家室”。伯朝拉各个卫生所里有很多流放来的护士。4月20日，列夫给斯维塔写信，告诉她，这个临时中转劳改营的医务室有一个医务助理，名叫尼娜·格林。

这位妇女四十多岁，出差（暗指刑满）结束以后就五十多岁了。但是，我想，她的真名应该叫格林涅夫斯卡娅（Grinevskaya）。患者请她找些读物来读读，于是她就给大家拿来了《红帆》、《滑行在波涛之上》⁶⁶[1]，患者都特喜欢她。

列夫猜得没错，尼娜正是作家亚历山大·格林的遗孀。她丈夫写的浪漫航海故事，列夫当时正看得津津有味。书中的故事和古拉格的残酷现实相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尼娜的丈夫1932年死了，这样她就符合就业条件了，可以当理疗助理，于是就来克里米亚海滨胜地费奥多西亚当护士。战争期间，德国人把她关进了集中营，就在波兰布雷斯劳（Breslau）附近。1945年，苏联人说她通敌，判了她十年劳改，在伯朝拉服刑。

这个临时中转劳改营里，还有一位护士，名叫斯维特拉娜·图哈切夫斯卡娅。她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女儿。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经过秘密审讯，被定为内奸，迅即被枪毙。父亲被捕后，斯维特拉娜和母亲、兄弟姐妹一起被遣送到阿斯特拉罕。后来，母亲也被捕了，她被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一直待到1941年。战争打响之后，头几天局势大乱，她逃出了孤儿院，不料秘密警察又把她查了出来，判了她五年劳改，押到伯朝拉服刑来了。卫生所里有个德国女医生，名叫阿加塔·伦佩尔，也是被镇压的。她看得明白，斯维特拉娜这个美丽的姑娘，才二十四岁，身为著名的苏联元帅的女儿，如果陷在劳改犯中间没人保护，一定活不长。于是，她把斯维特拉娜从犯人名单上划掉，把她藏在卫生所里。斯维特拉娜在卫生所里工作，却住在城里。刑满释放、自愿留在劳改营就业的工人把她接到城里各自家中藏了起来。

1949年7月2日，劳改营的党领导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内务部劳改总局第10190号令。此令的内容是，对劳改犯要加强管控，把他们都隔离开来。这道命令是1947年3月份下发的，可是下面没执行。狱方并没有对犯人和宿舍进行全面搜查。于是，劳改营内外，大家暗中合作，偷偷递送各种东西，有带进来的，也有带出去的。这边是工业区，那边是自由工人居住区，中间隔离得不严。把守大门的看守都很腐败，见财眼开，只要行贿，不论是物还是人，一律放行。很多看守都和劳改犯串通起来，从事黑市买卖：有个犯人，名叫利亚舒克。他是裁缝，手艺很好，给很多看守做衣服；还有一个人，名叫科扎利诺夫，是厨师，他给看守做饭吃。甚至还有一个买卖“政府机密”（政府文件）的黑市。这些机密是从劳改总局偷出来的，然后再卖给劳改犯，有些是让人把自己的档案从官府里偷出来，然后篡改判决条款，甚至把刑满释放的日期都改了。

那次党领导会议作出决议：要重新做通行证；对探视要严格控制；对宿舍要多搜查；严禁穿军装（有些劳改犯身上穿的仍然是当年的军装）；取消干的食品（因为逃跑时也可以吃）；把铁丝网隔离墙修好（上面有好几个缺口）；铁丝网和风车之间有灌木丛，应该清理干净（过去曾有人躲在灌木丛里，把斧子、钳子、锯和其他工具扔进宿舍里）；瞭望塔上要增加警员（有三个岗楼已经好几个月没人把守了）；最后，经过一年的讨论，在居住区和工业区之间，要修一个隔离墙，加设一个新岗亭。

列夫告诉斯维塔：“今年你究竟怎么溜进来，我还没想好。现在这些新规定很棘手。”斯维塔一听，再一次下了决心，反正去看列夫还是要照常去，绝不能往后拖：“去年的决策确实不是什么上策，但是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⁶⁷[1]。迄今为止，我屡试屡验，每次都成功了，当然命运或许不会永远都对勇者微笑。”

这一年，又节外生枝，出了麻烦事。研究所没有经费了，只去基洛夫一地太费钱，不能去了，但是把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克、基洛夫“沿线的所有工厂”都检查一遍，差旅费倒是能说得过去，不算浪费，但是要一个月时间，济德齐克可不想让她走这么长时间，实验室最新的研究项目需要她来主持。她走了，研究所可能就完不成计划了。到7月4号的时候，斯维塔已经争取到去鄂木斯克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克的出差机会，她希望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克继续往前走，伯朝拉，不过不一定去得了：出差伯朝拉的人选已经定下来了，是一位同事去，可那人慢腾腾地，迟迟不启程，而那人不回来，斯维塔还走不了。

三个星期以后，斯维塔那位同事还没动身去基洛夫。斯维塔一看这般情形，只好认了，也就不强求了，心想，只好等到秋天请一个星期假再去了。“以往都是秋天去的，秋天运气好啊。”列夫早就给她吹了风，现在规定更严了，探视时间大为缩短，“少则三十分钟，长则两小时，里面还得有‘调料’（暗指有看守在旁边监听）”。利特维年科的母亲6月份去探视过了。贿赂的钱也递了上去，可是才允许他们娘俩见三次面，每次三小时，倒是没有看守在旁边监听。里列耶夫的父亲没这么幸运，和儿子只见过两次面，每次也是三小时。斯维塔在信里不敢明写，只好写暗语，万一这信落到当局手里就糟了，可要防备着点儿。用伏特加（信里的暗语是“维生素C”）⁶⁸[2]或者现金（暗语是“维生素D”）贿赂看守，让他多给点儿见面时间，别在旁边监视，这倒是好了，可这样行贿有什么风险，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大呢。斯维塔嘱咐列夫写得详细一点儿。斯维塔写道：“那些来探监的妻子，看她们是怎么做的，她们更有借鉴意义。而母亲来看孩子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所以还是留心一下那些妻子吧。”斯维塔的意思是，她渴望和列夫单独在一起，看守不要在旁边监视。作为夫妻，见面时或许看守会避一避，不在旁边当灯泡。“我关心的是一个实际问题：见面能在什么地方见。”列夫回信也用暗语回答，告诫斯维塔别抱太大希望，以为贿赂了看守就万事大吉了，问题没那么简单：

大约三天前，里列耶夫可能已经给你讲过各项技术事项，现在你懂了，即使具备最佳条件，事情也不是一定能办成。用D制剂或等值有机物（暗指用酒贿赂）进行发酵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不管怎么说，空间时间的细节（暗指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是改变不了的，充其量只能够减少零件的数量（暗指把看守支出去，不要待在屋里监听），但即使这一点也不是十拿九稳。情况就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你说得对，妻子对丈夫的兴趣不如母亲对儿子的兴趣大。根据当地数据，前者与后者的比是零，所以没有专讲第一种情况的信息，但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估计没有什么区别。

困难再大也挡不住斯维塔，她要照去不误；即使能见到列夫，也只能见几个小时，但是斯维塔认了，时间再短也要去。她给列夫写信说：

也许休假过后再去看你更加“有趣”，不过，若不是先见了你，然后再休假，那我这个假也过不好，“放松不下来”呀。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怕见面时间太短暂，竟然怕到这个地步，宁可不见也不愿少见一会儿。我可不这样，见三个小时也好啊，比根本见不着不是强多了么。担心见面以后情何以堪？我可不糊涂，对我来说，能见着总比见不着好。你也是这么想的吧。列夫，这两种方案，哪个对你更方便？说一千道一万，咱们能见上一面不是更好么？触摸一下就放心了，咱俩不仅存在于信中，也存在于现实生活里。肯定比见不着面儿强多了。或许，你觉得，我这次执意要来，冒的风险太大了吧。

列夫回信说：

能见面就好，见面时间长短都不重要。此事不必多想。你这次来，虽然时间短，下次你还可以再来，想到这一层，我也就释然了，可以平静地等你下次再来。即使等待的心情不平静，很痛苦，那也仍然是件好事啊，好就好在心里有把握，不仅过去、现在见了，将来还可以见。反正现在是见了。这件事，我之所以从来不提，是因为有自私之嫌，说出来等于是间接地施加压力，提都不应该提的。不是我不相信你，斯维塔，所以请不要生气。

8月份冒出来一个出差的机会，斯维塔可以去乌赫塔，那是一个工业重镇，距离伊日马不远，科特拉斯到伯朝拉的铁路经过这里，主要人口是劳改营的囚犯。当地的工厂请求研究所派一名专家去检查一下工厂实验室的工作情况。济德齐克挑选了斯维塔去做这件事。济德齐克不知道乌赫塔在什么地方：他通知斯维塔，不去鄂木斯克了，改为乌赫塔，心想，斯维塔原计划前往伯朝拉看望列夫的，这一改，把斯维塔的计划打乱了，所以连连道歉。斯维塔回忆说：“当时我问济德齐克，知不知道乌赫塔在哪里，知不知道乌赫塔距离伯朝拉还不到二百五十公里，如果我出差晚回来两三天也没关系，那可太理想啦。”8月30日，斯维塔坐上火车，前往乌赫塔。她在乌赫塔待了至少一个星期，住在工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工作完成之后，工厂官员们建议，她回莫斯科，最好是飞回去。当时乌赫塔机场正好有个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但斯维塔说，她不愿意坐飞机，想坐火车走。斯维塔回忆说：“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伊日马火车站，我尽力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劝他们马上回去，不必等我上了火车之后再走。真幸运，去莫斯科的火车和从莫斯科开往伯朝拉的火车几乎是同时进站。东道主们刚一消失，斯维塔立刻买了一张往北边去的车票，匆忙爬上了火车。

在伯朝拉，斯维塔住在鲍里斯·阿尔万尼托普洛夫妇家里。女主人名叫薇拉，前一年斯维塔来就住在她家里。斯维塔9月9日到12日在伯朝拉待了三天，不过，这次来，和列夫在一起的时间少多了，可能不超过两小时，上次来，她和列夫是在那个小警卫室见的面。这一次，不管是在总警卫室，还是在小警卫室，都有警卫在场监听。果然像列夫说的，保安的确更严了，会面时间定多少就多少，花钱行贿也延长不了。见面时间虽短，但两人相见，精神为之一振。斯维塔可没有白来，未来若干个月，虽然还要天各一方，但是有这次见面垫底，将来的日子就不会那么难熬了。为了能和列夫待上短短一会儿，斯维塔来回走了四千三百四十公里。

斯维塔是在9月12日清晨告别阿尔万尼托普洛夫妇的。那天傍晚，斯维塔从乌赫塔南郊的托贝斯（Tobys）火车站寄出一封信：

我亲爱的列夫，一路上很顺利。

请代向亚历山德罗维奇致谢。⁶⁹[1]我昨天晚上哪儿都没去，换完衣裳，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十点钟就上床睡了。薇拉四点把我叫醒，天已经大亮了。售票窗口没有售票员，有一趟北边来的火车晚点了，车一进站售票处就像炸了锅似的，人们一拥而上，买票的买票，不买票的就是在伯朝拉中转签票。我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火车票。我给了鲍里斯一百二十五卢布，让他给我买通票，还给了薇拉五十卢布。当然，刚开始她不要，后来很爽快地收下了。我答应要给她寄一个流行喇叭裙的样板，她还计划寄钱来，叫我给她代买一件毛朝外的皮大衣。我劝她放假的时候来莫斯科自己买。但是我最希望她不要把这笔钱省下……

我在科日瓦见到了以色列维奇……他还是老样子……

火车经过乌赫塔和伊日马，简直就像穿过我的故乡似的，市容似曾相识。车窗外可以看到村庄，但看不到工厂，工厂在山后边挡着呢。夕阳西下，他们说，火车要在这儿停留三十分钟，所以才能把这封信给你寄去。

保重身体，亲爱的。

刚刚和她挚爱的男人好一番卿卿我我，而这封信却不露声色，写得滴水不漏，仿佛在这漫漫归途上必须要控制住感情似的。9月14日，斯维塔在“路上第2封信”中写道：“火车现在到了科特拉斯。一夜无话……他们并不想挨个查验旅客，只是在车厢里来回走动，有选择地查验。”

相比之下，列夫的信更加抒情。他在9月16日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斯维塔：

我走到哪里都有你跟着。如果脑海中浮现出什么美丽的东西来，比如一首美妙的音乐、一首普希金或者彭斯的诗、一幅画，我就会联想到你，就会看到你，看到你的面容、你的眼睛，你的笑容动不动就浮现出来。我不知道把这些写出来给你看到底好不好，我是写给我自己看的，不是给你看的，但是不写是不行的。斯维塔啊，我的斯维塔，我亲爱的斯维塔。有时，听见一首美丽的音乐，我知道你也喜欢，仿佛在和你一块儿欣赏似的。这时，我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遇事更能忍耐了，对人也更加和蔼了。我的斯维塔，有你在真好，你无时不在，你无处不在——诗中有你，散文里有你，音乐里也有你，连我的线路图里都有你，我的眼睛里只有你。

斯维塔走十二天了，又走到列夫的梦中来了。“只是你鼻子眼睛嘴都没长，脸部根本没有，但是我看得出来，是你。”我好几天夜里都做噩梦，但是接着一连三天夜里都做同一个梦，可清楚了，1945年被关在德国魏玛苏联秘密警察监狱的时候也做过这个梦，一模一样的梦，梦见斯维塔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几星期之后，列夫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书中描写环境夺走了爱情，爱情转瞬即逝。列夫读书读到深夜，然后提笔给斯维塔写信，畅叙衷肠：

我明白，人生最怕绝望，完全失去希望是一种最为恐怖的事态……把所有的“可能”都一笔勾销，本来还有力量奋斗却放弃奋斗，这是一种最为可怕的自杀。看到这种悲剧发生在别人身上，真是惨不忍睹。而没有道理的希望是弱者精神的救生圈、弱者智力的救命稻草。这样的希望令我生气。但是，丧失希望是灵魂的瘫痪，甚至是灵魂的死亡。斯维塔，趁着咱们还有力气希望，让我们希望吧。

九 同是天涯沦落人

1月8日，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1950年。一个世纪过完了一半。”新的一年开始了，列夫在计算着时间。再过两个星期，他就三十三岁了。

我觉得，我这一生，现在正好过了一半——只要没超过一半就好。剩下的岁月里，又要有多少个年头要划掉，划到老年这个年龄段里面去呢？只有在没有“如果”的前提下，这些计算才有意义——只要有一个“如果”，我的个人日历马上就会停止不前了。

眼下，列夫最重要的是把命保住，不要被严寒冻死：“天越来越冷，冷得刺骨。昨天零下四十七度，前天零下四十九度，今天‘暖和’了一点儿，零下三十六度，但是现在温度又降下去了。”

50年代初期的时候，劳改营的人口达到顶峰。据官方统计，古拉格系统的劳改营、劳改队当时关押了2561351名囚犯，比1945年多出了一百万。古拉格虽然只占全国整个劳动力的百分之二，但是在苏联经济中的实际份额可要大得多。边远高寒地区贵重金属釆矿，雇用自由工人，即使能雇到，成本也会非常高。于是就把劳改营的大批劳工投了进去。40年代末、50年代初，所谓的“基建大项目”后来成了苏联体制战后成就的象征，至少官方是这么吹嘘的：连接伏尔加河和顿河的大运河，古比雪夫水电站，贝加尔湖到阿穆尔河⁷⁰[1]的铁路，穿越北极地区的铁路，莫斯科地铁延伸线，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巨型新大楼。那些年，在苏联首都的周边有七座庞然大物拔地而起，外形好像结婚蛋糕一般，均为“苏维埃帝国”咄咄逼人、招摇浮夸的风格，人称“斯大林大教堂”。莫斯科大学的新大楼即为这七座建筑物之一。

莫斯科大学主楼是全市最高建筑，在莫斯科市中心，几乎从哪里都能看得见。当时，斯维塔觉得美轮美奂，她给列夫写信说：“夜里好像全城都被它照亮了，主楼的轮廓明亮极了，非常漂亮。”斯维塔可能有所不知，这座新大楼是劳改犯修建起来的。斯维塔天真，对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基建大项目”赞美有加，可她不曾想到，这些建筑物全都是古拉格奴隶劳工建造的。列夫见了大片建筑工地的宣传照片，也觉得十分壮观。劳改营的俱乐部里有时候放映电影。列夫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连接伏尔加河和顿河的那条大运河，演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来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

人类的智慧真不简单，把成千上万个想法转化成了摸得着看得见的奇迹，做得这么井井有条，这么浑然一体，我没有别的想法，也没有别的情感，只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钦佩。当然了，电影有很多缺点，尤其是拍得太匆忙，拼凑得有点儿不细致，但是即使这样也无伤大雅，还是大有看头。

列夫怎么会被打动了呢？他明知道，古拉格劳改犯正在伏尔加河到顿河的大运河工地上干活呢。和他一起服刑的劳改犯亚历山大·谢苗诺夫本来是电力组的组长，他自己申请调到运河工地当工程师，结果申请成功，就被调了过去。列夫1945年被秘密警察反间谍单位逮捕，从那时候到现在，他的政治观点肯定变了。共产主义也好，苏维埃的正义也好，列夫已经看清了它的真面目，不再心存幻想。然而，列夫仍然满怀豪情地相信苏联科技的进步力量，即使在古拉格里头劳改，这个信念仍然没变。他自己经常动脑筋，想方设法要改进发电站的运作，这就是他这种信念的标志。

一个个劳改营、建筑工地、矿井、铁路筑路工地，在广袤的区域内星罗棋布，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幅员辽阔的群岛，称为古拉格群岛。这是一个奴隶经济体，给整个苏联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但是苏联国内的人，当时知道古拉格的不多，不识古拉格真面目，只缘身在古拉格。战后，古拉格和民用经济渐渐整合，融为一体。当局和民用经济各部门签订合同，每年把大约五十万劳改犯调去干活，大部分是在建筑行业，反正民用工业各部委哪里缺劳动力，就把劳改犯拉去，白干活，不给报酬。此外，古拉格系统还雇佣了大约五十万自由工人，他们是有偿劳动。渐渐地，为了让人干活，劳改营越来越得用物质刺激，连被判处强制劳动的劳改犯都学会了，不给钱不干活。战后，劳改营里关进来大批苏联红军、外国战俘、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诸国⁷¹[1]仇视苏维埃政权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下子，劳改营的犯人就越来越不服管，越来越难以控制了。这些劳改犯不惧怕暴力，除非给他们报酬，否则拒不干活，生产指标十有八九完成不了。

1950年，北伯朝拉铁路劳改营（North Pechora Railway Labour Camp）改组，更名为伯朝拉劳改营（Pechora Labour Camp，简称Pecholag），任务是在科特拉斯和沃尔库塔之间再建一条铁路，把两地连接起来。战争那几年，匆匆忙忙修了一条临时的单轨。可是，后来沃尔库塔盆地煤产量大增，伯朝拉也由于劳改营扩大生产而成了工业重镇，货运量激增，所以这条单轨就应付不了了。

修建第二条铁路可不容易，对伯朝拉劳改营的头头们来说，是个挑战。必须调用大批劳工在森林里开出一条通道，挖沟筑坝，把枕木和铁轨统统备齐、铺好，这可是重体力活儿。沿线个个劳改营现有人手不够，需要增加新的劳改犯，还得进几千人才行。枕木、工棚和其他建筑材料需求量增多了，所以木材厂必须提高产量才能满足需求。上司命令，这条铁路必须在一年之内修完，劳改营头头们觉得压力太大。没有新的物质刺激，休想在两年内竣工，三年都够呛。劳改犯个个心灰意懒，实在是一点儿干劲都没有。

1950年1月，大尾巴会开了一个又一个，讨论前一年木材厂为啥没完成计划指标，讨论来讨论去，找出的原因都是平时就司空见惯的：缺原料，缺电，计划不周，劳改犯技术水平不够，等等。但是劳改营当局尤其注意到，“劳改犯完不成生产定额的越来越多，犯人拒不出工的，也越来越多”。

劳改营当局，为了加快修铁路的进度，制定了一套物质刺激的办法，包括给工资。以前是白干，现在给工资了。给犯人付工资，这是1948年11月的一项政府法令提出来的，允许几个指定的劳改营发奖金，奖金数额不超过外面普通工厂同类奖金的百分之三十。从1950年开始，这类奖金就已经推广到古拉格系统内的所有劳改营了（惩戒性特种劳改营除外）。

木材厂本身也是一个劳改营。它是在五一劳动节这天开始实行工资制的。普通劳改犯每月工资九十卢布，有技术的犯人挣双倍工资，一百八十卢布。⁷²[1]按照这个规定，木材厂必须要盈利才能从莫斯科劳改总局那里领到钱和配给品。最低口粮费用，劳改局还是继续支付。但是，计划的增产数量够不够给劳改犯发工资并且支付最低的口粮费用呢，谁都没把握。木材厂的领导人大肆宣传，布告满天飞，俱乐部、车间、宿舍里到处都是，连他们也是半信半疑。这个工资制度在边远林区的劳改营试行得比较早。十一营区是其中之一，那里的生产效率是有提升，但是入不敷出，不够开销，因为很多劳改犯干活并不比以前卖力。劳改犯觉得，这个工资制度有两大问题：第一，看守向犯人索贿，索贿就是盗取犯人的工钱，但很难制止；第二，没什么东西可买，没货。边缘营区的售货亭里只有几个碎肉罐头，几个煮熟的甜品，其他就没什么了。黑市上伏特加、烟草倒有的是。

话又说回来，能挣点儿钱，列夫还是很高兴。他的姨妈、尼基塔叔叔，还有其他亲属，这些年都给他寄包裹来，列夫觉得欠大家很多，有工资了，这些感情的债，可以还一还了，也好让他不那么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儿似的，让人家拿着汤匙一匙一匙地喂饭”。依他看，倒是他应该反过来照顾他们才对。这层意思，列夫过去给斯维塔写信的时候，多次提到。7月份，列夫给奥尔加姨妈寄了点儿钱。他高兴地告诉斯维塔说：“现在实行计件工资了，这不是要把我们变成资本家了么？”那年晚些时候，他把攒下来的二百卢布全给斯维塔寄去了，让她转交给卡佳姨妈，让她去疗养院住几天。

1950年春天，木材厂领导人做出了一个决定，允许他们在菜园里种蔬菜，自己种，自己吃。这是当局给劳改犯的又一让步。列夫和电力组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集体农庄”，种生菜、水萝卜、豌豆、甜菜、黑莓，都是富含维生素的。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斯特列里科夫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他“很慈祥地主办这一切，爱听我们夸奖这菜园子长得好，夸他厨艺高明”。他甚至还拉起了电灯，天黑以后就把灯打开，用灯光来保护菜地，防止被盗。列夫不信能防得了贼，心想，偷菜的照样偷，“盗窃，充其量减少了百分之一而已”。斯特列里科夫和他的“农民工”还在玻璃棚里种了金莲花，在发电站的地下室里养了兔子（他们给兔笼子配上了暖气），这样大家就能炖兔肉了，那味道鲜美极了。10月中，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

我们把菜园收拾了一下，早该收拾了，现在才做，有点儿晚了。收成没多少，也没赢什么利，但是大家感到很满意，尤其是斯特列里科夫更是乐滋滋的。他窗台上种的西红柿快熟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了，只有土豆（顺便说一句，土豆现在不缺，有的是）。大地出产的其他果实，现在都吃光了。甚至食用大黄和菠菜，这里都有，好像俄国的北大荒有个西欧了嘛！尼古拉·利特维年科可喜欢这菜园子啦，既饱了口福，又饱了眼福。他现在不种菜了，养免子去了。还没有规定说不让养。所以，发电站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伙大耳朵家伙，一共六个。尼古拉打算把它们都炖了呢……我没参与饲养，只是在一旁看着这些兔子，真是赏心悦目啊。我们养了一只猫，名叫米特卡（Mitka，不是和G.Y.在一起住的那只猫，而是我们宿舍这只）。眼下，我们都瞅着它呢，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它得了一种什么病，主要是眼睛，总是水汪汪的……没有兽医，我们只好自己给它治疗，给它维生素C喝，用硼酸给它冲洗眼睛。应该好好护理：它抓耗子简直神了，一举一动无懈可击，性情温顺极了。

木材厂里还有其他一些小来小去的改善。新盖的犯人宿舍比以前大了。劳改营里新开了一个俱乐部，向所有劳改犯开放，里面有一个图书室，一台收音机（只能接收国内广播），还有一张乒乓球台，一个打扑克、玩多米诺骨牌的地方。警卫室旁边新开了一个邮局，还开了一个小卖店。犯人们可以到这儿来买面包，有时，甚至奶油、香肠、伏特加、烟草、衣料这些东西都能买到，只是什么时候有货不一定（店里有六百米毛巾布现货，但是，比毛巾布更暖和的东西，一概没有）。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为什么给我寄糖来啊，这里可以买到的。牙膏、肥皂，现在这里啥都有。”在自由工人的帮助下，列夫还可以从主城区买到东西，那里小商店越开越多，罐头食品的种类比这里稍微多点儿，还有干鱼，偶尔还有蔬菜、茶叶、块状咖啡⁷³[1]。

斯特列里科夫、列夫（后排）与里列耶夫（左）和利特维年科一起在实验室外

伯朝拉本身也在迅速发展着，给劳改犯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甚至还提供了娱乐。1949年，市中心新开了一家文化宫。这座古典式的大楼装饰着廊柱，楼里有一个大礼堂，里面的一切设备都是劳改营里的木工做的。礼堂放映电影时，自由工人有自由工人的专场，劳改犯有劳改犯的专场，电影要分开看，不许坐在一起看。劳改犯不许自己来，是由荷枪实弹的看守押送到文化宫来的。文化宫有一个常驻乐团。1951年又成立了一个常驻剧团，剧团成员都是劳改犯。这些“农奴剧场”和“农奴乐团”为劳改营大大小小的头头争光不小，他们引以为荣，互相讨价还价，私相授受，要把最好的音乐家和演员弄到自己的劳改营来。此外，还有足球队，队员有的是在押的劳改犯，有的是刑满释放后自愿在原地就业的人员，这些人，全市各行各业的都有（有一个铁路工人足球队，一个造船工人足球队，还有一个木材厂足球队）。这些足球队之间常有比赛，球赛在文化宫附近的新足球场举行。有时举行大型球赛，参赛双方，一方是伯朝拉劳改营的东道主，另一方是来自另一城市的客队。这时候，劳改犯就在武装看守的押送下，列队来到足球场，为本队鼓劲儿加油。

伯朝拉劳改营足球队的五名囚犯

之所以要这么千，是因为当局有个想法：古拉格也是一种文明，应该与苏联社会并驾齐驱，应该对劳改犯进行再教育，通过文化宣传活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苏维埃“公民”。劳改，劳改，用强制劳动来改造囚犯，这是1930年代初期古拉格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础。1930年代后期，这一条基本上都忘到九霄云外了，因为劳改营的中心任务变了，现在是要最大限度地剥削和惩罚“人民的敌人”。但是从1940年代末开始，劳改营的头头们就挖空心思，用他们的官腔来说，就是要激发劳改犯的积极性。于是，他们匠心独运，想出了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主意。木材厂的党委领导人引入了一个教学计划，向劳改犯传授工业技术。三八大街原来有个劳改营房，最近废弃不用了。1950年，他们从劳改犯中挑选一些“可造之材”，在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培训班，在上班的时间教他们大地测量、地形测绘、铁路工程等。教员也都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

这个培训，列夫没有被选上，但是他已经在私下开始给发电站的几个工人上课了，其中就有那位来向他请教数学问题的二十三岁的司炉工，还有一位三十岁的机修工，列夫教他类似工程学的课。列夫很适合当老师。他为人善良，平易近人，大家都喜欢他，常常来向他请教，请他出出主意，解决实际问题。列夫正需要在劳改营里找到人生的更高目的，帮助别人正好满足了他的这个需要。

列夫深知，自己在劳改营里地位相对比较优越，比别人混得好。所以，那些混得不如自己好的人，列夫强烈感到，要竭尽所能来帮助他们。他给内务部写信，一连写了十八个月，向他们询问他可怜的朋友德尔列茨基的地址。7月份，他终于打听到了，德尔列茨基已经放出来了，不在因塔特种惩戒劳改营了，现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一个小村庄里。列夫给他写信，并且通过银行转账给他寄了钱，可是钱又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个简短留言，写的是：“不需要资助。”列夫一看，觉得德尔列茨基拒绝接受自己的帮助是自尊心在作祟。他就是这么个人，特要面子。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这么说，他肯定还活着，这一点是确定无疑了，身体很可能也不错，还是一如既往地倔强。我真可怜他。他不给我回信，我一点儿都不生气。如果我心里有把握，给他写信不会给他带来痛苦，那么，我就会继续给他写信。他不回信，我也写。啊，柳布卡，你小子真是个笨蛋！尽管他才智过人，可有的时候却像个孩子似的。”

还有一个人，列夫也同样放心不下，就是电力部门那位有一半拉脱维亚血统的年轻人，奥列格·波波夫（OlegPopov）。1948年2月，波波夫被押走了，押到第三营去了，那是个严刑峻法的特种劳改营。他在那里拖运木材。两个月以后，他回来了，满身创伤，一看就知道，在那里受尽了折磨。列夫说：“他的手长满了冻疮，没一块好地方，人也比以前瘦多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眼神。”看到朋友变成这个样子，简直判若两人，列夫心里很难受。他给斯维塔写信说：“奥列格来看我，他走后，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我良心很不安，理由有两个：他遭遇到那么大的不幸，我觉得也有点儿怨我。⁷⁴[1]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境遇比他好多了，简直没法儿比。我有点儿不安。”

德尔列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布尔什维克经济师叶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女儿伊琳娜·叶甫盖耶芙娜·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生活在一起

1948年4月，奥列格被送到了附近一个临时劳改营，这是把劳改犯先集中在这里，然后统一转到苦役劳改营去。趁着这批囚犯还没有上路，列夫给奥列格写了一封信，把斯维塔的地址给了他。十个月音信皆无，后来，奥列格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原来，他在科西尤（Kosiu）—个特种苦役劳改营里。这地方在伯朝拉东北一百公里处，通往沃尔库塔的铁路线经过这里。那个劳改营是一个釆石场，奥列格干的活儿就是把石头打碎。那里条件非常恶劣，奥列格砸石头把手都砸伤了。他想让斯维塔给他寄几本书来。列夫非常惦记他，就发动大伙凑钱，给他买点儿东西寄去。斯维塔也给他寄了东西。可她不断接到来信要东西，要的东西都是已经寄去的。有些来信是用一种奇怪的英语写的，把斯维塔的地址都写错了。原来，是其他犯人逼迫奥列格给斯维塔写信要东西，东西来了，他们就自己扣下。为了不让这个欺诈得逞，奥列格每次都故意把地址写错。

列夫刚一挣钱就尽量省吃俭用，他要把省下来的钱给奥列格。2月份，列夫寄去了一百五十卢布，奥列格“用来买面包了”。斯维塔接到这个消息犯了嘀咕：“花这么多钱买面包”，劳改营倒是有可能允许，不过这事儿有点蹊跷。斯维塔怀疑，奥列格可能又被其他犯人欺负了，于是她把包裹暂时搁起来，没寄出去，只给他寄了点儿小钱儿，供他今后几个月用。列夫从另一个劳改犯那里知道了实情。那人见过奥列格。原来，奥列格确实是爱吃面包：在釆石场又饿又累得了病，兜里有一个卢布就去科西尤的小卖店买吃的。斯维塔得知以后，又开始给他寄包裹了，还寄钱，让他买面包吃。7月19日，斯维塔给列夫写信：

我收到奥列格三封来信。他心情好点儿了，已经收到了我寄的邮包。但是寄钱还不让收，等小卖店进完了货，寄钱才让收。现在那个小卖店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看起来，我寄的这些包裹，东西选得不对。我选的是阻力最小的方案，给他寄了荞麦（他说要黑面包的皮或者最便宜的荞麦），但是搞不清楚，他可怎么煮呢。本来应该烘干一些面包皮给他。星期天，我又给他寄了一个包裹，有玉米片、面条，还有大麦粉。我在包裹里放了一个便条，外加二十五卢布。以前一直以为不让夹寄钱呢，有的人经常寄包裹，他们说可以这么寄。奥列格来信说，这个办法更可靠。

肺结核病人在卫生所住院，其中就有雷卡洛夫。列夫放不下心来，惦念着他。列夫对斯维塔说：“不好，他心情非常沮丧……身体很虚弱。目前，卫生所看得很紧，不容易进去，但我要去看他，试一试，看能不能进去。再有一个得这种病的，我就真信命了。和我合得来的，怎么都这么不幸呢，说来真是不可思议。”1949年，卫生所发生好几起病人逃走的事儿，现在都用铁丝网围起来，一般人不让进。列夫对看守说，他要进病房去查查电线。这个谎要是被揭穿，那可就要倒大霉了。他用这个借口混进去看雷卡洛夫，看了好几次。这位当年的拳击手，现在病得非常严重。他后来给列夫写信说：“我以为活不了了。当时我病得很重，身体彻底垮了。我以为谁都不要我了。”列夫来看他好几次，他感到很安慰，心情好了许多。

雷卡洛夫的妹妹在莫斯科，列夫和她取得了联系。于是他妹妹给列夫寄来新鲜食品，还寄来了药。列夫收到后拿到卫生所，交给他。雷卡洛夫情绪特别低落，以为他九岁的儿子不想见他了呢。他得了黄疸，脸都黄了，这么虚弱的样子，都不敢回家了。但是，在列夫开导下，他终于想通了，摒弃了这个想法。列夫把来龙去脉告诉斯维塔：“我一直不停地劝他，终于把他劝过来了。现在他明白了，不管他处境怎样，儿子都和他亲，离不开他。这就是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坚持到底，活下去（顺便讲一句，换了我，能不能坚持到底，我可没有信心）。”

与此同时，列夫也在尽力帮助斯特列里科夫。1月份，斯特列里科夫的病情突然恶化了，“膀胱剧痛”起来。当时的情况，列夫在给斯维塔的信中说得很详细，从中可以看出来，古拉格的犯人得了病是怎么治的：

他情况确实很不好。在现在这种医疗体制下，实际上得不到有效治疗。大夫“出诊”时间倒是谁都可以去看病，不过，出诊医生水平太差，好像给农村医生当助手的小大夫差不多，治疗方法就像契诃夫短篇小说里说的那个档次。所谓的“医务局”，说是“监管全局”，简直是个笑话。两个医生一小时接诊二百来个人，谁先来给谁看，诊断主要是凭眼睛看。那个医务局天天这么对付。改变现状，他们个人也拿不到什么好处。当地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没见过别的世面……人们只有靠自身的免疫功能才能活过来。斯特列里科夫看病的时候，有这么一幕，你看了就知道那医务局认不认真看病了：斯特列里科夫说心脏难受，一个女的就开始给他“听”心脏，但是忘了叫他深呼吸，歪过头去和同事聊天去了。就这么边听边聊，过了十五秒的时间，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儿，就叫斯特列里科夫穿上衣服走了。

原则上，专科医生（泌尿科、神经病理科等）应该经常来卫生所给病人看病，但是这儿的人得等待好几年才能让这些医生看上病。医生能让病人转院到专业医院去的，那可是没几个，这是特例。我们一个操作工，胃疼疼了一年多了，大夫只叫他拿热砖头暖一暖胃，说是“包治百病”。就这样一直捱到一个月以前，疼得受不了，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到卫生所。一检查是癌症晚期，不知道会死在手术前还是手术后，等着吧……

到卫生所去看病只有一个好处，可以休几天病假——大夫心里都清楚。还有就是可以隔离传染。除非是非手术不可，卫生所一般只有这两个功能。要手术的病人都被送到外科医院去了。外科医院比专科医院强，大夫比较有经验。但是，只有在身体健康被毁了之后，外科医院才给你治治。

最好把斯特列里科夫送到这个医院去……但是直接去不收，要办理转院。转院必须要有大夫下诊断，说要转院去动手术，这样才能转过去。尽管斯特列里科夫给医护人员帮过大忙（给药房供应蒸馏水、帮他们制作内窥镜。若不是斯特列里科夫提供蒸馏水，他们就得到五公里外的地方自己去取），但是，斯特列里科夫是谦谦君子，过去帮的忙，不会总挂在嘴上，说我对你们如何如何好。而那些人忘性也大，别人的不幸，他们更不在乎了。

斯特列里科夫被病魔折磨得不像样子了，看了真是令人痛心。去年一年，他老了许多。如果今年他还得不到治疗的话，你见到瓦丽娅（Valya，斯特列里科夫的女儿），就劝她今年夏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来看她爸。再不来，恐怕就没机会再见到了。还要告诉她，她爸不让她去也要去，不要听他的。斯特列里科夫嘴上从来不说，但是我知道，他内心里还在暗自盼望着女儿能来看他，若是不来，那就真让他寒心了。所以，和她好好说说吧，斯维塔。

斯维塔来到瓦丽娅家，劝她去看看她爸，但是斯特列里科夫的妻子、家里其他人都反对，不让她去。斯维塔给列夫回信说：

我正准备要走，瓦丽娅的妈妈回来了，脸上无动于衷的样子，什么都没问。我向她问好，她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声。我开导瓦丽娅说，已经失去十三年了，不要再等十二年才去看斯特列里科夫。瓦丽娅的妈妈一听，好像我把瓦丽娅领上了邪道，对我没有好脸色。斯特列里科夫过去不愿意让她女儿来看他，但现在应该是想开了，最好女儿能快点儿来看他。然而，即使斯特列里科夫同意了，就算瓦丽娅想要来，其他亲属也不同意（只有一位住在西伯利亚的姨妈不反对）。

瓦丽娅到底还是没去伯朝拉。斯特列里科夫患胆结石，没有药，也没得到妥善的治疗，病情急转直下，非常严重。只有蓝色光谱理疗灯[别名：米宁反光灯（Minin Reflector），当年苏联很流行]有点儿镇痛作用。列夫本人有点怀疑，不信照这种灯会有什么好处。

朋友们这一切苦难，列夫尽力帮忙纾解。斯维塔在旁边帮着列夫，她寄钱、寄食物、寄药品。看到这些处境不如自己的人，斯维塔向他们伸出了援手。帮别人，无形之中也拓宽了自己的眼界，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3月25日，她给列夫写信说：“我不再哭了，也不躲避别人了。现在看别人也不像过去那么不顺眼了。”这时，斯维塔接到奥尔加姨妈一个电话，说她病了，觉得非常难受。斯维塔一听，有点生气。奥尔加住的房子不是独门独户，而是厨房卫生间和邻居共用的。斯维塔到那儿一看，只见奥尔加姨妈“在屋里走来走去的，说明她还没病得要死呢”。斯特列里科夫和雷卡洛夫都是真正在遭罪，而奥尔加姨妈在这里无病呻吟。两相对照，斯维塔火冒三丈。她后来给列夫写信说：

我不是基督徒，不信教，实际生活中的演戏真让人受不了。我什么都向妈妈倾诉。她理解我的烦恼，但她说，奥尔加无病呻吟也是人性的弱点。我就是这么个严厉的人，要我怎么办？我答应妈妈，放假我会去看奥尔加的。早晨六点钟，我正在忙着洗刷、整理家务呢，谢留扎叔叔（Uncle Seryozha）突然来了。原来，奥尔加有个邻居，给他来了电话。这次，我没有马上跑过去，等吃完了午饭我才过去。好像她前一天感觉不错，于是就熨了几件衣服，做了点儿针线活儿。有点儿累着了，所以心脏又出了问题。但是，我到她家一看，发现她兴高采烈（她口若悬河，可见她心情不错）。在这个时刻，我没好气地说了她几句——如果有病，就应该躺下，没必要的事儿，不要干。不要喊这疼那疼的，应该记住，她那点儿小病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得癌症的，天知道还得了什么别的病的，这样的人有的是，成千上万，都比她难受多了。

古拉格的物质条件，斯维塔知道得不多。人们为爱情做出的牺牲，她可知道很多。她有些朋友，要什么有什么，可还是不快乐，身在福中不知福。斯维塔看到这样的人也是气不打一处来。5月中旬的一天，斯维塔去看老朋友尼娜·谢玛什科（Nina Semashko），尼娜刚刚和丈夫奥列格迁入新居。他俩三年前失去了幼小的儿子。现在生活渐渐好起来了，至少物质方面是这样：

我原以为，到了她家，只能是所谓家徒四壁，见到几个我认识的人，见到几件熟悉的东西（几件老家具）而已，可是我发现满屋子设备都是新买的：衣柜、书柜、一套瓷器、两张折叠式餐桌、一个写字台、一个梳妆台（大理石的面，有五个镜面）、一张厨房桌子、两个长沙发，哦，对了，还有一张木头双人床。很好，人们生活渐渐好起来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啊。但是要生活、要幸福，所有这些东西就都少不了。一想到这里，我心情就沉重了。人们过去喝茶，是端起煮茶的锅来就喝，现在是买了茶壶喝。东西虽小，倒是赏心悦目。他俩买了整整一屋子的东西，可他俩一点儿都不幸福。确实，都是赊账买的。赊账是有点煞风景，但东西可是买到了手。我是九点半钟到的。尼娜正在打扫屋子，要打扫完了，她建议我体验一下卫生间的美妙（装修得非常漂亮，还有淋浴）。我进去体验了一下。十点钟，奥列格回来了。当时，我正在吹头发，尼娜已经进了浴缸。他一张嘴就是尖酸刻薄的话，没完没了，整整说了一晚上。尼娜叫他干点什么事儿（例如，把垃圾拿到外边去），他就说“明天再说吧”，要不就是“我要媳妇是干啥用的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斯维塔新买了一个照相机，是为了给列夫寄照片才买的。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看到照片，我觉得好像在你身边。”每次收到斯维塔的照片，列夫都特别开心。列夫对这个照相机的技术层面也很感兴趣：

昨天，我收到好几封信，还有一张照片。从技术上讲，照片没照好，可能是照相机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你同样是光彩照人，非常美丽，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所以，根据我这个看法，还有你妈妈的看法（自然喽，不是你的看法），你可以高高地昂起头来了（据这里有些人说，照片上的你显老，不如你本人年轻）。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出来，奥尔加姨妈身体很好，别墅引起的官司，会处理好的。而上次寄的照片，奥尔加姨妈脸色可差多了。卡佳姨妈正好相反。两个月前照的那张照片，她照得更精神、更年轻，脸上的表情也更自然。如果这张照片照得和本人一样，那真是太遗憾了。你现在自己有照相机了，这可太好啦。光圈多大，镜头多长，景深怎样？

最近好像让人有了点盼头，觉得照片上的近距离接触说不定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呢。1950年，木材厂比以前有改进，包括建造了一座“会见厅”（Domsvidanii），劳改犯获得官方许可之后，可以和前来探视的人在这里单独会面。这个“会见厅”其实只是一个小木头房子，坐落在第二营区大门口的警卫室边上，里面有一个房间，一个小厨房。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桌子，还有几把椅子。但这是一个私密的场所：犯人可以在这里见妻子，没有看守在旁边监听，还可以和妻子在这里过夜。

6月底，木材厂贴出来一个布告，把“会见厅”的各项规定都列了出来：劳改犯可以在这里会见任何前来探视的人，不仅限于妻子或亲属。只要向劳改营主管部门申请，每个探视人员都会得到一定的探视时间。至于时间长短，那就要看犯人犯的是什么罪、平时表现如何了。

斯维塔和列夫的姨妈在一起：奥尔加（左），卡佳（右）

斯维塔横下一条心，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即使要横穿苏联全境也在所不辞。斯维塔原定于8月底出发，去高加索度假。她打算去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还要去巴统（Batumi，前苏联外高加索黑海东岸港市），然后到山里待几天。但是，现在斯维塔决定把那几个地方的行程缩短，利用挤出来的时间去看望列夫。从列夫那里回来之后再回研究所上班。8月13号，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

我休假到9月23号结束。24号是个空闲的日子，我还得想办法找出六天的时间来（“家里有事”请假，学术休假，等等，不带薪）。1号又是一个星期天，2号回所里上班。我决定了，无论如何都来看你（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有问题我会在路上解决。宁可这样，也不愿在高加索浪费更多时间了。如果去高加索，就有可能去不了你这里了。明白吧，列夫？我还在担心，怕哪个环节拖了时间，耽误了整个行程。

斯维塔是8月26号从莫斯科动身的。按照事先和济德齐克的约定，从巴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需要推迟六天回莫斯科。斯维塔从巴统买了一张去伯朝拉的直达火车票。她坐火车先到莫斯科，回家拿了几件保暖的衣服，一条羊毛毯子，一张床单，然后又上了北行的火车，向伯朝拉驶去。斯维塔从巴统坐火车，坐了四千二百公里来和列夫团聚。

斯维塔获得许可，可以和列夫在会见厅住三天。三天时间可是来之不易啊，简直不敢奢望。斯维塔出了车站，径直向伯朝拉劳改营管理局主楼走去。探视都必须先办理许可证。去年也是在这座白楼里办的。她到的那天好像是9月26号，因为列夫那天给尼基塔写信说，他“接到了”斯维塔。斯维塔从莫斯科带来的毛毯和床单，显然是要在会见厅的床上铺盖用的。她记得，列夫一直在她身旁。即使有人来探视，劳改犯一般也得去上班。列夫和那些当官儿的关系不错，允许他和斯维塔待在一起，不用去上班。所以，那天列夫没去上班。那几天，他俩过得很畅快，第一次享受到了夫妻二人生活在一起的那种普普通通的欢乐。这么多年来，团聚似乎是没指望了，哪承想会有今天。

斯维塔是9月28号那天晚上走的。她给列夫立刻写了一封信，很可能是在伯朝拉火车站等车的时候写的。像往常一样，她信里写的都是日常小事儿，仿佛是想分散一下心情。刚刚告别列夫，心里一定非常难受，写信可以缓解一下：

再见，列夫。

我没费劲儿就买到了车票，只是坐卧两用车厢的躺椅。

我去了那两个小女孩儿的家，见到了丽达和涅莉。原来，她俩都已经得到了深蓝丝带，但是她俩很喜欢红丝带。涅莉和丽达都没有练习本。为了确保不忘记，我记了下来。目前，丽达没有上学，在给别人带孩子。她打算和妹妹塔玛拉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去上学，上一所技术学校。我赞成她的计划，把我的地址给了她们。

我会把旅途的情况写给你看。现在累了，没精神头儿了，就写到这儿吧。

列夫啊，怎么也得保重啊。代问大家好。

10月1号清晨，斯维塔回到了莫斯科。那天是个星期天。第二天，她就上班去了。谁也没问她，这些天到哪里去了。

斯维塔这次来伯朝拉，列夫的朋友们都到会见厅来看她，有的是来道谢的，感谢她寄包裹、寄药。列夫9月29号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想让她知道，他的朋友们对她印象特别好：

我亲爱的斯维塔，所有的温暖都跟着你走了——昨天傍晚的天气已经是深秋季节，寒气逼人了，夜里就下了雪，早上化成了烂泥。

很多人让我代问你好。其中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那姑娘真有口才啊！能和死人谈起来！（意思是能把死人说活了——别弄混了，不是“对死人说话”，他不是那个意思。）巴舒恩（Bashun，发电站的高级技师）一般和陌生人没什么话的，但是，他说，和你谈话可以畅所欲言。

前两天晚上，利特维年科来了，面带诧异地说，他原以为你是膀大腰圆的女人呢，“反正比你膀大腰圆就是了”（他指的是我），但是见了面这么一看啊，（我这个人口无遮拦，请上帝和你都多多包涵）原来“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姑娘啊”。看到了吧，人家说的可是真心话啊。我当然非常高兴啦！谢谢大家，都是明眼人！

接下来几个星期，列夫和斯维塔又回到了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列夫距刑满释放还有四年时间，这四年他俩打算怎么过呢。就这个话题，两人一来一往地笔谈起来。是斯维塔先开始说的，把今年冬天要过的“理想生活”大致说了一下，说要尽情地滑冰、滑雪、游泳、听音乐。10月4号，她写信说：

我只想玩儿，优哉游哉，没有特定目的，不知这想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眼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身体健康，别的都无所谓，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现在要保持健康。生活条件不会怎么安逸，我得有一个强壮的身体，适应能力要强。或许这是为懒惰找借口。通常，我喜欢有目的地出去郊游（采蘑菇、采摘浆果），不愿意没有目标地到处闲逛。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目标：等你。“等”这个字眼儿太消极了：悲伤粍尽了我的力量，让我无法生活下去。你曾经说过的话，忽然蹦到我的脑袋里：“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这话真不假，列夫，我也是这样。但我想要这个世界善待你，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即使世界上没有了我。如果真能这样，那我就真的胜利了，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不用担心你了。没有别人，只靠一个人，这不好（只有一个孩子，太少，同样不好）。

列夫的回信写得非常热烈，是他最为深情的书信之一。这封信是在11月份的头三天写的：

你说，不管谁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好地方，有意思的地方。你的话，我同意。不过，我只是泛泛地同意而已。因为，如果把你也牵涉进来，事情可就不是如此。斯维塔哟斯维塔，这个世界肯定是美好的，但是当它被你照亮的时候会更加绚丽多彩——因为有你发光，世界才明亮。没有你带来的光明，这个世界我不想看，也不感兴趣。没有你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你离去的世界是半黑暗的世界。你真想让我去享受那样的世界么？“不要只依靠一个人么？”斯维塔哟斯维塔，如果这话不是出自你的手笔，如果不是有你那无限的忘我精神（别的词都不足以达意），如果这封信是别人写来的，那我就会就此封笔，再也不写信了。泛泛而言，你说得对，我同意，人生在世，是不应把一切都托付给一个人。但是，如果把你说成是那个人，那就不合逻辑了，大错特错了。

“如果真能这样，那我就真的胜利了，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不用为你担心了。”斯维塔，如果这句话是虚拟语气就好了。

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之所以不会发生，是因为倘若你的话成真，我内心深藏的对人世的一切向往就会立刻终结。那将是道义的自杀，而不是道义的胜利。谁的胜利？战胜了谁？你的胜利，战胜了你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讲，声称战胜了自己是没有意义的，让外界的人或事征服我心中的你，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阅历，因为我们的气质，因为我们共同分担的那不幸的过去，所以，谁也征服不了我心中的你。为什么你要说出那些话，要我相信这么一个空洞的“胜利”呢？这是残忍，不是善良。凡是有心有肺的人，在过去这一千年里，不管是说、是写，有这么三言两语就拉倒的么？斯维塔啊，这些安慰是虚的，我不需要。冬天去滑滑雪，去游泳池游游泳，去乡下住一住，真的，你会感觉好多了。保重。

斯维塔回信说：

我亲爱的列夫，你11月1一3日的信，我是昨天收到的。列夫啊，我那封信拙嘴笨舌，词不达意，现在更是不知怎样表达才能说明我的本意了。我可没想让任何人去把你心中的我征服，上帝都不会答应。我说的胜利指的是我们的胜利，不是别人战胜我们，而是我们战胜一切残忍的东西，推翻压在我们身上的重负。它压得我们直不起腰来，趔趔趄趄随时可能摔倒，给我们造成巨大的苦难，现在我们要摆脱它、战胜它。希望你身在苦海，心在彼岸，一刻都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大地、阳光、水，尤其是人、亲情和友谊。愿我们笑口常开，青春永驻。快乐不需要理由，任何理由都不需要。列夫，既然世界已经照亮了，我希望它继续亮下去，管他什么物理定律啦，光源太远啦，都不在话下。其实，没有什么远不远的，因为光源就是你对别人的态度，态度当然永远在你自己心中了……不过，我说不要光依靠一个人，这话可没说错哦，列夫。人生的态度不应该是心胸狭隘的市井小民的心态，而应该像托尔斯泰那样抵制邪恶，这是一种高人雅士的睿智心态。要坚定地直面人生，不管遇到多大的悲伤，都要坚守不渝。这样，人性不但不会被摧毁，还会得到伸张。可惜我拙嘴笨舌，满肚子话就是写不出来。这封信撕了也罢。有人受到打击，立马觉得人生没了奔头儿。我对这样的人很同情，可能也很怜爱。也有人身处逆境，仍然昂然挺立（不是油嘴滑舌硬充好汉，而是真正的意志坚强，天资聪颖，品格高尚），我对这样的人最敬重……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以为我很勇敢，其实，我胆子没那么大。但是，我不会打退堂鼓，我会坚持，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本想写一封漂亮的、幽默的、欢快的信，并且对你说，你的信像歌声一样响在我的耳畔，可是不但没写成，反倒生起了闷气，恨自己嘴笨，话说不清楚。气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哦，这里天气怎么样？唉，别提了，糟透了。

十 劳改营的衰落

1951年1月4号，列夫写道：“我亲爱的斯维塔，新的一年开始了，新年也是旧岁的延续。除夕之夜，我们是在宿舍过的，过得静悄悄的。多亏廖沙·阿尼西莫夫布置了一棵圣诞树，枝繁叶茂，大家一起动手，装点得相当壮观。”听大家数着倒计时，把1950年剩下的时间一秒一秒地数尽，列夫心中在想，距刑满释放又少了一年。

1月份，气温零下四十度，列夫在严寒下挣扎着。此时此刻，他一心想着斯维塔。1月13号，他在信中写道：

信昨天就写好了，还没给你寄出去呢，我又一次被信纸吸引住了，不是想写什么，只是要找个地方好写你的名字：我脑袋里已经装不下你了，一直都在默诵你的名字，什么声调的都有，各种昵称一一叫了一遍，至于拼法对不对，根本顾不上了……我埋头多干点活儿，省得心里总想着大小姐你，效果还真不错——果然不出我所料。

发电站有很多活儿等着列夫做。伯朝拉突然冒出来两台德国“赔偿的发电机”⁷⁵[1]。当时列夫想，“很可能是要运到别处去吧”。其中一台，后来安装在了木材厂的发电站里，用来增补发电量。列夫参与了安装。另外那台，运到城里的发电厂去了，目前正在安装。伯朝拉各种工业都在快速发展，用电量激增，急需增加供电。伯朝拉发电站太小，满足不了需要。1951年以前，木材厂得从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购买电力。发电站虽然自顾不睱，但还是向市区提供了大量电力，满足了很大一部分电力需要。古拉格的头头们都住在市内，为了家里舒适，要求暖气必须总是热的，灯泡必须总是亮的。木材厂必须得有燃料才能完成生产计划。于是古拉格的头头们经常和木材厂争能源，双方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这两台德国发电机一来，木材厂就“不用再给市区供电了”。4月7号，列夫给斯维塔讲解了这其中的奥妙：“要是没有这两台新发电机，肯定得限电、停电。现在好了，双方的冲突会减少的。”

1月份，发电站出了一个事故，于是就关闭了三个星期，进行检修。今年第一季度，木材厂没完成计划。莫斯科的内务部一旦震怒，怪罪下来，劳改营管理局的头头们都跑不了。于是，他们激烈争吵起来，互相指摘，推倭责任。最终恢复供电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增加生产，希望把浪费的时间弥补回来，不过这么一弄，又出了好几起事故，屡屡停产。5月9号，木材厂主管安全生产的官员向上级报告，年初以来，发生了二十九起“严重事故”，死了三十六个人：他说，这些人不按安全规程操作，各部门“一片混乱”。第五营区有一辆卡车，车载七十人，早晨上班的时候在冰上打滑翻了车，造成三十六人死亡。第三营区，木料从一节铁路货车车皮上滚落，砸死两个人。6月10号，列夫在信中嘲讽当局：

对于我们很多大叔⁷⁶[1]来说，建设项目简直就是儿戏。经理们平时待在办公室里，一个星期左右才钻出来一次，每次来都是坐着小轿车来（距离才一公里），大摇大摆各处转一转，扯开嗓门大喊大叫：“真见鬼，怎么这么慢腾腾的？！啥都没干！”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可那个话讲出来就刺耳多了，简直没法听。根本没有具体指导，比方说，总要加快生产，可是到底怎么加快，没人给你讲。级别稍微低一点儿的叔叔们围观过来，看那样子好像挺关心似的，时不时地还说两句有用的话，不过太模糊，意思不清，没说到点子上。管工程的负责人，没一个动脑筋去想一想，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儿（主要的问题，很不幸，解决不了：项目本来应该全面评估，可是却根本没有做过评估）。他们好像都认为，下来走走就行了，就等于是必要的监督和帮助了。唉，这些败家子儿！

这些“败家子儿”，4月份被上头解雇了七个，后来内务部展开特别调查，发现他们犯有大规模盗窃罪，于是又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他们偷了八百米吊索具、二百公斤西红柿、七箱奶油、六箱香肠、五十七个床垫，又偷偷把这些东西卖了。出了这件丑闻之后，劳改营党委领导人下决心，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

新的运动一起来，最先遭殃的人里边就有鲍里斯·阿尔万尼托普洛。他是发电站站长。斯维塔1948、1949年那两次来就是住在他家。阿尔万尼托普洛这一辈子，当局总是让他不得安生。1950年3月，他被扭送到劳改营党委领导人面前，说他“玩忽职守”，换言之，就是说他界限划得不清，和劳改犯称兄道弟，有时还和犯人喝醉了酒，因此被“严重警告”。第二年，阿尔万尼托普洛又被警告六次。有一次说他未经批准、擅自在家中留宿不速之客（可能是指斯维塔）。1951年1月，发电站发生事故也诬赖到他的头上。现在又指控他“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他在家具车间花钱给他妻子薇拉定做了一个衣柜，然后花三百卢布贿赂一个看守，想把衣柜偷偷运出劳改营。有人要求解雇他，把他送上人民法庭。木材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佐季科夫·谢尔迪托夫（Zodkov Serdkov）给莫斯科内务部写了一封正式的揭发信，阿尔万尼托普洛随即被免职。他继续和家人住在一起，人住在伯朝拉，但是到其他城市去找工作。由于这件事给他抹了黑，外地也不容他。列夫很难受。他给斯维塔写信说：“这是一场灾难，薇拉本应让他们这两个孩子吃上饭，把他们抚养成人，但是却没有这个能力。确实，薇拉有一门手艺——她是一位厨师。”但这日子，薇拉将来可怎么过呢，现在还不清楚（现在谈这件事还为时过早）……鲍里斯还能挺得住，可是薇拉（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她贪小便宜）一天到晚总是哭天抹泪的。

劳改营管理人员和犯人过从甚密的，并非阿尔万尼托普洛一人。负责生产的头头弗拉基米尔·诺维科夫（Vladimir Novikov），大家经常看见他在犯人宿舍里玩多米诺牌。总经济师伊万·谢尔普宁（Ivan Serpunin），很多犯人都是他的朋友。

劳改营管理人员照过一张合影，大约就是这个时候照的。这张照片上的组合是这样的：有内务部官员，有党的官员，有志愿留营的工人，也有劳改犯。这张照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每个人看样子都很轻松，不拘束。古拉格体制下，本有上下级之分，但是看他们座次实在是不分官阶高低，彼此也没有拘谨的迹象。内务部派驻木材厂的办事处处长，你看他坐在大家中间，悠然自得的样子，犯人坐在他脚下边。扎堆站在他背后的也是犯人。

从1951年开始，劳改营安保措施渐渐散架子了。究竟是因为劳改营官员和劳改犯交往频繁，越来越打成一片呢，还是因为行贿受贿机会多了呢，再不就是因为伏特加突然间供货激增醉倒一片？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就说不清了，肯定这些都有关系。1951年6月6号，在一个党的会议上，看守长伊万·科瓦尔丘克（IvanKoval’chuk）透露了一个情况：前三个月，犯人逃跑的一共有二十七起，有单个人出逃的，也有集体出逃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用伏特加贿略看守，每人一瓶，他们就帮犯人逃跑了。有的犯人见有火车向劳改营外驶去，就纵身一跃，跳上车厢，逃了出去；也有的犯人，趁着大门口把门的看守喝醉了酒，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也有的把刀、锯、利刃一亮，门卫吓得就让他们出去了。

这是1950年木材厂管理人员的合影。在中间那排人有：诺维科夫（右二），谢尔普宁（左二），内务部派驻木材厂办事处处长鲍里斯·波波夫（左三）。前排右边三人、后排中部六人，都是劳改犯

列夫在第二营区服刑，这里的安保措施特别松懈，有一次，四十个劳改犯串通好了，计划集体出逃，却不料被科瓦尔丘克侦破而落败。看守们虽然知道这个出逃计划，但是并没有惩罚密谋出逃的犯人。大批犯人罢了工，劳改营的局势更加复杂了。看守要犯人出来集合点名，大家没理他，继续在宿舍里玩牌。看守大都是农村来的年轻人，科瓦尔丘克抱怨说，这些看守，很多人自己就仇视内务部。他们对犯人并不凶。看守们，即使不同情犯人，犯人给他们钱，给他们伏特加，他们也还是照收不误，遇有女犯挺身而出，甘愿奉献鱼水之欢的，他们也是随时笑纳。

第二营区发现，有人在策划起义，准备登高一呼，揭竿而起。4月25号，木材厂党委领导人赶紧讨论，该如何应对。原来，有一伙劳改犯打算在五一劳动节那天在各车间纵火，目的是群起出逃，心想五一节假期，看守们必将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正好起事。于是，党委领导人接管了安全保卫，认定造反是出于政治原因，与冷战密切相关。其中一位硬说：“劳改营内与我们为敌的人预料会爆发新的战争，他们天天关注国际事件的演变，得知国外有他们的盟友，心中大喜。”5月1日那天，劳改营全体党员（苏共正式党员二十五人，苏联共青团员二十人）严阵以待，个个荷枪实弹，在工业区内各个车间站岗。而对于劳改犯来说，5月1日仍然是个工作日，要照常出工，不放假。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没出事。安保措施收紧，大家一定看出来了，所以决定中止这次行动。但是，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很多看守都喝醉了。傍晚时分，看守们居然在会馆里吵了起来，互相对骂。

五一节这天游行，斯维塔和同事们从研究所走到红场。她给列夫写信说：“我们玩得很开心。”那天下着瓢泼大雨，个个都浇成了落汤鸡。

人们唱着《如果想要身体好，就用冷水浇身》、《要像钢铁一样硬》。⁷⁷[1]我两点三十分穿过红场，两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大雨倾盆而下。当时我在马洛谢伊卡大街（Mamseika），雨下得非常大，游行都游不了了，只好停止。我蹚着水回家，水深到踝骨（我的鞋到现在还没全干）。大家看着凉鞋前边露脚趾的地方往外淌水就笑，说设计鞋的时候，之所以前边要露出脚趾，就是为了往外淌水用的。市区有些地方还下了雹子呢。研究所旁边，雹子下了一地，三四个小时都没化。

那天下午，斯维塔参加红场游行，当她在斯大林面前走过的时候，心中会作何感想？当时，苏联领导人站在列宁墓顶上向下面的游行群众挥手致意，斯维塔可曾抬头瞧他们一眼？她有没有想到过斯大林？斯维塔的信里极少谈政治。她显然不喜欢官僚体制，也不喜欢那种官腔套话。她对“辩证”（辩证唯物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研究所里非学不可，不学不行。科学界正在进行大清洗，所谓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冲着犹太人来的。斯维塔看在眼里，知道来者不善。内务部的特务时不时地来骚扰她，盘问她列夫如何如何（斯维塔去伯朝拉途中发的那些电报，至少是被他们截获了一封，所以，他们肯定在监视她）。斯维塔小心提防着内务部的秘密警察。但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生活。地区苏维埃选举时，斯维塔自愿参加选举工作。工会开会，她代表研究所出席。她是共产党员，研究所开党员会议，她写报告。她在研究所里职位不低，研究的是军工项目，当然要通过这些政治活动来表忠心。不这样表现，会引人注意的。但是从她来信的内容来看，她履行党员职责，也像做科研一样，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党务和科研，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两者是融为一体的，无法做到泾渭分明。尽管疑虑重重，她还是相信这个社会主义的理想：通过科学技术实现社会进步。宣传口号说，古拉格劳改犯做的是共产主义伟大建设项目。这话，斯维塔也信以为真。

像千百万苏联公民一样，斯维塔也生活在一个双重社会里。一方面是相信，另一方面是怀疑。在公共生活中，她是苏联体制内的一个公职人员。她研究轮胎生产，这对军工很重要，而军工也靠剥削列夫这样的劳改犯来发家。可是在她的私人生活里，感情上完全站在劳改犯这一边，寄钱，寄食品，寄药，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两种心思互相排斥，一定搅得她有些心绪不宁吧。红场五一节庆典，她参加了。五一节前大约一星期的时候，她做了个梦，梦见了列夫。这个梦可清楚了，一幕幕全是列夫在劳改营里的处境。斯维塔素知劳改营里条件极其恶劣。现在又做了这个梦，她更加揣揣不安。4月23号，斯维塔在信里说：

列夫，良知和悲伤在啮噬着我的心。不知道是我昨天太累了，还是睡觉的姿势不对，我做了一宿的梦，梦见我去看你，你现在的处境都在梦里出现了，就像现实情况一样——所有那些人啊，手势啊，说的话啊，不光是熟悉，而且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醒来以后，好个想念啊，那滋味可不好受。

斯维塔原计划那年要去看列夫的。这个时候，她把计划暂时搁置起来，不去了。所以，斯维塔的焦虑和这也有关系。4月2号，列夫给她写过信，告诉她先别来，因为他已经决定要申请调转。连接伏尔加河和顿河的大运河即将竣工，他要到工地上当个电工：

我想要步大胡子的后尘（亚历山大·谢苗诺夫，他申请调转成功了，去了伏尔加河一顿河工地）。好处如下：一、可以减刑一年；二、那里的活儿更有趣；三、在南方。坏处是：一、工程快结束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二、工程结束以后，我怎么办？会把我打发到哪里去？三、路途遥远。总的来看，那里对身体的影响不会比这里差。但有另外的问题，更令我担心：今年咱俩能不能见上面呢，我走了，就剩斯特列里科夫一个人了，我很不愿意这样。

列夫是希望斯维塔能赞同他这个调转的计划。三天以后，列夫又给斯维塔发了一封信：“你说了算，听你的。”斯维塔回信，说就按他的意思办吧。列夫“非常高兴”。可是，原计划夏天见面，这么一来，就不一定能行了。4月25号，列夫告诉斯维塔，先不要“专程去北边出差”，等他得到当局的答复以后再说：

这类事情能拖好几个月才能定下来。所以，不用等，早着呢。如果有什么新情况，我就电报通知你，或者更精确地说，有人会通知你的，我不一定有时间，从得到通知到出发，一般只给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得走，不会给好几天时间的。由于你非要寄包裹来不可……我这里的累赘越积越多——衣柜都满了，我想送给尤施凯维奇（Iushkevich），他也是劳改犯，身体有残疾。不然就先给你寄回去，我可以委托利特维年科夫妻俩代我寄给你，或者找个别的什么办法邮寄。或许最好还是统统送给奥列格算了，听你的。我会带走几本书，如果可以带的话。我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剩下的东西（当然不是全部，只挑选最要紧的）转运给我：或者直接运给我，或者通过你转给我。先不要特意安排出差，亲爱的，情况会怎样，现在真是不好说。但愿万事如意。

既然列夫希望转到南方去，斯维塔就计划夏天加入一个旅游团，去西伯利亚南方的图瓦（Tuva）共和国⁷⁸[1]露营度假。斯维塔很想休假，但是又担心一休假就没时间去看列夫了。6月22号，斯维塔敞开心扉，把心里话和盘托出：“我良心不安啊。我需要和你在一起的，可我为什么总是心里痒痒的要去图瓦呢？”去西伯利亚走这么一趟要一个月的时间，那就占去了全部假期。如果去高加索度假，回来以后就可以去伯朝拉了。前一年就是去的高加索。一个星期以后，宿营这件事泡汤了。这下斯维塔就自由了，可以去看列夫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列夫也得到了信儿，“伏尔加河一顿河这条大运河工程，不需要劳动力了”，其他地方的工地也不需要，例如乌克兰南方的哈科夫卡（IChakovka）水电站，其实，列夫倒很想转到那里去。斯维塔听了也感到失望，不过这样一来，现在就可以来看列夫了，所以又高兴起来。6月29号晚上，斯维塔写道：

列夫，我真想睡觉，但是我先不睡，我要马上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命运定了下来，不过不是像你建议的那样，你说的那个选项，我从来都没考虑过。所以，为了不耽误事，图瓦我不去了，就这么定了，我可松了一口气，这下离你就近了。

斯维塔放弃了休假，列夫打心眼儿里感到失望。他7月17号回信说：

你不去图瓦，别以为我高兴。可能是有那么一天晚上，刚听说你计划要去图瓦，那会儿我心情不太好，我承认是这么回事。但后来，我心情就好了。我一直都是想要你去度假的，真是不好意思，我居然还有不愿意你去度假的时候，想来真是无地自容。

斯维塔现在按照计划，为伯朝拉之行做准备了。伯朝拉，她打算8月份去。临去之前，先去一趟高加索，到了高加索，把假期延长四天，就能去伯朝拉了。然后，从伯朝拉直接回莫斯科上班。1950年那次去就是这么办的。斯维塔7月15号写道：

昨天，所长批了，允许我延长四天。所以，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会一切顺利。旅行券是七天。我9—10号到家，也就是说，我13—14号和你在一起，20号回到莫斯科上班。

斯维塔于8月15号到了伯朝拉，好像是住在阿尔万尼托普洛夫妇家中。阿尔万尼托普洛给她捎来列夫的一个便条：

欢迎，斯维塔！虽然可喜可贺，但是这次可能不能像上次那么痛快。首先，差不多一个月以来，他们只让在劳改局总部探视，不让在各营区探视了，不像去年那样是在“我们区”，不是像尼古拉父亲里列耶夫那样，也不像利特维年科那样了。所以，很可能咱们不能想说啥就说啥了，再说，他们非有人在场不可（指看守）。因此，就申请见一次吧，不要多申请了，尤其是你的时间还这么有限，像你说的，20号还得回到办公室上班。如果你假期的日期没变，明天不走不行么？或许，你可以带阿尔万尼托普洛一块儿去，也许他能帮上忙，把会面地点改在我们营区这个看守室也说不定。既然只让见一次，或许会延长两小时以上呢。但我不抱太大希望。一般来讲，这里现在比以前更紧了，限制也多了。看守都换新的了，原来的老人儿，一个都没了。所以，亲爱的，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当着他们的面，别漏出不满的情绪。别理他们。不管怎样，你会给我讲一路上的见闻，还会讲我姨妈、尼（指尼基塔）大叔、卡佳姨妈，亚历山大·伊万诺娃（AleksandrIvanov，斯维塔的爸爸），所有其他人，包括阿列克……

列夫做了几个玩具，托斯维塔带回去，在9月1号开学前，送给自家孩子和朋友们的孩子：

顺便说说那三个小玩意儿——请给阿尔卡一个，作为开学礼物吧（或者什么时候最好，由你定）；给阿连卡（尼娜的女儿，十一岁）一个，作为生日礼物；还剩下一个，你爱给谁就给谁（万一路上弄丟了一个，这个就是备用的）。这几个东西，恐怕只是徒有其表，拿给明眼人看，真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不说，你看不出来毛病，其实每个都有瑕疵，质量检验部门肯定不会验收合格的。但是，当儿童玩具还可以，给的时候可要讲好条件：丢了不许哭。

斯维塔与列夫见面，一定是见到了不止一次，因为她17号那天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还在伯朝拉（不过，好像不在阿尔万尼托普洛家住了）：

亲爱的斯维塔，早晨好！

这件事儿也别忘了：趁阿尔万尼托普洛在家，去拜访一下——礼节性拜访。科·西⁷⁹[1]求我一件事，昨天忘了告诉你：如果这里的商店有炼乳，如果你有时间进去买，请买四瓶左右，来看我的时候带来。之所以请你代劳，是因为他求别人不容易。或许你可以求维克托去买，买完带来就行了。

如果你没办法买也没关系。

斯维塔，暂时就写到这里吧。列夫

那天晚些时候别人捎来一张便条，确认已经安排好，当天晚上见面：“好的，斯维塔，七点后见（他们七点检查）。可能七点到了以后得等着。但愿一切顺利。”

斯维塔是第二天早晨走的。菜园子里种了花，列夫釆了一束，送给斯维塔，让她带回家。三天以后，斯维塔回到了莫斯科：

列夫，我到家了。车上的人都很好，就是有点儿挤，不过，越是拥挤越热闹，大伙儿好歹都睡了点儿觉……我们是一点左右到的。我跑回家去冲了个澡。然后吃了点儿午饭，四点钟就睡着了。我八点起床，但是起床到现在还没完全醒过来呢，一会儿还得上床去睡。我接到你两封来信，还有一封是奥列格来的，是深渊里发出的呼喊，是写给你的……当然喽，火车上谁都没有花。我一路拿着花回到家，路上没法放在水里。那一大束鲜花，一半放在了行李架上，另一半放在了座位底下……好了，列夫，暂时先写到这里吧。保重身体。

斯维塔走后第二天，列夫给她写了这封信：

我亲爱的斯维塔，这么早我就得起床了，没有你天色总是黯淡多了。刚才我去把变电所的开关打开，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浮现出你的身影，响起你的声音。今天干的活儿还不少，我迷迷糊糊都干完了，好像是在睡梦当中似的。明天我一个人值班，所以很难写信，不去想你那就更难了。但是我的感觉还不错，亲爱的。

像以前一样，斯维塔一来，列夫就感到精神振奋。8月23号，列夫写道：“这几天，我感觉好极了。干活儿得心应手，看什么都不生气了。别看我时不时地吼叫几声，那是表面，没真生气。”

斯维塔正好相反。回来以后，不知不觉地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她28号那天写了这么一封信：

我回来正好一个星期，上次给你写信到现在也正好七天。莫斯科的气候给我的感觉很不好。第一，到处都很沉闷——看电影，上班，坐地铁，坐火车，坐电车。第二，我只想睡觉。第三，我脑袋一片空白。这不能怨气候。也不能怪我的脑袋，要怨只能怨我自己，我总给脑袋出难题，根本解决不了的难题，不是难为它么。回莫斯科，还没下火车，这么多破事儿，心里就开始烦了：所里有个新的研究项目，本想坚决不干，可是不干，我的“科学生涯”就砸了，以后就混不下去了。干吧，就得拿出吃奶的劲儿来，我知道不干不行，可是干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怎么办呢？天天愁得我团团转，对实验室的工作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斯维塔感到很灰心，连摄影都不想玩儿了。9月12号，列夫给她回了下面这封信：

斯维塔，你这个人真够呛，总是找外界的东西来数落自己。当然，你最近照的照片，我没看见，是有可能照得不怎么样。但是，照得好你也不会高兴。——你会说：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下次再照，一定好不了。不管怎么说，希望你别把摄影荒废了，给我寄几张，看看你的手艺。我更想看看你自己的照片（别人给你照的照片）。别人给你照相，你最不感兴趣了。所以呀，你看看，我这么一自私，就和你的兴趣（照相）撞车了。但是，你为别人照的照片，我也喜欢。别害怕，把你的照片统统给我寄来。我不会给别人看，即使照得不错，我也不给别人看……我只想自己看。

那年秋天，斯维塔起早贪黑，忙得不可开交，又是给全苏国家标准总局（该局监管制造业产品质量）写报告，又是去列宁格勒各工厂检查工作，还要参加劳动队，去莫斯科地区的集体农庄，帮忙收割庄稼。1952年初那几个月，济德齐克患病住院，行政上的事儿都压到她一人头上，这么一来，她的工作比以前更繁重了。有一次，斯维塔得了荨麻疹，非常严重，笔都拿不住。她给列夫的信里说：“荨麻疹可不是皮肤病，完全是两码事儿，又疼又难受，只有一点让人感到安慰，就是荨麻疹不是癌症，不是肺结核，不是……”

斯维塔的抑郁症又犯了，越来越重。妈妈催促她快去找个顺势疗法的大夫看看。那大夫一看，给她开了一种腰果属的草药。当时普遍用这种草药治健忘症和烦躁易怒。斯维塔告诉列夫：“好像有效。所里大家都认识我，但是每年秋天新来的女生，名字我总也记不住……我动不动就骂人。”她发起怒来，列夫有时也免不了挨骂。3月19号那天，列夫给她写信，说收到了尼基塔叔叔一封信，信里说，想到列夫，想到列夫的种种优秀品格，心里就觉得安慰，列夫是他唯一的慰藉，只盼有朝一日能和列夫一起生活。列夫在信里写道，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怕写不好，一看好像故意谦虚似的。”斯维塔3月26号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要是有人拿鞭子狠狠抽你一顿就好了，列夫！依我看，这事儿最好不要写。第一，你说的，他不会信。第二，即便他相信，你为什么非要写这事儿啊？不想说谎？不一定说实话就好，那可不一定。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啊，瞧我多么实在！”），你把人家的理想夺走了，也就是说，你给别人造成了痛苦。现在失望，将来就不失望了：这个逻辑真棒！尤其是你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更加难办。有的时候，我也恨不得马上把别人的幻觉捅破。不过，我心情坏极了的时候才那样想。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想，最好还是让孩子们高兴去吧，别扫他们兴。列夫，向上帝保证，我可没说瞎话……再说，你的缺点都在那儿呢，并不是你数出来一个就少一个。我不是说你，是泛指：我的缺点更是不少……你是个好人，列夫。我不好，怎么个不好法儿，我能给你写出一大篇（我写了那么多信，明摆着的，一看就看出来了，不值得专门浪费一封信来历数我的不好）。

这是列夫在伯朝拉的第六个冬天。这个时候，他正在为活命而挣扎着。像往年一样，劳改营根本没有做好防寒的准备，经常停电。在列夫这个劳改营里，很多宿舍都破烂不堪，急需修理。流感、坏血病正在流行，没有药治，必不可少的维生素也没有，卫生所里东倒西歪地躺了一大片。太多了，医生治不过来。1952年1月，劳改犯每天发病人数一百二三十人（占这个劳改营在押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宿舍同屋的住院了好几个，列夫去医院看他们。他写信告诉斯维塔说：“大家都吃不饱，抗坏血酸也不够用，所以大家身体都很虚弱。”患肝炎的非常多。科农·特卡琴科得了一种重型肝炎，在卫生所里躺了八个月。斯维塔上次来给他带了炼乳。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他病得很厉害，简直认不出来了，皮包骨头。基本上走不了路了，话也说不出来了。”斯特列里科夫没熬过去，也得了肝炎。他患胆结石和肝病已经好几年了，病得很厉害，现在又并发了肝炎，后来每天吃“集体农庄”种的蔬菜才渐渐好了起来。到了1952年的时候，斯特列里科夫只能靠绿色卷心菜⁸⁰[1]和植物油活命了。

每年3月8号这一天，列夫都要给斯维塔写信，祝贺她国际妇女节快乐。1952年，他的节日祝贺信寄得太晚了，拖到3月12号才寄出去，但是他的信是一封特殊的信。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人都是女性——姥姥，姨妈，斯维塔。他给斯维塔写信，心中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斯维塔啊，亲爱的，三八节的祝贺还没给你寄呢，你比谁都应该得到节日的祝贺。值此节日之际，应该向你致以特别的敬意。你谦虚，不会受我一拜。不过，我可以尽情说心里话，不怕别人说我。世界上有女性存在，最让我高兴了。我对你们所有的女性都怀有最崇高的敬意，比对一般人的敬意更加崇高。如果文采不够，很难把这种感情用文字表达出来。弄不好，肯定不入耳，听起来好像夸夸其谈的空话似的。即使涅克拉索夫有诗在先⁸¹[1]，我还是想试一试我的手笔。因为，在我的生活中，从幼年开始，对我最好的都是女性，是她们把我拉扯大的。她们心中没有自己，只有我，比如我姥姥。还有其他女性，她们实为人类的楷模，面对人生的磨难，她们心地善良，意志坚强。她们洞明世事，文静里有睿智，活泼中蕴含幽默，孜孜不倦地劳作，坚定不移地爱护着我。她们的恩情，我永远报答不尽。想来，心中很是不安。

我生活中有很多女性，我景仰她们的品格，不管她们做出什么错事，不论是我亲眼看到的，还是听别人说的，都改变不了我对她们的看法。的确，世界上好人少，坏人多。但是一个好人的善良足以弥补多个坏人的邪恶。我姥姥莉季娅·康斯坦丁诺芙娜（Lydia Konstantinovna），她的妹妹，丽莎，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芙娜（Aleksandrovna，尼基塔叔叔的妻子），列丽娅（Lelya），还有很多，我一想起这些女人，就油然产生一种最深切的敬仰之情。我姥姥忍受了多大的悲痛啊，她那么坚强的意志，也被压垮了，她遭受了多少不幸啊！她坚贞不屈，永不绝望，得有多大的毅力啊！她对人总是宽宏大量，精神总是那么纯洁，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有人无力独自抵挡这样的困难就不断伸出援手，这是多么伟大啊！有多少女性能比得上我姥姥啊！如果没有她们，这世界会多么黑暗啊！斯维塔啊，还用我说么，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所认识的所有最优秀女性的品格。

亲爱的，我的斯维塔。

从1952年春天起，木材厂的劳改犯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很多人刑满之后释放了。过去是放了旧人就大批抓人来填补，这次没有再抓人进来。这个现象是全国性的。古拉格这个大监狱在慢慢关门歇业了。刑满释放的人，走了，剩下没出去的，有亲朋好友在外边，给他们找了很多支持者。这下子联系面广了，也人多势众了。刚刚获释的劳改犯，一回到社会上，马上就可以回过头来帮助那些还没出来的。很多劳改犯没了家，没了家人，刑满释放以后也没处去，工作也没有。所以，这个非正式的关系网对他们特别重要。刑满释放人员，大城市一般不让他们住，担心他们心怀不满，言论会扰乱民心。所以，他们需要亲朋好友的帮助，帮他们安顿下来，资助他们钱，找到工作以后才能自立。

1952年3月，雷卡洛夫八年刑期满了，他出狱后去了莫斯科。他姐姐家住在莫斯科。姐姐和家人商量，把他安置在哪里，怎么活法。他身体非常差，肺结核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列夫委托斯维塔帮助他：

他只剩下一个肺叶了，还不是完整的肺叶，走路都费劲，上不来气，浑身没劲儿。他想搬到吉尔吉斯斯坦去住（但说不准那里的气候能不能受得了）。可能哈萨克斯坦北部，他觉得也行。他和母亲、姐姐关系很好，但是他自己处境不怎么好。详细情况，他没讲，没时间了，电话上又不好直说，但是他答应给我写信，在信里告诉我。他如果有时间的话，想来看你。我对他说，不要特意来，每走一步都很费劲。但是我代表你答应了他，如果身体允许的话，你会去拜访他。

十天以后，雷卡洛夫还没联系斯维塔。他消失不见了。3月26号，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现在可能太早了。明后天我去找他……他姐姐好像名叫玛露西娅（Mamsia）。她住哪个单元，我记不清了，到时候看吧，哪座楼，哪个楼梯口，我都还记得一清二楚。”

下一个要刑满释放的就是阿尼西莫夫。3月5日，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廖沙（阿尼西莫夫）已经收到出狱的批准文件了。没有他，这里更无聊了。这里的人，除了柳布卡（德尔列茨基），只有和他才能真正谈到一块儿去。”阿尼西莫夫是莫斯科人。

他如果克服了腼腆心理，下次去莫斯科市外的住所，途中会顺便来看看你，喝杯茶。他这个人很不错，我以前跟你说过好几次，很直爽，通情达理，可是一有人在，就腼腆起来，话也少了。他爱喝茶，最爱加了果酱的茶（给你透露点儿小秘密）。

阿尼西莫夫是3月12号出狱的。列夫担心他刚释放出狱，穿得破衣烂衫的，会不好意思去见斯维塔。阿尼西莫夫3月16号到了莫斯科。他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⁸²[1]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说他得了流感，胃又疼，所以不能来看她了。斯维塔已经把果酱给他做好了。她给列夫写信说：“早知道他在火车站坐着，我就会去找他了。这么多节外生枝。等天气暖和点儿了，也许他就会来了吧。”斯维塔把果酱放在橱柜里，给他留着，可是阿尼西莫夫后来还是没露面儿。过了五个月以后，他给列夫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一下原委：“那天，我到了车站，在板凳上坐了一个半小时，然后作别了莫斯科，就继续忙我的去了。”阿尼西莫夫本来是个合格的工程师，但是他有劳改的前科，所以工作就不好找了。去工厂当钳工还行，于是，他就去找修理类的零活做。

随着劳改犯大批释放出狱，劳改营渐渐衰落了下来。列夫写道：“人越走越多了。由于缺原材料，劳改营不像以前那么盈利了，这样管理人员也必须减少。真可悲，没走的都是那些干活儿不怎么样的人。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劳动力短缺，效率低下，生产力下降，费用上涨。费用主要都花在看管犯人上了。这时候的犯人，你越让他们干重活累活，他们越不服管。劳改营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到了1953年，内务部维持古拉格运转的开支是劳改营收入的两倍。内务部好几个高官对强制劳动的效率表示怀疑，有人甚至主张把劳改营裁掉一些，把部分劳改犯转为普通工人。但是斯大林不同意，他非要把劳改制度推行下去不可。所以，这些想法，谁也没认真报上来过。

古拉格制度的衰落，在木材厂暴露得非常清楚，一眼就能看出来。1952年，苏共的档案里写的大多是浪费、低效、盗窃、暴乱，还有就是劳改犯不给报酬就不干活。1952年上半年五千多个工作日/人就这么没有了，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劳改营管理局急了，逼迫劳改犯干活，手段更加狠毒了，每班时间延长到十四个小时，病了也不许休息，还得照常出工。结果激起犯人暴乱、罢工、怠工。身体强壮的人禁不住折磨，都瘦弱不堪了。1952年前六个月，木材厂发生三起集体出逃事件（两次出逃成功）。

这个地方败象比比皆是。多年以来，劳改营内从未清理过，废木头、树皮、锯末子、砖头、绳索，在木材厂和各车间周围堆积如山。冬天河面上冻了冰，这些废料，有的就搬到河面上燃起了篝火，没搬走的，继续堆在那里，成了火灾的隐患。列夫进劳改营最初那几年，偶尔在周围还能看到美的迹象。可到了1952年，全都没了。他写道：“客观地说，这一带没什么好看的东西了。到处都盖起了房子，垃圾成堆，树都砍倒了。夏天，花也没有，浆果也没有，三年前还有呢，现在都没了，甚至草都看不着了。什么都没了，只剩下天空了。”自从来到伯朝拉第一天起，列夫就常常仰望苍天。逃不出劳改营，只能仰头望去，逃向云天。他在北极光里看到了美，在浩瀚夜空的群星里发现了美。8月12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

夕阳西下，留下悠长的晚霞，漫天神奇的色彩，神奇的效果，你怎么舍得走开——站在那里，头朝后仰起，直到冻得牙齿打颤（秋凉已经感到了）。今天多云，天空灰蒙蒙的，凄凄惨惨戚戚。可是，傍晚时分，东边天上那沉闷的乌云啊，忽然之间散了个净，霎时间碧空如洗，瓦蓝瓦蓝的，就连高加索山区那蔚蓝的晴空都要嫉妒了。过了半小时，已经退到地平线下面的太阳忽然在暴风雨的云层里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缝隙，蓦然倾泻出橘黄色的万丈光芒，一大片松林一下子亮了起来，洋溢着一种暖意，不是红色的暖意，而是一种淡淡的黄绿色的暖意。这种景象，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松树不是树了，一裸棵变成了发光的倩影，映衬着火焰般的明亮；松林里飘出了一缕青烟，在晶莹剔透的空中袅袅娜娜，整个松林都好像活了起来。天上的星星睡了一夏天的觉，现在都醒了⁸³[1]。我也感谢群星，谢谢它们出来看我。

列夫望着天空，心想，此时此刻斯维塔可能也在望着天空吧，列夫想她的时候，就仰望云天。

1952年，发电站用红砖新砌了一个烟囱。建完之后，劳改营的头头们才恍然大悟，烟囱高度还没测量呢。于是号召志愿者拿一根绳子爬到烟囱顶上去量。烟囱侧面有铁把手，是从砖缝里凸出来的。谢尔盖·斯卡托夫（SergeiSkatov）是厂里的司炉工。列夫和他一起，抓着那一个个小小的铁把手，一点一点爬到烟囱顶上，并排坐在烟囱口那窄窄的沿儿上，离地面大约有四十米高。放眼望去，前面是一条大河，河那边是一片松林，他俩面朝南，向着莫斯科的方向极目远眺。列夫进劳改营快七年了，这是第一次看到劳改营外面的世界。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我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看看劳改营周围都有什么，看看河水是怎样流的，流到哪里去了，河对岸有什么东西。我们在上面坐了一会儿，然后爬了下来。我两脚刚一着地，就觉得后背一阵剧痛。是坐骨神经痛。我倒在了地上。如果早几分钟发作，我可就完了。

列夫和斯维塔，不管两人多么相互信任，彼此多么海誓山盟，一旦断了音讯，或者该做的事到时候没做，他俩都往往非常紧张。1952年，斯维塔没来看列夫。这可是1947年以来头一回。她本来打算6月份去鄂木斯克和基洛夫两地出差回来就去看列夫的，但是从那边儿回来以后得了荨麻疹，非去医院看病不可，于是就直接回莫斯科去了。她想9月份再去伯朝拉，但是9月份她妈妈阿娜斯塔西娅还在病着，斯维塔离不开，得在家照看她。7月19号，斯维塔在信里写道：“妈妈还不见好。如果没有人照顾她，给她做饭，她就不吃了，病情会更严重的。这一阵子我走不开，过些天还应该领她去哪儿走走。”列夫8月6号回信说：

我觉得，你今年，实在应该待在家里，不要到北方来了。你有这么多事要做，时间不够用，面面倶到是顾不过来的。即使你身体非常好，今年要出力的地方也比往年多。你需要在家照顾你妈，带她去哪儿走走，你自己也要把身体养好，问问伊琳娜·克劳泽什么时候休假，最好你俩一块儿休假。和同事衔接好假期可不容易，济德齐克什么时候休假，应该和你的休假衔接好。斯维塔，或许咱们可以等一等，等今年这几个月过去再说？

斯维塔这个夏天全陪她妈妈了，领她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病。8月份，阿娜斯塔西娅被诊断患有脊柱骨关节炎，疼得她经常哭，夜里也睡不着觉。9月又说她得了肺结核。阿娜斯塔西哑卧床不起，觉得好不了了。斯维塔又得照顾妈妈，又得照顾爸爸。爸爸亚历山大也病了，是肝有病，但没确诊是哪种类型。9月28号斯维塔写信说：“爸爸的症状是胁痛，体重减轻很多（今年夏天掉了四公斤）。”从7月到9月，斯维塔忙得要死，下班回家就侍候爸妈，爸爸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她就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穿梭。白天出去给家人买东西，夜深人静的时候给列夫写信，这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眼泪禁不住往下流。她的信写得像医学报告似的。

到了10月份，斯维塔还没死心，希望能有时间去看列夫。不过，列夫再一次劝住了她。10月20号，列夫在信里说：“你妈的身体状况，如果你心里没底的话，最好等她好点了以后，出去好好休几天假，滑滑冰什么的，放松放松。不管怎么说，不要到这儿来，一来就把时间都花在路上了。今年咱们样样事儿都不顺——你的身体，你妈的身体，还有就是时候赶得不巧，正好赶上现在这几个月。”四天以后，列夫给卡佳姨妈写信，把自己担心的事儿告诉她：“斯维塔来信说，你答应过她，星期天要去看她，可是你说来却没来。她担心你可能是病了，但是她自己又来不了，因为她妈病了。她家现在难处很多。”

11月，斯维塔终于请了假：整个11月都在家伺候她妈。11月8号，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假期过得真快，转眼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四分之一时间没了。这可不好。妈妈已经习惯有我在身边了。昨天我出去了一会儿，妈妈就抱怨了，说我把她给忘了。今天一睡醒就叫我哪儿也别去，简直像个小孩儿。”

列夫越是见不到斯维塔，就越是梦见她。12月24号，列夫写信说：“我算错日子了，斯维塔。今天没有你的信。我做梦又梦见你了，经常梦见你，但是梦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因为梦醒以后，那个滋味真不好受，好伤心，醒来以后也忘不了梦中的情景。”三天之后，列夫又写道：

我把书和报纸放在一边，闭上眼睛，尽力把脑袋里想的都驱逐出去，什么电场、离心调节器、一致转动（coherentrotation）啊，都不去想。于是你就在我的眼前浮现了出来，非常清楚，我觉得喉咙发干，想拉起你的手，眼泪却流了出来，我双手捂着脸，哀叹你离得这么远。我梦见了你那件红毛衣（过去那件，现在早没了），梦见你脸旁边有一缕头发翘了出来，梦见你眼睛里的眸子，湿润的眼睑。我还梦见你把手放在膝盖上，手心的纹路清晰可见。我想反复对你说，世上没有比你更好的人，只要想起你来，别的一切都黯然无光了，都不足道了，都无所谓了。

一年一度的除夕夜又到了。列夫是和斯特列里科夫实验室平时那帮朋友在一起过的。1月2号，列夫给斯维塔描述了一番昨夜除夕的情景：

这里寒流来了整整一星期了，气温从零下四十二度降到零下四十七度。各车间都停工了。出去不带棉手套，一会儿也受不了。连麻雀都冻僵了。有个麻雀飞进我们宿舍取暖来了，在我们这儿已经待了两天了，是个小不点儿。除夕夜，我们是和斯特列里科夫一起过的，一起迎来了新年。就我们仨。大个子利特维年科还没出院，特卡琴科怕冷，没来。瓦丽娅给斯特列里科夫寄来了漂亮的烟斗、烟丝，还有一顶帽子。我为他高兴，他自己也很高兴。这礼物确实让他的精神为之一爽。

列夫三个星期没收到斯维塔的信了，梦里越来越焦急。他1月6号写道：

亲爱的斯维塔，没有你的信，沉闷得很。一连三天都梦见了你，梦见我们把设备运到你的研究所，你出来接收，但是我没能和你说上话，后来就找不着你了，显然你已经走了，什么都没留下，只在送货单上留下了你的签名。后来发现，那个签名根本不是你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斯维塔的来信。1月10号，列夫写道：

亲爱的斯维塔，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呢？你的信一停，我就开始多心了，啊，胡思乱想起来。偶尔我还能做出理性的推理，但是，即使用最合理的逻辑来推理，也推翻不了那最不合逻辑的假设，尤其是现在，生活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也不费什么事，写两行就行。

三天以后他又写了一封信：

明天邮递员来。现在，我明日复明日地等待，稍稍有点儿绝望了。而在过去，空等一天没等到信，我就会自我安慰：没关系，今天快过完了，或许明天会有信来吧。

列夫最害怕的就是怕斯维塔把他给甩了。其实呢，斯维塔这些天是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克和鄂木斯克出差去了。她原以为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呢，可是轮胎工厂问题多，耽搁了。1月18号，斯维塔终于回到莫斯科，一到家马上给列夫写了一封信：

你说写两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两行可不容易写啊。其实，我写长信倒是更容易，虽然写长信时间要长点儿，但是长信容易写。出差本来打算去七天的（光在路上就要五天），好像我写信告诉过你的。本来一个星期很短，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但我还是带了信封和信纸。随身带着，为的是写信。可是，却没能抽出时间来写……往往是头一天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一定要写，可是到了第二天，事儿更多了，更忙了，于是就寻思，过三四天再写吧……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只要你爱我，就不会生我的气。这是爱情的特权，有了这个特权，干了啥事儿也没关系。不过，对不起啊。我要尽量乖一点儿……我到家一看你的来信，简直想哭，可是我哭也没地方哭，再说，要哭也没有时间。

1月27号，列夫写了回信：

我亲爱的斯维塔，请原谅我，再一次原谅我。我写了那些信，都怪我愚蠢。斯维塔啊，亲爱的，是我一时糊涂，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不应该吼叫，也不要生气，但是别的没能忍住：一来挂念你，二来害怕你不爱我了，第三呢，我想你，越想你越挂念。除此之外，心里还有点儿嫉妒，我生自己的气，恨自己太愚蠢，好想把一肚子苦水都说给你听。憋在心里的话，实在忍不住了，我简直要绝望了……斯维塔啊，真不好意思，写这些难为情的事儿。亲爱的斯维塔啊，你不来信，我还以为你不是没时间，而是另有原因呢。不过，亲爱的斯维塔啊，当时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你打算走多长时间——你的日程可能忘记告诉我了，我只能这么推测：按照你1952年的计划，12月底你应该会回来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克的问题，鄂木斯克的情况，我都不清楚。原则上，两地的状况是能够推测出来的。我头脑清醒的时候，也确实想到过。不过，我清醒的时候不多哦，那怎么办呢？

斯维塔啊，亲爱的，我的信都快要把你给说哭了，真让我心疼。我后悔也来不及了，当时真应该多为你着想才是。

你18号的来信，我是一个小时前才收到的。我正要去上班呢，你的信就到了。斯维塔啊，其他一切事项，稍后给你写信告知。目前倒没什么新鲜事儿。我亲爱的斯维塔。咱们俩的事儿，尽量争取一切顺利，好么？

十一 出狱在即的筹划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是中风死的，人事不省躺了五天，然后就死了。到了3月4号苏联报纸才报道，说他病了。两天以后，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新闻报道来得真是突然。碰到这样的病，呜呼哀哉，现代医学显然也是回天无力。只有摊上了重要人物，天下才看得明白，如果是天数已尽，人为地苟延残喘也没戏。”

斯大林的死是3月6号对外宣布的。葬礼前，遗体在红场的圆柱大厅停灵三天，供众人瞻仰。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人山人海。首都市中心挤满了眼泪汪汪的人群，他们是从苏联天南地北各个角落来到莫斯科吊丧的，前后挤死了好几百人。没了斯大林，苏联人民大为震惊。近三十年来，苏联人民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是非曲直，苏联人以斯大林为定盘星，斯大林是他们的导师、领袖、慈父般的保护人、国家领导人、克敌制胜的大救星、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担保人（列夫的姨妈奥尔加，遇到什么不公正的事儿了，习惯说“反正有斯大林在”）。斯大林一死，人民势必茫然不知所措，不管在斯大林当政时遭遇如何，此时此刻都自然而然地感到悲伤，就连受到斯大林残害的人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列夫和斯维塔，跟大家一样，也是在3月6号那天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新闻的。他俩既惊惧，又兴奋，可内心的真正感想，却不能说。列夫在3月8号写道：“斯大林死得太突然了，刚开始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战争刚爆发那几天似的。”列夫一定在心里暗自祈祷，希望斯大林死后劳改政策会有变化，希望能早日获释，但他对这个重大新闻没有加以评论。在这个有可能会改变人生命运的时刻，虽然列夫和斯维塔远隔万里，但是收音机把他俩连接了起来，两人都在收听这个消息。这种电波上的团聚让斯维塔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但她小心谨慎，不敢喜形于色。3月11号，她给列夫写信说：“过去这个星期是莫斯科史无前例的时刻。我多次想到，世界上发明了收音机，让人们在同一时间收听到同一个消息。这是多么美妙啊！世界上居然还有报纸，这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过一阵子我多给你讲讲，现在先不说。我得仔细想想，怎样才能用清楚的几个字把我内心的感觉表达出来。”

倒是有一个地方，一听斯大林死了，大家都欢天喜地地庆祝，丝毫不掩饰喜悦之情，这个地方就是劳改营、犯人聚居点。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劳改营，狱方严加防范，布置线人告密。有了这一损招儿，劳改犯的快乐就没办法表达了。但是总的来说，斯大林的死讯一经传出，劳改营立刻一片欢腾。列夫回忆说：“对于斯大林之死，谁也没哭。劳改犯都清楚，自己落到这个悲惨的境地，都是斯大林害的。只要安全没问题，大家都敢说话，对斯大林嗤之以鼻。列夫回想起，1952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住在他那个宿舍里的劳改犯正在收听收音机广播，播报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选举结果。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当时正在唱票，每喊一票，播音员就喊一句：“ZaStalina！”（“为了斯大林！”）有些劳改犯把词儿改了，改成了“Zastavili！Zastavili！”（“是强迫的！是强迫的！”），意思是说，选票是被操纵的。后来每个人都参加进来，一块儿起哄，津津有味地看着虚假选举这场闹剧。

劳改犯私下都说，斯大林这一死，大家马上就要获释了，要自由了。3月27号，苏联政府宣布大赦，凡是判刑五年以下的，被定为经济犯罪的，年满五十五岁的男犯，年满五十岁的女犯，患有不治之症的囚犯，一律释放。此令一出，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有大约一百万囚犯获得释放。1953年，大赦把木材厂的囚犯人数减少了一半（大赦前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大赦后六百二十七人）。获释的大多是刑事犯。这些人一出来就大肆为非作歹，抢商店，入室抢劫，强奸妇女，弄得伯朝拉风声鹤唳，恐怖异常。4月10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

他们一有机会就为非作歹，不是偷就是抢。那些品行最坏的现在自由了。马卡罗夫（Makarov），相貌堂堂，留着大胡子……他持枪抢劫，劳改了八年。科利亚·聂任斯基（KolyaNezhinsky）也要出去了。他1947年就进来了，后来因为偷了六公斤荞麦，又被加刑十年。去年，他偷了别人三百卢布，又小偷小摸偷了很多邻居。虽然有这些劣迹，但还是很可怜的，最初的判决很愚蠢，判得不公，没有第一次的判决，后来不一定会变成小偷。

列夫抱很大希望，盼望大赦扩大范围，把“政治犯”也包括进去。发电站有些技术员，内务部已经怂恿他们写申请了，叫他们申请释放。他们判的都是58—11这一条（参加反苏组织），这条没有列夫犯的那条重。但是因为这两条性质差不多，所以列夫心中泛起了希望：既然他们都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了，自己也有可能被释放。列夫的希望不久就落空了。他4月14号给斯维塔写信说：“原来是本地的看守给弄错了。拿命运开玩笑，真是残酷！大赦的范围不会扩大的……大家还以为有盼头了呢，家人也在等他们获释的消息。白等了。”

由于监狱人口减少了，所以木材厂总是劳动力不足。砍伐木材、拖运木材的劳改犯不够，于是燃料供应、原材料供应都急剧下降。1953年5月，劳改营不归劳改总局管了，改由交通运输部管辖。当局想把新释放的犯人留住，从而弥补劳动力的流失。内务部有专门的官员负责释放犯人，他们用各种手段把人卡住不放：不发出狱证明，不给买火车票的钱，对出狱人员，一方面吓唬他们，说到别处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物质刺激引诱他们留下来当合同工。技术工人、工匠、技术人员大赦获释走了，当局就培训没走的，叫他们接替走的。到了1953年年底，有二百二十四名获释人员在接受培训，有的学开车，有的学木匠，有的学机器操作，有的学机修，有的学电工（列夫也参加了教学，教他们在发电站上岗接班）。但是，尽管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木材厂的生产效率还是大幅下滑。计划完不成，工资和配给品都减少了。自由工人消失不见了。原来他们是择木而栖，到其他劳改营寻找更好的待遇去了（而其他劳改营也有同样的问题）。列夫写道：“伯朝拉这里正在全面削减，就业困难，不知干什么好。尤其是行李箱里有橡皮布防水衣的（指的是获释的囚犯）⁸⁴[1]，更难找工作了。”

新释放出来的劳改犯，回到家里，确实很难找到工作。苏联官员，一般来说，都不信任被劳改过的人。很多单位的负责人仍然对他们另眼看待，认为他们都是潜在的捣乱分子，“人民的敌人”。失业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获释的劳改犯迫不得已，只好又回劳改营寻找营生去了。这些人出狱以后，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帮他们站稳脚跟，可选择的余地实在太少了。他们有把握一定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只有劳改营了。回到劳改营，他们可以当自由工人，或半自由工人。所谓“半自由”，就是挣工资，但不可离开劳改营营区。到了1953年7月，木材厂雇了一百多名半自由工人，他们以前都是劳改犯。到了1954年年底，半自由工人总数增加到四百五十九人。很多人还是住在从前第一劳改营区的犯人宿舍里。那个宿舍就是工业区栅栏外边那个。他们每个月工资二百卢布左右。为了吸引自由工人到北极圈内工作，除了最低工资之外，还有“北极奖金”。可是他们在伯朝拉这里，只有最低工资二百卢布，没有额外的“北极奖金”。不过，只要每周两次到劳改局报到，这二百卢布的工钱就能拿到手。有个工人叫帕维尔·班尼科夫（PavelBannikov），他就是这样的半自由工人，原来和列夫住一个宿舍的，因为在莫斯科地区找不到工作又回到了木材厂。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班尼科夫回来已经四天了，他认为这里是临时落脚点，打算秋天再出去找个好一点儿的工作。他给我讲了他对莫斯科的印象，很有趣。经他这么一说，又回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同时，仿佛又看到了新的莫斯科。”

班尼科夫已经去看过斯维塔了。很多人释放以后就离开了伯朝拉。他们来到莫斯科，斯维塔就招待他们住宿。列夫常常把斯维塔的地址给他们，并且通知斯维塔，他们来到莫斯科以后，要帮助他们。6月12号，列夫写道：“亲爱的斯维塔，特卡琴科或许告诉过你，如果不是他告诉你的，那肯定是我告诉你的。维塔里·伊万诺维奇·库佐拉（Vitaly Ivanovich Kuzora）要来拜访你。现在他来了。这个人非常有条理，也很谦虚。不知道莫斯科情况怎样，怎么安排他住宿。他可能需要在莫斯科过一两个晚上。我知道，是不方便，尤其是现在，更不方便了。但是，长不了，最多再过一年半就好了。”列夫这时还在劳改营，还有十八个月就要刑满释放了。斯维塔接待这些劳改营来的陌生人，心里一定不是滋味儿。斯维塔已经两年没见到列夫了。这是他俩1946年久别重逢之后，离别最长的时间。

睡过伊万诺娃家⁸⁵[1]地板的不光是劳改犯。帮助过列夫和斯维塔的自由工人，来莫斯科的时候，很多都是住在斯维塔家里。斯大林死后，气氛轻松了许多，出行到外地去一般也容易多了。劳改营，为了留住自由工人，建立了“北极奖金”。工资加奖金，他们挣的比以前多不少。还记得发电站那个波兰籍技工，斯坦尼斯拉夫·亚霍维奇吧，他曾经帮列夫偷偷带过信，把列夫的信带出工业区，再把外边的来信偷偷带进来，交给列夫。这时候，他计划在克里米亚度完假，返回伯朝拉的时候，取道莫斯科看看。列夫写信说他想借个光，睡在地板上，有两平方米的地方就行，放一个床垫，一天占用八小时，别无所求。他会邮一个明信片给你，通知你哪天到。如果你忘了他的长相，很好认，他眼睛斜视，字母‘L’是波兰语那种发音（‘louse’发音‘wouse’）。”

1953年6月来了好几位客人，其中之一就是列夫·以色列维奇。斯维塔第一次去伯朝拉的时候，就是他把斯维塔偷偷带进监狱禁区的。那个月，斯维塔还在家里给巴舒恩夫妻俩提供过住宿。伊凡·巴舒恩是发电站的高级技工，也为列夫偷偷带过信。那夫妻俩可真是老土，斯维塔简直受不了。她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不屑之态，但还是尽了地主之谊，热情招待了他们。7月3号，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

尼娜和伊凡，他俩在我这儿住了一个星期了。我对他俩说，他俩在莫斯科的表现，五分制，我给他三分（比“一般”还稍微高点儿），说实在的，应该给一分。他俩除了商店，哪儿都没去。如果不是我硬拉着他俩去逛逛列宁墓、莫斯科大学，他俩自己都不会去看的。他们觉得啥东西都没什么看头，地铁、大楼、列宁山⁸⁶[1]对面的景色、莫斯科大剧院，一概不感兴趣。我千方百计给他们找有趣的看，累得我腰酸背痛的，可他们看了都是不疼不痒的，我可是没招儿啦。他们什么都没买，就买了两个购物袋，还给斯拉维克买了点儿什么。他们认定，莫斯科有的，科特拉斯也能有。他们那里没有的，莫斯科这里也不会有。

斯大林死后，还在伯朝拉服刑的劳改犯，情况也有所改善。监狱里劳改犯的总数下降了，犯人宿舍没那么拥挤了。1953年新建了犯人宿舍。以前老房子里都是并排两张床。1946年，列夫进来的时候，床铺都是统一这么并排放的。现在新房子里，床铺是单独放的。劳改犯的文娱活动也多了：俱乐部定期放电影，演剧，还有音乐会。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都请来了。伯朝拉监狱区以外的地方渐渐有了城镇的模样，常住人口达到两万五千人，有商店、露天市场，新开了一家餐馆，还通了公共汽车。所谓公共汽车其实是卡车。镇里有一个广播电台，广播喇叭支在了街上。劳改营组织犯人参观文化宫，去体育场看球，次数都比以前多了。劳改营内专门对犯人广播的广播站也比以前强了：犯人宿舍破天荒第一次可以听到全国的广播了。犯人可以接收的信件比以前多了，狱方的信件检查也比过去松了。

1954年1月，劳改营贴出来最高苏维埃制定的新法律，禁止看守对犯人施暴。凡控告施暴的案件，依据该法律可以开庭审理，依法裁决：罪证确凿的看守，要收监服刑；罪大恶极者，处以死刑。过去，劳改犯被看守殴打，被看守杀害的，时有发生。有的是看守觉得犯人骂了他而实施报复，有的是认为犯人不服管教而滥施淫威，但最常见的情况是，看守打人只是为了取乐。过去，看守伤害犯人，最多就是被“严重警告”或降薪而已。新法令大大改善了犯人的境遇。劳改营关的关，转的转，看守数量也就随之减少了。所谓“转”，是转变为经济特区，名义上雇用的是自由工人。

虽然气氛比以前人道了，但是列夫和他顶头上司的长期麻烦却没有解决。他这个上司就是发电站的站长，名叫伊里亚·谢尔曼。这厮生性粗野，像野兽一般，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根本不懂什么工程，却升到了内务部中尉工程师这个级别。列夫形容他“心胸狭窄，凡事吹毛求疵……看谁都可疑”。发电站每次出错，谢尔曼都认为是有人故意破坏。他对列夫总是看不顺眼，屎盆子一般都往列夫头上扣。他专门欺负列夫，命令列夫干的活，根本就没法完成，好几次威胁说，要收拾列夫，把列夫送到惩戒劳改营严惩，发到那里去做苦役。列夫最怕的就是这一招。

斯特列里科夫出面干预，才把列夫救了下来。1953年6月，斯特列里科夫的实验室助手特卡琴科即将刑满释放，需要找人接替他。特卡琴科是工程师，又懂化学，负责监测发电站锅炉系统内的水质。这个岗位责任重大，一旦计算错了，就会造成严重事故。列夫上大学的时候，当过化学助手，所以这个活儿，他能干。做这个活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直接归技术控制部（OTK）领导，这是上级单位，谢尔曼管不着。经斯特列里科夫同意，特卡琴科开始培训列夫。4月13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特卡琴科临走之前，在供水控制方面的一些窍门儿，他打算传授给我。从今天夜里就开始，我要读他的笔记，他有什么文献，我都要读。然后，他答应再教我一些实用知识。”6月1号，列夫接手了这个新工作。虽然还是在发电站干活，而发电站由谢尔曼管理，但是列夫是水质化学师，由斯特列里科夫和技术控制部领导，这个新的岗位对他是个保护，谢尔曼休想再把列夫送到惩戒营去了。列夫6月9号给斯维塔写信：

和上个月相比，我现在心情很平静，尽管工作量非常大，但是感觉比去年好多了。尼古拉（里列耶夫），不知什么原因，他认为给斯特列里科夫干活会很难，给我干活尤其难。瞎说，我不相信。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很奇怪。斯特列里科夫和我之间，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出现严重误解的。过去我们之间有过争论，有时嗓门儿还挺高，但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并且每次争论，其实都是我的错，没好好动脑子。知道了这一点，肯定有助于我保持冷静。我对斯特列里科夫非常尊重，争论过后，我对他的敬意更是与日俱增。有敬意，我就不会失控，所以有敬意就够了。

列夫在斯特列里科夫手下干活儿，心情轻松不少，不像以前那么神经紧张了。不过，和其他朋友，和宿舍所有的人，他却越来越烦躁，没耐心。囚犯们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关了这么多年，烦躁易怒、闹别扭也不奇怪。即使是最铁的友谊有时也会不堪重负的。

尼古拉·里列耶夫是列夫在劳改营里交情最久的老朋友。1952年快到年末那会儿，他俩的关系紧张了。他们来伯朝拉，是同一批进来的，朝夕与共已经七年了。列夫非常景仰里列耶夫的善良、诚实、勇敢。至少有两次，里列耶夫表现出超凡的勇气：有一次，一匹马惊了，在劳改营里四处狂奔。只见里列耶夫奋身一跃，把马拽住了。还有一次，三个武装罪犯来抢实验室。斯特列里科夫力战劫匪，奋力保护实验室。后来这三个罪犯来报复，围攻斯特列里科夫。里列耶夫见状挺身而出，一阵拳脚，歹徒落荒而逃，救了斯特列里科夫一命。列夫觉得里列耶夫这个人很好，对他敬重有加。尽管有这层关系，或许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列夫经常和他发火，对别人反倒没这么发火。列夫埋怨他“幼稚”，“把生活当儿戏”，“不圆滑”。这些话，列夫大多是在宿舍私下和他说的。12月24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

好像我们彼此之间有点儿厌倦了。和他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制造方面的问题，他不感兴趣。不管是什么机器，包括发电机，他都不闻不问，实践也好，理论也好，他都不关心。数学课，他也跟不上，成天打乒乓球、下棋，要不就和瓦季姆（Vadim）学德文。语言肯定是一个有用的东西。但是，瓦季姆认为，电气工程和数学用处更大。他自己也明白呀。所以，依我看，尼古拉上的课，好像纯粹是顺着自己的爱好，跟他说也没用。有话只能和斯特列里科夫说、和伊万·瓦丽娅文（Ivan Valiavin）说⁸⁷[1]、和尤施凯维奇说。如果他们不在，不管是谁，只要能正视人生的，哪怕是机器操作工，我都可以和他讲。和这样的人讲，也比和尼古拉讲有趣十倍。

列夫这话可是错怪了人家，有失公允。一个劳改犯，不想学数学，只想下下棋，打打乒乓球，学学德文，放松放松，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列夫越来越志存高远，同时也越来越看不惯身边这些劳改犯同伴，认为他们不思进取。

列夫觉得，宿舍室友处处都可气：夜里睡觉有人说梦话，凡事从众跟风，恶作剧，吵闹得很，一点儿都不安静，不停地玩多米诺骨牌，回忆过去多愁善感。他发现好几个劳改犯“过分温存”，特别“讨厌”。劳改营里男人之间自然产生的情感，他也反感。以前从来没碰到过，现在见了，实在看不下去。他给斯维塔写信说：

说到理想家庭，男人之间的友谊不能套用理想家庭，套用是不对的。依我看，是大错特错的。那是不正常状态，我觉得讨厌，简直令人作呕。安德留什卡·谢玛什科，任卡·布克（Zhenka Bukke），纳特·格里戈罗夫（Nat Grigorov），瓦斯卡·古谢夫（Vaska Gusev）（都是战前上学时的朋友），我和他们的交情肯定都是真诚可靠的。没有这种友谊，我们几个谁都会觉得人生更不好活了。我们一人有难，大家都感同身受，谁有快乐的事儿，大家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这种快乐的外在表现不过是握握手而已。

列夫看到周围人性的堕落比比皆是，他不仅仅是生气，更感到震惊。过去很体面的人，现在却成了卑鄙小人，凶残自私，麻木不仁。列夫给尼基塔叔叔写信说：“进到这里，人心免不了要蜕变。蜕变的程度，会因人而异，但总的趋势只有一个：人迟钝了，感情麻木了……渐渐地，过去绝不可接受的品质和行为，现在渐渐地都接受了。”

首先，列夫觉察到的是，人类同病相怜的那种同情心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都被窒息了，互相怀有无限的敌意。这一点最为触目惊心。他给斯维塔写信说：

朋友之间本应同心同德、互相帮助，可影儿也没有。既不同心同德，也不互相帮助。大家都互不信任，人人都想占别人的便宜。人人都心存戒心，随时准备伏击他人。似乎还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因为共同利益，彼此还有点儿交情。不过，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关系不牢靠，说断就断。

那些想干点儿事儿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小偷：

我一看周围的人，就烦他们。凡是精力充沛、头脑机敏的人，几乎都是贪小便宜，像贼一样，有机会就偷盗。修鞋的，就盗窃材料去卖，当官儿的也参与盗窃。电工也用这个办法捞钱。司机就更不用说了。

身在劳改营，耳濡目染，列夫看明白了：“大家为了活命而挣扎。如果堂堂正正，讲做人的准则，那就连饭都吃不上。一千人，有九百九十九人是这样。”

列夫觉察到自己也变了，这可把他愁坏了。他给斯维塔写信说：“我经常担心，害怕天长日久人会变得像野兽一般，野蛮不开化，心肠也坏了，再加上头脑迟钝，听到笑话也不笑了，将来给孩子讲故事也不会讲了。有一段时间，我不担这个心了。现在不但担心，而且怕得要死。”

在劳改营里蹲了这么些年，将来有了孩子，自己会是个什么样的爸爸呢？这个问题，在列夫脑袋里转了很久。培养孩子，什么最重要？经历了这些年，他的看法变了。列夫不是一个暴力男人，但是在劳改营里有几次他迫不得已，不得不自卫。有一次，他事后给斯维塔写信说，劳改营让他明白了体力的重要。为了增强体力，他就练举重（院子里有铁路车厢上的车轴，他就把车轴卸下来，做成杠铃）。列夫想，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体力对他们尤其重要：

体力是人生最必要的条件。身为父母，却不想办法促进孩子的身体发育，这样的父母都应该受到惩罚。只上学校的体育课是不够的，应该在课外也锻炼身体。尼古拉·里列耶夫差不多比我高一倍，我举重不次于他，如果摔跤，他的优势只在身高。他实在太窝囊了。光看他那架势，还以为他身强体壮的，能把电线杆子当保龄球来扔呢。

列夫通过亲身经历也认识到，小孩儿必须学会实际的技能，将来才能活下去：

一个人像我这样，学完了大学课程，从高等院校毕业之后，适合干什么呢？如果不留校任教，那他仅仅是有了一个本钱（虽然是个不错的本钱），继续努力，将来可以成长为专业人员。依我看，小孩上学，上七年就够了，不要再多上了。然后再上三四年高职院校，学建筑、电气工程、机车、机械，等等。毕业以后，再当一两年学徒工，获取实用经验。这样的教育，培养专门知识，对某个专业领域会有详尽的了解，遇到困难局面也能顺利挺过去……未雨绸缪很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应该未雨绸缪。这样的事例，眼皮底下就有不少。说到培养孩子，当父母的，心里要有一根弦儿，要有思想准备，很多事情，孩子学不好不行，要惩罚他。朋友打他，他不还手，那就要惩罚他。如果还不肯还击，那就更要惩罚他……我说的，对女性也适用——当然啦，格斗除外。

列夫亲眼看到很多劳改犯堕落了，本来是品格高尚的人，后来滑了下去，成了下流之辈，动不动就打人、酗酒，有的都疯了。同是劳改犯，眼睁睁看到他们走上了下坡路，将来自己会不会也落到这个地步呢？这么一想，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列夫对奥列格·波波夫爱之深、责之切。列夫本来非常喜欢他的为人，但后来看到他的种种变化，不禁拍案而起。奥列格·波波夫，那个有一半拉脱维亚血统的难友，曾被送到严惩犯人的劳改营去做碎石的苦工。他在碎石场饿得什么都不想了，只想面包。列夫和斯维塔一直不断给奥列格寄东西。看到他对文学感兴趣，两人很受鼓舞，觉得，爱文学就说明他心中有希望，于是两人常常猜测，他会喜欢什么书。奥列格在釆石场的时候，不可以给列夫写信（釆石场有规定，劳改犯之间不许通信），但可以给斯维塔写信：

非常感谢你为我费心，感谢你为我奔忙，感谢你的关心，感谢你的友谊。我内心的感受，不知怎样表达才好，可能这样的情感是不应该溢于言表的。有时候，我想列夫一定是个非常幸运的人，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像你这样的好人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

1952年12月，奥列格被押回伯朝拉，送到一个林区劳改营继续劳改。他从那里给列夫写信。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今天我收到一封短信，你绝不会想到是谁来的——是奥列格来的！我乐得像什么似的。他现在离这里才三公里，从那个劳改营转到这边儿来，他感觉就像是出了地狱似的。”

1953年，列夫不停地和那边的头头说，想把奥列格转到木材厂来。1954年1月，列夫终于把他转了过来。奥列格被编入一个木材拖运队，队里其他犯人都是从波罗的海那边儿抓来的。1月8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昨天，奥列格来看我们了，一别六年，他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衣食无着地熬了这么多年。万万没想到，脸色还挺好，身体不错，还是那么年轻。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笑了，有一些精神障碍的迹象。”可是，没过几天，列夫就不那么兴奋了，他大失所望，伤透了心。1月24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了这封信：

奥列格变了，和他相处，我越发不喜欢他了。我越来越觉得，他脑袋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主见，没有原则，没有感情。好卖弄，炫耀他有“独创精神”。独创精神是带引号的，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啥独创精神。独创精神是他过去的事儿了，他早就不是那样的人了。他从来不用平易的字眼儿，一开口总是装腔作势的。以前可不是这样啊。显然，这些年来，他的听众把他说话的习惯给改了，假话说得不那么含蓄了，太露骨了……当然，这是很悲哀的，我本来对人就很失望，又多了他这个例子——他不是第一个叫我失望的，还有别人，所以说，他给我火上浇油，让我更不舒服了。

五天以后，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他已经不搭理奥列格了，和他断交了。“大家都和他闹翻了，不光是我，那两个尼古拉也都和他掰了。斯特列里科夫历来就觉得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现在更烦他了。”

列夫心想，在劳改营再这么待下去，自己会落得什么结局呢。一想真是不寒而栗。他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卡在这里无法脱身：路上总有一些障碍，堵住了他的去路，害得他回不了家，不能和斯维塔团圆。列夫把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斯维塔身上了。

他俩已经两年半没见面了。1952年和1953年，斯维塔都脱不开身，伯朝拉，没能来得了。她妈妈肺结核卧床不起，她爸爸体弱多病。斯维塔必须在家照看他们。单位里，济德齐克病了，行政事务一股脑儿都压在斯维塔身上，她一天忙到晚。1953年3月，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列夫啊，什么事儿都得我去办呢，回家也轻松不了，疗养院也好，度假胜地也好，都去不了，去了也得像在家一样掉眼泪。”列夫给她打气，叫她出去度度假，可以去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去野营，并且叫她不要来伯朝拉。列夫预料，明年什么时候就会刑满释放了，可能是在1954年7月份吧。12月才释放也说不定，看内务部最终怎么决定了。1953年6月，他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如果有机会去阿尔泰或者埃里温度假，千万不要拒绝。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去……其他路线（暗指伯朝拉）太复杂了；如果咱们还得等一年，最多一年半，那就等吧，没问题。这回有希望了，斯维塔。

阔别了这么多年，还剩最后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是列夫在支撑着斯维塔。他俩的角色调了过来。列夫尽管还是焦虑，但是随着劳改营的条件慢慢改善，眼看着释放出狱的日期也越来越近，他的身体渐渐强壮了起来。而斯维塔在家照看父母，在单位忙工作，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

8月初，斯维塔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她得了败血症，发高烧。病好以后，她听列夫的忠告，去阿尔泰休假散步。她本想从阿尔泰回来以后去伯朝拉，无奈体力不支，只得作罢。列夫非常惦记她。

卡佳姨妈来信说你病了，可把我吓坏了。多亏邮局送来了你的电报，我才放了点儿心。所以，收到你从医院寄来的信，我也就没再恐慌了。我只是有点儿担心，你出行的时候，又犯病了可怎么办，这个病真是不可思议。

这么长时间没见到斯维塔，列夫非常苦恼。但是长年累月地等待，反倒让他悟到了一些好处，找到了一种慰藉：

斯维塔，我有话要对你说，越来越想和你说，都是些多佘的话，或许还会伤你的心呢，所以一直不想说出来。我是想说，这么长时间，只在照片上看到你的脸庞，真是苦了我了。虽然苦，思念你也是一种快乐。每过一天，这苦味就多一分，乐也随着多了一分。所以，我想说，心中这份情，有时候，时间和距离固然能毁灭它，但是也能滋养它，让它茁壮成长。

9月22号，列夫给她写了信，她前几次来伯朝拉都是这个时候来的。今年又来不了，又错过了一年。列夫请她放宽心，不要难过。这时候，列夫预料，1954年11月份可能会被释放出狱了。他告诉斯维塔，要坚强：

斯维塔，亲爱的，你千万不要怪罪自己——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前途在向你招手，幸福在等着你。你到处奔波，又是出差，又是照料父母，又是家务，还有你自己的难题，千万别把身体累垮了。这里的劳改营管理局那些王八蛋，今年他们更蠢了，比过去蠢了四倍，今年他们更坏了，比过去坏了四倍，官僚架子也比过去大了四倍。亲爱的斯维塔啊，说一千，道一万，只剩下十四个月了——这回可不多了。斯维塔啊，要保重身体，好好地活着，不要疑神疑鬼的，不要愁，要快快乐乐地活着。

斯维塔回信说：

当然啦，列夫，就剩十四个月啦，不是十四年啊。我心情好的时候，会想起这些。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真是难受。确实不应该把身体累坏了，做事应该快、应该轻而易举就办好，不费什么事就把事情办成，可我还没那两下子啊。

眼下，斯维塔的主要任务，就是两件事：第一，要先做好计划，列夫释放出狱后应该干什么；第二，要好好考虑一下，将来他俩一起生活的地点，应该选在哪里。释放出狱的时候，内务部会发相关的证件。只有领到手了，才能知道哪里许可居住。哪些城市不许可居住，内务部发的证件上会有明文规定。但是，很可能不会允许他回莫斯科（距离各大城市一百公里以内的地方，新释放的囚犯基本上是禁止居住的）。能用得上他专业技能的工作不好找。但是，列夫安家的地方，离莫斯科越远，就越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作。不过，那样一来，斯维塔要见列夫可就难了，除非她把父母留在莫斯科，自己一个人跟列夫到外地去。

这些问题，列夫和斯维塔早在1949年就商量过了。那时候，斯维塔曾经建议列夫考虑一下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尔塔瓦，或者外省的其他城市。去那些地方，列夫有可能找到教师的工作，斯维塔也能来和他同住：

列夫啊，为什么你不想当老师呢？我不知道波尔塔瓦那一带情况怎样，但是，依我看，越是遥远的地方，机会越多。当然喽，认真谈这个话题，现在还为时过早，六年⁸⁸[1]后形势会怎样，咱们现在一点儿都不清楚。到时候，也许一切都和现在一样，也许不一样，也许我们也不一样了呢。如果一切照旧，那么，你知道的，不管是晴是雨，我都没问题——最好下雪。

到了1953年底，斯维塔看好了雅罗斯拉夫尔。有一次出差去检查工厂，她去过那里。从莫斯科去，坐一夜火车就到了——这样她看父母就容易了——他俩学的专业，那边都有对口的工业，所以都能找到工作。12月15号，她从北方的伏尔加给列夫写了一封信：

雅罗斯拉夫尔这个城市很不错，不像鄂木斯克那么富有田园风光。这个城市有笔直的大马路，街道很长，有不少林阴大道、花园，两三层的楼房也挺多。市中心和工厂附近还有四五层的楼房。人不怎么土气，至少我在剧场没看到有人穿荒唐可笑的衣服，也没看到浓妆艳抹的女孩儿。她们去剧场看戏没穿靴子，也不嗑葵花籽。这里食品供应也比较好。有很多乳制品——露天市场和商店里都有卖的（奶酪、农家干酪、酸奶、奶油）。肉的供应情况不怎么好，但是，蔬菜倒有的是，要什么有什么。荞麦、白面、糖、甜食、糖果，等等，都总有货。有各种葡萄酒，种类很多（不像鄂木斯克，只有一种苦艾酒）。面包质量确实好，味道很地道，看当地人在食堂吃得都不错。

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考虑：沃罗涅日（在顿河中游），在莫斯科南边，离莫斯科四百公里，比雅罗斯拉夫尔远一倍，但这个地方有几个优点。济德齐克推荐去那里。12月10号，斯维塔给列夫写的信里说：

M.A.说，沃罗涅日比雅罗斯拉夫尔强，气候更温和（我看不一定，那里夏天特别热），还说，那里空气中没有橡胶味儿（工厂都不在市中心），雅罗斯拉夫尔市内有橡肢味儿。春天或者夏天，我去沃罗涅日看看怎么样。去那里要十个小时左右（也是坐夜车）。爸爸过去挺喜欢沃罗涅日——他和妈妈曾经认真商量过，要不要搬到那里去住（战前）。

列夫回信说：“我也听说那里不错，但我想，既然你父母还没打定主意要搬到那里去住，咱们住的地方必须能当天赶到莫斯科才行，或者朝发夕至，或者晚上上车，早晨到。时间再长不方便。”其实，列夫有点儿悲观，觉得将来真能和斯维塔住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想到很远的地方去落户。如果太远，斯维塔在列夫和父母之间来回跑，就疲于奔命了。

斯维塔和亲朋好友商量，沃罗涅日行不行。1月19号，她给列夫写信：

我问过别人，沃罗涅日和雅罗斯拉夫尔这两个地方哪个好，谁都说沃罗涅日好。他们一点儿都没犹豫，都说沃罗涅日好。第一，那里有很多学校，学校都会对所在的城市有所熏陶的，文化氛围更浓。人也好像比雅罗斯拉夫尔友好。街道也更加漂亮。气候也更暖和。不知道天气暖和好还是不好。好像冬天照样还是很冷的。冬天不冷可就坏了。我特爱冬天。不过，夏天那里肯定相当热吧。

缺点如下：距离远了一倍，虽然经过重建，市区得以修复（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但是还有很多房子没建起来，所以，住处很可能不好找。这里（研究所）毕业的人，只要在工厂找到工作，都给一个房间，有的甚至还能分到一套房子。但是，如果自己找房子，可能会有点儿难。他们工程师不够，还要招人，所以待遇会更好吧。不过，我这只是瞎猜了。

列夫现在最为关切的，就是不要拖累任何人，把大学毕业证书办下来，这样才能继续搞原先的专业。不过，关于居住地，他还是想住在雅罗斯拉夫尔，因为离莫斯科更近。他在信里告诉斯维塔：

至于是不是落户在雅罗斯拉夫尔，我还没有准信儿给你。很多人被迫在这类城市的郊区落户。但也有人住在利沃夫这样的地方。为什么有的去这儿，有的去那儿呢？不清楚这里面有什么来龙去脉，是当官的脑袋一热就把人发到那里去了呢，还是因为个人资源的关系，包括动用维生素（暗指行贿）的能力有多大。反正我觉得，距离雅罗斯拉夫尔十到十五公里，去那里落户是办得到的。我可以先投奔尼古拉（劳改犯，在木材厂服刑）的朋友们去，把行李放他们那里，在那儿住几夜，然后我就能找到个旮旯安身，也能找个地方工作了。关于工作：不找到工作，不找到住的地方，家人、朋友，我都不想见，也不会去见。办理毕业证书，我不能指望别人会帮我办。我想，等我到了上帝给我安排的地方，一切都办理停当以后，最好还是我自己去办。文凭没办下来之前，我先看看哪儿有电气设备，找个钳工之类的活儿干干，没别的要求，只要每月能有五百到六百卢布就行。等毕业证书办好了，就能换工作了，或者在原单位，或者换单位……我想，这个“过渡期”估计有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列夫已经跟斯维塔把话说在了头里，在这个“过渡期”，只能偶尔去看看她，每次去也只能待几个小时。释放前，当局会定下条件，责令他在莫斯科的连续逗留时间不许超过二十四小时；在外省城市找到工作，要像所有苏联人一样，每周必须工作六天。但是列夫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将来有一天”，等拿到了大学文凭，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最终会让他回家的”。在那天到来之前，列夫说什么也要让斯维塔和她父母住在一起。列夫等着和斯维塔团聚，都等了这么多年了，所以他练出了耐性。

我亲爱的斯维塔，这封信里写的只是我的初步设想，若有不妥，请不要往心里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工作，咱们早晚会找到的。如果不是十全十美，那也没办法。至少比过去好，也比现在强。斯维塔啊，当然喽，你需要离你妈近点儿，不只是你妈，你爸身体也有可能出岔儿（他们现在的状况已经够差的了），你要是走了，他俩的健康说不定会恶化的……也就是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想办法找一个离你尽量近一点儿的工作，即使不能朝朝暮暮都在一起，一周七天，至少能有一天在一起。这也比过去十三年好了不知多少倍呢。

1954年，苏联露出了解冻的迹象，列夫觉得更有盼头了。3月25号，他在信中写道：“春天来了，已经来了三天了。前天刚下了雪，地面上已经不见了白色，满地烂泥，下不去脚，一落脚就陷进去了。”这一年，列夫在那盎然的春色里看到了前途的希望。劳改犯大批释放，并且越放越多了。他预期，今后几个月，说不定哪天，自己就会自由了。展望前程，出狱在即，列夫朗朗吟起诗来，尤其是普希金的诗句，更是他的最爱：

企盼着荣光和善良，

我无畏地望着前方。

斯维塔知道列夫快回来了，心情为之一振。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这几天，我一直都想告诉你，最近我的心情好极了。我对谁都可好啦。我高兴啊。早上，我去赶电车，觉得仿佛你像当年一样，又在路上等我呢，并且人约黄昏后，整个一晚上都是咱们的啦。”

这久别的重逢，会在哪儿见呢，又怎样见呢？回来的头几天，斯维塔要和列夫单独在一起，不许別人打扰。为了能和列夫单独在一起，斯维塔做好了准备去接他，把他接回家，去哪儿接他都成，到伯朝拉去接他都没问题。斯维塔给列夫写信说：

将来我可以把你一个人放走，一两个月不见也可以，但是此时此刻，我不想让你走出我的视野，一小时也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来接你行不行。我来接了你，才能把你移交给所有的姨妈呀，让她们每人都能和你待上足足几分钟的时间……有我在，你就不会孤单啦，永远不会。我保证。你走到哪儿，我都在后面跟着你。我要像个尾巴似的跟着你。像尾巴没关系，至少不用担心又把你弄丟了。你回来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不想有其他人在场，任何人都不许在，你姨妈、我父母、任何朋友，一概不行。我要把你独自占有，这是我的坏脾性。

列夫也想马上见到斯维塔。他希望能从伯朝拉直接到莫斯科来。5月10号那一天，列夫写了一封信给斯维塔：“哪怕只能待一两天也行啊，只要能见到你就行。”

列夫很悲观，觉得获准回莫斯科定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回莫斯科生活，需要有一个“干净的”户口本。要想拿到这个“干净的”户口本，只有两个途径：第一，正式平反昭雪；第二，释放的时候得到赦免。可是，这两条，哪一条都没什么希望。4月11号，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这个事情的本质，我弄明白了。依我看，现在怎么努力也办不成。完全平反是不可能的，以前的定罪如果不取消，现在赦免了将来也没什么好处。”列夫心里有数，扣在他头上的反国家罪，上诉也推翻不了。因为他在德国集中营的时候，德国人叫他翻译，他照办了。所以，1945年审判他的时候，即使把他战时的表现综合考虑在内，仍然会被定罪，只不过刑期会短一些而已。户口本上仍然会注明：此人曾被判刑。

关于扣在他头上的罪名，列夫现在不是一概否认了，而是部分否认。这是个新的想法，以前他可不是这么想的。以前（1946—1947年），他俩商量过是不是要上诉。斯维塔建议，应该争取把这个判决推翻掉。当时，列夫还没有部分认罪的想法，也没有用这个想法来反驳斯维塔的建议。或许，多年的劳改已经把他的棱角都磨平了，到头来，逆来顺受，蒙冤也不做声了。劳改营肯定给他开了眼界，让他认识到，原来，他的处境没什么特殊的，很多人都像他一样惨。5月10号，列夫向斯维塔解释说：

我要是觉得，自己作战有功，配得上作战英雄的称号，或者至少应该荣获奖章，那我就会申请复审了。但是，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相反，我也觉得自己有罪，只是没有（判决书上写的）那么严重罢了。如果起诉书里写的一切都对，并且得到了全面、正确的审理，那么我可能会被判五年，或者三年，或者更轻。但是，还是有点儿事儿的，有事儿就有“连带的一切后果”。所以不能要求做没事儿处理。没事儿的处理，怎么处理呢？根据什么呢？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难办。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难办，就对每一个人都网开一面，这是办不到的。如果只对一个人网开一面，为什么那个人应该是我呢？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非选我不可呀。因为我能做更有趣、更有益的工作么？其实，我觉得，我就做我现在这个活儿（电工）最有益了，让我搞科技，还不如当电工用处大。做科研工作，我就更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当科学研究人员，这辈子算甭想了。要说当个普通技术员，还可以。

到这个时候，斯维塔也想开了，列夫释放后，他俩很可能还得分居两地。分居，她也认了。既然列夫进不了莫斯科，只好听天由命，两地分居了。阔别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出来了，还得分居两地，斯维塔真接受不了，可是父母离不开她，得她照料啊。斯维塔想，列夫若能获准在附近什么地方落户，离莫斯科不太远，那就万幸了。5月2号，她给列夫写了一封信：

我早就想给你写一封信，谈谈重要的事儿，可是一拿起笔来，我就犯愁了，写不下去，只好搁笔。我愁的是，六个月以后，事情还是解决不了，咱俩还是不能在一起生活。试想，到时候，妈妈病情恶化了，爸爸又得了什么病，保姆要走，发生世界大战，或者哪里又出了事儿什么的，而我又走不开，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偶尔去看看你。我真得做好思想准备。所以，我干什么工作都无所谓，考虑都不必考虑，只要离得近就行。哪里最近？我猜，加里宁最近吧。可是，越近，你越不好找工作。例如，亚历山德罗夫很近，郊区通勤车都能到那里。可是，那里人才济济，什么专家都有，所以，工作肯定不好找。不过，咱俩将来要是生活在一起了，我的工作呢？这事儿也得考虑，不能忽略了……现在还不用马上去想，眼下应该想更有趣儿的事儿：你的到来，咱俩的团聚，要离得越近越好，还要非常自由，不可以被工作綁住，想来也来不了，那就糟了。回来以后，你还要去见几个人，把悬在你头上的那些旧雨伞垃圾都清理掉⁸⁹[1]。如果办这些事儿一时没法儿出去工作，那就先不工作，没关系。几个月没工作没关系，世界上这样的人有的是，不光你一个……

斯维塔提到加里宁，列夫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非常感兴趣。加里宁，原来叫特维尔，是一个外省城市，离莫斯科不远，在莫斯科北边，莫斯科通往列宁格勒的火车经过那里。其实，列夫也一直在考虑加里宁，他琢磨着，从伯朝拉劳改营出来以后，如果当局允许，也可以去那里落户。列夫5月10号给斯维塔回信如下：

我也在考虑加里宁呢。不知道那里能找到什么工作，条件是不是和亚历山德罗夫一样。既然咱们现在只是初步设想，没定下来，为什么只考虑一个地方呢，哪里都可以考虑嘛，只要有火车站就行。有火车，交通就方便了，别的都无所谓。你考虑加里宁，主要着眼点是什么？不管怎么说，我找一找，看这里有没有特维尔人，问问他们，那里怎么样。那地方很可能不错，反正有伏尔加河，错不了。不过，也麻烦，说不定人满为患呢。

斯维塔提到加里宁，“只是随便一提，没有详细说”。她听说，那里要新建一个轮胎厂，于是琢磨着，说不定她和列夫都能在那个新厂找到工作呢，有可能。“那个城市正在全面发展，莫斯科的郊区电动火车很快就要通到那里了（铁路线路很好，每天至少有六趟长途列车要经过那里）。加里宁距离莫斯科一百六十七公里，只要四个小时就到了。舒尔卡·亚历山德拉·切尔诺莫尔迪克去年夏天去过那里，她说很喜欢那个城市。”

与此同时，斯维塔把沃罗涅日和雅罗斯拉夫尔两地的工厂情况了解得更透彻了。她不喜欢雅罗斯拉夫尔那个轮胎厂：“太大了，进去以后走丢了，别人找都找不着。”如果列夫在那里找个工作，这正好，别人都不会注意到他这个曾经的劳改犯。沃罗涅日就不行了，会“更显眼”。有弊也有利，沃罗涅日那个厂，专业技术人员少，所以列夫找工作比较容易。6月1号那天，斯维塔给列夫写了一封信：

我在家里随便问了问爸妈，问他们愿不愿意搬到沃（沃罗涅日）去住。爸爸问：“为什么？”妈妈说：“不愿意。”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讲，所以就没往下说。何必让他们着急呢。这个事儿，不必马上定下来，“以后”再说，先不着急。

斯维塔参照火车时刻表，把目前要考虑的各个城市列出了一个清单，每个城市旁边都标上了距离莫斯科有多少公里。她在表格的下面写道：“看这些地方怎么样。我的了解？一无所知。工厂和发电厂肯定哪儿都有。别的就不知道了，欲知后事如何，就用咖啡渣算命吧⁹⁰[1]。然后，斯维塔把各个选项一一列了出来，以便选择：

以下选项，可以考虑：

一、如果半径小于一百公里，我可以住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工作，坐火车来看你，也可以和你住在一起，坐火车到莫斯科上班，晚上回家。半径越小，这两个方案就越方便。

二、如果半径小于二百公里，但大于一百公里，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继续住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工作，我来看你。

三、如果半径大于二百公里，还是可以住在莫斯科的，但是就不能那么经常来看你了。和你住在一起，同时继续工作的话，雅罗斯拉夫尔就是最佳选择了。如果选雅罗斯拉夫尔，还可以有如下的选择：或者我爸妈继续住在莫斯科，或者我把爸妈也随迁过来（舒尔卡认为完全可行，但我想，妈妈不会同意）。半径还可以再大些，但是，如果爸爸不想退休，还想继续工作的话，那就还得选雅罗斯拉夫尔，或者沃罗涅日。我们住惯了莫斯科，把爸妈搬到外地，不知道值不值得……外省安静，空气比这里清新，莫斯科这里乱糟糟的，东奔西跑的。还是外省对他们更有利。但是，莫斯科食品供应比较好，药品也充足（虽然舒尔卡说，吗啡哪儿都有）。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案，肯定是大家都住在一起，这样我就放心了，就不会崩溃了。如果分居两地，我的荨麻疹总也好不了不说，还会见人就看不顺眼，非要把人家打个落花流水不可。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好处：省钱。两个家总比一个家费钱……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斯维塔进退两难，很是苦恼。一方面。要照料父母，这是做儿女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想和列夫在一起。她左右为难，心情烦躁，非常郁闷。今后到哪里去住呢，愁得斯维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可是还有一个更担心的事儿在后头呢：将来和列夫生活在一起，日子会过得顺心么？这一刻已经等了十五年了，眼看就要等到头了，斯维塔疑虑重重，心里没有底：

我现在大头朝下，一头栽进了泥坑里，在泥坑底下挣扎着无法自拔。想来惭愧，我没好好学习，也没尽好孝道，工作碌碌无为，只为自己奔忙，为上帝尽心了（别人侍奉上帝，肯定比我虔诚。如果将来上帝让我升入天堂，那都是你的功劳）。万一将来我贤妻良母当得都不称职，那我只好上吊算了。我现在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我害怕把妈妈一个人扔在莫斯科，除了这个担心，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如果相夫之道我也不会，那可怎么办啊。说实话，我真有点怕呢。

列夫心里也很紧张，他也有他的疑虑。不过，他信不过的不是斯维塔：

斯维塔，亲爱的，上吊大可不必，你这个小傻瓜！现在也不必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你可真是妄自菲薄。你就做你自己就行了，别的，咱们都不需要。天下还有你做不好的事儿么？不管将来你的身手如何，你都将是一把好手。有没有贤妻良母的持家之道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就不是贤妻良母了？你我之间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缘分，使我们彼此不离不弃，长相厮守，这是无价之宝啊……你不应该把母亲一个人留在莫斯科。我也像你一样，心怀恐惧。说真的，我是担心我自己，不是担心你。据朋友们说，根据他们的回忆，和我生活在一起，我这个人不容易相处。但是，我说你应该和你妈生活在一起，不是因为我这个人难以相处，而是担心你爸妈：如果咱们把你爸妈扔在莫斯科，咱俩永远都会放心不下的。我已经觉得对不起她了（不只是此时此刻，一直都有这种感觉），你如果为了我舍她而去，让我这良心往哪里放？我暂时能想到的，就是争取创造一种局面，我是说找一个地方，找一套房子，要你妈也能接受的，最终我们都住到一起。现在我们两眼一抹黑，还能指望什么别的呢？

什么时候会被释放，列夫也不知道。6月4号，他写道：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还阴影重重，不明朗。但是我已经开始寻思了，要把我的书一点一点儿地寄回家去。只是不知道往哪里寄。我有两个行李箱，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书。我要整理一下，压缩到一箱子半，分成小包寄出去。不知道出狱以后先去哪里，走到哪都拖着两大箱子书太累赘了。但是分小包寄走，往哪里寄呢？寄到你家还是寄到尼基塔叔叔家？

六天之后，“前途如何，还是没有确切消息”。释放的程序如何，不得而知。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

官方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签署任何文件。获释出狱的人，今天办这样的手续，明天又办那样的手续。天天变，没个准儿。

事情还在未定之天，列夫制定了一个临时计划，打算先去马拉霍夫卡，去尼基塔叔叔家住，争取把大学毕业文凭办下来。他想，有了文凭，找个好点儿的工作，找个落脚的地方，能容易点儿，申请把户口落在离莫斯科五十公里以内的地友，获批的几率就大了。

我要先住在尼基塔叔叔家，白天出去办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得一步一步从头办起。然后找工作。当然，凡是期待我回来的人，我都要去看望他们。我原来下定决心，要自食其力，绝不去寄人篱下。现在，先别要这个强，过一个月再自力更生也不晚。做这么多年苦工，休一个月假，也不为过。这个理由也算合情合理。如果明年不死，还可以把债还清……过了这一个月，或者这一个月快过完的时候，如果还没办成（文凭没办下来，在莫斯科附近找工作也没找到），我就去加里宁。反正我俩觉得哪里方便，我就去哪里。到那儿找个工作，再找一个屋顶、四面墙，然后就等着花好月圆的时候你来了。

6月7号，斯维塔的父亲去希罗科耶（Shimkoe），住进了疗养院，整个夏天都要在那里疗养。十天以后又犯病了。斯维塔急忙赶到疗养院陪他。虽然没有瘫痪，但是非常虚弱，出现语言障碍，吐字不清。斯维塔给列夫拍了一张电报：“爸爸第二次中风，雪上加霜。稍见好。我现在住在希罗科耶·波洛戈夫斯科耶（Shimkoe Bologovskoe）。”列夫估计再过几天就能被释放了。这一天终于快到了，但是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要走了，心中有些伤感。各位难友，朋友一场，日后他会想念的，例如，斯特列里科夫，现在病魔缠身，列夫不忍离他而去。此情此景，列夫在他最后一封狱中书简中详细说给斯维塔听。如果把过去八年写的信编上总的序号，最后这封信就是第647封了：

1954年7月9日，第29封

亲爱的斯维塔，电报收悉，今天又收到你29号的来信。希望明天还能收到你的信。亚历山大·阿列克谢维奇（斯维塔父亲名）身体怎样？你母亲呢？过去这个星期，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帮斯特列里科夫“还了旧债”，他各种各样的指令、诺言，我都帮他办了。说来有点儿奇怪，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和老朋友离别了。心中有点儿舍不得，当然是舍不得这些人了，再不能和他们朝夕与共了，令人怆然。有些人还能再见面，可能不久以后就能再次相聚。对了，斯特列里科夫现在比我们大家都自由，可以随意走动。所以，他心情好了很多。上两个月，他挣的比平时多了三倍，首先是因为他各项计件工资都涨了。第二，有个车间主任休假去了，他现在临时代理……

我在这里没找到加里宁的人，不过没关系。尼基塔叔叔家，如果只能住两三天，不能多住的话，也没事儿，我就去加里宁。还要在这里待多久，现在尚不清楚。再怎么也不会超过一星期。最近这里高温，已经十多天了，昨天将近三十八度。我今天才第一次游了泳。

前天，我和尤施凯维奇在一起，我让大夫给我敲了敲前胸后背，好好听了一下，还是四年前收我住院的那位大夫。他说，我身体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不用担心。我完全同意大夫的诊断。我还没给我姨妈写信呢。明天我给尼基塔叔叔写信。

保重身体，斯维特。

十二 终成眷属

1954年7月17日，列夫获得释放。屈指一算，他在伯朝拉劳改了整整八年零四个月。当时被判十年劳改，由于1948年下来新规定，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可以抵扣刑期，所以，列夫获得抵扣刑期一年零八个月。为了给出狱做准备，列夫在厂里钉了两个木头箱子：一个装衣服、床单和其他个人用品；另一个装工具——钳子、扳子、锤子、螺丝刀，将来不管是当技工，还是当电气工程师，都是用得着的。列夫一手提一个沉重的箱子，走出了犯人宿舍区。终于自由了。

但是一下子还走不了。首先得去办出狱证明，这个证明要经过内务部审核，得一个星期才能办下来。等待期间，列夫住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家，在工业区里边。1947年斯维塔来，列夫就是在这个房子里和她见面的。释放前不久，列夫给斯维塔写信，通知她来信寄到新地址：“信，暂时还像以前那样，寄到这里来。但是，从下封信开始，最好寄到玛利哑·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娅那里。”

在伯朝拉最后这几天，列夫一边和朋友们一一告别，一边收拾东西。尼基塔叔叔家住在马拉霍夫卡。列夫把书打成包，寄到他家去，他家有地方放。列夫还到卡宁的市场去了一趟。卡宁也是一个劳改营，离伯朝拉不远。他早晨去晚上回。那天，他还带伊戈尔一块儿去了。伊戈尔是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儿子，十一岁了。这孩子生下来就在伯朝拉，长这么大，哪儿都没去过。那天，天气非常热，去卡宁要走很远的路。路上，伊戈尔头疼了起来。到了市场，列夫给伊戈尔买了一个冰淇淋。伊戈尔从来没吃过冰淇淋，这是头一回吃。伊戈尔后来回忆说，“在伯朝拉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美味”。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忽然有个小孩儿走了过来，穿得破衣烂衫的，缠着他不放，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冰淇淋，好像在看什么神奇的东西似的。列夫可怜这孩子，把精打细算攒下的钱掏了出来，也给他买了一个冰淇淋。

出狱证书批下来了，列夫现在终于可以走了，可以离开伯朝拉了。他向朋友们最后一一告别，道完珍重，从木材厂的大门走了出来。木材厂，这个劳改营，别了！列夫提着那两个木箱子，向左拐，走上了莫斯科大街，又向右拐，到了苏维埃大街，这是劳改营的主要干道，路很长，横贯全城，一直通到火车站，从木材厂走到火车站，一共四公里。进了火车站，列夫等着开往莫斯科的火车进站。这趟车是从沃尔库塔开来的。这条铁路线都是古拉格的劳改犯修的。内务部给了他一张火车票，拿着这张火车票，可以一直坐到加里宁。不去别处，去加里宁，为的是先找个住的地方。

列夫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先找到斯维塔。火车到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深夜了。到处漆黑一片。列夫在雅罗斯拉夫尔站下了车，走到斯维塔家，不料，“窗户都熄灯了”。列夫不想把大家吵醒。这时候，喀山站去马拉霍夫卡最后一班车，快开车了。于是，列夫急忙赶到喀山站，上了车。那一夜是在尼基塔叔叔家过的。第二天早晨，回到莫斯科，来到斯维塔家门口，轻轻敲了敲门。1941年出发上前线，一晃儿十四年没来了。此时此刻，也像当年一样，是斯维塔的妈妈开的门。列夫回想当时的情景：“阿娜斯塔西娅（斯维塔妈妈名）自己也有病，她说，亚历山大·阿列克谢维奇（斯维塔爸爸名）得了中风，现在疗养院疗养，斯维塔在那儿陪护呢。”列夫心中想象的场景不知在眼前浮现过多少回了，估计有百万次之多吧：他敲了敲斯维塔家的门，斯维塔开门拥抱他。结果却不是这样。

列夫又回到火车站，坐车坐到波洛戈夫斯科耶。疗养院在希罗科耶，波洛戈夫斯科耶是离希罗科耶最近的火车站。下车以后，列夫徒步走了过去。列夫身上穿的衣服就是离开伯朝拉时穿的那身衣服，他面色苍白，瘦得皮包骨，再加上大热天坐长途车，风尘仆仆，一脸疲惫不堪，一看就知道是刚释放出狱的犯人。疗养院的医护人员不停地打量他。列夫在病房里找到了斯维塔，她正陪着爸爸待着呢。斯维塔本来是想，这久别重逢的一刻只有他俩，没有别人在场。六个月以前，她在信中写道：“别后初见，不想有别人在场。”现在没关系了：终于团聚了，团聚了就行，别的都不在乎。在见面后最初的这几个小时里，亚历山大是他俩关注的焦点。他俩坐在他的床边。斯维塔的哥哥亚拉，这时候也到疗养院来了，和他俩坐在一起。此时此刻，列夫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一家人了。五十多年以后，列夫回想起当时感人的一幕：斯维塔的父亲躺在床上，坐不起来，招手叫列夫过去。列夫走过去和他接吻，他也吻了列夫。亚历山大对列夫说，他有三万卢布的存款，“给你和斯维塔”——这钱够买一套房子了。他老人家的这片心意，列夫非常感动。他明白，亚历山大已经同意自己和斯维塔的婚事了。

那天晚上，列夫在疗养院给斯维塔的妈妈写了一封信，仿佛已经是她多年的女婿似的：

亲爱的阿娜斯塔西娅：

斯维塔叫我给您写信，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您，写这封信就是这个目的。首先，亚历山大身体比我想象的要好。上次听您说的情况，我没想到他身体这么好……他兴致很高，还开玩笑呢。思维清晰，记性特好，但说话还有点儿问题：发音有点不清楚，但是语句全都很连贯。如果他想强调什么事儿，就会把话说得有板有眼，非常清楚，但是一听就知道，发音有点儿费劲儿。

斯维塔很可能累了，但表面上看不出来。我看她脸色挺好，但是不知道前些日子怎样，所以无法比较。我们分到了住处：亚拉在第五别墅，走路一分半钟就到。我现在和亚历山大、斯维塔在一起呢。迄今为止，一切顺利。

如果最终定下来，亚历山大29号出院的话，到时候斯维塔就把他接回家……现在这里天儿有点儿凉，时不时地下一阵儿雨，但是我们不在乎，经常到户外去。我和斯维塔出去想采摘一点儿红树莓（raspberry）来吃，但是树林里地上浸了水，没敢进去，所以只好散步了。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欣赏着周围的田园风光。

这个地方真漂亮。景色刚刚变了，令人耳目一新。即使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来，照样会令人心旷神怡的。情况就是这样，该说的好像都说了，先写到这里吧。

请保重身体，我们大家向你们致意。列夫。

三天以后，亚历山大转院了，转到了莫斯科一家医院。斯维塔陪爸爸一起去了。列夫动身去了加里宁，他必须去警察局办理住处登记。刚刚团聚就又分开了，不过，大家心里知道，现在人都在一起了。

在离开伯朝拉之前，列夫找了个人，请他帮忙把户口落在加里宁地区。这人是个司炉工，在车间里干活，他家在库兹明斯克耶（Kuzminskoe），就在加里宁旁边儿。他给了列夫一个地址，是个女人的家。他说，可以在她家暂住。库兹明斯克耶是个破破烂烂的村子，有五十户人家，还有一个荒废的教堂，村子里有一条小溪，有个池塘，几块田地，走半个小时有个火车站，莫斯科到加里宁线上的火车在这里有一站。村子边上有一个脏兮兮的小破房，房子旁边还有一个小果园。这里住着玛利娅·彼得罗芙娜（MariaPetrovna）和她的孩子们。列夫就是奔她大儿子来的，请他帮忙找个活儿干。

列夫到的时候，他不在：现在是秋收时节，他去集体农庄干活儿去了。列夫本来希望在这儿租一间房住，可是玛利娅要租给他的那间实在是太脏了，列夫就没住进去，暂时先在外面的干草棚里凑合凑合，准备日后再到别处找个地方住。8月1号，列夫写信给斯维塔，把他的情况介绍了一番：

我很快找到了那位妇女。要帮我在加里宁住下的就是她儿子，当时没在，去集体农庄干活去了，四五点才能收工回来。所以，明天我自己去办办看，争取办个护照⁹¹[1]等等。今天我去一趟加里宁，买点儿茶，给孩子们买点儿糖果，再给这家人买几个汤匙什么的。这家的妈妈是卡累利阿（Karelia，与芬兰接壤）人，大约五十到五十五岁。她那两个小儿子，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四岁。这家人不错，就是不怎么收拾家，家务没人料理。我这个人，经过这些年，什么都能将就了。可是，这儿，就连我也待不了，太脏了。不过，按照起码的礼貌，还不能马上就走，那就住三四天吧。过了这三四天，我得换个地方，搬到别的农家去住。单门独户的房间（记住，我们提出的条件，这一条最重要），你说根本找不着吧，倒也不是，但肯定是很难找。明天，我要把情况好好考虑一下。眼下，先在玛利娅·彼得罗芙娜的干草棚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很单调，挺没意思的，村子附近很无聊：平缓的山坡上种着庄稼，每隔一两公里就有一个村子，人都面黄肌瘦的。村里有花园，我们这个村子也有，花园里有苹果树、樱桃树、浆果树。当然还有菜园子了。樱桃六七卢布一公斤，黄瓜二点五卢布。昨天他们给我吃的是烤土豆和黄瓜，今天是鹅蛋和牛奶。

没护照，就找不了工作。列夫离开伯朝拉的时候，内务部还没发护照。所以，他得向加里宁警察局申请护照。这可就难办了：办护照需要递交一些文件，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出生证明。列夫去了一趟又一趟，花了很多时间。8月4号，他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

为了走出这个恶性循环，昨天我直接去找当地警察局的护照科科长。起初他还不信，后来，我猜想，他看到我很为难的样子，不像是说谎。批准护照的事儿，他们自己决定不了，得请示“莫斯科”。运气还真不错，一打听，莫斯科有个代表，人正好在这儿。他们建议我去找他说说看。本来约好下午四点见我，可是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和别人已经谈上了，把我推迟到今天上午。现在是上午十点，我现在在中心邮局等着呢，到点我再去找他。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天，列夫搬出了干草棚，在附近一所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房东是一对老夫妇，姓罗欣。列夫希望，搬到这里就可以去村苏维埃办理居住登记了，有了居住登记就可以申请护照了。他给斯维塔写信，谈了这个情况：“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村苏维埃。真是不可思议，这个村的村名居然是基督教福音书上的地名：以马忤斯（Emmaus）。咱们得去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位乡绅这么会开玩笑，给这个村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儿。”于是，列夫就走上了通往以马忤斯之路⁹²[1]。到那一看，办理护照的窗口已经关了，人家给他一个回执，叫他下星期再来。村苏维埃主席是个女的，见他当过电工，立马给他一份工作，叫他去当地一个小发电站干活。列夫想去的不是那里，所以没要这个工作。他要去的地方是加里宁，打算到那儿去找个活儿干。

护照拖了很久也没办下来，非常耽误事儿。列夫早就计划去看斯维塔，可是护照的问题把他给拖住了。8月7号，他给斯维塔写信说：

暂时还来不了，时间还得往后拖。我昨天给你打过电话（是个女孩接的），想尽快告诉你。护照“或许今天下午四点以后”能批下来，但是很可能还要等到办护照的窗口下次开才能领到，下次开是星期二。然后还要拿到村苏维埃登记，登记完了还要到警察局。警察局下次开可能是星期三，不是星期三就是星期六（相关的办公室每周只开三天）。这么多繁文縟节，真是无聊。内务部派驻伯朝拉的那些白痴，该死。

列夫在库兹明斯克耶也忙个不停。他很喜欢罗欣夫妇俩，但他是城里人，觉得他俩的农民生活方式有点奇怪，也很原始。而乡下人大多都像这样生活。列夫给斯维塔写信描述了一番：

我的房东，这老两口——彼得·库兹米奇和马尔法·叶戈罗芙娜——不认字，也没有孩子。他们的木板房有几个小套间，还有一个大房间，大约六米见方的样子，房山头有个小厨房。这家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和原来那家比，堪称非常干净了。这里有一股氨水味儿——猪圈就在隔壁（猪圈和院子都在一个屋顶下），同时兼做厕所。这种布局，以前从来没见过。很久以前，我听过一首民歌，歌里唱到，特维尔的村庄都是这样。过了二三十分钟，鼻子就闻不到这个味儿了。这里又安静，又宽敞，我写字的桌子光线特别好（前边有一个窗户，左边还有一个窗户），房东性情也非常安静。住在这里十分愜意。

老两口让我睡大房间的沙发床，一天三顿饭全包，每天十卢布：

一、早饭——和他们一起吃，午饭、晚饭也和他们一块吃——土豆加黄瓜，农家干酪，茶。

二、午饭——还不知道吃什么呢。

三、晚饭——不是汤就是荞麦粥，还有牛奶。晚上没有茶。床单、被褥，他们都没有；谁洗衣服，没说。那位老奶奶很可能不会洗，都七十岁了，不去集体农庄干活了。那位老爷爷在集体农庄修理马鞍子。他喝伏特加，抽烟，有肺结核。但是总的来说，人好像很不错。我得给他们买几把餐刀，再买几把叉子，因为他们家只有一个茶壶，两个盘子，几个汤匙，别的什么都没有。真是没想到。

从库兹明斯克耶到加里宁，才十二公里，列夫可以走着去。他去加里宁转了转，把在那里住的好处一一讲给斯维塔听。列夫认为加里宁是个“壮观的”城市，广场和街道都很漂亮，历史建筑保养维修得很好。他给斯维塔写信说：“就拿莫斯科高尔基大街来说吧，有些房子盖得浮夸俗气，一点儿品位都没有。这里没有那样的房子。”但是，加里宁住房很紧张，公寓式的房子，基本上找不到。城里新来了很多人，全是刚刚获释的劳改犯，都看好了加里宁离莫斯科比较近，纷纷涌到这里来。这些人住在简易旅馆里，每天光是床位就要七个卢布。列夫想起斯维塔的爸爸给他俩的那笔钱，心里琢磨着买个房子要多少钱。

加里宁郊区的房子，买个极小的房间都要一万四千卢布。由此可见，三万卢布是买不了总督府的。加里宁，最好看都不要看，试试雅罗斯拉夫尔吧，或者沃罗涅日。如果真想买，你爸爸不妨亲自来看看，不用急，慢慢来。最近，村里有人买了半个农舍，得修理才能住，修理的费用要自掏腰包，他花了一万卢布，还觉得便宜呢。

斯维塔最近出差去雅罗斯拉夫尔检查工厂工作。她给列夫写了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来，这座伏尔加河上的北方城市，前景不容乐观：

要说找工作，现在可不是好时候——到处都要减人。这儿的管理人员裁掉了百分之十二……列夫，别往心里去啊。你的信里也说，你一询问，他们问都不问，就只答复一句话：“我们不需要人。”这种情况，即使还要拖下去，也不要灰心丧气，否则，看你那样，我自己也要沉沦下去了。

罗欣夫妇

以马忤斯村苏维埃，列夫没白跑，8月底，终于拿到了护照，加里宁地区的居住许可也办了下来，有了居住许可，就可以找工作了。但是护照上盖了一个印：“第39条”。这就是告诉未来的用人单位，此人是刑满释放人员。列夫找工作去过二十多家工厂，问过不少建筑工地、学校，还去过剧院、博物馆。各处的答复都一样：“我们什么人都不缺。”找了三个月，啥工作也没找着，列夫心情非常沮丧。11月23号，他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斯维塔，过去这二十四个小时，我去过九个地方找工作，其中三个或许还有一丝希望。今天只收获了这一线希望，没收获别的。我去过贸易学校、纺织培训学院、纺织厂⁹³[1]、针织厂、丝绸纺织厂（厂名为无产阶级丝绸纺织厂）、加里宁建筑材料实验室，还去过印刷厂的建筑工地，全都没戏。其中有三个地方让我过些天再来打听，看有没有活儿：伏罗希洛夫纺织厂需要一名热能工程师，沃罗达尔斯基服装厂有一个化学处理工程师（工头）的职位空缺，如你所知，这正是我过去这一年半“最拿手的活儿”。这两个地方都在减人，是不是用他们现有的员工来填补这两个空缺，他们也说不准，所以他们要研究研究，明天给我答复。还有一个地方是工业培训学院的函授部，教理论力学和高等数学的教师一直在向函授部主任抱怨，说他们工作太累。那位主任打算查一查，看看这两位教师的真正目的是不是想要减少课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减少的课时，他就推荐让我来上。但是，泛泛地抱怨工作太累，那是说说而已，真给他们钱，他们还能不要？所以，周一（或周二）我给主任打电话，问问他谈判谈得怎样，不过，估计没什么戏。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到头来，列夫彻底放弃了，工作找不着，干脆不找了。倒是斯维塔有办法，她托列夫爸爸的朋友，莫斯科大学声学教授谢尔盖·勒热夫金（Sergei Rzhevkin）帮列夫找到一个当翻译的活儿，不固定，有活儿就干。原来，莫斯科有个期刊《物理学》，需要把德文、法文、英文的文章翻译过来。这些语言，列夫有的是上学的时候学的，有的是在劳改营里练会的。勒热夫金教授和这家期刊的人很熟，翻译这活儿就是这么找到的。要翻译的文章，一般是由斯维塔拿到库兹明斯克耶，译好以后再拿回莫斯科。斯维塔住的那栋楼里有个邻居有打字机。斯维塔借用他的打字机，把拿回来的文章打出来，交给勒热夫金教授。然后，勒热夫金教授把稿件交给期刊编辑部，假装是他自己翻译的，然后把稿费交给斯维塔，斯维塔再转交给列夫。刑满释放人员是不准在莫斯科工作的。如果被人发现是列夫翻译的，上面肯定会怪罪下来，也会传得满城风雨。过了不久，列夫也写书评，写文章。然后，勒热夫金签上自己的名字，交给编辑部发表，当然，稿费一律归列夫。

列夫常来莫斯科看望斯维塔，每次来一般会待上几天，有时会待一个多星期。他没有公民权，不可以到莫斯科来；他护照上盖的那个印章⁹⁴[1]，目的就是不让他进莫斯科。如果被警察逮到，就会被驱逐，还有可能被送到劳改营劳改。一想到要进莫斯科，列夫就非常担心。但是一想到莫斯科有斯维塔在，斯维塔可以为他撑腰，心里就觉得安慰。8月份，列夫临来之前给斯维塔写了一封信：

斯维塔，有时我在人多的地方，在大街上，会突然紧张起来，我就设想你在我身边，这一想，马上就挺起了头，局促不安的感觉也没了，一切都变得简单、容易了。

见到莫斯科，列夫有什么感想呢？已经十三年没见到莫斯科了。十三年来，列夫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在劳改营的时候，列夫遇到莫斯科老乡总是津津乐道莫斯科的方方面面，每次斯维塔来信谈到莫斯科，列夫都非常高兴。列夫做梦都梦见莫斯科。回想起刚回来那天，莫斯科好像并没有变化得这么大似的。路上小轿车多了，地铁里人也多了，人们穿的也比以前好了，其他方面没什么变化，还像他二十四岁以前那个“昔日的莫斯科”一样。

到了1954年年底，列夫基本上都是住在斯维塔家里。白天，斯维塔上班，列夫就在家里翻译文章，照看斯维塔的妈妈。她老人家现在肺结核到了晚期。斯维塔的爸爸也在家，也需要人照顾，所以斯维塔雇了一个保姆，保姆晚上睡厨房。家里没别的地方睡，只能睡厨房。斯维塔的哥哥现在列宁格勒。列夫睡他的房间。斯维塔和父母住在一个房间里，夜里好照看母亲。

1955年1月28日，斯维塔的母亲阿娜斯塔西娅去世了。她弥留的时候，列夫在她身边。当时，她躺在床上，列夫把她抱高一些，让她更舒服点儿。列夫抱着她，就像多年前列夫出发上前线那天，她拥抱列夫那样。忽然，她说谢谢你了，上帝。”这是她最后的话。

列夫在莫斯科算是非法逗留，所以，他平时很小心，尽量在楼梯上避开邻居。虽然有的邻居比较可靠，知道他的事儿也有好几年了，列夫觉得还是尽量避开为好。街上有警察，列夫也得躲避。这可不容易。有些地方，列夫从学生时代起就去惯了，习惯成自然，现在动不动就横过马路往那儿走。可他不知道，横过马路有时候是违反交通法规的（战后，莫斯科新的交通法规很严，不看信号灯，乱过马路是违反交通法规的）。他外出的时候，身上从来不带护照，怕路上遇见警察，一查就漏了。为防万一，他就带一个空兜子，里面放一张购物清单，身上带着钱。一旦遇上警察，就可以说住在拐弯儿那里，下楼去商店买东西的。有时候，他在购物袋里放一瓶伏特加，作为道具，遇到检查，就可以说，家里来了客人，出来买酒招待客人的：这么一说，可信度就增加了，也好让警察有个没收的东西，把酒没收了，就会放他走了。就这样，一直都很顺利。突然，有一天，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警察，说有个人住在这里，但没有居留权，问这人是谁。列夫当时在厅里，一听门口的对话，准备撒丫子就跑。原来，有惊无险，警察查的是保姆。保姆确实没去派出所登记。事情解决了，列夫松了一口气。

1955年9月17日，列夫有了好消息。凡是战时勾结德国的苏联军人，苏联政府宣布一律大赦。不久前，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来莫斯科访问，吁请苏联释放囚禁在劳改营里的德国人。他走后一星期，苏联突然宣布大赦苏军囚犯。原来，劳改营监禁了九千名德国战俘。当年，苏联援引刑法第58条，宣布这些德国战俘犯了“反人类罪”，判处劳改。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为了改善与西德的关系，命令将在押的这九千名德国战俘全部释放。德国人是当年的敌人，现在都放了，而本国的所谓“通敌者”却还关着不放，那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很快扩大了大赦的范围：凡是像列夫这样的苏联军人，按照第58条以“背叛祖国罪”而被判劳改的，一律大赦，免于处罚。

对于列夫来说，大赦意味着一切——除了政府给他正式平反昭雪，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意义。作为合法居民，他可以回莫斯科了。

护照清白了，他就可以找工作了；可以和斯维塔结婚，开始新的生活了。苏联《消息报》宣布大赦后的第二天，列夫立刻去以马忤斯苏维埃，让他们把护照上盖的那个“第39条”的印抹掉了。他现在的身份又恢复了被捕前护照上的法律状态，在划掉“第39条”印鉴的那页上，标出了战前护照的号码，并且在号码旁边记述了更正的原委。原来的判决取消了，档案记录里没有了前科。如果列夫和斯维塔登记结婚，现在就可以公开地住在她家了。他俩原来的打算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合法地生活在一起了，再结婚。

1955年9月27号那天，他俩登记结婚了。两人都是三十八岁。没举办婚礼，斯维塔没披婚纱，列夫也没穿礼服，没邀请嘉宾，也没有证婚人。他俩连结戒指都没有。列夫和斯维塔仅仅是拿了各自的护照，到当地的民事登记处登记而已。列夫记得，登记处是在一个“昏暗的地下室”里，他们俩就是在那里登记结婚，成为夫妻的。当局把每户人家的家庭成员都列在一个表格里。这个表格就是每户居民的姓名表。现在把列夫的名字也添了上去。当时，登记处负责给他俩登记结婚的是个女的，年纪不大。她知道，刑满释放的人，很多都把加里宁作为临时落脚地，加里宁因此而出了名。她看到列夫的护照是加里宁的警方签发的，于是明白列夫也是刑满释放的，上面还有那个划掉的印鉴呢。她发现斯维塔要嫁给这样一个人，这后半生不是要给他毁了么。她想，自己或许可以搭救斯维塔，于是就说：“建议您最好不要嫁给他。”斯维塔笑了，说：“不劳驾您费心啦，快把他的名字登记上去吧，他是我丈夫。”

列夫和斯维塔回到家，告诉她爸爸，他俩已经办完了结婚手续。亚历山大说道：“让我吻吻你们俩吧。”列夫回忆道：“我们结婚只是做了登记，得到爸爸的一个吻，没有任何庆祝。”但是，后来亲友们还是带着结婚礼物来了，食品放在桌子上，大家举杯为新人祝福。没有男傧相致辞，但几天以后，斯特列里科夫来向新婚夫妇道喜，他来道喜最合适了，是他救了列夫的命。

1954年11月，斯特列里科夫获得释放。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原来被判了二十五年，实际被关押了十六年。这时，劳改营改为工业企业，归交通运输部管辖。斯特列里科夫决定继续留在木材厂工作，当了副厂长。副厂长的工资相对较高。斯特列里科夫不住在实验室里了，他搬进了苏维埃大街上一座楼房里。房子不是独门独户，是几家合住的。他在里面有一间房，但他没把书搬进来，书都放在工业区里面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家里了。列夫和斯维塔结婚的时候，斯特列里科夫正好在莫斯科看他女儿瓦丽娅和七岁的小外孙。这孩子，他还从没见过呢。

斯特列里科夫来看列夫和斯维塔，他说：“列夫，帮我出出主意。我要给一个人送件礼物。你有艺术眼光，可以帮我挑选。”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旁边有一条小巷，名叫斯托列什尼科夫胡同（Stoleshnikov Pereulok）⁹⁵[1]。这里有一家古董店。斯特列里科夫把列夫领到这里，请他帮忙挑选一套盒装镀银的餐具，给朋友作为礼物。这朋友叫什么名字，他没说。列夫还没来得及挑选，斯特列里科夫已经看上了一套铜镍合金的餐具。仔细一看，陈列出来的餐具，这套最贵，并且贵出很多。列夫建议他买个便宜点儿的。好不容易挣的钱，列夫不想让他白白浪费了。但是，斯特列里科夫别的都没看上。他向店员付了款，然后转身对列夫说：“这是给你和斯维塔的结婚礼物。”

列夫和斯维塔的夫妻生活开始了。斯维塔继续在研究所上班，列夫到处找工作。虽然有了大赦，但是用人单位疑心未减。列夫在莫斯科遭遇的歧视不亚于加里宁。列夫走了一家又一家工厂、研究所，全都被轰了出来。听说莫斯科动物园要招一名电工，他跑去一问，也被人家回绝了。最后，一家做科学仪器的工厂聘用了他，让他做工程师。招工广告说，要招一名工程师，要有物理学专业知识。那老板见列夫是学科学的，大喜过望。列夫自曝被劳动教养过，那位厂长根本不在乎，径直叫他去见总工程师。总工问他翻译资料挣多少钱，然后出价超过了翻译费：起薪每月六百卢布。工人工资，一般也就这么多。斯维塔的工资几乎是工人工资的两倍。和斯维塔的工资合在一起，还是够活的。

列夫和斯维塔住在卡扎尔梅尼胡同她爸爸家里。新婚夫妇和她爸爸都睡在那个大房间里，以便夜里照看他。斯维塔的父亲身体渐渐恢复了一些。退休以后，读了很多书。列夫和斯维塔白天上班，他就屋里屋外地做家务。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列夫从童年到现在，第一次体验到家庭生活的幸福，或许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1955年12月，斯维塔三十八岁生下一个女儿，随她母亲的名字，也叫阿娜斯塔西娅，昵称纳斯佳。1957年1月，他们生了一个儿子，随列夫叔叔的名字，也叫尼基塔。他俩大难不死，那么大年纪还生了两个孩子，简直是个奇迹。

1945年，在德国魏玛，经过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别动队整整一夜的严酷审讯，列夫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梦见斯维塔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跪在一个小女孩儿身边。1949年，斯维塔到伯朝拉来看他，走后没几天，列夫又梦见了斯维塔，那个梦还是那么清晰，就好像在眼前似的。

1962年，在马拉霍夫卡，列夫和斯维塔带着孩子住在尼基塔的别墅里。有一天，他们穿过森林边儿上的田野，向湖滨走去。列夫在前，斯维塔领着孩子走在后面，当时阿娜斯塔西娅六岁。列夫回忆说：“我走到森林边上，又有了梦中那个感觉……转身一看，看到斯维塔在我后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跪在地上给娜斯提哑摩挲衣服，那情景和梦中一模一样——斯维塔在右边，左边是我们的小女儿。”

尾声历史的见证

2008年3月，我又来到莫斯科，这次来是来拜访列夫和斯维塔的，我想认识他们。我想和他们录制几场釆访。他们的通信很难读懂，连俄国人都不容易看懂，信里有各种各样的细情、暗语、字母缩写、隐藏的含义，只有他们本人才能解释清楚，所以我想问个明白。

列夫和斯维塔的家住在莫斯科西南郊，那个区，名叫亚谢涅沃区，是一个以住宅为主的区。伊琳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俄罗斯“纪念碑”历史教育与人权组织的工作人员。我跟着她走进一个大楼，上到十四层。一出电梯，迎面见到列夫·格列勃维奇，他早在电梯口等着了。只见他身材瘦小，饱经风霜的脸庞和蔼可亲，一身衣装干净利落，浅蓝色的衬衫，灰色的裤子。他先用英语结结巴巴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彬彬有礼、自然大方地领我们走进屋里。列夫已经九十一岁了，但是腿脚很利索。过道很窄，他把家具挪开，腾出地方好让我们的器材能过去。我一看，他很有劲儿。在这个小厨房里，我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只见莫斯科一幢幢混凝土大楼和工厂的烟囱。为了招待我们来访，塑料贴面的桌上已经摆好了面包、香肠、糖果和饼干。列夫告诉我们，他叫孙子出去买面包去了，让他再多买点儿。他怕我们不够吃——从劳改营里出来的人，以前我们也釆访过，他们都担心东西不够吃。

大家坐定之后，列夫就说，他去把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接出来。这样称呼斯维塔是相当正式的，我听了有点儿吃惊。我还以为这是他绅士风度，喜欢用老式称呼呢。后来我才明白，斯维塔是他的救命恩人，这样称呼斯维塔，其实是尊称。不一会儿，列夫就和斯维塔一起出来了，不过，斯维塔是坐轮椅出来的。列夫推着轮椅进到厨房来。他操纵自如，十分熟练，一看就知道他多年来精心护理，所以才练得这么麻利。斯维特拉娜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心脏病，加上一连串的小中风，已经走不了了。斯维塔满头白发，戴着厚厚的眼镜，显得非常老，但是说起话来，立刻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俏皮的蓝眼睛顾盼生辉，炯炯有神。

斯维特拉娜1972从研究所退休，六年以后，和列夫搬到亚谢涅沃区来。当时这里还是一个新郊区，地铁还没延伸到这儿。他俩和女儿住在一起。女儿长期患有双相抑郁症，不能工作。儿子尼基塔是一位医学研究人员，后来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搬进了父母这栋楼，他们住另一个单元。

当年，列夫担心，自己这一辈子恐怕永远也不会有搞科研的那一天了。其实，他后来真的东山再起，又回到了苏联的物理学界。战前，列夫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有个朋友，名叫纳乌姆·格里高洛夫。1940年的时候，由于他的推荐，列夫才得以进入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列夫进劳改营以后，纳乌姆还给列夫写过信。纳乌姆是党员，给劳改犯写信可是犯大忌的，会招来大祸。1956年，纳乌姆刚被委任为莫斯科大学核物理科学研究所所长。这个研究所下面有个宇宙射线实验室。应他的邀请，列夫来到该实验室工作。列夫在这儿一干就是三十四年。列夫帮助设计、安装设备，把实验数据记录下来。但是，对于列夫来说，起步实在太晚，科研生涯是不会出成果了。从列别捷夫研究所出来以后，荒废了这么多年，这期间，亚原子粒子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列夫跟不上了。

列夫关注的焦点是家人。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在卡扎尔梅尼胡同住的时候，他买菜、做饭、洗衣服、带孩子。斯维塔爸爸有病，列夫一直护理他，一直到1962年她爸去世为止。家里，斯维塔说了算，日常的大事小情，都由她定夺。但是大事儿，她还是听列夫的。

在如何抚养孩子这点上，他俩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件事，他俩在信里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两人的人生经历凸显了共同的价值观念。据尼基塔说，他爸妈不像一般父母那么严厉。“他们并不想控制我们的行为。”但是，全家人都严格遵守道义原则：

我父母有极大的道德权威，在他们的熏陶下，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能管好自己：我们知足常乐，学会了像他们那样看世界。他们又有身教又有言教。身教是以自身为例来教育我们；言教是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隐瞒，又不伤我们的自尊心。尤其是我爸，他总是尽量和我们在一起，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讲给我们听，并对各种环境下人们的所作所为，一一做出评价。

今天回过头来看，父母的熏陶肯定对我们都有教益。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在亲身经历中形成的，有时难免也向我们灌输，要我们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念去生活，用他们的价值观念塑造我们的思维。他们的教育观点比较严厉，我们长大了，有些话可以不听。教育孩子是不容易的，很难说什么好什么不好。

我爸我妈有一个大优点，他们总是想听我们的想法，帮助我们纠正错误，不是动不动就惩罚我们。全家气氛好，彼此绝对信任，如果有谁说了一件什么事儿，大家都觉得说得对，是那么回事儿（也就是说，深信不疑）。怀疑家人的话，包括我们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从来都不担心，父母会因为我们说了什么话而惩罚我们，也不担心他们会不相信我们的话。但是他们的眼力特厉害，我们都逃不过去。

列夫和斯维塔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往事，什么都讲，没有顾忌。斯大林当政时期大逮捕，受害的人家从此噤若寒蝉。像列夫他家这样畅所欲言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就拿利特维年科和里列耶夫来说吧，他们就不给孩子们讲劳改营的事儿。像千百万刑满释放的劳改犯一样，他们也不想让孩子知道实情，怕自己“被糟蹋的履历”不光彩，成了孩子终生的心理负担。学校给孩子洗脑，叫他们相信确有“人民的敌人”。所以，当父母的，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也不敢和孩子述说自己的身世，害怕孩子真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敌人”，那可就惨了。列夫和斯维塔可不这么看。他们觉得，隐瞒实情，把女儿阿娜斯塔西娅和儿子尼基塔蒙在鼓里，这可不对。孩子将来势必会遇到这些难题，何不未雨绸缪，先让孩子有个心理准备。斯维塔早就说过，光有爱是不够的：“这个世界多半会永远残酷下去，人必须要有生存的能力才行。”

小时候，尼基塔听父母讲过去的事情，幼小的心灵没认识到问题的严峻，以为很正常，没什么特别的。等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父母的故事是多么难得。但是他时刻记得，父母的经历，除了在亲朋好友之间，对谁都不讲，在学校也不和别人提。“我从小就知道，我们有两种生活：一个是在公共场合的生活，一个是和家人在一起的私人生活。一个外面，一个家里。两者都得有，又要分清楚。”

一桩桩往事，主要是列夫在讲，斯维塔不愿意细说。列夫为斯维塔感到自豪。他总爱念叨，斯维塔等了他那么多年，真不容易。列夫说这话，主要是给孩子们听的，让他们明白，妈妈是多么伟大。虽然有时候妈妈累了、心情低落了就爱发脾气，首先拿孩子撒气，但是爸爸的意思是说，不管怎么说，妈妈是伟大的母亲。

人生的经验教训，他想传授给孩子们。尼基塔回忆道：“我爸不给我们讲古拉格的暴行，但是他爱给我们讲遇事应该怎么办，应该有什么样的指导原则，以劳改营里的真人真事为例，给我们现身说法。首先，永远不要自叹命苦，为了让我们记住这条原则，他就给我们讲劳改营难友的例子：那些人真坚强，受了苦，咬紧牙关，从来不怨天尤人。第二个原则就是，不管走到哪里，哪怕只是临时的暂住，都要做长久打算，就仿佛要在那里永久定居似的。”

当年的劳改犯，到家里来看望爸妈的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家门永远向伯朝拉的朋友敞开着。尼基塔和阿娜斯塔西娅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劳改营的情况。在劳改营建立起来的交情世代传承，把苏联各地的家家户户联合了起来。米申科（列夫的姓是米申科）这一家人，到列宁格勒就会住到里列耶夫家里，到基辅就会住到利特维年科家里，到利沃夫就会住到德尔列茨基家里。这几家人来苏联首都的时候都会住到米申科家里。里列耶夫放出来的时候是三十三岁，他考上了列宁格勒工学院⁹⁶[1]，后来成为一名教师（仍在世）。德尔列茨基后来上了利沃夫美术学院，成为一名雕刻家（1993年去世）。斯特列里科夫也和列夫保持着联系，常来莫斯科看他。在尼基塔的记忆中，斯特列里科夫就是伯朝拉照片上那个样子，只是老了：“他很有风度，精力充沛，白头发，带卷儿的，嘴上叼着烟斗。”斯特列里科夫1976年去世。

1990年，列夫从宇宙射线实验室退休，那年他七十二岁。1998年，他写了一篇劳改营简记，把打印稿寄给了伯朝拉地区历史博物馆。当时这家博物馆正在收集当年劳改犯的回忆录。2006年，列夫出版了回忆录《趁我还记得》，写的主要是战争那几年的经历。这本书最后一章写的是伯朝拉劳改营，内容和先前那个打印稿差不多，书后还有一个附录，简短记述了斯维塔当年来劳改营探视列夫的情景。俄罗斯“纪念碑”历史教育与人权组织对列夫进行了一系列的釆访，釆访他战争期间的种种遭遇。2007年，夫妇俩把当年的所有通信都捐献给了该组织。

我们在他家釆访了两天，釆访都作了录像。列夫记性特别好，听他讲，往事一幕幕都记得非常清楚，他对历史的反思极有见地。斯维塔的话比较少，但是她陪坐在列夫身旁，握着他的手。我问她，当年是什么使她爱上了列夫。她想了一下，答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未来。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他。他总会出现在我的身旁。这就是爱。”

2008年7月18日，列夫·格列勃维奇与世长辞；2010年1月2日，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也溘然长逝了。两人并排安葬在莫斯科格洛文斯克公墓。

1980年，一把大火把木材厂这个劳改营烧成了灰烬，谁都没觉得惊讶，只有入口的大鉄门、发电站的红砖烟囱还有几个房子还在那儿立着。大火过后不久，苏联交通运输部就下令清盘关闭。如今这里成了一片废墟，只住了三两个人，几只野狗。

鸣谢

这本书其实是米申科全家人的作品。这是他们的故事，没有他们的帮助是写不成的。列夫·格列勃维奇，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他们夫妇俩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件事。他们没能活到本书出版问世的那一天，我很难过。他们的家人帮了很多忙，谨以此书献给他们，聊表谢意。列夫的儿子尼基塔·利沃维奇（Nikita L'vovich）阅读了俄文草稿，加了宝贵的评语，每一条都极有洞见。他的批评意见说得非常委婉、圆滑，很是感人。我也很感谢尼基塔的儿子伊里亚，女儿丽达和薇拉。他们三人当然都为爷爷奶奶而自豪。

“纪念碑”的高级研究员伊琳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哑为本书收集了很多材料，对本书的写作帮了大忙。列夫和斯维特的信还没被发现的时候，她就认识他俩了，并且已经和他俩合作很多年了。由于伊琳娜从中撮合，我才得以接触他俩当年的通信。釆访录像大多是在伊琳娜主持下完成的，她是导演。这些信的转录也是伊琳娜带人做的，她还写了生平简介，回答了没完没了的询问。她还阅读了我的俄文草稿，不厌其烦地改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她都提出了异议。

我要感谢“纪念碑”莫斯科分部的阿廖娜·科兹洛娃（Alyona Kozlova）、叶莲娜·热姆科娃（Elena Zhemkova），感谢学术委员会各位成员，他们分工阅读了草稿各章节。

我要感谢“纪念碑”伯朝拉分部主任塔季亚娜·阿法纳西耶娃（Tatiana Afanas'eva），她牺牲了大量时间帮我找资料；我要感谢鲍里斯·伊万诺娃（Boris Ivanov）。有关伯朝拉城区和木材厂，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他帮我画了一张图，把第一营区外面那个惩戒性劳改队的布局画得巨细无遗，在此特别致谢。

我要特别感谢瑟克特夫卡尔（Syktykvar）的安东·尼斯科夫斯基（Anton Niskovsky）。他是科米共和国人民档案馆的研究员，帮我找到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其中包括“木材厂”和“伯朝拉劳改营”的官方古拉格档案卷宗。

我欠了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情。BBC两次带着我访问莫斯科：第一次是陪同BBC广播制片人马克·伯曼（Mark Birnnan）去的。我们在“纪念碑”办事处第一次见到那几箱子信的时候，他也在场；第二次是陪同本·刘易斯（Ben Lewis）和保罗·考克斯（Paul Cox）—块儿去录制釆访的。我要感谢尼克·弗雷泽（Nick Fraser）投资做这个项目，感谢本·刘易斯极力提高大家对这个纪录片的兴趣。我还要感谢英国电影理事会（UK Film Ccnmcil），感谢它出资复制DVD视频光盘，送给米申科夫妇和“纪念碑”。我尤其感谢塔尼哑·赛格哈茜（Tanya Seghatchian）的支持。她不知不觉地帮了我大忙。

利弗休姆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资助“纪念碑”把列夫和斯维塔的通信抄录了下来。我感谢基金会的慷慨赞助。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伊曼努尔·罗曼（Emmanuel Roman），他一直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热心支持者，也参与了资助。

我非常感谢尼基·布朗（Nicky Brown），他是一位有才华的译者。这些信，他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为我指点迷津。本书援引的信，是他先给我解释清楚垫底，然后我才译出来的。多谢他帮忙。我还要感谢包琳娜·海恩斯（Polina Haynes），感谢她把我的草稿译成俄文（这样，列夫和斯维塔、“纪念碑”才能查看我写得对不对）。她译得一丝不苟，效率极高。

我要感谢大卫·赫梅尔尼茨基（David Khmelnitsky）给我介绍苏联物理学界的方方面面；感谢艾米丽·约翰逊（Emily Johnson）把研究古拉格信件的成果与我分享；感谢安娜·罗特克齐（Anna Rotkkch）给我介绍谈恋爱的门道；感谢黛博拉·卡普勒（Debomh Kapk）给我寄来她的《古拉格头子》初稿。我要特别感谢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Rodric Braithwaite）和黑宫广昭（HiroakiKuromiya），他们通读了我的初稿，并且做了宝贵的评述。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斯蒂芬妮（Stephanie）、伊娃（Eva）、莉季娅（Lydia）、艾丽丝（Alice）、凯特（Kate）、斯托夫（Stoph）——几遍初稿，他们都读了，或者听了朗诵，他们的建议很有帮助。

感谢我的代理黛博拉·罗杰斯（Deborah Rogers）。像以前一样，这次我又欠了她的情。这本书和我以前的书不一样，换了题材。但是，她始终对这本书有信心，非叫我这么写不可。感谢我的版权代理RCW，多年来，莫森·沙（Mohseti Shah）、史蒂芬·爱德华兹（Stephen Edwards）和劳伦斯·拉鲁亚克斯（Laurence Laluyaux）全都棒极了。

我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企鹅出版社编辑西蒙·文道尔（Simon Winder），感谢企鹅出版社的斯蒂芬·麦格拉斯（Stefan McGrath）、詹妮·弗莉（Jenny Fry）、玛丽娜·肯普（Marina Kemp）、佩涅罗珀·沃格勒（Penelope Vogler）和责任编辑大卫·沃森（David Watson）；感谢“大都会图书”的责任编辑罗斯林·施洛斯（Roslyn Schloss）。“大都会图书”的萨拉·贝克特尔（Sam Bershtel）编辑本书费了很多心血，本人欠她的情最多。经过她睿智的点拨，严格的编审，这本书好看多了。

2012年1月于伦敦

“纪念碑”按语

对于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者来说，信件具有特殊的价值。私人家中保存的信，是生活经历的实时见证，属于直接证据，能让我们进人写信者的内心世界，一窥堂奥。通过信件，我们能够以历史事件为背景，跟踪个人、家庭甚至几代人的故事。写信的人，生逢乱世的时候写的信，就更加弥足珍贵了。

“纪念碑”收藏大量古拉格时期的书信——既有寄往劳改营的信，也有从劳改营寄出来的信。大多数的信是寄往劳改营的。对于囚犯来说，信，是把他们和“正常”生活连在一起的唯一一条线。收到的信，他们都留着，怕失去，释放出狱以后像宝贝似的珍藏着。相比之下，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保存下来的很少。和犯人有联系，信就是证据，留着非常危险。

这样的信，“纪念碑”的档案馆里，各种各样有很多。有的信只剩下了一页，有的一页都不到，只是撕下来的一角，其余的都亡佚了。也有的一共才有几封信，再多的就很少了，写信的前后跨度通常也就几个月，充其量有一年的。能把通信双方都找到，的确是极为少见的：若是真能找到，研究人员可就太幸运了。

所以，这么一比较，列夫和斯维塔长达八年半的通信，真是难能可贵，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些信一封不少，都完整地保存在“纪念碑”莫斯科的档案馆里，是已知的、与古拉格历史相关的、数量最多的书信藏品。列夫在伯朝拉劳改营关押期间，他俩一共写了一千二百四十六封信：六百四十七封是列夫写给斯维塔的，五百九十九封是斯维塔写给列夫的。

“纪念碑”是2000年开始结识列夫一家人的，当时他正在写回忆录。我们的研究人员很想详细了解他的回忆录，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我们和他在一起畅谈了很多次。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在这些访谈当中，列夫常常提起这些信件，但他并没有太重视，觉得这些信只不过是私人资料，大家不会怎么感兴趣的。但是，列夫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反思过去，渐渐地对自己的经历有了新的看法，感到自己是20世纪厉史的见证人。到了2007年，他和斯维塔才打消了种种疑虑，决定fe家中保存的全部资料都捐赠给“纪念碑”，这里边就有那些信，有的是寄往劳改营的，有的是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

这些信，数量之大，质量之高，都是绝无仅有的。最了不起的是从头到尾一封不少：第一封是列夫1946年7月12日从劳改营寄出来的，最后一封是他1954年7月9日从加里宁寄的。写信的人很细心，每封信都写明了日期，标上了序号，每年年初序号都从头开始数起。寄出的每封信，列夫和斯维塔都记得一清二楚，收到后都告诉对方。

哪些信是通过普通邮局私自寄出来的，哪些信是通过劳改营官方渠道寄出来的，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了：信上没有狱方检查盖的印或签注。这些信，大部分是偷偷直接寄出来的，躲过了狱方的检查，但是，即使这些信也不能算是完全自由：写信的人明白，有可能被当局截获，这一点他们时时刻刻牢记在心。所以，有三种情况：一、有很多该说而没说的话；二、有的话虽然说了，但没明讲，话里有话；三、有的话是暗示，指东说西。

列夫把宿舍地板撬开，把收到的信藏在里面再盖上。这些信就是这么存放的。这些信是自由工人偷偷帮他带进来的，攒多了，列夫就把信打好包，求这些自由工人代为寄回莫斯科，寄给斯维塔保存。

列夫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分以下几类：

一、讲述劳改营里生活状况的：犯人之间的关系·，犯人干的活儿；宿舍的条件；犯人和劳改营当局的关系；劳改犯之间各种仇隙、暗算、检举、诽谤。

二、讲述劳改营里其他犯人的情况，写他们的生活经历，有不幸的遭遇，也有开心的事。

三、讲述列夫自己的想法、情感：对什么感兴趣，有什么烦心的事；列夫在科学方面的想法，关于工作的想法；列夫评说斯维塔寄来的书；列夫对劳改营外面事情的反应。

斯维特拉娜·伊万诺娃（Svetlana Ivanova，即斯维塔）寄来的信，内容主要是：

一、她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在职业、物质生活、智识、情感方面感到关切的事，再就是亲属、朋友的近况。

二、战争期间，她自己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和她关系近的人生活当中发生的事。

三、战后那几年莫斯科人的情况：疏-结束，从外地回到首都，物质匮乏；他们的工作状况和业余爱好。

四、战后莫斯科的状况：新的建筑物、商店、市内交通、节假日、戏剧首演、新电影，等等。

五、公共活动以及她的参与。

列夫需要什么，斯维塔知道了马上去办。她不仅帮列夫，列夫的劳改营难友有困难，她也帮助。从她的信里看得很清楚，她有很多亲友都向列夫伸出了援助之手。斯维塔寄到劳改营的包裹里有什么东西，信里都一一列了出来。她总担心包裹会寄丟。看了包裹的内容，劳改营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了个大概。包脚布、内衣内裤、木梳、牙刷、枕头、衣服、药品、绷带、针线、钢笔铅笔、书籍报纸，这些东西都寄到劳改营里去了。斯维特拉娜寄的东西有眼镜、理科教科书、米、面，还有维生素。她来的信，里面常常夹着空白的信纸、信封、邮票，还说过，因为没有箱子，所以东西没能寄出来，非常抱歉。

看了斯维塔的信，苏联首都战后的日常生活状态，历历如目。每天发生的事情，信里都写得很细，有共青团搞活动，有排长队买东西、买火车票。看了信，我们明白了莫斯科的生活状况，感受到了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的那种气氛。

斯维特拉娜之所以在信里要写这些内容，是因为她深信，莫斯科发生的事儿都和列夫$其难友有直接关系，对他们都很重要。她遇事让列夫给她出主意f有什么疑虑也告诉列夫，日常的大小事情都让列夫参加进来，目的是减少列夫的孤独感，让他觉得正常的世界就在身边，并没怎么把他孤立出去。看她信里写的，显然她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活着，而是为他们两人活着。斯维塔告诉列夫，最近上演了什么新电影、新剧，谈观后感，给他讲与朋友聚会的情景，还写信告诉他莫斯科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她希望，看了信，列夫或许能忘忧于一时，暂时在精神上逃出劳改营铁丝网的牢笼。日复一日地劳作实在太单调无聊，列夫看看信，也好散散心。

与此同时，劳改营里面发生的事情也成了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她尽力替列夫打气，告诉他车到山前必有路，人都是否极泰来，不让他悲观绝望。

列夫和斯维塔来往的书信有好几千页，每一页都充满着爱，虽然字里行间很难见到爱这个字。在他俩的信里，浪漫的情感写得很少。如果“敞开心扉”，对方听了，心头会沉重的。所以双方都避免谈情说爱。但是，有的时候，这些情感会禁不住倾泻到纸上，令人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对男女恋人的信，他们在热烈地相爱。

1947年，斯维特拉娜决定去伯朝拉看望列夫。她没有官方的许可，但她还是要去。一个共青团员，居然要去看望一个被定了罪的“人民的敌人”。事情一旦败露，前途就毁了，还会引起政治警察的注意。斯维塔既不是列夫的妻子，也不是他的亲属。警察已经盘问过她，威胁过她。去劳改营，路上不容易走，很危险：弄不好会受到严厉惩罚，甚至会被抓起来。去了能不能见到列夫，她心里也没有底。但是，她还是去了，为他俩偷偷送信的那些朋友又帮他们非法地相会了。

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残酷压迫没能把他俩压垮。他们守住了爱情，鸿雁传书，近十年不断。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是坚信将来一定会团圆。这心中唯一的信念支撑他们活了过来。应该把他们的信作为一部历史剧来读，作为两大主角之间的对话来读。你看他们两人多么深情地倾听彼此的诉说，能理解彼此最微小的暗示。剧中的这两位主人公是不平凡的人，也是苏联社会的典型人物。在历史学者看来，那几个箱子里装的是无与伦比的档案瑰宝，揭示出一个深藏不露的情感世界，一个鲜为人知的人脉网络。

国际“纪念碑”组织

伊琳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资料来源

档案

米申科一伊凡诺娃（列夫一斯维塔）的通信保存在“纪念碑”的莫斯科分部档案馆里。列夫（LM）和斯维特拉娜（SI）1946年到1954年写的信按年份和序号排序（例如，SI46-20指的是本书引用的第1封信，是斯维特拉娜写给列夫的，是她1946年寄给列夫的第20封信）。列夫和斯维特拉娜把所有的信都仔细地编了号。“纪念碑”档案馆用的编号就是他俩原来的编号丨没变。他俩1941年以前的通信，是按写信的人和日期排序的7例如，LM39-28.10）。米申科一伊万诺娃档案资料里的其他文件是单独引用的。米申科一斯维特拉娜通信，从2013年起对公众开放。

1.    （“纪念碑”人权组织）伯朝拉历史暨地区博物馆[ArchiveofthePechoraHistorical-RegionalMuseum（Memorial），Pechora，俄文缩写APIKM]

2.    瑟克特夫卡尔，科米共和国人民档案馆[People’sArchiveoftheRepublicofKomi，Syktykvar，俄文缩写GURKNARK]

3.    圣彼得堡“纪念碑”人权组织档案馆[ArchiveoftheMemorialSociety，StPetersburg，俄文缩写MSPj

访谈

亚历山德罗娃，伊琳娜·弗拉基米罗芙娜（Aleksandrova，IrinaVladimirovna）（莫斯科，2008）

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Aleksandrovsky，IgorAleksandrovich）（伯朝拉，2010）

伊万诺娃，鲍里斯·鲍里索维奇（Ivanov，BorisBorisovich，伯朝拉，2010）

里列耶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Lileev，NikolaiIvanovich）（圣彼得堡，2004）

米申科，伊里亚.尼基第奇（Mishchenko，II’iaNikitich）（莫斯科，2008）

米申科，列夫.格列勃维奇（Mishchenko，LevGlebovich）（莫斯科，2006，2008）

米申科，丽达·尼基托芙娜（Mishchenko，LidaNikitovna）（莫斯科，2008）

米申科，尼基塔·利沃维奇（Mishchenko，NikitaL’vovich）（莫斯科，2008）

米申科，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Mishchenko，SvetlanaAleksandrovna）（莫斯科，2008）

米申科，薇拉·尼基托芙娜（Mishchenko，VeraNikitovna）（莫斯科，2008）

谢尔基托夫，尤利·佐第科维奇（Serditov，IuriiZorikovich）（伯朝拉，2010）

亚霍维奇，阿莉娅·斯捷潘诺芙娜（Yakhovich，AliaStepanovna）（伯朝拉，2010）

出版的著作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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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论文《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铁路劳改营1938_1959》[ZheleznodorozhnyelageriaNKVD（MVD）natenritoriiKomiASSR（1938-1959gg_）1（瑟克特夫卡尔，2005）

贝京（Begin，M.），《白夜：一个俄国囚犯的故事》（奶―Ni冲rs：TheSforj’ofaPrisonerinRussia）（伦敦，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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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怀春：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到现今时期的俄罗斯女性诗歌》（Khochubyt9liubimoi：RusskniazhcnskaiapoeziiaotZolotogoiSt’rebr/a/ino^）veAa（fo c/nei）（莫斯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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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Vygiiacfyvaias’vprosWoe）（伯朝拉，2009）

专有名词对照表

Abez阿别兹

AgataRempel阿加塔·伦佩尔

Akhmatova阿赫玛托娃

八leksandrGarden亚历山大花园

AJeksandrA丨eksandrovsky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夫斯基

AleksandrAlekseevich亚历山大.阿列克谢维奇

AlcksandraChernomordik亚历山德拉切尔诺莫尔迪克

AleksandrGrin亚历山大·格林

AleksandrIvanov亚历山大.伊万诺娃

AleksandrSemenov亚历山大谢苗诺夫

AlelcsandrZlenko亚历山大.兹连科 J

Aleksandrov亚历山德罗夫

Aleksandrova，IrinaVladimirovna亚历山德罗娃，伊琳娜.弗粒基米罗芙娜Aleksandrovich亚历山德罗维奇Aleksandrovna亚历山德罗芙娜Aleksandrovsky亚历山德罗夫斯基

Aleksandrovsky，IgorAleksandrovich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AJeksdAndreev阿列克谢·安德烈耶夫

AlekseiAnisimov阿列克谢·阿尼西莫夫

AlekseiTolstoy阿列克谢.托尔斯泰

Alenka阿连卡

Alice艾丽丝

Alik阿列克

Alika阿利卡

Alka阿尔卡

Altai阿尔泰

AlyonaKozlova阿廖娜.科兹洛娃Anastasia阿娜斯塔西娅

八nastasiaErofeevna阿娜斯塔西规.叶罗菲耶芙娜

AnatolyShekhter阿纳托利.谢赫特

AndreiSakharov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Vlasov安德烈‘弗拉索夫

AndriushkaSemashko安德留什卡·谢玛什科

Anisimov阿尼西莫夫

AnnaRotkirch安娜·罗特克齐

A.nton_Frantsevich安东.弗兰釆维奇

AntonNiskovsky安东·尼斯科夫斯基

Applebaum，A.阿普尔鲍姆，安妮

Ashkhabad阿什哈巴德

Astrakhan阿斯特拉罕

AuntKatya卡佳姨妈

AuntOlga奥尔加姨妈

八zarov，O.阿扎罗夫

Barbiphen苯巴比妥（药名）

Bashun巴舒恩Batumi巴统Begin，M.贝京

BellaLipkina贝拉.李普金娜BenLewis本.刘易斯Beryozovo博辽佐沃Bespalov别斯帕洛夫

nepecjiaB；ib-3ajieccKHft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Blok勃洛克Bohr波尔

Bologovskoe波洛戈夫斯科耶

BolshakNikitskaiaStreet波尔沙雅·尼基茨卡亚大街Bolshoi莫斯科大剧院

BorisArvanitopuIo鲍里斯.阿尔万尼托普洛

BorisGerman鲍里斯·赫尔曼

BorisGessen鲍里斯.盖森

BorisIvanov鲍里斯·伊万诺娃

Boriskovo鲍里斯科沃

BorisPopov鲍里斯.波波夫

BorisSerov鲍里斯·谢洛夫

BorisTolmachev鲍里斯·托尔马切夫

Botrovitsky博罗维茨基

Braithwaite.，R.布雷思韦特

Breslau布雷斯劳

Buchenwald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Wansleben布痕瓦尔德一万斯莱本

Bums彭斯

CarloRussi卡洛·罗西Catherine叶卡捷琳娜Caucasus高加索Chelyabinsk车里雅宾斯克Chivanov，V.齐瓦诺夫Crimea克里米亚

DavidKhmelnitsky大卫·赫梅尔尼茨基Dessau

Dnepropetrovsk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on顿河Donbass顿巴斯Dresden德累斯顿

EduardH丨adik爱德华·赫拉迪克Einstein爱因斯坦Eisleben艾斯莱本

EkaterinaTrubetskaya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哑

ElenaRyvina叶莲娜·雷温娜

ElenaZhemkova叶莲娜，热姆科娃

Elizavera伊丽莎白姐

EmilyJohnson艾米丽·约翰逊

EmmanuelRoman.伊曼努尔·罗曼

Emmaus以马件斯

Erevan埃里温

EricR6dd埃里克.若德尔

Eva伊娃

HvgeniiBukk叶甫盖尼.布克

[LvgeniiPreobrazhensky叶甫盖尼.普蕾欧布拉申斯基

Fedor费多尔

Fcodosia费奥多西亚

FrankfurtanderOder奥德河畔法兰克福

Fiirstenberg-am-Oder奥德河上的符腾堡

GeorgiiLiakov格奥尔基·利亚科夫Gibash吉巴什Gleb格列勃

GlebFedorovichMishchenko格列勃·费多罗维奇.米申科GlebVasil’ev格列勃.瓦西里耶夫GolovinskoeCemetery格洛文斯克公墓G6rlitZ格尔利茨

GranovskyStreet格拉诺夫大街Gregory，P.格里高利Grinevskaya格林涅夫斯卡哑

Heisenberg海森堡Herling，G.赫林HiroakiKuromiya黑宫广昭

HugoSchneiderAktiengesellschaft雨果·施耐德股份公司

Igor伊戈尔Ilia伊里亚

IlyaSherman伊里亚·谢尔曼Imiokenty伊诺肯蒂Inta因塔 奢

Ira-Io丨伊拉耶尔

IrinaEvgenevnaPrcobrazhenskaiJ伊琳娜·叶甫根耶芙娜·普蕾欧布拉申斯卡哑

IrinaKrauzt·伊琳娜.克劳泽

IrinaOstrovskaya伊琳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哑

IstraRiver伊斯特拉河

Iushkevich尤施飢维奇

IvanKoval’chuk伊万.科瓦尔丘克

Ivanov伊万诺娃

Ivanov，BorisBorisovich伊万诺娃，鲍里斯鲍里索维奇

Ivanova伊万诺娃

IvanSerpunin伊万.谢尔普宁

IvanValiavin伊万·瓦丽哑文

Izhma伊日马

Kalinin加里宁Kamenka卡湎卡Kanin卡宁Kate飢特Katya卡佳Katyn卡廷Kaunas考纳斯Kazakh哈萨克Kazakhstan哈萨克斯坦Kazan嚷山

KazarmennyiPereulok卡扎尔梅尼胡同Khakovka哈科夫卡Khalmer-Yu哈里梅尔一尤Kharkov哈尔科夫Khromnik赫罗姆尼克

Kirov基洛夫Kislovodsk基斯洛沃茨克Klara克拉拉

KolyaNezhinsky科利亚.聂任斯基Kolyma科雷马Komi科米

KononSidorovichTkachenko科农.西德洛维奇.特卡琴科

KonstantinRykalov康斯坦丁.雷卡洛夫

KoppandGaberlandmunitionsfactory科普与加贝兰兵工厂

Kos’iu科西尤

Kotlas科特拉斯

Kozarinov科扎利诺夫

Kozhva科日瓦

KrasnopresnenskaiaVo丨unteerDivision克拉斯诺普列年斯克志愿师

Krasnoyarsk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KseniaAndreeva克谢尼姬·安德烈耶娃

Kuibyshev古比雪夫

KiUndzhi库因芝

Kursk库尔斯克

Kuzmich库兹米奇

Kuzminskoe库兹明斯克耶

Kyrgyztan吉尔吉斯坦

LaTraWata《茶花女》（意大利歌剧）

LaurenceLaiuyaux劳伦斯·拉鲁亚克斯

LazarVinnitsky拉扎尔·维尼茨基

Lazarev，V·拉扎列夫

Lefortovo列弗尔托沃区

Leipzig莱比锡

Lelya列丽娅

Lena列娜

Lera列拉

Lev列夫

LevGlebovichMishchenko列夫.格列勃维奇.米申科LevIzrailevich列夫·以色列维奇（犹太人名〉

Levitan列维坦Liashuk利亚舒克Lida丽达Lileev里列耶夫

Lileev，NikolaiIvanovich里列耶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Litvinenko利特维年科LiubkaTerletsky柳布卡.德尔列茨基LiubomirTerletsky柳波米尔德尔列茨基

Liza丽莎.Los.inka罗欣卡Lubianka卢比扬卡Lvov利沃夫Lydia莉季哑

LydiaArkadevna莉季哑·阿尔卡德芙娜LydiaKonstantinovna莉季哑·康斯坦丁诺芙娜LyoshaAnisimov摩沙·阿尼西莫夫

Makarov马卡罗夫

M.alaiaNikitskaiaStreet马拉亚·尼基茨卡亚大街Malakhovka马拉霍夫卡MalyTheatei·莫斯科“小剧院”

Manikhino马尼希诺 一，

Mansfeld曼斯菲尔德

MarfaEgorovna马尔法.叶戈罗芙娜

Maria玛利娅

MariaAleksandrovskaya玛利姬.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哑

MariaPetrovna玛利姬·彼得罗芙娜

MariaVolkonskaya玛利哑.沃尔康斯卡姬

MarkBurman马克.伯曼

Maroseika马洛谢伊卡

Mamsia玛露西0E

Mayakovsky马雅可夫斯基

Memorial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碑”（也称：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

MenachemBegin梅纳赫姆.贝京

MikhailAJeksandrovich米哈伊尔·阿列克山德洛维奇

MikhailSaltykov-Shchedrin谢德林

MikhailTsydzik米哈伊尔济德齐克

Milcun米昆

MininReflector米宁反光灯Minsk明斯克Mishchenko米申科

Mishchenko，II’iaNikitich米申科，伊里亚.尼基第奇Mishchenko，LevG丨ebovich米申科，列夫·格列勃维奇Mishchenko，LidaNikitovna米申科，丽达·尼基托芙娜Mishchenko，NikitaL’vovich米申科，尼基塔.勒沃维奇Mishchenko，VeraNikitovna米申科，薇拉.尼基托芙娜Mitka米特卡

MiusskySquare米乌斯克广场Mochulsky，F.V.莫丘尔斯基MohsenShah莫森沙Morozov，N.莫洛佐夫

MountElbrus厄布鲁士山Murom穆罗姆MOhlbcrg米赫尔贝格Mytishchi梅季希MVD内务部

Nastia娜斯提娅

NatGrigorov纳特.格里戈罗夫NataliaArkadevna纳塔莉哑.阿尔卡德芙娜NaumGrigorov纳乌姆.格里高洛夫Nekrasov涅克拉索夫Nelly涅莉

NickFraser尼克.弗雷泽NickyBrown尼基·布朗Nikita尼基塔

NikitaL’vovich尼基塔·利沃维奇NikolaiBogdanov尼古拉.波戈丹诺夫NikolaiGogol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Lileev尼古拉·里歹ij耶夫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Nina尼娜

NinaGrin尼娜·格林

NinaSemashko尼娜.谢玛什科

Ninka宁卡

Obraztsov奥布拉兹佐夫◦legPopov奥列格·波波夫Olga奥尔加Omsk鄂木斯克Orel奥廖尔Oschatz奥沙茨

PaulCox保罗考克斯Pavel帕维尔

PavelBannikov帕维尔.班尼科夫

Pechota伯朝拉

Pecholag伯朝拉劳改营

Percslavl-Zalessky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

PetrKuzmich彼得·库兹米奇

Pitder皮特勒

PokrovskyBarracks波克洛夫兵营PokrovskyGates波克洛夫大门Poltava波尔塔瓦

Pushkin普希金

PyotrLebedev彼得·列别捷夫Ramzin拉姆津

Roshchin（俄文P〇贝HH）罗欣Rossii罗西Rykalov雷卡洛夫

Saint-Saen5圣桑

Sakharov萨哈罗夫（AndreiSakharov）

SashaChomy萨沙*乔尔内Semenov谢苗诺夫

Serdit〇v，IuriiZ〇tik〇Vich谢尔基托夫，尤利.佐第科维奇

SergeiLebedev谢尔盖.列别捷夫·

SergeiRzhevkin谢尔盖.勒热夫金SergeiSkatov谢尔盖.斯卡托夫

Serov谢罗夫

Seryozha谢留扎

Sevastopol塞瓦斯托波尔

SashaChomy萨沙.乔尔内

Sheba示巴女王

Shirokoe希罗科耶

ShirokoeBologovskoe希罗科耶·波洛戈夫斯科耶

Shura舒拉

Shurka舒尔卡

ShurkaAleksandraChemomordik舒尔卡·亚历山德拉·切尔诺摩尔迪克

Sintsov辛佐夫

Slavik斯拉维克

SMERSH“处死间谍”的缩写

Smolensk斯摩棱斯克

SokolnikiPark索科尔尼基公园

Sokolov，A.索科洛夫

StanislavYakhovich斯坦尼斯拉夫.亚霍维奇

Stephanie斯蒂芬妮

StoleshnikovPereulok斯托列什尼科夫胡同

Stoph斯托夫

Sverdlovsk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克

Svet斯维特

Sveta斯维塔

Svetlana斯维特拉娜

SvetlanaAleksandrovna斯维特拉娜·阿列山德罗芙娜

SvetlanaIvanova斯维特拉娜·伊万诺娃

SvetlanaTukhachevskaya斯维特拉娜·图和切夫斯卡婭

Tamara塔玛拉

TamaraAleksandrovich塔玛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Tamara.Kovalenko塔玛拉.科瓦连J可

Tanya塔尼哑

TanyaSeghatchian塔尼婭.赛格哈茜

TatianaAfanasieva塔季亚娜.阿法纳西耶娃

Tblisi第比利斯

Terktsky德尔列茨基

Tkachenko特卡琴科

Tobolsk托波尔斯克

Tobys托贝斯

Tolik托利克

Tsydzik济德齐克

Tukhachevskaya图哈切夫斯卡哑

Tukhachevsky图哈切夫斯基

Tupolev图波列夫

Turkmen土库曼

Tuva图瓦

Tver特维尔

Ukhta乌赫塔

UncleKesha科萨叔叔

UncleSeryozha谢留扎叔叔

Urals乌拉尔

Ust-Usa乌萨河

Vadim瓦季姆

Vagankovskoecemetery瓦甘卡公墓

Vagzhanov瓦格扎诺夫

ValentinaAlekseevna瓦连京娜·阿列克谢耶芙娜

Valya瓦丽娅

VasilyTrifonycb瓦西里·特里丰内奇

VaskaGusev瓦斯卡·古谢夫

Vera薇拉

VeraInber薇拉·英宿尔

VeraIvanovna薇拉.伊万诺芙娜

Vetrov维特洛夫

Viazma维亚济马

VictorChikin维克托·齐津

Vinnytsa文尼察

VitalyEpshtein维塔里.爱普施坦

VitalyIvanovichKuzora维塔里·伊凡诺维奇·库佐拉

Vladimir弗拉基米尔

VladimirAleksandrovich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VladimirNovikov弗拉基米尔.诺维科夫

Volga伏尔加河、伏尔加市

Volodarsky沃罗达尔斯基

Vologda沃洛格达

Vorkuta沃尔库塔

Voronezh沃罗涅日

Voroshilov伏罗希洛夫

VuzovskyLane乌佐夫胡同

Weimar魏玛

Yakhovich，AliaStepanovna亚霍维奇，阿莉婭·斯捷潘诺芙娜

Yakutia雅库特共和国

Yara亚拉

Yaroslavl雅罗斯拉夫尔Yasenevo亚谢涅沃YuryRumer尤里·鲁梅尔

ZhenkaBukke任卡.布克Zhitomir日托米尔

ZotikovSerditov佐季科夫·谢尔迪托夫

注释

[←1]

①黑宫广昭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知名的苏联、俄罗斯、乌克兰、亚洲史权威，著作颇丰，先后出版多部历史专著，其中包括名著《死者的声音》（2007)——译注

[←2]

[1]“纪念碑”是俄罗斯“纪念碑”历史教育与人权组织的简称，也称“国际纪念碑”，它负责调查、揭露“斯大林向人民宣战”（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语）而实施的镇压和迫害。2014年12月俄罗斯政府宣布将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译注

[←3]

[1]俄国人名，分全名和昵称两种，亲朋好友之间用昵称，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昵称斯维特拉娜（Svetlana)的昵称是斯维塔（Sveta),此外还有Svetochka、Svetik、Svetlanka等。列夫在劳改营给她写信时经常叫她斯维特（Svet)或者斯维特洛耶（Svedoe),这两个词意思是“光明”。这种双关语，列夫很喜欢。本书几乎通篇都是用斯维塔这个昵称。——原注

[←4]

[1]孟什维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反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原注

[←5]

[1]实际上她是卡佳姨妈第一任丈夫鲍里斯·托尔马切夫（BonsTolrmchev）的私生女。——原注

[←6]

[1]罗西指意大利建筑师卡洛·罗西（CarloRossi），在尼古拉一世年间（1825—1855），他设计建造了很多楼房和建筑组合。——原注

[←7]

[1]Dug是德文Durchgangslager的简写，意思是临时过境/中转的集中营。——译注

[←8]

[1]卡廷森林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以西十九公里处，即卡廷大屠杀所在地。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所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附有一个双方共同瓜分东欧的密约。根据该项密约，1939年9月1日德军闪电战占领波兰西部，9月17日苏联出动四十六万多人的部队占领波兰东部。因为当时波兰军队正全力抵抗西来的德军，奉命不与苏军交战，致使苏军轻易占领成功，并俘虏了数十万波兰军人。9月17日苏德两军在布列斯特会师，9月25日，苏德两军举行联合阅兵式，庆祝两国对波兰的共同占领。根据波兰征兵法，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必须成为后备役军官，所以苏军俘虏的大批波兰军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苏联秘密警察审问了三十多万名波兰战俘，挑出两万五千七百名精英人士，决定处死。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苏联秘密警察在各地进行秘密杀害。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广播电台向世界宣布，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万人坑，死者均为被苏联杀害的波兰俘虏：“二十八米长，十六米宽，里面埋了三千具波兰人的尸体，尸体堆放了十二层。”苏联政府一直否认是苏联所为，直到苏联解体才供认不讳。1990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波兰政府正式移交苏联屠杀波兰人的政府文件，其中包括当年苏联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呈送赫鲁晓夫的文件，里面提到苏联秘密警察部队共屠杀了两万一千八百五十七名被俘的波兰人。谢列平还建议销毁死者个人档案，以免大屠杀将来被发现。据“维基百科”介绍，苏联在卡廷森林秘密处死的波兰人包括：一名海军上将，两名陆军上将，二十四名上校，七十九名中校，二百五十八名少校，六百五十四名上尉，十七名海军舰长，三千四百二十名士官，七名随军牧师，三名土地所有者，数百名律师、工程师、教师，一百多名作家、记者，还有大约二百名飞行员。——译注

[←9]

[1]Andrei Sakhamv，苏联核物理学家，未来的苏联“氢弹之父”，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来成为苏联著名的异见人士，因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被苏联政府流放到高尔基城。1988年欧洲议会设立“萨哈罗夫奖”。——译注

[←10]

[1]塔尼娅是迫于军方压力当的“志愿军”，军方急需前线护士。如果不去，不但塔尼娅自己有被捕的危险，家人也很有可能被抓。——原注

[←11]

[1]R代表俄国。德文“俄国”是Russland，缩写R。——译注

[←12]

[2]《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战俘。因为苏联拒不加入该公约，所以苏联战俘得不到保护。德国纳粹集中营本应遵守《日内瓦公约》，但是用橡胶棍抽打不留鞭痕，所以査无实据。纳粹用这个伎俩是为了绕过《日内瓦公约》。——译注

[←13]

[1]德国地名。是德国基督教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故乡，在德国中北部偏东。人口两万多，——译注

[←14]

[1]在原东德境内，东德是苏军占领区，一译注

[←15]

[2]这几个字母是缩写，全称意思是“处死内奸”。一译注

[←16]

[1]在俄国西北，全长一千八百零九公里，向北流入北冰洋，——译注

[←17]

[2]发源于乌拉尔北部山区，长五百六十五公里，水流湍急，在伍斯特一乌萨（Ust-Usa）这个地方注入伯朝拉河。——译注

[←18]

[1]利沃夫这座城市，原是波兰领土，地处波兰东南部。根据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签订的密约，1939年9月纳粹德国和苏联东西夹击，共同占领了波兰。这个城市在苏联占领区。当时这个城市有二十万犹太人，从波兰的德国占领区逃过来十万犹太难民。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这个城市随后也被德国占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战后，根据《雅尔塔协议》，该市并入苏联的乌克兰。根据《波茨坦协议》，原来住在这里的波兰市民大部分被驱赶到从德国新割让出来的地方去了。于是这个城市成为苏联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居民主要换成了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占少数，但人数也不少。——译注

[←19]

[1]冬天穿的棉鞋，为了加强保暖，鞋的内面衬有皮毛。——译注

[←20]

[1]科雷马是西伯利亚东部一大片最北边的区域，濒临北冰洋。斯大林时期的劳改营遍布苏联各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在科雷马：数十万人冻死、饿死、累死、病死于此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说，科雷马是“寒冷和残忍的极点”。——译注

[←21]

[1]1936年7月31日，列夫在伊斯特拉河游泳被人救起，差点淹死。——原注

[←22]

[1]斯维特比起斯维塔更是亲昵的称呼。——译注

[←23]

[1]苏联就是根据刑法第58-Ⅰ（b）条款将列夫判刑的。——原注

[←24]

[1]普希金1830年创作的诗剧。——译注

[←25]

[1]列维坦（1860—1900）和库因芝（1842—1910），均为著名的俄国风景画画家。——原注

[←26]

[1]这是暗语，指劳改营。——原注

[←27]

[1]VeraInber（1880—1972），俄国诗人、作家、托洛茨基的表妹。——译注

[←28]

[1]显然，这里说的是我爱你。——译注

[←29]

[1]这是双关语。在俄语里，斯维塔（Sveta)本来就是昵称，词根是是斯维特（Svet)。斯维特又是一个独立的词，意思是光明——译注

[←30]

[1]引自果戈理《伊凡•伊万诺维奇是怎样与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原注

[←31]

[1]《特辖区主管》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一歌剧名。一一原注

“特辖区主管”是沙皇“恐怖伊凡”时期建立的特务组织成员，类似现代的秘密警察，他们对沙皇的敌人，进行侦缉、拷问、谋杀，以心黑手辣著名。——译注

[←32]

[2]新西伯利亚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人口近一百五十万，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一译注

[←33]

[3】莫斯科MalyTheater，与附近的莫斯科大剧院即Bolshoi，并称莫斯科大小剧院。——译注

[←34]

[1]Alik,是Alika（阿利卡）的昵称，斯维塔的侄儿。——译注

[←35]

[1]此处指自由工人。——译注

[←36]

[1]今名是圣彼得堡国立理工大学，俄国顶尖的理工科大学之一，有俄国的“麻省理工”之称。——译注

[←37]

[2]当时正是斯大林大恐怖时期。——译注

[←38]

[1]波兰第二大城市，在波兰中部。罗兹在波兰语中意思是“小船”。——译注

[←39]

[2]俄国城市，在莫斯科南边，距莫斯科大约三百六十公里，人口三十多万，苏联解体后发展较为滞后。奥廖尔在俄语里是鹰的意思。该市出了很多名人，如小说家屠格涅夫、沙俄总理斯托雷平、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译注

[←40]

[1]当时莫斯科工厂工人平均月工资是七百五十卢布左右。——原注

[←41]

[1]安德烈•图波列夫（1888—1972），苏联飞机设计师，1937年被逮捕，在内务部一个秘密的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劳改，194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列昂尼德•拉姆津（1887—1948），苏联热工工程师，1930—1936年被囚于劳改营，他也于194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原注

[←42]

[1]Yakutia，在俄国大东北，幅员辽阔，延伸到北冰洋。——译注

[←43]

[2]Komi，在俄国大西北，临近北冰洋。——译注

[←44]

[1]俄罗斯民歌，哀婉而清丽，歌词简直唱到列夫和斯维塔心里去了，引起—种特殊的共鸣。

苗条的山梨树啊，

你站着为何摇摆？

看你脉脉低下头

向着树根垂下来。

在那宽阔的河边，

在这马路的对面，

一裸高大的橡树，

也是一祥的孤单。

我也是一裸山梨树啊，

怎样才能往橡树身边靠？

我也不愿意如此折腰，

我也不喜欢这般动摇。

带着我那窈窕的枝蔓，

翩然栖身于橡树里面，

我要和橡树的树叶啊，

日日夜夜轻轻地呢喃。

山梨树却永远过不来，

与这高大的橡树相会。

可怜它命中注定了啊，

永远孤单地摇曳低垂。一原注

[←45]

[1]这一条是背叛祖国罪——和列夫的58-1（b）（军人背叛祖国罪）差不多。——原注

[←46]

[1]安东•弗兰釆维奇•加甫罗夫斯基，伯朝拉囚犯，1938年开始服刑，在斯特列里科夫实验室里当助理。——原注

[←47]

[1]H₂O是水，这里当然是指泪水。——译注

[←48]

[1]这是暗语，指的是一位自由工人，此人已经同意把斯维塔藏在工业区。——原注

[←49]

[1]伊萨克·列维坦（IsaakLevitan，1860—1900）的风景名画复制品，斯维塔带来的礼物。——原注

[←50]

[1]简称血沉。——译注

[←51]

[2]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克附近的学院，1943年斯维塔在那儿上过学。——原注

[←52]

[1]一辆卡车在身边驶过，车侧面凸出来的铁器把他的胃划开了。——原注

[←53]

[1]这里的“地理”指的是国界的重新划分，每次人为的更改国界，都对当地居民造成巨大创伤。——译注

[←54]

[2]指失去新郎的新娘。俄国民俗，先前契约谈成了，就用草作为象征性的补偿。——原注

[←55]

[1]Obraztsov（1901—1992），苏俄木偶艺术家，《大英百科全书》说他“在苏联把木偶确立为艺术”。——译注

[←56]

[2]这是中央儿童剧院上演的儿童剧，根据苏联儿童诗人萨米尔•马萨克的故事改编。——原注

[←57]

[1]这也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的主题之一。——原注

[←58]

[1]以色列第六任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michemBegin），1940—1942年也被囚禁在伯朝拉的劳改营。关于这段经历，他写了一本回忆录《白夜》。他在书中引述了一位难友的话：伯朝拉的蚊子是“北方的蚊子”，比一般的蚊子厉害得多，“这种蚊子看管犯人，比带枪的哨兵严厉多了。严厉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一个劳改犯偷偷出了营区，撒腿就跑。哨兵举枪射击，追他，带着猎犬搜捕，还是没有抓着。那个劳改犯跑得无影无踪……三天以后，那个逃跑的人自己回来了……面目全非，都认不出来了。他们把他关到隔离牢房里单独囚禁。但是，他发誓，以后再也不想逃跑了。北方的蚊子教训不浅”。见《白夜》，第160—161页。——原注

[←59]

[1]可能列夫心里想的是“特种”劳改营。这种劳改营，1948年春天成立了十个，专门单独监禁“最危险的”政治犯（间谋，异端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分子，孟什维克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分子，移民国外参加其他反苏组织的白俄分子）。这些“特种”劳改营都是在最为严酷的地区，其中好几个都接近北极圈，有的还在北极圈里（因塔、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和科雷马）。囚犯的皮肤上都烙印着编号，穿着条纹囚服只被允许与外界有最低限度的接触”。参见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英文版，第419页。——原注

[←60]

[1]俄国人不说“蹲”监狱，说“坐”监狱。——原注

[←61]

[1]斯维塔这里没说姓名，只说“他们”，是指刑满释放后留在劳改营就地就业的工人：鲍里斯•阿尔万尼托普洛夫妇。斯维塔要和他们联系上，他们夫妇俩给她提供住处，就住在工业区里面的劳改村里。——原注

[←62]

[1]N.A.是纳塔莉娅•阿尔卡德芙娜的缩写。她一定是给列夫出过主意，叫他不要拍电报。——原注

[←63]

[1]柳布卡被转押到因塔劳改营的时候，十年刑期只剩十一个月了。——原注

[←64]

[1]指公元前示巴王国的女王。《圣经》记载该女王爱慕以色列王所罗门。——译注

[←65]

[1]谢苗诺夫是电力组的头头，也是政治犯，1944年被判了十年劳改。——原注

[←66]

[1J这两部书都是俄国作家亚历山大•格林（1880—1932）的长篇小说，格林的真名叫格林涅夫斯基。——原注

[←67]

[1]斯维塔的这句话出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据说，1773年，苏沃洛夫将军违背鲁緬采夫元帅的命令，擅自攻下多瑙河上的土耳其要塞。苏沃洛夫将军被告上军事法庭。叶卡捷琳娜大帝听说以后，就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此言一出，遂成名言。——原注

[←68]

[2]俄语伏特加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字母表上的第三个字母。——原注

[←69]

[1]斯维塔来访期间，一定得到过他这样那样的帮助，一原注

[←70]

[1]阿穆尔河是俄国名，中国名黑龙江。——译注

[←71]

[1]波罗的海诸国指的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译注

[←72]

[1]相比之下，1950年木材厂的志愿工人平均每月挣工资八百卢布，管理人员每月挣一千二百卢布左右（详见：GURKNARK，f.l73，op.I，d.I，1.2）。——原注

[←73]

[1]块状咖啡是速溶咖啡，小方块形状，里面已经掺好了奶粉和糖一原注

[←74]

[1]列夫这么想没有任何理由，但是他自己没有被送到严酷的第三营区，心里觉得有愧似的。—原注

[←75]

[1]1945年2月，盟军在雅尔塔达成协议，德国占领致使苏联损失惨重。苏联军队占领德国后，苏军将没收德国工业物资，作为赔偿。这里说的发电机就是苏联没收的工业物资的一部分。——原注

[←76]

[1]暗指内务部头头们——原注

[←77]

[1]这是1940年代苏联流行电影里的两首抒情歌曲。——原注

[←78]

[1]图瓦位于外蒙西北边界外，原是清朝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一部分。清末，大批俄国移民进入该地。1911年外蒙“独立”后，图瓦也为俄国控制，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此建立“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并入苏联版图。——译注

[←79]

[1]指科农·西多罗维奇.特卡琴科（KononSidorovichTkachenko），列夫的难友，在一起服刑的工程师，斯特列里科夫的实验室助手。他负责发电站锅炉里的水化学成分不出错。——原注

[←80]

[1]据认为，绿色卷心菜能治肝病、肝炎和溃疡。——原注

[←81]

[1]指俄国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1821—1878）。列夫此处指的是他的诗《俄国女性》，这诗赞颂的是两位公主：玛利姬·沃尔康斯卡娅（MariaVolkonskaya）和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哑（EkaterinaTrubetskaya）。她们的丈夫因参加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们不弃不离，毅然随行。在这里，列夫把斯维塔比作这两位著名的巾帼英雄。——原注

[←82]

[1]现在莫斯科有九个主要的火车站，这个站旅客流量最大。一译注

[←83]

[1]北极的白夜太亮，看不到星星。——原注

[←84]

[1]这是列夫和斯维塔用的暗语，和雨有关的字指的是古拉格，例如“雨伞”和“雨衣”——原注

[←85]

[1]伊万诺娃家即是斯维塔的娘家——译注

[←86]

[1]也称麻雀山，1935—1999年间一度改称列宁山，在莫斯科市西南处，是莫斯科最高的地方，地处莫斯科河南岸。山顶有观景台，可以俯瞰全城，莫斯科大学就在山顶，这个观景台成了莫斯科大学门前的大广场。——译注

[←87]

[1]列夫宿舍的室友。1950年，伊万在敖德萨造船学院上学时被逮捕，判了十年劳改，在伯朝拉服刑。——原注

[←88]

[1]1949年的时候，列夫的刑期还有六年。——原注

[←89]

[1]暗指列夫档案里有劳改这一条，被社会歧视，应该争取平反昭雪，把劳改这段历史甄别过来。——译注

[←90]

[1]中东人煮咖啡，用剩下的咖啡渣算命，这是中东的习俗。——译注

[←91]

[1]此处的护照，指的是苏联国内的允许居住和工作的护照。——原注

1933年，苏联开始实行“国内护照及户口制度”。护照及户口只发给年满十六岁的城市居民，不给农民。苏联的户口（Propiska）实为居住许可，基本上分永久性户口和临时户口两种。户口是用盖印的形式印在国内护照上的，上面注明了此人的居住地址。没有当地户口，禁止在当地居住、就业。农民既没有护照，当然也没有城市户口，未经集体农庄主席批准，不准迁入城市。违反该项规定属于犯罪行为。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原居住地不许超过三十天。即使是这三十天，也必须事先得到当地苏维埃的批准，否则禁止外出。苏联政府宣称，实行护照和城市户口制度是“为了把不从事工业及其他对社会有益活动的人从城里清除出去，把暗藏在城里的富农分子、犯罪分子和其他反社会分子清除出去”。所谓“暗藏在城里的富农分子”是指为了躲避农业集体化而逃亡在外的农民。一旦遭到“清除”，结果常常就是劳改。二战以后，农村当局通常也可以签发护照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高法院废除了户口制度。——译注

[←92]

[1]“通往以马忤斯之路”是一个基督教的典故。以马忤斯是古耶路撒冷西北的一个镇，距离耶路撒冷大约十一公里。根据圣经《新约》的记载，耶稣基督复活后的当天晚上，他的两位弟子正走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边走边聊，忽然耶稣基督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耶稣没让他俩认出自己，他俩以为是陌生人。耶稣问他俩在谈什么，他们说，耶稣的墓空了，里面并没有耶稣。但他们不信，认为耶稣不会死而复生。等他们三人走到以马忤斯以后，他俩邀请耶稣一起去吃晚饭。耶稣把面包一掰开，他俩的眼睛就张开了，立刻认出了复活的耶稣。耶稣随即飘然而去，不见了踪影。于是他俩急忙去耶路撒冷，向其他各位弟子通报：耶稣果然已经复活了。此处暗喻：这个村像以马忤斯一样，去了也会遇到救世主的。一译注

[←93]

[1]这是另外一家纺织厂，以瓦格扎诺夫（Vagzhanov，苏共在特维尔地区的一名干部）的名字命名的。——原注

[←94]

[1]这个印章就是propiska，即居住许可，也称户口。—译注

[←95]

[1]Pereulok是俄文，意思是胡同、小巷。——译注

[←96]

[1]即今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俄文缩写为criBrny，——译注

[←97]

[1]维生素D暗指钱。俄文里，钱这个词是dengi，第一个字母是D。——译注

[←98]

[1]邮件不投递给收件人，由收件人自己去邮局取，这种邮递方式叫“留邮局待取”，国际 邮政通用的表示法是法文词：poste restante。——译注

[←99]

[1]俄国诗人，讽刺作家，犹太人。沙俄限制犹太人上学， 他小时候因为没有争取到犹太人的入学名额而上不了学。为了上学，不得已接受基督教 洗礼。他的诗风行天下，据说，学生、医生、律师，都会背诵他的诗，没有不会的。十 月革命后，他移民国外，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后去德国，最后在法国定居。1932 年在救火时心脏病发作而死。传说他的狗躺在他身上，也和他一起死了。纳博科夫赞扬 他说：“他留下的只有几本书，和一个美丽安详的身影。”肖斯塔科维奇曾为他的诗谱 曲。——译注

[←100]

[1]David Oistrakh （ 1908—1974），世界著名犹太裔苏联古典音乐小提琴家。1954年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1957年来中国作访问交流演出。——译注

Table of Contents

中文版序言

中文版自序

序言 一千封信

一 乱世情缘

二 从纳粹集中营到苏联劳改营

三 高墙内外的守望

四 信是托命的船

五 秘密信使网络

六 历尽艰险的秘会

七 再次冒险相会

八 三进虎穴探监

九 同是天涯沦落人

十 劳改营的衰落

十一 出狱在即的筹划

十二 终成眷属

尾声 历史的见证

鸣谢

“纪念碑”按语

资料来源

专有名词对照表

脚注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