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

云妍 陈志武 林展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导论

上篇 案例篇

第1章 雍正初年的抄家与官员家产

第2章 年羹尧的家产案例

第3章 乾隆初年京城刨银案

第4章 云南布政使钱度婪索多赃案

第5章 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

第6章 清代文字狱中的几则家产案例

第7章 甘肃捐监冒赈案中的家产案例

第8章 闽浙总督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

第9章 和珅家产价值重估

第10章 盛宣怀的家产结构

第11章 估产方法备注

下篇 量化分析篇

第12章 清代官绅家庭资产结构的一般特征

第13章 财产合法性与清代官员家产结构

第14章 结语

篇附1 案例信息汇总表

篇附2 家庭资产结构数据汇总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版权页

导论

财富载体与家庭资产结构

在19世纪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作品《基度山伯爵》中，有一段关于时世变迁的评论：“在那个时代，各种投机事业和工业都还没有兴起，所以积藏那些金银珠宝是并不为奇的。”（第18章“宝藏”）“那个时代”，指15世纪；积藏金银珠宝，指小说里意大利的枢机主教恺撒·斯巴达秘密藏宝一事。情节虽为虚构，但这段评论反映出一个事实：金银珠宝在古代是财富的重要载体，而曾几何时，“各种投机事业和工业”的兴起已悄然改变了财富保存的基本形态。小说里还提到，宝藏主人的后裔、19世纪枢机主教斯巴达伯爵听取了秘书法利亚长老的劝说，将个人财产置于金融工具——“终身年金”[1]，结果收入提高了一倍。这又传递出一个信息：不同资产（或说，财富载体）之间存在着回报率的差异，持有“终身年金”（无疑属于上文所谓“投机事业”中的一种）在当时所获得的收益相对较高。由此不难想见，资产回报率的高低一定影响社会投资的一般选择，而这些选择将决定资源的总体流向，并最终重塑社会经济的面目形态。因此，时代变迁、社会发展、金融化进程可以从私人财富的安排与组合中体现出来。

人类的财富载体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游牧狩猎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基本没有剩余，也就没有积累，无须储存财富的载体；也由于游牧生活，土地属万众，而非私有，作为房地产的房屋还没有出现。到定居农耕社会时期，财富载体发生巨大变化，房屋、土地、农具、牲畜、衣物、珠宝、古董、艺术品、金银等多种价值载体，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相继推出，只是这时期的财富载体几乎全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除了借贷合同之外基本没有。到农业社会晚期，一些西欧城邦开始出现公债、终身年金等金融投资工具；例如，在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托斯卡纳人和他们的家庭》，1978）一书中，作者利用1427年政府普查数据研究意大利托斯卡纳（Tuscany）地区的家庭资产结构，发现当时那里最富有的十分之一家庭，投资于金融资产的财富占比约达三分之一，而土地房产和商业资产各约三分之一。[2]而到今天，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欧洲，财富载体除了实物资产外，更有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例如股票、债券、期货、期权、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退休养老基金、万能险和其他各种保险产品，不一而足。[3]所以，从这个意义讲，家庭资产结构或家庭投资理财结构是社会金融发展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面镜子。

是否可以从家庭资产结构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变迁过程，或者，认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性质？中国历史上虽然未曾出现证券或终身年金一类的金融发明，但金融形式建立很早，比如宋代是最早发行纸币的朝代，再如传统社会中一向发达的典当业，具有金融化的借贷雏形；此外还有便于异地结算的“飞钱”“会票”制度。[4]从15世纪开始，经济货币化、货币白银化，同样体现着某种金融化的历史过程。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经济中“现代性”的体现，也为研究中西经济进路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比较基础。近二三十年来，在海内外研究的推动下，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活力已被大量揭示出来，从而使人们对于传统社会晚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般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5]但另一方面，这一认知尚待进一步丰富和探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家庭资产结构也能为判断传统社会的经济性质和演变提供一个实证依据。

就主题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家庭资产结构”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尚无直接的专门论述。与此主题最为接近者，是张仲礼1962年的专著《中国绅士的收入》（原著英文，20世纪90年代译成中文），这也是他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亦原著英文，有中译本）的续篇。《绅士收入》一书对中国文人的各种收入来源——担任官职、绅士功能、充当幕僚、教学及其他服务收入、从事地产和商务活动等分别进行了考察和总结，其中一些数字估计，如“19世纪绅士阶层的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19世纪后期绅士年总收入”等，至今仍是各种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不过，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在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是受到了资料的限制，例如成为今日清史研究主流文献的清宫档案在当时尚未公布和出版，[6]故只能利用19世纪末期的家族族谱和地方志，如此一来在时间范围和资料依据上不免迂回，一些数字结果也因此不够完善，如有人认为对官员的“隐形收入”估计不足。[7]如果从探讨家庭资产结构的角度，书中尤值得关注的部分是对士绅从地产和商务活动中获得收入的考察，但这一内容同样因缺乏直接的数据资料而无法量化描述，由此使得关于士绅参与商业金融的性质与程度的探讨不够明朗和确定。

近年来台湾学者赖惠敏已利用清代宫廷档案特别是内务府档案做出一系列新研究，特别是专著《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乾隆皇帝的荷包》[8]，以及《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9]等多篇论文，对清代皇族和上层社会的经济财产状况做了大量细致考察，揭示了清代宫廷与上层社会的经济收入与物质生活方面的诸多特征。在涉及官员阶层的财产时，赖惠敏已注意到其中有相当部分不限于田产和房产，并沿用大陆学者韦庆远的观点指出，康熙中叶以来官吏开设典当和发放高利贷所得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愈趋明显[10]。不过，这些研究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于皇族和宫廷，而非官员和士绅阶层，而后者正是本书所将要揭示和具体展开的。

核心资料：抄家档案

“家庭资产结构”是一个主题相当明确的问题，本书全部的研究皆在于解答这个问题，这也是它研究起来最简单易行之处；但同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有无可供研究的资料，特别是数据？

在西方学界，已有诸多利用政府调查、家庭财产登记、遗嘱等历史数据资料进行的研究，例如《托斯卡纳人和他们的家庭》就是利用1427年政府普查数据研究15世纪意大利的财政税收和家庭资产结构；又如在当今的物质史与全球史研究领域，利用“清单”来研究前近代以及近代早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全球物质交流程度，在西方学界蔚然成风，关于英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已相继问世[11]。相较之下，我们历史上则很少有这些类型的原始数据，现代意义上，具有统计学价值的社会调查、普查，包括登记制度等都是从20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而在此前，我们似乎是一个不那么重视“数字”的民族，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凡涉及数量的记载，多以约数指称，动辄曰“十万”“百万”，如果出现一些精确的数字，却又存在名实不副的情形。[12]

唯一可能“称职”的文献资料是民间广泛存在的“分家书”，它理应是研究家庭财产最合适的材料，也是我们进入研究时首先考虑到的一类文献。但这类文献目前太过零散，并且因缺乏最初一级的整理而不易利用。[13]在已经出版面世的徽州文书和台湾地方民书中能集中见到成批的分家书。其中，徽州文书发现较早，大陆学者章有义曾经专门摘取其中内容，辑录成一组“徽州地主分家书选辑”（《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1997年），包括清顺治至光绪年间徽州地主分家书48件。台湾地区近年来陆续开发和出版了大量民间文书，最具规模者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纂的《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录契约文书》（2005年），其中含有大量分家书。[14]故从总体上，目前所能见到的分家书主要集中于徽州和台湾两个地区，案例在时空分布上高度不均，无法使关于中国历史上家庭资产结构的研究提升到总体观察的高度。此外，分家书目前的另一主要问题在于所反映的资产内容大多比较单一，如台湾地区分家书的绝大部分只显示出田产一项内容，至于日常存款、细软、物品、家具等很少在分家书中出现。

在关注分家书的同时，来自清代乾隆时期的几起抄家案件及相关记录进入我们视野并迅速引起我们注意。先是在《清代文字狱档》[15]中发现了一些零星的抄产清单，接着又在四册本的《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16]（以下简称《选编》）中发现了众多清代抄家案例和家产资料。这两部档案出版物从来源上说，皆出自清宫档案。顺此线索，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更多的抄家资料和家产清单[17]，在同源的其他出版物如《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等也找到不少涉及抄家的案例和资料。于是“抄家档案”迅速并最终被我们锁定为此项研究的核心资料。

相较于分家书这种常规类型的家产资料，抄家档案有着很多“意料之外”的优点。最突出的是，抄家资料更加全面地“穷尽”了被抄家者的全部家庭财产，大到田地房产，小到日常用品，一般都有细致具体的记录；并且，在有些家产清单中还留有当时的原始估价（文献中称“变价”或“估变”）。这种完整性和详细度是分家书，包括私人日记及人物传记等在内的其他资料所无法达到的。再如，抄家资料由于各案例在空间分布上涵盖中国各地区，这在几乎任何关于中国史的实证研究都不能不关注“地域性”的今天，能罕见地打破地域限制而以整个中国为讨论范围。还如，抄家资料更多地涉及社会中上层的家庭财产，而这些家庭较之于民间或基层社会更有投资置产的经济实力和事实存在，因此他们的财产安排更有说明意义。由于清代的抄家是贯穿清代始终的政治现象，[18]因此这一档案系列所能提供的样本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是其他类型的资料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任何资料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利用抄家档案研究家庭资产结构所面临的最大质疑在于这些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从统计学角度，以样本推断总体，那么样本最好是随机抽样的结果。而我们的样本却是来自一个“特殊群体”，即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贪官污吏”，它能否代表或传递出一种普遍情形？

不可否认的是，抄产案件的确发生在“有罪”人员身上，他们很多人因接受贿赂或营私过甚，其家产与一般情形确有差距。但是在细读过这些抄产文献之后，我们发现这种差距可能比人们想象中要小。首先，清代被抄家者并非全部是贪腐官员，除了贪污、亏空两大最常见的罪由外，凡忤逆、谋叛、大不敬、渎职、军事失守皆会问抄，其中还包括因言获罪（即文字狱）的情形；而案件中连带被抄家者——贿赂者、与首犯有重要关系者（如家仆、亲戚）、被疑隐匿罪犯财产者，包括在审案过程中查办不力的官员等，数量众多。此外，案落之前被怀疑有罪者也会被下令查抄或查封家产，虽然事后可能因发现无罪或情节较轻而产业归还（部分或全部），但他们的家产信息已被记录下来；还有一些官员的家产记录来自暗中调查，或是迫于压力主动自报家产等，由此又形成一批“准抄产”案例。以上所有这些情形都最终使得“抄家”的实际对象覆盖甚广，从统治者的角度，抄家甚至还有某种摸底调查的味道。[19]

专就贪污情形而言，清代的贪污是很复杂的政治现象，并非简单的阐释能够厘定，也并非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清代《会典》及《则例》中并无关于什么样的贪污将导致抄家的明确法律规定，[20]这实际上留下很多可供操作和任意决断的空间。对清代实录、奏折、题本等官方文献记载的抄家案件做集中搜索和统计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政治斗争较为激烈（如皇权更迭）时期，抄家数量皆不低。例如1722年抄家数量平地而起，出现了清代统治安定下来后抄家数量的第一个峰值（见图0-1），[21]这正是雍正皇帝嗣位的年份；嘉庆四年（1799）抄家数量明显高于前后年份，这一年乾隆皇帝去世，嘉庆皇帝接掌实际权力；咸丰十年（1860）抄家数量亦高于一般水平，而这一年恰是“辛酉政变”的前一年。[22]可见清代很多抄家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倾轧和权力斗争，贪污往往是罪名。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乾隆时期的抄家最为频繁（看上去惩贪力度很大），但无论是清代最大的贪官和珅，还是清代最大一起集体贪污案件“甘肃捐监冒赈案”（因此案，清代抄家数量在1781年达到最高峰），皆出自乾隆朝；并且屡屡可以发现，很多被抄官员从前都或多或少亲身经历过对其他官员的家产查抄（或主持，或被派参与），足见抄家对于贪腐行为的警示作用形同虚设。

在《选编》中，汇集了乾隆朝十七起贪腐大案的资料，共涉及三百多名官员，除了明显有受贿情弊者，其他贪腐情形十分复杂。例如有些因侵蚀或挪移库项被惩，但其动机，或是为填补其他亏项，或是受上司勒派，或为逢迎结纳，总之贪项未入私囊；还有一些官员被查出有搜敛行为，而搜敛的原因又起于被罚“养廉银”或缴纳“议罪银”而导致的收入锐减，类似情形不一而足。近代薛福成在《庸盦笔记·入相奇缘》中就曾记载：“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纲，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23]由此，贪腐与抄家在清代绝不能仅做表面的关系理解，其背后有着远为复杂的政治因素；抄与不抄、谁将被抄，与其说是与贪腐关联，不如说是政治决定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讲，本书侧重考察的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安排自有资产的行为特征，也就是说，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家产如何形成，而在于有了一定经济财力后如何安排。从这个角度看，财产来源、积累途径并不必然影响投资置产的一般选择。只要这些投资选择跟“谁被抄家”的政治决定没有明显关联，进入我们样本的案例就可以基本看成是“随机”的。

图0-1 清代历年已知抄家案例数量统计（1644—1911）

统计来源：（1）出版物：《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检索时使用全文电子版《大清历朝实录》，书同文古籍数据库）、《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全文电子版，书同文古籍数据库）、《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永宪录》[萧奭著，朱南铣点校，中华书局，1959年，1997年（2007.5重印）]、《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2011年）、《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宫中档奏折》（雍正朝、乾隆朝，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1989年）、《清宫避暑山庄档案》（全文电子版，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奏案，内阁题本；

（3）台北“中研院”藏“内阁大库档案”。

对抄产档案可利用性的又一质疑是，查抄是否彻底？是否存在隐匿、转移资产的情形致使数据失真？严格地说，隐匿资产，包括查抄官员在抄家过程中的作弊行为的确存在。本书第8章“闽浙总督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中的案例，即起于抄家过程中发生的偷换事件。但是，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这是清代抄家执行过程中的常态。实际上，随着乾隆时期皇权的强化和他本人对抄家的“偏好”，抄家日渐制度化、规范化。到18世纪晚期，抄家在行政层面上的运作已相当成熟：凡某官员涉罪，地方官员往往不待皇帝明下谕旨，即刻自觉先往嫌犯地址将家产查封，以防后者隐匿转移资产；在具体的查抄执行中也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如分派来自不同官职机构的人员共同执行，将所抄物品造册若干份、分贮不同官府备案等等（例见第8章）。清代法律也有针对捏报、偷换等情弊的惩罚和治罪规定。[24]并且，清代皇帝本人也很在乎查抄家产是否被地方官员认真执行，类似“如有丝毫隐匿寄顿，惟该抚是问”的语句经常在文献中出现。所有这些都使得抄家——尤其在乾隆时期——是一个有实际约束力的执行过程。退一步讲，如果的确存在作弊行为（如捏估虚报），那么从舞弊者的角度，一般不会任其超出常识或合理范围，否则无异于给上面以调查和问罪的口实。由此，数据即使有失真的情况，其程度也是有限的。

从抄产档案中能获取多少案例？台湾学者魏美月曾估计仅乾隆一朝被抄家的不下二百人[25]，韦庆远曾讲其本人看到过“约三百件抄家单”[26]。我们从官方各种文献记录中总共找出2500多个抄家案例，除官员外，还包括家仆、平民、王公、商人、庄头、太监等其他身份的人。[27]由此，在理论上至少存在2500多个家产数据；但实际上，目前只能够“复原”出其中很少一部分。主要原因在于案例资料的详细和完整程度不一：（1）大部分抄家案例只有被抄者姓名，没有家产细节；（2）有相当数量的案例仅有家产估变总数的记载，而没有具体内容；（3）又有相当数量的案例信息不完全。清代承袭前朝的“回避制度”，在任官员的家产至少分散于原籍和任所两处，且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寄存或投资的产业，缺少其中任何一处的资料，都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家产结构案例。[28]此外，还有一部分案例，家产最终未彻底查抄（例如案件发展过程中皇帝谕令中止查抄，或皇帝有意减惩而仅抄部分家产，等等），由此也形成很多记载不完全的无效案例。[29]如此一来，符合利用条件的（可以做家产结构分析的）仅剩约十分之一，目前我们总共整理出二百多个案例数据。[30]

清代除“抄家档案”等官方记录外，还有大量的笔记和私人著述，这些“野史”记载也会偶而涉及家产信息，有些可以对官方文献形成补充和辨识。如《啸亭杂录》记载了嘉庆四年（1799）和珅被抄一事，可与正史及和珅家产的其他版本比照而形成更准确的判断（详见第9章）；再如颇受学界推崇的清代末年京官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包括近年来受到关注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档案，对官员日常生活包括经济收入与开支有着诸多具体呈现[31]，对于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微观经济活动很有价值。

技术性难题及解决

“家庭资产结构”这一课题题目不算宏大，亦有可供研究的资料，然而真正研究起来却并非易事，其间存在着很多技术性难题需要一一解决。

首先，清宫档案数量众多，终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奏折、题本等档案加总起来真可谓浩如烟海，非初探者能轻易把握，而每一个人物案例又往往涉及多份档案，如何将之有效搜寻、提取和集中起来？对此，我们首先利用已经整理出版的《选编》《清代文字狱档》《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等档案资料汇编，从中提炼出五十多个家产案例，并由此获得了档案找寻和家产研究的初步经验。[32]接着，又集中对清代实录和奏折这两种对抄家事例覆盖最全面的文献进行地毯式搜索，建立了清代抄家数据库；随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助电子检索平台，通过姓名检索对这些人物进行追踪，获得所需的案例资料。[33]同时，又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借助其电子检索系统又补充到一些档件。所有这些检索和搜集工作已基本覆盖了清宫档案文献，它能在若干年之内完成，可以说是得益于近十年来文献电子化及搜索引擎工具的发展所提供的便利。

但仍有很多人物的家产资料不完整或无法一次性找全；同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数据性质和更好地做出统计分析，案例人物的背景信息（官职、籍贯、履历等）同样需要搜集汇总。对此，电子化与互联网时代又显示出一大好处：可以将不同时空、不同出处的史料有效集中起来，形成相对完整的内容拼接。例如雍正元年（1723）登州知府李元龙被抄，他的家产资料中见不到任何田产记录，但是通过网上搜寻，发现北京碑刻资料中有“（云居寺）认买李元龙名下入官房地计水旱地二顷一十四亩”的记载，可知李元龙当日确有田产（第1章）。再如，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发现一则雍正二年（1724）商民曾登云的家产案例，内容在当时已属完整[34]；但后来在一档馆藏文献中检索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一份奏折，其中提到曾登云当日欲隐匿家产，曾将所置满城盐引交托他人名下管业，受管业人“将曾登云名下应行入官引地价银五千四百十九两……捏认隐匿、私相授受”[35]；查到这份史料，曾登云的家产信息才真正完整。还如，在一档馆藏“内务府奏销档”（乾隆十五年册）中发现一份“陈至敬家产清单”，但陈至敬系何人、因何被抄，档案中没有记录；通过网上检索获知陈至敬是太医院御医（名“陈止敬”），还曾参与编纂乾隆时代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医宗全鉴》。

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互联网时代给研究者所提供的各种新的可能：台湾学者黄一农2005年提出“e考据”概念，指出“随着古籍的大量影印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络和资料库的普及，即使目前的数位环境仍未臻理想，但一位文史工作者往往有机会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在较短时间内通过逻辑推理的布局，填补探究历史细节时的细缝”[36]。本书对于清代“抄家档案”力求全方位的覆盖，正是借助这些新的时代手段和技术条件完成的。

然而，研究的真正难度并不在于资料的查找和处理，而在于文献中普遍存在的“破译”“解码”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时使得研究“寸步难行”。例如，清代广泛存在着“以租计价”的情形，即田产价值不以银两标示，而以租谷形式表示（如“祖遗分田××石×斗×升”），徽州地区则用“砠”，而“砠”为何物或是代表什么单位？同样，有一些特殊计量单位，如盛京地区[37]（有时包括京城一些地区）计田时普遍使用的“晌”，计盐业资产时所用之“盐引”等，这些各自是何含义，又如何转换为以银两表示的价值，都需首先破解。再如，无论是抄产清单还是分家书，往往只列出各项财产的数量而不标注价值。《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曾刊载一篇《清末合肥李经世的家产及其组合》[38]，反映了李鸿章家族的家产情况，是难得的史料，但是其中除“自来水股票”一项标出价值“（英洋）五千五百”外，其余田产、市房、典当、盐业等仅列出名称或地点，如此一来需要找寻到相应的价值信息，才能估出总体家产价值并做出结构分析。还如，典型的清代抄产清单中会以大篇幅记录种种器物、玩件、绸缎、皮货，有些名称非常雅致，但今天的人们往往不知其为何物，如果没有关于清代奢侈品的知识，对其价值也就无法做出判断和合理估价。总之，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与物质生活，不了解文献背后的细节和信息，是无法对研究资料进行成功处理的。

与此关联的另一重要问题是资产的估价。“估价”可以说是本书研究中最繁巨耗时的工作，因为原始资料里直接给出家产各项价值的案例极其少见，大部分案例都需要做家产估价。一般来讲，抄产清单中的田产和房屋很多都附带记明产业“契价”（即当时交易价格），无须估价（或只需进行一些必要的统一换算，例如钱折合成银两），未有契价的只要记有数量（地多少亩、房多少间），也都可以按一定价值标准估计；[39]金、银、钱，即“现金”财产，由于彼此有一定的换算比率，也相对容易处理；最难把握的是占据清单绝大部分，当时人所谓“金玉铜瓷”“珠石玉器”“皮张织锦”“绸缎布匹”“彝器古玩”等物，这些物品往往价值不菲，不能忽略不计，但是具体的价值却很难确定。

关于清代“奢侈品”的价格，目前没有专门的参考工具书。国家图书馆分馆2001年根据馆藏清钞本影印了一部《中国古代当铺鉴定秘籍》，汇集了清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五部当铺谱录；[40]此外，还有流传于今的清末民初的《典务必要》和《当行杂记》，也属典当业书。[41]这些抄本其实是以教授学徒为目的，并不在当时市场上出版流通，因此主要以介绍当业知识、传授如何鉴别物品质量高低和辨识真伪为目的，但其中所列载的各种类别的贵重奢侈物品，与抄产清册中常见的绸缎、布匹、织锦、朝珠、宝石、皮衣皮张等名目高度一致，并且有很多还记载了市场一般价值，对于清代物品的研究而言，既是入门指导，又是估价参考。查找到这些古籍文献，可说关于家产中财物的估价问题始得突破。

但是，因为奢侈品价格，尤其是非工业标准化生产时代的奢侈贵重物品，往往价格各异，且因时因地不同（同样的物品，乾隆初年与乾隆末年价值有差，广东地区与京城地区价格也有差），因此估价不能完全依赖这些典当业书。我们在阅读和处理每个个案的家产资料时，经常会从中零散地获得一些价值信息，比如某某供词中说某件玉器是用多少银两买得、某件皮衣给价多少等。这些信息相较于典当书籍中的价格信息更为直接，因此一旦出现则作为首选参考。

随着所见家产资料的扩大，隐藏于清宫档案中一些涉及奢侈品价值的珍贵史料浮现出来，例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江关监督舒善和内务府佐领富刚的家产变价资料。[42]需要顺带说明的是，清代抄家在执行层面上基本都有“估变家产”的环节，但并非家产全部估变。按照清代特别是在乾隆年间逐渐固定下来的抄家惯例，凡首饰细软、珍玩收藏、贵重衣物都会送交京城内务府，一般寻常物品则留当地变价，[43]故抄产档案中不乏对日用器皿、家用物品的估价记载（如图0-2），而贵重奢侈品价值信息则非常缺乏。由此，以上舒善、富刚等人的家产资料可谓弥足珍贵，是本书对奢侈品估价的主要依据。

图0-2 王亶望留浙什物估变价值清册（局部）

资料来源：一档编，《选编》第2册，甘肃捐监冒赈案，中华书局，1994年，第1930—1931页。

以上可归结为“绝对价格法”。但是，抄产清单上所载物品种类、名目甚多，仅凭上述参考资料仍旧无法覆盖全部，因此有时还采用“相对价格法”，即通过获得物品间大致的价格关系，已知其中之一而推及其他物品价值。例如，清代很多案例资料都显示出房屋地基与上等田亩价值相当（如“祝廷诤《续三字经》案”，见本书第7章），再如从“王锡侯《字贯》案”（第7章）中发现一石谷约当3只鸡或1只半小猪（江西地区），于是可以用于同地区其他案例的推断估计。在田产和房屋的估价上，有时也照当时当地习惯，以年租除以13%或月租除以1%的计算方式估其价值，这是在清宫内务府档案中偶然发现的应用于京城一带的估变方法（详见第11章）。这种方法一经发现，很多仅载租银（钱）、未及数量的田房产业其价值便迎刃而解了。方法的选择每每要依据具体的案例情形，随着研究进行途中新的物价信息和线索得到发现，对原先的估价需做更新甚至需经若干次修正（我们对已搜集的家产清单有的已进行了四轮甚至五轮的估计或修正）。同时，也根据估价经验总结出一套适用于清代的资产估价通则（见第11章），用于那些无价值记录的家产案例。

除了要“攻克”资产估值问题，还有若干具体细节须做统一性处理。

首先是计价单位。本书因主要涉及清代，因此采用银两为计价标准，这也是清代官方标准结算单位。但是，银两在不同流通层面上有称重和纯度的差别：官方采用“库平纹银两”，而实际流通中则广泛流通“市平银”“色银”；此外，同样是官方称重，“库平”之外还有“关平”“漕平”“盐平”等其他标准；地方上也都有各自的使用习惯，如京城地区采用“京平”，苏州地区则广泛使用“市平元丝银”，广东一带普遍流通“花银”“洋圆”（外国币种，以墨西哥鹰圆为主）。所有这些单位之间价值有差。清代的抄产清单，质量较高的会将某些项目如田产等从当地计价标准折合成库平纹银上报，更多的则照原有计价形式登记。我们在研究中为实现统一，也采用库平纹银作为最终结算单位。不过，这个目标不大容易实现，因为大多数案例在原始文献中只是单纯标注“两”，而并未说明是何种称重和纯度，考虑到这些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别总体而言并不特别大，因此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仍照原载形式计价。[44]其实，更重要的折算存在于金、银、钱之间：因为富裕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储金，而且家产中的“现金”一般都包括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钱”（如钱若干串或吊），很多物品也以“钱”计价。金银之间的比价，在清初至中期大部分的时间里相对固定，即在1∶10的比率，但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金价逐渐升高，比率多在1∶15以上，甚至有达到1∶20的情形。而银钱之间的比价，法定一千文制钱合银一两，但具体比率在不同时期涨落不定；并且在不同地区，钱又分多种，有大钱、小钱、东钱、京钱、足钱等，各自的合银数也不同。凡这些需要折合成银两的情形，我们确立的原则是：首先从案内资料中寻找直接的比率作为折算依据，如果案内资料中没有，则从目前收集的历史记录中选取时空上最为接近者做依据；如果记录中也没有，则参考中国货币史著作中总结出的比价进行折算。[45]

再就是一些概念和范围的确定，如“家庭”“资产”“官绅”等如何在本书中定义。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它直接涉及数据结果——不同的统计口径将会导致不同的数据产生。比如，本书中研究的“家庭”应该以西方社会学中所谓“核心家庭”为范围，还是以流行于中国的“家族”为范围？再比如，清代在土地、房产及各种物品交易中存在大量以典买形式获得使用权的情形，那么是否应将其包括在资产内？再如，人口在现代社会中显然不属于“家庭资产”范畴，但在清代，男女仆婢（文献中多称“家人”）会列入抄家清单，并且“人口”的“变价”是抄家后经常见到的结果，那么是否应将其纳入资产范围？所有这些问题都需思考并做出清晰的界定（内容详见第12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为这项研究寻求一个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古代的资产分类形式比较简单，清代的抄产清单中造册较为用心的，如乾隆六十年（1795）浦霖的家产清单，将家产分列在“田房”“金珠首饰银钱”“朝珠玉器珊瑚宝石铜瓷”“衣服绸缎纱罗皮张”“帽靴桌围椅披铺垫”“仆婢”等项下[46]，这反映了当时人的分类习惯。虽然这本身也有一定说明价值，但对于考察经济的性质和发展变化而言显然缺乏测量性。现代家庭资产统计一般首先将资产区分为实物资产（或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包括不动产、各种物质消费品、收藏品和投资品；金融资产包括股票、证券、基金等。金融资产比重的增加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之一；并且一般说来，金融资产比重越高，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化程度越高，如果从历史纵向上看，这一比重上升，说明经济流动性增强，也说明经济的发展越趋近现代经济特质。如果期望能对中国历史上的家庭资产结构做长时段的观察，特别是考察其演变，必须包含这个视角。因此，在这份研究里，我们尝试着建立一个既能与现代家庭资产统计形式接轨，又符合历史实际且能最大限度“贯通”古今的分类框架（见第12章）。

全书内容安排

“中国历史上的家庭资产结构”这一题目，前人几乎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论述，本书旨在形成一项关于历史上家庭资产结构的量化研究。因系首次涉足，本书的基本目标是形成一组清代精英群体的家庭结构数据样本，内容即围绕这些家产案例展开，以史实和统计性描述为主。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案例篇”，将我们样本中有典型意义的家产案例进行分案描述，同案或同一主题归并为一章；描述基本上以家产资料的解读和家产的追踪复原为中心，贯穿以必要的案情叙述。

这样的写作出于几种考虑：第一，同一案件中往往产生一个以上的家产案例，将之集中在一起叙述，较为方便；第二，在本书研究的家产案例中，并非所有案例的资料都包含家产清单，很多案例的家产复原是通过案内犯人和证人的供词完成的，这时更需要有叙述性的内容；第三，以家产资料解读和家产追踪复原为中心，可以更好地说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些“解码”的答案也会在其中展开，另一方面也是为更好地说明本书数据的生成过程；第四，每一个家产案例都与一些具体的因素如祖辈资产、家世背景、犯罪事由等紧密关联，并且，用抄产资料研究家产，实际上类似即时“抓拍”，这种方式捕捉到的结果往往与抓拍时机有很大关系，拍摄时间不同，结果可能相差很大[47]，因此需要同时交代和分析数据背后的具体情节。

本书案例的主体为清代的官绅，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在身份上并不属于官绅的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物虽然不是官绅，但是大多是围绕和依附于官绅的群体（如长随、幕僚、家仆），即如“商”，也多是有“官商”身份的内务府商人，或与官员有私人资金往来的商人（代其运营家产，或根本就是官员亲属）。这些人物身份虽低，然而生活在官绅文化与社会圈之中，“服食起居，同于仕宦”（雍正语，《永宪录》卷二下），从经济与物质生活上更多体现的是清代精英阶层的特征，故本书也酌选入样本数据中。

为了丰富案例的来源和形成历史的对照，我们在这一篇的最末引入了民国初年盛宣怀的家产案例（第10章），这则案例利用20世纪20年代盛宣怀遗产分家史料，分析了他晚年时期的家产结构特征。

下篇为“量化分析篇”，一方面是对上篇内容的总结和数据汇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探讨清代官绅阶层家产结构的总体特征（第12章）和财产合法性程度与家产结构之间的关系（第13章）。关于进行家产结构分析所需事先界定的概念、统计框架等也将在这里展开叙述。为方便查对，本书还将所有案例编号，将数据信息（身份、官职等身份信息）和家产计量结果（家产数量、结构等）汇总附录于后。

在这两章中，我们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尽量去发掘并得到一些确定性认知。比如，集中对清代185个官绅案例进行统计和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案例在金融商业类资产项下有不低的比重，同时金玉铜瓷、绸缎皮衣等各种实物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这与过去对传统社会官绅阶层家庭财产以田地、房屋为主的认识很不同。再如，利用官员家庭总资产与收入的倍数作为财产合法性的度量（这一倍数越高，表明家产非法性程度越高），然后发现随着官员家产非法性程度升高，其持有土地这一易于被察觉的资产的比重越低，持有隐匿性更强的金融商业资产的比重越高。

另外，由于我们在估算家产的过程中发现价格问题（包括货币问题）是研究本课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收集了大量“价格资料”。关于历史上的物价，已有很多参考书籍和研究问世，但对于解决本书的家产估价问题远远不够。我们在阅读和整理原始资料过程中，发现其中含大量关于清代物价与货币金融的数据信息。实际上，仅以《选编》为例，这部长达3668页的资料汇编绝不是无趣的文字材料堆积，从中可以捕捉到的信息实在太多了，我们通读之后，感到很有必要对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提炼和汇总，提炼汇总的结果不仅形成本课题研究的重要依据，而且也可以为日后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史实基础。根据目前研究的重点，汇成“田地价格资料补遗”“房产价格资料补遗”“奢侈品价格资料”“日用品及杂项价格补遗”“金银钱比价问题补遗”“民间借贷生息及其利率补遗”六章内容。限于篇幅，这批20多万字的资料将留待日后出版。

从很大程度上，本书是一部围绕数据产生过程和数据结果而展开的论述，而非关于清史的研究著作。尽管我们尽力获得关于清代的各种历史知识，但是在行文和叙述过程中难免仍存在一些疏漏和肤浅之处，乞望读者和专家学者指正。

在这份研究里，最令人激动的事情莫过于查找和发现的过程。从发现线索、收集信息，到拼接图像、复原结构，都蕴含着有如“探案”一般的逻辑推理和判断甄别的思维体验，以及不断收获的喜悦；特别是一旦发现重要线索和关节，种种谜团皆得以解开，不仅完成当下个案，还另使一些从前无法利用或利用不理想的案例都能“再获新生”。整个研究过程虽然伴随着复杂和艰辛，但同时也有破解谜题的乐趣和研究从无到有，最终获得一份“答案”的成就感。

当然，我们的研究尚属初步，未来还有很多可以继续研究和探讨的空间，也希望广大读者给予宝贵的批评意见。

[1]法文原文为“rentes viagères”，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蒋学模中译版译为“定期存款”，实际上并非今天通常所指的定期存款，而是特指17世纪后期和整个18世纪流行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一种金融工具，系政府为了战争、公共事业和其他计划募集资金而发行。终身年金是年金的一种，“年金”通常是指在买方即持有人还活着的时候每年给其支付一定收入的合约；年金购买者在开始购买的时候，一次或分期向保单发行者支付一定的数额，然后，在某个年龄（比如，退休）后定期收到报酬支付，直到死亡。见威廉·N.戈兹曼等编著的《价值起源》（修订版），第十二章“早期现代欧洲年金”，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

[2]Herlihy,David,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1427,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85.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es Toscans et leurs familles.Uneétude du Catasto florentin de1427,1978.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3]关于人类社会的金融化发展历史，参见威廉·戈兹曼著，张亚光，熊金武译：《千年金融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4]“飞钱”起于唐代，宋代称“便换”，明代至清末民初称“会票”，履行的是异地兑换的功能。清代商家间资金往来、支付结算中应用很普遍。

[5]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学界对晚近传统社会的认识偏保守，社会停滞、闭关自守、人口压力说等颇流行。从90年代开始，海外涌现出很多具有“冲击力”的研究，如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对前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体量和对外贸易水平重新认识和评价，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挑战了明清人口压力说，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认为中国的GDP长期领先于世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比较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18世纪中国在人均生活水平、消费、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成绩。这些研究使得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水平的认知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6]20世纪70年代，台湾开始出版清宫奏折系列，1977至1978年出版了《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82至1989年出版了《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相继有清宫档案出版问世，包括《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清实录》（中华书局，1996年），《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等等。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近十几年来也陆续对外开放了清宫各档，包括内阁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等。从2003年至2016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工程陆续出版了19种档案丛刊，其中包括《清宫热河档案》《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清宫扬州御档》《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等宫廷档案。

[7]洪振快：《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新星出版社，2008年。

[8]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乾隆皇帝的荷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中研院”，即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编者注）

[9]载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8期，1997年。

[10]见赖惠敏：《清前期的贪污案与司法审判》，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2004年第六次读书会。

[11]这些著作包括如De Vries，Jan.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New York，2008）；Berg，Maxine.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Oxford，2005)；McCants，Anne.“After-Death Inventories as aSource for 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Economic Well-Being，and Household Formation Among the Poor of18th c.Amsterdam，”Historical Methods，Vol.39，No.1，2006；Hanley，Susan B.Everyday Things in Premodern Japan:The Hidden Legacy of Material Culture(Berkeley，1997)等。

[12]最典型的例子如何炳棣研究所揭示的明代官方人口数字毋宁说是赋税单位。见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3]分家书带有些“出土文物”的性质，“出土”之后往往需文献工作者进行初步的整理（如文字的辨识、时段的确定等），才能成为研究者可以利用的资料。

[14]此外，还有《草屯地区古文书专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1999年），《大岗地区古契约文书汇编》（陈秋坤等编，台湾高雄县政府、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4年），《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刘泽民编著，台湾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3年），等等。

[15]国立北平研究院1931—1934年，上海书店2011年增补为《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2011年）。

[16]《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

[17]分布在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奏案、军机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等各类宫中档中。在此要特别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赖惠敏研究员在档案资料上给予我们的线索和指导。

[18]关于清代抄家的经典论述，参见韦庆远《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最新的研究见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3页。

[19]中国传统行政上无财产登记制度，但清朝历任皇帝都很关注臣子的家财情况。例如1709年，康熙皇帝曾命亲信、江宁织造曹寅暗中调查已退汉臣、清初名儒熊赐履的家产；又如1727年，江宁织造曹頫家产被抄后，雍正皇帝见所抄财产远小于预期，据说“闻之恻然”（《永宪录》，续编，第390页）。

[20]仅顺治十二年（1655）曾谕刑部，“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这是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此令四年后旋即废止。另，清律规定贪污三百两以上者即斩，但未规定施以抄家。

[21]顺治年间存在大量“籍没”事件，主要与明清鼎革之际的战乱有关。

[22]当然，清代的抄家数量多少并不唯一取决于政治权力斗争。例如清代抄家的第二高峰值出现在光绪十一年（1885），这一年并无重大案件，唯在广西边境发生中法战争，抄家数量骤升可能与朝廷筹集饷银有关。

[23]薛福成著，南山点校，《庸盦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24]如《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中规定：“若有窃换等弊，照估价加倍追赔，仍照侵盗钱粮律治罪。”清吏部文孚等，光绪刻本，卷十九。

[25]魏美月：《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第1页。

[26]韦庆远：《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载《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

[27]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6年卷）》，第11—12页。

[28]关于家产资料不全的原因，主要与清宫档案的保存和散佚有关。魏美月指出：“这些清册以及专供皇帝阅览的‘清单’平时都随奏折以附件形式呈览，平常多不退还各原奏者。皇帝把这些文件留在手边，看毕后有的会移到军机处与奏折的录副并存，但有的则一直保留在皇帝手边，因既不退还原提奏官，也不交给军机处，自然就无法在宫中与军机处两档中看到。”（魏美月：《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研究》，第25—26页。）

[29]另需补充的是，清代文献中关于抄家的记载与目前所能发现的抄家清单数量并不统一。18世纪的抄案数量共发现951例（其中官员632例），19世纪共807例（其中官员714例），大致等量齐观；然而清宫档案中目前发现的家产清单，以18世纪数量居绝对优势，与19世纪相比几乎是5∶1的比例。（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第11页）

[30]这二百多个案例是本书论述的主要基础；具体数据信息和统计结果等，见本书下篇“量化分析篇”附录。

[31]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中华书局，2015年。

[32]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份初步研究《十八世纪中国官绅家产及其结构——以清代抄产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云妍，2010年，合作导师：陈志武、龙登高）。

[33]另外，通过在检索平台上直接输入“入官”“查抄”等检索词，也搜索出一些家产案例资料。

[34]其中载曾登云供词，“小的所置之田亩、房屋、盐市并借人、给世子弘晟之银，共五万九千两。除此之外，别无产业”。《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会审索柱家人案折》，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第950页。

[35]《直隶总督周元理奏为奉旨审明清苑县民人曾登云等隐匿家产等案请分别定拟敕部核拟事》，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一档馆藏，档号：04-01-08-0013-006。

[36]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新竹：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自序”，第2页。

[37]盛京，即今辽宁省沈阳市。——编者注

[38]陈智强：《清末合肥李经世的家产及其组合》，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总第38期，2005年。

[39]具体估价方法和标准，参见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

[40]分别为《当铺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论皮衣粗细毛法》（道光二十三年抄本）、《当谱》、《成家宝书》、《定论珍珠价品宝石沆头》。后三部虽年代不详，但从内容上推断，也在乾隆至道光年间。成书地区未知，唯《论皮衣粗细毛法》首页有“任城”字样，据此推测这一本出自山东。

[41]原书无标题，“当行杂记”为后人添加。原本藏浙江图书馆，见载于《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1988年。

[42]内容详见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

[43]例如，1782年一道谕旨中即提及，“向来查抄物件原止应将粗重器皿及糟旧衣服留外估变，若细毛皮张及呢锦等件俱应行解京呈览”，《选编》第3册，第2686页。

[44]有的案例会出现关于折成库平纹银的可靠比率，这时会做相应折合。例如在江苏特别是苏州地区普遍使用的“元丝银”，体现出较为稳定的对库平纹银的九折固定比率，因此涉及于此的案例会进行相应折合。

[45]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再版；杨端六：《货币与银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再版；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46]《查抄浦霖原籍资财及究出隐寄等项财产清单》，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九日，《选编》第4册，第3493—3495页。这种分类并不固定和唯一，其他案例中的清单也有不同分类方式。

[47]例如，如果一些官员在官场晋升途中遇事被抄，则会发现其家资可能并不丰厚甚至负债累累，因为他会将相当的收入积蓄用于逢迎结纳等政治上的“投资”，甚至不惜借款和变卖家产，而如果查抄发生在其官途较晚时候，结果会很不一样，因为此时他已能利用当时的地位和资历蓄得一定规模的家资并置办一些产业。

上篇 案例篇

第1章 雍正初年的抄家与官员家产

朕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好抄没人之家产者。……从前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不足以蔽其辜……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员，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雍正，雍正四年（1726）

雍正朝的抄家

清宫档案中首次大量出现官员的家产资料是在雍正帝继位最初几年，这直接源自雍正初年发生的一系列抄家案件。康熙六十一年冬（1722），康熙皇帝去世，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隆科多口述皇帝遗诏，宣布雍亲王胤禛继承皇位，胤禛遂入承大统。然而自康熙末年就已开始的围绕储位的明争暗斗至此并未结束。在此后若干年内，一大批雍正帝的异己势力纷纷问斩被抄，与之冲突最巨的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最终被幽禁致死，而拥立有功之臣隆科多、年羹尧及其党羽也相继被除。在雍正四年（1726）一份有自辩色彩的上谕中，雍正帝称，“朕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好抄没人之家产者”[1]，从侧面可想见当时抄家在社会上的影响。成书于乾隆初年的《永宪录》[2]对雍正初年的抄家也有颇多记录：

康熙六十一年（1722）

逮侍奉翊坤宫太监张起用等十二人，发遣边地，籍没起家。（十二月[3]，页六二）

逮礼科给事中秦道然（按：皇九子胤禟管家），追银十万两目送甘肃充饷。（十二月，页六四）

雍正元年（1723）

逮原山西巡抚苏克济，籍没家产，以偿亏空。（六月，页一二四）

逮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满丕，籍没其家。（八月，页一二九）

元年，天下大员以现任及前任亏空革职查封家产追审者，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仁礼、江苏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安粮道李玉堂诸人。未及详悉。（页一三七）

逮护守景陵前总管太监魏珠监禁，籍没其家。（九月，页一四三）

原总河道赵世显亏空国帑，下刑部狱，籍没家产。（九月，页一五〇）

雍正三年（1725）

逮年党宋师曾，追完长芦运使任内亏空，籍其资产（五月，页一八九）

逮年党胡期恒、桑成鼎、金启勋、魏之耀、严大等赴京质审罪款，籍没家资。（七月，页二〇一）

敕各省严查年羹尧藏匿资财。（七月，页二〇二）

逮贝子允禟太监姚子孝，谪戍边外，籍没其家（七月，页二〇七）

雍正四年（1726）

治结党罪。革郡王允禵爵。追回前固山贝子册命。籍其佐领家资入官。（四月，页二七五）

逮苏努、七十子孙。监禁刑部。籍没其家。（五月，页二八〇）

这里的“籍没家产”“籍没其家”“籍其资产”等皆指抄家，范围既包括私产，也包括家庭人口。以上所提到的被抄者已有至少36人，然而这些抄家事件除年羹尧之外，几乎无一见于《清实录》记载。雍正四年七月，雍正皇帝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自辩上谕，对于抄家他给出的解释是，“从前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不足以蔽其辜……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员，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其意在表明抄家乃出自公义。我们后人这里不禁要反问，既出自公义，又何必在正史中大量隐削其事？况且观察被抄之人，以康熙生前近侍和雍正之异己势力尤多，可知个中理由必不似雍正讲的那样义正词严。

《永宪录》所载乃根据当时邸抄、朝报等“公开”文件取材，而更多的抄家事例与资料则深藏于不公开的宫廷密折、内务府诸档中，这些文献唯待清室覆亡、宫廷档案流布后，才渐为世人所知。根据今天所见雍正朝奏折、内务府奏销档、起居注册、内阁大库档案，包括《永宪录》中的记录，从雍正帝继位开始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算起，雍正朝总共有160起抄家事件，仅前五年（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即有115起。本章与下一章选取其中资料相对完整或信息较丰富的几则家产案例进行考析。

满洲贵族赵昌家产

正史对于赵昌无任何记载（《永宪录》亦未提及），他的名字仅出现在一些传旨宣谕或列名监造的场合下。例如，康熙年间由外国人辑录的汉语史料《熙朝定案》中载，“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侍卫赵昌传旨，着南怀仁照三十斤弹子画冲天炮式”[4]；又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一份奏折中载“据养心殿校对六品官赵昌、校对主事王道化来禀”[5]；再如，康熙五十六年《万寿盛典初集》附“纂修监造官员职名”，赵昌以“养心殿总监造六品官”列监造官首位[6]。由以上可知，赵昌长期供职于内廷，且一直侍奉在康熙皇帝身边。

虽不入正史，赵昌在康熙时代的宫廷生活圈特别是西方传教士中名声却很大。当代研究者根据西方耶稣会文献史料发掘出他的生平事迹，认为他在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宫廷接触交往之中充任了重要角色，尤其促成康熙三十一年（1692）“容教令”的施行（这一谕令使天主教教会获得了较宽松的环境）。[7]

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六日的《内务府奏查赵昌家产事折》是目前在清宫档案中发现的较早一份记录翔实而完整的家产清单[8]，内提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除赵昌之妻及儿媳外，将闲散女人内现有子者查后另奏”，可以看出雍正皇帝刚刚即位便查抄了他的家产。这从同时期的耶稣会士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书信中也能得到印证：

自从大丧仪以来，又陆续发生了许多其他令人难过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便是一个名叫赵昌的大臣遭到不幸。他是我们的老朋友，长期以来是我们坚定甚至可以说是先皇身边得力的助手。他经常主动而有效地在先皇处办理我们圣教的事情。然而，在先皇宾天仅仅9天后，新皇帝突然发怒，下令将赵昌锁拿下狱。他的脖子上被戴上颈索，囚禁于城东一城门处。[9]

同样是目击这场经历，与赵昌并不友好的虔劳会神父马国贤（Le Père Thomas）在信函中以另外一种方式记述着：

康熙皇帝死后不几天，上述的葬礼还在进行的时候，继位皇帝雍正颁布了一条谕令，以一种让整个帝国感到吃惊的方式显示了他的掌权。在他的命令下，官员赵昌被抓了起来，戴上了重重的铁镣，宣判以枷刑处死。木枷是一种戴着走的板子，有200磅（90.72千克）重。这位傲慢朝臣的财产被没收充公，家人受罚为奴，妻妾被分配给他人。陛下在他的一份谕旨中宣布，他之所以要如此地惩罚赵昌，是因为他太傲慢，还滥用职权迫害欧洲人。所有这些，我只能把它归结为全能的天主的判决。这就是著名的赵昌的下场，他是绎罗枢机主教和所有天主教的公敌。[10]

赵昌如何得罪雍正皇帝，以至几乎首当其冲成为被查抄的对象，现已无法确知。如果结合前文《永宪录》的记载，可以发现，赵昌与同样立遭查抄的“翊坤宫太监张起用等十二人”及两年后被抄的前总管太监魏珠（康熙去世后护守景陵）在身份和处境上有类似处。他们皆是侍奉于先皇近前的人物，故了解很多“内情”，对于刚刚继位且被外界怀疑得位不正的新皇帝而言，最为忌讳。目前关于赵昌的研究还发现，他与天主教神父、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P.Joannes Mourao）关系不错，后者长期担任康熙的翻译，且为皇九子胤禟之亲信，而胤禟乃雍正的政敌，正遭雍正忌恨。[11]

虽然赵昌在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不明，不过赵昌生年倒是以富有远近闻名。康熙在五十三年（1714）一份满文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和素、李国屏、张常柱、赵昌、王道化等人，俱系名富，众人皆知”[12]。这一点雍正也一定知晓。

《内务府奏查赵昌家产事折》中报告了赵昌京城内外抄出的所有家产，共登录了总计一百多项家产项目。简要概括包括（一）人口：“总共包衣奴才[13]男女大小共二百十九口”；（二）房产：“所住之房、收租之房，畅春园、汤泉、涿州、热河等处之房，算游廊，共五百零五间半”；（三）田产：“总共有田五十六顷七十六亩一分”；（四）银两借项：“现有银三千一百九十两、借出银四千九百十九两、大钱三十七吊五百”；（五）细软、服饰、书画、物品等（125种，内容略）；（六）牲畜：“总共有马、骡、驼、牛一百五十三”。

清代进行财产登记时有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即将“人”也纳入家产范围，这与清代蓄仆制度及人口买卖盛行有关。赵昌出身于内务府（供职内廷的人基本都出自内务府），也是典型的满洲贵族，他们的生活方式还保留着大量入关前的特征。因此我们看到，赵昌的家奴仆婢（包衣奴才）数量达219口之多，并且列在家产清单之首，反映出满人对于这项“财产”的重视。

赵昌的房产和田产分布于京城和直隶、热河地区。清单中提及他与家人自住房屋“共一百五十二间”，出租之房“一百九十三间”，“热河有房五十二间半；畅春园有房八十间；涿州有房二十间；汤泉有房八间”。从中可知，赵昌的房产大约有一半用于出租以收取租金。

赵昌的家产清单上各种财物数量众多，既反映了他生活的奢华，也反映了他的身份特征。例如，清单中包括“各种西洋物品一百六十八种”，正印证了他与西洋人的频繁接触和往来。清单中还有“鸟枪”“腰刀”“甲兵甲衣”“弓”“箭”等物，除了是满洲习俗传统的体现外，也与他早年担任宫廷侍卫、火器监造等职有关。

马、骡、牛、驼等牧群牲畜对于早先的满洲人而言，是最重要的财富。据满洲旧档，在努尔哈赤时期有大量赏给人畜的事例：“天命三年四月十六日，拆抚顺城，……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14]直至顺治年间的籍没家产例中，仍能见到对马、羊等牲畜的罚取。而在赵昌的家产清单中，牲畜虽然数量也不少（153只），但显然已不占主要地位了，也可见入关后的满人在经济生活和经济形态上变化很大。

另外，在清单的最后提到了内务府对赵昌家产的处置意见：

拟将其中现有之银、钱交库，将房屋交营造司做价，将田交会计司办理，将奴才亦交会计司做价。将马、骡、驼、牛交各该处做价，将甲、盔、腰刀、枪等物交武备院，将钟表交自鸣钟修造处，将玻璃器皿等物交烧玻璃处。将鸟枪交枪炮修造处。此外，东珠、金簪、手镯、耳钳、银器皿、珠子花、小珠子、宝石、玻璃镜、元狐皮、貂皮、人参、衣服、缎、绸、纱、器皿、书、画、手绢、册页、其他物品、西洋药、小物件等，或交各该处另记，或皆交商人做价，然后交库之处，请旨。

会计司、营造司等皆是内务府机构[15]，可见赵昌被抄家产的流向是归入皇家私库。

对内务府的上述处置意见，雍正最后批“交定造房做价”。由此，可推测很可能在赵昌之前，家产清单只是单纯罗列各项家产，尚无“做价”习惯。而雍正是一个心思缜密的皇帝，事事精求，谕令“做价”可见是希望能得被抄者家产之确切数量。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内务府就的确出现了一些有“做价”结果的抄产清单（例如苏州织造李煦，见后文）。

赵昌所有这些家产加总起来共价值几何？其中各项又都占比如何？我们从上段内务府处置意见的文字中可以知道，在雍正的批令下，内务府后来应该有“做价”的相关结果。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一结果目前尚未在清宫档案中发现。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对赵昌的家产清单进行逐项估价，归类加总后以求其结构的大概。

关于作为资产的人口：清代人口的“价格”相对固定，官方对于人口有“标准定价”，一般为十两，依据年龄而有差异[16]。如以十两做均价，赵昌有“包衣奴才男女大小共二百十九口”，则总价值概计2190两。

关于房产：根据我们收集到的京城房价信息[17]，赵昌及家人自住房屋不妨以每间30两估计；出租之房则以每间35两估计（清单中未提及是何种“出租房”，根据上下文推测为“铺面房”，故价格略从高）；热河、涿州、汤泉等处房屋远离京城辐辏之地，价格从低，以每间15两估计；畅春园在京郊，从其他案例提供的信息看，多为贵胄避暑别墅之地，价格与城内看齐，故也以每间30两估计（下例李煦资料可证）。总计14922.5两。

关于田产：根据目前掌握的土地价格信息[18]，清代的京城及直隶地区土地价格大致在每亩1至10两之间，清初价格略低；地亩且存在“田”“地”之别，田价高于地价。赵昌共有田地5676.1亩，分散于古山口村、牛房村、良乡县属燕村等16处，其中只有古山口村“有地六顷九十亩”，标明为地，其余皆田。如以1两/亩估“地”[19]、5两/亩估“田”[20]，则赵昌田产总计25620.5两。

关于财物：赵昌财物的估价主要参考苏州织造李煦家产资料，他们为同时代人，财物清单所列多有贴近，且被抄年代紧邻，价格基本无差。例如，根据李煦家产清单中“人参十五两，折银三十两”的记载（见本章附录《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推估赵昌“一般人参二斤五两”之项价值74两；根据“大小皮箱八个，折银四两”，推估赵昌“新旧皮箱六十二”之项价值31两。最后，所有物品逐一估计后加总为6626.96两。[21]

综合以上，对赵昌家产的估价结果是57506两（省略小数点后面数字）。其中，田产价值最高，占总资产45%；房产居其次，占26%；银钱及借项共8146.5两[22]，占14%；财物占12%；人口接近4%。另外，内务府折片中记载赵昌尚有4730两的欠银[23]，因此赵昌的净资产为52776两。

从赵昌的家产案例可以看到，入关后的满人在经济生活和经济形态上变化很大，田房产业占据了家产的七成，而人口、牲畜这些典型的满洲传统形式的财产仅占4%，已经由完全的狩猎游牧经济状态演变为定居农耕状态了。

《红楼梦》故事原型之一：苏州织造李煦家产

《红楼梦》故事中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说，四家关系紧密，这在现实中确有原型。康熙时期的三大织造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便有这样的特殊关系，而三家同在雍正初年没落[24]，更是印证了小说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说。

曹、李、孙三家，以曹寅与李煦两家关系尤为密切。李煦之妹（一说堂妹）为曹寅之妻，且康熙四十三年（1704）之后，两淮盐政一职由二人轮流出任，关系更进一步。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病故，李煦自请接任曹寅盐差一职，并补其任上亏空，康熙批道：“曹寅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25]此可证二人交情之深。曹寅病故之年，独子曹颙在康熙的钦点下接任江宁织造一职，但三年后亦病故，李煦遂受康熙之托，在曹荃（曹寅之弟）家物色子嗣过继，以袭任织造，最后选定了曹頫，而曹頫正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父[26]。虽然康熙皇帝对于曹家始终维护，但雍正对曹家并无好感，康熙去世后，只是碍于情面才酌留其任织造[27]，而在雍正五年（1727）终于以“骚扰驿站”为由将曹頫革职查抄。

李煦有着与曹寅几乎相同的身份背景和经历：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幼时保姆，而李煦母亲文氏也同是康熙的保姆；曹寅在督理织造和盐务之外，还承办着皇帝交代的其他差事，如受命暗中调查大学士熊赐履家产[28]，而康熙也曾命李煦秘密调查两淮盐运使李陈常家产[29]，再如二人与孙文成同奉命在扬州刊刻《佩文韵府》[30]，等等。但相较于曹寅，李煦在政治上似更“活跃”，并且更直接地卷入康熙晚年皇子的继承争斗中，因此李煦之败落早于曹家，与前述赵昌一样，几乎是雍正继位后首当其冲的治罪对象。雍正元年他获罪的理由是“亏空”，但背后原因应该是他与雍正的政敌、皇八子胤禩走得过近。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胤禩党羽、江南总督赫寿（雍正二年家产亦遭抄没）的授意下，李煦曾用银八百两，在苏州买了五个女子送给胤禩，以示交好，这成为雍正初年李煦被问罪的罪状之一。[31]另外，作为康熙生前的心腹，李煦处存有大量康熙亲笔批复的折件，雍正下旨查抄李煦家产时特别吩咐“将查出之李煦奏折呈送前来”，最后从苏州共查出“御批折子四百零六件，未批折子一百九十三件”，总计599件。[32]这些密折必含不少政治秘密，为雍正所关心，而且雍正也不会任其流散于外而可能给政敌以任何口实。李煦最后发配打牲乌拉，客死他乡。

曹頫的家产情形目前除雍正六年初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的一份简要报告[33]外，家产清单等今天俱不见。但李煦的家产查抄资料在清宫档案中则有相对更多的留存，因此细节也更丰富。

根据雍正元年四月九日《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情形折》，雍正谕令查抄李煦家产的时间在正月初十日，分别由两江总督查弼纳和内务府大臣在苏州（李煦任所）和京城两个地区同时查抄[34]，而四月九日这份奏折正是内务府大臣汇报的京城地区查抄结果。其中说：

查得李煦住房二百三十六间，在京城、畅春园、房山县等处有房三百五十七间半，房山县有地十七顷一亩，奴仆八十二口，以及衣服、器具等物……

这是对李煦京城家产简要的概括。奏折之后则附上了详细的清单，这是一份很少见的登录细致，且有逐项估价的财产清单（见章后附录）。清单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一）京城草厂胡同房、阮府胡同房、京郊畅春园房、房山县庄园房，总计四处，价值共12466两，其中，城内“草厂胡同瓦房”应即李煦在京住宅，因这处房间众多、建构豪华（“游廊十一间”），符合李煦的地位和生活水准，且后来被赏赐给雍正时代另一权贵年羹尧做宅府（“将李煦所住之二百三十六间房赏给公年羹尧”）[35]；（二）房山县丁（定）府新庄地1701亩，折银1701两（据此可推当时照1两/亩计价）；（三）绸缎布匹共470两（原载各项加总，后同），衣帽鞋袜及佩饰共192.7两，褥垫帐幔共8.9两，家具陈设及日用物品共924.09两，牲畜喂养共40.2两，总计价值1665.89两；（四）京城家仆46口，折银510两；房山庄园36口，折银360两，总计870两；（五）“放债银”1412两。此外，清单上还列有李煦在京管事家人马二的财产。

至于李煦在苏州（任所）的家产，查抄也基本在同时间内完成并有相应结果送报内务府。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苏州的这份家产清单在现存档案中尚未发现，仅有两江总督查弼纳的一份奏折中提到“查出李煦父子及家人名下宅田、器皿、香炉、字画等物及借出亏空等项”。[36]

不过，在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内务府总管允禄等面奏查抄李煦家产并捕其家人等解部事》中记载了李煦家产的全部查抄结果：

……查过其家产，估银十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两余，京城家产估银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五两余，共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七两余。[37]

根据这则信息，李煦的家产总价值128477两，其中苏州产业109232两余，京城产业19245两余。可知上份京城家产清单虽然详尽，但也只占李煦全部家产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产业在苏州。

苏州部分的缺失是李煦家产资料的最大遗憾，因为由此无法复原李煦的家产结构。但是，李煦现存家产资料仍有诸多可以充分利用处。

其一，《在京家产清单》所提供的珍贵的物品价值信息。前文提出，在赵昌之前的内务府家产清单很可能无做价的习惯。但李煦这份清单，不仅巨细无遗地记录了每项资产、每种物品的数量，并且还照当时价格分别进行了“折银”，从财产登记的角度可谓清代造册的一个十足“范本”，从家产研究的角度也可以作为估算同期其他案例的参考依据。比如，根据李煦的“草厂胡同瓦房”折银数和房间总数，可推知他的住宅每间平均将近35两，京郊畅春园房屋每间平均在32两至38两之间；再如皮衣类高档服装，价值在3钱与20多两之间不等，最昂贵的是一件“貂皮里补褂”，折银24两；还如紫檀家具，几乎是目前发现的抄产清单中唯一提及紫檀家具价格者，单价最贵的是“紫檀木架子床”，折银50两；此外，日用零星小物件同样都有做价，如“小瓷鸟食罐三个，折银一钱二分”，“布被褥单八个，折银八钱”，“铁榔头一个，折银五分”，等等。

其二，关于作为家产的“人口”，其界定可以在李煦案例中得到一些启示。清代虽然登记财产时将“人口”列入，但是并非所有的家庭人口都归入家产范围，对于何人可算作“家产”，清人有很清晰的观念。我们从赵昌的案例已能看到，包衣奴才属于家产（“总共包衣奴才男女大小共二百十九口”），而妻妾儿女，也即家庭成员是不在这个范围内的（虽然他们往往会被送往“辛者库”，赏付给王公大臣之家）。但是也另有一些情形并不好做判断，比如像李煦这样在京外为官的官员，家中还有专责“往京城跑送折子”者、办理收发署名文书差事者等，[38]这些人应如何划分？负责查抄李煦在苏资产的查弼纳奏折中写道：“李煦家口内，除亲朋无偿所送当差之人及雇用匠人、长随外，真正家口共有男女一百五十人，其中十四人随李煦居住京城。”[39]由此可知，至少在李煦这个案例中，亲朋无偿所送当差之人、雇用匠人、长随等，不算“真正家口”。[40]再结合《红楼梦》中家口变卖等情节描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最终归入家产范围的，一般是那些从市场上买来的“人口”。另，人口到了买家后，新添人丁是否算作家产？在李煦京城家产清单中，“家人”项下多次出现“婴儿”“妾”等，显系续添人口，而清单也一并折银，如“马二夫妇、妾一人、女儿五人、婴儿一人，折银一百二十两”，可知也是在家产范围之内（这样的情况多以家庭为单位作价）。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在以后的案例估价中做出判断。

其三，虽然李煦的家产结构无法完全复原，但李煦京城家产清单中包括了其在京管事家人马二的家产，内容相对完整，可以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案例。马二家产根据清单所载逐项加总，总计2284.31两，其中以房产价值最高，计999两（约占44%）；借贷放债银两次之，共计912两（约40%）；与人合开钱铺出资250两（约11%）；细软衣物等家当值银123.31两（约5%）。清代特别在旗人社会里蓄仆之风甚炽，主贵而奴显，出现所谓“悍仆豪奴”，他们大多自置并广有产业，“此辈皆为富户要人”（雍正语）[41]，故其家产情形亦值得注意和有参考价值。

山东登州知府李元龙家产

李元龙也是在雍正元年（1723）被查抄的官员，但史籍同样对他记载甚少，《清实录》甚至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永宪录》也没有提到他，显属作者所说“未及详悉”之人），根据现有的几份零星奏折，可以知道他被查抄时任山东登州知府，系因亏空治罪。台北“中研院”的“明清人名权威资料库”检索结果显示，他的父亲李国亮为康熙时的地方高官，曾任河南布政使和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坐衔）。[42]

查抄李元龙之事大概发生在雍正元年六月间，史料载其产业等项曾“造册封固”[43]，说明确有清单，可惜今日不见。不过，在该年十月刑部尚书佛格的一份奏折里，有关于李元龙家产查抄结果的叙述，内容较完整，可帮助复原其家产结构：

今究出李元龙名下现有房产，各照原价值银四万六千五十二两四钱；借出本利一十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七两九钱六分。伊家人王二等名下应追银一十一万四千七十三两八钱六分六厘，又给过诚亲王银一万三千三百两。……

今将山东省解到李元龙任所金七十六两五钱、银五百八十八两、银器并珐琅器四，共一千九百五十二两四钱，解交广储司。并所有一切头面首饰、衣服、器具等物，交与崇文门监督，照依该抚所送原册，查明变价，解交广储司。……元龙送给诚亲王房一所、银一万三千三百两，据诚亲王包衣佐领舒书等将银一万三千三百两、房契一纸，一并交送臣部。

……李元龙家口共二百六十九名……

再查赵之屏等六人，借欠元龙等本利银七千九百二十九两三钱六分……[44]

按照奏折中所述进行估计，李元龙房产值银46052.4两（原载价值），金、银可计约1353两（金此处照1∶10折银），银器、珐琅器约计值银1952.4两，借贷本利多项合计283571.186两（借出本利加上王二名下应追银[45]，再加上赵之屏等六人借欠），家口估约2690两（仍照每口10两估）。这样，李元龙家产总共约值33万余两。折中提到李元龙送给诚亲王银13300两、房一所，虽照当时观点属应追回财产（计入李元龙家产），但从所有权界定上，既为“送”，则所有权已经转移，不能等同于借贷，故不计入。折中其他几处还提到的李元龙任所内之“头面首饰、衣服、器具等物”，及“因路上难带”的围屏等物（限于篇幅，此处未引），另有涿州房产内封固的衣服、绸缎、器皿、银器首饰等物，当时皆令查明变价、造具清册，但资料佚失，无从知其价值。[46]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李元龙拥资如此之巨，折中却未提及任何田产，这或许是奏折上呈之时尚未查明，而非他真的没有田产。果然，清代的碑刻资料中留下了一些证据：京郊云居寺地产碑中载，乾隆八年（1743）（云居寺）认买李元龙名下入官房地计水旱地二顷一十四亩[47]。当然，这块入官地亩可能并非李元龙的唯一田产，但是限于目前资料，他完整的田产信息已无从获得了。如果以每亩4两估计这里的田产，则价值约856两。[48]

李元龙的全部财物（细软器物、家当什物）无价值原载，也无明细可估，如果根据赵昌、李煦等案例所提示出的范围，则保守估猜为3000两。[49]如此，再加上前文奏折中已经明确的家产，则李元龙家产总值约339000余两。雍正皇帝曾说李元龙“家私数百万，而仍贪酷不已”，从这里的查抄结果看，“数百万”显系夸大之词，但从中可知李元龙家产规模远超出当时的“名富”赵昌、李煦，达到另一数量级别。而在这样的数量级别上，一般的财富形式如田产、房屋等，比重已大大减少（仅14%），与之相应，借贷等营运型资产在其家产中占主要比重（85%）。

李元龙被查处期间，雍正帝在查案大臣山东巡抚黄炳的奏折上批道：“此等不肖种类，当一面拿问，一面参处。在此人身上追出数十万金以养尔山东百姓，不是好事么？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人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50]

但是根据尚书佛格所奏，李元龙山东任所的金、银、银器并珐琅器已解到京城并解交广储司（内务府机构）；其“头面首饰、衣服器具等物”，交与“崇文门监督”，查明变价后仍要“解交广储司”；此外，因路上难带，“现贮司库（按：山东司库）”的“围屏等物”也令“变价解部，转交广储司”。由此可知李元龙在山东任所的家当实际上分文未留，全部解交京城。至于李元龙涿州封固衣服、绸缎、器皿、银器首饰等物，京城及他处借出本利银两，或变价、或追取，最后皆送广储司。

雍正帝的自辩上谕中说，“朕将奇贪极酷之员，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但是从关于李元龙的家产案例中可知，至少李元龙的家产既未被用于“公事赏赉”，也并未留在当地“以养山东百姓”，而是送入京城皇帝私库中。

附录：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

查得李煦在京之家产：草厂胡同瓦房二百二十五间、游廊十一间，折银八千零九十四两；阮府胡同瓦房十六间，折银三百四十三两；畅春园太平庄瓦房四十二间、马厩房八间，折银一千六百一十四两。

家人鲍子夫妇、其子四贵夫妇、婴儿一人，折银五十两；马二夫妇、妾一人、女儿五人、婴儿一人，折银一百二十两；金宝夫妇、其子斯儿夫妇、婴儿二人、折银五十两；董二夫妇、男孩一人、女儿一人及董二之寡母，折银五十两；男孩刘士毅及其寡母，折银三十两；管柱夫妇、妾一人、女儿一人、婴儿一人、管柱之寡母及其女一人、寡妇一人，折银八十两；杨道夫妇、其子二人、女儿一人、杨道弟杨二独身，折银五十两；高斯夫妇、女儿一人，折银五十两；郑郎夫妇，折银三十两。随李煦前来之孤儿十五人，该男女孩童皆在苏州。

房山县除坟园房地及看园子之人外，丁府新庄有地十七顷一亩，折银一千七百零一两；瓦房二百一十间、偏厦子二十八间、马厩房十二间、土房十一间，折银二千四百一十五两；庄内男女家人二十口、男孩十人、女儿四人、寡妇二人，共三十六口，折银三百六十两。

龙缎三匹，折银六十两；明补缎三匹，折银四十八两；金绒蝴蝶缎十匹，折银一百二十两；大缎十九匹，折银一百九十两；八丝缎七匹，折银三十五两；八丝纱二匹、六丝纱一匹，折银九两；六丝彭缎四匹，折银八两；人参十五两，折银三十两；红宝石顶染貂帽一顶，折银五两；旧元狐皮帽一顶，折银一两五钱；灰鼠肷皮里貂镶朝衣一件，折银二十两；旧兔皮里龙缎袄一件，折银二十两；狼肷皮袄一件，折银二十二两；灰鼠短大襟袄一件，折银七两五钱；羊皮袄二件，折银十二两；貂皮里补褂一件，折银二十四两；旧银鼠里补褂一件，折银十两；灰鼠褂一件，折银六两；纺丝面羊皮褂二件，折银五两；元狐肷皮短褂一件，折银十八两；黄貂短褂一件，折银十两；旧羊皮小袄一件，折银一两五钱；旧羊皮套裤一对，折银三钱；獭儿男裙一件，折银三钱；棉缎袍一件，折银二两；棉绸袍二件，折银三两；棉缎短襟袍一件，折银一两三钱；棉缎褂二件，折银二两六钱；短褂一件，折银七钱；夹绸袍一件，折银一两四钱；旧绫子绸棉袄三件，折银二两；短棉袄一件，折银三钱；旧绸衫二件，折银一两；短衫三件，折银四钱五分；旧绸棉裤五条、单裤二条，折银一两四钱；多罗呢毡褂一件，折银四两；短褂一件，折银八钱；旧羽缎褂二件、男裙一件，折银四两；旧缎套裤二对，折银四钱；旧缎靴三双，折银一两二钱；旧股子皮靴一双，折银二钱五分；缎鞋一双，折银一钱五分；缎、布、毡袜七双，折银五钱五分；镀金铜环系小刀、荷包一套，折银五钱；铜叶腰刀二把，折银一两六钱；旧狼皮坐褥一个，折银五钱五分；旧羔皮坐褥一个，折银二钱；棉缎坐褥五个，折银一两；棉缎椅子垫三十五个，折银五两二钱五分；布椅子垫十个，折银四钱；蓝布面纺丝里帐子一个，折银一两五钱；紫檀木座子珐琅大鼎一个，折银三十两；紫檀木座子珐琅樽一个，折银二十两；珐琅如意一个，折银八两；紫檀木架子珐琅火盆一个，折银十六两；紫檀木座子古铜鼎一个，折银二十两；紫檀木座子古铜大花瓶一个，折银十两；花梨木架子古铜铎一个，折银十两；花梨木座子木根一个，折银四两；填漆座子旧大瓷盘一个，折银四两；旧大瓷瓶一个，折银三两；破旧彩漆床一个，折银六两；紫檀木架子床一个，折银五十两；紫檀木方桌三个，折银九两；紫檀木椅子十二把，折银四十八两；铁梨木杌凳二个，折银二两四钱；旧铁梨木小书格子一对，折银二两；花梨木竖柜二对，折银五十两；花梨木小床五个，折银六十两；花梨木八仙高桌八个，折银三十二两；花梨木椅子十五把，折银三十两；花梨木小高桌一个，折银一两五钱；花梨木箭桩二个，折银一两；花梨木镜架二个，折银八钱；木长高桌二个，折银十二两；铁梨木小案一个，折银六两；铁梨木长高桌一个，折银六两；铁梨木案一个，折银十六两；榉木小琴桌一个，折银一两；榉木长高桌一个，折银四两；榉木椅子六把，折银四两八钱；榉木轿搭子十二个，折银二两四钱；榉木火盆架一个，折银四钱；旧楠木小竖柜一对，折银二两；楠木小高桌一个，折银六钱；樟木高八仙桌一个，折银五钱；已开裂之松木心铁梨木床一个，折银二两；黑漆小书格子一对，折银三十两；大小皮箱八个，折银四两；黑漆衣架一个，折银四钱；黑漆竖柜二对，折银六两；黑漆小箱子一个，折银一钱五分；黑漆杌凳三个，椅子四把，折银一两四钱；油漆长高桌一个，折银四钱；金漆长高桌一个，折银四钱；旧红油八仙高桌六个，折银二两四钱；旧金漆八仙高桌八个，折银三两二钱；一字桌一个，折银三钱；金漆椅子二把，折银四钱；旧金漆抽屉桌一个，折银五钱；旧油方桌一个，折银二钱；旧油席篓二个，折银一两；旧油浴桶一个，折银三钱；旧篾丝盒子二个，折银四钱；斑竹小书格子六个，木盘子二个，茶盘六个，折银四两；小竹行床一个，折银八钱；漆皮方桌二个，折银六钱；旧画炕屏一个，折银二两四钱；黑漆小琴一个，折银五钱；汉文书箱五十五套，折银十六两五钱；带夹板之佩文韵府二十五套，折银三十两；汉字小册页二个，折银四钱；汉字小条扇一个，折银三钱；汉字小寿绢一个，折银二钱；绘龙黄、绿、蓝瓷盘、碗、碟、杯等九百五十九件，折银五十七两五钱四分；各种瓷盘、碗、碟、杯等共四千一百二十件，折银一百二十三两六钱；瓷罐三十四个，折银一两七钱；小瓷鸟食罐三个，折银一钱二分；铜器共三百二十四斤，折银三十二两四钱；锡器共三百七十斤，折银二十五两九钱；楠木匣一个，其中盛象牙图书二个、小匣子一个、笔筒一个、漆盒一个、石砚二个、小瓷盒一个、瓷水盛一个、小铜镜一个，折银四两；大小黄线织网二十四个，折银二十四两；黄线网线二十六斤，折银十三两；黄线绳二十桄，折银四两；苎麻绳十桄，折银六钱；苎麻细绳十二斤，折银二两四钱；宜兴挂瓶十六个，折银四钱八分；宜兴炉吊子五个，折银二钱五分；大小熟棕花篮二十个，折银二两；藤花二十五个，折银七钱五分；香饼子五匣，折银六钱；帐子吊挂十五匣，折银四两五钱；安息香二十匣，折银八钱；垂花二十对，折银二钱；草鞋九双，折银九钱；草靴靿七十五双，折银三两七钱五分；鞋一百五十六双，折银三两一钱二分；大小藤筐箩三十三套，折银三两三钱；镀金铜马镫四对，折银二两四钱；旧布顶帏轿二个，折银八两；旧布顶帏驼轿一个，折银三两；旧无顶帏驼轿二个，折银四钱；旧蓝布帐棚三个，折银二两四钱；旧毡、棉、单帘子二十八个，折银五两六钱；大小旧毡子二十一块，折银四两二钱；格线小褡裢十二个，折银一两二钱；旧牛皮被套三个，折银四钱五分；布被褥单八个，折银八钱；家人骑乘之旧鞍子五个，折银四两；瓷水缸六个，折银三两；瓷花盆四个，折银二钱；铁锅四个，折银一两二钱；铁桩子十三根，折银一钱三分；铁榔头一个，折银五分；铁三脚锅二个，折银二钱；马九匹、骡二匹，折银三十九两；马槽四个，折银一两二钱。

查得办理李煦产务之奴才马二之家产：贷给民人张瑞玉银二百两，贷给本家董二银五十两，贷给正白旗云骑尉张庭耀银五十两，贷给一家奴孙子兴银十二两；与民人刁子玉各出银二百五十两合开钱铺，马二本银二百五十两；贷给民人施润久银四百两，贷给李生奇银二百两；黑芝麻胡同有瓦房十二间又半间，游廊三间，折银四百二十九两；林中坊有瓦房十五间，折银五百七十两；黄妆缎坐褥面二块，红片金里二块，折银十两；缎镶领袖及马蹄袖二分，折银四两；洋漆笔筒二个，折银一两六钱；洋漆方盒二个，其中一个腿已断，折银三两；洋漆文具二个，折银四两；瓷笔架一个，折银二钱；小金仿圈五个，重三钱，折银二两四钱；镀金银簪三十三枝，重九两，折银七两二钱；大小银匙子二十四个，铃铛二个，重八两，折银五两六钱；退色小珠子四个，折银四两；珊瑚小簪子一对，折银一两；圭簪子一对，折银二钱；玉戒指一对，折银一钱二分；圭戒指一对，折银一钱；钱三百八十，折银四钱；四庹缎二块，折银二两四钱；二庹缎一块，折银八钱；百颜绸四匹，又七尺一块，折银二两九钱四分；纺子四匹，又二庹一块，折银三两；布十一匹，折银一两六钱五分；旧棉缎袍一件，折银一两；旧褐子棉袍一件，折银六钱；旧貂皮围脖二个，折银四钱；茧绸短大襟夹袍一件，折银七钱；旧纱袍一件，折银六钱；旧茧绸短大襟单袍一件，折银五钱；旧单纱袍一件，折银四钱；旧葛布袍一件，折银三钱；旧青素缎棉褂一件，折银一两；旧棉绸褂一件，折银六钱；旧夹绸褂一件，折银五钱；旧夹纱褂一件，折银四钱；旧单绸褂一件，折银四钱；单纱褂二件，折银六钱；旧羊皮短褂二件，折银二两；棉绸短褂一件，折银三钱；夹纱短褂一件，折银二钱；旧毡褂二件，折银六钱；獭儿皮男裙一件，折银二钱；绫子小棉袄一件，折银八钱；绸子小棉袄一件，折银六钱；绸子小夹袄一件，折银三钱；旧绸子短袄一件，折银二钱；旧纱衫一件，折银三钱；纺丝衫一件，折银三钱；绸短衫一件，折银二钱；旧夏布衫一件，折银一钱五分；旧纺丝棉裤三条，折银六钱；旧纺丝单裤四条，折银四钱；单布裤一条，折银一钱二分；旧水獭帽二顶，折银六钱；旧黄鼠狼皮帽一顶，折银四钱；藤凉帽二顶，折银二钱；带镀金铜环、手巾、荷包之腰带一条，折银一两二钱；带镀金铜环之小腰带一条，折银三钱；旧棉褥一个，折银八钱；旧缎褥二个，折银一两六钱；旧布褥二个，折银一两；布里绸面旧被三床，折银二两四钱；缎枕头二个，折银四钱；旧锦坐褥二个，折银三钱；旧锦椅垫四个，折银四钱；缎鞋十七双，折银二两零四分；缎袜四双，折银四钱；大小缎荷包一百二十个，折银二两四钱；绒缨子十四两，折银一两四钱；旧锦方刷子三个，折银四钱五分；紧锁线四两，折银四钱；棉线四斤，折银六钱；苎麻线三斤，折银四钱五分；布手巾三条，折银一钱；麻布手巾二条，折银六分；紫檀木方桌二个，折银四两；花梨木长高桌一个，折银二两；花梨木小琴桌一个，折银一两；花梨一字桌一个，折银一两；榆木一字桌一个，折银三钱；黑漆竖柜二对，折银三两五钱；金漆小竖柜二对，折银二两；漆条桌二个，折银六钱；旧漆方桌二个，折银三钱；旧漆抽屉桌三个，折银九钱；旧漆椅子八个，折银八钱；旧漆八仙高桌四个，折银八钱；漆皮箱五个，折银一两五钱；旧漆匣子四个，折银三钱；旧漆火盆架二个，折银二钱；旧漆杌凳三个，折银三钱；油衣架一个，折银二钱；油方脸盆架一个，折银二钱；天平一分，折银八钱；篾丝方盒一对，折银三钱；拴彩子旧布八十条，折银二两四钱；旧羊角灯笼六对，折银一两八钱；笔一百八十枝，折银九钱；扇子十八匣，折银三两六钱；紫檀木弦子一个，折银八钱；紫檀木小木鱼二个，折银二钱；紫檀木戏板二个，折银三钱；小铜钱四个，折银三钱；铜镗儿二个，折银一钱；铜星儿四个，折银二钱；小铜镜二面，折银二钱；梳子八个，篦子十个，折银一钱八分；铁叶子腰刀一个，折银二钱；凉席二个，折银二钱；藤枕头二个，折银二钱；瓷花瓶一个，折银一钱五分；靴鞋底三十五双，折银二两八钱。

以上共折银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三两三钱，放债银一千四百一十二两，合计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五两三钱。

说明：原件为满文，出自内务府满文奏销档，此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任世铎、张书才译，载于《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1]《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丁未。

[2]据《永宪录》前言，此书为“江都萧奭著，书成于乾隆十七年，著者生平事迹不详”，记录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六年间事，取材“多根据邸抄、朝报、诏谕、奏折等”。关于作者，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名本“萧猛”（其字号或为奭龄），萧奭乃误。黄一农：《从纳兰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红楼梦〉的本事》，载《清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页。

[3]本书月份皆从原始文献。

[4]《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韩琦、吴旻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63页。关于《熙朝定案》的辑录者和成书年代，可参考王冰《关于〈熙朝定案〉的研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85页。

[6]转引自陈青松：《赵昌家世及其与传教士的往来——兼述其在康雍时期的际遇》，载《亚洲研究》（韩国），2009年第6期，第57—80页。

[7]参见陈青松：《赵昌家世及其与传教士的往来——兼述其在康雍时期的际遇》，载《亚洲研究》（韩国），2009年第6期，第57—80页。金国平、吴志良：《西方史料所记载的赵昌》，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0年。

[8]原件满文，见载于《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3页。题名为编者添加。

[9]《耶稣会士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的法国传教区会长赫仓壁神父的信[1751（原文为1731）年10月10日于北京]》，杜赫德编，耿异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4》，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66页。转引自吴志良、金国平：《西方文献对雍正继位的记载》，载《国际汉学》，2009年第2期。

[10]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11]事见《清代三朝史案》，“允禩允禟案”，《文献丛编》。有说他1728年被雍正毒死狱中，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55—60页，穆敬远条。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86页。

[13]所谓包衣，满洲语音译而来，奴仆之义。清史专家郑天挺释义，包衣译汉语为“家的”或“家里的”，《清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2页。

[14]旧本《清太祖实录》，1619年。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215页。

[15]清代内务府下属“七司”“三院”等50多个部门；“七司”分别为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三院”分别为上泗院、武备院、奉宸院。关于内务府机构设置，参见祁美琴：《清代内务府》，第四章，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

[16]《钦定户部则例》载：“入官人口凡年在十岁以上至六十岁者，每口作价银一十两，六十一岁以上作价银五两，九岁以下幼丁每一岁作银一两，未过周岁者免其作价”。卷四，清户部载龄主纂，同治十三年刊本。

[17]参见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

[18]参见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

[19]依据雍正十二年内务府一则资料，“取租地十四顷一亩作价银一千四百六十九两六钱”，可推知当时每亩价格约1两（《内务府奏销档》，第182册，微缩胶卷页：0361）。

[20]依据康熙四十六至四十七年一则石刻史料，“施主市银五百两买稻田二段共一顷”，推知稻田每亩约5两。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21]因篇幅有限，无法逐一展示。

[22]包括“现有银三千一百九十两”“借出银四千九百十九两”“大钱三十七吊五百”。其中，大钱照每吊值1两计，估合银37.5两。

[23]“查得，赵昌于康熙四十九年三月，由内库以一厘利银借走五千两银。本利总计应交银为五千五百两，其中除去已交之银七百七十两，既然仍欠银四千七百三十两未交，……（从略）”，雍正元年《内务府奏报追还赵昌欠银办法片》，《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591页。

[24]李煦于雍正元年革职被抄，孙文成与曹頫同在雍正五年被去职，停管织造事务。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上谕着李秉忠隋赫德接管孙文成曹頫织造事务》，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曹家档案》），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页。

[25]《苏州织造李煦奏请代管盐差一年以盐余偿曹寅亏欠折》，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曹家档案》，第99—100页。

[26]也有曹雪芹实乃曹颙子之说，因曹颙故时，其妻马氏有孕在身，后的确产一子。

[27]曹寅有女嫁与“王子”为福晋；王子系康熙二十六年五月袭封多罗平悼郡王讷尔福之子讷尔苏，康熙四十五年娶曹寅之女曹佳氏为福晋。另且雍正初年曹頫由怡亲王胤祥“保护”，因之雍正曾嘱曹頫：“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不要乱跑门路，瞎废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亲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江宁织造曹頫请安折后朱批，雍正二年），《曹家档案》，第165、218页。

[28]清初著名汉臣，时已退。事见《曹家档案》，第75—76页。

[29]转见史景迁著，温洽溢译：《曹寅与康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30]《苏州制造李煦奏进佩文韵府样书并请示刷钉部数折》，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十日，《曹家档案》，第113页。

[31]《内务府总管允禄等奏讯过李煦及赫寿家人为胤禩买女子并送银两情形折》《内务府总管允禄奏刑部议李煦为胤禩买女子罪名折》，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曹家档案》，第210—214页。

[32]《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清查李煦家产缴送查出之折子折》，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55页。

[33]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江宁织造郎中隋赫德奏报曹頫家产什物折》载：“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根据这段文字和一些相关辅助信息，可粗略对曹頫家产进行估价和结构复原，数据结果见本书第二篇附录。

[34]“奉皇上朱批：着将交付该巡抚及地方官之事交付总督查弼纳，其在京之产业着内务府大臣等查抄”，《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35页。

[35]《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情形折》，雍正元年四月九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35页。

[36]《两江总督查弼纳为审讯李煦家人及查其家产事奏折》，见《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第3页。

[37]《曹家档案》，第205页。

[38]《曹家档案》，第205页。

[39]《两江总督查弼纳为审讯李煦家人及查其家产事奏折》，见高振田等编译：《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

[40]但家口的划定往往也因案而异，具有弹性。比如“长随”，同治十三年《钦定户部则例》中载，“凡查抄人口内查明如有随主外任多年及意存狡诈希冀漏网之长随，均照家奴之例入官”。清户部载龄主纂，同治十三年刊本，卷四“入官人口作价”。

[41]《两江总督查弼纳为审讯李煦家人及查其家产事奏折》中提到雍正批语：“朕览查弼纳查抄李煦家产一折，殊为不严，其家人应用刑者亦未用刑。如今其管家汤踩住、郭茂虽死，但其子弟等家产，并无详加追究。此辈皆为富户要人，理应严查。”见高振田等编译：《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第3—4页。

[42]参见明清人名权威档（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2016-08-06检索）。

[43]山东巡抚黄炳奏折中曾提及“所有李元龙产业等项造册封固”，惜今日无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第359页。

[44]《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究追参革登州知府李元龙家私折》，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34—435页。

[45]“王二名下应追银”很有可能是李元龙交给王二经营盐业的资本，因折中提及“伊家人李凯、王二等有领元龙运盐等项银两，未经追出”，同上，第434页。在最后的结构分析中，我们将其列入商业资产。

[46]《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34页。

[47]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9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9页。

[48]前赵昌案中曾以每亩5两估其田亩，李元龙这里标明是“水旱地”，土地类型不同，故以每亩4两估。

[49]可以提供财物价值范围参考之同期案例尚有不少，如雍正三年（1725）直隶定州知州何瑞澜被抄，任所“衣物逐一估计值银一千二十五两有奇”，《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第728页。其他参考见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清代官员财物价值通估参考数据”。

[50]《山东巡抚黄炳请安折》（雍正朝无年月），台北故宫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数据库，编号：402004509。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张一驰提供文献来源信息。

第2章 年羹尧的家产案例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

风尘怀闺秀”

年羹尧失宠与被抄家

雍正初年的抄家以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被抄影响最大，在雍正帝亲口“承认”的几起抄家中，年羹尧案居于首位。[1]《永宪录》对年羹尧案亦颇为留意，载其身世如下：

羹尧字亮工。奉天镶白旗人。庚辰汪铎榜进士。点庶常。至侍读学士。擢四川巡抚。军兴加总督衔。六十年八月陛见。赐上用服饰。擢制川陕。辞朝赴任。命侍卫佛伦、拉锡持茶郊送二十里外。当抚川时。年未三十。[2]

由这段文字可知，年羹尧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被提拔为川陕总督，而此前任四川巡抚时尚不满三十岁，可谓年少得志。有清史学家认为，年羹尧坐镇川陕，冥冥中已为雍正嗣位布就了形势；因当时对雍正帝位最有威胁的皇十四子胤禵（据说是康熙晚年所中意的皇位继承人选）在青海任征西统帅，年羹尧总督川陕，正达到钳制弹压之效。后来康熙驾崩，雍正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皇位继承遂得稳固。[3]

关于雍正继位与年羹尧到底有多大关系，学界至今无统一结论。然而雍正初年大力表彰和眷宠年羹尧之事确实存在。雍正元年（1723）三月，上谕“封太保川陕总督兵部尚书年羹尧为三等公”；继之十月，“诏拜太保三等公总督川陕兵部尚书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爵二等公，以剿罗卜藏丹金”[4]；同年十二月，又封其妹年氏为贵妃，位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嫔妃之前[5]。雍正帝且亲与年羹尧言，“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另一批折中向年羹尧叙一趣事，临末称“闲写来令你一笑”。[6]类此相昵之语颇多，年羹尧之承受殊宠其实已越常情。清代官方史录中多载年羹尧各种骄横狂妄、违制僭越，这其实岂是他本人一手造成？雍正的故意纵容、养其骄性不可忽视。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对年羹尧之态度骤变。先是四月，上谕责年羹尧诸多轻慢怠玩事，着调补浙江杭州将军[7]，后有署山西巡抚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尧侵蚀茶盐之利，年羹尧之败已启端绪。五月，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劾年羹尧奸欺罔贪婪五款[8]，继之直隶巡道宋师曾等一批年党被逮捕，年之失势已成定局。

七月，勅令各省严查年羹尧藏匿资财。[9]随后，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查获年羹尧由西安运往京城及保定府、冀州等地并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属官之皮箱、包袱、匣子等物[10]；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有江安粮道马世兴举报“雍正二年九月，候知县员缺之陕西庄浪县殿试朱尚文随年羹尧所购买四川地方杉松、柏等木大小二筏输运至江南，以交付木商于国典变卖，除费用外，现有市井称银八千二百两”[11]；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保定府有年羹尧房屋一所，查出“锁子甲二十八身，密针箭头四千根，各长七寸，盔四个，并银两金银器皿纱缎绸匹玉器瓷器铜器字画什物等项”，又在定州有房屋一所，称“今检其物件除见银五万一千四百两外，其余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12]。九月，刑部等衙门议复审理年羹尧诬罚茶商、私占盐窝案；而在浙江杭州，年羹尧也被皇帝所派钦差散佚大臣都统拉锡逮捕并押赴京城。

十月，京城出现一则怪事，一只野虎入年羹尧在京住宅。“虎由西便门进正阳门西江米巷，入年羹尧旧宅，咬伤数人，九门提督率侍卫枪毙之”；相传年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雍正帝借题发挥，降谕：“朕将年羹尧解京，本欲仍加宽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当诛。”[13]十二月，刑部宣布了年羹尧大逆、欺罔、僭越、狂悖、贪黩、侵蚀、忌刻、残忍罪八款，共计九十二条。雍正以“念年羮尧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为词赐令自尽，所有家资“俱抄没入官”，族中有现任候补文武官者“俱着革职”，年之嫡亲子孙未来长至十五岁者“皆陆续照例发遣，永不许赦回，亦不许为官”，有匿养年子孙者“以党附叛逆例治罪”。[14]

年羹尧的家产

在刑部十二月宣布年羹尧罪状的同时，杭州官员奏来年羹尧在杭州任所的家产处理情形。

署理将军事务王府长史臣鄂弥达、署理巡抚事务之侍郎福敏、布政使臣佟吉图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接据都统拉锡咨称：奉旨“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交佟吉图，派可信妥善之人送来京城；其他诸物及其在杭州之三百四口家人，俱交鄂弥达、福敏、佟吉图变价处理；朕所赐三马，着赏鄂弥达。钦此”等情。遵旨，臣等公开启封，一一查点，将细毛裘衣、古物、字画等缮造清册，已由佟吉图派人送往京城。其余各物，臣等经带商人估价，折银八千九百二十三两四钱。年羹尧在杭州之三百零四口家人，变价三千二百八十五两。骡马三十九头，牛六头，共变价六百八十三两二钱。再前曾奏闻之二千七百四十八两三钱金子、四百六十二两三钱重之金器簪子等物、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四两二钱之银、二千二百五十两重之银器簪子等物、房子变价银一千一百两、从井中挖出之银五百五十两、银壶一把、匙子九个，俱造清册送部外，为此谨缮折奏闻。[15]

这份奏折概括出年羹尧杭州任所的资财：（一）金子2748.3两，金器簪子等物462.3两，银47924.2两，银器簪子等物2250两，又银550两、银壶1把、匙子9个（从井中挖出）；（二）房子，变价银1100两；（三）“细毛裘衣、古物、字画等”贵重物（已运往京城），其余财物折银8923.4两；（四）家人304口，变价3285两，骡马39头、牛6头，变价683.2两。[16]

以上几则是年羹尧家产被抄的基本资料。但仔细分析这些资料，尚存在几个疑问。第一，根据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刑部公布的年羹尧之罪款，仅“贪黩之罪”一款（共十八条，详见本章附录）已涉及将近一百万两，“侵蚀之罪”（共十五条）涉及更多，约计三百多万两，而上述查抄结果加起来总共不过二十五万两上下，相去甚远。第二，这些资料中未见任何田产记录（与李元龙情况同），依年羹尧的地位身份和财产规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同时年羹尧是否有放贷银两及开设典当铺等亦不见载，而这两项在清代富人中间相当普遍。第三，年羹尧之财物价值不够明晰，杭州任所之“细毛裘衣、古物、字画”，因雍正有令将“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直接送交京城，故无变价记录，价值未知；而直隶定州房屋内财物（“纱缎古董等物”）据直隶总督李维钧报，“约值银十万两”，这一数字系臆测之数，加上折内字里行间本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17]，很难凭信。

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资料不全的缘故。《清实录》载雍正皇帝处置年羹尧的谕旨中，曾提到一句“其现银百十万两，着发往西安，交与岳钟琪、图理琛，以补年羹尧川陕各项侵欺案件”[18]，说明曾抄出过年羹尧一笔110万两的现银，只是这一情节在目前的资料中都未涉及。另一方面，《清实录》所载实际上只反映各种“进项”，而年羹尧“出项”亦多。比如，杭州方面曾报，年羹尧自革去将军职后，给将军衙门之笔帖式四名、亲军校六名每人一楼房；对跟随其来杭州之轿夫十余人，每人给盘费银百两，此外又多给五十两，遣回各自原籍[19]；再如，江苏也曾报，康熙五十九年有江都县民人向年羹尧领银三千两，后来年羹尧差家人讨人二十口即作销算。[20]凡此行为，可知年羹尧平日气派甚大，被革职后又广散钱财，故被抄时的资产存量，未必如《清实录》所列数目巨大。

关于第二个问题，仍是由于文献的佚失。[21]清代官方自始有消除记录甚至篡改史实的行径，故今日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直接资料甚少，年羹尧属其中之一。不过，据后来乾隆九年（1744）的一份奏折显示，年羹尧当年确有地亩：

查得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原任步军统领阿奇图面奉谕旨：“年羹尧城外所有房间着交尔三营官弁取租，存尔衙门，以为赏赉番役之用。钦此。”钦遵由大宛（按：大兴、宛平）二县将各城外所有年羹尧名下房间移交巡捕三营在案。臣因前项房屋今已历有年，所理应彻底清查，随行令三营将弁查报。嗣据参将吴应铨等将旧管瓦土房并灰棚共一千四百三十四间、一十五半间、地四百亩零二分，自接受后开除赏赐、赎回抵换衙署、拨作米厂、拨盖营房以及烧毁骑沟少盖、地震坍塌房共三百九十一间、三半间、地四十二亩外，实存房共一千零四十三间、一十二半间、地三百五十八亩零二分等情造册并请酌修前来……[22]

这段奏折里提及年羹尧城外有地“四百亩零二分”，由此可补年家产资料中地亩之缺。当然，这未必是年羹尧土地资产的全部，甚至未必是田产（资料中未提及任何田租，也很可能是房屋基地和周边附地），但总算聊胜于无。如以每亩1.5两估计，则约值银600.3两。[23]

这份奏折还可补年羹尧现有家产资料中房产记录之不足。年羹尧的房产，前文资料已提及三处，一是直隶保定，一是直隶定州，一是浙江杭州（变价1100两）。除此之外京城房产如何以及其他地方是否还另有房产等未见记录。《永宪录》载虎入年“旧宅”之事，可知年羹尧在京城至少有宅一处，那么年羹尧在京城是否还有其他住宅？雍正元年（1723）李煦的抄家档案中，曾有一句话提及李煦被抄房产中其住宅二百三十六间被“赏给公年羹尧”[24]——这处住宅位于草厂胡同（见前章附录《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而虎入之年宅是在“西江米巷”，可知两宅并非一处。由此，年羹尧在京城里应有两处宅邸。而此份奏折中提到“城外”并大兴、宛平县，显然又是另外的房产了，这另外的房产在入官接管之时有“瓦土房并灰棚共一千四百三十四间、一十五半间”，唯价值无载。“瓦土房并灰棚”系不同类型房屋之合称，如果粗以每间10两估计，则总价值约为14415两。[25]

关于放贷与典当二项，目前年羹尧家产资料中的确不见任何记录，《清实录》罗列年之罪款中也不曾涉及，也许是金额不大、不值一录，甚或不存在。但年羹尧在商业经营方面有多笔记录。前文已提到一笔贩运四川木植之银（8200两）[26]，这些其实仅是年羹尧全部商业财产之冰山一角。据雍正四年（1726）的一份奏折，年羹尧在陕西行盐，有路泽等十七处“现存银两并房屋等项，共银二万四千七百余两，……其存积盐斤应变银一十五万七千余两”，咸宁等七处“应变盐价银四万六百余两”[27]，总计约222300两。凡此，似乎显示出年羹尧对行盐事业非常看重。

对于第三个问题，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直接的年羹尧家产清单，对其财物的价值只能粗做推测。已能确知价值的部分有二：一是前文已提到的年羹尧杭州任所留在当地变价处理的财物（折银8923.4两）[28]；另一是前文资料中未出现的、根据雍正元年李煦家产档案推断的京城部分财物。李煦被抄后，年羹尧除被雍正赏赐其京城住宅，还以折价购买的方式继承了宅内贵重财物[29]，这批财物因今日保留的“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而可知约值1631两。但很显然，这两部分实在只是年羹尧财物之边余。

目前无法确知价值数目的，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其一是杭州任所送交京城的裘皮、古物、字画等物。如前述，这部分物品因无明细，价值很难确定。但雍正六年（1728）发觉的一起贪污案提供了一条线索：事缘雍正三年年羹尧杭州任所被抄，雍正帝下旨“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交佟吉图，派可信妥善之人送来京城”（见前引文），而奉旨接收这批财物的佟吉图却乘此之便私自窃取了年羹尧的一些古玩物件；这个案子提到了当初送交京城财物的数量——“宜送京城之物品及古物五百六十三件，旧衾一床及枕装入匣内”[30]。在目前没有更理想的估价参考依据的条件下，如果以李煦的财物价值为标准做参考的话（年羹尧继承李煦之财物均折每件约10两），那么价值推测至少在5630两。当然，这批送交京城之物多系古董等物，价值应更高；如果以每件20两估计，则约11260两。

其二是年羹尧被抄之前由其子年福运送京城的财物。雍正三年九月年羹尧在杭州被捕，官员曾审问其管事家人关于家中资财的情节，据家人张定交代，大部分财物已送京城：

去年我主子四子年福赴京时，将我主子一应家产都带走了。我主子年羹尧说：我病了，自将军任上告退赴京。等语。故所有什物俱送京城矣。我主子自西安来时，仅带金子二千八百两、银子五万余两。来此路上盘费，及在此买房租住耗去数千余两。[31]

此处所供金银能和前文之金银数目对应上（《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同时可知在雍正二年，年羹尧之子年福曾将一大批财物带往京城，当时年羹尧尚在西安川陕总督任上。可惜关于这批物品及其价值，目前所见资料中没有任何线索。

其三是年羹尧在直隶保定和定州房屋内的财物。前文已提出，虽然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这些“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但十万两这个数目很难凭信。李维钧同一奏折中另有一句提及，“保定郡城年羹尧房屋系去夏所置，其资财系今年二月四月内从西安运来者”，据此可知屋内财物是年羹尧由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之际从西安运来，而非年家原有旧物，价值应该不菲。如果结合年羹尧之子带往京城财物一节及新置保定府房屋，可以推想出，实际上至迟在雍正二年年末，年羹尧已开始预为安顿家产，内容主要是将在西北多年积累的家财从西安运回京城和直隶方向。

其四是所有散落于各地方的已运、未运、寄存、在途物品。雍正三年（1725）陕西巡抚图理琛的奏折还显示出，尚有由西安运往其他目的地的资产：

据访问得，将现查获年羹尧财物、家口，相继发送京城以及保定府、冀州、江南扬州、四川成都等地时，从西安雇乘骑、驮载驴、驮轿驴一千八百余条。又送保定府、京城、湖广襄阳等地时，从西安雇大车一百余辆。又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府知府赵世朗庋藏皮箱一百余个、匣子一百余个、包袱等物六十余件，交付提塘王卫庋藏毡、毯、包袱、铜锡器皿、皮箱、团账房、凉棚子、布账房等物共一百八十余项。又白蜡两千余斤，交付武生员张希凡藏团账房、凉棚子、布账房等物共七十项。等情。[32]

以上四部分财物，细节缺乏，头绪复杂，因此价值难定。

那么是否可以参考同时期被查抄的其他当时有估价记录的官员家产案例，来推测出各部分大致的数目？雍正时期被查抄官员中有财物原估记录的案例目前共发现3例[33]，最有参考价值的是雍正二年湖南布政使宋致原籍家产——“其书画玩器等物除平常各样动用器皿并各府州县志书外，原估价银五千五百五两二钱八分”[34]。宋致的财物与年羹尧存放在直隶保定、定州资财的情形可比，因为在内容上，宋致同样有“书画玩器”，在年代上二者也接近；更重要的是，这是经过确估的数字，可信度高。当然可以讲，年羹尧与宋致在地位权势和财富聚积能力上不是一个级别，但至少可以认为年羹尧存贮在保定、定州的财物价值不会低于这一数目。假设年羹尧散落、在途财物价值亦与之基本等量，则亦估5505两。

所有以上能确定价值和推测其价值的部分，加总起来约三万多两[35]。目前仅剩年羹尧之子年福带往京城的一大批财物无法估计了，由于年羹尧家人供词中讲，带往京城的家产才是其主人财物的主体，那么年羹尧财物的总体价值应该远超过这三万多两。因此联想到直隶总督李维钧称直隶所藏年之“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虽然难以凭信，但这一数目如果作为年羹尧的全部财物价值或许可取。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将年羹尧的家产大略列入下表（表2-1）：其家产总值估计约1595000余两，其中，金银数目所占比重最多，价值达122万余两（约占77%）；其次是盐业等商业资产，有23万余两（14%）；财物次之，粗估10万两（6%）；房地又次，约3万余两（1.8%）。

表2-1 年羹尧家产类项及估价

（续表）

年羹尧的家产至此可能仍未穷尽，但新的发现只能有待新的史料的出土了。

探讨年羹尧的财富积累过程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年羹尧既非满洲贵族出身（本人曾言“我不懂清语”[36]），又无证据表明其有商人的身份背景（仅知其在得重用之前系出雍王府邸），但是他如何能在短短几年之内积累起如此规模庞大的家产？

从现有资料来看，年羹尧的积累之途有五。

一是皇帝赏赐。例如雍正元年（1723）身任抚远大将军，遣兵败罗卜藏丹金之众于北川之新城，消息传来，赐年羹尧“貂一千二百张，内缎百端，库缎千匹，分奖有绩官将”。[37]再如苏州织造李煦家产被抄后，将其京城住宅赏赐予年羹尧。

二是战事中劫掠。年羹尧在西北用兵之时，“陕西喇嘛寺内僧四五千人，不分奸良，诛无孑遗，获其辎重数十万金”[38]。

三是接受馈送。如《永宪录》载鸿胪寺少卿葛继孔贿赂请托，献宋元图书字画、瓶杯等古董于年羹尧[39]；再如《清实录》中所载收受赵之垣、宋师曾等金珠银两（见本章附录）。

四是侵用公项。刑部宣布年羹尧九十二大罪时，其“侵蚀之罪”十五项，包括冒销军需、加派银两、冒销运米脚价银、隐匿关税入己、侵用各种工程银（同见本章附录）。

五是投资商业。在川陕任上时，革退原有行盐商人，以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名色，私占多处盐窝行盐，“前后得利银十七万二千二百两”[40]；又如四川产木，差遣四川庄浪典史朱尚文将各种木植运至湖广、江南、浙江发卖，获利数十万[41]；还如贩茶，“令马起龙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两”[42]。

年羹尧财富之积累，无论是来自赏赐、战事劫掠，还是纳贿侵贪，抑或自己运营，究其始源，皆出自其特殊地位，更进一步，是拜皇帝所赐，然而生杀予夺，其实亦皆在皇权。年羹尧在史籍文献和后世学者眼中的性格形象，乃属“粗才浅躁”（孟森语）之辈，但以其家产积累情形观之，看来并不那么简单。一位当时深得皇帝宠信、无须为前途担忧的重臣，在私蓄财产方面却不遗余力，其原因亦是耐人寻味。

据《永宪录》载，年羹尧被抄后，雍正皇帝以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并金银绫绮首饰衣服器皿什物”，赐予吏部尚书蔡珽，蔡珽辞谢，仅受房屋[43]。不知这所房屋是否正是年羹尧从李煦那里得来的产业，但是仅仅一年之后，蔡珽亦获罪被抄，家产没收。雍正皇帝曾自言所抄没之家资乃“以备公事赏赉之用”，这话用在年羹尧、蔡珽身上倒也不假，但是从李煦到年羹尧，再到蔡珽家产被抄，所谓“赏赉”无非是将抄家所获在外“流转”一番，最终仍要收回，甚至加倍返还的。真可谓《红楼梦》中“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附录：《清实录》载年羹尧罪状之“贪黩之罪”“侵蚀之罪”内容

其贪黩之罪十八

—题补官员，受谢仪四十余万两；

—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二十四万两；

—受赵之垣金珠等物，值银二十万两；

—取受乐户窦经荣银两；

—受宋师曾银一万两并玉杯等物；

—遍置私人、私行盐茶；

—私占咸宁等十八处盐窝；

—取受葛继孔馈送古玩；

—受傅泽沄贿，明知亏空，不行查参；

—勒令四省效力人员，每员帮银四千两；

—受参革知府栾廷芳贿，欲带往陕省；

—将掳掠各番衣服等物，奄为己有；

—私征新抚各番雍正二年租粮；

—蒲州盘获私盐，计值一万两入己；

—差家人高四贩买马匹；

—令家人颜泰将马匹发兴安各镇，勒取重价；

—委典史朱尚文贩买木植；

—令马起龙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余两；

其侵蚀之罪十五

—冒销四川军需一百六十余万两，又加派银五十六万两；

—冒销西宁军需四十七万两；

—运米四万石至军前，冒销脚价四十万两；

—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银十四万九千余两；

—借名建筑布隆吉尔城垣冒销钱粮；

—隐匿夔关历年税银八万八千两，又加派军需粮规五万余两；

—将拿获私茶罚赎银四万余两入己；

—侵用河东盐政盈余捐修银五万六千余两；

—将现贮西安未运米一万石捏称运至西宁，冒销脚价四万六千余两；

—将宁夏各卫所贮仓耗一万四千石并不题报，并留宁拴养马匹工料银一万五千两入己；

—侵用城工余剩银一万六千余两；

—买贮咸长等八县米浮销价银一万五千余两；

—抄没塔儿寺硼砂茜草等物，私自变价一万四千余两；

—侵用纪廷诏等捐解银一万两；

—砍取桌子山木植，借称公用，存贮入己。

[1]“年来抄没之人不过是年羹尧、满丕、李英贵、何廷珪等”，《清实录》，雍正朝，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

[2]《永宪录》，卷一，第54页。

[3]参见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载于《明清史论著集刊（下）》，中华书局，2006年。

[4]《永宪录》，卷二上，第96页；卷二下，第146页。

[5]《永宪录》，卷二下，第176页。

[6]出自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年羹尧奏谢自鸣表折》折后批语等，皆转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415、417页。

[7]《清实录》，雍正朝，卷三一，页一〇。

[8]《清实录》，雍正朝，卷三二，页六。

[9]《永宪录》，卷三，第202页。

[10]《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年羹尧在各省藏匿物品折》，雍正三年七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61页。具体内容可见后文引文。

[11]《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年羹尧私藏木料并银两折》，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66—1167页。

[12]《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追查年羹尧家产折》，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辑，第704页。

[13]《永宪录》，卷三，第238页。

[14]《清实录》，雍正朝，卷三十九，页十三。

[15]《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48页。

[16]此外，杭州在此之前还曾呈报一份《都统拉锡等奏报漏查之年羹尧各物清单折》（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列出御赐匾、帖字、玉物、荷包等一批遗漏之项。《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26页。

[17]“臣思年羹尧家资巨富，狡兔三窟，今检其物件，除见银五万一千四百两外，其余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并无贵重之物，可见藏匿他处甚多也。”《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辑，第704页。

[18]《清实录》，雍正朝，卷三十九，页十三。

[19]《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收买属下人心事折》，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39页。

[20]《江苏巡抚张楷奏报年羹尧寄匿财产折》，雍正三年八月十五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辑，第861页。

[21]即如年羹尧杭州任所家产，据清查官员都统拉锡的一份奏折，首语“窃臣等清查年羹尧家产缮造细册奏报起程后……”，可知当时曾将其家产全部造具清册上呈，惜目前尚未发现。

[22]《兵部左侍郎为暂借户部库银兴修房间由》，乾隆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内阁大库档案，档号：119399-001。

[23]参见前章赵昌地亩估价，及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

[24]《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情形折（附清单）》，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见任世铎，张书才：《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25]关于房产估价细则亦参见本书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

[26]另还有一笔贩茶之银99000两（《清实录》所载年羹尧罪款，见文后附录）。因这笔不在抄家当年发生，后果未知，故不计入总资产。

[27]《陕西西安按察司监管督粮道事奏为年羹尧行盐本例银两变追入官等事请旨事》，雍正四年四月十二日。一档馆藏，档号：04-01-30-0022-008。

[28]另外，任所中的金银器物有重量记载，可照称重估其价值，见表2-1。

[29]据《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情形折》：“年羹尧欲取之缎子、瓷碗、盘子、珐琅鼎、樽、如意、火盆、衣服、紫檀花梨木床、椅子、杌凳、桌子等物，均按折价给银。其余房屋、地产、人口、马骡等，均交由该地方折价出卖。”

[30]《杭州将军鄂弥达奏陈擅买年羹尧家仆及佟吉图私匿古玩折》，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45页。

[31]《散佚大臣拉锡等奏报密捕年羹尧及清查家产折》，雍正三年十月初四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22页。

[32]《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年羹尧在各省藏匿物品折》，雍正三年七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61页。

[33]包括李煦、宋致、何瑞澜。参见第11章“估产方法备注”。

[3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第560页。

[35]此数目为“8923.4两、1631两、11260两、5505两、5505两”之和。

[36]见《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情形折》，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64页。

[37]《永宪录》，卷二下，第159页、第170页。

[38]《直隶总督李维钧劾年羹尧疏》，雍正二年五月，《永宪录》，卷三，第183页。

[39]《直隶总督李维钧劾年羹尧疏》，雍正二年五月，《永宪录》，卷三，第183页。

[40]《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六，雍正三年九月。

[41]《永宪录》，卷三，第199页。

[42]此《清实录》所载，见本章附录。因这笔所得发生在抄家之前，抄家当年或已花销、或在被抄之列，故未计入总资产。

[43]《永宪录》，卷三，第209页。

第3章 乾隆初年京城刨银案

臣等于查办在京产业稍清后，复行派员前往昌平州属皂角屯上庄地方承安家祖茔逐一详查：有坟地一处，阳宅一所，计房一百七十九间，家人住房三百三十八间，看坟家人二十四户，共男妇一百六十七名口，并祭田二十六顷，桌椅铺垫陈设缮写清单呈览外，应行赏给眷口居住之房，即于看坟家人房屋内拨给三十间，令其居住，其余房屋俱交内务府查收，分别拆用。

——乾隆五十五年（1790）《总管内务府奏为查抄承安家祖茔房屋等数目事》[1]

窖藏金银，即所谓“藏镪”，常见于抄家事例中。雍正年间就有不少窖藏的案例，例如雍正元年（1723）查抄山西大同府知府栾廷芳任所家产，从“东厢房地内掘出银七万二千八百五十两”“正房内掘出银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两四钱”“西边房内掘出银二万八千七百九两五钱”[2]；再如同年查抄山西夏县知县刘玉泉任所，“搜得纯银二万余两，此皆系藏于井中等处者”[3]。最极端，且在民间最有影响的一例是乾隆初年京城发生的一起房院窖银私掘案。

纳兰明珠“家奴”安图家产之谜

乾隆五年（1740）六月，京城分别有民人陈顺和太医院医士齐殿玺两伙人在玉簪胡同一所房院内偷刨银两事发被查。经查审，自乾隆二年四月至乾隆五年三月间，两伙人前后共六次私掘金银，陈顺等十余人刨出金2220两、银8460余两，齐殿玺等八人刨出银102315两。[4]这处房院乃原获罪被抄人员安图之入官房。

查安图被抄之事，大约在此前十几年的雍正四至六年（1726—1728）间。[5]翻阅今天的清宫内务府档案发现，这里被刨出金银的记录实际上不止一次。最初在安图被抄家时，曾刨出过银二百万两（真是惊人的数字！）[6]；十余年后的乾隆二年（1737），内务府曾奏报有看房之晋六格等人刨出银700余两，继之随派员深刨，又得金80两、银170余两[7]；乾隆五年这次，又刨出金银总计十万两以上。如此称奇之事，难怪后世以讹传讹，演绎成安家偶得钞本书、破解隐语而从明府中掘金数百万的传奇。[8]

安图的名字在《清实录》中出现仅两次。首次是在雍正四年（1726）正月：“刑部等衙门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差家人王五牛伦陆续索取揆叙家人安图名下骡马缎匹古玩等物并银十四万两”[9]。由此可知安图乃揆叙家人。揆叙，是清初权臣明珠的次子，长子则是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据《永宪录》载：“叙，字凯功，为翰林掌院学士兼工部尚书者十余年，圣祖最亲信。其卒也，相传欲以皇孙为之嗣，或即指允禟子。”[10]寥寥数语，暗示出揆叙可能死于康雍之际皇位争夺的政治之争中。《清实录》再次出现安图的名字则在第二年（1727）十月，其时隆科多案定结，在宣布其四十一项罪状时，“贪婪罪项”第一条写“索诈安图银三十八万两”[11]。两次出现所载之被索数字虽然不一，但是安图被抄之前显然已经以富闻名。

安图究竟何许人也？以微末家仆之身份，何以称富？又何得与隆科多这样的权贵直接往还而受其“索诈”？

虽正史无载，《永宪录》对于安图被抄一事有所录：

故罪臣揆叙家人安图夤缘隆科多，自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二年，计银三十余万两，又娶红带（按：红带，后文解释“系皇族之疏远所称觉罗者”）之女为妾，逼勒自缢，事觉拿交刑部，籍没其家。[12]

按照这里的记载，安图之获罪被抄，因与隆科多结交（这里称“夤缘”，而非“索诈”），并娶“红带之女为妾，逼勒自缢”。当然，这应该也是来自当时官方的说法。继之又载：

安图之父安三，当明珠为相时甚用事。圣祖洞鉴，珠令潜处扬州，挟巨资行江西吉安等四府三十万引盐。及珠病革，圣祖欲问，又以安三祈恩，故复还京师。及揆叙卒，无子，以所有家财八百万献于宫府，令九贝子掌之；予安三银百万两资生，以赡养叙母妻。……图之弟崶，隶允禟门下，仍居扬州行盐矣。上登基，命崶回京，属照亲王府供采买，得无过。[13]

这回故事更多了。原来安图自其父辈安三开始即效力于明珠府，安三“甚用事”，以至为圣祖康熙皇帝“洞鉴”而明珠令其“潜处”扬州行盐。安三实名安尚仁，康熙时代的资料载其为“系明府家人，正黄旗人”[14]。之后，“及珠病革，圣祖欲问，又以安三祈恩，故复还京师”，这句不大好理解，只能知道安尚仁后来返回京城。再后，揆叙去世（明珠三子之中唯一卒于父后，也是明珠家业的承继人），“以所有家财八百万献于宫府，令九贝子掌之”[15]，唯留银一百万两给安尚仁，令其赡养揆叙家中老小。那么，安家与揆叙是何关系，以至可以让揆叙临终“托孤”？而安家似乎又为历任皇帝所熟悉并密切留意，康熙、雍正对安氏父子分别皆有直接过问和指示，安家何来这种“通天”的地位？

另外，明珠令安尚仁挟巨资在扬州行盐，那么到底是明珠以己有之资本给之，还是安尚仁在此之前已是富商？后来安图于雍正年间被抄，从其房院之内抄出数目高达二百万两之窖藏金银，如此重大之事件，所有史料中却未见雍正有任何反应（《清实录》对此也未着笔墨）。对比之下，雍正元年查抄山西大同知府栾廷芳家产时发现“埋入地下银八万两”，雍正见后立于折内旁批“其自首乎？审得乎？出首乎？”[16]，字里行间透出骇异关切之情。

所有以上这些问题目前都尚未有明确的答案。

然而安氏一家在有清一代一直不乏“坊间”的关注。除《永宪录》外，昭梿《啸亭续录》、周凯《内自讼斋文集》、陆以湉《冷庐杂识》、刘声木《苌楚斋随笔》、邓之诚《骨董琐记》对安家旧事传闻皆有涉及；民国初年，更有伍绍棠、端方、姚大荣、叶恭绰对安氏有递进性考察。20世纪30年代编纂的《清代名人传略》也将安氏列入清代名人行列中（“安岐”专条）。[17]

为何安家在清代如此受人瞩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安家除了上述提到的安尚仁、安图以及安崶之外，另有一位更加出名的人物——安图之弟安岐。安岐是清代首屈一指的收藏大家：陆机《平复帖》，王羲之《袁生帖》，苏轼《寒食帖》，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展子虔《游春图》，米友仁《潇湘白云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皆曾是其私藏。安岐晚年著有《墨缘汇观》，将亲眼所见书画名迹整理成编，在收藏和鉴赏界是传世之作。在乾隆五年偷刨案的档案资料中，安岐的名字也出现过：内务府大臣奏报审案情形时提到“安图入官房间之傍有伊弟安奇入官房一所”（安奇即安岐）[18]；据买住此房之太医院医士齐殿玺（偷刨主犯之一）供，曾于乾隆二年在“现今居住安奇入官房屋南墙内刨出银不足一万两”[19]。说明安岐当年随安图一并被查抄。

今天有清史学者利用档案、碑记史料对安家的来历和事迹等做了系统考察，认为安氏与明珠一家并非一般的主仆关系。安氏先祖在明末清初自朝鲜被虏入旗，继之来华，入明珠府为世仆，至安尚仁一辈擢升总管。安尚仁有三子，长子安图，次子安崶，三子安岐。安家父子兄弟身任多重角色，集旗下世仆、权贵管家、大盐商、公益慈善家、著名鉴赏家与收藏家于一身，每种角色都演绎到淋漓尽致。[20]

安氏如果来自朝鲜并以旗籍入侍明珠府，那么首先可以排除他早先为中原富商的可能。而他的资本应该就是来自明珠府。历史上关于明珠之富记载甚多，明珠当政之时，卖官鬻爵，货贿山积[21]，康熙二十七年（1688）虽被罢相，然而家产未抄（康熙很少抄家，这一点与雍正、乾隆很不同），于是“广置田产，市买奴仆，厚加赏赉”（《昭亭续录》），“其后田产丰盈，日进斗金，子孙历世富豪”。[22]世间流传他曾言“勋名既不获树立，长持保家之道可也”，结果也真如其所言。

一百多年以后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明珠后裔承安家产被抄，根据当时内府的抄家资料，查出“一切地亩共计三千七百一十八顷零”[23]（371800亩），统计每年“可取租银二万一千二百两零”[24]；“京城内外各处取租房一百三十九处，计一千八百五十九间”，当年收租“八千四百余两”[25]，还查出“在京及看坟家人男妇共五百八十三名口”[26]；此外还有正阳门外阜顺当、涿州义成当、昌平利源当、沙河天惠当四座当铺及杂粮铺一座[27]，等等。这些查抄结果都一一印证了所谓“田产丰盈、日进斗金、子孙历世富豪”的历史叙述。乾隆当时评论说，“伊之产业俱系明珠婪取所得，从前已耗去十之七八，今仍富甲巨室……”[28]。

明珠之富既然真实可靠，那么其极盛时达到“家财八百万”（《永宪录》载）并非不可能。以八百万之巨额家产，即便分出其中一小部分，也足够安氏到扬州行盐以及经营他种生意。由此，安氏经商从性质上讲，应算是明珠家产营运事业的代理人。

安家经营盐业在当时影响很大。清代盐场以长芦和两淮规模最巨，长芦盐以天津为中心行销直隶、河南，两淮盐以扬州为中心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第一代安尚仁时，“潜处扬州，挟巨资行江西吉安等四府三十万引盐”（《永宪录》载），如以每引4两计[29]，则资本至少在120万两。后来资本不断扩充，特别是安尚仁返京之后在北方“扩大地盘”。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桩盐引案，透露出康熙三十五年（1696）安尚仁曾取代天津盐商张霖在陈州（今河南中东部）七处的专卖权，得到“陈州等七处共引四万二千二百六十二道，每引价银四两，计窝价银一十六万九千零四十八两”。[30]此为已知，而未知之“兼并”应还存在不少。到了第二代安崶之时，扬州的基业已发展得相当庞大，安家与同在扬州行盐的山西巨富亢氏齐名，并称“北安西亢”。[31]且安崶在扬州生活奢华，广置宇厦，赫赫在人耳目，以至百余年后，“扬州人尚知有安二达子者”[32]。

随着雍正年间安崶的返京，安家盐业之基移至北方，安氏父子长期居住天津。特别是安岐，一生主要在天津活动，清末徐珂《清稗类钞》与杨彦和《楹书偶录》中均称安岐“天津人”。[33]后来雍正三年（1725），大水泛滥天津，冲毁城垣，安氏父子在雍正的授意下呈请重修天津城墙[34]，工程即主要由安岐监造。安家为此斥费巨资，当时人钱陈群《安麓村五十寿序》写道：“凡陶冶工作，安岐必躬自督视，擘画尽善。经六寒暑工竣，费白银数十万，存活失业穷民数千人。制度视大郡加壮丽焉。”[35]

除了经营盐业，安氏一家还有典铺生意，但目前所见材料不多，规模无可详考。雍正十一年（1733）一则内府资料载，有郎中感升“于康熙五十八年倒买得安图当铺一座，计房四十二间，原架本贯利并房价共银三万七十两”[36]；此外还有证据显示康熙六十年（1721）间自家所开昌元、昌义两当铺曾添过本银20余万两（见后文引文）。这些恐怕都只是其典当经营的冰山一角。

那么回到安图窖藏百万金银，这应做何解？乾隆五年偷刨案中主犯陈顺等人的供词，提供了一些线索：

（陈顺供）：从前我原是安凤家人何智杰的家人，我主何智杰替他主安凤在天津办理盐商事务，因亏空了银子，于乾隆元年九月间，安凤向何智杰将我要去，留在他家使唤。安凤家有一年老家人陈牛儿，我们说闲话时，他说当日安图入官的玉簪胡同房内，有他使用的银窖底子，可惜无人刨用。

由这里可知虽然安图于雍正年间被抄，但安氏一家似乎并未下狱；安崶在乾隆元年时仍然正常过活。陈顺继之说——

因他如此说时，小的想，原先我在何智杰家时，有他侄儿何七忽有二十余天不曾回家。后他回来，我问他往何处去了，他说有事去了。我又再三问他往何处去了，他曾说替安图收拾埋藏银子的银窖去了。所以我想陈牛儿此语似属可信，遂起贪利之心。彼时我就问他此窖在那（哪）一边，靠着那（哪）里，房屋是如何方向，他说我不记得了。因想刘和尚（刘祥）他系自幼跟随安图之人，或者他知道亦未可定。我去寻见了刘和尚问他时，他也并不知道，因此小的也就放开此事了。至乾隆二年二月十二日，有我认义的妻弟江老格来我家来，彼此说闲话时，江老格向我说，我从玉簪胡同安图入官倒坏的房子空院内走过时，在土内拾得银锞半锭。我说我风闻从前抄没安图家产时，有剩下埋的银窖底子。如此说时，江老格说我也风闻是如此，但不认识看守此房的人，如若认识，咱们商量着好刨。[37]

陈顺这里提到了两个证人，陈顺原主何智杰（安崶家人）的侄儿“何七”和“自幼跟随安图”之“刘和尚”。二人也随传讯到案并有供词：

（何七供）：我是安尚义家人，名叫何良弼，何智杰是我叔叔，陈顺原是何智杰家人。我在安图家当铺内当差，于康熙六十年五六月间，安图叫我到家里，同我一家人偏头、张自印、张信四人，在住房院内六间房的南边堂屋里刨过埋藏的一窖银子，约有四五十万两。刨出来拿到南城外换了新银子，给他家开的昌元、昌义两个当铺内各添了本银十来万两，下剩的还有二十多万两拿回来送到家里，安图叫放在他住的正房的套间屋内了。

何七的供词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安图曾于康熙六十年（1721）五六月间令人刨出银两以备使用，说明其窖藏金银之事当在康熙六十年之前。关于此事，刘和尚的供词也略透露一二：

（刘和尚供）：我原是安图家人，因抄没家产将我赏了永大人后，我赎身出来自己度日。……此际陈顺屡次三番找我，是以我说年幼听得人说安图在姨娘、姑娘们屋里埋过银子，又在大三间房儿、小三间房儿里埋过银子。

刘和尚对陈顺所言虽属道听途说，但可以想象安图之百万窖藏，非匆忙之间窖就，而是平日里即随时布置安排甚至预为筹划。

再回到《永宪录》所载，揆叙“以所有家财八百万献于宫府，令九贝子掌之。予安三银百万两资生”是解开安图窖藏金银之谜的又一线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家财八百万”未写明到底是银两还是财产所值，但托交给安尚仁的一百万两却明确写着“银”。其次，揆叙交银托孤的时间是他去世的康熙五十六年，在康熙六十年安图唤何七刨银之前。因此，揆叙临终留给安尚仁的“百万两”银，应该就在安图窖银之列（至少部分在其中）。《永宪录》并非宫中秘档，作者既然能写出揆叙临终所遗资产数目及分派情节，在当时社会上一定不是秘密，更一定为雍正所知。

揆叙生前一直为康熙皇帝看重并受嘉许（康熙帝曾夸他“居官甚好，学问文章满洲中第一”），且明珠家族与皇室联姻，关系甚密。[38]雍正继位后，虽恨其为政敌允禟等一系、谕令追夺全部封赠并磨去墓上碑文改镌“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但碍于情面和各种皇族关系，未抄其家；但他知道明珠子孙之家业在安图手中掌握，铲除安图，相当于铲除揆叙。因此，雍正三年授意其修筑天津城、耗其资财，继之雍正四年以隆科多诸案为由直接抄其家产，种种事迹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其背后用心，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安图被抄出窖银200万两，雍正并无骇异颜色。

雍正且仍不放心，甚至有意发动民间力量，彻底起出安图窖藏，毋留任何可能的遗漏。雍正五年十月十四日上谕称：“昨因安图犯法，查其家产，知伊埋藏之银甚多……若深藏于地中，将来岁月既久，子孙亦不知踪迹。弃置土壤，深属可惜。其作何晓谕、劝诫、禁止之处，着九卿会议具奏。”[39]十二月初五日经九卿会议后颁布禁止埋藏金银令，谓：“凡有将金银埋藏地中者，一经发觉，将埋藏之金银散给地方贫民；若被他人偷掘，已经拿获者，将金银追出，不给本主，亦令散给地方贫民。”[40]

这一条令明显是专为找出安图之窖银而设。而所谓“散给地方贫民”亦不过是幌子和诱饵。十二年后的乾隆五年，民间果真刨出金银，银两却未曾分下半点给“地方贫民”。据当年内府档案载：所有“九七以上银共六万二千一百八十三两，毋庸熔化贮库应用”，所有“九五以下色银四万余两”遵旨“交与圆明园工程处用”[41]，可见悉数尽归皇帝私库，所谓“禁止埋藏金银令”不啻玩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

京城民人的投资置产

安图家产及结构虽因资料有限而无法复原，但乾隆五年私刨窖银案，却留下了当时民人，特别是京城一带民人投资置产的一般模式。

陈顺，偷刨主犯，安凤（崶）家人[42]，因曾听安家老仆说当日安图入官房内有窖银未曾刨用，遂起意私刨。乾隆二年四月间与人合伙两次偷刨，与其子七十儿各分得金锞34锭（每锭重10两）、金条6根（每根重15两），各分得银820余两，父子二人分得金银总共计银7890余两。置买过涿州定兴县瓦土房1所（用银1000余两）；定兴县红树村地7顷有零（用银1900两有零）、陶山地5顷有零（1600两有零）；借蓝旗谭姓兄弟二人银1200两；余银1800两有零，在二三年内陆续花费。

江老格，正黄旗满洲都统公葛尔萨佐领下原护军巴三泰家人，开槟榔铺生理，曾从安图入官倒坏的房子空院内走过时在土内拾得半锭银锞，说与陈顺，二人一拍即合，议定偷刨事。第一次刨分得银820两，第二次金34锭（后换得银2680两），总共计银3500两。典买涿州包子堡地五顷七八十亩（用银1160两）、定兴红树村地3顷42亩（750两）；买德胜门内住房5间（50两）；于西观音寺开设木头铺1座（用银250两）；余剩1290两花用。

王立住，镶红旗汉军都统王健佐领下闲散人，看守安图入官房李五义子，将陈顺引见与李五及其另一义子马大、隔壁赵双顶，共同策划偷刨事。两次偷刨分得金锞34锭（换得银2670多两）、金条6根（换得银730多两），银800余两，总共计银4200余两。典买观音寺胡同住房1所（用银470两）、箭杆胡同铺面房2间（100两）；典买通州贾家滩地2顷93亩（400两）、大兴县苑南村地1顷（180两）；借灯市口街东茶馆银160两；北锣鼓巷泰和当铺有架本钱1100余吊、银670两以上（内有其义父李五银170两），约值银1800余两；余剩花费。

李五，玉簪胡同看守官学房人（安图入官房内间改作官学房），与王立住、马大一同居住，应允私刨事。第一次刨分得银820两，第二次金34锭，通共得过银3440两。买唐子胡同住房1所、北锣鼓巷开当铺房18间，两处房子“连买加修理盖造共用银一千二百两”，交与义子李三银500两放债，借与王立住开当铺银170两，又借给马大银500两，余剩1070两花费。

赵双顶，曾租住安图入官房间，参与陈顺第一次私刨，分得银820两，第二次错过分金，只得银500两，后会同另一干人等于乾隆二年八月再度私刨，分得银370余两。前后总计得银1690两。买帽儿胡同住房1所（用银320两），典买房山县地3顷有零（550两，尚未交割完迄），借人170两，下剩650两零星花费。

瓦匠李三、子黑子，替要房钱的人在玉簪胡同看守倒坏官方木头（防止木头被偷），乾隆二年八月赵双顶等人私刨时听得响动，翻墙入院，发现刨银事，遂分得银20斤又40余两。后陆续换成银317两零，回本籍房山县买石板房5间（用银50两零），黑子娶妻用银40余两，租地用银40两零，买牛、驴用银14两，买柜、箱、缸、盆、桌子等物用银十八九两，余剩银种地买米已花。

赫雅图，正黄旗满洲都统恩杜佐领下领催，于乾隆二年具呈以每月应得钱粮认买玉簪胡同安图入官房间。乾隆四年，护军法侃、阿克敦受太医院医士齐殿玺指使，前来商议由齐家出资、赫与法家兄弟联名认买，好将院内埋藏银两刨出分用。是年十二月间初次刨银，按数核算应分得银2660余两，在齐殿玺处暂收。乾隆五年三月又参与刨过一次，暂挪存在屋内炉炕及窗台底下，未分用。共领出过银450两，在坟上盖房用银175两，典买住房8间（用银140两），余剩135两零星花用。

于柱儿，正黄旗满洲都统巴哈那佐领下披甲人扎锡家人，自乾隆三年二月起替扎锡看守玉簪胡同官学房。乾隆四年，齐殿玺儿子齐昌前来打通关节，告知房内有埋银，想办法刨出后可分用。十二月至乾隆五年三月法侃等人刨银三次，从中领得银450两，典买宣武门内拴马桩地方住房11间（用银200两），下剩200多两银寄存在女儿家。

以上人等，引用案内陈顺之语，原“俱是过穷日子的人”，得了横财后，开始添置产业，虽然花销用处各不相同，但仍可以看到彼此非常相似的“投资模式”，即先尽置房购地，所剩有余则或向人称贷，或开店生理（见表3-1）。

表3-1 陈顺等偷刨案内各犯用银情形

资料来源：吕小鲜编选：《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

以上诸家虽然在资产安排上各自不同，但在花用比重上却惊人地相似，都在所得财产的1/3左右。陈顺两三年内陆续花费了1800两有零（22.8%）——平均每年大概600两，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因为照清代标准，全年有十几两银便可以维持基本生活[43]。那么这如许银两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本案供词中没有记录，唯陈顺曾向打听埋银地方的安图家人刘和尚（刘祥）供词中，有一处形容甚有趣，可略捕捉到陈顺用度之端倪：

到乾隆三年十月间，我从扬州回来，见陈顺衣帽鲜明，且上年他曾找我问过安家埋银子的地方，是以我随找着陈顺，向他借几两银子，他陆续三次给了我三十五两银子……[44]

此正是乾隆二年陈顺刨银之后事，从中可想见陈顺发得横财后更换头面、骄傲得意之态。

又，受太医院齐殿玺指使刨银的法侃供词中称：

……其余银两除买砖瓦木料，收拾房屋、砌墙、平地面、出土雇工费用外，我这数月内做衣服，给孩子们做衣服、赎当、给家下人等衣服及亲戚来预备饭食、无论价钱混买吃食等项，胡花费了。[45]

亦可见一般城市民人在财力有余后的花用之途。

而同期江老格花用了1290两（36.9%），王立住花费了约1260两（30%），李五花费了1070两（31.1%），情形不在陈顺之下。大概京城乃王公贵胄、权要显宦聚居之所，满眼尽皆排场壮阔，平日里车骑跟从，衣冠奢华，用度考究，一般民人耳濡目染，一旦稍得宽裕，便追影随形，争相效尤，骄以示人。

[1]“内务府奏案”，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档馆藏，档号：05-0428-017。

[2]《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自栾廷芳家中挖出藏银数目折》，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2页。

[3]《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搜得冯国泰等府上银两物件数目折》，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70页。

[4]《内务府总管大臣允禄等为将偷刨银两之陈顺等审理定拟事奏折》，乾隆五年六月十六日。见吕小鲜编选《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

[5]《永宪录》载安图被抄事在雍正四年间，但内务府档案有“雍正六年”之记载。如《内务府奏销档》（雍正十一年册）曾有“雍正六年安图家产入官”之句（第182册，微缩胶卷页：0360）。

[6]《内务府奏销档》载，“查雍正六年九月内步军统领阿齐图送到安图居住房屋内刨得银二百万两”，乾隆五年六月十六日。一档馆藏，第202册。

[7]《总管内务府奏为安图入官房屋派领催晋六格等看守私刨银两一案定拟治罪事》，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一档馆藏，档号：05-0018-022。

[8]此说在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和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皆有载。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八“高丽安岐事迹”中记，“……因得故相明珠家窖金钞本书。虽系隐语，细加研索，能尽得其数，与地址所在，地址即是俗所称为大观园是也。乃求见明公子孙，告以窖藏所在，尽发之。用其金为母，往天津、淮南业盐，富甲天下”。商务印书馆，1998年，上册，第172页。

[9]《清世宗实录》卷四十。

[10]《永宪录》，卷四，第260页。

[11]《清世宗实录》卷四十，雍正五年十月。

[12]《永宪录》，卷四，第259—260页。

[13]《永宪录》，卷四，第260页。

[14]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赵弘爕奏报质审安尚仁等暗分盐引案情形折》载，“安尚仁即安三，系明府家人，正黄旗人”。《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14页。

[15]这句又有可问之处：“宫府”是哪里？“令九贝子掌之”又是何意？查揆叙病逝后，因其无子，康熙皇帝特下谕旨，命揆叙弟揆方之二子永寿、永福承嗣揆叙，后又下旨以皇九子（胤禟）第三格格（即康熙帝孙女）嫁永福。史载，“允禟从前家私不满二十万，自与明家结亲之后，现银约有四十余万两，田产、房屋、生意等项约还有三十余万”（胤禟管家秦道然供词，《清代三朝史案》，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5—6页），应指这一节内容，唯数目距“八百万”过远。又查揆叙生前与胤禩（皇八子）、胤禟（皇九子）、胤祯（皇十四子，后改名允禵）皆交好，因此《永宪录》所载“所有家财八百万献于宫府”，或指献出大部分家财给众位皇子，因与皇九子胤禟有亲家关系，故言“令九贝子掌之”。

[16]《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于栾廷芳家挖出银两折》，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96页。

[17]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安岐（AN Ch’i）。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pp.11—13。

[18]乾隆五年六月十六日《内务府总管大臣允裸等为将偷刨银两之陈顺等审理定拟事奏折》，见吕小鲜编选：《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28页。因满语汉译的缘故，清宫资料中大量出现同一人名有不同种写法（但同音）的情况，安岐这里作“安奇”，安崶作“安凤”，实则各为同一人。

[19]吕小鲜编选：《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36页。

[20]见刘小萌：《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载《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

[21]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9993页。

[22]昭梿：《啸亭续录》卷三《明太傅家法》，中华书局，何英芳点校，1980年，第448页。

[23]《总管内务府奏为查承安家地亩数目事》，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一档馆藏，档号：05-0428-014。

[24]此为银、钱、粮米值银合计。见《总管内务府奏为查抄承安家住房数目事》，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四日，一档馆藏，档号：05-0428-015。

[25]《总管内务府奏为查抄承安家住房数目事》，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四日，一档馆藏，档号：05-0428-015。此外，承安还有自住房屋，“坐落鸦儿胡同，计二百六十七间，游廊五十间，住房东墙外祠堂十四间，众家人散居住房九百八十九间”。

[26]《总管内务府奏为查抄承安家祖茔房屋等数目事》，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档馆藏，档号：05-0428-017。

[27]《总管内务府奏为查抄承安家住房数目事》，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四日，一档馆藏，档号：05-0428-015。

[28]《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五十，乾隆五十五年三月戊子条。

[29]参考康熙三十五年盐引作价信息，见下注。

[30]《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质审安尚仁等暗分盐引案情形折》，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册，第716页。关于安氏从其他盐商手中争得地盘事，参见刘小萌：《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载《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

[31]李斗：《扬州画舫录》，卷9，第203页。

[32]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8，第172页。

[33]见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安麓村藏书多善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2页。杨彦和：《楹书偶录》（《墨缘汇观》附录，郑炳纯等校，岭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325页）。

[34]刘小萌认为安氏并非自愿出资修筑，而是迫于雍正的压力。因时任长芦盐政的莽鹄立为筹措修城之费，上折奏请挪用长芦送交山东笔帖式护军校银，并由各官捐助银两，雍正帝朱批则称：“此事且缓，可问问安尚义（即安尚仁）之子，他等可愿捐此力否？”此折于雍正三年九月十二日奏上，同月二十八日即有莽鹄立、安岐请修天津城之折。见《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载《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12页。

[35]转引自姚大荣：《墨缘汇观撰人考》。修城之事参见刘小萌《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

[36]《奏报郎中感升所买安图当铺等项及欠项情由请旨宽免折》，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182-360。

[37]吕小鲜编选：《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28—29页。

[38]关于明珠家族与皇室通婚关系，参见黄一农：《从纳兰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红楼梦〉的本事》，载《清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406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允禄等编：《上谕旗务议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40]允禄等编：《上谕旗务议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41]《总管内务府为请将九五成色以下偷刨银两倾熔另报实数事奏折》，乾隆五年六月十六日。吕小鲜编选：《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37页。

[42]《内务府总管大臣允禄等为将偷刨银两之陈顺等审理定拟事折》，乾隆五年六月十六日。“安凤”应即《永宪录》所载之安图弟安崶。据陈顺自供，原系安凤家人何智杰的家人，因何智杰替安凤在天津办理盐商事务亏空了银子，于乾隆元年九月间被安凤要去留做使唤。后父子二人已被卖与镶红旗蒙古都统吉兰泰佐领下闲散人白姓家。

[43]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另外，克兰默·宾（J.L.Cranmer-Byng）编：《中国使节团》（An Embassy to China）（伦敦：1962年），第242—246页，记载了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在1793—1794年出使期间，记下有关中国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中国货币的批注，并估计中国农民一天只要50厘、一年18两白银就可以过活（转引自《曹寅与康熙》第三章注释3，第116页）。《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刘姥姥语“二十多两银子够庄家人过一年”。

[44]吕小鲜编选：《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29页。

[45]同上，第33页。

第4章 云南布政使钱度婪索多赃案

督抚养廉丰厚，岁入一二万金，有何不足？而复贪饕无厌，甘蹈簠簋不饬之诫，以致自罹法纲，身名俱丧乎？

——乾隆帝，1780年[1]

……好为收贮，或做地窖、或做夹壁，善为筹划，以作永久之计。

——云南布政使钱度寄家人信，1772年

云南铜厂亏空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原贵州巡抚李湖调任云南，原云南巡抚（署）诺穆亲奉召入京。正当职务交接之际，云南义都铜厂传出亏空：委管铜厂事务、宜良县知县朱一深被报亏空共计银48000余两。[2]随后，诺穆亲与云贵总督彰宝相继接到朱一深禀帖，内陈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三十六年（1771）间因被上司和同僚需索勒借而导致亏空，并要求督抚追出，以清赔项。朱一深禀帖内共开具104款，涉及前任云贵总督鄂宁、前任云南巡抚明德、现任云南布政使钱度、原任粮储道彭理（已升云南府知府）、原任元江府知府额鲁礼、前任云南按察使法明（已调湖南，全名“觉罗法明”）、现任云南府知府傅尔瑚讷等20多名官吏，以及一众长随、幕僚、家人等倚势苛索之人。称自己所馈送财礼，各种赔垫，被索借银、节规、门包银等，“约计其数，不止万余”。[3]他自述称：

卑职边末寒士，办事过于认真，做人过于爱好，因而同寅相与幕友、长随多方挟诈，迫以不得不从之势，上司遇事诛求尤多，需索之苦，以致亏空数万金，那前掩后，补苴无术，若不据实揭报，逼取者谁肯吐出，勒借者俦甘速还，卑职又无恒产可以变价偿还，理合将逼取勒借实数开具清折呈揭，照折开数目追出银两以清款项等情……[4]4

诺穆亲与彰宝迅将此事密报朝廷。乾隆皇帝接阅奏折后，派吏部侍郎袁守侗前往云南会同新任云南巡抚李湖查审此案。二月十六日，李湖将布政使钱度摘印看守，并查封任所全部资财。[5]二十四日，贵州境内发现正在赴滇途中之云南布政使钱度家人张林等，截获箱笼4只，内贮金器8件（称重400两）、玉器11件。[6]事禀至京城，乾隆殊感意外，于奏折内批道“岂有此理，非贪赃而何？”[7]，随又寄谕云南，“钱度系停给养廉之人（按：钱度于乾隆三十三年因事被罚停养廉银），何得有金器四百余两，计值银数约在四五千两以上？”。[8]二十八日，江西境内又报拿获了钱度家丁王寿等运送财物回原籍（江苏）一行人众，查出箱内贮银29000余两，并有钱度亲笔家信一封，内嘱原籍家人“趁王寿回南寄归二数，可好为收贮，或做地窖、或做夹壁，善为筹画，以作永久之计”。[9]见此银数和信语，乾隆更感“骇异”，并称“若非婪索多赃，安得有如许积聚？必系虑事将发觉，预遣人寄归，蓄意埋藏以图三窟之计”。[10]二月底，钱度在江苏的原籍家产皆被查封，江宁、常州、苏州先后查出钱度拥有田地房屋、古玩贡器、金银衣饰什物等项；在其江宁百花巷居所之书房地窖内则起出银计27000两，并发现寄顿他处金2000两。[11]这样，前前后后已发现钱度藏银数在8万两以上。乾隆于是迅速寄谕云南“即当另案办理，不必俟朱一深全案审明一并完结”。[12]朱一深亏空案不料牵出个隐藏的贪官来。

在四月初九日给乾隆的奏折中，署云贵总督彰宝写道：

钱度历官多年，受恩深重，前经获有罪愆，复蒙天恩格外矝宥，仍畀以藩司重任，即使洁清自矢，尚难图报于万一，讵钱度外似朴素谨守，内则利欲熏心，竟至蓄积累万，私为肥家润室之计（乾隆旁批：类似此者更多，应留心），实不料其丧心败检，仰负圣恩至于此极，且恐其数年以来先经私自运回不知凡几，伊子钱酆、幕友叶木果皆借官营私、囊资逾万，尤堪愤恨。

从这段奏文中，我们知道钱度是一个“戴罪”履职（因此乾隆称“钱度系停给养廉之人”）的官员；不难推测，他的“蓄积累万”“以作永久之计”都与被罚停养廉银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自从雍正朝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以后，养廉银这种“津贴”已成为清代官员薪俸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正式俸禄仅占官员收入中很少一部分。[13]如果罚停，必然导致收入锐减。那么清代高官的家产正常范围值是多少？还是从这段奏文里，我们可以捕捉到一点点讯息——文字中两次提到“万”（“蓄积累万”“囊资逾万”），可见在当时皇帝和大臣心目中，家产几千两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如果超过一万两，则必是营私所为。而钱度仅私藏银数即达八万两，贪腐之据可谓确凿。

五月十三日，钱度自云南被押往京城受审，据报一路“气体衰弱，狼狈不堪”“精神疲倦，饮食减少”。[14]七月十一日勉强扶持行至直隶境内，当时乾隆皇帝正驻跸热河行宫，遂令直隶总督将钱度转往热河。[15]七月二十四日晚，钱度如期解到，转日乾隆皇帝派大臣前往讯问，同日颁发谕旨“钱度着即处斩”。[16]

在云南，朱一深案于六月中旬查办结束。朱一深所揭各种需索情节，袁守侗等人查后汇报称，有的属实，如钱度为母庆生收受其馈送寿礼，又数次通过四子钱郇及幕僚叶士元收受人参，钱度三子钱酆及叶士元也曾收受其金玉器物价并程仪银各数不等[17]，朱借此“妄希照应，急欲升迁，脱离厂务”，而叶士元得其赃私却毫无照应[18]；又如巡捕吴秉礼将亲友寄存之汾酒50坛，以50两之价格强卖与朱一深。[19]有的则“系属全虚”，如揭粮储道彭理勒银540两，实系经手者（宜良县典史章应爌）借端哄骗，彭理并不知情[20]；又揭其下属孙焕章多次勒借银两，朱一深后来自认“因系孙焕章向其逼债，口角挟嫌妄砌，实系虚诬”[21]。还有的系“事属有因，架词怂听”，如前任云南按察使法明欲买朝珠，朱一深购得一付遣人送看，开银240两（实买价银320两），朱揭禀中捏称实买价银950两；又为云南府知府傅尔瑚讷代买朝珠，欲图交好而仅开价100两（实用银600两），揭禀里捏称用银850两。[22]

朱一深在案初即被查封原籍和任所资产，以备抵亏项。[23]可惜目前所见资料中并无他的家产信息。从案内种种情节看，虽然他所揭发之事并非全部诬告，但他本人显然不善任事，四处讨好却又左右不逢源，狼狈至极。查办大臣袁守侗等形容其“人本痴愚，语言形状俱属懵懂，惟事交结夤缘，希图体面，于一切银钱用度任意挥洒”[24]，这也不算冤枉他。朱一深早年在江西任知县时（乾隆二十五年）曾办凝秀书院，订立规条，在地方书院史上“青史留名”[25]，前述孙焕章在其供词中称“因从朱一深学诗，在江西时就拜认师生”[26]，可证这段历史。如果不是这段亏空案，他留在历史文献中的形象或许是一代贤者、儒士，然而在现实中却最终呈现出这样截然不同的面目，不禁让人唏嘘。

案中其他官员各依情节有不同处理。其中，彭理被封家产着令给还、仍留云南待补官缺，额鲁礼、法明、傅尔瑚讷“俱系婪索入己”，令查封本旗家产、查抄任所资财。[27]同样可惜的是，目前档案中也未见到这些官员的家产信息。全案中只有钱度和其幕僚叶士元的家产资料相对完整。

钱度的家产

钱度的家产在被查抄时总共有四部分。

其一是二月二十四日贵州境内截获的家人张林等所带金玉器物等项（其中金器大小8件称重400两零，玉器11件）。根据内务府八月初四查收时缮写的清单，金器多为镶嵌金如意，玉器则多为文玩摆件（见表4-1）。[28]案内资料曾提及，玉器由苏州购备，金器在云南制办。[29]这完全符合当时的产地特征，因为清代的玉器制作中心在苏州，而云南则产金。从清单上每件器物的名称和描述看，皆为制作精美的工艺品。例如第七件“累丝金炉一座”，镶嵌了多块“碧牙西”“宝石”“松石”“菜玉”，还配有“炉座玉一块、菜玉小绣球一个”。由此可知，这批物件的价值不能低估。金器虽然成色非十足（多六成、七成色），但考虑其工艺附加价值并且镶嵌宝石，故以十足金估计，并照金银1∶10的比率折银，估出每件320两至1420两不等（表4-1）；玉器大略照每件15两估计（说明见表4-1注）。这部分物品共估5011.56两。

表4-1 贵州查获钱度家人随带金玉器物清单及物品估价

（续表）

注：玉器估价参考乾隆三十四年富刚家产资料（均折每件7两余）和乾隆四十一年熊学鹏家产资料（均折每件24两），取其均数。见一档馆藏，《内务府奏销档》第293册；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0657-050。

其二是在江西彭泽县地界内追获钱度家丁携运回籍之银两财物。此系钱度三子钱酆交第四子钱郇令其带回嘱交钱度长子钱邠收存，当时奏报查出银“二万九千余两”。[30]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总管内务府奏报此项银两解到，载其确数为29129两零。[31]

其三是钱度江苏常州原籍和江宁百花巷住所内查出金银细软衣物等项。钱度原籍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但家眷皆寄居江宁省城。江苏官员在查抄家产时将其中的贵重物品拣选出来，解送京城，故今清宫内务府奏销档案中留有这批金银和物品的名目清单。清单开造甚为细致，除金银外，唯物品价值无载；经逐项估计，金银与财物通共约值银72663两（表4-2）。

表4-2 钱度江苏各处查抄金银衣物解京清单及估价[47]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总管内务府奏报解到钱度原籍及常州等查出金银衣服等物缮单进呈片》附件：解到没收钱度原籍及常州衣服等物清单，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331—357页。

四是钱度原籍之田房和在江苏（江宁、常州、松江）的破旧衣物、粗重器皿、零星杂物等，其中包括其家人名下资产[32]。这一部分属于“在外估变”（即在江苏本地照估价变卖），有价值原载；当时也曾造册，但今不见。不过根据查抄官员奏折中之描述，基本可复原，兹开列情形如表4-3。

表4-3 钱度常州原籍及江宁房屋田产衣服等估变资产

（续表）

资料来源：《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报查出钱度房屋田产衣服等物估价情形候旨解交内务府查收折》，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选编》第1册，第359页。

将以上四部分加总，得出钱度总资产约128131.59两。

钱度家产的特点是持现金比重非常高。钱度是极喜“窖藏”之人，金银每必秘密贮藏，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其子钱鄷自云南带回金子2000两，其母蒋氏藏放1800两于卧房地板之下[33]。获罪后江宁寓所被查抄，查办官员曾向寓所家属诘以“家资既厚，则必托人营运或借出生息，事所应有”，其子则答称“伊父寄信回来总嘱慎密收藏，不可露出宽裕之象”[34]。可见，钱度对窖藏的偏好“由来已久”。也因此，他的现金财产（金、银、钱）占总资产比重高达66.8%；财物部分次之，达17%；田产又次，占12%，房产居末，占7%（具体数值见篇附2）。

钱度在布政使任内被罚停三四年养廉银，于是在敛财方面颇费心机：一种途径是通过勒索和受贿，如将在江南所购、所存之古玩器物取至云南后高价卖给属员12000余两，再如收受朱一深贿银2000两[35]；另一种途径是支放官库银两时侵蚀“扣平”入己[36]——查办钱度之案时审出“钱度遇藩库支放银两每百两扣平余银一钱七八分不等，计前后放过银二千二百余万，共扣平四万余两”[37]。

钱度幕僚叶士元兄弟的家产

叶士元系钱度之幕僚，原籍浙江仁和县，在云南作幕前后二十余年，乾隆三十四年入钱度幕中。[38]所谓幕僚，据《辞海》中的解释，“古代称军队主将幕府中的参谋、书记等为‘幕僚’，后泛指官署中的助理人员”。清代汪辉祖《佐治药言》述及幕僚时讲，官声之美恶系焉，民生之利害资焉。[39]因幕僚直接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并影响官员决策，因此也经常是被查办的对象。从叶士元之案例可以了解到一个“准官员”之家产情形。

叶士元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间从云南出发，三月初七日行至江西萍乡县时被拿获，同行者还有钱度三子钱酆。其行李衣箱经查封贮库，查出银物“统以库平纹银折实扣算共计银二万七十六两，又钱七十五千文”，还有衣服及零星什物。[40]这一数目绝非小数，叶士元身为幕僚，“所得脩金据供每年不过八百两”[41]，可见平日颇有聚敛。案中查其有“作幕云南，恃强贸易贩卖货物，积存束脩，收受赙仪程仪……倚势经营”之供，可以概见其积聚之途。

叶士元出身于一个小生意人家庭。据其在原籍（浙江仁和县）的胞弟叶士伟、叶士倓供称：

小的祖父向在京师开绸缎铺，后祖父身故，父亲亏折本钱，歇业回家，并无另作别业。父亲故后，家道消乏，遂将祖遗房屋一所出典与人，生计艰难。哥子士元于乾隆十七年才赴云南觅馆，每年束脩二三百金不等。至乾隆三十年因稍有积蓄，曾寄回银九百两，赎回典出老屋……小的士倓是三十三年同侄子成理（即叶士元之长子，自注）往云南探望哥子，三十四年哥子士元在钱藩司衙门作幕，是年八月小的同侄子起身回家，哥子将银二千两叫小的带回，后又寄回银七百两，共银二千七百两，小的士倓云南往来盘费及回家修屋买田并买补器物、娶亲丧费等项；又付侄子成理作生意银三百两，遂将前项银两陆续用完……小的寄在吴东表家的二千五百多两银子实是哥子士元上年交哥子士俊带回交与小的要置田产的。[42]

由于田产房屋等在籍产业未见清单，只能根据这段供词复原。“寄回银九百两，赎回典出老屋”，可视作其房产价值；“付侄子成理作生意银三百两”，后据叶成理供“连年俱是在杭州置了绸子往芜湖去贩卖”[43]，可视作商业投资数目。而关于叶士元兄弟的田产，可推得的大概是：叶士元所交寄2700两中，剥除盘费、生意银（已知300两）、修屋及买物等项，则应为所买田产价值；查同案内叶士俊妻薛氏供，往来盘费大概1600两（“回杭给予盘缠薪水银八百两”，此应系单程），修屋及买物大概230两，由此推测田产大概500两。当然，叶氏兄弟本想再以2500两置买田产，而尚未置成，便有抄家之事。

叶士元兄弟的银两、金银首饰等项当时造册并留有清单[44]，粗略估计约银6438.9两（估价过程略）。加上前述叶士元在途被截获银物2万余两[45]、原籍田产房屋估计及生意银，则家产总数估28517.7775两。

所谓上行下效，叶士元兄弟亦喜“窖藏”，在其原籍住屋内搜出“床下坛内藏匿银一千八百两，地板下埋藏银二千两”[46]，与钱度简直不谋而合。也因此，他的家产与钱度呈现出类似的结构，即有很高的现金持有比重（92%），即使将2500两本欲置田之数移入田产项，现金比重亦高达83%。

[1]《谕内阁各省督抚应以李侍尧等为戒振兴吏治着将此旨缮录悬挂大堂触目警心》，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987页。

[2]其中包括亏空铜斤四十一万余斤（核银两万八千余两）、工本米价银一万九千余两、曾领象保山厂无着工本银一千两。见《署云南巡抚李湖奏报据咨将钱度摘印看守查封任所资财并飞咨拿解彭理等情折》，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十七日，《选编》第1册，第217页。

[3]《署云贵总督彰宝奏报朱一深揭报上司勒索及委员办理情形折》，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十日，《选编》第1册，第213页。

[4]《署云南巡抚诺穆亲奏报管理义都厂知县朱一深揭报上司勒索折》，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选编》第1册，第209页。

[5]《署云贵总督彰宝等奏报遵旨查明钱度永昌寓所资财均无寄顿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十日，《选编》第1册，第228页。

[6]《护贵州巡抚图斯德奏报获解彭理幕友周若金并截获钱度家人及护送金玉器等物折》，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223页。

[7]同上。

[8]《寄谕钦差袁守侗等着严审钱度何得有金器四百余两并迅即从重定拟》，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七日，《选编》第1册，第227页。

[9]《江西巡抚海明奏报盘获钱度家人王寿等八人运银近三万两及钱度家书账簿等情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选编》第1册，第230页。

[10]《寄谕钦差袁守侗等着即严讯钱度及其子家人等并钱度另案办理从重定拟即速回奏》，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235页。

[11]《署江苏巡抚萨载奏覆于江宁常州苏州三处严行查办钱度资财折》，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寄谕钦差袁守侗等审办乾隆婪赃一案不实不尽着明白回奏并仍详细讯明解京》，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245、263页。

[12]《寄谕钦差袁守侗等着即严讯钱度及其子家人等并钱度另案办理从重定拟即速回奏》，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235页。

[13]养廉银一般是正式俸禄的好多倍。按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云南布政使的职位每年可以获得八千两的养廉银，而正式俸禄仅一百五十两和七十五担大米。清代养廉银制度确立后在数目上有过几次调整。关于清代养廉银和官员收入，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6—219页。又见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修订版，第九章“清朝俸禄制度”。

[14]《贵州巡抚图思德奏报钱度体弱患病饬属留心押解过省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湖南巡抚梁国治奏报钱度于六月初六日入湖南现病情加重饬沿途妥协调理护送折》，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281、286页。

[15]《寄谕直隶总督周元理着速饬属将钱度于七月二十三四日解到热河》，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321页。

[16]《军机大臣奏报钱度于七月二十四日亥刻解到遵旨讯问寄回金子一节片》，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钱度着即处斩》，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326—328页。

[17]《署云贵总督彰宝奏请将受馈送之藩司钱度等革任候质并咨拿钱度之子及幕友折》，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十日，《选编》第1册，第215页。

[18]《钦差袁守侗等奏报朱一深揭报勒索一案审结详情并分别定拟折》，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287—288页。

[19]《选编》第1册，第288页。

[20]《选编》第1册，第288页。

[21]《选编》第1册，第290页。

[22]《选编》第1册，第291页。

[23]《署云贵总督彰宝奏报朱一深揭报上司勒索及委员办理情形折》，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十日，《选编》第1册，第214页。

[24]《选编》第1册，第287页。

[25]朱一深著有《新淦凝秀书院志》，订立“敦伦纪、端品行、贵立志、习礼仪、习经学、习史学、正文体、遵传注、尚风雅、通时务、谨言语、慎交友、严课程、谨出入、戒博饮、禁代作、遵学戒、明赏罚”规条凡十八则。见邓洪波编著：《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9—156页。

[26]《选编》第1册，第290页。

[27]《寄谕云南巡抚李湖等彭理审系虚诬着发还家产留省补用额鲁礼等按律定拟查抄资产》，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选编》第1册，第311页。

[28]《总管内务府奏报解到截留钱度家人金玉器物请旨应否回銮后呈览片》，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四日，《选编》第1册，第330—331页。

[29]《钦差袁守侗等奏报审明钱度受贿行私之事俱由钱酆叶士元经手等情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三十日，《选编》第1册，第242页。

[30]《江西巡抚海明奏报盘获钱度家人王寿等八人运银近三万两及钱度家书账簿等情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选编》第1册，第230—232页。

[31]《总管内务府奏报江西巡抚解到截留钱度家人并幕友叶士元银两请旨应交何处片》，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见《选编》第1册，第371页。

[32]清代官员被抄，家人资产一般亦包括在内；在钱度案中，其管门家人王寿、邵年被查出收受门包，又复有倚势贩卖货物纵恣渔利之情节，更有应抄之罪。唯估变信息当时统计在钱度名下，无法剥除，故粗计入钱度家产。

[33]《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报查出钱度原籍财产并埋藏寄顿金银珠玉等物折》，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初九日，《选编》第1册，第250页。

[34]同上，第251页。

[35]《钦差袁守侗等奏报遵旨严审钱度拟斩立决江西盘获银两没官等情折》，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选编》第1册，第255页。

[36]各省解滇协饷俱系准足，支给时每百两扣收余平银一钱左右，以备折耗。

[37]《寄谕各省督抚将各省藩司如何支放库银有无扣收余平及家人掌平之事查明覆奏》，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280页。

[38]《江西巡抚海明奏覆审讯叶士元等情形并委员解滇日期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237页。

[39]转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266页。

[40]《江西巡抚海明奏覆已将叶士元所带银二万余两贮库并咨明滇省等事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241页。

[41]《寄谕钦差袁守侗等叶士元解到着即严加刑讯并与钱度父子个别研鞫按法定拟》，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初一日，《选编》第1册，第243页。

[42]《浙江巡抚富勒浑奏覆遵旨将叶士伟等复行严密查审隐匿寄顿情形折》，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304—305页。

[43]《浙江巡抚富勒浑奏覆遵旨将叶士伟等复行严密查审隐匿寄顿情形折》，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305页。

[44]《总管内务府奏报收到钱度之幕友叶士元等银两及金银铜器开单呈览折》，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选编》第1册，第369页。

[45]案中资料前后数字略有异，江西巡抚海明在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奏折中的数字为20151两（《选编》第1册，第241页），后十月二十三日呈交内务府时载“叶士元名下库平银二万三百七十八两八钱七分七厘五毫”（《选编》第1册，第371页），多出之227.8775两可能系当初截获之财物估变银数。

[46]《浙江巡抚富勒浑奏报复又查出叶士元隐匿家资并审讯其弟叶士倓等情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四日，《选编》第1册，第268页。

[47]清单原载共881项，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全部列出，本表撮其主要者并合并相同种类物品列出。

第5章 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

前次屡降谕旨禁止贡献，而督抚等于呈进方物时间有以玉如意附进者，朕因如意义寓祥占，且计所值无几，间亦赏收以联上下之情……

——乾隆皇帝，1780年[1]

高朴每次所进玉器不过九件，又俱甚平常，今乃以佳者留藏家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尽丧矣。

——乾隆皇帝，1778年[2]

李侍尧贪纵营私案情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二十七日夜，京城新年的热闹余温尚在，一队官兵手持火把突至崇文门内大石桥胡同，将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京府邸查封。[3]命令是前一天从山东向京城发出的——半月前出京南巡的乾隆皇帝正驻跸于此；这道命令发出的同一天，一大队人马朝相反的方向自山东灵岩驰驿而出，奔赴云南，领首二人是钦差大臣、户部侍郎和珅与刑部右侍郎喀宁阿，所衔使命是到云南查办李侍尧案。[4]

李侍尧（？—1788）[5]，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祖上立有开国军功，勋绩卓著，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年以荫生身份出仕，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年（1755）擢至工部侍郎，转年即署两广总督，一跃成为封疆大员。[6]在和珅之前，李侍尧是最得乾隆皇帝宠信和器重之人，用乾隆自己的话说，“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各省前后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7]。李侍尧的干练在当时颇成“公论”。乾隆四十二年（1777）云南巡抚孙士毅形容李侍尧“办事认真，不避嫌怨，每有陈奏事件无不切中事理，动合机宜，其于属员进见应对，略有错误，必痛加呵斥，不留一毫余地，并有不敢措一词而出者，似此气象严厉、不肯瞻顾情面，臣深为折服”[8]。后来《清史稿》列传中载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大概是系出孙士毅这段评论。

一位所谓“督抚中最为出色”之臣因何突被查办？原来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刚被任命为署顺天府尹、前任云南粮储道海宁赶至山东照例赴任前陛见请训，偶私下与人议起李侍尧在滇各种贪纵营私款迹，不想被乾隆皇帝听闻，两次召至御前面讯，但海宁皆不敢遽奏，只言“李侍尧能办事也”；继传旨严询，方才开出李侍尧婪赃各款。[9]海宁之有所忌惮而隐匿不吐可以理解：李侍尧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深得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并且在朝廷上下广有人际网络，乾隆亲信福康安与其属“亲谊”[10]，诚亲王及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与之有交好往来[11]，原任湖广总督图思德是其亲家，胞弟李奉尧时任江南提督，亦属皇帝信任之人，护理贵州巡抚李本是其族叔[12]；加之李侍尧本人又身兼大学士，地位更在一般督抚之上，试问这样一位人物有何人敢贸然指摘，又有何人敢动？不难想见，查办李侍尧也将是棘手之差，乾隆皇帝这次派去办案的正是尚且年轻却同样精明能干的和珅。

和珅、喀宁阿一行人马日夜兼程，于二月二十日抵至贵州省城，随入云南。[13]关于办案的经过情形，今天留下的资料很少（似被抽去），但据三月十八日内阁奉到的一份上谕表明，乾隆此时已接闻和珅在云南讯明有据，而李侍尧倒也痛快，在审讯中大方供认他收受过前云南按察使汪圻（已调任安徽按察使）、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降调通判素尔方阿、临安府知府德起、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共一万六千两；讯其家人张永受，供“发出珠子二颗，一卖给昆明县知县杨奎，勒要银三千两，一卖给同知方洛银二千两”，随质李侍尧，同样痛快承认，答称“也是有的”。这一态度令乾隆皇帝着实感到惊讶（“披阅之下，不胜骇异”）。[14]

依李侍尧平日的强悍性格和桀骜作风，为何不置辩驳地痛快承认其勒索婪赃事实？如果仔细留意李侍尧的供词，发现他主动供认收受属员银共“一万六千两”的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这笔钱“交与佐杂孙允恭赴苏带往”[15]。这里，“赴苏”指的是赴苏州采办物件，后据承办此差的孙允恭供称，前后共领过2万余两银，在苏“购买玉铜瓷等件，节次解送滇省”；此外还有云南临安府河西县典史顾廷煊奉委到苏州置办过“龙袍褂九套”。[16]

孙允恭办送滇省物件及给发委员银两单

第一次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差长随杨清解滇玉瓷等物共七十件计价银一万一千零六十两，除退还玉瓷四十五件计价六千八百二十两外，内云南留存玉瓷十二件计价一千九百六十七两并现存玉器十三件计价二千三百二十两，共计用银四千二百八十七两

第二次四十四年七月交委员李兆裕解滇玉铜瓷等物共一百三十四件计价银一万四千三百零四两，付过银一万一千零四十七两，尚欠卖主银三千一百五十七两未给

第三次四十四年九月交委员吴瑞琏解滇玉铜瓷等物共四十七件，计价银四千九百九十两

发委员顾廷煊承办绣袍褂银两千零十两

发委员吴瑞琏、李兆裕等往返盘费银九百二十三两

以上共用银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

领过银二万三千八百七十一两九钱，除用外应余存银五百十四两应缴

起获孙允恭现存玉器共十三件单

镶嵌如意一枝 一匣

玉器五件 一匣

玉器五件 一匣

玉器二件 一匣

顾廷煊承办绣袍褂数目单

洋金龙袍褂三套计银一千零八十两

顾绣龙袍褂三套计银四百八十两

缂丝龙袍褂三套计银四百五十两

共银二千零十两

“龙袍褂”显然系御用之物（在前章钱度家产清单内也出现过），而乾隆皇帝对玉器的“狂热”又是尽朝皆知的。不言而喻，李侍尧委员赴苏采办玉瓷及绣龙袍褂等物件实际上是以备进贡。不仅如此，接续审出的事实表明，苏州不过是李侍尧办贡的地点之一。曾三次任两广总督，特别是最后一次长达十年之久[17]的他深悉，作为当时唯一对外“窗口”的广州，有着大量内地无法购得的珍异时奇，也有着高超的手工制造工艺，因此不惜花费更多的银两几次到广州采办物件。根据广东四月十九日呈报的调查结果，李侍尧自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间曾五次差人领银赴粤购得灯扇洋锦金塔挂屏花瓶和紫檀木器等物：

据贵州八寨同知凌浩具禀：上年（按：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内，李侍尧询知伊弟（按：凌浩弟）在粤居住，曾领银五千两寄办紫檀木器等项……

据广州守李天培禀称：四十二年李侍尧曾差把总赍银三千两来粤采办各灯及宫扇，……又四十三四等年三次送到纹银一万两（除短平外换番银一万零一百七十七两零），又金一千二百一十二两三钱零，俱托为代置物件，共用去银五千九百六十四两零，尚剩番银四千二百十二两零（折实纹银四千二两零）。所办各物内灯扇洋锦金塔挂屏花瓶等项俱已运京，大呢十四板押运回滇，现在只有珐琅铜火盆二对并余剩纹银四千二两零开列收支清折呈缴等情。[18]

除龙袍褂外，以上所有这些采买行为当然可解释为李侍尧的“败检营私”。但是，只有乾隆皇帝和李侍尧本人最清楚，平日里臣下之进奉从来就以李侍尧最为见长且最用心[19]，今日故宫内仍留有李侍尧当年进贡的精美工艺品。在这一点上，两年前因私贩玉石而获罪、被抄出“极好”玉器的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在乾隆眼中是个反例——“高朴每次所进玉器不过九件又俱甚平常，今乃以佳者留藏家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尽丧矣”。由此就不难理解，李侍尧之所以对所审各款供认不讳，其实正是向皇帝表明，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全心为主。

这一层李侍尧当然不能直接点破，否则无异于向天下昭告其主乾隆才是本案的“始作俑者”。五月案结时，李曾最后陈词道：“我身为汉军世仆，以大学士仍管总督，恩遇之隆、委任之重，实为逾分，在外二十余年并不敢有贪婪之事，乃调任云南竟收受属员馈送，总是我福薄运尽，不能仰承厚恩。”[20]言辞之间，既有自我申诉的意味，又不失臣子的恭敬谨守。

清乾隆錾胎珐琅太平有象尊

通高170厘米，长100厘米，宽55厘米。清宫旧藏。

大象以錾胎和掐丝工艺制成。大象背敷鞍鞯，上驮宝瓶，立于长方形须弥座上。造型源自佛教题材，后成为中国吉祥图案，寓意“太平有象”。据记载，此象尊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两广总督李侍尧贡进，器为一对，曾陈设于清宫供奉玄武大帝的场所钦安殿内。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李侍尧之受馈情节既已得确实，钦差审案大臣和珅拟照“侵盗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斩监候”之律将李侍尧定“斩监候”——实际上是有意从宽处理，因为被定“斩监候”之官员一般都在秋审之后被宽免。但是不料在此环节上又枝节旁出：大学士九卿核议后，认为此案和珅所拟过轻，应该从重处理，改拟“斩立决”。

五月初七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命将“大学士九卿核议尚书和珅等审拟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将原拟斩监候之处从重改为斩决一折”发交全国各地方督抚阅看，让大家发表意见（“各抒己见、定拟具题”）。乾隆此举可能意在期待有人为李侍尧说情，好借此宽免其罪。但令乾隆始料不及的是，众大员回复的结果，以赞同从重处决者居多，仅安徽巡抚闵鹗元以“今李侍尧晚节有亏而勤劳久著，可否稍宽一线不立予处决”为其求情[21]。实际上，李侍尧“贪纵营私”之罪既已公布[22]，大部分人揣测的是皇帝这次要重办李侍尧，之所以令“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是欲借众口营造舆论声势，或是借此试探各督抚之立场态度，故才纷纷主张重惩以示心迹。不过，诸臣这次看来是“错会上意”了。

在关于李侍尧的定罪问题（包括群臣的回复）和最终惩处结果上最能体现清代法律的本质，即“法”大还是“人”大的问题。首先，李侍尧勒索下属，和珅照“侵盗钱粮入己”而不照更为适用的贪赃罪款定拟（赃至八十两以上处绞刑，贪赃而未枉法则至一百二十两处绞），从今天看来已属不遵法律。而照各督抚大臣的回复意见，皆认为和珅原拟属于“照例办理”（可知在李侍尧之前早有官员按此情罪办理），不能用于李侍尧此案；因此和珅的定罪意见在当时反倒属于今天的“依法办事”，由此也可知清代的定罪量刑与其说是依据律款，不如说依据先例（文献里有时概括为“比附援引”[23]）。这里更为关键和值得注意的是，群臣在“照例办理”（即法办）与所谓“准情定辟”（即按具体情况处理）之间，毫不犹豫地以后者为当然之处理原则，义正词严地指出此案“未便依律而断”，应从重处理以示警诫：

（江苏巡抚吴壇）：查和珅等原拟斩候系属照例办理，大学士九卿核议从重改拟斩决系属准情定辟。窃思李侍尧荡检婪索数至累万，若仅照侵盗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斩监候本例定拟，实觉罪浮于法，似应如大学士九卿等所拟从重请旨即行正法，以为大臣负恩贪黩妄为者戒[24]。

（兵部尚书李奉翰）：李侍尧久任封疆、晋阶大学士，在督抚中受皇上眷顾之恩尤为深厚，今簠簋不饬赃私类类，负恩实甚，未便依律而断，谨拟斩候准诣情理，应请照大学士九卿所拟，速正刑章，明申国宪，以为凡为督抚之贪黩负恩者戒[25]。

（陕甘总督勒尔谨）：和珅请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以斩监候，系按照定例办理，然督抚身受皇上隆恩，似此贪黩无厌实出情理之外，若不严加惩治，何以风有位而励官常，大学士九卿将李侍尧改拟斩决洵属平允[26]。

（广东巡抚李湖）：……若仅按例定拟，诚属罪浮于法，应如大学士九卿改拟即行正法拟彰国宪，为□种负恩贪纵者戒[27]。

（署理云南巡抚刘秉恬）：查尚书和珅所拟李侍尧罪名原系照例办理，若照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更足以惩一儆百，为诸臣之炯戒[28]。

没有证据显示各地督抚在回复上谕之前互通过意见，但他们的回复理由，包括措辞都相当一致。可见在他们的共识或观念中，人比法大——尊君的重要性当然在法律规定之上，只有重惩“有负圣恩”的李侍尧，才是“正刑章”“彰国宪”。

十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29]，则罪疑惟轻”，又称“今虽稍示从宽，实非量予末减”等语[30]，由此默认了“斩监候”之议。轰动朝野的李侍尧案就这样草草收场、含糊了结。李侍尧案的整个定罪经过和最终判决结果，充分可见皇帝意志才是清代最高和最终的法律威权。

李侍尧画像

李侍尧本人的政治生涯也未因乾隆四十五年这起案件而结束。转年（1781）四月，李侍尧“着加恩免罪，赏给三品顶戴并赏花翎”派往甘肃协办军需[31]，旋即授陕甘总督，并奉旨与大学士阿桂共同查办“甘肃捐监冒赈案”（第7章），重回政治舞台。只是从此以后，史籍文献中的李侍尧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不再有凌厉之风和任事之能，从前广受赞誉的“干才”似乎再未展露。或者，他的干才根本只曾存在于“侍主”方面；又或，历经此案，李侍尧不免意兴阑珊。而随着和珅的崛起，他于皇帝的重要性也终被取代。八年后，李侍尧病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闽浙总督任上。他的结局远不算凄凉落寞——生前加封太子太保（1787）和二等昭信伯（1788），死后赐谥号“恭毅”，绘像陈于紫光阁，位列清前二十功臣。[32]乾隆皇帝当然不舍得杀他，甚至还要加以优待，因为若果真将李侍尧重办，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如此费心替他搜罗天下之珍异宝物了。

李侍尧的家产

李侍尧的家产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官方文书中显示并不完全。比如关于房产，军机大臣奏折中仅提到其京城住房共有3所，但细节不详；只有其中一所因赏赐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第”（十公主嫁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而提到“共一百四十三间”[33]。实际上，他的家产在当时也并未被彻底查抄：是年五月间乾隆皇帝曾下谕旨，其盛京房地及所得老圈地亩“未便因李侍尧一人获遣一概籍没入官”[34]，可知有相当一部分田产不在查抄范围。

但从清宫内务府的档案里可以查到李侍尧当年入官家产的详细资料，由此他的家产及其结构能基本复原。

关于房产。根据内务府档案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至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之间的“官房认买”记录，李侍尧名下的房产其实不止三所。从认买的记录看，崇文门内大石桥胡同的“东所住房”“西所住房”规模尤大，推断可能系其住房中的二所（另一所赐予和珅作为十公主府第）；此外，在地安门外毛家湾胡同、海淀水窖、崇文门内裱褶胡同等多处还有房产。由于这些房产系买卖记录，故也留下了珍贵的房价信息：

地安门外毛家湾胡同李侍尧入官房三十二间价银九百四十四

两内大臣宗室弘晸具呈指养廉俸银按季坐扣认买

……

又船扳胡同李侍尧入官房七间价银二百三十两

御史常庆具呈指俸按季坐扣认买

……

崇文门内羊管胡同李侍尧入官房七间价银二百十两

笔帖式阿克敦具呈指俸按季坐扣认买

……

海淀水窖李侍尧入官房二十五间价银七百十两

笔帖式世永具呈交纳现银认买

……

崇文门内大石桥胡同李侍尧入官东所住房一百二十八间价银四千一百三十五两

扎萨克贝子那木扎尔具呈先交价银一半其余坐扣俸银认买[35]

崇文门内大石桥胡同李侍尧入官西所住房一百十六间价银三千八百五十四两

銮仪卫云麾使古宁阿具呈先交价银二千两其余坐扣俸银认买[36]

崇文门内裱褶胡同李侍尧入官房十五间半价银五百十两

副管领明诚具呈指俸按季坐扣认买[37]

崇文门内大石桥李侍尧入官住房四间价银一百二十两

蓝翎侍卫托金具呈交现银认买[38]

崇文门内大石桥胡同李侍尧入官住房六间价银一百五十两

蓝翎侍卫托金具呈交现银认买[39]

将以上这些条目加总起来，价值共10863两。但还须注意的是，这些房产系因作为官房认买记录才入于上述档案，因此赏赐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第的宅第自然不在其中，当另查考其价值。根据案内资料已提供的信息，这所“系李侍尧新盖之房，共一百四十三间，内成造未完房六间，其余大小房间游廊亭子共一百三十七间，俱已完工”[40]，可见规格档次较高，如果照每间40两估计，则这处府第约值5720两。这样，李侍尧的房产加总起来共16583两。

关于李侍尧财物，清宫档案里共发现三份清单。一份是军机处保留的“李侍尧任所器物人口清单”，包括金器金饰、宝石、如意、朝珠、洋器、字画等物，皆属极贵重奢侈物品，如清单首件“苍龙训子大珠一颗”，后注“金盒盛贮，金盒上嵌正珠六颗，红宝石五块”；再如“珊瑚朝珠一盘”——按朝珠形制一百零八颗为“身子”，以四颗大珠隔开者系“佛头”，附三串小珠为“记念”，系坠颈后称“背云”及“坠角”——清单上注此件“青金佛头、正珠记念、背云坠脚共珠四十三颗，钻石二块，宝石四块”，皆可见奢华至极。[41]这份清单上的财物共436项，价值无原估。经逐项估计，推测共值253782两零（内除贵重物外，还包括金银钱两，计21597两；“家人男妇大小共七十一名”，估710两）。另两份清单分别来自内务府解到的“原任总督李侍尧任所第一次解到物件变价清单”和“原任总督李侍尧任所第二次解到物件变价清单”[42]；从“变价”一词及单内开载物品判断，可知为任所次要（无保留和收藏价值）之物，故与前件军机处清单并不重叠。经逐项估计，各约101.6两和3552.3两。

清中期朝珠（18世纪）

图片来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上述三份清单皆为云南任所财物。李侍尧在京城住房内之财物（包括被免入官之盛京老房旧遗）目前尚未发现清单。只能参照雍正元年李煦的在京家产记录（李煦情形与李侍尧类同，皆家居讲究、用度奢华），并略做增估（时隔已近六十年），粗推2000两（李煦在京家产财物当时折银合计1631两）。

关于田产。李侍尧的田产虽然没有确切的数量记载，但案内李侍尧家人连国雄的供词中提到，“家主所存地租内应存银八百两”，这是一个重要线索，说明李侍尧每年有八百两的地租收入。如果按照我们在内务府档案中发现的用地租估算田产价值的方法（以年租除以13%，流行于京城一带，详见本书第11章），那么李侍尧的田产应约值6153两余。

这样，李侍尧所有财产项加总，累计282172.75两。其中财物占据了绝大部分（82%），田产和房屋仅分别占2%和6%。

李侍尧并无典当、借贷类资产，也无商业方面的运营，至少资料中没有显示，其家人口供中也未见提及。从各处汇呈上来的报告看，反倒是以备贡物品居多，如前述苏、粤两省之采办，又如案初自行“投到衙门”之李侍尧家人方喜儿供吐，“本年正月初六日，我主人差我进京，交给我贡单一个，交与家人八十五、连国雄预备将来办万寿贡，照此贡单先为收拾办妥……”。[43]看来，李侍尧的全部心思确实用在忠心侍主上面，对典当、借贷、商业这些私人方面的经营并不着力。从这个角度，乾隆四十五年“贪纵营私”这一指控于李侍尧实在是有些枉屈了。

云南按察使汪圻的家产

在本案查办之初，李侍尧曾供收受过云南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44]看出手，便知汪圻资产大概不菲。

汪圻（1723—？），原籍苏州府吴县，举人出身，大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捐纳知县入仕，后又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捐纳知府。[45]官场历二十年稳步升迁，乾隆四十年（1775）官至云南按察使，李侍尧案发时已奉调安徽。如果单从资产配置和运营的角度来看，汪圻在目前所有的官员家产案例中虽然资产排名并非最高，却是“经济理性”人格相当突出的一例。一般官员置产，以田房产业最为普遍，而汪圻不仅多方挹注，而且前后安排合理、井然有序。根据江苏官员呈报的汪圻家人口供及家产清单，汪圻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起开始在其原籍苏州府吴县先后置有房屋5所，田52亩零，另在高邮开有当铺、衣店，后又用所得收益再置田房、开钱店、铜锡器店：

（长随张源供词）：小的向投汪圻家充当长随，替他管理家务，乾隆三十三年契买麒麟巷房屋一所，用价银一千三百余两，现在小的居住；四十四年契买宋仙洲巷房屋一所，用价银九百六十两，现在汪师仪（按：汪圻之子）们居住。小的替汪圻买常州县田三十亩零，用价银三百四十一两。房契、田单现在缴出。汪圻从前用价银三百两买北马头市房一所，又用价银八百两买乐蓉坊巷市房一所，那两处房契汪圻带在任所。汪圻还有高邮州正宜号典当一所并开衣店、钱店、铜锡器店，是伙计程勇铨经管的。

（汪圻妻弟樊堉供词）：……乾隆三十六年监生将元和县田十八亩九分六厘二毫卖与汪圻，得价银三百两，那田仍是小的代为收租的。监生将田里租息代汪圻置元和县田四亩一分九毫，价银五十两二钱，又代置皮市街市房一所三间一披，价银六十两。

（伙计程勇铨供词）：……三十五年汪圻叫小的领他本银开当，三十六年到高邮买了房子，三十七年开起这正宜典当，共领了二万一二千银子。……又有吉祥号衣店是另向汪圻领银一千四百五十两开的。又有通大号钱店、发祥号铜锡器店都是正宜典内随时提出去本钱开的。[46]

以上所供吴县、高邮这些原籍产业，查抄时造具了清单，内含田房典铺等产业价值。[47]这些原载价值加上对清单上金银器饰、玉器朝珠、铜锡瓷器等的估算（估价过程略），计47940.35两。

四月十九日，湖广总督富勒浑等奏报截获汪圻家眷船物，有金玉铜瓷器皿缎绸衣物等项。[48]这批财物实际上是汪圻眷口于二月初四日自云南起程回苏州所携之资——当时分两批出发，第一批家眷先行，所截获之财物即家眷所携。这部分财物估约值银15726.52两（估价过程略）。

第二批财物由汪圻幕友杨雨三及长随等人押送，于二月十六日从云南起程，四月初四日到贵州镇远时被截拿，其中有银子4000多两[49]，细软衣物及零星什物等造有清册（后解内务府）[50]，估计约值1342.3两（估价过程略），与银合计共5342.3两。

此外，内务府九月还解到汪圻名下查抄缎绸衣物等项[51]，可能来自任所，通估下来约计74两。数量不多，应该系因汪圻被查拿之时已在赴安徽任途中，其任所资财多半已交由家眷带回原籍（第一批启程者所携），或带至新任所（第二批启程者所携）。

将以上四部分加总，得汪圻总资产数量为69083.17两，如果除去负债（经营典铺钱店有欠项合计6794两[52]），则净资产为62289.17两。

汪圻虽是官员身份，但更像是个“生意人”，并且在整起案件中显得颇有“个性”。李侍尧供曾受汪圻5000两银，依此数量，可谓重贿。但汪圻又并非一味夤缘逢迎之人，他似乎自有主张，并因此与李侍尧发生龃龉；巡抚孙士毅曾向乾隆汇报二人不睦[53]，从李侍尧对汪圻的首先供吐来看亦是旁证。相较之下，通判素尔芳阿等人交代向李侍尧馈送银两的原因，称因“李侍尧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依从，便有祸患”[54]，很显被动屈从。李侍尧案发生之时，汪圻已自云南起程赴安徽，行至贵州途遇钦差和珅一行，转随回滇受询，当时应预感有事，然而并不显慌乱，而是吩咐其幕友长随等押运行李缓程行走（以便后来再行追上）；见事不竣，后又寄信令赶上前批出发之家眷船只先回苏州原籍，布置得有条不紊。李侍尧案结后，汪圻以官犯身份解往京城，途中行至湖北荆州时违反定例，不由陆路行走，而因与汉口较近，托病由水路船行赴汉口，探视在那里被截留的回籍家口。为此，乾隆皇帝恼其“曾任臬司大员非不谙定例乃知法犯法”“实属胆大可恶”，并称“汪圻若安静到京，朕本欲宽其一线，加恩末减，乃竟毫无忌惮任意妄行，若此则是伊自取重戾，不能稍为曲贷矣”[55]。官员获罪后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甚至押送途中惊吓过度而扶病者不乏其数，而汪圻前前后后不仅无恐惧之色，且还颇有从容之风，在清代官员之中倒显少见。

云南迤南道庄肇奎的家产

庄肇奎（1731—1798），字星堂，原籍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人。《嘉兴府志》载其身世：

祖籍常州，迁秀水，以举人授教谕，俸满除施秉县升云南永北同知署开化府补广南府升迤南道，以制府案牵坐得罪，发伊犁数年，补巴里坤抚民同知擢惠州府移肇庆升惠潮嘉道，潮大水，米腾贵，发仓平粜且请督抚以下各捐俸赈济而亲理之，寻升按察使，再升布政使，卒于官。[56]

其中所言“以制府案牵坐得罪”，即指乾隆四十五年（1780）李侍尧一案。案初李侍尧供曾收受过庄肇奎银2000两，事涉贿赂，因此庄肇奎立遭革职并查抄家产。[57]

庄肇奎出身于传统的读书致仕家庭。案内资料显示，父亲名庄年，曾任甘肃平庆道，有子四人，庄肇奎系第三子。庄肇奎长兄早故（姓名未知），次兄庄经文曾任山东曹仪通判，当时亦已病故，其弟庄经元为监生，在外充任幕僚（“在外处馆”）。庄肇奎长兄故去时有四子，长子庄䌹明在京城任四库馆誊录、二子庄谥随叔父庄肇奎在云南任所，三子、四子尚年幼在家读书。[58]可见庄氏一门为书香世家。庄肇奎二十二岁时中举，可谓天资聪颖，少年得志。然而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云南布政使钱度婪赃一案（第4章）中，却还只是贵州贵筑县的知县（当时已41岁），奉命拿获为钱度之子钱酆购买杉板之家人吴章。[59]到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案时，也才刚刚升任云南迤南道（乾隆四十四年，时年48岁）。富有戏剧性的是，庄肇奎父庄年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甘肃任上因亏空被治罪，家产入官[60]，时隔二十四年，庄肇奎升至同样官阶时又获罪，庄家再度上演被抄一幕。

庄肇奎的家产，当时共造具有两份清单，浙江原籍与云南任所各一份。[61]两份清单加起来总共列533项，其中除原籍房屋标明“原契价银一千二百两”，“（租房六处）约价银八百余两”，田地标明“共约价银三千余两”，借与他人生息银两标明“市平色银四千两、钱八百千文”及现金“钱一千五百文”5项之外，其余528项皆无价值原载。经逐项估价，所有528项家当什物加总起来共估银2507.64两（估价过程略）。加之前载田产房屋及借贷生息银两，庄肇奎家产总共12359.14两。

从结构上看，庄肇奎家产分配颇为平均，家当什物占家庭总资产的20%，与田地（24%）、房屋（17%）基本持平。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庄肇奎虽然作为传统的读书人，却有高达39%比重的借贷生息银两，远超过了田产和房产（见表5-1）。据供，这是两笔商人借款，一笔系“借给盐店吴大顺制钱八百千，每年得利钱一百四十四千文”，一笔系“杭州人许擎借去九七平色银四千两，每年九厘起息”。[62]庄肇奎的家产特征与地域性不无关联，因为江浙一带在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达，借贷流行，同案中亦隶籍浙江的云南巡抚孙士毅被调查时，也发现“存银七千两在他亲家汪立本处生息，为家中日用”[63]。可见，在江浙地区，即使是一般的读书人家庭，也不再仅仅以传统的田房产业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表5-1 庄肇奎家产统计（1780年） 单位：银两

查抄庄肇奎原籍资产时，据地保和邻右供称：

庄肇奎向年并无房产，至四十一年上才置买冉里街住房，又买地三百余亩，这是我们知道的。他家内只有他两个侄儿看守房屋，平素过日子也是拮据，除这房间田地并没听见别有生意产业，也没有预先闻风隐匿之事。如有别项情弊，我们岂肯替他隐瞒呢？[64]

庄肇奎家自父辈被抄没财产后，辛苦经营二十余年方得恢复，不意境况刚刚好转再度被抄。从《嘉兴府志》记载上看，庄肇奎洁己奉公、勤政为民，因李侍尧之案受到牵连，不无冤枉。同出一案，主犯李侍尧被判斩监候后，时隔一年便再度复出，而不明不白背上贿赂之名、仕途刚见起色的“从犯”庄肇奎则被发配伊犁，直至十年后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才由伊犁“抚民同知”出任广东惠州府知府，七年后卒于广东布政使任上（1798），时年67岁。虽然晚年略得升迁，庄肇奎几乎半生时间都在边远之地度过，艰苦为官，至死未能回到家乡故土。

云南巡抚裴宗锡的家产

裴宗锡原任云南巡抚（曾署云贵总督），案发时已身故。李侍尧所供收受各员馈送银两中，并未提及裴宗锡，但因曾与李共事，裴仍以失于察举和亏空有责而被问罪。[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十九日，上谕裴宗锡“于该省查办案内俱有应赔之项，着传谕三宝、雅德将该二员原籍家产即行严密查封，毋任隐匿寄顿”[66]。

严格说来，裴宗锡家产案例不属于抄家案例。因为当山西巡抚雅德奉旨将裴宗锡原籍家产查封后，遭到乾隆皇帝斥责，认为“所办错谬”，并寄谕称：

裴宗锡与李侍尧近在同城，见其婪索多赃不敢据实参奏，罪有应得，但与李侍尧婪赃应行抄没者不同。该省现在查办各属亏空、裴宗锡曾任巡抚应行着落分赔，恐伊家属将现有资财妄为隐匿花费，是以降旨将伊家产查明存记，俟将来该省亏空银数查清后裴宗锡名下应赔若干即将伊家资抵补，如有余剩，仍应给还，节次所降谕旨甚明。雅德接奉后止应将裴宗锡家资查明存记，以俟滇省查到再办，至其家属亦不至禁绝往来、致日用薪水不得自由。乃雅德竟将伊房产资财加谨封贮，此与抄没复何异？[67]

可见，裴宗锡之例属于“封而不抄”或“查封备抵”的准抄产案例。不管怎样，由于雅德的“严办”，裴宗锡的家产留下了较具体的记录。这些包括：其子裴正文住房2所（共计107间），现存银3625两，制钱236千文，玩器、朝珠、首饰、衣物等项，山西曲沃、闻喜两县地280余亩；除本籍外，还有寄存在京城其婿、内阁中书方维甸处，云南提塘萧明伦处，苏州古董商佘国观（原云南吏目）处玉器、挂灯、画幅、扇面等物。[68]在雅德尚未接到乾隆皇帝的斥责之前，已照惯例将寄存在外财物情形“移咨查照”相关各地请协助查办。在京城的大学士英廉接到雅德咨会后，随传讯众人，由此又有进一步细节。

据京城方维甸供：

我妻父裴宗锡原有陆续交存金如意一件、玉铜瓷器四十二件、画片三件，现在我家收贮。有妻弟、候补主事裴正文带来原单可凭外，存进贡用剩象牙一对，又我江宁家内亦有裴宗锡旧存木器并零星箱物，系四十年秋间我妻母到江宁借房寄存，亲自封贮的，此项我不知道细数，只求查问我江宁看房家人张耀祖开看便知等语。[69]

据萧明伦供：

四十三年间有原任巡抚裴宗锡差千总艾嘉旺来京进贡，有画玻璃紫檀顾绣灯共十五对，因未收用就存在我提塘处，计三十箱，又四十年间裴巡抚差千总何宗圣寄到进贡镶嵌木器四件计四箱，雕漆器五件计五箱，共九箱也交我收存。我将各物收贮一屋，此外并无寄存别物等语。[70]

据佘国观之侄佘城、佘玥供：

我们在琉璃厂开图书铺，我叔叔佘国观原任云南武定州巡检，于三十六年因病告退，常替原任巡抚裴宗锡办贡物，今于本年四月十四日，我叔叔差人带来玉器二盒共大小十五件，家信内说是代裴大人买留之物，叫我们送与他女婿中书方维甸处交收，因此我们送去的，至于我叔叔处有无另存别物，我实不知道。[71]

当英廉循例将以上寄存物件查明封贮并具折禀奏后，同样受到了乾隆的批评。乾隆认为“所办未免过当”：“方维甸系裴宗锡之婿，为妻父收存物件，亦情理所有，……如裴宗锡等家产即行查抄，李侍尧又当作何办理乎？”[72]

以上为四月下旬事。从案件发展的时间节点来看，乾隆这次很少见地计较起“查封”与“查抄”的区别来，可能有为从轻处理李侍尧之案预为铺垫之意。不只裴宗锡，同案中的云南巡抚孙士毅、东川府知府陈孝昇的家产也都先后得到过类似的“批示”。[73]但裴宗锡最终没有那么幸运，根据七个月之后的一份奏折，裴宗锡原籍被封家产大部分仍被变价充作山西当地各项支用：

兹据绛州知州盛纲、曲沃知县黄印申称，遵将故抚裴宗锡房产场园共估变银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六两零，又存记现银三千六百五十二两，制钱二百三十六千七百七十三文，合库平纹银二百五十一两零。以上变价并存记现银共银一万七千六百四十二两零。内扣解赔米价银一万六千六百四十四两零，又应完减半养廉银二百七十一两零外，下余银七百二十六两零，并同查存衣饰等物仍行存贮候抵滇省亏空等请具详前来。[74]

这次变抵之后，裴宗锡原籍家产仅剩“七百二十六两零”和查存衣饰等财物。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上谕滇省盐课积欠、裴宗锡应赔银十万两，于是，除原籍家产外，原封贮之方维甸在京缴出如意、玉器等物，云南提塘萧明伦缴出挂灯、香几等物，裴宗锡寄存方维甸原籍江宁家内木器什物，原任云南巡检佘国观交出玉器等物，俱令送崇文门“变价归款”。[75]截至乾隆四十六年九月，除江宁存贮的一些器物外，裴宗锡所有余剩资财皆已做估变处理：

……一切玉瓷铜器朝珠衣饰家具等物通共估值银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余两，又准崇文门及两江总督臣咨覆物玩估价并缴存在库等银六千三百七十余两，江宁存贮器物应俟估定咨覆到日另行办理外，核计现在仅有银三万三千余两……[76]

从家产估价的角度，这是较为理想的一个案例，因为他的田房产业（“房产场园”）、贵重财物（“一切玉瓷铜器朝珠衣饰家具”），包括银钱，都有现成估价。唯一棘手的地方是“房地场园”估并在一起，这样田地、房产价值无法分离。不过，因已知房共2所（计107间）和地280余亩，根据山西房地平均价格，可以推估各自价值约数（见表5-2）。至于“江宁存贮器物”，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两江总督萨载一份奏折曾提及，系方维甸妻母（即裴宗锡之妻）乾隆四十一年秋间到江宁借房存贮之“木器并零星箱物”（方维甸供），据看房家人禀称，有屏风、香几等件[77]，推测总价值应该不是很高，粗估300两。

表5-2 裴宗锡各处家产价值

这样，裴宗锡的总家产约有50272两。清代在任官员，特别是督抚一级的官员被查抄家产时，往往会在其任所内发现较多的金银“现款”，故表现出很高的金融资产比重。然而裴宗锡由于当时已经故去，因此金银等“现款”总数量不多（仅3876两，占7.7%）。这也反映出在任官员与不在任官员的家产结构的差异。

李侍尧家仆张永受、民人郭全的家产

张永受为李侍尧管事家人，长期跟随李侍尧在外，因“京中并无家小”[78]，一切银钱事务皆托其妻弟郭全经管，财物亦存郭全家中。官员家奴如果借主人之势积蓄营私，其财富往往亦让人瞠目结舌。人们所熟知的和珅之家奴刘全，最后即被查出有资产20万两（《清史稿·和珅传》），此数量已远非一般官员所能望其项背。张永受之资产虽不至达到刘全的规模，但在官员家奴行列中亦属“首富”级别。案初曾查有云贵督标千总张曜送运李侍尧银两并玉器入京，其中包括张永受托带之银7000两[79]，只此数量便可知张永受决非一般本分之家仆，故而乾隆怒问“奴隶贱人何以积银如许之多”[80]。而案内查出的他的早年经历更是有趣：

张永受本名祝维极，伊父祝致清系镶红旗汉军祝天玺佐领下文生员，向在易州赵庄居住。祝致清有子五人，前妻张氏生子祝维极即张永受，继妻蒋氏又生有四子……张永受性好游荡，至十七岁时伊即潜逸来京，捏改张姓入班学戏。嗣于二十岁时投身李侍尧家服役，娶郭全之姐为妻。后带往广东任所，渐加信用，令其管门办事。殆后张永受来京时曾将投身为奴情由告知其父并陆续寄银回家，伊父祝致清亦利其资助，遂隐忍不言，此张永受投身为奴之情节也。[81]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据大学士英廉奏折报，查出张永受在京置有取租住房8处、典买田地2处（131亩），又有借放账项4宗，总计约6570两；查出郭全住房1所、地22亩，借出账目3宗，总计约3487两。[82]后来又查出张永受在易州还有与人伙开铺面2座，本钱1350千文，借项钱325千500文。[83]

九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奏报第一次解到李侍尧、张永受没官金玉铜瓷器物，其中张永受名下衣物等项29宗如表5-3所示，粗估约值银337.8两，加上其名下金条10条、鼻烟壶一瓶（共估746.25两）[84]，总计1084.05两。

表5-3 张永受名下解到衣物等项清单与估计

（续表）

由以上资料，可以复原出张永受的家产总数约计9329.55两，其中田房2570两，借贷4326两，开铺1350两；郭全家产计3485两，田房400两，借贷3085两。张永受、郭全二人家产中借贷部分份额如此之高，大概和他们身居京城，而京城典当借贷行业发达有关。

[1]《谕内阁通谕中外嗣后各督抚不许呈进玉如意和大玉器使奸商无利可图》，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选编》第1册，第637页。

[2]《寄谕大学士阿桂等着封存抄出高朴玉器传拿常永李福纳苏图绰克托等到京严审》，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日，《选编》第1册，第385页。

[3]《协办大学士英廉奏报续审连国雄郭全等查讯寄顿财物情节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六日，《选编》第1册，第977页。

[4]《奉旨着派侍郎和珅喀宁阿并随带司员一并驰往贵州查办海宁呈告李侍尧贪污案》，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选编》第1册，第939页。

[5]李侍尧生年不详。根据乾隆四十六年一份上谕，“阿桂、李侍尧又皆少长于朕”（《选编》第2册，第1234页），可知李侍尧与乾隆皇帝、阿桂年纪仿佛。查阿桂生于1717年，乾隆生于1711年，则李侍尧大约也在18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

[6]《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十三卷，第10817—10822页。

[7]《谕内阁李侍尧着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等俱革职严审》，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982页。

[8]《云南巡抚孙士毅奏报李侍尧在滇情形并自请从重治罪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七日，《选编》第1册，第966页。

[9]《谕内阁海宁虽经传旨严询呈出李侍尧贪婪各款但两次面询不奏着交部严加议处》，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986页。

[10]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寄谕云贵总督福康安等着将李侍尧议罪之处悉心确核即行题奏》中云，“况福康安与李侍尧又属亲谊，更应引嫌确拟具题……”。《选编》第1册，第1116页。

[11]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李侍尧家人供词中提到：“……又玉器四件贮四匣送与诚亲王；又玉鼻烟壶一个、碧霞玺带头一块，送与金简，当时已经送去等语。”《协办大学士英廉奏报连国雄讯供带京十件玉器等分别交送情形片》，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三日，《选编》第1册，第955页。

[12]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一日《奉谕山西布政使尚安新抚到任在即急于折奏李侍尧罪名甚属非是应听雅德议覆》中透露出，“伊（按：李本）本李侍尧族叔，意在避嫌，不得不为此奏……”。《选编》第1册，第1112页。

[13]《军机大臣奏报遵旨和珅于五月初六七日可到紫泉涿州一带片》，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七日，《选编》第1册，第1035页。

[14]《谕内阁李侍尧着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等俱着革职严审》，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982页。

[15]《选编》第1册，第982页。

[16]《军机大臣奏报孙允恭顾廷煊赴苏购银数与李侍尧所供不符应敕钦差严审等情片》，《选编》第1册，第993—995页。

[17]分别为乾隆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757—1761）（乾隆二十二至二十四年署任）、乾隆二十九至三十年（1764—1765）、乾隆三十二至四十二年（1767—1777）。在最后一次任职期间里，奉宫廷之命曾负责监督经由广州向法国订购的一套铜版组画《平定回部得胜图》。见Newby,Laura."Copper Plate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from Paris to Peking via Canton."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16.2(2012):161—199.

[18]《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报查出李侍尧在广东置办物件及现存银两委员解京折》，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1044页。

[19]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谕内阁着将李侍尧从宽即定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中有语：“如谓因李侍尧平日有进奉见长之处，是以仍予加恩，则从前和珅赴滇查办时何难警示意旨欲为开脱而必严行根究、令节节败露若是耶？”（《选编》第1册，第1178页）。此谕可能系草拟稿，因行间有批注，且所引这段以括号示意去之，更耐人寻味。

[20]《钦差大臣喀宁阿奏报据李侍尧供称于纳楼土司一案并未收受银两缘由折》，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选编》第1册，第1072页。

[21]《安徽巡抚闵鹗元奏覆李侍尧可否按议勤议能不予立决及买办物件无弊折》，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选编》第1册，第1092页。

[22]案初三月初七日《钦差和珅等奏报严讯张永受经手银两及在京家产等情并遵旨解京质讯折》折中即已使用“李侍尧贪纵营私”字眼（《选编》第1册，第965页），在乾隆皇帝发交各省巡抚命回复惩处意见的上谕中也以“贪纵营私”定性此案。

[23]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初十日公布的《大清违警律》第二条：“凡犯本律所未载者，不得比附援引。”《大清法规大全•民政部》卷四“宪政编查馆奏考核违警律（并单）”。转引自陈新宇《从比附援引到罪行法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24]《江苏巡抚吴壇奏覆李侍尧应如大学士九卿所拟及署中并无令首县中军购物折》，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1075页。

[25]《兵部尚书李奉翰题覆李侍尧应照大学士九卿所拟斩决本》，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1080页。

[26]《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覆李侍尧应拟斩决及衙门向设有买办人役折》，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1089—1090页。

[27]《广东巡抚李湖题覆应将李侍尧照大学士等所拟即行正法本（残）》，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初五日，《选编》第1册，第1110页。

[28]《署云南巡抚刘秉恬奏覆并无令中军首县购买之事折》，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六日，《选编》第1册，第1116页。

[29]此处指安徽巡抚闵鹗元奏覆请从宽折（《奏覆李侍尧可否按议勤议能不予立决及买办物件无弊折》，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几乎是唯一提出从宽处理的督抚大臣；另有江南河道总督陈辉祖《奏覆李侍尧可否仍由和珅等会同九卿覆加严讯详核定罪折》，有转圜之意。《选编》第1册，第1091、1104页。

[30]《谕内阁着将李侍尧从宽即定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选编》第1册，第1177—1178页。

[31]《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二十八，乾隆四十六年四月，页三。

[32]《清史稿》，列传，卷三百二十三，第一〇八一七至一〇八二二页。

[33]《军机大臣奏呈大学士英廉寄来李侍尧入官房屋间数进深丈尺图样片》《奉旨着将李侍尧入官中所房屋一处赏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第》，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选编》第1册，第1111页。

[34]《奉旨李侍尧盛京房地产毋庸籍没入官其伯爵着交该旗遵照查明办理》，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1070页。

[35]上述5条买卖房屋记录均来自《总管内务府奏查内务府官房租库所征收各处官房价值银两数目清单》，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63-133-1。

[36]《奏为认买官房人名及房价数目等事折》，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二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66-349。

[37]《奏为认买官房人名房价等事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68-304。

[38]《奏为入官房间照例准人具呈认买等事折》，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九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70-124。

[39]《奏为有人交价认买官房居住等事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73-469。

[40]《军机大臣奏呈大学士英廉寄来李侍尧入官房屋间数进深丈尺图样片》，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选编》第1册，第1111页。

[41]军机处录副奏折，一档馆藏，档号：03-0352-033。

[42]日期分署“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和“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见《选编》第1册，第1127、1130页。同件另见于内务府奏案，一档馆藏，档号：05-0355-006和05-0355-008。

[43]《协办大学士英廉奏报李侍尧家人方喜儿自首并请敕交沿途督抚截解李侍尧贡品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三日，《选编》第1册，第956页。

[44]《谕内阁李侍尧着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等俱着革职严审》，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982页。

[45]参见明清人名权威档，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2016年10月8日检索）。

[46]《汪师仪等口供清单》，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1026—1029页。

[47]《查抄汪圻杨奎方洛家产清单》，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1031—1033页。

[48]《湖广总督富勒浑等奏报截获汪圻家眷船物及办理情形折》，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1040—1043页。此批器物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解到京城内务府（《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奏报解到截抄汪圻家属在船金银玉器缎绸等物及办理情形》），《选编》第1册，第1181—1191页。

[49]《湖南巡抚奏呈杨雨三江涛等供单》，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三日，《选编》第1册，第1059—1060页。

[50]《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奏报解到汪圻德起名下截抄缎绸衣物及办理情形折》，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三十日，《选编》第1册，第1167—1173页。

[51]《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奏报解到原云南按察使汪圻等六人衣物及办理情形折》，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三十日，《选编》第1册，第1152页。

[52]根据《汪师仪等口供清单》《汪圻杨奎方洛家产清单》中内容统计。《选编》第1册，第1028—1029页、第1032页。

[53]在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奏折中，孙士毅禀称，“上年李侍尧与臬司汪圻意见不协，李侍尧将汪圻私馈物件掷还”。《选编》第1册，第967页。

[54]《寄谕大学士英廉等着将庄肇基与李侍尧素尔芳阿一并解京质讯素尔芳阿馈银情事》，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1024页。

[55]《谕内阁汪圻托病违例船行探视家属自取重戾着交刑部严审治罪》，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选编》第1册，第1180页。

[56]《嘉兴府志》，光绪五年刊本，卷五十二。

[57]《寄谕钦差和珅等着将汪圻等人任所并原籍家产查抄具奏》，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983页。

[58]《闽浙总督三宝奏复查抄庄肇奎家产情形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1003—1004页。

[59]《护贵州巡抚图思德奏报查获钱酆家人吴章等缴出银两并讯供解滇折》，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选编》第1册，第259页。

[60]《庄肇奎亲属供词》，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1004页。

[61]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三宝奏覆查抄庄肇奎家产情形折》“附件二：查抄庄肇奎原籍家产清单”，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奏报解到云南按察使汪圻等六人衣物及办理情形折》“附件：原任云南按察使汪圻等六人查抄缎绸衣物等项变价清单”。《选编》第1册，第1005—1011页，第1153—1162页。

[62]《庄肇奎亲属供词》，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1003页。

[63]《闽浙总督三宝奏报查封孙士毅家产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1014页。

[64]《庄肇奎亲属供词》，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1004页。

[65]《寄谕闽浙总督三宝等吴壇错会旨意查封孙士毅等家产意在待赔滇省亏空》，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日，《选编》第1册，第1016页。

[66]《寄谕闽浙总督三宝等着将裴宗锡孙士毅原籍家产严密查封以备抵补应赔之项》，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987页。

[67]《寄谕山西巡抚雅德查封裴宗锡家产殊属错谬着传旨申饬止应将其家资查明存记》，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选编》第1册，第1033页。

[68]《山西巡抚雅德奏为遵旨查封原任滇抚裴宗锡原籍家产情形事》，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一日，一档馆藏，档号：04-01-12-0188-065。

[69]《大学士英廉奏报准咨查办封贮裴宗锡寄存于中书方维甸提塘萧明处什物折》，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日，《选编》第1册，第1045页。

[70]《大学士英廉奏报准咨查办封贮裴宗锡寄存于中书方维甸提塘萧明处什物折》，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日，《选编》第1册，第1046页。

[71]《大学士英廉奏报方维甸报出孙士毅借物进贡及佘国观交出裴宗锡所置玉器片》，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日，《选编》第1册，第1049页。

[72]《大学士英廉奏复查办裴宗锡器物过当及遵旨办理缘由折》，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选编》第1册，第1056—1057页。

[73]孙士毅与裴宗锡情罪相同被令仅限于查封备抵，案结后被令发还（见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日《寄谕闽浙总督三宝等吴壇错会旨意查封孙士毅等家产意在待赔滇省亏空》、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寄谕浙江巡抚李质颖着详晰查明孙士毅家内所有物件概行给还家属》，《选编》第1册，第1016页、第1115页）；陈孝昇以“究未馈送银两”而被令毋庸查封原籍家产（见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寄谕大学士英廉等陈孝昇原籍家产先不查封俟查有亏空任所资财变抵不敷再行查抄》、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大学士英廉奏报接奉谕旨敬谨存贮俟庄肇奎李侍尧等解到之日遵旨逐案质讯折》，《选编》第1册，第1024页、第1054页）。

[74]《山西巡抚喀宁阿奏报估变裴宗锡家产赔缴米价银两等事》，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档馆藏，档号：04-01-35-0745-032。

[75]《山西巡抚喀宁阿奏报查清裴宗锡家产解京变价归款以清积盐课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二日，一档馆藏，档号：04-01-35-0472-004。

[76]《山东巡抚雅德奏报原任云南巡抚裴宗锡应赔盐课已完银数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9辑，第48页。由于裴宗锡所有财物变价银仍然不敷须要缴赔之“十万两”银，其子裴正文还向亲族设措上交到银二万八千二百两；余尚未完银“三万九千余两”，裴正文呈恳宽限三年，再向亲友挪凑交纳，同上，第49页。

[77]《两江总督萨载奏为遵旨察核裴宗锡寄存江宁木器物件情形事》，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日，一档馆藏，档号：04-01-12-0189-039。

[78]《协办大学士英廉奏报查出李侍尧家人张永受等寄顿物件情形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九日，《选编》第1册，第970页。

[79]《湖南巡抚李湖奏报截获李侍尧折差张曜刘凤翼等及审究情形折》，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选编》第1册，第944页。

[80]《寄谕协办大学士英廉着将张曜与八十五质讯并严讯连国雄》，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选编》第1册，第947页。因这一数目过甚，张永受在京家产当即被着严密查抄。《寄谕协办大学士英廉着严讯八十五并将其与张永受连国雄财产一并严密查抄》，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二日，《选编》第1册，第952页。

[81]《大学士英廉奏报祝维极改名张永受投充李侍尧缘由及查出易州寄顿财物等情折》，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1050页。

[82]《协办大学士英廉奏报续审连国雄郭全等查讯寄顿财物情节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六日，《选编》第1册，第977页。

[83]《大学士英廉奏报祝维极改名张永受投充李侍尧缘由及查出易州寄顿财物等情折》，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选编》第1册，第1050页。

[84]金条重29.7两，照1∶15换合银为446.25两；鼻烟壶估300两。

第6章 清代文字狱中的几则家产案例

问尹嘉铨：你书内说不愿做台谏官，又说“不言不能自甘，多言又恐不测”等语，朝廷设立言官原要他尽言，若果确有所见尽可直陈，何至“不言不能自甘”，况所言切当，皇上方且重用，何至有不测之祸，此话究竟指何人受祸，而言你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不能自甘呢？可据实供来。

据供：我这种话原是空话，我虽中过举人，未曾保举御史，看见明代言官多以抗疏得罪，史册上多称赞他不愧御史之职，所以说要做御史狠难，我不愿做他的话，其实圣朝并未禁止言官不许说话，亦从无有做御史受祸之人，叫我如何指实得出呢？

——原大理寺卿尹嘉铨供词，乾隆四十六年（1781）[1]

清代法律中并无关于“因言获罪”如何导致抄家的专门规定，文字狱中的罪犯大多在“大逆”的名义下被抄家产。关于清代文字狱史料，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自1931年至1934年陆续排印出版了九辑《清代文字狱档》，编入雍正朝文字狱1起、乾隆朝文字狱64起；后上海书店出版社在21世纪又增补一辑，补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20案，汇成《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2]由于清代文字狱中涉及基层文人，因此为了解官僚以外的一般士绅的经济状况提供了一手数据。不过，文字狱中的抄家，重点以所谓“悖逆”书籍为查抄对象，家庭财产情况方面的记录详尽程度不一，本章选取内容相对完整的几例分别叙述。

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齐召南的家产

齐召南（1706—1768）是清代一位著名的文士，根据目前留下的记载，他是清代《十三经》（殿版）、《廿三史》（殿版）的校勘者之一，参与编修《续文献通考》（副总裁）、《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等多部官修典籍[3]；同时，他在历史上又是一位地理学家，著有《水道提纲》，据说第一次把中国18世纪的海岸线清晰地勾画了出来，时人誉其“于学无不博，自天文律历，以至山川疆域，险阻要隘，了若指掌”[4]。齐召南半生充任皇家学者，颇受乾隆皇帝赏识，历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以伤乞归，回籍后主持浙江敷文书院。

齐召南本人其实并未有任何涉嫌悖逆的文字或言论；但其堂兄齐周华著有多种时论文字，对雍正时期吕留良案发表异见。乾隆三十二年（1767），齐周华向浙江巡抚熊学鹏拦道呈状，控告包括妻儿在内的众多亲属族人，并请之为其作品作序。熊学鹏检阅齐周华著作后，认为“语多悖逆谬妄，其人乃系恶类”，又“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应照大逆律拟凌迟处死、亲属缘坐、该犯家产查明入官。[5]齐召南在此案中由于身为近族并且被检出曾为齐周华《天台山游记》作跋而受株连。

齐召南在案中罪属可宽，因为其为齐周华作跋早已是四十多年前事（雍正二年间），且原跋已被齐周华删改。但齐周华在呈控词中提到齐召南有银寄予扬州江姓盐商生息，这便引起了乾隆的格外注意，在下谕宽免齐召南杖流之罚的同时[6]，又传谕浙江密查其资产：

前据熊学鹏查出齐周华控告齐召南原词有将银寄予江姓生息之事，伊平素以读书立身为事，岂应自蹈商贾牟利恶习，且现已邀恩免其治罪，又何得安然无事坐享赢余？着传谕熊学鹏可即密行查办。惟酌留糊口外，所有生息余资即尽数查出归公，以充本地公用，毋任稍有隐匿……[7]

一个多月后，浙省调查出齐召南所有产业如下：

祖遗无契田地山塘 五十四亩九分零

祭田 十三亩五分

自置田地塘 三百十九亩零

续置尚未过户田地山塘 十一亩四分

自置陈姓龙门房屋一所（出赁取租） 十二间

自置叶姓房屋一所（家属居住） 四十四间

以上这些田房据载“共值库平纹银四千八百六十五两八钱零”，其中齐召南“自置田地山塘共三百三十亩零及房屋二所计五十六间，共值库平纹银四千三百四十九两零”。[8]至于寄银生息一事，经查乃齐周华捏造诬告。但齐召南与“江姓盐商”确有些私谊：江姓其实指江承玠（雍正六年授台州府知府，后升浙江盐驿道），曾于雍正十二年（1734）保举齐召南博学鸿词[9]，乾隆六年（1741）身故，齐召南闻讣曾寄祭轴吊唁；乾隆十六年齐召南母身故，江承玠之子江昉以世谊亦寄祭轴吊唁。[10]这是两家有来往的大概。但乾隆对此回复并不满意，认为并未详查得实，“试问江姓充商者岂承玠之外别无一人耶？”[11]

乾隆何以对此尤为敏感，并如此放心不下而责令再查？这里有值得探究处。清代皇室内务府与盐商之间有长期的借贷关系，前者借此得到巨额利息，后者也赖以得周转之资。[12]江承玠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大盐商江春之叔父，而江春与乾隆皇帝关系非同一般，有所谓“天子布衣之交”，曾多次赏借银两，每次以数十万计。[13]涉及“江姓盐商”，势必挑动乾隆神经。由此可推想，乾隆对这件事必欲穷究，乃出于一定心理。另外，齐召南是乾隆熟知并“满意”的榜样类型——换句话说，在乾隆心目中，读书人最好如齐召南一般，一心钻到故纸堆里，不求名利，如果连齐召南这样的人都交结商贾，暗殖私利，那么汉人学士中还有可放心之人吗？

事实证明齐召南未曾“辜负”乾隆的“期许”：浙省经过又一番调查之后，确认出齐召南的确无寄银生息之事[14]；而齐召南全部财产查出不到五千两[15]，数目实非庞大。不仅如此，齐召南本人经此一案，身心受创，案结几个月之后即故去[16]，年才62岁。齐召南可谓一纯正的读书人，乾隆帝言其“平素以读书立身为事”，确是名实相副。

举人王锡侯的家产

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新昌县，有县民王泷南揭告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字贯》序内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之句，显属悖逆。案呈至江西巡抚海成，发现王锡侯序内有“《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等句，海成认为王锡侯所辑《字贯》“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请旨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17]

《字贯》呈进后，乾隆皇帝见凡例中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大为恼怒，严斥江西巡抚海成办案不力、漫不经心，此等大逆不法“开卷即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国家简任督抚，厚给廉俸，岂专令其养尊处优，一切委之劣幕？”，谕令海成亲往王锡侯家中搜查不法书籍字迹，并锁解王锡侯进京交刑部严审治罪。[18]

接谕后“跪读之下战栗恐惧，汗流浃背，无地自容”的海成立即亲率属从前往王锡侯家，搜检各屋内书籍、字迹，并“留按察使冯廷丞在县将缘坐人等及该犯家产逐一查办”。[19]十天后，海成奏报查获王锡侯所著《字贯》等书535部、各板片4257块，王锡侯家属应行缘坐者共21口（包括其妻、子、媳、孙、弟、侄），其家产也被估价写入清单进呈[20]：

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值银三十六两六钱

门首空地一片估值银三两二钱

鱼塘一口估值银一两二钱

屋后菜地一块估值银十二两五钱

竹木床桌椅凳架盘桶箱柜、锡铁磁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值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

谷一石五斗估值银七钱

小猪一口估值银三钱二分

鸡五只估值银一钱五分

以上各项加总起来共61.631两，数量与前几章官员的家产案例相比不啻天壤之别，也可见做官与不做官在经济状况上差距很大。

案结后的转年（1778），江西南昌县禀报发现有房屋一所系典自王锡侯，典者胡松高“于乾隆十四年用价银一百三十五两向王锡侯承典，次年伊照原价转典与任石存管业”；新任江西巡抚郝硕认为，此屋与绝卖不同，应估价后除还典项余银入官，“勘得此屋店面五间、后屋六间、空地一块，共估值市平色银二百六十两，除还任石存典价一百三十五两，余银一百二十五两，折实库平纹银一百十六两七钱五分，照变入官”。[21]

南昌这处房产，在案件发生的乾隆四十二年早已典给他人，并且后来又转典过一次。这里便涉及家产如何统计的问题。从产业所有权的角度，正如郝硕所提，“此屋与绝卖不同”，因此仍应计作王锡侯的房产。不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承典者已以一定代价获得使用权。因此郝硕将房产估变入官、典项归还典主，是合理的做法。我们在统计时，遵循所有权原则（亦是遵循当时的处理原则），将这处房产计为王锡侯产业，同时将典价计入“负债”，以体现典卖存在的事实。

除上述外，王锡侯被查获书籍（书籍535部，板片4257块）当时并未估价，粗估计192.14两（见表6-1）。这样，王锡侯家产总价值513.771两，净值378.771两。

表6-1 王锡侯家庭资产及结构

（续表）

说明：（1）王锡侯家产中没有田产的记录，于是以“鱼塘”“菜地”两项代充。

（2）书籍照0.2两/部、板片照0.02两/块估。

在审讯中，王锡侯称“我著书初心不过指望得名，并图书籍刻成发卖亦可觅利，如今想来以践土食毛之人乃将圣祖钦定之书妄行更改，希冀沽名渔利，是以天夺其魄，鬼使神差，以致自蹈狂逆，这都我自作之孽，还有什么说处”。[22]王锡侯最后判“斩决”，子孙从宽免死（改为“斩监候”），弟侄免缘坐（“加恩宽免”）。[23]从上表所反映的家产结构特征看，王锡侯显然不以食田租为主（他甚至没有田地，而仅有“鱼塘”和“菜地”），房产比重（58%）远超过“田产”，而书籍板片是另外价值较高的部分，占37%。如果诚如他所言，指望“书籍刻成发卖亦可觅利”（他很可能因此当卖了南昌的房产以投资于书籍出版），那么我们能够从中得到的信息是，田房产业在当时不是唯一的“投资选项”，像出版业等商业的发展可能能够提供给人们替代性的经济来源。

江宁布政使陶易家产

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楼诗》案”是清代文字狱案中较著名的，人们所熟知的故事——“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诗句被认为是寄怀前朝之语，以及人名“徐首发”“沈成濯”被认为是诋毁清朝剃发之制，皆出自此案。

狱案“主角”徐述夔系江苏泰州举人（生卒年不详），时已故。他的家产被查抄，可惜的是资料没有留存。不过这起案件留下了一位高级官员——江宁布政使陶易的完整家产资料。陶易的家产案例很有说明性，因为与本书很多官员获罪情形不同的是，陶易并无贪腐受贿情节，并且与前章之庄肇奎类似，史籍文献中的陶易官声颇佳[2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二品级“好官”的经济财产状况。

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1720—1805）上折，奏报接到民人童志璘呈缴江苏东台县已故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及沈德潜（1673—1769）[25]所作《徐述夔传》，诗集内语多愤激，传记内有“伊弟妄罹大辟，阅十七月而冤雪”之语。[26]乾隆当即传旨严切查究。[27]在查办过程中，江宁布政使陶易被查出早于五月间即已接据东台县禀报，却不即时严密查办，有袒护消弭之嫌。[28]九月十六日，上谕将陶易革职，派员解京交大学士九卿严讯。[29]二十四日，再谕将陶易山东原籍家产严密查封、江宁任所资财一并查抄。[30]此陶易获罪被抄之大概。

十月，署两江总督萨载递到陶易江宁任所资财清单，包括：金器饰、金锭95两零，银2358两零，大小玉器185件，旧铜器25件，旧瓷器40件；其余有绸缎皮料、蟒袍、绒锦羽毛、哆啰呢及新旧衣服、首饰同朝珠、帽纬、书籍、字画、铜锡器皿、木器家伙以及零星杂物。[31]随后山东巡抚国泰奏报查出陶易原籍家产，包括：文登县之威海卫住房74间，地契24张（契价银9870余两），园地契2张，男妇绸缎纱绫皮棉夹单衣服、布衣、绸缎纱料布匹，银器首饰、铜锡器皿、瓷器，书籍、铺陈、木漆等物，马骡驴等牲畜，现银60余两、钱17千700文[32]。

此外，国泰还查到陶易之子陶曾恒在九月间由江宁回山东原籍，携银1800余两，除路上盘费用去200两、给他人托带银并陶易给族中亲戚等项合计银224两，下剩1400余两，已在原籍内查封和追缴（内有还过亲戚等欠项银合计1358两）。[33]又萨载查出，陶易革职进京前曾将银五千两交托商人吴应祥会票至京，“以备将来呈请赎罪之用”。[34]又直隶总督周元理报，九月二十五日陶易在江宁府摘印起身赴京受审，被许自带盘费银2000两和零星衣物，十月十四日行至直隶雄县时被截拿，随带银物被查抄（当时余剩1700余两）。[35]

陶易托人会票至京一节有两处尤堪注意。其一在于他预感将要获罪，托人将银5000两银汇至京城，预备赎罪。这件事初看起来十分荒诞——如果罪可以以钱赎，那么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又有何意义？陶易此举必是因有成例在先才会如此布置，否则无异于行贿，结果不是罪上加罪、自蹈重罹吗？实际上，陶易之举在当时并不荒诞，官员自愿罚银以赎罪愆，即所谓“议罪银”[36]，在乾隆后期几成通例（本书第7、8章案例中时有反映）。仅此一端，便可知清代无论法律多发达，在根本上却并不是一个法治性质的社会；设立“议罪银”，也足见清代政治之荒谬和自上至下贯通的腐败。[37]其二，陶所寄5000两银，由其子陶曾履托“素识之桐城县人吴应祥会至京城孝顺胡同戴姓缎行”，而吴应祥“原在京中海淀地方开张盐店，店中需银接济，常向王吉全缎行会兑”，恰逢当时即将赴北，吴遂“将自己之银同陶曾履银两一并交与王吉全兑收，立有会票六张”，携进京城。[38]这里提到一种票据——会票，查“会票”的含义，俞鸿昌《中国会票概论：清代会票图录》中释义“会票是中国古时通行的票据。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明代称为会票，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起初会票是异地兑换的凭证，后来有的可以流通支付，成为钞票”。[39]从这里看，会票在清代商家间资金往来、支付结算等方面的应用十分普遍，也可见金融形式在中国很早树立，其发展有相当成熟的一面。

综合以上所有内容，将陶易家产内容汇入表6-2，总家产估约39989.9两（内含欠项1358两，净资产38631.9两）。这一数目是18世纪一位清代二品高官的家产规模的重要参考。在查抄陶易原籍家产时，其邻右亲戚人等咸供，“陶易家本寒微，素非世宦，现在田房均系陶易仕后陆续置买”。[40]陶易本人亦自称“我原系一穷举人，仰蒙皇上天恩，由州县府道超擢藩司，祖父皆蒙荣耀”。[41]以寒素之家起身，且为官清廉，仕宦多年后财产却能累至近4万两，可以想见当时所谓“升官发财”之流行语绝非虚言。也难怪清代捐纳盛行，士人商贾皆纷至沓来而踵集于仕途。

表6-2 陶易家产清单及估价

（续表）

（续表）

（续表）[81]

（续表）

从资产结构上看，陶易家产大部分属于“非不动产类实物”（本书将首饰珠宝、珍珠玉石、古玩铜器、绸缎布匹、织锦皮张和家当什物等统归入此类），占比42%，远超过田产（25%）和房屋（6%）。这样的比重关系在官员之中并不属异常。当时负责查抄其原籍资产的山东巡抚国泰奏折中即提到，“查陶易久任外官，何以现在资财内并无古玩、金珠等物……尤应逐加细查以昭确实”[42]，可见官员历任多年后拥有古玩珠玉等物是普遍现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十九日，陶易于审讯后被免死罪（“着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43]）。但他在押解赴京途中即患下身溃烂、肚胀泄泻[44]，入京十天后即身故[45]，时年64岁。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发生的乾隆四十三年是清代文字狱史上的重要年份，案件从此年开始骤然增多。[46]事缘上一年王锡侯《字贯》案令乾隆深受刺激，一时间满眼草木皆兵，既疑汉人欺满不识汉学（认为徐述夔诗案中校书徐首发、沈成濯人名取义于《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断为逆党，云“此等鬼蜮伎俩岂能逃朕之洞鉴”[47]），又疑臣子对于查访悖逆书籍的饬令[48]并不实力执行、空言塞责。陶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罪遭遣，不幸落得个悲惨结局。

十七年后，乾隆皇帝在御极六十年大庆之时宽免了一批家产被抄而尚不敷完缴之员，陶易在其中之列：

朕普锡春祺，业经叠颁恩旨加惠臣民，复命查从前臣工内因过误有赔项未清者，经军机大臣开单具奏，如文绶、裴宗锡、闵鹗元、福崧、陶易等五员，俱曾缘事查抄，其名下尚有未完银两，朕临御六十年，办理庶务一秉大公至正，于诸臣功过权衡轻重，赏罚从公，宽严悉当，从不稍事苛求，此等缘事查抄之员皆因其在任之时或瞻徇贻误，或执法营私，其籍没家产，实属罪由自取，所有未完银两本应着落该家属子弟照数赔缴，第念丙辰年即届归政之期，现当春韶令节，覃敷恺泽破格施恩，着将文绶等五员名下未完银两概予宽免。……[49]

用“未完银两”巧饰对他人家产的侵占，又用“赏罚从公，宽严悉当，从不稍事苛求”来体现自己的仁慈宽厚，真是有些掩耳盗铃了。

生员祝廷诤家产

同前述很多案件一样，乾隆四十四年（1779）“祝廷诤《续三字经》案”仍是起因于挟嫌控告。

是年十月，江西饶州府德兴县民人祝平章首告族内同辈祝浃之祖父祝廷诤所著《续三字经》有违碍字迹。祝廷诤原为江西德兴县生员，早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在世之时曾教幼时的祝浃诵读《续三字经》，后来祝浃将之默写出来，也为自己的儿子作读书启蒙。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族人祝平章被祝浃之弟祝洄控告盗卖公田，于是有十月间将祝廷诤所作《续三字经》之事检举。[50]

江西巡抚郝硕接案后，认为祝廷诤《续三字经》中叙元代“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寓意诋谤，影射清朝剃发政策，又不按惯例将当朝国号抬格书写（以示敬谨），拟将祝廷诤以大逆罪论处，开棺戮尸，其后辈十六岁以上斩立决，财产查变入官。[51]对此，乾隆的批复是，“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52]

如此重判之拟议是否最终通过而执行，现因文献缺乏不得而知。但家产尽数被抄是文献中可以证实的。第二年（1780）八月，江西巡抚郝硕奏报祝廷诤家产估变结果，“所遗田山地基什物逐一确估，共值银一百八十一两三钱九分，内除豸下田变银十六两扣除祝廷洪原典价银十五两外，实共价银一百六十六两三钱九分”，并附清册。[53]

这则案例提供了相当可贵的地方物价资料：不仅田地、日用品、家具等每一项都“逐一确估”出价值，并且田地还分成早田、晚田、麦地、荒山几种不同类型，其下又分上则、中则、下则，都分别估价（详见本章附录：祝廷诤名下田山地基什物估计价值清单）。我们除将每一项折成单价汇入清代价格数据（未刊“价格资料篇”相关内容）外，还以1亩上则田价值为标准，得到一组相对价值关系数据：

1亩上则早田＝1亩上则晚田＝1亩房屋地基

＝1.25亩中则早田＝1.25亩中则晚田

≈1.538亩下则早田＝1.538亩下则晚田

≈3.02亩麦地

＝20亩荒山

＝62.5锡茶壶（2斤重）

＝100铁锄头＝100杉木桌

≈102.94旧铁锅

≈111.11锡酒壶（1.5斤重）

＝125铁菜刀＝125铁柴刀＝125铁柴斧

＝125竹床＝125篾箱

≈142.86杉木椅

≈192.31杉木桶

≈333.33杉木凳

由以上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有趣的发现：至少在江西地区，房屋地基与上等田地的价值是相当的；一亩上等田地大约相当于三亩麦地或二十亩荒山；铁具（铁菜刀、铁柴刀、铁柴斧）与竹床、篾箱的价值相当，等等。这些推论对于其他案例的估价有参考意义。

由于《续三字经》被揭发时，祝廷诤本人已经身故三十年，其间财产已有所消耗，例如其住所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失火烧毁而仅存地基[54]，所以当时估变的资产总数（181.39两），主要为田产价值。如果参考前案中同出自江西，且与之地位接近（同为下层士绅）的王锡侯住宅价值（36.6两）并采用之，保守推估祝廷诤在世时的家产在217.99两上下。

大理寺卿尹嘉铨家产

尹嘉铨（1711—1781），字亨山，清代名宦尹会一（1691—1748）[55]之子，曾先后在山东、山西、甘肃等省任按察使和布政司道，后擢升至大理寺卿，官至正三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退休还乡于老家河北博野（保定府属）。“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是清代几起最著名文字狱案之一。不过，如果深入看案情，这更似一出闹剧。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十八日，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回跸至保定，同在保定的尹嘉铨借机进呈二折，一为其父尹会一请赐谥号，一为其父请从祀孔庙。[56]见第一折后，乾隆朱批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57]见第二折后，乾隆彻底愤怒，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58]雪上加霜的是，尹嘉铨此次进折并未亲往禀呈，而是遣其在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特由京城来保定递折。[59]乾隆恼其忘乎所以，当日即下数道谕旨，令将尹嘉铨革去顶戴、交刑部从重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和在京家产。[60]

三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袁守侗奏报查办结果：询得尹嘉铨“向系在京居住，偶尔下乡与伊子同居”，随传旨将尹嘉铨锁拿解京，并将伊子住房、庄房、地亩及内存一切物件封固看守，内尹嘉铨名下有伊父尹会一祠堂1所、随祀祭田84亩零，又义学田1顷（乾隆十一年尹会一捐），还有尹嘉铨代妻父李浚公赎祠堂1所（价银880两），以及祁州典买房地并蠡县与人伙开“义兴当”等。[61]

乾隆皇帝自见到尹嘉铨如此“狂妄”，推其平日有妄著文字，于是下令重点查抄书籍（“于查抄时其资产物件尚在其次，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62]。这下可忙坏了群臣，因为尹嘉铨自祖父以来留传之书颇多，加上父子二人皆好著书立说，仅博野原籍即查出“所藏古今文集律例志书等项共四百一十四种”“尹嘉铨父子著作五十二种”[63]，在京寓所又查出“有书大小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64]。翰林们日夜检阅，历经半月，签出130余条。乾隆所料果也不假，尹嘉铨的妄自尊大、自我推崇几乎达到可笑的地步：

问尹嘉铨：你所做《近思录》以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并你父亲尹会一所说的话为四子遗书，你所做序内云“先君子抚豫时题请潜庵先生从祀，又经廷议公论斯彰，由是有四子之称”等语，难道汤斌诸人就做得颜、曾、思、孟么？况又把父亲一同列入称为四子，你的比方竟高至如此，岂不狂妄么？

据供：我因平日听说汤斌等品行好，又各有讲学的书，所以就采取些辑成《近思录》，仿照朱子的书名，并将我父亲的著作附入，因以意为之亦称为“四子”，其实哪里赶得上颜、曾、思、孟呢？总是我狂妄糊涂，无可置辩。[65]

尹嘉铨不仅将父亲尹会一与清初汤斌、陆陇其、张伯行比拟孔门先圣四子，自己还东施效颦，仿宋代朱熹、司马光等著《名臣言行录》。

问尹嘉铨：高士奇的行私纳贿人人多知道的，即高其位由提督擢为大学士并无政迹可称，其余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等亦岂能比古名臣，你所做《名臣言行录》内如何一并列入，是何意思？至你父亲虽做过巡抚、侍郎，也没有什么功绩，也列入名臣内，这不多是你的狂妄么？

据供：这《名臣言行录》五本是我平时看见宋代朱子、司马温公等论本朝人物，采取极宽，苟有一言一行无不采入，是以糊涂主见也仿照此例录载我朝诸臣，但其中文字亦并非我杜撰，或将志书、行述或墓碑上采取来的，今大人们指出高士奇行私纳贿，高其位不过由提督擢授大学士，毫无政绩，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蒋廷锡诸人也并无好处，我也自悔无知妄作，任臆记载，至我故父尹会一也一并列入尤属错谬该死，别无可辨。[66]

尹嘉铨又喜好模仿清流高士口气，高屋建瓴，纵横天下之事。但从他被审的表现看，实际并无真见解，且一遇诘问即刻收敛声息、随附应诺。如：

问尹嘉铨：你《近思录》内称“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可为虑”，如今遭逢圣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有何意见，据实供来。

据供：我说的“天下大虑”原是大概泛论的话，如今皇上洞悉民隐，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亦非别有意见，然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处，还有何辩。[67]

其实，尹嘉铨平日所著多是沽名钓誉、欲图留名史册之作，并无实际讥讽朝政和悖逆清朝的文字。因此，与前述齐周华、王锡侯、徐述夔、祝廷诤等几例文字狱案情形不同，连捕风捉影的余地都没有。但是，现今龙颜大怒、要问重罪，检阅官也实在无可拣选，连他居家琐事都拣出讯问：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68]

既问出尹嘉铨之妻要给他纳妾，审官就此“借题发挥”，复问起早年一段“惧内”旧事：

问尹嘉铨：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69]

这里倒是透露出一些信息：尹嘉铨其实与乾隆皇帝关系原非疏远，甚至很熟络[70]，以至尚能在皇帝面前哗众取宠，为内廷所共见。而问官似乎对尹嘉铨惧内、娶妾一节尤感兴趣，反复究诘：

问尹嘉铨：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是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71]

复仍讯尹嘉铨：

问尹嘉铨：你平日怕女人本是众所共知的，但因要讨女人的好，就敢于皇上前求赏翎子，据你奏称你女人说若不得翎子回来见不得我等语，你当时学作女人声音状貌恳切乞恩，竟敢于至尊之前奏这等亵渎的话，难道是讲道学的人应该的么？[72]

尹嘉铨只得应声承认：自己从前在皇上面前求一根翎子，若不得翎子回家自觉无颜见妻，但在皇上面前敢如此陈奏，实属亵慢无礼、罪该万死。[73]

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三宝、英廉与各部尚书侍郎及九卿衔名具折，拟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财产入官，著书销毁。[74]同日，乾隆下谕旨尹嘉铨凌迟之罪改绞立决，家属免缘坐。[75]四月二十日，谕各省查缴尹嘉铨书籍，“如有书籍、板片即行解京销毁”。[76]

关于尹嘉铨的家产，大概因乾隆当时有令重点查抄文字，“其资产物件尚在其次”，故当年仅有直隶总督袁守侗三月二十五日奏折（见前文）略提及家产内容。此外，清宫档案中尚存一份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奏折，涉及尹嘉铨家产估变情形，可补袁守侗奏折信息之不足：

查尹嘉铨名下坐落博野县瓦土草房四所，计一百九十三间半，共估价银二千二百八十八两七钱零，又地基三十六亩三分零，估价银二百四十四两四钱零，前项房屋有原契者按照原契估变，无原契者照依时值确估，均属有增无减。又坐落祁州庄园房二所计五十五间半，估价银三百三十五两五钱零，庄园基九亩三分零，估价银一百三十两。前项庄园因尹嘉铨系买自亲友，契价过重，且远在邻境未曾修葺，而买后又续有坍损，是以较原价不敷银一百四十七两零以上。博野、祁州二处瓦土草房庄园基地共估变银二千九百九十八两零，将房间檩脊高宽、进深丈尺、木植各色分晰另造清册，由清河道梁肯堂亲勘复估，详请核奏前来。[77]

两相参照，尹嘉铨家产情况如表6-3所列：

表6-3 尹嘉铨资产估计表

（续表）

说明：（1）参考尹嘉铨在博野县地基价（244.4两÷36.6亩≈6.73两/亩），略计为6两。（2）估算在京寓所书籍包括：书大小311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封、书板1200块（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英廉奏查抄尹嘉铨京寓片》）；书照0.2两/套估62.2两，散书照0.02两/本估30.78两，未装订书籍一柜猜估2两，法帖册页照0.4两/本估26两，破字画照0.1两/卷估5.8两，书板照0.1两/块估120两，总计共估246.78两。

其中，尹嘉铨博野、祁州的田房产业价值当时估有确数（合计2998.6两）。祭田、义学田仅有数量而无估价，根据已知尹氏同地房屋地基价值（此也受祝廷诤案房屋地基与上等田地价相当之启发），估其祭田、义田价值合计1104两（见表6-3说明）。房产项下，唯原籍祠堂价值无载，案内提到尹嘉铨为妻父赎祠堂一所价880两，可作为同价参考。这样，尹嘉铨所有田房不动产业估计4982.6两。

典当项下，史料中仅载“访有祁州典买房地并蠡县与张思问等伙开义兴当，所存本利亦一并查明，汇开清单恭呈御览”，但未见清单。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中“历代当铺资本额表”中乾隆时期数字，猜估为4000两（中等城市小当铺）[78]，合伙故折半为2000两。至于尹嘉铨其他财物，有当年三月二十二日《英廉奏查抄尹嘉铨京寓片》中提到之尹嘉铨在京书籍、法帖册页、字画书信和三月二十五日《袁守侗奏查抄尹嘉铨家产书籍折》中提到之“各书共装大小四十六箱”及查出“御赐墨宝并御制诗文共五十四件，又原查出古玩二十二件”，总估952.78两（见表6-3说明）。另外，尹嘉铨应尚有一些银钱现款和家当什物杂项，案内资料无任何信息，分别猜估以20两和100两。综合以上所有，尹嘉铨家产估计为8055.38两。

清代儒林也真是故事丰富。既有众多一生不得志的贫寒士子，又有宦海浮沉、命运多舛的文人，还有仕途坦荡却终不免被时代愚弄的既得利益者。尹嘉铨平日自负读书，著述辑书总共八十余种[79]，包括《贻教堂文集》（按：贻教堂为其室名）、《近思录》三编、《近思录》四编、《皇清名臣言行录》等文集，甚至还包括自编个人年谱（《尹子端年谱》），为图史上留名可谓用心良苦。而经乾隆四十六年一案，不仅命丧黄泉，并且著作全部销毁，一生辛苦付诸东流，终只给历史留下一个笑柄。

附录：祝廷诤名下田山地基什物估计价值清单[80]

计开：

义坞套上则早田二亩六分估银二十六两

石坞岑底上则早田八分估银八两

十九都金山底上则晚田二亩四分估银二十四两

瓦匠坞中则早田二亩估银一十六两

豸下中则早田二亩估银一十六两此田系伊曾孙祝乌九当给祝廷洪为业，应扣除当价银十五两

杨林套中则晚田八分估银六两四钱

刘家源木桥头下则早田二亩估银一十三两

王家坞口上首下则田一亩估银六两五钱

石家高坂岑下则早田七分五厘估银四两八钱七分零

义坞套下则早田六分五厘估银四两二钱二分零

军山底水碛下则早田一分估银六钱五分

北坂松林底垅内下则晚田八分估银五两二钱

环溪书院右边麦地四分八厘估银一两五钱九分零

王家坞荒山十亩七分八厘估银五两三钱六分零

又王家坞荒山九亩一分估银四两五钱二分零

又王家坞荒山四亩八分六厘估银二两四钱一分零

又王家坞荒山四亩六分估银二两二钱八分零

庙岗山荒山二亩估银九钱九分零

方家坞荒山五分估银二钱四分零

叶家坞荒山三分估银一钱四分零

屋地基一亩估银十两

旧铁锅七口估银六钱八分

铁菜刀三把估银二钱四分

铁柴刀二把估银一钱一分

铁锄头一张估银一钱

铁柴斧一把估银八分

锡酒壶二把共重三斤估银一钱八分

锡茶壶一把重二斤估银一钱六分

杉木棹六张估银六钱

杉木凳十七条估银五钱一分

杉木椅四把估银二钱八分

杉木桶五个估银二钱六分

竹床一张估银八分

篾箱二只估银一钱六分

以上共估银一百八十一两三钱九分内除豸下田变银十六两扣除祝廷洪原典价银十五两外，实共解银一百六十六两三钱九分

[1]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尹嘉铨供八（军机处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572页。

[2]《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出版说明，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3]参见明清人名权威档，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2017/2/3检索）。

[4]《台州府志》卷一百三，《齐召南传》。

[5]《苏昌等奏齐周华著书悖逆及审拟情形折》，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93—96页。

[6]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上谕：“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原任侍郎齐召南于堂兄齐周华造作逆词不能稽察纠参，应照律拟流。得旨：齐召南曾为侍郎，乃于堂兄齐周华逆案为之隐讳不即参奏，实难辞咎，念其曾为大员，所有问拟杖流之处着加恩宽免。”《清高宗实录》，二月辛酉。

[7]《密行查办寄银生息之事谕》，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100—101页。

[8]《永德奏调查齐召南资产折》，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106页。从中可推齐召南祖遗产业（无契田地山塘五十四亩九分零、祭田十三亩五分）值516.8两，平均单亩价格约7.55两。

[9]原作“博学宏词”，科举制中之一科，因避乾隆皇帝名讳，故作“博学鸿词”。

[10]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尤拔世奏江日泰并无代齐召南存银生息折》、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永德奏严讯齐召南寄银生息折》，《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105—107页。

[11]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永德有意沽名传旨申饬谕》中称，“永德所奏齐召南将银两托江姓商人生息一事并未详查得实，遽称齐周华控诬无疑，不惟冒昧疏忽，且深蹈外吏消弭卸责陋习，……试问江姓充商者岂承玠之外别无一人耶？”。《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110页。

[12]参见林永匡、王熹：《清代盐商与皇室》，《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

[13]关于江春及与乾隆皇帝之关系，参见朱宇宙《略论清代两淮盐商江春》，载《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4]《永德奏讯究齐召南寄银生息情形折》，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111—112页。

[15]原载田房产业数目计4865.8两，根据齐召南官阶地位，猜估其财物银钱等价值120两（保守估计），补足为完整家产结构案例。

[16]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奏称：“今据天台县知县沈坚呈报，齐召南甘冒痰疾医治不痊，于五月二十三日身故等情前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114页。

[17]《海成奏王锡侯辑刻〈字贯〉狂妄不法折》，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61—662页。

[18]《将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严审治罪谕》，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62页。

[19]《海成搜查王锡侯家并将人犯押解赴京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66页。

[20]《海成奏王锡侯案缘坐人犯分起解京情形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72—673页。

[21]《郝硕奏查明估变王锡侯在南昌县房屋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81—682页。

[22]《王锡侯供词》，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76页。

[23]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王锡侯从宽改为斩决谕》，十二月二十三日《王锡侯之子孙从宽改为斩监候谕》，《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77、680页。

[24]《文登县志》载其生平：“壬申恩科顺天举人，由教习拣发湖南使用知县，历任剧邑，卓有政声，由益阳调任衡阳县，恤老贫，矜孤寡，抑豪右，尘案一空，诸不轨者咸敛手。邑尚奢靡，易劝节俭，出示晓谕，剀切周挚，民皆动色相戒。城池庙宇考棚书院，凡废坠者无不修举，会有保举堪胜知府之命，楚抚乔疏荐四人，易与焉，特授山西平定道，直隶州衡阳感易德，为立去思碑以纪善政。牧平定时，州治土厚水深，井泉甚少，上城建置山巅，止一井，居民苦之，易创立嘉山书院，谋于东偏隙地凿井，众有难色，易独锐意为之，不数丈忽泉水涌出，甘冽异常，士民以为神助，名曰陶公井，建亭于旁，学使吴严刻诗纪其事。迁江苏淮安府知府，会黄河满溢，详请大府赈恤兼施，民颂其惠。升广东惠潮嘉道，保留江安等处粮道，擢江宁布政使代理织造，管新龙江关税务。……百废俱举，事集而民不扰，服官二十余年始终如一。”《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六八号》，《文登县志（一）》，卷九，下，人物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90—891页。

[25]沈德潜，诗人、学者。乾隆四十一年“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亦是清代文字狱中著名者；但沈德潜生前有荣，逝后有追谥之遇，乾隆四十三年受徐述夔案影响，官爵加衔谥典尽革，御赐祭葬碑文磨毁，乡贤祠内牌位撤出。

[26]《刘墉奏如皋民人童志璘投呈缴出徐述夔诗折》，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597—598页。

[27]《查明徐述夔之弟原案并严讯殷宝山谕》，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598页。

[28]《着陶易即行明白回奏谕》，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04页。

[29]《将陶易等革职解京审拟谕一》《谕二》，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09—610页。

[30]《查抄陶易家产谕》，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13页。

[31]《萨载等奏查抄陶易任所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26页。同很多官员家产奏报一样，陶易任所所有财物被分成“应解内务府各件”、“应解崇文门各件”和“应留在外估变各件”，详见表6-2。

[32]《国泰奏查抄陶易原籍资财产业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33页。后有家产清单奏呈，见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国泰奏查核陶易带回银两数不相符折》附件：查封陶易原籍财产衣物清单，第653—654页。各项具体数量前后有不一处，以清单所载为准（表6-2）。

[33]《国泰奏查抄陶易原籍资财产业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33页；《国泰奏查核陶易带回银两数不相符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第652—653页。

[34]《萨载等奏查抄陶易任所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26—627页。

[35]《周元理奏查抄江宁陶易任所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22—623页。

[36]议罪银起于乾隆年间，与历代通行的“罚俸”制度不同，议罪银无正式的法律规定，是乾隆皇帝要求当事人根据情况自罚银两以代替被问责定罪；缴纳出的银两主要落入内务府，即皇帝私囊。随着乾隆皇帝去世，议罪银“人亡政废”，不见于史料记载。参见林新奇：《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张世明、王旭：《议罪银新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7]对此，前贤早有评议。20世纪70年代学者牟润孙作《论乾隆时期的贪污》一文，指出乾隆时代除正常从盐税关税搜括以外，更大量抄家以增加皇室财富，最凶的是“要督抚秘密缴纳罚款赎罪，将钱送交内务府广储司”，因此“真正主动贪污的人是弘历”。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见录于《注史斋丛稿（增订本）》下，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470页。关于“议罪银”，张世明、王旭：《议罪银新考》一文有更系统论述。

[38]《萨载等奏查抄陶易任所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第626—627页。

[39]俞鸿昌：《中国会票概论：清代会票图录》，中国古钞学会出版，2005年，自序。

[40]《国泰奏查核陶易带回银两数不相符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53页。

[41]《陶易供词二》，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25页。

[42]《国泰奏查抄陶易原籍资财产业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33页。

[43]《阿桂等奏审拟陶易等罪名折》，朱批，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34页。

[44]《周元理奏查抄江宁陶易任所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22页。

[45]《候补郎中赵希璜悔轩陶公墓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六八号》，《文登县志（一）》卷九，下，人物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93页。

[46]根据《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之“编年索引”，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有文字狱1起，四十三年（1778年）骤增至9起，四十四年（1779年）10起，四十五年（1780年）7起。第1148—1149页。

[47]《着再行严密搜查徐沈二犯有无自作悖逆之书谕》，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12页。

[48]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着陶易即行明白回奏谕》中称：“陶易身任藩司，地方一应事务皆其专责，况自江西逆犯王锡侯所著《字贯》一书内有大逆不道之处，屡经严饬各该地方官实力查访……”。《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604页。

[49]《钦定户部则例》卷十四，清户部载龄主纂，同治十三年刊本。

[50]《郝硕奏查讯祝廷诤续三字经书及祠碑折》，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269页。

[51]《郝硕奏审拟祝浃等折》，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270—273页。

[52]《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273页。

[53]《郝硕奏将祝廷诤遗产什物估价折》，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274页。

[54]《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274页。

[55]参见明清人名权威档，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2017/2/5检索）。尹会一，字元孚，直隶博野人，雍正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家居设义仓、义田、义学，著有《君鉴》《臣鉴》《士鉴》《近司录集解》等。《清史稿》（列传三百八卷）、《保定府志》（光绪十二年）及各种碑传、学案考录等皆有其传记。

[56]《尹嘉铨奏为父请谥折》《尹嘉铨奏请将伊父从祀文庙折》，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49—350页。

[57]《尹嘉铨奏为父请谥折》，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49页。

[58]《尹嘉铨奏请将伊父从祀文庙折》，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0页。

[59]见《军机处拟旨交英廉就近在京查办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0—351页。

[60]《尹嘉铨着革去顶戴拿交治罪谕》《着英廉查抄尹嘉铨京寓谕》，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1—352页。

[61]《袁守侗奏查抄尹嘉铨家产书籍折》，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3页。

[62]《英廉奏查抄尹嘉铨京寓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2页。

[63]《袁守侗查过尹嘉铨收藏书籍及刻板解京折》，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5页。

[64]《英廉奏查抄尹嘉铨京寓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2页。

[65]尹嘉铨供一，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7—358页。

[66]尹嘉铨供六，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9页。

[67]尹嘉铨供五，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58页。

[68]尹嘉铨供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60页。

[69]尹嘉铨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61页。

[70]根据《清代名人传略》，尹嘉铨极得乾隆皇帝欢心，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与乾隆皇帝几乎同年。此说不知何出。见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pp.921—922.

[71]尹嘉铨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63页。

[72]《三宝等奏会审尹嘉铨口供折》，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68页。乾隆在“学作女人”旁有朱批改为“你妻”二字。

[73]尹嘉铨供十六，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66页。

[74]《三宝等奏会审尹嘉铨口供折》，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66—371页。

[75]《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71—372页。

[76]《严查尹嘉铨所著书籍解毁谕》，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75页。

[77]《刘峨奏估变尹嘉铨家产折》，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404页。

[7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历代当铺资本额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再版，第703页。

[79]《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378—382页。

[80]《郝硕奏将祝廷诤遗产什物估价折》，附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274—276页。

[81]乾隆四十五年德起（李侍尧案内）家产清单载“燕窝四半匣，重二十两”（《选编》，第1176页）；乾隆六十年浦霖家产清单载“燕窝十六匣，重八斤”（《选编》，第3495页），推每匣燕窝约重四到八两。关于燕窝价格，乾隆二十九年一则资料载“每斤连工价二十二三两不等”（《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第692页），又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载，“佳者价至三四十金一斤”（卷十一，页282），推每两燕窝价在1到2.5两银左右。又乾隆二十二年明德资料载“燕窝三十三匣，估价银七十二两，变价银一百八两”，推每匣价值约3.3两。综合以上资料，总估20两。

第7章 甘肃捐监冒赈案中的家产案例

问勒尔谨：你久任甘省总督，王亶望做藩司收捐监生折色，历年报灾与属员通同侵冒并婪索属员，赃私累累，你竟似木偶不见不闻，并不参奏，要你这总督何用？……

勒尔谨供：我在总督任上奏准开捐监生后，王亶望才来做藩司。当时初办起手各州县原收本色，即有一二收捐折色，不敢明目张胆声张出来。王亶望到任后他与通省属员不知怎么样就沟通起来改收折色，后来我略有风闻，委员密查几遍，怎奈委文官去，文官说是没有此事，委武官去，武官也说是没有此事。通省就把我蒙蔽起来，我想不出怎么样可以查他们的弊。我做总督就如死人一般，辜负皇上天恩，罪该万死，现已愧悔无及，还有何说呢？

——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甘总督勒尔谨供词

清代最大贪污案：甘省（甘肃）捐监冒赈案

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间的“甘省捐监冒赈案”是整个清王朝统治期间规模最大的一起贪污案件，涉及地方上总共190多名官员，而抄家数量也由此在乾隆四十六年创下了清代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所谓“捐监”，意指通过捐纳获得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监生资格，有此身份，才有将来进一步做官的可能。清代捐纳盛行，几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的传统“正途”并行成为两大入仕门途。[1]甘肃省地处西北边陲，土地贫瘠，遇灾年时公仓粮储不足赈济，于是纳捐粮而授捐者监生头衔，此为清代恤荒之法[2]。康熙年间已有过开办捐纳以筹集军饷和赈灾的事例：据17世纪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在《康熙帝传》中记载，“为了进一步满足灾民的需要，他还俯允那些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富人只要提供相当数量的粮食并运至最急需的灾区，便可捐得一个官职”[3]。后来，捐纳形式扩大，可以不交粮而缴以等价值的银两，曰“折捐”或“折收”。这起“甘省捐监冒赈案”即肇端于折收之弊，因此又名“甘省折捐案”，或“甘省折收冒赈案”。

乾隆三十九年（1774），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动帑采买，不无辗转之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获准允行。[4]上一次的捐监，其实为时不远，仅在一年前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前任陕甘总督文绶奏准在乌鲁木齐开例。[5]勒尔谨这次获准在甘省开捐监例后，具体事务由刚从浙江调任过来的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主政[6]，王亶望则主要与兰州（甘肃首府）知府蒋全迪商订实施的办法细则。

按照定例，捐纳监粮应收“本色粮米”（即实收粮石），如有“折色”之需（即以银抵粮，多因交通运输不便）须报部请准，经同意后方能实行。当时定每名捐粮四十石，但乾隆三十九年甘省开例伊始，各州县即违例私收“折色”。据称，是由于甘省地瘠民贫、一时买不出许多粮石，如若实收则“无人报捐，恐于仓储无益”[7]。但是由此便造成很多渔利的空间。

首先例如，折色之后每名应捐40余两（一石粮约折银一两），除另应纳“公仓费”银7两之外，又再添杂货银1两，诸如此类附加费用，累加至最后，每名实收银55两，多出的8两银则归官员（包括办事之衙门书吏等）通同分肥。仅以乾隆四十五年甘肃收捐监生32760名计[8]，即有26万多两银的浮收金额。

再例如，各州县收折色银两后本应“买谷还仓”，但实际上并不实买贮仓。据后来查出的结果，凉州府属永昌县添建仓廒70间，只有5间贮有粮石，其余皆空闲；张掖县添建仓廒280间，却有132间空闲。[9]未曾买谷的银两即被官员侵吞。泾州知州陈常后来供认，在金县狄道州任内共办过灾赈粮折银108000余两，其中共侵冒银38000两。[10]

还如，借添建仓廒为名侵蚀公帑。官员收捐后一边并不实买贮仓，一边却又向户部、工部奏请开支银两添建粮仓。据后来户部禀复，甘省开捐后共请添建仓廒者26案，估需银161800余两，皆属虚被动支。[11]

最严重的作弊是捏报灾情，包括以轻报重、以少报多，甚至以无报有。各州县本应根据灾情以决定收捐数目，但因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结果逐渐变成以收捐数目来“决定”灾赈轻重。“灾”愈多，则捐愈多，捐愈多，则办赈官员中饱私囊数量愈多。甘省后来查出各属报灾“由藩司议定多寡，惟意所欲”，或“预取空白册结”听任上司填写，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12]

甘省自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后，认捐踊跃，赴捐人数逐年上涨、倍增于前（见图7-1）。此情形也曾一度引起乾隆皇帝的怀疑——“甘省人民艰窘者多，安得有两万人捐监？若系外地商民就彼报捐，则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何以舍近而求远？……是本地民人食用尚且不敷，安得有如许余粮供人采买？若云商贾等从他处搬运至边地上捐，则沿途脚价所费不赀，商人利析秋毫，岂肯为此重价捐纳？若收自近地，则边地素无储蓄，又何以忽而丰赢？[13]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钦差刑部尚书袁守侗和侍郎阿杨阿前往查察，查得各仓粮皆实贮，并未发现情弊（实际是地方上预闻消息，以常平仓谷及应行拨运兵米充为监粮，应对盘查）[14]。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离开甘肃，蒋全迪后在王亶望的奏请下也调入浙江（任浙江宁绍台道），甘肃布政使一职由宁夏道王廷赞接任。王廷赞上任后继续收折色银两，唯将通省捐监事务改归由兰州府总办（原来收捐“分散在口内口外八十厅州县”），公费之外又加“心红纸张”银1两（类似办公费），每名缴银定至55两，其余一仍如前。王廷赞也许有心整治，但是官员上下一气、通同分肥之弊早已积重难返，他已无能为力。[15]就这样，甘省捐监冒赈情弊又蒙混了三年多。

图7-1 户部与甘肃收捐监生人数比较（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奏呈甘肃及户部收捐监生等数目》附件：甘省及户部捐监比较清单，见《选编》第2册，第2069页。

说明：（1）甘肃乾隆三十九年之前数字为“口外”，乾隆三十九年之后为“口内各州县”数字。（2）甘肃乾隆四十六年数字为上半年收捐人数。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循化厅发生了民乱，撒拉尔回民苏四十三率众起义，围攻兰州，清军大批开往前线。五月，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自请捐银四万两以资兵饷，恰好前些时候王亶望因任上失察革职、自请罚银50万两于浙省海塘工程案（办理海塘工务）内效捐。[16]二位出手毫不含糊，难以想象这是久在甘肃瘠薄之地任职的官员所能有的表现——他们究竟从哪里能积蓄得来如此多的银两？

六月，统兵前去平缴民乱的大学士阿桂一份奏折提到当月“初六日大雨竟夜，势甚滂霈，初七、初八连绵不止直至初九日始晴”，乾隆立刻联想起早些时候派和珅前往甘肃时也曾报遇逢阴雨。[17]这与从前甘肃向报“雨少被旱、岁需赈恤”的情形甚为矛盾，如果甘肃每年都有旱灾，为何如此巧合“今年雨水独多”？[18]

实际上，在一个多月前，乾隆已启动了甘省一案的调查。在京城，已离任来京的总督勒尔谨和布政使王廷赞分别受到提讯和质讯[19]；在甘肃，钦差大学士阿桂与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奉谕查办此案[20]；而在浙江，闽浙总督陈辉祖也奉谕会同钦差侍郎杨魁审讯王亶望[21]。

案情可谓既易明了又难以翔实。各方很快查出王亶望平日婪索多赃，属员亦竞相夤缘供应。例如甘肃狄道州知州（前任皋兰县知县）郑陈善供称，王亶望声名狼藉，通省皆知，彼时众人有说他“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之语。[22]又如王廷赞供，王亶望在任时各州县专派家人守候省城，探听藩司信息，名曰“坐省长随”，“此等人呼朋引类，出入衙门，无恶不作；并风闻凡有属员馈送金银或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即由此等人送进”。[23]但各方皆只能指供王亶望收受馈送，对于捐监冒赈的具体情节（例如，如何与属员通同冒销捏报）则不能指实。直至六月底，案件审理已有两月余，却始终不得进展。查办大臣阿桂、李侍尧也称，王亶望“素性机警”，“巧取甚多而行踪诡秘、无迹可求”。[24]

七月初，通过密提皋兰县民户并隔别严讯，一本残破的乾隆四十年皋兰县的“散赈点名清册”（实赈名册）被寻到，此系前任皋兰县知县程栋“遗忘留下”，随查出册上所载与奏销册名数不符。

……立即吊（按：调）取查验，其中残缺甚多，而抽查册内所开户口与奏销册所开户口名数悬殊，且奏销赈数系八分本色、二分折色，点名册内则全放折色，每粮一石合计折银一两，是其捐监时多收捐生之银，放赈时则按部价折给百姓，而实放之户口又与奏销之户口不符，浮冒已无疑义。臣等复诘讯该书吏等既有清册，缘何不全？自系尔等藏匿。据供，此系作弊之事，向来散赈完时即行销毁，这是我本官程栋遗忘留下，今既败露，若我要藏匿，岂肯供出等语。[25]

这样，地方官员冒赈舞弊、事后销毁证据等情节才得有确据。七月二十七日，阿桂、李侍尧奏报查核出：所有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内，假捏结报之道府直隶州共53员，各州县内未捐监办灾者16员，只捐监而未办（报）灾者46员，捐监报灾者共112员。同时初步总结案情称：甘省每到夏秋之际，各属纷纷具报所需赈粮数量，而是否允准、允准多少，皆总督、藩司商议而定，逢迎结纳者则多得分配数量。[26]同日，军机处奏呈查出王亶望名下金银数目及各铺面估价单略，总计值银1087448.2两。[27]这一数字恐怕是嘉庆四年（1799）和珅被抄之前最让人惊叹的财产数目了，此前唯一可与之相较的只有雍正时代的宠臣年羹尧了（第2章）。

此时已被押解到京城受审的王亶望在各项指控面前也供认不讳：

问王亶望：甘省收捐监粮向系本色粮米，你竟公然违例改收折色银两，究竟起初是何主意，你也不是糊涂人，必有意见，可据实供来。

据供：我在甘省藩司任内将收捐监粮改为折色银两，实为要从中分肥起见，自改收折色后既可与属员通同作弊，随便勒扣，又想有散赈的事可以将少报多，从中高下其手，是以每年令属员捏报被灾，酌定分数，将赈济余剩银两分肥入己，总是我利欲熏心、贪得无厌，还有何辩呢，至我历年所得的银两约有数十万，实在数目我记不得了。[28]

在被问及如何先与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商定分配数量，然后分派各州县照单开报，又如何与各州县商量捏报时，王亶望供：

甘省地瘠多旱，每年各州县俱有报灾，皇上轸念灾民，凡遇报灾，无不赈恤，原要把这监粮散给百姓，后因各州县俱收折色，又不买谷归仓，所以到散赈时就把折色银两按户口分给，到奏销时未免多开户口是有的。我因兰州府蒋全迪是我心腹的人，所以与他商量有州县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灾分报多些，有州县待我平常的，我就不准他多报，到后来我竟酌定分数开单，派各州县照单开报，原想各州县因此就可多供应我的意思，这就是我该死处。即如皋兰县程栋我待他本好，他又肯供应我，所以每年灾赈令他多报一二万石粮是有的……[29]

又供：

我在甘肃时因各州县俱散处四分，无从授意与他们，所以令各州县设立坐省长随，我遇有需索即令人向坐省长随通知，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俱由坐省长随经手这是有的。

七月三十日，刑部会审王亶望、勒尔谨、王廷赞情罪各款，拟请皆照“侵盗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例”将三人处斩正法。上谕王亶望“着即处斩”，勒尔谨着加恩赐为自尽，王廷赞着加恩改绞监候、秋后处决（交刑部按例入秋审）。[30]

八月十七日，蒋全迪押解到京，当即受到“严行夹讯”，供称“我与王亶望素常相好，诸事与我商量，在甘省一切报灾办赈，俱系与我商定，随意开报；各属员给过我银子及与我代买物件未曾发价，我丁忧离任时，他们属员都帮我程仪数百两至数千两不等，一时记忆不清，实在都是有的”[31]。军机大臣问如何与王亶望相商谋划，蒋全迪则答道：

（乾隆）三十九年奏请开捐时原要交纳本色，因在甘省买谷甚难，人俱惮于报捐，所以捐者甚少，后来王亶望与我商议不如收了折色为便，后来报捐的人便多，王亶望因我能办事，就把我奏调兰州首府承办捐监事务。王亶望见报捐的银子甚多，又见各州县年年俱有报灾，或多或少是没有凭据的，遂授意于我，叫我酌定各州县报灾分数，开单发给各州县，令其俱按照单内所开灾分报来，凡系王亶望意中之人，便少开灾分，到散的时即将监粮作为开销，所以报灾多者报捐亦多，报灾少者报捐亦少，原想借此便可以要属员的银子。此都是王亶望的主意，我因王亶望待我甚好，又想从中我也可以取利，遂怂恿王亶望做出这样的事来，如今还有何辩呢？[32]

关于“坐省长随”一节，蒋全迪答称：

这“坐省长随”向来有的，凡省中一切事务俱系他们送信，相沿已久，并不是我在兰州才设的。各州县送给王亶望的银子或系亲自送进，或交坐省长随送进，并不是我经手。

八月十八日，蒋全迪以“将办赈银两婪索入己，此外复收受各属馈送盈千累万”，照“侵盗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例”令着即处斩。[33]

同日，乾隆帝颁谕：“所有乾隆三十九年甘省开捐以后报捐监生者停其乡试三科，已经中式举人者停其会试三科，其加捐职官现任者罚俸三年，捐纳职官未经铨选者俟到班三年后方准铨选，其在各馆充当誊录者着五年期满后再效力三年，俱以奉旨之日为始查明扣算，其止捐监生顶戴荣身者着加恩毋庸查办。”[34]又颁谕：“此案大小各员勾通侵蚀，自应按律问拟以彰国宪而警贪婪，但人数较多，若概予骈诛，朕心有所不忍，自当其赃私之多寡以别情罪之重轻。着传谕阿桂等将各该犯所有侵冒银款其在二万两以上者俱当问拟斩决，在二万两以下者问拟应斩监候入于情实，其一万两以下各犯亦应问拟斩候请旨定夺，并开缮清单进呈”[35]。

九月初十日，大学士三宝等呈上查核结果：前任皋兰县知县程栋（已升刑部员外郎）等二十犯侵冒二万两以上；闵鹓元（已升盐茶同知）等十三犯侵冒在一万两至二万两之间；前任宁州知州韦之瑗（已升甘肃洮州同知）等三十犯侵冒银在一千两至一万两之间；漳县知县夏恒等三犯侵冒银一千两以下。[36]

不过，根据转年（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七日的一份全犯名单（“甘省折捐冒赈案犯分别办理清单”），案犯数额又有增加，应系陆续查办后最终确认出的结果。其中显示：已经正法者三十六犯（另有“已经身故将伊子发遣伊犁者”五犯，及“定拟斩监候因伊子隐匿家产将伊子发遣伊犁者”一犯）；赃数在一万两以上，拟斩监候者二十八犯；赃数一万两以下，拟斩监候者三十六犯（名单显示三十犯）；收受属员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者十二犯；“查抄革职问拟发遣流徙者”十犯；“捏结及捐监各员已经查抄革职毋庸议者”二十一员；“止捐监生未经办灾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勒限追赔者”二十七员；当时已经身故者二十四犯。[37]这样，因此案受到惩处的官员总计达194名。

甘省一案最离奇之处在于，作为前前后后总共涉及近200名官员之“从来未有之侵贪大案”（乾隆语），竟连续七年不被发觉，亦无人揭露。如果不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循化厅苏四十三民乱发生，甘省捐监冒赈案似乎还可隐瞒维持下去。为何一场腐败案件能持续七年之久？

乾隆帝将此首先归因于总督勒尔谨的失职：勒尔谨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和王亶望的上司，监督管理极为失败，对属下的肆行无忌始终束手无策，自供“委员密查几遍，怎奈委文官去，文官说是没有此事，委武官去，武官也说是没有此事”[38]。在乾隆帝看来，勒尔谨“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形同木偶”“种种昏庸贻误”[39]。

但这并非总督一人之失职可以解释。集体腐败一定是每个涉事成员皆能从中得利，甚至包括那些不直接参与罪行的“围观”群体。以道府为例，道府一级的官员在清代地方权力体系中并不居核心地位，对藩抚不构成节制，但另一方面又因邻近藩抚而附带成为馈送对象。原任安肃道陈之铨、原任巩昌府知府潘时选即供，“彼时诸事由藩司主政，道府不能与藩司抗衡，州县视道府为不足轻重，因折收捏赈两事既大有侵渔，道府究系亲临上司，不好不略为馈送”，因故，陈之铨“通共得过银五千三百两、绸缎等物约共值银一百两”，潘时选“通共得银四千六百两、绸缎等物约共值银三百余两”，二人尚零星收过各州县银两不下一千数百两。[40]又如勒尔谨，虽然未参与王亶望冒赈之谋划，但也多少从中受益。原任皋兰县知县程栋被问及帮勒尔谨办贡一事时供称，“总督进贡，我帮三千、二千两，因我系首县，于此事应略尽点心，况藩司（按：指王亶望）向我婪索，我就供应，总督不向我要，我就不送一点，觉得心上不安，实在不是总督勒索我的，亦不是我有心要讨他的好”[41]。所有以上这些都情同于分肥。而对地方百姓来说，由于官员捏报，每年即使无荒歉，也能得到一些赈济，自然也无“怨言”。如此一来，当事所有各方皆无检举的动力。钦差大学士阿桂在案初即禀陈：

通省大小各员联为一气，冒赈分肥，如果分有成数通同侵蚀，其事尚易于败露，惟其私相授受，办理甚巧，彼此相喻于不言，遂至积成弊薮，牢不可破，至各州县既借冒赈为侵渔之地，势不得不稍为给散及冬间捐办煮粥施衣等事以掩人耳目，边地穷民本无必欲报灾之念，转得年年食赈，并可邀恩蠲缓，亦所乐从，是以历年以来并无出而控告者。[42]

阿桂对个中机由阐释已相当精准，但仍有一层不能指明。皇权时代的政治必以皇帝意志为单一和最终的指向。有迹象表明，王亶望在甘省事发之前与乾隆皇帝关系不浅，勒尔谨奏请甘肃开捐之后，王亶望是乾隆帝“钦点”由浙江布政使调任甘肃办理捐监事务[43]，重用之意明显；王亶望供词中说自己为求皇上“见得我办公有实济处”、有“讨好糊涂的心”亦可侧印之[44]。王亶望的家产查抄中包括一份御赐物品清单[45]，说明乾隆帝平日对他时有赏赐，这在他这一级的外臣官员里并不寻常。因此，与李侍尧被查办前的情形相仿，除非王亶望本人罪行昭彰、授人以柄，一般官员不会多事地去寻一位正在得宠官员的不是，换句话说，只要皇帝不发令，王亶望之案是不会有人主动去查的。不过，与李侍尧情形不同的是，王亶望究竟属于非嫡系出身的“外臣”，并且事实证明，其营私甚于“效忠”，此必不能得乾隆帝之宽宥。实际上早在案初，乾隆帝已为此案定下了基调，明示李侍尧之例不可援引：

……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辞。即从前之结报道府此时已经升调人员亦属无几，无难查明治罪。况中外人才不乏，断无少此数人便不能办事之理。即如李侍尧因其尚有才干，是以弃瑕录用，亦千百中之一耳，他人岂可比乎？然出自朕之特恩则可，非他人所可比拟，且亦非舍李侍尧即别无可用之人。况李侍尧尚系一己婪索，非监粮之累及通省百姓者可比，此而不严行查办，将何事不可为？[46]

试想，同是敛财，一是千方百计去充实皇帝私库，一是变相“截留公款”以肥己（无异于从皇帝身上拔毛），乾隆又会维护何人呢？

冒赈案“一号犯人”王亶望的家产

王亶望（？—1781），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官至浙江巡抚。《清史稿》中提到他“由举人捐纳知县”，可知早年以读书考取功名，也可知家中略有资产，以至可以捐纳入仕。案内王亶望供词中曾说自己“家资本来不多，所有现在查出银物大半是婪索得来的”[47]。前半句是不实之词（否则不会有财力捐纳），后来查抄结果亦证明其父王师去世后有一笔相当数量的遗产留下[48]；只是这笔家资较王亶望后来被查出之资产，就相形见绌了。因此基本上也正如他所供，其数量庞大的家产主要系贪污积累所得。

不过，在任职甘肃布政使之前，王亶望已相当富有且为世所公见。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幸天津，亶望贡方物，范金为如意，饰以珠”（事见《清史稿》列传）；虽被乾隆帝拒纳（“上拒弗纳”），但一定令所有在场者印象深刻。而得到乾隆赏识和重用后，王亶望之富对乾隆来说也从来不是“秘密”。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王亶望升巡抚，七月初从甘肃省赴浙江任时，有“数百骡驮满载而去”[49]，浩浩荡荡，据说有人向乾隆奏报，乾隆未置一词。乾隆四十三年（1778）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贩玉石案中，乾隆皇帝切责玉石由西安至苏州一路过境之处各地方不能实力盘诘，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上折请罪，称愿“认缴银二万两，分作两年解交内务府充公”[50]。二万两其实对一个刚刚升任巡抚的官员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当时督抚一级的大员自请罚银时也不过这个数目，况且王亶望又是刚从甘肃这样一个所谓“瘠薄之地”调任而来。但乾隆帝于奏折上仅批一“览”字，态度不明。四十六年（1781）春间，就在甘省一案即将拉开大幕的前夕，王亶望以革职之身又呈请措交五十万两捐助海塘工程（分批呈缴），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数目，在王亶望，实在已是甘冒“露富”被疑究之风险，铤而走险期冀以“钱”摆平一切。而乾隆帝依然不露声色。六月初三日，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禀率同司道赴王亶望寓所检查有无关涉捐监折收底据——“当将王亶望所有一切财物亦逐加检点、现在封贮管守”，乾隆仍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态度批阅道，“名曰认真，其实何必”。[51]

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终于下令，命山西巡抚雅德查抄王亶望原籍家产、闽浙总督陈辉祖查抄浙江任所资财、两淮盐政图明阿严密查访在扬州暗置产业及生息营运银两。[52]

七月六日，山西藩司谭尚忠、中军参将韩正国驰抵临汾，带同汾州府知府、署平阳府知府、同知及临汾襄陵等知县至王亶望家内，“把守门户，将眷属上下男女搜检清楚，封闭空院，严密查抄”，查得：

王亶望原分乡贤街房屋一所，置买房屋三十七所，内改建住房二十二所，改建祠屋二所，现在取租房屋一十三所，取租铺房三十三间，地一千九十五亩，内捐作学田三百余亩，现存地七百九十五亩，又本城内恩裕当铺本银八千两，又上年十月送往扬州银四万两，本年正月送往扬州银一万八千两，俱交在扬管事之张和中收受生息。又在本处生息银九千三百两，现存银一万七百五十三两，俱系王亶望表弟张筑管理，均有文契账簿。又旧存扬州交张和中生息本银二十万两，又在苏州置买绸缎发京城永和铺出卖本银十五万两，又在扬州置买盐引根窝一万九千五百道，价银十一万七千余两。又衣物等箱二百三十一只，逐一开查，内金如意金锭首饰共重三百九十八两八钱，自九分至二分大珠十一颗，中小珠共五千五百五十三颗，玉器四十二件，铜器一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此外俱系绸缎纱绫呢羽尺头、男女皮棉单夹衣服。现同家具器皿什物一并查明封固详记册档。[53]

前文所提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呈“王亶望名下金银数目总单”（总计值银1087448.2两），即根据上述山西查抄结果和浙江寓所查抄之金银以及京城呈报结果汇总得出。然而这只是对当时初步查抄结果的一个粗略统计，尚有些产业和项目数目不确或经后来调查又有新发现。

八月初十日，山西巡抚雅德奏报续经讯出王亶望外借资本银两情形，包括京城聚华银楼入股银、本地郭氏弟兄等借去银及董岱宗领去生息银等，“各姓借领共银四万二千七百两”：

据张筑（按：管理王亶望家务之人）供称：王亶望于本年二月内同本县人郭蔚青、王希皋等在京中伙开聚华银楼，入本银三千两；又临汾县人郭信斋于四十年正月借去银三千两；又郭执政在河南太康县行盐，于三十八九年间因盐店缺用，借去银二千八百两，又四十年上两次借去银一千三百两；又四十五年七月郭执政、郭执躬、郭信斋弟兄共借银一千两；又四十五年十一月内天津盐号郭晋、六吉、刘矩武借去银四千两；又本县人董岱宗于本年五月两次领去生息银二万三千两。又抵对雒克疑欠项银五千六百两，六月内王亶望家收用银一千两，实抵对银四千六百两。董岱宗共领银二万七千六百两等语。复加穷诘据张筑等坚称此外再无隐漏等情，由司详报前来。臣查张筑供出各姓借领共银四万二千七百两，俱系王亶望陆续放出资本，均应一并入官……[54]

八月二十八日，雅德再次奏报续查出当地各姓人等受寄王亶望家金银衣物及借用王亶望银两，通共金叶金锭641两零，金首饰881两零，镀金首饰共43两零，银11780余两，银器共500两，玉器2件，绸缎等件730余匹，皮棉等衣1900余件，零星小事及被褥椅披等项共310余件。[55]

以上所有王亶望山西查出资财，根据转年（乾隆四十七年）年初山西报，“各项银两地亩房屋铺面并一切器具奴婢牲畜逐一查照，估计共估银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两六钱零”，王亶望家衣物并郭德章等承受银两“共估银二万五千四百一十三两九钱”。[56]

九月二十五日，图明阿奏王亶望扬州资财，包括交张和衷营运银两本利共计“银二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两一分一厘”；又查出令各商代买根窝一万九千五百引、“原价十二万五百八十五两，内扣除已卖朱单银三万九千五两俟山西追解外，其余价银八万一千五百八十两”。[57]

十二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陈辉祖应军机处之催请将王亶望应行解京财物清册咨明军机处。清册共两本，一本载“应解崇文门”各项，系“冬夏朝衣”“各色蟒袍”“男女皮衣”“大小皮张”等应行变价之物；还有“漆器”“铜锡器皿”“挂屏插屏”“笔墨朱锭”“字画册页”等。[58]转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陈辉祖再就王亶望留浙估变财物咨明军机处，报称“所有留浙估变粗重零星物件旧蛀衣物衣料并续经查出房屋等项通共估计银一万四百两零四钱七分”。[59]

综合以上内容，王亶望家产估1108215余两，统计结果和估价如表7-1所示。

表7-1 王亶望各省资产统计

（续表）

资料来源：《选编》第2册，京城，第1254、1332、1340、1397、2046页；直隶，第1546、1548—1549页；扬州，第1254、1318、1332、1404、1626页；山西，第1290—1292、1333、1397、1497、1548、1850页；苏州，第1307、1340、1952、1996、2046页；浙江，第1332、1783—1832、1924—1935页

说明：

（1）山西据供“在扬州置买盐引根窝一万九千五百道，价银十一万七千余两”（《选编》第2册，第1290页），后据扬州核查结果，“根窝一万九千五百引，共实价九七色平砝银十二万五百八十五两”，但其中有一万二千五百引已转卖，“共卖银三万九千五两”（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选编》第2册，第1627页），因此实值银81580两。

（2）山西供本银“二十万两”（《选编》第2册，第1290页），后据扬州稽查结果，王亶望交张和衷在扬营运“现银十九万五千一百三十六两九钱八分及各商所还本利银十万四千四百八十三两三分一厘，共银二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两一分一厘”（《选编》第2册，第1626页）。

（3）据山西原籍王亶望胞兄王孙武供，“我又分得老宅一所，二弟王亶望分得乡贤街房屋一所，现在借与寡姐居住，王季光没分房屋，经母另给银四千两作为屋价”（《选编》第2册，第1291页），以此作参考估计值银4000两。

（4）金照1∶15换合银（原载，《选编》第2册，第1333页），大珠照90两/颗、小珠照1两/颗估价（参考《典务必要》《当行杂记》），玉器照30两/件估价，铜器、瓷器照20两/件估价；“缎绸纱绫呢羽尺头男女皮棉单夹衣服”（记A项）以倒推方式估。据山西所后来报估变结果，“各项银两、地亩、房屋、铺面并一切器具、奴婢、牲畜逐一查照估计，共估银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两六钱零”（《选编》第2册，第1850页），从中减去地亩（估10950两）、继承房屋（估4000两）、典当（8000两）、生息银（9300两）、现银（10753两）、奴婢（猜六十名，估600两），余29531.6两，包括自置房屋三十七所（记B项）、器具牲畜（记C项），估B项29200两，C项331.6两；又载“抄存王亶望家衣物并郭德章等呈首银两分析据实确估共估银二万五千四百一十三两九钱”（《选编》第2册，第1850页），从中减去银两（11780两），余13633.9两，包括A项、各姓呈首衣物（包括“绸缎等件七百三十余匹”“皮棉等衣一千九十余件”“零星小事及被褥椅披等项共三百一十一余件”，各照每匹3两、每件5两、每件1两共估7951两），推估A项5682.9两。

（5）据山西供，“在苏置买绸缎，发京城永和铺出卖，本银十五万两”（《选编》第2册，第1290页），后七月二十五日江苏禀复查出王亶望苏州永和号绸店“存贮市平元丝银三万五千八百七十二两，又绸绫等货计原买价银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选编》第2册，第1312页）；又七月二十九日上谕中提到“查出现银、货本四万七千一百两零，其余本利银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两，讯据张际云供均已买货运京未回”（《选编》第2册，第1340页）；再据后来查核结果，所置贩京绸缎据“按原置价净估银十万二千七百两零”（《选编》第2册，第2046页），因此共149800两。

由上表可以见到，王亶望份额最庞大的一部分资产是在扬州的运营生息银两，占总资产的1/3略强（34%）。乾隆命两淮盐政图明阿查抄其扬州资产，看来是早就清楚他的家产底细的。

冒赈案“二号犯人”蒋全迪的家产

蒋全迪是甘省捐监冒赈案中的“二号犯人”，各州县报灾之轻重、给发份额之多寡皆由王、蒋二人决定。据说二人“相好实如一人，王亶望与他议定灾赈时，蒋全迪曾拿出单子来看”[60]，因此他也便成为王亶望之外各属首先逢迎供送的对象。据查，皋兰县知县陆玮办灾曾送蒋全迪4000两银，前任皋兰县知县郑陈善（后升狄道州知州）办灾送给过银6000两，前任灵州知州黎珠办灾送给过银900两，前任宁州知州韦之瑗办灾送过银200两、皮统2件（值银280两）；又，礼县知县福明为蒋全迪代买狐皮用银800两，河州知州谢桓代买皮货绸缎等物银1300余两，前任平番县知县陈鸿文送给过程仪银500两，陆玮送过盘费银2000两，郑陈善在狄道州任内有“公帮银”2000两，因蒋扣留不发而随作为馈送，前任皋兰县知县程栋（后捐升刑部员外郎）离任时蒋勒要过银15000两；此外，“未据各州县供吐者尚不计其数”。[61]总计以上这些馈送和婪索数目达32980两。

蒋全迪原籍安徽徽州歙县，案内资料提到他“二十七年收拾资本赴京捐官选往甘肃”[62]，因此很有可能出身商贾之家。另一证据就是他在苏州、扬州有多处商业金融资产。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两淮盐政图明阿奏报：查出扬州有蒋全迪亲戚谢庆美代之行盐，陆续收过本银共42000余两，搜查其店，内有现银4690余两（“库平弹兑实系四千六百四十四两零”），店中“家伙什物计原价银一百八十两”，账簿载上年九月结账后“实存银三万九千九百余两”；又审出蒋全迪曾从行盐本银内抽出3400两在宝应县城内开“永大”号布店（已收回本银100两，现存店本货物银3300两）；另外，还有汉口商人郑德基四十四年欠盐价银1700余两未还。[63]

七月二十五日，江苏巡抚闵鹗元奏报蒋全迪在苏州财产：阊门外住房1所及“余庆堂”典铺房（共计163间），原买价银11400两；“余庆堂”典铺现存曹（漕）平元丝银351两、足钱391千966文，借出当本银800两，在簿未经赎回当物计原当架本“共该曹平元丝银一万六百六十八两零三分八厘，又该八折串钱三万七千零五十二两九钱六分四厘”；蒋全迪住房内查出书画、陈设小玉玩铜瓷、玻璃插屏及铜锡瓷木器物，并栈房内搬来之桕油白蜡苎麻等件[64]；置买长洲县田荡247亩零，原价银2880两；又有“南濠庆丰栈”，已经歇业，栈房早经房主贝姓另行出赁，其留取候赎之桕油等物计原押本银1763.74两。[65]

八月初一日，江西巡抚郝硕奏报查明景德镇地方有蒋全迪祖遗产业：蒋全迪之祖父旧在景德镇置有田603亩、地68亩、山12亩、塘4亩，又房屋10所（每年收租银200余两）。[66]蒋全迪名下应得四分之一，大概族中因系长房，又多得一股，故名下分得二分之一。[67]

八月初七日，两江总督萨载和安徽巡抚农起奏报蒋全迪原籍所居歙县篁村地方查有楼房3所（每所三间两进，一所空闲、一所存贮什物、一所借给孀妇刘金氏暂住看守），田56亩零；又查有歙县、太平县公共田共359亩零（歙县250亩零、太平县108亩零），蒋全迪名下应得四分之一；又休宁县“共有坟粮五钱”。[68]讯其在籍族人，供蒋全迪自做官之后主要在外打点产业并移居苏州：

……蒋全迪于乾隆二十七年收拾资本赴京捐官，选任甘肃，家口随后接至任所，至今已十六七年无人在籍。四十四年回来即在苏州居住，曾回籍祭扫一次，住了九日就回苏州。……四十五六两年三月内曾见有蒋全迪妾兄江宁人顾姓带族人蒋瑞如作伙约携银二千余两到徽州购买茶叶赴京贩卖，此项银两不知现归何处。至蒋全迪田产应得租息历系蒋全迪胞侄蒋廷桂经管，蒋廷桂于四十五年二月赴伊子蒋大光四川仁寿县任所，现交堂侄蒋廷模经管，每年所取租息，因蒋全迪做官发财不来收取，有信来嘱分族中贫苦之人，是以逐年分散。[69]

据后来安徽巡抚奏报，歙县查抄蒋全迪名下分得田房租谷及己田租谷家伙什物等项“共估变银二千五百四十九两九钱四分九厘”，休宁县田地租谷“共估变银一百一十八两六厘”，太平县田房租谷“共估变银一千四百七十九两二钱七分三厘”，三县共估变银4147.228两。[70]

综合以上资料，蒋全迪资产总价值估104011两余（见表7-2）。

表7-2 蒋全迪资产统计与估价

（续表）

资料来源：《选编》第2册，第1287、1310—1311、1354—1355、1378—1380、1949、2053、2068页。

说明：（1）原籍田产根据已知原载田房什物价值倒推。具体为：4147.228（三县原载变价银）-30（“家伙什物”价值估计）-450（楼房三所估值银），等于3667.228两。

（2）原载曹平元丝银按九折合银、八折串钱按八折合银，共计351×0.9+391.966+800+10668.038×0.9+37052.964×0.8+1763=42515.2114（两）。

（3）苏州寓所解京物品估200两、留浙变价（资料未载、推测）估100两，安徽原籍“家伙什物”估30两，总计330两。

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投。蒋全迪与王亶望尤为要好，由上表可见，二人在家产安排上非常相似。特别突出的是，二人原籍皆不在扬州或苏州，却在这里投置了大量的产业。这也充分显示了当时扬州、苏州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相应的对私人资本的强大吸力。

刑部员外郎程栋的家产

程栋，河南彰德府汤阴县人，据家人供，“家本寒微”“由举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拣发甘肃，以知县试用”[71]；乾隆三十九年三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任甘肃皋兰县知县，后捐纳刑部员外郎升职离任。[72]程栋任职皋兰县期间，多有逢迎和靡费供应王亶望之事，如王亶望要在署内盖造房屋，让程栋办理，程栋为赶工，“上冻时候令工人用热水和泥”[73]。七月十七日，上谕所有程栋在京寓所及河南本籍家产着“严密查抄，毋任隐匿寄顿”。[74]

程栋京城寓所被查抄的结果可惜现今资料无存。不过，在其供词中，程栋曾称乾隆四十一年捐升员外赴任时，“我只剩一万五六千两带到京欲为生息，以便当差，此银现任山东滨州知州张堂借去一万三千两，每月一分行息；又有云南南安州知州张德燽借去一千两，每月三分行息，至今本利未见；又有翰林仓圣脉借去一千七百两，二分行息；我现在家中所存不过数百金，俱是利银，此外不过做些衣服等类，约值千余金”[75]。由此可作为京城财资大概。

八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富勒浑奏报查抄程栋本籍家产情形：汤阴县段村与未分家之兄弟共住屋1所，抄出现银737.56两，钱58千600文，借出银共6106两、钱1250千文，地14顷零[76]（契价共银4562两、钱1281千文），典房2处（钱185千文），祖遗地1顷，住房大小95间，并衣饰器物杂粮等项；又安阳县城内住房1所（胞弟程植寄居，住房契价银1300两），查出现银167.82两、钱400文，又衣饰等物。[77]

综合以上资料信息，程栋家产总估37847.258两（表7-3）。其中，在京城的借贷银两占据了主要部分，达总资产70%。

表7-3 程栋家产统计与估价

资料来源：《选编》第2册，第1267、1304、1423—1424、1719—1720、1752、1908—1909、1937—1938页。

说明：（1）根据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富勒浑为查抄陈常等六犯家资估变解京事致军机处咨呈》，“程栋家市平纹银七百三十七两五钱六分，折实库平纹银七百二十二两八钱九厘，钱五十八千六百文，每钱一千合纹银一两，共合纹银五十八两六钱；又程栋胞弟程植家九八色银七十四两，折实库平纹银七十二两五钱二分，九五色银九十三两八钱二分，折实库平纹银八十九两一钱二分九厘，钱四百文易银四钱，共库平纹银九百四十三两四钱五分八厘”（《选编》第2册，第1937—1938页）。

（2）山东滨州知州张堂借欠银两据后来核查“共折实库平纹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四两八钱”（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军机处为饬令张堂将欠银依限完缴事覆山东巡抚咨文》）；云南南安州知州张德燽借银两据后来核查“应自四十五年二月起至截至四十六年九月止共该利银五百七十两，除在京付过程栋银九十两，尚应找利银四百八十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署云南巡抚刘秉恬为张德燽借歉程栋银两已经交清贮库事致军机处咨呈》），合本银共计1480两；另据程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续供，“还有蒋曰纶借银四百两，又郑在东借银五百两，还过我一百余两，尚欠我三百余两”（《军机大臣奏报复讯程栋借出银两数目并行文山东云南按数追解折》），合计700两。故总计19324.8两。

（3）根据程栋供词“……此外不过做些衣服等类，约值千余金”，估京城寓所衣物1000两；原籍“衣饰器物杂粮”等，无清册，估200两。

（4）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富勒浑奏覆查抄程栋原籍家资情形折》中提及，“将抄得银钱衣物粮食等项及仆婢马骡名数开册”，猜估仆婢30两。

据案查，程栋在皋兰县任职两年间，共收捐监生4800名，从中侵冒银10万余两。[78]然而他的资产却仅有不到4万两。其实他的花销亦巨，据其供词称：

皋兰首县，除自己驿站大小流差费用外，所有院司道府各衙门铺垫执事等项，俱是县内按时更换，并有总督每年进贡亦均帮银三千二千两不等。至各上司有去任者除送盘费三百五百不等外，一切骡价以及差役护送支给盘费，俱是县内办理。至王亶望衙门费用更多，我领实收他署内亲友捐的就不少，俱不给银两。知府蒋全迪署内亲友捐监，有给银两的，也有不给银两的。总计这些支费每年总要在十万以上，此我用度之大数也。

至我自己所得捐员外约费八九千金，我家陆续增添产业不过三四千金，将卸事时约计尚剩三万两，而四十年腊月半间，蒋全迪又勒要我一万五千两，我只剩一万五六千两带到京欲为生息以便当差……[79]

程栋之供也反映了下级官员行贿和贪腐的一个普遍情因——不唯如此，便不能得到上司擢拔和信任，亦无法升迁，更不可能有任何“实惠”。王亶望自供“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灾分报多些，有州县待我平常的，我就不准他多报”，可以佐证。因此程栋不无委屈地宣称：

总之王亶望平素叫我供应太多，所以我如此浮冒不驳，查缘不如此则我亏空太多也，是他的干系，只得如此办理，我因这些事情都是大干法纪，实在害怕，所以才捐员外离任。今日果然败露，此等滥花冒销公项，实在罪该万死，还有何辩呢？

甘肃按察使刘光昱的家产

刘光昱，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生于雍正六年（1728），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河工捐知府（派任陕西西安府知府），乾隆三十四年（1769）再捐道员（先后任甘肃平庆兵备道、甘肃西宁兵备道），乾隆四十三年（1778）署任甘肃按察使。[80]没有直接的资料说明他的首要身份是商人，但两次捐纳入仕的情形足以表明他颇具财力。在地方记载中，他属于乐善好施、惠及乡里的富绅一类，如《洪洞县志》：

刘光昱，字丽中，由贡生援例授陕西延安府知府，仁爱及民，尤嘉惠士林，郡人争颂之。擢甘肃平庆泾道，寻调西宁致仕。归邑地当冲途，差徭繁重，捐千金按都里并之始稍减。郭盆镇石桥昱出资独建，行旅称便。[81]

但这段县志未载乾隆四十六年刘光昱获罪之事。查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军机大臣核拟治罪人员奏折，未提到他[82]；在转年的全犯名单里，他的名字出现在“捏结及捐监各员已经查抄革职毋庸议者”[83]之中。案内各供词也未见任何人有关于他受贿或渔利的指供，唯其自供中提到“我在任时滥行出结”[84]。可知他在甘省一案中涉案并不严重，仅有坐视之责而无染指情罪。

在所有我们处理的清代家产案例中，刘光昱几乎是资财分布最广的。除山西原籍和甘肃任所外，在京城、山西他地、山东、河南、安徽、江南等多个省份地区皆有资产。

查抄刘光昱家产的谕令是在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发出的。[85]九月二十三日，河南巡抚富勒浑首先奏报刘光昱河南夏邑县东关所开之“双和当”铺的查抄结果。查有：现存银572.18两、钱2232千文，“已未满当货按号核算”共本银97.88两、本钱48575千90文，并杂粮器物；还有“孔裕兴号”借去钱600千文，该利钱54千文。[86]

九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袁守侗奏报查抄了刘光昱京城西安门外“调元坊”油盐铺，“值银五千余两”。[87]又提讯刘光昱祖遗资财及原籍房地共有多少，刘光昱供：

现在山东鱼台县谷亭地方有当店一处，郯城马头地方有当店一处，江南邳州炮车地方有当店一处，三处共本银四万两；山东历城县雒口镇丰裕店内有本银二万两，外有我行盐刘谦基的名引数目，记忆不清，应于刘谦基名引确查；又雒口镇丰泰号内本银五千九百五十两，内有盐引六百三十三道，作本银三千三百四十两。至我原籍房地，洪洞县苏堡村有住房两处，一处约共四十余间，一处约共七十余间，又有场院两处，一处约房二十余间，一处约房五六间；窑院一处约窑三四孔；洪洞县城内房院一所约六七间；本村及各村水旱地约二百余亩。一切细数俱存原籍，一时记忆不清，此外再无存寄财物。我在任时滥行出结，所有任所及各处资财自应尽数供出以抵赔项，不敢隐瞒。

袁守侗随将刘光昱所供行文山东、江南、山西咨会当地查办。

十月二十七日，署两江总督萨载奏报刘光昱江南当铺资产，查出邳州炮车集“永基当”店房屋1所（52间），店内现银175两、钱229千零吊，当出架本银20两、当出架本钱17549千零，此外有山东郯城县“恒兴号”典铺借去银2000两；又典旁开设估衣店（有衣服680余件，计原本钱206千文），应追透付杨姓房屋租价银66两、龚姓等欠钱22千文；另外，乾隆四十四年因典本不敷借李直若、杨百如、单正书等银6900两尚未还。[88]又查抄安徽蒙城县雉河集“永盛当”及油坊，查得“永盛当店共计本利等银二万二千余两、油房一所约值银一千五百余两”，但据管事人供称，此典已于乾隆四十四年刘光昱兑给伊侄刘大祚接开，当内欠张光奉等银1万余两。转年（乾隆四十七年）二月萨载复奏，认为永盛典接开无实据，仍应与油坊一并入官。[89]

十二月七日，山西巡抚雅德奏报刘光昱原籍家产的查抄结果：住房2所共140间，基地11处，水地、坡地等共312亩零，现银1150余两、钱8500文，金器首饰共重12.5两零，银器首饰共重937两零，皮棉□缎男女衣服共880余件，□缎纱罗零片等共1910余件，家具什物器皿另容造入细册。[90]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明兴奏报查明刘光昱在东省盐当银数：刘光昱有当铺2座，一为鱼台县谷亭镇丰裕当（原名“怀来当”），“现存架本银钱及外欠应追共合银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四两零”，房屋134间，一为郯城县马头镇恒兴当，“现存架本银钱及房价外欠共合银二万六千七百八十六两零”；此外当有历城、利津、菏泽、阳谷、东河、鱼台等处盐衣油房，计盐引9885道，盐29523包，杂色银2137两零，制钱1097千748文，又货物、骡马会原本制钱3221千526文，又外欠应还共制钱6537千409文，房屋300间。据刘光昱店伙供称，两处当铺共借亲友本银22229两零。[91]

刘光昱在山东的资产清查和估变工作延宕时间较长。[92]几乎两年后，山东巡抚明兴才复又奏报刘光昱山东房产估变情形：历城县查抄房屋107间，共估银1690两；东阿县查抄盐园14间，共估银183.35两，查系盐店公产应按七股均分，刘光昱名下应分银26.193两；阳谷县查抄房屋95间，共估银286.392两；郯城县查抄当铺房屋89间，共估银1770两；鱼台县查抄当铺房屋134间，共估银1492.98两；又典与杨伯儒等房91间，共估银2579两，除扣还典价折实库平纹银2395两，余银184两；又房屋104间，共估银1482.4两——“以上五处房屋共估银九千三百二十六两九钱六分五厘，内除扣还典价银二千三百九十五两，实应变存银六千九百三十一两九钱六分五厘”[93]。

唯刘光昱甘肃任所资财目前尚未查到任何查抄记录。

综合以上资料，刘光昱的资产估计总数236549.823两（见表7-4），其中有负债39129两，净资产197420.823两。

表7-4 刘光昱各省资产统计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选编》第2册，河南，第1616页；京城，第1621页；江南，第1688—1689页；安徽，第1689—1690、1870—1871页；山东，第1997、2083页。

说明：（1）此据乾隆五十年四月十七日《河南巡抚毕沅奏报估变原任西宁道刘光昱典铺房屋银数事》：“刘光昱在夏邑县开设双和典瓦房九十间，行据商丘县知县鞠毓□会同委员夏邑县知县凌相勘明，照依时价估值银一千五百六十三两三钱零”（一档馆藏，档号：04-01-35-1385或03-0191-034）。

（2）乾隆四十六年《奏呈查抄惠民县甘省参员李本楠家产资财清单》（一档馆藏，档号：03-0662-022）开载：

谨将查抄刘光昱邳州炮车集永基典铺银钱什物开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永基号典铺房屋一所

瓦房四十七间，草房五间，契价银一千三百七十两，钱一百四十千二百八十文

地基一块六分五厘，价钱三千三百文

当出典本银钱

银二十两

钱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九千三百一十文

山东郯城县恒兴典铺借银二千两

现存典本银钱什物

银一百七十五两

钱二百二十九千九百九十五文麦一百石

秫秫四十石

荞麦十石

瓷器四百六十二件

铜器十五件，共重三十四斤

锡器十八件，共重二十五斤

铁器六件

木器桌椅床柜等物共一百七件

估衣铺内存货统计衣服被褥等物共六百八十五件

应追透付杨姓房屋租价银六十六两

龚赞欠钱十二千文

谈香欠钱十千文

（3）据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五日《署两江总督萨载奏报查明刘光昱当铺并无接开实据请同油坊一并入官折》（第1870—1871页）载：“抄出典内现存漕平元丝银一百六十三两，九八钱四千零七十四千二百二十文，存架当货按号查对，计当出本银九两二钱五分、本钱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七千五百文，又出号未售衣物估值银四百二十两，其当店房屋一所，系租售马备一房屋开张，有预支房租，市平色银一千八百五十七两零，应令马备一照数呈缴，房屋仍交马备一管业，总计永盛典内现存本利银钱货物并应缴房租等项共银二万二千三百二十一两零，又油坊内查出现钱十千二百文，其油坊房屋共印契八纸，原买价银二百一两、钱四十三千三百文，坊内油饼粮食牲口等项约值银一千五百五十八两九钱，又分欠钱四十千八百七十文，总计永盛油坊现存钱文货物并房屋欠账等项共作银一千八百五十四两二钱七分零，统计当店油坊共值银二万四千一百七十五两二钱七分零。又刘光昱另有置买市房三所，查出印契三纸，原价银一百六十两、钱四百千，内两所租与马汉三居住，每年取租钱二十千文，一所现在六间，其余日用家伙什物铜锡器皿，均已逐件查抄，据供并无隐寄，似无遁饰。”

（4）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明兴奏报估变甘案官犯刘光昱在东省房产银数折》提及，“兹查原任甘肃西宁道刘光昱前于甘省监粮案内查封家产，准山西原籍咨会该员在东省有开设盐当各店资本货物，经前抚臣国泰饬司委员查抄，将抄出资财引盐货物开单奏明并将玉器字画数珠等项委员解京在案……”。

（5）同案资料中有“盐引六百三十三道，作本银三千三百四十两”之记载（《直隶总督袁守侗奏报查询案犯刘光昱在京都开设油盐铺情形片》，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选编》第2册，第1622页），合每道约5.27两。

[1]关于清代捐纳制度的产生，许大龄专著《清代捐纳制度》（1950年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学报》专号）中叙其“始见于明景泰”，“康熙时三藩作乱，各省遍开捐例，宽储军饷，规定事竣即止。但日后每遇军兴、岁歉、河工，复援往例而行之。其期限、银数、官阶、铨法，亦时有变通”。（许大龄：《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0页）。伍跃在《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一书中将传统中国政府向纳粟者提供爵位的“卖官鬻爵”视为捐纳制度的起源，但明清以前皆属“临时性的聚财措施”；唯从明代景泰以后，隐藏于“学力”背后的“财力”走到前台，二者的相加成为社会流动的有效工具。见序章、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关于“买官”最新的研究见Zhang,Lawrence,“Legacy of Success:Office Purchase and State-Elite Relations in Qi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73,Number2,December2013,p.259—297。

[2]《清史稿·列传》释义称：“甘肃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三百三十九卷。

[3]白晋：《康熙帝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10页。《康熙帝传》实际上是白晋致路易十四的报告书。——转引自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第12页。

[4]《刑部等奏请将捏灾冒赈蚀监粮案内勒尔谨等即行正法折》，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选编》第2册，第1346页。

[5]盛京将军索诺穆策凌奏折中称，“伏查乌鲁木齐收捐监粮一事自三十八年经前任陕甘总督文绶奏准开捐，系由乌鲁木齐镇迪道自兰州布政司衙门领取监照捐纳粮石备存监仓，报明陕甘总督查核具题”，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初四日，《选编》第2册，第1653—1654页。

[6]王亶望此前曾有多年在甘肃任职经历。据《清史稿·列传》载，王亶望“自举人捐纳知县，发甘肃，知山丹、皋兰诸县。选授云南武定知府，引见，命仍往甘肃待缺，除宁夏知府。累迁浙江布政使，暂署巡抚……三十九年，移甘肃布政使”，三百三十九卷。

[7]《大学士嵇璜等奏复讯问王廷赞监粮折色情形片》，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九日，《选编》第2册，第1205页。

[8]《军机大臣奏呈甘省停捐开捐与户部收捐监生银数比较清单片》，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三日，《选编》第2册，第2093页。

[9]《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办各州县捏请添建仓廒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九日，《选编》第2册，第1435页。

[10]《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审拟监粮冒赈案内离任官犯陈常等七员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选编》第2册，第1703页。

[11]《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覆查办甘省添建仓廒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选编》第2册，第1366页。

[12]《山东巡抚国泰奏报查抄观禄朱兰资财情形并委员解甘质审折》《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议甘肃折监冒赈各犯定案条款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选编》第2册，第1474、1476页。

[13]转引自《选编》第2册，本册案例简介。

[14]《吏部尚书永贵等题请将盘查甘省监粮溺职之袁守侗阿杨阿革职本》，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选编》第2册，第1489页。

[15]王廷赞后来供词中称：“我初接他（按：指王亶望）的手，就向属员说前任藩司如此，我断不学他的行事，你们不要认错了人，所以凡遇节下属员馈送水礼如酒肉烛米等物，我亦一概不收，这是可以查问得的。”《选编》第2册，第1264页。

[16]《寄谕阿桂等着将甘肃藩司王廷赞于捐监一事有无染指并捐粮应否停止一并覆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选编》第2册，第1193页。关于王亶望捐银五十万两，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钦差大学士阿桂奏覆续查王燧别无应参款迹及不能得其余王亶望交通确据等情片》中提到，“王亶望前经呈请罚银五十万两以充塘工费之用，本年缴银二十万两，其余三十万两每年变产措缴银六万两，分作五年完交”（《选编》第3册，第2117页）。关于王亶望自认罚银之缘由，一系失察杭嘉湖道王燧“贪纵营私”，一系“留眷在杭”（第2138页、第2140页）。

[17]《寄谕留京办事王大臣等着提讯勒尔谨王廷赞折收监粮冒赈情弊录供具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210页。

[18]《寄谕留京办事王大臣等着提讯勒尔谨王廷赞折收监粮冒赈情弊录供具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210页。

[19]《寄谕英廉等着就近提讯勒尔谨于甘省折色包捐监粮案内有无通同分肥》，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五日，《选编》第2册，第1197页。

[20]《寄谕阿桂等着将甘肃收捐监粮有无情弊及应否停止据实奏闻》，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选编》第2册，第1193页。

[21]《寄谕杨魁等着严讯原甘肃藩司王亶望令其据实招供折收监粮包捐情由》，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五日，《选编》第2册，第1198—1199页。

[22]《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审王亶望任内折收冒赈各情弊折》，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223页。

[23]《军机大臣奏呈王廷赞程栋供词片》，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选编》第2册，第1264页。

[24]《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审王亶望任内折收冒赈各情弊折》，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222页。

[25]《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明冒赈开销之弊并请将原皋兰知县程栋革职拿问折》，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四日，《选编》第2册，第1237页。

[26]“而其准否、轻重则总督与藩司面为商定，厚薄因人而施，多寡惟意所欲。除首县供应各上司、每年俱准多开外，其他或借口卫途差务之赔垫，则浮冒亦多，至地居偏僻、缺亦不甚清苦如狄道河州等处而多开赈粮者，大抵皆善于逢迎及加意馈送之人，藩司多给实收，非酬其素日之殷勤，即冀其将来之答报。捐监既多，不得不重报灾赈以开销。”《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讯甘省捏冒各员并请旨革职查抄资财折》，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328—1329页。

[27]《军机大臣奏呈查出王亶望名下金银数目及铺面估变银两片》（附单一），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332页。

[28]《大学士嵇璜等奏呈王亶望与属员通同作弊供词片》（附件：王亶望供词），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第1346页。

[29]王亶望供词，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选编》第2册，第1342—1343页。

[30]《谕内阁着将王亶望即处斩勒尔谨令其自尽王廷赞绞监候》，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选编》第2册，第1349页。王廷赞后被令处绞（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九日《谕内阁着将王廷赞即行处绞并将办理原委通谕中外》，第1547页）。

[31]《军机大臣奏报本日解到蒋全迪并严讯供词片》《军机大臣奏呈严行夹讯蒋全迪供词片》，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427页。

[32]《军机大臣奏呈遵旨讯问蒋全迪供词清单》，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428页。

[33]《刑部等衙门奏请将蒋全迪照侵盗仓库钱粮罪即行正法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431页。

[34]《谕内阁着将甘省三十九年以来所捐监生分别停止乡会试三科及罚俸等由通谕中外》，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434页。

[35]《寄谕阿桂等着将甘省私收折色案内各犯分别定拟具奏》，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434页。

[36]《大学士三宝等奏报会议甘省折监冒赈各犯审拟治罪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十日，《选编》第2册，第1554—1555页。

[37]《甘肃折捐冒赈案分别办理清单》，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882—1887页。

[38]《军机大臣奏呈勒尔谨供词片》，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281页。

[39]《谕内阁着将王亶望即处斩勒尔谨令其自尽王廷赞绞监候》，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选编》第2册，第1349页。

[40]《闽浙总督陈辉祖奏覆审拟前甘肃道府陈之铨潘时选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选编》第2册，第1467页。

[41]《军机大臣奏呈刑赫王廷赞程栋所录供词片》，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三日，《选编》第2册，第1271页。

[42]《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讯甘省捏冒各员并请旨革职查抄资财折》，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328—1329页。

[43]据《选编》第2册“本册案例简介”介绍，“乾隆帝允行，并将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调任甘肃，主持捐纳监生事宜，‘冀藩司得人，不致滋生弊端’”。出处待查。

[44]《闽浙总督陈辉祖奏报封贮王亶望财物情形片》，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三日，《选编》第2册，第1201页。

[45]包括“御制诗章墨宝并花翎荷包貂皮缎匹等项”，见《选编》第2册，第1948页。

[46]《寄谕阿桂等着将收捐监粮案内冒销勒买并朦混出结之道府严切根究指名参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三日，《选编》第2册，第1208页。又转见《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覆接奉严查甘省收捐监粮情弊谕旨现正设法严切究审折》，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文字略有差异。第1217页。

[47]《军机大臣奏报王亶望自认负恩贪黩只求即行凌迟片》，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选编》第2册，第1344页。

[48]据王亶望胞兄王孙武供，“三十九年我母将父遗资财房屋作三股匀分，每股分得银九千一百六十两”；“又我母自留养赡银一万两，并给长孙银二千两”（《选编》第2册，第1291页），由此总计有约四万两的家产。

[49]《选编》第2册，第1264页。

[50]《浙江巡抚王亶望奏报失察张鸾过境请准缴银二万两充公以赎前愆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选编》第1册，第704页。

[51]《闽浙总督陈辉祖奏报查讯王亶望折收监粮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三日，《选编》第2册，第1202页。

[52]《寄谕陈辉祖着查明王亶望有无出资行盐或营运借贷等情》，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226页。

[53]《山西巡抚雅德奏报查抄王亶望原籍资财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290页。

[54]《山西巡抚雅德奏报续经讯出王亶望资本银两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十日，《选编》第2册，第1397页。

[55]《山西巡抚雅德奏报各姓出首寄存王亶望家金银衣物并借欠银两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497页。

[56]《山西巡抚谭向忠奏报估变王亶望原籍家资情形折》，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选编》第2册，第1850页。

[57]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两淮盐政图明阿奏报起解王亶望在扬营运银两赴京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两淮盐政图明阿奏报查办王亶望所买引盐根窝银数并咨会山西查追折》，《选编》第2册，第1626—1628页。

[58]《闽浙总督陈辉祖为将查抄王亶望寓所衣饰等物解京事致军机处咨呈》，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选编》第2册，第1783—1833页。

[59]《闽浙总督陈辉祖为移送王亶望留浙估变房产物件清册事致军机大臣咨呈》，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选编》第2册，第1923页。

[60]《军机大臣奏呈王廷赞程栋供词片》，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选编》第2册，第1266页。

[61]《刑部等衙门奏请将蒋全迪照侵盗仓库钱粮罪即行正法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430—1431页。

[62]《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报遵旨查抄前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家产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七日，《选编》第2册，第1379页。

[63]《两淮盐政图明阿奏报查办蒋全迪营运资财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287—1288页。转年（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接任两淮盐政伊龄阿奏折中提及，“蒋全迪在扬谢庆美经手行盐资本现银及□扬各店押租等项共银四万一千一百六十二两九钱八分一厘”。（《选编》第2册，第2053页）

[64]据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六日一份江苏巡抚所呈“汇解本案查抄解京物件清单”，蒋全迪名下有“书画手卷十件”“玉器六件”“洋漆器三件”“石器一件”“铜器四件”“瓷器八件”解交崇文门，应在此中。《选编》第2册，第1949—1950页。

[65]《江苏巡抚闵鹗元奏覆查封蒋全迪在苏寄籍资财折》，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选编》第2册，第1310页。

[66]《江西巡抚郝硕奏覆查抄前浙江宁绍道蒋全迪原籍家产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一日，《选编》第2册，第1355页。另据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折，景德镇市房田产“每年收租一百七八十两不等”（《选编》第2册，第1378页）。

[67]《军机大臣奏呈遵旨讯问蒋全迪供词清单》，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选编》第2册，第1430页。

[68]《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报遵旨查抄前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家产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七日，《选编》第2册，第1378—1379页。

[69]《选编》第2册，第1379页。

[70]《安徽巡抚富躬奏报估变查抄甘案内原籍安徽各员财产折》，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九日，《选编》第2册，第2068页。

[71]《河南巡抚富勒浑奏覆查抄程栋原籍家资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423页。

[7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军机大臣诘问勒尔谨王廷赞程栋捏报开销添建仓廒银事供词》，《选编》第2册，第1285页。

[73]《军机大臣奏呈讯问王亶望供词片》，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选编》第2册，第1343页。

[74]《寄谕英廉等着查抄蒋全迪程栋原籍及任所资财》，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283页。

[75]《军机大臣奏呈王廷赞程栋供词片》，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选编》第2册，第1267页。

[76]确数为“一十四顷四十六亩”，见《河南巡抚富勒浑奏覆查明程栋原籍财产并无隐匿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选编》第2册，第1719页。

[77]《河南巡抚富勒浑奏覆查抄程栋原籍家资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423页。

[78]《选编》第2册，第1266、1554、1577页。

[79]《选编》第2册，第1266—1267页。

[80]参见明清人名权威档，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2016/12/24检索）。

[81]《洪洞县志》，民国六年铅印本，第十三卷，第四十六页。

[82]《大学士三宝等奏报会议甘省折监冒赈各犯审拟治罪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十日，《选编》第2册，第1553—1556页。

[83]《甘肃折捐冒赈案分别办理清单》，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885页。

[84]《选编》第3册，第1621页。

[85]《寄谕留京办事大臣着查抄奎明等旗员家产资财》，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选编》第2册，第1372页。

[86]《选编》第2册，第1616页。

[87]《直隶总督袁守侗奏报查询案犯刘光昱在京都开设油盐铺情形片》，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选编》第2册，第1621页。另据山西奏报，“京都西华门调元号油盐店一座，约本银四千余两以上”（一档馆藏，档号：03-1307-012）。

[88]《署两江总督萨载奏报查抄刘光昱当铺货财折》，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688—1690页。一档馆藏有同年一份《奏呈查抄惠民县甘省参员李本楠家产资财清单》（档号：03-0662-022），记载更为全面详细，见表7-4表下说明（2）。

[89]“臣查刘光昱在蒙城县开设雉河集当典，系其家人张贵在山西供出。如果兑给伊侄刘大祚接开，张贵断无不知之理，且刘光昱与刘大祚虽系叔侄，久已分家，其接顶当原何以别无议据，又不赴地方官呈明更换当帐，即谓张光奉等借欠属实，而刘光昱资财已经缘事查抄抵补官项，其所借银两系属私债，应听该家属自行清理，当经严加批驳饬令将当店油坊银钱货物严行封贮。……是以咨会山西抚臣再行确讯，今晋省所讯供情亦无确切凭据，自应一并入官”，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五日《署两江总督萨载奏报查明刘光昱当铺并无接开实据请同油坊一并入官折》，《选编》第2册，第1870—1871页。关于典当油坊所抄银钱物资此件记载更为全面详细，且又查出“刘光昱另有置买市房三所，查出印契三纸，原价银一百六十两、钱四百千”[见表7-4表下说明（3）]。

[90]《山西巡抚雅德咨为查抄甘省冒赈案犯程国表等人资产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七日，一档馆藏，档号：03-1307-012。

[91]《山东巡抚明兴奏明查抄甘省案内原西宁道刘光昱盐当银数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选编》第2册，第1997页。

[92]有可能受到乾隆四十七年间（1782年）前任山东巡抚国泰“贪婪营私案”影响迁延所致。

[93]《山东巡抚明兴奏报估变甘案官犯刘光昱在东省房产银数折》，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十六日，《选编》第2册，第2083页。此处“以上五处”，原文如此，疑误，实际共七处。

第8章 闽浙总督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

“伊现查出图尔炳阿任所物件内，若有可以解京看得之物件，即解至京交与崇文门收税处；其不可解京平常之物件就在彼处变价。”[1]

——乾隆十六年（1751）谕云贵总督硕色

“王亶望平日收藏古玩字画等物最为留心，其从前呈进各件未经赏收者尚较他人为优，……即如从前查抄高朴家产内有王亶望所刻米帖墨拓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拓必有石刻留存，或在任所，或在本籍，乃节次解到及发交崇文门物件内并无此项，其为私行藏匿显而易见。”[2]

——乾隆四十七年（1782）谕阿桂

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情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杭州闽浙总督府宽阔的门庭前气氛异常。在杭州将军王进泰带领的官兵的押解下，一长队眷属仆从低首从署内鱼贯而出，为首被押者正是闽浙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一年多以前刚奉谕查抄了浙江巡抚王亶望的闽浙总督陈辉祖。这位总督其实来杭任职时间并不长，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由江苏（任江南河道总督）调任至浙，主要奉旨督办浙省海塘工程。陈辉祖上任伊始即赶上了杭嘉湖道王燧、嘉兴府知府陈虞盛二人的革职查抄（二人亦王亶望亲信），五个月后便是王亶望的案件。而再十五个月后，却是自己被革职拿问。

这年年初，震动朝野的甘肃捐监冒赈案终于落下帷幕。首犯王亶望的杭州任所财物在七月方才解送到京城，这批财物早在上年（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查抄期间已清点造册。过去迟运的事例也发生过，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云南布政使钱度一案，钱度在江苏原籍的资产即因估价问题而迁延数月才到京城[3]。但是这一次，解送京城的时日过于漫长，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发现解到的财物“均甚平常”，这与王亶望在他脑海里“平日收藏古玩字画等物最为留心”[4]的印象不符。乾隆于是暗中命浙江布政使兼杭州织造盛住留心察访。[5]

八月间，盛住根据衙署旧存卷宗查出当日查抄王亶望任所家产底册内载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而解缴到京的进呈册内则无此项，唯多列银73594两，应系以“十五换半”（即1∶15.5之比率）将金易银而来；又查出原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为进呈册所无，而进呈册则多载朝珠、玉器等件为原册所无。[6]事见蹊跷，九月初，乾隆皇帝钦差刑部尚书喀宁阿、户部侍郎福长安以到河南查工为名，询问当日负责造具底册之浙江粮道王站住（已升河南按察使）。随又觉不放心，于是钦命心腹之臣、正由河南起程将赴山东查看水情之大学士阿桂就近先行审讯王站住。[7]

王亶望任所的家产查抄，当时由闽浙总督陈辉祖总负责，具体由下属各官执行。王站住是首先参与查抄和造册的人，因此直接成为乾隆怀疑的对象。但是，阿桂在九月十四日审讯后回奏，王站住于上年六月初九日查完王亶望家产后，将底册呈送总督府并分存藩司、粮道衙门，十三日即起身进京，后来之进呈册并未经手。另外，阿桂观察认为，王站住甫经询问，就能供答出金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计不过二三万两——此“非身在换金作弊之中所应轻易吐供者”。[8]王站住回忆说：

上年查办王亶望公馆资财时，先系陈总督亲往将门屋逐层封锁后，派两司与我率同衢州府知府王士澣、金华府知府张思振、署严州府知府高模详细清查，因两司事烦不能常川往来，每日俱系我与该守等亲往查点，其时搬移物件系佐杂等官经手，归箱封锁系府厅等官，开写底册系藩司粮道书办，所有抄出金银珠玉细软等物，皆逐件登记归箱编号，上贴藩司封条，锁钥系交府厅等收管，大门锁钥交仁钱两县杨先仪、张翥收管的。……

查抄王亶望资财时金子是有的，其中金锭居多，都是匣子装的，其余也有金条、金叶，约计有四千数百余两不到五千光景；至玉器甚多名色，我此时实在记忆不真；银子约有二三万两。所有底册上开的都是大家亲眼点过，再行登账。自闰五月二十边查起至六月初九日查完，藩司书办会同粮道书办分写底册三分，一呈总督，一存藩司衙门，一存粮道衙门，均核对无讹。[9]

从王站住所描述的查抄经过来看，清代的抄家制度至18世纪晚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不仅搬移物件、归箱封锁、开写底册等有来自不同衙门的吏役各自分管，并且封箱锁钥和大门锁钥也分开保管，最后底册还分送不同衙署留底。这样的安排可说是在制度上规避了查抄执行者的偷窃行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极大增加了作弊成本。

王站住紧接着还提到了总督陈辉祖曾经调阅过几种物件进署阅看：

……我查办时并没有人向我说要换金玉的事，亦并未风闻此语，只有总督要取过备用的挂屏、玉器等件阅看，多系署守高模点交佐杂等官，盖贴藩司封条送至总督衙门，总督看后即贴总督封条发交佐杂等官带回，仍点交高模查收，我因总督系应查此事之人，不能不送与看，我曾问过临海县县丞汤懋修，据云陈总督甚属细致，看过物件后还叫送去的佐杂等进内眼同点交加封付回。汤懋修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如今是可与该县丞对质得的。

这是一个关键情节。在面临突如其来的怀疑和指控的时候，王站住首先联想到的可能出了问题的地方，是在总督查看的环节上，这无疑是将嫌疑指向了陈辉祖。乾隆皇帝见此大为震惊，因为此前他绝没有怀疑到陈辉祖头上，在九月初七日的谕令中还让其与闻并帮同盛住查办此案（“着传谕陈辉祖即同盛住先行提集在事人证悉心查办”），甚至为其开脱说，“陈辉祖上年办理塘工颇为出力，又系兼管抚篆，事务繁多，或一时查察不到，尚属情理所有”。[10]

九月十七日，乾隆颁布谕旨，陈辉祖以置若罔闻、类同勒尔谨之罪着革职拿问。[11]同时，以“六百里加紧”之速寄谕湖广总督舒常着亲赴湖南严密查抄陈辉祖原籍家产[12]；寄谕阿桂暂时放下河工事务，同福长安一起赶赴浙省查办此案（喀宁阿令返京）[13]；寄谕杭州将军王进泰将陈辉祖革职，并将杨仁誉等经手之人解任[14]。乾隆越想越不对，转日又谕嘱阿桂：“务将此项金两现存何处，其七万三千余两之银是否实存藩库，或即系王亶望之银隐匿抽抵，或仅于进呈册内虚列入银数并无实银存贮，逐一严切跟讯，务得确情迅速具奏。”[15]三日之后，复又寄谕杭州将军王进泰，不必等到阿桂、福长安到浙，先行将陈辉祖“研讯确供、据实复奏”，并将“陈辉祖任所资财严密查抄，毋任丝毫隐漏”[16]；寄谕两江总督萨载，将涉嫌通同舞弊分肥之原任浙江布政使国栋（时已调安徽布政使）任所资财严密查抄[17]；又因“闻陈辉祖曾在苏州置有房产”，寄谕两淮盐政伊龄阿驰赴苏州会同江苏布政使伊星阿查抄陈辉祖苏州产业[18]。

在这期间，乾隆皇帝收到了陈辉祖奏来的以银易金情节的解释，内称由于王亶望之金“成色低潮，又恐或有抵换，转不如易银为妥”，当时未及先事奏明；陈辉祖最后在折中自请罚银，“照易金银数七万余两先行赔交，分限三年解缴”。[19]未几，又收到原任浙江按察使李封（时已升调湖南布政使）的奏复，称当日司道进见陈辉祖时，陈辉祖曾令将查抄王亶望之金发与仁和、钱塘二县换银（适值自己孙女置办嫁妆，即向钱塘知县张翥换金五十两），并称陈辉祖曾与司道言及“王亶望朝珠竟无一串好的，将来我想给换上一串，以便易于交收”等语。[20]

官员获罪被抄，所抄之物自应原封不动上缴京城，这早已是不言自明的规矩，如今竟然有人擅动“皇帝之物”。乾隆越想越气，从九月二十一日开始，又接连追发数道“六百里加紧”谕旨给阿桂等人，要求就指定各款逐一严究：

……陈辉祖欲留此项银两为塘工之用，是办理塘工银不敷用或出于此已属非是，乃前据陈辉祖奏称塘工各项除用去外尚多因三十九万九千余两，是塘工费用已属宽余，陈辉祖早知有盈无绌，又何必以银易金，岂非预为侵蚀地步？况王亶望资财器具抄出者甚多，何不尽以塘工为名一并易换乎？[21]（九月二十一日）

……向来欲看查抄物件自应往该处面同司道点验，岂有送向总督私署阅看之理？岂非陈辉祖希图染指乎？此节当问之高模自可得其底里。又王站住从五月查起至六月初九日即已查清造册呈送，何以迟至十二月始行解京，非抽换而何？陈辉祖昨奏折内尚有为时匆遽之语，是诚何心？俱应令其逐条登答，据实供吐，不可徒称愚昧认罪而止也。[22]（九月二十二日）

……李封所奏陈辉祖曾与司道言及王亶望朝珠竟无一串好的，将来我想给他换上一串以便易于交收等语，殊不成话，可鄙可恨，显系欲将查抄佳物私行抽换，故设此词为授意迎合之端，若果如所言，何不将一切不堪入目之物尽易佳者乎？况承办经手之人亦岂能预备佳者以为犯人代赔补之地乎？天下事断无此理。福长安到彼时即将此一节先行讯问录供具奏。[23]（九月二十四日）

十月初五日，浙省审问的结果尚未回复到京，安徽方面又报来更为乖谬的事情。根据两江总督萨载对安徽布政使国栋（原浙江布政使）的初审，国栋供出，“陈辉祖说金子身分高低不一，估计成色不能的准，将来解京恐干驳诘，又说王亶望查抄时曾求过总督，说金子太多恐怕碍眼，不如照依时价换作库平纹银，将来办理顺易”；又供曾目击各员“将购买朝珠摆列大厅”，备陈辉祖添入。[24]一位罪员向查办大臣托求并得所请，这太过不可思议，认为“此事大奇”[25]的乾隆，再次连日寄谕阿桂等审明：

王亶望执法肆贪，罪恶已极，乃陈辉祖于查抄时尚敢听其嘱求，为之挪换掩饰，推此则何事不可为？陈辉祖受恩最深，乃竟如此昧良欺罔，朕将何以用人乎？况王亶望乃被抄有罪之人，岂有向承抄大臣讲话之理？此必当严问者。[26]（十月初五日）

陈辉祖尚敢听其嘱求，为之弥缝掩饰，推此则何事不可为？设朕降旨将王亶望在浙江正法，陈辉祖亦将易一人以代其死乎？[27]（十月初六日）

十月十二日，阿桂与福长安的初审奏复终于寄到，内称经查验，易金银两分作五次已于上年十二月以前国栋任内交齐贮库，“是以以银易金一事尚无虚列抽抵等弊”；至于底册物件短少不符及朝珠更换等情节，陈辉祖则“无可登答，惟有叩头认罪”。[28]

这一结果令乾隆大失所望。接阅此折当日，乾隆心中非常不悦，在回谕中称“此事甚不妥”，易金一节“陈辉祖尚敢受其嘱托”“王亶望贪纵婪索，家资至三百余万之多（按：王亶望家产前章已估计值一百多万两，乾隆所说三百余万系有夸大），又何在此数千两之金？有之，罪不能增，无之，罪亦不能减，陈辉祖何意而欲为之易换乎”，换珠一节“陈辉祖曾与司道言及王亶望朝珠并无好者，要将自己朝珠添入更换，尤不成话，断无此情理”。[29]

转日（十月十三日），复又追寄一谕，斥阿桂等审办不力：

……是日幸圆明园，于承光殿批阅奏牍，为时匆遽，途中复将此事细思，疑窦甚多。陈辉祖易金一节实为此案最要关键，阿桂等甫至浙省即云金两并未短少，亦何所见而云？……陈辉祖听王亶望之请托为之易换金两，其罪尤重，王亶望贪纵婪索，家资至三百余万之多，即将此数千两之金易换，亦不能分减其罪，则陈辉祖担此干系立意抽换，究属何心？阿桂等亦曾向陈辉祖面问严诘乎？……

又添换朝珠及隐匿玉瓶玉山等件皆系此案应讯情节，阿桂等折内何无一语提及？看来阿桂福长安办理此案心存成见，有意开脱陈辉祖，竟欲借两县换金将就完案，在阿桂福长安不应出此，反复思之，为之不寐亦奇矣。若陈辉祖于金两并无虚列抽抵情弊，而朝珠又添换佳者，则陈辉祖竟系有功无过转若受屈抑者？[30]

乾隆到底是位不易欺也不可欺的“英主”，一句“则陈辉祖竟系有功无过转若受屈抑者？”问得掷地有声，一语中的。十月十六日，阿桂、福长安的第二份复奏寄到，但是结果仍然不如人意。所有售金及添换朝珠、提验玉器字画等情节仍未得确切答案，陈辉祖对各种诘问仅支吾掩饰，或是含混承认，始终不多吐一字，其他经事官员，或答曰底册对实际物件描述不确，或曰总督提验皆系当面开看、当日加封押回，亦是众口一词。原来，此案败露后，陈辉祖和经事各员对审讯早已预先准备，特别在阿桂与福长安尚未到浙的十几日里，彼此已串定供词，致使审案进行得非常不顺利。[31]

十月十七日，阿桂等再奏，在严行夹讯下，衢州府知府王士澣供认曾于留浙变价物件中“侵用乌云豹褂统五件、香鼠袍套统二件、大呢十板”，嘉兴府知府杨仁誉供“侵用乌云豹袍统二件、香鼠褂统二件、獭皮褂统一件、獭皮马褂一件”。[32]

然而这仍然不是乾隆所要的答案，乾隆认为此犹属“枝叶边事，并未得此案紧要肯綮”[33]。实际上，在王亶望众多的抄物之中，有一件乾隆期待已久的物件——米芾的字帖石刻。几年之前，他曾在罪员高朴抄物（因私贩玉石而获罪被抄）中看到过“米帖墨拓一种”，并知此出自王亶望之石刻米帖；王亶望被抄后，乾隆皇帝一直期待在他的家产中找到这批石刻。[34]这批石刻没有下落，乾隆的疑惑是不会消除的。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前后，案情终于有了进展。阿桂等另辟线索，讯得押送物件进总督府署之员刘大吕供，曾亲见送入与发出的玉器并非同一物件：

上年五月内，陈总督提验物件皆系朱桐等送进押回，我并未经手。惟十月底十一月初间，总督又提验过玉器古玩三次，系王士澣、杨仁誉点交与我及朱桐并巡捕刘勋等分次押送督署。初次系当日发出，我领回后交王士澣等点收，我也同在旁阅看，记得那物件内有玉瓶一个，颜色甚白，发回的玉瓶面上有几个黑点子，又小了许多；第二三次是隔两三天才发出的，我没有细看。后来我同王士澣等点交解员时内提梁卣一件，记得原旧是个凫样，约有一尺多高，颜色甚好，点交解员的是一个卣，不是凫样了。又玉磬一座，颜色也是好的，点交时见那玉磬颜色平常了些。又玉太平有象一件，玉暖手五件，铜宣炉三件，也都不是原物。又自鸣钟五座，内有一座插屏样子的，从前没有看见过，又旧钟一个不是原物。我因抽换物件王士澣等尚俱无言，我如何敢说，所供是实。[35]

这一重要的情节一经讯出，全案始得突破。顺此线索逐层究诘，王士澣、杨仁誉才不得不供认“上年闰五月间吊验物件时实在并未抽换，十一月初间总督又提验过三次，刘大吕、朱桐供出各件从前点收时我们看了都疑不是原物，大家不曾说破”；高模（原任宁国府知府）供认，“上年十一月半边（疑‘间’）陈总督提验字画，至第三日午后始经发回，我逐件打开细看，内与原物不符者，有刘松年宫蚕图、唐寅麻姑图、马湘兰兰草图、白描山松罗汉各一件，又苏东坡墨迹佛经一本、新罗山人华喦红牡丹一大幅、米字墨迹一小卷，其余日久不能记清是实”。[36]这样，在众人纷纷吐供、证据确凿之下，陈辉祖对抽换字画、玉器等件供认不讳。[37]

此情节奏到，乾隆才觉一扫疑窦（“此奏方得实情，阅之稍为爽释”）。[38]在之后的续讯中，陈辉祖供出，私易金银的原因，系自己贪图便宜，以十五换一之价入手“成色尚好”之金八百两（当时市价可达十七八至二十两银换一两金）[39]；王亶望嘱托将金易银的情节，实系自己为掩饰换金动机而杜撰[40]。而乾隆所留心的米帖石刻亦在王亶望原留浙省估变物件内找到了下落，随即解往京城。[41]至此，案情全部水落石出。

十二月初二日，大学士九卿议复会审陈辉祖一案，拟陈辉祖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斩监候”律拟斩，国栋照“官吏增减情节朦胧奏准施行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王士澣、杨仁誉照“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斩监候”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杨先仪、张翥从重发新疆充当苦差，等等。[42]

陈辉祖此案固属贪腐，但如果与从前钱度、高朴、王亶望等相比较，程度尚轻；在整个案件调查的过程中，除了查出曾有几名下属官员馈赠金两[43]，也未查出巨额婪赃、勒派下属或挪用库银等其他常见情罪，包括他的家仆也未查出收受门包、仗势敛财一类的情节。因此，乾隆认为陈辉祖案之性质，乃“不过如家奴盗窃主财”[44]（此语真是毫不讳言清代君臣之间实为主奴关系！）。对于大学士九卿的核议结果，乾隆以“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侵盗者止系入官之物，不过无耻贪利，罔顾大体，究非朘剥小民以致贻误官方吏治者克比”为由，着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等人定拟斩监候“属允当”，余俱依拟。[45]照清代的惯例，“斩监候、秋后处决”是宽免死罪的信号，前云贵总督李侍尧案，即由此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陈辉祖最终没能像李侍尧那般“逃过一劫”。转年（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新任浙江巡抚福崧禀奏嘉兴府桐乡有聚众闹漕案并称“历年以来因循酿成积弊”，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奏闽浙两省州县亏空，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台湾有械斗拒捕重案。上谕陈辉祖以“在总督任内惟务营私牟利”“闽浙两省各州县仓谷亏缺及武备废弛”仍令执行正法，因念办理海塘工程尚无贻误着加恩赐令自尽。[46]

陈辉祖最终仍被处决，据说背后有和珅的推波助澜[47]，但不管怎样，这无疑是政治决定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对某一官员的惩处（或是奖赏），是乾隆借以给所有其他臣子们看的。陈案最为致命的一节是他居然敢动抄家入官之物，与皇帝“分羹”，这是对君主的大不忠和大不敬，也是他与李侍尧最后命运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并且很可能在此时乾隆的眼中，陈辉祖与王亶望等皆属那种虽表面上恭敬，实则对清朝暗藏不屑心理，并非全心全意效忠的汉臣。如果宽宥其罪，则无异于姑息和助长“欺君”行为。

陈辉祖的父亲陈大受（1702—1751）是清中期一位名臣，以学识优秀、为官勤勉而得乾隆皇帝嘉许，乾隆十五年（1751）死于两广总督任上，乾隆钦赐谥号“文肃”并入祀贤良祠。[48]陈辉祖自十九岁父亲去世那年以荫生身份步入仕途，由户部侍郎开始，经历了京官生涯、外任地方、晋升大员凡三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式成为清代九个总督之一[49]，是清代典型的职业官僚轨迹。在他三十年漫长的为官生涯中，既不见有很高官声，又无劣名[50]，只是显示出一位职业官僚对职责所在的履行，比如定期向皇帝题奏地方事务、安排省际赈灾、监督河工、查禁“禁毁书籍”并缴送京城等。同时也如大部分官员所经历的，因一些事情办理不善而受到皇帝“申饬”[51]。但基本上可以说，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如果不是乾隆四十七年这起“意外”，他很有可能地位进一步上升，并如他的父亲一样，获得配享祠祀的殊荣。从这一切来看，陈辉祖最后的偷盗之举显得甚为荒唐。以他的教养和身份地位，怎么会做出这样不光彩，也是不智之举来？固然可以说这是他的“一念之差”——王亶望的财物如此众多，谁能想到乾隆会偏巧对其中一件米帖石刻心存留意，而这件物品恰巧又没被运到京城？但是一切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都事出有因。

仍是在甘省案发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陈辉祖的胞弟陈严祖（原甘肃署环县知县）被查出涉案，“冒赈银二千七百余两，又捐监盈余银一千余两”[52]，总共侵蚀银3700余两。陈辉祖为表示疏于管教、有负圣恩，上折自请罚银3万两，“以为营利辜恩者戒”[53]，此事在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乾隆朱批“览”字，表示默许。不过，大约三个月后，同案内的浙江籍罪员闵鹓元（原甘肃盐茶同知，侵冒银19000余两）原籍家产内只抄出3两银，乾隆不胜骇异，严厉叱责陈辉祖查办不力（此在陈辉祖所辖事务范围内）：

乃昨据陈辉祖查抄闵鹓元家内资财只有银三两开单具奏，……此明系陈辉祖任听属员查办，有心欺隐，且或为伊弟陈严祖地步，将来亦可将就了事。此等朦混欺饰伎俩施于汉献帝及明神宗诸主或竟受其欺蔽，试问朕为何主？乃陈辉祖大胆敢于朕前尝试耶？[54]

皇帝盛怒，陈辉祖无奈之下又自请于前认罚银3万两之外，再缴银7万两，乾隆帝“准其呈缴”。[55]此时是在十一月，对照陈辉祖案的事发经过，正是他若干次提验王亶望玉器古玩字画进署“阅看”的期间。

从陈辉祖抽换的物品看，他是喜好收藏之人——像他这样家庭出身和地位的人大多爱好于此。[56]陈辉祖可能仅想借此寻求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毕竟，他没有如王亶望或其他腐败大员那样广事搜敛、侵吞公项，在公务特别是浙省的海塘工程事务上也算是尽心，然而却为一些非己之过刚刚认缴了十万两银，抽换几件玩器字画算得了什么呢？抑或他觉得拣得几件上好玩器，正可以预备进贡，省却自己费心搜寻之苦。不管他的动机如何，陈辉祖自作聪明，以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皇帝抄了王亶望，自己可私下做个黄雀，但岂知乾隆帝不是黄雀？因为此案，陈辉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财产尽失，子皆革职（其中一人逐放伊犁）[57]，胞弟陈绳祖其家产亦连带被抄。他最终竟为一件字帖石刻付出了全部身家代价。

而实际上，乾隆帝也未必独因不见米帖石刻而开启调查——既见运到之抄物“皆属平常”，认定王亶望藏物甚佳的乾隆帝怎肯善罢甘休，米帖石刻未尝不是他找出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说辞。

在陈辉祖原籍湖南祁阳，陈氏家族是“仕宦旧家”[58]，属于当地望族。但经此一劫深受重创，陈家故宅在入官多年之后废为寺。19世纪士人杨恩寿在此经过时尚不禁作诗感慨道，“不信繁华转眼空，请到兰华寺前去”[59]。

元王蒙（1301—1385）

具区林屋图

立轴，水墨设色纸本

68.7厘米×42.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辉祖抽换物品中有同名山水画一轴，疑为此物

陈辉祖的家产

随着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下旬陈辉祖着革职抄家的谕令颁发，所有他从前任职和活动过的地方皆收到来自浙省的咨会或直接的上谕，令严查当地有无名下资产。最终，共有十几份家产清单造呈。

陈辉祖的资产主要分布于六处：

（一）浙江杭州任所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陈辉祖任所金银被单独开列在一份清单上先行呈进（大概是为便于核查易金这一情节）。根据清单，任所内共抄出各色金1015.9两、各色银32816.2两。[60]后来军机处以1∶16之比率将金合银计值16254.4两。[61]这样，金银共计49070.6两。

陈辉祖任所内的财物，负责查抄的杭州将军王进泰奏称，“抄出资财什物零星繁多，非一二人所能经理”[62]。结果证明的确如此——自九月二十九日先行呈进其金银清单之后，查点其余物品历时将近两月后才造册完成。根据十一月二十五日呈进乾隆的一份简要清单，任所财物分为“解内务府”和“留浙外变”两部分，前者包括金银器皿、朝珠玉器、珠石瓷铜、文玩摆件、字画册页、皮毛衣料等，后者包括一般家用物品和破旧杂件。总价值估约188663.83两（详见表8-1）。

表8-1 陈辉祖任所资财估价

（续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查抄陈辉祖任所资财应解应变清单》，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选编》第3册，第2803—2805页。

另外，陈辉祖任所查抄时，御赐物品被单独开列成一份清单。这些御赐物品总共25件，包括藏佛、御赐匾额、乾隆诗文、宫廷绸缎等，还包括弘扬武功的“战胜图一分（内字画三十四副）”“萨尔浒记战胜功碑一卷”。[63]

（二）湖南原籍

陈辉祖原籍湖南永州府祁阳县。在这里陈辉祖名下产业主要为祖遗田房，计有田250亩（岁收租谷464石）、住房1所（共59间），还有谷物粗重器物等杂项（详见表8-2）。[64]据其在籍长随刘升供称，“主人将来不愿在原籍居住，从前闻得在苏州府城内申衙前买了一座房屋……”，是以“家中并未添置产业器皿”。[65]乾隆皇帝阅此曾痛斥道，“陈辉祖不愿回籍，竟安心欲在苏州居住，即此一端其忍弃祖父坟墓、贪恋繁华，不但欺君罔上，而且背本忌亲，其居心实为鬼神所恶，天理难容”[66]。

根据湖广总督后来的估变奏报，“陈辉祖名下资产估价并追还借项共该银一万五百五十二两七钱九分二厘”[67]。

（三）苏州

在陈辉祖的为官生涯中，与苏州并无交集[68]，但他却在此置产准备养老安家。由陈辉祖的事例再次可以看到中国地区经济的差距和苏州在当时的强大吸引力。自16世纪开始，苏州就是中国最繁华和最具活力的城市，延至清代，它是皇家三大织造中心之一，印刷业、造纸业远近闻名，玉器制作全国领先。[69]苏州的繁荣曾在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徐扬《盛世滋生图》（今名《姑苏繁华图》）中充分展现，画卷中所反映出的工商行业有五十余种。[70]陈辉祖之长子与三子、弟陈绳祖皆准备移居苏州并已在此添置产业。[71]

陈辉祖在苏州的产业包括：城内3所市房（价值元丝市平银7590两）、城外800亩土地（价值元丝市平银8000两）和总数近10万两的借贷和营运银两。[72]其中借贷营运项下，有商人王文德经手营运银3万两（元丝市平）和代卖绵绸足钱140千文；有族戚申兆仑（河南泌阳县知县）经手开张“东和”典铺（元丝市平银3万两）并寄交杂金1003两（作市平色银2万两）“嘱为易银营运”[73]；有黄学虔经手在吴江县黎里镇开张典铺（后收歇）尚欠银元丝市平银18000两[74]；在苏州府昭文县有商人王懋修领银2万两开张“三茂”字号当铺[75]。

元丝市平银是通行于苏州地区的银两单位，同案同地资料内有“原价市平元丝银一千九百十两折实库平纹银一千七百十九两”[76]之记载，可知当时与库平纹银的折合比率为0.9。据此，陈辉祖在苏产业价值合成库平纹银计132374.602两[77]。

（四）江苏淮安

陈辉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任江南河道总督[78]，驻江苏淮安府。转年（四十六年）赴浙补闽浙总督任时，曾存贮河工“玉罗汉十六尊、杉枋五副并铜器木器玻璃灯等项”。[79]这批物品计共46种，估值约5060两（估价过程略）。

（五）湖北

陈辉祖在湖北任过连续九年的巡抚（1771—1779），故在此有一些产业遗留。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陈辉祖携家眷由湖北调任河南，陈母成氏交付当地远戚谭光谱[80]银15000两营运生息（每月一分行息），并以“陆路一时难以携带”寄存一批金玉铜瓷器物。这批器物在交付谭光谱之时已“写立清册”，将所有物品精心分组编号登记。每一件都有完整而雅致的名称，如“白玉桃洗苓芝觥合锦”“白玉鸣凤在竹花插”“脂玉鹿鹤同春花尊”“嘉窑灵芝万寿壶”“景泰珐琅铜盘”“汉青绿铜鼎青绿铜天鸡壶，共一匣，无座”，总计57件玉器、41件古铜器、65件瓷器，还有玻璃器、上等松石、一般瓷器等其他物件。[81]从造册的细致程度和物件名称判断，皆属贵重物品。另外，还有一些未记在册内之零星和寻常器物寄放，如“洋磁挂屏一对”“青绿铜提梁卣”，再如“瓷器二十三桶，共盘碗杯盏大小粗瓶计一千六百零二件”。[82]乾隆四十六年（1781），陈母又从浙江差人寄来银25000两（每月一分行息）。连同前次交付之银，截至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五查办之日，两笔生息银连本带利总共51050两。[83]

谭光谱之外，还有湖北荆宜施道陈初哲曾借陈辉祖盘费等银，共“市平色银三千两”[84]；曾发湖北襄阳府通判孙廷华银两购买玉器，结算剩银市平色银9150两[85]。

另外，陈辉祖在湖北曾买省城内“水陆街住房一所”“江夏县东阳岭山地一段”给其堂姐之夫申大年，并有些粗旧木器瓷器寄放。据申大年供：自己原在福建邵武为官，后因病勒休，顺道来湖北就医，陈辉祖念其“贫乏难归”，就近为其置办产业，救济其生活。经查，住房计55间，用价1520两买得（纹九价银[86]）；山地原契价银320两（元丝银）；寄贮器物计40项，系一般家用物品。[87]

湖北所有产业及寄交银物加总，价值约计96571.2两（见表8-2）。

（六）京城

陈辉祖早年在京城有过约十年的京官生涯，故也有若干产业留存。据其自供：“长随蔡眬告假回京居住，曾交给银二万数千余两，记忆不清细数，令其营运生息，以备零星买物之用；本年五月内又寄交银一万两。至贡器未收之金玉铜瓷等件不及运回者交伊收贮，亦有时常取回收拾另用者”[88]；历年进贡未收之金玉铜瓷物件，据京城的查报结果，“约计值银七八万两”[89]。粗计总共10万两。

除以上各地产业外，案内还陆续查供出：曾交苏州蒋廷璜（陈辉祖亲戚）2000两银置买玉器等物件，尚未买妥[90]；交陈希哲（湖北荆宜施道陈初哲之弟）2000两在苏州置房，陈辉祖因嫌屋小，未予留用[91]，后查明为市平元丝银1900两[92]；有湖南长沙府监生周介圻（陈辉祖湖北巡抚幕宾）欠银约3000两[93]。

将以上所有内容汇总（见表8-2），陈辉祖总资产估539932.424两。

表8-2 陈辉祖各处资产统计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选编》第3册，京城，第2563页；湖南祁阳，第2590—2593、2844页；浙江杭州，第2563—2564、2800—2805页；苏州，第2566—2568、2572、2600—2601、2621—2622、2712—2714页；湖北，第2582—2583、2609—2612、2613、2667—2678、2712—2713页；江苏淮安，第2641—2644页；其余，第2685、2715、2783—2785页。

说明：（1）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初七日《湖南巡抚刘墉奏报查封陈严祖原籍家产备抵官项折》载“陈严祖本名下分受田二百一十七亩零，自置田八十亩零，共计田二百九十八亩零，原契价银七千余两”，均折每亩约23两（《选编》第2册，第1532页）；（2）原清单中未有此项，根据后来原籍资产估变数目倒推（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舒常等奏报查验陈辉祖等犯抄封财物并无遗漏分别解京留变折》，第2844页）；（3）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奏呈查抄陈辉祖各色金银约数片》载，“代卖绸缎足钱一百四十千文，合银一百七十五两”，第2599页；（4）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两淮盐政伊龄阿等奏报查讯吴以镇蒋廷璜等情形并查出陈辉祖资财分别办理折》载，“又续查出三茂东和典铺应缴利银七千九百六十八两六钱二厘”，第2622页；（5）因篇幅所限，具体项件不能详录，根据原册内容，推断为贵重物品，故玉器大多照每件200两、瓷器铜器照每件100两估价，个别物品照原件描述另外估价。

陈辉祖的产业数目相当庞大，他很有可能是18世纪家产排名前十位的清代官员之一。有如许之累积，恐怕也是乾隆最后要判他死罪的原因之一。可以看到同大多数与他财富相同级别的官员一样，田房产业在陈辉祖家产中仅占很小一部分（约4%），大部分的资产为借贷营运资产（50%）和奢侈贵重器物（46%）。

陈辉祖胞弟陈绳祖的家产

陈辉祖是典型的精英家庭出身，其父陈大受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傅、协办大学士，在两广总督任上去世。[94]陈大受共有五子，陈辉祖是第二子（长子在史料中几乎从未提及，很有可能早逝）。三子陈绳祖（1733—1784）曾任广东粮道，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著有诗集《素园集》（今佚），其孙女是晚清著名政治家沈桂芬之母。[95]四子陈严祖（1743—1782）曾任甘肃署环县知县，在1781年“甘肃捐监冒赈案”中涉罪被抄。五子陈及祖不甚知名，有资料显示他在1782年时任直隶保定府通判、署临榆县知县。[96]陈辉祖一家可谓满门仕宦。

陈氏兄弟之中，陈绳祖与陈辉祖关系最近。案内资料显示他寄居苏州，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六日从苏州来到杭州，后可能一直住在兄长署内，因为九月末陈辉祖任所被封、同眷属被押解出署时，陈绳祖也在其中[97]。而九月末苏州奉令查抄陈辉祖在苏产业时，陈绳祖家产被连带一起查封，其湖南原籍家产亦与陈辉祖一并抄没。

陈绳祖资产据目前资料，计有两部分。一是在苏州产业，计元丝市平银32859两零[98]，亦照九折合成库平纹银29573.1两。陈绳祖在苏州产业内容如下：

现银类

市平元丝银五千六百四十二两

纹银三百六十二两

房产类

市房七所，计市平元丝价银一万二千四百七十五两

借项类

寄存银市平元丝银一万两

吴益泰金店应还市平元丝银一千七百两

蒋业恒欠房租市平元丝银六百八十两

田产类

蒋业恒代管田二百五十四亩零，元丝市平价银二千两

二是陈绳祖在原籍产业，后来呈报“除玉玩金银首饰细软衣物解京外田房谷物银钱等项共估值银二万一千九百六十二两二钱九分七厘”[99]，即原籍田房谷物银钱等项，当然这不是完全之数，如果其“玉玩金银首饰细软衣物”照其兄陈辉祖十五分之一推算的话，估有12000两。

以上两部分加总，陈绳祖家产估63535两。

安徽布政使国栋的家产

国栋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778—1781）年间任浙江布政使，陈辉祖案发时刚调任安徽布政使，在整个案件中，显得有些“委屈”。陈辉祖起易金之念不便明言，遂向国栋示意，国栋当时并未照办，后来陈辉祖执意要换，国栋身为属员碍于上司情面，也不好再坚持，只得照办。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国栋调任安徽布政使照例进京陛见时，面对皇上面询并不敢据实陈奏。[100]又四十七年八九月间乾隆谕旨中追问此事时，陈辉祖于复奏中提及易金之事乃听计于国栋，于是乾隆怀疑此事系陈辉祖与国栋二人伙同舞弊分肥，下令将其任所资财（安徽安庆）严密查抄[101]。

国栋其实并无分肥情弊，浙江仁和知县杨先仪、钱塘知县张翥领出金后曾问他是否要换，他答以“金子我无用处”而拒[102]，而国栋亦怕其中生弊，于是屡屡催促杨仁誉、张翥等属员尽快换易银两缴库完事。后来案情大白后，国栋虽于案无涉，但身为藩司难逃其责，被定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而后乾隆终以其“究未分肥入己，且属员畏惧上司亦系外省积习，尚属可宽”予以释放，俟有新疆换班废员缺出，令其前往效力赎罪。[103]

国栋系内务府官员出身，乾隆帝下令查抄其家产时曾言“国栋系由关差用至藩司，其在各任多年，家产自必丰厚”[104]。也由此可见，乾隆帝对于内务府职差之“肥缺”性质从来是了然于心的。查出的结果是：京城闲置住房1所计40间，现住房1所连门面铺房共126间，坐落通州、香河、乐亭老圈地3处，香河、宝坻契买地3处[105]；安徽任所查出“金五百两（九八色）”“银六千七百七两零”，以及金银玉器朝珠衣物等项，又途次查出“银一千一百四十七两零”以及衣物等件。[106]所有这些内容加总，估计国栋家产总额大约54975.35两。看来国栋算是内务府中的“清官”了，不过比起同级别的其他官员（如第6章之陶易），家产已“丰厚”很多了。

安徽按察使陈淮的家产

陈淮原任浙江盐道，系陈辉祖旧属（甘省捐监冒赈案中曾受陈辉祖饬委查照原籍浙省的涉案官员住址并前赴查抄家产），乾隆四十七年（1782）升调安徽按察使。乾隆最初看到进呈之王亶望入官物件均属平常而心生疑窦之时，适值陈淮来京陛见，当即面询，陈淮以“查抄王亶望时已来京引见不能知悉”登答，然而“词色流露闪烁”。[107]浙省抽抵事件败露后，乾隆即刻意识到陈淮当初有所隐饰，陈淮也不得不供复“臣在浙省亦有风闻，及留心查察何人抽匿何物、何人抵换何件，并无确切凭据可指”[108]。九月二十三日，谕陈淮着革职，发往豫省河工效力赎罪。[109]

浙省案查过程中，审出陈辉祖调看字画恰逢陈淮进见造访，遂留其在署中便饭并共同阅看王亶望所藏字画。[110]如此一来，陈淮不但不能辞以“不知情”，甚有商同匿换之嫌疑。十月二十九日，乾隆降谕将陈淮原籍任所资财家产“一并严密查抄”[111]。陈淮也许并不知道陈辉祖抽换了王亶望所藏之字画，因为字画抽换时，陈淮已离开总督府邸[112]，在乾隆面询之时才突然想起当日在陈辉祖府邸随看字画之情节而顿有所悟，故“词色流露闪烁”。

陈淮，字望之，号药州，河南归德府商邱人，出身商邱望族世家。[113]乾隆称“陈淮久任盐道，所得养廉较优”[114]，显然对他并不陌生。据查其在籍家产，“原籍有祖遗并新当地共一百余顷，住房一百余间，另有取租房二十余间，又新买住房一所……亳州、怀远两处有典铺二所，每典本计一万七八千吊……又亳州当内存有市平元丝银十万余两”[115]——典当动辄以万计，可见资本规模不小。综合案内资料，陈淮原籍拥有并营运各资产如表8-3所列，总计约有217000余两。从中可以看到，陈淮祖遗田房产业至多3万余两，而在亳州、怀远二县的当铺陆续增添资本以及借与其他典商之钱银则达近15万两（表8-3中“典铺”“借项”之和减去典铺原有当本）。因此，相较于其他俸薪“较优”的官员，陈淮的营运能力是很强的。

表8-3 陈淮在籍产业（河南）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报查封陈淮任所资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河南巡抚李世杰奏报查抄陈淮原籍家产什物情形折》附件一：宋模等供单，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安徽巡抚富躬奏报查抄陈淮任所资财并亳州怀远两处典铺当本银钱折》，《选编》第3册，第2715、2777—2778、2825—2827页。

不过，陈淮在安徽任所的资财目前文献中未见清单，仅见“查出借券一纸……系九七平银三千两……所借确系陈淮之银”[116]，和“有抄存市平色银折实库平纹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五两零”[117]；而查封官员曾言“计其箱只颇多，今就所装细软箱只，查出金银古玩朝珠字画皮张缎绸衣服等项”[118]。如果照同在安徽任职且品级仿佛的国栋任所资财规模估计，粗略复原为24191两[119]。由此，陈淮总资产达343111两。

陈淮在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的审判中，因查无通同抽换情弊，仍着照原旨发河南河工效力。[120]但故事远未完结——陈淮是清代少数几名一生中经历两次抄家的官员之一。嘉庆二年（1797），身为江西巡抚的他再度在任上被革职查抄。只可惜这次的家产查抄资料不甚完整，但仅田房和“在外估变”财物价值，仍有9000余两[121]。另外，向以收藏世家闻名的陈淮，其书画珍品也在这次查抄中悉数没入内府，增列皇室收藏，成为嘉庆朝《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第三编的来源之一。[122]

陈淮去世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终年79岁[123]，此时距他第二次被抄家已有十三年。一生中经历两次革职查抄却似乎身心无恙，安享天年，在清代官场中也不多见。

[1]《云贵总督硕色奏报查抄原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家产资财事》，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六日，一档馆藏，档号：04-01-35-0716-047。

[2]《寄谕阿桂等着查讯王亶望所有米帖石刻下落迅速覆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选编》第3册，第2518页。

[3]江苏方面奏，“嗣因其所估价值间有短少，随又严驳饬令增估造报”。《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报查出钱度房屋田产衣服等物估价情形候旨解交内务府查收折》，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选编》第1册，第359页。

[4]语见《寄谕阿桂等着查讯王亶望所有米帖石刻下落迅速覆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选编》第3册，第2518页。

[5]“前陈辉祖查抄王亶望物件一案，因所解呈览器物字画等项均甚平常，疑有抽换抵兑之事，是以寄信传谕盛住令其留心察访”。见《寄谕陈辉祖着会同盛住悉心查办查抄王亶望物件原册不符一案不得意存回护》，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初七日，《选编》第3册，第2503页。

[6]《浙江布政使盛住奏报续行查出陈辉祖查抄册案不符显有情弊折》，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选编》第3册，第2499页。

[7]“但福长安等办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历练，前曾降旨令阿桂前往山东查看河湖水势情形，此时如尚未起程，即于工次等候，如已起程行走，谅亦不远，可速回河南工次”。《寄谕阿桂等着查询王站住抽换金玉缘由并交福长安等带浙质审》，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初八日，《选编》第3册，第2505—2506页。

[8]《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讯王站住情由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四日，《选编》第3册，第2511页。

[9]《王站住供单》，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四日，《选编》第3册，第2512—2513页。

[10]《寄谕陈辉祖着会同盛住悉心查办查抄王亶望物件原册不符一案不得意存回护》，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初七日，《选编》第3册，第2503页。

[11]《谕内阁着将陈辉祖革职拿问闽浙总督着富勒浑补授》，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522页。

[12]《寄谕舒常着亲赴陈辉祖原籍查抄其家产毋任隐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523页。

[13]《寄谕阿桂着与福长安往浙查办陈辉祖案》，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523页。

[14]《寄谕王进泰着将陈辉祖革职并将案内之杨仁誉等一并解任据实根究具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524页。

[15]《寄谕阿桂等着查询抽抵金两现存何处抄没之银是否实贮藩库》，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八日，《选编》第3册，第2525页。

[16]《寄谕王进泰等着将陈辉祖革任讯供具奏并查抄其任所资财》，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532页。

[17]《寄谕两江总督萨载着亲赴国栋安徽任所查抄其资财毋任丝毫隐匿》，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529页。

[18]《谕军机大臣着伊龄阿驰赴苏州会同查抄陈辉祖房产》，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532页。

[19]《闽浙总督陈辉祖奏陈以金易银情由并自请照数赔银交部治罪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选编》第3册，第2515页。

[20]《寄谕阿桂等着到浙后逐条严究陈辉祖迅速覆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542—2543页。

[21]《寄谕阿桂等着将朱批陈辉祖各折所指各款逐一讯明具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530—2531页。

[22]《寄谕阿桂等着到浙后逐条严究陈辉祖迅速覆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540—2541页。

[23]《寄谕阿桂等着务即昼夜兼程赴浙并将陈辉祖私行抽换等弊讯问录供具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选编》第3册，第2545—2546页。

[24]《署理两江总督萨载奏报遵旨询问国栋供情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见《选编》第3册，第2565页。

[25]《寄谕阿桂等逐层严讯陈辉祖以银易金详情并严诘国栋令其据实吐供》，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五日，《选编》第3册，第2579页。

[26]《寄谕阿桂等逐层严讯陈辉祖以银易金详情并严诘国栋令其据实吐供》，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五日，《选编》第3册，第2579页。

[27]《寄谕阿桂等着令陈辉祖国栋当面质对逐层驳诘务得实情》，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六日，《选编》第3册，第2589—2590页。

[28]《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审陈辉祖并指驳逐条严讯情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六日，《选编》第3册，第2584页。

[29]《寄谕阿桂等着逐一严讯陈辉祖务得确情迅速覆奏》，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13—2614页。

[30]《寄谕阿桂等在浙省审办毫无主见着严行申饬并讯明覆奏》，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三日，《选编》第3册，第2616页。

[31]《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覆节次查审陈辉祖案情形不敢预存成见自蹈罪愆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54—2656页。

[32]《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隔别严鞫王士澣等侵用估变衣服情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625页。

[33]《寄谕阿桂等着严讯陈辉祖务得确供不得意在开脱推在属员身上》，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选编》第3册，第2686页。

[34]在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寄谕阿桂等着查讯王亶望所有米帖石刻下落迅速覆奏》中乾隆称，“即如从前查抄高朴家产内有王亶望所刻米帖墨拓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拓必有石刻留存，或在任所，或在本籍，乃节次解到及发交崇文门物件内并无此项，其为私行藏匿显而易见”。《选编》第3册，第2533页。

[35]《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查审刘大吕等人并咨调分销金两各员查讯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57—2658页。

[36]《选编》第3册，第2658页。

[37]《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覆节次查审刘大吕等人并咨调分销金两各员查讯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60页。

[38]《寄谕阿桂等着福长安押带陈辉祖国栋等犯来京审办》，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选编》第3册，第2697页。

[39]市价据说达到“二十换”。《陈辉祖供单》，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34页。

[40]据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军机大臣奏呈诘问陈辉祖国栋供词片》，陈辉祖供“我上年查抄王亶望家产于金两、玉器、字画等件俱有偷换，我在浙江业已供明，现将原物提来质对还有何辩？至于金子一项，上年查抄之后即贮在藩司库内，我想要这金子不便直对藩司说，因假称王亶望曾向我说金子太多恐碍眼，求我与他变了银子，将这话对国栋说，才将这金子发出变价，我留下金锭八百两，发给价银一万二千两，此项金子成色尚好，且短发半换照十五换发价，于便宜之中又得便宜，实是我有心牟利、昧良负恩”。《选编》第3册，第2812—2813页。

[41]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陈辉祖委下属查出王亶望米帖石刻，“计三百余块”“现贮学宫”（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一日《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陈辉祖供出以金易银实情折》）；十一月，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将石刻运送京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覆查验王亶望留浙估变物件并将米帖石刻及应解各件送京折》）。《选编》第3册，第2605、2806页。

[42]《大学士三宝等奏报会审李承邺等滥行馈送陈辉祖金物情形分别定罪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选编》第3册，第2817—2818页。

[43]在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的审讯中，陈辉祖供出，“我到浙后也陆续有寄送我金两的，湖北道张廷化去年曾寄送金四十两，武黄道周曰璜送过金一百两，河南藩司李承邺自山西臬司至今陆续寄送金仙人、金台、金杯等物约一百余两，又蒲圻县何光晟送过金六十两，又原任福建盐道噶尔弼善送过金四百两，浙江金衢严道巴国柱送过金二百两”。《选编》第3册，第2791页。

[44]《寄谕阿桂等着令陈辉祖国栋当面对质逐层驳诘务得实情》，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六日，《选编》第3册，第2589页。

[45]《谕内阁着将陈辉祖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等犯据照所拟罪名完结》，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选编》第3册，第2821页。

[46]《谕内阁着赐令陈辉祖自尽以为封疆大吏废弛地方者戒》，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838—2839页。

[47]陈辉祖案的最终结果，据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之“陈大受”专条，乃由和珅在背后推动。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此说不知何出。

[48]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pp.99—100.

[49]陈辉祖乾隆二十年（1755）任户部侍郎，之后有大约十年的京官生涯；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开始外任地方，先后任安徽按察使（1766—1769）、广西巡抚（1769—1771）、湖北巡抚（1771—1779）、河南巡抚（1779）；在1772年至1778年署任湖广总督，1780年调补江南河道总督，同年署两江总督（《清高宗实录》各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命陈辉祖在浙江省办理海塘修筑，着授其闽浙总督。

[50]无论是中央文献还是地方志文献，都很少关于他为官之评价。只有阿桂曾称其“能事”并荐为闽浙总督。《寄谕阿桂着与福长安往浙查办陈辉祖案》，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524页。

[51]如1778年与湖广总督三宝奏报谷城县知县谎报斩犯逃脱事的奏折中使用地方土语被认为“漫无检点”“混行入告”，而“俱着传旨申饬”（《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六十九，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己卯条，第二万二千八百六十九页）；再如1781年在台湾“生番害民”事上未及时奏闻而着“申饬”；同年，因没有如期题报秋汛情形而着“交部议处”。《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四，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庚戌条，第二万三千八百六十九页；卷一千一百四十六，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戊条，第二万三千八百八十三页。

[52]《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审办监银冒赈案内赵杬林等十二犯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选编》第2册，第1711页。

[53]《闽浙总督陈辉祖奏陈四弟陈严祖在甘扶同侵冒请准罚银三万两并交部治罪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选编》第2册，第1425—1426页。

[54]《寄谕陈辉祖闵鹗元着各于其弟资财朦混欺饰事明白回奏并再自行议罪》，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选编》第3册，第1728页。

[55]《寄谕陈辉祖闵鹗元着呈缴认罚并运交浙江并留备海塘之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1773页。

[56]陈辉祖抽换的物品之中，书画占据大部分。包括：刘松年山水手卷一件，苏东坡《归去来辞》册页一本、又画竹墨迹手卷一件，贯休白描罗汉一件，米字手卷一件，冷枚麻姑图一轴，董其昌兰草一卷，唐寅山水一轴，王蒙巨（按：原文如此）区林屋图一轴，宋旭山水一卷，马湘兰（按：明末名妓）兰草一轴、刘松年宫蚕图一件、苏东坡佛经一本（此三件据供因墙倒被压霉坏无存）。其他物件以玉器最多，包括“玉松梅瓶”“小玉磬”“玉暖手”等九件，还有自鸣钟两架。《陈辉祖兑换抽抵金两物件》，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58页。

[57]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p.100.

[58]语见《湖广总督舒常奏覆查办陈辉祖原籍资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七日，《选编》第3册，第2590页。

[59]杨恩寿《坦园日记》，第98—100页。转引自易惠莉《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长沙杨恩寿为例》，《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42页。

[60]这些金银成色各不相同，金从九成至六五成不等，银从纹银至九四成不等（内包括“镀金银元宝”），皆“库平兑准”。见《查抄陈辉祖任所金银清折》，《选编》第3册，第2563—2564页。

[61]《军机大臣奏呈查抄陈辉祖各色金银约数片》，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八日，《选编》第3册，第2599页。

[62]《署闽浙总督王进泰奏报查办陈辉祖任所资财情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569页。

[63]《御赐陈辉祖之母并陈辉祖物件清单》，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选编》第3册，第2801页。

[64]《查抄陈辉祖原籍家产清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七日，《选编》第3册，第2593页。

[65]《照录刘升供单》，《选编》第3册，第2592页。

[66]《寄谕阿桂等着严讯陈辉祖背本忘亲不回原籍等情迅速具奏》，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八日，《选编》第3册，第2633页。

[67]《湖广总督舒常等奏报查验陈辉祖等犯抄封财物并无遗漏分别解京留变折》，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选编》第3册，第2844页。

[68]《清实录》及“明清权威人物档案”中皆无陈辉祖曾任驻苏州的记载。

[69]关于明清时期苏州的发展，参见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2期。关于苏州的玉器制造业，参见郭福祥《宫廷与苏州：乾隆宫廷里的苏州玉工》，载《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90页。

[70]参见秉琨：《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介绍与欣赏》，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9年。

[71]陈辉祖长子陈山崐“系周元理女婿，结姻时有令女婿住居江南之约”，三子陈山蔚为“苏州住家翰林院编修吴以镇之婿”。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署闽浙总督王进泰等奏报查抄陈辉祖任所资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三日《署闽浙总督王进泰等奏报查办陈辉祖续开银两并查封董凤三家产折》，《选编》第3册，第2564、2572—2573页。

[72]《两淮盐政伊龄阿等奏报查办陈辉祖苏州房产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二日，《选编》第3册，第2568页。

[73]《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城奏报查询申兆仑代为陈辉祖开张典铺情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十日，《选编》第3册，第2600页。又见《江苏布政使伊星阿奏报查讯申兆仑代办陈辉祖金两情节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14页。

[74]《署闽浙总督王进泰等奏报查抄陈辉祖任所资财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564页。又见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二日《两淮盐政伊龄阿等奏报查办陈辉祖苏州房产折》，第2568页。

[75]《湖北巡抚姚成烈奏报查办孙廷华收存陈辉祖银两缘由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选编》第3册，第2712—2713页。

[76]《查抄杨仁誉财产等项清单》，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636—2637页。

[77]此数字还包括后来奏报之“三茂”“东和”典铺应缴利银七千九百六十八两六钱二厘。见表8-2表下说明（3）。

[78]《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丙辰条，第二万三千二百七十八页；卷一千一百十三，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己巳条，第二万三千四百二十七页。

[79]《署两江总督萨载奏报陈辉祖存贮河工物件运交浙省办理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641—2644页。

[80]谭光谱，湖北沔阳人，由监生加捐同知，补授山西平阳府同知，后告病回籍，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初二日病故；谭光谱之母陈氏与陈辉祖系表亲，故为信用。见《查讯谭光谱家属张长兴口供单》，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选编》第3册，第2669页。

[81]《陈辉祖交付谭光谱原册内金玉铜瓷器物等项清单》，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选编》第3册，第2670—2677页。

[82]《陈辉祖交付谭光谱原册外铜锡瓷器清单》，《选编》第3册，第2678页。

[83]《陈辉祖交付谭光谱生息银两清单》，《选编》第3册，第2677页。

[84]《湖北巡抚姚成烈奏报陈初哲禀请措还向借陈辉祖银两片》，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13页。

[85]《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陈辉祖续行供出寄存银两片》，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62页。又见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湖北巡抚姚成烈奏报查办孙廷华收存陈辉祖银两缘由折》，第2712—2713页。

[86]“纹九价银”可能系元丝银，估算时以九折合银。

[87]《湖北巡抚姚成烈奏报查办陈辉祖买卖房地折（附单二）》，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09—2612页。住房与山地计入陈辉祖家产，家用器物价值一般，忽略不计。

[88]《署闽浙总督王进泰等奏报查抄陈辉祖任所资财折》附件二：陈辉祖开出田房营运银两寄存物件清单，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选编》第3册，第2563页。

[89]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奏呈查抄陈辉祖各色金银约数片》载，“在京长随蔡眬寓所物件约计值银七八万两”。第2599页。

[90]《署闽浙总督王进泰等奏报查办陈辉祖续开银两并查封董凤三家产折》附件：陈辉祖续开寄存银两田亩物件清单，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572页。又见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两淮盐政伊龄阿等奏报查讯吴以镇蒋廷璜等情形并查出陈辉祖资财分别办理折》，《选编》第3册，第2621—2622页。

[91]《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陈辉祖续行供出寄存银两片》，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62页。

[92]《江苏布政使伊星阿奏报讯明陈希哲代陈辉祖置买房屋情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15页。

[93]《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陈辉祖续供曾交周介圻银两托买物件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选编》第3册，第2685页。又见《湖广总督舒常奏报查明陈辉祖寄存监生周介圻处银两并勒限两月呈缴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选编》第3册，第2783—2785页。

[94]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pp.99-100.又参见明清人名权威档，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2017/2/13检索）。

[95]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p.100.

[96]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署直隶总督英廉奏报飞饬天津道府确查陈及祖任所资财折》中提及，“查署理临榆县知县□保定府通判陈及祖系陈辉祖亲弟”，见《选编》第3册，第2783、2839页。

[97]《署闽浙总督王进泰等奏报查抄陈辉祖胞弟陈绳祖资财并押赴苏州质审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574页。

[98]《陈绳祖名下银两数目清单》，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二日，《选编》第3册，第2569页。

[99]《湖广总督舒常等奏报查验陈辉祖等犯抄封财物并无遗漏分别解京留变折》，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选编》第3册，第2844页。

[100]《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报审明陈辉祖私抵抽匿案情分别定拟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28页。

[101]《寄谕两江总督萨载着亲赴国栋安徽任所查抄其资财毋任丝毫隐匿》，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529页。

[102]《国栋供单》，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38页。

[103]《谕内阁着将国栋加恩释放前往新疆效力王士澣杨仁誉免其勾决虽遇恩涉不准援免》，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845页。

[104]《寄谕两江总督萨载着亲赴国栋安徽任所查抄其资财毋任丝毫隐匿》，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529页。

[105]《军机大臣奏报提讯国栋家人八回子情形片》，《选编》第3册，第2577页。

[106]《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覆查抄国栋任所资财数目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选编》第3册，第2645—2651页。任所资财衣物估约40898.35两（估价过程略），截抄银两等物估银43675.35两（估价过程略）。

[107]《谕军机大臣着传谕原浙江盐道陈淮将如何隐匿抽抵等项情弊逐一据实由驿覆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初十日，《选编》第3册，第2507页。

[108]《安徽按察使陈淮奏覆见闻抽抵金两一案实在情形并自请革职严加治罪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选编》第3册，第2519页。

[109]《谕内阁着将李封陈淮俱革职发往豫省河工效力赎罪》，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选编》第3册，第2541页。

[110]《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奏请将高模革职拿问并查抄家产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选编》第3册，第2663页。

[111]《寄谕萨载等着查抄陈淮高模资财并询问商同匿换情弊》，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选编》第3册，第2698页。此前陈淮财产已被查封，见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李世杰奏报驰往商邱查封陈淮原籍资财并委员迎解赴浙折》，第2692页。

[112]据陈辉祖供词，“我于上年提验字画委员们送进时，适陈辉祖进见，留他吃饭同看，当即将原物装箱存署，次日复亲自检看，将好字画留存，另行检取署内平常字画归入箱内，加封发出，并未将抽换情节告知陈淮，至陈淮并非经手此案之人，实无从窃取的”。《军机大臣诘问陈辉祖国栋供词片》，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选编》第3册，第2812页。

[113]关于陈淮家世，参见何炎泉《陈淮的书画收藏与嘉庆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第3期，2016年，第142页。

[114]《寄谕陈辉祖着将国栋陈淮二人认罚银两留为海塘工程之用》，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选编》第2册，第1894页。

[115]《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报查封陈淮任所资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15页。

[116]《署理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报追查陈淮借契银两片》，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选编》第3册，第2788页。

[117]《安徽巡抚富躬奏报委员领解陈淮任所抄存物件赴京折》，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六日，《选编》第3册，第2843页。

[118]《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奏报查封陈淮任所资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选编》第3册，第2716页。

[119]国栋任所资财笔者估计为40898两，考虑陈淮任所银两文献中已有记载，则从国栋任所剥离出金银部分，计24191两。

[120]《选编》第3册，第2821页。

[121]嘉庆二年闰六月《署南昌府知府邵洪呈查抄前巡抚陈淮原籍田房地契造具价银清册》载，“总共房、地契十三纸，价银八千二百九十两零五钱一分三厘”，一档馆藏，档号：03-2382-016。同日《署南昌府知府邵洪呈查抄原任巡抚陈淮江西任所资财应变各物开具细数清册》载，“外变各物制钱易银共估银七百零□两九钱八分□厘”，一档馆藏，档号：03-2382-017。

[122]何炎泉：《陈淮的书画收藏与嘉庆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2016年，第32卷第3期。

[123]参见明清人物权威档，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2017/2/13检索）。陈淮自嘉庆二年之后便再无任官记录，直至1810年去世。

第9章 和珅家产价值重估

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讫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而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或百万计矣。一时不能猝办，率由藩库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餐箪馈。

——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畅论各省弥补亏空的弊害》[1]

关于和珅家产的争议

在清代官员贪腐史上，和珅是最受瞩目的一位，同时也是家产之谜最难解的一位，迄今流传着白银二亿两、家产值八亿两等诸种说法。“二亿两”之说主要出自晚清薛福成《庸盦笔记》中记载：

前令十一王爷、庆桂、盛住等查抄和珅家产，呈奉清单，朕已阅看，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计，已估者二十六号，核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着存户部外库，以为川、陕、楚、豫抚恤归农之用。[2]

当时根据已估者所占比重（26/109）简单推测家产总数，于是有家产总值“八亿两”之说。当然这种算法如果以今天的统计学观点视之，则显然幼稚了。不过，八亿两之说一直甚为流行，如20世纪初《清朝野史大观》：

其家产先后抄出，值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款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以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以当大清国之宰相云。[3]

和珅（1750—1799），字致斋，钮钴禄氏，满洲正红旗人。《清史稿》记其生平云：“少贫无借，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骎骎向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四十五年命偕侍郎喀宁阿往云南按总督李侍尧贪私事……”[4]

如果以乾隆四十年或四十五年受到乾隆重用为起始，以嘉庆四年（1799）倒台为结束，和珅得势不过二十多年。在二十余年间从“少贫无借”到坐拥数亿两的资产是怎样一种概念？根据台湾学者赖惠敏新近对乾隆皇帝个人收入的研究（《乾隆皇帝的荷包》），乾隆在位六十年，其私人银库（广储司、圆明园、养心殿造办处银库）总收入估计在八千万两以上，大约是清代国家两年田赋税收[5]。和珅如果能在短短二十年间积聚起比乾隆皇帝六十年还要多十倍以上的财富，实在是说不通的。

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八亿两这一数字提出质疑，如冯佐哲认为和珅所有家产加起来总和不会超过二千万两白银，“除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文物古玩外，其他财产是不会达到上亿两白银的”。[6]

那么和珅的家产到底能有多少？为何如此不易得出确定答案？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像轴，绢本设色，柏林国家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旧藏，现下落不明

转引自王静灵：《柏林收藏的紫光阁功臣像及其相关作品新论》，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术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2016年，第209页

和珅家产难解的原因首先在于：至今尚无一份令人信服的完整抄家清单。目前有关和珅的家产清单，共有三个源出：一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御览抄产单》（简称“一馆版”），收录于《和珅犯罪全案档》（道光以后成册）；二是《殛珅纪略》（作者无名）[7]中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简称“无名版”）；三是薛福成《庸盦笔记》中的《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简称“庸盦版”）。[8]观诸版本之记载，内容和形制极为相近，很像是原来同一份清单的不同抄本。三者对同一记载有时存在文字方面的出入，像是传抄时的笔误所致。例如，房屋项下，无名版载“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百三十间”，庸盦版载“正屋一所（十三进七十二间）”，一馆版载“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十八间”；又一馆版载“杂房六十余间”，庸盦版载“杂房一百二十余间”，无名版则无。再如玉器，一馆版载“玉器库二间（估银七千万）”，庸盦版载“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十万两）”，无名版则载“……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凡此大约七八处。三者之中，以一馆版最全面（全文见本章附录2），后两者（无名版与庸盦版）内容各有一些佚失。但一馆版所源出的《和珅犯罪全案档》，据近年冯佐哲的考察和意见，并不是一份正式档案，其文字不是原办案机构整理编纂，很可能是宫内太监或好事者从邸报、小抄以及人们的传闻中汇集转抄而成，更与野史、笔记相近。[9]

可以推测，目前广为流传的各种和珅家产清单实际上是同一版本，而这个版本只有一个来源，即和珅被抄之后社会上流传包括“以讹传讹”的信息传抄。既然是传抄，且并非源出自权威档案，其过程中很可能存在任意更改和夸大其词（如“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计平均每座本银四十万两，在当时实在是不可能的）；民国时期学者邓之诚即认为“世传《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出于当时民间小抄，实不足据”。[10]

和珅家产难解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嘉庆皇帝在处死和珅之后并没有对和珅的家产进行彻底深究。因此，和珅家产从严格意义上说等同于不完全查抄。这也为复原和珅家产增加了难度。

和珅家产的重新估计

随着近十几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资料整理的进展与开放，查抄和珅家产的一手原始资料逐渐“出土”，主要包括《军机处录副奏折》《内务府来文》《内务府官方租库呈稿》等，虽然内容不完整，但仍是迄今为止最可信的资料，也是最权威的版本。根据内容汇总如下：

（一）房产

关于和珅房产被抄的记录，清宫档案中主要有以下几则：

绵恩、淳颖、缊布等奏折载：

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开后，计开：京城内外取租房三十五项。按契载共房一千零一间半，共价银四万九千四百八十六两，价钱二千三百二十五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11]

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二十七日《内务府官方租库呈稿》中载：

京城内外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涿州等处当铺取租房二百七十九间，有契典卖热河小南门等处房二百二十八间。赏给十公主住房六所，计九十八间。赏给庆郡王宅门口等处铺面房七十五间。会计司胡同等处房一百四十一间，正阳门外大栅栏等处铺面住房四百九十六间、马圈一所，房四十五间。和珅花园内，房一千零三间，游廊、楼亭共房三百五十七间。马圈一所，房四十五间。善缘庵寓所一处，房八十六间，游廊四十二间，共三千八百五十一间半。[12]

《内务府来文》载：

热河总管查出和珅等人入官闲散房间，计开：

和珅名下：

附近房三处，马圈二处，计房一百六十五间半，内灰棚七间。座落宫门口红栅栏内，房一所计五十三间半。座落皮袄街北头胡同内，房一所计三十间。座落新街内，铺面房一所，现开德兴号，计房二十二间。座落皮袄街下坡，马圈七间、马棚五间。座落二道街，马圈房二十七间，马棚十八间。又零星大小房六十三间半，内灰棚十七间。座落小南门西口内租给民人堆货房五间，相连灰棚五间。座落北大门外西边，房九间，灰棚二间。座落东边，房二十六间半，灰棚五间。座落小南门，铺面房六间，灰棚三间。座落皮袄街下坡，马圈灰棚二间。

自两间房至阿穆呼朗图寓所八所，计房一百七十六间，内草房十七间。座落两间房下处，草瓦房二十五间。座落常山峪下处草瓦房二十三间。座落喀拉河屯下处，瓦房三十一间。座落中关下处，计房十四间。座落张三营下处，计房二十一间。座落济尔哈朗图下处，计房二十二间。[13]

呈报总管内务府行交各该处查办：

热河寓所一处，计房间、游廊三百八十六间。附近三处，马圈二处计房一百六十五间半，内灰房十七间。自两间房至阿穆呼朗图寓所八处，计房一百七十六间，内草房十七间。……（后地亩等）[14]

由以上，和珅房产总共有四部分：第一，京城内外取租房（1001间半）；第二，涿州等处取租房（279间）；第三，京城花园1所（房1003间、游廊楼亭357间），善缘庵寓所一处（房86间、游廊42间），赏给十公主住房6所（计98间），赏给庆郡王宅门口等处铺面房（计75间），会计司胡同等处房（141间），正阳门外大栅栏等处铺面住房（496间），马圈1所（计45间）；第四，热河寓所1处（房间、游廊368间），附近房、马圈共7处（共165间半，内灰房17间），自两间房至阿穆呼朗图寓所8处（共176间，内草房17间）。总共估银203085.5两（见表9-2）。

（二）田地

绵恩、淳颖、缊布等奏折载：

安肃县等处地七十二项。按契载共地七百六十六顷七十一亩七分一厘，共价银十一万八千六十五两一钱二厘，价钱三千八百吊，每年共取租银二千五百四十六两，取租钱二万六千九百十六吊七百二十八文。

蓟州地十九项。按契载共地一百十七顷六十三亩七分三厘，共价银二万八千九百二十二两四钱，每年共取租钱三千五百十九吊。

古北口等处地三项。按契载共地三百八十三顷，共价银六千八百五十两，每年共取租银九百五十二两四钱。

以上地亩九十四项，共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三十五亩四分四厘，共价银十五万三千八百三十七两五钱二厘，价钱三千八百吊，每年共取租银三千四百九十八两四钱，取租钱三万四百三十五吊七百二十八文。……[15]

又《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诛和珅案》载：

座落承德府地方墙子路口外，山平地三百五十顷。座落滦平县地方四泉庄山平地二十九顷九亩二分，贵口山平地八顷六十九亩，牧放马十六匹，家人三户，计男妇大小十名口。[16]

以上地亩信息不知是否完全，因为观其所在地系直隶和热河，京城近郊并无记录。仅就以上所载，估和珅地亩总共165413.64亩，价值194515.702两（表9-2）。

（三）金银钱项

绵恩、淳颖、缊布等奏折载：

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所有查出和珅家：二两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俱已交广储司收讫……[17]

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内务府奏折（录于《嘉庆诛和珅案》，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14期）中载：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事，由提督衙门交到查抄和珅家产案内，二两平纹银九十六万两，杂色元宝六十八万两，色银一百三十七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以上共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随即令噶（广）储司银库官员弹兑查收。现据该库官呈所有前项钱两逐一弹兑数目俱属相符，已照例按库法弹兑，共得库平纹银二百八十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九两六钱一分，理合奏明归入月折收贮，为此谨奏。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具奏。[18]

以上两份资料所载银数相符，且第二份资料有原载弹兑“库平纹银二百八十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九两六钱一分”。唯金数在第二份资料中未提及，也无折合银两信息。《清实录》历数和珅二十大罪状时，提及“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19]，金数相加正与前载“二两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相符[20]，可见金数也匹对。如果照1∶15的比率，则金合银48万两[21]。

又《内务府来文》中载：“查抄和珅家产内，查出钱五万九千一百二十六吊七百十四文”[22]。如以每吊钱合半两银的比率[23]，则计29563.357两。

以上金银钱数目加总，共合银3342812.967两。

（四）典当店铺及借出银钱

绵恩、淳颖、缊布等奏折载：

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十二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并经奏闻在案。……此外，查出和珅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后略）

查出和珅家借出银两开后，计开：

陈偏儿借银二千两（陈偏儿系和珅取房租家人，所借银两并无利，此项银两于每月工食内坐扣）。除扣过银二十二两，尚欠一千九百七十八两，又欠房租五百五十八两。

傅明借银一千两（傅明系和珅已故家人，现有伊子花纱布还所借银两，每月八厘起利）。欠利银二百两，共欠一千二百两。

兴儿借银一千两（兴儿系和珅家人，所借银两每月一分起利，此项本利银于每月工食内坐扣）。除扣过本利银二百三十五两，尚欠一千一百五十九两。

明保借库平银一万五千两（明保系和珅母舅，所借银每月一分起利）。欠利银六千四百五十两。

四人共借出本银一万九千五百六两，共欠利银六千八百九两，通共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24]

以上“人欠”项共计26315两，但“当铺十二座”未载资本数目。查京城当铺资本规模，一般在2万到5万两之间，如以每座35000两计（连本带存货银钱利息等），估42万两。

又《清实录》载其第十九罪，“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在十余万”[25]，此为嘉庆四年正月初查之数。后《军机处录副奏折》中载，“查出三河等州县和兴当等当铺，现存银钱及存铺架货约二十余万两”[26]，可知确数约20万两。

加总以上三部分，共646315两。

（五）财物

和珅的金玉铜瓷器物至今未发现查抄清单，目前原始资料中仅有零星的一些记载。永锡、绵懿、永来等人奏折载：

和珅园内金银器皿房间清单：金小如意一对、金锞九个、金盆十三个、金镶松石盆二个、银盒二十件、银渣斗十五件、银烛扦一对、银茶盘六件、银茶碟四个。[27]

《军机处录副奏折》载：

和珅书五百零一套。交御书房一百五十套，东西陵行宫一百二十九套，赏二阿哥五十六套，三阿哥二十二套，交军机大人拟赏王公大臣一百四十四套。又，查出和珅等名下粮食数目清单：

容城县：粮食四千八百五十七石七斗三升六合

新城县：粮食二千一百一十一石四斗十七升

大城县：现报粮食二千七十石二斗一升四合

天津县：粮食四十七石九斗

静海县：粮食一百八十四石四斗

交河县：粮食八十四石三斗

青县：粮食一千二百零九石四斗

以上共粮一万一千六十五石四斗二升。系奏明赏借文安、大城二县被水村庄口粮、籽种之用。

又，青县尚有查处无名色杂粮五百一十余石，不在奏，请赏借文安、大城被水村庄。三河、通州、蓟县、宛平、昌平、顺义、密云等处，尚有查出粮食约一万余石。……（后当铺略）

又，查出正珠手串二百余挂，其余珍宝、金银不可胜计。[28]

《清实录》和珅罪十五、十六条载，“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29]。

以上总估13万余两（见表9-2）。可以肯定的是，以上资料远非完整，如为乾隆时代官员所必藏的玉器即无记载，瓷器也不见名目，各类衣服、皮张、绸缎织锦等也无提及。实际上，在和珅各项类资产中，唯其“玉珠铜瓷器物”这部分因无任何数量线索而价值最难估计。但以上所估之13万两不妨作为一个下限。再，如果参考之前贪官或“名富”之财物价值（表9-1），其最高纪录分别是陈辉祖的24万两、李侍尧的23万两，其次是王亶望和承安的各15万两。四人皆与和珅为同时代人，和珅财物再多不会超过这四人之和；不妨取其总和795488两为上限。这样，和珅财物价值在12万至79万两之间，取其中数则46万余两。

表9-1 清代“名富”财物价值

（续表）

（六）仆婢人口

永锡、绵懿、永来等人奏折载和珅花园内，“看园内监十名，家人男妇二十八名”[30]。计38口。

热河呈内务府文中载，“贵平口山平地八顷六十九亩，牧放马十六匹，家人三户，计男妇大小十名口”[31]。

《军机处录副奏折》载，“现已收到在京和珅家奴七十九户，共三百零八名，移送分卖。未经收到蓟州家人朱慧、热河家人喜尔（儿），并在逃亡连元等十八户家奴，俟收到之日，再行办理”[32]。以在京家奴79户共308名推计，每户平均人口3.9名，据此推测“未经收到”之18户家奴计70名。

以上总计426名，仍照每名10两之价，估4260两。

将以上所有内容汇入下表中，估计和珅家产总价值4854792.169两。换句话说，和珅家产远非广为流传的二亿两、八亿两之说，他的家产虽然冠于群臣，但恐怕不会超过500万两。

表9-2 和珅家产原载与估价[37]

（续表）

（续表）

（续表）

同大部分清代资产超过10万两的官员一样，和珅资产中，田产与房屋虽多，但仅占很小比重（8%）；大部分是其所藏金银数量（300多万两）以及贵重器物。这里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在李侍尧家产案例中（第5章），已发现李侍尧家产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备贡之物”，陈辉祖案中（第8章），也有资料提到陈辉祖在京有进贡未收之金玉铜瓷物件，“约计值银七八万两”[33]。另外，在和珅没入内府的字画中，几乎未见钤有他的鉴藏印，这与同入于内府并成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主要来源的毕沅兄弟、陈淮之收藏形成鲜明对比[34]，似乎说明和珅并不以这些书画的终极收藏和所有者自居。其实不仅财物部分，和珅所藏之金银，也存在同样的疑问。由此，和珅的家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他全部的“私有财产”是值得商榷的。邓之诚曾有评论，“和珅一奔走便给小人，非有大奸大诈之才，……。盖乾隆帝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于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35]晚后之牟润孙也评论称，“其实真正主动贪污的人是弘历（清高宗乾隆），和珅不过是弘历的帮凶而已”。[36]不管怎样，和珅之富肯定是被无限夸大了。

附录1：《清史稿》关于和珅的记载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借，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寻授三等侍卫，挑补黏杆处。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骎骎向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四十五年，命偕侍郎喀凝阿往云南按总督李侍尧贪私事。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和珅至，鞫其仆，得侍尧婪索状，论重辟，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亟宜清厘。上欲用和珅为总督，嫌于事出所按劾，乃以福康安代之。命回京，未至，擢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及复命，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授御前大臣兼都统。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待年行婚礼。又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事，宠任冠朝列矣。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番回苏四十三等叛，逼兰州，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率兵讨之。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往督师。阿桂有疾，促和珅兼程先进。至则海兰察等已击贼胜之，即督诸将分四路进兵，海兰察逼贼山梁，歼其伏。贼掘沟坎深数丈，并断小道，不能度。总兵图钦保阵亡。后数日，阿桂至，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阿桂曰：“是宜诛！”明日，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上微察之，诏斥和珅匿图钦保死事不上闻，赴师迟延，而劾海兰察、额森特先战颠倒是非；又谓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海兰察等久随阿桂，易节制，命和珅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龉。寻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

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命和珅偕都御史刘墉按鞫，沣从往。和珅阴袒国泰，即至，盘库，令抽视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沣请封库，明日尽发视库银，得借市银充抵状，国泰等罪皆鞫实。会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经馆总裁。甘肃石峰堡回匪平，以承旨论功，再予轻车都尉世职，并前职授一等男爵。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如故。

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劾和珅家奴刘全奢僭，造屋逾制，帝察其欲劾和珅，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命王大臣会同都察院传问锡宝，使直陈和珅私弊，卒不能指实。和珅亦预使刘全毁屋更造，察勘不得直，锡宝因获谴。逾月，授和珅文华殿大学士。诏以其管崇文门监督已阅八年，大学士不宜兼榷务，且锡宝劾其家人，未必不因此，遂罢其监督。部员湛露擢广信知府，上见其年幼，不胜方面，斥和珅滥保。又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和珅请调回富勒浑，不兴大狱。京师米贵，和珅请禁囤积，逾五十石者交厂减粜，商民以为不便。廷臣迁就原议，上并切责之。五十三年，以台湾逆匪林爽文平，晋封三等忠襄伯，赐紫缰。五十五年，赐黄带、四开褉袍。上八旬万寿，命和珅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内阁学士尹壮图疏论各省库藏空虚，上为动色，和珅请即命壮图往勘各省库，以侍郎庆成监之。庆成每至一省辄掣肘，待挪移既足，然后启榷，迄无亏绌，壮图以妄言坐黜。

五十六年，刻石经于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六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时朝审停勾，情重者请旨裁定。和珅管理藩院，于蒙古重狱置未奏，镌级留任。又廷试武举发策，上命检实录。故事，实录不载武试策问，和珅率对不以实，诏斥护过饰非，革职留任。先是京察屡邀议叙，是年特停罢之。嘉庆二年，调管刑部。寻以军需报销，仍兼管户部。三年，教匪王三槐就擒，以襄赞功晋公爵。

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阿桂以勋臣为首辅，素不相能，被其梗轧。入直治事，不与同止直庐。阿桂卒，益无顾忌，于军机寄谕独署己衔。同列嵇璜年老，以谗数被斥责。王杰持正，恒与忤，亦不能制。朱珪旧为仁宗傅，在两广总督任，高宗欲召为大学士，和珅忌其进用，密取仁宗贺诗白高宗，指为市恩。高宗大怒，赖董诰谏免；寻以他事降珪安徽巡抚，屏不得内召。言官惟钱沣劾其党国泰得直，后论和珅与阿桂入直不同止直庐，奉命监察，以劳瘁死。曹锡宝、尹壮图皆获谴，无敢昌言其罪者。高宗虽遇事裁抑，和珅巧弥缝，不悛益恣。仁宗自在潜邸知其奸，及即位，以高宗春秋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

四年正月，高宗崩，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其不法状，仁宗即以宣遗诏日传旨逮治，命王大臣会鞫，俱得实。诏宣布和珅罪状，略曰：“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于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有心欺蔽，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大罪八。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肆劫青海，和珅驳回原折，隐匿不办，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大罪十二。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赐自尽。

诸劾和珅者比于操、莽。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旧直军机，上因其入觐，问曰：“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熊光曰：“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上曰：“然则治之得无太急？”熊光曰：“不速治其罪，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上既诛和珅，宣谕廷臣：“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和珅在位时，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自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余人，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员保送御史。至是，悉革其弊。吏、户两部成例为和珅所变更者，诸臣奏请次第修正。初，乾隆中命和珅改入正黄旗，及得罪，仍隶正红旗。

附录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珅犯罪全案档》之“御览抄产单”

正房一所十三层（进）共七十八间；东房一所七层（进）共三十八间；西房一所七层（进），共三十三间；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徽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六十四所；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堆子房七十二间（档子兵一百八十名）；杂房六十余间。

汉铜鼎一座、古铜鼎十三座、玉鼎十三座；宋砚十方、端砚七百十余方；玉磐二十架；古剑两把；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珊瑚树八株（高三尺六寸）；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重二两）；珍珠手串二百三十六串（每串十八颗）；珍珠、素珠十一盘；宝石素珠一千一十盘、珊瑚素珠五十七盘、密素珠十三盘，小红宝石三百八十三块、大红宝石二百八十块、蓝宝石大小四十三块；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玛瑙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两寸）、金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三寸）；白玉九如意三百七十八支、宝石珊瑚帽顶一百三十二个、嵌玉九如意一千九百八支、嵌玉如意一千六百十支、整玉如意二百三十支；白玉大冰盘十六个、碧玉茶碗九十九个、玉汤碗一百五十三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三十二桌（四千二百八十八件）、白玉酒杯一百二十个、水晶杯一百二十个、金镶玉箸二百副、金镶象箸二百副；赤金吐盂二百二十个、白银吐盂二百余个、赤金面盆四十三个、白银面盆五十六个、白玉鼻烟壶三百七十四个、汉玉鼻烟壶二百七十六个；镂金八宝大屏十六架、镂金八宝床四架（单夹纱帐俱全）、镂金八宝炕屏三十六架、赤金镂丝床二顶、镂金八宝炕床二十四张、嵌玉炕桌二十四张、嵌玉炕桌十六张；金玉朱翠首饰（大小二万八千余件）、赤金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生金沙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八千七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千六百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斤（估银二十七万）。

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古玩铺十五座（本银三十万两）；玉器库二间（估银七千万）、绸缎库四间（估银八十万）、瓷器库二间（估银一万）、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八百版、鸳鸯呢一百十五版、五色羽毛六百版、五色哗叽二百版）；皮张库二间（元狐十二张、色狐一千五百二十张、杂狐三万六千张、貂皮八百余张）；铜锡库六间（共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件）；珍馐库六间、铁梨紫檀六间、玻璃器库一间（共八百余件）；貂皮男衣七百十三件、貂皮女衣六百五十余件、杂皮男衣八百六件、杂色女衣四百三十七件、绵夹单纱男衣三千八百八件、绵夹单纱女衣三千一百十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莽袍三十七件、貂褂短罩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四只；药材库二间（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

[1]《章氏文集·外集》卷二，转引自牟润孙《论乾隆时期的贪污》，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收录于《注史斋丛稿（增订本）（下）》，中华书局，2009年，第477—478页。

[2]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轶闻·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但薛福成本人并不认为数字可靠。

[3]《清朝野史大观》（1915年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第六卷，第三十六页。

[4]后略，全文见本章附录1。《清史稿》列传，第三百一十九卷，第一万零七百五十二至一万零七百五十七页。

[5]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导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第17页。

[6]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第326、331页。

[7]见于《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51年印行。《明武宗外纪》“四版序言”中提到，“本丛书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据此推断出版于1936年。

[8]另外，江苏如皋县本世纪曾报发现一份《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抄检和珅相府物品清单》（见鞠九江、周益：《和珅家产清单惊现江苏》），据称乃兵部尚书戴联奎后人所藏，但真实性存疑。

[9]详见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33页。

[10]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明清中，清之中衰”，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209页。

[11]一档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发遣》；又见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7期，《嘉庆诛和珅案》。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19—320页。

[12]一档馆藏：《内务府官房租库呈稿》，嘉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转引自冯佐哲文，第320—321页。

[13]一档馆藏：《内务府来文》，卷号8，《刑罚》，第2179包。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1—322页。

[14]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2页。

[15]一档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发遣》；又见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7期，《嘉庆诛和珅案》。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19—320页。

[16]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2页。

[17]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18页。

[18]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0页。

[19]《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正月，甲戌条。

[20]“二两平”是流行于京城的一种称重标准。据嘉庆十一年的一份资料，“元宝一百个二两平计重五千二百七十六两”，可推当年系1∶1.0552之关系。内务府奏案，一档馆藏，档号：05-0525-069。因此，《清实录》所载金数相加之三万二千余两，应系“二两平”金折合成库平之数。

[21]目前无嘉庆四年京城金价的数据资料。但“庸盦版”内载，“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计银一百五十万两）”，系照十五换合银，可资参考。

[22]《内务府来文》，卷号8，《刑罚》，第2178包，一档馆藏。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1页。

[23]根据一档馆所藏乾隆六十年内务府两则资料，“京钱六十千文，每钱二千文合银一两，值银三十两”“京钱三千吊，每银一两按两吊二百合值银一千三百六十三两六钱三分六厘”（《内务府奏销档》，第447册），可推知此大约比率。

[24]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18—319页。

[25]《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正月甲戌条。

[26]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3页。前句为“三河、通州、蓟县、宛平、昌平、顺义、密云等处，尚有查出粮食约一万余石”，可知此处即《清实录》所提地区。

[27]《嘉庆诛和珅案》，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1页。

[28]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2—323页。

[29]《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正月，甲戌条。

[30]《嘉庆诛和珅案》，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1页。

[31]《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2页。

[32]《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冯佐哲：《和珅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案档〉为中心》，《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322页。

[33]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奏呈查抄陈辉祖各色金银约数片》载，“在京长随蔡眬寓所物件约计值银七八万两”。《选编》第3册，第2599页。

[34]何炎泉：《陈淮的书画收藏与嘉庆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2016年，第32卷第3期，第141页。

[3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明清中，清之中衰”，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208—209页。

[36]牟润孙：《论乾隆时期的贪污》，《注史斋丛稿（增订本）下》，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页。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

[37]根据乾隆六十年（1795）内务府一则史料，“京钱六十千文，每钱二千文合一两，值银三十两”。《内务府奏销档》，第447册，一档馆藏，微缩胶卷页：162。

第10章 盛宣怀的家产结构[1]

1916年，近代工商实业的先驱人物、“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盛宣怀去世，身后留下一笔数额庞大的家产。[2]盛宣怀一生以经营众多官督商办企业闻名，涉及轮船、银行、冶铁、煤矿、邮电、铁路、纺织等，而关于他个人家产的具体数额以及内容构成，虽然曾有学者关注，但限于资料，结论尚乏明确。[3]21世纪初发现和公布的一份1920年盛宣怀遗产分析的材料，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最直接和可靠的依据。[4]这份材料为研究传统社会的宗族制度、遗产继承、社会组织、人际网络等提供了新的线索。就盛宣怀作为一位处于社会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物而言，他的资产组合与安排可视为一个参照，用以考察近代的时世变迁在私人经济领域产生的实际影响，从而更加明悉近代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变迁程度。

1920年盛氏遗产清理的结果

盛宣怀去世后的第二年（1917），盛氏家族召开包括盛宣怀遗孀盛庄氏及子孙、盛府世交李经芳、同谊杨士琦、亲信傅筱庵、弟盛善怀、妻弟庄亮华等20多人在内的亲友会议[5]，定下遗产一半划归“愚斋义庄”、一半划归五房均分的分配方案[6]，并且议定先设“清理处”，公推杨士琦、李经芳为督理，另订暂行章程，对所有遗存股票、证券、房屋基地等进行清厘、估价、造册，清理处工作完毕后再行家产分析，并在产业分别支配过户、一切手续完结后即行裁撤。[7]

约两年半后，盛氏财产清理处于1920年1月2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商定了更为具体的遗产分配计划，同时盛宣怀家产的清理结果也在这次会议上公布。根据当时的“估价清册”，盛宣怀家产共计13493868.855规元两[8]；估价清册篇首列出了“财产总表”，按上海道契地产[9]、内地地产、各项股票、各典股本存款、现款分为五大项（见表10-1），随后又依序分别列出五项各自清表，清表中列明了具体产业（包括名称、数量、公估时值等）。[10]

表10-1 盛宣怀财产总表（1920年1月25日估算） 单位：规元两

注：*各项股票除银行、公司股票外，还包括少许证券和债券。

可以发现，上表中的这一总数与1928年《时事新报》所披露的数字一致，但它其实并不是最终的财产数目，因为在这次清理中发现了一些存在争议和未了清的产业。经过第二次会议（1920年1月26日）、第三次会议（1920年1月27日）及第四次会议（1920年1月31日）的磋商讨论，最终剔去了位于上海租界、汉口及常州等地的纠葛产业共11项，总计约18万两。[11]这样，除了35万余两的现款外，盛宣怀所有动产、不动产、各种股票及有偿证券等产业共计价银12956098.388两。[12]

对这一笔资产，盛氏亲族议定须首先提去盛宣怀遗孀及偏室的赡养费，计“老太太（盛庄夫人）颐养费元七十万两”和“萧姨太太赡养费元三十万两”，以上海租界及无锡、北京等若干房产以及典当股份抵价。[13]其次，按照当时传统，女子于出嫁前可享有一笔出阁费[14]，因此议定盛七小姐（盛爱颐）、八小姐（盛方颐）各得奁费6万两，暂以仁济和保险公司股票作价[15]；又有蓉孙小姐（盛毓蓉，盛宣怀长子盛昌颐之女）因在盛宣怀病时服侍勤劳，公议“减半给妆”，因此得奁费3万两，亦以仁济和股票作价。[16]最后，提出盛宣怀丧葬费计20万两，以上海租界内修德里房产、典股和苏州房产作价。[17]这样，又提去153万余两，因此最终用于分配的遗产净值为11606114.388两。[18]

就本文的考察而言，以上提去的部分亦属盛宣怀生前资产，不同于前面因存在纠葛而被剔除的产业，因此仍将它们包含在内；同时，本文所采用的家产总数将当时暂未计入遗产分配的现款部分仍包括在内[19]，因此本文最后所采用的盛宣怀家产数字为截止到1920年1月14日的资产结算数——13311396.495规元两，文中一切关于家产内容结构的数量分析皆以这一数字为基础。[20]

盛宣怀主要财产及地理分布

从上文所引“财产总表”已可约略看出地产和股票在盛宣怀家产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两项也的确是盛宣怀家产中的主体内容。

根据1920年的估价清册，盛宣怀地产共171处，分布在上海、汉口、杭州、苏州、北京等地方，总价值达640万余两[21]，其中131处坐落于上海租界（即上海道契地产），这里集中了盛宣怀84.6%的地产。[22]盛氏地产中，以三新公司[23]、通商银行、客利饭店价值最巨，三处皆坐落于上海租界内。其中，三新公司因占地面积较多（261.699亩）故价值最昂，但依房价论，通商银行与客利饭店地皮价格分别高达12.8809万两/亩和10.3428万两/亩[24]，可谓寸土寸金，因此二者虽占地面积甚小（皆4亩余），但价值奇高。据相关资料，1920年上海租界地皮估价每亩在5323两（西区）至41503两（中区）之间[25]，而盛宣怀在上海租界内拥有地皮价格在每亩298两至128809两之间不等，价格区间更广。由此虽然不能确定盛宣怀在租界黄金地段的置产比重，但可以观察到，其中有四处（通商、客利、五马路、广福里）[26]地价甚至超出上述统计中最高值，多少可以显示出盛氏在上海地产业中的实力。

这里需要指明的是，盛宣怀所拥有的工厂企业在估价清册中被开列和计入在地产项下。例如三新公司，其房地估值1394036两，机器估值随列于后，计937731.08两（纱厂、布厂、丝厂合计），活本20万两，亦列于后；公顺香烟厂因厂屋在三新公司内，因此也同处开列，并且标明机器42419两。[27]这些企业资产价值在原册中皆计入“地产”项下。同样，另两家工厂企业——大丰纱厂（亦在上海租界）和山东的烟台丝厂也是房产机器并计列入地产项下。[28]这样的处理略微影响了地产一项的“纯度”，因为如果不计工厂的房地价值，盛宣怀企业仅机器设备就是一笔数目达百万两的资产[29]，远非小到可以忽视。但是，盛宣怀个人拥有的工厂数目究竟不算多[30]，并且企业房地价值的确占去了企业资产大半，因此似乎也无单独开列工厂清册的必要。

股票与证券、债券等是近代新出现的资产形式。盛宣怀所持有的股票共有27项，总计5112498.38两，在盛宣怀总资产中占38%，主要为招商局、汉冶萍、通商银行、仁济和保险公司股票（四项合计5012475.92两，占股票总价值98%）。[31]其余为包括汉口扬子公司、四明银行、中华书局等在内的价值相对不多的股票，另有一些新闻报馆、内河招商、大德油厂、湖南磁业公司等未上市股票，还有少量证券债券和公债（苏路、浙路证券）。可见多与盛宣怀生前所承办或经手的各种新兴事业相关。

估价清册中列有“各公典股本存款清表”，即对应于前引“财产总表”中的“各典股本存款”一项，计355928.278两。这里的“公典”，系盛宣怀早年与父盛康产业的遗存。盛氏父子以经营典当起家，公典为盛家早年经营主项。所谓公典，是以政府公款为资金来源的典当铺。[32]盛家的公典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江苏尤其是常州府、苏州府一带。辛亥革命时期，盛宣怀的产业包括典当在内一度被各地革命军政府查封或接管，后来虽经多方努力复产成功，但仍受到很大损失，盛氏典当过去的辉煌也从此不再。截至1920年资产清理结果公布时，仅存12家，股本和存款价值总计35万余两，相较其他资产形式，已明显不占主要地位了。[33]

民国二年（1913）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股票。票上有盛宣怀签名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般以为，像盛宣怀这样的大官商，应会拥有大量田产。20世纪60年代，陈诗启在《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一文中开篇即写到，“他的资本和一般地主、官僚、商人的资本一样，在土地、高利贷和商业方面的活动是很显著的”，文章叙述顺序亦循“田产—房产—高利贷”的脉络。[34]然而遍览盛宣怀的财产清表，并未发现任何田产，这是颇令人费解之处。而1920年“盛氏遗产分析办法”的细则中提到，“董事会每年应由愚斋义庄董事会内酌提款项，预备在江苏省区域内置买田产，使宫保生前所购田三千余亩合成一万亩为止，交与常州盛氏老族义庄以资补助”[35]，说明盛宣怀生前对田产确有购置，数量3000余亩。早先一些资料也显示，至少在辛亥革命时期，盛宣怀还持有田产；例如据1911年《申报》载，“惟内地二十八保三图、四图、八图、九图内，共有盛贼（盛宣怀）之田一百五十余亩……岂容任其漏网”[36]、“闻盛有地六百亩，坐落宝山境内，民军将以之抵借银八十万两，以充军需”[37]。而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四年尚有盛宣怀将宜兴田产“改捐玉佛寺”的记载[38]，说明盛氏有田产无疑。至于为何1920年盛宣怀财产清单中未见田产项，笔者推测大概因盛生前所置田产划归于“常州盛氏老族义庄”内的缘故。但盛氏田产终究未得进入遗产分配之列，似乎亦说明田产作为一种资产形式，地位已不那么重要了。

盛宣怀家产的地理分布如何呢？从表10-2可以看到，盛宣怀的绝大部分产业位于上海，达到总资产九成余（90.7%），说明盛宣怀置业（至少在晚年）在地理位置上相当集中。上海以外，湖北的资产位于第二位，然而除了汉口的一处公典（肇大），其余皆房产、地基；在江苏各地的资产排第三位，多系早年在家乡经营众多公典的遗存；其后北京、南京、杭州、苏州基本皆清一色的地产。[39]

表10-2 盛宣怀家产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遗产史料》计算编制。

注：（1）地产、企业、典当等按实际坐落地计入相应地区，股票、债券和现款按资金发生地计入相应地区（例如，汉冶萍、招商局股票计入上海）。（2）南京、苏州、杭州虽属江苏、浙江，因系重要城市而单独开列，江苏各地包括无锡、嘉定、武进、常熟、常州、昭文等。

盛宣怀家庭资产结构

根据现代家庭资产统计的一般习惯，家庭资产为家庭净资产与负债两部分之和。[40]这原本来自企业资产的统计形式，但也适用于家庭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形，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的一些重要资产如房屋等多通过贷款方式购得。负债率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经济行为特征，就工商从业个体而言，也可大体反映出资产的经营状况。1920年盛宣怀遗产清理过程中也发现一些负债项目，但是数目不多，仅79928.244两[41]，负债比率0.6%，说明盛氏资产运营状况良好。然而就本文所关注的重点而言，负债率尚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家庭资产统计框架中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划分可引以为考察当时社会经济特征和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工具。进一步说，家庭资产中金融流动性资产比重越高，社会经济越接近现代经济特征。资料显示：2003年美国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比重63.4%，实物资产36.6%[42]；我国2002年调查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得到的数字为房产占比47.9%，金融资产34.9%。[43]两相比较可想见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44]

试以此框架对盛宣怀家产加以分类统计，那么盛宣怀的房地产业可以作为他的“实物资产”，而股票、证券、债券和现金可以归入“金融资产”。典当有些难以归类，因为典当从性质上虽然可以视为金融资产，但又包含实物成分——店铺和典当存物都包括在资产核计范围内，不同于完全“虚拟”化的股票和债券，因此介于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之间。同时，盛宣怀拥有工厂企业，其中的厂房地基和机器设备等固然可以归入实物资产，但“活资本”却属于非实物资产。考虑到盛宣怀的职业属性，暂将典当和工厂企业划出然后归并为“工商资产”。这样，关于盛宣怀家产的现代统计可以采用如下的结构形式，计算结果如图10-1所示。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到，盛宣怀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比重有大致均衡的比例关系，而实物资产比重略高一些。当然这里有统计口径的问题——以上的房地资产计算结果是包括工厂企业地皮在内的，如果将这一部分作为企业资产计入工商资产类，则实物资产比重又会低于金融资产（如图10-2所示）。

图10-1 盛宣怀家产结构

图10-2 盛宣怀家产结构（工厂地皮计入工商资产）

然而无论采用哪种计法，金融资产比重未受影响。在次一级分类上，相应只有房地和企业两项的统计结果受到影响。综观盛宣怀的家庭资产格局，房地和股票两项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所有的资产项目在种类上又并不单一，这样的组合与分配，无疑体现出盛宣怀本人在资产安排上的合理和精明。尽管对于这样的资产结构能反映出怎样的时代经济特征来，尚不能轻易做出判断，因为盛宣怀之例毕竟只是一个个案。但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的资产形式，股票、证券（包括债券）和工厂企业，在总资产中比重已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三者合计几占半数（48%，如计入工厂地皮则为59%）；这个结果至少表明，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实力的商人的选择，股票、工厂企业等新型资产形式已超越土地和典当、借贷等传统生息产业，成为新的投资领域。

哪项资产最重要

在观察盛宣怀家产内容和结构的同时，会看到他的家产明显与他生前经办的各种洋务事业间的紧密联系。[45]作为一位受朝廷委派经营各种新式产业的官商，他的身份过于特殊，其家产的形成和资本挹注格局多少会与一般富有者不同，这难免让人对盛宣怀案例的代表性与说服力产生一些疑问。如果说盛宣怀之例不足以充分反映当时社会上私人资本的自然骛趋，那么盛宣怀遗产之分配及形成的遗产继承者的家庭资产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形成对上述统计结果的补充和修订。

盛宣怀生前对于身后家产素有“动利不动本”的主张[46]，这与一般的分家析产有所不同，因为传统的做法是将家产具体分到子孙手中，而所谓“动利不动本”则只允许动用各项产业产生的利益，不得动用本金。据说这一主张是盛氏受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启发，日本三井家族“不分家产已历经数百年，家有议会，会有宪法，子孙继承弗替”[47]。作为一种尝试，盛宣怀曾于1914年设立“至善堂地产总管理处”，大概意在为将来成立统一的财产管理机构做准备。又，盛宣怀生前热衷慈善和公益事业，据他本人讲，“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赈灾一事”[48]，因此主张以身后遗产中一切生利之半作为“善举、祭扫、义庄等公用”[49]。然而盛宣怀“动利不动本”的主张最终被证明在现实中难以贯彻。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在转年（1917）的亲友会议中即共同决定“所有遗产分作十份，以五分归公，余五分归五房分派”；归公产业定名愚斋公产，“专为义庄、祭扫、赈济、周恤并嫁娶一切公共开支之用”，五房分派之产平均分配，“由五房当众拈阄承领”。[50]这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即将财产对半，一半归家族公产（即愚斋义庄），一半归五房，这样既尊重了盛宣怀生前遗愿，又满足了盛氏子嗣对财产分配的要求。

在盛氏遗产清理小组第四次会议（1920年1月31日）上，确定了“公中、五房各半得元五百八十万〇三千〇五十七两一钱九分四厘”并愚斋义庄所得产业清单；随后在第五次会议（1920年2月3日）上又确定了五房分配细目，即仁、义、礼、智、信五份产业清单，以备五房拈阄分受。[51]五房之间的分配，除须首先保证价值上的均等外，亦须从收益、配比等多角度考虑，并且更多基于预期收益的接近，以确保公平。因此，五房财产的月入所得颇为平均，皆在4000两以上。[52]

如果将五房和愚斋义庄分配清单依照上一节的统计框架做结构考察并与盛宣怀家产结构对比，则发现确有差异：首先，五房的房地产业比重升高了，而股票比重锐减（见表10-3）；第二，虽然五房之间有较为接近的结构（除义字股略显不同），但是五房与愚斋义庄的资产结构却大相径庭，愚斋义庄所分得的产业以汉冶萍、招商局股票占据了大部分（近80%），房产仅占20%。

表10-3 盛氏五房资产与愚斋义庄资产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盛氏遗产清理小组第四次会议记录之“各半分配清单”、第五次会议记录之“五房分配清单”计算编制，《遗产史料》，第184—196页。

注：（1）括号中数字为调整值，即工厂地皮从地产项下剥出后的计算结果；括号前数字为工厂地皮计入地产之结果。（2）证券、债券因数量不多，归于“股票”项下，原始资料亦将此列在“股票清表”中，包括浙路证券、苏路证券、三年六厘公债。

由此，虽然五房与义庄财产是价值各半，然而内容结构迥异：五房持有更多的房地产业，而义庄持有更多的股票。可资参考的是，盛宣怀遗孀盛庄夫人和萧姨太分得产业中同样尤以房地比重居高（同见表10-3）。看来，如果将五房财产界定为“私”，愚斋义庄界定为“公”，在公与私间的分派上，“私”的一方更偏重房产的取得。另一方面，观察义庄财产可以发现，汉冶萍和招商局股票、通商银行房产构成义庄财产的主体（三者合计5186307.92两，89%），而这些几乎皆系“官督商办”渊源。其中，汉冶萍为盛宣怀晚年经营中投入精力最多、规模最为庞大的产业，然而这一“股本1700余万元，盛氏自有者十之三四”[53]，却不为盛氏子孙所取而委之于愚斋义庄，这一事实耐人寻味。[54]

实际上对其子孙而言，既然决定了分家，便自然以资产安全性和收益为首要考虑因素，从常理上是不会将一些前途未明的资产揽入手中，何况盛家在辛亥革命期间还曾有过家产没收的经历。观察五房分得之产，皆为产权极为确定的产业，特别是房产一项尤以上海租界的地产居多——其中原因，大概在于在上海租界内置产，不仅回报率高，并且租界受外国保护，产权有法律保障。

客观而言，在租界内拥有地产确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以佣金所得投资上海房地产，经人估计，郑伯昭自受雇推销卷烟至抗日战争时为止的15年，投入房地产的资金总数不超过750万元，但是在抗战前他拥有的房地产价值达到3000万元，获得了千万元以上的暴利。[55]盛宣怀的同行徐润曾经记言他的外国友人曾劝他广置产业于上海，“上海市面此后必大……如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最妙”，“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而后来发展果证其言。[56]而徐润本人的家产结构亦是以房地产业为重，根据他自述的资产情形，可以计算出地亩房产比重占69.4%，股票10.6%，典当7.5%。[57]

富人的置业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特定时代社会投资的缩影，因此可以侧面反映时代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位社会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物，盛宣怀的资产安排值得注意，而他的家庭资产结构也确实体现了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些具体内容，比如城市经济的兴起，股票、债券等新的资产形式的出现和壮大，工商实业的发展，等等。然而另一面，观察盛氏子女对他遗产的继承分配，又可以看到城市特别是租借地产在投资置业方面所具有的吸纳力。虽然股票、证券等现代金融资产已进入私人经济领域中并有取代典当等传统借贷资产之势，但是城市置业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富室的绝对首选，而这一现象大概是时代与社会变迁在私人经济生活领域所诱发的最实际的结果。

附录：盛宣怀主要资产项目列表（1920年）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遗产史料》相关内容编制。

说明：（1）本表所列产业项目为单项价值10万两以上者；（2）逐项按价值降序排列。

[1]原载《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内容及格式根据本书需要稍有调整。

[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常州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为王尔敏语，见王尔敏《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1997年6月，第8页。关于盛宣怀之富有家产，在盛氏生前及身后社会上已成公议并不断有数字流布。例如，1906年《中华报》估计盛的总财产达14000万元；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中估计为数千万两（按：刘声木，原名刘体信，字述之，后改声木，安徽庐江人，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三子，《苌楚斋随笔》系列刊刻于1929年）；1928年《时事新报》载13493869两；1929年《外人不平论》估计为“一千万强”（民国十八年八月十一日）。皆转引自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第118页。另外，盛宣怀孙女盛佩玉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及祖父去世时的遗产“价值两千万两银子”，盛佩玉：《盛世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3]相关研究，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汪熙和陈诗启的两篇文章为代表。汪熙根据“1930年盛氏家族义庄财产”（按：出自徐元基根据《盛档·愚斋义庄资产簿》的汇总）和刘声木关于盛宣怀家产四六分成的说法（四成归慈善事业，六成归子孙分派）推算盛宣怀的财产总数“当在1726万规元两左右”，见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第118—119页。笔者按：盛宣怀家产在子孙与愚斋义庄间的分配最后为五五分成，而非四六分成（详见下文）。陈诗启文中专门探讨了盛宣怀的资本积累和活动范围，认为这些资本涉及土地、高利贷和商业等古老资本，也包括近代企业、交通运输、银行等新式资本，但对其比例构成未能详实，见陈诗启《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3期。

[4]复旦大学档案馆丁士华在馆藏史料中发现并整理了1920年“盛氏遗产清理小组”在盛氏家族会议上公布的财产清单以及清理处的会议记录抄本（原始文件已佚），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盛氏财产情况最完整的记录。见丁士华整理：《盛宣怀遗产分析史料》，“编者按”，《近代史资料》总第11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又参见丁士华《大买办盛宣怀遗产抓阄分割》，《世纪》，2004年第6期，第18页。丁士华整理《盛宣怀遗产分析史料》为本文的核心资料，以下所引之处均略为“《遗产史料》”，所注页码为《近代史资料》总第111号的页码。

[5]参加者名单，参见在会议公同议决书上签字的27位“同人谊属亲友”。《遗产史料》，第157页。李经芳（1855—1934），字伯行，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嗣长子，曾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署邮传部左侍郎等职。1919年盛族将分析遗产事立案，李经芳受委派为“盛氏财产监督分配人”，备案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今泗县）人，曾任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北洋政府政事堂左丞。傅筱庵（1872—1940），名宗耀，浙江镇海人，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及总经理，曾为盛府掌管投资企业业务。《遗产史料》，第157、158、197页。

[6]愚斋义庄，盛氏家族于民国初年设立的慈善机构，用以开支家族内义庄、祭扫、赈济、赒恤并嫁娶等公共费用和支持社会慈善事业。按五房系盛宣怀三子盛同颐、四子盛恩颐、五子盛重颐、七子盛升颐和长子长孙盛毓常（其父盛昌颐当时已逝）。

[7]参见“盛氏公订保存遗产议约”“丁巳年六月一日同人会议”，《遗产史料》，第152—157页。

[8]《遗产史料》，第160页。原文列数字处皆使用汉字，本文引用时皆改阿拉伯数字。规元，亦称“九八规元”，1933年废两改元前上海的通用记账银两。清咸丰六年（1856），因当时通用的本洋涨价，上海商界遂以规元银两为记账单位；计算方法以公估局批估的元宝除以0.98，因按九八升算，故称“九八规元”。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史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806页。《遗产史料》中凡出现“两”或“银两”处，皆为规元两，本文亦同。

[9]上海道契，指上海租界内的房地产契。道契“是中国官方为解决外国人在上海租界永租土地所需，制作的一种特殊契证，因为此证只有上海海关道有权制发，所以俗称‘道契’”。参见赵津：《租界与中国近代房地产业的诞生》，《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第102页。

[10]详见《遗产史料》，第160—180页。

[11]确数为182472.36两，《遗产史料》，第184—185页。

[12]现款确数355298.107两，此款为1920年1月14日结存之数。当时尚存一些人欠、欠人项未结，故暂未计入分配，“俟除去应还及收足后，另行各半分派（笔者按：五房与愚斋义庄各半）”。《遗产史料》，第180、184页，又第185、198页。

[13]《遗产史料》，第185—186、198页。

[14]当时已进入民国，虽然女子在法律上已开始有继承权，然而基于习惯，盛氏家族仍然依照传统按房分产，女子不得继承，也由此引发了1928年轰动一时的盛七小姐争取遗产继承权的讼案。

[15]因当时现款有限，“先以的实生利产业搭配，以后公中如积有现银，可以随时照现在估价清册数目收回”。《遗产史料》，第182—183、186、198页。

[16]《遗产史料》，第159、185、198页。

[17]《遗产史料》，第186页。

[18]《遗产史料》，第186、198页。

[19]现款数额后来有较大变动：根据盛氏遗产清理小组第七次会议记录，截至1920年3月11日，结存现款增为1826304.257两，增加部分可能系1920年1月14日至3月11日期间所有遗产项所生利息，例如账册内之产业、股票中之利息、租金盈余等款（《遗产史料》，第206页），可能也包括一些新增结存。考虑到结存时点变动将牵涉的诸种复杂，本文仍采用1920年1月14日的结存数字，以期各类资产的时空统一。

[20]此数从严格意义上仍不能视为盛宣怀家产之确凿数目。因当时对财产之清理以遗产分配为始由，故以房地产、股票等产业为主，而不能尽家产之全部。例如，家私首饰、银财宝物、字画收藏等皆不计入在内。但据资料，“宫保（盛宣怀）遗下之字画古玩等物归入愚斋美术馆妥为保存”（《遗产史料》，第200页），透露出盛宣怀拥有大量藏品，至于价值，则无从知晓，故无从计入。再如，资产清理时有“无市”的股票（如“新闻报馆”“内河招商”等，见“各项股款清表”，《遗产史料》，第176—178页），当时公估不计价值，本文计算财产总数时亦沿循当时处理方式，未予计入。基于这些情形，此处数字虽在本文中界定为盛宣怀家产数目（为方便做各种量化计算），但从实际出发仅可视为对盛宣怀家产最保守之估计。

[21]确数为6408201.01两，这里数字和表10-1“盛宣怀财产总表”有出入，系因表10-1“上海道契地产”与“内地地产”内含若干工厂机器等非地产类价值（详见后文），640余万两为剔除此部分后所得。

[22]皆根据估价清册计算所得。“上海道契地产清表”“内地地产清表”，《遗产史料》，第161—180页。

[23]包括三新纱厂、三新布厂、三新丝厂，此外，“公顺香烟厂”厂屋基地也估算在三新房地内，《遗产史料》，第163页。

[24]根据清册所载计算得出，《遗产史料》，第161、163页。

[25]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第16页，转引自杜恂诚《游资、收入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财经研究》，第32卷第9期，2006年9月，第32页。

[26]参见本文附录“盛宣怀主要资产项目列表”（据1920年清理结果）。

[27]《遗产史料》，第163页。

[28]《遗产史料》，第163、175页。

[29]1104303.08两，其中烟台丝厂中的房地未能剥离——因系烟台丝厂在清册中的估价房地机器并计。当时估价清册中亦注意到工厂机器、活本计入房地这一问题，于是在地产清表后提出机器、活本等，注明价值。《遗产史料》，第172页。

[30]即提到的三新、公顺、大丰、烟台丝厂四家。此外，还曾购九江铁矿山（以2216.14两购进）和武昌铁矿山（以1331.22两购进），但皆于第四次会议中作为“纠葛产业”从总财产中剔去。《遗产史料》，第175、176、185页。

[31]据“各项股票清表”计算，《遗产史料》，第176—178页。

[32]参见高洪兴《盛宣怀家族的典当事业》，《近代中国》，第12辑，上海中山学社，2002年，第137页。关于盛氏家族公典方面的论述主要参考了此文。

[33]《遗产史料》，第179页。

[34]陈诗启：《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第1页。

[35]“盛氏遗产分析办法”，盛氏遗产清理小组第六次会议记录，《遗产史料》，第200—201页。

[36]《没收盛宣怀田产之公布》，《申报》，1911年12月23日，第2张第2版。

[37]《处置盛氏地产》，《申报》，1911年12月29日，第2张第2版。

[38]“致玉麐函”（民国四年乙卯十一月初二日），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研究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5页。

[39]在南京有一处公典，在烟台资产为烟台丝厂。《遗产史料》，第175页。笔者按：原估价清册中“各公典股本存款清表”未注各典所在地，本文主要根据高洪兴《盛宣怀家族的典当事业》文中“盛氏家族典当简表”确定清表中各典地点。《近代中国》，第12辑，第140—144页。

[40]参见孙元欣：《美国家庭资产统计方法和分析》，《统计研究》，2006年第2期，第45页。

[41]包括两笔个人请还资金（共计66200两）和公顺香烟厂结欠款项（13728.244两），《遗产史料》，第190、196、197页。

[42]转引自孙元欣：《美国家庭资产结构和变化趋势（1980—2003》，《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136页。

[43]黄朗辉等：《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资产现状》，《中国统计》，2002年第12期，第31页。但在这次调查中，负债内容不涉及。

[44]当然，家庭金融资产比重不能完全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笔者发现，即使在西方社会，每个国家的家庭资产结构也有很大差异；实际上，它与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资产偏好和经济周期有关。据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数据，美国是金融资产偏好型的国家，以2004年家庭非金融资产所占比重为例，美国41.9%，英国66.3%，荷兰44.2%，日本49%，意大利64.2%，德国65.6%，法国66.1%，捷克67.7%，加拿大51.4%，澳大利亚79.5%。（此组数据产生中不涉及家庭资产中的负债项目）。Ynesta,Isabelle(2009),“Households'wealth composition across OECD countries and financial risks borne by households”,OECD Journal:Financial Market Trends,Vol.2008/2.见http://dx.doi.org/10.1787/fmt-v2008-art19-en。

[45]正如陈诗启文中的总结：“盛宣怀参加或创办了一些相当重要的企业，其主要的有：1872年和唐廷枢等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被任为该局会办；1881年创办电报局，被任为督办；189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李鸿章派他到上海去规复，他就原址设立了华盛总厂，并任总办。1896年，接办湖北汉阳铁厂，经营大冶铁矿；是年，清政府打算大规模建筑铁路，他被任为铁路总公司总办；并筹办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开采萍乡煤矿；1902年，奏设勘矿总公司，准备控制全国的矿产；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第4页。

[46]“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谕”，《遗产史料》，第158页。

[47]转引自高洪兴：《盛宣怀家族的典当事业》，《近代中国》第12辑，第145页。

[48]《愚斋存稿》，“卷首·行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22），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卷首”，总第37页。

[49]“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谕”，《遗产史料》，第158页。

[50]“盛氏公订保存遗产议约”（1917），《遗产史料》，第154页。

[51]“各半分配清单”“五房分配清单”，《遗产史料》，第184-196页。

[52]仁字4789两、义字4684两、礼字4419两、智字4347两、信字4238两，三新余利皆在外。《遗产史料》，第191—192页。

[53]《汉冶萍煤铁厂矿大事年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516—517页。

[54]如果进一步观察盛宣怀所持的21种股票（内有7种股票“无市”），让人惊叹的是，几乎所有股票公估时值皆低于票面价值，票面损失率低者达24%，高者达88%，损益率为正值的只有“德律风”股票，另有“汉口扬子”股票面值与时值持平。《遗产史料》，第176—178页。

[55]程仁杰：《英美烟公司买办郑伯昭》，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6—967页。

[56]梁文生校注：《徐愚斋自叙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57]根据徐润自述计算，《徐愚斋自叙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第11章 估产方法备注

田地产业估价

田产价值的计价方式，就目前文献中所载，大致有三种情形，相应采用三种不同方法估价。

一是以亩数计量，超过百亩者文献中多以“顷”计量（一顷即百亩）。这时只要知道亩数，就可以以一定的单价估算价值。

关于清代的田地价格，从历史上看，有不断上涨的趋势。通常所引的依据是乾隆末年钱泳《履园丛话》中所讲，“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价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涨，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涨至五十余两矣”。[1]这是从主观认知的角度，且属个案。从目前所见到江浙地区的实际数据看，基本吻合。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江苏常州一份家产记录提到，“田一百五十余亩卖与陶孟传张鹤亭，每亩值银十余两，从前止卖得七八两，不会立有绝卖文契，尚可找银五百余两”[2]。

以上是江浙地区，实际上各地情形不一。江浙地区田价最高，而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程度地低于江浙；并且价格也依照土地类别而定。北方地区有“田”“地”之分，如果是“地”，价格则低，单亩平均在一两左右，有时甚至低于一两；南方地区如果是山地，价格也会偏低，例如在第6章见到的江西德兴祝廷诤之例，田价高于麦地价格，麦地又高于荒山价格。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价格资料[3]，从平均水平看，大致京城及直隶地区在每亩一二两上下[4]，山东、河南、江西在二至四两之间不等，四川在二两左右，安徽在五两左右，山西和江苏、浙江在十两左右。从时间上，在18世纪到19世纪二百年时间里，京城及直隶地区上涨不太明显，南方江浙一带价格上涨较为突出，如浙江慈溪县到了19世纪道光年间有五十两上下之例[5]。

对于仅知田地亩数的案例，如果没有现成的价格依据，则皆照上述均价估计。

另外，民间还大量存在着以“典买”形式取得的产业。典价一般少于原价（为原价的一半或以上，如“值十当六”等），但有时也基本等同于买价。

以上都是估价时会考虑到的因素。

二是“以租计价”，即以年租来代表土地价值。由于土地生产力不一，民间也常用这种办法计量土地的价值。例如云南石屏地区，“民俗买卖田亩向系按租计价，每租一石原止价银十两”[6]。京城和直隶地区也流行用这种方法为地亩作价，并且有通行的作价方法，这时就可以用年租推算田产价值。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格案中透露出这种方法：“每年取租银四十两，按一分三厘作价银三百七两六钱九分二厘”[7]，可推知公式为40÷0.13=307.692；乾隆六十年（1795）同德案资料载，“地一顷二十亩每年租息京钱六十千文，每钱二千文合银一两，值银三十两，按一分三厘作利值价银二百三十两七钱六分九厘”[8]，亦可推知是由年租除以13%而得。但“一分三厘”也并不绝对。如乾隆十一年（1746）的一份资料，通州“园旱地共四十六亩六分八毫九丝，收取租银三十两，按一分五厘合计价银三百两”[9]，系按15%作价；乾隆十二年（1747）的一份资料，“易州南尉都村地十二顷，价银三千两，一年租银三百七十四两四钱”[10]，又以12.48%作价了。

三是“以种计亩”或以产量计总价值。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湖北安陆府知府姜兴周例中，在原籍湖南常德府武陵县，“细查其田地数目：有谷种二十八石四斗，每种一石合田十亩，共计田二百八十四亩”[11]。再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熊学鹏例，“熊学鹏之妻林氏奁田共计田种一百三十六石五斗，园地八分，原契价银一千五百六十三两九钱，折实库平纹银一千四百七两五钱一分”[12]，看来亦大致以一石十两之数计价。当然，土地生产力不一样，亩产量也不一。比如京城皇家稻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内务府总管李英贵条陈，静明园水田每亩产量至少在六斗。[13]

在具体估价时，方法的选择皆视具体情形而定。

房产估价

相较于田地产业，房产价格的规律性稍强。大致有以下两种估算方法。

第一种估算方法是已知房间数，照一定房间单价推算价值；我们大部分案例的估价即用此方法。房间单价目前也收集有很多数据信息。但是，应用于具体案例时，大多数情况下找不到时间、地点完全能对应上的数据。因此，房产估价一般照一定“标准”值来估。

以地区论，京城、苏州、扬州这些特殊城市房价较高，平均每间二三十两，其他州县首府价格则略低，但基本都在十两以上；乡村房舍则普遍低于城市，十两以下居多。以类型论，一般情况下，铺面房价格高于住房，住房居中，“灰棚”“马圈”价格最低；同时也看造房材料，瓦房高于土房或草房。以京城地区为例，如果是住房，每间均值在三十两左右；如果是铺面房，则均值在三十至五十两之间；如果是简陋土房、草房或灰棚、马圈，则每间一至二两（未刊“价格资料篇”）。

清代官方有关于房间作价的一些明确记录，如康熙七年（1668）对无房兵丁，“照每人屋一间例，折价三十两，自行置造”[14]；又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协领诺穆三家产入官，由于其住屋房契已毁，“令以大小每间二十两估价”[15]。也可见对于城市住房，以每间二十至三十两为范围估价较为合理。

另外，房价不仅取决于地点、类型，也取决于规格。如乾隆六十年（1795）内务府资料记载“官房租库则例”：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值年大臣金奏准，所有入官应行变价抵项房间，自九檩至三檩仍照雍正九年以前旧例，以七十两至十两次地分别估计作价

计开

九檩房旧例不论等每间价银七十两

八檩房旧例不论等每间价银六十两

七檩房旧例不论等每间价银五十两

六檩房旧例不论等每间价银四十两

五檩房旧例不论等每间价银三十两

四檩房旧例不论等每间价银二十两

三檩房旧例不论等每间价银十两

本库鬻卖官房之例原价估价较比以多者之数售卖”[16]

可见清代在给房产估价时，又多照“檩数”计价。后来嘉庆年间对京城入官房屋价格又有重新定价，规定更为细致（见表11-1）。

表11-1 在京入官房屋估变价银（嘉庆七年后）

（续表）

资料来源：《钦定工部则例》（嘉庆十七年纂）卷一百三十四；《钦定工部续增做法则例》（嘉庆二十四年续增）卷十六；《钦定工部则例》（光绪十年修纂）卷一百十五，清马瑞辰总撰，嘉庆十九年刻本。

但抄产档案中涉及房产时极少有檩数说明，不过清代在王公贵族和官员住房上有等级划分，由此在做房产估价时，除考虑到房产所在地区和类型，还会考虑到官员的身份级别，高者从高、低者从低。

第二种估算方法是已知租银推算房产价值。这与上文田地产业的第二种方法相同，稍有差异的是更多以“月租”形式推计价值。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格案资料载，“契买坐落（京城东安门）南湾子取租房九间，契一张，每月取租小制钱八千二百文，按市价每两银一千七百七十文，合计银四两六钱三分二厘，按一分作价银四百六十三两二钱”[17]，可知房产作价的公式如下。

房价=月租÷1%

本书中依此方法推估之案例有高积（1769）等。

但有时也按年租计，如前引乾隆五十九年（1794）诺穆三案例，提到其取租房“原契被焚，令以租息按一分三厘计本”[18]。可见也是除以13%，实际与前述田产的估折方式一致（按：农历年多有闰月，因此一年以13个月计）。

财物估价

财物的估值是家产估价中最困难和繁巨的部分，因为一份抄产清单的篇幅主要会被各种名目的物品所占据。前文已提及，按照清代特别是在乾隆年间逐渐固定下来的抄家制度，珍贵物品送交京城内务府府库，难得有变价信息，因此，贵重物品的估价成为家产估价中最难把握的部分。在我们已寓目的资料中，仅有雍正元年（1723）苏州织造李煦，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江关监督舒善、内务府佐领富刚，嘉庆二年（1797）江西巡抚陈淮的家产变价信息对于清代一般奢侈品反映较为集中，其余案例的资料则偶或涉及。

下面是根据现有资料总结出的一些细则。

（一）金银器饰的估价

金银器饰的估价，在清代多直接以重量计价（可能金银器饰一般纯度较高，故直接称重计量），折银时金按照当时金银比价，银则照原重折成银两。

例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山西木商王暲、王晞案，其家产清单中，“一金珠首饰重八钱，约估银十二两；一银首饰重一百四十五两二钱，约估银一百四十五两二钱”[19]。可知当时金照十五换折银，银则照原重。同案中的卫纯修，“银首饰重五百八十两七钱，估银五百八十两七钱”，魏汝植（山西商人）“银首饰重八十七两六钱，约估银八十七两六钱”，可见皆以称重折银。

需要指出的是，金银比价依照年代不同而不同，清代整体呈上升的趋势，因此合银时需要依时间选择适当比率，同时，金银比价在不同地区也会有些微差异，乾隆四十七年（1782）陈辉祖案中即提到，“因苏州金价平减，于上年十月内将三百两寄交胞兄、现任泌阳县申兆实署中托其在河南易换”[20]，故也须包含地区因素在内。

当然金银器饰有可能涉及复杂工艺，并不全照当时金银比价折兑。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同一案中，同样是“金珠首饰”，朱立基“金珠首饰重五十三两二钱，约估银九百二十七两”，得出的结果是每两值约17.42两，显然不是当时金银比兑的兑率。因此估金器首饰时，宜以不低于金银兑换的比率折银。

又，首饰多带珠石等镶嵌，并且含金纯度不一。此类物件，舒善家产变价资料中提供出一线索——“淡金首饰连真假珠石重十三两二钱，按九成合银一百十八两八钱”[21]，说明当时有九折估其价值者。

（二）器物估价

玉器珠石在贵重物品之中最难估价。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川道监察御史郑澂折中即云，“金之价不过二十换上下而止，有无过费，其数易稽也，他如珠玉宝玩之属为价无定”[22]。关于玉器珠石，我们收集了一些价格资料作为参考。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刘山久案，“玉瓶一座，估银一百二十两”[23]；乾隆三十四年（1769）富刚案，“玉磐一架作银二十五两”“玉凤樽一件作银四十两”[24]；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崧案，“白玉大梅瓶一件，价银八千二百两”[25]。更多内容参见“价格资料篇”（未刊）。

朝珠是官员器物中经常出现的品种门类，大致上品级越高，材质越好，所值也就越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李侍尧案中（第5章），任所查抄财物内有一件“珊瑚朝珠一盘（青金佛头、正珠记念、背云、坠脚，共珠四十三颗、钻石二块、宝石四块）”，笔者估为4500两。所依据的资料大致有三则：（1）1750年广东韶州府知府杨国栋案，“珊瑚朝珠一盘（碧玉佛头、青金记念、松石背云、宝石坠脚、碧牙小坠脚）估银五十两”[26]；（2）1778年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案，“冯应鐘曾将青金石佛头一副出卖，议价三千二百两”[27]（广东）；（3）1791年浙江巡抚福崧案，“珊瑚朝珠一盘价银五千六百两”[28]。从名称上，李侍尧之朝珠与杨国栋和福崧最接近，皆为“珊瑚朝珠”，但二者价格差距太大，可能与材质和不同时期流行程度不同有关。从时间上，与1778年高朴最接近，并且高朴所买之地为广东，亦和李侍尧活跃地点重合，但高朴之例仅系“青金佛头”而非全套朝珠。从官阶上，李侍尧与福崧皆为二品级大员，朝珠规制应该更接近，但福崧之例晚于李侍尧十年，且较为极端（五千六百两是目前文献中出现的朝珠最高价格）。从案例特征上，李侍尧一向精求于奢侈品，价值不宜低估。故笔者估为4500两。

所举上例，意在说明每件器物之估价皆需视案例之具体情形进行综合考虑。

（三）服饰衣类和绸缎布匹

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暲、王晞案，“绸缎纱绫梭葛布单夹棉衣一千二百四十三件，约估银九百八十八两”[29]，推得均价约0.79两；同案卫纯修（山西商人），“绸缎纱罗校葛布新旧棉夹单衣并衣料，共二千七百十一件，约估银二千一百四十二两”[30]，推得均价同样约每件0.79两。王暲、王晞“绸缎绫褐纱梭葛布二百九十七尺块，约估银一百八十二两”[31]，推得每“尺块”大约0.61两。

清代流行皮衣。皮衣的估价差别很大，例如乾隆二十八年王暲、王晞家产中，“灰鼠羊皮狐肷山羊皮袍褂裘袄九十二件，约估银二百八十八两”，推得均价每件约3.13两；同案朱立基（夔州府知府）“狐肷银灰鼠羊皮袍褂袭袄等一百十三件，约估银七百十四两”[32]，每件约6.3两。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恒文案例，“乌云豹貂鼠猞猁狲天马银鼠青肷袍褂马褂搭护共二十五件，约估银五百六十八两”[33]，则推得均价每件22.72两。乾隆三十四年（1769）富刚“貂皮袍一件作银六十两”[34]。

但皮衣估价也并非无规律可循。官位越高者，服饰越奢、价格越高，因为清代从皇室到官员依照等级次序对于服饰用度等有严格规定（参见《皇朝礼器图示》《皇朝文献通考》）。由此做估价时，依据案例具体情形。

（四）一般家当什物

清代抄家档案中对于一般家当什物的“估变”记载较多，原因在于这些物件在当时不被皇家看重而送内务府，通常会在当地变卖处理。较常见的是日用器皿，主要包括瓷器、铜器、锡器、木器等，价值不高。例如，雍正元年（1723）李煦京城家产清单，“各种瓷盘、碗、碟、杯等共四千一百二十件，折银一百二十三两六钱”（第1章附录），均折每件仅0.3两。乾隆五十一年（1786）广东地区，“铜器共重四十二斤……共估值纹银六两七钱二分”[35]，均折每斤0.16两。也有铜锡器在一起并估的情形，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山西王暲、王晞案，“铜锡器二百四十斤，约估银四十三两”[36]，均折每斤约0.179两；同案卫纯修（山西商人）则论件，“铜锡器四百四十八件，约估银八十四两”[37]，均折每件约0.1875两；同案魏汝植（山西商人）“铜锡器九十五件，约共估银二十六两九钱”[38]，平均每件约0.283两。

另外，根据汇总抄家资料产生的数据信息，我们可以获得一般家当什物的一个大体价值范围。

一般家庭可以通估为十两。乾隆五年（1740）京城民人私刨窖银案（第3章），犯案者李三曾供自己如何花用所盗之银，提到置办新家，“买柜、箱、缸、盆、桌子等物共用过银十八九两”[39]。这些物品为基本生活家当，共花费了“十八九两”——因系新买物品，价值稍高。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江西已故监生祝廷诤之例，家当什物加总起来只有三两四钱四分（见第6章附录）。

官员家庭因有大量书籍等其他物件，加上家口众多，则一般在几十两以上之数，多可达二三百两，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知县陈金宣福建原籍“器皿等项估折纹银九十七两九钱三分九厘”[40]，乾隆四十年（1775）知府苏墧直隶原籍“书籍及残破字画估银三十二两五钱零”“铜锡木瓷等项器物估银二百三十一两五钱零”[41]。

（五）财物通估

在清代众多的抄家案例中，多有以“任所”或“原籍”为单位整体奏报价值者，由此也提示出一定的财物价值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贵重器物、服饰衣料、一般家当等几类并不加以区分，而是笼统将估变值上报。表11-2汇集了二十几例这类案例（包括若干有简单分类和原估、可以加总的案例），价值从几十两到几千两、上万两不等，大体上依官阶递增。对于那些记载粗略（无法逐项估计）、不得不猜估的家产案例，可以作为参考依据。

表11-2 清代官员财物价值通估参考数据

（续表）

（续表）

人口估价

《钦定户部则例》中有关于人口的作价标准：

入官人口凡年在十岁以上至六十岁者，每口作价银一十两，六十一岁以上作价银五两，九岁以下幼丁每一岁作银一两，未过周岁者免其作价。[42]

实际的案例数据也显示出人口在平均十两上下（表11-3）。因此，在本书的人口估算中，除非案内资料有原价标注，否则皆以每口10两估价。

表11-3 清代家仆人口买卖数据

[1]《丛话一·旧闻·田价》。

[2]吴汝翼案，江苏常州府江阴县。一档馆藏，档号：02-01-07-13820-002。

[3]这些资料包括：a.清代抄产档案中记载的田产价格信息；b.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2008年。

[4]京城及直隶地区价格差异性较强，如1768年有每亩约十六两之例（“田地四百余亩，共契价银六千四百十一两八分”，军机处录副奏折，一档馆藏，档号：03-1300015）。从文献中观察且有“田”“地”之分，田的价格远高于地。因此如果是地，则照每亩一二两估价，如果是田，则视具体情形而定，但一般在五至十两之间。

[5]《呈查抄蔡绳祖等犯家产物件清单》中载，“承买杨春荣田三亩共价银一百五十两”，道光十年（1830），一档馆藏，档号：03-3224-078。

[6]《云贵总督硕色奏报筹办入官产价折》，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四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辑，第505页。

[7]《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68-405。

[8]《内务府奏销档》，第447册，一档馆藏，微缩胶卷页：162。

[9]《内务府奏案》，乾隆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九日，一档馆藏，档号：05-08-030000039-0004。

[10]《内务府奏销档》，第216册，一档馆藏，微缩胶卷页：136。

[11]《选编》第2册，第1388页。

[12]《复奏查抄熊学鹏家产事》，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一档馆藏，档号：030657-050。

[13]《内务府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查李英贵侵盗钱粮折》，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65页。

[14]《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二十，《八旗都统·田宅》，转引自邓亦兵：《清代前期北京房产市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15]《奏呈诺穆三托索阿名下查封资产约略估计清单》，乾隆五十九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82-019。

[16]一档馆藏，档号：05-0459-094。

[17]《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68-405。

[18]《奏呈诺穆三托索阿名下查封资产约略估计清单》，乾隆五十九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82-019。

[19]《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20]《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城奏报查询申兆仑代为陈辉祖开张典铺情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十日，《选编》第3册，第2601页。

[21]《总管内务府奏为没收九江关监督舒善家产并变卖衣物等项事折》，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293-061-1。

[22]《掌四川道监察御史郑澂奏请饬禁珠玉宝玩配入贡品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选编》第3册，第2831页。

[23]《内务府奏销档》，第225册，一档馆藏，微缩胶卷页号：0064-0065。

[24]《奏为佐领富刚替父报出家产变价以抵销其亏空事折》，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293-061-2。

[25]《柴桢供单》，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选编》第4册，第3318页。

[26]《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05-0117-033。

[27]《军机大臣奏覆遵旨议结吴以蟾交出购买张鸾托卖青金石物器一副情形折》，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六日，《选编》第1册，第873页。

[28]《柴桢供单》，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选编》第4册，第3317页。

[29]《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30]《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31]《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32]《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33]《钦差刑部尚书刘统勋奏报查封恒文任所家财解京及留滇估变银数折》，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选编》第1册，第22页。

[34]《总管内务府奏为佐领富刚替父报出家产变价以抵销其亏空事折》，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293-061-2。

[35]《富勒浑殷士俊留粤变价婢女册》，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选编》第4册，第3140页。

[36]《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37]《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38]《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39]《乾隆初陈顺等合伙偷刨安图入官房院内窖银案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31页。

[40]《选编》第2册，第1650页。

[41]台北“中研院”藏清宫奏折。

[42]《钦定户部则例》卷四，清户部载龄主纂，同治十三年刊本。

下篇 量化分析篇

第12章 清代官绅家庭资产结构的一般特征[1]

前面几章介绍了几类抄产案例，包括各类物品的估值方法。在这一章，我们将能用的抄产案例汇集在一起，以大样本研究清代中国家庭资产结构的一般特征及规律。作为对比，我们先注意到2013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这是西南财经大学对两万八千多城乡家庭的详尽田野调查；就其中最富的20家情况看，房产与土地投资平均占家庭总资产的33%，商业资产占42%，而金融资产平均占比18%（其中，16%为股票和债券）；一般城市家庭中，房地产占家庭总资产的65.2%，金融资产占比7%[2]。今天富有家庭的资产组合结构如此，那么，中国精英家庭资产安排是否历来这样呢？根据对盛宣怀家产的分析（云妍，2014），1916年盛宣怀去世时，其财富的46.4%投资在房产和土地，12.5%在工商资产，而金融资产占比41%（其中38.4%在不同上市公司股票中），即使与现今精英家庭的金融资产相比，也是很高。当然，盛宣怀只是个案。

为了更系统地研究清代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我们以清代抄产报告为基础，排除不符合条件的案例，对剩下的185个家产案例进行量化研究[3]，这些案例反映了18、19世纪中国官绅群体的总体情况。通过对这些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与量化分析，我们期冀对清代官绅阶层的家庭资产结构做出总体推断，并探讨当时投资置产的一般特征与模式。

研究资料与样本特征

目前能够获知家产信息的案例资料，各自详细程度有别。这里，我们把处理资料时遇到的几种情形总结如下。

（一）仅大概情形的描述（田房几何或家产估变总数）。比如，1718年地方官员向康熙皇帝奏陈查追原山西太原府知府赵凤诏家产情形，提到“将追出赵凤诏等未分家并隐寄他人名下共田三千一百余亩，房屋三百四十余间，又典房一所价银一千一百五十两，家伙器皿等物开报前来”[4]，所提到的田房未载全价值，此外是否存有金银及其他细软等物又无记载。再如，雍正元年查抄原任总督仓场侍郎李英贵家产，目前资料中仅有“李英贵伊子家人房产一应器物估值银、连借给人银，共五万六千四百三十四两二钱一分五厘”之记录[5]，虽有确切的家产数字，但无法对资产进行结构分解。

（二）有较为详细的家产信息（或文字描述，或留有抄产清册），但不完整。清代承袭前朝的原籍回避制度，规定官员如在地方上任职必须回避自己的原籍省份，这样，凡在任官员被查抄时，一般都至少涉及原籍与任所两处资产，其他地方（比如上一任职地）如果发现有寄存的财物也会一律查抄。因此，一个人物的家产往往会牵入多件档案，其中如有一件缺失，则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例。例如，1757年查抄原山西布政使蒋洲家产，根据文献记载，刑部曾“行文山西、江南将蒋洲任所原籍所有资财一并查封”[6]，但目前的资料只发现了其山东任所的资财清单，原籍部分始终未见。[7]

（三）有较为详细的家产信息，并且能追溯出完整的家产内容。这类情形的案例正是我们研究所需要的，也是本文数据的主体来源。唯一的遗憾之处在于，尽管原始记录提供的信息非常具体详尽（多数都会具体到单件物品，故形成的清单有长达百页者），却一般仅涉及名目和数量，不载价值，因此首先需要对各项逐一进行价值估算，才能形成研究需要的数据。因此从这类案例中产生的数据，严格地讲，并非原始数据而是估算数据。

（四）家产内容完整、有足够详细的信息，此外还有当时的估价，这类案例是最理想的类型。例如，1763年查抄因亏欠帑课致罪的山西籍商人朱立基家产留下的清单：

—房屋七百七十六间，约估银七千七百六十两；

—田地二十四顷八亩五分，并随庄草房四百五十一间，共原价银一万七千二十一两七钱；

—金珠首饰重五十三两二钱，约估银九百二十七两；

—银首饰重四百七十三两五钱，约估银四百七十三两五钱；

—玉石珊瑚琥珀首饰及如意素珠等件约估银二百三十两；

—现存银钱及米谷价银一千六十六两五钱；

—绸缎纱绫三百二十尺，约估银七百五十八两；

—杂色布五百三十三尺，约估银一百八十九两；

—狐肷银灰鼠羊皮袍褂袭袄等一百十三件，约估银七百十四两；

—绸缎纱罗梭葛布棉夹单衣一千五百十七件，约估银二千三百八十九两；

—铺垫坐褥门帘毡毯等六百二件，约估银四百七十四两；

—铜锡铁器六百五十一件，约估银一百七十六两；

—瓷器六千一百七十七件，约估银一百九十八两；

—木器六百八十一件，约估银六百二十五两；

—书籍字画约估银三十五两；

—纱角灯及瓦器家伙零星杂件约估银一百六十八两；

—马骡三匹，约估银二十四两；

以上朱立基在晋资产共约估银三万三千二百二十八两七钱；

又查出文约内有凰台县人朱脩基借银一百两，王耀文借银二百两；

又据朱立基之弟朱茂基供出河南原武县监窝一座，有窝价监本及房屋家伙共值银一万二千余两；

又据朱茂基供出永庆号伙计秦炳元欠银一千余两，叚班牧欠银三千余两，梁声闻欠银二千余两，孙国华欠银一千余两，共欠银七千余两；

以上朱立基外省资财一万九千三百两；

一共约计银五万二千五百二十八两零。[8]

这份资料在一张清单中汇总了所有的家产内容，记述繁简适中，能从中直接提取的原始数据。从这种案例资料中一方面能够产生出可靠的一手数据，另一方面还提示出价值信息（比如可推知当地田亩价格），从而能为其他家产案例的估价提供参考。只是可惜的是，这类案例仅不到十例。

我们的采样主要采用后两种情形的案例。对于第二类情形的个别案例，也通过适当的“补缺”将其家产数据复原。[9]即使我们竭尽所能，所收集到的案例数量相对于清代整个官绅群体，仍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些样本当然不是随机抽样所得，下面对样本的代表性做进一步分析。基于已有特征，我们认为样本的代表性即使存在偏差，问题也不会太严重。

首先，被抄产官员能否代表清代官绅全体？如本书导论中所言，这些官员虽然有很多人是所谓“贪官污吏”，但偏差要比想象中小，并且我们更侧重考察的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安排自有资产的行为特征，关注的重点不在家产多少，而是家产的投资配置结构。

其次，本文所选的185个案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清代官绅阶层的社会全貌？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这些案例的各种属性进行考察。

从时间上，由表12-1可以看到，如果以五十年为一组，则72%的所选案例集中在18世纪后半期，远高于全样本案例（2573例）在这一时间段的占比（27%），这一差别可能跟乾隆时期办案官员的抄产报告更加详细认真有关，从而也更容易进入我们的样本（我们要求抄产报告的各项资产信息足够详尽，否则难以对每项资产估价），而其他时期尤其19世纪的办案官员可能不再那么认真。

表12-1 样本的时间分布（五十年间隔）

资料来源：（1）出版物：《大清历朝实录》《宫中档奏折》《选编》《清代文字狱档》《永宪录》；（2）一档馆藏：内务府档案（奏销档、奏案），宫中朱批奏折（电子档）、军机处录副奏折（电子档），各科题本（电子档）。

说明：（1）“子样本”为本文所采用的185个官绅家产案例；“全样本”为总共发现的2573个清代抄产案例。（2）子样本中包括几例非抄产案例（如秘密调查和自报家产情形）和准抄产案例（只查封而未抄，或案明后返还）。

从地区分布上，由于一个人物案例往往涉及多处（例如，在任官员的原籍和任所及前一任职地皆在查抄范围内，而它们在“回避制度”下属于不同地区），因此样本的地区分布既以原籍计，也以出现次数计。样本几乎涉及中国所有省份，出现频次靠前的5个省份分别是京城、江苏、浙江、直隶、山西，占比分别为31%、12%、9%、8%、6%。[10]按清代官制，八旗外任文武官员卸任后勒限归旗，雍正元年又针对汉提督总兵等官每有请入籍于所官之地的情形“禁提督总兵副将在任置产、解官入籍”[11]；并且清代官制从比例上基本满汉各半。由此一来，满洲旗籍文武官员、汉人武将官员皆落户置产于京城和畿辅，所以京城与直隶地区出现频次很高。除此之外，江苏、浙江是出现频次高的省份，这两个省份也是清代经济最发达地区，科举考试成功人数也最多。其他地区出现频度则较为平均。在图12-1中，我们将样本的地区分布与清代进士的地区分布制作散点图，发现二者之间高度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样本在地区上的偏差并不严重。

身份分布上，大部分的身份是官员，共158例，占总数量的85%；附属于官僚的群体，如官员族亲、幕僚、长随，共9例，占5%；商人15例，占8%——他们或是与内务府往来密切的“官商”（如盐商、铜商），或是与官员有资金往来、受委托运营资产的商人；下层士绅有3例，出自乾隆时代的几起文字狱案。[12]

图12-1 样本的地区分布与进士的地区分布

说明：左图纵轴是样本原籍地的百分比，右图纵轴是样本出现频次的百分比，横轴是各个省份进士在总进士中的占比，进士数据来源为李润强（2005），同时根据吴根洲（2011）进行调整。为了与进士数据的地区统计相一致，将京城和直隶的样本，甘肃和陕西的样本进行了合并。

如果对样本的身份特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则发现在官员（158例）中从一品至九品皆有分布，而以二品官、四品官、七品官居多（图12-2）。这主要与查抄对象多包含二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四品的知府、道台和七品的知县有关。如果将官员按照品级划分为高级（一品至三品）、中高级（四品至六品）和低级（七品以下），则发现样本以高级和中高级官员为主，合计有110例，占据了官员样本数量的七成。

图12-2 官员样本的品级分布（总数量：158）

由以上分布特征可知，这里所采用的清代185个家产案例，可视为主要反映了18世纪后半叶清代中上层官绅的家产结构情形，其中又以京城地区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主要概念的技术性界定与基本统计框架

（一）家庭

首先界定家庭的范围。传统中国重视血缘关系，家族观念较重，因此家庭带有复合性质，西方社会学中所谓“大家庭（或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概念较为通行。但从共享和支配经济资源的角度，子女长大成人后分家析产、各立门户、财产各归单独管理的做法在清代也很普遍，因此与“大家庭”相对应、强调血亲居次要地位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概念，也同样适用。我们以考查家庭经济活动为主旨，界定家庭概念时，首先考虑到的是与经济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相一致的主体单位，而这恰与清代抄家惯例中的原则不谋而合，清代抄家一般以罪员“名下”资产为范围，其所在家庭如果已经分家析产，则原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资财不在查抄之列。例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查抄内务府官员三格家产，乾隆皇帝谕令，“至伊等兄弟子侄，久经析居者，罪不相及。向来即查办重犯家财，尚不令牵连同坐”[13]，这说明在民事习惯和司法实践上，涉及经济财产问题时会将“大家庭”自动分割。由此，这里的家庭概念也依循清代抄家原则所体现的内在规定，认为家庭是围绕一名主体人而存在的、共享一定经济资源的组织单元。

（二）家庭资产

前面谈到，资产是指“拥有经济价值的任何东西”[14]。但是，历史上的资产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越近古代，越偏重以实物数量来体现资产内容（如中世纪普遍以人口、牲畜、庄园地亩数量等反映财富）。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近世商业金融关系的扩张，资产逐渐体现为可以一定货币单位计量的财富，并且出现了股票、债券、证券等一系列“虚拟化”的资产形式。中国明清时期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是相当高的，这一特质充分体现在几乎所有类型的资产在当时都可以估价并以银两形式体现的事实中。这也为本文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和便利。但是，“家庭资产”的概念和范围也会因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此需就清代具体的现实，对一些问题做出界定和相应处理。下面分别说明典当产业、族产、皇帝御赐之物和人口在家产计算中的处理方式。

关于典当产业。清代在土地和房产、仆婢及各种物品交易中存在大量以典买形式获得使用的情形。按照清代的抄产惯例，典入的资产会纳入家产统计范围之内，例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查抄山西商人关卫周兄弟家产，清单上开出“有河南濬县曲津村典契地二百二十余亩，价银四百四十余两”[15]，表明在当时看来，典入产业也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罪员如有典出的资财，查抄时则要求追回原有财物，如雍正三年（1725）查抄甘肃巡抚胡期恒家产，“德懋等典铺内起出胡期恒所当衣物共当银八十两，应变价给还当本”[16]，可见仍归入家产范围以内。本文在统计上采用“总资产”的概念，即注重所持有资产的总和，因此典入和典出资产皆计入，同时典出行为类同于借款，故将典出所得银钱同时计入“负债”中。

关于族产。“族产”（包括祭祀田、学田、祠堂等）为家族所公有，查抄时并不在范围之内。例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查抄盐商同文家产，“……祭田四顷十亩零应免其入官”[17]。但罪员如果在族产中有股份，我们一般照个人在其中的比重计其价值，这也符合当时的处理方式。如1781年蒋全迪案例中，查出蒋全迪有祖遗公产，最后公产以四分之一入官。[18]

关于皇帝御赐之物。高级官员的抄产清单中有不少御赐物品，例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查抄闽浙总督陈辉祖家产，造册时专具一份“御赐陈辉祖之母并陈辉祖物件清单”上呈皇帝备览。[19]御赐物品是荣耀甚至特权的象征，虽然可能价值不菲，但由于是皇帝所赐，在当时不能以价值论，更不可能进行再交易买卖，象征意义大于经济价值，因此不计入资产范围。

关于人口。人口在现代社会中显然不属于“家庭资产”范畴，但在清代，男女仆婢（文献中多称“家人”）由于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因此也计入家庭资产——人口的“变价”是抄家后经常见到的结果。例如，雍正三年（1725）查抄年羹尧家产，杭州官员奏报家产处理情形，称“年羹尧在杭州之三百零四口家人，变价三千二百八十五两”[20]；乾隆三十八年（1773）查抄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元俊家产，提到“家仆婢女八名口，估计库平纹银八十两”[21]。

（三）官绅

在学界的探讨中，“官绅”一词，多数情况下是官与绅的联合并称，二者之间有独立性。[22]张仲礼将士绅划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绅士（upper gentry）包括官吏、进士、举人和各类贡生，下层绅士（lower gentry）包括各类生员、监生、例贡生；政府的行政官员全部来自绅士阶层（Chang，1955）。清代被抄家对象多数为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一些随案被调查或被抄的幕僚、长随——他们一般都具有一定“功名”身份且长期协助官员经理官场事务，还有一部分是已退居地方的不在任官僚及学者文人，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接近于张仲礼的“上层绅士”。

但是，在清代的抄产案件中，还涉及众多官员亲属，他们并不为官，有的专门在籍料理家庭事务，如1782年被抄产的嘉兴府知府杨仁誉的堂弟杨仁基和侄杨科捷；有的从现有文献记载中无法查到任何做官记录，如1772年以倚势婪索而治罪抄产的明德布，系总督级大员阿尔泰之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无任何“身份”，但无疑也生活在官员阶层的家庭背景中。

更重要的是，清代的官员集团还包含了大约一半的满洲籍官员[23]，他们显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士绅，因为传统的士绅至少在形式上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某种“功名”的人，而满洲籍官员则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任选机制进入社会权力结构体系的顶端。另外，直接为皇帝效命的内务府官员（清初规定须为满洲上三旗籍），也是清代官员集团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批人是皇帝的包衣，就任一系列关乎财政收入的盐政、税关监督、织造等职。

此外，自明代就已开始的士商之间的互相渗透在清代已发展成为高度的身份混杂，实际上也扩大了士绅的范围。因为：其一，清代有不少官员是商人捐纳出身，甚至最后还做到了很高的官位；其二，商人中不乏家庭其他成员任职官场的情形；其三，清代大商人尤其是内务府招纳的“官商”（或办铜，或行盐等），大概因系有承担官差的角色，本身也都会衔具一定官衔，如1763年山西商人朱立基等承办盐务亏欠帑课案中，朱立基本人有经历职衔，魏汝植、卫纯修有照理职衔，关卫周为监生，王暲系从九品[24]，皆具有“士绅”身份并处于官僚体制中。[25]

由此，在观察清代被抄官员身份时，经常会遇到官、绅、商多重身份的交叉。本文所使用的“官绅”一词毋宁说是一个广义集合，意在最大程度地概括样本数据所代表的身份。

（四）资产结构统计框架

现代家庭资产统计，一般为家庭净资产与负债两部分之和（孙元欣，2006）[26]。因为家庭一些重要资产如房屋等多通过按揭贷款方式购得，因此负债是家庭资产中无法忽略的一项内容。我们这里的“资产”也将负债纳入统计范畴，一方面是在样本中的确存在负债的情形（共22例，多为有商业负债者），另一方面是方便今后能与晚近时期做口径一致的比较，从而观察历史的变迁。

关于资产类别，跟之前一样，我们区分实物资产（或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比重越高，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化程度越高，如果从历史的纵向上比较，这一比重越高，也越说明经济更接近现代经济特质。本书所聚焦的对象是清代中国，在进行统计框架的设定时，既要体现工具的测量性，又要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因此将资产内容做如下区分和归类：（1）在第一级分类上，仍以金融性质区分资产内容，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同时，考虑到样本中存在的经商情形（如开设典当、商铺，贩运货物等），增辟商业资产作为第三种类型的资产与前二者并列[27]；（2）在次一级分类上，将田产、房屋归为不动产类，与“财物”类并列，“财物”囊括了日常生活用品、绸缎布匹、皮衣服饰、金珠首饰、玉瓷古玩、书籍字画等一切非不动产类的实物；（3）将“金融资产”区分为货币资产、借贷资产和典当钱业三类，其中：货币资产指具有现金性质的银两和铜币，还包括市面上很少流通但被人们视为“上币”的可用于交易的金锭、金叶、金条、金豆等，借贷资产指以一定利息率获取收益的放债银两（文献中经常称“借贷生息银”或“利息银”），其中也包括并未约定利息的“欠项”，典当行及钱铺是传统社会普遍流行的资金融通行业，金融性质很强，故也归入金融资产类；（4）在“商业资产”方面，清代官员还经常将自己的积蓄交托亲信和商人“营运”或指定一些项目进行投资，这类资本有时也以一些持股性投资的形式存在（如合伙开铺或贸易），且涉及商人家产时，一般都存在“盐引”“盐窝”“铜本”形式的资产和大量商业存货，这时皆归入商业资产[28]。以上分类如图12-3所示。

图12-3 家庭资产分类结构与统计框架示意图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作为家庭资产之一的“人口”未在上图中列项——这一部分价值相对较低（在总资产中占比平均不超过1%，参见本章表12-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没有在上图中反映。但在实际的资产估算中，是将其列入统计范围之内的。

从抄产档案的文献所载来看，田地、房屋、金银、珠玉铜瓷、服饰衣类、家当什物、借贷生息银两、典当铺、家仆人口是最易见到的家产类项，为了能够在上述分类框架下同时有效体现出这些内容，在后文的分析中也采用“六分法”（田产、房产、财物、金融、商业、人口）来标识家产结构，同时，因案例中多有田房并计的情形，并且借贷生息与投资商业之间有时无法严格区分，故也采用更简明的“三分法结构”（不动产、财物、金融商业）。

数据的生成：资产估价与计算方法示例

这里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对家产估价的处理办法。只有先将家产的不同内容以统一的价值单位——银两[29]估算出来，然后再做分项统计，才能形成结构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数据的可靠程度则直接取决于估产的准确程度。为使估价最大程度上接近真实，我们从现有资料出发总结了一套适用于清代资产估价的方法和细则（第11章）。在前面的“案例篇”中，我们已展示了很多家产案例的复原过程，下面我们再举个例子，以集中说明本书家产结构数据的生成。案例来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贵州按察使高积的家产记载。

乾隆三十四年（1769），贵州巡抚良卿参奏威宁州知州刘标亏缺铜铅工本脚价银约十万两，后刘标又呈控受到良卿等上司勒派，于是贵州一众官员相继被查，其中包括贵州按察使高积。[30]高积在案中被揭报私贩官库水银，乾隆皇帝谕令查抄其原籍和任所资产，从文献中看曾有造册呈进，但目前档案中并未发现。根据案内资料，高积原籍福建福州府闽县，其父在苏州以“营运起家”，家道殷实，临故时遗留高积约三四万两的家财。高积一直随母（苏州人氏）住居苏州，成年后做洋货贸易，乾隆十八年（1753）其洋船失事以至货物无归，高积便收取资本捐官入仕。赴贵州按察使任后，将在苏产业交予徽州人戴绍文父子经理。高积的家产大略，体现在戴绍文之子戴云蒲的供词中。同时，在审案地贵州，高积本人接受讯问时也供出一些家产。[31]

后来，在高积任所内又查出“田房契券共一百二十纸”，与戴云蒲供词内所开查对相符；又查得“借票共三十纸，计银九千六百五十三两一钱二分”。[32]

此外，高积还供出曾收买水银计银九千余两，经查原账，实有“二万六千二百斤，共计本银一万四千四百一十两”。[33]

综合以上这些资料，将高积所有资产列入表12-2。其中，“田荡五百四十余亩”以印单契据“向许恕兄弟抵押银七千两”，系借银抵押，大致认为价值七千两，同时将此计入负债项下；市房十三所，“每年应收租银九百七十八两零”，系以租计价，照高积任所内查出契券所载契价，共元丝银八千四百十九两五钱[34]，取价值原载；高积自供“日盛号绸缎店，戴绍文借过我本银三千五百两，每年利银五百余两”，“乾隆三十三、三十四年利银尚未收取”，本利合计共四千五百两，另据当事人戴绍文供，此系一笔乾隆二十年借银一千两（一分二厘起息）与另一笔乾隆二十三年高积将旧存货物作价银二千五百两借银（一分五厘起息）之和，故视为借贷资本计入金融资产项下；出资一万两自四川往苏州贩运米，计入商业资产项下；任所内查出借票三十纸（计九千六百五十三两一钱二分），后经核查有若干已还，作为借贷资本计入金融资产项下；所贩水银一万四千四百十两亦计入商业资产项。又，苏州普遍使用“元丝银”，凡在苏产业结算时皆以九折合银。高积家产中唯有财物部分记载不够详尽，资料中提到三山会馆收贮有高积“家存什物”，据看守会馆人供“统计铜锡瓷木各器并零星什物共四千二百三十七件”[35]，如照每件0.3两粗估[36]，价值约1271两；另外还提到曾托人看买玉器古董，“玉铜瓷器十六件，用过价银五千两零三分”，“姐夫魏懋家寄存书二十余部、画二十余轴”（估为36两，见表12-2备注及说明）。

表12-2 高积家产统计与估价

（续表）

注：（1）高积任所抄出契纸一节，据载，“房契三纸粘连，连加找及上首原契六十纸，契价六千三百七十两，即系前次查明高积得价三千两典与许恕之住房”（《选编》，第162页）。（2）“又翁肇显房契一纸，契价银一千五十两，系朱正起典与翁肇显原契，翁肇显将此房转典与高积，高积又将此房得价一千一百两转典与三山会馆管业”，同上注。高积典入此房时得价未知，近似以翁肇显房契契价银为高积置房成本（《选编》，第164页）。（3）据案内资料，已带贮贵州。

以上高积家产总计约62680.72两，减去负债后净资产52990.72两，负债率为16%。从结构上，如果照前述“六分法”，则田产10%，房产23%，财物10%，金融19%，商业39%，人口0%；如果照更简明的“三分法”，则不动产占33%，财物占10%，金融和商业资产占58%。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从全部样本的分组统计结果看，大部分人的资产在十万两以下（共152例，占总体样本数量的82%），其中以一万至十万两之间者居多，占全部案例数的48%；资产超过十万两者共33例，占总体的18%（见表12-3）。从整体来看，50%分位数是1.98万两，75%分位数是5.3万两，即有75%的样本总资产价值在5.3万两以下。

接下来再观察样本的家庭资产结构。如果照前文图12-3所示的统计框架做分类统计和计算，并以田地、房屋、实物、金融资产、商业资产、人口为基本资产类别，得出的主要数值结果如表12-4和图12-4所示。从分布特征看，金融资产的平均比重最高（见表12-4中位数与均值），其后依次是田地、房屋、实物、商业资产、人口。商业在中位数的位置上为0，并且在下四分位上也仅达5.7%，说明商业资产并不普遍，不是官绅家庭资产中的一般形式。同时另一方面，数据的分散程度相当高，各类资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皆相距遥远，说明样本在不同形态资产的选择和组合上有很大的差异。

表12-3 样本的总资产价值分布

表12-4 资产结构统计（不同类型资产占总资产的百分比）

（185个案例）（单位：%）

图12-4 六类资产结构比重的箱线图（按中位数高低排列）

资产结构的一般特征

从上述统计结果出发，有如下发现：第一，田产和房屋作为传统的资产形式，两项加总在清代官绅特别是上层官绅的资产结构中比重并不太高。

在传统的认识里，大官僚皆大地主，反映到研究中，就是在论述财富构成时，土地往往首先被提及。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研究盛宣怀私人资本，开篇即提出，“他的资本和一般地主、官僚、商人的资本一样，在土地、高利贷和商业方面的活动是很显著的。这种资本可以说是地主的资本，或原始资本”。[37]可见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已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土地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其他资产。但是，从这里研究的185个案例中，资产总价值排在前几位的“富豪”，田地与房屋加总起来（即不动产类）在各自家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多不超过10%[38]；最富的和珅，其不动产比重仅8%；不动产占比最小的一个案例（无不动产者除外），是总资产价值达24万余两、排名第二十位的钱受椿，比重仅为0.9%。如果统计全部185个案例（表12-5），发现田房两项加总在家庭总资产中比重尚未过半：中位数值为36.6%，平均值为42.3%，都低于我们以往的印象。

表12-5 不动产（田产和房屋）占总资产的百分比（单位：%）

实际上，即便在清代人自己看来，仅拥有土地和房屋也并不是富有的象征。1709年，康熙皇帝命自己的心腹、江宁织造曹寅暗中调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赐履（时已退）的家产情形，曹寅回奏称，“湖广原籍有祖遗住房一所，田不足百亩，江宁现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余亩，江楚两地房田价值约可七八千两……在外无营运生理之处，……未闻其向人借贷之事”，“较之汉官大臣内，亦属中等过活”。[39]可见在当时，仅拥有田房产业，最多只能算“中等过活”，如果此外还“营运生理”“向人借贷”，才真正称富。这一点先前已为红学家周汝昌所捕捉。[40]

当然，这一数据结果并不意味着田产与房屋在家庭的投资置产中已不重要，从文献所反映的事实看，田地、房屋仍然是最普遍的投资置业对象，特别在官员早期职业生涯中尤其如此。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查抄原甘肃兰州知府杨士玑原籍家产，据管理家务的胞弟杨士浩供称，“杨士玑从前在广东由知县升知府十有余年，所有宦资家中陆续置买田九百三十余亩，房六十七间，并造园房三十八间……”[41]。再如乾隆六十年（1795）福建布政使伊辙布家产被抄，伊辙布之子供称，“我父亲伊辙布于四十六年升为外任，我并未随任，自五十年起陆续寄回银两，我也记不清细数，约有二万两，每年陆续置买住房地亩，约有一万三千余两”[42]。

乾隆五十七年（1792），出身贫寒的两淮盐运使柴桢的案例资料反映出一定顺序的置产过程：

家本寒素，并无祖遗房产，迨柴桢出仕后，始买老屋一所，弟兄同居，续买对门新屋一所，给伊父居住，又买隔壁地基造屋一所，给柴彬（按：柴桢胞弟）居住。……伊（按：柴彬）于是年（按：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内亦往探望，五十七年四月回家，柴桢给伊银一千五百两，沿途盘费及在家零用并修理房屋共去银五百五十两三钱，又典田用银五百二十八两，买婢用银十二两，又借给王立举银六两……[43]

那么，其他的案例是否都存在相同或类似的投资顺序？如果将185个案例依照资产价值升序排列来观察不动产比重的变化，可以看到，随着资产总量的增加，不动产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图12-5）。与之相应，金融和商业资产比重随总资产增加而增加（见图12-6）。

由此可见，虽然每个案例所体现出的资产组合和偏好各不相同，但在投资的先后顺序上的确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特征，这便是我们的第二个发现：随着财富的增加，家庭投资的内容会发生转向，从而资产的组合模式会发生变化，早期以不动产（田房产业）为主，积累至一定水平后则为非实物性质的金融资产所超越。

图12-5 不动产（田地和房屋）比重（按总资产价值升序排列）

图12-6 金融和商业资产比重（按总资产价值升序排列）

这一特征与前文表12-4的金融资产比重排位第一的数据统计结果，提示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清代官绅阶层（特别是上层官绅）的家庭资产结构中，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在以往被大大忽视了。如果进一步将范围缩小，约略以资产十万两以上者为当时最富者（共33例）进行考察，则这一群体其金融和商业资产比重平均值达到了76%，远超过田房产业（平均值15%）。根据现代商业金融体系的发轫地之一、15世纪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查数据，“最富的2%～3%的人（集中于佛罗伦斯）置1/3的财富于土地，另1/3投资于工商，余下的部分则用于公债”（Herlihy and Christiane,1985），如果以此作参照，那么清代中国的“富豪”在商业金融领域中的投资力度实在令人咋舌。

但是这一点不宜过分夸大，数据结果必须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清代社会背景下的金融和商业资产内容与西方不尽相同。在本文的案例中，“金融资产”包括了大量的金、银、钱和借贷银两，但并没有任何与债券、期权等同类性质的金融工具，而后者与前者相比有着更强的跨时空交易和配置功能，也是更高级别的金融资产形式。在一些样本中，有窖藏金银的极端案例（如栾廷芳、钱度、和珅），但这些金银主要发挥价值储藏功能，并没有进入市场流通。同时，对185个样本数据进行观察发现，在任官员的金银持有比重远远超过不在任（例如已退）官员。这种差异可能主要来自清代地方政府财政的公私不分和混沌不明。过去已有学者提出官员个人收入与地方财政不分（瞿同祖，1962），本文所利用的抄产档案也印证到类似这种情况。例如，嘉庆三年（1798）闽浙总督魁伦自报，当时家产大概二万余两，其中任所存银即达九千余两，据他自己供称，本拟留作支付下级官员的养廉费用。

虽然尚无法证实这种从个人任所金银储备中支薪的情形在清代究竟是零星个案还是一种持续性的制度安排，但地方督抚每年数额不菲的养廉银中，的确有相当部分用于“公务性开支”。这也符合清代雍正时期开始设置养廉银的初意，因为尚在康熙晚年，在“经费银”与养廉之间已有连结，故两淮盐政李煦奏折中称，“盐臣衙门另有经解费一万六千两，求恩赏奴才与曹頫两处为养廉之资”“奴才今年盐差有应得经费银，约一万二千两……请将经费项内分给曹頫，以为当差使用”[44]。因此，在任官员“金融资产”的高比重部分源自应付开支的需要，而非纯粹的私人投资。

除了上述两个发现，从前文表12-4和图12-4的结构分布还能够观察到，作为非不动产类的实物性资产（财物）在家庭资产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仅次于田地，甚至超过了房产。在社会一般的财产统计中，财物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以至在民间分家书中很少见到关于财物的分配记载，而本文样本中所体现的这种高比重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文献资料反映的内容看，首先，各种首饰珠宝、绸缎布匹、服饰衣类，皆有与窖藏金银类似的储值功能，人们可以通过典当手段在有需要时将这类资产迅速变现，因此储藏此类物品具有一定经济功能。其次，官员的等级尊卑等往往通过这一类资财得以反映和“表达”，例如服装衣饰（朝珠、朝服、帽珠等）的不同材质，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各类器物、古董字画的收藏也是文人雅趣品位的体现。据云妍对1782年陈辉祖个案的研究，其财物中，各类器物（金玉铜瓷）最为突出，服装衣饰仅次之，朝珠及各种珠石又次，文教用品（书籍、字画、文具）、家具等其他类项则排在最后。[45]

而更值得探究的一点是，这里是否存在可能的隐性政治投资？因为在一些官员的家产中发现存在准备馈送皇帝的“贡物”。例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富刚等案例中，存在“备进贡物品清单”。在第5章的李侍尧案中，李侍尧家人供出“我主人差我进京交给我贡单一个，叫与家人八十五、连国雄预备将来办万寿贡，照此贡单先为收拾办妥”，“预备进贡玉瓷木器等项共八十四宗”。李侍尧的这些贡物都是历年搜购求得，价值规模相当可观，据案内资料，李侍尧在广东一地便先后斥资近三万两，委人采办各种珍奇时异，留备进贡。[46]

以此类推，在清代官场中，存在着下级官员搜求珍奇时异和贵重器玩以备馈送上级的情形。在前文所举高积案例中，究出高积与贵州巡抚良卿交密往来一节：

高积与良卿初任藩司时即与结纳，曾送良卿绸缎帽帏蟒袍补子、绸缎袍褂及玉器九件、如意一柄。良卿升任巡抚又曾送过定窑瓷碗、玉犬暖手、漳绒漳纱、茶叶洋瓷等物，又为代买杭绸湖绉、缎子花线各项，俱为开价……[47]

可见，对财物特别是高档奢侈品的持有并不全然出自个人的消费需要。当然，还不能因此完全将财物与田房产业和借贷及商业投资等同起来，因为在大部分的家产案例中，馈送与自用之间往往并不分明，很难找到界线加以确定。而可资对比的是，在15世纪西欧信用债券在社会上流通并成为富人家庭资产中的普及投资品时，清代则更多地体现出社会余资在政治领域的投资需求和在馈送型引导机制下的单向流动。

本章小结

从185个清代官绅的资产结构中，我们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一般规律。首先，尽管清代家庭的投资理财选择还不是很多，但这些精英家庭基本都将家产分散于各类财富载体上，包括土地、房产、商业资产、金银珠宝、服饰器物，尤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忘记了绸缎布料、农用器具等也可以是跨期投资的载体，这些有价实物曾经都是重要的投资与避险工具，当然到今天，由于金融化的深化发展，人们不再把这些消费属性重的东西作为投资品看待。

其次，基于这些清代家庭资产结构样本，我们发现，田地和房屋（不动产业）占比平均在42.4%，金融资产占29.5%，实物资产占20.8%，其他有投放在商业资产中者。田房虽然是官绅家庭投资置业的首选，但并非像我们以往得到的印象那样，一有钱就去买房产和田地，而是随着资产规模的上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财富越多，投于土地和房产的资金比重就越低；相反地，金融和商业资产的占比则随着家庭资产规模的增加而增加。清代家庭投资理财的这一特征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认为，在抄家风险高、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的环境下，田产和房产的“露富”特征太强，所以，出于规避政治风险和财产安全的考虑，清人的财富一旦超出一定水平（比如，一万两银子），藏富的压力就不断上升，一种做法就是把更多资产投入“无形”的资产类别之中，于是，就有了“财富越多，投入商业和金融资产的比重就越高”的规律。这一规律印证了钱度家产结构表现出来的特点：持现金比重非常高，金、银、钱等流动性资产占总资产比重高达66.8%（具体数值见本篇附录二）。钱度之所以如此，并非他喜欢持有现金，而是被迫“窖藏”，获罪后查办官员曾向寓所家属诘以“家资既厚，则必托人营运或借出生息，事所应有”，其子则答称，“伊父寄信回来总嘱慎密收藏，不可露出宽裕之象”。

再次，就是清代家产结构中真正的金融资产占比很低。虽然在我们的样本中，金融资产平均占比29.5%，但这些资产既包括黄金、白银与铜钱，也包括典当行经营资产，这些经营资产其实更接近一般商业资产，跟现今股票、债券、基金等证券资产的流动性无法相比。当然，要求还没有发展出现代证券市场的清代家庭去把大比例财富投放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资产，就好比要求汉代人使用手机、互联网一样，过于牵强；但这从另一方面看出，清代精英家庭的投资理财困境，也反观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旧时期，不仅仅作为金融市场的“卖方”——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手段大大受限，而且作为金融市场“买方”的家庭同样受限，这些“卖方”和“买方”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有其一必有其二，无其一必无其二；这也是为什么审视判断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时候，不能只看到作为融资方的企业所面对的挑战，也要看到作为投资方的家庭和个人所缺少的选择。前面谈到，1916年盛宣怀去世时，其财富的41%投放在金融资产之中，尤其是其中的38.4%是配置在不同上市公司的股票，都是一些实打实的现代金融资产，其资产组合的金融化程度是现今中国精英家庭都难以达到的。如果我们以20世纪中期的香港作为参照，那么，根据我们收集的1940—1970年间17位香港富豪家庭的资产结构样本，他们投资于土地和房产的财富占比平均为39.8%，这跟18、19世纪的清代精英家庭类似，但他们的金融资产占比高达59%，其中45%投放于上市公司的股票，其他的在家居、古董收藏和商业资产之中。

因此，无论是对比清代官绅家庭与更早时期欧洲富裕阶层的家庭资产结构，还是对比清代精英家庭与改革开放之前的香港精英家庭，都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传统中国虽然有发达的货币体系和以货币为核心的金融形式，但更为高级的股票、债券等证券金融却迟迟没有进入家庭的投资理财选项之中，这也是理解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一个视角。

[1]原载《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内容及格式根据本书需要有所调整。

[2]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3年。

[3]实际上共215个案例，为了使本文探讨对象更加集中，我们集中分析官绅这一精英群体，除去了明显不具官绅身份的案例30个（如第4章中的民人案例）。

[4]《江宁巡抚吴存礼奏陈查追赵凤诏家产情形并报米价折》，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338—341页。

[5]《内务府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查李英贵侵盗钱粮折》，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67页。同一档件中又载“李英贵房地、人口、器物，估计细数，另缮汉折，一并进呈”，说明后来应该造具资产清册，但是目前未查见。

[6]《钦差刑部尚书刘统勋等奏报查封蒋洲任所资财并行文山西江南将其任所原籍资财查封折》，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选编》第1册，第74页。

[7]无论是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是台北所藏的清宫奏折，两处的电子检索目录皆未发现蒋洲的原籍家产呈报资料。

[8]《山西巡抚和其衷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最后数字疑误，根据所列各项加总，应为五万五千二百二十八两零。

[9]如雍正二年曾登云案例，其田产、房屋、盐业、借贷等皆有价值原载，唯缺家当财物方面的记录，于是保守估计为六十两，补入“财物”项下。

[10]此以原籍计。如以出现次数计，则比重分别是23%（京城）、14%（江苏）、10%（直隶）、9%（浙江）、6%（山西）。

[11]《永宪录》，卷二下，第136页。

[12]包括一例举人（王锡侯）、一例贡生（程树榴）和一例监生（祝廷诤）。

[13]《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九十，乾隆三十六年八月。

[14]Zvi Bodie,Robert C.Merton,David L.Cleeton.Financial Economics(2nd edition),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2009,p.5.

[15]《山西巡抚和其衷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16]《两江总督庆复奏题为遵旨确查原任甘肃巡抚胡期恒家产事》，乾隆二年九月十八日，一档馆藏，档号：02-01-07-13550-005。

[17]《内务府奏销档》，一档馆藏，档号：317-083-02。

[18]《选编》第2册，第1378页。

[19]《选编》第3册，第2801页。

[20]《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48页。

[21]《奏报查抄宋元俊家产并将其子起解进京缘由事》，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一档馆藏，档号：03-0651-055。

[22]例如章开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中将晚清的官员、士绅、商人、学生视为近代中国主要的社会构成力量。《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3]清代在官员任用上有满汉各半的内在规定。

[24]《奏呈查封朱立基等七人资产清单》，乾隆二十八年，一档馆藏，档号：030647-047。

[25]笔者发现，在清代的抄家资料中，凡使用“商人”指称者皆有一定官衔或“身份”，否则文献中会使用“商民”。

[26]孙元欣：《美国家庭资产统计方法和分析》，《统计研究》，2006年第2期。当然，家庭资产在一般习惯中也多指家庭净资产，因此在一些家庭资产统计中，不包括负债。例如Isabelle Ynesta（伊莎贝拉·奈斯塔）对OECD国家的家庭资产统计分析，见“Households'wealth composition across OECD countries and financial risks borne by households”,OECD Journal:Financial Market Trends,Vol.2008/2.http://dx.doi.org/10.1787/fmt-v2008-art19-en

[27]商业资产既无法归入实物资产也无法归入金融资产，因为商业本身虽然含有金融性质，但是商业中的固定资产又具有实物形态，如商业存货。

[28]唯有商业中的建筑物如铺房、库房本身有时难以归类，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山西商人朱立基案中提到，“据朱立基之弟朱茂基供出河南原武县监窝一座，有窝价监本及房屋家伙共值银一万二千余两”，似乎当时是将房屋划归入盐本，本文也计入商业资产项下。但在更多的案例中特别是城市里开设典当钱局及货铺的情形，由于铺面房本身一般价值很高，已属独立产业，而非附庸型资产，因此如果这类房屋属于自置，则宜归入房产，如果系租赁，则以租金成本归入商业资产。

[29]这也是清代通用的最终结算单位。

[30]此案资料辑录于《选编》第1册，“贵州巡抚良卿等执法婪赃侵亏帑项案”，情节介绍见“本册案例简介”。

[31]《选编》第1册，第118—119、122页。

[32]《选编》第1册，第163页。

[33]《选编》第1册，第166页。

[34]《选编》第1册，第162页。

[35]《选编》第1册，第118页。

[36]1773年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元俊案例中，有“铜锡瓷木器及零星家伙什物，共计五百六件，估计库平纹银七十四两一钱四分二厘”之记载（《奏报查抄宋元俊家产并将其子起解进京缘由事》，一档馆藏，档号：03-0651-055），据此可了解一般家伙什物，价值在每件一钱上下（此例每件平均0.1465两）。考虑到三山会馆看守人供称存贮之物有高积原交单账，“开有三百三十二号”，推想应系有些价值之物，故酌增以每件0.3两估价。

[37]许涤新：《官僚资本》，1958年，第7页。转引自陈诗启：《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38]资产排名前十位及其不动产比重分别为：a.和珅，8%；b.年羹尧，2%；c.范清济，4%；d.王亶望，8%；e.查有圻，6%；f.长鼐，8%；g.承安，49%；h.陈辉祖，4%；i.浦霖，13%；j.牛绳祖，5%。

[39]《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695页。

[40]周汝昌读曹寅这则资料即评论指出，“盖富豪皆已兼拥商业资本及盘剥业如钱庄、当铺等，否则即不足称巨富焉”，“商业资本逐渐成为统治阶级衡量其‘贫’富之标志，此点可为注意”。《红楼梦新证》（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490页。

[41]《选编》第2册，第1421页。

[42]《棉恺奏报查抄伊辙布家产人口事》，乾隆六十年八月，一档馆藏，档号：030365-025。

[43]《选编》第4册，第3324页。

[4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147页。

[45]云妍：《十八世纪中国官绅的私人物品与文化收藏——1782年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家产清单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

[46]《选编》第1册，第956、1044页。

[47]《选编》第1册，第170页。

第13章 财产合法性与清代官员家产结构[1]

上一章谈到，清代官绅家庭的金融资产比重不低，但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里的金融资产基本表现为金银等货币形式，现代金融资产比如公债、股票、基金，并没有在清代官绅家庭资产中出现。作为参照，早在15世纪，在意大利富人家庭中，公债已经有比较高的占比[2]。我们还发现，随着官绅家庭总资产的增加，土地等不动产的比重逐渐下降，而金融和商业的比重却随之上升。上一章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本章我们做进一步的解释和量化分析，也就是利用同一批档案资料与数据，将研究对象从官绅群体集中到官员群体，对官员家庭资产结构进行解释，寻找官员家庭选择不同资产组合的原因，特别是官员财产的合法性程度对于其家庭资产组合行为的影响。

根据现代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家庭资产结构的配置是家庭基于自身情况（比如年龄、家庭状况、职业、收入、财富等），权衡预期收益与风险之后所做的选择。因此，要理解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需要对家庭所持有的不同资产品种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状况进行考量[3]。

由于历史时期难以找到系统的资产收益率数据，我们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到官员家庭持有不同资产的风险上面。在清代中国，风险之一就是被皇帝惩治的风险。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一风险的真实性，前面谈到，清代抄家记录就有2573人次[4]。在陈志武等所建立的“中国吏治数据库”中，仅《清实录》记载的清代官员惩治次数就达到2.7万多次[5]，而清代官员的总数约在40多万[6]，这意味着一个官员一生中被惩治一次的概率为6.7%左右。

但是，这一风险的高低又与其财产来源的合法性程度相关，即财产合法性程度越低，其可能被皇帝或负责监督的大臣注意到进而被惩治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在给定的财产合法性程度下，不同的资产组合，其被惩治的风险存在差异。比如说，对于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其很容易被上级官员或老百姓注意到，进而容易成为进一步调查的动因，而与之相对，金银等货币，以及投资于当铺、商业中的资产，要么用于“窖藏”，要么通过特定的、关系密切的人进行投资，通常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从而被发现的概率更低。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特性。

我们之前将官员的家庭资产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实物资产又分为田地、房屋和财物（包括“家当什物”、奢侈品等）。金融资产主要是现存货币（包括金、银、钱）、借贷（包括“生息银”、欠项等）、典当（包括“架本”、存货等）。商业资产包括商业投资，比如“营运银”、“盐引”、铜本、存货等。这些资产类型中，按照占比高低排列，分别是金融、田地、财物、房屋、商业等。[7]

在这里，主要被解释的变量有两个，分别是官员家庭持有土地和金融商业资产的比例。原因除了两种资产的隐匿性存在较大差别外，还有两点，一是商业经营、土地出租是官员在当官收入外，最大的两个收入来源[8]，二是这两种资产也对应着官员最主要的投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官员的资产组合行为。另外，我们这里的金融商业对应的是一般统称的商业资产，在前面的研究中，为了讨论金融发育水平以及与欧洲的情况进行比较，我们将金融资产与商业资产分开进行了统计；而在本章，我们将两者合并到一起，因为两者都具有较好的隐匿性。

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官员财产的合法性程度。我们主要用官员家庭总资产与官员正式收入的倍数作为财产合法性的度量（为表述方便，下文简称“资产收入倍数”）。资产收入倍数越高，表明官员财产合法性程度越低。官员的正式收入主要包括俸禄和养廉银。俸禄是按照官员品级领取的报酬，其数额在官员的总收入中占比较低，特别是对高级官员而言。养廉银是雍正之后官员最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也被认为是导致官员贪腐行为减少的重要原因。我们收集的案例表明，皇帝常常根据官员是否有养廉银，以及养廉银多少与家产的关系来判断官员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因此，官员的资产收入倍数是衡量其家庭财富合法性的较好指标。

对官员家庭资产结构的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收入倍数越高，官员持有土地的比例就会越低，持有金融商业资产的比重就会越高。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稳健性讨论，比如去掉倍数最低和最高的5%样本，将合法性程度的度量指标换成家庭总资产与养廉银的倍数、总资产与俸禄的倍数。另外，也考虑了官员是否是旗人、是否是进士、价格趋势、官员曾经的任职地、在任的时间、年龄等因素。发现基本结论依然稳健，即官员家庭资产合法性程度越低，其持有土地的比重越低，持有金融商业的比重越高。

这一发现说明了官员家产合法性程度对官员资产组合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官员的资产组合行为，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清代官僚政治的认识，清朝虽然规定了俸禄和养廉银这些合法收入来源，但其个人收入与办公经费常常难以分开，造成其收入的模糊性，进而也导致了财产合法性的模糊。

另外，这一发现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不能发展出国债等现代金融品种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线索。在官员财产存在较大模糊性的情况下，不仅政府的财政状况无法清晰显示，导致债权人无法评估政府的资产状况和偿债能力，官员也具有较大的隐匿动机，这种动机可能是官员不会“露富”投资于现代金融资产的原因之一。

这章内容组织如下：首先介绍若干官员家产配置的案例，说明官员进行资产组合选择时候的考量因素以及我们计划验证的假说；然后介绍数据的来源、变量的设计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随后是文章的实证分析结果；最后是对结果的稳健性讨论，最后是结论。

历史背景、官员家产配置案例与实证假说

（一）官员的收入和资产

官员抄家时的家产是过去财富的积累，其财富可能来自继承，也可能来自当官的收入及相应的经营行为。除了继承之外，其家产基本由收入减去支出所留存的部分构成。由于没有官员所继承财产和支出的信息，我们下面简要介绍官员的收入结构。

在本文样本所在的时间段，清代官员的法定收入，主要包括两部分，分为是正俸和养廉银。[9]

俸禄根据职务和品级发放，文官、武官，京官和地方官又有差别。一般认为，清朝的官员俸禄承明制，官员正式的收入较低。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和从一品官员，其一年的俸银为一百八十两，而从九品的官员只有三十一两五钱。地方官只有俸银的收入，而京官则还有俸米，正一品和从一品官员一年的俸米是一百八十斛，相当于九十石。[10]这一收入不足以维持官员的正常生活，因此被认为是导致贪污受贿的重要原因。官员为此采用的应对方式是征收耗羡，即在征税的基础上，以各种名义增加税收。这些增加的部分一般为地方官所使用。这一制度引发诸多弊端，直到雍正皇帝，才开始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这使得养廉银成为清朝与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11]

养廉银作为官员的津贴收入，文官和武官都有，其金额常常是俸禄的数十倍。养廉银经历过几次大的调整，大致在乾隆二十五年基本确定下来。总督的养廉银在一万三千两至二万两之间，巡抚的养廉银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两之间。州县官的养廉银，知府一般在一千至四千两之间，知县在四百至二千二百五十九两之间。对于地方官和武官，养廉银的多少有较为清晰的记载和系统的整理。对于京官而言，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相应的史料记载亦不是太清晰[12]。因此，养廉银的数据主要来自地方官和武官。

相对于正俸，养廉银的金额要大很多倍。皇帝也认为，官员有了养廉银之后，没有必要贪污。比如乾隆皇帝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案中就说到“督抚养廉丰厚，岁入一二万金，有何不足？而复贪饕无厌，甘蹈簠簋不饬之诫，以致自罹法纲，身名俱丧乎？”[13]。皇帝也会根据官员养廉银的数量来判断其贪腐的程度，比如在下文将要介绍的云南布政使钱度的案例中，乾隆皇帝因为钱度已经停发养廉却还有巨额资产感到惊奇。

上述收入被认为是官员的固定收入，因为他们经过合法批准，且由中央政府支付。除了固定收入，官员还有额外收入，张仲礼认为额外收入比固定收入要高很多，这些收入虽然被朝廷和百姓所默许，但依然有一定的限度，只是这一界限很模糊。[14]

对于官员而言，在当官收入之外，最为重要的两个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和经商的收入。当然，这两部分收入实际上也是由当官的收入进行投资之后才能获得的。土地的收益主要来自地租，金融资产主要是用于当铺、借贷等生息，而商业活动则主要是与官方垄断经营比较密切相关的盐等经营。[15]

要从土地和金融商业上面获得收入，首先需要投资于这两部分资产。如前所述，这两种资产具有各自的特点。

土地资产的特点在于，安全性虽然较高，但回报却不是很高。其安全性，在清代绅士张英的《恒产琐言》里面被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虽有强暴之人，不能竟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而趋。千顷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畜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为殷实之家”。[16]张英的这一表述在很多文集中被收录，表明这一观点有较大的影响。

根据张仲礼[2001（1962）]的分析，土地的收益率不高，但是，绅士持有土地的收益会高于非绅士地主，原因在于，对于绅士，特别是做官的绅士，其特殊的地位能够使他们收取到全部地租，官府会支持地主收取全部地租的权力。同时，绅士身份也使地主能够抵制地方官的横征暴敛，甚至比拥有同样数量和质量土地的普通地主少交税。另外，在受灾的年份，朝廷常常会蠲免掉赋税，但官绅阶层对于佃户的地租却并不一定会减少。[17]

另外，在清代中国，也不存在对土地投资数量的限制，即使在18、19世纪土地兼并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一个被经常提到的例子是，18世纪中期，曾任漕运总督的顾琮奏请朝廷设置持有三千亩土地的限额，[18]但乾隆皇帝却拒绝实行，他认为，这一主张实行困难，且传统中国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本身会导致土地分散，另外，他认为土地买卖并不会损害穷人利益。对于官员投资土地的主要限制，是现任官员不得在任所置产。[19]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官员而言，土地投资回报比较低但比较稳定，而土地的物理属性使其人人可见、难以隐匿，持有太多容易招致官方调查，因此，虽然土地作为资产的其他风险较小，但政治风险比较高。

对于金融商业资产而言，清代政府和之前的王朝一样，对于官员经商有很多限制，而且经商也不被认为是绅士的恰当职业，大部分绅士只对利润最高的商业活动感兴趣，特别是一些官方特许的行业，比如盐业。[20]在我们收集的案例中，官员对于金融商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当铺、盐业等收益率高的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由特定的熟人打理，因而也有较高的隐匿性。比如下面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北布政使沈作朋案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闽浙总督陈辉祖案，都提到将家产通过熟人和亲属用于当铺或经商：

其作朋（按：沈作朋）之子沈焕甫于今春自任所归里，随提沈焕等究明，先后在任所携回银两已交存李德新、许思恒、杨思煌三铺生息，共本利银七千八百八十五两零。并开有典铺一所，共存本利银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两零，又置有蚕丝白蜡等货银六百四十四两零。其所封家产内田房衣饰器具钱文人口等项估值银四千二百六十五两零。通共库平纹银二万四千三百一十九两零。[21]

主人（按：谭光谱）之母亲系陈氏，与陈抚院（按：陈辉祖）向系表亲，陈抚院于四十四年正月调任河南，家主于二月间赴省送陈抚院母亲赴任，回家来说陈抚院母亲交付银一万五千两来做生意，每两每月认利一分，……到四十六年五月，陈抚院母亲在浙江又差人寄银二万五千两来，也是一分行息。今前后通算共本利银五万一千五十两，现在外间营运，求宽限收齐，将本利一并缴足就是。[22]

另外，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官员被抄家，金融商业资产由于其隐匿性，负责查抄者需要反复清查才能发现，比如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案，负责查办官员的奏报就提到“至卢见曾家财除李容等家寄顿之外，前据该道府究出隐匿当本借欠等项共银一万三百七十两、大钱一千九百六十四千文”。[23]

当然，不管是土地还是金融商业投资，不同的官员，都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减少财富外露，但如果将两者做比较，则很明显，土地资产的物理存在使其隐匿性比金融商业要差，这一差别也被下面的抄产案例所证实。

（二）官员家产配置案例

前面第4章谈到的乾隆时期查抄的云南布政使钱度案件，较好地反映了本章关心的假说。钱度家产的特点是持现金比重非常高。钱度是极喜“窖藏”之人，金银每必贮藏，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其子钱鄷自云南带回金子二千两，其母蒋氏藏放一千八百两于卧房地板之下；获罪后江宁寓所被查抄，查办官员曾向寓所家属诘以“家资既厚，则必托人营运或借出生息，事所应有”，其子则答称“伊父寄信回来总嘱慎密收藏，不可露出宽裕之象”（皆见第4章）。可见，钱度对窖藏的偏好“由来已久”。也因此，他的现金财产部分（金、银、钱）占他总资产比重高达66.8%。

当然，钱度并非个例，在清代最大的贪污案“甘省捐监冒赈案”中，涉案官员均有很高的金融商业资产，以主犯王禀望为例，其家产约一百十万八千余两，金融商业资产的占比非常高，达到77.6%，土地资产的占比仅为1%。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其家产在空间上也较为分散，除了原籍山西外，还分布在京城、直隶、江苏、浙江等省。这一空间上的多元化，既是逐利的需要，也更增加了隐匿性。除了王亶望之外，在甘肃冒赈案中涉案的其他官员，其土地和金融商业资产的占比也呈现类似的情况。

上述个案说明官员家产合法性程度对其资产组合的影响，但这是否为普遍规律还有待量化检验。基于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说，并用数据对其进行实证。

（三）主要的假说

根据理论分析和对具体抄家案例的讨论，我们提出下面两个假说，供量化检验。

假说1：财产非法性程度越高，持有相对引人注目的土地资产的比重越低。

假说2：财产非法性程度越高，持有相对容易隐匿的金融和商业资产的比重越高。

资料来源与数据描述统计

我们使用的官员家产数据来自清代的抄产档案，其中能够获得较为明确的抄产信息的案例为185个。对这一数据集的来源，数据的质量和代表性，家产估计和分类的方法，前几章已经做了详细介绍，在此不赘述。基于本章的目的，相对于上一章使用的185个官绅样本，这里只使用官员品级明确的145个样本。

这145个样本按照皇帝先后顺序，雍正朝11个，占比5.5%，乾隆朝103个，占比71%，嘉庆朝20个，占比13.8%，道光朝有7个，占比4.8%，咸丰朝2个，占比1.4%，同治朝2个，占比1.4%，光绪朝3个，占比2.1%。在具体回归分析时，我们把后面三个皇帝的7个样本放在一起设置虚拟变量。由于样本集中在18世纪，我们发现的规律也就主要反映此时期的情况。

空间分布方面，按照官员籍贯所占百分比的高低，分别是京城（31.7%），江苏（13.8%），浙江（7.6%），直隶（6.9%），河南和江西（6.2%），山东（5.5%），福建（4.8%），山西和湖南（2.8%），安徽、广东、湖北和云南（2.1%），盛京（1.4%），广西、贵州和山西（0.7%）。在回归分析时，将上述省份分为三大区域，分别为北方、中部和南方。北方省份为京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盛京。中部省份为江西、湖南、安徽、湖北，南方省份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广西、贵州。

官员的品级方面，按照品级高低，各自的百分比分别为，正一品（2.1%）、从一品（6.2%）、正二品（9.7%）、从二品（16.6%）、正三品（8.3%）、从三品（4.8%）、正四品（6.2%）、从四品（8.3%）、正五品（8.3%）、从五品（3.5%）、正六品（4.8%）、从六品（1.4%）、正七品（15.9%）、从七品（0）、正八品（0.7%）、从八品（0）、正九品（2.1%）、从九品（1.4%）。从品级分布看，样本的代表性比较广。

其他变量的信息参见下表的描述统计。

表13-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续表）

注：官员品级的数据含义为，正一品设为1，从一品设为1.5，依此类推，正九品设为9，从九品设为9.5，未入流的官员没有进入分析样本。养廉银数据主要来自黄惠贤和陈锋的研究[24]，同时参考薛瑞录[25]、黄乘矩[26]和曾小萍[27]的研究。人口密度数据来自曹树基[28]的专著。官员籍贯所在府与京城的直线距离根据官员籍贯所在府的经纬度和京城的经纬度进行计算，经纬度数据来自CHGIS[29]。米价指数来自彭凯翔[30]。任职年限和查抄时年龄来自台北“中研院”的“明清人名权威数据库”[31]。

实证思路和回归分析

为了量化检验前述两个假说，我们集中在两个被解释变量上：官员土地资产占比，以及官员金融和商业资产的占比。

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官员家产的合法性程度，我们用官员家庭的总资产除以合法年收入的倍数作为代理变量，即用官员家庭的总资产除以官员俸禄和养廉银之和。

表13-2 资产收入倍数对土地资产占比的回归分析

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表13-2的回归结果中，方程1只考虑官员家庭总资产与收入倍数对于土地在总资产中占比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官员家庭总资产与收入的倍数越高，土地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就越低，且这一结果在不同的方程设定中均变化不大，显著性和系数值都很稳定，支持我们的假说。

方程2加入了官员的品级，回归分析表明，官员的品级越低，其持有土地资产的比重就会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低品级官员的家产比较少，所以，即使总体土地资产不多（因此，招致的政治风险有限），土地占整个财产的比重还是会比较高，而且多增加的收入会高比例地继续用于购置土地。

方程3加入了总资产的对数，根据前面的案例，我们知道，官员家庭资产增加之后，自然会有分散投资、增投金融商业等回报较高资产的需求。我们的分析发现，总资产对于土地占比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官员的品级与总资产高度相关，大部分显著性都被品级所解释。

另外，由于清朝法律规定，在任官员不得在任所地置产，因此，官员所购买的土地主要在原籍。在方程4中，我们加入官员原籍地所在府的人口密度，一个地方人口密度越大，可能经济越发达，对于土地资产的需求可能会带来影响。不过，回归分析发现，这一变量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方程4同时控制了皇帝的虚拟变量，发现相对于雍正皇帝统治时期，在其他皇帝时期，官员持有的土地占比都要更高，但只有乾隆和嘉庆时期显著。这可能是其他皇帝的反腐和打击官员的力度不如雍正，导致雍正时期的官员更加不敢露富。

方程5继续控制了官员籍贯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发现在土地资产占比方面，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不明显。最后，方程6加入了官员籍贯府与京城的距离，这一变量用来度量中央政府的监督能力，我们的预期是：离中央政府越远，官员土地占比应该越高（越不怕露富）。在回归分析中，这一变量的系数的确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

综合之下，家庭总资产与收入倍数、官员品级和乾隆时期是三个最稳定，也很显著的解释变量，说明政治风险（抄家风险）、官员品级、皇帝治理风格都影响官员的土地资产配置比重。

表13-3的回归结果中，被解释的变量是金融商业资产的占比。方程1分析资产收入倍数对金融商业占比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官员家庭总资产与收入的倍数越高，金融商业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就越高，这一结果在不同的方程设定中变化不大，既显著，又稳定。

方程2加入了官员的品级，回归分析表明，官员的品级与其持有金融商业资产的比重关系不明显，这与表13-2中的结果不同。方程3加入了总资产的对数，结果，在这里总资产对金融商业占比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之前案例中负责查抄钱度家产的官员所说的“家资既厚，则必托人营运或借出生息，事所应有”非常一致，表明官员总资产增加，确实会加大金融商业资产的比重；这一结果也跟表13-2的情况相反。这说明官员品级和总资产规模的确有比较强的相关性与相互替代作用。

在方程4中，官员原籍地所在府的人口密度这一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在方程4中同时控制了皇帝的虚拟变量，但是相对于雍正皇帝时期，在其他皇帝时期官员持有的金融商业资产占比都要更少，但都统计上不显著。在方程5继续控制了官员籍贯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在方程6再加入官员籍贯府与京城的距离，但这些因素对金融商业资产占比的影响都不显著。

表13-3 资产收入倍数对金融和商业资产占比的回归分析

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结论稳健性讨论

上述基准回归分析较好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下面从不同角度讨论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主要的讨论分为六个方面：一是将资产收入倍数数据最低和最高5%的样本去掉，重新回归，从而减少极端值的影响。二是将资产收入倍数分开计算，分别讨论资产养廉银倍数和资产俸禄倍数对资产结构的影响。三是加入官员身份特征，包括官员是否是旗人，是否是进士。四是加入资产价格的时间趋势，将抄产当年米价指数、抄产之后五年的平均米价指数放入回归方程。五是考虑官员任职地的影响。六是讨论官员当官的年限和年龄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一）将资产收入倍数最低和最高5%的样本去掉

表13-4的回归中，方程1和方程2去掉了资产收入倍数最低和最高5%的样本，从而减少极端值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分析发现，资产收入倍数的影响均变大，只是显著性有所下降，但对土地占比的影响依然在10%的水平上显著，对金融商业占比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

（二）分别用资产养廉银倍数和资产俸禄倍数作为官员财产合法性的指标

考虑到养廉银与俸禄之间数值差别较大，且俸禄样本较多，我们将两者分开进行了回归。表13-4的方程3和方程4是基于资产养廉银倍数对于资产结构的影响，发现相对于基准回归，其影响比资产收入倍数更大，显著性与基准回归里相似。

方程5和方程6是基于资产俸禄倍数对资产结构的回归结果。尽管官员俸禄较低，但最高等级的官员与最低等级的官员之间，仍然相差了6倍，这一差距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不同官员总资产与其合法收入的差异。将官员家产合法性程度换成总资产与俸禄的倍数之后，我们的样本数量增加到了140多个。回归分析表明，尽管俸禄在官员收入中占比较低，但这一倍数对于资产结构依然有显著影响，资产俸禄倍数越高，土地占比越低，而金融商业占比越高，还是支持我们的假说。虽然系数和显著性都比基准回归要低，但基本上能够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13-4 资产收入倍数对家产结构的回归分析（去掉极端值，将俸禄和养廉银分开）

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三）加入官员身份是否是旗人和进士的虚拟变量

旗人是清代的统治阶层，其身份可能对其资产结构有影响。另外，是否考中进士，可以作为官员个人能力的一种度量。上述两种因素都可能会对官员家产结构产生影响。

表13-5的分析发现，在我们的案例中，旗人官员，相对于非旗人官员，会显著少地持有土地，而这一身份对金融商业资产占比的影响则较小。这可能与已有文献中关于旗人不善于经营土地的研究发现有关[32]。另外，是否具有进士身份，对于两种资产占比的影响都较小。

加入上述两个变量，对我们关心的资产收入倍数的影响不大。资产收入倍数越高的官员，还是会持有更少比重的土地、更多金融商业资产。

表13-5 资产收入倍数对不同资产占比的回归分析

（加入是否旗人、是否进士虚拟变量）

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四）考虑资产价格的时间趋势，将抄产当年物价、抄产之后五年的平均物价放入回归方程

从基准回归皇帝虚拟变量可以看出，官员资产结构在不同的时期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一时间上的变化，可能会同时影响到官员的资产收入倍数和资产结构。在表13-6的分析中，我们将抄产当年的米价指数和抄产之后5年平均的米价指数放入回归方程，发现米价指数越高，金融商业的占比就会越低，这可能反映了投资土地或其他资产回报的增加，但因为土地占比的系数不显著，因此还难以下定论。不过，加入这两个价格变量对于我们关心的资产收入倍数的系数和显著性没有大的影响。

表13-6 资产收入倍数对不同资产占比的回归分析（加入物价变量）

（五）官员任职地的影响

第二部分的案例介绍中，提到官员在空间上分散配置资产，不同的省份，其经济发展程度很不一样，因此，官员金融商业占比较高，可能是来自其成功的经营行为。为了减少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分别设置了任职地是否包括山西、是否包括京城、是否包括江浙、是否包括上述三个地点之一这四个虚拟变量。山西有晋商和比较发达的票号钱庄，京城是当时资金汇集的中心，而江浙是清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通过加入上述虚拟变量，能够一定程度上排除官员经营行为或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对于资产占比的影响。加入上述四个虚拟变量之后，表13-7和表13-8的分析表明，官员如果曾在上述地方任职，土地资产的占比会更低，但对金融商业资产的占比没有显著的影响。而资产收入倍数的系数和显著性，相对于基准回归结果，变化不大。

表13-7 资产收入倍数对土地占比的回归分析

（加入官员任职地虚拟变量）

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表13-8 资产收入倍数对金融商业占比的回归分析

（加入官员任职地虚拟变量）

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六）考虑官员的任职时长和年龄

我们用到的资产收入倍数，其收入只是抄产当年的收入，并没有反映官员在位时长的影响。官员在位时长越长，其积累的家产也越多，从而资产收入倍数也增加，但合法性程度可能也增加。为了考虑这一因素，在表13-9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我们将官员的资产收入倍数除以在位时长，尽管这时候样本数量减少为45个，但土地资产占比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而金融商业资产占比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另外，我们也考虑了官员年龄的影响，受限于历史记录，我们只找到了15个样本有年龄的记载，将年龄加入回归之中，我们发现，官员年龄越大，越可能多持有土地，而少持有金融商业资产。但资产收入倍数的系数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表13-9 官员家庭资产与养廉银倍数对不同资产占比的回归分析

（考虑官员的任职时长和年龄）

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本章小结

在本章，我们继续利用了清代抄产档案的微观数据，分析官员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的驱动因素，尤其是挖掘官员偏好隐形资产的原因。我们的研究发现，官员家庭财产的合法性程度越低，其持有土地这种容易引起注目的物理资产比例就会越低，而相对较为隐匿的金融和商业资产则会显著增加。这为我们理解清代精英阶层的家产配置以及官僚制度的运行、私有财产的安全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今天人们的家庭理财决定也有具体的借鉴意义。在私有财产缺乏安全的社会里，隐蔽性强的财富载体更有吸引力。

另外，本章的发现为我们理解中国为何难以发展公债等现代金融品种提供了线索。如果回顾清代公债发行的历史，就会发现官绅阶层认购国债并不积极。在清政府倒台之前，一共发行了三次公债，第一次是1894年，偿还期为两年半，年利七厘，闰年加一月计算，举债对象为各省的官绅和商人，但总募资仅1102万两，后来变成了对官绅的变相捐输和对商人的勒索，只好于1895年取消。第二次公债发行于1898年，以“昭信股票”的名义发行，定额一亿两，年息五厘，以地丁、盐课为担保，还款期为十年、二十年，其发行对象为“商民”，但实际上是让官员带头购买，“百日维新”之后，停止发行，发行数额仅为2000万两，只完成计划的五分之一。第三次发行是1911年的“爱国公债”，计划发行3000万两，大部分由清朝皇室出钱认购，但也仅完成1200万两[33]。可以说，清末的三次公债发行，基本上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官员群体没有积极性购买。将这一现象与本章的发现放在一起比照，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在官员财产来源存在较大模糊性、合法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再加上合法的私有财产也未必得到可靠的保护，这让官员、商人去“露富”购买国债，让社会尤其政府知道自己有多少财富，那会是很难的事情。在“窖藏”“隐蔽”是投资理财的首要考虑时，以透明性、公开性为突出特点的现代金融市场就难以成为社会主流。

相比之下，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西方，罗马共和国为了战争融资起先是半强制性地发行公债融资，开启以公债为战争融资的先例，但也因为那些融资手段太成功，使罗马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罗马帝国，又反过来中断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34]。从12世纪开始，欧洲城邦重新以未来财政收入流为抵押向富裕之家借款，只是这些人格化氛围较重的债据没有太多流动性，不容易根据需要随时变现。特别是由于战争开支的不断上升，向民间借债融资的需求不断上升。到13世纪中期，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三个城邦国已发行太多短期政府公债，靠简单的到期再借、靠短期债务的不断展期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出长期债，把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许多年，逐年支付。于是，1262年，威尼斯政府把众多短期债合到一起，由一只意大利语叫“Mons”的基金持有，然后再把该基金的份额按证券的形式分售给投资者，这种股份的意大利语名为“Prestiti”，它可以在公众市场上随便转手交易[35]。这算是现代资产证券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公众基金的前身。起初，威尼斯的Prestiti只有威尼斯人可以买卖；到14世纪中期，外国人也可买卖这些债权基金股份，并很快得到西欧人欢迎。当时的意大利人没想到这一创新的意义所在，但它不仅开创了长期债券融资的先河，也为家庭和个人提供了流动性极好的长期投资金融工具。而之所以意大利的城邦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富有的家庭、商人和名流不用担心“露富”所带来的抄家风险，就是因为那里的城邦政府权力受公民制约，不会随意侵犯私有产权；实际上，一些中世纪晚期和之后发行的地方政府永续债至今还在支付年息，没有被赖账或者被权力部门没收取消。在13、14世纪，这种长期融资工具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往西欧其他国家传开。也是出于公共设施建设和战争的融资需要，法国的赛力散、荷兰的弗里敦城邦政府于13世纪末发行人寿年金债券。到16世纪中叶，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已发展出有相当规模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债市场。以法国为例，到1576年，其国债总额达1亿法郎，到1595年为3亿法郎。在当时，这种债券市场规模已是非常大了[36]。

从这些对比中看到，体制不同的社会里，抄家风险和私人财产安全度会差异很大，由此进一步延伸出不同的家庭资产结构选择。

[1]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删减了部分重复内容，对格式进行了调整。

[2]Herlihy,David,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1427,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85.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es Toscans et leurs familles.Uneétude du Catasto florentin de1427,1978.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3]Zvi Bodie,Robert C.Merton,David L.Cleeton.Financial Economics(2nd edition),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2009.

[4]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

[5]一共涉及两万多名官员。参见陈志武，林展，张晓鸣：“历史中国吏治数据库”，2016年。

[6]任玉雪，陈必佳，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

[7]云妍、陈志武、林展：《清代官绅家庭资产结构一般特征初探——以抄产档案为中心的研究》，《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或者参见上章。

[8]张仲礼著，费成康等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英文版1962年出版。）

[9]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还提到“公费”，即用于部分官员的办公费用，但金额较小，且难以算作官员的法定收入，这里暂不讨论。

[10]张仲礼著，费成康等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英文版1962年出版。）

[11]黄慧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1996年。

[12]黄慧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1996年。

[13]《谕内阁各省督抚应以李侍尧等为戒振兴吏治着将此旨缮录悬挂大堂触目警心》，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选编》第1册，第987页。

[14]张仲礼著，费成康等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英文版1962年出版。）

[15]张仲礼著，费成康等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英文版1962年出版。）

[16]张英：《恒产琐言》，中华书局，1985年。

[17]张仲礼著，费成康等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英文版1962年出版。）

[18]《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四八八七页。转引自张仲礼著，费成康等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英文版1962年出版。）

[19]“上曰：现任官，不得于任所置产。若已经身故，又立业年久者，何必追究。嗣后凡有此等官员家口，着一体免查。”摘自网络版《清实录》：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五十二年五月至七月，秋七月，第5页，总页号：9813。

[20]张仲礼著，费成康等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英文版1962年出版。）

[2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8辑，第113—114页。

[22]《查讯谭光谱家属张长兴口供单》，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选编》第3册，第2669页。

[23]卢见曾的家产结构数据由于信息不全无法计算，并不在我们的案例范围内。根据我们掌握的案例，至少在高官级别，查抄基本上还是彻底的，由于隐匿而导致资产数据失真的案例并不多——卢见曾这个案例也说明虽然他存在隐匿资产的行为，但终究还是被发现。《山东巡抚富尼汉奏报提审卢见曾隐寄资财案情形折》，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

[24]黄慧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

[25]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

[26]黄乘矩：《关于雍正年间养廉银制度的若干问题》，《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

[27]曾小萍，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29]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3年6月。

[30]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1]数据库地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32]赖惠敏：《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旗地政策与典卖（1644—182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32期。

[33]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

[34]这方面背景的详细介绍，见MacDonald,James.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35]关于这段历史，见Poitras,Geoffrey.The early hist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1478—1776:from commercial arithmetic to life annuities and joint stocks.UK:Edward Elgar,2000，以及威廉·N.戈兹曼，K.哥特·罗文霍斯特，王宇译：《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八章。

[36]威廉·N.戈兹曼，K.哥特·罗文霍斯特，王宇译：《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八章。

第14章 结语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财富积累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年，普遍采用的一种家庭理财策略是：最大化地买房，而且是通过住房按揭加大杠杆，买上几套甚至十几套房子，最大化地投资房地产。如果一个人从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这样做了，其结果一定不错，带来的财富增值非常可观。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调控带来一波接一波的房价上涨，不断强化“买房投资最可靠”的信念。但是，到最近，房地产价格和交易量都开始走紧，单单把财富集中投放在房地产上不再是上策，投资理念必须调整，多样化、分散化安排家庭资产变得日益重要。

与房产热潮相伴的另一现象是这些年的艺术品投资热。2010年，北宋黄庭坚的书法《砥柱铭》卷以3.9亿元落槌，加上12%的佣金，总成交价4.368亿元。这一成交价远超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创造的2.3亿元中国艺术品纪录，那次拍的是瓷器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之后的几年里，中国艺术品拍卖虽然不像2010年前后那么火爆，但还是很热。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行的2015年春季拍场上，20世纪山水画家潘天寿的《鹰石山花之图》以4306万美元（人民币2.79亿元）的价格成交。作于1916年的梁启超著名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也以713万元的拍价成交。此外，诸如“近代瓷器成抢手货，五年价格涨了十倍”，“黄龙玉6年价格飙升数千倍”等，这些关于艺术品投资的火热报道也层出不穷。

书法、山水画、瓷器、玉石等艺术投资品为什么这么火呢？

从财产安全看艺术品和其他隐蔽性强的投资品

在过去多年货币政策宽松、房地产调控和A股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包括传统艺术品的其他投资市场自然受益，甚至连生姜、大蒜都成了投机品。艺术作为投资品或说“艺术品金融化”的历史已经数百年。在19世纪的欧洲，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的资产组合中就有很多艺术品，跟不动产以及股票、债券、黄金和珠宝整合在一起，使其家族财产的投资组合多样化（Ferguson，1998）[1]。到20世纪初，在法国甚至也出现了艺术品投资基金，将不同个人和家庭的资金汇集一起，去收购各类艺术品，然后在投资者之间按比例分配收益[2]。

从历史回报数据看，艺术投资的吸引力也不小。就过去几十年的表现，我们可以从纽约大学两位教授、艺术品市场专家梅建平和迈克尔·摩西（Michael Moses）于2002年发表的研究看，他们构建了全球艺术品价格指数[3]，过去30年艺术品投资的年化收益为5.7%，过去60年为8.8%，只比美国标普500股票指数低1%左右，但艺术品回报跟股市相关度很低，相关系数为-0.12，所以具有很好的对冲股市风险效果。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对2014年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投资收益率做估算，其中，书画艺术品平均年化收益率19%，持有5到10年的艺术品年化收益率更高。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完整的18、19世纪中国艺术品与古董的价格数据，这些历史数据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继续努力，但近几十年的回报数据也帮助验证了清代家庭将部分财富配置于艺术与古董投资的合理性，比如王亶望、陈辉祖喜好收藏（第7、8章）。

这些业绩指标部分解释了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对艺术品的兴趣，艺术作为另类投资品的价值显而易见。但是，艺术品是否还有超越经济回报的价值呢？这是本书对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的研究所能帮助解答的问题。通过前几章介绍的具体案例以及第12、13章的大样本研究，我们看到，由于清代官绅被抄家的风险较高，既可以像王亶望、钱度、陈辉祖那样因为贪污腐败而查抄，也可以像王锡侯那样“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而被因言至罪（第6章），齐召南、陶易等都因文字狱而被抄家。我们查过的档案中，清代抄家记录有2573人次。所以，久而久之，官绅、商人都学会在家庭资产安排上尽量降低“抄家风险”，而不只是追求最高回报。尤其是我们发现，随着家庭财富规模的上升，田房这些有形易见的不动产占比会显著地下降，家产投资更多走向“窖藏”“隐蔽”；一般而言，在起初家庭财富不多时，新增财富更多用于购置田产房屋，但随着财富积累的上升，理财的组合结构会转向金银、古董、瓷器、宝玉等艺术品，非实物性质的金融资产占比也会增加。

在第13章，我们进一步将重点缩小到官员家庭这个子样本上。根据陈志武等所建立的“中国吏治数据库”，仅《清实录》记载的清代官员惩治次数就达2.7万多次[4]，占清代40多万官员总数中极高的比例[5]，官员被惩治风险不低，所以，是官都该试图规避被查被罚风险。具体反映到家庭资产结构上，我们用官员家庭总资产与其正式收入的倍数度量财产合法性：资产收入倍数越高，官员财产合法性程度应该越低。对被抄家官员家庭资产结构的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收入倍数越高的官员，土地房产在家产中的占比就会越低，金融商业资产的占比就会越高。在考虑了官员是否是旗人、是否是进士、价格趋势、官员曾经的任职地、在任的时间、年龄等因素之后，我们发现的基本结论依然稳健，即官员家庭资产合法性程度越低，其持有土地房产这些容易引起注目的物理资产比例就会越低，而相对较为隐匿的金融和商业资产则会显著增加。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抄家风险是人治社会的现实存在，这对家庭的投资理财有非常具体的含义，要求个人和家庭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不同投资品种所蕴含的不同惩治风险和抄家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不同的社会里艺术投资越来越火热。尤其是当人们的财富空前提高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富有但面对高职业风险的家庭：房地产不是很可取的，不仅容易“露富”，而且在被调查之时，房子是搬不动的，即使要卖，那也需要漫长的销售时间；如果把大量财富用于买股票、基金，或者放在银行，在关键时候，也不一定能快速变现，甚至变现后也未必能提现，因为现在银行提现超过2万元都要预约，而且现金的体积大、重量高；相比之下，艺术品尤其是明代、清代早期的画与瓷，体积小、重量轻但价值极高，几亿、几十亿的价值只需要小小的盒子就能携带，并且是别人不容易看到的。在灰色收入盛行的社会里，作为高值财富载体的艺术品有其独特的吸引力。所以，本书发现的这些清代家庭资产结构规律，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国家庭理财的历史有益，也对今天不同社会的家庭管理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家庭金融也重要

本书的研究聚焦于清代精英家庭的资产结构，抄家清单案例展示出各种有价物，这上千种有价物都是跨越时空进行储存价值并实现增值的投资载体，虽然各载体的回报率、风险率和其他属性千差万别，有的以保值为主，有的以增值为特色，有的以规避政治风险和其他非经济风险为主，还有的以满足个性化的消费为使命，但它们都是实现价值跨期交换的工具。

到清代，家庭理财选择已经很多，这是值得清人庆幸的。前文谈到，早在游牧原始社会，人类没有剩余，所以不存在如何理财投资的问题；但，也因为原始人还没定居下来，跨期投资过于奢侈，私有产权的保护体系也不会建立，所以，除了人本身之外基本没有称得上投资载体的资产，投资品的需求和供给都没有。可是，在一万二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时段里，世界不同地方要么独立发明，要么模仿进入定居农耕[6]，人类生存方式的这些变化不仅推演出私有财产和私有制，而且使土地和房屋成为有价值的投资载体，因为进入定居农业后，人们开始有剩余收入，并养成习惯把剩余用于购置土地、房屋，也发展出储存食物与饮料的器皿坛罐，包括金银、古董、艺术，跨时空投资和收藏变得可能，以实物资产积累财富、表现财富。人类发展到新石器中期，财富载体的形式和种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18、19世纪的中国已经是农业社会的晚期，尤其到19世纪，西方已经在快速进入工业化时期，所以，不太奇怪，清代抄家书反映出的财富载体不再只是土地、房屋、金银、艺术品等实物资产，而且更有金融资产，包括借贷资产、信用工具，到后来还有股票、债券、信托等！到了今天，金融投资品的选择就更是天地广阔了！

根据这里用到的抄家官员材料，清代官绅家产中，田产与房屋占总资产的比重平均在42.4%，而金融资产占29.5%（当然这是基于对金融资产做广义扩张之后的估算）。而现代金融资产比较晚才进入中国家庭，证券金融要到19世纪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从那以后投资工具进一步朝非人格化、非物理化的方向变迁。到清末盛宣怀的时候，根据他1916年去世时清理的家产报告，房产和土地占46.4%，经营性商业资产占9.8%，而金融资产占比43%（其中股票占38.4%）。到1950年左右，香港17位富豪的家产中，房产和土地投资占39.8%，而金融资产占59%（其中股票占45%）。而在2013年的内地富人中，房产和土地占家庭总资产大约33%，经营性商业资产占42%，而金融资产占18%（其中股票和债券占16%）。

由此可见，中国精英家庭的金融资产占比的大致变迁为：18—19世纪为29.5%（包括当铺、钱庄的资金）；20世纪初占比43%；到20世纪中期的香港，则上升到59%，但到2013年下降到18%。因此，今天中国富有家庭的资产组合中，金融资产占比太少，远低于20世纪中期香港富人家庭的金融资产占比，而且总体流动性低。根据2013年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一般中国家庭的房产投资占比在一线城市为75.9%，二线城市63.9%，三线城市占61.4%，这些都太高，风险过于集中在房地产。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谈到[7]，在农业社会时期，土地是最赚钱的资本，谁拥有较多的土地这种投资载体，谁的财富增长就更快，更能胜出。在18世纪的李嘉图看来，随着人口和产出的双增长，土地只会变得更加稀缺，土地价格和地租收益只会越来越高；如果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那么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土地资本不再最赚钱，土地分配也不再被看成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而工业资本才是最赚钱、最能致富之路，工业资本分配结构是收入分配的新决定性因素，拥有较多厂房与机器设备等工业资本的人必然占有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份额，而劳动所得的占比只会越来越低。到今天，持有更多土地或有形的工业资本不再是最赚钱的资产配置安排，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才可以创收最多。因为金融资本比土地和工业资本具有更加快速、更加低成本的流动性，所以，一旦发现高收益预期的投资机会、创业机会，掌握金融资本的人可以比土地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更轻松地将资本投于其中，能更快更多地赚取数倍的投资回报，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流动。如今流行的私人股权（private equity）与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就是具体的例子，这些金融资本将所投的公司成功上市之后，时常能实现几倍或更多的投资回报。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现代经济之下，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赛跑中胜出。那么，前面谈到，如今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中多以房地产为主角，金融资产的投资占比还不如清时期精英家庭或20世纪中期香港富家的高。这当然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家庭的金融投资比不能系统提高，这会约束家庭财富的未来增长前景。但，这又带出一个新的问题：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占比尤其是权益类的投资占比偏低，倒不是人们不愿意做更多金融投资，而是金融市场欠发达，金融交易过程中的诚信度和可靠度低，欺诈的空间太大，迫使人们更多偏好房地产等实物投资选择，或者干脆就把钱放在银行储蓄账户，赚取不到通货膨胀率的回报。

因此，为了改善家庭投资理财的选项，让中国家庭能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就必须更多地发展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尤其是围绕家庭金融、投资理财金融做更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讲，过去把金融只跟企业融资、建设融资画等号，经济学家在解释为什么要发展金融的时候，都只从帮助企业融资、帮助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角度进行说明。但是，从本书关于家庭资产结构的历史研究以及皮凯蒂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金融市场是否发达到位，对家庭和个人的投资理财资产配置同等重要。如果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选择继续因金融不够发达而制约，这就会大大限制中国家庭未来的福利增长前景，让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的福利潜力难以实现。

财富载体种类与家庭资产结构的变迁历史是人类发展历程的一面镜子，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具体社会的微观发展史的重要视角。按照陈志武所说[8]，一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是其方方面面制度建设的综合反映，其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财富载体的非实物化与非人格化程度越高，说明其制度架构总体现代化水平就越高。而如果一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高，那么，反映到家庭资产结构中，其金融资产占比也必然高，对家庭福利的提升越有利，这是镜子的另一面。中国家庭资产结构的演变历史需要进一步的量化研究。

[1]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New York:Penguin Books，1999.

[2]卡瑞恩·克诺尔·塞蒂娜、亚力克斯·普瑞达主编，艾云、罗龙秋、向静林译，《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尤其参见其中由欧蕾·威乐露丝（Olav Velthuis）和埃丽卡·寇思乐（Erica Coslor）著的《艺术品的金融化》一章。

[3]Mei,Jianping,and Michael Moses.“Art as an investment and the underperformance of masterpie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5(2002):pp.1656—1668.

[4]陈志武，林展，张晓鸣：“历史中国吏治数据库”，2016年。

[5]任玉雪，陈必佳，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

[6]Matranga,Andrea."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Seasonality and the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Moscow New School working paper(2017).

[7]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

[8]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二十一章。

篇附1 案例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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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本表共225个人物案例信息，其中包括所有本书研究中涉及的案例人物；（2）编号右方加星号者，为因资料不全或身份不符而未进入本书家产结构数据样本的案例。

篇附2 家庭资产结构数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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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一、档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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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批奏折。

军机处录副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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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我们将“家庭资产结构”作为中国金融发展史研究的一个侧面问题提了出来，当时主要受到了《托斯卡纳人和他们的家庭》（1978）一书的启发，书中利用15世纪政府普查数据研究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经济形态和人口社会结构，其中显示出富人家庭中的金融投资相当发达。反观中国历史，富人的家庭资产又是如何分配的？那时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小问题，能否做出来、做出什么结果来，都没有任何预期。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悬念”做着，不想一做下去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时间计划。虽然作为初步研究结果，我们早在2010年已形成一份研究报告（《十八世纪中国官绅家产及其结构——以清代抄产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也是本书的雏形），但是当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首先是案例的数量不足以支撑我们所期望的大样本分析，其次是历史资料的解读以及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细节问题尚未一一攻克。十年过去，经过持续的努力，如今我们终于能交上一份还算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答卷了。

首先要感谢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龙登高教授在题目研究之初不遗余力地推介各种资料，包括“徽州地主分家书选辑”（来自章有义编《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1997年）、《张声和家族文书》（刘志伟编，1999年）、《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和当时新出版的台湾地区的民间文书系列，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料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资料视野上的宽度。赖惠敏研究员则无私而热忱地为我们提供专业的指导，使我们在最初大海捞针似的资料查找中立刻看到一个“新大陆”，没有她的指引，我们不可能很快发现清代抄家档案这个宝藏，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多的发现。同样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研究员，他推荐的《中国古代当铺鉴定秘籍》为我们了解清代奢侈物品打开了第一扇门。

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不算崎岖坎坷，唯一的难处在于需要跨越的“山谷”太多，比如清代的抄家问题、奢侈品价格问题、统计口径与框架问题等，这些问题由于前人的研究几无系统涉及而无资参考，故需我们“披荆斩棘”先踏出一条道路来，未免用时超过了当下一般研究的周期。那么如果回到我们最开始时的出发点，即是否可以从家庭资产结构的角度检视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发展过程？这个问题似乎只能说解答到第一步。因为从数据结果上看，清代富人的金融性资产比重是相当高的，然而这又并不能说明历史上的金融化程度很高。但是，这个题目所引出的其他发现和思考最终显示出是同样重要的。比如我们发现，土地并不是清代最富有家庭的主要资产；再比如，奢侈品（包括艺术品）在官员家产中的比重并不亚于田房；还如我们认为，金融性资产所体现出的高比重，并不代表金融化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自“隐匿性”的需要。整个研究有如一棵树的成长，最开始是一个主干，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生出新的枝丫并茂盛起来。

按照原先的构想，这本共分为三个篇章，一是“案例篇”，一是“分析篇”，一是“价格资料篇”。在最后付梓之际，由于最后一篇所占篇幅过巨，几可以独立成书，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篇内容的出版。期待日后能将这部分做更好的完善，汇成“清代抄家档案中的价格资料与数据系列”，以飨读者。

我们相信本书的主题是一个足能让人产生兴趣的话题，但是在学术的时间轴线与社会的时间轴线上往往存在着偏差，因此本书较为专业性质的“量化分析”可能对一般的读者而言会略显枯燥，但这实际上体现着近十年来“量化史学”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发展。我们这本书也是主动和有意识地在“量化历史”思路下展开的一项研究，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获得历史上的一些确定性认知。

这项研究从开始阶段即得到过众多师友的瞩目和支持，感谢河南大学彭凯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封越健研究员、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邓亦兵研究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蒂姆·赖特（Tim Wright）教授分别提出的各种意见和热情的帮助。研究由于跨越十年，研究途中又先后得与英国牛津大学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巫仁恕研究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叶利芙·阿西汀（Elif Akçetin）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史建云研究员、徐秀丽研究员、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付海晏教授等诸位学者交流，获益颇多，在此一并致谢！还要感谢中山大学彭雪梅和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助研们——张玲莉、武德娇、陈伟、娄山山、魏芳、刘惠、谢治倩、贾启博、董盼盼、黄新宇、李兆旭、宋文汐、杨东峰、张喆等。

此外还要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给予的各种研究便利，也感谢《金融研究》《清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和刊发我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尽管有十年的辛勤耕耘，这本书仍难免存在肤浅和疏漏之处，乞望学界和读者谅解。不过我们很高兴现在能将它分享出来，也期待它能为今天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参考，并引发更多的学术探讨。

2019年8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绅的荷包： 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云妍，陈志武，林展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5217-1221-6

I. ①官… II. ①云… ②陈… ③林… Ⅲ. ①家庭财产－资产结构－研究－中国－清代 Ⅳ. ①F83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7613号

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

著者：云妍 陈志武 林展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49千字

版次：2019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1221-6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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