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历史评论. 第4辑 / 许知远主编.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95-4852-1

Ⅰ. ①东… Ⅱ. ①许… Ⅲ. ①历史事件－世界 Ⅳ.①K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630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孟凡礼

字数：257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目录

专 题

革命寻思录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革命的前奏

数字媒体与阿拉伯之春

革命之子

访 谈

历史的情感渊源

影 像

《列王纪》：两难的困境

随 笔

柬埔寨的诅咒：混乱之地的现代史

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审视

网络革命浪潮中的台湾社会运动

唱自己的歌

专 稿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

书 评

冰湖上的骑士

玻利瓦尔的棘手遗产

伊朗的“星星之火”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政见书情

Contributors

专 题

革命寻思录

林贤治

对我而言，我们在别样的黑暗和危险的未来前景中能够看到的一缕不确定的、忽隐忽现的希望之光，完全可以概括为革命和自由。

——汉娜·阿伦特

隐喻中的革命

革命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现代的产物，又倒过来推动现代性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把它称作“历史助产士”，又或“历史火车头”。

作为政治术语，“革命”（revolution）源自天文学，拉丁文为“绕转”，经典的意义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所揭示，指行星围绕某一中轴而作的圆周运动。其中的涵义有：一、变化，动荡，更替；二、反叛或复辟；三、非人力所能及，有一种不可抗性。占星家从天体的循环运动中窥见玄机，确认行星到达某个特定位置时，命运会突然改变，神秘中多显不祥。实际上，“革命”一词在最初使用时，其变动性特征带有消极性含义，几乎成为“动乱”、“灾难”的同义词。

在法国，直到启蒙思想家马布里、伏尔泰、达朗贝尔一代人起来，“革命”一词才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据考证，最早作出这种词义转换的是马布里。在名为《法国历史批评》的著作中，他虽然未及把“革命”和“动乱”作出彻底的区分，但已然指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比“革命”更坏的事情，就是不自由或被奴役。他说，如果一个民族要在“革命”与“奴役”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则宁可选择革命，而且，唯有通过革命才能摆脱奴役。

重要的是，马布里把革命同自由联系起来。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狂怒的民众攻占。当晚，国王路易十六被告知这一消息时，随即问道：“这是一场叛乱吗？”一位公爵回答说：“不，陛下，这是革命。”

一个新词从天而降。

正是法国大革命，给“革命”一词注入历史的意涵。

在芬兰，“革命”由代表“权力”和“推翻”的两个词组成。“推翻”突现了革命中暴力变革的特点；而“权力”，不单指政治系统的权力，还意味着社会的权力分布格局，通过后者的改变，致使整个社会结构出现重组。戈德斯通认为革命包括三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国家崩溃、夺取中央政权和建立新制度。对于失败的革命来说，新制度只能流于乌托邦形式。但是，当乌托邦有条件现实化的时候，它会体现一种新精神，现代精神。然而，托克维尔说：“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这里多少显露了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保守的胎记，他过于强调传统势力。不过连同阿伦特在内，许多革命的阐释者都肯定了其中有关“复辟”的拉丁文原义。它所指的是，革命的实质在于恢复为旧制度所废弃的某种自然秩序，回到自由的原点。

正义或平等，都是自由的延长。自由是权利，是状态，也是秩序。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创建一个趋于开放的、活跃的、多中心的秩序，则不足以言革命，至少不是成功的革命。

革命始于反抗

1944年8月25日，巴黎在德国的铁蹄下获得解放。当子弹仍然在呼啸，加缪主编的《战斗报》头版刊出大标题：“从抵抗到革命”。他在时评中写道：“这个刚刚降生的可怕婴儿，就是革命……今晚还在战斗的巴黎，明天就要发号施令。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正义……”但是，很快他就从革命退回到反抗，他不相信“彻底的革命”，认为革命必将走向专制主义，由是提出“相对革命”的思想。

几年后，加缪把相关的思想系统地写入随笔式论著《反抗者》中。他指出，反抗诞生于无理性的境遇与不公正的生活状况。“反抗者”是一个说“不”的人，但也不放弃说“是”。说“是”，是因为反抗者必须自我审视，从自身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那里找到行动的理由，坚持自己的意愿，坚信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反抗并不仅仅涉及个人的权利，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的同时，觉悟到群体的需要，从而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愈加广阔的意识。人类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之上，而反抗又从这互动关系中找到自身的根据。痛苦是个人的，但当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为集体所有，成为众人的遭遇了。于是，加缪用笛卡尔的口吻强调说：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加缪比较了反抗和革命：一、革命从思想开始，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只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二、反抗对结果不做承诺，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事实上是目的模糊的抗议行动；而革命，则明确地以思想规定行为，用理论改造世界。因而，三、反抗杀人甚少，革命则同时毁灭人与原则。他列举历史上的反抗，说是1793年结束了反抗的时代，开始了以断头台为标志的革命时代。在二十世纪，他把斯大林在苏联掌权、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和希特勒在德国的统治并提，指出一切现代革命均导致国家的加强，国家权力奇特可怕的大，与反抗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加缪在杀人问题上一再讨论反抗与革命在原则上的区别。他提出政治上有两个典型的二律背反的例子：一是暴力与非暴力的对立，再就是正义与自由的对立。历史上，革命的最大矛盾在于它所追求的正义，却要通过非正义与暴力来实现。反抗原则上放弃暴力，如果不可避免，也当保留其破坏的暂时性和有限性，并且始终同个人的责任联系起来。关于正义和自由，加缪说，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了过度征服的目的，将两个概念完全割裂开来：绝对自由嘲笑正义，而绝对正义否定自由。他认为，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彼此的界限。如果没有权利明确指出正义与非正义，自由是无法想象的；只有恢复自由的价值之后，才有正义可言。在“思想的正午”，加缪高调呼唤反抗，呼唤个体、人道和自由。他声称，自由是唯一不朽的。

加缪在《反抗者》中表现出对革命的否定，以及反对苏联的体制和政治生活的批判态度，立即遭到他多年的朋友萨特等人的反击。

事实证明，加缪对于苏联及其意识形态的批评是正确的。书中有关人道主义的内容，总体上具有正面的价值，在充满死亡的极端的二十世纪，特别富于积极的意义。加缪拒绝把历史看作绝对的东西，反对以历史的名义使暴力合法化；但也容易因此昧于历史发展的情势，忽略甚至无视其中的客观因素，把产生于旧制度的许多罪恶加之于实际上已经被抽象化了的革命之上。在论战中，萨特指出：人们是在历史的行动中理解历史的，加缪的错误在于脱离置身其中的历史，这批评应当不无道理。

在这里，加缪仅是一位忧郁的诗人。

加缪在《反抗者》说：“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合乎逻辑的发展。”反抗是一个起点，不同寻常的起点。哪怕使用如斯科特说的“弱者的武器”，作一些不起眼的消极的反抗，也是日渐积聚的小小柴薪，为有朝一日焚毁腐朽的大厦所必需。

反抗是前革命。革命包含了反抗，但反抗并非革命，而且未必一定达至革命。反抗一般及于近距离的可见目标，如地主、老板、监工、警察、官员，或者物化如机器、车辆、建筑物，却不及无形的制度。反抗接受既定制度的权威性，最激烈的反抗恐怕就是推翻政府，但当另一个政府取而代之时，可以发现，原来不过置换了一块招牌而已。

然而，不能因此便说反抗是多余的。对个人来说，反抗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扩而广之，反抗是社会正义的伸张。人类通往自由之路，抑或奴役之路？反抗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高尔基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似乎同意了下述观点：“革命正是在那过时的和狭隘的条件下找不到正常发展机会的精力的爆发。”这种说法带有精神分析性质，所谓“精力”，可称集体“力必多”，不特革命如此，其实反抗亦如此。反抗可以瓦解社会，与革命比较，缺少的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东西。

勒庞有革命四要素说，即思想观念、领袖、军队和大众，对所有革命来说缺一不可。斯梅尔塞关于集体行动提出六大因素，比勒庞说得更具体，即：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普遍化信念、诱发因素（触发性事件）、有主义的动员和社会控制失效。其著名的“加值理论”认为，所有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都是由这六大因素决定的。其中，他特别看重组织的作用。组织使一般的集体行动具有高效性，进而升级为社会运动和革命；革命组织无疑是更为严密的，尤其是东方革命。六大因素的构成及相互间的影响，决定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的不同特征。

论所有这些因素，法国大革命是最完备的。它是农民叛乱、街头政治与议会政治的结合，此外还有对外战争的间奏。意大利作家科尔兹奥·马拉帕特在《政变术》中以布尔什维克攻占冬宫为例，当作政变的一个范式。1905年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少数派在短短时间内踢开临时政府，排除强大的异己力量而独掌政权，确实不能小觑地下密谋的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多次比较革命的东方类型和西方类型。那种把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看成同一个传统，而把英美当作另一个传统的理论，是不确的。至少，十月革命缺少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因素。

革命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鲁迅创造过一个“大革命”和“小革命”的概念，大革命即广义的革命，它包括以不废除政府为前提的体制内改革在内。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拉丁美洲（古巴除外）现代化的过程，都可以算是其中的例子。所谓“改良”还不同于自然演变，它是政治家头脑的产物，最好的设想也是谨慎而有限的变化。改良与政变一样，发生在政府内部，反抗运动则崛起于外部社会，而与政府相对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发生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以及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都带有反体制性质，运动的结果最终都为原体制所吸收。自然，这是民主社会，所有的抗议运动都构成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所以能够保持非暴力形式，正是拜当年的暴力革命之所赐，这是毋庸讳言的。对独裁专制政体而言，革命虽非特效药，却是最好的药物。这样的政体是僵化的政体，根本无健康的改良或改革可言；当意识形态已然破产，唯靠军队、武警和监狱维持政局。一个失去社会信任，同时失去自信的政府，像害怕鬼魂一样害怕任何组织，集体罢工、游行之类的社会运动，都将胎死腹中。

革命来自体制外，改良在体制内进行；革命所要的是全般，改良着眼于局部；革命是突变，改良是渐变；革命动员民众参与，从无序到有序，改良仅是少数行政官员按部就班的工作；革命不一定使用暴力，但不拒绝暴力，改良则从根本上排除暴力；革命是属于未来的，只能在行动中制订计划；改良按既定规划进行，因为属于现在。

潘恩在《论人权》中把革命按不同的原则分为两类：“积极革命”和“消极革命”。消极革命旨在逃避或摆脱某种巨大的灾难，所以能够冷静地应对各种问题，谈判、协商、说服，都可以成为斗争的武器，只有对最顽固的敌人才使用暴力。积极革命是要取得巨大的实际利益，所以总是情绪激昂，取激进的状态，从来不懂妥协和退守；但因此，冒险取得的补偿，也就往往因报复性行为付诸东流。

两类不同的政治性格，因为同为革命，故而都为这位天生的革命家所肯定。

本雅明论历史哲学，指出革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生存的紧急状态，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

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按照惯常的理解，革命指的是政治革命。美国政治学者蒂利说：“所谓革命，是指一个国家至少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集团，它们竞争性地提出了控制国家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已各自得到了该国所辖人口中不同比例成员的支持，并由此强制性地导致了政权发生转移。一场完整的革命，就此体现了革命形势与革命后果的完整结合。”这是政治革命的定义。

质之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得到大多数国民和海外侨民的支持。这场革命不同于以往的起义或造反，它以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为榜样，现代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后，袁世凯称帝，是一场合法的政变。随后军阀蜂起，各据一方，“内战”局面形成。孙中山组织中国国民党，利用五四思想革命，重新发动政治革命。在孙中山及其政党的策动下，以广州为基地，联合共产势力，挥师讨伐北洋军阀政府。北伐战争不能简单地看作内战，由于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已然营造了一种革命形势，最后强制性地夺取政权，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作为一场完整的革命，辛亥革命，应当不限于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时期，1928年10月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才是终结点。在较长的时段里可以清楚地体现革命的整体原则和作为革命后果的政权的性质。

随着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发生，新的政权挑战者崛起，于是出现了如蒂利所说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竞争，最后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结束。

显然，这是另一场不同性质的革命。

有关革命现象的描述，阿伦特认为，与其强调暴力，不如用“变迁”表达更为充分。她说：“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样才称得上是革命。”所以，评价一场革命或一个政治体，关键看如何变迁。质言之，即看“自由”在变迁中所占的位置：多或少，有或无。

政治学者多着重于政治革命，即政权结构的改造，权力在政治或法律形式的变化，以及经济结构、价值观念乃至文化、语言、日常生活诸多方面变化上的支配作用。他们认定，革命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手段，而政治则是社会变革的推进器。后来引入社会革命的概念，而与政治革命并举。

这是两种革命。政治革命指的是政体或宪法的变化，社会革命乃包括政治变化在内，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这种变迁是通过社会政治冲突，其中主要是阶级冲突来完成的。因此，有学者把政治革命纳入社会革命中间，把它当作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一种特殊形式。正因为两者之间具备了这样一种相关性，所以，后革命制度会引起如阿伦特、亨廷顿、斯切考波等人的特别关注。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革命，到底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还是社会经济的变革？

她认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直被当作革命范例，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因素的革命观很有关系，即革命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她拿美国革命做比较，指出社会问题不具重要意义，重要的是创建新的政治体和新的统治形态。她推崇美国革命，断言法俄革命不成功，就因为美国实现了统治形态的变革。

《独立宣言》中强调“生命、自由以及幸福的追求”，对此，阿伦特阐释说，“幸福”指的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而非个人财富。她不是把所有权，而是把公共幸福的追求即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及其制度化看作是美国革命的本质。她批评美国革命，同样在于财产问题。她指出：“美国革命的结果，违背了革命发生时的初衷，统治的目的究竟在于繁荣还是在于自由，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在她看来，美国革命的本来目的，就在于政治参与这种意义上的自由，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自由。

对财富的追求，确实可以消解政治参与的热情。而这，也正是一些国家出于遏制民主的目的而积极鼓吹经济目的论的缘由。但是，这里的前提是：革命的实质是否得到切实的保证？换言之，所谓革命，到底是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然后才是革命精神是否蜕变的问题。

托克维尔不认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与过去的断裂，相反，就追求自由的进程来看，相对于旧制度，革命并没有做出什么改变。这种说法，连泰勒这样的保守分子也并不认同；但是，托克维尔从中暴露了历史惰性的巨大存在，却也是一个可怕的事实。

革命与革命性

革命所以为革命，就因为它具有“革命性”。是革命性，使革命区别于叛乱、政变和一般性改革。

亚里士多德在考察人的本性时，认为应当从其最初的纯洁状态而不是从其已经腐化的状态中寻找我们之间的相似性。革命的相似性、一致性，也即其共同原则或本质，也应当从初始的状态中寻找、概括和探讨。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斗争可以呈现出前后很不相同的面貌，如法国大革命，后期出现短暂的恐怖阶段，并因此导致革命的核心力量雅各宾党人的失败。为此，保守主义者将革命等同于恐怖，把大革命由初始建立起来并在整个政治过程中得以体现的精神原则弃置不顾，全盘否定革命的结论。但是，俄罗斯人米·戈里诺夫又说：“对于研究过去事件的历史学家来说，确定革命实质（性质）的标准应是革命的客观结果：革命产生的社会类型（制度），革命的成果（或失误），对民族进步和整个人类进步的贡献。”

革命从发生之日起就建立了它的原则，在行动中不断被破坏、补充和修正。革命性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变量，它可以增强或递减，而且可以转移。当革命成功，革命性尚有可能从新政治体的组织方式、目标和措施中得以显现，如若失败，则大抵遮蔽不彰。

阿伦特指出，二十世纪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同战争一样，革命在现代化的形成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现代化引起的冲突的产物，为现代化的进程所形塑。

革命性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现代性。在传统社会中，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像古希腊、罗马、中国、印度、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有的只是叛乱、起义和王朝的更替。政治暴力的使用，唯在争夺一顶王冠，他们没有能力去建造新的乌托邦，其实连这样的乌托邦也没有。正如阿伦特所说，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是不够的。革命表现为现代的价值体系，它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起点，暴力成了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被用以建构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导致新的政体形成。

这样的革命始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有人把时间推向十六—十七世纪，即尼德兰革命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总之，革命是西方的发明。所以弗里德里克说，革命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

一些东方国家高举“革命”的大旗，而又极力反对西方文化，其革命性是可疑的。

革命性内含一种意识形态性。革命的意识形态体现了现代的价值观，其核心是人民主权的思想。瑞士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让·斯塔罗宾斯基看到，大革命似乎是在一个向启蒙和权利全面开放的场地上获准确立的，让人们感到是一个让乌托邦靠岸的意外机会，幸运岛不再漂移而终于停在此时此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是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指归的。任何权力者，政党或集团，如果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生存权、财产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可以建立并不断扩充其特权，可以无视广大社会的种种不公，即使曾经革命，且经由革命获得所有一切，结果还是反革命。

革命不是权力资本；革命只是一种价值，一种原则。

同样作为暴力行为，战争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而革命，它的目的从来就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自由是本源的，平等表面上看来在于表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本质上仍在于个体的自由与尊严。革命意识形态所以具有普遍主义维度，就因为自由是它的灵魂。孔多塞说：“‘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就是说，“革命的”即是“自由的”，这是最简括的关于革命和革命性的定义。

专制是与自由对立的。除非不革命，只要革命就必然反专制。除了政治上的专制，横征暴敛，把天下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经济上的垄断与剥夺也是专制；实行意识形态灌输，致使人们长期从内部压迫自己，其实这也是专制。专制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尤其在传统的帝制国家里，就如潘恩在《论人权》中形容的：“奥球斯王牛厩中[1]的寄生虫和掠夺者已肮脏恶臭得难以清洗干净，非采取彻底而又普遍的革命不可。”

专制者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君主政体。潘恩比较革命与起义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反对君主个人的；而革命，却可以反对君主政体的专制，而并不反对君主个人的专制。他指出，英国革命造的是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的反，而法国大革命反的是旧政府的传统专制。他说，专制主义在法国不单属于国王个人，“专制主义到处都有它的标记，每个机关和部门都有它建立在习俗上的专制主义。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巴士底狱，每一个巴士底狱都有它的暴君”。又说，法国革命“蓄意摧毁的对象，是原则而不是人”。这也就是法国大革命所以“大”的地方。

现代专制的特点是，主体由君主个人变为统治集团，专制的本质乃通过现代层级管理及其技术实现，从而带上更多的隐蔽性、严密性和虚伪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对革命来说，斗争只是一种手段，或者和平，或者暴力。但是，斗争的目的在于变革。如果社会不曾发生变化，所有斗争都不能算作革命。以色列政治学家艾森斯塔德在其著作《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中指出，革命通过高强度性和高持续性的斗争，把通常互不相关的几个要素联系到了一起。这些要素包括社会变迁的几个维度，体制改革、政治合法化的新原则、阶级结构变迁等。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一个以新的政治愿景为基础的变革方案的现实化，构成为革命的显著特征。

一些政治学者，如亨廷顿便提出关于“完整的革命”的概念。他认为，革命除了推翻统治阶级和旧制度的系列爆炸性行动之外，还应包括另一个阶段，即新政治秩序的创立与制度化。当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能产生新秩序，但他明确指出：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何，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而衡量一场革命的成功程度如何，则应看其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在论述中，亨廷顿把一场完整的革命分解为三个部分：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摧毁，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以及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对于不同的革命，三者之间的顺序和关系或可不尽相同。斯考切波持同样的看法，其中，特别强调国家结构的革命。

革命是一种巨大的文化解放，公民社会由于权力危机的出现而突然敞开，释放出它所携带的被压迫者的全部能量。法国大革命的“修正派”学者傅勒（一译孚雷）认为，文化解放必然引发以平均主义为实价筹码的权力争夺，如果革命意识形态一旦为人民大众内心化，结果将更具杀伤性。阿伦特比较叛乱与革命的一个说法是：叛乱的目的是解放，而革命的目的则是以自由立国。她提醒说，要懂得避开“历史学家的陷阱”，即看重叛乱和解放这一最初的暴力阶段，而轻视革命建构的第二阶段。她甚至说：“没有什么比叛乱与解放更徒劳无益了，除非随后能有一部体现新争取来的自由的宪法。因为缺少宪法，道德、财富和军队的纪律都一文不值，即便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是如此。”在这里，阿伦特成了宪政主义者。不能因为强调宪法和秩序的重要性而否定争取解放的斗争。即使未及制订宪法，如失败的革命，或根本不曾考虑宪法而致力于毁坏旧秩序，如叛乱和起义，也应予以肯定。至少，反抗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一种伸张。况且，问题还在于当大局已定，由谁制定宪法？制定的是什么宪法？关于宪法，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实践家的潘恩在《论人权》中指出：一部宪法，并非政府之举，而是人民构建政府之举；宪法先于政府而存在，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而已。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乃是政府在前，限制人民在后。所以，不能把解放与自由截然分开，两者之间有连贯性、一致性，后者体现了前者。

“社会现象测定学”的创始人莫雷诺提出关于革命的三个作业方法，其中之一便是解放，这是革命先知、领袖和群众都愿意采取的行动。

由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应当具有进步性。现代性不等于先进性。现代性是一种时代性，它是一个大范畴，一个大盒子，像自由、民主之类的观念都在这里面；但是，它还装有别样的东西，其中涵盖政治、道德，一直到技术层面。现代性包含了反现代性。鲍曼的一部剖析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书名就叫《现代性与大屠杀》。

要证明革命的合法性，引入“进步性”一词及其反义词“保守性”或“反动性”是必要的。

革命家或投机主义者往往宣称在地面建造天堂，结果成了地狱：自由变成强迫，民主变成独裁，新事物实际上是旧渣滓。英国学者哈利迪在《革命与世界政治》一书中，例举了两场革命：德国纳粹统治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由于纳粹的反动性是赤裸裸的，所以很少有人把它的行为称作革命，不过，它的确是打着“革命”的旗帜高调登场的。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虽然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动，但是，无论内容和方式都不具进步性，虽然它展现了一些革命的外部特征：政治制度迅速地从君主制转变为神职人员统治的共和国；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包括政治总罢工和反对派的示威游行；上层的指导与下层群众运动相结合，使全社会“伊斯兰化”。作者认为，伊朗革命所以不能成为一场革命，是因为它所建立的新制度是以七世纪为模式的，否定人民主权和妇女解放，主张神权高出于政治、经济和法律之上，其目标是封闭的、保守的、倒退的。

革命是分阶段的，而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每个阶级都可以表现出它的革命性、进步性，也可以失去这所有一切而蜕变为保守和反动。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失败了的革命可以看作是成功的，而成功了的革命则可能是失败的，也即失效的。有政治学者把新政权称作“革命后政权”，显然，这里意味着裁划革命应有的一种长度。其实，自新政权成立时起，几乎所有关乎革命的外在特征都已渐次消失。如果说革命仍在继续，无非过往的精神仍在；即便如此，政治体已经重组，这已经是另外一种以稳定秩序为特征的统治形态了。就是说，这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周期，由革命转为改革（或反改革）了。

统治与被统治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场景已经转移。新国家的统治机器，现代官僚管理机制，必然消弭革命精神。对这个政治的“熵”过程，似乎研究的并不多，类似《寡头统治铁律》、《新阶级》的著作屈指可数。那些把革命的概念扩大到包括重建国家政权之后，对于革命本身来说，未免太乐观了。

革命不可能直线推演。对于旧政权，革命是一种断裂，对于新政权也同样是一种断裂，至少是一个转折。

革命的一般性特征

作为历史上接连发生的激烈的政治行动，革命的外部特征非常明显，比如：群众性、自发性、突发性、强制性，还有国际性。这些特征部分地为叛乱和别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所具备，唯革命是兼有的。反动分子对革命的攻击，大多针对这些特征所显示的革命内容。

革命是群体性行动。政治危机的发生，根源在于旧制度及其统治者大面积损害了公民（臣民）的利益；这些被逼到绝境的不满的、愤怒的民众，一旦被动员起来，便付诸直接行动。而且，革命的发动往往带有自发性质，阿伦特认为这种纯粹自发性是所有人都拥有的天赋，是一种“创始能力”，革命把它集中释放出来而呈罕见的“自由状态”。但是，它同时又具有一种整一性，是极具破坏性的物质力量。因此，要革命，就必先获得大众。在革命前期，我们看到许多献给群众的空头政治承诺和廉价的赞美诗，就是这个原因。至于革命之后，群众恢复无权者的地位，自又另当别论。

革命中，群众的日常生活很少被人关注，其实它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古佛雷谈到革命的日常性结构，其中有一个“主权”问题，说人民在一种自然方式中所经验的主权，是普遍的、没有阻挡也没有极限的主权，但也没有指定的目标；它是暴力的、同时也是和平的，是混乱的、同时也是有序的。他强调指出：革命计划的日常性，对革命整体的史实性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他批评历史学家否认一般人民在革命中的“秘密日志”，说这是绝对错误的。

革命的人们，除了少数精英分子对革命持有信仰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社会动员而变得狂热起来，成为领袖的追随者。但是，信仰的空缺非但不妨碍革命崇拜和领袖崇拜，反而有助于类宗教运动的形成。革命往往具有宗教性。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章便题为“大革命为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中说：“它发展为一种宗教，尽管是一个异乎寻常不完善的宗教，因为它没有上帝，没有宗教仪式，亦无对来世的承诺。”他指出，大革命的普世主义及其“更生整个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使它颇像一场宗教运动。的确，法国大革命有它的神圣原则：自由、平等、博爱，有它的圣徒、英雄、殉道者，有它的各种仪式。美国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学者林·亨特认为，大革命最重要的“宗教性”经历就是重新制定社会契约。

关于革命的“宗教性”，被称为“码头哲学家”的霍弗在其笔记《狂热分子》中，对于继大革命之后的两场重要革命有如下描述：“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的宗教性格是公认的。铁锤、镰刀和卐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它们的检阅仪式与宗教游行相当。它们有信条、圣者、殉教者和圣墓。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自始即具有这种性质，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则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法国大革命在理性的启蒙之下发生，结果出现许多为政治激情所左右的非理性的现象。看来只要是群众性运动，“宗教性”便很难避免，诚如勒庞所观察到的：“法国大革命是信徒的事业，它很少为信徒之外的人所理解，对于这一事业，有人切齿痛恨，有人高歌盛赞。”

据说，也有革命与下层民众无关的，就是说，社会的根本性转变不是来自以民众为基础的颠覆性行动，而是由精英集团的变动所导致的，这被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举例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甚至包括埃及、秘鲁和埃塞俄比亚等战后崛起的军政权。革命通常由社会运动激化而来，而这类政权的崛起过程并不曾经历这种深广的震荡，必然缺少社会变革的一些必要的动力资源，长远看来，未必是幸事。有学者研究表明，上世纪发动二战的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日本，就不像其他欧美国家那样，有过民众革命的历史。

其实，“来自上层的革命”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最多只能称作“次革命”。

群众崇尚权威，有盲目追随的倾向，也有无政府主义的、自发的倾向。当集体行动起来时，领袖人物往往因势利导，使之转变为革命。但也有革命家“制造”革命的，像布朗基、邦纳罗蒂、巴枯宁、马志尼、列宁等。邦纳罗蒂有一部著作，书名就叫“为平等而密谋”。马克思是反对“密谋”式的革命方式的，他的结论是：“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

旧制度的不合理性、专制性和腐朽性，所有国民都能感受到，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采取容忍的态度。就是说，它有可能继续存在于国民的拒绝与接受之间，并没有到达自行崩溃的程度。这时，社会已经具备革命的条件，只是尚未成熟而已。满怀道义感的焦虑的革命者，在不可能自由组党、结社并号召革命的情况下，只能进行密谋；此时，不用说宣传，哪怕对社会问题有所言议，也不得不依靠地下出版物。革命者的行动充满风险，然而，他们的道德人格不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到诋毁；就连革命行动本身，也不能得到普遍的同情和理解。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大约都有少数先行者为群众做出牺牲，结果反而遭受漠视、怨恨和诅咒。或许，这是无可避免的悲剧。

革命者密谋行动的结果，大多以失败告终，但也有成功者如俄国1917年革命。这种成功，不能不归因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灵活性，以马基雅维利式的计谋扭转政治劣势，化被动为主动，变少数为多数。不过，这场革命带有某种历史延续性，社会上有活跃的党团活动和群众运动作基础，这也是事实。

恩格斯也像马克思一样，对“制造”革命不以为然。他在1885年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维拉·查苏利奇写信说：“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讽刺。”

但是，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辩护说：“历史是由人们的行动创造的，他们的选择是有意识的，并且可能是意义重大的，然而，列宁这一最伟大的革命战略家理智地意识到，在革命期间，有计划的行动发生于由各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所组成的环境中。”

对于后革命政权，一度参与革命的别尔嘉耶夫批评说，列宁的俄国是“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是“被制造出来的革命”；又说，“共产主义的帝国因素比社会革命因素更强烈”。

革命呈突发性，它的发生难以预测，这与群众自发性不无关联。当革命即将来临之际，社会往往是平静的，没有一点征兆，只有富于政治经验而又极具敏感的人才会有所预感。1848年1月29日，托克维尔警告说：“别以为一切看上去都整然有序、平静如水，可以高枕无忧，以为革命离我们还遥远得很。”又说：“我们是躺在活火山口上对自己催眠。”说完，革命就爆发了。

昏朽的统治者浑然无觉不足为奇，连革命领袖都无从知晓革命前来的确切行程，却也是常有的事。托克维尔不得不承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人们永远无法断言一场革命会不会在备餐和进餐之间的时刻突然到来。”所以，对于生活在专制政体之下的人们来说，在压力面前应当增强信心，而绝望是无根据的。

既然是突发性事件，倏忽而至，革命便不免蒙上一种神秘性。柏克称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最令人惊异的事件”；托克维尔去世前，在信中对朋友也这样提及法国大革命：“在它的精神和它的行动中存在着某种莫名的东西，我能感觉到这个莫名的东西的存在，但尽管我竭尽全力，亦不能揭开覆盖于其上的面纱。”

革命的神秘性令人想起古代的炼丹术：多种材料在火中变成新的物质。到了近代，炼丹术可以被化学家作出科学的解析。革命也如此。但是，由于革命不但具备可量化的因素，而且有着不可量化难以分解的因素，精神的因素，人的因素，因此，所有的革命理论，其中都必不可少地带有主观猜想的性质。

哈利迪在《革命与世界政治》中，从结构的角度，论述并强调革命的变化及其不可抗拒性。他指出，结构对旧秩序和革命者同样苛刻。重要的是区分两类结构因素，其一是妨碍变化的因素，它代表某种政治或其他情势中的那些不可变更、没有变化的特征。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索雷尔的《政治习俗和传统》，都列举了革命后法国对外政策和影响如何延续旧制度的例子。哈利迪提醒说，现代社会理论仍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人类行动的约束上面，也即传统的、守旧的因素，这是可注意的。他认为，结构这东西不仅意味着不可变革的力量所施加的限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反面，即变化的不可抗拒性。无论活动家们怎样计划，有些结构因素就是不受人类控制，倾向于变化乃至突变，如：衰老是一种情况，气候是另一种，地质运动则是第三种。这些结构因素造成的变化或许是渐进的，或许是突然的，正如心力衰竭、鱼雷和地震等其他结构性的东西一样，构成对某个单独实体或社会实体的基础的冲击。当宏观社会发生变化时，人类意志所受的限制，其实对反革命者和革命者都同样适用，因此，结构既能引起变化，也能抵制变化。哈利迪指出：十八世纪革命思想的深刻性，不是人类按其选择创造历史，而是必须以人类无法控制的事件和进程为背景，去观察和理解人类行动。

在这里，他以苏联为例，戈尔巴乔夫幻想通过制度化改革而放松社会控制，结果导致革命性崩溃。但因此，也就有人推导出另外的结论：为了挽救旧制度，只要一面改革一面加强社会控制即可。

——可怕的结论。

在“革命”一词的原义中，或者它作为政治语言的隐喻，确实并不包含开端、创新性和暴力这些因素，但是，它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就是按预定轨道的旋转运动，不受任何人力的影响。阿伦特认为，强调不可抗拒性重要至极。

不可抗拒性，其中就包含开创性，即与旧制度的断裂。弗朗兹·博克诺在论及革命的特性时，就国家政权创设方面加以总结道：“历次重大革命都摧毁了它所遭遇到的国家机器。经过多次的摇摆与实验，革命最终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以取代旧式的国家机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兴政权明显具有被摧毁的旧政权所不具有的特征；革命所导致的国家秩序的变革与社会秩序的变迁同等重要。”由此看来，苏联东欧剧变同样具备革命的这一特征。

有一个概念叫“软战争”，苏东革命不妨叫“软革命”。在整个剧变过程中，运动从体制内转移到体制外。在前期，政权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开始，几次易手，经由改革家戈尔巴乔夫，最后戏剧性地落到非党的叶利钦手上。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制度得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虽然在很多方面仍然留有旧制度的胎痕，但是，那种长期拖延无法改变的极权统治毕竟宣布寿终正寝了。

关于制度的创新，托克维尔是基本否定的。他强调历史继承性，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他阐释说：“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他承认必然性，否定创新性。革命是否可以停下来，或者根本上就无须折腾，只需等候历史列车的缓慢到站？法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颇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格拉弗认为革命来自进化，但是他进一步明确说，“革命仅是进化的补充”。他说：“我们宣布革命，不仅因为只有它能够解放我们，同时因为它不可避免，我们忍受着的恶劣的社会组织必然导致革命。”他也承认必然性，但是态度是积极的，要主动做改变人类命运的历史推动者。一部分人凝视过去，一部分人面对未来。马克思有一段话是著名的，他说：“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哈利迪批评说马克思“太轻率”，理由是忽略了“相关性是所有革命的特征”。其实，马克思强调的只是革命的未来的时间维度，是革命的创新性；作为革命的宣传家，他从来不曾否认革命的必然性。

革命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运动。阿伦特援引罗伯斯庇尔的话说，革命的巨流一方面被“暴政的罪行”，另一方面被“自由与进步”推波助澜，彼此互相激荡，致使运动和反运动无法达到平衡，也无法互相掣肘和牵制，而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汇聚成一股“进步的暴力”，不断加速奔涌向同一个方向。关于革命的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阿伦特描述道：“从外部看，革命似乎是一场奇观。在这一奇观中最为夺目的是，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控制事件的进程，在革命的匿名力量中，人的有意识的目的和目标，丝毫也左右不了这一进程的方向，哪怕有，也是微乎其微。如果他们想全身而退的话，其目的和意志必须屈从于这种革命的匿名力量。”在无比灼热的1793年，乔治·福斯特便如此写道：“革命火山喷射出的壮丽熔岩，无物可以幸免，无人可以阻挡。”

阿伦特批评说，流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有关革命不可抗拒的看法，到了十九世纪，被概念化为历史必然性观念。无疑，她反对将历史概念化，反对以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消除运动的主动性、生动性和创造性。在阿伦特的革命观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她毕竟不是革命者，对于暴烈的革命，她在给予肯定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疑虑和否决的态度。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她面临的历史场景已经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以“革命”名义出现的极权主义运动了。但是，在确保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性方面，阿伦特态度始终是一贯的、积极的、明确的。

革命最受攻击的，就是它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集权性的特点，尤其是暴力的使用。

托克维尔早已指出，革命往往加强中央集权，而非削弱或涣散。卡尔·波普尔的观点也是：革命是不可控的，因为它会把整个社会推入难以预料的进程，并必然带有极权性质。革命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有它的“自反性”，从自由出发，通过不自由而达至自由，或终不自由。

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毫不掩饰革命的强制性，他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除非不革命，要革命，就必然以强力手段迫使反革命政权放弃固有的强制性；与此同时，也强制革命者放弃个人意志与利益，牺牲个体自由以增进整体队伍的团结。还是摩尔说得好：“只要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着世界向着压迫逐渐递减的方向演变，革命的强制思想就是必需的。然而，这只是一种最终的需要，是最后一次诉诸政治行动。随着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为这种需要所提供的理性证明也会有所不同。”

革命呈现整体性、连续性、广延性。革命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状态，而不是地方的、局部的、孤立的状态。

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运动的高涨，就是在全国性的背景下出现的。国王在1789年1月29日宣布召开三级会议，成了形势变化的拐点。会议规定，每个农村村社既要选举司法区代表大会代表，又要起草一份关于当地苦情的“陈情书”，这样就增强了农民的组织联系和群体意识。此外，会议暴露了上层阶级的矛盾，出现了瓦解和分化，这也是农民起义得以迅速扩散的另一个原因。斯考切波指出，不能把农民在这一年中的革命行动，仅仅理解为贯穿十八世纪的底层的地方性斗争的继续。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可以看到，革命不但是全国性的，而且是国际性的，无论从产生和影响来说都是如此。在现代，任何一场革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可以称为国际性事件。所谓国际性事件，不但指国家间的干预可以影响革命的进程，而且，更重要的还指革命及其后果在重塑国际关系的进程方面的重大作用。关于前者，西欧各国反动势力对法国革命的干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五六十年代苏联等国对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事件的干预，都是广为人知的例子。从后者可以发现，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相互联系、激励与支持，革命在国家间迅速蔓延，发展成团块状，在地图上连成一片。远的如1760至1815年的“大西洋革命”时期，包括美国和法国革命，以及发生在十八世纪后叶的其他欧洲动乱，如在爱尔兰、波兰，还有荷兰、莱茵兰、瑞士、意大利和伊比利亚，都因革命而被联系到一起；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中国、德国和匈牙利等中欧各国革命；六七十年代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八十年代末的苏东事件，以致进入二十一世纪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至今仍在持续的“阿拉伯之春”，都是火烧连营式的。

“革命”一词，从应用于人类历史时起就是国际性的。现代性也就是国际性。革命与国际环境互相影响，不但革命运动是世界性的，有无革命的思想渴望、恐惧与迷思也是世界性的。近三百年间，革命一直活跃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成为思想和社会变迁的催化剂。

鉴于革命与国际间的联系，于是闭关锁国，隔绝世界各国先进的政治思想观念及各种信息，以阻断革命的发生。本来，封闭式社会是中世纪的政治遗产，然而不但不见废弃，反之视为传世秘笈，施之于日渐“地球村”化的二十世纪以至二十一世纪，可谓愚不可及。

以“革命”起家的苏联，自1917年起，就一直致力于抵制西方的影响。且不说政治方面，即以文化界为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就不能出国领奖，还因此备受诽谤。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及艺术，是不能被介绍进来的。直至“解冻”的赫鲁晓夫时期，及后来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进行。结果，革命依然发生。书记制变成了总统制。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来只有沙皇，没有总统。

革命精神

阿伦特说：“理解现代革命最难以捉摸而又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方面，那就是革命精神。”精神是深邃的，神秘难解的，在内部结构中具有方向性的确定的意义。当革命开始时，革命精神是健旺饱满的，前期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展示；但是后来便渐渐变得稀薄，而异己的因素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不断渗透进来，以致到了最后，变得不复如从前的纯洁，或者扭曲变形，甚至完全泯灭。

当旧政权崩溃之后，新政权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马上得天下，继以马上治之，即是延续战争时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实行社会控制，以确保领导者成为永久的统治者。十月革命后，就有过一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苏联在政治上清除异己，镇反肃反，驱逐知识分子，剥夺农民的粮食并强制分配，都是以军事手段进行的。内务部、契卡、克格勃，国家安全机构的权力得以凌驾于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和部门之上，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保卫革命成果”。新政权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宪政建设。为了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原先的革命者，也即此时的立国者积极制定宪法，以期给民众在革命期间纵意狂奔的激情之马套上辔头，以绝对权威的成文形式绳于现在，垂范未来。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便致力于宪法的制定，后来还有修正案，使之不断完善。自然，也有一些国家的宪法仅限于形式，从制定时起便不准备实行，因为其中有关自由、民主、人权的内容是明显有损于特权的。

由于革命者成了统治者，因此，无论作何种选择，革命成功之日都是它的终结之时。或许，唯一可以使它获救的，便是使新的政治体保持原先的革命精神；即是说，让统治者还原为革命者。然而，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贝特朗·巴雷尔讲过一句关于创建精神病院的名言：“应当在精神病院的门上写明这些疯人院什么时候关闭。因为结束后，我们仍在受难，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徒劳的。”对此，德里达的解释是：在创建精神病院时，就应考虑什么时候将它关闭，所有的革命精神都包含在这句话之中。

1966年，毛泽东号召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暗示，革命须随个人意志起舞，而且，在未经宣布结束的时候不可以停下来。除了“四个伟大”者，没有人知晓革命的根底何在。“文化大革命”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全国在高度集权——所谓“一元化领导”——的情况下出现无政府状态，一个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社会，每天都在制造混乱、恶斗、暴力和流血；而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连串的革命口号，如“永远忠于”、“誓死捍卫”之类。当时，举国上下大力宣扬“革命精神”，其内涵呈单向性，相当于造反、斗争、打倒一切。

革命结束以后，如何保持革命精神？美国革命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即是将革命政府及时转变为立宪政府。但是，这是符合关乎公共自由和公共幸福的革命原则的吗？阿伦特发现，在美国只有杰斐逊一个人对此作出过深入的思考。

杰斐逊并不认为联邦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应当不断加以改变的，“唯一永远不变的，是人所固有的、不可分离的权利”。他主张把造反和革命的权利继续保留在内，在立宪政府成立以后，仍然强调革命的正当性。他说：“自由的常青树无时无刻不需要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滋养。这是它天然的养料。”又说：“我们的革命赐予了我们一本签名纪念册，在这上面，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我们满意的东西。”

阿伦特在《论革命》和其他许多地方，都称引过这位老革命者的一则逸事：1787年，马萨诸塞西部发生“暴民起义”事件，其时，杰斐逊人在巴黎，当亚当斯写信告诉他这个消息，并说事件毁坏了美国社会的基础，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危险的边缘时，他非但不予认同，反而兴奋不已，对造反者反抗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即使他认为造反的动机“扎根于愚昧无知”。他回信说：“上帝不容我们足足二十年都没有这样的叛乱”；还说，“我喜欢不时地叛乱，它就像天气中的暴风雨。”

杰斐逊坚持不放弃这样一种革命的信念，认为有这样一个目标，“值得我们以流血千里，混乱百年的代价去获取”，这也正是他的建国的观念。《姐妹革命》一书高度评价了杰斐逊这种拥抱变革的无畏精神，并称引伯林的话说：“这是一种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基调里的新鲜与勇敢的行为，是一种持续的信念，认为世界仍然是开放的，认为年轻的、有活力的、勇敢的、满怀希望的、富于想象力的人已经主宰了这个世界”，并且正在创造着“一个走出历史阴影”的文明社会。

存在着国家的相对稳定性与绝对的革命精神的冲突。

马基雅维利认为，周期性的革命可以确保共和国的健康、活力和长存，而缺乏变革与更新的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停滞直至消亡。《姐妹革命》评述说，杰斐逊抱持同样的观点，他所以热衷于“骚动”和定期性起义，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领导者的叛卖，保持政体对原初建国原则的忠诚。

不过，后期的杰斐逊倒是逐渐倾向于非暴力的宪政改革。这是富于历史意味的变化。“革命精神”这东西，无论于社会，于个人，看来都不适用于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

革命精神本身就包含了矛盾的两面：一是继承性、稳定性、持久性；一是创新性、斗争性、进步性。不问而知，后者是主导性的。阿伦特便十分强调革命的创新精神，她说：“革命精神是一种新精神，是开创新事物的精神，当革命精神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时，这一切都失落殆尽了。也许丧失的远不止这些。除了记忆和缅怀，没有什么能够弥补这种失败或阻止其走向终结。”

创新是制度的创新。所谓“新”，是指人民主权、自由、平等、正义等现代思想在制度上的体现；制度越是逼近这一思想核心就越新。在这里，新首先是价值观念方面，而管理技术则是第二位的。

就说代议制，在西方，许多堪称民主的国家都沿用了这一制度，通过全体人民定期选出代表，并委托其组织政府，行使权力。在制度上完成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转换，比起绝对主义的君主统治，无疑是一种创新。但是，作为一种间接民主形式，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当“主人”和“主事”分离之后，代理人的管治并不能充分代表委托人的意志，甚至可能与此相违背。因此，如何减少中间环节，以扩大大众直接参与政治的空间，就成了余下的问题。

以皇袍替换战袍的拿破仑不可一世，说：“我降服了那种蹂躏整个世界的创新精神。”

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仅在于罗伯斯庇尔、丹东们把自己和同伴送上原本为敌人准备的断头台，还在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模拟旧的王朝，丧失了自由精神和创新能力。

阿伦特极其重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义。宪政建设，其要义不在于保证国家的稳定，而在保证民众对公共事务积极、有效的参与，唯其如此，国家才能成其为民众的国家，而不致沦为独裁者、寡头集团或政党的变相的私产。她说：“宪法的存活依赖‘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也只有在‘公民（可以）共同投身于这些（公共）问题，投身于祖国最可贵利益的集会’中才得以存在。”她提及说，罗伯斯庇尔在1791年9月的国民议会前夕曾声称要防止委托人篡夺俱乐部和社团的权力，因为对他来说，这种团体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公共精神，也即革命精神，从而构成宪法的基础。她接着批评说，等到罗伯斯庇尔一上台，竟无情地打击他称之为“民间社会”的东西。

就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相比较，阿伦特倾向于美国革命的创新性、建设性，对合众国的开国者致力于宪政建设表示过赞赏；即便如此，她仍然认为，“成功”了的美国革命，结果还是有违初衷。在她看来，联邦宪法恰恰鼓励和保证了后者而束缚了前者，所以她会说：“正是联邦宪法这一美国人民最伟大的成就，最终骗走了他们最骄傲的财产。”

阿伦特指出：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即已面临现代政党制度与新的革命性自治政府组织之间的冲突。她认为，这两种制度截然不同，甚至水火不容，却诞生于同一时刻。在她看来，这种冲突正是悲剧发生的根源。

任何坚持人的自由能力的尝试，其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对某种必然性的服从，这就是悲剧。阿伦特从两个层面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其中一个层面是拥有政治自由的人依靠暴力剥夺他人的自由，另一个层面是骇人的真理支配了革命者，使他们创建社会正义的高尚努力，最终毁灭于无法阻遏的政治恐怖氛围之中。关于从法国革命经验中学习和成长起来的俄国革命者，她这样描述说：“这些人敢于藐视一切现存权力，敢于挑战一切世俗权威，他们的勇气毋庸置疑，但他们常常日复一日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召唤，不发出半点正义的呼喊，不管对他们而言，必然性的外表看起来是多么的愚蠢，不合时宜和荒诞不经。”革命的结果，必然性扼杀了创新性。

为此，阿伦特设计了一个取代政党制度的方案，就是“委员会”制度。这是一种中介性制度，通过“委员会”可以绕开政党而把公民和政府直接联系在一起。

她声明，这个制度不是她的发明，而是在革命的草根行动过程中萌芽成形的东西，其实未经理论总结的经验。她提到的有1870年的法国革命、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8至1919年的德国革命以及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认为它们不是政党和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一个指挥机构和行动机构，通过社会动员而敞开的对大众的公共事务加以讨论并采取行动的公共空间。她描述说，在以上的每一种情形中，尽管委员会在得以展现它们的潜能之前落败，但是作为一个代表机构，它的优越性已经表明：公民完全有机会通过当地的委员会直接参与政治。她相信，委员会制度可以促使权力分立和制衡向下扩展，成为共和政体有力的制度保证。

阿伦特在赞扬民众的自发行动和自治组织的同时，批评政党的干预。她高度评价1956年匈牙利革命，称为“一场苍凉而崇高的悲剧”；谴责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制度的扭曲。

对于革命、自由和民主，对于大众在政治实践中的创新行为，阿伦特始终有一种哲学家气质的悲怆情绪。她一方面说过去和现在的事件是政治家们“真正的、唯一可靠的教师”，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获得的自由是短暂的，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都难以被吸取，悲剧的发生将不可避免。她说：“恰恰是这种对国家转型，即对新政府形式的期盼，这种让现代平等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成为一名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的期盼，在二十世纪革命的灾难中被埋葬了。”

革命精神同其他精神现象一样，是一种超物质的存在。当革命业已结束，它可能以新的形式深入实体并改变实体；如若失败，则遗世独立，在未来的时空中结合新的实体，为另外的革命者所存续。革命精神是自由的精灵，只要它存在，革命就不会终结。

所以，索尔·阿林斯基说：“历史是革命的接力赛跑。”

[1] 奥球斯王的牛厩，出自希腊神话，相传奥球斯在牛厩中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所以用来比喻极肮脏的人与事。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唐小兵对话王奇生

审视二十世纪中国这场“漫长的革命”，会发现它具有复杂的历史性格，它始终无法用几个历史概念就能够完全洞穿或笼罩，隐含在其内的极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和政治能量造成的余波至今荡漾。

1944年1月7日，延安作家萧军在日记中写道：“路上想着共产党对我这些可怜的办法——贫乏我，为难我——感情是悲痛的，但我对他们并无怨恨，更不存在任何幻想。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挣扎着生活，在这荒凉的乡村里度过这两年，在临行时只要他们不用任何可耻的手段阻止我，就好了。我完全以被处苦役的心情来度过这日子，只当是被剥夺了自由，被流配这山村，随便它多少时日罢，我将忍耐着，无论他们用出什么办法来——软或硬——我的意志是不可屈的，方向是不可变的。我相信，我决不会为任何可羞耻的暴力而低头——甚至剥夺我的生命。”

这是在香港刚刚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的一个片段，却浓缩着中国共产革命中的巨大情感能量，尤其是那些具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更不用说自由主义情怀的文化人在这场革命中的心情与命运，这部日记，与早些年出版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李南央编注）、《延安四年》（沈霞），以及大量已出版的有关革命年代的回忆录、口述史等，构成一个新的观察中国共产革命的视角，即一个更加私人性、情感性的角度，从而激荡起更多学者、读者重新考察中国革命的兴趣。

阿伦特曾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部随笔集中说过：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不能达到纵深。而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阅读、研究与记忆而言，仍旧有太多历史真相有待澄清，有太多意识形态式的观点有待辨析，更有太多被扭曲的历史记忆有待矫正。从这个角度而言，革命从来就不是博物馆里过去式的遗产，革命曾经构成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来源，而如今，革命年代的遗产正在被重新激活，来赋予当下的政治治理以道义资源与统治技艺。对于左派来说，那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浪漫主义冒险和成功的暴动；对于自由派来说，那是借由革命的名义，从一个威权主义的专制转入极权主义的历史悲剧；而对于古典派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全面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温情与儒家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这关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记忆场域，已经发生过并且一直未曾断绝基于不同认知、经验与立场的争论甚至争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构成了当下中国这个世俗社会的“内在的他者”。

毫无疑问，今天回头来审视二十世纪中国这场“漫长的革命”，会发现它具有复杂的历史性格，它始终无法用几个历史概念就能够完全洞穿或笼罩，隐含在其内的极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和政治能量造成的余波至今荡漾。大体而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在时间的延续上构成了一个“三部曲”，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虽然领导革命的政治力量和革命自身的阶级基础大为相异，革命的目标和意识形态也有差别，但这些革命之间仍旧存在一些历史的相似性，比如对暴力的迷信、对传统的否定等。尤其就共产革命来说，它在所展现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动力和结构，它有其神圣性的一面，这些我们在早期革命者那里看到的更多，如在恽代英的日记、李大钊的政论、张闻天的文学作品、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乃至陈独秀的性格等中间，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这场革命绝非一场无厘头的起义，更不是传统社会的秘密政党政治可以概括，也不单单是对苏俄革命的一次克隆和变异。共产革命因其对社会平等、人类自由、无阶级无祖国社会等崇高目标的追寻，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图景和社会想象；而它对于弱者、底层、无助者乃至一切被压迫者等在道义上的无限支持，又赋予了这场革命更为深刻的道德意识和情感力量；考虑到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动并以其依托的家庭、家族、阶层为造反对象的革命，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场革命的神圣性与悲剧性。而与此同时，革命却有着强烈的世俗性格，无论是早期革命的动员过程，还是延安供给体制形成中的等级体系，尤其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体制，都深深渗透着按照身份、资历、立场、历史等进行资源分配的原则。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也同样弥漫着世俗化的色彩，世俗欲望的刺激与运用，其实也同样构成了革命动员的发动机之一。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吊诡，它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之间，表面上似乎互相撕裂，但其实互为奥援，这无疑形成了一座对所有革命参与者构成精神劫难的炼狱。最初的革命真诚性，真的完全沦落为在政治斗争中迅速长成的、以革命名义自我正名的虚伪性甚至表演性？我们应该如何认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参与者的道德状况与心灵体验？此外，革命与传统、革命与暴力、革命与意识形态等议题，都是值得反复去探索的史学命题。

就近二十年来的学术研究而言，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逐渐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与中共党史研究一样逐渐形成自身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来源、知识框架与学术传统，换言之，正在慢慢地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自主性。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些典范性的“革命史成果”，如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等，以及台湾学者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延安的阴影》，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裴宜理的《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形成了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热潮。更有年青一代的学者纷纷通过档案、工作笔记、书信、报刊等各种资料，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试图全方位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的前因后果。

更为可喜的现象是，这批史学作品再也不是此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落寞，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史学研究成果正在强力渗透到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研究学科，构成了积极的互动。回头来看，已有的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等视角展开，而随着大量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私人性材料的整理和出版，或许从私人德性和情感的视角来重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图景，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完整地阐释革命者的行动逻辑与精神动力，也是一种探索新学术路径的可能：我们有无可能将革命的政治史与革命者的生活史（尤其是日常生活）进行对接？此外，大量与记忆相关的史料的披露，更是给我们提供了从历史记忆与革命动员、历史记忆与政治反抗、历史记忆与社会重建等新视角来观看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窗口。记忆是与遗忘的斗争，而对革命记忆的重现与审视，更是与被深埋在历史底层的“历史中间物”进行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

高华教授曾在论文集《革命年代》的后记中说：“1990年代是沉潜的十年，也是埋头耕耘的十年。在市场化大潮汹涌的大环境下，守住自己的一份小天地，会有些寂寞，可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你期盼的吗？今天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扑面而来，可是我要的难道是这样的‘市场化’？不解，也是无力，只有在书斋中面对那些泛黄的书卷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九十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高华教授生前的这段肺腑之言，深刻地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双歧性，既有悲剧性的毁灭与伤痛，也有理想主义的感召力，同时更深刻地指出了后革命年代的悖论，被呼唤而来的市场渐渐被权力绑架，并未带来国人期盼的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反而消磨着从这个理想主义时代走出来的“历史中间物”的个性与希望，全面世俗化的中国社会似乎全然不见那曾经弥漫在神州大地的高调的“革命理想”，这究竟是革命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的标志，还是革命的遗产被市场这个巨兽全面吞噬的象征？

正如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这或许正是此时此地我们需要重温、回顾与反思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最深刻的理由吧，我们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肯定不是一个探索的结束，而是象征着一个永恒的开端启新，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读者与我们一同来回望、品味和思虑那个远未清晰、也更远未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

“重写革命史”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以下简称“唐”）：近年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是中国学界和公共知识界的一大热点，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召开过很多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术会议大多由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主办，反而很少由历史学科主办。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以下简称“王”）：相对于其他学界，历史学界召开以革命为主题的大型会议确实很少。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历史学界的会很多，但主要讨论辛亥革命有关的问题，较少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从2011年开始，当局和历史学界高调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其他学界似更倾向于反思革命，而这种反思基本上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唐：在这种反思里面，关于辛亥革命的彻底性（或者不彻底性）的问题被重新审视，出现了《立宪时刻》（高全喜）、《旧邦新造》（章永乐）等一批学术著作，中华民国这个亚洲首个共和国的形成，不再被视为仅仅有革命党人甚至立宪派等力量的政治运动的产物，清皇室也开始被认为以《清帝逊位诏书》的形式共同参与了民国的构建。对辛亥革命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的认识似乎成为了左右国人历史知识的一个前提，在这种历史框架中，具有彻底性的革命才是道德上正当的。深受章太炎影响的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这场短暂而速成的革命没有触及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只是一个上层的政体和国体变换。近些年来，这种因教科书、意识形态、传媒等而约定俗成的观念遭遇强有力的质疑和挑战，一种质疑革命而赞美改革的社会思潮，借由历史书写而形成一股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潮流。比如以前总是说革命的不彻底性是不好的，现在说“不彻底性”是一种妥协和让步，一种注重政治责任伦理的博弈和谈判，这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走向政治成熟的表现。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重写革命史”现象？革命历史的合理性难道换一个思路来看，就变得没有多少了吗？这是真正的历史思辨还是可能导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王：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撇开我的专业仅仅从现实处境来谈的话，或者脱离历史情境来讨论革命的话，我绝对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评判历史上的革命的时候，我主张把革命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讨论，不要简单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每一场革命的发生与演变，都有具体的、独特的时空背景。研究中国革命，有必要将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与“魔化”两极之间简单往复。作为历史研究者，既要将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必须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一般社会科学更关注“常”，试图从中寻找“规律”、“法则”、“结构”与“普遍意义”；而历史学则更关注“变”，关注具体的情境，强调因时而异。历史学者更注意“设身处地”去理解历史行动者的所思所为。研究革命历史同样如此。当时的人为什么要选择革命，为什么选择那样一种方式的革命。作为研究者要重现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既要理解革命者，也要去理解那些不革命者与反革命者，而不是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指手画脚，或以今天的现实政治与自身立场去任意裁决历史。

最近数年来，国内历史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并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热。这一轮革命史研究热，明显超逸了传统革命史学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对现实政治的焦虑与对未来中国走向的萦怀，牵动国人对中国革命历程进行重新反思与探究。这意味着新革命史研究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下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近年来，对中国革命的重新思考，确实产生了一批富有洞见的学术论著。但也不乏以当下现实需要为出发点，漠视历史逻辑的历史写作。说《清帝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完整让与民国，从而建立起了大清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意指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我也关注到这一说法。其实，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还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革命，均无主权授受之说。革命就是颠覆，其正当性来自革命自身，并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来履行一道转让、授予、赠予之类的手续和仪式。革命是一种“非常规政治”。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我们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非常规政治，更不能以非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历史。

社会科学注重“求解”，而历史学则注重“求真”。“求真”是历史学的生命，把历史真实的情形搞清楚，是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当然，历史研究若能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那就更上层楼。革命史研究不应停留于革命过程的描述与“再现”，可更进一步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所以各学科之间并非“隔行如隔山”，完全可以互通互补。我不反对历史研究适当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只是要运用得当，而不是生搬硬套。

理解历史的三种逻辑

唐：我觉得这里面一直有三种逻辑的交缠。一种是历史的逻辑，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认知，是通过史料挖掘、想象力、基于常识的推断，严密地把它呈现出来。另外一种就是理论的逻辑，比如从法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概念与视野去看，先设置一个企图解释一切历史因果的理论架构，然后将历史中的事件、环境、偶然性、人物等往里面填充，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框架，当然基于这种社会科学性逻辑的作品做得比较好的也有历史感。还有一种逻辑是道德逻辑，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完全是道德逻辑，比如说很多人一提及孙中山，就说是爱吹牛和忽悠人的孙大炮，很污浊的私德不好的一个人，是一个玩弄权术的人，一提起蒋介石就说他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虚伪、道学气等，更别说对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政治人物的评价了。这三种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道德逻辑在重建和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时应该如何驾驭？

王：我还是觉得历史研究者首先应该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历史自身的逻辑是一个主导性的逻辑，就是说你要把历史人物放回到历史的时空里面去，而且应该重视当时人、当事人的感受、体验和评判。当然，当时人、当事人的认知和评判也不是统一的。或许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当历史人物的评判本身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呈现？就中国现代史的书写而言，长期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立场是站在革命党的立场上肯定革命，否定清廷和袁世凯。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其颠倒过来，站在清廷的立场或者袁世凯的立场上。而章永乐的新著《旧邦新造》则处理得比较好。他将清末民初各种政治力量的聚散离合和众声喧哗呈现出来，革命的法统是怎么回事，清朝的法统又是怎么回事，这两个法统之间是怎么竞争的，包括这两个法统内部又有哪些不同的分歧，作者把它一一呈现出来。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过程中，即使同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有立场上的反复，所以这里面他并没有对哪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我赞成这样一种历史研究。历史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任何时期的历史都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历史写作最好能将当时的多种声音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尽量完整地呈现出来。

唐：是不是可以说，革命之所以发生，其实也是多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的推动，它有一个向心力在里面，革命党既有强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在顺应某种历史的逻辑，它不是简单的忽悠大众的过程。这样看来，有些学者把革命看成一小撮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报纸、杂志等新媒体，以及广泛的社会动员等各种方式把很多人席卷过来的过程，是一种过于片面的观点。

王：一般以为，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失道”、“失人心”，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人民才被迫揭竿而起的。这意味着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实革命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的革命是“逼”出来的，有的革命是“造”出来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亦即朝野双方合“造”的。革命史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革命力量一方，应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探讨革命的成败，既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轻视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重视革命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警惕过度决定论。无论辛亥革命，共产革命，还是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其中一个因素的改变很可能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近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成果越来越细致地呈现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歧异性和偶然性，这其实也间接地反映了我们以前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过于简单化了。最近数年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显著进步，清政府、立宪派、袁世凯等各种政治势力均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共产革命的研究同样如此。

唐：确实，从学科特性来说，作为人文主义学问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是有点不太一样：社会科学往往寻求一个解释的框架、规律、模式、变量，试图给出一个统合性的解释，然后这个解释框架是可以普遍化的，但是历史学更多的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解读，我们在理解最后呈现出来的成果时，往往以其是否贴近历史与人物为标准（也就是历史叙述与历史自身之间是“隔”还是“不隔”）。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气味，它试图求解的是历史中人物的全部复杂性。我们刚才讨论对革命史应该予以同情之理解，就是应该把革命人物自身的或者反革命自身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这种人文主义其实是需要人把情感及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带进去的。就是说你要带进去才能理解研究对象，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得把它隐藏起来。

王：通俗地说，要“将心比心”去理解历史人物，而又不能把研究者个人的喜好与价值标准强加于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历史研究者强调客观、公正，但跟法官判案要判出一个“对”和“错”来是不一样的。历史研究者更多的是去呈现，把当时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帮助后人认识当时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特别喜欢进行价值评判，而且大多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判。历史行动者在面临多种选择时，往往对全局全势难以完全把握，其抉择自有其不可确定性。而历史研究者由于知道历史的结局，很容易以“果”推“因”，进而苛责历史行动者。就历史行动者而言，失败者多强调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成功者则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就历史研究者而言，对于胜利的一方，研究者会有意无意去关注和寻找其积极性因素，而容易漠视其消极的面相；对于失败的一方，研究者则倾向于去探究和“发现”其失败的种子，而容易忽视其良性的方面。

唐：研究者总有下总体判断的冲动，但是在政治漩涡中心的人物往往性格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面对各种局势和使命要随机应变，而我们有时候往往会因为一个道德逻辑要求，比如说历史人物的言行有没有前后的一贯性，来对研究对象进行道德上的求全责备。

王：历史研究者常常把“后见之明”当做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似乎比历史行动者看得更清楚。其实在多数情况下，这样一种“后见之明”很容易转为“后见之盲”。因为“后见”而造成对历史溯源或探索历史前因产生偏颇。

革命与暴力

唐：回顾和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暴力问题是我们难以回避的尖锐问题。比如现在关于辛亥革命的重新评价也经常讨论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认为这场终结皇帝制度的革命其战争规模控制在很小的限度，所以现在很多人为辛亥革命翻案，认为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很暴力的革命。甚至有些学者以此后的革命、内战和运动造成的巨大人口伤亡为参照，来凸显辛亥革命的“温和渐进”性格，进而肯定辛亥革命，反思乃至否定后来的共产革命的正当性。你怎么看待革命和暴力之间的关系？

王：革命与暴力难舍难分，甚至可以说，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如果一场革命里面完全没有暴力的话可能就不是革命了，而只能算是“维新”“改革”。我这是就狭义的“革命”而言。因为“革命”一词还有相当泛化的运用，比如说，“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这种意义上的“革命”当然与暴力无关。

唐：但是这种革命暴力，与传统意义上的反叛和起义中弥漫的暴力文化如何区分？

王：过去的农民起义也有暴力，它也可能建立新政权，但是它还是在王朝体制内循环，没有新的结构性的转变，或者说体制性的转变。我们说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并不意味着暴力就是革命。

唐：以最终有没有创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来衡量革命的基本属性？

王：是的。如果只有暴力的手段，仅仅是过程充满暴力，而没有制度创新的诉求目标与结果，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革命。

唐：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对于早期参加革命的革命者来说，他们往往是有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想的，他们也搞暗杀活动，比如汪精卫、陈独秀等，但是那个结果完全无法预期，其实当时已经有革命者的自我意识了。阿伦特在讨论革命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产物，它赋予革命诉求以正当性。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抗争或者起义都是没有一整套的意识形态的，它往往是诉诸基本的生存问题或者顶多借助一些民间信仰资源。清末同盟会有它的政治纲领，后来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更不用说了。你在多篇文章里也讨论过革命文化问题，其实也跟现代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你觉得意识形态在区分现代的革命和传统的反叛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现代的革命往往都会有一个制度性变革的重大诉求，无论叫它意识形态还是叫它主义，这样的诉求都关系到政治与社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均贫富，一旦建立新朝又回到老朝的旧路上去，一点都没有改变，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循环。我觉得这是区别现代革命与传统革命（反叛、起义）最重要的参考标准。

革命与平等

唐：在意识形态和共产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受控制的，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是做一个意识形态的伪装；有些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还是有它的有效性，如高华教授在讲延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召唤力时就讲到意识形态的崇高性和有效性，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不同空间、不同人群之间确实有一种整合的能力。台湾学者钱永祥老师曾到华东师范大学短期授课一个月，我跟他在食堂吃饭聊天，他说第一次在大陆待这么久，接触下来最大的感触是，中国大陆是经过共产革命的（台湾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且历时长久影响广泛，而共产革命最核心的诉求之一是平等，人格、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平等，但是在中国大陆很难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和平等感，反而是身份意识和特权意识比较明显，并且构成一种日常性的压迫机制，他很好奇为什么有这种悖论出现。

王：这里首先有一个“回归”的过程，就是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后革命时代，慢慢又恢复到前革命时代的状态。当然，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平等也只是相对的、局部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一种“伪平等”。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平等社会，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平等的诉求。

唐：在毛泽东时代，平等确实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比如说工人阶级内部成员之间是平等的，或者工人、农民与干部在政治身份上也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间，我们会看到从延安时期开始到后来其实是有极为明显的不平等的“顶层设计”，如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就批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级制供应体系，这个被任弼时引入的供给制虽然提供了保障，但也以触目的方式呈现了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不平等。

王：共产革命中的群众路线，确实充满了“平等”的话语，但“党”始终居高临下。共产革命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当用真正的平均意识质疑它的时候，党组织就会认为质疑者是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因此在党组织那里，所谓的平均其实是一种相对状态或者说辩证状态，根据组织需要可以随时变动。比如中共农村政策里面，通过把一些掌握政经资源的阶层打倒来平等化社会结构，导致农村社会内部相对于1949年以前确实有平等化的趋向。但是阶级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相对于1949年以前其实更加撕裂、更加剧烈。

中国革命中的反精英主义

王：另一方面，毛泽东有个一以贯之的反精英“情结”。这种反精英“情结”在共产革命后期表现得特别强烈。比如1949年以后的“镇反”和“肃反”，将国民党时期的政治精英打倒。农村土改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将城乡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打倒。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将文化教育精英打倒。不仅如此，他对党内精英也毫不手软，从延安整风、“三反”“五反”，一直到“文革”，主要针对党内的精英。

唐：这个看法非常有意思，如此强烈反精英主义的政治人物不断推动的这些运动，为什么没有导向一个平等主义的结局，导向大家有相对平等的理念和意识？

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文革”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时除了毛泽东一人不可以反之外，什么人都可以反。似乎在毛之外，造反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状况真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革”时期很多人确有“解放”的感觉。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他们在中共控制下一种长期性压抑的总爆发。

唐：我觉得这种解放感和平等感是在相对有限的空间里面，往往是在政治生活领域里面，而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其实仍旧存在强烈的压抑感。

王：这种平等是分层面的，比如说在农村除了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外，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扁平化的结构。同样在工人层面上，虽然会有工人和干部身份的差别，总体来讲我觉得当时的工人，自我感觉还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把农民和工人比较，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凸显出来，也就是梁漱溟说的工农之间是“九天”与“九地”的区别了。

唐：这不就构成了自我冲突的状态了吗？

王：所以说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不是简单的平等，我们要分析内部的平等和不平等的复杂性。

唐：所以他的平等是阶层化的或者空间化的、群体化的，是一个差异化的平等，不是一个总体的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人权意义上的平等概念。这种平等观，放在整个反精英主义的革命过程中间，我们该如何认知反精英主义跟反智的关系？

王：过去学界讨论中共的反智，主要着眼于反知识分子。我觉得毛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仅反知识分子，应该讲它是更大范围、更广泛的反精英主义。毛所谓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正是如此。

唐：你觉得反精英主义的起源是什么呢？

王：可能跟五四时期一度流行的民粹主义、平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唐：这种反精英主义，虽说有从俄国引入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但若放在中国历史的脉络来看，可能也深具传统中国的特质。其实中国共产革命中，中国自身的传统也在被激活和被重新利用，不单单是从西方过来的一套观念和制度，比如从苏联引入的党国体制。

王：但是中国革命确实有强烈的“西化色彩”，因为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这种阶级革命的自我定位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这种立场开始时可能仅仅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这种信仰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空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讨论民初政治的法统一样，它看起来似有若无，但是实际上也会约束和自我约束，所以毛泽东时代宣扬的无产阶级意识，可以转化为穷人意识和底层立场，也会慢慢地扩展到其他层面上去，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种“崇无仇有”的浓烈氛围。有财有产、有权有势、有知有识、有能有德有地位者，均难逃避被改造与打击的命运。

中共的高明之处，是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草根化，将无产阶级转化为“穷人”，将资产阶级转化为“富人”，将社会人群简化为“有产”与“无产”、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将阶级斗争简化为穷人造富人的反。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穷富程度直接决定对革命的态度和革命性的强弱：“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这样一来，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底层社会替天行道的造反伦理和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

国共两种类型革命

唐：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谈到意识形态和平等，你觉得在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中间，它最核心的目标除了民族独立，是否也有平等和进行社会革命的诉求？

王：国共都作为革命党来看的话，国民党的革命始终停留在政治革命的层面上，而共产党的革命则是要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国民党的革命目标实际上很简单，无论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还是国民革命推翻北洋，即使是建立民国和打造共和，都是在政治革命的层次上。而共产党的革命一开始就以社会革命为诉求，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发动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声称，辛亥革命的榜样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了；中共的革命以俄国革命为楷模，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是更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共还以自己是国际政党（共产国际支部）为荣，强调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思考革命的基点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着眼于全人类。所以中共革命的兴起，意味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更上一层楼：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从国内革命走向世界革命，从种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从共和革命走向共产革命，从有限革命走向无限革命。

国内学界一般以1949年作为中共革命的下限，我个人认为，1949年建国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

唐：铸造社会主义新人，“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才是共产革命的终极目标。

王：学界比较关注毛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其实中共所进行的政治思想改造是全民性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是所有人群。只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突出和更引人注意而已。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改造力度也很大。

唐：知识分子会留下很多材料，知识分子有记录和表达的能力，所以这部分的历史记忆可能被凸显了。

王：有这方面的因素。农民、工人不如知识分子有记录和表达的能力，对农民、工人的改造可能没有留下细致的材料，甚至如大饥荒等，农民虽是主要受害群体，却很少留下第一手记录。这就导致历史记忆的失衡，以为那时候只是在改造知识分子，其实毛时代对人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改造。

“革命失败论”是如何炼成的？

唐：从孙中山开始到蒋介石一直到毛泽东，“革命失败论”为什么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众所周知，1930年代的蒋介石对执政以后的国民党痛心疾首，认为其腐化了，没有革命的战斗力，倡导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救党救国。毛泽东更是一生都充满了一个革命者的危机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大谈特谈继续革命，至死也不后悔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继续推进革命的政治运动。这三个革命领袖的革命失败论背后有没有内在的一致性？

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的政体方面却都未能令人满意。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算是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唐：换言之，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而是追求无限的政治目标？

王：这就涉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定位问题，革命究竟是有限的革命，还是无限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和无限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就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提升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革命从此便没有替代物，也因此永无止境。

唐：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乌托邦主义是有召唤力的，比如从早期的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文章、日记、书信甚至文艺作品，很明显可以看到革命者的卡里斯玛型人格魅力，这种革命者自身的道德魅力，在最初的革命动员和革命宣传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当革命实践进入真刀实枪甚至腥风血雨的阶段后，一些革命者因为对革命暴力的反思或许想刹车了，但是革命已经形成自身强大的逻辑和惯性了，要革命机器停止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王：从1920年代开始，革命就有被“神化”的趋向，至“文化大革命”达至鼎盛。而之后这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消解这样一种被“神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去魅化，回归到一种常规政治文化中。

唐：但是这种对革命者和革命文化的去魅也引来另外一种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妖魔化的现象。

王：很多人因为对1949年以后的不断革命留下极为深刻的负面记忆，以至于形成一种“革命恐惧症”，进而将一切革命虚无化，甚至妖魔化。这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应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有阶段性，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1949年的革命，最了不起的功绩是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承认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切切实实地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心声。

有限革命与无限革命

唐：这句话其实呼应的是那个时代总体的情绪，民众的呼声融汇在其中，这就引出一个问题，1949年中国实现了统一和主权的独立，似乎完成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但是从中共的理论或者革命意识形态来说，中共追求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具有社会主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色彩，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胸怀，它有关心全人类命运的色彩，那么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中共革命中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王：这是共产革命的一大特点。根据列宁的世界革命观念，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革命目标是要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辛亥革命论实质是一场内部的种族革命，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到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内外兼顾，对内反军阀，对外反帝。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统治，是一场国内的革命，但其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这也是斯大林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毛这一代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在青年时代就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五四时期最时髦的口号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世界主义走向世界革命，实现世界大同。这是五四时代革命思潮的一个重大演进。

唐：今天回头来看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其实也把五四一代（包括老师和学生辈）的精神世界窄化了，五四不仅仅是场爱国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培养的这代人星光灿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独特的一代知识人，他们中间其实很多人都有世界主义情怀和人类意识。

王：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潮流弥漫在知识界里面，这种世界主义是他们接受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如果回到五四前后的历史情境，会发现那些新式知识人甚至连爱国都不大提及，认为国家不是好东西，是一个需要破除的偶像。

唐：这是不是也是革命永远不会有彻底成功感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世界革命的愿景在里面，而这个愿景显然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王：对，革命的目标树立得很遥远，也很博大。

唐：所以说，这场革命在时间上不是有限革命，在空间也不是在追求有限的目标。

王：政治革命的目标非常清晰，推翻旧政权就行了，但是社会革命的目标是个无底洞。社会革命“革”到什么程度是终点？改造人“改”到什么程度是止境？所以一旦从政治革命发展到社会革命，革命就可能变成一场无止境的革命。

唐：社会革命本身究竟是解放还是一种新压迫机制的形成，也很难说。如1950年代政府颁行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当时也鼓吹是在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一场革命，所谓家庭的革命，婚姻要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才是合法而正当的，但是现在很多档案和其他史料披露出来，会发现实际与宣传往往并不吻合，当时很多干部尤其是南下的军队干部，就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描述的那样，是要借法律之名来解决自己离婚再娶的问题，所以说社会革命背后隐含的又是一部分特权阶层没法公开化表达的需求，但是会用一种法律化的革命名义。

王：崇高的东西一旦落到实处难免产生很多问题，越崇高落到实处问题越大。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任何神圣和崇高的东西都不能落到世俗的层面上。

唐：相对来说，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领导的革命世俗的色彩更浓厚一点，因此更加接地气一点？

王：今天来看，国民党的有限革命似乎更实际一点。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共的革命也许止于1949年更好，止于1957年也还行，因为当时对社会进行适度的改造也是需要的，当时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也不能说社会革命完全是错误的。问题是，社会革命一旦启动就很难控制，革命本身有巨大的惯性。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唐：回头来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无论是最初的辛亥革命，还是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革命，其实革命的主导力量还是知识分子阶层。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分子又归属于资产阶级阵营，必然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对象，至少是不可信任的阶层。二十世纪中国的共产革命，就变成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人发动和领导的最终指向自身的革命，让后人读史别有一种悲剧感。

王：其实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从清末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极端，由急迫、急切，进而急进、激烈。国共两党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导的，但两党最终都疏离甚至打压知识分子。武人出身的蒋介石接掌国民党最高权力以后，虽也任用过一批文人，但总体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权力结构上形成“武主文从”的局面。武人重实力，轻理想，倾向于保守现状；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时喜欢幻想和空想；文人气质浪漫，富有激情，但好冲动，爱折腾，难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擅长天翻地覆“闹”革命，而不擅长脚踏实地搞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与毛泽东的文人气质有相当的关系。

唐：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相对来说是比较主张清明而理性的，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个人，极端派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遵循的还是比较持中的处事方式。但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将这个传统毁坏得支离破碎，传统社会的“温良恭俭让”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阶级斗争思维成为笼罩一切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原则。革命年代的这种遗产多少仍存留于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晚清开始初露端倪的革命文化，到了民国尤其是共和国前三十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一种既崇拜权力又恐惧权力的极端文化。

王：这些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政治环境里，尤其是后来全面泛滥的阶级革命文化，确实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心理，也改变了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其中阶级性对人性的冲击可能是最大的。尽管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满的种族革命，种族革命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没有达到阶级革命那样剧烈的程度。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分化为手段，都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现实主义革命策略。有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而中共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停止阶级斗争，反而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了近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种族分化迅速结束，而中共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与两场革命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辛亥革命中，“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随时调整，而意识形态信仰则难以随时改变。

唐：所以不能低估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影响。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除了革命成功所赋予的强有力的解释效力外，是不是也跟1950年代以后，普通人的知识、思想和信息的来源高度单一化有关？

王：掌握政权后的中共把其他声音全都灭掉了，只有一种声音。这样强大而单一的声音，对人的改造力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我们可以联系现实来照看历史，比如今天传销组织的“洗脑”能力据说极为惊人。原来我也怀疑思想改造的有效性，认为“洗脑”是难乎其难的事情，因为要改造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应该是所有改造里面最难的改造。但是考察传销组织的行为以后，觉得“洗脑”好像也不是那么难。

唐：这是不是也跟晚清以来，尤其共产革命运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人的意义来源更加单一化有关？因为人所依靠的团体也变得更单一化了，传统的社会自组织都被消解掉了。杨奎松教授有一个看法，认为其实中国真正意义上全盘西化是从1950年代以后开始的，也即从全面地学习苏联的社会管理体制等开始的。我记得你曾经考察过民国时期的私塾和新式小学的比例，认为其实在整个民国时期，传统教育仍有很强韧的存在，余英时先生在自传性散文《我走过的路》也回忆过抗战时期他在安徽潜山度过的少年时代，充满着传统中国的情调与生活方式。

王：如果从对底层社会的真正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底层社会的变化来看的话，我同意杨奎松的看法。对于政治史研究者而言，近百年中国政治变化太剧烈了。而对于社会史学者来说，他们更关注沉淀在历史深层结构里面的“不变”。在他们眼中，从明清到民国，底层社会基本上没有变。真正的变化确实是1949年以后。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性和群众性

唐：就中共主导的中国革命来说，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一直是双峰并峙的存在，比如说毛泽东本人，显然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浪漫主义者，但同时他又特别擅长运用经验来化解危机。中共早期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政党，也主要在吸取青年知识分子，而这些青年人更多的带有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国民党清党以后，两党合作破裂，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成为一个秘密政党，特别依靠一些经验、权术的生存性智慧来应对内外危机，所以这两种精神气质之间其实也构成了某种持久的冲突；这又跟刚才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解放感有关系，因为长期处于秘密政党结构中间，党员甚至党领导下的群众就会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一旦上面赋予某种机会就可能会有反叛。我前段时间读《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他在1957年做的一份长篇检讨里谈到理性是有阶级性的，以前我们只知道中共认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没想到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中间，理性也是有阶级性的，可见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扩散过程，渗透到每一个革命者的内心世界。

王：阶级和群众，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共革命的两个关键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探讨。阶级观念一旦建构起来，而且一旦被接受和认同，其无穷的威力和巨大能量是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对于“斗争性动员”的意义，中共早有认识。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典型的斗争性动员。湖南农民运动中，由于将少数地主阶级打入“另册”，不准其加入农会，使他们感到“孤立”和低人一等，“摈在农会的门外，好象无家可归的样子”。富农和小地主开始观望，后来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乞求加入农会。而那些加入农会者自然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政治优越感。对中共而言，对农民册封这种政治优越身份，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中共正是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急速而有效地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这是1920年代农民运动有别于1930—1940年代农民运动的一大特点。1930—1940年代的农民运动，或以土地革命，或以减租减息为策略，以经济利益驱动政治动员。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则基本上是一场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农民运动。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动员模式，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如将一部分人确定为牛鬼蛇神或“反革命”，其他人则免费获得了一种革命的、高人一等的政治身份。为了调动人民的政治激情，在继续革命的旗帜下，每个人必须经常在运动中寻找革命的政治身份。每次群众运动，中共都要首先确定斗争对象，使群众分化，争取多数，打击和孤立少数。一旦一方的声势压倒另一方，就迫使中立者必须站队，而不得犹疑徘徊于两者之间。而且斗争和冲突一旦起来，就会迅速建构起仇恨，双方剑拔弩张，便无妥协回旋的余地。斗争越激烈，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众的斗争激情也越高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1940年代开始一直成为中共群众运动的圣经。“文革”时期红卫兵们更将其当作革命的圣经，甚至从中学习革命的操作“技巧”。

唐：这里面是不是会出现冯筱才教授经常谈到的表演性政治文化。这个表演自然不完全是贬义，是一种中性的描述。土改、诉苦、基层反右等运动中有组织的政治暴力确实具有戏剧性。

王：这个恐怕不完全是表演性，我认为还是群众运动的特质。群众运动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从犹疑、尝试，到兴奋、亢奋的演进过程。最初的发动，总是比较艰难，而一旦启动，并形成一定规模后，就会产生群体感染效应，如同滚雪球般迅速扩大。到了兴奋阶段，群众激情高涨，群众参与规模日趋膨胀，但尚处于理性和可控阶段。一旦进入亢奋狂热阶段，群众越来越非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原来可控性的“运动”群众，就会转变为失控性的群众“运动”。一旦进入“自主性运动”阶段，群众不再听命于组织者，运动也势必偏离组织者最初设计的轨道。中共的群众运动，虽然手段、策略、技巧日趋娴熟，却始终难以摆脱这样一个“怪圈”：群众运动初期，必须“放手”发动，才能运动起来，一旦运动起来，就难免失控，以至每次群众运动都必“过火”，也总是在“过火”之后，才能着手收束。

革命遗产

唐：回到反思革命遗产的问题上来，近些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文革”的忏悔者和公开道歉信，可以说是逐渐将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拉入公共舆论空间，而一些记录革命年代的回忆录如《寻找家园》、《一滴泪》、《暴风雨的记忆》、《七十年代》等的出版，也引发了年青一代对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的兴趣。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写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更是研究革命年代的最新成果，钱先生指出，现在表面上看似乎每个人都在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现象，但是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我们究竟如何从革命的阴影里走出来？

王：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人说我们又回到革命之前了，我们真是完全回到过去了吗？革命在中国真的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吗？！显然不是。毛泽东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绝对是有重大影响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潜移默化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包括个性、情感、价值观念、行动方式等，都或多或少有些毛时代留下的痕迹。即使今天反毛、批毛的人，其思维、行为甚至话语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可见毛时代的踪影。今天无论左派右派，那种你死我活绝不宽容的斗争文化，即有明显的毛时代印迹。

唐：这种你死我活不宽容的方式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比如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尖锐的官民冲突，往往欠缺妥协、博弈、谈判的文化，而且这种所谓“分清敌我”的斗争文化在知识界的争论中间也表现得很明显。

王：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成为首要问题，首先是划分敌我，然后就互掐，构陷对方，抹黑对方，急欲除之而后快，这种斗争文化遗产至今犹存。

唐：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曾经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革命文化精髓的最佳阐释之一，因阶级革命而导致的“暴烈行动”笼罩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今天中国真的已经与那个革命年代告别了吗？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在后革命时代，还是在革命的延长期。比如说中国当下的政治话语中有很多革命话语以强势的方式回归，民间的很多抗议也是用毛时代的政治符号在自我正当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知识界也在讨论民初的宪政与法统的问题，讨论如何形成宪政框架下的价值共识，或者说至少确立一种通过法律和程序（规则）等来处理有争议的社会政治问题的习惯，这些现代文明规则靠毛时代那种极端方式是很难形成的，毛时代的这种斗争遗产甚至是形成这种现代文明的障碍，而对于毛时代这种斗争文化的反思，却又在公共生活里遭受一定程度的压制。今天回首毛时代的政治与生活，脑海中似乎只剩下“打来斗去”的暴力意象，有时候似乎有解放感，比如今天我把你推翻了，我就有解放感，但是这就像阿Q参加革命一样，以前是被假洋鬼子、赵老太爷压迫，但是今天可以把未庄精英家的床搬到他的庙里面去，他也可以欺负一下吴妈了，这种社会更替折射的还是主奴关系，也就是鲁迅所言，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这中间并没有现代的自由、自主、尊严和平等意识。我想说的就是，毛时代的革命文化或者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可不可以拓展或者延伸出一些价值，帮助我们形成价值共识或是形成社会的公共信仰？

王：我觉得毛时代的革命有些有形的东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多无形的东西实际上还在我们身上存在。这样的东西也许再过五十年才会慢慢减退，因此我们今天才有必要讨论中国社会如何转型的问题。

唐：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就涉及转型正义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该如何面对革命年代留下的阴暗记忆，那部分“内在的黑暗”经验我们该如何处理？以前主流政治话语总说要“团结一致向前看”，意味着要忘记过去面向未来，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将这部分被刻意淡化甚至遮蔽的历史展现出来，比如说关于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文革”的历史与记忆，然后才能讨论国家赔偿、道歉以及和解的问题。

王：我们对过去的革命缺乏足够的反思，我觉得还是要有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文革”的反思，现在基本上把这一段历史回避掉了。如果把“文革”回避掉了，实际上问题并没解决，我们要彻底反思以后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个制度转型对当前中国的朝野确是一个巨大挑战。

唐：倒不是说我们现在要确定到底往哪个方向转型的问题，而是要走向常态化的政治，有些人说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有些人说真相出来更加不可能和解，因为创痛的记忆会更加撕裂社会，当下中国本来就有尖锐的利益冲突，若把历史的变量引入，则会更加加剧这种冲突。现在讲“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认，这样的说法，不仅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模糊化了，而且也将前后三十年内部复杂的差异性给抹掉了。

王：应该说是三个三十年，因为1949年前中共的革命也将近三十年。相对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共革命太过漫长。这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都是暴动型革命，流血很少，成本很小。应该说这种暴动型革命才是革命的常态。而后来中共创造的根据地型革命反而是一种独特的革命形式。从世界革命史上看，中共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

革命的前奏

——周濂对话杨奎松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和它自身内在的各种条件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偶然条件，与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的固有因素相结合，其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往往就很难改变了。

第一次见杨奎松，是在《忍不住的“关怀”》的新书论坛上，那次我有幸担任主持。

那是他的场子，可是作为主角的杨奎松倒像是个旁观者，无论在候场的贵宾室还是结束后的晚宴上，他都神色淡然地坐在那里，偶尔与人寒暄，绝少主动挑起话题。

有意思的是，杨奎松并不给人“冷”的感觉，而朋友们似乎也早就习惯了他的置身事外，饭桌上大伙儿互相调侃逗趣解闷儿，留他一个人待在最舒服的状态里。

论坛设在清华大学主楼的报告厅，这并不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却阴差阳错地和历史打了个照面。四十六年前，正是在这幢雄伟的近于张牙舞爪的苏式建筑前，穿着旗袍、戴着乒乓球项链的王光美被押上了批斗台。作为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当然不会错过这个绝佳的引子。只有在谈论专业问题时，你才会发现杨奎松并非寡言少语之人。主办方限定每位嘉宾发言15分钟，杨奎松从王光美、蒯大富谈到“文化大革命”、四五运动以及因为卷入四五运动而入狱的个人经历和感悟，侃侃而谈将近四十分钟。演讲结束后，他向身边频频看表的我询问道：“超了多少时间？”如果没记错，这是他主动和我说的唯一一句话。

除此之外，我对他在演讲中的这句话记忆犹新：“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这里的“他们”指的当然是书里的三位主人公：张东荪，潘光旦和王芸生。1949年鼎革之变时，张东荪63岁，潘光旦51岁，王芸生最年轻，但也有48岁了，在此之前的漫长人生里，他们不仅锻造成形了相当稳固成熟的世界观，而且各自有过批评甚至否定共产党的言论，但是最终，他们选择留在大陆，并在日后的各次运动中不断地调整姿态，改造观念，甚至程度不一地弯曲脊梁。

“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这个设问把每一个置身事外的人都抛进历史的深处，被迫身临其境，面对政治的诡谲和历史的多义。我相信这是杨奎松在多年研究党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困惑，它不断地指向研究者自身，让他心怀谦卑，谨下判词。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总是觉得这话没有说完，没错，我们是要尽其可能地理解他们，可是，理解他们的挣扎和困窘，不是为了开脱他们的软弱以及我们的无力，而是为了储存勇气、心力和理性，反复在内心操练未来可能出现的遭遇战，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新悲剧的解决者而不是新悲剧的一部分。

坦白说，读完《忍不住的“关怀”》，有不解渴的感觉。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这些书生的个人沉浮史虽然能为我们在乱世中如何自处提供启示，但对于理解风云激荡的中共革命史显然还是太轻太浅了。

第二次见杨奎松，我们聊了足足两个多小时。采访很成功，回来的路上，我迫不及待地在微信朋友圈里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今天上午刚采完杨奎松，主题涉及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父论’，党史研究的自我审查，宪政与民主为何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革命是否是未来的选项，中共革命到底成功与否，预感整理出来会是一大盘生猛海鲜。”遗憾的是，对于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这盘海鲜的生猛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承受极限，所以端出厨房时，有一些佐料被迫撤下了。

采访中我曾经问杨奎松：“您能估计一下您已经写出来和您想写但写不出来的比重吗？”

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好说。”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情怀

周濂（以下简称“周”）：从您最新的这本书《忍不住的“关怀”》谈起吧，您怎么看知识分子在中共革命胜利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

杨奎松（以下简称“杨”）：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对“知识分子”如何定义。我的基本看法是，在落后国家，所谓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关心国家、民族、社会、人民命运的多多少少读了一些书的人。自科举停止一直到1949年，许多中国读书人都怀着一种抱负、一种追求，或多或少地关注着甚至是直接投身到政治当中来了，这些以救国救民为抱负、为追求的读书人或知识人，我们笼统地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共产党，恐怕首先就应该注意到，它其实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主导的党。

周：您判断共产党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党？

杨：对，它其实也是知识分子或说得准确点是知识分子主导的党。只不过，和国民党比起来，我们或者可以说它是小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主导的党。因为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尤其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在社会阶层代表性上就比共产党要高出一截，它用各种办法吸收了留洋的学生、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社会上的知识名流到政府和党中间去。比起国民党，共产党领导层中干部受教育程度肯定要低一些。因此，如果我们就社会阶层来说，共产党当年其实是由小知识分子发起并主导的政党组织。当然，它的普通成员，当年大多数是农民，或者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以农民为主的劳动者。但是这并不影响党的领导核心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它的行动方式、宣传方式、思维方式，跟现代知识分子主导的政党在很多方面都基本相同。

周：所以您说共产党是知识分子的党主要是指党内的高层是知识分子。

杨：主要当然在高层，在决策核心，但各级领导干部，1949年以前县以上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不少就是学生参加革命的。他们的理想诉求及其表达或追求的形式内容，跟国内很多同样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同，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在教育程度上有多少差异，而是因为他们当初学习并且相信了俄国革命那套办法，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俄国革命和指导俄国革命的列宁主义本身比较激进，正是这一激进造成了他们跟其他中间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特别是和国民党知识分子隔阂对立起来了。中共虽然两度失败，但抗战开始前政策策略终于调整过来，比较适合于中国自身的实际了，以后一直坚持了十几年没有大变。国民党却由盛而衰，政治上百孔千疮。失望的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战后大都同情共产党，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联合政府主张也极大地吸引了他们。他们自然也就把救国救亡的希望放在了处在迅速上升势头的共产党身上了。

周：其实在1947年前后，像张东荪、储安平、傅斯年这些知识分子，都对共产党的本质以及共产党执政之后可能发生的局面有清晰的判断，但是在这些偏英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中，除了胡适、傅斯年等一批人，很多人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既然他们已经看得这么清楚，您觉得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

杨：对国民党太失望了。而且，如果说那些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初怕共产党的话，也只是怕专政，但战后共产党一直主张和坚持的是联合政府，是统一战线，多数知识分子的顾虑自然也打消了许多。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考虑。国民党解决不了中国统一和强盛的问题，共产党看来有办法。何况苏联从落后一跃而起，就是鲜活的事例。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至于通过怎样的方法来达到为好，在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不过是个方法问题。当国家面临危难或重大转折关头时，中国知识分子通常是不大在乎方法问题的。

自晚清以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在救国方法的选择上就一直在那里摆来摆去。而且这个摇摆总的趋向是向专制和革命去的，不是向自由和改良去的。或者说在专制和自由之间，他们往往更多地会倾向于专制。只不过他们多数时候会换一个名词，比如叫“开明专制”，叫“新式专制”等等。这当然不是他们本能地喜欢专制、暴力，而是因为国难，因为分裂，因为恨铁不成钢，因为看不到希望，因为发现那个年代世界上凡行了革命专制的国，往往能够迅速凝聚人心民力，由弱变强。知识分子没有不向往自由的，问题是中国儒学的传统观念和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都要求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要求他们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先国家后个人。因此，本质上、本能上他们都希望得到“自由”，但是理智上他们却更相信那个时代支配着多数落后国家知识人的轴心价值观。

周：您说的轴心价值观是？

杨：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就是小我要服从大我，个人要服从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高于所有人的利益；为国家付出是国民的义务和责任。这样一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包括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内的许多人常常轻易转向。像1920年代中期《孤军》杂志一批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1930年代《独立评论》杂志一派留欧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原本都是主张反专制、反人治、要自由、要法治的，面对国家危难，自觉无路可走时，很多都转到主张革命、赞同专制的方向去了。在他们看来，只要政府能够强有力起来，国家可以统一，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否则，现在要自由、搞民主，以国人目前的程度，国怕是都会亡掉了。

周：只要目标是正当的，手段无所谓？

杨：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像毛泽东早年说过的，改良的方法即使能成功也要一百年，那意味着穷人至少要受一百年的苦。革命的方法也会受苦，但哪个方法能尽快减轻和解除穷人的痛苦呢？当然是革命的方法。当年大多数人不会像今天的大多数人那样在乎手段问题，害怕破坏，他们认为目标对了，国家保住了，手段问题最终会转向一个合理的方向，不会影响大局；相反，分裂问题总不解决，国家亡了，要自由还有什么用？即使是胡适，1926年去了几天苏联，就跟徐志摩围绕着苏联强国道路的手段可不可以忍受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他也认为，如果用专政的方法真能把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忍受一下未必不该考虑。同样的情况，胡适1949年跟国民党一起退出大陆，因为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他也同样不能不提倡“容忍”和妥协，因而无论在《自由中国》杂志问题上，还是在雷震案问题上，他都始终无法大胆地站出来向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抗争。1962年他临终时的讲话，也还是努力想要替国民党政府做一些辩护。如果像胡适那样一个很坚定的一生主张自由主义的人，面对国家利益一样还会相信国民应该忍一时之痛来追求强国的话，其他自由主义立场不那么坚定的知识分子会如何想、如何做，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周：我们今天回头看他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幼稚，似乎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自由主义立场不够彻底。但问题是毛泽东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已经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今天细读其中的观点，颇有图穷匕见的感觉。虽然之前给过新民主主义的糖果，但既然已经抛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我觉得知识分子似乎还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判断。

杨：这是后来人事后的眼光和感受了。你要是读过当年一些知名人士的日记和对毛文的回应文章，就会了解，那个时候他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和今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人民”这个概念涵盖了一切希望在里面。那个时候毛讲的“人民”是包括四个阶级的，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不管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及其社会名流当时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总之他们一加入联合政府，就理所当然地属于毛所说的这个“人民”之列了。所以，这个“人民”其实也就是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在他们看来就是联合政府专政，也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大家共同对另外一些反对这个新政权的人的专政。

“毕其功于一役”的赶超心态

周：刚才我们涉及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共产革命的最终胜利其实是呼应了1840年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陈永发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请问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杨：首先，我相信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社会主题，是所有已经有了民族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共产党是如此，国民党是如此，中间分子也是如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也无法回避，人人都想抓住这面旗帜。换言之，当年大家都是追求所谓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因而也都是渴望国家统一的。区别只在于方法哪种更快、更好、更彻底。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从一开始都认为改良的方法是最好的，革命会带来很多破坏和流血，可能适得其反。但是，“革命”这个字眼儿在中国不管怎么说也是比较正面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它的正当性大家是认同的。故当改良迟迟得不到效果，强权压迫越来越难于忍受时，从亢奋的留学生到急性的改良主义精英，很多人不会不想到革命这种选择。何况，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发生时，就有其正当性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当年通行的还是单一民族主义，故少数民族统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多数汉人都认为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了。因此，孙中山举起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革命的旗帜，在国人中可谓是一呼百应，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各地政权一朝颠覆，也足见其势不可挡。

周：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杨：对，当时汉族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大都认定，清王朝是外来侵略者和压迫者，所以那个时候民族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但超出民族革命的范围，就有争议了。孙中山当年就主张要搞三个革命，即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主张要毕其功于一役，这就不能不引起歧义了。

梁启超最初一度也赞同革命，但他很快就意识到革命的破坏性不得了。他原本也只是主张政治制度层面的革命，他对要不要排除满人都有疑虑，孙中山再把所谓民生革命，亦即社会革命加进来，他自然接受不了。梁启超等人早就读到过许多关于法国革命之类的西方资料，他很清楚，把分配平等的问题当成革命的一种目标提出来，必定会引发法国式的穷人革命，中国无知无识的底层民众人数远远超过法国，如此革命，一定会再闹出一个太平天国之祸，“肇攘夺变乱之患”。因此，他很快转向反对革命的立场上去了，尤其认为社会革命绝不能碰。

二十世纪刚开始没几年，即从1903年初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这段时间，不到十年间，海外华人中革命与改良两派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很激烈了。在如何汲取西方经验教训，避免社会大动荡、大破坏，使中国能一级一级顺序进化的问题上，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他总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不少时候根本就是在做螳臂挡车的不自量的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他始终不肯妥协。直到五四期间，他的理智和判断都是比较清醒的。问题是他的主张几乎没有任何市场。

周：主要是没有政治力量。

杨：其实梁启超开始提倡“新民说”的时候，包括他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时候，在思想上的影响力曾经是巨大的。但是，中国人本性上更趋新、更急功近利。孙中山提出彻底革命的主张后，他那种改良的、渐进的思想主张，很快就被冲得稀里哗啦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一方面原因是中国当时太落后，人们对现状太不满意，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国人很自大，认为自己过去很先进，不能忍受跟在洋人的后面，想要一步跃上几个台阶。中国人所以会这样想问题，和两千年来在小农个体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这种传统观念缺少理性、科学、技术的思维习惯和视角，人们往往不会把事情往复杂方面和技术方面去考虑，而是单向线性思维，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简单、很容易，相信“知难行易”，热衷“赶超”。孙中山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就是最典型的单向线性思维的观念，但也最受喜欢简单的国人的欢迎。国为人人都希望一步就超越欧美资本主义，跳跃到一个更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去。梁启超等人把事情看得太复杂，主张要按部就班，自然就没有人喜欢了。

孙中山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早年赶超式思维的典型代表。1905年他在准备正式成立同盟会之前，专门去了一趟欧洲，到当时设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跟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说，我们要成立一个革命党，我们这个革命党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在中国革命很容易成功，革命一成功，中国就会变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欧洲到时候会落在中国之后。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贫富悬殊，没有演成全面阶级战争，很容易实现社会主义，而欧洲国家要解决阶级斗争问题就旷日持久，不那么容易了。如果你回想一下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泽东那种不把美苏放在眼里的神态，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在欧洲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信心满满的样子，何其相似。

周：人家觉得你疯了吧。

杨：欧洲人至少表面上是非常绅士的，很尊重他，并且把他的这些说法登在了公开的机关报上。问题不在于欧洲人怎么看，而是我们发现很多革命者都具有这种强烈的赶超心态，直到今天，只要中国哪个方面稍微取得一点进展，大家就会亢奋得不得了，相信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了，应该也完全应该超越西方，另走一条自己的，甚至是可以让别人仿效的最先进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会说，这样一种心态，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的国民性和文化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偶然的，并不是孙中山、毛泽东个人的问题。

从这个历史我们来看辛亥革命，就会发现辛亥革命成功后，国人并不真就满足于汉人当政和实现共和，孙中山从临时大总统位置上下来，将近一年时间全力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到处宣传和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上一下子涌现出上百个政党，也出现了规模影响都较大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如中国社会党、社会党、中华工党等等，这些组织追求的目标严格说来跟当时中国现实差距非常远，但党一成立，白手起家，一下子就能集聚起几万甚至几十万党员来。这还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国人绝大多数还不明白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等到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前后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激进青年仿效俄国在中国创立共产党，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多，死了那么多人，更进一步地集中暴露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弊病与危害，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每一个想要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不能不思考中国选择哪一条前进道路的问题。此前在中国人中流传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主要还是和平改良式的，在西方也没有一种成功过。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一个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自然非常醒目，也会在中国人当中引起极大的好奇心。

前面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多半都不喜欢流血和暴力，俄国革命并没有一下子就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哪怕是一些特别激进的知识分子，最初也都沉默不语，甚至公开批评。因为此前欧洲各国革命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不是昙花一现。至少在1917、1918年，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很快便发动了一个所谓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行动反对俄国革命政权，世人一时也还不大能够看出眉目来。但是，从1918年下半年特别是进入1919年以后，国人对俄国新政府就开始刮目相看了。第一是新政府竟然极具生命力，从最初只占据两个中心城市，到1919年已经控制了俄国欧洲部分的主要领土，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行动都阻止不了它的成功，新政权已经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着俄国的亚洲部分推进了。第二是它的国内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平等性质，贵族、资本家、地主这些旧式统治阶级统统失去了统治地位，工人、士兵、农民成为了国家主人；它的外交政策也展现了极强的民族平等特色，1919年夏天它在列强国家中第一个公开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承诺愿意把在中国占据的租界及特权交还给中国人民，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触动太大了。到1920年它再度重申类似主张的时候，几乎赢得了中国各界知识分子的齐声赞誉。

周：摧枯拉朽。

杨：对。俄国是一个在中国人看来跟中国差不太多的农业国家，靠过去被人看不起的下层劳动阶级的力量，不仅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把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统一起来，而且还能一举挫败各国列强的武装干涉和封锁，这对追求着同样目标的中国知识分子太有吸引力了。所有的人，无论对俄国革命的暴力方法，对俄国革命的专政手段接受不接受，大家都不得不佩服俄国人的魄力和能力。以毛泽东为例，他在1919年夏天创办《湘江评论》，在发刊词中，包括在写著名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时，他都是坚定地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流血和专制的。但是当他经过一年多改良实践，同时读到许多朋友介绍的俄国革命经验后，也就是到了1920年底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变了。他明确表示认同革命的方法了，理由是：“俄国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不是暴力、流血不恐怖，这实在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认识转变的过程，几乎发生在当年每一个加入共产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身上，只是有的转变早几个月，有的转变晚几个月，有的转变了，受周围人影响，又觉得不妥，加入后又退出了。看一下中共组织创立诞生的过程，从1920年酝酿，到1921年正式开“一大”，到1922年召开“二大”，其人员变动极大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这一情况了。

革命、进步及其社会条件

周：您刚刚谈到革命和改良，历史就是一个轮回，1980年代大家开始反思革命，引进了哈耶克为代表的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到了1990年代李泽厚进一步提出了《告别革命》，但是到了最近几年，革命的声音好像重新开始回流，知识分子内部也有很多人会说我们要为革命正名，革命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会出现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歧、对抗、乃至决裂。您怎么看我们今天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圈内部对革命正名的现象？之前对革命的反思是不是矫枉过正？

杨：我觉得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是基于“文革”的教训和对继续革命思维的反思。当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日渐资本主义化，社会分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许多人又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了。用汉娜·阿伦特的说法，现代一切革命，根本上其实就是社会革命，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化、社会问题刺激社会矛盾逐渐激化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了解，过去中国会发生共产革命，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重走资本主义的路，经济发展起来了，诱发革命的很多问题也重新出现了。

周：革命的因素和条件好像又开始具备了？

杨：最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拿当今种种贪污腐败、官民对立、打压民意等现象来和国民党陷入统治危机的那些年做对比，不少人甚至认为今天的情况较国民党当年还要严重得多。国民党当年的失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它太腐败了，太失民心了，如果今天和过去那么相像的话，哪怕只是部分相像，革命的声音和对革命的担心当然就会回来了。问题可能还不在于革命的声音，而在于我们大家今天讲的到底是怎样一种革命。可以肯定，今天人们谈论“革命”这一概念或这一可能的时候，并不是在谈同一种革命，对要不要革命以及要哪一种革命，更是有很不同的认识的。

周：我们今天讨论革命其实有很多层面，有的可能是向回看，讨论的是共产革命到底正当不正当，或者说“文化大革命”到底合理不合理；也有的是向前看，就是说我们未来也许除了改良还有别的路。

杨：没错，因为现实的确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新的历史选择任何可能都存在，熟悉历史的话，我们会了解，无论我们怎么想，历史常常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尤其是我们这种落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像欧美国家渐进发展，会有太多榜样，有太多选择摆在那里，争论是必然的，冲突也是必然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发现，我们不是在有意识有计划地选择历史，终归还是会被历史的惰性推着走。可以说，社会发展落后的烙印不仅仅刻在我们的额头上，而且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骨髓和血液中，以至于我们几乎从没有真正因为走在后面就变得聪明起来了。当年的孙中山、毛泽东，他们革命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大国成功革命的先例，他们做得对还是不对，几乎没有榜样可以学习。因此，他们会走这样或那样的弯路，或者不难理解。但当许多非欧美国家已经走出了各自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有了更多学习参考的榜样后，我们竟然还是会按照早期资本主义最不经济、最具破坏性的道路去走，这真是很难理解，却又是可悲的现实。记得1970年代、1980年代读《参考消息》，早就读到过欧美日本和后来东亚、东南亚小国因大规模工业发展导致环境严重污染，人类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癌症病人猛增，包括城市交通严重堵塞之类的报道。理论上，我们八九十年代开始求发展，应该很清楚不能重蹈这些覆辙，应该未雨绸缪了吧。然而，三十年的发展道路，我们几乎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各国破坏性发展的老路，从一个经济发展大国，变成了一个环境污染大国，从食物，到饮水，到空气，许多地方已不适合人居住了。你能说这背后没有历史的惰性在起作用吗？

因此，我不会去想能不能告别革命的问题，也不会去想革命会不会发生的问题。我只知道我们一直在走历史的老路，甚至于一百年来一直在发展问题上兜圈子，因而许多问题其实是重复出现的。今天讲革命的危险，无论是哪种革命，也无所谓正当不正当，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为什么会重复发生，我们应该了解原因在哪里。今天很多人相信革命不必要，甚至说革命多半都是“制造”的。但我看，革命能够被“制造”出来，也还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原因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一直想在欧美制造革命，为什么就不成功呢？许多落后国家没有共产党制造革命，革命还是会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那又是为什么呢？今天大家批判庸俗化的历史决定论是有理由的，但因此把一切历史都看成是偶然，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在我看来，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和它们自身内在的各种条件密切相关的。有些条件是带偶然性的，有些条件是带必然性的，许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偶然条件，与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的固有因素相结合，其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往往就很难改变了。一个国家会不会发生革命，会发生怎样的革命，其实也是如此，无所谓该不该革命的问题。

周：为什么？

杨：从历史看问题，无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等，没有哪一场革命在当时和后来没有引起过激烈争论的。知识分子也好，社会上的保守派、自由派也好，包括革命派内部之间，几乎都有不同评价或看法。谁能说革命是唯一的选择呢？除了革命党人自己基于宣传的需要以外，大概所有人都会承认革命未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主选择的结果。问题在于革命的种种条件已经具备了，哪怕你当时还看不大出来，革命的种子已经种下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解决，革命就很难避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他告诉后人，其实像法国大革命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政府预先认识到问题并采取了比较合适的政策来消除革命的某些社会条件的话。问题是，这只是托克维尔或我们后来者事后诸葛亮罢了。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理应汲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建设经验教训的问题一样，当我们回顾各个国家革命发生的历史时，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有哪一个政府在它促成的革命条件积聚起来之后，会由它自己自觉地调整政策，免于革命的。

周：您在书中说过一句话：“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主动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不可能真正来临，只有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倒逼改革，或者是毛泽东所说的非到“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之后的革命？

杨：这是毛泽东当年在讲自己放弃改良办法而选择革命道路时提到的一个重要理由，但这也是支撑他一生认定非革命不能解决问题的重要逻辑。毛在这一点上是相当唯物的，他认定既得利益的当权者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地位的，屁股决定脑袋，所谓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倒逼”也不行。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最典型如光绪、慈禧死后那两年多时间，社会已是干柴遍地，清王朝已经朝不保夕，新政已经不可逆转，刚刚上台并无基础的摄政王应该被倒逼得无路可走了吧，结果怎样，他还不是像法国大革命被送上断头台的那个国王路易十六一样，明明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了，他还是要倒行逆施，最后等于自己挖坑把他一心想要拯救的清王朝给埋葬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需要了解，历史总是渐进的，一个王朝突然间崩塌了，并不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就能够旧貌换新颜了。法国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和第三等级揭起了人权、自由、平等这一代表着资本主义新时代的革命大旗，但不过几年时间，革命的主力——法国的贫民，就把建立在人权、自由、平等原则上的共和制度抛弃了，大家另选了一位新的君主，重又高高兴兴地回去当臣民了。中国辛亥革命后倒没有发生如此戏剧的一幕，实际结果一点也不比法国大革命后的结果好，不是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就是专制独裁复辟重来，老百姓盼的还是青天大老爷和圣明皇帝，帝制没了，专制比帝制还厉害。由此可知，革命对社会进步其实并不重要，革命只有在社会进步发展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才具有临门一脚的作用。换言之，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衡量它们是否前进或进步了，和它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毫无关系。核心的问题在于社会本身是否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社会条件具备了，专制垮台，民主形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社会条件不具备时，你革多少次命也实现不了民主，只会把社会越搞越乱，人心越搞越坏，甚至于越革命反而离民主的愿景越来越远。一句话，如果社会条件不具备，任何革命都不解决问题。

周：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如何主动地去培育这种社会条件呢？我们不可能坐等这个社会条件某一天突然就具备了吧？

杨：首要的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社会的进步本身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的。我觉得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中国学西方学习了一百年，对于这一问题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能正视或认识清楚。孙中山如此，毛泽东如此，今天许多高唱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相信中国能走出超越西方社会发展新道路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哪怕是相信中国必须按照西方式道路发展的知识分子，一涉及民主自由的问题，许多人的观念意识其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相信社会发展不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条件，以为大家都处在同一个时代，西方人有的，我们也一定要有；西方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假如至今还这样想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依旧处在一百年前孙中山或五十年前毛泽东的那种认识水平上，连梁启超的思想都赶不上。

将近一百年前，梁启超等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向社会主义传播运动的初期，就提出过一个“躐等”的概念。他们批评当时那些主张在中国尽快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措施以免受资本主义发展之罪的知识分子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是犯了“躐等”的错误。他们认为，社会发展只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在革命年代里，无论是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的革命，这种观点因为主张改良，因而从来都是受到批判和排斥的。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提生产力标准之后，人们对梁启超们当年的看法已经和过去不同了。胡绳在“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谈话当中，就特别提到了梁启超等人当年这种认识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其实，社会发展及进步不能“躐等”，这个观点也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从来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物质条件、物质环境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并限制着人们的政治与文化选择的可能范围。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是和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所构成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

今天很多人相信，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阶段，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人家一百年前，甚至二三百年前就已经做到的事情，我们今天还做不到，是说不通的。依我看，不要说我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就全国范围和人均发展程度看还有太多问题，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还极大地分裂着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使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利益关系，照样会妨碍和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政治道路选择。简单地说，西方的民主制是有文化传统的，两千年前古希腊城邦国家时就开始形成了，哪怕是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一传统也没有完全中断过。其早期的城邦制，到后来的封建制，都保证了欧洲社会的主要基础是建立在小国寡民、利益多元的条件上，即使是所谓专制王朝，也要极大地受到以贵族为代表的各有各的利益的大批领主或地主的制约。而且，即使到资本主义形成，资产阶级宪政确立，几百年来的历史演进，也一直是由高到低、由精英到大众，一步步缓慢扩展过来的。美国的选票政治，从其独立建国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但过了三百年，直到1970年代初才真正平等地落实到了全体国民的头上。比较欧美，具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向来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一个庞大的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想要通过短短一百年时间就能成就欧美经过了两千年历史演进，到近代还花了二三百年才基本实现了的民主政制，纵使就时间进度而言，好像也太快了一点。

当今中国首要的问题在哪儿？要我看，还是启蒙。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改革开放到今天，社会上已经有相当部分人因为有“恒产”而开始有“恒心”了。我这里讲的这个“恒心”，指的就是个人的权利意识。我们讲的思想启蒙，一个关键之点，应该就是个人权利意识的启蒙。在古代社会里，甚或在典型的农业社会里，普罗大众，或者说社会上大多数人处于无产的或半无产的、被奴隶或被奴役的状态，没有可能形成个人权利意识。权利意识以及维权意识的形成，既和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法律传统有关，更和个人在社会上的财产地位和法律地位有关。只有社会开始进入到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当社会上拥有个人财产，有资格赋税，因而有资格和过去的贵族、领主等等有身份的人一样拥有选票，或进入到有希望拥有选票的所谓“第三等级”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人生而平等”及“天赋人权”的观念意识才可能逐渐形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作为社会进步思想先驱者的知识分子，也才会逐渐产生出来，成为现代社会意识的代言人。因此，当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社会中人相当多数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自己的权利的时候，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及其发声，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了。不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可能有不同的路径选择和表现罢了。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过的，中国的情况和欧美的情况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是多方面的，而最大的差别还是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快慢的差别。我们没有欧美那样的历史政治、历史文化传统，要把欧洲古代两千年、现代两三百年在权利意识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进化历史，用我们一百年，甚至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历史一步迈过，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不要说我们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仍旧是农民，或刚刚从农民脱胎出来的“城里人”，就是许许多多看上去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中国人，观念上、习惯上其实还是农业社会和专制社会的，一代人两代人都很难摆正或弄清楚自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急是急不来的。

何谓“同情的理解”？

周：读您的很多文章，发现您经常强调一种史观：“不为古人讳，但为古人解”，“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等等。我的问题是，这种同情的理解虽然能够很好地体会处于特殊时空之下的个体的真实处境，但会不会因此丧失掉一定的批判性呢？

杨：理解和批判，是两个东西。我在给学生讲课时常讲这个问题，通俗地说，叫做“要进得去，出得来”。意思是说，你必须同情你研究的历史对象，真正深入到当事人或当事方所处环境、条件、情境，甚至角色中去，你才能真正理解他在想什么和说什么。这很像演员演戏，要演得真、演得活，就必须要让自己沉浸到他所要塑造的那个角色中去，否则就无法让他演的人物变得真实可信。但是，历史解读或历史真实，只用力于一方，理解一方，是不够的。历史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不同的族、不同的国共同写成的。如果研究历史的人没有批判的意识和眼光，不能超脱于历史恩怨、历史纠葛之外，同情理解一方而不能同情理解对方，这个历史同样还是扭曲的和虚假的。因此，同情的理解，不是对处于某种特殊时空下的某一个体或群体的同情理解，而是要基于客观中立的视角，对构成历史及其历史事件的各方一样同情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光进得去是不行的，必须要进得去出得来，必须要保持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看待当年发生的一切。

举个例子。我很早就研究过陈独秀的所谓右倾问题，到了1995年政治环境许可时，我写了一篇为陈独秀所谓右倾错误鸣不平的讨论文章，比较全面地考察了那段历史，认为并不存在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共产党失败的问题。这个观点当时受到了研究中共党史这段历史的不少学者的赞同，可是，很多人转过头来就开始把右倾错误的帽子扣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头上去了，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为共产党当年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指导错了，陈独秀没有错，陈独秀甚至还是最正确的。在我看来，这就又偏了。我们深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站在陈独秀的角度，同情地解读陈独秀，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同时还要做的，是也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站在莫斯科的角度，同情地解读莫斯科那些人是怎么指导的，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指导，他们的意图、想法和可能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再来比较，具体在哪件事情上，陈独秀的认识或看法可能更合情理；具体在哪件事情上，莫斯科的认识或意见可能更合情理；抑或相对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和环境，陈独秀、莫斯科其实没有哪一方的认识或意见是可行的，如此等等。总之，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真要想同情之理解几方面，其实是很难的。这里面还有很多技术性的障碍，包括每个个体或群体自身的特性、教育、文化、传统、经验、意识形态等等，很多东西要能够了解、读懂，才有还原历史真实的可能。实际上，今天的人不要说对一百年前或半个世纪前的人理解起来不那么容易，就是对“文革”时期的人，真要做到充分理解，岁数差距越大，理解起来也已经相当困难了。如果我们都不清楚当年历史中人在想什么，甚至读不懂他们事实上在讲什么，拿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去批评他们固然容易得很，但能客观准确吗，能让人信服吗？

周：站在同情的理解基础上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实，有可能会基于这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内在目的。这当然是一个视角，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跳出来采取一个更加抽象、更加普遍一点的标准。袁伟时反复强调他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所秉承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对此您怎么看？

杨：我认为和人本身比起来，国家民族其实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的产物。国家或民族等等所以会产生出来，根本上是因为它们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益处、有必要，不是反过来。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及其科技发展条件的局限，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几乎无从选择。但工业化，包括全球化的条件下，个人选择的可能已经大多了。今天国人爱国，主要已经是因为国家让他有一种家的感觉，安全、幸福、值得自豪并能看到前途与希望。反过来，当一个国家不能带给他家的感觉时，作为个人，他很可能会出国、会移民，变成别的国家的公民。哪怕今天的中国，不是也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选择吗？

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我以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历史的渐进、变化、不确定性及其发展的阶段性。从古至今，我们看到过哪个国家民族是固定不变，不是在持续不断地融合或分化着呢？古代国家不用说了，二战结束时世界上只有不过五十几个国家，半个世纪之后就变成了两百来个国家，这么多国家是哪儿来的呢？这么短的时间里那些新生国家中的人们会不会因为这种变化而困惑且认识分裂呢？即使我们看一百多年来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我们不是也同样会碰到不同的人群爱的“中国”不一样的问题吗？比如，简单用所谓“是否有利于”来衡量的话，1949年以前是有利于“中华民国”的中国好呢，还是有利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国好呢？同样，1949年以后，在两岸问题上套用这个“有利于”会不会更让人困惑呢？

历史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来分析，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历史认识和历史高度去评论或批评过去。我讨论过孙中山爱不爱国这个例子，而且多次谈到这个例子，原因就是很多人总是站在今天所看到的现实中的这个“国家民族”来谈“有利于”。问题是过去历史上的那个国家民族未必就是我们今人看到的这个样子。今天大家笼统地都肯定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行动，肯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口号，然而，真的发现孙中山按照这一纲领去设计和建国的时候，很多人就糊涂了：孙中山怎么会把满蒙地区当成是域外之地而与日本人去做交易呢？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因为孙中山同盟会当年革命想要实现的，原本就是一个以明朝版图为疆域的单一的汉人国家。要知道，后来的中国能够基本上保住满清帝国末年的版图，很大程度只是一种偶然，而且是近百年来从晚清统治者，到孙中山等革命党，到北洋统治者，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接续不断地共同努力，才取得的一种成果。这期间哪一个环节没有跟上，或中间哪一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另外的变化，今天中国的版图可能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周：这就涉及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尽可能让读者去了解一个充满了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历史，但是普罗大众似乎没有时间、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了解高度复杂的东西。他们似乎天然偏好那种条分缕析、黑白分明的说法，你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就可以了。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明显的张力？

杨：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中国。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正统教育、学校关于历史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要坚持政治正确的，它不会和学生去讲太深奥、太复杂，尤其是和现实政治太过相反的东西。因此，正统教育和社会正面的宣传，有时不免会把一些历史事实扭曲并简化掉。但是，多数国家并不搞统一的教科书，历史教育也更强调启发性教学，同时人们可以公开批评或揭露一些教科书里存在的虚假历史，这种情况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差距很大。换句来说，西方很多国家的教育再僵化、再片面，其政治、历史、文化教育的主旨是启发思考，因此，学生的思想是活跃的。我们的问题是，从小时候，包括开始蒙学的时候受到的历史教育，一直到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几乎全是一样的，而且是灌输式的，死记硬背的。再喜欢历史的人，最后也会讨厌历史了，以至大多数人对历史追求单线的、直观的、黑白分明的结论，不愿意去思考，这再正常不过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应该看到，寄希望让普罗大众读历史、懂历史，也很少可能性。美国思想再开放、再自由，多数普罗大众的历史认识同样是很正统，或很简单，甚至一样是黑白分明的。包括今天的日本，普罗大众有多少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体会当年受到侵略的中国、韩国民众的情感，理解对方的心理？一个社会的文化进步，根本上取决于受教育群体的扩大，而历史观的进化，则多半要靠知识分子群体的觉悟了。只有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应该如何看历史，再去辐射影响普罗大众，日久天长才可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历史研究在改造国民性方面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要彻底地改变今天处于分裂状态的普罗大众的历史意识，就更加不可想象了。

数字媒体与阿拉伯之春

撰文：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N. Howard）

穆扎米·侯赛因（Muzammil M. Hussain）

翻译：方可成

我们将证明：在最近的几年中，信息基础结构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开启了民主化和巩固公民社会的新路径。

一

截至2012年，埃及和突尼斯都已经举行了大选，并起草了新宪法；摩洛哥和约旦都有了新的议会和内阁，它们都做出了扩展公民权利的重要承诺。传统的政治角色被卷入了大众民主运动中。即便是那些统治家族依然掌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也不得不通过大幅度提高公民福利以维持稳定。还有一些国家如今处于过渡政府的控制下，宪法并不完备，且存在着掠夺性的军事集团。我们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对新政府的民主实践做出评价，但即使在那些伊斯兰教势力上升的国家，最有前景的伊斯兰教领袖们也参与竞选，推广着不同的伊斯兰宪政主义。

由持续和平抗议带来政权制度变化的最成功案例，是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案例都包含着这样几个阶段：

——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活跃分子使用数字媒体建立起紧密的网络，确定集体认同和目标；

——点火阶段：在这个阶段，将会出现标志性的重大时刻，这些时刻被统治精英和当局有意无意地忽视，但却刺激着大众的神经；

——抗议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过使用线下网络及数字技术，小团体有策略地大量组织起来；

——国际支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数字媒体将区域性的新闻报道扩展至国际传媒网络；

——高潮阶段：在这个阶段，当局或精心、或胡乱地进行应对，以平息公众的不满，通常使用的方法是承诺提高福利，或者严酷的镇压行动；

——最后，信息战阶段：在这个阶段，来自国内国外的公民倡导网络等种种不同角色互相竞争，以影响公民社会的未来走向，并影响决定公民社会走向的信息基础结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这种关于政治变革的叙事适用于“阿拉伯之春”中的许多案例，但它没能解释在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的一些重要因素，也无法解释那些从变革中获益的政权和根本就没有经历任何显著自由化的政权。在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状况之后，我们认为：信息基础结构——特别是手机的使用——始终在决定政权脆弱性和社会运动成功前景的简单模型中扮演着关键因素。互联网的使用在一些案例中也有相关性，不过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互联网缺位导致社会运动成功的水平低。

这是阿拉伯世界第一场取得胜利的大规模要求政治经济改革的运动，从这场运动的几个关键步骤来看，可以非常明显地得知：信息基础结构反复成为政治争夺的工具和交火点。

尽管我们可以总结出运动的几个阶段并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是必须认识到的：在阿拉伯世界，既有很多成功运用数字媒体的案例，也有一些重要的案例中数字媒体并没有起到太多作用。例如，阿联酋和卡塔尔以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互联网普及率和电子政府发展水平为豪，但它们却没有遭遇任何成功的线下动员。此外，沙特阿拉伯、伊朗等政权可以非常娴熟地进行信息审查和管理。

在此前针对“阿拉伯之春”发展过程的观察中，我们也发现了四项关键条件，它们都因手机和数字媒体的普及而变得可能：国际新闻生产和消费的增加；社交网络的广泛普及和使用；在线公民社会的巩固；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接入，使得包括女性、少数族裔在内的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正如“阿拉伯之春”期间证实的那样，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BBC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媒体打入了阿拉伯国家内部，传递了与国家控制的媒体相反的政治信息。独裁政体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关起门来玩弄腐败的选举，不给公民提供必要的福利了。

此外，当政治动荡期出现的时候，这些国际媒体还发挥了一项重要作用：向海外的政治流亡群体传递消息，有时候还鼓励外国政府介入——就像利比亚的例子那样，虽则叙利亚的例子没那么成功。这种国际性的公民网络被国际媒体放大，也被成功的网络连接放大，这种连接是因为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社交媒体工具的普及才变得可能的，它让普通公民也可以参与政治信息的塑造和传播。的确，公民记者所拍摄的视频和撰写的博客在传递突尼斯、埃及、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的自焚事件消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正式的公民组织同样让公民社会得以巩固。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这样的公民社会群体，以及穆斯林兄弟会这种被禁止但影响力超群的政党，都成功地利用了信息基础结构来进行政治组织和能力建设——这种利用是持续发生的，并不仅仅发生在上街抗议的阶段。“四月六日青年运动”至少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很活跃了，而穆斯林兄弟会则已经建立了超过埃及其他任何政党和运动的大规模博客和新闻生产生态。

最后，特别是在中东的妇女当中，许多人——包括但不限于女权主义者——已经将政治权利的内涵从投票权扩展到了开车权，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她们是通过在线倡导运动来做到的。一个名为“pink hijabis”的群体尤其善于使用媒体，她们的具体行动是向亲友传播关于女性外阴切割的电影，组织关于技术策略的工作坊，并从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学习使用数字媒体的成功经验。

以上是一些在封闭独裁政体的社会中发生的关键变化。它们证明，在这些地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数字媒体的长期普及和使用。

二

到目前为止，有两种描述“阿拉伯之春”起因和后果的方式。第一种分析框架，是找出那些使一个国家容易遭遇抗议的原因；第二种则是找出可能解释一场起义为什么成功的原因。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寻找简单或单一的解释，而应该观察到其中的复杂因果关系——甚至是一些组合型的关系，为几组案例提供分析框架。根据已知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体变迁的事实，我们应该寻找一套多重指标，它们可以一起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已经有很多国家的个案研究表明，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巩固民主和维持独裁两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在我们的研究中，比较的视角并不限于那些可以被视为标杆的案例，甚至不限于那些以技术驱动、强化、激活了政权变化为突出特点的案例——我们同样会关注那些信息技术在推动民主方面很少或根本没起作用的案例，也关注那些信息技术被独裁统治精英利用以成为更成功独裁者的案例，还关注那些信息技术在突然的民主转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案例。因此，我们的方法绝不同于那些仅凭一个案例就总结出“信息技术在民主化中扮演中心角色”的研究，也不同于那些仅仅依赖各国互联网渗透率数据建立的统计模型就做出总结的研究。

我们研究的案例是存在大规模穆斯林群体的阿拉伯国家——至少有22个。我们将证明：在最近的几年中，信息技术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开启了民主化和巩固公民社会的新路径。

定量研究者经常将“民主化”转换为一个指标，而西方民主国家则是其标准。但我们认为，这22个国家的民主化最好按照更符合实际的标准进行估量——将黎巴嫩这样的国家设为上限，而沙特阿拉伯则最为下限。这一标准并不排除存在一种理想的伊斯兰民主政体的理论可能性，因此，我们假定健康运行的穆斯林民主国家可能跟西方民主国家看起来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对民主效果进行精细地评级，同时要检验每一个国家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经历民主转型的证据。

在找出案例之间几项共同的重要因素的同时，我们必须尊重这些国家之间显著的多样性。

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差异很大，我们通过人均GD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进行衡量，它可以反映不同国家的公民可以拥有财富的差距。除此之外，这一指标对于了解相对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也很有帮助，避免扭曲不同国家间收入的真正差距。在这一指标上，位居前列的富裕国家包括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平均在20 000美元到70 000美元之间），垫底的国家则包括吉布提、毛里塔尼亚、伊拉克和索马里（平均在200美元到1 000美元之间）。

财富的平均分配同样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常常以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反映着阿拉伯社会中不同成员财富占有的差距。在很多阿拉伯国家，财富的分配都是相对不平等的。相对平等的国家包括黎巴嫩和卡塔尔，而在不平等的国家中，更有极端的案例如阿联酋和埃及。

很多评论者注意到，工作机会的紧缺可能是很多国家中不满情绪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突尼斯（失业率达14%）和也门（失业率15%）。然而，那些失业率很低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5%）和科威特（1%）同样面临着政治上的不满和抗议。

要理解正在经历深刻政治社会变革的阿拉伯世界的宏观社会背景，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之外，还要考虑一般的人口数据：总人口数，城市人口比例（城市是数字媒体用户最密集的地方），25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这群人经常被认为是最缺乏政治权利和最愤怒的）。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城市化率最高（96%—98%），也门和索马里则最低（32%—38%）——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最高的年轻人口比例（45%），而卡塔尔和科威特则最低（16%—23%）。在总人口数方面，卡塔尔和科威特远低于一千万，也门和索马里则远超过这一数字。要解开政治变革的“处方”，理解总人口数和可以上网的城市愤怒青年的比例之间的动态关系能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用来预测一个政权能否坚持拒绝政治变革，那就是它能使用的自然资源数量——这些资源可以带来缓冲的安全机制，或者用来进行财富分配，抚平不满情绪。在中东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家，出口大量原油，并因此享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显著支持，因为很多国家的外交利益首先在于维持地区稳定，避免不可预测的民主变革推翻独裁者的统治。如何衡量这一显著的因素？我们采用了国家的石油生产水平及其在全球可开采石油资源中的比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是排名最高的。

数字媒体的普及率以及信息基础结构的可使用率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变量。在这里，我们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服务的扩散情况来观察数字媒体的普及率。有趣的是，一半以上的阿拉伯国家拥有超过100%的手机普及率，其中包括突尼斯（106%）、巴林（124%）和沙特阿拉伯（188%）。低于100%的国家包括埃及（87%）、叙利亚（68%）和也门（46%）。互联网普及率的情况与之类似，但比手机的普及率要低一些。互联网普及率在25%以上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27%）、突尼斯（34%）和巴林（54%），而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则包括利比亚（5%）、也门（10%）和埃及（15%）。

与数字媒体的普及率形成对照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很多政权都建立了审查机制，这些机制的精细程度各不相同。如前所述，少数国家拥有非常精细的监控和管理系统，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和阿联酋；而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利比亚在内的一些国家，要么不关心，要么没有能力去做监控。为了衡量这一指标，我们创造了一个指数，它基于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对各国的监测，将国家分为几类：不存在过滤；出于政治、社会和安全因素对内容进行选择性过滤、大量过滤或普遍过滤；使用自动化的工具进行过滤。我们的指数将审查的多种面向和过滤内容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评估一个政权控制新的信息基础结构的能力。

在对结果的测量方面，我们囊括了政权和平民主化的理想案例（埃及和突尼斯），也包括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还包括只在政治方面做出让步的科威特和约旦，以及只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的黎巴嫩和巴林，最后还包括了爆发血腥内战和（或）与统治精英之间暴力对抗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我们考虑了每一则案例的具体信息，包括抗议的持续时间、死伤公民的数量、政治让步的类型、财富重新分配的程度等。

三

在“阿拉伯之春”的几个月中，互联网上发生了什么？哪些工具和技术结构促进了大众抗议的最初点火？哪些信息社会发展的长期前奏是它发生的必要条件？数字媒体只是简单地作为社会抗议的新“工具”吗？或者，我们需要对社会不满的现代特性、民众抗议的当代组织形式、公众表达异议所面临的变革中的机会结构了解更多？政权有没有做好准备、做好了多少准备来应对突发的被刺激的抗议？政权娴熟地管理信息基础结构，是否就意味着可以限制公民社会运行和组织的能力？

在许多经历过长久、持续抗议运动的国家中，已经存在了一批政治公众，他们早已上网，且形成了精通技术的公民社会群体——有的在地区内，有的则是跨越国界的群体。在政治危机发生时，跨国技术公司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有的积极向运动活跃分子提供可以创造行动机会的工具，有的则受到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压力，扮演了政治镇压的工具。

很难说没有数字媒体的话革命是否就不会发生。确实，其他的社会因素，例如广泛的贫困和政府的无能，也制造了大范围的公众怒火。然而，民众确实直接使用了数字媒体进行动员，以及传播和协调。已经发生的压倒性证据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抗议中政治变革模式的变化确实是数字媒体导致的，短期来看是这样，长期来看，从2000年开始也是这样。

对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研究来说，这些案例中有几样东西应该被置于更中心的位置考虑：抗议组织者的分布式领导，那些相对迅速加入抗议的精英公众（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女性，以及技术专家）核心群体，以及国际媒体扮演的重要角色：给予他们关键的发声机会和全球性的曝光，让他们免于遭到政权的明显暴力镇压。

我们还可以发现，互联网改变了政治角色之间沟通的方式——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网络分享了直接政治行动的策略，创造了区域性和国际性的新闻事件，引发邻国的关注和同情，并激发其他人加入其中。

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的那些年里，包括手机、个人电脑以及软件在内的数字媒体是怎样扩散的。这些技术及其应用显著地影响了政治传播的系统及其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小型、价格适中的移动电话使得普通公民也可以见证、记录、传播统治精英及安全部门的不公和镇压行为。更重要的是，玩弄选举的独裁政权同样因此落得声名狼藉，尤其是埃及2005年的大选，当时穆巴拉克的政党赢得了89%的选票，而上传到YouTube和其他视频分享网站的手机视频则揭露了计票和舞弊的真实场景。

过去五年中，半岛电视台成为在功能上独立的地区性新闻机构。在2006年增加英语频道后，它更是成为一个不断生产对独裁者控告、批评并报道其种种失败的国际性中枢。

广泛的互联网普及——虽然这种普及还限于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让普通公民每一天都可以跟踪媒体消息，并交流和参与政治议题。这些长期的趋势合起来便意味着信息基础结构有助于将国家权力去中心化，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及时调整管理策略、监管新型政治信息空间的政权。

我们还认为，数字媒体在这一地区的短期上街抗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我们知道，在“阿拉伯之春”的许多案例中，网上的对话在现实中的重要事件发生前就出现了。这可能是因为社交媒体为民主理念跨越国境的传播提供了结构上的准备，这种传播是通过非正式的家庭、朋友以及感兴趣的围观者组成的网络进行的。在主要的上街抗议之前发生的政治对话密度证明：虚拟网络比街道抗议更早成为现实。例如，在抗议开始前，详尽的地图和指南就已经出现了，给可能参加的抗议者提供了策略和非暴力的目标，力图维持抗议的时间段，让独裁政权之前的高压和压制手段失效。的确，当现实中的事件发生时，Facebook页面和Twitter上的对话对于设计和尝试新的战略非常关键。政治博客——大部分是全国性的，也有一些是地区性的——将身在法国、英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流亡者群体聚拢起来。生产和消费政治内容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共担痛苦的感受，还创造了之前从没有过的政治功效，带来了如此可观、多元和迅速的动员。

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角色，但如果只考虑信息技术的民主潜力，而忽略政权在管理和限制技术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那将是一个错误。的确，有几个政权在这方面非常娴熟，要么收编、要么打压技术提供者。对于独裁政权来说，一个关键的威胁是精英的背叛。因此，像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非常密切地运用一整套系统战略、监控和惩罚一系列试图进行在线政治参与的自发举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约旦，则容忍了这些行为，它们以为政治不满情绪可以在网上发泄掉，不会在线下造成实质性的后果。当这些不满情绪真的逐渐发泄掉的时候，独裁政权便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压数字媒体的政治应用。在极端情况下，全球信息网络被整个隔离了。这种策略导致街道抗议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埃及，那里的个体改而使用传统的机制来互相寻找，比如利用开罗每周五祷告之后的聚礼。切断互联网，同样导致证券损失了全球金融市场交易中的千百万美元利益。在埃及，切断手机和互联网后，每天的损失高达1800万美元，整个过程的损失共计约9000万美元。

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起因角色在于，它们提供了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基础设施。学者Bennett和Segerberg称之为“连接行动”（connective action）。在每一个国家发生抗议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上街的人及他们的领导者都没有取代世俗独裁者的政治野心，他们不是基地组织，不是伊朗的什叶派神权，也不是沙特的瓦哈比教派。相反，他们大多是城市居民和年青一代，他们感到自己的公民权利被现行政治体制剥夺，看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糟糕管理水平带来的巨大损失，以及最重要的，表达了一致且获得广泛认同的不满，这种陈述是他们互相交流之后，在网络的政治空间中共同写下的，有的是博客，有的则是Facebook和Twitter上分享的视频，还有的是在半岛电视台、BBC等国际媒体网站上的留言讨论。

革命的起因总是复杂的，反抗成功的条件总是很少见的。正如Goldstone观察到的，革命要想成功，政府必须看上去非常不公、无能，被看成是国家未来的威胁；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军事精英必须疏离了国家。这种情况在埃及和突尼斯确实发生了，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则发生得缓慢，在巴林和沙特拉伯则根本没有发生。政权的对手也必须在不同种族、宗教信仰、阶级的群众中建立起广泛的共识，这在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几个国家中因为数字媒体而成为现实。最后，国际力量必须要么拒绝介入，维护政府，要么则必须限制政府，不让它用太粗暴的方式维稳——西方国家在一些时候扮演了这两种角色，但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如此。

“阿拉伯之春”是历史上仅有的，因为它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这一系列政治动荡都有数字媒体扮演中介角色。数字媒体让本地公民可以接触国际媒体，在线的公民社会组织利用媒体网络发起游说倡导活动，西方支持组织如AccessNow和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帮助保护信息基础结构，与政权试图公然进行的暴力行为以及言论审查做斗争。当埃及的互联网被切断后，穆巴拉克同样取消了卫星广播的许可。作为回应，Google开始直接将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的内容放到YouTube上播放。

中东北非地区的很多独裁者紧握权力的方式是告诉本国人，告诉邻国，也告诉国际社会：他们是避免伊斯兰革命的卫士。而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个体很多都对前几代人的伊斯兰政治框架不感兴趣。一些伊斯兰政党可能从“阿拉伯之春”中获益了，比如突尼斯和埃及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但它们并不是抗议的激发者。实际上，它们非常犹豫要不要加入这场抗议，直到胜利和政治变革真的马上就要发生了才下定决心。

在这一地区的国家中，“阿拉伯之春”在技术普及率高、存在一个明显的精通技术的年轻公民社会的国家是最成功的，那些还没掌握如何管理信息基础结构的政权也是同样。技术普及率最低，或者公民社会弱小、技术资源匮乏的国家，抗议是最不成功的。这种国家包括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它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内战，但在这些国家，政治冲突的引爆事件也是数字媒体作为中介的。然而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的政治抗议中数字媒体的作用的确不同于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这几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让步，有的是政权的民主化，有的则是取消政治制裁，更换统治精英。

那些看低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作用的人常常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是街上的人和他们的不满才成就了政治革命。对于这种观点，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包括Gladwell、Rosenberg和Friedman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尽管Facebook和Twitter可能在社会变革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真正的革命是在现实中发生的。Rosenberg写道，在政治变革中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障碍是“人们需要那些人际关系才能开始行动——特别是当行动有风险且难度大时”。而Friedman则认为，“让穆巴拉克倒台的并不是Facebook，也不是Twitter，而是街道上的一百万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人民”。的确，Facebook和Twitter都不是革命的单一起因，但忽视这一地区的公众对数字媒体小心而有策略的使用，忽视国际支持网络给活跃分子新的赋权方式，同样是愚蠢的。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伊朗十年来最大的抗议，导致了埃及临时解除加沙封锁，导致了把统治了几十年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赶下台的群众运动。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提供的信息基础结构，在主要的抗议还在形成时，便在活跃分子的群体中创造了深入的传播纽带和组织能力。的确，正因为数字网络发展得这样好，公民社会的领袖才能够如此成功地激活这样大规模的抗议。

社交媒体使得我们拥有如此好的事件记录。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得在埃及也可以通过新闻直播清楚地看到突尼斯正在发生什么，也可以使摩洛哥人、约旦人、也门人了解埃及的情况，使利比亚人和叙利亚人看到其他国家都在发生什么。换句话说，是社交媒体才让对成功社会抗议的叙述跨越了多重体制——而体制的边界之前是关闭着的。

事情也有进展不顺的时候，比如在巴林和利比亚，活跃分子注意到并记录下了一项经验：像巴林和利比亚这样的独裁政权采取了有意思的行动，它们解禁了曾经封锁的数字网络，以更好地监控抗议者的战略和行动。叙利亚政府同样非常迅速地发展了一套数字应对战略，有效地削弱了本国的活跃分子（该地区最大的在线公民社会之一）使用社交媒体系统性地进行组织。大多数情况下，是肉体上的威胁使得活跃分子不再在Facebook上进行政治活动方面的传播，但独裁政权同样发明了社交媒体策略，那就是雇佣一批人制造支持政府的内容，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也许，不能忽视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角色的最具说服力的原因是：针对其他因素的传统分析都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建立了一项指数，用它来分析新闻自由、腐败、民主机构、收入水平、年轻人数量和独裁统治的时间是否可以预测这些政权的脆弱性。这项指数使用的许多变量，同样是传统的社交媒体理论家认为重要的——这些指数指向了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认为它们是最脆弱的政权。然而这些国家既不是“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地方，也不是最典型的地方。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有一小拨活跃的技术精英帮助传播了其他国家反抗成功的消息，但强硬的独裁政权很快就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给出了自己的数字媒体战略。这些国家陷入了几个月的国内冲突，没有看到迅速的政权转换。那些经历了迅速的政权坍塌，或者政权做出了重大让步的国家，从指数上来看并不是那么脆弱——比如，埃及和突尼斯，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

如果执著于讨论多少个博客可以带来民主，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毫无疑问，总的来说，社交媒体和信息基础结构给社会运动的组织和大众抗议的动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如学者Bimber所言：“社交媒体技术并不能决定政治成果，但可以改变政治中介、动员、组织的成本和收益关系。”

四

我们已经分析了哪些政权会更容易遭遇民众抗议，那为什么有的运动会比其他运动更加成功呢？信息技术在民主化的现代因素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在考虑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后，我们发现，信息基础结构——特别是手机的使用——在解释政权脆弱性和运动成功性的简洁模型中非常关键。

在每一个案例中，“阿拉伯之春”的引爆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数字媒体有关。以手机、个人电脑和社交媒体的形式存在的信息基础结构，是阿拉伯之春的因果故事中不得不说的部分。人们会因为各种不同的个人原因被激发起来进行抗议，信息技术成为这种激发的中介，在接下来的几周中，革命接连发生，并且有着明显类似的模式。最后的政治成果当然是不同的，但这并不能压低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表明，那些不存在装备了“数字脚手架”的公民社会的国家，经历民众民主运动的可能性会小很多——这一观察，不仅仅建立在对短暂政治动荡期的数字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更考虑了街道抗议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因素。

也许在几个国家中数字媒体改变了政治传播系统的最佳证据是最近宣布参选的政治候选人们，他们因为成功的数字策略而变得更加大胆，并在竞选中继续使用信息技术。在埃及和突尼斯，竞选的头几轮中很显著的现象是，候选人都通过社交媒体策略吸引选民。对于不上网且对竞选政治也没什么经验的选民来说，面对面的交流是最重要的，但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同样使用互联网。不与伊斯兰政党结盟的独立候选人，如埃及的巴拉迪（Mohammed El Baradei），同样大量依靠Facebook来激活支持者的网络。在北非和中东的几个国家，数字媒体在协同反对的形成、阐明和激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今，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独裁者下台后，这种信息基础结构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提供了一个可以移植的分析框架，可以描述数字媒体起中介作用的当代社会变革的几个阶段。数字媒体在整个区域中点燃了要求民主的民众抗议，而在此之前的多年中，数字媒体已经扮演了公民社会成长的脚手架。这些媒体是社会抗议的工具，也形塑了社会不满的现代特性、民众抗议的当代组织形式、公众表达异议所面临的变革中的机会结构。数字和社交媒体让这个地区的人们可以参与国际新闻的生产和消费，可以通过数字应用团结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可以巩固在线公民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培育新的政治公众，让女性和少数族裔也可以参与新形式的政治传播。有几家国际新闻机构提供了政治新闻，独裁政权只能笨拙地将其封锁。

我们同样提供了一个抗议动员的六阶段模型：

——能力建设阶段：这个阶段长达数年，在本地人群和流亡群体中，数字媒体不断扩散和巩固；

——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活跃分子学会创造性地使用数字媒体，彼此寻找，在共同的抱怨基础上建立稳固的关系，确立集体的政治目标；

——点火阶段：在这个阶段，将会出现导火索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被主流的、国家控制的媒体忽视，但却刺激着大众的神经，并被公民社会群体放大；

——街道抗议阶段：在这个阶段，抗议是通过数字手段协调的；

——国际支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数字媒体被用来吸引他国政府、流亡群体和海外新闻机构的注意；

——高潮阶段：在这个阶段，当局要么进行镇压，抗议者和统治精英陷入僵持，要么满足民众的要求；

——结束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变革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信息战将会爆发。

技术普及率最低，或者公民社会发展不健全、也缺乏技术资源的国家，抗议的成功率低。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抗议的导火索事件都是由数字媒体扮演中介的。从这个角度说，手机、个人电脑和社交网络都是这个因果故事中必须讲述的部分。当然，最终的政治后果各不相同，但这不能埋没“阿拉伯之春”中数字媒体的重要性。

（本文译自Democracy’s Fourth Wave? —Digital Media and Arab Spring一书的结论部分，有删节，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

革命之子

撰文：罗伯特·基尔德（Robert Gildea）

翻译：尤学圣

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革命及共和国是未竟的事业。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用各自的方式与这些问题做斗争。

法国大革命为其之后的每代人都留下了标记。这标记关乎对于新时代的渴望，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向往。同时这标记也关乎悲剧——一场经历了混乱无序、流血牺牲、苛刑暴政的悲剧。它宣示了理性在这现实世界中创造人类进步与幸福的能力；它宣告了应为政府所保护的公民享受自由与平等的权利；它宣示了人民的主权，民选政府的优势，以及法兰西公民向全世界受压迫人民传播自由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大革命也创造了三种新的暴力。第一，大众的暴力。此种大众的暴力肆意践踏并无视民选代表的权威。第二，革命者的极权。这极权让它的反对者时刻处于恐怖的阴影之下。第三，从民意中诞生的拿破仑个人极权。他利用大众的愤怒与不满将个人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自由被牺牲，献祭给了公平；差异被强行抹灭，以大众利益之美名。一种新的革命狂热取代了宗教狂热。它处决敌人，但最终也在革命集团内部的斗争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它向外部挑战，使整个欧洲在长时期内都处于全面战争的阴影下，动荡不安。

大革命使法国人分立于完全相左、不可调和的两个阵营。每个阵营都有他们自己对于理想法国的认识。他们强调本方的完全合法性并将对方妖魔化。一方希望复辟皇权，重新建立由贵族领导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恢复受皇权保护的天主教的至高地位。此阵营痛恨革命，但却忘了皇权、教会、革命有过三年的共存期。他们痛斥自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克后的一系列暴力行径。对于天主教改革的努力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对天主教的破坏，教堂被关闭，教士与修女被杀戮，教堂的钟声沦于沉寂。皇权被共和取代，国王被共和处死。恐怖统治用诸种残忍手段处置反革命者。因此，反革命者也不可能接受革命者的任何妥协：任何妥协投降的提议都会被立即终止。投降的革命者，自赞成弑君者始，会被一律处死。除此之外，反革命者也不可能与大革命的衍生物——拿破仑政权有任何的妥协交易：在他们眼中，拿破仑是不合法的暴君暴徒。

与此同时，另一阵营的人以同样的激情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推翻故步自封、剥夺人民自由自治权利的旧有政权。当然，旧有政权并不会轻易投降，它雇佣外来军队并挑起在外省的内战。革命者相信他们必须武装起来反抗并消灭暴君、贵族及天主教教士这些反革命力量。他们认定共和体制才是保护自由、公平及革命同仁的完美政治体制。共和体制可以通过诸如公民教育、共和庆典集会及兵役等多种媒介树立爱国主义情绪，以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公民道德。随着人们加入革命军，保皇军与革命军的力量会此消彼长。革命军终会将反革命势力消灭，将自由与革命理念带给那些尚在压迫中挣扎的其他人。他们认为，那种共和国在1804年便夭折，大革命在1814—1815年间随着皇权的重新建立而宣告失败的印象，恰恰证明了革命者对于公民的教育尚有不足，抑或是对于反革命的镇压还不够有力。对于革命者来说，大革命及共和国是未竟的事业。他们分别在1815、1830、1848、1871年重拾革命路线，以期达成较之前更为完全、完善、彻底的革命。

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用各自的方式与这些问题做斗争。当然，同代人的定义并不总是以相近的出生时间作为标尺。更多的时候，同代人是那些尽管出生时间不相近但却经历了相似历史事件的一群人。这些历史可能是分别发生于1789、1830、1848、1871年的革命事件，可能是1815年自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回法国直至滑铁卢战败的百日王朝，可能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可能是1898年英国与法国在东非殖民地争夺中的剑拔弩张，也可能是分别发生于1905、1911年涉及法国与德国的两次摩洛哥危机。鉴于不同的历史事件和经历这些事件的不同人生阶段，此类事件对其后的每代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尽管有些人可能在某特定历史事件的十年前出生，另一批人在此特定历史事件的十年后出生，但只要他们或以同仁或以导师或以学生的身份同时受此事件影响，那此历史事件便可算作这“同时代人”的另一个“生辰”。当然并非同时代的所有成员都会对同一历史事件有同样的反应。举例来说，同时代的某些人会被革命激情感染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却会因无尽杀戮、颠沛流离而对革命恨之入骨。在十九世纪，人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同时代人中的异见、甚至是敌对阵营是否能找到达成政治共识的共通点以平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衍生出的各类冲突。[1]

在大革命期间及大革命之后，五个时代的人在被革命与战争塑造的同时，也塑造了法国。第一代人——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大部分生于1750至1770年间，而其中生于1760年左右的那一代人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导力量。最初，由享有特权的教士、贵族及第三等级（无特权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等）组成，处于绝对皇权下的法国似乎有希望融合成为一个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新法国。天主教士西哀士在他1789年写成的政治手册《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基于公民概念的国家定义——“在同一法律制度下，受制于同一立法机关的主体”。在为解决政府经济危机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中，作为代表中的一员，西哀士在1789年5月17日提议建立一个由教会、贵族、第三等级组成的国民议会，并由此议会为新法国置立宪法。此后国民舆论在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达到了高潮。由35万普通民众组成的国民卫队在巴黎的战神广场集会，向国家、法律及国王宣誓效忠。此次集会的两位领导人物都为国家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奥顿的主教塔列朗主持了弥撒；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军首领及巴黎国民卫队首领拉法耶特侯爵则尽其所能劝说国王接受了大革命。

由革命者创造的新秩序触及了法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将法国划分为83个由民选行政机构管理、在面积上大抵相当的区，用以取代过去基于省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地理划分。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允许公民选举教士及主教，信仰新教的民众以及犹太人也获得了宗教自由，这些都保证了大革命与天主教会在一段时间内的共存。特权制度的取消使具有才华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长子继承权的取消使所有子女有了平等继承的权利。为解决政府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天主教地产充公及随后与之相关的地产交易，扩大了有地产权的民众的数量。随着离婚的合法化及众多修女教会的解散，妇女也从婚姻及宗教的束缚中被解放，随之，她们得以用普通公民或鼓动者的身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另外，出版自由、演艺自由也刺激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范围的政治讨论氛围。

但境内及海外的敌对势力随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威胁。作为回击，同时代人中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推翻王室、宣布共和、审判并处死了国王，他们迎合了民众对于一个能够打击革命敌对势力的强力恐怖统治的需要。在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的一年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专政（由十二名成员组成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控制并领导了共和国。他们极力推行的中央集权化使各个省、区及城镇间的矛盾加深，将整个国家推向了内战的边缘。他们视宗教为革命的威胁，故而终止了宗教改革的努力并发动了去基督教运动，以期铲除所有组织化的宗教。原先享有特权的贵族与教士阶级为躲避审判，或转入地下销声匿迹，或选择流亡遁走他乡。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因被认为在商品短缺时囤货不法哄抬物价而遭受同样的审判。女性被剔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异见人士的言论与作品受到层层审查。雅各宾专政及恐怖统治使法国分裂成水火不容互不饶恕的两派。在反对雅各宾专政的阵营中，有如年轻贵族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一类人。夏多布里昂在恐怖统治时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在流亡前他加入了反对革命的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英勇向前。

1794年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争斗，那些在内斗中存活下来的势力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并且寻求以更为长远稳妥的方式重建共和国。此时，1760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革命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希望建设一个以自由而非专政为根基的共和，他们希望由一个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组成的议会来管理共和，以取代暴徒与暴力的统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法王路易十六的财相内克尔的女儿德·斯塔埃尔以及她的情人——一位年轻的瑞士知识分子，本杰明·康斯坦。但当这种自由渐渐演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向在比利时、荷兰、莱茵、瑞士、意大利建立过功绩却被革命军抛弃的军事极权寻求帮助，便成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虽然在1760年代出生的革命军将军中有多位人选可供选择，但最终是拿破仑，这位在1796年征服了意大利、在1798年征服了埃及与叙利亚的将军，成了法国新的极权统治者。以暴力为形式的革命结束了，新的革命原则融入了对秩序的需求。他将法国的行政管理中央化。官员须由中央政府任命。军方人物及社会精英阶层成为新的“贵族”。宗教方面，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的协约使法国的天主教会得以恢复，但新的教会开始受制于政府并不再具有独立性。女性的个体自由再次牺牲给家庭的整体利益，夫妻可协议离婚的法令被废除。艺术创作或需为意识形态服务或需经历层层审查。举例来说，革命派画家让－路易·大卫及他的学生们便被政府雇佣，为拿破仑及他的英武行为创作肖像。

在1800年前后出生的第二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大革命，但他们却是在政府管理或沙场战斗中创造保卫了大革命的那代人的后代。他们成长于拿破仑帝国时期，并在1820年左右成人。诸多历史学家讨论过这代人的身份辨识，有的历史学家将这代人特定为在1792至1803年间出生的一批人。[2]这代人生长的年代满是激情与伟岸，而这种激情与伟岸却又随着拿破仑百日政权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兵败戛然而止，因此这代人有着非常强的存在感及整体自我意识。埃德加·基内，一位法国军事官僚的儿子，如此回忆他的母亲带他去莱茵的韦瑟尔探望他的父亲：“我们住在普鲁士王子的宫殿中，我们整日看到的都是佩剑的士兵。他们是从奥斯特利茨返回的骑兵，他们都很喜欢我，我也喜欢整天跟他们粘在一起。”他回忆在他12岁时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到法国：“我开始对他，而不再仅仅是法国军队，充满强烈的兴趣。”在拿破仑滑铁卢兵败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埃德加·基内的父母将他送至学院学习。“如果我因为我的英雄即将开始被囚禁的生活而可怜他，那我将会鄙视我自己。” [3]与之类似的，另一位法国作家及军事官僚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记录道，他的同时代人“成长于两场战役之间，在校园的静谧中，幻想着金戈铁马的浑雄”。“在整整十五年中，我们想象着莫斯科的冰天雪地，想象着埃及的骄阳似火”，但这些广袤的地平线在1815年后渐渐模糊。1815年后，“当这些孩子们谈论光荣，他们会被告知‘当一名教士’；当他们谈论理想‘当一名教士’；当他们谈论爱，生命，力量……他们只会得到同样的回复：‘当一名教士’”。[4]

这代人痛恨复辟王朝、流亡贵族、皇权及教会拥戴者对大革命的攻击。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发现、并将大革命定义为一场带来了自由平等团结的运动。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开始革命的试验，并避免重犯诸如暴力、恐怖统治以及极权专制等影响了革命声誉的错误。这个时代中有诸如阿道夫·梯也尔、弗朗索瓦·米涅、查尔斯·德·雷米萨德等一批在皇室复辟后活跃在巴黎的自由派记者。在梯也尔和米涅撰写的关于大革命的历史中，他们将大革命描述为自由对奴役的胜利，秩序对暴政的胜利。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1830年7月得以实现。1830年7月的这场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阶级对于国家的管理。而与此同时，同时代中的另一批人却宣扬1830年的这场革命是对一场本该只依附于共和体制的民主革命的绑架挟持。这批人的父辈中，有在1792至1795年的国民公会中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建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国民代表，有亲身参与大革命的革命派，还有拿破仑时期的将军或官员。比如戈德弗鲁瓦·卡韦尼雅克，他的父亲因对皇室大逆被流放至布鲁塞尔，最终在1829年死在了布鲁塞尔。奥古斯特·布朗基，他的父亲在他的家乡尼斯于1793年成为法国领地时，被推选为国民公会的代表。还有从神学院毕业的校长佛朗哥斯·罗斯皮尔，虽然他并非成长于革命家庭，但他却在拿破仑的百日政权时期成为一名煽动民意支持革命的公众人物。他们将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及马拉等雅各宾党人作为自己的革命行为模版。他们用马拉的革命报纸《人民之友》来命名他们于1830年7月30日成立的社团。当社团在来年被解散后，他们又用“人民权利组织”来命名新的社团。虽然戈德弗鲁瓦·卡韦尼雅克于1845年辞世，但他的同仁们成功地组织策划了1848年的革命。他们宣扬1848年的这场革命通过选区集会保证了人民参与制定宪法的自由，通过确立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彰显了公平，通过派别间的融合避免了暴力。但在现实面前，他们同样无法避免暴力或沦于极权。1848年6月，巴黎东区的无产阶级发动暴乱寻求社会平等政治平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韦尼雅克的弟弟欧仁，一位职业军人，被委以军事全权以镇压暴乱。然后在1851年，经过普选产生的总统—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通过发动修宪政变重新确立了极权。隔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因此，无论他们的身份是1830年的革命者还是1848年的革命者，180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经历了双重的打击。此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流亡或远离政治。

1800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在宗教问题上也争执不休。其中的一部分人惊恐于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权期间重现的革命趋势，随继成为天主教会及皇室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中包括神父德·艾茨和费力赛特·拉门纳斯。虽然这两人都是在1800年前出生，但他们都是出于对拿破仑百日政权的恐慌及反对于1815年加入天主教会成为神父，并立即开始了重建法国民众天主教信仰的传教工作。而同时代人中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所支持的政权一步步滑向专制极权的泥潭，也开始变得极端反对教士参与政治、并希望能摧毁天主教会与皇权的同盟者。这个目标在1830年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拉门纳斯断言与绝对皇权的联盟并不是保护宗教的最佳方式，与自由的同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宗教。他带领他的学生及一批志同道合之士试图寻找一种宗教与自由共存的方式，但这一努力不久随着教皇的反对而夭折。但于这个时代尾端出生的弗雷德里克·奥萨南，在1848年开始重新尝试寻找宗教与民主共存的形式。从文化层面或政治层面分析，出生于1800年前后的这代人是浪漫主义的一代。维克多·雨果和大仲马都是革命派子弟，他们的父亲同为军事将领。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也被传言为塔列朗的私生子。他们的作品都面向新的受众以新的手法探索关于爱、自由、暴力的主题。在军人子弟中同样也包括一些杰出的女性。例如德尔菲娜·盖伊（她的母亲通过革命时期的1792年《离婚法》与她身为拿破仑时期军官的父亲离婚）和乔治桑（她的父亲是缪拉将军的副官，在她四岁时辞世）。她们及同时期的其他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于1816年实施的禁止离婚的法令，并通过新闻活动及文学创作为女性寻求更大的公共空间。德尔菲娜·盖伊（婚后名为德尔菲娜·德·吉拉尔丹）支持1830年的革命，乔治桑也投身于1848年的共和事业。但关于法国的国际地位，这代人都对法国1814至1815年间的战败感到极端失望，并对政府未能重塑拿破仑时期法国的辉煌感到不满。儒勒·米什莱和埃德加·基内等同时代的一批人一直希望能够重塑法兰西的荣光，并让法国再次成为这暗淡的现实世界中自由与文明的明灯。

因为1848年的暴动与镇压，以及随后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及专制，在183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人并没有多少机会产生对革命的错觉。与或相信君主立宪或为共和吸引的上一代人不同，1830年左右出生的这代人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也不再执迷于某种特定的政府形式，他们变得更加务实。这代人是建设者而不再是梦想家。自1848年后，以男性公民普选权为形式的平等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既成事实，路易－拿破仑并没有取消而是恢复了这种平等。相反，因为同时期有一种普遍的忧虑，认为将自由设为唯一根本的目的会使自由本身慢慢沦为暴力，因此真正受到攻击而处于危险境地的是自由，或者说有秩序的自由。这代人中如埃米尔·奥利维耶等一批人服务于法兰西第二帝国。他们试图使帝国变得更加自由化，在1870年第二帝国崩溃前确立的宪法也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另一批人得益于第二帝国的崩溃，得以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者。他们建立议会政体，以期同时避免帝国的极权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这批人的领袖包括莱昂·甘必大、茹费理、奥古斯特·舒勒－科斯特纳和朱丽叶·亚当（他是甘必大政治生涯发端的沙龙的主持人）。当然，并非同时代中的所有人都是选择中间路线的务实者。同时代中的另一阵营从1848及1851年的事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六月起义中对于自由及经济保障的诉求以及拿破仑三世在1851年的政变，恰恰表明了资产阶级会不惜使用暴力手段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本质。此阵营中的一批人追随蒲鲁东的脚步将全部精力投入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另一批人却信奉布朗基自第二帝国监狱中传播的雅各宾派革命哲学，或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通过第一国际的一系列会议渐为人们熟悉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儒勒·瓦莱斯、亨利·罗彻福特和路易斯·米歇尔，他们希望通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完成1848年六月起义未竟的事业。

183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在其他领域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反对权利的过度中央集权化。尽管认同巴黎的政治决议中央化，但是他们非常希望行政职能能够被分配到各省级单位，各省又能够对于市镇管理者的任命向地方长官及市议会提供意见。虽然他们这一代人在第二帝国时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在第三共和国治下事态正发生显著的变化。因为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恢复了教会的政治影响力，这代人希望能够降低教会的这种政治影响。同时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阻止教会在国民教育领域日益显著的影响力。但这代人对于教会的反对，更多的是植根于科学主义及对科学的信仰，而非似他们的前辈一般单纯地去除旧习、打破偶像崇拜。他们树立了一种新的以对社会秩序的敬畏为根基的世俗道德观念，以取代在公立学校中的以对地狱的恐惧为基础的宗教道德教育。欧内斯特·勒南写就了非常学术化的《耶稣传》。这本书将耶稣的一生设定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而去除了很多神话性的因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教育大臣费里法也将宗教仪式与宗教教育从公立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去除。因为教会的影响力在女性教育领域最为显著，故而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特意设立了针对女性的公立教育。而同一时期，以玛瑞尔·德安门斯为首的女权主义者也在为女性寻求公民权利，并成功地在1884年重新为妇女争取到离婚权。在艺术领域，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艺术家更趋向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亲历了梦想在赤裸粗暴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面前的无力后，龚古尔兄弟、福楼拜和小仲马等一批作家决定将全部的精力献给对现实生活更精准的描述。在绘画领域，继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之后，出现了一批以马奈为中心的印象派画家，他们将创作的注意力转向了现实生活，而不再是以描述历史与传奇为绘画的中心。在国际关系领域，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战败，在国民中引起了最沉重的苦痛。普法战争的失败是这代人成年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人们在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后，开始对国家定位进行深刻的反思。欧内斯特·勒南、弗斯特尔·德·库朗日和恩斯特·拉维斯都在战后对重新定义法国、恢复国家自觉意识、重塑民族自信方面做出了贡献。[5]

在1860年前后出生的第四代人在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运动期间还只是少年，所以这两个事件对于他们的影响远没有其对他们父辈的影响深远。这代人在第三共和国的早期，当保皇派、拿破仑复辟派及大规模群众性革命对现有政权已不具备颠覆性的威胁时，进入成年阶段登上历史舞台。至十九世纪80年代，许多保皇党人及拿破仑党人已归顺共和，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也投身于民主事业进程。这一切的起因是1897至1899年间的德雷福斯事件。此事件重新引发了共和派与反对共和者、天主教会与反教会者之间固有的矛盾，同时，它也引发了反犹者与支持犹太者、革命主义爱国者与保守国家主义者间的新矛盾。在1860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从此事件中认识到这些矛盾已经背离了正常的争论范畴，政府需要通过平和的绥靖政策使各派别间的矛盾得以驱散缓和。人们需要建立一个走中间路线的共和以吸纳中和各派别的代表及声音。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所谓“美好年代”时期，这代人中的政治中右派和中左派构成了政府中的中坚力量。在中右派中有雷蒙·普恩加莱、 路易·巴尔杜和约瑟夫·卡约等人。在中左派有如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等曾在短时间内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原社会主义者，也有如亚历山大·米勒兰和勒内·维维亚尼等从未真正信奉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尚·饶勒斯并无在政府中的实权，但他却成功使其所在政党的中心从革命化的阶级斗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这个时代的人试图在多个领域使共和国重新焕发活力。在政府职权划分方面，尽管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自1800年以来桎梏法国发展的行政中央集权化依然存在。这代人希望对此作出改变。洛林的巴雷斯、普罗旺斯的查尔斯·莫拉斯以及朗格多克的让·查尔斯·布伦，都是呼吁地区自治的活动家中的代表人物。在宗教领域，这代人努力平息由“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关于宗教的争斗。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政教分离的谈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马天主教廷与法国世俗政府间的既有协议规定法国的天主教会从政府处获取资助，而作为回报，法国的天主教会需听命于法国的世俗政府。以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为代表的一批人成功废除了这项协议。因此，教会可以再次以独立自由的组织形势存在，人们也再次可同时以天主教徒及共和主义者两种身份存在。这代人中也产生了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中既包括La Fronde杂志的编辑玛格丽特·杜兰德，也有如李·查玛和马德林·佩尔蒂埃一样的律师和医生。李·查玛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已婚妇女自由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力，而马德林·佩尔蒂埃则作为医生发起保护女性控制生育及堕胎权利的运动。在文化领域，这代人是象征主义的一代。他们的描述对象与他们父辈所极力描述的现实生活保持了距离。他们试图从原始艺术、神话或传说中寻求达致完美精神层面的灵感。这一类艺术家的代表人物包括兰波、乌拉梅及其追随者纪德、瓦勒里、普鲁斯特；皮萨罗及其追随者修拉和希涅克；高更及其追随者维亚尔和莫里斯·丹尼；以及音乐家德彪西。

不同于被1870年的普法战败所震撼的1830一代，186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趋向于反军国主义，并对伟大国家等观念甚少兴趣。这一时期出现一批如卢森·德卡瓦和乔治·达里恩的反军国主义活动家。但是，“德雷福斯事件”及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同时在法国内部及国际舞台中暴露了法国的孱弱。这也促成了此时代中如巴雷斯和查尔斯·莫拉斯的一批人迅速地转向了国家主义。同时，这一时代中较为年长并经历了1870年战败的一批人（如欧仁·艾蒂安）的帝国主义殖民主张也得到了拥护。欧仁·艾蒂安不但在第三共和国的印度支那及非洲殖民地军官中（如伽利耶尼和他的副官利奥泰）有一定的影响力，随后1860一代的殖民地军官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马格宁以及法绍达战争中的军事首领简·巴普蒂斯特·马尔尚。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挫败，也让普恩加莱和巴尔杜领导的1860一代的政治人物重新审视并希望重塑法国的国际地位。亚历山大·米勒兰等原先反对用军队镇压罢工游行的社会主义者也变成国家与军队的坚定支持者。

我们所提到的五代人中的最后一代人出生于1890年前后。这代人从与“德雷福斯事件”直接相关的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中受到的影响，远小于自德雷福斯事件其后的政治形势中受到的影响。他们对政府的绥靖政策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美好时代”时期执政的1860一代的政治家为权力出卖了原则，将政治理念献祭给了政治妥协。他们认为走中间路线的共和国是各政治势力间——特别是激进派——政治交易的产物：它代表了那些政治家中的犹太人、新教徒或与国际性组织有瓜葛的人对国家利益的出卖。这代人选择或极左或极右的政治立场。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如巴雷斯和莫拉斯等极右派的感召，加入后者以推翻腐败的共和国，并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受大众欢迎的皇权为目的的法兰西运动组织。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成了查尔斯·贝玑的追随者。（查尔斯·贝玑原为左派，但因同盟者的出卖转向天主教与爱国主义。）

这代人的集体身份通过1913年的一份名为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6]  的社会调查进入公众视野。从统计方面讲，这份调查的取样对象相对单一。它主要的调查对象是各大学、高等专科院校，以及最优秀的大学预科中的知识精英阶层。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份调查更像是1820年的学生人口调研的另一个版本。这份调查宣称1890一代与在“德雷福斯事件”前便已委靡颓废的1860一代完全不同，这代人不再慵懒萎靡，他们总是积极向上、跃跃欲试；对如足球一类的集体运动充满热情，对飞行更满是艳羡。他们的父辈是反对教权的唯物主义自由思想者，但他们却赞扬展示宗教的美丽上帝的恩典，并发起参与了“天主教文艺复兴”运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由马萨尼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运动的成员，他们希望能在政教分离的共和国重新散播基督教信仰。尽管这个时代中的一部分人反对军国主义，并且反对法国参与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战备竞赛，但这份调查表明，此时代的主要观点还是基于爱国主义的对国家军事政策的支持。他们对1905年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丹吉尔、表示支持摩洛哥独立并由此所引发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感到震惊愤怒。当1911年德国派出战舰抵达阿加迪尔港宣示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而法德关系也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因此，支持法国殖民地扩张政策的这一代人也自然同意巴雷斯将收复普法战争中割让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作为首要国策的主张。

恩斯特·斯查瑞是这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祖父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欧内斯特·勒南。斯查瑞毕业于法国反教权思想的主阵营索邦大学，但后来却归顺了天主教。与人们设想的不同，他并没有选择学术研究的道路。相反，他加入了殖民地军队，在非洲战场作战，并创作了多部以爱国主义及尚武精神为题材的小说。他是一战战场上法军军官的典型代表，也是第一批在一战中阵亡的法军军官。他在1914年8月22日战死于比利时战场。两个星期后他的老师查尔斯·贝玑也死于马恩河战役。这些人是经历了凡尔登战役、贵妇小径战役的1890一代中的中坚力量。最终，像他们一样在一战中阵亡的一百五十万法国军民，既表明了法国民众团结的力量，也宣告了自大革命以来的内部纷争终告一段落。

[1] 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pp.276-320.

[2] Alan B. Spitzer, The French Generation of 18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3-34.

[3] Edgar Quinet, Histoire de mes idée, Paris, 1878, pp.21, 108, 142. See also Edgar Quinet: The Story of a Chil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osemary and Peter Ganz, London: Duckworth, 1995, pp.18, 66, 84.

[4] Alfred de Musset, Confessions d’un enfant du siècle, Paris, Garnier, 1968, pp.1-5.

[5] Claude Digeon, La Crise allemande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1870-1914, Paris: PUF, 1959.

[6] Agathon [Alfred de Tarde and Henri Massis], 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 Paris,: Plon, 1913.

访 谈

历史的情感渊源

——对话裴宜理

采访、撰文：方曌

她的冷静和客观带来的不是不置可否或死气沉沉，而恰恰帮助她更加敏锐地识别出了革命中的情感因素，看到了文化、思想这样的主观因素是怎么样在组织结构、经济基础这些相对客观的环境下发挥作用的。

1978年的中国留给刚刚三十岁的裴宜理的印象是美丽的：南京有“很多树”，城市“整洁而漂亮”；常州像是一个美国大城市宁静优雅的城郊区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则给任何远道而来的访客震撼，中华帝国时代勾勒出的齐整、恢弘的天际线还没有被后来的各式各样的高楼所扭曲；当然还有她三十年前出生的上海，在她眼里，依然是特别“摩登”的大都会。

个人的命运有时与历史中的大事件联系如此紧密，让人回首时不胜唏嘘。1948年，裴宜理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家庭。同年，共产党在中国开始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个国家与自己在刚刚经历的“八年抗战”中最亲密的战友美国也开始渐行渐远；一年后，最高领袖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不仅表达了许多国人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豪情，也让不太懂得他中文语言艺术的美国国务院断了和新中国保持正常邦交的念头。原来在圣约翰大学执教的裴宜理的父母，在上海陷落，生活最困苦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这时却不得不带着尚在襁褓里的她东渡日本。1960年代的裴宜理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也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心向往之，却只能从一本英译的《毛泽东语录》中了解中国。她在台湾学习了文言文，在那里开始了她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发现这个国家博大得可怕——起码存留的档案博大得可怕——难以想象那一本薄薄的语录，会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资源。1978年，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她终于有机会跟随美国市长代表团重访中国大陆，不过这一次访问注定是走马观花式的。于是，一年之后她申请来中国做一整年的研究，想好好地看看这个国家，和那些她在官方访问里无法接触到的普通人好好谈谈。

当时的她肯定没有想到，她计划访问的那些普通人，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如此迅速地改变这个国家的样貌。在安徽凤阳，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静悄悄地发生了（虽然领头“造反”的农民沿袭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以血手印表达自身信念和决心）。那年她没有了解到这场革命的详情，却看到了安徽北部的贫困：很多孩子仍被迫吃树根和草皮活命，头发变白了，而且全身浮肿。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所到之处都引发了不小的骚动：几百人出来围观她，每个镇政府也派出自己的代表，揣摩她的喜好，特别是饮食方面的。在蒙城，因为她没有吃晚宴的炒鸡蛋，还引发了当地政府没有照顾好外宾的担忧；不过真正震动她的却是在乘坐公共汽车时，两个人为了是否要收一个鸡蛋作为礼物争执良久——这里面有中国人民传统的善良，不过更多的是现代社会里的物质上的赤贫状况带来的冲击。

之后她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不仅研究在国内的档案资料，也花大量的时间做访谈，和普通人交流；她父母在中国时的朋友和老师，成为她在中国大陆做研究时的引路人。从秘密社团到工人运动、单位研究，再到中国革命的遗产、文化、动员方式，裴宜理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如此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诸多方面，以至于我们难以用一个方便的短语概括她的学术成就。不过，你看得出她的研究是和现当代中国自身的演化紧密相关的：在六七十年代阶级论指引下的中国，裴宜理关心农民阶级反抗和共产革命的关系；到了八十年代初，她开始试图了解当时中国最具凝聚力的群体——产业工人——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九十年代，她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其实是跨越阶级的，于是转向对于“单位”这一社会单元的研究；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迅速丰富，她开始关注革命文化的历史作用，还有所谓“革命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如她所说，她相信今日的种种现象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和成因，今天其实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新鲜。

相比较她的很多政治学同行，裴宜理不那么喜欢作价值判断，也难以说她是某种“主义”的信徒。她的研究体现出长时段的特征，常常会跨越一个多世纪，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上整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提出冷静的辨别和分析。让人惊讶的是，她的冷静和客观带来的不是不置可否或死气沉沉，而恰恰帮助她更加敏锐地识别到了革命中的情感因素，看到了文化、思想这样的主观因素是怎样在组织结构、经济基础这些相对客观的环境下发挥作用的。她的研究最重要的价值恰在于此：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似乎日益受到泛科学主义的侵袭，总是试图把活生生的人物和不断变化的事件放入一个生硬的框架和模型中去，这样做的结果是发明了一个又一个听上去充满戏剧性的术语，但是这些名称充其量是对既有思想的一些补充，谈不上是什么创见。裴宜理的研究更像混沌这一物理学新的分支，她希望从整体中找出格式，而不仅仅是简化；她也使用术语，但是总是以许多无法辩驳的事实作为支撑和说明；最终，她形成的判断是返璞归真的：说思想是影响行动最重要的因素，这话不能叫人惊奇；但是仔细描述革命思想是如何形成，如何影响革命中的每一个人，最终塑造革命后的现实的这一过程，却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裴宜理教授的众多著作中，我最喜欢的是她与德国汉学家韩博天合著的《毛泽东的看不见的手》。这本书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时代呈现的种种活力和遭遇到的种种困境，并非是1978年以后历史决定的，而来自更早的历史时期。这说法并不惊人，甚至不太新鲜，但是在作者客观的叙述和条理分明的议论中却令人信服，帮助我们更清楚前行的方向和目标。回望我们的种种“革命传统”，许多次我们令人痛心的失败，不恰恰是因为当时的革命者太急躁、太迫切，太想打破当下看得见的现实吗？如何在长时段里促成革命性的、但也许是看不见的改变，仍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在六十年代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且在那个时候读了《毛泽东语录》，当时读到这本书是什么感觉？

裴宜理（以下简称“裴”）：我是在大学的学习小组里读到毛泽东的文字的，当时我还有我们那个读书小组的同学全部非常兴奋：我们都喜欢“造反有理”这个说法，这是特别让人头脑发热的东西。我第一次在毛泽东那里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关于阶级的论述让我觉得很有新意。这些和我在学校里读过的东西如此不同，所以我觉得很兴奋。

那个时期我还开始自学中文，后来开车半个小时去康奈尔大学上中文课，我觉得学得不错，不过学期结束时我的老师说，你得真正接触中文的环境，靠听磁带和读书是不够的。于是大四我只上了一个学期就毕业了，然后就去了台湾学习中文。

东：您后来在研究生院是如何决定研究农民起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一题目的？

裴：哦，那是个天真的决定。我当时是如此年轻而天真，完全不知道这个选题的难度——不然我绝不会蠢到选择这个方向做论文。当我回到台湾查档案的时候，当时台湾主管档案调查局的王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同时费维恺也细心地告诉我明清各种档案的位置。当然，我完全不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始资料是如此分散，它们的类型也会如此不同。在台湾待了几个月后，我写信给我的导师Michael Olsonberg，告诉他我原来的假设完全错了。中国的共产革命和之前的农民起义关联不大，共产党人其实拒绝了之前农民起义的大多数观念，而且这些关于农民起义的明清档案实在太多了！也许我该专注于民国后共产党兴起的历史，并且主要用二手的中文资料。

可是想不到我的导师Olsonberg和我一样天真，当时完全不知道阅读梳理明清档案的难度，他坚定地告诉我：你得完全做原始档案的研究，而且得看所有的东西。我就这样做了，我也因此无限感激他，因为正是在这些档案中我找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可能性，让我至今得益。

东：这是个天真的决定，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不是吗？

裴：当你握着咸丰、同治皇帝曾经亲手握着阅读的奏章时，那种兴奋之情是无法比拟的。那些朱批和圈点给人一种特别的对于过往的亲近感：哦，这是那个时候皇帝看到的、亲笔写下的东西，现在就在我手里。当你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档案内容再晦涩也无关紧要了，原始档案带给人的感受和后来的印刷或是扫描件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东：1979年您来到中国，为什么选择南京大学作为第一站？

裴：我并没有选择南大为第一站。我1979年申请来华研究最初的选择是安徽淮北凤阳——之前有日本南满铁路的一些研究报告作为基础，我想去凤阳看看那里的村子到底是什么样子，革命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什么变化。我完全不知道当地是那么穷，那里刚刚经历了百年一遇的旱灾，当然，我更加不知道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实验。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政府绝不会欢迎让一个外国人到这样一个是非之地去——他们可能想我有什么秘密情报，或者来中国有什么特殊目的。

幸运的是，南大的茅家琦教授是当时审核材料的委员会的一员。在他的努力下，我没能去凤阳，却去了南京大学。我在之前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时到过南京，那是个美丽的城市，而且我对太平天国和秘密社团都有兴趣，因此在南大，茅家琦教授和蔡少卿教授成为我的指导老师。

东：您怎么看当时您的中国同学？

裴：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和凭借高考进入高校的学生之间还是有很大分别的。我对于工农兵大学生有些同情，因为他们相比之下显得特别贫乏，和高考的学生有差距。不过高考和工农兵大学生共同的特征似乎是，他们都不希望过多暴露自己的过去。被推荐这件事，无论是什么原因，好像大家都不会提，有意回避。

当然很多我接触的中国学生是研究生，他们让我敬佩又着迷：“文革”十年，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不过他们依然凭借一己之力考上了研究生，我在南大的那一年和他们中的几个人成了好朋友，这些友谊维持至今。

东：这是否也影响了您之后的研究方向？

裴：我一直对于反抗、抗争、起义等群体性活动有很大的兴趣，并且我相信当代的种种情况需要在历史中找到他们的起源和成因。在中国时我曾经想到研究“文革”，可是因为资料不足这个计划很快作罢了。在中国时，我也时时想起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早期我在美国参加的学生运动，并希望在中国寻找相似的东西。最后，我在和张仲礼教授的交谈中，确定了研究上海工人运动的选题。上海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它抱有超出一般的热情和幻想。张仲礼教授恰好是当年我父亲在圣乔治大学的学生，又在华盛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我当时在那里任教。他告诉我上海保有大量的工人运动的原始档案，尚待利用。他还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作为一个上海人，安徽北部的农民运动有什么好研究的？

东：时至今日，您怎么看八十年代在中国的那段时光？您对八十年代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裴：八十年代是一个特别让人困惑的时代——当然，对历史学家而言，每个时代都有令人困惑之处，不过对我而言，八十年代仍是一个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八十年代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时刻，而这些时刻又都是动态的。每个夏天我都去松江采访当地人，既问他们关于当下的看法，也听他们说自己的过去。一方面，中央似乎已经开放了，迈出了一步一步让人惊讶的改革决定，人们也很兴奋，感觉到未来的无限可能；在地方，我看到这种情绪的表达是1986年冬天那场上海的学生运动。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所有的这些信号是矛盾和含混的。1985年我编辑了一部叫《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书，这是1983年在哈佛举办的一场会议的论文集。过了一年多，我在上海参加一个文化沙龙，介绍这本书。当时听众的反应是，你对中国的前途看法太悲观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了；1987年我又被同一个组织邀请参加沙龙，结果大家都说这本书实在太乐观了！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分崩离析，这本书里的预测实在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糟糕。

两年间，上海的知识分子对于同一本书的意见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不过，我在很多沙龙里观察到同样的事情，关心时事的人在对未来的乐观和悲观间摇摆。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中国的学者或是普通人保持亲密的友谊仍然是困难的，中间有官方的重重阻隔。不过我想大多数人都看到那个时代呈现的无限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1989年的事件让人如此震惊。不过震动之后，我的反应是我们仍然需要在大的图景中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方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场运动的方向和结局在中国变得难以把控，即使对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来说，这场运动在何处终止也是绝难预料的。

东：您怎么看九十年代呢？

裴：从知识分子的群体来看，我觉得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是真正出现多样性的时候；我在八十年代问大家对于政治的想法和意见，大多数时候得到的是相似的简短回答，而且人们好像特别不愿意公开反对某些意见。九十年代全不如此，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你听得到对于政治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时人们开始真正提出异议和质疑。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没有争议，就一定不会有进步。

东：能谈谈您在九十年代做的关于“单位”的研究吗？

裴：从社会上来看，我没有料到单位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如此迅速地瓦解了。我在开始“单位”研究的时候，只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曾经十分方便的社会单元正受到冲击：因为有了单位，党在动员和反动员方面都更有效率。但我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在建国后几十年中如此重要的机构会消失得这么快。关于社会单元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使在1949年以前，群体运动的组织方式也从来不曾依赖阶级：在早期的农村是靠每个乡村的联系，在城市是各种组织和秘密社团，后来在民国后期，同乡组织又成为重要的社会单元。这些社会单元之所以有力量，完全是因为他们是跨越阶级的，而不是基于阶级的，单位也是如此。每个人接到电话都可以说“你好！南京大学”——难以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们会如此接电话，即使在苏联也从未如此。

东：今天您对您之前的看法有什么修正吗？2000年以后，中国一系列新的变化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裴：我想我现在一定会更加关注文化方面的内容，如果可以倒回去，我希望我更多考虑文化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我越来越相信，人们如何谈论、思考他们在运动的参与和担当中的角色，是极度重要的。人们在运动中的资源，无论是符号、语言，还是头脑中的概念，都来自当时的文化，形成对于国家政权的反应。1989年东欧剧变时，我们都认为东德是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政权：它有完备的军队和警察，经济尚可，但是一旦人们不再相信了，而且当他们确认他们的行动不会导致苏联入侵的时候，一切就那么迅速地改变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化、语言、思想、意识这些方面去理解人们内心的想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当人们感到不满时，一种想法、一种语言是对于制度的整体反抗，另一种不满却会加强现存的制度，这中间的区分非常重要。

因此在回顾安源的历史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文化的作用。最近我谈论了“文化统治”这个概念，中央的部门采用了什么样的资源，动用了什么手段，来改变人们对于政治的想法，人们对此的反应究竟如何？经济因素、组织结构的因素固然重要，我对这些因素也很感兴趣，但是我逐渐感到文化上的材料，无论是符号、标语，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

东：2000年以后，真正有政治影响力的群众活动似乎处于低潮期，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和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裴：社会运动总有低潮和高潮，我们无法期待总有令人激动的社会运动出现。不过从“占领华尔街”来看，参与的人群缺少明确的目标，缺少可以导致行动的纲领，无论如何，只有困顿情绪的表达终究不能成气候。不过社会运动并没有消亡：阿拉伯世界正发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美国，茶党是重要的社会运动，尽管这场运动的目标也许不被你我所认同。

应该说，社会运动并没有消失或减少，他们只是开始以新的方式呈现。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所谓“社交媒体”的流行。我其实对这样一个趋势感到担心。社交媒体确实能够快速地传播信息，能够迅速动员大量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埃及、突尼斯还是纽约市内。但是被动员的人群并不像传统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他们通过结社每天见面，十分熟悉。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参与运动的经历告诉我——当然，我已不再留恋当时的那种极端主义——一起读书，一起交流，一起组织，一起动员他人，一起回到一个地点报告结果，这些面对面的力量是强大的。远程的交流虽然快捷，但是缺少这种力量，因此常常导致过激的言论——你个人无需对此负责；同时分离本身最终会削弱运动的效率。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社会运动，从内容和形态上说，是一场广泛的通讯革命的结果，也是一场静悄悄的人际网络改变的结果。人们依然需要面对面，需要发展人和人近距离的情感和联系，而不是待在屏幕前盯着社交媒体。强大的社会运动需要强大的人性情感，这种人性的情感在社交网络的传播往往是极端化了的。重新连接起因为社交媒体所断连的情感，我们才有可能有更加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地皆是如此。

影 像

《列王纪》：两难的困境

口述：施林·奈沙（Shirin Neshat）

整理：王薇

我是伊朗裔艺术家。我能够在伊朗和中国之间看到很多共同点，这两个国家都拥有非常漫长的古代史，同时，这两个国家的现当代政治史也都经历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艰苦的黑暗时期。在两国的当代史上，都有过很多次革命，也有独裁时期，更有大量的反抗和压迫，人们也在希望和绝望中交替。这样的政治气候，在中国和伊朗的艺术创作中都有很多反映。

在伊朗的语境下，无论是伊朗国内还是国外，作为艺术家不由自主会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如果居住在伊朗，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会受到各种审查，有入狱、受刑以及各种压迫的可能。如果像我这样居住在国外的话，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放逐，远离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的家庭以及所爱的家乡。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成为强有力的武器，对伊朗政权产生了很大威胁。在政府高压下，今天的伊朗艺术家还是为伊朗文化赢得了很多尊严。可以这样说，伊朗艺术家对伊朗现在的政治话语环境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经常剧烈地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并参与其中。伊朗艺术家经常是在艺术和政治两个领域中不断交流着某种困境，在他们的自主创作中也体现出这种两难的境地。

我的故事和作品基本处于一种漂泊和割裂的状态。在伊朗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1]之前，我离开了伊朗，那之后我很少回到伊朗，只是1990年对伊朗有一次简短的访问。之后我的工作都是在美国，在伊朗以外。由于自我放逐，以及家庭的分离，造就了我现在的艺术创作主题和状态。

我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演化、不断变化的过程，最早做黑白摄影，后来制作电影，现在重新回到黑白摄影。我相信这与我漂泊的生活状态有关，流亡的经历直接反映在我的作品当中。自从我17岁刚成年就离开伊朗之后，我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很长时间，我总是不断搬家，不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不断适应各种各样的文化，不断漂泊和适应的过程成为我生活的主题。看我的作品，就会发现每一个重要作品的问世，都是对上一个作品的反叛，并且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向一个新领域开拓。

尽管作品形式有很多变化，但是，有一些主题必须出现在我的作品当中。其实我的作品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展现，很多媒体认为我是穆斯林女性，或者是伊朗的代言，其实并不是，我个人作品不过是在反映自己的生活，作品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我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自己的生活困境和思考主题的一种反省和外延。首先一个是诗意的语言，在我的摄影作品、视频作品，或者电影作品当中，我都会大量使用诗句以及暗喻，这是伊朗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伊朗人面对艺术审查以及政治压迫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其次，我的作品也都有大量政治性意味，因为伊朗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影响了我的生活状态，甚至在我远离这个国家后，它的政治局势依然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并反映到我的作品当中。再者，我的作品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一种两难的困境，一种矛盾的境地，无论视觉上还是理念上，我的作品都是一种对立的体现，男性和女性的对立、文化和自然的对立、暴力和美学的对立、神话和政治的对立……最后，我可以很骄傲地声明，我从来没有追随过任何一个现有流派或范例，而是发展出了一整套自己的艺术话语和作品。

我第一部作品是1993年问世的，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1990年我第一次回到伊朗，启发我创作了这幅《阿拉的女人》，这个作品时间跨度是1993到1997年，是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现代性被当时的政府机制化，然后反映到生活某的一个方面，比如伊朗女性在伊斯兰革命中的角色。首先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最早是学绘画的，但是我的绘画非常差，而且我从艺术学院毕业后，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从事创作，而我从来没有学过摄影，我跟摄影师的合作也很少，这些作品都是我自己独立创作，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主要摄影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几个要素：武器、女性的身体、面纱，以及优美的诗句——即波斯语的诗句。

但在1998年之前，大家对我的了解，仅仅限于我的摄影作品，我非常担心我变成创作形式单一的艺术家，所以我开始转向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摄影装置作品。我创作的第一个动画作品，其实还像是一组连续摄影作品的摄影，在一组照片当中去讲述一个故事。1998年创作的《狂暴》视频，反映音乐和女性的关系。在伊斯兰社会，女性是不允许公众表演音乐的，画面当中这位男性表演优美传统歌曲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听众群体，而女性表演的时候，台下是空空的，但是她的歌唱方式打破了所有传统演唱方式，她成为反叛者。

1999年，我第一次离开美国前往摩洛哥，做了一组作品叫《狂喜》，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自然中，与上百位女性和男性进行合作，那段时间我开始学习如何做导演，去指导一个大型的作品。《狂喜》也是讲两个世界的对立，大家可以看到男性穿着白色的衬衫，站在堡垒上面，这个堡垒是男性化的象征，而女性穿着黑纱和黑衣，她们是大自然当中的。从象征角度来说，《狂暴》中的女人通过唱歌形式打破了所有社会禁忌，而在《狂喜》这套作品当中，女人离开了沙漠，走进了海洋，最终是乘船离开，这个象征意义也是反映她们的勇气和反叛。

还有一个视频作品，也是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个作品，它是关于性和欲望的，作品中，一个男性和女性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相互看对方。这里我想简单解释一下，伊斯兰文化当中，一个性别是不允许对另外一个性别产生任何形式的性或者欲望的念想的。

从上面几幅作品之后，我彻底从摄影转向到了视频作品。我没有办法回到伊朗，那就去摩洛哥、去墨西哥这些地方，它们比较像伊朗，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拍摄。我讲述了一个葬礼的故事，男人带着一具尸体，从远方来，经过各种地貌的长途跋涉搬运到一个地方，而女人徒手在挖一个坟墓，最终把尸体安葬在此。在这些作品中，大家可以看到大量身体和大自然的互动，包括伊朗书法作品的展现。

2002年我完成一系列的视频作品之后，终于感觉疲倦了，很久没有从事摄影艺术，这时我开始向另外一个领域进发，那就是电影。我选择了伊朗女作家帕西普尔的书《没有男人的女人们》。这本书应该是非常难转化为电影的，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语言，讲述五个女人突破自己传统的模式，去追寻变化和独立、自由。这个小说本身还有另外一条线索，讲的是1953年美国情报部门CIA和英国情报部门帮助伊朗国王夺取政权，推翻伊朗的民选总统穆罕默德·摩萨台。小说一方面追寻人性神秘的一面，同时也对伊朗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作出思考。小说中有一个小树林的场景，它象征一个避难场所，五个女人在这里上演了一些生前和死后的故事，而德黑兰城，则象征着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局势。我花了六年的时间去拍这个电影，在柏林、巴黎、卡萨布兰卡和纽约之间穿梭。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理念转化为屏幕语言，做一些人物描述方面的研究，以及叙事方面的学习，还有就是如何掌控整个电影的节奏。那段时间，我再也没有和画廊、博物馆进行合作，而是与电影制作人和演员合作，那是一种非常激动人心的经历。我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一种平衡，在两种艺术媒介、艺术语言之间寻找平衡，一种是视频纯艺术的语言，还有一种是娱乐的以票房为目标的电影语言。最终我完成这部作品，并且在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上得到银狮奖。

2009年完成这部电影之后，我重新回到了黑白影像创作之中，那就是作品《列王纪》。2009年伊朗有一次政治选举，有作弊嫌疑，在当时伊朗有大量民众进行抗议，很多人把这次运动叫做“绿色运动”或者“绿色革命”，这个革命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

这是我第一次在政治上如此激进。我参与了每一次的抗议运动，参与游行，也参与饥饿抵抗，和很多民众走向街头去伸张正义，保护我们对自由民主的理念。我从走向街头的年青一代人身上得到灵感，这一系列作品反映他们的勇气，他们把自己暴露在汹涌的暴力之中。这部作品受到十一世纪伊朗诗人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的启发，他创作了一个六万多行押韵的对句诗篇，讲述了伊斯兰帝国征服波斯的历史，当然也在讲述关于爱国、关于激情，同时也是关于杀戮和残酷的历史。我把《列王纪》史诗当中的一些画面画在了人物肖像上面，这些人是作为“恶棍”身份出现的，他们的身体语言也是在说明他们的身份。

2012年，我在埃及待了很久，参与当地的政治运动，经历了很多希望和绝望，并且从中得到灵感。我们在老年一代脸上可以看到悲伤和痛苦，同时在年青一代人脸上也看到了大量的希望。我和美国籍的摄影师一起前往埃及，她刚刚失去了22岁的女儿。在埃及开罗，我们邀请当地民众到我们的摄影棚来，讲述她们个人的悲惨故事，和摄影师有一个共鸣，然后再进行拍摄。在创作这些人物肖像的过程中，我可以捕捉人物感性的一面，也可以有一个情绪释放，那些民众讲述个人悲惨经历时，经常由抽泣发展到号啕大哭，最终和摄影师拥抱在一起，不能自已。

我发现自己非常迷恋伟大的女艺术家，比如《没有男人的女人们》小说的原作者帕西普尔，她曾经有多次入狱的经历，但是她的作品充满了想象力，作为一个女人，或者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都十分爱她。接下来我的一部作品，是关于伊斯兰世界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埃及女音乐家的，她出生于1900年，1975年去世。在大家对中东的看法普遍呈负面的这样一个年代中，我们必须意识到，其实伊斯兰社会有着丰富的底蕴和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女艺术家、女音乐家，她受到大家广泛的喜爱，她的音乐非常有穿透力和魅力，让人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爱国主义者，参与了多次社会革命。通过对她的研究，我们可以迅速了解埃及的当代史。

在过去20多年当中，我完成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所经历的各种变化，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媒介上的，都带着这个时代和我自己的印迹。我坚信一点，艺术家必须不断反思自己，不断超越自己。

Ｑ：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一个艺术家，你是如何了解伊斯兰文化，包括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生活条件和生存现实的？

奈沙：首先我想澄清一个概念，我们不泛泛去称伊斯兰社会，其实伊斯兰教和各个国家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对我个人来讲，我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伊朗，现在是埃及。但需要注意的是，我的所有作品都是一种艺术性的反映，一种文化性的反映，而不是作为纪录片式的反映。现在我在埃及工作，做大量研究工作，了解描述对象的生平和她当年的生活现实，再在这个基础上制作电影作品。我要再一次澄清，我的工作主要是针对伊朗和埃及这些国家，不能泛泛说是伊斯兰社会。

Ｑ：你在之前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大困难和遗憾的事情，而这些困难和遗憾对你以后作品有没有一些影响？

奈沙：这些年来，我不断冒险、创新、变化，去做各种实验，当然我做过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也做过比较失败的作品，我相信所有这些失败都是艺术创作的基石。我所遵循的一个信念是：我应该不断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即便失败了，也是很好的成长过程。

Ｑ：我特别好奇，伊朗的历史构成十分复杂，它对当下这个伊朗的影响是什么？

奈沙：事实上《列王纪》那部长篇诗史创作于十一世纪，当时还是波斯帝国，它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波斯语。当今伊朗，我觉得也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是伊朗古波斯这种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诗作、哲学、历史、文化都有待挖掘，另一方面是现今政治状况，压迫、独裁统治，这些让伊朗民众感到很悲哀。这些在我的作品中也能反映出来，有优美的诗作，有漂亮的波斯人诗句，另外也有当下的政治主题，所以我的作品也是过去和现实的一种对立。在《列王纪》这个作品中，我就是想去回顾历史，在古代那次征服过程当中，有大量这种爱国主义、抗争、压迫和血腥，然后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我们也可以看到年轻人在捍卫自由和民主，那么实际上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情。历史在不断重复自己，我的作品始终是关于过去和现实、诗意和政治的。

Ｑ：1979年离开伊朗之后，过了十多年你才再次回到伊朗，并创作《阿拉的女人》，我想问一下，到美国后，是否有什么样的经历激发你创作这个作品，或者提供了新的视角？

奈沙：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我滞留在美国一段时间，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当时17岁，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当时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通讯联系中断，所有痛苦甚至不能向亲人朋友诉说，一定程度上，这是我的艺术作品的基础。重新跟伊朗有了联系之后，再也不想失去这样的联系——情感上的联系，对家庭对故乡对国家的一种上升到理念上的亲密和思念。

Ｑ：你的作品主题主要是关于伊斯兰历史和当今社会，那么你对这些国家未来有什么看法，包括伊朗的未来？

奈沙：我只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像个国际关系专家去发表一通看法。我只想说明，中东地区弥漫着非常悲伤、非常低落的情绪，尤其是阿拉伯之春之后，因为在2009年左右人们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也充满希望，但近几年的情况让人们有了强烈的挫败感，看不清未来。我个人也十分困惑，希望这种情绪只是暂时的。

Ｑ：你讲座开头提到中国和伊朗在文明史上有一种相似性，那你有没有从东亚文化当中吸取灵感？你觉得东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有什么相似性？

奈沙：我个人十分非常喜欢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电影，非常频繁地去了解中国电影的最新进展，我喜欢琢磨中国艺术家如何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灵感，并在作品中如何表达政治观点。中国很多艺术作品十分有意思，因为中国和伊朗一样处于某种类似的境地，我会把中国艺术当成一个典范，因为中国艺术家擅长在允许范围内做一些创新的工作。

[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波斯湾产油国财富陡增。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君主冀望用石油美元买一个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然而，随着经济的膨胀，伊朗社会各种潜在矛盾空前激化，经济高速发展尚未走完十年的路程，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倒巴列维群众运动。1979年1月26日，巴列维被迫出走。首都德黑兰万人空巷，男女老少一齐涌上街头载歌载舞，马路上行驶的汽车打开大灯，不断鸣笛以示庆祝。街道、广场上大大小小的巴列维父子塑像和画像，几小时内就被群众推倒砸碎和焚烧。这次规模空前的社会动荡后来被称为“伊斯兰革命”。

Farokh，2012

墨、激光冲印银盐照片

1016×762 CM

Nida，2012

墨、激光冲印银盐照片

1016×762 CM

Ibrahim，2012

墨、激光冲印银盐照片

1016×762 CM

MOsaeb，2012

墨、激光冲印银盐照片

1016×762 CM

Ibrahim，2012

墨、激光冲印银盐照片

1524×1143 CM

Ramin，2012

墨、激光冲印银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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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ram，2012

丙烯、激光冲印银盐照片

2515×1257 CM

Divine Rebellion，2012

丙烯、激光冲印银盐照片

1575×1245 CM

随 笔

柬埔寨的诅咒：混乱之地的现代史

撰文：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

翻译：王玮琦

联合国为柬埔寨投资了30亿美元和数年的民主化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果而终。即便在今天，柬埔寨的人民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受剥削和奴役的人群之一。

第一次去柬埔寨是在我二十七岁那年。当时我刚大学毕业四年，在美国肯塔基州为一份名为《路易斯维尔信使》的杂志工作。当时我在为那本杂志写一些报告，大多是关于杰斐逊郡的高校教委会的事宜，评论他们的“学生日后成就测试”是否准确，以及总结高校年鉴的销售情况等等琐事。最后那段时间，我还帮着杂志的编辑汇总秋季校车日程表的增补。当时我做过的文案工作中最和国际接轨的一次，只不过是在一个夜里前往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个叫埃德蒙顿的城市，为一家商场写一些不起眼的东西。

直到一天下午，我的编辑比尔·考克斯突然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哦，对了，我想让你写一下当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情，以及那些柬埔寨难民的遭遇。”顺便说一句，他的这句话中的“哦，对了”意思其实是“反正你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做嘛”。

一开始，我当他只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毕竟这家伙向来喜欢开玩笑恶作剧。之前曾经有一次马戏团来我们这里表演，考克斯成功地骗了马戏团的老板，用车把一头水牛运到了杂志社，然后这家伙居然又用货梯把这头水牛运到了编辑部，骑着它满屋子乱转，还一边挥着一顶特大号的牛仔帽在水牛背上发癫。因为这前车之鉴，我生怕被这家伙耍了，就做了一些相关的调查。结果我发现考克斯之所以让我写关于柬埔寨的报告，是因为一个叫哲·马瑟的摄影师有一段录像，记录了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医生在泰国和柬埔寨边界工作以及他救治难民的经历。之所以能有这段录像存在，是因为之前马瑟劝服了杂志社的图像编辑，派了一个记者和摄影师去泰国柬埔寨边界进行拍摄，以便日后可以围绕那个医生写一个长一点的故事。

当时是1979年。越南战争刚结束四年，而战争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持续了数年之久，还没有完全消除。在胡志明市被攻陷后的几个月里，一个名为红色高棉的叛军推翻了当地的军事独裁者朗诺；这个军阀曾经在金边为美国政府做事。

今天，红色高棉叛军的罪行已经世所皆知。两百万柬埔寨人，约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半里被杀害。他肆意妄为，摧毁了二十世纪人们生活中的一切。百分之八十的柬埔寨教师，百分之九十五的医生和其他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一起在这场残酷的浩劫中被杀害。当时的柬埔寨，就像波尔布特本人所说的那样，变得一无所有。

但在1979年的秋天，还没有人知道这一切的发生。虽然有种族灭绝的传闻流传开来，但当地政府对此做出了严厉的否定，同时一个以红色高棉作坊为名的黑暗恐怖组织在柬埔寨西部成立了。一些柬埔寨政府官员报告了当时发生的一切，但美国政府不想听。由于越南战争的伤疤，美国政府最不愿意提及的地方就是东南亚。他们正为摆脱能源危机、情报丑闻，以及很快便发生的伊朗人质问题而忙得不可开交。

在此之前，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红色高棉迅速夺取了柬埔寨政权。之后的几个月里，数万难民挣扎着逃向泰国，同时带去了他们身上的疾病、瘟疫和骇人听闻的消息——世界上关于红色高棉这个恐怖组织的真面目的第一手消息。这，就是我要写的内容。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因特网，杂志和报社的运作全靠现金钞票交易。我所在的杂志社想把当年的旅行开支花完——不然下一年的旅行开支有可能就被裁减。于是他们想派我去一趟柬埔寨，而我自然乐得去公费旅游一趟。所以1979年10月，我便整装出发，去往东南亚。那个当初提出这个主意的摄影师马瑟，也就自然而然地跟我一起去了。

一天下午，我们前往杰斐逊郡的保健中心打疫苗。一个盘着发髻，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问我们要去哪里，我说去柬埔寨。

“柬埔寨？”她问道：“能拼一下是哪几个字么？”

于是我写给她看，之后她从一个文件柜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又黄又破的布包，一看就是古董级的东西了。她戴着布满灰尘的眼镜看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段关于一些可能致命的疾病的描述。

“来，咱们瞧瞧，你们得带上治疗疟疾、霍乱、肺结核、破伤风、伤寒和白喉的药……”

于是我说：“行啊，那我们就全带上好了。”

护士摇摇头，“不行！”她说，“你们最多只能得三种病，所以你们只能选三种药。”

“你觉得我们会得哪三种病？”看来保健中心不允许我们得超过三种病，所以我们只能苦笑。

“不好意思，”她摇摇头，“我没法替你们选。每个人都得自己选自己想带的药。”

于是我选了霍乱、白喉和破伤风。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得的是伤寒，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有做预言家的潜质。

言归正传。在为纽约《时代》周刊做国外报道数年后，我很幸运地拥有了大型杂志社给国外人员提供的所有待遇：司机、导游、翻译和助手——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可怜的现实是，我和马瑟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一穷二白屁颠屁颠的。

对于报社记者来说，在那个年代想到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可谓困难重重。红色高棉的武装力量当时还在和越南交火。所以我和马瑟先去曼谷做了一些采访，然后才开车去了柬埔寨边境线——路上遇到了大量的水牛群，水牛的数量和车辆一样多，挤来挤去折腾了几个小时才到。我们在泰柬边境一个叫亚兰的城市住下了，旅店房间的门都是用扣环的，上面并没有锁，想不想要锁全看你想不想掏钱买锁。房间里面，所谓的床就是一张草席，根本不是什么床。洗手池子是破的，水漏了一地；于是我就当顺便洗脚了，反正地板中间有个下水道，水会从那里流出去。

第一天我们开车去了国界线，泰国官员看了我们的护照和从曼谷办理的通行证，由于语言不通，他手舞足蹈地示意我们，还需要出示一些别的证明——很显然他指的是我们没有在证件上盖章。他试图让我们开回曼谷，但我们不懂泰语所以不明白他到底想干吗。没办法，他死活不让我们通过，于是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开回了曼谷，路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美国军事基地。几辆车停在基地前面的路边，我们想，能碰上会说英语的人也说不定，何不去碰碰运气。

在军事基地里，一位泰国军方官员有模有样地坐在办公桌前。他也不会说英语，但是我给他看了我们的通行证，并且也用手舞足蹈的方式问了一个问题。他居然貌似听懂了，于是拿过我们的通行证，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印章给我们盖上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我和马瑟对视一眼，喜出望外。

于是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边境线，一直往前开，寻找着难民居住的难民营。开了一阵子，我们看到了一辆运送大米的卡车，我们就跟着它一直开。卡车停在了一个简陋的难民营前，里面躺着一群病得奄奄一息的柬埔寨人，全都穿着柬埔寨共和国最常见的黑袍——“柬埔寨共和国”是与“红色高棉”含义截然相反的柬埔寨的另一个名字。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天，后来又找到了另外几个避难所。以下是我当时写下的文字：

骨瘦如柴，目光呆滞，一无所有的人们，在酷热、饥饿和疾病之下辗转挣扎。他们趴在被晒成一块一块的土疙瘩上，等待着，等待着。

他们排几个小时的队，等待着当天从国际难民救济所送来的食物供给：一碗米粥，两根香蕉和一桶浑浊的饮用水。

他们等待着医生给他们看病。

有些人等待着家人的消息，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家人已经死了；他们还记得之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孩儿被杀死，或者饿死之前的苦苦挣扎。

他们等待着泰国士兵再次前来强暴他们的妇女，或者越南军队再一次发起全线进攻，将他们赶回泰国。

还有一些人等着看自己悲惨的命运如何继续。与此同时，他们汗流浃背，拍打着蚊虫，呼吸着几十万即将病死的人身上散发出的腐臭。

死亡与贫穷的阴霾笼罩着大地，这就是当时的柬埔寨。

从1975年开始，七百万柬埔寨人在边境被抓获。那时候已经有三百万人死去了，活着的人们也会很快饿死或者病死。

只有大约一百万柬埔寨人，从红色高棉的捕杀和越南军队的炮火之中幸存下来，跋山涉水地逃难到千百里之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直逃到泰国边境的避难营。但是，这是什么样的避难营？

避难营里的床，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硬桌面。桌面上方罩着一张塑料纸，离桌面很近，人睡在桌子上的时候鼻子会蹭到纸。刺鼻的汗味，粪便和尸体的气味弥漫在避难营内。无数苍蝇蚊虫飞来飞去，没完没了地发出嗡嗡声，另外还有一万个人不停地咳嗽着。一排排茫然无措的难民，这些人无法对未来抱有任何期望。

难民营里就像地狱，让人无法忍受。工作人员在避难营里只工作了一天就已经双眼通红，因为尘土呛鼻，但没有办法。然而与1975年在柬埔寨的生活比起来，许多难民都说他们在避难营的生活已经不错了。

跟这些难民们聊聊吧。

他们经历了数年的灾难和不幸，这些遭遇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难民们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就像是上班族在谈论平平无奇的一天；直到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一起死去。

我在回家的路上病了，当时是感恩节前夕，我的返程航班经过香港和芝加哥。回到路易斯维尔后，由于我的医生没有见过热带的疾病，所以一开始把我误诊为疟疾。直到后来拿到了血检报告之后，他才明白那其实是伤寒。他给我开了药，但我待在家里卧病在床，不停出汗，发烧，甚至产生幻觉。感恩节那天，一个朋友给我带了一条大号的火鸡腿，但我实在没有胃口进食，所以提笔写下了在柬埔寨生活的五天。

那时候还没有因特网，甚至没有实时新闻播报网和其他的新闻共享方式，所以一个地方的报纸只有当地的人能读到。就拿我们来说，我们只能得到肯塔基州和南印第安纳州的新闻报道。所以在我写下对柬埔寨的报道之后，所有的文字和图片记录并没有能传播多远，只有我们这些当地人才能看到。不过在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这样的。

二十九年后，2008年的一个夏天，我又一次去了柬埔寨。期间我离开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杂志社转而为纽约《时代》周刊工作，并且身兼数职二十五年：撰稿人、编辑和境外联系人。我在五十多个国家做过报道，虽然我并没有再去柬埔寨。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着一个巨大的问号——柬埔寨现在如何了？

越柬战争十年后，1989年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军了，留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傀儡政府。当时红色高棉还是在波尔布特的掌权之下，继续与当地政府进行着游击战。这个国家看起来是没法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了。

1992和1993年，联合国接纳柬埔寨成为成员国。于是这个国家受到了联合国的保护——这是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联合国采取了如此大胆的措施。联合国派了一万六千驻军和五千工作人员前往柬埔寨管理日常事务。这个措施实施了两年，耗资30亿美元。联合国为柬埔寨制定了一套宪法，用于帮助那里的人民——五百万从红色高棉的浩劫下幸存下来的柬埔寨人，为他们提供一个现代化民主国家应有的所有人权和基本保障。之后联合国进行了投票，测试当地人民对这一举措的反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百分之九十的柬埔寨人民投了赞成票。于是联合国认为这个投票结果表明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对民主的渴望。接下来新政府成立了，联合国便退出了这个摊子，不再干涉柬埔寨的内政。

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种待遇：整个世界团结起来，由于对之前种族灭绝惨剧的忽视而产生的愧疚和关心（另外也有一部分私心），一起帮助这个小国家走出困境，并给予它一个从头开始的机会，重新建立现代化的国度。但是结果如何呢？这个新成立的，由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如何珍惜这个天赐良机的呢？为了找到答案，2008年8月我又一次出发前往柬埔寨。

在金边的第三个早上，当时我正在洲际酒店吃早饭——这是1979年的时候我在亚兰城做梦都想去的地方。我拿起一张《金边时报》，这是一份英文日报。我读到第三页的一个小故事，突然坐直了身子，差点喊出声来，还好我当时不在餐厅里，否则肯定会吓到旁边的人。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洪谢的人，他是首相洪森的侄子。他曾经开着他的凯迪拉克越野车在金边市中心高速飙车，结果撞死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把对方压得肢体分离，死无全尸。

故事中说洪谢试图逃跑，但是由于压过摩托车，他的越野车轮胎也爆胎了。所以他不得不先停下车。这里有一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死去的摩托车驾驶人是一个起重机操作员，当时正躺在血泊之中，“许多交通警察看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但并没有当回事，事故同时引起了20个武警的注意，他们把越野车的车牌给摘除了”。

仅仅是摘除了洪谢的车牌？几天后我找到柬埔寨情报部长乔坎哈瑞斯，向他询问有关这次事故的事情——警察只是摘除了车牌？他想了好半天，终于开口了：“拿走车牌是因为如果一辆车曾经出过车祸，以后就会比较难卖掉。”

作为记者，需要接触各个层面的人物，有时候想要正义凛然一尘不染真的很难做到；但相比之下，我不得不说：做柬埔寨的情报部长是一件更难的事情。

两年的研究和在柬埔寨的两个夏天的辛苦工作，我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柬埔寨利用联合国赐予它的得天独厚的机遇做了些什么？事实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柬埔寨，依旧被一个腐败的独裁者统治着。联合国根本看不到这一切，他们对柬埔寨民主化的改变太过高估了。

柬埔寨复兴工程是二十世纪末第一个令整个世界大动干戈的国家兴建工程。在这之前，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德国和日本，因为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这两个国家都废去了独裁，变得极其民主，让人振奋不已；它们的成功证明了这种国家重建工程是可行的。但这两个国家都是被打得不行了，在战争中完全毁掉了。等战胜国的军队入驻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已经没有本土的统治者存在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残余的势力守护他们的利益了。所以当地的人民迎来了西方战胜国带来的民主，而且当地没有富豪军阀的残余势力与之抵抗。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成功了。

柬埔寨则是另外一回事，虽然联合国的领导人恐怕是看不清楚真相了。他们已经被在一两年前苏联解体之后涌现出来的大批跨国公司搞得满眼金星。当然了，美国、俄国、中国、欧洲、日本和越南如果联合起来，是可以改变柬埔寨堕落的现状，帮助其实现民主化的。毕竟这个国家就像德国和日本，曾经在内战中被摧毁过。在华盛顿，国务院已经开始计划这一事宜了。国务院分管柬埔寨地区就有一位助理秘书理查德·所罗门，他把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家事一般尽心尽力——即使一些更高级的官员对是否值得在柬埔寨继续投入精力抱有怀疑态度。

事实上，柬埔寨战争1979年就结束了，那是早在联合国介入的十多年前。那时候老一代的领导人重掌政权，同时也有一些新人出现。其中诺罗敦·西哈努克王子，当时在柬埔寨人民之中呼声极高；他从1941年开始统治柬埔寨，直到1970年的一次军事政变才把他赶下台。红色高棉却把他带了回去，作为他们名义上的首领——虽然他其实是被软禁在自己的宫殿里。联合国的军队自1992年开始入驻柬埔寨，西哈努克王子又被重新确立为名义上的国王。可是这个家伙只是一心想把他以前的东西拿回来——绝对的皇权，就像柬埔寨最早的皇帝一样的皇权。不过当时，有人和他竞争掌权者的宝座。

其中一位就是洪森。从1979到1989年，也就是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期间，红色高棉的年轻官员洪森担任了首相一职。这个人几乎没受到过什么教育，但是非常狡猾和残忍——想象一下红色高棉和越南军队这两个暴力组织先后训练出来的一个野小子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就知道了。首相的职位就这么在1985年交给这个家伙了，他自然不会拒绝。

第三位竞争者也出现了，诺罗敦·拉那烈，西哈努克的一个儿子。他曾经领导过一支不成气候的游击队，背后是美国提供的资金支持。游击队的目标是把越南人和他们的政府，包括洪森在内，赶出柬埔寨。当越南人退出之后，拉那烈也开始垂涎权力了，然而他根本就不懂如何管理国家，也没有兴趣去懂。但是作为一个首相，他知道他必须栽培自己的势力。拉那烈不如洪森那么狡猾，但他是皇室的一脉，所以这点给了他在竞争中的许多优势。

所以，过去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例子——甚至韩国——相对柬埔寨国家复兴计划这个大型实验来说，已经不再是有用的样板了。事实上，在柬埔寨的投资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联合国军队离开之前，三位野心勃勃的竞争者已经在争夺不休了，好像之前联合国举办的选举根本不存在一样。他们的政治斗争持续了许多年。

联合国的军队貌似是走了，但是联合国毕竟还在，并且成立了一系列慈善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食物计划以及其他一些团体。美国国际发展机构、世界银行和其他主要的世界各地的救难机构也在与联合国合作着。除此之外，两千个各种各样的自愿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及时地在柬埔寨建起了各自的分基地。当柬埔寨的权力纷争进入白热化甚至出现了暴力的时候，政府也愈加腐败；这时候这些团体和组织便做出了它们的贡献：他们开始逼迫柬埔寨领导人履行诺言，为他们的人民服务。

洪森、拉那烈和那个正坐在国王位置上的西哈努克，对这些组织的要求几乎无视。然而慈善组织仍然在不断地捐款，款项高达数亿美元，一年又一年地捐着——即使柬埔寨即将通过封锁军队来缓解权力斗争，整个国家已经乱成一团糟的时候，这些捐款还是继续着。

另一方面，历届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扮演的角色都不尽相同。第一位大使，查尔斯·图恩宁，对柬埔寨的新气象感到惊奇不已，即使当时的情况已经在恶化了，但他还是试图作为一个慈善家支持柬埔寨改革。下一位大使是肯尼斯·奎因，他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与洪森站在一起。之后这位美国大使终于开始察觉到，洪森其实是在用独裁的手段管理他的政党以及柬埔寨。由于洪森一直高谈阔论民主政治，想分辨他到底是不是在伪装，对于奎因来说还真是有点难。

拉那烈和洪森的战争在1997年终于真正爆发了。洪森大获全胜，取得政权。之后，美国大使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每个人都持有不同的态度。波尔布特执政之时的惨剧已经被逐渐淡忘，取而代之的是更新近发生的在卢旺达、波斯尼亚和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事件。所以这些后来的大使，特别是肯特·威尔曼，曾经试图调查柬埔寨政府的腐败和受贿情况，却几乎一无所获。威尔曼说，他很高效地将美国对柬埔寨的原有政策转变成了人权主张。不过这时候，美国政府早已经对柬埔寨事宜不在乎了。

联合国为柬埔寨投资了30亿美元和数年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果而终——但他们居然还在吹嘘他们成功了，即使柬埔寨已经重新回到了独裁的旧制度。即便在今天，柬埔寨的人民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受剥削和奴役的人群之一。

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审视

崇明

对马南而言，政治不只是人事的某一部分，政治秩序为人类生活赋予形式。“民主时代的人的生活将形成于他们继承的道德内涵和民主方式之间的妥协。”

现代社会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它带来的爱与恨几乎一样多。它让无数人欢欣鼓舞，也使很多人咬牙切齿。如果不能理解现代社会所激发的这种对立的激情，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可能也无法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现代人，不管是否愿意。在从时间上而言对我们最为现代的二十世纪中，人类在其前期经历了最可怕的疯狂与浩劫，在其后期同样目睹了种种混乱与迷茫。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学者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成长于二十世纪后半期，在他的经历与探索中，在他与二十世纪两位伟大的现代性思考者雷蒙·阿隆和列奥·施特劳斯的相遇中，在他对时代以及整个现代性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入到现代性的迷局，获得更清醒的自我认识。

理解人事特别是政治事务，并通过简朴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理解，构成了马南思考和写作的主要内容。人事浩瀚纷繁，何以把政治事务作为中心？对马南而言，政治不只是人事的某一部分，政治秩序为人类生活赋予形式。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渴望之一是获得良好的治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能获得良好的治理和建立完善的秩序，相反人类常常陷入糟糕的治理和无秩序的混乱当中，但对于善治和优良秩序的渴望推动人类为其共同生活确立形式，并在其中安顿身心。现代性最深切地彰显了人对优良秩序的渴望以及人在建立秩序时遭遇到的困难和失败。马南对二十世纪和现代性的政治审视所针对的正是现代人的政治挑战。

一

皮埃尔·马南1949年出生于法国南方城市图鲁斯，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师哲学系，曾经在法兰西学院担任雷蒙·阿隆的助手，参与创办法国著名思想刊物《评论》（Commentaire）并曾担任主编，现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雷蒙·阿隆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在深入阐释西方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借助这一阐释来辨析现代西方特别是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如现代国家的特征、现代民主的本质、自由主义的发生与演化、欧盟建构的政治哲学等等。他每周五11点到13点在拉斯帕伊大街（Raspail）105号一楼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阶梯教室的政治哲学研讨班也闻名遐迩，听者云集。在这个研讨班上，他疏解荷马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经典，不时从这些经典切入现实政治，让听众切身体会到这些经典的生命力。他的不少著述都是从这一研讨班的授课和讨论发展而来。

在马南的著作中，《现代政治的诞生：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卢梭》（1977）、《托克维尔和民主的本性》（1982）、《自由主义思想史十讲》（1987）对近代政治哲学家特别是卢梭、托克维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犀利的阐发，《人的城邦》、《政治哲学通识课程》则是对现代性全面的批判性阐释，《民族的理性》展示了对欧盟建构的非政治、去民族国家倾向的审慎忧思，近年出版的《城邦的变形：论西方的活力》则是对荷马以来的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政治历史的精神动力和政治创造的深入思考。在他的访谈录《政治审视》（2010）中，他回顾了自身心智探索的历程和政治思考。本文试图从该书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呈现他的时代体悟和政治洞察。

这些著作几乎每本都被法国最优秀的出版社如伽利玛（Gallimard）、法亚尔（Fayard）、哈谢特（Hachette）等以规范的学术版本和更为大众化的口袋本一版再版，其中的大多数都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不同于二十世纪后半期在法国盛行的佶屈聱牙、曲折缠绕的后现代哲学和理论写作，也迥异于学院论述的坚硬刻板和专业生僻，马南的文笔清晰疏朗、犀利晓畅；无论是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还是对政治问题的剖析，他的论述鞭辟入里，推理环环入扣，引人入胜，最后的结论往往出人意料，别有洞天。

马南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本身就反映了他对政治的理解：政治根本上是公民之事，因此政治写作应该以普通公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进行。[1]马南强调自己非常重视语言的简朴（simplicité）和自然，虽然他并不反对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必不可少的学院术语和观念。不过他指出，以简朴自然的语言对人事（les choses humaines）特别是政治和政治历史进行清晰深入地探讨，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更便捷地进行实用性的政治和文化传播，而是政治和政治历史的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科学性本身的要求。在马南看来，使用专业术语来进行政治和社会论述，这对于学者而言是非常便利的，因为这是他们熟练掌握、彼此沟通也得心应手的“行话”。反过来，我们可以推论，诉诸简朴自然的语言来对人事与政治予以哲学性地探讨，这需要学者深入地理解浸透于生活中的语言和这一语言所承载的生活本身。马南认为语言的专业化对于社会认知并非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如此必要。非但如此，我们也许有理由担心这一专业化甚至可能使我们的认知更为技术化也因此更为贫乏。马南谈道：“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只是用法语来写作。对普通语言失去信心意味着对人类的自然智力失去信心。”[2]对自然智力失去信心根本上是因为对自然失去信心。现代社会意味着自然的终结[3]，从科学技术到价值观念都取决于人们的创造，语言自然也不例外。马南不无嘲讽地说，人类的野心在今天是成为创造者，创造的欲望压倒了理解的欲望。[4]确实，对于某种后现代解释学而言，理解本身已经是一种创造。马南则认为自己的心智探索被理解的欲望推动：理解存在的事物，而非想象和创造不存在的事物。因此马南坦言自己在成年后就不可能成为左派，因为左派更愿意想象一个尚不存在的社会，而他对存在的社会比对有可能存在的社会更有兴趣。

二

所以马南是右派或者说自由派，也就是自由主义者。这里他提到了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他没有明言，但我们看到他把自己置身于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这一近代法国自由主义传统当中。他的写作风格显然是这一传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蒙田、帕斯卡、卢梭的道德主义论事风格的继承：以清晰优美的法语展示民情、人性和政治的内在张力。事实上，他的著述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推动了这一被遗忘的传统的再发现。

他同时提到了卢梭这个自由主义的敌人；在他对现代政治的奠基或是对自由主义谱系的论述中，卢梭均是无法绕开的思想高峰。马南在六十年代于巴黎高师和索邦（巴黎大学）学习哲学时，颇不喜欢被他称为“实业哲学”的当时教授的主流近代哲学——笛卡尔和笛卡尔主义、康德和德国观念论。这是一种体系化、机械化、技术化的大学哲学，其讲授更多的是对哲学概念和体系进行推演组合，而非让人思考。这时，只有卢梭这个在大学哲学中颇为边缘的思想家让他着迷，“没有哪个哲学家能更不偏不倚地理解人的灵魂当中最为悬殊和最为疏远的性情。在卢梭作品的每一页中，一种无懈可击的修辞表达了灵魂中最为微妙和丰富多样的运动”。[5]在马南的论述中，他经常借助卢梭来剖析现代灵魂中的紧张与分裂，参照卢梭的现代性批判来考量自由主义的现代方案的可能与困顿，同时也通过批判卢梭来引入古典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创造及限度予以更深入的审视。而对卢梭的批判以及古典视角则是马南从另一个自由主义的伟大批判者——列奥·施特劳斯那里获得的发现。

前面当我们提到马南指出现代人失去了对人的自然智力的信心、现代性意味着自然的终结时，敏锐的读者一定已经嗅出了施特劳斯思想的气息。确实，施特劳斯深刻地影响了马南的政治思考。不过有趣的是，马南是通过二十世纪另外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雷蒙·阿隆发现了施特劳斯，而马南与阿隆的相遇对其人生是决定性的，这还要从马南在高师时的失落说起。

进入高师后，令马南失望的不仅仅是哲学学习的乏味，还有高师的极左政治氛围。他在高师的同学里找到各种各样的极左派：除了法国的共产党之外，还有毛派、波尔布特派、人道斯大林派、科学斯大林派、不同类型的托洛茨基派。虽然贵为法国最为声名显赫的高等学府，所有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象牙塔，六十年代的高师在马南看来却在远离现实的乌托邦狂热和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沦为“充满各种窃窃私语的悲惨医院”（波德莱尔语）。带着家人的满意与期待进入高师的马南，感到的却是失落。虽然他出生于一个左派家庭，有一个共产主义者父亲，自己年少时曾一度热爱苏联，在电台里听到赫鲁晓夫讲话也曾激动不已，和当年的很多中国青少年一样迷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然而他在十七岁时已经逐渐怀疑共产主义，而在高中特别是高师预备班对哲学尤其是对天主教的兴趣无疑让他最终抛弃了共产主义。所以不难理解高师的极左氛围让他感到格格不入。

更重要的是，马南在高师的极左政治与索邦的“实业哲学”之间看到了密切的关联：大学哲学越是更为机械、技术化、体系化，政治激情则越是不断在地下发酵膨胀，伺机而出，最终在1968年爆发。换言之，马南认识到，哲学的衰落与生活的混乱的政治化之间存在某种意味深长的对应关系，而政治哲学在二十世纪的衰落与极权主义暴政的肆虐之间存在某种醒目的关联。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二十世纪并不缺少哲学家甚至是伟大的哲学家，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失去了理解政治和洞察暴政的能力，甚至沦为暴政的帮凶。后来在考察西方文明史时，马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形式的转换和政治生活的变迁与哲学的演变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六十年代，过度政治化在推动学生把校园改造为广场并走向街头的同时，也在思想上颠覆了大学哲学的统治。青年人在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那里开始了思想的革命，所谓“68年思想”和各种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虽然马南也被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吸引，但对于令很多法国知识分子热血沸腾并塑造了他们的人生与思考的68年思想与68年运动，他却无动于衷。他直言68年对他没有什么重要性。他经历了68年，却与之擦肩而过，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其时他不满二十岁，他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投入到68年的革命狂欢中尽情享受。马南从年轻时期就颇为早熟地表现出一种保守气质。

这种保守气质和对68年的漠然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共产主义的拒斥。不过他并非没有困惑：离开共产主义后该走向何方？政治的意义何在？如何真正把握和理解政治？这成为他以及当时很多法国人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人出于对共产主义和过度政治化的厌恶而最终抛弃了政治本身，而在马南看来，这种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跳跃，仍然是因为囿于对政治的狭隘理解，或者说是因为缺乏恰当的智识工具来理解政治而因此无法在超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之间把握政治。这一恰当的智识工具正是政治哲学，一个在当时同时不被哲学和政治学认可的学科：前者视其为不够哲学，而后者又质疑其科学性。但是马南正是通过发现政治哲学而克服了法国的政治混乱给自己造成的政治和心智的迷茫，并且理解了政治之于人事的中心意义，并由此审慎地探究现代人的政治可能。马南这样定义他以及某些致力于思考政治的同代人的使命：“通过发展政治哲学来走出思想的意识形态政治化。”[6]

三

在马南困顿于如何探究政治时，他曾经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对二十世纪政治经验的分析中得到某种激励，不过是阿隆特别是施特劳斯引导他走入了政治哲学。与阿隆的结识以及阿隆每周五在优美的卢森堡花园附近的图尔农街（rue de Tournon）的著名研讨班，使他明确地以政治研究为志业。阿隆的博学和雄辩令马南折服。在马南看来，阿隆首先是能够在公共空间中以其睿智、口才与威望就公共事务教导公民的演说家。他让马南认识到在政治事务中人类生活最充分地呈现了其张力和动力。

不过，当马南在阿隆的指引下通过政治探究人事的同时，他感到阿隆的政治研究路径并不能够让他感到满足。阿隆在政治当中理解政治，在人性当中探求政治的规范，他并没有感到需要某种超验的标准来衡量政治。然而，马南则感到需要一种超验的尺度来量度和规范生活和政治。这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在预备班求学期间，他的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哲学老师让他开始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发生兴趣，使他认识到神学可以是思考哲学所提出的问题的另一种路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通过思辨神学而非出于虔敬进入宗教。但由宗教引发的对超越性的关注，也让他试图为政治寻求某种超越性的参照。

难能可贵的是，阿隆迅速认识到自己的学生要走的道路是自己所不能引领的，于是他建议马南阅读施特劳斯，告诉他也许能在这个柏拉图主义者那里找到他寻求的东西。阿隆与马南这时已经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密信任关系，虽然两人年龄差距颇大。但马南对阿隆的慷慨依然颇为感佩，因为阿隆在向马南推荐施特劳斯时，知道他可能是在让自己的学生和朋友走向一条远离自己的道路。在马南看来，阿隆的美德在于他对他人的自由的尊重，阿隆绝不像其时法国的某些大师那样试图对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灵施展权力。一个致力于以严格的政治知识和批判性思考塑造公共精神的公民，一个在缔结友谊的同时尊重他人自由的绅士：这是马南给我们描绘的阿隆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之一的肖像。

施特劳斯对马南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马南视施特劳斯为解放者：施特劳斯把他从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的成见中解放出来。这一成见毋宁说是现代人的信念：现代人认为现代性或现代方案意味着人的本性或自然的真正实现。然而，通过重新发现古代政治哲学和由此引发的古今之争，施特劳斯让人们开始质疑现代人这一自负的宣称。也许，现代人所追求的自然的实现最终却可能让我们与自然分离乃至让我们远离自己？[7]“人性相信自己实现了掌握自我的时刻，但这个时刻是否会是人性最为远离自我的时刻？” 通过施特劳斯，马南在政治哲学中找到了让心灵突破现代人的“社会学主义”的力量。这种社会学主义断定人的精神被社会决定，但施特劳斯表明至少有一些伟大的头脑能够突破社会的约束而自由思考。这一社会学主义不仅仅让普通人也使许多学者甚至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现代性的某些前提和观念，视之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或进步。不过，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虽然一方面指出未经反思地把心灵交给社会习俗和约定是对心灵的剥夺，但同时高度重视这些习俗和约定，从普通公民的政治意见入手来追问正义、考察政体。在马南看来，原初意义上的政治科学的宗旨，就是对于在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当中呈现出来的正义问题予以最严格的考察。

通过施特劳斯，马南认识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激进及其在西方文明史上造成的断裂，开始从政治哲学对灵魂的不同面向以及灵魂与城邦的关系的考察来审视现代政治的前提及后果，剖析现代心灵。虽然马南没有提及，但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更深地拓展了他从卢梭那里已经开始的探究现代心灵的旅程。他试图站在现代社会的视域之外来审视现代性。

前面提到，马南的著作大多都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可能一定程度是因为他对施特劳斯的重视，以及他和布鲁姆及其他施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的交往——这也是马南能够在美国任教的原因之一。著名的施派政治哲学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曼斯菲尔德对马南就非常推崇。然而，马南并没有像施特劳斯的诸多弟子那样在古今之争中追随其师完全倒向古人的一边，也没有把政治哲学导向对某种超越城邦和政治的哲人生活的探求。马南坦言，施特劳斯塑造的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哲人苏格拉底是他无法理解的。他和施特劳斯的弟子阿兰·布鲁姆交谊深厚，有一次两人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著名的le Rouquet咖啡馆聊天，布鲁姆谈及哲人如何把人的情感与利益置于身后而投身于哲学生活，马南提出质疑：“苏格拉底还是爱雅典的。”布鲁姆试图打破他的“天真”：“不，苏格拉底不爱雅典，他不爱他的妻子，也不爱他的孩子。”然而，弃绝人事或者对人情毫无挂怀的哲学思考和哲学生活始终让马南难以接受；相比这一哲学，他认为宗教和有信仰的人更有人情味。

四

更重要的是，马南始终没有接受很多施派的反自由主义。他并没有谈及他和施派人物在这一点上的差别，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施特劳斯本人是一个保守的和自由派的思想家。[8]马南一直坚持其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除了阿隆的影响之外，他的反极权主义特别是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可能是其自由主义立场的重要根基。1978年，他和阿隆的一些弟子共同创办了《评论》杂志。他们多是他在阿隆的研讨班上结识的朋友、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如经济学家让－克洛德·卡萨诺瓦（Jean-Claude Casanova），历史学家、俄国共产主义的研究大家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çon）。《评论》最初的核心宗旨是批判当时在法国仍然非常强大的极左思潮和政治力量，后来在法国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思想评论刊物。

从1977年起，马南参加了著名的大革命史家孚雷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其时孚雷担任院长）创建的一个非正式的政治思考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都是当时和现在法国最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和政治学学者：除了马南和已故的孚雷之外，还有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已故），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马赛·戈谢（Marcel Gauchet），菲利普·雷诺（Philippe Raynaud），等等。看得出来，这个小组应该就是后来同样由孚雷创建、马南参与其中任职至今的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这一小组的成员的共同兴趣是极权主义问题，但是他们的讨论中心却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每个人每次从这个传统中挑选一个思想家进行陈述，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趣的是，在这个小组中，除了马南之外，其他人大多都在政治上是或曾经是左派。对极权主义问题的关注和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传统的兴趣使他们超越了政治界限。可以说，正是对极权主义的敌视使得这些左派和右派学者都成了广义上的自由派，虽然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重要分歧。那么，为什么这些学者特别是左派学者，都会致力于十九世纪法国自由主义传统的阐释？事实上，正是参与这个小组的这些学者复兴和激活了这一传统，他们都发表过阐释贡斯当、基佐、托克维尔的影响深远的重要论述。

这些学者对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兴趣，并不仅仅是因为对极权主义的拒斥导致他们需要自由主义。最为关键的是，马南指出，对极权主义的思考，根本上是对现代民主和现代性的反思。极权主义与民主的关联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法国反极权主义思考的核心问题：席卷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民主运动如何在二十世纪制造了自己的反面，甚至掉过头来反对自己？人民主权如何在人民对人民代表的完全服从中被实现或者被背叛？[9]如果极权主义实质上是对民主的问题与困境的解释，那么对民主本身的思考就是解剖极权主义的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后期法国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如此重视十九世纪法国自由主义传统，因为这一传统在马南看来提供了“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它与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共同构成了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科学，而正是借助这一从霍布斯和洛克到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可以形成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批判性思考，进而可以理解何以现代性和民主会滋生出强烈的极权主义激情。

五

这一自由主义政治科学既是建构现代自由社会的政治计划，也是对这一社会的描述和剖析。通过对它的研究，马南认为，现代民主的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对人类历史上直到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一系列分离或区分的组合：权力和意见的分离、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职业的分离（劳动分工）、权力的分离（三权分立）、被代表者和代表的分离（代议制）、事实和价值的分离或者科学和生活的分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等等。这些分离覆盖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些分离与一个更根本的分离密切相关：把政治权力和国家从超自然（宗教启示）和自然（古典德性）的规定中分离出来。而这一分离以另一个分离为前提：使人离开城邦和教会，进入自然状态，也就是说使人从其政治和宗教规定中分离出来，成为寻求保存的自然个体，然后通过这些平等个体达成的社会契约建立国家。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把人与政治权力从超自然与自然中抽离出来，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两者的冲突。这一冲突或者说神学—政治问题在基督教兴起以来一直困扰着西方政治。神学政治问题关涉神学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基督教兴起之后，古典政治哲学把政治秩序建立于自然德性上的努力遭到了基督教的挑战，后者认为启示真理高于自然德性，因此政治秩序必须受到启示真理及其代表者教会的引导和监督，由此造成教权与政权的持续冲突，引发了政治动荡。在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战争使得这一冲突更为剧烈。正是为了化解这一冲突，并且驯服对世俗政治秩序构成挑战的精神权力，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发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把冲突的双方，无论是启示真理还是自然德性均排除到政治之外；也就是说，政治权力从此关乎的主要是生命和财产的保全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自由主义从这一思想革命中得出了同样是革命性的结论：至于人应该依据启示还是德性生活，这是公民的个人选择，与国家无关。简言之，国家负责个体身体的安全乃至福祉，而不照看其灵魂之善恶。

马南提醒现代人，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以个体权利和意志为基础而忽视个体灵魂与道德的国家与政治，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激进性。马南通过分析神学政治问题与自由主义的深刻关联，深化了施特劳斯对现代性断裂的诊断。反现代者和保守主义者会立刻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是不道德的。但是马南反对这一匆忙的论断。他指出，自由主义约束国家不去干涉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但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创造出社会这一空间允许个体自由地去选择其信仰、道德和生活方式。然而，他又强调，当自由主义把个体分离为自然状态中寻求自我保存的个体时，事实上导致自然德性和启示真理失去了对人的约束性，甚至不再成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最终转变为人的某种选择和趣味。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任何宗教或者道德学说都无法再声称拥有绝对真理而可以建立对社会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支配，而只能满足于成为某种供人选择的价值。结果，尤其是那些曾经拥有支配权的宗教难免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并由此对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心怀不满乃至敌视。

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政教分离，相当成功地消除了宗教战争和道德冲突，实现了信仰自由，并且使得个体从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约束中摆脱出来，在此世的生活中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带来了西方的兴起。现代西方历史充分展现了自由的创造和强大。自由主义政治科学的第一波霍布斯和洛克大胆的政治规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六

不过，在贡斯当和托克维尔“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对已经初步成型的民主社会的剖析中，马南让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的分离政治在现代政治和现代心灵中造成的张力和困境。所以，在看到自由主义和现代性成功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正是这种张力和困境引起了很多人对现代性的恐惧和敌视，也激发了种种克服或消除这种张力和困境的努力，譬如极权主义。

在马南对托克维尔和贡斯当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在他们的伦理、政治和精神中面临的三重分离的挑战：人与人的分离、人与公民的分离、人的自我分离。在马南看来，托克维尔所揭示出的民主的本性就是人与人的分离：“民主瓦解了社会关系并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了它。所有由一个人施加于另一个人身上的，无论是建立在强力、世袭声望甚或个人品质带来的声望基础之上的权力，都遭到了无法抗拒的侵蚀；两个个体相互疏离，彼此相处而‘没有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共同纽带’：这就是民主的本性。” 现代民主通过平等将人从种种关系、影响、纽带中抽象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使他们进入某种类似于社会契约理论家所假设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为起点重新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分离无疑可以是一种解放和自由，但也可能把一种孤独、陌生、疏离强加给个体。

看起来，民主平等打破了等级、团体、特权、身份、性别等因素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的障碍，使得人与人彼此相似，也使他们彼此认为是相似者。这种相似者的感受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但是这种相似感和拉近并不必然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稳固的义务和紧密的纽带，而前民主社会中的等级、团体等在其内部和之间都形成了明确的义务和纽带。彼此为相似者的现代个体不需要重视他人，因为既然彼此相似，那么认识了自己就认识了他人，像蒙田那样只要对自己进行剖析，就可以理解人类了。结果平等强化了人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产生自足的幻想和自我的封闭，因此相似者的观念并不能使个体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并向他者开放自我。这样一种个人主义使个体倾向于退缩到自我的世界中，侵蚀公共和政治生活，淡化人的公民身份，或者说，它使人并不觉得公民的政治生活对构成其作为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或至关重要的，由此造成了人与公民的分离。

人与公民之间的张力和分离在现代西方人权政治的演变中体现出来。从十七世纪开始，哲学家提出人拥有自然权利，十八世纪末美国和法国革命均发布了人权宣言，人权的正当性得到承认，人权也逐步实现。我们看到，只是在民主打破了等级制度把臣民变成不受特权束缚约束的平等公民之后，人的自由、平等、财产等各方面的权利才真正得以落实。因此，可以说成为公民是实现人权的前提。马南提醒人们注意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宣言的全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而十九世纪人们关注的是人权如何在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这些政治框架中得以实现，可以说权利中公民的一面胜过了人的一面。在马南看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欧洲人越来越倾向于脱离政治框架、从普世道德的角度谈论人权，似乎人权自身就可以成为社会组织的规则，依据人权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管理（gouvernance），相对于诉诸公共商议和行动的政治，取得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法律和法官、专业机构和管理人员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国家、公民和政治人物的重要性则不断下降。并且，鉴于人权是普世的、自明的，民族国家是否是保护人权的根本前提这一点也变得不那么确定，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政治生活对于人的构成意义更是遭到怀疑。近二十年来，欧盟不断制定规则来更全面、更细致地落实人权，试图通过这些规则取代各民族内部的政治商议，并要求各民族接受这些规则对其主权的限制。因此欧盟有某种倾向成为具有其运作逻辑的、非民主的官僚机构。可以说，在今天的欧洲，人权政治对民族和民主均构成了挑战，在高扬这个抽象普遍的人的同时开始忽视公民。

然而，当人与人的分离、人与公民的分离似乎可以让现代人专注于自我时，他却不幸地发现自我意识在个体的心灵当中造成了分离。自我意识使人们审视自我，把自我当成一个他者。贡斯当敏锐地发现，这种自我审视导致“现代人失去了持久的、不加检验地相信的能力，怀疑不断处于他们的背后”。这一怀疑的结果导致现代人被一种自我分裂所折磨，自我与自我为敌，“我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存在。在我身上有两个人。一个人观察另一个人”，结果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场内战。马南借助贡斯当说明，现代人不可能有激情，因为他同时注视他的激情；在他注视自己的激情时，他也不得不预见到自己的激情的结束，“主体强加于他自己和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此外，在现代民主中，平等不断地让自我去制造出一个更完美的自我，因为平等使他想象自己可以成为那些在财富、职业、声望、权力、才华上比自己更优越的相似者，因此在他的自我当中，出现了一个现实的自我和想象的自我的分离。结果，托克维尔发现，焦虑是民主时代的人的心灵病症，而这种焦虑根本上源于自我的内在分离和分裂。

托克维尔和贡斯当所剖析的这三重分离在卢梭笔下的布尔乔亚——资产者身上都可以找到。作为资产者的现代个体背负着这三重分离的重负。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引发了失望与恐惧。

七

现代社会的种种分离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称为异化。自由主义所引为骄傲的种种分离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分裂、是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进行正当化。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正是敌视和克服这种种分离和分裂的努力。它们致力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统一、人的统一，前者寄希望于无国家的普世乌托邦，后者诉诸高度同一的民族共同体所带来的个体与集体的统一。这些统一使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自由，而不是只被视为某个抽象的、具有某些权利、只能被代表而不能自由实现自我的个体。这些统一也使得个体不再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分离、人与公民的义务的冲突和自我的内在分裂中的异化和孤独的个体。所以，只有理解了自由主义带来的种种分离才能理解极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南看来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对于理解极权主义不可或缺。

极权主义的失败表明，国家和政治权力建构的人为统一和道德化，因其对自由的压制而无法成功。现代政治的抽象和分离制造了社会的多元，通过极权政治权力来消除多元、实现共同体的统一，结果就像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通过公有制实现城邦的划一事实上意味着城邦本质的消亡，强造同一的共同体也必然导致共同体本质的摧毁。极权主义的失败使得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正当性似乎坚不可摧。然而马南提醒人们特别是欧洲人，即便成功地战胜了其对手，自由民主仍然生活在种种分离当中，现代人仍然要面对人与人、人与公民、人与自我的三重分离的重负。在马南看来，自由民主虽然遭遇了种种危机而能够取得成功，虽然面临重重困难而依然保持活力，事实上是因为作为西方传统的公民政治和基督教仍然以自然德性和超自然启示的力量抑制了这三重分离，使人们在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在自然与超自然的纽带中感受到生命和共同体的意义。因此，马南认为，“民主时代的人的生活将形成于他们继承的道德内涵和民主方式之间的妥协”。欧洲人在未来仍然不得不回到传统，让古老的宗教和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活力。现代社会虽然削弱了人的心灵的活力，由此造成不满并引发疯狂和混乱，但人的灵魂的各部分仍然存在，并未消失，只是某些部分处于沉睡当中。马南提醒西方人，他们要摆脱对现代性的迷恋或恐惧，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文明史和政治史，在自然和超越中保持他们的灵魂活力。

[1]Le Regard politique, p.152.

[2]Le Regard politique, p.153.

[3] 马南《人的城邦》一书的最后一章题为“自然的终结”。

[4]Le Regard politique, p.7.

[5]Le Regard politique, p.39.

[6]Le Regard politique, p.44.

[7]Le Regard politique, p.57.

[8]Le Regard politique, p.76.

[9]Le Regard politique, p.111.

网络革命浪潮中的台湾社会运动

何明修

在这个充满流动性与不断消解的社会形态中，网络意外地成为社会运动风潮的承载媒介，而其去制度化、去组织化的特征也强化了无政府主义的潮流。

2013年6月29日出刊的《经济学人》（Economist），封面故事是《抗议的历史进程》（The March of Protest）。1848年，欧洲革命人士高举代表共和体制的三色旗，对抗君主王权；1968年，欧美的新左派青年则是用汽油弹与警察对峙；1989年，东欧异议人士用烛光晚会的方式来争人权与民主。到2013年，智能手机成为抗议者的武器，透过各种社交媒体，例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号召群众走上街头，表达其不满。光是在2013年初夏，巴西、土耳其、埃及都爆发了强大的反政府示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并非透过既有政党、工会、利益团体来动员，而是自发地在网络上集结，结果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政治冲击。

事实上，网络所带来的社会运动之影响，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在两年前，脸书在全世界推动了一股社会运动的风潮，从“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抗争”，到源于纽约后来扩散到全球各地的“占领运动”，都可以看到网络无远弗届的动员力量。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打算先从全球的经验来谈网络科技的政治效应，接下来再以台湾的个案来分析这股力量的可能发展。

传播科技与政治动员

自从电脑网络发明以来，这项新颖的沟通科技的政治效应一开始就受到注意。许多评论者都指出若干著名的历史个例，例如1930年代的德国纳粹利用电影、广播来进行意识形态动员，1960年代电视的普及化，使得政治人物开始注意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然而，相对于电影、广播、电视，网际网络的特点在于即时性、去中心化的分布、多向沟通的可能性。对于社会运动而言，这些特征深远地影响了动员的形态。

很明显，网络的普及化也重新形塑了既有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人的朋友是网络上认识的，而不再是邻居、同学、同事、同乡等既有的关系。的确，任何一种新的传播科技都重新界定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宽带网络与上网普及化的年代，我们常发现云端上的朋友往往比每天见到的邻居更投契。越来越多人的信息来源于网站、电子报、部落格（博客）、社交媒体，而不再是看电视、读报章杂志、口耳相传，社会运动组织自然必得要学会使用这项新兴的科技。相同政治倾向的积极分子则透过专门的部落格相会，讨论他们所共同关切的公共事务。

相较于主流的传播媒体，网络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性格，因此比较不容易被统治者控制与筛选内容，同时也利于弱势者传递被认为缺乏“新闻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在威权主义的国家，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反抗性的公共领域。尽管有层层的控制与监视，网民总是可以利用各种暗语与代码迅速地交换执政者不想要让人民知道的新闻，或是用各种“翻墙”的技巧来取得外国的资讯。促成社会运动走入网络世界的动力，正在于这种低成本却效果庞大的沟通作用。

大约是在十年前，网络的政治作用才开始浮现，一开始，能够成功操作的是政党与政治人物，而不是社会运动团体。在民主国家的选举时期，各阵营的候选人也希望利用网络的力量，来动员更多的选票。韩国2003年总统大选，自由派卢武铉胜选的原因之一，就是成功地使用了网络媒介，取得绝大多数年轻选民支持，他们即是所谓的“三八六世代”（也就是三十多岁、在八十年代上大学、六十年代出生的那群人）。在2003—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中，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也是以网络动员的方式在初期取得了领先的声势。在后来2004年底的大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也在网络上厮杀，部落格（blog）一词成为爆红的政治词汇。其中，亲民主党的自由派组织“前进”（MoveOn.org）更成功地以网络进行动员、募款，甚至是探讨草根运动的动员策略。“前进”的专职人员不超过十个人，但是他们却有超过二百万的会员，而成为民主党内最强大的募款机器。

我个人认为，网络与社会运动的结合，最早的成功个案是2008年初的韩国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2007年12月，代表韩国保守阵营的李明博以大幅优势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在隔年4月，他所领导的大国家党也在国会取得了绝对多数。在连番选举胜利下，李明博总统志得意满，在美国风光访问期间，他轻率地答应小布什政府要解禁有疯牛病风险的牛肉进口。这项攸关国民食品安全的议题完全没有经过国内充分讨论，消息传出，韩国舆论一片哗然。韩国有活跃的公民社会，而且敢直接对政治表态，各种代表进步阵营的社会运动组织并没有特别关注美国牛肉进口事件。面对新浮现的保守政权，韩国社会运动显得消沉，提不起劲来进行抗争。

反对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的声音一开始是在Agora的网络论坛上表达与汇集，中学生是这个虚拟平台的常客，他们直接感受到食品安全的威胁，因为价格便宜但有问题的牛肉会直接出现在他们的校园午餐中。2008年5月2日晚，在首尔市的清溪川广场，以中学生为主的群众集结抗议，反对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就抗争的手法而言，他们虽然是采取以往反美运动中常见的烛光守夜（candlelight vigil），但是青年抗议者却使用了崭新的动员策略。他们利用各式各样的网络工具来及时传播抗议信息，像使用Google 地图服务来绘制游行路线图，或透过即时影片传送游行实况，这些都是过去韩国社会抗议比较不会采用的方法。随着民众不断加入，活动的抗议人数逐渐增加，远远超出主办者与警方原先的预期。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陆续有学生、上班族、家庭主妇等个人或组织加入各地的抗议活动，6月中的抗议人数更达到百万人，其规模之大，堪称韩国有史以来的大型社会运动。结果，李明博总统发表正式的公开道歉，并撤换掉大部分内阁成员。

从网络论坛到抗争现场，韩国的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十足展现了当前网际网络时代的特性。起初，韩国政府官员指责网络提供了不正确与不负责任的谣言，但是网络使用者却从各种专业角度，提供了许多关于疯牛病与美国牛肉的信息，戳破了官员的指控。因此，就有评论者认为，政府官员还活在类比信息的年代，而社会大众早就进入了数位传输。在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期间，韩国网络上常常戏称总统是2MB，因为李明博（Lee Myung-bak）自己亲口告诉小布什，“李”在韩文发音是与“二”一样。因此，2MB的网络浑号也是特意强调其气度太小，不能察纳异见，就如同一张只有2M的记忆卡，装不了太多东西。

韩国的个案具体展现了新社运结合新媒体的力量。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是一种新社运，因为起初参与者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以往被认为是被宠坏溺爱的一群，每天只会上网玩游戏，不关心国家大事，就如台湾的年轻世代常被批评是“草莓族”、“阿宅”。新媒体当然是指网际网络，当数位信息已经从固网走向行动通讯之际，网络提供了即时资讯的传播管道，而且正是由于其去中心化、廉价与便利的特性，以往执政者想要掩饰的真相往往会被揭露出来。

网络时代的抗议动员

社会运动是否能掌握某种媒体形式，将动员的信息发送给目标群体，往往是动员过程中的关键。传统的沟通是面对面的互动，虽然有真实性与丰富感，但是却受到时空条件的高度限制，也很难在数量规模上有所拓展。诚如英国社会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就如同其他现代性的文化，媒体的作用之一就是跨越时间与空间（time-space distanciation），使得个人的经验不再局限于发生在我们周围附近。透过媒体的转播，远方的事件对我们开始产生了意义，甚至会激发各种情绪反应。

1960年代升高的越战是第一个有前线电视记者进驻与采访的战争，经由客厅电视的画面，许多中产阶级美国家庭目睹了战争的血腥与残暴，这使得以学生为主体的反战运动获得新的支持者。

从面对面的沟通到媒体传播，社会运动要进行成功的动员，基本上还是满足两个先决条件。首先“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也就是让不知情的人知道新信息，于是他们开始以新的观点来审视自身的处境。如此一来，以往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可避免的宿命等被重新看待，成为可以扭转的社会现况。其次，只有认知仍是不够的，人民要充足的心理动机，才会愿意放下个人的关切，投身于一个更广大的事业。“团结诱因”（solidarity incentive）的重要性即是如此，在强烈整合的社群之中，成员会把自己的集体参与当作实际的报酬，而不是一种要承受的代价。因此，媒体所传递信息如何重新定义“我们”这个群体，激发出共同参与的意愿，也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媒体过滤了各种信息，因此，谁掌控了媒体，谁就具有形塑观念的权力。到了网络时代，媒体控制的问题出现了有趣的转向。当人们驻留在网际网络的时间越来越久，虚拟世界已经不是那么虚假，云端上所发生的事情，直接冲击到现实世界中的人们。面对这个趋势，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分子也积极因应，试图在新媒体中取得更多的发言空间。

网络科技进展从一开始的网站、电子信件到web2.0的部落格，以及更晚近的社交媒体（或许可以称为web3.0）。其演进的方向在于更多的互动性，资讯的传递也开始依循着既有的人际关系，而不再只是消散于虚无缥缈的云端空间。可以这样说，社交媒体搭建起了一个线上的社会运动社群，它不但使得朋友知道彼此关心的议题，也可以看到朋友的朋友之动态，因此有助于串联起关心若干社运议题的脸书使用者。在以往，网络媒体提供了社会运动者推动“认知解放”的管道，但是社交媒体的力量则将他们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强化了“团结诱因”。

简单地讲，媒体的演进不断形塑了社会关系，亲疏远近的差异也不断被重新定义。追根究底，社会运动即是“弱势者的武器”，其使命是在于号召被压迫的人们，用集体行动来改变他们的处境，因此，懂得善用媒体的杠杆，发挥以小搏大的作用，将是社会运动者永恒的挑战。

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变迁走向进步的方向，并不是依循“少数服从多数”的数人头游戏规则。相对于保守派的宣称，大部分没有表示意见的人民并不是支持法律与秩序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更多时候，他们是漠不关心抑或根本不知情。因此，成功社运的关键往往是在于动员出有意识的或抱持同情立场的关键少数，而不是说服了原先的保守派。就这一点而言，分众化的社交媒体使得原先就存在的社运共同体（异议学生、NGO、自由派专业人士与学者）彼此之间的团结更为紧密，而且也让他们的诉求更能够产生外溢作用，扩散至他们的圈外朋友。

台湾的社会运动与网络

参加过社会运动的人都知道，没有媒体的信息传播，就不可能引发广泛的参与。关于这点，我先从台湾社运史上的三个小故事来说明。

首先，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行政长官陈仪下令报社不能报道2月27日晚上发生于大稻埕的警察杀人血案。但是隔天在行政长官公署的抗议被血腥镇压之后，愤怒的群众占领了新公园内的广播电台，将台北的消息向全国放送，因此才引发了全岛性的起义。

其次，在1987年解严前，大学内的运动分子面临明的教官、训导人员、党部与暗的职业学生之控制，他们只依靠少数的异议社团、同学与室友关系进行动员。面对更广大的校园同学，他们常采取“早安黑板”的宣传作法，亦即在一大清早，偷偷摸摸地在教室黑板写下批评政府的言论。可以预期，这种前网络时代的做法是十分没有效率的，往往在大部分同学进到教室之前，这些文字就被校方清除干净。

最后，为了生计整天在外奔跑的计程车司机可以说是最难组织起来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上的同事，也少有共同聚会的空间。1990年代初兴起的地下电台与call-in风潮改变了这种局势。正是因为司机可以在开车时，同时收听电台的信息，他们获得了彼此联系的管道。因此，司机们组织联谊会，发动一波波抗争行动，成功地修改了不合理的政府管理制度。

从上述三个实例可知，社会运动总是与资讯的传播形式和内容息息相关。

台湾的社会运动也见证了网络科技的发展。在1990年代中期，随着网际网络越普遍化，社会运动组织纷纷架设自己的专属网站，发行电子报，希望能接触更广泛的公众。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陈丰伟医师在1997年所创的《南方电子报》，其宣示的目标即是“让商业逻辑下失去战场的理想在网络上发声”。《苦劳网》也同一年创立的，在“运动的媒体、媒体的运动”理念下，他们积极报道各种社会运动的大小新闻。

尽管有这些努力，网络在台湾真正发挥社会运动之动员效果，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在2008年11月，新上台的马英九政府接待来自对岸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时，采取得过度粗暴的警力维安。抗议的学生有意识承继十八年前的“野百合学运”，将他们的运动称之为“野草莓学运”。这场学生运动一开始是因为一则网络论坛的帖文，发表在全台规模最大的“批踢踢实业坊”（PTT）电子布告栏，结果没想到掀起一场席卷全台湾的抗争活动。

2012年，青年学生透过网络发起社会运动的趋势更加明显，从3月的文林苑案、暑假期间的华隆工会百日罢工、秋天的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运动，到11月台大学生声援绍兴社区。一整年下来，我们常看到青年学生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积极协助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也是由于学生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投入，这些争议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原先被主流媒体所忽视的受害者开始受到外界的关注。

文林苑案是一件都市更新的争议案，台北市政府原先誓言“依法拆除”，结果透过脸书的动员，一个晚上集结了300多位学生。他们用身体死守即将被拆除的王家古厝。结果市政府动员了上千名警力，强制执行了拆除的决议，但是却受到舆论的大幅批判，市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后来宣称“愿意检讨相关法律”，并且冻结了台北市的所有都市更新案。

苗栗华隆工厂罢工事件是一件关厂歇业的劳资纠纷。在近二十年来台湾制造业纷纷外移的趋势下，这种抗争层出不穷，只不过，以往比较少有学生参与。在这场运动中，学生正好处于暑假期间，因此长期进驻厂房。他们不仅用身体直接阻挡了资方突破罢工封锁线的企图，更鼓舞了两百多位失业劳工的斗志。他们擅长使用网络媒介，在脸书上经常发布最新动态，让更多人能关心失业劳工的苦处。结果由于学生的介入，劳工获得远比资方承诺更好的资遣条件。

在反媒体垄断运动中，学生抗争的对象是财大气粗的旺中集团。旺中老板蔡衍明的行事风格颇受争议，在获得了政府“有条件”同意旺中收购中嘉有线电视系统案之后，旺中开始修理先前的反对者。旺中集团动用旗下的中天电视、《中国时报》对“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进行“媒体审判”，指控他发“走路工”来动员学生反旺中。蔡衍明大概没有料想到，他可以轻松地“追杀”学者，但是一旦他踩到学生，却会招致强大的反弹。清大学生陈为廷只不过在脸书上转帖文章，结果却要被旺中提告。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以“我是学生，我反旺中”脸书社团进行宣传，几乎所有的动员消息都是从这个管道发布的。在9月1日的大游行中，近六千多名学生参与，旺中也被迫在当天刊登道歉启事，坦承走路工事件与黄国昌无关。

绍兴社区是位于台北市中心的“非列管眷村”，原先是战后外省军眷的临时安置区，后来也开始陆续有本省南部移民进入。这个收容都市弱势居民的社区安置早于各种都市建筑法规的颁布，居民长期以来想要向“国有财产局”申购，却不得要领。没有想到政府在1983年将土地产权拨用给台大，绍兴社区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台大校地的“违建”。2010年，台大委托律师发函给一百多户居民，要求立即拆除现有住屋、返还占有土地，否则以“不当得利”罪起诉。绍兴社区居民组织自救会来捍卫他们的家园，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获得了台大学生的支持。在接连两年的校庆活动中，力挺绍兴居民的学生身着抗议服装，手持标语布条，要求校方撤销法律诉讼。学生还在脸书上设置了“绍兴学程”的网络社团，以传递运动的信息。最后，台大校方终于同意让步，与绍兴社区签约和解。尽管台大仍维持诉讼案，但是承诺只收取原求偿金额1%，并愿意与居民在原地兴建社会住宅。

在2012年的四场学生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网络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异议者的意见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今年，因为下士洪仲丘在军队中被凌虐致死一案，引发台湾人民的共同愤慨。由于一则网络上的发言，39位素不认识的网友共同组成了“公民1985行动联盟”，他们在8月3日发起了一场前所有未的白衫军之夜，结果25万人包围“总统府”，要求立即改善军中人权。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国民党当局让步，同意全面调查历年来的军中冤案，并且修改军事审判制度。这场很有可能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抗争活动，没有政党、地方派系、其他利益团体的动员，却给马英九当局带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展现出网络所可能带来的未可意料之冲击。

迈向网络的无政府主义？

回到一开头提到的《经济学人》，该期的报道其实呈现了网络与社会运动的多重关系。并不只有社会运动者会使用网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统治者也可能利用网络科技，展开更精致的社会控制，例如采用最新的脸部辨识软件来掌握抗议者的个人资料，或是透过基地资料，追踪抗议者手机的位置。此外，相对于既有的政党、利益团体，网络无法形成长期而稳定的社会组织，因此无法汇集成为具有一致方向的政治力量。突发性的社会不满，有可能在短期内声势浩大，并且带来实际的作用，但是毕竟只是个别的议题之注意，而很难深化成为结构性改革。

的确，网络改变了我们阅读资讯的方式，进入了所谓的“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时代。在目前，真正匮乏的、具有价值的是人们愿意花费的注意力，而不再是早就泛滥过剩的资讯本身。既有的政治势力，无论是政党或NGO，都很难长期吸引我们的关注，取而代之的是网络上爆发的即时性议题，以及素人发起的动员风潮。网络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介，而其崛起与成长更是加速了政治去中心化的趋势。

我个人认为，最能典型代表这种网络时代精神的社会运动的，是高举“我们是99%”口号的“占领运动”。在没有NGO串联下，这场2011年9月从纽约华尔街发起的抗争，后来扩散到全世界2700多个城市。“占领运动”的诉求是日益恶化的社会不平等，但却不是依循传统的阶级或左派运动的路线。通过各种网络媒体的动员，抗议者集聚在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他们埋锅造饭，准备长期抗战；即使被警察强力驱赶，仍再接再厉重新占领现场。占领者并不选派领导者，也不提出具体的诉求，更不期待要与政府当局对话；相对的，他们实践参与式民主的理念，以共识决而不是多数决的方式来进行重大议题的讨论。

这种抗议手法展现了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参与者坚信自发性而非纪律严明的组织才是带动社会变迁的动力。占领运动尽管曾一度是众所关注的现象，也获得世界各国政治领袖的口头支持与声援，但是对于全球尺度的贫富落差加剧，以及横行无阻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却没有导致任何扭转现状的结果。同样，在成功地发起8月3日的大规模抗争之后，台湾白衫军运动的组织者也强调，“公民应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而去引导议题，当大家认同你的想法后，由公民来绑架政党”。但是在事件落幕之后，这些“公民”如何在既有的政治制度下发挥其影响，进一步地左右政党的决策，却仍然存在不少的疑虑。

已故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考察二十世纪的欧洲阶级运动，指出这样的发现：在工会与左派政党组织稳固的北欧，具有高度理论性格的马克思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的，在发展落后的南欧，强调热情与自发性的无政府主义则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十分有趣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抗的理念已经显然褪色了，各种左派运动也很难找到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行动纲领。对于大多数的选民，政党也越来越不受信任，对政治制度的信心正在逐步瓦解中。在这个充满流动性与不断消解的社会形态中，网络意外地成为社会运动风潮的承载媒介，而其去制度化、去组织化的特征也强化了无政府主义的潮流。到底，这股“网络的无政府主义”能带来何种挑战？我们能期待它带来更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图像吗？难道它只是瞬间即逝的一连串事件，就像是快闪族（flash mob）活动，到了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在世界各地抑或台湾，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引发许多的知识争辩。

唱自己的歌

——台湾的社会转型、青年文化与流行音乐

张铁志

显然，整个台湾社会公民力量的崛起，新青年反抗文化的出现，正在改变台湾流行音乐的基因。

如果音乐是时代的声音，尤其是青年文化的歌声，那么台湾过去四十年来的音乐如何反映了不同世代的青年文化？回望历史，台湾流行音乐的几个重大转型，几乎都是伴随着政治与历史的转变。台湾流行音乐与青年文化的变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1970年代出现了政治与文化改革运动，民歌运动成为战后首次青年文化的发声；第二是解严前后解放出来的青年力量，造就了从新音乐到“新台语歌”以及后来的独立音乐，并改变了1980年代以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第三是2000年以后，经过前二十年巨大的社会转型，台湾社会开始追求“小日子”和“简单生活”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背景下，独立音乐崛起，尤其是以“小清新”作为其中主要类型。然而，就在过去几年，社会矛盾的增加和社交媒体的出现，让社会运动风潮再起，小清新也开始愤怒起来。

一

台湾现代流行音乐的重要起点可以说是1970年代的民歌，而民歌运动代表的正是战后台湾第一次青年文化运动。

战后的台湾政治是一片森严的黑暗，高压的白色恐怖。年轻人被迫沉默，成为失落而郁闷的一代。

1970年代初，民间社会从长久的政治禁锢之中日益骚动。保钓运动和台湾退出联合国冲击着国民党政权脆弱的正当性，也让民族主义的困惑问题开始纠缠这座岛屿。另一方面，1970年代初开放增额“立委”选举，党外人士日益组织化，办杂志，推进反对运动。政治气氛的改变也影响到文化界，更多的新文化力量出现。新一代的青年开始思考自我认同、回归现实[1]、凝视脚下的这块土地──以前岛上的人们被迫将眼光投向彼岸的大江大海。

这个对现实与“本土”的情感是结合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下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官方的“中国”概念的虚妄，想去寻找真实的中国文化，而由于他们生活的土地在台湾，所以是要从台湾民间来重建中国文化。例如云门舞集在1973年的初创宣言，就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同一年创刊的《汉声》杂志是要透过整理台湾民间传统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19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也强调中国的作家该有中国的特色，应该写自己土地上的东西，而这个土地指的是台湾。

同时，在白色恐怖下被噤声二十多年后，年轻人终于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唱自己的歌”。一群深受美国1960年代民谣运动影响的年轻人开始摸索新的文化想象。很快，这股民歌风潮席卷台湾，年轻人纷纷拿起吉他创作，而电台和唱片公司也迅速介入，举办比赛，鼓励创作。[2]

只是，那仍是冰冷的威权时期，所以民歌只能是“校园民歌”，只能是关于年轻人的梦想与忧愁，而不能如美国民歌般，是关于青年对社会与时代的思考与介入。

唯有少数和当时左翼文化人士较密切的歌手，试图超越这个框架，如李双泽、杨祖珺、胡德夫。他们试图实践民歌的原始意义──走向民间和人民。于是，李双泽在1976年修改了诗人陈秀喜的作品，写下了《美丽岛》。这首歌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对台湾，以及对乡土的素朴礼赞──所以歌词最后是“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但这几人都命运悲舛：李双泽在1977年不幸过世，想做台湾Joan Baez的杨祖珺被体制压制，胡德夫则远离民歌转向原住民权益运动。因此，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能影响那个越来越商业化、也越来越远离现实社会的校园民歌。

这是被阉割的民歌运动与青年文化，并形构了1980年代后台湾流行音乐的质地。

二

第二波新的音乐与青年文化的同时出现要到解严初期。

从1980年代初，各种社会力开始剧烈涌现，挑战各种旧有的秩序、政策与思维模式。而罗大佑在此时出现了，他在1982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他使用摇滚乐的语言，关注时代的变迁，撼动了当时的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世代。只是他很难说是一个如当时媒体所宣称的“抗议歌手”：《之乎者也》的确是带着暧昧的时代宣言，呼吁人们要直面社会现实，但他更多的作品是对刚刚进入都市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逝去的传统的莫名乡愁，如最著名的《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这些意识也反映在当时其他音乐人的部分作品中，如苏芮演唱、罗大佑/吴念真作词的《一样的月光》 。[3]

可以说，198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大主流音乐都与正在爆炸的社会无关。一直要到1987年，台湾解除将近四十年的戒严体制，跨越民主化的门槛后，才在音乐中出现时代的噪音。

到了1980年代中期，主流音乐工业不乏摇滚乐形式的创作，但是真正反映出正在爆发的社会力的音乐想象，是水晶唱片所举办的“台北新音乐节”所推动的新音乐运动──第一届是1987年8月，正好是解严后一个月，多么具有时代的象征意义！[4]

在音乐的语言上，他们是更实验而前卫的；在态度上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独立创作精神──这也反映了西方摇滚乐的典范转移对台湾的影响：在1970年代后期英美出现朋克音乐革命，而朋克哲学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DIY，影响了台湾新一代听西洋音乐的青年。

这个新音乐运动逐渐转化为“新台语歌”运动。标志性的作品是1989年黑名单工作室的专辑《抓狂歌》，这张专辑成为后解严的躁动时代的原声带。在歌曲《民主阿草》中，他们批判“万年国会”，并且首次在台湾音乐中高喊着：“我要抗议，我要抗议”。在专辑的长长文案中，他们如此说：

你问过自己吗？

当你熟背中外史地，你对台湾的历史了解多少？

当你对国语、西洋歌曲如数家珍时，可曾对母语歌谣多一些关注？

当台湾现阶段处于极度动荡中，你想过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吗？

……

台湾歌谣何去何从？

如何创造与时俱进的台湾歌谣？

如何让台湾的新生代正确地对待母语与自身情感之间的关系？[5]

……

这段话既是大声呼吁乐迷应该关注社会与现实，也宣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本土化。在这一年和接下来两三年内，林强的《向前走》卷起了旋风，陈明章的《下午的一出戏》创造了典雅的新台语民谣，学运歌手朱约信出版了一张抗议民谣专辑，清楚标举“一个青年抗议歌手的诞生”；自嘉义北上、出身水晶新音乐的吴俊霖则出版了极受好评的草根蓝调摇滚专辑，一半以上歌词是本土语言。

从新音乐到“新台语歌”，这些音乐人用另类的音乐元素，社会写实的歌词，用本土语言演唱──在那个政治禁忌刚解放的年代，使用被体制压抑的本土语言，就是一种对主流文化霸权的挑战。

“新台语歌运动”也和1980年代后期日益勃兴的学运风潮关系密切──学运的本质不只是指学生搞运动，也实践各种另类文化。台北新音乐节曾在台大举行，陈明章、朱约信则经常在校园演唱，黑名单工作室更在三月学运的广场上演出。[6] 一些真正涉入学运的青年也唱起抗议歌曲或者实验性的噪音音乐，如浊水溪公社，后来组成黑手那卡西的陈柏伟，零与声音解放组织，或者同样在1990年代初期虽未参与学运但接受社运氛围洗礼的观子音乐坑（后来改组为交工乐队）。

另一方面，在“新台语歌”发光发亮的同时，台北的地下音乐场景也逐渐崛起。1991—1993年台北出现两三个以创作音乐为主的live house，逐渐演变为后来人们熟悉的独立音乐文化。

简言之，“解严”解放了青年的想象力与实践空间，让主流音乐之外的新音乐文化开始出现。这些青年带进更多不同的音乐元素，使用母语演唱，并且开始无惧地介入政治现实与社会运动。“新台语歌运动”的若干主要人物在1990年代中成为台湾音乐的主要力量，地下音乐则在1990年代逐渐开展与成熟：他们一起改变了台湾的流行音乐文化。

三

进入新的世纪，风景又完全不同。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剧烈变迁的“大时代”之后，台湾仿佛确实进入了一个小幸福的“小时代”。

一位知名企业家说，台湾年轻人只想开咖啡店，不想好好努力往上爬，是没出息──这确实是不同世代的价值之争。越来越多青年拒绝传统“成功学式”的主流价值，更在乎去追求他们的“小日子”──这正是2012年一份新创刊的成功杂志的名字。另一个从2008年开始举办的知名音乐节叫做“简单生活节”──这不只是个音乐节，也有许多创意市集、手作产品，其诉求与活动内容彻底掌握了年轻人的新价值。

“生活方式”（life style）成为这个时代书籍与企业行销的关键字，“生活美学”成为新的时尚态度，咖啡馆、民宿旅游、在地/慢食成为文青杂志的重点。这是躁动之后的新世代青年文化。

放在台湾的历史脉络中，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台湾经历一场巨大的历史转型。1980年代起出现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挑战过去威权统治加上经济成长至上的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因此进入新世纪，当“大转型”暂时走向尾声，当政治热情逐渐退烧，人们开始把过去二十年所提出的新价值落实在对生活的经营，也因此台湾生活成为大陆和香港年轻人羡慕与热爱的对象。

因为民主化后提出的新世代价值之一是个体自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从过去威权的、集体的或者家父长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在音乐上，这十年正好是台湾独立音乐爆发的年代（当然，科技进步和网络彻底改变了独立制作和传播的基础建筑）。再一次，年轻人开始“唱自己的歌”。相比于1990年代，在这个十年中，主流音乐迅速衰落，原来的“地下音乐”更进一步渗透/撼动主流，如陈绮贞、苏打绿、五月天、张悬，都是原来所谓地下音乐场景出来的创作音乐人。更多年轻人开始聆听/创作独立音乐；独立音乐真正进入青年文化。

尤其，在这个独立音乐的风潮中，所谓的“小清新”或者“都市民谣”（urban folk）成为重要的类型[7]，年轻人唱着没有什么太大忧虑的青春，可人的小情歌，或者旅行的意义，十分符合前述的新时代气氛。当1970年代校园民歌开始流行时，是剧烈社会转型爆发前夕的平静，而后1980、1990年代是巨大的政治与社会转型，我们听到激越的“新台语歌”和地下音乐，而新世纪的台湾似乎复归平静，出现的是都市民谣这种校园民歌的变种。

但平静与小清新只是时代的一面。在另一面，过去数年台湾街头又更为热闹，年轻人的公共参与又开始涌现。从早先的保卫乐生疗养院运动，到过去几年的各种环境、土地、农村、反拆迁等议题，八〇与九〇后青年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先锋，进行组织串连、政策研究、文化行动，或者静坐游行。

年轻人蔓延的愤怒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一方面是青年的失业率增加与青年贫穷化所造成的愤怒；另一方面是网络时代的出现，尤其是社交媒体如脸书、推特、微博，提供新世代更多的资讯来源，让在主流媒体被压抑的社会运动议题有了新的传播管道，独立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也被更广泛地分享，使得既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无能被更充分暴露出来。

这也影响了新世代独立音乐人乃至主流音乐人。相比于之前的世代，过去数年有更多年轻音乐人写下抗议歌曲、参与社会抗争。例如嘻哈乐队《拷秋勤》擅长结合街头潮流文化，但他们的歌曲内容几乎都是关于环境或人权的抗议（他们最著名的歌曲叫做《官逼民反》）。成立于2008年的“农村武装青年”，第一张专辑就叫做《干！政府》，每首歌曲都是关于台湾当下的社会矛盾，不论是原住民生存权、东海岸的环境，还是农村问题、乐生疗养院等。929乐队主唱吴志宁所属的公司“风和日丽”是台湾最具小清新气质的独立厂牌，他的歌曲也主要是关于年轻人的生活，但是他写下一首知名的反对核电厂之歌《贡寮你好吗？》、一首关于土地之爱的动人歌曲《全心全意爱你》（歌词来自他父亲诗人吴晟的作品），并经常现身于街头抗争场合。在主流音乐人中最积极参与社会的创作兼偶像歌手张悬，也不断为社会议题发声，从三莺部落生存权，到大陆乌坎事件，到反美丽湾开发案、反中科抢水和反旺中等议题。

这几年各种和社运有关的演唱会也不断出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参与者也越来越多。2012年8月的《核电归零》演唱会，小清新代表陈绮贞首次参与。2013年3月在凯达格兰大道上的反核音乐会，几乎台湾独立乐队的一线乐队（Tizzy Bac、1976、旺福）都到场演出，一个月后在同样地点的反对美丽湾开发案晚会，更有二三十组音乐人唱到凌晨两点，包括张震岳、张悬等知名音乐人。

音乐人之外，这两年也有更多的艺文界人士，不论是作家还是导演，介入公共议题与社会抗议。

显然，整个台湾社会公民力量的崛起，新青年反抗文化的出现，正在改变台湾流行音乐的基因。三十多年前的民歌运动，因为戒严的森冷，大部分音乐人只能被迫对社会现实闭起眼睛，那么这个时代的小清新们，正在正视社会的不义，无惧于参与与介入，以追求三十多年前民歌世代未能大声唱出的歌曲：美丽岛。

[1] 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台北：“中研院”社会学所2008年版。

[2] 详细分析见张钊维：《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滚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3] 如歌词唱道：“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

[4] 第一届参与者包括陈世兴、黄韵玲、纪宏仁、达明一派、红十字（主唱是赵传）、薛岳、张洪量、Bones & Teeth（主唱林暐哲）。第二届有Double X、Bones & Teeth等。

[5] 这段文案颇长，在下面这段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企图心：

【使用说明】本产品采用西洋Rap摇滚曲风、本地特有气质提炼研磨而成，有活血散瘀消炎去毒之功。

【应用范围】：

1. 怀旧。对台湾旧日情调无限依恋，不能忘情者。

2. 执著。对本土文化、音乐远景心存关怀，视为使命者。

3. 冷感。对周遭事物、社会现状无动于衷，反应冷漠者。

4. 郁卒。对现实生活不能畅所欲言，郁闷不开者。

[6] 杨雅哲的电影《女朋友男朋友》重现过那个场面。

[7] 注意此处强调的是，这种音乐风格是主要类型，而不是说大部分独立音乐都是此类型。事实上，当前独立音乐风格是过去数十年来最多元的。

专 稿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

——以美苏两强与重庆谈判的关系为重点

杨天石

在饱经八年抗战的刀兵之苦与血海之灾后，两党能坐到谈判桌前，以文谈代替武战，以协商代替枪炮，共同找寻避免战争，和平发展的途径，这是正确的，得人心的。

重庆谈判，发生于1945年，国共两党代表，特别是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聚首一堂，决定共同合作，和平建国。这是两党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多年来，有关研究已多，我自己也曾写过一篇《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考察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变化，见于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1辑，但是，还有一些重要问题若明若暗，并不清晰。本文将重点研究美苏两强和重庆谈判的关系。

蒋介石接受赫尔利建议，向毛泽东发出邀请

重庆谈判的主动者是蒋介石。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声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望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邀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蒋介石的这一手，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是谁的主意？蒋介石为何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

一种说法是出于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此说见于当年《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的回忆，他认为蒋此举由吴献策，电报由吴起草，但王并非当事人，他没有可能接触此类机密，有关说法显然出自传闻，并无确据。[1]关于这一问题比较可靠的文献根据是蒋介石侍从室唐纵的日记。据唐日记，8月12日，唐曾向蒋介石进呈《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其中称：“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愿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2]此件经陈布雷核阅，蒋介石在8月13日的“纪念周”演讲中对唐的意见多所采纳，虽未谈到邀毛建议，但此建议对国民党有利无害，而对中共和毛泽东，则可能是陷阱。[3]另一文献根据是赫尔利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该报告称：8月15日，蒋介石和赫尔利谈话，告诉赫，宋子文自莫斯科来电，中苏条约在莫斯科时间14日晚上（重庆时间15日清晨）签署，条约实际上表明苏联方面有意：1.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2.支持中国创造一个强大、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3.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赫尔利于16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称：“这次交谈之后，我建议蒋委员长，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邀请，请其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商谈，这是明智之举。邀请已经发出。如果毛泽东接受了邀请，中共和国民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将会缓和为政治斗争。”报告并称：“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他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且在平时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我时常和委员长在一起。我不断地坚持中国人民必须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各种政策负责任，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作出他们自己的决定。”[4]这一报告明确无误地表明，是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蒋才向毛发出邀请电的。蒋电虽署8月14日，但蒋介石8月15日日记明确记载：“发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大计。”同日，蒋日记并有和赫尔利、魏德迈谈话的记载。因此，可以肯定，蒋发电在15日和赫尔利谈话之后，是接受了赫尔利建议的结果。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字，蒋介石曾命叶楚伧转告吴稚晖说：“今之议和，于国际有利。”[5]可见，蒋介石之所以邀毛举行重庆谈判，主要考虑的是“国际”因素。唐纵的意见对蒋有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赫尔利和美国因素。

抗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希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能消除矛盾，团结抗日。为此，先是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继而通过驻华大使高斯劝说，罗斯福并曾表示，愿意亲自出面调解。1944年9月，罗斯福再派自己的好友、陆军少将赫尔利到重庆。11月，赫尔利亲到延安，直接和毛泽东谈判，草签《延安协定》5条。赫尔利的希望是，偕同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见，协商解决问题。毛泽东本也有意去重庆和蒋介石签订协议，但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在《延安协定》上签字，赫尔利的计划落空。不过，赫尔利对促成毛、蒋二人见面仍存有期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后，赫尔利重提邀毛建议，正是他此前主张的延续。

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但两党都各有自己的打算。1937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共要力争掌握领导权，建立“实力领导地位”，在“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6] 1944年12月，毛泽东又提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7]蒋介石最初企图利用共产党，使其“尽其所能”，但又害怕共产党，力图使之“融化”。[8]他力主两党合并，成为一个“大党”，借此取消共产党，中共坚决拒绝蒋介石的这一建议。此后，国民党一方强调政令、军令统一，中共一方则强调独立自主；国民党一方企图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中共一方则力图在抗战中保存、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于是，不断出现限制和反限制，磨擦和反磨擦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虽常存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之心，但在大多数时间内，其基本策略还是“以政治方式解决”。皖南事变期间，白崇禧等人企图“整个消灭共党”，蒋介石批评其为“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是一种“幼稚言行”。[9]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召开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蒋介认为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一度计划进攻延安，武力讨伐，但考虑再三，终于从武力讨伐退为企图“法律制裁”，又认为“尚非制裁之时机”，再退为“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最后，蒋介石在会上即席指示，共产党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甚至说，“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10]

还在1942年8月，蒋介石就曾约见在重庆的周恩来，告以一星期后将赴西安，希望能在当地与毛泽东相见。当时，毛泽东也曾准备去西安甚至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3年6月，蒋介石对张治中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他当面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给张治中。[11] 6月底，蒋委托专程到重庆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林彪带信给毛泽东，再次表示邀请毛来重庆面谈。蒋的这些做法，其目的都是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加上当时美国已明确表态，支持国民政府接受日军投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签，苏联政府也明确支持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到了，赫尔利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建议又符合蒋介石尽可能“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原则，因此，欣然接受。

抗战胜利，毛泽东准备向推倒国民党统治的政策回归

1927年，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上山下乡，企图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日寇侵华，为了共同抗日，中共放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政策，将八路军、新四军改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麾下。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原来维系两党合作的目标完成，毛泽东一度企图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原政策回归。这种倾向表现在：

一、抛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的职衔。

1945年8月10日深夜12时，中共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周恩来立即起草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第一号令，要求解放区各抗日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地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交出武装，如敌伪拒绝，即予坚决消灭。命令同时宣布，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及交通要道，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管理该地区的行政。[12]至8月11日傍晚，朱德在短短的18小时内，连续发布7道命令，要求各部队进军察哈尔、热河、辽宁、山西等省，在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甬路、广九路等16条全国主要铁路线及其他交通要道，迫致敌伪无条件投降。[13]朱德此前的职衔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这一任命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抛弃这一头衔，改用“延安总部总司令”的新名目，宣布其受降根据来自《波茨坦宣言》，而非国民政府，显示出中共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新动向。8月16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另一名义致电蒋介石，直呼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你及你的政府”，宣布其“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其广大人民和武装，在接受日军投降、缔结条约时，必须“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完全是一种对等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的口吻。[14]

二、尽可能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直接在敌占区广大范围内任命省市行政官员。

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如何抓住时机，尽可能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8月10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下发指示，要求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夺取蚌埠至浦口、南京至上海、沪杭甬、信阳至武汉各线。[15] 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共部队改变传统的作战方式，“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文件提出：“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16]在发布这些指示的同时，中共还直接在广大敌占区范围内任命省市行政官员。如：8月10日，聂荣臻以边区政府名义任命宋劭文兼北平市市长，张苏兼天津市市长，王昭任石家庄市市长，刘秀峰任保定市市长，祝其文任秦皇岛市市长，张梦旭任张家口市市长，张明远任唐山市市长，刘达任大同市市长。[17] 12日，新四军发布命令，任命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叶飞为浙江省主席，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粟裕为南京市市长。[18]任命的范围还包括湖北省省主席及武汉市市长等。

三、要求打击、消灭企图阻止中共部队进占敌占区城镇的国民党军。

中共中央在指示中共部队“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时，特别指示，“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19]抗战中，国民党部队或被日军击败、击溃，或在与中共部队的磨擦战中被消灭，被赶跑，大部分军队局处于西南、西北，但是在沦陷区及其临近地区，也还残留着部分国民党部队。这一部分国民党军，自然成为和中共部队争夺沦陷区及其城镇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指示：“在津浦线，准备击退国民党军李品仙、何柱国与我争夺城市的计划，在江南，准备击退顾祝同的进攻。”文件称：“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20]当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正奉令率军自宁夏五原东进，企图占领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与张家口等地，直接进入北平和天津，接受日军投降。[21] 12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晋察冀分局，要求“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22]

四、独立开展外交活动。

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新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分送说帖，要求转送各自政府。《说帖》宣扬中共及其军队八年苦战所取得的巨大战绩，声言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队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武装，宣称解放区、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武装，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受日伪军投降，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的受降活动、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23]

五、越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向日本侵华军下达命令。

8月15日，朱德电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命令在华北、华东、豫鄂两省、广东的日军应派出代表分别接受聂荣臻、陈毅、李先念、曾生等将军的命令，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料，静候中共军队受降；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停留原地，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24]

六、空前强烈地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进行批判。

8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25]但是却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要求解放区抗日部队“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26]这份命令将中共系统的部队和国民党系统的部队区别对待，立即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愤怒和抗议。

8月13日，毛泽东为朱德、彭德怀起草联名致蒋介石电，批评蒋介石11日对中共所发命令“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电称：“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电报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它“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27]

中共用“延安总部”的名义发布第一号令以后，国民党《中央日报》于13日刊发该令时加了个“附注”，声称“其内容与军事委员会之电令各节相悖，特录志参考”。[28]当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评论，引述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称延安总部所发命令为“唐突和非法之行为”。[29]接着，毛泽东严厉批评该谈话“荒谬绝伦”，进而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其命令“敌我倒置”，“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灭异己的全部心理”。评论宣布：“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30]

这一天，延安召开干部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进一步指责蒋介石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他说：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31]

讲话中，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时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内容“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在重庆召开外国记者会，发表声明，其中谈到：“若不是因为唯一的领袖蒋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次胜利的获得是不可能的。”[32]有记者询问，任何机关或个人为执行朱总司令所发之命令，因而不能奉行蒋委员长所发之命令时，政府对之作何措施？与吴国桢共同主持会议的行政院参事张平群答称：“必须服从。”记者再问：若有不从者，政府将如何？张答：“今日事实已证明蒋委员长确已领导中国获得拯救，渠今已成全国民众尊奉之领袖，渠之命令自应为全国所遵从，违反者即为国民之公敌。”[33]张的答语进一步激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愤怒。

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作评论《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讯号》，指称在吴国桢记者会上回答提问的参事张平群为“蒋介石发言人”，在引述其言论“忽视委员长者将被认为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置”后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34]其中，将张原话“国民公敌”，改为“人民公敌”，系两党话语系统不同，但“应以军事纪律处置”则为张答记者问所无。[35]加上这一句，其目的在于坐实“内战讯号”一语。评论进而指责蒋“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1927年的大革命”，“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战中“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评论在此基础上严厉指斥蒋介石为“人民公敌”，声称“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36]评论提出制止内战的唯一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该文在《解放日报》刊出时以大号字体突出标题，显得特别醒目。不到一年之前，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周恩来曾提出，对国民党仍要批评，但可留有余地，不点蒋介石的名字。[37]现在公然点出“人民公敌蒋介石”，这就表明，中共对蒋介石的批判已经升到了最高点，准备与其彻底决裂了。

以上种种，都显示出，中共正积极摆脱其部队和国民政府之间存在过的隶属关系，准备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在一场以反内战为名目的革命战争中推翻国民党统治。

然而，这一切，在莫斯科来电后突然戛然而止。

莫斯科来电，要求中共改变“错误路线”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中共中央最初的决定是不去。10月1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方局工委负责人徐冰等电，指责蒋的来电“完全系欺骗”，“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极有利于我们反对蒋之内战，望坚持此方针，以便放手动员群众，巩固和发展我们已取得的胜利。”[38]同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要求蒋首先回答朱德总司令的电报，然后再“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39]这封回电直呼蒋介石为“你”，严峻冰冷。由于朱德电涉及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谁有资格真正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接受日军投降，以及如何受降等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国共两党已经显示出难以调和的原则分歧。蒋介石不可能回答，回答了，毛泽东也不可能满意，因此毛泽东的实际回答是：不去重庆。

8月20日，蒋介石回电毛泽东，对于朱德电，蒋介石不做任何争辩和说明，而是以彬彬有礼的口气对毛泽东不能立即受邀表示遗憾，说是“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然后委婉地表示“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借机将受降办法上推到“悉由盟军总部规定”，“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电称“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这是对朱德，实际上是对中共既往的批评，语意虽重而轻轻带过，其重点则在于强调“对内妨碍犹小”，对外则事情重大，“朱总司令如果为一爱国保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置朱德于难以提出“异议”的境地。电报进一步声称：“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企图封住国共之间开展一场大辩论、大斗争的种种理由，迫使中共接受邀请，坐到谈判桌前。

蒋介石这时候，心中充满着对毛泽东和朱德的愤恨。日记云：“共匪朱毛，荒谬跳叫，至不可名状。”“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40]但是，他的这种情绪在复电中却毫无流露。该电写于8月19日夜半醒后，很用过一番心计。其日记自称：“修正复毛匪电稿。此稿要旨，昨半夜睡醒后，思虑颇切也。”[41]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声称：“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到后希予接见为恳。”前电直呼蒋介石为“你”，此电改称“先生”，并且用了“进谒”、“为恳”等礼节性词语，口气温和了，也松动了。周恩来是谈判老手，抗战期间多次到重庆和国民党交涉，所以毛泽东决定派周先去，试探风色。

毛泽东的变化，和莫斯科来电有关。

在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曾通过苏共在延安的代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征求斯大林的意见。8月18日，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原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一起起草致毛泽东的复电，认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42] 19日，莫洛托夫批准季米特洛夫等所起草的电稿。关于此电，周恩来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的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刘少奇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43] 8月23日，莫斯科再发一电称：“我们在14、20日已经忠告过。中国不能再度打内战，如中国再打内战，中国民族就进入灭亡之路。”[44]这里所说14日电，至今尚未发现，其内容，应为向中共通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事。

关于莫斯科来电及毛泽东的反应，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说：

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的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这样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师哲所忆，和现存资料大体一致。1956年3月29日，毛泽东在和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谈话时也说：“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45]两天后，毛泽东在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也谈及此事，据尤金事后向苏共中央汇报。毛所谈大意为：

在以后的时期，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同样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他继续更多地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而不是相信共产党的力量。1945年他坚持主张同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同国民党维持统一战线，坚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名义发来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毛泽东说，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主张。[46]

话说得很清楚，毛泽东本来的兴奋中心在于应对蒋介石的“全面内战”，准备“打”，自然不想去重庆谈“和”，中共中央也已决定不去，但是由于“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不得不去。

二战后期，斯大林即希望战后继续维持和英、美等盟国的合作关系，和平共处，也希望国共两党之间能合作共存。战后，斯大林更明确地推行和平政策，认为“在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47]他曾在与美使赫尔利谈话时表示：国民政府官员中虽曾有贪污发生，但蒋介石却是“不自私”的，而且是“一个爱国志士”，苏联政府“愿意与英国、美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48]他在和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和哈里曼谈话时也表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是“统一中国的承担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就不如蒋介石那样好”，“没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49]

斯大林的上述看法，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但是，莫斯科的三封来电，其批评之严厉，口气之严重，毛泽东是看到了也感到了的。他一时不能理解，反感，甚至“很生气”，但是，斯大林长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等不能不认真考虑并尊重他的意见。在考虑了国际情况和中国国内情况后，毛泽东终于决定部分地接受莫斯科的劝告。

毛泽东决定“走法国的路”，和国民党合作

8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到会者大约五十人左右，几乎在延安的中共高级干部都参加了。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其对蒋的政策和态度已经起了明显的重大变化。他说：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接着，他分析世界形势说：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

毛泽东分析进入“和平建设阶段”的两种情况，他说：我们曾经估计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一种是我们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但没有成功。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缺乏外援。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没有机械化，不能制敌。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另一条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此外，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没有做好。由于这几点，我们力争的那批果实就没有得到。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没有得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早在1944年6月，中共就曾在延安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在对日反攻之际抢占中心城市。12月，刘少奇明确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要在长江以南地区发展，确保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落入人民手中。[50] 1945年8月19日，华中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上海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20万人，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其方针是，暂不进攻驻沪日军，而集中力量进攻汪伪税警团与保安队。20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同样办理”。[51]同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城市，迅速布置城内人民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地配合攻城部队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从这通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雄心和计划之大。但是，毛泽东审时度势，很快就决定改变。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认为将浙东部队调到上海，有被消灭的危险，指示说，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22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认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52]

在收到莫斯科来电以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国共两党的有利与不利条件说：蒋介石的地位：有利方面是，他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中国的民族独立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了，由于英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国）是否还是半殖民地值得考虑，这就使民主、民生的问题突出出来。我们的情况：有利的方面是，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与内战时期所没有，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蒋介石无法封锁，我们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方面是，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毛泽东分析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及影响说：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了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为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中苏条约是日本投降后签字的，内容还未发表，大概是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冀察是临时性质。战争这样快就结束，使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助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的失望。

毛泽东看到了国际、国内和平发展的大势，确认“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他说：内战可以避免，中国需要和平。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团结、抗战、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英、美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再加上伪军共280万，无论如何弱于日本人加伪军。胡宗南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国民党本身的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提出“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疮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他这个暂时的和平。[53]

从上述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决定改变方针不是对莫斯科的消极顺从，而是在其来电的启发下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讨论谈判条件时，毛泽东最初拿出周恩来起草的《目前的紧急要求》，共十二条，毛泽东当时增加两条，后经博古提议，归纳为六条。这六条的内容是：

1. 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2. 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3.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4. 公平合理地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5. 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6. 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54]

这六条，是中共最初提出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条件，后来被称为“六大原则”。[55]

毛泽东说：最现实的要力争的是第一条，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关于这一条，双方的争论一定非常激烈，可能要打打停停。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十二个师，就是为了等到得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拖不下去了。

在谈到对国民党的策略等问题时，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要停一下的；因为日本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最近两星期的进军是需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不好打的姿势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士气松下来就谈不好。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

毛泽东还说：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作与军队工作是和平时期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后要认真地下全力做，过去没有做好，而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关于今后道路，毛泽东提出要“大体走法国的路”，他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据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不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从外国得不到帮助，军队可能由谈判缩小，内部出现不一致等等。决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毛泽东这里所说“法国的路”指的是当时法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在反德战争中，法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本占优势，但英、美只承认戴高乐组建的政府，苏联因此要求法共与戴高乐合作，法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被编入正规军，各地权力机关转交戴高乐指派的地方官员。斯大林赞赏这一模式，企图用以维持欧洲和平，换取英美对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支持，并且希望中共也接受这一模式。

毛泽东最后说：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再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去了请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56]

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说：我很拥护毛主席的报告。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可以估计蒋介石还价很低。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蒋介石今天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苏联今天不直接援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实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但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做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情况如何再决定。对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张闻天说：毛主席给了我们新的方针，我们在这个时期是赚了钱还是折了本呢？我说是赚了很多钱。这样大的胜利就是由于毛主席领导得正确。有些同志所以失望，是由于希望高于实际，而事实上是我们得到很大胜利。这一点应该在同志们中间解释，应该很高兴。新阶段的战略是巩固我们已得到的胜利，并且还得从国民党处要点民主。这不是革命低潮，而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力量。

与会诸人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共在战后必须实行力争和平的方针，但在毛泽东是否亲赴重庆谈判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多数人为毛的安全担心，认为不应该轻易出去，看一看再定。朱德和彭德怀支持毛泽东出去。朱德说：现在是要解决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说：我想出去危险性不大。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57]

毛泽东最后总结时肯定大家的意见很好。他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也就是抗日时期方针的继续。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的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必须的。进攻还是退却？当然，主要是进攻，是在和平中进攻，在合法工作中进攻，但会有部分退却。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迎接新形势。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发生的。

毛泽东继续说：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与北伐、内战、抗日时期均不同。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会做这许多工作才有能力搞大城市，搞全国。毛泽东又说：谈判未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最后毛泽东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故回赫尔利电为先派恩来出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和他们出去这个姿态好些。[58]

当天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刘少奇代理主席，增选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

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毛泽东接到蒋介石的第三通电报。电称：

二十二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能迅速解决，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59]

同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通过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转来一封邀请电。当日。毛泽东复电魏德迈：“来电奉悉，极表欢迎，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将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请转达赫尔利大使并给交通便利为感。”[60]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云：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相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61]

与前两通复电相比，此电有被邀的感谢之词，也有愿意见面晤谈的期待，透露出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微妙变化。蒋介石接到此电后，特别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第三复电，温驯已极，匪性固如此也。”又记云：“共毛之态度，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可耻也。”[62]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一批中共将领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自延安回太行。毛泽东和他们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们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63]他要求刘、邓到达前线后，一定要组织好上党（今山西长治）反击战，拔掉阎锡山指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刀子”。

同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位委员与自重庆回延安的王若飞一起商量，反复权衡，讨论了一夜，决定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动身，立即去重庆谈判。当日，毛再次答复魏德迈电报云：“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同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64]

8月26日，在枣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根据各地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因为我们不能进入大城市，何应钦不分配给我们受降缴械的地点，苏联红军不入关，情绪有些波动，需要安定一下。其实这一向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胜利，察、热没有蒋介石的足迹，江淮、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大部分，都可以在我们手中。同志们现在的愤激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仔细地计算一下。

会上，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宣布了立即动身去重庆的决定。他说：我去重庆的问题，现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资本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资本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就需要看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的条件下有些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些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海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械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将来，中外注意力集中于上海、南京，（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情。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河，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我可以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我要去，明天报上要发消息。党的领导中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工作，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才能保住。

毛泽东提出：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带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甚至提到了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的问题。他说：将来召开国民大会时，共产党员可否投票选蒋介石当大总统，这要看情况才能决定。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

在估计谈判前途时，毛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65]

8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认为“现在苏英美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通知》分析形势，认为国民党“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66]

这样，中共对形势的认识就有了重大变化，从中国一定会爆发内战发展为有可能避免内战，政策也就相应变化，从推翻国民政府转为参加国民政府，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了。

不过，毛泽东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另据师哲回忆，毛泽东离延前，曾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大意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67]

8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发8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六条紧急措施，中共表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68]同日，赫尔利、张治中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

赫尔利曾邀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同行，但由于苏联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彼得罗夫拒绝同行。[69]赫尔利临行前发表声明称：“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谈判。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中国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大，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领袖之尊重与协助，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由。”[70]到延安后，赫尔利和毛泽东长谈，互相试探对方的看法。“赫尔利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是表示，希望能看到毛泽东和蒋介石最终能到一张桌子旁边来解决争端。”延安方面想知道，“蒋介石的政治锦囊中为这次重庆谈判，装了些什么妙计。但毫无结果。客人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71]毛泽东也曾和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谈话，询问苏联政府是否准备保障他在重庆的人身安全，提出在他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到重庆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彼得明确地告诉他，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请他放心，必要时可以到苏联军事代表团去避难。[72]

中共方面态度的变化使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很高兴。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相信蒋和中共之间将会达成一项协议，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他说：“在中国，有两个政府，多么愚蠢！”[73]哈里曼随即将斯大林的这一表态通知了赫尔利。

中共的妥协、让步和坚持

莫斯科要求中共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和国民党合作，在延安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走法国的路”，准备和蒋介石“搭伙”。朱德甚至在会上表示，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这些方面表明，中共在总体上、大原则上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在重庆谈判的实际进程中，做了相当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中共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法共当年将自己的武装全盘交给了戴高乐政府，中共则坚持保存自己的武装和抗战中取得的解放区，不肯照猫画虎地全盘走法国道路。

中共所作的让步首先体现于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提交的《谈判要点》十一项，其中前两项即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准）。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74]

在此后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的多次谈话会中，中共代表多次重申上述两点。如：

9月4日第一次谈话会，周恩来表示：承认“国民党是中国的领导党，本党乃一小党”。王若飞表示：“我党所提建议案，其第一、二两项，即系承认国民党之政权并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9月8日第二次谈话会，周恩来再次表示：“此次建议之精神，在承认国民政府的法统与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故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参加政府，顺从政府的邀请，我方已为很大的让步。”王若飞也表示：“此次我等来渝，乃正视现实，承认国民政府之法统，与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

9月11日第四次谈话会，周恩来表示，在未来国民大会召开时，“一致选举蒋先生为大总统，此点毛先生亦已同意”。他说：“吾人批评国民党为一事，承认国民党之领导地位，又为一事。我党对于国民党政权之拥护，固十年如一日。”

9月15日第六次谈话会，周恩来表示：“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重大之让步。如承认蒋先生之领导，承认国民党之统治权。国民大会（代表）如不重选，国民党固为第一大党，即令重选，国民党亦能得多数，故国民党之前途，已获保障，决无动摇。”

9月19日第七次谈话会，讨论谈判《公告》，邵力子提出，将中共承认“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一语删去，但周恩来提出，文字可以斟酌，或改为“在蒋先生领导之下”亦可。

9月21日第八次谈话会，周恩来表示：“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领导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为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75]

至10月10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第一项仍然表述了上述思想：“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76]

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的长时期，除抗战八年期间外，国民党、国民政府、蒋介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打到、推翻的对象。前文已述，抗战刚刚结束，中共在短时期内即表现出向原方针回归的倾向，当时已经公开指责蒋介石为“人民公敌”，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在重庆谈判中，中共反复承诺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有了上述承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消融了。这是当时中共所作最大的让步，也是莫斯科影响中共的最大方面。

在是否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国民大会代表是否必须重选等问题上，中共也作了让步。中共甚至表示，可以让出南方的八个解放区。中共所坚决坚持者为：中共部队必须保持一定数额，中共将领必须有指挥权，在北方的解放区必须保持，中共部队必须有特定驻地。

9月2日，毛泽东和政府代表王世杰谈话，毛泽东提出，“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师”。“宜以（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给予中共将领，俾秉承蒋委员长之命，指挥中共在山东、江苏、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方的军队”。[77]其中“秉承蒋委员长之命”是虚语，客套话，其实质是要求牢牢地掌握中共对部队的指挥权。中共代表所提11项《谈判要点》中，其第四项为，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第九项“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的第3款列出解决办法四条：（1）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由中共推荐副主席；（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选副市长；（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其第十项“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第5款，要求“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这些条款的大部分，也是为了牢牢掌握中共对军队的指挥权，同时掌握部分省市政权。

毛泽东和中共代表的上述主张都遭到政府代表的坚决反对。关于中共军队数额，蒋介石以抗战胜利，全国军队均须缩编为理由，只允许保持12师。9月19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提出七分之一说。即中央263师，中共应有43师，中央120师，中共应有20师，但政府代表仍不同意。[78] 9月21日第八次谈话会，张群提出，中共于12个师之外，可增加几个补充师，这是政府所能允诺的“最高限度”。至《双十协定》中，中共表示，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政府方面表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这样，关于军队数额大体达成协议了。不过毛泽东在访问苏联驻华大使馆时向彼得罗夫大使透露，“关于改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让步是形式上的。我们同意将师的数量压缩到2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裁减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谈话说，我们的师应是什么编制，应有多少人，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任何编制的师，可以是1万人的师，2万人的师，也可以是3万人的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就编什么样的师。”[79]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通知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说：“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自有办法达到保存之目的。”[80]毛泽东这里所说，应该就是他向彼得罗夫大使透露的办法。

关于军队指挥权、解放区及中共部队的驻地等问题，双方争论更为激烈。

以第一次谈话会为例：政府代表邵力子表示，中共代表《谈判要点》中的九、十两项，“实令政府为难”。他说：设立北平行营一事，王世杰已申明不能考虑，北平政治委员会一事，政府现时根本无此制度。他认为中共这一意见，与九一八事变前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西南两个政治委员会相同，“其于国家之统一，实相违背”，“吾人一切主张，不应使国家退步，恢复十年、二十年前之旧态”。[81]

张群批评中共所提承认“解放区问题”使“国家领土分割，人民分裂”，在抗战期间，不妨为权宜之计，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国家要求和平统一，此种状态，岂可任其继续存在！自非遵循国家法令规章及时加以改善不可。

周恩来力图说明中共主张的合理性。他说：凡一省、一市我党占多数者，其省主席与直辖市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者，由我党推荐副主席或副市长。此系为让步合作设想，在使两党不对立。至于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乃为改组过程中增强两党团结之办法，求人事与组织之调和配合，绝非于中央体制与法令规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种相反的体制与法令系统。

周恩来说明之后，邵力子立即批评周恩来：以此种方式提出要求，无怪乎社会评论将形成南北朝。

王若飞鉴于政府代表的立论基础在“统一”，便以“根据事实”相对抗。他首先表明：“我们要求和平、民主、团结，以求中国政令军令之统一，此一原则，彼此都是同意。”但是，“有了原则与方针，还须根据事实，一步步去进行。”他摆出事实说：“今日我党之客观事实为何？即拥有120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所坚决反对。”当王若飞说明中共当时的军队与解放区政权的数目时，周恩来特别补充了一句，中共当时已“拥有百余万党员”。在周恩来补充之后，王若飞接着表示：“我党建议中之北平行营与北方政治委员会，即系应此目前之实际之需要而设置。”“如无此安置之办法，则我党即无以对全体之官兵与党员民众。”

针对王若飞所言，张群表示：“中共承认中国国民党为第一大党，自居于第二大党地位，我们亦承认中共之政治地位。”“中共要保持并增高其政治地位，不再坚持所谓解放区之承认，而须就整个国家的统一来打算。”“解放区取消以后，一切人事，中央自可于法令规章范围以内尽量设法调整。”

王若飞觉得张治中所言“政治地位”空洞，紧逼一句：“承认中共之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解放区之事实及其军队与人民所建立之政权。”

张治中认为，保留“解放区”与“中共军队”会妨碍“统一”，便说：“我们必须朝现代化的方向前进。”“绝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中共此时如能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他建议中共将抗战有功人员列名呈报中央，保证中央必一秉至公，论功酬赏，现在抗战胜利，“吾人尚要保持此庞大之军队，岂非失其意义乎？”

为了说服中共不再争论军队人数多寡，邵力子说：“中共即令无一兵一卒，国民党也不能消灭他；即使中共军队再多些，亦绝不能打倒国民党。”

张治中提到“军阀”问题，周恩来立即反驳说：“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来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

此后的谈话会在讨论到相关问题时，无不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如9月8日第二次谈话会，张治中表示：中共“要求完全占有五个省及一个边区，参加六个省与四个直辖市，犹如分割地盘，我们不赞成。”

王若飞表示：“要求统一，必须根据现实。”“华北五省，过去系由中共军队坚持抗战，始有今日，故要求此五省由我党负责，其他六省由我党参加，何能谓为争夺地盘？”他以国共“两党皆有军队”为据，要求“彼此互相承认”。

张治中认为这一说法“殊有未当”。他说：“国民党自从完成北伐，取得国家统治权以后，所有军队即为国家所有，而非国民党一党所私。本年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且已正式决议将军队党部取消，即其证明。”又说：“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复何理由要保持其一党所私有之军队？”

王若飞反对“国民党已无军队”的说法，驳斥说：“国民党现在尚在党治时期，故所称中央军队尚是国民党之军队。”

话题转到中共要求山西等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张治中说：“此种办法，实在违反现代国家之办法。”邵力子为张助力，补充说：“中共要求分划省区，殊与国家之统一原则不符。”

周恩来为中共主张辩解：“我方建议，乃于盘根错节，痛定思痛中想出办法。本来我方一贯主张普选。如今既不普选，又不迁就事实，何能走上和平建国坦途？”

邵力子企图揭露中共主张中的矛盾：“今中共要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实不可能。”他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表示蒋介石不仅不会“亏待中共，而且将敬重不置”。

此后的有关讨论大体是政府代表以军令、政令和国家统一为言，而中共代表则以承认事实为言。政府代表咄咄逼人，取高压进攻姿态，而中共代表在有限让步之后则坚决抵抗。如第七次谈话会：

周恩来表示：中共军自海南、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撤退，集中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

张群立即询问：所谓陇海路以北地区，究竟指何处？

周恩来答称：指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四省全部，山西之一大部，绥远之一小部，以及豫北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作为中共军驻地。他提出：山东等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特别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仿东北行营例，由中共负责。

对周恩来提出的新方案，张群表示“甚难考虑”，“候转呈蒋主席请示”。张治中则批评说：“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无异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他表示：中共“要求太过”，“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

张群、张治中的发言激起王若飞的愤慨，他说：现在“汉奸部队都已获得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不能得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之承认，不获中央之接济，亦必能生存发展”。

再如第八次谈话会，张治中严词责问：“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究系作何打算，作何准备？”听了张治中的话，王若飞十分生气，甩出一句话：“那末，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张治中见王若飞动怒，婉言道：“既系商谈，我等即应本温和之态度从容协商。”

周恩来发言调解，指出：“应相互体谅彼此之困难，应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互让互谅之精神，求问题之解决。”他随即批评说：“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今日既言民主团结，彼此即应立于平等地位。”“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否则，此种观念一经表露，必惹起我党之愤怒。”他解释中共不能交出军队的原因说：“现在国民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他提醒政府代表：“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

在周恩来作了一番理直气壮的发言后，王若飞说：军队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皆可解决。他批评国民党说：“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取得政权，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取回政权。”

谈到党派平等合作问题，张群称：“如果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各党派团结合作，原是平等的。”他强调：“一切军队必须脱离党派关系。”

王若飞强调，关键在民主：“如能实行民主，问题即易解决。”据会议记录，这时，王若飞血脉贲张，握拳击椅，尖锐地批评说：“你们国民党政府是什么政府，是墨索里尼政府！是希特勒政府！”

上述记录表明，政府代表企图以统一为名，吃掉中共部队和解放区，而中共代表则寸步不让，维护解放军和解放区的存在。双方争持不下，到签订《双十协定》时，只能各自表述立场。驻地问题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其他“具体计划”，由国民政府军令部、军政部及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组成“三人小组”讨论，将问题挂了起来。

中共代表在中共部队、解放区、解放区政权等问题上的坚持，不仅是对国民党的抗争，也是对莫斯科意见和法共道路的逆反。正是由于这些坚持，中共才使自己的实力和掌控地盘基本无损，成为以后打败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物质基础。

赫尔利的强力干预

赫尔利不仅向蒋介石提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建议，并且亲自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达重庆后，赫尔利强力介入，企图干预谈判进程。

最初，重庆谈判的政府代表为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王世杰四人。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人。9月4日双方代表第一次谈话会，王世杰因赴伦敦参加外长会议，讨论对意大利、罗马尼亚等五个战败国的处理，缺席，政府方面未增补代表。赫尔利对于这一阵容并不乐观。9月6日，他访问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直率地表示：“国民党的代表没有能力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因为张群完全是个新人，而张治中总是被一些琐事所吸引，从而把整个事情搞复杂了。宋子文和王世杰为避开参加谈判，到国外去了。谈判的优势落到了具有巨大智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他向彼得罗夫建议：“苏联和美国应该共同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并以此来冷却共产党人的热情。”但是，彼得罗夫没有响应。[82]

9月16日，周恩来草拟了一份《公告》，交给赫尔利。《公告》共六点。

经过二十天努力，以及与党外民主人士的密切交往和接触之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决议，并发布了以下公报：

1. 有关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大家一致承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和平建设的全新时期即将到来，中国人民以及所有抗日的民主党派应该：

（1）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内战，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和强大的新中国，彻底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2）承认蒋介石先生的领导地位。

（3）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国民党、中共以及其他抗日民主政党的合法地位；制定长期合作以及和平时期国家建设方针。

2. 有关战后相关问题，一致同意：

（1）承认为抗战做出贡献的所有抗日力量，以及敌后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

（2）依法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3）所有抗日的军队应有权参与受降相关的工作。

3. 有关结束训政、实现宪政的问题，一致同意在结束党治的过程中，为实现军事和政治统一，应该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承认各个党派的平等和合法地位。具体措施如下：

（1）国民政府负责召集召开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以商谈国家统一和建设计划、民主政府建设、不同政党参政问题，以及召开国民大会、战后恢复和重建等问题。

（2）积极推行地方自治，推动地方宪章的起草，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

（3）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制定明确计划，分阶段实施。

（4）设立军区，建立征兵制度。

（5）保障和平时期民主国家人民所应当享有的言论、出版、结社、人身、信仰等自由；废除或修改违背上述原则的现行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

（6）严格禁止除司法和警察机关之外的任何组织拥有任意逮捕、审判和惩处的权利。

（7）释放政治犯。

4. 在即将召开的政治会议上讨论上述提要和相关问题的具体实施计划。

5. 两党在过去二十天的谈判是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双方相信在互相信任，双方让步的基础上，彼此共同努力，或许能够在即将到来的谈判和政治会议上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6. 对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的热忱帮助深表感谢。[83]

这份《公告》总结了当时双方代表谈判所已经达成的协议，成为后来《双十协定》的最初草本。

9月18日，赫尔利与魏德迈拟回美述职，经国共双方要求，赫尔利同意延期四天。

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曾向毛泽东保证：“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同毛主席去见蒋。”“他将作为我的上宾，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不管会议的成败如何。”现在赫尔利要走了，9月18日这天，周恩来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担心，于当日通知赫尔利，毛泽东将在赫尔利离渝前返回延安。赫尔利当即答以愿在毛希望的任何时间安排离开重庆的交通工具。19日，赫尔利为此会见蒋介石，要求蒋再次保证毛在重庆的安全。蒋当即答应，声称毛受本人之邀来到重庆，本人及政府愿承诺并以本人人格保证毛在重庆的安全。毛无须因赫尔利的离开而选择离开。如果毛希望离开，可以随时提供飞机。蒋并称：在谈判结束之前，毛留在重庆将“将大有裨益”。9月19日，赫尔利致信毛泽东，劝其打消离意。函称：

当然了，如果能在我离开之前看到谈判顺利结束，我会十分高兴的。但是，如果不行，我同意委员长的看法，如果您能在重庆多待些时日，这将有助于国民政府和中共之间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如若早日达成协议，那么中国就能早日开展和平建设。

函末，赫尔利表示：“临行之际，对您的友好以及在许多场合对我的亲切接待表示感谢。希望谈判一切顺利。”[84]

9月21日晚，蒋介石与赫尔利谈话，决定将中共军额限为最多20个师，如中共继续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判。日记云：“考虑共产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85] 23日，赫尔利与双方代表进行在离渝前的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到场。双方从下午5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2点30分。

谈判中，赫尔利对中共施加压力。他要中共交出解放区，说是“要末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末破裂”。毛泽东答以“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86]赫尔利批评双方“试图解决的细节问题过于庞杂”。他说：“试图在重组政府和改编军队等细节方面提前达成一致，这将有可能使会谈拖入无休无止的境地。”他建议：“就总体原则达成一致，细节问题可以再依照这些原则来解决。”在此情况下，双方部分达成协议。赫尔利高兴地致电美国国务卿报告说：

双方都同意，他们愿意为建立民主政府、复兴中国、避免内战而齐心并力、精诚合作。

1．双方同意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主席的领导地位。

2．双方同意两党都将继续贯彻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为建立一个强盛、统一、民主的政府而团结协作。

3．中共愿意承认国民党作为领导政府、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并且愿意在过渡期间，即从当前政府过渡到民主政体期间，同国民党团结合作。

4．双方就其他一些问题也达成了共识，包括释放政治犯、民众的人身、言论、出版、信仰、集会和结社自由。

赫尔利称：尽管两党都为达成协议做出了让步，但有两点问题双方并未达成一致，一是中共要求保留在某些省份任命、委派或选举中共省主席和市长的权力。国民政府却坚持认为，在宪法实施、民主政府建立之前，指定省主席和官员的权力仍应属于中华民国主席。国民政府认为，在从当前政府向立宪政府过渡实现之前，现状应保持不变。两党都认为在过渡时期应该精诚合作。二是在和平时期的军队中，中共军队的数量和比例问题。双方谈判虽取得进展，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首先，中共认为他们应该改编为48个师，而国民政府指出，预计和平时期军队应该由80至100个师构成，国民党认为中共军队应该占少数，而中共却声称应该占改编军队总数的大约一半。就此，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了中共的要求，但是国民党却同意中共可改编为20个师，或者大约占到和平时期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毛泽东主席说，昨晚他们没有拒绝国民党的建议，但是，中共希望能再深思熟虑一下。

赫尔利称：“在几乎所有支持中国分裂的人预计中国发生内战之际，中共和国民党能就和平时期的合作问题进行商谈，这便是此次会谈的最大成就。会谈仍将继续，毛泽东还在重庆。委员长也承诺，请毛泽东放心，他许诺为毛泽东和他的政党提供通行证。在任何时候，如果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希望终止会谈，蒋介石同意为其提供返回延安的交通工具。毛泽东对蒋委员长的承诺非常满意。”[87]

报告说：“谈判双方的态度和情绪是好的。中国两大政党之间的关系似乎正在改善，随着会谈的进行，有关内战的讨论和流言有所消退。”9月24日，赫尔利离开重庆，毛泽东到机场送行。赫尔利叮嘱说：“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88]

毛泽东对赫尔利的强力介入很不满。10月10日，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说：“谈判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基本上正常，已经决定发表联合公报，但是这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干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一事就告吹了。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特点是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紧张。蒋介石的代表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方针。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对国民党代表保持克制态度的共产党代表，开始采取了进攻的方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89]

彼得罗夫的静观静听

与赫尔利不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重在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对谈判基本上采取静观、静听态度。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毛泽东、王若飞等人曾多次访问苏联驻华大使馆。

8月30日，周恩来访问彼得罗夫，告诉大使说：“我们的初步观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领导人可能同意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让步。当然，很难预料，这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多少中国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做出过多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这种让步采取何种方式，它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益处，将永远会多于对反对党的益处。”

周恩来又说：“有鉴于此，我们将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十八年来，我们党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应该说明的是，不仅是广大的党员群众，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在自己的工作中完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战争的结束和日本的投降，对于我们来说是出其不意和突然的事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战争会这么快地结束。”

在介绍了谈判议程及国民政府方面的基本观点后，周恩来表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从您那里获得我们制定方针所必需的情报以及客观评价中国业已形成的局势和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所必须的意见。”

对于周的请求，大使答称：“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他本人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的措施。”

周恩来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某些章节的内容，向大使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彼得罗夫作了相应的解释。周恩来问：是否还有某些文件是在莫斯科中苏谈判期间签署的，但目前尚未公布，大使回答说，没有这样的文件。[90]

9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拜访彼得罗夫。毛泽东说：“谈判非常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极力追求彻底保留自己从前的政治立场，确保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争取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然后借助于武力，实现对共产党所在的地区和军队进行封锁。在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会晤和会谈时，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不同于国民党以前立场的新提案。”毛泽东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民政府代表的观点，然后说：“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边区以外的五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那里共计有4000多万居民和我们的30多万人的军队。我们还允许国民党对一些重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实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国民党的代表可以参加上述省的行政管理机关，而同样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该参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和其他城市的市政机关。”

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出结论：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默契与合作。不应该怀疑，这种合作的首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使伪军的地位合法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正规军部队。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将同加倍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目前，蒋介石已将这些军队装备完毕。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叙述中共在今后谈判中的基本战略原则。他说：“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许多要求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我们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让步是受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制约的。”

毛泽东、周恩来，尤其是王若飞，都很关心苏联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例如：在中国爆发内战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将会如何？是坚守中立呢，还是积极地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话，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毛泽东称：目前正确地确定方向非常困难，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彼得罗夫不愿多说，只是多次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91]

10月5日，周恩来、王若飞再次访问彼得罗夫。周应大使的要求，概述了国共谈判的结果、国共双方准备签署的谈判纪要内容，答应把会谈纪要原稿寄给大使馆，供苏方参考。

周恩来称：现在中共代表力争解决三个任务：签署谈判纪要；发表联合公报；让蒋介石同意毛泽东回延安。他说：解决这三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国民党希望发表联合公报，这将有利于解决龙云和云南的事态，也是国民党手中握的一张向美国要贷款和援助的牌。但是，签署会谈纪要和发表联合声明，对共产党更为有利。“共产党将得到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可以充分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任何企图。共产党也将承担不少责任，采取许多措施，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共产党从不背弃自己的诺言。至于国民党，会谈纪要和公报将使国民党不仅在中国社会舆论面前，而且在联合国面前，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

周恩来说，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的：第一，红军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第二，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考虑到这两个国际现象，蒋介石今后很可能加紧秘密的反共、反苏活动。与此同时，当然，他的亲美倾向进一步加强是不可避免的。”

周恩来认为，蒋有许多机会可以发动国内战争，而不必履行任何手续，但是，“国民党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将取决于该党的强点与弱点的对比关系”。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还有运输军队的现实条件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空运和海运把军队运到华东、华北、东北地区，需要一个多月，在这个期限内我们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周恩来认为，国民党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是，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如新疆、蒙古、东北以及云南等地。还有，必须考虑到强大的共产党军队的存在这个事实，国民党军队在同这支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已多次有机会领教它的战斗力。

周恩来强调苏美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正统的国民党人看来，苏美友好关系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和不能容许的。他将蒋介石视为“苏美关系的挑拨者”，认为蒋介石在执行反苏政策方面远不是孤立的。美国当前的统治集团正在给早已公开奉行亲美路线的重庆政府以大力援助。他表示，不能排除美军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也不能低估美军在准备和发动这场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毫无疑问，美国人正极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党军队各种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和王若飞向彼得罗夫提出：很想知道苏联对美军在天津和北平地区登陆的立场。彼得罗夫回答：美军在中国的存在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周、王再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着陆，苏联将采取何种态度？彼得罗夫说，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一切具体细节。

最后，周恩来问，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捣乱，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停留重庆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从苏联使馆可以得到哪些实际帮助？对此，彼得罗夫回答：“周恩来同志在提出这类问题时，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92]

10月10日，彼得罗夫在使馆设宴为毛泽东等饯行。双方就各种问题畅谈。

彼得罗夫问：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谈判的结果。毛答：“不能说结果很好或好，但也不能说结果很糟。结果要比伦敦外长会议好一些。”

毛泽东说：联合公报将于10月12日发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如果国民党食言，联合公报将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在座的武官罗申问：蒋介石是否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需？毛答，中国共产党将力争，但对结果不抱希望。

彼得罗夫问，蒋介石从西康回来后表现如何？毛答，蒋介石的态度明显好转，变得比较客气、和善、坦率，不固执了，这一次他同意就谈判的初步结果发表联合公报。

毛泽东告诉彼得罗夫等，蒋介石在和毛单独谈话时说：“国家的命运操在你我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还说：“共产党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上策。今后它只用政治手段就能在国内赢得政治权利。”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由国家统一军队，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彼得罗夫再问：目前蒋介石依靠国民党中的哪个政治派别？其中哪个政治派别在他身边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毛答，蒋目前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左右其他一切的主心骨。在内政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是走独裁的道路还是走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蒋介石不知道倒向谁：倒向美国还是倒向苏联。考虑到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蒋介石还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倒向美国。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由如下因素确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地位、新疆的状况和驻在东北地区的红军。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求助于“政学系”，他和这一派解决与对苏关系有关的问题。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对付我们方面，他利用CC派和黄埔系。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他谁都会利用。因此，无法得出蒋介石现在依靠哪一个政治派别的结论。

彼得罗夫问，蒋介石的政策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政策？毛答，蒋的政策将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他表面上竭力妥协，而另一方面是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他正在搞军事准备，而且很快就能准备好，到了那个时候，在划区、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会试图逼迫共产党接受他的条件。国民党军会试图把共产党从占领的地盘上挤出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

毛接着又说：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那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共产党不得不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譬如胡宗南的七八个师，共产党能够做到。

罗申问：如果蒋介石继续让他的军队向前推进，包围共产党的军队，切断共产党军队通往东北道路的计划，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办？毛答，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地盘进行军事进攻，那么共产党就要应战。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周恩来分析说，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会沿各个地区分散。要集结这些部队，使他们形成一个拳头，需要时间。

罗申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空投到天津和北平的美军先头部队作掩护，蒋介石率兵北上，津浦线和平汉线成为蒋介石军队的主要运动方向？毛答，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中共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一件事。说到这里，毛泽东询问在场的人：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彼得罗夫和罗申回答，现在很难说，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

毛泽东再问，如果美国出兵中共占领的地区，怎么办？彼得罗夫答：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与此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

彼得罗夫问：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毛答：蒋介石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华北地区有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只有在与中共就所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才能到东北去，否则，中共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

罗申问：蒋介石的军队何时能够结束镇压共产党人的准备工作？毛答：蒋介石的军队将在11月中旬完成进攻准备。在此之前，我们将完成自己的全部准备工作。

彼得罗夫问：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毛答：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没有准备，他们没有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方案，提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上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代表，提出了经过斟酌和认真研究的建议。国民党扮演的角色归结起来就是千方百计地竭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美国大使赫尔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常务顾问。[93]

可以看出，赫尔利和彼得罗夫都在努力贯彻本国的对华政策，但各自风格不同。

重庆谈判的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重庆谈判43天，双方虽仍有分歧，但都能本着以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大局为重的精神，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定为中华民族的大目标，因而在若干问题上取得一致，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该《纪要》共十二条。其中：

一致同意者五条：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政治民主化：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人民自由问题；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关于特务机关问题。

原则同意，无重大分歧者四条：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关于奸伪问题；关于受降问题。

有较大分歧者三条：关于国民大会；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94]

《会谈纪要》原有第十三项，关于进兵受降与避免冲突。中共方面要求，有些原来由中共领导的武装在那里活动，已经解放了的敌占地区，或已由中共领导的武装包围的敌占地区，希望在受降问题解决之前，双方部队都暂驻原地不动。政府方面表示：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但中央部队为受降前进，中共不应阻止。《会谈纪要》即将发表之时，双方同意删去这一项，由于缺少这一项，重庆谈判之后，军事冲突随之发生，并且日益扩大。[95]

重庆谈判的历史经验是：

一、力争以文谈代替武战。抗战胜利，中国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是国共内战，用枪杆子解决胜负，一是国共合作，以谈判、协商的办法解决分歧和争端，共同和平建国。重庆谈判表明，两党当时共同选择了第二条路。这既适应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和平发展的主流，也符合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普遍愿望。古人云：“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有人类，就会有分歧，有争端，有矛盾，有斗争。解决之道，不外文武两途。文的一途，损失较小，能够避免破坏与牺牲，缺点是谈拢不易，或时日长久，或拖泥带水；武的一途，损失较大，破坏与牺牲都很大，但干净利落，痛快彻底。相对说来，如果文谈可以解决问题，自然利大弊小。周恩来说：“民心厌乱，兵心厌战，的确是一般人的心理。”[96]在饱经八年抗战的刀兵之苦与血海之灾后，两党能坐到谈判桌前，以文谈代替武战，以协商代替枪炮，共同找寻避免战争，寻找和平发展的途径，这是正确的，得人心的。

二、捐弃前嫌，面向未来。自1927年之后，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彼此结下血海深仇。八年抗战，双方虽并肩抗日，但在磨擦反磨擦、限制与反限制斗争中又形成许多新的仇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都能捐弃前嫌，坐到一起，交换意见，共同协商，不再互相敌视，互相攻击，作意识形态的口舌之争，而是一起向前看，向团结、合作的方向发展。周恩来总结重庆谈判的经验教训，第一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四是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三点，包括下文要讲到的第三点都必须以“捐弃前嫌”为基础。

三、让步与忍耐。周恩来总结重庆谈判经验的第三点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可见他对于“让步”的重视。他说：“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为此，他曾向张澜表示，中共方面的方针是“苟能求全，不惜委屈”。[97]谈判前，中共即决定放弃长期争持不下的联合政府等问题，放弃长江以南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等八个根据地。谈判中，又多次声明，实行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作了巨大的让步。国民党也作了有限的部分让步，例如同意中共保留的军队由12师增至20师；改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容许各党派参加；允许中共立即参加中央政府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论分析会谈取得成功的主因是“政府和中共都能发挥相忍以为国的精神”。但是，让步必须与忍耐相结合。谈判中，有争论，有抗辩，少数场合甚至有激烈的冲突和相互批驳，但彼此都能自我克制，自我约束，始终维持友好的融洽气氛。双方都不急于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一个方案不行，找寻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不行，再找寻第三个方案。问题解决一个是一个，前进一步是一步。有些关键问题，双方坚持不下，则暂时搁置，留待进一步的讨论和协商，决不因此而妨碍协议的达成。

总的看来，重庆谈判虽不圆满，但大体成功，这就为召开国、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打下基础。可以说，没有重庆谈判，就不会有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胜利，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是国共内战，一党打倒一党，另一条是国共和解，和平建国。在美苏两强的共同促进和推动下，重庆谈判以及随之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打开了后一条通道，但不幸的是，此路未曾走通，留给后人以无穷的惋惜和无限的深思。

附记：本文收集资料过程中，承沈志华、李静杰、薛衔天、韩国金东吉诸位教授热心帮助，谨此致谢。

[1] 王芸生、曹冰谷：《重庆谈判期间的〈大公报〉》，《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12页。

[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88页。

[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31、686页。

[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45, China, Vol.7. pp.445-446. 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82页。

[5] 吴稚晖：《跋〈致毛泽东书〉》，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01191。

[6] 毛泽东：《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937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7] 《毛泽东在董必武十月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8]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1日。参见拙作《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合并》，《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2辑，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9] 《蒋介石日记》，1941年1月13日。

[10] 参见拙作《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取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2辑，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422页。

[11]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5页。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18页。

[13] 据《周恩来年谱》627页，朱德的第一至第六号令，均为周恩来起草。

[14]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90页。

[15] 《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13—214页。

[16]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54页。

[17] 聂荣臻：《关于全军区部队立即部署向大城市前进致分局电》，转引自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

[18]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页。

[19] 《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15页。

[20] 《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14页。

[21]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3日：“晚，集敬之等会议军事方针及人事等问题，即令傅宜生直入平津，接受投降，十时后方毕。”

[2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页。

[23]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38—246页。

[24] 《命令冈村宁次投降》，《朱德选集》。

[25] 《最高统帅令全国将士》，《中央日报》1945年8月12日。

[2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2627页。

[27]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87—1088页；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1199页。

[28] 《军委会电令全国各部队》，《中央日报》1945年8月13日。

[29] 这一谈话不见于重庆《中央日报》及《大公报》，待查。据唐纵8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记载，当时中共将朱德令制成号外，在重庆散发，“（国民党中宣部）对此毫无办法，既不敢检扣，又不敢不检扣，要请示总裁”。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33页。

[30]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83—1085页。据《周恩来年谱》第628—629页，此文为周恩来起草，而经毛泽东修改者。

[31]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4—1075页。

[32] 《外记者招待会上，吴次长发表声明》，《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亦见于同日《大公报》。

[33] 《违反蒋委员长命令，即为国民公敌》，《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亦见于同日《大公报》。

[34]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35] 查《中央日报》、重庆《大公报》当日所刊，均无此语，后来《毛泽东选集》收入毛在《解放日报》所发评论文章时亦将此语删去。

[36]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94—1097页。

[37] 《周恩来年谱》，第600页。

[38] 《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1945年8月16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3—224页。

[3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页。

[40]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8日。

[41]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9日。

[42] 《季米特洛夫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4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页。

[44]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Fond(F.).45, Opis(Op.) 1. Delo(D.) 322. Listy(LI).103. 该电抄件原存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处，韩国学者金东吉教授用韩文抄存，此处所引，为金教授所赐译稿。

[45] 《毛泽东同艾地谈话纪要》，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46] 《尤金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纪要》（1956年3月31日），（俄罗斯）现代文献保存中心，5号全宗，30号目录，163号案卷，第88—99张。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见《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47]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三联书店1969年版，第118页。此外，《卡德尔回忆录》、《苏南冲突经历》都记载了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回忆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应该是打电报）的情况。斯大林说：中国同志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因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起义。我曾劝劝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见《苏南冲突经历》，第260页。

[48]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161页。

[4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 1945, China, pp.887-891.

[50] 《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页。

[51]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页。

[5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10页。

[5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397页。

[54]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48—249页。

[55] 《第六次谈话记录》，《战后中国》（二），第84页。

[5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7—399页。

[5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9—400页。

[5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0—401页。

[59]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60]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12页。

[61] 《战后中国》（二），第29页。

[62]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5日。

[6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64]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17页。

[65]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15—16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2页。

[67]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6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48—249页。

[69] [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7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 1945, China, pp.453-454. 译文见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61页。

[71]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72] 《延安日记》，第534页。

[7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5, China, P.454.

[74]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提出之谈判要点》，《战后中国》（二），第39页。

[75] 上述表态，分别见《会谈经过记录》，《战后中国》（二），第45—97页。

[76]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战后中国》（二），第98页。

[77] 《政府代表王世杰与毛泽东谈话记录》，《战后中国》（二），第39页。

[78] 《第七次谈话记录》，《战后中国》（二），第86页。

[79]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39-44.

[80] 《〈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

[81] 《战后中国》（二），第48页。以下所引，均见同书相关谈话会记录，不一一注明。

[8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2，л.218-219.

[8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5, China, pp.463-465.

[8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5, China, p.466.

[85]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1日。

[8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

[8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5, China, pp.466-468.

[88] 蒋匀田：《同毛主席的一次谈话》，《重庆谈判资料》，第447—448页。

[89]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39-44.

[9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205-208.

[91]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24.

[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0-123.

[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39-44.

[94] 《战时中国》（二），第97—102页。

[95] 周恩来：《国共会谈经过》，《新华日报》1946年1月13日；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央日报》1946年1月13日。

[96] 《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第26页。

[97]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第443页。

书 评

冰湖上的骑士

西闪

在评论家看来，埃利亚斯是在“用一种受控的语言书写”。而他的个人经历与学术作品之间的紧密关系表明，“受控”绝非风格那么简单，而是社会学中至关重要的核心观念。

1935年冬天的一个黄昏，一个中年男子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从伦敦港踏上了大不列颠的土地。寒风中，他跟随着人潮沉默前行，去往流亡犹太人基金会。无人能体味他当时的感受，甚至包括未来的自己。不过有件事今天看来可以肯定，这个人前半生的记忆将长久封存在海峡的另一边——没有人会对一个普通犹太难民的经历感兴趣，他也无暇沉湎过去。他得去找点儿资助，还要学一些口语，才可能应对现实的窘境。

几番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中年人以学者的身份从基金会拿到了一小笔奖学金。在证明文件里他写道：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生于1897年6月22日，哲学博士，社会学家。除此之外，再无文字。

封存个人的记忆，然后转身离去，对于38岁的埃利亚斯来说，不是第一回了。1915年，刚满18岁的埃利亚斯投身一战，就不得不将一段安宁祥和的记忆埋进心里。他出生在德国东部的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父母都是犹太人。身为纺织业厂主的独生子，埃利亚斯有一个几近完美的童年。玩具、保姆、家庭教师、网球、海滨度假，上层中产阶级应有的享受，他都拥有。虽说犹太人的择业仍有传统上的限制，例如不能担任官员，不能晋升某些教职等等，彼时的德国尚闻不到浓烈的排犹气息。在父母的安排下，埃利亚斯打算从医，那是犹太人最理想的职业之一。可是待他从著名的约翰尼斯文法中学毕业，即将迈入布雷斯劳大学校门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年，埃利亚斯先在东线作战，后来调到西线战场。年轻的通信兵背着笨重的电报机，肩扛大卷的电线，和部队一起向法国北部的佩罗讷（Péronne）挺进。密集的炮火撕开夜色，随处可见战马和士兵的尸体。一场战斗下来，远方还有隆隆的炮声，身边的战友已吹响口琴，唱起思乡的歌谣。

“那个场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和一位访客谈起这段往事，埃利亚斯情绪激动。同时，他一再承认自己理解不了，“从家庭提供的彻底的安全感转向军队提供的彻底的不安全感”，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因为，当他尝试去回忆去理解的时候，往事已经尘封七十年。绝大多数记忆在时光中磨损、阻隔、变形，化为齑粉，就算重新唤起，往往也会显得不可思议。

被埃利亚斯封存的关键记忆实在太多了。比如他极少向人提及，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如何影响了他的学业和志趣。战争的硝烟散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左右两派的极端势力都企图用暴力推翻羸弱的魏玛共和国，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秩序。失业的军官和士兵组成了暗杀团，刺杀政治人物，制造恐怖气氛。高昂的战争赔款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榨干了无数德国家庭的财产。迟迟没有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埃利亚斯只得选择辍学打工维持生计。他做过五金材料厂的营销经理，还短暂客串过报纸的新闻记者，辛苦了整整两年，才帮助陷入财务危机的父母渡过难关。

正因为亲身经历了一战的残酷以及战后的失序，埃利亚斯的心中才浮现出一个重大的问题：暴力与秩序究竟有什么关系？然而当他带着这一疑问走上学术之路，却遭遇了更具体的困惑。

读大学的时候，埃利亚斯原本同时攻读医学和哲学，还取得了初级医学学位和实习医生资格。结果临床实习期间他才发现，自己不可能兼顾两个专业。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他放弃医学，专志于哲学。可是长期的医学训练却不断地提醒他，哲学传统中的“人”与生理学意义上的“人”很不一致。理性、精神、意志、心灵，哲学家讨论的这些东西，在肌肉、骨骼、神经和大脑中能找到对应的结构吗？或者，西方哲学传统中抽象出来的“人”根本不存在？这些困惑不仅驱使着埃利亚斯的脚步偏离了既定的学术坦途，还令他和导师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冲突。他的博士导师洪尼希斯瓦德（R. Honigswald）是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对学生的离经叛道大为不满。压力之下，埃利亚斯不得不对博士论文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删节。即便如此，本该于1922年拿到的博士学位拖到两年后才取得。

师生之间的这场冲突，在埃利亚斯的学术道路上投下了第一道难以抹去的黯淡阴影。表面上看，它只是稍微延误了一个学者的治学进程，事实上却造成埃利亚斯错过了一个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首先，他很难获得“特许任教资格”。因为要获得这个资格，他得写一篇比博士论文更高水准的东西，交由学术委员会答辩并通过。显然，在洪尼希斯瓦德的影响范围内，前景渺茫。可是没有这个任教资格，他就不可能拥有“编外讲师”这个身份。而没有这一身份，他就休想获得大学的聘任。也就是说，至少在当地，埃利亚斯失去了学术研究和传道授业的机会。

另一方面，埃利亚斯从这场冲突中看到了哲学的无能。特别是对新康德主义这一类剥离了历史维度的先验哲学，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他决定将布雷斯劳的大学记忆封存起来，告别家乡，告别哲学，前往海德堡（Heidelberg）学习新专业——社会学。自此以后，终其一生，埃利亚斯都用“哲学的”（philosophical）这个单词评价他认为最负面的学术作品。

怀着重获新生的兴奋，1924年秋天埃利亚斯来到了海德堡。很快他发觉，这里的现实同样残酷。大学时期他曾经参加过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研讨班，对海德堡大学的学术氛围十分向往。时过境迁，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已经去世，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 Weber）像宗族继承者那样统治着整个学术领域。韦伯兄弟把同事和学生团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旁人很难涉足的谱系。像埃利亚斯这类毫无根基的向往者，只能尴尬地出现在各种研讨会的后排，拼命地做笔记。偶尔，他也有机会和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桑巴特（Werner Sombart）这些古典社会学的大家交谈几句。不过很难想象，那些人会记得他。

在那段日子里，埃利亚斯不得不靠给留学生补习德语赚取生活费。后来，他终于成为海德堡大学的正式学生，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博士候选人。但是，鉴于严格的进阶顺序，以及犹太人的微妙身份，他在学术上的前途可谓遥遥无期。

他最大的收获可能是结识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学者。此人仅比埃利亚斯大三岁，却已经是众人瞩目的学术新星。正是在他的引荐下，埃利亚斯才得以出入韦伯遗孀举办的学术沙龙，并且鼓起勇气在阳台上宣读自己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然而在1928年德国社会学协会的会议上，曼海姆与韦伯长期的竞争公开化了。这场学术冲突再一次改变了埃利亚斯的命运——在师生关系与朋友情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翌年，曼海姆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埃利亚斯以学术助手的身份追随而去。曼海姆承诺，只要做三年助教，就帮助他取得特许任教资格。

再一次，埃利亚斯将过去封存，按照重新拟定的计划，展开新的学术探索。在法兰克福，他不仅拿到了学术生涯中第一份正式的薪水，并且顺利地在三年内完成了题为《宫廷社会》的任教资格论文。一切都表明，法兰克福的日子远比海德堡好过。可是，1933年的年初，就在埃利亚斯完成论文的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夺权了。曼海姆兑现了承诺，在指导了论文答辩后，旋即被校方革去了教席，匆匆流亡英伦。而那篇《宫廷社会》的打印稿，就像埃利亚斯的记忆一样被封存起来，三十六年后才重见天日。

在法兰克福逗留期间，埃利亚斯再度体验到暴力与秩序的错综关系。他戴上圆猎帽，架着单片眼镜，装成贵族的样子混迹人群，去亲眼目睹希特勒的煽动能力。不久，一个党卫军中校开着敞篷吉普车冲进学校，咆哮着逼他交出社会学系的钥匙。埃利亚斯的结论是，所谓的理性根本压制不住暴力。在特定条件下，暴力甚至会利用理性，把自己组织得有条不紊。

1933年底，埃利亚斯怀揣父母倾尽所有的钱财逃到法国。他与在法兰克福认识的一个雕刻家和一个作家建起了一家小型的木制玩具厂。就像在布雷斯劳干过的那样，他又一次扮演营销经理的角色，奔走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卖场。不到九个月，小厂就倒闭了，埃利亚斯陷入赤贫。数十年后他回忆道，虽然半生困顿，但唯有巴黎，让他真真切切尝到了饿肚子的滋味。

两年之后，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实行义务兵役法，开始扩充军备。同时纳粹德国还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国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埃利亚斯接受一个移居剑桥的老朋友的建议，前往英国寻求庇护。于是1935年底，他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客船。

在纳粹崛起的大背景下，像埃利亚斯那样流亡英国的犹太学者很多。那个时期，自然科学工作者尚好，人文社科类的学者很难找到工作，更别提教职了。比如早年成名的曼海姆就不得不屈就英国经济学院，做一名普通教师。在科学家圈子里颇有声誉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英国待了九个月，最终只好远赴南太平洋，到新西兰去任讲师。相形之下，埃利亚斯没有著作，少见文章，唯一像样的论文还躺在法兰克福大学资料室，其前景不言而喻。所以，流亡犹太人基金会的一小份奖学金，如同雪夜中的炭火，激起了他极大的生活热忱。

他像一个返乡的旅客，迅速地放下记忆的负累，一头扎进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仅仅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埃利亚斯就完成了这个三年的研究计划，写出了厚达800余页的《文明的进程》。当然不难想象，这部被后人誉为皇皇巨著的作品在当时没有什么与公众见面的机会。直到1938年，在父亲的资助下，出版才略有可能。

那一年，年逾花甲的父母历尽艰辛，从布雷斯劳赶到伦敦来看望爱子。埃利亚斯劝父母留在英国，但是他们不肯。父亲说亲戚朋友全在家乡，不忍离弃。再说自己一生奉公守法，纳粹其奈我何？他们执意返回布雷斯劳，还帮《文明的进程》找到了出版商。

可是印刷工序做了一半，那个犹太裔的出版商就逃离了德国。埃利亚斯的父亲只好把半成品偷偷运到瑞士，在那里装订成册。1939年底，埃利亚斯收到父母的消息，说《文明的进程》在瑞士以猎鹰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没过多久，1940年初，他收到母亲的信，说父亲已经去世。再后来，家乡的音讯全无。1941年，他又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那封信是通过红十字会转寄的，发自前往犹太人集中营的中转地。但是埃利亚斯不知道，当他收到信的时候，母亲已经死在了奥斯维辛。

《文明的进程》出版给埃利亚斯的命运带来了一线转机，然而战争立刻将其抹杀了。在曼海姆的帮助下，伦敦经济学院打算聘请埃利亚斯做高级研究员。不料纳粹德国对英国发起了大规模空袭，学院被迫从伦敦迁往剑桥，聘任也就不了了之。不仅如此，按照当时的政策，埃利亚斯埃像大多数敌对国的“可疑分子”那样，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密看管。1940年，他先是被关押在利物浦附近的海顿敌侨营，后来又被转至马恩岛。

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当时只是一个犹太少年，也在关押之列。后来在回忆敌侨营的经历时，他还记得那个叫“埃利亚斯”的教授，在英国特有的阴雨之中，于满地泥泞的军用帐篷之下，“在一块充当黑板的脏兮兮的纸板上圈圈画画，讲什么一个人怎样来到人世间，不是作为素朴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网络上的节点”。沃尔夫说，埃利亚斯的这个想法看似简单，却改变了他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

如果说《文明的进程》在刚出版时还有些许反响，那么数年的战争也将其彻底清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读过此书，对它颇有赞赏，如今他流亡美国，无暇他顾。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很早也阅读过此书，并深受其影响，但是《文明的进程》一直没有英文版，妨碍了它的传播。还有两位著名的荷兰评论家，曾对《文明的进程》击节叹赏，可是他们在德国入侵荷兰时相继自杀了。就这样，《文明的进程》也像埃利亚斯的大多数经历，埋入记忆的深处。

二战结束后，生存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多少。英国的街头挤满了难民，各个大学的门口等候着更多的求职者。为了生计，埃利亚斯只得去社区学校或训练中心碰碰运气。他帮情报机构甄别过德国战俘里的纳粹分子，在工党附设的成人教育中心做过辅导老师，讲过一些社会学的课。同时，断断续续的，他在伦敦大学兼职，教些成人教育的内容。他还做过群体治疗的精神分析师，为战争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帮助。这种没有稳定职业没有固定收入的日子，他一过就是十年。直到1954年，57岁的埃利亚斯才得到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学术职位：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学讲师。

在规模不大、声名不彰的莱斯特大学，埃利亚斯和另一位犹太裔学者一起，用了数年时间把社会学系建成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才基地。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一个教席就是在那里取得的。然而直到1962年正式退休，65岁的埃利亚斯都没有在莱斯特大学取得教授之职。在同事和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和蔼的老教师，仅此而已。

造成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关乎记忆。就在埃利亚斯获得教职之际，他得悉了母亲死在奥斯维辛的消息。这一巨大的打击像一道铁闸，几乎彻底地封闭了他的记忆。无人可以倾诉，无人可以理解，对于埃利亚斯而言，连倾诉和理解这两个词都显得轻浮。他甚至不愿发表文章——从任教到退休，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写。

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埃利亚斯的不合时宜（untimeliness）。历史的错位、时代的作弄、思想的独特，包括本人刻意的回避，都使得英国学界对他全然漠视。

这时候，遥远的加纳寄来了教授聘书，邀请他去建立社会学系。于是埃利亚斯再度转身，到加纳大学去待了两年，还成了非洲艺术品收藏方面的行家。

1965年，埃利亚斯返回英国，继续在莱斯特大学兼职授课。可能是因为非洲之行放松了身心，他开始尝试与年轻学者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些论文后来被学界视为体育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他还与人合作出版了《局内人与局外人》等著作，探讨了体制、定居和迁徙等社会问题。然而，这些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仍然没有改变英国社会学界对他长达四十年的忽视。

到了196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再版的《文明的进程》在荷兰、德国和法国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公众的追捧。第二年，他的《宫廷社会》也从资料室里的打印稿变成了正式出版物，同样好评如潮。1977年，埃利亚斯获得法兰克福颁赠的杰出学术研究奖——阿多诺奖，象征着命运之神的正式垂青。

欧洲大陆慢慢熟悉了埃利亚斯的名字，要他去做访问学者的邀请函也多了起来。他待在英国的时间越来越少。埃利亚斯先是在德国比勒费尔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住了几年，后来又移居阿姆斯特丹。

然而在英语世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埃利亚斯大体上得到的仍是冷遇。可以说，他在英国的40年，完全过着局外人的生活。而在美国，他的影响也局限在极少数优秀学者的圈子之内。实际上，当埃利亚斯于1984年选择永久定居阿姆斯特丹时，英语世界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直到1989年，英国社会学会才想起正式邀请埃利亚斯来举行作品研讨会，然而此时的大师已是风烛残年不良于行。

正是在这二十年里，埃利亚斯斯进入了一生中最长的创作期，直至1990年去世。他重新开始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出版和发表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其影响也扩大到全球范围，并逐渐被人当作经典。

随着声名的确立，人们对埃利亚斯的个人经历也产生了兴趣。然而直到87岁高龄，他才谨慎地开启记忆之窗，允许他挑选的人从外部打量。可是记忆不是照片，经历了漫长的封存，它们早已模糊，变得相当不可靠。更多的个人生活根本没有机会再现，或者由埃利亚斯本人来述说。为什么从前线调回布雷斯劳做卫生员？为什么重返大学后会参加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为什么完成学业后迟迟无法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为什么选择一辈子独身？甚至连这些疑问都须得后来者拼凑。以至于有学者抱怨，埃利亚斯身上存在“反自我”（counter-ego）的倾向。一生之中，他不断刻意地压制自己的记忆，造成了一种特别健忘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最终报复了他：当一部新著的草稿被过于热心的清洁工从寓所送进垃圾焚化炉，衰老的埃利亚斯再也没有能力凭借记忆来恢复它大致的轮廓。

不过，对个人记忆的压制同时也磨砺出埃利亚斯性格中坚韧与独立的那一面。刻意的健忘不仅驱散了坎坷境遇中的沮丧和恐惧，还帮助他实现了情感上的克制。实际上，今天的心理学家都知道，没有情感的参与，记忆难以成型——短时记忆或许可以办到，长时记忆则几无可能。埃利亚斯对个人记忆的种种压抑，本质上就是对个人情感进行的控制。在旁人看来，它使埃利亚斯具有一种超脱、甚至有些漠然的人生态度。

当这种态度反映到埃利亚斯的作品里，有人就质疑他不关注迫切的现实困境。为此他在《投入与超脱》中解释说，他想以超脱的态度去追求真理，“用充分客观的知识”取代形而上学的胡说八道，取代意识形态的各种神话，从而有助于人类对未来的有效把握。在另一个场合他悲痛地承认，母亲在毒气室里遇害的场景一直铭刻于心，“我过不了这道坎”。但是他又接着说：“我倒是很想写一本书，来讨论整个纳粹的暴行。可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去做出阐释。”直到去世后，《德国人》一书才以遗著的方式释放了埃利亚斯的情感，讨论了他一直想讨论的问题：一个产生莫扎特、贝多芬、歌德和席勒的德国，为何堕落为充满暴力和压迫的地狱？即使这样，这本书的副标题依旧体现出埃利亚斯的克制：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权力争夺与生存习惯的发展。

一位专家一语道破埃利亚斯的写作风格：“他用一种受控的语言书写。”而他的个人经历与学术作品之间的紧密关系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受控”绝非风格那么简单，而是至关重要的核心观念。这一点，在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里体现得尤为突出。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说，二十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世纪。如前所述，对此埃利亚斯肯定深有体会。他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残酷背景下来写作《文明的进程》，显然不是为文明——尤指过去四五百年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西欧文明唱赞歌。大致来说，埃利亚斯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重新认清，到底什么是文明？文明是怎么起源、怎么成型的？从而深刻地理解文明的发展、曲折、倒退与崩坏。

在《文明的进程》中，埃利亚斯首先从社会起源的角度，对法国人所说的“文明”（civilization）与德国人所谓的“文化”（kultur）做了考察和区分。他指出，由于“文明”和“文化”都承载着十分广泛的价值意蕴，常被人们视为近义词。而实际上这两个差不多同时在十八世纪中叶成形的现代概念，有着相当不同的历史起源，更有十分显著的意义差别。文明源自法语中的“礼仪”（civilité），十六世纪的廷臣们用它来描述优雅高贵的行为举止，以区别于“粗俗的”中世纪贵族将就使用的“礼貌”（courtoisie）。到了十九世纪，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功能的概念，西方人用它来涵盖西方社会在整体上高于其他社会的诸多性质。除了行为方式，还泛指物质生活、技术含量、科学知识，乃至世界观水平等等。

但是德语中的“文化”不一样，它是作为“文明”的对立面发展起来。在德国人那里，文明是一个低于文化的次等观念，就像法国式的礼仪规范，充满了过度矫饰、繁文缛节和道德虚伪。而文化才是自然的、真诚的、浪漫的、无拘无束的、情感充沛的，它标志着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与独特精神。

可见文明意味着普遍性，文化体现的是独特性。不过可以从埃利亚斯的分析里看出来，这种独特性其实类似一种对外界压力产生的应激反应。它使得德国人不仅对文明带有明显的误解和敌意，甚至到了以粗鲁、庸俗和野蛮的行为举止而骄傲的程度。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埃利亚斯认为，尽管到了十九世纪西方人好像在随心所欲地使用“文明”这个概念，其实它在发展中一直没有偏离它的原初含义。从根本上讲，文明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文明化的过程。它的核心就是“受控”——通过“习惯”（habitus）的养成达成对情感和行为的自我控制。

“habitus”这个词有时候也被翻译成“惯习”、“生存心态”、“个人特性”等等，好像很难懂，其实未必。它就是生物学家常讲的习性，即“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指的是那些并非天生固有，却在经验中得以强化的行为方式或情感倾向。人类习性的特别之处仅在于，多数情况下它们不是在自然环境中习得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中塑造的。

埃利亚斯发现，表面上看，一个习惯的形成未必是有计划的——它既不是个别的人，也不是个别的团体高瞻远瞩精心策划的产物。但是从整体与长期的角度看，众多习惯的形成与改变并非没有目的和方向。实际上，这些习惯的变迁朝着一个大致的趋势，那就是使得一个人的情感和行为更稳定、更均衡、更可预期。一句话，就是更可控制。

在大趋势之下，是各种要素的交互作用。行为塑造情感，情感反过来塑造行为。外部的强制对人的行为和情感加以约束，而一旦强制内化成为习惯，它又会对外部环境做出主动的调节。在这个你来我往反反复复的过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的机制得以细化和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或主动地更加频繁地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在埃利亚斯看来，这就是文明化的本质。这一进程不乏反复、曲折和倒退，不过总体而言，它意味着暴力的减少，秩序的稳定。

为了解释这一交互并行的文明化进程，埃利亚斯罗列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他运用卓越的技巧，将宏观的历史与微观的个体结合起来，从两个层次上细腻解读了文明的发生。一个层次是个体的社会化，比如儿童怎么通过受控，习得特定社会的情感表达与行为准则；另一个层次是对情感以及行为的社会习惯进行长期考察，以此来识别一个特定文明的主要特征。

例如埃利亚斯注意到，在中世纪的饮食习惯里，人们在同一个盆子里用手抓肉吃，用同一个锅或盘子喝汤乃是稀松平常的事。贪图享乐的王公贵族拥有昂贵的珠宝和华丽的餐具，却可能只有一把叉子。十一世纪，一位希腊公主嫁给威尼斯王国的元首，用“有两个齿的金属长柄叉”将食物送进嘴里，在当时竟然是一个特大的丑闻。这些资料都说明，那个时代的社会情感与行为方式处于控制较弱的水平。直到十六世纪，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用威尼斯带回来的叉子就餐，他的侍从还被廷臣嘲笑。不过有趣的是，正是在十六世纪那个过渡阶段，“礼貌”（courtoisie）在法国上流社会逐渐废止，而“礼仪”（civilité）使用得愈加频繁，最终在十七世纪的西欧取得优势。

儿童的教育也反映出那一时期文明化的特征。譬如那时候有一本叫《男孩的礼貌教育》的礼仪手册，主要内容还保留着中世纪的传统习俗：应该用三个手指抓肉吃，别像馋鬼或饿狼那样扑向食物等等。可是另一些内容却表明，相较于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宫廷礼仪，社会习惯已经更加细腻。以往，啃过的骨头不可放回公用的盆子，不能用桌布擤鼻涕，不要把痰吐到餐桌对面去等等，这些还是必要的明文规定。而到了《男孩的礼貌教育》里，盘子端上来不要急于伸手取食以免烫伤，与有身份的人同桌进餐要脱帽整理头发等等，更加具体细致的规矩多了起来。手册中有一句话特别能说明埃利亚斯的观点：“最好稍等片刻，等这个男孩慢慢习惯于控制自己的情感。”

从启蒙时代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多种文明理论。经济因素、阶级斗争、生产力发展、社会结构等等，都被用来理解这一进程。但是没有哪一个理论像埃利亚斯的文明论那样，如此强调身心一致。这显然与埃利亚斯的医学基础分不开。他很早就意识到，人有着黑猩猩难以比拟的细微而丰富的面部表情。而由肌肉和神经控制的表情，与情感和行为都绝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读者从这一点上去理解《文明的进程》无疑是一条捷径。

福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等，不少社会学名家都从埃利亚斯那里汲取营养，这并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的研究也深受埃利亚斯启发。随着艾克曼（Paul Ekman）、特纳（Jonathan H. Turner）等人的研究，他在二十世纪早期开辟的方向正成为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共识。如今人们终于意识到，情感不仅是个体的自我评估体系，还是社会联系的重要工具——它们是“身体与社会的语言”。

像埃利亚斯分析的那样，科学家逐步证实，在社会的压力下，恐惧、愤怒、高兴和悲伤等基本情感能够像颜料盒中的原色，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生成次级情感。而次级情感还可以再度调和，生成好奇、希望、感激、自责、内疚、骄傲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化的复杂情感，并合成含有沟通意图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它们在塑造自我和社会方面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这些东西，往往需要通过习惯来养成。

在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新书《人性中更好的天使》里，埃利亚斯乃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在那本书中，平克以埃利亚斯的理论为基础，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证实，在一万年乃至更大的时间跨度里，外部约束与自我约束的确使情感越来越细化的人类更少暴力，更有秩序了。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埃利亚斯的文明论不仅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取得了社会学的经典地位，而且必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各个学科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

其实，“身心一致”不仅是文明论的概括，就像我们看到的，埃利亚斯的人生也可以以此来评价。在一个古老的西方传说中，一位骑士在寒夜里寻找美丽的博登湖（Bodensee），却在黑暗中迷了路。第二天浓雾消散，他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小村庄中。于是他问村民，博登湖在哪里？村里人说，尊敬的先生，你肯定在昨夜里已经踏过了博登湖。只不过，那湖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骑士吓得魂飞魄散，从马上栽下一命呜呼。回顾自己漫长的一生，埃利亚斯将自己也比喻为骑士，只是结局要幸运得多。他说：“我从不计划自己的生活。我就像博登湖上的骑士那样大胆前行，从不害怕会掉到冰冻的湖面之下。这就是我对生活最基本的感觉。”

也许埃利亚斯说得对，也许未必。他曾经说他“追随着自己的心灵”，可是至少从他曲折的人生来看，他的心灵从未放任不羁。在遗著《莫扎特的成败》里，埃利亚斯悄悄地将自己的人生与莫扎特做了一个对比。一个年少成名，一个郁郁不得志；一个天纵之才，一个大器晚成；一个桀骜不驯，一个隐忍克制；一个生活在承平年代，一个挣扎在乱世当中；一个英年早逝，一个颐养耄耋。在这一系列隐藏的对比中，埃利亚斯其实婉转地承认，他的人生是谨慎的，充满了自我约束的印记。实际上，如果他不是以身心一致的方式前行，危机四伏的博登湖怎能踏过？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文明的进程之中，人类何尝不是冰湖上的骑士呢？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玻利瓦尔的棘手遗产

——拉丁美洲的解放者和他的专制追随者

为何这位极具开创性的人物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历史中会留有如此可随意更张的遗产呢？为何玻利瓦尔主义对不同人意味如此不同呢？

1830年，委内瑞拉革命家西蒙·玻利瓦尔因患肺结核逝世。这位曾引领拉丁美洲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脱离出来的家喻户晓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被安葬于现属哥伦比亚的圣马尔塔天主教堂。但玻利瓦尔并未在此得到长眠：这位独立运动领导者的尸骸三番五次被挖掘而出，后又被移置到现在的委内瑞拉。最新的一次挖掘发生在2010年，是在委内瑞拉时任总统胡戈·查韦斯的授意下进行的。纵观查韦斯的政治生涯，他一直试图将自己和玻利瓦尔联系起来，甚至妄图将委内瑞拉命名为“玻利瓦尔委内瑞拉共和国”。查韦斯挖掘玻利瓦尔尸首是为送交法医鉴定，以求证这位伟大的解放者是不是被这位独裁统治者所认为的反对派先祖——哥伦比亚寡头政治势力所毒害。

这种令人悚然的遗体挖掘行动，不仅无法消停查韦斯挪用玻利瓦尔形象大行其事的热情，反而让他利用得惟妙惟肖。看到这位解放者的尸骸渐渐呈现，查韦斯在推特上称：“这具荣耀的尸骨一定是玻利瓦尔的，我能感受到他的炽热之情！”他大喊：“玻利瓦尔万岁！”法医也无法提供证据以否定这出闹剧。但不管怎么说，查韦斯还是宣布将玻利瓦尔重新安葬，这一次查韦斯耗费了1500万美元将其葬于加拉加斯市中心的陵墓中。这个城市是1783年玻利瓦尔出生的地方。

即使在死亡问题上，查韦斯也试着将自己与玻利瓦尔联系起来。今年3月份，查韦斯患癌逝世不到一周后，他的政权继承人——委内瑞拉临时大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暗示查韦斯自己也是被毒死的，而且宣布将邀请“世界顶级专家”来调查此事。

在拉丁美洲的一连串空想家中，查韦斯是最新一位努力将玻利瓦尔和自己联系起来的人。阿根廷的统治者胡安·贝隆当初为了摆脱外国势力建立统一的拉丁美洲时，也称自己是玻利瓦尔的后继者。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出其右，也喜欢引用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来印证玻利瓦尔是位坚定的民主斗士：“聂鲁达的诗中写道，这位独立运动者‘时刻唤醒沉睡中的人民’。”

其实，这些玻利瓦尔的继任者都打破了地域性思维体系的局限。这些领导者追思玻利瓦尔的众多目的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疑问：为何这位极具开创性的人物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历史中会留有如此可随意更张的遗产呢？为何玻利瓦尔主义对不同人意味如此不同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得归咎于玻利瓦尔自己一生中的角色改变也是颇具戏剧性的：他从一个反殖民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变成了独裁者。从深层原因上说，可能解释为玻利瓦尔身后留下的并不是一连串的思想理念或者政治运动，而是一个抽象的拉丁美洲大一统的愿景，这个愿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比暴力运动更能有力地推动这片区域内的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统一是拉丁美洲人民难以企及的梦想，而玻利瓦尔就是他们的堂·吉诃德。玻利瓦尔的惨痛失败更加突出他的遗产尤为重要：这是泛西班牙裔探求不息却又无法成功的根源所在。

玻利瓦尔VS.门罗

玻利瓦尔是帝国崩溃年代的产物。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新纪元里，西班牙王室却越发政治僵化，倒行逆施。天主教会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此时一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渐渐地吸取了由法、英、美等国家传入的自由思想，反抗之风从墨西哥一直刮到了阿根廷。异议者认为已经无法通过和平演变的政治方式改变社会，除了一部分反对派的民粹主义者之外，西班牙政府压根不会妥协。革命亟需一位具有指挥才能和钢铁般意志的领导者出现，甚至被认为可能需要接受摩西的示意，才能引领他们到达应许之地。

玻利瓦尔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幼接受独立精神的熏陶。成年不久，他即游历欧洲和美国，也在此时沉浸在脑海中的民主思潮开始泛滥。玻利瓦尔胸中涌动着强烈的民主自决情怀，并打算在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是周边国家的拉丁美洲付诸实现。除了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之外，玻利瓦尔还想让拉丁美洲在世界事务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从极具戏剧性的角度，玛利娅·阿拉纳在她那本关于玻利瓦尔的新传记 中，为我们呈现出的独立运动者像是一位奇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江湖英豪。阿拉纳本身是位小说家，因此理所当然，她将玻利瓦尔的生平经历处理成政治风云中一个戏剧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但是这种过度矫饰和粗略浅显的叙述方式，使阿拉纳无法从更宽泛的角度探讨玻利瓦尔的遗产及其后续所及。

这是相当遗憾的，尤其是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可能会被书中描述的“玻利瓦尔遗产”所误导，因为这份遗产在美国同拉丁美洲历史关系中扮演着相当糟糕的角色。当查韦斯和拉美其他的民粹主义者紧拽着玻利瓦尔的衣角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美国的厌恶之情，并将如今的白宫视为当年西班牙王室的化身。这种将玻利瓦尔定性为起义者的观点被大量的拉丁美洲史学材料所佐证，并认为“玻利瓦尔主义”的本质就是对历史学家有时称之为“门罗主义”的呼应。“门罗主义”这个短语来自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曾发布的一项声明：美国不会干涉欧洲各国在西半球的已有殖民地，但任何新的殖民行为将会被视为对美国政权的挑衅。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看来，华盛顿政府只是假装支持拉丁美洲的独立自主，美国的真正目的是将这片区域占据为己有。尤其在1848年，美国表现得尤为强烈，当时正值美国同墨西哥的战争之后，华盛顿政府将原本属于墨西哥的大片土地划归美国领土，即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地区。自此以后，玻利瓦尔主义者对美国的惺惺作态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并杜绝任何外国势力插手本国事务，也正是此时，“拉丁美洲只属于拉美人民自己”的提法诞生了。

但涉及借助外国势力以佐内政的问题时，玻利瓦尔内心是野心勃勃的，至少相当现实。他一方面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说服西班牙从拉美的殖民地撤离，另一方面，又让欧洲那些西班牙的敌对国家输送雇佣兵支持他的反抗斗争，而他们也确实照此行事。作为世界反殖民政治联盟的精英分子，玻利瓦尔的世界观已经深受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影响，远远超越了根植于拉美本地的信仰体系。他的政治理念，他的宪政思想，以及他对政府所充当角色的理解，大部分都建立在对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及对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宽泛条例之上。他研读过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推崇雅典时期的政治生态体系；他也是卢梭作品的资深读者；早在1815年，他就赞扬英国是个人们“生来就遵规守矩又很自由”的地方。

为了推翻西班牙王室的殖民统治，玻利瓦尔试图建立像美国南部那样的民主联邦，作为当代的福利城邦而存在，这里不仅能保证市民的人身安全还能使人安居乐业。他遵奉代议制民主，也察觉到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并打算将其废除，这个想法比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发动的废奴战争早五十年。但玻利瓦尔同样意识到民主必须与拉丁美洲经济、地理和多民族特征相适应。为了扫除这些影响统一大业的潜在障碍，玻利瓦尔认为他的统一王国需要设立一个总统，他的权力甚至比美国总统还要大：“他是被社会完全隔离的单一个体，但是他的特权必须遵照法律，且为人民意愿所左右，与此同时，他也负责限制法官和执法者滥用律法。”玻利瓦尔相信如果总统没有足够的执政实权，任何坐上这个位置的人“不可避免地变得微乎其微或受滥用权力的引诱”（当然，在玻利瓦尔的政治生涯中，他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证明掌握大权时根本无法避免权力的滥用）。

明确将玻利瓦尔摒除出“太平洋北美地区精英队伍”的，是他对待种族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作为一个出生在拉丁美洲上层社会家庭中的西班牙后裔，玻利瓦尔坚决反对当时社会的种族偏见。他认为，只有当领导者尊重拉丁美洲多样化的民族特征，而不是用来作为维持压迫性等级社会的借口时，政治才能取得进步。

然而在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拉丁美洲的前景面前，他又显得非常现实。把整个拉美地区融合“在单一的统一体制下，从局部到整体相互贯通的一个大国是虚妄而不切实际的”，他在1815年写到。考虑到先前那些导致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因素，他十分具有先见之明地说：“许多人都会成为一个传统的联邦中央共和国的一分子，毫无疑问，将会在一个更大疆域中建立君主制，有些人将会不幸地把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投入到现在和将来的革命中。”尽管如此，玻利瓦尔依然为每个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哪怕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开始怀疑拉美人民是否能主宰自己命运时，依然未曾改变获取平等权利的重要性的信念。

民主人士还是独裁者？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玻利瓦尔致力于统一独立后的拉美各国的运动失败了。他正确地意识到整个拉美是不相兼容的集合体，想要聚集在统一大旗下实在太难了。尽管如此，这场他发动的卓越军事和政治运动最终使得拉丁美洲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

就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导上的双重才能来说，玻利瓦尔毋庸置疑是可以和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的。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像华盛顿那样，玻利瓦尔思想深邃，酷爱战斗的快感；也像华盛顿那样，他为一个新的共和国设定了总统任期，杜绝受诱惑而成为类似国王一类的人物——至少最初有这样的想法。但后来却完全不是这样。华盛顿虽然身形高大，但为人谦逊，自我谦让，通情达理，而且在重大抉择面前费尽思量。相反，玻利瓦尔身材矮小，脾气暴躁。遇到一些能体现个性特征的突发问题时，他经常会在令人咋舌的瞬间作出抉择。这些都导致他趋向极端情绪化，以至于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他可能患了暴躁症。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可能还在于玻利瓦尔曾经是一个精明的军事战略家，后来又成了一个鲁莽的政治家，而他的直觉经常误导他。他拥有武士的毅力，但在政治判断上却存在失误。意识到这个缺陷，玻利瓦尔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事实。1826年，在玻利维亚选举大会上的施政报告中，他提出了针对该国的政府结构方案，坦言“深受混乱和惶恐的折磨”，并承认自己“没有制定法律的天赋”。

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解释了为何在抵抗西班牙的军事行动胜利后，玻利瓦尔经常授权给当地的大军阀，尽管他们经常暗中破坏他的长期计划。但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玻利瓦尔变得越发飞扬跋扈，甚至到了专横暴虐的地步。尽管他一直努力不使自己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拿破仑”，他还是将理想中的强势总统角色演变成了专制人物。

1828年，面对针对他权威地位的质疑，玻利瓦尔解散了自己辅助建立的制宪议会，并宣布自己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独裁者，授予自己“超级领导人”的名号。他在波哥大的讲演中发表了此项决定，并表达了对民主法治的失望：“哥伦比亚人民啊，我不会再谈论自由，因为如果我信守承诺，你们得到的将不止是自由，还有尊重。”接着他又更坦率地说：“另外，在一个独裁的国家，哪还说得上所谓自由。”过度地沉溺于独裁统治中，对于一个曾经与伏尔泰、孟德斯鸠思想为伍的人民英雄，无疑是种戏剧性的背叛。实际上在现代，也许玻利瓦尔和他的声援者（比如卡斯罗特和查韦斯）之间最紧密的联系，就是他们早期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后期对于独裁专政的拥护所形成的强烈对比。

至于到底玻利瓦尔为什么会放弃民主政权，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为了挽救革命，而对突发事件采取的应急措施？还是自身根深蒂固的独裁主义思想在作祟？有趣的是，也许作者根本就没有试图想要解开这个谜团。

直至生命尽头，玻利瓦尔都对自己感到困惑。1830年，当一场反玻利瓦尔的起义爆发之后，他决定将自己流放到法国。在即将起帆远航之际，却被查出患了肺结核。据一份野史材料称，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还是暗示出一些事情。玻利瓦尔在最后时刻仍在思考自己此刻的困境，他死前念叨道：“该死的，我要如何逃出这个迷宫呢？”

北部边境的玻利瓦尔主义者

历经几个世纪的政治纷争后，拉丁美洲最终选择了稳定的民主体制。它们的崛起，使经济取得了至少持续一个世纪的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有玻利瓦尔的影响，还有查韦斯的煽动。但是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多数的玻利维亚人可能都去了他们声称最不喜欢的地方：美国。那是个玻利瓦尔主义者和门罗主义者最集中的拉丁裔聚居地，现如今已有五千七百多万人聚居于此。也正是在北美，玻利瓦尔久未实现的泛西班牙裔身份的梦想开始结出硕果。美国的拉丁裔人从来未考虑过阶级、政治和民族本源的问题。但事实上，这样一个由多样化的人民组成的团体，压根不会提到被所属的政党所讨好，被大企业所迎合，或被民族经济所倚傍，这正是玻利瓦尔主义者取得的最大胜利。

当然，在拉丁美洲，玻利瓦尔的棘手遗产依然会灵魂不死。歌唱得最嘹亮的查韦斯，已经逝去了。然后，不久以后一定会有另一个声称真正获得玻利瓦尔衣钵的人出现的。因此，这位解放者的尸骸怕是永远无法安息了。

玛利娅·阿拉纳（Marie Arana）：《南美独立运动领导人——玻利瓦尔》（Bolívar: American Liberator），西门与苏斯特出版社，2013年。

伊朗的“星星之火”

撰文：亚当·沙茨（Adam Shatz）

翻译：孙微

《神的日子》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会出现一场革命？为什么它是伊斯兰革命？它有什么样的遗产？巴肯认为，伊朗革命是反抗西方强加的现代化、转而支持一个有宗教因素的现代化路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份匿名小册子在什叶派最高宗教学府库姆神学院流传。这本名为《揭秘》的小册子指责伊朗君主制的叛逆：“在欧洲的帽檐下，你漫步在林荫大道上，色迷迷地盯着赤裸的女孩，并认为自己是高尚的神学研究员，殊不知，外国人正卷走这个国家的财产和资源。”该书建议伊朗由宗教法学家集体领导，并由一个聪明的人统领。在这种状态下，就没有必要进行选举或组织议会，甚至不需要配备常备军：一支宗教民兵（巴斯基）就能确保人们服从法律。

库姆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读到《揭秘》，即使是神学院内部，也仅有少数人看到其目录。然而，短短三十年后，这本小册子的作者鲁霍拉·霍梅尼却发动了一场反对君主制的革命，并确立自己为伊朗最高领袖，拥有连“沙”（Shah，伊朗国王）都羡慕的权力。伊朗的政治面貌发生了转变：作为伊斯兰少数派的伊朗什叶派改写了中东革命的脚本。詹姆斯·巴肯的《神的日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下文简称《神的日子》）讲述了，针对西方支持的独裁者，激进的神职人员如何主导了一场广受欢迎的起义，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巴肯和其他人一样讲述了这个故事，但是《神的日子》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会出现一场革命？为什么它是伊斯兰革命？它有什么样的遗产？巴肯认为，伊朗革命是反抗西方强加的现代化、转而支持一个有宗教因素的现代化路径。它有一个脱胎于什叶派历史的精神宗旨，以及殉难和救赎的主题。但是，试图在治理中注入神圣权威的努力最后以权威国家的扩大甚至神圣化而告终。巴肯在《反抗巴列维王朝》中写道，“伊斯兰共和国继续使用头巾和斗篷”。

巴列维王朝始建于1926年，当时礼萨汗自封为沙。他是伊朗哥萨克军旅的一名士兵，在五年前英国支持的推翻卡扎尔王朝的政变中获得权力。尽管他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称呼自己为居鲁士大帝的继承人，他们的王朝却没有超出父与子的运作模式，他们抱怨过于依赖外国的支持却苦于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礼萨是阿塔图克型的独裁现代化主义者，他迫使游牧民族固定下来；为叛逆的少数民族设立纪律；建设铁路和公路；创建了一支现代军队和官僚队伍。但是他的西化项目，尤其是他对面纱的攻击，受到了教会派的反对，而且他永远也无法摆脱“英国人走狗”的身份。事实上，他愤恨外国干涉，并试图重新对1919年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协议进行谈判，但却以失败告终。最后，在二战中宣布伊朗中立之后，他于1941年9月被苏联和英国军队废黜。

他那养尊处优的儿子穆罕默德，也不喜欢接受西方的惠顾，但却学会了不去越权，尤其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1953年策划推翻首相摩萨台的事件之后。穆罕默德是民族主义者，他身手矫健，能说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并且从瑞士寄宿学校那里学到了老练与世故，但是，他错误地幻想在没有赢得民族独立的情况下也能收买民心。1953年政变后，他与英国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个更好的交易，伊朗能分得50％的利润。虽然这和摩萨台国有化的计划相去甚远，却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炫目的项目：大坝、水力发电计划、甚至一个由苏联资助并建设的钢厂，即便是他父亲也都会钦佩不已。但这也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性的独立。伊朗人口从1900万增长到3000万，德黑兰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经济增长为这位沙在西方赢得了掌声，却没有为他赢得伊朗人民的爱戴：他们视现代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而且这威胁到了伊朗自身传统的存在。而穆罕默德自身也越来越沉迷于王位和权术，他越来越依赖情报部门萨瓦克——萨瓦克受过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军情六处的监视与审讯培训。那些反对他与美国、以色列以及南非建立友谊的人要么被迫流亡柏林或巴黎，要么被监禁在萨瓦克监狱。

沙试图任命左派进行“白色革命”，这是1960年代初推出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土改计划，但是主要成就却扰乱了农村生活，并且导致大批农村居民移民至德黑兰的贫民窟，进而成长为反对派的大本营。作为在伊斯法罕工作的一名英语教师，巴肯亲眼见证了白色革命在1970年代初迷失方向后带来的影响。伊斯法罕宫殿看起来“如此脆弱，叹口气就能吹走”。巴列维主义成为“卡在伊朗纹理中的钝锯”。最后，“巴列维统治的风格”也即巴列维国王的政策导致他自己的下台：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伟大文明”来打动西方，他冷眼旁观改革带来的大规模混乱，他对什叶派的信仰和集市表达了难以掩盖的蔑视，视其为落后和肮脏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先知之一贾拉勒·艾哈迈德抱怨，伊朗人不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已经屈服于一种叫“西方毒”的瘟疫：“西方来袭”或者“西洋病”。当1971年巴列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和69国元首举办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的盛大庆典之时（用霍梅尼的话是，“野兽的饕餮”），沙几乎是在唆使他的人民推翻他。

然而，当革命来临之时，却并不是沙和他的西方支持者们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而是一场禁止酒精、强迫妇女遮蔽身体，而且授权予神职人员的伊斯兰革命。通常对这一变故的解释是，沙在推翻摩萨台、镇压左派的过程中，为神职人员创造了一个真空。但这并不能解释视政治为不纯洁的神职人员如何将自己转变为政治活动者，并且夺取权力。在什叶派信仰中，对国家权力的怀疑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在874年消失于萨迈拉的第十二代伊玛目回归之前，所有试图立法或掌权的努力“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临时政府，最坏的情况是强取豪夺”。神职人员选择清静的另一个更世俗原因是物质利益。在十九世纪，神职人员因与市集结盟而致富，市集将利益投入清真寺和神学院，其中四分之一的利润来自鸦片贸易。虽然神职人员参加市集是为了反对对外国人进行商业让步和捍卫衣着的端庄，但是他们事实上只对自己负责。库姆的一位宗教导师（即“效仿之源”）大阿亚图拉侯赛尼·布鲁杰迪，在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都禁止神职人员参与政治。赚钱和修建清真寺的良性循环得到了保护，处于一种防止入侵的状态，尤其是当沙开始谈论农村的土地改革之时，因为农村是神职人员的据点。如果有一场伊斯兰革命，那必定是从伊斯兰教本身的革命开始。

在布鲁杰迪时代，霍梅尼在库姆地位低微，甚至受人排斥。人们知道他大多是因为其简朴的生活方式，以及在神智学（irfan）方面的专长。他的演讲吸引了很多人，但是追随者也怀疑他是异教徒，甚至可能是逊尼派。他营造的来世氛围令追随者着迷，他看不起自己的同事，认为他们是“愚蠢、反动的毛拉”。他钦佩那些通过暗杀成员来履行宗教义务的人。布鲁杰迪和霍梅尼保持距离，担心他的激进主义会为安全服务提供温床。但是，当布鲁杰迪于1961年去世后，霍梅尼开始提高嗓门反对巴列维国王。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巴列维国王在1963年付诸全民公决的“白色革命”。霍梅尼认为，为许多“无知的淑女”提供公投的权力会危及伊斯兰教的存在。然而，他示意他的追随者不要纠缠于内容——一揽子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森林的计划受到了很多伊朗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相反，他攻击这一公投违反了宪法。保皇派被迫洗劫神学院，在冲突中，一名学生摔死。在哀悼仪式四十天后，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借机将其转变成了一场政治抗议，正如他们在革命时期的“神的日子”一样。他发表了愤怒的演讲，称伊朗国王为“窝囊废”，并警告他“从你父亲的命运中”学习经验。霍梅尼被逮捕时，全国范围内爆发起义；沙的部队对大喊“要么霍梅尼要么死！”的示威者开枪。

“为什么不把政治交给我们？”萨瓦克的头领哈桑·帕克拉凡问霍梅尼，帕克拉凡已说服巴列维国王释放霍梅尼。他对霍梅尼说，“政治意味着邪恶、谎言和虚伪。不要让自己被玷污。”这样的谈话放在布鲁杰迪身上可能有效，但是霍梅尼更强硬（霍梅尼掌权后就处决了帕克拉凡）。霍梅尼的宗教威望在增长：为了将他从监狱释放，库姆将他提升为玛尔扎。但当霍梅尼1964年谴责美国军事人员获得外交豁免权时，他的新头衔并没有为他提供保护。霍梅尼怒斥：“如果一些美国公职人员、厨师在市集中刺杀你的玛尔扎或将他打倒在地，伊朗警方很有可能不会逮捕这个美国人。但如果有人从美国人的狗身上碾过，那么他肯定会被起诉。”在发表此番言论一星期后，霍梅尼被驱逐到土耳其。一年之后，他搬到了伊拉克纳杰夫的一所神学院。在那里，他成立了由伊朗学生组成的革命组织，与一位富裕的“第三世界支持者”合作。这位名叫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的富裕年轻人曾在巴黎生活，后来成了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裹着头巾的霍梅尼严肃苛刻，本不太可能成为学生领袖。但是他对沙的无所畏惧、与什叶派的交织，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等特质，引起了年轻学生的共鸣。这些学生是革命精神之父贾拉勒·艾哈迈德和阿里·沙里阿提的忠实拥趸。贾拉勒·艾哈迈德的《西方毒》和阿里·沙里阿提的《回归自我》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什叶派神秘主义和法农主义。这些书籍谈到了他们共同的感觉，即伊朗文化有被西方消费文化侵占甚至破坏的危险。

贾拉勒·艾哈迈德和阿里·沙里阿提的伊斯兰左派本身混合了西方国家和穆斯林的思想。虽然不够精确，但却验证了对另类现代化的向往，一种属于真正伊朗人的激进风格的意志。他们认为，伊朗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靠西方模式，而要靠民族解放和社会正义的“真正的”伊斯兰教，这些一直被库姆的老人给隐藏了。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只有固定清规戒律的宗教，而是崇尚自由的宗教，一种波斯的存在主义。宗教的根基是个人的良知，而不是清真寺。“我们所等待的伊玛目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艾哈迈德写道。

霍梅尼面临来自库姆的巨大压力。库姆要求霍梅尼以“离经叛道”的名义开除沙里阿提的教籍，后者攻击面纱和一夫多妻制。但是，巴肯写道，霍梅尼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精明和耐心”。攻击学生的偶像对他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沙里阿提对神职人员的批评使得他成为霍梅尼反对库姆保守派的战术上的盟友。霍梅尼意识到，沙里阿提对伊斯兰主义和左派主义的融合很有可能是一个有力的动员工具。在革命时期，霍梅尼追随者的口号是“伊斯兰教属于被压迫者，而非压迫者”、“伊斯兰教代表贫民窟居民，而非宫殿居民”，这一切要归功于沙里阿提。沙里阿提1977年在英国流亡期间去世。数以千计沙里阿提的追随者——尤其是伊斯兰左派游击队的人民圣战者组织，他们在点燃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却与伊斯兰共和国暴力决裂——本来很有可能被吊死在霍梅尼的监狱中，但是正如巴肯所说，“与沙里阿提追随者的账可以稍后再算”。

在沙里阿提谈解放时，霍梅尼更关注解放后会发生什么。沙之后谁来统治这个国家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在1970年他在纳杰夫的一系列演讲中（后被收录为《伊斯兰政府》一书），霍梅尼称，“法基赫的监护”的古兰经概念或者“教法学家的监护”，不应该只针对寡妇和孤儿（多数学者如此认为），而应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伊斯兰国家应该由一群神职人员领导；他甚至暗示由“一个单身男子”领导，当然这不是说成为君主，因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反对君主制的。这一观点对十六世纪萨法维王朝成立以来就支持伊朗君主的神职人员而言是闻所未闻的。对于他们而言，“法基赫的监护”是对“古兰经”的奇特解读。

西方记者在霍梅尼流亡的最后四个月，对他进行了密集的访问。在巴黎郊区的小村庄，霍梅尼并没有提及“教法学家的监护”。和霍梅尼在他家的苹果树下促膝长谈的西方人，其中最有名的记者要数米歇尔·福柯，也没有注意到他在《伊斯兰政府》中的论调。他们对霍梅尼的解读是：他对权力没有兴趣，伊斯兰共和国的妇女将获得自由。很少伊朗人听说过“法基赫的监护”，对他们而言，看起来简单和谦逊的霍梅尼不仅反对沙，而且反对国家荣耀本身。巴肯写道，霍梅尼在法国的境遇“增强了伊朗人认为自身脆弱和珍贵的观念”。即便是流亡的信奉共产主义的“图德党”也宣誓效忠他（1983年，图德党领导人在电视上为革命以来对左派“叛逆”的严刑逼供道歉）。霍梅尼对西方的关注冷漠无感，他成了“西方毒”、巴列维“西洋毒”的终极反抗者。

在吉米·卡特1978年对德黑兰进行新年访问后三天，伊朗报纸对霍梅尼的攻击引发了伊朗革命的第一次冲突。然而，沙和他的西方支持者坚持认为，真正的威胁来自左翼。美国中央情报局声称，迟至当年8月，伊朗都没有处于“革命的、甚至准革命的情势”。然而，在8月19日石油城镇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大火导致400多人死亡之后，逐渐清晰的是沙的日子为数不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权放了火，而是因为没有人相信不是他放的。

在革命之后，一位前毒贩承认自己和一群伊斯兰激进分子放了火。他称希望大火能获得“发起革命”的人的赞誉。霍梅尼以视电影院为藏污纳垢之处著称，但是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战略优势。他表示，大火“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所有法律，因此很明显是出自沙之手”。9月份，扎勒广场发生了屠杀抗议者的黑色星期五，10月、11月又相继发生了阿巴丹炼油厂的野猫式自发罢工和银行大火。沙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王后称这一切为人民的“星星之火”。沙随即提出解散一党制国家，引进所谓的“负责任的民主国家”，但这只能让他看起来更软弱。手无寸铁的群众要求他下台，而他缺乏他父亲的意志去采取必要的措施。在12月，霍梅尼而非国王劝说罢工的炼油工人生产足够多的石油来满足国内消费。在1979年1月中旬，沙携法拉赫王后逃出伊朗，随身带了一盒伊朗的土壤。

在沙出逃和霍梅尼回归之间的两个星期，没有人知道谁会接替沙。总理巴赫蒂亚尔是摩萨德时代的官员、沙的前囚犯，他解散了萨瓦克，释放了政治犯，取缔了对以色列和南非的石油销售，并解除了新闻审查制度。巴赫蒂亚尔的改革可能已经满足了大多数伊朗人的要求，但是霍梅尼在抵达德黑兰之前就坚持要求巴赫蒂亚尔下台。美国政府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方支持军事政变，另一方例如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则将霍梅尼视为甘地那样的人物，认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潜在盟友。苏联则认为美国的损失将是他们的收益，德黑兰街头涌动的头巾和长袍以及“上帝是伟大的！”的喊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象。然而霍梅尼的口号“既非东方也非西方的”。他的本意是：伊朗人发起革命就是为了打破外国干涉的历史，而不是找寻新的超级大国靠山——更不是要投奔曾是他们敌人的俄罗斯。数百万伊朗人涌上街头欢迎霍梅尼的回归，四天后，即2月5日，霍梅尼在德黑兰宣布：“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府。”不到一个星期，平民冲进军营，战士离岗，巴赫蒂亚尔伪装成法国商人飞往法国。

一个月后，伊斯兰共和国公投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霍梅尼的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是一位谨慎、思想开明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曾在摩萨德手下经营过石油行业，他想让伊朗人拥有“民主伊斯兰共和国”的选择，但霍梅尼否决了这一提议：“伊斯兰教不需要民主这样的形容词……在‘伊斯兰’如此完美的词汇旁边平添另一个词是可悲的。”然而，他也对自己所厌恶的西化成分作了一些妥协，包括选举产生议会和妇女投票权。他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法基赫的监护”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混合体。但73人专家大会主要由霍梅尼的支持者组成，他们以神职人员为主，并占据了上风，而在此之上是作为最高领袖的他本人，并终生任职。霍梅尼还设置了影子政府巩固他对国家的控制，这一影子政府由革命卫队军团、伊斯兰共和党以及伊斯兰教共和党的民兵组成。伊斯兰教共和党的民兵在一场针对霍梅尼昔日盟友——左派的“文化革命”暴力中形成。保皇派和其他涉嫌“播种腐败”的人被送上革命法庭。在法庭之上，由霍梅尼任命的神职人员萨迪克·哈勒哈利法官，监督了成千上万个处决。 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而是，用国家广播电台的话说，“为革命静脉注入新鲜血液”。

霍梅尼支持伊玛目教派穆斯林追随者的决定有着类似的目的。这些学生在沙抵达纽约医院接受癌症治疗不久后，于1979年11月占领了美国大使馆。伊玛目教派穆斯林追随者声称要防止1953年政变的重演，而美国人却希望和解，霍梅尼对此了若指掌。当人质劫持者爬上大使馆的墙壁，巴扎尔甘在霍梅尼的批准下，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阿尔及尔会面。巴扎尔甘谴责学生违反了国际法和外交准则，但是最高领袖却赞扬他们，并利用这个机会将反对劫持大使馆的人描绘为懦弱的“投降撒旦”。巴扎尔甘辞职。当人质劫持者最终于1981年1月释放时，他们的精神领袖穆罕迈德·霍伊尼哈宣称“革命之树已经成长壮大并获得力量。”

事实上，革命之树已经被削弱了：伊斯兰共和国只收到12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中的28.8亿，其余大部分都用来偿还沙的债务。“谁是人质谁是劫持者，现在一目了然。”巴肯写道。然而，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财务损失和打败“自由派”、获得对美国心理战的胜利比起来不算什么。在革命中最具幻象的照片是：祖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编织地毯，而如今的年轻妇女通过整理碎文件构筑“间谍之巢”。伊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之相伴的国际孤立、债务和制裁似乎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能力自己掌舵，因为伊朗石油的控制权终于回到了伊朗人手中。

人质危机加强了霍梅尼革命的激进主义，与伊拉克的战争给他的共和国增添了韧性和合法性。1980年9月，伊拉克为了重绘阿拉伯河航道边界对伊朗进行了突袭。美国和法国对伊拉克表示支持，甚至苏联也向萨达姆倾斜。伊朗在该地区的唯一支持者是叙利亚和以色列，后者则寄希望于霍梅尼可能成为反对阿拉伯的盟友。时至1982年7月，伊朗将伊拉克军队从该国西南部赶出，但是霍梅尼拒绝了萨达姆的停战请求，挥霍了这场胜利。当时，以色列刚刚入侵黎巴嫩，萨达姆建议霍梅尼搁置分歧来抗击“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但是霍梅尼怀疑以色列的入侵是西方设下的陷阱，用来保护伊拉克免受伊朗惩罚。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战争完全是伊朗走运，这场战争为伊朗提供了东阿拉伯的“肺”：革命卫队军团于1982年夏天在贝卡谷建立的什叶派游击队组织真主党，现在成为了伊斯兰共和国最珍贵的区域资产，成为抵御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打击的盾牌。

与伊拉克的战争使得伊朗承受了六年多的痛苦，包括萨达姆军队使用的化学武器攻击。那些刚刚进入青春期的伊朗男孩拿起“武器和二十发子弹就被派去攻打炮兵阵地”，并被告知与以色列军队战斗。新的战争目标是推翻复兴党政权和伊斯兰革命的扩展。一百多万伊朗士兵阵亡。1988年底，霍梅尼终于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要求。在美国巡洋舰温森斯号将一架载满伊朗平民的飞机误认为F-14击落之后，他同意喝下“毒酒”。将近三百名乘客和飞行员死亡，霍梅尼认为这一事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这是美国发来的信息，它永远不会允许伊朗赢得这场战争。对飞机的攻击是一个真正的失误，但霍梅尼对美国的意图进行了正确解读。败给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给了他一个更体面的台阶。当伊拉克十四年后陷入美军圈套后，伊朗的殉难被赎回。

随着战争的结束，霍梅尼开始担忧他的革命未来，并展开了新一轮的整肃。首先处决的是近三千名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成员，他们曾与萨达姆并肩作战。其次是那些“与神作战”的人：这其中包括资深神职人员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的十三岁的女儿，霍梅尼的门生，和他的指定接班人。蒙塔泽里给霍梅尼写信抗议这种“报复和怨恨的行为”，并提醒他伊斯兰教信仰中的怜悯，霍梅尼对此不予理睬。在革命十周年之时，蒙塔泽里再次写信痛惜自由的限制。这一次霍梅尼告诉他，他将永远不可能成为最高领袖，并警告说，除非蒙塔泽里闭嘴，“我肯定会对你做点什么。你知道我的，我从来没有忽视自己的义务”。蒙塔泽里随即在库姆避难。霍梅尼专门召开制宪会议，大多数成员由他任命，对最高领袖必须是玛尔扎的规定进行了修改。这就为不是玛尔扎但却是不折不扣的霍梅尼主义者的阿里·侯赛尼·哈梅内伊扫清了道路，哈梅内伊在霍梅尼去世之后成为他的继任者。仅仅通过对作者进行打击，“法基赫的监护”的理论基础就被废除。

在哈梅内伊时代对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民主化的努力最后也饮恨告终。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是蒙塔泽里从前的学生，他的努力被内部的强硬派破坏，而外部，布什政府则将伊朗和朝鲜、伊拉克一同划为“邪恶轴心”。2009年反对操纵总统选举的“绿色革命”被巴斯基民兵和哈梅内伊镇压。现在的国家机器由哈梅内伊为首的强硬派神职人员和革命卫队中的反神职伊斯兰主义者把持；这两个群体互相憎恶对方，但是对改革者有着共同的态度。相比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地位，伊斯兰教给予共和主义更多合法性。但是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或加入反对派，或回归上一代的清静无为。知识分子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态度是容忍，大多数是鄙视。

然而，伊朗人并不急于开展另一场革命，或者在外力的作用下更迭政权。巴列维王朝专制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后者是土生土长的革命产物，并具有更深的根源。巴列维君主轻视他们的落后和迷信，但是霍梅尼和他的神职人员盟友却建立了礼萨沙和他的儿子一直梦寐以求的“独立的现代伊朗”，一个地位和威信延伸到黎巴嫩、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区域大国。革命带来的巨大伤亡是艾哈迈德和沙里阿提所预见到的，也是霍梅尼曾经提到的。自从哈塔米改革项目失败，这个国家变得更独裁、更偏执、对待异见者更残酷。在巴斯基民兵的凶悍之下，年轻人对改革的潜在可能持冷淡态度，并开始远离政治。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在面临惩罚性制裁时量入为出。

制裁的目的是阻止伊朗实施核计划，伊朗坚称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但这一理由并不是很有底气。然而，制裁并不容易。伊朗有核武器武装的敌人，而且伊朗人对化学武器袭击记忆犹新，另外，任何情况下不屈服于外国压力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原则。虽然伊朗渴望国际认可，但是它经历过国际孤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也习惯了这种孤立（这点和以色列不同，以色列以受迫害的少数为名义，通过宗教民族主义的说辞和正义的受害者心态来藐视国际法）。孤立滋养了自立，自强鼓励了牺牲，而牺牲被广泛视为美德的证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与伊拉克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坚韧，使得任何人都不会幻想他们会屈服于制裁，或者屈服于以色列对其核科学家的暗杀。核计划受到了该国公众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慑，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印度都能拥有核武而伊朗不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抵抗西方国家的压力已经成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定义，也成为不得人心的政权手中仅有的几张牌之一。巴肯在他的书中总结，希望伊朗比1953年时少些顽固，当时摩萨德被剥夺了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经营权。但哈梅内伊和他的同事们可能会从1953年的事件得出不同的教训，尤其是如果他们将结束核计划的卡扎菲命运和仍在进行核试验的朝鲜政权命运进行对比。他们可能是虔诚的什叶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成为烈士。

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神的日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Days of God: The Revolution in Iran and Its Consequences），琼马瑞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沈旭晖

中国民族主义已成了一个不同阶层都在参与并有所得的“正和游戏”，他们代表了不同追求，结合起来，就把民族主义构筑为一个复合型运动。

随着中国国力崛起，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越来越炽烈，习近平上台后以“中国梦”为施政口号，更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个西方传来的舶来品，我们很难以现代民族主义、主权国家、帝国等概念，应用到中国古代朝代历史，而究竟什么是“中国民族主义”，亦一直言人人殊。有内地学者认为，世上没有“中国民族主义”、只有“中国爱国主义”，亦有西方学者直接把源自西方社会对民族主义的定义移植到中国。其实，这两极的取态都失诸偏颇，毕竟在当代中国，明显存在一种意识形态，不能单纯地以官方版本的“爱国”概括，亦不能简化地归类为由“民族”衍生。正如笔者在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所言，中国民族主义已成了一个不同阶层都在参与并有所得的“正和游戏”，而当我们按“民族主义者在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细分，可发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有下列类型：追求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可称为“Realist Nationalism”（现实民族主义）；支持中华民族所建立的政体及其强大的，可称为“Statist Nationalism”（中央集权民族主义）；支持在国际社会推广中华民族代表的价值观的，可称为“Civic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义）；强调血浓于水、坚持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地位的，可称为“Primordial Nationalism”（原始民族主义）。[1]他们代表了不同追求，都不能绝对主导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就把民族主义构筑为一个复合型运动。

这样的中国民族主义复兴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国际学界、政界、文化界都是激烈争辩的议题。属于新左派或有中国军方背景的著作，不但高度肯定民族主义（或其所说的爱国主义）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更认为推广这一思潮是中国政府的基本责任，因为对内这可以保证国家的集权和执政能力、防范分离主义，对外这可以有效制约美国霸权，而后者不单是为了中国利益，更是中国崛起后在国际舞台的任务。持这类观点的著作有不少，除了家喻户晓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系列，西方学界更重视年前解放军将领刘明福出版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2]这本书开宗明义地说明，中国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大国，为了制衡美国，中国必须向美国展示军事实力，不能单靠经济的强大来影响世界，这样美国就是要压制中国，也只能是“和平压制”，而不能是“军事压制”，中国就得到长期战略发展的机遇。这类思维，基本上和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学派一脉相承，都是认为中美大国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是为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因而就是明白民族主义有其危险、不成熟的一面，也应予以鼓励，否则不能对外施压，就等于断送对内的和平稳定。但上述逻辑的最大问题是，在现实政治的操作中，几乎不可能找到恰如其分的中间点：这派观点其实心底里不希望和美国出现硬碰硬的大战，只希望做出强势来保家卫国，但群众的民族情绪被煽动后，并不容易疏导。

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大多来自自由主义者，例如乐山主编的《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集合了萧功秦、秦晖、任丙强等众多中国自由主义者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对了解其思潮就十分有帮助。[3]他们大多认为，目前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排外、仇外、反霸，都是建立在一些假想敌身上，却不是着重对正面价值观的自我建设，乃至经常自我定位为处于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或根本否定有普世价值的存在），这样只会导致中国日后与国际社会出现正面冲突，而且与维护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制度背道而驰。这自然是针对了新左派基本信念的问题，但自由主义者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始终未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国公民民族主义”的框架，也就是说未有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观既足以代表中华民族，而又能避免“狭隘民族主义”的流弊。无论是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还是学界提出的儒家思想，都难以与美国或英国建构的价值观相提并论，而要是自由主义者主张以民主、自由建设新中国，则每每被对手斥之为只懂照搬西方一套的崇洋者，这类标签确实令自由主义者难以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认同。《潜流》收录的文章当中，李慎之的文章呼应了近年中国学界盛行对“天下”概念的研究，就相对能响应上述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原来就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相信只要找到当年的天下精神，就能一方面呼应中国人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与国际接轨。纵然再深化下去，“天下主义”是什么还是不容易得到共识，这毕竟是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除了在理论层面有不同理解，学者在民族主义的执行层面亦有大量不同意见，特别是针对“谁最能影响民族主义”的问题，论争就从无间断。传统学者大多着重研究中国政府、执政党、精英阶层对催生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导角色，相信中国民族主义始终是由上而下灌输的，典型例子是郑永年的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4]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得到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动配合，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发展经济时，中央集权几乎是唯一方案；而在出现外来威胁时，政府也发现只要用政治化的手段，通过民族主义动员群众、落实其他执政目标，就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然而中国虽然是单一政体，但民族主义一旦激化后能否收放自如，令人有相当保留，当政府的道德力量下降，能否诱导民间的道德力量亦属难言，而中国群众对官方舆论导向的信任度渐趋走低，因此近年已越来越少学者单纯研究中国政府的角色。比起其他只强调民族主义由上而下运作的著作，郑永年的框架是最能和“由下而上”一派接轨的，因为他早已注意到根据以上公式，基层民族主义和国家层面的纲领是有潜在矛盾的，当精英阶层不能全盘控制局面，依靠民族主义发展现代化的策略就可能出现问题。

由于“由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是一片相对少被研究的处女地，近年新一代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学者，就更爱聚焦于探讨基层对不同案例的反应，特别是他们的利益、行为会否与官方的目标产生冲突，典型例子是Peter Hay Gries（中文名葛小伟）的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5]这位美国学者强调，当中国政府要在国际舞台通过洗刷百年国耻，来确立代表“正义”的国际身份，就需要民间的道德力量来配合，结果一般民众在推广中国民族主义的角色上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利用官方认可的这套民族主义话语，先得到一个保护网，再以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者身份，向政府和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真正想法，内里固然有希望国家富强的情绪，但同时也有追求自身更大利益的计算。不少西方学者像葛小伟那样，认为北京对这种趋势感到忧虑，因为它反映政府正丧失对民族主义的绝对控制权和话语权，而从近年的反美、特别是反日示威可见，民众的情绪并不能由政府轻易控制，不少过激行为都不是政府乐见的，假如趋势持续，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是隐患。葛小伟的著作值得参考之处，在于他并非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民间和政府放在非黑即白的位置，而是详细分析了两者的博弈，以个人的日常生活为纲领，去证明群众如何通过“爱国”来扩权，而又能同时维系对政府的权威。

然而就以上的平衡点能否长期支撑，不少研究员殊不乐观。由于在中国难以进行大规模、具公信力的民调，近年相关调研的另一趋势，就是研究中国盛行的“网络民族主义”。这是因为在网络社会，中国人民的言论相对自由，既能提出比政府更激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也可以“拿着红旗反红旗”，暗中（安全地）批评政府。尽管研究员难以排除“官方网络监察员”的影响，但网络确是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民情的一个有趣途径。较早大规模研究这课题的代表人物是新闻工作者出身的吴旭，他在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一书提出，网络民族主义已成为“中国新民族主义”，由精英大学生蔓延到全民，并已成为中国政府的双刃剑，甚至有可能令百姓在未来逼使政府分享权力。[6]然而以网络为文本，也有其明显局限，当中国人的日常身份和网络身份的行为出现极大落差，网络民族主义就往往夸大了实情，而从国际例子可见，网络“上线民意”受教育水平、年龄层、生活习惯、政治取向等影响，可以和“下线民意”产生极大出入。而且网络民族主义是否真的有影响力这问题，恐怕是永远难以有足以量化的答案，假如中国网民的心态只是要发泄，网络民族主义的“扩权”效果可能是具欺骗性的，当他们不能证明自己真的对决策层面有具体影响，表面的激进，乃至他们离开网络、参与示威的激进，也可能会慢慢变得仪式化，反而会成了协助政权维稳的工具。

由此可见，以上的框架并非互相排斥的，而是分别诉说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这“复合运动”的不同面向，唯有将他们并列，才能接近真相。毕竟时至今日，中国民族主义已不能再被任何一个阶层、立场垄断，但无论是政府、知识分子、商业机构、平民百姓，都已无可避免地参与进这个游戏，并尝试通过这个平台，影响中国的内政、社会、文化和外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恐怕是无可避免的，年均增长7%—8％是不可能的，当增长放缓，社会其他各种矛盾被激化，而国企、贪腐等结构性问题未能解决，北京诉诸民族主义团结国民、确定政府统治合理性的做法只会越来越显明，民众通过“爱国”来表达其他意识的倾向亦只会越来越露骨，届时围绕着民族主义的争议，可断言会越来越多。如何在这情况出现前，引导中国民族主义向公民民族主义主导的、非外向型的方向发展，正是世界各国越来越关心的议题，而这不但是中国政府的要务，也是大中华地区广大知识分子群的时代责任。

[1] Simon Shen, 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 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

[3] 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Peter Hay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6] Xu Wu,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政见书情

历史、思想类新著推介

吴瑶

一、“中国落后论”的迷思

书名：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作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3年8月4日

ISBN：9780691159577

在解读中国与西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时，一些人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就开始走上了一条迅速崛起的道路，而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则在皇权专制、闭关锁国中裹足不前；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处攻城略地，靠的是他们的坚船利炮和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制度则大为落后。

在写作他的第一本著作《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时，美国埃默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欧阳泰（Tonio Andrade）也是这种“中国落后论”的持有者。但当他深入研究1661—1662年发生在“国姓爷”（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战争之后，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战争被普遍视为东西方势力之间发生在现代的第一次冲突。荷兰人是当时最成功的殖民者之一，风头盖过了英国，紧追西班牙和葡萄牙。但是，在这第一场正面较量中，“先进”的西方竟然败给了“落后”的东方，这是为什么？

欧阳泰详细考察了双方交战的细节，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得益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技发展，荷兰人的确在装备技术上胜过一筹。通过一种复杂的“蜘蛛网”技术，他们的帆船可以在强风中前进，而中国的海军船队则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在发生于1661年的一场关键海战中，5艘重型武装的荷兰战舰与中国船队对垒，结果却是荷兰战舰沉没一艘、搁浅一艘、废弃一艘、逃跑两艘，131名荷兰水手被杀或被俘。

在欧阳泰看来，“国姓爷”制胜的关键不在于装备，而在于非凡的领导才能和战略战术——这种战术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丰富遗产。通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包抄围攻、因敌制胜等兵法，“国姓爷”使荷兰人处处陷入被动。

可以看到，在“中国落后论”的话题上，欧阳泰并非全然的“修正主义者”，因为他同样认为欧洲人的舰艇和武器制造等技术确实胜过中国人。但是，欧阳泰的研究为我们思考“中国落后论”提供了新的事实和角度：至少在十七世纪，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绝非“先进”与“落后”可以概括。他认为，“国姓爷”的胜利证明中国人在改进军事战术和适应外国观念方面并无困难。

这本书所配的24幅插图也极具价值，涵盖了当时的许多件杰出画作，其中15幅是细节丰富的地图，其与当代地图的差异也有助于读者从地理层面理解当时的台湾和亚洲。

二、清朝国际观的形成

书名：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作者：Matthew Mosca

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3年2月20日

ISBN：9780804782241

和“中国落后论”一样，“清朝闭关锁国”也是一个迷思。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助理教授马修·莫斯卡（Matthew Mosca）在他的新书中提出了鲜明的观点：清政府的官员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沉迷于东方中心主义的昏庸者。相反，他们密切关注着国际动向，并且及时调整了对外政策。

在这本书的叙述中，对清朝统治者的国际观形成冲击的主要事件是英国对印度的殖民。1757年，英国军队在普拉西战役中战胜了葡萄牙人，东印度公司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其后百年间，日不落帝国又通过武力和分而治之的手段进而控制了整个南亚次大陆。以印度为基地，英国人屡次进入西藏，要求在帕米尔高原“定界通商”。面对这一局势，包括魏源在内的许多思想家提出了他们的思索和警告。

通过对来自汉、满、英史料的大量发掘，马修提出，在中国西南方向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不仅影响了魏源这样的思想家，也深刻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促使他们形成新的国际观。

此前，清朝奉行的是一种“边疆政策”，这种政策的特征是基于地区特点，制定各不相同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这种政策的鼎盛期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乾隆时期。在受到英国殖民印度的触动之后，“边疆政策”转向了真正的“外交政策”，其思想基础在于视外部世界为一个整体，并根据外部世界来构建清帝国利益的单一层级。

作者认为，这种转向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无论是清朝统治者还是臣民，都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不再是独特的存在，清朝不过是国际竞争中几大力量之一。

这种判断自然容易引发质疑——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那后来的历史是不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写？实际上，作者的论述到了中国刚刚开始与西方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接触时，就戛然而止了。其后的清政府究竟有没有真正抛弃“边疆政策”，值得进一步考量。

也许正如莱斯大学教授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评价的那样，这本书的副标题“在边疆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才是对清政府这一转向更恰当的描述。

三、中国乡村天主教的兴衰

书名：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

作者：沈艾悌（Henrietta Harrison）

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日期：2013年6月1日

ISBN：9780520273122

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方向十余公里，有一个名为“洞儿沟”的小村庄，虽然其貌不扬，但却被信奉天主教的人视为“百年圣地”——这个迄今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小村庄，在刚刚建起的时候就迎来了传教士，全村都是天主教的信徒。

三百年历史本身并不足以让这个小村庄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更关键的是，这三百年恰是中国发生巨变的三个世纪，宗教所面临的不仅是变化，更有许多的挑战和威胁。即便身处北方绵延的群山中，洞儿沟也难以自外于历史的洪流。在接连不断发生的历史事件中，这个小小的天主教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兴衰变迁？

牛津大学教授沈艾悌（Henrietta Harrison）给予了全面和细致的解答。她花费十年时间，频繁往返于中国和欧洲，使用了五种语言的资料，最终完成了这本新著。

和之前的许多关于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不同，沈艾悌并不急于回答“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失败了”。在她看来，这样的问题已经显得过时，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地下教会”热潮已经部分推翻了这一命题。她首先关注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和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之间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在日常的宗教活动中，天主教是如何在中国的一个普通村庄落地生根的？

更吸引人的问题当然是村庄天主教发展与大时代背景的勾连。这种勾连的一大主题是帝国主义。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大量来自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传播福音上，而是专注于建立和运行教堂体系，把传福音的工作留给了中国的传教员。国外传教士对这些体系享有财政上的控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权力关系造成的压力最终爆发为义和团运动，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遭到杀害。

然而，运动结束后，国外传教士的控制未见减弱，甚至有所增强。所以，当1949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建立起自己的主教教区时，实际上受到了当地神父的欢迎——这是他们在过去一百年内一直想做而不得的事情。在1960年代，普通村民的宗教参与甚至达到了一个顶峰。

不过，后来发生的“文革”等事件又带来了新的紧张关系。它成为1980年代以来宗教回潮、“地下教会”勃兴的一个伏笔。

2000年之后，全球化则是新的时代主题，而这与天主教作为世界宗教的性质又产生了相互的作用。沈艾悌发现，即便在山西的这个小村庄，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全球化趋势。在那里，天主教徒的日常行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教徒越来越相似。

四、作为兴奋剂的耻辱

书名：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作者：夏伟（Orville Schell），鲁乐汉（John Delury）

出版社：Random House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6日

ISBN：9780679643470

中国近代史是从长江边一块狭长陆地上的一座寺庙开始的。1842年8月，在南京闷热的空气中，这座名叫静海寺的寺庙见证了清政府的谈判代表被迫与英国政府代表议约的场景。如今，这一幕已经成为“屈辱”、“耻辱”的代名词。

在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看来，选择将耻辱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将签署《独立宣言》、攻占巴士底狱等胜利事件选为标尺，正反映了中国的独特，也成为理解今日中国崛起道路的一把钥匙。

夏伟是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鲁乐汉是韩国首尔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曾在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们合著的新书有着全红的封面和“伟光正”的书名（“富强：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长征”），在西方汗牛充栋的中国主题书籍中，这本书近来颇为耀眼。

汉学家史景迁认为，这本《富强》最具价值也最具挑战的地方在于转换了视角——不再将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历史描绘成周而复始的失败和耻辱，而是展现一个成长中的国家，并描绘那些有能力和决心改变中国方向的领袖人物。

这本书正是以人物为线索展开的，两位作者选择的大部分都是政治领袖：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不过，魏源、冯桂芬等更多在思想上做出贡献的人物也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在书的结尾部分，他们还收录了一位当代的异议人士。

毛和邓享有的文字比例和他们的重要性相匹配。作者对这两位人物都给予了两个章节的篇幅，各着力描写他们的某一个侧面。毛的两个章节分别叫做“革命”和“不破不立”，邓的则是“白猫黑猫”和“动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和邓采取的治国策略可谓全然对立。但在作者笔下，他们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洗刷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开始的“民族耻辱”，并将其作为通向富强之路的起点。

夏伟和鲁乐汉认为，对于一代代的中国人来说，耻辱已经成为一支兴奋剂。这样的判断既关乎历史，又切中当下——新一任的共产党总书记在当选不久后即发表讲话，强调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

五、被祖国遗忘的战俘

书名：American Trophies: How US POWs Were Surrendered to North Korea, China, and Russia by Washington’s “Cynical Attitude”

作者：Mark Sauter, John Zimmerlee

出版社：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8日

ISBN：9781491038987

理查德·迪索特斯（Richard G. Desautels），美国陆军中士，1950年12月1日在朝鲜战场上被俘，后来被转移到中国，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他自己的祖国，美国政府也并未全力追回自己的战士。直到2003年，华盛顿才从北京得到消息：理查德于1953年4月死于中国，被安葬于沈阳。而这则消息又被五角大楼保密了五年才向社会公开。

理查德是被美国政府遗忘的成百上千的战俘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他们的遭遇才逐渐被档案揭开。在一本名为《美国战利品》的新著中，这些战俘们的故事成为美军所谓“不把一个人落下”（no man left behind）口号的极大讽刺。

这本书之所以取名“战利品”，是因为对于莫斯科、北京和平壤来说，这些战俘是带有某种利用价值的战利品。手中握有战俘，是一种策略和筹码——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可能是火箭专家钱学森在1955年的艰难回国。为了换回在美的钱学森，中国政府至少释放了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不过，《美国战利品》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美国政府。在作者看来，五角大楼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完全了解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依然有许多战俘在对方手中，但国防部却无情地宣布他们都已经死亡。

1954年，美国空军最资深的将军、空军总参谋长内森·特维宁（Nathan Twining）曾向中情局（CIA）提议，进行一项秘密行动，挽救那些“显然大量存在的依然被关押在共产主义国家的美军人员”。但是，中情局拒绝了这项请求，声称那些关于战俘的报告并不足信。

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国防部花费了几千万美元，还向朝鲜支付了2210万美元以换回仍然存活的美军人员和已故人员的遗骨，但最终仅仅确认了8177名朝鲜战争战俘和失踪人员中的246人。

当局坚称，并不存在什么掩盖朝鲜战争战俘真相的“阴谋”，作者也同意这种判断。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的观点是，在美国高层领导和政府官僚机构的影响下，战俘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了，因为这个问题是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这本书的两位作者说。

为了证明对官僚体制的批评，他们引用了一位最近从五角大楼退休的高级官员的说法。这位名叫诺姆·卡斯（Norm Kass）的官员曾参与处理战俘问题，他的评价是：“官僚机构处理战俘问题的方式是，假装在处理，实际上对这一议题毫无兴趣。”

“五角大楼处理战俘和失踪人员的机构是无能、浪费的，工作互相重合，充满了内耗。”书中这样评价。

这本书建立在两位作者超过二十年的调查基础之上，他们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一手访谈。书中提及的被遗忘的战俘大多出自朝鲜战场，也有少部分是在冷战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被俘虏的。

两位作者都与战俘话题直接相关。马克·索特（Mark Sauter）是退伍军人，曾在朝韩之间的非军事区服役；而约翰·津莫里（John Zimmerlee）的父亲则于美国空军服役期间的一场战斗中下落不明。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份出版物，也是一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作者呼吁所有对战俘问题感兴趣的人，参与到这场发掘历史真相的运动当中，去做那些五角大楼和CIA不能做或不想做的事情：在陆续解密的档案中寻找他们的名字，追踪中国和俄罗斯的官方资料，甚至在描述战俘的电影中寻找被遗忘的美军士兵……

Contributors

林贤治

学者、编辑。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著有《五四之魂》、《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旷代的忧伤》、《午夜的幽光》等，主编有“曼陀罗译丛”、“流亡者丛书”等。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63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有《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党员、党权与党争》等。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76年因天安门事件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革命》（四卷）、《开卷有疑》、《忍不住的“关怀”》等。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湖南衡阳人，1977年出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的传播媒介与知识群体之互动等。著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等。

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1974年生于浙江。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

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N. Howard）

加拿大社会学家和信息传播研究学家。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现任教于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和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著有《专制与民主的数字化起源》等。

罗伯特·基尔德（Robert Gildea）

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现代史教授，现当代法国研究专家。著有《1945年以来的法国》等，另有著作Marianne in Chains获2002年“沃夫森历史奖”（Wolfson Prize for History）。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1948年生于上海。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和政治、美国的中国问题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Anyuan :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等。

施林·奈沙（Shirin Neshat）

摄影家、电影导演。1957年出生于伊朗，1970至1980年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接受艺术教育，其艺术生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伊朗之旅。权力与压迫、性别与选择、死亡和殉难等是她最为关注的主题。

何明修

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运动、劳工史、环保等。著有《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社会运动的年代：晚近二十年来的台湾行动主义》等。

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

斯坦福大学教授，曾担任《纽约时报》记者。

杨天石

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及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等职务。著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等。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及中国国民党史。

张铁志

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在台湾、香港、大陆各主要媒体长期撰写专栏，现任香港《号外》杂志主编，著有《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时代正在改变》等。

西闪

独立书评人。评论作品常刊《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媒体。著有书评集《思想光谱》，曾被凤凰网评为中国年度独立书评人。

伊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

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讲授拉美及拉美人文化的刘易斯—西布林（Lewis-Sebring）教授，曾获得美国国家书评奖提名及古根海姆奖，主要的著作包括《单手钢琴师》和《哈佛犹太故事》等，近期出版有《印欧混血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Mestizo）。

亚当·沙茨（Adam Shatz）

Nation杂志的文学编辑，《纽约书评》及《纽约时报》撰稿人。

沈旭晖（Simon Shen）

国际关系学者，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1978年出生于香港，是香港活跃的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著有《国际政治梦工场》、《一切只是预演》等。

Table of Contents

专 题

革命寻思录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革命的前奏

数字媒体与阿拉伯之春

革命之子

访 谈

历史的情感渊源

影 像

《列王纪》：两难的困境

随 笔

柬埔寨的诅咒：混乱之地的现代史

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审视

网络革命浪潮中的台湾社会运动

唱自己的歌

专 稿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

书 评

冰湖上的骑士

玻利瓦尔的棘手遗产

伊朗的“星星之火”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政见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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