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

刘军宁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守主义/刘军宁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8

ISBN 978-7-201-05615-9

Ⅰ.保…Ⅱ.刘…Ⅲ.保守主义―研究Ⅳ.D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0891号

保守主义

刘军宁 著

天津人民出版杜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版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

印剧 787×1092毫米 16

开本 15.25印张字数：220千字

定价：25.00

内容简介

保守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轻视抽象的理论，注重实践和经验。因此，保守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思想体系，原本没有严密一致的学说系统。其中的各个版本之间，也有很多的争议，甚至在基本价值观上也有分歧。

《保守主义》是国内第一本介绍保守主义思想的经典作品，但和教科书或一般学术读物截然不同的是，本书不是包罗万象、囊括各个版本保守主义学说的汇编，而是侧重其中的某些主流观点和作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主张。作者多次强调，只有保守自由的主义才称得上保守主义，而无视传统的主义注定是乌托邦。

作者简介

刘军宁，1961年生，安徽人，思想者，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他曾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等丛书，著有《民主教程》、《权力现象》等著作。刘军宁是《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唯一入选的政治学学者”。

第二版序

我对保守主义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对保守主义的正式研究始于90年代初，并有机会在1992年访问英国时买到了我所能见到的保守主义的主要著作，随后的研究和写作都是在没有交流的环境下独自进行的，常常感到形只影单。但是，自从本书出版以来，有关保守主义的讨论与争论也日益活络起来，各种有关保守主义的译著与论文也陆续出版和发表。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鼓舞的趋势。在该书出版之后，我也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看到许多评论文章，或是鼓励，或是商榷，或是提问，这都令我颇受启发。当我现在修订该书时，我发现已经可以从国内的保守主义的同情者和批评者的作品中得到灵感，发现议题。我在此向关注保守主义的朋友致以谢忱，从此，我也不再孤单。对保守主义的讨论加速了保守主义的传播，对保守主义的批评至少吸引了对保守主义的关注。因此，对保守主义的探讨与传播都应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欢迎。

保守主义是一个十分松散的思想体系，没有严密一致的学说系统。其中的各个版本之间，也有很多的争议，甚至在基本价值观上也有分歧。很显然，本书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囊括各个版本的保守主义的学说汇纂，而是侧重其中的某些主流观点和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主张。

保守主义的阵营十分庞大，各种流派错综交叉。我也无意对其中的各个旮旯一一做清理，我所关心的保守主义是大写的保守主义，不是指那种到处可见的守旧心态，也不想谈论那些小写的不是以保守自由为己任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与其他主义的边界在很多地方是模糊不清的，不可能，也无必要做出截然的区分。

我理解的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及其传统的主义，这在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中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共识。保守主义将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繁荣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成熟的保守主义的存在是健全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标志。随着民主化的扩展，作为保守主义文化土壤的人类自由大传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扩展，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来到中国，汇入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这也无疑会给中国自由土壤提供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持。

被抽取了自由的保守主义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思想空壳，甚至成为威权主义的惑众的外套。离开了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西方的自由传统，也不能卓有成效地培育和维护中国本来就稀缺的自由传统。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自由的力量，而且是创发自由的力量；不仅致力于维护自由的传统，而且致力于发掘自由的传统。这也是保守主义对于当今中国的使命所在。

2004年12月于翠湖畔

2007年4月补记于湖畔陋室

第一版序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构成了当代世界上三大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主要国家，都有信奉保守主义并且经常执政的政党。在非西方国家，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政党也越来越多地登上了政党舞台。从中西方的思想“交通”史上看，中国学人多去拜访卢梭的激进主义学说，却很少有人去探视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思想。不过近来已有迹象显示，国内知识界开始对柏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各种对立的观点也都试图从柏克的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持。尽管姗姗来迟，但这终究是件好事，表明中国学人的环球思想之旅来到了新的洞天。

然而，直到今日，在我国，对保守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有关保守主义的译著也是寥寥无几，研究保守主义的学术著作更是闻所未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漫长的激进传统的国家，“保守”及其“主义”，长期以来不仅受到轻视，而且受到蔑视。在世界范围内，发达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与我国对保守主义的寡闻鲜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近年来，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潮虽然也已开始在我国的理论界引起了一些回响，但由于缺少认真的学术研究，对保守主义的曲解与误解甚多，常常拿保守主义来乱贴标签，甚至以“新保守主义”的名义来为威权主义张目，这又平添了人们对保守主义本来就根深蒂固的恶感和偏见。

保守主义似乎是一个天生的贬义词，几乎没有人愿意别人用保守来形容自己，即使一些伟大的保守主义者都不愿意。正是这种歧见使保守主义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长期抬不起头。介绍与宣扬保守主义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不同寻常的悟性，但贬斥保守主义却什么都不需要。保守主义身上的黑锅太多，以致盖住了保守主义的真相。在中国尤其如此，曾几何时，“右倾保守”是性命攸关的“罪名”。通过写一本书给保守主义头上多顶一口黑锅，也许很容易，不过，意义不大。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黑锅”，增加或是去掉一些都无关大体。在中国，对保守主义的责骂太多，出自中国人笔下的、揭示保守主义真相的著作，可以说是一本也没有。所以，对保守主义的介绍、研究几乎尚未起步，真是“万事开头难”。在中国开研究“黑锅”重负之下的保守主义这个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保守主义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轻视抽象的理论，注重实践和经验，当然，它也为这一特色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即与其他重要意识形态相比，缺乏系统的、严密的理论体系。这就为人们随心所欲地批评或拥护保守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试图把保守主义理论化、系统化的念头就不合保守主义的精神。本书亦不例外。但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对保守主义有更好的了解，对保守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作某种概括又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撰写该书只是过去一年的事情，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直是我个人学术关怀的焦点所在。自那以来，本人的许多文字都是围绕这者两个焦点展开的，该书的写成首先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使我有机会看到外部的世界，尤其是外部的精神世界，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人便没有机会接触到保守主义。中国的变革，来自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的反省和对“文革”阶级斗争全面专政式的激进主义的深恶痛绝，要不然，对保守主义的研究几乎也仍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该书的写成还得益于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保守主义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所产生的众多作品，不论是对保守主义持赞同的立场，还是批评的立场，都使我受益非浅。

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对待保守主义的态度并不是典型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那种“价值中立”的态度，而是持明确的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价值中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正与误、长与短、得与失、善与恶、优与劣、成与败、美与丑等价值立场无动于衷。这种无动于衷，是我永远做不到的，我甚至没有“做秀”能力和道德勇气去假装我能做到。我希望该书对保守主义在中国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有所裨益。对拥护者，我希望，它能提供证据；对反对者，该书中肯定不乏“把柄”。

本书不拟写成一部无所不包的保守主义百科全书，只是试图对我所认识、接受的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作一初步的描述和阐发。对于本书中所表达的保守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我无意要读者去全盘相信、接受，而是希望通过此书，读者可以有机会对保守主义有所认识、理解。

刘军宁

1997年12月于惠新里

❂保守主义

01

第一章
诞生与成长

英国风格的保守主义并不觉得要保持合乎人性的人际关系或制度，就必须反抗群众、自由探求的精神或科技。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因为共有护持自由的传统的责任在，所以相互融会贯通。美国的真正问题是调和观念与实相，但不必违背观念，也不必牺牲实相。他们的政治行动是以英国保守主义为典范，虽然运用了法国哲学家的语言。

——雷蒙・阿隆

1.1 保守主义的先声

在西方，就像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学说一样，保守主义的起源也要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两个人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他们对当时希腊的暴民政治都持明确的抵制态度。不过，柏拉图并不是一位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位主张贵族专制的精英主义者。他还设计了一个乌托邦（即“理想国”）来制止一切变革，保守主义所理解的法律和财产（权）在他的理想国中没有一席之地。

相比较之下，亚里士多德则更具有一位保守主义者的气质。他主张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法治，反对人治；视立宪国家为常态国家，视专制国家为变态国家；他还嘲笑那些试图通过取缔私有财产和财产权来消灭人间罪恶的荒唐念头，并力图为自然演进的秩序、家庭、社群和传统努力辩护。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对至善论的坚持和对人的政治本性的拔高则显然与保守主义不同。

虽然古希腊文明中断了，但是人类保守主义的思想脉络和香火并未因此中断。在古罗马和后来的中世纪，我们都可以一再地听到保守主义的声音。古罗马著名哲学家西塞罗是一位斯多噶主义者，他相信自然法的理念和人在时空上的平等，并坚持罗马共和的传统，反对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新皇权专制，并最终被后者所杀害。到了中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在1260年左右被译成拉丁文，其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再次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这里的传承者便是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也被认为是基督教自由传统的奠定者和先驱。他根据基督教的原罪学说指出，人性的不完善不可能造就出尽善尽美的政府，任何来自凡人的、想使人间变成天堂的努力都是对上帝的冒犯。

让・布丹也许是法国的第一位保守主义者，他表面上对君主绝对主权的强调却是出自其内心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向往。布丹以捍卫宗教自由著称，他坚持主权者所制定的实在法必须服从于神法和自然法。作为主权者的君主必须尊重公民的财产，未经他们的同意不得征税。说到法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不能不提到孟德斯鸠。从他身上最容易找到的不是法国人那种典型的、激进的、浪漫的气质，而是英国人的那种敦厚的、温和的气质。他强调只有在政府间实行有效的分权和制衡，自由才有保障。他认为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不是取决于少数人的理性设计，而是深受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英国本土，胡克（Richard Hooker）的思想对保守主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他既反对君权至上，也反对教权至上。他认为君主应该服从习惯法，并相信人有理解自然法的某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不应被夸大。他还指出，合法的政府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之上。而这一观点对包括洛克在内的自由主义者和柏克在内的保守主义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霍布斯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脉络中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环节。表面上他与布丹一样，都维护君主的绝对主权，但他同样也认为，君主必须尊重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习惯法，他称之为“古代的宪法”。君主的权力也许可以不受大臣的约束，但必须合乎这样的法律。君主必须尊重自然法，尊重臣民的自由权和财产权。

在柏克之前，对保守主义思想贡献最大的要算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的经验论和怀疑论及其对抽象的天赋人权学说和社会契约思想的批判奠定了保守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特别强调人的抽象的理性能力的局限性，认为人类的文明制度不是人的抽象的理性能力的产物，而自发演变和自然成长的产物，人的理性本身也是在文明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从上述保守主义的早期传统来看，柏克并不是一位横空而出的旷世奇才，只不过是各种保守主义思想和观点的集大成者，没有自古希腊思想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等保守主义的源头，在柏克那里就汇不成保守主义的活水，更不可能有在今日诸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

作为保守主义的首席代言人，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12―1797.7.9）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这位爱尔兰人出生于北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经济上有些拮据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新教律师，母亲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柏克早年曾就读于都柏林著名的三一学院，约20岁时负笈伦敦入中殿院（the Middle Temple）律师学院攻读法律，一度曾游历英国和法国。不久后，他弃法从文，立志做文学青年，与当时的文学界过往甚密，以创始会员的身份参加了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词典编辑家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创办的俱乐部。柏克于1756年结婚成家，并在当年出版了其首部著作《自然社会辩白》，7年后出版了《对壮丽与秀美的哲学探究》。

像中外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柏克为了抒发政见和思想，还在一位出版家朋友的赞助下创办并编辑《纪事年鉴》（Annual Register），1758年出版第一卷，后来办得十分成功。与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相仿，柏克此后于1758年又由文学圈转入官僚的幕府，任汉密尔顿议员的私人助手，1765年任至首相洛金翰（Rockingham）侯爵的私人秘书，同年代表温多弗选区当选英国国会议员，1774年代表布里斯托选区再次担任国会议员，直至1780年因主张与爱尔兰进行自由贸易而落选。此后，他还担任了其他一些官职，直至1794年退出政坛。与一般政治家不同的是，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哲学洞察力，通过文字与演讲发表自己的政见，以辩才与文采扬名当时的英伦诸岛。

在国会供职期间，作为当时的首相洛金翰领导下的倾向于自由的辉格党（Whig，即后来的自由党的前身）成员，柏克敢于同乔治三世及其亲信诺斯勋爵抗争，反对乔治三世任何扩大王室特权的企图，捍卫代议政府，并一直试图弹劾有渎职之嫌的回国述职的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后未果。在其于1770年发表的名为《关于目前不满情绪的根源》的小册子中，柏克指责乔治三世的行动违背英国宪法的精神，在选拔大臣上任人唯亲，而按照宪法规定政府的主要人选须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来决定。这些都展示了他敢于向权力挑战、敢于伸张正义并运用议会正当权力的勇气和毅力。在柏克的政治生涯中，他与英国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是纽约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的代理人，并为捍卫其所代表的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不遗余力，这也为日后他的思想与保守主义在美国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抨击滥用法律和奴隶贸易，谴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代表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主要著作有：《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0年），《新辉格党人对老辉格党人的呼吁》（1791年）等。

事实上，柏克的“保守主义创立者”的称号只是后人对他的追谥。他本人则一直自称是辉格党人，或者说自由党人。保守党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正式名称直到柏克去世三四十年后才出现。一位名叫克洛克（J. B. Crocker）的作者在1830年1月号的《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创办于1809年的英国保守党政论刊物，1967年停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其中的第276页的一段文字中指出：“我们一直诚心诚意地热爱着人们所称的托利党，人们若把该党称为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也许更确切。”保守党政治家乔治・坎宁勋爵（George Canning）于1820年3月在利物浦的一次演讲中，也用过这个词。1833年，托利党在经历了一次分裂之后正式更名为保守党。到了19世纪，辉格党人也改称辉格党为自由党。

长期以来，柏克所倡导的保守主义思想对英国的政治传统、英国的各种思潮，美国的政治传统、美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主流的意识形态一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然而是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英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无不打上了保守主义的烙印。同情社会主义的英国著名自由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y）曾这样评价过埃德蒙・柏克，说他的思想是永恒的政治智慧宝鉴，没有这一宝鉴，政治家们不过是在没有航标的海面上航行的水手。拉斯基甚至认为：“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尚无一人比他更伟大。”主张渐进、迂回的费边社会主义可以说就是打上了保守主义烙印的社会主义，远不及世界其它各地的一些社会主义运动激进。爱尔兰的自由主义史学家威廉・莱基（William Lecky）说过，“也许到某个时候，柏克的著作可能就没人读了，但凡读过他的书的人没有不聪明的。”这后半句话虽未必灵验，但却道出了理解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性。若柏克是一位浅薄的、自以为是的、就事论事的文人，今天的中国学人就没有理由对他的著作及保守主义思想发生浓厚的、哪怕是带有误解的兴趣。

如果说柏克代表英国式的温和的保守主义，那么，比柏克稍晚的、法国的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代表拉丁式的保守主义。这两种保守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维护传统，反对法国大革命。其差异在于各自所维护的传统在性质上的差异。柏克的英国保守主义是要维护英国传统的自由，梅斯特的法国保守主义是要维持旧制度和王朝政治的权威。梅斯特在信守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表现出比柏克更为守旧的色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没有自由的传统，就没有英国的保守主义；不保守“自由”，保守就不能成为一种主义。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黑格尔对传统、权威、法律和财产权的强调对20世纪的一些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反保守主义的辩证思想、绝对理念、国家至上却只为东半球的一些国家所膜拜。另一方面，据认为，德国19世纪的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体现反映了德国保守主义思想中最为成熟的一面。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柏克的两位德国门徒：法理学家萨维尼（F. C. von Savigny）和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萨维尼强调习惯与传统在历史中的作用，反对抽象的权利。兰克则强调每个社会都是按照其本身的独特方式逐渐演化的，开客观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先河。而20世纪中国集思想、学问、良知、骨气于一身的史学家陈寅恪所师承的正是西方史学中的这一兰克学派。从陈寅恪身上，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从柏克以来一脉相承的保守主义对自由的向往、对传统的敬重、对人类的关怀和对激进主义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轻蔑与深恶痛绝。

1.2 柏克：保守主义的先知

柏克被公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鼻祖，可他本人始终以“老辉格党人”自居，亦即“老自由派”，而非“老保守派”。从“党籍”上看，他是个辉格党人，不是托利党人。辉格党在近代英国政治史中始终扮演着从王权那里争取自由的角色。柏克死后虽以保守主义者“留名”，但生前却以改革家“著称”。他所在的辉格党数十年间在国会一直是反对党，在许多问题上都与当局和风尚对立。在中国的知识界中有广泛影响的、20世纪伟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认为，曾经发动过著名的“光荣革命”的辉格党就是自由的党（the party of liberty）。《保守主义》的作者塞西尔指出：当时的托利党人希望提高国王的权力，辉格党人反对提高国王的权力，并致力于保护臣民和议会的权力。可以说，辉格党的传统是自由主义传统的同义词。辉格党的柏克也就是自由的柏克。

说柏克保守，柏克究竟要保守什么呢？柏克要保守的是英国人的自由传统，保守捍卫这种传统的英国宪法及其所确立的分权体制和法治。柏克所创立的保守主义在保守什么的问题上，绝非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旧事物都塞进“保守”的箩筐，而是极端挑剔，只保守自由及其传统。

柏克的自由主义立场首先表现在他全力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王统治的斗争。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贯穿着整个柏克的思想，他之所以同情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是因为他反对英王的“专横的权力”。他抨击作为法国革命家的雅各宾党人，因为这场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专横的政权。而且为了确立这种专横的权力，革命家们不惜打碎已有的法兰西文明传统。柏克看到了这样的革命与黩武及滥用暴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柏克看到，美洲的自由问题与英国的自由问题密不可分。美洲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王室专横权力的抵制不过是英国人民抵制这种权力的另一个阶段。

柏克对美国革命的支持与柏克对税收问题的看法有关。柏克把税收与政制的关系看得很重。他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有句名言：“国家的税收就是国家。”因为税收是一切公共权力的源泉，而税收的源泉是财产。保护财产及其权利则是国家得以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税收对国家至为重要，但前提是“取之有道”，不受纳税人监督的征税是不义之举。按英国本土的政治传统，自《大宪章》以来，一直是“没有代表不纳税”。国家征税而不经同意、支出不受监督，则无异于暴政。若这一传统不能适用于北美殖民地，不就等于推翻英国政府自身的合法性了吗？从英国和美国的经验来看，对创发市场经济和代议政治来说，抵制“取之无道”的税收比无条件地履行纳税义务似乎更重要。没有正当取得与使用的税收当然也就没有合法的国家。

在柏克眼中，头等重要的是自由和秩序，而不是大英帝国的国际霸权。《保守主义》的作者塞西尔认为，他是美国的朋友，因为他相信美国（革命）的事业就是自由的事业；他是法国（革命）的敌人，因为他相信法国（革命）的事业是摧毁秩序和敌视宗教的事业，也是（以“自由”的名义）毁灭自由的革命。

在国家问题上，柏克同样持的是自由主义的观点，因为他既反对绝对的王权，又反对极端的民主，而持一条中间路线。他意识到，人类在本性上有根本的缺陷，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过分强大的国家是很危险的。他反对法国大革命，是因为这场革命造就了一个极权的专制国家。他还反对国家对商业和经济的干涉，在经济事务上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力主用代表制度来约束政府的权力，主张国家的权力和能力应受到限制，尤其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市民社会中各种自愿结社的制约。他有保留地主张言论与新闻自由，几乎无保留地拥护法治与财产权。他极力主张宗教宽容，除非这种宗教显示出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

作为辉格党人的柏克的经济思想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极其相似。在与柏克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话题时，斯密发现，在未经事先勾通的情况下，柏克就与斯密的经济主张完全吻合。这件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例如，柏克和斯密都反对通过立法来限制谷物贸易，认为任何类似于“统购统销”的作法都只会加剧谷物的短缺和穷人的贫困。现在常有人用柏克的思想来为国家干预经济和加强中央集权乃至实行威权主义辩护，把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柏克误读成重商主义的柏克、把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的柏克误读成反自由的国家主义者的柏克。真正的保守主义者都是自由市场经济最虔诚的信奉者，因为市场经济产生自由和繁荣。自由主义的根本使命是减少和约束国家对市场经济和私人领域的介入，对国家与政府的权力加以必要的约束。

保守的柏克，或者说柏克所倡导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瓜葛”还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柏克对在他之前的自由主义先驱，如英国的斯密、休谟，法国的孟德斯鸠等人赞赏不已。柏克最欣赏的法国思想家是孟德斯鸠，认为孟氏“是启蒙了这一时代的最伟大的天才。”而他顿、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些联邦党人、19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贡斯当以及当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都对由上述人物所代表的人类自由的大传统推崇备至。

柏克极其宏扬个人的自由，认为自由应得到维持，自利也应予以理解和鼓励，而不应该加以阻碍；他所理解的自由是个人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对自由的寻求绝对不能以牺牲秩序为代价。自由权作为人的权利不是人后天争来的，因为自由是人的先天本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的实践和经验的产物。但自由的权利若要转化成自由的果实却绝对离不开后天的努力。柏克的自由思想也显露出强烈的保守色彩：自由只能是秩序与权威之下的自由。人要享有自由，必须先使自由受到限制。自由不仅受到政治秩序的限制，而且也要受到政治秩序的保护。在《反思录》中，他强调，“我所指的自由是与秩序联系起来的自由，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并存，而且没有后两者就没有自由。”若社会中没有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结构，个人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另一方面，人的知识和智慧是有限的，故必定会对人享有的自由度产生限制。因此，柏克的自由概念是有限的自由，没有限制的自由必然要导致无秩序和放纵。因此，如果秩序是合法、正当的，自由必须服从于秩序，秩序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保守的柏克只为特定的秩序辩解。柏克的保守主义并不为任何秩序（尤其是敌视自由的秩序）进行辩护或是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援引柏克为一切秩序辩护当属无稽之谈。

柏克关心传统，也落实在自由上。柏克毕生所关心的是自由与正义：即法律之下的自由。他认为，英国政制的传统即是自由的传统，英国“政制的一贯政策是提倡和维护我们的自由权，把它们看作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可见，保守的柏克与自由的柏克之间珠联璧合。

人类要保守“自由”作为人这个物种中最美好的东西，就要珍视作为过去的智慧之凝聚的传统。保守主义保守有价值的传统，保守自由的传统，非为传统而守传统；保守主义者未必是执政者，甚至不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政治上的守旧派则往往是不合时宜的顽固派，他们反对增进自由的改革。这些人往往也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有可能曾是极端的激进派。

保守主义常常被理解为主张维持现状的主义。其实一切政治行动都想保守一定的东西。保守、维护所有的传统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柏克并不认为传统是政治行动的唯一依归，并非任何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东西都是正当的，而且传统本身也是道德判断的对象。他并没有因为反对法国大革命，就放弃了对旧制度的批判。他指出，“法国君主制度的首要恶习是想要统治一切的无休止的欲望。权威之手时时可见，处处可见。因此，对所有的国内事务，政府无不插手；随着这种官方干预越来越普遍，我可以说，凡是始于不正当的权力的事情，概莫能外地以不屑一顾的蠢行告终。”

柏克在政治上珍视自由，维护宪政，反对国家的专横权力，反对中央集权；在经济上信奉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维护财产权；在道德文化上坚持信仰自由，鼓吹宗教宽容。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经济领域和道德―文化领域。柏克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保守主义者；柏克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这并不是语言游戏，而是说明在由柏克奠定的保守主义中保守与自由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自由的保守必然要沦为守旧与顽固，这样的保守主义必然在政治上沦为威权主义；没有保守的自由必然沦为激进、放纵乃至暴力的泛滥，这样的自由主义必然要走向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所以，保守的柏克比自由的柏克显眼，但自由的柏克比保守的柏克重要。

1.3 在今日世界上

“保守主义”的字眼使人联想到古老、久远的时代和事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是“古老”的外表和“现代”的内核的奇妙结合。保守主义自身并不古老，而且还相当现代。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信条基本上是近现代的产物，尤其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柏克式的保守主义一直是一个西方的现象，其影响仅及大西洋周边的国家。20世纪以来，保守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速度明显地加快，在许多非西方国家都出现了一大批保守主义的追随者。

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保守主义由诞生到形成经历了两次大发展，第一次是1790年―1810年，主要是在英国、欧洲大陆，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其“始作俑”者是柏克。他是西方哲学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主帅。保守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790年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一书的问世。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与政治运动从此陆续登上了各国的政治舞台。第二次大发展是1950年―1970年，主要是在美国。保守主义的每一次大发展都与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受到的重大挑战有关。保守主义的第一次大发展是人类的文明受到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近现代极权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挑战。第二次大发展起因于整个人类文明受到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挑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英美欧陆出现的新保守主义则是保守主义对国际上的极权主义和国内的新左派所共同构成的挑战的新回应。

从历史上看，英国的保守主义一开始就不同于欧陆的保守主义。英国保守主义相当守旧，但早在革命风暴袭击欧洲大陆之前，自由的价值在英国早已深入人心，自由制度已牢固确立。这就是说，自由的传统确立在先，保守的思想形成在后。在英国，保守主义一开始就是保守自由传统的主义，其集大成者柏克在其政治生涯的一开始就致力于保守自由。

在20世纪以前，保守主义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国家从未曾像在英国那样繁荣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像英国那种牢固的、持久的自由传统让人们去保守。在这些国家，人们总是为保守什么打得不可开交。在美国，自独立以后，虽然没有像英国那样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和保守主义政党，但保守主义的香火从联邦党人到约翰・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直到今天都未曾中断过。在美国，虽然没有以保守主义命名的政党，但共和党与英国的保守党在思想和纲领上都是极其接近的。两国的保守主义者都尊奉柏克为大宗师。另一方面，美国的传统虽然短暂，但从一开始，它就是自由的传统，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在美洲的延续。所以，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以前，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界限。直至今日，人们也很难断定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之后的20世纪，保守主义大规模地复兴和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左右翼的极权主义，从反面对保守主义思想的验证。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恶果、所造成的灾难向人们表明，柏克在近三百年前发出的警告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无视这一警告的人们已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这样说，法国革命触发了保守主义的产生，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推动了保守主义的复兴和扩展，这大概是极权主义思想家们始料不及的意外后果。

二战以后，欧洲大陆上也出现了一些十分成功的保守主义政党，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法国的保卫共和联盟等。在西欧，代表保守主义的通常是农民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是基督教政党和保守党。在亚洲，日本的第一大党自由民主党和韩国的一些主要政党都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在波兰，像团结工会这样的工人政党也呈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其实，在选举权已极其普及的今天，保守党已不再是贵族和富豪的政党。相反，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加入了保守主义和保守党的支持者的行列。否则，在这些国家，保守主义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政治思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是由两股支流汇合而成。其中之一是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它强调个人主义、受到严厉限制的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不断扩展的国家对自由、对私营企业、对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的私人空间所形成的威胁。这一派的自由主义也被称作新（古典）自由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这种保守主义之所以有人支持，是因为它反对国家的扩张。根据这种保守主义的理解，自由就是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任何政府职能的增加，尤其是在经济事务的职能上的增加都被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这一流派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复兴，其中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贡献最大，一位是冯・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一位是哈耶克。

其中之二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其关心的焦点不是放在个人上，相反它关心的是社会的整体，关心社会的道德生活和道德面貌。但是在美国，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他们所要保守的也是自由的传统。他们所要保守的也就是形成于英国、光大于美国，从盎格鲁―萨克逊到美利坚一脉相承并扩展到整个世界的自由主义大传统。他们所害怕的是极权主义，总体战争，和世俗的、没有传统文化根基的大众社会的膨胀。他们怀念传统的宗教和伦理，拒绝他们认为正在瓦解西方文明的左派相对主义和左派激进主义。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柯克（Russell Kirk），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伏格林（Eric Vogelin）等人。这两股支流尽管在对自由、权威、传统、变革和个人主义的看法上有若干分歧，但是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对客观的道德秩序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而且自由的传统是他们共同的保守对象。

1.4 保守主义是意识形态吗？

在近代，“意识形态”的兴起与激进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激进主义构想了一套观念系统和改造世界的方案，这就是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套东西来自意识形态制造者们的大脑，高于现实，一旦现实与他们所构想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他们便大声疾呼地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套思维方式与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是根本对立的。由于对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厌恶，多数保守主义者反对把保守主义称作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学者们多把保守主义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过，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确与它的意识形态对手有着极大的不同。保守主义不是一个系统而严密的思想体系。不仅如此，保守主义根本就反对任何系统严密的宏大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理论。因此，不应拿系统、严密、恢弘等标准来衡量保守主义。

在日常用语中，“保守”有许多的歧义，但通常指的是极其谨慎地对待任何变革的心理倾向、气质、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直到19世纪，保守主义才正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确，未成为“主义”的“保守”，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心理倾、心态和品格。保守的对象，几乎可以是任何既有的或已经失去的东西，诸如：财产、地位、权力、生活方式、过去的好时光等等。所以，保守派往往是那些有权、有位、有钱、有势的守旧派。生活在偏远农村的人，尤其是长者和未受教育者由于担心变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也常常表现出一种保守的心态。

“保守”作为一种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守旧”有着根本的区别。保守主义者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九斤老太”，不以为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也从未向往把现实拉回到历史上的某个“黄金时代”。守旧派认为，黄金时代在过去。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传统上是一种“凡是派”：凡是传统的、旧的都是合理的、可取的。激进派认为，黄金时代在未来。他们常常忽视了社会政治传统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传统中所积累的人类智慧，而只是一味地向未来去追求绝对理想的、尽善尽美的秩序。而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则认为，人类从来没有黄金时代，过去不曾有，未来也不会有。

如本书所要说明的，保守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守旧的心态，而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保守主义对世界和人类事务有系统的看法和主张，正是这种系统的看法和主张把保守主义与其它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由于有太多的嫌疑，意识形态这个说法越来越不受欢迎，贬义的用法越来越多。所以，有许多人为了否定保守主义的正当性而指责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厌恶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塑造乌托邦，因为以一些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近现代激进主义政治运动在追求乌托邦的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当这种运动所描绘的乌托邦幻灭之后，人们也试图把意识形态与激进主义一道送入历史垃圾箱。因此，有人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使命都是致力于提供一个被过分美化了的乌托邦。还有一个导致保守主义者拒绝承认保守主义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倾向于用抽象的理念代替活生生的现实，力图用脑子里幻想出来的一揽子方案来解决一切真实的和虚构的社会问题。本书将说明：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矛头针对的正是上述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针对任何乌托邦的冲动，是与任何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

二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伪科学。自高举科学与理性旗帜的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科学来衡量人世间的万物，包括人们的价值观。指责意识形态是伪科学，其实陷入了科学主义的谬误。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是科学，不是伪科学，而是说意识形态与科学无关，科学没有理由成为检验意识形态的尺度。就像指责某种意识形态为伪科学的做法毫无道理一样，把某种意识形态打扮成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做法也是张冠李戴。科学不是万能的，因而没有理由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在涉及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科学的意识形态与伪科学的意识形态之分。衡量一种意识形态优越与否，不是看其中科学的含量，而是看它是否合乎人性，合乎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现实和传统，看它是否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科学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发挥作用，其使命不是要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

所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暗含这种意识形态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或是反科学的。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科学就是科学，两者不相干。既然“主义”与科学是两回完全不同的事情，也就不存在用“科学”的态度和尺度来对待和衡量“主义”的问题。主义之间的比较不能用“科学”作为比较的尺度，指陈一种主义比另一种主义更“科学”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主义是信念，价值取向，及对价值取向的合理性论证。主义与科学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要解决的是价值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事实问题。在这两者之间不应作随意的比附，不能说某种意识形态是科学的，甚至不能把意识形态当作科学来研究，除非是要考察某个意识形态中的某个史实。任何主义都不是科学，也谈不上把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

在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问题上，不是要不要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是只能要科学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自由的问题。按照保守主义的看法，尽管保守主义有特定的主张，但是它尊重每个人选择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某种价值系统、信仰体系，或者说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自由市场”。这就是说，最合理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强行灌输，而是来自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自由的、充分的竞争，就像在商业活动中充分的竞争带来优质产品、优质服务一样。

从20世纪以前英国政治中的保守党与自由党的轮流坐庄，到20世纪初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分天下，到今天左翼的社会主义工党与保守党二分天下，只有保守主义历久不衰。在保守主义政党、政治家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前者为了竞选的胜利可能对正统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作策略性的偏离。这种偏离几乎发生在一切政党与其所拥护的意识形态之间。保守主义不等于保守党，保守党所实行的未必都是本书所阐发的保守主义。这种主义与政党之间的、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在任何主义及其政治载体的政党之间都存在。本书探讨的重点是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各个保守党的主义。

1.5 一般原则与基本信条

保守主义的兴起，不是根基肤浅的、时髦一时的思想游戏，而是有着深厚的哲学思想根基和重大的社会现实关怀。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原则。保守主义虽然反对剧烈的社会变迁，却不排斥自由民主，亦不无原则地“维持现状”。保守主义强调经验的、具体特定的事情，不喜欢一般的、抽象的、先验的原则与范围。尽管保守主义的主张来自具体的政治经验，但它也有自己的一般准则。保守主义绝不止于维持现状，而是致力于用它的信条和标准来批评、改进现状。

尽管对什么是保守主义有众多的分歧，但是数百年来，贯穿整个保守主义思路历程的基本信条和原则却是一贯的：

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保守主义者通常相信存在着一个超越性的、客观的道德秩序。在基督教社会中，这种保守主义信念来自自然法，来自上帝。这个秩序与上帝一样久远，超越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范围。这一道德秩序独立于人对它的意识和看法，包含着实在的、不可变更的、永恒的准绳与原则。是否承认超越的、客观的道德秩序是衡量保守主义者的基本准绳。只有承认存在着客观的道德秩序的人才是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的许多重要的看法，都是从客观的道德秩序的思想中派生出来的。例如，保守主义从其对人性不变的看法和客观的道德秩序的看法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由是人的存在的天然组成部分，政府必须是强大的，能够担负得起维护自由的使命，但同时，又不能强大到危及政府所应捍卫的个人自由、私人的财产和社会的秩序。

社会连续性的原则。保守主义坚持社会连续性的原则。他们相信秩序、正义和自由是漫长而痛苦的社会经验的产物，是多少世纪以来不断尝试、反思和实践的产物。人类社会不是机器，因此，不能像机器那样来加以对待；人类社会是灵魂的共同体，因此，任何社会变革都不能像修理机器那样试图对社会作任意的拼装，而是要尊重历史经验，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任何变革只能是渐进而审慎的变革。像打碎机器一样打碎社会的变革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不仅不是救世的“妙方”，而更是夺命的“灵丹”。

传统的原则。传统凝聚的是先辈的智慧，现代人不论多么高明，都不过如牛顿所说的那样，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传统是理性的边界，告诉人们理性应该受到的限制。保守主义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正统的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是比任何个人和派别远为重要的智慧来源。这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全面而系统的观点，这种观点反映了人们在历史上所积累的经验、思想和在实际事务中被证明为有效的习俗和惯例。若不想靠传统，就只有靠理论。然而，靠理论的代价往往很高，因为越诱人的理论越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的、脱离实际的冥想基础之上的。在以理论为支撑的意识形态中，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靠想象；在以传统为支撑的意识形态中，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靠经验和模仿，少靠创新。柏克本人就是一位务实而重经验的政治实践家，而非闭门造车的文人或哲学家。

审慎的原则。这一原则来自哲学上的怀疑主义。以休谟为代表的、为柏克所继承的经验论怀疑主义强调人的知识局限性，有关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知识尤其如此。人的知识不仅有限而且会出错，审慎的必要性由此产生。保守主义者通常同意柏拉图的这样一个看法，审慎是政治家所应具备的主要美德，任何政治行动都必须顾及其长远的后果，而不仅仅只考虑民众所要求的一时的痛快。相比之下，激进主义者则极不审慎，他们喜欢干“大事业”，总指望一蹴而就地实现他们脑海中所描绘的宏伟蓝图，他们总是想一棍子把他们所设定的“坏人”全部打死。保守主义有句格言，审慎像使徒一样总是不急不缓，三思而行；激进总像魔鬼一样，行色匆匆，风风火火。

多样性的原则。整齐划一的社会注定是违背人性的社会，强求一律本身将使社会发展失去动力。没有多样性，自由就失去了基础，文化和社会生活也会随之陷于贫困。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如孔子所说：同而不和的社会是小人的社会，和而不同才是君子社会。所以，保守主义强调社会对国家的自主性，强调权力在社会中的分散，反对权力的集中。

不完善的原则。保守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总有一些缺陷。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秩序；由于人性中的非理性的可能性，乌托邦的冲动就有可能在一些人的心中占据上风。追求乌托邦的努力总是以灾难而告终。保守主义者所能期待的只能是一个可以容忍的、有序的、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难免会存在着某些罪恶和弊害。在这些罪恶的可能性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因为没有人是至善的。

关于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还可以举出许多：如人性不变的原则、有限政府的原则、自由优先于平等的原则、财产权的原则、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原则等等。另一方面，保守主义一向反对脱离实际的抽象思维，所以，上述的原则和信条不是保守主义的教条，而是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这些立场的解释和运用要参照每个社会的具体实际和特有的传统。这些原则与信条是帮助保守主义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不是禁锢人们思想和创造性的枷锁。也正是这些原则把保守主义者与保守派、守旧派和复古主义者区别开来。保守派到处都有，而只有秉持上述信条的人才是保守主义者。

1.6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保守主义与各种“主义”的关系中，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自由主义是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在西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经常发生冲突，互相指责、相互攻讦的事情屡见不鲜，以致在局外人看来他们之间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为什么这两大意识形态间会不断地发生碰撞呢？难道它们真的是冤家对头吗？其实，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敌视，多是义气之争，而同在自由社会的屋檐下，难免有口角之争、阋墙之时。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绝不小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歧。另一方面，在美国，自由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共和党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民主党版本的自由主义。如哈耶克所言，美国的（民主党）自由主义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左派偷去了。所以，共和党把自己的古典自由主义称作保守主义。

今天，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所呈现的紧张，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只有这两者是意识形态市场上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所以有时难免成为冤家，这就象同一思想和意识形态内部的不同流派之间也常常相互猛烈抨击指责一样；二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自身的蜕变，比如保守主义常常被指责蜕变为守旧主义，自由主义常常被指责蜕变为社会主义，而且不同的人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又有不同的理解；三是国内政治和政策上的考虑，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常常出现明敌实友的情形。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表面上的摩擦往往掩盖了它们之间内部的密切联系。保守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结合。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与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么是自由主义的变种，要么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与保守主义分歧甚大的主要是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有两种形式：一是抽象的自然权利个人主义，二是边沁式的注重功利的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当然不能接受纯粹的个人主义对与历史传统无关的绝对抽象的、先验的个人权利的看法，更是反对把权利与经验及传统区分开来。它也同样不同意功利主义把“社会幸福”当作检验各项制度与政策的最高尺度。所以，保守主义反对的是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所使用的理性主义方法论。

20世纪的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和理性主义性格迫使老派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加入保守主义行列来一同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哈耶克在“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一文中把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柏克、托克维尔所代表的传统首先看作是辉格党人的传统，即自由主义传统，其次才看作是保守主义的传统。所以，哈耶克尽管被奉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却自认为是一位（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一位老辉格派。保守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正如已故的著名学者雷蒙・阿隆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在英国、法国这类自由民主国家中，只有自由派才是真正的保守派。他们只想着保守自由的状态，保守代议制度，保守传统的价值准则，保守欧洲文明的原则。真正的自由派不仅要保守公民的政治自由，而且要保守其经济自由。可见，保守与自由是柏克以来的保守主义的一体两面。所以，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指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受到过柏克精神的浸染。他们都目睹激进主义政治运动对全能政府的追求，对个人自由的践踏，对传统与秩序的破坏，甚至对人类及其本性的威胁。这样，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达到了一致。即在保守主义理想的政治舞台中，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与财产权以及个人在私人领域内的一切权益，均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保守主义的矛头针对的是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并不是针对自由主义，除非这自由主义在哲学上信奉理性主义，在政治行动上追随激进主义。在一个激进的政党中，维护激进传统的保守派取得统治权，这样的政党是否就变成了保守党呢？不，这个政党仍然是激进的党。在正统的保守主义者眼里，其中的保守派仍然是反保守主义的激进派。

保守主义的关键不在于保守与否，而在于保守什么。若撇开了保守的具体对象，保守主义便空洞无物。“保守”是任何人都可能具有的一种天然倾向，并不自动构成“主义”。对于“保守”自身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美国散文家爱默生曾有过生动的描述：“我们在春天和夏天里是改革者，在秋天和冬天却成了守旧派。我们在早晨是改革者，在夜晚是保守者。”柏克创立的保守主义保守对自由亲和的制度，保守对自由友善的传统。在这一点，保守主义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

1.7 对保守主义的诘难

一种主义一旦有了明确的观点也就为人们的指责提供了对象，对其他主义如此，对保守主义也是如此。尤其是在激进主义流行的地方，保守主义受到的指责最多。对保守主义的诘难可以区分为对保守主义的一般原则的诘难，对保守主义不同流派的诘难，甚至是对与保守主义无关的保守派的诘难。对保守主义的诘难通常来自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手，同时，也来自一些保守主义者，以下所归纳的一些诘难，有来自激进主义的、有来自自由主义的，也有来自保守主义者本身的，如哈耶克。他在上面提到的“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一文就对他所以理解的保守主义提出了一大堆指责。奇怪的是，他不喜欢保守主义，却自称为柏克的思想和学说的追随者，与柏克一样自称是“老辉格派”。

保守主义的“罪状”举不胜举。它是受到抨击最多的主义之一。然而，

保守主义的长盛不衰表明，它也是最经得起挑剔的主义。以下罗列的诘难只是对保守主义的批评中的沧海一粟，九牛一毛：

保守主义缺乏系统的学说，自相矛盾，缺乏原则，理论不系统，说理“不科学”；

保守主义缺乏远见，无纲领、对理论有偏见；

保守主义的人性论贬低人的能力，为自私自利辩护，放纵贪婪，主张强存弱汰，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保守主义重视物权，轻视人权，把财产权看得比生命权还重要；

保守主义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和贵族政治倾向，对自由、民主疑虑重重，一些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思想太浓；

保守主义主张维持现行的制度，对穷人的困苦漠不关心，有阶级偏见，导致两极分化；

保守主义反对进步，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不愿意承认、尝试新事物，难免流于守旧、顽固乃致反动；

保守主义重视经济自由、轻视政治自由和其它社会自由；

在当代，保守主义不合时宜，只不过是小业主、小农的意识形态，已过时落伍；

由于保守主义的缺陷，保守党按照《论自由》的作者密尔的说法是“愚笨党”（stupid party），因为它缺乏远见，缺乏智慧，只重实际，只重常识。

以上的指责虽然有些地方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歪曲误解之嫌，但并非全是无中生有。当然，保守主义内部也非纯之又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倾向。保守主义也有常态和变态、正统与旁支之分，有过分与不足的问题。而且，保守主义也的确脆弱与娇贵，在没有自由传统的地方，谈保守极容易走样，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上述有些立场的确就是保守主义的真实立场。其它意识形态在一些看法上的差异属于见仁见智，而不存在观点科学与否的问题。所以，对其中的一些立场，保守主义不会否认，而对其中另一些指责的回应，本书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作展开。

❂保守主义

02

第二章
存在之链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够种太阳。一颗送给南极，一颗送给北冰洋；一颗挂在冬天，一颗挂在晚上。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

——选自当代中国儿童歌曲《种太阳》

前一章指出，保守的倾向与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单纯的“保守”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处世态度，并无系统的学说和主张。易言之，保守主义对世界、对人世间都有其系统的看法，有其明确的哲学基础。

从哲学基础上看，保守主义强调经验的、具体特定的事情，不喜欢整全性的、抽象的理论。尽管保守主义的主张来自具体的政治经验，但它也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世界观和方法论。保守主义也绝不止于维持现状，而是致力于用它的信条和标准来批评、改进现状。

2.1 伟大的存在之链

保守主义者是自然主义者。这意味着人的宇宙与自然的宇宙都是由一个伟大存在之链构成的，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万物的存在之链上的一个环节。在时间序列上，不同的时代也是由因果之链相互连接而成的。人类在大自然的这一存在之链上有一定的自主性。但若要摆脱这一存在之链，成为超自然的存在，或是按照人的意志塑造自然，都是痴心与妄想。

易言之，保守主义相信存在着独立于人的知识和认识的客观实在。其中包含着一些真实的、实在的、不可改变的和永恒的准绳与原理，即客观的真理。对于人的行为和社会政治组织，都要通过这些准绳与原理来加以检验。保守主义是怀着这样一种假定来观察、判断世界的。而这种客观的秩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想使这种客观实在向人的主观意志低头的努力，都是僭妄的自负。换句话说，保守主义承认，有一套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的道德、价值规范。对于这些规范，人们只能尊重它，但不能超越它，更不能否定它。否则，就要付出性命的代价。许多有基督教背景的人认为这种客观秩序起源于神的创造，因此，否定这种秩序就是对神的挑战。而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这种客观的道德秩序来自于事物的本质，或者说“存在的构成”。

根据保守主义的看法，自然秩序的格局与物质的本质是一致的。从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角度看，道德秩序的格局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道德秩序的支柱是正义与自由，支配客观秩序的是自然的法则，支配客观的道德秩序的是自然的道德法则，它们共同构成了自然法体系。这种自然法是人类一切立法背后的高级法（higher law）背景。而对来自自然法和传统的高级法的肯定正是保守主义的精神支柱。所以，面对客观的道德秩序及其背后的法则，人类理性的角色是帮助人们去发现，而不是帮助人们去凭主观意志任意构造。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政治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去发现灵魂与世界中不变的秩序。也正是从这种客观的道德秩序中，人们可以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两个道德基础：在一切权力的背后，不论是个人的、社会的或是国家的权力，都应受到反映自然法的法律的限制和其他权力的制约，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不论他们多么善良、多么聪明，都不应被赋予不受限制、不负责任的权力。保守主义在捍卫自由的传统背后更是要捍卫这一客观的道德秩序，及其背后的高级的价值规范和高一级的法律。

2.2 真理观与无知论

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具有浓厚的怀疑主义色彩。保守主义者通常对人性本善的说法、对进步的可能、对领袖的理性能力、对任何旨在把人们引入“天堂”的乌托邦蓝图都充满疑虑。而这些疑虑都深深地扎根在保守主义的哲学思想之中。

保守主义看待世界的出发点之一，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但是，这些真理不会自动地向人们和盘托出，而是主要靠人类去探索、发现、整理、积累、反思。同时，理解真理离不开传统，离不开不可言说的默会的真理。有些真理被我们掌握了，但我们却说不出来。有些是我们以真理的名义说出来了，却不是真理。有些真理虽然未得到系统的、科学的证明，也被民间接受为真理，尤其是借助传统。如我国中医中的许多验方。

比如说，一位学究，第一次见到一台极为复杂的机器，发现其所有的零件都运转良好，他仍然可能会十分狐疑地指出，“我的确看到这台机器一切运转正常，但它在理论上能正常运转吗？”保守主义认为，只要一台机器在实际中运转正常，它在理论上就一定能运转，只是人们有可能一时没有发现它的运转原理罢了。真理是人们通过传统与经验的途径逐步认识到的。传统是独立思考的向导，从而使得思考能够更接近真理。真理并不总是若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有时候看得见，摸不着，有时候要隔山取火。

对待真理与知识的态度，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一种是全知论，一种是无知论。绝对的全知论断定：所有的知识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其总和是固定的；所有的知识尽管是分散的，但却是可以集中的，并且最终连同终极真理一道被少数（政治）天才所掌握，这意味着一些人凭借着自己的理性禀赋有能力克服无知，最终变成全知全能。知识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被合理地配置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有这样一种妄想：确有某个（些）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相关知识；而且，根据这种巨细无遗的知识可以通过设计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就像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那样。这便是极权政治和计划经济所依据的知识论。

源自于柏克、形成于哈耶克的相对的无知论认为：所有的知识并不构成一个整体，事实和信息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知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总和。对人类来说，未知的领域永远存在；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知识可以交流，可以扩展，但却不可能完全被集中于个别人或个别机构手中，更不可能连同终极真理被个别人所完全掌握；知识是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得到相对有效的分配，才能使创造知识的人得到最为合理的报酬，否则，势必会造成知识闲置和人才浪费，从而侵蚀和压制创造知识的积极性。这正是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所依据的知识论。

保守主义的真理观是建立在相对的无知论的基础之上，与全知论是针锋相对的。保守主义注意到，现代人已经变得十分不愿意承认其在知识上的总体局限性，知识的局限似乎随着科学进步在不断地消失。这种盲目的自信是来自对科学的任务和能力的错误看法，即认为科学是确定具体事实的方法，而且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得我们能够确定和把握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事实。我们知识的局限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克服的，它们的作用恰恰在于使我们认清这种局限。科学和理性都不能帮助我们克服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能够、而且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和掌握全部的知识，人所能掌握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的真正智慧，不仅在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多少，而且更在于意识到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的局限性。

无知究竟是什么？人们可能会说，是缺乏知识的状态。但是，人们在事实上处于无知状态时，却自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巫师与算命先生就特别擅长“知道”他们所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有时，出于（尤其是政治）利害的考虑，权贵绝不愿、也不敢承认自己无知，如安徒生童话中的穿着“新衣”的皇帝。可是承认无知的不可避免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如果有全知的人，如果我们能洞察过去、现在并预见未来的一切的一切，我们也就没有多少自由了。自由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为不可全知、不可预见的事物留下了空间，为我们实现自己的目的提供选择的机会。全知的假定之所以剥夺自由是因为它没有为可错性留下空间，它要求人们始终走少数人所发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那些追求真正自由的人才把自己归入无知者的行列，而那些自封的智者却强制世人放弃自由，追随他们所发现的“终极真理”。

在保守主义看来，全知论还蕴藏着极大的不道德性。当一个人具备能力、并掌握了知识和决定生活目标后，若仍被强制弃其知识和目的而屈从政府的安排，即便由政府来替他的行为负责，他也会失去道德感、成为不道德的人，因为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无知转嫁给政府，要政府替他负责，这无疑是在瓦解个人的道德责任感。若是他被强制按照政府的意图行事，却又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就处于一种不道德的境地。依据无知论，政府应尽可能地把决策权分散开来，否则企图去集中不能集中的知识，被集中起来的不仅不是知识，而且完全有可能是无知。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自由的前提是人们所在的生活环境允许人们做出自由的选择。个人能置身于可以自由运用其知识服务于正当目的的状态。而且只有在个人能够根据其所掌握的有限知识决定其个人的行动时，才有可能有限地利用分散在千百万个人手中的知识。同时只有他自己才能决定其知识用于何种目的时，他才是自由的。相反，若是由政府来决定每个人对知识的运用，乃至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知识、机会和追求，必然会造成对知识的轻视、助长对政治权威的盲从，造成自由因而也包括财富的失落，最终导致秩序的崩解。

所以，保守主义主张，基于无知的不可避免性，没有任何权力中枢能够充分掌握分散在个人手中的全部知识。若是剥夺个人使用这种知识的机会就会因此限制这种知识所可能带来的好处，从而不仅给个人、而且也会给公众造成损失。所以，只有在没有统一目标的秩序中的人才是自由的。若是某一秩序把公共目标强加给个人，并强迫大家去追求这一目标，就只有把个人变成秩序机器上被指定部位的零部件，这样也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自由了，也就妨碍到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市场经济除了其经济职能外，还最佳利用了人类最稀缺的资源――知识，并通过赋予人们以选择和创造的自由，宝贵的知识才得以成为宝贵的财富。

在知识的来源上，保守主义推崇常识和经验，贬抑抽象的理论。社会进步的动力来自集体的经验的积累，不是来自个别领袖、导师或救星的理性能力。社会行动的依据不应是来自抽象的哲学演绎，而是来自具体的实践经验。这些世代相传的累积的经验构成了传统。激进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总是用领袖个人的妄想来替代漫长积累的传统和存在于普通人中的实践智慧，试图按照领袖的思想来改造一切。

2.3 两种知识 一种智慧

因为人的知识总是十分有限的、不完整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靠理性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总是有限的。靠理性能力设计未来的后果总是难以预测，这又反过来使得设计的蓝图本身更加含糊不清。

著名的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发现知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技术性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一种是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技术性知识可以用清晰明确的语言如数据和公式来加以精确地归纳和表述，如工程方案；如菜谱；如自行车零件规格，前后齿轮的大小与链条长度的关系等。

实践性知识是对类似于理解和智慧，无法或者没有必要用精确的数据或公式来表述。例如，学骑自行车的人没有必要了解有关零件规格的详细数据；也没有必要计算出在骑车转弯时，左手或右手应在多少秒内、向车把施加多少公斤的力。一个学骑车的人或许能够计算学会骑车所需要获得的准确数据，但不论计算得多么精确，只要他不到屋外去练习，就永远无法学会骑车。人类几乎在每项活动中都涉及这两类知识，而且要把这两类知识绝对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在不同的领域中，这两类知识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科技发明方面，技术性的知识就必不可少。在另一些领域则不然。好菜谱不等于好厨师。菜谱相同，不同的人炒出菜的美味程度并不相同，其差异正是实践知识造成的。在绘画、音乐创作、演奏、体育运动和社会政治活动方面，实践的知识都格外重要。

技术（性）的知识通过思维、推理、计算可以获得，实践性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在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看来，实践性知识不是知识，不是科学，可以置之不理。一些理性主义者由于过于强调技术性的科技，倾向于一切精确化，用虚构的确定性来替代现实中的不确定性，整天精心地计算历史前进的步伐、发展阶段的更替，认为理性的至上，即是科技的至上。当脑子里的计算与室外的现实不吻合时，他们认为错在室外的现实而不在脑子里的计算。所以，理性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为了弥平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所采行的办法是改造现实以符合脑子里的计算。

理性主义者也许掌握了技术性知识，但是他们忽略了实践性知识，错误地认为仅靠技术性知识就足以让他们治天下。他们通常规定一个远大的社会目标，并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路线。其结果，是不仅没有把旧世界改造好，反而使新世界更糟糕。那些想根据头脑中抽象的理论、原则，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彻底重建世界、来改天换地变换人间的人都是理性主义者，因而也是十分危险的人，因为他们依据的是有限的技术性知识。当把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化约成技术性知识，并以它来指导狂热的政治运动时，就像学车人靠计算向车把施加多大的力来学骑车一样，其荒谬就可想而知了。这使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通过大炼钢铁的办法来赶英超美，得到的却是大饥荒这样的灾难性后果。

在保守主义看来，知识虽有两种，但在社会政治领域，智慧只有一种，这就是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一代代人积累起来，并加以认可的经验和认识。那些掌握技术性知识的人倾向于认为他们能够从这种知识中得到准确无误的指导，这样就可以追求到选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实践性知识却显得有点含而糊之，难以言表。保守主义也极其强调理性的作用，只不过这种理性不是抽象的理性，而是来自经验、传统和习俗的实践理性，或者说，实践的智慧。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诺瓦克（Michael Novak）指出：现实在我们面前并不总是透明的。只有通过研究和体验才能得出有效的看法，由此得到的知识称作智慧比称作科学更贴切。

2.4 理性有底线

理性能力是人为了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选择正确手段的能力，是人类用智力理解和应付现实的有限能力。换句话说，理性是行动者为自己的生存利益规定自己的行动目标，以及在其知识和智慧范围内保持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

理性在人类的历史上似乎从来就是善的化身、褒扬的对象、人类的骄傲。在西方，滥觞于希腊的近现代理性主义总是强调人独特的理性才能，强调人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绝对信任。理性被看作是检查感觉的“海关”，因为“理性的同意”（assent of reason）是人类知识的核心、是非判断的圭臬。人具有两个真正的本原：即肉体和灵魂。被称之为恶的情欲作为只是来自于肉体，而被称之为善的理性只是来自于灵魂。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进步的意义就是通过树立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最高性和完善性来实现人的潜能。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陆思想界普遍对人性，尤其是对人的理性能力，持坚定又乐观的看法，且充满信心。

从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理性主义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在设置理性的立足点上有一个转变。柏拉图为理性设置的立足点是宇宙，他强调的是宇宙的理性（cosmic reason），笛卡尔为理性设置的立足点是能够“思考的我”。在古典理性主义的传统中，理性、真理、至善是三位一体的，理性自身的局限及其与恶的牵联完全被排斥在“智者”（the Sophists）的思考范围之外。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由于强调“我思”，可以指称不同的主体而造成道德和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从而瓦解了作为普世性和至善化身的宇宙理性，但也同样未能表明“理性”自身的局限性，更未能摆脱“理性能够自足自善（self-sufficient）”的误设。相反，由于笛卡尔把“我思”排斥在“怀疑”的对象之外，倒使“我思”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从而打开了通向道德和真理的独断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之门。

笛卡尔以后的法兰西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理性主义运动的代名词。在这种启蒙思想的理性观中，理性树立正义，理性揭示真理，理性确立价值与美德，理性通向至善。法兰西启蒙思想把理性推崇到作为人类社会理想的高度。理性在这一层面上是与社会正义、平等、真理和至善等抽象的价值结为一体的。这些价值又被视为超越任何个人和时代的理性的普遍内容，同时又是个人独立判断和个人自由的基础。理性的这两方面的含义，即理性作为社会理想的普遍理性和理性作为个人自由与独立的个人理性，并不冲突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启蒙运动时代的理性主义者热切向往的目标，是把理想的公正社会建筑在至善、全能的理性之上，同时造就出全新的、杜绝罪恶的的个人。换言之，他们认为，一个理性的社会，应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理性追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普遍理性的价值和理想。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把“理性”在理论上抬到了这一高度，但不等于理性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或有可能达到这一高度。

对认为理性的地位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性是所有人的骄傲和荣誉，恶是出自受本能支配的行为，善是出自受理性支配的行为。理性主义的信条是：理性认为是真，在现实中也必然为真，若是事情出了差错，那一定是现实社会出了差错，而不是个人理性出了差错。因此，必须按照个人的理性（表现为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世界，即现实必须服从理性。可见，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理性享受了对恶的豁免。他们认为，恶绝不会来自个人的理性，只能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环境。

尽管理性主义者对人的理性持乐观信任的态度，但是包含在人类理性中的善的力量比理性主义者所理解的要小得多。要把人的理性从其与自然生命的有机相关性的天然冲动中分离出来是作不到的，因为这种冲动是大自然赋予的。此外，人类的理性作为一种审慎行动的能力常常充当作恶的高级工具。这种作恶的能力与人的理性能力成正比。一个人越睿智，他作恶的潜能也越大；科学技术越先进，其充当杀人机器也可能越有效。事实上，人的理性是恶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理性作为人的禀赋，其目的就是去成就、导引情欲，而不是让情欲去服从理性，更不是让理性去阻碍、消灭情欲。

然而，经验主义哲学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已令人信服地表明：理性并不能使人免除偏见，盲从理性倒反而加剧偏见。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人的理性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而且人的理性应该受到限制以免无限膨胀。保守主义对理性主义理性的批判，并非是要否定理性在人性及人的境况中的地位，更不是主张要用非理性来代替，而是要正视理性的局限性。不要过分夸大理性的能力，这或许是珍视理性的最好办法。因为理性对人类的生存非常宝贵，所以，对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理性都要格外珍惜，尤其是要尊重传统，因为传统中蕴涵着人类世世代代一点点累积下来、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储蓄起来的理性。否定传统，就上述层面而言，无疑是对人类理性遗产的极大的斫丧。

人是理性的动物，但这并不能确保人不作出非理性的行为，更不能确保人的行为总是受到其理性的牢固控制，最不能确保的是受理性支配的行为全是善行不是恶行。另一方面，人尽管有种种缺陷和不足，但仍是理性的动物。若把人看成是纯粹理性的动物就等于剥夺了人的其他特性。人的理性来自于人的本性，而在本质上人又是血肉之躯。人既是作为理性之躯的存在，又是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所以理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理性属于与动物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那一种生命的存在。

与理性主义对理性的盲目乐观相反，许多保守主义思想家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理性的能力及其局限。他们常常把理性能力的局限与人的理性作为来自上帝的礼物联系起来，这也意味着理性必须得到尊重，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理性能力同上帝的全能相比总是十分渺小的。所以，作为凡人，任何人都不具备变人间为天堂的绝对的理性能力，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处于他人的理性能力的绝对支配之下。理性并不能总是压制情欲与野心，但是情欲与野心也不能完全淹没人的理性。不论是过分夸大人的理性能力，特别是少数人的理性能力，还是彻底否定人的理性能力，尤其是多数人的理性能力，都将导致专制与极权。理性是黑暗世界中微弱的烛光，它绝无能力照亮整个宇宙，但是只要使用得当就足以使人绕过深渊。把理性的烛光当作照亮宇宙的太阳是空想，把理性的烛光当作昆虫身上的萤火，因其微弱而任意踏灭，则是残忍。所以，不恰当地对待人的理性能力，或夸大、或贬低，都将殊途而同归于对人的理性的泯灭和对人的政治专制。

保守主义认为，人的理性不仅有限，而且是人所有的众多的禀赋中的一部分，所以它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要与人的其他禀赋、人类累积的智慧和人类的现实生活共同发生作用。只有现实与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与其他的禀赋结合才能发挥大于两者之和的作用。

保守主义认为至善的人和至善的社会，不仅不存在，而且是不可能实现的。阻止人们达到至善的客观因素正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保守主义怀着极其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人类理性的不足，来批评对理性的崇拜，尤其是对抽象性的崇拜。这种崇拜认为，人的理性足以使人类找到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永恒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其实根据人类有限的理性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不论就宇宙、还是就人自身而言，许多领域对人来说仍然是未知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理性能力的确有大小高低之分，但是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其理性也是相当有限的，而且这种聪明、自负的理性与他所要达到的境界更是相距千里。在人性的诸多成份中，理性在与其他成份的搏斗中并不总是占上风，所以，如休谟所言，理性不过是情欲的工具。理性不仅不是国王，反而常常是情欲与情绪的奴婢。人类固然从其独有的理性能力中受益良多，但这决不意味着理性万能，更不意味着理性占了情欲与情绪以及传统和习俗的上风。理性帮助人类征服了自然界的众多难题，但是却远未征服人的情欲自身，永远也不可能。

保守主义认为，理性绝不仅仅是人类的先天的禀赋，更是在人类自身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人类实践智慧的结晶。人的理性，就像人本身一样，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理性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与人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联系。离开了后者，抽象的理性几乎是空洞无物，或荒诞不经，至少在人的社会实践领域是如此。当然， 保守主义并不认为人的理性毫无作为，发挥人的理性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充分尊重这种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人们必须尊重先辈的智慧，尊重传统、习俗和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人类理性能力的不足，才能把理性的作用发挥到恰如其分的地步。

人性的不完善还来自于人类理性能力的局限性。保守主义相信，这个世界极其复杂，非人类的理性能力，尤其是非少数人的理性能力所能全面掌握，所以保守主义对那些抽象的观念和系统的思想，以及救世主般的政治领袖，总是持极其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些思想和人物常常声称，他们已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并制定出相应的行动方案。而保守主义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保守主义者宁愿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经验和现实之上，他们用审慎和务实的态度来认识这个世界，而尽可能避免对它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造。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人类有能力玩这个世界于股掌之间，能够任意地摧毁或是塑造这个世界。保守主义认为，这样的念头既狂妄，又误导。当抽象的高调政治理想要求人们按照其所提供的蓝图摧毁旧世界、重建新世界时，就更加危险了。所以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乌托邦式的革命所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它们所要消灭的灾难。而保守主义最关心的是治病的药方是否比疾病本身危害更大。

2.5 理性主义的僭妄 激进主义的谬误

人类的政治思想中始终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理性主义的倾向，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倾向。理性主义（rationalism，又称唯理主义）倾向于认定，人们头脑中抽象的、想象的法则和原理可以用于现实世界。在近代政治中，许多理性主义政治家试图把现实世界塞入其对人的行为持过于简单化看法的理想蓝图。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政治的理性主义倒错。现实主义认定，政治家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服从于头脑中抽象的空想。

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相信人的理性禀赋，尤其是某些领袖人物的理性禀赋赋予他们率领人民改造自然（与天地斗）的无限能力，和改造人类社会（与人斗）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社会制度如果不是出自人的理性设计，就不可能服务于人的目的，正是理性使人类的全知与全能成为可能。

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是硬币的两面。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激进主义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爱走极端，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必由之路，两者相反而相通。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有许多幻想，其中最大的幻想就是让宇宙万物屈从统治者的意志，“叫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战天天低头，斗地地献粮”，“为万世开太平”，“敢叫日月换新天”，“种太阳”，“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等等。这些口号和追求极中听而极不中用。他们根本看不到抽象的空想世界与现实的经验世界在本质上有截然不同之处。他们太盲目乐观，以致于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理论需要经验来检验。他们不是根据一个现实中的缺陷来寻找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而是根据头脑中的幻象来寻找现实世界中的缺陷，并提出让现实服从于空想的实施手段。

所以，理性主义与乌托邦是一对孪生子。理性主义不仅助长了空想主义，而且空想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是根据人的实际状况来看待人，而是根据他们自己头脑中的抽象的尺度，以经济地位不同为名来把人群划成不同的阶级和派别。所以，理性主义在实践中经常导致政治专制。理性主义者通常十分狂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真正了解每个人的需求、宇宙的奥秘，掌握了通向极乐世界的大门的钥匙。他们误以为对他们有利的、为他们欢喜的社会制度安排对其他人也同样有利，因而也必须为其他人所接受。如果有人表示异议，不是他们自己错了，而只能是这些异议者错了。当理性主义者掌握政权，并把他们的这种观点强加给社会之后，就只能带来专制。

理性主义也许有高尚的动机，但是这种改造人类命运和完善社会的理性主义的空想的企图，注定会害大于利。保守主义者认定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是从现实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头脑中抽象的原理出发；他们根据问题自身的性质来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根据头脑中抽象的理想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检验一种政治制度和政府行为，不是看其设计者和运作者的动机，而是看其实际运作方式和效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情莫过于给一切行为披上一件高尚动机的外衣，而困难的是，这些目标的实现手段及其后果必须同样正当、可取。

理性主义的动机论与保守主义的效果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理性主义相信，有善良的意图就足矣。如果善良的意图在实践过程中出了差错，责任肯定在他人，而不在善良意图的发明者。保守主义的效果论认为，一种意图不论多么善良都是不够的，如果一种善良的意图在实践过程中出了差错，这种意图和实现方式本身都可能有问题。越是善良的意图，越有要求改变人性的苛刻条件，所以，出差错的可能性就越大。理性主义的诊断是，问题不在于这种善良的意图有无问题，而在于普通百姓们对其改造人性的方案的抵制。保守主义的看法则是，如果一个善良意图所要求的条件太苛刻，那么，这种意图本身就有问题，责任不在于民众拒绝被改造，而在于这种善良的意图对人的天然本性这一客观现实提出的要求太多。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时的善良意图是否还善良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现实中，恰恰是这种来自文人空想家们的善良意图构成了对普通人的自由的最大威胁。

理性主义、激进主义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再用乌托邦的理想改造人，以暴力为手段强制人，断定理想的社会只能通过暴力从外部强加。而保守主义深信，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和有代价的。因为人的知识总是十分有限的、不完整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靠理性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总是有限的。靠理性能力设计未来的后果总是难以预测。人世间永远不可能达到至善的境界，永远不存在没有缺陷的东西。保守的经验主义因此拒绝终极目的、拒绝对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整体性解决办法。保守主义虽然并不像非理性主义那样彻底否定人类的理性，但对无限夸大人类理性的建构的理性主义持彻底的否定态度。由于不可克服的无知，人类不可能建立一个一切从零开始的全新社会，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渐进的努力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从而自发地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

2.6 容忍小恶 止于至善

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冥冥之中有一个至善至美、完美无缺的整体社会制度，它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缺陷或不足，并深信这种制度终将有一天会实现。。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现世的任何社会制度，不论比自己的优越多少，都仍然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与不足。你跟他提到任何一种制度，他的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反应都是：这个制度不好，因为它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远非尽善尽美。

既然人类自身不是完美无缺的，那么由凡人组成的任何现实的社会都是不完善的，混杂着善与恶。没有尽善尽美的社会，也就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对已有的善要小心保存，对现实中的恶要认真医治。激进主义不能区分已有的善和不可消灭的恶，一方面把旧秩序的一切都当作恶，主张除恶务净。另一方面，又用更大的恶来取代原有的大善和小恶。激进主义要在擦净一切旧社会痕迹的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念头不仅是空想，而且残忍。因为这样做，就要求把一切携带旧世界痕迹的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而这种痕迹到头来在每个来自旧社会的人和生在新社会的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而且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起来，这些权力不是集中在其他什么组织之手，而是集中在以强权为后盾的国家之手。理性主义的终极政治恶果便是在20世纪达到顶峰的极权主义。

仇视罪恶的人往往也不大热爱人类，道德的纯洁中往往撒进了专制的种子。激进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是千禧年式的、福音式的，希望涤平旧秩序，用一种新的正义的秩序来取代它，并最终实现正义和和平。它带着宗教式的狂热，厌烦温和的政治手段，特别仇视传统的法律与制度。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政治运动总是以发誓荡平小恶始，以招致史无前例的极恶终。这些失败的尝试表明，在人世间造就天堂是绝对不可能的，把人间变成地狱却是屡见不鲜的。

保守主义的确有某种斯多噶主义的态度，他们宁愿忍受现有的他们所熟悉的那些魔鬼，而不愿意去遭遇新的难以驯服的撒旦；容忍眼前的小恶，而从不妄想去追求至善。而以理性主义为指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却不断地用新的更大的罪恶来代替旧的较小的罪恶。20世纪的极权主义风暴验证了审慎的必要。自由的制度和自由的传统是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自然形成的，是无数实践智慧的凝聚，绝非出自某一个人一时之冥想。（参见§4.1）所以，保守主义反对任何乌托邦式的整体蓝图。保守主义容忍小恶，止步于至善。

2.7 意图伦理，还是责任伦理？

保守主义对高调理想和对脱离实际的空想的愤慨，保守主义对空谈高调理想的文人的轻蔑，在以下的言辞中跃然纸上：“观念，虽然总是现实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已获得了比现实更大的影响力。这个文明时代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是：人类的事务是由各种观念支配着，而且它们还大模大样地凌驾在不容抹杀的事实之上。更不用说这些观念中有虚假的、行不通的、甚至有些连其官方的卫道士都不再信奉的。有些观念极具破坏性、十分残忍、而且很不切合实际，但却仍有很多精英对之忠贞不渝，因为这些观念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这方面的经验记录似乎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此类的观念还有一定的诱惑力。有些人靠制造观念和符号为生。这类人已完全被上述观念的虚伪性和荒谬性所蛊惑，并被格外授权去把这些观念强加给那些不幸的人。”（诺瓦克：《民主资本主义的的精神》）保守主义判断政治理论和社会公共政策，看的是其后果，不是其意图，更不论意图多么美妙。

观念会产生后果，坏的观念会产生坏的后果。理性主义思想中最令人不安的倾向就是它试图把观念与经验世界隔离开来。抽象的观念并不扎根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之中，而是扎根在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们、空想家们的脑海之中。这是不是说脑子里有脱离现实的观念就是一个错误呢？答案是，至少并不总是如此。自由社会中文人空想家的危害远远小于专制社会中文人空想家们的危害。在一个自由的世界中，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有害的观念很容易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中被否定，这时的空想就会变成无害的空想。在专制社会中，这些人一旦得道就势不可挡。

文人是一群特别喜欢进行政治冒险与奇谈的社会群体，他们常常被新奇的观念所迷惑，被旧事物所困扰。文人总是在不断地编造关于这个世界的种种新奇的理论，致力于寻找至善的理论，至善的社会，总是试图消除并超越现有理论和现实的一切癖疵和污点，向往至纯的真空境界。但他们自身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却极其贫乏。从认识论上看，关于政治的智慧需要长期而多样的政治体验，即使是最精致的理论也代替不了这种体验。道德的问题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复杂的。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需要了解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卷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不乏聪明的傻瓜、甚至是危险的傻瓜。这些人极其骄傲而自负、妄自尊大，总是迫不及待地宣告旧思想、旧制度的破产，宣告自己所发明、所崇尚的新思想、新理想的诞生。

这类文人往往是理想与灾难的双重化身。说他们有“理想”，是因为他们毕生致力于去做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并竟能为这样的事业编造出一套套动听的、蛊惑性的、甚至是天衣无缝的宏大理论和意识形态；说他们是“灾难”，是因为他们要用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些理论，并在20世纪长期得手，使生灵备受涂炭，文明屡遭践踏。

文人们常常冥想出一套原则，用这一套抽象的原则来度量现实的社会，使外部世界的复杂现实屈就于自己脑子里的抽象宇宙，然后找出这个社会的重大缺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用暴力把这样的旧制度推翻。这类文人还常常给其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同时，以进行科学实验的态度来进行政治实验。在这样的实验中，人被他们摆在了由他们任意搬动的物的位置上。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泯灭。针对这些崇尚其个人理性能力的文人们，托克维尔单刀直入地指出：这些人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文人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普通人的实践智慧缺乏信心。他们所找到的理想世界只不过更多地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托克维尔认为，包括已称为“革命家”在内的这些文人们，偏爱粗略的判断、呆板的立法制度和一种迂腐的对称；同样也轻视严厉的事实；对以新奇、别出心裁、自成一格的方式改造制度有著同样的趣味；对于按照逻辑的法则和一种预想的体制去重建整个社会结构，而不是尝试修正该结构中的错误部分有着同样的愿望。其结果便是除了灾难外一无所获。因为文人学者身上的优点在政治家身上或许就是邪恶，产生伟大文学作品的品质却能导致灾难性的革命。

托克维尔认为，甚至雅各宾党人的语言“基本上也是从他们读过的书籍中借取的；这种语言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华而不实的言词、抽象的词汇以及陈腔滥调和书卷气十足的措辞”。托克维尔以揶揄的口吻断言：“事实上，要想成为小小文人，雅各宾党人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只不过是更多一些拼写单词的知识。”今天的一些文人又何尝不是依然如此呢？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并不是一位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但是他在《作为政治的志业》一文中论述过支配政治的两种伦理及其差别，却与保守主义的道德哲学完全一致。这就是意图（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分野。意图伦理是关怀最终目的的伦理，其关键是保持意图（心志）的纯真，而不考虑行为的后果。对秉持这种伦理的人而言，只要意图是对的，行为就是对的，结果如何，他不负责。只要目的纯正伟大，为了达到这个纯正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因目的愈伟大愈可以不择手段。一为了使世界变得永远美好无缺，为了使一切不道德与不公正的手段都再没有被使用的可能，有理由（最后一次）使用不道德、甚至是野蛮的手段来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终极的理想。其结果却与其初衷相反，终极的理想变成了安魂的口号与野蛮的统治工具。依据责任伦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把自己的意图定得十全十美，并不能使世界变得十全十美。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应考虑其可以预见的后果，并为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支配公共领域的道德应该是责任伦理。换句话说，处理公共事务不能仅从心正意诚出发，而是要从对公民所承担的责任出发，从尊重每个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主权出发。所以，属修身齐家范围的可以随心所欲，但在治理国家这样的公共领域就不能以己之所欲施诸天下。

文人通常容易受意图伦理支配，一心向往自己认定的好事，而不管它给民众带来什么后果。这种人，如由高调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激进主义）皈依审慎的经验主义的顾准所指出的，“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伪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而这终极目的正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激进主义在公共领域高扬高调的理想主义，意图与心志就是一切。保守主义在公共领域主张经验主义，一切以现实（而非意图、心志）为依归。责任高于意图，效果重于心志。在这种意义上，由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是激进的理性主义向保守的自由主义的转变。

文人们应该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总想发明一种空前绝后的无缺陷的“货色”，总以为自己比民众更擅长找到、并实现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乃至迫不急待地强迫他人与其分享这一理想。文人的确有一种长处，即他们能比民众更快捷而准确地指出任何一种现有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的缺陷和弊端，但若因此便认为自己有能力发明一种克服了一切缺陷或弊端的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所以，文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思维方式，不要把自己的好恶标准推行于公共领域，特别是在讨论治理国家等公共事务领域的问题时一定要秉持责任伦理。保守主义始终认为，现实，而不是观念，才是一切政治理念和社会行动的最终仲裁者。

文人的可贵之处本在于他们是个人价值和个人理想的守护者。的确，让渡出拥有个人理想的权利是失职。面对高调的理想主义转变为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和野蛮的专制主义的困境，他们的出路有两条：一是修补或重建这种高调理想主义，继续西西弗斯式未竟的、徒劳的事业；二是彻底放弃这种高调的理想主义，把追求理想的权利还给每一位普通的公民，使公共的权力彻底退出由个人自治的私人事务领域，把理想的特权还原成理想的平等权利，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升起自己理想的风帆。保守主义的建议是后者。

❂保守主义

03

第三章
人，不变的本性

我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摘自一位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上的自我批判文章

一切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都是建立在某种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对人性的不同看法把不同的政治学说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有着特定内容的人性论是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常常被看作是关于人类不完善本性的哲学。而其他的意识形态则常常假设人性本善的看法，或者在理想的社会环境中人性能够完善。这种念头在保守主义看来是理想主义的梦幻。保守主义对人性的确比较悲观，认为人性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阴暗面，在没有约束、没有法律与秩序的状态下表现更甚。保守主义坚信，人性是不完善的，而且是不可完善的。这一命题意味着，不完善的人只能造就不完善的制度。不完善的人通过漫长的点滴积累，才获得了足够的智慧来找到一套适合其本性的社会制度。在不完善的现实与至善的理想之间，保守主义基于其在人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当然选择现实中的不完善。归结起来，保守主义对人类是热爱的，对人性是不信任的。

3.1 虚与实

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虚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有其实实在在的内涵。从古典的希腊时代，到近代的苏格兰启蒙时代，在西方的思想史中对人性的存在一直是十分肯定的。人性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奥勒留、西塞罗，英国近代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先驱们如大卫・休漠、亚当・斯密、埃德蒙・柏克笔下经常出现的字眼。

作为英国保守主义先驱人物的大卫・休谟在其著名的《人性论》一书中写到：“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人性尽管在人类的历史中不断展开，但是其内核却是永恒不变的。无论在何时何处，尽管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人性的内涵和作用仍然是没有变化的。作为英国辉格党的早期理论家，柏克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休谟的观点，主张人有实在的、不变的本性。他在致斯密的信中写到：“人的本性总是一成不变的。”他坚信，人的本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然而然的，不是我们所能修改的，它与天地同久，与日月同辉。《为保守主义辩护》的作者约翰・凯克斯这样给人性下定义：人性是由普遍的人类特征、社会上不变的特征和历史上恒常的特征组成的。

否定人性的最早苗头，出现在大革命前法兰西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趋向中。由笛卡尔式的怀疑主义为之铺垫认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并不直接否定人性的存在，而是提出通过理性的运用可以对人性加以改造的命题。既然人性的内涵可以更换，既然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本性，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没有自在的、不为外界所改变的本性。理性主义的这种人性可变论为后来的激进主义政治运动改造人性的努力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诱导出后来的存在主义思潮对人性的彻底否定。

对“人有本性”命题的另一个有力挑战来自洛克所倡导的经验哲学。洛克的思想中有一道奇怪而深深的断裂带。洛克的政治哲学鼓吹人的自由、幸福、平等和财产权，且不反对有实在人性存在的命题。可是他的经验哲学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人性及上述价值的看法。虽然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是对立的，但这一经验论不能为把握实在的“人性”提供经验的证据，也不能为与人性相关的价值，如自由、尊严、平等、正义、博爱、权利、宽容等提供经验的论证。他的著名的“白板说”更是为后来的理性主义者、科学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家否定人性的存在提供了最具有误导性的诱惑。

其实，经验的方法是用来处理与事实有关的问题的，不能为人性及相关的价值，如自由、尊严等提供论证。它把凡是经验的方法不能论证的东西视为不存在的东西。但是，经验的方法不能研究处理特别是像人性、自由、尊严这样的问题。而且，现有的经验方法也不能证明“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因果关联。可是这并不表明两者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联，也不表明未来的经验方法永远不能证明两者间的联系。经验也不是像经验论所标榜的那样是知识的唯一绝对的来源。保守主义与洛克在人性上的这一分歧，后来常常被看成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赞同洛克的白板说，更多的自由主义者在人性的问题上，认同保守主义的立场。

存在主义则代表了当代左右激进主义学者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来否定人性的另一种尝试。存在主义把人看作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人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因此也就没有作为一定之规的人性。存在主义的左翼代表人物萨特等人认为人性的概念是可有可无的。在萨特看来，人性的概念意味着人不过是一个可以从外部加以认识的东西（如石头）。可是，这就像要我们从自己的影子上跳过去一样，绝对做不到。因为人性对于人与石头对于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石头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人性却不是。存在主义否定先于个人的普遍人性的存在，认为世界上并无所谓人之本性的东西。没有一般的人，只有许许多多单个的人，即存在于历史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许多单个的、集体的人。正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人道（文）主义》中所宣称的：人性是没有的，因为……人就是人，我们无法在每个人身上找到可以称为人性的普遍本质，人先于一切而存在，当然也先于人的本性。换句话说，人性是虚设的，人性的外壳里面是空空荡荡的。

存在主义强调个人的存在，反对普遍的本性，这样不仅把单个的人与社会的人或整个人类对立起来，而且把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割裂开来，从而把人看成是脱离自然、脱离社会、完全孤立的个体，这更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存在与本质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此，任何人都离不开人的一般特征。同样，没有离开本质的存在，也没有离开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本质的存在，本质是存在的本质。换言之，没有无本质的存在，也没有无存在的本质。萨特把存在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的基石是人不仅有个别的本性，而且也有其普遍的本性。没有普遍的人性，也就不可能有普遍的人道，因而反对人性的学说就不可能是人道主义的学说。

像存在主义那样，在哲学上对人性存在的怀疑可以展现出怀疑者的批判力，而且在对人性的否定之后可能感觉十分轻松。但是，否定人性、掏空人性的政治哲学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上，就有可能产生十分不轻松的、甚至是可悲的后果。哲学与政治哲学不是一回事，哲学与政治更不是一回事。

与上述否定不变人性的虚无人性论相反，保守主义认为，人性到处是一样的。它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所隐蔽，但不能为它们所磨灭。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人的本性发生变化，在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的本性发生差异。有些倾向是人的本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这些倾向改变了，本性便不再成其为本性了。人性的天然构成是相对稳定的，不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那些被社会、文化所决定或改变的东西，并不是人的本性，只是人性的表现而已。人性在展开时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能理解成是人性的一个缺点，更不暗示，人能够、而且将会在某一天获得确定性。与动物不同的是，人在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即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个预先建立的进程。大自然似乎只造就完了一半就让人上路了，并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和社会去完成。

与激进主义相比，保守主义对人性的看法更现实，也更悲观。激进主义对人性的看法通常过于乐观从而误入歧途。它错误地认为，人性是可塑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通过外在的努力，人性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激进主义强调人的理性和潜能的无限，而保守主义则强调人的潜能和理性的局限。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如果人在本性上就坏，那么，政府越大越集权，当道的坏人、压迫你的坏人就越多；如果人人天性本善，都是天使，那么政府越大就越多余。大政府不仅意味着社会上的坏人多，而且意味着政府里的坏人多。人性不是中心空虚、可以任意填塞的空壳，而是有其实实在在的、一成不变的内核。不合乎人性的政制注定要失败。

3.2 性善论的狡计

与虚无主义人性论密切相关的、十分动听的性善学说固然满足了人们对善事物的期许，而且在动机伦理上无懈可击，但是，对善的事物的追求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在对待人性问题上更要审慎。善良的动机未必会带来善良的结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在保守主义看来，性善论不过是一个狡计而已。

性善论的狡诈在于它既可以是一种事实判断，又可以是一种价值判断。相比之下，性恶论只能是事实判断，因为没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来公开主张人应该作恶。性善论还具有某种伪合理性：即使有事实表明人在本性上并非像性善论所断言的那么善，但要求人们行善的主张总不会是什么过错吧？要人行善本身当然没有过错，但却并非每一种让人行善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

性善论中所隐含的是，人必须向善。这种必善的逻辑为统治者以求善为借口来改造（实则是扭曲）人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性善论通过把人性道德化成全了善的狡计：以动机而言，强调性善是可取的；但是，以结果而言，强调实然的性善会放松对人（尤其是统治者）作恶的可能保持必要的警惕和制度上的预防。而强调应然的善则有可能导致在提升人性中使用强制手段。

人在本性上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既不是一心利他的，也不是一味自私的；既不是好战的，也不是一味苟且的；既没有天生的罪恶，也没有天生的美德。所有这些都不是人性的固有特征，只不过是潜在的倾向。

性善论不仅可能会导致放松对人性的警惕，而且也与性恶论一样，可能导致用强制的手段改造人性。而且，性善论与性恶论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政治后果。若是把性善说当作一种应然判断，即无论如何要不惜任何代价使人向善，那么，这意味着在现实中有可能采取一种扭曲人性的方法，强制地把人人提升到至善的地步。而性恶说可能意味着人性本来就是恶的，所以，对待人只能以毒攻毒，而不应有任何怜悯之心。所以礼教杀人往往来自于性善说，而纳粹的种族灭绝则来自于性恶说，这两种不同的人性学说在政治行动上如出一辙。就像人不能设计和造就自己的生活一样，人类也不能凭空设计、创造一个至善的理想社会。不完善的统治者不可能有能力、有智慧使芸芸众生变成至善的、尧舜式的人。

因此，激进主义的人性观错就错在认为人性是空虚的，因而可以任意填充、任意塑造，或是像是一张可以任意涂抹擦写的“白纸”。根据这种人性观来制定改造社会的方案，更是错上加错。所以，基于人性的不完善，审慎的政治家所能努力的方向只能是使得人类的生活更能被人所容忍，而不是迈向根本不存在的至善社会。人类的每一个进步本身都充满挫折，需要付出代价，甚至带来新的、更为棘手的难题。遏制人性中罪恶部分的那些制度安排，如公平的司法制度，的确可以有效地制止大恶，可以使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即使是这些制度本身仍然不能使人臻于至善，更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在保守主义看来，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人性中的问题，而不是外在的、可变革的社会结构的产物。

3.3 恶从哪里来？

人非性本善，但这并不是说，人不可能行善，或是人不可能具备某种美德；人非性本恶，这也并不意味着人可能永远只行善不作恶，会远离一切恶德。善与恶的可能性均潜藏在人性之中。

在人性与人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方面，保守主义的看法是，人性是善恶的来源，社会制度则是善或恶自身，而不是来源。恶的社会制度是人性中恶的可能性的物质化。新保守主义政治家、美国已故前总统里根把一些极权国家称作“邪恶帝国”（Evil Empire），是因为这样的帝国充斥着骇人听闻的恶行，并为人性中恶的潜力提供了舞台，使该帝国变成了“恶的舞台”。当然，即使在“善的王国”，只要人享受的只是那么一点点自由（除非是受到严加看守的死囚），只要生存冲突存在，恶现象就随时可能发生。人性是恶的来源，人的况境（human conditions）是恶的条件，人类事务中的恶是人性与人境的结合。道德之恶站在人的本性和人之环境的交叉点上。人性自身不是恶，而只是恶的一种来源。

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激进主义者相信正是社会才是恶的唯一来源，正是恶劣的社会环境和罪恶的社会制度才使人腐败堕落。像卢梭那样崇尚野蛮、崇尚自然状态及其中的自然人，也是对传统及其所凝聚的实践智慧的另一种形式的否定。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表明，刚脱离自然状态的人是美好的，正是后来的文明使之堕落。而回到过去的某个起点，还是迈向某个确定不移的终点，却都不过是乌托邦的念头。在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上，卢梭在该书中认为，人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于其可改造性，或者说可完善性。另一位法兰西启蒙学者霍尔巴赫认为，人类是邪恶的，但并非是天生邪恶，而是环境使之如此。

事实上，人类社会只不过是恶行发生的一个场所。可以说，环境只不过为恶的发生提供了某种“机缘”，却并不能在人身上注入恶的种子。所以恶的源泉在于个人，而不在于社会。恶来自人的群居生活，而人在进入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中是善的。这种看法是颠因为果。如果这种看法是真的话，那么罪恶的社会又是来自什么地方呢？社会是由人所构成的，追究起来最终还是只能把人看作恶的正式来源，而不是社会。这些人错了，因为他们否定人的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是恶的可能来源。如果社会是恶的，那么其恶行来自于人，而不是相反。恶的来源不在宇宙之中，而是在人这种理性动物的本性之中。

在信仰基督教的保守主义者看来，原罪的概念最恰当地表达了人性中内在的恶的可能。有人甚至认为，原罪是人性的“隐喻”。这意味着恶的可能对于人来说是先天的，而且不是通过人的后天的努力就能彻底消除的，即使是那些没有基督教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也认为人天生是不完善的。而在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保守主义者看来，保守主义本身则是原罪思想的政治世俗化。由于看到人性中内在的缺陷和限制，保守主义不相信人是可以达到至善的。人作为一种具体的存在形式，其本身就排除了至善的可能，因为任何具体的存在总是有缺陷的。

保守主义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改进人类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又断然拒绝社会或人可以达到至善的念头。它永远也不能相信那些企图设计社会的乌托邦思路和改造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方案，不论这种方案的依据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理念，还是依据科学和运筹工程。所以“计划”这类的概念在保守主义的思想库中没有一席之地。不论计划者的动机多么善良、多么人道，但是把个人当作棋子或零件一样任意配置的做法本身就是对个人的尊严、价值与自由的否定。

3.4 人性不是机器

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在传统上都强调通过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去改变人的本性。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开始把人性看作是变化着的人性，即从人与变化着的外部社会环境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人性，把人性看作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也有人甚至断言：既然世界是运动着的和变化着的，那么人性也必然总是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所以，以卢梭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和无止境的社会进步，持一种世界向善论（meliorism），相信通过教育、积极的立法、改变环境，可以使凡人变成圣人，否认人性中想作恶与施暴的天然倾向。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呼吁：“为了把人的本性诚实恢复到原来的纯洁和坚强程度，道德必须利用一切规则，努力使人变善，同时要完全从考虑他们的真正幸福出发。”

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认为，人的罪恶行为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要消灭人的恶性，就必须消除产生这种恶性的社会环境。所以他说：就目前表现出罪恶的种种性格而论，过错显然不在于个人，问题在于培养个人的制度有缺点。消除那种容易使人产生罪恶的环境，罪恶就不会产生；代之以适于养成守秩序、讲规矩，克己稳重、勤勉耐劳等习惯的环境，这些品德也就可以形成。既然人的善与恶之性，都是由社会环境教育形成的，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和品德，那么社会“运用适当的方法可以为任何社会以至整个世界造成任何一种普遍的性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从最愚昧的到最有教养的性格”。人性和人的性格是由社会而形成的，因此，只要采用一种适当的、有效的方法，就可以造就、培养成普遍的、相同的本性和性格。所以欧文说：“除开在宇宙间一切化合物中永远可以找到的细微的差别以外，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完全相同的；它是毫无例外地、普遍地可以改造的。”欧文认为，人的本性、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不存在天生的坏人和恶人。因此，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发展的环境。

保守主义则强调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其内在的局限性。人性和人的基本况境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与今、东与西始终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正是人性的平等和人性的不变，我们才可能在这里谈人性，谈它们与政治的关系。人性内部，尤其是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间可能呈现动态的过程，但这未必一定意味着人性是不断变化的、漂泊不定的。人的本性在根本特征上没有可塑性，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根本特征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差异，只是这些特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的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

但是对人性固定不变持否定态度的人却不这么看。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文接受洛克的观点，认为人心最初是一个白板，其定理是人的所有知识都是后来的经验的产物。人的本性是教育的产物。无政府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看法不过是理性主义人性观的延伸，即人在本性上是善良的，而且通过改造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人性堕落是由社会造成的，生存竞争是可以取消的。变化的人性意味着：人与人的价值与尊严不同，是“人”的程度不同，因而享受“人”的权利不等。人就是人，哪怕是白痴，作为人的价值与他人也是同等的。

普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都确信，人在本质上都是善良的、关心社会的，并确信只是国家及其制度机构一开始腐蚀了他们。他们认为，人类具有很深的合群本能，而且在用暴力摧毁有组织的政府以后，他们能够在一个自由、和平与和谐的完美制度下共同生活。为取代强制性的国家，自发性群体就会创建松散联合体；每个人都可以加入他所选择的群体，且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退出该群体。后来的激进主义者更是用灌输、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甚至动用暴力手段试图造就“一代新人”。但是，迄今为止，这样的“新人”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未曾出现过。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虽然都认为人性可以改变，但这两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既然人心是白板，人就没有理性、自由之类的东西来克服外部、社会环境的任意涂抹，而只能对源于社会制度中的恶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若个人能够凭借理性、自由、情欲来抗拒社会之恶，那么，人性就不是白板。所以来自经验主义的白板说和来自理性主义的理性天赋说作为相互矛盾的假说不能同时成立。况且，既然人心是白板，怎么能够保证人能够臻于至善呢？谁又来充当在“白板”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作者呢？能够充当这种“作者”的先决条件是，他的“心灵”不是一块“白板”，他心中的图案不是来自外部社会；若他的图案来自所谓“理性”的“天启”，这又必然回到神秘的、甚至是极端的理性主义轨道上去了。而理性主义认为，像算术问题、政府和政策问题是可以通过运用抽象的理性彻底解决的。但这种抽象的理性对付不了倔强的人性。而情欲（包括本能和情绪）在人性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种情欲不仅容易使人“犯错误”，而且加剧了理性的脆弱。

3.5 己与群

在东西方的理性主义人性论传统中，不约而同的作法是把人性二元化，分成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相互孤立的成分，并尤其刻意高扬人的社会性。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子、到18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到20世纪的激进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都在沿着这条路线走。朱熹断言，“有心为善便是恶”。“文革”时期的政治口号是“狠批‘私’字一闪念”。这种二元人性论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割裂开来，使两者对立起来，同时又把人的自然性界定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需求或天然情欲，视自然性为人与动物共同的属性。顺着这一逻辑，若要回答什么是人所特有的、可以区别人与动物的本性这一问题时，那么，只能有一个答案：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其后果是强调人的自然性时，容易把人贬得过低；强调人的社会性时，又把人视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两种作法在政治上都会导致对真正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虐待。在理性主义人性观中，强调人的社会性往往是在强调人的理性和德性，对自然性的贬低又必然导致禁欲主义。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社会性就无法理解人性。这种说法意味着社会性对人自身来说倒成了外在之物。但若因此就把外在的东西都被看作是人的内在本性的话，那么人是否有本性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历史上，强调人的社会性往往与性善论联系在一起，而性善论又倾向于否定存在固定的人性，持人性可变或社会的作用可以使人性臻于至善的主张。既然人是理性的社会动物，那么，人在本性上便是善的；既然人要过社会生活，而社会又在不断变化，作为社会性的人性也应不断变化；既然人性是善，且不断变化，那么通过刻苦的努力，人性定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可见，这一整套的推论是建立在社会性为人性的关键所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若这一基础有问题，那上述由一系列推论堆砌成的人性论之塔必将倒塌。

况且，这一基础中已经出现了一条极大的裂缝。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根本就不构成对应关系，更不能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人性的某一方面，还表现在人性的一切方面。只有把人性的各个方面综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人类的本性。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性隶属于自然性。从字面上讲，人的本性（nature）本来就是本然的（natural）。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事实上，不仅人的天性带有天然性（自然性），而且在后天的社会中形成的习性也带有天然性。况且人的天然性既把人与动物联系起来，如天然的欲望；也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人的欲望中渗有理性和自由意志。若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人也不是唯一的社会动物，人既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动物（如与蚂蚁、蜜蜂相比），也是生活最和谐的社会动物（如与非洲狮群、或逆戟鲸群相比）。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通常社会化程度也很高，是已发展出十分复杂的规则和仪式系统的群居动物。更重要的是，社会对人来说具有外在性，属于人境，故不能被视为人的内在本性。所以，用自然性（动物性）和社会性这一对范畴来归纳人性的作法在科学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社会性不是人性。“人是社会动物”只反映了人类生活的特征，而非人的本性。有一种看法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的社会性。持这种看法的多半是表面上持人性本善的人、认为人性因环境而堕落的人和认为人性可以改造的人。

无论我们对人性作何理解，不论是性善，性恶，还是性无善恶，都首先涉及到“恶”是什么，尽管各种答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在保守主义看来，至善论的要害在于，它从人性应该是什么样的角度、而不是根据人性实际情况来提出政治目标的。其后果也就既违反自然（nature），也违反人性（human nature）。对于那些违反自然和人性的人，自然和人性会向他们报复的。政治也必须尊重自然的法则，包括人之本然之性的法则。违反人的本性是不道德的。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

人是社会的动物，固然有社会性，但人的社会性不是人的本性所在。应当承认，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脱离社会的人不可能长成我们周围那样的正常人。即使如此，我们仍没有足够的理由把人固有的内在本质等同于外在的社会环境。把一只动物置身于人的社会环境之中，不论时间多久，这只动物也不可能变成人。这意味着，在相同的社会环境（社会性）之下，人与动物还有其他方面的本质区别。人所具有的使其发展成为人的潜能正是人的本性所在，即：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其中，情欲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理性与自由意志是人所独有的。众所周知，植物的种子在一定的土壤条件下可以发育成长为其基因中所规定的那种植物。若脱离了一定的土壤或拟土壤（如含有养分的水），这种植物就不可能正常地成长发育、开花结果。所以，若把人的内在本性规定为人的外在社会性，就等于断言玉米的“植物性”在于其土壤性，若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把鹅卵石种到地里却长不出小鹅卵石来呢？可见，玉米与鹅卵石的差异不在其置身于其中的土壤。人与狗的差异也不在于人与狗所在的社会环境。人与狗常常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如家庭）之中，但不论置身于其间的时间多么长，人终究是人，犬终究是犬。

保守主义基于其同个人主义在本质上的联系，其政治哲学是个人主义的。用柏克的话说，公民个人的要求在时间上是最优先的，在资格上是最高的，在衡平上是最优越的。它认为人可以是自私的，但同时也是理性的。作为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前提是人们能够相互尊重彼此同等的权利。这将大大调动人们的智慧、进取和首创精神，这些自由、负责的人之间按上述方式自由互动就会创造出一个自然、公正的自发秩序。同时，保守主义发现，人在本性上有追求多样性的相同倾向，普遍人性中所蕴含多样性的可能意味着人性一旦可以自由展开，就必然要带来一个多元的社会。

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又的确对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持有不少的异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主张集体主义。人固然只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只有个人才是社会中最实在的存在，任何权利首先只能是个人的权利。在经济领域，追求个人的利益不仅应该受到宽容，而且是极为可取的。在政治领域，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利、自由和财产。在日常社会生活，个人应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通过结成各种社会团体来实现己与群的良性互动，既避免一盘散沙式的原子个人主义，又避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压制性的集体主义。

阻止人类达到至善境界的重大障碍是人性中潜藏的恶端，这种恶端使人从作恶中比从行善中得到更大的乐趣。只要没有外在的约束，每个人总想伸张自己的意志，当这种意志与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结合时，就变成了专横的意志。每个人在本能上总是想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每个人在每一次与他人的竞争中总是想自己占上风，以对他有利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摩擦和问题。在人性中还潜藏着种种兽性的冲动，它倾向于使人追求无节制的感官上的满足，同时每个人在骨子里面都是一个价值上的相对主义者，总是倾向于以其自身的利益来判定善恶、好坏。人是脆弱的，他的心灵是人性中各种力量相互较量的战场，并常常被践踏得伤痕累累。保守主义的这种看法决不是要否定人性中有高尚的一面，而是承认每个人有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责任，以及自利的正当性；而是要提醒人们对人性的阴暗面有充分的警觉。对人性的不同看法直接关系到对政府的目的及其相应的制度结构的看法。

尽管保守主义相信人非性本善，而且对人性持高度的不信任，但也绝非认为人性本恶。相反，它承认每个人应有的尊严和具备的潜能。人被赋予独立思想和独立行动的能力，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人既非全善，也非全恶，而是两者的某种混合。如果说，基督教学说中的原罪思想表达了人性中恶的一面，那么，基督教的灵魂不朽的思想则表达了人具有的内在的尊严和对善的向往。尽管按照原罪学说人类从始祖起就堕落过，并被逐出伊甸园，但仍然是超越性的动物，仍然有义务提升自己，仍然与禽兽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

3.6 潜恶面前人人平等

主张每个人在人的本性上平等与否，是区分保守主义人性论与非保守主义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准绳。因为人的本性是相同的，所以，保守主义主张人性平等。这意味着人有同样的欲求和权利，意味着在人性中潜在的恶的可能性面前人人平等，帝王将相与市井小人，“君子”与“匹夫”概莫能外，都有作恶的可能。不仅无人有豁免权，而且越是权重位高的人，作恶的后果就可能越严重。

在人性是否有高低之分的问题上，荀子是明确主张在人性和恶面前人人平等的第一人。在孔子“性相近”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这一观点极具有制度和法律上的潜在意义，即在恶的可能性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为了防范恶，都应受到法律、制度乃至道德的同等约束，从帝王到庶人，概莫能外。可是，后来成为王朝政治制度和法律之人性基础的却依从了孟子的性善论，使得少数人由于假定的人性不平等被豁免了作恶的可能性，从而被置身于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之外。到汉代的董仲舒便公开地强调人性的不平等，他把人性分成“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性三品”学说的实际后果便是使当权者自然获得“圣人之性”而免除了法律、制度乃至道德的约束。

在西方，柏拉图最早把人性分成不同的等级，即不同等级的人在其本性上是不同的。这种人性上的等级差异来自构成不同等级的人在材料的质地上的先天差异。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的“性三品”说：构成统治者的材料质地是金，其特点是理智、智慧；武士的质地等而下之，是银，其特点是意志、勇敢；奴隶（即劳动者）的质地最低劣，是铜铁，其“性能”特征是“欲望与节制”。尽管人性有上述质地与特征方面的差异，但三种人性仍以善为本，只是在善的程度上有些差异。

在保守主义看来，把人性归纳为阶级的观点也是一种人性不平等论。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阶级性意味着人在人性和善恶面前的不平等，意味着一些阶级天然是善的，一些阶级天然是恶的。这样，努力去（从肉体上）消灭恶的阶级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紧）迫（到来）不及（等）待的。因为阶级间存在着差异，人性自然也就不平等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阶级的人性论认为，一些阶级及其成员的本性是至恶。它是一种试图从政治行动的属性来为改造和否定人性提供理论武器的政治学说。把人的本性归结为阶级性的观点，不仅断定所属不同阶级的人性在恶的含量上不平等，而且为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提供了人性论的基础，因为这样从人性不平等中得出的结论是：性本恶的阶级及其成员被性本善的阶级及其成员消灭是天经地义的、合乎正义的，消灭恶及其肉体是历史赋予后者的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不仅如此，从人性的可变论和不平等论的立场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的结论：人性是空空荡荡的；人性是可以任意塑造的；不同的人在其本性中的“含恶量”是不平等的，因而需要用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法来加以处置。但这两个结论都是不可接受的。保守主义既不同意人性可以改变，也不同意，在恶的可能性面前，人的本性因人、因阶级而异。所有的人在植根于人之本性中的恶的可能性面前一律平等，概莫能外。没有人能证明，人们固有的需要自有人类以来曾改变过，或在今后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时期中将会改变。既然不能改变人性，对恶所能做的就非常有限，要想根除恶就必须改变人性；能改变人性，才能改变恶；改变不了人性，就不能做到除恶务尽。所以，保守主义只能择大恶而防范之。这个大恶就是专制暴政。

3.7 人格有尊严

任何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不论是否有宗教背景，都对每个人的尊严怀有极大的敬意。对人的尊严的这种敬意，首先表现在保守主义强调慎待人性，善待人性，不能拿人性开刀、做实验，不要动改变人性、改造人性的念头，不要把人性当作可以任意铸造的铁水，任意涂抹的白纸。保守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这些立场，与激进主义对人性的虐待和对人性的践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保守主义认为，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人的价值不能贬低，人的自由不能践踏。柏克指出，政治应该顺应人性，而不应该顺应人的推理。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且绝非其中最大的部分。而激进主义根本就不承认人有不能动刀的本性和不可贬低的尊严和价值、不可践踏的自由，这就为践踏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文革”期间的暴行就是这种激进主义人性观活生生的政治注脚。

保守主义始终认为，个人才是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核心。不论他们关心的是人的权利、还是人的自由；是人的责任还是人的义务，他们思考的单元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像激进主义那样着眼于淹没个人的集体。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激进主义的集体主义和机械主义人性观是截然不同的，与对历史的经济化约论解释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一个首先尊重个人的社会，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才能尊重个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尊严。

人还必需有尊严地生存着，自然自身使作为个体的人相互之间具有同等的尊严。人类注定必须尊严地活着。所有的人都拥有同等的尊严，这是因为人在自然界的特权地位。基于这一原因，人的生命价值值得特别的尊敬。因此，人类存在的尊严也必须按人的方式对待。剥夺人的尊严就意味着让他像动物一样活着，就像奴隶被当作会说话的动物一样。因此，失去尊严就可能会使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人的尊严存在使人对人像人一样，而不是像对动物或机器一样，这意味着对他人不能滥施强制。否则，其生命也会像动物的生命一样随时可能被剥夺。人的生存不伴随尊严，那就不是按着人的方式生存着。因此，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就是对人类存在的威胁。

❂保守主义

04

第四章
政治：可能的艺术

过度的中央集权在中心造成中风，在末端造成贫血。

——拉美奈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托克维尔

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以对人、社会与政府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它呼唤自由与尊严的社会，自由而有责任心的公民、强大的市民社会、小而有效且尊重自由与法治的有限政府。如前所述，柯克（Russell Kirk）曾经指出，在本质上，政治问题都是道德问题。人和国家都受道德法则的支配。保守主义对政治的基本看法是：由凡人组成的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至善尽美的境界，因而不要指望通过政府、国家和政治家的努力来达到这种境界，政治权力与政府的作用与人自身一样都是十分有限的。保守主义不相信统治者能制订出万能的法律，更不相信统治者能够解决人间的一切问题。因此，保守主义赋予政治的功能是调和、平衡、节制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与自由权，维护一个自由的、正义的、和谐的秩序。因此，保守主义的根本政治使命是抵制暴政，维护自由，反对使用强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和维系社会的基本手段，尽可能扩大社会的自主范围则是缩小政府使用强制手段的最有效的途径。保守主义一方面对宪政的、代议的自由民主持有坚定的信念，同时又对纯粹的、直接的、排斥自由的民主，尤其是多数人的专制持强烈的怀疑和戒备的态度。保守主义基本上对国家与政府持一种工具论的态度，即国家和政府都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政治是第二性的，并不是自在的目的，更不是终极的目的。

4.1 消极的政治观

根据现实中人们看待政治生活的方式，可以区分出积极的政治观与消极的政治观这样两种政治观。根据积极的政治观，人类生活旨在追求某种最高的共同善业。政府体现了一套观念和完善的合理性，领导着社会迈向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根据消极的政治观，除了追求善之外，国家的目的是对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恶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政府基本上是消灭一切恶的一种工具。保守主义注意到，下列两种现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对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和谐状态的追求与用暴力和极权手段来实现这一追求的实现。这就是理性主义激进政治观的目标与手段。

与这种理性主义与激进的积极政治观相对立，保守主义政治观视追求至善为祸害，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绝不应该是追求“至善”这样的东西，而应该是避免大恶的艺术。政治的目标应该是“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是要试图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认为：“政治是在现有行动路线中选择最小之恶的艺术，而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努力。政治是道德上和物质上可能之事物的艺术，这种艺术的实践将使人类能够持续受益，而不是对至善的努力追求。”同样，政治学也不是“建立至善社会的科学，而是在现有的社会传统中探索下一步怎么走的艺术”。政治不是至高无上的，它既不高于个人，也不高于社会，而是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提供一个舞台。政治只是一种功能和范围都十分有限的而必要的人类实践。总之，保守主义认为，政治不是实现“最优”的艺术，而是维持“次优”的艺术；不是关于不可能的空想的艺术，而是关于可能的艺术。

这种政治不需要为其社会成员指明幸福的方向，不诱使、更不强制他们偏离其所热衷的活动或事业，不把掌权者的信念强加给他们。这种政治不是把公民当作易犯错的孩子，而是尊重他们各自的努力及主张的多样性。政治的目的在于维持有利于个体之利益的种种社会安排。这种政治是通过程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来达成的。依据这些规则公民可以处理其私人的事务，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政治在于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

消极的政治观主张政治以防恶为主，在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上较为收敛、消极，在现实政治上讲究实际，注重设防的艺术。它认为，不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存在能够杜绝一切恶的政治经济制度。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恶，人间没有净土，更没有清白无邪的制度。与社会一样，政府是由凡人组成的。政府不是上帝，它既不是全知全善的，更不是无所不能的。凡人有的优点，它都有；凡人的缺陷和恶端，它也不能豁免。消极的政治观并不许诺要消灭干净一切的罪恶，而只是主张发扬自由，主张良莠并生。

消极的政治观彻底抛弃了积极政治观中摩尼教式的善恶二元论，允许小善与小恶之间存在着一条不绝对清晰的界限，不轻言大善大恶，也不轻论大是大非，不把人类的事务看成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搏斗，因为人是有恶端的，要彻底消灭恶，就意味着要彻底消灭人，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或是文化大革命对“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一样。因此，既要宽容每个人可能犯的小恶，又要警惕人的不完善所酿成的大恶（暴政）。消极的政治观按照人本然的方式对待人，积极的政治观按照其为人强行规定的应然目标对待人。

事实上，“除恶务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至善”的政治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政治的抉择不是在至善与至恶之间的抉择，而是大恶与小恶之间的抉择。悖反的是，在所有人类的组织中政府的作恶能力最强，因为它垄断了强制权及实施这种强制所需的政治工具。所以，国家的最大任务是防恶，也唯有国家才能作出大恶。因而，要防止大恶就要对国家的权力及其运用施加最有效的控制，宪政、民主、法治被证明是防止大恶的最佳手段。

保守主义敌视激进的社会变革，尤其是靠国家的强制追求抽象的乌托邦理想的全盘性的变革。因为人类的事务极其复杂，人类的行为变化多端，深不可测。对政治事务的判断不能建立在抽象的、演绎的、决定论的方法之上。管理国家需要特殊的才能，这种才能在社会中通常十分稀缺，更不是人人具备，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掌握；同样，公民的选举权也只能逐步扩大，因为社会和民众都需要一个接受、适应民主政治生活的过程。合理的政治判断所需的审慎、中庸与妥协精神的养成更需要假以时日。对政治家来说，政治是不精确的艺术，也不仅仅需要技术性的知识，更需要的是实践性的智慧。

保守主义最怀疑那些人间的“大救星”所许诺的乌托邦。在保守主义看来，任何政治安排的好坏，其最终的检验尺度是它能为现实中的美好的生活创造多少条件，而是它口头上许诺多么美好。政治的目的不是普渡众生，打造人间天堂，而是磨合出一套正义的、道德的和自由的制度。政府的姿态不应是高高在上，而是谦卑，在自由、正义面前的谦卑，在传统、道德和常识面前的谦卑，在芸芸众生面前的谦卑。谦卑与审慎才是政治家的首要美德。

4.2 必要的恶

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积极政治观往往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其所主张的政治理想之上。这样，要维持合法性就必须迫使被统治者接受其理想，并放弃个人的任何其他理想。这就使得全社会只有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于是，以善为目的的正当性就自动证明了实现善之各种手段的正当性，从而造成以善为目标、以恶为手段的局面。一旦善的目标被证明为虚假，那么就只剩下恶的手段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可谓是善始恶终。这种作法不仅生命的代价沉重，而且道德的代价也同样沉重：个人追求理想的权利被剥夺，钦定的理想又成为虚幻，岂不造成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的双重失落，酿造出一个完全没有理想的社会？所以，在保守主义看来，如奥克肖特所指出的，国家只能是没有自身的理想与事业的市民联合（civil association），而不应是有特定目标的事业联合（enterprise association）。即国家不能有自己的目标和事业，而只能是为公民实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事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市民联合中，个人可以安居乐业，致力于自己的追求，享受到各种自己的自由与权利，而不必被强制纳入为国家的事业奋斗的轨道。

保守主义的消极政治观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和为他们实现各自的理想提供充分的条件上。官方理想的一元性注定与公民理想的多样性发生冲突。要尊重公民的自由，政府就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就得把对善的理想的追求留给个人及其自愿性团体。尽管没有官方的理想，但个人和团体都可以有各自的理想；尽管并非每一种理想都能实现，但却总有一些理想能够实现。所以，这样的社会多少有些理想，不致完全沦为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这种作法虽无至善的目的，却诉诸了非恶的手段。

在积极的政治观中，由于国家担负着追求至善的使命，故国家能力往往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因此的确在人类历史上造就了不少“全能国家”。这一观念，对国家能力的强调高于对国家能力的制度约束的强调；对国家强制作用的强调高于对国家合法性的强调；对国家提取民间财富能力的强调高于对民间监督国家支配财富方式的强调。个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国家能力和使命是至高无上的。在经济事务方面，此种观念往往把国家摆在经济发展的中锋（而不是裁判或教练）位置上，把发展经济的重担交给了国家，而不是民间或个人。在国家能力问题上，积极的政治观一再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的思维：只要赋予国家以足够的能力，只要个人把其权利和自由毫无保留地让渡给国家，只要所有的臣民步调与国家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只要地方政府无条件地服从中央政府的安排，国家就无所不能，包括变人间为天堂。

消极的政治观认为，国家既然不应负有实现至善的使命，既然没有自己的事业，就不应使其能力和权力过于庞大。权力总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因此对任何权力都要加以制衡，用宪法和礼俗来加以限制。对政治权力要尽量加以分散。权力越集中，政治越腐败，大一统必将导致大衰败。政治是一项具体且有限的活动，它要求政府在使用其权力时经济而有效，在影响的范围上要受到限制。政府的作用就是执行游戏规则，就像会议主持人根据周知的规则主持辩论而自己不得参加辩论一样。这些规则构成防止滥用权力的宪法和法律的屏障。这样就可以使个人的自由得到保障，而正是这样的自由才使得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保守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同胞与挚友，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写到：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相反，似乎大多数人都将不得不为得到国家的保护而付出代价，不仅以纳税的形式，甚至还以蒙受耻辱的形式，例如在横行不法官吏的手下。

所以，如无必要，国家的权力不仅不应增加，而且要用“自由的剃刀”把多余的权力剃掉。要使国家有所作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国家的权力和能力加以必要的限制。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要导致对权力的滥用，从而败坏了国家的能力。所以，保守主义承认国家的重要，但根本不相信国家是全知的、万能的、全善的。

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行为以公共利益和维持政权为依归，因此，政府不应该具有任何牟取利益的功能，哪怕是以为了穷人和社会保障的名义。若是政府的权力，包括财权得不到法律和立法上的有力监督，必定将公共财富非法流入私人腰包，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提取民间财富的能力越强，支配财富的效益就越差；政府从民间提取的财富越多，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就越多。计划经济国家的汲取能力最强，但经济发展的记录最糟。所以，按照消极的政治观，对强化国家的能力应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约束为前提。也就是说，加强国家能力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目标，而且即使作为一种手段使用起来也应当非常谨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要非常小心。依奥克肖特之见，“人类在心智上的限制决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预测事件能力上的限制”。中国大跃进的经济绩效证明了任何试图超越人类心智之政治实践、使国家能力最大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基于对人性和客观道德秩序的看法，保守主义发现，有关政府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应该强大到足以去作它该作的事情，但又不能强大到去危及保守主义所珍视的自由。关于政府的性质和目的这一难题，并无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与无政府主义不同，保守主义承认政府的必要性；与激进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治哲学不同，保守主义又强调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保守主义在确定政府的职能时有两个原则：凡是可以由民间完成的事情，政府就不应该插手；凡是由民间可以以更小的成本完成的事情应该由民间去完成；凡是只能由政府去完成的事情，政府在执行时应该接受民间的监督。根据上述原则，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免受他人、其他团体、政府官员和其他国家的侵犯，惩罚犯罪，维护正义，维护秩序，维系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政府有责任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秩序。这样每个人可以自主谋生，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事业。政府还应负责处理对外事务，但处理对外事务的准则应当与政府所信守的价值观一致。换句话说，捍卫自由不仅是政府的对内职能，而且也是政府的对外职能，是外交政策的根本准绳。

保守主义往往强调民族利益，尊崇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故常有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嫌。也许，没有保守主义信仰的保守派真的有这种嫌疑。但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牺牲公民个人利益和自由的国家主义者。柏克早就用他的政治行动和立场证明了这一点。保守主义主张爱国，但不是无条件的爱国主义者。即使是体现了正义和秩序的民族和国家也不应成为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保守主义嘉许爱国，但必须有先决条件。柏克说过：我们愿意爱国，但国家必须可爱。保守主义所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这个国家必须维护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4.3 公共的畛域

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的事务分属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活动领域，有公共（事务）领域与私人（事务）领域之分。传统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即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在近代世界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立，通常是通过现实主义的革命来完成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关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及其与私人领域与私人事务的关系的公共哲学。

政府是由公共权力机构组成，靠公众的税收来维持的。社会则是由非公共性自治团体组成的。其在性质上之所以是私的，是因为这些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一些公民个人的需要，由自己负担的，而不是服务于全社会的目的。政治只发生在公共的领域，发生在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和政府行动范围之内。公共领域是由官员作主的领域，如应该与哪个国家建交。私人领域是公民自己作主的领域，如抽什么牌子的香烟，与谁结婚等。政治进入私人领域就会造成泛政治化，如在中国的“文革”期间，谁与谁谈恋爱、与谁结婚，都得向组织汇报，须得到领导批准。

在这种“公私”二分法的基础上，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责任被严格地限制在公共领域。那些公民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如经济、社会、家庭、文化、艺术、宗教等由私人自决的领域，因而是非公共的――非政治的――私人的。政治是一项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活动，即用受到法律限制的手段管理受到法律严格界定的公共事务。人在本质上是“私”性的，而非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人的活动的重点在私人领域。

公与私的分野对个人自由的保存极其重要，承认个人自由的正当性意味着承认私人领域及其不受干预的正当性。如果政治被看成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活动，那么它就难免带有强制的性质，国家有权强制公民服从。而“私”生活则是一个选择自由与个人责任的领域，因此保守主义者总是“好”每个公民的“私”，“恶”高高在上的“公”；“好”社会，“恶”国家。

保守主义关心的是对私的保护，对个人的私生活、对家庭和地方社区、对私有经济和私有财产权、对私德的保护。保守主义给政府的定位是仲裁人，政府的责任是公平、有效、人道地解决社会中的冲突。这种政府观不借助抽象的价值和天赋的权利。因此，国家的权力不能到处插手。现代社会的发展，可供国家插手干预私人生活的领域和借口越来越多。尽管国家是必要的，但要确保公民有能力自决而不致过度依赖国家。国家不过是社会的工具，国家的权力及其运用不能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相冲突。

在面临通过政府干预和命令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挑战时，保守主义就更加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前两种方案会严重侵蚀、甚至瓦解一个社会的正常道德基础。市场与政府都不完善，政府比市场更不完善。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决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保守主义不相信政府万能，政府也不应万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政府都不应插手。即使政府管得了，也不应让政府管。所以，保守主义不喜欢一切由中央政府来管，最好由自己来管。只有在自己（或社会自身）管不了时，才能动用政府。如前所述，保守主义的政治逻辑是：凡是社会与民众能自身解决的问题，就不必由政府来插手；凡是可由地方政府来解决的问题，就用不着中央政府来插手。

保守主义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这当然首先就要限制对经济事务和其他私人事务的干预与介入，而且阻止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也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主要手段。不仅如此，保守主义也拥护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计划指令经济。因为，自由经济能够限制国家的权力，而计划经济扩大国家的权力。自由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免受政府干预的生活空间，从而保留了自由的条件与环境。即使是以市场经济占主体的混合经济，在保守主义看来也难以接受，因为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必然要轻视、占领自由的空间。保守主义认为，当国家的权力大规模地侵入纯粹属于私人事务的领域时，暴政就粉墨登场了。

4.4 现实主义革命

保守主义常常被误认为是反对任何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误解在拥护与反对保守主义的人中间都很普遍。其实，从柏克的生平事迹，我们就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并不站在一切革命的对立面。在保守主义的分类学中，革命有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式的现实主义革命，另一类是法国大革命式的乌托邦革命。保守主义拥护前一种革命，反对后一种革命。

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深刻。这种差别决定了柏克对不同革命的不同态度。可以这样说，前者是现实主义革命，后者是乌托邦革命。美国革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上下往复的运动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革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的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如稳定、远见、慎审、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人类的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的现实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革命是一致的，与法国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arbitrary power）。

柏克反对法国雅各宾派及其领导的大革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现，雅各宾派在对其同胞及法兰西传统中行使“专横的权力”。他指责法国的革命家们摧毁被其视为恶之来源的家庭、教区、地方社区、行会、社 会等级、教会等这样的中介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毁掉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上述“缓冲区”。在柏克看来，传统对于社会秩序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而摧毁上述旧制度并不能真的除掉恶的源泉，却给人们带来白色恐怖。他也没有认为传统是尽善尽美的，只是认为全盘取代传统的“新生事物”可能危害更大。他敏锐地洞察到，既然大革命消灭了旧制度，本由旧制度所承担的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侵犯人的自由。1790年以后在法国和其他走法国革命道路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一再证明了柏克在1790年作出的预测。

柏克作为英国议会的一员，按“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他似乎更有理由反对美国革命，同情法国革命。因为美国革命的矛头是针对英国的，而法国革命与英国毫不相干，是法国人反对法国人的革命，更何况这场革命还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招牌。由此可见，柏克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没有狭隘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小家子气”。柏克的睿智在于他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其惨烈的后果。柏克甚至认为，法国革命所具有的神秘性会使这种乌托邦革命不断会蔓延、传染到亚洲和非洲。虽然后来的事实果然不出柏克所料，但是，作为一位贤德之士，对政治灾难的先见之明却使他因为自己的卓见而更加感到叹惋和悲哀。

法国革命是人类政治史上空前而有后的事情。它尽管提出了种种十分动听的、至今仍有感召力的政治口号，但在保守主义看来，仍然是近现代一切激进主义的乌托邦革命和塔尔蒙教授（J. L. Talmon）所指责的“极权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的滥觞。这场革命企图按照理性主义的原理对社会进行全盘彻底的改造。在法国，雅各宾派的革命者以平均代替平等，以专横代替自由，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极权和专制。雅各宾主义的目标是在以“公意”象征的、全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的、不受约束的权力。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变成对传统及道德的征服。他们以为，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必要时可以借助强力和恐怖去改造人性，从而就能实现对市民、知识分子和农民、因而对社会的彻底改造。

这种乌托邦革命允诺通过革命建立的新社会将由圣贤或救星来统治。这样的革命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来锻造一代代“无私的”、“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只要这些目的一日没有达到，革命就没有完成。所以，乌托邦革命家们总是强调不断革命与永久革命，等到革完所有人的命之后，到最后只剩下唯一的革命者，除非这样的革命被其它外在的因素所中断。

激进主义的乌托邦革命常常可以让知识分子和文人感到兴奋，通过许诺以极乐的天堂把他们诱入灾变的陷阱。根据这种灾变论（Catastrophism），人类必须作出极大的破坏，承担极大的牺牲，经过这最后的斗争，饱尝所有的灾难才有幸福，经由大破达到大立，经由大乱实现大治，用一种新的正义的秩序来取代它，并最终实现正义和和平。在实践中，这样的革命是以平等名义的平均，以自由名义的放纵，以人民名义的专政。

在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人类社会中罪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之中。要消灭恶就必须消灭作为恶的化身的旧制度以及代表这些万恶的制度的人们。所以，革命就意味着要革掉一些人的性命。当这些人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时候，就需要每时每刻地革掉这些人的性命。正如著名作家王蒙在“全知全能的神话”一文中所写到的，乌托邦革命“所许诺的是通过一场血与火的斗争，消灭毒蛇猛兽，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为了鲜红的太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搏斗。这样，不是战士，便是叛徒，不是同志，便是敌人，不唱战歌，就唱降歌，不做铁锤就做铁砧……一切都极端地尖锐化对立化严峻化，没有通融的余地”。可是，除非地球成为一个平面，否则总有一些地方见不到阳光；除非地球的每一个水源都完全干涸，否则总有一些地方在乌云笼罩之下，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理想就无法实现。所以，乌托邦革命家们总是强调革命的艰巨性，需要具有极大的毅力和耐心，需要随时准备作出极大的牺牲。

现实主义革命观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罪恶来源于人类自身，革命的目的在于找到必要的制度途径来约束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家的本性中潜在的恶，在于找到一种个人能够享受空前自由的制度安排。现实主义革命家们认为，推翻万恶的旧制度并不能保证必然造就一个更好的新制度。既然恶的来源不在要推翻的制度和代表这些制度的个人身上，那么，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存在能够杜绝一切罪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保守主义不是守旧派，也不是现行或历史反革命，因为它认为只要在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得到落实、在人的尊严与价值得不到尊重与保护的地方，就存在现实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这种革命在手段上完全不同于乌托邦。从历史上看，它可以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是1974年发生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也可以是1989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

产生于英国“光荣革命”的保守主义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以确立和捍卫自由为导向的强制性制度变革。它反对的是以革命的名义和以追求自由和解放为名义的对社会的整体性毁灭。如果不能通过自生的秩序建立起保守自由的政治制度，那么，强制的制度变革便是顺理成章的。柏克对美国革命的态度，哈耶克对极权主义革命的态度都体现了保守主义的这一重大立场。

4.5 有限政府

保守主义对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家的本性并不乐观，而且认为这种本性几乎没有改进的可能。拿人性做道德和政治实验的念头和努力不仅会落空，而且会毁掉积累在人身上的那一点本来就不多的善良和道德感。任何旨在制造一个没有社会问题的社会蓝图都是极其可疑的，而且会招致更多的问题。因此，不对政治家和政府的权力加以节制，这样的权力就会出格，就会被用去做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认为社会权力是一种零和游戏。政府拿走的多一分，个人和民间手里剩下的就少一分。保守主义最关心的是自由日常生活中的逐步扩张和权力背后的强制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萎缩。任何权力都总有一种要冲破现有权限的冲动，任何掌权者也总是追求更大权力。这一现实在保守主义思想中激发了相应的有限政府的观念。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因为掌权者的权力肯定会感染掌权者本性中的原罪。集中的权力并不会因为制造权力集中者的善良愿望而变得无害。保守主义反对任何一方、任何政党以任何形式大权独揽，视对权力加以制度化分散的政治为人类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所以，保守主义特别担心权力的集中，不仅担心政府权力的集中，而且担心经济和社会权力的集中。赋予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之外的任何权力都是极端危险的。在政府问题上，保守主义持消极的政治观，保守主义总是告诫人们牢记这样一个事实：政府的权力是必需的，而这样的权力本身又是危险的。最佳的政府应该是最适合人的本性的政府，即它能够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保守主义强调在政治家的遴选上要在制度上作最坏的准备，才能得到不太坏的人选。而激进主义政治哲学以为政治家是天使，对政治家不做任何制度上的防范，结果得到最坏的人选，且赋予其无限的权力。所以，保守主义要建立的是有限的政府，而激进主义要建立的是无限的政府。保守主义的两大根本施政原则是不争利、不扰民。即民众通过努力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政府决不要轻易插手；不言轻易动员全社会，鼓励民间自愿合作，不主张轻易动用政府。

保守主义的消极政治观的特色在于其对有限政府的强调。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这种意识表示对上帝之地位的尊崇及对人作为罪恶之来源的警觉。事实上，否定上帝就必然要提升人类，就必然要取代上帝，使人成为全知全能全善。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就难免要被用来作恶。因此，为避免权力的腐化而造成的极权专制，就有必要从制度上加以防范。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诺瓦克在《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中写到：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针对某些恶而设计。民主政治是针对专制这一最危险的恶而设计的，而落实在制度上就是以宪政与法治为中心的防范措施。即使对好人，也要有制度的约束，其中包括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限制政府的职能，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分权。保守主义认为自由、参政与有限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分权是实现有限政府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保守主义通常坚持联邦主义的复合共和、地方自治和社会分权的原则，通过权力下放和自愿结社来保障自由。捍卫财产权与尊重传统也有制衡政治权力的功能。

保守主义以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著称。其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的强制减少了自由，而自由本身就是免受政府约束的状态。第二，政府的决定很可能是在信息和知识不充分的条件下作出的。作出的决策越大，其危险可能就越大。第三，是公民个人，包括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最知道把他们的钱投到什么地方最明智。若这些钱由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拿去投资，既造成中间环节的流失（如用于维持庞大的党政官僚队伍，乃至中饱官僚私囊），又造成严重浪费。第四，市场越自由越有竞争性，受到的干预越少，其效率就越高，就越能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第五，反对政府的扩张，包括反对政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把经济上的好处让给特许的个人或集团。只有小政府才能是有限的政府。只有有限的政府，才有可能是有效的政府。

4.6 宪政与法治

众所周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是起源于近代的英国；同样，代议、宪政与法治也是起源于英国。它们产生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一种毫无联系的、偶然的巧合，还是它们内部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答案是后者。

保守主义主张一种有限的政治，受到宪法和法律限制的、法治的政治，受到历史和文化传统限制的温和的政治。有限的政府是有限的政治的一部分。有限的政府意味着政府的责任只在于维持秩序，保卫和平，而不在于向社会强加一个乌托邦理想。政府的职能受到其工具性本质的限制，即政府只是维持和平与秩序，是财产权与自由的工具。政府的职能一旦逾越了这一界限就有可能由必要的恶变成多余的、绝对的恶。政府的职责不是去替代公民对自身事务的管理，而是充当自治的公民在发生利益冲突和其他纠纷时的调解人。政府是裁判不是选手，不能自成一方参与日常生活的种种竞赛，来争夺利益的奖杯。

那么，怎样才能维持一个有限的政府呢？在保守主义看来，宪政与法治是最重要的途径。在保守主义看来，宪政作为一种理念浸满了历史传统中积累、遗留下来的人文精神。宪政的出现也是基于人对自身的新的自我发现，即肯定作为个体的、自主自尊的人。它肯定人性中的善，直面人性中的恶。宪政与对人的认识、理解密切相关：任何宪法都不可能脱离人的能力、需要与缺陷。宪政的意义并不仅是被动的、犬儒的、纯程序性的、与价值无涉的，而是受到天道与自然法思想等价值资源有力支持的。宪政理想中蕴涵着现实主义的美好社会蓝图，即一个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的社会制度（参见§8.2）。而美德是这个以法治为基石的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宪政的目的不仅是要防止专制、暴政对人的生命的践踏，而且在于为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机会、创造条件、排除障碍。

宪政立足于双重人性预设：对执政者，持性恶的假定，即休谟所谓的“无赖假定”，这样才能防止统治者作恶；对民众，持性善的假定，所以才要去尊重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去保障他们的自由、财产和权利。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统治者中没有好人，民众中没有坏人。纯粹民主不太防范人性的潜在恶及专制倾向，于是这一任务便交给了宪政。宪政的理念对人性的预设是：人性是不完善的，有自私和滥用权力的倾向。自利固然是人性的主要动力，而且会导致恶。但是，除自利之外，人的确还有更为高尚的动力。宪政就是被设计用来弥补人的缺陷的。而且这种弥补方式本身就体现了人的智慧和美德。对宪政的追求本身就反映了人的超越性。宪政要约束选民及政治家。宪政旨在保护个体的尊严与价值。宪政秩序的持久力正在于它正视了现实中的人性，不对人们提出人性所不能承受的苛求。最令宪政者放心不下并为之困扰的难题是政治家们营私损公的嗜好。宪政者所孜孜以求的就是用宪法和法律约束住政治家们扩展权力的欲望。以保守的自由主义为思想内核的宪政还允许人们（包括政治家）对私利正当的追求。

宪政精髓之一是用法律的手段使政治家对公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为公民提供判断政治行为合法、正当与否的最可靠的天平。宪政不仅是一种原则，而且是一种方法。它是法律的方法，而非强力或意志的方法。宪政在功能上是积极的，但支撑宪政却是保守主义的消极政治观。对于一个政府，宪政所关注的不是它能作什么，而是它不能作什么。宪政的本质的确是而且必须是限政。在宪政看来，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可见，宪政对解决政治问题的贡献在于：它发明了从制度上平衡人治与法治的方法。自由的宪政决不会让个人的利益无端地牺牲给虚构的“国家需要”，不会以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换来“国家”的荣耀。

立宪政体应该是权力受到限制的政体。宪政之下的宪法确立制度安排，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保守主义的宪政理论家坚信，每个人周围都有一个不受公共权力干预的自治领域。它划定了个人的隐私和尊严，而且应免于政治权力（政府）的干预。宪政的最大目标一直是限制政府的权力，阻止一切专断的政治行为，以及对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侵害。

宪政的功绩在于把用法律取代暴力的原则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这种宪政把政治纳入法律程序，把残酷的杀戮原则变成文明的“法治原则”，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法治的政治国，它是主张以宪法合法性论成败的、和平的政治。换句话说，和平的政治方式决定了从政的风险不是太大。这就是要求以宪政的合法性来衡量、约束执政者。在制度结构意义上而言，宪政导致审慎的决策和有活力的政府，使权力受到限制（通过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法治、言论自由等手段）。宪政要确立的是建立在公民的自愿同意基础上的、受到限制且能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政府。立宪政府意味法律至上。宪政不仅仅意味着政府的行为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而且必须遵守与专制政府相对立的那些准则；它还意味着政府受到宪法规定的限制，而不是指政府受到那些掌权者的意志和能力的限制。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合乎宪法，但该宪法放任政府的权力，那么，这种政府仍然不是宪政。作为限政的宪政，其敌人是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任何鼓吹全能政府的主张都是反宪政的。

现代的民主政治是代议民主与立宪共和的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的理想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及后来的洛克、孟德斯鸠、柏克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著名的先驱人物，他们都强调混合政体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在混合政体的前提下，当代的民主政体意味着自由、共和、宪政的代议民主。因此，一个宪政共和国必须实行间接民主的、代议的民主政体。

在代议民主之下，权威的基础在于人民。而且这种权威是通过成文宪法表达出来的。而宪法又成为权威的最根本的法律来源。成文宪法划定政府及其不同部门之间的界限，官员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以确保这些制度安排、保障各自的独立和相互的制衡。在当代，宪政几乎成了法治与民主的代名词，即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民主政治。在当代市场社会，宪政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民主的国家必须是宪政的，宪政的民主注定是共和的。宪政把价值和规则藏在程序和规则之中，为民主提供制度形式。

保守主义常常被误解为主张威权主义，因为它同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一样强调秩序。但是，保守主义强调的是通过法治确立和维持的秩序，而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却是通过强制与暴政来维持秩序。法治的思想自柏克以来一直就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保守主义认为，在人订的实在法（即法律）背后还应有更高的法，即哈耶克所强调的“超法律的原理”（meta-legal doctrine），即代表正义的自然法。实在法不是统治者意志的再现，而是自然正义、道和规律，以及通过传统积累起来的实践智慧的再现。那么，这样的法不仅可以统治，而且必须统治。因而，法治只能是由合乎自然正义、维护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来统治，而绝不是统治者依据作为自己意志的法律来统治。保守主义进而认为，体现超法律原理和自然正义的自然法，不是由一些喜欢抽像概念的理论家们去写，而是写在历史、文化、传统与习俗之中，写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而理性主义则把自然法看成是与历史传统无关的、个人理性能力的产物，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不是从传统与现实中发现的。

保守主义所主张的法治概念包含若干独特的要素，这些要素来自作为法治之价值基础的超越性自然法原则。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基本人权的承认。这些人权不能剥夺、不可侵犯。即使立法机关也不得以绝对多数的意见剥夺这些权利。宪法和法律不是基本人权的渊源，是其产物。是宪法和法律造就了统治者，而不是像法治国的理念所主张的那样统治者造就了法律。这还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理不得背弃。为确保人权不受践踏，必须建立专门的司法审查和违宪审查机构，确保司法独立。因为这些权利属于个人，而个人是自治的。是否承认以基本人权为前提及确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是法治与（依）法治国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保守主义认为，法治是良法之治。恶法之治不是法治，而立法者的专横意志正是恶法的唯一源泉。任何专横的意志都将导致专横的法律。抛开了自然法和高级法，法律不过是强权（意志）而非正义的赤裸裸的表达。在法治的问题上，保守主义坚决反对有关法律的两个凡是：“凡是多数人认可的都是法律，凡是多数人认可的法律都是正义的法律。”

在保守主义看来，法律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立法机关的职责是发现而不是创造法律。传统是法律的重要源泉。保守主义拒绝对法治作纯粹的形式主义的解释。如果法律仅仅是人的意志，就不可能对个人的自由提供真正的保障。法律作为道德的载体意味着权力意志不能任意产生道德法则。道德在法律之上，法律及立法者的意志在道德之下。

法治体现了保守主义的消极政治观。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中专横权力之恶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换句话说，在法治的使命中，止恶要多于扬善。而法律所要避免的恶只能是法律本身所造成的恶。可见在止恶的方式上，法治采用的是守株待兔，而非主动出击的战略。法治的理想是基于对人性，尤其是对掌权者的本性所作的悲观、消极的假设。法治社会的预设是对掌权者的不信任。因此，法治排除了托付给任何人、任何集团以无限权力的可能，不对掌权者的崇高理想和善良愿望寄以丝毫的幻想。

保守主义的法治思想与保守主义的宪政思想联系在一起。法治是宪政民主最有力的支柱之一。与一切其他形式的政体相比，民主是最适合、也最需要法治的政体。法治是自由民主国家的一项基本宪政原则。它意味着法律应当统治，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必须在正义的法律所提供的框架内活动，任何公民与官员都不得逾越。法治与宪政分享共同的价值基础，这就是自然法的正义观与价值论。法治与宪政都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根本原则。

法治的落实首先要求有一部合乎宪政精神的宪法。在宪政之下，宪法正是根据体现这些基本人权的政治理想而制定的，它要求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民选的立法机关也不例外。它要求权力分立，相互制衡；要求一切公共事务依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处理。而法治则是实现宪政民主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法治最充分地体现了宪政的“限政”精神。民主政治的落实与运作无法离开法治，民主政治的每个环节都是以法治为基础的。

法治与保守主义所痛恨的专横权力相对立。法治的主要功能在于约束专横的权力。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完全免于专横之虞，而不论掌权者在行使专横权力时的动机是多么高尚，凡有政府行为的地方就有可能产生专

横的决定。不仅专制独裁者的权力不例外，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多数派的权力也不例外。法治要求实行限政的宪政，因而要求有分权制衡、违宪审查制度和强有力的人权保障机制。如果把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掌权者（集团）手中，那就是个人独裁，这样的权力必然是专横的权力。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是对纯粹民主的中和，对多数派权力的限制，以确保民主不致沦为专制。

法治意味着人人应服从法律并由法律统治。法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法治标定了人的行动范围的基本界限。在这一范围内他们享受充分的自由，法治保护这种自由免遭他人和政府的干预和侵犯。法治尊重人的尊严和自主性，及尊重个人主导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权利，把安排个人前途命运的权利交给了个人自己，反对对个人的命运进行外在的（尤其是来自政府的）干预、设计和控制。法治有助于个人的自治与自我实现，选择生活方式，确定个人的奋斗目标。柏克说，市民社会的首要规则之一是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任何人都不应成为自己的法官。司法必须独立。如果不能公平、独立司法，自由和正义就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与自由的维持都依赖于法治。法治是专制与无政府的敌人，是自由和正当的权力的朋友。法治是个人自由的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它保障并增强了人的自主选择能力（不受政府的非法的、不当的干预）。

保守主义强调法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法治可以通过有效地约束民主中的多数人专制的倾向来确保民主是服从于自由的，即确保自由的民主政体。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对民主的真伪首先要用法治的尺度来衡量，即指导国家机关活动和政治社会生活的不是统治者个人或集团的专断意志，而是对一切人均有同等约束力的自然法则，或者说“天道”。这种法不仅划定了国家行为的界线，而且为个人的权利、自由提供同等的保护。在典型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撑了民主秩序。况且，人格的平等是两者共同的价值基础。

另一方面，法治与民主的伴生关系还表现为，没有牢固的民主制度结构，也很难有可靠的法治。在非民主国家，由于统治者的权力过于庞大，尤其是缺少经过普选产生的代表机关，也就很难有有效的违宪审查。根据作为法治之理论基础的自然法，每个人对现行的法律是否合乎人性、正义都平等地拥有发言权，对法律的制订、修改和完善都有相应的参与权、决定权。而在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人治中，统治者的意志之所以成为法律，往往是因为他（们）宣称，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发现、支配规律，而普通臣民没有这种能力，因而也没有必要拥有这种权利。

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在本质上与宪政的关系是一致的。民主的宪法具有契约的性质。人民通过这样的契约给政府提供合法性并授予其法律之内的权力。政府则以这一契约为行动指南代表全社会履行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这一契约隐含着通过法治来实现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保护。民主对法治的贡献在于民主制度下的立法方法（民主决策），由于具有普遍的参与和广泛的代表性，从而提高了法律的质量；民众对立法和执法的监督，又是维护法治的根本重要途径。法治的实现可以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信赖。法治有助于提高民主政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迫使政府在法律范围之内活动，以法律的稳定性来维持政府施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而增加了公民对民主政府的支持，唤起了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法治还有助于提高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协调，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家个人任意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和政府的专横行为。

保守主义与法治的密切联系还可以从保守主义与法治分享来自左派的共同谴责这一点上体现出来，即对法治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对保守主义自身的抨击。例如，海内外的一些新左派人士认为，西方社会中的法治钟情于自由，把自由摆在（结果）平等之上，保障自由，却歧视结果上的平等。法治强调对契约与财产权的保护，这样会加剧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及由此带来的其他不平等。但是，在保守主义看来，法律只能保障权利平等，不能保障结果平等，否则必然会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穷人的权利；若法律不保障契约和财产权，有权势的人就可以无偿地剥夺无权势者的财产，拒绝履行契约，其后果不仅是加剧经济不平等，而且会造成严重的政治不平等，最终导致结果平等和权利平等的双重失落。（参见§5.7）

还有人指责，法治与宪政民主中的违宪（司法）审查不仅具有保守的精英主义倾向，而且会影响到政府的办事效率。说其具有精英主义倾向是因为法治授予少数高级法官否决立法机关中以多数决定原则通过的法案的权力。说其影响效率是因为对立法和行政机关活动的审查需要时间。可是，违宪审查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同样，对这一审查权的约束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权力不仅要分立而且要相互牵制平衡，对违宪审查者的权力也不例外。审查也的确需要时间，这固然会影响到办事的效率，但违宪审查所构成的纠错机制，恰巧是现代民主政治优越于其他政体的一个关键所在。没有纠错机制的政体，其效率可能极高，但这种高效率极可能被用来作大恶，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保守主义担心的正是这种作恶的高效率。

有一种批评认为，法治对纯粹的、真正的民主有所妨碍，因为它用违宪审查来制衡经过多数人同意所形成的民主决定。而保守主义之所以青睐法治，使少数一方的权利得到了保护，制止了凭借多数人所可能出现的专制。即使在民主之下，如果法律仅仅是多数人的意志，那么按照这种意志所制订的法律也可以无善不为，或者说无恶不作。即使在按照这种意志立法的民选立法机关中，任何可能的事情都可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变成合法的事情：没收财产、剥夺自由、社会歧视、种族灭绝。法治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最低限度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允许根据执政者的个别命令逮捕某人，没收其财产，那么，法官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如果法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种针对个人的特殊的法律或政策，没有司法独立，那么法官就变成了警察，司法与警察行动就没有界线了。因而作为一个执法环节的司法也没有独立地存在。为了保障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国家必须建立并维持能够保障合同履行的法律秩序。万一政府要干预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的处置时，这种干预必须是事先可以预估到的。政府不能在法律外干预，因为这种干预是不可知的，而且是不受节制的。没有法治就没有基本人权；没有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没有公平交易的准则，就没有市场经济。

不可否认，法治（宪政）与纯粹的民主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或者说，有相互冲突之处。纯粹的民主强调多数一方意志的至上性，而法治则强调宪法和法律具有高于多数一方意志的最高性。法治对纯粹民主的改造恰恰反映法治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历史的记录表明，没有法治的纯粹民主要么短命，要么为专制乃至极权铺平道路。

4.7 自由高于民主

20世纪以来，民主变得更加神圣。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人再以反对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在当代，对民主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公开的敌视，而是来自对民主的过分热衷和颂扬。这种热衷与颂扬，不是给民主以恰当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与自由并驾齐驱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义变相地妨碍、抵消自由。而在对民主的虚假的热衷和恶意的赞扬面前，保守主义始终保持着十分冷静和清醒的态度。

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政治平等之上的多数决定的原则。纯粹的民主意味着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统治。根据意志来统治必然要违反自然的法则。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泯灭了自由。与多数决定相一致的原则是平等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众人的力量应该凌驾于个人的力量之上；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数比产生立法者的方式更为重要。一旦多数人的权力成为决定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自由。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不过是心满意足的奴隶。因为民主中孕育着新专制主义，其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的多数人专制的政治体制。多数人中蕴涵的暴力一旦同其专横的、没有节制的意志相结合，就危险之至，多数人就有可能行暴政。纯粹的民主不存在任何防范专制的机制，因而严重地威胁到个人的自由。这种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有可能加剧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

自由的国家未必尽是民主的国家，而民主的制度也未必不会妨碍自由。历史上有许多自由的国家，但其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却受到严重的限制。自由与民主，尽管是同为世人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但却有着各自的内在逻辑。一旦这两种逻辑互不相容，两者就会发生冲突。所以，保守主义并不在乎统治权归个人（君主）、少数人（贵族、精英）、还是多数人（大众）所有，它只在乎这个权力是不是专横的权力。保守主义并不反对民主，只是在民主妨碍自由时，要求民主服从自由，一旦民主与自由一致时，保守主义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比激进主义更为真诚。

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考察及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托克维尔宣称，“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托克维尔的这一立场也是所有的保守主义者在自由与民主关系上的立场。当代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也回应了托克维尔的观点。哈耶克认为，民主并不是多数人的主权，多数人的主权实际上很可能与专制或寡头政体一样，是专制主义的。

保守主义者一向认为，自由高于民主，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一个手段。正像英国著名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阿克顿所说的那样，自由不是通向更高一级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起码的政治目标。当代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则把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界限划得更清，走得也比托克维尔更远。哈耶克认为，不仅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自由的手段。在哈耶克看来，个人自由的第一要件是经济自由，而且有其内在的价值。民主的价值，只是一种工具性的。

基于对民主可能妨碍自由的担心，保守主义提出了衡量自由的另一条标准，即政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权力者的人头数，而在于对权力运用方式的控制和运用。判断政府的好坏，不在于该政府的权力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还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这种权力运用的方式、服务的目的和所受限制的程度。对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力，不论归多少人所有，总是危险的。所以，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答案是，民主应该服从于自由。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自由是民主的目的。民主不是与自由同等重要的目的。民主更不应该仅仅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是人民可以撤换统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国内和平的一种有用的工具。民主不仅在于主权者的人头数，更在于运用权力的方式。

在保守主义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法则面前，民主政府并没有免受限制的特权。根据保守主义主张限制国家权力的大传统，个人在政治权力出现之前就已是特定权力和利益，包括财产权的拥有者。不论是什么人掌权，甚至是由多数人产生的民主政府的权力，在这方面也应受到限制。一切权力都有其危险性。唯一公道的政府只能是权力受到合法限制的政府。多数人的绝对主权并不比专制君主或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力更值得信赖。

因此，民主与自由的不相容之处，就在于当所有的人都参与决策时，个人就不得不服从于集体的权威，因此，也就有可能失去只属于个人的自由。所以，民主的产生有其有利于保护自由的一面，同样，也存在着妨碍自由的危险一面。同时，我们从自由民主制度中很容易找到按照保守主义的学说建立起来的制度措施：如合法的反对、司法审查制度、权利法案、参议院（贵族院）、分权制衡、间接选举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意志占了绝对的上风，凌驾于自由之上。

民主服从于自由的思想和立场来自于人类的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大传统，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大传统。这种传统形成于洛克、柏克、斯密、休谟、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哲学，与法国的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德国的洪堡，瑞士的布克哈特，美国的联邦党人以及20世纪的哈耶克、波普尔等人一脉相承。对自由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比保守自由更加至高无上呢？在民主的问题上也不例外。保守主义所能接受的只能是自由的民主，而不是其他的民主，更不是纯粹的民主。

❂保守主义

05

第五章
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

正是对财产的蔑视，正是使国家的利益与私人财产权的原则相对立才导致了那些毁灭法国并使整个欧洲陷入危机之中的罪恶。而实际上，国家只是为保护财产而顺便存在的。

——柏克

财产和自由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均平并不等于经济进步。一旦财产脱离了私人占有，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拉塞尔・柯克

试图消灭差别的人从来没有做到过平等。

——柏克

社会公正的每一种形式……都倾向于没收私人财产；然而，就在大规模没收私人财产的同时，道德标准的基础也被削弱了。就这点而言，狡诈的法则和强权的法则取代了真正的公正。

——欧文・白璧德

对财产权、自由权和平等权这三项基本权利的不同态度是区别不同意识形态的试金石。保守主义在对待这三项权利的态度上有其独特之立场。保守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首创性，认为经济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财产权是最重要的权利。没有经济自由，其他自由可能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空话。而平等权永远只能是权利的平等。

5.1 合食通财？

通过取缔财产及其权利来消灭罪恶的念头从有财产那一天起就广为流行。在中国，古有“合食通财”的夙愿，20世纪有“XXXX年，吃饭不要钱”的体验。在西方，谋划财产公有的乌托邦方案层出不穷，消灭私有财产的呼声，曾经一浪高过一浪，至今仍余音缭绕。可是，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洞察到了这种乌托邦念头的愚蠢所在。他在《政治学》中指出：这一念头，“以仁心仁德为立论的出发点，似乎可以引人入胜。人们听到财产公有以后，深信人人都是各人的至亲好友，并为那无边的情谊而欢呼，大家听到现世种种罪恶，比如违反契约而行使欺诈和伪证的财物诉讼，以及谄媚富豪等都被指斥为导源于私产制度，更加感到高兴。实际上，所有这些罪恶都是导源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公产制度也无法为之补救。那些财产尚未区分而且参加共同管理的人们间比执管私产的人们间的纠纷实际上只会更多――相当今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私产制度中，在公产中生活的人却为数很少”。可见，在乌托邦政治方案中，财产、财产权就成了人性的替罪羊。

保守主义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立场。对于人间的种种不幸和苦难，财产权并没有罪过，但是人们却习惯将责任归咎于它。人的生活并非充满了幸福，地球并非天堂。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财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那些想批判、否定人类文明的人，都是从批判财产权入手。在他们看来，一切罪恶都是由财产权造成的，就连对财产权的保护不力乃至剥夺财产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都算在了财产权身上。然而，人类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存在。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剥夺财产与财产权要求使用暴力等强制手段，因而侵犯了人的自由，戕害了人的本性，结果不仅无助于克服人类自身的缺陷，反而使人们回归野蛮。所以，靠取缔财产权来消灭人间的罪恶无异于缘木求鱼，复辟野蛮。消灭了财产权，也就消灭了道德的、文明的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讲，保守主义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维护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的财产权，抵制在公共领域追求“合食通财”的妄想。因为这种妄想得逞之时，就是文明终结之日。

保守主义对财产权的伸张，对合食通财的抵制，用中国流行的政治术语，可以说是“旗帜鲜明”。这也为保守主义招来了一片责骂声。对财产权最古老、最常见、最严重的偏见之一，是财产权是姓“富”者的专有权，是偏袒富人的权利，对有钱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对穷苦人有百害而无一利。保守主义也因此被指责为“富人”的主义。其实，保守主义并不是只维护富人的财产权，而是维护属于每一人的财产权。

与这种偏见相反，保守主义从历史中发现，财产权绝对不只是富人的权利，它更是穷人的权利，只有它才能确保穷人有致富的机会。与某些流行的看法相反，保守主义强调财产权并不等于只维护有钱者、有势者和大企业的利益。一般说来，富豪们总是有足够的手段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倒是中下层和穷人更需要对其财产权的保护，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势十分有限。只有财产权牢不可破，市场经济才能得以有效运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财产权都首先是穷人的权利。帝王是不需要财产权的，当然也不能让穷人有财产权，否则帝王聚敛财富就有道义上的障碍；在土匪强盗的眼里，他们抢劫的对象也无权占有财产。所以，财产权不仅是穷人的权利，而且也是各种暴力的潜在受害者的权利。否则，穷人和弱者在财产权利不受保障的社会环境中更可能“优先”成为受害者。

从历史上来看，财产权是穷苦人从统治者那里争取来的权利。如果财产权真的对穷人有害，那么就没有人会为得到财产权而“抛头颅，洒热血”，统治者也会毫不吝啬把财产权还给每个人。普遍的、平等的、个人化的财产权与专横的政治权力是完全对立的。承认每个人的财产权就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要从根本上受到节制。正是因为对包括穷苦人在内的每个人都有利，专制的统治者为了维持对财产、乃至江山和天下的独占才不愿拱手让平民百姓堂堂正正地享受财产权。凡是在没有个人财产权的地方，整个国家就成为统治者所独占的私产。难道这种排他地占有“四海之内”的格局和安排，真的对穷人有利？可以说越是贫穷，财产权越是重要。

人不怕穷，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自由，首先意味着正当占有的自由，占有财产的权利理应是自由权的一部分。财产占有权是个人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它既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保护，又使个人的自立成为可能。财产权不可侵犯，不仅有利于富人，而且更有利于普通社会成员。在没有财产权的社会中，富人愈富，穷人愈穷，最终像中国古代那样，只有通过战乱来重新分配财富。从财产权的保障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商人，而且是每个普通的人、穷苦的人。

在财产权受保障的社会中，财产是流动的，财产权是永恒的；富人可能变穷，穷人可能变富。在穷人的财产权得不到承认的社会中，财产和财产权都静止地停留在少数权势者手中。由于财富难以流动，结果是富人永远富，穷人永远穷。一位几乎毕生致力于消灭私有财产权的革命家在晚年感慨到：“在国家是唯一雇主（和所有者）的国度，与国家作对意味着慢慢饿死。在这里，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一项崭新的原则所取代：不服从者不得食。”

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表明，不论在权利平等还是在结果平等方面，财产权受保障的社会都远比财产权不受保障的社会平等得多。结果平均与财产独占的社会是特权者的天堂，穷苦人的地狱，属于每个人的财产权才是穷苦人的权利，无产者的福音。即使对贫穷者、失业者来说，一个有众多雇主的社会也比只有一个雇主的社会可取得多。至少在前一个社会中，他们拥有更大的选择的自由，因而有了更大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保守主义认为，若真的有心为穷苦人着想，就请尊重属于他们、也属于大家的财产权。财产权作为一种权利，享受者的人数越少，受益的人越少；享受的人越多，受益者越多；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则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5.2 财产权・自由权・生命权

前面说过，有人批评保守主义过于强调财产权，认为保守主义视财产权高于生命权的做法残忍无情、丧失天良，是对其他基本权利的根本否定。一些保守主义者，与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者一样，的确把财产权看得比生命权还重要。这一立场受到了来自左派的抨击和嘲笑。尽管如此，保守主义坚持认为，对文明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财产权比生命权更重要。生命毕竟只是原始的天成之物，是我们作为文明人所拥有的价值的生物基础。不是生命，而是财产权把人的占有与动物的占有区分开来。从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的许多荒谬的政治尝试，及其重创文明的惨烈后果，正是来自对财产的重视和对财产权和生命权的轻视。所以，保障财产权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成就和根本环节，是维持人类文明的文明性和持续性的有力保障。乌托邦革命家也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视钱财如粪土，因为他们一旦得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田。否定了财产权也就为不择手段地攫取财产铺平了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财产（权）就是生命（权），因为正是通过对财产的正当占有和使用及转让，我们才有可能赋予我们作为人（而非奴隶或禽兽）的实质意义。维护财产权就是维护生命权，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财产权与生命权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一个人，如果他的财产权不受保障，那么他作为人的生命权和人格尊严已经受到了侵害。一个财产不受保障的人，其性命肯定也已危在旦夕。生命、自由、幸福的价值最终都取决于人们能否享有受到充分保障的财产权。

财产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生存的必需品。财产权既保障了人的自由，又保障了人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他的基本自由就有了保障；如果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有了保障，他的生命也就有了保障。这种保障虽不能免他于天灾，但却能免于人祸的威胁。从这种意义上讲，财产权成了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基础。财产权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因此成了一种价值，一个目标。基于这样的理由，维护财产权的确是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没有财产权，保守主义就失去了根基。可以说，在一个财产权不受保障的社会，保守主义的思想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没有个人财产权的社会，当然也是保守主义缺席的社会。

保守主义在财产问题上有独特的看法。人们通常认为，财产反映的是人们付出的劳动，而那些勤奋加天赋的人就会拥有财富，因此，财产是被挣来的。但是，在保守主义看来，财产还给人提供了某种安全感。在一个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世界上，财产的占有给人一种信心和保障，这种财产可以是拥有一座房屋，或是在银行里有若干储蓄。因此，保守主义认为，勤俭和谨慎理财是一个重要的美德，这种美德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因而增加社会的总体安全感。财产占有也有很大的政治意义，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也更可能去尊重他人的财产，他们更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有法治的社会当中。因此，维持良好的法律与秩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这也是保守主义主张个人是财产与财产权的基本拥有者的重要原因。

保守主义重视财产的另一个更深的理由是，财产是个人人格的延伸，给个人以归属感、安全和独立。人们在占有财产中实现了他们自己，甚至看到了他们自己。所占有的物体表面上是外在的，具有各种用途，如房子可以避雨，汽车可以提供交通。财产给人的庇护也是心理上的。所以，像抢劫这样的犯罪特别容易产生不愉快的后果，其受害者不仅遭受财产上的损失，而且感到其人身受到了侵犯。而且，财产反映了占有者的个性和人格。住所是最能反应个性的财产占有，其装饰和布局都是按照其所有者的品味和需求来进行的，因此，一个财产社会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没有灵魂和没有个性的社会。

反对私人财产及其相应权利的左翼人士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只能买卖属于自己本人的东西。在这种经济下。人们太不自由了，因为他们不能卖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因此，私有财产制度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分配自由与不自由的方式。这意味着只有财产所有者才有自由，这样一无所有者也没有买与卖的自由。但是，若在一个社会可以自由卖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盗窃与“销赃”岂不是合法化了吗？这样的社会能持久而不解体吗？

对自由社会来说，财产权是一个经济和道德上的必需之物。财产能增加公民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人们发挥其聪明才智。如果各种冒险得不到财富上的补偿，就不会有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个人制造财富的活动中，社会从中得到的收益要远比个人大得多。正是占有财富的物质刺激，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地运转。任何分享或限制从经济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财富的行为都是对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极大打击。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财产权是实现这些权利的主要工具。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实现。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生命，如果没有权利占有和支配劳动的成果，也就失去了维持生命的正当手段。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可以随便被他人占有，那他只能是奴隶。生命的权利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不是有权迫使他人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人类生命的独特性在于每个人都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存在。人的精神必须在物质世界中找到表达的方式，而财产正是表达精神的物质依托。财产权意味着人们有权采取经济行动以获得、利用和处置财产，而不是指望他人必须向其提供财产。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道，构成三项最基本的人权。

个人财产权的概念意味着个人在社会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意味着个人有权支配在私人领域内属于个人的物品。如果每个人生命的目的是自我发展，那么个人财产权便是个人在社会中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在社会环境中，通过标定财产所有权的范围所体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界限是实现自治和作出有效的道德判断所必不可少的。取消了财产权，也就取消了道德生活的可能。两只蚂蚁抢面包屑，两只狗抢骨头，两头狮子抢猎物，它们没有作为财产权的所有权观念，凡是自己能凭武力得到的，都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没有财产权及其相应的观念，就没有文明的、道德的生活。

反对财产权的一个常见的理由是：个人享有财产权的制度是不道德的制度，因为它建立在利己心之上。保守主义的回答是，既然不能把利己之心从人性中拆卸下来，不能把财产从人类的生活中驱逐出去，既然财产占有与利己之心密不可分，那么不让每个人、而只让少数人享受占有财产的权利道德吗？保障每个公民享有财产权的制度不道德，什么样的人享有财产权才道德？况且，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不仅是个人的利己心，而且是不同的人拥有并追求不同的目标的愿望。其实，财产权并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鼓励自私的权利，相反，财产权存在的正当性正是基于，如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塞西尔所指出的，财产权它要求不应该损害别人，这种简单的理由就足以在存在财产制度的地方确立私人享有的财产权利了。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既然一个正常的人会因被剥夺财产而感到痛苦和忧伤，那么要是没有充分的理由，他人或国家把这种痛苦和忧伤强加于这个人就是错误的。可见，财产权不过是任何人不受别人无故侵犯的权利的一部分。

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连支配财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支配自身。自由意味着正当占有的自由，占有财产的权利理应是自由权的一部分。财产占有权是个人自治所必不可少的，它既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保护，又使个人获得了自治的能力。保守主义的政治正义就是系统地、全面地尊重个人的道德、经济和政治自主权，即个人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没有取得财产的权利，没有行使财产权的自由，这个人就不是自主的自由，人就没有人格尊严。无数事实表明，窒息个人自由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因而财产权是人格尊严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借助财产权而获得自由与自治而独立的。财产权所保障的创造财富的自由是人类一切自由的前提。

鉴于欲望的无限与财产的有限，财产必然成为人们关注和争夺的焦点，财产权也就成了生存权的基石。财产权不仅是人对物的静态的权利，更是人采取行动、改进生存条件、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财产权的生存权，只是做奴隶的权利，而奴隶的生存权由于没有财产权而从未得到过保障，对财产权的剥夺也正是奴隶制悖于文明的野蛮之处。因此，人们对财产权是关切的。在政治和法律中，这既是最起码的关切，又是带有终极性的关切。没有财产权作为依托的生存权只能是空洞的权利，且造成财产权与生存权的对立。因为财产及其权利是生存权的物质基础，把不可分开的生存权与财产权截然分开，生存权也就必然失去依托。如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言，否定了财产权，也就使人们生存失去了动力和条件。否定了财产权，自由就失去了保障。如果一个社会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那么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毫无价值。

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的政治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因此，财产权成为自由、个人自治赖以植根和获取养料的土壤，它对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财产权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没有它，人类的正常经济秩序和共同的社会生活就会完全无法进行下去。计划经济的失败表明，那些想以其他的生产、分配和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取代个人财产权的荒谬尝试，总是以事与愿违的方式告终。

财产权是绝对的权利，但是并非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因为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财产权的确立先于对财产权的限制，若财产权根本不被承认，那么对财产权的限制也无从说起。财产权同时意味着尊重他人财产权的义务。财产权作为每个人平等享受的权利不允许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做财产加以拥有。所以，财产权排除了奴役的正当性，因而确保了每个人的自由。同时，既然财产权属于每一个人，每个人所享受到的财产权只能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财产权。每个人的财产权都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由法律和习俗来划定。因此，强调每个人财产权天然地意味着强调受到限制的财产权。每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财产权时须充分尊重他人的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的确，财产权就像政治权力和自由一样，极易被滥用。当财产权被少数人或少数社会集团所独占时更是如此。但就像权力虽会被滥用但却不能加以废除一样，也不能因财产权易被滥用就取缔财产权。而且，滥用财产权本身就是对他人财产权的侵犯，就违背了财产权的原则。因此，使每个人享受到平等的财产权，对每个人的财产权提供同等的保障，这些都是对滥用财产权的有效限制，就像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就必须为自由限定一个范围一样。

保守主义维护财产权还因为它是人类改进自身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重要工具。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无非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精神生活的丰富更离不开对凝结个人智慧的知识财产权的保护。公民若是没有从事经济活动和支配自己财产的广泛自由，也就没有创造财富的自由，因而也就创造不出大量的财富。所以，创造财富的自由要落实在社会制度上必然表现为以财产权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可见，财产权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最重要的条件。财产权是人权、经济活动和法律活动的核心，因为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它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围绕着财产及其权利所产生的冲突是人类事务中最基本的冲突。

在保守主义者的眼里，财产制度是一切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即使是规定财产只能“共同”占有的所有制也是一种财产制度，因为它并未废弃关于财产归属的安排，它剥夺的只是个人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个人所有的财产制度则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制度。不同的财产所有制度满足了不同的人占有财产的欲望。有的财产制度满足的是所有个人占有财富的欲望，有的财产制度只满足官家占有财产的欲望。

5.3 宪政民主的基石

在保守主义看来，财产权不仅是公民个人的经济权利，事实上，也更是政治权利。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必须有政治上的保障，否则就会被统治者的滥权所践踏。如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认为，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同样，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政治权利。不仅如此，财产权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最牢固的道德基础。在保障自由、遏制野蛮的专制方面，财产权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财产权的确立分散了社会中的经济权力，因而避免了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民主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个人的财产越少，国家的财产就越多，这样个人的自由就越难以得到保障。由于个人在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要仰国家之鼻息，这就造成了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以至失去个人的独立人格，同时也加重了其他社会成员的负担。没有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国家便成了唯一的老板。于是，不管你名义上有多少政治自由，你还是没有条件去行使这些自由。英国已故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的占有者之手，奴役就近在眼前。所以，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宪政民主的基石。

只要财产权不受侵犯，社会利益就是多元的、分散的，就是野心家无法操纵的。某些激进主义分子的主张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以温和的形式推行。人们在涉及公众利益时往往会陷入狂热，被野心家所蛊惑，但人们在维护自己利益时基本都是冷静的。野心家可以煽动人群共别人的产，但野心家从来没有在社会范围内成功地使人们自愿放弃自己的财产供他们去实现某些理想。保守主义特别强调“恒产”与“恒心”之间的逻辑相关性。只有财产权得到公平有效的保障，有序的自由才有保障。财产权总是服务于占有者的目的。在产权个人化的社会中，财产权意味着个人有权用自己的财产去服务于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在产权公有化的社会中，财产被用来服务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家们的目的。由于政治的功能是让个人的多样化的生存目的服务于所谓的全社会的共同目的，或者说是多数人的、执政一方的、独裁者的目的。这种共同的目的往往是少数人的乃至是一个人的目的。

在文明社会中，财产权既是一项经济制度，又是一项政治法律原则，但绝不是一项凭有权人的好恶就可以任意废弃的政策。有关财产和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而不是领导者的权宜之计。财产权的界定与保障愈明晰有效，财富的强行再分配的难度就愈大。就算分配者是个平庸无能的独裁者，也难以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损害。财产权越受到保障，损人利己的难度就愈大。个人的财产权与自由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带来民主，但没有财产权与市场，则绝对不会有民主。前者虽不是后者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财产权却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民主在人类文明中的昌盛与财产权的逐步确立是同步发生的。

在财产权作为政府的目的上，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财产权的保障不仅需要民主，同样需要宪政、法治。财产权的确立还催生了法治。在没有财产权的时代，连法律都显得多余，更不用说研究如何用法律来保障财产权了。财产权是宪法与宪政所要保护的重点对象，没有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就没有宪政。“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主权者“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个人的财产”。政府唯一正当的、合乎道德的目的就是保护人的权利，即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财产权，其他一切权利都必将落空。任何立法机关可以用多数票表决的方式剥夺公民财产权和基本自由的政体，绝不是自由政体。若财产权只停留在作为事实上的权利而不变成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就会导致统治者与有产者的无法无天。财产权把权利与自由赋予个人，把限制加诸国家，即为了保障财产权来限制国家的权力。所以，财产权事关政治正义。事实上，财产权本身就含有正义的观念。其背后是，个人拥有正当获得、占有任何他视之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对每个人是同等的。因此，广义上的财产权包括个人的选择自由、其人身的安全和自由、其才智的运用自由。只有公平地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权的政治制度才是正义的政治制度。没有财产权，其他任何权利都不可能得到真正行使。财产权是个人自由不受强权限制的权利，是使人权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只有市场经济和法治下的宪政民主才能把全面的、法律意义的财产权变成现实。在前市场经济社会只有事实上、没有法理上的财产权利，即对财产的占有不是基于权利或法律，只是基于习惯和默许。财产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文明的基石具有超法律的性质，人类不能制定毁灭人类文明自身的法律，因而不能制定消灭财产权的法律。保障财产权的工作已就成为文明人的行动指南。

5.4 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财产权的观念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自然史而形成的。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而不是动物的天赋权利。这是说，享受财产权是人及其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人就有可能被贬到动物的地步上，人的自由和生命就可能危在旦夕。享受财产的权利是人成为人的要件之一，是确保人被当人对待的基本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说，完全有理由把财产权看作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说，天赋的权利。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你的”（财产、权利、自由等）与“我的”（财产、权利、自由等）之间有一道明确的、由法律和习俗所规定的界限。取消了这条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取消了人类文明自身。“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显然不是文明的正义逻辑，而是野蛮的强盗逻辑。没有财产权，抢劫与掠夺就是英雄的壮举。所以，财产权是道德与善行的催化剂，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认为这句话所反映的真理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定律一样颠扑不破。财产权受到同等的公平保护的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完善的财产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特有的标识。失去了这一标识，人类将回到野蛮蒙昧状态。财产权使正当地占有财富的欲望合法化。既然财富与财产权同人类的文明如此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如此巨大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否定了财产权的正当性，也就无疑是卸掉了人类文明的推进器。可以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强权就压倒正义，哪里野蛮就压倒文明。

在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看来，对财产权的认可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端。斯密发现动物无法用手势或语言在“你的”与“我的”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弗格森则明确地把野蛮人定义为没有财产权观念的人。道德规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休谟看来，调节财产分配的规则是人类道德的核心。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同生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

财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人类以文明的方式合作的开始。财产权的确立和保障是先进文明的道德内核，只有野蛮时代的人才不知财产权为何物，因而也不会去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在现代社会只有骗子、小偷、强盗、土匪、蟊贼才不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尊重财产权与否不仅是人类的文明状态与动物的蒙昧状态的分水岭，而且也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分水岭。不承认这一分水岭，就意味着不承认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类与动物的分野。

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鲁东有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这句话曾进发出无穷的魅力。解决与财产相关盗窃问题，途径有两条，一是废除财产与财产权，二是用法律来保障财产权。普鲁东选择了前者。然而，财产及其权利是不可废除的，当合法的占有财富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人们只好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得。

不可否认，任何社会中都有通过盗窃获取的财富。然而，正是财产权的道德性才决定了盗窃行径的不道德性。若是没有财产权，盗窃等掠夺性的行为就成了道德上受鼓励的“见义勇为”。可见，取缔了财产权就是放纵对他人财产的盗窃、乃至公开的抢劫，像“文革”中的那些打、砸、抄、抢他人财产的野蛮行径才能名正言顺、肆无忌惮。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要么是疯人行径，要么是禽兽行径，而绝不是文明人的行径。而制止盗窃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强化对财产权的保护。鼓励盗窃的最好办法便是取缔财产权。没有财产权，每个人都饱受专横的权力之害。只有极权国家才倾全力取缔公民个人的财产权。

侵犯财产权的种种行径，正说明了财产权的存在。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财产权的原则恰恰在对财产权的否定中被确立起来了。自人类文明形成之初实际上就存在着夺取财产权的阴谋，这种阴谋还远远没有停止。战争、奴役、欺诈、摊派、索贿、乱收费、滥罚款、苛捐杂税、垄断、特权、累进税等，所有这些重锤无数次去撼动着财产权这根愈撼愈坚的人类文明的顶梁柱。

财产权与经济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双重基础，是安定的社会秩序的柱石。如果社会要维护，两者必须先得到维护。攻击这两者的人自然也就是社会的敌人，攻击这两者的革命也必然是罪恶的革命，因为它在摧毁人类文明的两根支柱。财产是天然的，自由经济也是天然的，富人少，穷人多，若强制再分配，对富人有害，而对穷人无益。柏克指出：“除了暴君之外，谁会想到竟不经起诉，不容申辩，就剥夺成千上万人的财产呢？”财产带来权利，财产是法律、政治、道德与艺术的基础，也是社会的基石。财产与财产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看其财产权得到保护的程度。

在保守主义所追求的自由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潜能来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目标，而不必同他人发生冲突，条件是用结实的道德、法律和习俗的“篱笆”在各自的财产之间标出一道明确的界限。这也是人类文明的界限。没有这条界限，文明人就会变成野蛮人。财产权制度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维持文明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篱笆不好，邻居会加倍觊觎他人的财产，挑起并加剧纷争，就像制度不好会导致政治家加倍攫取权力一样。在财产没有界限、财产权没有保障的情形下，好邻居肯定是坏邻居，道德的人肯定会变成不道德的人。财产与财产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看财产权在该社会中得到保护的程度。处在野蛮状态下的人类根本没有财产权的概念。财产权可以说是文明人特有的权利，是生存和幸福的关键。很难想像，一个连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人，其生命（权）和幸福（权）怎能平安无事？财产权是健全的人性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超越自然的必要条件，更是推进人类文明自身的必要条件。

5.5 经济自由：一切自由之母

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经济立场就是拥护财产权和个人占有的财产制度。正是有了这样的财产权利才使得那些不同于主流意见的人，尤其是与政府观点不同的人能有立足之地。没有属于私人的财产和财产权，在一个社会中就很难听到反对的声音。财产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经济上的平等不是经济进步，财产与私人占有分离，自由就失去了根基。

保守主义是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物。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许多政治立场和经济立场是完全相同的。如强调自由市场经济，财产权、经济自由、有限政府、这一点即使连柏克都不例外，他主张自由贸易和竞争性的自由调节的市场经济，和较少的政府干预。柏克认为，自由市场是有效而公平的。市场经济是自然而必然的，因为它满足了人类渴求财富的愿望，市场的法则是自然的法则。自由市场经济自身固然有许多的弊害，但是没有它人类将遭受更大的困苦，市场经济通过自愿的交易，维持了社会的安定，从而大大缩小了强制力的范围。市场的奇妙在于它依靠的是个人间的资源合作，而不是强制。市场经济通过取悦人来达到目的。计划经济通过威胁、胁迫人来达到目的。市场像传统一样，能够照顾到人的需求和潜能的无限多样性。这是任何官僚政府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自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可以进行自由地交换，自由地获得、占有、使用和处置自己的财产。二是，自由意味着这些活动不受政府的干预。经济自由通过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类型和作用范围，从而巩固了自身。相反，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则导致政府权力的严重膨胀，政府干预的范围无限扩大，最终把整个社会赶上通往奴役之路。保守主义的经济观与其人性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守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和财产权的钟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人性论决定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他们看来，自由市场经济是人性在经济方面最恰当的表达。所以，斯密说，市场经济是合乎自然与人性的、天然的自由制度。自由市场经济最有效地满足了每个人通过占有来维持自己生存的欲望，而其他的经济体制都无视这一欲望，甚至彻底否定这一欲望，从而带来人性的扭曲、经济的倒退、物质的匮乏。而占有财产的冲动又恰恰是人性中求生本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废除财产的努力越成功，其所带来的灾难越无穷。

在保守主义看来，任何自由都是选择的自由，自由本身不能与特定的结果相联系，否则就排斥了选择。自由的精髓正是允许人们进行选择，并承担相应选择的后果。

根据保守主义的主张，在所有的自由中，有悠久历史的经济自由最为根本、最为珍贵。因为通过经济自由的运用，人们可以获得运用其他自由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经济自由由于有极大的互惠性，通常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经济自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自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就很容易从人们身边被夺走。换句话说，其他自由的有效运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获得占有和使用财产的自由。比如说，你要行使言论自由，你可能需要有钱租一个会场，需要印发一些材料。保守主义对自由、对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伸张也意味着必然要求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一个权力太大的政府肯定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一个腐败得不到有效制止的政府必然对人们的财产和财产权构成重大的威胁。

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是培养美德的温室，为了给自己积累财富，人们必须节俭、审慎、勤劳。保守主义对财产权的强调就意味着对福利国家的敌视，因为靠大量的税收支撑的福利计划必然要损害到人的财产权，而且这样的税收和福利会不断地侵蚀每个人对自己的责任心，加剧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妨碍到个人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自由。福利措施的确会增加人们的安全感，但是，安全本身不是自由，其价值远远不能与自由同日而语。否则的话，把社会建成兵营、监狱或许最安全。

如果自由是最基本的价值，那么，经济自由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凡是损害经济自由的，最终也必将损害到其他自由。对经济自由的压制必将导致政治自由的消亡。国家所有、计划经济、大量的管制及干预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们压制人们的创造性和自律精神。与大政府孪生的高税收对财产权造成极大侵害。把别人的钱花在无用而有害的事情上，且不对出钱者负责，不仅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保守主义对此的结论是：“如同战争是公开的、大规模的谋杀一样，滥税是公开的、大规模的盗窃。”

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把政府管制经济和福利国家看作是自由的扩展。这里的自由是积极的自由。保守主义秉持消极的自由观，即不存在强制的状态。按照这种看法，一个不愿工作而挨饿的人仍然是自由的，而且享有无偿分享他人财富的权利。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贫困、无知等其他不利境况会限制一个人的自由，这时，国家就应该通过规模供应来改变这些不利处境。保守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自由主义。这样做不仅要剥夺富人，也会使穷人永远受穷，因为不愿意工作的人不存在挨饿的担忧。

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必然而是选择；不是逍遥，而是负责还是不负责的选择；是承担义务与拒绝义务之间的选择；自由不是美德，但却是美德与罪恶之间的选择，这意味着任何非自愿选择的行为都不可能是有德行的行为，免于政府强制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免于社会权威的自由，在一个社会中权威总是必要的，而恰恰这些权威有助于减少个人对政府的依赖。在许多保守主义者眼中，国家始终是一个隐忧，是一个必要的恶。他们担心政府随时会干预市场和私人的生活，大政府肯定是坏政府，即使是民主制度，也不能免除保守主义的这种担忧。

保守主义认为建立在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基础上的社会不仅是最有效率、最为繁荣的社会，而且在道德上也优越于其他社会。因为这种社会是最自由的社会，自由是一切价值中最重要的价值。自由市场是进步与文明的引擎。自由是绝对的价值，市场中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保障，并为其他自由的扩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发现，一个自由竞争的繁荣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中造就了无数个由小到大的、以小为主的经济权力中心，从而阻止了政治权力向中央的集中。

自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条件，虽然并不是每个自由人总是能作出好的选择，但是不是自由作出的选择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政府的功能就是允许个人在追求美好生活中作出个人自己的选择。所以，好的政府肯定是干预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的政府，即有限的政府。所以，政府即使是处于善良的动机也不应该越出为保护个人的自由而为其设定的行动范围。

如果一个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个人的自由，如果承认选择的自由是一切选择的前提，那么自由选择的广泛存在本身就为个人的自由创造了条件。然而，进行这些自由选择的人是不是全是有责任心的人呢？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即便如此，也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培养出人的责任心。自由的环境也许不是培养责任心的全部条件，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且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有责任心的。比如说，多数人与花别人的钱相比，更能把自己的钱花到有效的地方，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算计。任何无视这一基本规律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都已被证明完全行不通。当然，说多数人是负责任的消费者，并不等于说，这些人都是品行高尚的人。

在自由的环境下，人们都能展现出人性中最高尚、最光辉的一面，当然也肯定会暴露出人性中不太高尚、不太体面的一面。尽管如此，这里根本不存在存高去低的选择。一旦低的东西被彻底去掉了，高尚的东西由于失去了对照也就变得不高尚了。而且去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低的表象的背后所潜藏着的人的基本本能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被彻底抹煞的。所以，与头脑中的理想世界相比，现实中的自由世界总是与众多的缺陷、不足相伴随的。

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当今最普遍的、唯一可行的经济形式，是因为它是人们经过漫长的探索和积累所得到的最契合人之本性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超越国境的可行性也恰恰证明了普遍的和不变的人性。自由市场经济也最契合人的有限理性，因为它可以自发地运转、自动地配置、自动地调节，而不需要人的全知、全能。计划经济是建立在计划者的全知全能的假定之上，由于这样的人不存在，无限的理性不存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就注定要破产。也正由于保守主义相信，没有人能够驾驭如此复杂的市场经济，所以就要反对任何企图驾驭这一经济的努力，尤其是限制政府以驾驭的名义来把经济送入“鸟笼”之中。保守主义捍卫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向正义与自由社会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有权支配属于他的东西，支配他从他先辈那里合法继承的东西，支配对他的能力、勤劳和运气的奖赏。这样一个充满个性与多样性的社会必然优越于每个人不过是棋子的棋盘社会。

包括适用于经济事务在内的自由选择是美德的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市场经济带来了自由的选择，因而也促进了美德。当然，经济自由绝不能保障其所带来的一切都是美德，但是当经济自由受到限制时，美德的出现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直接拥有和经营大量的财富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经济上的腐败，这种腐败表面上是官员自身的腐败，事实上，却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败坏。因为官员的腐败需要民间的配合。即使政府为了帮助个人而介入经济，也是害大于利，因为这必将削弱一个人的道德，败坏一个人的自立能力、进取能力及其对自己的责任心，以及对他人的关怀，并导致个人对国家的依附，而国家会自动地证明，它自身是不可依附的。

5.6 结果的平等，还是权利的平等？

平等问题是保守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保守主义反对用政府的权力来制造平等，不论平等有多大的价值，强制的平等是不智的、不当的和不安全的。因为人的多样性是天然的，强制的平等会破坏这种多样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而单一性和整齐划一会窒息活力与自由。隐藏在强制的整齐划一的背后是妒嫉、仇恨和掠夺，是一种低级的、野蛮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占了上风，就会表现为一个声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个阶级、一种教材，一种法律、一种习俗、一种收入水平。这也是极权社会的写照。既然自然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要用单一性来取代这种多样性，就不免要使用残酷的武力、精神的摧残，乃至肉体的消灭才能达到。

保守主义反对激进的个人主义、激进的平等主义和极端的享乐主义。平等主义给人一种道德上清高、纯洁的假像，其实，骨子里充满了物质享乐主义的气息。它最计较的就是物质财富上的得与失，不关心财富的生产，只关心财富的分配；只关心如何付出较少的劳动，得到较多的别人的财富。

保守既定的秩序意味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唯一的真正的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以及相应的自然权利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均不是经济进步，一旦财产与私人占有分离，自由就失去了根基。

保守主义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改进自己，结果平等的念头愚不可及。平均主义的道德观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人既然在天赋与能力上是不平等的，社会就会把这样的差异体现出来。此外，没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将失去工作的动力。这种差异不仅不可悲，而且是一个良性的社会所必需的。不同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贡献得到不同的报酬。阶级是社会的整合力量，而不是分裂力量。如果保持机体的健康，就必须保持其不同（而不是相同）的部分协调工作。保守主义的任务就是维持这种和谐。

如果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和价值上是平等的，那么，一个人凭什么服从另外一个人的统治？这个依据只能是服从者自愿的、可以撤回的同意，而不是被服从者的暴力。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主与奴的关系。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尊严、价值上的极大不平等。

根据保守主义的平等观，人既生而平等，又生而有别。平等既可以成为自由的最佳补充，也可以成为它最凶恶的敌人。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一个诱人的理想，同时又是太容易堕落的理想，平等常散发着一种“邪”味，它使弱者把强者贬低到他们的水平上。实际上，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更大的或更多的结果平等，人们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级、特权和精英专制的泥坑。

高扬平等旗帜的人常常标榜他们以关心人民利益为己任，试图向世人证明，唯有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知音、是人民的真正崇拜者。这些人高谈“真正的人民”，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制造一个虚无飘渺的、理想的人民偶像。更糟糕的是，崇拜人民并不必然“爱民”，即对穷人、被遗弃的人和地位低下的人的实际爱怜。相反，制造一个理想的人民偶像常常同行动中完全蔑视实际存在的人民的现实相伴而生。自罗伯斯庇尔执政以来的许多事实都表明，绝对化的平等理想实行起来多么容易导致相反的结果，导致对人民残忍的虐待和无情的灭绝。而且，这种平均主义中隐藏的尚同精神所带来的一元化窒息了个人的生命、社会的活力。

平等主义者们常常声称他们代表的是穷人、弱者的利益。问题是，如果穷人和弱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意味着穷人永远是穷人，弱者永远是弱者，而不坐视穷人永远是穷人、弱者永远是弱者，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历史告诉我们，以保障穷人、弱者的利益作出的极端主义政治努力往往变成了使贫穷者（除其中的后来成为少数精英、革命家外）永远处于穷困、贫弱境况的努力。所以，无条件地强调保障所谓大多数的穷人和弱者的权益，可能到头来使他们永远沦为穷人和弱者，世代不得翻身。

帮助穷人与实现平均意义上的平等是两回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改变穷困、贫弱的方式不能是以穷人的名义用暴力的手段来均贫富。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下，穷人的贫困不是有钱人的富裕造成的，这种财富分配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零和游戏。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来强制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富人变穷，却不能让所有的穷人普遍变富。贫穷面前的人人平等是虚假的、对所有人都有害的平等。同样，财富占有量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一种幻想。若把这种幻想当做行动的纲领，其结果便是贫穷面前人人平等。所以，现实的、可行的平等只能是在公正的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里公正的法律指的是：能够保障每个人最大限度的同等自由和权利的法律。如柏克所言：平等的含义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

保守主义对基本权利的平等十分同情，对结果的平等十分警惕。它信奉的是权利的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当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时候，它只能是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即所有的人享受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平等权利，即公平的待遇，指人类在若干方面享有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而不管他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平等结果则要求人类在分配上不应当有差别。然而，不论是在机会的平等利用上还是在财富的平均分配上，平等权利并不排除差别，并不产生平等的结果。而要想得到平等的结果，人们则要放弃权利的平等，并准备容忍不平等的手段，接受歧视性的待遇，认可不平等的机会，赞同掠夺性的再分配。

在看待不平等的起源上，保守主义的权利平等观与激进主义的结果平等观的对立是十分鲜明的。结果平等观视财产所有权和自由市场经济为结果不平等的最大制造者，并不断尝试用新的所有制形式和新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而权利平等观则视财产权的平等是最重要的平等之一，视市场经济是实现平等的最强大的、不可取代的天然力量。主张结果的平均由于敌视市场和商业活动而貌似很“脱俗”，但这种“脱俗”不过是假像，因为它念念不忘不劳而强行分享别人的财产、劳动和智慧。亲市场的权利平等观则常受到透出“铜臭”气息的指责。因为它发现，市场经济下的平等是“金钱决定一切”原则。当然，这样的原则似乎十分“庸俗”，可是，还有什么比“金钱决定一切”更公平呢？如美国新保守主义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Berger）所发现的：对于专制时代的统治精英来说，决定一切的是权力；对于贵族来说，决定一切的是出身和门第；在市场经济下，由于金钱所带来的平等，任何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都竟然可以用金钱换取过去只属于有权者和贵族的社会地位。不仅如此，这些暴发户们还“厚颜无耻”地要求社会承认他们如此获得的社会地位是合理合法的，是做人的权利。这正是市场经济与权利平等的公平之处。

权利平等观反对结果平等的一个重要缘故，是任何旨在实现结果平等的社会工程都将导致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干预，而这与其有限政府的主张是完全相违背的，因为这种集中和干预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平等构成极大的威胁，会严重削弱个人对其个人生活的“领导权”。这种集中和干预还将招致对个人成功机会和财产的剥夺，从而妨碍到个人的自立和自强。权力的平等要求无限制的人民主权，其后果是造就了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所以，平均主义的结果平等不仅是荒谬的高调理想，而且是错误的害人实践。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尤其不存在结果的绝对平等。不平等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是不能铲除的。

理性主义的空想家们总是想让现实的行动世界屈从于头脑中的空想世界，绝对的结果平等即是一例。他们发誓，要消灭人世间的不平事，但是他们不知道，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都是多样的、复杂的世界。多样，就意味着差别。所谓的绝对平等是典型的空想的产物。这种念头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仅办不到，而且危害极大；不仅无助于克服本来可以克服的不平等，而且被证明带来了更大的、更有害的、更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平等与特权。所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太执着地追求头脑中的一个幻像，就不免要牺牲其他的现实的目标；如果太执着地追求平等，就难免要毁灭政治与社会自由。极端地追求平等、公平或正义是一个恶德，而适度地追求自由却是一种美德。如果头脑中的抽象的空洞的理想占了上风，现实的合理的可行的目标就只好甘拜下风。

所以，强制的平等给自由和作为其产物的多样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保守主义否认自由需要结果平等，自由只需要一种平等，即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同等权利，尤其是其生命、自由和财产免受侵害的权利。强制的平等不正当，因为它破坏了每一个人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大大地限制了每个人潜能的发挥，使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严重限制。

绝对的结果平等，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本身就是永远不可能、不值得实现的空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满足人们欲望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是有限的。就算是人们可以拿到等额的工资，也绝对不可能给每一个参加运动会的人都奉送一个冠军的头衔。在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东西是稀缺的，只有在正当的竞争中取胜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它。保守主义主张通过财产的适当转移来帮助穷人，但反对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财富的再分配只能诉诸自愿、依靠说服、借助民间的慈善，这一点与保守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即任何善行都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基于强制。只有用自愿的手段才能把好事办成好事，若用强制的手段，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5.7 社会正义“正义”吗？

保守主义并非像所指责的那样对社会中的可避免的困苦和罪恶持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的态度。关于福利的立法恰恰是由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所推动的。然后，保守主义却对已经开始变质的福利国家持敌视态度。因为福利国家是建立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亦被称为“社会公正”）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正义被看成是国家的职能而非民间自愿的慈善，是受惠者的权利而不是施惠者的美德，因而它败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道德感。福利国家导致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滥用了纳税人的财富，逐步丧失谋生能力，造成公民寄生于国家机体之上。福利国家允诺一种它无法提供的增长，其所造成的是臃肿、庞大的国家机器。穷人的命运也因此被大大改变。福利国家的维持靠的是充分的被创造出来的财富，而福利国家本身在侵蚀、削弱、瓦解创造财富的个人积极性和社会机制。如法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儒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在《再分配的伦理》中所指出的，这种通过国家对财富的强制性再分配来实现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恶劣后果是多方面的：

首先，对有独创性趣味的个人是灾难；其次，社会丧失了上述个人为满足其特殊需要而做出的特殊努力；第三，社会丧失了由满足特殊需要的成功努力所产生的方式的多样性；第四，社会丧失了得到少数财产支持的种种活动。

福利国家的正当性依据的是一种叫做“社会正义”的理论。它认为社会应当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个人，把正义看成是财产的分配。因此，它只关心社会资源的分配，即在社会中的财产、特权与权力总量的分配。而且这种总量的存在与所有权无关，并由“社会”来分配。社会正义就是通过政府干预市场和分配以便使某些人获得某些收入，从而实现所谓分配上的公平。这就是哈耶克所指责的“社会正义的幻象”（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保守主义通常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之类的字眼充满狐疑，强调结果分配的社会正义有内在的逻辑矛盾。人们通常按照规则来玩游戏，或赢或输。正义本身不应是赢者手中的奖品，不应成为分配的对象。一旦用“正义”试图去抹平输赢的界限，替代规则来指定比赛的结果，这样的正义肯定是不正义的，所以正义本身不能成为游戏角逐的对象，这样的正义干扰了比赛的进行，而社会正义则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只有竞争的方式有公正、不公正之分，而通过正当的方式产生的竞争结果无公正、不公正之分。

在保守主义看来，从来就没有像“社会”这样的空洞、抽象的终极分配者，它更不能担负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任务。社会只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有思想、有行动、能进行财富分配的行动者。唯一能担负一些分配职能的是国家，但它的分配职能受基本人权（如财产权）、宪法和法律及公民间的契约的限制。正义的运用不在于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正义的问题只存在于契约主体的起源与交易。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谁若单方面毁约都是不正义的。不经其本人同意，强迫他人劳动、或剥夺他人所得都是不正义的。只要权利得到了保障，正义就得到了实现，即便取得权利的过程会带来不等的分配结果。

保守主义之所以怀着极大的道德勇气对至为动听的“社会正义”提出质疑，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正义把财富凌驾在权利之上，把虚假的社会凌驾在实在的个人身上。如果把这样的正义付诸现实，人的权利就注定要遭殃。如果不择手段地夺走别人的财富，必然要践踏别人的权利。而且，“社会正义”会彻底抹掉个人的责任感，免除了社会互动的义务。如果不通过“社会的再分配”就没有正当的占有，那么正当的付出和获得都不存在；如果在没取得“社会”的认可之前，一切自然继承的所得都是“不正义”的；如果国家垄断了一切财富和权利，那么，社会平等的目标就成了让个人绝对服从于一个全权的实体（社会）的律令。在这里每个人的平等是在特权基础上的平等，领取配额机会的平等，在这种社会现实，领取配额的额度和机会，不仅极不平等，而且等级鲜明、森严。“社会正义”所追求的这种各得其所，也曾写在象征着纳粹统治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人口处。

社会正义把正义当作一个社会整体的正义问题，而正义问题涉及的首先是个人的。在保守主义看来，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衡量正义与否是不妥当的。分配性正义，创造出一个奇怪的幻象，国家是所有财富的拥有者，否则国家拿什么去再分配？国家真的是社会上一切财富的拥有者吗？显然不是，而且没有任何理由是。

那么，保守主义如何对待穷人的问题呢？保守主义真的像常常受到的指责那样是维护富人的既得权益和敌视穷人的一种阴谋吗？保守主义认为，人类总是生存在紧张状态之中。任何政治行动，不管多么有效，也只能缓解这种紧张，绝对不可能予以完全消除。在保守主义看来，邪恶和苦难是人类在其生存状态中所永远无法摆脱的。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乌托邦方案去试图将这些邪恶与不幸斩草除根，而只能用适当的措施抑制并缓解其不良影响。这也意味着政治与政府在功能和活动范围上都是十分有限的。通过国家来强制性实行再分配的社会正义却试图把一个有限国家变成无限的国家，把自由的国家变成保姆国家，把一个地方分权的国家变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一旦走到极端时便成了一切由权力核心统一配给的兵营国家。保守主义正是为了穷苦人的长远利益才质疑这样的社会正义的正义性。

有人会问，对于那些靠个人和社会的力量都解决不了的困苦，难道政府也不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吗？当然应该。问题是应看到这种援助计划常常带来的不良后果。政府的救助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不可能也不应成为人们过着体面生活的物质基础。保守主义十分同情人间的疾苦与不幸，但决不对受苦者和不幸者作空洞的、画饼充饥式的空头许诺。保守主义不仅同情穷人，而且主张用更有效的办法帮助穷人。柏克认为慈善和福利应由私人和民间来提供，主张用民间的慈善事业来取代政府的福利计划。民间的慈善不仅更有同情心，而且帮助穷人的办法也更为有效。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保守主义倚重的是社会，而不是政府。用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的话说，政府通常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个问题。在保守主义看来，政府帮助穷人，就像消防队灭火一样：只有在市民无法控制火势时，才动用消防队；只有在社会的力量无法克服眼前的困难时，政府才能出面；一旦大火被扑灭，消防队就应班师回朝；困难一旦被克服，政府就应撒手不管。所以保守主义者在劳驾政府之前，总是要问明，这个问题凭社会的力量能否解决？在分配问题上，保守主义认为，市场机制的公平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所无法比拟的。政府要做的，不是取代市场，而是去维护市场自身的公平。

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各自所需要的公正也有不同。因此，靠政府通过国家权力来一刀切是很难实现公正的，反而常常是加大了不公正和不平等。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以致产生不受制约的专横权力。此外，强行的平均和破坏产生财富的激励机制，到头来使得财富越分越少。权利与自由的平等是应该和正常的，分配的平等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可能的。由于人自身能力缺陷和品德缺陷，正义不可能全面彻底实现。追求全面、彻底的正义反而带来更大的不义，尤其是不能通过总体设计和全面的平均并将其实施来实现全面正义。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演化而来的，不是由设计建构而来的，这就要求认同社会与传统的权威。

❂保守主义

06

第六章
社会

社会确实是一种契约……是一切科学中的结伴关系；一切艺术中的结伴关系；一切德性、一切完美中的结伴关系……它不仅成为生者之间，而且成为生者、死者及来者之间的结伴关系。

——柏克

最为糟糕的是，政府被假称为道德之师、美德之使和精神之母。

——尼斯比特

6.1 自然演进

保守主义认为，历史与传统就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经验与实践智慧的积累。人类是自然演进的产物，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保守主义相信经验、尊崇自然。一旦人们违背自然的法则，自然就会向人类报复。任何人都不能对自然、对人类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为，在柏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看来，自然法则乃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政治也同样必须尊崇自然的法则，其中首先包括人性的法则。

保守主义一方面持进化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又反对新必胜旧、人定胜天的信条。新必胜旧的历史观认为任何新事物，均是旧事物的更高级、更完满的发展，所以凡是新的便是好的、进步的，凡是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保守主义反对决定论的、结构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不是点与点之间的几何线条。保守主义观察问题的方法是把它放到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脉络中，特别强调历史与经验的具体性，而不是根据头脑中想象的未来来构建眼前的现在。真正的历史不是线性的编年史，而是社会结构、习俗乃致成见的代代相传，是一部自然史。真正的历史方法不是时常回首过去，叙述故事，而是从上述的历史中来理解现在。

柏克强调：历史是上帝意志的不断展开，是流动的社会。易言之，社会与历史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只是保守主义主张这种变化应该是零星的、渐进的。保守传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好政府的充足条件。变革才是最强有力的自然法则。在柏克看来，进步是逐步实现有序自由的过程。保守主义不反对进步，只是这样的进步须有利于巩固和拓展有序的自由，而且，实现进步的手段必须是渐进的。保守主义反对的只是激进主义的一厢情愿的、过分乐观的进步观念。因此保守主义者可以同时是进步主义者。例如，在加拿大，就有进步保守党。对保守主义来说，理解现实的最好途径是历史的方法。如果我们不知从哪里来，就难以知道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更难知道我们向何处去。

与人类的历史是自然演进的历史一样，保守主义认为，作为自然演进的产物，人类社会在构成上是有机的，并呈层级结构状。阶级和社会团体就像身体的不同器官一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彼此不可或缺。在这样的层级状社会中，不同的个人和集团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一些角色总是比另一些角色重要一些，一些人做的事情总是比另一些重要，这就产生了社会不平等。保守既定的秩序意味着容忍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保守主义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改进自己，结果平等的念头愚不可及。人既然在天赋与能力上是不平等的，社会就把这样的差异体现出来。此外，没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将失去工作的动力。这种差异不仅不可悲，而且是一个良性的社会所必需的。不同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贡献得到不同的报酬。阶级是社会的整合力量，而不是分裂力量。如果保持机体的健康，就必须保持其不同（而不是相同）的部分协调工作。保守主义的任务就是维持这样的社会和谐。

6.2 社会是有机体

一些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把社会看作是一台机器，认为社会像机器一样可以被拆成不同的部分，而且，每个个人不过是机器上的螺丝钉，把社会分成一个个阶级，并把一些阶级列入消灭对象之列。保守主义反对这种机械论的社会观，认为社会不是一个像钟一样的机器装置。在保守主义看来，一个社会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不能根据某种理论去加以组合、拼装。社会是无限复杂的和相互关联的。改变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对任何其他部分（如阶级或阶层）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剧烈的变革会导致无法预料、无法控制的动荡和灾难。保守派总是反对变革，但保守主义者并不是，他只不过认为任何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并由社会自身（而非暴力）来完成的。

保守主义在对理想社会的看法方面与有理性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流派不同。这一流派的自由主义认为理想的社会是自由的个体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在原则上随时可以改变。权威也是来自这样的契约。在一切契约之上还有社会契约，其作用是公民通过服从法律以换得政府的保护。如果政府不守契约，不尽其责，人民有权改变契约。对传统的保守主义来说，社会不仅仅是相互之间构成契约关系的个人的结合，而且是忠诚和情感联结起来的社群。与纯粹的理性主义不同，保守主义作为保守自由的主义更注重社群、传统和道德生活。在保守主义看来，稳定的、有组织的社会是漫长积累的产物，是各种制度、习俗的有机结合和历史延续。它建立在所有家庭、教会、私有财产和地方社群制度之上。个人正是通过这些制度获得了权利和义务。

保守主义对政府的合法性与社会和谐的本质有十分独特的看法。保守主义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特别是在自由社会中都有一个并非只建立在财富之上的天然层级结构。社会在本质上是差等格局的，在构成上是有机的，是在自然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因此任何试图设计新社会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为了平均的理想而拆掉这个社会结构并不能给社会带来平等，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平等，给社会带来动荡，而强行拆除必将引起抵抗，从而导致流血。莎士比亚曾这样风趣地形容消灭社会和阶级差异的行径：去掉高低音，松开调好的弦。那么，听吧！何等地不谐调；事事相遇就作对。

保守主义认为，个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不论他们多么要求个性解放，但其根基总在社会之中。在传统的保守主义看来，自由是对社会义务和纽带关系的自愿接受。自由关系到履行一个人的义务，一个人们只知道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社会是一个活着的东西，是一个有机体，只有每个部分协调工作，如个人、家庭、教会、企业、政府，各行其职、各负其责，才能维持社会的健康。保守主义认为道德问题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意味着个人在创建新道德方面应受到极大的限制，并尊重特定社会的道德传统。法律不仅要维持公共秩序，而且要捍卫和弘扬为社会所公认的道德立场和价值观。

6.3 必要的成见

即使生活在最开明时代的人，既不会褒奖成见（prejudice），却又不能免于成见。保守主义响亮地为成见辩护。保守主义发现，宗教、传统和成见都是社会的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凝聚力量。成见是认识、理解和感觉世界的一种精致的方式，是一种先于理智的智慧。成见，如柏克所言，“是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现成地加以应用的东西；它预先使人的精神和心灵坚定地踏上智慧和美德之路，并且使人类在决策时不致于因迟疑、迷惑和不果断而变得犹豫不决”。正是传统、习俗乃至成见才能成为个人行动的产物，因为它们代表了存在于传统之中的智慧的累积。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成见对人类行为的指导作用要比只被少数知识精英和文人政客所独占的抽象的理论和纯粹的理性牢靠得多。对成见的尊重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民主”的尊重，就是对少数人独占“真理和智慧”的否定。

承认成见的价值与法兰西启蒙思想家们和法国大革命的作者们所倡导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根本对立。后一种思维方式特别注重纯粹、抽象、演绎的理性，推崇几何学中那种严密的推理，强调个人摆脱传统与成见来独立发现真理的能力，以祛除一切成见为“己任”，立“免于成见”为理想社会和理想公民的主要标志。然而，几何式的推理，虽然在数学和其他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但在人类事务中的用途极其有限。实际的知识是通过历史上的实践和具体的经验来获得的，是自发秩序的知识论基础；抽象的知识是通过智力的活动、通过抽象和演绎得出的，是设计的秩序和政治乌托邦的知识论基础，在每个政治乌托邦设计之后，都有一套精心构想的“历史发展的逻辑”。

成见，与其说是一种有偏差的见解，不如说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常识，所谓传统即是聪明的成见。成见不可克服，不可杜绝。这种偏差是经过历史检验过的偏差，是人类价值和价值观的源泉。与法兰西启蒙思想的看法相左，成见并不与理性作对，而是与之结盟。成见提供了使理性充满光彩的、自发的、自然的情感。没有成见的、赤裸裸的理性总是轻浮的。

作为一种现代政体，自由民主是为有成见的人设计的，直接民主则是为不被允许有成见的人设计的。

柏克指出：明智的成见胜过未经检验的空想。承认成见意味着承认每个人的知识所具有的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的局限。所以，任何想彻底否定成见的念头是对成见的最大成见；任何想彻底消灭、杜绝成见的政治事业都是徒劳的努力。成见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可靠的依托。这样人们一旦遇到紧急的情形或全新的事物，就不会不知所措，若仅靠理性，在紧急情况下就会犹豫不决。用成见来应付现实，比靠抽象的设计应付现实要保险得多。

6.4 市民社会

按照英国的一位保守主义理论家的看法，保守主义本身就是起源于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态度。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也是建立在其对市民社会的特定看法之上的。按照自愿的原则，由个人的自由互动结成社团，如宗教组织、商业机构等，由此形成的社会便是保守主义所说的市场社会。自由社会的特征就是有庞大的、不受政府支配的市民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政府职能就是帮助人们通过自愿性结社的方式来自主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自己的目标，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实自己的生活的能力。

市民社会是现代自由社会的基础结构，它是由家庭、邻里、社区、教会以及诸如公司、行会、学社、协会、慈善机构、民间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俱乐部等自愿性结社组成的。它们充当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结构。它们是抵抗国家权力的坚强堡垒。没有这样的中介结构，个人只得孤伶伶地面对国家。保守主义对市民社会的思想的创立有着重大的贡献。其思想来源的奠定者是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先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后来为洛克、休谟、亚当・斯密、柏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所继承。

市民社会是由自主的自由人构成。他们在历史中为自己建立起互联的人际网络，以各种方式结成各种社群，以完成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可能与国家一致，也可能更多的是完全独立于国家。市民社会不是农业社会中君主权力鞭长莫及的民间社会，也不是巴黎公社式的那种想象中的公民社会。它既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也不是斯巴达式的专制社会，而是市场经济自由人在运用财产权和自由权的过程中，尤其是通过自由结社所形成的社会，市民社会的精髓是自由结社的艺术。而自由结社的前提又是自主的个人的存在。没有市场就没有市民，没有结社的自由，就没有市民社会。

结社的艺术植根于人的本性中合群的天性，而不是植根于国家的权威之中。它来自于所有的公民与他们的伙伴进行创造性合作的能力，而不是等待发自上边的命令。从这种意义上讲，结社的自由是市民社会的基石。这也意味着实现共同利益的基本途径是市民社会，而国家是第二性的。市民社会比国家更强大，更深远，市民社会是先于国家的道德实体。自治的关键是实现权力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自治表现为公民通过创立各种组织来满足其社会需求。市民社会的思想意味着对自治的公民来说，道德的、合理的选择是公民首先通过自由结社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求助于国家远不如自立道德上那么响亮，而仅仅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市民社会的繁荣需要一个有限的国家和政府，需要实行法治，需要有多重的分权与制衡。

激进主义甚至可以认同某种直接的民主，却绝对容不得市民社会。激进主义的乌托邦革命之所以激进，就是因为这样的革命发誓要铲除市民社会（如教会、公司、民间团体等）及其土壤（如市场、财产权、经济自由、结社自由等），用政治社会来取代市民社会。而现实主义革命则致力于保护和扩展市民社会及其所带来的自由，用市民社会来限制约束政治社会。激进主义的政治社会是人为设计、强加的社会，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是自发的社会。政治社会的基础是无视个人的集体主义，市民社会是充分尊重个人自由选择、鼓励每个人去追求自身利益和奋斗目标的个人主义。市民社会既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又避免了原子式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所可能造成的“一盘散沙”。

在市民社会中，个人为自己的生存作出种种自愿的选择。在国家作主的政治社会中，通常由他人、主要是政府官员，替民众作出选择。比如，在市民社会中，一个人的职业是由自己选择的；在政治社会中，一个人的职业是由政府分配的。在市民社会，人们在交往中所依据的是理性说服；在政治社会中，社会行动的依据是强制性的权力。中国人常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所刻画的就是政治社会的逻辑。

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零和关系。在市民社会不存在的地方，政治社会就笼罩、支配一切。政府权力、政治社会的扩展总是以市民社会的缩小为代价。在政治权力主导的政治社会中，由官员替民众作出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的种种个人问题若要由别人来代替他作出决定是毫无道理、有违事理的。因此，政府的权力和政治社会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市民社会建立在自愿的原则之上，因为它尊重个人对自身事务的决定权，只要这个人尊重社会中其他人同等的权利。与笼罩一切的政治社会相伴随的，不仅是经济萧条、物品匾乏。这样的政治社会还剥夺了个人自我追求、自我完善、自我选择的自由。与市民社会相伴随的不仅仅是经济繁荣、物品充裕，同时还把这些自由完全还给了个人。市民社会还呼唤着政治自由，要求对政府与政治社会加以限制。

市民社会的两大前提条件是经济自由和结社自由。没有经济自由，人们就无法结成构成市民社会的盈利民间经济组织，如公司等。没有结社自由，人们就无法结成构成市民社会的如学会、协会、专业团体、教会等非盈利性民间组织。市民社会的产生、昌盛和繁荣离不开市场经济。政治社会的扩张和对市民社会的取代离不开强制性命令、国家所有和计划经济。保守主义者不将这种社会称为“公民社会”或是“民间社会”，而是称之为与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密不可分的、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由市民构成的“市民社会”。

保守主义发现，各地的政治家们总是不断地要求扩大政府的职能和范围，增加其经费和权限，许诺要干出种种大事业。市民社会的存在、经济自由与结社自由的正当性都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不必、也不该由政府来作主的。当然，市民社会也有自己的种种问题，它与政治社会一样，都不是万能的。保守主义的这一立场不是意味着市民社会应由政治社会来取代，而是意味着市民社会应由政治社会来补充、来协助。在处理和解决人类在储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事务和问题方面，市民社会是主角，政治社会与政府是助手。这就是保守主义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6.5 自由与社群

保守主义基于其同个人自由在本质上的联系，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认为人可以是自私的，但同时也是理性的。作为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前提是人们能够相互尊重彼此同等的权利。这将大大调动人们的智慧、进取心和首创精神，这些自由、负责的人之间按上述方式自由互动就会创造出一个自然、公正的自发秩序。

不重视社会与传统的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往往把社会看成是由个体之沙粒组成的沙堆，把个人原子化，从而使社会秩序处于危险之中。而集体主义又用集体来湮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保守主义则强调家庭、社区、教会等民间的组织形式，或者说社群的重要性。保守主义赋予社会中的权威在限制国家的权力方面以极端的重要性。保守主义视家庭和宗教为一个社会的主要支柱，他们特别重视中介机构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作用。体现在家庭、教会、社区和其他中介机构中的社会权威有助于保护个人免受国家强制的自由，也是一个自由和充满美德的社会所必需的。正是这种中介机构把对社群的需求和渴求自由的愿望很好地协调起来。

社群对于自由有何价值呢？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切入的。他认识到，市民社会是民主化和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领域。他强调的不是公民参与政治，而是积极地参与自愿的结社，否则就难以保证政体的自由性质和公民个人的自由不致失落。市民社会自身就是社会整合和公众自由的最重要的领域。考虑到市民社会有助于限制国家政治权力的作用，托克维尔情不自禁地欣赏法国大革命前普遍存在的封建的自由，即建立在封建等级基础之上的自由，甚至对法国大革命把这种自由扫荡掉都深为惋惜。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与柏克颇为接近，即都十分珍视传统。他认为，旧制度正是大革命的起源和条件。他发现，法国之所以长期受害于威权传统，是因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把社会原子化了，即在社会中铲除了作为中介组织的等级和结社，因而在没有市民社会的情形下使个人直接地暴露于国家的权力，这样，个人就形不成民间的力量，也就难以对国家的权力构成有效的牵制。民主政治建立在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独立组织和社会集团的存在的基础之上。若是没有社会中介的存在，就会出现独裁或集权政权。这种存在如果不能构成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至少也构成其必要条件。

像在柏克的著作中一样，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激进主义相对立的保守主义哲学路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自发的社会结构，如父权制家庭、地方社区、教会和行会等旧制度的尊重。而激进主义则视之为万恶之源，并发誓要连根拔除，大有“即使毁灭世界，也要伸张正义”之势。

保守主义视社群为调和、解决自由与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途径。社群的必要来自于人们的本性，保守主义所说的社群指的是有一群相互熟悉、具有共同利益、在特定的可辨认的区域内，如乡镇或邻里之间所构成的社会单位。社群通常也被用来指一些天然形成的非政府机构，如家庭与地方社区，也指一些由人为组织起来的、满足人们某些天然需要的民间组织，如教会，学校和慈善机构。社群是一个自由社会中人们自愿结社的产物，尤其是那些由人为建立的社群是衡量一个社会中自由多与寡的重要尺度。

社群是人的正常发展所必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生活于社群之外。通过在社群中生活，人们可以学会语言、习俗、知识与传统；学会与他人共处与交往，并通过这种交往确立自己的人生地位，在这种交往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尽管保守主义十分强调社群的作用，但并不因此就认为社群比个人更优先，更重要。保守主义所寻求的是个人的需要，是个人与社群之间的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也是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平衡的一部分。人固然不能漂离于社会之外，但是离开了构成社群的个人，社群也就化为乌有。赞同社群并不意味着赞同压制个性的集体主义。保守主义尤其反对把个人强行塞进由权力打造的集体的牢笼之中。保守主义看到，某种程度上社群也对个人的自由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不如国家对个人的威胁那么大，因为社群及其权威没有国家的暴力作为后盾。而社群所代表的社会权威可以分散权威在政府手中的集中，缓冲政府所行使的政治权威的强度，从而减轻过多的政治权威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时也大大缩小了政府行使政治权威的空间。

体现在家庭、教会、社区和其他中介机构中的社会权威有助于保护个人免受国家强制的自由，也是一个自由和充满美德的社会所必需的。维持自由的最一般的条件就是权力的分散，维持多样化和竞争。在权威通过社群的作用高度分散之后，就没有一方可以对任何人行使绝对的权力，权威的分散也导致了权威之间的相互竞争。他们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的时候，就为公民的自由开辟了空间。所以社群的作用是充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机构，换句话说，社群站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充当了抵挡国家权力侵害个人自由的挡箭牌。在极权国家，剥夺公民自由的第一步就是取缔这些中介组织，或使之变成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从而使个人的自由失去屏障。个人成为孤零零的原子，个人真的被原子化了。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形：在个人自由优先的民主国家，个人恰恰通过自由结社摆脱了原子化的状态，通过“抱团”（结成社群）来有效地抗拒国家权力对其自由的无端侵害。所以结成社群的目的，绝不是要使社群凌驾于自由之上，而恰恰是通过社群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的主体地位。

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社群，不等于保守主义弘扬集体主义。倒是像哈耶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兜出了集体主义的老底，揭去它头上的美丽面纱。集体主义，作为与个人主义根本对立的道德学说，认为个人隶属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之上，人的本性是由社会决定的。集体才是价值的最终裁定者，个人应该服从于集体裁定的价值。集体主义认为个人的需求和目标应该服从集体的需要，并且个人应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需要和目标。这些在柏克、哈耶克看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哈耶克观察到集体主义把国家和政权当作个人的主宰，高于并脱离于它的个体成员。而保守主义认为国家像其他团体一样，是个人的组合，除了每个公民的权利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权利。

集体主义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依赖于更高的道德权威；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听命于更高的政治权威；放弃自己的追求，服从于他人的追求。个人不具有任何权利，绝对的道德权威和无限的权力属于集体。个人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在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是由其出身、所属阶级、性别等非个人因素决定的。个人无权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国家则声称要承担对个人的全部责任。法律和社会文化都侧重保护集体的权益而非个人的权益。个人被要求去牺牲自身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只能唯有权势者之命是从；个人不应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否则会受到社会舆论乃至法律的制裁。在决策方面强调完全一致，集体主义不允许暴露个人之间的纷争，严禁个人出风头；社会风气是强调特权，而非每个人的平等权利。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时，主张个人利益首先服从社会整体利益。集体主义是一种“螺丝钉”哲学。它要求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把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集体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学说，而且也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主张。集体主义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尤其是对权力的争夺；集体主义认为经济是关于财富的分配和对有产者的剥夺，国家应当拥有一切土地和生产资料，组织生产，进行分配和交换。保守主义则认为经济应当是关于财富的自由生产和自愿的交换。哈耶克在研究集体主义问题上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在于揭示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根本分野，找出了集体主义这样一种过去常常被认为颇有道理的道德学说与财产国有的计划经济和带来政治奴役的极权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集体主义在20世纪盛行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集体主义是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后个人主义的一种现代新思想。然而，哈耶克的表亲，致力于对集体主义进行历史反思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波普发现，集体主义不仅不是现代的、先进的思想，而且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的、甚至是野蛮的思想。在古希腊，柏拉图的整体主义思想中就已经包含了集体主义思想的基本轮廓。“柏拉图要求个人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不论这个整体是世界、城邦、部族、种族或任何其他集体，……‘部分为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是为部分而存在……你们为整体而被创造出来，而不是整体为你们而被创造出来’。……柏拉图表示，如果你们不能为整体作出牺牲，那么你们就是自私自利的”。（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波普进而发现，集体主义并不是像通常所认定的那样是对利己主义的否定，它只是对一部分人的自利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另一部分人的私利，即集体的自私的肯定。“集体主义并非与自私自利相对立。在另一方面，一个反集体主义者，即一个个人主义者可以同时是一个利他主义者”。

在集体主义所蕴藏的政治思维和实践中，集体的决策将被大大简化。这时，集体变成了一个人格，一个是所有人化身的超级个人。个人被认为没有认清自身利益的能力和特权，个人不明白自身的最大利益所在。只有那些扮演家长角色的统治者，才有高见之明，知道什么样的行动抉择和制度安排最有利于这样芸芸众生的最大利益。芸芸众生都是短视无知的，常常铸成错误。因此，不能让他们为自己作“正确的”抉择，不能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他们自己。

如果说家长制是集体主义的传统形式的话，那么，极权主义则是集体主义的现代形式。这种现代的集体主义往往喜用“科学”来论证其自身的正当性。它断定，个人的利益不是由个人的自由选择来确定的，而是由“科学的”、“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决定的，而且这种规律只被少数导师和领袖所掌握。计算利益的单位是抽象的“全人类”，而不是具体存在的个人。具体的个人是否有能力认识这种客观规律并不重要，只要肯听从导师们的“科学”教导就足矣。同样，社会选择的不是依据个人的价值和逻辑，而是由少数导师和领袖们所揭示的“客观历史规律”。

在20世纪，集体主义成了极权主义最有蛊惑力的道德和政治工具。极权主义者常常断言，“如果不采行集体主义计划，我们的工业体系就不能运转，他们还从集体主义经济体制不可避免性而推论说，采行极权主义的社会生活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波普语）同样，哈耶克表明，在20世纪复活的集体主义，绝不是对个人自由的超越，而是对专制主义的回归，对极权主义的追求。不论是对柏拉图，还是对20世纪的集体主义者来说，集体主义的最高形式，便是国家主义。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或者说统治者）的财产高于人民的生命。“凡是促进国家利益的就是好的、有道德的和正义的；凡是危及国家利益就是坏的、恶劣的和不正义的。为国家服务的行为是道德的，危及国家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道德的准绳就是国家利益。‘善就是符合我的集团，或我的部族，或我的国家利益。’国家不可能有任何错误行为，只要它是强大的；国家有权对它的公民使用暴力。”（波普语）这种集体主义的道德是封闭社会（集团或部族）的道德；它不是个人的自私自利，而是集体的自私自利。

6.6 宗教之维

在当今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保守主义也许是最具有宗教色彩和宗教关怀的。保守主义为自己赋予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支持与维护宗教生活，捍卫宗教自由。在英国，《圣经》的《新约全书》中所揭示的道德教义就是英国保守党的道德立场。在欧洲大陆，许多重要的保守主义政党都是宗教性的党派。

保守主义强调政教分离，即政府不应干预宗教事务，宗教事务不应是政治事务，而应该独立于政府。与此同时，保守主义特别强调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它认为，宗教组织的普遍存在可以制衡现代国家的集权倾向，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强大的宗教，公民的自由就会变得十分脆弱，因为强大的宗教可以赢得众多民众的忠诚与信赖，这样就缩小了公民在精神上对国家的依靠，缩小了政府的活动范围。此外，宗教的繁荣通常会对一个社会起着巨大的稳定作用。保守主义宗教观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与中国人惯常的政治思维极不相同。中国人一旦认为某件事情重要，往往请求政府插手，使之变成政府的事业。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认为宗教具有某种精神鸦片的效能，即能慰藉俗世的困苦，但却从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道德结论。保守主义认为宗教的心理功能是给信仰者一种尊严感、给自己的行动提供指南、给未来提供希望。激进主义认为要消灭人世间的一切困苦，首先必须摆脱宗教的精神枷锁。保守主义认为从宗教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念头不仅是虚幻的，而且会造就一个带来更大苦难的压迫者。这里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差异不仅是道德上的分野，而且是对世界的认识上的重大分野。保守主义认为，人世间的困苦不是仅凭良好的愿望就可以彻底避免的，只能得到缓解、减轻。激进主义认为，人世间的苦难在消灭了压迫阶级和摧毁宗教之后是完全可以彻底杜绝的。宗教是统治阶级愚弄人们的精神鸦片，是维持其统治的思想工具，人们应该彻底勇敢地砸碎宗教的枷锁，从而获得精神和道德上的彻底“解放”。对此，托克维尔评论到：历朝历代的历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终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经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归宿，而倾向于顺应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种制度，到头来总是把人类精神推向不信宗教，岂非咄咄怪事！

国家的强制权力与教会的精神和道德的权力需要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具体的个人也要分裂成政治动物和精神的道德动物。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宗教与政治互不往来，更不意味着宗教必须退出公共生活，成为纯粹的私人性事务。宗教是信仰方面的问题，而政治涉及的是现实中的事务。这两者之间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宗教作为社会中的精神与道德事务的权威源泉，在公共生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宗教自由为国家和政府的行动范围立下了界标。宗教自由要求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要求有限政府。易言之，有限政府的特征之一就是尊重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人的尊严的独特体现。它反映的是一个合乎正义的政治秩序。尊重宗教自由的国家，肯定是一个有限的国家。因为它承认，在宗教事务上，国家与政府没有发言权。承认宗教自由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它为不同价值的共存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宗教自由不仅仅是阻挡现代国家把其触角伸向人类生活各个角落的屏障，而且在市民社会中，受到法律保护的宗教自由还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和道德向导，使得人们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自由地坚持真理。宗教自由帮助人们克服了对差异、多元的恐惧，从而为现代多元社会奠定了更为牢固的支撑点。宗教自由意味着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分立，意味着政府与教会都不得借助国家的权力来完成其传“教”的使命。政教分离意味着政府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也不应该介入人们的信仰；意味着宗教组织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也不应该主导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6.7 家与国 男与女

激进主义和极权主义认为家庭和家庭生活是伟大事业的重大障碍，必欲废除之而后快。保守主义极端重视家庭和家庭生活。家庭是演进而来的，不是人为创造的，因此国家无权废除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市民社会的中坚，家庭的价值始终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真正的天然社群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家庭。是习俗与观念维持着社会秩序。家庭是习俗与观念的最重要的传承之所，它凝聚着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忠诚，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互相信赖关系和相互的责任，是良好的风尚的天然养成之所。其效果比国家的道德教化好，成本也更低。保守主义相信，正是在家庭内部，个人受到了最好的训练和塑造，使他们成为文明的人。家庭是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也是其他社会单位的楷模。家庭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天然的”社会冲动，如爱护以及责任心的产物。家庭向其所有的成员，特别是孩子提供安全和保障，教育每个人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及尊重他人的必要，因此，健康的家庭生活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未成年的人在追求个人独立的时候常常有反叛家庭的念头和做法。不过，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最终还是选择了建立自己的家庭。中国人常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为每个家庭虽然有其不尽善尽美之处，但是毕竟为个人提供一个安身之地，栖身之所。而且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本能来找个生活伴侣、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在家庭生活中，男女的性别差异得到互补。

家庭是一切人中间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文明化因素，家庭教育是最主要的教育手段之一，家庭还扮演着其他许多重要的职能，如创造并保护一个亲密温暖的环境，管制家庭成员的行为，对个性和品性的塑造，习得语言，传播和塑造社会和政治文化。家庭的价值对道德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向上的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习惯，更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没有家教的孩子，其道德后果和社会后果已经不言自明。

正是在家庭内部，一切最高级的人类的冲动得到了最细致的表达：如荣誉、责任、合作、保护弱者和恩爱。家庭是人性的产物，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一些最基本的需要。所以，家庭是天然的、不可或缺的和不可消灭的社会单位。

家庭还对自由及私人的空间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它中介于家庭成员与政府之间，为家庭成员提供免受政府直接干预的庇护。更主要的是，日常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最主要是由家庭塑造的，而不是由国家塑造的。所以，家庭的存在及其作用缩小了政府的行动范围，阻止了政府权力的无节制延伸。家庭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单位，越是能够对其成员施加权威，那么对政府强制性的权威需要的就越少。这样，自由的范围就越大，得到的庇护就越多。有限政府离不开家庭。以庞大的官僚机构为特征的大政府，必然要侵蚀到市民社会的肌体。家庭这样的民间单位担负的功能越多，留给国家插手的借口和空间就越小。家庭是抵挡无限政府的强大防波堤。当家庭这样的市民社会机制自己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就用不着烦劳国家与政府了。人与人之间的互赖减弱了人对国家的依赖，从而减少了权力在社会中的用武之地，减少了滥用权力的机会，从而也维护并加大了民间的自由空间。

所以，保守主义强调，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必须恢复和强化家庭的地位。家庭与自由的关系，可以从另一面得到反证：任何想剥夺个人自由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摧毁家庭，要使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要使家庭成员与国家的政治关系凌驾于家庭内部的亲缘关系之上。所以家庭的权威必须被国家的强制性政治权威所取代，必须把革命的火焰燃烧到家庭的内部，由国家来履行本应由父母履行的权威，把国变成家，把家变成国，把国家元首变成大家长。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家庭的成员往往也是一个国家的成员，家庭需要其成员的效忠，国家也需要其成员的效忠。于是，国家与家庭之间为争夺更多的效忠而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紧张，按中国人的说法，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在这场角力中，国家常常是理所当然的胜者。当国家过于强大时，家庭就处于弱势；当国家认为家庭是阻止国家权力的障碍时，家庭必须连同其成员归顺国家。家庭并不仅仅是有婚姻和血缘关系的人的简单结合，而是家庭对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影响，不论是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心理或是生理方面，家庭都前承逝者、后接子孙。家庭的最高价值是仁爱，而不是平等，长者有权威，幼者受照顾。

如诺瓦克在《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多次指出的，通过对家庭的这种关心，孤独的个人摆脱了纯粹的自利或者利己；通过这样的关心，“仁爱始于家”；通过这一关心，单个人的聪明才智在家庭中获得了充分的正常发展。事实上，在集体主义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控制经济功能之前，大多数高度先进的文化已经开始通过家族社会主义来照顾穷人、病人、智障者、贫困者、年幼者和年长者。同时其宗教传统也教导他们去照顾那些最不幸的人。

在政治秩序中，家庭似乎并不是一些乌托邦的革命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可有可无。首先，家庭在经济上相对独立的权利以及在家庭内部事务上的自主权，为国家的行为设置了有效的界限。家庭占有财产以及把财产传给子孙的权利不是家庭对政治自由的唯一贡献。如果共和制政府的特点是自治，对自治的思想与实践不可或缺的精神与意志正是在家庭里养成的，也只有在家庭里才可能养成。如果个人没有对付国家、保护自己的空间，个人就无“自”可治。家庭就提供了这种空间。家庭是实现初级教育权利的场所。国家也许有权对其公民实施一定程度的教育，并培养他们一些基本能力；但国家不能侵夺父母对自己孩子进行教育指导的权利。就如有限国家不能侵犯个人信仰一样，它也不能侵害家庭的思想和道德传统。幼童不同于所有其他动物的幼息，因为幼童在他们成年以前需要在身体、情感、智力以及道德方面有很长一段时期的抚养。这种抚养的首要场所是家庭。在这一领域里，家庭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在全能国家和手无寸铁的个人之间隐约可见到反对极权主义的第一道防线。经济上、政治上独立的家庭，它保护着自由独立的个人可以在若干年中得到必要的抚育。

若人人选择当奴隶，自治就不可能存在。就像暴政有时候可能是善意的一样，强大的现代国家也可能是家长式的，也可能为公民提供物质福利，以便换取公民放弃自治。当家庭实质上被摧毁时，个人的独立性也就被瓦解了，自我被掏空了，剩下的唯有统治者的意志，这就是极权社会的写照。所以对以建立极权国家为目的的人来说，总是不择手段地对独立的家庭加以摧毁。

在现实人类生活中，家庭是实现自我超越的一般场所。通过家庭，自我的社会性在血肉之躯中得到了实现，并获得了对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变得不再只属于自我、不再只属于现在、也不再从属于当前的政权，而是属于有数千年之久的文化。就此而言，建立极权国家的抱负注定要落空。

极权主义精神是由不切实际的观念滋生的，它必然是乌托邦的。这种精神通过虽经伪装但仍很有效的恐怖给大多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对理想主义者（至少对在它有效控制范围之外的理想主义者）的魅力在于其抽象的社会理想，而这种社会理想所要实现的社会过去不曾有过、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家庭的纽带引导个人去计算具体的代价。父亲和母亲要照看孩子，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因而也最明白他们有限生命的生活现实。可见，家庭是人类抗拒乌托邦冲动的天然屏障。

就像在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中一样，在道德秩序中现实主义的首要场所也是普普通通的家庭。乌托邦的蓝图照例排斥家庭，而且也必须排斥家庭，因为家庭是最不乌托邦的场所。它教导夫妇在其双方之间、与父母之间、与其孩子之间要虚心地承认人性的弱点。有些人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充分的自我实现、高度幸福以及乌托邦想象的其他表现形式，他们极少能够忍受一夫一妻式的婚姻以及抚育子女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男人是神，没有任何女人是女神，每一个人都是肉眼凡胎的人。相互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长期了解，必定以他们未曾想到的方式，使他们明白其他人的多种特点以及他们自己的缺点。培养美德的天然课堂首先是家庭，而任何政治经济活动的美德也因此以自治为基础。家庭是人类自发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是自由与美德的天然伴侣。

在性别问题上，保守主义是男女平等、男女有别。保守主义的确认为男女在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自由和人格尊严应是完全平等的，同时也认为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生理和心理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必然要带到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来。这种差别不是人为制造的，因此也不应该人为地加以消灭。

保守主义不相信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为高尚，更为优越，但是，他们也的确认为性别之间的差异必将导致男女在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地位、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只要性别的差异存在，这些差别就会存在。只要性别之间的界限不会消失，这些差别也就不会消失。尽管这种差别不是一目了然，也不是一成不变，但是任何消灭这些差别的企图都是愚蠢的。这种差异构成我们的生活中非常积极的一面。首先，女性的特质与男性的特质，虽不相同，却有各自的美德，都同等值得呵护。第二，男女之别是异性相吸的基础。美好的情感才有了起飞的跑道。第三，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特质在个人、家庭和社群的生活中具有巨大的互补作用。这样，个人与社会的生活才有可能健全。像中国的一位作家所体悟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少了哪一半都不行。正是性别的差异，才使得生活更有魅力。

绝不能把性别平等理解成男士能做到的事，女士也能做到；女士能做到的事，男士也能做到。这种努力的结果终将对男女各自的性别造成重大的扭曲。如果性别间的差异是天然的，就不要试图去人为地抹平它，否则就是对客观的道德秩序的冒犯。

保守主义相信，基于男女之间的天然差异，虽然有很多工作是男女都能做的，但是总有一些工作或是更适合男性做，或是更适合女性做。比如，女性的角色，更适合从事慈爱、养育、教诲，尤其是道德性教诲之类的工作。举个极端的例子：即使是最主张取消男女性别界限的人，也未必会主张由女性去担任刽子手，因为这有违于母性、慈爱的天性。所以保守主义特别反对让女性卷入充满暴力的战争世界，反对女子从事与女性的性别相冲突的，如需要过分暴力的或重体力的职业。在保守主义看来，承认并维护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恰恰有利于维护女性的利益，恰恰是出自对女性的性别特征的尊重。

❂保守主义

07

第七章
传统与变革

人们总不会期望自己有从不回顾其祖先的后代。保守主义是对过去的先知。

——柏克

要真正地以保守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要以定位于过去的境况和态度来体验所发生的事件。

——曼海姆

上一章指出，保守主义观察问题的方法是把它放到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脉络中，而不是根据头脑中想象的未来来构建眼前的现在和将来。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传统是智慧的来源，而且是大智慧的来源。

传统是得到了证明并切实行之有效的智慧。常识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保守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捍卫传统，维护已有的习俗和传统。如果以“传统”来定义，保守主义者是努力保存人类的传统和制度中最好的东西的人。柏克说：“个人可能是愚蠢的，但是人这个物种却是聪明智慧的。”经过累积和筛选而成的传统便正是智慧的宝库。人类要靠道德传统、社会经验和先辈积累的知识的指引。相反，激进主义认为，对社会制度的评判，不应根据这些制度存在多久，而应根据它们是否能够继续满足人们的需要，甚至是能否合乎一些人头脑中抽象的理想、观念和评判的尺度。如果这些制度经不起上述的检验，就应加以改革乃至废除。

7.1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契约

传统是先人有效应对彼时自然、社会、人生等过程中历史经验的积淀，延续至今。简而言之，传统就是代代相传的东西，或者说传承下来的价值系统，是流传下来的行为方式、习俗礼仪乃至价值观、宇宙观。传统对自身为什么是传统及其正当性没有系统的论证，其所能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我们向来如此”。传统提供给人们的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安身立命的寄托和行之由之的准则依据。美国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对传统有深入研究的希尔斯教授指出：传统是后人从先人那里一代代继承下来的各种不同的信念、价值观、处世态度、行为规则。其种类繁多，既非直截了当，也非详尽无遗，它们不会宣称自己是传统，而是取决于人们是否把它们看作传统。希尔斯指出，自由是在秩序中得到维持的。而秩序的维持，除法律外，还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传统。有些传统是很自由的，有些传统是很不自由的，它们都对秩序的维持有贡献。传统对自由的支撑是法律、理性、功利的计算所不能取代的。传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理性、智慧和经验的积累，传统是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契约。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往往是人类不为后代所知的“秘密储蓄”，是先辈留给人类的“神圣的家当”。

保守主义哲学家切斯特顿指出，传统是“作古之人的民主”。这就是说，那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尊重他们的先辈以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所投下的“选票”，即在历史中形成的习俗与传统。在这种意义上，传统是在过去的岁月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过去的传统与实践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因此为了活着的人及其后代的利益必须加以维护。人们只有知道自己走过何处，知道自己现在身在哪里，才能知道最近的将来去往何处。相比之下，充满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法兰西启蒙思想视现代为未来的开端，而保守主义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则认为现在是传统所达到的最新境界。

保守主义尊重传统，还因为传统能够向个人提供一种归宿感和安定感，这些传统和习俗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认同以及有根可归的感觉。而另一方面，变迁却是通向未知之境的旅程，它产生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因此使我们眼前的幸福处于未知的危险之中。对未知的解释是全新的、还是在其他地方已被检验过的，这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传统不仅仅是经受过时间检验的社会制度，而且是为人们所熟悉，并能够产生安全感的一切习俗和社会实践。传统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财富，是团结的力量，而不是分裂的力量。传统的社会整合功能，远非理论所能比拟。

保守主义把传统看作是真理与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来自传统的知识比来自理性的知识可靠得多。传统并非要人放弃独立思考。传统是独立思考的向导，从而使得思考能够更接近真理。仅靠理性不足以发现这些客观真理，并把它们转化成社会制度和社会方式。没有传统和习俗的帮助，人们无法抽象地创建社会秩序，无法规范个人的生活。所以，人们无论如何也跳不出传统的掌心，不论你多么痛恨它，多么想与它一刀两断，多么想把它连根拔除。

传统凝聚的是先辈的智慧，现代的人不论多么高明，都不过如牛顿所说的那样，只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在保守主义看来，传统与历史的经验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和历史经验的了解可以克制个人的狂妄和自大。保守主义认识到真理当然超越传统，超越任何时代的智慧，不论这个时代多么古老，多么久远。但是，传统并不是真理的敌人，真理恰恰可以通过传统表现出来，当然不是全部。所以摆脱传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摆脱传统已经展现了的那一部分真理。传统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仅凭理性，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所以，脱离了经验的理论和理想是十分危险的。每个社会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传统。传统虽然不是人生和社会政治生活唯一的指南，但却是十分有益的指南。对传统的尊敬并不排除理性的用场。传统可以充当运用理性的指南，而不是压制理性的工具。所以保守主义虽然认为传统十分重要，但传统并不是一切，这与守旧派不同，在守旧派眼中，传统与过去就是一切。

在这种意义上，保守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对任何条件下的一切问题都有先定的答案，并提供一个封闭的抽象的价值系统。保守主义的主张和原则是来自传统和经验，而不像激进主义那样来自抽象的理想和相关的理论。因此，依靠传统的对立面是依靠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理论与传统的最大差别是理论未经过检验。经过检验并被证明为有效传承下来的便是传统。违背常识的理论是极其危险的理论。系统的、完整的、建立在演绎基础之上的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常常是通过忽略现实来取得的。

传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既反映人类的美德，也反映人类的恶德。问题不是传统是不是尽善尽美，而是其在人类生活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传统显然比抽象的理性更靠得住，其所可能造成的弊端非以理性主义为依托的极权主义所能比肩。传统的作用在于遏制理性的疯狂冲动。极权主义就是灭绝传统、依赖领袖的绝对理性的产物。

柏克相信，建立在长期积累的传统之上的政府体制要优越于建立在根据空洞的幻想和抽象的推理基础之上的政府体制。也许建立在较少自由的传统上的体制不如建立在较多自由的传统上的体制那么优越，即便如此，也比建立在“科学的”、反传统的某种主义上的体制要优越得多。因为这种全新的体制拒绝了传统中所包含的、积累下来的人类的经验和智慧，而其所依据的新主义并未经过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反复试错的检验。西塞罗以罗马为例说明了这一道理。他认为罗马法律之所以优越于那些由君主孤家寡人制定的法律，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的聪明才智之上。它不是在一代人之内，而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时期、许多代人的努力才建成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伟大的天才，以致可以无所不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吸收传统智慧上的体制，要比建立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思想上的体制要“民主”得多。因为在前一种体制中，历史上众多逝者的正确意见、经验和智慧发生了作用；而后一种体制则竭力排斥包含在传统中的众人的智慧，只宗奉个别人的学说，不免流于独断，而完全无视传统中集思广益的民主成份。

7.2 传统与启蒙：弃“暗”投“明”？

自从数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的那场启蒙运动之后，世界各地的不同传统无一例外地摆脱不了屡受羞辱的相同命运。这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指责，在历史中累积下来的传统未经过理性与经验科学的证实，因而不具有合理性。作为理性与科学的对立面，传统构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是妨碍人们前进的阻力和负担。启蒙运动号召人们争取科学与理性的光明，要求人们弃传统之“暗”，投进步之“明”。当科学与理性的光芒取代了传统的黑暗之后，传统中所包含的邪恶也将随之消失。

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欧陆启蒙思想怀疑、仇视一切旧制度、旧传统，相信启蒙过后的理性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以把天下的人们从旧制度、旧传统的黑暗牢笼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为己任。保守主义的出现也是对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的一个回应。保守主义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传统与习俗，而不是理性。仅靠理性远不足以为人的日常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导。人们只是养成尊重传统与习俗的习惯，才慢慢学会约束自己反社会的冲动，以一种文明的方式生活着。

在传统问题上，保守主义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认为传统是比任何个人和党派远为重要的智慧来源。为什么？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全面而系统的观点，这种观点反映了人们在历史上所积累的经验、思想和在实际事务中被证明为有效的习俗和惯例。保守主义认为，历史与传统就是经验的积累。若不想靠传统，就只有靠理论。然而，靠理论的代价往往很高，因为越诱人的理论越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的、脱离实际的冥想基础之上。在以理论为支撑的意识形态中，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靠想象。在以传统为支撑的意识形态中，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靠经验和模仿，少靠创新。传统既不能革除，也不能强加。

激进主义敌视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与现代性格格不人，妨碍现代性的展开与落实。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确有重大的界限，但不是一刀两断的界限。现代性被看成是理性与科学的象征，视其为救世的依靠所在。传统则是无知、守旧乃至是罪恶的象征。在现代性的旗帜之下，一些科学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一听到传统就怒不可遏。然而，现代性不是保守主义看待人类社会的视角。（参见9.1

在保守主义看来，评判传统是，视其能否使人们享受到更多的、有序的自由。维护和增进自由的传统才是值得保守的传统。

保守主义坚持社会连续性的原则，他们相信秩序、正义和自由是漫长而痛苦的社会经验的产物，是多少世纪以来不断尝试、反思和牺牲的产物。人类社会不是机器，因此不能像机器那样来加以对待，人类社会是灵魂的共同体，因此任何社会变革不能像修理机器那样任他们作任意的拼装，而是要尊重历史经验，尊重人的灵魂。传统不是“暗”，未来未必“明”。任何变革只能是渐进而审慎的、尊重社会连续性的变革，像打碎机器一样打碎社会的、变黑为白的乌托邦革命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无疑是夺命药方。

7.3 封建之谜

在中国，封建一直被当作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保守的象征。一切不良之物均被归结为封建余毒，似乎没有这种余毒，人就成了天使，社会就成了天堂。但是，封建不仅不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障碍，而且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必不可少的阶梯。以西欧历史为例，封建统治者虽然可以利用各种封建的纽带关系，诸如监护、婚姻、继承、分封来建立一个有利于统治者的贵族社会，但是各级各地封建主之间的联合对王权构成了严厉的限制，并使得国王的绝对专权成为不可能。而各种保护自由、财产、限制王权的法律和惯例正是在封建主与国王之间的互动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大宪章》正是这种封建政治的产物。在欧洲大陆，封建的邦国与帝国的法院（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巴黎高等法院）构成了政治、文化中心和司法中心，同时，对国王的权力构成了有力的制约。市场经济在欧洲的发源离不开封建主凭借自己独立于王权的保护能力，封建的所有权结构带来了城市的产生、商业与金融的繁荣和发展。此外，作为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等级会议实际上是立宪政府和代议政体的某种雏形。

由此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与宪政主义以及代表制度在中国的不发达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封建余毒的泛滥，而恰恰是由于具有这种阶梯功能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过于稀缺，从而在通向自由社会的阶梯上出现了空档。按照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的看法，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已不存在所谓的封建。事实上，商周之后，中国的封建已经式微，并逐步为皇权的绝对专制所取代。

封建对自由的意义，还可以从消灭自由的革命总是与封建为敌这一事实中得到反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曾对自由进行了尖刻的抨击。受此书哺育的法国大革命一直以消灭封建贵族为己任。

对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到：

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街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根据美国的著名社会思想史教授尼斯比特在《保守主义》一书中的看法，对法国的另一位早期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梅斯特来说，法国革命之所以应受到谴责，是因为“由雅各宾党人所缔造的革命社会，其对立面实质上就是在十三世纪达到巅峰状态的封建中世纪社会”。如托克维尔所言，这场革命就是要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大陆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度的那些政治制度，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痕迹的一切。

法国的革命导师们相信卢梭的“枷锁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并以“天赋人权”的名义试图打碎“枷锁”，以重新获得“自由”。这种枷锁作为社会对人的约束，或许需要加以改进，却不能彻底取消。为了打碎枷锁，法国革命家试图铲除旧制度的社会结构。而为了达到这一不可达到的目的，且没有必要达到的目的，只得在法国社会中大量增加使用武力。柏克注意到，对传统和旧的社会结构的毁灭，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去服从一个全权的领袖而别无选择。而且柏克深深懂得这些社会结构，如阶级、阶层、群体、教会及传统势力对中央权力构成了有效的制约，并“构成了抵制过度专制的障碍”。因此，这些社会结构及其权威的消亡必然导致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

从英法革命的经验及教训看，封建的等级制度是通向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阶梯。若打碎这一阶梯，取缔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封建的自由”（feudal liberty），通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会更加漫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消灭真正的“封建自由”，也就刨掉了培育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土壤。封建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是民主的敌人和障碍，反而恰恰是民主的土壤，在没有封建自由的过渡，民主政治的难度要大得多。将封建和专制联用，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误用，更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指责保守主义同情封建主义不是无中生有。为了维护通向自由的阶梯的完整，保守主义的确捍卫“封建的自由”。

7.4 传统与自由

保守主义作为起源于英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的一个困境，依据的是英美的特殊历史传统。它尊重的传统是与自由根本一致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基石是传统，但并不是任何传统都能充当这样的基石。英美被公认是新老保守主义的摇篮。美国基本上是个移民国家，并无悠久的历史传统可言。英国的保守主义一开始就不同于欧陆的保守主义。早在革命风暴袭击欧陆之前，在英国，自由的价值早已深入人心，自由制度早已牢固确立。自由的传统确立在先，保守的思想形成在后。

在英国，保守主义一开始就是保守自由传统的主义，其集大成者柏克一开始而且始终是自由主义者，辉格党人，信奉自由与代议政府。美国的传统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传统。英国的近代自由传统可追溯到13世纪，而英国的保守主义形成于17世纪。在那时，可供新兴的保守主义来保守的传统已经是自由的传统。在一个自由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能是该社会的自由传统的保守者，一个对自由有着坚强的执着信念的保守者。可见，没有自由的传统根本不是保守主义的保守对象。

当然，某些保守主义者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有教条的一面，如把一切过去的东西都视作传统，把一切传统都奉若圣明。这种教条而持机会主义态度的保守主义的确是软弱的、无原则的主义，对有害于自由社会的东西缺少足够的抵抗力。另一方面，英国的自由传统是自发形成，的确不要也不需要宏观的和总体的理论思考与指导，重具体的经验而轻抽象的、先验的理论。但是，在没有自由传统的国家，要想使自由成为传统，就离不开对以往和他处的自由传统作深入的理论思考。当然这种理论不能是建构的理性主义和全盘性的革命理论，也不是完全无视理性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至于美国的自由传统与美国的保守主义的关系，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美国讲保守主义，是相对于一种现有的制度，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的制度，美国的法治，也就是美国一整套的自由民主的制度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自由的传统。不保守这种传统的保守主义就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有人可能会问，保守主义到底是要保守传统、还是要保持现状？都不是，保守主义要先问传统、现状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准绳。有利于培育和维护自由的传统和现状都要保守。与此不符，都不是保守的对象。离开了对自由的担当，离开了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就难有立足之地。的确，离开了自由及其传统，也就失去了保守的对象。无论如何，保守主义是培育与保卫自由的传统与社会制度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不是否定自由的传统与制度的反对者。

建立在长期积累的传统之上的政府体制要优于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体制，而且这种优越性恰恰在于历史经验的积累和考验；君主政体和自由民主政体都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传统之上。极权政体建立在抽象的推理之上。保守主义的思想事业就是捍卫习俗与偏见。那种认为习俗与制度总是建立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历史表明，这些习俗与传统是跨经济基础的。当自由与传统不发生冲突时，保守自由与保守传统就是一致的。在大多数没有自由传统的社会，传统的保守主义就碰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传统的保守主义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改造一个土崩瓦解的专制社会？

另一方面，传统是多种多样的，且相互冲突，我们怎能知道我们的那个传统是最好的传统？典型的保守主义形成于自由社会，并伴随自由主义而成长，并未面临改造专制社会，争取自由的难题。一种传统也许会把我们引入歧途，而另一种却不会。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应成为我们拒绝某种传统的理由，除非我们有一种办法能彻底超越传统，而这种办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在没有自由传统的地方，不能照搬用保守主义来维护没有自由的传统。但是，即使在没有多少自由传统的地方，保守主义反激进的立场仍然是有效的。因为，用极端的方法毁灭传统并不能铺成通向自由之路，反而会把社会带到极权、专制的乌托邦。对于非自由民主的传统，虽然没有必要去保守它，尤其去保守其中与自由民主相冲突的部分，但至少没有必要去故意毁灭那些对自由民主和社会经济发展无害的部分。在中国，“文革”的反面经验证明，用破四旧的办法并不能达到“肃清余毒”的目的，反而会使传统中不良的成份在适当的时候更加泛滥。所以，保守主义的原则在一个没有自由传统的社会同样是有效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保守主义者至少可以去积极地保护属于人类的自由传统。

每个历史悠久的、秩序良好的社会都一定有善可陈，并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这种成就十分脆弱，易被剧烈的变革所破坏。社会发展不能通过画出理想的社会最新最美的蓝图然后来按图索骥。保守主义拒绝由个人冥思苦想出来的那种抽象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原则是务实的原则，它来自历史传统与现实，只有这两者才能确定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

自由的制度和自由的传统是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自然形成的，凝结着无数的聪明才智，绝非出自某一个人一时之冥想。传统的习俗、道德与价值观及人文秩序，共同构成了对社会成员的外部约束机制，正是这样的传统把人安顿在一个稳定的文化框架之中。只有当人处于这种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的限制与约束之中时，他才是一个文明的人。也只有处于具体的文化环境之中，人才能运用他享有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的。

有一种情境型的、机会主义的、不讲原则的保守主义者，准确地说，是保守派。这些人在信仰上没有一定之规。保守主义常常被定义成保守传统的主义，但是传统却是高度歧义的。英国的传统不同于印度的传统，美国的传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所以，一个有原则的保守主义者不应是一个保护、捍卫任何传统的人，而只能是捍卫特定传统的人，即只能是捍卫自由传统的人。真正的保守主义拒绝传统中一切全盘否定自由的，拒绝自由主义中一切全盘否定传统的东西。这里拒绝不意味着要使用暴力，也意味“一切”。“拒绝”只表达了一个基本的立场，拒绝的手段仍然是渐进的变革。

在没有自由传统的地方，又如何侈谈保守自由的传统呢？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幸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传统，但是，任何地方的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悠久的历史经验。至少就整个人类而言，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跨国界、跨文明的自由的大传统。所以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真正的自由者是不会以毁灭传统为志向的。

追求自由的事业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人类在认识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信念、发现、经验、智慧乃至教训都构成了人类自由的大传统。尽管自由在世界各地落实的程度不同，尽管各个文明对自由传统的贡献有大有小，但这种自由传统是属于全人类的传统，而非某国、某族的传统；是真理与信念的遗产，而不是血缘与种族的遗产。这一自由的大传统来自于一切文明的人、属于一切文明的人。当然，这一大传统又不能离异于一国人民的具体历史经验。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其变革的要求与规划多么合理，都摆脱不了该国的具体的文化传统，哪怕这种传统本身还称不上是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如果真的是保守自由的大传统的主义，那么，它肩负的使命是不仅要保守从先辈那里继承的自由的遗产，文明的传统，而且要更好地光大这一遗产，发扬这一传统。守旧主义者尊重传统，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保守主义者尊重传统，是因为传统是自由的传统，所以，当自由与传统发生冲突的时候，保守主义者应毫不犹豫地审慎地改进传统，扬弃传统，使传统成为自由的传统，使自由成为有传统可依靠的自由。自由的事业是一项长期的、累加的投资，没有点滴的积累、耐心的呵护，累积不成自由的传统，就不会收获并持续享受到充分的自由。自由社会之所以成功地得到并维持了自由，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通过长期的累积，从无到有，形成了自由的大传统。

7.5 可疑的“进步”

激进主义用“未来”说事，保守主义用“过去”和“现在”说事。激进主义在指责保守主义守旧、反动的同时，为自己戴上“进步”的桂冠，并常常以进步主义者自居。

以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为支撑的进步主义把现在看作是未来的起点，而保守主义则把现在（当下）看作是过去的最新进展。在西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持极其乐观态度的进步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兰西启蒙运动。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创新、思想的勃发、对专制的否定使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看到了人类无限向善的可能性。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个表面上的对立之处在于保守主义怀疑盲目的进步观，而崇尚理性和进步的那一派自由主义则对人类的进步持绝对乐观的态度。然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对进步的看法远比自由主义更乐观，对人间天堂的肯定要比自由主义坚定得多，对极乐世界的追求要比自由主义卖力得多。在人们的日常印象中，保守与进步是截然对立的。

由于受法兰西启蒙思想的感召，进步变成了一些文人和激进主义者所追求的最高的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有疑惑，都是落伍、守旧、保守、反动。进步是绝对的，是在与过去和传统的决裂中实现的。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帽子比反动更重了。在西方，“保守”是一个或多或少可以以其为荣的东西；在中国，说到保守，无不耻于启口。保守、落后是最最可耻的，只有不断进步、革命才是最最荣光的。传统、保守、旧事物、右倾、反革命、反动是恶，象征着黑暗；进步、新生事物、革命、左等标签都隐含着道德上的“善”，象征着光明。左永远是好的，只是带引号的、假“左”才是不可取的。

与那些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保守主义始终对至善论的进步观念持十分怀疑的态度，对进步问题持极其审慎的态度。保守主义不否定人类社会有进步的可能，但实现进步的方式只能是渐进的，一步步地实现。以翻天覆地的方式来追求进步往往导致更大的倒退。例如，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孔多塞对人性及人类的进步持过分乐观的态度，最终自己却走上了革命中竖立起来的断头台。

保守主义所担心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进步心态”，它为进步而进步，为变革而变革。其背后是对进步和变革的毫无根据的盲目崇拜，对无止境的新奇所带来的消遣和愉乐的变态追求。一旦这种追求“进步”的精神变成政治行动，其所带来的不是向往中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20世纪中以追求进步的名义所煽动的极权主义风暴及其所带来的灾难，更是验证了在进步问题上持审慎态度的必要性。柏克注意到，在“革命”和“进步”的名义下，多少国王和多少国家却被一个自称是“仆人的仆人”的人践踏在脚下；而废黜君主的授权却被盖上了一颗“渔夫”的图章。托克维尔对以追求“空前进步”的法国大革命的结论是：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

在今天，怀疑进步是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的。因为在过去的三百年中，几乎没有一场革命不用进步来证明其合法性，几乎没有一个政府不用进步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几乎没有一个政党不用“进步”的口号来感召群众。在有些社会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不追求进步。更荒谬的是，在激进主义极端流行的时段与地方，阶级斗争居然被证明是实现人类进步的最高手段。

保守主义求近而舍远，求现实舍抽象，求有限舍无限，求已验之物舍未验之物，求便利舍至善，求足舍滥，求俗世的笑声舍天堂里的极乐。根据保守主义的看法，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有代价的。人世间永远不可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保守的经验主义因此拒绝终极目的、拒绝对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整体性解决办法。在人类事务中，没有不付出代价的收获，但常常只有代价，没有收获。所以，任何进步都是有代价的。正因为如此，进步只能通过承认人的局限性来审慎实现。“大炼钢铁”之类的不审慎做法，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7.6 虚幻的决裂

用“决裂”这两个字来概括激进主义对传统的态度也许最恰当不过了。激进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它未能理解社会传统对一个社会制度的影响，以为传统像垃圾一样随时可以扫地出门，想扔就扔，可以与传统作彻底的决裂。

激进主义对历史发展持“不连续”的看法，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相互断裂的段代构成的。激进主义的政治追求，就像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部中国电影《决裂》里面所说的，与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一切旧的东西作最彻底的决裂。激进主义认为这样的决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激进主义总是对其不知从哪儿得来的自信充满信心，一心要缔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从一个全新的起点开始，在抹去一切旧事物痕迹的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且为建设这样一个新社会，不论要全社会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由于受其进步观念的指导，激进主义信奉一种抽象的解放。决裂是解放的先导，解放是决裂的归宿。这种解放的后果往往是人们丧失已有的自由，跌入更加深重的奴役。所以，柏克说，“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使自己狂妄到那种不分黑白的程度，把自己的国家视若无物，只不过是一张他可以在那上面任意涂抹的白纸”。

激进主义轻视传统。他们认为，理性、冲动和物质决定论比祖先的智慧更为高明，所以激进主义者极力主张造反有理，大乱才能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彻底决裂、更换人间等等一系列极端路线。激进主义常常用强制的洗脑和灌输来实现与传统的决裂。事实证明，用洗脑的方法也不足以使人告别传统，因为传统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习俗、甚至本能之中，传统溶化在人们的血液里。再说，洗净后的脑子也许更容易被污染，更容易被空洞的理想、险恶的邪说所蛊惑。而且，给别人洗脑的人自己脑子里面的“污泥浊水”怎么办？况且，这些人脑子里面的“腐朽”的东西往往比别人更多，且不容别人下手。

传统的另一个“可恶”之处是因为它维护旧制度，新社会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带来新制度。旧制度与新制度的区别是：对于旧事物，我们既知道它有多好，也知道它有多坏；对于未经彻底检验的新事物，我们既不知道它有多好，也不知道它有多坏，而且往往对其好的一面企盼的多，对其坏的一面洞悉的少。在技术性的知识和产品方面，也许越新越好；在实践的知识和制度方面却未必如此。即使是技术性的产品，其在面市之前，也要经过反复的、经过种种质疑的、并主动改进的实验，技术含量越高越是如此。在社会政治领域，拿未经试错的东西来强制性地在全社会推广，必将遗患无穷。我们得到的不仅是新生事物，而且是这些事物在过去未曾暴露出来的恶劣品质。

保守主义认为这种虚幻的决裂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应该的。保守主义的社会土壤是有秩的自由。在一个天下大乱的世界，保守主义与其所保守的自由决不会有一席之地。所以，保守主义反对战天斗地，改天换地。与激进主义的看法相左，保守主义认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恶无穷。

7.7 变革之道

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时朝好的方向变，有时朝坏的方向变。对种种变迁是好是坏，人们见仁见智。对任何变迁与改革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的人有保守主义者，反对的人中有非保守主义者。可见，保守主义并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要视具体的议题而定。当然，对变迁和改革，保守主义者持审慎的态度，这总比不分青红皂白地赞成或反对要好。况且，保守主义者并不抗拒所有的变革。

那么，保守主义对变革究竟是什么态度呢？传统上，保守主义对变革采取一种十分务实的态度，如果这样的变革不可避免，而且可以审慎地推行，那么保守主义会毫不迟疑地认可变革，例如，柏克一方面以对法国大革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著称，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是法国君主顽固地抗拒变革才导致了大革命的暴虐。

保守主义拒绝剧烈态度，但不意味着它无原则地“维持现状”。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而是认同渐进的变革。保守主义反对的是全盘的、激进的、以消灭传统为诉求的变革，如法国大革命式的变革。柏克有句名言，没有变革手段的国家，就没有自我保存（守）的手段。真正的保守只能在合理的变革中实现。当然，教条的、一知半解的保守主义者并不都明白这一道理。

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一切社会的改良，反对的只是激进主义的全盘革命。保守主义之所以认为传统重要是因为人类无法预料人为变革的实际后果，对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业尤其要格外当心。因为人的知识总是十分有限的、不完整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靠理性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总是有限的。靠理性能力设计未来的后果总是难以预测，这又反过来使得设计的蓝图本身更加含糊不清。

保守、经验主义在尊重秩序与传统的前提下，推行演进性的改革，以达到自由与传统的结合。自由的秩序只能从旧社会、旧制度内部生长出来。而这样的生长过程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保守主义对待变革的态度是，在传统与现实中适应，在审慎与渐进中创新。新秩序只能从旧制度内部有序而稳定地生长出来，彻底摧毁旧秩序反而导致回归到比旧制度更为落后的制度。这正是英国的柏克和法国的托克维尔分别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要阐发的主题。

法国大革命与先前的动乱（如法德的宗教战争和英国的内战）不同，是一场以人民的名义发动的革命，事实上，也几乎连累到每个法国人。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反传统、反宗教、反旧制度，反既有秩序的革命，它将传统、偏见、礼俗等均在摧毁对象之列。柏克在《反思》一书中猛烈抨击了法国的革命者为了抽象的理论在所不惜地毁灭那些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而这种抽象理论一旦落在实际中就变得既无用又有危害，只能带来流血与战乱。他们总指望一蹴而就地实现他们脑海中所描绘的宏伟蓝图，他们总是想一棍子把他们所划定的“坏人”全部打死。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内在的逻辑和原则。保守主义虽然反对剧烈的社会变迁，但却不违背自由民主的基本信条。现在的保守主义者认同代议制度和普选权，特别主张个人的权利和通过宪政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在20世纪以前，欧洲大陆出现过许多有守旧倾向的政党，但无一政党像英国的保守党那样坚定地信奉宪政民主。

理解一个社会的传统是处理和解决其社会和政治难题的一个前提。但是，传统并不是政治行动的唯一的和终极的指南，并不是任何传统都是正当的、可取的，都有同等的必要去保守。即使在保守主义看来，不同的传统内部也有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之分。每一种传统中都有不可取的和需要变革的部分。保守主义的传统观不是相对主义的传统观。一切传统并不同等地可取，有必要对不同的道德传统做出不同的道德上的评判。并不是任何一种传统都是好东西，就像不能把“喜食人肉”归结为一些人在口味上的偏好。

尊重传统和过去的智慧是保守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传统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如此重要，以致于被视作保守主义的主要标志，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区分保守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主要分水岭。其实，尽管人们常常把保守主义等同于反对变革，维持现状，但保守主义对待传统与变革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保守主义既然反对至善论，也就为改革与变迁留下了空间。

保守派可能是维持现状的政治派别，但保守主义绝不是维持现状的主义。任何人都明白，历史永远不会停步，社会必须适应新环境才能生存。因此，不失时机地作出相应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变革只能在社会作好准备时才会成功。保守主义也并不意味着目光短浅，因为真正的保守主义总是强调历史、现在、未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强调个人尊重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义务。保守主义不仅是指向过去的，也是指向未来的。在传统中进行选择就关涉到未来，允许个人去自由选择，就打开了通向外来的可能性。

❂保守主义

08

第八章
自由・秩序・权威

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

——切・格瓦拉

我所说的自由，仅指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共存，而且与秩序和美德共亡。

——柏克

像传统、财产权等概念一样，权威也是保守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权威的强调是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保守主义从不变的人性和客观的道德秩序中得出的结论是自由，是人的存在的天然的组成部分，同时人也必须服从于客观秩序中的真理、规范及法则。从中既引出了自由的必要性，也引出了权威的必要性。

8.1 客观秩序 自发秩序

保守主义认为，社会秩序依赖于人的灵魂深处的道德秩序，一旦摧毁了这种道德秩序，社会秩序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把人们联合在一起过社会生活的不是武力，而是道德。武力的作用是暂时的，道德的作用是永久的。另一方面，没有权威，人们就难以成功地生活在一起。基于人性中的弱点，一个人必须服从于某种权威，这对他本人、对他人都有好处。基于客观真理和客观道德秩序的存在，以及人类桀骜不驯的本性，必须有权威来确保反映高级法的人订实在法得到遵守。保守主义强调权威，但却无意用权威来取代自由，更无意用权威来改变人的本性。权威必须服务于保障自由的目的。保守主义所强调的权威首先不是凭强力支持的政治权威，而是由家庭、社群、教会、公司、行会等民间社会通过自身的自治所形成的权威，即属于民间、自治的权威。所以，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不是威权主义者。保守主义的权威观要求的权威不是来自政府的压制，而是民间自主享受的自治。

法国革命旨在威胁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革命家们以理性的名义来挑战传统的权威，释放反人性的、非理性的、野蛮的冲动。这种革命只能是专制独裁，因为传统的习俗、民间的权威被消灭，从而无从发挥作用，赤裸裸的暴力（建立在专政机器上的赤裸裸的权威）就成了维持统治秩序的唯一手段。而保守主义对这样的权威和秩序厌恶之至。

在保守主义看来，非人为设计、自生自发构建的秩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更为合理、更为优越、更为持久的秩序。曼德维尔、休谟、柏克、亚当・斯密等人一贯强调的是民间的自由、自愿结缀而成的秩序，而非由上至下的权力设计、暴力强加的秩序。在保守主义看来，由于理性的局限性，人类从来就没有能力设计秩序。社会秩序是自发的，而非设计的。

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存在，自利是人的发展的最主要的驱动力。自利创造了秩序，市场体现了这一秩序。人性在市场中的展开，创造了自然、和谐与自我维持的秩序。对自利的追求导致了协作，并不存在所谓“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旦用政府管制来取代这种虚构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奴役。这一秩序的局部、细节的形成可能得益于人的创造性设计，但在总体上都是自发形成、自动发生的，皆具有自我导向、自我纠偏的机制，是超越个人的自然进化与选择的产物。

自发秩序的原理为个人的自由和有限的政府提供了系统的正当性依据。既然个人在自发的秩序中享有天然的自由，政府就不能动用自身的强制权力来剥夺这些自由，就不能用人为设计的强制性秩序去取代天然发生的自由秩序，就不能用命令性的计划经济去取代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行动的范围和方式，政府的规模就应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加以分立并相互制衡。因此，保守主义的自发秩序的原理也是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原理。自由一方面居于优先于秩序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离不开秩序的支撑，而对秩序的任何强调都必须服从于是否有利于自由的准绳。

8.2 有序的自由

已故的英国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自由有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之分。他本人倾心于消极的自由，即免受外部约束的自由。与此相对立的积极自由，是指在手段上得到充分保障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如伯林所指出的隐含着集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专制倾向。在人类社会中，自由首先是消极的自由。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与伯林的看法完全一致。保守主义的自由观可以说是消极的自由观，即免于政府任意干预与介入的自由，自由本身不能与特定的结果相联系，否则就排斥了选择的可能，而自由的精髓正是允许人们进行选择，并承担相应选择的后果。

与伯林的不同之处在于，保守主义认为仅有消极的自由是不够的。消极的自由又过于宽泛，且与内在的自我无关。所以，保守主义主张第三种自由，即消极自由基础之上的“有序的自由”（ordered liberty）。这种自由接受消极的自由，但又与之有所不同。这种有序的自由等于消极的自由加上自我约束的美德，即负责任的、审慎的自由，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自由。没有外在约束的自由并不足以保障人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回答：谁是主人？消极的自由回答：我在哪个范围内是主人？有秩序的自由回答：如何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有序的自由排除了自我放纵的自由的正当性。所以，有序的自由不是缺少外部约束的自由，而是在行使自由时要充分地运用个人判断力、道德感和责任心的内在的自由。

消极的自由作为某种分析工具或作为自由的最初起点也许有不少的意义。但这种自由与保守主义的“有序的自由”有所不合。消极的自由是政治范畴。免受外界，尤其是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是每个公民所应享受的基本自由。但是，仅靠消极的自由并不足以支撑整个自由的制度。同样必不可少的是道德上的自由，即公民审慎、负责任、凭良心行使自由时，公民必须具备支撑外部自由的内在道德素养。除非公民能够有效控制（而不是消灭）情欲、冲动、利己心、权力欲、占有欲，否则，自由的社会就没有道德和文化的根基。没有这种自我约束的美德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

因此，健康的自由总是要求把美德、勇气、正确的判断、审慎和良知结合起来。这样的自由要求每个人对其自由意志和自由行动承担后果。有序的自由是“良知的统治”，人有自由，是因为人有良知和责任心。有序的自由是反思性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

保守主义的有序自由观与激进主义的积极自由观更是针尖对麦芒。激进主义的自由神是武士，保守主义的自由神是女神，是智慧和美德的女神。作为武士的自由神通过运用“武器的批判”来实现其所追求的旨在打破法律与秩序的自由。作为女神的自由神在行使自由时运用智慧与美德，行使负责任的自由、秩序与法律之下的审慎的自由。激进主义所追求的自由是情欲的任意释放、冲决法律束缚的自由。成功的激进主义革命总是废除法律，代之以掌权者的意志，没有法，不要天（所谓“老和尚打伞”的境界）。所以，离开了秩序，自由就无立锥之地。所以，柏克说：“我要自诩我爱的是一种有气概、有道德、有规矩的自由。”

另一方面，保守主义所强调的秩序与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所强调的秩序有着根本的界限。后者的秩序高于自由、压制自由、剥夺秩序。相比之下，保守主义所强调的秩序是以自由为轴心形成的，自由是在秩序的内部展开的。秩序不应是压制自由的秩序，自由不是“砍头只当风吹帽”式的潇洒或毁灭秩序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有序的自由，当然也是法律下的自由。法律保障自由和正义，自由尊重法律。自由是正统保守主义的首要价值。是否尊重自由，是区分保守主义与保守派的重要准绳。

“自由”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范畴。“自由”的字样已写在一切的、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旗帜上。若不对自由的含义加以进一步明确的界定，单说拥护和尊重自由是没有意义的。激进主义也声称，他们的政治事业（如暴力革命）也是以自由为崇高目标的。但这种自由是绝对的自由、是毁灭一切的自由。保守主义对自由有着独特的看法，它所敬重的是有序的自由。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自由，它关心的是现实中的自由，而不是抽象理念的自由；它追求的是现实中可以实现的自由，而不是文人的脑子里追求的那种绝对的自由；是合乎人性的天然自由，而不是在脑子里面构造的需要扭曲、乃至毁灭人性才能实现的捏造的、被绝对理想化的、乌托邦的自由。

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有序的自由，是在习俗和传统中形成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具体的自由，不是文人脑袋中抽象的自由。现实中的自由是秩序下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不能超越秩序的纽带。保守主义是实现和保护自由的社会制度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即使是保障自由的制度也只应是更大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只有在我们应对我们所作的选择承担责任时，自由才能充分实现。

美德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一个自由的社会不是一个为所欲为的社会。在自由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不作妨碍我们自由的事情的道德义务，作为共和政体下的一个自由公民的义务。尽管我们会面临种种导致我们自我放纵的强大诱惑，但自由并不因此就等同于放纵。因此，保守主义反对把自由看成绝对的东西，尊重每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自由的社会制度。

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就人类世界而言，多样性本身是自由的产物，没有自由就没有多样性。要想使整个世界整齐划一、千篇一律，使每个人成为社会棋盘上的棋子、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就必然要压制个性，剥夺自由。所以，自由是人们追求多样性和发展个性的手段。维持自由的最一般的条件就是权力的分散，是维持多样化和竞争。也正是通过这种自由的选择，人们才在不断地尝试中逐步地找到相对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中也可以看到自由结社的必要性。如果一个社会的管理方式是由上至下的施加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那么这种做法必然要禁锢人的创造力和人的能量的自由流动，把他们纳入计划。而人的创造力和能量又是不可计划、不可强制的，这样的社会肯定是死气沉沉的社会，而不是欣欣向荣的社会。

保守的自由主义认为有比左与右之间的选择更好的选择，这就是自由与不自由的选择。保守主义的目的是给人以最大限度的选择，在政治上、在商业上、在个人的生活上。保守主义主张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即在法律和传统之内的有序的自由。放纵的、不受节制的自由必然要损害到每个人的自由。在许多保守主义者看来，自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有种种的效用，以及达到其他目的的价值，自由本身就是终极的价值，是人类的本性的必然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讲，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或者说天赋权利。

8.3 权威的必要

保守主义的一个昭著的“恶名”是它强调权威。一些保守主义者不接受权威产生于自由人之间的契约这种看法，认为权威像社会一样是自然形成的。父母对孩子有权威，他们控制着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权威显然没有经过孩子的自愿同意，因此，这样的权威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因为未成年的孩子往往不辨是非，这种权威不可能是自下而上的、在同意基础上形成的权威。

权威是植根于人类行为中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最早的权威比国家的产生还要久远。权威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之中，不论在学校、在工厂、在政府中都有人在行使权威。

威权主义也以强调权威著称。威权主义着重的是树立权威，扩大权威，把权力无条件地立成权威，而不太注重权威背后的合法性。威权格外强调对权力的服从，不区分权威与权力的界限，反对对权力加以限制。所以，威权主义者，通常都是（中央）集权主义者。与威权主义者不同，保守主义认为，只有正当的权力才是权威。权威固然重要，但是对权威的限制也同样重要。确立权威与限制权威是一体之两面。与欧陆的自由主义不同，保守主义认为，对权威的限制不仅来自人为的契约，而且来自行使权力所应承担的天然责任。父母对孩子有权威，但无权随心所欲地任意处置孩子。父母的权威反映的是养育、指导、甚至是惩罚孩子的义务，但是这种权威并不授权父母去虐待孩子，不能把孩子卖出去作奴隶。保守主义对政府的权威也极其谨慎。政府的权威应该受到限制，这种权威不应该用来改造人。政府的任务应被限制在调解社会中的各种冲突上，而不应去确定道德上的对与错。政府的权威不能用于在人间制造天使。

8.4 两种权威

一些激进主义和少数自由主义人士只知道有国家与政府的权威，不知道在传统与民间社会中也存在着同样重要的权威，甚至认为保守主义所维持的权威就只是赤裸裸的政治权威。这是对保守主义的极大误解。

保守主义所说的权威通常是指合法的权力，而合法的尺度又使这种权力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和自愿的服从。这里的权威既包括国家的强制的权力，也包括来自民间的权威。最好的权威应当是人们最愿意服从的权威，并视之为合乎正义的权威。权威对于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他人的侵犯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种权威，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财产就很难得到他人的尊重。所以权威对于迫使人们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是必要的。

社会中的权威有两类，一类是政治权威，这种权威通常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保守主义认为在现代产生这种权威的方式必须是多数人原则，即必须是通过自愿产生的。另一种权威是社会权威，即为民间所拥有的非强制性的权威，这样的权威既不能剥夺人的生命和财产，也不能把人投入监狱，这样的权威通常存在于家庭、宗教组织、学校、地方社区和其他的自治性和准自治性团体之中。

由多种多样的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所构成的多元社会是自由必不可少的土壤。尤其是这些社会权威，在帮助个人保护自由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民间的权威如果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大大缩小了强制的政治权力的空间。相反，如果所有的社会权威都是政治权威的附庸，那么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就难有调和余地。自由也就必然沦为权威尖牙利爪下的猎物，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政治权威拥有社会权威所没有的强制，而社会权威则拥有政治权威所不能具有的发现真理和规定美德的资格。因为以权力为后盾的道德诉求不仅可能不是客观道德秩序的真理，而且可能是统治者包藏祸心的专横意志。一旦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权威和自由之间的平衡就不再存在了。这个平衡的天平将彻底倒向权威一边，这时的权威已不再是权威，而是披着权威外衣的强权，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公民的自由、自愿同意之上的。

8.5 政与教

道德是社会的黏合剂。每个人都离不开社会生活，他们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互相合作。稳定的社会生活需要规则和互相信任。因此，社会是一套互相期待、由义务和权利构成的系统。而激进的、全盘的革命一旦打碎这一系统，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合理的预期、互相的信任和传统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秩序就会解体。

在一个权威与自由保持健康平衡的正义的社会，社会和政治权威共同保障着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在这个社会中，一个没有权力背景的知识界和道德领袖及一个社会中的创造性的少数，才有资格享有探讨善恶的权威。正当的权威应当是能够保障人们不屈从于专横权力的权威，这种保障能力来自于权威之外的东西，即它应当符合客观道德秩序的法则。

由于保守主义认为道德观点不应由抽象的理论和政治权力来确定，而应当由情感和传统来确定，所以保守主义者主张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制裁而不是靠政府的强制措施来实施道德准则。政府的运转应当服从于社会流行的道德准则，而不应由国家通过其权力来确定社会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对于政府在道德事务方面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保守主义者从不抱、也不应抱太多的希望。

保守主义认为政府应当在道德事务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政府的权之“威”是从哪里来的呢？保守主义常从家与国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政与教、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分野，通过家与国这两个最重要的社会实体在性质上的差异上鲜明地体现出来。家庭，对子女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负有责任，是道德权威的承担者，固不能享受对子女的绝对制裁权，如剥夺其自由，侵犯其人身权。国家享受制裁权，固不应有道德权威。一旦政权与教权合一，强权便是真理。所以，政府不应是最高道德权威的化身。对政治家来说，权力的大小与德性的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例。因此，政府不能把手中的强制权力运用于教化民众的目的。权力越大不等于道德水平越高，更不等于对道德问题的发言权越大，道德的权威在民间不在朝廷。政治家、科学家对道德问题都没有终审权。

当然，政府应该有其道德立场，但是不能用政治权力的手段达到推行某种道德的目的。否则，这样推行的道德就失去了道德性，这种以权力为后盾的道德是否合乎道德，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现代社会，政府权威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政与教，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分离，来源于政府主动地维护市民社会的道德权威。权威不仅是连接秩序的纽带，而且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所在。在自由社会，其合法性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不逾越其行动范围，或者说，只有是有限政府的权威才是合法的政府权威。

社会权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是教育机构。保守主义反对政府承担教民的责任，它认为，教育民众的权威应当在民间，政府无权决定教育的内容，无权决定应该给受教育者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方面的决定权应该在民间，而不在政府。若政府真的有义务担负起教民的一整套道德责任，这就可能意味，政府执掌着一个国家最高的道德权威。若果真如此，这种

道德权威的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经验记录表明，政府领导人往往既不是道德水平最高的人，也不是一国中最有学问的人（也不必是）。若是这样，其道德（和知识）的权威在合法性上就有问题。（当然，若一政府宣称就是要通过教民来维持其统治则另当别论。）因此，若要政府承担起教民的全部责任，是其力所不能及的。

8.6 秩序与权威

从政治的观点看，一个社会失序的现象日益加剧，是统治者权威衰落的表现，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开始崩塌。有些合法性危机需要合法性的修补便可以克服；有些合法性危机则需要通过合法性的彻底更换才能摆脱。保守主义者认为，权威过弱，对自由有害；权威过大，对自由也有害。

所以保守主义虽然强调权威，但这种权威首先是民间的社会权威，而非政府的政治权威。保守主义主张把更多的权威留在社会，而不是奉送给政府。所以，当保守主义在强调权威的时候，他们所强调的是社会的权威；当他们在强调社会权威的时候，他们是在强调社会权威对政府的政治权威的强大的牵制作用。保守主义从不把强调权威理解成强调加大政府的权威，更不把强调权威理解成赤裸裸的无节制的加强政府的行政权力。民间社会权威的这种独特功能得益于它是非强制的，民间的权威不能借助暴力来迫使人们向善，更不能夺走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民间的权威越成功，需要动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威的地方就越少。在一个社会中，使用强制的地方越少，公民的自由度就越大，也就大大地减少了政府滥用权威的机会。

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更重视个人的自由，而轻视权威的问题，保守主义更关心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平衡。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保守主义更强调权威，或自由主义更强调自由，两者的分野在于看待权威在人类社会事务中的地位上。在保守主义看来，权威对社会秩序的保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道德与法律秩序的源泉。没有权威，社会就会解体，正是权威把社会连接起来。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威不是源头，社会或社会秩序不是权威的产物。具有威权主义倾向的保守主义往往过于强调权力和权威的作用，并用他们来达到某种积极的政治追求。这种保守主义有违于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人类自由的大传统。

保守主义对社会中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的强调与保守主义对美德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保守主义一方面强调个人自由的绝对优先地位，同时也鼓励（但不是强制）人们抱着负责任的态度来运用自由。尽管保守主义从不扬言要杜绝一切不负责任的自由，甚至容忍在运用自由中出现的偏差，但它所向往的仍然是有德性的自由。而道德权威正是美德的携带者和弘扬者。所以，美德在保守主义思想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保守主义的美德观强调审慎、节制、妥协、调和、诚实、守信、戒急。孔子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在很大程度上与保守主义的美德是相通的，所以在后来激进主义的批孔浪潮中一再成为攻击的靶子。

在保守主义所主张的美德中，中庸之道值得特别的强调。在西方，中庸的思想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中国起源于孔子。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中庸即是实行适合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孔子的理解，中庸不是狂妄，中庸不是懦弱，既无过也无不及。中庸对每个普通人来说，既有追求，又不走极端。中庸不是天平两端的摇摆，中庸不是骑墙、投机、无原则的妥协，而是有自己的定盘星。这个定盘星即是有序的自由。（参见§8.2）在这种意义上，保守主义的中庸之道即是捍卫自由之道。中庸之道对客观的道德秩序和普遍人性的尊重，与改天换地、重塑人性的激进主义的僭妄是格格不入的。

保守主义虽然十分强调美德的重要性，并对美德有自己的看法，但却从不妄称自己所主张的美德具有“创造性”。在保守主义看来，政治家没有，也不应该负有按照特定的美德观来锻造公民的美德的使命，也不负有设计一种能锻造美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或价值系统的使命，它只信赖合乎人性的天然的自由制度。对一个自由传统的根基十分牢固的社会，政治家的角色并不十分重要，其任务是因势利导，而不是挽狂澜于既倒。在一个社会，如果政治家始终起决定性的作用，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至少有人治的苗头。把社会组织起来并使之正常运转的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社会的制度、传统、习俗、惯例，政治家的任务是确保这些东西正常发挥作用，决不是取而代之。

保守主义固然强调高尚的美德，但对那些达不到高尚道德境界的人，如不能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的人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不加强求。用中国的话说，保守主义与杨朱学派的“贵生”观念有相近之处。保守主义也有相当浓厚的“贵生”色彩，受害者的性命和救助者的性命都是十分宝贵的，用以性命换性命的方式来见义勇为，在普通人中间不能过分提倡，更不能强求。

美好的社会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具备高尚的美德和情操。美好的社会只能是由作为凡夫俗子的普通人所组成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尊重每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不是消灭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用一个道德和政治模式来把所有的个人都铸造成一个样子的社会，只能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而绝不可能是一个美好的自由社会。

8.7 权威与自由

没有权威的自由是放纵，没有自由的权威是专制。如果自由与权威是一对正题与反题的话，那么，保守主义则是两者的合题。所以，自由与权威之间的紧张也就变成了保守主义思想中内在的紧张。

自由与权威的矛盾是保守主义永远面对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保守主义思想内部的矛盾。权威过弱，会因无力保护而对自由有害；权威过大，又会因可能威胁自由而同样对自由有害。一旦社会中的自由与权威之间失去了平衡，这个社会就面临着危险。保守主义思想内部自由与权威失去了平衡，保守主义思想就有导致专制的危险。而对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关系即使在保守主义思想内部也有诸多的分歧，一些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自由，而另一些则更青睐于权威。

保守主义对人性的看法和对客观的道德秩序的看法，意味着保守主义者十分珍视自由，这种珍视不仅是因为自由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每个个人的成长所必需的。自由使得人类有机会长大成人，而没有自由，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多么大，他也可能只是大家长卵翼下的孩童。

自由与美德的关联还在于人们既然可以被强迫地从善，也就可以被强迫地作恶，而且强迫者本人同样不能摆脱普遍人性中的局限与恶端。所以，行善并不是强制的唯一后果。在现实中，强制所带来的更多的后果是迫使人们去放弃良知，去泯灭人性，去作恶。因为强制者不是天使，不是神仙，而是同样的凡人。另一方面，一个人的道德品性的高低与一个人占有权力的多少很少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权力越大并不意味着品性越高尚。强迫者由于不可避免的无知，不可能作出永远正确的决定。而越是错误的目标越是需要动用更大限度的强制。即使目标正确，以强制为手段，要么多余，要么不正当。

自由与权威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两者之间的紧张可以调和，但永远不会消失。人的本性决定着人既需要权威也需要自由。而权威与自由又互相构成威胁。保守主义承认独立于人们意志的客观真理，但是同时又认为这些真理是不可穷尽的，更不可能只为统治者所掌握，所以，靠强制来迫使人们去服从打着真理招牌的权威是非常危险的。克服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矛盾的办法之一，要么是放弃权威，如无政府主义所选择的那样；要么是放弃自由，如极权主义所选择的那样。但这些都不是保守主义的选择。保守主义认为没有权威和秩序，自由就不可能存活；同样没有自由，权威和秩序就失去了合理性与正当性。人们在运用自由的过程中会随时作出不智的选择。但保守主义认为，这是自由应该付出的代价，所以要容忍自由，就要承担其代价。自由是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更是选择的自由把人与兽区分开来。易而言之，人的本性在于人有选择的自由。

在自由与权威的关系中，保守主义的大传统认定，自由的价值高于权威，优先于权威，一切与权威有关的社会组织都应以培育自由为首要目标，判断社会和政治制度优劣的尺度是根据其扩展或是收缩自由领域来判断，自由是人的存在的政治目的，因为自由是人的存在的条件。

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与权威之间可以，而且应该保持一种健康的紧张关系，这种健康的紧张也构成了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遗产。这种关系之所以可以是健康的，是因为权威与自由之间是可以调和和共存的。自由与权威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是它们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自由高于权威，意味着权威的目的是服务于自由，是保护自由，而不是侵害自由。自由与道德权威的结合是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所谓道德权威指的是真理的权威，指的是不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发现和传播关于道德秩序的真理的权威。

如果关于客观道德秩序的真理不为社会成员所认同，那么，个人的自由就不可能得到保障，而这些客观真理不仅告诉人们去尊重他人的自由，而且赋予自由以意义。人应当自由，恰恰也是这些客观真理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意味着国家无权用自己的权威强迫人们来服从这些真理。为了自由起见，权威必须受到限制，不能允许凭借权威来毁灭自由；如果权威不要求剥夺自由，那么，人们对权威的服从就应当是自愿的。只有一个通过自愿同意而产生权威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正义的社会。所以权威同强权的区别是它应当是被自愿服从的。

人们常拿在权威与自由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来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划线，认为保守主义关心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平衡，自由主义更关心自由，比较不太关注权威。在保守主义思想源流中总是有一些人倚重权威，认为权威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有利于保存自由和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因为它是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源头。这种过于强调权威的倾向，在保守主义中的确存在，而且加大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距离。

对自由主义者，以及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来说，权威不是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来源。社会秩序也不是权威的产物。从孟德斯鸠、斯密、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大传统都强调秩序是自发的，而不是政府凭借着自己的权威来设计的。权威不仅不是客观秩序的源泉，相反，客观的自发秩序却是权威的源泉。这一秩序中所隐含的自然正义是所有的权威都必须尊重的。在权威面前，客观秩序和自然正义（参见§4.6）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相反。保守派也许强调集权与权威，但真正的保守主义则强调能够增进自由的权威。保守主义对自由的强调不是为了以权威来取代自由，而是为了使人类已经得到的自由更加牢固，更少地免遭无政府与专制政府的侵害。

❂保守主义

09

第九章
旧保守新保守

保守就是宁要熟悉的东西不要未知的东西，宁要试过的东西不要未试的东西，宁要事实不要神秘，宁要实际的东西不要虚幻的东西，宁要有限的东西不要无限的东西，宁要切近的东西不要遥远的东西，宁要充足不要过剩，宁要现在的欢笑不要乌托邦的极乐。宁要熟悉的关系与忠诚，不要更有利的依附的诱惑。

——麦克尔・奥克肖特

新保守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戳穿激进主义所散布的、危险的谎言。

——诺尔曼・波德霍雷茨

在意识形态领域，20世纪有两件最为重大的事件，一件是极权主义在该世纪前半叶的崛起及其后半叶的死亡；另一件便是保守主义在该世纪后半叶的复兴，亦即新保守主义的复兴。

9.1 左与右

自从有了意识形态以后，人们就一直在找出各种尺度来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分类。其中最常见的、最被广泛接受的尺度便是左与右，或者说“左”、“中”、“右”。而这一尺度的衡量结果是否准确则是见仁见智。

“左”与“右”的分野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等级会议中不同政治团体在会场中就坐的不同位置。支持国王的贵族坐在国王和主席台的右侧，而激进派和第三等级坐在国王的左侧。不久，“右（派）”就被用来指称保皇派或反动派，“左（派）”则指革命派和那些主张平等主义的人。后来“左”在世界各地普遍成为“进步”的同义词，“右”则成为“保守”的同义词。曾几何时，“右倾保守”作为一种政治罪名夺取了多少人的幸福乃至生命。对于左的本质及其与右的纠葛，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发表了以下的见解：

左派，包括坐在半圆形议事厅一旁的所有政党，它的声望受惠自它坚持的一种永恒使命的不变目标，它的存在则因为一种理念，即是：未来必定比现在更美好以及社会运行的轨迹必然是固定不变的。左派的神话是以“进步神话”作为基本假设，它虽然没有“进步神话”相同的信心，但毕竟保留了后者的历史观，因为左派不得不面对右派，右派阻挠了它的去处，同时，右派的势力也是它无法扭转、克服的。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意识形态的交叉、流变和递嬗已使得左右二分法常常有一刀切之嫌。这种分类法也很难反映纷纭复杂的现实。至少，左与右之间的抉择已不再是革命与反动之间的抉择。比如，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常被认为是极右派。然而它们又与左翼的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简称。而墨索里尼则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在作为左派政党的共产党内部，也常有左右之分，至少有不少人被打成、或被指责为右派，也常有人主张维持现状、抵制变革。

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有左中右，保守、温和、激进三派，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经典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更不能说，每个国家的保守派都信仰我们所讨论的那种保守主义。更经常碰到的是，保守主义遭到保守派的敌视。所以，保守派与保守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保守主义的思想常被称为右翼的思想，但右翼思想并不都是保守主义。说左派有激进主义的色彩大致没错，说右派中有保守派大致成立，但若在保守派与保守主义者中间划等号就大谬不然了。而且在保守主义与右派之间也不能划等号。因为一些真正的左派也称自由为保守主义者，像哈伯马斯所说的“青年保守主义”等。由于“左”与“右”含义过于混乱，而且“左右”的标准总是游离不定的，其中不包含任何确定不变的价值立场，并把永恒的价值相对化了，使得像自由这样的价值不断被折中，不断被牺牲。“左右”的尺度是机会主义的尺度，相对主义的尺度。以这样的尺度来分类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更加难以澄清。而保守主义探究和追求的某些价值是不变、永恒的，是超越左右的。因此，我个人反对用“右”来界定保守主义及其拥护者。我倾向于根据各种思潮对个人自由的态度来对思潮流派和各种意识形态来进行分类。

在各种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的衡量尺度中，与左与右的尺度相类似的尺度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时间尺度。以下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在20世纪，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一样同“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就像拒绝左与右的尺度一样，我也拒绝用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来作为衡量和评判保守主义的尺度，不把现代性作为自己的分析工具。在方法论上，我反对现代性这个概念。因为，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自由不是一个时间，而是一个超越时间的永恒的价值。传统性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没有人说前传统性，也没有人说后传统性。现代性则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是猎杀自由的一个概念陷阱。它把永恒的价值概念偷换一个有时间限制的时间概念，为永恒的自由规定了严格的生命周期。这是任何以自由为恒久价值的人所不能接受的。

9.2 保守与反动

保守主义常常被戴上“反动”的“帽子”。保守主义究竟是否“反动”呢？顾名思义，反动，即主张社会朝相反方向运动的人；反动派，通常是那些不惜流血也要复辟旧制度的人。柏克所推崇的保守主义反对大革命，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柏克及保守主义维护旧制度。其实，柏克所代表的英国的代议政体不知比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恐怖政权先进、文明多少倍！而法国通向英国式的代议政体的道路一直坎坷不平，数百年的反反复复，历四代共和与帝制的嬗递才于1958年走上了正轨。所以，大革命并不先进，柏克所维护的制度并不落后。保守主义者也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反动”、“悲观”，但并不以此为耻。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传统感。生活的根基恰恰就扎根在这样的传统与历史之中。托克维尔也无意在法国复辟革命前的旧制度。他向往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而通过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是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新制度。柏克等人捍卫的现行的制度，不是古老的制度，而是捍卫个人自由的新制度。保守主义恰恰不是保守现状的主义，保守派才是回到过去或保守现状的人。

保守主义还常常被指责为“守旧”、“顽固”、“僵化”。保守主义听起来就常让人联想到久远的过去。保守主义古老过时了吗？不。也许保守的心态自古有之，但系统化的保守主义却是近现代的“新生事物”。保守主义不仅不古老，而且还相当现代。在人类早期及古代的社会思想中，并无叫保守主义的东西。相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社会政治信条，完全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尤其是对作为近代之象征的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古老的外表和现代的内核的奇妙结合。保守主义所推崇的传统、习俗等早已被普通人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对于维持秩序、稳定和安全等文明生活所赖以继续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些东西无需作特别的辩护，长期的存在已证明了其价值。保守主义是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健康力量。它唤起人们去区分文明的生活和野蛮的生活，呼唤文雅、谦恭、宽容、忍让和对人的价值、对传统、自由、秩序和正义的尊重。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保守主义如此注重传统，既然人类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那为什么今天不主张实行奴隶制呢？保守主义当然反对奴隶制。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一切变革，道德习俗也会随着经验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与人们公认的道德生活相冲突的社会安排注定要消亡。柏克当年在国会就一直为废除奴隶贸易而奋斗。奴隶制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在保守主义流行的国家早就消失了。在近代，强迫劳动和广泛剥夺公民自由等类似奴隶制的做法盛行于激进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

还有人可能会说，保守主义既然如此强调维持现状，那又如何避免偏袒权势者的指责？任何政治观点总是只促进一些人的利益，声称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政治主张，到头来可能从中受益的人最少。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以推进社会正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倒是最具有精英性格，因为政治原则越全面、越抽象，可以“正确”理解并加以运用的人就越少，其他人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况且，把保守主义等同于“维持现状”本身就是对保守主义的误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为什么柏克当年不要求维持北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现状”？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就任总统，后发动了一场锐意改革的“里根革命”？

应当承认，保守主义的确有某种斯多噶主义的内在倾向，他们宁愿忍受现有的他们所熟悉的那些魔鬼，而不愿意去遭遇新的难以把握的撒旦。而以理性主义为指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却不断地用新的更大的罪恶来代替旧的较小的罪恶。

许多挖苦保守主义的人认为，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金钱。但是许多保守主义者像苏格拉底一样，生活在清贫之中，柏克即是一个典型。所以指责保守主义贪图经济利益或维护富人的利益是不公平的。应当注意到，许多保守主义者同时又是守旧派，而有更多的守旧派根本就不是保守主义者，或是自封的保守主义者。只有同时坚持自由的原则与传统原则的人，并认为自由的原则高于传统的原则的人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给人留下的形象常常是食古不化、刻板、缺少幽默感、知足、缺乏理想、远见和抽像思维能力。尽管许多保守主义者十分恋旧，但保守主义绝不是恋旧主义。

所以，保守主义有充分的理由主张：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只能选择适当的时候告别不适当的传统（如中国的妇女裹脚，印度的寡妇殉葬），只能对传统进行渐进的更新、嫁接，而不能连根拔除、全盘否定。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保守主义主张的是和风细雨，激进主义推崇的是暴风骤雨。保守主义在承认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充分地注意到，任何传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传统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人们要用新的传统来改变它；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应当是双向开放的，而不能是互相排斥的。这也是保守主义与单纯的守旧态度的一个重要区别。

9.3 保守主义的类型

保守主义内部有众多的流派。各种流派之间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许多流派所反映的要么是整个保守主义思想的不同侧面，要么是保守主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同时，对不同的保守主义原则与立场的不同的强调，也是造成保守主义内部流派林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流保守主义（mainstream conservatism）：在文化上是传统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古典的自由主义。各种保守主义流派中相互交叠的共识部分构成了主流的保守主义，例如反对全盘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坚持有限政府。

哲学保守主义（philosophical conservatism）：涉及的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以及对保守主义基本信条的哲学论证，如对怀疑主义、现实主义、渐进主义的哲学论证，对保守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哲学说明等。

政治保守主义（political conservatism）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大，反对福利国家，反对行政权力的集中，反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其中，传统保守主义（traditional conservatism）强调传统甚于强调个人，特别强调传统而非个人作为权威的来源。自由的保守主义则更强调独立的、有责任心的个人作为权威的来源。

经济保守主义（economic conservatism）：关心的是物质利益，关心的是增长与发展，或者说经济的繁荣。他们反对大政府、高税收，以及对商业生活的越来越多的管制，反对以平等与福利的名义进行再分配。他们强调个人的自由、私有财产、自由市场、个人的责任和地方分权。政府的规模应该尽可能地缩小，政府的税收和管制应尽可能地减少。经济保守主义不仅向后看，而且更多地向前看。经济保守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担心政府权力的无节制扩张，弘扬个人自由与自由市场，主要表现在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任意干预、敌视政府的管制活动和一些旨在追求结果平等和分配性正义的福利政策。

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又称社会保守主义（social conservatism），它与经济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都有许多重叠之处，但三者仍有重大差异。例如，经济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尤其强调经济自由，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文化保守主义则注重自由与美德以及传统和宗教，在对待政府的立场上没有前两者那样鲜明，少数文化保守主义甚至赞同低度的福利国家。因此，对福利国家持一定的认同态度的保守主义又被成为福利保守主义。

英国保守主义（British conservatism）：不同的政治传统造就了各国保守主义之间的不同特色。在英国，指的是维护现有的制度，反对剧烈变革的政治哲学，也指保守党的政治原则和政策。英国的保守主义更强调传统的维护。（参见§1.3）今天，在英国，较能代表保守主义立场的政党是保守党。

美国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一般说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比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有更浓厚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色彩。美国的保守主义，与英国相比，更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也许是美国的建国历史太短，无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可言。（参见§1.3）在美国，人们常把共和党的主张与保守主义联系起来。

法国保守主义（French conservatism）：在法国这样的激进主义思潮根深蒂固的国家，凡是同情、坚持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几乎是同义词。有趣的是，在美国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在法国都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法国经济记者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政治学者瓦里戈尔斯基所著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理论》（详见附在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这两本书给相同的经济学流派和经济学家分别贴上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同的政治标签。这一方面反映了法国与美国不同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法国重要的保守主义政党是保卫共和联盟。

德国保守主义（German conservatism）：德国的保守主义在早期通常具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双重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的威权保守主义接受自由主义的改造，放弃了其过去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立场，高度认同自由民主和宪政法治，坚持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同时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代表保守主义的主要政党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人民联盟。

东方保守主义（Oriental conservatism）：东方的保守主义往往不太具有宗教色彩，尤其是与基督教思想不存在密切的关联。现代东方的保守主义一方面高度认同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宪政法治、自由市场经济等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主张维护秩序、权威和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本的主要政党自由民主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东方保守主义。（参见：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

保守主义像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一样，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变态的形式。保守主义最常见的变态形式是威权保守主义（authori- tarian conservatism）。这种保守主义通常承认公民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但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加以严格的限制。其制度表现是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像黑格尔、梅特涅和俾斯麦都是威权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左翼保守主义（leftist conservatism）：又称青年保守主义（young con- servatism），激进保守主义（radical conservatism），法兰克福学派保守主义（Frankfurt School Conservatism），随着冷战的结束，极左思潮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破产和不得人心，一些过去的左派开始打保守主义的主意，试图给左翼激进主义换上保守主义的外衣。

以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为代表，他声称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中国也有人声称信奉中国式的三位一体：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后面的三重组合与前面贝尔所说的三重组合很不相同。这种三重组合的复合性思想也许摆脱了僵化、教条之嫌，但是把本不相容的东西揉在一起，难免会在复合思想内部产生深层的文化矛盾。也许，这样的组合在贝尔身上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但若他人要刻意模仿，难免有矫揉造作、一味折中而失去立场之嫌。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把意识形态的立场当作教条就难免陷于僵化，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作任意的割舍则容易因态度过于灵活而丧失基本立场。

9.4 保守主义的发生学

在当今海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保守主义的著作中，讨论保守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内容随处可见，但是探究保守主义发生的一般原理、前提条件和内外部环境的内容却难以寻觅。而研究保守主义的发生原理，对于理解保守主义的形成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从内部环境来看，保守主义的产生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认同自由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如认同渐进、性情温厚、注重经验、讲究实际、拒斥激进、厌恶空想、反对暴力的国民性格。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越有利于自由，这个国家中保守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就越强大，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保守自由与保守传统是高度一致的。换句话说，只有在一个排斥激进的自由的文化传统中才有出现保守主义的较大可能。在一个喜欢冒进的、排斥自由的、喜欢空想的、动辄诉诸暴力的文化传统中是很难出现保守主义的。

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是自发产生的秩序，排斥了靠人的理性全盘设计与构建人工秩序的可能，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中隐含的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以及上述国民性格为保守主义的产生提供所要保守的对象，即财产权、经济自由和客观的自发秩序。所以，在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之下，就不可能有保守主义的萌芽。因为在这种经济之下，没有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对象。

市民社会与自由政体。市民社会与自由政体的存在意味着私人的物质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普遍存在和有效的保障，市民社会和自由政体为包括保守主义在内的多元思想的出现提供了所需的社会土壤和政治保障，所以在市民社会越牢固、国家与政府越保障自由的地方，保守主义就越发达。没有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就没有保守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这与民主政治提供的鼓励思想繁荣和参政议政的制度保障有关。因而，可以想象，在中国的“文革”期间，没有人敢写、没有人敢出、也没有人敢读关于保守主义的书，因为彼时彼地根本就不存在支持保守主义的社会土壤，不存在发生保守主义的政治条件。

纵观保守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发生过程，我们不难看出，社会与政体越自由，保守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保守主义的力量也越壮大。在绝对没有自由的地方，绝对不会有保守主义。如果这一预设成立，那么保守主义与自由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再次得到了证明。今天之所以有人写、有人出、也有人读保守主义的书，就说明在今日的中国比在“文革”时期的中国的自由空间要大得多，可见保守主义离不开自由。

原因很简单，没有自由就没有保守的对象，保守主义就无从谈起。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没有听说过存在名叫保守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稍有一点自由土壤和水分，它就会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如果说二百多年前，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外部刺激，那么，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保守主义的复兴及新保守主义的产生，则是受了左右两翼极权主义运动的外部刺激。与自由主义一样，保守主义是作为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由此可见，保守主义一直是作为反自由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保守主义与自由之间密切的共生关系。既然没有自由，就没有保守主义，保守主义首先要保守的当然是自由。

9.5 何处出了差错？

在西方社会内部，新保守主义是对战后流行于西方的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反动。正是混合经济和高福利造就了庞大的政府、高税收、无休止的管制、国有化及其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比例越来越大的国有（营）企业、国家所有、国家垄断、国家计划、国家补贴，使政府和国有经济不仅不能造福于社会，反而成为纳税人的巨大负担，成为吮吸社会财富的无底洞。其后果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带来的持续的经济危机、失业剧增、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即通常所说的“滞胀”）。

而自由企业制度被官僚制度所窒息，被过度的税收所压垮、被国有垄断行业所盘剥。个人的独立人格、进取精神也被“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所蚕食，这种福利政策造就了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保姆国家”（nanny state），它养成了人人依赖国家的“依附文化”，这种国家无疑是对成年人格的一种令人不能接受的矮化。

另一方面，在保守主义复兴之前，自19世纪的英国保守党首相迪斯累利以来的保守主义在政治纲领上越来越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逐步放弃了古典保守主义对有限政府和市民社会的坚持，在强大的左翼思潮面前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色彩。

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矛头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构成的新阶级的兴起，这个新阶级反对美国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这个新阶级还具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和反商业倾向。他们由于成长在一个富裕的时代，很容易得到高等教育，一味强调机会平等，而不知道每个人要为其成功付出多么大的艰辛。他们以追求平等的名义追求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制造，而是去分配，这样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分配的结果上，而不是去专注于制造财富；不是去努力收敛政府的权力，而是去致力于扩大政府的权力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新保守主义声称，他们仍然信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他们反对的只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对平等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和其中所潜藏的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平等不过是结果的平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政府的规模和职能却在追求这种虚幻的平等理想中一天天扩大，而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正在一天天减少。

新保守主义不是一场有组织的思想运动，其自身也没有统一的纲领。在一些公认的新保守主义者中，只有极少数人承认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就像资本主义一样，不是自己给自己的命名，而是由他们的对手给他们起的名字。发明新保守主义一词的人是当代美国一位著名的新左派人士，民主社会主义者，名叫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手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不过在新保守主义看来，这种新自由主义已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承，而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背叛，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

在今天的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意识形态力量是新保守主义，是保守主义的第二春。这次大发展虽然没有造就像柏克这样的人物，但是它的确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西方世界内外创发了新的、持续的保守主义运动。

9.6 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与作为老辉格党人的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大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前者更自觉地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及其在20世纪的新发展当作其主要思想资源。其发祥地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19世纪的曼彻斯特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并在20世纪米瑟斯和哈耶克等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弗里德曼等所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布坎南所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也是对20世纪的保守主义自身的一个反动，是对偏离古典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20世纪的保守主义的一个“修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美国人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潮是由两组观念构成的，一组是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它强调个人主义、受到严厉限制的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派的自由主义也被称作古典自由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里，这种保守主义之所以有人支持，是因为它反对国家的扩张。根据这种保守主义的理解，自由就是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任何政府职能的增加，尤其是在经济事务的职能的增加都被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

保守主义是复兴的传统保守主义，其所认同的是18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的思想。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主张强有力的领导、有效的法律和秩序，同时注重道德的作用，有强烈的宗教情感、注重宗教在社会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怀疑甚至敌视任何企图消灭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这套信仰并不把焦点放在个人上，相反它关心的是社会的整体，但是在美国，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他们一旦在回顾历史时所能发现的仍然只能是自由的传统，他们所要保守的也只能是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大传统。

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是一场自发的思想运动，其主导人物数量不多，但是知名度很大，他们通常在大学、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里工作。其中一些人曾经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还有一些人曾自视为社会主义者。随后，他们厌倦了美国的激进的左派思想和变了质的新自由主义，他们所弘扬的是一些被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遗忘了的东西，如个人自由。他们认为自己若不起来捍卫个人自由，就会被政府的福利计划和经济管制所摧毁。新保守主义支持有限的福利，但反对政府的干预，尊重自由市场经济，支持传统价值和宗教。

当然，新保守主义也的确继承了老保守主义的一些立场，比如，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对传统的高度认同，尊重道德、宗教和精神的价值。新保守主义在自由与权威的天平上更倾向于自由，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基石，是最高的价值。在一个自由社会，在权利之外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把平均当作平等来落实，必然要破坏、威胁一个社会的自由。保护个人自由的根本途径是依赖自由市场经济。新保守主义者承认市场有缺陷，但是认为有缺陷的市场比其唯一的替代物――政府的强制干预也要可取得多。新保守主义认为，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左派赋予它的那些职能。人们也不可能指望像左派所鼓吹的那样，从政府那里得到那么多的东西。事实上，对政府的期望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满足能力所及。如此下去，不免要造成权威危机（政府失信于民）、经济危机（政府与社会不堪重负）、道德危机（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

新保守主义相信自由市场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自由有极端重要性，新保守主义重视市场作用的方式是不干预或尽量少干预市场自身的运作。新保守主义尊重平等，但反对平均。这种平等是自然权利的平等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没有这样的平等，其他的平等就会成为自由的敌人。

在美国，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学术文化界中的一股思潮。新保守主义在本质上和情绪上都是反激进主义的。在新保守主义者眼里，政治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的冲动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瘟疫。新保守主义并不认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是人类想象能力所及的最好制度，而只是可能的世界中弊害相对较少的制度。保守主义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增长能丰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且是社会和政治稳定所必不可少的。保守主义反对强调国家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反对新左派干预经济，放任道德的做法。它认为，这是先后次序的颠倒。

9.7 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

当代的新保守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高度融合，以至不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观点上都难分彼此，故被称为自由的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要保守古典的自由主义的大传统，旧保守主义要反对否定自由传统的激进主义。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谱系中，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同义语。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盟虽然来得不早，但为时还不算太晚。新保守主义认为按照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不仅是最有效率、最为繁荣的社会，而且在道德上也优越于其他社会。因为这种社会是最自由的社会，自由是一切价值中最重要的价值。自由市场是进步与文明的引擎。自由是绝对的价值，市场中的自由（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保障，并为其他自由的扩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

另一方面，由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当代的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注重“自发性”，即在当代的复杂社会，政府干预越少，社会越能有效运转，从而达到自然而然的增长和进步。这个对政治行动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的原则，事实上是经典的保守主义的原则。

新保守主义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私有财产权和自由企业制度）、个人主义、反对国家过度干预。新保守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首创性，认为经济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财产权是最重要的权利。没有经济自由，其他自由可能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空话。新保守主义主张缩小政府、削减税收和福利、尽可能取缔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管制。

新保守主义更新了古典自由主义，即成为一种现代化了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最小国家和个人主义（即个人的自由与责任）的观点，并使之适应于现代条件。在古典自由主义现代化的努力中要数哈耶克的贡献最大。

新保守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密等人的看法，极其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干预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其他一种经济制度都不可能像自由市场经济那样，如此广泛而有效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同时有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以保持其繁荣。

保守主义并不信仰市场万能，不迷信市场，并不认为一切都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或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它强调不仅需要政府，而且需要小而强的政府。它还强调传统、社群、家庭、宗教的价值和意义。市场本身会造成许多问题，如生产过度、失业、资金短缺、破产，但市场极具自我修复能力，政府的作用是帮助市场去克服其缺陷，而不是取代市场去制造更大的缺陷。过度的干预只能耽误市场的自我修复。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证明，市场要政府来帮助、维护，而不是证明政府可以取代市场。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其前任胡佛都声称自己是自由派。但罗斯福的新政崇尚的是国家干预、福利国家和大政府，迥异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故罗斯福的这种自由主义就被称作新（政）自由主义。于是，不承认这种新自由主义，继续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人就被称作新保守主义者。

要想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绝非是举手之劳。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新保守主义对古典自由思想的重申再次证明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密不可分、大体上交叠的关系。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经济思想上，作为保守主义的柏克与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亚当・斯密是如何地高度一致。再请听柏克是怎样表述自己的经济立场的：“向我们提供我们的必需品不在政府的权限之内。认为政治家能够提供这些必需品是徒劳无益的看法。是人民养活了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家养活了人民。政府的权力在于防恶，在提供必需品或任何其他事项上，政府几乎无善可行。”柏克甚至比斯密更害怕政府权力的扩张。斯密曾建议增加政府的一些社会权力，但柏克却沉默不语。可见，柏克甚至比斯密更倾向于限制政府的权力，秉持比斯密更为自由的经济和政治立场。柏克的立场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新保守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不仅不是对原初的保守主义的背叛，恰恰是回归到原初保守主义保守自由的立场。新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干系再次有力地表明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表明了个人的自由是保守主义的最重要的价值内核。

19世纪与20世纪的一些重大历史发展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自由主义在经历了其上升期后已成功地确立了其主导地位。随着其每一次成功，自由主义中激进、革命的一面就渐渐淡出，自由创业渐渐被自由守成所取代，其自身也由变革的主义演变成了保守的主义。另一方面，若一味夸大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分野则容易掩盖两者在根本上的相同之处。这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不是来自对共同敌人的仇视，而是来自两者对政治、社会、财产权、正义等的共同看法。

归结起来，新保守主义的“新”至少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1.它是保守主义在长期的消沉以致退让之后的重新兴起；2.它对古典自由主义重新的、更为自觉的、更为密切的认同。所以，离开了古典自由主义就无法理解新保守主义。

事实上，旧保守主义也罢，新保守主义也罢，基本上是出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针对激进主义和专制主义所作的特殊反应。二百多年前，辉格派的柏克所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是如此；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哈耶克、弗里德曼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也是如此。所以，从更广的意义上看，保守主义在根本上是人类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在西方如此，在东方也是如此；在过去和现在如此，在将来亦将如此。

❂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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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情景中的保守主义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张奚若

雄心壮志冲云天。

――《红灯记》

在我国，对保守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有关保守主义的译著也是寥寥无几，研究保守主义的学术著作更是闻所未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的激进传统的国家，“保守”及其“主义”，长期以来不仅受到轻视，而且受到蔑视，甚至是严重的罪过。

10.1 保守主义的缺席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现在人们大多数将其分作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家鼎立。这一结论似乎已广为接受，成为各方的共识。出现争论的地方是中国近代究竟是祖制不可违、尚古拒变的“保守主义”占上风，还是主张通过全能的理性的运用，砸烂旧世界、消灭旧制度，设计并构建全新制度的激进主义占上风。人们为这个问题争论了近一百年，而且至今还在继续。

一派认为，以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是造成中国落伍的文化根源。以谭嗣同、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激进派都是这么认为的，并对“保守主义”大加鞭挞。在20世纪初，陈独秀甚至主张以“兽道主义”来取代“人道主义”和“保守主义”。其后，激进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断言，中国文化是世界保守主义的大本营。甚至在90年代也有一些人士仍然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切变革，其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保守主义。

其实，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激进主义的。若中国果真有十分强大的保守主义，那真是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福分。若保守主义如此强大，后来的中国人也就不致饱受激进主义之苦。中国一再而长期被拖入激进主义泥潭的事实就说明，要么是中国保守主义太势单力薄，要么在中国就根本未曾出现过保守主义。从前述的保守主义的发生原理看，近现代的中国基本不具备产生保守主义的内外部条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直到前不久，激进主义的浪潮，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一浪高过一浪。保守主义在世界各地也曾长期处于低潮，直到20世纪后期以来才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出现保守主义崛起，激进主义衰落的趋向。

另一派则认为，在近现代的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进步主义者。这样，那些要求较少变革的人就成了保守主义者。所以，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柏克意义上的、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不仅如此，保守的帽子是谁也不肯沾边的，打击敌人的最厉害的武器，也莫过于赠以“保守”、“右派”、“反革命”、“反动派”的恶名，并有许多人因此被剥夺了生存的资格。中国现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一个特色是激进主义的不断升级，其顶峰便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有成形的、明确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但无系统的、成形的、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比较那些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的立场与柏克所代表的立场的异同就不难发现，总有一方不是保守主义。如果承认保守主义是现代思潮，那么，保守主义在传统的中国肯定不存在。近现代中国不乏迷恋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乏推崇现状的政治保守派、复古的顽固派，不乏尚古的恋旧主义者、文化守成主义者，但直到近来，中国都未曾出现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者，崇尚自由的保守主义思潮。

如果承认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那么，在中国没有纯正的保守主义。在中国是否有保守主义的问题上，出现如此鲜明的对立，说明人们对真正的保守主义仍然是十分隔膜的。事实上，在90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卢梭的思想耳熟能详，卢梭的著作的中译本也是应有尽有，而柏克的思想则不为人们所知，书店里没有柏克的著作，思想史的教材中没有柏克的位置。所以，说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是缺席的，应是恰如其分的。

10.2 保守主义与保守派

对自由的态度是区分纯粹的保守派与保守主义者的圭臬。保守主义常常被理解成主张一成不变。其实，这是守旧的态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保守派与保守主义有时的确很难区分，两者都重保守，但前者无一定之规，后者有一定之规。前者在价值上是空洞的，后者在价值上有明确的取向；前者只保守既定的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是专制的秩序，还是自由的秩序；后者只保守特定类型的既定秩序，即合乎自由精神的既定秩序。

在中国，由于人们对柏克式的、真正的保守主义知之甚少，对保守主义与保守派的混淆长期存在。当人们指责中国的保守主义势力强大时，基本上指的是保守派和守旧派的力量。即使是拥护中体西用的人，也不是保守主义者，而只是开明的保守派，或者说温和的改革派。中国近现代的“保守主义”其实是守旧思想，而根本不是保守主义。另一个证明是中国那些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人反对一切革命，而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只反对一些类型的革命，即乌托邦革命。而且，在中国，保守派与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要生存强盛，惟在于是否能够设法挽回本社会的文化传统，要能够从国粹中吸取养分，要有深刻的中国社会的本土意识。若保守主义仅仅等同于守旧思想，在现代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它根本不可能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同构成三大主流意识形态。

如果在近现代的中国不存在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保守主义的缺席意味着自由与自由传统的缺席。当然，说中国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传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而且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全盘推翻，一笔勾销。无论中国的“未来”如何远离其“过去”，这种文化传统的本土意识毫无疑问地均来自于中国的过去。如果中国的民族精神脱离了其自己的过去，中华文明就不再是一个有深厚根基的伟大文明。

中国近代的保守派与本书所讨论的保守主义有着质的区别。中国的保守派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守旧的文化传统，而保守主义只保守自由的传统；保守派拒绝变革，而保守主义主张渐进地变革；保守派要保守的是不尊重自由的旧制度，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新制度；保守派强调的是无条件的集权与政治权威，保守主义强调的是能够增进自由的权威和有限的政府；保守主义所关心的财产权、自由权、法治、宪政等都是中国的保守派置若罔闻、甚至深恶痛绝的。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如前所述，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保守主义的思想都是十分陌生的。在思想上，中国的保守派从未同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接过轨，更未对这种思想表现过认同。

不能以为“保守”任何一项东西，都是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恰恰不是保守现状的主义，而是保守自由的主义。保守派是回到过去或保守现状的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自由的传统。不保守这种传统的保守主义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所以，对自由的态度，是区分保守主义与保守派的根本的分野。

10.3 激进主义的高歌

如果说保守派（或曰守旧派）为了维护传统文化而回避对自由的追求，那么，自由派则常常走向狂躁的激进主义与彻底的反传统。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激活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激进主义因子，试图用彻底摧毁旧制度、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来实现中国的进步。中国近现代的激进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与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激进主义，一种是非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两者在一些问题上有重大的区别，后者比前者更激进，更愿意诉诸暴力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与持续，说明作为抵抗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缺席。余英时就认为，中国近代并无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野，只有不同程度的激进派。之所以有些人被称为保守派，只是因为他们不如最激进的人那么激进。那些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多半只是跟不上步伐日益加快的激进主义狂潮的人。

激进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崛起有着其外部因素和内部的条件。就外部因素而言，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为中国的激进主义运动提供了“最新的”、“最先进的”思想资源，从而使得激进主义的说辞更加雄辩、更具“感召力”。这种革命为“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功于一役”的念头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成功”典范，为中国通向空前绝后的、崭新的人间天堂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极度繁荣有其深厚的内部原因。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冲动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香火不绝。《尚书》中的汤武革命中隐含着通过暴力来实现德治社会，通过改正朔、易服色来实现全面更新的倾向。孟子的浩然之气鼓励着“大丈夫”去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理性能力和不懈地追求高调的道德理想，他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不容调和的义利学说，为朱熹的“存理灭欲”、后来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实践以及“宁要……，不要……”的政治思维方式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获得和提升自己使命感的精神力量源泉，而对其中所隐含的自大倾向、精英主义心态和家长制的专制倾向则熟视无睹。

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激进主义中为害最大的是其中蕴含的动辄诉诸暴力的倾向。如社会学家阿隆所发现的：暴力是狂妄的理性主义者和急躁的激进主义者最后的手段。有些人自称懂得如何造就全新制度和国家机器的诀窍，但却怒其同胞的愚昧、不争气、不配合，而且极易对和风细雨式的说服等以理服人的手段丧失信心，忘记了人与社会永远有缺憾存在，把活生生的个人当作虚幻的“远大理想”和“终极目标”的牺牲品，于是得出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暴烈行动的结论。这样，作为最后手段的暴力手段成了激进主义最频繁使用的手段。其结果，如柏克所形容的，是“笨蛋闯进了天使不敢落脚的地方”，其灾难必定会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发生在处理人间事务上的可能的最大灾难。可见，激进主义者用本身的妄为再次证明了人不免有缺陷，人间不可能有天堂的保守主义的结论。

在近现代的中国，保守的倾向、自由的诉求和激进的革命都走到了各自的反面，各自为敌。保守派反对自由派，理由是自由派太激进，反传统；自由派敌视保守派，理由是保守派不要自由。结果，最后都输给了激进派。保守派由于过于顽固而抵制自由，激进派由于过于好高鹜远而“超越”自由。在社会上无法形成保守自由的力量，自由及其传统在中国无法生根。

任何一个社会的传统都是演化过来的。在今天看来，尽管每个传统中自由的含量有多少之分，但当初都是从没有自由开始的。中国的传统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传统，但是也不能就断言，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自由毫无关系。中国传统中并非毫无自由的因子，中国传统中的自由同其他文化传统一样，也经历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比其他传统，特别是英美传统所需的时间更长。没有一种传统天生就是自由的传统，同样，也没有一种传统命定不能变成自由的传统。既然人性是一样的，既然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是相同的，所有的传统终将变成自由的传统。文化传统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且代表了历史本身和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不是凭借一种激进的全盘解决的模式就能彻底摧毁或整体取代的。

按照保守主义的看法，保守派错在拒绝对传统作任何改造，维护的是一个没有多少自由的传统；而激进派则以为只有消灭传统才能实现进步，结果是既未能彻底肃清传统，也未能实现想象中的进步。保守主义主张对传统作必要的、有利于自由的变革。在传统与自由冲突的地方，保守主义站在自由一边。但即便如此，保守主义也是用温和的、渐进的、社会能够承受的方式、朝着增进个人自由的方向对传统进行逐步的变革。

10.4 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

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反对自由，但是更着力于保守中国的文化传统，故又被称为文化守成主义者。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是全盘否定传统，但是更关注传统中的亲自由成分，故又称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所以，文化保守主义与以保守自由为旨趣的保守主义，不是对手关系，而常常是盟友和同路人。保守主义无意去主张摧毁儒教这样的本土传统。保守主义也非常赞赏和珍视那些追求自由、守护自由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安身立命的信条，不惧以德抗位。这些都是近代中国民间自由传统中的宝贵资源。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保守主义也有一些主要的区别。文化保守主义只专注于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而保守主义关心一切传统中的自由因子，不论这些传统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致力于复活早已死亡的政治乌托邦，甚至不惜依托政治权力，诉诸政教合一，排斥中国与世界的自由传统。以文化保守主义之名，行激进主义之实。对这样的主张和做法，保守主义是不能接受的。以保守主义的观点，复古不是保守主义，反而是激进主义，因为复古也要求激烈改变现状。保守传统，不等于保守现状。在中国，与在世界各地一样，不认同不维护个人自由、不以约束政府权力为鹄的的保守派就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专制主义的守旧派，不论他们怎么称谓自己。

10.5 开放的传统

“传统”这个在整个20世纪争论不休的话题，最近随着在中国以保守（自由的）主义的兴起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热络而再次成为民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但是，人们在对传统问题上的表态，往往先于对传统的属性和内涵的探讨。在众多讨论或辩论中，对传统的概念定义多，对传统的属性探讨少。传统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特质？在这些问题上没有结论。对传统所作的简单化表态，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能都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传统有一些重要的特性，被拥护传统的人和反对传统的人都忽略了。许多辩论都是基于把传统当成一个僵化的东西。

传统的重要特性之一是，传统是开放的、共享的，传统也是流动的。很多热爱传统和仇恨传统的人士都在无意中把传统看成是本土的、封闭的，因而也是不能流动的和共享的。其实，传统是开放的，传统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是立足本土的、关照全球的。佛教进入中国就是很好的说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成为中国的传统，这有力地证明了传统是流动的、传统是开放的、传统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是可以共享的。正是因为传统是开放的、可以共享的和跨国界流动的，中国才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有机会克服重重阻力分享到些许的人类自由的大传统。这种未来的自由传统将给中国的富有传统加入新的成份，使两者融为一体，就像当年佛教来到中国一样，它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整体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今天如果有人要提议把佛教的书全部烧掉或灭佛，肯定有人会指责这是在破坏中国文化。如果有人今天鼓吹灭佛，那就会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有人叫嚣要焚毁柏克、洛克、亚当・斯密、联邦党人的中文书籍，那就是在毁灭中国新近的自由传统，也是在毁灭人类的自由大传统。你不能焚毁中国的经书，否则就是毁灭中国的本土传统；你不能焚毁西方的经书，否则就是在毁灭已经为许多中国人所接受的人类文明的大传统。佛教中国化的个案表明：传统是流动的，中国和西方，本土和异域的传统是可以共享的。开放的传统意味着在人类文明的互相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在中国讨论传统，也不仅仅是讨论中国本身固有的传统，而且要引入人类自由的大传统，并推动中国固有传统与人类自由大传统的融合。

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在本土培育自由生长的沃土。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生活中有自由，传统中就会积淀下来自由。这意味着中国当然就有自由的传统值得保守。尽管这一传统还十分弱小，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其弱小，更需要加倍呵护。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日益开放，文明间的交流迅猛增加，中国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分享属于全人类的自由大传统，也会有更多的外域传统流入中国。

传统的重要特性之二是，传统不是静止的，而是演化的；传统不是过去的，而是从过去经现在到将来绵延不断的。许多拥护和反对传统的人士，都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静止的、不变的，你要么继承它，要么毁掉它。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是对传统属性的误判。传统并不仅仅是指古老的、过时的。传统本身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纽带，传统一定是传承下来的价值系统。有生命力的传统是恒久的，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传统不是历史，传统不是现在，传统是历史与现在之间的价值纽带。传统是演化的，意味着传统是会发生变化的。既然传统的根基是个人行为，那么，个人行为、价值观的持续变化将带来传统的变迁。由于传统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酿造”而成的，因此，其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这意味着，不论传统在过去是什么，在未来变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人们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过去，却有可能演化出中国传统的未来。传统像容纳经济活动于其间的市场一样，不是单独的个人可以设计的，却是演化的。

传统是一种有机的生命体，其内容是可以不断演变的。“传统是演化的”，意味着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传统的过去来判断传统的未来。我们要看到它本身的的演化逻辑。所以，在中国同样也不能根据中国过去的传统发挥的功能性质来判断传统在未来一定也是这样，它本身是会演化的。

传统的重要特性之三是，传统内部在构成上是多元的，各部分之间往往是有内在冲突的，因而传统是可以选择的、可以修正的。传统是模糊的，也是具体的。一种传统，越是宏大，里面所包含的价值资源就越多，各种主张都有可能从中找到源头和依托。传统往往是多元多样的，在指向上含糊不清。自由的思想、专制的主张都可以从中找到理论资源。一个大的传统内部可能包含种种小的传统，而这些小的传统之间可能是冲突的、至少在价值取向上是迥异的，如中国传统内部的儒道法释之间。没有一种传统是纯粹的自由传统，每个传统中都有自由的因子，只是大小强弱有所不同。古代中国没有自由的大传统，不等于其中没有自由的因子。

一个重要但是一直被忽略的事实是，人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总是选择性的；不论它是在研究传统，还是在弘扬传统，他总是只挑选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泛泛地说，传统好像是一个有固定形状、特定体积的东西。但是没有人有能力在整体上研究、弘扬、批判、继承某个传统，尤其是像中国的传统、东方的传统这样的宏大传统。不论一个人的宏愿有多大，他一定只是在谈论传统中的某一个细节、某一个具体的主张。一个个人没法处理整个传统，他一定是在谈传统里面的某个方面。如果传统具有上述属性的话，那么，传统本身是可以选择的。传统的这个演化过程取决于我们更关注历史上传统中的哪些东西，更忽略历史上传统中的哪些东西。这样不断强调出一些新的东西，忽略一些东西或者引入一些东西，就导致传统的一个演化。

泛泛而言，传统是模糊的，无边无界的。就个人而言，是无力去保存一个民族国家的全部传统的，更何况传统内部总是包含一些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因此，对个人而言，所谓保守传统，都是在具体意义上的传统，即任何个人只是试图保守传统中其所钟意的那一部分。因此保守传统是一个十分具有选择性的、很挑剔的行为，而不论保守者有多么大的保护全部文化传统的宏愿。传统是选择性的，意味着有必要从庞杂的传统中挑选自己认为正确的那一部分传统。当然，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传统，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没有人认为应该保守那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传统。比如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今天几乎没有人公开宣称要继承这一古代传统。既然文化的保守是有选择性的，那么长期的选择，就会导致传统的演化。所以，与上面的结论一样，不论中国的传统在过去是什么，对自由多么不友善，通过选择性的保守、通过融入未来的自由大传统，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会演化的，会对自由不友善演化到十分亲和自由。保守主义在中国的使命就是要选择性地保守中国传统亲和自由的因子，引入人类的自由大传统，加速传统的演化，从而形成值得保守的自由传统。况且，没有一种传统是与自由完全无关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中，也有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左派也有自由左派。

既然传统的传承是有选择性的，传统是开放的、可共享的和演化的，那么，传统就是有能力自我修正的。传统中的各部分也会不断自我修正，自我调整，借鉴其他传统，从而淘汰其中的劣质和野蛮的因子，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纳妾裹脚等。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排除新的错误选择的可能性。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选择，但是，人们可以在以后的选择中不断修正以前的选择，也同时不断对传统本身进行修正。传统是一种社会经验，其自身具有修复纠错功能。既然如此，我们不要问中国传统曾经是什么，而是要问如何通过选择、演化、引进和共享来重塑中国传统。

任何一个大的传统，它越大，它的内在冲突就越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任何主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西方基督教传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范例。专制君主求助于基督教，宪政民主求助于基督教，社会主义也试图从基督教中寻找灵感（如拉美的解放神学），保守主义则更是深挖到基督教的源头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作为一个个案，它在历史上走过一个被忽略的但相当不平坦的道路。

在今天，人们已习以为常把（广义的）基督教看作是个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重大有利条件，公认基督教对民主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然而，基督教在历史上并不天然就是自由的民主的宗教，它同样为无数专制的君王提供过合法性的支援。“君权神授”曾是许多欧洲君主实行专制的主要正当性依据。曾几何时，欧洲大陆的专制君主，多是罗马教廷加冕的。在欧洲的中世纪，当人们不折不扣地信仰基督教义的时候，就出现了宗教裁判所，有了烧死异教徒和女巫的无数个案。十字军战争纯粹也是以基督为名义发动的战争。

即使在英国这个被认为有悠久和强大自由传统的国家，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及其继承者查理一世坚持“君权神授”，推行极端专制，迫害“清教徒”。1620年，一艘名为“五月花”的英国船，穿越大西洋，前往北美。这艘船载着一百多名英国人，其中多是不堪英国国内宗教迫害、背井离乡的清教徒。“五月花”最后停靠在今天美国的马萨诸塞海岸。可见，美国是因反抗基督教内部的迫害而兴起的国家。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美国本身就是基督教会进行宗教迫害的产物。很多人可能看过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它讲的就是在新教之下的思想压制。西方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矛头都是对着中世纪基督教的。

新教被认为是基督教中最亲和自由民主的教派，可是，即使像德国这样的典型新教国家，也只是到20世纪中叶才在外力之下实现了民主化。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魏玛共和国，但这一短命政体仍由外力催生，是德国人自己扼死的。

不论政体的性质发生了多么实质性的变化，基督教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的国教，从君主专制到代议民主，基督教都是其合法性的价值源泉。专制与自由都从基督教中找到了充足的理由。难道基督教是两面派吗？不是。是基督教发生演化。基督教传统成功地从一个为压制自由提供思想武装的传统通过选择性的演化，通过对其中的自由因子的强化和放大，变成了支撑自由世界的重要柱础。这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如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基督教传统对西方的自由传统的贡献证明，本土的自由首先根植于传统，甚至可以根植于一种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一个自由社会的建设，不能通过彻底毁弃本土传统已有的自由成分来实现。自由的成长没有时态之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时态上都不是自由生长的障碍，自由是一颗最顽强的种子，任何时候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基督教传统的这个个案，我觉得对我们反思中国传统也有很大的帮助。不论儒家在历史上给皇权、给专制提供了多少依据，通过演化，它会像基督教一样，有可能变成另外一样东西。关键问题是它怎么演化。常有人反问，保守主义在中国谈保守自由，谈保守自由的传统，但是中国没有自由，也没有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要保守的东西在中国不存在，岂不是空谈保守？我不是这样看的。正像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来的，在中国已经有了，中国已经分享了人类自由的大传统，已经开始分享了这种传统，只是这个自由大传统在中国还很弱小，还没有结出制度的果实。而且在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演化出自由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有了自由，哪怕是一点点，人们很快就会把这种自由转化为传统。

不能因为中国的传统中自由太少，就企图铲除它；不能因为要保守传统就避讳儒家与专制的关联；不能因为传统有些许自由因子，就指望这样的传统能提供构建自由社会从制度到观念所需要的一切，就有必要复古。从基督教传统的演进来看，中国传统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似乎不那么重要。在充分承认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与自由社会的政治价值系统之间有根本性差异的前提下，把关注的重心由从中国过去的传统有什么否定自由拥护专制的东西，转向如何对传统进行选择性转化，就像对待基督教那样，去厘清该抛弃什么，继承什么，弱化缩小什么，强化什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传统都是高度选择性的，因而是演化的。基督教中亲和专制的东西，显然在后来的演化中被淘汰掉了，这样的事情有可能而且应该发生在中国传统的身上。

传统的演化是无数人有意或无意努力的结果。这种演化不是靠个别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不论这样的人权力有多强、学问有多大、思想有多深。尽管在传统的演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作用有大小之分，但是没有人有能力设计一个文化传统改造方案，提供一个药方，大家按照这个药方抓药就能够使中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认为，就像西方，就像欧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中世纪时的基督教独霸天下的时代一样，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把中国固有传统完全封闭起来再加以供奉的时代。

不论儒家在历史上给皇权、给专制提供了多少依据，通过演化，它会像基督教一样，有可能变成另外一样东西。中国的传统已经为专制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尚未给自由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演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能从中国的传统中发掘出多少自由的因子，给中国的传统注入多少自由的因子。

10.6 自由生成传统

有一种批评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主张保守既得利益，那么它是狭隘的；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现状，那么它阻碍改革便是有害的；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在口头上说要保守自由，实际上要保持现状维护有权有势者的既得利益，那么它是虚伪的；如果保守主义要保守自由或是自由的传统，那么，中国和英国不一样，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出现，因而在中国主张保守主义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有害的。其结论是，保守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不合适宜。

的确，对保守主义一个很重大的误解就是把保守主义与保守既得利益混为一谈。很多人都想当然地把保守主义者看成是权贵者自身或是权贵者的代言人，把保守主义看成是反映极少数权势者的价值主张。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在美国，大多数支持保守主义的人，都是穷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穷人，他们没有多少既得利益。保守主义甚至不利于他们所享受到的福利。如果保守主义仅仅反映少数有钱有势者的主张和要求，那么，代表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根本没有任何在大选中获胜的机会。长期以来，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州长的选举中连续取得压倒民主党的优势，可见在美国保守主义在民间大有人在，这种现象绝非用“保守主义只反映极少数权势者的利益”所能解释的。这同时也戳穿了一个神话：发达国家不需要保守主义，需要自由左派。保守主义对于不论是对于需要捍卫新生的个人自由的地方，还是对于个人自由已经牢牢扎根的地方，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中国，保守主义正是由要改变现状的、无权无势的人提出来的。在中国倡导保守主义的人士既非既得利益者，也非有钱有势者，他们是一群在中国致力于创发自由、保守自由的无权无势者。他们之所以主张保守主义，绝非是因为他们要捍卫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或保持现状，而是因为他们渴望得到和保守自由。所以，不论在何地，保守主义者都不是那些从现行政治制度安排中受益并自觉不自觉为之辩护的人。在保守主义看来，只有良善的政治制度才是值得保守的政治制度。

在批评保守主义的人看来，信奉保守主义与否是利益问题，而在保守主义看来，信奉保守主义是能否把良心与智慧统合起来的问题。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温斯顿・邱吉尔曾经说过，小于三十岁的人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是没有良心；大于三十的人如果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是没有脑子。所以，信不信保守主义不是利益的问题，而是对如何追求所向往的价值的深思熟虑的结果。的确，在现实中，任何一种观点总会使一些人受益，同时可能会损害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保守主义也是如此。它有利于那些有培育和保守自由中受益的人，不利于那些不喜欢个人自由的人。有人得到了自由，就意味着不自由状态下的某种利益格局被打破，就意味着这种格局中的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受损。保守主义者如果有什么既得利益的话，那就是自由，和守护自由的传统（包括人文礼俗传统和制度传统）。保守主义者的癖好是有了的自由就要收藏、保守，并随时加以扩展，以争取更大的自由，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自由，也关注那些即使是不认同保守主义的人也能享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所有人的既得利益。如果保守主义要保守什么既得利益的话，这就是最值得保守的最大既得利益，也是全人类的最大的共同利益。如果这些东西非常值得保守的话，那么保守主义在中国已经来得太迟了。

有人质问，在英美，主张保守主义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那里有非常值得保守的自由传统。在中国向无自由的传统，中国的保守主义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既然中国的保守主义致力于在中国保守自由的传统，那么首先就必须回答：中国的传统中有多少自由的成分？

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是否有传统值得保存，是否有必要保存传统，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保守主义的最大挑战。说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是错误的。说中国的自由传统比英美少是正确的。在一个社会中，哪怕是只有一点点自由，也能形成传统，历史上的自由越多，传统中的自由也就越多。反之，则越少。没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传统中没有自由的因子，差别只是多与少。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必然要反映到日常行动和文化传统中去。保守主义不仅致力于保守自由，也更致力于生成自由。保守主义在中国的保守对象：域外的大传统，域内的小传统。保守扩大巩固眼前的一点点自由：改革改到今天这地步，每个人的未来利益暂且不论，但每个人的既有利益却随时可能被不受制衡的公共权力拿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保守主义者，我们都渴望保守自己的一份财产与尊严。通过什么去保守呢？就是通过一个宪政与法治的制度转型。

保守主义既捍卫各国文化传统中的自由小传统，也捍卫人类的自由大传统。保守主义的意思是保守自由的传统，哪怕这个传统微乎其微。在当下的中国，热爱个人自由的人们，理应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应致力于恢复我们在半个世纪以前、以及更古老的过去曾经有过的自由，保守悠久的传统中的可贵的自由因子，同时致力于引入和分享人类的自由大传统。最直观地看，至少在中国传统处于支配地位的那数千年，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极权的年代。换句话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整个中国历史，虽然自由的总量也很少，但却不是自由最短缺的年代。而且，在最近的十多年种，民间的实际自由也有显著的增加。所以，不论历史上，还是当今，都有值得保守的自由的因子。即使在自由最为短缺的年代，人们心中追求自由的愿望和勇气，也从未完全消失，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讲，在中国伸张致力于保守自由的那个主义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有一位网友对当下的保守主义有独到的见解，我非常赞同。这篇帖子中写道：“当下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就是要保守我们已经争取到的点滴自由、社会行动的空间和权利的边界。当国家打破已有的平衡，把权力伸向社会更深的角落的时候，保守主义者表达出社会的一种意见，让国家感觉到存在的阻力，可能会有助于它更好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只是想保卫已有的自由，至少不被稀里糊涂地夺走。”这就是保守主义在当下中国的精神和意义。所以，某种程度讲，中国的传统中有多少自由的成份这个问题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自由能改变习惯，意味着自由能生成传统。而且自由的传统是可以引进的。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暴露出追求自由的天性，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只要有了自由，人们就会逐步改变与自由相冲突的习惯，就自动产生保守自由的传统。只要自由是可能的，自由的传统就是可能的。传统中自由的笋芽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只是在很多地方被权力的巨石压住，没有破土而出的机会。如果条件具备，它们立即就会成为雨后的春笋。

传统保护自由，自由改造传统。日常生活中，自由的增加会促进传统朝着亲和自由的方向演化。保守主义珍惜的是在现实中可能争取到并保有的自由。写在书本中、停留在想象中的自由，或许可以作为激励少数人的远景，但却不是真正的自由。最有价值的自由，只存在于现实中，就是已经为人们所享有的自由。

传统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却常常被忽略。在西方，尤其是在英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是宪政的价值源泉。没有这种传统的继承，宪法就失去了价值依托。宪政所依托的价值、致力于保护的自由和权利就缺少充足的正当性。这一事实，也给中国的宪政事业提出了一个重大议题。中国的传统给中国的宪政提供价值源泉吗？如果不能，中国能借用西方的传统作为中国宪政的价值源泉吗？到目前为止，从中国的传统中还未发展出宪政的制度架构。中国传统在未来能给中国宪政提供价值源泉吗？如果中国的传统不能为自由、平等、法治、有限政府提供正当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仰、接受和笃行这些价值？我们没有能力把西土的传统平行移植到中国，人们在一时间也不会全盘接受。所以，中国传统对于中国宪政的重大相关性，是关心传统与关心宪政的人士都不能忽视的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能否演化出一个信仰个人自由的本土传统。基督教做到了。至少，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至今还没有演化出一个自由的传统。这一现状使得很多人对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都感到非常沮丧，非常失望。需要区分的是，中国传统根本就不可能开出宪政民主，还是迄今为止尚无人成功地从中国传统开出对宪政民主的回应？也许未来有人能够做到？未能从儒家传统开出对宪政民主的回应，不等于不能从中国传统开出对宪政民主的价值源泉。过去未做到的事情不等于未来做不到。关键是看中国的传统是否足够开放。

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传统并为中国宪政提供价值支撑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需要提醒的是，说传统可以演化出自由的传统，不等于说儒家思想可以演化出自由的传统。说中国可以演化出自由的传统不等于说，在演化的过程中，不需要学习、借鉴、分享已有的人类自由的大传统。仅靠中国自身的传统是不够的。中国的传统必须对人类的自由大传统开放，必须引进自由的传统，中国的固有传统才能演化成创发和保守自由的传统。

10.7 保守主义的趋向

一部20世纪的中国史，直到最近几年以前，基本上是激进的、反中国传统的历史，而反传统的意图是为实现中国的进步、中华民族的腾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向传统发出的火力最猛烈的时候（如“文革”时期），也是我们倒退的步伐迈得最大的时候。可见，反传统本身并不自动导致社会的进步，这或许是因为火力越大，坐后力就越大。传统既不是可以阻断的，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创造的。任何“阻断传统”或“创造传统”的宣告在保守主义看来都是一厢情愿、不自量力的。

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类似于柏克的保守主义学说，但的确曾经有一些与保守主义原则并行不悖的保守主义因子。例如，孔子的中庸哲学、敬天的态度，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思想，儒家对忠恕、仁和、诚信的强调，老子的无为而治、反对全能政府的消极政治观，杨朱的贵生思想等都与保守主义有契合之处。中国文化传统中也的确有保守、敦厚、爱好和平的一面，这些都是保守主义落实所必不可少的土壤。

即使在20世纪，我们仍然从少数的知识分子如严复（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晚年的梁启超（反对激进的、全盘的革命）、陈寅恪（坚持自然演进的历史观）、徐复观（坚持自由与传统的统一）、顾准（反对高调理想的经验主义）身上看到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的倾向，看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由对抗转为互补的某种可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深化，政治激进主义在中国已是穷途末路，并已完全丧失人心。对市场经济的接受意味着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拒斥。在极端仇视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政治激进主义氛围中是完全没有商业活动和经济自由的政治空间的；在市场经济蒸蒸日上的地方，政治激进主义也难以得逞。不仅如此，市场经济及与之相伴随的市场社会还将孕育着保守主义的产生。保守主义的发生学结论如此，中国的现实也证明如此。以柏克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旧保守主义思想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是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同步发生的。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与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的同步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比较一下人们在今日中国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所分别享有的事实上的自由度的差异，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在那个时候，谈论保守主义是攸关性命的，而在今天人们对谈论保守主义则已习以为常。可以说，文明的社会离不开保守主义。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存在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乃至社会政治生活是否健康的不可缺少的尺度。激进主义的盛行却是大灾难的前兆。

今日的中国与“文革”的中国的差异还表明，成熟的保守主义的存在是健全的社会一个重要标志。从国际范围来看，与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复兴相对称的是激进主义作为政治运动的、无可挽回的衰落。随着民主化的扩展，作为保守主义文化土壤的人类自由的大传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扩展，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来到了中国，汇入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这也无疑会给中国新兴的保守主义提供文化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缺席，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90年代以来，曾有一股自称是“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登台亮相。其前身是80年代的一些新权威主义者和90年代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保守派。其思路仍是保守派和改头换面的正统激进派的思路，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的思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不过是新的保守派，或者说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激进派。因为西方的新旧保守主义都反对中央集权，而中国的新权威派和新保守派都主张加强中央的集权；西方的新旧保守主义都主张通过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来扩大个人的自由，而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派都认为人民的幸福取决于加强国家的能力，扩大政府的权力；新旧保守主义要维护的是自由的传统、秩序与制度，而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派要维护的是威权的传统、秩序与制度和激进的意识形态。保守与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就像“社会”与“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一样。

在中国，激进主义的革命主张正是，基于旧秩序内部所产生的问题在旧秩序内部不能解决，只有通过全盘的革命建立新秩序来解决。保守主义如何面对激进主义的遗产？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所应秉持的基本立场，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哪些？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反激进主义若不上升到保守主义，反激进的使命就未成功。

随着对20世纪中国的反省，保守主义将为中国历史提供独特而恰当的思路，使自己能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宪政与法治建设中，在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中，在文化战略的选择中，保守（自由的）主义也作为除守旧主义与激进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被公开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尽管如此，保守主义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在保守主义的对手刚刚或行将倒下去的地方，保守主义会因为其先见之明而博得不少的喝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保守主义的对手消失之后，来自保守主义的忠告与警告就显得有点过时，这时保守主义将转入低潮。只有到人们重新尝够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苦头之后，人们才会又想起保守主义这帖良药。黑格尔早就注意到了有关人类历史的另一种“辩证法”：人们通过学习历史得知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

在保守主义开始被中国人接受的同时，对保守主义的误解和滥用也开始出现。例如：

――把保守主义理解成保守现状，拒绝变革，把保守主义当作抵抗改革的思想武器。这是对保守主义的误解。保守主义不仅不反对改革，而且从来就主张通过特定方式的变革来扩大个人的自由，前提是只要这种变革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一部分。

――用保守主义来反对个人主义。的确在个人自由的传统非常强大的国家，保守主义对过度膨胀的个人自由不无批评。但是在中国个人自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保守主义在中国面临的任务不是去压制个人的自由，而是扩大个人的自由。

――利用保守主义来为绝对的政治权威辩护，强调秩序高于自由，政治权威高于道德权威。但是这不是保守主义的立场。保守主义的立场是，社会权威高于政治权威，自由高于秩序。只是社会权威离不开政治权威，自由离不开秩序。而且，保守主义当然没有理由去维护任何专横、野蛮的政治权威。任何权威都必须是文明、理性、合法的权威，服从于自由的权威。

――利用保守主义来抵制民主和人权。保守主义对绝对的民主和抽象的人权的确有所批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要保守主义就可以不要民主和人权。

――利用保守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夸大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在中国，如果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两者都将没有立锥之地。在西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准确地说，保守主义是人类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按照保守主义的观点，中国的宪法早已有之，不必实行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保守主义的确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宪法和法律都是写在该民族的传统之中，即所谓“古代宪法”理论。成文宪法的落实当然离不开一个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持，但是，一旦这种写在传统中的宪法不是维护个人的自由，那么，这样的宪法将永远不可能上升为宪政。根据保守主义的根本立场，当含有古代宪法的传统与自由冲突时，自由高于传统，所以，古代宪法不能成为抵制现代宪政的理由。

事实上，在人们重新认识保守主义的同时，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激进主义在中国又重新开始抬头。尽管他们的思想武器已换成了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反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武器库中的最新装备，但背后的冲动却是始终如一的：追求一个克服了现实社会中一切缺陷和罪恶的、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的眼里，凡是存在的，都是罪恶的。这种就像眼睛里揉不进砂子一样容不得罪恶的道德勇气和超越现实锐意求新的精神或许值得嘉许，然而，如同保守主义一直致力于揭示的、且为事实所一再证明的，一旦把追求脑子里的、抽象的、至善的、没有丝毫罪恶的理想社会付诸实施，那只能带来空前的罪恶。保守主义的这一独特使命正是其对人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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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老子与孔子的保守主义名言

关于宇宙观、自发秩序与存在之链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道德经・七十三章》）

关于知识论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道德经・八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道德经・七十一章》）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关于保守主义的美德

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

关于敬畏之心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关于人性与个体尊严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关于传统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十四章》）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

信而好古。（《论语・述而》）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反对激进主义

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

反对至善论

大成若缺。（《道德经・四十五章》）

关于无为而治与有限政府：

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六十章》）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七十五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

案：与英国和美国连续而完整的保守主义传统相比，中国从未发展出连续而完整的保守主义，更没有完整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自身的传统中毫无保守主义的因子。若是保守主义传统是人类的共同大传统，那么，保守主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就一定有回响，不论这样的回响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根据我初步的考察，中国的思想对思想的保守主义有大量且高度的共鸣。上面辑录的这些至理名句，尽管挂一漏万，但早已深入民心数千年之久，高度反映了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有着丰富的保守主义思想资源。集先秦时期各家之大成的“天道”思想更是与英美保守主义思想异曲而同工。保守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外联世界上的保守主义大传统。在外联的同时，对中国自身的保守主义思想资源不应有丝毫的忽视或轻视。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
比较柏克与哈耶克

■作者：琳达・雷德尔（Linda C. Raeder）

■译者：秋风

案：我的《保守主义》一书出版之后，有朋友如蒋庆先生对该书提出了批评，说我把保守的柏克看成自由的柏克了，把自由的哈耶克看成保守的哈耶克了。蒋先生不仅认为我错了，还认为哈耶克也错了，错在我们不该把保守的柏克纳入自由主义，混淆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柏克和哈耶克都从未把自己称作保守主义，而以“老派的辉格（自由）党”自称，他们都是古典自由传统的传人。在美国，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共和党更是被看作保守主义政党。对于柏克与哈耶克、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同质性，有一篇论文作了系统的研究，特附录该文于此，作为对蒋庆先生的回应。

柏克这位坚定维护他的祖先的“古代原则”的斗士也许会对他本人开创了政治思想的一个新流派而感到惊奇。所有人都说，他是“现代政治保守主义的开山始祖”，数代以来的保守思想家从他的生活经历和著作中发现了丰富的哲学和实践智慧。然而其实，柏克是政治家而并非政治哲学家，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系统的政治论著。但是在一生政治活动中，他却持有一种始终一贯的政治信念。这篇文章将要论证，从本质上讲，柏克所坚守的政治信条，正是20世纪社会哲学家F. A.哈耶克发展起来的学说。哈耶克曾说，他的目标就是“重申”或系统论述创造并支撑西方宪政政府和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鼓舞和指导柏克的，也正是哈耶克所阐发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

简而言之，柏克和哈耶克代表着同一政治传统。他们不仅坚守同样的政治哲学，对社会的本质、理性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政府的正当职责持有相同的观点，关于道德的本质和法治的看法也相当接近。当然，他们也有某些差异，原因是柏克是正统基督徒，哈耶克则是宗教不可知论者，但总的来说，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要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诚如哈耶克所说，他们两位自始至终都是“无可救药的老派辉格党人”。

柏克与哈耶克哲学的辉格党人基础

柏克和哈耶克都坚持在1688年达到高潮的光荣革命中的一派即辉格党人“古老的、宪政的”政治立场。辉格党人被一种共同的激情结合在一起，他们都敌视专断的权力，而防范政府的专断行为是他们政治活动的指南。辉格党人的这些观点最初形成于1610年代，“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比这珍贵，即按某种法治进行管理和统治，而不是由变幻无常的和独断的统治。”即政府“不遵守被广泛承认的普遍的法”。洛克认为，辉格党人所为之奋斗的是“自由……是人们能达到这样一种社会，一种固定的规则普遍适应于每一个人，人们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而不用听统治者的指导，不用担心别人的变化无常的、不可预见的和独断的意志。任何人都被赋予法律的和至高无上的权利，只服从已颁布的、为人所知的、固定的法律的统治，而可以无视统治者个人的命令。……（即使是立法者也）不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必须维护正义，……法律的最高执行者并不拥有个人的意志和权力，而只有法律的意志和权力。……最终的目标是……限制权力，使任一党派或个人都不可能取得支配权。”

辉格党人的这些理念转化成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过程，自然是缓慢的和不完美的，但到柏克时代，“社会对这些原则本身已没有什么争论了”。而且，柏克自己就投入很大精力，努力使辉格党人的理想制度化。他政治生涯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按这些原则改革英国的法律。

现代诠释者若不了解辉格党人的自由和法律观，就不可能理解柏克的政治哲学。在辉格党人看来，自由是有明确的、确定的含义的，即免于专断和强制，不管这些来自国王、议会还是某些人。辉格党人认为，这种自由唯有严格地实行法治才有保障，即“按照某种持久的、统一的、普遍的法律进行治理，……而不服从某些高高在上者一时的心血来潮的命令……”。我们要注意，柏克和哈耶克所赞成的法治下的自由的概念，根本不同于“法国式”的自由概念，或有权参与法律和政策决策的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的概念，也与所谓的内在自由或作为行动的权力或能力的自由概念有异。对柏克、哈耶克这样的辉格党人来说，唯一能被政治秩序保障的自由，就是免于专横压制的法律下的自由。

关于社会的本质

柏克与哈耶克的独特政治观点与他们对社会的本质之理解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理解深受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影响。亚当・弗格森、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等哲学家认为，社会及其制度、法律、“习俗”、道德、习惯等复杂网络，都是漫长的“累积的增长过程”的产物，人类也正是由此而从原始的野蛮状态发展出高级的文化和文明。按这一观点，社会秩序就是历史地演进着的制度、风俗习惯、法律等各种非个人的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他们同时代人看来，苏格兰哲学家的上述观点，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以前被认为是某种实在的制度，实际上可归之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之结果，――也表明，即使是那些最为复杂、看起来最像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计划，也根本不是人为的政治智慧的创造”。

柏克和哈耶克的思想都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他们都认为，社会规则是具有明显试错性质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他们都强调，人类的繁荣端赖对于那些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的理解。柏克指出，要理解这些，需要良好的判断能力，“审慎”，及尊重既成传统。在他看来，文明社会的形成其实是相当幸运的，也是脆弱的，被“狂妄的和投机心态”鼓惑的任何自大和专横的“人为干涉”，必然会扰乱精巧的社会网络，无视前代人的努力，消解那些历史中形成的、支撑文明社会不至于沦为粗俗、野蛮的“先见”。柏克和哈耶克对人类深层的粗野、非社会的冲动保持警觉，竭尽全力驳斥一切有损于“抑制性的或禁止性的”社会规则的权威性的学说，因为正是这种社会规则才使人类生存于某种自由或和平的状态下。

柏克的保守主义所深深尊重甚至可以说敬畏的就是英国的宪政。他敬畏宪政，因为他认识到那是英国人“传统的、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的根基。他知道这一“自由的宝藏”并不天然就是公正的，但却是历史和进化来之不易的产物。我们将看到，柏克宗教上的虔敬更深化了他对人类社会的敬畏态度。在他看来，独特的、历史性的社会是精神性的现象，是“关于永恒社会的伟大原始契约的条款”。那些不安分的、满脑子自大和狂妄念头的形而上学者也不能操纵和控制他们。

哈耶克完全秉承了柏克对于社会的敬畏，只有一个例外：哈耶克的敬畏不是出于宗教信念，而出于对个人自由的呵护和对知识进步的渴望。哈耶克像柏克一样相信，他所珍爱的自由制度是偶然的、自发的演进过程中出现的，绝对有赖于深深隐含在传承的传统和制度之内的知识精华。他深为这一超越理性的社会过程所生成的极为复杂的秩序所吸引，决定捍卫它免遭理性主义心态的破坏，这种心态拒不领会传统和习俗的重大价值。历史的进化的社会，在柏克看来，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神现象，对哈耶克来说，则是知识增长和人类潜能发挥的载体。

我们可以说，哈耶克的目标就是完善柏克的思想：为柏克的保守政治思想给出科学的支持；证明其对于历史地生成的文化传统的尊崇是确当的；更细化地解释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个人是愚蠢的……而族群却是明智的”。哈耶克深深地为柏克的洞见所打动：社会传承的规则和制度体现了前人累积的知识和经验，他则把这一洞见发展为一套精致的文化演进理论。他的主要观点是：文化演变的过程完全依赖人一代一代地吸收和传承文化遗产。在哈耶克看来，传承下来的传统不仅是文明社会的基础，更是心智、理性、道德价值、语言、感知、行为，简而言之，是一切把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习得的规则之基础。哈耶克的看法与柏克一样，都认为，轻忽非理性的传统，试图把石板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在上面设计一个全新社会，这种思想只能说是对社会现实的本性根本就是无知。

论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

柏克和哈耶克思想中，没有任何领域比他们关于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看法更相契合的了，他们这方面的思想太相近了，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哈耶克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完全是对柏克论题的细化，当然，大大扩展了柏克的论题。哈耶克发展了柏克几个至关重要的洞见：1.社会经验（“传统”）优先于理性；2.传承下来的社会制度中蕴涵着“超个人的智慧”，它是优越于经由有意识的理性推理所得的智慧；3.理性不可能设计一可行的社会秩序。简而言之，文明不是理性精神之创造物，而是无数由秉持非理性或超理性的价值、信仰、传统的心智自发作用下，不经意间的产物。对于哈耶克的理论大厦而言，柏克关于理性在社会过程中的局限性的洞见构成了其最重要的基石。

柏克和哈耶克既然有共同的见解，当然就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就是它傲慢地把非理性的传统当作迷信和偏见而弃若敝屣。在启蒙运动的眼里，传承下来的价值、制度和习俗看起来简直就是无知的化身，而理性作为武器，将把人从过去的压迫性束缚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个人理性被供奉为最全能、唯一的权威。

相反，哈耶克则认为——柏克也无疑会同意——“在传承下来的行为规范体系中，和人对于其周围的清晰的思想中，都蕴涵着智慧。”公平地说，哈耶克和柏克心目中的理性，既是个人的心智产物，也是社会过程之产物，“不仅可以从孤立的个人的意识中找到，也能从演进的社会制度中发现”。此一思想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在其行为中，不可能不受有意识的理性理解之指导，……同样地，也不可能不受他们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以及他们当然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发明创造的那些规则的指引”。

柏克是如此看待启蒙运动的，他说那是一场“破坏人类理智的运动……使理智不受任何约束……坚信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重新塑造社会”。哈耶克则把这种思想称之为“建构主义”思想，它赋予某种权威或人类理性无限的权力，从而对文明秩序构成致命威胁。哈耶克和柏克的观点是，自由政府和文明社会之维系，端赖于人类自发地接受某种传承下来的有关部门个人与集体行为的规则体系的支配，尽管我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此一规则体系的来由、功能和基本原理。相反，理性主义者面对传统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要求彻底地改造传统道德和合法规则；全新道德和法律体系的建构是从卢梭到罗尔斯一切社会理论家最关注的重中之重。在现代理性主义者看来，再也没有比人不能理性地决断或选择其道德和法律框架这一看法，更令他们不惬意的了；现代思想很少注意到“人类的无知和易错性”，而唯有它才稍可抑制理性主义的狂傲。哈耶克和柏克则警告说，摧毁传承下来的习俗、道德和成见，也必将摧毁由其所生成和维系的人文自由主义社会。

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夸张理性建构的力量，乃漠视进化的社会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要求通过政府机构的强制来使社会过程合乎理性。但是仅仅是为了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合乎“理性所允许”的那些观念，就将窒息人类所赖以进步的试错机制；而竭力消灭自发和偶然事态，必将导致人类理智和文明双双衰败，因为这二者的进步都只有在与未知物和不可预知之斗争中才能实现。因此，诚如柏克所指出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这样一种主张，“强迫人们生活和交换……（而赞成这一事实）……能给个人带来好处的，最后也将有益于民族和时代的总体利益”。柏克和哈耶克都警告说，理性“可谓最危险的炸弹，唯有小心谨慎，才可最大程度造福人类，倘若鲁莽行事，则将炸毁文明”。

论经济学

柏克和哈耶克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上同属一派，在经济学上也系出一门。哈耶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市场过程的捍卫者，他一直在强调政府对于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网络的“胡乱干预”的危险。柏克也坚定地捍卫自由企业制度，他警告说：“一旦政府出现在市场中，市场原则就将被破坏。”确实，哈耶克和柏克都是同样从辉格党人的立场出发反对政府操纵市场机制的：这种“横加干预”不仅违反“商业法则”，――“不同的利益、优势竞争和妥协的规则和原则”，而且必然会导致专断，剥蚀自由和正义之基础。

我们可以想象，柏克必然会如哈耶克那样对当代的再分配政治学生气。在柏克看来，“强制平等”，只能是意味着“平等的短缺、平等的悲惨、平等地乞讨”。他也将同哈耶克一道抵制现代政府“非官方的普遍性的干预”，他相信“最好是胸怀美德和仁慈，把更多东西留给自由意志，哪怕可能因此而有所失，那也比企图把人变成机器和某一政治善行的工具更好一些。自由将使世界从整体上获益，而没有自由，就根本不会有美德”。

有趣的是，当代某些自命为“保守主义者”的人从来舍不得尊重市场机制，而柏克作为“保守主义之父”，对于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采取了比哈耶克更为“自由放任”的态度，而哈耶克已经常被人讥讽为自由市场狂热病患者了。比如，柏克相信，救济穷人的事业就应该由私人慈善团体承担，这是基督教徒在“偿还债务”之后的第二项义务。

柏克说：“我的观点是反对任何行政机构的任何越权行动，尤其是反对政府干涉人民的生活，……人们必须勇敢地……反抗那最具诱惑力的思想，即政府应该……向穷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按我们所需满足我们的需求，不在政府的权限之内。政治家如果觉得可以如此做，只是徒然的空想。人能够自己供养自己，否则，他们就不具有人的资格。防止这样的邪恶是政府的权力，在这方面，也许还有任何方面，它很少能做几样好事”。

哈耶克同样相信政府“很少能做几样好事”。不过他并不一概反对政府提供很广泛的物品和服务，如果这些物品和服务不会扭曲市场信号的话。在哈耶克看来，要紧的不是政府提供此类物品和服务的数量或种类，而是特征和方式。

引人注目的是，柏克和哈耶克都关心政府为维持一个“和谐的整体”――即某种前后一致的社会秩序，在其中社会的“各个部分……避免彼此冲突”――而采取的行动，他们两位都相信，这种完整性可以通过一以贯之地运用某一既定的原则生成和维系。诚如柏克所指出的，“最好的立法者总是仅限于把一些可靠的、稳定的、占主流的政治原则法制化，……一旦确定了一种既定的原则后，他们就听任这一原则自行运转。”哈耶克，这位现代自发秩序理论家，没有人比他自己说得更准确的了。他最关注的是要求人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同时实行互相矛盾的原则――比如“干预”的原则和市场的原则――根本就不可能生成一种前后一贯的秩序。

不过，柏克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还是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柏克认为“商业规律……是自然的律法，因而也就是上帝的律法。”换句话说，他把经济规律视为神法（Divine Law）的显现，即“仁慈而英明的全能施与者（Dispenser）……要求人，不管他们是否情愿，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透过每个人的成功而实现普遍的善”。在柏克看来，违反这些律法，就是冒犯上帝的意志。据此，他认为，超越自发市场机制运行的后果，是该遭天谴的。在他看来，经济上的匮乏正是上帝在显示他的意志，而我们“试图通过人为的创造来怀柔上帝的不悦”，也太不自量力了。相反，哈耶克则绝口不谈此种超验观念，在他看来，社会秩序的源头完全是其内在固有的。根据哈耶克的观点，秩序乃是凡夫俗子在历史演化中产生和习得的感觉、行为、判断、习性、风俗、语言、道德、惯例等，是不经意间所得而又是客观的。

论宗教与政治

柏克与哈耶克关于政治、经济及社会与理性本质的观点从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他们的思想仍有一些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社会与政府的态度，以及关于道德和法律规则的终极源头的看法。这两点则与他们不同的宗教信念关联。

柏克是正统的教徒，虽也认识到市民社会是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产物，但却把此一历史进程看作是上帝的杰作，一个“神圣计划”的产物，上帝在人的历史中体现他的意志。因此，柏克相信某种自然而合乎神意的秩序（a natural yet Providential order），相信存在某种“神圣计划”，它通过具体的、个别的社会的历史演进来显现自己。因而，他在一篇评论中，就把“国家”看作是“天然地、不可分割的、神圣的……”，体现了上帝要人类自我完善的意旨：“……上帝赋予了我们通过我们的德行以实现完美的本性，因此他造出了国家。”

在柏克看来，市民社会的终极依据就是宗教。他相信上帝把每个人都安置在“指定的位置”，只有顺从他的计划，才能在任一社会秩序中天生的、不可改变的不平等的成员中间实现和平，并使人人得到满足，而唯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秉持道德，而这对于维系自由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他奉劝公共官员，应把他们的职责看作是某种托付，甚至是某种“神圣的职责”，因为他们最终是要向上帝负责的：“所有人都拥有主的力量，都应该铭记这一观念：他们应就他们的行为向伟大的主、向亚当，向社会的缔造者负责。”进一步，他深信，一种高度民主发达的宗教意识是维系国家在时间的长河中保持连续性和持久性所必不可少的，是建构一代一代人之间神圣规约所必不可少的，而没有这种规约，国家必将消解为个人化的齑粉，最后是随风飘散。”一句话，对柏克来说，假如“所有人虔诚地接受上帝安排的秩序，在一个神圣计划下，过去、现在、未来的舞台被有机地串成国民生活的整出伟大戏剧，政治信念就获得了最好的保障。”

这些跟哈耶克的政府和社会观念相去很远。虽然他像柏克一样，也敬畏历史中生成的社会结构，虽然他也能充分理解柏克对好政府的渴望之情，但哈耶克却是宗教的不可知论者，他看到了柏克所想象的“被视为神圣的”国家的压迫性的一面；在哈耶克看来，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秩序。他绝不会接受柏克的“上帝创造国家”的信念；在他看来，这样一种观念很容易诱使人对它作出危险的解释，即应由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意志来知道社会生活的进程。换句话说，他担心，把秩序的起源归因于上帝的神圣意志，将导致把这一神圣的意志，说成是“社会的意志”（而在现实中必然就是某个具体的人的意志），误导某些人企图通过有意识的知道来控制自发的社会过程，而他相信，这种企图不仅将致命威胁人的自由，也威胁先进文明的存亡。

论权利

柏克有时把他所认为的“人的真正的权利”与雅各宾党人及其追随者所宣扬的“虚伪的权利”加以区分，他的主要用意是捍卫他所称的“约定俗成的权利”，经过时间考验的预期（expectations），其合法性和哲学上的正当性来自习俗惯例与长期的运用。柏克从未阐述过权利原则的先验依据，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他一定会把他的约定俗成的权利作为道德自然法在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显现。

哈耶克认为，权利是西方政治传统中，作为社会惯例进化而来的，即社会在调整由于互相冲突的期望而导致的互相竞争的权利要求过程中所形成的惯例。在他看来，公民权利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试图划定一个私人空间，如哈耶克喜欢说的那样，在其中，每个人可以自由运用自己的知识追求自己的目标。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关于人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正是几个世纪以来此一历史调适过程的结果。

论法与道德

我们已讨论过，柏克和哈耶克都很尊重“生活方式”、道德、法和习俗，他们构成在“不断生成”中的社会秩序之基础，是历史进化的产物，而非抽象的“苦思冥想”或有意识的发明创造之结果。不过，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柏克也坚信道德自然律法之存在，他指出，“……在有国家之先即存在某种道德准则，它是完全独立的”，此种道德准则最终是归于上帝，它是一切法、道德和政府之“最初的原型”。在柏克看来，自然法乃是衡量人世间法律的终极标准，他坚定地拒绝霍布斯的实证主义及一切将法视为人类意志之产物的观点：“人世间的法，准确地说，只是一种显现；它们不能凌驾于原初之正义的实质……”不过他又鼓吹，法的实际基础蕴含在英国宪章和普通法中，而如上所述，宪章和普通法，照他的解释，乃是先验的自然法在人世间的显现。因此，柏克所敬畏的法律，乃是最初由上帝赐予再经历史演进而形成的。

简而言之，柏克一如其辉格党先辈，相信存在一个所有正当法律所必须遵循之更高的道德律，这一普遍之律法显现为不同的现世形式，隐含于构成特定文化传统的各种类型之法律准则和习俗中。对于道德自然律的信念，使他得以义正词严地谴责新教优越论和奴隶贸易。他也意识到在当时情况下，公众舆论的环境和情绪制约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但他依旧坚定地捍卫普遍正义。

哈耶克完全认同柏克的辉格党人原则，不过并不认同其自然法信念。哈耶克认为，道德和政治规则（“集体行为的道德规则”）完全是内生的。根据他的思想．这些规则的出现，乃是人演进性适应其不可摆脱的认识论困局――即从本质上，人不可能预知其行为的全部后果，也不可能掌握他所置身的环境中全部具体状况之细节。在哈耶克看来，历史地传承下来的道德和政治准则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生成某种内在的秩序（相应的个人的和社会的）；防止那些在过去已被证明是“坏的”、不可欲的或混乱的结局出现；能够使人们在绝大部分他并不了解也无法了解的具体特定场合下，更有效地行动。

柏克不承认道德规则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历史是审慎的导师，而非原则的导师”），而哈耶克则相信，道德规则是前人积累的经验提炼出的精粹。尽管两人都承认蕴涵在传统英国制度中道德和法律原则是唯一适应于自由政府的规则，不过，哈耶克认为，这些规则完全是演进过程的产物（“人类行为的产物……而非设计之结果”），而柏克则认为，这些原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不过，他们却都同意，道德和法律规则绝不是人类有意识发明创造的产物，尤其不是“任意的立法或司法意志”之产物。柏克写道，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下列想法对人类社会的一切秩序和美、一切和平与幸福的危害更大的了，那就是认为，随便一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制定法律，或者是认为法律就是随便一个权威制定的制度，而可以不理睬万物所遵从的事物之本质……

在柏克和哈耶克都认同的辉格党人看来，法律的合法有效性完全与其来源无关，谁制定了一项规则，是人民还是暴君，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毫不奇怪，哈耶克一如其老辉格党同道柏克认为，不管是独裁者，还是理性的意志的，都与法律的定型没有关系。哈耶克认为，造法（Law-mak- ing）就是把维系某种社会秩序的规则具体化，这些规则必定是蕴涵在那些生成和维系此一秩序的道德和法律规则（显性的和隐性的）体系之中的。因此，人们必须承担一个相当微妙的知识使命，就是要同时精通法学和社会理论，同时，必须把握其社会的内在的底蕴。哈耶克坚持说，面对此一使命，“意志”是派不出用场的，我们只可能识别出一项恰当的规则，而不可能宣布创立一项规则。

因此，哈耶克的法哲学就不同于传统的自然法学派，也有别于法律实证主义。他相信，法的渊源乃是独立于人类的意志的，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自然法学说。然而他又认为，法的终极所指就是现世的世俗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某一超验之物。

与此相反，柏克相信，人类在其生存中负载着一个道德的烙印，即“上帝的意志”的烙印，正是上帝的意志“赋予我们自然本性，并赐给我们永恒的律法”。在哈耶克看来，所谓“道德烙印”就是学习传统的结果，那么，他一定用事实来解释对“印象”的感觉，即数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的心智受到犹太―基督教道德传统的型塑，某些规则也就深深地嵌入西方文化――比如语言文字、感知，社会规制、风俗和习惯――现在他们似乎构成人类精神最深层结构。

尽管哈耶克拒绝自然法学说，不过他同柏克一样承认存在一个客观的必须遵守的道德和法律实体。哈耶克认为，那些型塑西方文明的传统的道德价值，尽管不是绝对的、永恒和普世的，但却为那些力图维持这些价值之政治体现――宪政下的人民所坚守。这是因为历史地传承下来、导引着西方社会演进的规则和价值，构成了晚出的自由秩序不可替代的基础（哈耶克曾评论说，价值是“一切实际秩序的源头”）。因此，那些试图保持这一秩序的人民，并没有随意地去“重估一切价值”或抛弃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道德，这不过是因为他们尚不能理解这些传统价值所施加的制约作用的重要意义。哈耶克相信，如果抛弃传统道德，则必将毁灭由此一道德所生成和维系的那种自由和文明社会。

如果你是柏克思想的信徒，你肯定觉得哈耶克的功能主义的观点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指导柏克义无反顾行动的宗教真理已不再是主流世界观了，在这个时代，哈耶克的理性理解，对于维系文明社会和自由政体，乃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西方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微妙的转折点，生成自由秩序的道德和政治传统的权威，遭受多方面的冲击，这似乎提示我们，我们仍在依赖早期的“道德资产”生存。哈耶克显然是希望，对于历史传承下来、文明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和政治传统之功能的理性洞见，也许可以填补我们这一时代日益显著的传统权威――宗教和习俗――之匾乏。

柏克尽管对他所恐惧和蔑视的“法国”学说进行了勇敢的抵抗，不过这一思想传统似乎比柏克自己所捍卫的英国理想更受现代人的青睐。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几个世纪政治自由压倒了法律下的自由；人们追求有意识的组织技巧更甚于自发的协调；我们看到了实证主义法学和科学的社会科学；经历了康德、马克思和受管制的竞争；看过了反对传统道德的战争，人们需要由理性来论证价值的正当，我们也看到了民主的专制和激进的平等，看到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看到了形形色色全副武装的教条，对每个、对所有人无所不在的普遍的干预，而这些正是柏克所担心的。

哈耶克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来捍卫柏克的事业，可谓不合时宜，因为20世纪深深地为启蒙思想所渗透，柏克及其辉格党先辈所秉持的“温和……谦逊的信条”一直处于守势。英国式理念，即“自由的政府……调和自由与限制性因素一达到和谐”的理想，似乎无法叩动现代人心弦。不过

我们可以期望柏克和哈耶克“捍卫他人之自由的……努力”，不会被证明是徒劳的。事实上，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正直和智慧，将成为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继续激励和指导并未因当前潮流而气馁的人们。

案：原文载于HUMANITAS（《人文》），Volume X, No. 1, 1997. Na- tional Humanitie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秋风 译，转载于《思想评论》网站。

注释从略，有兴趣者…，可从网上查阅该文的原文http://www.nhinet. org/raeder.htm

蒋庆先生的文章，“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评刘军宁《保守主义》一书对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严重误解”，载于《原道》第六辑（1999年）

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

英国：

柏克（Edmund Burke）：《大革命前作品选》（Pre-Revolutionary Writings）《法国大革命反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法国大革命再反思》（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France）

阿克顿（Lord Acton）：《自由史与其他论文》（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塞西尔（Lord Hugh Cecil）：《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教会与国家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Each）

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正统论》（Orthodoxy）

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捍卫英宪》（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梅因（Sir Henry Sumner Maine）：《制度的早期史》（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民选政府》（Popular Government）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与其他论文》(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论人类行为》（On Human Conduct）

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保守主义的意涵》（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美国：

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文明兴衰的法则》（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捍卫政府宪制》（Defense of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白璧德（Irving Babbitt）：《领导权与民主》（Leadership and Democracy）《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柯克（Russell Kirk）：《保守主义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永恒事物之敌》（Enemies of Permanent Things）《保守主义者纲要》（A Program for Conservatives）

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探求社群》（The Quest for Community）《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进步观念史》（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权威的黄昏》（Twilight of Authority）

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美国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in America: The Thankless Persuasion）

希尔斯伍（Edward A. Shils)：《论传统》（Tradition）

法国：

阿隆（Raymond Aron）：《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Intellectuals）

博纳尔（Louis Gabriel de Bonald）：《权力理论》（Theorie du Pouvoir）《原初立法》（Legislation Primitive）

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e de Chateaubriand）：《基督教的诞生》（La Genie du Christianisme）

儒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再分配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distribution）《论权力》（Power）

拉美奈（Robert de Lamennais）《专制与自由》（De L’Absolutisme et de la Liberte et Autres Essais）《信徒的语丝》（Paroles du Croyant）

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法兰西的思绪》（Considerations on France）《宪法的产生原则》（Generative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s）

薇依（Simone Weil）：《归根》（The Need for Roots）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Me）：《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德国：

祁克（Otto Gierke）：《德意志社团法》（Das Deutche Genossenschaftsrecht）《中世纪的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

《自然法与社会理论：1500―1800》（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1800）

黑格尔（G.W.F. Hegel）：《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ight）

洪堡（Wilhelm von Homboldt）：《国家行动的范围》（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

若普克（Wilhelm Ropke）：《我们时代的危机》（The Social Crisis of Our Time）《人文的经济学》（A Humane Economy）

弗格林（Eric Voegelin）：《政治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

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e of a Backward Society）

《重访世俗之城》（The 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

贝尔（Daniel Bell）：《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伯杰（Peter Berger）：《资本主义革命》（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摆脱自由主义》（Up from liberalism）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哈耶克（F. A. Hayek）：《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自由宪章》（一译《自由秩序的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The Fatal Conceit: Errors of Socialism）

《法律、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两呼资本主义》（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反思》（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Looking Back, Looking Ahead）

《新保守主义：一派思想的自传》（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Selected Essays, 1949-1995）

诺瓦克（Michael Novak）：《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韦佛（Richard Weaver）：《观念有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

威尔（George F. Will）：《治国术与教民术》（Statecraft as Soulcraft: What Government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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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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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保守主义

作  者 刘军宁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杜

出版时间 2007年08月

制  作：雨浪飘零

版  本：2016.1.22 v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