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關於端傳媒

計畫生育四十年

中國女工生育之痛：被強制流產後，計生人員又把埋掉的孩子挖出來

中國農村有2000萬單身漢，為了娶媳婦，他們都經歷了什麼？

緬甸有媳婦（上）：緬甸姑娘的「孤身」中國婚禮

緬甸有媳婦（下）：河南相親團的緬北「愛情」之旅

三代同堂的育兒生活：血緣是家庭的最終歸宿

二孩來了，中國父母懂得如何愛兩個孩子嗎？

消失的生育

從獨生子女到鼓勵生育：六十年後，中國人會告別「計劃生育」嗎？

從前他們追着人做結紮，如今他們求着人生二胎

不想生孩子的中國年輕人：消失的性生活、貓當孩子養

想要工作就別要小孩：「全面二孩」政策為什麼會讓她們告別職場？

在「朝陽」與「暴雷」間輪迴的中國式養老業：一場沒有監管的國家實驗

消失的孩子：作為異議夫妻，我們為何無法選擇生育

獨生子女的贍養重擔：不敢窮，不敢病，因為爸媽只有我

關於端傳媒

自由的道路漫長，我們一起開端

◎端傳媒，立足香港，面向全球華語讀者，以原創深度報導和數據新聞為特色，深入剖析在地及國際事務。在時代潮湧中，提供新的討論視野和表達方式。2015年上線以來，獲得超過45個新聞或攝影大獎。設立付費制兩年多，累積付費會員超過40,000名，成為華文圈最具影響力的網路媒體之一。

▽瞭解更多

http://bit.ly/2KHTETa

▽索取《端傳媒2018-2019主編精選》

http://bit.ly/2xMxr3C

▽領取讀者專屬禮券，

成為端暢讀會員立減 50HKD / 199NTD

http://bit.ly/2KHyhmt

計畫生育四十年

中國女工生育之痛：被強制流產後，計生人員又把埋掉的孩子挖出來

特約撰稿人 趙晗 | 2019-03-06

打完引產針24小時後，大夫決定擴宮把孩子取出來

韓姐記得那是個陰冷潮濕的冬天，病床冰冷。她躺在床上，大夫掐着她的肚子，捏到硬的地方，估摸着是孩子的頭，就把針扎下去。反復扎了幾次，怎麼也扎不到孩子的頭。過了24小時，孩子在韓姐腹中依舊安穩。（編注：為了解胎式，醫師打引產針前要摸胎位，藥物注射點通常是羊水最多的位置，而非直接扎頭部。等待引產的韓姐，誤以為是要扎孩子的頭。）

扮演韓姐的演員獨白道：「不知道過了多久，孩子還是沒有一點動靜。我心裏着急得很。這孩子怎麼回事，怎麼還不走了？快走吧！求求你，快走吧！」

韓姐今年46歲，四川人，一共懷孕過五次，生下老大、老二兩個男孩後，因為家中負擔不起，後面的三個男孩都在大月份時做了引產。

每一個從農村進城務工的女性身上都有很多故事可講。其中最隱秘而傷痛的，便是生育經歷。2019年初，服務打工女性的北京木蘭花開社區活動中心和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共同策劃，把韓姐的故事《生育紀事》搬上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菊隱劇場的舞台。主要演員除了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均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女工，她們在北京從事保姆、保潔、超市收銀員、水果小商販等職業。

舞台上呈現的不僅僅是韓姐的生育經歷，更是女工們共同的生育之痛。

1994年十月底，種晚麥子時，丈夫正要去北京打工，一個人承擔農活的韓姐，卻覺得渾身沒勁。去縣醫院一檢查，發現懷孕了。她根本沒有時間做抉擇——家裏的晚麥子正等着她種完，種完麥子還要摘油菜，摘完油菜還得澆麥子。

幹完這些農活，兩個月過去了。為了適合引產，韓姐又等了兩三個月，不經意間又和孩子培養了兩三個月感情。

打完引產針24小時後，大夫決定不等了，直接擴宮把孩子取出來。舞台上升起投影幕布，透過影戲，觀眾們看到，大夫用鉗子從韓姐的下體邊扭轉邊夾取出一塊塊的碎肉，放在塑料桶裏……

風雨大作，背景音夾雜着嬰兒的哭聲。手術台上，韓姐在呻吟。扮演她的演員獨白道：「孩子，媽媽對不起你。可你已經有兩個哥哥了，家裏條件那麼差。再把你生下來的話，我和你爸爸要吃多少苦，遭多少罪啊。原諒媽媽。」

台下已是一片抽泣聲。

上場前，導演趙志勇反覆囑咐演員們，一定要剋制，不能自己在戲裏哭得稀里嘩啦。但聽到嬰兒的哭聲和韓姐的呻吟，參演的齊麗霞還是沒能忍住，在台上一把一把抹起眼淚來。她心想：「演出結束後，我要找個地方，一個人靜靜地大哭一場，哭出所有的傷與痛，哭出身為女性而經歷的苦難。」

齊麗霞在河南老家當過初中老師，也在廣東做過女工。2002，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接觸到當地一家服務工人的公益機構，當上志願者，後來又成為工作人員。2009年，齊麗霞在北京參與籌辦了木蘭花開，倡導獨立自主和性別平等意識。木蘭花開擁有20多個原創作品，話題圍繞女工離家打工、結婚生子、孩子上學、個人成長等方面，包括歌曲《我是女人》、《不完美媽媽》，舞蹈《瘋狂清潔工》、《女工風景線》，與中央戲劇學院合作的《我要上學》、《生育紀事》等。

一年多前，齊麗霞在大量接觸基層女工後有了一個新想法：女工的生育故事幾乎沒有被公開談論過，木蘭花開何不做一個基層女性生育故事的口述史？這個點子也得到中央戲劇學院老師趙志勇的支持。他們在2018年訪談了近30位基層女性，最後選了韓姐的故事，集體創作了《生育紀事》。

不管子宮合不合適，一律強行上環

有人對韓姐心生不解：為什麼不避孕？

殊不知，從懷老二起的四次意外懷孕，恰恰是因為避了孕。生完老大，韓姐就上了環。「環」，即「避孕環」，又叫宮內節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 IUD），由金屬、硅膠、塑料等材料製成。

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後，因為其他避孕措施較難普及，避孕環成為中國計生工作中最普遍的避孕方法，官方數據稱，在採取避孕措施的已婚育齡婦女中使用比率達50%。一線計生人員觀察到的比例更高，且農村上環率要遠高於城市。對農村計生幹部而言，「避孕」主要指針對女性的上環手術，男性結紮一直阻力重重——很多男性會產生性心理障礙，覺得自己「不再是男人了」。

上環後，韓姐馬上和往日一樣幹起重活，脱環了也不知道。沒過多久，韓姐就懷了老二。在韓姐身邊，和她一樣脱環的女性太多了。韓姐的二姐上環後，繼續在鑽石油的工地上搭鑽井的鐵架子，根本沒察覺到環掉了，懷了孕不得不做引產。韓姐說，生完老二之後的三次引產，也都是因為環掉了卻不知道。很多女工脱環都發生在月經期間，節育環隨經血流出，不易察覺。

原來，女性子宮對節育環的耐受性取決於多方面因素，比如宮頸形態異常，環的大小和子宮不匹配、宮頸內口過鬆等。反復人流引產，容易導致宮頸變形，是脱環的主要常見原因。同時，脱環也是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二者相互影響。

按理說，遇到宮頸形態異常的，計生人員不應主張上環避孕。上環後，應至少休息一週。作為異物，節育器時刻刺激着子宮內膜，完全適應炎性反應，大約需要三個月。但遺憾的是，在很多基層計劃生育部門，操作上環的多是「業餘醫生」，本身缺乏專業知識，對上環手術適應症的掌握和術後隨訪指導幾乎為零。為了完成規定的上環率，只要婦女來了，不管子宮合不合適，不管是否要來月經，一律強行上環，上完就走。技術不足，缺乏指導，休息不夠加上炎性反應，使許多婦女得了婦科疾病，帶來脱環等連鎖反應。

在結紮率的指揮棒下，難有理智。齊麗霞生於1973年，上面有一個哥哥。生下雙胞胎姐姐和她後，媽媽決定不再生孩子。按理說這個家庭和之後實行的計劃生育沒有關係。沒想到，齊麗霞小學四年級時，一隊計生人員突然來到家中，說她是超生。為了懲罰這一家人，來者把齊麗霞家中的樹都砍了，還抄走家裏值錢的東西。他們還說，村裏的結紮指標不到位，要抓人去湊數。只要是適齡婦女，不管生育狀況如何，一律抓去結紮。沒有檢查，沒有指導，齊麗霞的媽媽稀里糊塗就被做了結紮，結果術後非常不適，不久就患上了婦科疾病。

齊麗霞小時候，見到村裏南邊有一個房子，專門關老頭老太太，他們的子女超生，出去躲藏了，被告發後，計生人員就把老人家關起來。齊麗霞常見到老人在裏面哭，她問老師：「為什麼呀？這些人（計生人員）是土匪嗎？我們書上學的那些鬼子（編注：對外國人的鄙稱，日本侵華時期多指日本人）不才這樣的啊？」

「（孩子）埋了的話，可以挖出來看嗎？」

生完兩個孩子的婦女是計生人員的重點盯防對象。湖南人菊姐生完兩個女兒後，馬上有人來張羅給菊姐做結紮。菊姐家生意做得早，當時是鄉里經濟上數一數二的家庭，家人都期待菊姐生個男孩。家中老人在當地很有能力，花錢在醫院買了關係，給菊姐和她的弟妹一起做了假的結紮手術。此次造假共花費1000元（人民幣，下同），在當時是筆鉅款。菊姐記得，那時剛剛進入90年代，鄉鎮飯館請廚師，一個月工資才30多元。

1992年，菊姐又懷上一胎，趕上村裏的計劃生育抓得特別嚴，一年檢查四期，絕不留死角。菊姐知道計生人員的厲害，老早便躲到遠處的姨媽家。不幸的是，六個月時還是被人舉報了（舉報者會從計生部門領取獎勵）。那個時候一家超生，全家遭殃，術語叫「連累三黨九族」，菊姐不回去接受流產，她的父母祖輩、叔伯嬸孃、兄弟姊妹都要一同挨罰。

菊姐收到消息，媽媽的棺材、家裏養的豬、嫂子的嫁粧……家裏值錢的東西都被抄走了。家人的房子，是木頭的就被拆了，是磚的就被炸了——村裏因為超生沒房頂的人家很多，菊姐自家房子上的瓦早已全部被扒下來了，挨炸更是指日可待。

他們一來就是二十多個人，計生幹部其實只有一兩個，其他都是招募來的本村或者鄰村的「底層人士」——「通常是光棍，越兇的越好」。村民嚇唬不聽話的孩子，都會說：「你再鬧，計劃生育的來了！」從小目睹抄家扒房的小孩子便馬上乖巧起來。

沒辦法，菊姐只能回去自首，這意味着她要和腹中的孩子告別了。雖然家人親戚已經遭受了財產損失，菊姐仍被額外徵收了一萬元超生罰款。

此時的菊姐已經懷孕七個月。計生人員給菊姐安排了一個催生婆，她端來一碗水給菊姐喝。菊姐知道，這碗水是要孩子的命。果然，喝下去後馬上開始肚子疼，想要生產。

但按照當地風俗，嫁出去的菊姐不算家裏人，若在自家生孩子，對家人很不吉利。菊姐的爸爸就在豬圈裏搭了一個床，菊姐在上面生下了一個男孩，還活着。菊姐看到孩子生下來表情痛苦，彷彿很不甘心這麼早就被驅離媽媽的子宮、被剝奪了生命。還沒有享受媽媽的懷抱，還沒有喝上一口奶，孩子就去了。菊姐家人搞了兩塊板子當棺材，把小男孩埋了。

埋葬了自己的孩子，菊姐去計劃生育辦公室想討回之前的生育押金（承諾不超生而預繳的一筆押金，幾百到幾千不等，有的地方在結紮手術後退回）。菊姐說：「我把孩子埋了。」計生辦說：「你肯定把孩子送人了。」非但不退押金，還要繼續罰款。計生辦不信菊姐的申辯，說：「埋了的話，可以挖出來看嗎？」

計生人員說到做到，跟着菊姐回家，把剛埋好的孩子又挖出來看了一下，這才相信孩子的確死了。菊姐哭了：「這個社會是社會嗎？真要我的命吶，我犯了多大的法啊？」

菊姐認識一個醫生，因為引產手術做得太多，半夜裏睡不好，夢到好多孩子問他要爸爸媽媽，說：「我不想死」。他心想，「我還是辭職的好，做這一行會短命的」。菊姐不怪引產的醫生，她知道如果引產下來孩子是活的，就算他們的工作失誤，有的甚至會影響收入。但想起自己親手埋葬的兒子，菊姐還是流下眼淚——他要是活到現在，應該已經娶妻生子了。

她還想起一個老鄉，第三胎時終於盼到男孩，妻子四處躲藏，快要生時被舉報了，被逼到計生辦做引產手術。老鄉傷心欲絕，躺在地上打滾，暗暗瞅準是誰那麼積極把他老婆拖去引產。幾天後，他跑去那個計生人員家裏，抱起對方的兒子，跳入河中，同歸於盡。

「（墮胎）不是什麼大事，不想麻煩別人」

與許多女工一樣，無論是生產還是流產，韓姐通常是一個人經歷，老公一直在外打工。韓姐17歲時生的老大，那時身邊的婦女都不知道怎麼算預產期，天天干農活，不會提前做準備。連生了三個孩子的婆婆也無法判別韓姐的狀況，就知道「肚子一疼馬上找人（接生）」。

1993年，生老二的時候，韓姐也是一個人。生產的時候，外陰撕裂，沒條件縫合，就找郎中開了些高錳酸鉀顆粒，丟進水裏用來清洗。沒出月子，韓姐就跟往常一樣忙碌起來。除了照顧兩個孩子，還要照顧一大家人，準備豬、雞、鴨吃的東西。家裏就她一個女的，伺候別人還忙不過來，更不敢奢望被人伺候了。

因為掉環而意外懷上的三個孩子，韓姐一開始都捨不得花幾十元引產和打胎藥的錢——全家就靠老公一人在外打工，一年也掙不了幾個錢。舞台上，三名獨白演員扛着袋子繞圈跑，演繹韓姐自己「打胎」的嘗試。記得有一胎，韓姐首先想到借力100斤的紅薯籮筐，她背起來使勁跑，沒用；她又嘗試跳梯田，上下兩層隔得老高，還是沒用；最後她用拳頭使勁打肚子，用推磨的槓使勁往肚子上壓……但無論什麼辦法，孩子就是不掉。

那是一個冬天，自行打胎無效的韓姐，最終躺上了冰涼的刮宮引產手術枱，身體不停顫抖。醫院沒有被子，醫生給哆哆嗦嗦的她接了一杯開水，韓姐捧在手裏，竟不覺得燙。

做完手術，她一個人先是乘坐一輛「三蹦子」（汽油動力帶棚三輪車）顛簸了20公里的土路到達鄉政府，又走了8里地（4公里）的山路回到家中。「除了疼和冷，身體沒有別的感覺」。

在家門口韓姐遇到一個嫂子，見她憔悴，就問怎麼不找個人陪着一起去，韓姐答：「不是什麼大事，不想麻煩別人。」

即便與丈夫一起在城市打工的女性，懷孕後也常常要自己回到家鄉，孤獨待產。齊麗霞接觸到的大多數女工，因為戶口和經濟能力等限制，在北京懷孕建檔很難。與享受生育保險的城市女職工不同，在京打工的基層女性一旦懷孕，幾乎等於馬上失業。對於幹家政的女工來說，沒有僱主願意聘用懷孕的女性，一來怕幹活出了安全問題擔責任，二來擔心孕婦手腳慢。如果是在工廠打工，僱主通常不會免去夜班和加班，這種對孕婦不友好的作息，也等於逼着女工自己辭職。

「不要犧牲也不要偉大」

韓姐的故事首演當天，座無虛席，但與韓姐的許多人生重要經歷一樣——丈夫依然缺席，韓姐也沒能去現場。在很多農村男性眼中，女人生孩子是天經地義、易如反掌的事情，有什麼可嘰嘰歪歪的？有什麼「紀事」可談？老話說：「哪個母雞不下蛋？」

齊麗霞知道，舞台上的劇情是無數女工的真實痛苦。韓姐的經歷是如此具有代表性：沉重的農活，不在家的丈夫，被忽視的人生，一次次的流產和引產……

演出臨近結尾，扮演韓姐的獨白演員吐露她的心聲：「等兒子和兒媳婦有了孩子，肯定得去幫他們帶孩子啊！」

2001年，韓姐隨丈夫來到北京打工，做過電梯工、保潔、保姆等工作。兩口子節衣縮食，為的是給兩個兒子攢夠結婚的錢。如今農村的彩禮講究多：女方要求「一動一靜」加「萬紫千紅」。「動」是車子，「靜」是房子；此外還要一萬張5元、一千張100元和一大堆1元鈔票，搭配成萬紫千紅的視覺效果，起碼15萬元起。

勒緊褲腰帶，夫妻倆終於攢夠了兩份彩禮，但如今農村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兩個兒子奔三了，仍未找到女朋友。儘管如此，韓姐兩口子在籌劃未來時，絲毫沒有為自己打算，已經做好了幫兒子們帶孫兒的準備。

菊姐的女兒成立了一家服務打工子弟的公益組織，菊姐來到北京幫女兒的機構做飯。離北六環附近的木蘭花開社區活動中心不遠，有時也會去串門。閒下來時，曾經熱愛文藝的菊姐也想把自己的生育故事寫出來。

《生育紀事》僅是萬千基層女工生育經歷的一個側面。趙志勇透露，未來還打算排《生育紀事2》，講述新生代女工有別於上一代的生育經歷。與韓姐這一代女工不同，新生代的女工對於生育和人生的設想已經發生改變，年輕女工做流產手術的也多，卻是完全不同的原因。

韓姐的故事演完了。舞台上，燈光再次亮起，演員們合唱起木蘭花開文藝隊集體創作的《不完美的媽媽》：

不完美，不萬能的媽媽

你有你喜歡做的事

尋找你生活中的快樂

不要只為了兒女犧牲自己的年華 ……

舞台下，年過半百的女工觀眾們，淚光閃閃。

《生育紀事》中重要一幕，韓姐做引產手術。攝影：趙晗

舞台上升起幕布，在影戲中，醫生從韓姐下體取出嬰兒碎肉。攝影：趙晗

《生育紀事》開場，女工摺疊小孩衣裳。攝影：趙晗

引產手術完畢，韓姐在冰冷的病床上蜷縮呻吟。攝影：趙晗

引產手術後孤零零的韓姐。攝影：趙晗

中國農村有2000萬單身漢，為了娶媳婦，他們都經歷了什麼？

特約撰稿人 阿唐 | 2019-04-12

33歲的六娃單身了33年，已經自暴自棄，說自己「找不到妮兒們（方言：女孩）了」。32歲的小北去年從熟人那裏買了一位越南新娘，結婚七個月，新娘就跑了。家庭條件在村裏算是優越的小石，28歲沒結婚，今年春節相了次親，結果遇到了媒婆騙婚，白花了900塊錢（人民幣，下同）。25歲的單身漢小天，婚事本來已經說定，不料女方以他「不是獨生子女」為由，把婚事推掉了。

這些單身漢，來自中國河南一個普通農村——我表叔家就在這裏。村裏戶籍人口有大約1700人，據村裏人估計，25歲以上的未婚男性超過15個。而這樣的境遇在中國大陸農村相當普遍。

早在2007年，中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根據出生人口性別比推算，到2020年，20-45歲段人口中的男性會比女性多出約3000萬。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的劉燕舞博士，結合實地調查和數據估算，中國農村光棍數量在2000萬左右——即使是這個保守估計的數字，已約等於澳大利亞全國人口總數。將這2000萬人口平均到中國68萬個行政村，每個村就有近30個光棍。

這一危機是多種因素的共同產物。在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之下，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等思想在農村地區被無限放大，他們利用各種手段生下男孩，致使男女比例失調。當這些男孩長大後，在城鄉經濟差距加大、農村受教育機會流失等結構性問題的作用下，如何解決婚戀問題，成了他們無力面對卻無法逃脫的宿命之問。

即使明知被騙，也不會去找媒人的麻煩

農曆正月底，我到表叔所在的村莊採訪，村裏有些蕭條，大多數中青年男女都出外打工了。村裏的單身漢中，只有六娃一個守在村裏。

「娶不上媳婦兒這事，主要還是個人沒本事。」見到我，他撓著頭說。六娃一米七五左右的個頭，眼睛不大，鼻子挺拔。

六娃小學沒上完，在家裏幹了幾年農活之後，就去外地打工了。不料去年父親突然去世，身為獨子的他，只能留在家裏照顧有精神疾病的母親。

「這些年也不是沒人介紹對象，但你看看我這條件，沒啥存款，在家守著我媽，不能出去賺錢，也不會跟妮兒們說話，上哪兒找媳婦去？就算找到了，人家要彩禮，在縣城買房，我能買得起嗎？」六娃說著，眼睛看向了在院門口來回踱步的母親——她因患精神疾病，每天白天都在院門口來來回回走，連吃飯都會忘記。

村裏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單身漢，也沒比六娃好過多少。

表叔隔壁家的小石今年28歲，按說條件不差，家裏房子蓋得寬敞，買了車，彩禮錢也出得起。今年大年初二，有媒人上小石家說親，說鎮上有一個女孩不錯，年齡也合適。小石家的車當時被借走了，表叔就開著自己的麵包車，拉媒婆和小石去鎮上。路上，媒婆說自己也是經了好幾個人的口才知道這個姑娘，所以要再接兩個中間人。這一來二去，小石去相個親，光媒人就有三個。

到了地方，其他人都下車，留小石和女孩在車裏單獨聊天。聊了沒多久，女孩就說，覺得小石還不錯，可以交往，這大過年的，按照禮數，小石得包600塊紅包給她。

小石給了紅包，這次相親就算是成了。後面的事情，就不歸媒人管了。按村裏說媒的規矩，小石還要給每個媒人100塊錢「充電話費」。相了次親，花了小一千塊錢——這在村裏不算小數目——2017年，縣裏農村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也才9000多塊。

沒承想，到了大年初六，女孩就發短信過來，說小石「不會拍話（方言：聊天）」，不想繼續交往了。這門親事就此夭折。

表叔說，他當時一看「媒婆拐來拐去接人」，就知道十有八九是騙人的，但他是個外人，也不好說什麼。「小石那人就不會跟妮兒們說話，那個女娃，我看就是媒人從縣裏找來的、做那種工作的，上車聊會兒天就賺幾百塊，這活誰不幹？」

不過，即使小石家明知被騙，也不會去找媒人的麻煩，反而要繼續倚仗媒人。

「大過年的，人家說媒是幫你辦好事，事沒成你不能怨人家。」表叔這樣跟我說，「他家要想找媳婦，還是得人家幫你說媒，不管是不是真的，你都得去。」

比起小石，或許另一家的小天會更加憋屈。小天25歲，去年經媒人談好了一門親事，兩家快要商量婚期時，女方突然反悔，說小天「家裏有哥哥，不是獨生子女」，把婚事推掉了。

表叔說，村裏人議論，女方是害怕兩個男孩分家產。「你說這算個啥事？有個哥哥，以後養老負擔還輕一點呢！」

和前面幾位相比，表叔的兒子、我的小表弟，算得上村裏婚戀領域的「頂級選手」了。

小表弟阿源今年20歲，16歲開始到外地打工。2017年，他去了浙江橫店，輾轉於幾個網絡電視劇的劇組，幫忙扛器材，偶爾也當當群演。去年春節，他從劇組帶了一個女朋友回家。女孩是個漂在橫店的小演員，比小表弟大了四歲，會打扮，不是本省人。

「阿源帶了個演員女朋友回來！」村裏人聞訊，紛紛到表叔家裏喝茶，給小表弟遞煙。有人問他：「你去的是啥好地方，能領回來這麼漂亮的小妮兒（方言：女孩）？」

表叔不無驕傲地跟我說：「旁邊那幾家都眼氣（方言：羨慕）得很！」

可是小表弟沒有和那個女朋友走到最後。過年後他決定不再去橫店打工，和那個女生分手了。去年年底，村裏的媒婆又介紹了隔壁村的一個女孩給他，兩家人都很滿意，很快訂了婚。表叔給他們在縣城裏置辦了婚房，今年就結婚。

小表弟年僅20就能得到媒婆的關注，更像是一種特權。

「我在村裏人緣好，他也有個樣子（長相不錯），怪壯實，人家看見這，才上來說媒的，」表叔這樣分析。他沒說出口的話是，他早些年四處奔波打工，攢下來一些錢，最先蓋起了大房子，經濟條件在村裏數一數二。在村裏走著，有鄰居管他叫「王經理」。也正是這樣的條件，讓小表弟在面對稀缺「資源」的競爭中拔得頭籌。

表叔說，村裏和小表弟差不多年紀的，有六個男孩，卻只有三個女孩。這三個女孩現在要麼在外打工，要麼嫁去了外面。村裏比小表弟大幾歲的那群年輕人，男女比例更為懸殊。

我問起表叔，現在村裏結婚，彩禮錢需要多少？

「幾萬的有，十幾萬的也有。彩禮其實都出得起，就算出不起，現在找個媳婦這麼難，四周借一借，咬咬牙也得把婚結了！」

表叔看得透徹：「其實也沒有說家裏真的窮的揭不開鍋的，那幾個娃兒們也不是說歪瓜劣棗。最主要的問題是，現在根本就沒女娃了！」

十年間，一千萬個本該出生的女嬰，憑空「消失」了

表叔還有兩個女兒，可他很少談起。大女兒今年28歲，早已嫁去外地，生了三個孩子。二女兒22歲，經媒人介紹，和鄰村一個男孩結了婚。小表弟是第三胎，表叔表嬸為他繳納了不少超生罰款——只為了要一個男孩。

表叔家繳得起超生罰款，可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表叔家的條件。九十年代，是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最嚴格的時期。在被重男輕女和傳宗接代思想控制的鄉村，抓住這僅有一次的生育機會生一個男孩，是擺在每一個家庭面前的頭等大事。他們怎麼確保生下來的是男孩？

「啥法兒（方言：什麼辦法）都用！喝藥的，找人算命的……」表叔說。可是真正保險的辦法，還是在產前性別檢查。這樣的檢查雖說被嚴格禁止，但那時候，給醫生塞一個紅包，就能偷偷做檢查——發現是女孩就打掉。

美國學者赫德森和鄧波兒，在2005年出版的《光棍危機：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啟示》中，結合官方公佈的新生兒性別比和男女出生人數推斷，在1985年至1995年間，中國共有1068萬本該出生的女嬰，憑空「消失」了。

這些被消失的女孩帶來一個顯而易見的後果——性別比例失衡。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當年鄉村地區15到19歲的男女性別比為110.47:100（國際公認理論值在102-107之間），這個年齡階段，正是如今的農村適婚年紀。情況在進一步惡化，《新京報》整理的數據顯示，2015年，農村地區0-4歲幼兒的男女性別比已經達到122.8:100，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其中第三胎的性別比甚至達到146.3:100。

在男女比例還未變得如此懸殊之前，村鎮裏的適齡男女，經由媒人轉介，絕大多數可以在本村或鄰村解決婚姻問題。表叔那一代人，一般是男生20歲、女生18歲，自然會有媒人上門說媒。同村或是周邊村鎮，適婚男女會慢慢走到一起。當計劃生育最嚴厲時期出生的男孩長大以後，這樣微弱的動態平衡，一下子被打破了。

然而，締結婚姻，仍然是擺在每位農村青年面前的頭等大事。社會學者杜平在著作《男工·女工：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性別、家庭與遷移》中總結道：「儘管貧困剝奪了很多生活的機會，但未能將男性與鄉土社會對他們的性別期待剝離開來。『建房子』和『娶媳婦』依然是他們生活的主要目標。」

在家鄉娶不到媳婦的農村男性，必須在村鎮以外尋找出路。而外出打工之後，很多人卻發現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只能從事一些體力活，在這些行當裏，他們仍然甚少接觸女性。

六娃身邊一直沒有什麼女孩。他在村裏讀小學時，女孩「扳指頭都能數得過來」，後來輟學做農活，更是接觸不到女孩。他去過蘇州、東莞打工，條件不夠，進不了工廠，只能去建築工地，他說那些地方「一個女的都沒有」。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農村地區初中生的毛輟學率為15.5%。這意味著，每六個農村初中生，就有一位選擇輟學。小石、六娃，都是中學階段便輟學在家，也經歷了父母雙雙在外打工的留守歲月。在村裏人看來，他們一個「不愛說話」，一個「木訥」，都不擅長與女孩接觸。

我問六娃，如果一直不結婚，會怎麼樣？

「我都單身這麼久了，也都習慣了，」六娃用力嘬了口煙，嘆了口氣說，「但咱中國人都講究個傳宗接代，俺家要是到我這兒斷了咋辦？村裏那些七嘴八舌的，我也受不了啊！」

這些鄉村單身漢，在默默吞下計劃生育政策結出的惡果之外，還要背負傳統思想、教育程度低和家庭經濟條件三重桎梏。而情況很可能會朝向更糟的方向發展。《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引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陸益龍的分析，指「光棍危機」將加劇天價彩禮、拐賣婦女、買賣婚姻及性犯罪等現象。北京大學教授李建新則在接受中新社採訪時指出，中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光棍危機將增加社會保障問題的複雜性。此外，男性勞動力過剩將加劇就業市場的競爭，女性在求職過程中遭到的性別歧視，或許會更加嚴重。

待價而沽的女孩和逃跑的越南新娘

與此相對，在農村社會，婚姻依舊是女性被納入社會秩序之中的必經之路。

20歲的一一（化名）是小表弟的同學，在縣裏一家飯店打工，沒有交男朋友。

一一18歲以後，上門說親的人就沒斷過。媒人們介紹的男孩五花八門，都是附近村的。大她五六歲的，她「沒興趣」；跟她差不多大的，她覺得對方「看起來像個小孩」。父母常勸一一「早點回來嫁人」，一一對此一點也不認可，「都是父母和男方在那邊亂著急，他們也不聽聽我們的想法。」

在素來有「彩禮」傳統的中國農村，男多女少的大背景之下，婚姻不可避免地商品化了。單身女性的婚姻選擇，更多掌握在了父母手中。家庭經濟條件出眾的男性，在這場婚配遊戲中佔據了更多話語權。

有女孩敏銳地意識到了懸殊的男女比例帶給她們的潛在風險。豆瓣網上，「你眼中的農村是怎樣的」話題之下，一位農村出身的女生在一篇熱門回應中寫到，村裏的姑娘十來歲的時候，總會有十七八歲的男孩子「故意欺負」她們，行為近乎猥褻，而大人們卻「無知又懶惰」，教育是「不存在的」，因為「村裏高中以上學歷的少的可憐」。村裏很多女孩，只能「純商品一樣聽從父母的安排」，等待嫁入一個好人家，生養女兒成了一種「投資」。

這一切令一一感到抗拒：「（我）當然是想自己談一個呀！最主要是對我好，其他的沒那麼重要。」一一說，和她一起出去打工的女孩，大多有類似的想法，有些找到了男朋友，成功結了婚，就留在了縣市裏。剩下的那些，「幹了幾年就還是被叫回去嫁人了」。

面臨類似境遇的，除了中國農村女孩，還有遠在越南的女性。

近幾年，中國男性單身人口不斷擴大，婚戀需求也隨之暴增，不少人將目光投向了鄰國越南、緬甸和柬埔寨等地，其中以越南人數最多。單身漢們通過婚戀中介，花上十幾萬人民幣，就能娶回一位「越南新娘」。法新社曾調查這個橫跨東南亞多國的婚戀市場，發現其中充斥著人口販賣、綁架搶婚、詐騙等不法行為。

村裏有兩個男人娶了越南新娘，其中就有32歲的小北。

小北的爸爸在市裏打工，媽媽臥病在床。小北在外省打工，一直找不到對象，兩口子快急壞了。他們去年春天聽隔壁村的親戚說，村裏一戶娶了越南新娘的家庭，新娘家裏還有一個女孩，可以介紹給小北。

小北當時還在外地，他媽媽一聽，哪怕走路不方便也要去見那個越南女孩。見後她感覺很滿意，就把女孩帶回家裏，給她看小北的照片，女孩也說願意。女孩在家裏待著，掃地拖地洗碗樣樣都做。小北爸媽看到這些，就算小北本人還沒見過這個女孩，也要直接把婚事定下來。隔壁村的越南新娘既是媒人、也算女方家裏人，按她們的要求，小北家付了12萬過去。

四月份小北回來，兩個人結了婚。婚後一切正常，直到11月的一天，新娘說自己去村口的超市買東西，結果被一輛白車接走，便再也沒有回來。

後來小北得知，隔壁村那位越南新娘，也一起逃跑了。

尾聲

過完年，小北又一次南下打工了。那是新娘逃跑後的第五個月，小北的臥室裏依舊掛著當初拍的結婚照。

照片上，小北戴著眼鏡，穿白色西裝，和新娘背靠背坐在草地樣式的佈景板前。新娘穿著白色婚紗，咧嘴笑著。婚紗照下面有兩張大大的海報——上面是兩個可愛的嬰兒。農村很多家庭的臥室裏都掛著嬰兒海報，被視為長輩對新婚夫婦早日「開花結果」的祝福。

小北母親說，他們也不知道，越南新娘是不是被拐賣過來的，只想著新娘一旦懷孕，就不用擔心這些了——就像隔壁村小黑家一樣——他們家娶來的越南新娘不但沒跑，還生下一個男孩。

但小北沒有等到這一天。

越南新娘逃跑後的第五個月，小北的臥室裏依舊掛著當初拍的結婚照。照片下的嬰兒圖片，是長輩對新婚夫婦早日「開花結果」的祝福。攝影：阿唐

農曆正月底，村裏有些蕭條，大多數中青年男女都出外打工了。攝影：阿唐

有推算中國農村光棍數量在2000萬左右，將這2000萬人口平均到中國68萬個行政村，每個村就有近30個光棍。圖為一名男子在一個農場耕種。攝：Jie Zhao/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有推斷在1985年至1995年間，中國共有1068萬本該出生的女嬰，憑空「消失」了。 這些被消失的女孩帶來一個顯而易見的後果——性別比例失衡。攝：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橫跨東南亞多國的婚戀市場，發現其中充斥著人口販賣、綁架搶婚、詐騙等不法行為。圖為法新社報導中提及柬埔寨一名被中國男人強迫結婚的Nary與母親一起坐在金邊的家中。 攝：Tang Chhin Sothy / AFP

緬甸有媳婦（上）：緬甸姑娘的「孤身」中國婚禮

特約撰稿人 格布 | 2019-11-28

2019年11月初的一天，凌晨五點，河南一座縣城的婚紗店裏，化妝師把新娘的頭髮挽起來，盤在腦後，用髮夾固定。

「現在，閉上眼睛。」新娘便閉上眼睛。化妝師捏着高光粉氣囊圍着她的臉頰、頸部、兩鬢噴了一圈。一個新娘妝化好了。新娘在鏡子前看了一圈，手臂「太黑了」，被婚紗襯得扎眼，化妝師給她一幅白色蕾絲手套。

戴上手套，「這下好多了。」只是手套又大又長，和這身小號的婚紗一樣，把新娘瘦小的身軀框起來，讓她看上去像一個偷穿大人禮服的女孩。鼻頭上的斑，已經幾乎被粉底遮蓋。她打開手機，在微信上拉了一個四人的「姐妹群」，撥通了姐妹們的視頻。

鏡頭那邊的是緬甸，比河南晚一個半小時。一位姐妹穿着賭場牌手的制服，剛下夜班；一位正在刷牙；一位還躺在被窩裏。

新娘來自緬甸，她叫做楊家鄉。家鄉對姐妹們說：「你們要看我穿婚紗嗎？粧化得跟鬼一樣。哈哈。」這是自嘲，過去在家裏她很少打扮，覺得此刻的新娘，不太像自己。姐妹們讚歎一番，便關上視頻，各自歸位。

一輛麵包車已經等在婚紗店門口，司機是李總僱的。天未亮，此時是六點整，司機怕家鄉冷，特意開了暖氣。家鄉坐在後排，覺得悶，搖下了車窗。窗外是初冬的早晨，霧氣纏繞着每一座新興的建築物，彷彿它們也穿上了婚紗。一面牆上刻着字：城鄉一體化示範區。

家鄉想：這裏修了這麼多房子，開賭場的話一定很熱鬧吧！

又很快轉念：還是不要開比較好。這樣我們緬甸那邊就賺不了什麼錢了。

按河南習俗，婚禮前夜新娘不能住在新郎家。在把家鄉帶來河南的一家跨境婚介公司的張羅下，家鄉住進婚紗店附近的酒店裏。酒店窗外是一大片即將拆遷的平房，頂着紅磚瓦。更遠處是南瓜色的高層住宅樓，頂着仿巴洛克屋頂。一切進展順利，婚紗店的化妝師會在凌晨五點半化完妝，司機會在七點之前把家鄉送到婚介公司裏。

緬北安排的「一見鐘情」

半年前的緬甸北部，在靠近中國雲南邊境的山區，一座以漢人（果敢人）為主的寨子裏，這家跨境婚介公司的媒人老王帶着河南小夥小彬拜訪了家鄉的父親。為了續香火，這個緬北家庭連生了六個女兒，第七個才是兒子，家鄉是第三個女兒。全家人都不會緬文，女兒們都讀華文學校，又早早輟學。15歲的小兒子在撣邦北部行政中心臘戌市裏讀書，他希望能在未來考上台灣的大學。

小彬22歲，身高1米75，面龐俊朗，皮膚白皙，頭髮向後梳得整整齊齊。他的父母給婚介公司付了5.5萬人民幣，讓這家公司把他送到緬甸去相親。那天，家鄉原本在屋裏看電視，父親讓她來給客人倒水，然後她被小彬一眼相中。就像她常常打趣說的那樣：「他對我是一見鍾情！」家鄉是父親的第三個女兒。

當晚，村裏有人辦喜事。按果敢人的傳統，青年男子彈着三弦，青年女子邊舞邊唱，圍成一圈，通宵達旦地打歌。家鄉也會唱：「月亮粑粑月亮塊，阿哥妹子打歌來，不會打歌學打歌，阿哥咋擺我咋擺……」 小彬試圖模仿打歌的舞步，卻總是慢半拍，只好退到一旁欣賞。家鄉比小彬大一歲，個頭不到1.5米，體重不到40公斤。她像一片花瓣輕盈，在人群中爛漫地打着旋兒。在中國的時候，小彬也曾交過幾位女友。他喜歡「調皮的女孩兒」，但那樣的女孩「不適合過日子。」家鄉有時候也調皮，但終究是「穩重的，懂得省錢，並且會做家務」。

關於婚姻或中國，家鄉知之甚少。寨子裏的新娘，有12歲的，也有40歲的，無關年齡。17歲那年，在當地華文學校讀書到八年級，她退了學，去緬甸第四特區的賭場工作。從最初每月工資2000人民幣的服務員，到後來每月工資5000人民幣的牌手，兩年時間裏，她接觸了許許多多中國人，不是來賭博的，就是來開賭場的。

賭場的工作很辛苦，黑夜兩班倒。去年，家鄉頻發高燒，便辭職回家休養。聽人說信基督教能治病，便去了教堂，常做禮拜。有一次，她參加了在木姐的華人基督教青年活動。從木姐的山頭可以望見對岸的中國瑞麗，密集的樓群與木姐的荒涼工地形成視覺反差，那是她第一次看見中國。

家鄉一邊在家養病，一邊給寨子裏的華文小學代課，每月能掙6萬緬幣（300元人民幣）。學校常有人問她為什麼不結婚——「老了誰來餵你？」她回答說：「沒關係，有養老院啊。」她還說：「如果我快要死了，就買一瓶酒走到山裏去，這樣死了人家都不知道。」

身體恢復之後，家鄉找了另一位代課老師頂替自己，準備再出去打兩年工。這次是打算去泰國，恰好一位親戚嫁到那裏，賣小吃需要人手。但小彬這時出現了。

當時正值中國公安部門開展打擊邊境電信詐騙行動，要求騰訊公司對雲南邊境地區可疑的微信號進行封停，導致許多活躍於中緬邊境的微信賬號被封停，其中就包括家鄉的。小彬請國內的朋友幫忙申請了一個QQ號，把賬號密碼給家鄉，此後兩人在互聯網上你來我往。他給她發信息：「你覺得我怎麼樣？」也帶她去城裏逛街、買衣服，感冒時陪她去醫院……直到她明白這個男孩決意要娶自己。

小彬的父母在微信上收到了家鄉的照片，喜出望外。為了讓小彬去緬甸相親，父母給婚介公司匯了5.5萬元，現在迅速付了10萬元尾款，作為相親成功之後的服務費用：在緬甸的訂婚儀式，新娘的單身證明、護照、簽證辦理，兩人的結婚證，新娘的結婚簽證，婚紗照拍攝以及最後的婚禮策劃。

確認關係之後，小彬在家鄉家住了下來——儘管緬甸法律不允許外國人居住民宅——等她辦好護照和單身證明，這幾乎花掉一個月時間。家鄉一家人希望給小彬留下好印象，伙食搞得比平時更豐盛。但小彬很難像緬甸人那樣熱愛酸辣或米飯，幾乎每日以方便麵充飢。

家鄉的父親能識字，在寨子裏算有威望。上世紀80年代，他在華文學校讀到三年級便輟學了，每天趕牛去山上拖樹，再轉手賣給木材商人。家鄉的母親沒有上過學，因為「那個年代女生不可以上學。」有數十年的時間，人們頻頻聽說緬甸邊境的女孩被中國人叫去中國打工，帶她們偷渡入境，然後下落不明。然後有女孩陸續回來，才知道是被賣給別人做媳婦，生了孩子，官方一查，無憑無證，就被遣送回國了。當然，還有很多人至今了無音訊。這樣的事聽多了，家鄉的父母都很不安。舉辦訂婚儀式之前，父親要了小彬的身份證——儘管這個男孩長相合意、彬彬有禮，但還是應該複印一下身份信息。

然後就是送女兒出門。按祖傳的規矩，即將出嫁的女兒要在堂屋裏點香、磕頭，然後隨新郎一起走出大門，期間不可回頭看一眼父母。

家鄉沒有回頭。「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哭，我自己後來在車上哭了。」

保完胎再準備婚禮

兩人抵達緬甸最大的城市仰光。婚介公司的創始人姓李，大家都稱呼他李總。這是李總開啟緬甸相親業務之後成功的第一對，他要保證萬無一失。李總趕緊聯繫了當地的中介幫家鄉申請中國簽證。中國的簽證官要求家鄉提供照片以證明兩人相愛多時，為了營造「歲月感」，李總讓兩人自拍一張合影，沖印成六寸照片，再往相紙背面灑一層茶水——泛黃的歲月。

他們在中介公司附近住了一個星期，活動範圍不出500米。因為從出生到工作，家鄉一直泡在漢語環境裏。她和小彬一樣，無法用緬語和當地人交流。

拿到簽證之後，小彬訂了兩張最快的機票回國，兩人在最後十五分鐘趕至登機口。家鄉被攔住了，那工作人員說着緬語，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小彬迅速反應過來，打開錢夾給那人看，僅剩的4萬緬幣，全部給他。然後通行，登機，轉機，在鄭州機場落地。

兩人在鄭州辦好結婚證，再乘車200多公里，抵達小彬在河南東部農村的家——一棟造價30萬的兩層樓房。樓房和院子總共佔地五百多平米，小彬的父母和妹妹都住在第一層，小彬和家鄉的婚房也在第一層，綽綽有餘。但修兩層是有必要的，鄉親們都看着呢。第二層尚無人住，還保持着水泥牆面。

院子門口停着小彬父親的白色轎車，每天下午鋪滿了蒼蠅，因為「蒼蠅喜歡白色。」院牆外種着幾畝橡樹林，是小彬父親響應政府號召種下的——「楊絮滿天飛不好看，種橡樹一樣帶動經濟」。幾十米以外是連接山東和廣東的高速公路，每一輛車的轟鳴，在屋裏能聽得真真切切。北方的秋天總是晴朗，空氣中有一層霧，太陽顯得灰撲撲的。

到河南的時候，家鄉已經懷孕了。醫生宣布孕婦和胎兒都健康，她感到很驚喜——「我還以為像我這樣的身體狀況，不會懷孕呢。」表妹告訴她：「不，老天是公平的，體弱的人最會有小娃了！」

小彬的爺爺也放下了孫媳婦太瘦弱的疑慮。一家人把家鄉捧在手心裏，要她每天吃兩個雞蛋，為了保證胎兒的安全，要她儘可能在懷孕初期減少走動。除了小彬，一家人都跟家鄉說河南話，盼着她能慢慢習慣這門語言。起初，飯桌上從來沒有米飯，家鄉想，這便是中國的生活，三餐必食饃（饅頭）或面。直到小彬的母親發現家鄉吃得辛苦，才煮起米飯來。

偶有鄰人親友來訪，他們會問家鄉：「這句緬語怎麼說？」她磕磕絆絆說不出來。又問「你聽得懂我們的話嗎？」她說：「慢慢說就能懂。」關係親近的姑姑、姨姨，會塞給她100塊錢，告訴她：「你真有福氣，婆婆公公年紀都年輕！他們掙的都是你的！」

日子過得很快，來看家鄉的人漸漸變少。「最容易流產」的前三個月已經平安度過，便該舉行婚禮了。

李總為家鄉找的酒店在一座縣城裏，離小彬家有40公里。自訂婚儀式以來，這是家鄉第一次與小彬分離。酒店附近有一片巨大的人工湖，湖東有塔。家鄉遠遠看它，想知道「那個塔到了晚上會亮燈嗎？」晚上再去看，果然亮了燈。

回到酒店，她拉了幾個微信群，和過去的姐妹們、親戚們一一通了視頻電話，都是換了新手機和新賬號之後加回來的人。她告訴他們：「我公公是幫別人整電線的，一天兩百塊，我們緬甸錢四萬……」表妹一邊在賭場上夜班，一邊接通了家鄉的視頻電話。

家鄉告訴她自己婚禮之後要回緬甸，到時候一定請假回家。不僅姐妹要相見，也可以見見正在緬甸等待相親的中國男孩。家鄉又問表妹是否還認識未婚的小姑娘，她回答：「有啊！楊xx家裏那個……」楊是果敢人口的大姓，上至土司後代，下至四散的平民。家鄉所在的寨子與果敢祖地隔着群山，居民大多姓楊，遷居已有百年。「楊家鄉」這個名字就是父親起的，她沒問過原因。

視頻那邊，表妹穿着短袖制服，打領結，化着輕巧的妝。家鄉說：「看見你們還穿那麼少，我就有點後悔。這邊過了八月十五就冷起來，因為這裏沒有山。」又補充道：「算起來還是冷的地方比較好，我們熱的地方容易生病，那個太陽有毒。」

再晚一些，小彬的媽媽也打來電話問：「小鄉，吃飯了沒？我就是擔心你一個人會害怕……」

「我不怕。」她像女兒一樣嬌憨地笑了。

「娘家人」

李總的婚介公司在市中心一座商務樓的12層，玻璃門上貼了「紅雙喜」，兩串紅色剪紙交叉懸掛在天花板上。進門可見一台大魚缸，養着鯊魚和龍魚。魚缸裏四個大字和李總的微信名稱一樣——「天道酬勤」。

茶几上放着一摞彩色傳單，傳單上，一張男女牽手看海的照片，下面有一排黑體小字：「本公司從事緬甸未婚女青年與國內未婚男士的婚介服務。緬甸因自身國家社會經濟狀況，適婚女青年對中國內地的婚姻持嚮往態度，而中國政府為緩解國內男女適婚青年數量差距，對跨國婚姻一直是支持態度。本公司本着合規、合法、坦誠承諾，為廣大未婚適齡男士提供優質婚姻資源！」背面是幾排粉色花體字：「讓距離變得不再困難，趁年輕來相親，承載温馨和愛，讓愛更完美！」

凌晨五點，李總和幾位員工奔赴小彬家，搭建婚禮舞台。兩位女文員留守辦公室，忙着吹氣球，直到彩色氣球鋪滿地板。一位穿駝色大衣的中年女人走進來，幫忙吹起了氣球。李總稱她文姐。

文姐扎着鬆散的低馬尾，兩鬢劉海讓她顯得比同齡女人更有活力。她不會吹氣球，只顧看家鄉：「你嫁過來真的有福氣！中國女人地位真的高，特別是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地位更高，男人掙錢給女人花。你花了他的錢，但也要照顧他的父母。尊老愛幼嘛，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忙着吹氣球的女文員說：「她也是漢族。」

文姐答：「她雖是漢族，但沒在中國長大。中國的有些規矩他們那裏不懂。」

文姐住在另一個村，與新郎新娘都不沾親。2019年5月，她把20歲的小兒子交給李總，帶他去緬甸相親，和小彬同一批。雖常聽說有人娶東南亞媳婦，但男方去東南亞相親還是新鮮事。文姐的丈夫和親戚都擔心會是騙局，但她下定了決心。她是村裏最時髦的女人，在這件事上也很超前。她告訴他們：「雖然是付了點錢，但是省了好多錢！」其他人見有人行先例，便保持觀望——如果她兒子可以，我們也去。

但小兒子已經在緬甸逗留了五個月，還沒有相過一次親。直到上個月，李總給文姐發了一個緬甸女孩的照片和視頻，並要求匯去10萬元尾款，她照辦了，希望立刻能把女孩帶回來。但兒子至今尚未見到這位女孩，文姐着急：「到底是不是真的？說實話，我也在懷疑。」

為了打消她的疑慮，李總叫她一定來參加婚禮。沒有什麼比一場別人家的婚禮更具說服力的了。

這時又進來幾位女人，年齡在25到30歲不等，還帶着三個孩子。她們自我介紹說是「李總的表姐」、「李總的嬸嬸」、「李總的妻子」。迅速加入了吹氣球的行列。她們是李總叫來給家鄉做「娘家人」的。

她們都要來跟新娘合影。家鄉一動不動，把笑容堆在臉上。合影結束，她的注意力又迅速地回到手機上，時間是上午八點，她對微信群裏的人說：「我的幸福老公就快到了。」這時候，李總的「娘家人」們都散去吹氣球了，沒時間和她交流。

真正的娘家人，一個也沒來。據說，家鄉的父母，以要「掰玉米」為由，婉拒了李總幫他們買票來參加婚禮的好意。一位十二年前嫁到河南的傣族鄰居，由於要隨丈夫前往山東，也不能來參加這個婚禮。她寄來的自制醃蘿蔔，成為家鄉在飯桌上最接近家鄉味的東西。家鄉還有一個兩年前從緬甸嫁到上海的表姐，她臨時變了主意——在婚禮前兩天打來電話，以「照顧小孩」為由：「我去不了啦，等你生小孩的時候我一定去。我結婚的時候也是一樣啊，太遠了，家裏人一個都沒來。」家鄉很失望，答她：「那時候我不在中國，如果我在，肯定要去的。」

「娘家」按習俗設了兩道門：一道是公司大門，一道是李總的辦公室門。家鄉被安排獨自坐在李總的辦公室裏，其他人在外等候。九點一刻，迎親隊伍到了，公司裏瞬間塞滿了人。在給「娘家人」散了幾個紅包之後，小彬終於擠進李總的辦公室，見到他的新娘。而外面有人為紅包的事爭吵起來，地板上的氣球被不斷踩裂，男人們的煙頭掉了一地。李總站在爭執者面前理論，力圖把握事態方向。小彬不得不暫時留下家鄉，站在爭執雙方中間。他什麼也沒說，兩眼出神，託着胳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彷彿局外人。

家鄉還在辦公室裏坐着，一位穿藍色毛衣、頭髮花白的中年女人走了進來。她微微張着嘴，仔細端詳此時正在發微信的家鄉。中年女人遲疑着走近了看，欲言又止，退回幾步，又走近，還是不能開口，再退回來，如此反覆，她最後退到了門口，再留戀地看上幾眼，離開了。三天前，這位中年女人曾和丈夫一起去過小彬家，為了她的兒子，向小彬父母打聽緬甸相親的可行性。

從婚介公司到小彬家，尚有四十分鐘車程。婚車是李總那輛黑色奧迪，車前裝飾着一大圈玫瑰花。婚車開在最前面，小彬悄悄告訴家鄉，飛往緬甸的機票訂好了，兩張，後天就可以出發。家鄉心裏感激小彬體諒自己的思鄉之情，她也知道小彬的家人不太贊成這趟旅程——太遠了，真怕胎兒有閃失！李總也不贊成這趟旅程，主要怕客戶家人不高興。家鄉說：「我表妹說我到家了她就請假回來。她已經把照片發過來了。」李總便不再反對。

剩下的人擠上後面幾輛車，跟着婚車前往小彬家。李總的表姐差點擠不上，有點生氣：「我還不想給她做娘家人呢，誰稀罕吃那頓東西！」幾經周折，她還是上了車，挨着文姐坐。開車的是李總的表弟及員工小顧。小顧眉眼細小，話不多，身材瘦高，總是穿着一套黑色西裝。他曾在上海「做房地產」，2019年初回鄉，加入了李總的婚介公司。目前與一位不確定何時結婚的同鄉女友交往。他曾帶相親隊伍去緬甸，也曾為了布置小彬的婚禮，被貼「人貨混裝」的罰單。和小彬一樣，小顧今年22歲。

他打開車上的播放列表，選擇了「MC小洲2018年經典語錄」，一個男人高喊着：「你有沒有想像過，一個又帥又有錢的男人加上你女朋友的微信，屬於你那一刻的自卑，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你年老的父母受到欺負而又無助只能妥協的日子……你今天的堅持，一定是未來的美好……」

觀望的鄰居們

婚禮之前，小彬的母親坐在丈夫摩托車的後座，到附近鎮上剪了頭髮，併為丈夫置辦了一件新夾克。兩人串了幾家店，最後將120元砍到100元，買下一雙運動鞋。

小彬的母親39歲，由於家境清貧，未讀完小學。小彬的父親38歲，初中畢業，早年在浙江學了電工，如今接縣城電力公司的散活。父親出去工作，母親則置辦了新房裏的一切——婚房的牆面刷成粉紅色，床單被套大紅色，擺設的塑料花，象徵戀人的一對泰迪熊布娃娃……

兩人育有三個孩子，小彬是長子，還有兩個妹妹。19歲的妹妹去年嫁到鄰村，剛生完孩子，辦了出院手續，來幫新嫂子挑選婚禮當天要穿的紅色內衣、靴子。7歲的妹妹，嬰兒時期患腦炎，右邊的手腳使不出力。

在鎮上一家手機店裏，小彬的母親請人下載婚禮歌曲，她特意提醒，要有豫劇。豫劇貫穿在河南農村人的日常生活中，結婚也是必不可少的。《打金枝》和《上花轎》是婚禮必備曲目。

不過，婚禮當天，李總團隊帶來了司儀和調音師，調音師帶來了自己的U盤，時刻準備着為司儀的金句伴上足以烘托的樂曲，當然也要注意帶動氣氛，以防冷場。這個U盤裏，沒有豫劇金曲。

小彬的家人站在客廳裏，觀望院子裏的動靜，不時與來客寒暄。父母雙手握拳，面色緊張；妹妹穿一身白色蕾絲裙，緊緊牽着小妹妹的手。見小妹妹手心瘋狂冒汗，臉頰發紅，她趕緊蹲下來幫小妹妹脱外套。她心裏都是尚未斷奶的女兒。等斷了奶，自己就要去浙江了。她與丈夫原先都在浙江一家紡織廠工作，為了結婚，兩人在家閒了一年，心慌了。長時間不摸機器，怕手生。

院子裏有一座紅色舞台，是李總團隊當天凌晨搭好的。一條紅毯T台，圍繞着仿真的白色玫瑰，象徵愛情的純潔。當司儀請新婚的戀人攜手走過T台時，院子裏圍滿了賓客。文姐站在人群的前方，舉着手機拍攝視頻，她目不轉睛地看着新娘，臉上映着她白色婚紗的反光，不時為司儀的玩笑話笑得合不攏嘴。

文姐相信純潔的愛情，說起它的時候雙眼含淚：「愛情，就是兩個人有共同語言，三觀相投。在你沒說話之前，下一步你說啥他都知道，一個小小的舉動，他知道你在想啥，心靈相通的那種。」上世紀90年代，她26歲嫁人，即使在今天的河南農村，也算晚婚。據說是因為花了好些年等一個人。那人沒有回來。「到了結婚的年紀，該嫁了。」她釋然一笑，「我就隨便嫁了。不過還不錯，丈夫對我特別好。」

文姐所在的村子小，總人口200出頭，18歲到30歲之間的未婚男性還有7個，未婚女性則為零。「幾乎每個村子都這樣，這個年齡段的男孩子，沒對象的特別多！」她將之歸因於18年到28年前的計劃生育。她很難忘記年輕時隨父親到城裏做生意時，在附近醫院所見的那些來做B超檢查的女人：「都是懷孕四五個月的，一查是女孩，就不要了。可多了，我看着都可憐，真可惜。」

同村的適婚女孩是胎兒性別鑒定浪潮的倖存者，很少，並且都嫁去了外地。單身的七個男孩，文姐都熟悉。其中一個結過婚，經人介紹娶了一位雲南姑娘，付了出6萬彩禮。據說她在婚後終日打罵丈夫，被認為有精神病，「那男的將她送回雲南，自己繼續在外流浪。」剩下六人都還在尋覓之中，其中兩人是文姐的兒子。

大兒子剛在浙江一家公司轉正，「手機裏沒有一張女孩的照片，全部是軟件開發的圖紙！」她琢磨在浙江買一套房不下百萬，自己至少要給他付首付，這樣他才能結婚。小兒子初三那年決定輟學，因為「老是不用心，他學不會。」但文姐並不失望，她認為一個人考上大學也不意味着能過上好生活。

她家的外甥女就是一例，在浙江讀了一個二本，畢業去做會計，工資很低。更讓文姐心疼的是，「她後來嫁了一個男友，要房子沒房子，要車沒車，就給了六萬彩禮。」如今再說愛情，文姐問：「要什麼共同語言？要啥心有靈犀？愛情能當飯吃嗎？像那種愛情，遇過一個就行了。要嫁人，他能給你錢花，顧這個家，就夠了。」

文姐的家在村口，她每天出門都能看見村口路燈下那座4米高的石雕——那是村裏一對搞外貿生意的兄弟捐的，大哥初中沒有讀完，老二讀到小學四年級，「但是都當了老闆，一樣出人頭地。」

她相信自己的小兒子，可以先成家後立業。送他去緬甸相親相了小半年，近來通電話，他「已經成熟了幾分，說話像個大人了。」

高師傅和小彬父母有多年的交情，兩家相隔2裏地。他早早趕來小彬家，為了參加朋友孩子的婚禮，也像文姐一樣，還為了觀望李總的勞動成果。高師傅年輕時在市裏開三輪車，90年代開始包地包工程，很早實現了脱貧。他有四個兒子、四台挖掘機，以及四棟五百多平米的小樓房。兒子們都沒有讀完中學，但都學會了開挖掘機。大兒子和二兒子結婚時，他把挖掘機和小樓房送給他們做禮物，這在當地算大手筆。但當地女孩們——或者說女孩們的父母們——不這麼看，家裏弟兄多，以後恐怕爭家產，要嫁就嫁獨兒子，父母的東西將來都是他的。

「我家四個兒子，老三結婚恐怕要花60萬。送他去緬甸，還不是為了省點錢。」高師傅把賬算得清楚：除去修房、買車，找媒人介紹當地的姑娘，男方在見面之前，就要付給女方1萬元；見面成了，再給女方訂禮「8萬8」，人們說這是「發發發」；娶親的時候還有彩禮，10萬元，換個「十全十美」……有的人會把這些錢一起給，有的人會掰開來斷斷續續地給，但不給就娶到媳婦的，高師傅還沒見過。

他把這一切也歸因於計劃生育，如今全國都男多女少，而「就俺這個百里地以內，（結婚）花錢最厲害。全國就俺這一塊兒！」

老三今年18歲，他和小彬從小就認識。兩人同去緬甸，但小彬如今大婚，老三依舊沒找到合適的女人。老三用微信給高師傅打電話，說不要等了，那挖掘機半年沒人動，都快生鏽了吧？高師傅就催李總：「現在俺兒子就是吃飽了等餓，餓了又去吃。就他們幾個年輕人，天天閒着，緬甸不是還不讓出去逛嗎？這就快趕上蹲監獄了。你這個事兒，不是太理想。要是他們能兩個月回來一趟，你這生意都好幹。但這半年，就回來他家小彬，這怎麼說？」

李總拍了胸脯，承諾等小彬結完婚，就親自再去緬甸。「三個月之內，一定帶着他和媳婦回來。」高師傅彷彿佔據了主導權，他把時限縮短到一個月之內，否則就要讓兒子自己買機票回來，要像合約裏定的那樣，相親失敗，15.5萬全額退款。但是，回來？「回來也是個難題兒！其實不想叫他回來，俺想要兒媳，不想要錢。」

拜堂

舞台上，正是拜堂的環節。婚禮司儀穿着大紅色西裝、黑色短裙，化大濃妝，腰後彆着迷你擴音器。她用標準的普通話請出小彬的爺爺奶奶，讓兩位老人攜手上台，坐在舞台中央。由於害羞，他們好長時間不敢抬頭。

司儀說：「來，新娘子向前走，甜甜美美地喊一聲：爺爺！」

家鄉笑了，說：「爺爺！」

司儀彎腰將話筒湊在爺爺面前，又說：「我問一下喜爺爺，新娘子喊得甜不甜？」

老人又高興又緊張，答出的「甜」字都發顫。他把早已準備好的紅包遞給家鄉。那雙遞紅包的手，嵌滿黑色的機油。

「他修了一輩子車。」小彬的父親說，「時間長了，這些油洗不掉的。」

小彬的父親不願意修車，他曾在浙江寧波的紡織廠打工，也曾去山東蓬萊幫人種蘋果。後來聽說「幹電力掙錢」，便找電工師傅學技術。如今，他自己也成了師傅，帶出一些徒弟。「跟我學的已經有好幾個了，都是農村人，掙錢都不容易。沒有技術的話，給我打下手，我幹一天活，他也敢一天活，但是我一天能掙200塊，而他100塊都拿不到呢。所以只要願意學的，我都教。」小彬14歲退學之後，先學了修車。後來因修車競爭激烈，也想跟着父親學電工了。實在不行，李總在鄉上包工程修公寓樓，也可以去那裏先幹着。

輪到新人拜父母了，小彬的父母坐在舞台上，也因害羞不敢抬頭。司儀問：「喜公公喜婆婆，此時有什麼心裏話想交代？」

小彬的母親埋着頭笑：「誒，我，這……」

司儀打斷了她：「說不出來，我就問你，想不想早點抱孫子？」

她試圖壓抑自己的喜悅，卻和爺爺一樣，一個「想」字在顫抖。

司儀轉身問家鄉：「新娘子向前走一步，你剛才說有什麼話想對二老說是不是？」

家鄉不記得自己有話要說，愣住了。

司儀又說：「今天現場這麼多親朋好友都是來給你送祝福的，一激動說不出來了，對吧？今天，我說一句你來學一句，好嗎？」

家鄉點點頭，低聲說好。眾賓客屏住了呼吸，安靜下來。文姐張大了嘴，彷彿接下來是自己要說話。高師傅已經喝得滿面紅光，但他依然舉着手機，力圖錄下這一切。李總抱着胳膊，雙眼笑成縫兒，真是天道酬勤，總算佳偶天成！

司儀一改伶牙俐齒，放慢了語速：「好。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好。」

家鄉：「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好。」

司儀：「兒媳婦我初來乍到。」

家鄉：「兒媳婦我初來、初來乍到。」

司儀：「以後還請您二老給予多多的關照。」

家鄉沉默了。

司儀又說：「以後還請您，」

像個不會讀課文的學生，家鄉不想說錯：「以後還請您，」

司儀：「給予多多的關照。」

家鄉：「給予多多的關照。」

……

唸完這對白，夫妻倆對父母鞠躬三次，父母遞給家鄉紅包。和爺爺奶奶一樣，他們一直害羞地埋着頭，再匆匆下了舞台。

婚禮持續到正午，太陽高照，小彬緊緊拉着家鄉的手。最後是新娘拋捧花的環節。司儀興奮地喊：「台下的帥哥美女們，請站到前面來！不要害羞啊！今天這個捧花，誰接到誰今年就脱單！只有這位帥哥嗎？」

圍着舞台的幾乎都是中老年。唯一站出來的是小顧，他環顧四周，確實只有自己。在司儀的引導下，家鄉拋出的捧花，正中小顧懷中。

沒有什麼比別人家的婚禮更有說服力的了

李總本打算婚禮一結束就帶着妻女回家，他幾乎一夜沒睡，下午正好能休息。但他不得不改變主意，回到辦公室裏。先拿出幾條蟲子餵魚，鯊魚視力雖差，但搶食從不落後。剛撒下的蟲子，瞬間入了它們的口。養鯊魚要勤餵食，李總記得自己有一次去緬甸一個月，回來發現一條龍魚已經被鯊魚咬成三段吞掉了。

回辦公室的真正原因不是餵魚。小彬婚禮上，有一對夫婦旁觀了許久。現在他們正帶着獨子坐在李總的辦公室裏，準備跟了解了解公司業務。那位母親，藍色毛衣，頭髮花白，是那位來辦公室看過家鄉的中年女人。他們是公司的目標客戶：農村人。

窗外車水馬龍，陽光刺眼。那位中年男人翹起腿，微微弓着背，一臉和氣。女人抱着胳膊，表情嚴肅。看起來20出頭的兒子坐在他們中間，雙手摩挲着自己的膝蓋，眼神飄忽。中年男人皺了皺眉，敏鋭的李總趕緊拉上窗簾。中年男人開口了，他問：「外國媳婦，能聽懂咱這兒說話嗎？」

李總說：「簡單的都會，但完全流暢那不可能！你看今天主持人跟她說『初來乍到』這句話，四個字她能說，但太長可能就跟不上了。今天為啥要讓新娘子在台上對着大家說話？就是讓大家看，即使再沒有學歷的人，到了一個環境就能說……」

學歷？中年男人諂笑着打斷了他：「他們那邊相親看學歷看知識不？俺兒子讀過初中，會說一點普通話。」

李總接着說：「我們會找跟他條件差不多的。」

中年男人問怎麼收費，李總說起曾對許多父母說過的話：「先交2000塊報名費，然後我們會派人去了解你兒子的情況。如果了解到他沒有問題，你可以交6萬4，人，我們帶到緬甸去，開始相親。相到合適的，你再交10萬，緬甸的定親儀式、辦簽證、回來的婚紗照、婚禮儀式，都給你搞定。後期還有我們的情感專家，每四個月去一趟，給夫妻倆做情感維護，並督促男方每年至少陪女方回娘家探望一次父母……」

「不是15萬6嗎？還漲1萬？」談錢，有點不好意思。中年男人又恢復了訕笑。

這也是許多父母問過的，李總答：「公司剛成立的時候，全都收15萬6。後來是因為我們需要緬甸那邊的村長做擔保，每次給他1萬。人民幣。第一，村長要給我們信息，村裏有沒有願意嫁到中國的女孩，哪個家庭父母思想稍微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比較了解，或者女兒多，願意嫁。如果有，村長就去給這家人做工作，然後我們公司的媒人再介入。下一步才是相親。然後他還要為定親、彩禮做見證。別看你要給村長一萬塊，但是這一萬塊他得給你擔保一生吶！如果他收了錢，女孩嫁過來跑了，他得把這一萬塊退回來，要是不退，我就在緬甸當地政府告他這個村長買賣人口！定親、彩禮，都有見證人，單身證明、護照、婚籤、必須去仰光辦，一切都遵守國家法律！所以你看，我為什麼敢給你這麼大的承諾？是因為我緬甸那邊的工作早就做好了。」

中年男人又問：「那邊的女孩要是有毛病，離過婚，咱能知道嗎？」

李總：「我這兒都擔保了。辦結婚證之前都有個婚前體檢，現在國家有這樣的要求。」

中年女人一直沉默，緊皺眉頭望着李總，嘴微微張開。似驚訝，似有話要說。其實兒子之前結過婚，同鄉的女孩，花了十幾萬彩禮。婚後三天，女孩的媽媽闖進家裏，說兒子「有毛病」，把女孩帶走了。彩禮，退了一半。兒子從未碰過那個女孩，現在才23歲，還是算未婚吧？她遲疑着要講，又擔心李總給兒子匹配一個離過婚的女人。

沉默半晌，中年男人問：「我兒子必須得去嗎？」

李總：「他必須得去，他要不去我就成買賣人口了！我們有專業的工作人員帶着他。去緬甸相親，跟咱家這邊沒什麼不一樣，雙方都同意，這個事就ok了。」

中年女人終於說話了：「我們就要一般的，沒毛病的，不憨不傻的。」

李總：「那就行了，這個我能給你保證！」

中年女人站了起來，依然抱着胳膊，強調她的要求：「找那種老實的，不兇的，能過得成的……」

李總打斷她，提高了嗓門：「嫂子我跟你說，緬甸的國情跟咱中國是相反的。緬甸是男尊女卑，女性的地位還相當與你年輕那會兒的中國。你擔心婆媳關係，你看今天這個小鄉，你看她對她婆婆，叫了幾聲『媽』眼都紅了，馬上要掉眼淚。這是為啥？就因為她在這個地方過得幸福！人家對爹媽非常地感恩！緬甸女孩跟咱這兒女孩不一樣！緬甸女孩第一老實，第二孝順，因為她們思想落後！她們就是要孝敬爹媽、疼愛老公！這，就是緬甸！」說到酣暢之處，他脱下了淡藍色的外套，挺直了身板。

中年女人要轉身走了，她說：「我們今天還拿不出這麼多錢！」

李總答：「嫂子，今天報名只要2000塊。之後你兒子去相親，最多呆三個月，公司包食宿。」

她不再和李總說什麼，去拉她的丈夫，語氣中帶點惱怒：「你這邊還不好交錢，那個錢還沒報呢！錢沒報呢！」一邊往外走，她一邊催丈夫：「走走走，先管那人要錢。」 一家人推推搡搡要走出李總的公司。

李總坐在原地，問：「啥錢？」

中年女人語氣柔和下來，回答他：「咱倆給人打地皮、鋪瓷磚，這錢幾年都沒結下來。先等咱把這錢要回來，是這樣的。」說着，一家人已經出了門。

這一天終於快結束了，李總困得睜不開眼。他想趕緊回家，好好陪陪妻女。按照對高師傅的承諾，他第二天就要動身去緬甸了。其實李總心中有些發堵，他剛算了一筆賬，他已經為了緬甸的相親團虧了三十萬左右了，如果讓在緬甸的男孩們，還沒相親成功就回來，會虧上百萬呢。

家鄉則在新家四處蒐羅婚禮現場的視頻，發給沒能到場的娘家人看。許久，彈出弟弟的對話框：「三姐，你在哪裏？我好擔心你啊。」

（除「家鄉」以外，文中所有人稱均為化名）

下篇預告：家鄉和小彬的成功故事讓李總又重拾了一些信心。今年更早些時候，他送到緬甸的一整個相親團，卻不是人人都這麼幸運。

緬甸新娘楊家鄉在河南，她的「娘家」設在婚介公司李總的辦公室，迎親隊伍剛到達，房間外氣氛喧嘩熱鬧。攝：林振東/端傳媒

格布

身高1米75，面龐俊朗的小彬今年22歲，攝影師於婚禮當天拍攝他特寫的畫面。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彬的花車隊從河南東部農村的家開車到婚介公司的「娘家」接新娘。攝：林振東/端傳媒

婚介公司的創始人李總早上開車到男家的婚禮現場，小彬與楊家鄉的婚禮是李總開啟緬甸相親業務之後成功的第一對，他要保證萬無一失。攝：林振東/端傳媒

婚介公司的職員在婚禮當天的清晨，忙着佈置「娘家」及吹氣球。攝：林振東/端傳媒

家鄉被小彬一眼相中，家鄉常常打趣說的那樣：「他對我是一見鍾情！」。攝：林振東/端傳媒

院子裏有一座紅色舞台，是李總團隊當天凌晨搭好的。一條紅毯T台，圍繞着仿真的白色玫瑰，象徵愛情的純潔。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彬在村子裡的朋友們，於婚禮當天忙著佈置花車。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彬在婚禮的舞台上，向新娘家鄉跪地獻花。攝：林振東/端傳媒

新人拜父母，小彬的父母坐在舞台上，顯得很害羞。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彬與家鄉的婚禮上，圍着舞台的幾乎都是中老年。攝：林振東/端傳媒

婚禮結束後，小彬與家鄉。攝：林振東/端傳媒

李總的婚介公司內，進門可見一台大魚缸，養着鯊魚和龍魚，魚缸裏四個大字和李總的微信名稱一樣——「天道酬勤」。攝：林振東/端傳媒

緬甸有媳婦（下）：河南相親團的緬北「愛情」之旅

特約撰稿人 格布 | 2019-11-29

離家前，24歲的小洋把微信頭像換成了「楊超越錦鯉圖」，也許這樣能交好運。他要從河南出發去昆明，與另外五個小夥子匯合。他們都參加了同一家婚介公司的緬甸相親之旅。只是，還沒到緬甸，但這家公司似乎沒了主意，不確定該讓他們在中緬邊境的瑞麗相親，還是直接去緬甸內地的山區相親。一個月之後，瑞麗似乎被排除了，這家公司才安排他們前往緬甸第二大機場——曼德勒國際機場。

沒來得及參觀曼德勒，只是在路過華人的觀音寺時，小洋趕去裏面求了籤。那是一支上上籤，斷語是：「求財逐利。婚姻最宜。疾病全好。孕產佳兒。」

一行人被帶往緬甸北部一座小城，在一個五岔路口附近的酒店安置下來。安排這些行程的正是婚介公司的李總。按照李總的承諾，他們馬上就可以分別與十位緬甸女孩相親。

很快，又一個月過去了，等待的日子漫長難熬，語言不通、百無聊賴，周邊能吃的東西都吃了個遍。除了最初幾天有兩個人去相了親，一個人成功了，其他人一直沒有等來「十位緬甸女孩」，甚至一位也沒有。有人開始不停給李總打電話，要求他儘快履行承諾，或者安排回程並按合同約定全額退款。

這些電話換來的是李總親自降臨緬甸。他聽說「緬甸的媒人出了點問題」，「客戶們怨氣很大」，於是決定在現場督促媒人。與他同行的還有五個同樣來相親的小夥子。所有相親客都不到30歲，最年輕的剛滿18歲。他們都來自河南，彼此原先並不相識。

「提高結婚率迫在眉睫」

2019年2月，春節間，一段關於緬甸女性的視頻突然霸佔了好些中國人的手機屏幕。視頻中，女人們穿着豔麗的筒裙，既愛幹活又「聽話」，中文交流自如。視頻直白地傳達了三個信息：「有人在緬甸娶了八個老婆」、「緬甸找老婆不需要什麼彩禮」、「緬甸是一個經濟各方面都比較落後的國家，也是一個女多男少的國家，在緬甸，好多女孩子都找不到老公。」人們將信將疑地轉發着，一些催婚者們，則把它看進了心坎兒裏，這其中，便包括小洋的父親。

不久，小洋的父親就聽說，城裏有一家婚介公司，能幫助未婚男青年去緬甸相親。在聽說了幾個成功案例之後，他終於決定讓小洋辭去工廠宿管的工作，並為他在婚介公司報了名。

這家婚介公司是李總在2019年春節假期結束之後註冊的。他32歲，細小雙眼，個頭不高，寸頭上總是細心地噴着啫喱，西服和襯衫像頭髮一樣考究。和小洋他們一樣，李總在農村長大，十幾歲便在社會上打拼。他不忌諱提起自己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廳端盤子，如今，他已經在家鄉所在的三線城市小有成就，擁有一間食品廠、一家駕校和一間店鋪。在那間店鋪裏，他投資了近200萬人民幣，為自己的妻子開闢了一個著名黃金品牌的專櫃。

「我做婚介其實是以她為中心！」李總認為珠寶黃金並不是一門好賺錢的生意，因為投資高而利潤少。「但是她喜歡這個行業，說實話我也是咬牙擠眼地幫她張羅好了。後來這個專櫃盈利一直不好，就是因為她生意不好，所以我才想到做婚介。」如果自己能把婚介做好，就能將所有婚介客戶介紹到妻子那裏購買結婚戒指。

李總經營食品廠的經驗是薄利多銷，他認為珠寶行業也同樣可以「走量」——以划算的折扣將珠寶賣給自己的婚介客戶，而這些「走量」的客人就是妻子專櫃的「生命源泉」。「不管你做什麼，必須要有生命源泉。」這是李總的創業鐵律之一。

於是，他花了大半年考察婚介生意的可行性。民政局的朋友鼓勵他——「這是幫政府解決男女比率不平衡的問題！」公安局的朋友支持他——「這是幫政府解決當地治安問題！總之婚姻絕非小事，提高結婚率迫在眉睫啊。」

「我們中國因為男女之間情感問題出現的命案已經達到了3000萬以上！」李總從友人那裏得到了這個「秘密數據」，雖然他也不清楚這是一年的數據，還是十年的數據。

還是在自己老家的村子裏，李總印證了跨國婚介的需求。「記得我和我爸媽溝通的時候，誰家沒娶老婆，我媽心裏都清楚。最後我得出結論，我們一村子大概1200的人口中，大約有60個青年找不到媳婦。這些青年平均年齡在20到28歲之間。然後我就想，如果可以幫助這些人，自己還能盈利，還能幫助我老婆，何樂不為？」

於是，他想起了「比較窮、女孩子又多」的緬甸。，但之所以選擇緬甸為目的地，他還有一層考量原因。

中國單身男性到東南亞國家尋找妻子其實已經不是新鮮的故事，在東部、中部多個省份的農村，很容易看見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在她們中，如今，緬甸女性正在成為口碑最好的「東南亞媳婦」——「10個越南媳婦9個跑」已經是口口相傳的俗語。當李總在跑了幾個華北省份的農村後，他數出了170多個緬甸媳婦，「100個緬甸媳婦只會走3、5個，還都是被遣返的。」

他的結論是，緬甸媳婦更想好好過日子，因為她們太窮了。人都喜歡事情有保障，所以，在同行們熱衷於越南和老撾的時候，李總毅然奔向了緬甸。

李總另一條創業鐵律是：「絕不幹觸犯法律的事！」

註冊婚介公司之前，他去中緬邊境的瑞麗待了幾個月，得出的結論是：「很恐怖！」

他看見，瑞麗的婚介公司的普遍做法都是以「幫找工作」為名，將國境對面山區裏的緬甸女孩騙下山，再帶她們偷渡，然後讓她們去相親、騙婚。有的女孩被迫進行騙婚，有的女孩自願進行騙婚，來相親的男性最終會花掉7萬至10萬元人民幣，但娶回家的媳婦不久便逃走了。逃回瑞麗的女孩們，最終可以分到4萬至8萬人民幣。

他對騙婚者義憤填膺，覺得他們毀了這個行業。「跨國婚介是被瑞麗那幫人幹歪了。我做這個行業，要把緬甸跟咱們中國之間的那種買賣徹底推翻！」——「那種買賣」是指以假結婚騙取彩禮。每當他說到「中國」的時候，總會在前邊加上「我們」。也許這樣說話更為氣派。

「我絕不觸犯法律，我們做這事是尊重每個人的意願的。他們結婚的前提得是相愛！」不過，李總說這可能是因為他還太年輕，「我要是再年長二、三十歲，可能會考慮違法的事，因為人生低落到了那種地步。將來我兒子等着娶媳婦的時候，一些觸犯法律的事，我可能會考慮。」

為了不犯法，李總請好多法律界的朋友吃飯，問他們意見。有朋友告訴他：「中國法律裏不許以涉外婚介來盈利。」這讓他想了好些天，結論是既然不能靠婚介掙錢，那麼就在婚介上賠錢吧，然後靠「服務」來盈利。給人拉緬甸的紅線，成了，就靠珠寶、婚紗照、婚宴、婚禮車隊等服務收費，不成，就坦然賠錢。他說，「這叫賺服務差價。」又回到了第一條創業鐵律：服務差價走的量多了，做婚介時賠的錢就賺回來了。

事實上，僅從婚禮上賺差價，還是容易虧本。喜歡凡事有保障的李總，為了喜歡凡事有保障的客戶們，定製了三重有保障的收費服務。環環相扣，萬無一失。

每一位相親客戶在前往緬甸之前，都必須同李總的公司籤一份名為《跨國婚介服務流程》的協議。《流程》分三個步驟：信息採集、相親過程、婚禮及後期服務。《流程》最末明示收費標準及退款方式：總費用16.6萬元人民幣，分兩次繳納。前期到緬甸相親的服務定金是6.6萬元，回到中國之後的消費是10萬元。如果客戶在緬甸相親兩次均不成功，將全額退款6.6萬元。如果有人質疑收費太貴，李總會告訴他們，自己其實不掙錢，甚至虧。

他說：「我曾經離過婚，我知道老婆確實不好找。幹這行不能一味想着掙錢，而是解決別人家庭幸福的問題！」

「信息採集」是對參與相親的男方進行綜合判斷，了解他們的顏值、人品和經濟狀況。用李總的話來說：「這是對緬甸女方和女方家長負責」。「相親過程」則保證婚介公司所安排的緬方女青年人數不會少於參與男士的數量。

最具保障意識的還是「婚禮及後期服務」，除了婚慶服務，還包括婚後5年的婚姻質量維護服務——五年中，婚介公司會安排情感專家3次免費上門服務，進行情感諮詢或調解的同時，實地了解夫妻二人的生活質量，防止家暴或其它形式的虐待。

李總在「後期服務」對男方提出了「四大制度」：不能家暴、不能違法亂紀、不能出軌、每年在女方願意的情況下至少帶女方回緬甸探親一次。

「為什麼是5年？因為中國對移民有5年的考核期。她們畢竟是遠嫁，這些制度能減少她們父母的憂慮。」李總希望嫁到中國的緬甸女性能將婚慶公司當做「在中國的娘家」或「最大的靠山」。

如果她們能在閒暇時幫「娘家」做點事，就是雙贏。自李總成立公司以來，他已經撮合了7對新人。公司請7位緬甸媳婦介紹更多的緬甸女孩，介紹成一對便拿1萬人民幣提成。

「她們一開始會在自己的『非死卜』上發照片，告訴老家的人們：我在中國過得很好；這是我的老公；這是我家大房子；這是我和老公一起出去玩……」他說的「非死卜」是臉書，在緬甸最流行的社交軟件。

不過，目前為止，按這種介紹方式只成功了一對。這些緬甸媳婦的老家人聽過太多中國人販賣緬甸女孩的故事，鄰居們說，報紙上寫，電影裏演。他們認為嫁到中國的人一定已經被洗腦了，然後幫助騙子騙更多女孩去中國。他們逐漸屏蔽了緬甸媳婦們秀恩愛的「非死卜」。李總很困惑，為什麼她們老家的人都不相信呢？——「她們說的都是事實呀。」

抵達緬甸之後，李總首先給小夥們打氣，穩定人心，然後飛奔去媒人老王在當地的出租屋。

老王五十多歲，單身，足跡遍布瀾滄江-湄公河五國。他在緬甸為中國人做過幾次媒，經人介紹，李總加上了他的微信。兩人在微信上聊得投機，並發現對方是同鄉人。李總說：「老王不是瑞麗那種做法，是真正靠譜的媒人。」老王說：:「李總是個敢想敢幹的人。」於是，李總從中國發出的所有客戶都由老王接手，口頭承諾，相成一對可提成一到三萬人民幣。

起初幾天，老王把李總送往緬甸的六個客戶分成三個二人組，一次帶一組到附近山寨去相親。一邊安排相親，一邊分享涉緬知識。比如，「緬甸女人傾向出國，一是因為貧窮，也因為這裏的男人們要麼打仗，要麼吸毒，或者都幹。」又比如，「緬甸國土比咱們河南省大4倍，但人口是咱們省的一半。」第一批的兩個人迅速開花結果，很快走上了辦結婚證這個終極流程。

只是，在這他們之後，老王沒有再為剩餘的人安排相親，只是讓他們等消息。他的緬甸知識重複講了好多遍，大家甚至能背出原話來，但好消息卻遲遲不來。

李總認為，現在相親工作停滯的癥結在於老王，並開始質疑老王之前所說的「認識很多媒人」是否可信。如果可信，也許是那些媒人想要更多酬勞，才故意怠工？他希望至少有老王能積極辦事，也許是因為這個，抵達緬甸的第一晚，他為老王的出租屋買了一台空調。

有了空調，房間裏的悶熱和黴味都得到了緩解。老王坐在空調下，告訴李總已經盡全力，周邊山寨的媒人現在都害怕接活。「唯一的辦法，要不，咱倆明天去趟老街？去那邊看看有沒有媒人資源。」

見老王滿臉歉意，李總突然對他的苦衷感同身受，決定次日清晨就包一輛去老街的車。他不知道老街到底在哪兒，但現在去老街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因為讓這些小夥兒多等一天，他的生意就離失敗更近一點。

為此，李總再三囑咐老王：「這一批我不怕賠錢，但是如果他們相親失敗了，公司以後還怎麼做業務?」他又覺得此時也有必要說一些振奮的話語，便補充道：「但是！如果這批人成功，馬上就會有成百上千的人要來！」

帶着任務來相親

兩個月前，初見李總，小洋覺得他是個「辦事利落的人」。而現在，他逐漸覺得李總「只是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辦事利落一些」。出發之前，李總給每個來相親的人畫下一枚美味的「餅」：「每個人可以和10個女孩相親！」世事難料，這枚「餅」很快就被現實揉碎了。

李總到緬甸之後，老王很快安排了小洋、以及另外兩位小夥子與同一位女孩相了一次親。三人都覺得女孩挺好的。但好景不長，當晚女孩就發微信告訴他們，她已經有男友了，一位河南小夥兒。

這讓小洋心裏發堵，拿不準是媒人騙了他們，還是女孩騙了媒人，也許都不是。但他想起了等在酒店裏的其他小夥子，兩個月以來他們未曾見過一個女孩。這樣一想，覺得自己已經受照顧了。

小洋其實不太着急，也不像其他人那樣感到無聊。酒店大堂是唯一能連上WiFi的地方，他常常坐在那裏蹭網，看Bilibili的視頻。因為這些視頻總是讓他愉快積極。

由於小時候隨父親到各省份做生意，小洋遊覽過許多名勝古蹟，養成了探索新鮮地域的習慣。於是他傾向於認為來緬甸是為了旅遊，而不是為了相親。這個相親團，就是一個夏令營。他希望被人們當成遊客，而不是相親者。他也有他的顧慮：緬甸人對相親這件事沒有好感，習慣將相親者與人販劃等號，不由分說。

在等待媒人安排的日子裏，無論是在昆明、瑞麗，還是緬甸，小洋都能找到遊玩的樂趣。在緬甸的時候，他每天的固定行程是早上從酒店出發，沿公路翻一座小坡，繞過和平公園，走一段百步階梯上山。這樣的階梯在緬甸隨處可見。許多佛寺會在階梯上修一段木質長廊，從山腳通達山頂。

每天早晨，小洋都會在這裏遇見從城裏化緣歸來的僧人，三五個小僧人抱着飯盒，跟在老僧人身後爬階梯。有時候，小僧人會被小洋吸引，忍不住偷偷看他——黃皮膚、黑眼睛，一米七五的個兒，頭髮梳得整整齊齊，但總有一縷不聽話，耷拉在腦門上。其實小洋看上去和緬甸人沒大差別，說不上哪裏奇怪，但小僧人就能感覺他不是本地人。

他們說的話小洋一個字也聽不懂。小洋怕生，第一反應是儘量避免接觸他們的眼神。這種時候，老僧人總是坐在較遠的台階休息，面無表情，不發一語。彷彿刻意給這個陌生人留出安全距離。

山頂的寺院金碧輝煌，門口有一家簡陋的茶館。茶桌上總是擺着一壺熱茶，免費供應，無限續杯。每一次到山頂，小洋都會在這裏買點零食，喝苦澀的茶。

他喜歡茶館裏的炸豬皮，這讓他想起年少時隨父親到貴州做生意，那是最愉快的一段時光。記憶裏的貴州，菜市裏有人賣豬皮，蘸辣椒吃，很美味。他的家鄉只有一望無際的平原，而貴州隨處都是山，「山上有一些廟，廟裏有一些井，井裏的水很清很甜。古建築很漂亮，橋也很漂亮。酒也好喝，父親經常買酒，然後總是我喝得比他多。」

小洋很愛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在我生大病的時候救了我。」但當父親安排他來相親時，他又心裏叫苦：「為什麼他是我爹？」讓他心裏還有些失落的是，童年時仰望的父親，現在卻發現他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頭兒。這種感覺「有時候淡如水，有時候覺得很強烈。」

小洋最親近的人是表哥，兩人無話不說。表哥的婚姻不幸福，常對小洋訴苦，這讓小洋更加堅信「婚姻不能將就」。

在等待相親的日子裏，每個早晨和黃昏，小洋都會來這個山頂。他認為來回一小時路程「就像一種修行」，在步行中觀察從開始到結束的變化，可以是外界環境的變化，也可以是內心感受的變化。而在那個五岔路口的酒店裏，每天早晨睜開雙眼的那一刻，對小洋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從山頂茶館，可以看見整座城市，更遠一些，是植被茂盛的山巒。小洋想像自己多年以後再來緬甸，到那時他還要來這裏。如果茶館還開着，就像現在這樣，喝一杯茶，然後下山去。

有時候，小鵬會和小洋一起去登山，於是兩人的皮膚與其他宅在酒店裏的小夥子曬得更黑。小鵬20歲，個子高大，身材微胖，原在長江沿岸一家船廠工作，尚未想過結婚的事。儘管離中國人平均結婚年齡還有5、6年，母親還是讓他辭了工作，到緬甸相親。

小鵬的母親知道李總的家庭住址和公司地址，因此他不擔心相親失敗之後李總不退定金。李總成立公司之後，在當地發展了許多媒人，小鵬的母親就是其中一位，她負責在中國給公司拉客戶，前提是小鵬先領回一位好媳婦。「她和王叔一樣做媒人，只不過王叔是負責在緬甸給我們找對象。」

所有來相親的人肩上都扛着任務——「帶一個媳婦回家」。但小鵬的壓力可能是最大的，因為全村人都在等待他的緬甸佳音。「我們村的人都知道了！光我們親戚家，就有十來個年紀和我們差不多還未婚的，只要我成功，他們都會上門找我媽安排來緬甸。要是我不成功，誰還敢來？其實讓我來緬甸就是讓我在村裏當一個廣告牌。」

他覺得委屈，其實，全隊十幾個人都覺得委屈。他們大多和小洋、小鵬一樣，父母事先報名交了錢，不能不來相親。再說父母辛苦大半輩子，壓力多大啊——村裏人、親戚們都盯着呢，誰家孩子成年了還沒對象，就說「父母沒本事」。

對抗閒言碎語、彰顯「本事」的最好方式就是用事實還擊。李總的公司從相親到結婚只需花掉16.6萬，「其中給女方家庭的彩禮頂多8萬」。相比之下，娶一個本地媳婦，僅彩禮便要花掉20到30萬人民幣。父母們都認為這確實是筆劃算的買賣，也許孩子們可能還不知道結婚意味着什麼，但他們結婚之後就會慢慢知道。

小鵬不明白彩禮的存在意義，想不明白的事，他就唉聲歎氣。小洋則把彩禮和裹小腳做了個類比：「其實是以前的一些豪門，結婚的時候有彩禮，就相當於討個好彩頭。他們並不在乎這些錢。但下面的老百姓就跟着學了這套，哪怕沒錢也要搞彩禮。這其實就像裹小腳一樣。以前大戶人家覺得女人小腳才美，於是給女人裹小腳。下面老百姓見了，也跟着學。其實農村裏就不應該給女人裹小腳，第一，不利於生產；第二，沒必要。」

為什麼明明不合適的東西，人們卻要煞有介事地跟着學？小鵬更不明白了。

兩人在山頂一直待到中午，再回酒店時，總會遇見留「郭富城頭」的磊哥。他常坐在酒店門口抽煙，就像在等誰。

28歲的磊哥已經是這撥相親者中年紀最大的人之一了。之前，他在省城一家電子設備製造公司上班。來緬甸之前，家裏也安排他在國內相過很多次親。對於結婚這件事，他並不着急，無論是戀愛或相親，都只是讓他感到疲憊。但春節假期回家，家人告訴他結婚的事「已經迫在眉睫了」，「不辦好就不要回去上班」。於是，他也被送來了緬甸。

到緬甸一月有餘，磊哥每天坐在酒店門口的椅子上，看街上人來人往。「緬甸女孩大部分都很漂亮」，但自己和她們語言不通，不知道如何接觸。而王叔也一直沒有安排他和這裏的女孩相親，他不清楚個中原因。公司老闆又來詢問，什麼時候再回公司？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磊哥現在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和李總當面交涉，讓他安排自己回家。但李總要麼出門了，要麼喝醉了，很難找到人。

小夥子們都很好奇，那天晚上，李總去找王叔到底聊了些什麼。他們不知道，李總早上去車站包車碰了釘子，現在已經焦頭爛額了；而王叔正在躺在出租屋的小床上，忍着持續多日的牙疼，試圖回答李總的問題。

大買賣成了大負擔

老王一夜未眠，也一天沒吃東西了。都怪牙疼。當地醫生通過翻譯建議他戒煙，以減緩炎症。但他戒不了，一焦慮就拼命抽。

院子裏，老王的房東正蹲着焊一條鋼管，兩個孩子在他身邊跑來跑去。一台電腦大小的音響正播放緬語的嘻哈歌曲，每當低音振動，音響表面的塵土就會跳一次舞。除了一堆雜物，院子裏還有兩輛摩托車。

其中一輛是老王的，泥漿蓋住了它本身的顏色。老王幾乎天天騎着它，逛遍了方圓百里大大小小的山寨。他認為城裏的女孩要求高，彩禮方面未必有優勢。山寨裏大多是少數民族女孩，淳樸老實，花錢也少。

李總的相親團剛剛來緬甸時，老王和一位當地媒人，騎着摩托車，各載了一位小夥子，去媒人所住的村莊。正值雨季，道路上泥漿鮮紅，像緬甸人吐出的檳榔汁，又彷彿剛剛打過仗。上山時遇到一個45度的斜坡，老王和身後的小夥子都摔了下來。小腿肚刮破一片皮。那天，旱季時兩個鐘頭的路程，他們開了八個鐘頭。

老王提前和寨子裏的村長講好要來相親，但抵達之後，村長卻反悔了。他態度堅決，因為「最近山兵來過，不敢搞相親。」老王告訴李總，「山兵」找牽涉相親的人「訛錢」是常態，他還補充了一個案例：「之前有個認識的中國人自己上山找老婆，被山兵發現了，結果老婆還沒帶走，就被訛了7萬塊人民幣。」至於「山兵」到底是什麼兵，老王也不清楚，只知道是和緬甸政府軍對着幹的少數民族武裝。

那晚，四人在村長家住，次日凌晨又下山回城。再次經過45度斜坡，老王讓小夥子在後面拉住摩托車，自己一點一點往下推。如此，又是一天的路程。

院子裏另一輛摩托車是另一位房客小馮的。小馮不到三十歲，愛穿花襯衫，敞開領口，露出乾瘦的鎖骨。他來自華北另一個省。摩托車上掛着帆布袋子和塑料喇叭，他去山寨裏轉悠時就打開喇叭，裏面有一個男人用緬語說：「藥材，藥材……」

不熟悉小馮的人，都以為他是來緬甸收藥材的，背地裏笑他做無用功。其實他心裏清楚，即使緬甸山村裏有藥材，那量太小，還不足以塞牙縫。最關鍵的是，他根本不懂藥材。他去山寨裏轉悠的根本目的，是找媳婦。和小洋他們一樣，小馮和當地人有語言障礙。和他們不同的是，他沒有通過李總的公司來緬甸，也不讓老王幫忙張羅相親。

伴着房東的嘻哈音樂和電焊聲，李總試圖從老王那裏尋得解決方案。房間裏有一股黴味兒，一切能長黴的似乎都長了黴，除了那台雪白光亮的新空調。天藍色的牆面上，有人用黃色噴漆歪歪扭扭地寫着「HIP HOP」、「Tattoo」、「Shwe Htoo 1961」。老王不懂英語，也幾乎不懂緬語，字兒不是他寫的。

「現在你這邊是啥思路？」 為了蓋過窗外的噪音，李總扯着嗓子問。他每天要為目前來緬甸的十幾個人付食宿費，即使住便宜的酒店，每天也要花銷近2000人民幣。相親的事遲遲沒有進展，老王是他唯一的期望。

老王在床上盤腿坐着，雙手抱住腳，身子輕輕搖晃，如同坐在炕上。他慈眉善目，和顏悅色，並且永遠保持自己的節奏：「這不還在牙疼嘛，頭也跟着暈。現在是媒人害怕，不敢找。」

李總問：「你不是手裏的媒人多嗎？把他們叫過來啊。不然養着這麼多人，我頭都大了。」

老王晃着身子，皺緊了眉頭。歎了口氣：「唉，如果一個月做成一單，就不會賠錢。」

李總差點跳起來，叫着：「我現在已經賠錢了！」

老王有點心疼地看着他，試探着問：「我不是讓你找車去老街麼？」

「今天車站的人帶我去移民局問了，說咱們這個簽證不能去老街。咱們要是去了，會當場扣下來。」

老街是緬甸果敢自治區的首府城市，前往途中經過的都是由少數民族武裝和緬甸政府軍隊交替控制的區域，也是緬甸政府嚴令禁止持旅遊簽證者進入的區域。由於周邊山寨的媒人已經不接單了，老王便想去老街碰碰運氣。李總以為老王有勝算，花了一整天四處打聽，想確認自己和老王到底能不能去老街。

沉默了一會兒，老王恢復了自己的節奏，問道：「那，扣住會咋樣啊？」

李總：「上法庭。拘留你，起訴或者罰款！」

老王：「那，老街，還去不？」

李總，有點惱：「不去！關乎安全的事，不幹！違法亂紀的事，不幹！」

其實，對於這些限制規定，對於緬甸法律，老王都拿不準，不知該當幾分真。他沉默着，遲疑了一下，拿出煙來點了一支。這是李總從國內帶來的黃鶴樓。

李總見狀，關心地抗議：「醫生叫你別吸煙，一會兒還牙疼。」

老王把煙灰彈到地面上，恢復了自己的節奏，慢悠悠地解釋說：「我原先是不抽煙的。兒子去世以後才開始抽。」

沉默半晌。李總問：「你還有兒子？」

大家都知道，老王來緬甸駐紮着，其實也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年輕漂亮」的媳婦。儘管自己已經不年輕了，但媳婦一定要年輕漂亮。若問為什麼，他會告訴你：「是男人就喜歡年輕漂亮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年開過工廠，結過婚，但因為兒子先天有疾，不久便離婚了。在老王的照料下，兒子活到了二十歲。他離世以後，老王就患上了抑鬱症。抗鬱七年，沒有一天不想兒子，悶頭抽掉許多煙。兩年前，趕上拆遷，原先的房子沒了，開發商賠償的回遷房尚未完工，於是每個月給老王發過渡費。

老王問：「知道什麼是過渡費嗎？」见李总沉默。他便自問自答：「就是從舊房過渡到新房時，中間沒有房住的這段時間。這個過渡費，他們要一直給到回遷房完工。」

由於靠近北京，在「治霾」的大前提下，原本只剩半年工期的回遷房遭遇了無數次停工，至今沒能建完。既然沒地兒住，老王索性決定到東南亞國家走一走。運氣好的話，能找個女人陪自己走完後面的人生。半年以後，他在緬甸住了下來。理由是柬埔寨女人不好看，越南女人不聽話，老撾女人要錢多，綜合考量，「緬甸好一點」。

老王自認為，他比那些不到30歲的男孩兒更有經驗，懂得如何聊天，如何「把妹」。但又是一年過去了，他依然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年輕漂亮」的女人，倒順手湊成了幾段中緬跨境婚姻，成為半職業的跨境婚介人。積極一面是，能一邊找媳婦一邊賺錢；消極的一面是，隨時冒着被舉報的風險。

緬甸一直是非法販賣人口的來源國。不少緬甸女性、兒童以及壯年男性曾被誘騙和販賣至中國、泰國、馬來西亞、孟加拉等國家，並被迫進行抵押勞動或從事性工作。這使得緬甸政府對跨境婚姻非常敏感，曾一度為了杜絕人口販賣而禁止緬甸女性與外國人通婚。目前緬甸的司法、執法機構又常常將自願移民、非法移民和販賣人口混為一談，曾對自願移民者和協助移民者進行懲罰。於是，遇到精通緬中雙語並且可以信任的人時，老王就會問對方：「你能幫我看看那個反人口販賣的法律嗎？唉，我很想知道，我這樣的是不是人販子？」

李總的訂單，從當初的大買賣變成了一個個負擔，壓得老王喘不過氣來。偏在這種時候，牙疼和痛風也一起來找他麻煩。他又像在老家的時候，整夜整夜地失眠。這個城市的夜晚本來是安靜的，只能聽見蟲鳴，偶爾的狗吠，和偶爾路過的摩托車。但最近，他注意到夜裏多了些炮火聲，從幾十裏外的山頭傳過來。

一週以後，李總就回國了。老家的產業不能丟手太久，同時，他在朋友圈裏發布新一輪的宣傳：「望我們的不懈努力能夠幫助每一個需要幫助的家庭」，並配上一段低分辨率的國家主席講話視頻，視頻中說道：「天上不會掉餡餅，努力奮鬥才能夢想成真。」而老王厭倦了遍體鱗傷、擔驚受怕的日子。他想，還是換個國家吧，緬甸太險了。

幸運的小馮

相較之下，單獨行動的小馮似乎輕鬆很多。他每天煞有介事地四處收藥，和老王一樣，在山上翻過車，甚至遇過搶匪。但他最後居然真的找到一位女朋友。小馮的經歷被滯留在酒店裏等待相親的小夥們看在眼裏，他們覺得這太冒險，又不失為一條解決方案。

但他們中的許多人，主動和女人說一句話便能緊張到全身冒汗。只有小洋在一次聚餐時認識了一位華人姑娘。她成熟懂事，是小洋喜歡的類型，他很快便宣布自己「可能找到了真愛」。微信頭像改成了她，並每天去陪她守店鋪。磊哥如願地回了國，一邊等李總全額退款，一邊投入工作。他對外說自己不適應緬甸氣候，皮膚過敏，這才回來。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小馮正式住進了女朋友的家裏。按緬甸民間普遍的風俗，婚前男方要在女方家裏「試相處」一段時間，然後才是正式結婚。小馮女友的家在一個大山深處的傣族寨子裏，她是長女，還有三個弟妹，全家人擠在一座簡單的竹棚裏。她會零星的漢語，是在瑞麗打工時學的，和小馮很難交流。她也不太會說緬語，山上沒有學校，沒有外人，寨子裏只說傣語。

「試相處」之後，寨裏的長老和村長為他們主持了婚禮。全寨人都來了，小馮新認了許多親戚，這讓他感到温暖和體面。為了這場婚禮，他給媒人付了3千元人民幣，給女友父母3.5萬人民幣作為彩禮，如果算上之前的奔走、等待中的消耗，他已經花去了6萬多人民幣。

接下來，他想立刻帶着妻子去仰光辦結婚證。仰光近年湧現了許多能為中緬新人代辦結婚註冊的公司，其中相對便宜一家，報價1.5萬人民幣，承諾在七到八個工作日辦完結婚證和結婚簽證。小馮曾多次向這家代辦機構諮詢，而這一次，代辦機構告訴他，緬甸政府已經暫停受理跨境婚姻手續。理由是接到太多舉報，說有中國人以假結婚的形式販賣人口。與此同時，「山兵」與緬甸政府軍在緬北的戰爭日趨激烈，每天都有戰況傳進寨子。婚禮過後的第二個半夜，就有「山兵」進了寨子。他們挨家挨戶抓壯丁，小馮也被抓走了。

媳婦一家四處託關係，送錢贖人。幾天之後，小馮被放了回來。經歷了抓壯丁，他像泄氣的皮球，決定無論多麼不捨，都要立刻動身回國。要在國內一邊工作一邊等緬甸政府重新受理跨境婚姻手續。只有辦了結婚證，他才可以合法地帶她去中國。

從媳婦家出發，小馮花了近兩天時間才抵達曼德勒，因為中途必經之路被「山兵」炸燬了。他在曼德勒住了一晚，第一次好好看了看這座城市。滿街的摩托車，血紅色的夕陽掛在天邊，整個城市也被染紅了。當晚，在曼德勒的小旅館裏，他給媳婦撥了視頻電話。想起這段時間的種種驚險，又想起與媳婦的恩愛，小馮在視頻裏哭了起來。媳婦見他哭，也在視頻那邊哭了起來，隨後她的母親和妹妹們都跟着哭。

小馮深受觸動，覺得與媳婦的感情又加深了許多。「我再也不回那個鬼地方了！」他一邊抹眼淚一邊暗下決心，一定要回來帶她遠走高飛。

回國的航班起飛之前，小馮在曼德勒機場候機室最後一次給媳婦打電話。臨走前，他給媳婦留了兩部手機，並把那輛陪自己跑遍山野的摩托車留給了她——因為她家還沒有通電，而用摩托車可以給手機充電——但這兩部手機都關機了，連她自己那部手機也關機了。再打岳父的手機，也是關機。

機場廣播裏，一位女性用漢語和緬語提醒乘客開始登機，隨後是一位男性用英語重複相同的內容。還沒登機的小馮又開始憂慮起來，該不會被騙了吧？很快，他又安慰自己：別瞎想，她一定是還沒學會用摩托車充電！

（文中所有人稱均為化名）

中國單身男性到東南亞國家尋找妻子其實已經不是新鮮的故事，如今，緬甸女性正在成為口碑最好的「東南亞媳婦」。攝：Francois Xavier Marit/AFP via Getty Images

李總在農村長大，十幾歲便在社會上打拼。如今他已經在家鄉所在的三線城市小有成就，擁有一間食品廠、一家駕校和一間店鋪。攝：林振東/端傳媒

李總的婚介公司是靠「服務」來盈利。給人拉緬甸的紅線，成了，就靠珠寶、婚紗照、婚宴、婚禮車隊等服務收費。攝：林振東/端傳媒

李總的婚介公司的牆上，寫有鼓勵的字句。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國的農村大多存在男女比率不平衡的問題。圖為河南東部農村一個婚禮上的男士。攝：林振東/端傳媒

緬甸仰光一艘渡輪上的乘客。攝：Ye Aung Thu/AFP via Getty Images

緬甸政府對跨境婚姻非常敏感，曾一度為了杜絕人口販賣而禁止緬甸女性與外國人通婚。攝：林振東/端傳媒

李總親自在河南操辦了緬甸姑娘家鄉和河南小夥小彬的婚禮，是他開啟緬甸相親業務之後成功的第一對。攝：林振東/端傳媒

三代同堂的育兒生活：血緣是家庭的最終歸宿

端傳媒記者 張妍 | 2018-11-14

「沒有老人的幫忙，就不要想生孩子。」兩個孩子的母親李媛斬釘截鐵地對端傳媒記者說。生養下一代，就是一場家庭內部人力與經濟資源的重新整合。

在育兒方面，父母是她最得力的幫手。三年前，李媛生下第一個女兒，馬上邀請自己的爸媽前來同住。她和先生平日上班，白天的十餘個小時裏，爸媽充當保姆，照顧孩子。每逢週六日都是爸媽的「公休日」，李媛和先生負責帶女兒出去遊玩、購物、上早教課，爸媽則補充睡眠、養精蓄鋭，為下一週的「上五休二」儲存體力。

三年後，李媛生下第二個孩子，是個男孩。自己的爸媽已經忙不過來了，她果斷地將婆婆從老家接來，為這場漫長的育兒之戰再添人力。

和許多中國家庭一樣，李媛和先生是「雙職工」，都有全職工作，平日就由祖輩承擔照料孫輩的職責。曾一度分開、彼此獨立的小家庭，因為新生命的到來，又團聚在一起。有人將這稱為「新時代的三代同堂」，是三代人重新認識、了解和對話的轉折點；有的人說這是「晚來重負」，本該享受退休生活的五零後、六零後們，在忙碌了大半輩子之後，又要為兒女投入到繁瑣的育兒時光裏。

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的《2015年家庭發展報告》，「無論在農村還是城鎮，0～5歲兒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是母親，其次是祖輩。」另據中國計劃生育家庭發展追蹤調查和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在2014年的統計數字，3 歲以下的嬰幼兒主要由祖父母照料的比例超過三成。而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的調查曾顯示祖輩參與幼兒撫養的比例高達84.6%。

在大陸，兒童到三歲才有資格進入公立幼兒園。三歲之前，要麼選擇私立的托幼機構，要麼留在家中。私立托幼機構頻曝醜聞，2017年有上海攜程託管親子園虐童事件，轟動全國；而聘請保姆的價格，按照不同資歷和工作時長，通常在每月5000-8000元人民幣之間，幾乎相當於一個人的月工資，李媛無力負擔。且僱傭保姆的風險也很高，不時有保姆拐賣兒童或放火燒屋的慘劇出現，她實在無法將孩子交給陌生人。

血緣，是祖輩照顧孫輩最正當的理由。祖父母雖有時難以接受先進的育兒理念，同住一個屋檐下也難免有摩擦磕絆，但在李媛眼中，相比不知底細的托幼園和保姆，他們才是最無私、最可靠、也最盡心盡力的人選。正因為無私，他們無償勞動，盡心盡力，很少抱怨，更不會主動索要「工資」。

一切都是為了孩子。

血緣，是祖輩照顧孫輩最正當的理由。祖父母雖有時難以接受先進的育兒理念，同住一個屋檐下也難免有摩擦磕絆，但在李媛眼中，他們才是最無私、最可靠、也最盡心盡力的人選。圖為孩子們跟祖父母在北京一個住宅的社區內玩耍。攝： 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二孩來了，中國父母懂得如何愛兩個孩子嗎？

端傳媒記者 吳婧 | 2016-09-12

温語清的大女兒七歲，小女兒兩歲。她一直以為兩個女兒感情很好，直到有天撞見大女兒在狠狠地掐小女兒。

最近一年，大女兒突然變得不愛上學，經常生病、鬧情緒，甚至對妹妹說：「我要把你從窗戶上扔下去！」

温語清感到恐懼和不解。當二孩政策全面放開，一些父母選擇迎接第二個孩子時，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現了適應上的種種障礙。年輕的父母們發現，他們不知如何來愛兩個孩子。

一碗端不平的水？

2015年10月，中國終止了長達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全面放開二孩。

此前，人口老齡化的壓力驅使政府逐漸「鬆綁」人口政策。2011年，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被允許生第二個孩子；2013年，夫妻中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即可生養二孩。

二孩的全面開放波及全國8000萬左右正值生育年齡的女性，其中多數是出生於獨生子女政策下的80、90後。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他們被稱為「獨一代」。

一項針對80後「獨一代」的調查顯示，近67％的受訪者希望或曾經希望家中有兄弟姐妹能與自己做伴。這種失落被他們投射到下一代，46％的受訪者表示想生兩個孩子。

但是，渴望二孩的「獨一代」卻遇到了抵觸二孩的大寶們（在多數有兩個孩子的家庭裏，第一個的孩子被稱為「大寶」，第二個為「二寶」）。有研究者對蘇州市2至10歲、父母是獨生子女的大寶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孩子對二寶持消極、不接納態度。

二寶的出現讓一些大寶無法適應。在廣東省東莞市第三人民醫院針對未成年人的心理諮詢門診處，每週都會有一、兩名因二寶出生而出現心理問題的大寶，此類諮詢已佔據門診量的1/4。新聞上，近兩年也不時見到一些極端案例：大寶以自殺逼迫父母放棄生二孩、揚言要殺死二寶、要父母寫永遠最喜歡自己的保證書……

焦慮的不僅僅是大寶。各類育兒論壇裏不乏因「二寶出生、大寶不高興」而煩惱的媽媽們。在大陸知名論壇天涯論壇上，帖子《生了二胎後，感覺對不起大寶的有嗎》收穫了超過五萬的點擊量和500多條回覆。

在帖子裏，這位媽媽坦承生下二寶後對大寶愈加冷淡：「以前兒子喜歡拉著我手入睡。現在我告訴他十點前睡覺，然後就不管他在自己房間裏幹什麼了……」

另一位母親留言道，自己一直忽略大寶，直到有天她抱著兩歲的小寶看電視，五歲的大寶忽然說了一句：「不公平。」

感到不公平的不只是被忽略的孩子，也包括被寵愛的孩子。

「被好好對待的孩子的心理壓力，不亞於那個不被好好對待的孩子，因為他的愧疚感太重了，」來自台灣的傅詩茜在上海做心理諮詢師，專注親子關係，「他們會擔心如果有一天我變成那個孩子怎麼辦，也因此會更積極地認同父母。」

不少年輕的父母選擇逃避這個艱難課題，他們在帖子下留言道：「堅定了我只生一個的信念。」還有人說：「有所偏愛是正常的」、「反正兩個孩子的不可能一碗水端平」。

家庭關係裏的公平，對為人父母的獨一代來說，是個陌生的概念。在傳統的中國教育中，如「孔融讓梨」這樣的故事源遠流長， 長幼關係與家庭權力絲絲入扣；而他們又是唯一一代獨生子女，因為政策原因，從小獨享父母的疼愛和財富。如何在家庭關係裏處理「平等」，是年輕的「獨一代」父母成長過程中缺失的一課。而這缺失的經驗，就可能成為下一代的苦惱。

你是哥哥/姐姐，你要讓著他

目睹大女兒掐小女兒的一幕後，温語清帶著兩個女兒一起去做心理諮詢。

諮詢師請7歲的大女兒畫出她心目中的家。在那幅稚嫩的簡筆彩色畫中，只有大女兒和爸爸媽媽，沒有小妹妹。

温語清很驚訝。

因工作繁忙，温語清和丈夫將照顧孩子的事分攤給家裏的四位老人。這是中國家庭非常普遍的結構──四個老人、兩個父母、一個小孩。大女兒一直享受著六個大人的高度關注，直到小女兒的降臨奪走了大人們的時間和精力，大女兒從焦點變成了「配角」，巨大的心理落差讓她難以消化。

温語清的大女兒開始通過生病、不上學等方式引起父母的關注。「當這些方式不是很管用時，她就會遷怒於妹妹，」北京燕園博思心理諮詢中心主任馬澤中說。

有的大寶會對二寶、甚至懷孕的母親拳腳相加。還有的會表現出行為退化，比如原本不尿床的突然尿床、吵著要喝奶瓶、生病、黏著父母。

「孩子心裏也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就開始出現一些大人所謂的異常事情，來提醒你『我出現問題了』，」傅詩茜說。

遺憾的是，父母們未必能讀懂這些訊號。

在一些案例中，大寶會變得格外懂事，聽話，去討父母的喜歡。「這會造成很大心理壓力，也會在過程中慢慢失去真實的自己，」王海玲是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在北京德道幸福生活心理醫學研究院任職，「這樣的孩子以後會特別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中國父母們似乎不知道如何同時愛兩個孩子。遇到大寶同二寶紛爭時，他們常常會搬出一句在華人家庭教育中源遠流長的「金句」──你是大哥哥/大姐姐，你要讓著他。儘管它更像是父母無力解決爭端的一個藉口。

上海心理諮詢師周玥有一兒一女。哥哥小天比妹妹小荷大七歲。小荷愛哭鬧，小天沒有妹妹善表達。當兄妹倆發生衝突時，她和丈夫總會更多地責罵小天。

周玥記得有次一家四口外出旅遊，兄妹倆起了摩擦，小荷嚎啕大哭。丈夫不問緣由，當著眾人的面訓斥了小天。小天一下子爆發了：「爸爸媽媽不來你不哭，現在你就哭，我就要打你！」他衝過去打小荷，連他爸都攔不住。

家長們不能理解大寶的行為。在論壇裏，不少父母會抱怨大寶不夠「懂事」：調皮、總要粘著我、不願謙讓二寶、總和二寶起摩擦……焦頭爛額的父母們期望大寶一夜長大，卻忽略了這些要求對一個孩子來說有多麼不公平。

爸媽真的愛我嗎？

初一男孩小磊的父母曾來求助王海玲。

得知父母打算要二胎時，聽話懂事的小磊突然性情大變。他開始經常和父母吵架，「你要敢生，我就去跳樓，你們就別要我了。」

小磊成長於虎爸虎媽式的教育下，一次考試沒考好就會遭遇打罵。儘管這種嚴苛的教育模式一直爭議不斷，卻依舊被不少「不願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父母奉為圭臬。

小磊的父母同樣來自一個充滿拳打腳踢的家庭。王海玲說：「他沒有辦法很理性地和孩子說話，就像一個家族輪迴。」

80、90後們不管在青春期如何叛逆、如何不屑中國的教育傳統，當他們成為父母時，卻大量複製了上一輩的教育模式。這背後的心態是──我爸媽就這樣教我，我不也好好的？

「但其實這些父母是帶著很多心結的，自己沒有意識到，」王海玲說。有些父母受不了小孩哭，就是因為他小時候不敢哭，一哭就被媽媽訓。

心理學家弗蘭克·卡德勒（Frank Cardelle）說：「生命中一個最不幸的事情是，我們所遭遇的第一個重大磨難來自家庭，並且這種磨難是可以遺傳的。」

當小磊哭著跟王海玲說，自己怎麼做父母都不滿意，從來不誇他，他覺得父母不愛自己時，王海玲明白，二寶的到來對小磊來說必然會是個折磨。「當孩子心裏對父母的愛沒有那麼肯定，也就是安全感不夠的時候，就會很擔心二寶的到來爭奪父母的愛。」

「二寶不一定會帶來問題，往往是因為你原先的家庭教育已經出了問題，」王海玲說。

但很多父母並不知道如何給孩子安全感。

「目前父母的功能對孩子來講是普遍缺失的，」馬澤中說。工作繁忙的獨一代大多將孩子託付給祖父母，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非常有限。2008年的一份調查顯示，上海市祖輩參與孫輩教養率高達88.9％。

即使是全職在家的母親或父親，對孩子的陪伴質量也不高。王海玲接過一些個案，年輕的母親儘管陪在孩子旁邊，卻只顧自己玩手機，對孩子的交流需求反應冷淡。

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模式被獨一代們原封不動地帶入了為人父母的階段。

「孩子就會覺得，這個東西比我還好，你寧願陪它也不陪我，說明我不是足夠的好，」王海玲說。

類似的情況周玥也接觸過不少，「有的媽媽陪孩子時心裏很煩躁，孩子沒有感覺到媽媽真心實意的陪伴，他的一些需求媽媽也沒有很敏感地捕捉到。」

更多的父母並未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馬澤中介紹，來諮詢的多是教育程度和經濟實力較好的中產群體，他們更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在數量眾多的普通家庭裏，有的問題被解決了，有的被忽視了，還有的被固化、留在孩子的生命裏。

中國正在迎來二胎時代。人口學專家黃文政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全面開放二胎每年帶來新增人口在300萬到800萬之間，估計中間值為500萬。但如何公平、充溢地愛兩個孩子，獨一代的父母們真的準備好了麼？

（温語清、周玥、小天、小荷、小磊為化名）

（實習生王靜儀對本文亦有貢獻）

2021年4月25日， 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紀念過世影人環節最終停留在去年癌逝的查德威克‧鮑斯曼（Chadwick Boseman）照片上。攝：Caitlin Ochs /Reuters/達志影像

2021年4月25日， 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攝：Matt Sayles/A.M.P.A.S. via Getty Images

一名男童拿著玩具槍對著經過的幼兒比劃。攝：Feng Li/Getty Images

消失的生育

從獨生子女到鼓勵生育：六十年後，中國人會告別「計劃生育」嗎？

特約撰稿人 李由 | 2018-08-20

自2016年中國全面放寬「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政府正在考慮進一步改變其「計劃生育」政策。然而，這種改變並非不再對中國人的「生育權」進行控制，相反，它似乎正在從厲行「少生」、「獨生」，走向鼓勵、乃至變相地強制「多生」。

2018年8月14日，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的劉志彪、張曄教授在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上發文表示，應該採取一種花費較小的經濟手段來鼓勵生育，他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生育基金制度——「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繳納一定比例的工資當做『生育基金』。如果生育二胎，則可以將基金取出來，否則這筆錢要等到退休時才能取。」

這項建議遭到了中國網民幾乎一邊倒地反對，微博上罵聲不絕。有網友評價道，「十年前，生，交錢；十年後，不生，交錢」。

兩天後，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更進一步認為，中國「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

「不生孩子的人更應該交生育基金。過去中國採取計劃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但是未來鼓勵生育，應該向丁克家庭徵收未來的社會撫養費，人老了之後光靠錢是沒用的，還是需要年輕人，別人家的孩子來照顧。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後沒有後代，是要佔用社會資源的，所以將來要對丁克家族進行徵税」，胡繼曄說。

此言論一出，中國國內輿論更加譁然。勃然大怒的中國網民突然意識到，「放開二胎」之後，一個中國家庭生不生孩子這件事，其決定權仍在政府。

其實，在全國各地，新的「鼓勵」生育政策早已在不斷醖釀。只是在此之前，各地的生育政策，仍然以補助、優惠為主。自2017年下半年開始，包括遼寧、天津、湖北在內的多個地區紛紛出台了鼓勵生育政策。這些政策花樣百出，有的對二胎分娩補助進行了明碼標價；有的宣稱二孩將享受一系列教育優惠政策；有的則直接承諾二胎家庭將享受住房補貼……

「計劃生育」，這一在中國無人不知的詞語，在它提出60年以後，顯然仍沒有退出歷史舞台。

時間回到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上刊發了著名文章《新人口論》，他認為剛剛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多資源少，影響了工業化進程，若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應當控制人口。該文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此後馬寅初以「中國計劃生育之父」的名稱出現在各種教科書裏。

馬寅初不會想到，60年後，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那麼，從強制「少生」、「獨生」的「計劃生育」，到鼓勵甚至可能強制「多生」的「計劃生育」，中國的人口結構經歷了怎樣的轉變？有哪些人對這一政策發揮過關鍵作用？誰反對過「獨生子女」政策？

而60餘年後，中國人終於會擁有自由選擇的生育權，還是將繼續活在改頭換面的「計劃生育」中？

計劃生育後，提前老去的中國

自2018年初開始，中國的人口政策就已經在經歷一場劇變。

3月13日，第十三屆人大會議通過了新一輪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在方案中，原先的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這是自1981後，國務院組成部門第一次沒有了「計劃生育」四個字眼，與之相伴的是，鼓勵生育政策在各地的出台。

7月，遼寧省政府印發了《遼寧省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該規劃聲稱要在2030年時，將總生育率從2015年的0.9提升到1.8，總人口從4382萬提升到4500萬。

8月2日，湖北咸寧市發布了《關於加快實施全面兩孩配套政策的意見》，意見指出，懷有二孩的婦女產假將延長至6個月，期間工資獎金照發；二孩家庭購房將享受住房補貼；二孩在部分幼兒園就讀還可減免一定金額的保教費，許多教育優惠政策也將優先向二孩家庭傾斜。

除此之外，不少省市都在加大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力度。又是鼓勵生育 ，又是「搶人大戰」，這些現象也折射出各地對人口不足的憂慮已經愈發嚴重。

實際上，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已經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首先是2000年的「雙獨二孩」政策，將原先的獨生子女政策，放寬為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則可生第二個孩子；接着是2013年的「單獨二孩」政策，夫妻雙方只需一方是獨生子女，便可生育兩個孩子；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

這一切變化的根源在於，中國的人口預測與現實之間，已經出現巨大鴻溝。

早在2013年實行單獨二胎以後，國家衞計委預言，中國未來每年新出生的嬰兒將比原先多出200萬，生育率將會攀升到1.8。但這一預測很顯然失敗了。

根據《衞生統計》等調查顯示，2015年的中國人口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64萬人。於此同時，根據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該年人口生育率只有1.05，與國家衞計委預測的1.8相差去甚遠。

部分學者認為，到2016年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已經太遲。早在2013年出台「單獨二孩」時，人們低迷的生育意願，就已經顯露無疑。彼時符合條件的夫婦中，只有約十分之一申請了二胎許可。其後，婦聯2016年的一項調查又顯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願意生二孩。

梁建章是攜程網創始人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由於十分熱衷於中國的人口問題，他常被中國媒體親切地稱呼為「被攜程耽誤了的人口學家」。他根據當前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如果生育率繼續保持不變，中國人口將在10年之內步入負增長。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會減少約1500萬人，到2100年人口將會減半，變成6億人。

這個誇張的數字得到了國內不少學者的認同。他們認為這並非是譁眾取寵之作，相反是一個「無奈卻理性的判斷」。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將此稱作 「人口雪崩論」，目前篤信這一理論的人數還在不斷增長。不難看出，「人口雪崩」在長期將會影響國家競爭力甚至民族存亡；而短期而言，它帶來的，則將是經濟衰退。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告訴端傳媒，「中國人口問題最壞的可能是像日本那樣經歷長達二十年的經濟停滯，而且情況可能會更糟」。他的理由是，「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老齡化。」

老齡化是一個相對概念，表示老年人口相對於少兒人口增加的情況。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人口總數的7%以上，該地區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中國早在1999年，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標準。

而到2015年後，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佔到總人口的16.1%，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12.25%。這一數字，還將在2030年進一步提高到18.2%。那時「中國可能成為全球少子化和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梁建章在其新書《中國夢呼籲中國孩》中寫道。

老齡化一方面意味着勞動力減少，而老年人創新能力下降，會讓國內的技術進步率一同下降，因此國家潛在增長率也會下滑；另一方面，相比社會福利體系較為完善的日本，中國的老年人還需面對諸如醫療費用、養老安排等一系列不確定性。因此蘇劍告訴端傳媒，「老年人低迷的消費需求，最終將會制約中國經濟的未來」。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是伴隨着經濟和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一同產生的，而中國的老齡化，很大程度上卻是計劃生育帶來的後果，這也是 「人口雪崩」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1979年起，中國開始全面實施獨生子女政策，自此，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快速下滑，與之一同下滑的，還有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這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是指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在拐點之後，勞動市場結構將從過剩轉向短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中國劉易斯拐點出現的標誌，是農民工工資上漲，而這一情形，在2004年就已經出現，彼時珠三角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招工難的情況。到了2010年，勞動力短缺的情形已經從數據上顯露出來，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明顯減少。到2018年，這一情況變得越來越顯著，年初時中國報刊《南方週末》曾有報導，在廣州鷺江南招工的老闆舉着牌子站了整整一公里長，然而卻鮮有人前來應徵。

《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告訴端傳媒，勞動力缺乏的後果，是國家撫養老人的能力將會越來越差。「2015年時，6.9個勞動力去養活1個65歲老人，到了2030年就會變成3個勞動力撫養一個65歲老人的局面，」易富賢說。

到2030年，繳納養老金的中國年輕人減少，需要養老金的老人增多，社會必然不堪負重。據方鳳美《獨生》（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一書記載，德意志銀行預估，到2050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會達到7.5萬億美元，佔GDP的5.5%。

以上數據，都是國家所面臨的宏觀情況，而若以家庭的微觀角度來看，養老問題也不容樂觀。早在30年前，一輩子反對「獨生子女」政策的人口學家梁中堂，就創造了「4-2-1」的說法——即兩個成年子女，需要供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這一可能性，將會導致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形成利益對立的局面。

而中國家庭可能面對的這一局面，曾被學者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在《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預言了，「在未來的歲月裏，階級之戰可能要重新定義為青年人與老年人之間的戰爭。」

以上種種事實，似乎都在與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當初預測的結果背道而馳。那麼，中國曾經應不應該實施「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現在又應不應該實行鼓勵多生的計劃生育呢？

在採訪中，人口學家梁中堂簡潔明瞭地告訴端傳媒：「不應該。」

要回答這個問題，梁中堂則從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的那年開始講起。

「人口控制論」如何誕生，「獨生子女」政策如何開始？

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面對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人口現實，他對未來感到焦慮不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4年，人口增加了1億多，生育率達到22.2%。在當年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他直言不諱地說：「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15年後將達到８億，50年後將達到15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他提出，為了保證工業化進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應該控制人口，實施計劃生育。

此後，他又在《人民日報》刊發《新人口論》一文，全面闡述了他對中國人口的觀點，他最基礎的觀點是，人口增多不利於資金積累。國民收入一部分是用於維持和改善人民生活，另一部分則是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也就是所謂的積累。而人口增多用於消費的支出增多，那麼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就會減少。 「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馬寅初說。

另一個問題，是關乎人口與工業原料方面的矛盾。他在《新人口論》中寫到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如果人口增值，糧食需要增產，糧食用地增加，用於發展輕工業的經濟作物面積就會縮小，用於出口的輕工業、農業產品也會減小，沒有資金去進口重工業物料。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

但馬寅初的提案遭到了當時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批判，他們認為馬寅初「只見其口，不見其手」，只把人當作消費者，沒有看到人同時還是生產者的一面。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人口問題」。康、陳二人的觀點最終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隨之，一個批判「馬寅初反動思想」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據檔案資料統計，僅1958年下半年，全國重要報刊的批判文章就達200多篇。

重壓之下，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不久，中央又免去了他人大常委的職務，對他進行軟禁。

在毛澤東「人多力量大」的觀念指引下，70年代後期中國人口逐漸接近10億，這一數字放在國際背景下來看，無疑會令人憂心如焚。1968年，史丹福大學教授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ilich）出版了《人口爆炸》一書，認為由於人口過度增長，地球將資源枯竭、環境激素惡化，如果不迅速遏制這種狀況，人類將會面臨「世界末日」。該書很快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熱烈的討論，以至於1969年，聯合國啟動了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後改為聯合國人口基金），以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增長。

這一思潮無疑也波及到了中國，最高領導層開始重新審視馬寅初的理論。到文革結束後，馬寅初很快得到平反。

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閲馬寅初的相關材料時，動情地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這句話在此後被縮寫為「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流傳於街頭巷尾。

不久後，中央正式動議，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持續21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隨即拉開帷幕，而馬寅初，這個因為提出「人口控制論」而被批判的經濟學家，則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國人口學會，推舉為名譽會長。

「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悲劇，和反對者梁中堂

多數人認為，計劃生育始自改革開放之後，其實不然，早在50年代，中國就已經開始宣傳計劃生育的理念。

1956年，「計劃生育」這一詞彙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一位叫邵力子的代表在全國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介紹了一種服用蝌蚪進行避孕的單方，已經引發全國討論。只不過到了1958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鼓勵生育提倡「人多力量大」，計劃生育暫停了一段時間。

毛澤東的人口政策隨着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馬寅初的悲劇在於，他提出「計劃生育」時，毛正在鼓吹「人多力量大」。

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中國人口從1964年的7億，飛漲到了1975年的9.4億。當時，計劃經濟已經出現嚴重危機，人們又再次將計劃生育提上議程，將人口政策調整為「晚稀少」——其含義是「鼓勵夫妻晚婚晚育、拉大生育間隔、少生」。

當然，該政策執行期間的主要計生方式，仍然還是宣傳，「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這一口號被刷在各大縣鄉的牆壁上，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晚稀少」對人口的作用，在人口學界得到了廣泛的公認，因為在該政策實施期間，中國婦女的生育率從每人6胎降到了每人3胎。但這個寬鬆的政策，很快成了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激進的「獨生子女政策」。

文革結束後，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正式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學家梁中堂告訴端傳媒，推動該政策實施的關鍵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抓捕四人幫，彼時黨內紛爭不斷，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新一屆領導人，急需獲得合法性穩定政局，重振民心，因此將發展經濟當做了治國的頭號目標。當時經濟的總方針是：「到了本世紀末（也即是2000年）實現GDP翻兩番」。

「國民經濟就像是一塊蛋糕，吃的人越多，分得的蛋糕就越少」，這是當時中國國內流行的一個比喻，根據這個比喻推算，如果要達到GDP翻兩番的目標，中國只有實行一胎政策。

飛漲的人口、唯經濟為主導的單一發展道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控制論」登堂入室——到這時，獨生子女政策成了「最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幾乎沒有任何阻力。即使在公開討論中，也只有少數幾個反對聲音，梁中堂便是其中之一。

梁中堂當時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早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他就已經預見到中國當前面臨的種種人口問題：「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勞動力迅速減少」。因此，他主張實行更為寬鬆的二胎政策。

但對「獨生子女」政策起着關鍵作用的宋健，卻不這麼認為。宋健是一名留蘇歸來的彈道技術學專家，曾是錢學森的門生之一。彼時文革剛剛結束，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唯有國防科學家沒有被殃及，於是「跨專業背景」的宋健，便挑起了影響國家人口政策的大梁。

跟馬寅初一樣，宋健也是「人口控制論」的支持者，只是他的觀點比馬寅初更為激進。他認為，即使採用最激進的一胎政策，中國人口在未來二十五年仍會持續增加。

宋健團隊所用來計算人口的理論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控制論」——這是一種關於計算複雜機械系統控制和溝通的科學。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

但宋健團隊的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與馬寅初觀點一脈相承的「人口控制論」，只是與梁中堂等人的觀點「簡單交鋒了一下」，後者很快便敗下陣來。

然而，失敗後的梁中堂沒有改變他的觀點。他仍然年復一年地遊說政府採納二胎政策。終於，他的請求在1985年得到了回應。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結果出爐，他根據普查資料計算，再次確證，即使允許人們生兩個孩子，仍舊能夠在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2億之內。他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了一封長信，「耀邦同志...本來我們實行計劃生育是為了減輕農民家庭的負擔，讓他們生活更富足一些，結果因為只准生一個，同他們生育意願差距太大，造成人人受罰…我希望在這個冬天結束計劃生育方面的這種情況。」

然而，全面開展二胎政策的請求沒有成功，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國家能先在一兩個城市開展二胎試點。

中國素來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加之農村避孕觀落後、避孕設施匱乏等因素，到了梁中堂諫言的那年，人們對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怨聲載道，基層公務員工作根本無法開展，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愈發緊張。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開展試點的請求，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是該項目不得對外宣傳。於是該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響了近800萬人口。

事實證明，梁中堂的理論是正確的。30多年的實驗下來，山西翼城的出生率只略高出全國水平的千分之四，這是一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翼城沒有強制一胎化帶來的副作用。這裏性別比例平衡，殺嬰率、性別謀殺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然而翼城之外的地區，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翼城試點開展的同時，中共中央層面因計劃生育面臨困難，因此發布了「七號文件」，將權力下放到各地。該文件指出，各省可以根據當地情況，自主調整獨生子女政策。

「七號文件」配合國內欠缺的問責體系，結果便是滋生出了一個腐敗階層，這一階層以收取「社會撫養費」（一系列計生罰款的總稱）為生。因為這一項費用不用上繳國家，以至於後來成為很多縣鄉重要的財政來源。

基層蠻幹的現象，在中央政府建立計生工作「一票否決制」後，更是變得愈發野蠻。這個「一票否決制」政策規定，所有幹部只要未能完成轄區計生指標，就會面臨減薪降職、甚至是開除的處分，即使其他方面有卓越貢獻，也於事無補。

在這種高壓下，城市居民毫無例外地被嚴禁生育二胎，農村家庭遭遇強制墮胎、強制結紮、計生罰款、暴力毆打、死亡、非法拘禁、非法孕檢等事件則不計其數。

梁中堂給端傳媒算了個數，「如果嚴格按照一胎化發展，中國現在的人口只有10億多人口，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口數目接近14億，也即是說這多出來的3-4億，他們都是超生對象。」

「如果要是碰到工作不認真的地方還好，但要是生在一個工作很認真的地方，這些人肯定是經歷過苦難才成長起來的。」他說。

「黑孩子」正是上述人口中的一個群體。他們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至今沒能上戶口，沒有了戶口，他們不能上學、不能看病、不能合法就業結婚，他們是中國社會中「不存在的人」。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這樣的孩子大約有1300多萬。

比4億「超生人口」更龐大的，是不計其數因為計劃生育沒有出生的人口。計生辦的基本工作主要有「三查四術」，三查是指查環、查孕、查病；四術是指上環手術、取環手術、人流術和引產術。這七項中的任何一項，但凡加上「強制」二字，都會變成一場人間悲劇。

2012年的馮建梅事件，便是其中的代表案例。馮建梅是一名22歲的女工，該年她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於是開始了東躲西藏的日子。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在胎兒七個月大的時候，四名計生辦工作人員抓住了她，將她強行抬進醫院進行引產。

馮建梅的丈夫帶着東拼西湊借來的1.8萬準備繳納罰款，但鎮領導此時已經將罰金漲到了4萬塊。無計可施的馮建梅最終在政府逼迫下籤署了《自願同意墮胎》聲明，緊接着她被注射了引產針。馮建梅的大姐拍下了她與孩子躺在床上的照片——孩子渾身烏青夾雜着血跡蜷縮成一團，個頭已經跟尋常嬰兒一樣大小。

殺嬰事件有些是如馮建梅一樣，被計生人員強制執行，有些則是父母被迫的選擇。

在農村生男孩傳宗接代的思想遠未消失，如果只能生一個，在B超鑑別技術的幫助下很多人會選擇對女孩進行墮胎。世界銀行一份數據報告顯示，僅2008年，中國就有110萬女嬰「消失」，而計劃生育進行30年裏，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700萬。與之相對應，在婚姻市場中，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光棍階層。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樹茁的一項研究顯示，實行計劃生育期間，婚姻市場每年有120-150萬中國男性將找不到合適的妻子。

而規規矩矩只生一個的父母，也未必能倖免於難。

到2014年，中國失獨父母數量已經達到了100萬左右，這個群體還在以每年7.6萬的速度增加。各地的失獨父母結成了鬆散的組織彼此安慰，並向政府爭取更多補償和福利。

「計生政策本身就是荒謬的」，梁中堂告訴端傳媒。一度主張推行二胎政策的他，如今已不再滿足於此，他只希望儘快全面廢除這項「荒謬」的政策。「生育屬於基本人權，現在是法治社會，法治社會下的政策、法律應該圍繞人權制定，是基本人權的就不應該去干預。」他說。

「那您如何評價自己這幾十年來的工作呢？」在採訪中，端傳媒問。

他沉默了幾秒後說，「哎，就是跟政府一起做了一件荒謬的事。」

中國人可以告別「計劃生育」嗎？

2018年年初，「計劃生育」終於消失於國家機關的名稱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出台的一系列鼓勵生育政策。但實質意義上的「計劃生育」，真的在告別中國嗎？

一個荒誕的景象是，不少地區一邊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同時，一邊又在繼續實行嚴格控制的二胎政策。7月5日，河南柘城仍發出通告稱，將在全縣向三孩以上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按道理來說，二胎政策仍然是為了「限制生育」，與「鼓勵生育」政策並不兼容，但如今，卻出現了兩個政策並存的局面。

「這真是很滑稽的事情」，《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對端傳媒說，「不過可以理解，這是新舊政策在過度階段的特殊矛盾現象。」這一矛盾在於，不少地區因為經濟下滑，需要鼓勵生育，但就全國而言，要全面放開計劃生育仍有阻力。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論積澱，加上三十餘年單一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早已「人滿為患」的觀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負擔論」為基礎的治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

另一個阻力，則可能是五十多年計劃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團，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說，「目前計劃生育依舊是中國的基本國策，還沒有在法律層面上得到廢除，而在行政上的調整，很可能只是新瓶裝舊酒，原班人馬換了個頭銜而已。」而河南柘城的例子也表明着，全面開放計劃生育遠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

但梁中堂卻告訴端傳媒，「這種局面不會持續太久，實際上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結束了，國家衞計委改成國家衞健委，意味着政府已經不再有計劃生育這項政策。具體而言，往後國家將不再有任何關於生育的計劃，包括鼓勵生育。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時代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一項政策，既然中央已經決議不再推行，這個政策在地方也難以為繼。」

「這是大勢所趨」，梁中堂告訴端傳媒，「中國已經是一個法治社會，應該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過去我們不懂，所以作出計劃生育這樣違反人權的政策來，現在懂了。」

他覺得，人們無需去等待中央為計劃生育畫上一個完美句號，類似於「計劃生育政策今天廢除了」這樣的號令，恐怕永遠不會出現。「中央不會給出一個明顯的節點告訴你政策已經結束，這是中央處理爭議性事件一貫的方法，不說不做，靜待它慢慢消失。就像當年處理人民公社、民營企業改革一樣，做錯了的事不做便是，不會站出來，評價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梁中堂說。

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嚴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

今年6月，江西省出台新規，要求懷孕14周以上的婦女終止妊娠須出具證明。這一消息再次引發人們的擔憂——「鼓勵生育」政策是否會像曾經的「獨生子女」政策那樣，成為違背人權的強制規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人對「強制多生」的這一憂慮，似乎也正在成為高度可能的現實。8月14日，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提出的對40歲以下未生育二胎者收取「生育基金」，以及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家胡繼曄提出的「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都像是在告訴中國人，「計劃生育」並未漸行漸遠，而只是變換了面目，橫亙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因為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家庭私事，中國公眾對這一「強制多生」的建議勃然大怒，甚至有網友在中國問答社交類網站「知乎」上，做了對中國此後「強制多生」政策的預測，「按照以往的套路，專家放風-輿論譁然-官方闢謠-微做調整-突然執行，這才剛剛到第二步呢。」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了解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年輕勞動力缺失、養老金虧空問題，是否就應該動用國家權力，違背人權地「強制多生」？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各執一詞，蘇劍給端傳媒的答案是，「國家需要出台政策鼓勵生育，但鼓勵生育必須建立在公眾自願的基礎上，必須尊重和保證個人的生育權以及不生育權。」

但研究人口問題一輩子的梁中堂，卻認為沒有必要，他略帶憤怒地告訴端傳媒，「把經濟問題建立在人口問題上，這麼多年的計劃生育已經證明了這種邏輯的荒謬性。這些都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看看其他發達國家，有哪個去管老百姓生育的？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學者在用這些觀點來作推導。」

「生育的事，就讓老百姓自己操心去吧。」在訪談最後，梁中堂說道。

（李由，記者，自由撰稿人）

1957年刊發《新人口論》提倡控制人口的經濟學家馬寅初不會想到，60年後，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從厲行「少生」、懲罰「超生」，走向了到鼓勵、甚至可能變相地強迫「多生」。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攝：Ed Jones/AFP/Getty Images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的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新人口論》中寫到的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人口增值會增加糧食需求，從而消耗原用於發展輕工業的資源。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但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攝：VCG via Getty Images

22歲的女工馮建梅於2012年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圖為中國一家陪月學校用來當教材的嬰兒玩偶。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從前他們追着人做結紮，如今他們求着人生二胎

特約撰稿人 趙晗 | 2020-08-24

中國西北某縣王牌計劃生育（下稱「計生」）幹部張寶強的人生，在2016年1月1日突然調轉了方向。那一天起，中國開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6年以前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天天出去抓超生。現在主動服務人家生二胎，以前這（些人）都是被管理的對象。」張寶強時常想起往昔輝煌：在他的領導下，縣裏曾憑「結紮最多，超生最少」，連續五年排名全鄉第一，出去開會，特別有面子。如今，在最新的「催生」服務排行榜上，張寶強的團隊一落千丈，心裏空落落的。

進入2018年以來，中國各省紛紛出台各類鼓勵生育二孩的政策。《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評論稱「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呼籲落實全面二孩政策。在生育率連創新低的背景下，放開生育的呼聲此起彼伏。

政策掉頭的同時，全國近八百萬計生人員也開始艱難轉型：從「追着人做結紮」變成「追着人做孕檢」，從強勢不許生、變成「低三下四」求人家生。曾經刷滿農村牆面的「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變成了「放開二孩政策好，生對兒女好養老」。這些變化令計生人員無所適從：不是說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必須長期堅持、絲毫不能動搖嗎？不是說資源緊缺、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沉重壓力嗎？三十年來，他們為祖國發展想方設法限制生育，如今又是怎麼個說法？他們今後該怎麼辦？

貼錢請人做孕檢，依然完不成指標

張寶強現在的考核指標是：每年催生200個二胎，完成100個免費孕前優生體檢。

2015年底，張寶強所在的縣鎮計劃生育辦公室在名稱前加了「衛生」二字，和婦幼保健部門正式合併。張寶強的主要工作變成宣傳二胎、優生孕檢和產後母子保健。

為了鼓勵生育，縣裏申請經費買了一台四維彩超儀和唐氏篩查儀。張寶強拿着一份花名冊，上面記錄着他轄內符合條件的育齡婦女信息和聯繫方式，重點宣傳對象是新婚和第一胎產後兩個月的婦女。張寶強恨不得天天打電話求着人家，承諾優生、唐篩、超聲波檢查全免費。爽約常有發生，說好了又不來，免不了又要打上幾個電話。

過去，張寶強出門追結紮從不花錢，去哪兒單位都報銷。現在卻情願自掏腰包。有的婦女在省城打工，嫌遠不願回來做體檢。為了完成指標，張寶強自費為夫婦倆提供往返車費和誤工費，動員一對夫婦，張寶強要自己貼上500元（人民幣，下同），如果動員上十戶，他一個月就白幹了。

張寶強他們還開通了微信公眾號，成立了微信群，經常在群裏宣傳：「好消息！計劃懷孕夫婦，縣保健所提供免費體檢。請相互轉達。」群聊和私聊都服務到家，有信必回。

入戶宣傳一直是張寶強的強項。過去是四五個人坐車去，先把計生對象一家人震懾住。現在則是自己一人登門拜訪，帶着印有二孩政策的宣傳小書包，挨家挨戶發送。

或許是擔心人們不太適應突然鼓勵生育，宣傳小冊子還特地對人口和資源的關係做出了解釋：「據有關部門測算，我國的能源、糧食等供給都在可承受範圍之內，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不會影響國家既定資源環境戰略目標的實現。」此外還預測了全面二孩政策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直接拉動對婦幼健康等領域消費」、「有利於穩定經濟增長」、「盤活存量、優化配置」。

但無論張寶強怎樣努力，每年100個孕檢指標還是難以完成。政策放開了，可每年自願生二胎的，只有不到60個。剩下的40個指標，給誰檢查？

相比過去指標明確規定「計生政策符合率95%以上」，全面二孩的評價標準顯得更加微妙。張寶強揣測，「什麼叫全面？全面的意思就是百分之百的生二孩，符合條件的都應該生。」但他也明白，「百分之百生二孩，必然百分之百做不到。」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在全面二孩政策首次實施的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人。到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下降到1723萬人。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均開始下滑。據經濟學家梁建章和統計學家黃文政預測，到2050年前後，中國出生人口可能萎縮到每年約800萬人，只佔世界全年出生人口的5%。

張寶強認為，低生育意願，主要和高昂的教育、住房成本有關。所謂「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張寶強所在的地方還比較落後，但城裏的房價已經漲到四五千一平米，和他的月收入不相上下。與此同時，在孩子教育方面，誰也不願意落後，隨便上幾個興趣班，每個月也要幾千塊。

二孩政策實施後，縣裏按照新標準重新排名，張寶強團隊從此告別榮譽。從未落後過的張寶強，心理難受得很。

結紮，講究「一個都不留」

上世紀九十年代，張寶強從醫學院專科畢業，在醫生和計生幹部間選擇了後者，到鄉鎮計生辦公室當了一名宣傳員。

計生幹部的招聘門檻很高，沒有大學生，就從醫院借調技術人員。張寶強覺得能參加這個工作很有成就感：「中國人口太多了，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我要為建設國家出一份力。」

一起畢業的同學中，有三分之一幹了計生，有的在鄉鎮搞計生宣傳，有的在計生醫務室做結紮、上環（指在子宮內放置節育器）和引產手術。計生工作在當時是一份美差，待遇好、地位高，可見國家對計劃生育的重視。單位領導說了：「每年都要建計生服務站，要創星級鄉鎮站」。

張寶強所在的鄉鎮計生辦公室，輻射周圍一萬多人。過去，他的主要任務是宣傳「少生快富」，重點盯防蠢蠢欲動的「純女戶」（即家庭所生均為女孩），帶婦女去計生站做結紮。

按規定，夫妻雙方都是農業戶口，可以生兩個。一方為非農業戶口，只能生一個。當時的口號是「一環二扎」，意即：生完一個必須戴環，生完兩個必須結紮。農村戶生一胎和二胎間隔必須滿四年，否則「超間二胎」也算超生，影響計生考核指標。「超間二胎」罰款起價500元，距離四年標準每短一個月加100元。

張寶強治下的結紮，講究「一個都不留」——對生完兩胎的農村婦女實行強制結紮。他一直將鄉裏的計生政策符合率保持在95%以上。

對於已經生了兩個女孩，就盼着一個男孩的高危戶，他們好說歹說，連哄帶嚇，逼着做結紮。這工作量可不小，每年全鄉有二十多「純女戶」，動員一戶至少要二十多次，一刻不能放鬆，「一不留神他們就懷孕了」。

在華南某縣，計生服務站的何秀虹幾乎是計生政策的同齡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直幹到現在，專做計生宣傳、結紮和引產工作。

和張寶強一樣，何秀虹的計生服務對象主要是女性。因為男的結紮後，往往心理壓力很大，回到鄉村，會被嘲笑，性功能隨之出現障礙，於是就轉為給女性做輸卵管結紮。

湖北計生幹部段玲，在計生的榮譽上也不遜色。上世紀九十年代，她從衛生學校畢業後，進入計生服務站工作。九十年代末是計生管控高峰期，段玲連續幾年每年流產兩三百例。2002年左右，發生了一些重大惡性事故，連續出現大月份產婦引產死亡、上訪增多。引產手術隨後在計生醫務室被叫停，只能送去三甲醫院（中國對醫院分類中，最高等級的醫院）做。

段玲負責的地區，做引產的很多。因為當地被群山包圍，有的村落本身就在高山上，超生孕婦不易被發現。二者，即便發現了，周圍也有着絕佳的躲藏條件。這樣一來，找到後往往要施行引產手術。不論懷孕幾個月，不論怎麼央求，「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是一道紅線，是一票否決」，孩子絕對不能留。在深山老林發現目標，靠的是告密者。把孩子解決掉，告密者會收到一筆獎勵金。

孕婦被送去手術室，搶人的兩隊人馬已在門口對峙。家屬知道孩子引下來很可能是活的，一旦聽到孩子的哭聲，馬上衝進去把孩子搶走。另一隊人馬——計生部門安排的公安和警察也等在門外，再次從家屬手中把孩子搶回去，「弄死」。

「跨省追捕」也是張寶強的家常便飯。因為有專項經費抓超生人員，張寶強一旦收到消息，便組織村幹部等一行十餘人，迅速出發。若在臨近省份，就包車前往；若遠，就搭火車，趕到超生家庭打工的地方，根據線人提供的線索，連夜「抓捕」。超生戶如果配合，就帶去附近的醫務室，該流產流產、該結紮結紮。但後者通常都極不配合，那麼就不客氣了，一行人把目標強制帶回老家，動手術。

在張寶強、段玲這樣的計生幹部的齊心努力下，中國的人口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每年新生兒數量從1990年的2800萬，下降到1999年的1500萬。

不敢一個人下鄉工作

張寶強心裏也犯過嘀咕：「幹這個和心裏有點違背，結紮不人道，學醫的是知道的。但是每年都有結紮任務、指標。」

按照規定，農村戶口家庭生完第二個小孩後，就要結紮。有幾個婦女，結紮剛做完，小孩夭折了。

張寶強所在的鄉鎮非常落後，村裏還流行着一種看法：誰家沒生出兒子就是報應，是因為沒有積德行善。不生兒子的婦女會被人辱罵，「斷後」是極大的不孝和恥辱。有時壓力太大，受責罵的婦女會跑來找張寶強哭訴：「你不給我們結紮，我們就不受這些氣。」

結紮併發症的高發也令學醫出身的張寶強感到揪心。村裏老有婦女說做了結紮後肚子疼，影響幹活。那時張寶強還沒有經驗，也沒做腹腔檢查。他曾經懷疑大量婦女腹痛可能是結紮手術造成的，直到有一天，他聽一個同學說，計生做的這種輸卵管結紮手術，發生盆腔粘連情況的特別多，但「你在做這個工作，也不能說」。

雖然已經離開了計生工作，但段玲始終不敢直面過去：「良心一直受着很大的煎熬」。

她曾經遇到過已經足月的產婦，快要生的時候，不幸被計生人員逮住了，強制送來做引產手術。她引產下來的孩子很有可能是活的，但是領導說，「你不能讓這個孩子生下來是活的。否則會影響我們的計劃生育率，會影響整個鄉鎮的工作考核！」

領導會千方百計給醫生施壓，老醫生們被迫想到很多辦法，比如在小嬰兒頭伸出來之前趕緊在頭上打一針，或者生下來要哭的時候把嘴捂住，丟進水裏……段玲一開始根本幹不來這些事情，老醫生見她犯怵，就把這些活都攬了過去。

曾經，段玲他們下鄉做任何計生服務都要收錢。九十年代，給育齡婦女做檢查，一次收費2塊。此外，人流、引產等項目，都要村民自己出錢。回想起那段歲月，段玲有點不好意思，「試條檢查，一次可以收10塊錢，基本上我們想怎麼收就怎麼收。」

收錢的時候，老百姓罵罵咧咧。給的時候，就直接把錢扔在地上，還在一旁繼續罵。

面對遲遲不繳納社會撫養費的，領導也有辦法。有一次，領導帶着段玲一行人下鄉，直接去超生戶家裏拿東西，還拿了不少糧食。還有一次，他們拿着鋤頭去一個生活困難的超生戶家庭，爬上房子，把房頂給扒了。

計生幹部和群眾之間關係惡劣，是長期積下的怨。何秀虹和同事們一下鄉，村民打老遠看見就跑，邊跑邊罵：「做絕種的工作！」有一次下鄉正趕上人家辦酒席。看見他們來了，酒席的主人賓客全跑了，邊跑邊發出警報：「閹雞隊來了！」

坊間甚至流傳着一種說法：「千萬不要去計生辦做人流，他們會偷偷給你放一種藥，你就再也生不出來了。」

無論是段玲還是何秀虹，都不敢一個人下鄉。做其他工作的，下鄉還能有口粥喝，計生人員下鄉，連口水都沒有。雖然有車，但他們下鄉還是經常要走路。因為常有村民把他們的車攔下，不讓通行。他們的車掉進坑裏，也沒有人來幫忙，還向他們扔石頭。在其他地區，還出現過計生幹部被村民拿刀追砍、潑糞等事件。

張寶強換位思考，能理解為什麼自己不招人待見：「人家想生個男娃娃你非得讓結紮；人家剛懷上你逼着引產。」

他們也聽說過1991年山東聊城發起的「百日無孩」運動。為降低人口出生率，聊城冠縣和莘縣要求自5月1日至8月10日間，一個孩子都不許生，當地官員強令計生人員、公安、武警抓人，確保所有懷孕婦女從5月1日起強制墮胎。諸如「上吊給繩，喝藥給瓶」、「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寧肯流出來，不許生出來」的標語遍布大街小巷。

雖然不堪回首，但一想到計生是國策，就都覺得自己不受人待見、吃點苦不算什麼，關鍵是為國家的建設出了一份力，要知道，「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人多」。

「計劃生育同齡人」何秀虹不會忘記，1980年盛行的「人口控制論」宣稱：若不實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2075年將超過40億。

無論當時和現在，都有學者不認同這種推測。《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指出，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中國的生育率也會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下降。例如從未干預生育的印度，生育率從1980年的4.8自發下降到2017年的2.18。不過，這樣的判斷至今都「不合時宜」，被國內專家眾口駁斥。

「計生工作做不好，所有的升遷、福利、住房都沒有指望了。」雖然有時受到良心的譴責，但段玲很快又想開了：「計生是第一考核指標，一票否決一切。看到再可憐的情況，在計生面前，也不能通融。」

段玲所在的湖北省曾經實行着極度嚴苛的計生政策。「一票否決」指的是，無論是誰，凡是違反計生條例的，用人單位一律直接開除。多年後，實行「一票否決」的湖北省在最短時間調轉了船頭，咸寧市率先出台了惠及二胎的政策：產假延長至6個月、允許孕期和幼兒小於3歲的女職工申請彈性工作時間和地點，在入學、醫療、住房、職稱評定、薪酬分配等方面對生育二胎的家庭「給予傾斜」。

政策轉變，總是比人的轉變輕易。

被「卸磨殺驢」的計生幹部

張寶強現在特別想回到醫院去，卻又苦於長期不接觸臨床，早把醫學技術遺忘了。參加同學聚會，他發現當時選擇當醫生的同學，幾乎都評上了高級職稱。再看幹計生的，最高評到中級，月收入差距有1000元。

部門合併後，張寶強除了宣傳二胎，還要制定扶貧計劃、指導養殖、驗收田產等，跟他的專業技術一點都不沾邊。

相比之下，純粹幹宣傳出身的計生幹部，轉型起來可能更容易。反正光憑一張嘴，讓說什麼說什麼。過去宣傳「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現在宣傳「二胎家庭才幸福」。

張寶強估摸着，「用不了多長時間，計生工作就不存在了。」他從名稱的改革上看到了端倪：從最早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到「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再到今天的「衛生健康委員會」，「計劃生育」四個字不見了。在職能上，與計生相關的司局也被撤銷了。

看到2016年湖北公安縣三十多個計生幹部上訪的新聞，段玲越發慶幸自己轉行轉得早。她一直關注計生方面的新聞動態和人口形勢，判斷放開二胎是必然趨勢。與搞宣傳的張寶強不同，段玲自認沒有荒廢醫學技術。2014年，她努力調到了社區醫院，從此告別計生生涯。

湖北公安縣的計生幹部自2006年鄉鎮機構改革後，被取消了事業編制。但當時社會撫養費（即「超生罰款」，徵收對象為超生的城鄉居民和農民）還可以按30%返還鄉鎮，用於計生工作，他們的待遇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顯示，中國的社會撫養費年徵收規模在200到300億之間。有的小孩已經上了大學，父母還在被追繳社會撫養費。在一些地區，沒有按時交社會撫養費的，還會被列入徵信黑名單。

如此巨大的經費，使用情況一直成謎。其中可以明確的一個去向是，返還給基層政府和計生部門，或列為計生人員獎勵。2015年後，社會撫養費返還機制取消，計生幹部從中「一分錢也拿不到了」。

上訪的計生幹部稱自己「成了棄子和路人」，被「卸磨殺驢」。他們坐在縣衛計局門前，拉起橫幅「落實中央政策，保我應有待遇」、「穩定計生隊伍，還我應有身份」。計生站和衛生局合併後，往往是原衛生部門的人當一把手，原計生部門的人則感到「處於劣勢，沒有話語權，不受重視」。

據《第四次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系統人事統計公報》，截至2005年底，全國計生系統共有在編人員50萬名。另據原國家計生委2009年公布的文件，除在編人員之外，全國還有約120萬名村級管理員和600萬名村民小組長做計生工作。這麼多人，如何安置？

實地走訪計生幹部不難得知，從計生到催生，雖然國家政策變得快，但計生幹部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沉重壓力沒有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係沒有改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必須長期堅持絲毫不能動搖」等口徑早已深入很多人的骨髓。比如何秀虹，她並不知道專家們討論的什麼人口形勢，政策的轉變令她「搞不懂了」。

易富賢也質疑這種轉型安排。他指出，發展人口並非靠單一部門能夠解決。再者，根據國際經驗，在日本、德國、韓國等設有專門負責人口政策部門的國家，生育率也不高。易富賢建議將計生人員轉崗分流，可考慮為失獨家庭、老無所養者提供服務。

陝西省已經做了一些嘗試，從2014年11月起，陝西商洛共69名鄉鎮計生幹部，通過專業培訓，轉型成為促進嬰幼兒早期發展的「養育師」。這是一項嬰幼兒早期發展干預試驗，名為「養育未來」，由中國國家衛計委和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共同推動，項目的牽頭人之一，是一直關注中國農村發展的史丹福大學發展經濟學教授羅斯高（Scott Rozelle）。

「養育師」每週要上門完成為農村嬰幼兒定製的遊戲和活動。羅斯高希望藉此項目讓貧困農村的嬰幼兒也能獲得科學且充分的早教，縮短農村和城市孩子在閲讀、理解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想要維持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下一代的中國人必須更聰明。」前衛計委培訓交流中心主任蔡建華對媒體表示。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張慶寧的團隊則在探索，計生幹部如何發揮「有人的地方，就有計劃生育」這一優勢，轉做艾滋病預防和性教育工作。

如今，段玲早已轉型，何秀虹馬上退休，但還有大量的張寶強們，人到中年，正逢事業的成熟期。突然調頭的他們，在曾經篤信的道路上頓感迷茫。但張寶強願意一如既往地支持國家政策：「過去搞計劃生育為國家出力。現在國家老齡化了，我們搞二胎催生，為國家繼續出力。」

（應受訪者要求，張寶強、何秀虹、段玲為化名）

（本文原文系已發表報導，經作者補寫和重新編輯，發於端傳媒）

2016年1月1日，中國開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政策掉頭的同時，全國近八百萬計生人員也開始艱難轉型，從不許生育、變成求人生育。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在全面二孩政策首次實施的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人。到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下降到1723萬人。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均開始下滑。攝：STR/AFP/Getty Images

張寶強認為，低生育意願，主要和高昂的教育、住房成本有關。所謂「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圖為2015年重慶一個二孩購房優惠巨幅廣告。攝：Imagine China

計生幹部的齊心努力下，中國的人口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每年新生兒數量從1990年的2800萬，下降到1999年的1500萬。攝：Paolo Koch /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計生工作曾是一份美差，待遇好、地位高，可見國家對計劃生育的重視。攝：Imagine China

數據顯示，中國的社會撫養費年徵收規模在200到300億之間，巨大的經費，使用情況一直成謎。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不想生孩子的中國年輕人：消失的性生活、貓當孩子養

特約撰稿人 楊謹言 | 2021-02-12

打上麻藥，把裝有孕激素的硅膠囊推入左上臂，埋入皮膚下層，十分鐘不到，醫生便給孟琳做完了皮下埋植避孕手術。這是一種化學避孕方法，它通過改變子宮頸粘液的粘稠度，阻止精子進入子宮與卵子結合。此後三年，她很難有懷孕的可能。

同居男友陪孟琳去做的手術。這一年，孟琳31歲，正處於育齡期，本是生孩子的最佳階段，但她不願它發生。

像孟琳這樣不願生孩子的中國85後、90後在悄然變多，與之相伴的，是中國新生人口出生率的不斷下滑。2011年開始，中國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到2016年更是全面開放二孩政策，但這樣做並未帶來更多的生育。2019年，中國新生人口1465萬，比上一年減少了58萬，10.48‰的人口出生率更是創下1949年以來的最低值，人口總和生育率不到1.52（能夠實現人口正常代替的數值為2.1），遠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大部分發達國家。

2020年的情況也並不樂觀。在目前已公布數據的廣州、溫州、合肥等地，2020全年或前幾個月的出生人口更比2019年同期大幅下降，下降幅度在9%到32.6%之間。一直關注人口研究的企業家、攜程網聯合創始人梁建章指出，2020年中國出生率大幅下降已沒有懸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真的來了。

對中國年輕人來說，不想生孩子的原因多種多樣：高昂的房價讓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城市中教育花費的巨額比拼，中國法制缺漏帶來的社會問題叢生，獨生子女政策下新生代年輕人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都成了這個國家的無形避孕藥。

「房貸是天然的避孕藥」

孟琳已很難說清，什麼是她不生孩子的主要因素，「太多了」，反倒是生孩子的理由一個也找不出來。

她學法律專業，在一所重點大學讀完本科和研究生後，進入一家金融機構，成了高收入的金融從業者。兩年後，她在成都按揭了一套房，那套房在之後三年為她帶來了四倍的賬面資產上漲收益。

但這並沒有帶給她足夠的安全感。輾轉至北京工作後，她面臨着更高昂的房價——動輒五六萬、高至10萬一平米，即便月入兩萬也難以承受。就連她博士畢業不久、年薪百萬的IT工程師男朋友，也至今未在北京買房。

在生孩子這件事上，男朋友還猶豫不決。作為家中獨子，他父母很難接受他不生孩子，他自己也無法想像一輩子沒有孩子。

但一查北京的房價，一座大山便壓上了心頭。「現在在北京，你要想『上車』（意為買房），怎麼着也得400萬人民幣（折合480萬港幣，1736萬台幣）起。他得找一個跟他學歷、工作差不多的女生，兩個家庭一起才能買一套。」孟琳說，「我要買也行，首先得讓雙方父母各拿出150萬付首付，買個五六百萬的兩居室，我們每個月付按揭貸款，但何必呢？」

「房貸是天然的避孕藥，這個我同意。」林蒼蒼說。她今年29歲，畢業於中國最好的幾所大學之一，與先生相戀五年後結婚，如今在杭州生活。夫妻兩人身上各背了一套房的房貸。「基本上賺的錢大頭都被房貸吃掉了。」她說。

在經濟學家看來，理想的情況是房貸或房租佔到一個人收入的30%左右，會讓生活的幸福感和愉悅感比較強。但林蒼蒼每月的房貸佔到了收入的一半，這很大程度上源於過去三四年杭州房價迅猛起飛，「一套房250萬到300萬是正常價格，按貸款30年算，月供怎麼也得7000元左右。」林蒼蒼說，他們不是個例，身邊30歲左右的朋友同事，房貸基本都佔到了收入的一半。

「當你背負了比較多的房貸，自然就不想生小孩。」她說。按照中國經濟學家易君健和易行健對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的研究，房價指數平均上漲1%，總和生育率將顯著下降0.45%。

「孩子不開心大人也不開心，幹嘛要生個孩子出來讓他受罪？」

房貸抑制着年輕人生孩子的慾望，而養孩子的成本、激烈的教育競爭，也讓他們望而生畏。

「不開心，一想到現在小孩子接受的教育就不開心。」林蒼蒼說。她目睹了身邊的朋友同事們是如何沉陷於孩子教育的漩渦之中的：

孩子出生後，兩三歲就要上托兒所，四五歲開始學英語、鋼琴、樂高。在此期間（甚至更早，孩子還沒出生的時候），當爹媽的開始為學區房而焦慮奔走，都是為了孩子能上一個好小學。小學也不輕鬆，三點鐘放學，完了得送小孩去更多的培訓班，才能跟得上學習的進度，應對小升初的壓力，之後還有初升高、高考……

一想到這些，林蒼蒼就感到絕望：沉重的負擔，孩子不開心大人也不開心，幹嘛要生個孩子出來讓他受罪？「如果不用這麼累，大家也不怎麼焦慮，教育上有很多嘗試，那我試試吧，也許有戲呢？但只要在杭州，就很難逃出這個軌跡。」她說。

身在北京的孟琳，還要面對戶籍制度的限制，「沒有北京戶口，你的孩子連在北京正常升學的權利都沒有」。再說，在北京養孩子可不便宜，「上幼兒園一個月就得1萬多塊，我一個月收入才1萬多，到時勢必得啃老。與其如此，我還是看看書養養貓就好了。」她說，「貓它不用上學，不用買學區房，不用伺候它。」

養老嚴重擠壓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而生於獨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中國年輕人，還要面臨另一個現實：沉重的養老負擔。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學教授王廣州的話說，它嚴重擠壓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林蒼蒼和先生都是獨生子女，他們需要應對雙方父母四個老人的贍養和照顧之責。若是生個小孩，小孩將來要面對六個老人，「覺得他好難」。自己也很難，要照顧小孩和老人，擠在中間兩頭重，難。

她有時會很希望有一個妹妹或者哥哥，一來責任可以分擔，二來也可以分散母親的注意力，讓她不要太關注自己。母親有時做夢都會夢到自己飛機出事、被搶劫，特別怕她突然不見了。也總催着她生孩子，生個孩子老了才有人照顧，要不然老了怎麼辦？

她特別羨慕父母輩都有好幾個兄弟姐妹，在那個年代隨隨便便就養活了。母親也總是說他們這代人太焦慮，不心寬，大城市呆出病了。「你們應該學我，樂觀，放寬，怎麼養都是養。」母親常對她這樣說，她也只能聳聳肩，沒辦法。

孟琳的母親最近檢查出輕微老年痴呆，她很憂心。父母只有她一個女兒，她遲早要承擔起照顧的責任。在北京再呆幾年，她還是想回成都生活的，再把父母接到身邊。如果到時還要養小孩，怎麼照顧得過來？

林蒼蒼的大學好友剛經歷了父親的腎癌手術，林蒼蒼的先生最近也要做一個手術，她們在交流時感慨，突然之間就要承擔起重負了。「你不但得自己身體好，還得祈禱父母身體好。」她說，「獨生子女前20年把甜頭都吃掉了，苦的可能都在後面。我們還算獨生子女裏面很順遂的，沒有生病，父母也沒有失獨，還不是最苦的。」

消失的性生活

和孟琳不同，林蒼蒼沒想過去做避孕手術，因為根本用不着：先生天天加班，週末也要工作，繁忙、勞累，導致他們很少有性生活。「有那個時間，還不如睡覺呢。」她調侃。有時和身邊親近熟悉的朋友們一聊，發現大家都這樣，忙，累，偶爾閒下來也只想休息。性生活？一兩個月一次都算多的。

生活在加班之都杭州，加班是一種常態。林蒼蒼曾經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產品在晚上12點上線，她得在電腦前守着，離開時已是凌晨兩點。被摧殘了一年後，受不了了，她跳槽去了清閒的文化公司。當然，收入也相應少了。

她有一個微信小群，群裏都是在互聯網公司認識的朋友，經常到了晚上10點，群裏會彈出消息：有人說還在公司加班，有人剛剛出公司大門，還有一個說我不知道要到幾點。林蒼蒼只能沉默，甚至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5點就下班的自己，不忙都有點不好意思。

而到了10點這個點兒，她已經準備睡覺了，先生還沒回來。等她早上八九點起來準備去上班時，他已經走了。面都碰不上，還需要避孕？沒那回事兒。

有時候，性生活還會以一種奇怪的方式突然消失。林蒼蒼有兩個女生朋友，一個在深圳，一個在北京，都在大公司工作，各自的先生也都是高收入人群，都想要孩子。女生在壓力之下終於決定備孕了，性生活就消失了——男生以各種方式推脱。

「生孩子不僅是對女生壓力山大的事情，對男生也是。哪怕天然有繁衍後代的慾望，現在也可能被壓力擠壓掉，就覺得生孩子好有壓力，要不就先不啪啪啪了吧。」林蒼蒼在和朋友們討論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把貓當孩子來養

身為85後，孟琳的大學同學和研究生同學大多生了孩子，但生二胎的只有一個女生，另外還有好幾個女孩子單身。90後的林蒼蒼，一半同學結了婚生了娃，一半還是單身——而且壓根兒不想談戀愛，「想介紹都無從介紹，好像她們都沒什麼興趣，覺得單身也挺好」。

龐大的單身人群，為降低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做出了貢獻。根據中國民政部在2020年7月發布的消息，2018年中國單身成年人口為2.4億人，其中7700萬成年人為獨居狀態，這一數字預計在2021年將上升到9200萬。計算下來，近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沒有走進婚姻。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了獨自生活。

27歲的周之川在武漢工作，租了一套一居室的房子，享受着安靜自在的獨居生活。他在一家私企做管理，工資收入足夠自己生活得優裕自足，還能負擔一隻貓。每天下班回家後，叫外賣，給貓鏟屎，喂貓糧，再一起依偎在沙發上看書看電影，「夠了，很美好」。不用哄女朋友，不用為兩個人的生活而操心、消磨，也暫不考慮買房結婚生子，不給自己太大壓力，就這樣很好。

相應的佐證是，中國寵物經濟的增長極為迅猛。《2019年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寵物市場規模達到2024億元，近三年複合增長率超過20%。其中，孤獨人群是消費主力，2017年養寵物的人中，未婚及無婚無子女合計佔比65.2%。

孟琳養了兩隻貓，給貓買最好的進口貓糧，家裏配備了齊全的貓爬架、貓玩具，她的所有社交軟件頭像也都是貓。有時春節回家或和男友外出旅行，便請朋友同事每天來家裏喂貓，並發一個幾百塊的大紅包。她說，貓是自己的家人、寶貝，就當孩子在養。

「如果連憲法都可以這樣更改，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孟琳也不是沒有猶豫：萬一過幾年又想生呢？到時失去生育能力怎麼辦？她和許多中國城市女性一樣，也考慮過凍卵，為此還去辦了美國十年簽證。

決定性轉折發生在2018年3月。這一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在這份新的法案裏，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限制取消了。

看到新聞的那個早上，學習法律的孟琳感到窒息：「如果連憲法都可以這樣更改，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經濟成本、政治信仰，還有頻繁爆出的虐童、過期兒童疫苗等社會新聞，讓她對環境的憂慮愈發增長。她最終改變主意，不去凍卵了，做了避孕手術。她甚至打算去做更長久的避孕手術：上環。在實行計劃生育期間，這項手術曾讓無數中國女性聞之色變。政府會要求所有生過一個孩子的女性強制上環，也即在子宮內放置含酮IUD，以此方式來徹底避免懷孕。

此外，她也早早為自己的養老做了謀劃：在成都買了兩套房，老了後住一套租一套，還配備了齊全的保險（重疾險、壽險、商業養老金等）。在她看來，人口老齡化將成中國現實，80後或將晚景淒涼，國家指望不了，只能指望自己了。

不想生卻要面對雙獨生子女壓力的林蒼蒼是這樣打算的：如果到30歲還沒想好要不要生，為了婚姻穩定就去凍個卵。她早就打聽好了，去泰國，費用只要6萬塊左右，得去幾次，打促卵針，取十幾二十個卵子，先凍着。過程聽說挺痛的，但也沒辦法，這是最後也是唯一的保證了。

應受訪者要求，報道中出現的人物為化名。

插畫：Rosa Lee

2020年1月1日，江蘇連雲港市人民醫院，兩名護士在監護室照顧一名早產嬰兒。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7月19日，山東青島市一家房地產銷售大廳，銷售員向顧客推銷樓盤。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6月8日，海南省海口市的幼兒園，身穿海洋動物造型服裝的孩子參加舉行時裝秀。攝：Zhang Mao/VC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5月20日，雲南省昆明市一群長者在下象棋。攝：Patrick Field/Eye Ubiquitou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0月24日，遼寧一個寵物博覽會，貓正凝視著鏡頭。攝：Huang Jinkun/VC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0月30日，山西一幅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宣傳標語。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想要工作就別要小孩：「全面二孩」政策為什麼會讓她們告別職場？

端傳媒記者 張妍 | 2018-07-02

2018年的春節過後，李芳去了三家公司面試。

第一家：面談一小時，其中有四十分鐘 HR 都在詢問她的婚戀和生育狀況。沒有下文。

第二家：相談甚歡，李芳如實交代已經結婚並生了一個小孩，對方隨即神情暗淡，草草結束。沒有下文。

第三家：進展順利，兩週內面試了三次，李芳承諾兩年內不再生小孩，HR 立刻發出口頭 offer，讓她回家等通知。但依舊沒有下文。

屢屢受挫，全卡在已婚並有一個三歲孩子的「困境」上。

32歲的李芳，在中國排名前十的名牌大學財務管理系畢業，英文流利，手握註冊會計師資格證，先後供職三家跨國企業，上一份工作是一家英資銀行風險控制部門的經理。可光鮮的履歷並不能幫助她找到一份新工作。「你結婚了嗎？你生孩子了嗎？你準備要幾個孩子？」這才是她在工作面試中最常被問到的三個問題。

在中國大陸的職場環境裏，對女性的歧視一直是個半公開的「慣例」。從李芳走出校園那一刻，就知道女孩子找工作的門檻不僅是學歷、專業技能和英文，還有年齡、形象氣質和婚戀狀況。她見過在市值萬億的互聯網企業，貼出的招聘啟事上清清楚楚地寫着「男性優先」；有躋身世界五百強的中國企業，在面試時詢問她的身高、體重；她也曾在新婚後得不到重用，就因為公司擔心她會生孩子、休產假。

更艱難的情況發生在2015年10月之後，中國政府宣布將從2016期全面實施「二胎政策」。也就是說，在大陸延續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時代結束了，每對夫婦都可以生兩個孩子。當時，李芳的第一個孩子剛剛降生，她熬過了孕期公司上下對她隱晦的刁難，但二胎政策實施，讓公司對已經生完孩子的女員工又緊張起來，她自覺「在這家公司的前景無望」，便在產假結束後遞交了辭職信。

辭職後，她做了全職太太，直到孩子三歲上幼兒園，決定「重出江湖，再戰職場」。但李芳還未使出一招一式，就一敗塗地——她認為，招聘企業一再拒絕的理由無非是擔心她會在入職後繼續生孩子。

中國公司為什麼不歡迎女性？

「如果你是一個企業的老闆，面對這種情況：除了法定節假日，男員工全年都可以工作；女員工生孩子要休產假，產假休完要休哺乳假，哺乳假休完又生第二個孩子，她不工作你也要照發工資，孩子有個感冒發燒她還要請假。企業難道是做慈善的嗎？換成是你，你怎麼選擇？」供職於一家人力資源服務商的招聘經理對端傳媒記者說，她在人力資源領域擁有超過六年的工作經驗，每年會與近千名候選人面對面接觸。而她，也是女性。

這位招聘經理所在的公司為全國3萬餘家企業提供人力資源服務，其服務不僅包括招聘，也提供人事關係（戶籍、保險、税務等）和員工培訓等服務，並在上海、北京、大連、深圳等地設有分公司。

她為記者算了一筆賬：按法律規定，僱主要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即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以税前5000元人民幣月薪為例，員工實際税後收入是3700多元，而僱主要付出的成本是5000元再加上相應比例的五險一金，總計約7000多元，相差幾乎有一倍之多。「大家都覺得自己的老闆摳門、工資很低，但實際上企業用人成本非常非常高。」

在中國大陸，男員工依法只享有妻子生育後的15日陪產假；而女員工的產假依據不同城市的規定，少則3個月，多則半年，若遇到難產、剖腹產或多胞胎的情況，產假還會相應地延長，在產假休完之後，哺乳期內的女員工還依法享有每天一小時的哺乳假。

女員工休假期間的工資，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由僱主支付，金額不得少於基本薪資水平，五險一金也要僱主照繳，節假日的福利還要照發，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支出。而目前，僅有北京、上海、天津、大連等少數城市會由社會保險為女員工支付生育津貼，不需要僱主承擔。

用更直白的話說，為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趨勢，國家開放二胎政策，鼓勵生育。而落到微觀層面，女性員工懷孕、生孩子、休產假，卻統統都要僱主買單。

「可以這麼說，女員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企業需要負擔的人力成本是雙份的，甚至更多，」這位招聘經理表示，一旦懷孕，女員工就不能加班，有的還需要調換崗位，那她的工作由誰來做？「我是招一個新人，還是從其他部門調一個人來頂替？我需不需要重新做員工培訓？這都是隱形成本，並且成本驟增。」

二胎政策將原本就不堪重負的用人成本繼續擴大。中國的《勞動合同法》規定，女員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用人單位不得辭退或與其解除勞動/聘用合同。「開除她們是犯法的，不錄用她們不犯法吧？」這位招聘經理明確表示，在同等學歷、資歷等條件下，她一定會優先錄用男性員工。

她感言並非自己本性殘酷，而是就業環境和市場容不得「心慈手軟」。「為什麼很多女性要考公務員或者進事業單位圖安穩？因為體制內的單位是財政撥款，沒有經營壓力，」她說，「對那些地方來講，人力成本只不過是一個數字；但是對私有企業，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卻都是真真實實的錢。」

在中國經濟一路向前奔的過程中，「企業是要自負盈虧的，無時不刻不在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性別就成了就業市場上最明顯的標籤。

無法辭退，就「對你不好，逼你辭職」

在大陸的問答網站知乎上，一位女性網友控訴在二胎政策之後，女人儼然一顆職場上的「定時炸彈」：「還沒生孩子，已經被打上『以後要婚假和兩個孩子的產假的特大定時炸彈』的標籤； 不想生二胎的，家裏有老人老公無休止的顯性隱性壓力，職場上有『這是個隨時生二胎定時炸彈』的標籤；已經生完二胎的，家裏已亂成動物園，而此時在職場上的標籤就變成『not available for work anymore』。」

李芳頗為認同。從懷孕開始，因為無法配合所有的加班要求，她自認成為上級的「眼中釘」。她所在的部門時常要處理大量從英國和香港發來的數據，因時差關係，很多數據是在下班之後才傳送完畢，同事們都會自覺留下來加班，在業務繁忙期，忙到凌晨也是常事。

李芳向上級提出，自己有孕在身，每天八小時工作已是身體狀況的極限，不能加班，而上級的回覆是漫長的沉默。「他沒有任何合理理由阻止我下班回家，但絕不會給我好臉色。」李芳說，「因為我少做了一份工作，就意味着他要再找一個人來填補這個空缺。」她時常因愧疚把多餘的工作帶回家完成，但上級回贈她的依然是冷漠的神色。

在新一個工作年度開始時，李芳本應按照公司慣例獲得5%-8%的加薪，但她沒有。因為她即將成為一個母親。「成為母親就意味着創造的勞動價值少了，公司憑什麼還要給我加薪？」

曾經在大陸勞工NGO處理勞動爭議的法律從業者趙進對端傳媒記者說，因為中國的勞工法律有明確規定，辭退孕期、產期或哺乳期的女員工風險很大，所以面對處於這些階段的女員工，許多用人單位的態度是「對你不好，逼你辭職」——因為中國尚未構建職場反歧視制度，亦無法在法律上清晰界定什麼是職場性別歧視以及用人單位需要承擔的責任。

端傳媒記者蒐集公開報導，發現這些職場歧視的方法包括：崗位調換、晉升阻礙、削減報酬、言行羞辱……有的僱主會讓女員工簽訂幾年內不得生育的合約，或要求同一部門的女員工不得同時懷孕、要排隊生孩子。還有的手法更加卑劣，譬如將懷孕女員工的座位調至散發異味的洗手間旁邊，或者在辦公室內刷油漆、開温度極低的冷氣，迫使其主動辭職離開。

據智聯招聘和北京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在2017年所做的研究顯示，在經濟放緩和二胎政策開放的背景下，有22%的中國女性表示就業中性別歧視的現象嚴重，且集中在25歲至34歲之間——這既是職場黃金期，也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期。

這些女性又在統計中被劃分為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三個群體，其中未婚和已婚已育的群體中有3%的女性聲稱她們遇到非常嚴重的歧視問題，而在已婚未育的女性中這個數字上升至6%。

目前，趙進在德國柏林從事法律工作。她對照德國的情況解釋，德國勞動法規定女性生育前六週至生育後八週是產假，由醫療保險補貼每天13歐元，但與休假之前的差額部分由僱主支付。從生育後三天到小孩八歲之前，父母任何一方都可以申請養育假（一共12個月，一般會分成三次休假），養育假期間的工資是休假前12個月平均工資的67%（最低不低於300歐元，最高不超過1800歐元），由國家支付。也就是說，在德國，生孩子由政府承擔了很大一部分費用，且在休假方面，男女員工更加平等。

此外，德國在職場反歧視方面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一般平等待遇法》，清晰地界定了育齡/育期女性在招聘、職業培訓或職業晉升過程中如果和其他人條件一樣，卻受到了不一樣的待遇，比如說沒有被錄用、沒有機會培訓或晉升等，就構成歧視。「被不同對待，且沒有合理理由，就等於歧視，」趙進說。

大陸雖有《就業促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相似功能的法律，規定「用人單位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但如何界定職場中的性別歧視卻相當模糊，即便提起訴訟，「司法機關也較難進行判斷」。加之工會組織在大陸形同虛設，從工會的建立到運行都鮮有普通員工參與，工會主席的任命也甚少由員工選舉產生，也讓女性員工維權的道路更艱難了一些。

「帶孩子是女人的事」

根據美國國家統計局在201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5歲至55歲的中國人的勞動參與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達到76%。其中男性的勞動參與率達到90%；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約70%，位列世界第一，同期美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約58%。許多分析文章認為，大量的中國女性能夠進入勞動力市場，並獲得和男性相似的就業機會與崗位，要歸功於中國大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

「作為家中唯一的女兒，她們不需要與其他兄弟分享父母的愛與各方面的支持。只孕育一個孩子讓更多的女性走向了工作崗位。」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馮文 (Dr. Vanessa L. Fong)曾這樣表示。她曾出版著作《唯一的希望：在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正因為中國女性在勞動力市場所佔的高份額，許多女性都面臨着如何平衡母親與職場中的角色、如何爭取家庭和僱主信賴，以及如何爭取社會資源支持其雙重角色的問題。而二胎政策正在將這些問題進一步放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字顯示，中國女性的就業率（Employment Rate）在近年不斷下降，從2000年的68.2%一路下滑至2017年的58.9%。而勞動參與率與就業率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指經濟活動人口（包含就業者和失業者）佔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而後者則指就業人口占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

「在中國文化裏，結婚、生孩子才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工作則是錦上添花的，」李芳覺得，傳統觀念阻礙了想要在事業上奮進的女性。社會默認「帶孩子是女人的事」，也默認生了孩子以後女人會減少在工作上投入的精力。因此老闆才會理直氣壯地聲稱，「公司需要的是認真工作的員工，而不是孩子一打噴嚏、一咳嗽就要回家照顧的母親。」

在西安一家中韓合資企業供職的資深 HR 吳雯對端傳媒記者說，她經手過很多案例，均是女員工休滿產假，便離開職場。「母性的因素有很大關係，很多女性生完孩子，心思便不在工作上了，」加之通勤距離和薪資的原因，比較之後覺得「還不如在家陪孩子」。

曾經有同事在生育後長期不在工作狀態，頻頻失誤，為公司造成很大損失。身為HR的吳雯不得不約談這位尚在哺乳期的同事，希望她主動辭職，最大程度地降低公司成本。她記得那位同事當場嚎啕大哭，像是在宣泄懷孕生子後承受的所有委屈和壓力。事隔多年，她依然覺得自己「對一個很無助的媽媽做了很殘忍的事」。而如今已晉升人力資源主任的吳雯，亦曾被領導暗示，一旦懷孕，一定會找人來接替她的工作。她遲遲未生育，因為「覺得自己真的有孩子的時候，收到的並不是單位的祝福，而成為了單位的麻煩。」

「政府一方面鼓勵我們生孩子，另一方面卻沒有相關措施保障我們的權利，」李芳說。儘管「育嬰懲罰」（Child Penalty）是在世界範圍內都存在的現象，但李芳堅持認為，她面對的困境背後的真實原因是政府在「甩鍋」。

公共服務資源在這一環節的缺失幾乎是全方位的：大陸未引入菲傭等外勞機制，加之育嬰市場混亂，父母不放心將幼兒單獨交給缺少資質的保姆或育嬰嫂照看，即便有經濟能力僱傭幫手，育兒的責任仍落在母親一人肩頭；加之託兒所、幼兒園資源極其緊缺，只有少數大型企業才有財力在公司內設立托幼場所，讓生完孩子不久的母親可以安心工作；但即便是這樣，中國最著名的企業之一攜程網，也曾在2017年末爆出其員工親子園存在虐童事件，一時間引發軒然大波。

而更令李芳難以接受的是，無論是微信公號還是微博大V，無不在鼓吹「全能女性」，即名校畢業、事業有成、兩個孩子和優美的身材曲線。「這讓那些在職場上備受歧視的女人無法擁有一顆平和的心，而又不知該將怒氣發到哪裏。」

那麼她們所向往的理想環境是什麼樣的？上面提到的招聘經理對端傳媒記者說，「如果領導許諾，產假結束、回來上班後，我的崗位還在那，那就是好的環境。」作為招聘經理，她亦要面對自己的生育難題，「我知道重回崗位會付出更多時間和精力，因為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你能不能重新擔起職責，會不會後勁不足。我對自己要求會比以前更高，但我會安心地知道自己的職業路徑沒有變化。」

而李芳這麼形容她心中的理想環境，「若 HR 問我有沒有計劃要二胎，我可以大膽地回答：這是我的私事。」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李芳為化名）

在中國大陸的職場環境裏，對女性的歧視一直是個半公開的「慣例」。其中企業拒絕招聘女性的理由，就是擔心她們會在入職後生孩子影響工作。攝：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2015年10月之後，中國政府宣布將從2016期全面實施「二胎政策」，即在大陸延續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時代結束了。圖為2015年11月1日，重慶一個新樓盤外牆上懸掛著「二胎購房免樓層費」的巨幅廣告語。攝：Imagine China

德國勞動法規定女性產假，由醫療保險補貼每天13歐元，但差額部分由僱主支付。而父母的養育假，期間工資是休假前12個月平均工資的67%，由國家支付。 即在德國生孩子，大部分費用由政府承擔，且在休假方面，男女員工更加平等。圖為德國柏林，父母跟子女在游泳池玩耍。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大陸女性因生育所承受的壓力。端傳媒設計部

李芳覺得，傳統觀念阻礙了想要在事業上奮進的女性。社會默認「帶孩子是女人的事」，也默認生了孩子以後女人會減少在工作上投入的精力。圖為2012年11月10日，上海一位年輕媽媽和兩個孩子在戶外休息。 攝：Imagine China

在「朝陽」與「暴雷」間輪迴的中國式養老業：一場沒有監管的國家實驗

特約撰稿人 O. N. | 2021-03-10

無良的商業套路抑或國家的監管真空

2021年春節前夕，湖南益陽養老院暴雷事件又一次觸發了人們對於「養老」的爭論。幾乎同時，在東北新一輪疫情爆發中人們發現，針對中老年人的營銷推廣活動成為了感染風暴的暴風眼。這些登上媒體頭條的事件不斷豐富、強化着一個養老行業「騙老人一生血汗錢」的敘事。與此類似，2017年我開始做關於養老產業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後，每當朋友聽說我的研究，他們常常問我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養老院是不是打老人？」在這些敘事中，它們不斷將無力、易受騙當作一個屬於老人的本質弱點加以強化，而「欺騙老人」則成為了養老行業的標籤。

這樣的新聞事件之所以引人矚目，當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們直指當下人們生活中的焦慮，以 「2036年養老金或耗盡」為代表的警告不絕於耳。然而與此同時，這樣的媒體熱點和追問方式也掩蓋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尤其是在激化了的受害老人和無良的養老行業的矛盾之中，國家的角色靜悄悄地缺席了。

從普通個人的角度來看，社會化養老被等同於一場晚年別無選擇的商業賭注，而從養老行業從業者的角度來說，繁重、平淡的日常工作卻被時而爆發的極端案例淹沒。如果說通過興建一個全新的產業——養老產業越來越多地被稱作「朝陽產業」——來探討安享晚年生活本身就是藴含在商業養老內部無法簡化的矛盾，那麼把沉重的個體悲劇歸因於喪盡天良的商人時，這一行業面臨的無序性和風險本身卻恰恰在這一邏輯中被合理化和自然化。但是，這種無序和風險並不是必然會發生的。中國政府其實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對公民養老需求應承擔的責任，但就像在益陽事件中以及其後的輿論發酵中我們看到的那樣，事件就彷彿發生在一個監管的真空中，彷彿監管的缺席是遺憾的，卻非可以追責的。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簡短地考察這種應然與現實的錯位，以及在目前的養老業監管規劃體系下，與這次益陽納諾養老公寓事件的預防最為直接相關的信用制度政策。需要強調的是，我的關注點並不在於信用體系本身的治理邏輯，在這一問題上已有豐富的討論，如端傳媒此前發出的文章《人臉識別 + 社會信用系統，一場重塑人類行為的社會實驗？》和《依信而治：社會信用作為一種統治工具的解析和傷害》等；在本文中，我希望依循它內部的邏輯來展示它目前失敗的狀況。

國與家之間的中國式養老業

「人口老齡化」在中國不是全新的概念。在七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制定的討論過程中，學者們就已經意識到強硬的生育政策可能會導致人口結構急劇老齡化（例如田雪原2015年的訪談）。通常認為，以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為標誌，中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發展報告2020》）。隨着2010年中國第一次生育高峰（1949-1957）的人口開始步入老齡人口，老齡化趨勢進入「極速變化」的階段（同上，第5頁）。據最新《國家統計年鑑》，2019年中國的65歲以上人口總數已達1.76億，占人口總數的12.6%。

在關於中國老齡化的敘述中，中國老齡化的速度往往與早已進入老齡化進程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強調其特殊性和緊迫性。例如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所編寫的《中國發展報告2020》中就指出，中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由7%到14%用了22年，遠快於用了115年的法國和85年的瑞典。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於2000年後開始了推動「社會福利社會化」的進程（《民政30年》198頁）。中國養老行業內普遍把2013年稱為養老產業的「元年」。以《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下稱「35號文件」）的出台為標誌，中國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正式明確提出了「深化改革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任務」，「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支撐的覆蓋城鄉的多樣化養老服務體系，把服務億萬老年人的『夕陽紅』事業打造成蓬勃發展的朝陽產業「（《意見》解讀）。在隨後的幾年中，各國家部委和省市機關均出台了大量的行業標準、技術規範、以及從審批、融資、保險到職業培訓、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規。

像「35號文件」一樣的由國務院發出的整體性規劃性文件還至少有2016年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若干意見》（下稱「91號文件」）和2019年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下稱「5號文件」）。在這些宏觀藍圖中，養老作為一個新興產業充滿着商機和未來。以2017年年初，民政部等十餘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加快推進養老服務業放管服改革的通知》為代表，這些政策一次次地推動着養老產業的邊界，試圖「儘快破除養老服務業發展瓶頸，激發市場活力和民間資本潛力，促進社會力量逐步成為發展養老服務業的主體」。

一方面是不斷放鬆的門檻吸引着大批中外資本流入，期望在「養老」這樣一塊徐徐展開的未來市場分一杯羹、布下網絡佔領先機；另一方面，這些政策意味着，養老領域越來越成為了一塊政府劃出的的「實驗場」。與在上世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主要發達國家不同，中國並沒有經歷過大範圍福利國家的時代。在歐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重構中，因國家從福利領域的「撤出」導致懸殊的社會保障代際差異，從而引發的社會矛盾不同，中國在養老上並沒有過國家佔主導的階段，也就無從談起「撤退」；同樣無從談起的還有社會化養老的基礎設施。就養老而言，占主導地位的始終是家庭內部的照料，只有當家庭作為一個單元完全無力承擔時社會福利才有可能介入。中國的養老業需要填補的並非國家「撤退」後的空白，而是從家庭「溢出」的、需要社會承擔的照護責任。

正如民政部所編《民政30年》中綜述所言，中國「老年人社會福利制度的主體是以保障『無勞動能力、無法定撫養人、無生活來源』三無對象基本生活權益為主的補缺型福利，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目前我國老年人社會福利的對象正在逐步由傳統的『三無』對象向全社會有需要的老年人拓展，正處於補缺型福利向適度普惠型福利轉變的過渡時期」。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人口預期壽命在建國後的前30年中發生了質的提高，從建國初期的不到50歲增長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近70歲，2015年更是超過了76歲。這一變化同時也意味着，「養老」在人口層面上的含義、當下所面臨的人口意義上的養老「壓力」已與集體化時期不在同一量級。2013年以來中央和各級政府發布的大量的「意見」性文件的湧現正是對承擔這些照護工作基礎建設的「應然」式描述，它們不斷描摹着一副未來中國養老可以由良好的商業秩序提供高質量的照護的圖景。

野蠻生長的朝陽：鼓勵投資與虛化的監管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規劃性的政策中，鼓勵投資往往與加強監管並重，對政府職責的規劃並不少於對民間和國際資本的吸納。然而，這些監管措施往往止於紙面，並在一次又一次的規劃、一級又一級的下放中不斷被推向未來。它們被呈現為一種終將會實現的美好願景，然而如何實現的操作措施卻愈發模糊。在這些圖景中，政府的責任首要體現在監管作用上，而監管的基本邏輯便是建立一個覆蓋養老行業主體的信用體系。

早在2013年的「35號文件」中，國務院就已經提出了要「加強養老服務機構信用體系建設」，作為發展養老服務業的政策措施之一。2016年的「91號文件」中，更是把推動「行業信用建設」納入了強化監管的基本原則之中。它規定：「建立覆蓋養老服務行業法人、從業人員和服務對象的行業信用體系。建立健全信用信息記錄和歸集機制，加強與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信息交換和共享，通過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社會公示相關企業的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信息。引入第三方徵信機構，參與養老行業信用建設和信用監管。」2019年的「5號文件」中開篇便強調，養老服務的管理體系應以「信用為核心、質量為保障、放權與監管並重」。

同年底，民政部印發了《養老服務市場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管理辦法（試行）》，並於次年6月1日正式實施。該試行《辦法》規定了地方民政部門應當公示的九種失信行為，應重點關注的三種情形，以及看似具體的失信名單操作、公示辦法。

然而，這一養老行業監管的「核心」途徑似乎並未起到任何監管作用。天眼查的結果顯示，涉事養老院益陽市納諾老年公寓發展有限公司2017年6月曾因「違反公司擅自設立分公司」被沅江市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局處罰3000元，案發後的報導也指出，該分公司「曾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涉及總金額1900多萬元』被報導過」。在2020年6月，該養老院所屬公司因為「違反食品安全法規」被「從輕處罰款5000元」，兩個月後的8月又因為「違反登記管理行為」被責令「改正無照經營的違法行為」、「撤除益陽納諾老年公寓沅江辦事處經營場地內懸掛的宣傳牌並在相應範圍內消除影響」以及「罰款人民幣10000元，上繳國庫」。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項違規都是出現在《養老服務市場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實施之後。

我無法判定涉事養老院的負責人是否符合民政部規定的「失信」規則，但在能搜索到的信息中，湖南省民政並未公布任何養老行業主體失信名單。與此相對的是，在2020年9月，納諾老年公寓事發的四個月前，《中國青年報》就曾對湖南養老投資暴雷隱患進行過報導。

湖南省也遠非唯一一個信用監管並未實施的省份。事實上，除了2020年6月北京市公布了首批13家養老服務機構失信名單外，很難在互聯網搜索到全國其它任何地方的任何關於養老機構信用情況的統計。那麼更難想像，在老年人「數字鴻溝」剛剛引起重視的今天，這樣的監管如何起到作用。如果信用體系的建設是養老行業監管的核心，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說，在國家不斷為養老行業吸引投資的同時，並沒有真正有效的監管。

更進一步說，一個新興的、政府鼓勵實驗的產業如果沒有任何事實上的監管，那麼它產生的問題則是結構性的問題。也就是說，不僅老人和家人的生命和財產將命懸一線，養老投資的參與者也更有可能走到暴雷的一步，尤其在「朝陽產業」不斷淡化養老業漫長的回報週期及風險的敘事中。

所有人皆為成本的國家實驗

2020年下半年我旁聽了多場由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組織的養老相關論壇，他們在討論養老機構設計裝修案例的同時，也開始反思疫情中養老機構的應對經驗與不足。湖北的養老院疫情雖然國內媒體只有短暫的報導窗口涉及其嚴重性，但從民政部組織江蘇、安徽、湖南三跨省養老服務隊支援湖北養老機構控制疫情，可窺見湖北情形之嚴重。

在建築設計師看來，養老院應從前期設計時就有後期運營團隊參與其中。大到樓層、區域的規劃，小到清潔用品的放置以及使用動線，都不應是設計師的自說自話，而應該有具有充分實踐經驗的使用者參與決策。疫情後，特別是在國內外多起養老院內疫情集中爆發的背景下，更是指出了養老院應從設計開始就規劃出靈活可變的空間，可機動轉換出「三區兩通道」（清潔區、污染區、半污染區以及醫務人員通道和患者通道）避免交叉感染。

所有這些都意味着，在理想情況下，養老院籌劃建立階段就應有相對完整且穩定的人員框架，並且持續參與到設計流程中。這個過程常常長達數年，對養老公司來說，這些都直接意味着大量難以預計且很可能是不斷增長的前期投入。從運營來看，中國政府近年在不斷推進養老護理的專業化和職業化。雖然在2017年取消了養老護理員從業資格證（該資格證本身早已因淪為過場而飽受詬病），又在2019年取消了養老護理員從業的學歷要求，但轉向了以技能為基礎的職業體系。同年的《關於教育支持社會服務產業發展 提高緊缺人才培養培訓質量的意見》提出「每個省份要有若干所職業院校開設家政服務、養老服務類專業，引導圍繞社會服務產業鏈打造特色專業群」及「原則上每個省份至少有1所本科高校開設家政服務、養老服務、托育服務相關專業」。這樣的專業化教育體系在細化了一個專業化的未來養老願景的同時，也把成本帶到了企業和個人。如果說三四年甚至更長的高等職業或本科教育，對養老機構來說意味着增高了的用人成本，那麼對於高中畢業選擇或被調劑專業的個人則意味着對前途的賭注。

2019年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學⽣養⽼服務⾏業就業意願調查分析報告》顯示，受訪大學生越臨近畢業，越不願繼續從事養老行業工作，其中大四學生從事養老服務工作的意願已低於50%。

雖然報告中未明確指出其中原因，但在我的田野研究中接觸到的有養老專業背景的工作人員來看，他們中確實有很大一部分在學校要求的實習期過後便不再願意繼續從事本行業工作，而更希望能轉向銷售類行業；許多人在離職前也都從事着微商的副業。工作壓力和責任大，工資相對不高，晉升鼓勵不夠，以及社會對其專業性的不認可都是他們時常感到付出得不到回報的原因。雖然北京等城市推出了養老服務業入職現金獎勵等補貼措施，但從目前媒體報導來看，對這些被「朝陽」吸引的年輕人來說，這樣零星的地方補貼是否對形成良性的工作環境能產生系統性的效果，仍然有待觀察。

在這篇文章中，我簡要地考察了當下中國在對養老行業許下「朝陽」的應然承諾的同時，國家未能承擔起的監管責任以及將個人、家庭和企業都置於實驗之場的勢態。同時，對養老的應然探討是必要的，也是看到當下制度性問題和缺陷的重要途徑。

當下關於社會化養老的探討，多集中於商業與家庭和個人道德的背道而馳。作為這些討論中較為缺失的一環，在看到這些不斷上演的個人和家庭的悲劇的同時，我依然想指出，養老的社會化不應僅僅是家庭無法承擔之無奈之舉，而是一個可以重審當下中國照護和家庭倫理，建立新的代際、人際關係的重要契機。

這篇文章想強調，將這樣關乎每一個人的社會轉型實驗化，呈現出的後果之一便是國家的看似在場、實則缺席的狀態，它的危險不僅在於風險的不斷轉嫁；實驗性養老業的可悲之處還在於，它並不需要一個典型的「壞人」經營養老才會陷入暴雷事件。無論是受到政策鼓勵的投資商還是年輕人，都全然有可能在投身養老後才逐步意識到它的回報週期之長、成本之高以及經營之難。如此一來，在當下養老產業中捲入的每一個人都成為了一項國家實驗的成本。

（O. N.，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參考文獻

李學舉.主編. 民政30年. 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 2008.

張震. 195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壽命不均等的變化歷程. 人口研究, 2016, (1): 8–21.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中國發展報告2020：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和政策. 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20.

2020年2月11日北京，一個老人戴著口罩走過北京行人天橋。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6年3月17日中國福建沙縣，年長的居民在寺廟內的老人院吃午餐。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4年12月1日北京，一位殘疾老人在街道站立在政府的宣傳廣告牌旁。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6年3月17日中國沙縣，老人在福建省沙縣的老人院鍛鍊身體。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09年4月18日武漢，志願者在武漢市的福利中心握著老年人的手。圖：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消失的孩子：作為異議夫妻，我們為何無法選擇生育

特約撰稿人 李長安 | 2016-03-08

「那個女孩好小好可愛，才一歲多吧，但走路很老成的樣子。」

「你看那個男孩子玩輪滑，摔倒了他媽媽都不看他。」

「小孩嘛，摔倒自己站起來就好啦。」

初秋的午後，我和丈夫坐在公園長椅上享受難得的輕鬆時光，看着來來往往的家長帶着孩子游玩，我們又開始了最愛的消遣：看着聊着別人家的孩子，設想我們將來的孩子——雖然生孩子對我們來說是很多年內都不太可能的事。

我們兩人都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異議者，這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終使「孩子」成了「消失的選項」。無論我們多麼喜歡小孩，都只能逗別人家的孩子，或者分享有趣的小孩視頻來「解饞」，他看別的孩子的眼神總是快樂得讓我難過。

用進口商品養大孩子，可以說是天方夜譚

作為異議者，我們的工作就是與被禁的信息和被體制傷害的人打交道。我們不僅會從「防火牆」外的互聯網看到更多關於中國商品和食品的負面信息，我的微信朋友圈裏還有不少人就是「疫苗家長」——他們本是來自中國各地方各階層的普通人，他們的孩子在公立醫療機構注射疫苗後終身殘疾，他們開始上訪討公道，但屢屢被警方拘留，許多人甚至曾被判刑或勞教，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間崩塌。

這些信息自然讓我們想到，如果有孩子，一定要去香港或澳門打疫苗，一定要用進口的奶粉、輔食、奶嘴、兒童用藥……於是我們遭遇了第二個異議身份帶來的因素：經濟條件有限。

異議者當然無法在體制內工作，如果去商業公司上班，處境可能和維權律師滕彪的妻子王玲相類。她原在杭州一家LED公司的國際部門工作，由於當局持續向公司施壓，她不得不離職，多年職場積累打了水漂。

如果去做小生意呢？2015年大陸當局打壓維權律師和社會活動人士的「709」案中，被判刑的維權人士翟巖民就曾擁有公司，僱員十名左右，但辦公室被警方多次查抄，翟巖民只好把公司轉交他人打理，最終因經營不善結業。我丈夫也曾經營一間小公司，他第一次因參與維權行動與警方發生衝突後，投資人就終止了投資。

我和丈夫現在主要的生活來源是境外媒體的稿費，以及非公開地為一些NGO做培訓，這些不穩定的收入勉強能維持不算太差的生活水平，但若要用進口商品養大一個孩子，可以說是天方夜譚。

「可是窮人也可以生孩子啊，」丈夫有時會不甘心地勸我，我只能一再跟他溝通：的確很多人沒有錢也養大了孩子，有錢也不能保證孩子完全不遇到「危險商品」，例如「毒跑道」，但相對充分的信息，配合較好的經濟條件，應該能一定程度降低遇險的概率。我不願因為經濟局限而忍受更多的風險和焦慮，畢竟對於每一個家庭來說，一次中招就是100%的悲劇。

「我沒有勇氣在中國大陸養女孩」

我們的公園時光在繼續：「你比較喜歡男孩還是女孩啊？」我為了好玩又問這個問過一百次的問題。

「男孩女孩都喜歡，」他又給了這個標準答案。

「隨便說一下嘛，」反正短期內都不會成真，我想。

「那可能是女孩吧，」他說。

「我也是，」我笑着說。

但其實，相比養育男孩，我更加沒有勇氣在中國大陸養育女孩。

很多異議女性都有較強的女權意識，或至少是女性自主意識，我也不例外。如果我有女兒，我當然想盡量給她自由平等的成長氛圍，我不會禁止她晚上出門，也不會警告她不要一個人穿街走巷，不會要求她減少跟男性單獨相處，更不會建議她不要從事男性主導的行業，因為這些都是尊重女性主體性之基本。

我自己就是被無拘無束地養大的女兒，後來也主要在尚由男性主導的抗爭異議圈子裏工作，我很清楚中國的公共安全狀況和社會文化對女性實在太不友善，我沒有真正遭遇過嚴重的不幸，這僅僅是運氣而已。我有兩三次險遭強姦的經歷，對方從學校保安、黑車司機到社交圈內熟人都有，工作中遭遇的性騷擾更是數不過來。

更悲哀的是，曾從事婦女權利工作的我深深知道，一旦性騷擾或性侵發生，我的女兒極有可能遭到整個社會男權文化的二次傷害，警察、媒體、網友，甚至她的老師和朋友都會說，她不應該穿太漂亮的衣服、不應該走夜路、不應該輕信男人，甚至可能說她明明就是半推半就……想到這些，我對順利養大一個健全獨立的女兒的信心就涼了大半截。

另外，女權意識帶來的性別敏感，也讓我難以接受中國公立醫療系統對女性尊嚴的漠視。做女權工作時，我曾認識一位媽媽，出身醫療世家的她，明白地給其他人建議：「進產房的時候就把自己當成半扇子豬肉，不要想着自己是人。」

我自己也在年少時做過人工流產手術，我至今記得，我兩腳張開，被架在手術床上，在我下體正對着的一道內門裏突然走出了一個陌生的男醫生，他來到我身邊開始注射，我驚恐地望着他帶口罩的臉，然後就陷入了麻醉昏迷。這一幕直到現在仍是我的心理陰影。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都讓我不願再踏入公立醫院的婦產科半步，然而要找靠譜的私立醫院生產？這又回到了錢的問題上。

「我沒有權力替孩子選擇如此艱難的生活」

如果說，以上種種問題都還算通過努力「可能可以解決」，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則屬於「不可抗力」：安全風險。這也是我與丈夫無法選擇生育的最主要原因。

最近的一兩年，王宇、朱小梅這兩個名字，讓我一想到養育孩子就心驚膽戰。

律師王宇在「709案」中被捕時，她的兒子包卓軒才16歲。登上出國讀書的航班前，包卓軒與同為律師的父親包龍軍一起被截留。王宇和包龍軍被捕後，包卓軒被警方送回內蒙古老家嚴加看管，他曾在維權人士協助下潛逃到緬甸，卻被大陸當局抓回。到2016年8月「709案」開庭前夕，過去被譽為「戰神」的王宇突然在電視上認罪，許多人都認為，包卓軒的處境是迫使她配合的最重要原因。

較少人知道的朱小梅，是2015年底被抓的勞工維權人士之一，當時她的女兒剛剛一歲，仍在吃母乳。因女兒被強行斷奶又吃不下輔食，朱小梅的丈夫寫下令人心碎的日記：「寶貝女兒又哭了，我也只能給她餵香蕉（因為別的還是不吃）。吃了三分之一個後，餵了點水，寶貝睡着了。睡到快四點，寶貝又醒了，又是在哇哇大哭，這時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一個這麼小的嬰兒現在靠吃香蕉來維持身體成長，但沒有辦法，為了她填飽肚子，我又餵了香蕉。」

我的一些年輕的女性抗爭者朋友也說，王宇和朱小梅的故事讓她們對養育心生恐懼，但男性抗爭者們似乎共鳴不強。一名有兩個孩子的男性維權律師在討論到這個問題時對我說：「這有什麼大不了？包卓軒可堅強了，朱小梅進去一兩個月不也出來了嗎？反正都會過去的。」

他的看法讓我一時語塞。

後來我想，或許一方面，大部分男性沒有經歷過多數母親對孩子的日夜關注，難以體會母親的焦慮——小小疏失就可能對孩子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另一方面，抗爭圈裏，很多男性都遵循「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孩子心理這種「後顧之憂」，更多屬於女性的責任範圍。

男性抗爭者們也經常告訴自己的伴侶：「如果我出事了，你只要帶好孩子，不用管我。」然而許多抗爭者的妻子都曾向我傾訴，這種說法在情感上傷她們最深，似乎她們只是家中保姆，責任是理所當然，感受卻不在被照顧的範圍。

而且，男人們的計劃未免過於理想化了。「709」之後，被捕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說：「我可以不管嗎？我們作為李和平的妻子和孩子已經被打入另冊，我們不管就會有好日子嗎？」王峭嶺的女兒李佳美，當時6歲，因官方的種種阻撓而無法入讀小學，王峭嶺被警方逼遷，小佳美跟着媽媽四處借住，居無定所。

另一「709」被捕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2016年8月帶着3歲的兒子王廣微去幼兒園報名入讀，警察強行跟着上了她們的出租車，李文足擔心嚇到孩子，忍住了沒跟警察吵架。在幼兒園報名成功後，王廣微領到了午休用的小被子，一臉興奮蹦蹦跳跳。然而警察去跟老師交涉了幾句，王廣微隨即被拒收，小被子也被收回。面對挫敗又迷茫的兒子，李文足止不住地流淚。

孩子與母親在打壓中遭到「連帶傷害」的例子不甚枚舉，這經常比打壓本身更令人難以承受。

方言，2014年因「六四公祭」被抓的「鄭州十君子」之一，同時是一名單親媽媽。她在深夜被警察撬門帶走，當時正上初中的女兒獨自在床上坐了一整夜，一動不動地盯着那扇被撬過的門，後來大半年，女兒都極少說話。

何曉波，2015年底被抓的勞工NGO工作者，他的妻子楊敏，曾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3、4個警察進駐她家，讀小學的女兒每天都被警察「接送」，更有一名女警每晚睡在她女兒的上鋪。

異議者胡佳，2008年奧運前夕被抓，當時他與妻子曾金燕的孩子才一個多月，曾金燕正在哺乳時大批警察突然破門而入，這個場景成為她後來多年的夢魘。

這些真實的故事每每讓我哽咽，我無法想像這之中的任何一件發生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然而，我和丈夫都清楚，只要還在中國從事異議抗爭的工作，我們確實沒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孩子免受這些傷害。而且我們都心知肚明，作為異議者，必須儘量減少自己可供威脅的弱點——孩子的健康、快樂、安全、教育、前途，哪一個不是父母的弱點呢？

我與丈夫有不少或近或遠的朋友，都曾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堅定抗爭者，但隨着孩子出生和打壓加劇，許多人為保護家人選擇了流亡海外，比如律師滕彪、公民記者温雲超和古川、學者張大軍和餘傑等等。若設身處地，我想自己也會做同樣的選擇。對於異議者，被邊緣化、遭遇打壓、失去自由等等或許都是早該想好的代價，然而即便作為母親，我恐怕也沒有權力替一個新生命選擇如此艱難的生活。

生在國外，可行嗎？

我與好幾個「709」律師的妻子是好朋友，我曾跟她們討論過自認為安全的生育方案：去國外生孩子，把孩子在國外養到6、7歲大，我就回國，讓我的丈夫留在國外照顧孩子，因為到時他可能已年近退休，而相對年輕的我還不願意放棄中國大陸的工作。

「709」妻子們一聽就「哄」地笑了：「你到時絕對不捨得離開孩子！」的確，我也擔心自己無法做到如此決絕。我知道有一些抗爭者將伴侶和孩子送出國，自己在中國大陸堅持，但到目前為止，這些例子都是男性。

那怎麼辦呢？我與丈夫無數遍地討論盡了種種可能的方案，只要不流亡或移民，只要仍是異議者，只要中國一日不民主化並形成較穩定的社會環境，「孩子」似乎就永遠不是屬於我們的選項——但我們目前仍不願放棄「堅守在場」的意義。

夕陽西下，我們戀戀不捨地結束公園裏的浮生半日，回去面對苦難的故事和殘酷的現實。柔和的陽光將我們的影子投在地上，只有兩個人，相互扶持，不知何時才能再多一個小小的影子？希望我們看得到。

內地很多人沒有錢也養大了孩子，但有錢也不能保證孩子完全不遇到「危險商品」。攝：Imagine China

相比養育男孩，在中國大陸養育女孩更難。攝：Imagine China

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異議者，「孩子」成了「消失的選項」。攝：Imagine China

獨生子女的贍養重擔：不敢窮，不敢病，因為爸媽只有我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 2021-04-30

Katherine每天都在凌晨三點醒來，就像形成了一種特殊生物鐘。

那是四年前母親重病的日子，36歲的她帶着母親在廣州、香港看病。作為獨生女，沒有人能夠分擔，「壓力非常大，因為做決定的只有我，一定要負責任。」她說，「說到底，其實是父母養老問題產生的壓力，獨生女的身份加重了這一壓力。」

每到母親做CT查病情的前夜，她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覺——你不知道結果會怎樣，病情惡化還是好轉，未知是最可怕的。就像她同時在進行的銷售工作，你也不知道一個deal（交易）成不成。她還有七歲的女兒需要照顧，雖有丈夫分擔，但身為母親，她不可能完全放下心來。三重壓力，讓她在那一年裏嚴重失眠。凌晨三點的廣州夜景，她看過無數次。

做決定時的孤獨無助，是許多獨生子女在面臨父母重病時承受的最大壓力。「你沒法判斷這個決定是對還是錯，沒有人跟你商量，什麼都是你網上查到的信息。跟父母溝通，他們會說你看着辦吧。那時真的希望我不是獨生子女。」27歲的沈雨辰說，三個月來，她獨自帶着母親在江蘇老家和上海檢查治療，做完了肺結節手術。這段經歷帶給她的最大影響，就是以後想生兩個孩子。

從1982年將計劃生育政策定為國策，到2010年，中國獨生子女人數達到1.45億（中國社科院人口學家王廣州測算）。這一龐大人群也充滿了風險和脆弱，北京大學人口學者穆光宗曾說，獨生子女家庭屬於高風險家庭，風險就在於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便是養老風險，祖孫三代「421」的家庭結構，將使少年時飽嘗寵愛的獨生子女們，在中年之後背負巨大的養老壓力。

如今，中國的80後、90初獨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時期，開始面臨父母老去後的贍養問題，壓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顯。豆瓣網上，6萬多人聚集在「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小組裏，分擔交流自己面臨的困境。那些貼子囊括了獨生子女可能遭遇的種種難題：獨生女遠嫁他鄉，和父母距離太遠怎麼辦？獨生女，準備出國讀博，專業比較容易留在國外，作為女性也想留在對職業女性比較寬容的地方，但父母的養老該怎麼解決呢？獨生子，家裏四個老人三個癌症，精神和精力壓力大到曾撐不下去……網絡上，人們用一句話總結了獨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窮，不敢病，不敢遠嫁，因為爸媽只有我。

而所有問題會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後，以數倍的形式放大，化為沉重的負擔壓在獨生子女肩上。分身乏術，無人商量和分擔，職業發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響，並不得不做出犧牲——這幾乎發生在每一個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1

董文30歲那年，父親確診了肺癌晚期。起初她不敢告訴父親真相，直到有一天病歷無意間掉落，被父親看到，一切才瞞不住了。

她看着父親在一夜之間蒼老，白頭髮出來了，「整個人一下垮掉，被病魔打垮了」。曾經在社會上混得風生水起、意氣風發的父親開始自閉，不願出門，拒絕社交，就連關係很好的親妹妹家也不去了。既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得病，也不想把得病的晦氣帶給別人。

那之後是漫長的化療階段。每隔28天，父親就要住院一週。這期間，父親還曾因過度鍛鍊導致氣胸，在醫院住了兩個月，插氣管放氣。

董文是獨生女，沒有人能幫上忙，包括母親，當了一輩子家庭主婦，此刻她只會問董文：你爸咋辦？找醫院，與醫生交流病情，帶父親做各種檢查，住院、打針、做手術、陪夜、照顧日常生活起居……一切都是董文做主和經手。

那段時間，她時不時要在醫院通宵陪床，第二天一早等媽媽過來換班，自己回去睡會兒，但往往到家沒一會兒便接到媽媽電話，讓她過去和醫生交流病情，她又趕緊起床往醫院跑。父親吃不慣外面的飯，她便在家裏做好，坐地鐵40分鐘送過去，時常在地鐵上困得睡過去。

面對如此繁瑣複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的事務，她只能辭掉工作，全職照顧父親。「當時沒有其他心思，也顧不得了，全身心都在我爸這個病上。」她說，經濟上也會有壓力，「你不知道後面要花多少錢」，但支撐一兩年問題不是很大，實在不行就賣房子，只要還能治。

但對於大部分獨生子女來說，辭職照顧重病父母都是艱難的事。經濟壓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現實場景、自己對職業的追求，都讓人無法輕言放棄。

Katherine在母親重病後，幸好還有父親能幫把手，她才不必辭職照顧母親，但她卻感受到了嚴重的精力不濟和家庭工作難兩全。

母親在醫院躺了半年。手術很大，預後情況也不好，半年裏Katherine天天跑醫院，和父親換班照顧母親。有段時間全家都撐不住了，便請了親戚從老家過來幫忙。那也是Katherine最羨慕有兄弟姐妹的時刻：請來幫忙的，都是母親的兄弟姐妹。

而Katherine為此受到的較大影響便是職業後退。那正是她職業的上升期，但她卻無法投入全部時間和精力，業績受到了嚴重影響。痛定思痛後，她和同事做了部分業務交接，主動選擇從職場後退一步，以擁有更多時間照顧母親。

「重疾之下，你需要勞心勞力地思考、照顧，精神壓力非常大。去哪裏看病，找哪個醫生，手術做不做，預後做不做，化療做多少，都得你來做決定。」她說，「你會感到嚴重體力不支，沒有辦法兩邊跑。」

她也曾無數次在分身乏術的疲憊時刻、在失眠焦慮的夜裏怨天尤人，發出天問：為什麼會輪到我？為什麼正準備在公司大展鴻圖時，卻必須要抽身？

後來她時常在豆瓣「獨生子女養老互助組織」小組裏刷別人的動態，才慢慢釋然了。原來，她不是一個人，重疾這樣的事情，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會遇到——只要家裏有老人，只要老人活得足夠長。「每個重疾家庭都不容易」。

深夜痛哭、長夜難眠，幾乎在所有面對父母重疾的獨生子女身上都發生過。Katherine有過，董文深夜獨自在被窩裏捂着被子哭過，沈雨辰也是。

第一次帶着父母從江蘇小縣城去上海的時候，沈雨辰就感受過那種悲哀無助。醫院裏，永遠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掛號、檢查都要排很長的隊，再加上對母親病情的擔憂，一切簡直讓人崩潰。那時她就繃不住，跑到洗手間去哭過，還不能讓媽媽看出來，媽媽已經在擔心自己是癌症了，精神低沉，作為女兒的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得堅強。

可她也只是一個27歲、大學畢業沒幾年、還沒結婚的女孩子，總有情緒崩潰的時刻。晚上回到旅館，父母一間，她一間，她便獨自坐在馬桶上哭。母親肺上的結節已經長得比較大了，1.3釐米，按照上海醫院的標準，超過8毫米的結節就需要考慮動手術。如果結節還有惡性病變的可能，就必須得做手術拿掉。

那之後，為了確定母親的結節情況，她學會了上貼吧、找黃牛打聽醫院和醫生的消息、花高價掛號、給醫生紅包。她吃過虧，花800塊掛的一位名師的直播問診號，卻被名師以一句「你的片子不清楚」就打發了；也欣喜過，給醫生的幾千塊紅包終究發揮了作用，媽媽得以儘快手術。在中國醫療資源緊張、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你甚至難以評判「紅包」到底是醫德的缺失，還是以另一種方式補償超負荷運轉的醫生。

這一切，都是曾經不諳世事的她在短短三個月裏迅速學會的社會技能。她惶恐過，「我爸說他也不懂，全程都是我自己做決定，真的很無助。」她說，那時真的希望能有一個姐妹可以商量，而不是獨自扛下這一切。

2

對很多獨生子女來說，面對父母養老和個人生活的兩難，有時看似可以用錢解決，有時卻是錢也解決不了的難題。

請保姆、護工，是許多年輕一代在考慮父母養老、生病時的選項，但這也意味着不菲的開銷。在中國一線城市，照顧老人的全職保姆、護工月工資在5000元到上萬，這甚至超過了許多白領的收入。醫院裏按天算的護工，價格也多在200元到300元一天，一個月花費在6000到9000元。這樣的花費，對於大部分中國普通家庭來說，並不能長期承擔。

而在養老服務產業尚未發達起來的中國，還存在錢也無法解決的困境。家在浙江的墨心在目睹了奶奶和外婆的境況後，便對未來父母養老的前景感到憂心。

2019年，墨心的奶奶和外婆相繼中風，後來一個失智、一個失能。失能的奶奶在康復醫院住了三個月，硬件條件不錯，但奶奶卻告訴她實際情況不甚理想。「醫院的護理員們素質低下，行為暴力，當着家屬和背着家屬就是兩幅面孔。」墨心說。

有一天，她去看奶奶，看見兩個護工阿姨在門口吵架，兇得快要打起來了。奶奶告訴她，這些阿姨在她們負責的病人家屬來的時候都是和顏悅色的，但家屬不在，病人根本叫不動她們。而家屬帶去的食物水果，很多也都被她們佔去了。

而在外婆那邊，失智的外婆拒絕請阿姨或護工，照顧的任務落在了兒女身上。她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基本都是女兒們在服侍。但女兒也都各有家庭，難以周全。外婆病情好轉後，基本都是由同樣高齡的外公掙扎着護理，幾個月下來他瘦了十幾斤。

目睹這一切後，墨心對自己和丈夫未來贍養父母的前景不樂觀。「外婆和奶奶都有多個子女，尚且照顧不過來，我們兩個獨生子女供養四個老人更是無法想像。」她說。

即便是現在，父母尚年輕，墨心就已經感受到了壓力。有一次，母親半夜三點鐘把她拍醒，說喉嚨腫了，要墨心馬上帶她去市中心的大醫院看。墨心勸了很久，母親才勉強同意天亮之後去。第二天去了醫院後，醫生說就是普通咽炎。「可能在老人家眼裏，子女就應該立刻響應自己的需求，否則就是白眼狼。」墨心說，「但實際上現在年輕人過得也很辛苦，有沉重的工作和育兒壓力。」

墨心所言，正是當下大部分年輕人的現狀。為此，他們在選擇工作和婚育時，會想方設法做出平衡。

小夢的父親幾年前因病去世了，如今她和媽媽一起住。為了能照顧到媽媽，她會在面試工作時就跟公司說好，不接受長期外地駐場。與此同時，單身的她在考慮交男友時，首先想到的便是「對方能不能照顧到我和我的家人」。「現在家裏一切都是我獨自承擔，對結婚沒啥助力，但也沒有太多可能牽扯精力後腿的。實在沒有符合要求的，我大概率選擇單身。」小夢說。

吳言則在公司將要搬遷時，決定離職。36歲的吳言有個兩歲的孩子，父母幫她帶了兩年，她才得以兼顧工作和家庭，在公司做到中層。但今年初父親突發腦梗，讓她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既要承擔父母的事情，還要顧到自己的孩子。

儘管後來一切萬幸，父親的病沒有很嚴重，不久就出院回家，但吳言開始更多地承擔起帶孩子的責任。每天5點鐘一下班，她第一個衝出辦公室，騎車10分鐘回家，把孩子從父母手上接管過來，以不讓他們太累。

即便如此，微妙的平衡也被公司搬遷的消息打破。搬遷後，她上下班來回得3個小時後，隨即第一反應便是離職。「如果爸媽身體很好，還能幫我帶孩子，我也不會走上離職這條路。」她說，「而且爸爸生病，但凡再有什麼情況，我需要第一時間衝到他身邊。我小時候他們沒有讓我擔憂，現在我也不想讓他們擔憂。」

3

親情，愛，責任，義務，種種因素牽絆着獨生子女們為父母養老操碎了心，但他們也看到了「獨生子女」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愛與紅利。

儘管怨天尤人過，也為父母做出了犧牲，Katherine卻沒有後悔。「作為獨生女，在給母親治病時，沒有兄弟姐妹的意見相左，不用為分歧而爭論。過程很辛苦，但治病的結果還是好的。」她說，「雖然我犧牲了部分工作和收入，但從小受到父母恩惠，現在就是反哺回去。」

她坦言自己享受到了獨生子女紅利。從小是家庭的索取者，父母把所有愛和支持都給到了她，大學一畢業家裏就幫她在廣州買房，結婚生小孩後父母來了廣州照顧、幫忙帶小孩，人生的每一步都得到了父母無私的支持。「等到他們老了、生病了，跟醫生講話都講不清楚，一切就該我來了。」她說，「獨生子女成長的轉折點就在父母老去的那一刻。」

董文全職照顧了父親兩年。每天起床，父親就和她聊自己的病，今天哪裏不舒服，又有點咳血，頭有點疼，骨頭疼，這個藥怎麼樣……母親覺得煩，便常常往外跑，學葫蘆絲、練瑜伽，不願在家呆。

有時董文心裏也煩躁，就好像「生活把你困住了，你想衝出去，但又不行」，因為還要照顧父親。「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可怕，但當時就覺得我爸有病，得治病。他這麼愛我，我也愛他。」她說，身為獨生女，她從小得到了父親全部的愛和支持。父親生病後，她唯一想的便是如何給他治病。

但父親最終在確診肺癌兩年後走了，直到三四年後，她還會時不時地自責：「他走得那麼早，還是我做得不夠好，不然怎麼會這麼快就復發了？還是我不夠重視。」她欣慰自己在父親去世前兩個月結了婚，卻遺憾兩年後孩子才出生，沒能讓父親看到外孫。但經人提醒，她才意識到：如果當時有了小孩，自己也就沒法全身心照顧父親了。

困境有時也會逼迫着人們努力尋找辦法，闖出一條新路來。

吳言在決定離職的前後，經歷了一段很痛苦的時光。公司搬遷的消息出來後，10多位同事都提出了離職。20多歲的年輕人很瀟灑，說走就走，要麼回老家，要麼換工作，但吳言卻經歷了一番思考和掙扎。「為什麼對別人來說那麼輕易的事，到我這兒就那麼難？」她說，「我已經36歲了，為什麼還不能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這讓我特別崩潰和痛苦。」

直到沉下心來想「到底該怎麼辦」，和夥伴們商量想要一起做的事，她才最終決定離職創業、開一所培訓學校。那是既讓她覺得有意義，又能保證時間相對自由、可以兼顧到接送孩子上學放學、讓父母解放出來的事情。這個走向未知的選擇，也讓她感到了久違的充實和快樂。

沈雨辰在母親的肺結節手術之後，除了想生兩個孩子以外，最大的觸動便是要好好掙錢。儘管母親有醫保，報銷了三分之一的手術費用，自己花了近3萬塊，尚在他們的承受範圍內，但中國醫療資源的緊張、消費水平的節節升高，讓她深刻意識到多花錢才能更快更好地解決問題。「有錢的話，找黃牛掛號不心疼，給紅包不心疼，請護工也不心疼。」她說，吃住行也可以更好，讓父母和自己少受罪。

而對1.5億人到中年的獨生子女來說，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和精神壓力不可小覷。中國尚不完善和發達的養老保障體系，讓養老責任仍然主要由子女承擔，而獨生子女則需要獨自抗起重擔，那裏既有愛與責任，也有難言之隱、力不從心和放棄犧牲。

前景不容樂觀，答案也仍然模糊不顯。

應受訪者要求，沈雨辰、墨心、小夢、吳言為化名。

插畫：Mantha Mok

2021年4月14日，山東一家康復醫院，護士為一位殘疾老人做按摩。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3月9日，老人在一個小花園裡照顧一個新生嬰兒。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16年6月10日，老人在北京的日壇公園鍛煉太極拳。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關於端傳媒

自由的道路漫長，我們一起開端

◎端傳媒，立足香港，面向全球華語讀者，以原創深度報導和數據新聞為特色，深入剖析在地及國際事務。在時代潮湧中，提供新的討論視野和表達方式。2015年上線以來，獲得超過45個新聞或攝影大獎。設立付費制兩年多，累積付費會員超過40,000名，成為華文圈最具影響力的網路媒體之一。

▽瞭解更多

http://bit.ly/2KHTETa

▽索取《端傳媒2018-2019主編精選》

http://bit.ly/2xMxr3C

▽領取讀者專屬禮券，

成為端暢讀會員立減 50HKD / 199NTD

http://bit.ly/2KHyhmt

書名：獨生一代：計畫生育四十年後

作者：端傳媒

出版：端傳媒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663號泓富產業千禧廣場1001室

網址：https://theinitium.com/

出版日期：2021年

Copyright © 2021 Initium Media

Published by Initium Media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