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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上册）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下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2-62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上册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编辑小组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

（培文·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

ISBN 978-7-301-26938-1

Ⅰ．①全…　Ⅱ．①斯… ②吴… ③梁… ④全…　Ⅲ．①世界史　Ⅳ．①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2552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GLOBAL HISTORY, 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7th Edition by LEFTEN STAVRIANOS,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Pearson, Copyright © 1999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Electroni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20.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Pearson Education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本书所插地图由中国地图出版社授权使用，审图号：国审字（2018）第0821号

书　　名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上册

QUANQIU TONGSHI: CONG SHIQIAN DAO ERSHIYI SHIJI

（DI-QI BAN XIN-JIAO BEN）SHANG CE

著作责任者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著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全球通史》编辑小组　校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周彬　于铁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93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010-62752015　发行部010-62750672　编辑部010-62750883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9印张　605千字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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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致读者 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第一编 史前人类

第一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一、从类人猿到人类

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三、种族的出现

第二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一、农业的起源

二、农业的传播

三、农业的种类

四、食物生产者的生活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第三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二、古代文明的传播

三、古代文明的类型

四、游牧民族获得权力

五、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

第四章 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整体化（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一、整体化的根源

二、商业联结

三、文化联结

第五章 希腊——罗马文明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800——前500年

二、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前336年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前31年

五、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264年

六、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前27年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27——公元284年

八、后期帝国，284—476年

第六章 印度文明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二、改革与反改革

三、孔雀帝国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五、笈多古典时代

第七章 中国文明

一、过渡时期

二、哲学家和经典

三、秦帝国

四、汉帝国

五、帝国的衰落

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二、蛮族的入侵

三、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四、蛮族对西方的不断入侵

五、西方的巨大例外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诅咒还是福音？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1500年）

第九章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

一、商业联结

二、技术联结

三、宗教联结

四、扩展中的视野

第十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一、穆罕默德

二、征服时期

三、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四、伊斯兰教文明

五、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第十一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一、突厥人的入侵

二、成吉思汗的征服

三、蒙古帝国

四、蒙古帝国的衰落

五、突厥人的复兴

六、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一、拜占庭的出现

二、拜占庭的黄金时代

三、拜占庭的衰落

四、拜占庭的灭亡

五、拜占庭的遗产

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一、隋朝和唐朝

二、宋朝的黄金时代

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四、明朝的民族优越感与回缩

五、中国文明在日本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七、日本的回缩与孤立

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一、西方的多元化

二、地理背景

三、技术的进步

四、发展中的经济

五、新的君主国的崛起

六、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八、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第四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十五章 非洲

一、地理环境

二、农业和铁器

三、伊斯兰教

四、贸易与苏丹诸帝国

五、王国与诸侯国

第十六章 美洲和澳大利亚

一、陆地和人民

二、文化

三、文明

四、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

五、澳大利亚

第十七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的种族

第五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十八章 西方扩张时的伊斯兰世界

一、现代伊斯兰帝国的崛起

二、伊斯兰帝国的辉煌

三、伊斯兰帝国的衰落

第十九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二、王朝的更替

三、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四、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五、德川幕府

六、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第二十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一、现代化

二、文艺复兴

三、文艺复兴的遗产

四、德国宗教改革

五、德国以外的宗教改革

六、天主教改革

七、宗教改革的遗产

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

一、扩展中的经济

二、技术的发展

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四、新君主的崛起

五、扩张前夜的西欧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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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Lef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

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奖。

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出版了《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等多部颇具影响的著作，其中享誉世界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可谓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实践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美国内外众多著名大学均将其选为教材或参考教材。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翻开这本书，人类的过去就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的忧虑与警示。不同于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强加给读者的历史学作品，这本书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没有教育人的口吻，却把读者引入一种求索的境界，让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释卷。这本书就是享誉世界几十年，已经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全球通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尽管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讲过长难记，但它已经随着《全球通史》一起进入了中国人的知识殿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

毋庸讳言，阅读历史，特别是通史类的教科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却可以让读者比较轻松地读下来。这本书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有人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J. M.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可见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1]作为历史教科书，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恐怕也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

一

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全球通史》何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观全书，读者首先会发现，《全球通史》虽是史书，但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例如，《全球通史》对伊斯兰教势力从中东不断地向周围扩张，直至非洲、中亚东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体会到当今世界围绕“大中东”的诸多矛盾冲突的缘起，体会到历史与现实是如何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涉及一个历史作品的时代感或现实感问题。“古往今来”是通史类教科书的必然属性。但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埋头于“从过去到现在”的叙事，而对读者的求索目标和心态需求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历史作品的“受众”就只能局限于本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局限于以获取学分为目标的“专业读者”之内，而难以拥有历史专业以外的广大读者，历史作品就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大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或现实感。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是继斯宾格勒1917年《西方的没落》发表之后的另一部历史巨著。但与《西方的没落》不同，《历史研究》并不认为西方的没落在劫难逃，而是对其存续持乐观态度。很明显，《历史研究》不仅是“历史研究”，而且也是对当时萦绕西方人心头的现实问题的正面回答。据汤因比先生本人说，他1924年至1956年撰写《历史研究》期间，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他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本《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中，我同样是两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2]。汤因比在阅读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曾撰文指出，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却给他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3]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进入《全球通史》的意境之后就会发现：你不仅在阅读历史，而且也在了解现实；你不仅在与过去沟通，也在与现实对话。可以肯定，当你阅读了《全球通史》之后，会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会对这个世界的走向有一个自己的判定。所以我认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感。

二

《全球通史》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启蒙时代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但后来“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失了。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或“二战”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在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W. H. 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

人们一般都把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1967年的《当代史导论》、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同年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和1971年）和麦克尼尔的《世界史》（1967年），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 H. 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4]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也把1960年代“世界历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出版和1970与1971年他的《全球通史》第1版的出版，看成是西方学术界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转变的证据。[5]

巴勒克拉夫等人所倡导的“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6]在《当代史导论》中，他明确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阐释体系。[7]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构建全球史学已经成为史学界多数人共识的今天，我们重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克拉夫等人的作品，不能不被他们的先见之明所折服。

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式。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众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它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无意这样为难我们。它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换言之，它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8]正如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属于罗马帝国。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其他社会的历史则表现出不同的模式。”[9]但是，对于“三分法”的否定并没有阻碍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分期上进行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多少年来，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努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契合点。如沃尔夫从“家族秩序的生产方式——纳贡（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的分期，[10]麦金德从“开放体系——封闭体系——开放体系——封闭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11]沃勒斯坦从“微型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期，[12]霍奇森从“农业时代——技术时代”角度进行的分期，[13]麦克尼尔从“前文明——文明——相互联系的文明——全球文明”角度进行的分期，[14]格尔纳从“狩猎——农业——技术”角度进行的分期，[15]麦克高希从“文化技术”（原始或表意文字、字母文字、印刷术、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角度进行的分期[16]和布赞与利特尔从“前国际体系——相互联系的国际体系——全球国际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17]等等。仔细研读这些分期后我们会发现，尽管它们的切入点不同，时间上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把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换言之，1500年是多数世界历史分期在时间上的共同契合点。这可以证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以1500年为界的基本划分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同时也给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以诸多参考和启迪。

三

《全球通史》不想在阐释体系上束缚住读者的想象力，作者的阐释手法更是让读者得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18]例如，《全球通史》打破地区和民族的界限，按照历史运动本身的空间来阐释历史，不仅让读者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整体世界史”的思考境界，而且可以从中产生许多对现实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尤其对我们深入考察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形式遮盖之下的真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声言自己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但实际上他对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多种方法，如文明模式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文明交流理论、长时段和宏观历史理论等，都了如指掌，应用娴熟，从而为读者构建起一幕幕雄伟的历史画卷。不同领域的读者可以从《全球通史》的不同侧面，汲取不同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一本历史学的巨著应该做到的。当然，《全球通史》也阐释了许多人们共同关心的观点和话题。如作者在考察欧亚大陆文明兴衰时指出：如果其他地理条件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间的“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因为易接近性既为各民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制造了淘汰的压力；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部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历史；农业文明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和黑人的优势；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里，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但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除了宗教领域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续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如希腊和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正是欧亚大陆的西方古典文明比其他文明遭受了更彻底的破坏，无法复原，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才使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西方衰落了，但西方开启的现代革命却蔓延到全世界，因而西方也是成功的，等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让读者对中国的历史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中国读者理解中国的历史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如他认为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还认为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只有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这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对中国的统一、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然，《全球通史》充满富有哲理的睿见，笔者常读常新，这里只是简单地举要而已。

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译本是这本享誉世界的历史教科书的第7版。该书第1版上卷问世于1970年，下卷问世于197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作者1999年推出的最新版本译出的。

同第1版相比，第7版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覆盖的时间跨度增加了。作者把他所阐释的内容延展到1990年代末。新版本加入了冷战终结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的内容，最后以苏丹的饥荒和印巴核试爆结尾，更加凸显了他一直强调和忧虑的这样一个历史主题，即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第二，原来上下两卷的副标题分别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版上下两卷只有一个副标题：“从史前到21世纪”，突出全书是一个整体。第三，许多章节的内容都做了调整和简化，更加适应历史学专业以外读者的需求；同时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始文献资料，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新版本开辟一章专门介绍波利尼西亚即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从而更加显示了“全球通史”的完整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照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经典之作更加图文并茂。最后，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最新参考书目，进一步丰富了《全球通史》的信息含量。

关于这个新版本，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在“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时代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9]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回答说：“答案与出第1版时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20]

五

最后，我们该来谈谈《全球通史》的作者本人了。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闻名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所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新世界史》等。《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英文版出版于1981年，1993年我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201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全球通史》的延续和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采用冷战期间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界定，而是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认为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也与地理位置没有绝对的关系；最早的第三世界发端于东欧，之后才将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纳入进来；第三世界不是与西方偶有联系的遥远异域，而是西方自己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读的历史著作。在1997年发表的《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新世界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三个类型，即家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对世界历史提出了一种独特诠释。在每一个类型的内部，斯塔夫里阿诺斯又研究了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和战争四个生命线问题，并就与这四个生命线有关的21世纪可能的前景进行了展望。相信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本书也会给中国读者诸多启示。

当然，同其他学术作品一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在研读和欣赏这部优秀作品时也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尽管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由于他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所以人们就对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另外，人们普遍认为西欧文化并没有在中世纪荡然无存，因此他关于西方何以从落后变为先进的立论就不够坚实，他对整个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历史命运的整体解读因而也就不能说完全站得住脚了。

不过，这些问题都可以见仁见智，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别人优秀作品的时候应该具有一种批判精神，这样才能够为我所用，充实自己。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的链条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大国，是一个历史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我们迄今还没有奉献给世界一本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样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所熟知和欣赏的史学力作，我们甚至依然在用别人的模式理解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这是与我们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身份不相符的。中国的强大有赖于中国文化力量的发展和强大，其中包括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解读能力和阐释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其《全球通史》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无数的你和我。

［注释］

[1]邢宇皓：《百年回首——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光明日报》，2000年1月6日。

[2]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页。

[3]张广勇：《从文明中心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88，第49页。

[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64—266页。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XIII页。

[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58页。

[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第13—16页。

[8]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342页。

[9]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第19页。

[10]Wolf, Eric, R.（1982）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Mackinder Halford J.（1904）“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13, pp. 421-437.

[12]Wallerstein, Immanuel（1974）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3]Hodgson, Marshall G.S.,（1993）,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McNeill, William H.,（1963）,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Gellner, Ernest（1988）, Plough, Book and Swor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London, Paladin.

[16]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

[17]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8]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54页。

[1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XIII页。

[2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XIII—XIV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

盛行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全球史”之风，刮了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把世界唤作“地球村”起，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就感到了一种必要，那就是必须突破19世纪以来国别史和西方中心论传统，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以便提供某种参照，对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这常常与起分裂作用的民族国家紧密相关），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重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各区域文明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所谓的“全球史”，就这样渐渐发展了起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就是这个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它最初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而由于它的杰出，一经问世就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所以如今它已经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全球史经典了。我国的读者对它当然也不陌生。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而它对我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是行内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较之以前的版本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作者已根据21世纪世界的新需要，对本书从架构到内容都做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优化升级”。

那么，这个新版本究竟新在何处？

按照作者本人在本书开篇的“致读者”中的解释，新版本之新，主要就新在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全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

而“致读者”中接下来的文字，谈论的则全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和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生命”和“地球母亲”带来的双重威胁，从中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是：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核心问题是由殖民地革命凸显的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的话，那么21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就已经转到了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方面了。

但那个“60年代问题”是否就此消失了呢？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对于上述那两大问题（它们正是20世纪末以来全球史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作者在书中仍给予了同等的关注。也就是说，作者在敏锐地察觉到现代科技负面影响问题凸显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对包括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在内的社会公正问题有丝毫的忽略，因而他也就没有忘却上面谈到的全球史初兴时的那份现实关怀，而那也正是全球史必须坚守的一份优良传统。

在本书的旧版本中，作者对“60年代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乐观。这份乐观来自汤因比。汤因比曾盛赞当今时代，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敢于认为可以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的时代。斯塔夫里阿诺斯深以为然，并由此浮想联翩：

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1]

然而，事过30来年后，作者是不是还能这样乐观呢？看来有点困难了。实际上，类似的言论在新版本中已经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种种消极影响的令人沮丧的描述。作者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指的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多项技术突破，包括核能、人工智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等，实际上也就是使本书的新版本成为必要的那种“科技的神奇影响”之源。作者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导致了第三世界经济的恶化以及富国和穷国差距的惊人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欠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时这一比率转变为15：1；而到20世纪末，预计这一比率还有可能达到30：1。[2]同时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3]当然，作者也没忘记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乃至战争诸方面造成的各种有害的世界影响。至于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它归结为“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时间滞差，也就是说是因为受制于传统的人类总不能及时地变革社会以适应技术变化带来的新环境。

尽管如此，我们的作者仍然对未来满怀希望。他反对诸如人类将在“核冬天”中自我毁灭之类的悲观论点，理由是虽然今天的人类还在像其祖先那样不停地做着种种蠢事，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我们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那么这些优势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二是人权意识的全球觉醒，它们正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推动整个人类向自由王国飞奔——“这种新萌发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表明，现在的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4]，这就是他的结论。

显而易见，作者在这里表达的，其实就是他对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应该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礼赞，尽管其曲调往往显得低回而不高亢。它试图展示人类社会从远古经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进步历程，这无疑还是启蒙主义的路数，还是所谓“宏大叙事”——只不过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它符合全球民众对自由平等、社会公正的渴望，而且契合“全球史”的精神。在本文开头处我们曾提到，“全球史”写的实际上就是“文明史”（这使它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国家史），其目的是要推动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建设。这种“共同文化”，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不是别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一点他虽没有明说，但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从他在本书的老版本里写的这句话中体会出那个意思：

今天，欧洲三大革命（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引者）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面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5]

这句话虽短，却说得很到位。它道出了“三大革命”与后来广泛流播于全世界的现代文明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从而凸显了现代文明崇尚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本质内涵；同时它又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由现代文明的传播所创造的“世界文化”将是同质性与多样性的一种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即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同时，还将继续保留自己的某些可以与现代文明兼容的文化个性，从而继续维持各现代化社会之间的种种“细节上的不同”。显然，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关现代文明的理论信息。

只是很可惜，在新版本里，这段话随着内容结构的调整而消失了。但作者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似乎并没有变化，因为新版本的第七编中所阐述的，仍然是有关“欧洲三大革命”造就了某种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一些基本事实。不过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情况：作者对使用全球性的“世界文化”这样的词似乎有些顾虑——实际上这个词在新版本中已完全看不到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情况是：“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这种本来应该成为本书主要关键词的词汇（因为本书的章节结构就是按从古典文明到中世纪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这个逻辑理路排列的），作者好像也不大敢用。甚至作者一直都不曾给现代文明下一个像样的定义：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它是一种“新型的、与欧亚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别的、充满活力与扩张性的文明”[6]。作者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这种畏缩躲闪，与他在谈论“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巨大潜力”时的那种眉飞色舞，显然不大合拍；而那所谓的“全球觉醒和现代高科技”，其实与现代文明，或与由欧洲三大革命的传播造成的那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本质上却是毫无二致的。

至于何以会出这种差池——恕我直言，很可能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所致。毫无疑问，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赞成文化多元论而唾弃文化一元论的，绝无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高明那种粗俗观念。但是很遗憾，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他也难免受到了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东方学”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本书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他始终把三大革命仅仅看作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就把现代文明看作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参见本书第七编）。这样做的问题，似乎是不恰当地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的诸多重大贡献，因而也就看不到现代文明中实际存在着的大量东方文明要素，结果也就无法深刻体认现代文明本身特有的那种世界性或普世性。如此说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闪烁其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把一个在他看来纯属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说成一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的本质的时候，他分明感到了一种道义上的不妥，以及一种理论上的踌躇。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享年91岁。谨以拙文聊寄哀思。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895—897页。

[2]参见本书下册第四十四章。

[3]参见本书下册书末：“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666—667页。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884页。

[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05页。

致读者

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睁大双眼，每天都有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教皇保罗六世，1969年5月18日

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的消失便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而反映了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出现的这一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的出现、《世界历史杂志》的问世以及本书第1版的出版，皆证实了这种转变。

这又使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上：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这种影响的无处不在，显见于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种种巨大的问题”中。例如，20世纪末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木制东西如何抵挡得住呢？

地球母亲已产生人类生命；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已发出警告：“人类在20世纪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在先前全部人类历史中造成的还要多。”[1]同样，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于1989年下结论说：“到1999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将要到来。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2]

由于物种与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题有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类书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物种链上的小小一环，那么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0.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记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不过，这种统计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高级智能的人类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来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独一无二的物种。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的关系变化来予以戏剧性的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播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往其他大陆迁移，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岛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欧洲大陆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所以，天花与人类的关系给完全颠倒过来了。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学家们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余留的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毁掉，以防止它们传播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最后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们已制造出无害的天花DNA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定为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和消灭）它。由此可见，人类已俨然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3]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会健康状况中的这种“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你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城，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4]

库斯托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后来，消费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变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辆左右，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0000辆，而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0000辆。[5]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6]

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则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

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考虑。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这种躲闪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而，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昙花一现的生涯中的最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又随着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社会与环境的退化中，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种种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们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7]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

［注释］

[1]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ummer 1996）, pp. 48，49.

[2]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s, State of the World 1987, 1989（W. W. Norton, 1987-1989）, pp. 194，213.

[3]Cited in A. Pacey,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MIT Press, 1983）, pp. 114-115，178-179.

[4]J. Cousteau, “Consumer Society Is the Enemy，”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ummer 1996）, pp. 48，49.

[5]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6.

[6]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pring 1989）, pp. 4-8.

[7]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87.

［致谢］

本书中以下章节开篇的引语是引自下列作者和出版商的作品，在此谨表示真挚的谢意：

第一章引语引自Clyde Kluckholn, Mirror for Man（New York：McGraw-Hill, 1949）, p. 11。

第二章引语引自R. J. Braidwood，“Near Eastern Prehistory”, Science, vol. 127（June 20, 1958）, 1419—1430。

第八章引语引自Robert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1962 by Max Leclerc et Cie, Prop. of Librairie Armand Colin and © 1966 trans. By J. M. Dent & Sons, Ltd., and published in 1967 by M. Evans and Co., Inc., New York, by arrangement with J. M. Dent & Sons, Ltd.。

第九章引语引自Lynn White, Jr., “Tibet, India, and Malaya as Sources of Western Medieval Technolog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April 1960）, 515, 526。

第十二章引语引自W. C. Bark,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66。

第十四章引语引自Lynn White, Jr.,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XL（1940）, p. 156。

第十七章引语引自A. J. Toynbee, Civilization on Trial, © 1948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第二十一章引语引自Lynn White, Jr.,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XV（1940）, p. 156。

第二十四章引语引自B. H. Sumner,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3）, p. 1。

第二十六章引语引自Herbert Butterfield,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57）, p. 179。

第二十八章引语引自Peter Chaadayev, Apology of a Madman, cited in H. Kohn's The Mind of Modern Russia（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50。

第二十九章引语引自H. A. R. Gibb, “Social Change in the Near East”, in P. W. Ireland, ed., The Near Eas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 43。

第三十章引语引自Arnold J. Toynbee, The World and the West（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第三十一章引语引自J. K. Fairbank,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Japan and China”, from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I, No. 4。

第三十六章引语引自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第三十九章引语引自Arnold J.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

第一编

史前人类

本书第一编论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长达400万年的历史，而其余各编则论述人类文明社会不足6000年的历史，因此，本书显然是以最短的篇幅来论述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漫长的史前阶段。笔者之所以偏重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历史，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速度一直在不断加快。地质年代以10亿年为计算单位，人类史前时代以千年计，而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后，纪年单位开始不断缩小，逐渐变成以百年甚至十年计。时至今日，每天都有许多重大事件无休无止地蜂拥而来，无情地包围着我们。变化之迅速确实已经引起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人类是否能够迅速适应变化，以避免被淘汰，甚至被灭绝的命运呢？

由于诸重大事件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本书的研究也有所侧重。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而低估史前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在史前时代的几百万年中，有两大转变为此后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具有思维能力的真正的人类；其二是人类的先祖从坐享大自然恩赐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这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就是第一编的两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第一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他们能够从中窥见自身无尽的变化。

——克莱德·克拉克洪

对过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现代人所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了解甚少。希腊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德在开始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曾说过，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对历史的不了解，使他对雅典的无与伦比的光荣和贡献不能有所认识。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注重历史。对埃及人、希腊人和中国人的早期历史，我们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多。而且，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诸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每年都在丰富着有关我们早期祖先的知识。这一学科名单上还应该添上能被用来从卫星、航天飞机和飞机上探测地面和地下情形的空间技术。卫星、航天飞机和飞机都配备了能够测量地面温度微弱差别的传感器。由于沙地、耕地、植被和不同类型的岩石均有不同的温度，并以不同的速度释放热量，所以传感器能够分辨出地面的松土是史前时代的耕地，还是古代的商路，抑或是古建筑的遗迹。因此，雷达成像技术除了已被用来绘制危地马拉丛林中的玛雅人的道路和哥斯达黎加阿热内湖畔的小径外，还被用来绘制横穿中亚的古代洲际丝绸之路。

空间技术能使我们找回人类历史失佚篇章的一个最近的精彩例证，就是发现了中国长城的断失部分。长城的某些部分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被湮没在数层移动的沙丘之下。1994年4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发现了这部分长城——这些图像显示，在距中国首都北京以西430英里的边远地区，有一段长达47英里的长城。几个世纪以来，北京近郊的长城一直都受到了很好的维护，从而获得了许多上镜的机会，比如说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就都在长城上漫步过；但是偏远地区的长城却是年久失修，无人照料。再加上这些地方的长城也并不是用石头砌成的，泥土和树枝是常见的替代品，所以时间一长，很长的长城也就逐渐损毁，终至湮灭，直到近来魔术般的现代技术重新发现它们。[1]

类似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考证已将我们的认识拓展到了人类文明开始之前，即便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录。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只是在大约5000年前才刚刚学会书写，而人类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400多万年前。我们应当考察史前时期这漫长的几百万年，因为人类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在此期间，人类的远祖居住在能够发现食物的地方，和其他动物一样靠采集食物为生，而不是像他们擅长农耕的后代那样通过种养来获得食物。

一、从类人猿到人类

我们所在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上百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只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星系中的一个。当本书在以后的章节中回溯人类的经历和人类的切身之事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此悬殊的对比。比较好记的一个类比就是，地球在宇宙当中小得就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

地球形成于约50亿年以前，而大约40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尽管人们历来都认为这种原始的生命与非生物有着质的区别，但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而是把生物看作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他们按照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无机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有机物的。说得具体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某一类构成了生物。

生物又从低等级不断地向高等级进化：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最终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及植物一起，约于3亿年前开始成功地适应陆地生活。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随后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接着是鸟类，最后则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占据统治地位已达6000万年。

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这种说法：人类属于动物王国——更明确地说，属于灵长类这一目；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类的，还有树鼩、狐猴、眼镜猴、猴子及类人猿。若干研究领域都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大量证据。解剖学家发现，从总体来看，人类与其他高级动物在骨骼、肌肉和器官构造方面有不少基本相似处。胚胎学家注意到，人类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显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征，如一个月时有半圆形的鳃，两个月时出现发育不全的尾巴。人类学家指出，对人类化石的研究证明，人类是由普通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许多可表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联系的类似迹象，如：猿类血液的化学成分和人类的极其相似，猿类和人类身上有共同的寄生物，猿类和人类学习的方式也很相似。

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6到7次大冰期和5到6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必须能不断地适应和再适应新的环境。能否适应的关键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当然，这也就是人类能在地球上居于无可争辩的首位的秘密。首先，人类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人类与长臂猿或北极熊不同：长臂猿双臂柔软细长，只适应森林生活；北极熊白色的毛皮很厚，只适应北极环境；而人类，绝不是只适应一种环境。更准确地说，人类靠自己的大脑，而不是自己的身体，能适应任何环境。

人类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从一系列人类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进化而来的。原人中有一部分已能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和武器。最早出现的原人是南方古猿。一般认为，它们最早出现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距今400多万年。这种灵长类动物的骨盆和腿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但其脑容量只有人类的三分之一，几乎还不及现存的类人猿的脑容量大。因此，这种与人相像的两足动物（原人不再用四肢行走）的运动系统是与猿脑般的大脑结合在一起的。

对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灵长类动物来说，非洲大草原是很理想的环境。那里气候温和，即使缺衣少穿，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且，辽阔的大草原与茂密的森林和荒凉的沙漠不同，那里有水源，也有可供食用的动物。因此，尽管南方古猿的工具很简单，但它们依然能享用到丰盛的食物，其中包括蛋、蟹、龟、鸟、啮齿动物，还有小羚羊。小羚羊很容易捕猎到，因为它们一遇危险便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

南方古猿在非洲平原上漫游了200多万年，在此期间，这种类人动物中先后有好几个物种都经历了出现、兴旺、消亡的过程。由于每年都有许多新发现，而相关的理论又必须随着这些新发现而作修正，所以，人类学家们尚不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比如说，最近在爪哇出土的人类化石就对传统的“非洲起源”理论提出了挑战。“非洲起源”理论认为，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从那里迁徙到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爪哇出土的化石古老得惊人，足以支持人类多地域起源论者的观点。人类多地域起源论者认为，早期的人类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独自起源和进化的。[2]无疑，在未来的岁月中，人们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所以，围绕人类起源问题，还会提出更多的新理论来解释新的化石发现。

尽管不知道确切的年代和准确的地点，但却可以肯定，早在4万年以前，人类，或者说智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终于出现了。而最近的考古发掘则显示，人类的出现比这一时间还要早得多。从最宏观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出现是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二大转折点。第一大转折点是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在第一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之后，所有的生物种类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也就是说，生物的基因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点在气候变化剧烈的更新世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一进化过程发生了逆转。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今天，随着人类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知识不断增加，人类很快就能够既改变其所处的环境，又改变自己的基因，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也即将来临。

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其原因在于，对于同此时此地的现实相分离的事物和概念，只有人类能予以想象或表示。只有人类会笑；只有人类知道自己会死去。也只有人类极想认识宇宙及其起源，极想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将来的处境。

由于具备这些独特的革命性能力，人类不用经过生理突变便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人类文化以一种全新的非生物学方式拥有了北极的皮草、沙漠的贮存水和水中的鳍。更具体地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实践。所有这一切使人类能适应物质环境和他们的同伴。实际上，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讲述的人类故事就是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今时代所创造的一连串文化的故事。

当人类运用其超凡的大脑去改变其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基因——相反的情况在过去是压倒性的模式——他就已经远远超出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了。这也解释了为何人类当年在非洲大草原刚刚起源时毫不起眼，而今天竟成了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物种。但是这也引发了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现在显得不能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为什么人类日渐觉得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

答案似乎在于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别。基因进化通过基因突变起作用。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突变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这个突变就会在几千年的短短生物学时期里显现于该种群。其实这种进化模式也就是人类由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一直进化到智人所经由的道路。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只要看看蒸汽机是如何在19世纪时改变了整个世界，看看内燃机在20世纪中是如何发挥其功用，再看看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又是如何使我们的环境大为变样，你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何要警告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的要么是新的“思维方式”，要么是“空前的灾难”。

关键问题似乎在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学会如何平衡知识和智慧正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以致正如爱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样，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平衡的结果。

图1　威灵道夫的维纳斯，这尊石像雕刻于公元前15000年至前10000年间。从该雕像中人物形体的比例可以看出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倾向。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平衡问题已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并在今天由于我们的智慧无法赶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而出现得更为频繁、更为急迫。

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人类凭借自己优越的智力发明了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他们用压制法从石核上取下长而锋利的薄片即“石刀”，制作各种新型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用的工具”。有些新型工具是由不同的材料组成的，如以兽骨、兽角或燧石为尖端的长矛和装有骨制或木制把柄、石制刃口的刮削器。这时还有了抛射物结构的新发明，如用于捕牛的一端系有重球的绳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这些新发明物刚开始使用时效率比较低，但随着不断改进，终于成为近代火器发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发明，如用骨头和象牙制的锥子、带眼的骨针、作腰带用的扣件，甚至还有纽扣——所有这些表明，马格德林时期的猿人已穿上了裤子和袖子都合体的缝制皮衣。

虽然旧石器晚期的技术比起早100万年的旧石器初期的技术先进，但就低下的生产率来说，它仍是原始的。食物采集者也没有成立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治机构。他们组成一个个自治的团体，团体的人数一般是20人至50人。不过，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时期盛产鲑鱼的美洲西北部、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多尔多涅山谷，也曾出现过人数更多的狩猎团体。根据当时的狩猎团体判断，旧石器时代，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自然地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社会组织必然同政治组织——如果在此阶段这二者能区分开来的话——一样简单。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和未完婚的子女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被允许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家庭极少。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平等，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今日通常与“弱者”女性联系在一起的依从和卑下的地位。

通过对现在仍然存在的90个食物采集部落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人类学家们发现，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等。虽然男人弄来的肉类极受欢迎，但事实却是，女人采集来的食品仍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的猎物的两倍。因此，尽管两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却同等重要。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女性不但生育和抚养了小孩，而且还提供了大部分食品。

确实，男人负责部落的防卫，并掌控着武器，但是他们并不用武器来恐吓或镇压女人。事实上，当欧洲人最初在海外遇到食物采集部落时，他们普遍都对部落中的女性享有比欧洲女性多得多的平等感到好奇和震惊。耶稣会传教士保罗·列·居内（Paul le Jeune）在1633年至1634年的整个冬天，都和居住在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半岛的蒙塔格奈-纳斯卡皮印第安人（Montagnais-Naskapi Indian）的一个部落待在一起。“女性在这里享有极大的权力，”列·居内报告说，并力劝该部落的男人们坚持自己的权利，“我告诉他们，男人是一家之主。在法国，女人是不能支配丈夫的。”另一个耶稣会传教士报告说：“从决定计划、决断事情、确定旅程，到储备冬季物资，几乎每件事情都由家庭主妇决定。”颇有意义的是，人类学家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于1950年至1951年研究蒙塔格奈-纳斯卡皮印第安人时发现，这些印第安人中间的两性关系依然如故：“美妙的是能看到集体责任感……和安乐自治感，数世纪以来根据性别和地位对恭顺举止的教化未曾拖累这一点。”[3]

图2　塔西里·那杰岩画（the Fresco of Tassilli n'Ajjer），一幅刻在撒哈拉沙漠岩石上的石器时代的绘画，出土于阿尔及利亚。一位学者认为，这幅精美绝伦的画作描绘了妇女采集谷物（画面上的黑点可能代表谷物）的场景。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谷物应该是野生的，除非这里很早就出现谷物种植（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不论此画表现的是谷物采集，还是优雅的舞蹈动作，这些形体都告诉我们在这个曾经绿树成荫的撒哈拉地区当时已有人类的存在。

在食物采集部落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部落成员之间也都有着很亲密的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从而享有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虽然部落与部落之间也会因个人世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一些争斗，但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之后，人类学家R. B. 李得出如下结论：“一种真正的公社生活时常被当作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虑，时常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然而在实践中却实现不了。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证据却告诉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4]

人类学家们近来除了关注我们史前祖先的社会制度外，还关注他们的日常食物，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吃的东西似乎对我们今天有借鉴意义。几千年前的人类吃什么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判断：其一是通过研究粪化石，即古人排泄物的化石。粪化石里含有许多东西，如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毛发以及蛋壳，因此，一个粪化石就提供了几百万年前食物的一个密封记录。另一个办法是观察今天的食物采集者吃什么，无论他们是澳大利亚的土著，还是居住在南非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中的亢人（！Kung）。这类观察已揭示，现代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供应的充足程度令人惊讶，且有保障，尽管他们生活在别人都不愿意居留的恶劣环境中。食物丰富的一个原因是，食物采集者对他们的家乡有着惊人的了解，他们非常熟悉生活在那里的各种动植物。他们虽然不会阅读和写作，但却能学习和记忆。比如说，亢人的记忆力就非常好，他们能用近500种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作食物、药品、化妆品、毒药或其他用品。其中单是昆虫，他们就吃甲虫幼虫、毛虫、蜜蜂蛹、白蚁、蚂蚁和蝉。由于我们的习俗，我们认为这些昆虫中的大部分都不能吃，然而它们却都富含营养。比如说，白蚁所含的蛋白质高达45%，比干鱼所含蛋白质的比例还要高。

图3　收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图片的局部，它描绘了公元前2700年左右位于丹麦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注意图中显示的操各种职业者：狩猎者、木材采集者、火堆照看者、磨谷者、陶工和织工。

食物采集者乐意吃的食物数量很大，这就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所需。食物采集者依靠大量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作为其食物来源，这就使他们比农民过得更为充裕，因为农民只种植少数几种庄稼，所以一旦这些庄稼因为干旱、洪水、霜冻或虫灾而歉收，他们就要面临挨饿的危险。相比之下，食物采集者就不会碰到这种危险；他们一旦发现某种食物供应减少，就会用他们能够发现的数百种食物来弥补缺口。比如说，1964年夏天，研究亢人的人类学家们发现，当时的一场大旱饿坏了附近的班图族农民：他们的庄稼遭灾了，他们的家人都在挨饿。于是班图族的妇女也跟从亢人妇女去找寻植物块根、青菜、浆果、坚果、鸟类、蛋类，等等。而这数百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则是永远都不会同时匮乏的，所以除了亢人家庭外，班图人家庭也顺利地度过了这场大旱。

亢人和其他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供应不但是充裕的，而且于健康有益。这些食品都只含有少量的盐分、饱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而富含多价非饱和脂肪、粗纤维成分、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物采集者长年享用这些健康食品，再加上他们作为游牧部落民过着充满运动的生活，所以他们很少患上诸如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大肠炎之类工业社会常见病。另一方面，许多亢人又因缺医少药、得不到疗治而死于意外伤害。因此，科学家们发现，活过60岁的亢人约占其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与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工业国家的比例大致相等。

以上关于史前人类的日常食物的结论已得到了得州农工大学人类学家小沃恩·M. 勃朗特（Vaughn M.Bryant，Jr.）的试验证明。勃朗特在得克萨斯西南的一处考古现场进行野外挖掘时，按照生活在该区域的史前人类的食谱进食。他是通过研究粪化石了解清楚这一食谱的。由于对这个新食谱感到很满意，他回到营地之后继续依照该食谱进食，并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锻炼——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爬楼梯而不坐电梯，步行而不坐车横穿校园——以便使自己的活力接近史前人类的活力。在改换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我都感觉好多了。我觉得比以前更有精力了……此后四年中，我再也没有患过大病，也从未缺过一天班……在既没有计算卡路里也没有故意绝食的情况下，我在大约3个月里瘦了30磅……因为这些水果和蔬菜本来就只含有很少的卡路里……想吃零食对我也有帮助。当你整天都在吃零食时，你实际上比每日坐下来大嚼三顿饭要吃得少……仔细想想，这个食谱也不奇怪。我想自然已经设计好了要我们与灵长类动物吃相近的食品。这些猩猩一般吃水果和其他植物、一些肉、一些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食品，以及不多的脂肪。直到几千年以前，每个人可能都像我那样吃东西。[5]

现在，将我们对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探讨转向一般的信仰。我们发现，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是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会与现在相同，就像现在和过去一样。因而，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或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将一成不变地延续到将来。各狩猎民族的创世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给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下面安达曼群岛岛民们的创世神话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就像蛋壳里的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节头里。大竹子破裂，他出来了。他还是一个小孩。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小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有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很孤独。他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黏土，捏了一个妇女模样的模型。那模型活过来了，做了贾特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黏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教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黏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6]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他们的知识代代以口相传，所以其中的大部分知识只是现在才得到承认和利用。对印度楝树——一种速生常青植物——的全方位利用就是一个例子。几百万年以来，印度楝树在古代文献和村落文化中始终占有显著地位。它的树皮、树叶、花朵、种子和果实，被用来治疗从糖尿病、各种溃疡到便秘的种种疾病；它的树枝被制成有杀菌作用的牙膏；它的油汁现在被用来制作牙膏和肥皂；它的萃取物则是一种很好的杀虫剂，对于杀死包括蝗虫、幼蚊和棉铃虫在内的两百多种昆虫具有特效。

尽管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有着大量的第一手知识，但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是在捕捉不到很多的陆地动物和鱼时，他们往往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他们施展巫术，花费大量时间试图祈求或哄骗大自然提供更丰富的物产。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跳起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图4　埃及第十九王朝时期关于洪水的浅浮雕。

最初似乎所有的团体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布希曼人中，在因纽特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友洞里的“巫师”岩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像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像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人们乞求超自然力量，或者与超自然力量谈条件；这一点，从一位因纽特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7]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和对人类能够控制它们的祈盼，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由此可以获得控制猎物的某种魔力。

总之，近来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的发现已足以使我们承认并赞赏我们史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整个人类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成分。我们总以为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做得特别成功，但即便在这一领域，食物采集者也获得了大量知识，对我们来说至今仍是基本知识。他们对住地环境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利用动植物中的有益品种，而避开那些无用或有害的品种。他们发明了许多种工具，包括刀具、斧头、刨子、锤子、锥子和针。同样，他们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武器，如矛、投枪、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他们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不下沉的独木舟、雪做的房子、带梁和桁的独木舟以及下毒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术。食物采集者们使用种类繁多的毒药来毒杀猎物和敌人，比如说，南美的印第安人就懂得从树薯粉中分离出氢氰酸，将树薯粉留作主食，氢氰酸则被用来制作毒药。其他常见的毒药还有箭毒、蛇毒、毒芹和硷毒等。在储存食物和做菜方面，我们的早期祖先实际上也已用上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许多技术。他们拥有泥质灶，使用石板烧烤技术，在北极圈内冷冻食物，通过风干来保存食物，并用牛油或兽脂来密封食物。除了诸如塑料容器、煤气和电力之类的现代发明物外，旧石器时代的厨师对现代的厨房和烹饪技术一定会感到非常适应。

图5　法国史前时代的两幅洞穴壁画。

在对付疾病方面，史前诸民族绝不是完全依赖于巫术。他们懂得利用夹板来进行断肢再续，懂得使用止血带，懂得敷用药膏和绑系绷带，懂得将放血作为一种疗法，还懂得灌肠疗法——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胶注射器来进行灌肠。这些尚未使用文字的民族也懂得天体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分辨出不同的星座并给它们命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时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希提之间长达2350英里的航线上作定期航行。在纵览了生命在所有进化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人类学家列斯利·A. 怀特（Leslie A. White）下结论说：“由尚未使用文字的诸原始民族发展起来的累积的知识、技能、工具、机械和技术，为文明和所有高等文化奠定了基础……看到诸原始民族在技术水平上在许多方面和当今是如此接近，真令人感到惊奇。”[8]

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

通过这种方式，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藉，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为这一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确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有时违背传统还会导致死亡——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生活的人。正是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婴儿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都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自己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其团体的成员，如婴儿、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养活自己。因而，当农业革命席卷而来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食物生产者即农民们推到了一边，因为农业革命使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养活更多的农民成为可能，从而使农民们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人烟稀少的狩猎区。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农业革命一旦开始进行，食物采集团体便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只有为数极少的食物采集团体能残存在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开展农业活动的偏远地区。

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我们可以假设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当时的探险家以及追随他们之后的移民和传教士们所留下的记述，对我们粗略地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是颇有价值的。以下报告为耶稣会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Jacob Baegert）所作。他于1750年至1767年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间。*他对“加利福尼亚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旧石器时代祖先的一幅生活图景，也构成了对有关“人类本性”的普遍假设的挑战。

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他们通常很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比起数以千计的衣食富足、每日享用巴黎厨师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的人要远为健康……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里感染了天花，而且这种疾病在他们中间呈现的传染性最强。1763年一个出天花刚愈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一块布料，随之也把天花传给了这个加利福尼亚人群体。短短3个月内，便有100人患此病死去……

也许有人会根据我对这些加利福尼亚人所作的介绍，推断他们是亚当的最不幸、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种推断完全错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比起欧洲的文明居民，无疑他们过着更为快乐的生活……一年四季，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生活艰难或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的生活，他也用不着担心会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按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的说法，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无法解释的罪恶。

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难怪他们总是脾气极好，总是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幸福的真正源头。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for 1863（Washington, D. C., 1864）, pp. 352—369.

我们将看到，农业革命还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损害了原始社会令人神往的平等，但这一来它也打破了部落传统主义的限制性束缚，从而，不论好坏，使人性在由狩猎区发展为大都会、由利用人类体力发展为利用原子能的重大过程中得到解放。不过，在研究农业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至今仍在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旧石器时代诸民族的全球性拓展及其后果。

三、种族的出现

人们通常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按人类当时的标准，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万人，而到了距今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这就是，在技术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且与人类学家M. D. 萨林斯（M. D. Sahlins）和E. R. 塞维斯（E. R. Service）所提出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该定律认为：

……能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9]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那些在其活动范围中占据优势、不断扩展其活动范围的种类。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且又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无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智人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因而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仅能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

人类拥有的高超技术也部分地表现在建造不同类型的渡水设备方面。这些设备的建造取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类型：皮划艇、树皮船、浮筏和独木舟。有了这些不同的船只，早期人类就能够横渡河流、湖泊，甚至还能够穿越从非洲到欧洲、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从西伯利亚到北美的广阔水域。这一迁移活动在冰河期进展得更为顺利，因为在冰河期，大量海水结成了冰盖，海平面降低，诸大陆之间形成了陆地桥。在这些境况下，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和与人类形影不离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见地图1）。

地图1　早期人类的迁移

在人类向各地分散的同时，逐步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种族。一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彼此较为隔绝。关于人种差别，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人种差别发生得很晚——在智人出现之后。因此，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作为人类已获得充分发展的同一祖先。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也说明了为什么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在与生俱来的智力方面彼此没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实际上已为所有的人类学者所赞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或当代的澳大利亚土人与其他任何种族的成员一样，如有机会受教育，也大有希望毕业于大学。

各地区种族形成时的确切情形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永远无法了解。考古学家们在人类起源方面早已接受“非洲起源”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从那里迁徙到其他大陆。由于世界各地新的考古发掘差不多每年都提供一些新发现，该理论和其他理论一道，如今正受到质疑。比如，最近在澳大利亚北部发现的石制工具表明，人类早在17.6万年前就在该地区活动，这就推翻了将人类迁移到这里的日期确定为5万至6万年前的一些传统理论。同样，传统理论所认定的人类最早迁移到中亚的时间，也因为最近在该地区出土的年代更为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制工具而站不住脚。

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所揭示出来的差异是如此巨大、如此众多，所以考古学家们正在重新评价过去受到珍视的一些理论假设。有些人已开始质疑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到底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还有一些被称为人类多起源论者的人则认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找到人类最初的起源地，因为全人类单一的发源地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更准确地说，他们发现那种认为人类在不同地方独立进化的人类多起源理论要更可信一些。

尽管现在人们在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到距今约1万年即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末期，各种族在全球的分布已和现在大致一样。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亚；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那时的水源比现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带，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则与他们后来的情况不同，分布在非洲的其余地方；还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森林地带，而印度、东南亚的其余的辽阔地区和澳大利亚则为澳大利亚种人所占据；最后，分布在东亚和美洲的是蒙古种人。

虽然这一种族分布与现在的情况大致相似，但是全球人种分布图（见地图2）却表明，到公元1000年时，全球各种族的分布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是后来的技术革命所直接导致的。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之所以会越来越少，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换言之，1万年前，白种人与布希曼人的人口数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仅占白种人的十万分之一，其实际原因也在于此。

地图2　全球人种分布

布希曼人的历史较之高加索种人和其他种族的历史有着霄壤之别，但这与各种族天赋才能上的差异毫无关系。我们将在第四编的结尾“历史上的种族”一节中再度谈到这一重要课题。在那一节中，我们将探讨造成不同种族历史的种种原因。

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类分成了不同的种族，但是各种族成员的身材却都在日益增高。人类早期祖先的平均身高是4英尺6英寸，而现在人类的平均身高则是5英尺10英寸。人们认为这一增高应归功于两点：一是人类获得了丰富而稳定的食物供应，尤其是充足的动物蛋白的供应；二是现在的小孩都接受免疫，这就抑制了妨碍生长的疾病的侵袭。目前人类的身材还在继续增高，像中世纪骑士的盔甲，现在的成年男子大多穿不下。

［推荐读物］

对研究世界历史有着基础性辅导作用的书籍有G. Barraclough所著的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Times Books出版社，1991）和W. L. Langer所著的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2）。还有配有绝佳插图的National Geographic Atlas of World History（Washington出版社，1997）。

>最近出版的关于早期人类历史的重要书籍有J. E. Pfeiffer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Man（Harper & Row出版社，1985）以及R. Lewin所著的In the Age of Mankind（Smithsonian Book出版社，1988），后一本书讲述了现在流行的关于人类史前和未来情况的理论。另有M. Wolpoff和R. Caspari合著的Race and Human Evolu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97），该书叙述了关于人类起源的非洲起源论与多起源论的争论。最近发表的内容丰富的考察人类起源的著述是R. Gore写的The Dawn of Humans，见National Geographic（1977年5月号），文中还附有精美的插图。

有关旧石器时代妇女的地位，请参阅M. Ehrenberg所著的Women in Prehistory（British Museum出版社，1989）: R. R. Reiter主编的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5）: M. K. Martin和B. Voorhies合著的Female of the Species（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5）；以及R. Bridenthal和C. Koonz共同主编的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

［注释］

[1]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2]C. C. Swisher et al., “Latest Homo erectus of Java，” Science（December 13, 1996）: 1870—187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96.

[3]Cited by E. Leacock, “Women in Egalitarian Societies，” in R. Bridenthal and C.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 1977）, pp. 21, 22.

[4]B. Spencer, Native Trib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London, 1914）, p. 36: and R. B. Lee, The !Kung San（Cambridge University, 1979）, p. 246.

[5]V. M. Bryant, Jr., “I Put Myself on a Caveman Diet Permanently，” Prevention, Vol. 3（September 1979）, pp. 128—137. Mor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can be found in Bryant's articles i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32（January 1975）: and in American Antiquity, Vol. 39, No. 3（1974）.

[6]A. R. Rad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Free Press, 1948）, p. 192.

[7]K. Rasmussen, People of the Polar North（Lippincott, 1980）, p. 124.

[8]L. A. White,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McGraw-Hill, 1959）, pp. 271, 272.

[9]M. D. Sahlins and E. R. Service,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0）, pp. 75, 79.

第二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现在，倘若我们要使有效食物生产的首次登场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完全概念化（或者对这些结果加以夸大），也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从生物学方面（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都已焕然一新。

——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像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像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为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提供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1到2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地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1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20到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本章将着重研究这一转变的原因及其后果。

一、农业的起源

当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时，一个无限广阔的崭新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从此，人类告别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不同：他们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获得的。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只能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德突然顿悟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一声：“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像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就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的原始人对农业毫无所知，但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幼苗；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中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中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就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忍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作为游牧群体，他们经常处在迁徙过程中，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由于没有畜养的动物来提供牛奶，母亲只能用自己的乳汁来哺育每一个孩子。由于母亲无法同时为两个孩子哺乳，也不能同时带着他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所以当一个小孩出生后不久很快又诞生一个小孩时，母亲一般会让后出生的那个小孩死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母亲们还是能够避免出现这种杀婴惨剧的，因为哺乳会抑制排卵，所以她们在喂养一个小孩的几年中一般不会怀孕。如果这一计划生育的天然形式失效了，我们的祖先们就会采取杀死新生婴儿、堕胎和停止哺乳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

在正常情况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食物品种。生活在南非的布希曼人提供了这方面一个现代的例子。虽然这些捕猎者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但他们的食物依然包括85种可食用植物和223种动物。因此，他们的日常食物比起农民的日常食物，其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要多得多，因为农民依靠的只是自己种植的少数几种谷物和块茎。从历史情况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的食物来源最可靠，因为他们能够从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中获取食物。相形之下，农民经常面临挨饿的危险，如果天公不作美导致庄稼歉收的话。

比起种养食物的农民，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有着更好更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为获取食物所需劳作的时间也更短。再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的布希曼人为例，他们当中的成年人平均每周仅花15个小时去狩猎和采集食物，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只工作两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我们对他们超常的健康状况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事实上，有10%的布希曼人能活过60岁。当然游牧生活也有助于他们的健康，由于他们不断地搬迁，他们能够避免因环境不卫生而染上的疾病；而农民们则相反，在集满了人粪和垃圾的村落中度过一生。

出于上述原因，尽管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懂得如何种养食物，但直到1万年前才转向农业。人类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因为适于栽培的植物必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收不到什么成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约20万种开花植物中，只有约3000种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食物。而在这些被用作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超过30种的植物是主要作物，它们包括4种禾本科植物（小麦、水稻、玉米和甘蔗）、淀粉为主要成分的植物（土豆、番薯、树薯粉和香蕉），以及被称为“穷人的肉类”的豆科植物（扁豆、豌豆、大巢菜、豆角、花生和黄豆）。

图6　猎河马。埃及提伊墓室壁画。

同样，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失去一见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够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

在距今1万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农业。显然这是一次强制性的转变，因为没有一个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会自愿抛弃他那舒适而又可靠的生活方式，去做终日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或牧场上、无休无止地劳作的农民。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压力。上万年前，人类的数量增长缓慢，但还是造成了非洲、亚洲、大洋洲乃至美洲的人口迁移。最后，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都住满了人。随着此后人口缓慢但不断的增长，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以自己种植的食物来补充采集食物的不足。毫无疑问，他们并不喜欢待在一个地方种庄稼或者养牲畜，但事实是，就每平方英里所能养活的人口而言，农业远远超过了食物采集。

农业首先在少数几个存在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的地区成为主业。在这一驯化过程中，野生动植物长得越来越大，从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因此，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也就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食物生产者，而不是食物采集者——最后他们就变成了居住在村庄中的农民。而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从农业革命最初的几个中心地区逐渐传播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

二、农业的传播

从狩猎到农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是独立发生的。农业除了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中国北部地区和秘鲁外，还独立地起源于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属的地中海以东海岸地区。每年发掘出的新证据表明，在东南亚、西非以及其他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是中东和中美洲（大致指巴拿马以北的美洲热带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拥有种类繁多的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和大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和猪均起源于中东。而中美洲的两个小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虽然仅不及美国的1%，可盛产的植物品种却几乎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中美洲品种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其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却殊为不同，极其多样，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环境。因此在中美洲，能够成功地栽培的植物品种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蚕豆和南瓜之类。

经过许多世纪之后，人类已能让各种植物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并远播他方，从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使人类生存有保障的巨大优点。在这种地区，若一种作物因气候因素而不能生存，其他对生长环境要求不同的作物则仍可以生长。于是农业也就使密集的人口有了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类的文明也有了延续发展的基础。

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它被称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则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0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来源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也只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一。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

从中东和拉美这两个已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从中国北部地区，从现在还不能确定的其他农业发源地出发，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这一传播过程由于早期农业的低效率——植物栽培时断时续，经常要转换地方——而得到了促进。一块土地经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8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得被放弃（即休耕）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的比例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5：1至10：1之间。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需要不断进入新的区域以扩大耕地面积。而这样一来也就有了一个连续的发展，即“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其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见地图3以及地图4）。

地图3　农业人口活动区域的拓展

地图4　农业的传播

注：① 日期表明该地区的某些人已实行“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

② 箭号指示某些重要谷类植物培育的传播方向。

这里并不意味着农业已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这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所决定。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农业的出现也推迟到了很久之后。当铁斧取代石斧时，清理森林的工作变得更有成效，从而使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扩展了，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

农业在各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在还了解得很不够。农业大致是以中东为中心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向北传播到中亚和东欧，向西传播到中欧和西欧。在中国，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就已驯化了当地生长的植物，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中国人栽培出的植物包括中国南部地区的水稻和茶叶，以及中国北部地区的粟、高粱和大豆。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要算是桑树，它的叶子可用来养蚕；还有漆树，它可用来生产著名的清漆或漆器。

图7　在大多数土著美洲印第安部落里，妇女都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她们种植花生、豆类和其他作物，这些作物构成部落的大部分食物来源。这幅16世纪的法国版画，表现的是印第安男人正在耕地，而印第安妇女正在整理过的土茬中播种。

非洲的农业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和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尼罗河流域独立发展起来的。不管其源头在哪里，非洲农业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局限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上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但是，公元初，这一障碍因两个重大发展而得到克服，这就是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者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和铁器的传入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在近代，非洲被各西方帝国所瓜分，非洲的农业也因此而遭受了挫折。欧洲的传教士、官员和科学家从欧洲带来了他们熟悉的作物，如小麦和谷类，并把他们所不熟悉的非洲作物视为低等作物。通过现代的包装和广告，欧洲作物被普遍接受为真正的高等作物。不过，现在人们已意识到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1996年美国科学院开始发表一系列名为《非洲丢失的作物》的报告；报告称，比起其他任何大陆，非洲拥有种类更多的原生作物，包括一系列非洲稻谷、富含蛋白质和铁元素的埃塞俄比亚薯以及高粱。高粱在美国主要用来喂牲畜，但它也可用来制成一种高质量的面粉。报告总结说：“非洲被称为饥饿的大陆，但它又是许多未被利用的食用植物的聚生地。”[1]

在美洲，农业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和秘鲁；我们将重点考察墨西哥的玉米。玉米的颗粒聚生在玉米棒子上，而且，与诸如小麦之类的其他作物不同，这些颗粒不会自动落到地面生根发芽。因此，玉米需要人工栽培，这一点已从考古现场出土的玉米中得到了印证。墨西哥城发现的玉米花粉化石表明，某种野生玉米为现代栽培的玉米提供了基础。现代的玉米品种似乎是古代玉米与野生蜀黍杂交的产物。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种杂交品种开始在墨西哥得到人工栽培。墨西哥地区最早开始人工栽培的作物还包括南瓜（公元前7000年前后）和蚕豆（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间）。

墨西哥的许多农作物并不是同时开始驯化的。人们可以断定，由于该地区的人们一边种植已有作物，一边继续寻找新作物，所以，可能存在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5600年时，农业在秘鲁的山区似乎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一地区的人工栽培作物包括番茄、花生、利马豆和土豆。而且，在公元前4300年至前2000年间，秘鲁还出现了不同于墨西哥品种的玉米。农业就是从这一中美洲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开去。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以前，玉米的传入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到公元750年时，由于对最早的玉米品种进行了改良，玉米栽培才变得比简单的食物采集更富有成效。同样，直到约公元800年时，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三、农业的种类

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促使人们去培植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小麦和大麦是中东最普通的作物，但是，当农民们向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在农民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燕麦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同样，农业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则导致对橄榄树的栽培，橄榄树成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不过，有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它标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一过渡地带相应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地区，季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为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美洲的主要产品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则有甜味的木薯和马铃薯，木薯和马铃薯均是“爱尔兰”品种。

一般来说，以上所述的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近，小麦已在取代水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原因在于农业科学家们已培育出具有更强的耐酷暑、耐严寒、耐干旱、抗虫害能力的小麦新品种。所以，现在可以栽种小麦的地区要比过去多得多，1995年全球小麦总产量已达到5.42亿吨。

早期的农民不但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种植不同类型的作物，而且还为种植那些作物发明了不同类型的农耕技术。最早的农耕技术被称为“刀耕火种”技术，这种技术是用来对付森林的，农民们利用这种方法清空树丛和灌木，以便播种。但是，在人类历史早期，对于只有石制工具的农民们来说，清空树丛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于是，农民们就利用火烧光树丛，以便开辟出空地来从事农业。不过，由于活树本身存有大量的树汁，不易烧着，所以早期的农民就先围着树干削一圈，中断树汁的输送，让树木死去。干枯的树木很容易点燃，而且燃烧后的灰烬也是很好的肥料。于是，农民们就在已经清空、肥力又增加了的土地上播种，为迅速成长的作物浇水、除草，并建起篱笆防止野兔或鹿之类的野生动物闯进田地，最后，在作物成熟时收割它们。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使农业得以大规模地拓展到原本为森林所覆盖的地区。这一技术至今仍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得到沿用。

另一个至今仍在各大陆被运用得相当普遍的技术是梯田农业。梯田在山区是一种深受农民青睐的技术，因为在山区，一旦下起大雨洪水就会沿着山坡汹涌而下；这时农民就面临着庄稼被冲走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农民在山坡上筑起石头墙，并收集泥土，垒在墙后。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在石墙后不断聚积。当泥土多到足够积满梯田时，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在这些小块的平整田地上耕种作物，而不必担心洪水会把它们冲走。这一技术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土豆，中国北部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玉米，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地区的农民则用它来种葡萄。

第三种农业类型是块状根植物的种植，这一技术在热带地区应用得比较广泛。这些地区有许多有块状根的植物，如芋头、薯蓣、树薯等。它们的活的根茎有一部分埋在潮湿的地下，并形成体积很大的隆起的块茎。这些块茎被采出来后，可以通过烤、煮、焙等烹调手法，制成菜汤、面条或蛋糕。这些纤维类的粮食作物搭配起来种植，可以一年到头不间断地提供食品（将这些淀粉类食物与鱼肉搭配在一起，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们的通常做法）。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大约3000年前秘鲁山区农民发明的培高田地农业技术（raised field agriculture）。这一技术后来逐渐失传，并在几百年前就为人们所遗忘。如今，科学家们之所以对这一古老的农业技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当人们发现它的奥妙、用它来种植秘鲁当地的作物时，发现这样种出的作物比用更为昂贵的、采用化肥和机械的现代农业技术栽培出来的作物要大得多。

培高的田地宽为13—33英尺、长达33—330英尺、高约3英尺，它们由渠道间隔成大小基本均等的几块泥质平台，作物就种在这些泥质平台上。这些泥质平台的泥土实际上取自开挖渠道时所挖取的泥土。农民们之所以要在这些培高的田地而不是在周围的平地上种作物，是因为如图8所示，采用这一技术有以下几个优点：

图8　培高田地农业技术。

——渠水的温度可以保护作物免遭安第斯山区寒夜里经常出现的霜冻的侵袭。

——渠道可以及时地将多余的水排出，从而保护作物免遭洪水袭击。

——由于毛细作用，渠水可以被吸入田地，而农民也可以通过手工很轻易地从渠道中取水灌溉，使作物免遭干旱侵袭。

——作物可以从培高田地的泥土里所含的有机肥中吸取营养。这些富含有机肥的泥土取自旁边的渠道，含有绿藻、家畜排泄物和腐化的植物枝叶，其营养程度要优于化肥。它除了耗费劳动力以外，不耗费其他任何东西，而当地的村庄并不缺乏劳动力。

——渠道中养的鱼提供的蛋白质，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民的膳食。

由于以上这些优点，1984年秘鲁实验性的培高田地每公顷产土豆30吨，而周围采用进口农机和化肥、以普通方式进行种植的对比田则每公顷仅产土豆8吨。由于培高田地农业技术是一种不但生产效率高而且自我支持的体系，它除了在几个拉美国家外，还在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得到推广。或许这一最先发源于安第斯山区、其后被人们遗忘了数百年、最近又被科学家们发现和恢复的农业技术，最终还要在全世界重新得到运用。这一古老技术的成功运用表明，尽管现代的“高科技”创造了无数奇迹，但即便在技术领域，我们也仍然可以从史前祖先那里接受一些教训。

除这些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雨量较少、不适于从事农业活动的那些区域，当地居民开始转而喂养家畜。他们驯化当地的动物而不是当地的植物。他们最先驯化的野生动物是狗。最初，他们杀狗取肉吃，就像对待其他动物一样。后来他们发现，狗的叫声能吓跑野兽，可利用狗来看守营地，而且还可以利用狗来帮助猎人找到猎物。到公元前10000年时，各大陆的狩猎部落都有了自己的猎犬队。

不久以后，人类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驯化了对他们有用的其他动物。这样，他们也就成为牧民，过起了游牧生活。今天，有许多人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游牧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辽阔大草原和沙漠地带，亦游牧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草原地区。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一直等到马和骆驼被驯化、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得以解决时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一旦畜牧业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间开始兴起，多种多样的畜牧方式也就发展起来。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畜养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东部和南部主要是畜养牛；不过也有一些地区的牧人靠畜养多种动物为生，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就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等。

图9　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制作的瓶子上所绘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人们是如何收获雅典最重要的一种作物——橄榄。

不过，不管畜养了多少种动物，牧人们的生活较之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民的生活，是颇为穷困的。在这些流域中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具有很高的生产率，能及时地支撑起伟大而富庶的文明。这些大河流域的文明对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中东以及北非沙漠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进而由随时准备入侵的游牧民族促成的。

四、食物生产者的生活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人类也不能不定居下来。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最近的考古发掘揭示，我们的早期祖先并不局限于要么选择游牧和采集生活，要么选择定居农耕生活。如果当地的动植物食物来源异常丰富，当地居民也可能长年定居于村庄，即便他们完全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这一情形曾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布·哈热耶（Abu Hureyre）地区出现过。那里野生的谷物和豆类长得非常稠密，产量极高，就像把它们种在田里时一样。因此，这就使一个人数多达300—400人的狩猎采集者村庄有可能在该地区兴盛数百年。同样优越的条件也使食物采集者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太平洋东北部沿海地区（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永久地定居下来，那些地区长年盛产鱼类。同样，在太平洋南部地区，沿秘鲁海岸一线，合适的洋流养育了涵盖整个生态系统的海洋生物：从浮游植物到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因此，在这些地方，食物采集者也定居于永久性的村庄，以采食海岸边各种海洋生物为生。不过，这类村庄只能算是一种例外情况：一般说来，游牧生活是食物采集的自然结果，就像定居生活是食物生产的自然结果一样。

人们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但这样做将是非常误导的。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诸方面知识的掌握是极其缓慢而又费力的，所以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天公不作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滴雨不下，有时瘟疫横行，故饥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发挥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跑到离住处较远处解手，但是，这些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种疾病。而且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的饮食很不全面，营养不良乃最为常见的事。处于这些境况下，可以估计，那时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高出生率往往使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不过，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究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不如说是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活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舒适的家具、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黏土制作陶器。最初，他们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出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近东的居民们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用于给陶器上釉。上过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人们就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纺纱品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已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能用黏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像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去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异。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够容纳十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黏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都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一层用布做成的床罩。住房内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隔板的橱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房间的中央通常都会生起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用来排烟。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各游猎民族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把它们区别开来。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型，几乎还处于游猎群体的水平。还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不过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那时还根本没有后来的文明所特有的阶级结构。

通常，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社会基本单位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较适宜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如果有个别生产者暂时或永远丧失了他的劳动能力，大家庭也能承受这一损失。当遇上“大忙”，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大家庭也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另外大家庭还能通过留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来有效地利用大面积的土地。

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社所有，而村社则是由各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说：“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2]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阻碍性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能满足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像现代社会这种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为了对方也许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出于亲属关系。这种部落社会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是一个生产率低的社会，这一点从后面所载的贝恩巴（Bemba）部落的工作日程表中就可以看出来。

部落中社会关系的平等也扩展到部落中的两性关系上。这一平等的根据明确地体现在部落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方面。一位人类学家在考察了生活在婆罗洲中部、种植水稻的相人（Siang）后报告说，相人的寡妇在失去丈夫后可以继续种植自己的田地。“总之，妇女能像男人一样熟练地使用斧子。”如果某个寡妇受到孩子的拖累，“她通常会得到村中其他人的帮助。他们会赠予她稻谷和野猪，或者帮助她清理田地，至少在她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帮得上她忙以前是如此”。[3]

图10　公元前2000年的一尊疑为丰产女神的雕像。

妇女们不但在农业方面，而且在村庄诸新行业中也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人们对凯特尔·哈玉克（Catal Huyuk）即公元前7000年小亚细亚的一个居留地的发掘揭示，妇女们种植了当地的植物，用公共烤箱烤面包，织毛纺织品和棉织品，用麦秸编垫子和篮子，还烧制煮饭和储物用的陶器。在这个特别的定居点中，妇女们似乎不仅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还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这里的绘画雕塑、房屋装修以及墓葬遗址都显示出当时家庭等级的最顶层是母亲，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而父亲则位于最下层。

最后谈谈宗教。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导致新的信仰和新的神。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这时已不合时宜。农夫们开始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照管他们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神灵。他们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土地女神即丰产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们以为，农作物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取决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的黏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这充分反映了农业从中东向其他地区的传播。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我们已看到，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1平方英里的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总人口在距今1万至2000年的8000年中，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亿，即足足增加25倍时，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部落社会的低生产率

一位西方观察家记录了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贝恩巴部落成员在1933年9月间的工作情形。无可否认，这里记录的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人们可以比平常多喝一些啤酒。不过，记录中的以下精选片断表明，贝恩巴部落成员无须应付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日常苦差事”。*

1933年9月1日，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其中一葫芦给老头们喝，另一葫芦给小伙子们喝。有人生了一个小孩。其他村庄的妇女赶过来祝贺，并在村子里待了两三天。这期间妇女们种菜的活推后了。

9月2日，老头们出去清理灌木。小伙子们待在家里喝剩下的、有点发酸的啤酒。邻村有更多的妇女赶来看新生的小孩。很少有妇女出门去侍弄菜地。

9月3日，小伙子们和妇女们去邻村参加由来访的传教团医生主持的宗教活动。没人去种菜。

9月6日，老头们和小伙子们清晨6：30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2点。晚上老头们和小伙子们各喝一葫芦啤酒。妇女们像往常一样在菜园里干活。

9月7日，观察家所在的狩猎组杀死了一头雄鹿。小伙子们负责将鹿肉取回来。妇女们磨多余的面粉，就着鹿肉一起吃。还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人们从下午2点开始喝酒。到4点钟的时候，小伙子们开始醉醺醺地在村子里摇来晃去，四处滋事，最终争吵起来。晚上跳舞。老婆婆们也兴高采烈，而她们的女儿则指责她们在村子广场上跳粗俗的舞蹈。没有足够的啤酒给较年轻的女人们喝，她们仍保持清醒，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表示不满。除了老头们以外，没人干菜园里的活。

9月8日，上午8：00，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去菜园干活。中午12：00，人们回到家里。小伙子们坐在隐蔽处，喝了两小时的剩啤酒，用苏格兰传教士教的全音阶唱法唱赞美诗。小姑娘们出去进行小规模的给鱼下毒的活动，但什么也没抓到。

9月15日，3个男人在河边开垦旱季菜地。小男孩们在学诱捕鸟类。年轻的女人们都去了首都，还没回来。没人得到开胃小菜。没人做像样的饭。

9月17日，天很热。小伙子们整天坐在隐蔽处，互相为对方梳头、刮脸，互相捉虱子。得不到开胃小菜。女人们太累了，不愿意做饭。

9月19日，9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个女人在锄地。3个女人在堆柴火。年轻的女人们出去给鱼下毒，抓到了一条鱼（约2磅重）。

9月22日，3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个男人锄地。4个小伙子和他们妻子中的3个人去钓鱼。3个人在堆柴火。

9月24日，全村分享4葫芦啤酒。除了男人们外，女人们也可以喝个够。喝啤酒的活动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天。

9月25日，两个老头只能去砍树。小伙子们不敢爬树，因为“啤酒在眼前晃荡”，他们坐在隐蔽处编篮子。只有一个女人在侍弄菜地。小男孩们在诱捕鸟。剩余的啤酒被喝个精光。

9月30日，更多的啤酒。4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

* A. I. Richards Land, Labour and Diet in Northern Rhodesia（Oxford University, 1939）, pp. 162-164.

并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长都一模一样。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那些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增长得最快。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妇女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乳房为每个孩子哺乳达数年之久，而且在哺乳期间她们一般不会再怀孕。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母亲们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外，还能利用母牛、绵羊和山羊来给孩子们提供充足的奶水，因此，她们再也不必自己为每个孩子哺乳好几年。而一旦停止哺乳，她们重新怀孕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生活在拥有驯化了的牲畜的村子中的妇女平均每人生6个孩子，这与漫长的数世纪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食物采集者平均每人生4个小孩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照。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在距今2000年到1万年间全球人口剧增的原因。

当农业人口快速增长并迁徙到世界各地时，食物采集者的人数远远落后了，而且被排挤出大部分土壤肥沃的地区。早期农业的生产率并不很高，所以村庄中很快就出现人口压力，过剩的人口只好移居到附近食物采集者所在的地区。有时候，数量上占劣势的食物采集者被迫逃到不适于农耕的其他地区。在非洲就出现过这种情形：布希曼人最终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俾格米人现在则住在茂密的丛林中（见地图2和地图5）。

地图5　狩猎人口活动区域缩减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生出一种新的混血人种。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徙，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万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种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见地图2）。但到公元1000年时，这一平衡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便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

［推荐读物］

关于农业革命起源和本质的理论正随着新的发现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见解出现在C. Wesley Cowan和Patty Jo Watson 合著的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社，1992）和R. D. Hurt所著的Indian Agriculture in America: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University of Kansas出版社，1987）两书中。了解相关内容也可参阅下列著作：M. N. Cohen所著的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77）、S. Struever主编的Prehistoric Agriculture（Natural History出版社，1971）、L. R. Binford和S. R. Binford共同主编的New Perspectives in Archeology（Aldine出版社，1968），以及B. M. Fagan主编的Avenues to Antiquity（W. H. Freeman出版社，1976）。有关中国农业独立起源的描述参见Ping-ti Ho所著的The Cradle of the Eas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5）和D. N. Keightly主编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3）。C. Renfrew所著的Archeology and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8）一书分析了农业在欧洲的传播所带来的文化结果。J. Bertin所著的Atlas of Food Crops（Paris出版社，1971）一书则阐述了农业革命对今日世界的影响。D. Price 与J. A. Brown合著的Prehistoric Food-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Academic出版社，1985）分析了食物采集者安土重迁思想的源起。

［注释］

[1]Cited in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2]L. H. Morgan, 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New York, 1881）, p. 45.

[3]J. H. Province, “Cooperative Ricefield Cultivation Among the Siang Dyaks of Central Borne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9, No. 1（1937）, pp. 80-91.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1971年全世界都因发现了塔萨代人而感到惊奇和兴奋。塔萨代人是一个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一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的食物采集者部落，共有27人。在至少6个世纪的时间里，塔萨代人的先祖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这个小群体的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他们根本就没有“武器”“敌对”“愤怒”或者“战争”这样的词语。自从与外人有了接触后，他们急不可耐地采用了波罗刀，即菲律宾人用的一种长刀，因为这种刀优于他们采集食物、砍斫树木和劈开树丛用的石制工具。但是，他们拒绝使用矛和弓箭，因为他们不能运用这些武器来采集食物。他们仔细而平等地在群体所有成员中分配自己采集来的所有食物（番薯、水果、浆果、鲜花、鱼类、螃蟹和青蛙）。

对塔萨代人的这种生活状况的真实性，有人表示怀疑，有人提供辩护。不过，由于世界各地已发现具有类似社会特征的其他一些小群体，人类学家们承认塔萨代人作为史前人类的一种共同类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塔萨代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是食物采集者，就和农业革命前——即占人类历史80%的时间中——的所有人类一样。如果在这数万年中，所有地方的人都像塔萨代人那样爱好和平，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侵略性的共同看法。

不幸的是，就在世人知道塔萨代人的同时，人们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另一个有30人的小群体，即芬图人（Fentou）。这个部落的人都是凶暴的武士，他们不断地用弓箭进行战斗。历史上，类似的矛盾现象也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出现过：科曼奇人（Comanches）和阿帕奇人（Apaches）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但霍皮人（Hopis）和祖尼人（Zunis）却培养他们的孩子过和平的生活，而且至今仍这样培养。

那么上述这些情况对我们认识人性的本质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历史记载表明，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就专门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1]。

人性问题对我们大家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变得更加致命，同时也更加频繁。在包括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战争并不多见，因为小型的食物采集者群体只能占用那么大的地盘，占领相邻部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并无多大用处。事实上，他们很可能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因为那时全球的人类少得可怜，血腥的战争极可能毁灭整个人类。小猴子只需完全依赖父母一年就可以独立生活，猩猩需要依赖3年至4年，而人类需要依赖的时间则长达6年至8年。族群内的合作体系能给小孩提供必要的食物和保护，从而更好地保证他们在漫长的依赖期中的生存。简言之，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乐意合作的血亲社会之所以能占上风，就因为它们十分适合于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村庄拓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张成拥有巨大的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来的财富的帝国。由于此时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也愈来愈具有毁灭性。虽然手持短剑的古罗马士兵或披挂盔甲的中世纪士兵杀死的人并不多，但到近代时，大屠杀却已变得很普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850万军事人员和1000万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军事人员和平民分别增加到1690万人和3430万人。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伤亡人员肯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加。由来自30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于1985年9月报告称，核武器攻击造成的冲击波和辐射效应会直接夺走几亿人的生命，但是全世界50亿人中，有10亿到40亿人将死于饥荒。这种饥荒起因于“核冬天”；在“核冬天”，核爆炸产生的黑色蘑菇云形成的巨大云层会遮盖地球，使全球的作物得不到热量和阳光。

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也可以由人重新构建。以下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就人性问题得出的结论要点：“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2]

* 1971年，菲律宾前总统的政府官员宣布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棉兰老岛上存在一个自称自石器时代以来就与世隔绝的人类部落，叫作塔萨代族。但在此之后，这一发现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编者

［推荐读物］

以下两位作者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富有侵略性的动物：R. Audrey著有African Genesis（Atheneum出版社，1961），他还著有Territorial Imperative（Atheneum出版社，1966）: D. Norris著有The Naked Ape（McGraw-Hill出版社，1967）。而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而不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这一观点出现在下列广受欢迎的著作中：M. F. A. Montagu所著的The Nature of Human Aggression（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6）、A. Bandura所著的Aggres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3），以及R. C. Lewontin、S. Rose和L. J. Kamin合著的Not in Our Genes（Pantheon出版社，1984）。关于这一论题的最新著作是L. H. Keeley所著的引起争论的War before Civ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6）。

［注释］

[1]A. Bandura, Agression（Prentice Hall, 1973）, pp. 113, 322.

[2]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1983（Letters to the Editor）.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我们从第一编中已知道，农业革命是人科动物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后所取得的第一项重大成就。这一革命使古代大河流域文明有可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发展起来。诸古代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最后被来自中亚大草原和中东沙漠的游牧入侵者所灭绝。古代文明就这样让位给了在若干方面不同于自己的新的古典文明。

虽然诸古代文明局限在大河流域，但诸古典文明却向外伸展，直到彼此接壤为止。于是，古典时代的文明覆盖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不但就范围而言，而且就内容来说，也都是独特的。与古代文明一样，每个古典文明都发展起自己的独特风格——自己的社会、宗教和哲学体系——这些体系一直延续到近代。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创造性并不像在古代文明时那样，被限制在中东。在古典时代的数世纪中，欧亚大陆的所有地区势均力敌，互相影响。所有的地区都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些贡献至今仍对全世界的人产生影响。

第三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

——柏拉图

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蒸晒下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古代文明的一些特征，将其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以国家为形式的建制化政治权威、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纪念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明的普遍性质时，可以用作一般的指南。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那么，简单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是如何转变为复杂的新文明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最先出现文明的中东地区的转变过程，来解答这一问题。早先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区，人们已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此时，人们又在那里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即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并逐步发展起一种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蕴藏了很大的潜力，但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说在山区种植农作物，降雨量还勉强够，那么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就显得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土，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取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据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样，而且，由于实行了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开挖更多灌渠、开辟更多农田、生产更多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并在冷却后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器。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入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掺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胜过石器。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器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得尖尖的。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是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犁已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犁还传入了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已先后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图11　这幅埃及皇家墓室的画作表现了一个冥界的贵族家庭乘船外出猎鸟，享受着与他们生前一样的欢愉。

车轮是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另一项基本发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以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黏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成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尽管有不少人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若干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先有了人的大脑的发展，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还是语言和工具制造促成了大脑的发展？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的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如果祭司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后来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宗教精英们曾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异质性贡献甚巨，这时，这种异质性开始破坏他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对促成社会混乱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大批生产的陶器和金属器具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产阶级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

大规模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3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十分紧缺的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1]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邦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的开支，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它也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陪葬品越来越大的差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成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更是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从中国到安第斯山脉的许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这表明这些文明与它们所取代的简单的部落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我们对中东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变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它们使最早的欧亚大陆诸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见地图6）。

地图6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前1500年）

二、古代文明的传播

一旦文明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几个地区生根，它便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正像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部落社会被取代的原因与早先狩猎团体被取代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曾提到过，随着人数的增多，狩猎者们不得不转向农业，因为农耕技术的生产率比狩猎活动要高得多。同一块地所能养活的农民比所能养活的狩猎者要多得多。现在类似的情形又在部落耕种者那里出现：他们也由于低下的生产率而被取代。从本书第75页至76页关于贝恩巴部落工作日的记叙中可以看出，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活是多么闲适和随意。但是，由于不存在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生产量的压力，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极其低下。部落成员只要生产出能满足自己家庭和患难亲属的生活必需品就行。

图12　这是一幅作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早期绘画，它描绘了部落农民向埃及迁移的情景。

当部落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大时，部落社会便无法与生产率高得多的文明社会相对抗。诸文明社会之所以会生产率更高，是因为它们是建有国家机构的阶级社会，国家机构能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事首领、传教士和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努力地工作。请细想一下贝恩巴部落的日常生活与下面一段话中描述的埃及农民和工人的恶劣境况之间的对比。这段话是公元前3000年一个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社会底层许多人的苦难与社会顶层少数人的幸运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吏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口边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干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只好整夜蜷缩着身子睡，等到太阳一出来，就又得去接着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椎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下来歇一会儿的工夫也没有。他匆匆地走家串户，兜揽活儿。就像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像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儿子。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的。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2]

显然，和那位埃及父亲所提到的可怜的农夫、石匠、理发师及金属制造工相比，贝恩巴部落成员享有的生活更闲适随便、无忧无虑。但是，正因为部落成员的生活安逸，他们也注定要被淘汰。与那些为了应付地主和税收官的强征勒索而不得不辛苦工作的埃及同事相比，贝恩巴人的生产率极为低下。因此，就像早先狩猎者团体被部落耕种者挤出历史舞台一样，部落社会也被无情地逐出了历史舞台。

在部落文化到达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时，中东核心区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取代过程不可抗拒地继续着；到公元时，文明实际上已毫无间断地扩展至从英吉利海峡到中国海的地区。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1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这些日期都是大致的估计，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不断得到修正。实际上，人们最近已发现，以前大多数史前年代所赖以确定的碳同位素测定法也会有正负几百年的误差。因此，一些学者现在对文明从地中海东部传播到西欧这一传统假设提出了质疑。

三、古代文明的类型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提到，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随农业与畜牧业的比例、种植的植物和饲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而迥然相异。同样的道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古代文明中的每一个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都是一种独特的类型。这些类型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都能立刻从该城市的建筑风格、社会风俗、食物和所用的语言判断出这个城市是中国的、印度的、中东的还是西欧的。

在考虑各种古代文明的独特性之前，我们应该承认它们还具有某些共性，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共性或许是，社会关系的新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新的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源于这一事实：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的基础上。日常生活不是取决于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而是取决于税收、地租和劳役形式的纳贡关系。因此，那位埃及父亲所描述的剥削是一种普遍情况，而非例外情况。虽然似乎尼罗河畔的那些农民、石匠和金属加工工人所受的待遇异常苛刻，令人难以置信，但现存的许多资料也同样描绘了在其他所有文明中存在的野蛮剥削。公元1世纪中国汉朝的一位观察家描述道，一个农民的“双腿像烧过的炭棒，后背结满盐痂，皮肤像锥子都刺不穿的皮革，拖着扭曲的脚掌和疼痛的腿脚蹒跚前行”[3]。

这种不平等一直持续到近代；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富裕的贵族们通常给他们的每个乡间别墅都配上300个至800个仆人。对这些贵族来说，买卖、质押或交换他们的农奴即“魂灵”已成了一种惯例。他们发布广告，将他们的魂灵和家庭用品以及其他商品一起出卖：“本人有意出售：宴会用桌布，还有两个受过训练的女孩和一个农夫。”“本人有意出售：一个举止得体的16岁女孩和一辆没怎么用过的二手马车。”[4]

古代文明的这种不平等甚至还扩展到死者身上。考古学家们发现，平民的坟墓中仅有少量的陶制容器，或者什么也没有，富人的墓葬中可以发现昂贵的家具和珠宝，而王室的陵墓中则不仅有奢华的个人装饰品，还有不少贴身侍从，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太监、乐师和普通仆人——他们都是殉葬品；让他们殉葬的目的除了是要反映出王室大人物生前的富裕和高贵外，还为了让他们侍候这位死后的王室大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处秦始皇陵中，这位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用7500个陶俑组成的军阵将自己护卫起来。每个俑都有真人大小，其面貌特征各不相同，代表着2200多年前皇帝统治下的各个族群。

甚至坟墓中的骸骨也反映了古代文明中严酷的生命不平等。对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危地马拉蒂卡尔（Tikal）坟墓中的骨骼的研究表明，虽然普通玛雅男人的身高只有五英尺一英寸，但少数获得精美墓葬的玛雅男人却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他们的骨骼实质上也更为粗壮，他们的寿命显然也更长。考古学家们断定，“营养优势”使玛雅的精英们能在身高和预期寿命方面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5]这种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骨骼差异至今依然存在。英国卫生部在1984年12月发表的报告中称：“在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以一个体力劳动者为户主的家庭的成员，其平均身高要明显低于非体力劳动者家庭的成员。”[6]

除社会不平等之外，诸古代文明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两性间的不平等。我们已知道，在旧石器时代，妇女享有平等地位，因为她们作为食物采集者对食物供应所做的贡献甚至大于男性狩猎者。同样，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技术相当简单，妇女可以耕种居住地周围的土地，并可以继续采集她们所能发现的各种食物，因而，她们依然与男人一起是平等的食物提供者，依然与男人一起保有平等地位。

图13　约公元前2000年时乌尔城（在今伊拉克境内）风貌的透视图。

随着犁、灌溉技术和诸如冶金术之类的新工艺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先进的新型农业为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同时又破坏了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因而也破坏了她们在社会上的独立地位。妇女们发现要参与新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新的农业要求人们照料拖重物的牲畜、砍伐树木、维护灌溉渠道、保养犁和其他农具，而这类工作并不适合女人做，因为它们要么太繁重，要么会让她们无法长时间地照看小孩。于是，妇女们渐渐地不再是与男人平等的食物提供者。她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小孩和丈夫。

男人们逐渐控制了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而妇女们则变得孤立起来，处于从属地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妇女做“家内”活和男人做“家外”活的区分。当然，“家内”活对家庭和社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却被人们普遍认为没有男人干的活儿重要。既然人们认为妇女们干的活儿不太重要，自然也就认为她们是不太重要的性别——“第二性”。

此外，既然妇女们被束缚于“家内”活，男人们就不但获得了对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的垄断，而且还获得了对国家中一些新的职位的垄断。他们成为议会、法院和军队中的领导人。就这样，男人们最后垄断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妇女们则开始居于从属地位，变得十分顺从，变成后来所称的“弱势性别”。当欧洲人于15世纪进行海外扩张时，发现食物采集部落（如拉布拉多的蒙塔格奈-纳斯卡皮印第安人社会）中的妇女们与男人们一起享有令欧洲人难以企及的平等，这并非偶然的。但是，在诸如中国、印度和中东之类的海外文明中，欧洲人则发现妇女们像在欧洲一样是受约束的、顺从的——其程度甚至还超过了欧洲。

各种文明中的妇女们都地位低下的另一原因是，对可继承的私人财产有了新的强调。这使男人们竭尽全力地去确保自己实际上是其继承人的亲生父亲，因为他们的继承人将会得到他们的所有财产。因此，富裕的上层人士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活动。这些措施包括穿戴贞洁带、用簿记制度记录女性每次性生活的具体日期、阉割伺候统治者的嫔妃的男人和广泛实施割礼。割礼就是割除少女的阴蒂；由于这一措施能减少或消除妇女性交时的快感，所以被认为是阻止妇女“偷人”的有效办法。

众所周知，在这一男尊女卑的整体格局中，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其中颇为突出的是：野心勃勃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迷倒了尤里乌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两人，试图利用他们来恢复埃及王位的实际权力；阿斯帕西娅，也就是伯里克利的情妇，以学识渊博、聪慧过人、美貌无双而闻名于希腊；足智多谋的皇后艾琳废黜了她儿子的王位，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第一个女性统治者（797—802年在位），不过因考虑到传统，她在官方文件中仍被称为“忠实的皇帝艾琳”；还有女皇武则天，她废黜了她儿子的皇位，不但成为中国第一、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统治者，而且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能干、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这些著名人物以其超凡的才智和惊人的成就在史册上占有显赫位置。不过，尽管她们名气很大，却不能说她们的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她们那些不知名的姐妹的日常生活，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庇隆夫人、英吉拉·甘地和科拉松·阿基诺的生涯并没有明显地改善阿根廷、印度和菲律宾妇女的日常生活一样。

在考察了所有文明中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方面由平等到不平等的历史性转变之后，我们现在开始细察每个文明的特殊类型。

美索不达米亚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是城市类型。第一个中心在苏美尔；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邦。各城邦相互征战不休，结果轻易地就被来自北方的印欧入侵者和来自南方的闪米特入侵者所征服。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印欧入侵者与闪米特入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进行数千年斗争的历史。

第一位伟大的帝国奠立者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闪米特人，即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2371——前2316年在位）；他以大河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征服了南抵波斯湾、西达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另一位帝国创立者也是闪米特人，即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我们后面将谈到他因制定《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汉谟拉比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

尽管这些帝国颇可夸耀，但城市依然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基本单位。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图14　竖琴上的装饰物黄金牛头，制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出土于乌尔王陵。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的纺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萝卜、莴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账，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管理事项和账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当笔，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为楔形文字，它显然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智力游戏或文学活动才发明的。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7]。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也就是说，用这一方式记录所要记录的事物。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全面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0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他们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还有其他一些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了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加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弄清了天体的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做出相应的行动。因而，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学家们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引起特大洪水，洪水不是充满灌溉沟渠，而是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并不慈善，而是恶毒。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这样的词句：

猖獗的洪水啊，没人能和它对抗，

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之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地感到，仿佛自己正无依无靠地面对着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苏美尔人的诗写道：“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他们以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因而，他们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种方法是剖肝占卜术，就是通过检查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还有一种方法是占星术，如前所述，是以观察星辰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前者影响着后者。最后，每个人都尊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将其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以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他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诸位大神。

图15　一些楔形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消除各种潜在的冲突。《汉谟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这部法典试图明确、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而，它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以下是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 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196条，第197条）

2. 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法典第203条，第205条）

3. 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应处死刑。”（法典第6条）

4. 颁布许多类似“福利国家”政策的规定，包括：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息率不超过20%，周密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对未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做出赔偿。“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法典第23条）

5. 具有现代社会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即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静止不变的。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而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幽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法典，结语）

图16　特尔·阿斯玛（Tell Asmar）出土的苏美尔人制成于公元前3000到前2500年间的雕像。这组群像埋在现代巴格达附近的一个寺庙的圣坛旁边。在这组包含诸神、传教士和信教者的群像中，最高的那座雕像是阿布（Abu）神像，它是“植物之王”。

最后，《汉谟拉比法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所有法典都以明确的法律术语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优越地位。婚姻关系首先是个实用的问题——是当时还不存在的医疗保险、残疾保险或养老保险的一种代用品。因此，对婚姻关系做出选择的不是新郎和新娘，因为他（她）们也许会被爱情弄昏了头，而是父亲，或者父亲去世后的母亲或兄长。结婚后，丈夫是法律承认的无可争辩的一家之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必须对他表示充分的尊敬。作为一家之主，丈夫其实就是他妻子和儿女们的所有人。为了还债，他可以典当或出卖他（她）们，仿佛他（她）们仅仅是普通物品一样。

图17　刻着《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上书300条用以规范社会的法条。

妻子如果通奸将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通常是对她和她的奸夫处以死刑。然而，对丈夫而言，则没有不忠一说，因为依照法律他不但能够拥有一个正妻，还可以纳一个妾和许多女奴，以满足他的“欲望”，同时确保他有后裔。事实上，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有义务给她的丈夫找一个妾，使他可以有儿女。丈夫想要离婚十分容易，他只需指称妻子不能生育或是个挥金如土的人或宣称她小看他。不过，倘若妻子想要离婚，那就是一场致命的赌博。法典规定，她必须接受调查：“如果她为人谨慎且从无过错，而她的丈夫已离家出走，且十分轻视她，那么她可以带着她的那部分财产（嫁妆）回娘家去……但是，如果她被发现为人不检点、离家出走、毁坏家庭、蔑视丈夫，她就将被淹死。”

埃及

埃及文明的类型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形成对照，是一种帝国文明而非城市文明。这一文明之所以颇为稳固且延续很长时间，主要得益于其地理环境。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不受外界的干涉。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没有因不时的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换。而且，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水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这样，埃及人就拥有了宝贵的可靠的交通运输线，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

图18　在专司生育和繁殖的伊西斯女神引导下的妮菲塔莉皇后。

在埃及从公元前3100年得到统一到它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人征服这2500多年间，只有三个帝国统治过埃及，而且这三个帝国相间隔的时间也都相当短暂。因此，埃及文明是稳定而保守的。此外，它还是一个自信而乐观的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每年会爆发毁灭性的、不可预测的洪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不同，尼罗河是一条温和的、可预测的大河。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人将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为冷酷无情的恶神，但埃及人却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喜神。

关心死亡，为来世——尤其是国王的来世——做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埃及人并不认为国王的死是最终的结局，所以他们在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为规模最大。塔底占地13英亩，塔高481英尺，全塔约用230万块巨石砌成，平均每块重约2.5吨。这一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那时甚至连滑轮和铁器都没有！

图19　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像。

据说埃及的农民们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不管这一说法的理由是什么——也许还可以设想，无论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说法的确有力地表明了想象中的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神王，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分；这一观念的确令人费解。出于这个原因，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被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宰相被称为“全国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其下设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和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可能年景不好时，还要负责分配种子和牲畜）、管辖各州的州长及下属的管理城市和周围村庄的市长。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最后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尽管当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都还不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这些用来支付国家的开支，也作荒年时用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都由国王负责”。除缴纳赋税外，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举世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越。他们的搪瓷制品、象牙和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技术，而且最早开始鞣制皮革，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织。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

克里特

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它的贸易，其范围包括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陆地环绕的地中海上的风暴不像辽阔的大西洋中的风暴那样凶猛，所以，克里特岛的商人们可以在几乎始终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而且，克里特岛上的山区遍布森林，提供了建造单桅商船的木材。米诺斯人驾着这些商船，满载着来自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来自叙利亚的马和木材，来自爱琴群岛的银子、陶器和大理石，来自塞浦路斯的铜，以及自己岛上产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

这种贸易影响了米诺斯文明的各个方面。由于米诺斯的海上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保护克里特岛不受侵犯，所以岛上所有的城市都不设防。克里特村社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义。克里特岛不像大陆那样在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周围是一片贫民区，而是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宗教礼拜的地点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住在用木头和灰泥造的单独的房子里。可能已有家庭奴隶，不过数目不会多，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供奴隶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当划手。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试图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引人注目，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有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妇女。克里特岛人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建造的复杂的给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图20　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遗迹。

克里特岛远离战争，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和国家机构，所以，原先的新石器时代的血亲体系在这里保存得比在中东大陆要好得多。因此，男人们在克里特岛上不能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取得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垄断。壁画、印章和图章戒指皆显示出，克里特岛的妇女们除了积极地做“家内活”，还不断积极地做“家外活”。从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到，妇女们在田间劳动，在园林中跳舞，涌进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斗牛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战争，这明显不同于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妇女。在克里特岛，妇女们可以拥有财产，也可以像男人那样轻而易举地离婚。克里特文明以这种方式成为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中的一个伟大的例外。

印度河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我们可以从此地的城市建设中看出这一特点，这些城市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6平方英里至7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形，宽阔的主干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360余米、宽200米，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制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5.5×2.5英寸和9.2×4.5×2.2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1000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而又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

图21　印度的石制印章。上面所绘的是印度常见的隆背牛。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出口品种包括孔雀、猿猴、珍珠、棉织品、铜、象牙和诸如梳子之类的象牙制品。当时的梳子与今天印度仍在使用的梳子属同一造型，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人们总是要用梳子将虱子从头发中梳出来。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同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的，货物由帆船沿着海岸运到波斯湾。如果行驶途中看不到海岸，水手们就放出乌鸦，因为乌鸦总是飞向相距最近的海岸。据《圣经》，这一方法正是诺亚驾着方舟、希望找到陆地时所使用的。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详情尚不清楚。迄今为止，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是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由中亚入侵。不过，最近有人提出，这一文明也许实际上是为泥浆所淹没的。按照这种说法，地下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淤泥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印度河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把首都摩亨佐·达罗全给淹了。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毁损，河水流过堤坝，大河又恢复原来的水道，不过，摩亨佐·达罗这座城市已遭毁灭。从摩亨佐·达罗一层又一层的淤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5次以上。最终的结果就是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害，使北部的边沿地区十分衰弱，不能抵挡本土文化的同化。

这一切大多是推测，无法加以证实，因为人们迄今未能释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像牛犁地一样”。

商朝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

虽然中国在地理上比较封闭，但也没有完全与外界相隔绝。早期商朝文明之所以会出现在黄河流域北部，就因为那个地区是各种文化的汇集地，同时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来自东边的农耕民族以及来自南方的森林居民的影响。甚至遥远的中东也在中国北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建立商朝的入侵者学习和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术。运用这些技术，这些入侵者征服了散布在中国北部的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发生在以后许多入侵者身上的事，也发生在商朝入侵者身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商朝人被同化，所以，普通老百姓依然保持中国特色。尽管来自中东的大麦、小麦、绵羊、牛、马、青铜和轮子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但这些新奇事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虽然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

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中国是第一个养蚕并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丝织品的国家，也是唯一不用动物乳汁和乳制品供人们普遍食用的重要文明。实际上，中国人对饮用动物乳汁的反应和西方人对吃虫子和蚂蚁的反应是一样的。另外，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已开始的，就像中国人从远古时代起就已使用筷子而不使用刀叉一样。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都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至今，不仅揭示了商朝的文字，而且使我们能了解到商朝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像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点。

图22　商朝甲骨，即上面刻有文字、加热后产生裂缝的龟甲兽骨。卜人察看与这些文字有关的裂缝以断吉凶。这一做法是汉语的基础。龟甲兽骨上所刻的是古典汉语的象形文字。

就两性关系而论，中国文明如同其他所有文明，也存在着不平等。性别歧视从婴儿一出生就开始，因为女婴比男婴更有可能遭到杀害。童年时，女孩被迫缠足；缠足使她们走路蹒跚，无法冒险远离家门。年届婚配时，婚姻由父母一手包办，心惊胆战的新娘由受父亲的管教转为受婆婆的管教。在富裕家庭，她还可能不得不接受丈夫娶第二个妻子或纳妾的现实，尤其是如果她没有生养嗣子的话。

中国的两性不平等也反映在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中；中国人认为，世界是阴和阳这两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元素的产物。阴代表女性、黑暗、弱小、被动；阳代表男性、光明、强大和主动。尽管男性和女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但女性天生就是被动的、顺从的。几千年来，男性道德家们从这一哲学命题出发，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妇女应如何行事才算完全做到顺从和被动。

部落居民和农民

文明的代价之一就是将人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点，荷兰官员们在新几内亚发现了。那里的巴布亚人从不知文明为何物，拒绝向荷兰人打躬作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人。但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印度尼西亚人却愿意把荷兰人当作自己的主人来接受。一名美国记者所作的以下报道，揭示了文明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设在霍兰迪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9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招待所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5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政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揖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弓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1957. © 1957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四、游牧民族获得权力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无论是在中东、印度还是遥远的中国，所有的古代文明纷纷崩溃。那么，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的入侵呢？要对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给出肯定而确切的回答，是极为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在决定事态发展的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内部的虚弱。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铜和青铜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像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经久耐用。

诸古代文明因这种内部的腐朽而虚弱不堪，所以很容易成为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目标（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见第二章第三节）。促使帝国崩溃的游牧集团主要有三个：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较贫穷的东部地区和较富裕的西部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差异，引起了一场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是作为难民，或者是作为征服者，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他们于13世纪崛起并侵占欧亚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为止。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诸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1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操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用西方的技术装备自己，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发展趋势转到相反方向。

最后，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他们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接连不断的迁徙浪潮贯穿了他们的整个历史。早先，闪米特人用驴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像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的文化一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人的许多部落居住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又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游牧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用说，所有文明的定居民族都将游牧民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一位埃及官员写到闪米特游牧民时说：“他们的名字散发出比鸟粪更难闻的恶臭。”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的一位朝廷大臣同样辱骂蒙古人说：“他们胸藏虎狼之心……自古以来，就没人把他们当人看过。”

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诸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马的驯养和较迟出现的冶铁技术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有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慢，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俄国南部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合4英寸），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手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像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2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接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2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人可以直接骑驭。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这一技术最终导致成吉思汗在13世纪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骆驼的作用不亚于马。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这两种骆驼都能在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生活，都能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1000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就已全靠这种“沙漠之舟”。

图23　赫梯人带有轮辐的战车模型。

冶铁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公元前2千纪中叶，这一技术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但是，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出现得晚，主要是由于冶炼铁矿的工艺与冶炼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根本不同。

冶铜时，金属熔液沉于炉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铁时，至少在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铁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种灰色的多孔体，技术上称之为铁块。反复锤打炽热的铁块，能使其成为熟铁，这一发现来得较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金属比起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来，绝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锋刃较易失去。后来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投入冷水（淬火），并与木炭燃料接触，可以使其坚硬。当时所须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金属，而且还包括一种崭新的冶金术——对此，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毫无准备。

虽然改进冶铸方法后铁比过去坚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锈。不过，这一缺陷由于铁矿较之铜和锡分布远为广泛、制造成本相应低廉，而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已超过缺陷本身。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出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五、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

游牧民凭借马和铁制武器，掀起了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其他地方的帝国都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崛起和崩溃。虽然中东由于其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故遭到入侵的次数也最多，但那里的文明，连同其城市、宫殿、寺庙、书吏、商人和政府官员，还是幸存了下来。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个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中东

如果首先考察中东，那么蛮族入侵是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印欧语系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时。他们与当地诸民族联合，建立起一个包括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大部分、但不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随赫梯人之后的是印欧语系的另外两批入侵者，即喀西特人和胡里安人。在这一时期内，即便是地理环境易守难攻的埃及，也遭到了种族成分复杂、然以闪米特人为主的一批入侵者即喜克索人的蹂躏。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平息下来，中东为三大强国所控制：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图24　亚述浮雕《弓箭手》，一位士兵拉弓开箭，另外一位用盾牌掩护他。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先前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彼此长年征战不休，结果俱皆衰竭。三个入侵的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占领了地中海沿海一带；阿拉米人占据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希伯来人占有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约公元前1100年前后，强大的第二亚述帝国凭借其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开始进行扩张。到公元前7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由诸敌对者结成的联盟摧毁了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亚述人之后是波斯人，他们建立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前529年在位）的率领下，波斯人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征服了从西面的尼罗河到东面的印度河的所有地区。整个中东第一次处于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而诸蛮族入侵者则被强有力地排斥在国门之外。

希腊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都没能幸免于蛮族入侵。这些边缘地区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所以都被消灭。因而，也正是在那些地区，随着新的宗教体系、社会体系和哲学体系的建立，出现了新的古典文明。

图25　建于希腊迈锡尼的狮子门。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他们是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是，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了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并在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锡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们把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他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迈锡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代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新入侵的多利安人又使迈锡尼人遭到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利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他们用精良的铁制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到以农业和畜牧为基础的经济中。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诸城邦崛起。

多利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锡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沃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从未能扩张到内地。虽然这些殖民地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但很繁荣，注定要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较大的作用。

现在人们对希腊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比对印度遭受蛮族入侵后那一时期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希腊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西俄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些世纪中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成衣料。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更为值钱的货物。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歌颂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每个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在战争中居支配和领导地位；后者包括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是动员人民支持已由国王与贵族们共同做出的决定。这些简单的制度是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印欧语系的部落的特征，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情景。

印度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部落的蹂躏；这些部落凭借其拥有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这一军事上的优势，轻而易举地打垮了还在使用铜制武器和牛拉大车的当地人。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大家庭。其中位于西方的几个分支先前已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雅利安人通过小群小群的渗透，很轻易地就颠覆了衰败中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到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资料非常缺乏。与留下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留下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的印度河文明不同，雅利安人几乎没留下任何遗物，因为他们的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也没有大城市，不过，他们倒是留下了大量以吠陀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因而，可用来重现描述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用来重现描述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印度教徒来说，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也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与后者相似的神圣地位。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锡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同样，《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赞歌1028首，其篇幅之庞大，大抵与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相当。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黯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身披金色盔甲，快活地冲锋陷阵，一餐能吃300头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以牧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牛被崇拜却也能吃；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司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巅。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的社会极为相似，而与较后数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商文明这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他们为商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为商文明所同化。在中国，真实的情况始终是，这些入侵并没有引起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彻底决裂，而在希腊和印度，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独特的中国文明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有时也有所变更，但从未遭毁灭或得到彻底的改造。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1046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入侵者虽然推翻了商朝，但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字系统同祖先崇拜、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着；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统治下，变得更为明显。周统治者将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们定期到周朝廷觐见述职，不过，这一制度以后渐被废止。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开始统治周围的农村。

图26　图中的青铜器颂簋制作于西周晚期，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

公元前771年，周朝都城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洛阳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迁都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王朝还起了高级祭司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在这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约同时发展起来。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是第二编剩余章节中所要论述的主题。

［推荐读物］

有关诸文明起源的描述，参见J. Gowlett所著的Ascent to Civilization（Knopf出版社，1984）、P. R. S. Moorey主编的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Clarendon出版社，1979）、C. B. Heiser, Jr. 所著的Seed to Civilization（W. H. Freeman出版社，1973）、J. E. Pfeiffer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Society（McGraw-Hill出版社，1977），以及A. C. Renfrew所著的Before Civilization（Cape出版社，1973），他的著述挑战了文明扩散理论。

对各个文明分别进行考察的著述有：K. C. Chang所著的Shang Civilizatio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0）、O. R. Gurney所著的The Hittites（Penguin出版社，1980）、C. Y. Hsu所著的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8）、T. Jacobson所著的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76）、N. Postgate所著的The First Empires（Elsevier出版社，1977）、J. Hawkes和L. Woolley合著的“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收录于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 1（Harper & Row出版社，1963）、M. Hammond所著的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J. G. Macqueen所著的The Hittites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Asia Minor（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75）、B. M. Fagan主编的Avenues to Antiquity（W. H. Freeman出版社，1976）、R. F. Willetts所著的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ret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7），以及附有精美插图、由Life编辑部主编的The Epic of Man和The Damn of Civilization （McGraw-Hill出版社，1961）。

关于游牧入侵者的著述有: E. D. Phillips所著的The Royal Hordes: Nomad Peoples of the Steppe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5）、O. Lattimore所著的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出版社，1962）和Inner Frontiers of China（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出版社，1940），以及A. Guha主编的Central Asia: Movement of Peoples and Ideas from Times Prehistoric to Modern（Harper & Row出版社，1972）。对今天的游牧民族进行考察的著述有附有精美插图的Nomads of the World（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出版社，1971）。

［注释］

[1]Cited by N. Bailkey, “Early Mesopotamia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ly 1967）, pp. 1, 225.

[2]Adapted from J. Hawkes and L.Woolley,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 1, 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Harper ＆ Row, 1963）, p. 467: and V. Gordon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Mentor Books, 1951）, p. 149.

[3]Cited by A. J.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Sanford University, 1959）, pp. 19-20.

[4]Cited by G. Soloveytchik, Potemkin（Butterworth, 1938）, p. 25.

[5]W. A. Haviland, “Stature of Tikal，” American Antiquity（July 1967）, pp. 316-325.

[6]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84.

[7]E. A. Speiser,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Mesopotamia，”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December 1939）, p. 27.

第四章　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整体化（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自那以后，一切重大事件都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波利比乌斯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开始整体化。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整体化的程度。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看起来就像尚处于汪洋大海般未开化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便到古典时代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的、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整体化仍处于初始阶段。整体化过程中这一初始阶段的由来、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整体化的根源

技术进步是新的欧亚大陆整体化的基础。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其技术水平。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其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活动范围就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冶铁技术是公元前2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2千纪末的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图27　尼尼微出土的公元前2300—前2200年的阿卡德统治者头像。

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推广到伊朗高原，向西推广到地中海地区，并到达中欧和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拓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4000年至前1000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新开发地区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以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愈来愈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重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须检查贵重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

约公元前700年，西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重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实际结果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

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陆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作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它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以海路运输为主。

到了古典时代末期，商队路线已遍绕欧亚（与此相对照的是，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都奉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图28　有“驿道中的皇后”之称的阿庇乌大道，连接着罗马和意大利南部，至今仍在使用。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英里。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调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花90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设计得如此之好，以致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修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长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提到。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守，将会受到弹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呾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和不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巧合。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做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实际上，这些文明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

这些观念和制度将在后面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予以分析。本章余下部分将考察这些文明的相互关系。当时的欧亚人非常清楚这些相互关系。他们肯定意识到，历史的舞台正在扩大——生活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内外多种新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论述从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诸重大事件的历史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以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即以下两节的论题。

二、商业联结

地区间主要的物质联结是商业性的，尽管并不全然如此。这是一个不仅货物流通各地，而且也是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四处漂移的时期。当时，交换的范围有多广阔，可由以下事实来表明。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也发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车这一重大发明的传播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本都国王米思里代蒂统治期内诞生的，约于公元前65年前后安装在黑海南岸；中国的第一部水车是其后不久、约公元前30年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各地区的这种相互影响，是古典时代这些世纪里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全面繁盛的结果。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绝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此外，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就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

图29　这是一枚雅典人用的面值4个德拉克马（drachm，古希腊货币单位）的银币，铸于公元前5世纪（约公元前440——前430年）。正面（左边图像）是雅典娜女神的头像，背面（右边图像）是女神智慧标志——猫头鹰。铸造这些货币所用的银子主要产自阿提卡南部索尼昂的国有银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米诺斯人相比，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米诺斯人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宗买进没药、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从海外国家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运销外地。其中纺织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们自己畜养的羊身上的毛织成的，并用从沿岸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的负有盛名的紫红染料加以染色。

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腓尼基人逐渐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来越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11世纪，他们开始向爱琴海外扩展，到公元前9世纪末，他们已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他们甚至还大胆地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一心追求的锡。

从约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腓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大部分。从那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贸易站；土地资源适宜的贸易站，后来发展成为农业移居地。尽管殖民者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实践，但这些移居地相当程度上并不受后者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希腊的一个主要移居地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到那不勒斯，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伊特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马西利亚（马赛）是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自由地，刚进入那里时，他们曾为寒冷、多雾的气候所阻挡，但最终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经济上可获得很好的机会：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可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为繁荣的希腊贸易站和移居地所环绕。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曾派一个叫作希拉克斯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510年从印度河起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运河，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大大地繁荣起来，无论贸易额还是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过了已知的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们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帝国创建者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任者们延续着波斯人所开创的事业，方式是派遣更多的探险队，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增长。他们还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这些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再装船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诸港口起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诸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大发展于公元前不久开始，约持续了两个世纪。贸易大发展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中亚的影响不断增长。中国人不仅打通了若干陆上商路，而且还使获取地区间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丝织品——变得更为容易。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后面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地括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治下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因此，罗马人与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都很兴旺。这对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1世纪某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他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重新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这一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人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10月至来年4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6月至9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花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定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

图30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货币。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某种权力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这一模式，只要观察一下这些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以及文明和帝国扩大，显然，总的趋势是贸易量上升。不过，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例如，在欧亚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东部的中国诸朝代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商路安全有保障，贸易便获得迅速发展。

比如说，西徐亚人就与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一些城邦有着充满活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蜡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同样，中国人沿着从中国西北部经中亚直达黑海和黎凡特诸港口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贩运各种商品。中国主要出口丝织品，也出口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石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以及来自罗马诸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公元2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陆上贸易渐渐衰弱。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给了陆上贸易以巨大打击。在阿拉伯人于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击败了唐朝军队之后，整个中亚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巨大的伊斯兰帝国此时成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最后，随着陆上道路的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才有了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综上所述，尽管贸易方向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基本事实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典时代与早先的古代时期大为不同，其贸易范围大为扩大，贸易额巨幅增长。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

三、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既不是互不关联的，也不是彼此独立的。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同样，印度佛教传布到中国的过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不过，各种文化运动也都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2千纪末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文字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米特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但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图31　在阿特米修出土的走姿神像是一尊青铜塑像，约公元前460年制成。阿特米修位于希腊巨大的埃维亚岛（Euboea）北端的海滨。此雕像现存于雅典考古博物馆。此像到底代表哪位神还有待考证。有人认为他是手持三叉戟的波塞冬，也有人认为他是正在释放雷电的宙斯。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它都是古典时代初期希腊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字母文字的出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态度，几乎直到公元以前，他们都一直使用自己传统的文字。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煽起了某种骚动。这种骚动不仅使政治受到影响，也使文化受到了影响。印度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赫鲁在其著作《世界史概览》中给他十多岁的女儿英吉拉·甘地写一系列的信时，承认了这种骚动的重大意义：

肯定存在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思潮，一股对现状不满且憧憬更美好事物的思潮。不要忘了，伟大的宗教创立者们总是追求更好的事物，总是试图改变他们的人民，提高他们，并减轻他们的痛苦……[1]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总体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瓦解，被整合进拥有独特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型区域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姓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就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的这一改组时期，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文化联结也的确在发展，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还兴起了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佛教；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人类皈依它们。

先考察希腊文化。“Hellenism”（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语单词“Hellas”（希腊）派生而来。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以后，又为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希腊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是以这位伟大的将军的名字命名的）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虽然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古希腊共同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本土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在它的一些移植地永久地幸存下来。当中世纪穆斯林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希腊文化的这些小岛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若不是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长远影响，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就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3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耳闻目睹成熟老练的希腊臣民们的绚丽辞藻和高水准辩论时，他们的眼前就展现出一个全新的智识世界。

希腊人给罗马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送年轻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在文学领域，罗马人最初只是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不过渐渐地，他们开始改以自己的生活为主题。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也有很明显的影响。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建筑形式都被采用了，不过罗马人的建筑物往往规模更大、装饰更华丽。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影响之下的相同外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争取到了整个欧洲，佛教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虔诚徒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图32　具有爱奥尼亚建筑风格的希腊伊瑞克提翁神庙。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里，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宗教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贱、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则均没有这些特点。

图33　此为斋戒的佛陀像。在释迦牟尼修炼到“中途”之前，他已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苦修。根据一个古典文献的记载，佛陀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外貌和体态：“我的四肢像枯萎的藤蔓，关节外突；我的臀部就像水牛的硬蹄……我的肋骨就如破败的房屋的屋椽；我的眼珠深深地陷入眼窝深处，就像深井底部泛出的水光……”这尊甘达拉（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的佛陀雕像成像于公元前4世纪至前2世纪，它反映出了希腊文化对于早期佛教雕塑的影响。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12世纪崇奉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十诫》中的第一条，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以色列子孙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和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和伦理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申冤，为寡妇辨屈”。

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教徒被波斯人和其他统治者的宗教信念所影响，改变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后者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观念——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基督教并没有立刻对分布广泛的各色人群产生吸引力；在耶稣生前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不久，基督教只是一个犹太教派。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人。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的独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信奉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图34　此为罗马帝国后期所制的描绘耶稣受难场景的象牙雕版，图中耶稣正扛着十字架走向刑场。

因此，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持续迫害，但仍壮大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得到宽恕，392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在600年至800年间，基督教由传教士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在800年至1100年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六章中将要提到的，它始于印度人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独特反抗。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是贵族出身，因对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深感苦恼而舍弃优裕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彻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核心是四大真理：（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意译为“空”“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他死后，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对佛教起决定性影响的寺院团体。这些团体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尽管对僧侣们来说，这一点是令人满意的，但它却忽略了俗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因而，与“希那衍那”（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除了吸纳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外，还兼容并包了更多前佛教时期的印度思想。它稍微改变了原先偏好默祷的做法，开始采用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戒条。于是，只要有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境界较浅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图35　印度桑吉佛塔，建于公元前3世纪至前1世纪，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佛教遗迹。

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救赎，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都赢得了印度以外的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最得力的中国皈依者，后者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末叶，中国西北部90%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像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700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受累于内部的腐败和政府的敌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国民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及随之而来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年至855年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万余个被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它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不过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佛教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亚洲大陆，从而使这块巨大区域的文化整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发挥伟大的文明教化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伦理规范，而且还有文字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也是由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外，还有罗马文明和君士坦丁堡文明。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欧亚诸民族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首创精神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可观影响。

佛教在印度和中国

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始于古典时代，而起联结作用的，部分是商业，部分是文化。佛教是一个在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这一点，从一个名叫玄奘的中国僧人的以下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于公元629年至645年间访问了印度的许多寺庙。当他在那烂陀寺（Nalanda Monastery）宣布自己决定返回中国时，僧人们的反应是发人深省的。*

那烂陀寺的僧人听到玄奘的决定后，纷纷请求他留下来。他们说：“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虽然他已离开尘世，但他的许多遗迹依然存在。世间还有什么比依次寻访佛陀遗迹，崇拜佛陀、歌颂佛陀更令人愉快的呢？况且，中国是微不足道的野蛮人待的地方，这些野蛮人都鄙视宗教，鄙视［佛教］信仰。这就是佛陀不诞生在那里的缘故。中国人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圣人和贤人都不去那里。那里气候寒冷、国家破败，你必须三思而后行啊。”

法师（玄奘）回答说：“佛陀创立教义，是为了将教义传布到所有地方。谁愿意独享佛法？谁愿意忘记那些不曾受到教育的人？再说，在我的祖国，官员穿戴威严，法律人人遵守。皇上公正，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伦正义深受尊崇，老人贤人备受爱戴。还有，中国人的知识深不可测，他们的智慧不逊鬼神。他们效法上天，知道如何计算七个天体的运行；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确定了一年的四季……如此这般，你们怎能说佛陀没去我国是因为我国无足轻重？”

*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Volume I, pp. 209-210.

不过，事实依然是，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已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时形成并在许多情况下留存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先前欧亚大陆外围区域的产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论述这些区域的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考察这些文明之前，我们应注意到，欧亚大陆诸伟大宗教的影响，至今依然可感。比如说，它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教导，对处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各民族来说，依然很有意义。孔子曾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圣经·旧约》中，先知弥迦也发表了同样的伟大见解，这一见解如今已成为联合国的座右铭：“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诸伟大宗教所具有的这一共同意义，在1986年10月27日明显地显示出来，因为这一天，它们的代表一齐参加了教皇保罗二世主持的“世界和平祈祷日”。以下不但是其他信条中的一些选段，而且也是他们祷辞中的一些选段：[2]

佛教

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基督教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犹太教

我们的上帝在天堂。和平之主将会同情和怜悯我们，将会同情和怜悯地球上所有祈求他的同情和怜悯的民族。让我们祈求和平，追求和平。

非洲万物有灵教

万能的上帝啊，您是我们打结时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拇指，您是能劈开大树的咆哮的雷电，您是站在高处能看清地面石块上留下的羚羊脚印的洞察一切的主。您毫不犹豫地对我们的要求作出反应。您是和平的基石。

美洲印第安人

在抽烟的时候，我会邀请我的家人和你我一起分享；现在，我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情来为今天、为世界和平祈祷。我祈祷，不管是在家庭内、在部落里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中，我们都能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努力。我为在孕育万物的大地上行走的所有兄弟姐妹祈祷。

［推荐读物］

欧亚大陆诸地区间的联系在G. F. Hudson所著Europe &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Edward Arnold出版社，1931）这部写得很好的论著中得到了清晰的分析。另外，还可参阅J. Needham所著的多卷本著述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4），该书的第一卷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交流，包括关于文化传播的理论分析。有关欧亚大陆商业联结的各个方面在下列著述中得到了较好的阐述：A. Toussaint所著的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6）、S. Chandra主编的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Sage出版社，1987）、D. Harden所著的The Phoenicians（Praeger出版社，1962）、E. H. Warmington所著的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28）、Ying-shih Yu所著的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7）、J. I. Miller所著的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 C. ——A. D. 641（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C. G. F. Simkin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以及P. D. Curtin所著的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

关于欧亚大陆的文化联结，可以参阅H. G. Rawlinson所著的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er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16）、E. Zürcher所著的Buddhism: Its Origin and Spread（St. Martin's出版社，1962）、R. MacMullen所著的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 D. 100—40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以及J. Pelikan所著的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

［注释］

[1]Jawaharlal Nehru,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1982）, p. 35.

[2]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986.

第五章　希腊——罗马文明

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已使“希腊人”一词所指示的不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论述三大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篇幅最长的。原因之一在于，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截然不同但互有联系的文明合在一起叙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方面，西方同单一文明的印度和中国根本不同。所有这三大文明都是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展到囊括整块周边区域——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三章中所提到的，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到新的沿海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的希腊本土，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征服过程中，罗马使西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尽管是与过往关联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罗马这对姊妹文明的历史和性质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800——前500年

随着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的频频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见第三章第五节）。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仅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起了变化。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阶层起来向贵族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所有这些发展使希腊世界在其形成时期内大变样，并为古典时代扫清了道路（见地图7）。

地图7　古典时代中东和欧洲地区的诸帝国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支撑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帝国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把农村地区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区域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相反，在遭受入侵之后，他们在孤立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山地或高岗附近，这些高地既可作为神殿的所在地，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移居地总体上被称为“城邦”，而避难处则被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从而吸引来更多的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相对隔绝且极其独立。

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依靠自给型农业、牧业和渔业。但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人口压力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到公元前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见第四章第二节）。

殖民地的建立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船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和陶器之类的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的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为麦田，所以，既然小麦可以进口，多岩石的山坡也就可以用来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故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了。因此，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以前经营自给型农业时增长2倍至3倍，同样，制成品也增加了，大量希腊陶器的发掘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样的发掘不局限在地中海周边，还深入内地，例如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

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民众吵着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让拥有土地的贵族独掌政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公元前7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步兵所取代。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形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创新削弱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同时，对那些能够在方阵服役的个体农户和工匠来说，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也获得了提升。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公元前7世纪，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利而进行统治的人，但是，这一名称不带有道德谴责的含义。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利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他们为自身安全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识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接受训练。所有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消。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切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它也使得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图36　斯巴达武士铜像。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入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本地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愈益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他让富裕商人有机会担任执政官，通过设立更偏向民众的新型陪审法庭，还削弱了贵族的战神山议事会（最高法院）的权力。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梭伦改革之后的30年里，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在这种情况下，约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庇西特拉图的子孙继承了他的位置，但是，他们个个昏庸无能，所以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而斯巴达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

二、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前336年

伯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与斯巴达人的战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辞中宣称：“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这番自我夸耀的话有充足的依据。公元前5世纪，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居于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了劳里昂银矿。他们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并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战争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时波斯帝国正扩展到欧洲东南部，从北面威胁希腊。小亚细亚诸城邦尽管得到来自爱琴海对岸的海军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还是被波斯帝国制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希腊本土顽固抵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装、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直面，这些人当属最早；在那时以前，单是波斯人的名字就足以让希腊人闻风丧胆。”

图37　米太亚德献给宙斯的青铜头盔，用来纪念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对波斯人的胜利。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最后一人。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他们；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统治中东的庞大帝国的战胜者。

希腊人的胜利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使希腊人免遭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做出其独特的贡献。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时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甲步兵还要重大。这自然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前429年）达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却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40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做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完全有理由在他的演说中自豪地宣称：“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雅典霸权，而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在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斯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这一海上强国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斯巴达这一陆上强国发生冲突。战争绵延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一直未能突破用来连接雅典和大海、保护雅典物资供给的长城。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他们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灭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来。”于是，雅典盟邦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04年因受到围困、饥饿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的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其上的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使整个希腊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得到解决。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遭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但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希腊并用暴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实行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他那举世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先停下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的文明，一般认为，这个时代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

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

雅典领导者伯里克利留下了对伟大的黄金时代中的雅典城邦文化的经典描述。他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将士的葬礼演说中，作了如下著名的叙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的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做排斥他人的事，所以在私人交往中，我们不会互相猜疑，也不会因邻人做了他喜欢做的事而生气……我们喜爱美丽的事物，但我们的趣味很单纯，所以我们修养心性而不丧失男子气概。我们不用财富相互吹嘘、炫耀，而是用财富来做真正有用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公开承认自己贫穷并不丢脸，丢脸的是不去设法摆脱贫穷。雅典公民不会因为要照顾小家而忽视国家，甚至连我们当中从事商业的人也有很好的政治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公众的事不感兴趣，那么我们不会将其视为无恶意的人，而会将其视为无用的人；所以，如果说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是政策制定者，那么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明智的政策判断者。照我们的看法，行动的巨大障碍不是讨论，而是在先于行动的讨论中获得的知识还不够。因为我们有一种先于行动的独特的思考能力，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行动能力……

总之，我要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我已遵照法律，用我认为合适的词语，致了规定的悼词。对烈士们的英勇事迹，也在某种程度上作了称赞。烈士们已被隆重地埋葬，现在唯一要做的是，让烈士的遗孤们在长大成人以前一直受到公家的救济：这是真正的奖品；在经历这样的斗争之后，希腊像授花环一样，将这一奖品授予她活着或死去的儿子们。

* B. Jowett，trans.,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Tandy-Thomas, 1909）, book 2, pp. 35-46.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在提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表示称赞的说法。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文明也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溢美之词大半也都是应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希腊“天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比较的结果，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并双收其利。

城邦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当然，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被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吞并，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缘政治基础（见本章第一节）。另一个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确实，希腊人为城邦的各自为政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也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希腊古典文明并非纯粹原生。它和其他所有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往，在此就是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心智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开放的心态、智识的好奇、学习的热情、常识的方法。希腊人时常以商人、士兵、殖民者和观光者的身份到国外去旅行，这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申辩》一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雅典人啊，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而申辩，我是在为你们而辩……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1]

图38　希腊世界最大的庙宇之一——宙斯神殿。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如此强烈而盛行的形式来说，情况是这样的。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存在的要义就是完满地表达此时此地的人格。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而富有创意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些作品至今仍意义非凡、扣人心弦。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实践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感到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俄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明确地制定出统一的教义或圣书。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非常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他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马，牛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2]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邦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和民族文化的中心。多少出于偶然，有许多庙宇专精于发展特定的技艺。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痫风时，他写道：

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3]

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的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勇敢地面对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画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她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4]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像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太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做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的独特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的城市与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所，如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楣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农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作一比较，或者将希腊雕像与那时以前中东各族较为粗糙的、不自然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当我们将希腊人的哲学思辨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思辨作一比较时，也会发现类似的差别。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美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次第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助于以诸神的干预为基础的解释，而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

图39　雅典卫城既是雅典的宗教中心，又是雅典的城市中心。它由伯里克利及其后继者于公元前5世纪末叶最终建成。位于这幅图片中心位置的就是帕台农神庙，它的左边是伊瑞克提翁神庙。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智者派的杰出代言人普罗塔哥拉便表现出了这种新的兴趣。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谴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正确生活准则的完全缺失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这些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与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经常为私人和公共的腐败提供借口。

图40　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头像。

图41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头像。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对雅典引以为豪，却并不信任雅典人民。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给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他开始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分类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这一分级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5]

论述古典希腊就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受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颂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个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

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畏惧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6]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可是，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记忆不完整。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归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7]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也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一个缺点是存在奴隶，他们和客籍民（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是，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另外，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就像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其他国家中那样。在雅典，妇女的境况比其他城邦的妇女更糟：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包括投票权或担任陪审员的权利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利。丈夫们掌控着子女们的一切，甚至连杀害哪个婴儿，也全由男方决定。诸如律师、医生和戏剧演员之类的职业，不准妇女们从事，奥林匹克竞赛会也不准妇女们参加。一些最杰出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写到女性时都说她们天生低贱，并警告说，如果女人获得太多的权力，便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女性要保住面子，就必须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伯里克利劝告寡妇们说：“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做到让男人们极少议论自己。”狄摩西尼在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时绝妙地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他说：“我们有情妇让我们取乐；有小妾和妓女供我们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生育后代。”[8]

在希腊文明中，就像在古代的其他所有文明中一样，隔离女子的严格规定仅适用于上层社会的女子。家境不富裕的女子无法做到终日闲坐在家、躲避世人。她们不得不出去干活，帮着养家糊口。在街上和市场里很少能见到有钱人家的女子，但是，劳动妇女却四处可见。她们或在作坊做工，或在市场售货，或在富人家中做用人、保姆或侍女，以挣钱补贴家用。亚里士多德曾在书中道出了阶级对妇女生活性质的决定作用：穷人家没有奴隶，所以他们不得不允许自家的女人走出家门，抛头露面。

虽然这些缺点是基本的，但是，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前31年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此（见第四章第三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他在那里患恶性疟疾病逝，终年33岁。

图42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被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与土著民族间的差别而分裂。而且，它们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也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做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图43　这是波斯波利斯的国库中的一幅浮雕，描绘的是正在接受贡品的大流士一世。注意国王前面的香炉和进贡者表示敬意的姿势。大流士手持的权杖和荷花是他王权的象征。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站在他的身后（公元前491——前486年）。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4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

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此时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做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也日渐加剧的时期。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而且希腊化城市也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统治者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之类的称号，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的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转向神秘主义。这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忌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之类的哲学中。这些哲学虽然有许多方面殊为不同，但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则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迦勒底人的星相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救赎；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受苦大众的感情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此时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反理性主义的趋向，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地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益。后起诸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续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的作用。最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册至70万册的图书馆。当时，还曾发生过早期“人才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酬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

图44　这是一尊罗马人复制的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拉奥孔。据传说，拉奥孔是一名祭师，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希腊人的木马运进城。这尊雕像描绘了他所受到的惩罚：护佑雅典人的女神雅典娜派来几条巨蟒，它们当着吓呆了的特洛伊人的面，吞食了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

在数学方面，欧几里得是以《几何原本》而闻名的最杰出的人物。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一直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著作和权威的教科书。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的观点，支持的人寥寥无几，被看作与日常经验相违，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出地球周长为2.47万英里；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202英里，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此时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大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医学家盖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至于直到近代以前，医生们都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战争中用的精巧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有一句豪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型，将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

五、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264年

其时，希腊诸城邦仍像过去那样彼此征战不休。它们组织了一些同盟，如亚该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同盟是持久的、有效的。尽管得到过许多警告，但互不团结的希腊人还是忽视了罗马人日益崛起的势力。罗马人在击败他们在地中海西部的劲敌迦太基人之后，转而东征。他们先是征服马其顿和业已分裂的希腊城邦，然后侵占了整个希腊化东方。

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成为整个地中海乃至整个欧洲的主人？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早期历史有许多相似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南岸。罗马是那时形成的拉丁人共同体中的一个，位于台伯河旁可以方便地涉水过河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处。其战略位置颇同泰晤士河旁的伦敦，使罗马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宜于经营商业和接受外来影响。

主要的外来影响来自先前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伊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伊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移居台伯河北面，然后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他们将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诸神，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的典型的东方习俗传给了罗马人。希腊人出现于伊特鲁斯坎人到来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有字母表、若干艺术与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其本体取自希腊神话的罗马诸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成为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图45　我们对伊特鲁斯坎人的了解，多半来自他们的丧葬艺术。这尊描绘一对伊特鲁斯坎夫妇的雕像是石棺的一部分。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驱逐了它的最后一个伊特鲁斯坎国王，开始成为独立城邦。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围诸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邦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甚至在接纳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当罗马完成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时，罗马与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征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实际上，“巴尔干”这一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就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而且，由于没有像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公路网——例如，有名的阿庇乌大道就是顺着靴子状的意大利半岛从罗马一直通到靴子跟部的布朗迪西恩——就将整个意大利联结成一体。实际上，阿庇乌大道现仍存在，1943年英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还使用过。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开明。早先，雅典向希腊同伴征收贡物，且从不给予他们公民权。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对外关系，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最后，罗马人获胜还由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在与邻邦作战时，他们认识到，传统的由8000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尤其在多山地区作战时。所以，他们将军队组织成120人一支的“支队”；30支支队，即3600人，组成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其侧翼。除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之外，罗马人还用有效的进攻型武器即铁尖标枪来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人队形的缺口进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295年，罗马人已夺得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兵临地处半岛“足背”、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被汉尼拔誉为其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士获得了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担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75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其后备。所以，皮洛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见识地说：“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交战。

在论述布匿战争——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词叫布匿克斯，故名——之前，须先提一下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趋向。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人力，所以他们处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让步的有利地位。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有权选择被称为保民官的官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与群众有关的其他事务。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写下法律条文，公之于众；限制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

因而，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设想，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也会由于此时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海外战争，而被有力地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国内的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六、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前27年

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共和国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来解释它们的急剧扩张。它们都发展起优良的军用器械和高超的军事技术，而且，与波斯帝国和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后者社会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却都享有社会生气勃勃、团结成一体这一极其重要的优势。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最初是建于公元前850年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由于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中转贸易，它逐渐变得富强起来。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最初，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冲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时，冲突发生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而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响又日渐增长，这使罗马人深感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近身格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斗争已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从而增加了农民士兵的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丧失，就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尤其是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使他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返国驰援，在本国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对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和约，结果，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城墙和十艘舰只——仅够驱逐海盗。迦太基人尽管遭到这一灾难性的失败，可在经济上却获得非凡的复苏。但是，这只能使罗马惊恐，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结果，迦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坠入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此外，征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从每个新行省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存在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支持和挑战。例如，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马其顿战争只是罗马人在中东几大强国——马其顿、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所引起的一系列战争中的头一场。

这样，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30年并吞埃及。罗马人还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沦陷于帕提亚，因而帕提亚成为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当时，尤里乌斯·恺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前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公元1世纪时，罗马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一道防御工事，巩固占领地。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如此。

罗马对待新获得的行省并不像早先对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导致了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西塞罗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总督盖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岛的恶政（公元前73——前71年），这种恶政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并不罕见。他说：

通过一种新的无原则管控，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像对待民族死敌一样；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像他们是奴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用钱买得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遭到放逐；听任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活活饿死；尤使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良的舰队被击毁，化为乌有。著名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全被这位总督劫夺、掠去。他不仅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洗劫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其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民。[9]

图46　共和国时期的一对罗马夫妇的半身雕像。虽然有些人认为雕像表现的是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和他的女儿波西亚（Porcia），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这种说法。

这些政策对罗马本国也有不利的影响，几乎就像罗马对诸属地的影响一样。由于汉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意大利许多小农遭到破产。廉价谷物和成群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故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极其富有的阶级。那些富人急欲积聚大地产，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份的人的唯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2世纪时，为在外地主所有、由奴隶们劳作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们竞争工作机会。官方关心的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至少是令人兴奋、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被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主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帮他们解除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帝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所以，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结果，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此时，士兵们首先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将军们愈来愈开始把交给他们指挥的军团看成自己的附庸军，利用附庸军来大发个人之财。

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传统的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被遗忘了。疯狂的金钱争夺、暴发户故意炫耀的挥霍浪费，以及对人类一切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白，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愈演愈烈的军人干政——的时期。开始时，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12年后，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命运表明，温和有序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此时，帝国因上层将领的争权夺利和下层奴隶的起义而四分五裂。最重大的起义是公元前73年爆发的斯巴达克起义。整个帝国制度一时摇摇欲坠，但最终，斯巴达克还是被打败了，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满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起义追随者。

最后的胜利者是高卢的征服者尤里乌斯·恺撒，他建立了一支强大、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将高卢和意大利分隔开来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此时，恺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至于恺撒会运用到手的权力做些什么，我们无法知晓，因为公元前44年，他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谋杀了。

恺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31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27——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号，象征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虽然屋大维声称他更喜欢共和国“第一公民”（元首）的称号，但实际上他像皇帝一样行事，在损害元老院和公民会议的情况下集大权于一身。他创立了由他亲自监督的中央集权制度，直接控制诸行省总督，严厉惩罚总督中犯有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罪行的人。他规定收税标准，使收税成为国家的职责，而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包税人私人的事。他严密控制军队，让士兵们得到很好的待遇，使他们直接对他宣誓效忠。他还创建了一支常备海军，镇压海盗，保护帝国各地间商品和军队的运送。

开始以奥古斯都闻名的屋大维通过这些措施，建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确保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能维持200年之久。确实，奥古斯都之后的四个皇帝——提比略（公元14—37年在位）、卡利古拉（公元37—41年在位）、克劳狄（公元41—54年在位）和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都是不称职的。但是，帝国经受住了他们的暴政，并在此后“五贤帝”——涅尔瓦（公元96—98年在位）、图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安东尼·庇护（公元138—161年在位）和马可·奥勒留（公元161—180年在位）——的统治下繁盛起来。在“五贤帝”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范围，其文化处于极盛时期。

当时，从福斯湾到克莱德湾的防御工事是帝国最北面的边界线。莱茵河和多瑙河则是东北面的天然边界线，这条边界线进一步向东绕过多瑙河的北面囊括整个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是罗马的属地，不过这两地间的边界线紧靠地中海沿岸，把一大块内地留给帕提亚人，公元224年后，这块内地归萨萨尼亚人所有。同样，在北非，罗马人以撒哈拉沙漠为南部边界线，控制了埃及和大西洋间的沿海地区。

图47　这一花岗岩引水渠乃罗马帝国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的一个实例，建于图拉真统治时期，至今仍在使用中。

这一有着牢固天然边界线的巨大地区构成了一个繁荣的、实际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在这数百年间，促使帝国经济繁荣的有各种因素，包括诚实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广泛的贸易等。国内的自由贸易保证来自埃及的小麦、纸莎草纸和玻璃制品，来自叙利亚的亚麻布、毛织品和各种水果，来自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小地毯，来自意大利的酒、油和各种制成品，来自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以及来自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物，能畅通无阻地销往各地。罗马人还从帝国外面进口某些商品：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和奴隶，以及占有重要地位的亚洲的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香料、宝石、调味品和最受欢迎的丝绸（见第四章第二节）。由于国内外贸易殷盛，主要商品和奢侈品从近至高卢、远至中国的地方源源涌入首都，其数量之多，使主要商品足以保证100万人的衣食穿用，使奢侈品足够满足西方世界统治者的挥霍浪费。

在文化方面，罗马人的主要成就是把城市文化连同它所带来的一切扩展到中欧和西欧。这方面，罗马人在西方所起的作用和希腊人在中东所起的作用相似。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建立了许多城市，将希腊文化传播到远至印度和中亚。现在，罗马人也建立了许多城市，如不列颠的伦敦和科尔切斯特，高卢的奥顿和瓦依松，以及德意志的特里尔和科隆。这些城市，占地面积从20英亩至500英亩大小不等，比起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较为肮脏的山顶要塞和村庄，有了明显的改进。甚至这些城市中奴隶的住处也比当时本地村民的茅舍要卫生。此外，这些城市还拥有使人身体舒适的公共澡堂、令人心情愉快的公共剧场，以及住宅区、公共市场和商店。这些城市不但构成了帝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细胞，而且还构成了帝国文化的基本细胞。

当然，帝国最伟大的城市是罗马。它占地5000英亩，其人口据估计，公元2世纪时有100多万。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富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白天街道上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的罗马也不安宁。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赶马车人组成的队伍。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富裕得可以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之所以还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众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比起结构简单的浴池，其服务项目当然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设有运动场所、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绝妙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理想的实现。

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自希腊，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爱好实践，故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修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能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内。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故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罗马的新型建筑材料——混凝土、砖和灰泥——使罗马人为大型建筑物修建宏伟的拱顶结构成为可能。

图48　安东尼·庇护圆柱上的浮雕，描绘的是被骑兵包围的罗马步兵。

也许罗马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这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日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若遇上这种情况，该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罗马妇女的从属地位，她们必须服从家庭中最年长的男性继承人即家长的权威。这一法律制度包括了夫权原则；按照该原则，丈夫是一家之主。因此，丈夫享有绝对权力，其中包括决定家庭全体成员生死的权力和将家庭成员出卖为奴隶的权力。但是，罗马妇女与希腊妇女不同，她们享有继承和获得不动产的权利，而且不经监护人同意就能处理不动产。此外，罗马妇女也不像她们的雅典姐妹那样被牢牢地关在住宅区内。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过渡时期存在种种变化，所以作判断是要冒风险的。不过，可以有把握地下结论说，罗马妇女比起希腊妇女，其境况要好些，虽然她们依然明显地从属于男人。

八、后期帝国，284—476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却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2年年底，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能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20多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自然死亡。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图49　君士坦丁大帝的头像（306—337年）。

公元3世纪，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就是其中的一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和马之类的“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所有被认为是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行业。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划分成两部分，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为自豪的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做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期阶段，苦难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四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观、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一神教的东方膜拜仪式。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图50　君士坦丁拱门，是为了将君士坦丁尊崇为罗马的唯一皇帝而于公元312年至315年间建成的。

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竟使尼禄相信，明智之举是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并由此开始对基督徒的首次迫害（这样的迫害后来发生过多次）。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公元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在位）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叛教者尤利安皇帝（361—363年在位）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

正像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一副神圣的架势。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镶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的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5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的逼迫下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首当其冲，被认为应对“陷落”负责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10]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来证明其正确性，不过，即便如此，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荡一切。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西哥特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器质性病是经济。”[11]实际上，这一“器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图51　古罗马象牙浮雕，制成于公元395年稍后一点的时间，表现的是一个名叫斯迪里欧的汪达尔武士。他在罗马军队中跻身于显赫地位。从公元3世纪起，罗马军队已愈来愈由外国雇佣兵组成。

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像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像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是“自然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有害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从事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今罗马圣彼得广场的位置竖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竭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同样是有害的。因而，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伟大的阿基米德

……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叙拉古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一门学科即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按理论根据在当时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12]

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为奴隶们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掩盖。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至开始缩小，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却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在也到了收缩时期，它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6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万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则涨为200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势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还拥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由于帝国的疾病是“器质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管制并非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13]。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像中东肥沃的大河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4倍。所以，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因此，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器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却最不坚固，首先灭亡，而东部则又存在了约1000年。

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它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有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沟渠、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治下和平”曾带来长达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激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推荐读物］

最近出版的同时考察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著作有由J. Boardman、J. Griffin和O. Murray共同主编的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7）。单独研究希腊历史的著作有：M. Grant所著的The Rise of the Greeks（Scribner's出版社，1988）、R. Sealey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Stat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7）以及R. Meiggs所著的The Atheni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关于希腊历史和文明的某些特定方面的著述有：A. R. Burn所著的Persia and the Greeks: The Defense of the West（Edward Arnold出版社，1963）、J. Boardman所著的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82）、C. Kerenyi所著的The Gods of the Greek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79）以及R. Flaceliére所著的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Macmillan出版社，1965）。

关于希腊化世界，标准的史学著作有W. W. Tarn和G. T. Griffith合著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Edward Arnold出版社，1952）；简短的概览性著作有M. Grant所著的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Scribner's出版社，1982）；学术性的人物传记有N. G. L. Hammond所著的Alexander the Great: King, Commander and Statesman（Chatto & Windus出版社，1980）；相关的详细分析可参见M. Rostovzeff所著的三卷本的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Clarendon出版社，1941）。

还有几本很好的单卷本的研究罗马的著作，包括：A. E. R. Boak和W. G. Sinnigen合著的A History of Rome to 565 A. D., 第五版（Macmillan出版社，1965），以及M. Grant所著的History of Rome（Scribner's出版社，1978）。有关罗马前3个世纪的历史，可参见M. P. Charlesworth所著的The Rom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1）；此后的历史则可参阅A. H. M. Jones所著的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Longmans出版社，1966）。特殊的专题在下列著述中涉及：J. Carcopino所著的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40）、R. MacMullen所著的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 D. 100—40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以及M. I. Finley主编的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Heffer出版社，1960）。

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地位在下列著作中论述得最好：S. B. Pomeroy所著的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Schocken出版社，1975）、V. Zinserling所著的Women in Greece and Rome（Schram出版社，1973）。M. R. Lefkowitz和M. B. Fant共同主编的Women'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1982）是一本有用的相关原始材料的汇编。另外，M. W. Bingham和S. H. Gross合著的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丛书的第一卷Ancient Greece and Rome（Glenhurst出版社，1983）中，也有相关精彩论述。

最后，关于为什么罗马会“陷落”的问题在以下两本论文集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S. N. Eisenstadt主编的The Decline of Empires（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以及D. Kagan主编的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D. C. Heath出版社，1962）。这两本书既方便了我们阅读相关论文，也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详尽书目。

［注释］

[1]Plato, Apology, trans. B. Jowatt in Dialogues of Plato.

[2]Cited by F. M. Cornford, Greek Religious Thought ...（Dent, 1923）, p. 85.

[3]Cited by C. J. Singer, A History of Biology（Schuman, 1950）, p. 4.

[4]From The Greek Mind by W. R. Agard. © 1957 by 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 Van Nostrand Company.

[5]Aristotle, Politics, I, 5, 2.

[6]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 G. Rawlinson, Book VII, Chap. 104.

[7]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B. Jowatt, Book I, Chap. 22.

[8]Cited by S. Pomeroy,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Schocken, 1976）, p. 8.

[9]Cicero, First Part of the Speech Against Gaius Verres at the First Hearing（New York, 1928）, Chap. 5.

[10]A.Piganiol, L'Empire Chrétie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7）, p. 422.

[11]R. S.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M.Evans, 1967）, p. 23.

[12]Life of Marcellus, from Plutarch's Lives, Vol. 3, trans. J. and W. Langhorne（London, 1821）, pp. 119ff.

[13]J. Lévy,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ed. J. G. Birain（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7）, p. 99.

第六章　印度文明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考底利耶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为全世界牟利。

——阿育王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别并不只是体现在职业、饮食、居住和服装等物质环境方面。这种差别要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制度有些微相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的抽象观念，它们还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欧亚的其他一切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点。

正如下一章将要说到的，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处于空前未有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而印度，其早期阶段似乎与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如前（第三章第五节）所述，公元前1500年前后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诸如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诸神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并非不可逾越，所以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有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来回翻山而过。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可得到的证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利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见地图8）。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被征服，且受到鄙视，但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同化，因而也不能使其原先的文化留存无几。相反，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数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这一文化融合的情况、性质和结果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地图8　古典时代印度境内诸帝国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地区的多雨地带，因为那里有大片的草地可供放牧牲畜。渐渐地，他们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800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对栽稻来说是很理想的；在恒河流域栽稻比在旁遮普种小麦和大麦时的产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剩余粮食的天然交通干线，农业也促进了贸易。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为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政治上的统一。原先，印度雅利安人像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者议会和部落大会帮助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的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

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组织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陀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建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0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相平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关于种姓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现已提出许多种理论，但普遍同意，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与黑皮肤的土著居民在肤色上的差别，他们将土著居民称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因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是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所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语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司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出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根据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现已成长起令人困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舍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举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图52　印度祭司等级的婆罗门之一员正在向虔诚徒众布道。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民、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清道夫和拾荒者。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玷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仍必须敲打一对拍板，以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承受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低下地位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这种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当然，种姓制度还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使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现已受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最基本的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醉人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印度河流域一些遗址中的发现物惊人相似，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占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司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源于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学会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世代口口相传而留存下来，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份，坚持并实施自己的主张。

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除了在来世外，还会在今生获得相应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已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无法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做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其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司居支配地位很不满。因此，现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属于蒙古种族。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那些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人们开始要求自由——自由是一种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明了训练或者“修炼”（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一些修行方法。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这一新宗教不能容纳种姓制度和婆罗门。它要求圣典能为所有信徒而不仅仅是处于上层的少数人所理解。佛教还废止了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佛教不但在印度，而且还在亚洲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不过，公元600年以后，佛教在印度失去地盘，最终，仅存在于其诞生国的少数几个地区。佛教在本土衰落的一个原因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做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相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了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做法确保他们尽管遭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来。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往解脱——通往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们教导说，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朵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抛弃世界。虽然佛教作为一种虔诚的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的反改革运动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

图53　印度南部出土的一尊动人的青铜湿婆雕像。湿婆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神之一。这尊线条流畅、结构匀称的雕像描绘的是所谓的“跳舞的湿婆”正忙着跳毁灭世界同时又创造世界的舞蹈，是对世界万物永恒的流动的一种神话般的艺术表达（雕塑成像于13世纪，尺寸为33.5×24.8厘米）。

三、孔雀帝国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面所述，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西北地区正独自行动，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个行省。两个世纪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也从西北部侵入印度。但是，他在印度仅待了两年，在他离开后不久，希腊人在旁遮普的统治就结束了。尽管亚历山大在印度待的时间不长，但他对印度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

其中一个影响是，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向贸易迅速发展。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做出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促进这一贸易达200年之久。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公元前320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当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图54　在萨尔纳特出土的阿育王圆柱上的狮形柱头。这是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朝代的作品，是这位孔雀帝国的统治者为纪念佛陀而下令竖立的许多石柱中的一个，现陈列于新德里博物馆。

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征服了南部的德干地区，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十分富裕，且得到很好的治理，就像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许多驿道上，成群的商人、士兵和王室信使往来不绝。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所以专门成立一个海事部来维护航道和港口。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因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和9英里多长的河边绿地而闻名于世。它的一些学校里挤满了来自帝国各地和国外的学生。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万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常被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根本不同于这种传统型的帝国统治。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自己描述道，看到十多万名俘虏被杀死，他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从此以后，阿育王设法实行佛陀的温和的教义。他以佛教信条为根据颁布敕令；这些佛教信条是：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他下令兴办了许多对他的人民而不是对他的政府有好处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医疗，驿道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任何教派的杰出人士都予以帮助。这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种态度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被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毁灭。

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高于任何政治制度这一事实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涌来为数众多的入侵者。从亚历山大及其手下的希腊人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帕提亚人，其后是西徐亚人，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这里仅仅提及那些最重要的入侵者。所有这些民族建立的帝国都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将印度与外国连接起来，促进了大陆贸易和海外贸易。罗马商人去印度南部和西部，而印度商人则大批地定居于东南亚。就像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经商和殖民一样，印度人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经商和殖民。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托钵僧可以安全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各民族之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回报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各种文化获得大发展。文化的交流绝不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影响。公元1世纪时，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公元52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到东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强烈反对，他自己也于68年在马德拉斯（今金奈）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至今天。

五、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一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之际，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霜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讷尔默达河为止。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已接受印度教、佛教以及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图55　约公元600—700年的婆罗门浮雕。

笈多帝国享有引人注目的繁荣，尤其是在旃陀罗笈多二世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之后。当时，无论半岛内的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新的高度。笈多统治之际，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的降低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孔雀时期，贷款的利息率为240%；笈多时期，降为20%。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纹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被大量生产。其他重要的行业有冶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宝石切割磨光业。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东晋僧人法显曾在401年至410年间逗留印度，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笈多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一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像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法显还注意到：

一个中国僧人眼中的印度

中国去印度朝圣的佛教徒们留下了关于古典时代印度的宝贵叙述。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他在公元629年至645年间访问了印度各地，并留下了以下生动的描述。*

城镇和村庄都有几扇内门，城墙又宽又高，街道和小巷曲曲折折，道路蜿蜒逶迤。大街很脏，货摊设在街道两旁，上面挂有合适的标志。屠夫、渔夫、舞女、刽子手和清道夫之类的人不能住在城里。这些人在街上行走时只能走路的左边。他们的屋子都建在郊区，被矮墙围起来。由于地面柔软而泥泞，城墙大多是用砖和瓦建造的。城墙上的塔楼是木头和竹子搭建的；住宅都有阳台和瞭望台，这些建筑也是用木头建造的，上面抹了一层石灰和胶泥，屋顶盖着瓦片。这些不同的建筑物都和中国建筑物式样相同：盖屋顶的材料是茅草、瓦片、树枝和木板。屋子的墙上抹有石灰和泥浆，还掺杂以起清洁作用的牛粪。逢到不同的季节，他们便在四周撒下不同的花朵，这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习俗的一部分……

他们对个人卫生很在意，在这方面不允许半点马虎。他们在饭前要洗手，他们从不吃上一顿剩下的东西，他们不互相夹菜。木制和石制的器皿在用完后必须销毁；金、银、铜、铁制的器皿在每顿用完后都要清洗和擦亮。饭后他们用细柳枝清洁牙齿，并要漱口和洗手。

不洗浴完毕的话，他们不会互相接触。每次如厕之后，他们都要洗干净身体并喷上用檀香或姜黄制的香水。

最常见的食物是牛奶、黄油、奶油、绵糖、冰糖、蓖麻子榨的油，主食是用谷物做的各种糕点。他们一般吃新鲜的鱼肉、羊肉、羚羊肉和鹿肉，但有时也腌着吃。他们严禁吃牛肉、驴肉、象肉、马肉、猪肉、狗肉、狐狸肉、狼肉、狮子肉、猴肉和所有带毛的动物的肉……

家庭用品并不缺乏。虽然他们有煎锅和炒锅，但他们不知道煮饭用的蒸锅。他们有许多用干泥制成的器皿，他们很少用红铜器皿：他们吃饭时只用一个器皿，各种辛辣调味品都混在一起，他们用手抓着吃。他们没有汤匙或茶杯，也没有筷子。

*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 S. Beal（Kegan Paul, 1884）, I. pp. 70—89. Reprinted by Paragon Reprint Corp., New York（1968）.

人民众多，都很幸福；他们无须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想去，则去；如果他们想留，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再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其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1]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娑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或抒情诗。18世纪末叶，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译成英语，从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彩，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赋予的样式出现的编定本。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世代代的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了有益的交流。公元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

无疑，笈多时代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一基点可以是任何数；印度人选取10大概是因为他们靠十个手指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0，1，2……9。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中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就是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要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就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末叶，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文化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推荐读物］

关于印度文明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汇编是W. T. de Bary等所编的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 以及A. T. Embree主编的The Hindu Tradition: Readings in Oriental Thought（Vintage出版社，1972）。另一本价值不可估量的参考著作是J. E. Schwartzberg主编的A History Atlas of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8）。

一部写得很好的关于印度的通史是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7）。也可参考下列四本著作：P. Spear所著的India: A Modern History（University of Michigan出版社，1961）, R. Thapar所著的A History of India（Penguin出版社，1961）, D. D. Kosambi所著的Ancient India: A History of Its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Pantheon出版社，1965）, 以及H. Kulke和D. Rothermund合著的A History of India（Croom Helm出版社，1986）。

对印度作了社会学解释的著作是D. G. Mandelbaum所著的Society in India: Continuity and Change，两卷本（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0）和B. S. Cohen所著的India,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a Civilizat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1）。在下列书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有趣的材料：J. Auboyer所著的Daily Life in Ancient India from Approximately 200 B. C. to A. D. 7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61），以及M. Edwardes所著的Everyday Life in Early India（Batsford出版社，1969），此书对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700年间的印度人的生活进行了分析，并有精美的插图。另可参阅K. W. Morgan所著的Asian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nduism, Buddhism, Isla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Washington出版社，1964）。

［注释］

[1]Fa-hien, 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trans. J. Legge（Clarendon, 1886）, pp. 42-43.

第七章　中国文明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孔子

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而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彻底地中国化。

一个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须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一开始就全是蒙古人种，游牧入侵者和中国人东扩至太平洋、南下至越南过程中所同化的较原始部落也是。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流。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联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2000年才出现。

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可用来帮助说明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休，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见第三章第五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明确地、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发生影响的模式为人熟知。比以往工具生产效率更高的新式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起初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在大河流域地区兴修大批的排水工程、为远距离运输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在西北干旱地区进行的打井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转而又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应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像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由于当时新开垦的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结果是，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佛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种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图56　孔子像（中国明代刻本）。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五经”，它们由诗歌、民间传统思想和历史文献组成。在研究并利用这些经典的哲学导师中，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000多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个词即“儒教”来概括。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下等贵族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都是分封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种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国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现存史料把他描写成一个引人注目、魅力四射的人——明智，仁慈，感伤于时局的荒唐，深信自己能够恢复社会的宁静，同时具备一种含蓄的幽默感。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合理的道德原则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君子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们坚信梦的预兆意义，坚信种种占卜术，也坚信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存而不论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信条。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认为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在孔子去世两个多世纪后，随着汉帝国的建立，官吏们变得不可或缺，而孔子的学说正为他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

孔子的学说

儒家首先是一个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实用性道德体系。它主要强调礼仪和社会责任，这一点可从以下几节中看出来：*

5个人

通过礼仪规则，可以塑造性格。

礼仪规则是塑造人的性格的工具。它们可以消除人的一切任性的行为，增加人的天性中的美好的东西。用礼仪规则来要求自己，可以不犯错误；用礼仪规则去要求别人，可以使人不入歧途。

家庭

一个超越常人的人必须做到：父母健在时，尽心奉养父母；父母过世后，全心供奉父母。他主要想的是如何在一生中不使父母受辱。

孝道有三个等级：最高级是给父母带来荣誉；次一级是不使父母受辱；最低一级是仅仅能养活父母。

父母健在时，要对他们表示尊敬和爱戴；父母过世后，则要对他们表示伤痛和悲哀——这就履行了活着的人的全部义务。

政府

好的政府能做到使近的人感到快乐，远的人受到吸引。

民为贵……君为轻。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当君主乐于遵守礼仪规则时，他的臣民就乐于听从他的召唤来为他服务。

如果君主要求他的臣民拥有某些品质，那他自己就必须首先拥有那些品质；如果君主想要他的臣民弃绝某些品质，那他自己就要先弃绝那些品质。

教育和艺术

要维持一个教育体系，一个难点就是要确保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只有确保了这一点，教师所教的知识才会得到尊重；而知识得到尊重，人们才知道如何尊重学习。

学者应当不断追求有德性的东西，并在艺术中找到娱乐。

音乐产生人性所不能没有的快乐。

* M. M. Dawson, The Ethics of Confucius（Putnam's, 1915）, pp. 2—5，167—168，255—257.

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或官方信仰，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清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民国总统蒋介石极力主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运用其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台湾地区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应该“使其人民蒙昧，无欲求……填饱他们的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尊奉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诸侯们所无法依靠的无用的人，该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应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美德，而应是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

法家的这些原则被秦统治者成功地用来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成为永久的正统信条。从此以后，儒家学说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其他学派也就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和官员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一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国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攻易守。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铁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6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其他列国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都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图57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凭借上述这些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了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们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作“蚕食”。到公元前221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这位新皇帝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分封制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郡县，每一郡县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原秦国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并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此外，这位新皇帝还通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经济集中化。

从后来的历史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诸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黏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成，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尽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固定的发音。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概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因之，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它经过数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现在）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基于同一原因，这种文字也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或越南人都能阅读汉文，但不会说一个汉字。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乃至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图58　秦朝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陵墓中出土的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公元前246——前210年）。

图59　跪射武士俑。

秦王朝的这些改革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始皇帝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于是，几乎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给保存了下来。但是，“焚书”计划实际上失败了，因为那些文人学士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书藏起来，或者在交出之前将它们整本地背下来。后来，秦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献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书和老人们的回忆而恢复原状。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补偿。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修筑的驿道网以首都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驿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两轮车的车轴长度——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车轮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使每一辆车子要么循着现有的车辙走，要么以新的车轴来适应之。秦始皇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将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起这一事实：有100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正如文人学士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诅咒皇帝。

正是这种普遍的憎恶，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成了民众奋起造反和秦始皇去世不久秦王朝很快覆灭的原因。不过，秦的统治虽然如此短命，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初。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由秦（Ch'in）而来，那是恰当的。

图60　中国万里长城的一段。长城最先修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图中所示为明朝重修的砖墙。

四、汉帝国

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不过，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更为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州县之间。后来，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之，汉帝国繁荣了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汉帝国的领土也和罗马帝国一样辽阔。在最初的60年间，汉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期，帝国的疆界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不过在帝国的这一部分地区开始由操汉语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经过了长达好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移居该地区和当地诸民族被同化的过程。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在那里，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见第四章第二节）。

图61　汉代坟墓中出土的壁画牧马图（摹本）局部。

游牧匈奴在骑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取之不尽的马匹。事实上，中国人为了他们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往。但是，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战国时代后期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栝，一扳扳机，就射出矢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开始初步呈现出现在所具的规模。

汉帝国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约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约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万人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图62　东汉时期的一个绿釉陶制塔楼模型（规格为87.6×35.6×38.1厘米）。注意它与后来中国佛塔的相似处。

居汉帝国之首的是皇帝，他不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权力，而且还要对其臣民的物质福利和富足负责。对皇帝本人尊严的强调体现在他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主持的朝廷或神殿的长时间的仪式中，体现在为每一种场合所规定穿的龙袍上，体现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监和嫔妃侍候在他身边，有漂亮的马车供他去旅行，还有宏大的陵墓供人们日后用庄重的仪式去安放他的遗体。

居皇帝之下的是两名丞相，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和首相。他们经常与皇帝接触，负责政府的实际运作。在他们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职责：宗教礼仪，宫殿警卫，照管御用车马，惩处罪犯，接受外国领导人的敬意和贡物，记录皇族、宗室的名籍，征收国家税收，管理帝国财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还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县、乡的地方官僚机构。基层官吏承担如下任务：征收捐税（包括谷物、纺织品或现金），捉拿罪犯，维护公路、运河和粮仓，提供驿马和一连串的驿站来维持帝国的邮政。

据说，公元前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1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是很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过犹不及”。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万人。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就分成三种级别（乡试、会试、殿试）举行；通过一种级别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一种相应的学位。这三种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参加考试，可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常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儒家原则来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个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科举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当西方商人和炮船出现时，中国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

虽然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时期，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公元105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中国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里已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是公元前1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那时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这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

这种方法有其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52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篇，包括编年史、诸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图63　西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制作的陪葬用的直立侍从俑。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天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此，中国史学家虽然也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五、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为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就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割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也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而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从而又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是西汉时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汉武帝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帝国的资源耗损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里，各种预兆也被解释为上天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9—23年）。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个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继承王莽王位的是西汉皇帝的一位远亲。

东汉（公元25—220年）的历史基本上与西汉相同。在两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大规模起义爆发了，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像。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造为家堡，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衰落，城市相应缩小。公元220年，汉朝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正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相似。

［推荐读物］

最好的关于中国的通史是E. O. Reischauer和J. K. Fairbank合著的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 C. O. Hucker所著的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5）；以及W. Rodzinsi所著的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Free出版社，1985）。如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细节，可参阅正在出版的十卷本的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8）。

关于中国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一手资料的汇编可以参阅W. T. de Bary等所编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0）。描述最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的书有H. G. Creel所著的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John Day出版社，1949）；以及A. Waley所著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llen & Unwin出版社，1938）。关于现代社会以前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可以参阅M. Loewe所著的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utnam出版社，1968）和J. Gernet所著的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最后，还可看J. Spence所著的消遣性作品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Knopf出版社，1974），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1661年以来中国皇帝的作品的译文。

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罗伯特·洛佩兹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居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古典文明在3世纪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得以幸免；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侵略，因此，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反讽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世界上居首位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旨在分析为什么古典文明会衰落，以及为什么西方会是一个例外——它渐渐开创了一条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新路。

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如上所述，诸古典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它们的生产技术相对停滞不前，而这又使生产率低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描述了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状态：

史前至近代初期，技术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但是，在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1]

凯恩斯的看法是完全成立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更早期的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寺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景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而且即便那时，水磨也较为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能将古典文明从其生产技术的昏睡状态中唤醒。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以及所谓“希腊火”（公元8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器械的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解决诸古老文明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来增加财富。但是，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这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前所述，一种恶性循环由此开始。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衰落是两个佳例，对此我们掌握了较多的信息。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由此，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的周期性。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在技术上比中世纪欧洲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休耕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拉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数量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支撑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没有一个中世纪王国像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2]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是，技术却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从建造金字塔、通灵塔、大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上可以看出，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了需要有效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的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图64　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编纂的《罗马法汇编》早期手稿中的一页。这一页画的是一位蛮族国王、一位主教、一位伯爵和一位公爵。像这样一部法规汇编有助于保存罗马法中的各项原则。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的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进行宗教仪式。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时期的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制造出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样在这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起石柱的机械，并说：“让我为普通百姓提供点食物吧！”尽管这种情感也许是值得称赞的，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却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图65　一名中国贵族的长指甲，他把指甲蓄得这样长只是为了证明他不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毫无高贵可言，对性格的完美是不利的。”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充足的阳光透过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绝不是一个为庸常所需而制造工具的手艺人。[3]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因此，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使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而下层工匠又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兴亡的模式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迥然不同。W. W. 罗斯托在以下这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诸农业文明所具有的这一共同特征：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确缺乏系统的认识；这种认识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纪念碑和其他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或葬礼上。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4]

二、蛮族的入侵

3世纪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入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2千纪使用青铜和铁制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世纪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见地图9）。

地图9　欧亚大陆的蛮族入侵（公元4—5世纪）

游牧民的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见第四章第四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诸文明中心和周围游牧民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增长，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因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诸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这种新的军事力量就会被釆用。入侵还常常是一系列爆炸性反应的最终结果。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入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攻击；突厥——蒙古人通常又被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除了时常遭受周围蛮族的进攻外，还遭受沿线各民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斯拉夫人、维京人和突厥——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和入侵者成分一样多种多样。在中国，公元220年，曹丕篡汉，汉帝国灭亡。接着，出现了三个独立的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的权臣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即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的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至南京，从那里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为止。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

我们以后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在政治、文化和种族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能够吸收并同化游牧民而不用经历根本变革。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了躲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因而，北方的部分野蛮化因中国文化的向南扩张而被抵消，从而，为中国从北到南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纵深。这样，589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具有同汉代时一样的独特中国性。

匈奴蛮族

公元3世纪至6世纪间，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被蛮族入侵者所践踏。在以下节选的文章中，中国史学家班固描述了征服汉帝国的匈奴游牧民。*

匈奴人居住在北方，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饲养各种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居多；诸如骆驼和驴之类的其他动物，数量相对少些。他们经常迁徙，去寻找水和牧草；他们没有城市、住宅或农田。不过，土地却在不同的部落群体之间进行划分。

匈奴人没有任何书面语言，因而所有的协定或承诺均由口头做出。小孩子们学习骑羊、射鸟和射松鼠。当他们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射狐狸和兔子。肉类而非谷物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都是技术高超的弓箭手和各自部落的骑兵队成员。

在正常情况下，当日子相对好过时，匈奴人靠照料牧群谋生，并通过捕猎来扩大牧群。当生活较为艰难时，所有的男子就学习打仗的本领，积极准备发动进攻。可以说，这就是匈奴人的天性。如果敌人相距较远，他们便使用弓和箭，如果敌人近在咫尺，则改用刀和矛。当他们确信会获胜时，便发动进攻，但如果他们认为战况于自己不利，便逃之夭夭而不以为耻。他们总是唯利是图，不懂得讲究诚信和礼仪……

从君王到普通百姓，所有的匈奴人都以动物肉类为食，以动物毛皮为衣，将动物毛皮改制成服装。年轻强壮的人享有吃最好食物的优先权，而上了年纪的人只能吃一些残羹剩菜。他们高度评价年轻和力量，轻视年老和虚弱。父亲去世后，儿子将娶其继母为妻。同样，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其嫂子为妻……

单于（统治者）清早要朝拜东升的旭日，傍晚要膜拜月亮。在座位的安排上，坐在左边、面朝北方的人最受尊重。死者被埋入棺中，并陪葬以金、银和衣物。但是，坟墓上不用树作标志，送葬者也不穿丧服。一旦单于驾崩，大约100名宠臣和爱妾将被处死，好让他们的灵魂伴随单于。

在军事战斗中，匈奴人仔细观察月亮的大小。当月亮大而亮时，他们就发起进攻，当月亮小而暗时，他们就撤退。如果匈奴士兵杀死一个敌人，就会被奖赏一杯酒，外加他从被杀者那里获得的任何有形的财产。如果他俘获了一个男人或女人，那么俘虏就成为他的奴隶。因此，在战场上，所有的匈奴士兵都为自己的物质目标而勇敢地作战，他们就像饥饿的兀鹫一样向自己的物质目标汇聚。不过，如果遭到挫折，他们又像流云一样迅速散开。他们最得意的战略是先把敌人诱入一个预先安排好的地方，然后将其包围。战斗之后，将死亡战友尸体带回家的战士将继承死者所有的物质财富。

* From Dun J. Li,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D.Van Nostrand, 1967）, pp. 211—213.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不过，5世纪时，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了解得很少，只知道阶段性的入侵仍在继续。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其普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其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其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其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印度尽管经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它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不过，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巨变，而不是调整。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沟通。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像反对他们共同的仇敌一样，相互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雏形。

在日耳曼部落，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来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佗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

日耳曼部落中的妇女们比起罗马帝国中的妇女们，其处境要好得多。塔西佗提到，日耳曼妇女继承并控制财产，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都享有和丈夫不相上下的地位。“据传说，妇女们使已经动摇和屈服的［日耳曼］军队重整旗鼓。”

塔西佗还提到，日耳曼妇女积极参与部落事务。“人们甚至还相信女性具有某种预知未来的神力，从不会轻视她们的意见，也不会认为她们的答复不很重要。”[5]因此，日耳曼部落中妇女的境况比同时代罗马妇女和后来中世纪妇女的境况要好，因为罗马妇女被限制在家庭中，而中世纪妇女则须按照基督教教义，做到虔诚和顺从。

图66　匈奴时期中亚的赤陶塑像：骑马人。这尊塑像系巴黎的私人藏品，表现的可能就是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本人。

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调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同时出于无奈，还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是由令人胆寒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的，欧洲人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可怕的外貌以及精心设计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6]

很明显，是其他游牧民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并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在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但不久之后，洗劫罗马城的事件又再度发生。

最后，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方幸免于难。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是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图67　拜占庭人之所以能在公元717—718年间击退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拥有一件秘密武器——希腊火。希腊火是由石油、硫黄和沥青混合而成的一种极易燃烧的物质，即使落在水面上也能燃烧。在这幅14世纪的图像中，拜占庭的海军正在用铜管向敌舰喷洒希腊火。

不过，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以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455年，一支汪达尔人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王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中国汉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世纪时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在位），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庭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统一到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图68　一块公元6世纪的象牙雕版，其画面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描绘成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从公元500年至1100年，拜占庭帝国一直是基督教文明的中心。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在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险要位置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虽然蛮族的侵略摧毁了罗马城，但君士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存在了约1000年。在那些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了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西部诸省成为一些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限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所不能接受的。查士丁尼血统上虽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的一个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授予我们”。

四、蛮族对西方的不断入侵

但是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蒙古内部的动乱又一次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着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就像他们的匈奴祖先一样，这些在西方开始被称为阿瓦尔人的蛮族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他们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赶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庭人从亚平宁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占据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8世纪时，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不过，占据了“拥有实权的下级”职位、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外号“铁锤”的查理·马特最为杰出，他从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732年）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且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

图69　查理曼：法兰克国王（768—814年），西罗马帝国皇帝（800—814年）。

马特的儿子即矮子丕平不甘心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8年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东欧的斯拉夫地区，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秘书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

图70　出土于1904年的北欧海盗船“奥斯伯格号”，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维京人的船只。现陈列在挪威奥斯陆的维京人船舶博物馆中。

北欧人即维京人的侵略范围最广。相对于陆上的游牧民来说，他们就是海上的游牧民。维京人制造了一种船来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京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陵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京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8世纪末和9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京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是，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原有的基督教国家所吸收并同化。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京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黑暗的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见地图10）。

地图10　蛮族对西方的不断入侵（9—10世纪）

五、西方的巨大例外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很明显，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迥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庭帝国因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萨珊王朝是在公元226年取代帕提亚人王朝的。萨萨尼亚人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而，波斯能击退奥克苏斯河沿岸游牧民的进攻浪潮；但同拜占庭的战争弄得双方两败俱伤，皆轻易成为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牺牲品。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并不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8世纪初复活，那么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们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们会注意到两朝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这使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欧洲复活，他们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们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他们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所替代，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与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进行的贸易，而种种新行业则使用一些无须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这无疑说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接替。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庭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

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对它的起因必须予以重视。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只有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像其他地区如中国那么富饶。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出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东亚就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5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中国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吸收并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实际上在所有游牧民族的进攻中都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的近邻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因此，西欧出现了独特的结局——罗马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规模的毁灭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7]

图71　这块罗马帝国晚期的象牙雕版描绘了耶稣受难的场景。帝国晚期的艺术正处于从此前的古典艺术到此后的中世纪艺术的过渡阶段。

但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设法从这些侵略中幸存下来，重新变得生气勃勃。但是，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都由此传播出去。但是，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就在于中东的古代文明经历公元前2千纪的侵略后幸存下来，而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一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从而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推荐读物］

以下作品中论及帝国的兴衰问题：S. W. Eisentadt主编的The Decline of Empires（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和C. M. Cipolla主编的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Methuen出版社，1979）。P. Brown所著的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Harcourt出版社，1971）, S. Magzarino所著的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Faber and Faber出版社，1966）和F. W. Walbank所著的The Awful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Liverpool出版社，1969）阐述了对于罗马衰落的不同观点。

以下书中讨论了罗马帝国的入侵者：R. MacMullen所著的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7）: E. A. Thompson所著的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Clarendon出版社，1948）: O. J. Maenchen-Helfen所著的The World of the Hu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3）: T. S. Burns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Ostrogoths（Indiana University出版社，1984）: G. Jones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Viking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以下书中分析了入侵之后的发展：J. D. Randers-Pherson所著的Barbarians and Romans: The Birth and Struggle of Europe, A. D. 400—700（University of Oklahoma出版社，1983）: W. C. Bark所著的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强调了西方中世纪初期的创造性；R. S. Hoyt主编的Life and Thought in Early Middle Ag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出版社，1967）将这一时期诠释为过渡和转变的时期。近期，M. Grant在Dawn of the Middle Ages（McGraw-Hill出版社，1981）一书中又提出了此论点。

［注释］

[1]J. M.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Harcourt, 1932）, pp. 360—361.

[2]A. H. M. Jon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History, XL（October 1955）, p. 220.

[3]Cited by F. Klemm, A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Allen ＆ Unwin, 1959）, p. 23.

[4]W. 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2nd ed.（Norton, 1962）, pp. 311-312.

[5]Cited by 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11.

[6]Cited by M. Hadas, A History of Rome（Doubleday, 1956）, pp. 204-205.

[7]R.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M. Evans, 1967）, p. 58.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诅咒还是福音？

每个文明中都不乏厚古薄今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认为史前时期的人是未沾染上文明的不良影响的“高尚的野蛮人”。很久很久以前，“在天地之初”，在令人惊叹的人类生存的初期，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就有一些段落赞美了不存在种姓制度、人类可以自在和安心地生活的田园诗般的过去。同样，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也叙述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描绘了人类不断衰落的命运，从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一直追踪到作者所处的悲惨的现时代。

人类最初生活在乐园中这一观念是有某种史实根据的。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言，文明到来以前的诸部落民族在获得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方面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等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特征。但是，当诸部落民族成为农民之后，他们就不再享有自由获得土地的权利，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他们的特定义务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在哪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按国家、教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要求支付完租税之后，农民剩下的劳动成果只有一半或更少，仅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历史学家们估计，在全球诸文明中，上层统治阶级仅占总人口的1%至2%。不过，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侵占了整个国民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何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农民起义，为何沙皇俄国会在1801年至1861年间遭到1467次起义的破坏，使农奴最终获得解放。

文明的到来不仅使经济关系，也使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早先新石器时代的村民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仅受到少量制约。但是，文明到来之后，部落首领和长者被国王或皇帝和包括宫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员、法官、书记员和会计在内的一个始终存在的官僚机构所取代。同这一帝国行政机构关系密切的是同样作为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教会统治集团。祭司即“专职专家”代替了早先是“业余专家”的萨满教僧，从而使官方神学和祭司统治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这种神学和祭司集团都起了支持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以神的约束力和神的属性。例如，埃及的法老就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且是“活着的神”。这种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为现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因为很少有人既敢冒今生当即受罚的危险，又敢冒来世永久受罚的危险。

这种由文明引起的文化变化是根本的、持久的。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是自主的、单一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共同的知识、习俗和见解，而且其生活方式的维持也不取决于外界。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一个更为复杂的新社会出现了。除了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通晓神秘书写艺术的书吏的文化，知晓上天秘密的祭司的文化，擅长绘画和雕刻的艺术家的文化和懂得如何与沙漠和大海以外地区交换商品的商人的文化。因此，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化，而是发展起所谓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高雅文化可以在城市的学校、寺庙和宫殿中找到；低俗文化则可以在乡村中找到。高雅文化通过哲学家、神学家和文人学士以书面形式流传；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口口相传。

各种文明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基本方面却都相似。它们都以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和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之类的“圣书”为基础。由于这些经文是知识的基础，它们对教育起了决定性影响。任何想要获得成功的人都必须记住大部分经文。这些圣书还被用来加强人们的忠诚与服从意识。若拒绝接受官方学说或者向社会秩序挑战，就会被认为是不赦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在所有高雅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地狱”，对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来说，是永久的集中营。

所有文明的低俗文化也都基本相同。各地农民都拥有相当多的关于饲养牲畜和栽培植物的实践知识。他们都把勤劳看作美德，瞧不起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所有的农民都想拥有一块土地、几头牲畜和基本的种田及做工的工具。这些东西意味着独立和安全，因此，为了得到它们，所有的农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顽强地抵制外来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地主，还是来自今日由政府管理的集体。不过，乡村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却抵消了农民的这种“讨厌的个人主义”。好的邻居除了乐于帮助邻居盖房，参加乔迁宴、收获节和其他社区活动外，还总是乐于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帮助和同情。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很紧张。一方面，农民们有优越感，认为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与城市生活和各种职业截然不同，在道德上是“善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隶属于城市。地主、税吏、教会行政管理人员和士兵通通来自城市。他们的傲慢和专横十分清楚地表明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虽然显贵们实际上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富裕生活的，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自身精神品质和道德品质较好。几千年中，农民们不可避免地把显贵们对他们的这些看法深藏在心底，变得卑躬屈膝和顺从起来。

显然，文明的到来对人类的平等来说是一种倒退。不过，文明也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成就。按历史观点看，尽管出现了所有这些不公平和剥削，但历史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方面，情况颇类似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最初导致了令人痛苦的社会分裂和人类苦难，但最终却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福利。文明的到来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中普通部落成员所过的生活，很可能比文明社会中普通农民或城市工人所过的生活更完美、更自在。但是，恰恰因为部落文化是轻松闲适、毫无紧迫感的，所以比较而言，也是无成效的。虽然税吏、祭司和地主的要求很苛刻，但他们也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各大河流域农村人口的剧增便是生产率得到提高的确凿证据。生活标准也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提高。君主和高级官员，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无疑都享有部落首领们永远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食物和饮料，以及华丽的服装和豪华的宅第。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员和教士——也能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差不多的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普通民众的境况——如果不从心理社会学的角度而单从物质方面来看——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

由于有了书写这门新艺术，文明使知识的不断累积和代代相传成为可能。各门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在内，都能扎根并繁荣起来。富裕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也为建筑师、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提供了机会。诸如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印度的泰姬陵和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之类的杰作，便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创造力带来的结果。

这些宝贵的进展使少数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多数人。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重要的是人类的确取得了进步。而且，正是数千年间积累起来的这些进步，最终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战胜自然，获得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和少数人一起受益。

的确，现在仍有千百万人未受教育、患有疾病和受饥饿煎熬。但是，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那时，占欧洲总人口1/3—1/2的人被黑死病夺去生命。这种情况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有100万爱尔兰人因马铃薯患枯萎病而饿死；1876年，有500万印度人因粮食歉收而饿死。这些瘟疫和饥荒的牺牲者不可能获救，因为那些时代中的人们缺乏必需的知识。

今天，我们已拥有必需的知识，因此，我们有摆脱数千年来的灾祸的潜力。可悲的是，这种潜力还没发挥出来，但事实依然是，它的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过去人类的不同文明使种种进步成为可能。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呢？——在过去，文明既是诅咒又是福音。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人类是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建设。

［推荐读物］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写了关于文明的相对价值的一些发人深省的书：Chang Kwang-Chih所著的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V. Gordon Childe所著的Man Makes Himself（Mentor出版社，1951）；R. Redfield所著的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to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6）: L. A. White所著的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McGraw-Hill出版社，1959）以及W. Goldschmidt所著的Man's Way（Holt出版社，1959）。另外，著名哲学家K. Jaspers在其著作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53）和Man in the Modern Age（Doubleday Anchor出版社，1957）中表述的观点也值得关注。还有一些观点见于W. W. Wagar所著的Building the City of Man（Grossman出版社，1971），以及H. Baudet所著的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5）。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1500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也是以各种侵略拉开序幕的：古典时期开始时有多利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中世纪肇始时有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不过，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这些侵略实际上影响了欧亚所有地区。从7世纪开始，伊斯兰教武士靠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他们占领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大半个欧亚大陆。

这些大规模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却不像较早时候多利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不规则地伸展的伊斯兰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灭绝，反而融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庭帝国的名称延续了约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只有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截然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是，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第九章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旧世界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原以为的更加整体化的话语范畴之中。

——小林恩·怀特

正如一个正在形成的欧亚大陆整体化把古典时期与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一个成熟的欧亚大陆统一体又把中世纪与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欧亚大陆早期阶段的统一（见第四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使欧亚大陆完全的统一成为可能。但是，这些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像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像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好几个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腹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其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诸帝国疆土如此空前辽阔，消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孤立。这时，欧亚各地区之间已有可能发生直接的联系并相互影响。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结、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一、商业联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存在，促进了贸易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度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耗时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像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北宋（960—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1—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1368—1644年）期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例如，1405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约2.8万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劫，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的航程更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还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见地图11）！

地图11　15世纪早期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航行

图72　17世纪制作的皮制壁画，描绘了宋朝时期沿海港口的兴盛景象。

1433年，皇帝突然下诏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明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任皇帝。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像中国人一样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治下和平时期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从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路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有60个人同行，那也会感到如同待在家里一样安全。[1]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中都（今北京），自动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来到忽必烈新朝廷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通过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商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商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图73　马可·波罗在宫廷中觐见忽必烈。

不过，热那亚人不愿意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溯顿河而上，随后可能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能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

在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陆上贸易的恢复却是短暂的。一个原因是，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全面崩溃，从而使中亚再度分裂，导致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中断。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改宗伊斯兰教，自然切断了欧洲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的航线，用船运输，这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是，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价格；因此，他们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二、技术联结

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加速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种帆船在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阿拉伯帆船操纵起来更加灵活，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出于这个原因，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11世纪，它已成为整个地中海通常的运输工具。尽管这种三角形帆船是由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在今天它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2]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工匠试制成功；1041年至1048年间，这位普通工匠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经中东传入欧洲。1423年，欧洲人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欧洲人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7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由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不过现在没人知道它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力，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巫术方面。不过，到1125年，指南针开始被用于航海，显然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带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1150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造纸术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0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戴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戴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肩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还栽培了许多植物和水果，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植物和水果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柑橘等；柑橘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图74　木制的中国活字：四个活字印模上刻有表示言语和音节的汉字。

三、宗教联结

中世纪不仅以横贯欧亚大陆的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还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们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流传（见第四章第三节）。但是，中世纪诸世纪中，最重要的宗教变革是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这将于下章叙述）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32年至750年，伊斯兰教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至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们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们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骑兵所予以的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但是，正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况并非一片漆黑，因为蒙古人也征服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因此，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们希望自己能使异教的蒙古人也像以前异教的马扎尔人和维京人那样皈依基督教。

图75　15世纪阿拉伯人的手稿，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画的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女儿法蒂玛。

教皇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传教士们试图说服可汗信仰基督教，参加教皇对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但是，由于传统的巫师或萨满教僧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传教团没能使可汗皈依基督教。不过，他们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蒙古习俗和军事策略的第一手可靠情报。他们还了解到，从哈拉和林往东走20天，就会到达神秘的中国领土。欧洲人知道中国不仅很富裕，而且不信奉伊斯兰教，因而有可能成为反对穆斯林的同盟国。

由于中国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264年忽必烈从哈拉和林迁都中都，即今天的北京。最早来到首都的欧洲人是前面提到的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如果说忽必烈提出这一要求是由于他对基督教的热情，那是颇可怀疑的。更有可能的是，他要为自己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才，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实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

四、扩展中的视野

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蒙古帝国的存在，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使人们的视野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表明，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比得上欧洲，而且还超过欧洲。这也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因为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让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马可·波罗的新世界

中世纪欧亚大陆的统一，主要是靠商人，他们在从地中海到中国和东南亚的这一路线上来回旅行。以下摘自马可·波罗游记的若干片段，明确描述了中世纪人们视野的开阔程度。*

至于这一城市（大都，即现代北京）的规模，人们一定知道，它方圆24英里，每一面长6英里……共有12扇城门，每扇城门上都有一个漂亮的大城楼……街道笔直宽阔，你们可以沿着街道从一端看到另一端，也可以从一扇城门看到另一扇城门。整个城市，到处都有美丽的宫殿，还有许多极好的大旅店和大量精美的房屋……

先让我们谈谈载着商人们往返于印度诸小岛之间的［中国］船只。你们一定知道，这些船用杉木制成，只有一个甲板，但却有50个或60个船舱，商人们每人一间，悠闲舒适地待在里面。每艘船只有一个舵，但有四根桅杆，有时船上还有两根额外的桅杆，人们可以很随意地将它们竖起或放倒……每艘大船至少需要200个海员［有的船需要300个］。这些船的确规模巨大，因为每艘能装载5000筐到6000筐胡椒。

日本是东部公海上一个很大的岛屿，距大陆1500英里。岛上的居民皮肤白皙，文明开化，外貌好看。他们崇拜偶像，不依赖于任何人。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拥有无数的金子。

如果从印度尼西亚出发，沿南部到东南部之间的航线航行1500英里，你们就会到达一个叫爪哇的大岛。岛上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海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方圆3000多英里。它隶属于一个伟大的国王，不向世界上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纳贡。岛上居民都崇拜偶像。这个岛极其富庶，盛产黑胡椒、肉豆蔻、松香、姜、荜澄茄、丁香和其他各种香料……

当你们离开锡兰岛，向西航行大约60英里时，你们就会到达玛巴省，它被称为印度之都，位于大陆，是印度最富庶的地区……居民都崇拜偶像，很多人崇拜牛［神牛］，因为牛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生物。他们从不吃牛肉做成的任何东西，也绝不会屠宰牛。

* H. Yule ed. and trans.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Scribner's, 1903）, vol. 1, pp. 423-426: vol. 2, pp. 249-250，253-254.

地图12　中期欧亚大陆整体化（约1300年）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殖民；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应聘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1278年，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班·巴尔·索马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对其反对伊斯兰教的援助。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伊斯兰教徒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又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被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北上到达西班牙，随后又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到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已至少旅行了7.5万英里。

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旅行家是著名的马可·波罗。当他父亲和叔叔第二次旅行去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忽必烈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经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他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像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但可以像木头一样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他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戴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一些大道，它们修得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在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波罗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神话式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就和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伊斯兰帝国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推荐读物］

论及欧亚大陆内各种相互影响的最重要的著作有J. Needham所著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4）的第一卷: J. H. Bentley所著的Old World Encounter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3）: J. L. Abu-Lughod所著的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9）。以下著作描述了海上贸易: G. F. Hourani所著的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1）: P. D. Curtin所著的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 K. N. Chaudhuri所著的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Needham著作的第四卷第三编阐述了中国人的航海事业，包括明代的航海活动。以下著作对陆上贸易进行了分析: G. F. Hudson所著的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Beacon出版社，1961）: P. Yung所著的The Silk Road: Islam's Overland Route to Chin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6）。C. G. F. Simkin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对欧亚贸易进行了概括的分析。关于技术交流的基本著作是刚刚列举的Needham的多卷本研究成果。

以下著作论及马可·波罗和其他旅行家的经历：R. E. Latham翻译的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Penguin出版社，1958）: L. Olschki所著的Marco Polo's Precursors（Johns Hopkins出版社，1943）: I. de Rachewiltz所著的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ans（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1）: R. Dunn所著的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l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6）一书提供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迷人的全景。

［注释］

[1]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I（London, 1914）, pp. 152，154.

[2]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Book I, aphorism, p. 129.

第十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论海旁旷野的默示：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

——《圣经·以赛亚书》21：1

我这样启示你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以便你警告首邑麦加及其四周的居民，以便你预告毫无疑义的集合日［最后审判日］。一部分人将在乐园中，一部分人将在烈火中。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　协商（舒拉）

600年至1000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欧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穆斯林武士的惊人征服，和大约1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一样，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7、8世纪，伊斯兰教的征服使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都统一到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

比这些军事扩张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伊斯兰教文化上的成就。尽管被征服地区曾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但到11世纪时，阿拉伯人已对这些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到大西洋范围内的日常用语。因此，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前犹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的综合体。这一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伊拉克人和摩洛哥人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在语言和文化上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于约570年。6岁时母亲去世，先由祖父，后由伯父抚养长大。有关他青少年时期的情况所知很少。传说他12岁时曾随伯父跟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穆罕默德25岁时同一位富孀结婚，她为他生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子都夭折了。

穆罕默德40来岁时，经历了一段精神极度紧张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相信上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安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最后审判日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对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对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图76　公元8或9世纪用库法字体书写的《古兰经》的一页（23.8厘米×35.5厘米）。由于穆斯林讨厌图像，书法很早就成为伊斯兰教艺术的一种主要形式。阿拉伯字母表主要是为了使《古兰经》文本尽可能精确才发展起来的，于是，书法艺术也随之发展起来。这种横向拉长的库法字体作为《古兰经》最早和居支配地位的书法，持续了3个世纪。

穆罕默德的教诲，在他死后不久被记录成书，成为伊斯兰教这一新教的圣典。“伊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灵魂的具体圣事。但是，他的确要求信徒们履行某些仪式，即伊斯兰教的“五功”。它们是：

（1）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2）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5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5个时间内举行：脱掉鞋子，戴上头巾，在一张地毯上面朝麦加方向祈祷。

（3）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

（4）斋功，穆斯林必须在斋月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

（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麦加一次。

这些仪式为信徒们提供了一种特别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他们一起祈祷、斋戒，一起为不太幸运的兄弟们承担责任；他们——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和黑人——一起到麦加去朝觐。而且，《古兰经》还对虔诚徒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它不仅为信徒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提供明确的指导。与基督教世界不同，伊斯兰教国家中并不存在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现世与教会之间的严格区分。伊斯兰教认为，凡属于恺撒的就是属于神的，而凡属于神的也就是属于恺撒的。“沙里亚”，即圣典，直到近代仍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国法，而且仍是伊斯兰国家的基本法。

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人们皈依这些教义。首先是他的直系亲属和私人朋友，这些人后来作为“先知的同伴”，享有崇高的威望。随着这一小股皈依者的发展，麦加的富商开始感到惊恐，害怕穆罕默德的教义将削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去麦加放有“黑石”的天房中做礼拜。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即麦加以北约300英里处的商路上的一座绿洲城市。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因此，穆罕默德被当作仲裁者受到欢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这一年为纪元元年。

由于穆罕默德的教义主要基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他希望自己能作为麦地那犹太人的先知的继承者受到他们的欢迎，但麦地那犹太人嘲弄了他的要求。于是，穆罕默德转而反对他们，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信徒。穆罕默德逐渐说服了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并以他的教义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了对麦加商队的一次次袭击。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普遍接受的一种经济活动。如今，他们聚集在“先知”的旗帜下，希望获得战利品，并顺便得到灵魂的拯救。到630年，穆斯林已十分强大，完全有能力占领麦加，因而，穆罕默德将收藏在麦加天房中的黑石定为伊斯兰教的主要圣物。就这样，他实现了和麦加商人的和解，从而维护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已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穆罕默德已发现自己的祖国因存在许多地方性的偶像崇拜习俗而分裂。他给祖国留下了一个宗教和一部天启的经典，留下了一个具有良好的组织和武装、统治了整个半岛的社会和国家。一个世纪内，他的信徒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并传播了他的教义。如今，这一宗教以在全世界拥有10多亿信徒而自豪。

二、征服时期

正因为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结果，所以他死后，这一社会似乎很可能彻底分裂。部落酋长们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于是，他们停止纳贡，重新开始自由行动。这种撤离，伊斯兰教历史上称为“变节”，即叛教，引发了一系列经过适当谋划的战役。这些战役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们回归伊斯兰教社会。但是，被制服的部落成员愠怒愤恨，显然一有机会还会叛离。穆斯林首领们明白，缓和这种不满的理想办法是，发动对外袭击，使每个贝都因人都有希望获得自己所喜爱的战利品。结果，这些袭击不是作为传播信仰的宗教战争开始的。穆罕默德并不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不认为上帝选派他来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传教。因此，阿拉伯人发动袭击，其原因正是为了让骚动的贝都因人一心忠于麦地那这一需求。

领导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被选来代表起世俗作用的先知。当然，作为先知的穆罕默德不可能有继承人，但是，社会的世俗首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信仰的守卫者，而非宗教领袖。正是在艾卜伯克尔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被迫恢复信仰，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侵略。

634年，欧麦尔继艾卜伯克尔之后当选为哈里发，在他的领导下，早期的对外侵略发展成正式的征服战争。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貌似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久便暴露出其外强中干的实质。这两个帝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削弱了它们各自的实力，而它们的国民对繁重的捐税和宗教迫害也极为不满。此外，当整个整个的部落被有关财富的迷人传说所吸引，从阿拉伯半岛各地向北迁移时，穆斯林军队也就由小股袭击队变成大规模的武装部队，任何想让他们返回贫瘠家园的企图，都将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变节”。结果，穆斯林首领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亚。因此，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征服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而是意味着阿拉伯部落的扩张；这些阿拉伯部落在较早几个世纪中，已多次向北推进，进入“肥沃新月”地带。当时，扩张的规模空前，一方面是因为那两个帝国异常虚弱，一方面是因为新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促成的团结和力量。

图77　崇拜仪式，即祈祷。这些插图表现了穆斯林每天进行五次的祈祷仪式所规定的动作次序。每个位置和动作都配有引自《古兰经》的不同的称赞语、祈祷语和吟诵语。这一仪式象征穆斯林对安拉的绝对服从，象征穆斯林承认安拉是宇宙唯一的、永恒的、全能的主。

阿拉伯人一旦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像拜占庭人和波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正如后来的维京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欧洲沿海一样，这时的阿拉伯人利用他们的“沙漠之舟”，进攻富庶的帝国。阿拉伯人在他们所征服的省份里，选择沙漠边缘的城市作为主要根据地，并不是偶然的。如果他们所处的位置合适，他们会利用现成的城市，如大马士革；如果必要，他们也会建立新的城市。这些有守备部队驻防的城市满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国的需要，就像后来的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新加坡满足了不列颠海上帝国的需要那样。

636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的河谷中，赢得了对拜占庭人的决定性胜利。他们乘迷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由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徒组成的混合部队。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士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这时转而进攻富裕的邻邦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疏远了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这种分裂有助于637年夏天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的伟大胜利。波斯皇帝仓皇撤离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在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所取得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大批来自西南部沙漠的贝都因部落。阿拉伯军队如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他们向西进入埃及，向东进入波斯。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班牙。711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不过，732年，在法国的图尔，他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

与此同时，其他穆斯林势力正在向东扩张，进入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然后，他们又北上，一直到达中亚的怛罗斯。因此，先前开始于沙漠中的一个简单宗教，已迅速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750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广大地区（见地图13）。

地图13　1500年以前伊斯兰教的扩张

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相互诋毁

中世纪时，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欧洲、中东和海外的战场上互相厮杀。他们也互相贬低，正如以下两种说法所表明的。第一种说法出自西班牙托莱多市的一位穆斯林法官之口，他将北欧人视为末等民族。*第二种说法出自一位基督教主教之口，他表达了西方世界对穆斯林道德堕落的共同看法。**

赛义德·安德鲁斯（Sa’id-Andalusi）法官说：……就民族之林中没有发展科学的其他民族而论，它们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像动物。那些深居北方的人，其所在地与太阳相距极远，故当地气候寒冷，空气闷塞，人也因此受到影响，变得生性冷漠、脾气粗暴。因而，他们都长得很高大，肤色苍白，头发很长。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智力迟钝、不聪颖，无知和愚昧成了他们的特点。他们大多做事荒唐，处于心理盲状态，就像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邻近民族一样。

萨坦尼亚（Sultaniyah）的主教威廉·亚当说：在穆斯林教派中，不仅未禁止任何性行为，而且还允许和赞扬各种性行为。因此，在他们当中，除了有无数的妓女外，还有许多剃光胡须、涂脂抹粉、手腕和脚踝上戴着镯子的脂粉气十足的男人……因此，穆斯林忘却了人类的尊严，不知羞耻地为那些脂粉气十足的男人所吸引，并公然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像我们社会中夫妻公开地生活在一起那样。

* Islam and the West by P. K. Hitti © 1962 by 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 N. Daniel, Islam and the West（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0），p. 144.

三、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第一阶段的扩张完成之后，阿拉伯人便安顿下来，享受胜利果实。他们实际上是其属国的占领军，大多数居住在军事重镇里，由此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哈里发欧麦尔一开始就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所以，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确实，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统治者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实际上是阿拉伯武士贵族的特权，他们统治了人数远为众多的诸被征服民族。

不久，日益增长的“马瓦里”，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新教徒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阿拉伯贵族的需要服务。作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认。虽然“马瓦里”也在伊斯兰教军队中服役，但通常只能作为步兵参战；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战利品少于阿拉伯骑兵。

随着帝国的扩张，随着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马瓦里”的人数和财富也不断增长，但他们仍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成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社会地位。人们开始有充分理由认为，阿拉伯伍麦叶哈里发王朝是征服战争完成后百无一用的一个寄生集团；伍麦叶王朝曾于661年，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因此，对阿拉伯贵族的抵抗运动，既是一场民族反抗运动，又是一场社会反抗运动。

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750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马瓦里”，尤其是波斯人，这时代替了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而是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马瓦里”的控制下，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加入市民和农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则重新退回到游牧生活。

图78　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建筑遗迹。

帝国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762年随着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巴格达，情况更是如此。这实际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长，而是一位由神决定的专制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他的权力并不依赖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备军的基础上。因此，哈里发统治已成为同前泰西封、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的许多君主政体相类似的东方君主政体。在这一君主政体所强加的秩序与防护下，一种融合了犹太传统、希腊——罗马传统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混合文明，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上层骑士贵族的宗教信条，而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文明。

四、伊斯兰教文明

哈里发曼苏尔选择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他预见到了这一选择的辉煌前景：

这个东濒底格里斯河、西临幼发拉底河的岛屿，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溯底格里斯河而上的所有船只……都将在这里停泊；顺底格里斯河而下、沿幼发拉底河运来的货物，也将在这里停卸。这里将是山区、伊斯法罕和霍拉桑诸地区居民的交通要道。感谢安拉，为我保留了这块地方，并使在我之前来过这里的人们忽略了它。真主啊，我要在这里建筑城市，并终生居住在这里，我的子孙也将居住此地。无疑，它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1]

曼苏尔的期望很快得到全面实现。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约达100万。城市的中心是一座直径约两英里的城堡，里边有哈里发的宫廷、官员们的官邸和禁卫军的营房。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饶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各行省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如来自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来自努比亚和苏丹的黄金，来自伊斯法罕的铜以及来自波斯、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都蕴藏着宝石，波斯湾水域还盛产珍珠。工业也很繁荣，就从事生产的人数和产值而言，纺织业最为重要。从中国战俘身上学到的造纸术，迅速传遍伊斯兰教世界，并于900年传入西班牙。

如此繁荣的经济，遍布辽阔的阿拔斯帝国，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贸易。如前章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陆路经过中亚，或从水路同印度、锡兰、东南亚和中国通商。他们还同非洲进行广泛的贸易，由此获得黄金、象牙、乌木和奴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发现的大批铸于7世纪至11世纪的穆斯林硬币，证实了穆斯林商人同北方国家的贸易。如此广泛的贸易交流，促进了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结果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巴格达开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

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786—809年在位）。他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统治者，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室内常见的游戏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运动有打猎、鹰猎、放鹰、马球、射箭、击剑、掷标枪和骑马比赛等。哈伦与查理曼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各自的首都——巴格达和艾克斯拉沙佩勒——简直无法相比，如同今天的巴格达和巴黎无法相比一样，不过是在相反的意义上。

阿拔斯王朝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以一段时期内在宗教事务上比较宽容著称于世，很明显，这种宽容在当时的西方是绝对没有的。伊斯兰教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神圣法律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同穆斯林一样，都属于“有经人”。两者都有一部圣典，即成文的启示书。他们的信仰被认为是真实的，不过还不完整，因为穆罕默德已取代了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宽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它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只是予以某些限制和处罚。

图79　位于耶路撒冷的石制穹顶。它是早期伊斯兰教建筑（但不是清真寺）的范例，始建于公元7世纪第一轮阿拉伯扩张浪潮掀起时。它建在一块岩石之上，穆斯林认为那块岩石是穆罕默德的升天之处，而犹太人认为它是亚伯拉罕准备祭献以撒之处。

阿拔斯王朝还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不过，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比鲁尼（973—1048年）曾说过：“我们应限于从事古人所从事的事业，完善可以完善的东西。”[2]然而，帝国的庞大规模，它同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实际联系，它从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都有助于伊斯兰教科学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就拥有一批翻译家、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那里的学者们除了翻译和研究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外，还翻译和研究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

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一般接受了前希腊人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他们不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900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

与在天文学方面一样，穆斯林在地理学方面也没取得什么理论上的成就，但是，庞大的帝国疆土、广泛的贸易范围，使他们积累了有关欧亚大陆的系统、可靠的资料。例如，比鲁尼关于印度的名著，不仅描写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且描写了印度人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科学成就。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直到18世纪才有人能与他相媲美。穆斯林还绘制了航海图和地图。在这些图中，如当时的基督教制图者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一样，穆斯林自然以麦加为中心。

图80　14世纪的手稿，表现的是阿维森纳和学者们。这一页取自阿维森纳著的《医典》，现存于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

除自身原先的成就外，穆斯林还在翻译和传播古代著作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们不信任任何非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文明也不感兴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则不同。他们曾得到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有力支持，因而度量也更为宽宏。“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的翻译家侯赛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年）就是一位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另一个伟大的翻译中心位于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莱多市。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来自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这一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西欧人对希腊学问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的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著作的作用。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两条基本纽带，即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效果更为显著。到11世纪时，阿拉伯语已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米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流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公用语言说明，虽然在这一地区，除了占优势的闪米特人外，还有苏丹黑人，除了占优势的穆斯林外，还有黎巴嫩基督徒和埃及科普特教徒，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彼此认同的情感。甚至在这片已永久阿拉伯化的辽阔地区之外，阿拉伯语对其他穆斯林民族的语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词汇在这些语言中，如希腊和拉丁词汇在英语中一样被普遍使用；其中有些语言（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语）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纽带，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社会和政治体系与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如同语言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础一样，宗教信仰也为伊斯兰教文明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文明在征服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带有希腊——罗马、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文化和科学诸成分的综合体。因此，它不是早先各种文化的简单拼凑，而是代表全新文明的一种融合。它虽然来源不一，有多种组成部分，但却明显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独特印记。

到目前为止，伊斯兰教依然是一股较重要的势力，是世界的第二大宗教，拥有近12亿信徒。而基督教有20多亿信徒。穆斯林（照字义即安拉意志的“顺从者”）分布在从非洲的大西洋海岸越过北非、穿过中东和南亚、直达印度尼西亚的辽阔地域。因此，许多种族群体占据了虔诚徒众的阵营；阿拉伯人，即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现在成了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

图81　迪奥斯科里斯手稿中的一页：咳嗽药的配方和一位正在配制此药的医生。阿拉伯人对医学界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大批药品由意大利船只运往欧洲。

五、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哈伦·赖世德统治时期，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然后便衰落下去，其情景颇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着帝国疆域过于广阔这样一个问题，这在用马和船只作交通工具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边远省份远离首都达3000英里，因此，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0年，首先摆脱帝国的统治，是不足为奇的。

其次，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难以承受。巴格达朝廷的极度奢侈和膨胀的官僚机构的浩大开支，与技术的进步是不相适应的。由此引起的财政危机迫使哈里发委派各省总督为当地的税款包收人。这些总督用他们征来的税收，支付地方军队和官员的薪俸，并向国库交纳指定的款额。这一情况使总督兼包税人不久便和军事将领达成协议，两者一起成为各省的实际统治者。到9世纪中叶，哈里发已失去对军事和行政的控制，并逐渐被土耳其雇佣军随意废立。

像往常一样，帝国的衰弱招致了蛮族的入侵。正如罗马帝国遭到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侵略一样，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到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进攻。十字军由北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利亚，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也为十字军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在西西里岛，1040年，当地王朝灭亡后爆发了内战，这对诺曼底人从意大利南部入侵该岛十分有利。到1091年时，整个西西里岛被征服，混杂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沦于诺曼底国王的统治。

同样，在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于1031年被推翻，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由各“党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进行统治。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当地前穆斯林伊比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即欧洲奴隶。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北部基督教国家能向南扩张。到1085年，他们占领了重要城市托莱多。到13世纪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岛南端的格拉纳达。

事实证明，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失陷于基督教世界是长期的，但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这里，几个伊斯兰国家自相残杀的战争，使十字军从1096年起迅速向前推进，抵达叙利亚海岸，进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国家：埃泽萨伯国（1098年）、安条克公国（1098年）、耶路撒冷王国（1099年）和特里波利伯国（1109年）。这些国家都以西方封建方式建成，然而，它们缺乏根基，从未同化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它们的存在依靠欧洲零星到达的援兵的支持。而且，它们都位于沿海地区，很易受内地组织的抵抗运动的伤害。这些国家只有当周围的伊斯兰世界处于分裂状态时，才能生存下来。萨拉赫丁，即西方人所称的萨拉丁，结束了这种分裂状态。他统一了穆斯林叙利亚和埃及，包围了十字军公国，于1187年开始反攻。他在1193年逝世以前，已收复了耶路撒冷，把西方人从所有地区驱逐出去，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随后一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也被占领，穆斯林的再征服宣告完成。

除北面遭到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这两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进攻。这些部落席卷利比亚和突尼斯，到处劫掠破坏。正是这一入侵，而不是更早的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摧毁了北非文明。

最后，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所侵略的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范围及其影响，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征服相匹敌。实际上，这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突厥人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又将他们的信仰扩展到遥远的新地区。下章将叙述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过程及意义。

［推荐读物］

以下研究成果记述了穆罕默德和他的训导：T. Andrae所著的Mohammed（Scribner's出版社，1936）: E. Dermenghem所著的The Life of Mahomet（Dial出版社，1930）: H. A. R. Gibb所著的Mohammedanism: An Historical Survey（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3）: 以及M. M. Pickthall所著的Koran（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社，1953）翻译本的简易版。

有关阿拉伯人及其通史的权威性描述，见于A. Hourani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1）: P. Hitti所著的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第五版（St. Martin's 出版社，1951）: B. Lewis 所著的The Arabs in History（Home University Library出版社，1966）。关于阿拉伯人的征服和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参见M. A. Shaban所著的Islamic History A. D. 600—750（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2）: F. M. Donner所著的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1）。在最初的征服后，伊斯兰教通过不露声色的传教继续扩张，以下著作描述了这一过程：T. W. Arnold 所著的The Preaching of Islam: A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Muslim Faith（Constable出版社，1913）。

以下著作对伊斯兰文明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T. Arnold和A. Guillaume主编的The Legacy of Islam（Clarendon出版社，1931）: W. Montgomery Watt和P. Cachia所著的A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Doubleday出版社，1967）；A. G. Chejne所著的The Arabic Language: Its Role in Hist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出版社，1969）；R. A. Nicholso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9）；A. Lewis主编的The Islamic World and the West, 622—1492 A. D.（Wiley出版社，1970）。

［注释］

[1]引自B. 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50）, p. 82。

[2]引自A. Mieli, La Science Arabe（Brill, 1939）, p. 376。

第十一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前，人类不可能看到可与这一灾祸相比的灾难……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丝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剖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

（穆斯林历史学家，1160—1233年）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为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辽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成就是，他们共同改变了游牧民与文明之间的传统关系。几千年来，游牧民们一直居住在文明地区的外围地带，贪婪地艳羡着文明民族的繁华。但是，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这种传统的平衡状态发生了急剧变化，游牧民成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者和主人，而不仅仅是草原上的动物饲养者。

在这几个世纪中，突厥人和蒙古人耀武扬威，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这些令人震惊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充当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庭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即13世纪，蒙古人开始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00—1500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意义。

一、突厥人的入侵

突厥人是一个语言群体，而不是一个种族群体。他们都因说突厥语系的某种语言而共同联结在一起。虽然他们是一个种族上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像高加索种人，而不像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草原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罗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杰出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与此同时，如同以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作为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他们很快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变成了主人而不是仆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越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那里的政权。10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有权力的人”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庭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是，1071年，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先前受腐败的拜占庭官吏剥削的小亚细亚农民，这时欢迎突厥人的到来，感到松了口气。因此，11世纪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庭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这时就像一个架在枯瘦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君士坦丁堡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在塞尔柱人向西推进到小亚细亚时，其他突厥人也向南打开一条出路，朝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兹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是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受极端的伊斯兰教一神论的激励，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又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跟在马哈茂德后面的还有来自阿富汗的其他突厥入侵者。他们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攻占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首都。在这些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之所以能不太费力地征服一个人口远远超过他们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印度人还在使用过时的军事战术。这些战术在1500年前对抗亚历山大时即已被证明是无效的。印度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能像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的征服

在突厥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g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2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9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除了自身的勇猛外，还兼具忠诚、狡猾和无情的背叛这些不同的品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克服早年的低下地位，在转而反对自己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能将操蒙古语的不同部落统一在一起。1206年，在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够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牧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万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图82　元太祖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成吉思汗首先靠的是所有游牧武士都具备的一个内在优势——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一系列战斗行动的不断演习。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进餐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供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供养，不过必要时，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诱使敌人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或者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0英尺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钩的长矛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吃草，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也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料。这使它们虽然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成吉思汗还进一步用多半从汉人那里学来的新技术和新装备来加强自己的军队。因此，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士气。他们强迫战俘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且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即使拥有军事天才和最佳的战争机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统一强大的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但是，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汗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剌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年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庸国。1211年他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流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自己的总体战略，成吉思汗此时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至此他已接近了花剌子模边境，并于1219年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战功，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他生前选择的家乡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三、蒙古帝国

汗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南宋亡国。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奉命率兵15万人向西进攻欧洲。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拔都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里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年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图83　13世纪波斯人所著的蒙古历史书中的插图：成吉思汗的朝廷。成吉思汗坐在王位上，他的三个儿子站在左边。其中一个儿子窝阔台于1229年继承了其父的王位。

窝阔台的继承者们决定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取代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在中国，蒙古人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最后，1277年，蒙古人占领了南方大港广州。新大汗忽必烈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然后，他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

与此同时，其他蒙古军队在中东横冲直撞，于1258年占领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被送往忽必烈的朝廷外，该城的80万居民大多被屠杀。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征服。不过，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军队却在巴勒斯坦出人意料地大败蒙古人。这次失败标志着蒙古帝国在中东开始由军事胜利走向衰败，就像其在日本和爪哇的类似失利标志着它在远东的衰败一样。由于不能进一步扩张，蒙古帝国便迅速瓦解，其瓦解几乎同其建立一样迅速。

四、蒙古帝国的衰落

蒙古人衰败的基本原因在于，相对于被征服民族，他们人数太少，过于原始。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下马，定居下来享用掠取物，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仰为其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明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他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控制着突厥斯坦的堂弟海都也与他争位，从而引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在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尊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是，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土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他们接受佛教的影响，渐渐湮没无闻。

甚至马可·波罗在伟大的忽必烈手下供职时，便已预见到了蒙古的衰落；这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马可·波罗在描述自己的游历时，对蒙古人被其所征服的民族所同化的情形作了如下重要分析：

关于真正的鞑靼人［蒙古人］的风俗习惯，我所告诉你们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我必须补充说，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大大地衰退了；因为那些定居中国的人以近乎崇拜的方式接纳了这个国家的习俗，而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习俗；而那些定居黎凡特的人则接受了萨拉森人的习俗。[1]

五、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他们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后，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迅速地崭露头角，就如同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中那样。一批批军事冒险家，这时在为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势或垮台。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泰摩兰。他于1370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势力在印度和拜占庭的扩展。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所构成的压力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只加强自己在印度北部的地位。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接着，在帖木儿的侵袭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印度北部和中部出现了几个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印度教教徒建立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图84　帖木儿王朝天宫图。

其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庭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0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庭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间的对立，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分裂，它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他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事实上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后，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是，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成为多瑙河以南、除威尼斯控制的几座沿海堡垒以外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详见第十二章第四节）。

六、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力量对比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末叶，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在欧亚大陆外，伊斯兰教正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非洲大陆的内地。它从北非沿海地区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海一带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一个人若想成为穆斯林，只需反复念诵这样一句话：“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通常，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仅仅加了伊斯兰教仪式，便被接受，并变得神圣。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们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当地的习俗，同当地妇女通婚，改变自己新的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当地居民。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已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主要的穆斯林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5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海；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内海。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295年波斯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或水路运输的。因此，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事务的进程。现在印度半岛之所以并立着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在全世界有10多亿信徒的信仰，原因皆在于此。

图85　1248年至1354年期间建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国王的宫殿艾勒汉卜拉宫。遍及欧亚大陆的著名伊斯兰教建筑表明公元1000年至1500年期间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内那种相互得益的交流。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一连串中国发明的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九章第二节）。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炮兵在蒙古军队中服役时，曾去过波斯。我们还知道，有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曾在波斯传播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起了使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的作用。当时的中国观察家汪力（1314—1389年）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展现在自己眼前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融合作了如下非凡的叙述：

……四海之内已成一家，文明到处传播，不再有任何障碍……许多人［新到中国的人］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快乐地生活在我们的江河湖泊之间。他们在中国定居很长时间后，有些人上了年纪，子女也增多了；由于远离故土，他们不再要求以后葬回故乡。无疑，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

最后，由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提供的机会，仅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所有其他文明都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但却非常善于借鉴已被确认的伟大文明，创造出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在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也存在极深的隔阂。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持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与他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将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断都当作异端邪说和无神论来加以排斥。

从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经院哲学的胜利。这种经院哲学在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对智力活动已起决定性影响，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助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仰。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受到挑战并被取代；而在伊斯兰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认为，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本源，人们应该运用智力来领悟到：必须用对上帝的信赖来摧毁和取代自信。正统派反应的程度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最先将历史看作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记录。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把哲学和科学当作无用和危险的东西来加以排斥。他说：

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哲学的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我们不必加以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诸宗教学科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项工作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其有害面的侵蚀。[3]

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年至1200年，伊斯兰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距。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庭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而且，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八章第五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推荐读物］

关于突厥人在不同地区的入侵，见T. T. Rice所著的The Seljuk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1）: C. Cahen 所著的Pre-Ottoman Turkey（Sidgwick & Jackson出版社，1968）: S.Vryonis, Jr. 所著的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 H. Inalcik所著的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72）: J. A. Boyle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5, The Seljuk and Mongol Period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M. Nazim所著的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讨论了印度的突厥人。H. Lamb所著的Tamberlane the Earth Shaker （McBride出版社，1928）, J. J. Saunders主编的The Musli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中也全面地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蒙古扩张主义的动力，见O. Lattimore所著的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出版社，1962）中的不同文章，以及他写的文章“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1963年8月，pp. 55-68。R. Grousset所著的Conqueror of the World: The Life of Chingis-Khan（Viking出版社，1972）中收集了成吉思汗的几篇传记，包括一篇通俗报道: B. Y. Vladimirtsov所著的The Life of Chingis-Khan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30）中进行了学术研究: H. D. Martin所著的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Johns Hopkins出版社，1950）一书擅长于蒙古军事组织方面的论述。J. J. Saunders所著的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Harper & Row出版社，1972）, J. A. Boyle所著的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1）和B. Spuler的权威性评价即其所著的The Mongol Period（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95），对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

［注释］

[1]R. Latham, trans., Travels of Marco Polo（Penguin, 1958）, p. 71.

[2]Cited by J.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Oxford University, 1993）, p. 145.

[3]Ibn Khaldun, Muqaddimah, trans. F. Rosenthal（Pantheon, 1958）, pp. 250-258.

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拜占庭的千年制造了灭绝；中世纪的千年努力［在西方］则制造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最终制造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拜占庭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下来、从古典时代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但是，这段完整的、持续了1000年的历史，最终意味着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的意义上说。拜占庭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拜占庭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而西方的进攻则是取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的形态进行的。与此同时，拜占庭还遭到了来自复兴的东方的袭击，首先是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来自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1911年，而拜占庭先于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见地图14）。

地图14　拜占庭帝国的衰落

一、拜占庭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此城重建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庭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庭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庭变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之下，它岿然不动。

君士坦丁堡扮演拜占庭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1000年，直到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士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便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即安卡拉。

君士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它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这座城市的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它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庭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4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庭长达10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遭受围攻的要塞，却得以保存下来。

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在罗马被废黜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仍认为自己是恺撒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从蛮族那里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见第八章第四节）。但是，这个刚刚恢复的帝国的寿命却十分短暂。查士丁尼死后不久，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向南涌入巴尔干地区；而在东部，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在伟大的赫拉克利乌斯皇帝（610—641年在位）的领导下，拜占庭对周围的敌人进行了反击。627年希拉克略大败波斯人，迫使他们将所占领的拜占庭领土全部退回。希拉克略又转向多瑙河边境，发现斯拉夫人在此期间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为入侵的斯拉夫人指定了一些定居地；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散居在巴尔干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沿岸其他地区，不久便自称保加利亚征服者的斯拉夫人。

7世纪后期，拜占庭帝国再次受到威胁，这次是由阿拉伯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构成的双重威胁。阿拉伯人发展了海上力量，并凭借这支力量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然后，从669年起数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拜占庭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些保加利亚人已占领了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

拜占庭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与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阿拉伯人。

图86　查士丁尼和随从们。出自拉文纳圣·维塔修道院的镶嵌画。

不过，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拜占庭，因为托罗斯山脉将希腊人的小亚细亚与此时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分隔了开来。这一分隔因最终导致阿拔斯哈里发即位（750年）的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动乱而得到加强。由于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巴格达，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此时是向东，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帝国能和平共处。

8世纪时兴起的拜占庭帝国，比查士丁尼的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是，正如我们已提到的，它也显得更加和谐一致。它已去除了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腊的东西，只是，并非绝对如此。它以这一方式完成了从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转变。8世纪时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二、拜占庭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庭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均由一位将军统治。将军既主管行政，又主管军务。希拉克略皇帝已将行政管理军事化，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了大部分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庭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庭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运经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庭的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像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更为实际可行。他们重新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1014年，巴西尔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稳定、和谐的时期。拜占庭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被再次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和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宗教的和谐一致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接受了东正教，来换取帝国对他的征服地的承认。以后几年里，拜占庭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制定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就像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

图87　14世纪的法国金泥写本：公元800年教皇为查理曼加冕。这一事件促使君士坦丁堡于812年授查理曼以“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独立。

拜占庭皇帝和东正教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拥有一个恭顺的国教是传统、公认的原则。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沙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庭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倾向于闭关自守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下章将要提到的明朝统治下的中国。

三、拜占庭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尔去世时，拜占庭帝国的显赫地位似乎是稳固的、未受到挑战的。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这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不过，在巴西尔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就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是拜占庭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拜占庭史学家尼塞塔斯·科尼亚提斯所作的如下描述，揭示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同样也揭示了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恨。*

……我该如何讲述这些邪恶的人所干下的勾当！唉，我们原本应该崇拜的偶像，却被他们用脚践踏！唉，值得崇敬的烈士们的遗骸被扔到了不干净的地方！然后，有人看到了大家都怕得不敢听的事情，那就是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喷溅满地或被四处抛散。他们夺走宝贵的圣盒，将圣盒中的装饰品塞进胸前衣襟，将那些残存的破损的器物用作盘子和酒杯……

他们亵渎大教堂［圣索菲亚教堂］的言论不堪入耳。用各种贵重材料制成并为整个世界所崇敬的圣坛，被打成了碎片，分发给了士兵们，就像光彩夺目的其他所有宗教财富的遭遇一样。

用稀有材料制成的神瓶和圣器，极其优美、极具艺术性；环绕法庭屏风和讲道台屏风、镶有金子的精制银饰品，做工令人钦佩；它们和门及其他许多装饰品一起，成为战利品，被劫掠一空。骡子和备有鞍具的马给牵到了寺庙的圣殿上。其中有一些骡子和马不能在富丽、光滑的路面上站稳脚，而它们摔倒时，便会遭到刺戳，因此，神圣的路面被鲜血和污物玷污……

最困难、最费力的事莫过于靠祈祷来使这些愤怒的野蛮人变得温顺善良，他们一听到令人不快的话就会大发雷霆，因此，什么事都有可能使他们勃然大怒。任何想要尝试说服和阻止的人，都会被取笑为疯子或长舌妇。他们时常拔出短剑来对付那些胆敢反对他们或拒绝他们要求的人。

这种悲哀，人人有份。在巷子里、街道上、寺庙中，到处可闻抱怨声、哭泣声、哀悼声、悲叹声，男人们呻吟着，女人们尖叫着，伤害、强暴、囚禁、骨肉分离，充斥着每个角落。贵族们不光彩地四处游荡；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眼含热泪；富人们变得贫穷起来。因此，在街道上、角落里、寺院内、书房中，已找不到一处不受攻击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为这些哀求者提供庇护。到处都布满了各种罪行。啊！不朽的上帝！人们的苦难多么深重，痛苦又多么巨大！

* D. C. Munro, trans.,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European History, rev. ed., series 1, vol. 1, number III（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12）, pp. 15，16.

形势陡然逆转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虽然巴西尔二世十分强悍，能够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削弱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尔的继承者们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无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庭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庭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来自西方的诺曼人冒险者，最初是拜占庭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拜占庭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后，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兴，重新统一了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逼近将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这是1071年拜占庭遭受的两大灾难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帝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庭唯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具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次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结束之后，两位彼此竞争的拜占庭皇帝为了争夺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地将小亚细亚从希腊拜占庭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图88　十字军屠城。1204年春，十字军在佛兰德的鲍德温的指挥下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烧杀抢掠三日整。这是19世纪欧仁·德拉克洛瓦所作的一幅绘画中对这一场景的描绘。

精明顽强的康尼努斯皇帝［亚历克赛一世］（1081—1118年在位）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拜占庭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来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西方基督教世界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他得到的不是自己所想要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一批批难控制的十字军。有些十字军是由亚历克塞有充分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的。东方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这就是被恰当地戏称为“商人东侵”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背景。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战利品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庭觊觎王位者的甜言蜜语，拉丁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成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特征；由于贪婪和报复欲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偏离了解放耶路撒冷这一原定目标，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兰德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终结果是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尽管1261年拜占庭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一直处于无依无靠的虚弱状态，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四、拜占庭的灭亡

得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衷于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不过，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至死都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统治。

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结果，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的欢呼声中，住进帝国皇宫。

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近两个世纪中，恢复后的帝国仅由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拉布宗。

这个可怜的残存帝国的前景，几乎不比前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面对的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依然存在于希腊的诸拉丁小国和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这些外部威胁外，还有内部危机。这时，帝国在经济上已破产。意大利人对贸易的束缚一直未中断，因此，1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区的收入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7倍。皇帝们被迫将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政治上有权势的富人通常能避开增长了的税。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至1349年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城。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并分配寺院的土地；他们推行参与式民主，允许群众集会，让民众选举官员。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已受到意大利共和城邦的政治纲领的影响。但是，奄奄一息的拜占庭帝国不可能维持蓬勃发展的西部地区自然兴起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结束了他们的共和政体。不过，这一事件却说明了深刻且普遍的不一致，就像同时代人的以下这段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起义像可怕、残酷的时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是温和、稳健的人……于是，所有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所带来的痛苦之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武装起义，行为凶暴，因为他们憎恨富人……[1]

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被削弱。由于希望获得西方的援助以抵御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们已在三个不同的场合（1274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年在罗马；1439年在佛罗伦萨）同意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这些协议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庭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憎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和意大利商人的盘剥给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过去常常声称，他们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占领也不愿接受十字军的入侵，但是到15世纪中叶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土耳其人已大兵压境，随时都可能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不速之客。

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庭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已减少到5万至7万。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000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轰开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8万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士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次击退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连续屠掠三日。当时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绘了拜占庭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二世］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以上列举的东西和物品。[2]

五、拜占庭的遗产

回顾历史，拜占庭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贡献是，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保护盾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有利条件的全部意义，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攻陷该城后，不到半个世纪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庭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发动机，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文化领域，拜占庭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它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庭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

最后，拜占庭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就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是宗教和文明的源泉。沿河道连成一串的诸早期俄罗斯公国，与拜占庭进行繁荣的商业交往。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经过基辅运出去，换取拜占庭商人运来的各种奢侈品，如细布、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随希腊有形的商品而来的是希腊的文化制度。对东斯拉夫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于988年前后采纳的东正教。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一个以拜占庭模式为基础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组成。为首的是基辅大主教，由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任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随着这一教会统治集团的建立，东正教还带来了新的宗教文献和法律文献，其中包括《圣经》的译本、拜占庭收集的神父们的著作、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拜占庭艺术这时也以石头建造的教堂、镶嵌画、湿壁画、绘画，尤其是肖像画的形式被引入俄罗斯；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极为出色，发展起自己独特的俄罗斯——拜占庭风格。东正教会还带来了拜占庭的教会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方面的一切讼案。

图89　位于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巴西勒大教堂。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起了加强大公权力的作用。正如早先在西欧，罗马教皇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庭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

拜占庭不复存在后，这一传统仍在继续。在沙皇帝国追随拜占庭以后，直到它灭亡之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对俄罗斯皇帝表示忠诚和顺从。

总之，拜占庭文明因其历史作用和成就而格外令人瞩目。不过，拜占庭的确缺乏古典雅典的生气和荣耀，即便比较起来，雅典在面积和存续时间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其原因在于，拜占庭所起的作用按恰当的词意来说，是保守的。这并不是说拜占庭停滞不前。从始至终，它都在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然而，事实依然是，它的命运注定是守旧而不是创新。它一出生就已是罗马帝国范围内的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生活在过去的权势和荣耀的阴影中，一直试图维持或恢复这种权势和荣耀。它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一连串杰出的领导者——行政官员、将军、学者和神学家——但是，由于其工作环境，他们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却为数极少。

西罗马帝国（第一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帝国）又存在了近1000年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在5世纪至11世纪之间，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是原始的、无足轻重的。但是，在这几个世纪中，正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正在为一个新文明奠定基础，而拜占庭却在靠其辉煌的、然又令人无法忍受的遗产生存。这就是从11世纪起，西方能随着其经济的繁荣、民族君主政体的兴起、思想见识的更新和扩张主义的强有力而稳步前进的原因；西方的扩张主义先是体现在地方性的十字军东征中，后又表现在最终于数世纪内导致全球霸权的海外拓殖中。因此，对比之下，让人觉得可怜的是，在后来的这些世纪中，拜占庭一直未能摆脱过去的束缚，故而成为一个过时的落伍国家；这一落伍国家进行着一场英勇的但却注定是牵制性的战斗，直到其1453年声誉扫地、不可避免地灭亡为止。

［推荐读物］

最好的全面研究拜占庭的史书是G. Ostrogorsky所著的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Rutgers University出版社，1957）: 最好的简述性史书是S. Vryonis, Jr. 所著的Byzantium and Europe（Harcourt出版社，1967）。后一本书的作者还著有关于拜占庭历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的权威性著作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关于拜占庭人、南部斯拉夫人以及与基辅和伊斯兰教关系的各个方面，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4（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另一本讨论了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标准性著作是A. A. Vasiliev所著的History of the Byzantium Empire, 2 vols（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58）。集中对国家、基督教和拜占庭思想进行考察的简短概论是D. A. Miller所著的The Byzantine Tradition（Harper & Row出版社，1966）。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其他阶段，见D. T. Rice所著的Byzantine Art （Penguin出版社，1961）和A. Grabar所著的Byzantine Painting（World出版社，1953）。最后，主要材料的来源是D. J. Geanakoplos所著的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5）。

［注释］

[1]Cited by G. L. Seidler,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World（Pergamon Press, 1968）, pp. 116-117.

[2]S. Vryonis, Jr., Byzantium and Europe（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7）, pp. 190-192.

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生身有五乐（一乐生中国，二乐为男子，三乐为士人，四乐为太平，五乐闻道义），居洛有五喜（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体）。

——邵雍（理学家，1011—1077年）

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因此，中国文明的过程与罗马崩溃后西方正在形成的独特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见第八章第三至五节）。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比较起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中国社会在这1000年中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心理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中国是如此成功和舒适，以致它虽未完全停滞不前，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不过，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自己的技术成就、经济活力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多元化，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一切，形成一种最终导致西方主宰全球的推动力。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尽管结局如此，但我们不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贡献，引领着世界。

一、隋朝和唐朝

隋朝（581—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8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王朝便崩溃了。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直道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竭尽全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来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是，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致应对这一事业负责的隋炀帝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损害了自己的王朝。

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618年被缢死。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

唐朝最明显的成就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的帝国能与唐朝匹敌。

由于在国内重新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便有可能进行对外征服。早先，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弱；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隋朝和唐朝政府提出了解决这种政治分裂的办法，即实行“均田制”：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9英亩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不过，“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势力、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之前隋朝已恢复汉朝在竞争性统考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据儒家“征召有才能的人才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种种问题”的基本信条，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而拒绝采纳西方通过改变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国家事务的典型方式。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的一系列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在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考生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图90　一尊塑于隋朝初期的立于莲花基座上的立佛像。这帧作品由砂石雕成，且有着色痕迹（现存中国山西省天龙山，规格为68.5×17.8×15.24厘米）。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事务。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到文章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上。最终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一方面，这一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1905年，它最终被彻底废除。

图91　6世纪的中国粗陶塑像，现藏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唐朝首都长安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这段短暂时期外，唐朝统治下的中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思想自由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开放，致使许多外国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在汉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和忠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佛教的影响迅速增长，并于唐朝初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财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它还从根本上促成了理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念和依靠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和拉拢寺院和庙宇。

图92　唐朝（618—907年）坐佛像。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控制的企图失败了，最后，政府采取了彻底迫害的政策。佛教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完全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迫害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就如同西方类似形势下发生的情况一样。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介入的最终结果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没像基督教改造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中国社会。

在最后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开支超过税收。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在损害农民的情况下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

图93　唐朝皇帝唐太宗（598—649年）墓中的浮雕：飒露紫（昭陵六骏之一）。

唐朝皇帝又设法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中官员的无能和富有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州发生叛乱。朝廷谋取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种“野蛮”民族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他们无视朝廷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王朝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斗争。结果，907年，一个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960—1279年）和唐朝都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

二、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得十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族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是，他惨遭失败，所以他的继承者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前往西方的陆上通路。

这是宋朝的一个致命弱点，使宋朝易受游牧民的入侵。虽然“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但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他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游牧民对中国北部的大规模入侵。宋朝的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960—1127年）被称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陲各地，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们的严厉谴责。虽然这种批评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于唐、宋几个世纪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在这几个世纪中，除了出现许多学者撰写的无所不包的各朝历史外，还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制和发行大批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见第九章第二节）。

图94　用木版印刷的《汉书》（汉朝的历史）的书页。印制于1208年至1224年间。这本书是宋版印刷的最好范例之一。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世纪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贸易量也随着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上升。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

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更是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当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在亚洲诸海中活动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不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四节）。

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尽管南宋的统治仅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但这一个半世纪却相对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则由金统治，其建立者为满族的祖先。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抵御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没有意识到蒙古人的极有害的力量，反而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去援助蒙古人。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治。蒙古人立即以入侵中国南部相报复。由于蒙古人忙于侵占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未因早期同中国的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这些蛮族征服者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更有利的选择。一个中国顾问陈述了这种选择：

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石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1]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背景在语言、习俗和法律方面将他们与其臣民隔开。

他们还有意雇用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他们所不信任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都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外籍官员的数量之多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已使政府的文职机关变成一个国际官僚机构；他们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包括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在内的各种外国宗教表示不满（见第十二章第四节）。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东北平原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图95　忽必烈狩猎图。身着白色毛皮外衣的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武士一起在狩猎。注意画面上山后的骆驼商队。

不管商人带多少银子到中国去，中国的君主将统统拿去，存入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受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2]

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穆耳。但是，铁穆耳死得很早，他之后的皇帝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像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明朝建立，一直统治到1644年。

四、明朝的民族优越感与回缩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治理有序、社会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少有的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理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那时，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30—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由于对这两者都不满意，他转而又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非凡的综合才能，他做出了把佛教和道教的成分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解释，一种更令人满意、更切合他那个时代的解释。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疏忽和教育有缺陷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很快将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入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融入理学。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无所不包、令人信服的思想，进一步阻止了哲学的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外来的前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对世人来说已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3]

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理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同时占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稀缺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新到一个省份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明清两代的中国是由官僚和贵族——如果能对这两者作富有意义的区分的话——共同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为此而合作。较早时候的一些王朝偶尔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小心地避免向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提出任何挑战。

对比起来，发人深省、颇有意义的是，明朝政府率先控制和约束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一个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正如下章将提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强这种自治权。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像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性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如第八章第五节所述，在于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1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在理学的一些观念的支持下，能消减或减弱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多元化的文明；在这一文明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是被埋没，而是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中国稳定的根源

中国文明的古老和稳定总是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世纪中期在中国任职的英国领事官员T.T. 梅多斯，根据第一手观察资料做出如下解释。*

中华民族作为同一个民族，其历史空前悠久，人口不断增长……其真正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信条和一种制度……这三个信条是：

1. 必须靠道义的作用而不是靠物质力量来治国。

2. 让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妥善治理国家所必需的。

3. 如果君主道德败坏、肆意放纵自己，从而导致高压的暴政，那么人民有权废黜这样的君主。

一种制度是：

公职竞争考试的制度［科举制］……

（严格地说来，长期以来一直是竞争性的）公职考试制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原因：正是这种考试制度维护了其他一些事业，并使这些事业能有效地进行下去。全国凡是当父母的，都能理解这种考试制度的用意，所以，这种考试制度诱使父母们向自己的儿子们传授文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包括以上所引用的三个信条，以及有利于培养较高精神境界的其他许多知识。通过这种考试制度，所有贤能的人都被招募到小心地保持考试制度纯洁性的政府中来。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那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们并没有设置任何不公正的障碍来阻挠他的提升……

通常的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础上：它不是一个专制政府。它所维持的军队和警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事实上，仅够镇压派别叛乱，而完全不足以镇压一个表示厌恶的、愤怒的民族。但是，尽管这一政府并不实施暴政，但它在形式上和机制上却是一个纯粹的独裁政府。在一个地区内，地方行政官是专制独裁的；在一个省里，总督是专制独裁的；在帝国中，皇帝是专制独裁的。民众没有立法权，没有自行收税的权利，没有投票使统治者落选的权利，也没有限制或者停止政府开支的权利。因此，他们有造反的权利。造反在中国是阻止专断的、邪恶的立法和行政的一种古老的、时常运用的符合宪法的正当手段。

* T. 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Smith, Elder, 1856）, pp. 23，24，401-403.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约束力太强。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以行会头领为首的地方行会。但是，这些行会头领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首领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首领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等。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创建自由企业的机会，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图96　中国将军石像。它是北京城外通往明朝皇陵的墓道两旁的一些护卫石像中的一尊。

中国统治集团限制性的内向政策的另一实例是竭力反对海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万人，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人。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相距不远的中国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所有的海外中国人都是抛弃祖先坟墓的人，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一中国政策同西方政策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15世纪早期明朝航海业的异乎寻常的历史，提供了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抱消极态度的最富戏剧性的实例。这些航海其范围惊人，显示了确实证明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居领先地位的技术优势。随之而来的是，皇帝下达的禁止进一步海外探险的命令和官方对这一命令的立即执行（见第九章第一节）。

虽然皇帝下禁海诏书的确切动机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颁布禁海令，仅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体制结构和向外拓展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崭露头角。

五、中国文明在日本

由于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不间断地延续到近代，它们以诸西方国家皆不能用以控制西方的一种方式控制了东亚。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已成为西方特点的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不可能存在，游牧民便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一直是最不依赖中国这一大国而自立的国家，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不过，日本群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朝鲜半岛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21英里宽。日本人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蒙古人的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长于借鉴的民族，但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令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当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图97　从古墓出土的泥塑的穿盔甲的武士像。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阿伊努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除了带来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会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须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实施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与更早时候的氏族结构相比，这些变革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还远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无可争辩的首脑。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领域，日本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几乎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在新的封建时期，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有效地起作用。不过，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已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京都的各种娱乐活动，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个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居住在那里的阿伊努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是，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结果，反对阿伊努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进行。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图98　图为京都众多美丽的园林之一。京都是足利将军的都城所在。

到12世纪，日本已由互相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这些封建领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大地主即“大名”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七、日本的回缩与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农作物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发展。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4世纪末叶，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同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会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会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而这时，除了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国内的惊人作用外，还有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退缩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长崎港的出岛上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家；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为了寻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国引进了儒家思想和制度。他们采纳了儒家的由四个阶层——武士管理者、农民、工匠和商人——组成的等级制。他们还借用了儒家哲学，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合适关系。他们还在江户建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因此，日本人民渐渐地为中国哲学的伦理道德标准所影响。虽然佛教仍是大众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儒教已慢慢地成为日本最强大的思想力量。

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像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更准确地说，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做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推荐读物］

第八章的参考书目中已列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著作。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由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参考书目的说明性文章：J. K. Fairbanks所著的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Washington出版社，1968）。这个参考书目列举了诸如官僚国家的崛起、商人的作用以及阶级结构和流动性之类主题的近期著作。

关于220—1644年间中国历史的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是：W. Bingham所著的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Waverly出版社，1941）: E. A. Kracke所著的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3）: J. T. C. Liu所著的Reform in Su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9）: C. O. Hucker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1368—1644（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1）: E. Balazs所著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4）。以下两卷分类的专题论文集分析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趋势：A. F. Wright主编的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3）: J. K. Fairbank主编的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7）。另一本有用的书是：J. M. Menzel主编的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Heath出版社，1963）。最后，M. Elvin所著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3）一书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成就没有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J. Needham所著的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69）一书对此也有所论及。对于那些认为Needham的不朽著作过于浩瀚的人来说，更易理解但却很可靠的记述是：R. Temple所著的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7）。主题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读物是：P. Snow所著的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88）。最后，W. H. McNeill所著的The Pursuit of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2）一书从全球的角度分析了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成就。

关于日本，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个方便而通用的参考书目，即J. W. Hal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 New Dimensions of Approach and Understanding, 2nd ed.（Washington出版社，1961）。详细阐述的标准书目是B. Silberstein所著的Japan and Kore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2）。关于日本政治、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在R. Tsunoda et al. 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一书中得到提供。英国学者G. B. Sansom所著的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修订版（Appleton出版社，1944），及其权威性的三卷本的A History of Japan （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撰写了规范的通史。最好的介绍性的报告是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Past and Present的修订版（Knopf出版社，1953）。

［注释］

[1]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pp. 1, 140.

[2]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London, 1914）, p. 154.

[3]Cited by 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per ＆ Row, 1943）, p. 200.

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纪后期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一个复杂文明的首次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

——小林恩· 怀特

“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古人并不知晓；我们应注意到，没有哪个方面的发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结果而言，比三大发明更惹人注目。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1]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提出的这一论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他如此明智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全球处于革命的新社会的影响下时，也为全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

一、西方的多元化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保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2]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准确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基本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崩溃且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很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来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所需的资金。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是，接受者们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是，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为私有财产。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领主除提供封地以外，还应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应该是来自王权，所以，封建主们小心地选择一位合适的国王，即便他们无意尊重这位国王的统治权。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国王们渐渐能够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利，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图99　采邑。封建制度的后继者——采邑制度——依靠的是农奴们的自给自足。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作为对这种经济崩溃的反应，采邑成为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农庄，靠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各不相同，其居民少则二十人，多则数百人。农奴与奴隶不同，他们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们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们必须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

由于远距离贸易、集中式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满足自身的几乎全部需要。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是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采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打铁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三节所述）取得了更大进展，超过了希腊——罗马的水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天主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似乎有悖常理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教皇无须像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庭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坚称：“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此外，拜占庭的皇帝们被穆斯林和其他敌人的攻击搞得不知所措。这就使教皇们可以放手加强自己在西方的地位；他们这样做时采取了两种方式。首先，他们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结成联盟，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其次，教皇派出传教团，去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他们成功地组织了承认教皇权威的新教会——如597年成立的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的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的德意志教会。

当时西方新的多元化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一个不受皇帝支配的独立的教会；代替皇权的封建君主和封建领主；代替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分别开垦荒地的自治的采邑；以城市为根据地，在反对贵族、高级教士，最终是君主的过程中有效地行事的新兴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1000年后的500年中如何发展和适应，以及最终怎样发展起海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是以下几节所要讨论的主题。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免遭了公元1000年后的多次大规模侵略。只要看一看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13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欧地处偏远位置的重要性。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西盛行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以北的欧洲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

当然，这些自然资源一直是人们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对适当技术的这一需要在各地和各时代都存在。例如，在20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情况同样如此。中世纪的西欧也是这样，在那里，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三、技术的进步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抑制新的技术。另一原因是，很多地区都存在的边疆环境需要节省劳力的装置。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尺度表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对生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被载入史册。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这样做时，他们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建造修道院，他们将新拓居地的边界推进到了北欧和东欧的森林中，而且，他们还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方法。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制从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耕，而过去使用“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置。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明；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安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重型轮式犁与原始的爬犁完全不同，爬犁通常用于翻耕地中海盆地贫瘠的沙土；而重型轮式犁则使耕种欧洲中、北部地区肥沃却又难以翻耕的洼地成为可能。

更有效地利用马力也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很少用于农业，因为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因此，马过于用力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不过，到10世纪时，人们发明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马拖重物时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动力来源。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增加了马犁地的效用，而且还增加了马运货物的效用。

最后，应该简单地看一看极其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罗马时期便已为人们所知道，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区不存在这两大障碍，所以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原动力。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锻锤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的确，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登录了5000家磨坊。这就是说，每50户人家就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年至1300年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首先是一连串的粮食歉收和饥荒，尤其是在1315年至1316年间；然后是黑死病，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周期性地爆发；最后是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大不列颠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丰富的木材和松脂的开采范围，这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北部地区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农民首次开始耕种村庄周围的荒地。令人吃惊却又千真万确的是：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得到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

图100　黑死病肆虐时的情形。

农民不仅耕种附近闲置的土地，而且还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迁徙的西进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挺进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到20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在损害东欧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的情况下渡过易北河，而且其他移民也正在强行进入穆斯林西班牙，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进入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地区。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10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不过，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边缘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虽然当时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末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沿途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沿内地商路发展起来的大集市，对商品流通也很重要。这些集市中，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是刚出现，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框架中，所以市民们从开头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图101　一幅绘于15世纪的透视图，画的是11世纪或12世纪的一个市场。中世纪妇女正在积极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尤其是从事食物和衣物的交易。

当市民们获得权力和财政资源时，他们通常能说服国王向他们颁发皇家特许状，准许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市镇内联合起来。这种市镇有权充当社团，有权用自己的社团印章签订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行会是自愿社团，用以防护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们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例如，当时的惯例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感到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不仅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实体，而且还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实体。例如，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们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8年，波罗的海沿岸的各个城市——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约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竭力主张在外国的商业特权，几乎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文臣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地区和印度拉其普特人的一些国家是地方贵族料理政务，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不仅在稳步地获得经济力量，而且在稳步地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海外冒险事业。

图102　图中所绘为14世纪末的意大利银行。

五、新的君主国的崛起

到10世纪时，西欧已遍布封建小国；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蚕食已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西欧社会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诸城邦有时结成诸如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之类的强大组织。因此，为了反对这些集团的专一主义利益，此时兴起了一股势力，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后继者“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不断变化，无限多样。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世纪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而不支持反对教皇权力的拜占庭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即位，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开始了。到13世纪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颁布《教皇训令》（1302年）时，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在《教皇训令》中，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坚定地阐明了关于教皇权力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此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顾问这时把王国福利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的教皇们成了法王的工具，失去了其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支配地位。

欧洲君主们的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与新兴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市民们向君主们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他们还充当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等，以此提供管理才能。作为回报，新君主向市民们提供保护，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不合情理的要求。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自治的地方当局的一些杂乱模式；这些自治的地方当局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随着这些障碍物的消除，随着皇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出现了新的君主国。到15世纪时，这些君主国大致包括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领土。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实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早期探险者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探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家乡的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宫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宫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六、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

中世纪西方的文化和智能的发展，同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大约1000年间的几个世纪，在几乎不具备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士们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教会的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所辖教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们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此外，它们不像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而是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法、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有人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又有人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建立了一些大学。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重视培养教士是很自然的，也是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

随着从大约1350年至1600年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教育和学术环境起了变化。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开始，并因此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状况和价值观。意大利是以蒸蒸日上的工业以及西欧、富裕的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帝国之间有利可图的贸易为基础的一个活跃的都市社会。庞大的商人家族不仅控制了贸易和各种制造业，而且还控制了政治事务；他们对诸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和比萨之类的繁华城市起了决定性影响。正是这些商人家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的资助者。尽管这些资助者中不仅有教皇如尼古拉斯五世、庇护二世、尤里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而且还有公爵家族如米兰的斯福尔扎，但是，商业家族的需要、私利和爱好却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复兴；因此，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世主义和人道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关心的是今世而非来世，注重的是异教经典而非基督教神学。

图103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作为复兴罗马法的中心而出名。这幅刻在博洛尼亚大学一位法学教授的坟墓上的雕刻品，表现的是学生们正在听他的一堂讲座。

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

极有天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如此众多的领域中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还因为他乐于突出显示自己的天才。30岁时，他给米兰公爵写了以下这封信；这封信给米兰公爵极深的印象，使后者雇用了他。*

1. 我为建桥制订了计划。桥要建得轻巧、稳固，以便于运输，这样就可以追逐敌人，时常打败他们；而有些桥则要设计得非常坚固，无法被烈火和进攻所破坏，同时还要便于我们撤退和部署兵力。我也制订了焚毁和破坏敌人桥梁的计划。

2. 当一个地方被围困时，我知道如何切断引自沟渠的水源；我还懂得如何建造大量的桥，如何制造盾牌、云梯和其他与军事相关的器械……

……

4. 我还打算制造大炮。这些大炮应该便于运输，能够发射冰雹般的小石子，它们落地产生的烟尘能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惧、损失和混乱。

5. 为到达某一个固定地点，尽管也许有必要在沟渠底下或河底下行进，但我还有办法通过洞穴和蜿蜒的秘道悄无声息地到达那里。

6. 我还能制造安全的、攻不破的装甲车。这些装甲车可以驶入备有大炮的敌人的密集行列中，而且，敌军的阵营再庞大，也抵挡不了这些装甲车。步兵可以安然无恙、不受抵抗地跟在装甲车后面前进……

……

9. 如果战斗发生在海上，我打算建造许多既适合进攻又适合防守的引擎，还打算建造一些能抵挡最猛烈炮火和烟雾的船只。

10. 在和平时期，我相信在建筑方面，在建造公私用房方面，在将水从一地输送到另一地方面，我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令您完全满意……

如果有谁认为上述事物中有哪一样是不可能实现或不能实行的，我很乐意在您的公园里或阁下喜欢的任何地方进行试验。再次对阁下表示最真诚的敬意。

* J. P. 和I. A. Richter eds., The Literary Works of Leonardo da Vinc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 92，93.

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反映在学术成就和教育中。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之父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尔卡，即彼特拉克（1304—1374年），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修养的手段和社会行动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成立的新寄宿学校，并不培训牧师，而是培养商人的子弟。学校课程注重的是古典作品研究和体育运动，其宗旨是要教育学生们快乐、健康地生活，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文艺复兴精神极为明显地体现在艺术方面。由于教会不再是各种艺术的唯一资助者，艺术家们便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转向除传统的《圣经》中的题目以外的其他一些主题。虽然宗教题目通常依然出现，但是在诸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提香之类大师的作品中，创作重点越来越转向旨在揭示灵魂内在奥秘的肖像画，转向旨在以醒目的色彩和形式来使人感到赏心悦目的绘画。

文艺复兴运动并不只局限于意大利，16世纪时，它还将种种新事物传播到了北欧。促成这一传播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因素是受雇于北方诸君主的意大利外交官和将领，另一因素是加快了图书的发行和思想的交流的印刷机。由于识字现象在北欧比在欧洲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更普遍，因而印刷业在北欧尤其有影响。大批的印刷品激起了公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极大热情，从而大大地促成了宗教改革及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

最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文艺复兴的意义何在？显然，对人类、对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的新的强调，比起先前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事实依然是，在西欧出现了思想的蓬勃发展，这种发展在欧亚其余地区是不存在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根本差别。

在中国，儒学继续对社会起决定性影响。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改革创新，因而成为在各方面保持现状的最佳工具。这种因循守旧、坚持正统观念的气氛阻碍了思想的继续发展，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尽管中国在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最初的辉煌成就。在这些早期发明之后，中国并没有制订出一套科学原理。

图104　大卫像。年仅26岁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于1501年开始雕刻的大卫像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象征，并被陈列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这里展现的细部，突出了雕像赖以成名的压抑的情感和尊严。

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情况基本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注重神学、法学和修辞学，但轻视天文学、数学和医学。从这些学院毕业的学生对西方正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弄清楚。穆斯林土耳其人都不相信基督教异教徒能传授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时会冒出一位出类拔萃的、有远见卓识的人警告说，这道思想铁幕具有将奥斯曼帝国与附近基督教世界分隔开来的危险性。生活于17世纪上半叶的著名的土耳其目录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兼历史学家卡提比·舍勒比，就是发出这种警告的人之一。由于出身贫寒，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这其实是塞翁失马。他用不着以浅薄的、吹毛求疵的态度专心于代表当时的奥斯曼教育的穆斯林神圣学业。他自学成才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对西方学问不存先入之见的态度。

在舍勒比的著作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这本手册是他在1656年土耳其舰队于海上遭惨败后编写的。他在手册前言中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部队作战时，就可以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使攻击敌区、保护和守卫边境地区成为一件更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即便他们是当地的老兵，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的必要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异教徒通过应用和尊重学问中的那些分科，发现了新大陆并侵占了印度的一些市场。[3]

舍勒比看到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在舍勒比1657年去世前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警告自己的同胞，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很快就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言被证明是有预言性的。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中，所以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基督教异教徒则凭借他们的新知识，最终不仅成为新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世纪至10世纪期间，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是，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见地图15）。各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在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当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时，他们反对异教的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征。骑士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地图15　中世纪西方的扩张（11—15世纪）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导致了中世纪后期每一种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力充沛，十字军东侵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开始加速，结果，使十字军战士的扩张主义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此，希望他们能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面大举进攻伊斯兰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然发现了陌生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想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并发财致富”[4]。

图105　这位身穿独特的天主教教袍的耶稣会传教士正在为新法兰西的一个印度人施洗礼。法国耶稣会会士允许印度的一些基督教皈依者至少能保留自己的某些习俗，在这方面，他们比欧洲的大部分传教士更宽容。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海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1200年至1500年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600吨至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至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舵，迅速代替了陈旧、低效率的边舵。14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是把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原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革新的成果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100个至200个划桨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携手并进。尤其重要的是对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意义重大的领先地位。过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16世纪的前20年，佛兰德和德意志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0码内的船只。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使欧洲人能占领并控制世界各大洋达4个世纪之久。欧洲人的优势随着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对俄罗斯人的划时代的海战胜利而结束。

伴随着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重要的新技术。意大利复式簿记的发明使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成为可能。另外，货币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和信用状的发展以及中世纪基督教对禁止贷款和利息费用这一做法的逐渐放弃，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后，股份公司的发展大大地巩固了商业经营。这些股份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伙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最终能成功地与东印度和黎凡特的几家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孙湾公司相竞争。

总之，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欧洲具有强大、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当我们察看15世纪欧亚大陆对伊斯兰世界的扩张的各种反应时便可明白。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当时的伊斯兰教以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然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向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接管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图106　帆船的演变。在欧洲人能安全地在大西洋上航行之前，他们需要更大的、操纵起来更灵活的船只。这幅图表明了帆船从中世纪末期到15世纪的演变。技术上的改进包括建造更大的舵、设立更多的桅杆，以及对帆作新的安排。

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和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人的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慎重地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使他们的地理视界开阔、商业野心变大，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使他们灰心丧气，留下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各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被困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交往，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不过，虽然这一安排使作为经纪人获得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感到满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却很不乐意。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由于他们有专门技术，有经济实力，有丰富的思想，还有相对抗的君主国之间的竞争，他们的追求必定成功。欧洲没有一个君主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另外，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正的需要，有强烈的要求，而且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准备起飞；当它起飞时，发现海路是畅通的，遂不可阻挡地扩张到全球各地。

八、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由于现下对妇女在全世界不同社会中的地位有争议，察看一下妇女在中世纪欧洲如何受刚出现的新文明的影响，是可以有启发教益的。我们已看到，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数百万年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平等。随着农业和文明的先后出现，妇女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平等地位，成为顺从、依赖男性的人。不平等的程度因地区而异（如在希腊不同的城邦之间），也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之间）。但是，在所有早期文明中，妇女肯定是“第二性别”。她们被束缚于“室内”工作，而男人则自由地从事“室外”工作；“室内”工作被认为是不太重要的，而“室外”工作则被认为是重要的、有创造性的。

图107　佛罗伦萨的妇女们正在纺纱，织布，做针线活。这些活计占去了妇女们的大量时间，有助于服装的漂亮雅致；佛罗伦萨的男男女女以其服装的漂亮雅致而闻名。

中世纪的千年中，当一种革命的新文明逐渐在西方出现时，这一模式仍在继续。但是，有某些改变值得注意，而且对今天的女性具有某种意义。

女性在西方新文明中的地位主要由两种制度——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决定。在理论上，教会支持两性之间的平等，就像它也支持种族平等和阶级平等一样。“因为你们信仰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孩子。”圣保罗写道，“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约束，也没有自由；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因为在基督耶稣看来，你们全都一样。”[5]不过实际上，教会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是极为含糊不定的。它将女人视为夏娃，即亚当的妻子，因此是诱惑男人的人，是拯救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是，教会也将女人视为天佑玛丽、圣母、贞洁的女王以及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解者。因此，中世纪的妇女发现她们自身的地位上下起落不定。在教会内部，妇女不能被授以牧师职，也没有布道的权利。

不过，教会的确提供了一个专门为中世纪妇女设计的重要机构，即女修道院。女修道院被称为一个“阶级机构”，[6]因为虽然不是出于严格的教会法规，但实际上这一机构却要求想当修女的人随身带一份嫁妆来。尽管这份嫁妆不如一个丈夫所期望的多，但女修道院仍然主要是向来自贵族家庭、来自中世纪后期商人家庭的有钱妇女开放的。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妇女都结婚，而且在年纪很轻时就结婚。不过也有少数妇女找不到丈夫，或者是因为私生女身份或生理有畸形或没有足够的嫁妆，或者是因为甘愿一辈子做基督的新娘而不做某个男人的新娘。

对于这些特殊情况，女修道院提供了除婚姻生活外的一种选择。此外，修道院的隐居生活的确在某些方面比外面的生活优越。修女们比起自己世俗的兄弟姐妹们，通常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修女特别有抱负、有才能，那么她可以升至女修道院院长的职位，管理大地产，并对人数多达80名的修女承担责任。这些修女中，有一些在侍奉圣父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寺院生涯所带来的极大满足感，有少数人还成为伟大的苦行的圣徒，受到人们的纪念。其余的人除了在修道院的隐居生活中找到只有女修道院才提供得了的不受男权支配的自由外，还找到了自尊和社会的尊重。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一些人满腹牢骚地将自己视作社会弃儿：“我条件不够好，配不上男人，所以只好将自身托付给上帝。”[7]

对中世纪妇女影响最大的第二种制度是封建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封建领主将土地授予封臣，作为封臣服兵役的报酬，因此，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由男性居支配地位的世界。封建地产连同军事义务被传给单身的男继承人。只有在没有男继承人的情况下，女人才能继承。中世纪妇女的一生都在男人的监护下——首先是在她父亲的监护下，然后是在她丈夫的监护下。如果丈夫死了，她就成为由封建领主监护的人；封建领主将自己所监护的人的地产收益占为己有，直到她再嫁为止。封建领主可以决定她应该嫁给谁，所以对封建领主来说，将自己所监护的人的婚姻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反过来，向不想嫁人或想要自己选择配偶的寡妇索取报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女贵族还得忍受闲散无聊、漫无目的的生活所带来的烦恼。管理家务和照看孩子之类的事都交托给管家和保姆去做。因此，如果她们的丈夫去打仗或出席宫廷的会议，她们就会没什么事可做。大体上，这些女贵族的不幸命运就是充当缔结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工具，然后为她们所嫁的人家生育继承人。

村镇中的劳动妇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开这种依赖他人的边缘生活；因此，说起来好像矛盾的是，中世纪妇女地位的高低“大致与其财富和社会身份成反比”[8]。绝大多数农村女孩都会嫁人，并与自己的丈夫并肩从事每一种农活。少数几个不嫁人的女孩通常都是出身于最贫穷的家庭，所以她们会离开自己的村庄，靠到城里去做女仆或到邻近村子中去当农家女佣来养活自己。以下这条中世纪时期的谚语反映了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辛劳：

天气不好会使丈夫们有片刻的喘息时间，

而家庭妇女的活儿却永远也做不完。[9]

同样，在城镇中，妇女们几乎活跃在各个行业中。从13世纪艾蒂安·布瓦洛所编的《行业手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该手册登录了巴黎所有行会的规章。在所列举的100个行会中，有86个行会均有妇女在工作。中世纪时，常在一些英语单词后加上后缀“ess”或“ster”来描述妇女所从事的工作，这也表明了妇女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例如：

Webster：女织布工

Brewster：女酿酒工

Bakers：女面包师

Laundress：女洗衣工

Seamstress：女裁缝

Spinster：女纺织工

Governess：女教师

中世纪妇女肩负与男性同样的重担和责任，但却享受不到平等权利。在乡村中，家庭主妇有干不完的活儿，可是她们被排斥在所有决策机构之外。她们不能担任乡村公证员、堂区牧师、采邑法庭文书之类的职务。村里地主们的会议，除了未婚或孀居的女地主外，只准男人参加。拥有土地的已婚妇女须由丈夫作代表，参加所有的乡村会议。同样，在城镇中，妇女们享有诸如拥有财产、加入行会和从商之类的经济权利，但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她们不能参与城镇政府机构的选举，也不能被推举到城镇政府机构中去。

两性关系中这种根本的不平等，从中世纪欧洲通常的各种习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一是颇为流行的殴打妻子的习俗。佛罗伦萨流传的一句谚语是：“好女人和坏女人同样需要棍棒的管教。”13世纪时，法国的法律条文规定：“在很多情况下，若男人伤害妻子，可以免受惩罚……当妻子伤害丈夫时，丈夫殴打妻子是合法的，只要别把她打死或殴残就行。”[10]对通奸坚持传统的双重标准这一点，也表明了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国王、贵族和商人可以公开养情妇和私生子。但是，偷情的妻子却会受到羞辱，受到严厉的惩罚，她们的情夫会被阉割或杀死。此外，上流社会的男人接近下层社会的妇女，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2世纪一本题为《典雅爱情的艺术》的小册子，鼓励对一个农家女孩想入非非的骑士“毫不犹豫地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强行拥抱她”。

人们通常认为，妇女应满足于做一些“适合女人做的琐事”，而男人则应干一些“大事”；这种看法同样表明了普遍的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5世纪30年代写道，男人应把对“小事的关心”留给自己的妻子，使自己能自由地从事“一切适合于男人的、光荣的事业”。[11]

所有这一切使人回想起农业革命之后两性关系的重大转变；当时，妇女失去了平等地位，开始出现女性的不重要的“室内”工作和男性的重要的“室外”工作之间的区分。一旦这种区分被接受，它便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变得根深蒂固。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区分不仅存留于相继出现的古代文明，而且存留于西欧出现的新文明。中世纪末期，尽管有了技术进步、经济活力和政治改革，但过去的习俗依然是欧洲妇女的沉重负担。固有的性别歧视甚至在长达数世纪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变革时期也依然存在。过去对现在的这一胜利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今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之相同的模式还可觉察到；这一点，从1915年卡贝尔郡（位于西弗吉尼亚）教育委员会在学校公报上颁布的以下“女教师行为准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 在合同期内不得结婚。

2. 不得陪伴男人。

3. 晚8点至早6点之间必须在家，除非参加学校活动。

4. 不得在闹市区的冰激凌店闲逛。

5. 不得出城旅行，除非得到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允许。

6. 不得与任何男性一起乘马车或汽车，除非他是你的父亲或兄弟。

7. 不得抽烟。

8. 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衣服。

9. 绝不可染发。

10. 至少穿两件衬裙。

11. 裙子不能短于脚踝以上两英寸处。

12. 为保持教室整洁干净，每天必须至少清扫地板一次；每周必须用热肥皂水擦洗地板一次；每天擦黑板至少一次；早7点生火，使教室到早8点时很温暖。[12]

［推荐读物］

关于蛮族入侵之后中世纪早期的著作，见第十二章的参考书目。联系全球的背景对中世纪欧洲做出重要的、振奋人心的研究的是：R. L. Reynolds所著的Europe Emerges: Transition Toward an Industrial World-Wide Society 600—1750（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61）。关于中世纪西方的优秀的通史著作是R. S. Lopez所著的The Birth of Europe（Lippincott出版社，1966）。

对封建制度的最好介绍是: J. R. Strayer所著的Feudalism（Van Nostrand出版社，1965）: 和M. Bloch所著的Feudal Society, 2 vol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1）。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参见J. LeGoff所著的Your Money or Your Life: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MIT出版社，1988）: R. H. Bautier所著的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Europe（Harcourt出版社，1971）: R. S. Lopez所著的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1）: B. H. Slicher van Bath所著的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Arnold出版社，1963）: L. White Jr. 所著的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s（Clarendon出版社，1962）。关于君主国的兴起，见B. Guenée所著的States and Rulers in Later Medieval Europe（Blackwell出版社，1984）。对文艺复兴的优秀的概括性介绍是：W. K. Ferguson所著的The Renaissance（Torchbook出版社，1940）和P. Kristeller所著的Renaissance Thought, 2 vols.（Torchbook出版社，1961—1965），以及W. Pater所著的The Renaissance（Meridian出版社，1961）。最后，对于为何是西方而非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在海外扩张中居领先地位这一关键问题，在以下读物中进行了分析：J. R. Levenson主编的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 1300—160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 D. L. Jensen主编的The Expansion of Europe（Heath出版社，1967）: E. L. Jones所著的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1）。关于为何欧洲遥遥领先于其他大陆这一问题的最新著作是A. W. Crosby所著的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96），该著作强调了新技术和以数量术语估量世界的新智能。

关于中世纪妇女的开创性研究见E. Power所作的至今仍有价值的概论“The Position of Women”该文收入C. G. Crump和E. F. Jacob主编的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Clarendon出版社，1926）, pp. 401—434。近期的重要著作有：S. Shahar所著的The Fourth Estat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Methuen出版社，1983）: F. and J. Gies所著的Women in the Middle Ages（Crowell出版社，1978）: S. M. Stuard所著的Women in Medieval Socie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出版社，1976）；S. H. Gross 和M. W. Bingham所著的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出版社，1983）。

［注释］

[1]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aphorism, p. 129.

[2]Cited by R. S.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Lippincott, 1967）, p. 146.

[3]Cited in manuscript by L. V. Thomas, Ottoman Awareness of Europe, 1629-1800.

[4]Cited by J. 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Weidenfeld ＆ Nicolson, 1963）, p. 19.

[5]Galatians 3：28.

[6]Eileen Power,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C. G. Crump and E. F. Jacob, eds.,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Clarendon, 1926）, p. 413.

[7]Eileen Power,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C.1275-1535（Cambridge University, 1922）, p. 31.

[8]F. and J. Gies,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Crowell, 1978）, p. 232.

[9]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84.

[10]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46.

[11]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228.

[12]Republished in “Dear Abby” column by Abigail Van Buren,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7, 1979.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在欧亚大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上，最惊人、最重要的发展是西欧从贫穷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在从约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被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其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教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认为，从这些奇怪的“长鼻子野蛮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正因为自身比较落后，所以乐于并急于学习和适应外界。他们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

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在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前1000年），中东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都市生活方面进行了基本改革，起了发达的文明中心的作用。但是，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在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转变中落后了。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比较落后的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有创造力的革新中起了先锋作用；革新中涌现的新事物除了包括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这些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包括对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

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

今天，当西方——中世纪西欧的后继者——不再代表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而是代表全球的最高度发达的地区时，这一法则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变得十分明显。此外，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历史的发展速度与中世纪相比已大大加快。从“二战”后几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况看，这种加快就十分明显：日本和德国自在战争期间遭受破坏以来，其经济已有了迅速的恢复；苏联突然间发生政治解体，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世界地图上的一个空白处。在这样一个不断加速变革的时期，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的成功来说——或许应该说，对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林登·B. 约翰逊总统对这一情况作了最好的概括，他告诫美国同胞：“我们必须以变应变。”

［推荐读物］

“受到阻滞的领先”这一概念的全部含义在M. D. Sahlins和E. R. Service主编的Evolution and Cluture（University of Michigan出版社，1960）和E. R. Service所著的Cultural Evolutionism: Theory in Practice（Holt, 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71）中得到了阐述。

第四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至此，我们已专门论述了欧亚大陆的历史。现在，我们转向世界的非欧亚大陆部分的历史。这样分别论述的原因在于，所论述的诸民族的历史基本上是互不相干的。1500年以前，世界的欧亚大陆与非欧亚大陆部分之间没什么交往。那数几百万年间的人类历史就范围而言，实质上是地区性的历史，而不是全球范围的历史。一旦人类分散到各个大陆，他们彼此之间就失去了联系，随后几千年中，他们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各自的大陆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悖论的现象：人类技术的进步既是人类早先分散各地和与世隔绝的主要原因，又是人类后来互相交往和重新统一的主要原因。

我们早些时候（在第一章第三节中）已提到，当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学会使用工具、缝制衣物和控制火时，他们便有能力离开通常所认为的他们原先的故乡非洲，向四处迁移，占据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但是，一旦在新的家乡安居下来，他们就无法与留在老家的亲戚们保持联系，因为他们的技术太原始了，无法来回航行，越过将各大陆分隔开来的海洋。在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连接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的陆桥和东南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中转岛屿被淹没之后，情况尤其如此。出于这一原因，人类各居留地必然在地区性的孤立状态中存在数百万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种种进步时；这些进步使中国人能绕东南亚航行，穿越印度洋，同样，也使西欧人能绕非洲南端和南美洲航行，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这样，世界诸民族重新建立了彼此间的直接联系，从而开始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全球性阶段。

由于欧洲人在海外探险中占主要地位，历史教科书着重强调了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强调了他们的发现以及随之产生的影响。这种态度对全球历史来说是不适当的。全球性的观点不仅要考虑扩张中的西方，而且要考虑西方扩张所至的诸地区。毕竟，这些地区的民族构成了人类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因此，他们的发展不能被忽视。另外，非欧亚大陆的国家、民族和制度在决定西方扩张主义的结果方面，同西方人一样，也是十分重要的。鉴于这些原因，本书接下来的两章将叙述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历史。

第十五章　非洲

在树木茂盛的尼日尔河谷，

在蜿蜒曲折的沃尔塔平原，

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山肩上，

覆盖着像冰一般光泽的白雪。

这里是广袤而难以捉摸的非洲，

那个很久以前的非洲。

——米歇尔·德阿隆（加纳诗人）

随便看一眼世界地图即可明白，非洲位置居中。它北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狭窄且容易渡过的水域，在历史上起了交通干线的作用。东面的西奈半岛是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通过。虽然印度洋浩瀚无垠，但季风可以使东非和南亚之间的来回交往非常便利。

然而，历史上，人们却错误地认为非洲与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余地区相隔绝。这种感觉中的与世隔绝，使这块大陆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在历史学家们强调这块大陆的与世隔绝的同时，他们还强调非洲在这一时期中从外部世界借鉴了许多东西；不过，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当有意义的接触和交往发生时，交流才得以存在。本章将考察非洲的内部发展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一、地理环境

综观非洲大陆，其南北两端是小而肥沃的狭长地带。这些狭长地带很快让位于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绵延起伏的草地，北部以苏丹草原最为著名：“苏丹”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黑人之国”。然后是热带雨林；对外面的人来说，穿越热带雨林最稠密的地区，比穿越沙漠还难。

非洲大陆极为巨大，且富于变化。其地理上的多样性对非洲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挑战，但它从未被看作一个障碍。从历史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在非洲地理条件最差的区域，诸土著民族也创造了重要的文明和文化。

非洲时常被人为地划分为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但是，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绝不是一道分界线，也不是一个障碍物。在非洲所能察觉到的种种障碍物，对外面的人来说，是一道屏障，使非洲在大陆历史的早期阶段难以穿越和征服。不过，非洲并没与世界的其余地区相隔绝；纵横交错于全非洲的许多商路将非洲诸社区联结起来，而且，这些商路还经由红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将非洲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非洲在早期阶段就建立了一个高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这一组织有效地控制了贸易、商路和市场，并使潜在的侵略者通常无法迫近。

在考察非洲大陆的政治组织时，非洲的历史学家们时常非常强调中央集权的王国、国家和帝国。除了有组织的国家之外，非洲还存在许多团体，它们一直是分散的，但逐步发展起能很好地起作用、妥善地为当地人服务的适当的治理结构。例如，现代尼日利亚数以百万计的伊博人就从未建立过中央集权的国家。

二、农业和铁器

人们时常认为非洲的技术和农业是从欧亚大陆引进的。最近的考古研究正在改变我们对非洲的这些发展的看法，因为考古研究表明，非洲许多地区早在公元前就开始开采铁矿，掌握了冶铁知识。不同地区开始开采铁矿的时间如下：在现代坦桑尼亚的湖泊地区，是公元前7世纪；在梅罗伊（Meroe），是公元前5世纪；在西非的诺克（Nok），是公元前4世纪；在东非的北部大湖地区，是公元前3世纪。这些情况表明，可能很多地区都是独立地发展对铁的利用，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引进铁。铁的这些早期使用者很可能将对铁的利用保守秘密。不过，公元2世纪至5世纪期间，冶铁技术通过已学会使用铁的班图农民传播到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图108　在欧洲人来非洲之前很久，非洲人就已使用铁制工具。这幅插图取自戴维·利文斯通所著的《最后的日志》，表现的是非洲人正在锻造锄头。

班图诸民族从西非到中非、东非和南非的运动时常被说成是一种迁移，但是，这是小部分班图民族的逐步迁移，他们时常与自己所渗入的地区的人们通婚。到公元前5世纪时，班图人已到达现代的刚果（金），但是公元2世纪至5世纪期间铁的广泛使用，使班图人能更迅速地迁移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其余地区。

铁的出现对非洲的影响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一样广泛。包有铁头的锄和装有铁头的斧使农业有可能扩展到非洲的森林地带，正如更早时候铁的使用使农业进入中欧、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森林地区一样。结果是提高了农业产量，有了可用于贸易目的的剩余产品。正如在欧亚大陆一样，这转而导致社会分化——导致诸民族分裂为取代简单亲属关系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因此，大约公元9世纪前后，出现了明确的国家机构，这些国家机构进行军事管理和行政管理，拥有维持这类管理所必需的税收来源。

图109　一位现代非洲画家绘制的非洲传统农业技术图。图的前景左侧是两位妇女正在一个大石臼里碾米，而远处的男人们正在锄地和收割。

非洲的技术进步使这块大陆的种族成分受到影响。采用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得益的，是易接近的黑种人，而不是不易接近的桑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他们凭借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损害桑人和布须曼人的情况下向南推进。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是一个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他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于公元初渗入刚果盆地；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与人口稀少的桑人狩猎者的一种共生关系。公元600年至900年间，他们从刚果盆地向东南推进，到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他们在损害桑人的情况下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这些迁移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团，而早1000年时，他们却同高加索人、桑人和俾格米人一起非常公平地分享这块大陆。

非洲农业

在7000年前撒哈拉干涸成沙漠以前，这片地区曾支持了一个畜牧社会，这里放牧着成群的绵羊、山羊和牛。这里的人们用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来打鱼和放牧；这些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如今已在古代遗迹中被发现。

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何时开始种植作物，但我们的确知道，农业系统在这一地区不断发展，供养了拥有广阔市场和贸易中心的众多村庄居民。市场和贸易中心有助于产生非洲文化，如诺克、贝宁、加纳、马里以及苏丹和东非的其他王国的文化。

植物和非洲诸民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其他地方人们中的情况一样；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虽然农业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前后出现在埃及，但是，用于大面积采集的整套工具和粮食作物的出现却可以追溯到1.8万年前。有证据表明，这些整套工具是非洲的，而不是近东的。埃及的考古证据表明，6500年前该地区最早的农夫也放牧绵羊、山羊和牛，并在凉爽的季节种植诸如大麦、双粒小麦、亚麻、小扁豆和鹰嘴豆之类的作物。

在西非森林地区，也有证据表明那里很早就驯化诸如油棕、豇豆和薯蓣之类的作物。这种驯化并不表明这些作物是外来的。例如，在热带大草原地区培育的水稻就被认为是当地原产的。此外，在埃塞俄比亚培育的大多数作物都是非洲本地的，没有从外地引进的证据。

三、伊斯兰教

非洲曾受到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影响，后者在公元7世纪侵占整个北非，然后以商人和殖民者的身份沿非洲东海岸扩张。从这些沿海的基地开始，伊斯兰教对非洲诸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影响最明显的是体现于生活的外表——姓名、服饰、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等。此外，它也表现在农业进步和技术进步上，农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因与外界更为广泛的交往引起的；例如，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

图110　坐落于廷巴克图的迪京格热伯（Djinguereber）清真寺。这座由泥土和木头建成的建筑是一座具有典型的苏丹西部风格的清真寺。清真寺独特的塔楼是伊斯兰教存在的象征。它证明伊斯兰教曾经由陆上商路传到中非和西非的廷巴克图等地方。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关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的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灵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苏丹和北非之间的贸易对双方都很有利，因此，到1400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贸易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从今天津巴布韦所在的地域收购象牙、奴隶和黄金，从加丹加收购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因此，我们看到，地中海使北非与中东和欧洲诸民族之间长达好几个世纪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同样，印度洋使东非与中东、印度、东南亚甚至远东诸民族之间类似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

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些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辽阔，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皇权拴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皇权服务的人。

四、贸易与苏丹诸帝国

伊斯兰教的征服给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以新的推动力，并使这一贸易与伊斯兰世界连在一起；伊斯兰世界的货币制度依赖黄金。最早与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加纳帝国（约公元400—1200年）（见地图16）。这一帝国由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草原上的、操索宁克语的非洲人建立。虽然我们不知道加纳帝国建立的确切日期，但早在公元5世纪时它便已存在。加纳帝国的名声远远超出撒哈拉地区，并远播到巴格达。曾在位于该城的阿巴斯哈里发宫廷中居住的阿拉伯作家阿尔法扎里，将加纳描述成“黄金之国”。

地图16　非洲大陆的帝国和商路

穆斯林在帝国的贸易和行政管理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国王控制了帝国的贸易，并在王国中执行审判。尽管有穆斯林的存在，但国王仍坚持自己祖先的宗教。

11世纪中叶加纳帝国达到鼎盛阶段，接着便开始衰落。宗教冲突和毁灭性的战争中断了帝国的贸易活动。快到12世纪末时，加纳又失去了对金矿开采区的控制。此外，这一地区诸如沙漠化和过度放牧之类的环境因素，也迫使农民和商人分散开来，向更为适宜的地区迁移。

随着加纳帝国的衰落，它让位于马里帝国（约1235—1670年）。马里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和声望靠的是两位能干的统治者：曼萨·穆萨（Mansa Musa，1312—1337年在位）和曼萨·苏莱曼（Mansa Sulayaman，1341—1360年在位）。在曼萨·穆萨的宫廷，伊斯兰教的地位已很稳固。马里的名声在1324年曼萨·穆萨到麦加去朝圣之后传播开来。朝圣途中，曼萨·穆萨四下赠送黄金和大量礼物。路过埃及时，他散发的黄金是如此之多，以致阿拉伯历史学家们将他的访问记载为1324年埃及最重要的事件。朝圣归来时，曼萨·穆萨随身带回了虔诚的学者和传教士。一些重要的商业区就这样成为重要的教育中心。曼萨·穆萨归来后通过更诚笃地信奉穆斯林的宗教，来纯化伊斯兰教。尽管马里取得了商业和政治上的成就，但由于内部政治问题和外来攻击，它还是开始衰落。苏丹西部诸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是桑海帝国（1350—1591年）。该帝国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除了它地处肥沃的苏丹草原这一地理位置外，还有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都促成了这一王国的兴起。此外，王国坐落在尼日尔河两岸，也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当桑海发展成为帝国时，它的人民被划分成三个专门职业阶级：索库人（通常是渔民）、杜尔人（通常是农民）和戈人或加比比人（通常是猎人）。

图111　在赤道非洲发现的铁制钱币的实物。

桑海在14世纪末叶摆脱马里的统治取得独立并开始扩张以前，一直是一个小王国。当它成为帝国时，仅享有一个世纪的辉煌，即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早期数十年的辉煌。

桑海的扩张和这一帝国的巩固可归因于两位皇帝：桑尼·阿里（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1493—1528年在位）。后者利用廷巴克图的战略位置，复兴了对帝国至关重要的贸易。阿斯基亚明白伊斯兰教的重要性，所以努力争取穆斯林社会的支持。他与一些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交往，鼓励教育。在廷巴克图，他设在桑克尔清真寺的大学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其中一位学者给我们留下了对廷巴克图的智力活动的描述：

从马里省到马格里布最偏远的地区，若论社会公共机构的稳固、政治权利、道德纯洁、人身安全、对外邦人的体贴和同情、对学生和学者的谦恭有礼……在那些日子里，廷巴克图是无与伦比的。

周游过这一地区的摩尔历史学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也写道：

这里储备了大量的医生、法官、教士和其他有学问的人，这种储备是靠国王慷慨地支付种种费用来维持的。在这里，潜水员捞上来的巴巴里［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手稿和书籍，能卖出比其他任何商品都高的价钱。

尽管不乏财富和知识，但这一帝国仍因内乱和摩洛哥的侵袭而衰落。到16世纪末，桑海只是早先其自身的一个影子而已。

这些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点。它们都主要以贸易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扩展自己的权力，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对这些商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买卖的征税。征税所得的收入使帝国的行政管理逐步变得更为先进。因此，桑海帝国比起原先的两个帝国要更为复杂。它划分为界限明确的几个省，每个省都设有一名长期任职的总督。桑海帝国还可以炫耀的是，它开始拥有职业军队，甚至还拥有几个部——除了分管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外，还分管财政、司法、民政、农业和林业。

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发展贸易，提供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并促进智力活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还将苏丹由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将马里也包括在他的旅行范围之内；这一旅行向东最远到中国。1353年6月，白图泰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管理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图112　西非诺克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雕像（高36厘米）；从约公元前900年至公元200年前后，诺克文化繁荣于西苏丹。像上图这样的陶制铸件的式样表明，这些雕像也许有木制原型。

黑人们具备一些极好的品质。他们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的苏丹不宽恕任何犯有最轻罪行的人。他们的国家绝对安全。在那里，不论旅行者还是居民都无须害怕强盗或暴力者。在他们国家去世的白人，即使留下数不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相反，他们将其财产交给白人中可信赖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继承人前来继承为止。他们小心地遵守做祷告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聚众祈祷，并以此教育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十分拥挤，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进行祈祷。[1]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促使帝国强大的原因，又是导致其衰微的根源。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曾有过很多贡献，但它的基础比当时去过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过的观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狭窄。因此，危机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苏丹诸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易受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强加于别人。1076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同样，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结束。用17世纪廷巴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代替了富裕，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2]

五、王国与诸侯国

上面提到的三个帝国，是非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产物。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苏丹相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世一样，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一种贸易模式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15世纪时，另一种贸易模式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许多地区，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这座神庙四周的围墙高达32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礼仪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在沿海地区，基卢瓦港的商人统治者控制着从莫诺莫塔帕到穆斯林商船的货物流动；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白图泰——这位对马里帝国也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者——这样写道。[3]

图113　贝宁国王和随从像，尼日利亚出土，成像于约公元前1680年至前1550年。

正如苏丹诸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的掠夺。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10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像它是葡萄牙的一个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过难。5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当地人的好客。一位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教区主教代理人和方济各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舰队队长做了祷告。然后，大家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4]。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直到1628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进攻为止。葡萄牙人凭借自己的火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但是，有几个顽强的小王国仍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幸存下来。

结论

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在欧洲扩张之前的这一时期中，非洲绝不是与世隔绝的。由于伊斯兰教带来的推动力，从7世纪起，外部联系和内部关系开始增多。地区间的贸易因更有效的交通工具而增长。虽然骆驼在北非已被使用，但从7世纪起，这种使用变得普遍起来。中亚的双峰驼与阿拉伯驼或单峰驼的杂交，繁育出了两种骆驼：一种是步伐缓慢、能负重远行的骆驼，另一种是步速更快、可用作信使的骆驼。

图114　一个16或17世纪制作的、绘有耶稣受难图的铜十字架。在下刚果的基潘格省出土。

贸易的增长也促进了航海术的发展，并使阿拉伯人能在进行东非与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沿岸诸国之间的贸易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整个非洲大陆的商业城镇也有了惊人的发展：西基马萨（Sidjimasa）成为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的中转站；开罗成为东方穆斯林和西方穆斯林以及草原地区的贸易的中心；奥代古斯特（Awdaghust）成为连接北非和草原地区的中心市场。在东非沿海地区，穆斯林商人在摩加迪沙、马林迪、蒙巴萨、基卢瓦和索法拉的商业城镇中定居下来。

用于贸易的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诸如铁、亚麻、棉花、树胶和靛青之类的原材料；诸如高粱、稻米、黄油、粟、橄榄油、盐和鱼之类的给养品；诸如黄金和象牙之类的奢侈品。

在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非洲大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1500年以后，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发展方面超越了非洲。正如我们在下一卷中将提到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1500年之后非洲的内部发展和破坏性的外部联系。

英国的非洲学学者托马斯·霍奇金写道：

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思想氛围和基督教思想氛围之间的差别，14世纪廷巴克图的一位市民可能会发现，自己待在14世纪的牛津城里时也感到比较安适。16世纪，他或许仍能找出这两座大学城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但是，到19世纪时，两城之间的鸿沟则变得很深了。[5]

霍奇金提出的这一论点，描述了一个肯定不是非洲所独有的进程。从前几章看，地区之间的差异显然是世界范围的常见现象，其原因很简单：西方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因而跑到其他所有社会的前面去了。不过，事实仍然是，西方与非洲之间的差距比西方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对伦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确是衰落了，但是，它们并没像廷巴克图那样，衰落到实际上已经消亡的地步。

［推荐读物］

了解非洲历史的有用读物是J. F. A. Ajayi和M. Crowder主编的Historical Atlas of Africa（Longman出版社，1985）。在非洲地理方面，可以参考W. A. Hance所著的The Geography of Modern Africa（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5），以及G. W. Hartwig和K. D. Patterson共同主编的Disease in African History（Duke University出版社，1978）。

可以提供原始资料汇编的是B. Davidson主编的The African Past: Chronicles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Little, Brown出版社，1964），还有P. J. M. McEwan主编的Afric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目前最具权威性的讲述西方入侵前的非洲史的书籍有：P. D. Curtin以及其他人所著的African History（Little, Brown出版社，1978）；J. D. Fage所著的A History of Africa（Knopf出版社，1978）。更为详细的著作还有：R. Oliver和J. D. Fage共同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年起，八卷本）；UNESCO主编的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1年起）；以及P. J. C. Dark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Benin Art and Technology（Oxford：Clarendon出版社，1973）。

有关非洲艺术的著作有：M. Posnansky主编的Prelude to East African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6）: J. F. A. Ajayi和M. Crowder共同主编的History of West Africa第一卷（Longman出版社，1985年第三版）；B. Davidson所著的The Prehistory of Africa（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1970）；B. Davidson所著的The Africa Genius（Little, Brown出版社，1969）；以及B. H. Dietz和M. B. Olantunji合著的Musical Instruments of Africa（John Day出版社，1965）。关于伊斯兰教在非洲历史上的作用，参见以上所列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及N. Levtzion所著的Ancient Ghana and Mali （Methuen出版社，1973）；后者是对已知材料的一种透彻研究。

［注释］

[1]Cited by C. M. Cipolla,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Pelican, 1970）, p. 105.

[2]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trans. H. A. R. Gibb（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9）, pp. 329-330.

[3]Cited by T. Hodgkin, “Kingdom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Dawn of Africa History, ed. R. Oliver（Oxford University, 1961）, p. 43.

[4]Cited by B. Davidson, Africa in History（Macmillan, 1968）, p. 63.

[5]Cited by B. Davidson, Africa in History（Macmillan, 1968）, p. 168.

第十六章　美洲和澳大利亚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所有由这些事件［欧洲的扩张］产生的商业利益都已沉没和丧失在由这些事件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斯密

11世纪，维京人偶然发现了北美洲，在长达约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试图在那里保持居留地，但没有成功。15世纪，哥伦布同样发现了美洲大陆，但这次结果完全不同。随发现而来的不是失败和撤退，而是对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规模的、势不可挡的入侵。这一对比反映了这500年间欧洲势力和活力的增长程度。

欧洲人对美洲的迅速入侵和开发，与迟至几个世纪后才得以侵入和开发非洲，构成了同样引人注目的对比。一个原因是地理环境，美洲大陆在地理上更易接近、更吸引人；另一原因是印第安文化的总的发展状况，其使当地人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说这一点符合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来说，就更是如此。本章将叙述哥伦布登上西印度群岛和詹姆斯·库克船长登上新南威尔士之后诸重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

一、陆地和人民

同非洲相反，美洲向欧洲移民彻底开放。这里没有阻碍接近海岸的沙洲。美洲锯齿形海岸线上可利用的港口，比非洲平直海岸线上的港口要多得多。此外，美洲拥有发达的、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障碍的内河航道，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通路。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密西西比河和圣劳伦斯河气势雄伟、水流平缓，这样的河流是非洲所没有的。探险者们不久就学会了使用当地桦木独木舟。他们发现只需携带少量物品，便能划船从大西洋顺圣劳伦斯河进入五大湖；由此南下，沿密西西比河到墨西哥湾，如果北上，沿马更些河到北冰洋，或者西进，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到太平洋。

一般说来，美洲的气候也比非洲的气候更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河流域气候炎热、空气潮湿；美洲两极地区气候非常寒冷。但是，英、法移民在其殖民地格兰德河北部地区却很兴盛。同样，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也感到安适；墨西哥和秘鲁成为他们的两大中心。那里的气候同西班牙的气候相差无几，无疑与非洲的气候闷热、疫病流行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了可喜的对照。

欧洲人在美洲见到的印第安人，是从西伯利亚渡过白令海到达阿拉斯加的移民的后裔。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印第安人首次渡海来到美洲是在约1万年以前。考古新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彻底修正了这一估计。现在普遍同意，人类在大约3万年以前就已生活在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3000年以前。接着来的是因纽特人，他们不停地往返于海峡两端，直到现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这一边或另一边为止。总之，在美洲的离亚洲最近的地区，这时的人口已十分稠密，从而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对这些早期的移民来说，渡海到美洲大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冰河时代末期，封冻了大量的海水，海面下降了460英尺，于是露出了一座宽1300英里、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桥。如此大的“桥”实际上是一块大而新的次大陆，为当时动植物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范围。而且，这一地区由于降雨量不足，不是被冰覆盖着，而是被湖泊、沼泽、草地和冻土带的各类灌木所覆盖。这些植物为当时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乳齿象、猛犸、麝牛、犎牛、驼鹿、麋、山区野羊和石山羊、骆驼、狐狸、熊、狼和马提供了牧场。这些动物越过陆桥来到美洲大陆，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捕捉它们为生的猎人。

即使在气温的回升使海面增高、淹没了这块连接地之后，最终形成的海峡也很狭窄，可以在看到对岸的情况下乘粗制小船毫不费力地渡过。后来的更先进的移民可能是乘船从亚洲来到美洲，然后沿西北海岸继续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和定居。

渡海来到阿拉斯加的大多数亚洲移民，越过育空高原中部冰封的山峡，继续进入北美内地。他们被促使他们移居阿拉斯加的同样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的动力和后方部落不断向前挺进的压力——推动着向前迁移。这样，分散的狩猎部落不久便布满了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

就种族特征而论，所有印第安人都可以归类为蒙古种人。他们以颧骨高凸、头发硬直粗黑、脸上和身上汗毛稀疏为特征。不过，也并非所有印第安人看上去都相似。那些生活在北美洲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比起美洲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脸和鼻子更为扁平，眼睛也更加狭长（蒙古人式的褶缝）。对这种差异有双重解释：首先，最早的移民就外貌而言远不像蒙古种人，因为在亚洲蒙古种人——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完全进化之前，他们便已离开东方。其次，移民到达美洲后立刻四散开来，并以近亲繁殖的小集团在各种气候区定居下来。因此尽管他们都出自同一个蒙古种人大家庭，但却进化形成各种生理类型。

二、文化

迁居美洲大陆的移民几乎没带来什么文化，因为他们来自欧亚大陆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西伯利亚东北部。当然，他们都是组成小集团的猎人，仅拥有粗糙的石器，没有陶器；可能除狗外，也没有其他已驯化的动物。他们进入的是一块无人居住的大陆，因此他们能够毫无约束地形成自己的风俗，而没有雅利安人迁移印度河流域或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移居希腊时所受到的当地居民的影响。

在以后几千年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确发展了丰富多彩的种种文化；他们不仅使这些文化适应他们所遇到的范围广阔的自然环境，而且还使这些文化互相适应。有些印第安人仍停留在狩猎团体的阶段，而另一些印第安人则发展起王国和帝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所有已知的种类，其中还有一神教。他们使用约2000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有些语言相互间的差异就像汉语和英语间的差别一样。这表明在这里如同在整个东半球一样，语言的变化极为丰富；据悉，公元1500年，存在于东半球的语言约3000种。这些语言不论在词汇，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并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大约2.4万个词，钦定《圣经》使用了约7000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则使用了2.7万个词，被认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的民族之一的火地岛上的雅甘人至少也拥有3万个词。

图115　奥尔梅克头像。这个巨大的头像出土于圣洛伦索，现存于墨西哥城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该头像由玄武岩雕成，可能是奥尔梅克统治者的肖像。奥尔梅克文化兴盛于公元前1500年至前800年间。

考虑到各类制度和习俗，人类学者将美洲大陆分成大平原地区、东部森林地区、西北沿海地区等22个文化区。一种更简单的分类法是以获得食物的方式为基础，将美洲文化分成三类：渔猎采集文化、中级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不仅更加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也更富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印第安人对欧洲入侵者的不同反应。

高级农业文化存在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级农业文化一般位于高级农业文化的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位于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及北美洲西部和北部。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洲，农业首先在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中东极为相似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这些地区即高原地区，在那里，无须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砍伐森林，那里有足够的降雨量使各种作物得以生长，而且还拥有大量可培植的、具有潜在高产特性的土生植物。

印第安人培植了100多种植物，几乎与整个欧亚大陆所培植的植物一样多，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50%以上的农产品都来自由印第安人驯化的各种作物。而且，我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印第安人所种植的某些植物具有较好的食品价值，但却为欧洲移民所忽视。一个例子是籽粒苋属植物，这种植物对阿兹特克人来说，就如同玉米和大豆一样重要。他们将这种苋属植物与人血混在一起，按做蛋糕的方式做成诸神的神像，并把这些神像给那些虔诚的人吃。西班牙人认为这种仪式太野蛮，是对基督教圣餐的一种嘲弄。因此，西班牙人通过判处任何种植或拥有苋属植物的人死刑来禁止这种仪式。然而，这种植物却幸存到今天。在墨西哥，用爆炒的苋属植物和蜂蜜制成的甜食仍然颇受欢迎。同时，科学家们也开始认识到这种籽粒的价值：它可以磨成面，也可以像玉米一样爆成玉米花，而且还可以用来制作面包、饼干、点心、汤、粥、团子和饮料。除了这一广泛用途外，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苋属植物作为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优于其他谷物。同前面提到的培高田地农业技术（见第二章第三节）一样，现在承认苋属植物为“未来的谷物”的做法，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史前的祖先那里接受种种教训，甚至在我们这一“高科技”时代中，也是如此。

玉米几乎是所有地区的主要产品，最初只是一种杂草，其穗还没有一个人的拇指甲大。印第安人将它培育成一种长棒子上长满一排排种子的作物。他们彻底培植了玉米，使它变得只有依靠人类才能生存；如果人们不种它，它就会灭绝，因为培植后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种子——玉米粒。印第安人利用大量有毒植物的技术，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之一是木薯属植物，即美国的木薯淀粉，印第安人去掉其中致命的毒素，保留下淀粉。印第安人种植的其他重要植物有：南瓜、马铃薯、西红柿、花生、可可豆、烟草，以及含有大量蛋白质的豆类植物。印第安人留传下来的药用植物有：药鼠李、可卡因、山金车花、因皮卡克和奎宁等。在发现新大陆以前，美洲种植的植物没有一种是在东半球培植的，这一事实最终证明两半球的农业各有其独立的起源。

印第安人的农业发源地，也是他们最早进一步发展农业、并逐渐形成“高级农业文化”的地区。这反过来又深深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总的看来，其结果和在欧亚大陆一样，大大增加了定居的人口，促进了那些与最低限度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文化活动。换句话说，正是在这些高级农业文化中，有可能发展起在某些方面可与西非相比较的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不幸的是，美洲本土的这些文明突然被西班牙人所制服，结果，除印第安人培植的宝贵植物外，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

三、文明

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从厄瓜多尔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2500英里的印加文明（见地图17）。玛雅人创造了美洲最古老的文明，并以其艺术和科学的惊人发展而闻名于世。他们独自发展了表意文字，用字母或记号作为表达思想的传统符号。为了计算时间、预言未来和为献祭及主要的丧葬事宜推算吉日，他们还研究了天体的运动。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祭司搜集的天文学知识非常广泛，据认为，至少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不相上下。玛雅人的复杂的圣历以共同周期为基础；这种周期在其倍数与时间相一致时便并入更大的周期。他们的有些历法计算跨越几百万年——这是一种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时间范围方面的观念，反观欧洲，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创世日还被确定在公元前4004年。

地图17　西班牙征服前夕的美洲印第安人帝国

玛雅人的城市——如果它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举行仪式的中心，而不是要塞、居住地或行政首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玛雅人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这种农业在两三年内便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迁移村庄驻地。为了补偿这种短暂的生活方式，玛雅的耕种者们在主要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以此来表示他们的社会统一。这些建筑物是巨大的金字塔庙宇和公共住宅，祭司和新信徒可能就住在这里。这种建筑物完全靠石制工具建成，用雕塑加以装饰；这些雕塑在美洲是无与伦比的，现被列为世界伟大的艺术之一。

图116　一尊玛雅人塑像，它表现的是一位显贵或一位祭司。

4世纪至10世纪期间，玛雅文明非常繁荣，但随后便衰落下去，其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土壤的肥力耗尽，或疫病流行，也可能是由于反对供养宗教中心及其祭司集团这一负担的农民革命。总之，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被废弃，被周围的森林所吞没，近几十年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

同爱好艺术、富有知识的玛雅人相比，阿兹特克人显得粗野好战；这一对比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的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悬殊。实际上，阿兹特克人是后来才进入墨西哥的。几个世纪内，这里相继形成了一系列非常发达的社会。这些社会很容易遭到来自干旱的北方的蛮族的攻击；自然，这些蛮族是被肥沃的土地所吸引而迁移南下的。最后一批入侵者就是阿兹特克人。他们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然后，占据了阿纳瓦克谷地的大部分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岛屿变得非常拥挤，阿兹特克人通过建造“浮动园地”来扩大耕地面积。“浮动园地”是一些在湖底丛生的杂草上面铺垫上湖土、由生长的杂草固定在湖底的浮岛，直到今天，某些地区仍使用这种耕作方法。每次播种之前，农民们都要挖些新的湖土，铺在“浮动园地”上，因此，其表面随着一次次耕种而不断增高。然后，农民们再挖去表层的泥土，用于建造新的“浮动园地”，于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浮动园地”使阿兹特克人的人口和财富剧增。15世纪早期，阿兹特克人与特斯科科湖沿岸诸城镇结成联盟，并从他们的立足点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经常对外远征袭击，迫使其他民族以实物向他们进贡和为他们服劳役。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阿兹特克人的统治西至太平洋，东达墨西哥湾，南几乎到达尤卡坦半岛，北抵格兰德河。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这时已成为拥有20万到30万人口的大城市，通过几条道路与海岸相连。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将这个首都同威尼斯相比，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阿兹特克人的力量建立在持久备战的基础上。所有男人都要携带武器；国家军火库始终备有武器，供需要时使用。凭借有效的军事机器，阿兹特克人从其臣民那里榨取到数量惊人的贡物。据他们自己的记载，除其他各种物品如军服、盾牌和宝石之外，他们一年还征集到玉米1400万磅、豆类和苋菜各800万磅、棉外套200万件。

首都的壮丽和源源涌入首都的大量贡物，自然使西班牙人断定，阿兹特克人的首领蒙提祖马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其实并非如此。诸附庸国仍相当独立，实行完全的自治。它们同特诺奇蒂特兰的唯一联系就是纳贡；它们之所以纳贡，是因为害怕阿兹特克人的远征。除秘鲁印加人的国家外，没有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国家组织得比城邦更大。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不同，并不试图使其臣民适应阿兹特克人的生活方式，以免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

图117　属于阿兹特克文化的镶嵌绿松石的双头大蟒蛇。

西班牙人不仅为阿兹特克国家的富有和豪华而眼花缭乱，而且也为其宗教仪式上大肆屠杀一排排献祭用的人而毛骨悚然。这些献祭用的人是在到处可见的、用于宗教仪式的金字塔的顶端遭到屠杀，因此，西班牙人很快就认识到，金字塔是人们献祭用的祭坛。献祭仪式在中美洲很普通，但没有一个地方像阿兹特克人那样，实行着魔似的大屠杀。实际上，阿兹特克人远征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自己的首都收集贡品，而且还要捕捉俘虏，用以献祭。

阿兹特克人认为，捕捉俘虏甚至比获取贡品更重要，因为祭司告诫他们，世界经常处在被洪水淹没，尤其是太阳熄灭的危险之中——因此，需要用人来献祭，以抚慰天上诸神。但是，这一做法使阿兹特克人陷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之中：为防止普遍的灾难，需用人来献祭，而献祭用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献祭才能进行成功的战争，但反过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用的人。贝尔纳尔·迪亚斯是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的见证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镇区［索科特兰］中位于庙宇附近的那块地方。那里十分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头颅——可以肯定有10万多个，我再重复一遍，10万多个。同样，在这个广场的另一角落，你还能看到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残骸，数目多得不可胜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头悬吊在道路两旁的柱子上……在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镇区，我们都能看到同样可怕的情景。[1]

最后谈谈秘鲁的印加人。应该指出，“印加”是其君主的称号，因此，虽然习惯上称印加人为印加印第安人，但严格地说，这样称呼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是属于克丘亚种族的许多部落中的一个，操克丘亚语，擅长于饲养美洲驼和种植马铃薯。12世纪，他们在库斯科谷地定居下来，不久便统治了这个地区。在早期阶段，他们的战争首领逐渐建立起一个王朝，而他们的部落成员则成为其他部族中的贵族。世袭王朝和贵族阶层相结合，在美洲大陆是独一无二的，构成了建立帝国的有效工具。由于一代一代的印加即国家首领的杰出才能，他们的帝国特别强大。印加唯一合法的妻子是他自己的亲姐妹，因此，每个印加人都是兄弟姐妹通婚所生育的后代。这种近亲繁殖大约持续了八代；而最早的祖先一定非常强健，因为正如西班牙人所看到的那样，王子们都是些英俊、精力旺盛的人。

图118　位于马丘比丘的印加城市，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东坡两座山峰之间的一个山口上。

印加人从坐落在秘鲁高原上的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向外派出军队和使节，向西到沿海地区，向南和向北沿大山谷前进。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们已将其版图从厄瓜多尔扩大到智利中部，南北长约2500英里。这样，他们统治的领土比阿兹特克人的领土大得多，而且，他们将这片领土当作一个真正的帝国来统治。

这一帝国在地理上由完整的道路系统紧紧地连接成一体；这一道路系统包括用芦荟藤编织成的索桥和用有浮力的芦苇制成的浮桥，其中有几百英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大面积的灌溉系统同样很重要，它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昌盛的农业国，其中部分灌溉系统至今仍在使用。当时的通信靠由驿站和信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信差迅速地将信件送往全国各地。

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进一步促进了帝国的统一。这一宗教认为“印加”是太阳的后裔，在太阳礼拜中，他起着重要的作用。帝国的其他统治方法还包括：土地、矿藏和牲畜归国家所有；为了税收和军事上的目的，编制详细的人口普查表；废黜世袭的地方首领；为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强迫他们迁至新地区定居；在国家的主持下，举行集体婚礼。毫不奇怪，印加帝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

四、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

虽然美洲印第安人的这些成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事实仍然是，仅一小撮西班牙冒险者便能轻易推翻和彻底根除美洲大陆的这三大文明——情况就是这样，尽管这些文明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稠密人口。西班牙单方面取胜的原因，最终应归于美洲的与世隔绝。不仅美洲诸印第安文明与其他大陆诸文明相隔绝，不能促进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诸印第安文明彼此之间基本上也相隔绝。

［一位考古学家说］关于秘鲁和中美洲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可以说，人们已承认，在从形成期［约公元前1000年］到西班牙人入侵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所有证明这些地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或接触的实物或记录，都是不可靠的。[2]

换句话说，在2500年中，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可证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这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都处在持续不断的交往中（后者是在较小的范围内）。最终结果是，美洲印第安人——甚至是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远远落后于欧亚人，尤其是落后于技术发展格外早的欧洲人。到公元1500年时，美洲大陆刚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便已达到的文明阶段。

当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双方发生对抗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印第安人发现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侵略者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用来掩饰他们在更多的物质领域里都极为落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悬殊在中美洲最为明显，但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也普遍存在。农业上，印第安人虽在培植植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很少生效。他们的耕作技术从未超过养活全体居民所须达到的最低限度，而他们的人口密度也很少达到东半球的水平。他们的工具仅用石头、木头或骨头制成。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他们所制造的船只有独木舟和远洋木筏。至于陆上运输工具，印第安人还没有利用轮子；他们虽已知道轮子，但只是用作玩具。除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是唯一的运输工具；美洲驼和羊驼虽已用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但不能运载重物。

这一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被夸大。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是，在经历了最初的打击之后，印第安人渐渐习惯了火器和骑兵。而且，西班牙人很快就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非常锋利耐用。他们开始更加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盔甲。一位征服者叙述道：阿兹特克人有

……两座军火库，里面装满了各种武器，其中许多武器都饰以黄金和宝石。这些武器包括不同规格的盾牌、军刀和一种大砍刀。这种大刀需用双手挥动，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因此，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适合砍杀。此外，长矛也比我们的长，全长6英尺，一端装有尖头，也是用几种锋利的燧石制成的。这种长矛非常锋利坚硬，能刺穿最坚固的盾牌，刺杀起来像剃刀一样便利；墨西哥人甚至用这些石头刮脸。另外，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用于弹射的皮条，以及为他们特制的圆石投石器和一种大盾牌。这种盾牌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只是在战场上才展开，能从头到脚将整个身体遮盖住。[3]

这番言论表明，技术上的悬殊不是促使西班牙人获胜的唯一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印第安各民族之间缺乏团结。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能利用对库斯科和特诺奇蒂特兰的暴虐统治不满的被征服的部落。过于严格的控制和过分的依赖也削弱了印第安人。他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绝对执行命令的思想，并对此习以为常，因此，当其首领被推翻时，他们不能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抵抗。一旦国王蒙提祖马和阿塔瓦尔帕落入西班牙人手中，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就群龙无首，丧失抵抗力。

图119　月亮金字塔位于特奥蒂瓦坎的中央大道即死亡大道的南端。

这种被动性因宗教的抑制而进一步加剧。当地人认为，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和秘鲁的皮萨罗都是回来应验古老预言的神。库斯科的阿塔瓦尔帕和特诺奇蒂特兰的蒙提祖马之所以会发生动摇以致自取灭亡，原因就在于此。对阿塔瓦尔帕来说，西班牙人就是造物神维拉科查及其追随者。为此，这位统治者温顺地等待着皮萨罗的到来；皮萨罗和其手下的180人迅速控制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同样，对蒙提祖马来说，科尔特斯就是魁扎尔科亚特尔神，他正回来要求他的合法王位。因此，这位统治者也就无精打采地恭候着西班牙人在其首都安营扎寨。

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同样使他们遭受灾难；他们认为，战争是短期的，是为宗教仪式尽力。他们在战争中主要关心的是捕捉俘虏，用俘虏的心脏祭神。因此，他们发动的战役常常就是礼仪上的争夺；争夺期间，他们尽可能以最小的混乱和破坏来捕捉俘虏。这种军事传统显然是一大障碍。西班牙人杀人是为了获胜，而阿兹特克人只想捕捉俘虏。

图120　一幅16世纪阿兹特克人的图画，描绘的是西班牙征服墨西哥过程中的一场战斗。

如果说美洲印第安人缺乏击退欧洲人的技术和内聚力，那么更严重的是，他们缺乏抵御欧洲人所带来的种种疾病的免疫力。印第安人在数万年前渡过白令海峡之后没再与其他大陆诸民族有任何联系，所以他们在生理上变得很易受欧洲人及其非洲奴隶所带来的天花、麻疹、斑疹伤寒、黄热病和其他疾病的伤害。

近几年，对1492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口的估计数已加以修订，使其急剧上升。现在认为，居住在美洲的人口总数达4300万至7200万。如所预料，绝大部分人都居住在中美洲的三大文明区内。不论居住在哪里，所有印第安人在首次与欧洲人接触时，都以骇人的速度死亡。这就是新到达的移民常常发现被遗弃的田地和无人居住的村庄的原因；他们只需将这些田地和村庄接管过来就行。据估计，1492年墨西哥的人口有2500万，到1608年时，已缩减到100万左右。其他地区的人口数也同样猛跌。1508年，伊斯帕尼奥拉岛（即今日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有6万美洲印第安人，1554年时为3万，至1570年仅剩500人。1586年来自秘鲁的以下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场浩劫的规模和所带来的恐怖：

流感不像钢刀那样寒光闪闪，但印第安人都躲不开它。破伤风和斑疹伤寒比一千只目露凶光、口吐白沫的灵更能夺人性命……天花比所有的枪炮能消灭更多的印第安人。四下流行的鼠疫正在使这些地区荒芜。受鼠疫感染的人都倒地身亡：鼠疫吞食人的身躯，啮噬人的眼睛，封住人的喉管。一切都散发出腐臭的气味。[4]

后来，当大批移民开始从欧洲移居美洲时，印第安人陷于绝境，被征服了。最早到来的是商人，他们几乎未遇到任何阻挠和抵抗便渗入美洲各地，因为美洲不像非洲，没有与之抗衡的土著商人阶层。其次是移民，他们被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当印第安人在绝望中偶然拿起武器时，却缺乏团结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注定要失败。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那里的印第安人一开始时就十分稀少，因而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他们被赶进印第安人居留地。在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和玛雅人所在的地区，人口较为稠密，很多人在经历欧洲移民潮后幸存下来。由于他们对欧洲人和非洲人带来的种种疾病产生了免疫力，这些幸存者渐渐地又东山再起。今天，在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等国，印第安人为主要人口。1990年，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美国印第安人总数是190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切罗基人（30.8132万），其次是纳瓦霍人（21.9138万）、奇佩瓦人（10.3826万）和苏人（10.3255万）。

很明显，美洲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非洲的力量对比。地理环境，较少的人口，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所有这些都对印第安人不利，使欧洲人能占领美洲；而这时在非洲，欧洲人仅在沿海地区占有几个不稳定的小立足点。虽然美洲印第安人不能有效地抵抗欧洲入侵者，但事实依然是，他们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贡献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培育了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日常饮食支柱的多种植物。最著名的是玉米、马铃薯、大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南瓜、西红柿和可可。总之，美洲培育出来的植物与整个东半球几乎一样多——这是一个真正非凡的成就。今天，美国50%以上的农产品都源于原先由印第安人培育的植物。美国是向世界市场提供食品的主要出口商，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美洲印第安先驱者，今日世界的总人口数实际上会低一些。

图121　图中显示的是玉蜀黍经过美洲人驯化变为玉米的过程。

最后，应该指出，正在进行的考古调查研究使我们必须不断修正对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认识。例如，最近的发掘表明，除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和印加文化外，在南美洲亚马孙丛林区，可能还存在着第四种文化。这一发现颇让人感兴趣，因为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早期的食物采集者缺乏在热带雨林中生存的技术和技能。不过现在，考古学家们正在发现和分析在亚马孙河口附近，在大约1.1万年前便已被人占用过的洞穴中找到的数千件人工制品和烧焦的剩余食物。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因为它同美洲印第安人的其他文化不一样，主要依靠的不是猎取大猎物，而是在河流和森林中搜寻食物——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主要靠鱼、软体动物、鳖和鸟类过活。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这种与世隔绝使古代的生物类型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诸如桉树属之类的植物及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之类的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古代人文类型也幸存下来；18世纪末叶，当首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时，当地的人文类型仍处于旧石器阶段。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土著居民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尚未确定。最新考古发现表明，土著居民到达这里的日期大约在5万年以前。这意味着，土著居民的祖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手，因为当时要从东南亚到达大洋洲的陆地，必须横渡约40英里的广阔水域。

有三个不同的种族群体渡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三个种族群体在今天的土著居民中仍可辨别出来。大多数土著居民是身材细长、四肢较长的人，他们皮肤棕色，身上没什么毛发，头发、胡须卷曲如波。他们之所以大批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对近代白人移民没什么用处的沙漠地区。在这块大陆的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生存着一个人数不多、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浅棕色，身上多毛，胡须浓密。而沿东北海岸，在澳大利亚唯一稠密的热带雨林地区，居住着第三个种族群体。他们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鬈发蓬松，皮肤黝黑。

这些土著民族的文化并不相同。最先进的是居住在东南角的民族的文化；这里雨水充足，适合长期居住。但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他们的停滞不前，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除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由简单的露天防风林组成，而在潮湿地区，则是低矮圆顶的小棚，这种小棚由任何可得到的材料拼凑而成。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梭镖、梭镖发射器和飞镖，所有这些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他们不知道制造陶器，所使用的器皿只有少数编织的包和篮子，以及偶然用树皮或木头制成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技艺高超，非常机灵。他们除了以动物为食外，还以范围广泛的植物为食，他们熟悉这些食物的种类、习惯和特性，并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率。但是，土著居民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的方法是举行宗教仪式，而不是耕种。一个典型的仪式是：在希望增加猎物和植物的地方，将血和土混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几乎与技术一样落后。像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此，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后归来的妇女，要按严格规定，将其所获分给本家族所有成员。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当一个人打喷嚏时，所有听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具体位置随他们同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社会这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来说，研究工作成为一件乐事。但是，这些事物的过早发展，在18世纪末叶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对土著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说具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的话，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就更是如此。他们的人数极少，在欧洲人来到时总共约30万。这意味着在有利的沿海或大河流域地区，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两个人，而在干旱的内地，每30到40平方英里才一个人。除人数少这一弱点外，土著居民还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他们不大想获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从拥挤的监狱用船运往此地的目无法纪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杀和大批没收土地，使土著的人口下降，减少到今天的4.5万人，外加同异族通婚所生育的8万混血儿。1853年，一位维多利亚移民在下面这句典型的描述中暗示了澳大利亚土著所受的待遇：“仿佛是天意注定，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莫希干人和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将在文明拓展的面前从其本土消失。”[5]

［推荐读物］

关于美洲人口居住情况的最新信息，见R. Shutler Jr. 主编的Early Man in the New World（Sage出版社，1973），此书中也相应包含了一篇关于澳大利亚人口居住情况的文章。关于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影响，做出令人兴奋的分析的是：F. Jennings所著的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出版社，1975）。关于美洲印第安人数的最新估计，见M. Denevan主编的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76）。对欧洲人扩张在生物方面所造成的致命影响进行分析的是：A. W. Crosby所著的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6）。

对美洲印第安人从早期移居美洲到现在的生活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描述的是：America's Fascinating Indian Heritage（Reader's Digest 出版社，1978）。做出令人兴奋的解释的是：P. Farb所著的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as Shown by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Dutton出版社，1968），书中还包括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经历对现代人的意义所作的分析。其他值得注意的研究是：A. M. Josephy Jr. 所著的The Indian Heritage of America（Knopf出版社，1968）: C. Beals所著的Nomads and Empire Builders: Native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South America（Chilton出版社，1961）；极好地收集了一批读物的文集是：H. E. Driver主编的The Americas on the Eve of Discovery（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4）。V. W. Von Hagen对美洲三个最重要的文明进行了有趣的描述：The Aztec: Man and Tribe（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58）, The Incas: People of the Sun（World出版社，1961）和World of the Maya（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0）。对因纽特人作了最好的全面研究的是：K. Birket-Smith所著的The Eskimos（Crown出版社，1971）。关于早期印第安人在智利以及他们如何到达智利的情况，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见Science, 1998年9月18日，pp. 1775-1776，1830-1835。

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标准读物是：A. P. Elkins主编的The Australia Aborigines，第3版（Angus出版社，1954）: W. E. Harney所著的Life Among the Aborigines（Hale出版社，1957）: R. M. 和C. H. Berndt所著的The World of the First Australia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Life of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4）: A. A. Abbie所著的The Original Australians（Muller出版社，1969）: G. Blainey所著的Triumph of the Nomads: A History of Aboriginal Australia（Overlook出版社，1976）。

［注释］

[1]J. J. Lockhart, trans., The Memoirs of the Conquistador Bernal del Castillo（London，1844）, pp. I, 238.

[2]R. M. Adams, “Early Civilizations, Subsistence and Environment，” in City Invincible, eds., R. M. Adams and C. H. Kraeling（University of Chicago，1960）, p. 270.

[3]Lockhart, op. cit., pp. I, 231-232.

[4]Cited by E. Galeano, Memory of Fire: Genesis（Pantheon，1985）, p. 158.

[5]Cited by A. G. Price, White Settlers and Native Peoples（Melbourne University，1949）, p. 121.

第十七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一场西方借以发迹的技术革命战胜了当时所有其他文明，并强行将它们联合成一个差不多是世界范围的社会。西方划时代的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的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

——A. J. 汤因比

公元500到1500年的中世纪1000年中，世界均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时，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一个骚乱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一再发生的侵略而遭到毁坏。迟至12世纪时，英国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一部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的面积等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所有的使徒除两人外也都在这里死去。但现在，这些地区若还有基督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土地勉强维生，并向其敌人纳贡；他们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带给他们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用武力占领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威胁更大，因为它曾供养了那些最高贵的灵魂——只要拉丁语还存在，他们的著作就能使《圣经》免于蒙受时间的锈迹。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谁愿将基督徒的名声给予那些居住在遥远的海岛上、像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1]

但是，到12世纪时，历史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未获成效之后，伤心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军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这一事实对世界事务的意义在1625年一位奥斯曼帝国观察家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西方基督教国家］，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从那里经过的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将统治诸伊斯兰教国家。[2]

图122　这幅由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绘制的卡塔琳娜的肖像画提供了16世纪欧洲存在非洲奴隶的证据。卡塔琳娜是居住在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安特卫普的葡萄牙经济部长若昂·布拉达奥的仆人。丢勒在1520年至1521年逗留低地国家期间成为布拉达奥的朋友。

如果将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500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作的分析作一比较，全球均势的根本变化会变得十分明显。确实，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它标志着西方占优势的近代时期的到来。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诸文明中心。相形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各大洋上活动，因而可以自由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除了未受到挑战的海上优势外，西方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全面的技术优势——这一优势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稳步增长。因而，16世纪时，欧洲人凭借航海帆船和海军大炮，享有像铁制武器优于铜制武器那样的优势，而到19世纪时，他们的轮船、制造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更像农民优于猎人那样的优势。因此，犹如班图人取代布须曼人一样，欧洲人无情地建立了他们的全球霸权。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阶段，开始了全球性阶段（见地图18）。

地图18　1500年前后世界上的文明区域

［注释］

[1]Cited by W. Clark, “New Europe and the New Nations，” Daedalus（Winter，1964）, p. 136.

[2]Cited by B.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Oxford University, 1961）, p. 28.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的种族

当西欧人开始探险航行时，他们发现散居世界各地的诸民族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例如，中国人所拥有的文明是如此富裕、先进、治理有方，以致许多早期的欧洲来访者都认为中国人的文明优于他们自己的文明。其他的海外人都是些赤身露体、到处流浪的食物采集者，欧洲人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几乎不能算人。因此，欧洲人将他们赶进沙漠或丛林，或奴役他们，或追捕他们、消灭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欧洲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提出这样的理由：我们是一个优等民族，正在将自己优异的文明之光带给世界上诸劣等的（因而也是落后的）民族。

这一理由引起一个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各种族到底是天生就平等，还是有些种族生来是优等民族，有些种族生来是劣等民族呢？绝大多数科学家——虽然不是全部——都一致认为，各种族通常是平等的。1952年9月，体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在他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所发表的声明，是颇具代表性的：

虽然有些人认为，人类诸群体在发展智力和情感的天赋能力方面有差异，但现有的科学知识并未为这种看法提供任何依据……遗传差异在决定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不起什么重要作用。[1]

如果遗传基因解释不了欧洲探险者在海外发现的巨大差异，那么什么东西能解释呢？这在今日世界是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它还引出了种族主义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种族主义认定，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有由生物学所决定的优势。教皇约翰二世对这一问题感到极为不安，恳求主教委员会即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去帮助和唤醒良知……让诸族群和诸种族群体彼此间相互尊重”。1988年，主教委员会报告说，种族主义是一种在古代并不存在的近代现象；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确信，他们对野蛮人有文化优势，但并不认为，所谓的野蛮人由于与生俱来的生物原因而低人一等。在近代以前的时代中，以基因为依据的种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其原因很简单，各种族生活在地区性的与世隔绝中，因此，无须面对这一问题。但是，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以及随后的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征服和奴役，种族主义成为能为这些行为辩护的一种方便的理论说明。1537年，教皇保罗二世谴责那些种族主义者说，他们认为“应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那样对待西印度群岛和南部大陆的居民，专门利用他们来为我们牟利，为我们服务……因此，我们决定并声明，除了基督教将来会知道的其他任何民族外，还有上述的印第安人，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的自由和财产也绝不可被剥夺……恰恰相反，他们有权享有自己的自由和财产……她（教会）告诉每个人并试图实践的道理是：‘人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2]

回到上述问题：为什么欧洲探险者在海外诸民族的发展中发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提出了一种似乎与实际的历史经验相吻合的理论：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3]

换句话说，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如果将这一假设应用于全球范围，我们就会发现，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应该是所有群体中在文化上最受阻碍的群体；其次是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最不受阻碍或者说最先进的——是欧洲大陆各民族，相互之间处于不断且普遍增加的接触之中。当然，这恰好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水平的递变。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在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处在从加利福尼亚的旧石器时代部落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的不同发展水平上；非洲黑人表现出类似的多样性，虽然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较高；最后，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存在着在欧亚大陆发现的非常先进、高度发展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南亚的印度教徒和东亚的儒教信徒。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的基因优势。它仅仅意味着，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占尽了天时地利。在其他历史时期中，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在古典文明时期，是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处于文明世界的中心，因而成为最易接近、最发达的民族。相形之下，北欧人那时处于边缘地区，因而与世隔绝，很落后。于是，我们发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在给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不要从大不列颠岛购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蠢，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无法成为雅典人家庭的一部分。”[4]

同样，在中世纪文明时期，地中海依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北欧依然是诸落后民族居住的与世隔绝的地区。因此，11世纪时，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位穆斯林这样写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种族，生性冷漠，从来没有成熟过；他们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但是，他们缺乏灵敏的头脑和敏锐的智力。”

西塞罗和托莱多的那位穆斯林在他们那个时代都轻视北欧人，认为他们“愚蠢”，缺乏“头脑”和“智力”；事实似乎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北欧人的“落后”同地理大发现时代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落后”一样——或者同当今世界诸不发达民族的“落后”一样——都与基因无关。

但是不管处在什么时期，“落后”都意味着易遭攻击，因为“落后”民族在人数和技术上都落在其他民族后面。对于有数十亿人口和极度发达的技术的当今世界，情况尤其如此。所以，据估计，自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文化已消失——或者被毁坏，或者被同化。因此，美国人类学家协会建立了“人权委员会”；同样，1972年，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的机构。这一机构试图保护各种现存的文化，例如，它代表因亚马孙河流域的淘金热而陷于危险的亚诺玛米印第安人、尼日利亚境内因石油公司的开采而遭到破坏的奥戈尼人部落和受到危地马拉军队劫掠的玛雅印第安人，来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诸“本土”民族是濒于灭绝的群体，其成员的情况通常已为人们所了解；尽管这些“本土”民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中，但仍占世界人口的5%。[5]

［推荐读物］

关于种族的性质、意义和结果，最有用的读物是：P. Mason所著的Race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了国际上一些科学家写的论文：The Race Question in Modern Science（Morrow出版社，1956）。所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同意，一个种族的成就是由历史和社会背景、而非基因决定的。阐明相反观点的著作是：A. R. Jensen所著的Genetics and Education（Harper & Row出版社，1972）和Bias in Mental Testing（Free出版社，1980）。L. J. Kamin已在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John Wiley出版社，1974）一书中对Jensen的研究结果作了反驳；S. J. Gould也在Ever Since Darwin（Norton出版社，1981）一书中作了极有趣的、极具权威性的反驳。J. Dower则在War Without Mercy（Pantheon出版社，1986）一书中对“二战”中太平洋地区种族的作用作了重要分析。

［注释］

[1]Cited by UNESCO, What Is Race?（Paris, 1952）, pp. 85, 86.

[2]F. Boas, “Racial Purity，” Asia, XL（May, 1940）, p. 231.

[3]Cited by R.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rev. ed.（Viking Press, 1943）, p. 7.

[4]Cited by R.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rev. ed.（Viking Press, 1943）, p. 8.

[5]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96.

第五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本编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研究世界史应从1500年这一年开始？为什么是西方人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叶做出的巨大发现和惊人探险中起了主要作用？前一问题将在第十八章中予以回答；后一问题是本编余下各章要讨论的主题。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做出那些改变人类生活道路、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中东的穆斯林和东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航海传统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会率先从事至今仍可感到其影响的海外事业呢？第十八章、十九章将分析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的传统社会，第二十、二十一章将考察与此形成对照的西方社会的动力来源。

第十八章　西方扩张时的伊斯兰世界

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土耳其人）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H. 布朗特，1634年

要回答为什么哥伦布不是中国人或阿拉伯人这个问题，就一定要了解当时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的情况。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将分析为什么尽管中国和中东也都是高度发达和富足的地区，却没有出现西欧的扩张现象。我们将会看到，悖谬的是，正是这种富足和高度发达的水平使得他们自鸣得意、自我满足，因而不能适应变化的世界。

一、现代伊斯兰帝国的崛起

如果1500年一位观察者在月球上观看地球，他对伊斯兰世界的印象一定会比对基督教世界的印象深刻得多。这位神话中的观察者首先会对伊斯兰世界的辽阔版图，然后会对它不断进行的扩张印象深刻。最早的穆斯林是阿拉伯半岛上在宗教领袖穆罕默德领导下第一次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穆罕默德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他要求信徒们履行一定的仪式，即伊斯兰教的“五功”（包括每日祈祷、施舍、斋戒和去麦加朝圣等）。这些仪式和《古兰经》的规训合在一起，不但提供了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提供了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信徒们感到他们彼此都是有共同使命的兄弟，这有助于团结当时还很涣散的诸阿拉伯民族。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冲出了阿拉伯半岛，并迅速扩张到中东的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然后他们向东扩张到中亚，向西方穿过北非，进入西班牙。到750年穆斯林扩张第一阶段结束时，世界上已出现了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西部、从摩洛哥到中亚庞大的伊斯兰帝国（见地图19）。750年至1500年间，穆斯林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扩张。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穿入中亚，向东突入印度东部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腹地；因此，伊斯兰世界扩大了一倍，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东端的儒家世界。

地图19　1500年前伊斯兰教的扩张

不仅1500年左右，伊斯兰世界是占地最为广阔的，而且那一时期以后，它还继续大力向外扩张。那一时期里，向外扩展疆域的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有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抵达海外的同时，伊斯兰世界也正在陆上进行扩张。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一个帝国。不过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个初居中亚并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民族——也正在闯入中欧。他们侵占了匈牙利，并于1529年围攻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同样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杰出的皇帝也正在稳步地向南扩展自己的帝国，直到他们成为几乎整个半岛的主人。在其他地方，穆斯林的信仰继续在非洲、中亚和东南亚传播。

伊斯兰教的不断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有力地改变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过，穆斯林并不像基督教徒那样惯于使用强制的手段——与这些措施相比，穆斯林商人和传道士温和的传教说教要有效得多；他们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尤为成功。通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劝人改宗和推销商品结合起来。商人的职业使他与所要劝服的人们建立起经常而密切的联系。此外，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即使商人与村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他多半还是会娶土著女子为妻。这种通婚常常导致该女子的家庭成员接受伊斯兰教。很快，孩子们也需要有宗教教育，于是学校建立起来，不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学，异教徒的孩子也一样。他们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及礼仪。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伊斯兰教自它创立之时起，在争取皈依者方面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远为成功。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教在非洲与基督教的斗争中也不仅仅是占据特有的优势，因为它不仅极好地适应了非洲的各种土著文化，而且还十分顺应当地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白种主人的基督教身份认同感。

除了不断扩展疆域外，1500年前后的伊斯兰世界还以它的三大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而闻名于世。这些帝国当时都已臻于强盛，统治着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

这些帝国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归功于火药的发明及其在火器和火炮上的应用。这些新武器加强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力量，正如它们与此同时加强了基督教欧洲的中心力量一样。不过，火器绝不是可以说明这三个伊斯兰帝国崛起的唯一因素。建立王朝的首领极有才干，当时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他们去征服各自的帝国，这两点同样重要。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结合起来，使这三个伊斯兰帝国得以崛起的。

奥斯曼帝国

建立这一以他们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来自中亚（而闪米特阿拉伯人则来自阿拉伯半岛）、广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数世纪里，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断地徙入中东富饶地带。他们早在8世纪时就来到中东，渗入伊斯兰教帝国，最初是充当雇佣兵。10世纪时，蒙古西征的压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入中东，其中包括一支塞尔柱突厥人。这些新移民在1071年具有决定意义的曼齐克尔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军队，突破了小亚细亚沿托罗斯山脉的传统边界——该边界已保护罗马和拜占庭帝国达 1400 年之久。这一胜利使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成为塞尔柱帝国的一部分，只将西北角留给了拜占庭人。

不过塞尔柱帝国后来也经历了衰落，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或苏丹国。13世纪后期，一拨拨新来的突厥移民使局面变得愈益混乱，其中有一伙人定居在塞尔柱帝国最西北的边缘地带，那里距分隔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达达尼尔海峡还不到50英里。1299年，这伙人的首领，一个叫奥斯曼的人，向塞尔柱帝国最高统治者宣布他的独立；从这一低微阶段开始，以这位原无名气的奥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大帝国发展了起来。

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亚细亚夺取剩余的拜占庭地区。到1340年，整个小亚细亚已在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下。1354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加利波利建立要塞，从而获得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他们要想进攻欧洲，几乎找不到比这更有利的时机了。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衰落和分裂：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夺去了许多基督教国家居民的生命；灾难性的百年战争使英法两国无力动弹（这场冲突的起讫日期颇值得注意：战争开始于1337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们对小亚细亚的征服；结束于1453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诸国因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长期争斗，也无力反对土耳其人；巴尔干半岛则由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异教的鲍格米勒派三者间的宗教斗争，以及早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相互间的竞争而被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与小亚细亚一样，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农民也对其统治者极度不满，以致他们对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很少抵抗或者不加抵抗。

这些情况解释了奥斯曼人从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基地向外扩张所取得的惊人成功。1384年，他们攻占索非亚，其后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5年后，他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这些胜利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的领地团团包围。1453年，这座受围困的首都被攻占，从而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图123　苏莱曼清真寺是伊斯坦布尔最好的清真寺之一，其高度超过了位于伊斯坦布尔第三座大山上的金角。它以其创建者——制定法典者苏莱曼的名字命名，在建筑师锡南的组织下于1557年建造完成。锡南是一个奴隶身份的新兵，他一步步升迁，最终达到了较高的位置，死后就葬于此清真寺。

接着，土耳其人又南下进犯伊斯兰富国叙利亚和埃及。经过一场旋风似的大战，他们于1516年占领了叙利亚，次年占领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后阶段的征服是在中欧进行的。他们在著名的苏丹苏莱曼一世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一举击溃匈牙利君主国。3年后，苏莱曼率军围攻维也纳，但被打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骤雨阵阵，使他无法将笨重的火炮运至前线。土耳其人尽管受到这一挫折，但后来仍又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年夺得克里特岛，并在此后10年中，从波兰手中夺取了乌克兰地区。

奥斯曼帝国在臻于鼎盛时，的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帝国。它的中心地带是土耳其的小亚细亚，但大多数人口是由南面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西面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徒构成。奥斯曼帝国地跨三大洲，拥有人口 5000 万，而那时英国只有人口500万。无怪当时的基督教徒对这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一团日益旺盛的火焰，不管遇上什么，都紧紧抓住，并继续燃烧下去”[1]。

图124　苏莱曼一世征伐匈牙利人。

萨非帝国

这一时期的第二大伊斯兰帝国是波斯的萨非帝国。它和小亚细亚一样，曾为塞尔柱突厥人所征服。但是，小亚细亚突厥化了，而波斯却依然保持了波斯即伊朗的种族和文化。这很可能是因为波斯与从前曾为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之一部分的小亚细亚不同，早在7世纪穆斯林扩张的第一阶段就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因此，波斯没有像小亚细亚那样遭到穆斯林武士的蹂躏，波斯社会也没有在人数相对较少的突厥行政官员和士兵的统治下发生根本的变化。

塞尔柱突厥人对波斯的统治从约公元1000年维持到1258年蒙古人入侵时。这些新来的蒙古统治者称为伊儿汗，起先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在约1300年前后，变为穆斯林。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城市和灌溉工程，使波斯遭到相当长久的破坏；这一倒退直到1501年萨非王朝建立时才告终止。

萨非王朝的君主们是数世纪里波斯最初的土著统治者；伊斯玛仪一世是这一新王朝的缔造者，他在位24年，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宗教政策统一了整个波斯。他宣布什叶派信奉的伊斯兰教为国教，并无情地镇压了敌对的逊尼派。波斯人认为自己是什叶派，这就将他们与大部分是逊尼派的土耳其人和周围其他穆斯林区别开来。

萨非王朝的统治者中最杰出的是国王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队，使波斯军队现代化。在他的统治下，波斯成为一个国际公认的强国。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波斯，请求与波斯结成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联盟，就是一个明证。实际上，在那些年代里，这两个伊斯兰国家在欧洲各国的外交上都占据突出地位。例如，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曾与苏莱曼一世合作，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开战；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又与波斯人合作，反对他们的这两个共同敌人。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这些关系在当时被谴责为“不虔诚”和“渎圣”；但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已成为欧洲任何外交家都无法忽视的世界强国。

莫卧儿帝国

正如萨非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在波斯创建了一个“民族”王朝那样，莫卧儿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巴布尔和阿克巴也在印度缔造了一个“民族”王朝——这对印度教占优势的地区中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有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长时间。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伯穆斯林掀起，他们于712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区。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内地，所以，他们对印度的影响很有限。

第二次入侵浪潮发生于公元1000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开始从阿富汗境内的根据地不断地侵略印度之时。这些侵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个世纪，使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损失。最后的结果是：在北印度，建立了许多伊斯兰王国，而在南印度，则继续存在着一批印度教国家。但是，即使在北印度，大部分人依然在种族上是印度人，在宗教上信奉印度教。他们并未像小亚细亚的人那样伊斯兰教化和突厥化。其原因仍在于，从北方下来的突厥人与印度原有的千百万人相比，仅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能填满的只是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种田人、商人和大部分官吏仍要靠他们的印度教臣民来充当。确实，在某些地区，大批大批的居民已改宗伊斯兰教，尤其是一些低级种姓——他们想通过这一新宗教摆脱剥削。然而，当1500年第三次穆斯林入侵浪潮随着莫卧儿人的到来而开始时，印度事实上仍是一个印度教占压倒优势的地区。

这些新来的人也是突厥人，他们的首领是伟大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别名为“跛帖木儿”）的直系后裔、引人注目的巴布尔。1526年，巴布尔率领装备火绳点火滑膛枪和火炮的1.2万人的小部队，打败了印度的10万大军。他乘胜占领德里，作为他的新都。1530年，巴布尔去世，但他的儿子们继续走他的道路，帝国迅速发展。在巴布尔的孙子、著名的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期间，帝国臻于鼎盛。

阿克巴是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征服了西方的拉杰布达纳和古吉拉特、东方的孟加拉和南方德干高原上的几个小国，使帝国领土大为扩展。当时，莫卧儿人的统治已从喀布尔和克什米尔扩大到德干高原，后来，在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的统治下，更进一步扩大——几乎扩大到印度半岛最南端。除了赫赫战绩外，阿克巴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极为了不起的人物。他虽未受过教育，但多思好问、才思敏捷；对此，就连那些熟识他的耶稣会会士也不得不表示钦佩。他活动范围之惊人，会使人联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这位俄国沙皇一样，酷爱机械，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火力更大的枪炮的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学习绘画，热爱音乐，是打马球的好手，而且会演奏各种乐器——锅鼓是他最喜爱的一种。阿克巴甚至创立了自己的一种全新的宗教“丁——伊拉赫教”，即“神圣宗教”。它的教义是折中主义的，糅合了许多宗教各自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义。阿克巴希望，共同的信仰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团结起来，但实际上，它对国家并没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宗教过于需要智力，不能吸引群众，甚至在宫廷也没有多少皈依者。

图125　泰姬·玛哈尔陵或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陵墓。1632年至1653年，沙·贾汗为他的宠妃泰姬·玛哈尔建成了这座陵墓。它坐落在莫卧儿首都阿格拉城的亚穆纳河南岸，至今仍是莫卧儿建筑的瑰宝。

然而，阿克巴借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东西，在他结束对印度教徒的歧视、规定他们与穆斯林地位平等时却得到了。他废除了印度教徒前往圣地朝拜时须缴纳的香客税，取消了对印度教徒的人头税——这种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向它们国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征收。阿克巴还让印度教徒担任国家高级职务；印度教徒不再把莫卧儿帝国当成敌国。阿克巴梦寐以求的新印度——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组成的分裂的国家——开始出现。

二、伊斯兰帝国的辉煌

军事力量

这三个伊斯兰帝国都是头等军事强国。关于这一点，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12月发给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的呼吁书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明。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是请求土耳其人进攻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苏莱曼于1526年做出响应：渡过多瑙河，侵入匈牙利，从而减轻了弗朗索瓦所受到的压力。这仅仅是土耳其人多次远征中的一次；这些远征不仅援助了法国（顺便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领土和战利品），而且还援救了路德教异教徒——因为土耳其人的远征使哈布斯堡皇室的注意力从德意志转移到受威胁的多瑙河边界区。穆斯林的军事力量竟然大大有助于正处在关键性的形成阶段的新教事业，确实有悖常理。

穆斯林军队在火炮装备方面通常落后于欧洲军队。他们靠欧洲人供给最先进的武器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无力抵御进攻的情况，对伊斯兰帝国来说，并不存在。伊斯兰军队可以获得足够的大量装备，只是这些装备并不像当时最好的欧洲军队装备那样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作。穆斯林特别是土耳其人十分精明，出钱买了西方的火炮并雇了炮手，但他们缺乏技术和工业，无法跟上西方装备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庞大兵力给欧洲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估计，阿克巴时期，整个印度常备军总数达100多万人，较1914年时的印度军队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些庞大的军队在诸伊斯兰帝国臻于鼎盛时，都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于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非常熟悉，与他们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使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印象深刻，并很尊敬。苏莱曼一世统治期间，哈布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的报告是颇有代表性的。1555年，德·巴斯贝克参观了一所土耳其兵营，之后，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像哈布斯堡皇室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在他们方面，他们所属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未受损耗、使用武器熟练、军队富有作战经验、胜利接连不断、甘愿忍受艰苦、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时刻警觉。在我们方面，则是国库空虚、习惯奢侈、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无视军纪，到处是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放荡，而最糟的是，敌人习惯于胜利，我们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唯一的障碍是波斯；波斯地处这些侵略者的后方，迫使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对波斯的畏惧使我们获得一段喘息的时间，但这仅仅是暂时的。[2]

行政效率

所有伊斯兰国家的皇帝都对他们的臣民有着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帝国首脑的才能如何。16世纪时，伊斯兰国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说，苏莱曼、阿拔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阿克巴拥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官僚队伍，官吏的品级用骑兵的军衔来表示。在莫卧儿帝国的行政部门任职待遇优厚，且有望得到迅速晋升，因而，吸引了印度和国外最优秀的人才。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国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余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后，其财产由皇帝继承，其职位成为空缺。这种做法减少了贪污腐化和世袭占有等弊病，而这些弊病当时正困扰着西方各国。

阿克巴向所有臣民开放他的官僚机构，所以，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标准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贝克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确切地作了相同证明：

苏丹在任命官员时，并不重视那些因拥有财产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据是非曲直来考虑每件事，并仔细考察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职人员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晋升，这一制度确保了各种职位就是应该分给那些有才能的人……因此，土耳其人普遍认为，荣誉、重要职位和法官职务是作为对杰出才能和卓越贡献的报答。如果有谁不诚实、惰怠或粗枝大叶，他就会继续留在该阶梯的最低一级，成为人们蔑视的对象……我们的思想与此不同，在我们那里，空着的职位决不留给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出身；显赫的出身才是公职晋升的唯一关键所在。[3]

经济的发展

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诸伊斯兰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当时的西欧人也这样认为；他们为了抵达传说中遥远的印度和香料群岛，愿意面对任何艰难和危险。奥斯曼帝国离西欧人的老家较近，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经济之地。它幅员辽阔，这就保证了它实际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比奥斯曼帝国更令人着迷的是遥远、奇异的印度。印度能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纺织品，尤其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的细纹棉织品。从罗马帝国早期起，印度就是使欧洲的金银不断外流的国家。

穆斯林商人对南亚贸易的控制，与伊斯兰帝国的财富一样，具有重要意义。香料贸易尤其重要；香料在只晓得用盐处理食品、对其他食物保存技术知之甚少的世界里是极受欢迎的。好几个世纪里，香料与其他许多商品如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织品一起，由人们沿着南、北部的两条商路来回运送。北部的路线是从远东穿过中亚而抵达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诸港口；南部的海路是从东印度群岛和印度沿着印度洋、再上溯波斯湾或红海而抵达叙利亚和埃及诸港口。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的局面变得非常混乱，1340年以后，北部的商路实际上已被关闭。此后，大部分商品都汇集到此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沿此运往各地。

这一贸易大大有助于伊斯兰世界的繁荣。它不仅以关税形式提供了政府税收，而且还为与贸易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成千上万的商人、职员、水手、造船工人、赶骆驼者和码头工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印度商品卖给亚历山大的意大利中间人时，其涨价幅度已达20倍以上，这一事实可以说明牟利的程度。

葡萄牙人于1498年闯入印度洋，迅即控制了这一可获厚利的贸易的大部分。但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的商品优良或者经商手段高明，而是由于他们的海船和枪炮占有优势。实际上，我们将发现，葡萄牙人最初境况窘迫，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换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只是不久从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中源源涌来的大批金银才将他们从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

三、伊斯兰帝国的衰落

16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莱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帝国相匹敌。然而，17世纪时，这些帝国开始衰落。到18世纪，它们已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至今仍然落后。

一种解释是，统治这些帝国的王朝都很腐败。1566年，谢里姆二世继承苏莱曼一世，他懒惰、愚钝、放荡，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称他为酒鬼谢里姆。在阿拔斯以后的波斯和阿克巴以后的印度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不过，王朝的没落并非造成伊斯兰国家遭摧毁的唯一因素。所有欧洲王室都有过昏聩无能、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国家并未因此而衰亡。

图126　勒班陀战役于1571年10月7日在希腊沿海爆发。在这场16世纪规模最大的海战中，西班牙人和他们的意大利盟军在奥地利的唐·约翰的指挥下，一举击溃了土耳其舰队，从而消除了奥斯曼人对西地中海的威胁。

对于伊斯兰世界的种种不幸，还有一个较根本的解释：它缺乏欧洲的动力。它未经历过（我们将在第二十二、二十三章提到的）这些世纪中正在使欧洲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的种种影响深远的变化。例如，在经济领域，无论农业、工业、金融方法或商业组织，均未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在17、18世纪时，有位旅行者进入伊斯兰国家，那他一定会看到早500年时十字军战士已目睹的经济惯例和经济制度。正如巴斯贝克所说的，只要统治者精悍、开明，专制帝国就能顺利、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么，朝臣、官吏和军官们就会勾结起来，诈欺社会的生产阶级，不管后者是农民、工匠，还是商人。他们的敲诈勒索无人管束得了，扼杀了私营企业和个人活力。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均为肆意搜刮者的攻击对象。因此，商人们都藏匿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公开投资，以扩大自己的买卖。

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

18世纪末英国领事和商人威廉·伊顿在奥斯曼帝国待了许多年。他那关于奥斯曼帝国情况和机构的吸引人的报告，反映出自全盛时期以来奥斯曼帝国已衰落到何种程度。*

出于这些原因，普通常识即便是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也知之甚少，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己的事务和专业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任何其他人的干涉都被认为是愚昧无知和不合时宜的。拥有普通科学常识的人，即在基督教欧洲被认为是极为常见和有用的人，在奥斯曼帝国是没有名气的。除工匠外，如果有人去关心如何铸造大炮、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人们会认为简直和疯子差不多。这种狭窄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不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是十分无知的，且这种极端荒谬的言论还和他们的种种推测交织在一起……

从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或宗教领袖）到农民，人们普遍认为共有七重天，地球被一根大链子固定地悬挂着；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至少也和奥斯曼帝国的范围一样大，它形成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地球提供光和热；月食是因为一条巨龙想吞食月亮而引起的；固定不变的星星是用链子挂在最高一层天空中的……

他们用不同的蔑称来区分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土耳其人常用来称呼那些非奥斯曼人及其国家的名词有：

阿尔巴尼亚人

卖下水的人

亚美尼亚人

吃垃圾的人，扛包的人

波斯人和巴尔干人

懒汉

基督徒

偶像崇拜者

荷兰人

奶酪贩子

英国人

无神论者

佛兰芒人

皮条客

法国人

没有信仰的人

格鲁吉亚人

好吃懒做的人

德国人

渎神的异教徒

希腊岛民

傻瓜

意大利人或弗兰克人

杂交人种

犹太人

污秽的狗

摩尔多瓦人

懒惰的人

波兰人

傲慢无礼的异教徒

俄国人

疯狂的异教徒

西班牙人

懒人

鞑靼人

吃腐肉的人

瓦拉几亚人

吉卜赛人

有一桩真事：几年前有一个博学的法官瞎了一只眼。他得知当时君士坦丁堡有一个欧洲人会制假眼，做的假眼和真的一样，就立即去买了一只。但是，当他把假眼安到眼窝中时，他勃然大怒，立刻去找造假眼的人，骂他是个骗子，因为他用假眼根本就看不见东西。造假眼的那人生怕到手的钱又被讨回去，就向法官保证，不久之后他的假眼就能和真眼一样看东西了。法官平静下来，撒谎的人得到了回报。做假眼的人立即处理完剩下的假眼存货，离开了那些希望用他的假眼看到东西的土耳其人……

* W.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London, 1809）, pp. 190-193.

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在过去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看不起，表示出一种傲慢。1756年，当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成立——它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时，却得到了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4]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在16世纪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在18世纪，则无异于自取灭亡。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所带来的最有破坏性的后果之一是，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的划时代成就一无所知。不但他们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穆斯林科学本身已停止发展，并对未来的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动力。

可以说明伊斯兰帝国何以衰落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这三大伊斯兰帝国都是陆上帝国。它们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儿人都属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他们的帝国是向内面向中亚的陆地，而不是向外面对大海。这些帝国的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极不感兴趣，因此，当葡萄牙人开始夺取印度洋商路的控制权时，他们的反应却很小，甚至根本没有反应。

这种形势的意义在于，欧洲人能在不遭受穆斯林反对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商路的主人，而以往欧亚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一向都控制在穆斯林手里。这一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使欧洲人极大地富裕起来，并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于是，一个恶性循环也就逐步形成：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愈来愈富裕、愈来愈拥有生产力和动力、愈来愈实行扩张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伊斯兰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的世界经济而仍处于静止状态，并愈来愈落到后面。

［推荐读物］

与本章直接相关的是J. J. Saunders所编的极好的资料集The Mosle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T. W. Arnold所著的The Preaching of Islam, rev. ed.（Constable出版社，1913）详细描述了自穆罕默德时代至19世纪末伊斯兰教的传播。

关于诸伊斯兰帝国，见H. A. R. Gibb和H. Bowen所著的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Part 1 and 2（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0，1957）: H. Inalcik所著的The Ott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eld and Nicolson出版社，1972）；多卷本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Cambridge出版社，1968ff.）: N. Itkowitz所著的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0）；笔法轻松的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和R. Dunn所著的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ler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6），后者对伊斯兰世界作了发人深省的概述。

最后，关于穆斯林诸帝国的衰落，见J. J. Saunders的The Problem of Islamic Decadence, Jounal of World History 7（1963）, 701—720: T. Stoianovichs的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Ottoman Society in the Balkans, Slavic Review, 21（December 1962）, 623-632, 和B. Lewis的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见C. M. Cipolla所编的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Methuen出版社，1970, pp. 215-234）。

［注释］

[1]Mehmed Pasha, Ottoman Statecraft: The Book of Counsel for Vezirs and Govenors, W. L. Wright, ed. and trans.（Princeton University，1935）, p. 21.

[2]C. T. Foster and F. H. B. Daniell, ed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London，1881）, pp. 221，222.

[3]C. T. Foster and F. H. B. Daniell, ed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London，1881）, pp. 154，155.

[4]Cited by W. Eton，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London，1809）, p. 10.

第十九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体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1764年

与当时的中东和南亚的伊斯兰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伊斯兰世界为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是朝鲜和日本。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具有内向性的社会。它们的变化速度缓慢，且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另一方面，儒家世界因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伊斯兰世界大为不同。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顽固不化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文明。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久远，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山脉、沙漠和辽阔的太平洋所隔断。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国的文明更具连续性，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结合得都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的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平均一年一熟的情况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 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多，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的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的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所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德语、瑞典语之于西班牙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义却是同样的。西方类似的情况是阿拉伯数字系统：例如，“8”这个数字在意大利语、瑞典语或英语中的发音是不同的，但“8”这个符号的含义在这三种语言中却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科举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1300多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儒家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依靠法律和制度——西方正是这么做的——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中国的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时，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它们从下到上的顺序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县试，然后是省城的乡试，最后是京城的会试。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教诲组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其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夫子”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应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作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因此，孔子是一种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这个传统所在的文明，由此比任何其他文明更专注于伦理价值。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始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两度为外来王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并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王朝的兴亡替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图127　孔子施教图。孔子正教给弟子们建立一个幸福、有序的社会的学说。

二、王朝的更替

这种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可以用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某些特点来解释。每个新王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王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王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最终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府越来越懈怠，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越来越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总有一天，这些局部的起义会扩大为普遍的暴动。这些普遍的暴动转而又招来游牧民的入侵，尤其是因为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王朝濒临灭亡，新王朝日渐来临。

中国的商王朝（公元前1523——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并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图128　商代晚期的亚醜钺，两肩有棱，弧形刃，器身为透雕人面，钺正反两面铭“亚醜”二字。

继商朝之后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的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最高领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形成了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仍引人注目。

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尽管偶尔也有失误，却一直持续到1911年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时才告终。该结构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训练有素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一个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得以维持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东汉，25—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南达中南半岛——而著名。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崛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汉人的王朝。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因此，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汉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汉人的制度或者汉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推翻。

汉人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王朝即汉人的明朝（1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汉人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或许可看作幸事。但是，这些世纪却见证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的崛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崛起的世纪。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祸事，而非幸事。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相对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明朝时中国人中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三、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中国与西方之间，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交往起来。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5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纯粹充当着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的角色。

17世纪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此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商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图129　俄国远东扩张图。俄国人横穿西伯利亚地区，沿黑龙江设置贸易站，企图开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基督教传教士作为翻译和顾问，中俄《尼布楚条约》于1689年签订。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做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用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交换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

在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他们的宗教信仰方面。耶稣会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终结果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中国人依然极度自信和自足。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极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些许例外也仅仅是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极少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四、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较之中国，日本在16世纪欧洲人首次出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但很快他们便开始反抗这些“粗鄙无礼的蛮人”，并在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超越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老师的中国人。

就日本历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类似。不过，前者较后者更与世隔绝；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最近处相距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仅宽21英里。所以，日本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所败之前，仅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那是在13世纪遭蒙古人入侵。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日本人近到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

图130　源赖朝（1147—1199年），镰仓幕府的创立者，日本第一位幕府将军。他是日本一系列实际统治者的创始人。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民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的形成也得力于原先居住在日本群岛的体毛旺盛的阿伊努人，可能还得力于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太阳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6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这里起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一样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带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日本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

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人改变和调整了他们从中国借鉴的一切东西。他们允许世袭贵族保有大地产，从而限制了天皇的权力。他们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

五、德川幕府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不过，到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国司们沉溺于京都的享乐，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从而意味着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阿伊努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可以免除赋税，得到保护，但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必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士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不予减免。这一规定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于739年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挂名职务。结果，对阿伊努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至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面含义是“为人服务者”）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须绝对服从其主子的调遣。

到12世纪，日本为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最后，一个封建领主脱颖而出，从天皇那里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后，日本为一系列幕府将军所统治。他们控制着军事力量，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这些家族中最重要的是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它对全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战略要地的大庄园组成，提供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

图131　江户时代的武将德川家康下令建造的一座城池——名古屋城。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做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从1.25英亩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贵族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和财富大大增加。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融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和谐远远超过中国，从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为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便利。

六、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16世纪中期，最早来到日本的是葡萄牙商人，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葡萄牙商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时惨遭蹂躏的农民的情感需要。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采取行动而无须担心贸易损失。而且，他们的确想限制传教士，因为他们担心传教士的成功会破坏日本的传统社会。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起来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荷兰人成了得到通商许可的唯一的欧洲人，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出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随后日本便开始了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成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像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过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

［推荐读物］

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提供了有用的带注释的参考书目：J. W. Hal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 （1961）、C. O. Hucker所著的Some Approaches to China's Past（1973）和J. K. Fairbank所著的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1968）。有关东亚文化的原始资料有：W. T. de Bary等人所著的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0）和R. Tsunoda等人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

对整个东亚的权威性研究的著作是E. O. Reischauer和J. K. Fairbank合著的East Asia: 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标准的中国通史的著作有W. Rodzinski所著的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Free出版社，1984）和C. O. Hucker所著的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M. Elvin所著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3），该书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中国的科技才能未能导致一场工业革命的原因。日本比较历史的著作有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 rev. ed.（Knopf出版社，1970）；G. B. Sansom所著的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rev. ed.（Prentice Hall出版社，1944）和该作者的权威性著作，A History of Japan, 3 vols.（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

最后，有关东亚与西方的最初接触，见D. F. Lach所著的多卷本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5ff.）；W. Franke所著的China and the West （Blackwell出版社，1967）；G. F. Hudson所著的Europe and China: A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800（Beacon出版社，1961）；C. R. Boxer所著的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1948）、C. R. Boxer所著的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51）和J. D. Spence所著的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Viking出版社，1984），后者通过利玛窦的经历，描述了两种文化有趣的并置。

第二十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人们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人们只有通过信仰，而不是其他任何手段，才能回报上帝。

——马丁·路德

……通过永恒的、不变的意图，上帝始终决定着谁可以被拯救，谁将被毁灭。

——约翰·加尔文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帝国和儒教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结果，出现了一种充满活力、扩张主义的新型文明——现代文明，它与欧亚大陆其余地区——其实与全球其余地区——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明有着本质差别，从而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一直以一种加速度持续到今天，并决定着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现代化

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人类通过这一过程将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作为提高人均产量的手段。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的更大的兴趣，一种把人类事务看成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趋势，以及直至晚近才建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益处的信赖。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一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可抗拒地导致了欧洲对全球的支配地位。因为现代化为欧洲人不仅提供了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政治的内聚力和推动力。例如，少数英国商人和士兵之所以能征服和统治广大的印度次大陆，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脆弱，而不是因为英国的军事技术。相反，意味深长的是，从未有过对事态发展的相反的可能性的推测——印度士兵和商人为了贸易和战利品在英国登陆；这些贸易和战利品曾是在印度发财的英国人的动机。那种认为印度人在英国可能会像罗伯特·克莱夫和沃伦·黑斯廷斯在印度那样做的想法似乎十分荒谬，以致从未有人考虑过哪怕是极小的可能性。但它之所以是十分荒谬的，恰恰是因为英国社会和印度社会之间的差异——后者是不可救药地四分五裂的，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比前者的要大得多。尽管克莱夫和黑斯廷斯能挑起伊斯兰教徒反对印度教教徒、王公反对王公、地方势力反对封建官僚，同时广大农民仍然毫无生气地待在自己的村庄里；但是，印度任何克莱夫和黑斯廷斯式的人物无疑都将遇到由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政府和公民（包括特权阶层、城镇居民和农民）组成的统一战线。

这就是差别，它对世界历史意义重大，将传统社会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社会分离开来。而且，这一现代化不是一次完成的事情，它一直、并以加速度持续到今天。正如我们在这一章和下一章将提到的，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济扩张、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建设和海外企业。这些发展引起了伟大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相继出现的政治革命形式上的链式反应（见第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这些革命对从17世纪到今天的人类历史产生了影响。

二、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是有争议的，它的意思是新生或再生，它由15世纪的知识分子创造，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时代代表了继“黑暗时期”即他们所称的中世纪之后古典文化的再生。这一解释直到19世纪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再认为这是中世纪的漆黑一团和文艺复兴的炫目明亮相对立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中世纪人们对古典的兴趣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中世纪的某些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现代历史学家虽然没有丢弃“文艺复兴”这个熟悉的术语，但是现在，却把它定为从中世纪转向现代文明——即大约从1350年到1600年——的一个过渡时期，而不是一个明显的断代时期或转折点。

文艺复兴最初起源于意大利，因此，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情况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喧闹的城市社会，以繁荣的工业和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庭及伊斯兰帝国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为基础。意大利人是这一贸易的中间人，并由此繁荣起来。到140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的船队已由300条“大船”、3000条小于100吨级的船和45条大帆船组成，配备的船员总计大约2.8万人。威尼斯码头还雇了6000名木匠和其他工人。意大利其他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和罗马的情况也都如此。这些城市由大商人家族控制，这些家族控制了政治、商业和手工业。它们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的赞助人。它们的需求、兴趣和口味给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复兴打上了印记，尽管这些赞助人中也包括诸如米兰的史佛拉这样的公爵家族，以及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庇护二世、朱利斯二世和利奥十世等。这解释了文艺复兴时期现世主义和人文主义存在的原因——文艺复兴关心的是今世而不是来世；它关注的是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

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他或她是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需要专心于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所固有的潜能。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年）写道：“人们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他本人的成就充分证实了这一格言。这位佛罗伦萨的贵族不仅是剧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风琴演奏家、歌唱家，而且是建筑师、数学家、考古学家，并且年轻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跑步、摔跤和登山运动员。

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反映在它的学术和教育中。被称为文艺复兴文学之父的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克（1304—1374年）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改进和指导社会行为的一种手段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新创办的寄宿学校培养的不是牧师，而是商人的儿子。全部课程强调古典文学的学习和体育锻炼，其目的是教育学生健康、快乐地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市民。

图132　达·芬奇《人体研究》中的一页。真正的“文艺复兴人”——列奥纳多·达·芬奇。画家、雕塑家和发明家列奥纳多的著作《人体研究》（1492年）展现了他在多大的程度上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

文艺复兴的精神十分鲜明地表现在它的艺术中。因为教会不再是唯一的资助人，艺术家们受到鼓励，把注意力转向不同于传统的圣经主题的事物。乔托（1267—1337年）的绘画标志着向自然主义的过渡。这种趋势被马萨乔（1401—1428年）更进一步向前推进；马萨乔掌握了独具特色的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的创作。与中世纪的绘画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强调光和阴影的效果，表现人物和景物的景深。

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达到成熟阶段。在佛罗伦萨，继马萨乔之后是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1510年）和多才多艺的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雕塑家、音乐家、建筑师和工程师。因此，达·芬奇是“文艺复兴的新人”的代表。1994年11月15日，他的72页的笔记，即著名的《哈默手抄本》（Codex Hammer）在伦敦以3080万美元的价格被出售。在这本手稿中，他思考天为什么是蓝的，山顶上为什么会有化石。他还预言了潜水艇和蒸汽机的发明。

图133　桑德罗·波提切利的著名画作《春》。

大约到1550年，在经历了辉煌成就的两个世纪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衰落。衰落的一个原因是1494年法国的入侵，它引发了其后数十年欧洲各列强卷入的战争，并使意大利半岛遭受了严重破坏。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更基本的原因是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5月20日在印度卡利卡特港的登陆使意大利遭受的经济打击。它结束了意大利人作为西欧和东方贸易中间人的有利可图的垄断地位。在1502年至1505年的4年中，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平均每年只能获得100万英镑的香料，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平均每年获得的香料高达350万英镑。相反，葡萄牙所进口的香料则从1501年的22.4万镑上升到1503年至1506年4年中的年均230万镑。

比这种商业衰退更为严重的是工业的衰退。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向北欧和近东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并从银行服务业和海洋运输业中获取大量的收入。但是，到16世纪后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已超越了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受到行业规定的限制、税收高和工资成本高的阻碍，未能生产出适应不断变化的口味的产品。因此，1560年至1580年间，佛罗伦萨的毛织品产量平均每年是3万匹，但在1590年至1600年间却下降到1.3万匹，而到1650年只有6000匹。同样，威尼斯的毛织品产量大约在1600年时是2万匹至3万匹，但到1700年却下降到2000匹。意大利和北欧国家之间的这种差距因殖民地贸易的日益重要而进一步加大；意大利城市由于没有海外殖民地而被排除在殖民地贸易之外。

按照现在的说法，曾经是中世纪欧洲发达地区的意大利此时变成了欠发达地区。因此，意大利只能以向北欧国家出口原料（石油、酒、小麦、羊毛和生丝）来换取工业产品。这就意味着城市和贵族在意大利不再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重要性正为具有封建特征的土地拥有者所替代。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文艺复兴的遗产

文艺复兴并不是仅发生在意大利的个别现象，它的新事物在16世纪传到了北欧。这些传播者是意大利的外交官、受北欧国家君主雇佣的意籍将军和加快书籍和思想传播的印刷制品。在北向传播的过程中，文艺复兴的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在北欧则更多地反映在宗教和道德领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年）和小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年）的作品、芬兰画家凡·艾克和皮特·勃鲁盖尔的作品就很明显。勃鲁盖尔是北欧最不正统和最具社会意识的艺术家。他从前辈的传统主题——宗教事务和对处于奢侈环境中的商人家庭的描绘——中脱离出来，主要描绘农民日常生活的景色。他还用艺术来反抗西班牙人在荷兰的统治，如他的绘画作品《无辜平民大屠杀》描绘了西班牙士兵杀戮妇女和儿童的场景。

图134　勃鲁盖尔表现西班牙士兵残酷屠戮妇女儿童的《无辜平民大屠杀》。

北欧识字的人比东南欧地区的人更普遍，因此印刷品在该地区的影响特别大。大量的印刷品自然引起了大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焦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宗教改革和随后爆发的宗教和王朝战争。印刷制品还刺激了早期现代历史上全国性文学流派的发展。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奠定了德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同样，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和莎士比亚（1564—1616年）的戏剧奠定了英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在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1547—1616年）以其小说《堂·吉诃德》也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法国，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和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年）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些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1653年法兰西学院建立时无疑得到了承认，建立这个学院的目的是正式规定民族语言的词汇和语法。

最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很明显，对人的重新强调和对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新强调，显然比之前的中世纪的观点更能导致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容易被夸大，因此需要认真地加以限制。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以科学为导向的。其代表人物对美学和哲学精神的重视更甚于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某些思想方式。他们坚持崇尚和相信不可知和幻想的事物。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们所说的能将其他金属变成黄金的石头。他们仍然相信占星术，并把它与天文学相混淆。

图135　文艺复兴时代印刷品的一页。印刷制品使得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的传播成为可能。但是，当时没有什么比《圣经》更能激发人们的思想。随着1454年古登堡版《圣经》的发行，学者们能得到可靠的和标准的《圣经》，因此能对《圣经》进行讨论和争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伊比利亚海外扩张的先驱者绝对不是“文艺复兴人”。例如，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代的人描述为一个刚硬、虔诚、具有骑士品格的苦行者，而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尽管亨利是水手和地图绘制者的慷慨资助者，但他对学术和艺术并不感兴趣。据说，他资助萨格雷斯一所天文和数学学校的故事也是虚构的。因此，“新知识视线”迅速扩大的刺激作用，并不说明1500年以前欧洲向外扩张的根源，更多的是说明1600年以后知识爆炸所提供的推动力和不可抗力。的确，欧洲的扩张就其本身而言十分重要。事实仍然是西欧有一个知识蓬勃发展的时期，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个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差异。

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强调神学、法学、修辞学，从而牺牲了天文学、数学、医学。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不知道也完全没有兴趣了解西方正发生的一切。穆斯林土耳其人不相信基督教异教徒能教给他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常常会有一位极富远见的人警告人们留意这张将奥斯曼帝国与临近基督教世界分离开来的知识铁幕的危险性。其中一个声音来自卡提比·舍勒比——17世纪上半叶土耳其著名的书志编纂家、百科全书作家和历史学家。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这恰恰就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使他免受了当时那种典型的奥斯曼教育，即对肤浅的、专业分类过细的穆斯林神学的专门研究。他的自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能接受西方知识的原因。

舍勒比的作品之一是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此书是他根据1656年奥斯曼舰队在海上遭遇的一次惨败而编写的。在该书的前言中，舍勒比强调了掌握地理科学和绘制地图的必要性。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部队作战时，就可以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使攻击敌区、保护和守卫边境地区成为一件更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即便他们是当地的老兵，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的必要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异教徒通过应用和尊重学问中的那些分科，发现了新大陆并侵占了印度的一些市场。[1]

舍勒比明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舍勒比在他1657年临死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告诫他的同胞，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土耳其人仍然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像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用他们的新知识最终不仅成为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代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四、德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一词像“文艺复兴”一词一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马丁·路德开始是一个改革家，但最终却成为一个革命家，被迫用他的基本信念的道理反对和抵抗罗马教会的基本理论。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释为对教会某些弊病做出的反应，其中包括：许多传教士的文盲状况、有些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对宗教场所的出售、（不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许和（免除罪恶的）豁免。这些弊病很容易激怒人们，但它们只是新教徒进行宗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的确，当宗教改革开始时，教会内部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尝试，以改变这些情况。为了解释这一打破一体化的古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变动，有必要透过这些弊病去考察某些已建立了数世纪之久的历史力量的背景。

其中一个因素是，14世纪的“巴比伦监禁”事件削弱了教皇的威信，当时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士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继这一逮捕之后，是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在那里教皇不得已从属于法国势力。对教皇的威信损害更大的是14世纪末的“教会大分裂”事件。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各自宣布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对方逐出教会。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早些时候的异教徒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后者于1415年在康斯坦茨会议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但是一个世纪后，当路德宣传与他相近的教义时，他的追随者们仍然存在。

宗教改革还有其政治因素，如北欧国家中民族观念的增强和与此相关的各国“新君主”的出现。君主和平民日益把教皇看作外国人，他无权干涉国家事务和在本国疆域内征税。这成为宗教改革的最后力量——大众对教会收税和遍布西欧的教会的巨大地产十分不满。经济上的争夺和前面提到的政治因素一起将在以下章节中作更详细的阐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和国家君主的利益，导致他们觊觎教会巨大的地产和各种金银珠宝、艺术作品和豪华家具等巨额的可动产财富。同样让人垂涎的是以什一税的形式从各个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的税收，出售教会财产获得的资金，大量的诉讼费、特许费和豁免费等。

图136　胡斯被送上康斯坦茨的火刑柱时的画像。执行死刑后，他的骨灰被撒入了莱茵河，以避免其追随者将它作为遗物收藏。这幅钢笔画出自乌尔里希·冯·李赫特尔的《康斯坦茨会议纪事》（约1450年）。

历史力量的这一结合最初在德国达到了爆发点。因为当时这里聚集了一百多个公国——采邑、基督教城邦、自由城市、县城和公爵领地——它们的统治者太软弱，无法抵抗强大教会的过度勒索。其中一个例子是，1517年，教皇决定在整个欧洲兜售大量的赎罪券，以获得维修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费用。在德国引起宗教改革的这些赎罪券承诺赦免“你所有的罪恶、犯罪和放纵，不管这些罪孽有多大……因此，当你死的时候，惩罚的大门将被关闭，快乐的天堂之门将被打开……”正是在反对这种“不受约束地宣扬赦罪”的过程中，当时还是维滕贝格大学牧师的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到了教堂门口。他的大多数主张并不具有革命性，但他的确表明，“上帝之语”并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

图137　马丁·路德和维滕贝格改革派与萨克森的选帝侯约翰·弗雷德里克（1532—1547年）在一起，此画约作于1543年。左边第一个为路德，前排右边第一个为菲利普·梅兰希通（此油画作者为小卢克斯·克瑞雷奇，1515—1586年，德国人。规格为27-5/8×15-5/8英寸）。

教皇利奥十世把此事当作“修士们间的争吵”来处理，但那些论文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被印出来，广为传播。公众的热烈反应表明，路德的论纲表达了全国民众深感不满的心声。随之而来的公开辩论使得路德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以信仰为核心的基本学说的革命含义——教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并不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1520年12月，路德和教会彻底决裂，宣扬早些时候的威克里夫和胡斯的异端学说是“最信基督教”的教义，并将教皇的驱逐训令烧毁；次年，他被召唤出席在沃尔姆斯召开的皇家议会。路德拒绝改变其主张，他说：“除非你们能用《圣经》或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我。”皇帝强行通过了谴责这个顽固修士为异教徒的法令，但富有同情心的萨克森的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在他的城堡为路德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胡斯的命运。

在该流放地，随后几年路德忙于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和创建德国独立的教会。国王查理五世由于卷入了与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无暇来彻底消灭这一正在传播的异端学说。到1546年，他刚从战争事务中脱身，便开始镇压信奉路德教的王公以恢复教会的统一。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教皇的鼓励，并为他提供了资金和军队。但是，路德派教徒在施马尔卡尔迪克聚集起来，并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国王的支持，该国王更关心他的王朝而不是宗教。双方的斗争毫无结果地拖延着，直到签署《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才告结束，该和约赋予德国国王选择天主教派或路德教派信仰并将其强加于他们的臣民的权力。这样，德国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大致形成了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几乎平分天下的局面。

五、德国以外的宗教改革

《奥格斯堡和约》为各种异端学说的涌入敞开了大门。奥格斯堡教区承认路德教是天主教信仰以外唯一可以选择的信仰。但是，新教教会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的新教派在欧洲大陆扩散。路德的个人解读《圣经》的基本学说必然导致对《圣经》的不同解释，从而产生各种新教派。例如，在瑞士，约翰·加尔文同路德一样反对通过“善行”获得拯救的教义，但也反对路德的通过“信仰”获得拯救的说法。加尔文宣扬宿命论——每个人的命运在他出生前就由上帝决定了。“因此，根据《圣经》的明确教义，我们断言，通过永恒、不变的意图，上帝始终决定着谁可以被拯救，谁将被毁灭。”加尔文与路德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主张教会应积极干预社会事务，以保证消灭各种异端学说、亵渎神明的言行和邪恶行为。他在日内瓦主事时期（1541—1564年），他的长老院将这座城市改造成了一个基督教社区，它的严肃和神圣使游客感到震惊。而且，印刷品的效力使得加尔文把日内瓦变成了改变宗教信仰运动的总部，并极大地影响了波希米亚、匈牙利、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等国和在海外的美洲13个殖民地。

新教中一支完全不同的教派是再洗礼派，它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激进主义使其遭受了天主教、路德教派以及加尔文教派的迫害。依据路德的每个人都应遵循自己的意识的理论，再洗礼会教徒要求完全的宗教自由，包括政教分离。同样激进的是他们的社会学说——他们反对个人积累物质财富、反对阶级和地位差别、反对服兵役和反对因发动战争而需交纳的税收。这些信条损害到了整个宗教和政治组织的权威，因此，再洗礼教徒在整个欧洲受到迫害和遭到大规模屠杀也就不足为怪了。胡特尔派和门诺派是他们中的幸存者，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才得以维持到今天。

决定一国宗教最重要的因素几乎总是它的国王的决定。假如他支持与罗马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取得胜利；如果他反对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失败。有非常大的利益等着国王选择支持新教教会。如果他成为全国教会的首脑，而不是接受教皇封赐的权力，他的政治权力就会增加。他的经济地位也会提高，因为他可以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动产，还可以制止流向罗马的税收。尽管反对教皇有这些好处，但保持忠诚的国王和与教皇分裂的一样多。一个原因是担心遭受由教皇支持的查理五世的帝国军队的攻击。另外，很多国王发现，如果他们保持天主教身份，可以从教皇那里得到与成为新教徒国王可能得到的差不多的政治和经济特许权。因此，在路德死后，欧洲的宗教地图是各种教派大混合的局面。

这一宗教的版图最终显示，几乎有一半的德意志邦国信仰了路德教派，此外还有波罗的海的日耳曼语地区、丹麦——挪威和瑞典——芬兰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在英国，亨利八世仍是一个信奉天主教义的好教徒，他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国王一样，控制着天主教的牧师。但是，亨利最终还是建立了独立的英国教会（1534年），因为他决定与来自阿拉贡的妻子凯瑟琳离婚。教皇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因为凯瑟琳是皇帝查理五世的姨妈，而查理的军队在几年前刚洗劫了罗马。因此，亨利成为新英国国教的首脑，为了确保贵族的支持，他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给了他们。但是，在他在位时期，新教会仍然坚定地维持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仅有的改革是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亨利的继任者则根据他们个人的爱好进行了改革——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转向了新教，玛丽（1553—1558年）又回到天主教，伊丽莎白（1558—1603年）则选定温和的新教。

在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宗教争端和政治争端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长年的战争。荷兰北部诸省的多数人都成为了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这与虔诚的天主教教徒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发生了冲突。政治上的差异也包括在这一冲突中，荷兰人反对腓力二世干涉他们所认为的国内事务，还对他征收的重税和限制商业不满。1566年，荷兰人的抵抗爆发成为争取国家独立的第一次现代革命。当英国女王参与支持荷兰反叛者时，这场革命转而变成了国际战争。1588年，腓力二世做出反应，将由约130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向北派遣。但是，机动性更强的英国战船迫使无敌舰队向北绕过苏格兰，又向南回到了西班牙——回来的是一支被战败的、被摧毁的原远征队的残余。血腥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09年达成一项妥协办法后才告结束；该办法承认北部诸省以荷兰共和国的名义获得独立，而南部比利时诸省仍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下。

图138　《圣巴托洛缪惨案》由当时的新教徒画家弗朗索瓦·迪布瓦所作。在这一臭名昭著的事件中，巴黎有3000名新教徒被杀，整个法国估计还有2万人被杀。这场大屠杀使法国的宗教斗争从政治权力的争夺变成了一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战争。

与此同时，加尔文派正在法国传播，在这里它的拥护者被称为胡格诺派教徒。这里的王朝不准备加入新教，因为弗朗索瓦一世通过《布罗格纳条约》（1516年）几乎完全控制了他所统治的地区的教会组织及其收入。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残酷地迫害胡格诺派教徒。只要拥有一本《圣经》就足以被指控为异教徒。亨利的死给了胡格诺派教徒一个机会，因为不论是太后凯瑟琳，还是她软弱的儿子，都没能像伊丽莎白在英国那样得到大众的支持。尽管凯瑟琳试图找到和解办法，但整个国家却分化成对立的两大派：不断发展壮大的胡格诺派和人口占大多数的天主教派。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在圣巴托洛缪惨案（1572年8月24日）中达到顶峰，当时全国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被杀害。即使是这样的杀戮也不能使新教信仰屈服，斗争仍在继续；胡格诺派教徒得到了英国、荷兰和德国新教团体的支持，而天主教派教徒则得到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给予的人力和资金上的援助。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保障胡格诺派教徒心灵自由的《南特敕令》时，和平才得以恢复。在一个国家内给予两种宗教以法律承认和合法地位，这种解决方法是欧洲宗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可与允许一个国王在两种宗教之间做出选择的《奥格斯堡和约》相媲美。

六、天主教改革

以前，天主教改革被认为是“反宗教改革”，但是今天，历史学家已经承认它并不仅仅是一场反新教运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前路德时代，因此，天主教改革是与新教改革相似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期，各国的天主教领袖开始整治教会中的弊病，重新提出一些精神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新的宗教秩序，如嘉布遣修会（Capuchins），以此恢复对天主教的虔诚和促进社会服务。但是，这些早期的改革家趋于冥想和贵族化，未能唤起民众或赢得罗马高层教会的支持。直到路德的挑战在德国变得非常严峻时，天主教的改革才成为一个有活力和有效力的运动。教会中的改革者对发动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反抗运动犹豫不决，担心会造成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可挽回的分裂。教皇长期无视路德，认为他仅是过去众多批判家和异教徒之中的一个，总是会被镇压或转化过来的。直到16世纪末，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和他的三个继任者主持罗马教会时，天主教教皇才意识到新教的重要性，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保罗三世采取的两项措施，在决定天主教改革的进程和特点方面是最重要的：一是他召开了“特伦托会议”，该会议在1545年至1563年间断断续续地举行；二是1540年他批准建立了耶稣会。“特伦托会议”的主要成就是以坚定的反新教派的措辞重申了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消除教会中的弊病和恢复教会纪律。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出售赎罪券，禁止任何主教占有一份以上的薪俸，规定每个教区必须修建一座神学院培训牧师，出版天主教教徒禁止阅读的书籍的目录。

耶稣会是由西班牙巴斯克贵族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创建的。罗耀拉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负伤，在养伤中他阅读了各种宗教小册子，从而引起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决心改变过去那种玩弄女性和惹是生非的生活，全身心地为上帝服务。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按军队方式建立了耶稣会。它的成员不像早些时候的天主教改革者那样过着冥思苦想的生活。相反，他们把自己看作耶稣的战士，严格遵守罗耀拉最早在其《属灵操练》中的规定，无条件服从“教主教会”。

正是这些耶稣会会士的风纪和战斗精神保障了“特伦托会议”改革措施的实施。许多成员担任了异端裁判所的法官；异端裁判所建于1542年，目的是铲除任何地方出现的异端学说。其他成员创建了学校，培养新一代牧师和世俗民众对神学的确信和信心，这使得新教徒感到十分畏惧。耶稣会会士和外交官主要负责消灭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波兰这些国家的新教派势力，在这里该会转化了许多异教徒。除在欧洲与基督教异教徒进行斗争外，耶稣会会士还将他们的做法扩大到全世界，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异教徒中传播上帝的福音。耶稣会会士——如在日本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在中国的利玛窦、在印度的罗伯特·德·洛比利和在美国的教父雅克·马凯特——的职业生涯体现了他们活动的性质和内容。

七、宗教改革的遗产

宗教改革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它引起了教义上的争执和互不相容，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血腥的宗教战争。由此造成的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迫使争论不休的各宗教派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教会想要获得全世界的垄断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从此，各教派逐渐接受和履行宗教的宽容；这是一个十分缓慢且争论不休，以致至今仍未完全完成的过程。宗教改革在涉及个人地位的问题上同样是模棱两可的。路德支持以个人的方式来解读《圣经》，但是，当这导致再洗礼会教徒的激进主义和农民暴乱时，他又呼吁各国当局消灭“烧杀掠夺的民众”。然而，强调阅读《圣经》的确提高了大众的识字率，为宗教以外的书籍和思想的传播敞开了大门。

宗教改革在对妇女地位的影响方面也是含糊不清的。在某些方面，宗教改革促进了妇女的进步。新教派领袖拒绝接受中世纪天主教信奉的禁欲是道德高尚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婚姻生活至少有三个好处：生儿育女、满足性欲，以及伴侣间的相互帮助和照顾。这种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促进了单一的男女道德标准的新概念，也促进了同样新颖的观念，即将结婚的新郎或新娘有权拒绝原定的婚姻。当然，这种新旧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和不稳定的。新教的神学家极力反对男女间的通奸行为，但实际做法却远远落后于这些规定。同样，如果小伙子没能挑选到合适、“相配”的妻子，他们将会被认为是愚蠢的“可怜虫”，这种当时盛行的观念往往为父母们所强调。

新教派的主要领袖从来不考虑妇女地位，也未对此进行过系统的重新评价。他们强调夫妻之间应相敬相爱，但又认为丈夫在家庭中的首要地位是理所当然的。路德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确：“男人有宽广的胸脯和瘦小的臀部，而女人有狭小的胸膛和肥大的臀部，因此，女人更应待在家里、坐着不动、操持家务、生儿育女。”[2]

与主流新教派有着很大不同的是一些激进的分支教派，如罗拉德派、再洗礼派和平均派。他们主张离婚自由，允许女人参加教会管理机构和布道，甚至有点支持男女之间的性自由。这些派别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不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且还有技术原因。英国平均派领袖格拉德·温斯坦利承认家庭之外的性自由会给母亲和孩子以伤害，“因为男人会离开他们，认为她们不如别的女人……当他经历了这种快乐之后。因此，你们女人们就得小心……为了追求他们的自由，他们会寻找别的女人”[3]。温斯坦利承认在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之前，只有男人才有性自由。

最后，就宗教改革的直接遗产而言，它把中世纪统一的教会拆散成大量当地的地方性教会——有些是国家级的，有些是王侯级的，有些是省级的，有些则局限在一个城市。所有这些地方教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由世俗统治者控制。不管教会是仍坚持天主教教义，还是拥护新教信仰的一个派别，都是世俗当局控制着神职人员的任命和教会的财务。宗教改革直接的和决定性的遗产是权力由教会向政府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代表了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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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标准通史的著作有：W. K. Ferguson所著的Europe in Transition: 1300—1500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62）: E. Breisach所著的Renaissance Eruope: 1300—1517 （Macmillan出版社，1973）；全球通史的著作有：J. L. Abu-Lughod所著的Before Europe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9）；E. Troeltsch所著的Protestantism and Progres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ism to the Modern World （Beacon出版社，1966）和E. I. Eisentein所著的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 vols（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9）。

关于这几个世纪欧洲妇女的地位问题，S. M. Wyntjes的Women in the Reformation Era（见R. Bridenthal和C. Koonz所编的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 pp. 165-191）作了总结；R. Baintond的两项研究Women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and Italy和Women of the Reformation in France and England（Augsburg出版社，1971 and 1973）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分析。

［注释］

[1]Cited in manuscript by L. V. Thomas, “Ottoman Awareness of Europe, 1650-1800.”

[2]Cited by S. M. Wyntjes, “Women in the Reformation Era，” in R. Bridenthal and C.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1977）, p. 174.

[3]Cited by C.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Viking，1972）, p. 257.

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

……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汗如雨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

——小林恩·怀特

因此，对一个想维持统治的君主来说，他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善事，并根据情况需要来决定是用还是不用这一知识。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大有助于西欧文明的现代化。当时，识字率提高，思想十分活跃，民众觉醒和参政的程度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然而，对西欧现代化进程有着更直接贡献的则是同时发生的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它们提供了欧洲重大的海外扩张所必需的资源和动力。对当今世界历史仍产生影响的欧洲这一扩张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了新大陆。11世纪时，维京人也曾发现北美大陆，并花了大约100年的时间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拓居地，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相比之下，在继哥伦布之后，欧洲各国的人们成群结队、势不可挡地涌入南、北美洲。11世纪和15世纪的这种不同反应表明，在这之间的500年中，出现了某种发展，它使欧洲能够并急于向海外扩张。这些发展包括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一、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年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到14世纪时却出现了衰退，这是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年至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的生命，此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等国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即又开始复苏，并从那时起，其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的。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过，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才告终止。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10世纪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这些地区的人口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挂齿，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们努力改进农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的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土地。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见地图17）。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的粮食由船从新垦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京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京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气氛曾在9世纪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线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图139　农夫耕作图。自8世纪以来，三轮制的耕作方法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产量。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开始逐渐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邦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动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截然不同；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英里，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五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之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出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二、技术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扩展，欧洲的技术也发展了，并提供了扩张所必需的物质和技术，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美洲的。欧洲人在这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技术上的成功，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却极其重要的进步。

正如小林恩·怀特教授所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是“非人力的动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是这种非人力动力的典型。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刨、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

图140　1500年的造船术——一个加强欧洲扩张的技术进步的实例。

希腊学者、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他们还应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收缩，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1]

就欧洲的海外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与这些进步紧密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指南针，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指南针的。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还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就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止一个。虽然用沙漏可以大致估算时间，但要精确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图是最早颇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诸高度发达的军事强国时，他们具有一个先决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很轻，容易安装在船上，且具有强大的火力。新火炮长5英尺至12英尺，能发射重达5磅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同样重量的铁丸，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设装备40门炮。

图141　熟练技术工人是中世纪城市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图展现了佛罗伦萨一家工厂铸造大炮的情景。

这些发展给了欧洲人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诸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武装自己的船只，但他们的船并不是为架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东方人的设计早已过时。因此，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日本人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胜利之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无人挑战的主人。

与海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世界海风气流系统。哥伦布从葡萄牙航海者那里得知，他可以随信风向西航行，并确信再向北可以找到西风带他回家。同样，达·伽马也从当地航海者那里了解了印度洋上季风的基本规律。到1522年继欧洲人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之后、麦哲伦的船只回到西班牙时，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海风气流系统都已为欧洲人所知晓。现在他们可以自信地在各大洋上航行。

在取得造船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掌握大气环流的规律之后，欧洲人便能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横跨大西洋，获取美洲新大陆的财富了。当然，西非也像伊比利亚半岛一样伸入大西洋，但是，数世纪以来，西非的贸易一直是直接向北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来进行的。东非的索法拉港口也进行海外贸易，但这种贸易自然只是向东跨越邻近的印度洋来进行的。索法拉比加那利群岛（哥伦布航海的出发点）离美洲还要远3000英里，中国就更远了。所以，地理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和其他几个因素一起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亚洲人。

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各种因素都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因此，正是欧洲经历了从美洲大量涌入的金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这些金银的流入量巨大，以致16世纪欧洲银的储量增加了两倍，金的储量增长了20%。除了这笔从美洲大陆飞来的横财之外，欧洲也因众多海外事业而变得更加富有。利润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乃至海上掠夺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前面提到的内部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使用的极大增长。

货币化削弱了罗马帝国崩溃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秩序。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发展中的城市或东部边疆开垦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地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有失去劳动力的风险。西欧农奴越来越多地用货币而不是劳动支付地租，这样一来，封建领主就变成了地主，农奴则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够积累资本，提供组织，解放探险、征服和移民事业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各国海外事业的成功程度与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同样，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封建行会。行会对工艺、定价和交易等做法都有严格规定，它并非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以牺牲同行来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但是，这些观念和做法随着企业家的出现被破坏了。这些企业家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材料，提供给乡下闲着的、靠计件工资从事劳动的手艺人。这种“外包”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利润，而不是“公平价格”。企业家们在支付原材料和人力费用上尽力压低价格，而在出售产品时则尽可能抬高价格，以确保其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欧洲经济的改变不仅是因为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而且还因为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以及银行和信用票据的发展。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都纷纷仿效。早在12世纪时，意大利便已出现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

图142　科西莫·迪·美第奇（1389—1464年），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和政治家，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都是该城最富有的人和最成功的政治家。该画像由本托姆所绘。

于是，在欧洲所发生的，是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即今天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牟利为动机，以各种精心设计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通过利用大量的资本积累来赚取利润的制度”[2]。

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中世纪早期，货币还处于边缘，很少被人使用，但是，到中世纪晚期，它已为欧洲日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仅仅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较好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利润被用来再投资，以增加用于生产的资本量。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他们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概括成一句话：“只要我能赚钱，就让我赚钱吧。”

为了“赚钱”，富格尔和他的同伴银行家们需要有向贷款收取利息的自由。但是，中世纪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是一种道德罪恶，“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不过，到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正恳求承认“适度的、可接受的高利贷”。这种改变很快就让位于这种犬儒的态度：“获取高利贷的人下地狱，不这么做的人只好去贫民窟。”如果在死后下地狱和生前受穷苦之间做选择，无疑高利贷会胜出。因此，正是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相当于今天的跨国公司。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少量的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个人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都无需进一步负责。而且，各投资者无需相识，无需彼此信赖，也无需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将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财力的限制，由于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合股公司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工具。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等公司所控制。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他们虽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但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使整个欧洲富裕起来……”[3]

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在现代早期主宰了世界的经济，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原则中找到：利润或死亡。为了逃避死亡，数世纪以来，资本家们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工人工资和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曾被广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为如果要工人们活着、健康、从事生产，显然必须给他们最低的工资保障。第二种改进技术的战略则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事实上，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技术革新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这在今天的高科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早期欧洲资本家能以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合股公司控制全球经济，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能以他们的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和跨国公司继续控制世界经济。正如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将市场渗透到中东和远东一样，今天，同样的内在动力驱使跨国公司把工厂从一个大陆移向另一个大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建造起金色的拱门，甚至在北京富有历史意味的天安门广场附近也建起了一个可容纳500人的肯德基餐厅；在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纪念堂。而且在北京的新餐厅使用的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是用中文写成的广告词：“好到吮手指”。

图143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像。

四、新君主的崛起

同时期“新君主”的出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相提并论，他们创建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结构。到15世纪末，民族君主国的趋势已很明显，西班牙的斐迪南（1479—1516年在位）和伊莎贝拉（1479—1504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结构都已非常强大。这些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封建领主不再可能躲在城堡后面抵抗皇室的权威。只有民族君主拥有购买枪支、火药、子弹和为此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机构。

新君主的另一个动力之源是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们从商人阶级那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得到能干、恭顺的官员，为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僚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作为回报，皇室力量的巩固帮助市民们结束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五花八门的地方封建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各自都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它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这么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因此，对企业主来说，消除这样的国内壁垒显然是一大恩惠。君主们还特许一些日益完善的皇家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行业，像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

和所有的政体一样，新君主们自然也有他们的辩护者和使之合理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他在《君主论》一书中，为渴望统一分裂的意大利半岛、摆脱法国和西班牙入侵者的君主们提供了一些指导。他用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抵制任何道德的制约，阐明了政治与宗教和哲学的不同。

民族君主们执行以《君主论》的观念为基础的战略，必然会与欧洲的两大机构——教会和帝国——发生冲突。通过联姻引起轰动性的西班牙王朝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一冲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这一联姻的结晶——查理——继承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属地。他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土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的公爵领地和蒂罗尔州）。此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还将勃艮第领地、法兰克——孔德、卢森堡和富饶的尼德兰留给了他。为了成为这一庞大帝国的君主，查理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法国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和英国君主亨利八世反对。这样，在19岁时，查理五世便成为7个世纪前查理曼帝国解体以来治下领土最大的一位君主。

一时间，西欧世界似乎又要在一个广大的国际机构下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特别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其结果是一系列半宗教半王朝的长期战争。随之而来的是更具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一场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是平民，因为他们处于军纪涣散、常常拿不到军饷的雇佣兵的蹂躏之下。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城市和乡村哀鸿遍野。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的领土条款并未能维持很久，但它们总的影响是明确的。此后，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人们根据外交实践中普遍接受的原则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于是开始了一个由无限制主权的国家组成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一个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际社会。

五、扩张前夜的西欧

现代世界的历史主要由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随后在20世纪中欧洲诸帝国的解体所主导。欧洲重大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本章分析的各种历史力量——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由此带来的经济生产力和资源的增长、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新君主国的兴起——的产物。正是这些欧洲君主国向合股公司发放了特许状并支持他们——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他们的皇家海军。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室就为哥伦布和达·伽马提供了他们取得这些成就所必需的支持。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见地图20）。1405年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明朝宦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约2.8万人。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而最大的船宽180英尺、长444英尺。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英尺、长120英尺的“圣玛丽亚号”——相比，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玛丽亚号”又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到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他们才抵达佛得角。

地图20　15 世纪早期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航海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却由于宣德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互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会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实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则完全不是如此。

图144　中国台湾一座古堡中的壁画，描绘的是郑成功横渡台湾海峡。

总之，欧洲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一种牟利的欲望和机会。西欧的这种独特性在当时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1618年时，张燮写道：“如果和那些蛮族人接触，你就像摸摸蜗牛的左角，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们唯一真正应该担心的事情是掌握应对海上风浪的方法，最可怕的危险是那些渴望利润且贪得无厌的想法。”[4]与此相反，葡萄牙船长乔·里贝罗则在1685年吹嘘道：“从好望角往前，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急于得到从索法拉到日本的 5000 里格的广大土地上的一切东西，没有一个角落我们不占领或不想控制。”[5]

在中世纪，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结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面向海外的天生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再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改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关闭。不过，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购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虽然这种情况对牟取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为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会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像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缝隙喂养的巨人”[6]。但是，这个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推荐读物］

对欧洲社会变成扩张主义的原因做出总体阐述的著作有：E. L. Jones所著的The European Miracl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1）: E. R. Wolf所著的Eru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2）；M. Beaud所著的A History of Capitalism, 1500-1980（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83）；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J. Baechlev, J. A. Hall 和M. Mann编辑的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Basil Blackwell出版社，1987）和F. Braudel所著的重要的三卷本研究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Harper and Row出版社，1981—1984）。

对近代早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做出分析的著作有：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41—1963）前三卷；B. H. S. van Bath所著的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Edward Arnold出版社，1963）；F. Braudel所著的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Harper & Row出版社，1973）和H. I. Miskimin所著的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1300-146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9）。分析这一时期欧洲技术进步的研究有：L. White, Jr. 所著的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2）和Machina Ex Deo: Essays in the Dynamism of Western Culture（MIT出版社，1968）；还有C. M. Cipolla所著的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Pelican出版社，1969）和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Pelican出版社，1970），后者主要论述枪支、帆船和钟表。下列经典著作对欧洲经济和技术的变化作了引起争论的阐述: R. H. Tawney所著的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Mentor出版社，1926）；M. Weber所著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Scribner's出版社，1948）和较近期出版的A. O. Hirschman所著的The Passion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7）。

J. Needham所著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6）论述了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在海外扩张中领先的问题，特别是第4卷第3部分论及了包括明朝航海在内的中国航海技术。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著作有C. G. F. Simkin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 J. R. Levenson所编的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 1300-160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和J. M. Blaut所著的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uilford出版社，1993）。后一本书在挑战“欧洲奇迹”这一观念和强调海外土地在刺激欧洲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的作用方面独树一帜。

［注释］

[1]A. G. Keller, “A Byzantine Admirer of ‘Western’ Progress：Cardinal Bessarion，”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XI（1955）, pp. 343-348.

[2]S. B. Clough and C. W. Cole，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D. C. Heath，1952）, p. 66.

[3]T. K. Rabb,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istorical Journal, XVII（1974）, p. 676.

[4]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V,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 University，1971）, p. 533.

[5]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V,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 University，1971）, p. 534.

[6]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Growth of Capitalism（Murray，1925）, p. 68.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1492年，哥伦布登上了圣萨尔瓦多岛——巴哈马群岛中的一座小岛。他认为自己到了东南亚的东印度群岛，故将当地居民称为印第安人——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哥伦布去世后不久，巴尔博亚于1513年到达了太平洋，麦哲伦的探险队于1519年至1522年完成了环球航行，此时哥伦布的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人们认为美洲是一个“新世界”，这导致了对印第安人起源的思索。他们要么起源于美洲大陆，要么就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那里。在美洲大陆单独起源的观点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异端邪说，因为那将意味着存在二元的创造——在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园里也有一对亚当和夏娃——一个与《旧约全书》的教义完全冲突的信条。因此，人们一致赞同，印第安人一定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现在，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后代是怎样从东半球移居到美洲大陆的呢？有关这个问题历来争论不休，在过去4个世纪里差不多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有新的理论在不断提出。

绝大多数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更多地依据信念，而不是理性。各种不同的流行理论盛行一时便一闪而过，每一种理论都反映了其所在时代的知识和偏见。最早的一种理论是犹太失落部落说，因为在当时，《旧约全书》所记载的古希伯来人种学资料几乎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唯一已知样式。因此，早期的理论家确信，印第安人是希伯来部落的后裔，这些希伯来部落在公元前721年为亚述王所征服并从撒马利亚被带走。有些失落部落说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希伯来人是穿越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到达美洲大陆的，但大多数人则认为，有一条穿过波斯和中国到达白令海峡的道路。

18世纪，欧洲人对古代地中海沿岸诸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的成就印象深刻；腓尼基人以其航海技术而闻名。人们认为，腓尼基人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也曾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然而，由于19世纪在埃及的考古发现，这个国家开始被认为是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中美洲存在着与埃及金字塔非常相像的金字塔，所以，这一理论被广泛认为是真的。其他许多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流行理论时兴时灭。这样，我们的“印第安佬”便被追溯到希腊人、特洛伊人、罗马人、伊特拉斯坎人、塞西亚人、蒙古人、中国佛教徒、曼丁哥人或其他非洲人、早期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北欧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甚至穆和亚特兰蒂斯这两个“消失的大陆”的幸存者那里，这两个大陆据说1.1万年以前就分别沉没于太平洋和大西洋底。

所有这些提法都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或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有一个例外：10世纪后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纽芬兰的定居得到了科学的确定。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或仍在相信这么多毫无根据的理论？一个原因是，他们错误地认为相同的习俗意味着共同的起源。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可以到任何一所重点大学的人类关系领域的档案部门，去要一份世界上所有具有某些特定习俗如表亲联姻的民族的目录。你将很快从全世界民族中得到几十个具有相同婚姻习俗的例子，而他们的这种婚姻习俗不可能来自同一个源头。但是，早期的作者不熟悉现代人类学，所以很自然地认为，在遥远的过去，相同习俗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联系。

同样，经仔细检查，表面上相似的制度或结构也被证明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在埃及和中美洲都发现了金字塔，但是，中美洲的金字塔主要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而埃及的金字塔是巨大的陵墓。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最新的发掘工作揭示了中美洲的金字塔几千年来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一长期的发展阶段推翻了金字塔的建造技术是从大西洋彼岸完全成熟地移植过来的理论。同样，在加利福尼亚被称为“尤基”（Yuki）的土著语言中，ko这个词意指“go”（去），kom意为“come”（来），然而，没有人根据这个例子断定，尤基语和英语在历史上存在联系。

即使少数古代东半球的航海者确曾到达过美洲大陆，他们的文化将立即统治美洲大陆的习俗这种提法也是值得怀疑的。那些认为小群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或其他民族可能到达过美洲大陆、并在广大地区的土著居民中传播他们的文化的人，应该考虑一下18个西班牙人（16个男人和2个女人）的经历，他们在科尔特斯到达那里6年前在尤卡坦海岸因为船只失事而流落当地。除两个男人沦为当地酋长的奴隶外，所有的人都被用来献祭并按仪式被吃掉。幸存者中的一个人完全变成了土著，他戴着精巧的鼻塞和其所皈依部落的耳环，拒绝放弃新的生活去重返科尔特斯的队伍。同样，我们知道维京人的确曾在纽芬兰登陆，但他们却因当地印第安人的敌对行为而被迫放弃了建立殖民地的努力。这样，在现代连发步枪和机枪出现之前，小的登陆群体要么被全部消灭，要么被当地的文化同化。

这就是1968年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召开的一次学术专题讨论会得出如下结论的一些原因；该结论是：“到目前为止——除了维京人的接触（即在纽芬兰）外——在哥伦布之前，还没有从一个半球传播到另一个半球的人工制品的确凿考古发现。”同样，这次讨论会还一致认为：“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在哥伦布之前人类曾越过大洋把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从东半球引入美洲大陆，或者从美洲大陆引入东半球。但这绝不是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过。”[1]

这类讨论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它提出了人类文明是如何发展的这一基本问题——人类文明是从一个或几个早期的中心向外扩散，还是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独立创造。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而且牵涉全球诸文明的起源。文明是从中东向西北欧、北非、南亚和东亚传播，还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独自发展呢？扩散传播论者和独立创造论者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

我们正渐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扩散传播和独立创造两者的不同程度的问题。这种不同程度不是由基于预先概念的浪漫推测决定，而是由细致研究和对结果的客观评价决定。考古学家对人类史前史的发掘越多，他们越能认识到人类的所有分支对其环境的反应都是具有创造力的。他们的反应和成就的性质及程度极不相同，这种不同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尤其是如前所述的他们受外界刺激的影响程度。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许多门外汉仍然抱有这种幻想，即各种欧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高举文明的火炬，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陆的海岸登陆。事实是，今天的人类如在最初的旧石器时代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甚至在这种解释与已知的事实不一致时仍是如此。我们的食物采集时代的祖先迷信他们的图腾和巫师即巫医。现代人对于飞碟、占八卦、纸牌算命以及占星术具有类似的迷信。本书的读者将认识到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天文学教授乔治·埃布尔所作的下述报告的重要性：

我曾对选我的天文学概论课程的全体大学生进行民意测验，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占星术感兴趣，并相信占星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同行们的讨论，我了解到这些地区的比例大致相同，而且它可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出相信占星术的美国人的比例。据估计，美国大约有5000多名占星学家在这个领域谋生，有1200多家日报开辟了占星术的专栏。[2]

埃布尔教授的报告作于1975年。那年以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相信占星术的人在不断增加。1980年至1985年间，美国青少年相信占星术人数的比例从40%上升到55%。[3]鉴于从16世纪现代天文学发轫之时起，相信占星术的人就日渐减少这一事实，今日占星术的卷土重来，确实值得人们予以特别的关注。

与此相似的是，《新闻周刊》1996年做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48%的美国人相信UFO（不明飞行物）真的存在，29%的人认为人类已与外星人有过接触，而另有48%的人相信，政府有意掩盖了人类与外星人接触的信息。更为特别的是，有的占星师声称他们看见猫王在天王星上啃炸鸡。在这方面，美国人并非与众不同。在法国，1995年有近 5万名纳税人宣称自己依靠从事占星师、巫医、巫师或类似的职业获取收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当时只有3.6万名天主教牧师和6000名精神科医生。[4]

［推荐读物］

M. Gardner所著的Fads and Fallacies in the Name of Science（Dover出版社，1957）对科学和非理性作了有趣的分析。已故的太空科学家Carl Sagan所著的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兰登书屋，1997）对这一问题作了较新的、吸引人的概述。对美国类似的概述有J. Gilbert所著的Redeeming Culture: American 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97）。

［注释］

[1]C. L. Riley et al., Man Across the Sea: Problems in Pre-Columbian Contacts（University of Texas，1975）, pp. 448，452-453.

[2]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4, 1975.

[3]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1, 1985.

[4]Newsweek, July 8, 1996, p. 50: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9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2-62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下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编辑小组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

（培文·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

ISBN 978-7-301-27027-1

Ⅰ. ①全…　Ⅱ. ①斯… ②吴… ③梁… ④全…　Ⅲ. ①世界史　Ⅳ. ①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6275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GLOBAL HISTORY, 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7th Edition by LEFTEN STAVRIANOS,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Pearson, Copyright © 1999 Pearson Educatio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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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下册

QUANQIU TONGSHI: CONG SHIQIAN DAO ERSHIYI SHIJI（DI-QI BAN XIN-JIAO BEN）XIA CE

著作责任者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　著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全球通史》编辑小组　校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周彬　于铁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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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六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二十二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一、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根源

二、哥伦布发现美洲

三、葡萄牙在亚洲

四、世界的瓜分

五、征服者和新西班牙

六、伊比利亚的衰落

第二十三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一、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二、荷兰的黄金世纪

三、英、法竞争

四、英国的胜利

第二十四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一、俄国扩张的地理环境

二、俄国的早期扩张

三、征服西伯利亚

四、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和发展

五、征服乌克兰

第二十五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一、新的全球性视野

二、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三、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四、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五、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二、科学革命的进程

三、科学革命的意义

四、工业革命的根源

五、工业革命的进程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第二十七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二、英国革命

三、启蒙运动

四、美国革命

五、法国革命

六、民族主义

七、自由主义

八、社会主义

九、政治革命中的女性

第二十八章 俄国

一、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二、俄国和欧洲，1856—1905年

三、1905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四、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1905—1914年

第二十九章 中东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二、土耳其人

三、阿拉伯人

第三十章 印度

一、印度的传统社会

二、英国的征服

三、英国的统治

四、英国的影响

五、印度的民族主义

第三十一章 中国和日本

一、中国的开放

二、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三、日本的现代化

四、日本的扩张

第三十二章 非洲

一、奴隶贸易

二、探险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四、欧洲的影响

第三十三章 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一、种族欧化

二、政治欧化

三、经济和文化欧化

第三十四章 波利尼西亚

一、岛屿和航海者

二、商贸与殖民地

三、欧洲的影响

第三十五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一、欧洲的政治优势

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四、白人的负担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二、萨拉热窝

三、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年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六、和平解决

七、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一、土耳其

二、阿拉伯中东

三、印度

四、中国

第三十八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第三十九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一、五年计划

二、大萧条

第四十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一、日本入侵中国东北

二、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三、西班牙内战

四、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五、战争的到来

第四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后果

一、战争的欧洲阶段

二、战争的全球阶段

三、世界历史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四十二章 诸帝国的终止

一、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二、印度和巴基斯坦

三、东南亚

四、热带非洲

五、南非

六、中东

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一、战时的团结

二、欧洲的冷战

三、远东的冷战

四、冷战的结束

第四十四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和性质

二、对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影响

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四、对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影响

五、对全球的影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索引

新校本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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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Lef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

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奖。

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出版了《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等多部颇具影响的著作，其中享誉世界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可谓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实践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美国内外众多著名大学均将其选为教材或参考教材。

第六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中世纪大半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西端，并受到了威胁。由于地处传统侵略路线——从中国北部横贯欧亚大陆、直抵中欧多瑙河流域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们历来易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因而，出现了一批批游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一旦帝国衰落下来，使他们有机可乘，他们便利用自身无与伦比的机动性闯入诸文明中心。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兴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过来。新兴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了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欧亚大陆这时为一只巨大的欧洲钳子所包围。其中一条钳臂由俄国的陆上挺进组成，俄国横越西伯利亚，挺进到太平洋；另一条钳臂由西欧的扩张构成，西欧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与此同时，其他西方人以哥伦布打头阵，向西大胆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并环航全球。

诚然，在这数十年间，土耳其的禁卫军以无数亚洲前辈为榜样，正进逼多瑙河流域，围攻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但是，若将此事置于世界历史舞台上，这只不过是一次仅具有局部意义的小规模行动。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最初伊比利亚人的海外扩张、稍后西北欧人的活动，以及同一时期俄国人朝太平洋方向的陆上扩张。

第二十二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

——亚当·斯密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的欧洲扩张中占据首要地位。乍一看，这似乎有悖常理，原因有几：1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由于有许多摩尔人和犹太人留居该地区，这里产生了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此外，众所周知，16世纪以后，伊比利亚的国家迅速衰落，并在整个近代中始终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那么，如何解释16世纪时西、葡两国短暂而辉煌的扩张呢？本章首先探讨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起源问题，然后论述东方和美洲大陆的帝国建立的过程，最后阐明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衰落的原因和后果。

一、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根源

宗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哪里都没有像在伊比利亚半岛显得那样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他们长期反穆斯林的宗教战争记忆犹新，并始终为这种记忆所激励着。对欧洲其他民族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则是一个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曾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即便到15世纪，南部的格拉纳达仍是穆斯林的据点。此外，穆斯林还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人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断增长，使整个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他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远征是凭一时高兴，而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则认为，进行反伊斯兰教的斗争兼有宗教的义务和爱国的需要（见地图21）。

地图21　中世纪西方的扩张

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于1415年以他在横跨直布罗陀海峡攻占北非的要塞城市休达时表现出来的勇敢而闻名。同样，伊莎贝拉女王为强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动，决心消灭穆斯林的据点格拉纳达，并将战争推入敌人在北非的领地，就像葡萄牙人先前在休达所做的那样。伊莎贝拉于1482年开始对格拉纳达的讨伐，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向前推进，直到1492年获取最后胜利。获胜后，西班牙人立即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梅利利亚城。1492年，女王还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要么接受天主教，要么离开西班牙；10年后，又对留居卡斯提尔的穆斯林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在地理大发现时，伊比利亚人带着他们的讨伐精神渡过大洋，他们发现，在那里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消灭，有新的异教徒有待从偶像崇拜中被解救出来。

诱使伊比利亚人去海外的还有四个群岛——沿非洲海岸而依次南递的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向西越过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这些群岛之所以很有吸引力，不仅仅因为它们富饶多产，还因为它们提供了战略基地和泊船港口。经过数次上诉罗马教皇和在当地进行激烈的争斗之后，加那利群岛归西班牙人所有，其他三个群岛归葡萄牙人所有。整个15世纪中，更多富于冒险精神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们不断发现位于大洋远处的岛屿。自然，他们会设想有更多的岛屿尚待发现和开发。1492年，哥伦布与伊莎贝拉达成的协议规定，他应率领一支探险队“去发现和获取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和大陆”。

不过，在15世纪的海外冒险事业中，起带头作用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西班牙行动迟缓，而且，它投身海外事业通常是出于对葡萄牙首创精神的反应。葡萄牙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疆域不大，且位于大西洋沿岸，陆地部分为西班牙领土所包围。这有效地保护了葡萄牙人不会因受诱惑而将自己的财力浪费到欧洲战争中去。由于亨利王子的领导，他们开始致力于远洋事业。其二是葡萄牙掌握有较多的航海知识，主要是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的。里斯本地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同佛兰德人之间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交通线上；葡萄牙人通过在皇家海军中雇用意大利船长和领航员，趁机获取了航海知识。亨利王子还进而加以发展，他集合起一群出色的、颇有才能的海员，其中包括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甚至还有一名丹麦人。此外，亨利去世后，国王继续从事亨利的工作，使葡萄牙人在航海术和地理学方面成为所有欧洲人中知识最渊博的。

图145　1994年，葡萄牙发行的航海家亨利王子诞辰600周年纪念币。

1415年占领休达以后，葡萄牙对探险的兴趣迅速增强。穆斯林战俘泄露了有关穿过撒哈拉沙漠，同苏丹诸黑人王国进行古老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情报。在那之前的数百年中，后者一直用象牙、奴隶和黄金来换取各种制成品和盐。西欧那时普遍地极度缺乏金银，葡萄牙尤其如此，所以，派遣船队沿非洲海岸南下、开发这一黄金贸易的可能性引起了亨利王子的兴趣。简言之，亨利最初的目标仅限于非洲，并未扩展到东方。

1445年，葡萄牙的早期探险前进了一大步，因为这一年，亨利王子的船长们通过了非洲南部的沙漠海岸，并在它的下部发现了一片绿叶繁茂的肥沃地区。到亨利去世时，葡萄牙人已沿海岸勘探到塞拉利昂，并建立了许多沿海商站，因此，葡萄牙人能利用他们之前一直寻求的至少一部分非洲商队贸易。

在此期间，甚至在亨利去世以前，葡萄牙人所向往的目标已开始不仅仅是非洲，还包括印度。当时，欧洲前往东方的通路为控制整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势力所封锁，对欧洲人来说，地中海是一座牢狱，而不是一条通途。因此，除了作为中间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欧洲人渴望找到一条“通往香料产地东印度群岛”的新路。亨利王子最初开始他的行动计划时，并未想到印度，但是，随着他的船队沿非洲海岸越来越往前驶去，他的视野自然会从非洲的商队贸易扩大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从那时起，发现和控制香料路线就成为葡萄牙人政策的首要目标。

二、哥伦布发现美洲

如果考虑到葡萄牙在远洋航海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伟大发现即美洲大陆的发现乃在西班牙的赞助下取得，这似乎是悖谬的。而似乎更悖谬的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原因竟在于，葡萄牙人在地理知识方面比西班牙人更先进，并正确地估计出哥伦布的计算结果是错的。15世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大小以及大陆对海洋的确切关系。哥伦布的估计根据几个来源：（1）根据马可·波罗对亚洲东西宽度的估计（一个过高的估计）；（2）根据波罗关于日本距亚洲大陆有1500英里的报告（一个极度的过高估计）；（3）根据托勒密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一个过低的估计），推断出分隔欧洲和日本的海洋宽度不到3000英里。因此，他认为前往亚洲的最便捷之路是横渡大西洋的短期航行；这也是他向各宫廷提出的方案。葡萄牙人由于亨利王子而富有较多实践经验，并较好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他们确信地球比哥伦布所认为的还大，诸海洋也更宽，前往东方的最近便之路是绕过非洲而不是横越大西洋。为此，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请求资助时，遭到拒绝。两年后，哥伦布来到西班牙宫廷，起初也遭到拒绝，但最后赢得了伊莎贝拉女王的支持。

图146　这幅木雕最先出现在1493年印制的一本小册子的封面上，它可能是欧洲第一幅描绘哥伦布到达美洲的画作。图中，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坐在左边，正指挥哥伦布和他的三艘船驶向一个小岛。几乎全裸的土著（画得比欧洲人身材高大）见有外族人出现，似乎正纷纷逃离。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由可靠的水手和经验丰富的能干船员操纵的三艘帆船，从帕洛斯起航。10月中旬，他登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将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世界历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伦布至死还确信，他已抵达亚洲。他确信圣萨尔瓦多岛离日本所在的位置非常近，下一步就是找到日本。当他向西南航行抵达美洲大陆时，他相信自己到了马六甲海峡附近某地。哥伦布坚持自己的错觉这一点，带来了重大结果：它鼓舞人们进一步勘探美洲，直到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大笔财富。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在结束第一次航行回来后，哥伦布在给加布热沃·桑切斯的信（1493年3月）中描述了他的发现。这封信表明，哥伦布是多么急切地想说服人们，他已经发现了宝贵的土地，他准备掠夺这些土地上的财富，并将这里“诚实”而又热情的人们变为奴隶。*

我知道，您听到我圆满完成任务的消息一定会很高兴，因此，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告诉您我在这次航行中所做的一切和所发现的情况。

在离开卡迪兹后的第33天，我进入了印度海，在那里，我发现了许多岛屿，居住着不计其数的居民。我展开国王的旗帜，公开宣布替我们最幸运的国王占领了所有这些岛屿，岛上的居民无人反抗……在这座岛上和其他所有我见到的或知道的岛上居住的男男女女，都像他们刚来到这个世上一样赤身裸体，只有少数妇女用树叶、树枝或专为自己准备的棉纱遮住部分身体。正如我前面谈到的，他们没有任何铁器，也没有武器；他们对此一窍不通。他们不会使用武器，并非因为他们身体不健全，而是因为他们生性胆小，充满恐惧。不过，他们用晒干的甘蔗作杆，一头固定着削尖的、晒干的木矛，来代替武器。但是，他们从来不敢用这些东西，因为每当我派两三个下属到当地的村庄与居民们谈话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群印第安人（哥伦布认为他们是印度人）冲出来，但一见到我们的人要接近他们，他们就会夺路而逃，父母顾不上孩子，孩子管不了父母。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受到了什么损失或伤害。相反，我会把我所带的东西，如衣服和许多其他东西，送给我所遇到的人或愿意和我说话的人，从不索要任何回报，但是，他们还是本能地害怕和胆怯。不过，当他们看到自己安全时，且所有的恐惧消失后，他们都非常坦率、诚实，待人也十分慷慨。如果有人问他们要东西，没有人会拒绝；相反，他们自己还会邀请我们带走他们的东西。他们对我们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用非常珍贵的物品换取我们不值钱的东西；给他们最不值钱的东西，甚至不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都会很高兴……

最后，如果用几句话总结我们这次出航和迅速返回的主要结果和好处，我向我们最战无不胜的君王们承诺：如果我能得到他们一些小小的援助，我将把他们想要的任何数量的黄金，还有香料、棉花、只有在希俄斯岛上才能找到的玛蒂脂，以及尽可能多的沉香木和陛下们想要的尽可能多的异教徒奴隶都奉送给他们。

……

由于这些事情已经完成，所以，我只是简短地跟您讲述一下。再会。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海洋舰队司令

3月14日于里斯本

* Reprinted from Old South Pamphlets, vol. 2，No. 33（Director of the Old South Work，1897）.

图147　哥伦布所了解的1492年的世界就包含在这幅由纽伦堡地理学家马丁·贝海姆所绘的地图中。贝海姆制作了世界上第一个圆形地球仪，该地球仪中的海洋部分就描绘在这幅地图中。哥伦布从加那利群岛（Canarie Islands，图的右侧第二部分）出发，他希望自己会首先登陆日本（图的左侧第二部分所标的Cipangu）。当他在圣萨尔瓦多岛登陆时，他以为自己登上了日本的外围岛屿。而当到达古巴时，他则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日本。

西班牙君主坚定地支持哥伦布，投入大笔资金为他装备了另外三支远征队。但是，直到1519年，西班牙人才在墨西哥偶然地发现富裕的阿兹特克帝国。从哥伦布首次探险至这次意外的发现，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时间里，随西班牙人踏勘西印度群岛中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前途的无数岛屿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最初看上去像是一个重大失败。数千名冒险家成群结队地前往西印度群岛，只是令人扫兴地找到少量黄金。然而，美洲大陆的发现的确引起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直接反应，它促使葡萄牙人环航非洲，由海路直抵印度。

三、葡萄牙在亚洲

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一直在从他们沿非洲几内亚海岸的贸易中获取相当大的利润。粗胡椒、黄金、象牙、棉花、糖和奴隶这时已通过葡萄牙进入欧洲贸易。亨利王子的后继者继续亨利对西非海岸的开发。1487年，探险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因为这一年，当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沿海岸探险时，遇上大风；大风连续13天将他的船队向南刮去，其时一直不见陆地。当风变小时，迪亚士朝西非海岸驶去，却发现他们早已不知不觉地绕过了海角。他在印度洋的莫塞尔贝登陆，并想要进一步探险，但他手下那些受惊吓的疲倦船员迫使他返航。返航途中，迪亚士第一次见到这个大海角，定名为风暴角；他返回后，葡萄牙国王重新将其命名为好望角。但是，葡萄牙国王出于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原因，没有继续绕过好望角的远航。结果如前所述，哥伦布成为抵达美洲大陆的第一人，尽管他坚持声称美洲大陆为东方。

更有见识的葡萄牙人虽然从最初起就半信半疑，但这时也加紧开辟和占有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四条帆船从葡萄牙起航，并于1498年5月20日驶入卡利卡特港。达·伽马在卡利卡特未受到热烈欢迎。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商人自然会因他们传统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而惊恐，尽力阻挠这些欧洲闯入者。此外，葡萄牙的货物多半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物，不适合印度市场。事实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级程度。总之，达·伽马与卡利卡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难，不仅因为当地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还因为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成品通常都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

图148　瓦斯科·达·伽马像。

达·伽马费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国，于1499年9月到家。这船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的费用的60倍。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展现在满心欢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尔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的称号，这些称号的命名和接受是相当严肃的。葡萄牙人决心垄断沿新航路的贸易，不仅将其他欧洲人排除在外，也把数百年来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排除出去。为了坚持这些要求，葡萄牙人采取了无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遇上他们所憎恨的穆斯林时。达·伽马曾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发现几条从麦加返航的无武装船只。他捕获了这些船只，并且，用他的一个葡萄牙同伴的话来说：“在搬空船上的货物之后，禁止任何人将船上的摩尔人带出来，然后下令把船烧了。”[1]

经过数千年的地区隔绝之后，使欧亚大陆两种文化首次面对面的这一划时代的会合的性质就是如此。欧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们夺取并保持着主动权，直到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为世界各地的主人。这种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统治，乍看起来是难以理解的。为什么只有大约20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拥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高度文明的亚洲诸国家呢？

图149　达·伽马的旗舰索·加布里埃尔号。

图150　蒙巴萨的基督堡是葡萄牙人建立的一个用来控制东非海岸的主要的要塞。

一个原因是葡萄牙人所具有的巨大优势是可以利用很快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海量金银供给。大批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库，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它们来得恰是时候，使葡萄牙有足够的资金与东方通商。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本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陆的不统一。葡萄牙人来到这里时，印度北部被新来的莫卧儿侵略者控制着，他们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贸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马拉巴尔海岸，则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他们彼此征战不休。相形之下，葡萄牙人及其欧洲后继者有着单一的、持续不变的目的，这种目的足以抵消他们在资源方面的劣势。欧洲人显然是不团结的，他们之间充满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纷争。但是，有一点他们完全一致——需要向东扩张，以获取利润并战胜伊斯兰教。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欧洲人所表现出的志在成功的决心比亚洲诸民族进行抵抗的意志更坚定。当达·伽马完成历史性的航海归来时，葡萄牙宫廷准备迅速扩大成果。它为有组织的贸易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其中包括在马拉巴尔诸港口设立商行驻外代理处和每年派出若干持有皇家特许状的舰队。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还因为他们的海军力量占有优势。他们发展了新的、有效的海军火炮，这种火炮使他们能将舰船用作流动炮台，而不再是用作为部队提供膳宿的运输船。火炮而非步兵这时已成为海战的主要工具，它是用来攻击敌舰而不是舰上人员的。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发展，葡萄牙人才能在印度洋上粉碎穆斯林的海军力量，从而赢得一个使他们大发横财的亚洲帝国。

这一帝国的缔造者是杰出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他从1509年至1515年任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他的策略是，通过夺取对进出印度洋的狭窄海道的控制权，粉碎阿拉伯人的贸易网。他攻占了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是分别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关口。在印度，他占领了位于马拉巴尔海岸中部的果阿城。他以果阿作为主要的海军基地和大本营，它在1961年以前一直是葡萄牙的属地。在东面，他攻克马六甲，控制了与远东通商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1513年，第一艘抵达中国口岸的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访问。葡萄牙人获得了在广州下游的澳门设立货栈和居留地的权利，他们从那里继续从事在远东的交易。

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这些属地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每年，葡萄牙船队沿西非海岸——那里密布着向船只提供给养和整修的贸易站——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后，驶入葡萄牙所属东非的莫桑比克港；然后，乘季风越洋航抵科钦和锡兰，在那里，把从周围地区收购来的香料装上船。再往东去是马六甲，马六甲使葡萄牙人得以进入东亚贸易；在东亚贸易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和运输人的角色。因此，葡萄牙人不仅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获利，还从纯粹的亚洲贸易——如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中牟利。

凭借这张由贸易站和要塞构成的网，阿尔布克尔克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对印度洋的传统垄断，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和威尼斯商人争夺他们以往通常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的“香料”。威尼斯人不再能找到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从亚历山大和地中海东部港口购买的香料。取而代之的是，现在香料正通过更长但也更便宜的海洋航线运往里斯本。这解释了为什么埃及人会在威尼斯人的全力支持下，于1508年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去帮助印度王公把葡萄牙的闯入者赶出印度洋。埃及人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于1517年征服埃及的土耳其人继续从事反对葡萄牙人的运动，并在以后数十年中派出了好几支舰队。不过，他们都没有成功，香料依旧绕过好望角流向欧洲。

不过，不该因此以为那些经由中东的老航线就被完全废弃不用了。事实上，在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老航线又重新获得大部分已失去的贸易。这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葡萄牙的贪官污吏在收受贿赂后，通常乐于让阿拉伯人的船驶入红海和波斯湾。因此，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能够在整个16世纪成功地与葡萄牙人进行竞争。直到下一世纪印度洋上出现更能干、经济上更强大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时，老资格的意大利中间人和阿拉伯中间人才被排挤掉，传统的中东商路才让位于外洋航线。

四、世界的瓜分

当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时，他们采用了一项便利的原则，即他们有权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的诸土著民族。还有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认的原则是，罗马教皇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地区的统治权。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下过一道训令，授权葡萄牙人占有他们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行进时所发现的一些地区。当哥伦布从他确信自己已抵达东印度群岛的首次远航中返回时，西班牙宫廷担心葡萄牙人会提出反要求，遂敦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的专有权。1493年5月4日，亚历山大教皇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一种古老的陆地与海洋测量单位，1里格等于5572.2米。——编注）处划定一分界线；线以西地区授予西班牙，以东则授予葡萄牙。1494年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议定《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将分界线再西移270里格。这一改变的结果是使葡萄牙获得了对美洲大陆上的巴西的所有权。

葡萄牙继达·伽马远航之后在香料贸易中获得的财富，诱发其他欧洲国家狂热地探寻别的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哥伦布寻找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毁掉向西航行抵达亚洲的希望。从到那时为止发现的种种荒凉地带之间穿过也许仍是可能的。这是16世纪初出现的一类新的职业探险家的目标。这些探险家多半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当时最有知识、最富经验的探险家，他们乐于为任何愿意资助他们的君主进行探险。意大利人中包括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为法国航海的约翰·韦拉扎诺和为英国航海的卡伯特父子；葡萄牙人中则有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胡安·费尔南德斯和斐迪南·麦哲伦，他们都为西班牙航海。

麦哲伦是唯一一位找到通往亚洲的航道的人。西班牙派他去找这条道，是因为随着香料货物经常运至里斯本，西班牙人认识到在围绕香料群岛的这场竞赛中自己正被打败。西班牙声称《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规定的分界线是笔直环绕全球的，遂派麦哲伦去开辟西往亚洲的航道，希望至少香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位于分界线的西班牙一侧。

在这一航海事业的伟大诗篇中，麦哲伦率领一支由五艘均为100吨位的帆船组成的船队，于1519年8月10日从塞维利亚起航（9月从桑卢卡尔港正式出发），至1520年10月，抵达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但是，由于海上波涛汹涌，他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穿过该海峡驶入太平洋。其间，一艘船失事，另一艘船被遗弃，他率领余下的三艘船沿智利海岸向北航行，至南纬50度处时折向西北。

图151　麦哲伦航海图。

在后面80天中，他们仅见到两座杳无人迹的荒岛。由于缺粮少水，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患上了严重的“坏血病”。1521年3月6日，他们驶抵一座岛屿，可能是关岛，在那里得到了粮食。同月16日，他们到达菲律宾。4月，麦哲伦和其手下40名船员在当地一次战斗中被杀。残存的西班牙人依靠当地领港员的帮助，航行到婆罗洲，再从那里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摩鹿加群岛即香料群岛，他们最后抵达香料群岛的时间是1521年11月。当时已在那里的葡萄牙人毫不迟疑地进攻剩下的两艘西班牙船（还有一艘船已被丢弃在菲律宾）。尽管遇到重重障碍，西班牙人仍然获得了丁香货物，然后取道不同的航路起航回国。试图重越太平洋的一艘船因遇逆风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获。另一艘船则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过望加锡海峡、越过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着整个非洲西岸北航。1522年9月6日，这艘唯一幸存的船——船体严重漏水、船员已大批死亡的“维多利亚号”，缓慢地驶入塞维利亚港。不过，这一船香料货物的价值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费用。

随后，西班牙人又派出了一支远征队，它于1524年到达香料群岛。但是，这次远征是一次惨败，因为葡萄牙人已在那里站稳脚跟，向他们挑战已无利可图。此外，西班牙国王当时正同法国交战，急需军费。因此，1529年，西班牙国王同葡萄牙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他放弃了对香料群岛的全部要求，并接受在香料群岛以东15度处划定的分界线；作为回报，他得到35万个达卡金币。这一条约标志着地理大发现史上一个重要章节的结束（见地图22）。葡萄牙人对香料群岛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605年该群岛落入荷兰人手中之时，而西班牙人则继续对菲律宾群岛感兴趣，并最后于1571年征服它们，尽管该群岛位于《萨拉戈萨条约》规定的分界线以东。不过，此前很久，西班牙已将注意力转向美洲大陆，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其价值和东方的香料不相上下的大笔财富。

地图22　西方对全球的了解（公元1—1800年）

五、征服者和新西班牙

1519年是麦哲伦离开塞维利亚、开始著名的环球航行的一年，也是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离开古巴、发动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同样著名的远征的一年。科尔特斯在远征中，迎来了所谓的征服者时期。从1500年至1520年这前20年，已是探险者时期；那时，许多航海者打着各种旗帜探查整个美洲的东西两侧，以寻找通路。在随后的30年中，数千名西班牙冒险家赢得了第一个庞大的欧洲海外帝国。

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就是这些运气颇好的战士——典型的伊比利亚征伐传统的产物——中的一个。他贵族家庭出身，曾是位学法律而未成功的学生。1504年，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6年后，参加了对古巴的征服。在这场征服战中，他战功卓著，遂当选为派往尤卡坦的一支探险队的总指挥，其任务是调查传说中生活在内地的文明城市的居民。1519年3月，科尔特斯在今天的韦拉克鲁斯附近的大陆海岸登陆。他只有600名部下、几门小炮、13支滑膛枪和16匹马。然而，正是凭借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将赢得巨大的财富，并成为一个异乎寻常、高度先进的帝国的主人。

科尔特斯上岸后先毁掉所有的船只，以向部下表明，如果他们失败，已无返回古巴的希望。接着，经过几次战斗之后，他与仇视阿兹特克霸主的各部落达成协议。假如没有这些部落提供的食物、搬运夫和战斗人员，科尔特斯原不可能赢得他所赢得的那些胜利。科尔特斯通过利用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领蒙提祖马的迷信，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入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他虽然受到蒙提祖马的礼遇，却奸诈地将蒙提祖马囚禁起来，扣作人质。但是，印第安人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的祭司鼓动他们起来反抗。西班牙人毁坏当地神庙的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一次起义，起义期间，蒙提祖马被杀。科尔特斯在黑夜里夺路逃出都城，出逃时，失去了三分之一部下和大半辎重。他之所以能从这一失败中恢复过来，是因为他的印第安盟友仍保持忠诚，且他从古巴得到增援。数月后，他回来了，以一支由800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 2.5万名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围攻都城。战斗十分激烈，并拖延了四个月。最后，1521年8月，残余的守城者交出了他们的城市，该城几乎已完全化为瓦砾。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它的位置上，原先的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几乎未留下一处遗迹。

更为鲁莽的冒险是一支有180人、27匹马和2门火炮的西班牙远征队对印加帝国的征服。远征队的总指挥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是一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目不识丁，当过流浪汉。他在经过最初的几次探险、获悉印加帝国的大体位置后，于1531年同他的4个兄弟一起，动身进行伟大的冒险。皮萨罗在翻越安第斯山脉时耽搁颇久，之后，于1532年11月15日到达已荒废了的卡哈马卡城。第二天，对这些陌生的“蓄络腮须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正式访问了皮萨罗。皮萨罗仿效科尔特斯，将这位手无寸铁的、轻信的皇帝监禁起来，并残杀了他的许多随从。皇帝为获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笔赎金——占地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达7英尺的一堆金银物品。皮萨罗攫取这笔财物后，却又背信弃义地处死了阿塔瓦尔帕。于是，印加帝国处于无首领的境地，而印加居民早已习惯于家长式管辖，所以，他们进行不了什么抵抗。数星期后，皮萨罗开进首都库斯科，将它洗劫一空。1535年，皮萨罗动身去沿海地区，在那里兴建利马城；利马至今仍是秘鲁的首都。

图152　这幅作品描绘了16世纪中叶，西班牙利用美洲土著之间的战争渔翁得利，征服了墨西哥。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成功鼓舞着其他征服者进入南、北美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寻找更多的战利品。他们没有找到可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财宝相媲美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确掌握了整个南美洲和很大一部分北美洲的主要地形。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从秘鲁沿着亚马孙河抵达其河口。至这一世纪末，他们已经熟悉了从加利福尼亚湾南到火地岛、北至西印度群岛的整个南美洲的海岸线。同样，在北美洲，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锡沃拉的七座黄金城，跋涉数千英里，发现了大峡谷和科罗拉多河。曾在征服秘鲁过程中崭露头角的埃尔南多·德索托广泛探察了后来成为美国的东南地区。他于1539年在佛罗里达登陆，向北前进到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再往西行进至密西西比河，然后，从密西西比河与阿肯色河的汇合处沿密西西比河抵达其河口。这些人和其他许多同他们一样的人为西班牙人开辟了美洲大陆，其方式与后来的拉萨尔、刘易斯和克拉克为操法语和英语的诸民族开辟美洲大陆的方式完全一样。

到1550年，征服者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西班牙人继续发展其海外属地的道路已畅通无阻。由于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不像亚、非两洲的土著居民那样密集或那么高度地组织起来，伊比利亚人有可能大批地在美洲拓居并强行推广自己的文化。因此，他们建立起欧洲的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帝国——迥异于非洲和亚洲的纯商业帝国。

这些恃强凌弱的征服者作为帝国的缔造者是颇为能干的，但作为帝国的行政官员则平庸无能。他们不能过安定的生活；他们陷于内讧中，在长期的争斗和自相残杀的战争中使自己的士兵大批死亡。于是，西班牙王室用强行树立王权和王室公正原则的官僚取代了征服者。

居于这一帝国行政结构顶端的是西印度事务院，它设置在西班牙，受到君主的严密监督。它负责一切重要的任命，并对殖民地事务行使一般管辖权。美洲的最高权力委托给坐镇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的两名总督。墨西哥城的总督领导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它包括北美洲所有的西属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岛、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群岛。利马的总督负责秘鲁总督辖区，它包括南美洲剩下的西属殖民地。这两大总督辖区再分成较小的单位，由检审法院即地方议会统辖。检审法院配备的工作人员是专业律师，他们通常没有过多的家族自豪感或军事野心，因而成为理想的王室仆人。16世纪时，这种检审法院在美洲有10个。

图153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一位西班牙传教士，他站在美洲土著一边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他的作品描绘了西印度群岛上美洲土著所遭受的不人道的残酷虐待。

西班牙人在美洲行政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君主准许有功征服者，即所谓的“保护者”或大授地主，向指定的印第安村庄提取规定的贡物，还有权征集强迫的劳动。作为回报，大授地主必须服兵役并支付教区牧师的薪水。征集强迫劳动的规定显然打开了虐待土著的大门，因而，在16世纪中叶这一规定得到修改。迫使土著劳动的做法仍能实行，但这种强制是来自政府的官员而非民间的大授地主，而且，须按官方工资标准向如此征求来的劳动者支付报酬。毋庸置言，这些保护措施并不总能得到执行。诸殖民地距马德里太远了，它们彼此之间也过于隔绝。然而，事实依旧是，西班牙人严肃、认真地讨论了一个无先例可循的剥削问题。

对西班牙殖民地帝国的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有了土著劳动力，大量的金银便可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矿山源源不断地流入。法律规定所有贵金属运至官署加盖戳记，并按其价值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即缴纳“五一税”。从1503年至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1.86万吨登记白银和200吨登记黄金。未经登记、私自运入西班牙的金银据多方估计占总数的10%至50%。

除了开矿外，拉丁美洲的主要产业是大庄园农业和牲畜业，以及位于热带沿海地区的种植园的单一经营。大庄园雇用印第安劳力生产粮食，以供自己消费和出售给附近的城市及矿区。种植园则完全不同，主要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而且仅仅生产一种供应欧洲市场的作物。最早的种植园是在大西洋诸群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种植甘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后，这种经营方式又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以及稍后美洲的烟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大庄园和种植园生产的动植物产品的价值稳步增长，以至于到17世纪早期，甚至超过了富于传奇色彩的金银出口的价值。

六、伊比利亚的衰落

16世纪时，伊比利亚国家在欧洲的海外事业中遥遥领先，从东方的香料贸易和美洲的银矿、大庄园和种植园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是，到这一世纪末，它们却从其各自的领先地位急速倒退。法国、荷兰和英国正愈益成功地侵犯葡属东方帝国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权益。伊比利亚国家衰落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卷入了16世纪、17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在反对新教徒的战争中，在反对强悍的土耳其人的数次战役中，在反对敌对王室特别是法国人的斗争中，被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耗尽。在发动这些战役时，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是致命的。他们试图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扮演主要角色。他们的行动与后来英国的成功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涉。这种战略使英国人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发展自己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则和法国一样，将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大陆，并不断地卷入欧洲战争。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英国人能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

虽然伊比利亚国家无可置疑地为国外纠纷所削弱，但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依赖西北欧。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也就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这些帝国同宗主国一样，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同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地转移到北方是有关系的。这一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至三节），使得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大宗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迎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

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16世纪，荷兰人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此前，大西洋贸易一向由携带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控制，而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朝南行驶的荷兰人控制。在这一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盐。作为回报，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它们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织物。因此，相对北欧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言，伊比利亚国家像意大利各国一样，此时正从发达的状态衰落为落后的社会（见第二十章第二节，意大利类似的衰落）。

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之所以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做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得到促进，然而，约1560年前后，工业发展停止，随即便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图154　位于波多黎各圣胡安港的埃尔莫罗堡。这个巨大的城堡保卫着西班牙财宝舰队，它们每年将从墨西哥和秘鲁矿山中开采的金银运回西班牙。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种膨胀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2％，他们却拥有95%至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有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都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比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为黯然失色。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失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的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这一衰退使克服伊比利亚传统的落后经济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从属不再可能。它也注定了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90％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此外，外国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言，通过代理人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的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以下这番抱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2]

反讽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突然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今天海湾产油国的情况与当年美洲金银流向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带来的效应相类似。在这些国家，巨额的石油收入都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结果流到了外国工业化国家。当波斯湾油田枯竭时，石油收入的流入将会停止，正如美洲金银的流入将会停止一样。届时海湾国家将会发现，他们的处境比伊比利亚国家的处境更糟，因为石油枯竭后，海湾地区剩下的只有黄沙和枯井。

[推荐读物]

最全面地概述欧洲扩张的著作有：J. H. Parry所著的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Discovery，Exploration and Settelment 1450-1650（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3）和European Reconnaissance：Selected Documents（Harper & Row出版社，1968）。还有G. V. Scammell所著的The World Encompassed：The First European Maritime Empires, c.800-165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1）。下列阐述欧洲扩张的著作反映了印度人的观点： K. M. Panikkar所著的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Harper & Row出版社，1954）和K. N. Chaudhuri所著的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 A. W. Crosby所著的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6）分析了欧洲扩张的致命的生物方面的影响。C. R. Boxer所著的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1978）论述了欧洲扩张中的宗教因素。

关于葡萄牙的海上和殖民地事业，见B. W. Diffie所著的Prelude to Empire：Portugal Overseas Before Henry the Navigator（University of Nebraska出版社，1963）；E. Bradford所著的Southward the Caravels：The Story of Henry the Navigator（Hutchinson出版社，1961）；C. R. Boxer所著的The Portugese Seaborne Empire，1415-1825（Knopf出版社，1969）和G. R. Crone所著的The Discovery of the East（St. Martin’s出版社，1972）。最全面地分析西班牙殖民体系的著作有C. H. Haring所著的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7）和J. Lockhart和S. B. Schwartz所著的Early Latin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3）。还有C. Gibson所著的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the Valley of Mexico，1519-1810（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4）；J. Descola所著的Daily Life in Colonial Peru 1710-1820（Allen & Unwin出版社，1968）和J. H. Parry所著的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Knopf出版社，1966）。论述葡萄牙人在美洲的成果的著作有：G. Freyre所著的Brazil，an Interpretation（Knopf出版社，1945）和C. R. Boxer所著的The Golden Age of Brazil，1695-1750：Growing Pains of a Colonial Socie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3）。

最后，关于伊比利亚衰落的过程和根源的著作有：J. Lynch所著的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 Vol. I，Empire and Absolutism，1516-1598（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4）；J. H. Elliott所著的Imperial Spain 1469-1716（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6）；R. T. Davies 的两项杰出的研究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1501-1621（Macmillan出版社，1954）和Spain in Decline，1621-1700（Macmillan出版社，1957）以及S. J.和B. H. Stein的令人鼓舞的分析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

[注释]

[1]Cited by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Day，1953）, p. 42.

[2]Cited by The New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I（Cambridge University，1957）, p. 454.

第二十三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我希望看到亚当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将地球划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1600年至1763年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这一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西北欧成为全球最有影响、最具活力的地区。西北欧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以及某种程度来说，在文化上，控制了世界，直到1914年为止。它们的实践和制度成为各地诸民族的典范。

西北欧的世界霸权实际上直到1763年以后才实现。1600年至1763年是为这一霸权奠定基础的阶段。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人获得了他们在印度的第一个立足点，荷兰人将把葡萄牙人赶出东印度群岛，西北欧各强国在非洲海岸设立贸易站，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格兰德河上游北美洲的主人，并控制了格兰德河以南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

本章将分析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以及荷兰、法国和英国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一斗争以1763年英国发展成为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强国而告终。

一、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西北欧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海外事业中，并非从完全的默默无闻跃居领导地位。如前章所述，基础是在中世纪后期随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主要贸易航线也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而打下的。除经济优势外，西北欧还拥有对经济利益格外重视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气氛。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的贵族决不蔑视经商事业，他们总是乐于参加任何有可能获利的商业冒险。不仅贵族从事商业，而且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阶级流动性，在那里商人和金融家也经常加入贵族行列。这种情况有利于形成一种对经济事业的积极态度，这与极大地促成伊比利亚衰微的、目光短浅的伊达戈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

最后，西北欧从物价——工资——地租差异中得到了帮助。16世纪、17世纪时，英国的物价上涨256%，而工资仅上涨145%。西北欧的地租也远远落后于物价。这就是说，社会的三个主要成分——劳动者、地主和企业主——中，企业主是在通货膨胀的这些世纪里获得极高利润者。这些利润被再投资于开矿冒险事业、工业企业和商业经营，结果，西北欧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将1550年至1650年这一时期描述如下：“近代世界编年史上，从未存在过对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来说如此持久、如此可贵的一个良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1]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于西北欧，说明了为什么西北欧国家会领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在世界事务中取得支配地位——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西北欧国家自然妒忌像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生利的帝国。然而，它们长久地忍住不去侵入这些帝国的范围，是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因此，英国人、丹麦人和法国人转向伊比利亚活动范围之外的北大西洋。1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王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被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当时，欧洲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在某段时间里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巨量日常供应，对于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船队上面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西北欧沿海各国的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捕获鳕鱼，他们仍渴望香料，但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因此，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以到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的一系列无效的探险。他们推想，既然事实已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以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因此，1553年，由休·威洛比爵士和理查德·钱塞勒率领的英国远征队开始寻找驶抵中国的东北航道，结果面对的却是一道冰墙。然而，这支远征队却成功地在白海海岸登陆，在那里与俄国沙皇伊凡四世建立了联系。这一联系导致了目的在于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莫斯科公司的建立（1555年）。其他寻找东北航道的企图也都是无效的。几支寻找西北航道的远征队（1585年至1587年间的约翰·戴维斯远征队、1607年至1611年间的亨利·哈得孙远征队、1615年至1616年间的威廉·巴芬远征队）也都未能撞上好运。但是正如东北的探险带来了与俄罗斯的贸易一样，西北探险则发现了哈得孙海峡和哈得孙湾。它们相互连接，为进入美洲大陆最盛产毛皮的地区提供了一条秘密通道。

图155　1553年，财政大臣理查德在白海的霍尔莫格里登陆。

北欧人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他们开始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由于葡萄牙的东方属地仍受到非常强大的保护，北方人首先攻击西班牙势力较薄弱的美洲殖民地。当时正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试图在和平的、商业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他们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业不能满足其殖民地需求这一点所提供的机会占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两种商品是布匹和奴隶，英国人生产了前者，并能在西非购买到后者。约翰·霍金斯爵士作为英国奴隶贸易的创始人赢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因为他很精明，能看到这种形势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又大胆得敢于不顾法律上的考量便采取行动。1562年，他做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觅得奴隶，再运到伊斯帕尼奥拉（海地）换取兽皮和糖。其利润高得惊人，以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几名枢密院官员也对他的第二次航行进行秘密投资。他遵循与前次相同的步骤，然后，满载一船白银返回，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强烈抗议这种非法贸易。尽管霍金斯是以和平方式用奴隶交换殖民地商品，但实情依旧是，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对外国人来说是非法的。这不是海盗行径，但肯定是一种侵犯行为。不过，霍金斯还是于1567年进行了他的第三次航行。然而这次冒险的结果却被证明是一场灾难：霍金斯船队的五艘船中，有三艘被击沉或捕获，其余两艘分别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在即将沉没的状态下于1569年返抵英国。

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经营，就必然会用其他手段进行。获利的机会对英国人和其他北方人来说太大了，使他们抑制不住自己，也无法忘却。在以后数十年中，新教的船长们是作为海盗和私掠船船长，而不是作为和平但违法的商人前往西属西印度群岛的。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无敌舰队侵犯英国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两个对手是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霍金斯和德雷克使无敌舰队惨遭失败；这对他们来说，则是对其在西印度群岛所蒙受灾难的一次甜蜜报复。

同西班牙的正式开战（当时西班牙已吞并了葡萄牙）消除了本会限制新教势力的所有羁绊。他们大胆且公开地闯入伊比利亚帝国范围——不仅闯入西班牙的美洲，还闯入葡萄牙的东方，而且，他们愈是侵入，愈是受到进一步侵入的鼓励，因为他们发现伊比利亚国家异常虚弱。荷兰人最早利用了伊比利亚衰落所提供的机会。17世纪对荷兰来说，将是一个“黄金世纪”。

图156　1588年，腓力二世派大批无敌舰队进攻英国。不过，英国人靠天气和荷兰的帮助打败并摧毁了西班牙舰队。西班牙舰队再也未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

二、荷兰的黄金世纪

17世纪，荷兰的势力和繁荣显著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颇为有利。荷兰背靠广阔的德意志腹地，面傍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一条为北南方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方向，从芬兰湾到英国——的交通枢纽。沿这些航线运送的基本贸易商品有：比斯开湾的鲱鱼和盐，地中海地区的酒，英国和佛兰德的布匹，瑞典的铜和铁，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亚麻、大麻、木材和木制品。

荷兰人是通过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开始他们的伟大发展的。其商船队的崛起全靠当地的沿海渔业。荷兰人发明了保存、腌制和烟熏的新方法，并向欧洲各地出口他们的捕获物，以换取谷物、木材和盐。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建立，荷兰人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得到新的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运销欧洲各地。作为回报，他们向伊比利亚国家供应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海军补给品。荷兰人用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船——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的普通运输船——运输这些货物。以往，典型的商船一向用笨重的木材建造，船尾设炮座平台，可架置火炮，在必要时作为军舰。荷兰人首先冒险建造一种仅能运送货物、不可装置火炮的专用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宽、船底平、居住舱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货舱空间，而且极其节省建船材料。这种缓慢、丑陋但便宜、宽敞的大轮船是开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兰商船队的主要依靠。

16世纪末叶，荷兰人开始向葡萄牙在东方的帝国挑战。首要的任务是搜集可靠资料，指导航海者找到绕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葡萄牙人为了将这类情报对他们的对手保密，采取了最有力的预防措施，但是，他们的航海秘密还是逐渐泄露出去。荷兰人纷纷涌入东方海域。仅1598年一年中，远航东方的船队就不少于5支，有船22艘。从一开始，荷兰人就胜过葡萄牙人。他们是更好的海员，能够用他们的三桅商船更便宜地运输香料，而且，由于他们本国的工业优于伊比利亚国家的工业，他们的贸易商品也较后者价廉物美。

1602年，荷兰人将他们的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早两年即1600年时，英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敌不过荷兰人。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很小，而且，在后来的数年中，荷兰公司还在东印度群岛建立了设防据点网。设立据点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条约导致联盟，而联盟促成保护关系。到17世纪末，荷兰人实际管理的地区虽然仅一小块，但已成为荷兰的保护国的国家却很多，构成了一块大得多的地区。接着，18世纪、19世纪期间，荷兰全部并吞了这些保护国，建立起一个拥有庞大地域的帝国。

图157　到17世纪时，荷兰人已经构成了对西班牙海上优势的严峻挑战。图中荷兰人正在捕获西班牙船只。

约1700年以后，出口香料到欧洲的益处减少了，不过，荷兰人通过将咖啡树引入东印度群岛，发展起一种新的经济资源。刚开始时，即1711年，他们仅收获100磅咖啡，而到1723年，他们却在销售1200万磅咖啡。因而，随着欧洲人养成喝咖啡的嗜好，荷兰人成为这种外来饮料的主要供应者。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这种种手段，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中平均每年得股息18%。

然而，荷兰人的海外活动并不仅限于东印度群岛。在环绕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北极海域，荷兰人实际上垄断了捕鲸业。在俄国，他们远远胜过英国的莫斯科公司。他们还控制了繁盛的波罗的海贸易，成为西欧最重要的海军补给品——木材、沥青、焦油、制绳索用的大麻以及制风帆帆布用的亚麻——的主要供应者。

他们的商船队早在1600年时就拥有1万艘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荷兰的造船厂高度机械化，几乎一天就能生产一条船。此外，船的制造和操作亦颇经济合算，荷兰船主可以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因而，他们充当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运输业者。英国人直到18世纪才能在商船运输方面与荷兰人竞争。

在美洲，荷兰人于1612年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有利可图但又短命的新阿姆斯特丹城，而且还短时间地占据了西印度群岛的各个岛屿和沿海狭长地带。但是，荷兰所有殖民地中最持久的是1652年在南非好望角开拓的一小块殖民地。这里不是一个贸易站，而是为了向去东方途中的船只提供燃料、水和新鲜食物而建立的一块真正的殖民地。这块殖民地很快便证明了它的价值。它向荷兰船和其他一些船只提供的鲜肉和新鲜蔬菜帮助制服了坏血病，拯救了数千名海员的生命。如今，这些荷兰农民即布尔人的后裔占居住在南非的300万欧洲人口的五分之三。

18世纪时，荷兰在经济发展和海外活动方面均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其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英、法两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商船队。荷兰人还为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1652年至1674年因商业纠纷而与英国交战，1667年至1713年因路易十四的领土野心而与法国交战——所削弱。

图158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图（发表于1651年）。位于曼哈顿岛尖端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市发展缓慢，港口外仅有几十所房屋和一架风车。图中所绘——后面是欧洲船只，前面是印第安人独木舟——表明了与荷兰殖民地贸易的重要性。

或许荷兰人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荷兰人缺乏其对手所拥有的资源。法国人拥有众多的人口、繁荣的农业和一个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均有出海口的富裕祖国。英国人也拥有较荷兰人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并享有海岛位置带来的巨大裨益；地处海岛，使他们无须付出时常遭受入侵的代价。此外，英国人还有其海外殖民地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作后盾，而荷兰人仅由南非南端的一小块孤立的殖民地所支撑。因而，我们发现，英国输出品的价值就从1720年的800万英镑上升到1763年的1900万英镑，法国输出品的价值由1716年的1.2亿里弗尔增长为1789年的5亿里弗尔。已经达到顶峰的荷兰人完全不能与如此迅速的增长相匹敌。归根到底，18世纪时荷兰让位于英国和法国，其原因正与20世纪时英、法两国让位于美国和苏联的原因相同。

三、英、法竞争

18世纪的标志是英国和法国之间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这两个国家面对面地在全世界——在北美洲、非洲和印度——进行竞争。

在北美洲，英、法两国的殖民地有许多共同特点。它们大约于同一时候被拓居。它们都位于大西洋沿海地区和西印度群岛。那里的土著居民较为稀少、原始，使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像西班牙人——无法希望靠土著劳动者生活，尽管他们在一些产糖的岛上确是依靠黑奴劳动者。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找不到贵金属，他们只好靠农业、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养活自己。

北美英属殖民地大致可分成三类：主要生产烟草的弗吉尼亚及其紧挨着的邻地；从事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的新英格兰及其不信奉国教的小片居留地；由于带来极大利润的甘蔗种植园而受到最高评价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总的来说，这些英属殖民地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稠密，人口远远多于法属殖民地。它们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的独立性。每个殖民地都有一名总督、一个咨询会议和一个法院系统，三者都由英国任命。几乎每个殖民地都有一个民选的立法议会，它通常与委任的官员们不和。他们与伦敦政府最通常的争吵是：后者坚决认为所有殖民地的产品都应用英国船只运往英国。这在皇家官员看来，似乎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因为他们也给了殖民地用自己产品垄断国内市场的权利。然而，殖民地的商人和种植园主由于不能使用较便宜的荷兰船只、不能将产品输往更加有利可图的非英国市场而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北美法属殖民地因其战略位置而非常出色。最初的法国据点于1605年、1608年及1642年分别在阿卡迪亚（即新斯科舍）、魁北克及蒙特利尔建立。法国人以圣劳伦斯河流域为开拓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陆水系向西推进到苏必利尔湖，向南推进至俄亥俄河。1682年，法国贵族拉萨尔划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声称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所有，并将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以纪念路易十四。这引起了复杂的情况，因为18世纪英国王室发出的殖民地特许状大多附文授予“从大海到大海”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地区。显然，每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并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相竞争的英、法两国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就会发生冲突。不过，开始时，法国人在土地占有方面拥有很大优势。他们的探险者最先开辟了这些地区，然后，他们的官员沿着从圣劳伦斯河到路易斯安那的路径修筑了许多堡垒要塞。大西洋沿岸的英属殖民地被有效地从圣劳伦斯湾到墨西哥湾的一条巨大弧形地带所包围。

图159　这是18世纪弗吉尼亚香烟的标签：右边画的是一个正在吸烟的印第安人，左边是一个非洲奴隶。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契约奴仆占弗吉尼亚劳工的绝大多数，但在17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使用非洲奴隶。

法国人不仅占有北美洲的制高点，还拥有纪律和团结方面的巨大优势。法属殖民地不存在难以驾驭的民选机构。负责各殖民地防御的总督和处理财政、经济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皆由巴黎任命。这种安排较之摇摇欲坠的英国代议制制度更灵活、更有效。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只能请求和怂恿他们的议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他们几乎不能下命令，尤其是在他们的薪水基金由议会投票决定之后。在法属殖民地，是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下达命令，而他们的部下则加以执行。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也是近邻。该地区主要的法属殖民地为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英属殖民地则为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巴哈马群岛。这些殖民地作为同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贸易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们最宝贵的东西是它们的热带产品——糖、烟草和靛青——这些产品补充了法、英两国的经济。

印度与北美洲的那些殖民地相似，也是英、法两国激烈冲突的地区。17世纪初，英国人被荷兰人逐出东印度群岛后，便退到印度次大陆。到这一世纪末，他们已在印度营建了四个较大的据点：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西海岸的苏拉特和孟买。1604年，法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它很快就开始不起作用。它于1664年复兴。到这一世纪末，法国人在两个较大的据点——加尔各答附近的金登讷格尔和马德拉斯附近的本地治里——安置下来。

17世纪时，凡在印度居住、经商的欧洲人都是经强大的莫卧儿皇帝容许后才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是举止规矩、不是谦卑地请求享有经商的特权，后者原可能会轻易地把他们赶进大海。18世纪时，由于莫卧儿帝国的崩溃，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皇帝阿克巴的继承者们对印度教大众的迫害，导致了不满和混乱。地方统治者开始宣称独立，建立起世袭的地方王朝。马拉塔人代表模糊的、早期意义上的印度民族主义，从他们在西岸的孟买以南约100英里处的首都萨达拉扩张到离加尔各答不到200英里的地方。中央政权的瓦解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使它们得以从纯粹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地区霸主和贡物收集者。它们修筑堡塞、供养士兵、铸造货币并与周围的印度统治者缔结条约，因为印度已不存在能够阻止英、法扩展影响的中央政权。

四、英国的胜利

当时，相竞争的英、法两国在印度和美洲控制的一批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两个帝国在17、18世纪中的争斗以英国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一个原因在于，法国更感兴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欧洲霸权。从16世纪开始，法国波旁家族就首先全力以赴地侵犯意大利，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斗争。

英国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国人较法国人多得多。到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狭窄的山麓地区的英国移民有30万，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法国人仅2万。美国革命爆发时，英属殖民地的人口不少于200万。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763年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和20年后美利坚合众国对英国的胜利。

图160　在沃尔夫将军的指挥下，英国军队于1759年9月13日攻占魁北克。

解决英、法两国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的竞争的是几乎拖延一个世纪、直到1763年英国大获全胜为止的接连四次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有两个方面：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欧洲方面的战争是围绕王朝野心，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野心进行的。海外方面的战争则起因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印度的势力均衡、在美洲的相互冲突的领土要求、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条件，以及对世界商船航线的控制。由于这些战争的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的区分极其明显，每次战争都是在欧洲以一名字相称，在美洲以另一名字相称。因此，这些战争载入历史的名字为：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或威廉王之战（1688—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或安妮女王之战（1701—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或乔治王之战（1740—1748年）、七年战争或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

前三次战争的最后结果是，英国人获得新斯科舍、纽芬兰和哈得孙湾地区。但是，这些征服并未解决一个基本问题：法国人是否会保住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而把英国人限制在大西洋沿海地区呢？这一问题由第四次战争作了最后答复；第四次战争也解决了印度的前途问题。

这场重大战争被称为七年战争，因为它从1756年至1763年进行了七年。1757年，战争发生重大转折，主要是由于老威廉·皮特进入了英国内阁。皮特将财力集中于海军和殖民地，同时资助在欧洲继续作战的同盟者——普鲁士的腓特烈。他的战略正如他所说，是在德意志平原上争取到一个帝国，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的得到加强的海军清除了海上的法国人，而美洲殖民者则为他的领导所鼓舞，加入英国正规军，组成一支大约5万人的军队。这支庞大的军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法国的堡垒。战争的高潮随着围攻魁北克而到来；魁北克是法属加拿大的中心，是圣劳伦斯河两岸的一个天然大堡垒。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法两国司令官詹姆斯·沃尔夫将军和蒙卡尔姆将军均告阵亡。但英国老兵们获得了胜利，1759年9月魁北克投降。第二年，蒙特利尔的失陷宣告法国殖民帝国在美洲的终结。

图161　荷兰人在东印度地区的巴达维亚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贸易基地。这座被他们称为巴达维亚的城市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在印度，英国人亦取得了完满的成功。这里起决定性因素的又是海军优势。英国能从欧洲运来军队、金钱及供应品，同时阻止法国这样做。英国人还得到了罗伯特·克莱武的鼓舞人心的领导。克莱武原是一名职员出身的公司官员，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和领悟印度政治的才能。1756年，他得知欧洲爆发战争后，立即向孟加拉进军。在靠与欧洲通商致富的印度商人的支持下，克莱武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打败了亲法国的穆斯林统治者。他把自己的傀儡安插在王位上，并为自己和公司勒索了巨额赔款。在战争的剩余阶段中，多亏英国强大的海军，克莱武能随意地将军队从印度的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同时，还切断了法国各据点之间以及它们与法国的联系。1761年，随着法国交出在本地治里的主要根据地，战争结束。

七年战争的海外方面的局势是由美洲的魁北克和印度的本地治里的陷落决定的。但是，欧洲的战争一直拖延到1763年即交战国缔结《巴黎和约》时。在美洲法属殖民地中，法国仅保有南美洲的圭亚那、纽芬兰沿海无足轻重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以及包括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的少数岛屿。因此，英国从法国得到了整个圣劳伦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西班牙于战争晚期站在法国一边参战，因此，被迫将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作为补偿，法国把路易斯安那西部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给予西班牙。在印度，法国人保有他们在本地治里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设施——事务所、货栈和码头。但是，他们被禁止修筑防御工事或与印度王公缔结政治联盟。也就是说，法国人是作为商人而不是作为帝国建立者回到印度的。

《巴黎和约》签订时，英国政治领袖霍勒斯·沃波尔评论道：“烧掉你们的希腊和罗马书籍吧——那些有关微不足道的人们的历史记载。”这句颇有远见的评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和平解决办法的长远的、世界性的含义。就欧洲而论，条约允许普鲁士仍占有西里西亚、成为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对手。然而，对世界历史而言，更重要的事实是法国丢失了北美洲和印度。这意味着格兰德河以北的美洲以后将发展成为英语世界的一部分。

法国被逐出印度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意味着英国人将在那里代替莫卧儿人。英国人一旦在德里安顿下来，就完全走上通往世界帝国和世界首位的道路。正是由于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的次大陆所提供的这块无与伦比的根据地，英国人才能在19世纪扩张到南亚其余地区，然后远远地扩张到东亚。出于这些原因，1763年的条约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推荐读物]

总论欧洲海外扩张的著作见第二十四章的书目。论述18世纪时期的著作有J. H. Parry的Trade and Dominion：The Overseas European Empir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raeger出版社，1971）和W. L. Dorn所著的Competition for Empire，1740-1763（Harper & Row出版社，1940）。论述荷兰海外活动的著作有C.R.Boxer所著的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Knopf出版社，1965）；D. W. Davies所著的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Nijhoff出版社，1961）和G. Musselman所著的The Cradle of Colonialism（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3）。N. Steensgaard所著的The Asian Trade Reve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Universtiy of Chicago出版社，1974）和H. Furber所著的Rival Empire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University of Minnesota出版社，1976）分析了荷兰人在亚洲取代葡萄牙人的原因。

总论法国海外活动的著作有H. I. Priestly所著的France Overseas Through the Old Regime：A Study of European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39）。更专门地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有：N. M. Crouse所著的French Pioneers in the West Indies，1624-1664（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40）和The French Struggle for the West Indies，1665-1713（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43）；G. M. Wrong所著的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France，2 vols （Macmillan出版社，1928）和S. P. Sen所著的The French in India（Mukhopadhyay出版社，1958）。

总论英国海外活动的两部杰作是：C. E. Carrington所著的The British Overseas：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0）和W. B. Willcox所著的Star of Empire：A Study of Britain as a World Power，1485-1945（Knopf出版社，1950）。E. P. Hamilton所著的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s：The Story of Battles and Forts in the Wilderness（Doubleday出版社，1962）描述了殖民战争。F. Parkman所著的Montcalm and Wolfe，2 vols（Boston出版社，1884）描述了美洲七年战争这一最富戏剧性阶段的经典历史。

[注释]

[1]Cited by L. Huberman, Man’s Worldly Goods（Harper & Row，1936）, p. 103.

第二十四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在整个俄国历史上，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一直是疆界，这是个斗争的主题，即把一个未开化国家的自然资源纳入彀中，而这个国家通过俄国人永不停歇的迁移运动，不断地征服和融合其他民族，已扩张成一块大陆。

——B. H.萨姆纳，《俄国简史》

在西欧人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俄国人正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这片广阔陆地的控制，是可与穿过美国抵达太平洋沿岸的西进运动相媲美的一篇传奇史诗。实际上，不断向前推进的疆界给俄国人的性格和俄国的制度留下了如同它给美国人所留下的一样持久的标记。其实，在欧洲诸民族中，并非只有俄国人为一条疆界所影响。中世纪时期，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好几个世纪中，欧洲各民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将殖民界线沿波罗的海海岸、顺多瑙河向东推进。但是，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这种内部的拓殖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运动。它由海外殖民取而代之；西欧诸民族把他们的精力集中于开辟和勘探新世界中新的边远地区。相反，俄国人则继续由陆路扩张到从其家门口向外伸展的辽阔的欧洲平原。这一巨大的事业迅速地继续了若干世纪，直到19世纪后期中亚的最后一个穆斯林汗国被征服为止。因此，疆界在整个俄国历史进程中就像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那样，是一个主要因素，并不出人意料。本章将探讨俄国向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扩张的性质和过程。

一、俄国扩张的地理环境

为了理解俄国人横越欧亚平原的惊人扩张，必须首先了解这些平原的地理情况。打开地图，一眼看到的是它们那令人惊愕的面积（见地图23）。俄国的疆域占地球陆地面积的近六分之一，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的总和还大。俄国广袤陆地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地形上的一致。它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块平坦的平原区。乌拉尔山脉以南北方向横亘在这些平原上，且人们通常认为，它把俄国分成两部分——欧洲俄国和亚洲俄国。但事实是，乌拉尔山脉只是一道平均高度仅2000英尺、狭长的、久经销蚀的山脉，而且，它们逶迤南下到北纬51度处便不再延伸，留下一块宽阔平坦的沙漠区为缺口，伸展到里海。这种地形上的一致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俄国人能如此迅速地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

地图23　俄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

地括当代大半个俄国的欧亚平原为一条从黑海伸展到太平洋的天然边界所围绕。这条边界由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山脉、沙漠和内海组成——它们自西向东分别是高加索山脉、里海、乌斯秋尔特沙漠、咸海、克孜勒库姆沙漠、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山区、戈壁沙漠和向东延伸至太平洋的大兴安岭。围绕欧亚平原的山脉圈挡住了来自太平洋的湿风和来自印度洋的温暖季风，这一点可以解释中亚的沙漠气候和西伯利亚寒冷、干燥的气候。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迄太平洋的整个辽阔的西伯利亚实际上有着同样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短暂炎热，冬季漫长酷寒。气候的一致与地形的一致一样，促进了俄国向东的扩张，因为边疆开发者在东西5000英里的整个平原区感到同样的舒适。但是，中亚沙漠地区看起来就要显得陌生、可怕。而且，这些沙漠被军事上强大的穆斯林汗国占据着，迥然有别于西伯利亚的软弱部落。结果，俄国人直到他们抵达更东面的太平洋已有200多年后才控制中亚沙漠地带。

俄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还受到河流系统的影响。由于地形平坦，俄国的河流普遍又长又宽，没有湍流的阻碍，因而，它们作为贸易、殖民和征服的通路是非常宝贵的。在乌拉尔山脉以西，有许多著名的河流：流入波罗的海的西德维纳河、向南流入黑海的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和流入亚速海的顿河，以及先往东、再折向南流入里海的伏尔加河。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灌溉西伯利亚平原的四大河流是西面的鄂毕河、中央的叶尼塞河、东北面的勒拿河和东南面的阿穆尔河。由于整个西伯利亚从南往北倾斜，这些河流中的前三条都向北流入北冰洋，只有第四条是向东流入太平洋。这些河流和它们的许多支流一起，提供了一张穿过平原的天然交通干线网。这样，俄国的皮毛商人便能通过几条水陆联运的线路向东抵达太平洋，正如美洲大陆的英、法皮毛商人能沿着类似的河流西进到太平洋一样。

影响俄国人扩张速度和进程的最后一个地理因素，是存在于俄国各地区的土壤和植被的结合。有四种主要的土壤——植被带并行横穿俄国东西（见地图24）。在遥远的北方，沿北冰洋海岸是荒芜的冻土带，全年除去夏季6个至8个星期的生长期外，一直封冻。冰土带的南面为泰加林带即森林带，它是四个植被区中最大的一个，宽600英里至1300英里，长4600英里，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在这些森林中，俄国人感到安适，他们能在不失去这种熟悉的保护性覆盖物的情况下穿过整个欧亚大陆。

地图24　欧亚大陆耕地和植被的分布

在森林带的南部边缘，森林渐渐稀疏，树木渐渐矮小，直到完全让位于开阔、无树木的大草原。在这里，可以见到由数千年的腐草形成的肥沃黑土。如今，这里是俄国的谷物产地，但过去好多世纪中，一直是苦难和灾祸的发源地。大草原曾经是欧亚大陆中部骑马掳掠的游牧民的安家之处。当这些游牧民足够强大时，他们就沿着最少遇到抵抗的路线出击——往往向西侵入中欧或向东侵入中国。他们对东欧易受侵害的俄罗斯人的进攻更频繁。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森林区的斯拉夫农民与大草原的亚洲游牧民之间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冲突。起初，游牧民获胜，结果是蒙古人对俄国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但最终，森林中的斯拉夫居民强大起来，他们不仅赢得自己的独立，而且能扩张到欧亚平原以外的地方。

第四个区域即沙漠区，面积最小，从中国开始，向西仅伸展到里海。我们已知道，出于种种原因——不易进入、恶劣的气候和土著民族的军事才能——沙漠区直到19世纪末叶才为俄国的扩张浪潮所吞没。

二、俄国的早期扩张

大约在1500年前，俄罗斯人从他们在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涅曼河和西德维纳河上游区的发源地向东推进。他们从发源地以巨大的弧形呈扇状展开，在辽阔平原的召唤下，继续前进到北面的北冰洋沿岸、南面的黑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及更远的地方。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养活稠密的人口，因此，他们家宅分散，村落也很小，没有集中的村庄或城市。当时确已出现的少数城镇是沿主要水路作为贸易中心发展起来的。位于连接南北交通的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地处控制东西贸易的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的情况就是如此。正是长途贸易为公元9世纪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基辅是这个国家的中心，但这个国家仍是水路沿岸各公国的一个松散联盟。基辅自身由于坐落在森林区和大草原的交界处，极易受侵犯，因而，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对游牧民进行不断的斗争。俄罗斯殖民者无法移居到基辅以南和以东150英里外的地方，因为游牧民侵略的威胁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他们头上。

1237年，剑降临了：蒙古人像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那样扫荡了俄罗斯地区。蒙古人继续将其毁灭性的侵略推入中欧，抵达意大利和法国的大门口。然后，他们自动撤退，仅保留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他们的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庞大帝国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而长久地幸存。它分裂成地区性的几部分，其中所谓的金帐汗国包括了俄罗斯地区。金帐汗国的首都，亦即其后两世纪的俄国首都，是位于今天伏尔加格勒附近的萨莱。如此，森林和大草原之间的古老斗争也就随着大草原及其游牧民族的胜利而决定性地解决了。

图162　“伊凡雷帝”意即“令人恐惧的伊凡”。

俄罗斯人这时交出了他们在大草原上的一些小飞地，撤回到森林深处。在那里，他们只要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纳贡，就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渐渐地，俄罗斯人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坐落在森林区深处的莫斯科公国，远离危险的大草原。莫斯科除了较不易为游牧民接近外，还具有其他有利条件。由于流向不同方向的许多大河流经莫斯科地区时相互也最接近，莫斯科能通过内陆水系得益。公国还享有的另一有利条件是它的一代代统治者平和、尚俭朴、工心计。这些统治者耐心而无情地增加他们的领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14世纪刚开始时，公国的面积大约仅为500平方英里，而到15世纪中叶时，已增长到1.5万平方英里。一个世纪后，即伊凡雷帝统治期间（1533—1584年在位），所有俄罗斯公国都已纳入莫斯科的统治之下。

“俄罗斯土地的增长”完全改变了俄罗斯人和蒙古人——现在更常称为鞑靼人——之间的均势。原先，鞑靼人获胜是因为他们与充满斗争的基辅国家迥然相异，内部团结一致，而且还拥有行动迅速的骑兵部队，军事上更先进。然而，到16世纪时，俄罗斯人统一在莫斯科之下，而金帐汗国除去在乌拉尔山脉东面的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汗国外，还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这三个敌对的国家。此外，俄罗斯人的军事技术也正向前发展，因为他们能从西欧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尤其是火枪和火炮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得益。凭借这一军事优势，俄罗斯人得以占领整个喀山汗国。他们顺伏尔加河而下，扫荡该河流域地区，并于1556年攻克阿斯特拉罕。为了巩固占领地，俄罗斯人沿伏尔加河岸修建了一系列设防据点，一直修筑到位于阿斯特拉罕的伏尔加河河口处。于是，俄罗斯人就成为巨大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主人，抵达南面的里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这时，俄罗斯人向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的那边进行无限扩张的路也敞开了。

三、征服西伯利亚

俄罗斯人的胜利使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不复存在，但是，克里米亚和乌拉尔山脉另一侧的鞑靼人仍保持独立，并继续以不断的袭击骚扰俄罗斯殖民者。出于本章后面所要讨论的种种原因，俄罗斯人在18世纪末叶以前，不得不忍受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劫掠。不过，他们能轻易地就消灭西伯利亚汗国，并在这样做时，开始了向太平洋的史诗般的进军。

翻越乌拉尔山脉和征服西伯利亚的主要是豪爽能干、被称为哥萨克人的边疆开发者。这些人有许多方面与美国西部的边疆开发者相像。他们大多曾经是农民，为了躲避农奴制的束缚而逃离俄国或波兰。他们的避难所是南面荒芜的草原区，他们在那里成为猎人、渔夫和畜牧者。正如美国的边疆开发者变为半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变成了半鞑靼人。他们既热爱自由、崇尚平等，又横蛮任性、喜欢劫掠；只要看似有利可图，他们随时乐意去当土匪和强盗。

这种边疆环境的一个典型产物就是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他21岁时因盗马被判处死刑，所以他逃到伏尔加河，成为河上一伙强盗的首领。他不加区别地劫掠俄国船只和波斯商队，直到政府军队前来围剿。

强盗叶尔马克这时显示出他具有一个庞大帝国缔造者的品质。先前皮萨罗和科尔特斯在美洲为西班牙所做的事，他在西伯利亚为俄国做到了。叶尔马克凭着征服者的大胆，决定最好的防御是进攻。1581年9月1日，他率840人出发，深入古楚汗的本土向他发动进攻。叶尔马克同西班牙征服者一样，享有武器优良的巨大优势。他充分配备了火枪和火炮，并在激烈的战斗之后占据了古楚汗的首都锡比尔。俄罗斯人将这座都城的名字给予乌拉尔山脉东面的整个地区，这一地区开始被称为锡比尔即英语中的西伯利亚。通向太平洋的路就此打开。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是一个非凡成就。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同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以小得惊人的力量就在短短几年中赢得一个庞大帝国。他们的推进速度令人惊愕。叶尔马克在1581年至1584年间出征的同时，沃尔特·雷利爵士也于1584年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厄诺克岛登陆。在到1637年的半个世纪里，俄罗斯人已到达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跨越的距离再次相当于美国东西海岸间距离的一半，而英国殖民者在这一期间还没有翻越到阿勒格尼山脉的另一侧。

图163　征服俄国东部领土的俄罗斯骑兵。

俄罗斯人的迅速推进可用各种因素来说明。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气候、地形、植被和河流系统均有利于入侵者。各土著民族由于人数少、武器差、缺乏团结和组织而处于不利地位。此外，还应考虑到哥萨克的毅力和勇气；他们跟法属加拿大的非法猎取毛皮者一样，在荒原忍受了极大的困苦和危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个词——“毛皮”。黑貂皮引诱他们从一条河流经过陆上联运继续前进到新的河流，如此不断东进。

哥萨克人一边往前推进，一边修筑像美洲边远地区的碉堡那样的设防据点或要塞，来保持他们相互之间的交通。他们从锡比尔推进到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并沿勒拿河于1645年到达北冰洋岸。两年后，他们又行抵太平洋岸，在那里建立了鄂霍次克要塞。

至此，俄罗斯人未曾遇到任何能阻挡他们的力量。然而，当他们向前推进、抵达黑龙江流域时，他们不仅仅遇着对手，还碰到了当时臻于鼎盛的强大中华帝国的前哨基地（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饥饿驱使俄罗斯人来到黑龙江流域。严寒的北方出产的是毛皮而非粮食，而遥远的欧洲俄国的谷仓则好比是在另一行星上。因此，俄罗斯人满怀希望、向南折到黑龙江流域；据土著传说，那里土壤肥沃、长着金黄色的谷物，是一块极好的地方。

图164　西伯利亚的部落居民。他们依靠驯鹿和雪橇旅行。图的背景是一座俄罗斯城堡。

1643年至1644年间，哥萨克瓦西里·波雅尔科夫顺黑龙江而下。继他之后，一连串冒险家进入黑龙江流域。他们攻占尼布楚城，修筑一系列要塞，以典型的哥萨克方式进行屠戮抢掠。他们在中国边境犯下的这些暴行最终使中国皇帝极其恼怒，他于1658年派一支远征队北上。中国人一度夺回尼布楚，把俄罗斯人从整个黑龙江流域清除出去。在经过许多场小型战役之后，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1689年9月7日）。边界确立在沿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所以，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从有争议流域地区撤走。作为回报，俄罗斯人被授予商业特权；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地越过边界、不受干涉地从事买卖。以后年代中发展起来的贸易是由商队从事的，它包括了黄金和毛皮；俄罗斯人用黄金和毛皮交换茶叶。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俄罗斯人获得了日后成为其民族饮料的东西。俄罗斯人甚至很快就比英国人更爱喝茶。

图165　经过俄国的扩张之后，西伯利亚的猎人已为数不多。这是1706年发现的一个西伯利亚猎人。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罗斯人在亚洲扩张的第一阶段终于结束。以后170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的规定，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以外的地区。他们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比在瓦西里·波雅尔科夫时代时强大得多，而中国人则相对衰弱了。

四、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和发展

整个17世纪中，毛皮贸易一直支配着西伯利亚。政府是主要的毛皮交易商；实际上，毛皮是政府最重要的岁入来源之一。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毛皮：它向土著收取毛皮形式的贡物即税，并针对最优等的毛皮，向俄国的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征收10％的税；另外，它还保留了购买土著和俄罗斯人所获得的上等毛皮的权利。到1586年，国库每年都能从上述各种来源收到20万张黑貂皮、1万张黑狐皮、50万张松鼠皮以及许多海狸皮和白鼬皮。此外，政府还对毛皮方面的对外贸易实行有利的垄断。现在，关于17世纪中叶从西伯利亚毛皮中得到的岁入的估计数，从占国家总收入的7％到30％不等。有位研究这个问题的最杰出的学者下结论说：“政府从毛皮贸易中支付掉在西伯利亚的行政开支后，保有大量盈余，并使国家增加了一块巨大的地区。”[1]

18世纪，商人和设陷阱捕兽者开始让位于永久的殖民者，他们是为了逃避债权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农奴制的束缚，从欧洲俄国移居到那里的。16、17世纪在欧洲俄国发展并传播开来的农奴制从未在西伯利亚生根。原因似乎在于，农奴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行使职能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贵族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贵族并不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因此，西伯利亚避免了贵族，从而，也避免了农奴制。1763年之前西伯利亚人口增长的情况，可由表24.1中的数字得到说明：

表24.1　1763年之前西伯利亚人口增长情况*

* 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Government and Peasant in Resettlement from Emancipation to the First World War, by Donald W. Treadgold（Copyright © 1957，1985 renew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art of Table 1, p. 32.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十分重要的是，到1763年，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仅42万，而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的人口那时已上升到150万至200万之间，大约为前者的四倍。换句话说，俄罗斯人先前在进行探险和征服时速度快得多，如今在移居殖民地时速度又慢得多。一个原因在于，西伯利亚只能靠俄国获得移民，而美洲的殖民者却能从欧洲好几个国家得到移民。更为重要的是，美洲对想要成为殖民者的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西伯利亚的气候条件类似于加拿大。到1914年，加拿大和西伯利亚的人口大致相同——加拿大800万人、西伯利亚900万人——并不是偶然的，而美国，面积小于加拿大或西伯利亚，其人口至1914年却已增长到1亿。

穿越西伯利亚的感想

1908年，俄国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乘火车前往驻北京的大使馆，途中穿越了西伯利亚。他的感想展示了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阶级分裂社会的西伯利亚。*

我在去北京的途中，不得不穿过整个西伯利亚、中国的东北和华北。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不会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第一次。俄国的幅员之辽阔令人惊叹。你经过一天、经过一星期、经过十天的旅行，依然是在俄国的境内。除乌拉尔山脉和贝加尔湖畔的一列山脉之外，这个国家完全是一片坦途。

当你离开欧洲部分的俄国之后，人口开始变得非常稀少；途中数小时数小时地看不到任何村庄和居民。只是在车站附近有几幢房屋。通常，当火车到站后，当地所有的居民都会跑来，注视着车上的旅客。尤其是在晚上，当灯火把列车照亮时，可以看到车厢内来自上海或远东其他港口的城市居民的优雅身形；这些旅客在当地人眼中简直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这些身穿皮毛服装的外国人会在那些注定要在悲惨的车站度过一生的人们心中激起多少嫉妒和不平啊！我想象一个尚未失去梦想的女孩等在月台上。她听到列车进站的声音，看见装饰豪华的列车徐徐驶入。列车在站内停靠五分钟。旅客们如同来自仙境，跳上月台；他们说笑着、打趣着。又是一声汽笛，列车载着旅客消失了，黑暗、空虚和沉闷又笼罩了站台。

老天真不公平，有些人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却必须留在被人遗忘的地方，过着悲惨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将引起愤怒和不满。我相信，经过西伯利亚的列车在唤醒西伯利亚居民、从而加速革命的到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广漠无垠的空间和荒无人烟的景象开始影响到你，而乘客们则宁愿以用餐、不停地饮茶和打扑克来消磨时间……

* The Memoirs of Dmitrii Ivanovich Abrikossow, MS，1，191-194，a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 A. Lensen.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rchive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Columbia University.

五、征服乌克兰

我们前面已提到，16世纪中叶，伊凡雷帝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还留下两个独立的汗国——南面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汗国和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鞑靼人的汗国。后者在短短几年中为叶尔马克及其后继者所征服。但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坚持到18世纪末。他们得以幸存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享有奥斯曼帝国的强力支持。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被叶卡捷琳娜女皇打败，并被迫于1792年接受了《雅西条约》。这一条约使俄国获得了东起库班河西至第聂伯河的整个黑海北岸。

图166　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构成（每组百分数相加不一定等于100%）。由15个加盟共和国构成的苏联的这幅图显示，各民族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内，基本上都保持了数量上的优势。因此，它们能在苏联为独联体所取代时要求并赢得独立（《洛杉矶时报》1990年1月28日。授权使用）。

整个乌克兰这时都已处在俄国的统治之下，森林终于战胜了大草原。中亚的沙漠区仍在坚持不屈，但它也注定要在下一世纪中受到莫斯科的统治。这样，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之后，一个东欧的小公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拥有除原斯拉夫人以外的数十个少数民族。1917年以前，这个国家称为沙皇帝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它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并一直持续到1991年；这一年，苏联解体，为独联体所取代（见第四十四章第三节）。

尽管这数十个少数民族先被沙皇、然后被苏联统治了几个世纪，但他们仍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他们才能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建立起独立的国家。相比之下，组成美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和俄罗斯一样多，但他们却并没有要求独立。为什么在这两个国家会有这种根本不同的情况呢？

一种解释是，苏联是一个“民族的马赛克”，而美国则是一个“民族的熔炉”。之所以说苏联是一个马赛克，是因为如前所述，几个世纪以前，俄罗斯人开始征服他们的邻居，一直远征到太平洋，然后把他们组合成一个帝国，就像将很多不同颜色的玻璃片拼在一起，组成一个马赛克一样。正如马赛克里的每一块玻璃片都保留了自己的颜色一样，沙俄——苏联马赛克里的各民族也都保留了他们的独特性。1991年，马赛克破碎，它们成为独立的国家。

正如俄罗斯人征服欧亚大陆诸民族一直远征到太平洋一样，美国人也在西进到太平洋的过程中，征服了很多印第安部落。但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印第安人的数量，比起乌拉尔山和太平洋之间的欧亚人的数量要少得多。因此，美国人便能将所有印第安人赶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居留地中。这为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移民到相对空旷的美国扫清了道路。在那些土地上，移民们“混居”在一起，以致今天很多不同民族的后裔常常生活在美国城市的一个街区或一个公寓里，成为邻居，而不是像苏联的15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样，某个民族的大部分组成整个一个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熔炉中的许多元素（墨西哥人、朝鲜人、华人、日耳曼人、美国黑人等）没有要求从美国独立或自治，而苏联中的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和各穆斯林种族集团却都要求独立的原因。第527页中的图“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构成”所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为什么苏联作为马赛克解体了，而美国则以熔炉的形式存续下来。

[推荐读物]

最全面地概述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著作有：F. A. Golder所著的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1641-1850（Clark出版社，1914）；R. J. Kerner所著的The Urge to the Sea：The Course of Russian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nia出版社，1942）；G. A. Lensen编辑的阅读材料集Russian’s Eastward Expansion in the North（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5）和L. H. Neatby所著的Discovery in Russian and Siberian Waters（Ohio Universtiy出版社，1973）。

描述西伯利亚历史特定阶段的著作有：D. W. Treadgold所著的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7）；R. H. Fisher所著的The Russsian Fur Trade，1550-17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43）；G. V. Lantzeff所著的Siber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43），V. Chen所著的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Nijhoff出版社，1966）；A. S. Donnelly所著的The Conquest of Bashkiria，1552-174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8）和J. R. Gibson所著的Feeding the Russian Fur Trade：Provisionment of the Okhotsk Seaboard and the Kamchatka Peninsula（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69）。

[注释]

[1]R. J. Kerner, The Urge to the Se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42）, p. 86.

第二十五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美洲的发现……确实带来了一场最实质性的［变化］。由于美洲为欧洲所有的商品提供了一个异常广阔的新市场，从而引起了新的社会分工和艺术进步——这在欧洲古老经济的狭窄范围内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新大陆的白银似乎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交换的主要商品之一，通过它，旧大陆两端的贸易得以继续，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它，使世界上原本相距遥远的部分彼此关联在一起。

——亚当·斯密

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欧洲探险者的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阶段的来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凭借他们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先能力，崛起为全球霸主。这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全球性的关系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紧密起来。因此，1500年至1763年的这些岁月是全球开始统一的时期，是从1500年以前时代的地区孤立主义到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本章的目的是分析发展于各领域的全球性关系的确切性质和程度（见地图25）。

地图25　1763年西方崛起时的世界

一、新的全球性视野

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陆上扩张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块大陆或半球。整个地球的形状首次被了解和绘入地图（见地图22）。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带头从事越洋探险的西欧人进行的。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初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以前，欧洲人仅掌握有关北非和中东的准确知识。他们关于印度的知识是模糊的；关于中亚、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识则更模糊。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真实存在当然是未曾料想到的，更不用说南极洲的存在了。

但到1763年，情况已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详细程度不等地为人们所了解。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超出海岸线的范围。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当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在格兰德河的北面，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区，徒然地寻找黄金和传说中的城市，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利用独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路线，在更北面的地区广泛地漫游。

图167　狗人。根据马可·波罗的报告中对安达曼群岛居民的描绘，这些人的头、眼睛和牙齿长得“像狗的一样”。

不过在另一方面，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仍未探明；澳大利亚虽然其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整体上也几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同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地基本上仍是块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世纪马可·波罗的记叙仍是关于中亚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欧洲人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获得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在下一时期中，他们将侵入几块大陆的内地，还将探察南、北极地区。

二、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人的发现不仅导致新的全球性视野，还导致新的全球性种族分布。实际上，1500年以前，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种族隔离。黑种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数岛屿上，蒙古种人聚居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美洲，高加索种人集聚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今天，这一格局已彻底改变，其改变的程度甚至达到一半的非裔人口生活在非洲之外地区。到1763年，截然不同的种族分布格局已清晰可辨。俄罗斯人开始慢慢越过乌拉尔山脉，迁徙到西伯利亚。种族组成方面的更大变化是向美洲的大批移民——对欧洲人来说是自愿的，非洲人则是被迫的。

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迁移把美洲从纯蒙古种人的大陆改变成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黑人的迁移持续到19世纪中叶，使奴隶的总数达到1000万左右，而欧洲移民的人数也一直在稳步增长，到20世纪初因每年有近100万人的到来而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最终的结果是，如今，居住在美洲大陆的是作为主体的白种人与作为少数族裔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黑白混血儿（见第三十五章第一节和地图26）。

地图26　世界的种族分布

由某些种族的人口减少和迁移引起的新的世界种族格局已为人们所非常熟悉，以致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其中极为重大的意义也就被普遍忽视。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所出现的情况是，欧洲人提出了占有大片新地区的要求；在后面一世纪中，他们向这些地区移民——不仅是美洲，而且还有西伯利亚，最终还有澳大利亚。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最先到达并拓殖这些人口稀少的大陆的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那么，我们便能看到重新绘制世界种族地图的重大意义。那样的话，华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可能会更接近于二分之一，而不是现在的六分之一。

图168　印第安艺术家用绘在亚利桑那州德尔缪依尔托峡谷石壁上的岩画，记录了西班牙骑兵到来的情景。马是西班牙卖给美洲的几种驯化过的动物中的一种。

人类诸种族的混合必然相应伴随着动植物的混合。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由史前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驯化出来的。它们从各自发源地向外的传播一直缓慢地进行到1500年；这时，它们开始由横跨地球的人们在各大陆之间来回移植。各种驯养的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是东半球的一个重要贡献。美洲大陆没有可与之媲美的动物。那里的美洲驼和羊驼相对而言没有什么价值。当然，美洲大陆的确拥有巨大的野牛群，总数估计在4000万到6000万头。印第安人猎杀它们作为食物，也用兽皮，但他们每年只杀30万头左右，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其自然死亡率。欧洲人起初杀野牛只是为了吃肉，1871年以后，他们开始将牛皮制成商用皮革，屠宰量随即上升为每年300万头，到19世纪末时，大批屠杀使野牛达到了濒临灭绝的程度。现在的野牛只剩下受到精心照管的区区几群，美洲的消费者开始用家牛作为肉源。

美洲印第安人还贡献出非常丰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种的蚕豆、南瓜和笋瓜。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产的全部肥料中，有约一半是供它们用的。除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以及在现代药物学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几种美洲土生药材。他们贡献了制作可卡因和普鲁卡因用的古柯叶、制作麻醉剂用的箭毒、提取奎宁用的金鸡纳树皮、制作镇痛剂用的曼陀罗以及制作轻泻剂用的药鼠李。

当然，动植物的交换并不限于欧亚大陆和美洲之间。整个世界都曾卷入这种交流，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世界上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之类初级产品的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都来源于从外界移入的物种。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今天，全球范围内人类之间、动物之间和植物之间的混合仍在继续，只不过是以一种加速度在进行，就像轮船和喷气式飞机取代独木舟和帆船一样。这种混合经常是意外发生的，所以其结果有时是灾难性的。例如，每天都有各种海洋生物随船的压载舱从地球的一端运到另一端。当船靠港后，亿万有机体被倾倒出来，进入新的栖居地，有时它们会取代当地的生物。科学家检验了到达俄勒冈库斯湾的159艘日本货船的压载舱，在这些压载舱的水里发现了367个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它们绝大部分是以幼体的形式存在。“我们发现了虾、螃蟹、鱼、藤壶、海胆、海星、虫、水母、蛤、蜗牛，实际上是所有系列的海洋生物……被引入新环境中的物种可能有5%到10%能在那里生长。”[1]

压载舱绝不是控制物种扩散的唯一问题。迅速增长的全球贸易和旅行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扩散力量。这些物种附在活着的动物、植物和种子上，也附在运送这些货物的轮船、飞机、卡车上，被传播到全球各地。当然，这种扩散是双向的，既从美国向外扩散，也从外向美国扩散。拖鞋帽贝（一种海产贝类。——编注）就是19世纪80年代随一船牡蛎无意中从美国输出到欧洲的；美国白蛾现在正在蚕食中国中部大片地区的树木；来自美国东南部的松材线虫正在杀死日本的黑松树。

三、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到18世纪的后一段时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已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基于新的大宗生活必需品的大规模贸易。大西洋贸易的规模尤为巨大，因为美洲大陆的种植园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后来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在欧洲销售。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各类必需品，如谷物、鱼、布匹和金属制品；同时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了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制品被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被运到欧洲。

图169　殖民者正与当地居民做交易。

这一时代新的、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欧之间的商品交换。这里，西欧又得到了种种原料，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需求量很大，这是因为人口增加，并且大量可耕地变为牧场。在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今格但斯克），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在1550年至1600年间分别上涨了247%、187％和185%。这种情况促使谷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在这数十年间通常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两倍。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制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为回报，它们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也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通过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美洲或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分量轻，颜色亮，价格低，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开始被大量进口。但是很快，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提出了反对。这些人为了保证禁止或削减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获得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

图170　北京宫廷接待了由彼尔特·万·霍恩率领的荷兰贸易使团（1668年）。

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第二个原因是，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个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纺织品而耗尽自己的黄金。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欧洲直到18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那时的形势正好相反，因为欧洲能使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充斥亚洲。但是，在那之前，东西方贸易由于亚洲只愿意接受欧洲金银、很少接受欧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阻碍。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亚当·斯密谈欧洲的扩张

在其所著的世界名著《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对殖民地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到，殖民地的存在增加了欧洲诸殖民宗主国的财富（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它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巨大，但是，在这些发现之后短短的两到三个世纪中，它们影响的整个范围尚无法确定。人类的智慧无法预见，人类今后将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获得哪些利益或遭受哪些不幸。这两个事件某种程度上把世界上相距最遥远的部分关联在一起，使它们能互通有无，增加彼此的快乐，促进彼此的工业，因此，它们的总体趋势似乎是有益的。

同时，这些发现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将重商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显赫的、光荣的、从未达到过的程度上。重商主义的目标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土地的改良和耕种，是通过城市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农村的工业，来使一个大国变得富足。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发现，欧洲的商业城镇不再只是世界一小部分（这部分指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制造者和运输者，现在已成为为数众多的、兴旺的美洲耕种者的制造者，也是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国家的运输者和某种程度上的制造者。两个新世界都对它们的工业打开了大门，每个都比过去的更巨大、更广阔，其中一个市场每天都在越来越大地发展。

的确，拥有美洲殖民地且能直接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国家享受着这一巨大贸易的全部荣耀与光辉。不过，其他国家尽管有各种意在排挤它们的令人厌恶的限制，也常常能享受到这一贸易的实际收益的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其他国家工业的实际促进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国工业的促进还要多。仅就亚麻布一项而言，据说，这些殖民地的年消费额可达300万英镑以上，当然，我不敢保证这一数据的准确。但是，这一巨大的消费量几乎全由法国、佛兰德、荷兰和德国提供。西班牙和葡萄牙仅提供一小部分。向这些殖民地提供的大量亚麻布的资本每年都在其他国家的居民中分配，且为他们提供收入。

*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Edinburg，1838）, p. 282.

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如何得到足够的劳动力供应的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输入非洲奴隶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非洲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为数非常多。早期欧洲人为解决劳动力需求问题留下了一份痛苦的遗产，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歧视和不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冲突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横跨大洋的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则只不过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附关系的继续。

为参加这一新的全球性经济，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之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3天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就很快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的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已增至每周6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担这种劳役，还通过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最终，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移自由的农奴，受到贵族的强征勒索。

非洲也受到新的全球经济的深刻影响，成为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力的来源。非洲的奴隶制在跨洋贸易之前就已存在，奴隶被用作士兵和农夫。奴隶也随黄金一起被出口，他们沿着古老的商路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沿岸，从这里被用船运走，绝大多数被运往中东地区。据估计，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有350万到1000万非洲人是以这种方式被卖掉的。

葡萄牙人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先锋，他们最初是把非洲人卖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做家务和农活。然而，其数量和不久后被运到美洲大陆种植园工作的大批奴隶相比微不足道。当地的印第安人无法满足种植园的用工需要，因为他们染上了来自欧洲的疾病，正在灭绝。种植园主起初想雇欧洲的契约工人，但是，他们工资太高且自由散漫，于是就改用了非洲奴隶；第一批奴隶是在哥伦布首次远航后不久被运来的。16世纪20年代在秘鲁发现银矿和40年代在巴西建立甘蔗种植园以后，奴隶的数量激增；而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群岛建立起新的生产烟草、大米和咖啡等作物的种植园以后，奴隶的数量更是进一步增加。有关奴隶总数的估计相差很大，最新的研究表明，1500年至1867年间，有1200万到2000万奴隶被迫运离非洲。结果，到1850年，在美洲，非洲裔奴隶的人数是白人的3倍至4倍。

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因地区而迥然不同。安哥拉和东非受损失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口一开始就比较稀少，经济上常常接近于仅能糊口的水平，所以，即使损失的人口很少，其影响也是毁灭性的。相比之下，西非经济上较先进，人口较稠密，因此，奴隶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么具有毁灭性。从整个大陆来看，由于运走奴隶的时期从1450年延续到1870年，而被运走奴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人口据估计有7000万至8000万，故人口方面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不过，奴隶贸易对非洲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沿海地区和方圆四五百英里的内地，有一种腐蚀性的、扰乱性的影响。携带朗姆酒、枪炮和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侵袭内地猎取奴隶。各种各样的集团为了控制这种有利可图的、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有些组织和地区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组织和地区如约鲁巴、贝宁文明区和刚果王国则日渐衰落。奴隶贸易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

然而，奴隶贸易除包括占有奴隶外，的确还包括贸易。非洲人亲自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后，作为回报，不仅得到了酒和火器，而且还得到了某些实用和具有经济产出的商品，包括纺织品、工具和供当地铁匠铺和作坊使用的原料。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是，从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间传播开来。因此，现在一直在议论这个问题：用这些新食物实际上能供养大量的人，其数目或许会超过在奴隶贸易中失去的人口总数。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并不是引入新作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新作物近几个世纪中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不论有没有奴隶制，它们无疑都会像传播到中国内地一样传播到非洲内地。

图171　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是奴隶劳工的一大需求源。此图显示，奴隶们正在榨取甘蔗，制造蔗糖，这些糖随后被出口到欧洲的消费市场。

在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有注意到正在沿海地区涌现的那些坚持不懈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感觉到欧洲早期经济扩张的影响。就整个亚洲而论，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

欧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但是，所受到的影响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自然，他们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得益也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为欧洲民众所获得，茶叶的情况可表明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一个世纪后，它已成为普通消费品。比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贸易对欧洲经济的刺激。以后我们将会提到，18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从海外事业中积聚起来的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品日渐增长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这一期间，欧洲突飞猛进，迅速上升到世界经济首位。总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分工导致世界生产率的增长。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从一开始起，西北欧就作为世界创业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损害了其他地区。从当前的种族冲突、富国与穷国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农奴制在整个东欧和奴隶制在整个世界留下的伤痕中，都可清楚地看出这种损害所包含的内容。

四、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困在欧亚大陆西端。相反，他们已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从南面包围了伊斯兰世界，而俄罗斯人则已通过征服西伯利亚，从北面包围了伊斯兰世界。与此同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大陆，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领土。他们也因之蓄积起巨大的资源和力量。

所有这一切说明，世界均势已发生了根本的、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与先前人口平衡方面的变化相比较的变化。以往，伊斯兰世界一向是主动出击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并推进——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以全球规模而不仅仅是以欧亚大陆规模起作用的新中心已崛起。在这个新中心，先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是从西北欧，一条条贸易和政治影响力的路线向各方伸展，围绕整个世界——向西到美洲，向南绕过非洲，向东到印度并绕过东南亚。

欧洲人到1763年时并未实际控制所有这些地区。但他们已有效地支配着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尽管他们在世界各大陆进行的实际占据要等到19世纪才开始。在非洲和亚洲，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只有一个例外：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在别处，诸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有高度严密的组织，不允许在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例如，在西非，由于气候恶劣，欧洲人无法渗透到内陆。他们还受到沿海地区酋长们的阻挠，因为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酋长们处心积虑地想保住自己这一有利可图的地位。在印度，在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被疏远。在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不过，显然是经土著统治者勉强同意才得以这样做的。在中国和日本，如同俄罗斯人在进入黑龙江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侵略领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

图172　18世纪的贸易和帝国都要靠海军来维系和保护。这些海军沿着各条航线巡逻，保护本国船只免遭海盗与走私者的骚扰和敌军的进攻。这幅画（1735年）由彼得·摩纳米绘制，描绘的是停靠在葡萄牙里斯本港进行补给的英国帆船舰队的船只。英国和葡萄牙是主要的贸易伙伴，英国用羊毛交换葡萄牙的酒。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政治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上一个比较孤立、无关紧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人烟稀少、军事上软弱的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

五、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欧洲文化的强加和欧洲政治统治的强加一样，取决于各土著社会的状况。例如，欧洲文化能整个迁移到美洲，是因为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已被撵走。然而，即便是偶然来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残余物的迹象。例如，用土砖砌造房屋，用没有锯过的松树原木作为桁条（即椽子）。同样，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用两块毛毯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口制成的庞乔头篷也是如此。拉美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义和惯例与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放弃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丽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像他们的神那样，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和使他们免受伤害——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以往这样做过。在拉丁美洲的菜肴方面，也许可以找到受印第安影响最明显的迹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圆饼和各种辣菜都是以印第安两大名产蚕豆和玉米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传播外，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诸土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长们把欧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沿海贸易站。在中东、印度和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心，诸土著民族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却极看不起他们。甚至在17世纪、18世纪土耳其人本身每况愈下时，他们仍毫不犹豫地表达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对法国大使突然嚷道：“难道我不知道你吗？你是一个邪异教徒［不信安拉的人］，是一头猪、一条狗、一个吃粪的家伙！”[3]

同样，在印度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进宗教法庭时，诸土著民族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从1600年至1773年，因持异教观点而被处火刑的受害者有73人。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种不一致性：它监禁、拷打和以火刑处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同时，又阻止寡妇自焚，而自焚按当时印度教的标准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对西方基督教徒的评价。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时常酗酒，基督教徒时常干坏事，基督教徒时常打人，基督教徒时常辱骂别人。”[4]

图173　西方船只到达中国天津。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在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起初较好（如第十九章第三节所提到的）。耶稣会会士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士，也没有给大多数中国学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都不认同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就当时中国民众对欧洲人的看法而论，它或许准确地反映在以下这句格言中：只有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所有其他居民都是瞎子。假如是这种态度，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诸如天文学之类的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图174　印第安人一旦得到了欧洲的武器，诸土著民族内部的冲突就变得伤亡更大。这幅版画（1657年）描绘的是一位休伦武士，他扛着一杆枪，穿着一种用树枝编成的紧身铠甲，它能在受到滑膛枪弹的袭击时提供轻微的保护。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欧洲人却相反，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他们首先熟悉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迟至1634年即帝国开始衰落后，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国旅行者还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5]17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其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与此同时，欧洲知识分子又被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记载所强烈吸引。他们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儒家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崇为模范的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从而赢得统治权”[6]。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中国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在1776年至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6卷《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等的研究报告》中。该书第11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仅收录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毛动物——的报告。

正如欧洲人的兴趣在17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转移到印度。古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极其喜爱的人。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我们怎么能相信，在欧洲的导师希腊人学会阅读以前，东方诸野蛮民族已产生编年史和诗歌，并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7]欧洲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热衷于印度文化。印度博学家不愿意把自己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是，少数欧洲人——多半为耶稣会神父——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就像莱布尼茨被中国哲学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向孟加拉亚洲学会宣布：“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的词汇更多，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种优美得多。”[8]

图175　一位基督教传教士试图复制的古代汉字。

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与19世纪的欧洲统治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这一时期，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世界各地，尽管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大块大陆的内地。虽然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仍远远低于以后几个世纪中所达到的数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整体。震撼欧洲的著名的七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牢牢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却仅拥有少数飞地，在远东，他们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是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也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专横的规章制度。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总的来说，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瞪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战利品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反省，如在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褊狭。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在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以后各章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种”，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

[推荐读物]

论述近代早期欧洲扩张的普遍影响的著作有：I. Wallerstein所著的多卷本The Modern World System（Academic出版社，1974ff.）；W. P. Webb所著的The Great Frontier（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52）；P. D. Curtin所著的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E. F. Frazier所著的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in the Modern World（Knopf出版社，1957）；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和C. Ponting所著的、论述生态影响的著作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St. Martin’s出版社，1991）。

更为详细地论述欧洲影响的著作有：E. Reynolds所著的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Schocken出版社，1985）；S. J.和B. H. Stein所著的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S. W. Mintz所著的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Viking出版社，1985）；A. W. Crosby，Jr.所著的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Greeenwood出版公司，1972）和A. G. Price所著的The Western Invasion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 1513-1958（Clarendon出版社，1963）。

分析相反的过程——海外扩张对欧洲的影响的著作有：F. D. Lach所著的多卷本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5ff.）；J. E. Gillespie所著的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Vol. 91 in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1920）；A. I. Hallowell所著的“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on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IX（1957）, pp. 210-217；L. S. S. O’Maley编辑的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1）；A. Reichwein所著的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出版社，1925），和P. J. Marshall和G. Williams所著的The Great Map of Mankind：Perceptions of New World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

[注释]

[1]Cited by F. Whyte,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Oxford University，1927）, p. 38.

[2]Cited by A. C. Wood, 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Oxford University，1935）, p. 230.

[3]Cited by L. S. S. O’Malley，ed.,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 p. 51.

[4]H. Blount, “A Voyage into the Levant,” in J. Pinkerton，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X（London，1808-1814）, p. 222.

[5]Cited by D. Lach, “Leibniz and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I（October 1945）, p. 440.

[6]Cited by A.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1925）, p. 152.

[7]Cited by O’Malley, Modern India, p. 546.

[8]Cited by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 151.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1500年以后的时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一年以前，没有冲突，因为全球的联系很少，更不用说全球的统一。成千上万年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地区隔绝的状态之中。当最初的人类从其祖先发祥地——可能是在非洲——成扇形散居开来时，他们便失去了与其原先邻居的联系。当他们向四面八方扩展，直到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定居时，他们不断地重复了这一过程。例如，当首批蒙古种人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后，他们又向整个北美和南美洲继续推进。他们以相对隔绝的状态在新的社会中定居下来。数千年来，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语言和文化，甚至独特的体形。这一过程在全球继续，因此，直到1500年，种族隔离现象遍及全球。所有黑人都生活在非洲，所有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都生活在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种人都生活在东亚和美洲，所有澳大利亚种人都生活在大洋洲。

大约1500年，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的统一。诸种族不再互相隔绝，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愿地移居到了新的大陆。欧洲人在这一全球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在一起的世界。到19世纪时，他们在政治上以其强大的帝国、在经济上以股份公司控制了全球。他们还享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变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等同于文明，非西方文化开始被认为天生低劣。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被欧洲人而且被非欧洲人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它被认为几乎就是神授的，是事物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

在20世纪，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地区自治。欧洲需要4个世纪（1500—1900年）建立其世界范围的支配地位。时间仅过去了50年，这种支配地位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快了速度。政治上的瓦解采取了帝国终结的形式。文化上的瓦解范围广泛得多，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非西方文化也不再被等同于野蛮。

今天，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正受到直接的挑战，甚至受到抵制。1979年11月，当美国使馆人员在德黑兰被扣为人质时，西方记者向那些年轻的绑架者们书面提出了许多问题。后者集体回答了这些问题，他们的答复如下：“对殖民主义者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个使人疏远本民族的工具。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他们便能使该民族服从他们的统治。”这些绑架者还表达了对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要这些腐朽的家伙干什么？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去吧！这些腐朽的家伙就是那些受西方模式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我们的运动和革命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

这种观点并不仅限于年轻的激进分子之中。许多持各种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现在也持有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证论说，不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准则。他抵制自由主义的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变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导致一个自私的、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同样，他也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它强调经济关系和国家活动，因此，它几乎不让个人选择，并且破坏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由此断定：“每个民族的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彻底发挥自己才能的方法……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的面貌重新创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特殊情况的自己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战略。”[2]

反对西方的全球统治并不令人奇怪。这种统治是历史的偏差，由诸情况的特有的结合而产生，因而必定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地区自治的力量如今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国家中觉醒，一些已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现在正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黑人、操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主张独立的要求已威胁到版图的统一。同样，英国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的脱离主义者。法国正面临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挑战。

在西方，地区自治的要求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政权。在伊朗，反对西方影响的民众起义与反对德黑兰的地方暴动——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发动的暴动——齐头并进。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伊朗所面临的地区自治要求的威胁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威胁都大得多。苏联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戈尔巴乔夫放松控制、实行开放后，立即就有几十个少数民族要求自治。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苏联为独联体取而代之。

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动乱均由两大相互对抗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引起。一方面，由于现代通信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现代技术正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决心创造自己未来的、沉睡至今的大众的觉醒而变得四分五裂。现代冲突的这种历史性根源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后的那几个世纪；在那几个世纪中，西方探险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的居民联系在一起。直至今天，我们仍要面对这种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坚强起来，准备为未来而不是为过去背水一战。”[3]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的结果日益变得捉摸不定。事态已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看起来简单、明了。在亚洲各国人民成功地采纳和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时刻，它绝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对抗的问题。同样，当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其计划经济和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时，这也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抗的问题。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对所有外来模式的幻想破灭感，但这种破灭感又留下了一个真空：没有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中国总理周恩来恰如其分地把这个时代描述为“天下大乱”的时代。

[推荐读物]

E. Fischer所著的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 rev. ed.（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8）对反抗西方统治作了最好的概括。分析世界范围的对中央权力的各种挑战的著作有：L. Kohr所著的The Breakdown of Nations（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57）；D. Morris和K. Hess所著的Neighborhood Power：The New Localism（Beacon出版社，1975）；C. Bezold编辑的Anticipatory Democracy（兰登书屋，1978）；A. Amalrik所著的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Harper & Row出版社，1979）；H. C.d’Encausse所著的Decline of an Empire：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Newsweek，1979）和T. G. Verhelst所著的No Life Without Roots：Culture and Development（Zed Books出版社，1990），后者概括了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全球性的抉择。Z. Brzezinski所著的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Scribner’s出版社，1993）是对“天下大乱”的最近的概述。A. Rashid所著的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Islam or Nationalism?（Zed Books出版社，1994）分析了中亚广大地区的骚乱。

[注释]

[1]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1979. l 1979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2]V. R. Mehta, Beyond Marxism：Toward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New Delhi: Manohar，1978）, p. 92.

[3]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1980.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优势的基础

从1763年至1914年的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据有显著地位。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年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几乎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者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东南亚，或者是间接的，如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这一进程早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国家建设和海外扩张（见第二十章）以前就已开始。上述这些引起了以三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锁反应；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和力量。

这些革命有两个特点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一个特点是，它们在1763年以前就在扎实地进行着。英国内战即政治革命的一个主要阶段发生于17世纪40年代。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至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也可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找到；那时，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股票的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1]。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直到19世纪才被充分地感觉到。这就是在本编而不是在本书前面部分考察它们的主要原因。

关于这三大革命，须特别提到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它们互相依赖，相互之间不断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也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2]

分析了欧洲三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以后，我们将在本卷第七编各章节中探索它们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是如何使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化、非洲的分割，以及对亚洲和大洋洲的支配成为可能的。

[注释]

[1]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500-1700）,” Economica（November，1929）, p. 356.

[2]Cited by C. E. Robinson, “The English Philosophi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Today, VI（February，1956）, p. 121.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所谓的科学革命……胜过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事物，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均降为都仅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部替换……科学革命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显现，以致我们对欧洲历史时期的通常划分已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成为一种障碍物。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英国的制造业体系和在这一体系下创建大城镇的惊人速度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曼彻斯特卫报》1832年11月17日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的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同样的牲畜驮运人和物，同样的帆和桨驱动船只，同样的纺织材料缝制衣服，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材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柴油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力和人力驱动船只；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纺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取代了蜡烛，并已成为只需按一下开关便可做许多事的动力之源。

这一伟大变革都源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回顾历史，似乎这两大革命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农业革命使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做出进一步的贡献。科学技术则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断地稳步发展。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记住过去数世纪的科学成就和它现今日益加快的发展速度，那么，我们对科学的惊人的可能性和意义即使不了解，也可以正确估价。此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全体的。由于科学以客观的研究法为基础，关于科学的种种提议已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相关的技术，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因此，从前的从属民族如今正力求通过弄清楚西方对人类做出伟大而独特的贡献的秘密来矫正现有的不平衡状态。

显而易见，这就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对研究世界历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本章就将探索这些革命从它们在近代初期的早期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发展过程。

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科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匠人都发展了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加工木材、石块、金属、禾本科植物、纤维、块根植物和兽皮等方面的某些技术。他们通过观察和试验，逐步改进自己的技术，有时使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因纽特人就是这样。不过，所有近代以前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原因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兴趣，并不为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他们对因果关系不探究。总之，明确说来，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

毋庸置疑，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里确曾一道工作，制作出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然而，实情仍旧是，直到近代以前，发展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者结合起来。掌握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

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特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不过，若无西欧有利的社会氛围，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在这个环境中，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被缩小。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特别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像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营。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差悬殊。文艺复兴时期工匠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他们各自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断及工序。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炸性的联合。

与工匠和学者的这种联合密切相关的是劳动和各学者或科学家的思想的相应联合。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这种偏见大概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联系；它甚至在奴隶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保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例如，诗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属于第一类别，雕刻家、釉工和铁器工人则属于第二类别。这种两分法的有害影响在医学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内科医生的工作没有改变物质形态，因而被认为是“自由的”；而外科医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标准则被看作是“奴隶的”。因此，实验受到轻视，活体解剖被认为是非法的、令人厌恶的。

威廉·哈维（1578—1657年）之所以能作出关于心脏和血液运动的伟大发现，是因为他坚决反对对体力劳动的这种蔑视。数十年间，他一直进行各种艰苦的实验。他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的种种生物的动脉和静脉，谨慎、耐心地观察和记录血液的流动和心脏的运动。他还利用新的放大镜来观察马蜂、大黄蜂和苍蝇。这一步骤在今天似乎是切合实际、一目了然的，但在哈维的时代，肯定是不行的。在哈维生活的时代，要哈维使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科学方法，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图176　 哈维的《动物心血运动研究》（1628年）中的一页。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地区的开辟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人类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思想和设想提出了挑战。与之相似，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导致技术上的进步；技术进步转而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远洋贸易引起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需求。为了制造罗盘、地图和仪器，出现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数学上受过训练的工匠。航海学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天文学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动力传送和水泵技术的进步。这是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起点。同样，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日渐扩大的采矿作业使新矿石甚至新金属如铋、锌和钴显露出来。要找到和提高分离、处理这些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就必须通过痛苦的实验。但是，这样做时，化学的一般原理开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还原、蒸馏和混合的原理。最后，这些领域里的新知识通过大学和印刷品得以促进和流传。其中印刷品在提高识字率和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

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伦敦促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的成员已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开始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有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

所有地区都忙于并热心于这项工作：我们发现每天交给［学会］的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专业的哲学家之手，而且来源于技工的工场、商人的航海、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狩猎场和花园……[1]

最初，科学从矿山和工场那里得到的东西要比矿山和工场从科学那里得到的东西多得多。在这一早期阶段，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对科学的利用是少量、偶尔的。甚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科学不再处于附属的地位：它已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全新的工业。

二、科学革命的进程

正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有着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这一进步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这方面的伟人有哥白尼（1473—1543年）、伽利略（1564—1642年）和牛顿（1643—1727年）。哥白尼采纳某些古代哲学家的观点，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是宇宙中心，并证实这种观点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伽利略使用当时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宇宙的实际情况，以经验为根据支持哥白尼。他在报告中说：“借助于望远镜，任何人都能观察到……银河系只不过是一团成串地聚集在一起的无数的星体。如果有谁把望远镜直接对准银河系的任何部分，眼前就会出现一大群星体……”

科学早期阶段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一位可与欧几里得和爱因斯坦相媲美的伟人。除在光学、流体动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之外，他还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宇宙中物质的每个粒子都对其他每个粒子有引力；引力与两个粒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2]

图177　伽利略在1609年之后用的望远镜。他用它观测地球的卫星和金星的环相，并发现了大多数木星的重要卫星。这些观测在17世纪具有革命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以上是揭开天体面纱的一个耸动且具有革命性的解释。牛顿已发现了一个数学上能证实的根本的宇宙定律；这一定律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小的物体。实际上，自然界好像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计算可予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分解为有理性的人所能发现的少数简单的、始终如一的定律。人们开始把牛顿的物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整个思想和知识领域，不仅应用于物理领域，而且应用于人类社会。

18世纪后期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蒸汽机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蒸汽机为开动机器和火车头提供了急需的动力；当然，它开始是被用来从矿井里排水的。詹姆斯·瓦特把独创性技术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将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一个适当的水平。1769年，瓦特采用了一个单独的冷凝器，以后不久，又用曲轴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如果不是可以得到蒸汽机的相对无限的动力，工业革命完全有可能会在仅仅增加纺织品生产的速度后便逐渐消失，就像发生在中国那样；在中国，早几个世纪就曾取得过类似的技术进步。

图178　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决定引力的数学和物理定律。牛顿相信宗教和科学是一致的和相互支持的，并相信对自然界的研究能使人更好地认识上帝。这幅牛顿的画像由戈弗雷·内勒爵士绘制。

19世纪前半世纪中取得进步最大的一门科学是化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与纺织业有着密切联系，纺织业在那数十年间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化学界的牛顿”是安东尼·拉瓦锡（1743—1794年），他的物质守恒定律堪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媲美：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中，尽管物质的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但它的数量不会变，物质的数量在每道步骤的反应前和反应后是相同的，并且可以通过称它的重量探查出来。19世纪，拉瓦锡的后继者们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发现：贾斯特斯·冯·李比希发现了化学肥料；W. H.珀金发现了合成染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疾病的微生物理论，这一理论促使人们采取卫生预防措施，从而控制了由来已久的灾祸——伤寒、白喉、霍乱和疟疾。

正如牛顿因为发现支配宇宙中的物体的定律而统治17世纪的科学那样，达尔文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了19世纪的科学。他的进化学说认为，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它们是不同的、可变的，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自然结果。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

因为所产生的每一个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得多，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就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3]

也许很难把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设想为似乎是像“自然选择”所提供的那样一个十分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不过，统计学的计算结果表明，即使一次突变仅仅导致1%的较好的生存机会，它也会使一个物种经过100世代以后有为数一半的个体发生突变。换句话说，即使101个发生过突变的个体活下来后有100个失去了突变，突变仍会在生物学上所说的短时间内传遍该物种。达尔文的学说虽然在后来的研究基础上得到了详细修改，但其要点实际上已为现在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教士中间，却存在着激烈的反对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否定了神造世界说。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废黜了人类在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在政治上，这一时期正是俾斯麦“铁血”统一德国的时期。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与在自然界一样，最强者是得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在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俗的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中上层阶级强烈反对国家为促进更大的社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他们论证说，他们应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较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而且，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图179　在两部十分重要的著作《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的起源》（1871年）中，查尔斯·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的观点清楚地阐发了进化论，并将这一理论用于人类。结果引发了一场不仅影响生物学，还影响宗教、哲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大争论。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上的做法，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未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说有这种打算了。然而，事实却仍然是，它们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很简单，它们似乎为当时在整个欧洲盛行的物质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支持。简言之，达尔文主义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下述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所获。

三、科学革命的意义

随着19世纪的结束，科学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纪初，科学仍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但是，到它为久已建立的工业做出基本贡献的19世纪末，它正在创造全新的工业，正在不但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科学还为19世纪的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没有给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响，因为非西方民族已在这些领域做出了类似的贡献。但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就不存在这样的平等。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为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对它们进行了利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有说服力的事实。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不再将欧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不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勉强地承认了欧洲科学革命的重要性。因此，从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天的主要目标是亲自经历这场独特的革命。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作了总结，认为科学革命：

……被证明是极能生长的，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从一开始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开始控制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后开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因此，当我们谈及在最近几个世代中被传入像日本那样的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纪后半世纪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装置。[4]

四、工业革命的根源

“工业革命”一词经常受到质疑，因为它用来描述的不是一个迅速、突然的变化，而是一个在18世纪以前已开始进行、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革命”。显然，它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疾风骤雨般开始和结束并带来巨大变化的革命。

然而，事实仍旧是，18世纪80年代间，生产力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的起飞”。更明确地说，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靠原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其自身的需要。汽车制造业就是这种现在很普通但以往却无人知晓的现象的一个例子。不是存在于20世纪初的对汽车的需求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福特”牌汽车的能力刺激了现代对汽车的大量需求。

考察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和其时间的选择有关。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后期而不是在早100年或1000年时发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从海外大扩张之后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这一发展如此显著，以致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在于世界贸易的商品起了变化。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商品贸易是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贸易和朝相反方向运送的金银贸易。但渐渐地，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并且其商业价值也在不断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木）、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绶鸡以及其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鱼）。商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显著增长。1715年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倍至8倍。英国贸易也有了几乎同样惊人的增长——在1698年至1775年这一时期，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欧洲总的贸易在增长，但是，殖民地贸易正在其中占有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进行的，但是，到177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早期铁路上的一段旅程

世界上最初的两条铁路是从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的，分别于1825年和1830年开通。女演员弗朗丝（范妮）·金伯尔幼年时曾在第二条铁路开通的那一年搭乘过，她对那段旅程作了如下描述。*

我父亲认识几位对这一事业（利物浦——曼彻斯特的铁路）最感兴趣的绅士，当斯蒂芬森提议进行15英里铁路的试运行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邀请我父亲带着我与他们同行，并允许我坐在斯蒂芬森的身旁，我认为这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耀之一……他是一个面部表情非常严肃的人，肤色浅黑，面部特征十分明显……

有人向我们介绍了将要带着我们在铁轨上奔跑的小小发动机……这个总是让我想去拍拍它的、发着喷气声的小动物，现在就套在了我们的车厢上，斯蒂芬森先生带着我，和他一起坐在发动机的凳子上。我们以约10英里的时速开始了旅程。这匹“蒸汽马”对高低起伏的山路不是很适应，铁路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因此，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沉到了地底下，有时候又像悬在半空中。几乎从一开始起我们的铁路就穿过了坚硬的山石，两边形成了高约60英尺的石墙。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旅行有多么奇异：你看不到任何前进的原因，除了这个神奇的发动机及其飞似的白烟和节奏匀称、不变的步速……我们只打算走15英里，这个距离足以展示发动机的速度了……走完这段多石的窄路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已高出河岸10英尺至12英尺；然后我们到了一片辽阔的沼泽地，没有人能走在这片沼泽地上不沉下去，然而，我们的铁路却载着我们在上面飞奔……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15英里，火车在横跨一个又宽又深的峡谷处停下。斯蒂芬森把我放下来，带着我走到谷底。为了保持铁路的水平高度，斯蒂芬森建造了一个壮观的9拱高架桥，中间的一拱有70英尺高；通过这座桥，我们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山谷的全景……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其他人中间，给机车供了水；因为机车不能掉头，车厢被挂在后面。现在我们以它的最高速度——每小时30英里——出发，它比鸟的飞翔速度还要快（因为他们曾用猎鸟做过试验）。你难以想象切开空气向前奔跑的感觉是怎样的——它的运动也十分平稳。

* F. A. Kimble, Record of a Girlhood，3rd ed.（Richard Bentley，1879）, pp. 158—160.

商业革命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助于工业革命的发展。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为制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为了满足这些新市场的需要，工业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要为工业革命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就得筹措资金，商业革命也提供了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资本。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从西伯利亚和北美的毛皮贸易，从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从非洲的奴隶贸易，从一些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包括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利润中。据估计，18世纪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资金总量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投入的资金总量差不多。

图180　这幅画描绘的是18世纪英国一个煤矿坑口的情景。画左侧的机械包括一台蒸汽机，它为将矿井中的煤运到地面或将矿井中的水抽出的设备提供动力。英国丰富的煤层是有助于其早期工业化的因素之一。

利润丰厚的商业企业，与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一起，解释了工业革命在18世纪晚期达到“起飞”阶段的原因。这也提出了为什么这种“起飞”首先发生在英国这一问题。英国享有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它早已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方面占据领先地位。由于英国的保存林正被耗尽，它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来冶炼铁。到法国大革命（1789年）时，英国每年大约生产1000万吨煤，而法国仅能生产70万吨。英国还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能成批生产铁。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是法国的1/3，到1840年，却是法国的3倍多。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英国正在生产被大规模消费的、其需求量又大又稳定的商品方面向前推进，而法国则更专门地生产其需求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奢侈品。

英国还拥有更多的、可作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英国的宫廷支出和军费支出较法国的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好。此外，银行业在英国发展得更早、更有效，为个人企业和社团企业提供了共同基金。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经管人才在英国的集中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非国教徒如从事制铁业的达比全家、制造瓷器的库克沃西、经营棉纺织厂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布赖特父子以及投身于科学的道尔顿和爱丁顿等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得到说明。打破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得在非国教徒中间产生了很大一批实验家和发明家，而他们的节俭则使他们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挥霍掉。非国教徒在英国的影响由于来自大陆的同教人士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法国流失了相当多的经营企业的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入了英国。

英国还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占有优势。由于行会较早瓦解，由于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行会及其多方面限制的消失，使采用分散的家庭作坊制度和建立拥有动力机械的工厂更为容易。圈地于16世纪开始，持续了3个世纪，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自耕农时常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因为对公地和荒地的圈占使他们没有土地放牧，也得不到燃料。较早时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的上涨促成的，因此，土地多被用于放牧。在较后的时期中，为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粮食的需要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们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的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良种、用科学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播种机等。

1714年至1820年间，英国有超过600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打散工的人，否则，就不得不去城里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使得关心社会的人们极为恐惧，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是令人不安和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责——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因此，圈地可被看作英国工业在19世纪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圈地的确也在欧洲一些别的国家发生过，但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例如，在法国，法国革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从而增加了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使他们不愿意收拾行李背井离乡。

五、工业革命的进程

除非有强大需求的刺激，发明者很少进行发明。作为种种工业革命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早在18世纪前就已为人们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一直未被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但却仅被用于开关庙宇的大门。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这种需要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开发出商业用途的蒸汽机。

图181　珍妮纺纱机。

这种由需求引起发明的模式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一个领域的发明产生了不平衡，会刺激其他领域的对应发明来恢复平衡。例如，棉纺织工业是最先实现机械化的，因为英国公众已越来越喜爱最初是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事实上，对棉织品的使用已非常广泛，因此，强大的旧毛纺行业在1700年设法通过了一项禁止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不过，该条法律并未禁止棉布的制造。这就为当地工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有魄力的中间人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机会。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加速纺纱和织布，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当时设了很多奖项来奖励能增加产量的发明，到1830年，一系列的此类发明已完成了纺织业的机械化。

新发明中，约翰·凯的能提高纺织速度的“飞梭”（1733年）、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1770年）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也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纺纱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线；用珍妮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被称为“缪尔”（骡子）纺纱机，因为它综合了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的优点。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生产出比织布工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种新发明物制作简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是，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纠正。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行业中的发明总是会鼓励人们进行相应的发明创造，以促进其他行业发展。例如，新的棉纺机引起对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较传统的水车和马匹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充裕、更可靠。詹姆斯·瓦特在这方面作出了反应，他对约1702年前后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的原始蒸汽机做了多项改进。到1800年，已有500台左右的瓦特蒸汽机投入使用，其中有38％的蒸汽机用于抽水，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提供了控制和利用热能、为机械提供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储藏在地下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天然气。这样，也就开始了一种大多数能源被现代工业化国家利用的趋势。例如，1975年，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较少工业化的亚洲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可以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图182　19世纪早期英国的动力织布机。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要求增加铁、钢和煤的供应量。这一需求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革新得到了满足——亚伯拉罕·达比在熔化铁矿石时用焦炭代替了煤；亨利·科特发明了除去熔融生铁中的杂质的“搅炼”法；瓦特蒸汽机被应用于操作鼓风机、凿岩机，以及翻转和碎裂。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到1800年时，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也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进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求，这种运输工具可以大批运送煤和矿石。这引起了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英里长的运河。与运河时代相提并论的是伟大的筑路时代。17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坐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遇到了来自铁路的挑战。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14英里的时速行驶了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拥有500英里铁路；到1850年，拥有6600英里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万英里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富尔顿是这方面的先驱，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缪尔·肯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信联络方面也引发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19世纪中叶，人们发明了电报。1866年，人们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信联络。

图183　1845年的一份英文传单。

工业革命并未随着铁路、跨大西洋汽船和电报通信的出现而结束。它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阶段清晰可见。第一阶段到19世纪中叶，包括前述棉纺织工业的、采矿业的和冶金业的机械化，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和运输业中的运用。第二个阶段持续到19世纪整个下半叶，它以科学在工业上更直接的应用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为特征。尽管科学在其发展伊始对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它却逐渐成为所有大工业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煤的许多衍生物的开发是工业研究实验实际应用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煤不仅能生产焦炭和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还能产生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们发现，在煤焦油中藏着真正的宝贝：数百种染料、阿司匹林、水杨酸甲脂、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正如19世纪的德国在将科学应用到工业方面领先世界一样，美国是发展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先驱。大规模生产技术有两种：一种是制造标准的、可以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亨利·福特发明的环形传送带。汽车零件在传送带上传送，工人们将其装配成T型汽车；工人此时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另一种生产技术是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处理大堆大堆的原料。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这种方法的生产率从工业巨头安德鲁·卡耐基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以看出来：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英里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5]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工业革命的传播

在19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传播的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自然资源的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比利时是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到1870年时，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城市，并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继比利时之后是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与此同时，非欧洲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起初是美国，随后是英国自治领和日本。后来者可以享受到新的、更有效的工厂的好处，因此，英国失去了其最初的“世界工厂”的地位。

表26.1列举的各强国是按照它们在工业生产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在世界工业均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表26.1　世界工业平衡变化（1860—1980年）

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的平衡始终在发生着变化。1995年，世界经济增长了3.7%，但大多数增长都是在欧洲以外实现的。1995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率在2.6%和3.0%之间，而亚洲则达到了8.7%。1995年，亚洲各国的增长率为：中国10.2%，韩国9.7%，越南9%，印尼7.5%。[6]

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增长早已开始。尽管19世纪期间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时欧洲大陆的人口却是1750年时的3倍以上。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其次是医学上的。在此前的数世纪中，大多数死亡的人都是因传染病所致，而传染病的传播主要取决于生活水平。随着19世纪马铃薯种植的增加，人们的营养水平提高，对疾病的自然抵抗力也相应增强，死亡率相应下降。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饥荒已成为过去的回忆。即使农作物歉收，新的铁路网也能保证来自外界的充足供应。与此同时，工业革命还改进了污水处理系统，饮用水供应更安全，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死亡率。因此，死亡率统计数字显示，在主要的化学药品发明前约30年，因主要传染病致死的死亡率已开始下降。

当时，新医药科学的应用，如接种疫苗和对传染病人的隔离，使西欧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1914年，它们已从1800年的至少30‰降低到15‰左右。为此，欧洲的人口也就从1750年的1.4亿迅速上升到1800年的1.88亿、1850年的2.66亿、1900年的4.01亿和1914年的4.63亿。欧洲的这一增长率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率要高得多，以致它改变了全球人口的平衡（见表26.2）。

表26.2　1650—1990年的世界人口变化*

* 这些数字表明，欧洲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650年的18.3%上升到1900年的24.9%，又回到1977年的18%。但是，到20世纪，美国、加拿大和大洋洲的大部分居民的祖先都是欧洲人，拉丁美洲至少有一半居民的祖先也是欧洲人。因此，如果说整个20世纪，欧洲人和具有欧洲血统的人的百分比已上升到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那更富有意义。

Adapted from A. M. Carr-Saunders，World Population（Clarendon，1936）, p. 42，and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s.

城市化

工业革命还引起世界社会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以往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的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分布于流域地区和涝原，如尼罗河流域、新月沃地、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厂体系的建立，大批的人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为能从世界各地获得粮食而得到供养。技术和医学上的进步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变得较可忍受、较合意。这些进步中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应洁净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以及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到1930年，城市人口已达4.15亿，占人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在城市居住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许多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到1914年时，已使它们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里。

财富的增长

工业革命以世界性的规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英国首先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使其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年的25亿英镑和1865年的60亿英镑。在19世纪后半个世纪中，整个世界都受到了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的影响。新西兰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稻米、马来西亚的橡胶、孟加拉的黄麻以及西欧和美国东部兴旺的工厂——所有这些资源都卷入了生气勃勃的、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之中。表26.3中的数字表明了19世纪后半叶中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全世界发展的速度。

表26.3　工业生产的上升（1913年=100）*

* F. Sternberg,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Day，1951）, p. 21.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ald. Copyright 1950 by Fritz Sternberg. Copyright renew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Inc.

近年来，关于工业革命期间所产生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权威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阶级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获益；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新的机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竞争而被淘汰。这些人同别的和他们一样的人一起，面临着迁居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严峻考验。他们没有土地、房屋、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他们的雇主。总之，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

当他们找到工作时，他们发现工作时间很长，16小时工作日绝不是罕见的。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将这一改变看作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长，原本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更长。但是，在变得习惯于工厂的纪律和管理机器的单调方面，遇到了真正的困苦。工人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而上下班。他们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味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雇主自然把他们的工资账单看作一笔应尽可能降低的开支。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纺织工业的雇主们，更喜欢雇妇女和童工，因为妇女和童工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且更服从命令。对妇女和童工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致议会的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况。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行业，那些行业的情况是最糟的。证人们向委员会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的确是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适用于整个英国工业。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处境，必须从当时而不是现在的标准来看。实情是，这些工人原来生活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在典型农村居住区，稻草褥子里老鼠和虱子成群出没，风呼啸着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破烂的灰泥墙。乡下散工的报酬非常低，以致他们不断地涌入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到新工厂做工。此外，在工业革命的这些较早的日子里，英国人口剧增——这一事实与通常所设想的那种艰难困苦的图景是不一致的。完全有可能，这些早期工厂的多数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较高的实际收入。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我们完全确信，在19世纪后半叶中，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生产率的大幅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逐渐地使西欧的下层阶级也得到了利益。在“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那时以后，西欧的工人享受着普遍的繁荣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26.4中的数字表明，在1850年至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倍。

表26.4　实际工资的增长（1850—1913年）（1913年=100）*

* F. Sternberg,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Day, 1951）, p. 27.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ald. Copyright 1950 by Fritz Sternberg. Copyright renew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新消费主义

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和底层的多数人的收入的增长，使得消费社会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在英国出现成为可能。消费的欲望并非特殊之事，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曾经提到：流行的衣服永远比人们能穿破的衣服要多（“fashion wears out more apparel than the man.”）。因此，18世纪的英国所独有的不是消费的欲望，而是大多数人消费的能力。在此前的人类社会中，大众的收入太微薄，以致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收入必须用来购买食物。剩余的极少的钱还得购买其他必需品，因此，根本不剩钱去买一时兴起想买的东西或时装。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时装并不像现在这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和服、印度的腰布、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宽松裤、拉美的披肩几个世纪以来都一成不变。

图184　18世纪，各种消费品的消费大大增加。这幅雕版画描绘的是一个可能位于巴黎的商店。画中的妇女显然是在为一个女经理干活，在制作衣服和帽子，以满足时装贸易的需要。

18世纪的英国是第一个打破这一传统模式的国家。这要归功于由于圈地运动后的农业革命、海外事业引起的利润的大量涌入和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而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增长的一部分流向了大众，因此，国内市场发展起来了；这种市场比过去仅有上层少数人才有购买力时的市场要大得多。

商人们迅速改进经营手段来迎合新的、利润丰厚的国内市场。早在18世纪，他们就在运用一系列今天还在用的现代销售技巧，包括市场调查、信贷、折扣计划、传单、目录、报纸和杂志广告和不满意退款的销售承诺等。这种大众营销的先驱是陶工乔萨·韦奇伍德，他坦诚地说：“时尚优于美德。”为此，他制订了销售战略，使他的陶瓷成为全世界最知名、最受欢迎的陶瓷，即使它们常常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便宜的。

一位研究这一新消费主义的学者断定：“新消费主义使得各阶层开始购买它们从前从未有机会购买的，甚至比以前更大范围的商品……社会模仿的巧妙使用使本来只买‘体面商品’的人购买‘奢侈品’，使本来只买‘必需品’的人购买‘体面商品’……事实上，时尚及其利用者提高了人们‘金钱准则’的水平。”[7]大众消费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的，它已变成全球20世纪的社会标志。

妇女的新角色

工业革命不仅引起了新消费主义，而且赋予了妇女新的角色。这场革命对妇女的影响正如几百万年前农业革命对她们的影响一样深远。总的影响是迫使妇女走出过去她们以此为生的家庭经济，进入新的、家庭以外的工薪经济。

前工业化时代的家庭经济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在家里，妻子、丈夫，甚至很小的孩子们都一起工作。这使人联想到愉悦、健康的家庭生活，但事实远非如此。妇女从事了大量的单调、重复的劳动，如纺线、织布、竖织布机等。她们的工作经常是对丈夫或父亲的工作的辅助或准备工作，因此，她们通常要同男人们一起长时间地工作。而且，除兼做这一劳动外，妇女还得做其他繁重的工作，如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的工作场所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和车间，女工作为工薪一族成为金钱经济的一部分。这有一些优势，比如工作更稳定，因为工业家向工厂和机器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停产的可能极小。除了以年为单位雇用的工人的年收入较高外，在工厂工作的妇女的工资也比其以前在家做计件工作的收入要高得多。例如，在1914年，在曼彻斯特棉纺织厂，已婚妇女每周所挣的钱比她们在家里绣手帕所挣的钱要高一倍。

另一方面，新工厂里的工作也有一些男性和女性工人都不喜欢的消极因素。如上所述，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不健康，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太多等。妇女尤其易受到虐待和剥削，因为她们往往比较温顺，不太喜欢组成工会。工会的男性领导人很少鼓励、更多的是阻挠女性加入工会。妇女通常也没有参加工会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在19世纪末，妇女的平均工资还不到男人工资的一半。

大多数女工在婚后和产后都放弃了她们在工厂里的工作。但是，丈夫的收入通常不够整个家庭的开销，因此，这些母亲会尽可能多地在家里做活。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包括收留寄宿生、缝纫、做假花、洗衣、照顾职业女性的孩子等。

在19世纪后期，由于西欧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中产阶级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婴儿的出生率相应下降，为此解除了妻子们无休止的怀孕负担的痛苦。这时，省力的新式家电出现了，它还可以减轻家务的负担。从理论上讲，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应该能大大减轻家庭主妇的责任和工作负担。但实际上，结果完全不同。省力的家用设备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减轻家庭主妇的负担，因为廉价的用人越来越少。因此，母亲们发现，使用新的洗衣机和电熨斗反而比过去使用洗衣女工更累。

图185　正在电话交换机前工作的妇女。电话的发明为妇女开辟了新的就业机会。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日益增长的期望：中产阶级女性的主要责任不再是做家务，而是做母亲。书籍杂志和宗教教义都在宣传这样一种观念：母亲不仅应关心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还应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专家们为成功的现代母亲介绍了新的“科学”技巧。与此同时，人们也期待着母亲们能够保留传统的美德和保持女性的特点。难怪许多中产阶级女性会对此感到焦虑和不满。一些人开始质疑婚姻要求她们顺从丈夫和孩子的提法，结果出现了女权主义运动，妇女要求平等权利，要求得到更多机会，无论是在家内，还是在家外。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女性却没有时间、金钱和精力去为中产阶级妇女关于家务与母亲角色的事情而烦恼。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无法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完美的母亲和完美的管家。而且，她们还得处理眼下突如其来的日常危机——失业、遭遗弃、疾病和长期存在的工资收入和家庭支出之间的差距。对这些处境困难的工人阶级女性——她们始终占女性的大多数——来说，生活归结为一场确保家庭能应付日常开销的无休止的斗争。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较早的帝国的欧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时期中，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的占有地是美洲。1763年之后，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非洲。不过，在美洲和英国自治领，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趁着当地人口比较稀少，成百万的欧洲人移居过去，并填补了那些相对空旷的地区。

图186　《贝列里一家》。家庭是中产阶级概念中一个稳定的、受人尊重的社会生活的中心。这幅描绘贝列里（德加的舅舅）一家的油画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的作品。注意：画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坐在桌前的椅子上，表明他与事业和家外世界的联系；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则带着孩子们站在那里，表明她家庭主妇的角色。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大批移民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急剧增加。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移民寻找出路的。铁路和汽船有效地将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更是进一步促进了迁移，正如爱尔兰的土豆饥荒所造成的自然灾害那样。这种种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长。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有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中，有大约260万人离开欧洲，而在1900年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高达900万，也就是每年有近100万移民（见地图25）。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前往阿根廷和巴西。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规模极其巨大的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很大一部分人涌入亚洲的俄国地区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完全是针对美洲和大洋洲的。结果，西伯利亚、南非除外的英国自治领和美洲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居民仍然存在，但幸存下来的只是少数。

图187　1906年，欧洲移民在去往美国的路上。在1846年至1932年间，5000多万欧洲人移居美国、加拿大、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

海外领地种族上的欧化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欧化。这一进程将在第三十五章中予以描述。

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

工业革命不仅是海外领地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1870年以后出现的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它使地球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益增多的制成品市场；从攫取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期间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很快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去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场所。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英国，到1914年，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那些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会为其资本的安全而担忧。他们宁愿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也就促进了新帝国主义的发展。

工业革命还引起了对供给机器用的原料的需求。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大都来自世界“未开化的”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要充分地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这种投资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通常导致政治控制的强加。

新帝国主义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像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再一个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因此，政府知道，可以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兹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定居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他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英国的红色。”[8]

这些经济、政治和智力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871年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法国使其土地增加35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850万居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到1914年，地球上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已受到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少数国家和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这一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20世纪后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都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

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9]无疑，罗马人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国主义”一词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就其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罗马通过掠夺、收集主要以粮食为主要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剥削并未特别地影响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和结构。殖民地继续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生产几乎同样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像将一把铲子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传统的帝国主义包含剥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贡物仅仅归于某一统治集团而不归于另一统治集团。相形之下，新帝国主义迫使被征服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西欧生气勃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换句话说，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太复杂、太富于扩张性，不能说它与殖民地是一种简单的贡物关系。

开始时，欧洲征服者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掠夺和征收贡物。英国人在印度就曾这样做过，就像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经过这一最初的阶段之后，欧洲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寻找原料来源和市场。因此，新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于将工业革命推进到其逻辑上必然的结局——使工业国家即工业资本主义能以世界性的规模发挥作用。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作用导致了对世界人力物力资源的更为广泛、协调和有效的利用。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导致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世界生产率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年至1890年间增加了3倍，在1860年至1913年间增加了7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亿英镑、1900年的40.25亿英镑和1913年的78.4亿英镑。

对于经济这块蛋糕增大所带来的好处，人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争论主要集中在蛋糕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诸殖民地民族已经感觉到，过去，他们所得到的少于他们应得的份额。不过他们所得到的总量已明显增加，要不然，他们日渐增长的人口就无法得到供养。例如，有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1949年，在矿物丰富的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从事开矿的欧洲公司将其产品总共卖得3670万英镑。这笔钱中，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仅为1250万英镑；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二的资金被转移到国外。而且，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1250万英镑中，还有410万英镑是支付给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欧洲人的。3670万英镑中，只有200万英镑是给了在矿井里干活的非洲人。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镑，而殖民地的每个成年非洲人的平均年收入则是27英镑。[10]

图188　欧洲人开发非洲。照片拍的是南非一家金矿公司的白人工头和黑人劳工。

在这些情况下，可以理解，诸殖民地民族对增长了的生产率或外国公司支付的工资，印象并不很深。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自己的可怜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与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较时。他们对于让自己担任伐木工和抽水工等苦力的角色也很不满，甚至在有着工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地区，也是如此。

显然，在西方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应与殖民地民族对新帝国主义的反应之间，有着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而且，两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变革的运动。但是，它们又有一个基本差别：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对本民族的雇主，而宁可反对外国统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们的反对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

我们接下来将考察这些主义，它们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了解这一革命与了解工业革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世界不仅受西方的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而且还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推荐读物]

M. Boas所著的History of Science（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8）的第十三卷列出了关于科学革命的优秀参考书目。概括整个科学史的好的平装本著作都可用，特别是W. C. Dampier所著的A Shorter History of Science（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57）；A. R.和M. B. Hall合著的A Brief History of Science（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4）和F. S. Taylor所著的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Thought（W. W. Norton出版社，1949）。W. C. Dampier Whetham和M.Dampier所著的Cambridge Readings in the Literature of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28）也是一本有用的书。

E. E. Lampard所著的Industrial Revolution：Interpretations and Perspectives（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7）第四卷适当地分析了有关工业革命的解释和文献。最全面地概括这一问题的著作是D. S. Landes所著的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9）。还有A. Thompson令人鼓舞的阐释The Dyna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dward Arnold出版社，1973）。关于工业革命从英国的传播，见W. D. Henderson所著的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Continent（Cass出版社，1961）。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见E. J. Hobshawn所著的The Age of Revolution：Europe，1789-1848（Weidenfeld出版社，1962）；E. P. Thompson所著的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Gollancz出版社，1963），T. McKeowan所著的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Academic出版社，1977），N. McKendrick等人所著的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diana University出版社，1982）；L. Brockway所著的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Academic出版社，1979）；D. R. Headrick所著的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1）和H. Magdoff所著的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8）。

R. Bridenthal和C. Koonz所编的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第11章到14章总结了工业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更详细地论述这一点的著作有：L. A. Tilly和J. W. Scott所著的Women Work and Family（Holt，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78）；E. S. Riemer 和J. C. Fout 所编的European Women：A Documentary History，1789-1945（Schocken出版社，1980）和J. Rendall所著的The Origins of Modern Feminism：Women in Britain，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1780-1860（Macmillan出版社，1985）。

[注释]

[1]T.Sprat,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for Improving of General Knowledge（London，1734）, p. 72.

[2]Siderius nuncius, trans. E. S. Carolos（1880）. Cited by M.Nicolso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Cornell University，1956）, p. 15.

[3]Charles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 Vol. I（New York，1872）, p. 3.

[4]H.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Bell，1957）, p. 179.

[5]Cited by L. Huberman, We，the People, rev. ed.（Harper & Row，1947）, p. 218.

[6]L. R. Brown, Vital Signs 1996（W.W.Norton，1996）, p. 74.

[7]Cited by N. McKendrick,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Indiana University，1982）, p. 98.

[8]Cited by Huberman, We，the People, p. 263.

[9]Definition from W.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2nd ed.（Knopf，1935）, p. 67.

[10]P. Deane, Colonial Social Accounting（Cambridge University，1953）, p. 37.

第二十七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一旦充分自由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

——G. W. F.黑格尔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世界性的影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经济革命一样，也是分为几个阶段发展起来的。我们曾提到，经济革命开始于英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后来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一样：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它在19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最后，在20世纪席卷了整个世界。

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并行发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联系的。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创造了新的阶级，他们拥有新的利益，并且拥有使这些利益合理化的新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简要地追溯一下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过程，这将变得很清楚。

中世纪初期，西欧有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以及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意识形态——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所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有自由主义信条的中产阶级转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居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而在20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念，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意识形态。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则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忠心地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和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意识形态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前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一个可以说明为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和睦会造成社会易受攻击的突出例子。印度社会当时仍然是一盘散沙，各个族群和信仰互相分隔，为各个地方效忠的势力互相争斗，所以它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拥有上亿人口、拥有灿烂文明和古老历史传统的巨大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着。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这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兴高采烈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1]

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过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令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士绅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给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摆脱国会进行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卖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2]。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但不理会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他们要求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战斗。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1642年至1645年的第一个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保皇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1645年至1649年的第二个阶段间，获胜的清教徒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类似的情形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有重演。克伦威尔领导的温和派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被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首脑。

在1649年至1660年的第三个阶段里，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们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封建权力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以解决。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德。理查德是个庸碌无能之辈，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以复辟。结果，从1660年至1688年的第四个阶段被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图189　在英国内战当中，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打败了国王的军队。在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之后，克伦威尔掌管着短命的英格兰共和国，征服了爱尔兰和苏格兰，并从1653年开始成为护国公，直到1658年去世。

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无力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的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努力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到来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实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一情况下结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前就已开始的英国革命。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主要考虑两个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及财产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冲突的观点得到阐明和热烈的辩论。例如，就宗教来说，当时有许多新教派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公理会教派、浸礼会教派和贵格会教派。当时，长老会教徒正在力图将他们的教派建立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对所有公民实行其教规。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受到破坏，国家本身也许会垮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教义被制定和确立。这不仅基于权宜之计，也基于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

关于人权和财产权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左翼和右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他们的想法由平均派明确地表达出来；平均派是对一个主要由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村佃农发起的群众运动的蔑称。的确，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中最高的权力”。[3]

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么呢？答案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国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4]因而，争端就在立宪议会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赞成民主政体者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因害怕这类改革，则坚决反对平均派。

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中下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中下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了，就像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在前后两种情况下，领导者都缺乏获取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他们的时机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培养出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三、启蒙运动

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如何保持的呢？答案非常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实际上，进步和理性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则是那些被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切莫将这些哲人误作正式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记者。他们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图190　约翰·洛克（1632—1704年），是人民权利的维护者，他反对那些认为自己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严格管制经济生活（通常称为重商主义）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图191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提出了启蒙运动中一些最深刻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宽容。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不过多数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转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色彩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启。这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以上简短的评述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的意义。“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作人类的成员。他们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定律相当的普适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恒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实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爱好思考的人们。他们的最大的直接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受他们的某些学说。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也已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口才的，常常说出启蒙运动的富有代表性的口号，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少数大地产是很危险的”，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不仅仅谈论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促进普鲁士的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更是为了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仁慈的专制君主贯彻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因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大众。但在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示范。

图192　为了反对1774年制定的《强制法令》，第一次大陆会议号召美国人参加大陆联盟，该联盟发誓与英国人断绝商业往来。第二年在伦敦印制出版的这幅画表示了若弗吉尼亚人拒绝报名参加可能发生的情况。画的背景处是一个绞刑架，上面挂着一袋羽毛和一桶沥青。

我们早先提到（见第二十五章第三节），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以驾驭，它们的民选议会总是与伦敦派来的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新问题。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个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

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暴力革命。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存在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关系。但是，激进主义者则要求在他们与英帝国的关系中能够发生殖民地完全控制自己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对这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像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错，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托马斯·潘恩论美国革命

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年）是对美国革命有力的赞美。它是对埃德蒙·伯克的消极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所作的回应。潘恩是他那个时代希望更多的革命会开启“人类的新纪元”的典型。*

阿基米德所说的机械力量可用于理性和自由：“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美国革命在政治上展现了正是这一理论在机械上所展现的东西。旧世界的所有政体是如此根深蒂固，独裁和旧习是如此有效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以致在亚洲、非洲和欧洲都没有改革人们政治条件的开端。自由在全球遭到猎杀，理性被视为叛逆，恐惧奴役着人们，使他们害怕思考。

但是，所有的真理所要求的、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出现，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本性。太阳不需要铭刻就能自别于黑暗，美国政府一旦将自己展现在世界面前，专制主义就会感到震惊，人们就会开始思考调整。

但是，如果不是伴随着在政府的原则和实践方面的革命，美国的独立只会被认作是从英国的分离，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如果人类想永远有幸拥有全世界的和平、文明和商业，不通过对政体的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的君主政府都是好战的。战争是他们的交易，劫掠和财富是他们的目标。只要这样的政府继续存在，就绝对不可能有一天的和平。所有君主制政府的历史不就是一幅人类悲惨生活的图画，难得有几年休养生息吗？在厌倦了战争和厌倦了人类的屠杀之后，他们坐下来休息，并称之为和平。这肯定不是上帝想要给人类的环境……

世界上先前发生的革命都没有吸引大多数人的东西。它们所改变的只是人和办法，而不是原则，且在通常的执行中起起落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也许不妨被称为一场“反革命”。早期的征服和专制剥夺了人类的诸权利，现在人类正在恢复这些权利。全人类诸事务的潮流向着相互间相反的方向有涨有落，所以在这方面也是如此。以道德学说、普遍和平体制和不能取消的固有人权为基础的政府，正借助于一股比依靠暴力由东方卷向西方的政府更加强劲的冲力，从西方卷向东方。它不会引起个别人的兴趣，而会引起进步中的各民族的兴趣，并承诺给人类一个新纪元。

*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London，1972）, pp. 1-5.

导致革命的步骤众所周知，无须详述。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则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然后，英国政府施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繁重的税收负担转嫁到美利坚殖民者肩上。这些征税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击败法国人战争所带来的花费以及将来保护美利坚边疆所必需的预算，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于都受到这些税收的影响，一致加以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大陆会议，组织对英货的抵制，直到这些财政措施被取消为止。但是英国政府又实行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引发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当时，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裔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在捍卫《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信仰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的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组织了对英货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搜夺那里的秘密军需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莱克星顿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果是英国军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波士顿。次月即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时，就需要处理一场真正的战争，于是开始招募一支美利坚军队。

图193　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茶党案。1773年，为了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美国的茶叶交税，“自由之子”组织的成员将自己假扮成印第安人，并将货船上的茶叶倒入海中。

大会仍不情愿与宗主国实行最后的决裂。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情绪不断高涨。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得到传阅，它大大有助于大会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充分进行，法国对革命者的援助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战争的前两年，法国并没有正式卷入，不过，它把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殖民地。1777年决定性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利坚人所使用武器的90%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强国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大大有助于乔治·华盛顿所率军队的胜利，并大大促成了英国最后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其边疆向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

图194　1779年的一幅漫画描绘了美国革命的最终结果。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已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于是，美国人民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他们没收并分配了亲英分子的大地产，将公民权扩大至所有成年男子（但不包括妇女）都拥有选举权。许多州政府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已建的教会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国家的法律。十三个州都正式通过了包括人权在内的宪法，这一宪法保证公民天赋的权利。

这些变化并不像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那么广泛和深刻。这些较后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促成了较美国革命多得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然而，美国革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在欧洲被广泛地解释为：它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制定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政体。于是，美国成为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作为一块没有历史负担和枷锁的新大陆而受人羡慕。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较英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显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较早的变革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民众的充分觉醒。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引人注目，但对各阶层人们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也已出现。的确，“这些人”以往长期地待在舞台两侧，这时则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更是一直留在那里。

为什么这一巨变会发生在法国呢？其根本原因是：法国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但在拿破仑登场前，却并不是由开明专制君主统治的。因而，法国是一个极其低效和不公正的国家，以致统治机构摇摇欲坠地陷于停摆状态。正是政府的这种停顿状态，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法国的旧政权就其组织而言是贵族政权。所有法国人在法律上都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总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总数约达40万。第三等级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0多万农民、约400万城市商人和工匠等。因而，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因政府庇护而享有大部分好处。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税收负担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的肩上。后者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仅拥有30％的土地。而且，农民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1720年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入来源）则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因此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涨了22%。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并没在纳税方面感到困顿，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都从物价上涨、从1713年至1789年间增长了5倍的法国贸易中获得了不小的收益。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极不满意。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简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

图195　这幅作于18世纪末期的漫画讽刺了法国的社会结构。它描画了一个戴着镣铐的穷人；穷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供养着贵族、主教和议员。画中的贵族正在宣扬封建权利，主教手中拿着有关宗教迫害和僧侣特权的文书，而议员则拿着一份文件，上列贵族统治的议会的权利。

贵族革命

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上所述。法国革命同古往今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地变得越来越激进。实际上，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而是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于1787年。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民众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了一个反动，导致拿破仑执掌政权。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纪期间被王室夺走的政治权力。国王的地方特别行政长官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们的权力反映在以下事实中：从161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因此，不难理解，当路易十六由于支持北美革命的大量支出而陷于经济困难时，贵族就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就开始发难了。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决定如此重大的改革。由于财政十分困难，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盘算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第三等级就是最有生气、最具决定性的。第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0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耶特侯爵），都站到了第三等级一边。中产阶级的代表还有一些改良主义的想法。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应该如何实现这一变革的一般思想。中产阶级的代表还拥有政府迫切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希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分之一的少数地位。而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处于多数。国王路易是个相当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当平民大胆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时，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下令将三个等级合并为一。

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国王的真正意图在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时暴露无遗，因为这位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与此同时，忠实于国王的几个军团则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正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国王这样做。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在这紧要关头，国民议会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民众阶段的革命。

民众革命

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群氓。实际上，他们是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手下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们则追随他们的领导。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职以后爆发的，暴动的民众涌上街头，要求更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士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这时已很少被使用。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则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巴士底日”在法国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得到庆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以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暴民提供“一剂革命良药”。这样的时刻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反对整个欧洲的旧秩序的斗争时就是如此。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农民在长期苦难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狱的振奋消息的激励下，拿起了武器。在农村的许多地方，他们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年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其他许多重要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图196　1789年7月14日，群众蜂拥攻入巴黎的一座监狱——巴士底狱。虽然这一事件的实际效果只是救出了狱中的少数人，但它却标志着巴黎的民众首次改变了革命的进程。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仍存在于国民……法律是公意的表达……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最后一个条款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

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或宣言的革命原则。但是巴黎暴民却再一次战胜了王室的反对。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饿民众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然后向凡尔赛的王宫进军。在这些民众的压力下，路易同意将宫廷迁到巴黎。王室成员住进了杜伊勒里宫（巴黎的一座宫殿），在那里，他们实际上成为囚犯，而国民议会则设在附近的一所骑兵学校里。10月的骚动确保了对8月法令的批准，也大大增加了巴黎暴动民众的影响力。王室和国民议会在民众行动面前渐无招架之力。

战争和恐怖

虽然巴黎的国王实际已无权力，但许多教士和贵族决心恢复他们失去的财产和特权。其中有些人逃亡国外，在国外努力设法使外国列强卷入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纠纷中去。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即吉伦特派也赞成战争，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共和国可以由此在法国得以建立，革命学说可以由此传播到整个欧洲。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反对法国一边，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最初，仓促应战的法国人被击溃，但是，无数的志愿者在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浪潮中成群结队地涌到法国的旗帜下。同时，巴黎暴动民众加入反对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行动中。在民众的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时停止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

经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召开，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革命热忱和群众支持相结合迸发的力量，被证明是不可抵挡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法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著名的全民总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14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法国民众军队以破竹之势前进。到1795年，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愈来愈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它经普选产生，还因为对战争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热情。到1793年6月，吉伦特派已由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这时，居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救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革命热情和热烈的爱国精神任用和罢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的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的问题立法，并通过一个无情的恐怖统治时期来镇压反抗。许许多多的人因叛国罪或者仅仅因爱国精神不够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断头台，即当时所称的“国家剃刀”。

但是，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儿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继路易和安托瓦内特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字义上指不穿上流社会那种紧身短套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由政府管控物价和工资，并建立一种社会安全体制。这类措施完全超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努力阻挡革命向左的方向发展。在英国，结果是平均派被击败，克伦威尔上台。在法国，无套裤汉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由五名督政官执掌的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图197　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拿破仑

拿破仑作为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是作为1799年至1804年的第一执政，后又作为1804年至1814年的皇帝，统治了法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国内改革和军事战役。前者巩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邻国激起了一种民族主义反应，并最后导致他的垮台。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比得上开明的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层面上的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却有效地统治了国家。他把法律编集成法典，将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切实的功绩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渴望复辟旧制度或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因他结束骚乱并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强力政府而向他欢呼。

拿破仑因不断地推动战争而浪费了这种友好亲善。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达到成功的顶峰，他已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欧洲的其余地区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对法国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都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拿破仑法典》。虽然各地的既得利益集团坐立不安，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也赞成这些变革。但事实上，它仍是一种外来的统治，某些地方如有必要，须用武力强制才能推行。拿破仑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购、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烦。法国的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更关注行政管理的法国特性而非其质量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换句话说，人们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这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像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毁灭。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便一落千丈，并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从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重新炮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合法性、遏制和补偿。根据合法性的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的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斯，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沿莱茵河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斯）划归奥地利。在预想到以后的事件时，应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国是一个由39个邦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意大利是一个包括9个邦的“地理名词”，奥地利因控制着伦巴第和威尼斯而在这9个邦居统治地位。

六、民族主义

我们已研究过的三个伟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

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妙。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5]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经看到平均派、后备民兵和无套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这种政治上的觉醒意味着一场深远的社会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积极、有组织的民众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既存在于天主教会，所有的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也存在于拉丁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还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该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改变了忠诚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个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虽然18世纪末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马丁·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称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出其近代的形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6]。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他们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像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所有这些发展使得民族主义能够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媒体（便宜的报纸、书刊和小册子），有可能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图198　在这幅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政治漫画中，法国外长塔列朗只是观测风往哪边吹。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犹豫不决，而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的君主则因神圣同盟而舞到了一起。萨克森国王扶着他的王冠，日内瓦共和国向撒丁王国表示敬意。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土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必然结果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同样，比利时人于1830年也进行了反抗，摆脱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1820年、1830年和1848年的三次失败起义之后，在1859年至1870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年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起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哈布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是“各民族的牢狱”。不过，这些牢狱中的居住者正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四周围取得成功。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已认识到民族主义将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因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无限期地奏效。这些帝国组织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到1878年，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布斯堡王室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三十六章第六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出现了几个新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表明了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能独立存在。不管怎么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而在随后几十年中，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那里的中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采纳。还有，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就其信条和支持者来说，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准确地说，贯彻这些学说包括议会对统治权的控制、独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对反对党的必要性及其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无投票权。因而，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扩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办法一样，都是通过限制公民权、通过规定对总统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政府各部门的选举，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典范陈述，因为它以响亮的词语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拿破仑那部已被证明是最持久、最有影响的著名法典，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过，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在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再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起作用。甚至备受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干预一向被认为干涉了自然法则的作用，是有害的、无效的。不过，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基本事实并不相符。公民自由权和选举权不能使劳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龄所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因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是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标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图199　公民平等是革命时期的一个主要标记。这个平等女神像手里拿着一本《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集体的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绝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于这种情况，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都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商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会办好。”[7]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激励人们提出更多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最终的结果却是相对保守的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出。

19世纪早期，出现了一派新的朝气蓬勃的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杰出的人物是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1837年）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尽管他们的建议极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对于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求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这些改革者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才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资本主义将因阶级斗争而被推翻，并被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代替。他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相信，付给工人的工资不够他们去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这种不充足的购买力最终必然导致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此外，马克思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资本主义就将由社会主义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取代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抗萧条的，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就不再存在购买力的不足。

马克思并未将自己限制在理论和写作之上。在他的一生中，为组织和鼓动工人们，他将知识活动同各种尝试结合起来。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它以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迅速发展，到1914年，它由27个国家的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就其学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温和得多。侧重点有了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侧重点的这一改变。一个因素是，在西欧各国，选举权逐渐扩大，这就意味着工人能利用选票而不是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个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得工人们更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斯坦表达了这种新观点，他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为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来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

图200　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哲学最终战胜了欧洲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他那里程碑式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引来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评论和修订。

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实于他们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都分裂成了“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不过，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势，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的确，他们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在选举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事实上，到1914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已在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拥有更多的席位。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第二国际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其大多数成员被证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因而，第二国际被扯碎，虽然战后它又复兴，但再也没能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四分五裂而渐趋消失。实际上，俄国社会主义者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起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挑战。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农民和工人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工人所享受的繁荣和自由，所以马克思主义只在前殖民地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兵燹之后尤其如此。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许多吸引力，因为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在世界各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光辉理想被证明是大相径庭的。

九、政治革命中的女性

妇女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但结果却是有好有坏的。基本原因在于，女性没有坚持要求革命纲领正式接受和体现她们的需求。相反，她们满足于做男性控制的政治运动中的辅助者。在权力斗争中，她们的支持当然是受欢迎的，但在赢得胜利之后，她们即被忽略了，并被迫回到革命前的从属地位。这一模式在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到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所有现代革命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图201　1789年10月5日，巴黎妇女们向凡尔赛宫进军。第二天，王室被迫和她们一道回到巴黎。此后，法国政府将在乱民暴动的持续威胁下开展工作。

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模式是如何形成的。革命之前，法国妇女和全欧洲的妇女一样，婚前接受父权，婚后接受夫权。孔多塞侯爵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之一。但是，侯爵的思想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人们更容易接受卢梭的观点：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进步的政治观点，但在他的小说《爱弥儿》（1761年）中，他却建议女人“衣着俭朴，在家中辛勤劳作，永远不要到需要讲话的公众集会上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情景比一位母亲被孩子们围着、指挥用人干活、为丈夫谋得幸福生活、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更感人、更让人尊敬呢？”

革命开始时，中产阶级的妇女向三级会议提出了她们的书面要求。她们要求确保妇女的嫁妆不被丈夫肆意挥霍，确保妇女不遭受丈夫虐待，要求国家为因经济贫困而卖身的妇女提供工作，要求建立为妇女增加就业机会的公共教育制度。但是，妇女没有将她们的要求坚持到底，因此，1789年8月26日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没有提到妇女的权利。工人阶级妇女则更强硬，因为巴黎没有面包，她们在挨饿。1789年10月，她们向凡尔赛宫进军，并将王室带回巴黎，称他们是“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面包师的孩子”。

到1790年时，妇女们已在出版自己的报纸，要求获得选举权、参加集会的权利、担当法官的权利和提出离婚的权利。这些要求被包含在1791年由妇女领导人公布的《女权宣言》中。1793年春天，当国王以叛国罪被处死、法国遭到5支外国军队入侵时，女性表现得最为活跃。处于困境的巴黎政府号召妇女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她们热烈响应，在医院里卷绷带，为士兵们制作衬衫、长裤、帽子、袜子、手套。一些人甚至自愿参加了革命军队的战斗。

共和政府为此表示感谢，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使离婚合法化，使婚姻成为公民的契约，承认妻子拥有一部分家庭财产，为女孩和男孩提供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在其活动鼎盛时期，“共和国革命妇女”的成员穿着长裤，腰间别着手枪，头上戴着红帽，在街上游行。

一年后，当外国入侵的危险过去之后，对妇女革命者的反击又开始了。一个具体的事件是结束物价控制，减少面包配额。工人家庭在受苦，而牟取暴利者却在炫耀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当成千上万的绝望男女拿起武器时，会议召集了正规军并包围了起义的街区。1793年的民主宪法被废止了，刚刚授予妇女的大多数权利也被废止了。拿破仑通过在他的《法典》中重新恢复父亲和丈夫的绝对权威巩固了这一反击。

出现反复的根本原因是，女权事业在妇女自身中缺乏群众的支持。革命期间，她们主要是对自己阶级的需求而不是对自己性别的需求作出反应。她们上街游行主要是为了社会改革和经济救济，而不是为了女性的权利。当法国革命和在此之前的英国革命一样拒绝社会重组和转向保守之后，妇女作为女性所获得的利益随着她们作为工人所获得的利益一起被冲走了。除孔多塞外，革命的高层领导人都全力拥护卢梭的主张，认为妇女应待在家里。他们承认并称赞妇女在革命中所做的贡献，但是，革命结束后，这些政治领导人又发表演说，认为将来妇女的贡献应在家里，而不是在外面。

法国革命期间形成的女权主义主题在革命后并未被忘记。整个19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恢复了这些主题。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出版了自己的书籍杂志，建立了国内和国际妇女联合会的网络。这些组织提倡妇女的教育，反对国家控制的娼妓制度，援助孤儿和未婚母亲，反对酗酒，发起和平运动，称战争是男人政治最终的表达方式。因为其进展微乎其微，在19世纪后期，女性运动的积极分子得出结论：除非妇女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男性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力，她们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从此，选举权成为所有国家主张妇女应有参政权者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取得快速发展，以致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国家从1900年的1个增加到1910年的3个、1920年的15个、1930年的21个、1940年的30个、1950年的69个、1960年的92个、1970年的127个和1975年的129个。

图202　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成员——20世纪初的一位妇女参政论者。

选举权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是解决妇女问题的万应灵药。在投票日投下的一票并不会自动授予政治权力。几乎没有妇女被选入代表机构，最终在行政当局谋得职位的妇女就更少。事实上，国际妇女运动在赢得选举权后活力大减。这种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二战”，当时几个具有决定性的新因素结合在一起，给女权运动注入了活力。这些新因素的起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全球妇女的影响，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进行分析。

[推荐读物]

比较和解释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著作有C. Brinton所著的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兰登书屋，1958）和R. W. Postgate所著的阅读材料集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Harper & Row出版社，1962）。

关于英国革命，见P. Zagorin所著的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54）和C. Hill的研究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Clarendon出版社，1962）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Viking出版社，1972）。关于启蒙运动，见R. B. Mowat的概述The Age of Reas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34）；E. Cassirer所著的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1）和F. E. Manuel编著的文件集The Enlightenment（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5）。

研究美国革命的著作有：P. Maier所著的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73）；L. H. Gipson所著的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1763-1775和J. R. Alden所著的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75-1783，后两部著作见“New American Nation”丛书（Harper & Row出版社，1954）。关于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见M. Kraus所著的The North Atlantic Civilization（D. Van Nostrand出版社，1957）和G. D. Lillibridge所编的The American Image Past and Present（D. C. Heath出版社，1968）。

在论述法国革命的数千册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J. M. Thompson所著的The French Revolution，2nd ed.（Blackwell出版社，1966）和J. H. Stewart所著的阅读材料集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Macmillan出版社，1951）。R. R. Palmer所著的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2vol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9，1964）对分析1760年到1800年间西方世界的革命运动具有特殊意义。更新的研究有：O. Connelly所著的French Revolution——Napoleonic Era（Holt，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79）；L. Hunt所著的Politics，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6）和G. Rude所著的The Crowd in History：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Lawrence and Wishart出版社，1981）。

现有论述民族主义的多卷本文献问世，较综合地概述这一问题的著作有：B. C. Shafer所著的Nationalism：Myth and Realit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55）和K. R. Minogue所著的Nationalism（Basic Books出版社，1967）。关于自由主义的书目也很多，尽管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几乎没有。其中著名的著作有：H. J. Laski所著的The Rise of Liberalism（Harper & Row出版社，1936）；J. R. Pennock所著的Liberal Democracy：Its Merits and Prospects（Holt，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50）；J. Sigmann所著的1848： The Romantic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Europe（Harper & Row出版社，1973）和J. S. Schapiro的附带阅读材料的简要综述Liberalism：Its Meaning and History（D. Van Nostrand出版社，1958）。

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层出不穷，多数作品都充满争议。最近的有：D. McLellan所编的对马克思影响的评价Marx：The First Hundred Years（St. Martin’s出版社，1983）；A. S. Lindemann所著的A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alism（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3）；T. Bottomore所编的有用的参考书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3）和C. Wright Mills所著的平装本相关阅读材料集The Marxists（Dell出版社，1982）。

最后，关于女性作用的总体看法，见R. Bridenthal和C. Koonz所著的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的相关章节。更详细地论述这一点的著作有： R. J. Evans所著的The Feminists：Women’s Emancipation Movements in Europe，America and Australia 1840-1920（Barnes & Noble出版社，1978）；P. Stock所著的Better Than Rubies：A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Putnam’s出版社，1978）；C. Banks所著的Faces of Feminism：A Study of Feminism as a Socail Movemen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1）和J. Kelly所著的Women，History and Theory（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5）。

[注释]

[1]Cited by G. Wint, The British in Asia（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4）, p. 18.

[2]Sir Edwin Sandys，in a speech in Parliament. Cited by J. L. Laski, The Rise of Liberalism（Harper & Row，1936）, p. 117.

[3]P. Zagor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1640-166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I （1955）, p. 903.

[4]A. S. P. Woodhouse, Puritanism and Liberty（Dent，1938）, p. 55.

[5]T. Kolokotrones and E. M. Edmonds, Kolokotrones，Klepht and Warrior（London，1892）, pp. 127-128.

[6]B. C. Shafer, Nationalism：Myth and Realit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5）, p. 105.

[7]Cited by D. W. Morris,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Social Revolt（George Allen & Unwin，1949）, p. 34.

第二十八章　俄国

俄国渴望与西方的欧洲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来，俄国已从那里获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学说和最生动的快乐之源。

——彼得·Y. 恰达耶夫

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俄国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出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不同。因此，一代代俄国思想家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议题来拷问自己。

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回报西方，先是回报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回报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社会促进手段。但是，在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庭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在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孤立了俄国。一个发展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公元990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由于有关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教义及其不断增长的实践在之后数十年间的发展，这两个教会最终于1054年分道扬镳。俄国不可避免地开始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俄国成为东正教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他们藐视和忽视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

切断俄国与西方联系的另一发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国与欧洲其余地区大部分残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绝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时到来的。但是，与世隔绝的俄国基本上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国沙皇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而且他们的种族上的贡献也值得注意——例如，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

当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在东正教影响并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和谐一致的文明。但是，它基本上也是一种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气勃勃、如此扩张的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那些较不盲从、较有远见的俄罗斯领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图203　沙皇彼得大帝。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借鉴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笔起草，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密码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大帝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此外，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国的象征，而莫斯科则成为旧俄国的象征。不过，这些变化是在遭到众多群体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彼得不仅必须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他确已引起的一些变化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这些变化就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而且它们仅影响了全体居民中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中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图204　圣彼得堡市——沙皇彼得大帝的“面向西方的窗户”。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颇具魅力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国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在彼得统治期间，他们蓄胡子、穿着臃肿肥大的东方长袍，但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期间，他们在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责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他们的子女也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因此，俄国的欧化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限制在上层阶级内。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愈来愈宽，愈来愈危险。

这一社会差异的严重性在俄国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变得很明显。1815年至1818年间，一支俄罗斯占领军驻扎在法国。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生活了4年的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在那里，他们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国时，发现沙皇的独裁是无法容忍的。

这种情感说明了所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这次起义爆发于1825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其首领多半是希望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使俄国西方化的军官。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的确没准备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准确地说，俄国缺乏商业、工业和已在西方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而只有被禁锢、无生气的底层农奴群众——通常所说的“黑民”——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向往的西方式社会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俄国和西方之间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使俄国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痛恨上述差别，把它们解释为俄国发展速度较缓慢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赶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一致性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巨大区别。因此，斯拉夫派把彼得以前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同质化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同西方社会的优越性，他们不接受西方社会，认为它是物质享乐主义的、无信仰的，并被冲突和革命撕裂了。

二、俄国和欧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的解决，不是由于一方说服了另一方，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压力。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而得到戏剧性的说明。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不过，俄国被打败了，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国撤回它在黑海的海军部队，拆毁它在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

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与许多西欧派人不同——他们警告说俄国会因没跟上西方的脚步而遭到失败——斯拉夫派人很有信心地预言，俄国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会导致一个可与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实际上，克里米亚的失败暴露了旧制度的腐败和落后。俄国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形势却令人绝望：他们的步枪射程只有西方军队的三分之一。他们只能用帆船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副其实的医疗或食品后勤保障。

图205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刚继位时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但到1815年之后，他变得愈来愈反动。

旧制度所显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解放农奴；农奴甚至在战争前就躁动不安了。事实上，在1825年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爆发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们不断上升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起来，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他的《解放法令》（1861年3月1日）解放了农奴，将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重新分配。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意义更重大。在美国，《解放宣言》仅事关少数黑人，而在俄国，《解放法令》则涉及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也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在1917年投入俄国工业的5亿英镑的总额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的。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38.1万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万人，进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万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俄国生产的煤为法国生产的四分之三。

这些发展意味着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相比，1914年的俄国同欧洲要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绝没有满足于《解放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增长，并变得越来越不满足。农民不满的另一个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税收负担。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而且还要缴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农民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强烈反抗日益频繁，反映了农民不满的范围和强度。

农民的不满由1901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的政纲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与农民的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俄国工业化的早期，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些条件下，俄国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因而，一个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像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即在这种情况下所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20世纪初，除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国还有一个中产阶级也对沙皇政权愈益不满。反映这批人观点的政治组织是立宪民主党，通常以其缩写名称将其称为卡德茨（Cadets）。该党建立于1905年，其纲领与英国自由党的纲领相似：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相平衡。立宪民主党包括了俄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当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民选议会（杜马）时，立宪民主党由于它对议会程序的了解而在审议方面起了领导作用。然而，立宪民主党从未赢得过可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拥护者相提并论的大批追随者。一个原因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俄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中产阶级还因为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势力所控制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此外，立宪民主党特别易屈服于沙皇独裁政府的压力，因为出于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他们不太愿意以暴制暴。

图206　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村的生活十分困苦。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于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农民必须向政府缴纳49年的补偿金，生活标准仍然很低。这幅画描绘的是，农民们在政府机关外面耐心等待，而里面的官员们却在从容地享受着午餐。

20世纪初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和谐一致的社会；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的反响终致成为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在考察这些大变动以前，我们将概述日俄战争前俄国的亚洲政策；日俄战争为1905年的革命准备了舞台。

三、1905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正如俄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所决定的一样，俄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则由俄国的优势决定。出于这一优势的缘故，16世纪至18世纪的俄国已能制服西伯利亚的部落民族，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但是，在东南部，俄国人由于强大的中华帝国而停止前进，不得不接受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见第二十四章第三节），被限制在黑龙江以北地区。

18、19世纪期间，俄国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从而建成了他们的帝国。获得阿拉斯加只不过是较早时期横跨西伯利亚、向较空寂的地区推进的一个继续。但是，在黑龙江流域，俄国人战胜了中华帝国，在中亚，他们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汗国。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为俄国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虽然这种进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但它足以使俄国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俄国人继续扩展他们的帝国疆界，直至受到那些在技术方面不相上下或占优势的势力的阻挡为止——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

俄罗斯人向阿拉斯加的推进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位西方化的沙皇对远东和对欧洲一样感兴趣，因此，他挑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于1728年和1740年前往美洲大陆。白令向东穿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洋，勘查了阿留申群岛，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陆。白令探险的主要成就是，他们发现北美洲和亚洲在北太平洋水域是相连的。

俄国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海獭皮贸易所吸引，紧紧跟在探险者的后面。这些商人先剥削了阿留申群岛的居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了据点。阿留申群岛的居民由于没有武器，很容易受到攻击和遭到无情的剥削。1761年，愤怒的乌姆纳克岛上的居民转而进攻俄国商人，他们杀死了许多人，并迫使幸存者逃离。阿留申群岛获得了5年的独立，在此期间，岛民回到仅能维持生计的渔猎生活。但是，1766年，俄国人用雇佣军对阿留申群岛进行了报复，他们摧毁了村庄，杀戮了3000多人。在沉重负担的逼迫下，阿留申岛民重新开始猎杀海獭；俄国人贪婪地掠夺海獭皮，因为这些海獭皮能以收购价4倍的价格在中国出售。这种掠夺一直持续到阿留申岛民和海獭被杀戮殆尽。

1799年，各种私营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俄美公司。俄国在阿拉斯加的杰出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巴拉诺夫，他积极、独断地指挥各种活动达约30年的时间。他的主要问题是要把粮食从西伯利亚运过世界上风暴和雾最多的一个海洋。因此，巴拉诺夫派远征队沿着美洲海岸去建立能为阿拉斯加的贸易站提供补给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国人在旧金山以北的俄罗斯河旁建立罗斯堡，到1819年，他们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这一扩张导致了俄国与西班牙和美国的不和。实际上，俄国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1823年门罗主义的发布。最后，俄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有的土地。皮毛贸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濒于破产。俄国人担心阿拉斯加太遥远了，他们无法保护它不受美国扩张主义的侵害。他们预料自己迟早会失去这一地区，遂于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美国，也就是说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美分——这是一桩有史以来最划算的地产交易。

图207　圣米歇尔东正教教堂，位于原俄国统治下的阿拉斯加首府锡特卡。

黑龙江流域

其时，俄国人在北美洲的活动重新引起他们对黑龙江流域的兴趣。俄国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作为向他们的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的基地。他们的确有了鄂霍次克港，但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一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而且几乎不断地被雾笼罩。因而，俄国人又重新将渴望的目光投向宽阔的、可通航的黑龙江，因为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已将他们从这条河边赶走。

俄国人的兴趣由于中、英之间1840年至1842年所谓的鸦片战争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见第三十一章第一节）。作为战争的结果，英国并吞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有了极大的优势。俄国人这时决心在黑龙江流域定居，以免英国人下一步获得对黑龙江河口的控制，从而堵住他们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实现了他们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地区的所有目标。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年轻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野心和干劲，他于1847年38岁时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软弱，那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将俄国人从黑龙江流域赶走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个空壳子。

穆拉维约夫伯爵拥有总督的广泛权力，但是，他仍越权派遣从事探险的远征队把俄国旗帜插到外国的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军官奈维尔斯科伊船长（后来的海军上将）在堪察加半岛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撵走萨哈林岛（库页岛）上的日本移民后，踏勘并占领了该岛，使汽船在黑龙江下水，鼓励俄国殖民者定居黑龙江流域，并沿阿穆尔河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贸易站。实际上，中国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国的做法，是俄国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中国人。

5年后，也就是1856年，战事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中国人又遭惨败，被迫接受《天津条约》（1858年），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和做其他让步。穆拉维约夫抓住这一机会警告中国人注意英国人控制阿穆尔河的危险，并提议俄、中两国共同防守这一地区。结果是订立《瑷珲条约》（1858年）。

穆拉维约夫这时仔细地勘探了新赢得的地区，发现由于阿穆尔河下游区的结冰情况，控制该河的两岸对航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他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并意味深长地把它（海参崴）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当时，中国已卷入与西方强国的进一步纠纷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纳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提供了帮助，成功地使同盟国在对中国不太苛刻的条件下撤离首都。作为对这一帮助的报酬，中国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把黑龙江的从乌苏里江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以及从黑龙江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给了俄国。随着赢得这些新的、辽阔的（存在到今天的）边远地区，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这种扩张直到20世纪初才又重新开始，因为20世纪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试图向南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从而加速了与日本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图208　1904年，日本军队在日俄战争中的一场主要战役中占领旅顺港的要塞。在这一场战役中，日军战死1.5万人，是俄军死亡人数的10倍。

中亚

在此期间，俄国人也正在侵入中亚，不过，他们向这一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才开始的。之所以会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与北方有利可图的皮毛贸易相比的经济刺激。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亚的气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俄国人所习惯的气候和植被。紧靠着西伯利亚南部的是居住着哈萨克游牧民的草原区。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点缀着供养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这些古老穆斯林汗国的肥沃绿洲。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汗国在军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亚部落要强大得多，能够一直避免俄国人靠近。

在1827年至1854年的近30年间，俄国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从而首次进入中亚。他们希望锡尔河充当一条永久的天然边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远离首都、渴求荣誉和晋升的地方指挥官野心勃勃，时常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政府有所行动。掳掠集团的经常骚扰也致使俄国人不顾圣彼得堡的疑虑和英国的抗议，进一步奋力前进。

中亚穆斯林文明传奇式的中心一个又一个地陷入开疆拓土的俄国人之手——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于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这些猛烈的推进使得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惊恐，战争的危机和谣言一再发生。然而，这一世纪是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过去的，主要原因在于英、俄相隔的距离非常遥远，运输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间的斗争不是围绕武器的较量，而是围绕控制介于它们之间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进行的。

俄国的统治大大地改变了中亚。在积极方面，俄国人废除了普遍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仅仅在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万名奴隶。俄国人还铺筑铁路，其中著名的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它帮助俄国人进行征服和实现现代化。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国纺织工业不断增长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惊人的增长。1884年，在俄国人的倡议下，有300俄亩土地（1俄亩=2.7英亩）用于种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猛增到9万俄亩。俄国人还引进某些土地改革，包括减少农民的赋税和农民对国家及地主所须履行的义务劳动。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有计划地征用哈萨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俄国人没有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他们把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给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诸如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之类的领域，他们也不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活跃。最后的结果是，在给中亚和沙皇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带来许多变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为俄国人的到来而受到什么影响。尽管有了铁路建设和棉花栽培的传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是生活在为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里。

中国东北和日俄战争

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当时正在缓慢地接近完成的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为俄国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路。他预见到俄国将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实现上述地位的最佳手段。

1894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见第三十一章第一节）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中国又轻易地被打败，再三恳求英国和美国进行调解。英、美两国的拒绝迫使中国接受了《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国这时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干涉，迫使日本人归还了辽东半岛。

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而且还将建造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中俄合资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一个私营公司，但实际上却为俄国政府所拥有，归俄国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它已在中国东北铺设了总长为1596英里的铁路。

1898年，为了对包括战略港口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进行为期25年的租借，俄国跟中国谈判；随后，俄国开始了在远东的下一步推进。两年后，俄国人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混乱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人这种稳步的侵略使得日本人大为惊恐，因为日本人对亚洲大陆有他们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独立阻挡俄国人，所以决定通过获得同盟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们与英国缔结军事联盟（详见第三十一章第四节），这一后盾增强了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决心向俄国进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议，俄国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占优势的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铁路事业方面的特殊利益”。

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俄国人的意见有分歧。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接受提议，因为他感兴趣的是经济渗透，而不是带有战争危险的政治吞并。但是，有影响的俄国冒险家们在朝鲜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专心一意地促进他们的个人财富。俄国军界由于他们在旅顺港的现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间的漫长距离，想在朝鲜沿海一带获得一个基地。俄国某些政治家因为担心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赞成以一次“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充当民众骚动的避雷针。无疑，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者说在军人的心目中，俄国将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胜。

这些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独行其是，设法免去了维特的职务，实际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由于有与英国的联盟作保障，再加上担心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断地发动了攻击。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正式宣战就袭击了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

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总是击败俄国。由于俄国军队在离欧洲俄国的工业中心数千英里远的地方作战，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人包围了旅顺港，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第二阶段由在中国东北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日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把俄国人赶到了沈阳以北。然而，这些战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俄国军队仍未受损，而且还随着交通的改善得到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赢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性胜利。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在航行了相当于地球一周三分之二以上的距离后，于1905年5月27日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它立刻就遭到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实际上，短短几小时内，所有俄国舰船就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仅仅失去了几艘驱逐舰。

图209　俄国战列舰博罗季诺号。在对马岛海域被日军鱼雷击毁。

由于这一毁灭，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和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国人准备议和。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但他们贫乏的资源却已因战争负担而被滥用。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签订。根据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所有优惠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这样，日本人就阻挡住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时，俄国才能够恢复其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失去的领土。

四、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1905—1914年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正在战线后面的俄国内部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日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愈加如此。最后则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流血星期日”——皇家禁卫军向赤手空拳在圣彼得堡冬宫前面请愿的数千人开了枪。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使1905年的俄国大革命突然发生。这一大动乱在帝国政府能够再次行权以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从属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抢劫庄园主住宅、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他们的舰船。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它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而且还准许俄国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则要求由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强大起来，能够进行回击。1905年9月5日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使许多军队能够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适时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贷款也大大地加强了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进行的、危险的工人起义。其时，温和派因长期的暴力行为而和激进派疏远，正转移到政府一边。因此，到1906年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图210　1905年1月22日是一个血腥的星期日。当天，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向正在进行和平游行、在圣彼得堡冬宫前请愿的工人开了枪。这一事件发生后，沙皇政府与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和解几乎没有机会可言。

从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政府军队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还烧毁整个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专制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而它的预算权则受到严厉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即出现了一个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自由派杜马成员以牙还牙，号召国民拒绝纳税，然而，响应是微弱的。事实上，到这时，革命的潮流已经衰退，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已走完了它的历程。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给俄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俄国这时有了一个立宪政体，尽管杜马权力很小。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结果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使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保守和屈从，合乎政府意愿。不过，专制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的确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做出了贡献。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的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又一次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推荐读物]

论述俄国与西方关系的各个方面的著作有：D. W. Treadgold所著的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Vol. I，Russia，1472-1917（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3）；W. L. Blackwell所著的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1800-1860（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8）；T. H. Von Laue所著的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3）；M. Malia所著的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From Peter the Great to Khrushchev（Whiley出版社，1964）和L. Hughes的最新研究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98）。

关于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见G. V. Lantzeff和R. A. Pierce合著的Eastward to Empire：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 Frontier to 1750（McGill University出版社，1973）；E. E. Bacon所著的Central Asia Under Russian Rule：A Study in Cultural Change（Cornell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和S. Becher所著的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Bukhara and Khiva，1865-1924（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

第二十九章　中东

毋庸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的所有社会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H. A. R. 吉布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不同。诚然，卷入其中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集合体，可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征服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集团的一个聚集体。我们在第十八章中已提到，这个帝国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能在他们各自教会领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纪以来，各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一直以半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尽管有个别非穆斯林民族在服装、行为、居住区和税收上遭到不公平待遇，但是，每个居民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这一松散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环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所以，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必须考虑各种地区环境和各种地区反应的明显差异。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以基督教居民为主体的巴尔干半岛、穆斯林土耳其居民居统治地位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认为，这段时期充斥着苛政，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阐释并不符合实情。巴尔干各民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是众多聚居的群体，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会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大的麻烦。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基督教臣民时遇到的麻烦并不比统治亚洲穆斯林臣民时更多。

原因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负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未有过的信仰自由。然而，18世纪、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发生了剧变。这一时期中，由于奥斯曼的势力和实力已经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醒。

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西欧对进口粮食不断增长的需求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反过来有助于巴尔干一个本土商人和海员阶层的成长。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和产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于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尽可能少地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最后，商业和工业的兴起促进了亚得里亚海沿岸和在爱琴海群岛之间行驶的商船队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火药。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这时已变得腐败、无能。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国外，并时常侨居那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不用说，许多人都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巴尔干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梦魇般的统治。

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对其同胞智识上的觉醒做出了贡献。他们通过以下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以本土语言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轻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壮观场面印象极深。一个同时代希腊革命者的证言如下：“总的来说，法国大革命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们开始采取解放自己的措施。”[1]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古典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激发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此外还深受匈牙利南部广大塞尔维亚新拓居地的影响。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提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而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社会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图211　俄土战争——这幅19世纪的版画描绘的是骑马的哥萨克宫廷卫队。

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年至1829年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才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了从君士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8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瑙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刺激准备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有各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并缺乏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互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对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晋升感兴趣）。当我们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土耳其人这种状况的意味也就十分明显了。土耳其人中没有这样一批商人，因而，他们中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图212　这幅画描绘的是巴尔干的基督教徒作为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正对国王米兰一世宣誓效忠。

然而，在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被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渗透、影响和控制。在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欧洲病夫”

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是“欧洲病夫”。为什么说它是病夫，这在英国商人和外交官查理·艾略特爵士的下列记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描述了自己努力使卡拉奇的总督对开发项目感兴趣和总督给予否定答复的过程。*

我猜想我可能被描述为一个寻找特许权的人，或一个代理商。我的生意的实质就是让东方人买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从火柴到铁路的任何东西。我贿赂他们，让他们买我的商品；他们贿赂我，让我开出比我实际收到的数额更多的票据（这些票据是由奥斯曼政府支付的）。于是，我们双方都能赚钱……

“如果你能开发”［我对他说］，“贵帝国的商业和物质资源，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都将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督教徒将会支持你的帝国，把它作为他们繁荣的源泉。”

“我们土耳其人”［总督回答说］，“不知道如何赚钱；我们只知道如何花钱。你想引入一种体制使基督教徒能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榨取所有的金钱，并据为己有。谁从铁路、港口和码头所有这些特权中获利了？法兰克人、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但绝不会有一个穆斯林。你还记得我帮你修筑的从杜罗格莱德到莫罗伯利斯的铁路吗？法兰克人乘坐它去旅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卖票，最后，所有的钱都流到犹太人那里。但是，土耳其人要铁路做什么？土耳其人从中得到了多少？”

我应该说，“就像特许权安排后流到您殿下口袋里的钱一样多”。但是，我忍住没有这样公开反驳，而是让总督继续说下去。“这个国家是一道汤，”他说，“每个人除了想喝它之外别无他求。我们以合适的、古老的方式用大勺子喝汤，你们在汤碗底上钻些小洞，用管子往外吸。然后，你们提议说，用勺子喝汤的做法不文明，应该废除。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没有钻洞，不明白用管子喝汤的伎俩。”

“但是，殿下您肯定亲身体验了奥斯曼帝国从商业事业中得到的好处，而且……”

“哦，我是用管子吸过，”总督说，“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用勺子喝汤。”

* Charles Eliot, Turkey in Europe，2nd ed.（Edward Arnold，1908）, pp. 94-97.

图213　1877年，奥斯曼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本图选自1877年4月14日的《伦敦新闻报》。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0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大学里，可以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

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伊士运河通航。该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商路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已达2亿英镑。他们每年约需1200万英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项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外国势力除去控制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其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政事业。

尽管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逐渐地打碎了以往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实际上，这种打碎是由在西方学习过的土耳其军官实现的——在西方他们认识到阿卜杜拉·哈米德苏丹反对一切改革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1908年7月，这些军官威胁说，如果苏丹不接受宪法，他们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苏丹被迫接受了。

图214　开凿苏伊士运河。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土耳其军事领导人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图提倡忠于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苏丹，但是他们越是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越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使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前一直陷于混乱之中；1914年，土耳其人作出了加入同盟国的重大决定，这一决定预示着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三、阿拉伯人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起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之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他的远征对埃及有着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这一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既有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它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中东统治者。他的成就很多，且都是革命性的。他开始兴建埃及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放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开办各种学校，尽管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了一所翻译学校，在1835年至1848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立起中东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现代工业结构，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批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由于国内的不足之处和欧洲诸强国反对埃及扩张和工业化而失败。

不过，这些成就一度使埃及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穆罕默德不太费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他的计划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行省以外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但是，这是英国不能接受的；英国宁愿一个软弱的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线。穆罕默德为外力所迫，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不过，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自主的统治者。大国的利益延迟了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而且将继续延迟一个多世纪。

图215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在这幅画中，这位著名的埃及总督被描绘成了一位骑手。

[推荐读物]

文献指南有：R. H. Davison所著的The Near and Middle East：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9）以及B. Lewis 和P. M. Holt所著的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2）。

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通史著作有：L. S. Stavrianos所著的The Balkans Since 1453（Holt，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58）；B. Jelavich所著的两卷本History of the Balkan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3）和B. Lewis所著的The Middle East：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2000 Years（Scribner出版社，1996）。关于西方文化对中东的影响，见D. Lerner所著的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Free出版社，1958）；B. Lewis所著的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University of Indiana出版社，1964）和他的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Norton出版社，1982）。关于西方的经济影响，见C. Issawi所编的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1914（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6）以及J. R. Lampe 和M. R. Jackson所著的Balkan Economic History：1550-1950（Indiana University出版社，1982）。

[注释]

[1]Ch. Photios, Apomnemoneumata peri tes Hellenikes Epanastaseos ［Memoirs on the Greek Revolution］，Vol. I（Athens，1899）, p. 1.

第三十章　印度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非西方社会，它不仅受到西方武器的进攻和打击，而且为西方武器所蹂躏和彻底征服；它不仅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其后为西方行政官员所统治……因此，印度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比中国或土耳其更痛苦、更耻辱，比俄国或日本与西方相处的经历要痛苦、耻辱得多。

——阿诺德·J. 汤因比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所侵略。每一批侵入者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传统社会的发展。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其他侵入者主要是造成社会顶层的变化，但英国人的影响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造成英国人与先行者们之间差别的原因可以在英国社会能动、扩张的性质中找到，这种性质逐渐破坏了相对静止而自足的印度社会。要了解这一侵入和改造的过程，首先必须研究传统印度社会的性质。然后，我们将考察英国影响的性质和印度对这种影响的反应。

一、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工业以前的时代，传统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是村庄。在村庄内部，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姓和村庄的忠诚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这阻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照从古以来的习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收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这部分等价物。这就构成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耕种者的主要负担。交纳给国家的产品份额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负责以产品或货币来交纳田赋，农民只要交纳他的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庄往往会在经济和社会上变得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占星术家。陶工用陶轮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简单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铁匠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书记员处理法律文件，写出不同村庄的人们之间互通的信件；村镇牧人白天放牛，晚上把牛归还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师常常由同一个人兼任；占星术家为播种、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事项指明吉时。这些工匠和专门职业者以近似物物交换的方式为他们的村庄服务。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是从耕种者家庭得到谷物，或从村里得到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免税土地。种姓制度把这些世袭、传统的职业和职责分工变成了义务。

图216　印度班杰罗部落社区的一群男人正与村中的老者进行讨论。

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天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即Panchayat, “Pancha”的意思是“五”）。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的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得到维修，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途经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强迫劳动的不定期需求外，村庄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少数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基本上不依赖印度的其他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相反，它们或者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或者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或者是商业中心如米尔扎布尔，它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路上。

一些印度作家往往把这一传统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一幅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情景，说这种生活以缓慢而令人满意的节奏平静地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诚然，集体组织如联合家庭、种姓和乡村自治会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心理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个体都认识到在其当地村庄中的责任、权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实过着安宁、满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维持秩序，因此，村民们受到贪婪的税吏和强盗团伙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17世纪莫卧儿帝国崩溃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甚至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在任何基本方面都没有被改变。单个单个的地区遭到蹂躏，但最后，耕种者又回来恢复其传统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二、英国的征服

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的村庄是相对恒定而自足的。但是，在探讨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不太费力地征服整个印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葡萄牙的阿尔布克尔克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欧洲人仅能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决定性地改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受到英国的统治。

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是，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威已衰落（见第十八章第三节）。这使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个人王朝。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组织一个将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人赢得对整个德干高原的控制，然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卧儿人。因而，18世纪时，随着各种官员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的任何势力私通，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清朝的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与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纪时，印度的经济很少受到贸易的影响，因为贸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是，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当时这里出现了富裕的本土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越来越不安分。这些商人中一个叫贾嘎特·塞特的人，收买了那些本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死伤了75个人。正如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而不是一场战斗”。

英国人这时是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纳瓦布。1764年，东印度公司在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征税的权利。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地敲诈提供了许多机会，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本土官员的许多“礼物”，他们为自己和在伦敦的上司积聚了财富。

由于在孟加拉的立足点，英国人得到了在印度进一步扩张所必需的基地和资源。他们开始向北推进，寻找天然边界。在东北面，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他们击败了廓尔喀人，后者从此以后站在英国人的一边战斗。同样，在西北面，他们最后战胜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锡克人。因而，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成为整个印度的主人。

图217　一位印度艺术家所绘的詹姆士·托德（约1880年），他正乘坐一头皇室的大象走在仪仗队中。

三、英国的统治

我们已看到，东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区时，进行了残暴的剥削。这些暴行在英国引起公众的看法；这一点，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国会在1773年和1784年通过了置公司于伦敦政府监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继续经商，它的雇员和士兵继续在印度进行管理和战斗，但是，公司是在国会和英国政府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职责。这一安排历经各种修改，一直持续到1857年印度起义。

这场起义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称的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事实上，它主要是为某些心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的损害。1848年至1856年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撵走了许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间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团也是不满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极大的扰乱，因为当时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式学校，某些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法律上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和寡妇殉葬——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这类习俗。印度兵，即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在遥远的地区作战并得不到这种服役的额外津贴而不满。采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子弹是使起义爆发的火星，因为用牛脂和猪油涂子弹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这场起义在某些分散的地区呈现民众起义的规模。

当起义于1857年5月10日开始时，英国人感到很意外，被迫采取守势。但是，起义主要限于北方，并没有扩大到全国。即便在北方，大多数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于英国人，并提供了不可计数的援助。因而，大约4个月后，英国人能够反攻；到1858年7月，起义已被镇压。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了许多俘虏，英国人烧毁了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村民。

在镇压起义之后一个月，国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用君主的统治取而代之的“印度法令”。从此以后，统治印度的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顶点即印度国务大臣在伦敦。英国对印度统治的效率反映在印度官员的构成中：1900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员总共有4000人，而印度的文职行政官员有50万人。1910年时，印度军队由6.9万名英国人和13万名印度人组成。少数的英国士兵和官员统治了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次大陆。

图218　一位茶农在他的种植园中。作为英国统治的象征之一，这些位于锡兰和印度东北部的大茶园，尤其是阿萨姆的大茶园，是英国封建领主的主要财源。它们也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南亚次大陆大片森林被砍伐的部分原因。

四、英国的影响

英国对印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从英国人到达印度寻找市场和商品起，情况自然会这样。19世纪，人们对诸如黄麻、含油种子、小麦、棉花等原材料的需求极大。这些商品通过新建的铁路网被运送到海港；铁路网到1870年时全长4000英里，到1939年时全长4.1万英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货船在伦敦和卡拉奇之间行驶的距离从1.08万英里缩短到6100英里，从而为印度原料的出口提供了便利。因而，印度成为世界重要的原料产地。由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很高，整个19世纪印度的贸易都是顺差。

印度原本应将剩余资本用于发展现代工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今天，这仍使印度处于不发达国家的严峻状态。英国并不试图促进印度的制造业，而且在某些关键领域如纺织业还积极地加以阻挠。因此，印度没有机会建立关税以保护本国的新兴工业，抵抗从英国工厂源源流出的廉价机械制造品。印度经济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流产的现代化”。印度已进入国际市场，并赚取了大笔资金，但其过时的国民经济却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英国人及其同伙“从一个僵化农业社会的表面攫取了经济作物”[1]，从而取代了发生在欧洲的经济现代化。

图219　印度统治者们的面孔。旁遮普邦卡普卡拉官邸的网球聚会，此相片摄于1894年。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的医疗科学、卫生措施和饥荒救济安排，印度的人口从1872年的2.55亿上升到1921年的3.05亿。在欧洲，早些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人口增长，但被城市中涌现的新工厂吸收了。因为在印度没有出现这样的工业化，几百万新增人口只能重新返回农业。他们自然对土地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印度经济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大多数第三世界经济体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也经历了“流产的现代化”，且出于同样的原因。

英国的统治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对印度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始于1823年，当时英国任命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以决定教育政策。在以后数十年间，一种国家教育制度被制定出来，它包括大学、培养教师的师范学院、中学和为群众开办的地方小学。1885年至1900年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人数从1.1万上升到2.3万，中学的学生人数从4.29万上升到6.33万。同时，印刷机的采用大大促进了印度的文化生活。梵文著作成为公共财产而不再是被婆罗门小心翼翼地守卫着的专利品。报纸不仅以英语，而且以近代的各种印度语言出版。

这些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的文化氛围。但它们没有影响到群众，群众仍然是完全未接受教育的。最初，它们也没有影响穆斯林，穆斯林仍然普遍地敌视新的学校和书籍。因而，英国教育几乎被为数不多的印度教上层阶级所专有。但是，这足以引起一个已持续到现在的连锁反应。英国教育在印度人中创造了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化、接受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阶级。这一接受西方教育的阶级，利用欧洲的意识形态来攻击英国的统治，并组织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印度的独立。

五、印度的民族主义

英国的智识影响刺激了印度思想、文化方面的高涨和创造力，这种高涨和创造力通常被称为印度复兴。要正确评价这一运动的意义，就应该注意到，当英国人出现时，印度教处于相当受压迫且混乱的状态。在穆斯林统治的前700年中，印度教受到轻视，被看作是一个从属种族的偶像崇拜的宗教。它缺乏威望、组织和积极的领导。但是，当英国人推翻莫卧儿的统治时，印度教700年来首次处于与伊斯兰教平等的地位。当英国人开办学校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不相同，热切地成群涌向学校。如此，他们在两个方面得益：他们在新的官僚机构中担任职务，他们由于与西方的交往而再次激活了智识。

图220　19世纪早期印度的织布场景。

西方的刺激在印度教徒中间引起了三种反应或三种学派，不过，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有着许多相一致的地方。第一种反应是全心全意、不加批判地亲西方、反传统：西方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更优越、更可取的。

第二种反应是完全地拒绝。西方无可否认地是更强大的，然而，它的思想是颠覆性的，它的风俗是令人厌恶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印度人——无论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应该向这个邪恶的西方妥协。相反，他们应该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接触，应该以传统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种姓统治是不可改变的，他们无保留地接受印度教经典的权威，并反对废除殉节风俗或杀婴风俗这类改革。

对西方的第三种、也是最通常的一种反应是居于崇拜和彻底拒绝之间的折中。它接受西方的世俗主义和知识的精华，但也试图从内部改革印度教，试图在摆脱印度教腐朽和粗俗的非人性做法的同时保持它的基本真理。这一学派的杰出领袖是被广泛地尊称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汉·罗伊。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婆罗门家庭，由于看到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场面，他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他是一个不知足的学生，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然后又学习英语，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强烈地吸引住，为了阅读《圣经》原文而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罗伊拒绝基督教的正式教义而接受它的人道主义启示。罗伊还向梵社（神社）——由他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度教。梵社是欧洲启蒙运动学说与《奥义书》哲学观点的一个综合物。

印度人的印度

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他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并提出“印度人的印度”的口号。这种民族主义的感情在下面这一选自提拉克1906年演讲的片断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一个事实是这个外来的政府已毁了我们的国家。起初，我们都感到惊奇。我们几乎头晕目眩。我们本来以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好，这个英国政府是从天而降，把我们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人的侵略中拯救出来，如他们所说的，不仅从外来的侵略中，而且从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很高兴，但是，事情很快就很清楚，是这个国家建立的和平导致了这一切……——他们阻止我们自相残杀，这样外国人就可以杀我们所有的人了。在这个国家建立英国的和平和统治，是为了让外国政府剥削这个国家。如今，这种英国的和平和统治的效果正逐渐被人们意识到。不幸的是，我们没能更早地认识到这一点……英国的教育、不断增长的贫困和对统治者们的更加熟稔让我们和我们的领袖睁开了眼睛……你们的工业被彻底摧毁，被外国统治摧毁；你们的财富流出国外，你们的生活降低到没有人能忍受的最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良方可用来帮助自己吗？良方不是请愿，而是抵制。我们说，准备好你们的军队，组织好你们的力量，然后开始干吧，这样他们才不能拒绝你们的要求……每一个英国人都知道，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只是一小撮；他们每一个人的事就是欺骗你们，让你们相信你们是软弱的，而他们是强大的。这就是政治。我们已被这种政策欺骗得太久了。新的政党要你们做的是，意识到这一事实：你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不会帮他们征税和维持和平。我们不会帮助他们用印度的鲜血和金钱在我们的疆界以外即印度外面打仗。我们不会帮助他们进行司法管理。我们会有自己的法院，而且，时候一到我们将不再交税。你们能联合起来这样做吗？如果你们能，从明天起你们就自由了……

* B. G. Tilak, His Writings and Speeches（Ganesh and Co.，1923）, pp. 55-67.

拉姆·莫汉·罗伊不仅是印度宗教复兴的先驱领袖，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领袖。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是一种新现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割据，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民族主义能在英国的统治下发展起来，有着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英国人深信他们是种族的精华，由神注定要永久统治印度。这种种族主义在起义以后特别强烈，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印度人不论其条件如何，都不可能升迁到某些职衔以上；在社会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绝在某些旅馆、俱乐部和公园之外。在这些情况下，印度人将会不可避免地反对这种逐渐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民族意识。

英国人还由于他们强加于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而激发了民族主义。整个印度首次处于一个统治者之下。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同样重要的还有，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出现了语言的统一。

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整体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而且运用西方的政治技术。报纸、讲台上演说、编写小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庞大的请愿——所有这些都被用作民族主义磨坊制粉用的谷物。

拉姆·莫汉·罗伊以他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这第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是英国的赞赏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他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运动改变为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何顽固支持印度教的许多社会习俗。他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并支持童婚。但同时，他也为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义务教育而奋斗。提拉克以“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和“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得到它”之类的口号在全国赢得了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不满情绪增长，这一点帮助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起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事件特别振奋人心，被看作对西方优越论的驳斥。尽管这一民族主义运动很普遍，但它几乎只是一场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而不是他们的乡村民众同胞的痛苦、不满和热望。很自然，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这一鸿沟继续存在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甘地越过。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人民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被他赋予了政治含义的宗教概念（见第三十八章第四节）。

总之，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全然不同于它对俄国或中东的影响。在俄国的情况下，西方施加了决定性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但是，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强大和独立的。另一方面，近东在经济和军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过，出于战略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设法将它的独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被英国彻底地征服。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在旁遮普维持了一个多世纪。面对欧洲文明中那些最吸引人的成分，印度人从来就没有挑拣的特权。它比亚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区更无选择地承受西方权力和文化的影响。

[推荐读物]

综述印度历史文献的著作有R. I. Crane所著的小册子The Hisotry of India：Its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8）。原始资料集有W. T. de Bary所编的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0）。非常宝贵的参考书是J. E. Schwartzberg所编的A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8）。

好的印度通史的著作有：P. Spear所著的A History of India（Penguin出版社，1965）和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全面研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著作有：R. P. Masani所著的Britain in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P. Woodruff所著的The Men Who Ruled India，2vols（Jonathan Cape出版社，1954—1955）；H. Furber所著的John Company at Work（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1）和M. D. Lewis所编的反映各种观点的阅读材料集The British in India：Imperialism or Trusteeship（D. C. Heath出版社，1962）。

最详细地研究欧洲对印度的影响的著作是L. S. S. O’Malley所著的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1）。关于印度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倾向，见A. Seal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8）；B. T. McCully所著的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dian Nationalism（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40）；A. Ward所著的Our Bones Are Scattered：The Cawnpore Massacres and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Henry Holt出版社，1997）；J. R. McLane所著的Indian Nationalism and Early Congres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和该作者的文献集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India（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0）。

[注释]

[1]Cited by E.Stokes, “The First Century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India: Social Revolution or Social Stagnation,” Past & Present（February，1973）, p. 153.

第三十一章　中国和日本

历史学家如果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也就掌握着远东近代史的线索。

——费正清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是出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是，远东无疑是欧亚大陆上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较之印度位于更东和更北面。或许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地理上的孤立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本土商人愿意与欧洲人合作。

因此，远东这两国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贸易之中，且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却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日本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手段，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重新组织自己以迎接西方的挑战。然而，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不可能像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这一明显以自我为心、自我确信的社会认为世界其他地区都是低等、从属的。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则出现了俄国人，他们是从陆路到达黑龙江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入侵者亲近（见第十九章第三节），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火攻船和猴子

在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配备老式武器的中国人没有任何机会打败装备蒸汽炮舰和火炮的英国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试图夺回宁波这座城市时得到了证明。英国历史学家阿瑟·韦利利用同时代人的中文资料描写了最终的惨败。*

［中国］将军的参谋机构中有许多文人，在发动进攻（1月30日）的前10天，将军命令他们撰写捷报。他们呈递了30篇文章，将军按其文才大小的顺序进行了排列。第一位归缪嘉毂，他写了一篇详细而生动的有关各种英雄事迹的报道。列在名单上第二位的是何士祁（一位相当有名的书法家），他呈报了一篇文字造诣很高的文章，其中充满了经典的比喻和机敏的措辞。

总攻的信号将是点燃火攻木筏，向英国船只发射过去；火攻木筏漂向英国船只，在它们起锚前将它们点燃……英国舰船上的小艇在这些燃烧着的火攻木筏到达前很久便已出发，将它们击成两半——这是一种难以操作的作战行动，导致几个水手被严重烧伤——然后使它们搁浅。大约几英里外的另一支火攻木筏分遣部队一见到从其他火攻木筏升起的火焰便也提早点火；但是还没等到第二支分遣部队的火攻木筏发出有一半，参战的中国非正规军便遭到了从英国战舰上发出的小艇的进攻，随即他们就逃跑了。

有人建议：应该在一些猴子的背后拴上鞭炮，然后将猴子扔到英国船只的甲板上。受惊的猴子会带着火焰迅速向各个方向逃散开去，此时如果能够碰巧跑到弹药库，那么整艘船都将灰飞烟灭。19只猴子被买了回来，并在进攻前被成群地带到了前沿阵地。在中国人的进攻失败后，它们跟随撤退的军队来到了诸暨。“事实是，”贝青乔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船只靠近到足以将猴子扔到甲板上，所以这一计划也就从未付诸实施。”随后诸暨后防高地的中国残余军队被打败，引发了恐慌，人们纷纷从这座城里逃走了，其中包括负责这些猴子的冯先生。由于没人去照管这些猴子，它们最终都在冯先生废弃的前屋里饿死了。

* A.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George Allen & Unwin，1958）, pp. 165，169，170.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40年至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年至1860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4年至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受到的屈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制造了一个新的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能在远东乃至全球感受到。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诸海洋。英国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17世纪，欧洲水手将吸鸦片的恶习传入中国，这一恶习便从各港口迅速蔓延开去。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很少感兴趣。但现在，鸦片市场完全改变了贸易平衡，而对英国人有利。清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但这一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以致中国官员接受贿赂，允许走私。

图221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武装帆船根本不是英国炮舰的对手。这场战争以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

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战争。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林则徐查封了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英国战舰的冲突；1840年6月，战争爆发了。以后的战争进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毫无希望的军事劣势。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清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一系列众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南京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为增加贸易量，欧洲人想要更多的让步，而中国人则认为，这些条约向欧洲人承认的特权太多。因此，毫不奇怪，1856年战争再次爆发了。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清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时，英国人炮轰了广州城。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英法联军不可抵挡，中国人被迫在1858年与1860年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图222　慈禧太后（1835—1908年）在北京的清廷里操纵着中国的权杖。

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屈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达到其他东方国家当时所不能达到的水平之后，日本便迫使朝鲜接受一些内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而中国也声称对朝鲜拥有宗主权。双方军队发生冲突，1894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被击溃，1895年4月，北京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一些领土给日本。

日本人的战争给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在受轻视的、配备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几年，欧洲列强趁中国衰弱之际，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除获得这些领土外，西方国家还划分了中国本土。它们建立了“势力范围”，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的政治和经济优先权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域和这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地区、山东和福建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清王朝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缓慢、勉强地进行改革和革命的。

二、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日本击败中国引起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注意，他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改革。1898年夏，他颁发了一系列被统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法令。它们将地方政府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建立以欧洲学问为基础的新学校，鼓励西式生产方法，按西方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者组成的新式军队。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因为军队支持始终维护旧秩序的皇太后。这时，她废黜了年轻的皇帝，亲自摄政；废除了变法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他们积极地引导社会和政治上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了地方民兵以抵抗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义和团因得到官方的默许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的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在几个月内，八国联军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3亿美元。

图223　中国广东的监狱，即将被处决的义和团的拳民。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这一革命于1911年爆发，它最终推翻了清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1866—1925年）。同此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中山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然后，他进了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学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同情贫苦大众，总是为他们的福利牵肠挂肚。

孙中山怀着这种感情，不久便放弃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一点使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中国商人的支持。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麻木不仁。在广东，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但在1911年10月10日，汉口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清朝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席卷全国。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29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图224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中国1911年共和革命之父。

尽管孙中山名义上是领导人，他却未能控制全国。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1913年4月国会选举时，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是，实际权力掌握在官僚和军阀手中，他们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相反，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1926年以前的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

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这一革新尝试的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中仍持续为这个国家提供着传统思想的文官候选人。这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阶层，而他们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此，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其次，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除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最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年青一代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三、日本的现代化

历史学家提出了几个关于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的解释。日本群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不像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西方的影响。此外，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因此，同中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日本军人处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尽管存在着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德川幕府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联系是与少数荷兰商人的接触；他们被限制在出岛上经商（见第十九章第六节）。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长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实力增强。人口从1600年的180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人口的增长不均衡：1700年，江户（今东京）的人口接近100万，大阪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因此，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这又导致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并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限。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要求经商特权、设立加煤站和为失事船上的美国人提供保护。佩里在日本待了不到一周就离开了，走之前，他警告说，翌年春天他会回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订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并于3月31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给；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精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8年签订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订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条约。这样，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

图225　1853年，佩里司令在递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信后，与幕府官员交谈。

西方入侵的首要影响就是促使德川幕府陷入了倒台的危机之中。由于签订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即通常所称的萨长同盟，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1858年至1865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员发动了进攻。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够成功地实行现代化。与中国的文人学士完全不同，日本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他们愿意并能够对此做些事情。

并不奇怪的是，即使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竭力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事实上，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护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有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根据上述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于中国人。

图226　1890年，在山县有朋主政期间，日本首届国会召开。画中，佩剑的明治天皇坐在右边的华盖下。皇后和她的侍女们在左上方。这幢两层的建筑位于日比谷公园西角，1891年1月被大火焚毁。同年10月又建造了一幢新的国会大厦。

日本的新领导人仅仅对西方文明中那些能增强民族力量的成分感兴趣。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领导人赞成神道教成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募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来确保所需工业的建立。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而且注意支持重工业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因为后者是提供军需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裕家族，即通常所称的财阀，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日本人还仔细审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使自己至少具备了议会制政体的外观。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该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这一宪法只是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对天皇的崇拜。实际上，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三条还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随着宪法和司法改革的采用，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其他国家对其主权的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1894年，日本人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侵略中国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它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打破西方操控的国家。

四、日本的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向亚洲大陆扩张。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古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焦点。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行动。如本章前面所述，日本打败了中国，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人正向南推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正如前章（第二十八章第三节）所述，日本提出和解，但被俄国拒绝；日本发动进攻并赢得了对俄的胜利；根据《朴次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属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

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一种热切的希望席卷了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

[推荐读物]

关于背景参考材料，见第二十一章的参考书目。最全面地概述西方对东亚的影响的著作有： E. O. Reischauer，J. K. Fairbank和A. M. Craig合著的East Asia：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rev. ed.（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和J. K. Fairbank所著的China，A New History（Harvard出版社，1992）。还有G. M. Beckmann的极好的研究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Harper & Row出版社，1962）和J. K. Fairbank所著的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Harper & Row出版社，1986）。关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最重要的著作是下面这部带有说明文章的文献集：Ssu-ye Teng和J. K. Fairbank所著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4）。

关于西方对日本的影响的著名的著作有：R. Tsunoda所著的文献集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和G. B. Sansom的分析这一问题的著作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Knopf出版社，1950）。同样值得注意的著作有：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The Story of a Nation，rev. ed.（Knopf出版社，1970）；J. Halliday所著的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Pantheon出版社，1975）和W. W. Lockwood所著的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1868—1938（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4）。

关于西方在远东的外交，见W. L. Langer所著的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1890—1902，rev. ed.（Knopf出版社，1956）。关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不同反应问题，见N. Jacobs所著的The Origin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Eastern Asia（Hong Kong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和F. V. Maulder所著的Japan，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7）。

第三十二章　非洲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形势。

——简·克里斯蒂安·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将它们的统治加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向南入侵的时间通常较晚，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更具优势的组织和更为有力的抵抗。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剥削的财富。因而，19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他们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都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无须深入内地。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成规建制。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袭。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与欧洲人组织的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相比，非洲传统的奴隶制度比较温和。然而，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离谱。埃德华·雷诺德教授针对这种错觉警告道，他不认为“残酷和非人道的奴役是西方的专利。奴隶制度以其包括剥夺生命在内的极端形式是非洲和西方所共有的……虽然非洲奴隶制度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影响，但这一事实不应该让我们否定奴隶制度的本质——对人的剥削和征服”[1]。同样不能否定的是，若没有非洲酋长们的参与，整船整船的非洲人也不可能被运到美洲的奴隶种植园；这些酋长围捕自己的非洲同胞，把他们卖给等候在海边的欧洲船长，从而获得可观的利润。

图227　这幅18世纪后期的雕版画表现的是在非洲沿海的欧洲奴隶贩子，图示着痛苦、非人道的奴役过程的第一步。

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欧洲人所进行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在数量和特性上都与非洲内部存在的传统奴隶制度完全不同。欧洲的奴隶制度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经济、而非社会的制度，它在非洲的情况也正是如此。西方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都是纯粹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他们都准备让奴隶劳作至死，如果这样做比更仁慈地对待他们更有利润的话。当欧洲人开始大规模卷入非洲的奴隶贸易时，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也许是出于潜意识的合理化，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人，因而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合理化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宗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认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转向文明和真正的信仰。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鸣得意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但这只启动奴隶贸易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0年，当年向美洲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奴隶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卷入了这一贸易，希图分享厚利。控制奴隶贸易的16世纪时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大约40个欧洲要塞分布在西非沿岸；它们用来防御敌对的贸易国，用来关押等着运过大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美洲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售出，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图228　美国内战之前穿梭于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船的平面图。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平均是60天。然而，在这一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坏。奴隶的待遇几乎都包括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糟糕的食物。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过程中，奴隶的死亡率甚至更高。突击队为了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从早到晚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像牛一样一丝不挂地被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供的奴隶在1200万到2000万人之间，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却是这一人数的4倍（见第二十五章第三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4个多世纪。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6英镑。这些非洲领导人在奴隶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对欧洲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欧洲人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并承受着25%到50%的死亡率。非洲经纪人不仅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且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议。但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确实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确实有少数非洲酋长曾试图阻止对他们同胞的这种可恨贸易，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因为那些继续这种贸易的酋长得到了火器，威胁着少数试图洗手不干的酋长。因此，这些少数持不同意见的酋长陷入了一种无法逃避的困境。

同样，美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中占有重要席位的巴巴多斯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奴者还是国内各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一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所得的利润非常大，因此，18世纪，像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依靠这一交易繁荣起来的。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膜，即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2]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1823年，为了结束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度，他们又成立了反对奴隶制度协会。工业革命的进步援助了这些废奴主义者，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贸易已经失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土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以它为榜样，允许英国军舰截获挂有别国国旗的贩奴船。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海军四分之一的力量，以配有9000名水兵的56只舰船，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直到美洲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大约也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彻底成功才指日可待。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被取缔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贸易，尽管其规模要小得多。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这一贸易，而整个19世纪中，甚至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还在进行这一贸易。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这些奴隶中的许多人都是在印度洋诸岛屿上的丁香种植园和甘蔗种植园中工作。这一贸易比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止。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洋上巡逻，但这一贸易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图229　位于肯尼亚拉姆岛东南海岸边的希拉的星期五清真寺。这一斯瓦希里建筑后期的典型建筑属于19世纪早期的作品。它是当地仅存的一座建于20世纪以前的带尖塔的清真寺。拉姆岛上的斯瓦希里居住区始建于约15世纪，享有一段富庶升平的时期，并在19世纪达到顶峰。

二、探险时代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他们试图在那里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爱好的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19世纪一些非凡、有趣的探险家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的成立。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不幸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直接放在尼日尔盆地和西非的勘探上。

对尼日尔河上游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是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逆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顿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维多利亚湖，最后顺尼罗河而下，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探险家中的杰出人物是戴维·利文斯敦，他走遍了非洲大陆。还有一位是亨利·斯坦利，他在1877年到达了刚果河在西海岸的河口。两年后，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非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已从探测非洲的时代转入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量毗邻的地区，后者是贸易的附属地，而非领土扩张的基地。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已被废弃，因为合法的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这一早期时代的欧洲领导人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

1870年后，种种因素（见第二十六章第七节）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宗主国的财产，未被占领、毫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焦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军人物。起初，他主要对东非感兴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年至1877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后，利奥波德立刻看到了这一巨大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这一机会，但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移交给“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和接受象征性报偿便意味着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传统上，非洲酋长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卖土地就像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然而，这却是欧洲人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种种诡计的直接后果是，1884年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领土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完毕。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消除对其事业可能存在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他的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以致刚果人口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年至1908年间减少了一半（从2000万人下降到1000万人）。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渐渐泄漏出来，利奥波德不得不于1908年将他的刚果领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过去曾为私人财产的领地这时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结束了那些暴行，不过变相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设想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的老贸易站出发，向内地推进，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由于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西海岸也拥有据点，法国人在争夺内地的竞赛中不得不迂回绕过他们的对手。他们大体上是成功的。只有尼日利亚的英国人和喀麦隆的德国人能有效地向内地扩张。西非其他所有地区，连同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时都变成了由巴黎统治的法国大领地。

英国人和德国人于1886年和1890年签订协定，解决他们之间在东非的领土要求。德国人继续保有被称为德属东非保护地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则保留英属东非保护地和乌干达保护地；德属东非保护地在1919年以后更名为坦噶尼喀，英属东非保护地后来则被称为肯尼亚殖民地。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加入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土地贫瘠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后来，1896年时，他们进行了更大的冒险活动，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较非洲大多数其他地区的人能进行更有效的抵抗。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的8万人的军队。他能打败1万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因而他的王国仍不受欧洲人的统治。到1914年时，除西海岸的利比里亚这个小共和国外，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上唯一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建立于1847年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Liber，意为“自由”），尽管是获得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拓居地，却由于财政崩溃和内部混乱，到1911年时也已成为实际上的美国保护地。

图230　这是一张拍摄于1890年法属刚果的照片。照片中当地的黑人按照摄影师的要求扛着象牙摆出姿势，后来这张照片被制成明信片。

这种史无前例的领土扩张的最终结果是：整个非洲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只有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脆弱国家例外。为什么欧洲人能如此轻易地瓜分非洲，一个原因是他们能使非洲人反对非洲人（正如他们在征服美洲时用印第安人对付印第安人一样）。另一个原因是非洲人进行的是正面战，这使他们成为欧洲人杀伤性火炮的刀俎之肉。在战场上被打败后，他们通常撤回到筑有城墙的城市，但面对欧洲人的火炮攻击时仍束手无策。如果他们进行的是游击战，凭借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和当地人的支持，本可以坚持很长时间，足以使欧洲人因代价太高而放弃征服。实际上，非洲人无法抵挡河上的战船、海岸的战舰、每秒发射10多发子弹的加特林机关枪和马克西姆机关枪。

图231　莫舒舒一世是莱索托王国的国王和创立者。并不是所有的班图民族都像恰卡那样好战。莫舒舒一世原是一个分部落班图——索托族的王子，他带领臣民击退了祖鲁人的进攻，并领着他们迁到南部非洲的一座山上的要塞里。在那里，他通过外交手段和坚定的决心创立了一个一直维持到现在的小国家。1868年，这个王国成为英国的巴苏陀兰保护国。1966年，这个王国获得独立，取名为莱索托王国，由莫舒舒一世的曾孙莫舒舒二世统领。

尽管存在着这些绝对的劣势，非洲人却绝不是百依百顺的工具。在一些地区，他们进行了足够的抵抗，极大地减慢了“欧洲”军队推进的速度。对西非的征服花了25年的时间，而象牙海岸部分地区、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东部和北部，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动荡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20年。非洲这一抵抗的领导人今天都已成为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民族英雄。

四、欧洲的影响

经济影响

瓜分非洲出于明显的经济动机，因此，毫不奇怪，伴随而来的是剧烈的经济变化。欧洲不再满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隶。工业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隶，因为技术已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西方需要的是在非洲内地所发现的原料，因为它现在拥有提取这些原料的技术手段。

随着在金伯利发现金刚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现黄金（1884年），对非洲资源的开发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刚果也发现了同样大量的矿产财富：前者是金和铜，后者是金、铜和金刚石。西海岸的许多地区都盛产热带森林产品，如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根据探险者的报告，我们得知，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结果，欧洲移民者蜂拥而入，尤其是南罗得西亚和东非。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最理想的农业地产。

为了运输当时生产的矿物和农产品，欧洲人着手在非洲铺设铁路网，正如他们早先在亚洲所做的那样。铺设这些铁路是为了便利产品出口，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扩大生产和修建交通工具的刺激下，贸易达到了使传统的物物交换让位于货币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隶、沙金、羽毛和象牙同欧洲人交换盐、料器、布匹、朗姆酒和杜松子酒等。到19世纪末时，英国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已在这里普遍使用。

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自然对本土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温和的高原区的居民由于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响最深。在某些情况下，整片地区被划为白人的保留地，即便是在闲置的状况，非洲人也不能在那里耕种。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种植园里劳动，领取工资；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上，为他们劳动，以取得为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优先权。在其他地区，非洲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如果非洲人拒绝提供种植园和矿山所需要的劳力，那么，白人就会采用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征收人头税，迫使非洲人为了挣钱交税而去干活。上述种种发展削弱了非洲人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他们不再仅仅为养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非洲人日益被卷入货币经济中，并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因此，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地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文化影响

同商人、投资者、移民一起从欧洲来的还有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对非洲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最早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其他人对非洲文化的影响是间接和偶然的，如他们强迫非洲人离开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矿山去工作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但传教士却是带着改变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开目的来到这里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运用了三大工具：教育、医学和宗教。

提供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学校是每个传教站的必备项目。这些学校特别有影响，因为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交给了传教士。在许多方面，教会学校就其影响而言是建设性的：他们经常教学生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自己的农业方法，如何遵守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基本原理。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欧洲语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进行阅读和写作。传教士改变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为非洲本土文学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图232　传教士到一个祖鲁村庄访问。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充溢着“在我们的时代向全世界宣讲福音”的工作热情，在非洲进行传教就是这一热情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了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常常教导学生，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错误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学生不太听从父母和长辈的教导，而更多地听从他们认为应予以尊敬的欧洲老师的教导。此外，教会学校使用的是欧洲课本，讲授欧洲多于讲授非洲。事实上，在法国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就是以讲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课文开头的。教会教育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毫不奇怪，受过几年此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的村庄。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从而进一步地脱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不过，除了救人之外，医学还迫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了疑问。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毫无作用之后将病人治好。因此，人们不再指望靠传统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传统的宗教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地将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结成一体。

医学医生和祈雨医生

西方传教士给非洲带去的不仅是新的宗教，还有新的文化。新旧之间的冲突在戴维·利文斯敦（医学医生）和当地祈雨医生之间的下面这段争论中阐明得很清楚。*

祈雨医生：你不应该蔑视我们的知识，即使你对它一无所知。

医学医生：我不蔑视我不懂的东西；只是认为你们的说法——你们有能影响降雨的药物——是完全错误的。

祈雨医生：这恰恰是人们在谈论自己不懂的问题时的说话方式。当我们第一次睁开眼睛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制造了雨，我们便步他们的后尘。你们为玉米来到库鲁曼，你们灌溉花园，你们可以不需雨；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雨，牲畜将失去牧场，奶牛将无法产奶，孩子们将羸弱而亡，妻子们将投奔能降雨、有玉米的其他部落，我们整个部落将解散和消亡，我们的火焰将熄灭。

医学医生：我非常同意你对雨的价值的评论，但是，你不可能用药物对云彩施魔法。你等着看到云彩来了，然后使用药物，并把只属于上帝的功劳归于自己。

祈雨医生：我用我的药，你用你的；你我都是医生，医生可不是骗子。你给病人下药，有时候上帝喜欢用你的药治愈他，有时候不——病人就死了。当他治愈时，你将上帝的功劳归于自己。我也是一样。有时上帝赐予我们雨水，有时候不。当他赐雨时，我们把它看作魔法的功劳。当病人死掉的时候，你并不会失去对药物的信心，不下雨的时候我也一样。如果你希望我不再使用我的药物，为什么继续用你的呢？

医学医生：我只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活着的生物用药，即使没有治愈也能看到效果；你假装对云彩施魔法，可它高高在上，你的药根本无法对它起作用。通常，云彩在一个方向，而你的烟朝向另一个方向。上帝自己就可以命令云彩。只要尝试着耐心等待，没有你的药，上帝也会赐予我们雨水。

祈雨医生：嘛哈拉——嘛——咔啪——阿——阿！哎，直到今天早晨我始终认为白人是聪明的。谁曾尝试饥饿？死亡难道是愉快的吗？

医学医生：你能做到一个地点下雨而另一个地点不下吗？

祈雨医生：我不想尝试。我想看到整个国家一片苍翠，所有的人都很愉快；女人们拍手称快，向我献上花环以表谢意，她们高兴地喊叫着。

医学医生：我认为你既欺骗他们，也欺骗自己。

祈雨医生：好吧，那么，我们俩是一对（意为两人都是无赖）。

以上只是他们推理方法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一旦充分理解他们的语言，我们就能看出它们是相当尖锐的。这些争论是广为人知的。尽管我试图用我能想到的每一个方法去让哪怕是一个人相信他们是错误的，但却从未成功。他们相信作为魔法的药物是无限的。争论的总的结果是产生这样的印象：你对下雨这件事根本漠不关心；我们极不愿意看到这种认为我们对他们的福祉毫不在意的观念传播开去。

* D.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J. Murray，1857）, pp. 22-25.

政治影响

对传统部族当权者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那个阶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用于欧洲而不应用于非洲。他们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驱使他们发动政治运动。通常他们只能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或者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职位最低的官员。此外，他们也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仅仅因为自己的黑皮肤而仍处于从属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会唤起民族主义，就因为它强调了个人的判断力和主动性。安哥拉一家杂志的作者阐明了这一点，他说：“告诉一个人他能随意解释《圣经》，就是向他暗示一种过分的自治权，使他变成反叛者……一个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倾向于——并不是说积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3]

[推荐读物]

关于非洲通史，见第二十二章的参考书目和P. D. Curtin所著的全面概括该地区历史文献作品的著作African History, No. 56（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64）。最新的概括奴隶贸易的著作是E. Reynolds的有见识的研究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Atlantic Slave Trade（Shocken出版社，1985），该书提供了注释详尽的参考书目。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989，Vol. 30，No. 1中专门研究“Atlantic Slave Trade: Scale，Structure and Supply”这一主题的特别部分是更新的研究。分析1500年以后1000万非洲人如何离开他们的故乡以及他们对新环境如何反应的著作有：M. L. Kilson和R. I. Rotberg所编的The African Diaspora：Interpretative Essay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6）和G. W. Irwin所著的Africans Abroad：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Black Diaspora in Asia，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uring the Age of Slavery（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关于废奴运动，见E. Williams所著的Capitalism and Slave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出版社，1944）；R. Anstey所著的The Atlantic Slavery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1760-1810（Humanities出版社，1975）和S. Miers所著的Britain and the Ending of the Slave Trade（Longman出版社，1975）。

探险者们的描述提供了开发非洲大陆的丰富多彩的资料。M. Perham 和J. Simmons合著的African Discovery：An Anthology of Exploration（Faber & Faber出版社，1942）适当地收集了这类资料。C. Hibbert所著的Africa Explored：Europeans in the Dark Continent（Penguin出版社，1985）对非洲探险的历史作了有趣的概述。

概括瓜分非洲的著作有：A. Boahen所著的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John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1987）和T. Pakenham所著的The Scramble for Africa（兰登书屋，1991）。最后，关于西方对非洲的影响的著作有：P. D. Curtin所编的Africa and the West：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European Culture（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72）；R. W. July所著的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Praeger出版社，1968）和A. D. Roberts所编的The Colonial Movement in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6）。

[注释]

[1]E. Reynolds, 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Schocken，1985）, p. 13.

[2]Cited by H. Russell, Human Cargoes（Longman，1948）, p. 36.

[3]Cited by T. Hodgkin,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New York University，1957）, p. 98.

第三十三章　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后来，西班牙人决意去追猎（古巴）山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在那里进行了骇人的大屠杀。于是，他们毁灭了我们不久前还看到的这整个岛屿，消灭了这里的人口；看到它变成无人居住的一片荒野，令人无比扼腕痛惜。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552年

这些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像狼群在一个日渐文明、人口日渐稠密的国度里绝迹一样。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

19世纪，欧洲对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它对亚洲和非洲的影响深远得多。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如此广泛、如此具有戏剧性，以致称其为彻底的欧化更合适。

欧化所涉及的不仅是政治统治或文化渗透。它还包括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有形取代——这种情况曾发生于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烟较稀少的地区。人口稀疏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走。千百万欧洲移民蜂拥而入，占据了土著居民的领地。欧洲人给土著居民带来了他们的政治制度、谋生方法和文化传统。随海外地区种族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欧化。

一、种族欧化

欧洲能提供如此多的移民，千百万人之所以愿意离开他们祖先的家园，到遥远的大陆去冒各种尚不知晓的危险，原因在第二十六章第七节已作了说明。1763年的狭长带状欧洲拓居地，到1914年时已扩大到覆盖整块整块的大陆，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这两个地方早些时候还未被触及。

欧洲移民绝大多数去了美洲。这是自然的，因为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在美洲，而且那些大陆还提供了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机会。不过，自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后，令人吃惊的是，更多的移民选择定居北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点解释了北美洲具有更多移民人口的原因。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尽管对欧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数的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但却一致认为印第安人集中于后来所称的拉丁美洲。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劳动，欧洲移居者就无需承担此类任务。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

表33.1　美洲大陆的种族分布

图233　1900年前后，纽约伊利斯岛上的意大利移民。这些来自意大利南部的新来者因刚刚来到一个新地方，脸上显出了焦虑和希望。到1900年时，意大利向西半球的移民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

相形之下，格兰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较稀少，不能提供劳力资源。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法国人，无论是砍伐森林、耕作已开垦的土地，还是在沿海水域捕鱼，都得自己去干。在这种情况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为此，英属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语言、不同信仰的移民开放。到1835年时，中美洲和南美洲仅有480万欧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却有1380万。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移民不断增加，1900年至1910年间达到顶峰；在这10年中，每年几乎有100万人迁移。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涌进了每一块大陆，结果，尽管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但这时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也为相当多的欧洲人所拓居。

数百万人移居美洲导致的结果是数百万美洲印第安土著居民被取代。这种取代的范围之广直到今天才被人们认识到；今天，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人们长期以来的假设即美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无人居住，有利于其他大陆的殖民是何等荒谬。最新研究表明，1500年前后，新、旧大陆的人口密度大体差不多[1]：中国约有1亿人，地中海地区6000万到7000万人，美洲大约8000万人（在黑死病和其他欧亚大陆流行病未流行前）。当哥伦布到达美洲时，这里绝不是无人居住；1492年，在现在美国所在的地区生活的美洲印第安人估计有500万人，而到1809年时已下降到60万。

有些人的死亡是因为暴力和过度劳动，但主要的原因是移民们无意中将欧亚大陆的疾病和非洲的疾病一起带入美洲大陆。科学家已收集了这些疾病的名单，它们对于脆弱的美洲印第安人来说是致命的，就像14世纪的黑死病对于欧洲人那样。这份名单列出了一连串令人恐惧的疾病，它们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灾难负主要责任，尽管不是负全部责任。这份名单包括天花、麻疹、白喉、沙眼、百日咳、水痘、黑死病、疟疾、伤寒症、霍乱、黄热病、登革热、猩红热、阿米巴痢疾、流感和各种肺结核。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原先也是从欧亚大陆移民来的美洲印第安人在到达美洲之后对那些疾病却没有免疫力呢？已有的解释是，在远古时代，早期的移民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当时，那些疾病尚未出现。而且，他们是从西伯利亚来的，那里人口稀少、天气寒冷，不利于那些流行病的传播。因此，移民们到来时没有固有的免疫力，从而在他们到达空旷无人的美洲大陆之后也就无法获得免疫力——因此，当欧洲人到达美洲时，面对欧洲人从欧洲本土带来的疾病和他们的非洲奴隶从非洲带来的疾病，印第安人遭到了种族灭绝似的攻击。

就移民的具体来源来说，拉丁美洲各国的移民如人们原来所预想的那样，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不过，19世纪后期也有大批移民来自意大利和德国。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西北欧；而1890年以后，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移民来自西北欧，其余三分之二的移民则来自东欧和南欧。至于英国自治领，移民的来源却受到限制，他们主要来自不列颠群岛。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些辽阔的地区，自治领放宽了移民政策。

这些迁移的最终结果是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种族上的欧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已变得以欧洲人为主，不过，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仍占优势（为总人口的58%）；在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比例也很大（占33%）。因奴隶贸易而被运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种族欧化的另一个例外。如前所述，据估计有1200万到2000万奴隶在横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来，到达美洲大陆。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北美洲约占总人口的10%，在中美洲占30%，在南美洲占21%。南非是种族欧化的第三个例外：在这里，土著非洲人以大于3：1的比例在数量上超过了白人（不论是布尔人还是英国血统的人）。

图234　美洲土著对天花这种欧洲疾病缺乏生物抵抗力，从而引发了巨大的灾难。这幅阿兹特克人的画描绘的是1520年在特诺奇蒂特兰的天花流行中感染天花的阿兹特克人。历史学家估计，墨西哥中部的居民患病死去的人一年中高达40%。这场大灾难削弱了阿兹特克人抵抗西班牙人入侵他们领土的能力。

最后，19世纪发展起来的欧洲热带医学学派降低了欧洲人在热带地区的死亡率，促进了海外的种族欧化。这些学派的工作是基于罗伯特·科赫、路易·巴斯德和其他微生物学家的研究之上的，同时也基于对热带地区军人健康负责的军医的观察。经过反复试错，他们发现了为部队提供洁净水、符合卫生地丢弃污物，以及使用蚊帐防止热带昆虫的重要性。美国人在古巴和巴拿马首先使用了这些方法，成功地控制了疟疾和黄热病的泛滥。

二、政治欧化

伴随种族欧化而来的是政治欧化。政治欧化有许多种形式，反映了欧洲诸宗主国原有的差别和在海外领地的不同条件。例如，拉丁美洲殖民地和英属13个殖民地通过武装革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相比之下，英国自治领则是在19世纪后期通过英国议会的法令赢得自治的。因此，直到今天它们仍保留在英联邦内，在承认英国王权的同时享有完全的自治。

另一个政治欧化多样性的例子是13个殖民地成功统一，并且最终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相形之下，拉丁美洲则经历了政治上的分裂。政治欧化多样性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美国和英国自治领的政治稳定与拉丁美洲无休止的军事政变的对比。直到今天，美国一直沿用1787年的宪法，而拉丁美洲国家则平均每国已采用过10部不同的宪法。

俄克拉何马购地热

欧洲人涌入印第安人土地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1893年俄克拉何马切罗基狭长地带的开放。下面是一个叫比利·麦根提的参与者的描述。*

我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一地带，挑选出我想要登记的地方——坎普河岸边160英亩土地。那块地顺坡而下，非常好，可以犁出像肋骨一样平直的耕地。开垦灌木丛，可以种上足够的桃树，供应全国的水果市场。我将播下种子，收获金钱。

然后，我将为自己找一个能干的姑娘，并在这片土地上为自己生一群孩子……

赛马的那天，我比鸡起得还要早……到8点钟时，也就是开始前4小时，男人们和马匹紧挨着聚在一起，即便是闪电也不能打散他们。

男人们像狗一样互相咒骂、咆哮，因为他们都想把自己的马车插到别人前面。他们挥舞拳头打了起来，狗也咬作一团。

11点50分。还有10分钟就要天塌地陷。每分钟都像你一生中的一年一样。11点55分，但是，警戒的士兵却没有注意到我的马的前蹄已越过线2英尺多。

11点59分。当官方发令者踩在起跑线上时，这时的说话声像成群的野蜂一样嗡嗡响。他一手拿表，一手拿枪。他看了看表，举起了枪。

他向天空开了一枪。车轮转动！鞭声响亮！蹄声轰鸣！赛马开始了……

在我的周围，车轮与马鞍较量、人与人竞赛，马车撞击着马车。为了让马跑得更快，马皮都被鞭子抽得血红。驾车人站在马车上，一旦别人的马靠得太近，就用鞭子抽自己的马和别人的马……

我们一到河边，我就跳下马车，跳到我挑选的那块地上。

我抓起石头和木棍，把我的160英亩地划出来……当我放下最后一块标志物时，我从三角叶杨树上擗了一根树枝，把我的大手帕绑在上面。因为法律规定，当你占完地后，必须竖起一个类似旗子的标志。

然后，我站了起来，向第一块可以称为是自己的土地望去。我的心怦怦直跳，声音和刚刚留下的马蹄声一样响亮。

“你现在是个人物了，比尔。”我对自己说，“你有最好的马，你圈了一块最好的地。你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真的，你将来种的地也会比他们所有人的都好。”

* Bill McGinty, “Plow Fever”，in Harold Preece, Living Pioneers（Thomas Y. Crowell，1952）, pp. 190-201.

总之，政治欧化涉及欧洲政治制度向海外领地的移植。但是，在这一移植的过程中有适应、有变化。今天，如果让一位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政治领导人来领导一个美国政党，在地区利益、民族集团和大都会政治团体之间玩脆弱的平衡术，他会全然不知所措。如果让他面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连出现的种种宪法和军事首脑，他会更加手足无措。

图235　这是一幅1769年的单面印刷的广告，说有一船西非奴隶将运到南加利福尼亚的查尔斯顿。当时，奴隶占殖民地移居者的三分之二以上；运来的奴隶男女的数量也基本上相等。这一做法最终促成了奴隶家庭和社区的形成。

三、经济和文化欧化

经济领域的欧化同政治领域的欧化一样十分普遍。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海外领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1820年至1830年间，占美国总出口36％的商品运往英国，占美国总进口43%的商品来自英国。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铺设铁路时，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国在美国的总投资额已达72亿美元。在较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其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国要大得多。

随着种族、政治和经济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文化欧化；仍留在英联邦内的地区是如此，许多赢得独立的地区也几乎同样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这种形式的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而且信奉罗马天主教。人们看到，它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以及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要街道为基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沿毡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头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也仿效了男子主导且年轻女性被严密管束这种典型的西班牙形式，同样，也存在认为体力劳动对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倾向。

图236　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了美国宪法，1789年，各州接受该宪法——所达成的谅解是，宪法将立刻修正，以包含《权利法案》——从此，在一个大国里以共和政体展开了大胆的政治试验。

虽然拉丁美洲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这一影响（见第二十五章第五节）在烹饪、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面至今仍表现得很明显。拉丁美洲运进了数以百万计在种植园里从事劳动的奴隶，因此，它的文化还含有相当大的非洲成分。这种非洲的影响在大多数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表现得最为强烈，尽管其影响的种种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能看到。

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单词；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例如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同样，美国较之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国家更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在美国还是相当可观的。黑人超过美国总人口的12%，而印第安人仅占0.5%。尽管有这些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美国文化主要还是起源于欧洲，不过，它的欧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应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图237　1914年，艾米利亚诺·萨帕塔的军队向霍奇米尔科进军。妇女们和男人们并肩战斗，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推荐读物]

全面概括欧洲化进程的著作有：E. Fischer所著的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8）；L. Hartz所著的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64）；W. B. Hamilton所编的The Transfer of Institutions（Duke University出版社，1964）；P. D. Curtin所著的、分析种族欧洲化的医学障碍的Death by Migration：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9）和A. W. Crosby所著的、论述欧洲化进程令人着迷的生物方法的Germs，Seeds and Animals：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M.E.Sharpe出版社，1994）。

[注释]

[1]M. Lunenfeld, 1492：Discovery，Invasion，Encounter（D.C.Heath，1991）, pp. 321-326.

第三十四章　波利尼西亚

我们诱使他们精神堕落，我们带给他们物品和疾病，而这些物品和疾病，只能搅乱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直以来享受着的幸福安详，此外别无他用。如果有谁否认这一事实，那么请他告诉我，当欧洲人进行贸易，美洲土著究竟得到了什么？

——詹姆斯·库克

一、岛屿和航海者

在欧洲人15世纪偶然发现的美洲大陆的那边，是浩瀚的太平洋王国，名为大洋洲，又名波利尼西亚，意为“众多的岛屿”。从美洲的西海岸到亚洲大陆，太平洋绵延几千英里。太平洋王国离欧洲大陆最远，因此，欧洲人在他们发现更容易到达的美洲和非洲大陆之后很久才知道这里。

欧洲人之所以长久以来对波利尼西亚一无所知，不仅因为它远在世界的那一边，还因为它缺少像其他地区那样能吸引欧洲人的丰富物产。在太平洋上，没有地方能孕育出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这样伟大文明的广阔草原和富饶河谷。相反，太平洋世界是一个浩瀚的大洋，星罗棋布地点缀着上万座小岛。这些零星分散的岛屿非常小，如果不把新几内亚和新西兰两个大岛计算在内，所有小岛加在一起的总面积只略大于英格兰或纽约州。

太平洋诸岛尽管缺乏欧亚大陆的丰富资源，但确实也出产一些作物；据澳大利亚一位权威人士说，这些作物能使土著居民“比他们那些赚钱谋生、以罐头食品为主食的后代生活得更好”[1]。

这里主要出产的是两种乔木作物和两种根用作物。乔木作物是椰子和面包果。没有椰子，许多小岛上居民的生活几乎无法维持；直到今天，岛上居民仍然每天至少食用五个椰子。这些椰子既当食物，又作饮料；同时，椰子树树干可用作建造房屋、制造木船和渔叉的木材；同样，椰树叶可用作茅草盖屋顶，制成扇子和席子。同样重要的作物还有面包果；一棵丰产的面包果树每年能结大约150个、每个重达2—5公斤的大果实。这些果实可烤着吃，也可在地窖里发酵后制成面团，这种面团能保存数月之久。

图238　西方跨国公司的扩张改变了全世界的消费模式，破坏了无数传统生活方式。

根用作物是薯蓣和芋头。薯蓣是一种淀粉块茎，通常有30磅或更重些；它可煮着吃、烤着吃，可以磨成粉。芋头也是一种淀粉块茎，可做蔬菜、布丁，也可磨成粉。值得一提的还有香蕉，不论野生香蕉还是种植的香蕉，都是一些岛上的主要食物。

这些食物是殖民者带到这些零星的岛上的；出于人口的压力，他们扬帆出海，跨越太平洋，从南亚来到这里。到公元前1100年至前1000年时，他们居住在汤加——萨摩亚地区；而到公元300年时，他们已到达了马克萨斯群岛；一两个世纪以后，他们已航行到北达夏威夷、东距南美洲海岸2000英里的地方。在那里的复活节岛上，他们竖起了奇特的巨石人像；这些人像的高度从30英尺到50英尺不等。这些勇猛的“太平洋维京人”——他们被其他人这么称呼——向南最远到达了新西兰；他们是公元800年到达那里的。尽管所殖民的地域广阔，太平洋的殖民者还是保持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同质性。伟大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惊异地发现：18世纪，他的部下在夏威夷竟然能用与遥远南方的新西兰一样的语言与当地人进行贸易。

二、商贸与殖民地

与持续而系统地对非洲和美洲进行探险和殖民相反，欧洲最初与大洋洲的接触是短促的。太平洋海盆被看作一条通道，而不是目的地。这条通路被断断续续用作这样的目的：在阿卡普尔科和亚洲之间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用墨西哥的银交换丝绸、瓷器等中国产品）和探索一条从北太平洋经过北美洲的北冰洋到达哈得孙湾的海上通道。

18世纪后期，欧洲人开始重新评价太平洋海盆，认为它是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区域。他们被这里的海产品所吸引，因为后者颇受国际市场青睐。在大规模生产植物油和勘探、提炼石油之前的那些日子里，鲸油和海豹油是十分珍贵的。同样，鲸骨与鲸须重量轻、强度大、有韧性，可用来作紧身胸衣和裙环，以及现在被塑料取代的许多其他用途。海洋动物的皮毛也十分贵重，特别是海獭，其华贵的皮毛在中国尤其受到青睐。太平洋的其他产品包括香味扑鼻的檀香木（在中国常用作祭拜时烧的香）、生猪和腌猪肉（可用作船上的食物，也可出口到欧洲，因为它比欧洲当地的猪肉便宜得多），以及一些礁石上及潟湖里的小产品如珍珠贝、玳瑁壳和海参——一种在中国极受欢迎的美味。

在波利尼西亚，同在其他地区一样，与欧洲商业的经济渗透相继或伴随的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政治入侵。太平洋北部地区就是如此：自18世纪初期以来，俄国人就在这个地区活动；当时彼得大帝派遣维特斯·白令去远东考察，以确定亚洲和北美洲的连接——如果这种连接存在——的准确情况。在那次考察中，俄国人发现，海獭和海豹皮所提供的财富能与西班牙人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得到的金条相媲美。为了利用这个机会，莫斯科于1799年特许成立了俄美公司；该公司不久就完成了这一使命。到1818年时，它已运出8万张海獭皮和149.5万张海豹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太平洋北部海域大量捕杀了这些动物，以及被无耻盘剥的土著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俄美公司的董事们野心勃勃，试图在这里既建立贸易站，又建立居留地。到1820年时，俄国大约有15个居留地散布在白令海峡和罗斯堡之间的海岸上，与旧金山北部相距仅100公里。

不过，这些居留地并没有如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化、英国化和法国化那样，使太平洋沿岸俄国化。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大批俄国移民移居太平洋北部地区；而与之相比，大批西欧移民则定居在从纽芬兰到火地岛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喷气时代以前，行船横渡海洋要比穿越将俄国中心地区与太平洋海岸隔开的数千英里西伯利亚荒野容易得多。因此，那15个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的俄国居留地只是孤立、零星的立足点。在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今锡特卡）的最大的居留地仅有222个居民。

其他居留地甚至更小，因此，没有一个居留地有能力长期扎下根来。它们一直只是海岸边的简陋棚屋；随心所欲的西方企业主定期来到这里，从俄国人手中低价收购，然后拿到广东高价出售。因此，1867年，莫斯科在将阿拉斯加廉价出售给美国人时，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因为后者的扬基快船在太平洋海域如日中天，而且他们的边疆居民正乘着大篷马车不可阻挡地由陆路向西海岸挺进。

与俄国人毫无结果的努力不同，西欧人很快便控制了太平洋海盆，正如他们早已控制了大西洋一样。他们拥有远为优越的商业和航海资源，使他们能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具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岛屿上，然后再将它们逐个强行占为己有。例如，1874年，英国占领了斐济，同样，1880年，法国占领了塔希提岛。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之后占领了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新西兰军队占领了萨摩亚，澳大利亚军队占领了德属新几内亚和部分俾斯麦群岛。因此，到1914年时，大洋洲和非洲一样，已被瓜分并被纳入世界范围的诸欧洲帝国之中。

三、欧洲的影响

欧洲对波利尼西亚的影响比对非洲或欧亚大陆的影响大得多。显然是因为，太平洋诸岛面积小、人口少，以区区数千人之力，不可能召集起如那些拥有数亿人口和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一样的抵抗。因此，这几千人很快就被来自所有国家的移民征服了，吸引后者的是“太平洋天堂岛”的名声。这些岛屿的吸引力为这一事实所增强：岛上没有曾经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大规模杀死移居那里的欧洲人的大多数热带疾病。特别要指出的是，太平洋的大多数岛上都没有致命的疟疾，原因很简单，这里没有传布疟疾的按蚊。

如在其他地区一样，大洋洲人口的扩散也包含疾病的传布和文化的分裂。随着欧洲工具和机械织布机的进口，当地的工艺被丢弃了。利用树皮织布的技术被遗忘了，建造大型双体船的技术也被遗忘了——他们的祖先曾用这种船往返于太平洋。甚至冲浪运动也变得难以负担而被摒弃。那些曾为早期探险者所羡慕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完美牙齿也因食用欧洲食物而开始衰退了。

图239　波利尼西亚独木舟与大型双体独木舟相似，曾往返于太平洋。

比牙齿退化更严重的是新疾病的出现，如结核病、天花、痢疾和性病；现在这些疾病正一代一代往下传。因此，人口的减少使波利尼西亚人惨遭灾难，正如当年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那样。例如，在塔希提岛上，其居民在库克船长于1769年到达时共有约4万人。据传教士们说，到18世纪末时，战争和疾病已使这一数字减少到1.5万人。到19世纪30年代时，这一数字减少到9000人，最终进一步减少到6000人。

图240　詹姆斯·库克船长访问夏威夷期间，船只就停泊在凯阿拉凯夸湾。夏威夷人划着带舷外托座的小船穿过汹涌的波涛来到船边。

对于塔希提岛所发生的这一切，库克反复表达了一种絮叨的责任感。

对此，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对于这些可怜的人来说，如果从不曾知道我们在令生活变得舒适的膳宿和艺术方面具有优越性，情况可能会好得多……要回到他们较不完美的古老发明创造中去可能已为时太晚，这些发明创造他们已看不起，并已停止使用，因为我们的被引进了。等到他们现在所拥有的铁具用坏时，他们自己的知识技能就差不多丢失了。现在，石斧的稀罕程度就像8年前的铁斧一样，现在骨针和石针已看不见了。[2]

值得注意的是，库克船长不仅对发生在太平洋岛居民身上的苦难感到惊骇，他还认识到这些苦难是某个世界范围进程中的重要部分。

……我们诱使他们精神堕落，我们带给他们物品和疾病，这些东西他们之前也许闻所未闻，却只能搅乱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直以来享受着的幸福安详，此外别无他用。如果有谁否认这一事实，那么请他告诉我，从与欧洲人所进行的贸易中，美洲土著究竟得到了什么？[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库克所同情的对象不仅有塔希岛这类环境优越的岛屿上的迷人居民，还有相对不宜居的澳大利亚大陆上欠发达的土著。他对这些土著居民的第一印象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看来好像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实际上他们远比我们欧洲人幸福”。库克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也赞同道：“我差不多也说过，这些幸福的人就这样生活，对贫瘠，不，是一无所有，安之若素。”[4]

这些评价为欧洲人呈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异常现象。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文化上的技术优势和它提供的物质便利充满信心且沾沾自喜。而另一方面，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和其他土著居民虽然技术上明显落后，且缺乏欧洲人所拥有的“发明创造”，但他们看起来很满足，甚至“更加快乐”。为了寻找一种解释，一些欧洲人阐述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贴近自然、没有文明的压力和束缚而快乐地生活。那些欧洲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感到不满，对“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特别感兴趣。对他们来说，敌人就是文明本身，于是，他们把波利尼西亚浪漫化成一个岛屿社群构成的牧歌天堂。

这种浪漫包含了相当大的羡慕成分，这一点在约瑟夫·班克斯的观察中十分明显：在塔希提岛上，“爱情是首要的工作”。他写道：这种舒适的环境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在岛上，男人只需做很少的工作就能养活全家，剩下充裕的时间去追求爱情。一个男人“种四棵面包果树——一份不需要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就是他为他这一代所做的工作，相当于欧洲人为他的家庭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谷物一样，这种闲暇就被用来谈情说爱”[5]。

随着欧洲人对太平洋诸岛居民有了更多的了解，“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一个更加现实的评价。欧洲人逐渐意识到大洋洲文化残酷的阴暗面，包括诸如战争、杀婴、压迫性的禁忌、活人祭奠和奴隶制等社会问题，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如时不时给岛屿以重创的飓风、海啸。

欧洲人对于波利尼西亚的矛盾心理，在传教士、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传教士对波利尼西亚人喜好通奸、穿极少的衣服跳舞、在礼拜日做游戏等感到厌恶。他们竭力反对这些行为，但结果并没有他们所期望的那么有效。

欧洲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反应更为积极，这一点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著名的《白鲸记》）、保罗·高更根据他在塔希提岛的经历创作的绘画作品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一生经历中表现得很明显；史蒂文森曾拖家携口，带着家里的物件，以患有慢性病的身体，去过夏威夷、塔希提、马克萨斯群岛，最后去了遥远的萨摩亚。

这些波利尼西亚及其居民的早期崇拜者可以从每年涌向这些岛屿的现代旅游者身上找到影子，后者从日常生活的压力中脱离出来，寻求短暂的休息。这好像是一种双方都满意的安排，旅游者享受到了短暂的休息，当地人得到了旅游者带来的丰厚收入。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波利尼西亚的一次短暂逗留，也能发现库克船长对波利尼西亚文化被长期破坏的忧思，在今天和在16世纪一样具有切肤之感。这里不仅有持续的文化破坏，还有对于个人健康的损害，对祖先出生的岛屿的毁灭。

关于文化，遥远的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已充分感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建立了“文化保护组织”。创建者明确地确定了组织的基本观点：“我想睡觉我就睡觉。我想吃饭我就吃饭。我可以一个礼拜不花一分钱。如果我们不当心的话，人们将把这个岛屿变成另一个夏威夷或塔希提，那些地方唯一重要的事就是钱。”[6]

图241　作为对19世纪后期加速变化的反应，保罗·高更（1848—1903年）离开了他的法国同胞，来到南太平洋；在那里，他被一种更简朴、表面上永不改变的生活方式迷住了。在1894年创作的油画《上帝的一天》中，他将这种环境浪漫化了。

关于人的健康，库克船长在他的日记中描写了拥有完美牙齿、“走路优雅、跑步灵活”的波利尼西亚人。而那些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却完全不同；他们是今天多民族的夏威夷州上健康状况最糟的人群。他们的心脏病的死亡率比平均水平高出44%，癌症的死亡率高出39%，中风的死亡率高出31%，糖尿病的死亡率高出196%。[7]

比文化和物质衰退更具威胁性的是，伴随海平面上升而来的直接消失。这种上升是因为“温室效应”导致冰川和冰盖融化，造成海洋在变暖的同时扩大。尽管人们对这一趋势的规模和速度众说不一，但毫无疑问，这场史无前例且无法预测的“巨浪”正席卷波利尼西亚诸岛屿。“这些不是风暴，它们是巨浪，”马绍尔群岛的报纸编辑吉夫·约翰逊这样说道，“天气很好，突然，海水涌进了你的起居室。很显然，太平洋上正发生着一些事，而这些岛屿也感受到了。在这里，人们特别关心这件事，因为你正在谈论的恰是人类的生存问题。它使人们惊恐万状，认为他们的国家可能就要消失。”[8]

图242　七尊巨大、庄严的石像并排竖立在阿基维圣坛的石基上。这些石像是复活节岛上的拉帕努伊土著居民建造的。有600多尊石像是用“石像温床”拉诺拉拉库火山的火山岩雕成的，而且它们都面朝西方。

不只是这位马绍尔群岛的编辑一人在关注他的祖国的安全问题。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联合国环境会议（1997年6月26日）上的讲话，就对整个地球表达了同样的关注：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已达到20余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并在急速攀升。科学家预言，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海平面下个世纪将上升2英尺或更高。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和其他沿海地区将被淹没；在亚洲，孟加拉国17%的面积即现在居住着600万人口的土地也将失去；马尔代夫这样的岛群将从地图上消失，除非我们能逆转这些预言。[9]

[注释]

[1]D. H. K. Spate, Paradise Found and Los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8）, p. 34.

[2]Cited by A. Moorehead, The Fatal Impact：An Account of the Invasion of the South Pacific 1767—1840（Harper & Row，1966）, p. 70.

[3]Ibid.，pp. 55，56.

[4]Ibid.，p. 117.

[5]Cited by Spate, Paradise Found, p. 35.

[6]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1993.

[7]Kathryn True, “Reclaiming Tradition,” In Context, No. 39，p. 54.

[8]New York Times, March 2，1997.

[9]New York Times，June 27，1997.

第三十五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首先，我想向你们再次强调由于东方诸民族新近被唤起的雄心和热望，前方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和可能的危险。这一冲撞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这是无法预言的。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接触西方思想和西方观念已对东方各民族产生了富有生气的影响。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已极其明显地表现出西方的影响。

——罗纳德谢勋爵，1909年

1763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在世界历史中的显著意义在于，欧洲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全球主人。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帝国的形式，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欧洲的主导地位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另一方面，1914年前的十年中，还发生过对欧洲优势的第一批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是日本打败俄国。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地下骚动也值得注意。我们将首先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后考察对这种优势的早期挑战。

一、欧洲的政治优势

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并控制了各大洋和西伯利亚及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在18世纪末时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无足轻重的布尔人居留地。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还未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州和出岛。如果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以及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的相互影响就会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几乎只有几座损毁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来的入侵者。日常生活就会像过去几千年那样以传统的方式继续下去。

到1914年时，这种形势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片地区——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都已欧化。欧洲人成群结队地向这些地区迁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的确，到1914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已赢得政治上的独立，英国自治领也已实现自治，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自治领已被欧化，它们在种族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与欧洲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片的疆域，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81.9万平方英里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3万平方英里处在欧洲统治之下。其中649.6万平方英里由俄国统治，199.8万平方英里归英国统治，58.7万平方英里归荷兰统治，24.8万平方英里归法国统治，11.4万平方英里归美国统治，193平方英里的小块领土归德国统治。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领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这个1914年亚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 16.1万平方英里。

除这些殖民地和欧化的地区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已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除了包括像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较小国家外，还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帝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能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到1914年时，欧洲已称霸全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这一漫长过程从400多年前葡萄牙船长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就开始了。现在，随着权力的空前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成为世界的中心。

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洲所实行的经济控制中察觉出来。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欧洲不仅成了世界银行，而且已成为世界工厂。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庞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海底铺设了51.6万多公里的电缆。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英里，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8000英里。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0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图243　1869年5月10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现在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最后一段铁路在犹他州的普罗芒托里实现对接。一个值得纪念的场景是，一颗由加利福尼亚纯金制成的道钉打进了铁路，它标志着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的完工。

诸大陆这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不出所料，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1800年，欧洲宗主国的人均收入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3：1，而到1914年时则增加到约7：1。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货币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需要。可能已有人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少数农产品，但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必需品如盐、小件铁器等。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来进行交易和履行纳税义务，所以，根本没有货币转手。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永无满足的需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就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日益受全球经济波动的支配。而且，他们受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封闭、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生产能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

欧洲的入侵不但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智识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和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则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下面这段回忆是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在1925年写下的，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的最初成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为它的新颖和奇特所迷惑。个体解放、个人见解取代传统权威、责任被置于习俗之上，所有这些以一种天启的方式，猛烈而突然地来到一个东方民族之前，而后者对法定义务的理解只限于远古惯例和本土传统的指令……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一俟时机成熟，反作用力就出现了，来得猛烈而突然。由于崇尚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把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悠久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中去……[1]

四、白人的负担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也就有了“白人的负担”这一概念——这种说教用恪尽职守的理想主义罩衣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承担起白人的负担——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弟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2]

鉴于1899年一位英国诗人充满自信地写了“白人的负担”，1992年，一位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巴西尔·戴维森写了一本叫《黑人的负担》的书。他是在指欧洲人强加给殖民地人民、但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一些制度和惯例——这个“负担”是黑人的，而不是白人的。

与今天的反省态度相反，在吉卜林的时代，欧洲人几乎被认为是神定的统治者。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ndi），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的态度也一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的错误行为，或者说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关系全面松懈的软弱无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来予以干涉。”[3]同样，1904年，美国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工作”[4]。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

这个世界几乎已瓜分完毕，它所剩余的地区也正在被切割、被征服、被殖民。想一想你在夜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5]

塞西尔·罗德斯看起来似乎过于自信，但这是一种牢固地建立在西方技术优势基础上的自信。西方的技术继续以加速度发展，所以，当今商业领域的罗德斯后继者们甚至更加自信。花旗公司前董事长乔治·摩尔在1987年指出，在25年内，世界将由一小撮大金融机构统治，它们将在宇宙空间站设立总部，以避开政府的管制。罗德斯因无法到达这些星球而感到悲伤，但是，他的后继者现在则认为，这些星球不但可以到达，而且将成为他们的私人发射台。

图244　1857年的印度兵变是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且好战的社会威胁时用退却和逃避予以反应的例子。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欧洲的全球主导在1914年时似乎是牢固、永恒的。但只要人们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威胁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且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第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第二种却是力图采纳外来者社会的许多特质，从而得以平等地对待后者，进而组织有效的抵抗。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是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回到美好的旧日时光”，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图245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日本丝绸厂纺织女工体现了较弱的社会对较强且好战的社会的威胁的第二种反应。她们的产品由机械绕出的丝线制成，品质上乘。直到20世纪，女工仍占日本产业工人的一半以上。她们在离开小学后和结婚之前会工作几年时间。她们工作时间长，宿舍拥挤不堪，而且常常会得肺结核病。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有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年至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详见第三十章第三节和第三十一章第二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而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美好的旧日时光。但是，西方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经济事业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不过，当诸本土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通过适应来实施抵抗政策的民族。1894年至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华帝国，1904年至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三十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一个亚洲小王国对一个欧洲强国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二十八章第四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感觉到了各殖民地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暗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即使在这里，在波斯，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态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更好的政体……看来东方正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这是一种“中国人治理中国”的思想趋势。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像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久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的剥削。[6]

这一分析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1905年的波斯革命、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11年的中国革命和印度业已扩大的动乱和恐怖主义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和永久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然而，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民族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推荐读物]

最重要的研究1914年前对欧洲全球霸权的挑战的著作有：E. R. Wolf所著的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Harper & Row出版社，1969）；J. Romein所著的The Watershed of Two Eras：Europe in 1900（Wesleyan University出版社，1978）；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和R. Storry所著的Jap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St. Martin’s出版社，1979）。

[注释]

[1]S. Banerjea，cited in L. S. S. O’Malley,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 p. 766.

[2]From “The White Man’s Burden,” in Rudyard Kipling’s Verse：Definitive Edition（Doubleday）.

[3]Cited by R.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60）, p. 403.

[4]Cited by J. Israel，“‘For God，for China and for Yale’—The Open Door in Ac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1970）, p. 801.

[5]W. T. Stead, 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Cecil Joyn Rhodes（London，1902）, p. 190.

[6]E. G. Browne, The Persian Revolution of 1905-1909（Cambridge University，1910）, pp. 120-123.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革命将先在各工业化国家中爆发，随后才是诸殖民地。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种投资将持续下去，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像其西欧宗主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只是向那些不发达国家显示其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诸殖民地实现工业化和变得繁荣昌盛，原西方的制造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断定：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他在致其好友恩格斯的一封信（1858年10月8日）中，就表达了这种担心：当欧洲变成社会主义时，繁荣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进攻和“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所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情况完全相反。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前殖民地，即现在所称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就把马克思的结论颠倒了过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工人赢得了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用这些权利增加了他们的工资，并且组建起福利国家，它在遇到事故、疾病或失业时可以提供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另一个原因是，诸殖民地即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需要来自海外的竞争，因此，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工业。结果，殖民地仍然是西方工厂的原材料生产者和西方工厂所生产的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情况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世界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价格却稳步上升。1880年至1938年间，第三世界国家用一定数量的原材料换得的制成品的数量下降了40%。

经济学家所称的“进出口交换比率”的这种逆差趋势，一定程度上应对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严重经济问题负责任。其他因素也造成了这些困难（见第二十七章第八节）。最终结果就是，富国和穷国之间——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从1800年的3：1，到1914年的7：1，再到1975年的12：1。

这些数据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出现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在马克思之前，所有重大的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发生在西方。但在20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国、1949年——中国、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属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韦。20世纪90年代，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件，再次颠覆了马克思的预言。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1917年以来在第三世界建立的新革命政权相继垮台。因此，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论及的那样，苏联、东欧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面临严峻挑战，它们正在狂热地寻求替代的社会制度。

[推荐读物]

许多关于当代全球趋势的研究都考虑了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意想不到的相互影响。值得注意的著作有：J. Hough所著的The Struggle for the Third World（Brookings Institution，1985）；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P. Worsley所著的The Three Worlds：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4）和G. Chaliand所著的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Myths and Prospects（Viking出版社，1977）。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矛盾的趋势是互相加强的。全球的一体化前所未有，导致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正以加速度扩散。但是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扩散逐渐削弱了1914年之前似乎不可侵犯的西方全球霸权。诸殖民地民族正在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因此，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既是西方成功的历史，又是西方衰落的历史。

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会是如此混乱。浏览一下报纸或电视的标题就可看出，北京、开罗和新德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巴黎、伦敦和华盛顿一样重要。无论何处，迄今为止沉寂的广大民众正在占领历史舞台，大声喊出他们的要求，而这在几十年前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民族共同体内的一场内战。

——K. M. 潘尼卡（印度外交官、历史学家）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程度比他所能预见的还要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领袖、新制度和新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像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如此彻底、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终结。到大战结束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被成功地阻止了，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诸欧洲帝国四处狼藉。

不仅从欧洲历史的角度，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都是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而引人注目。本章的目的是要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和全球性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一项条款，这项条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它还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结果，它激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结果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以及总计达6万多份文件的出版；所有这些都选择站在某一方，持续地争论谁应对战争负责。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这场论战才平息下来，出现了相对学术性的研究，较少关心“战争罪行”，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力量。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区分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后躁动的数星期中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五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无法调和的民族主义热望和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经济上的竞争

我们首先来考虑经济上的竞争，当时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1888年至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年至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年至1910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德国仅占13.2%。但到1914年时，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却已下降到14%，而德国则略微上升到14.3%，稍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德国工业产量的这一短时激增意味着它同英国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的确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它还通过刺激海军军备竞赛而进一步促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贸易航线和商船运输。1897年，由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着手进行德国新的造舰计划，这在没有根本改变势力平衡的情况下，加剧了英德两国的紧张关系。德皇建造强大海军和最强陆军的决心大大地促成了战争的最终爆发。

图24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德国一流海军实力的代表是无畏战列舰，这是正在船坞中的无畏舰。

殖民地的争夺

经济上的竞争和国内的困难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因为对新殖民地的追逐可以确保剩余资本和产品有受保护的海外市场。由于德国人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众多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受到了辽阔的英国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狗占马厩”的自私鬼。

图247　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年）负责将德国海军建成一支可以向英国皇家海军挑战的部队，这反映了德皇威廉二世想让德国在欧洲列强中拥有显著地位的欲望。

然而，殖民地竞争绝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再三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暹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这些对殖民地的争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间产生了日益紧张的气氛。

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的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因为后者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个条约还旨在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后者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宗旨盟约条款，都绝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志得意满的强国，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强势集团。另外，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较大分歧。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见地图27）。

地图27　1914年的欧洲

这样，欧洲所有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这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就会担心己方的同盟会瓦解，使自己陷于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都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则不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卷入其中。

无法调和的民族主义热望

另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望。这种压力足以使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动荡不安，那里的法裔族群仍不服从德国人的统治。但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噩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的多民族帝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许多斯拉夫民族的对抗。因而，不难理解，哈布斯堡官员认定，帝国要存续下去，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考虑到好战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正大声要求与多瑙河对岸独立的塞尔维亚统一在一起——情况的确如此。所以，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后，苛刻的条件便被送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同样，奥匈帝国也有德国支持，理论上还有意大利支持。因而，民族自决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的结合使欧洲陷入大屠杀之中。

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最后一个背景因素即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使得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后事态向战争方向发展的趋势极其难以扭转。19世纪后期是欧洲军事技术通过科学和军事的结合获得大飞跃的时期。旧式武器正得到改进，新式武器包括潜水艇和飞机被引进。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德国的克虏伯公司、法国的施奈德——克卢索公司等私人军火公司煽动了全球范围的武器竞赛：他们通过卖武器给一个国家，引起恐慌，导致邻国也竞相购买。大国的军事领导人通过大量定购最新式武器来寻求安稳。然后，他们利用铁路网来协调日益膨胀的军火库，以准备详细的动员计划；通过这一计划，大量的军需物资和数以百万的应征士兵将被运往战争前线，反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敌国联盟。

一旦激活动员计划——不管它具体是什么——的按钮被按下，人员和物资就会按计划自动、大规模地运输；任何反向的命令都不可被接受，因为那样会使人员和物资的流动被堵塞，国家在由此导致的混乱之中处于无防御状态。结果，任何当局，不论是皇帝还是首相，都无法扭转大的动员令。这种历史学家所谓的“军事时间表的紧急状态”，已被证明是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后那些寻求和平解决的人所面临的一大障碍。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在8月4日真正开火之前，当时的外交家还有几周的宽限期。今天，这个宽限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现代武器发射技术可以在几分钟内跨越诸大陆，而数以千计的自动作战系统——各自拥有发布指令的计算机——在发动核武器大战时，几乎没给人类的参与留下任何时间。

二、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族青年学生，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他行刺绝非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后是塞尔维亚秘密组织“不统一毋宁死”，即众所周知的“黑手社”。黑手社于1911年成立于贝尔格莱德，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理想：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支持这一组织，认为该组织的确十分危险、激进、好战。但这并不妨碍黑手社建立起一个进行有效鼓动和恐怖活动的地下革命组织。

图248　（上）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在萨拉热窝。（下）在这一天较晚些时候，皇储夫妇被塞尔维亚人培训和指使的青年革命分子刺杀，点燃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刺杀发生之后，奥匈帝国的警察抓住其中一个凶手。

不幸的弗朗茨·斐迪南因同意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使这些塞尔维亚革命者有了可乘之机。当大公及其妻子在阳光灿烂的6月28日星期天早晨开始访问时，至少有六名刺客身带炸弹和左轮手枪等候在指定的路线上。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当队伍在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时，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儿。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一枪射向弗朗茨·斐迪南，一枪射向波斯尼亚总督波西奥莱克将军。可是第二枪射偏，击中了大公夫人。医生还未来得及抢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包含若干苛刻的条件。塞尔维亚7月25日的答复几乎接受所有条件，但拒绝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领土上参与调查该案的要求。奥匈帝国立刻断绝同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为了报复，于7月30日命令全国总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为期12个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总动员。德国没有得到答复，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并于8月3日向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宣战。就在同一天，德国入侵比利时，开始了实际的战争行动。英国人在德国卷入后开始干预，但他们这么做，公开的借口并不是与法国的秘密军事承诺，而是对德国人入侵比利时的反应，这更宜为英国公众所接受。这样，欧洲列强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过去5个星期时就已开始互相进攻。

三、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双方诸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又胜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折磨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财富和伤亡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造成这一血腥僵局的原因是：防御性武器从战争一开始就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但是，这在深壕沟、铁丝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却完全无效。因而，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与各总参谋部的计划相反，西线的战斗这时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不过在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情况则并非如此，在那里，路程遥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必须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士。这一战略很奏效，导致德国人从比利时调集了四个师去支援东线。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德国人就已通过彻底击溃进入东普鲁士的两支俄国军队而解决了问题。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其良好的铁路网，集中兵力首先进攻俄国的一支军队，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到9月中旬时，东普鲁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地利人正遭受着屈辱的挫折。在萨拉热窝差点丧命于普林西普的子弹之下的波西奥莱克将军急于捣毁“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万人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但是，他遭到了35万塞尔维亚军队的抵抗，他们当中90%的人是参加过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老兵。在不到两个星期中，这些塞尔维亚人就迫使奥地利人在损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况下退回到德里纳河以西。9月，波西奥莱克再次发动进攻，并于12月2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塞尔维亚人再次进行反攻，到这个月底时，塞尔维亚指挥官得意扬扬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不再剩一个自由的敌军士兵。”[1]

1915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1915年的一些战役为德军新任总司令埃里希·冯·法金汉所左右。鉴于西线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汉把兵力集中到了东线，力图击败俄国人。5月1日，德奥联军发动进攻，战绩卓著，至夏末时已平均推进了200英里。俄国除军事上共伤亡250万人外，还丢失了15%的领土，损失了10%的铁路，失去了30%的工业，丧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使它再也无法复原的打击。

西线的消耗战仍在继续。法国的霞飞将军坚信，密集的炮火轰炸加上大部队的正面攻击必将带来胜利。但是，接二连三的进攻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结果只是人员伤亡惨重。

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著名的达达尼尔战役。当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自动关闭，致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国战舰和4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协约国的船只因遭到来自水雷和海岸炮火的重创而被迫撤退。接着，协约国又试图在加里波利海滩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但是，面对毁灭性的机枪火力，只获得了几个浅滩立足点。土耳其人牢牢地把守住了海滩上的高地，直至协约国最后面对事实，于1916年1月永久地撤退。

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和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一起，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14日加入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塞尔维亚人的末路。10月6日（原文如此），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三面进攻塞尔维亚。到年底时，整个国家全被占领。

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的阵营，使协约国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弥补了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失败。尽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匈帝国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对岸“未收复的”领土。协约国这时慷慨地提出将这些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被证明是很有效的，4月29日，意大利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在一个月内加入战争，作为对协议国在领土方面所许下的诺言的回报。

图249　向西线进击的法国军队。这种场面的堑壕战是20世纪第一次大型国际冲突的特征。战壕由带刺的铁丝网和机枪保护，给防守者以优势。

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1916年时，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点。它们虽然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这块欧洲大陆，但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为了获得这样一个协议，1916年2月，德国人发动了对法国要塞凡尔登的全面进攻。英国人则以对索姆河西北地区的攻势进行反击。但是，防守再次被证明比进攻更有优势。1916年的这两次战役使德国死伤约85万人，英法死伤约95万人。然而，任何一方向前的推进都未超过7英里。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领导下，在东线展开了一次成功的攻势。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所获得的意外成功促使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站到了协约国一边参战。同盟国这时决定教训一下罗马尼亚，以警告其他企图效仿罗马尼亚做法的中立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了罗马尼亚。到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人已丢失了三分之二的国土，其中包括他们的首都。

罗马尼亚卷入战争使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唯一的中立国家。但在1917年6月27日，希腊也站到了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1918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

1917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与此同时，西线可怕的流血战仍在继续，并且丝毫没有减弱。1916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大胆的尼韦勒将军这时接替了谨慎的霞飞将军。尼韦勒以极大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闪电战，说这种闪电战能以极少的伤亡赢得胜利。尽管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勒的进攻型战略还是被接受了。

当时，德国人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把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有招致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以为英国将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

我们不久就将看到，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但是，陆上的防御战略却使德国人获益匪浅。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兴登堡防线），它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尼韦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但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兴登堡的防御战略对德国人非常有用。他们使协约国蒙受了40万人的伤亡，而己方只伤亡了25万人。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尽管付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到战争的尽头。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出现在战壕中，而且也出现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是：1917年7月19日，德国国会以212票对126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1916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去世，年轻的皇帝卡尔一世继位，他开始了秘密议和。同样在英国，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写了一封公开信，预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结束冲突，西方文明将崩溃。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1917年因两个重大的事态进展——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最初主要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事务，这时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诚然，1914年8月21日日本已参加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而现在，美国的加入则意味着卷进来一个非欧洲大国，而这迅速地决定了战争的结果。

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还引进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意识形态元素。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而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诸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命运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诸从属民族的命运之类的欧洲局部议题不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1917年的二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俄历2月），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第二次在11月（俄历10月），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食品和燃料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于3月11日下令将其解散。杜马领导人拒不服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这种无权化本身就是革命。俄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当沙皇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皇位时，这种形势就既是事实上的，也是法律上的。

为了避免为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某种新的机构。3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部长，唯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这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视；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它拼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像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立无助地崩溃了。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人民党的革命团体即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持认为，土地重新分配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论点是切合实际、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人民大众。

苏维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明显缺乏的品质——同人民大众的密切关系。

非常自然的是，苏维埃随着战争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出于其起源和成分的缘故，它们一点也不像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分配不可。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因而，苏维埃运动迅速地遍及全国，并在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向彼得格勒（前圣彼得堡，后很快又称为列宁格勒）政权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游行和举行暴动；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须经其副署后方才生效的程度。

图250　俄国革命牺牲者葬礼的那天各色旗帜的全景——1917年3月23日，彼得格勒。

起初，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并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了许多异议。尤其引起争论的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要求。这在当时似乎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然而，时间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因为战争持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还显得怪诞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都在准备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战斗，以摆脱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阻碍了人们获得极为向往的和平和土地。

舆论转变的最早迹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的被迫辞职。米留可夫极力主张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这使他极不得人心，结果就是下台；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组成了新临时政府。新临时政府一直执政到7月20日。从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响的掌权者形象出现的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新政府。到这时，国民的倾向已完全转向左派，以致新部长们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被认为是俄国政治激进分子的时代就此一去不返。为了反对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这时正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克伦斯基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摆脱极端分子”。在努力制止对财产日益加重的侵夺时，他警告说，将来的立宪会议对7月25日以后进行的土地转让不会予以承认。他还试图通过对某些罪行重新采用死刑的办法在武装部队中恢复某些纪律。这些措施自然使得克伦斯基极不受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欢迎。此外，随着舆论越来越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到10月时，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起义日期被定在11月7日。

图251　1919年，列宁与托洛茨基（敬礼者）在莫斯科红场上。此照片出自赫曼·阿泽班克摄制的纪录片。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红军取得1918年至1920年俄国内战的胜利。到1921年时，由于战争、革命和内战，俄国经济已濒临崩溃。

然而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这里没有战斗，因为11月时的克伦斯基如同3月时的尼古拉二世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虔诚的支持者。不过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部分俄国人民的支持。最终于11月25日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组织成分就证明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占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尽管它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被这时已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驱散了，但是它的结构还是揭示了各党派当时各自拥有多少追随者。

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首批措施中的一个就是履行和平的诺言。1918年3月3日，它同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该和约严厉的条款要求俄国交出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交出的地区包括6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更具灾难性的是，这些地区蕴藏着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它们还包括俄国一半的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见地图28）。

地图28　革命中的俄国（1917—1921年）

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到了1917年时，威尔逊本人却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向战争。从中立到参战这一转变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的备战运动，并以1916年6月3日通过的《国防法》而达到高潮。运动期间的军事宣传有助于在心理上为全民族参战作准备。另一个因素是由于潘乔·维拉袭击新墨西哥州而引起的美国对墨西哥的武装干预（1916年3月至1917年2月）。这次干涉虽然没有带来什么结果，但它带来了军事行动的兴奋刺激感，同时却没有过多的痛楚和牺牲。赞成介入战争的还有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他们一直在用赊销的方式向英国和法国提供军用物资，如果他们的顾客战败了，他们也将破产。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导致美国人员和船只的损失也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最后，1917年3月沙皇政权的垮台使美国有可能加入民主国家的联盟，反对中欧的独裁政权。

图252　1917年4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宣读他的参战咨文。他预言道，“许多个月火一般的考验和牺牲就在我们的面前”。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促使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他具体、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其中包括反对秘密外交、订立“公开和约”、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削减军备、根据必须同等重视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和诸殖民势力的要求的原则公正裁决殖民地的全部要求、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美国的参战具有多大的决定性，在表36.1中所列举的有关交战国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均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在1918年3月，共计84889名美军到达西线，6月，这个数字上升到306350人。这样，协约国的指挥官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军。不出所料，1918年同盟国一个接一个地投降了。

表36.1　交战国军需品的生产量

F. Sternberg,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Day, 1951）, pp. 166-167.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ld. Copyright 1950 by Fritz Sternberg. Copyright renew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多，涉及30个主权国家，推翻了4个帝国，产生了7个新的国家，死亡人数为：战斗人员约850万，非战斗人员约100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

图253　1918年11月最后几个在西线阵亡的英国士兵中的一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杀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衰弱和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和平解决

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年6月28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20年6月4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对世界历史来说，这一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是十分重要的，分别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以及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国际联盟的组成有两个基本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平。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对侵略的共同防御、将争端提交仲裁或调查争端，以及在仲裁之后三个月内避免战争。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由于这一目的，国联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卫生组织、智识合作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总的说来，国联在履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国联并未能维持和平，而正是由于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这一失败也就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终结。

图254　为了让土耳其退出战争，协约国支持阿拉伯人摆脱土耳其获得独立的努力。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代表包括帮助领导阿拉伯人造反的英国上校T.E.劳伦斯和中东地区的代表。照片中的人是：侯赛因国王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王子（前景）、T. E. 劳伦斯上校（中间那排右二）和巴格达的陆军准将努日·巴萨·萨义德（左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重新划分欧洲边界这一点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已明确提出，并通过各种和平条约而正式得到落实。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黑山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各色前哈布斯堡帝国疆域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则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划分新边界时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受到尊重。的确，关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数可观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还存在愤愤不平的抗议。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偏差，新边界却远比旧边界更符合民族主义愿望。少数民族的数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少得多（见地图29）。

地图2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1923年）

尽管调停人通常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却绝对不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做。这种差别对待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可以清楚地觉察出来，纲领明确地阐述了应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纲领》第五条宣称：在殖民地，“当地居民的利益，应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正当要求，获得同等的重视”。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在决定着这些“利益”是什么，因而其结果也就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

《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大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七、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所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看上去要更完整。

不过，在这一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启了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控制的日益减弱。

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都能产生大量的回报。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其全部对外投资。这一反转的趋势从美国所具有的新的金融实力中可以看出来。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但到1919年时，它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的许多工业区都已遭到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推动下，如雨后春笋般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像在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工厂。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已转到大西洋彼岸。

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各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却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在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愤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这两位非欧洲人的指导。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许的狂热。1918年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则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者和城乡冒着烟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3]

最后，欧洲的霸权也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种主人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神定的有色人种统治者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显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恭顺。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就是苏俄工农红军。”[4]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刻的政治结果。但在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美国黑人领袖W. E. B. 杜波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深肤色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5]

[推荐读物]

最新的许多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著作有：G. F. Kennan所著的The Fateful Alliance：France，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Pantheon出版社，1984）；J. Joll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gman出版社，1985）和G. Barraclough所著的From Agadir to Armageddon：Anatomy of a Crisis（Holmes and Meier出版社，1981），后者强调了导致萨拉热窝事件的阿加迪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暗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广泛的意义，见H. Holborn所著的The 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Knopf出版社，1951）；M. Ferro所著的The Great War 1914-1918（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73）和J. Winter所著的Sites of Memory，Sites of Mourning：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e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95）。

最详尽地研究俄国革命的著作是E. H. Carr所著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3 vol（Macmillan出版社，1953）。也可见H. Salisbury翻译的Black Night，White Snow：Russia’s Revolution，1905-1917（Doubleday出版社，1978）。文献资料有J. Bunyan和H. H. Fisher所著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18（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34）以及R. P. Browder和A. F. Kerensky所著的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1917，3 vols.（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也可见J. Bradley所著的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7-1920（Basic Books出版社，1968）。P. Dukes所著的October a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St. Martin’s出版社，1979）分析了俄国革命对全球的影响。

关于《凡尔赛和约》，见A. J. Mayer的权威性研究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Knopf出版社，1967）；N. G. Levin，Jr.所著的、揭示性地分析美国的作用的著作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n’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和A. Walworth所著的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W. W. Norton出版社，1986）。

[注释]

[1]Cited by J. C. Adams, Flight in Winter（Princeton University，1942）, p. 29.

2. Cited by R. S.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3（Doubleday，1922）, p. 451.

[3]C. Seymour，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Vol. 4（Houghton Mifflin，1928）, p. 389.

[4]Cited by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Day，1953）, p. 364.

[5]Cited by R. Emerson and M. Kilson, “The American Dilemma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Rise of Africa and Negro America,” Daedalus, Vol. 94（Fall 1965）, p. 1057.

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终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独立运动……如果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

——孙中山，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地区出现了革命的浪潮。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最终结果各不相同：土耳其人达到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目标，而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只获得了宪法上的适度让步。这些起义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最终摧毁欧洲诸帝国的大动乱的序幕。

一、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恢宏、最为成功。大战期间，他们遭到了惨败，接着，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然而，他们很快便挽回了败局，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赢得了一个新条约，有着较为有利的条款。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落后且被轻视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要理解这一异乎寻常的结果，就必须回顾一下战时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复杂外交活动。大战几年中，英国是大部分中东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推手，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表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协约国之间的条约共有四个：1915年3月至4月的《君士坦丁堡协定》、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条约》、1916年4月26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和1917年4月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这些条约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及小亚细亚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分给俄国；小亚细亚西南地区分给意大利；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法及阿卡港口周围的飞地分给英国；叙利亚沿海和俄国势力范围以东的内地分给法国。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万平方英里土地。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和犹太代表缔结的某些协议直接抵触。

图255　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

1914年11月，当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英国人便同阿拉伯领导人麦加王子埃米尔·侯赛因协商军事联盟。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战后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这一承诺与英国人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相冲突。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末期已作为对愈演愈烈的反闪族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发展起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于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曾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即犹太教《圣经》中的祖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定居点。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趁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们获得了成功：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对侯赛因的承诺和协约国之间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条约都是相冲突的。

最终的结果是签订了《色佛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根据该条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托管地，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因其首相韦尼泽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获得了爱琴海上的几座岛屿、东色雷斯以及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地区的五年管辖权；五年后，对士麦那地区的最后处置将由公民投票决定。亚美尼亚和汉志王国的独立得到承认。最后，苏维埃俄国由于同协约国干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们所签订的秘密条约，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君士坦丁堡这一战略要地仍处于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不过，土耳其海峡将被解除军事管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这些条款与过去给予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也完全相反，以致在整个中东引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诸因素的结合使得土耳其人能够彻底废除《色佛尔条约》，而阿拉伯人则也在经过十年的顽强斗争之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土耳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人格。他因在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停战后，他带头反对《色佛尔条约》。他愿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拒绝接受割让小亚细亚及放弃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了凯末尔的计划。1920年4月，议会宣布罢黜苏丹——他实际上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协约国囚犯——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共和国。

年轻的共和国不仅要与苏丹作斗争，还要与获胜的协约国作斗争。它之所以能打败这样的对手，是因为凯末尔富有灵感的领导，是因为土耳其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尤其是在1919年春希腊军队登陆士麦那以后。凯末尔巧妙地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它们分别缔结条约，从而孤立了士麦那的希腊人。1922年9月，凯末尔骑着马胜利地进入士麦那。不仅是希腊军队，连世代居住在那些沿海地区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这时，凯末尔就处在一个能够要求修改《色佛尔条约》的有利位置上；经过长期谈判，1923年7月24日签订的《洛桑和约》使他做到了这一点。在创立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转而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凯末尔毫不留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在变革的巨大洪流中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首都从易受攻击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迁移到小亚细亚中心地带的安卡拉；废除了哈里发制；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与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一起采用一部宪法；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

图256　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乘专列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安哥拉（现安卡拉）时在车窗前的留影。

二、阿拉伯中东

就在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色佛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侯赛因协定》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这种横暴的瓜分行径必然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

一种共同的模式在战后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展了起来。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秩序，重申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不同程度的自治，虽然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图257　1920年，犹太殖民者在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点的途中。

在巴勒斯坦，情况比较独特，因为那里的形势很快就恶化成由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阿拉伯人坚持认为，有关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违背了先前给予阿拉伯人的许诺。1921年，英国人试图通过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独立的外约旦国家来抚慰阿拉伯人。这样就免除了所有关于建立犹太人家园的托管条款。

然而，在巴勒斯坦本土，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涌入及忧虑重重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回击，这种三方间的冲突变得日趋激烈。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在这片土地上设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同一条款中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显而易见，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必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权利和地位”的程度。他们未能预见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万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只要犹太人的涌入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其实，他们确曾欢迎过有钱、有干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也已从犹太人在恢复土地肥力、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成功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反闪族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反闪族主义是一种可悲的西方病……我们不是反闪族主义者，我们也是闪族。然而，这个西方的问题如今却要我们付出代价来予以解决。你们认为这样做公正吗？”[1]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英国的反应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个委员会已对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企图满足三方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热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建议始终摇摆不定。例如，1939年5月的《白皮书》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出对犹太人迁移和土地购买加以明确的限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巴勒斯坦的矛盾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在原地踏步。

三、印度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当时可预见的将来内似乎都十分牢固。1912年，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觐见仪式。在富丽、豪华的大厅当中，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众口一词的效忠宣誓。1914年，印度齐心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至少有90万印度人在英国军队中当战斗员，另外，还有30万印度人当劳工。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过了29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不光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产生了影响，还有海外服役的经历也扰动了数十万的士兵，他们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回到故土。战后初年的一系列灾害也促成了动乱：1918年的季风不足给印度许多地区带来了饥荒。1918年至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动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战后英国奉行压制政策。

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见第三十章第五节）。它实质上仍是极少得到乡村民众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他的讲话朴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6.9万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取消这种合作，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和训练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联合罢工或抵制英货。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其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图258　“伟大的灵魂”“圣雄”莫汉达斯·K. 甘地，他是现代印度之父。

另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时也正在同甘地一起起到重要作用。他是一位富有律师之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这位神秘、苦行的领袖。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

印度民族主义者发生了分裂，不仅在尼赫鲁与甘地之间，也在敌对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两大集团之间。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直到1935年以后由孟买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要起来。真纳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对此，反应是热烈的，因为印度的许多穆斯林认为，同他们的印度教邻居相比，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与他们的共同之处更多。真纳在选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四、中国

在中国，孙中山于1911年建立了共和国，组织了他的政党国民党（见第三十一章第二节）。尽管孙是总统，是名义上的国家首领，但实权却掌握在官僚和军事领导人手中，他们作为军阀控制着这个国家。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和中国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在修建铁路、公路，建立工业，改进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亟需的土地改革被忽视了，因为农村地区的国民党被反对任何变革的地主所控制。蒋介石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命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

图259　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国西北的陕西发表演说。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其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纲领吸引了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孙中山曾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但蒋介石不；他强烈反对共产党人的激进社会主义。他发动了五次“围剿战役”，但共产党因其“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争取了广大农民而幸存下来。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他无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纯属异端邪说，但毛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在与蒋介石的“围剿”进行了数年斗争之后，毛最终冲出包围，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由于他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日本人在东部沿海的进攻削弱了蒋的政府，他渐渐地扩大了他的根据地。日本人的侵略和共产党的强大加在一起最终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湾地区，毛泽东成为中国大陆的领导者。

[推荐读物]

全面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起义的著作有：H. Kohn所著的The Age of Nationalism：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Harper & Row出版社，1962）的相关部分；M. Edwardes所著的Asia in the European Age，1498-1955（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1）和J. Romein所著的The Asian Century（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62）。

M. Kent所编的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84）分析了涉及中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交。关于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的复兴，见S. R. Sonyel所著的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Sage出版社，1975）。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见N. Safran所著的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Z. N. Zeine所著的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Western Diplomacy at the Rise and Fall of Feisal’s Kingdom in Syria（Khayat出版社，1960）；A. Hourani所著的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2）和S. G. Haim编著的Arab Nationalism：An Anth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4）。

关于印度的杰出人物的著作有：M. K. Gandhi所著的An Autobiography：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Beacon出版社，1957）和All Men Are Brothers：Life and Thoughts of Mahatma Gandhi as Told in His Own Words（UNESCO，1958）以及E. Erikson所著的Gandhi’s Truth（W. W. Norton出版社，1970）和Toward Freedom：The Autobiography of Jawaharlal Nehru（Harper & Row出版社，1941）。

关于中国的杰出人物的著作有：H. Z. Schiffrin所著的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1911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9）；E. Hahn所著的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Doubleday出版社，1955）和M. Meisner所著的Mao’s China（Free出版社，1977）。论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最有用的著作有：L. Bianco所著的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1）；H. R. Issacs所著的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2nd rev. ed.（Atheneum出版社，1968）和J. E. Sheridan所著的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Free出版社，1975）。

[注释]

[1]Cited by W. R. Polk, “What the Arabs Think,” Headline Series, No. 96，p. 38.

第三十八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未能通过某种手段将当初已屈服了的俄国引入正常的民主制度之中，如今这已成为我们的重负。

——温斯顿·丘吉尔，1949年4月1日

正当殖民地世界处于民族革命的痛苦中时，欧洲本身则充满着社会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旧秩序正受到怀疑，部分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影响。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欧洲历史主要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在苏俄，共产主义在经历数年内战和外来干涉之后正在胜利地兴起。在中欧，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从德国的自由魏玛共和国到匈牙利的右派霍尔蒂政府，再到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国家，已相继出现。西欧未曾遭到如此猛烈的动荡，然而，即使在西欧，传统的议会机构的权力也因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和内阁不稳而被滥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秩序似乎正在欧洲得到一定的恢复：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人口在减少，各种国际问题似乎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苏联致力于五年计划而非世界革命而获得解决。欧洲正在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者说看起来如此，直到大萧条促成并导致了系列的国内和国际危机，并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见第三十六章第四节），希望最终能从战争转到建立社会新秩序这一更合意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再打三年仗，以对付反革命和外来干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进行反革命的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人——他们出于种种明显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各种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成员也同样热衷于反革命活动，他们中要数社会革命党人人数最多。他们在需要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一致，但却非常憎恨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最终到来的时候垄断革命。他们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为1917年11月25日选出的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占到370席，其他各党派代表占159席。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图260　苏联内战期间，饥荒笼罩着农村。这是一组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摆好姿势拍照。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和援助，后者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原因，如布尔什维克为了世界革命所展开的强硬运动。布尔什维克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债的做法自然也使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对其持敌对态度，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帮助干涉势力和反革命力量。

在这些情况下，俄国边境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北部地区、波罗的海诸省、乌克兰、顿河地区、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不久便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战线得到西方提供的军事顾问和小股分遣部队，还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起先，布尔什维克遭到一个又一个失败，其原因仅在于旧的沙俄军队已四分五裂，尚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取代。国防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红军。到1918年年底时，人数约达50万。当全国各地发生叛乱、协约国军队在沿海地区登陆时，这支军队只得不时在24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见第744页地图28）。

直到1921年，内战和外国的侵略一直都还在一起蹂躏俄国。但令人意外的是，最后红军却出于各种原因取得了胜利。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经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独自待着。但在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农民和布尔什维克

英国工党秘书C. R. 布克斯顿于1920年6月访问了俄国。他的关于俄国农民态度的报告，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取胜的原因，尽管他们只占俄国总人口的少数。*

接待我的主人名叫亚历山大·彼得维奇·埃米连诺夫。他属于俄国的“中农”，他们占全村人口的绝大多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被看作“贫农”。人们告诉我，“富农”仅有四五个……

革命前接待我的主人有8英亩田地——在该地区中居平均水平。现在，他至少拥有85英亩的田地。这是惊人的事实，随着旅途的颠簸，我在心中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这的确很惊人，因为接待我的主人的情况是一个类型，这个类型的人不是数以千计，而且是数以百万计……

“看那边，”埃米连诺夫指着村边无边无际、连绵起伏的大平原说，“所有这些以前都是地主的土地。”……

“谁拥有这些土地？”我问道。

“各种各样的地主。有一个是哥萨克人，有两个是萨马拉商人。有一个是德国人，名叫施密特，他从皇帝那里买了这些土地。有些土地归修道士所有。有一处是沙皇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的地产。”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几乎都跑光了，”他用一种平淡的口吻回答道，“有些人还在萨马拉。但我想，他们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俄国。”……

“农民们现在对所有这些是什么看法？”我问埃米连诺夫。

“革命是一件好事情。每个人都赞成革命。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喜欢革命。”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共产党？”

“因为他们老是使我们烦恼。他们是城里人，不了解这个国家。委员们——有权有势的人——接连不断地到来。我们不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新的法令总是不断地出台。人们都糊涂了。你刚搞懂了一个法令，另一个不同的法令又出来了。”

“这里的大多数人属于哪个党派？”

“哪个党派也不是。他们是无党派人士。”

根据我的判断，农民们的普遍态度是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很感激苏维埃政府；他们赞同“人人平等原则”；他们经常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当成一种理想的人来谈论。但是，他们经常抱怨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抱怨强制性的捐献，担心持续不断且常常难以理解的法令和要求。他们认为政府应对所有这些弊病负责，也认为农民处在一个比城里人低几分的位置。

然而，尽管抱怨不断，如果有机会选择，一边是高尔察克政府，一边是苏维埃政府，农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他们赞成革命，而目前苏维埃政权就是革命的体现。他们抱怨它，咒骂它，但是，当有机会推翻它时，他们又说“不”。

* C. R. Buxton, In a Russian Village（Labour Publishing Co. 1922）, pp. 14-15，19，21，26-27，47-48.

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干涉对相关的所有党派都是一场灾难。它使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俄国农村荒废，使俄国人民大批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在恶化。苏维埃领导人加深了“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担忧，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无用宣言过于认真。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从而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大大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魏玛共和国

当内战在苏俄猛烈进行时，欧洲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向西方传播。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认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事业就会注定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革命会在单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而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德国，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关键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国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摧毁的，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所保障。

最初，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与俄国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欧洲城市。革命运动非常强大，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吞没欧洲大陆，至少可以抵达莱茵河。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并未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解释了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诚然，1914年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很保守，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不是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庶，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而且，战争在德国革命的时候已经结束，这又与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绝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沮丧、进行叛乱。在德国，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够号召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激进派需要革命和苏维埃德国，保守派既反对革命也反对苏维埃。最后保守派占了上风，因而，德国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这样，在德国出现的新国家就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而不是一个苏维埃德国。

中欧的革命与反动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确保了中欧其余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然而，在许多年里，欧洲的这一地区却一直充满着骚乱和起义。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觉醒和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骚动的一个原因是无数的农民新兵因其战争经历而大大地开阔了视野。他们不仅观察到了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观察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被推翻也给农民以深刻的影响。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这是唤起民族主义热望和阶级意识的震动。最后，长年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破坏和苦难使革命形势变得更趋严峻，尤其是在那些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这种革命骚动的具体表现因各国当地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各国共产党并没有起到突出的作用，只有匈牙利例外，在那里，1919年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创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因农民的敌意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入侵，这一共和国只存在了不足一年。1920年2月，当罗马尼亚军队撤离时，以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为首的右翼政府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尔蒂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里一直执政，在这段时期里，匈牙利是中欧唯一几乎完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的国家。

在其他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中，农民政党道出了人民大众的不满。下列农民领袖曾在战后数年中就职：1919年，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亚就职；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职；1926年，文森特·维托斯在波兰就职；1928年，尤利乌·马纽在罗马尼亚就职。然而，由于他们奉行和平主义，不喜欢暴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处于牢固地位的军人和官僚的伤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全力争夺政权。农民领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律师和城市知识分子愈来愈控制了农民政党。在这种领导下，各农民政党通常代表富农的利益，与广大贫农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农民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革职。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遭暗杀，鲍里斯国王建立了一个独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遭暗杀，第二年，亚历山大国王建立了他的独裁政府。在波兰，维托斯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除掉，后者统治了全国，直到1935年去世为止。1930年，马纽被国王卡罗尔二世解除职务；卡罗尔二世一再建立和废除内阁，直到10年后被迫逃离罗马尼亚。

图261　托马斯·马萨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捷克斯洛伐克是两次世界大战间东欧唯一成功的民主制国家。

同样的格局也在奥地利和希腊占上风，出于种种原因，农民政党从未在这两个国家生根。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希腊于1936年建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权。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整个中东欧就全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拥有某些可以说明其独特性的有利条件：高水平的文化、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下来的受过训练的官僚、托马斯·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强有力的领导，以及能比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国家提供更高生活水平和更大安全感的均衡的经济。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在东欧和中欧，正当布尔什维主义、农本主义和传统的议会主义为占据首要地位而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农本主义则是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是1922年10月随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的。

意大利的战后状况为暴烈、夸张、反理性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时的意大利只经历过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府是个腐烂的泥潭，党魁们在里面巧妙地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个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后岁月里走向衰落。对外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起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这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这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对意大利所提要求的藐视则使民众的不安更趋严重。由此导致的失望和受伤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

打算利用这一局面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身份的铁匠。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因其煽动性的演说而首次引人注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为“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为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仍是一个革命者和和平主义者，但第二个月，他便在法国政府提供的资金的帮助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国政府急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它的盟国。这样墨索里尼便有可能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通过这份报纸，他开展了一场猛烈的干涉主义运动。

图262　贝尼托·墨索里尼（照片摄于1939年，此时已是意大利首相）。

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后因受伤退伍。此后，他便湮没无闻，直到1919年，他建立起第一个“战斗队”，并组织了法西斯党。统一和权力是墨索里尼反对当时政治混乱和社会冲突的口号。起初，他只是得到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稳稳地迅速前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了一个使墨索里尼能够立刻填补进去的空白。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其他有产阶级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对工厂和地产的夺取波及面甚广，让这些人惶恐不已，他们希望以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堡垒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政府和社会上的富人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给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利益的明确保证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为一场政变做好了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显示了宽容的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黑衫党党员只需象征性地向罗马进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坐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墨索里尼以技术上符合宪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很快变得明朗的是，他无意尊重宪法程序。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小组，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仅拥有35席。两个月后，由于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墨索里尼面临着重大危机。人们普遍怀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但是，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墨索里尼躲过了这场风暴；到1926年秋，他认为自己已强大得足以采取攻势。他解散了各种老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由于议会变成了一个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意大利已成为一党制国家。

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步形成了某些鲜明的特点。一个特点是成为法团主义的国家，议员的当选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从理论上来讲，它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消除阶级冲突。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这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竖立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饰以庞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分布广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提并论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有着更深的根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更多的民意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是战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绝不能因此就认为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困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本质来说是经济问题，尽管它也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而严重的失业率。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曾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被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在1920年，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200多万人失业。20世纪20年代失业仍在继续，在20世纪30年代形势则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始，而且无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数百万家庭都要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种情况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图263　保守党的斯坦利·鲍德温在1926年大罢工时是英国首相。他那坚定、沉着的面部表情向许多投票人暗示了当时政府最需要的品质。

这些状况必然会产生政治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为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贸易保护；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而最终的结果则是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和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一个接一个交替组阁，却没有一个内阁能够大大改善国家的命运。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曾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都要好。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像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法国借战争的和平解决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大量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自身的经济。与英国只有两三个主要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五六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集团。这一点也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换得更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党是：左派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党，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右派各党，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通常具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代表大财团和高级金融界。

在战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基础上的民族联盟内阁统治。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莱，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1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1926年7月，普恩加莱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普恩加莱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到1926年底，法郎的币值达到1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莱的成功使他又当了三年总理，创下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为法国及其中欧和东欧的盟国所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国的衰竭，法国这时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德国和俄国显然迟早都会设法重振旗鼓，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以其《盟约》第十条为各成员国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款要求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困难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它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将其安全交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法国转向了较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

这一联盟体系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在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这两位外长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后者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结果产生了被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于1925年10月签署。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的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则保证遵守这一规定。

图264　1923年德国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变得一文不值，孩子们用成捆的纸币垒积木。

《洛迦诺公约》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那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迦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迦诺精神”禁止了战争，用“调解、仲裁与和平”代替了战争。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晖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摈弃战争、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签订。由于公约只是声明拒绝战争，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个国家的签署。虽然公约只依靠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同样带来希望的是对德关系的改善。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德国赔款的支付问题，也达成了解决办法。1924年，《道威斯计划》就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给协约国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开始了谈判。谈判以1930年的《杨格计划》的签订而结束，规定德国在58年中支付赔款80亿美元。

20世纪20年代末期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德国和它以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和解；德国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将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创新而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三十九章第一节）。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不切实际、注定失败，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诺精神”似乎是有意义、有内容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推荐读物]

权威性地记述俄国内战和对俄国干涉的著作有：E. H. Carr所著的三卷本著作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Macmillan出版社，1951-1953）；J. Bradley所著的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1917-1920（Basic Books出版社，1968）；G. F. Kennan所著的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Little，Brown出版社，1961）和D. Footman所著的Civil War in Russia（Praeger出版社，1962）。最新的和最重要的研究俄国革命及其随后的苏维埃政权的著作有R. Pipes所著的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Knopf出版社，1993）。

论及1918年及以后德国的重大发展的几部著作包括：R. G. L. White所著的Vanguard of Nazisms：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 War Germany，1918-1923（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2）；R. Coper所著的Failure of a Revolution：Germany in 1918-1919（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5）；W. T. Angress所著的Stillborn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1921-1923（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4）和C. B. Burdick与R. H. Lutz所编的文献集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8-1919（Praeger出版社，1966）。

近几年最好地概括形成中东欧势力的著作有：H. Seton-Watson所著的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1918-1941（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46）；L. S. Stavrianos所著的The Balkans Since 1453（Holt，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59）和W. E. Moore所著的Economic Demograph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League of Nations出版社，1945）。

关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权威性的著作有：C. Seton-Watson所著的Italy from Liberation to Fascis 1870-1925（Methuen出版社，1967）；I. Kirkpatrick所著的Mussolini：A Study in Power（Hawthorne出版社，1964）；E. Wiskemann所著的Fascism in Italy：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Macmillan出版社，1969）；M. Gallo所著的Mussolini’s Italy（Macmillan出版社，1973）；D. M. Smith所著的Mussolini’s Roman Empire（Viking出版社，1976）和E. R. Tannenbaum所著的The Fascist Experience：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1922-1945（Basic Books出版社，1972）。

C. L. Mowat所作的全面而严谨的概括Britain Between the Wars，1918-1940（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5）和 A. J. P. Taylor所作的生动的记述English History 1914—1945（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5）分析了英国发展的各个方面。关于法国，见D. W. Brogan所作的详细的介绍France Under the Republic，1870-1939（Harper & Row出版社，1940）；D. Thompson所作的更加明晰的描述Democracy in Franc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2）和见多识广的记者A.Werth的许多著作，特别是France in Ferment（Jarrolds出版社，1935）。

第三十九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1931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岁月。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崩溃和失效的可能性。

——阿诺德·J. 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在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衰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并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形之下，1929年以后的几年则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为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经济名副其实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格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它确实使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一者衬托着另一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受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旦居于俄国主人的地位，就面临着挑战，要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他们久已宣传的那样。他们很快便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任何模式可循。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1]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个特征是强行征用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摒弃了。农民们拿起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最大的灾难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旱灾，它造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更多的人只是靠着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

新经济政策

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NEP），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农民们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新经济政策成功地应付了数年战争留下的直接危机。到1926年，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自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仍未达到战前人均水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面临着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实现他们所计划的“前进两步”。在1924年逝世前不久，列宁似乎已经认定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社会主义指出的最佳之路。列宁逝世后，尼古拉·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最杰出的倡导者。布哈林个性温和、热情，对体育、科学、艺术和政治都感兴趣。他相信新经济政策的市场关系能“发展为社会主义”。他支持这一路线，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强制，而且注重他所钟爱的原则：“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存在，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存在。”[2]

尽管布哈林是列宁最中意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最受欢迎，但他的观点却没有占上风。他不是“官僚结构的建造大师”[3]斯大林的对手。斯大林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实权力量，他利用党的总书记身份使自己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人。在经过相当大的动摇之后，斯大林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支持工业和农业都由莫斯科控制和管理的中央集权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对工厂继续经营管理——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一样——而且意味着政府通过农民土地集体化对农业进行控制。

苏联计划经济

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任命，他们根据莫斯科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草拟每个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与后来由计算机制订的计划相比简单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

在农业方面，五年计划要求土地集体化。很多农民——特别是富农——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有时候，富农们会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苏联政府对此进行了报复：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村庄，把他们关进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尽管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政府仍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田产都被合并到24.24万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图265　列宁的接班人约瑟夫·斯大林。

虽然苏联政府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却被证明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苏联农场用比美国农场多出50%的土地耕种，用10倍的人力劳作，但其产量却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三。造成这一悬殊的一个原因在于，与美国的气候相比，苏联的气候对农业要不利得多。另一个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苏联农民在每英亩土地上使用的机械和肥料只相当于美国人的一半。不过，苏联农业的主要困难还是来自莫斯科的极度控制。苏联官员告诉农民们种什么，何时种，何时育苗，施多少肥料，何时收割。而农民们则宁愿在自己的私人土地上辛勤劳作，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耕种，然后在公开市场上以他们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而不是以政府为集体农庄农产品制定的低价格出售他们的任何产品。因此，私人土地虽然只占总耕地面积的3%到5%，却生产了25%到30%的苏联农产品。

图266　苏联农民参加群众大会，庆祝新买的拖拉机到达他们的集体农庄。

与农场不同，斯大林计划经济下的大多数工厂都不是作为合作社经营的，而主要是归政府所有和经营的。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促进最高产量而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某种定额，违者将被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工会虽可以成立并得到承认，但并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苏联工业迅速增长，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则只提取了六分之一。而且，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够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则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非凡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而且，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其中除了工业产量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1928年至1952年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从世界实力平衡的角度来看——这是斯大林主要关心的——苏联在全球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从1921年的1.5%增长到了1939年的10%和1966年的20%。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苏联经济发展的代价是由苏联公民来承受的，他们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当下的贫困，而不管他们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消费品不仅匮乏，而且昂贵并质量低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至48%。按人均计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二，因为苏联的劳动力比美国多四分之一。

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对苏联人民来说，五年计划是一件祸福兼有的事情。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们使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起来，从而大大有助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希特勒。五年计划还把国家从一个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社会。识字率方面，1897年为28.4%，1926年为56.6%，经过若干五年计划，提高为1939年的87.4%和1959年的98.5%。在医疗卫生方面，在1913年至1961年间，外科医生的人数从2.32万人增加到42.57万人；预期寿命从32岁上升到69岁；婴儿死亡率从273‰下降到32‰。同样，在社会服务方面，五年计划则为苏联公民提供了免费医疗、养老金、疾病和残疾津贴、产假、带薪休假和儿童补助等。

但是，俄国人民也忍受了五年计划所带来的负面经历。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布尔什维克与农民联盟的终结，而正是这一联盟才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土地集体化期间的野蛮压制是无法让人很快忘掉的。此后，农民们不再与政府合作，他们将强加给他们的集体农庄视为外来的东西——从而形成了他们在自己小块土地上的高生产率与在集体农庄土地上的低生产率的鲜明对照。农业上的低生产率反过来又损害了苏联工业的成就。由于农业的产出不足以资助工业化所需的消耗，工厂工人也受到了榨取，被迫为一系列五年计划付出高额的代价。当苏联政府每年拿出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再投资，便意味着低工资和消费品短缺。一位苏联工人的反应很典型：“他们假装在付给我们工资，于是我们也假装在工作。”

五年计划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都产生了混杂的影响。这一影响对西方世界和对不发达国家是不同的。西方人起初怀疑苏联为新社会制订的计划，许多人都认为它们一定会失败。随着一系列五年计划的展开，怀疑为真正的兴趣所代替。但是，那些有足够兴趣访问苏联的西方人通常却又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不说是幻灭的话。他们对苏联人的褴褛衣衫、单调食物、糟糕住房和稀缺消费品感到震惊。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统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的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就，但苏联社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却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乐园。不过另一方面，大多数西方人也都承认，没有五年计划下的工业增长，苏联就不可能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希特勒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在30年内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使这一惊人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让这些民族极为关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它的边界从朝鲜起，沿中国黑龙江、蒙古、中国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相类似的成就，包括灌溉工程、纺织厂、机械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计划，后者使识字率由1914年的约2%上升到1940年的75%和1960年的90%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苏联实验的混杂影响变成了几乎完全负面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见第四十四章第三节），近几十年来，苏联的计划经济渐渐地落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后面，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则因仍然明显缺乏。结果也就导致了苏联这一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于20世纪90年代初为独立国家联合体所代替。

二、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1929年初，美国似乎日趋繁荣。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21年时平均仅为67（1923年至1925年为100），但到1928年7月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则上升到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151上升到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实业家、学院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高企的景气将继续下去。”[4]

图267　1929年10月29日，人群聚集在纽约华尔街，当天的股市暴跌。美国的大萧条耗尽了美国原本可用于欧洲投资的资本。

然而这种自信却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随之而来，而且其强度和时长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外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债权大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则通常都是出超，而且出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出超也就被加大。此外，20世纪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年至1924年间从19.24亿美元增加到44.99亿美元，占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有几年时间这种不平衡都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1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了不平衡，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由于支付款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削减从美国的进口，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也就受到了损害。此外，有些国家不得不拖欠债务，这就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1920年至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5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场工人的收入不到非农场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低于30%。农村的贫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美国银行业体系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市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有许多独立的银行在经营，其中一些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因此，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传播开来，储户便会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也就引发了一个破坏整个银行业结构的连锁反应。

美国繁荣中的贫穷

就其强度、范围和持续的时间而言，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它对美国的影响可见于下面这段于1932年2月召开的国会委员会上所做的陈述。*

正如我（俄克拉何马城的奥斯卡·阿美林格）所说的，在最近三个月中，我访问了这个极其富裕、美丽的国家的约20个州。以下是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在华盛顿州，我听说，整个夏季和秋季肆虐该地区的森林大火，是失业的林场工人和破产的农民故意引起的，他们想作为消防人员赚点实实在在的钱。离开西雅图的那个晚上，我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许多妇女在大超市的弃货堆里找寻剩余食物。蒙大拿的一些市民告诉我，数千蒲式耳的小麦丢在田里无人收割，因为小麦的价格很低，几乎无法支付收割小麦的费用。在俄勒冈，我看到几千蒲式耳的苹果烂在果园里。只有绝对无瑕疵的苹果才能卖得出去，一箱苹果200个，卖40美分到50美分。与此同时，今冬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却因父母的贫困而吃不到一个苹果。

当我在俄勒冈时，波特兰的俄勒冈人为这一事实感到惋惜：数以千计的羊羔被牧羊人杀了，因为羊在市场上卖的钱还不够支付运输它们的费用。俄勒冈的牧羊人将羊肉喂了鹌鹑，而我却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里看到人们在丢弃的罐头听里找剩肉。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芝加哥餐馆的一个人。他给我讲了他养羊的经验。他说他今年秋天杀了3000只羊，把它们抛到了峡谷里，因为用船运一只羊要1.1美元，而他卖一只羊当时还得不到1美元。他说，他已养不起这些羊了，又不能让它们挨饿，所以只好将它们杀了抛进峡谷里。

西部和西南部的路上挤满了饥饿的搭便车者。每一条铁路线旁都能见到无家可归者燃起的营地篝火。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坚硬的路上行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最近的这次麦子和棉花大跌价中变得一无所有的佃农。在阿肯色州的克拉克斯维尔和拉塞尔维尔之间，我让一家人搭了车。那家妇女在破旧的外衣下紧抱着一只死鸡。当我问她从哪儿得到这只鸡时，她先告诉我，她发现这只鸡死在路上，接着又用冷幽默补充道：“他们承诺我的锅里会有一只鸡，现在我得到了我的那只……”

农民因工业人口的贫困而变得贫困，工业人口也因农民的贫困而贫困。他们都没有钱去购买对方的产品，因而我们才会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出现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这种情况。

*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Labo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72nd Congress，1st Sessi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2）, pp. 98-99.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短暂回升外，下跌持续了三年。在此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下降到8。到1933年，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的烈度，还在于它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毫无疑问，这造成了种种后果。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下降了36.2%。在前几次危机中，最大的下降幅度是7%。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这里还应该指出，在过去，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幅度是7%，出现在1907年至1908年的危机中。

社会和政治后果

这些经济大灾难引发了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已达到了悲惨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工会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失业，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专职工作。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挫败感和冲突感更为强烈。最终，这些因素使希特勒获胜成为可能，因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后果。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一位海关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这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他于1914年进入巴伐利亚军团服役。战争结束后，希特勒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闪族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镇压下去，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其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

图268　在1927年纽伦堡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阿道夫·希特勒停下他的敞篷车，接受周围人群的欢呼。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纳粹运动只是带给魏玛共和国纷争的众多问题之一。

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万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3%。希特勒获得支持的方法是许诺打破失业问题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以及攻击犹太人是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和信奉唯物论的共产主义者。希特勒在之前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响却极小。但是现在，大萧条为他赢得了狂热的听众，拥戴他为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找到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此后，希特勒平步青云。在1932年7月举行的选举中，他赢得了1379.9万张选票和230席。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内阁总理，开始像墨索里尼一样用宣传和恐怖统治德国。

图269　掌权后不久，纳粹政府便开始骚扰德国犹太人的生意，要求非犹太裔的德国公民不要从犹太人的商店中购买商品。

大萧条使希特勒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煽动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对手们的短视——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联合起来反对他。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正好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收归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后果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迦诺时代的国际形势进行比较后说道：

出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非但没有更加接近，非但没有增进友好的程度，非但没有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反而还采取了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危险的态度。[5]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推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

大萧条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始终存在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会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了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沮丧的大失败。“经济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一个被普遍采纳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军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始于1932年2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0个月，但却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于重整军备。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也是因为实行了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才得以迅速解决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

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解决这一问题最明显的出路就是扩张，必要时也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这就是所谓的“后发”国反对“先发”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大萧条不仅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还以同样的程度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的确促使“后发”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并且它还为那种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理由。

引起张伯伦于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力量就这样结合起来。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力量完全破坏了已于20世纪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推荐读物]

R. Munting所著的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SSR（St. Martin’s出版社，1982）是对五年计划的来龙去脉一个很好的简明的概括。重新评价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的著作有：S. Cohen所著的Rethinking the Soviet System（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5）；M. Lewin所著的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Pantheon出版社，1985）；C. Bettelheim所著的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2 vols.（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6，1978）和S. Brucan所著的The Post-Brezhnev Era：An Insider’s View（Praeger出版社，1983）。分析五年计划的全球影响的著作有： E. H. Carr所著的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Macmillan出版社，1954）；C. K. Wilber所著的The Soviet Model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出版社，1970）和R. Pipes所著的Communism：The Vanished Spect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4）。

分析大萧条的著作有：J. K. Galbraith所著的The Great Crash，1929（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55）；G. Rees所著的The Great Slump：Capitalism in Crisis（Harper & Row，1971）；C. P. Kindleberger所著的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5）和J. A. Garrity所著的The Great Depress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86）。关于希特勒的上台，W. L. Shirer所著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60）作了勇敢的叙述；而有分量的传记作品有A. Bullock所著的Hitler：A Study in Tyranny（Harper & Row出版社，1952）和J. Toland所著的Adolf Hitler（Doubleday出版社，1976）。关于希特勒上台的环境，R. F. Hamilton所著的Who Voted for Hitler?（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2），H. A. Turner，Jr.所著的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5）和D. Abraham所著的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1）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注释]

[1]Cited by S. and B. Webb, Soviet Communism：A New Civilization, Vol. 2（Gollanez，1937）, p. 605.

[2]Cited by S. F.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Oxford University，1985）, p. 77.

[3]M.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W.W.Norton，1968）, p. 517.

[4]H. E. Salisbu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1953.

[5]Cited by J. K.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1929（Houghton Mifflin，1955）, pp. 20，75.

第四十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福煦元帅，1919年

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20世纪30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争的10年。30年代上台的德国和日本新领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土和约，并有办法、有决心这样去做。他们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均势。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向现状发起无效挑战的唯一修正主义国家。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也给修正主义运动增添了力量，导致了一个全新的均势。由于英国、法国及其欧洲大陆盟国坚持维护现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变现状，因五年计划而变得强大的苏联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出现了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响，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一再发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爆发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中国东北

第一个重大的侵略行动是日本作出的，因为它想要实现其获取大陆领土这一蓄谋已久的野心。日本的经济和军事领导人对“生存空间论”的鼓吹已有数年。他们认为日本应该征服一个帝国，这样才能繁荣昌盛，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使得“生存空间”论在日本很有说服力，正如希特勒在德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们也充分意识到了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业情况和其他问题。这些周密的算计使日本人决定在1931年进攻中国的东北地区。

中国东北成为日本扩张主义的第一个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地区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松散；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的沃野。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某些特权，可以用来为其侵略行径寻找借口。

1931年9月18日晚，在沈阳北部，一场爆炸破坏了日控南满铁路的一小段。1931年任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的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上承认，当时一些军官筹划了这一事件，他虽设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证言可以通过日本驻军迅速行动时所具备的速度和精确性得到证实。日本关东军未经宣战就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1932年1月下旬对哈尔滨的占领终结了东北各种有组织的抵抗。1932年3月，胜利者将他们的占领地重新命名为“满洲国”。

其时，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求助；1932年10月，国联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将中国东北地区变成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又在日本管辖下的自治国。1933年2月，国联正式通过了这份报告，第二月，日本退出了国联，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附庸。

回顾起来，入侵东北的意义在于，这是对国际联盟和旨在维护现状的整个外交结构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日本毫不费力就获得了富饶的新领地，这对意大利和德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并不是不起作用的；中国东北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侵略，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日本人征服中国东北是对远东现状的一次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则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欧洲现状的威胁。数年来，法国一直都在通过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等邻国组成的联盟网络支撑着欧洲的现状。但是，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条款，并与墨索里尼一起开始摧毁整个凡尔赛体系时，这种祥和的形势被急剧改变。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同时开始实施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西方国家的反应是呼吁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德国的威胁，但是它们光说不动，于是，德国再次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因为德国的军队和防御工事现在已把法国和它的中欧、东欧盟友分隔开来。

正如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成功侵略鼓励了欧洲的侵略一样，希特勒未受到挑战的重整军备也鼓励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军团侵入独立的非洲王国埃塞俄比亚。侵略的背后有几个动机，其中包括墨索里尼的热切期望：一是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二是通过殖民地扩张来缓解国内经济困境。国联作出反应，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投票赞成对意实行经济制裁。

毁灭性的言行完全不一致再次出现，这次是因各国对经济制裁存在争议所致。国联的支持者希望通过禁运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来使经济制裁有效。但是，英法的一些官员反对，担心如果包括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会像日本所做的那样退出国联，加入希特勒的势力。绥靖者们独行其是，于是注定了在意大利军团前溃败的埃塞俄比亚人的不幸命运。

埃塞俄比亚部族首领以其自取灭亡的傲慢和无知藐视游击战，认为它毫无价值、有失身份。他们转而企图进行阵地战，结果却遭到了无情的炮击、轰炸，甚至还遭到了投撒的芥子气的攻击。在经过一场长达7个月的战役之后，意大利人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罗马和平，它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的’这一简单、不可改变、明确的短语中”。于是，在牺牲了3000人并损失了10亿美元之后，墨索里尼赢得了一个拥有35万平方英里土地、1000万人口和丰厚自然资源的帝国。

图270　当德国背弃《凡尔赛和约》并开始发动战争后，就以惊人的数目重新武装起来。图为纳粹德国党卫军在1938年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

图271　墨索里尼决心使意大利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食物生产国。1938年7月，在炎炎烈日下，他光着上身站在一个农业集会的打谷台上宣布，意大利再也不用为了粮食而向其他国家求助了。

在接下来的3年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而这是从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成功干涉开始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和生存空间论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通过宣扬生存空间的需要，为他们的征服行径进行辩护。他们将国家的问题怪罪于缺失可以提供资源和市场的帝国。这一论点在这两个领导人的以下言论中得到了体现。*

希特勒（1930年）：如果德国人不能解决其空间缺乏的问题，不能为其工业打开国内市场，那么2000年就白费了。到时德国将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更具活力的民族将继承我们的遗产……

必须抢夺并守住空间。那些懒惰的人没有权利拥有土地。土地属于那些耕种它并保护它的人。如果一个民族放弃了土地，它就放弃了生命。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卫它的国土，那么，个人也就失去了土地。没有更高的公正原则规定一个民族必须挨饿。只有权力，它创造公正……

国会并不能创造这个地球上的所有权利，武力也能创造权利。问题是我们是希望生存，还是希望死亡。我们比其他所有民族更有权利拥有土地，因为我们的人口太稠密。我认为在这方面也可运用这个原则：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的人。

墨索里尼（1933年）：……法西斯主义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政治考量，它更多地考虑和观察人类的未来和发展，既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它的功用。因此，它否定和平主义原理，认为这一主义生来就放弃斗争，是一种面对牺牲的怯懦行为。战争本身就能使所有人的能力达到极度紧张状态，并为有勇气面对它的人烙上崇高的印记……

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成长，即国家的扩张，是生命力的重要表现，是衰落迹象的对立面。那些正在兴起的民族，或经过衰落阶段重新兴起的民族，始终是帝国主义者。

* Voelkischer Beobachter，May 7，1930；and Benito Mussolini,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octrines of Fascism,” Political Quarterly（July September 1933）, p. 356.

三、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的意义非比寻常，因为它实质上是两场战争合为一体——一场是西班牙社会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深层社会冲突，一场是由意识形态冲突和大国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

20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纪，那时，它是欧洲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这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西班牙残余的大多数殖民地被美国轻易夺走，颜面尽失。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牢固统治这个国家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有三种势力：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大约3.5万个家庭组成的地主阶层占有了全部可耕地的50％左右。他们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肆意挥霍，对国民经济不做任何贡献。军队值得关注的理由只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人数的比例高得惊人；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政治。最后，西班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富有、强大的机构。它控制了教育系统，并通过某些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发挥着很大影响。教会的势力使反教权主义兴起，内战期间对教士、修女和教会财产的攻击在西班牙历史上绝非首开先河。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在他统治期间西班牙受困于频繁的内阁更迭，以及众多的罢工、兵变和暗杀。大萧条使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直到最后阿方索决定恢复宪法，并于1931年4月举行了市政选举。投票结果对现政权极为不利，共和党人赢得了50个省会中的46个。公众舆论已很明显，阿方索像1789年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这一实体于7月成立，成员分为三大派：保守主义的右派、共和主义的中间派，以及由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成的左派。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宪法宣布：男女皆有普选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教会财产收归国有。

这种左倾使西班牙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惊慌不已。在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纵容下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革命。1936年7月17日，叛军在摩洛哥发动叛乱，第二天，本土的一些将军拿起了武器。叛军——自封的民族党人——迅速地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区。在叛乱的头几个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约一半国土，之后，他们重整旗鼓，设法控制了中部地区的马德里、北部地区的巴斯克诸省和高度发达、拥有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类大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这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工业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拥有巨大黄金储备的首都。然而，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从国外获得与那些民族党人从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同样多的武器。

约有两年时间，随着民族党人控制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控制更加发达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双方始终处于僵持状态。但到1938年中期，一直是忠于共和政府者的主要军火源的苏联政府决定停止进一步的军事援助。苏联的撤退使佛朗哥的军队得以打破这一僵持状态。到1938年12月底，他们已占领巴塞罗那；第二年3月他们进入马德里，内战宣告结束。

对西班牙来说，这种长期的苦难造成2500万人口中的75万人伤亡，每7个未受伤害的人中就有一个失去栖身之地。对西方列强来说，这场内战是又一次令人震惊的失败。正如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一样，面对轴心国的侵略，西方诸国再次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优柔寡断。而相同的情况还将再次出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

四、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1938年是轴心国未流血就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巴伐利亚高山别墅进行会谈。在那里，元首要求奥地利作出严重侵犯其独立的各种让步。舒施尼格进行了抵抗，计划于3月13日就以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你支持一个自由、独立、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奥地利吗？”

在随后的危机中，没有一个大国去帮助奥地利。张伯伦向2月22日的众议院报告：“……我们不能去设法骗得弱小国家相信国联将反对侵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它们，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1]3月13日，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就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他的出生地。这样，德国通过电话就接管了奥地利，而这一事件在国际联盟中竟未被提起。

图272　1936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了一场暴动，反对正式选举产生的西班牙政府，造成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图为他在西班牙北部城市布尔戈斯的街上行进。

图273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为了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见了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同盟国的领导人抛弃了这个民主小国，试图绥靖希特勒以避免战争，但却枉费心机。图中，希特勒坐在中间，他的右边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

随着奥地利被安全吞并，希特勒又把目标对准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更大、强悍得多的国家，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但是，苏台德边疆地区300万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存在却使得捷克斯洛伐克极易受到纳粹的宣传和颠覆。

随着奥地利的消失，苏台德问题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威胁。这个国家这时有三面被扩张了的德国所包围。更为严重的是，有某些迹象表明，英、法政府准备放弃捷克斯洛伐克，就像它们先前放弃奥地利一样。捷克斯洛伐克被放弃发生在1938年9月，在慕尼黑，英法同意德国获取捷克斯洛伐克广大的边境地区。

五、战争的到来

随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被占领，随着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新的强硬要求，西方列强面临着德国无限制扩张这一前景。因此，英、法于3月31日保证，在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为”的情况下，英、法将给波兰人以援助。轴心国的侵略这时转向了阿尔巴尼亚，安于4月被意大利侵略并占领。英国和法国又针锋相对地作出保证：如果意大利进一步向巴尔干推进，英、法将全力支持邻国希腊和罗马尼亚。

除非西方列强和苏联联合行动，这些对东欧各国的许诺就毫无价值。正如丘吉尔于5月19日向众议院所宣布的那样，“如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我们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保障，而如果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2]。显然，双方在形成一条“和平战线”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由于彼此间的极不信任，它们没能这样做。英法担心苏联利用与西方的条约向东欧扩张，而苏联则怀疑英法不会在希特勒侵略时兑现援助苏联的诺言，而是让其单独对抗希特勒。

当英国官员向在伦敦的德国代表提及签订英德互不侵犯条约——它将使英国摆脱对波兰的承诺——的可能性时，这种不信任灾难性地升级了。疑虑重重的俄国人预见到这一战略将会重演，但这次却是针对他们。因此，斯大林作出了转向轴心国这个过往死敌的致命决定。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意缔约国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条约不包含如果缔约国之一侵略他国就会使条约无效的所谓“例外条款”，而苏联与其他国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却都有这个条款。也许这种省略与条约中的一个秘密议定书有关，它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将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而波兰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这时，希特勒因为他的东侧受到了保护，便认为可以放手出击了。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的军队、坦克和飞机未经宣战就已全线越过波兰边界。9月3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宣战。墨索里尼尽管发表过有关轴心国“钢铁条约”的演讲，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拉开了大幕。

[推荐读物]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G. L. Weinberg所著的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1933-1936和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Starting World War II，1937-1939（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0，1980）以及A. J. P. Taylor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Hamilton出版社，1961）作了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希特勒应对战争负责，因为他要求在中、东欧拥有放手处理的权力，后者认为战争主要是英法的重大失误造成的。J. Remak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5）简明扼要地概述了战争的进程。

关于日本扩张主义的背景，见A. Iriye所著的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5）；D. M. Brown所著的Nationalism in Jap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55）；Y. C. Maxon所著的Control of Japnese Foreign Policy：A Study of Civil-Military Rivalry，1930-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57）和J. B. Crowley所著的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关于实际扩张的详情的著作有D. Bergamini所著的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Morrow出版社，1971）；J. M. Maki所著的Conflict and Tension in the Far East：Key Documents，1894-196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出版社，1961）；D. Borg所著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4）和F. C. Jones所著的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Its Rise and Fall，1937-1945（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4）。

关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著作有：G. W. Baer所著的The Coming of Italo-Ethiopian War（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A. Mockler所著的Haile Selassie’s War：The Italo-Ethiopian Campaign（兰登书屋，1985）；G. W. Baer所著的Test Case：Italy，Ethiopia and the League of the Nations（Hoover Institution，1976）和A. Sbacchi所著的Ethiopia Under Mussolini：Fascism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Zed出版社，1985）。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背景，见E. E. Malefakis所著的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Origins of the Civil War（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70）和P. Preston编著的Revolution and War in Spain 1931-1939（Methuen出版社，1985）。从不同的观点对战争本身进行研究的著作有：D. A. Puzzo所著的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1936-1941（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2）；H. Thomas所著的The Spanish Civil War（Harper & Row出版社，1961）；G. Jackson所著的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1931-1939（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5）；B. Bolloten所著的The Grand Camouflage（Hollis and Carter出版社，1961）和S. G. Payne所著的两部著作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Modern Spain（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7）和The Spanish Revolution（W. W. Norton出版社，1970）。

用不同的观点描写继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迅速陷入战争的著作有： F. W. Deakin所著的The Brutal Friendship：Mussolini，Hitler and the Fall of Italian Fascism（Weidenfeld and Nicolson出版社，1962）；G. F. Kennan所著的Russia and the West（Little，Brown出版社，1960）；E. H. Carr所著的German-Sovie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Hopkins出版社，1951）；M. George所著的The Warped Vision：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33-1939（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出版社，1965）；A. A. Offner所著的American Appeasement：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Germany 1933-1938（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和T. Taylor所著的Munich：The Price of Peace（Doubleday出版社，1979）。最新的研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有D. C. Watt所著的How War Came：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38-1939（Pantheon出版社，1989），它有效地利用了德国外交部获取的档案资料，并且包括了对战争双方领导人物所作的发人深省的评价。

[注释]

[1]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XV（March 5，1938）, p. 9.

[2]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Gathering Storm（Houghton Mifflin，1948）, p. 376.

第四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后果

下一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仗。

——爱因斯坦

与斯大林签订条约，希特勒是为了在他消灭波兰期间确保苏联的中立。然后，他能调集部队进攻英国和法国，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他私下宣布：“让我们把这一条约看作我们后方的安全保障吧。”至于苏联，也被他列在未来牺牲者的名单上。“目前苏联并不危险，”他说道，“只有当我们在西欧的行动自由时，我们才能反对苏联。在以后的一两年中，目前的局面将继续存在。”[1]因此，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已制订出他的征服计划：首先是波兰，其次是西欧，最后才是苏联。他按照这一计划行事，由此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直到苏联和西欧变得足够强大，将主动权夺取过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开始时是由东欧少数民族议题引发的欧洲冲突。在最初的两年中，诸战役只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然后，日本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全球性的战争，正如美国1917年的参战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一样。但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随着日本闪电般地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的地区比前一次世界大战多得多。此外，两次大战在运用的战略和武器上也根本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战壕和机枪群为基础的防守被证明优于进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坦克和飞机为基础的进攻被证明强于防守。这一点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线所具有的极大流动性的特点。整个整个的国家乃至整块整块的大陆来回易主，这与1914年至1918年间西部战线流血的僵持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争的欧洲阶段

对波兰的瓜分

在波兰，德国人第一次展示了其新式“闪电战”的致命效力。首先，一批批俯冲轰炸机轰炸通信线路，扩大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然后，装甲师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个缺口，深入其后方，摧毁运输和通信设施，将敌方部队切割成碎片。最后是较轻便的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出击，必要时在飞机和大炮的援助下，“肃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

不幸的波兰由于其平坦的地形和老化的军队，正好是一个适合这种战争的“用武之地”。10天内，这场战役实际上胜负已定。德国的坦克飞机大队迎着日渐衰弱的抵抗迅速通过波兰农村。德军推进的速度迫使斯大林采取行动，以接管他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时所坚持要求的领土。9月17日，苏联红军穿过边界进入东波兰，两天后，与得胜的德国人建立了联系。9月27日，华沙沦陷，波兰政府领导人逃到罗马尼亚，然后从那里逃往法国。两天后，他们的国家被瓜分：德国人占领了拥有2200万人口的3.7万平方英里土地，苏联人占领了拥有1300万人口的7.7万平方英里土地。不到一个月，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已完全地从地图上消失。

图274　德国入侵波兰的初期，一支摩托化德军迅速进入波兰。

苏联政府这时利用《莫斯科条约》中的秘密议定书来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地位。1939年9月和10月，它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苏联军事基地。作为补偿，立陶宛得到了长期渴望的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地区，这里之前属于波兰。然后，苏联人向芬兰提出了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北冰洋沿岸的佩萨莫周围割让某些领土的要求，但芬兰人拒绝了，苏联红军于11月30日向芬兰发动了进攻。

芬兰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于是后者取消了苏联的成员国资格。芬兰人对苏联人猛攻的抵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在曼纳林防线击退了苏联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严重低估了芬兰力量的苏联人调上了配备重炮的正规军。他们摧毁了曼纳林防线，到3月中旬时，迫使芬兰人求和。随后产生的条约使苏联人获得的领土比他们原先要求的还多些，包括佩萨莫地区、维堡港口、芬兰湾中的几座岛屿和汉科海军基地。

苏联人对芬兰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的这些行动的主要意义，也许在于它们反映了在苏德合作的幌子背后存在的竞争和不信任。证明这一点的还有，波罗的海地区的日耳曼人数世纪以来一直在梅梅尔和里加这样的中心城市居支配地位，但苏联坚决要求他们撤退到德国。

从波兰到法国

与此同时，西方战线处于令人不安的平静中。波兰被瓜分时，英国和法国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他们不能进入已被德国人严密封锁的波罗的海，他们的空军无法飞越德国领空，他们的陆军则在希特勒自1936年占领莱茵兰后所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前受阻。因此，法国人只得牢牢地守在马其诺防线上，而在齐格菲防线（或称“西墙”）那边的德国人也没采取任何行动。

这种表面的平静被证明是靠不住的。1940年4月9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横扫了丹麦，并登上挪威海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挪威海岸的峡湾，它们能为德国潜艇提供非常宝贵的基地，还能为船只将瑞典的铁矿石沿海岸运到德国提供保障。丹麦人没能抵抗，但挪威人因有英国的支持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到6月初，法国本身也处在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于是，同盟国远征军驶离挪威，挪威政府也相随而去，前往伦敦避难。

同盟国在挪威所遭遇的挫折不久就因在7周内便横扫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惊人闪电战而相形见绌。5月10日，德国人进攻荷兰和比利时，两天后又进攻法国。荷兰人的防守5天内便土崩瓦解。比利时人坚持得稍久些，但到5月28日，国王利奥波德宣布投降，比利时军队停止抵抗。其时，德国人已经绕过马其诺防线的最北端——这条防线从来没有延伸到海洋——并穿过阿登森林，在色当把法国人的防线打开了一个50英里长的缺口。装甲师这时向西朝英吉利海峡挺进，并于5月21日到达那里。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使法国北部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与法国主力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佛兰德的同盟国军队，主要是英国军队，退缩到了敦刻尔克，再从那里撤退到英国。

地图30　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的征服（1939—1943年）

随着敦刻尔克撤退的完成，德国军队继续向南推进，6月14日占领巴黎。士气低落的法国政府接受了条件苛刻的停战协定，其中包括释放所有的德国战俘，遣散法国军队，交出法国军舰，由德国占领法国一半略多的领土。

德国闪电战的惊人影响反映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伤亡数字中。整个战役中，法国损失了约10万人，其他同盟国2万人，德国4.5万人。这些损失还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进攻所蒙受损失的一半。法国被认为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迅速崩溃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打击。叛国和怯懦的指控被用来解释造成这一巨大灾难的原因。虽然这些指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另一些因素似乎更具决定性。一个因素是苏德条约的影响，它使希特勒能将军队集中在一条战线上。不过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德国在好几个方面，尤其是在新型闪电战技术的发展方面所占有的优势。

图275　1940年9月，在法国的防卫迅速瓦解之后，德国军队行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

不列颠之战

敦刻尔克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希特勒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会明白道理并屈服。但是，他没能考虑到英国人民和他们的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以特有的胆识和果断告诉他的人民——告诉全世界：“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着陆地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中战斗，我们将在山区战斗；我们决不投降。”

其时，希特勒正犹豫不决，拿不准下一步如何行动。法国出人意料的迅速沦陷使他大为吃惊。最初，他试图同英国人达成协议，当这个提议被置之不理时，他便调动了他的空军，他确信只需通过空袭便能征服英国，无须涉险渡海。

随之而来的空袭发展成关键的不列颠之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大规模的空战中，纳粹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2670架对1475架。但是，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驱逐机在性能上则更为先进，因为英国开始大批量生产飞机的时间比德国要晚几年。而且英国人还使用了雷达，这是一项新发明，能使敌机在距离其目标还有50英里至100英里时就被“看见”。拥有了这些优势，英国和英国自治领的几千名战斗机飞行员会同零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比利时飞行员，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德国空军，从而使希特勒进攻英国的机会彻底落空。

征服巴尔干

由于不列颠之战的失败，希特勒决定来年春天入侵苏联。为了给预定的入侵作准备，希特勒向罗马尼亚派遣部队，以便让罗马尼亚军队协同进攻苏联。就在这时，墨索里尼却向希腊发动了蹩脚的侵略。墨索里尼以为这将是一次毫不费力的占领，但事实却证明它是一次耻辱的大失败。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越过边界，进入希腊，希望胜利挺进雅典。但在越过希阿边境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他们便于11月11日在迈措沃战役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笨重的意大利装甲师在伊皮鲁斯山脉中遭遇不便，希腊人便经常借此占领高地，从那里切断并包围下面的敌人。到11月中旬，他们已将意大利人逐出边境，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希腊人攻占了阿尔巴尼亚几座大市镇。一时间，墨索里尼似乎不得不承受一次亚得里亚海的“敦刻尔克大溃退”。

希特勒不能对意大利人的挣扎袖手旁观，尤其是因为英国人正将空军部队派往希腊——一旦他开始入侵苏联，这将造成许多麻烦。于是，他于4月6日实施他的“马里塔行动”，征服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同在波兰和法国一样，纳粹德国的装甲师和空军以破竹之势前进。巴尔干半岛的高山地形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有效障碍，英国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也过于虚弱，未能挡住潮水般涌来的德军。到4月13日，德国人已经进入贝尔格莱德，10天以后，英国人将他们的部队从希腊南部撤到了克里特岛。德国人随即对克里特岛发动了空降突袭，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到会遭到来自克里特岛以北180英里处的希腊本土的空袭。尽管德国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最终他们还是在6月初完全控制了该岛。

除在巴尔干的胜利外，希特勒的军队还在精明强干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领导下在北非取得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在将巴尔干和北非控制在手中之后，希特勒命令他的陆军于1941年6月22日越过苏联的边境。

二、战争的全球阶段

入侵苏联

1939年8月，斯大林出于种种原因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极不信任西方领导人，希望赢得时间来加强军队和工业建设。他还预料德国和西方列强迟早会发生冲突，进行一场消耗战，苏联则可因互不侵犯条约而置身事外，坐待有利时机再行干预。“如果战争爆发，”他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绝不可能按兵不动。我们将不得不参战，但我们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在天平上放上一个决定性的砝码，这个砝码将扭转局势。”[2]这一战略是精明的，但它事与愿违，差点毁了苏联。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德军和西方军队势均力敌，会互相残杀，从而使苏联红军成为欧洲大陆上居支配地位的军队。然而，德国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使苏联孤立无援，处于危险的境地。

图276　1939年8月莫斯科，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右二）与德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右三）在条约签订仪式上。

最初，苏联似乎会像波兰和法国那样迅速崩溃。德国各装甲师以此时已惯用的方式冲破边境上的防御工事，深深地侵入后方，包围了苏联所有的军队，抓获了成千上万名俘虏。到1941年底，德国军队已向东入侵600英里，占领了苏联工业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德国人获胜除去出其不意这一重要因素外，还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占优势。希特勒以一支约300万人的军队攻击对方近200万人的军队。当然，苏联人有大批后备兵可以利用，但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使苏联很难迅速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备兵。德军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的各种环境下都作过战，拥有显著的经验优势。此外，斯大林拒绝认真对待纳粹即将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因此，在交战第一天，他的空军力量很大一部分就毁于机场。我们还应该想到，这场斗场与其说发生在苏联和德国之间，不如说发生在苏联和欧洲大陆之间。也就是说，苏联红军不仅要对付德国军队，还要对付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大量军队。苏联兵工厂的竞争对手除了德国兵工厂，还有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兵工厂。因此，尽管1941年苏联钢产量与德国钢产量几乎相等，但却要比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加起来少一半以上。最后，进攻的德国军队还得到了相当数量的苏联公民的支持。其中一些是愤愤不平的非俄罗斯族的少数民族，另一些则是对斯大林强制农业集体化及随后大规模流放西伯利亚而耿耿于怀的农民。因此，很多苏联人自以为两恶相权取其轻，与德国人进行合作。

出于上述因素，德国人深入苏联内地，几乎完全包围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而苏联红军仍未受到重创，他们甚至还在1941年12月发动了一次反攻。希特勒未能赢得全面胜利的一个原因是他失去了他所占领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一部分是因为很多人像奴工一样被迫为德国的工业和农业工作。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策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抗，该政策将东欧人划归为劣等民族，认为他们应该被消灭，由北欧日耳曼人来代替。希特勒的东欧新秩序计划要求消灭3000万斯拉夫人。更恶劣的是希特勒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在他所到之处彻底消灭犹太人。在波兰的胜利给他带来了200万到300万犹太人，在西方的胜利增加了50多万，入侵苏联使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00万。特别“行动队”作为灭绝班跟在向前挺进的德军身后。1941年末，他们还开始使用流动的毒气车。他们无法跟上受害者的增长量，于是建立了5个大的灭绝中心。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流水线杀人效率创造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录——每天杀害1.2万人。

这样，被杀害的犹太人估计有600万——全欧洲犹太人的四分之三，全世界犹太人的五分之二。但是，犹太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还有500万新教徒、300万天主教徒和50万吉卜赛人也在灭绝营里消失了。这种大屠杀在世界历史的记载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人们创造出一个新词来定义它。这个词是genocide（种族灭绝），源自希腊语geno（种族）和拉丁语cide（屠杀）。当然，大规模的屠杀也并非20世纪所特有。不过，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指出，20世纪种族屠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专制政权掌控者的蓄意命令下以冷血实行的，种族灭绝的执行者利用了当今技术和组织的所有资源，使他们的有计划的大屠杀变得系统而又彻底”[3]。

图277　图中所示是1945年4月美军解放诺德豪森集中营时发现的一些死者。1933年，纳粹就在德国建立了第一批集中营，用以关押反对其政权的人。征服波兰后，又在那里新建了集中营，作为灭绝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大约有600万犹太人在这些集中营中被杀害。即使在那些不是用来灭绝的集中营里——在这里被关押的是政治犯和“不受欢迎的人”，如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耶和华见证会成员等——其环境也极度恶劣，导致数万人死亡。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纳粹系统地利用了他们的囚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用作劳工，死后用作“原料”。他们下令将火化室里的骨灰运出去用作肥料，死尸的毛发用来制作床垫，骨头敲碎制成磷酸盐，脂肪用来做肥皂，金银假牙被取出存放在第三帝国银行的金库里。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而言，那些与种族灭绝相关联的滔天暴行既是罪恶的，也是短视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主义和欧洲大陆上各种名誉扫地的政权的过分行为失去了难以计数的民心，如果不是受到德国种族主义分子更加残酷的压迫，人们本可能会支持希特勒的新秩序。而事实上最终的结果是，只有极少数妥协的合作者站在纳粹一边直到最后。被占领国的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抵抗力量，这大大促成了希特勒的最终灭亡。

日本袭击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突范围从欧洲转变为全球。战争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决心保持中立。但是，希特勒出人意料的胜利，尤其是法国的沦陷，迫使美国的决策人开始提出疑问：中立态度能否自动使美国免受卷入战争之害。如果希特勒征服英国，然后控制大西洋，征服计划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美洲大陆？

这些因素使华盛顿断定，避免卷入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向那些仍在与德国作战的国家提供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签订《驱逐舰与基地协议》（1940年9月2日），从中立立场逐步转向非交战立场；为什么美国会制订《租借法》（1941年3月11日）并签署《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4日），从非交战立场转入不宣而战立场。

图278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

罗斯福总统一方面努力限制轴心国在西方的扩张，另一方面还试图制止日本在太平洋的侵略。然而，连续几届的东京政府由于欧洲事态的发展所提供的所谓良机而变得越来越穷兵黩武。希特勒的胜利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富饶领地几乎没有设防。因此，只要美国不干涉，日本人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日本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陆军准备直接向英国、法国和美国挑战，但海军、外交家和实业家则多半不同意这种做法。1941年10月，赞成与美国和解的首相近卫文麿辞职，于是出现了转折点。东条英机将军接替了近卫，组成了一个由陆军与海军军官组成的内阁，他决定跟美国算账。1904年，日本人不宣而战，进攻旅顺港，向俄国人发起挑战，同样，1941年12月7日，他们偷袭了珍珠港。几小时之内，珍珠港上被炸毁的除了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还有八艘战列舰中的五艘。与此同时，日本的另一支特遣部队则摧毁了美军在菲律宾的大部分飞机；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这样，美国就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亚洲，都全面卷入了这场战争。

1942年：轴心国胜利的一年

1942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几乎在各处都取得了胜利。强大的攻势蹂躏了苏联、北非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就像一个三趾巨爪在抓取欧亚半球。日本人取得了最为惊人的胜利，他们迅速征服了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从阿留申群岛扩张到澳大利亚，从关岛扩张到印度。日本人的成功有几个原因。一是时机恰到好处：他们发动进攻时法国和荷兰已被占领，英国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命斗争，美国则刚开始从和平时期的经济转向战时经济。日本人的成功还因为在与中国游击队作战的几年中，他们已将士兵训练得能渗透到敌军阵地的周围，从侧翼和背后发动进攻。这些战术在东南亚丛林中与西方军队作战时十分有效。最后，日本人还受益于殖民地人民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过去的剥削所产生的怨恨。日本侵略者用“亚洲人的亚洲”这样的口号鼓励了这种情绪。

这些因素解释了日本人何以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香港到关岛、新加坡，然后到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从而到达印度的边界。在5个月内，日本人只伤亡1.5万人就赢得了一个拥有1亿多人口的帝国，能提供世界95%的生橡胶、90%的大麻和三分之二的锡。

与此同时，在苏联战场上，希特勒于1942年6月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前一年已被证明是坚不可摧的，因此，他这时命令部队南下。他的目标是到达伏尔加河和里海，由此将苏联切成两半，使苏联红军无法获取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正如在1941年那样，装甲师首先迅速席卷了平坦的草原地区，然后，主力坦克部队推进到斯大林格勒略北的伏尔加河。

在北非，1942年也是德国人取得胜利的一年。1941年3月，在彪悍的隆美尔将军指挥非洲军团，将利比亚的英国人打退到埃及边境。1942年5月，隆美尔继续发动进攻，越过边境进入埃及，到达离亚历山大近50英里的阿拉曼。隆美尔深信自己将取得彻底胜利，因此，他为胜利进入开罗挑选了一匹白色的战马。

此时轴心国在每条战线上都处于幸运的顶峰。在北非，隆美尔正准备进攻开罗；在苏联，德国军队已到达伏尔加河；在太平洋，日本人似乎正在准备猛扑澳大利亚和印度。

1943年：形势的逆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三年，轴心国把控着局面。1942年底，随着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英国人在埃及的突破、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转折点开始出现，并随着1943年墨索里尼的垮台、盟军对德国日益增长的突袭和日本舰队在太平洋的失败而持续发展。

在斯大林格勒，苏联人坚守保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一人的命令。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始于8月22日。到9月中旬，德国人已打到城中心，在那里，他们陷入了困境。正当士兵们在地下室、屋顶和下水道短兵相接时，两支苏联集团军从东渡过了伏尔加河，一支从斯大林格勒的北面进攻，另一支从南面进攻。他们以这一巨大的钳形使围攻的德军变成了被围困者。伏尔加河畔的德军陷入绝境。1943年2月2日，苏联人接受了9万多德军的投降，是原先那支拥有33.4万人的部队，这时只剩下这些被冻僵的幸存者。此后，苏联人全线反攻，迫使德国人采取守势，竭力不使自己的撤退变成大溃逃（见地图31）。

地图31　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的败退（1942—1945年）

德国人被迫从苏联撤退的同时，他们及其意大利盟友也在被赶出北非。英军新任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从埃及发动攻势，沿海岸线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击溃，并于1943年1月抵达的黎波里。其时，英美联军在北非的另一端即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他们向东挺进到达突尼斯，然后在1943年7月攻占西西里岛。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渡过墨西拿海峡，进入意大利半岛。

墨索里尼为这些灾难丢掉了权位，最终殃及性命。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三世在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异见者的劝说下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职务，将他关进了监狱。埃塞俄比亚征服者皮埃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组成了一个新政府，他在1943年9月3日与同盟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德国人的反应是攻取了罗马，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纳粹伞兵大胆袭击，将墨索里尼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这个过气独裁者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共和国”，并表示了他将战斗到底的决心。在以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意大利成为遭受战争破坏的分裂国家，德国人与他们的傀儡墨索里尼在北部，同盟国与巴多格里奥的临时政府在南部。

图279　在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联士兵在这座城市的一座又一座建筑物前挖掘了壕沟。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是苏联战场的转折点。此后，苏军便一往无前地向西挺进。

其时，第三帝国本土正遭受着稳步增多的空袭。到1943年时，全天候轰炸成为可能，英国人在夜里袭击，美国人在白天袭击。每小时扔在德国城市里的炸弹比整个不列颠之战中所扔的还要多。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正遭受着与其轴心国同伴在欧洲所遭受的类似逆转。日本人在取得最初6个月的惊人胜利之后，终于受到了阻止，然后被迫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后退。造成战争进程中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资源和生产率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一旦转入战争状态，就能不顾日本人的狂热精神而使他们陷入困境。例如，战争初期的灾难使美国只剩下3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但珍珠港事件后的两年内，这个数字便猛增到50。同样，海军飞机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3638架上升到1944年的30070架；潜艇的建造从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的77艘；登陆船的生产则从1941年的123艘猛增到1945年的54206艘。

图280　美国制造的战斗机数量增长惊人，正如图示在1942年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的这家制造厂的情况。

日本人甚至都来不及着手对抗美国工厂的这股洪流。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开启了通往东京的漫漫征途。美国军队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逐步攻占了南太平洋上的其他敌军基地。到1944年年中，美国人已经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关岛，使日本本土诸岛处于新型的B29超级空中堡垒的射程之内。日本短暂的荣耀时期就此走向终结。

欧洲的解放

1944年至1945年，欧洲获得解放，解放的主力是由东挺进的苏联红军和从西面的诺曼底登陆海滩涌入的英美联军。由4000艘商船和700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从英国出发，于6月6日登陆诺曼底。在法国地下游击队的宝贵援助下，盟军巩固了他们的滩头阵地。到8月初，乔治·巴顿将军正迅速穿越法国北部，进逼巴黎。8月19日，抵抗力量在法国首都公开起义。月底，法国和美国军队解放了这座城市，戴高乐将军——当时被公认为法国人民的领袖——驱车前往巴黎圣母院。

在西方列强解放法国的同时，苏联红军正从东方迅速向前推进。至1944年春，他们已将德国军队赶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然后，苏联红军开始发动总攻。在北部，到9月时，苏联人已击败芬兰，使其退出战争；在中部，他们越过了波兰的新、老边界，挺进到华沙城下；在南部，他们到达了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河口。9月，罗马尼亚年轻的国王米哈伊趁机让他的国家退出了战争，从而为苏联红军打开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门。保加利亚也依例效仿，向苏联求和并站在苏联一边重新参战。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军这时处于被围歼的危险之中，遂开始尽快地撤退。当他们撤退时，南斯拉夫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从山上下来，并接手控制了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一发展促成了苏联和西方列强之间即将到来的“冷战”。在当地共产党游击队和异常的暖冬天气的帮助下，苏联红军继续向西挺进，进入奥地利和德国边境。到1945年4月，苏联人已占领维也纳，并正渡过距柏林40英里的奥得河。其时，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正在西线取得相应进展。1944年12月，他们在比利时的阿登山脉被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从这一暂时的挫败中恢复过来之后，盟军推进到莱茵河。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退却的德军竟忘了炸掉位于波恩以南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大桥。盟军蜂拥而过大桥，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莱茵兰，并捕获了25万名俘虏。盟军的7个军迅速穿过正在土崩瓦解的第三帝国。他们本可以攻克柏林，因为此时苏联红军还在奥得河上，而德军又将他们的防御力量集中在东线来对付苏联人，使西线通往其首都的线路几乎毫无防守。出于战略和外交上的考虑，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不去摘取这个战利品。

图281　1944年6月6日（D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该照片为两天后所摄，照片中士兵们和装备部队排着长长的队从滩头向内陆挺进，去增援先遣部队。

4月16日，当朱可夫向柏林发起最后的进攻时，盟军在一边袖手旁观。9天后，他就包围了这个首都。当天即4月25日，美国的一支侦察队同苏军的先头部队在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易北河河边的托尔高会师。4月30日，希特勒和伴侣爱娃·布劳恩在四周仍不断落着炮弹的混凝土掩体里自杀。5月2日，柏林向苏联人投降。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纳粹密使在兰斯向西方列强、在柏林向苏联无条件投降。同时，德军指挥官在意大利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定。墨索里尼企图逃往瑞士，但被游击队逮捕，并被立即处决。在米兰，他和他情妇的尸体被吊起来示众。

日本的投降

德国和意大利的投降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前景变得更加惨淡。1944年中，他们的本土诸岛已遭到以硫黄岛和冲绳岛为基地的超级空中堡垒的轰炸。美国空军将这两座岛屿用作基地，使日本人口稠密的城市像德国那样遭到暴风雨般的轰炸。日本人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那些薄木板和纸板结构的房屋在烈火中就像许多引火物一样被烧毁。

应对日本参战负责的军国主义者们不愿承认他们的错误，不愿开始严肃的和平谈判。就在他们犹疑不决时，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突然降临，结束了他们的优柔寡断。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超级空中堡垒将一颗原子弹扔在广岛，炸毁了五分之三的城市，炸死了14万居民。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迅速越过边境进入中国东北。最后的打击是8月9日在长崎市上空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7万人被炸死。极端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时仍反对全面投降，一时间，战争似乎将恶化成由强硬军官领导的游击战。但是，天皇在内阁和政界元老的劝说下决定投降，并于8月14日接受了同盟国的最后通牒。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举行了正式的投降仪式。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酷、更具破坏性。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850万人的死亡人数相比，这次大战的死亡人数超过了5000万人，其中包括2000多万苏联人、1500万中国人、500万德国人、250万日本人、100万英国人和法国人、30万美国人。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5000多万死亡人数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是被残忍地杀害的。这1000多万受害者是因种族、宗教、政治或其他原因而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诛灭”的。

图282　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举行，由麦克阿瑟将军主持。

三、世界历史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全球霸权趋向颓势的过程。因此，这两次大战对世界历史具有一个相似的意义。不过，它们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对当今的国际舞台有着重要意义。比起先前的霍亨索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欧洲和亚洲旧秩序的破坏要大得多。德国人侵占了整个欧洲大陆，日本人则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但是，这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它们到1945年已不复存在，留下了两大权力真空，包括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地区。正是这两大权力真空的存在，同任何意识形态的考量一样，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使1945年之后的迅速全面和解化为泡影。

两次大战战后时期的另一个差别是1945年以后殖民属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这与1918年以后帝国权力的加强形成了鲜明对照。20年内，欧洲诸幅员辽阔的帝国全部消失。因此，在紧随而来的战后岁月，全球两大突出的发展便是殖民地革命和冷战。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两章的主题。

[推荐读物]

最吸引人、最发人深省地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是S. Terkel所著的“The Good War”：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Pantheon出版社，1984）。 L. Morton所著的Writings on World War II（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67）是一部有用的文献目录指南。最全面的历史著作有B. H. Liddell Hart所著的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utnam’s出版社，1970），G. Wright所著的The Ordeal of Total War 1939-1945（Harper & Row出版社，1969），M. B. Hoyle所著的A World in Flames：A History of World War II（Atheneum出版社，1970）和R. A. Divine所著的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War II（Quadrangle Books出版社，1969）。

W. L. Shirer所著的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69）对法国的沦陷作了生动的描述。描述德俄战争各个阶段的著作有： B. Whaley所著的Codeword Barbarossa（MIT出版社，1973），G. I. Zhukov所著的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Harper & Row出版社，1969），A. Werth所著的Russia at War，1941-1945（E. P. Dutton出版社，1964），W. Craig所著的Enemy at the Gates：The Battle for Stalingrad（E. P. Dutton出版社，1973）和H. E. Salisbury所著的The 900 Days：The Siege of Leningrad（Harper & Row出版社，1969）。关于希特勒在东欧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做法的著作有： M. Gilbert所著的The Holocaust（Holt，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85），G. Fleming所著的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4）和D. J. Goldhagen所著的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Knopf出版社，1996），后者认为，很多德国人不是在服从屠杀犹太人的命令，而是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

分析导致日本加入战争的外交的著作有： H. Feis所著的The Road to Pearl Harbor（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0）和J. M. Meskill所著的Hitler and Japan：The Hollow Alliance（Atherton出版社，1966）。R. Wohlsetter所著的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4）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环境作了权威性的分析。D. Congdon所编的、由Dell出版了平装本的Combat：The Pacific Theater：World War II（1959）是一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优秀选集。J. Toland所著的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Bantam Books出版社，1970）用日本人的观点描述了战争。H. Feis所著的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0）为美国使用原子弹辩护，而G. Alperowitz所著的Atomic Diplomacy：Hiroshima and Potsdam（兰登书屋，1965）和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Knopf，1995）则攻击了美国使用原子弹，认为这是反苏的一个步骤。关于原子弹对人类的含义，见R. J. Lifton所著的Death in Life：Survivors of Hiroshima（兰登书屋，1968）。J. Dower所著的War without Mercy（Pantheon出版社，1986）在揭露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和日本兵营都盛行种族主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 Overy所著的Why the Allies Won（Norton出版社，1996）认为战争直到最后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同盟国的胜利并非是预先注定的。

最后，1985年8月的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值得一读，因为它整期登载了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后果及当代人类前途的重要文章。

[注释]

[1]Cited by A. Dallin, “The Fateful Pact: Prelude 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Times Magazine（August 21，1948）, p. 40.

[2]Cited by Dallin, “Fateful Pact”，p. 163.

[3]A. J. Toynbee, Experiences（Oxford University，1969）, p. 241.

第四十二章　诸帝国的终止

今后，那些［海外］国家的本地人也许会变得更强大，而欧洲本地人也许会变得更虚弱，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许会达到相等的程度，引起相互间的惧怕，转而能使独立国家放弃不公正行为，对相互权利产生某种尊重。但是，所有国家之间广泛的贸易自然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也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有可能造成上述力量的相等。

——亚当·斯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的结局。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洲还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帝国，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欧洲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迅速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以同样短的时间失去了其中的大部分。在1943年至1984年间，总共有94个国家赢得了独立。这些国家大约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42.1）。欧洲人在海外取得那么多的非凡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似乎又正在退回到500年前他们开始对外征服时的那个小小欧亚半岛（见地图30）。表42.1 还揭示出，继海外亚非殖民地脱离宗主国之后的是欧洲多民族国家分解成几个单一民族继承国。此表显示，在1991年和1992年，苏联被15个继承国、南斯拉夫被5个继承国、捷克斯洛伐克被2个继承国所取代。

表42.1　独立的进程

a 马来亚已于1963年同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英属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马来西亚，人口1000万。

b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于1964年联合起来，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即坦桑尼亚。

一、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帝国的领导人都阐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不过，尽管有这些声明，实际上，亚洲几乎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10年内、非洲大部分殖民地都在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出现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据首要地位的殖民列强空前衰落：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则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民主、反帝的情绪在诸帝国国内也得到了发展。殖民地白人自信地断言“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是上等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属地人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质疑。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西方诸帝国的终结既是由于缺乏统治的力量，也是由于缺乏统治的意志。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破坏。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我们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样赢得了自由，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20世纪初以来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大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种日益发展的运动（见第三十七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过西式教育的本土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和目标。并非偶然的是，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及劳改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会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最后，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二、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单个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赢得独立。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们强烈抗议，认为这一重大决定并未找他们商议，并于1942年8月7日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英国的回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大党所有的领袖。在战争剩下的几年中，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

1945年7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是印度事务中一个决定性的全新转折点。工党历来主张印度独立，这时，艾德礼首相为了履行其政党的承诺，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其政党的承诺和同情，事实是艾德礼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选择。事实上，英国已不再能在违背这个国家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实施统治，也不再存在着企图这样做的欲望。战争期间，印度行政机构人员组成已经更加本土化，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而且，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已经厌倦。因此，艾德礼这时能在国内较少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前“帝国明珠”之间的联系。

与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仓促会谈表明，一个独立的印度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印度。因此，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在同年8月14日、15日成为英联邦中的两个独立国家。

图283　一个蒙着头巾的妇女在印度农村投票。

三、东南亚

与印度形成对照的是，东南亚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人占领。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一种共同模式在这个地区清晰可辨。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都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见第四十一章第二节）。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端。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如果日本人当初实行了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够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获得有力的民众支持。然而，日本军方则另有打算，因此，这些原则就只是宣传口号，很快就让人觉得是空洞、没有说服力。这些军事领袖不是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一个由受控制程度不同的卫星国组成的地区。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依靠当地补给，结果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而且，他们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反过来，日本人能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没有强大到能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

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过最初的蜜月期之后便迅速恶化。如果占领期延长，日本人无疑会遇到严重的起义。对日本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在许多地区，他们把武器分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图284　最后一批英国军队撤出印度。

因此毫不奇怪，在日本人撤退后的10年内，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各国赢取独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取决于相关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印度的现实之后，对东南亚民族主义问题的处理最务实。1948年1月，他们承认缅甸为英联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并在第二个月里准许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不过，马来亚的独立却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种族成分混杂，那里的马来人和华人各占总人口的40％多一点，此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数欧洲人。

法属和荷属的殖民地也要求独立，但法国人和荷兰人较欠机变，因此情况要糟得多。荷兰人愿意给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们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仍不能满足后者的要求。双方的谈判破裂后，荷兰人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拖延到1947年，最后，荷兰人承认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武装冲突留下的影响导致两国以后的关系恶化。尽管在同一国王管辖下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存续了几年，但在1954年苏加诺退出后它便解散了。在以后的几年中，两国的关系因荷兰人拒绝将荷属新几内亚交给这个新共和国而变得更加紧张。1957年，印度尼西亚为了报复，没收了荷兰人价值10亿多美元的资产；1960年，它断绝了同海牙的外交关系。三年后，苏加诺控制了西伊里安，一个比英帝国大部分地区还要古老的帝国就此失去了最后残余的殖民地。

为了保住殖民地，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的战斗，但最后，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国组成：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了抵抗运动，反对恢复法国人的统治。虽然越盟由许许多多成分组成，但它却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国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胡志明——领导。1945年，战争结束后，胡志明宣布成立临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人拒不承认这一新政权，战争随即爆发。法国人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场消耗战却旷日持久。

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把在财政上支持法国人作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北越大部分地区都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年，法国人在奠边府遭到惨败。随即召开的日内瓦和解会议承认了整个越南的独立，规定以北纬17度为界将越南暂时划分为两部分，要求于1956年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以使国家重新统一。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给了胡志明半个国家，并使他期望在两年内得到另外半个国家，因为他的抵抗经历已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图285　1954年，抗法战争中，胡志明（1890—1969，中间者）与他的顾问们在一起开会。

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美国在南越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天主教领导人吴庭艳。吴庭艳的政策激起了农民和势力强大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致使他的政权于1963年被推翻，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政变，直到华盛顿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绍先后掌权为止。他们之所以能在西贡坚持下去，仅仅是因为美国不断升级的干涉：先是以资金和武器援助，然后发展到派遣“顾问”和战斗部队，以及实施轰炸。尽管轰炸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尽管50多万美军投入战斗，但胜利仍难以企及。战争拖得越久，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就越强烈。

尼克松总统谋求通过与中国和苏联的秘密外交来缓解僵局，并以他于1972年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公开访问达到顶点。最后，停火协议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订，其条款与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基本相同。这两个协定都要求将越南临时划分为共产主义的北方和非共产主义的南方；南越的前途由选举决定；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所有的外国军队——法国于1954年，美国于1973年——从整个印度支那撤军；一个几乎无权的小型国际委员会监督这两个协定的执行。

美国在1973年获得了它自己在1954年所反对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4.6万名美国人战死，60万南越军民死亡，北越死亡人数估计为90万。而且，这场战争对美国社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包括士兵滥用毒品，国内不满情绪高涨，以及1460亿美元的战争总支出导致财政困难，进而忽视了日益恶化的国家问题。1973年的《巴黎协定》最终也没能结束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拖到1975年4月，腐败的阮文绍政权在北越人的进攻面前像纸牌屋一样垮掉了。

四、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具戏剧性。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相形之下，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而且，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战后第一个10年见证了亚洲的解放，第二个10年则见证了非洲的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则在随后若干年中依次摆脱了外来统治。非洲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地区差异。与此相对应，对殖民地革命的考量不应基于非洲大陆，而应分别基于热带非洲、南非和中东。

即使仅在热带非洲内部，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西非，炎热和潮湿的气候是一个基本因素，它阻挡了大规模的欧洲移民。由于几乎没有坚持与帝国保留联系的欧洲定居者，宗主国政府比较容易同意独立。黄金海岸的情况就是如此，这里，杰出的非洲政治领导人是克瓦米·恩克鲁玛，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回国后，他组织了人民大会党，这个政党的独特之处在于拥有名副其实的民众基础。因此，它在1951年的大选中赢得了大多数选票，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在黄金海岸的行政机构中使恩克鲁玛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到1957年，该殖民地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

图286　加纳阿克拉市的波纹铁皮棚屋，它们与都市里的现代建筑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热带非洲其余地区也就紧跟而上。最重要的是尼日利亚于1960年赢得独立，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周围的法属殖民地也受到了非殖民地化热的影响，到1960年底，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转变成独立的非洲国家。

在东非，事态的进程则截然不同，这里通常被称为“白人的国家”，因为宜人的气候吸引了大量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很快就占据了最好的耕地，使得失去土地的非洲人组织了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茅茅”。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殖民者们坚决支持政府反对“茅茅”的运动。斗争旷日持久，双方都损失惨重，这时英国人才不得不承认，在西非和解而在东非强硬是无用的。

图287　布干达国王穆特萨和他的朝廷。穆特萨以精明狡黠和外交手腕著称，闻名遐迩的还有他独断且常常残暴的行径。他是少数几个能够维持强大而成功的军队和朝廷的非洲统治者之一，能够有效应对埃及和英国对他势力范围的觊觎。

因此，英国人释放了东非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东非人传统生活的论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义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这时，他被释放了，并像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于1963年成为肯尼亚总理。同一年，内罗毕举行盛大活动欢庆备受珍视的解放，肯尼亚宣布独立。

五、南非

将目光从东非转到南非，我们发现，这里经历了相同形式的冲突和暴力，并且基于相同的原因：大量欧洲定居者的存在。实际上，南非是在荷兰定居者于1652年登陆好望角时开始成为欧洲殖民地的。荷兰人的目的是收集荷兰船队在绕过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漫长航程中所必需的给养（水、肉类和蔬菜）。随着荷兰的衰落，1814年，英国接管了好望角上这一孤立的荷兰前哨。但是，荷兰定居者即布尔人，拒绝接受新的帝国当局。他们集体向北迁徙，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随着在这些共和国中发现钻石（1871年）和黄金（1886年），英国人决定出兵吞并它们。结果爆发了布尔战争（1899—1902年），以布尔人接受英国统治而结束，但作为回报，他们得到允诺可以自治。1909年，这一允诺兑现，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

半个多一点世纪之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亚非新成员国如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这些班图斯坦只占南非14%的土地，而非洲人却占南非3170万总人口（1984年）的73.8%。相比之下，白人仅占14.8%，阿非利卡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占五分之三。其他种族成分是混血人种（9.3%）和亚裔（2.9%）。

少数阿非利卡人之所以能够控制南非，一方面是因为议会代表的安排偏向于阿非利卡人占优势的村域，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非白种人同等机会，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就会崩溃。他们的劳动，同有色人种和印第安人的劳动一样，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他产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不能养活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要求以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种族隔离之所以能在南非长期维持，主要是因为政府拥有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正如在大规模屠杀沙佩维尔（1960年）和索韦托（1976年）的黑人示威者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证明是有效的。此后，它便受到了既来自国内、又来自国外的反对之浪的真实冲击，并首次威胁到种族隔离的前景。反对由几种成分构成，最重要的是“愤怒的一代”——完全被疏离的年轻非洲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另一个重要的反对成分是黑人工会，它们得到了与雇主谈判的权利，但它们却用其组织的力量在政治斗争中反对种族隔离。由此造成的混乱促使南非的商业领袖公开呼吁取消种族隔离，甚至要求会见被取缔的非洲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同样，南非的神职领袖——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戴斯芒·图图大主教——也抵制种族隔离，批评政府利用“法律和秩序”和防范共产主义来为其压制黑人政治热望的行动辩护。

最后，比勒陀利亚政府首次遭到了来自外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教会、学生和工会界的反对。这一运动强硬得足以迫使美国政府于1985年9月对南非采取某些经济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贷款、禁止出售计算机和禁止进口克鲁格金币。这些压力对彼得·W. 博塔总统来说非常大，他于1989年辞职。

博塔的战略是依靠政府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用武力把“重大的”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大多数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非洲人，与其相反，博塔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W.德克勒克则宣称，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在非洲人要求的“一人一票”和阿非利卡人答复的“永远不给”之间进行调和。1990年2月，德克勒克开始了他那戏剧性的探索：使非洲国民大会党合法化，释放已在监狱里关押了28年之久的该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德克勒克甚至走得更远，他公开宣称未来南非所有成年人都能投票，不过，他补充说，这一选举权的给予必须为“制衡制度”所平衡，以保护包括迄今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尽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支持种族隔离社会，但通过以普选权为基础的4天自由选举以达到和平过渡到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新南非却被证明是可能的。1994年4月下旬，选举举行，曼德拉的非洲国民大会党赢得了62.7%的选票（在新议会中占252席），德克勒克的国民党获得了30.4%的选票（占82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以祖鲁人为主的因卡塔自由党得到了5.8%的选票，由前军队领导人、主张白人统治的康斯坦德·维尔客领导的自由阵线得到了2.8%的选票。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曼德拉替代德克勒克成为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作为第二大党的领袖成为副总统。

图288　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总统，从而结束了少数白人的种族隔离政府，该政府关押了他28年。

新南非与种族隔离的前南非之间的对比在宪法里十分鲜明；新宪法直截了当地规定：“需要建立一种新秩序，在其中，所有的南非人都将被授予在一个主权和民主立宪的国家内共同的南非公民权；在这个国家里，男女和各种族之间一律平等，所有的公民将享有和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种种族隔离制度是阿非利卡人利用美国南部的黑人隔离法作为样板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南非的公民超越了这一种族歧视和隔离的传统，而就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在美国，罗德尼·金则在他被殴打和随即而来的洛杉矶大暴乱之后，提出了极度痛苦的问题：“我们大家能和睦相处吗？”

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还不能说南非人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双方令人鼓舞的领导，他们已向答案迈出了第一步。当然还有更多的步伐要迈，因为新南非继承的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1990年，白人控制着87%的土地和95%的生产资料。1990年，为满足白人社会需要的政府支出比为满足非洲人需要的支出人均高出5倍至6倍。[1]毫不奇怪，那些从这种舒适的安排中受益的人在未受到激烈反抗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将其放弃的。

六、中东

中东的动乱和暴力甚至比非洲的更为突出。不过，其基本原因不是外来定居者的侵入，而是持续千年的坚持和碰撞——拥有冲突观点的诸古老宗教。

这种敌对在巴勒斯坦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文所述，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三种对立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要求，以及英帝国主义的关切——的战场。这些利益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中得以加剧。种族灭绝使巴基斯坦面临向绝望的犹太幸存者开放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阿拉伯人立即表示反对，但联合国大会却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进行划分。第二年，犹太人随即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它被称为以色列。杜鲁门立刻承认了这个新国家，但阿拉伯人也同样立刻派军队越过了以色列边界。

图289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图为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在握手，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担任主持。

战争的进程与普遍的期望相反。以色列人击退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然后向前推进占领了比联合国分配的更多的领土。阿拉伯人要求归还多占的领土，但以色列人拒绝了，认为这是他们在由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中赢得的土地，而且这多占的土地是已从全世界涌入的犹太移民所必需的。

这一争端导致了僵局和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这种下行的螺旋一直持续到1993年9月13日才被遏止，至少是暂时被遏止，这一天，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签署了一个协定。该协定呼吁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临时议会，代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时期内产生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协定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策划了一些激起情感的集会。最典型的是反对该协定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激情演讲：“拉宾先生，你轻蔑地提到了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我要告诉你，将我们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只是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还有4000年的历史。你说《圣经》不是一种所有权的契约，但我说恰恰相反——《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圣经》是我们的契约。”[2]

这种宗教戒律式的政治概念演示被各种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真主党——作了反面的复制。这些组织比世俗的巴解组织更好战，因为它们根据宗教原则拒绝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意愿。哈马斯在其纲领中阐明：“所有巴勒斯坦的领土都是永远属于穆斯林的穆斯林财产。”——一种明显的内塔尼亚胡关于《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和“我们的契约”的伊斯兰版本。

这种政治和宗教模糊不清的全部含义在1995年11月4日得到了展现，这一天，一名犹太教学生伊戈尔·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枪杀死了总理拉宾。阿米尔反复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阻止拉宾实施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危及以色列人的协议。“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上帝……（与巴解组织的协议）引起的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我只是按上帝的旨意行动，我不后悔。”[3]

“不后悔”也是阿比尔·威海蒂的反应，她因参加一次杀害一名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动而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英雄。当她获释后，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说：“当然不。他是一个定居者，这里是被占领土。他们在这里的存在是非法的，这是对占领的合法抵抗。我别无选择。”[4]

[推荐读物]

用不同的观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革命的著作有：R. Emerson所著的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 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0）；D. Horowitz所著的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Penguin出版社，1969）；L. Kaplan所编的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Study（Vintage出版社，1973）和R. J. Barnet所著的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World出版社，1968）。

关于印度赢得独立，见M. J. Akbar所著的Nehru：The Making of India（Viking出版社，1989）和V. P. Menon所著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7）。漫长的越南战争引起了诸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下列著作是最新的和最值得注意的：General B. Palmer，Jr.所著的The 25-Year War：America’s Role in Vietnam（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5）；G. M. Kahin所著的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Knopf出版社，1986）和G. Kolko所著的Anatomy of a War：Vietn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Pantheon出版社，1986）。

关于全面概括非洲的觉醒，见I. Wallerstein所著的Africa：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兰登书屋，1963）；P. Gifford和W. R. Louis所编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Decolonization，1940—196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2）；R. Emerson 和M. Kilson所编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Africa（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5）以及R. I. Rotberg和A. A. Mazrui所著的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

关于中东民族主义的崛起，见G. Lenczowski所编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the Middle East（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0）；A. Home所著的A Savage War of Peace：Algeria 1954—1962（Viking出版社，1977）；P. J. Vatikiotis所著的Nasser and His Generation（St. Martin’s出版社，1978）和A. Hourani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1）。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不同解释的著作有：T. Draper所著的Israel and World Politics（Viking出版社，1967）和The Israeli-Arab Reader（Bantam Books出版社，1969）；E. W. Said所著的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Times Books出版社，1980）；M. Benvenisti所著的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Villard出版社，1986）；D. K. Shipler所著的Arab and Jew：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Times Books出版社，1986）；Y. Harkabi所著的Israel’s Fateful Hour（Harper & Row出版社，1988）和T. L. Friedman所著的From Beirut to Jerusalem（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89）。

[注释]

[1]Los Angeles Times, July 1，1990.

[2]New York Times, October 6，1995.

[3]New York Times，November 6，1995；March 28，1996.

[4]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1997.

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任务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益往往会使同盟分裂。

——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西欧也受到革命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二战”比“一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6年来，他们遭受着突袭、大范围的地面战，以及因逃难、服苦役、被监禁。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43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阵亡人数则达1690多万。死亡总人数接近“一战”的3倍，物质损失则达13倍。

那些幸存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援机构将1200多万“流离失所者”遣送回家，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会想去革命。

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的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由莫斯科指挥，是一种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更大程度上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的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时岁月，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死敌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美国的危险，同样，苏联人为保卫家园的事业也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1]

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以理想主义的措辞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次月，《美苏租借协定》亦签署，这些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5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此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都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紧跟在军队之后，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已分发了主要来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做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还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国家利益越来越想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也因内部不和而走向分裂，并在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领导人在战时未能认真地为战后和解拟定计划，这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到1944年秋，政治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谷上游的推进正在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而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则在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主导的巴尔干半岛浮现在未来，这促使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受迫于不利的战略形势，接受了苏联在北巴尔干的优势，以维护英国传统上在希腊的首要地位。

丘吉尔和斯大林瓜分巴尔干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于1944年10月9日晚在莫斯科会晤。丘吉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两人当时是如何将巴尔干半岛划分为英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的。*

看来是谈正事的时候了，于是我说：“让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巴尔干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有利益、使团和代理商。我们别在小问题上相互误解。就英国和苏联而言，你们在罗马尼亚有90％的优势，我们在希腊有90％的决定权，在南斯拉夫我们各占一半，你看怎样？”翻译在译这些话时，我将这种划分写在了半张纸上：

我将这张纸推给了当时正在听翻译的斯大林。稍微停了一会儿，他拿起蓝色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钩，又将它推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确定它的时间还没有写它的时间长……

此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写着铅笔字的纸就放在桌子中间。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以这种简便的方式处理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觉得有点玩世不恭？我们把这张纸烧了吧。”“不，你留着它吧。”斯大林说。

*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riumph and Tragedy（Houghton Mifflin，1953）, pp. 227-228.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却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它们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忠实地遵循克里姆林宫当时的方针。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本可以像具有民族主义意志的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而易举地阻挡英国军队。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恭顺服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它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为了确保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一致同意的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把国家政权转到他中意的希腊王室流亡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都被提了出来，却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进而发展成激烈、血腥的雅典战役。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挺进，在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雅典地区。

1945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扎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允诺希腊进行选举并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全民投票。这样，丘吉尔就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了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交易正在生效并发挥着作用。

图290　1945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巨头”在雅尔塔举行最后一次会晤。

1945年2月，雅典的战火未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首，举行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未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俄国割让给日本的领土及特许权。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大多数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于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是他的军队实施解放并实际占领的。考虑到这种情形，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纸面协议是令人满意的。苏联将得到的波兰领土位于调整后的寇松线以东，这条线是“一战”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亲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可以理解的是，后者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的政策声明——《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理论上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

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无足轻重。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发生摩擦的无尽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它——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不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可以无所顾忌地采取这一立场，因为前一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

相反，斯大林则坚持莫斯科协定，他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北巴尔干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坚持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他于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下一次三国会议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要求在东欧自由选举政府时，斯大林的反应是：“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2]“友好”政府和“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291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尽管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但雅尔塔会议仍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被认为是同盟国战时合作的顶峰。同盟国的合作还表现在联合国（UN）的成立上。1945年4月至6月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的宪章。到1990年，联合国成员国已是当初的三倍多。有些新成员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同其前身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建立也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及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协作组织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者是在理事会推荐的基础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两年。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再加上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大国达到一致，和平才可能得到维护。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它制订了种种计划，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者提供更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疟疾患者，将儿童一周岁前的夭斩率降低40％，为占世界成年人人口一半的文盲提供教育。

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在执行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却时好时差。它通过提供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帮助防止了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和克什米尔等地的战争。但是，它却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中东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即所谓“灌木丛之火”。在1962年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或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联合国也没有举行任何磋商会议。同国联一样，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在于：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端的机器，却不能强令使用这台机器。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远东战争宣告结束。这时，获胜的同盟国也就能够专心致志地谋划和平蓝图。它们的外交部部长在1947年2月10日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它们的边界。

二、欧洲的冷战

跟随这些和约而来的是东西方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可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要求对权力关系进行某些根本性的再调整。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调整也是很难安排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在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了意识形态议题，再调整的进程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冷战日益逼近，最戏剧性的表现是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状况太糟，使得许多穷困的农民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形势日益恶化，使苏联集团鼓动和援助游击队反对英国支持的雅典政府。

这些情况使起义获得了想当可观的民众支持，起义从北部山区蔓延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一些较大的岛屿。镇压起义似乎难以行得通，因此，希腊面临着长期内战的前景，并可能导致共产党最终获胜。杜鲁门总统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宣布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则。他说“希腊的存在如今正受到威胁”，他要求国会拨出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样，英国也就交出了它在希腊维持了一个世纪的首要地位，而美国则负起了阻止共产党在东地中海地区扩大其影响的责任。

图292　哈里·杜鲁门总统欢迎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从欧洲归来。杜鲁门和马歇尔是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

事实证明，这一任务远比预料中的还要昂贵。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间，美国为军事目的花费了近4亿美元，为经济援助花费了3亿美元。尽管援助如此慷慨，但1947年和1948年的战役都是无功而返。1949年，胜利的天平决定性地倾向了雅典政府。铁托与斯大林的分裂使铁托元帅封锁了南斯拉夫边境，阻止向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同时，雅典军队正在接受美国军官的再培训，以开展运动的进攻战，而不是固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1949年秋，国家军队能将游击队赶出山区据点，并能到达和封锁北部边界。

在经济领域中，与杜鲁门主义对应的是通常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复兴计划。这一计划到1951年12月31日终止，总共投入了125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投资，再加上欧洲的人力物力，使欧洲能够迅速复原，生产和生活标准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是，从东、西方关系这一角度看，马歇尔计划则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1949年1月，莫斯科设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东方版本。

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分界线也就被划定了。冷战全面展开了，在随后的5年中，一个又一个危机接踵而来。行动和反制日渐升级，最终形成两大对抗性的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4月4日），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5月），由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组成。这样，欧洲也就与德国一样，被冷战一分为二。

三、远东的冷战

1950年，冷战的焦点从欧洲转移到远东。这时，东方与西方在欧洲已形成均势。但是，远东的均势却被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胜利所打破。正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副产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副产品。

蒋介石在1927年就已成为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但从一开始起，他的国民党政权就受到了两大劲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处境变得特别困难。

1945年8月日本的投降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接管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而展开了激烈争夺。共产党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接管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蒋介石则立刻取消了这些命令，并坚持要求，没有他的指示，共产党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但他被无视了，并且国共军队之间开始出现冲突。共产党人占领了大城市周围的农村。他们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后者将日本人在中国东北交出的武器转给了他们。国民党则得到美国海军、空军的运输协助，从而赢得了各大城市。

共产党军队从东北地区突然发起猛攻，攻克了华北各大城市。到1949年4月，他们已在横渡长江，向华南地区成扇形展开。共产党的强大军队在南方甚至比在北方推进得更迅速。到1949年底，它已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逃往台湾岛，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图293　蒋介石（1887—1975年）曾是一名青年革命军官。

远东的情况同欧洲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出现了冷战。但是，在远东，当1950年朝鲜军队入侵韩国而导致朝鲜战争爆发时，冷战变成了热战。

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国介入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则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时，朝鲜军队迅猛地长驱直入到离半岛南端的釜山港不到50英里的地方。此后，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远远地向三八线附近的海岸推进，并在12天内夺回了韩国首都首尔。朝鲜人因其交通线被切断而不得不后撤，仓促程度同之前的推进一样。到9月底，联合国军已经到达三八线。

这时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由于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已回到安理会，这一问题被转交给联合国大会。1950年10月7日，大会决定“为了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民主政府，可以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地占领了朝鲜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他们已抵达朝鲜和中国的分界线鸭绿江。

此时，随着中国志愿军在苏制战斗机的支持下发起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迅速地向南推进，看上去就像在重复战争的第一阶段。1951年1月初，他们重新占领了首尔，但联合国军这时已恢复过来并坚守阵地。3月，首尔再次易主，到6月，战线大体上固定在三八线一带。

到1951年中，整个战线已明显处于僵持状态。经过两年激烈、时常被打断的谈判之后，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反映了军事上的僵持状态。朝韩之间的分界线大体上仍与战前相同。西方列强成功地遏制了朝鲜的共产主义，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中国人则确保朝鲜继续作为中国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一个共产主义缓冲国。当时，朝韩的大部分农村都已毁弃，大约10%的朝鲜人死于战乱。

图294　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敌人除了共产主义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还有恶劣的天气。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交替更迭。冰雪和寒冷帮了中国人的大忙，1950年11月，他们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将其赶到了南方。

四、冷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西欧和东欧国家都被迫转而寻求两个新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在军事方面，西欧依赖美国组织的北约，东欧依赖苏联组织的华约。在经济上，西欧依靠美国资助的马歇尔计划，东欧依靠苏联组织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从理论上说应该从苏联获得援助，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主导地位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面对冷战的压力，来自它们的支持变得不可或缺。但是，冷战在愈演愈烈数年之后，于1953年开始减弱。一个原因是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固执的约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了。他的较年轻的继承者们准备缓和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在美国，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则正在取代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利于国际“解冻”，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在朝鲜缔结和约，而杜鲁门政府则会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而极难这样去做。因此，1953年7月，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而消除了国际紧张局势中最大的一个根源。

图295　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后，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召开了一些冗长而又令人痛苦的会议，以探讨如何应对。在这张照片中，总统（右二）俯身站在桌旁，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左边踱步。

在接下来的月份里，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机密。悖谬的是，这加强了和解进程。众所周知，美国在比基尼岛爆炸的那颗氢弹比广岛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750倍，而后者炸死了14万人。除去最狂热的冷战斗士，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战争不再是国家政策的一个可行工具。

氢弹的威慑效果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表现出来，这次危机的突然发生是因为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而且美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不久都将处在其射程之内。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广播讲话中宣布“隔离”，禁止船只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并要求撤走苏联战略导弹。但是，他没有要求消灭卡斯特罗政权，甚至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御导弹。当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航向时，当美国确信苏联油轮未带进攻性武器而放行时，很明显，这两个国家都不想打仗。最后，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下令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并在联合国监督下拆除了苏联设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为回报，美国结束封锁，并保证不侵略古巴。

尽管古巴危机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它却是一起临界事件——战争看上去一触即发，由此促成了几个限制核武器的协定：控制核武器试验协定（1963年）、禁止太空核武器协定（1967年）、拉美无核区协定（1967年）、在现有核国家以外不扩散核武器协定（1968年）、禁止海底核武器协定（1971年）、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协定（1971年）和第一个西方——苏联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2年）。这些协定合到一起，在实质上缓解了冷战期间的国际紧张局势。

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极危险的侥幸，比当时受惊的世界所认识到的更危险。这一点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1989年1月美国和苏联官员在莫斯科会面、回顾和反省当时的情况时变得很清楚。危机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从与莫斯科的讨论中得出以下结论：

导弹危机充满了错误信息、错误判断、错误计算的例子……这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回到无核的世界。[3]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冷战在缓慢而痛苦地解冻。但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却突然且出乎意料地结束了。原因既简单又富有戏剧性。发动冷战需要两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两方是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但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却迅速衰弱到实质解体的地步。震惊的世界目击了苏联从我们的世界地图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如何和为什么变成独联体将在下一章中予以分析。

图296　1958年，毛泽东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交谈。这时中苏同盟已开始出现裂痕。

与苏联的解体一样令人吃惊的是苏中同盟的破裂。当得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时，他们立刻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包括英国和印度在内的20个国家也都先后承认了中国。但是，美国则继续将流亡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视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因而转向莫斯科，并于1950年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苏联将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大规模的现代化军队，并开始实现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

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一苏中同盟开始出现破裂的迹象。共产党世界中这一惊人的重大分裂似乎部分是源于国家利益冲突，部分则是源于意识形态冲突。国家利益问题由传统的物质原因如边界划分造成。在苏联地图上，分隔两国的2000英里长的分界线已得到详细精确的描绘。而在中国地图上，有些地段则仍被划为“未划界”，其中包括帕米尔高原东部边境、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些岛屿，以及与蒙古相接的几乎整个边境。这些领土过去曾属于中国，19世纪被沙俄吞并，现在共产党中国提出了主权要求。在这些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已经发生了许多武装冲突。

在中苏争端的初期，意识形态问题似乎比边界问题更重要。在中国，多年的革命斗争已促成了一种人类和社会关系的新观点——一种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秩序的观点，在这里，个人行为受为社会服务的愿望而不是私利所驱使。因此，尽管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在进一步工业化和提高生产率方面是成功的，但毛却不愿意接受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和这些计划所立足的官僚精英统治。这解释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官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苏联人认为这是笃定要失败的乌托邦式浪漫主义，这也是他们向毛泽东中止援助的一个原因。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毛泽东的继承者们发起了一场“现代化”运动，它不仅采取了以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措施，而且还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下走，走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措施包括恢复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在工厂以个人经理取代革命委员会；奖优惩劣；从工业的自力更生转向大规模地引进设备和技术。

这一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格局。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巨人在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全球性斗争中已不再是亲密的同盟。相反，它们在寻求实用经济战略方面正在相互竞争，以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期望。冷战世界格局正是以这种方式让位给一个迥异的世界格局，这一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成型，并将持续到21世纪。

[推荐读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和随之而来的冷战是许多历史学家争论的主题。传统的观点认为苏联应对冷战负主要责任，这类的著作有：H. Thomas所著的Armed Truce：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6（Atheneum出版社，1987）；R. J. Maddox所著的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3）和J. L. Gaddis所著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3）。修正主义的解释认为西方应负责任，或应比苏联负更多的责任。最早详细提出这种观点的是D. F. Fleming所著的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1917-1960，2 vols.（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61）。这一论点已被其他作者作了详尽阐述，例如：G. Kolko所著的The Politics of War：The World and U.S.Foreign Policy 1943-1945（兰登书屋，1969）；W. La Feber所著的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John Wiley出版社，1968）；T. G. Paterson所编的Cold War Critics：Alternatives to American Policy in the Truman Years（Quadrangle Books出版社，1972）；N. D. Houghton所编的Struggle against History：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72）和B. A. Weisberger所著的Cold War，Cold Peace：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since 1945（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4）。关于杜鲁门主义和近东，见B. Kuniholm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0）和L. S. Wittner所著的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82）。最后，R. L. Garthoff所著的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American 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Brookings出版社，1985）考查了1966年以来的美苏关系。

有关远东的外交，下列著作中也有不同的解释：Y. Nagai和A.Iriye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7）；Tang Tsou所著的American’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4）；W. I. Cohen所著的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John Wiley出版社，1971）；B. Cumings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4）以及J. Halliday 和B. Cumings所著的Korea：The Unknown War（Pantheon出版社，1988）。

关于全球两极主义的结束，见W. S. Vucinich编著的At the Brink of War and Peace：The Tito-Stalin Split in a Historic Perspective（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82）；W. G. Rosenberg和M. B. Young所著的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和R. J. Barnet所著的The Alliance：America，Europe and Japa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3）。

[注释]

[1]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Grand Alliance（Houghton Mifflin，1950）, p. 373.

[2]P. E. Mosely, “Face to Face with Russia,” Headline Series, No. 70 （July-August 1948）, p. 23.

[3]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1989.

第四十四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我们正处于人们迄今所知的最大的技术革命之中，它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要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变革或早期的工业革命密切得多，当然也迅速得多……

——C. P. 斯诺，1966年

当代的重大问题是所有社会的所有人都要面对的。1985年，在对安全的绝望寻求中，投于军备的钱约达1万亿美元。但是，钱花得越多，越不安全。两个超级大国已积聚起最大规模的武器储备，可是美国人和苏联人没有比瑞士或斯里兰卡这些小国家的人民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同样，失业和贫穷通常是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灾难，但是今天，除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外，西欧和北美的千百万人也在深受其苦。生态的恶化通常归因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短视政策，准许对本国热带森林的滥砍滥伐，使可耕地荒漠化。然而，美国中西部的表土同在干旱尘暴时代一样也在继续遭受侵蚀；加利福尼亚州部分肥沃的中央谷地正在变成盐土荒漠；在美国东北部、加拿大东部和欧洲北部，酸雨正在使森林变成棕色，使湖泊变成无生命迹象的蓝色，更不用说伦敦、巴黎和科隆的名胜遭到的侵蚀了。

这些苦难正在毁坏世界各地的社会，那么，什么应该对此负责？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但可能最基本的就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在第二十六章里已提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无论对欧洲地区还是对非欧洲地区具有多么决定性的影响。今天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要比之深刻得多，迅速得多，而且遍及各个方面。在这一章，我们将考察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起源和性质，然后分析其对世界各地区和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和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若干技术突破如此重大，意义如此深远，以致值得将其归类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实例：核能。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蒸汽动力、电和汽油发动机这类新能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带的一声爆炸标志了对原子动力的驯服。这一动力首先运用在军事方面，即将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今天，原子动力已被用于其他许多目的，如核动力船、生物医学研究、医学诊断和治疗以及核动力厂。

实例：取代劳力的机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节省劳力的机器，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正在创造取代劳力的机器。这些新机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使用的防空炮台，这些炮台里装满了计算机——将电子存储器和命令机器处理所存数据的程序结合在一起的装置。采用了微导体即硅片之后，计算机现大大变小、变快。它们现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并被广泛应用于发电厂、营业所、超级市场的收银台、纺织厂、电话转换系统和工厂的生产线。计算机是机器人的“大脑”，今天，这些机器人被用来从事焊接、油漆、搬运物资等工作，明天，它们还将被用来做家务。

实例：航天科学。当德国人用他们的V-2型火箭轰炸伦敦时，他们是在使用几年后导致航天时代的武器。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把人造卫星1号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人类第一次冲破重力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探测宇宙空间。还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见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缺乏重力和无限制地提供真空、超高温和超低温，宇宙空间为制造商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因此，有些计划现已在进行中，其目的是为了建造自动化的太空制药厂，以生产各种疫苗和适于各种酶的纯组织培养；建造某些自动化的太空工厂，以创造用于种种电子线路的几近完美的晶体；建造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以承载通过微波从太阳到地球站的能量。更为先进的是诸如美国物理学家杰拉德·K. 奥尼尔和苏联天体物理学家约瑟夫·S. 什克洛夫斯基等科学家的思考，他们预测人类将在宇宙空间建造巨大的平台或岛屿，在那里生活的人最终也许将比在地球上生活的人还要多。

实例：基因工程。1953年，科学家们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这种携带各种生物遗传密码的化学物质的结构。自从学会如何通过DNA阅读基因信息以来，科学家们还学会了如何通过切开和拼接基因、通过使动物和人的基因在细菌体内增殖，甚至通过在试管里制造全新的人造基因，来编写他们自己的基因信息。因而，科学家如今能够阅读基因密码，修改基因密码，并创造出新的基因密码。人类从大约1万年前开始驯化动植物起，就一直在干预基因。但现在，这种干预是直接和瞬时的。科学家们现在不是在动植物中观察许多代后作出选择，而是在一个个单独的基因中选择，并操控它们。这种基因工程为新的农业革命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在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已创造出胰岛素、生长激素以及若干种新的疫苗，其中包括一种能防止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牛口蹄疫。

实例：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两部分——积累信息和传播信息。今天，知识积累的速度是空前和爆炸性的。仅世界各地每24小时公布的科学信息，其量之多，即可填满7套24卷一套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样空前和爆炸性的是用计算机储存和检索信息的速度，还有以光速——尤其是通过卫星——向全世界发送信息的速度。任何国家中的任何人都能通过报纸、杂志、收音机、电视机或计算机得到这种信息。

实例：新的农业革命。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农业革命，以圈地、经过改良的种子、科学化的畜牧业，以及新的农业机械为特征（第二十七章第四节）。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也是农业革命（“绿色革命”），这场农业革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的急遽上升而引起的。主要谷类植物的各种新杂交品种连同灌溉、肥料和农药一起，大大增加了作物产量。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基因工程的发展，继第一次“绿色革命”之后发生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科学家将取自不同生物的基因材料加以混合、配对。这一技术不仅带来诸如人胰岛素和干扰素这类有用物质，它如今也正被应用于农业，由此带来的植物能在盐性或干燥的土壤中生长；能够制造它们自己的氮肥；不易受由病毒、细菌、真菌和蠕虫引起的各种病害的影响；产量更大，营养价值也更高。这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的一个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对它的发源地——欧洲大陆——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其余地区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由于这场革命要强有力得多，它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也相应更具破坏性和覆盖性。

图297　科学家们正在越来越多地了解促使严重疾病最终生成的基因因子。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做一次能预测你自己远期健康状况的基因检查吗？

二、对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影响

战后的繁荣与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工业在这些年中的年增长率是空前的5.6%，世界贸易则是7.3%。这一长期的繁荣是由若干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弥补战时损失的需要、对战时所忽略的商品和服务的井喷式需求、源自诸如电子设备和喷气式运输机等军事技术的民用副产品，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和整个冷战年代中的巨大军事购买力。

在这一繁荣时期，跨国公司充当了全球经济扩张的先锋。它们现在首次获得全球性运作所需的技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某些革新，其中包括集装箱运输、卫星通信和计算机现金管理系统。这类设施使这一时期的中等跨国公司有可能在11个不同的国家生产22种产品。跨国公司现在不仅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制成品，而且还输出工厂；在第三世界国家，计日工资常常并不比跨国公司本国的计时工资高，有时还更低。因此，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时期，跨国公司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而非跨国公司仅为4%。

这一全球性的繁荣渗透到工人阶级，至少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如此。实际工资大幅提升，为周末短途旅行、年度假日旅游以及私人住宅、轿车和其他耐用品的赊购提供了足够的钱。这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必需的购买力，可以避免过去那种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然而事实证明，同1929年大崩溃前夕时的经济学家一样，他们也犯了过于乐观的错误。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繁荣让位于“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一种难堪结合。战时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大战期间被推迟的消费需求已得到满足，扩展中的工业生产力最终引起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导致出现剩余物质，因为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至少没有作为消费者被包括在这一全球繁荣中。海外工厂支付的低工资限制了当地的购买力。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不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这一比率是15：1，据世界银行预计，到20世纪末，将变成30：1。

图298　1954年1月，《生活》杂志介绍了一些郊区生活先行者的情况。报道反映出种族隔离的居住模式，被刊载的都是白人家庭。照片中的这个家庭享受了“一种舒适安全的生活，他们拥有五位数的收入，这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似乎是终极经济目标”。12291美元的年收入让他们在丹佛六居室外带一个自建房的款项之余，还可挥霍一笔——买一台389美元的电视机。

后“二战”繁荣的一个根本结构性软肋是，它依靠的是一体化全球生产，却缺乏全球消费。这种不平衡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原材料的价格不成比例的下降和它们所负的沉重外债而变得更趋严重。到1986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已接近1万亿美元，债务的利息付款占去了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一半。为了应付利息付款，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减少了它们的社会支出和进口额。但是，所有工业国的三分之一的出口物都已去向第三世界，所以第三世界进口额的减少迅速增加了第一世界的失业人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5个成员国中，平均失业率在1973年为3.4%，1979年为5%，1983年为8.3%，1995年为11.3%。失业率又转而引起了对保护性关税的需求，这令人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对大萧条的开始起了促成作用的保护主义。

这些经济上的打击驱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信心和欣悦。经济学家们原本以为他们终于打破了解决繁荣与不景气的循环，这时却表示出困惑和担心。在国际高级研究所联合会的一次会议期间（1983年6月），来自15个国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都不再令人满意。“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失序的星球上，它建立在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些概念与当今现实毫无关系……我们想对那些基本信条提出质疑，看看能否对它们加以修改或调整。”[1]修改或调整的必要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1996年的报告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该报告指出，全世界有30%的劳动力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社会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挫折给经济学家们造成了智识上的不安，而对许多已习惯于较富裕的生活的人来说，这些挫折则具有多得多的破坏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鼓励农民增加销往海外市场的产品产量，以抵消日渐上升的贸易逆差。农民们热情地响应，因此，农业出口额从1971年的80亿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438亿美元。接着，由于华盛顿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禁止对其出口，美元的估价过高——这实际上是在1984年向所有的美国出口商品征收了32%的附加费——以及财政上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减少了各种产品的进口，国外市场骤然萎缩。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下降了21%，总量下降了20%。

美国农民发现自己一下子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之中，这尤其是因为许多人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提高产量，以高利率大量借贷购买土地和设备。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家庭农场的数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680万这一高峰下降到1980年的280万，进而下降到1994年的190万。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1985年，家庭农场的收入仅为非农场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农场居民的贫困率为24%，而非农场居民的贫困率为15%。由此产生的情绪与社会的混乱反映在自杀率中，1984年，艾奥瓦州诸农业县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线的两倍。

图299　图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一个富裕的家庭骑脚踏车经过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们。20世纪80年代，不断上涨的房屋价格和大多数精神病院关门结合在一起，使得流落街头的美国人不断增加。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后期，无家可归的美国人在30万到300万之间，确切数字取决于如何定义无家可归者和估测者的政治目的。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混乱在都市社区也表现得和乡村一样明显。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远低于大萧条时期，但许多城市工人认为自己现在的境况恶化了。在20世纪30年代，失业被认为通常是周期性的，因此，一定会随着由不景气到繁荣的过渡而告终。今天，人们已认识到不能作这种推测，因为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随着工厂由人工昂贵的国家迁移到人工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能要求和得到他们已开始习以为常的高工资。其次，自动装置和机器人的普及正在取代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和工厂里的“蓝领工人”。整个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从1970年1月的1000万上升到1983年1月的3100万。确实，虽然工厂工作正在减少，但服务性工作（例如银行出纳员、快餐店员、酒店职员、娱乐与健康的服务员）正在迅速地增加。但是，服务性行业的工资大大低于制造业。

这些数据的人权意蕴已在1985年的一份报告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份报告是一个由22名成员组成、调查美国饥饿问题的医生特别工作组提交的，该工作组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J.拉里·布朗。这个特别工作组除了在寻找“饥饿的面孔”的过程中采访那些挨饿者本人外，还采访了州长、教师、部长和社会工作者。这些调查者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平民正在挨饿，其具体的含意就是，他们无法购买足够的日常食物，周期性地发生食物断绝的情况。这些医生说：“在美国，饥饿是一场全国性的流行病。我们的判断是，美国的饥饿问题在最近10年至15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相信，今天，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论去哪个城市、哪个州，都会发现那里存在着广泛的饥饿。”[2]

同这份报告一样揭露了美国饥饿问题的是福坦莫大学1993年10月的一份报告，里面有社会学家发布的年度“社会健康指数”。它通过分析人口调查局提供的关于十六大社会问题的报告来检测美国社会的福利，这些问题包括失业、青少年自杀、中学退学率和可购住房的供应量等。根据该报告的统计，美国最好的年份是1973年，当时的指数达到了77.5。但在1993年，即能够获得完整数据的最近的年份，该指数降到了38.8，该项研究的负责人的评价是“糟透了”。[3]

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对社会主义世界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到了使后者解体的程度。我们注意到（第四十章第一节），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已加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使这个国家到193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接着，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承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苏联的经济遭受了一次极严重的挫折。但复苏是迅速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一成功促使赫鲁晓夫在1961年夸口道，苏联的工业产量到1980年将超过美国。事实正好相反。苏联的发展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放缓，因此苏联经济进一步落后于美国经济，而不是赶上和超过。

苏联经济减速的一个原因是劳力与自然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这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二者都供应充足。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日渐增大，其内容日趋复杂，这就使中央指挥一切的做法变得日益困难和无效。也许苏联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方面的——苏联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愿意仅仅执行上级的命令，却不能参与决策过程。这样一种片面的安排在早年是可行的，那时，斯大林主要是同刚从乡村来的目不识丁的农民打交道。但今天，苏联的劳动力中已经包括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经理和专业人员；如果苏联要积极地参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需要开发这些人的创造力。这件事至今没有做，正如洞察力极强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和持异议者安德烈·萨哈罗夫所说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1970年3月，萨哈罗夫和他的一个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的同伴一起，发表了一封《苏联科学家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对苏联的种种弊病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值得我们在这里加以引用：

为什么我们不仅未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者，相反还如人们所知道的，不能在这场革命中跟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难道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同样的种种机会？难道资本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场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

当然不是。我们所处的困境的根源根本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正好相反，在于我们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那些特点和情况。这一根源在于反民主的传统和在于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制定、至今仍未被废除的公共行为规范……

在社会政治范围内，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很多，凡是不能除去这些障碍物的措施都是注定无效的……

从我们的国外朋友那里，我们有时听到有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作一辆巨大的卡车，这辆卡车的驾驶员用一只脚使劲往下踩加速器，用另一只脚踩刹车。更明智地利用这一刹车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如果不采取一种导向民主化的做法，我们的国家还能指望什么呢？它只能期待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回复到一个二流区域大国的地步。[4]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到1982年的长期治理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明智地利用这一刹车”的请求被置之不理。相反，这一刹车继续被使劲往下踩。对那些陆续有人提出的分散苏联经济、给地方工厂和行政机关一些主动权的建议，苏联官僚都予以制止。甚至连复印机都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工具，被锁藏起来，使用它们须经严格把关，并记录在案。

使劲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是萨哈罗夫所预言的。事实证明，严格管制和墨守成规是同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不相容的。当下全球经济的特点是：技术革新的快速度、不断改变的消费者趣味，以及一体化世界市场中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一切均要求灵活、效率和适应性强——这些品质是苏联多层级党和国家官僚机构所明显缺乏的。因此，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从1950年至1970年间的5%至6%下降到1971年至1975年间的3.7%，进而又下降到1976年至1980年间的2.7%。赫鲁晓夫所预言的苏联超越美国的情况没有发生，反而日本现在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随着勃列日涅夫及其在任期极短的后继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创始的一代都离开了历史舞台。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掌握了政权，这代人已认识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里，只要一只脚踩刹车，另一只脚踩加速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抛在时代后面。在1986年2月25日开幕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批评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种种缺点，所用的语言使人想起并确证了萨哈罗夫在1970年发出的警告。

我们政府的死气沉沉和静止不动、我们工作劲头的衰退，以及官僚主义的逐步上升——所有这一切都已造成了不小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经济困境开始逐步形成……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也随即落后……遗憾的是，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应把经济机构中的任何变革都看作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各项原则的背离……这一形势要求进行一种变革，但是，一种奇怪的心理——怎么能在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改善局面呢？——占了上风。[5]

一旦掌权，戈尔巴乔夫便以满腔的热情彻底推翻前任的政策，这让人想起彼得大帝。1987年6月，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坦率地说，他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变化……我们面临新的问题、相当复杂的情况。我们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我确信，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犯错。”[6]

戈尔巴乔夫的“害怕犯错”与罗斯福总统的“除害怕本身外没有什么害怕的”惊人相似。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许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相提并论。两大方案都是为应对创伤性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两大方案都是由领导人发起的，他们不是来自下层，而是上层——国家的精英群体。罗斯福和戈尔巴乔夫所感兴趣的都不是推翻其社会制度的革命，而是足以保持和重新焕发这些制度活力的改革。尽管他们的改革方案的目标是保守的，但这两位领导人都遭到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强烈反对；保守派害怕不确定的未来，激进派要求施行社会外科手术而不是急救。因此，罗斯福被右派指责为本阶级的叛徒，并遭到了激进左派——如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推动“分享我们的财富”计划的休伊·朗——的攻击。

图300　1991年8月未遂政变之后，鲍里斯·叶利钦立刻取代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新成立的独联体的领导人。图为两人同时出现在即将解体的苏联的议会上。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战争开设了工厂，创造了工作机会，从而结束了大萧条的噩梦。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来说是幸运的，但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或许是不幸的，没能通过战争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直接与比罗斯福所面临的还要艰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斗争。这些问题包括生活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难以控制的少数民族。由于遭遇了至少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的敌意增加了。戈尔巴乔夫重组经济的改革计划唤起了人们对改善经济条件的期望。然而，经济形势却进一步恶化了。由于效率低下的企业被迫削减工资额，甚至关闭，失业率急剧上升。由此产生的社会贫困加剧了种族骚乱和冲突，正如在美国和西欧遇到这种情况时，少数民族移民就被指责为失业和低工资的祸根。

这些不断累积的问题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实在是太多了。到1991年时，他的领导人地位已被鲍里斯·N. 叶利钦所取代，苏联本身也已解体，被一个较松散的政治结构即独联体所代替。人民大众对旧时共产主义秩序不喜欢的另一个表示是，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决定恢复该城在沙皇时期的老名字——圣彼得堡。

图301　1990年，立陶宛人举行示威要求独立。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结束时，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开始纷纷要求独立。

叶利钦所做的比戈尔巴乔夫曾经想要做的多得多，他通过变革即废除过去的共产主义制度，试图给独联体一个崭新的开始。在农业方面，他取消了国有和集体农庄。在工业方面，他于1993年将三分之一的前国有企业变为私人所有。但是，另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改变是，大批在其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期间失业和得不到报酬的高素养科学家都移居国外。随着对移民限制的取消，1987年有3.9万人离开苏联，1991年为60万，1992年达到100万。在过去，大多数移民都是不满的少数民族，比如犹太人、伏尔加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现在有如此多的顶尖科学家移居国外，以致让人担心没有足够的人来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真空。在过去，官方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拥有生产资料，要求中央计划委员会为经济制订计划并监督经济的运行。最初，这种战略似乎运行得令人满意。但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国家正如萨哈罗夫在1970年曾警告过的那样，似乎正沦落到一个“二流区域大国的地步”。因此，尽管过去曾吹嘘过要“超越”美国，但俄罗斯人现在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经济衰退和让人尴尬的意识形态困境。

图302　近年来，苏联已走向市场经济。因此，经济改革使得有些人非常富裕，而有些人为了购买食物则被迫变卖家产。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正以惊险的高速展开之时，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必须妥善处理好设计社会制度以适应高科技时代的任务。这是一个艰巨而令人不适的任务，它要求在众多互相竞争的社会制度中仔细地区分好坏。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一个自古以来就在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见第一章第一节）——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长期存在的时滞问题。我们将该问题定义为如何在我们不断扩大的知识和利用这一知识的智慧之间维持平衡。

幸运的是，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经历了如此众多野蛮行径的20世纪仍可在创造革新的光辉中结束。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说20世纪是以不幸而不是幸运结束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可能会是令人不悦的，一如从北爱尔兰蔓延到卢旺达、到波黑、到在苏联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独联体的暴行所表明的那样。

四、对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三世界的历史是由政治上的胜利与经济上的彻底失败结合而成的。政治上的胜利在摧毁殖民地帝国并在其废墟上创立新的独立国家时达到高潮（见第四十三章）。但是，伴随而来的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以第三世界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而达到极点。经济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导致了更大的生产力。但是，这并没有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好处，他们缺乏购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设备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拥有中型或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才能参加绿色革命，他们往往不种国内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改种更有利可图的出口作物。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迫使本已就业不足的农民逃往城市贫民区，在那里，他们通常会发现自己同在乡下时一样是多余的人。这一模式在墨西哥显现得很清楚，在那里，效率最高的农场现在正在为美国市场生产可贮藏过冬的水果和蔬菜，而玉米和豆类这种主要产品却是从美国进口，并且有许许多多背井离乡的农民都正在越过边境去寻找工作。与此同时，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到1980年已增长到几乎失控的地步，达到1400万，如今人口约2200万（含卫星城）。

发展迅猛的都市化正在各大洲进行。因此，到2000年，估计第三世界将有40个拥有500万或更多人口的大都会区，但是，像这样的大都会区在第一世界只有12个。1990年，最大的大都会区按降序排列分别是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芝加哥、维也纳、东京、圣彼得堡、费城和曼彻斯特。到2000年，它们是墨西哥城、圣保罗、东京、纽约、上海、北京、里约热内卢、孟买、加尔各答和雅加达。有关这一全球都市化的要点是，至今尚未出现伴随而来的工业化。因此，新到这些城市的人不得不去做那种收入仅敷支出的工作，使他们免于挨饿，却对国民经济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靠像做沿街叫卖货物、擦鞋、替人跑腿、推小车和蹬人力车这样的工作度日。

五、对全球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社会造成了特有的影响，而且也对所有社会的各民族人民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广泛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变迫使人们从动荡的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村庄生活。对人类生存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同其新技术的空前威力一样，更加无处不在、更具破坏性。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一全球性影响的四个最重要的方面，即对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战争的影响。

对生态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此巨大，以致它不仅给地球居民，也给这个星球留下了印记。这是一种生态上的影响，因为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在所有的时代里，所有的民族都对其环境产生了影响，原因很简单，人有人的需要，有人的技术，即使这技术只是石器和火。但今天，由于技术爆炸和人口爆炸相结合，人们对环境的影响要比以往巨大得多。

过去和现在生态环境的对比在塞芒人的生活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塞芒人是马来西亚游牧的丛林之子，有2000人到3000人。他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似乎不负责任，把河流当作澡盆、洗衣房、厕所、钓鱼场和饮用水源。同样，他们在刀耕火种的过程中随意地放火烧毁周围的森林。他们在被火烧过的空地上播种，然后继续他们的游牧觅食生活，而返回那些未受保护的耕地时，只是为了搜集未被动物掠走的任何残留物。

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塞芒人平均每人每天消耗的能量不足5000大卡（其中的40%来自人力，60%来自燃烧的木柴），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公民每人每天消耗25万大卡。所以，以这种适度规模生活的塞芒人，尽管有种种活动，但对他们的河流和周围的森林却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而如果将这些活动置于我们的世界中就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里有不断激增的机器和数十亿而不是几千居民。[7]

机器和居民正在以加速度增长，所以生态环境可能会严重恶化。现今世界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因为不断增长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力能够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医学的进步和公共卫生措施的先进又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尽管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在1830年达到第一个10亿人口，但只需一个世纪便能达到第二个10亿，只需30年便能达到第三个10亿，只需15年便能达到第四个10亿，只需12年便能达到第五个10亿。

这些新涌入地球的几十亿人为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生产的众多新机器所装备。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家园施加了压力，比起我们的祖先所施加的要大得多。即使是在人口相对稀少、资源丰富的美国，这种压力的迹象也随处可见——巨大的奥加拉拉含水层开始枯竭，而它为从内布拉斯加州到得克萨斯州潘汉德的大草原提供了灌溉用水；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场和长岛的马铃薯地向住宅区转变；西北部残存的原始森林正在被砍伐殆尽；已知有99%的有毒垃圾堆未被清理且仍在污染水源。

生态困境并不限于美国。它已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播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现在是第二大工业国，并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它的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主要是以国内巨大的煤炭贮藏量为推动的。但是，煤炭在碳排放上是最脏的燃料，因此，中国现在的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到2025年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像所有地区的消费者一样，中国的消费者（超过10亿人）无疑也会努力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拥有更多的轿车、更多的冰箱、更多的家庭供暖设备和更多的消费品，而所有这些都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去生产和操作它们。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已向这些“穷国”逐步上升的期望提出了质疑，但挪威前首相G. H. 布伦特兰指出，西欧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他们现在不能迫使“穷国”处于“永远不能成为富国”的状态。[8]

图303　咸海位于中亚，连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曾经具有丰富的水资源和鱼类资源。今天，由于过度开采这一资源的政策，咸海几乎消失了。

对种族关系的影响

有史以来，技术就一直以决定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种族关系。例如，当我们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热带大草原发展起他们的技术，以致能生火、制作衣服、搭建躲避棚时，他们便能从非洲的基地向外扩张，奋力穿过欧洲和亚洲，最终到达美洲和大洋洲。同样，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以其农业和工业上的进步使欧洲人口猛增，即从1650年的1亿人增加到1914年的4.63亿人。这使得欧洲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大批移居西伯利亚和美洲人烟稀少的地区成为可能。今天，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类似的移民潮正在出现，不过是反方向的——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食品生产的提高和卫生技术的改进（大众免疫、DDT、口服补液疗法）使不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急剧下降，但出生率仍居高不下。因此，在1950年至1970年间，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分别是1.1%和2.2%。现在，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是发达世界的两倍，且这种新的模式将很难改变，因为第三世界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这对将来意味着什么在表44.1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它表明世界总人口正在以持续的加速度增长，以及不发达国家是如何占据人口增长的重头的。

表44.1　人口预测：1950—2100年

a 估计。

b 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估计和预测。

第三世界迅速增长的人口难以养活自己，因为如上所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都已停滞不前。因此，这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一旦可能就会离开他们贫困的国家，向外迁移，在发达国家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期里，由于很多工作都是开放的，因此，大约有1500万到2000万工人涌入西北欧——德国、英国、法国和北欧国家。多数移民都来自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其他人则来自海外国家，主要是北非、巴基斯坦、印度和西印度群岛。

欧洲人最初将这些移民当作“客籍工人”加以欢迎，认为他们几年后就会带着积蓄返回自己的家园。但是，这些新移民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在移居的国家扎下了根，自然也就不想再次迁移。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些新国家，认为自己就是德国人、法国人或瑞典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或西印度群岛人。然而，当战后经济繁荣期结束时，失业成为欧洲人面临的严重问题，前“客籍工人”发现自己不再被当作“客人”受欢迎；相反，他们现在被人憎恨，有时甚至遭到失业者的攻击。有些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向愿意回家的移民提供路费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困境，但却极少有人接受这种资助。

图304　穷国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其人口的规模；富国则因其高生活水平而耗费它们的环境。在本张照片所示的时代，大多数中国人出行使用的是人力而不是化石燃料。但是，一旦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富裕起来，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呢？

欧洲人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的暂时性问题，而是一个新的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陆的永久事实。对迄今为止与世隔绝的欧洲人来说，看到在他们的城市中出现新建清真寺的叫拜楼，听到每天数次从这些清真寺里传出的洪亮的召祷声，拥有全天候以各种外语播出的电台、电视台，接受穆斯林孩子在公立学校被教唱“前进的基督士兵”这首歌时的抗议，是一种不和谐的体验。

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不和谐：人口调查局1995年的一份调查透露，8.7%的人口（即2260万人）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外地出生人口占25%，纽约占16%。的确，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总结说，如果目前这种种族混合的速度持续下去，大多数美国人的肤色将在几代人内从白色变为棕色，美国混合种族家庭出生的孩子的数量已从1970年的50万上升到1990年的200万。

如此巨大的种族变化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也产生了影响。路易斯·哈里斯1994年在美国的一份民意测验中透露，非白种人认为他们比白人的机会更少。但是，在这份民意测验中，各非白人族群相互之间却表现出几乎与对白人一样的憎恨。这位民意测验人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们拥有的少数民族团体越多样、发展越繁荣，我们就必须克服越多的偏见”[9]。

现实的确令人沮丧，因为大规模的移民正在全世界制造少数民族团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偏见和冲突。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不一定就是全球的沮丧，正如高尔夫球大师赛的冠军泰格·伍兹的生涯所证明的那样：他继承的是泰国人、美国黑人、高加索裔美国人和印度裔美国人的混血。

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在整个历史中，性别关系同种族关系一样，也受到了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在采集食物时期的数千年中，妇女作为食物采集者为家庭提供的食物至少与她们的丈夫所提供的一样多，因此，她们享有同等的地位。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妇女们放弃了游牧生活，改为村社生活，她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在家中抚养孩子和从事家务上，不再能为家庭食物的需求做出同等的贡献。不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为妇女生活开阔了新视野，工厂和有薪工作成为她们抚养孩子和做家务之外的又一选择（参阅第二十六章第六节）。

随后，妇女便从公共学校的创办中得到好处。在这里，她们能和男学生们一起接受教育。到20世纪初期，妇女开始赢得选举权。1900年，只有一个国家的妇女赢得了全国大选的选举权，到1950年，已有69个国家的妇女可以参加选举，到1975年则是129个国家。今天，除少数几个阿拉伯国家（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妇女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已拥有选举权。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因医学技术而获得的避孕措施使妇女能控制自己的生育机能。她们不再受缚于有关男人和女人社会角色的所谓“自然旨意”这一传统观念。母亲身份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计划生育使妇女们能在生养子女之后重操旧业，甚至开始新的工作。然而，世界上只有大约50%的妇女可以避孕。另外50%的妇女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不能有效地利用这种方法，其中包括政府、教会和丈夫的反对，后者不是想要以此证明他们自己的男人能力，就是想要生儿子以延续他们的姓氏，或继承家族的地产。

图305　在战后的日本，新近获得选举权的妇女正在投票。

今天妇女地位的第二大变化是教育之门向她们敞开。全球的文盲不论男女都在迅速减少。1960年，世界上只有59%的妇女有文化，但到198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68%。不过，妇女还面临着受教育内容及质量不同的问题。从一上学起，所有国家都倾向于让女孩子学习那些在厨房和起居室比在室外世界更有用的课程。她们被鼓励去学习艺术、文学、家政和服装制作，而男孩子则在学习工程、数学、物理和机械。

教育内容的反差作为一大因素，导致了相应的薪酬差异。近年来，妇女作用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她们加入了全球劳动大军。在美国，1890年只有18.9%的成年妇女在家庭外工作。到194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5.8%，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年），它已上升到35%，到1984年，又上升到54%。

参与家庭外经济活动对妇女来说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使妇女们减少了依赖，开阔了新的视野，提供了得以实现潜在能力的新机会。妇女参与国民经济的人数的增多，也相应地提高了国家的生产力和财富。例如，在美国，两个人的工资已使许多家庭享受到更大的住宅、更豪华舒适的轿车、固定的假期和为孩子们提供的更多的教育。

另一方面，妇女的新地位在给她们带来益处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其中一个痛苦是，妇女们在承担了家庭外工作以后，发现自己负担过重，既要做家庭内工作，又要做家庭外工作。美国妇女除了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外，平均每周还要花24.2小时做家务，而她们的丈夫只花12.6小时。在苏联，这种悬殊更大：妇女每周花25小时至28小时做家务，而男人们只花4小时至6小时。在日本，即使妻子工作，男人们做家务的时间每天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除了这种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外，全世界的妇女还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断发生的暴力威胁。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以暴力对待妻子和妇女，总体上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根源，以致它被宽容地视为可接受的行为准则。如果一个人因其政治见解而被杀，这种行为会被普遍指责为违反人权。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她是女性而被打或被杀，这种情况则被普遍当作“文化传统”草草了事。这并不是异常、欠发达文化独有的缺点。在美国，每十五秒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毒打，每五分钟就有一名妇女被强奸。[10]

在许多文化中，对妇女的暴力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开始了。生养儿子的强大社会压力正促使印度和中国妇女使用羊膜穿刺术——一种用于显示胎儿遗传缺陷的检测法——确定胎儿的性别。如果测试显示是女孩，胎儿通常会被流产。例如，在孟买一家诊所流产的8000个胎儿中，有7999个是女婴。这一兴隆的生意背后的动机在性别测试诊所的广告中得到了反映，它们声称，花38美元流产一个女婴总比以后花3800美元为她置嫁妆好。同样，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引发了众多杀害女婴的事件，1982年，在湖北省的一个村子里，一岁婴儿的男女比例竟为503：100（正常比例为106：100）。

杀害女婴的最终后果是全世界估计失去了1亿女性。她们正在失去，因为她们或是被流产，或是刚一出生就被杀掉，或是死于以下原因：她们得到的食物比男孩得到的少；或是因生病却得不到救助而死去——家庭成员视女儿腹泻为麻烦事，但儿子腹泻则是病情危急，需要看医生。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承认：“男孩生病，父母会立刻送他去医院；但若是女孩生病，父母们则往往会自言自语地说：‘得了，我们先看看明天她会怎样再说。’”

在非洲和中东的部分地区，年轻的女孩们还承受着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即通常所称的女性割礼。这种手术将女孩的全部或部分外生殖器切除，这种伤残不仅在手术过程中和在以后的生育过程中会危及受害者的生命，而且还剥夺了受害者所有的性感觉。这种习俗的根本原因是要抑制年轻女性的性欲，从而确保她们在结婚前的处女之身。要求根除女性割礼的种种努力在当地一直遭到反对，理由是外国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正在危及“一项重要的非洲传统”。肯尼亚妇女杂志《道路》对此作出反应：“不存在‘非洲特色的’不公或暴力的东西，不论它表现为被虐待的妻子、母亲，还是贫民窟，抑或割礼。正是那些穿着三件套细条子西装和锃亮皮鞋的男人……经常用‘这是非洲特色的’这一词语为针对妇女的不公辩解。”

图306　《女士》杂志创刊于1972年。该杂志由格罗里亚·斯坦利姆担任主编，它试图把激进的男女平等主义的信息带给广大读者。《女士》杂志强调女性需要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和就业的机会，并试图帮助美国人重新思考传统的性别角色。

1997年12月，当埃及最高法院裁定妇女割礼不是《古兰经》授权的伊斯兰宗教实践时，埃及妇女赢得了胜利。这一裁决鼓舞了整个非洲的反残害运动，在这里，每年有200万人遭此戕害。

对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在战争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自然的，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直接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发明。这些战时的军事突破有雷达（英国）、原子弹（美国）、弹道导弹（德国）和电子计算机（美国）。

与这些技术进步同样重要的是军人、科学家和实业家的活动的整合。这被证明是一种高效的结合，导致了所谓的“按需发明”。战争的经验促进了改进现有武器或开发新型武器——如（“一战”时期）坦克、毒气和潜水艇——的需求。这种需求被提交给新的科学家——军人——实业家铁三角，后者通常作出的回应如此高效，以致军事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一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制度化了，以致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诫人们注意“军工复合体”的危险。这种复合体的影响范围在战略防御计划（SDI，或“星球大战”）被采纳和1983年国会开始批准拨款时得到证实。到1987年，已签合同的有80所大学（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资金3.5亿美元）和460家企业（以洛克希德公司为首，资金10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按需”发明的洪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经久不息。虽然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爱因斯坦就警告说“我们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但是，军备竞赛仍在激增，每一项新的发明都会引起多项对应的发明。1945年美国引爆原子弹，苏联也于1949年引爆了一颗；1952年美国引爆了氢弹，1953年苏联跟上；1968年苏联发射了反弹道导弹，1972年美国跟上。这种军备竞赛的最终结果是积累形成了一个拥有5万件核武器的全球大军火库。

这种对峙的含意被一个多国科学家共同体于1983年11月发布的警告表述得很清楚：如果仅将现存核武器中的一小部分引爆，就将迅速形成一个“核冬天”。引爆引起的风暴性大火和大量的浓烟、油烟及灰尘将遮住太阳，在三个月到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使地球陷入冰冷的黑夜。“全球环境很可能发生的变化足以导致地球上大部分植物和动物消亡。如果那样的话，则不可能排除人类消亡的可能。”

这一令人震惊的说法促使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再度进行研究。有人怀疑全球变冷是否会严重到人们所说的“冬天”的地步，为此提出了“核秋天”的说法。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意，核战争将大大减少保护人类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他们还警告说，核战争的直接冲击波和辐射作用可使数以亿计的人丧生，而全世界50亿人口中的另外10亿到40亿人则可能死于全球范围的粮食歉收所引起的饥荒。因此，像印度这样依赖粮食进口的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即使没有一颗原子弹在其国土上爆炸，也会使最多的人丧生。这就是当一年6500亿美元即每分钟100多万美元用于军备时（1982年），人类所面临的暗淡前景。因此，巨额支出带来的不是人们极度渴望的安全，而是在最好情况的核秋天和最糟情况的核冬天之间作出悲凉的选择。

图307　盟军的空中轰炸战役给德国的城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此照片展现了轰炸给莱茵河畔的科隆城带来的破坏。

被热烈讨论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尤其具有反讽意味，这种可能性恰恰出现在人类大脑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事物似乎都能通过人类技术来获得的时代。然而，这种自相矛盾却与我们对人类进化的检视相符合，正是过去的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的暴力从个人间的争斗逐步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成为可能（见第二章之后的“人性的本质”。）只要人类是食物采集者，他们就既没有动机也没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直到人类的技术改进到他们已积累了值得为之争斗的财富的地步，他们才获得这种手段，拥有这种动机。这是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出现的，农业和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创造出了与此前存在的所有社会都截然不同的富足文明。它们被耕种的土地、满满的谷仓和充满财富的城市中心都是掠夺者宝贵的奖品。因此，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具有地方性——从沙漠和草原蜂拥而出的游牧民、寻找新行省进行掠夺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用火枪和十字架侵占几大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以及他们那些用炮艇和机枪及新近用直升机和计算机赢得全世界诸帝国的继承者，都发动过战争。

图308　尽管两个核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联邦——近年来已削减了它们的武器，但全球的安全仍受到核扩散的威胁。21世纪初，10多个国家——其中许多都卷入了地区冲突——已拥有核武器。

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自相矛盾是，农业和工业革命曾使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合理，我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却使战争变得无利可图和自我毁灭。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警告说，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思维方式”或“空前大灾难”之间的选择。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这一挑战时并不是独特的。无数其他物种都曾面临过同样的威胁，由于它们基因的适应模式对环境的突变（如冰川纪的到来）来说太慢，所以它们通常都失败了，灭绝了。我们人类则完全不同，因为迄今为止我们都能用我们的大脑去创造自己的环境（用各种技术，例如使用火、制作服装和建造遮蔽棚）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用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正在以一种加速度创建和改变环境，需要迅速和永不停息的适应。因此，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再次充分使用我们的大脑，这一次是适应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面临这样的挑战，较之其他所有已消逝的物种，我们拥有的最大优势是我们没有受到神秘、不可知的东西如冰川纪的冲击。与过去的物种所面临的情况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适应超出我们控制能力和认识范围的环境，而是如何使适应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环境以满足人类的需求。

《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世界末日之钟”的分针最近从午夜前三分钟调到了十四分钟，这一调整提供了一些希望，伯特兰·罗素所说的“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也许过于悲观。但是，回顾过去仅几百年间人类千百万计的无谓死亡，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立即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21世纪里这支分针将朝什么方向走；无法预知这个钟是否仍将摆动；无法预知它是否将会停止，就像广岛地下挖出来的那个钟一样，它的指针已熔化和凝固，永远停在8点15分上。

[推荐读物]

像其他所有过渡时期一样，这一过渡期也促进了许多关于人类前景的著作的形成。最新的、最引人深思的是生物学家M. E. Clark的跨学科的分析Adriadne’s Thread：The Search for New Modes of Thinking（St. Martin’s出版社，1989）。这一研究在提供解释和准则方面特别有用，因为作者对她著作的副标题所表明的东西做了认真、有力的研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人类前景提出各种解释的下列著作：A. Toffler所著的Preview and Premises（South End出版社，1984）；L. S. Stavrianos所著的Lifelines from Our Past（M. E. Sharpe出版社，1992）；M. G. Raskin所著的The Common Good：Its Politics，Policies and Philosoph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出版社，1986）；F. M. Lappé所著的Rediscovering America’s Values（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1989）和R. N. Bellah等人所编的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Harper & Row出版社，1986）。特别有用的和有启迪作用的是联合国的调查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3）。

[注释]

[1]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1985.

[2]Ibid.，November 20 and December 11，1984；March 3，1986；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10，1986.

[3]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1996.

[4]Ibid.，April，1970.

[5]Ibid.，February 26，1986.

[6]Los Angeles Times, June 27，1987.

[7]UN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85，p. 31，Table 3/2.

[8]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pring 1989）, p. 4.

[9]New York Times, March 3，1994.

[10]Cited by L. Heise, “Crimes of Gender,” World-Watch, March-April 1989，p. 19.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我们对人类过去的这一研究已到了最后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在每个主要阶段结束时都要停下来盘点一番。我们会问自己：“历史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我们在每个主要部分的结尾都会问这一问题，本书也是以此划分章节的。在最后部分该问题的答案之所以比以前的长，是因为现在每一年比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还要多；还因为生活在21世纪前夕，我们正在回顾数千年来人类的正确和错误行为。

这一跨时很长的审视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我们人类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很早以前，人类的首次登场很可能是在非洲大陆，作为弱小、相对稀少、似乎毫无防御力的生物，我们的未来似乎也因处在高度竞争的出生地而没有希望。我们没有大象那么大，没有狮子那么强壮，没有羚羊那么迅速，也没有像臭鼬、豪猪或乌龟这些动物的保护手段。然而今天，我们人类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动物，这主要是因为只有我们学会了利用自然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使环境来适应我们的遗传特点，而不是相反，像其他所有物种那样去适应环境。

因此，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命运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已故的宇宙科学家卡尔·萨根提到了这一品质的意义。[1]他说，当今的高科技已使人类摆脱了遭到灭绝的双重威胁：绕地小行星的爆炸和早已形成的新冰川纪的袭击。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我们可以使那些被发现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用核导弹将它们炸碎。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巨型行星太阳镜集中太阳的热能来温暖冰冷的地球，利用太阳能防止或缓冲新冰川纪的到来。这种行星伞和行星加热器的结合为人类提供了某些安全感，防止他们成为宇宙蝇拍的牺牲品，尽管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蝇拍会扼杀地球上的生命。人类不久将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这将使人类成为第一个多星球的物种，以此获得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这是一个可以重新提供极称心的保险以防御未来灾难的本领。

人类的首要地位似乎非常安全，以致有些科学家期盼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未来。斯坦福大学工程学教授及系统理论专家威利斯·哈曼宣称：“我看到，随着人们创造了可选择的发展、可选择的经济、新型的企业家、新型的社群，在整个地球上发生着各种奇妙的创新事物。新的社会的各个部分正在建成，它们不再威胁着任何人，因为它不是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类似的东西。它是十分有机的……我们的时代是人类生存的伟大时代之一，我们正在实现一种进化飞跃，人们将只需用一生的时间就可跨越。我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充满信心。”[2]同样热情洋溢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地球化学家哈里森·布朗，“我很自信地认为，今天的人类已拥有比其所认识到的更大的力量。我相信，人类已有能力创造一个全世界的人们都过着自由、富足，甚至具有创造力的生活的世界……我相信，我们能创造一个将使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变得微不足道的世界”[3]。

与这些令人愉快的期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一些国际畅销书令人沮丧的标题，例如《世界的末日》《未来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对人类前景的忧虑不仅局限于书店里。一个国际小组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黎巴嫩和新西兰随意调查了3万名男女，发现这些人严重抑郁的发生频率比其祖父母辈高3倍。[4]

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时代之谜：人类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而同时又因自我怀疑变得步履蹒跚——害怕不能登至峰顶，而是落到死亡之谷。这种自我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哈曼和布朗所设想的潜在乌托邦相对应的是在报纸标题和电视屏幕上明显存在的敌托邦。福坦莫大学的年报《社会健康指数》明确提出了这种潜在性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该报告以人口调查局的有关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中学退学率及所得到的可购住房等统计数据为基础，检测了美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这个指数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该年报负责人的评价是“糟透了”。

为什么在有些科学家所期望的乌托邦与实际存在的敌托邦之间会有不断拉大的鸿沟呢？答案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文化是在诸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体现了它们的生存智慧。构成各种文化的价值观旨在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和存续能力。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文化已成为它们各自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个体只有通过他们的文化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因此，任何对文化价值的威胁就像对其他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和水的威胁一样严重。为此人们极不愿意忍受任何对传统价值的实质更替或改良。为此文化的僵化也是亘古长存，即使是在今天，在快速科技革新使相应的快速社会革新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不过，科技变革通常还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革则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令人舒适的价值观和实践。

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历史中一直盛行，结果就是社会在我们自己创造的科技风暴中停滞不前。这种脱节应对玷污人类历史的大量的长期暴力和血腥屠杀负有责任。现在这种脱节仍在继续，并且正在直接、消极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就像电视屏幕和报纸上的标题所不断显示的那样。

实例：工作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食物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祖先比我们现在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当代的食物采集者，不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还是南非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昆人”，通常每周只花15小时到20小时采集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为处理社会关系留下了大量的时间，其中包括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和享用食物。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盛行的模式，但是，随着约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的到来，变化开始发生了。

农业革命引起了技术突破——冶金、车轮、纺织、陶器、造币——的连锁反应，并在现代引起了18世纪后期节省劳力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替代劳动力的高科技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矛盾的是它们也延长了工作日的时间。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来播种、耕作、收获和喂养牲畜。同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厂的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到16小时。后来，工作日开始逐步减少，1900年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60小时，1935年按法律规定减少到40小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器人和其他劳动力替代装置的采用激起了人们更多地减少工作时间的期望。199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前主席威廉姆·格林断言：“唯一的选择就是失业或休息。”[5]选择已作出，就是失业。公司的高管都拒绝接受缩短工作时间的建议，认为由此增加的劳动成本将使他们的公司易受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攻击。因此，在这个机器人和计算机时代，美国出版了名为《过劳的美国人》的书籍。与此同时，日本人则创造了名词“过劳死”，意思是指因过度工作而引起的一种致命疾病；根据日本国家公众健康学会的定义，这种疾病可以导致“先前存在的高血压症状的恶化，最终导致死亡”[6]。实际上，现在“过劳死”在日本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仅次于癌症。

图309　小而简单的社会的成员——诸如在菲律宾很兴旺的唐巴图族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些人没有极大地影响自然界的技术手段。尽管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我们总认为自己比这样的人高级，但事实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向他们学习。

与此同时，格林的关于休息或失业的预言也已被全球性的就业危机报告证实。世界上有28亿劳动力，至少有1.2亿人失业。另外还有5亿人是“未充分就业”，意思是说他们只能勉强找到工作，其收入甚至还不够支付基本生活所要。[7]

实例：不公平

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历史脱节不仅对机器人时代的“过劳死”负有责任，而且对全球性供应过剩时代的不公平——全球营养不良——负有责任。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不公平是人类索取和好战的基因所必然导致结果。但是与此相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却从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人的本性既不是合作性的，也不是掠夺性的。更确切地说，它有“巨大的潜在性”，可以被盛行的文化塑造成各种形式。[8]因此，游牧民族食物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自然不鼓励获取，因为当时这些游牧民族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要迁移到下一个营地，而积累的个人财产每隔几周或几个月就要重新安置。

然而，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和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质财产变得可行且合乎需要。这一转变在无地农民和有地贵族之间、世袭贵族和平民百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悬殊。一位社会学家断定，“技术和经济越发达，社会的不公正就会越大”[9]。

这一假设为在我们这个技术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时代里形成的逐步升级的不公平所证实。联合国1994年的《人口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这一巨大收入的分配在一国内和在国际上却都是不公平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全球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在世界收入中的占比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所拥有的微薄收入则从2.3%下降到1.4%。”[10]

这种不公平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许多社会中都得到了证明，正如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拉里·布朗为首的“美国医生反饥饿特别工作组”1985年的报告所详细说明的那样。该组织走访了州长、教师、部长、社会工作者以及挨饿者本人。他们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公民在挨饿，也就是说他们无力购买足够的食品，并且定期发生食物断绝的情况。医生们说：“在美国，饥饿是一种全国性的流行病。据判断，在美国，饥饿问题现在比过去10到15年间的任何时候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认为，今天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的每个地区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去过的所有州和城市，没有哪个地方不存在大量的饥饿问题。”[11]

日本的大量“过劳死”和美国流行的饥馑使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罗素判断的正确性为在20世纪里千百万的人无谓死亡所证明。如果我们将自己仅仅看作一个长长生物链中的一环，那么，前景将会更加悲哀。现在在地球上，生存着约4000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然而，从前某个时期，地球上曾生存着50亿到400亿个物种。因此，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种仍然存在，而地球上99.9%的物种都已灭绝。

尽管我们人类目前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大批物种的出现和消失也提出了有关我们自身命运的问题。一个明显的答案是，有些物种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如冰川纪的到来。这就是人类有别于那99.9％的物种的原因，因为我们优越的智力赋予我们独一无二的能力来操控我们的环境，从而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与其他所有物种所遇到的情况相反。因此，我们，也只有我们是自身命运的创造者而非产物。但是，我们的智力不能保证我们运用智力的方式的明智。我们的技术能让我们建造出我们所希望的任何世界，但我们迄今创造了一个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不是在使我们生活的星球像环境学家所警告的那样不适合居住呢？

图310　尽管少数民族更有可能处于不利地位，但美国的大部分穷人却是白人。而且，尽管城市内部最大限度地集中了贫穷，但农村的居民却比城里的居民更容易陷入贫穷。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在复制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所推理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式呢？他推理，在我们银河系的2000亿颗星球中，肯定有成千上万颗星球存在着智慧生命。然而，我们对离地球100光年以外的星球所从事过的无数探索和正在进行的探索却一无所获。有些科学家推测，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可能已达到了某一进化阶段，掌握了提纯铀的方法，自毁于曾经让地球人胆寒的“核冬天”。加来道雄断定：“也许其他文明毁灭了自己。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部分显见的荒凉可能指向了那个方向。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地球上的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其他文明所深思的死亡的文明。”[12]

考虑到人类迄今为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少抑制蠢行这个事实，这一推断是很难让人心安的。但另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人类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一个优势是逐步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全球性的供应过剩。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的贫穷，他们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生活。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财富更少，而从我们几千年来不断积累起来的技术本领和科学知识中得到的财富则更多。因此，能分的馅饼不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再注定要为生存无情地争斗——不再注定要实行赢家通吃的强权政治。然而，传统的强权政治远还没有被取代，这一点在上述揭露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数据中很明显。

现有的另一个优势是通信革命，它使人类的所有进步都能迅速地让人知晓并用于整个人类。像掌握农业和冶金技术这样的基本进步就不再必然成百上千年地只是某个地方的成就和实践了。通常，这样的成就在非常缓慢地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之前，只在有限和孤立的地区为人知晓。因而各民族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等的演进速率存在巨大差异。

今天，人类已不再局限于使用自然存在的当地的物质。我们不需要从地里取出这些物质，不论是宝石，还是铜或铁矿石，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把它们运到某加工中心。情况是，程序首先出现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的脑子里，他们设计出所需的新物质，然后开始制作这些新的“设计者材料”。因而也就从传统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加速进步到今天基于塑料、陶瓷、合成和其他定制材料基础上的人造时代。

新时代建立在设计者材料的洪流之上，由科学家们从分子以上的物质中定制。由于是定制的，它们也就能够根据需要比金属更强、更便宜，它们可以用来建造飞机、汽车和所谓的“生物材料”（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来制作髋关节、骨植入体、人造动脉，甚至整个人造心脏。

人类与生物世界的关系同人类与非生物世界的关系一样，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一点在天花病毒这一案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它曾是令最多人恐惧的疾病。至少在2000年前，天花病毒首先出现在远东地区，它于公元8世纪传播到欧洲，然后随着哥伦布传播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向其他大陆的扩散，该病毒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死亡。因而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岛居民都遭到了这种灭绝种族的灾难。该病毒也曾在欧洲持续不断，达到了瘟疫的程度，并最终夺去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

图311　一个世纪前，工业革命将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大机器和能源所在地的工厂。今天，相反的趋势正在进行：通信革命允许人们在任何地方形成观念和处理信息。

1796年，人们开始制伏天花病毒，当时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接种或感染上牛痘的人不受天花感染。今天，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已经完全颠倒了过来，只有少量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据记载，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例是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的；1980年，人们宣布，自然状态下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学家们一直在建议，将保存的一些天花病毒毁掉，以防止它们从储藏室里跑出来，但最终的决定却一再被推迟，因为人们担心将来的研究可能需要这些病毒。这种担心现在已有所减少，因为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天花DNA片段的无害克隆，并相信他们现在已拥有完整的基因图谱，这将让科学家们能够在天花病毒本身已被消灭的情况下从事研究。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设定为销毁所有库存天花病毒的最后日期。因此，长时间折磨人类的杀手病毒现在正被锁藏着，静候着由从前的受害者们决定的执行（即销毁）日期。这样，人类就在生物世界和非生物世界中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

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断定：“在历史的进程中，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只面对自己；他们发现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伙伴或敌人。”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反讽是，人类的这一主导地位是导致上述全球忧郁症的根源。在消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只与我们自己遭遇。

这一新的与内在自我、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求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个事业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无可比拟。它还要求那个知识的王冠带有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为它提供方向和目的。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醒人们注意它的潜力，并提防它的危险。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谦卑和仁慈”地进行，不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竞争，或为了比别人优越，或为了利益、名誉、权力，或任何这类劣等的东西；而是为了生命的利益和效用”[13]。

图312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年）被认为是经验主义之父和科学实验之父。他认为，科学是一个工具，服务于“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应该为改善人类境遇提供帮助。

福坦莫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屏幕上每日的曝光清楚地表明，我们迄今为止都忽略了培根的告诫。这一分析中的关键词是众多“迄今为止”。这些词提出了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困境是最终将被我们克服的暂时障碍，正如我们过去遇到的那么多困境一样？还是永恒的，因为它建立在已预先设定为索取和侵略的人类基因的基础上？

如果这种遗传宿命论的假设被接受，那么全球的忧郁症便变得可以理解了。但它未必有理，譬如新近的研究就引起了对这个迄今已被接受的宿命论前提的怀疑。这一研究的一位先驱者是生物学家玛丽·克拉克，她不仅反对以基因为基础的人类好战和索取的假说，而且以“人类需求理论”取而代之。该理论认为“社会中所发生的冲突几乎总是因为这种邻居间相互合作的生物需求正受到一个又一个社会安排的阻挠”[14]。

认为合作而不是冲突是人类更本质的倾向的主张得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密西西比河畔小城奈奥塔的有力支持。1992年中西部发生洪水期间，驻扎在附近的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的一队服刑黑人和西班牙毒贩被派往奈奥塔，加固被不断上涨的洪水威胁的大堤。当他们到达这个小城时，其中一个犯人担心地提到：“看过多久会有人叫我们黑鬼？”几个月后，这个犯人注意到他的经验是有问题的：“我们在等待，但它从未发生。”它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后，这些犯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尊敬和感激。“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百事可乐，”其中一个犯人回忆道，“他们让我们坐在阴凉处，喝他们的水管里的水。他们真是好人……他们给我们吃烤牛肉和鸡肉的晚餐。肉饼、苹果派，想吃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们都感谢我们。”这次经历的意义对参与者起了作用，尽管在每小时一次的有关洪水水位的报道中媒体的确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向大堤扔沙袋时所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犯人写的：

他们说在奈奥塔

吃得非常可口

他们每天让我吃两顿

现在，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噢，上帝，我们不许你发洪水

因为这里有许多爱

他们说在奈奥塔

人们非常善良

我们的皮肤虽然颜色不同

他们却没有放在心上。[15]

人们的想法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灾后清理的时刻便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该城的居民需要作出选择：是要更多的犯人还是一群学生志愿者。居民们一致的决定是选择犯人。因此，在短时期内，一群形形色色的中西部人能用相互发现和相互尊重取代过去的恐惧和偏见。

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水位上升迫使整个群落在一起工作，且这样做时能使他们超越过去的恐惧和偏见，所以转变才是可能的。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水位正在全球上升，正在促进全球的超越。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大机构逐步衰退，促进了这种转变，迫使个人取代日益机能失调的体制。职责和功能不再能安全地委托给控制中心，不论是白宫、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必定正在收回权利和管理工作，为重建他们的社会而创造大厦。

图313　21世纪的挑战在于超越丢弃“废物”的概念，转而采用以创新方法回收材料的观念。也许，当年装饮料的容器可能会成为来年时装的纤维。

实例：苏联

苏联诸共和国的基层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就他们土地上普遍性的生态退化问题与克里姆林宫行政机关发生了冲突。环境保护主义者继续组织了一场有助于激发苏联的民主转变的运动。他们继续充满干劲，现在通过社会生态协会发挥作用，寻求继任者独联体对广泛的环境和人权问题承担起责任。

实例：瑞典

一场广泛的公民运动是在努力将瑞典变成一个模范的可持续社会。在杰出科学家的支持下，市民的领导人正在寻求定义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细节。他们的结论正以国王的一封信的形式分发给瑞典的每个家庭和学校。瑞典的49个地方政府、瑞典农民联盟的成员和瑞典的22家大公司都在参与这一举国上下的再评估和重构运动。

实例：肯尼亚

肯尼亚“绿带运动”的妇女已建立了1500个基层托儿所，种植了1000多万棵树。她们的进取心鼓舞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妇女开展同样的活动。

实例：以色列

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山顶上是一个拥有140个居民的村庄，它的名字叫尼夫沙洛姆或瓦哈特阿尔萨拉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是“和平绿洲”的意思。这个村庄由两名阿拉伯人和两名犹太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它有长长的等候加入的家庭名单，正在计划成立一所能教授如何处理冲突的大学。“和平与共存，”一个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说道，“在这个国家是如此不现实。要传授这些知识，你需要一个像‘和平绿洲’这样的事实来表明现实的人们是可以实现和平与共存的。”[16]

实例：美国

美国目前正在掀起一场“自助”和“互助”运动。运动由这些人员构成：他们面临同样关注的问题或处于相同的境地，他们自发地需要情感的支持和实际的互助。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酗酒者互诫协会”的鼓舞，该协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两名互助戒酒的酗酒者创立。美国自助组织的成员数目的不断增加表明了对“自助”和“互助”运动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其成员数目是500万到800万，80年代增加到1200万到1500万。这场运动包括“吸毒者互诫协会”“暴食者互诫协会”“阳痿者互诫协会”“神经症患者互诫协会”“抑郁症者互诫协会”“虐待者互诫协会”“性瘾者互诫协会”“同性恋互诫协会”“工作狂互诫协会”和许多其他类型。一个参与该运动的学生解释说：“人们想控制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他们不能控制国际问题，但他们也许能控制街坊里的一个问题——抑郁症或哮喘病。人们不想仅仅是消费者，他们想成为社会的参与者。”[17]

人民大众的这种生气使人联想起托马斯·杰斐逊，他在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时欢欣鼓舞地宣布：“所有的眼睛已经或者正在睁开看到人的权利……那就是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准备好供少数受上帝恩典偏爱的鞭策者合法地驾驭他们的。”[18]毫无疑问，如果杰斐逊复活，他将惊讶地发现，在21世纪前夕，所有大陆的眼睛都在睁开，而不是少数西方国家；这些眼睛是所有阶级的眼睛，而不仅仅是极少数受过教育的有产者的眼睛。

这一刚出现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各种潜力一起表明，现在，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这不是一个自欺幻想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悲观预言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冷静地重新评价现有的做法和制度的时代，保留有用的、抛弃无用的。在中国，人们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东欧，人们抛弃过去的计划经济，但又试图维护过去的“安全网”。

实验不只局限于使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调和。它还包含资本主义的可选形式（例如强调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美国类型及强调福利国家与工人参与决策制定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可选形式（例如自由市场和人民民主专政相结合的中国特色，还有苏联变动不居的不整合状态，经济学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劝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的“意识形态纯洁性”[19]）。

这种沸腾的现象暗示着21世纪的巨大潜力以及巨大危险。缺少水晶球，历史学家就不能预测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们能带着理智的信心预测，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敌托邦，而是一个充满可能的世纪。无数可能中的哪一种将会实现将由人类决定——人类是聪明的物种，凭借着他的聪明，他是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产物。然而，创造力的才能并不能保证被创造物的价值，正如当前对弗朗西斯·培根所谓的“劣等的东西”的趋之若鹜所表明的。这种倾向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似乎会证实伯特兰·罗素的关于人类宁愿“死也不愿思考”的格言。针对这种可能的情况，另一位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也说出了智慧之语：“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

如果善良的人们不保持沉默而选择做一些事情，他们应当做什么呢？这里也有当代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智慧之语来指导我们。爱因斯坦在晚年越来越关注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在下面的结论中，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几个世纪前所断言的基本伦理的前提。对培根来说，科学是一个工具，服务于“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同样，爱因斯坦坚持认为，“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0]

图314　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所断言的基本伦理前提。爱因斯坦坚持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爱因斯坦坚信他所提出的“造福”的可行性，坚决反对遗传预先注定人性的主张：“人类不应因其生理结构而注定自相残杀，或听任那残酷、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21]

然而，如果人类像爱因斯坦所坚持的那样，不是遗传上的自我毁灭，那么，他们飞速发展的技术却正在使他们遭受接连不断的社会问题。一个例子是不公平，因此，美国现在的头号杀手是过量饮食和肥胖症，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营养不良或饥饿。人性意义上的不公平下页这两张照片中得到了阐释。一张是在贫穷的苏丹，一个小女孩被一只秃鹫追踪，等待着当她不再能自卫时吃掉她；另一张是在美国，一个孩子正得到她母亲的宠爱。

图315　一只秃鹫正盯着一个在苏丹大饥荒期间因饥饿而瘫倒在地的小女孩。

图316　出生在舒适家庭中的孩子们不一定会充分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机会。历史表明，虽然我们过去的成就光辉灿烂，但同时我们也几乎不能避免我们所能做的蠢行。当然由于我们的基因和技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自由地做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它的牺牲者。

与不公平问题同样严重的是我们这个核时代的战争问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1998年5月，当时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巴基斯坦立即以眼还眼。南亚的核武器竞赛导致的危险遭到了世界范围的谴责。但是，这两个国家有关核试验的优点和缺点的激烈争论却成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副产品，正如游行者手中挥动的标语牌上相互冲突的词句所显示的那样（见图317与图318）。

图317　1998年5月20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参观印度进行了五次核试验的实验场时受到印度妇女的夹道欢迎。瓦杰帕伊说，印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安全。（图中标语为：我们为核试验感到骄傲。——译者注）

图318　在印度于同月稍早时间进行过核试验之后，巴基斯坦也进行了五次核试验。1998年5月29日，在新德里发生了反核游行，质疑了印度的新力量。（图中标语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工作，没有问题——我们有炸弹。——译者注）

这些标语说明了印度人对政府进行核试验的不同反应。这种不同支持了爱因斯坦的论点，即人类不应“听任那残酷、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换句话说，21世纪并不是预先注定的，它将是我们创造的样子。这一结论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示威者成功地说服了他们的政府在1998年9月宣布，它们将签署一个禁止核试验的国际条约。[22]

[注释]

[1]C. Sagan, Pale Blue Dot（兰登书屋，1994）；and The Demon-Haunted World（兰登书屋，1995）.

[2]Business Ethics（March-April 1992）, p. 30.

[3]CBS Television Network,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y 21，1967.

[4]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5，1989；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1992.

[5]Cited in J. Rifkin, The End of Work（Putnam，1995）, p. 222.

[6]Ibid.，p. 186.

[7]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State of the World，1997（W. W. Norton，1997）, p. 123.

[8]A. Bandura, Aggression（Prentice Hall，1973）, pp. 113，322.

[9]G. Lenski, Human Societies：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McGraw-Hill，1974）.

[10]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Oxford University，1994）, p. 35.

[11]Hunger in America. The Growing Epidemic（Harvard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1985）, pp. xiii，xiv.

[12]M. Kaku, “Apocalypse When?” Guardian（November 20，1991）, p. 11.

[13]Cited in A. Pacey,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MIT，1983）, pp. 114-115，178-179.

[14]M. E. Clark, “Meaningful Social Bonding as a Universal Human Need,” in J. Burton，ed., Human Needs Theory and Conflict Prevention，［sic］（St. Martin’s）. Mor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are available in the important study by M. E. Clark, Ariadne’s Thread（St. Martin’s，1989）.

[15]New York Times, July 29，1993.

[16]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1，1997.

[17]Frank Riessman，Director of National Self-Help Clearinghouse，ci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6，1988.

[18]Cited in H. S. Commager, “The Revolution as a World Ideal,” Saturday Review（December 13，1975）, p. 13.

[19]New York Times, June 25，1987.

[20]This Einstein statement was the theme of the “1985 Carnahan Conference on Harmonizing Technology with Society,” held on August 22-23 1985，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Lexington，Kentucky.

[21]Albert Einstein, Out of My Later Years（Philosophical Library，1950）, p. 127.

[22]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1998.

索引

（索引中后附页码均为英文原版书中页码，同中文版斜体边码）

新校本编后记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他1913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希腊人的后裔。他先后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史学学士、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他先在加拿大金斯顿的皇后大学、美国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执教，从1946年起，他就任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连续执教27年，直至1973年退休。退休后，他又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兼职教授，直至1992年他79岁时才停止大学教学活动。他在第一线从事世界史教学40多年，培养了一大批世界史学者，被誉为开创了“美国世界史教学的两位加拿大人”之一。

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生学术成果斐然，他生前共出版了18部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Lifelines from Our Past：A New World History，1989）、《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1981）、《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Balkans Since 1453，1956）、《1500年前的人类史诗》（Epic of Man to 1500：A Collection of Readings）、《现代人的史诗》（Epic of Modern Man：A Collection of Readings）等。他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分别于1951年获古根海姆奖、1953年获福特杰出教师奖、1967年获洛克菲勒基金奖，他还获得过其他多种奖励和学术荣誉。

但真正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带来世界学术声誉的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以下简称《全球通史》）。这本书可以说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实践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全球通史》出版后，很快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图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美国内外众多著名大学将它选为教材或参考教材。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全球通史》也特别重视，在30年中不断完善本书，并先后于1975年、1982年、1988年、1991年、1995年、1999年6次修订。特别要指出的是，第6次修订是在他86岁时做的，也就是1999年的第7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这一版致读者的前言《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中认为：“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依据“新世界需要新史学”的理由，作者对《全球通史》从章节到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突出了人权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全球醒觉和“科技影响力”对21世纪人类历史的影响。第7版出版发行后，继续风靡世界史学界，被誉为世界史研究中“经典中的经典”。

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后，特别是1999年版《全球通史》英文版出版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就积极和Prentice Hall联系版权。而Prentice Hall也在寻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出版《全球通史》的中译本。经过磋商，2002年2月11日，北京大学出版社与Prentice Hall签署《全球通史》中文版的出版合同。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新版的《全球通史》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分赞同。我们希望斯塔夫里阿诺斯写一篇新的序言，并希望他对中国2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与崛起的历史意义以及对21世纪世界的影响发表他的真知灼见。作为一位有深刻思想的历史学大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不但关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也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第7版的前言中，他写道：“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他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

可惜的是由于他的健康问题，我们一直未能收到他的序言。2004年3月23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加州逝世，享年91岁。1999年的第7版成了《全球通史》的最终定本。得到他逝世的消息后，我们为未能在他在世时完成翻译和出版感到自责，也为未能得到他的序言而深感遗憾。为了缅怀斯塔夫里阿诺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他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的“全球史观”，更好地学习《全球通史》，2004年5月14日，北大出版社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签署了在中国内地影印英文版的出版合同。2004年7月和2005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全球通史》的英文影印版和中译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中文版自2005年1月出版以来，吸引了大量读者，迄今已累计印刷近百次。正如第7版修订版“后记”中所说的：“《全球通史》中译修订版中，不免还会有翻译不准确，甚至有误的地方。世界在快速变化，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即使译者中外文的水平再高，也常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错误。就如同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的：‘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许多读者给我们发邮件、写信和打电话，既对全书给予了充分认可，也对其中的疏漏和不当提出了质疑。我们在感谢读者热切关注的同时，也在考虑对译本进行完善和提高。

2020年将是北大版《全球通史》中译本出版15周年，我们借此契机推出新校本。于2015年成立的《全球通史》编辑小组通力合作，对全书的内容和形式做了精细的再加工，纠正了不够准确或理解有误之处。此外，我们还补齐了遗漏的数幅图片，部分插图置换成更清晰的版本，对每一幅插图进行了精修，重新设计了封面和内文版式……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的：为读者奉献一部精益求精的作品。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刘德斌教授、高毅教授为《全球通史》中译本撰写了中肯而发人深省的序言。他们的精彩观点连同这本书一起引发了诸多学者再一轮的思考和研究。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留给后人的箴言，他为21世纪读者写的《全球通史》给学界确立了一个典范，也为全球读者留下了一笔精神文化财富。斯人已逝，唯言永在！

《全球通史》将继续因其精彩而泽被后人。

《全球通史》编辑小组

2019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