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01 王权的诞生：弥生时代-古坟时代

02 从大王到天皇：古坟时代-飞鸟时代

03 律令国家的转变：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

04 武士的成长与院政：平安时代后期

05 源赖朝与幕府初创：镰仓时代

06 《太平记》的时代：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

07 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战国时代

08 天下泰平：江户时代前期

09 开国与幕末变革：江户时代后期

10 维新的构想与开展：明治时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权的诞生：弥生时代-古坟时代/（日）寺泽薰著；米彦军，马宏斌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42-2

Ⅰ. ①王…　Ⅱ. ①寺…　②米…　③马…　Ⅲ. ①日本－古代史　Ⅳ. ① K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2429号

《NIHON NO REKISHI 02 OUKEN TANJYOU》

© Kaoru Terasawa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09-2021-0103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横看成岭侧成峰”——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前言

凡例

序章 弥生时代的定义

第一节 欢迎来到弥生时代

第二节 样式论和时间范围

第一章 水稻种植传入日本

第一节 水稻种植的开始与推广

第二节 水稻传入日本列岛的路径

第三节 金属器的出现和渡来人

第四节 环壕聚落

第二章 稻米和日本文化——日式农业和饮食生活

第一节 弥生人的饮食生活

第二节 水稻种植技术和开发

第三节 弥生时代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

第三章 青铜神和青铜器祭祀

第一节 祭祀的复原

第二节 铜铎绘画的内涵

第四章 《倭人传》中记载的各国

第一节 战争的开端

第二节 战争催生的战争人类学

第三节 九州北部地区的部落联盟与国

第四节 王墓的出现和王中之王

第五节 近畿周边部落联盟的群像

第六节 聚落层面出现权力的苗头

第七节 青铜祭器、部落联盟及国

第八节 在帝国的边缘

第五章 信息争夺与外交

第一节 倭人战乱

第二节 社会分工和流通系统的建立

第三节 跨海开展外交活动

第四节 从祭祀到政治

第六章 倭国大乱——王权胎动

第一节 倭国重组的征兆

第二节 从谷灵到首领灵

第七章 王权的诞生

第一节 拉开新时代的序幕

第二节 诸国共同拥立卑弥呼

第三节 王权建立的过程

第八章 王权的发展

第一节 前方后圆坟体制

第二节 大和王权的祭祀制度

第三节 巨大古坟的世纪

第四节 王权的建立过程——对公元5世纪史的展望

终章 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

附录

弥生时代的遗迹、古坟地图

年表（以本书的年代观制作而成）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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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談社·日本の歴史01

王権誕生

【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前言

在日本列岛上能称得上是“王权”的权力及统治机构是何时、何地，经过怎样的过程诞生的呢？对待王权的看法不同，阐释也会变得大相径庭。笔者认为王权诞生于公元3世纪，要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大量的考古学证据。

王权诞生之前，既没有“日本”这个国家，也没有“日本”这一词语。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如何称呼自身。但据中国的史书记载，日本人最初被统称为“倭人”，后来当倭人逐渐意识到自己也是东亚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们被称作“倭国”。本书想阐述的便是倭人社会生活的实貌，及其在内外关系中的矛盾与斗争。本书与其说是研究王权诞生这件事本身，倒不如说是研究王权从无到有的过程。

因此，本书研究的时期可以上溯至王权诞生的起点，即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日本列岛的时期。换言之，随着王权的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倭五王时期”到来，而“倭五王时期”之前的历史即本书的研究对象。按考古学上的时代划分法，本书的研究范围大约始于绳纹时代晚期后半，覆盖整个弥生时代，并延续至古坟时代前期。就实际年代而言，本书研究的大约是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末约九百年的时间段。

本书的核心内容落在弥生时代。笔者认为弥生时代正处于构成现有日本文化和历史的多方面要素的岔路口。因而，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把激荡的弥生时代作为一段过去的历史进行评述，笔者更希望联系困扰现代日本的诸多问题对这个时代予以深度的讨论，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顺着时光的隧道，自由穿梭于弥生时代与现代之间。

如果阅读本书，能使读者加深对弥生时代的印象，抑或对弥生时代有了全新的认识，并能在此基础上思考困扰日本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笔者将不胜欢喜。

凡例

一、用相对年代来说明历史时期，将绳纹时代分为“草创期”“早期”“前期”“中期”“后期”；将弥生时代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将古坟时代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这一划分方法是对传统分期方法的沿用。近年来，还流行“Ⅰ期”“Ⅱ期”……但是，这种写法的时期感混乱，故本书不采用这一写法。

另外，对时期进行细分时，本书采用以下方法：① 二分法：“前半”“后半”；② 五分法：“初”“前叶”“中叶”“后叶”“终”或“末”。

二、陶器样式命名的相对年代只在上下文能够理解时或有必要时才使用。

三、使用公元纪年亦即“世纪”，在论述与东亚世界的关系及对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时比较容易理解。因此，在本书中多使用通用的“世纪”表示法。同时也会尽量标上相对年代，以便比较。另外，如果把一个世纪划分为五个时期的话，每个时期各约二十年（约一个世代）。

四、公元纪年的公元前写成“前某某年”，公元后只写年数。

五、作为这一时期的地名术语，考虑到时代性，将“日本”称为“（日本）列岛”“倭”“倭国”。根据需要还会使用现在不常用的历史地名，如“畿内”“大和”“吉备”等。再者，笔者根据需要使用了“倭人”“弥生人”“九州人”等约定俗成的说法，这些说法希望读者作为一般名词来理解。

序章　弥生时代的定义

第一节　欢迎来到弥生时代

“弥生”的起源与意象

明治十七年（1884）三月二日，有坂鉊藏等人在东京市本乡区向冈（今文京区弥生的东京大学校内）的贝冢出土了对弥生时代研究具有纪念意义的一把壶，这把壶既非当时被人们称作“贝冢陶器”的绳纹陶器，也非古坟中出土的“祝部陶器”（现在所说的须惠器[1]）。这是一把展现了介于绳纹时代与古坟时代之间时代文化的陶壶，所以当时东京大学人类学教室的研究员们将其命名为“弥生式陶器”。因贝冢附近一带分布着水户德川家的大宅院，那里有德川齐昭亲笔题写的《向冈记》石碑，石碑上刻有“夜余秘”（与“弥生”同音）、“春尔向贺冈（向春冈）”等字样，故笔者认为“弥生”二字大概源自此处。

大正九年（1920），京都大学的滨田耕作等人，根据对大阪府国府遗迹的调查，确定了弥生陶器所在的土层，山内清男也注意到弥生陶器上附着的稻谷压痕。学者们意识到弥生陶器或许是日本农耕民最初制作并使用的陶器，而水稻种植正是在弥生时代成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

提及“弥生时代”“弥生文化”，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意象？笔者曾就此对约两百名大学生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大学生对绳纹时代、古坟时代的印象是黑暗、严酷，而对弥生时代的印象则是明朗、平和、生产性（水稻、大米）、有活力、安定、清洁、神秘、富裕……如果用颜色来形容这些印象，大概就是“浅色系”，这与人们对绳纹时代、古坟时代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之，“弥生”以春天为名，这让人感到弥生时代是进取而又跃动的时代。不过与此同时，在弥生时代向王权诞生推进的过程中，也有一股近似“严酷”的激流，像岩浆一样涌了出来。

弥生时代的看点

困扰着我们现代日本人的很多问题，就是在弥生时代逐渐形成的，这些问题大致如下所述：

1. 究竟什么是日本国与日本民族？

我们动辄就自以为日本国或日本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文献史学研究的成果显示，倭国正式对外使用“日本”这一国号，是在大宝二年（702）之秋。当时，以粟田真人为首的遣唐使抵达楚州盐城县海岸，县里的官员询问其身份，遣唐使成员回答说，他们来自“日本”。据说，“日本”这一国号的制定可以上溯至日本古代法典《飞鸟净御原令》（公元689年实施）。其后，日本的国家律令体系逐渐趋于完善，为了能在疆域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日出之国”，日本的统治者们开始南征北战，扩张霸权。

不过在那之前，中国人将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人称作“倭人”。后来，倭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作“倭”或“倭国”。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倭人”以及“倭国”呢？《汉书》记载说，日本列岛有“百余国”。《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记载称，日本列岛有“三十国”。至少在此阶段，尚无“倭国”一词出现。“倭国”“倭人”所指之范围也总是摇摆不定。那么我们如何将上述记载与迄今为止丰硕的考古学成果联系起来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探求日本列岛上国家的形成过程呢？

2. 如何在水稻种植农业中发现日本文化的原型？

两千多年来，日本人一直以种植水稻为生，以大米为主食。种植水稻这一生产方式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农村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水稻就是日本文化的原点。当然，这样的理解或许有些片面。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文化始于弥生时代。在水稻种植本身面临巨大岔路口的今天，我们或许应该重回起点，探寻日本水稻种植的本质。

3. 人类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在日本列岛，战争始于弥生时代。战争对日本列岛的历史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人类虽然憎恨战争，但直至今天，战争仍然在国家、民族、宗教和阶级的框架内不断重复上演。或许在弥生时代这一战争的起始处，我们能得到某种启示。

4. 国际化是如何展开的？

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日本列岛的文化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日本和环日本海的东亚地区有规模的交流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国家、民族间有政治目的的交往，建立外交关系，却要等到弥生时代才会初见端倪。在绳纹时代以前，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还没有国际化这种概念。正是由于在弥生时代，日本列岛对内对外建立了国家、民族的政治框架，人们才开始在此基础上思考国际化的问题。那么，国际化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呢？这一点，恐怕应与国家的形成一起讨论，才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

5. 什么是日式创造精神的雏形？

弥生时代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日本固有的文化不断涌现。本书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此进行阐释：① 基于弥生时代农业的实情来介绍日式技术开发的特征；② 从青铜祭祀至前方后圆坟祭祀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来阐述弥生时代思想、观念领域所产生的变化；③ 从王权的定义来看弥生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范畴；④ 以日本列岛的城市诞生历程为焦点来探讨弥生时代建筑领域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是我们了解日式创造精神雏形的重要线索。

6.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

在绳纹时代，人们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从中得到自然给予的馈赠。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生产粮食、金属器，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从此种意义上说，最为困扰当代日本人的环境问题，其实始于弥生时代。不过，弥生人绝不是在肆无忌惮地故意破坏自然环境，说到底弥生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仍控制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范围内。21世纪以来，人们高呼要保护环境。值此之际，我们需要从弥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中汲取营养。

第二节　样式论和时间范围

弥生时代和弥生文化是什么？

考古学在仔细研究陶器样式的基础上，采用了以样式名称来置换时间的编年方法。这种方法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套用陶器样式。之所以用陶器样式来代表时期，是因为陶器具有可塑性，它最能反映出制作者的想象和意图。如果我们把地域尽量划分为更小的范围，把大的时间框架尽量细化，编年便会变得越来越精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用“某代某样式”来表示某个时代的研究，例如：“近畿第Ⅳ-3样式”等。因此，根据某一样式的陶器，我们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地方特色以及该时期陶器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或流行元素。

也就是说，陶器样式不仅仅是衡量时间的尺度，我们还可以从陶器样式中了解到某个族群的文化共性及个性。此外，考古学的“样式”思维不仅适用于陶器。考古学把石器、青铜器、住宅、坟墓等所有的文物、遗址都视为研究对象，它们都可以采用样式思维模式进行研究。

这样一来，几种不同的样式集中在一起，在时间上、空间上便会形成一个最小公倍数的集合，我们把这个集合叫作“组合”，或是将其命名为“考古学文化”“亚文化”等。如果我们着眼于时间，就会采取“前期、中期、后期”的划分方法；如果我们着眼于空间，便会采用“某某地区文化”的说法；如果我们侧重复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那就产生了“水稻种植文化”“青铜器文化”之类的说法。尽管侧重的地方有所不同，但内容却是接近的。如果用一个概念将上述内容总结起来，那就是“文化”。因而“弥生文化”“弥生时代”这些概念原本就有“使用弥生陶器的时代”之意，但若要说弥生时代（文化）使用的陶器就是弥生陶器，则可谓是本末倒置了。

另外，随着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与突破，弥生文化的时空范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而弥生时代、弥生文化的轮廓其实并不清晰，它无法覆盖整个日本列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渡来人从朝鲜半岛南部携带水稻种植等众多大陆文化移居至日本列岛的九州北部地区，他们时而与绳纹人（文化）对立，时而融合，不断发生着变化，渡来人带来的农耕文化逐渐普及至日本列岛的南部、东部地区。我们把这种农耕文化统称为“弥生文化”。但是，北海道和西南各岛并未受到弥生文化的影响。严格来说，日本的东北地区也不能一概而论地划入弥生文化圈，或者说从某一阶段开始，可以将其称为弥生文化。因而，主要论述王权诞生过程的本书，将研究重点聚焦在了西日本地区。

什么年代的事情——公元纪年的使用

如上所述，考古学采用将陶器的样式名称置换为时间的方法来推算发掘出土的文物、遗址在时间上的新旧、前后关系。我们将其称为相对年代。如果仅研究日本列岛的历史，使用相对年代就足够了。但如果要在东亚史、世界史框架内，或是要在与自然现象有关的框架内给日本列岛的历史定位，仅使用相对年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使用绝对年代，即公元纪年来表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尽管绝对年代的测算相当困难，但测算绝对年代却是考古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在日本列岛，考古人员出土了铜镜、铜钱、青铜器等，从中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悉这些文物在中国，甚至东北亚地区制造的时期，从而推算出弥生时代的纪年。尽管我们可以很精准地获知纪年铭镜[2]、货泉[3]等文物的制造年份，但是我们却仍然很难估计它们是何时被船运至日本，又在何时埋在日本列岛的。即便如此，考古学家们也并不气馁，他们一方面给陶器编年，整理陶器的相对年代，另一方面不断累积这些同舶来品一起出土的陶器数量，以此来最大限度缩小误差。如果能忽略前后一代的误差，我们就能够较为准确地推算出纪年。但是，学界尚未就此达成共识。在下图中，笔者比较了自己的编年方案与他人的编年方案。通过上述阐释，相信读者已经理解了相对年代与时代划分在观点上的不同。

本书所用的编年方案　不仅是陶器编年，连公元纪年也会因研究人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样的差异会对相同的考古资料的历史解释会造成不同的影响。上方右表是都出比吕志的编年方案。在本书中，笔者将按照上方左表，即自己的年代观展开论述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测定年代的研究领域，叫作“年轮年代学”。木材年轮的生长会受到当年气候环境因素的巨大影响。因此，如果一边将年轮形状相同的部分重合，一边回溯过去，年轮就变成了长条码表，在长条码表处找到与出土木材年轮相同的形状，考古学家们就能推算出该木材的生长年代。如果木材还残存着最外侧的年轮，那么考古学家还能推算出伐树的年份和季节。不过，人们在使用木材时，通常都会先削去外侧，然后再将其截断。此外，使用旧木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我们有时也无法确定出土木材的相对年代。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年代便无法被应用至考古学领域，这是因为符合上述条件的资料是很难遇到的。

例如，在大阪府和泉市池上曾根遗迹大型建筑物的柱穴里，考古人员发现了扁柏的柱根。这个柱根仅被剥去了外皮，是符合条件且十分难得的研究资料。据推算，此柱根应是弥生时代中期末的第Ⅳ-3样式。测定结果为公元前52年。媒体自不必说，就连遇事慎重的考古学家最初对此结果也深信不疑。但是，后来发现，这座建筑物先后修建过三次，被测定的柱材很有可能是第一次修建的建材，且在后来的重建中被重复利用。也就是说，公元前52年很可能对应的是建筑物第一次修建的第Ⅳ-1样式时期。由此可见，考古学者如果不慎重分析资料，便无法正确使用辛苦得来的数据。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年轮年代法本身对确定文物的绝对年代依然有效。另外，使用放射性碳测定法、热残留磁性测定法等自然科学方法也可以提高判定的精准度。在不远的将来，通过这些新方法，学者将能更准确地测算出文物的绝对年代。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去仔细推敲考古学的新方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讨论课题，从而得出更为精确的结论。

[1]须惠器，古坟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盛行的陶器，呈灰色或黑色。

[2]纪年铭镜，铭文中标明了制作年份的铜镜。

[3]货泉，王莽新朝时期短期内铸造使用的铜钱。

第一章　水稻种植传入日本

第一节　水稻种植的开始与推广

最早的水田遗迹和水田的迅速普及

“水稻种植之始”几乎成为弥生时代的代名词。近二十年来，随着针对埋没在洪水砂层、火山灰下的水田和旱田遗迹的发掘技术不断进步，绳纹时代晚期后半（约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的水田开始陆续被发现。此外，在考古学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合调查下，关于日本列岛水稻种植起源的数据也变得更为翔实。目前，就日本列岛水稻种植的起源而言，我们无法在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两个时期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也就是说，水稻种植的开端最早可上溯至更古老的绳纹时代。

1978年，在福冈市板付遗迹弥生时代前期初（板付Ⅰ式时期）的水田遗迹下四十厘米处，考古人员又发现了时期更早的绳纹时代晚期末（夜臼式时期）的水田遗迹。这块水田配备了井堰，如果沿着低台地聚落的边缘开凿水渠，并往里蓄水，水便会流向其他水渠，可谓技术高超。从田埂上木桩的间隔，我们可以估算出水田的面积为四百平方米。2400年前的水田与现代日本村庄周边看到的水田，景观大致相同，令人惊叹不已。

不仅如此，考古人员还从水渠中出土了初期水稻农耕不可或缺的双手锹、木耙、木锹（参见此图）。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水田里发现了外湾刃半月形的石刀（参见此照片）、打制石镰、炭化米等。这些都证明这一地区曾经种植过水稻。另外，除水稻以外，研究者还检测出了荞麦、甜瓜的花粉。由此可知，那时在水田附近，人们还栽培了旱田农作物。

绳纹时代晚期后半水稻种植的考古学证明　自绳纹时代晚期后半起，日本列岛的西日本地区就出现了种植水稻的痕迹，出土的水田遗迹与农具（木制农耕具和磨制石刀）即是证明

1981年，在佐贺县唐津市的菜畑遗迹上，考古人员发现了绳纹时代晚期的水田遗迹。具体而言，这一水田遗迹要比从地表数起第八层上层的板付Ⅰ式时期、下层绳纹时代晚期末（夜臼式时期）的水田遗迹，还要往下，它是位于第九至第十二层的绳纹时代晚期后叶（山之寺式时期）的水田遗迹。这一考古发现意味着在日本列岛，水稻种植的开端可以上溯至公元前5世纪，这比绳纹时代晚期末的时间节点，要早一百年以上。不过，这片水田的环境与板付遗迹迥然不同，它朝向唐津湾沙堆后的湿地，是一片用板桩将低缓丘陵山谷的出口隔出的谷口水田。水田中央有一条宽一米的水渠用于汇集山谷里的水，并向三十平方米的小块水田导水、排水。这里不仅有大陆系的磨制石器，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还存在着数量繁多的绳纹式石器。

之后，在福冈市野多目遗迹，考古人员也发现了设有井堰和水口的水渠和水田，同时还在那里出土了磨制石刀。进而，福冈县二丈町曲田遗迹、福冈市有田七田前遗迹出土的夜臼式时期的磨制石刀、炭化米等都证明了早在弥生时代之前的绳纹时代晚期后半（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前半），靠近九州北部玄界滩的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除此之外，在本州岛，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冈山市江道遗迹、大阪府茨木市牟礼遗迹等。这些都是绳纹时代晚期末的水田遗迹。另外，考古人员在西日本地区、南九州地区也相继出土了绳纹时代晚期后半的、与农耕文明相关的文物。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已逐渐普及至西日本各地。

是绳纹时代，还是弥生时代？

在绳纹时代晚期后半，西日本各地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于是便有人主张，将这一时期算作弥生时代。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弥生时代前期之前新划分出一个“弥生早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种植水稻的情况，还出现了我们后文将会提及的环壕聚落。而且，人们也已开始使用金属器。这一时期还是东北亚地区被称作“支石墓”（参见此照片）的墓制、大型壶棺、陶壶传入日本列岛的时期。故而大部分人认为，该时期已经具备了弥生时代的文化要素。

但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不可妄下结论。诚然，水稻种植技术已普及至西日本地区，但在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却依然是绳纹式的石器、陶器等器皿。如果只着眼于出现了大陆系的磨制石器和壶，那么这一时期的确可以算得上存在巨大的变化。但在绳纹时代，狩猎采集型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水稻种植业其实也只是占到了当时经济活动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只起辅助性作用。例如：扁平片刃石斧等大陆系磨制石器、陶壶等，其出现的时期虽然可以上溯至绳纹时代晚期后半的“突带纹陶器”出现的时期之前，但与此相对的，它们的数量却要远少于板付Ⅰ式工具的数量。

况且，即便将这一时期算作“弥生早期”，其地域范围也只能局限在日本九州北部非常有限的区域内。尽管水稻种植确实已开始向西日本地区普及，但环壕聚落和金属器的使用区域却仍然仅限于玄界滩沿岸的狭窄地区。而支石墓、大型壶棺则只出现在九州北部的西半面，未曾出现过东移的迹象。

也就是说，从样式论与文化论的角度看，上述这场新的变革，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极为缓慢。基于这一原因，有人主张应该在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之间设立一个“过渡期”。但这种解决方案只是图一时之快，随着日后研究的不断推进，这样的“过渡期”仍然会大量出现，可问题却依旧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本书不赞成“弥生早期”学说，本书将会把绳纹时代晚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予以阐述。

日本列岛最北端的水稻种植

水稻种植最先传入日本列岛的九州北部地区，它是何时开始向北传播，最北又到达过哪里呢？1981年，在本州岛最北端的青森县田舍馆村垂柳遗迹，考古人员第一次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发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叶的水田遗迹。这片水田遗迹的整体面貌令笔者大为震惊。水田被田埂分割成六百五十六块，沿水渠排列，整齐划一。由此可见，日本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技术丝毫不比西日本地区逊色。

其实，在这些被称为“田舍馆式”与仙台平原的“鲈沼式”的中期陶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谷痕的陶器。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地区并未种植过水稻，那些附着在陶器上的谷痕，只是通过交易换来的稻谷留下的。但在水田遗迹被发现后，弥生时代的这片区域是否曾种植过水稻，结果已一目了然，学界的长期争论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1986年，在弘前市砂泽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弥生时代前期末的水田遗迹。据此，日本东北地区北部种植水稻的时间可一口气上溯至公元前2世纪初。不仅如此，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远贺川系陶器。过去一直认为，远贺川系陶器文化圈最东只能覆盖到浓尾平原。但随着远贺川系陶器在东北地区被陆续发掘出土，其真实覆盖区域已远超学界预估。远贺川系陶器是在福冈县远贺郡水卷町立屋敷遗迹发现的，后来成为弥生时代前期陶器的总称。远贺川系陶器存在的意义重大，它显示了初期水稻种植技术在日本列岛向东传播、演变的过程。

综上所述，日本列岛最晚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在九州玄界滩沿岸地区种植水稻，且水稻种植在约百年间被推广至西日本主要的平原地区。其后一百多年，水稻种植技术才被缓慢普及至本州岛的最北端。

然而，即便水稻种植技术曾在短时期内普及至东北地区北部，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断定水稻种植技术已在这一地区扎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① 虽然这一地区有水田遗迹，但考古人员在砂泽遗迹上并没有发掘出种植水稻所需的木制农具与石刀，而是只出土了绳纹时代的工具；② 自发现水田的砂泽遗迹时期一直到弥生时代中期后叶的垂柳遗迹时期，考古人员都没有发现这些地方曾有过种植水稻的痕迹。在垂柳遗迹上，弥生时代中期后叶的水田因洪水而遭到遗弃，此后直到平安时期，这片区域再无任何种植过水稻的迹象。而与此相对的，在日本东北地区南部的仙台平原等地，考古人员发现了弥生时代中期中叶富泽遗迹的水田遗迹和多种农具后，陆陆续续地又找到了各种水稻农耕遗留下的痕迹。1993年，由于夏天低温，日本东北地区遭遇低温灾害，进而导致整个日本的大米供应不足，笔者虽对此记忆犹新，但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过分夸大弥生时代东北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北部的水稻种植情况。

从浓尾平原越往东走，远贺川系陶器的分布就越少。尽管如此，远贺川系陶器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分布却极为广泛，其范围直达东北地区北部。这一现象与后文我们将要讲到的磨制石刀的分布相同。实际上，除了最北端的砂泽遗迹，弥生时代前期的水田遗迹也仅分布于山梨县与静冈县一带。在日本东北地区，除砂泽遗迹外，直至弥生时代中期中叶，水稻种植才传入仙台平原。这才是日本东北地区水稻种植传播的基本情况。那么，日本东北地区出土的远贺川系陶器，到底是不是源于九州北部地区水稻种植文化之始的“远贺川系陶器”呢？笔者推断，日本东北地区的“远贺川系陶器”，更多的是受到了与弥生陶器渊源颇深的中国东北部地区的直接影响。所以，日本东北地区的远贺川系陶器与西日本地区的远贺川系陶器，并非“父子”关系，二者之间充其量只是“兄弟”关系罢了（参见下图）。

远贺川系陶器的分布　与九州北部的水稻种植活动关系密切的远贺川系陶器，越往东走，分布越少，但其在日本东北地区北部又呈增多的趋势。东北地区北部的陶器形状也与其他地区远贺川系陶器的形状有细微差异

水稻种植传入列岛之前

文化人类学专家、绳纹农耕论者佐佐木高明认为，在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水稻农耕业正式起步之前，西日本地区采用的是以种植杂谷为主的烧田农耕法。东亚地区的稻谷种植技术起源于中国云南常绿阔叶林带的烧田农耕法。包括稻谷种植在内的烧田农耕技术，沿长江传入其下游地区，并大致在绳纹时代后期（公元前2000年起），越过东海，传入同样位于常绿阔叶林带的西日本地区。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考古人员在此之前，便从比菜畑遗迹更古老的绳纹时代晚期前半的遗迹中，发现了谷痕和炭化的稻米、杂谷。这表明在绳纹时代，耕种杂谷的农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日本列岛的西部地区，随后水稻种植技术沿同样的路径传入。

在岛原半岛等有明海沿岸地区及阿苏山麓的遗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带有谷痕的陶器和包括稻米在内的各类谷物。此外，还有大量绳纹系耕作用的打制石锹，播种时挖坑用的打制石斧、收割稻谷用的打制石刀和打制石镰。既然日本列岛上没有野生稻，这些工具的出土便说明，此处的稻谷是由人工栽培而成的。由此可知，当时在这一地区，已经有人开始种植稻谷了。

近年来，在上述遗迹的土层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栽培植物的花粉和被称为“草蛋白石”的植硅体化石。在显微镜下，它们能被看得一清二楚。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早在绳纹时代晚期前半之前，稻谷和其他的五谷杂粮便已经出现了。

1992年，在冈山县总社市的南沟手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绳纹时代后期末带有谷痕的福田KⅢ式（约公元前1000年）陶器片。迄今为止，这一时期与稻谷相关的资料仅在有明海沿岸等一小部分地区被发现，而今，这一地域范围又一口气向东延伸了四百公里。1993年，研究人员从绳纹时代后期中叶（彦埼KⅡ式时期，约公元前1000多年）的陶器片上提取出了稻谷的草蛋白石。从此，南沟手遗迹成了名副其实的日本列岛上最古老的稻谷资料遗迹。与此同时，此处的出土物品还有作为农具的打制石刀、石镰、石锹，同它们一道出土的还有在朝鲜半岛被称为“孔列纹陶器”的前期无纹陶器。

最近，研究人员也从绳纹时代中期中叶的陶器中提取出了稻谷的草蛋白石。从上述这些考古成果看，早在绳纹时代后期和晚期，在水稻种植传来之前，西日本地区的农耕并不仅限于杂谷，这里已经在从事包括种植稻谷在内的旱田耕作活动了。而其具体内容和详细的发展阶段，正是相关学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笔者不会像佐佐木高明那样，高度评价绳纹时代后期和晚期（或在那以前）的农耕依赖度与农耕普及程度。如果我们从地理上分析绳纹时代后期和晚期前有过农耕生活痕迹的遗迹的位置，即可知它们位于日本的中国地区[1]山地的山间地区、濑户内海沿海地区、岛原半岛、阿苏山麓火山性土壤地带的缓坡，而并不局限在那些适合农耕的土地上。也就是说，在那时，食物等生活资料很有可能仍主要来自此前便一直存在的狩猎、捕捞等活动，而非种植稻谷。此外，即便分析过西日本地区绳纹时代后期和晚期的人骨胶原质，也无法得出人们的主食是谷物的结论。

笔者猜想，大概是稻米和其他杂谷、豆类作为粮食被传到了日本列岛，并被当时的人们当作旱稻，与其他的作物混种在了一起，又或者只是人们利用积有雨水、泉水的低洼地带，从事原始性的水稻种植工作。这便可以说明为什么考古人员出土的谷物种类虽多，但是每种谷物的量都很少。事实上，这种情况还称不上是原始农耕法或烧田农耕法，将其称之为“试验性农耕法”恐怕更为合适。笔者认为，如果是试验性农耕，那么这种农耕的开端还可以上溯至更早的时期。

最初被带到西日本地区的稻谷并未催生真正的水稻种植。而且它也没有成为初期农耕业的主要作物。由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从大自然中采集坚果类、根茎类等淀粉质食物的方法。试验性农耕最终被传统的狩猎采集型经济淹没了。直到绳纹时代晚期后半（突带纹陶器时期），真正的水稻农耕技术从中国传入玄界滩沿岸地区。受此影响，人们才开始积极从事农耕活动，终于催生了“弥生农业”。

北方的稻米和谷物

在区域上，绳纹式农耕并不局限在西日本地区。在本州最北端的青森县八户市风张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绳纹时代后期末（十腰内Ⅳ式时期）的炭化米。而且，和炭化米一起出土的还有小米和黍子。经放射性碳测定，研究人员确定它们都来自绳纹时代。

另外，在北海道地区，考古人员在绳纹时代前期末的南茅部町（今函馆市）滨茄子野遗迹和绳纹时代后期的小樽市忍路土场遗迹上发掘出了荞麦；在绳纹时代中期末的南茅部町臼尻B遗迹上提取出了小米；在绳纹时代前期末至中期后半的四个遗迹中，发掘出了稗属的种子。这些稗子比人工栽培的稗子的祖先——犬稗，要大一些。因此，研究栽培起源的学者认为，日本列岛实现了稗子的人工栽培。吉崎昌一在引用此观点的基础上，将这些稗子命名为“绳纹稗”，“绳纹稗”是稗子从野生种到人工栽培种的过渡。

由上述可知，水稻种植扎根日本列岛之前，日本列岛的谷物集中分布在以九州为中心的西日本地区和日本东北地区；而比上述时期更早的杂谷则集中分布在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的日本海一侧。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水稻种植仅从日本西部传入列岛各地。但此观点却无法有效说明，上述绳纹时代日本北部地区出土谷物的分布情况。故而笔者推测，在弥生时代，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日本列岛之前，日本列岛的人就已经在旱田里种植包括旱稻在内的杂谷了，而且其传播路径有二，一是自西向东，二是由北往南。

绳纹时代晚期前半以前的谷物分布　旱稻已经在西日本各地推广。日本北部地区的主要作物是荞麦、稗子等，其种类和分布与日本西部地区不同

第二节　水稻传入日本列岛的路径

东亚地区的水稻种植源自何方

水稻是一种适合生长于高温多湿季风地带的作物。因此，一般认为水稻的原产地是亚洲热带的低湿地带。然而，农业学家渡部忠世却在其1977年的专著《水稻之路》中，提出了以下主张：东亚地区的水稻种植起源于中国云南至印度阿萨姆一带高而干燥的地区。最初，人们通过烧田的方式耕作，不分水稻旱稻。后来，在沿长江、湄公河流域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水稻种植法，进而这种方法被普及到了中国全境、东南亚，以及日本列岛。

但是，在今天中国云南省的白羊村遗迹，我们只能看到公元前2000年的稻米。与之相比，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却相继有远比云南省白羊村遗迹要早得多的水稻种植遗物和遗迹被发现。截至1977年，考古人员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省河姆渡遗迹最下层（约公元前5000年以后），发现了木制锄以及用水牛肩胛骨做成的锄头，它们和稻谷、稻秆、豆类、薏苡等栽培植物，以及猪、水牛、羊等家畜的骨头一起，在遗迹中形成了一个七十厘米至八十厘米的厚层。

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考古人员发现了比河姆渡遗迹还要早的稻米。湖南省八十垱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稻米和锹、锄头、杵等木制农具以及牛、猪、鸡等家畜的骨头，它们属于约公元前7000年的彭头山文化。这里出土的稻米混杂，有后文会提到的短粒米（粳）和长粒米（籼）。据此我们推测，这一时期应正处于野生稻向人工栽培稻转型的过渡期。另外，在湖南省的玉蟾岩遗迹和江西省的仙人洞遗迹、吊桶环遗迹等地，考古人员还出土了公元前10000年前的稻谷和草蛋白石，但是在这些遗迹中，考古人员却找不到农具之类的物品。这与日本列岛绳纹时代中期以前的情况类似，不过与日本列岛不同的是，这一区域在之后，也一直被认为是水稻种植的发源地，因为东亚最古老的水稻种植遗迹集中在这一地区。

1994年，考古人员在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遗迹发现了马家浜文化中期（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的水田遗迹；在湖南省澧县的城头山古文化遗迹发现了大溪文化以前的约公元前4000年的水田遗迹。由此我们可以说，水稻种植是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传入日本列岛的。

弥生时代农业的故乡

日本列岛不存在水稻的原生种，因此水稻种植应是从外传入列岛的。迄今为止，水稻种植传入日本列岛公认的路径如下（参见下图）：

Ⅰ　北方路线。从华北经渤海湾以北地区传入朝鲜半岛，再沿着朝鲜半岛南下传入日本列岛。

Ⅱ　半岛路线。由华中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又可以细分为：a. 从山东、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北部，再至日本列岛；b. 从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岸，再到日本列岛；c. 从长江下游越过黄海，经朝鲜半岛南部西岸抵达日本列岛。

Ⅲ　直接传入路线。从长江下游越过东海，直接传入日本列岛。

Ⅳ　海上路线。从华南地区经由南岛传入日本列岛。

水稻种植历经数千年的传播　适应落叶阔叶林带的水稻种植沿着Ⅱb或Ⅱc的路线不断扩张。传入日本列岛后，一路北上。另一方面，旱田农耕的时期则更早，它也沿着北方路线传播

在上述四条路线中，考古学者主张Ⅰ和Ⅱ路线，农学家、民族或民俗学者主张Ⅲ和Ⅳ路线。但是近年来，考古学的成果已变得不容忽视，主张多元传播路线的呼声日益高涨。不过，笔者认为，如果要从历史角度考察水稻种植传入日本列岛的路径，那么我们应该将其分为初期水稻种植的传入路线、其后的传入路线，以及水稻农耕业出现之前旱稻的传入路线等几个阶段。

绳纹时代晚期后叶，传入玄界滩沿岸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主要由朝鲜半岛南部的移民渡来人带入，即上述的Ⅱ路线。初期阶段传入日本列岛的水稻种植技术，由其他路径传入的可能性较小。

1999年，在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麻田里遗迹和庆尚南道蔚山市无去洞玉岘遗迹，考古人员发掘出了无纹陶器时期前期至中期（约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小块水田。这恰好相当于日本列岛绳纹时代晚期后半稍前一点的水田，Ⅱ路线的正确性得到了有力的印证。此外，日本的菜畑遗迹、曲田遗迹等处出土的磨制石刀、磨制石镰、太形蛤刃石斧、扁平片刃石斧、凹形柱状片刃石斧等大陆系磨制石器，和朝鲜半岛南部无纹陶器文化前期、中期的磨制石器十分相似。其中尤为相似的是石刀，外湾刃半月形占绝大多数，此外还有少量的三角形、纺锤形。另外，切镂技术达到一定高度的带沟石刀，也非常引人注目。可以说，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石刀，在形状上、构成上都有着诸多共性。

凹形柱状片刃石斧（①②）和外湾刃半月形石刀（③④）　（①出土于韩国忠清南道安眠岛，忠南大学博物馆藏。②④出土于佐贺县菜畑遗迹，唐津市教育委员会藏。③出土于韩国庆尚南道泗川，釜山大学博物馆藏。出自《日韩交流考古学》）

此外，较之朝鲜半岛北部，朝鲜半岛南部的石制的锹、锄头却并不受人关注。人们通常认为，朝鲜半岛南部与日本九州北部一样，都使用木制的锹、锄头。1995年，考古人员在荣山江上游的光州市新昌洞遗迹，出土了木制的叉锹和直柄锹，上述Ⅱ路线的存在再一次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此外，朝鲜半岛出土的稻米与日本列岛出土的相同，都是短粒米（多为日本种）。新昌洞遗迹出土的炭化米DNA鉴定结果确定了这一点。Ⅱ路线的正确性在水稻的品种上也得到了印证。顺便一说，水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品种：其一，蒸熟后很黏、比较圆润的短粒米是日本种；其二，米粒细长，蒸熟后不黏，比较散的长粒米是印度种。对稍上年纪的日本人而言，用“内地米”和“外米”这两个词来解释，比较简单易懂。在中国，以长江流域为界，长江以北种植短粒米，称“粳米”；长江以南种植长粒米，称“籼米”；在长江下游一带，长粒米和短粒米被混合种植。随着稻米种植的北上传播，以及时代的推移，人们逐渐开始倾向于选择短粒米。

再者，和日本的弥生遗迹相同，考古人员在朝鲜半岛的遗迹上不仅出土了稻米，还出土了大麦、小米、稗子、高粱、豆类等旱田杂谷。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朝鲜半岛南部或许就是日本弥生农业的直系故乡。

从石刀的形状来分析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日本列岛的路径　传入九州北部的水稻和朝鲜半岛南部有较密切的关系，朝鲜半岛南部的石刀形状为061-02，很有特色。与此相比，日本北部古老的旱田耕作方式则与东北亚地区关系密切，东北亚地区的石刀形状为061-03，也极具特色（参见此图）

水稻种植的“直接传来说”和“海上之路说”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主张“直接传来”的Ⅲ路径。有的考古学者认为，外湾刃半月形石刀、凹形柱状片刃石斧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诚然，长江下游地区也有这种形状的石刀和石斧。但是，位于长江下游的公元前1000年的湖熟文化石刀不仅有外湾刃半月形，还有内湾刃半月形、舟形、长方形、翼形。如果水稻种植技术是由长江下游直接传入日本列岛的，那这些形状的石刀也应该一起传入。但是，在日本九州北部地区，考古人员却并未发现这些样式的石刀。

另外，湖熟文化的水稻农耕存在大量的石镰、贝制镰刀等收割工具和石犁、除草用的耘田器等耕作工具，以及青铜制、铁制的镰刀、锄头、犁等。但在九州北部地区，考古人员却并没有出土这些农具。现阶段，“直接传来说”的根据主要还只是局限在“顺海流传入”以及“水稻的生长环境类似”上。

Ⅳ路径是“海上之路说”或“南岛路线说”。然而，在南岛路线上，并看不到可追溯至弥生时代的农业痕迹，自然也无稻米的痕迹。海上之路说不过是一厢情愿地想在稻作传来期的南岛，寻求南岛稻作文化的古老民族基础。

研究农作物遗传学的专家佐藤洋一郎，鉴定了从青森县田舍馆村高樋遗迹、滋贺县守山市下之乡遗迹等地出土的弥生时代炭化米的DNA，其结论为这些稻米都属于热带日本种。日本种稻米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温带日本种，稻秆较低，稻谷粒短、小；其二是热带日本种，稻秆高，稻谷粒长、较大。目前，只有南岛残存着热带日本种，而具有热带日本种基因的温带日本种却广泛存在于日本列岛很早就有的稻种中。佐藤洋一郎提出：温带日本种作为水稻的一种，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而在此之前，热带日本种已通过上述Ⅳ南岛路线传入日本列岛，此后温带日本种和热带日本种在日本列岛的某处相遇。佐藤洋一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绳纹时代晚期后半，水稻种植技术传入九州北部地区，其间又经过了约三百年，它才传入日本东北地区。为此，水稻品种必须适应低温、日照时间短等气候条件，且其开花的时期必须要早。热带日本种和温带日本种都属于晚生种，它们经过自然杂交，基因发生了重组，产生了早生种，这是因为其基因重组的概率远高于基因突变的概率。

佐藤洋一郎的上述假说听起来很有魅力。但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假说暂时还没有考古学方面的佐证。现阶段，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弥生时代的热带日本种和现有的南岛热带日本种，完全属于同一基因系统。因此，笔者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中国大陆种植水稻的历史悠久，其水稻在长期耕作的过程中，经过华北再向北普及，逐渐形成了早生种，然后传入日本列岛。笔者日后也将密切关注佐藤洋一郎的研究进程。

水稻种植传入朝鲜半岛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朝鲜半岛南部的水稻种植从何而来的问题。现阶段，有关朝鲜半岛新石器时期水稻种植情况的研究材料，尚且不够充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从上述Ⅱ传播路径的a、b、c中确定一种较为困难。笔者认为b或c的可能性较大，原因是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淮河下游地区，考古人员发现了中国最北端的新石器时代的水稻种植遗迹。

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遗迹，位于南京东北方向一片海拔2.8米的低湿地带，在其最下层的第八层至第四层（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有四千多粒粳米的炭化米被发掘。从其所处的环境看，这里显然曾有过水稻种植。考古人员也在此出土过和河姆渡遗迹（位于上海对岸）相同的骨制锄头。更引人注目的是，遗址最古老的第七层、第八层分布着长短大小不一的稻米，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粒短粒米的占比大幅提高。在江苏省北端的连云港市藤花落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文化城壁聚落水田遗迹，并从那里出土了大量的短粒米。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2500年，这片区域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这些水稻以粳米的短粒米为主体。而且，这种农耕活动也已经被向北推广到了北纬34度60分的地区。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迹，位于淮河与黄河之间，考古人员从其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500年）的烧土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这些稻谷很有可能来自水稻，通过分析草蛋白石的形态和花粉的情况，我们得知，当年这一带的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都与长江流域的情况大体相同。尽管这些稻谷中混杂着短粒米（粳米）和长粒米（籼米），但它们仍然可以说明，水稻种植已被纳入了北纬34度内陆初期的旱田杂谷种植文化，这是令人震惊的。因温暖化趋势明显，在这一时期，水稻种植有很大可能已跨过淮河，普及至古黄河的下游。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在靠近朝鲜半岛、位于黄河河口附近的公元前3000年的山东省龙山文化遗迹发现有关水稻种植的蛛丝马迹。

旱稻种植的传播路径

旱稻种植一般认为有可能沿着北方更为古老的路径传入日本列岛。淮河以北的旱田耕作带也出现了短粒米的身影。闻名遐迩的河南省仰韶遗迹位于黄河中游，考古人员从这里的黏土块中提取出了公元前4000年的短粒米（粳米）。公元前2000年，旱稻就已被带入了北纬39度的北部旱田耕作带。目前，中国最北最古老的稻米考古资料是辽东半岛尖端大连大嘴子遗迹出土的大量炭化米。此外，在朝鲜平壤市南京遗迹上，有一个无纹陶器文化前期（无纹陶器文化是约公元前1000年的朝鲜半岛文化，其代表性文物是无花纹和有突带纹的陀螺形陶器）的住宅遗址。考古人员从中出土了小米、黍子、大豆和250粒炭化米。在日本青森县八户市风张遗迹，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公元前1000年前的稻米，这里的地理位置超过北纬40度，比朝鲜平壤市的南京遗迹还要靠北。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北部的人，从事的是旱田耕作且饲养家畜。在平安南道龙冈郡弓山里遗迹和黄海北道凤山郡智塔里遗迹等处，考古人员出土了用于开垦和耕耘的石锹、石锄、骨锹、掘棒，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牙制镰刀，和用于磨粉的马鞍形磨臼等一系列农耕工具。智塔里遗迹住宅遗址的陶器中存放着不知道是小米还是稗子的约三合谷粒。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家畜水牛（弓山里遗迹）和猪（西浦项洞贝冢、虎谷洞遗迹）的遗骨。

这其中的渊源或可追溯至华北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同时也和广泛分布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的旱田杂谷农耕有着某种联系。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朝鲜半岛中部、南部之前，这一地区种植的是旱田杂谷和旱稻。如果这种尝试属于试验性旱田耕作，那么其源头或许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在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日本列岛以前，旱稻、杂谷沿着朝鲜半岛南下，传入了西日本地区，这样便可以理解旱田杂谷种植的传播过程了（参见下图）。此外，和在拥有响滩沿岸地域和火山灰台地的九州中部、南部地区出土了绳纹时代晚期前半的陶器，与之一起出土的，还有朝鲜无纹陶器文化前期（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孔列纹陶器。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绳纹时代晚期后半水稻传入之前，该地区曾种植过包括旱稻在内的杂谷。

朝鲜半岛无纹陶器的分布和农耕技术的向东传播　从孔列纹陶器（●标识，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分布可以看出：包括稻米在内的旱田杂谷种植技术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的时间（第1期），在出土无纹陶器（〇标识）的突带纹陶器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日本（第2期）之前

水稻种植北方路线的提出

这样看来，就列岛北部稻米和杂谷的传播路径而言，又一个可能的答案出现了：在绳纹时代，日本东北地区及北海道地区的谷物，是经过与东北亚颇有渊源的旱田杂谷种植路线，即北方路线传入日本列岛的。不过这仅为笔者的推测，目前相关的考古资料仍然十分匮乏。就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而言，现阶段我们能找到的谷物资料，最早可回溯至公元前2000年。

不过，目前却有很多资料可以印证，过去列岛和大陆间曾有过跨日本海的交流。令人惊讶的有，北海道罗臼町植别川遗迹出土的银制品，山形县游佐町三崎山遗迹出土的中国殷代中期的内弯青铜制刀和绳纹时代后期末至晚期初的陶器。此外，日本东北地区北部发现的绳纹时代后期的铎型陶制品，以及龟冈文化的内弯石刀则受到了中国铜铃和青铜刀的影响。此外，在中国，有一种陶器叫作“鬲”，它的底部有中空的三足，可以用来加热液体。可能受此影响，日本列岛也制作了鬲形三足陶器。考古人员在青森县平馆村（今外滨町）今津遗迹等四处青森县内的大洞C2至A式（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遗迹发掘出了鬲形三足陶器。中国吉林省的西团山文化也有年代上、形状上类似的陶器。而在山形县羽黑町（今鹤冈市）中川代遗迹，和绳纹时代中期的陶器一起出土的，还有中国的有孔石斧。

弥生时代石刀的形状及其尺寸，也可印证北方路线的存在（参见此图）。石刀随着水稻种植技术一起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列岛，它们大都是外湾刃半月形石刀。传入九州后，石刀逐渐出现小型化趋势，随后在整个弥生时代，这种类型的石刀占据了主流。然而，随着水稻种植技术逐渐向东普及，在适应各地环境的过程中，石刀的形状不断变化。在越过曾一度被认为是远贺川系陶器文化圈最东端的浓尾平原后，大陆型石刀逐渐退化，数量也越来越少，仿佛关东地区的石刀就是弥生时代农耕的边界线。

然而，到了日本的东北地区后，这里却变成了秀丽的横向较宽的纺锤形石刀、弓形石刀的天下，这些石刀中甚至不乏一些长达二十厘米的大家伙。此类石刀一般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至中国的吉林省、辽宁省一带，属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西团山文化。它们又大又重，不适合掐穗。因此笔者认为，这些石刀的作用应该是割高粱、黍子、小米等植物的根。这些杂谷长成之后个头较高，如果不把它们放倒，掐穗将变得十分困难。此外，考古人员在九州北部绳纹时代晚期前叶（黑川式时期）的北九州市贯川遗迹等处，也出土了少量的上述石刀。由此可见，九州北部地区应该也与朝鲜半岛中部的无纹陶器文化前期有所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东北地区的石刀是经由九州地区传入日本列岛的。现阶段，我们尚未找到弥生时代中期前叶以前的考古资料，因此上述观点在说服力上略显单薄，但不管怎么说，北方路线应该是存在的。

在水稻种植技术被带入日本列岛之前，旱田农耕技术一面跨过对马海峡，传入西日本地区；一面横穿日本海，以片段的形式传入日本北部。尽管日本列岛各地当时都有尝试栽培谷物，但是那时的谷物栽培技术仍不成熟，并不能持续地给绳纹人的生活带来恩惠。可以说，绳纹时代的旱田农耕与弥生时代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水田农耕是有天壤之别的。

第三节　金属器的出现和渡来人

渡来人登场

为什么稻谷种植传入日本列岛后，短时间内便得到普及？换言之，绳纹人为什么接纳了稻谷种植？一些学者对日本西部绳纹时代晚期前半之前的旱稻种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们指出，绳纹时代后期到绳纹时代晚期气候偏冷，相较于日本的东部地区，西日本地区获取粮食资源的环境更为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旱稻种植等粮食生产活动能够给人类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因此大行其道。也就是说，上述观点将产生巨大变革的原因归于两点：一是自然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二是绳纹时代西日本地区的居民对旱稻种植有很大需求。

不过，笔者并不赞同自然环境恶化迫使绳纹人从事农耕的观点。笔者认为，水稻农耕技术传入日本并得到普及得益于渡来人和弥生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西部地区常绿阔叶林带的粮食资源环境，并不比日本东部地区山毛榉科等落叶林带的粮食资源环境恶劣，有的花粉研究人员就曾表示，从绳纹时代后期到绳纹时代晚期前半，日本西部以赤皮青冈为主的常绿阔叶林迎来了气候温暖的生长高峰。因此，绳纹时代日本东部地区的杂谷栽培，理应获得比日本西部地区更高的评价。而近年来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则显示，在外形与内质上，从绳纹人种到弥生人种发生的变化，并非外在环境因素缓慢促成，而是日本列岛的原住民和外来移民——渡来人混血所产生的急剧变化。

另外，最近学界正在对比研究九州北部的渡来人（弥生人）骨和中国同一时期的人骨，通过分析线粒体的DNA等，学者发现渡来人的人骨和中国山东半岛、江南地区出土的人骨有较高的亲缘性。此外，即便同为渡来系弥生人，也分为个子大、面部细长的九州北部类型和面部略宽且面部轮廓较深的九州西北部类型。九州北部类型可能是来自山东、朝鲜半岛的东北人种，九州西北部类型可能是经由山东、朝鲜半岛来的长江流域人种。

和佐野喜久生经过调查日本、中国、韩国的炭化米发现，同样是短粒米，玄界滩沿岸地区的又圆又小，而有明海沿岸地区的则稍长稍大。前者与同一时期朝鲜半岛的米接近，而后者则与中国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米更接近。这一结果与上述两种人骨类型有所匹配，令人颇感意外（参见下图）。

渡来人的足迹　对应头骨的九州北部类型和九州西北部类型，稻米也可以分为玄界滩类型和有明海类型。此外，玄界滩和有明海也分别有支石墓传入（参见此处）（这里的支石墓是指长崎县大野台支石墓群E地点的二号支石墓。鹿町町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松下孝幸是研究人类学的专家，他认为山口县土井滨遗迹出土的男女遗骨，都有渡来人特征。由此他推断，土井滨遗迹曾是渡来人的聚落，渡来人曾在这里过着一边农耕一边渔猎的生活。渡来人以家庭为单位，分乘数艘船，历经好几辈，陆陆续续地移民至这片区域。如果是外来的征服民族，通常只有男性渡海，并且会选择和当地的女性通婚，组建家庭。这种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如果是一次性大举移民，则移民生活的区域应该会留下带有其故乡生活道具和文化要素的大规模“殖民”遗迹，而这片区域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那么，渡来人为什么会带着农耕技术移民到日本列岛呢？笔者认为，一方面他们是为了躲避朝鲜半岛的战乱才来到日本列岛的。在水稻农耕技术传入九州北部地区的绳纹时代晚期后半，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度崩溃，各国为了争夺霸权，战乱不断。农民则饱受其害。在黄河下游的齐国，饿殍遍野。公元前453年，韩国、赵国、魏国三家分晋，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此后，历史进入了七雄并立、攻伐兼并的战国时代。朝鲜半岛局势也如《三国遗事》所言，箕氏是殷商的王族，逃离周朝，当上了朝鲜侯。公元前194年，箕子朝鲜为其部下卫满所灭，随后卫满建立了卫氏朝鲜。相传，此时朝鲜王箕准通过海路逃到了南面的马韩，当上了韩王。这样一来，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乱，流民接踵南下，他们为寻求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乘船渡海，抵达日本列岛。

另一方面，中国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商人们跨越国境，活动频繁。在日本列岛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夜臼式时期至板付Ⅰ式时期（公元前4世纪）土木技术高超的环壕聚落和灌溉水田，以及稍后传入的工艺精湛的青铜器。从这些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推测，曾有一群人为经商或躲避战乱，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向日本列岛移民并带入了这些技术。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齐地方士徐福上奏秦始皇，希望能让他到东海的三座神山中寻找仙人，秦始皇准奏并投入了巨额经费。此外，据《史记》《三国志》记载，徐福到平原广泽而称王，他没有找到蓬莱神仙，唯恐触怒秦始皇而遭到诛杀，于是他便留在了“此洲”，即日本列岛。但徐福真的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和被称为“百工”的各类技术人员，携带五谷，大举抵达过日本列岛吗？此事的真假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笔者认为，确实有众多的“徐福”，以多个家庭为单位，乘风破浪、不畏险阻地从朝鲜半岛携带水稻种植技术、金属器制作技术抵达日本列岛，使得这些技术在日本列岛广泛普及并成为拉开日本弥生文化序幕的巨大原动力。

渡来人的足迹

如上所述，渡来人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和物资，其中有水稻种植技术，以及大陆系磨制石器等农具。除此以外，还有以下技术和物资：

① 金属器。在福冈县二丈町曲田遗迹，考古人员出土了用杂质较少的锻铁（钢）制造的板状铁斧；在津屋崎町（今福津市）今川遗迹，考古人员出土了利用辽宁式铜剑残片制成的铜凿和两翼式铜箭头、铁箭头；在熊本县天水町（今玉名市）齐藤山遗迹，考古人员出土了铁斧；在北九州市长行遗迹，考古人员出土了铸造铁斧。这些都是绳纹时代晚期后半至板付Ⅰ式时期的文物，它们很有可能是被渡来人直接带入日本列岛的。

② 在形状上、制作工艺上酷似朝鲜半岛南部“无纹陶器”的陶器，广泛分布于西日本地区。“无纹陶器”是指没有纹样的素烧陶器，它产自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朝鲜半岛，又被称为“弥生陶器”的始祖。孔列纹陶器（欣岩里式时期）比无纹陶器更早传入日本列岛，它的传入与水稻种植技术传入之前的旱田杂谷种植的传入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已在前文中有过论述。而无纹陶器时期中期（松菊里式时期）的陶器则和绳纹时代晚期后半至板付Ⅰ式时期的水稻种植有所关联。陶壶是典型的弥生陶器，正是在水稻种植的影响下，陶壶才得到了普及。

③ 支石墓。在坟墓上放置大石板和石块，起墓标作用的墓就是支石墓，它有三种类型：a. 直接将石板放在坟墓上的盖石型；b. 用数块石头低低支撑着石板的棋盘型；c. 高高的板状支石和殡葬设施连为一体的石桌型。无论哪一种类型，支石墓都是象征朝鲜半岛无纹陶器文化的墓制。其中，棋盘型支石墓集中分布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石桌型支石墓则集中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而日本列岛没有石桌型支石墓。在绳纹时代晚期，支石墓主要分布在毗邻玄界滩的丝岛平原、唐津平原，以及有明海沿岸至天草群岛间的地区。到了弥生时代前期至弥生时代中期，支石墓则被推广至福冈平原。但那时，支石墓还未被普及至福冈平原以东的地区。也就是说，这种特殊的墓制仅集中分布在九州西北部地区和朝鲜半岛的西半面，特别是西南部，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支石墓是由朝鲜半岛南部的渡来人直接引入日本列岛的。

另外，在岛原半岛、熊本平原周围的火山灰土壤地带，考古人员发现了旱田种植杂谷的遗迹。绳纹时代晚期前半的支石墓的分布区域和这一地域吻合。到了绳纹时代晚期后半至弥生时代前期初，支石墓普及至玄界滩沿岸和有明海沿岸的平原地区。前文提到的人骨的两种类型和稻米的两种类型也分别分布在这两个地区。上述情况都有力地证明了渡来人是分两个阶段、两条路线从朝鲜半岛移居至日本列岛的（参见此图）。

④ 在聚落周围建造环壕的技术，以及用两根主柱做支撑的松菊里型竖穴住宅。本书将在下一节详细介绍环壕聚落。福冈县粕屋町江辻遗迹是日本最古老的环壕聚落。江辻遗迹出土了许多绳纹时代晚期后半的绳纹系遗物，且有十一所松菊里型住宅被集中建在江辻遗迹的一角。也就是说，在环壕聚落内，也居住着从朝鲜半岛东南部移居至此的渡来人，尽管他们的住宅与本地人的住宅之间有一定距离。

此后，直至弥生时代中期前半，松菊里型住宅的痕迹，在西日本各地的弥生聚落内，随处可见。渡来人数代后的子孙逐渐向东移居并承袭了这一住宅的结构。和歌山县御坊市的坚田遗迹表明，渡来人早在弥生时代前期前半就已经渗透到了近畿地区，坚田遗迹不仅有松菊里型住宅，这里的聚落还环绕着三道壕沟。至于发掘出的枪刨铸模、熔炉则证明，早在弥生时代中期初，这里的人便开始生产青铜器了。渡来人的子孙向东推进的速度相当出人意料。

弥生文化的东进、遭遇绳纹人

渡来人将新的文化从朝鲜半岛南部带入了日本列岛，新文化在这里扎根，板付Ⅰ式时期（公元前4世纪后半）的陶器样式就是代表。这种典型的陶器样式仅分布在以玄界滩沿岸为中心的九州北部部分地区。笔者把这里称作“谷物中心”，因为这里集中种植着水稻、杂谷、豆类、果实类等初期多彩的栽培植物，是这些栽培植物在日本列岛的起源地，也是弥生文化的发祥地，最古老的水田、金属器、环壕聚落都出现在这一地区。

到了板付Ⅱ式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环壕聚落和远贺川系陶器一齐向东普及（参见此图）。其主要推手有上述“谷物中心”的直接开拓者和这一时期来自中国大陆的新渡来人。经考古发掘发现，在响滩沿岸的下关市绫罗木乡遗迹，筑后平原的横隈山遗迹、三国之鼻遗迹，佐贺平原的町南遗迹、吉野里遗迹的聚落遗址内，都有渡来人生活区的痕迹。

另一方面，绳纹时代晚期后半以来，种稻之人的社会性逐渐成熟，他们开始建设环壕聚落，此外也出现了从原有聚落中分离出来的新环壕聚落。濑户内以东的环壕聚落就多是在社会性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形成的。在这一时期，远贺川系陶器文化虽然已经普及至伊势湾地区，但是其普及范围也就止步于此，再无扩大了。在伊势湾以东的北陆地区、东海地区、关东地区，极少有远贺川系陶器出土。直至弥生时代中期中叶，上述地区才零星地出现了环壕聚落，而大多数的环壕聚落则要等到弥生时代中期后叶才会出现在这些地区。整个弥生时代，日本的东北地区并无环壕聚落。

经过考察初期渡来人的足迹，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渡来人和绳纹人之间的关系。整体来看，渡来人和绳纹人相处和睦。诚然，当绳纹人初遇乘船而来的渡来人时，双方是否能够泰然处之仍然存疑。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渡来人和绳纹人有过激烈的战斗。

经过对西日本出土过突带纹陶器的绳纹时代晚期后半的遗迹（绳纹系），和出土过朝鲜系无纹陶器及初期远贺川系陶器的遗迹（弥生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在有的遗迹中，绳纹系的文物占绝大多数，里面混杂着少量弥生系的文物；其二，在有的遗迹中，弥生系的文物占绝大多数，里面混杂着少量绳纹系的文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类遗迹共存于一个地区。这说明渡来人和渡来系弥生人非常巧妙地融入了西日本地区绳纹人的社会。经过对大阪府茨木市耳原遗迹和奈良县樱井市大福遗迹的考古调查，考古人员发现，在绳纹时代晚期末突带纹系陶器的壶棺墓地中，埋有弥生陶器的壶棺。就是这样，渡来系弥生人循序渐进地在绳纹人的聚落安家落户，绳纹人逐渐被弥生人同化。

然而，在水稻种植的要素和远贺川系陶器的传播中断的伊势湾东岸以东地区，情况则迥然不同。在浓尾平原上，使用绳纹系条痕纹陶器的遗迹与使用远贺川系陶器的遗迹泾渭分明。绳纹时代少见的受伤人骨，集中分布在浓尾平原东端的渥美半岛上。此外，大型的石箭头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这种情况不同寻常。笔者认为，这表明绳纹人和渡来系弥生人，在该地区曾有过摩擦（参见下图）。而包括稻米在内的旱田杂谷种植等绳纹时代晚期后半以前的西面文化，并未传入这一地区，这种情况导致伊势湾东岸以东地区，在接受水稻种植技术方面产生了落差。不仅如此，自此以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上，日本列岛的东部和西部也逐渐拉开了差距。

渡来系弥生人和绳纹人遭遇于浓尾平原　前期，在浓尾平原上，西面的渡来系弥生人和东面的绳纹人一直对峙。在一宫市周围，有的村落既有弥生系的远贺川系陶器，又有绳纹系的条痕纹陶器。在丰桥市白石遗迹，绳纹人的村落与弥生人的村落共存

憧憬青铜器与开始生产

渡来人给日本列岛带来了全新的文化要素。其中，在弥生社会中，青铜器在社会形态方面的功能与政治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朝鲜制细形青铜武器和多钮细纹镜是权力象征物，所以到了弥生时代前期末，首领们对这些青铜器趋之若鹜，纷纷把它们埋葬在自己的坟墓中。在朝鲜半岛，首领们原本便视青铜器为陪葬品，九州北部的首领们也竞相模仿。

另一方面，在弥生时代中期初（公元前2世纪前半），大量的技术人员开始被雇佣来生产青铜器，最终青铜器被制造成族群祭祀用的咒器。从时期上看，这一时间与朝鲜半岛开始将青铜器用于祭祀的时间保持一致。不过，初期使用青铜器作为祭器的案例，大都集中在佐贺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而非玄界滩沿岸地区，例如：考古人员就在吉野里遗迹出土了坩埚、风箱羽口等工具，以及青铜器铸造过程中产生的铜渣及铸件毛刺。它们被舍弃的时间可以上溯至弥生时代前期末。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提到的奴国，是一个以福冈平原为中心的国家。福冈市诸冈遗迹和在三国丘陵上的小郡市横隈锅仓遗迹，大致就是后来的奴国的所在地。根据这两个遗迹的情况，我们可知，从弥生时代前期末至中期初，渡来人和弥生人同住一区。尽管如此，在该阶段，这里仍然没有生产青铜器的蛛丝马迹。

后文我们也会提及，在这一时期的玄界滩沿岸地区，人们汇聚在首领的权威之下，经过激烈的战争，特定首领们的权威渐渐提升。为提高自己的威信，首领们不遗余力地搜求朝鲜制青铜武器和青铜镜。一时间，朝鲜制青铜器颇为紧俏。有鉴于此，有明海北岸的首领们开始有意识地招聘渡来人作为生产青铜器的技术人员，并安排他们住在自以前起便十分重要的聚落的渡来人居住区内，为他们提供生活场所，很早便开始制造青铜器（参见下图）。在佐贺平原上，考古人员集中出土了正好是这一时期生产的朝鲜无纹陶器，以及受到弥生陶器影响的拟朝鲜系无纹陶器。此外，佐贺平原还有很多被认为是弥生时代中期初的渡来人聚落遗迹——三日月町土生遗迹、佐贺市锅岛本村南遗迹等。玄界滩周边地区的早期水井很少，而佐贺平原的早期水井却很多。由此我们推测，开凿水井的技术也由生产青铜器的渡来人带入。

渡来人的聚落和初期的青铜器铸模　此图由片冈宏二制作，我们能从中看到初期渡来人居住村落的位置及制造青铜器村落的位置。如果把那些出土过朝鲜制细形铜剑、铜戈、铜矛的遗迹重叠，我们即可发现，货源供给较少的地区最先开始生产青铜器

但是，到了弥生时代中期中叶（公元前1世纪前半），拟朝鲜系无纹陶器也被弥生陶器同化，渡来人的文化认同感逐渐丧失。在发掘鸟栖市本行遗迹和安永田遗迹后，考古人员发现，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叶，二者的青铜器生产逐渐集约化、组织化。这一时期，奴国开始建设大型技术密集型城市。被认为是奴国王都的春日市须玖遗迹群，由周边数个附属聚落组成，这些聚落本身的结构本就为生产青铜器而生。奴国这个国家的存在，甚至王中之王的诞生，都与上述青铜器的生产密切相关。在不知不觉中，渡来人被卷进了动荡不安的政治旋涡。

第四节　环壕聚落

环壕的出现

壕沟环绕的聚落被称为“环壕（环濠）聚落”。原则上，绳纹人在聚落周围不挖壕沟。因此，环壕聚落这种建筑形式应该是和水稻种植技术一起，由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列岛的，它是弥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通常来说，环壕聚落出现在板付Ⅰ式时期。

不过，如果水稻种植传入日本可以上溯至绳纹时代晚期后半，那么修建环壕聚落的时间理应也可以上溯至这一时期。果不其然，考古人员在福冈市那珂遗迹的低台地上发现了绳纹时代晚期末（夜臼式时期）的环壕。这是个长直径、短直径分别为一百六十米和一百四十米的椭圆形双重环壕。两道环壕之间，有宽五米的土垒。此后，绳纹时代晚期后半的环壕也相继被发掘。其中，在福冈县粕屋町江辻遗迹、北九州市重留遗迹夜臼式时期（公元前4世纪前半）的外壕中，建有板付Ⅰ式时期（公元前4世纪后半）的内壕，两道壕沟环绕的空间里则有松菊里型竖穴式住宅和掘立柱建筑。

另一方面，在早已闻名于世的福冈市板付遗迹，被板付Ⅰ式时期宽四米、深两米的断面“V”字形壕沟包围着的，是长直径、短直径分别为一百十一米和八十一米的卵形内壕。在内壕的外面，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夜臼式时期的外壕，外壕所圈范围长约三百七十米，宽约一百七十米。整个台地被外壕围起来，水田被一分为二。笔者认为，聚落里的一般人住在外壕内（外区），特定的家族集团则居住在内壕内（内区）。内区中用沟隔开的狭小弓弦状空间里有四十多座储藏窖，除此以外的大部分台地都已被切去，考古人员无法从中提取出任何有价值的遗留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曾建有住宅，且储藏窖应交由特定的家族集团管理。

后文我们也会提及，住在内区的人和住在外区的人存在阶层差异。在朝鲜半岛的环壕聚落的内外，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受此影响，最初出现在玄界滩沿岸地区的环壕聚落，也用壕沟将村落最重要的部分围了起来，这表明阶级分化已经出现。不过，板付遗迹和重留遗迹都是先挖的外壕，后挖的内壕。总之，在水稻农耕已经成熟的板付Ⅰ式时期，环壕聚落形成了凸显阶级差异的内外双重结构。

为什么挖掘环壕——严格的内外之分

那么当时的人为何要挖掘环壕呢？笔者认为整个弥生时代，倭人之所以一直挖掘环壕，其根本原因是为了明确外界和内部的关系，即把环壕（外壕）以内的人当作自己人，并通过团结自己人来排斥外部势力，以使自己人逐渐对聚落这一共同体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比起完善防御功能，倭人挖掘环壕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维护聚落的团结，以及强化集体意识。

为了领导聚落开展工作，挖掘环壕可以说是首领掌权的第一步。水稻农耕需要各聚落内部、聚落之间齐心协力，投入大部分的劳动力到水稻生产活动中。人们需要遵循水稻种植的时节，有计划地筹备和管理一年的生产活动。为此，需要有一位具备领导力和管理能力的首领。那时，聚落之间经常争夺土地、水利设施等资源。这就需要首领率领自己的聚落同其他聚落展开武力斗争。因此，首领需要具备凌驾于极大领导力之上的卡里斯玛性。首领等特定人群和一般人的关系类似圣人和俗人，这是聚落的共识。挖掘出的内壕是区隔首领和一般人的分界线，这是对上述共识的确认。与此同时，内壕还有保护聚落重要部分的作用，它增强了聚落的凝聚意识。可以说，环壕的出现和水稻农耕技术的成熟有密切的关联。

因此，在绳纹时代晚期后半，虽然水稻种植技术在短时间内传到了西日本各地，但九州北部以外的地区却并没有出现绳纹时代晚期的环壕聚落，因为这些地区的水稻农耕技术尚未达到可以挖掘环壕的程度。如上所述，环壕能将聚落分为内区和外区。这一聚落模式之所以会在西日本各地得到推广，是因为倭人社会具有很强的聚落意识和阶级意识，且此时首领权力已迅速得到确立，这是日本列岛形成阶级的独特发展过程。

不过，刚从中国传入时，环壕聚落的确具备防御外敌和野兽入侵的功能。人们会在丘陵的斜面上挖出“Ⅴ”字形的壕，并在环壕中蓄满水，也就是“环濠”，其防御性能不言而喻。此外，挖掘至中等深度的环壕，壕底土壤松软泥泞，脚踩上去很容易深陷其中。如果敌人落入水濠之中，更将动弹不得，无法脱身。由此看来，水濠的防御性能确实要比空壕更甚。

此外，环濠（水濠）和自然河道相连，便可应对洪灾，以及向耕地供水、排水。但是，濠中的水并非时常流动的，有的时期，环濠里没有水，非常泥泞；有的时期，环濠里则被扔满了垃圾。为了让制作工具用的半加工木材坚硬、整齐，人们还把这些木材埋在环濠的泥中。由此可见，在弥生时代，人们并不强求环濠具备防御属性。研究人员在分析环濠内的泥土时，发现了更加有趣的事情。

环境考古学专家金原正明、金原正子夫妇指出，弥生时代的环濠已经被蛔虫、鞭虫、肝吸虫污染了。在环濠内发现了粪便量级的寄生虫卵。也就是说，弥生人曾在环壕内随意排泄。至于蛔虫，据说也是随水稻种植传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物种。

另外，专门从昆虫的角度考察环濠的森勇一指出，环濠中曾存在着很多蜣螂等食粪昆虫和琉璃阎魔虫等吃死尸的昆虫。换言之，环濠内有很多爱吃污物的都市型昆虫。通过硅藻分析，环濠内还发现有对水质污浊有较强耐性的种群。如果外来入侵者陷入了这样的环濠，该多么惨呐！

环壕聚落寻根

1990年，考古人员在韩国庆尚南道蔚山市检丹里遗迹发现了环壕聚落，这进一步印证了环壕聚落是同水稻种植一起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列岛的推断。检丹里遗迹是无纹陶器时代中期（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初）的环壕聚落遗址。从年代上看，检丹里遗迹是九州北部地区环壕聚落的故乡。在这里，低缓的丘陵上挖出的环壕宽两米，深一点五米。整体来看，该环壕呈长直径、短直径分别为一百一十九米和七十米的椭圆形，这与日本列岛的环壕在规模和形状上都极其相似。此外，检丹里遗迹的内侧有土垒，可以推测在某一时期，环壕内部曾有七处以上的住宅，外侧曾有十处以上的住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壕内中心部建有唯一的大型住宅。这里虽然没有外壕，但正如板付遗迹和有田遗迹那般，这里也被分为了内区和外区，有了阶级的差别。

在这之后，考古人员又在忠清南道扶余郡的松菊里遗迹，发现了同一时期的环壕和巨大的木栅遗址，它们都地处丘陵边缘。在庆尚南道晋州市大坪里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双重环壕，并在河岸的缓坡上发掘了一个超过六千平方米的旱田遗迹。经分析可知，这里曾种植过小米。现阶段，在这一区域，考古人员虽然尚未发现水田，但却出土了无纹陶器、涂丹研磨壶、外湾刃半月形和三角形的石刀、磨制石斧和石剑、石箭头等构成九州北部最初水稻种植文化的大陆系文物。总而言之，水稻种植技术、环壕聚落技术，以及用环壕将村落分为内部和外部以示阶级差异的思想等，都跨越对马海峡，传入了日本列岛。

正如我们考察水稻种植传入日本列岛的路径一般，我们在这里也将尝试对环壕聚落寻根溯源。如果说九州北部地区初期的环壕聚落原型就在朝鲜半岛南部，那么追根溯源，九州北部地区初期的环壕聚落是否也和水稻种植一样，可以追溯到山东半岛以南甚至长江流域呢？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环壕聚落通过下述两条路径传入日本。其一，东方路径。环壕聚落起源于内蒙古，并被普及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再从山东半岛传到朝鲜半岛南部，进而传入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其二，北方路径。环壕聚落从渤海湾以北被推广至中国吉林、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然后跨越日本海，最终传入日本列岛的北端。此外，不同于空壕环绕的环壕聚落，在水濠中灌满水的环濠聚落，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本书严格区分了“壕”与“濠”，这一点读者需要注意。

而最古老的环壕聚落则集中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比如赤峰市兴隆洼遗迹就是一个长直径为一百八十三米、短直径约为一百六十六米的椭圆形环濠聚落，它看起来与韩国，以及日本弥生时代初期的环壕聚落十分相似。不过，赤峰市兴隆洼遗迹对应的年代约为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400年，这一时期正好相当于日本的绳纹时代早期。

从兴隆洼遗迹南下，沿黄河溯流而上，就能抵达属于仰韶文化且闻名中外的西安市半坡遗迹。半坡遗迹的环壕宽度和深度均为五米至六米，断面呈“V”字形，环壕整体呈长直径为两百米的椭圆形。环壕内有居住场所、储藏窖、家畜栏、陶器窑。东南角呈“コ”字形的突出处，曾建有类似吉野里遗迹的望楼。然而，这个壕沟其实是一个外壕。外壕的中心还有一个内壕，内壕里面有长方形的大型建筑物。弥生时代的环壕聚落，把特定的阶层围在内壕之中，有着区别内外的双重结构。这种结构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4500年的半坡遗迹。

环壕聚落向东传播的路径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赤峰市大甸子遗迹。大甸子遗迹的环壕呈长直径为三百五十米、短直径为两百米的椭圆形。在规模与时期上，大甸子遗迹的环壕都与日本弥生时代环壕聚落的环壕相似。综上所述，环壕聚落这种构造起源于中国的内蒙古地区，并在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流域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后，环壕聚落继续向东推广，经过朝鲜半岛，终于在弥生时代传至日本列岛。

北方路径的环壕聚落

和水稻种植一样，环壕聚落也存在传入日本列岛的北方路径，其踪迹虽然不能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的吉林省放牛沟遗迹、黑龙江省拉哈遗迹，但可以确定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环壕同北方路径有关。

在秋田市地藏田B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相当于弥生时代前期前半西日本地区的大洞A—A'式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的环栅聚落。该环栅聚落的三四处竖穴式住宅被长直径为六十一米、短直径为四十一米的栅栏围住。此外，在秋田市上新城中学校遗迹，考古人员也发掘出了大洞A式时期，长直径为五十九米、短直径为四十九米的环栅，该环栅甚至还有门柱。

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提及的那样，根据日本东北地区北部发掘出的远贺川系陶器和砂泽遗迹发现的弥生时代前期的水田遗迹，很多研究者推测，环栅聚落也是在西日本地区弥生环壕聚落的影响下形成的。直到现在，这一观点还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是，环壕聚落在该时期刚从西面传入伊势湾地区。考古人员也在福岛市南诹访原遗迹，发现了大洞C2式时期的环栅聚落。可以说，绳纹时代晚期末水稻种植和环壕聚落才终于在九州北部地区双双出现。这样一来，环栅聚落如果是受西日本地区环壕聚落的影响产生的，那么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越过西日本地区，直接从九州北部地区传入日本东北地区，这种情况不符合常理。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发现能证明北方路径的存在。在北海道的涌别平原，考古人员陆陆续续发掘出了绳纹时代中期的环壕聚落。在苫小牧市静川十六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绳纹时代中期末（余市式时期）长直径为五十六米、短直径为四十米的葫芦形环壕。这一环壕宽两米、深两米，断面呈“V”字形，整个环壕设有三个出入口，环壕内部有两座竖穴式住宅，其余十五座竖穴式住宅均位于环壕外侧。这是环壕聚落最常见的结构模式。在千岁市丸子山遗迹，考古人员发掘出了绳纹时代中期中叶的环壕。该环壕的长直径为七十米，短直径为六十米，呈饭团状。

通过北方路径传入日本列岛的环壕　（苫小牧市静川十六遗迹，苫小牧市地下文化遗产调查中心提供图片）

与水稻种植的传播情况相同，不论是北海道的环壕聚落，还是日本东北地区的环栅聚落，与其说其普及过程受到了西日本地区水稻种植及环壕聚落的影响，不如说受到了跨海相隔的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的影响。在同东亚地区的交流中，弥生文化的大框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列岛的最北端存在着一种大陆性文化要素，它与弥生式文化有所不同。

环濠聚落寻根——绕水而建的村落

壕沟内装满水的“环濠”聚落不同于单纯的“环壕”聚落。环濠聚落是与水稻种植构成组合的、对弥生时代产生影响的另一种环壕聚落。有人把板付遗迹、壹岐原之辻遗迹那种台地上的内壕视作“壕”，把低洼部的外濠视作“濠”，尽管这种区分并不严格，但当我们研究环壕聚落的根源和背景时，这一分类却是意义重大的。

典型的环濠聚落一般地处宽广的海岸平原，如：九州北部有明海沿岸佐贺平原上的町南遗迹、筑后平原上的平冢川添遗迹等。除此之外，高知平原的田村遗迹、松山平原的来住遗迹，近畿地区大阪平原的池上曾根遗迹、龟井遗迹，奈良盆地的唐古键遗迹，浓尾平原的朝日遗迹等，也都是典型。在大规模的环濠聚落中，有的聚落甚至有并行的几道水濠，这些水濠会组成宽约数十米的环濠带。如果把环壕聚落比作山城，那么“环濠”聚落就是水城。

环濠聚落出现的时期，稍晚于西日本各地最早出现环壕聚落的时期。那时，人们把大量的低洼地带改造成了水田，在此过程中，聚落也随之转移到了更加低洼的地带。可以说，环濠聚落的出现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不过，笔者认为蓄水的环濠聚落是一种建筑学的思维模式。在弥生时代前期后半，环濠聚落才传入九州北部的有明海沿岸地区。其后，环濠聚落普及至西日本地区的平原。近畿地区、西日本各地特有的与九州北部迥异的弥生文化，正形成自这一时期。

环濠聚落这种建筑模式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据说湖南省澧县的城头山古文化遗迹、湖北省荆州市的阴湘城遗迹、石首市的走马岭遗迹等屈家岭文化早期（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环濠聚落，是出现时间最早的南方环濠聚落。其中，城头山古文化遗迹的环濠宽三十五米，整体呈一个直径为三百二十五米的正圆形，其四面都有大门的痕迹，环濠的中央留有建筑物的基座。城头山古文化遗迹的环濠不仅比黄河流域的环濠大一圈，而且非常完备。笔者推测一定还有更古老的环濠。

1995年秋，笔者考察完澧阳平原的遗迹，又去彭头山遗迹参观。彭头山遗迹出土有公元前6000年前的稻谷痕陶器。笔者在围绕遗迹参观的过程中，意识到残存在遗迹四周各处的水池、洼地似乎就是环濠。该环濠的直径约两百米，宽约二十米，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形状上看，彭头山遗迹的环壕都比城头山古文化遗迹的更为古老。笔者将这一发现告知了同行的中国考古学者。后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不懈努力，两年后，他们在彭头山古文化遗迹附近的八十垱遗迹发现了彭头山文化的环濠。这充分证明，长江中游地区是除内蒙古外的另一个环壕（濠）聚落的发源地。虽然难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但笔者仍自称是发现长江流域最古老环濠聚落的幕后英雄。中国的旱田（小米）种植区和水稻种植区各有一个发源地，它们分别有各自的环壕（濠）聚落。

弥生文化的两个重叠

笔者认为落叶林型文化和常绿阔叶林型文化的两个重叠，共同形成了弥生时代的水稻农耕文化。落叶林型文化孕育了环壕聚落以及与旱田杂谷种植共存的水稻种植文化，这种文化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玄界滩沿岸，成为弥生文化的骨干。常绿阔叶林型文化沿着常绿阔叶林带稍晚传入日本列岛，它是以水稻种植为主体的文化，并且由此形成了“亲水性”较强的环濠聚落。常绿阔叶林型文化填充了弥生文化的血肉。

迄今为止，人们一边在朝鲜半岛找寻构成弥生文化的考古学要素，一边又因为西日本地区落在从云南沿长江向东延伸的常绿阔叶林带范围内（参见此图），而倾向于认为弥生时代的水稻农耕文化也是常绿阔叶林文化的一个类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种矛盾，避免类型化地理解弥生文化。

前文已经提到过，玄界滩沿岸地区的炭化米、人骨类型与朝鲜半岛的十分接近，而有明海沿岸地区的炭化米、人骨类型则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十分相似。有鉴于此，有的学者主张，稍晚传入有明海沿岸的环濠聚落和稻米及人骨均直接来自长江下游地区。不过，作为常绿阔叶林带文化要素之一，环濠聚落究竟是从长江下游地区直接传入日本列岛的，还是像旱稻和水稻那般，先后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的？环濠聚落是经由朝鲜半岛南部传入的两个系统中的后发要素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调查完淮河流域、朝鲜半岛南部的环濠聚落，考古人员会给出答案。

[1]中国地区，日本本州西部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所占的地域。

第二章　稻米和日本文化——日式农业和饮食生活

第一节　弥生人的饮食生活

储藏窖探秘

弥生时代是日本列岛生产经济社会的肇始，弥生时代的核心产业是水稻种植业。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日本人与稻米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但这是否意味着较之绳纹人，弥生人的饮食生活更加富足呢？难道真如学界定论所言，稻米的生产力和灌溉系统就是日本列岛王权诞生的经济基础吗？以下，我们将论述一下弥生时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以及弥生时代农业生产与倭国王权诞生的关系。

关于弥生时代的食物来源，《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好捕鱼鳆……好沉没捕鱼蛤……有姜、橘、椒、蘘荷，不知以为滋味（不懂得利用）。”文献只有寥寥数语，如果想了解详情，还得详细分析出土的食物残渣。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弥生人储藏食物的储藏窖。储藏窖和环壕聚落、水稻种植技术一起，经由前一章提到过的Ⅱ半岛路线从朝鲜半岛传入（参见此处）。储藏窖是弥生时代初期最常见的储藏法。那时，人们会在台地、丘陵上挖出深度超过两米的窖，然后再将食物放入陶壶内，把陶壶放在窖底或架子上储藏，其间人们可以用梯子上下存取。窖的中心还竖有柱子，柱子上方建有窖顶予以遮盖。窖底比较宽阔，整个储藏窖形似布袋，因此得名“袋状竖穴”或“袋状储藏窖”。而位于低洼地带的环濠聚落，因挖掘储藏窖会有水涌出来，所以袋状储藏窖不适合建在环濠聚落内。在环濠聚落，人们会修建干阑式仓库。

数次重新挖掘的储藏窖遗迹　（福冈县下稗田遗迹，行桥市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储藏窖中残存食物的例子。山口县防府市大崎遗迹里堆积着厚达十厘米的稻穗。冈山县久米町（今津山市）领家遗迹的竖穴式储藏窖中堆积着二十斗，约合三百六十升的炭化稻穗，储藏窖好像还曾发生过火灾。由此可见，储藏窖中的稻米的确很多，考古人员在约七成留有食物残渣的储藏窖中，发现了炭化米或炭化稻谷。除此之外，储藏窖中还有小米、黍子、稗子等杂谷，大豆、小豆等豆类。值得注意的是，山毛榉科的果实等坚果类也在其中，它们在储藏窖出土食物中所占的比例仅次于稻米，占到五成。在本来用于储存稻米的袋状储藏窖内，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坚果呢？

人们通常认为弥生人是吃稻米的人，他们通过提高水稻产量使稻米出现剩余，这成为弥生时代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从前述多样化的食物比例我们可知，这种看法是较为片面、有失偏颇的。

推测稻谷产量

那么，弥生人是否能依靠食用大米填饱肚子呢？笔者对此持悲观的看法，但已故原日本国立民俗历史博物馆馆长佐原真则是个乐观派。在稻米种植开始后约六百年，倭人建立了王权，修建了巨大的王墓。倭人在农耕社会开始后的极短时间内建立起王权，这在世界上实属罕见。王权的经济基础是巨大的生产力和粮食的剩余，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稻米的力量使然。佐原真持乐观看法的依据正在于此。但是，弥生时代的稻米产量究竟有多少，生产力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下述三种方式估量弥生时代的稻米产量：

第一种方法是依据古代文献记载的稻米产量推测。据正仓院收藏的奈良时代的《正税账》记载：“一町收获稻谷三百束至五百束。”平安时代的《延喜式·主税式》记载：“凡公田中收获的稻谷，上等田产量为五百束，中等田为四百束，下等田为三百束，下下等田为一百五束。”《养老令》的注释书《令义解》则记载：“水田一段收获稻谷五十束，一束稻谷能舂米五升。”由此可见，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按照一般标准，水田一反的上等田产稻谷五十束，中等田产四十束，下等田产三十束，下下等田产十五束。顺便一提，“束”指割下来的稻穗束。上等田、下等田指的是根据产量确定的水田等级。

古代稻米产量

（根据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文献记载，一反水田的稻米产量可换算为今天的斗量）

古代和现代的斗量、面积都有所不同，不过考古人员最近在京都的遗迹相继出土了上书“一合”“一合半”等字样的陶器和木升。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奈良时代的一反相当于现在的一点二反，约一千四百平方米，一升约合现在的四点六合（约零点八升），具体换算值详见上面表格。也就是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产量最高的上等田，其收获量是九斗五升八合（约一百二十公斤），相当于今天水田平均产量的四分之一。而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之前的弥生时代，再高的水田稻米产量应该也不会超过这个数。

第二种方法参考了许多至今仍然沿用原始方法从事农业生产的亚洲某些少数民族的稻米产量。结果发现，相当于上等田的水田或旱田，其产量为一百多公斤，相当于下下等田的山区旱稻，以及靠天吃饭的原始水田，其产量则为几十公斤，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得到了和第一种方法类似的结果。

第三种方法是实验考古学的方法。经过研究几个遗迹出土的水稻稻穗束，笔者发现这些稻穗束的长度均在十八厘米至二十厘米之间，而现在栽培的水稻穗首（第一节往上部分）的长度则为二十八厘米至三十厘米。这一长度差反映了稻穗的生长情况，亦即稻谷的数目。

出土的炭化稻穗束　初期的稻穗类似于现在不除杂草、长势很差的稻穗（奈良县唐古键遗迹出土）

那么弥生时代的稻穗为何如此贫弱呢？过去笔者曾发现，有的稻秆在水田里放置一两年不管，也会长出新的稻穗，掉在地里的稻谷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发芽。它们会在杂草丛生的水田中，无精打采地生长。杂草不仅会夺走水田中的养分，还会遮住阳光，阻碍水稻根的发育。这种情况下长出来的稻穗，长度也就能达到十八厘米左右。弥生时代的稻穗生长情况恐怕也与此情况类似。一根稻穗上的稻谷数量是人工栽培稻谷数量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分蘖茎的数目也在人工栽培稻的一半以下。收割完稻谷后，每反产量仅为七点五斗，换算成重量则约为九十公斤，不到现在每反产量的五分之一。

弥生人能吃到多少米

如果弥生时代的稻米产量真的像上文所述那般，那么弥生人每天能够吃到多少大米呢？

在大阪府八尾市池岛福万寺遗迹发现了由小块水田构成的网格，水田边长不足十米。小块水田因形状、造田方法、田埂方向的不同，可以组合成区块，仿佛每个区块都由不同的人耕作。其中，区块面积最大的为两千八百平方米，最小的为四百三十平方米，水田的平均面积约为一千八百平方米。我们假定一个家庭可以分到一个区块。

通常情况下，弥生时代的家庭都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这样的家庭又被称为复合家庭，其家庭成员通常分住在两到三处住宅内。当然，也有两代人组成的单一家庭（核心家庭）。笔者认为，每个家庭的规模或人数不同，所以分到的水田区块面积也不相等。平均每个竖穴式住宅能住四至五人，因此，一个大家庭的人数应在八人至十五人左右。

考虑到这片区域的水田是弥生时代后期后叶的水田，我们可以按照上等田的标准来计算水稻产量，最大面积的水田约产稻谷二石六斗八升，最小面积的水田约产稻谷四斗一升，平均产量为一石七斗二升。假如耕作最大面积水田的大家庭有八个成员，则平均每人每年的消费量约为三斗三升五合（约四十二公斤），如果这个家庭的成员有十五人，则平均每人每年的消费量约为一斗七升九合（约二十二点四公斤），即平均每人每天的摄取量分别为约零点九合和约零点五合。相反，如果一个四人的核心家庭去耕作面积最小的水田，则平均每人每年的消费量仅为一斗三合，即每人每天仅有约零点二八合。

目前，日本人平均每人每年的大米消费量约为七十五公斤，即每天一点六合。很多人不认为这一消费量低，是因为人们通过吃零食和足够的副食得到了部分补充。过去，日本的成年男子每天要吃三合饭。经过上述计算，我们可以看出，直至弥生时代终结，弥生人也几乎没有吃过饱饭。况且，这一数字还忽略了储备米和来年用的种子等其他用途的需求。此外，台风、洪水、病害、虫害、被鸟偷食等情况也会对稻米的收成造成影响。

笔者认为，即便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弥生人主食的一半以上也依旧是绳纹时代以来一直食用的杂谷、薯类、坚果类等稻米以外的淀粉质食物。弥生人只食用稻米的情况极为罕见。稻米通常也多被用来和杂谷、薯类、橡子混在一起煮粥喝。只有逢年过节，在节日庆典时，人们才能吃上蒸米饭，填饱肚子。

实际上，蒸米饭用的甑在公元4世纪末以前是极为罕见的。相反，烹调用的陶瓮却大量出土，它们的内壁上通常附着有漆黑的炭化物，而这些炭化物大都是黏性较强的糊状物。谷物颗粒直接附着在陶瓮内壁上的情况极其少见。

如今，我们去博物馆就会发现，博物馆总是企图用一块展示板向我们一目了然地呈现弥生时代的农业情况：

一片水田，金色的稻穗颗粒饱满、密密麻麻，背着背篓的妇女和孩子正在用石刀收割稻穗，稻秆齐胸，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然而，弥生时代真实的农业情况却并非如此。

通常来说，弥生时代的稻米在形状特征和遗传特性上都与红米接近。红米和紫米的秸秆很高，能长到成年人肩膀的位置。但是，因为秸秆缺乏柔韧度，在稻穗成熟时，风雨稍强，秸秆便会倒下。十年来，一直在试验田里栽培水稻的笔者发现，如果不用东西支撑秸秆，就只能蹲着收割稻穗了。况且，弥生时代的水田里还有很多杂草。因此，笔者主张，应该把描绘弥生时代农业情况的展示板改成：人们用近似蹲着的姿势在杂草丛生的水田中寻找稻谷，收割稻穗。至少弥生时代初期的场景是这样。

渡部忠世是研究农作物的学者，他以农学家的视角，公允地评价了弥生时代的水稻种植技术，他指出稻米是弥生人的主食这一判断不符合当时的实情，尽管稻米有很多优点，美味、颗粒大、容易脱谷、容易烹调、产量高、收获稳定、容易储存，弥生人希望以稻米为主食，但客观条件却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弥生人虽然吃不到足够的稻米，但他们也并非食不果腹。原本在人们的印象中，弥生人以稻米为主食，人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才会对弥生人的生活状况持消极态度，十分担忧。自绳纹时代以来，人类就在多元化地获取大自然中的丰富食物，并开始栽培以稻谷为主的多种植物。综上所述，弥生人的饮食生活是十分富足的。

丰富多彩的旱田农作物

我们必须反省在研究中偏重水田研究的情况。事实上，现阶段已得到证实的弥生时代的旱田农作物已有三十种之多，如：小米、稗子、旱稻、豆类、桃子、瓜类、紫苏等。另外，考古人员通过比较一百九十三个遗迹出土的谷物发现，有三分之一的谷物都是稻谷以外的杂粮、麦类等。如果再加上小豆、大豆、绿豆等豆类，非稻谷的出土比例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

前面我们提到过，有很多旱田农作物早在绳纹时代就已被作为旱田杂谷种植了。但是，绳纹时代晚期后半至弥生时代前期初，真正意义上的旱田耕作才伴随水稻农耕技术，在九州北部地区生根。旱田农作物的种植区域大都集中在“谷物中心”地带，这一地带拥有适合旱田耕作的广阔台地，山口县下关市绫罗木乡遗迹、壹岐原之辻遗迹的环壕聚落就是证明。考古人员曾在这片区域出土过小米、黍子、小麦等杂谷，以及大量的收获工具——磨制石镰。笔者猜想，未来在这片区域，考古人员很有可能还会发现大规模的旱田遗迹。

不过，弥生时代中期以后，西日本地区也开始广泛种植杂谷和豆类。另一方面，在九州“谷物中心”地区以外的火山灰地带的台地和山地，考古人员也见到了这些作物。到了弥生时代后期，这种倾向越来越明确。在关东平原广阔的台地地带、中部地区、九州南部等山区，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旱田遗迹和住宅遗迹，里面留有装着旱田杂谷、大豆、小豆等的陶壶。上述地区与日本列岛后来少有的广域旱田耕作地带存在关联。

从一百九十三处遗迹中出土的谷物比例　（单位：%）

在长野县冈谷市桥原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弥生时代后期初发生过火灾的住宅遗址，里面有两个大型陶壶，它们在室内的地面上被摔成了碎片，约有四十六点八升（二斗六升）的炭化米散落了一地。有人据此认为，在弥生时代人们丰衣足食，稻米完全供应充足。但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稻米量少、珍贵，所以它才被人们这样很慎重地保管起来。桥原遗迹上共有三十一座住宅遗址出土了稻米，而与此相对的，出土了杂谷、豆类的住宅遗址则达三十二座之多。这说明人们那时的粮食结构有一半都是杂谷。况且，天龙川上游狭窄的河岸斜坡原本就不适宜种植水稻，而只能种植旱稻。这一地区出土的大量的打制石锹、石皿、敲打石、磨石等绳纹时代的农具，正说明旱田杂谷在当地粮食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弥生农业不仅局限在种植水稻上，旱田耕作是弥生农业的另一个支柱。弥生时代的水田仍集中开垦在低洼湿地，所以旱田耕作和杂谷栽培便成了山区和广阔的台地地区农业生产的主干，其生产规模和产量均在水稻生产之上。

有人认为绳纹时代以来，传统的旱田耕作模式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弥生时代的旱田耕作模式。笔者认为，我们不能过分拔高绳纹时代旱田耕作的意义。与其说弥生时代的旱田耕作模式受到了绳纹时代旱田耕作模式的影响，倒不如说朝鲜半岛传入的水田和旱田共生的农耕法给弥生人带来了更大的影响。我们应该积极评价弥生农业因地制宜的二元性。

橡子的作用

考古人员从弥生时代的遗迹中出土了大量植物质食物的遗存，如果分析各种食物在其中的占比，就可以发现稻米只占第二位，占第一位的是从绳纹时代以来就被利用的山毛榉科植物长出的橡子。核桃、栗子、日本七叶树的果实等出土坚果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出土稻米的数量。此外，考古人员还出土了不少旱田种植的杂谷、果实。这些坚果、杂谷的种类之多，完全能够弥补稻米在产量上的不足。

那些藏有很多橡子等坚果的储藏窖，也被叫作“橡子储藏窖”。在东日本地区，有很多像栎属等的含单宁较多的橡子。绳纹时代前期以来，坚果的去涩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除去核桃、栗子等相对较容易去壳的坚果，橡子、日本七叶树的果实等较难去壳的坚果也有了处理的方法。这一点，被发掘出的水泡坚果遗迹和坚果储藏窖即是证明。与此相比，西日本地区多是赤皮青冈、锥属等果实无须去涩的树。尽管如此，其他的山毛榉科果实也仍然需要泡水。江户时期的对马豆酘有一种在河边用石头垒成的储藏窖。这种储藏窖和橡子储藏窖一样，多建在有清澈地下水涌出的地方。

在西日本地区，绳纹时代晚期以后的橡子储藏窖比较引人注目，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绳纹时代到弥生时代前期至中期的橡子储藏窖，其中不乏像福冈县春日市门田遗迹和大阪府岸和田市下池田遗迹那样弥生时代后期的案例。考古人员甚至在滋贺县米原市本愿寺遗迹发掘出了公元5世纪的橡子储藏窖，这令人颇为震惊。

一般而言，橡子储藏窖用于备灾备荒。因此，橡子储藏窖内通常留有没有使用过的橡子。诚然，随着时代的推移，橡子储藏窖的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橡子储藏窖的数量也似乎与稻米的产量成反比。但较之山村地区，考古人员却更容易在低洼地区适宜种植水稻的大聚落处，发现弥生时代的橡子储藏窖。因此，笔者更加坚定地认为，采集坚果已被纳入水稻种植的农耕体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坚果视为对稻米的补充。

出土植物质食物的遗迹数

弥生时代前期至后期的福冈县北九州市长野小西田遗迹，有沿山谷溪流用木框围成的十五处水泡坚果遗迹，其规模之大可与绳纹时代的遗迹媲美。在长野小西田遗迹周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橡子储藏窖，窖中存放着三万五千多个橡子。由此可见，橡子一定不是单纯的备荒食材。

综上所述，在绳纹时代晚期西日本地区低洼地带的遗迹上，橡子储藏窖引人注目的背景是水稻种植的存在。如第一章所述，坚果类和根茎类食物属于淀粉质食物，绝大多数的淀粉类粮食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在绳纹时代晚期前半，包括稻米在内的杂谷、豆类的产量虽然极少但也有种植。它们被补充至淀粉质食物中。绳纹时代晚期后半，水稻种植技术被推广至西日本地区，在此过程中，采集自然粮食的工作也被纳入了农耕体系。

第二节　水稻种植技术和开发

水稻种植农具的多样化

经过长期的实践，水稻农耕技术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日臻完善。当水稻农耕技术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后，它被传入日本。然而，传出方与传入方之间，存在着社会成熟度之差，所以弥生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具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十分完善的。水稻农耕技术和农具在传入日本列岛之后，经过长年累月的实践，才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通常人们提到弥生时代，就会联想到：① 弥生时代的农业与日本近代引进机械化之前的农业相差无几；② 自弥生时代起，人们便开始使用铁制农具。人们对弥生农业的上述看法，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常识”。这些观点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阐释弥生时代的社会变革，但它们其实存在重大误解。

从功能上说，倭人最早使用的木制农耕具，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①平锹，能够敲打和拉拽土块；②横锹，可以平整土块；③敲打土块用的锹，双手锹中锹面最窄的锹；④挖掘、松动土块用的锄。这一套农具是在丘陵周围原始的小规模微低地水田中种植水稻时，需要用上的最低限度的农具。其中，最常被使用的是锹面较宽的双手锹。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种锹兼具“敲打土块和拉拽土块”的功能，非常实用，是平锹和狭锹分化前的形式。

在农具的各项功能中，锹和锄的功能是到了弥生时代前期后半才开始细分的。笔者认为，农具功能的细分化，正是水稻农耕技术传入日本列岛后，倭人因地制宜开垦水田的证据。正因为弥生人对外来技术和文化有很强的适应性，水稻农耕技术才能在短时期内，普及至西日本地区。可以说，弥生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锐意创造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加赞赏。

经过考察弥生时代农具的种类及其变迁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较之锄，锹的分化更为明显。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的农耕聚落中出土的锹和锄的比例看，锹能占到大半。也就是说，锹才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角。因此，即便锄的数量在古坟时代有所增加，但那也不是因为农具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而是因为人们在开凿水渠、修建古坟时需要用到锄，所以锄才得到了发展。说到底，日本的农业还是锹的农业。

通过考察上述农具种类，我们可以得知，如何开垦各种低洼湿地，是与弥生农业息息相关的课题。弥生时代的木制农具之所以变得粗杂、短小，也并不是因为农具的铁器化，而是因为农业生产需要适应低洼地带的湿性土壤。

例如，在弥生时代中期中叶的冈山平原，出现了竖切茄子形的奇特锹和锄。之后，这种形状的锹和锄便在农具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在古坟时代农业生产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这种茄子形的锹和锄最终变成了最典型的锹和锄。锄的数量为此稍有增加，但这种茄子形的锹和锄的茄身部分较薄、较脆，并不适用于开垦土地或耕作硬质土地。然而，恰巧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大规模地把低洼湿地开垦成水田，茄子形的锹和锄正好适配这一需求，因此大行其道。

木制农耕具的种类和变迁　本图展示了农耕具的主要种类和变迁过程。据《农具便利论》一书记载：“锹之形状不出三里而迥异。”由此可知，各地的农具形状差异很大。带●符号的适合低洼湿地作业，带□符号的适合用于旱田耕作或开垦土地

农具的铁器化是否具有飞跃性

据说，权力形成的背景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只要提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多半便会联想到农具的铁器化。但是在整个弥生时代，除九州北部地区外，农具的铁器化给弥生农业带来的影响，远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强烈。而且，即便是在九州北部地区，真正逐步开始实现铁器化的，也不是农具，而是土木工具和开垦用具。

例如，在弥生时代中期末，人们把长方形铁板的两端弯曲成铁刃，并将这层铁刃安装在韧度较强、窄幅的敲打型锹和锄刃部，这是弥生时代锹和锄铁器化的开端。但是，到了铁刃急速增加的弥生时代后期，这种窄幅敲打型锹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实际上，考古人员发现，窄幅敲打型锹的木刃通常磨损严重，这表明它曾被直接用于耕作硬质土地。笔者以前曾做过耕作实验，发现这种敲打型锹能翻起干涸的荒地，威力巨大。因此，在笔者看来，把铁刃装在锹的木刃上的做法，实际意义并不大。

因此，尽管考古人员从冈山县仓敷市上东遗迹出土了大量弥生时代后期后叶留有铁刃安装痕迹的锄，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有铁刃安装痕迹的锄，与其说是农具，不如说是土木工具和开垦用具。而且，弥生时代日本列岛的铁刃工具，主要集中出现在九州北部地区。正如本书第四章将会谈到的，在人们开发九州北部地区的丘陵和森林地带时，这些铁刃工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铁刃工具之所以会在近畿至东日本地区显得很常见，实际上是因为它们被当作陪葬品埋进了前期古坟之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收割稻谷用的工具。到了弥生时代后期，用来收割稻穗的石刀的数量逐渐减少，水稻个头日渐增大，为提高收获效率，取而代之的是用于收割稻根的铁镰的大规模普及。在本书的第五章，笔者将详细分析弥生时代后期之后，人们减少使用石器的原因，但这一原因其实与用于割稻根的铁镰的普及不太相关。笔者认为在古坟时代以后，用于割稻根的铁镰才会普及。因此，我们不能过高评价弥生时代收割工具的铁器化进程。

尽管弥生时代中期后半，铁镰已出现在九州北部地区，但刀刃长达十二厘米至十八厘米用于割稻根的铁镰却极为罕见。常见的铁镰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两类：其一是采伐用的铁镰，形大厚重，用于砍伐摘掉稻穗之后的稻秆、山林里的树枝和树下的杂草；其二是割稻穗用的镰刀，这种镰刀的刀刃长度在十厘米左右。由此可见，这两种铁镰都不是用于切割稻根的镰刀。此后，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取代石刀的木刀出现了，而到了弥生时代后期，装有铁刃的木刀也登场了，这种木刀一直被延用至古坟时代。不过归根结底，这种被用来割稻穗的铁刃木刀，也只集中出现在九州北部地区而已。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石器减少就是农具铁器化的一种表现，我们需要更加正确地理解多样化的农具及其功能。

此外，据文献史料可知，奈良时代以后，割稻穗和连根收割稻穗束，双管齐下的情况已十分普遍。据奈良时代天平年间的文献《正税账》记载，存放农民纳税稻的仓库共有两类：一类是谷仓，存放的是征缴来的稻谷；第二类是颖仓，存放的是征缴来的稻穗束。在畿内地区，谷仓的数量占绝大多数，而在其他地方，谷仓和颖仓的数量则平分秋色。延历十八年（799）的太政官符规定，“出举稻”用颖（稻穗束）来缴纳。据《日本灵异记》记载，那时的人们会直接把稻穗束换算成糙米。平安时代的“卖券”作为一种可以将稻穗束转换为稻谷的交换手段，则要等到公元11世纪才会出现。

弥生人是否插秧

若想连根收割稻穗束，那么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插秧的环节必不可少，因为连根收割稻穗束需要具备以下条件：① 水稻的成熟期要一致；② 水稻的生命力要强，长势要强于其他杂草；③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能常用到水稻秸秆。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插秧可以创造环境，促使整块田的水稻一齐生长，且能够有效除草，让水稻优先生长。可以说插秧技术的普及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飞跃性的变化。

因此笔者认为，在弥生时代后期初，壹岐原之辻遗迹等曾出土过连根收割稻穗束镰刀的九州北部地区确实用上了插秧技术。此外，在这一时期，敲打稻秆的横槌和用来编织草席及草袋的木制纺锤，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说明人们已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利用水稻秸秆。

随着水田遗迹不断被发掘，饶有趣味的证据也接踵而至。考古人员在水田遗迹的表层，发现了斑斑点点的疑似水稻根株留下的圆坑。在滋贺县守山市服部遗迹，弥生时代前期的水田遗迹中留下了直播法栽培所致的星星点点的痕迹。弥生时代后期末的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迹也留有稻株的痕迹，这些稻株的痕迹虽然较为零散，但大体上却分布成数个弧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插秧人当时应该一面在身边插秧，一面挪动，所以秧苗的排列才会不够整齐划一。

但是，同样是弥生时代后期末的冈山市百间川原尾岛遗迹，却不见成列的圆坑，这里只有被分成七个区域的稻田。通过复原，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七人一组并排插秧所致。由此可见，插秧技术的普及也是因地制宜、渐进式的。

通过考古调查水田表层的情况，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古代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江浦洋善于鉴定，他的鉴定常常连警察都自愧不如。他曾在八尾市池岛福万寺遗迹现场找到了三条线索：

其一是在弥生时代后期末的水田表层留下的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的脚印。三个成年人各自相隔三十厘米，他们并排行走。三个孩子朝着三个成年人的方向直行。江浦洋就此假设：成年人在种水稻，他们的脚印较浅，步伐顺畅。孩子也在场帮忙，成年人收割稻穗，孩子就接过来放好。这是一个享受丰收喜悦的收获场景。当然，这片水田也采用插秧法种植。

其二是弥生时代后期的水田中留下的七个成年人的脚印。从脚印推断，这些成年人是从聚落沿农道走到水田的。从脚印的深度可以看出，水田好像很泥泞，从时间上看当时应该快插秧了。笔者最关注的是，从事水田农活的七个成年人这一集体的人数。笔者在前文中也曾经估算过，负责管理一块水田的大家庭，应该有八至十五人，除去幼儿与孩童，七个成年人的数字是比较合理的。

其三是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水田中，面向水田田埂水渠口方向留下的几个成年人的脚印。这片水田没有孩子的脚印，水田表层很平坦，没有需要躲避的障碍物，所以人们才可以大踏步地向前走。由此可知，在插秧或播种前，那时的人们曾向水田里灌水。经上述复原，我们可以发现，弥生农业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我们此前的设想。

致力于开发灌溉式水田与低洼地带

曾经，初期的水田开垦模式，始于低洼湿地积水带的水田或小山谷里排水不畅的“湿田”。到了弥生时代中后期，由于土木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在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河流上筑坝、截流、抬高水位、建水渠导水。在无须用水时，人们甚至还能把水从田里抽干，让“水田”变成“干田”。但是，随着列岛各地不断发掘出新的水田遗迹，情况开始变得不同。

我们如今看到的地势平坦的平原和盆地，在弥生时代，就像适合营建聚落的地方那样，是微微隆起在自然堤坝上的微高地，以及被河道、湖沼淹埋或背靠湿地等处的微低地。从弥生时代前期开始，冈山市百间川遗迹群等处的微高地边缘，就已出现了人们利用灌溉系统造出的水田。

笔者将其称为“微高地型水田”。微高地型水田的特征是，水田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的区块。与低洼湿地不同，微高地型水田是在微高地边缘的缓坡面上开垦的水田，要保持水田表面水平，使水汇聚起来，这项工程的难度通常很大。若想用较少的劳动力使水田表面保持水平，在当时来说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水田分成小块。此外，灌溉系统简单且易于管理，也是弥生时代初期微高地型水田需要分成小块的一个原因。德岛县三好町（今东三好町）大柿遗迹中弥生时代前期末的灌溉水田，是日本列岛最古老的梯田，通过水口，水会按顺序从微高地的水渠流入窄幅的梯田中。

另一方面，笔者把利用微低地开垦的水田称作“微低地型水田”，微低地型水田的灌溉和排水相对比较容易。微低地型水田的面积也比较大，水田开发的规模适中。自弥生时代以来，微高地型水田和微低地型水田深远地影响了日本列岛的水田开垦模式。这两种水田模式与周边微高地上的森林、聚落相辅相成，形成一派具有日本特色的田园风光。

西日本各地最古老的水田通常位于微小谷地的出口处。绳纹时代晚期后叶的菜畑遗迹上有一片水田遗迹，这是日本列岛最古老的水田遗迹。山谷里又浅又小的泉水会汇集至开凿的中央水渠中，这片“半湿田”结构的水田，可以反复灌溉和排水。福冈市比惠遗迹和冈山市津岛遗迹弥生时代前期前半的水田，也属于位于山谷状小规模微低地上的半湿田。笔者很重视这些水田的原初性，故将它们称为“谷口微低地型水田”。

整个弥生时代水田的开发，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低湿地水田耕作的基本框架。而就微低地型水田的开垦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向：

其一是像弥生时代中期初被琵琶湖的沙堆环绕的滋贺县安土町大中的湖南遗迹那样，在湖的后背湿地、整个谷底平原，以及狭窄的山谷处开垦水田，这类水田被总称为“低地小型水田”。不过，这类水田的地下水位很高，水稻产量不会太高。

其二是微高地型水田和微低地型水田的组合，这类水田广泛分布在冲积平原上，笔者将其称为“低地大型水田”。在紧邻古代河内湖三角洲上阶地的八尾市池岛福万寺遗迹、东大阪市巨摩瓜生堂遗迹至若江北遗迹一带的弥生时代后期至古坟时代初期、南北长达一公里的广大水田就是这种类型。

当时的人们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无视地势的高低，开垦了广阔的水田，这些典型的低地大型水田，是低湿地农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闻名遐迩的静冈市登吕遗迹，超过七万平方米的水田被开垦在潟湖周边湿地及接近三角洲下阶地的后背湿地。其中有一块面积超过两千平方米的超大水田被分成了五十小块，其中央有宽两米的水渠贯通，水渠两侧有用木板和木桩做成的护岸，水渠末端建有堰堤和暗渠，用于导水和排水。这类被笔者称为“三角洲型”的水田，正是后世大规模开发的海岸平原的雏形，也支撑着日本近代农业的“水稻种植区”。

古代开发神话的“误算”

稻米产量和水田面积是决定农业生产力的两个要素。迄今为止，学界重视弥生时代稻米生产力的前提，是水田的进一步开发。而这种观点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受到了公元8世纪条里制的影响。

在平原上规划出每边长一百零九米的正方形（坪），再将其开发为水田，这是律令国家国有土地开发的形式。在条里制水田形成之前的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这些水田大多已得到了开发。

然而，上述观点的大前提似乎不太站得住脚。面积为三百平方公里的奈良盆地，是全日本少有的时至今日还保留着条里制水田的地区。在发掘了奈良盆地内数百处水田遗迹后，研究者们发现，别说是奈良时代的条里制水田遗迹了，就连平安时代前期的条里制水田遗迹也极为罕见。考古发掘出的与条里制水田特征相符的水田、田埂、水渠，基本上都是公元11世纪以后的产物。

最近在日本各地开展的条里制调查，也陆陆续续传出相同的信息。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作为律令政府理念实行的条里制水田的肇始，以及历经数个世纪，至今仍然留存的大面积稻田实施的背景。时至今日，奈良盆地仍然保留着的条里制水田，其实都开垦自11世纪后寺院和神社势力大规模营建庄园的时期。

弥生时代的水田模型　（寺泽薰画）
A=微高地型水田　B=微低地型水田　C=谷口微低地型水田　D=低地小型水田　E=低地大型水田

此外，有观点认为，从奈良盆地土壤类型的分布情况与聚落选址情况看，弥生时代前期开发的水田是土壤性质为湿田性的青黑色土壤；弥生时代中期至后期开发的水田是土壤性质为半湿田性的灰色土壤；古坟时代开发的水田是土壤性质为干田性的灰褐色土壤。如果按照此观点看，弥生时代的奈良盆地应该有八成土地得到了开垦。而到了古坟时代，奈良盆地则几乎全被开垦完了。

然而，随着水田遗迹发掘工作的推进，我们发现湿地土壤的水田化现象并不只发生在弥生时代前期，例如：要等到11世纪，灰色土壤才会被开发为水田土壤；要等到13世纪后半，灰褐色土壤才会成为水田土壤。而灰色土壤与灰褐色土壤的分布与11世纪以后的庄园坪付账记录的庄园开发的扩大吻合。因此，水田的实际扩大情况明显滞后于人们原先划定的时代。

据金原正明的研究显示，整个弥生时代，聚落与水田四周原本生长着茂密的赤皮青冈等常绿阔叶林。到了弥生时代后期末至古坟时代，青冈栎也逐渐混杂其中。随后，这一地区被逐渐开垦为水田。不过，要等到11世纪前后，奈良盆地内大部分的常绿阔叶林才会成为耕地，水稻、水田杂草、荞麦等植物的花粉数量才会激增，森林中的树木才会被松树的次生林取代。大阪平原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弥生时代的水田开发节奏实则是极为缓慢的。

第三节　弥生时代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

倭人的一年四季

接下来，让我们在复原弥生时代农业历法的基础上，回顾一下弥生人是如何度过一年四季的。笔者将以弥生时代后期前半（公元1世纪后半至公元2世纪初）近畿地区的某个农村为例展开论述。

首先，笔者希望诸位读者能够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刚收割完水稻的水田的样貌。这里有一片水田，水田中的稻穗已收割完毕，只剩下夹杂着杂草的稻秆。收割完稻穗后不久，耕田活动便开始了。为了充分利用稻秆，人们会使用大型的石刀、刃器等工具，齐根砍断稻秆。除此以外，更多情况下，人们会用火将稻秆焚烧成灰。直接把稻秆埋入土中的效果不佳，而点火焚烧则可以杀死藏在稻秆里的害虫卵，燃烧后的灰烬也能抑制土壤酸化。因此，作为肥料，秸秆灰的使用效果极佳。

紧接着，粗耕的工作需要趁早提上日程。如果想有效地使用秸秆灰，就必须尽快处理木株，然后让秸秆灰与泥土混合。此外，如果能在土地结冻期间翻好土块，早春时节土块便会自然散开，待到那时土质会变得细碎，这样的土壤有助于早春嫩草的生长，而锄掉嫩草后，也可以直接将其作为绿肥使用，可谓好处多多。

漫长的冬季，是加工稻秆的季节。叉锄是搬运稻秆最有效的工具。此外，横槌可以用来敲打稻秆，木锤则用于编织草袋。时至今日，这些工具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湿田还必须得修整排水用的沟渠和田埂，锄在此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到了“小正月”的时节，人们会用火烤鹿骨、野猪骨，进行“骨卜”，占卜来年作物的收成情况。此外，人们还会削树皮，制作“削挂”以祈祷来年丰收，或镇压精灵，给谷灵（寄宿在谷物中的恩惠之灵）以力量。现在被称为“田游”的民俗活动，也许可以追溯至弥生时代。

上述这些冬季的活动一结束，不知不觉也快到初春了。油菜花、艾草等植物开始发芽，白鹭飞到水田里，人们期待已久的春天到来了。紧接着，人们马上便要开始正式耕作了。广锹和叉锹等工具是翻地和敲打牵拉土块的好帮手，特别是在湿田中，如果使用叉锹或这一时期刚被投入使用的茄子形锹、锄，效果简直立竿见影。

如果是移植田，则需要先开辟秧田育苗，然后再向正式插秧的水田灌水，筑田埂分田。紧接着，人们会穿上大木屐踩绿肥，用耙、横锹之类的牵拉型锹平整水田。在一番插秧（或播种）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春天的铜铎祭就要开始了。

插秧过后，剩下的事情就是祈祷秧苗茁壮成长了。到了梅雨季节，淫雨霏霏，连日不绝，容易引起日照不足和洪涝。在夏季，不仅会有干旱或低温灾害发生，人们也要同杂草、病虫害做斗争。螳螂、蜘蛛、蜻蜓、青蛙等铜铎上描绘的田野中的小动物，都是驱除害虫的精灵。除此以外，考古人员还曾在大阪府和泉市池上曾根遗迹、奈良县田原本町唐古键遗迹等地，出土过仿照男性生殖器制作的木制品和陶制品，这些制品与平安时期的《古语拾遗》中记载的，立于水口、驱除蝗虫仪式所用之咒具，多有共通之处。水稻成熟期恰逢台风肆虐的季节，在防灾设备并不完善的古代，仅一天时间，一年的辛苦就很有可能化为乌有。

作为卜骨的鹿肩胛骨　（金泽市亩田遗迹出土，石川县地下文化遗产中心提供图片）

红蜻蜓在稻田里飞舞，人们迎来了初秋收获的时节。此时，石刀和木刀仍然是人们常用的收获工具。乍一看，用石刀、木刀收割稻穗的方法比较低效，但是当时稻穗成熟的时间参差不齐，所以这种收割方式实际上十分有效。此外，木刀刀刃的方向与木纹呈斜角或直角，因此在使用过程中，锯齿状的刀刃十分便于收割稻穗。

人们会在秋天的铜铎祭上庆祝收获。那时的人们认为初穗中藏有谷灵。因此，在人们的生活中，铜铎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人们会把摘取的稻穗放在稻秆编织的席子上晾晒，之后再用簸箕和筐进行筛选。尽管考古人员并没有发现过弥生时代的竹制品，但唐古键遗迹出土的簸箕，却已和现代的藤制簸箕不差分毫。人们会把第二年的稻种以稻穗的形式放入筐或壶，这些筐和壶会和铜铎一起安放在特殊的建筑物内。剩下的稻也会以稻穗的形式，存放在仓库里，当人们有需要的时候，再将其取出，并通过打稻谷或使用臼、竖杵等工具脱谷。人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是因为稻穗更容易保存，而且这种方式可以同时推进脱谷和脱壳两项工作。

上述一系列作业结束后，也就到了晚秋时节，季风吹拂水田，身姿优雅的白鹭也不见了踪影。四季轮回，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又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

弥生农业是日本农业的雏形

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本章的内容：

第一，弥生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并不像人们过去想象中的那样高，它是一点一滴缓慢提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史学界认为，相较于绳纹时代的狩猎、采集经济，人们应该高度评价水稻农耕业这种新型的谷物生产经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产品出现了剩余，财富被集中在首领手中，进而日本列岛产生了权力和阶级，伴随着权力的不断扩张，专制王权式的阶级国家诞生了。然而，上述这种“水稻的力量”理论，如今已经行不通了。

最近，学界又出现了下述观点：以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为媒介，促使权力向首领集中并形成阶层的，并非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水稻种植所需的灌溉系统的修建。但是，以种植小麦为主的国家，也有高度发达的灌溉系统，那为什么只有日本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巨大的国家权力和阶级关系呢？上述观点无法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一时期日本列岛特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探索推动日本王权诞生的原动力。对此，笔者将在下一章以后慢慢揭晓答案。笔者认为那样的原动力才是日式王权诞生的特色所在。

第二，笔者不主张过度夸大弥生时代倭人的水稻生产能力，但这并不是轻视水稻的力量。毋宁说，过度夸大倭人水稻种植的能力，会使我们忽略掉此后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日本列岛的农民对水稻付出的执着和努力。不仅如此，这种错误的观点，还会与日本农业史停滞论产生关联。如果想要提高水稻的产量，就需要不断地开发和革新农业技术，这一点相信人们不用翻阅日本各地的民间传说和农书也能明白。

第三，弥生农业是集约型、环境适应型的农业。水田不会破坏森林等自然环境，森林也是水田保持水分和养分必不可少的存在，例如：村庄的后山“里山”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能够起到防止洪涝的作用。森林里的各类动植物，也在水田与小河之间形成了食物链。水田可以连作，而不必像旱田那样需要扩大耕地，实行轮作。可以说，水田耕作是一种集约的、可再生的生产方式。在面积有限的水田里，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这便是倭人选择的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也是弥生农业的实貌。

第三章　青铜神和青铜器祭祀

第一节　祭祀的复原

倭人的祭祀活动

在弥生时代，水稻农耕业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水稻收成却仍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因此，渴望丰收的弥生人，自然离不开祭祀活动。另一方面，正如在日语中，“祭祀（マツリ）”也可称作“政治（マツリゴト）”那样，祭祀与政治关系密切。因此，如果能掌控族群的祭祀活动，便意味着能掌握政治权力。弥生时代前期末（约公元前3世纪末），日本列岛也可以制造族群首领集中掌控的朝鲜制青铜武器了。弥生时代中期前叶（公元前2世纪后半），青铜器被首领当作祈祷丰收的祭器使用，这是日本对青铜器的一种独创式应用。青铜器祭祀正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中。那么，青铜器祭祀是如何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最终又是如何与倭国王权的形成相关联的呢？本章将弄清楚这些问题。

在本书中，笔者将“神”写作片假名“カミ”，把“祭”也写作片假名“マツリ”，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据文化人类学者岩田庆治的研究显示，神具有人格和个性，而“カミ”则是蕴藏在森罗万象中的精灵。所以，“神”是政治性、文化性的存在，而“カミ”则逍遥自在，来去自由，它存在于走心的日常交流中。因此，笔者用“マツリ”与“カミ”分别代替“祭”与“神”，以展现从“カミ”到“神”，从“マツリ”到“祭”的转化。实际上，这种转化和倭国王权形成的步调保持一致。

“マツリ”的原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是关乎日常生产、生活的祭祀（マツリ），主要指弥生时代祈祷农业生产丰收的祭祀（マツリ）。例如，占卜丰收与歉收、求雨、躲避病虫害和异常天气、镇护天地四方的祭祀。这些活动的共性是守护，即增强大地的生命力，以祈求谷灵远离灾害。在此过程中，“地灵（寄宿于地、可增加大地之力的灵）”和“谷灵”这两种精灵（カミ）的概念产生了。

其二，是与送葬相关的祭祀（マツリ），这类祭祀通常被用来悼念死者，向死者表示敬意，希望死者能转世，或是对死者表示畏惧，对坟墓本身表示祭奠。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希望死者（亦即祖先）的在天之灵能给族群带来安康永续、使族群远离灾难的观念。于是，祖灵（祖先之灵、カミ）被当作守护灵，受到了后世子孙的敬畏，成为祭祀（マツリ）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弥生人祭祀（マツリ）的主要对象是精灵（谷灵和地灵）和祖灵这两种神（カミ）。祭祀（マツリ）是一种弥生人祈祷聚落、族群安泰、粮食丰收、发展繁荣的体现。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只有使用青铜器作为祭器的祭祀（マツリ）才可以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这类祭祀是规格最高的祭祀，能够直接反映祭祀主持人——首领的权力。这即是笔者关注青铜器祭祀的原因。

作为祭品的青铜器

青铜器被选定为最高规格的祭器，原因有三：

首先，最早的青铜祭器——朝鲜制青铜器，本身就是倭人首领显示其权威的凭证。由于数量有限，首领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对他们而言，青铜器是弥足珍贵的。之后，在倭人首领的统一管理下，朝鲜半岛的移民开始生产青铜器。此时，青铜器优先成为最高规格的祭器。

其次，青铜器的金属颜色和声音庄严肃穆，符合祭祀典礼的需求。经常看见绿色青铜器的现代人很容易顾名思义地认为青铜器就是绿色的。但实际上，青铜是铜锡合金，越早期的青铜器，锡的含量越高，因此早期的青铜器多为银色或金色。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阳光下的青铜器光芒四射，反射着诸神的光辉。用刃具敲击铜铎发出声音，似乎就是神灵现身的场景。因此，青铜器堪称增强灵力最理想的祭器。

再次，青铜器的生产过程本身就十分神秘，用高温的火炉销熔金属固体，然后将其灌进模具中，出现一种新的物质，像炼金术一般。在那时的倭人看来，青铜器的制造工艺简直是一种被神灵操控的“魔法”。可以说，上述工序与用一粒稻种产出大量的稻米，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金属中发现生命，根据四季的节奏增强物质中种子的能量，这不就是炼金术士信奉的哲学吗？这样制作出来的青铜器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中的祭器，这表明其中有一种内在共通的心性。

铜铎与武器形青铜祭器并存——青铜器祭祀的第Ⅰ阶段

过去，学界认为以近畿地区为中心的铜铎祭祀圈和以九州、濑户内地区为中心的铜剑、铜矛等武器形青铜器祭祀圈相互对峙。但是笔者认为，弥生时代青铜器的祭祀历经了三个阶段，铜铎文化圈和铜矛文化圈对峙的模式，正好处于笔者划分出的第三个阶段，即弥生时代后期。

青铜器祭祀的第Ⅰ阶段始于弥生时代中期前叶（公元前2世纪后半）。在第Ⅰ阶段，包括菱环钮式铜铎和外缘付钮式铜铎在内，约二十厘米至三十多厘米的小型铜铎和中细形铜矛、铜剑、铜戈等武器形青铜祭器共存。虽然近畿地区也制造铜剑、铜戈等武器形祭器，九州北部地区也制造铜铎，但那已是公元1世纪后半弥生时代后期（青铜器祭祀的第Ⅲ阶段）的事情了。那时，在九州北部地区，铜矛祭祀圈和铜铎祭祀圈已出现对峙的前兆。

弥生时代中期（青铜祭器祭祀的第Ⅰ阶段、第Ⅱ阶段），在近畿地区等西日本地区，铜铎占有优势，而大多数武器形祭器却仍是石制品或木制品。与此相对的，在九州北部文化圈，铜铎则多为陶制仿品和木制仿品，而除去首领墓陪葬常用的朝鲜制细形铜剑外，铜矛和铜戈很早以前便是祭器了，特别是铜矛，早期只产自九州北部地区。

青铜器祭祀的第Ⅰ阶段

迄今为止，考古人员只在岛根县神庭荒神谷遗迹同时出土过铜矛形祭器和铜铎。铜矛形祭器和其他的武器形青铜祭器也极少被埋葬在一起。由此可见，铜矛形祭器很早便在九州北部文化圈享有了青铜祭器最高规格的地位，它成为这一地区“民族认同感”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相当于使用青铜器祭祀的第Ⅱ阶段（参见此图），在这一时期，九州北部以外的地区稍晚于九州北部地区，确立了青铜祭器祭祀的制度。这一情况的发展与各地开始出现族群式政治组织有关。此外，青铜器祭祀的各个阶段也与国家形成和王权诞生的过程相互对应。青铜祭器祭祀的第Ⅱ阶段和第Ⅲ阶段，政治色彩逐渐浓郁。笔者将在第四章以后详细介绍这一内容。

祈祷丰收的祭祀

青铜器祭祀的过程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的背景与族群、国家、权力的形成密切相关。在论述这一关系之前，笔者先来介绍一下青铜器祭祀的原貌和青铜器祭祀所寄托的弥生人的精神世界。

公元3世纪末编纂的《三国志·魏志·韩传》曾记载过农耕祭祀的情景：

每年五月播种结束后，人们都会祭祀鬼神。那时，众人汇聚一堂，载歌载舞，日夜饮酒，持续数日。跳舞时，数十人一起和着节拍抬脚、落脚，踩踏地面，手也和着节拍摇摆，舞蹈的节拍与中国的铎舞[1]颇为相似。农历十月，农事活动结束后，人们也会举行同样的祭祀活动。那时的人们相信鬼神，各国都会推选出一个负责祭祀天神的人，人们唤其为“天君”。此外，各国均设有被称作“苏涂”的别邑。在那里，人们会竖上大柱子，并在柱子上挂上铃鼓，举行祭祀鬼神的仪式。如果有人逃入苏涂，将不会被抓回。因此，苏涂内的盗贼数量有所增加。苏涂与作为佛教寺庙的浮屠有相似之处，但其所主张的善恶内容却与佛教不同。

战斗中的萨满　铜铎形陶制品（佐贺县川寄吉原遗迹出土，佐贺县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以上便是中国史书中记述的朝鲜半岛的祭祀活动。在上一章的农业历法一节，我们曾设想过弥生人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时举办祭祀活动的场景。接下来，笔者将更详细地介绍这些弥生人的祭祀活动。在祭祀活动中，弥生人会竖起大柱子（或神圣的大树），在上面吊上铜铎，敲击鸣响。人们会和着类似中国铎舞的节拍，踩踏地面，手舞足蹈。这一情景令人想起萨满祭司主持祭祀时的举动。萨满祭司是一种能与神交流的人，他们是族群和神之间的媒介，他们可以让神实现族群的愿望。据说人们踩踏大地是为了唤醒地灵，在纪元前的日本社会，一定存在类似的情况。

战斗的萨满祭司和运送、守卫谷灵的萨满祭司

在佐贺县神埼市川寄吉原遗迹，考古人员出土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叶（公元前1世纪后半）的铜铎形陶制品。铜铎形陶制品上刻有与恶灵战斗的萨满祭司的形象。萨满祭司头插鸟羽，一身鸟的装束，腰上挎剑，右手持戈，左手拿盾。在他（或她）的左侧有类似铜铎的物体，画面下方的竖线表示的是，为从内侧敲响铜铎垂下来的舌。此外，萨满祭司的右侧横着一个形似三根线的物体。通常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中了箭的野猪或其他动物。据说，如果对同谷灵齐心协力、给予谷灵力量的地灵照顾不周，地灵便会演化成给谷灵带来灾难的恶煞，野猪被看作恶灵的象征。铜铎形陶制品刻画的是野猪被萨满祭司射倒的一瞬。

穿着鸟装的萨满祭司　陶器上的线刻画（奈良县清水风遗迹出土，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提供图片）

我们可以把驱除恶灵的行为理解成祭祀活动中的“模拟战”。据《隋书·高丽传》记载，王在新年的重生祭祀仪式上会举行“模拟战”。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伊朗等地也会举行类似“模拟战”的祭祀活动。其实《魏志》中记载的鬼神祭祀也是一种“模拟战”。

在奈良县田原本町多遗迹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1世纪前半）的土坑里，考古人员出土了深樋式铜剑的残部，剑刃破损程度严重，剑尖部分严重扭曲，最终被折断。综合各种情况判断，铜剑破损至这种程度，是铜剑在屡次的祭祀“模拟战”中一直被用来砍削所致。在祭祀“模拟战”中，木制、石制武器形祭器的刀刃破损严重，经过多次磨损，它们的体积也逐渐缩小。为了弥补青铜制武器形祭器的匮乏，人们在“模拟战”中用上了石制品、木制品作为替代。

不过，除了与恶灵战斗的萨满以外，陶器上还有运送、护卫谷灵、一身鸟装的萨满。萨满祭司的后背和胳膊下面都有鳍，呼啦呼啦轻微晃动，就会让人联想到鸟的翅膀。有的萨满祭司还戴着鸟喙面具，伸出三根手指模仿鸟爪。在大多数场合下，萨满祭司都会高举双手，模仿鸟展翅飞翔的动作，这是为了呼唤谷灵、鼓舞地灵。当萨满祭司做出上述动作时，祭祀活动也就渐入佳境了。

在鸟取县淀江町（今米子市）的稻吉角田遗迹上，考古人员出土了一把弥生时代中期末的大壶，上面刻着饶有趣味的图画。这是一幅围绕大壶颈部一周描摹的线刻全景画，画的内容与整个祭祀舞台有关。笔者根据推理，对画中不足的部分做了补充（见下图）。在此基础上，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幅画的内容。

祭祀场景　（鸟取县稻吉角田遗迹出土，春成秀尔复原了部分图案）

画面的右边是几个人坐在长舟上奋力划桨，向左面的陆地驶去，这些人大概来自大海彼岸遥远的仙境。旋涡状的图案代表太阳。尽管乘船者的头上画有触角状的物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外星人。中国浙江省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斧，以及中国云南省至越南一带出土的众多的汉朝铜鼓也刻有相同的图案。这样的图案画的是，头上装饰着鸟羽的萨满祭司在参加祭祀时穿着的古代水稻农耕圈共通的正装。

乘船者前往的目的地是祭祀的场所“苏涂”。从柱子和梯子的长度看，那里有一座非常高大的建筑，有的观点认为，那是临海而建的瞭望塔，笔者则认为这应该是一座负责保管寄宿着谷灵的稻种或稻穗的神圣祠堂（穗仓）。它是日本平安时代出云大社巨大高层神殿的原型——公元4世纪鸟取县羽合町（今汤梨滨町）长濑高滨遗迹的神殿建筑物——的原型。此外，泰国和老挝北部发现的小而高的用于祭祀稻魂、供奉初穗的干阑式小祠堂，可能是这种建筑物的孑遗。画面中央则是仓库。仓库旁边有一棵参天的圣树，上面吊着两个类似铜铎的干阑式物体。而在画面的左端，有一只鹿的画像，鹿被认为是地灵的象征。

一年之中，人们会分别在春季和秋季举办两次青铜器祭祀：① 萨满祭司和恶灵战斗并击败恶灵的祭祀；② 萨满祭司呼唤谷灵、守卫谷灵的祭祀。一身鸟装的萨满祭司到底是一个人扮演的，还是两个人（比如一男一女）分别扮演的，至今我们仍不得而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谷灵为中心，祈祷丰收的祭祀有轮廓清晰、互为表里的两个主题。通观整个弥生时代中期，在属于铜矛文化圈的九州至西濑户内地区，与恶灵战斗的祭祀是主流；而在属于铜铎文化圈的近畿及其周边地区，呼唤并守卫谷灵的祭祀是主流。不仅在祭器的类型上，在祭祀活动方面，日本九州地区与九州以东地区也逐渐显现出对立格局。

铜铎的两面性

如上所述，祈祷丰收的祭祀有互为表里的两个主题，其实铜铎作为祭器在文化内涵上也具有两个不同的侧面。铜铎的形状像左右挤压的吊钟一样呈扁平形。制作铜铎时，要把两个铸模合在一起，中间放入芯子，然后再在缝隙中灌入青铜汁。如此一来，铜铎的底部就会像打开的最中[2]皮一样，以铜铎两侧的鳍为界，左右对称。

如果仔细观察铜铎的纹饰就会发现，工匠有意识地变换了铜铎两面的纹饰。在弥生时代中期，越早制作的铜铎，纹饰的区别就越明显，这种铜铎两面的纹饰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的不同一目了然，有的不同则只是改变了部分的纹饰结构。另一方面，尽管有的纹饰结构相同，但它的线条方向和数量却是不同的，例如：有的只在一处改变了一个点。总而言之，尽管改变纹饰的手法多种多样，但工匠对纹饰的刻意区分却是肯定的。综上所述，铜铎是一种以鳍为界分成两面，各自表达不同世界的祭器。

此外，铜铎的纹饰大致也可分为两类：① 锯齿纹饰（看起来像锯齿一样的纹饰）、绫杉纹饰（类似箭尾羽毛、杉叶纹的纹饰），它们就像旋涡状纹饰一样，是世界共通的驱邪纹饰；② 像袈裟纹饰（斜格子线填充带纵横分布在整个铜铎上的纹饰）、流水纹饰（流水一样的曲线覆盖在整个铜铎上的纹饰）那样，绑缚着铜铎的纹饰。总而言之，铜铎是一种具有辟邪和诅咒两种魔力的咒器。那么，铜铎施展魔力的对象是什么呢？当然是谷灵（稻魂）。

读者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倭人一年四季的生活，水田里出现白鹭的身影时，生机勃勃的春天就到来了。在弥生时代，倭人笃信白鸟是祥瑞之鸟，它们会带着稻魂飞到水田中。弥生人这一观念具象化的体现，便是萨满祭司在祭祀活动中身着鸟装的一幕。春季至夏季是水稻的生长期，秋季是水稻的收获期，从春季到秋季，弥生人的水稻种植必须远离台风、洪水、病虫害这些恶灵的侵扰。所以，春季的祭祀结束后，铜铎依然得留在祭坛（像“苏涂”一样的场所），守望稻魂，祈求无恙。这一期间，白鹭也常常光临水田，守护稻魂。

秋季的收获祭结束后，人们会将刚成熟的第一批稻穗供奉在小祠堂（穗仓）的祭坛上，稻魂栖息在作为稻种的稻穗束中，供奉在圣祠内。在弥生人看来，白鹭会带走稻魂，直到来年春季，稻魂才会从仙境回到水田。也就是说，稻魂是来去自由的神。然而，现实与观念总是错综复杂的，稻魂会不会因此逃走，一去不复返呢？人们担心这一问题并极力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铜铎的作用便是在此期间守护栖息于稻种中的稻魂并用咒语束缚它，不让它逃遁。

弥生人期望从春季到秋季铜铎能驱除恶灵，从秋季到来年春季铜铎能束缚稻魂。弥生人的这种期望源自一种二元性的世界观，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论述。这种二元性的世界观并非男女、昼夜、生死这类人类普遍的观念，而是一种建立在中国古代阴阳、《周易》思想基础上的、具有日本列岛独特个性的观念。

近年来，埋藏状态下出土的铜铎越来越多。埋藏铜铎的方法通常是，先挖一个正好能放入铜铎的坑，然后放倒铜铎，让铜铎侧面的鳍竖起来，之后再保持这个状态，将铜铎横放入坑内。通常情况下，不只是铜铎，人们也会把铜矛以刃竖着的状态埋入土中。铜铎的两面性或许也反映在其埋藏方法上。

为什么埋藏铜铎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埋藏铜铎呢？学界对此众说纷纭，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观点：①隐匿说：埋藏铜铎是为了防止其他族群夺走铜铎；②土中保管说：平时将铜铎埋在土中保存，祭祀时挖出，用完后再埋起来，祭祀中断后，铜铎就被永远埋在了地下；③废弃说：铜铎祭祀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人们埋藏了铜铎；④祭祀传统说：这种观点主张埋藏铜铎本身就是一种祭祀仪式。

笔者认为弥生人埋藏铜铎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无法使用单一解释概括。首先，就弥生时代中期（青铜器祭祀的第Ⅰ、第Ⅱ阶段）而言，因为担心其他族群夺走铜铎而埋藏铜铎，是出于上述第①种理由，亦即隐匿说；而在弥生时代后期（青铜器祭祀的第Ⅲ阶段），人们埋藏铜铎是出于上述第②种理由，即土中保管说。不仅如此，在各阶段最后的时期总会出现埋藏大量铜铎的情况，这时则是出于第③种理由，即废弃说。笔者认为隐匿说比较符合人们最初埋藏铜铎的状况，而②和③后来的政治色彩逐渐浓郁，所以笔者将在第四章展开叙述。

笔者主张站在祭祀传统说的角度解释第①种隐匿说的情况，因为如果站在其他学说的视角看，铜铎应该不会被再度使用，但是到了后期铜铎祭祀仍在继续。至于隐匿说、土中保管说、废弃说等其他学说，只有铜铎祭祀的传统遭到废止时，这些学说才能较好地阐释问题。从埋藏情况看，如果是隐匿或保管，那也得多加小心。铜铎祭祀要求铜铎闪闪发光、音色洪亮，而土中保管的方法会让铜铎生锈，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

埋藏铜铎　原则上，铜铎是在鳍竖起来的情况下被横躺着埋入土中的。考古人员在德岛市矢野遗迹发现了铜铎之上的“覆屋”柱穴（德岛县立地下文化遗产综合中心提供图片）

鉴于弥生人赋予铜铎的作用和思想内涵，如果弥生人要埋藏对族群意义重大的铜铎，那必定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某种非常不利于水稻生长、生产的情况。铜铎祭祀延续一百多年后，尽管人们把强化地灵和谷灵的任务交给了铜铎，但族群仍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危机，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让铜铎带着守护谷灵、击退恶灵的使命返回大地，通过让铜铎代替地灵死亡的方式来振奋地灵、复活丰收的生命，这应该是弥生人迫不得已想出的最后一个办法吧。

此外，弥生人还会把铜铎埋在族群或村落的入口或是边界上，以遮挡恶灵和邪气。正因如此，他们才把铜铎埋在环壕之外（村落的边境）、山的背阴面或是河畔处（族群的边境）。另外，从铜铎出土地周围的环境推断，应该只有极少数经过萨满祭司、首领精心挑选的可靠之人，才有资格执行秘密埋藏铜铎的任务。坐落在聚落边缘开阔场地上的德岛市矢野遗迹埋藏铜铎的土坑上盖有一间小屋，笔者认为这间小屋就是为掩盖埋藏铜铎的秘密仪式而修建的建筑。

下面笔者将介绍一下武器形青铜祭器的埋藏情况。笔者原以为武器形青铜祭器的埋藏情况和铜铎的埋藏情况大同小异。但是，武器形青铜祭器却与铜铎有所不同，武器形青铜祭器包含“需要同恶灵和邪气作战才能获得丰收”之意，它具有主动攻击性。在日本九州北部地区，青铜祭器的价值是击退恶灵、维护族群的安泰。

第二节　铜铎绘画的内涵

刻画图像的目的

除萨满祭司外，弥生时代的陶器、铜铎还有很多其他的图案。很多人用现代视角评判这些图案，认为它们不过是涂鸦或素描。但是，笔者在前一节也简单提到过，铜铎上描绘的其实是祭祀活动的舞台布景和全过程，促使王权诞生的王权祭祀活动的根源正蕴藏其中。铜铎上的图画展现出祭祀活动所蕴含的神话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如果不弄清这些内涵，我们将无法阐释王权如何诞生的问题。

铜铎上的图案数量众多，笔者将挑选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解读。笔者认为弥生人在铜铎上刻画的鹿代表地灵，而鸟则代表谷灵，铜铎上的动物都是精灵：栖息在大地上的野猪、青蛙、蛇、螳螂属于地灵；鱼、鳖、蝾螈、水黾属于水灵，水灵是地灵的伙伴；而蜻蜓则属于谷灵，在水稻成熟的秋季，红蜻蜓在水田的稻穗上飞舞，弥生人见此情景便认为蜻蜓也是为水稻带来丰收的谷灵的化身。

鸟衔鱼图画

属于国宝级文物的日本神户市樱丘（神冈）遗迹发现的四号、五号铜铎轻薄精巧，即便用现代铸造术也无法完全复制。从美术史角度看，这两个铜铎上的绘画价值极高。此外，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传香川县出土的铜铎和江户时期的文人谷文晁收藏的铜铎是同类型的铜铎，被认为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参见此图1、此图2、此图3）。上述四个铜铎的袈裟纹饰框内全部绘有图画且有同一幅图。如此看来，这幅图应该十分重要，它一共包含三个画面：衔着鱼的鸟（或鱼从鸟嘴中掉落）的画面、鱼从拿着“I”形工具的手中掉落的画面、一头鹿和一位手持弓箭的人的画面。

对此，有一种解读是：“鸟衔鱼理所当然，这是倭人在水边司空见惯的场景。”也有人认为这一画面描绘的是“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然而，从姿态判断，这只鸟是一只呵护谷灵的白鹭。也就是说，这一画面描绘的场景是一只象征谷灵的鸟嘴里叼着一条象征地灵的鱼。换言之，上述图画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谷灵得到了地灵的力量，或是谷灵给了大地（水田）力量（地灵）。

笔者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很多陶器和青铜器上都绘有鸟嘴里衔着鱼的图画，和上述铜铎同代的汉朝便以画像砖、漆器、铜鼓上的此类图画声名远播。此外，殷墟的甲骨文上也有“渔而卜”等字样，意思是为打鱼举行祭祀仪式。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也歌咏过候鸟白鹭化为祖灵飞临祭祀天地和祖先的圣地辟雍，王亲自打鱼，举行仪式把鱼献给祖灵一事。据中国著名学者闻一多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鸟和鱼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鸟捕鱼这一行为是交媾、结婚等行为的隐喻。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能表达丰收、安定和吉祥之意。这一点与《周易》“阴阳不息而生万物”的思想相通。

得到鱼（地灵）的力量，又将鱼投至水田的鸟（谷灵）　兵库县樱丘遗迹出土的四号铜铎上所绘图画（神户市市立博物馆藏）

“工”的咒力

那么，前述图画中的第二个画面（参见下图）描绘的又是什么呢？就描绘的场景而言，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悠闲垂钓”或“织布”的场景。如果提到弥生时代的遗迹出土的“I”字形工具，那确实存在一种缠纺好的线用的木制工具。但如果第二个画面描绘的是纺织场景，那为什么会出现鱼从画中人手上掉下的一幕呢？再者，“I”字形的渔具也是不存在的。笔者注意到手持“I”字形工具的人的手指被特意画成了三根，那是鸟爪，所以手持“I”字形工具的人应该是身穿鸟装的萨满祭司。也就是说，这一画面与鸟捕鱼的画面含义相同，萨满祭司或是在参与捕鱼的祭祀仪式，或是在参与将鱼放回水田的祭祀仪式。那么，这个“I”字形工具到底是什么呢？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个铜铎，铜铎上专门画了这个“I”字形工具，这个“I”字形本身似乎就具有很深的含义。

萨满祭司手持赋予大地力量的咒具　兵库县樱丘遗迹出土的五号铜铎上所绘图画（神户市市立博物馆藏）

“工”这个汉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写作“I”的样子。中国东汉时期成书的《说文解字》对“工”的解释是：“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日本学者白川静是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他在《字通》一书中指出：“工”有制作之巧与咒具的两层含义，后者指问神、隐神用的咒具。由此可见，“工”这一汉字很有可能来源于咒具。

在甲骨文和中国古代典籍中，“工”作动词，多有“占卜”之意，例如：“贞：命尹作大田？贞：我使亡其工？”即名为“尹”的侍奉神灵的神职人员，为了向神询问“是否可以垦田”而使用神杖占卜。这不就是铜铎上描绘的情景吗？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河南省密县出土的汉朝画像砖上，画有曾出现在殷代的卜辞和《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捣仙药的兔子、圣鸟飞鸿等图样（参见下图）。令人惊叹的是，西王母左手握着的物体，正是我们讨论的“I”字形咒具，西王母是全能的萨满祭司，她兼备雌雄两性且能统合宇宙二元性要素。西王母头上戴着的胜杖，就是横放的“I”字形咒饰。也有人说，西王母拿着的“I”字形咒具是缠线器具。不过，与其说缠线器具有咒力，毋宁说缠线器其实正由“I”字形咒具转化而来。平安时代初期的《古语拾遗》有记载称，为了驱除水稻害虫，人们用麻秆做了缠线器形状的咒具。可以说，“I”字形咒具其实就是具有“工”之咒力的神杖或胜杖。

中国汉朝的砖上刻着的“I”字形咒具　捣仙药的兔子、九尾狐、飞鸿、手上落着三足乌鸦的侍女，住在仙界的西王母左手拿着“I”字形咒具，头顶“I”字形胜杖（河南省郑州市出土）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代表“男人=鸟=谷灵”的萨满祭司手持“I”字形咒具，与“女人=鱼=地灵”交媾，产生了巨大的“咒力”。“咒力”落在大地上便可使五谷丰登、社会繁荣、秩序安宁。这与中国西汉时期成书的《礼记·月令》孟春条记载的“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以及《诗经》记载的冬月举行的赋予土地力量的仪式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弥生人藏在铜铎绘画中的思想其实非常深奥。

鹿的生命力

上述三个画面中的最后一个画面，描绘的是一只鹿和一个手拿弓箭的人（见下图），鹿是倭人最常见的绘画题材，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一画面描绘的是狩猎的场景。然而，这一场景其实反映了祈求丰收和繁荣的观念和重要的仪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是一幅狩猎图。

捕捉鹿角的生命力（地灵）　兵库县樱丘遗迹出土的五号铜铎上绘制的图画（神户市市立博物馆藏）

冈田精司以研究文献史学见长，他指出：古代人之所以在举行与水稻种植有关的祭祀时视鹿为神圣之物，是因为鹿角的生长过程与水稻的生长过程有相似之处，鹿角到了秋天便不再生长，新的鹿角会在早春时节顶落旧的鹿角长出来，这一过程周而复始，所以人们相信鹿这种神奇的动物蕴藏着促进水稻生长、为人们带来丰收的灵力。如果按照这一解释回过头去看铜铎上的画，便觉得饶有趣味了。

在上述四个铜铎中，制造时期最早的是兵库县樱丘遗迹出土的五号铜铎，这个铜铎上绘制的鹿角非常大，画中人正紧紧地抓着鹿角。尽管其他的铜铎也画有鹿，但那些鹿均没有鹿角。在上述四个铜铎中，制造时期最晚的是传香川县出土的铜铎，这个铜铎上的图描绘的是一个人正要开弓放箭射一只鹿的场景。笔者认为这些图画的真实意图是，人们会抓住长角的鹿，而不长角的鹿则会被杀。

如果我们以上述视角重新审视陶器上画着的鹿，就会发现的确有很多被射杀的鹿没有长角。与此相对的，唐古键遗迹出土的大壶上画着的鹿，都长着很大的鹿角，人用手按住了它们的鹿头，大阪府能势町大里遗迹出土的文物上画着的鹿，脖子上则拴着绳子（参见下图）。

被捕获的鹿（左、中）和被宰杀的鹿（右）　（从左到右依次出土于大阪府大里遗迹、奈良县唐古键遗迹、大阪府瓜生堂遗迹）

据说，鹿在出生两年后开始长鹿茸，数年后鹿茸开始分叉。角越大的老鹿，鹿角脱落的时间越晚。如此看来，在春季播种和插秧的祭祀时被抓住的鹿，都是鹿角依然没有脱落的雄性老鹿，而被杀的鹿则是雌鹿或幼鹿。在《丰后国风土记》的速见郡条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有只鹿屡次毁坏水田，在被人抓住待宰之际，鹿哀求人们说，如果你们放了我，我发誓我的子子孙孙都不会糟蹋这块水田里的秧苗。于是，人们放掉了这只鹿。之后，这块水田连年丰收。铜铎图画中那只被逮住的鹿很有可能就是上述故事的主人公。

另一方面，《播磨国风土记》的赞容郡条记载说，玉津日女命[3]抓住了一只活鹿，她剖开鹿的肚子放入稻种，一夜之间稻种便长成了水稻秧苗。据《播磨国风土记》加毛郡的云润里条记载，太水神用鹿血浇灌水田，无须引河流之水灌溉。这些故事都说明了杀鹿的意义。在日本爱知县奥三河的山区，每年农历正月到农历三月，人们仍会举办打鹿的祭祀活动以预祝丰收。首先，人们会用稻秆扎一公一母两只鹿，然后在母鹿的肚子里塞上用年糕、小豆饭做的子宫等脏器，最后再用弓箭来射这两头鹿。尽管巨大美丽的鹿角充满生机，但没有角的鹿体内也蕴藏着生命力，所以人们会把鹿血洒到田里，使田得到地力，这样水稻才能茁壮成长。也就是说，鹿的体内蕴藏着地灵，它可以让谷灵变得强大。

不过，并非只有日本列岛的人相信鹿具有咒力。在古代中国，为了得到并强化地灵，王也会举办猎鹿这样的重要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汉朝的画像砖上就绘有猎鹿、射鹿、用仙草喂鹿的场景，这些场景都与祭祀仪式有关。河南省信阳市战国时期的小刘庄一号墓木椁底部有一个坑，考古人员发现坑内有一只被立埋在稻秆里的长角的小鹿。鹿具有地灵的生命力，水稻得到鹿的地灵之力后便能茁壮生长。由此看来，小刘庄一号墓的墓主人也希望借助上述鹿与稻的力量重获新生。此外，楚国的墓葬中也有长着巨大美丽鹿角的鹿、戴着鹿角的鸟的木雕等陪葬品。楚国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是水稻农耕业的发祥地，对楚国人而言，水稻、鸟、鹿、鱼等本就是一体。由此可见弥生稻作丰收祭祀的原像。

祖灵的面庞

除了通过地灵和谷灵祈祷丰收的铜铎祭祀外，九州北部地区还存在一种通过祭祀共同的祖灵以实现族群安泰的观念。自弥生时代前期以来，九州北部地区的族群间争斗规模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人们笃信祖灵能够守护族群平安。很早以前，这种观念便和首领权威有了密切的结合。

日本岛根县出土的邪视纹铜铎上刻画的就不是谷灵和萨满祭司，而是鼻翼饱满、柔眉、眼睛细长的祖灵面庞。此外，福冈市白塔遗迹等九州北部地区出土的中广形铜戈的柄部也有睁着眼睛的脸的图案。不过，这一图案是一种邪视（恶灵之眼），即带来灾祸的目光，它与祖灵崇高的面庞气质不符。

古今东西的文化都有一种能与邪视对抗的辟邪眼。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就有饕餮纹饰（面庞与姿态变形的怪兽纹样）。泰国的水田中也有塔雷奥和目笼等辟邪的标识。此外，泰国人还有在船头画眼睛的习俗。在伊斯兰国家，我们也可见画着眼睛的卡车、形似眼珠的颈饰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邪视纹饰的铜铎也可以被称作“神面”吧。

此类铜铎的辟邪眼下方，通常画有白鹭。此外，广岛县福田和冈山县上足守出土的两个神面铜铎的辟邪眼之间还出现了身着鸟装的萨满祭司和白鹭。也就是说，这样的画面意味着 神在守护谷灵。那么，到底是什么神在守护谷灵呢？笔者认为，这位神就是族群的祖灵，而神面就是祖灵的面容。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祖灵才会超越时间一直守护族群。

耐人寻味的是，考古人员只在佐贺平原和福冈平原发现了福田型铜铎的铸造模具，吉野里遗迹近年来出土的铜铎和岛根县近年来出土的邪视纹铜铎很有可能使用了相同的模具。此外，考古人员在岛根县神庭荒神谷遗迹也发现过同款的铜铎。另外，考古人员还在佐贺县鸟栖市柚比本村遗迹发现过画有眼睛的铜铎形陶制品，可能是以这种铜铎为模型的。由此可知，带有祖灵面庞的铜铎最早产自九州北部地区，而后才传入出云和山阳地区。

此外，日本仓敷市上东遗迹弥生时代后期的码头出土过一个画有谷灵、地灵、恶灵、祖灵的小钵。小钵的表面对称地画着两张脸，以及鸟和类似螳螂的动物。其中，鸟表示谷灵，螳螂表示地灵，用墨纹饰的脸应该是祖灵的面庞。祖灵面庞上的墨纹实则是一种辟邪用的“祭文”。如此看来，那张眼角上挑、露出大牙、面目狰狞的脸一定代表恶灵了。

通过分析这些祖灵的面庞、眼睛画和造型物，我们可以发现，到了弥生时代后期以后，这些观念才开始从九州北部地区传入濑户内地区，最终抵达东海地区（参见此图）。在后来的古坟时代，祖灵像也得到了继承。

家族的祖灵像

另一方面，铜铎文化圈还有另一类祖灵的面庞。考古人员在方形周沟墓（四周有沟的墓）的环沟以及聚落的环濠中，往往能发现木刻雕像，这些木刻雕像与起源于九州北部地区的祖灵像大有不同——木刻雕像关键部分的眼睛又细又小，多以男女成对的形式出现。这些雕像面庞沉静，就像佛陀一样，看上去并无很强的与恶灵对抗的意识。

正如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的那样，方形周沟墓是一种特殊的墓制，每代人须按照家族的血缘序列入葬。方形周沟墓中既有多个现任家长的直系祖先，同时也葬有旁系家族的祖先。由于考古人员从方形周沟墓中出土的祖灵像数目并不多，因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断这些祖灵像的木偶是直系家族的一对始祖（夫妇或兄妹），他们后来成为祖灵，被立于他们被埋葬的最初的方形周沟墓中，守护子孙后代。

此外，铜铎文化圈也有一些面相柔和的陶像和人面陶器，奈良县的唐古键遗迹、松江市西川津遗迹等地出土的文物，看上去很像复活节岛的摩艾石像。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些人像的实际用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像应该也是家族中的祖灵像。

考古人员在东日本地区也发现过弥生时代中期被称作“人面陶器”的人面壶棺。追根溯源，这种壶棺应该与绳纹时代晚期带有胡子的陶偶，以及陶偶形容器一脉相承。尽管名曰壶棺，但它却并非用于装殓尸体。那时，在尸体被肢解或火化后，人们会把一部分遗骨放入壶棺，我们称之为“再葬墓”。这类墓地上墓穴群集，一个墓穴可以安放数个壶棺。不过，人面壶棺却极为罕见，考古人员只在墓地中央的墓穴群发现过壶棺。因此，类似于方形周沟墓中的祖灵像木偶，人面壶棺应该代表着某一血缘族群或家族谱系的始祖。

不过，与铜铎文化圈祖灵像不同的是，人面壶棺的面庞仅限男性，其容貌各异且全都用墨纹饰，所以人面壶棺上的面庞恐怕正是现实生活中先祖（男性家长）的面容。直至弥生时代中期后半方形周沟墓自西向东普及前，东日本地区仍保留着绳纹时代以来男性家长占优势地位的社会风俗（见下图）。

祖灵的面庞

带有政治色彩的青铜器祭祀

青铜器祭祀是弥生人基于族群意志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集体活动。弥生人深信青铜器祭祀能够带来丰收、维系族群安泰。在各发展阶段，青铜器祭祀的思想动机和内涵等各有不同：

第Ⅰ阶段，青铜器祭祀吸收了中国古代有关生产和丰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还融入了弥生人对四季、自然的敬畏之心，以及人们在日常农耕中萌生出的愿景。

但是第Ⅱ阶段之后，日本列岛各地的地域特性日趋明显，为了族群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青铜祭祀开始具有政治性。那么，青铜器祭祀怎样统一了族群的思想认识、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首领又是如何借青铜器祭祀向外延伸权力的呢？此外，首领指挥管理体系的形成与首领之间等级化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那些对倭王权的诞生而言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被重组、再生出来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集中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弥生时代前期，笔者将进一步介绍倭王权诞生的政治进程。

[1]铎舞，一种古代舞蹈，用于宴享，舞者持铎而舞。

[2]最中，中间有陷儿的一种薄皮日式点心。

[3]玉津日女命，《播磨国风土记》中所提到的一位女神的名字。

第四章　《倭人传》中记载的各国

第一节　战争的开端

战争牺牲者的懊恨声

通常来说，日本列岛的战争始于弥生时代，从公元前约3世纪开始，王权诞生之路便战事不断。这一时期，倭人的聚落、族群内外的动向如何呢？公元前3世纪（弥生时代前期）至公元1世纪前半（弥生时代中期末），九州北部地区率先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濑户内地区、山阴地区、近畿地区也开始有所动作。在此过程中，原先的祭祀形式、祭祀内容和祭祀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日本列岛出现了王权胎动的迹象。在本章中，笔者将详细阐述上述进程。

近年来，在弥生时代的遗迹上，考古人员发掘了大量战争牺牲者的遗骸。以此为契机，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目前为止出土的坟墓和人骨。1976年，在福冈县穗波町（今饭冢市）苏达雷遗迹弥生时代中期中叶（公元前1世纪前半）的瓮棺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人骨，石剑尖嵌入了这具人骨的第二胸椎（见下图）。据推测，死者是一位身强体壮的男性，身高一百六十二厘米，年龄在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死者的伤口从脖子右根部斜贯七十五毫米直达胸椎，伤情严重。敌人当时应是右手反向拿剑，在背后给了男子致命一击。男子到底是殊死搏斗后精疲力竭而被敌人一剑刺中，还是因为胆怯而被敌人从背后袭击，我们已无从知晓。有位人类学学者曾诊断式地鉴定过这具人骨，他表示从石剑尖嵌入部周围骨组织的活体反应看，死者在负伤后化脓感染，在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痛苦挣扎后，终于撒手人寰了。

最初被发现的战争牺牲者（X光片）　磨制石剑的剑尖深深嵌入这具人骨的胸椎，石剑折断，留在胸椎处（人骨出土于苏达雷遗迹K-3号瓮棺，穗波町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以此为契机，不只是比较少见的武器刺穿人骨的案例，发现上述遗骸的桥口达也也开始重新着手分析那些留有武器刃部、箭头的坟墓，以及人骨上的伤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尽管墓主人被人所杀，其骨头、肌肉已经腐烂，但部分致命的武器却仍会被当作陪葬品留在墓中，此前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对弥生时代战争牺牲者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战争牺牲者接近一百五十人。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即战争牺牲者大都是成年男性。一般而言，战争通常是由男性主导的，这也就印证了他们战死的死因。例如，福冈县筑紫野市隈西小田遗迹弥生时代中期前叶的男性瓮棺数量就是女性瓮棺数量的两倍。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是例外，但战争中也不是没有女性牺牲者。在长崎县平户市根狮子遗迹，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一具头顶留着铜剑尖的中年女性的人骨，由于女性因战斗殒命的例子极为罕见，考古人员给这位女性送上了“女酋长”的别称。根据活体反应的情况推知，这位中年女性在受伤后又存活了十多天，但最终因伤口感染引发脑膜炎，不治而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水稻种植技术传入玄界滩周边地区后不久，战争牺牲者也随之出现。耕地与水资源之争等情况成了这一地区战争的导火线。最早的战争牺牲者是，公元前4世纪的绳纹时代晚期末（夜臼式时期）福冈县志摩町新町遗迹和长野宫之前遗迹的四位牺牲者，他们所在的聚落均带有明显的渡来系特征。在新町遗迹的二十四号木棺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他被一支朝鲜半岛系的又重又大的柳叶形磨制石箭头射中，石箭头折断，嵌入了其左侧大腿的根部。因为绳纹系的打制石箭头很小，不足两克，所以射中死者的人应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死者中箭的骨头没有留下接受治疗的痕迹，这表明他中箭后就死了。然而，从受伤部位来看，死者的箭伤却并非致命伤。或许死者俯身下蹲之际又被刺穿了咽喉，这才殒命。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木棺的底部挖了一个小洞，考古人员在那里发现了少年的牙齿，这说明小洞中曾埋有少年的头颅。或许在那次战斗中，被害男性的亲友为了复仇，专挑敌方没有作战经验的少年下手，取其首级埋于被害男性的木棺之下，以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

即便到了弥生时代前期前半（公元前3世纪前半），战争牺牲者也大都只集中出现在玄界滩和响滩周边地区。因此，笔者猜测，包括取敌方首级的习俗在内，战争这一社会性行为应该也是从日本列岛外部传入的新生事物。

扩大、激化的战争

然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弥生时代前期后半至中期前叶），战争牺牲者就不只出现在玄界滩沿岸地区了，其范围开始逐渐向佐贺平原、筑后平原、中津平原延伸，进而扩张至熊本平原、平户岛和壹岐岛。

此外，考古人员也逐渐发掘出了这一时期加害者一方的坟墓。福冈市吉武高木遗迹瓮棺中的陪葬铜剑和吉武大石遗迹瓮棺中的陪葬铜矛，尖端部分都已被折断且不知所踪。笔者猜想它们的尖端部分恐怕已留在敌人体内了。不过，墓主人如果存活，那铜剑尖即便折断，也会被重新打磨使用吧。墓主人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这一时期九州北部地区的战争牺牲者人数众多，具体情况较为复杂，九州北部内部各地区间的战事恐怕已十分频繁。

到了弥生时代中期中叶至弥生时代中期末，九州北部内部各地区的战争牺牲者人数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此前，玄界滩沿岸平原地区的战争牺牲者较多，而这一时期，玄界滩沿岸地区的战争牺牲者却几乎绝迹了，相反在筑后平原、佐贺平原等内陆地区，战争牺牲者的数量大幅增加，战事明显转移到了周边地区（参见下图）。这一时期，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福冈县筑紫野市隈西小田遗迹出土了一具额部曾遭钝器猛击而碎裂的成年男子的遗骸。福冈县小郡市横隈狐冢遗迹和佐贺县神埼市吉野里遗迹出土了无头的人骨，而在福冈市藤崎遗迹和隈西小田遗迹，考古人员则只发现了只有人头的遗骸。这些都表明凄惨的牺牲者人数众多。此外，考古学者还给一次性发掘出六具遗骸的福冈县筑紫野市永冈遗迹和留有惨死尸骸的福冈县筑紫野市隈西小田遗迹贴上了“战败的聚落”这样不光彩的标签。

绳纹时代晚期末到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战争牺牲者分布图
●△〇表示出土过图示部分的战争牺牲者遗骸（参考《倭国大乱》，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朝日新闻社，1996年）

此外，这一时期，濑户内海、大阪湾沿岸地区的战争牺牲者人数也开始激增。在冈山市南方遗迹、神户市玉津田中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体内残留铜剑剑尖的战争牺牲者的遗骸，这些墓中几乎都有用近畿地区通用的赞岐岩（主要产自大阪、奈良二县境内的二上山和香川县金山）打制的石箭头。与此同时，战争也在九州北部地区内部蔓延。在南方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扎满打制石箭头的木制盾牌。石箭头穿透厚达八毫米的盾牌后折断，由此可见，战斗相当激烈。

九州北部地区的倭人很早就直面过族群间的摩擦与争执，特别是筑后平原、佐贺平原，因地处后来的伊都国所在的丝岛平原和后来的奴国所在的福冈平原的边缘地带，此类情况更为常见。在强大政权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激烈的战争在这些地区往复循环，较之其他地区，这些地区也朝着通往王权的道路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战死？还是处刑？

顺便一提，濑户内以东地区有很多“壮烈牺牲”的战士，例如身插二十箭的战士（冈山市清水谷遗迹）、身上有五把石剑剑刃和十枚石箭头的战士（京都市东土川遗迹）、身中十二箭壮烈牺牲的战士（大阪府四条畷市雁屋遗迹），以及左右两肩及侧腹、左大腿骨各中一箭的壮年男性（东大阪市山贺遗迹）。就像弁庆身中万箭站立而死的场景那样，尽管结局颇具戏剧色彩，但总让人觉得不那么自然。

因此，这些所谓的“战争牺牲者”未必真的就死于战争，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在其名著《金枝》中讲述了多个关于“弑王”习俗的故事。有人指出古代日本列岛也有类似的情况。当时的人们笃信王权神圣，在这一信仰下，王或首领如果身体衰弱，不能再为族群牟利便会被杀。人们认为弑王是让王或首领重新投胎再当新王的唯一方法。但是，那些被杀之人死后并无陪葬品且被埋在了一般的墓地中。几乎没有限定于首领或与族群疏远的特殊人群的情况。所以，笔者认为，在倭人社会，没有一个王是作为族群的祭品而被杀死的，那些死者其实很有可能是巫女或者萨满祭司。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在航海时，有一位名叫“持衰”的男子，人们让他负责祈祷，对他施以种种约束，如果航海进展顺利，便给予其褒奖，如果航海遇到灾难，就杀掉他。因此，如果日本列岛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前文中的死者很可能是萨满祭司。在中国，自商朝后，人们在战斗时会举行诅咒敌人的仪式——眉毛上装点着咒饰的巫女“媚女”会站在阵前，向敌人施以诅咒。如果战败，人们会因畏惧咒力，杀掉巫女。因此，考古人员在根狮子遗迹发现的女性战争牺牲者可能并不是一位女酋长，而是一位站在阵前诅咒敌人的女性萨满祭司。笔者想这其中的很多原因也与战争和生产有关。

石箭头的大型化　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前期的石箭头（右）大部分重量为两克，通常用于打猎，而弥生时代中期以后（左）的石箭头又大又锋利，成了杀人的武器

受到朝鲜半岛传入的新式刀刃锋利的磨制石剑和又长又大的磨制石箭头的启发与影响，弥生时代前期后半至弥生时代中期，绳纹时代以来的打制石箭头出现大型化、重型化的趋势。弓箭逐渐变成了作战用的武器，打制短剑和枪（矛）头等武器也应运而生，这些狩猎工具从防身的家伙变成了杀人的武器。此外，细形铜剑、铜戈、铜矛等耐久性强、杀伤力大的武器传入后，石制、陶烧制的投掷弹也加入了武器行列。与此同时，木材和皮革制成的铠甲、手持盾牌与阵地式盾牌等防身用具开始登场。不过从原则上讲，前文所述的死者绝大多数仍死于战争。

绳纹时代是否发生过战争

日本列岛的战争真的始于弥生时代吗？到目前为止，考古人员发掘了约五千具绳纹时代的人骨。其中，被杀伤的人骨仅有十五具，且死者均为成年男性。因为有石箭头和骨角器刺入的痕迹，所以这些死者应该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但是，弥生时代的出土人骨有四千具，其中一百五十具为战争牺牲者。由此看来，相较于弥生时代，绳纹时代的杀戮规模也就不过尔尔了。

另一方面，通过分析石箭头的嵌入角度，有学者发现被害的绳纹人要么是在狩猎过程中遭遇了意外事故，要么是在头颅上打孔，做了“穿颅手术”。绳纹和平主义者后藤和民主张：“在各种自然威胁面前，绳纹人会选择互相合作以共渡难关。家中的狗死掉后，他们会郑重地埋掉它。这样的绳纹人是不可能野蛮杀戮的。

对此，佐原真表示，狩猎族群也会发生争斗，也会有人伤亡，他们也会有因圈地之争、打架斗殴最终升级演变成复仇战。但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的不同在于，绳纹时代虽有争斗，那时的人们却不会专门为此使用武器。因研究者对绳纹人的看法不同，针对绳纹时代是否存在战争的问题，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就此而言，笔者的观点接近佐原真的观点。

但是到了绳纹时代晚期，除去黑曜石制的无茎箭头外，日本关东地区、中部地区开始用容易入手的页岩制作粗制滥造的有茎箭头。最近有学者以此为据，主张日本列岛的战争始于绳纹时代。诚然，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整个日本列岛的石箭头数量都有所增加，但仅凭这一点就将其与战争挂钩，似乎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况且，无论是无茎箭头还是有茎箭头，只要将它们夹在箭杆上，大小几乎是相同的。而且，增加的箭头多出自坟墓或祭祀遗迹，因此我们很难断言箭头数增多是因为战争。

对抗与战争的区别

即便绳纹时代的牺牲者都是战死者，即便绳纹时代晚期人们的确为战斗制造了部分武器，且绳纹人之间的争斗频率有所上升，笔者也不认为这种争斗就是战争。如果人类已经进入了建立族群、划定领地生活的阶段，那么无论是狩猎族群还是农耕族群，从未爆发过冲突是不正常的。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的狩猎族群间确实存在集体冲突。

不过，这些“对抗”大都源于那些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私事，它们几乎不会扩大升级成群体暴力。那时，人们通常是为了个人或集体的名誉，又或是为了解决眼下的矛盾，才会不惜诉诸武力。因此，人们不会准备改良过的专用武器和防身器具，战略及防御设施自然更不完备。换言之，战斗没有组织、体系、计划。笔者认为，从这一层面来讲，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对抗”和“战争”二词的差异。

战争是一个社会在不毁灭自己的情况下，为了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有利的生存条件而对外发起的最明目张胆的暴力形式。笔者认为，战争或对或少都伴随着侵略的意志。

只有当社会条件和社会观念成熟，武器、防具及设施齐备时，战争才会爆发。绳纹人并非和平主义者，只不过绳纹时代还没有成熟的社会环境促使战争爆发罢了。虽然早在绳纹时代，触发战争的要素已与水稻种植技术一起传入日本列岛。直到水稻农耕在西日本地区普及的弥生时代前期后半，倭人社会才具备了战争的条件。

为何爆发战争

那么，弥生时代初九州北部地区怎样的社会环境促使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呢？

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从绳纹时代晚期末开始，福冈平原就已开始使用人工水渠灌溉水田。随着时代的推移，灌溉田的比例有所增加，当遇到水资源不足的情况时，地处上游的聚落便会占据有利地位，而地处下游的聚落则会落入不利的境地。而每当大雨滂沱、水位猛涨之时，地处上游的聚落为了自保，就会决口让下游的聚落变成一片汪洋。因此，各聚落总会围绕水源问题大打出手。直到近代以后上述问题被解决前，日本农村史上常会出现“水源之争”。

尽管弥生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开发低洼湿地上，但玄界滩沿岸地区适合开发水田的整片整片的冲积平原却很少。唐津平原和福冈平原潟湖的后背湿地、旧河道的微低地以及小型河流的谷底平原和丝岛平原、早良平原较舒缓的扇状谷地处，尽管都开垦了水田，但是随着聚落人口的增加，人们必须扩大开垦面积，或是在领域内新建聚落，分散开发新的水田。当环境达到极限时，势必爆发另一种纷争，即“土地（耕地）之争”。

环境考古学学者安田喜宪通过分析花粉的结果，阐明了九州北部地区的上述情况。近畿和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平原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宜居地带和广阔的三角洲型低洼湿地，这些地区有很多洪水带来的泥沙，沙砾堆（天然堤防）上生长着草原和赤皮青冈等平地林，它们涵养着水土。与此相对的，九州北部地区的可耕地较少。因此，人们修建聚落只能开辟丘陵，破坏森林。如此一来，青冈栎取代了赤皮青冈，到后来只有松树的次生林才能存活。荞麦、小豆等的花粉就是人们破坏森林、扩大旱田开垦用地的证明。

聚落和墓地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九州北部地区的丘陵上。特别是福冈平原附近的丘陵，在弥生时代前期后半至中期就是人口稠密之地，有着“弥生银座”的雅称。这一地区已无法在狭小的低洼湿地内扩大耕地，也无法在领域内新建聚落。和近畿和濑户内地区的情况不同，九州北部地区的族群与族群间并没有宽广的常绿阔叶林带能形成缓冲区。因此，长期缺粮等人口压力产生的精神焦虑、土地之争、水源之争、不可预见的灾害与歉收导致的粮食掠夺，以及获取自渡来系人处的有关战争技术和意识形态的相关信息，都使得环壕聚落变得必要的九州北部地区较之其他地区，具备了更为成熟的战争条件。

第二节　战争催生的战争人类学

首领权力诞生之时

如上所述，弥生时代的战争由社会和经济因素引发。那么战争会给弥生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其一，族群首领的权力和威势大大增强；其二，获胜的族群会吞并、整合其他的族群。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绳纹时代的族群当然也有首领，这些首领通常负责管理渔猎等生产活动或在殡葬、祭祀时总揽全局，他们还会处理、调停交易与纠纷。首领必须活用自己的知识、技术、行动力、领导力，直面族群内外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尽可能为自己所在的族群谋利益，以获取威望。首领累积下来的能力和成绩，以及族群的稳定，使得首领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首领与其智囊团逐渐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因此，笔者认为绳纹时代其实早已进入阶级社会。换言之，那时首领已逐渐从领导升格成了领袖。

弥生时代水稻农耕的生产方式使得首领的能力更快速地得到提升。无论是修建环壕聚落，还是开凿灌溉水渠，都需要整个族群团结协作，这就要求首领必须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更强的统率能力。本书第一章也曾提及，与绳纹时代的聚落相比，弥生时代的聚落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些特性为首领将统率力转换为权力创造了条件。

不过，尽管绳纹型首领（阶层化的首领）的统率力和指导力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且已掌控一定的对内强制力和制裁力，但笔者认为这些能力在此阶段仍未上升到首领权力的水平。换言之，首领权力并不来自族群内部。战争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战争是促使族群一致对外，族群首领可排他性地行使权力的极端形式。当首领赌上族群的命运，作为军事指挥官担起责任之时，他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掌权者。

不久之后，首领及其智囊团代表族群，在为族群谋利，名正言顺地行使强制力保护族群不受外界攻击的同时，他们在族群中也逐渐有了权力者的样貌。在这种情况下，弥生时代前期后半的玄界滩周边地区诞生了日本列岛上最初的阶级性首领。笔者称其为“弥生型首领”或“阶级性首领”。

日本列岛上阶级的产生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族群整合的问题。针对这一点，R.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对战争模式的研究，试图从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来说明上述问题，可供参考。

第一，在像亚马孙流域地区和北美东部林地那样拥有广袤未开垦森林的地区，即便打了败仗，战败方也不太可能被赶出领土。但是，如果他们有再次被攻击的危险，或者沦为征服或索取赔偿的对象，尽管条件恶劣，战败方也仍会选择迁往森林的腹地。这类地区人口密度低，聚落也较为分散，因此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政治单位。虽然不能原封不动地套用这种模式分析弥生时代的社会形态，但除九州北部地区以外，其他地区都具备此种模式的要素。

第二，与上述森林地区的模式形成对比的是秘鲁海岸地区的模式。秘鲁海岸地区被太平洋、沙漠和山脉环绕，农耕地只能被制约在狭窄的山谷中。因此，在这一地区，人们常出于经济层面的原因争抢土地，从而战争频发。在这种模式下，战败方通常无处可逃。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臣属于获胜方努力地劳动。获胜方吞并了战败方。这样形成的政治单位将进一步扩张至近邻的溪谷，最终向着被称为“国家”的政体发展。当整个秘鲁都被纳入政治版图，印加帝国也就诞生了。可以说，四大文明发祥地大都属于这种模式。

九州北部地区的情况也属于第二种模式。在弥生时代初期，战争有很强的经济性，对于获胜方来说，与其让战败的族群远遁他乡，不如将其置于伞下，发挥其经济实力，这才是明智之举。把战败方斩尽杀绝反而是下下之策。如此一来，获胜方与战败方之间便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阶级关系。从表面上看，战败方好像在原首领的带领下过着与此前相同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却要以纳贡的形式，用部分产品和劳动力向战胜方支付税金。此外，他们还必须向获胜方提供特殊的技术支持。如果获胜方要倾注全力做一件事情，那么战败方应该率先参与，出力出物。

这样一来，经过整合与分层，族群之间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日本列岛上的阶级关系就这样出现了。如此一来，对于战败方而言，获胜方的首领拥有更高级别的地位，他是君临战败方且具有阶级属性的首领。以此为契机，获胜方的首领在自己的族群内部，也逐渐成了超越普通人且带有阶级属性的首领。

弥生时代前期后半（公元前3世纪后半）起，战争牺牲者的数量激增，这一情况正反映了上述的社会状况。此后，一直到弥生时代中期后半，族群分层的情况不断加剧。族群间的阶级关系与首领间的阶级差异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形状。

如何理解地域统一的问题

以奈良盆地为范本，我们来看看族群分层地域结构及族群统一的情况。

从事水稻农耕业的弥生人自西向东，沿着大和川逆流而上，于弥生时代前期前叶（公元3世纪前叶），在初濑川中游的唐古键遗迹建立了最早的定居聚落。到了弥生时代前期后半，农耕聚落开始扩张至奈良盆地的各河川流域并逐渐扎根下来。

奈良盆地的自然灾害较少，在弥生时代，广阔的常绿阔叶林覆盖在无数适合种植水稻的微低地上。这一时期的聚落大都是各个小区域的据点，经过人们持续不断地经营，它们最终发展成了稳定的大型环濠聚落。所以，到了弥生时代中期以后，由于人口不断增加，扩大耕地面积变得迫在眉睫。于是，以这些据点聚落为核心，人们开始在一定区域内新建聚落，以此来解决耕地问题。当然，相较于能够留在据点聚落的族群，为谋求新耕地而不得不迁徙的族群，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笔者比较重视族群的社会地位，因此笔者把唐古键遗迹上的据点式大聚落称为“母聚落”。可以说，奈良盆地与九州北部地区最大的区别，正在于奈良盆地有这种较为安稳的局面。

下图展现了奈良盆地内弥生时代遗迹分布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母聚落为中心，小聚落众星拱月，沿小河流形成了一个个的聚落群。这些聚落群的领地大小按直线距离计算，约在二至五公里之间。也就是说，母聚落自身之间也保持着这一距离。笔者认为二至五公里范围就是日常生活中族群成员经常见面，共同生产、生活的范围，也是族群共享灌溉水渠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最小距离单位，本书把这一范围称为“部落（小区域）”。

奈良盆地的地域构造　弥生时代的遗迹按照水系来划分，可以分为二十三个部落（小区域）［灰色区域］，而这些部落又可以进一步划分成九个大共同体（大区域）=部落联盟（黑体部分）。东南部的山边、矶城、十市、高市等部落联盟是后来的“大和”的范围

这样的部落通常聚集在各条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或支流附近。对于水稻种植而言，地处同一水系的部落可能会因争抢水源发生纠纷，但同时，如果能处理好这些矛盾，这些部落也能产生紧密的联系。正如日本至今仍有“组”“讲”这类专门负责管理水源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存在正说明了这种联系的紧密性。笔者把这种拥有紧密联系的范围称作“大区域”，把在这一大区域内生产、生活的族群叫作“部落联盟”。

“大区域”与律令制时期的“郡”，以及至今仍然保留的郡的范围大致重合。因此，笔者用郡名称呼这些部落联盟（但需要指出的是，律令制度下的“郡”有时也包括好几个部落联盟）。“大区域”与“郡”的规模几乎相同。可以说，弥生时代每个水系自然形成的领域范围，就是律令制实行后“郡”的基础范围。

遗憾的是，不只奈良盆地，就连整个近畿地区也难觅比部落联盟更大的“国”。但是，从陶器样式的不同、石材的地域性、地理上的区划、大型母聚落的分布状况等角度推断，在弥生时代后期，以矶城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第七章将阐明的“大和”的范围），以葛城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以及以层富为中心的北部地区，正逐渐形成三个比部落联盟更大的“国”。

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的矶城部落联盟，它囊括了以唐古键遗迹为母聚落的部落。较之其他部落联盟，矶城部落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占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矶城部落联盟并不像九州北部地区那样，已整合统治与隶属的阶级关系。相反，在笔者看来，它的统一比较暧昧，是一种随时可以根据社会形势或和平谈判来改变等级关系的、意识上的统一。

从聚落到部落联盟，从部落联盟到国

笔者参考《隋书·倭国传》中的“军尼（日语读作‘くに’）”一词，把前文所述的“大区域”称作“部落联盟（日语写作‘クニ’，与军尼读音相同）”，把部落联盟的阶级性首领称作“大首领”，以区分“部落首领”。此外，笔者将由数个部落联盟组成的、有小型平原或盆地大小的部落联盟群称作“国”，将国的阶级性首领称作“王”。

有很多学者反对称这种程度的首领为“王”。但《后汉书·东夷传》有记载：“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此后又写道：“国皆称王，世世传统。”这正是笔者毫不犹豫地把“国”规模大小的阶级性首领称作“王”的原因。

《汉书·地理志》曾记载倭地“分为百余国。”此外，公元3世纪末编纂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也曾有过记载：“今使译所通三十国。”《汉书》所说的“百余国”大概是指纪元前以九州北部为中心的地区。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说的“三十国”则是指日本列岛上的投马国、邪马台国、狗奴国等东方诸国。由此可知，国的规模与统一程度已有了较大的发展。笔者认为从领土规模来推算，“百余国”中的“国”相当于部落联盟，而“三十国”中的“国”则相当于笔者定义的“国”。九州北部地区通过一系列惨烈的战争，实现了部落发展为部落联盟，继而发展为国，最终形成国家联盟的统一与阶层分化。

笔者认为，在九州北部地区出现的、最早实现阶级性统一的部落联盟，可能是日本列岛的国家雏形。所以，战争可以说是日本列岛国家诞生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战国策》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另外，《荀子》《墨子》等书中也有关于黄河流域的尧、舜、禹等华夏族群和长江流域的三苗族群激战的有名传说。此外，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大型化、量产化的石箭头，以及数量增加的杀伤人骨，也都印证了上述传说的真实性。另外，在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口井里，考古人员还曾发现五具没有头骨的人骨，死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弥生时代的领域结构和阶层结构

日本列岛上的城壁聚落（城市）也大致形成于这一时期，虽然规模各异，但这些城壁聚落间隔约二十公里，以它们为核心的城邦小国相当于日本列岛的部落联盟，即最初的国家。中国同样经历过族群间爆发激烈战争的阶段，它促使首领阶层不断发展，阶级分化加剧，社会分工出现，不过中国的这一历程比日本列岛的早了两千多年。

笔者认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末即弥生时代前期末，日本列岛就已经诞生了国家，但这一观点却与日本古代史的一般常识大相径庭。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先阐释“国家”这一概念。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弥生时代部落联盟和国的情况。

第三节　九州北部地区的部落联盟与国

用墓葬解读权力动向

那么，九州北部地区的族群是如何实现统一的？笔者将通过分析墓葬构造，陪葬品情况及被葬者的社会、阶级地位来推断被葬者生前所在族群的实力和规模。

到了弥生时代前期末（公元前3世纪末），日本列岛上首次出现了以青铜镜、青铜武器（铜矛、铜剑、铜戈等）作陪葬品的坟墓。尽管绳纹型首领的坟墓也会以陶器、工具等作为陪葬品并增添一些装饰。但是到了这一时期，首领从朝鲜半岛积极入手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并将其带入墓葬。弥生型阶级性首领的出现似乎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像松菊里遗迹的石棺墓那样的公元前5世纪末朝鲜半岛的首领墓已成为用青铜武器陪葬的“弥生型首领墓”的范本。因此，在积极接纳水稻农耕技术及渡来人的玄界滩沿岸地区，首领完全有可能入手青铜器并将其作为陪葬品。然而，这一情况却并未出现。因为这一阶段的首领尚未确立使用青铜武器提升权威并将其作为权力象征物带入坟墓的阶级性地位。综上所述，这一地区的首领尚未完全从绳纹型首领成长为弥生型阶级性首领。

使用青铜器、青铜武器陪葬的弥生型首领墓，最早出现在弥生时代前期末面朝玄界滩的唐津平原、早良平原等平原地区。到了弥生时代中期，有的首领墓开始使用青铜镜、青铜武器和玉三件套作陪葬品，这类首领墓的墓葬面积扩大，甚至出现了坟丘的结构，通过比较其他墓葬的结构和陪葬品的内容，还原这类首领墓的卓越之处，我们发现它们远超部落首领级的规模，完全可以达到大首领级，甚至是王级的水平。《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末卢国的推定位置——唐津平原的宇木汲田遗迹和早良平原的吉武高木遗迹便是这类首领墓的实际例子。

从部落联盟到国——末卢国

唐津平原上的末卢国（此处的末卢国指《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末卢国的前身）可以印证“大首领由部落首领轮流选拔诞生”的情况。从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在唐津平原的松浦川左岸地区和右岸地区各有一个部落联盟。

弥生时代前期前半（公元前3世纪前半）至弥生时代后期后半（公元2世纪），松浦川右岸平原的宇木汲田遗迹是一片瓮棺墓地。考古人员在边长数米的方形墓域内，发掘出了五个以上的家族墓群，其规模与陪葬品内容，随时期的推移而各有不同。弥生时代前期前半，有两个家族的墓群埋有身佩碧玉制管玉之人，在唐津平原、海湾沿岸的其他遗迹处，考古人员也发掘过戴着玉类及贝制手镯的被葬者坟墓。这表明这一时期仍处于绳纹型首领的阶段，部落首领由有实力的家族拥立。

末卢国　在末卢国的中心唐津平原上，以松浦川为界，有两个部落联盟，它们各由三至四个部落组成

然而，到了弥生时代前期末（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地区出现了同一个家族有两位不同成员的墓中有朝鲜制细形铜矛作陪葬品的现象，这表明弥生型首领诞生了。进而，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初（公元前2世纪初），使用青铜器作为陪葬品的瓮棺，几乎全都集中在这个家族的墓地中。用朝鲜制多钮细纹镜和细形铜剑作为陪葬品的人物（十二号瓮棺）和用十八个铜钏、十五个碧玉制管玉作陪葬品的人物（六十四号瓮棺）是这个家族的核心。这个家族的墓地面积已是其他家族墓地面积的约两倍（参见下图）。

弥生型首领的出现　观察一下宇木汲田遗迹弥生时代前期前半至弥生时代中期前半瓮棺墓地陪葬品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最初诞生弥生型首领的A家族登上末卢国王宝座的过程

此外，在这一时期，宇木汲田遗迹的其他家族也开始使用细形铜剑、铜戈作陪葬品。但此时的唐津平原仅有上述这一个的家族墓群（遗迹）拥有如此集中的青铜武器陪葬品。像十二号瓮棺那样的豪华陪葬品更是无可匹敌。因此，宇木汲田遗迹不仅是松浦川右岸平原大首领一族的墓地，同时也是末卢国王的墓地。

然而，到了弥生时代中期中叶（公元前100年左右），宇木汲田遗迹墓葬中的青铜器陪葬品突然全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右岸平原的部落联盟和其他的部落出现了青铜武器和西汉的日光镜等陪葬品。宇木汲田家族丧失了原先王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从宇木汲田家族以外的部落中选拔出的大首领。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前叶（公元1世纪后半），松浦川左岸平原另一个部落联盟的樱马场遗迹，再次出现了青铜器作陪葬品的墓葬，其陪葬品包括：两面东汉镜、三个巴形铜器、二十六个铜钏及铁刀、玻璃珠等。在末卢国的王族墓再次出现前的约二百年间，这一地区并未出现能称得上是王（族）的当权者。综上所述，单从陪葬品的情况即可看出部落到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到国的统一过程，以及部落联盟首领或王的更迭情况。

早良部落联盟与国的势力消长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面朝博多湾的早良平原的情况。早良平原上有一个统一了室见川左岸三个部落的部落联盟和一个在室见川右岸由五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两个部落联盟在整个平原上形成了一个国。较之唐津平原，早良平原有更健全的王权和更清晰的阶层分层。

会使用青铜器作陪葬品的弥生型首领，诞生在约公元前3世纪末的弥生时代前期末。在这一时期，室见川左岸的部落联盟以吉武遗迹群为据点，室见川右岸的部落联盟以有田遗迹群为据点，各自拥戴各自的大首领。但是，从青铜器陪葬品的数量来看，位于室见川左岸的吉武遗迹群似乎更占优势。在吉武部落中，大石遗迹与高木遗迹是两个首领辈出的有实力家族的墓。

在大石遗迹，以矛、剑、戈等一两把青铜武器作陪葬的弥生时代前期末的瓮棺分散在五个边长十米左右的方形区域内。这一总长约五十米的区域，在数千个瓮棺中显得十分特别，它仅占东西长达五百米的瓮棺列的很小一部分。

与大石遗迹仅隔一个低浅山谷的高木遗迹，有一个陪葬着弥生时代前期末细形铜剑、铜钏等物品的瓮棺群。瓮棺群中还有陪葬着硬玉制勾玉、碧玉制管玉、玻璃小珠等物品的瓮棺。由此可见，高木遗迹的规格比大石遗迹更高。这就是为什么大石遗迹陪葬的青铜器越来越少，而弥生时代中期初的高木遗迹则出现了一个葬着一面多钮细纹镜、两把细形铜剑、一杆铜矛、一把铜戈、一个硬玉制勾玉、九十六个碧玉制管玉的木棺墓。四百年后古坟时代前期的陪葬品三件套——镜、武器、玉的组合，最早源自这座木棺墓，就汇集陪葬品三件套而言，这座木棺墓的意义重大。

早良国　室见川左岸吉武遗迹群中发现的早良国王族的大规模墓地

此外，在高木遗迹，用青铜器作陪葬品的瓮棺、木棺大都集中在三十米左右的范围内，这一区域周边并无别的同一时期的墓葬。因此，笔者认为当年在此范围内应该有一个直径为二十八米的圆形坟丘。此外，在这一时期，早良平原上再无类似规格的墓葬，所以这一区域显然既是吉武部落首领的墓地，又是室见川左岸大首领一族的墓地，更是早良国王族的墓地。综上所述，早良国的王应该要比末卢国的王更为成熟。

早良王墓的各种陪葬品　这座目前所能发现的最古老的王墓已出现了镜、武器、玉的组合（吉武高木遗迹出土，日本文化厅藏）

此外，有趣的是，有很多被葬者都是战争的牺牲者。在大石遗迹，有五座坟墓的人骨上留有磨制石剑、铜戈的残尖断刃。而在高木遗迹，只有两座坟墓的陪葬铜剑没有剑尖。宇木汲田遗迹，以及之后即将登场的吉野里遗迹的大首领一族也都有这样的牺牲者。那时，即便是大首领及其一族，也不能只躲在后方发号施令，作为战争的指挥官，他们必须身先士卒，奋勇杀敌。

弥生时代中期中叶至弥生时代后期前叶，新的王族墓成了吉武樋渡遗迹上的坟丘墓。早良平原上陪葬品的情况也表明，弥生时代中期后半，此前的王的权威明显被削弱了。此后，能被称作早良国王级别的王族墓再未出现。考古学上的事实向我们证明，夹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的伊都国、奴国之间的早良平原，再未出现能与早良国势力相当的国家。

吉野里遗迹和佐贺平原上的大首领墓

吉野里遗迹以拥有日本列岛最大的“环壕聚落”闻名。巨大的坟丘墓中陪葬的朝鲜制铜剑、大量天蓝色的管玉十分符合弥生型首领的身份和地位。即便如此，从到弥生时代中期前半的墓葬内容看，这不过只是部落联盟林立的佐贺平原上的其中一处大首领墓。

参考遗迹的分布情况与郡的范围，佐贺平原上当时应该有相当于基肄、养父、岭（三根）、神埼、荣（佐嘉）、小城、杵岛各郡的七个部落联盟。据现阶段的资料看，这一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陪葬大概是在弥生时代中期初，时间上要稍晚于玄界滩沿岸地区。

“神埼”部落联盟由五个部落组成，吉野里遗迹是其据点所在。尽管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两千多个瓮棺、三百三十多座土圹墓、木棺墓，但仅有聚落北端的那座椭圆形坟丘墓（长直径四十米，短直径二十六米）出土了青铜器的陪葬品。而弥生时代中期前半至中叶的十四座瓮棺，基本上都只有一把铜剑作陪葬品，从陪葬品的情况看，它们并无太大差别。这里并无末卢国、早良国那种王的陪葬品都集中在一处的情况。

此外，这一时期的佐贺平原上，其他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及其一族墓葬中的瓮棺内，也有可与上述墓葬媲美的陪葬品。例如，“养父”部落联盟柚比本村遗迹坟丘墓中的带有石制剑柄装饰的细形铜剑，剑鞘装饰着绿色的碧玉、涂着炫目红漆的铜剑，“岭（三根）”部落联盟上峰町切通遗迹的细形铜剑和从南岛处获得的护法螺制手镯，“杵岛”部落联盟武雄市释迦寺遗迹的细形铜剑，青铜制枪刨和碧玉制管玉等陪葬品。

佐贺平原上的部落联盟　吉野里级别的部落联盟林立

另外，在佐贺平原的中心部，朝鲜制的镜子相当惹人注目。“荣（佐嘉）”部落联盟的大和町本村笼遗迹陪葬有一面多钮细纹镜、一杆青铜制枪刨、十八个碧玉制管玉。佐贺市增田遗迹陪葬有一面多钮细纹镜。综上所述，佐贺平原可谓部落联盟林立。

上述大首领墓的形态也可以说是弥生时代中期前半为止的九州北部其他地区大首领墓的一般形态。“穗波”部落联盟的原田遗迹，“镰”部落联盟的镰田遗迹，“御原”部落联盟的隈西小田遗迹，“怡土”部落联盟的今宿遗迹，“傩”部落联盟的板付田端遗迹和比惠遗迹，以及日田盆地的吹上遗迹等，都因青铜器陪葬品，清晰地展示了大首领的形象。不过，称得上是国级别的王墓、王族墓仍只出现在玄界滩沿岸地区（参见此图）。

公元前3世纪末，在九州北部地区，经过部落间的数次战争，对外作为权力实体的部落联盟，逐渐显现出国家的清晰轮廓。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军事统帅的权威与体面，成长为阶级性权力者的首领和大首领，在朝鲜半岛的首领用于陪葬的权力象征物中，积极入手了象征军权的青铜武器和象征咒力的镜、玉，他们死后也开始以同样的方式陪葬这些物品。

第四节　王墓的出现和王中之王

奴国、伊都国和乐浪郡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福冈平原和丝岛平原为大本营的两国，出现了具有突出权力的王。前者地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大国“奴国”的范围；后者地处公元3世纪设置了大率的“伊都国”的中心地带。为严谨起见，本书提到的“奴国（ナ国）”和“伊都国（イト国）”都指《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述时期之前（在本书中相当于王权诞生的公元3世纪初之前）的上述两国。

伊都国的领域　小小的丝岛平原（怡土和岛），部落云集（=部落联盟）。其中，三云遗迹和平原遗迹所在的部落联盟是伊都国王都所在的中心

笔者认为，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之所以公元前3世纪末以来的王墓尚未浮出水面，是因为目前考古人员碰巧只发现了部落联盟大首领级别的墓。例如，弥生时代前期末“傩”部落联盟大首领一族的墓——板付田端遗迹的坟丘墓，因为调查时间过早，仍留下了诸多不明之处，这里虽然出土了四把细形铜剑和三把细形铜戈，但有文献记录称，此处存在巨大的标石，所以它也有可能是奴国的王族墓。

另一方面，丝岛平原也就是自“六国史”以来的伊都郡，实际上是囊括数个部落联盟在内的遗迹密集区，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很多陪葬一把细形铜剑或铜矛的部落首领级的墓。而出土了细形铜剑、铜钏、硬玉制勾玉和碧玉制管玉共一百一十二件的石崎小路遗迹，和陪葬了细形铜剑和硬玉制勾玉的今宿遗迹十四号地的土圹墓，应该都是大首领一族的墓。从弥生时代前期末起，丝岛平原的首领阶层开始分层，笔者相信考古人员发现这一时期的伊都国王墓只是时间问题。

公元前2世纪前后，东亚世界出现了促使奴国、伊都国获得飞跃性发展的势态。西汉实施“休养生息”的国策，其国内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良好。以此为基础，公元前141年，西汉的第七代皇帝汉武帝打着“王化思想”的旗帜，转而开始向周边民族发起攻势，拓展版图。

王化（德化）政策的立足点是认为汉民族是世界中心的“中华思想”。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周边的外民族分别被赋予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并被视为未开化的民族。另一方面，为了沐浴汉朝皇帝（天子）的恩德，这些未开化的民族必须朝贡、谒见皇帝，被汉民族同化。而作为回报，皇帝会赐予蛮族首领（王）官爵，与其结为君臣关系，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天子之德广布天下。而这种政治支配体系则被称为册封体制。

汉武帝的政策是，灭掉西南夷后设郡，对匈奴作战告一段落后向东扩张势力。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将势力延伸至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灭掉了本是汉朝外臣却不肯谒见皇帝，还妨碍汉朝对周边实行德化政策的卫氏朝鲜，并在那里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其中，临屯、真番、玄菟三郡因濊貊、高句丽的兴起而消失，但乐浪郡却一直存续了四百二十年，直至公元313年被高句丽占领。乐浪郡作为汉朝控制朝鲜半岛的前进基地，以及汉朝同倭国开展交流活动的窗口，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乐浪郡的设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倭国加入了以汉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世界。前文提及的奴国和伊都国，也是通过乐浪郡才接触到了汉文化并在其后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三云遗迹群和伊都国王墓

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了伊都国的王墓。文政五年（1822），怡土郡三云南小路（今福冈县前原市）遗迹出土了铜剑、铜戈、盛有朱砂的小壶，以及瓮棺中的“三十五面大小古镜、两支大小铜矛、一个勾玉、一个管玉”和一面夹在两面镜子之间的玻璃璧。尽管大部分的出土物品都已丢失，但在《柳园古器略考》中，黑田藩当地的国学者青柳种信留下了当时发掘的记录和清晰的图，让人们知道了陪葬品数量庞大的王墓的存在。

1974年，福冈县教育委员会进行了发掘调查，确认了这座王墓的位置。考古人员幸运地发现了王墓的痕迹（一号瓮棺），以及一些镜、玻璃璧、金铜制四叶座饰金具等的残片。其中，有一枚镜子的残片正好与《柳园古器略考》中镜子的图画所示的残缺部分吻合。根据瓮棺的残片，考古人员确定了瓮棺为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1世纪初）的产物。进而，另一个近旁的瓮棺（二号）也被发现了。结果显示，这两个瓮棺均有丰富的陪葬品。此外，考古人员还从以这两个瓮棺为中心的方形环沟中出土了大量的祭祀陶器。此处原来应该有一个长直径为三十二米、短直径为二十二米的坟丘。

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倭地，只有后文即将提到的须玖冈本遗迹的王墓能满足以下条件：仅为一两个人建造且拥有大型坟丘及丰富的陪葬品。尤其是其中的一号瓮棺，除了有一面直径为27.1厘米的大型重圈彩画镜外，其陪葬品还包括三十四面中型镜，以及皇帝赐给王侯级别人物的玻璃璧和金铜制四叶座饰金具。由此可以推断，被葬者应该就是伊都国王。不过，这个王不是一般的王，而是能够代表倭地的“王中之王”。二号瓮棺只陪葬了小型镜，没有武器，由此可知被葬者很有可能是一位女性。负责考古发掘工作的柳田康雄也指出，二号瓮棺的被葬者应该是王妃或巫女王（最高级别的女祭司）。

须玖遗迹群和奴国王墓

另一方面，奴国王墓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奴国的中心在福冈县春日市须玖遗迹群。它位于以春日丘陵北半部为中心的南北约两公里、东西约一两公里的范围内。弥生时代中期至弥生时代后期的五十个聚落、墓地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这一地区。这样的规模在近畿地区，相当于一个部落大小。

但是，如果从遗迹的密度与内容看，须玖遗迹群则可以与部落联盟匹敌。须玖遗迹群自身即是一个拥有城市景观的部落联盟。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以来，这里的众多聚落生产青铜器、铁器、玻璃制品。福冈平原上超过七成的青铜器铸模都出土于此，考古学者给这里冠上了“弥生时代最大技术密集型都市”的美誉。

因为拥有先进的技术集团且能集中生产金属器，到了弥生时代中期末，须玖冈本遗迹上便出现了王墓。明治三十二年（1899），考古人员从巨大板石下的瓮棺中，出土了约三十面西汉镜、五支中细形铜矛、一把中细形铜戈、一把多樋式铜剑、两个玻璃制璧、一个玻璃制勾玉和十二个玻璃制管玉。鉴于这附近没有其他的瓮棺且从现在的宅地分配情况看，过去这里很可能有一个大型的方形坟丘。作为奴国王的被葬者，是可以与伊都国王比肩的王之中王。

伊都国王和奴国王大约在纪元后不久便离世了。他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并与西汉交流往来的时间，是在纪元前的世纪末。据此笔者推测，尽管中国的正史中并未留下这些交流往来的记录，但在西汉末期（很可能是汉哀帝或汉平帝时期）这些外交关系实质上已经存在了。

伊都国联盟和奴国联盟

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推测伊都国王与奴国王的关系。自弥生时代前期以来，伊都国王与奴国王的前人经过多次部落联盟间的战争，赢得了王位。伊都国王与奴国王即是赢得王位族群的后裔。到了伊都国王与奴国王这一代，伊都国和奴国通过西汉设立的乐浪郡，同汉朝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通过掌握金属器的生产技术，积累了财富、增强了军事实力。在此背景下，伊都国王与奴国王逐渐成长为能代表倭地的王中之王。这让他们的威信大增。不过，伊都国和奴国之间似乎并未出现过激烈交战的痕迹。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伊都国与奴国的版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能在文化上形成缓冲地带的早良国，尽管早良国已经式微，但它仍然有吉武樋渡坟丘墓那样独立的王族墓，所以伊都国与奴国应该处于共存的状态。到了弥生时代中期末，伊都国与末卢国、一支国、对马国等小国组成了伊都国联盟，奴国则同粕屋、胸肩等国组成了奴国联盟。

奴国的领域　位于奴国中心的须玖遗迹群，可与部落联盟匹敌

经考古调查证实，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大量的陶器从伊都国运抵壹岐原之辻遗迹。此外，对马、壹岐出土的朝鲜半岛乐浪系瓦质陶器、三韩系陶器也被大量运至伊都国的王都三云遗迹。这表明伊都国面朝朝鲜海峡逐步成长成了国际性的港湾国家。笔者在本章第三节曾论述过，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末卢国已再无能称得上是王或王族的墓。究其原因，或许是伊都国王的势力已延伸到了曾是独立港湾国家的末卢国。

另一方面，从出土的铸模推断，对马、壹岐埋藏的众多中广形铜矛均产自奴国联盟境内。甚至有一部分铸模还出现在了海峡对面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参见第五章此图）。背靠伊都国的奴国，凭借卓越的金属器生产技术，向伊都国联盟供应了双方共享的青铜祭器。

联盟体制下的模拟册封制度

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九州北部地区的每个平原和盆地，基本上都诞生了能统率“国”的“王”。早良平原的吉武樋渡遗迹、嘉穗盆地的立岩遗迹、朝仓平原的东小田峰遗迹、日田盆地的吹上遗迹，都有坟丘内囊括数个殡葬设施的王族墓，其陪葬品包括西汉镜、青铜或铁制武器，以及玉类、贝类的手镯。笔者认为，不只是接受西汉直接册封的伊都国王和奴国王，其他周边的王也千方百计地想入手来自乐浪郡的舶来品。

纪元前后九州北部地区的部落联盟和国　早良国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这一时期它已被并入奴国

但奇怪的是，奴国王和伊都国王是联盟中更有实力的王，按理说奴国王和伊都国王下属的大首领应该比联盟内别国的大首领拥有更奢华的陪葬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的陪葬品和别国大首领的陪葬品并无太大的差别。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奴国王和伊都国王使用权力进一步制约了国内的大首领阶级和首领阶级。尽管这算不上是严格的阶级制度，但这种情况表明，伊都国王和奴国王把西汉的册封体制套用在了国内的权力关系上。

下面的表格正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无法获取中国镜的部落首领及首领阶层收集、打磨中国镜的碎片，或者入手倭地直径为七八厘米的仿制镜等行为都说明了这一问题。按道理说，仿制镜的尺寸应该尽量接近西汉镜的尺寸，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各级首领所有的镜，应该都有种类、大小上的限制。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初，九州北部地区各族群间的阶级分化程度和首领层内部的等级分化程度已远超想象。

统治者的阶层及主要的青铜器陪葬品类型

到目前为止，通过考察战争和墓葬中的陪葬品情况，笔者针对很早以前九州北部地区是如何建立国家并形成多层次社会阶级关系的问题展开了论述。随着部落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九州北部地区率先出现了部落联盟的雏形，阶级性的首领随之诞生。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外行使权力，征服与融合的战争越来越激烈，玄界滩沿岸的几个部落联盟发展成了“国”。公元前2世纪，九州北部地区形成了“国家—部落联盟—部落”的重层结构。西汉设置乐浪郡后，公元前1世纪末，奴国和伊都国通过与其他部落联盟、国建立模拟册封制度，进一步成长成了更高级别的大国。

面对九州北部地区上述的政治形势，九州以东地区会如何应对呢？接下来，笔者将从坟墓、聚落、祭祀变迁的角度，还原近畿及其周边地区政治、社会方面的情况。

第五节　近畿周边部落联盟的群像

方形周沟墓和大首领一族的墓

虽然九州北部地区已出现了大首领一族的墓、王族墓，甚至是王中之王的墓，但在九州北部以外的地区，墓葬中却几乎不见青铜器等陪葬品，阶级社会也尚未发展到九州北部地区的水平。

弥生时代前期中叶，近畿地区出现了一种四周挖有沟渠，内部埋葬着数个木棺墓、土圹墓、儿童用壶棺的方形低坟丘墓，这种坟墓又被称为“方形周沟墓”或“方形区划墓（坟丘轮廓明显、形体大者称方形坟丘墓、方丘墓，总称方形墓）”。尽管方形周沟墓的修建原理和思想极有可能是公元前3世纪初同水稻种植技术一起从朝鲜半岛路线传入九州北部地区的，但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的弥生时代前期末，它已在近畿及其周边地区普及，之后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这种原理和思想甚至传入了关东南部地区。因此，直到弥生时代前期后半的近畿社会，方形周沟墓才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家族墓。通过观察方形周沟墓的规模及墓地形态，我们可以窥见首领的成长历程。

弥生时代中期前半以前，九州北部以外地区尚未接受过战争洗礼，其部落首领的方形周沟墓，既无陪葬品，又无与一般坟墓隔绝的独立埋葬区域。可以说，到那时为止，这些部落都还保留着“绳纹型首领”的遗韵。

在兵库县尼崎市东武库遗迹和大阪府高槻市安满遗迹等地，边长超过十米的大型方形周沟墓混杂在众多边长数米的方形周沟墓之间。这说明从弥生时代前期末开始，各家族间已形成差距。其中，那座明显较大的方形周沟墓表明，这个有实力的家族可能既有首领，又有部落首领。这种较大的方形周沟墓在大阪平原等地，零星地分布于小河流流经的地区。通常而言，部落首领的大型方形周沟墓一般都位于作为部落据点的母聚落之内。

然而，到了战争开始显现的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公元前1世纪后半至公元1世纪前半），边长超过20米、留着小坟包的大型方丘墓出现了。大阪市加美遗迹的Y一号墓（26米×15米）包括环沟在内，边长可达40米。坟丘内有十四名成人、九名儿童的二十三个木棺，其中三位女性的遗骸上戴有青铜制的手镯和玻璃制的勾玉。

坟丘上供奉的众多陶器显示的时间跨度至多有一代。笔者稍后也会提及，在家长权威下，因代际更迭而反复修墓是一项基本原则。以此原则看，此处应该是某代首领及其家人的墓。墓中埋葬者众多，这表明这个家庭是一个包括兄弟姐妹、旁系亲属在内的复合型大家庭。那些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评价体系中较为成功的人，往往比较容易组建富裕的大家庭，这种情况在东南亚等地并不少见。

此外，尼崎市田能遗迹三号墓中的男性老年家长，身戴六百三十二个以上的碧玉制管玉，其他成年男性都戴着白铜制的手镯。无论是加美Y一号墓，还是田能三号墓，它们的四周均不见与之毗邻的方形周沟墓，它们是相对独立的。虽然紧邻加美遗迹的瓜生堂遗迹和紧邻田能遗迹的胜部遗迹也都有大型方丘墓，但它们的坟丘规模却要远小于加美遗迹和田能遗迹的坟丘规模。由此可见，加美遗迹和田能遗迹墓葬家族的大家长正成长为能统帅更大族群的大首领。

不过，这两处墓葬之所以没有出现九州北部地区那样的陪葬品，一方面是因为被葬者的家族没有直通大陆的外交途径，另一方面则表明，这里的族群成员尚未达成共识——首领是否具有享用昂贵舶来品等陪葬品的权威。在政治地位和阶级地位上，这里的首领也远不及九州北部地区的首领。九州北部以东地区的弥生型首领、大首领一族成长得相当缓慢，大约到了弥生时代前期末，部落首领才诞生，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大首领才纷纷崛起。

族群内部的阶级差距开始日益显著

较之大型方形周沟墓，还有一种简单挖坑的土圹墓。到目前为止，最古老的土圹墓虽然是弥生时代中期前叶的滋贺县大津市南滋贺遗迹，但笔者相信日后考古人员一定还能找到弥生时代前期末的考古资料。瓜生堂遗迹土圹墓的数量多达两百座，它们的大小、方位各异，既无陪葬品，又无供奉用的陶器。从整体上看，它们大都分布在数个广阔的方形区划内。笔者推测这些土圹墓是那些无力修建方形周沟墓的家族的墓地。

方形周沟墓是一般阶层的墓，这种墓有较强的同族观念。通常而言，一个家族会共享一条沟渠，他们的墓比邻而居，就像增殖的细胞一样，或沿墓道顺次排列，或呈放射状相连。方形周沟墓一般建在上一代家长故去、新一代家长诞生之际。如此一来，方形周沟墓的纵列和区块就像呈现某个直系家族历史的条形码。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应该比较重视家族的谱系。笔者在上一章提到过，考古人员在方形周沟墓的沟渠内经常发现某个家族始祖祖灵的木雕像，这与当时的社会认为家族具有独立性的观点息息相关。

一座连一座的方形周沟墓和能追溯家族谱系的墓道　（福井县敦贺市吉河遗迹，福井县教育厅地下文化遗产调查中心提供图片）

所以，如果无法建造方形周沟墓，则表明此人不被聚落或族群接纳，不是正式成员。换言之，此人是局外人。不过，嫁入的人或入赘的人应该可以入葬方形周沟墓吧。土圹墓的数量很多。目前，考古人员只在区域据点的母聚落发现了这些墓。因此，笔者认为土圹墓的被葬者应该是较弱势的群体，他们被编入了部落首领居住的母聚落，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地位。那么，这些弱势群体为什么会被编入呢？

在战争频仍的九州北部地区，战败的族群、战俘和奴隶是当时社会的底层。事实上，如果把聚焦的时间稍微往后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史书关于东汉永初元年（107）的记载：“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其中，“生口”的意思就是战俘。

然而，这样的政治状况却并不适用于近畿地区。我们应该从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分析上述问题。如果某个母聚落吞并、整编了弱小集团，彻底实行阶层化，扩张人口（劳动力），扩大聚落规模，使聚落具备城市的功能，会获得怎样的利处呢？①能在部落中，确立中心聚落的地位，确保部落的诸项事业顺利发展；②成为和其他族群交易、交涉的经济中心（市场），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在不断统一的部落联盟中能成为核心，有资格发号施令。

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濑户内地区，大量的埋葬土圹出现在方形区划中，四角向外伸出的方丘墓——四隅突出形方丘墓开始出现在中国地区的山地到山阴地区之间（参见此图）。其中不乏带有陪葬品的墓，这些墓都是部落首领或大首领（一族）的墓。这一阶段尚未出现王级别的首领，较之王中之王辈出的九州北部地区，九州北部以东地区的阶级关系尚不明显。

顺便一提，有研究者认为，九州北部地区首领墓中大量的陪葬品是私有财产，而近畿地区首领墓的陪葬品之所以如此匮乏，是因为族群的约束大大压制了家族的独立性，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阻碍了首领私有财产的形成。有的研究者甚至主张，近畿地区很早便构筑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族群约束力是很强的。

但是，正如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事实情况正好相反。近畿地区族群的约束力是独立家族集体意识的产物。相较之下，九州北部地区集中在首领手中大量的陪葬品，也不仅是私有财产，它们更是一种阶级性金字塔式族群约束的具体体现。可以说，九州北部地区是最早建立政治等级制度的地区。

第六节　聚落层面出现权力的苗头

环壕的内与外

由墓葬情况可知，族群内外的社会变化，以及首领权力的动向，必然会导致聚落结构及青铜器祭祀产生显著的变化。绳纹时代晚期末（公元前4世纪前半）九州北部地区出现的环壕聚落，其内外有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1世纪前半）近畿地区环壕聚落的情况。

笔者已在第一章介绍过，九州北部地区最早出现的环壕聚落，其内外双重环壕及环壕内外的住宅群存在阶层差异，朝鲜半岛南部地区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而其原型最早可追溯至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东亚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的修建环壕聚落的技术，并不是随水稻种植技术一起传入九州北部地区的。它是战争爆发、权力者出现、社会结构具备条件，逐一开花的结果。拥有内外双重环壕（濠）的板付遗迹、重留遗迹从公元前4世纪后半的板付Ⅰ式时期开始才逐步在外壕（濠）内修建内壕，那时聚落已形成并存续了一定的时间。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的板付Ⅱ式时期末，像板付田端遗迹那样的用青铜器作陪葬品的大首领一族的坟丘墓才逐渐显现。

也就是说，绳纹时代晚期末至弥生时代前期，九州北部地区的环壕聚落发生了如下变化：

① 人们开始与修建环壕（外壕）的渡来人共同生活，但家族间的阶层差异尚不明显，或者伴随着环壕聚落的形成，家族间出现阶层分化，出现分居环壕内外的情况。此时，聚落内的阶层差程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绳纹时代晚期末）。

② 这一阶段，人们开始修建内壕，拥有内外双重结构的环壕（濠）聚落形成。首领一族等有实力的家族居住在内区，内区建有储藏窖（板付Ⅰ式时期）。

③ 弥生型首领在这一阶段变得十分普遍。内区中进一步出现了供首领一族居住的特定区域和祭祀场所，首领向着大首领的方向发展，坟丘墓已处于萌芽阶段（板付Ⅱ式时期）。

在九州北部以东地区，上述变化直到弥生时代中期后半才缓慢发生。直到弥生时代前期后半，西日本各地的环壕聚落才会普及。此外，内外双重结构的环壕更是要到弥生时代中期前叶（公元前2世纪末）才会明确下来。

因此，在较为落后的地区，首先挖掘的是内壕，家族间的阶层差异只表现在环壕内外的居住差异上。地处大阪府和泉市与泉大津市交界位置的池上曾根遗迹，在弥生时代前期后叶，先有了建在聚落中心部的内壕，此后聚落规模逐渐扩大，到了弥生时代中期中叶（公元前1世纪前半），人们才修建了外濠。奈良县田原本町唐古键遗迹有三处弥生时代前期的居住区，有一个居住区早在弥生时代前期就有了环壕，而直到弥生时代中期中叶，环绕整个聚落的外濠才最终形成。

总而言之，在大多数的环壕聚落，也会有人居住在壕（如果是双重环壕则指内壕）外。住在环壕聚落内（或内区）的家族成员死后会被埋入方形周沟墓，而住在环壕聚落外（或外区）的家族的成员死后，则会被葬在土圹墓中。即便是九州北部以外的地区，到了弥生时代前期末，也开始有难以弥补的阶级差距了。

大首领的住宅和祭祀场所

那么，在环壕聚落的内区，大首领的住宅和祭祀场所是怎样形成的呢？首先，笔者将根据九州北部地区随坟丘墓出现的巨大楼阁来推测大首领的存在。

在本章的第三节我们讲过，考古人员在被认为是早良国王族墓的吉武高木坟丘墓向东50米处发现了巨大的掘立柱建筑，这幢建筑的占地面积为9.6米×12.6米，周围设有露台和回廊，柱穴面积达2米×1.4米。经复原，这幢高大气派的歇山顶干阑式建筑真不愧是一座“楼阁”。后世的王会在这里祭拜埋葬在坟丘墓中的先王一族的祖灵，以祈求祖灵能给族群带来安泰与发展。此外，人们还会在此举行各类祭祀活动。因此，九州北部地区的祖灵崇拜，并不像近畿地区的方形周沟墓那样，仅仅局限在明确的直系家族谱系层面。此处的早良国，很早便举行了由王主持的、举国举办的祖灵祭祀活动。

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公元前1世纪后半至公元1世纪前半），随坟丘墓出现的巨大楼阁和祖灵祭祀在大首领一族之间盛行。在吉野里遗迹，北坟丘墓前立有两根鸟居一样的粗柱子，祭祀用的陶器四处散落。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在长轴的延长线上，人们建起了边长为12.5米的牢固的四方形总柱式建筑，建筑所在的倒“U”形角落环绕着两重内环壕。经过复原，我们发现这是一栋气派的带有回廊的二层楼阁。在建筑周围的北角上，人们还埋藏了一把中广形铜戈，以镇守神圣祭祀空间、辟邪。

吉武高木遗迹的楼阁　左边是被发现的柱穴，右边是若林弘子复原的楼阁图

鸟栖市柚比本村遗迹的大型楼阁和祠堂同坟丘墓排列在同一条直线上。在同一个地方，楼阁和祠堂被重修过两三次，据此我们推断，每当新大首领上任，人们就会重修楼阁和祠堂。

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即便是九州北部以外的地区，人们在环壕聚落的内区设立特定的方形区域修建巨大的楼阁，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弥生时代中期后半正好是近畿地区出现大型方丘墓的时期。这一时期，大首领及其一族会在据点聚落的内区，设立祭祀和政务专用的空间，修建住宅，他们死后也会被葬入这里的大型方丘墓。

吉野里聚落的结构和北内郭楼阁　（日本国土交通省国营吉野里历史公园办公室提供图片）

大阪府的池上曾根遗迹就是上述结构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有独立栋持柱和室内栋持柱的、东西走向的楼阁，以及与之相交的南北走向的大型掘立柱建筑。另外，楼阁南部的中心区域有一口水井，将直径两米的巨大樟木掏空做成井筒。也就是说，呈“コ”字形排列的建筑物以水井为中心，围出了一个约30米×20米大小的广场，这一布局与7世纪飞鸟京传板盖宫遗迹上的以大型水井为中心的祭政空间极为相似。

从上述方形区域的面积看，它的每边边长至少有50米。在约70至80年间，楼阁在同一个地方被重建过三次。也就是说，几乎每20年左右楼阁就会被重修一次。这让笔者联想到伊势神宫迁宫之事。笔者认为每当大首领更迭之际，人们都会重建楼阁。在池上曾根遗迹，聚落的东北部地区地势最高且紧邻祭政空间，在这里发现大首领及其一族的住宅应该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

在川西市加茂遗迹、尼崎市武库庄遗迹，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方形区划和楼阁。在复原后边长约五十米的方形区划内，建筑物也呈“コ”字形排列，这里应该就是族群举行铜铎祭祀的地方。通过解决纷争，在不同族群之间共享祭祀，住在这里的某些人应该已经成长成了大首领。不同于经过白热化战争洗礼诞生的九州北部地区的大首领，铜铎文化圈的大首领通过提高各族群对祭祀的认同感并掌控祭祀权，在王权形成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

祭祀标志塔

唐古键遗迹是奈良盆地最大的环濠聚落。考古人员在那里发现了弥生时代中期前叶的大型建筑物，但却并未发现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方形区域。不过，在这一时期的一枚壶的碎片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梁上刻有旋涡和鸟形咒饰的双层祭祀标志塔。这座在祭祀时能提高族群认同感的祭祀标志塔耸立在地处聚落任何位置都能看到的微高地上。

这座祭祀标志塔酷似中国汉朝用于陪葬的明器模型和画像石（砖）上的楼阁建筑。因此，有人主张祭祀标志塔受到了汉朝楼阁建筑的影响，又或者工匠建造这座塔时参考了汉朝使者提供的信息，或唐古聚落的使者在乐浪郡等地的见闻。不过，如果要这样说，我们首先必须证明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奈良盆地的部落联盟曾通过乐浪郡与西汉建立过外交关系，但这一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首先，前述梁上装饰的旋涡形咒饰，在弥生陶器上描绘的祭祀性建筑物中比较常见，但在汉朝的楼阁建筑中，我们很难看见这样的设计。此外，笔者曾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的一栋三层建筑物房顶，见过用木雕制作的旋涡和鸟形图案，它们与前述日本的旋涡和鸟形咒饰极其相似。据说，西双版纳的居民相信顶层是神来去的地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这里的人绝不会攀上顶层。同样，日本也有装饰在御舆檐头的用于辟邪和祈祷丰收（增强谷灵）的旋涡纹饰，这一纹饰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日本的中世时期。

旋涡状咒饰　唐古键遗迹的乔楼（左，田原本町教育委员会藏）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的“神来去自如的建筑物”（右）极为相似

虽然祭祀标志塔看上去与汉朝的楼阁建筑风格相近，但这种建筑可能是一种受东亚水稻农耕民族共通思想观念影响的祭祀象征。换言之，这种建筑并非楼阁，笔者建议称其为“有迎神咒饰的乔（享）楼”。

第七节　青铜祭器、部落联盟及国

作为象征符的青铜祭器——铜铎，还是武器？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部落联盟及大首领出现后，弥生时代中期西日本各地部落联盟间的关系及其权力动向。为此，笔者将以青铜器祭祀第Ⅰ阶段过渡至第Ⅱ阶段的变化为线索着手分析。

弥生时代中期前叶（公元前2世纪后半）开始的青铜器祭祀第Ⅰ阶段，是铜铎和武器形青铜祭器共存的时期。九州北部地区的人很早便赋予了武器形青铜器祭器的含义，铜矛和铜戈逐渐成了青铜祭器的象征。与此相对的，近畿周边地区的青铜祭器象征则是铜铎。在山阴和濑户内地区，铜铎和武器形祭器共存，在此基础上，铜剑又被发展成了新的象征。到了青铜器祭祀的第Ⅱ阶段，即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公元前1世纪后半至公元1世纪前半），列岛各地开始根据自身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状况使用具有各自风格的祭器充当象征符。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简而言之，这是九州北部地区与西日本地区情况不同造成的，九州北部地区已形成国家并逐渐步入严苛的阶级社会，而在西日本地区，绳纹式阶级社会尚存，各地正试图通过祭祀性的统一逐步建立起国家。

笔者认为，早在弥生时代中期前叶，九州北部地区的社会就已经开始把武器形青铜祭器当作族群的象征符。弥生时代前期以来九州北部地区激烈争斗的现实是产生这种趋势的背景。人们用武力守卫自己的部落联盟或国，也用武力威慑外部力量。对当时的人而言，在战争中取胜是确保族群、聚落稳定发展唯一的现实途径。因此，武器形青铜祭器是最适合的象征符。然而，在现实中并无如此紧迫感且重视农业经济发展的社会里，能够护佑并强化谷灵、保障农业稳定生产的铜铎，才能成为祈祷族群安宁与发展的象征符。

青铜器祭祀第Ⅱ阶段（公元前1世纪后半至公元1世纪前半）　到了这一阶段，除了性质迥异的铜铎形青铜祭器和武器形青铜祭器之外，各地区还诞生了符合自身政治、社会状况的其他青铜祭器象征符

因此，九州北部地区的社会选择那些能消除目前最大的灾难、守卫族群、保障族群将来发展的武器形青铜祭器作象征符，而非那些与生产有关的、拥有抽象概念的青铜祭器作象征符，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九州北部地区的社会抛弃了祈祷农业稳定生产的祭祀。埋藏在吉野里遗迹外壕以北的铜铎，以及聚落中出土的铜铎形陶制品都表明，部落层面此类祭祀仍在延续。

另一方面，濑户内地区、山阴地区也有铜铎文化圈的祭祀形态和观念。不过，山阴地区特有的中细形铜剑C和濑户内地区中西部的平形铜剑是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这一地区部落联盟新创造出来的独特的象征符。九州北部地区政治势力的威胁加剧，致使九州北部以东地区的部落联盟第一次有了政治上的紧张感（参见第五章第一节内容），这即是濑户内地区、山阴地区、近畿及其周边地区积极创造具有祭祀性、政治性象征符的背景。弥生时代中期后半，濑户内、山阴等地使用新型青铜祭器并逐渐形成分布圈的情况，正是一种政治上的紧张感引发人们惶惶不安、集体意识空前高涨的表现。

与此同时，被称为“有角石器”的石器开始出现在以关东地区为中心的区域范围内。有角石器被认为是铜剑、铜斧的一种变形，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处于青铜祭器分布圈之外的、与青铜制祭器相对应的祭器。但由于大部分有角石器都发掘自聚落、住宅遗址，所以有角石器应该并不用于祭祀。东日本地区的弥生社会尚处在一个与上述政治动向并无直接关联的世界中。

青铜祭器被大量埋藏的原因何在

青铜器祭祀的第Ⅰ阶段，在水稻生产陷入危局的情况下，埋藏铜铎是一种为了守护族群而采取的最后手段。大部分铜铎都是单独被埋藏的。

但是，到了青铜器祭祀的第Ⅱ阶段，多个铜铎被同时埋藏的例子突然增多。两个铜铎被一同埋藏的情况较为多见，此外还有三到七个铜铎被一同埋藏的情况，神户市樱丘（神冈）遗迹出现了十四个铜铎，岛根县加茂岩仓遗迹出土了一批三十九个铜铎。这一阶段，人们埋藏铜铎的历史意义不同于青铜器祭祀的第Ⅰ阶段，除应对自然威胁外，族群或部落联盟间越来越强的政治动机也是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

如果按照样式整理被一同埋藏的铜铎，以名为突线钮1式的铜铎为界，此前的样式不可能与此后的样式埋藏在一起。换言之，在制造突线钮2式的铜铎时，人们埋完了以前的铜铎。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综合年代研究表明，樱丘、岩仓遗迹的铜铎是在弥生时代中期末的约1世纪中叶一次性埋藏的。因此，弥生时代中期末部落的铜铎被迅速、集中埋藏，以及各个部落集中在一个地方大量埋藏铜铎的原因，不可能是由于水稻种植业陷入了危局。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上的某种紧张局势。

除十四个铜铎以外，樱丘遗迹还埋藏有七把大阪湾型铜戈。春成秀尔注意到，此处地处面朝濑户内海的近畿地区的西端。畿内地区的权力中枢通过把铜铎集中埋藏在地理边界上，以此来遏制恶灵、邪气的扩散。

尽管笔者自身也受此观点启发，但目前仍无法评价畿内地区权力中枢的凝聚力，以及近畿社会的意识性统一。况且，近畿地区应该驱逐的恶灵、邪气，从更现实的层面看，难道不就是九州北部势力的威胁吗？如果尽情发挥想象，在樱丘遗迹大量埋藏铜铎、铜戈的族群，应该就是那些最受威胁的、割据在近畿地区西端的部落群。笔者认为，如果每个部落的祭器都是两个铜铎、一把铜戈，那么埋藏祭器的就有七个部落。

在此之前，九州北部的奴国和伊都国都以与西汉的册封关系为后盾，巩固了两大部族式国家的地盘。大概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弥生时代中期后叶濑户内以东地区感受到了真正紧张的冲击。尽管西汉灭亡，王莽的新朝取而代之的情况，暂时舒缓了濑户内以东地区紧绷的神经。但是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建立东汉政权又让事态发生了变化。建武中元二年（57），奴国通过朝贡，获赐金印紫绶，册封关系得以确立。在此期间，九州北部地区带来的威胁，应该令其他地区颇受挫折吧。笔者猜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57年之后，人们在樱丘埋藏了铜铎。

就这样，第Ⅱ阶段以前鼓舞稻魂、祈祷丰收的旧铜铎，被大量汇聚在一起，为了增强辟邪的灵力、守护族群，便在地下深处永眠了。然而，这种埋藏行为大大改变了铜铎的概念功能。此事发生后，铜铎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大，装饰也变得精巧起来，作为保护族群、诅咒（以咒力驱邪，并威慑和消灭恶灵与敌人）敌人的青铜祭器，铜铎重获新生。

荒神谷遗迹埋藏铜铎、铜矛的坑（左）　铜铎和铜矛竖起“鳍”和“刃”，被埋藏在丘陵的斜坡上。斜坡上可见的三个洞，是斜着朝向山谷挖出来的
荒神谷遗迹出土的三百五十八把铜剑（右）　铜剑整齐地摆放着，被藏匿起来（两幅图片均由岛根县教育委员会提供）

出云社会及铜剑形祭器的出现

1984年7月，考古人员在岛根县斐川町荒神谷遗迹发现了大量埋藏的三百五十八把铜剑。紧接着，翌年7月，考古人员又在距此七米远处，发现了另一个坑，坑内埋藏有六个铜铎和十六支铜矛。笔者认为，其中的铜铎制作于青铜器祭祀的第Ⅰ阶段（弥生时代中期前叶—弥生时代中期中叶），是公元前1世纪前半之前的产物。即便如此，上述铜铎却是和九州北部地区制造的两支中细形铜矛，以及十四支中广形铜矛埋藏在一起的。它们埋藏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世纪末以后，即最晚制造的中广形铜矛被生产的弥生时代中期后叶。

丘陵斜面上的铜铎、铜矛埋藏坑，只是简单地覆盖着黏土，在填充盛土的上方，还有五个向山谷方向倾斜的小洞。笔者认为大量埋藏铜铎的现象可以被视为诅咒的开端，在笔者看来，那些小洞可能是冲着敌方的天空以示威慑的尖头木桩留下的。

这一时期，日本宍道湖以西的“出云”“神门”“杵筑”等部落联盟和九州北部地区联系密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①吉野里遗迹出土的铜铎和据推测是出云出土的邪视纹饰铜铎属于同一样式；②荒神谷遗迹出土的一个铜铎与鸟栖市本行遗迹出土的铸模有相近的纹样；③出云大社出土的铜矛、命主神社出土的中细形铜戈等九州北部地区的武器形祭器，全都集中出现在了宍道湖以西地区。其矛头是指向比山阴地区更东边的部落联盟，还是指向濑户内世界呢？

相较之下，埋藏铜剑的坑就比较复杂了。人们会先用黏土平整坑底，然后再将铜剑分成四列七组，每组四十到六十把，捆上绳子，整齐摆放。之后再盖上布，用黏土掩埋。埋藏坑周围的小坑，可能是“覆屋”留下的痕迹。所以，与其说埋藏铜剑是为了诅咒，不如说是为了保管和隐匿。

上述铜剑全是一种被称为中细形C的类型，主要分布在中国地区（参见此图）。尽管同属铜剑形祭器，但中细形铜剑C与濑户内地区的平形铜剑却大有不同。由于发现的铜剑形祭器数量很大，它们很有可能产自山阴西部地区。笔者认为，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1世纪前半），为了与近畿地区的铜铎、九州地区的铜矛抗衡，山阴地区匆忙创造了一个新的祭祀象征符。不同于近畿地区、九州北部地区、濑户内地区，山阴地区的政治社会逐步彰显出自身的独特性。笔者在第五章将会提到，这与主要分布在山阴地区的四隅突出形方丘墓的普及是相呼应的。因此，为了强调大量埋藏青铜器的“出云”部落联盟的中心性，笔者将其称为“出云社会”。

物理化学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上述铜剑中，有一把铜剑的微量成分比与五号铜铎、六号铜铎完全一致。据此，平尾良光指出，这把铜剑与五号铜铎、六号铜铎是同时在同一工坊制造出来的。笔者认为铜铎的样式更加古老，因此铜剑是弥生时代中期末，由第Ⅰ阶段的铜铎回炉再造而成的新的象征符中的第一件，颇有纪念意义，它表露了出云社会与青铜器祭祀分道扬镳的意愿。

剩下的铜剑也是在同一场所，用别的原料陆续铸造而成的。笔者认为，在弥生时代中期末，“出云”部落联盟制造了铜剑，并开始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出云社会新象征符，运送到各个部落。公元1世纪中叶，在九州北部地区带来的弥生时代中期末的危机感中，出云社会好不容易创造出的铜剑形祭器也被藏了起来。

出云大量埋藏青铜器的背景

1996年，加茂岩仓遗迹出土的三十九个铜铎，比荒神谷遗迹出土的铜铎、铜矛，埋藏的时间更晚，作为对九州北部地区的诅咒，弥生时代中期末的公元1世纪中叶，这些铜铎被集中埋在了加茂岩仓。也就是说，作为面向出云东部地区或濑户内世界的诅咒，在人们把铜铎、铜矛埋藏在荒神谷遗迹的公元前1世纪末及其后数十年间，社会形势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加茂岩仓遗迹出土的三十九个铜铎由十九个高约三十厘米的小型铜铎和二十个高约四十五厘米的中型铜铎组成。它们是青铜器祭祀第Ⅰ阶段（弥生时代中期中叶）、第Ⅱ阶段（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产物，制造时期有所不同。笔者猜想，这些铜铎原本是中、小两个一对配套使用的，因为经证实，共有十五组三十个铜铎是以中型铜铎套在小型铜铎外的形式被埋藏的。

因此，这里的铜铎并不像荒神谷遗迹的铜剑那样，是在铸造后不久被埋藏。在日野川流域以东的旧因幡、伯耆地区，考古人员以部落为单位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铜铎，但在日野川流域以西地区，却没有这样的例子。笔者认为，由于旧出云地区共有九个部落联盟，它们麾下的各部落拥有的铜铎，应该都被集中到了此地。

此外，在三十九个铜铎中，共有十二个铜铎的钮上，留下了后来被刻上的“×”符号。其中十一个是外侧的中型铜铎。到了埋藏铜铎之时，人们便将带有辟邪、诅咒之意的“×”刻在了铜铎上。荒神谷遗迹出土的很多铜剑，柄部也刻有相同的“×”符号。因此，即便埋藏的目的可能是隐匿，但那种危机感和紧迫性却是没有改变的。

加茂岩仓遗迹出土的铜铎　（岛根县立古代出云历史博物馆藏）

荒神谷与岩仓两个遗迹仅相隔三公里。关于大量埋藏青铜祭器的三处地点，《出云国风土记》这样记载：“所造天下大神之御财积置给处也。”这与其能望到出云郡公认的神山——佛经山的方位有关。然而，尽管出云社会有大量生产青铜祭器的经济实力，以及埋藏青铜祭器的思想统一性，但即便有组建凌驾于部落联盟之上的政治集团的契机，这一目标仍无法马上实现。要等到一百多年以后的弥生时代后期后半，出云社会内部才会最终形成凌驾于部落联盟之上的部族式国家（参见此图）。

用于诅咒的武器形青铜祭器

然而，九州北部地区则要到弥生时代中期前半，才会把多个武器形青铜祭器埋藏在部落联盟的边界上。尤其是战争牺牲者较多的奴国及其周边地区，这种倾向更强。比如，福冈市博多区住吉神社遗迹埋藏的共计十一根中细形铜戈和铜矛，就是奴国内部各部落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以及人们计划诅咒那珂川对岸的部落联盟的结果。不过，在战争规模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阶段（青铜器祭祀第Ⅰ阶段），人们还不至于大量使用象征符行诅咒之事。在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纷争中，阶级性首领在军事、政治上有很大的裁量权，祭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的青铜武器应该还放在首领的墓中。

然而，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青铜器祭祀第Ⅱ阶段），体型较宽的中广形铜矛和铜戈数量急剧增加，有时甚至数十根被同时埋藏在一起。经过弥生时代前期末以来的战争，九州北部各地区建立起了初期的国家（部落联盟），甚至开始有国与国的联合政体出现。这是对外扩张的权力冲突愈发规模化、外显化的结果。

用于诅咒的四十八根中细形、中广形铜戈被埋藏在奴国南端的春日市原町三丁目遗迹，这是奴国针对其他部落联盟的第一次埋藏。之后，奴国为了诅咒大宰府水城丘陵以南的地区，又持续埋藏了大量的中广形铜矛和中广形铜戈。对此，南邻奴国的“御笠”部落联盟不甘示弱，也在北端的太宰府市片野山遗迹埋藏了十一把中广形铜戈，与之对抗。再往南就是“御原”部落联盟，这里有埋葬着大量战争牺牲者的隈西小田遗迹和横隈狐冢遗迹，北端的隈西小田遗迹中的三十八根中广形铜戈守护着他们。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铜戈诅咒的对象并非“御笠”部落联盟，而应该是“御原”部落联盟与“御笠”部落联盟共同的强敌奴国。

奴国及其周边部落联盟的诅咒　部落联盟间的争端隐藏在大量埋藏的武器形青铜器背后

此外，在西面辽阔的佐贺平原出入口，以及南面跨过筑后川的各部落联盟的边界上，都埋藏着大量的中广形铜矛、铜戈，用于边界诅咒。铜铎在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1世纪前半）的紧急状态下，具备了诅咒、守卫族群的意义，而九州北部地区的武器形青铜祭器，早在之前的公元前1世纪后半的第Ⅱ阶段之初，便已经具有了这一概念。

另外，还有一点耐人寻味，即九州北部地区的中心地带、奴国以北的“胸肩”部落联盟、“粕屋”部落联盟，以及西面的早良国、伊都国、末卢国基本上没有埋藏过武器形青铜祭器。换言之，曾经战争频发的地区却几乎没有诅咒敌人的情况。笔者在前文中也提到过，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奴国联盟和伊都国联盟隔着中间的缓冲地带早良国，逐渐发展成了两大并存的政治势力。不过，这一解释可以进一步延伸为，在《后汉书》公元2世纪初的一段记载中登场的“倭国”这一大型政治框架，很有可能在纪元前后这一时期内已经逐渐成形了。

作为对敌对部落联盟的诅咒，在部落联盟的边境上埋藏多个武器形青铜祭器，是公元前1世纪九州北部地区部落联盟间炙热的战事与紧张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凭借与西汉的册封关系，弥生时代中期后叶到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前1世纪后半—公元1世纪前半）的奴国联盟与伊都国联盟共存共荣，这使得它们与周边部落联盟、国的关系更为紧张。这种紧张的氛围也直接传导到了濑户内地区、出云地区、近畿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尚未形成能与九州北部地区抗衡的政治势力，但这些地区都创造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青铜祭器，他们聚焦奴国和伊都国，通过把这些青铜祭器埋藏在国境以西，行诅咒之事，强化了部落联盟内部的意识统一，促进了超越部落联盟层级的社会团结。这一发生在纪元前后的事态，是西日本地区的弥生社会大步跨向王权诞生的原动力。

第八节　在帝国的边缘

首领制社会和早期国家

笔者主张日本列岛出现国家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的弥生时代前期末至弥生时代中期初。但笔者的这一主张却与国家形成于7世纪的古代史定论、国家形成于倭五王时代以后的5世纪后半至6世纪说，以及都出比吕志主张的国家形成于卑弥呼死去的公元3世纪中叶这一主张时间最早的学说有所区别。国家形成于公元3世纪中叶的说法，是基于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时代，即以“古坟时代”为前提提出的，所以这一观点实质上与“弥生时代的日本列岛不存在国家”这一观点没有什么不同。

若果真如此，那我们该如何定位国家出现以前的弥生社会呢？近年来的考古学者、日本古代史学家多认为，弥生社会属于首领制社会。“首领制社会”一词最初是西方人类学者在近代以后的民族学事例中提取出来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部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社会进化阶段。

但是，这一概念包含了拥有亚洲式统治与被统治族群重层关系的、依然是分支世系制社会的夏威夷、汤加、塔希提等“酋长国”，以及受国家形态影响但自身尚未形成国家的部族社会。另一方面，首领制社会的各项指标显示出了一个与弥生时代相去甚远的社会（参见下面表格）。至少九州北部地区等地的部落联盟、国，以及阶级性首领与上述标准并不匹配。反而近来日益受到关注的绳纹时代后半的阶级社会，以及前面提到的“绳纹型首领”的概念与之更为匹配。从西方人类学中产生的“首领制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是否有效，仍值得商榷。

首领制社会和国家的一般性指标

与上表观点不同的是，笔者认为绳纹时代是首领制社会，而上表中并未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末就应该诞生的弥生时代的国家，它被归入历史的真空地带

都出比吕志把上述各种观点称作“七五三争论”，他尝试阶段性地阐释了公元3世纪的“早期国家”到公元7世纪的“成熟国家”的发展历程。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整理成了上面的表格。

这些观点共同关注的根源是，正在日本列岛不断扩张的倭国或日本国，以及为了统治人民而形成的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也即各种制度及社会机构到底完善到了哪一步。也就是后文将会提到的，作为“狭义国家”的国家内部政治机构和社会制度的充实程度其实是做判断的指标。因此，从哪一个阶段开始可以叫国家，实则是因研究人员及其视角而异的。

不过，上述这些国家的概念，其实都只是表明了国家的历史发展形态，而并未抓到问题的本质。这些观点一方面指出国家的历史发展形态，另一方面却使用着“初期”“成熟”等非常模糊和抽象的词。笔者认为“国家”应该有更本质的定义，而“历史性国家”则应该是一个更符合历史具体的表述。

如何理解弥生时代的国家

那么，什么是国家？政治学家泷村隆一倡导应从广义国家和狭义国家两个维度考量。

广义国家是形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族群的区域性小世界的族群，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用共同意志和幻想对外发动政治权力，以通过征服实现统治和镇压目的的，即是国家。

泷村隆一将这种广义国家（对外国家）最初的历史形态称作“部族式国家”。这与笔者所说的部落联盟是相对应的。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自然的部落，为了共同利益，或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或采用和平协商的方法对外扩大权力，掌握此权力的实体，就是作为广义国家的部落联盟。通过战争实现对部落的统一，使用铜铎、武器形青铜祭器，守护族群，威吓敌对的族群，施行诅咒，即是部落联盟以上的政体所做之事。公元前3世纪末左右，日本列岛的九州北部地区率先产生了这样的部族式国家，继而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这样的国家也纷纷在西日本、东日本地区“呱呱落地”。

与此相对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观点，狭义的国家则指在族群内部产生了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两个阶级不断展开阶级斗争，为了避免社会崩溃，国家权力才作为第三权力诞生。我们越是追溯到古代，这种内部的国家权力就越能显示统治阶级本来的面貌。不过，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这种类型的国家权力仍不够成熟。

但是，在考虑了弥生时代广义国家形成的背景和外部因素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这就是M.弗里德（Morton Fried）所说的“次级国家”，即尚未形成国家的社会通过与已形成国家的近邻接触，受到一些外部压力的影响，迅速向国家转变的一种状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海峡对面的西汉，以及在其影响下，卫氏朝鲜开始形成部族式国家等朝鲜半岛上的动向，使得部族式国家（部落联盟）在九州北部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通过梳理国家的本质，我们明白了很有可能是广义国家（对外国家）的部族式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的理由。那么，人类为什么要通过战争来扩大领土呢？

笔者认为理由有四。其中，有三个理由都是站在广义国家的视角上阐述的：①征服意志，即排斥异质（其他族群），想将其吞并。②对抗意识。就像过去冷战时期曾开展的大规模军备竞赛那样，如果敌对的部族式国家想要扩大版图，为了保持权力关系的均衡，己方也不得不扩张。③“次级国家”的动机。通过接受西汉的册封，九州北部地区的部族式国家提高了自己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世界的国际地位，从而获得列岛内部的政治主动权，并借助中原王朝统治方式的奥秘扩大领土。

④是唯一一个从狭义国家视角出发的观点，即社会经济方面的理由。部族式国家由于领土和人口的扩大，以及生产流通结构及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要求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财富。

部族式国家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于广义国家（对外国家）而言，其规模和统治权力不断扩大、加强；另一方面，于狭义国家（对内国家）而言，其第三权力循序渐进被完善。从历史角度观察，国家形成后的下一步就是进入“王国”阶段。笔者认为日本列岛王国的诞生与公元3世纪王权的诞生似乎有些难以分辨。因此，为了避免读者误解，笔者提前声明：这里所说的王国的“王”和迄今为止我们所使用的“王”的实际含义是不同的。迄今为止，笔者所说的“王”是指“部族式国家的王”。即便是伊都国三云南小路的王墓、奴国须玖冈本王墓中埋葬的“王中之王”，说到底也只是“部族式国家联盟的王”。而位于王国顶点的王，则被称作“大王”。至此，日本列岛通往王权诞生之路已渐入佳境。

第五章　信息争夺与外交

第一节　倭人战乱

多重环濠围绕的聚落

西汉结束后，东汉建立。纪元前后，九州北部诸国纷纷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凭此崛起。这样紧迫的事态是怎样化作各种信息在各国间往来传递的呢？这些信息又给九州北部以东地区的部落联盟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笔者在这一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叙述：① 从环壕聚落、高地性聚落来看部落联盟间的紧张关系；② 介绍大范围社会分工和流通体系的形成与变化；③ 介绍九州北部地区接受册封金印后，弥生时代后期近畿地区社会的发展变化；④ 介绍弥生时代后期祭祀活动的变化。以公元1世纪中叶为界，日本列岛进入了弥生后期社会。

到了弥生时代中期中叶至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前半），环壕聚落的防御性质越来越强，且越来越向九州北部以东地区普及。到了弥生时代中期末（公元1世纪前半），聚落周围有好几道环濠，环濠里灌满了水的环濠聚落在近畿地区大量出现。而在奈良盆地和河内平原，巨大的环濠聚落也屡见不鲜，这类环濠聚落通常前后有十道环濠组成的环濠带，环濠带整体宽达百米。也是在这一时期，唐古键遗迹发展为包括环濠带在内有三十万平方米的近畿地区最大规模的环濠聚落。另外，考古人员还发现在环濠之间有土垒存在，这一时代环濠聚落的防御性与以前相比大大提高。而在浓尾平原的朝日遗迹上，有两列环濠的底部并排放着防御性的鹿寨，其外有像在针垫上斜放着的针一样的、削尖的、参差不齐的木桩作障碍物。

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除东北地区以外的东日本地区的环壕聚落也多了起来。在横滨市大冢遗迹腰果状的环壕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百一十四间竖穴式住宅（同时存在的约有二十间）。在与此毗邻的台地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方形周沟墓成群的墓地，这就是岁胜土遗迹。这样的环壕聚落和方形周沟墓群的配套组合，正是由于这一时期水稻农耕文化复合体由西向东普及而形成的。

在弥生时代前期末左右，水稻农耕开始向东日本地区传播，这是弥生文化的第一次传播。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人们开始修建排斥其他族群，防止外敌入侵的环壕聚落，以及以家族谱系和聚落内的阶层结构为前提建造的方形周沟墓。这就是弥生文化的第二次传播。此后，东日本社会根据自身条件发展起了具有东日本地区特色的弥生农耕文化。西日本地区和东日本地区无论情愿与否都已经被卷入了这场王权诞生的旋涡。

高地性聚落

在这一时期，高地性聚落与位于低地的多重环濠聚落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高地性聚落”顾名思义，与位于低洼地带的水稻农耕聚落相反，是指坐落在小山顶部、丘陵上的聚落。为应对王权诞生过程中动荡不安的局势，“典型的高地性聚落”应运而生。人们在不适合日常农业生产的山顶和陡峭的丘陵上营建特殊聚落，而在聚落下的平原地区种植水稻。笔者认为高地性聚落与水田的高度差约为四十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直到近世，这一高度差也一直是一个不妨碍日常耕作的基准尺度。

典型的高地性聚落很明显最重视防御性功能，聚落因势利导，利用自然要害，其四周还被深“V”字形的壕沟所围绕，仿佛中世的山城一般。实际上，高地性聚落和中世山城也确有很多重合。一旦你尝试攀登高地性聚落，你就会明白那种气喘吁吁、甚感费力的状态。在香川县诧间町（今三丰市）紫云出山遗迹（高度差为三百四十米）、冈山市贝壳山遗迹（高度差为二百四十米）等，即便是今天我们要爬到山顶至少也得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以前，笔者还曾在兵库县姬路市男鹿岛的家岛町大山神社遗迹和香川县坂出市乌帽子山遗迹一不小心偏离过山路，不得不去攀登悬崖，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但是，如果能爬到遗迹所在的山顶，眼前的美景一定会让你疲劳顿消。山下的平原和海上的风景尽收眼底，其他的高地性聚落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便是典型的高地性聚落的必备条件。另外，考古人员还曾在奈良县御所市巨势山遗迹、兵库县淡路市盐壶西遗迹发掘过烧土坑，这恐怕是点狼烟报警用的烽火台。其实在高地性聚落的遗迹中，类似的设施并不少见。由此看来，具备通信功能也是典型的高地性聚落的重要特征。

也就是说，在低洼地带环濠聚落防御性越来越强的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以濑户内海沿岸到大阪湾沿岸为中心逐渐建立起来的典型的高地性聚落，正是弥生时代中期至后期列岛历史动荡不安的鲜明写照。

三次高峰

笔者认为在日本列岛王权诞生和巩固的过程中，共有三次兴建典型的高地性聚落（以下简称“高地性聚落”）的高峰。

第一次高峰是从公元前1世纪后半至公元1世纪前半的弥生时代中期后半，我们将在这段时间内修建的高地性聚落称为“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第一批高地性聚落在以濑户内海沿岸为中心的交通要冲上爆发式地出现，又在短期内消失。其范围向东最远可达从大阪湾沿淀川溯河而上的石川县鹿西町（今中能登町）杉谷恰诺巴塔凯遗迹。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面向玄界滩的高地性聚落，如福冈市三苫永浦遗迹、能够眺望洞海湾和响滩的北九州市黑畑遗迹等，与其说是高地性聚落，毋宁说是奴国、伊都国独自设立的海上监视设施。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的出现与九州北部紧张的军事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参见下图）。

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的分布　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到弥生时代后期初（公元前1世纪后半至公元1世纪）营建的典型的高地性聚落大部分密密麻麻地集中在濑户内海沿岸地区

第二次高峰出现于弥生时代后期，这一时期的“第二批高地性聚落”主要有两种类型：① 在弥生时代中期末兴建的第一批高地性聚落，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初至弥生时代后期前叶（相当于公元1世纪后半）继续残存或仅在弥生时代后期前半的一段有限的时期内出现又消失，它们和第一批高地性聚落一样，多位于濑户内海、大阪湾沿岸高度差较大的山顶；② 位于高度差不足百米的丘陵上，这类高地性聚落在整个弥生时代后期断断续续地发展着。

第二种类型的高地性聚落中有一种建在巨大丘陵上的聚落，笔者猜测这种聚落是为了确保位于低洼地带的据点式巨大环濠聚落的安全性与防御性而被整体搬迁到丘陵上的。笔者将其称之为“据点式高地性聚落”。在淀川右岸的北摄平原上，作为母聚落的安满遗迹衰落后，高地性聚落高槻市古曾部芝谷遗迹出现了，其占地面积包括山坡在内达到了五十万平方米。此外，池上曾根遗迹的衰退期也出现了相应的高地性聚落和泉市观音寺山遗迹；石川流域的壶井遗迹、喜志遗迹的衰退期则出现了高地性聚落宽弘寺遗迹。

第二批高地性聚落不仅分布在海岸地区，在溯河川而上的平原腹地和环绕盆地的丘陵地区也多有其身影。在奈良盆地、山城盆地、南河内平原，考古人员没有发现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的痕迹，但上述区域却存在很多第二批高地性聚落，而且跨越关原、伊贺盆地，连伊势湾沿岸地区也有分布，到了弥生时代后期末（公元2世纪末左右），第二批高地性聚落甚至还普及到了北陆和东海地区。第二批高地性聚落兴起的背景并非像第一批高地性聚落那样是突发性的、对外的、直接的紧张局势，而是持续性的、内部性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性紧张。

第三次兴建高地性聚落的高峰是公元3世纪前叶至后叶，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古坟时代，从本书的视角看，那已经是王权诞生之后的事情了。

第一批高地性聚落和来自九州北部的威胁

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出现了日本列岛上最初、最大的一次兴建高地性聚落的高峰，在这段时间内修建的高地性聚落即为第一批高地性聚落，接下来我们将对其背景进行分析。第四章提到的人们大量埋藏铜铎的时期正是高地性聚落以濑户内海沿岸地区为中心大量出现的时期，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政治、军事方面紧张的氛围。奴国和伊都国接受西汉的册封，建立了更加强大的部族式国家联盟。正巧在这一时期，关门海峡以东地区也有众多的部族式国家（部落联盟）正式诞生，这些部落联盟确确实实感到了来自九州北部地区政治势力的巨大威胁。虽然这一时期在这一地区尚未出现高地性聚落，但关于九州北部地区咄咄逼人的政治势力的风声已经传到了东日本各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壕聚落在东日本地区的普及。

20世纪70年代，一个假说被大众广为接受：中国史书《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提到，在各国共推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为王之前，倭国曾一度内乱（《后汉书》中记载的时间为公元147年至公元189年），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的集中出现正是对史实的反映。还有人认为邪马台国在近畿地区，这些观点认为高地性聚落是拥立卑弥呼的近畿地区势力为了压制其以西势力而设置的军事性前沿基地。然而，后来陶器编年和绝对年代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学者们发现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相当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到公元1世纪前半约百年间的时间。这样一来，仅从时间上看，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的出现和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倭国大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另外，青铜祭器祭祀第Ⅱ阶段的铜铎经常在第一批高地性聚落附近被发现，冈山县仓敷市种松山遗迹、香川县坂出市明神原遗迹、三木町白山遗迹、和歌山市橘谷遗迹等均存在这种情况，它们全都属于第一次兴建高地性聚落的高峰期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遗迹。笔者认为，原本已在平原上设立了据点的部落联盟的危机感达到了顶点，因此它们在靠近敌对高地性聚落的山腰上埋藏了诅咒用的铜铎。

所以，第一批高地性聚落并非进攻方的据点，而是防守方的堡垒。在这一时期，近畿地区和濑户内地区大量生产了用于战斗的大型石制武器，但是也不过是一种用以对抗九州北部地区最新铁质武器的紧急措施而已。因为在大量的石制武器中，有很多都是情急之下制造出的粗糙品。

高地性聚落的本质和历史意义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了高地性聚落是日本列岛各地的部族式国家（部落联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向别国宣示独立主权而兴建的设施。它能监视敌方的动向，更是能立刻传达信息的联络网和发生战事之际的前线基地。即便在和平时期，它也可以用来监视别国的物资交易和使节往来情况，传递正向信息。

实际上，九州北部地区和濑户内地区以及近畿地区的各国之间，并未爆发过长途奔袭式的战争。日本列岛史上最初的大范围的紧张形势，似乎最终也没有演变成真实的兵戎相见。

这样一来，尽管在政治上各方相互猜忌，氛围紧张，但从结果上说也并没有真正的大型战争爆发。在这一背景下，从濑户内海沿岸顺着淀川溯流而上，一直向东，沿途的交通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各个部族式国家（部落联盟）为了守卫自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但是当面临共同的灾难时，情报共享的必要性便突显出来。每个部族式国家建立的高地性聚落情报网，虽然只是暂时性的，但在这一时期连成了一体。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的陶器上刻画着的凹线纹饰，虽然样式简单朴素，但却贯穿了濑户内海的大动脉，席卷了近畿地区，部分甚至普及至伊势湾沿岸地区和北陆地区。另外，弥生时代中期末濑户内沿线长途物流系统的形成其实也得益于高地性聚落情报联络网的力量。

第二节　社会分工和流通系统的建立

南北市籴和东西市籴

弥生时代中期末至弥生时代后期初（公元1世纪初至公元1世纪后叶），在紧张局势的间隙，流通业和社会分工系统得到了发展。从弥生时代前期开始，连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主要交通路线即为朝鲜半岛—对马海峡间的南北路线。除此之外，还有连接九州北部地区和濑户内海、近畿地区的东西路线。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对马国的情况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籴”本义有通过交易购米之意。对马国没有大片耕地，这里的居民便往来于朝鲜半岛的狗邪韩国与日本列岛的壹岐国、九州北部的各国间，靠做买卖维持生计。

从对马岛内发现的墓葬和埋藏遗迹上，考古人员发掘了大量朝鲜制青铜制品。其中还有列岛本土没有的铜釜、马铎、车马具，以及十字形、笠形的金具等。这大概是掌握了南北交易路线的首领层的墓葬。另外，中广形铜矛在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尚属少数，但到了弥生时代后期，矛身较宽的广形铜矛被大量集中地埋藏。在对马国身后，似乎隐约可见奴国、伊都国联盟的王的身影。

通过与汉帝国缔结册封关系而成为强国的奴国和伊都国与乐浪郡保持着正式的文化产物往来，但这一切如果没有对马国的航海能力做支撑是无从谈起的。中国和朝鲜制青铜器、铁原料、玻璃原料、丝织品等正是经由对马国的商旅之手，通过朝鲜半岛南部的各部落联盟，才能长期地贩运到日本列岛。与此同时，倭制文化产物也开始在朝鲜半岛南部陆续出现，只不过这些物品大部分都出产自九州北部地区。由对马国的商旅贩运来的舶来品也都集中在九州北部地区，这些舶来品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被转运至其他地区，但笔者认为至少直到弥生时代中期，运输路线大致也只经由九州北部地区而已。

壹岐国的“国邑”（据点聚落）原之辻遗迹从弥生时代初期到古坟时代，一直是一边经营农业，一边掌握着交易中转站的王的居所。《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壹岐国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

从壹岐岛东部的内海沿河内川上溯至一片被称作深江田原的低湿地，考古人员在面朝这片低湿地的聚落的西北方向发掘出了一个大规模码头，码头用石头垒成护岸，非常壮观。考古人员还从遗迹上发现了大量通过交易贩运而来的两汉镜、铜剑、铜钱（五铢钱、货泉）、蜻蜓玉（玻璃），以及乐浪郡、朝鲜半岛南部的陶器、铁器。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些舶来品都被港湾国家伊都国的王半垄断性地购入，作为回报，伊都国王除了用物物交换的方式给了对马国的商旅大米、陶器、倭制青铜器，更赋予了他们航海权、交易权。

南北市籴　经由对马国、一支国，以伊都国为港口集市的南北市籴一直存续到公元3世纪。对马国商旅将大量的青铜器、铁器、乐浪系陶器、韩式陶器从朝鲜半岛贩运到日本列岛，另一方面，又将日本列岛倭制青铜武器形祭器、弥生陶器贩运至朝鲜半岛

东西市籴　因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局势紧张，以濑户内海为中心的物流网络逐步建立起来。通过南北市籴从朝鲜半岛贩运至九州北部地区的大量文化产物又通过该网络被贩运到了九州北部以东地区

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以后，这些舶来品和铁原料等物资以及人员一道顺着第一批高地性聚落中的情报联络网，利用濑户内海路线开始向东推进，部分人员物资的流通范围越过近畿，扩大至北陆、中部地区，最远甚至到达了关东地区。其分布范围与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环壕聚落的普及范围也非常吻合。这就是所谓的东西市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区出土的货泉等钱币比九州北部出土的还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的钱币等舶来品，或者说废金属，虽然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但却是生产青铜器的重要原材料，因此近畿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钱币流入。

另一方面，铜作为青铜器的原料，只要销熔就能简单使用，因此有种说法称，自然铜的采掘和利用已经开始在日本列岛兴盛起来，且被开采的自然铜已被用作青铜器原料，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在弥生时代后期，铜铎中铜的成分比重逐渐增大，其颜色也变成了赤铜色。这恐怕是由于青铜器不断大型化导致青铜用量增加，故而人们采用铜纯度较高的自然铜所致。

不过，通过东西市籴进口的舶来品的量与通过南北市籴交易贩运到九州北部的舶来品的量相比，可谓云泥之差。九州北部王墓里的陪葬品都是豪华的一级品，而濑户内以东地区的陪葬品则几乎全是残片，明显给人一种九州北部挑剩下的感觉。单就舶来品的出土状况而言，整个弥生时代都没有迹象表明濑户内以东地区的诸国独自进行过南北市籴的交易，得到过数量可与九州北部匹敌的舶来品。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原则上，陶器、木器是由各部落自行生产的。因为其材料可以在各部落领土内或周围的缓冲地带进行管理和调配，不过，即便各村庄和部落都能生产石器，但石材的产地却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通过贸易手段从其他部落联盟或国那里获取石材。在近畿地区，用于制作打制石器的赞岐岩需要从二上山、香川县的金山获得；用于制作石刀的绿色结晶片岩需要从纪川、吉野川的南岸获取；板岩则需要从淀川以北的丹波山系入手。翡翠、碧玉和用于生产玉的绿色凝灰岩更需要通过跨地区交易才能得到。

而这些交易需要以各个族群的据点母聚落为单位，通过经济上的驿站式流通体系才能实施。通过对母聚落进行发掘，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加工到一半的木材以及粗切割过的石材。而在子聚落却没有任何原材料和粗加工品出土。这说明族群的母聚落会将所获原材料的加工品或成品输送给子聚落。

然而，早在弥生时代前期后半，九州北部地区各族群之间就开始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工。福冈市今山遗迹产的用玄武岩制作的太形蛤刃石斧厚重、质硬，整个弥生时代中期，其成品都被垄断性地供给九州北部地区。甚至有的遗迹有九成出土的石斧都是今山产石斧。由此可见，当时就已有垄断性专业集团存在了。从弥生时代前期开始，伊都国就通过掌握领土内交易所获之财富增强了经济实力，使伊都国获得了繁荣，并使权力向伊都国王集中。

此外，福冈县饭冢市立岩遗迹制造的辉绿凝灰岩制石刀，其成品也全部向九州北部地区供货，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嘉穗国的繁荣和其王族墓的出现正是因为有上述经济背景的支撑。重要的是，供应这些石器的范围和铸造铁斧、铁戈等舶来品的分布范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九州北部地区，铁原料、铁制武器等舶来品很有可能经由石器的流通体系流通。后面我们也会讲到，这是因为铁器和铁原料完全没有必要和石器使用不同的流通体系。

青铜器的生产体制

但是，金属器、玻璃的流通和社会分工体制却与石器等完全不同。因为在日本列岛内部，人们很难找到生产上述产品所需的全部原料，只有依靠为数不多的外交渠道和海外贸易才能将它们筹集起来。因此，其产地主要集中在拥有原材料渠道的九州北部地区是理所当然的。从铸模出土的情况看，到这一时期为止，在九州北部地区，几乎所有的部落联盟和国都在生产着某种青铜器。

其中，位于奴国中心部的春日市须玖遗迹群一带是弥生时代最大的青铜器生产基地。王中之王墓出现之始的弥生时代中期后叶，青铜器生产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一直到公元3世纪的古坟时代初期，这里的青铜器生产仍然十分兴盛。在这一地区，考古人员发掘的铸造遗迹已达十几处，发现了超过百余件铜矛、铜剑、铜戈、铜铎、镜、铜箭头等多种类型的铸模和芯子，坩埚，取瓶，风箱的导管和羽口（往炉内送风的工具），以及铜渣、玻璃碴等。这里的产品会被运到奴国、伊都国联盟及周边区域，其中有一部分还会先被运送到奴国的港湾傩津或者港湾国家伊都，然后再从这里出发，以壹岐国、对马国为中继运至朝鲜半岛南部。

奴国的技术密集型城市　① 广形铜矛的石制铸模；② 小铜铎的铸模；③ 铜镜的石制铸模；④ 玻璃勾玉的石制铸模；⑤ 铜箭头的石制铸模（①②③⑤出自须玖冈本遗迹，④出自赤井手遗迹。（冈本熊野神社、春日市教育委员会、日本文化厅提供图片）

另一方面，整个弥生时代，濑户内以东地区都还没有出现技术密集型城市。当然，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这一地区也有很多聚落开始正式生产铜铎等青铜器和玻璃制品。其中，从唐古键遗迹出土的铸造熔解炉及除铜铎外的铸模可以看出，铜剑、小型铜镜、巴形铜器、铜箭头等多种青铜器和玻璃制品曾在这里制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地区只不过是依托了日常的广域流通体系来筹集原材料、供应产品，因为这样的流通体系可以跨越部落联盟，连接母聚落。为了在族群之间实现生产分工，这一地区仅在一部分环濠聚落内小规模雇用了铸造工人。

社会化分工的集中程度和专业制造集团规模的大小明显与其背后部族式国家规模的大小以及阶级结构的多层化成一定的比例。虽然掌握、管理唐古键遗迹专业工人的大首领，在这一时期已逐渐发展壮大为奈良盆地东南部大和国的王，但和九州北部地区的奴国王相比，无论在阶级地位上，还是在财富的积累水平上，前者与后者的差距几乎仍是一目了然的。

出现据点式高地性聚落的意义

公元前1世纪末，随着西汉灭亡和当时的奴国王、伊都国王相继离世，日本列岛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终于暂时趋向缓和。但是，到了公元1世纪初，九州北部的政治势力开始和新（王莽）政权接触，后文中也会提及，他们还在公元57年获得了东汉的册封。在这种情况下，濑户内以东地区又开始感受到威胁，紧张的气氛再次加重。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将第二批高地性聚落的出现，视作一种濑户内以东地区对这种恒常化紧张关系的新的对策。

为了应对九州北部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和不安全感，各部落联盟纷纷投身于兴建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的热潮中，通过建设高地性聚落，各部落联盟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力，而此行为也使得其周边的部落联盟和国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内外有别、实权至上的事实。因此，第二批高地性聚落不像第一批高地性聚落那样，将军事上对外监视的据点暂时设置于低洼地带母聚落的外围。第二批高地性聚落直接被搬上了高地，并逐渐被建设成长期具有对外监视功能与防御功能的要塞。

针对笔者的上述解释，后文中也会讲到铁器普及论者的主张：迄今为止石器的流通是以据点式环濠聚落为中转站的，而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之后，铁器开始普及，并构筑了相应的流通体系，致使原来的石器流通体系崩溃。故而旧的据点式环濠聚落因失去了其存在的物质基础而衰退，而弥生时代后期的高地性聚落则作为新流通体系的一环，将其取代。

但是，退一万步讲，即便是铁器广泛普及了，弥生时代中期的经济体系也没有必要解体。就像前述中提及的九州北部地区继续使用过去营建起来的以平原据点聚落为中转站的流通体系，不是更好吗？铁器普及论者认为，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要争夺铁原料的进货渠道，在争夺战中，弥生时代中期据点式环濠聚落的族群败给了弥生时代后期高地性聚落的族群。可弥生时代中期成长为大首领的阶级性首领去哪里了呢？弥生时代后期掌握了铁器流通体系的族群的聚落为什么必须搬到高处去呢？这一说法可谓疑团重重。

所以，主张铁器的普及使得流通体系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据点式环濠聚落解体，并加速了政治社会重组的说法有点站不住脚。与铁器普及论者的观点正相反，笔者认为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以来，作为应对社会紧张的一种政治举措，人们重组了聚落、族群的区域结构，由此也促使原来的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石器供应体系被切断，石材补给越来越困难，因此各个村庄的石器也就逐渐减少了。

这一系列变化加速了内陆各地区部落联盟的整编和国的形成。所以到了弥生时代后期中叶（公元2世纪中叶），地方特色浓郁的陶器在各地竞相出现。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后半，虽进程缓慢，但铁器也逐渐开始普及到了内陆和东日本地区，也是在这一时期，围绕获取铁器和铁原料的利权博弈开始显现。九州以外地区的部落联盟和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也不断激化。

对铁器化与铁争夺论的质疑

铁器普及论者认为，铁器的普及与流通是弥生时代中期至后期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祢宜田佳男和松木武彦等人认为，到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即便濑户内以东地区的铁器化终于进入了正轨，在弥生时代后期前半，铁器开始在关东地区普及，并促使石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普及论者还指出，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铁器威力无比，为了争夺铁原料的进货渠道，各国不惜动用武力，破坏了此前石器的流通体系，新的铁器流通体系产生了，进而弥生时代后期新的区域结构和政治制度也形成了，并在极大程度上动摇了九州北部地区在政治权力上的优势地位。这是大多数铁器普及论者勾勒出的弥生社会发展路线图。

笔者前面讲过，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逻辑过于单纯，所以下面让我们对铁器普及论者所依据的“铁器普及情况”进行验证。首先，在对这一时期发掘出土的铁器数量进行比较时，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在濑户内以东地区，虽说从弥生时代后半开始，铁斧、枪刨、凿子、刀子等工具，铁箭头、铁剑等武器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但是和九州北部地区相比，两者仍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王权诞生的公元3世纪。

另外，因为考古人员曾在京都府弥荣町（今京丹后市）奈具冈遗迹等处发掘出了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大规模制造铁器和水晶球的作坊，所以有人认为近畿地区也已经有了大规模的铁器生产。但是，我们发现大多数铁制品是为生产水晶球服务的。村上恭通指出：这一地区锻冶炉的结构比九州地区的简单。所以此处大量的铁原料、切片、铁块并不能说明铁器生产规模的庞大，而只能说明有很多冶铁材料被废弃。那时能掌握将破损的铁器和铁片回炉销熔、再利用技术的只有九州北部及其周边地区。

铁器普及论者还有一张王牌来佐证其观点，那就是直到弥生时代中期依然有大量的石器存在，到了弥生时代后期，石器的数量却骤减。但是，这一时期的铁器数量也不多，石器数量却锐减，这中间出现的缺口该如何解释呢？对此，铁器普及论者称铁器可以回收再利用，且有时会有生锈和腐蚀，显然他们还是只注意到了石器数量骤减的信息。

日本各县出土铁器的数量　弥生时代绝大多数的铁器集中在九州北部地区。公元3世纪初王权诞生后，这一趋势也依然没有改变，但是铁器却普及到了东日本地区。公元3世纪后叶以后，前方后圆坟开始定型，考古人员从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陪葬品，这时九州地区和近畿地区的铁器数量发生了逆转［根据川越哲志所著《弥生时代铁器总览（2000年）》一书中相关内容补充而成］

然而，不变的事实是，九州地区曾出土过大量的整个弥生时代的铁器。虽然铁器是会生锈，但我们也不能说铁器生锈后便消失了的现象只出现在近畿地区。因此，要回答铁器量少、石器为何却会骤减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换个思路，将石器骤减和铁器普及分开考虑。石器的减少和衰退并非铁器的普及所致，而是有其本身的原因。例如，在弥生时代后期，砥石的数量剧增，有很多人认为这与铁器普及有关，然而明显属于铁器专用的砥石却意外地少见。由于石材供给不足，为了回收利用磨损了的石器，砥石的数量才相较于之前多了起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出土的弥生时代后期的石器就可以发现，其石材都是就近取材的、不太适合制造石器的石材，且有很多磨损严重，这恐怕就是砥石数量增多的结果。

更何况“弥生时代后期石器数量骤减”这一点其实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在弥生时代后期，近畿地区低洼地带的环濠聚落、据点式高地性聚落上还留有大量的使用石器的痕迹。笔者在第二章也已经讲过，石刀的减少并不能说明铁器化程度的提高。

由上述可知，弥生时代中期后半，由于铁器的普及，流通系统发生了剧变，故而近畿地区、濑户内地区在弥生时代后期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这种观点，不论从考古学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需要指出的还有，这一时期铁原料东西市籴的过程中，除了濑户内路线之外，还有日本海路线。这一点在近几年的发掘调查中已经得到证实。在鸟取县大山町和淀江町（今米子市）交界处的弥生时代后期的据点式高地性聚落妻木晚田遗迹、青谷町（今鸟取市）上寺地遗迹，考古人员出土了大量的大陆制铸造铁斧和铁原料。这说明出云社会已经大量生产铁器。在鸟取县东乡町（今汤梨滨町）宫内遗迹的方丘墓陪葬品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弥生时代后期后叶（公元2世纪后叶）长达九十四厘米的大铁刀，通常来说，这种大铁刀只出现在前期古坟中。笔者认为这些中国产的铁原料、玻璃原料应该也是由壹岐、对马的商旅贩运而来。在岛根县安来市卡恩博乌遗迹、隐岐岛近海、新潟县柏崎市开运桥遗迹出土的弥生时代后期中叶九州北部产的壶也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因此，有近畿势力逆转论称，在这一阶段，近畿核心区域的首领们已掌控了日本海沿岸的铁生产线，由九州北部地区半垄断性掌控的铁原料进货体系崩溃了，近畿地区的首领们独自开辟了自己的外交渠道和贸易路线，构筑了新的铁原料流通体系。但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上述观点想象近畿势力另辟蹊径地开展外交，并以此为背景对九州北部以外地区的铁器化给予过高评价，这是一种恣意妄断的解释。

第三节　跨海开展外交活动

赐授金印的时代背景

前一节我们提到，九州北部以东地区日趋紧张的社会形势，成为引发弥生时代后期该地区出现第二批高地性聚落的直接原因。而其中东汉向奴国赐授金印一事，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史书《后汉书·东夷传》对发生在公元57年的这一史实有如下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天明四年（1784）二月二十三日，博多湾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枚金印。同年三月十六日，甚兵卫提交给那珂郡役所的公文报告“口上书”记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据称在志贺岛一个叫“叶之崎”的地方，人们为了修复水渠，将田地一角挖开时，一些小石子出现了，其中有一块大石头，要两个人才能搬动，于是人们用杠杆去撬，结果发现中间有东西在闪闪发光。

农民甚兵卫把金印上交给当时的藩校“甘棠馆”的馆长龟井南冥。这枚金印上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字。龟井南冥博学多才，一眼就看出这枚金印正与《后汉书·东夷传》中所记载的“印绶”一事相符。于是，这枚金印就被收藏在福冈藩的官仓“藩库”中。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发现金印之始末缘由。随着发现金印的消息传遍全国，史学界也由此掀起了旷日持久的“金印论争”。

笔者到金印出土地实地调查发现：金印出土地虽然现在与“海之中道”的沙嘴相连，但在弥生时代，那片地却还是在博多湾入海口的小岛上。从位于志贺岛南端的金印出土地望去，眼前就是背靠着能古岛的早良平原，在左手边，我们能看到博多湾奴国联盟的土地；在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横跨今津湾至丝岛半岛的伊都国联盟的土地。也就是说，金印出土地位于能够看到奴国和伊都国两国的博多湾入海口。

日本研究金印的历史很长，虽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枚金印只是私印或赝品，但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它毫无疑问就是《后汉书》中所记载的“印绶”，其理由如下：① 其印面尺寸为二点三五厘米，符合东汉的一寸；②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二号墓出土的“广陵王玺”金印与“汉委奴国王”金印规格相同，其字体也是运用了“V”形截面手法雕刻的阴刻篆体，而且“广陵王玺”是在永平元年即公元58年赐授的，其时间仅比“汉委奴国王”金印晚一年；③ 考古人员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六号墓中发现了“滇王之印”金印，这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授的，它与上面两方印规格相同，且与“汉委奴国王”印一样是蛇钮；④“汉委奴国王”金印的金纯度是95.1%，这和“滇王之印”、中国大陆的沙金纯度以及其他金属的成分是一致的。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刻在金印上的“委奴国王”究竟是谁？日本史学界常年争论，出现了很多说法，目前主流的说法是“委（倭）国的奴国”，不过也有说法认为“委奴”在日语中读“ido”，应该是指伊都国，这种说法争议颇多。现阶段，判断上述两种说法哪种正确还很困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弥生时代后期初的公元57年，奴国和伊都国在外交、政治、经济基础上旗鼓相当，之后这枚金印又被埋藏在能够望见两国之地的边境小岛上，虽然现阶段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无法得知埋藏金印的具体时期和理由。但是，如果把这枚金印当作九州北部“双雄”奴国和伊都国联手的证据，那这一时期正好就是后文提到的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向东汉朝贡之时，不过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而已。

倭国的诞生

《后汉书·东夷传》在记载了赐授金印一事后，接着又对半个世纪后的朝贡事宜作了如下叙述：“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07年，即弥生时代后期前叶。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倭国这个国家和其王都已经存在，且他们已向东汉朝贡。

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后汉书》编纂于公元5世纪中叶，其中很多信息都引自公元3世纪后半成书的《三国志》等史书，且其引用往往有失偏颇。因此，一般来讲，“倭国”是公元3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概念，关于倭国的写法，有下列几种说法：“倭国土地王”（依据元刊本《通典》）、“倭面土国王”（依据北宋刊本《通典》）、“倭面上国王”（依据《翰苑》残刊注文）。这些记述在史学界引起了以下争论：①“倭面土国”在日语里读“yamato”，意思是“大和”；②“面土”读作“mato”，指末卢国；③“面土”即“回土”，读作“ito”，指伊都国。史学界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支持邪马台国大和说的人赞同①；支持九州说的人赞同②③。这些史学界的争论实际上正是其后邪马台国争论的“前哨战”。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仲舒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西岛定生认为，在《后汉书》成书前约五十年前编纂的《后汉纪》中，已有“倭国”二字，而经过查阅《魏志》《魏略》等史书也可以发现，《后汉书》原本就写作“倭国”或“倭国王”，因而“倭国土地”“倭面土国”“倭面上国”等国名应该都是子虚乌有。笔者也持同样看法。

公元107年之前不久，在日本列岛，被东汉称为“倭国”的国家第一次诞生了。倭国王的名字叫帅升。在那之前，“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燕地条）或是“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汉书·王莽传》）的倭地诸国，集结到倭国王帅升的麾下遣使朝贡，献上国书，以期东汉认可“倭国”的存在。西岛定生指出，“倭国王帅升等”正说明了倭国联盟的存在。

倭国王帅升是伊都国王

那么，倭国是哪里？倭国王是谁呢？就弥生时代后期前叶这一时期而言，最符合的人物应该是江户时代天明年间在伊都国福冈县前原市井原枪沟遗迹上发现的王墓的墓主人。他应该是从西汉时期就接受册封的三云南小路王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后裔。据本书第四章第四节介绍过的《柳园古器略考》一书记载，该王墓瓮棺的陪葬品中有十八面王莽时期至东汉初期的方格规矩四神镜（总数为二十一面）、三个大型的巴形铜器、铁制刀剑、铠甲状铁板和大量的朱砂。可以说这些陪葬品正是朝贡之际中国王朝给倭国的赏赐之物。

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前叶至中叶（约公元2世纪前半），汉镜等舶来品在陪葬品中变得极为罕见。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井原枪沟遗迹的陪葬品无论数量还是内容都非常丰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以伊都国为窗口，对外交流得到了统一，因此，倭国内部的舶来品被伊都国垄断，其流通遭遇阻塞。公元2世纪有完整汉镜陪葬的墓极为少见，对已发掘的这样的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分布与公元2世纪玄界滩沿岸地区、佐贺平原、筑后平原、嘉穗盆地、壹岐等仍保留瓮棺墓制的地区有所重合。

笔者据此推断，以上这些地区正是公元2世纪伊都国联盟（倭国的中枢部分）的范围，加上以广形铜矛为祭器的整个九州北部地区和对马、四国西南部地区，便形成了当时倭国的版图（参见下图）。这样一来，以伊都国为盟主的九州北部地区的部族式国家联盟“倭国”就此诞生。在本书中，为了区分公元3世纪卑弥呼称大王的“倭国”，笔者将称此国家联盟为“伊都倭国”。

青铜器祭祀的第Ⅲ阶段（公元1世纪后半至公元3世纪左右）　广形铜矛的分布范围是在伊都倭国，近畿式铜铎圈与之形成对峙态势

倭国诞生是划时代的大事件，相对于东汉形成了“对外国家”的形式，但是倭国诞生却没有大幅度地改变日本列岛内部的国家结构和权力结构。尽管伊都国联盟和奴国联盟合并为倭国联盟，但说到底它们还是没有超出以九州北部地区为中心的政治世界。

第四节　从祭祀到政治

巨型化的青铜神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回至公元57年赐授金印之后的弥生时代后期的铜铎文化圈，我们将对部落联盟和国的认同感进行剖析。弥生时代中期末，日本列岛的紧张氛围到达了顶点，公元57年之后不久，大量铜铎被同时埋藏。但这并不意味着铜铎消失了，它反而表示铜铎文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重获新生的铜铎钮部和铎身被画上了表示咒语的弧线，钮部和铎身的袈裟纹区划线条粗且突出，因此它们被称作“突线钮式铜铎”。突线钮式铜铎突出强调的不仅仅是线条，其用于辟邪的锯齿纹更加锋利，饰耳看似两个大旋涡，配在铜铎钮部的边缘。这种铜铎的咒力的确有所升级，这一点从铜铎的尺寸上也能反映出来。之前四十厘米左右的中型铜铎一下子变成了长达五十厘米至八十厘米的大型铜铎。其中也有具有近畿地区技术特色的近畿式铜铎（参见此图），其高度超过一米，属于特大型巨无霸铜铎。滋贺县野洲市小筱原出土的最后一批近畿式铜铎，其中的一号铜铎就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五厘米。

像弥生时代中期那样，在祈祷丰收的祭祀场所摇响铜铎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弥生时代中期的铜铎内面突带几乎看不到严重磨损的痕迹，而且铎身也没有刻画祭祀场景和祭祀故事。铜铎已不再是单纯用于祈祷丰收的祭器。另外，从铜铎的分布来看，与弥生时代中期各部落拥有铜铎相比，到了弥生时代后期，只有部落联盟和国才拥有铜铎。举行铜铎祭祀的族群和范围有所扩大。

也就是说，铜铎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变成了部落联盟、国的守护神，人们将其埋于地下，用以诅咒外敌。在这种情况下，铜铎终于承担起了与九州北部地区的铜矛形、铜戈形祭器对等的作用。

青铜器祭祀的第Ⅲ阶段

公元2世纪初，部落联盟与国加入以伊都国为盟主的倭国同盟的证据是其共有象征符广形铜矛。对近畿地区来说，近畿式铜铎正是联合对抗九州北部威胁，寄托同仇敌忾心理的共有象征符，因而铜铎祭祀得以在这一地区恢复。比近畿地区稍晚一步，以三河地区与远江地区为中心分布的三远式铜铎，在技术上有其独特性，它的出现说明九州北部政治势力崛起所造成的政治紧张感已经波及关东地区。青铜器祭祀第Ⅲ阶段铜铎对抗铜矛的模式就是在上述政治、心理背景下产生的。

在青铜器祭祀的第Ⅲ阶段，平原地区埋藏青铜祭器的案例很少，被埋藏的青铜祭器多集中在聚落密集的大部落联盟的边境地区。考古人员就曾在和歌山县的海岸地区发现大量铜铎被埋藏的案例，而在对马和四国的南岸地区也有大量铜矛被埋藏的案例。前者是近畿地区的部落联盟和国因为害怕以铜矛为象征符的伊都倭国想要牵制对方，而在其边境上埋藏的铜铎。学界主流虽认为对马等族群埋藏铜矛是因为他们是以航海、交易谋生的族群，这样做能够祈祷航海安全。但笔者认为对马地区应和四国南岸地区的情况相同，作为对伊都倭国北部边境的诅咒埋藏的铜矛，正是对马地区开始关注朝鲜海峡的证据。

而在弥生时代后期的出云、中部濑户内地区，人们于弥生时代中期末的公元1世纪中叶最后一次将大量铜剑埋藏在神庭荒神谷遗迹之后，便逐渐舍弃了铜剑形青铜祭器，开始寻找全新的祭器作为护佑族群的神的象征符。这一地区修建具有独特外形与设施且极为巨大的王墓，希望借此提高国和部落联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出云地区修建的四隅突出形方丘墓（参见此图）和中部濑户内地区修建的具有突出部分的圆丘墓的规制和大型化趋势，都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族群开始把王墓当作新的神的象征符。因此，笔者认为中部濑户内地区总有一天也会有大量埋藏着平形铜剑的遗迹出现。

萨满祭司的变化

铜铎的转变使得祭祀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在祭祀中进行表演的萨满祭司和主持祭祀的首领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此前很长时期的祭祀活动中，铜铎金光闪闪，音色洪亮，萨满祭司身披鸟装，和着铜铎的音韵，展开双翅，振奋谷灵和地灵，又或手持武器，手舞足蹈，与恶灵作战。然而到了这一时期，这种巫师式的萨满祭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场景是，红铜色的巨型铜铎被安放在黑暗的祭殿内，萨满祭司在铜铎前尝试与神交流，一旦萨满祭司“入神”，口中就会念念有词请求神谕，而大首领（王）会以神自居，代行神的意志，萨满祭司则会将其意志传达给民众。笔者认为弥生时代后期大首领（王）和萨满祭司的关系是：大首领（王）以神的意志的代行者自居，萨满祭司则越来越靠近《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卑弥呼的形象。

铜铎文化圈制造的直径五厘米至八厘米的小型铜镜内区铸有十字符，弥生时代后期后半，这些铜镜在西自冈山市，东至爱知县的六处被制造，它们与近畿式铜铎有着相同的作用。弥生时代的小型铜镜基本上都是以西汉的日光镜为模板，生产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因此，笔者认为这个十字也是日光镜中汉字的铭文和纹样变形而成。

不过，笔者认为这个十字很有来头，它是倭人从汉朝和乐浪郡的渡来人那里学来的，倭人在理解了其中的哲学含义与相关背景之后，采用了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十字经常出现在商朝的甲骨文、青铜器的金文中，它其实就是“巫”这个汉字。萨满祭司期待这类镜子能够增加灵力，便经常随身携带。在本书前面的章节，笔者介绍了铜铎画中拿着“I”字形咒具的萨满祭司以及该符号具有的咒力，而这个十字符可以看作由两个I组合而成。“I”字形咒具的目的是让地灵降临大地，振奋谷灵，促进农业生产。而如果把两个I组合起来，形成巫（十）字，力量就会倍增。

在弥生时代后期（公元1世纪后半至公元2世纪），青铜祭器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在这一背景下，萨满祭司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主持祭祀的大首领和王作为神意志的代行者，实际上担负起了管理神的责任。我们将在下一章第二节详细论述，在公元2世纪末，弥生时代后期接近尾声之际，神开始兼具谷灵和祖灵的职责。而王则作为体现了神之意志的人格，被立于民众之前。王权诞生，呼之欲出。

第六章　倭国大乱——王权胎动

第一节　倭国重组的征兆

平原遗迹和伊都倭国的走向

公元2世纪初期形成的伊都倭国，其政治势力是如何到达顶峰，又如何开始没落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分析公元2世纪末“倭国大乱”的背景及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吉备等新兴势力的兴起对王权重组起到的作用。

弥生时代前期以来，港湾国家伊都国依靠吸收大陆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在纪元前后的弥生时代中期后叶，通过接受册封，依靠强大西汉的威光庇护，伊都国和奴国一起成长为九州北部地区的大部族式国家。公元2世纪初，以帅升为王的伊都国接受了东汉的册封，并在其权威的庇护下，登上了倭国联盟的权力中心。

其后，伊都国一直占据着倭国盟主之位。伊都国的王都三云遗迹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当时其周围可能存在着大规模的环壕。时至今日，考古人员虽然尚未发现继井原枪沟遗迹之后弥生时代后期中叶至后叶的伊都倭国王墓，但他们却发现了大首领的墓，从其位置来看应是伊都国内部支持伊都倭国王的大首领之墓：① 福冈市饭氏遗迹的瓮棺，里面陪葬有数个被打碎的连弧纹镜；② 前原市泊熊野遗迹的瓮棺，里面藏有三升多的朱砂；③ 前原市东二冢遗迹，里面的陪葬品除了大量的朱砂以外，还有日本列岛上为数不多的玻璃制手镯和大量玉类。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伊都国—伊都国联盟—伊都倭国”的三重国家构造仍然存在。

1965年，在位于三云遗迹群西北一点二公里处的平原遗迹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弥生时代后期末建造的王墓，其陪葬品的数量和内容令人震惊，学者推断其墓主人为伊都倭国最后的女性祭司王。她的棺椁是把圆木竖切成两半，将中间掏空而制成的割竹型木棺，这在后来的前期古坟中比较常见。木棺周围有四十面摔得粉碎的镜子、一把素环头大刀、大量的玛瑙制管玉、玻璃制耳珰（耳饰）、勾玉、小球。就墓中陪葬的镜子的数量来说，包括古坟时代的古坟在内，依然无出其右者。负责发掘调查的原田大六认为，从陪葬的中国铜镜的制造年代，即弥生时代后期前半来看，我们可将其称为“弥生古坟”，平原一号墓的年代以及对其所做的评价，成为研究邪马台国所在地及古坟的出现时期的关键所在。

笔者依据陪葬的镜以及其他陪葬品的年代推断，平原一号墓的年代应该是在弥生时代后期末的公元200年前后，和三云南小路遗迹的二号瓮棺相同，其陪葬品中几乎没有铁制武器，只有大量的耳饰、玉类、镜，据此我们推断墓主人应该是伊都倭国末代女性祭司兼女王。另外，在三十二面方格规矩四神镜中，有六组十四面属于同一类型，故而我们推测这些镜子是在公元2世纪末所获，并在随后一起被当作了陪葬品。但是，时值东汉末期，世道混乱，我们很难确定它们是否由东汉的官营作坊制作，且这些镜子上刻着的“大宜子孙”“陶氏作”等铭文也在中国未曾出现过的。另外，镜子的样式也比较混乱，铸造技术较为稚拙。从这些情况分析，当时伊都倭国或许和乐浪郡、带方郡以及正在中国辽东边境扩张势力的公孙一族保持着外交关系，通过这些渠道，他们获得了上述铜镜。

近年来，考古人员通过再次发掘上述的平原一号墓发现，墓主人脚方向的延长线上有巨大的柱穴。从直径七十厘米的柱痕判断，柱高应为十五米以上。据说其位置面朝农历九月一日伊势神宫神尝祭当日的日出之地日向岭，并且在这条延长线的远处有祭殿、祠堂等建筑物。女性祭司王继承了九州北部王墓祭祀祖灵的传统，即便到了死后，她也想将日出的阳光吸进子宫，化作太阳之妻。

此外，考古人员在平原一号墓发现了：比割竹型木棺规格大的墓穴、四十面全部被打碎的镜子、墓穴周围支撑栋梁的柱子留下的掘立柱建筑的痕迹。只要在建筑外面盖上布或草编帘子，就能隔出一个从外部看来相对隐蔽的空间。在巨大的墓穴中，棺椁放于一侧，而另外一侧则留有空间。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女王去世之际，这里举行了重大的秘密仪式。

用于秘密仪式的镜子在仪式结束后被摔得粉碎。其中残存状态最好的镜子是象征着太阳的连弧纹（内行花纹）镜。这五面连弧纹镜直径为四十六点五厘米，是这一时期的世界之最，也是倭国制造的最古老的大型镜，甚至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八咫镜”。上述秘密仪式的重要性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一点一点阐述。

平原一号墓中的连弧纹镜　直径为四十六点五厘米，是该时期的世界之最（日本文化厅藏）

倭国大乱的背景和东亚局势

公元2世纪，东亚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伊都倭国也被卷入其中。公元2世纪后半至公元3世纪，东汉朝纲紊乱，局势不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对倭国而言，若要维持与东汉正常的外交关系可谓相当困难。东汉大乱，皇权式微不可避免，这一重要情报被日本列岛上除伊都国联盟以外的其他国家获悉。凭借东汉的权势，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凌驾于他国之上的伊都国，如今危机四伏。

在谁也没有靠山支持的情况下，日本列岛内部各种势力纷纷崛起：有的国家希望取代伊都国成为新的盟主；有的国家渴望得到铁等各种各样的舶来品和生产技术，独立开展贸易活动；有的国家策划构筑新的倭国政治框架。边境之地的倭国也必然受到波及。《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倭国乱”就是在东亚这一形势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时的东汉，因为镇压羌族叛乱，财政状况窘迫，入不敷出。公元156年以后统一了鲜卑族的檀石槐屡屡侵犯北方边境，东汉的权威一落千丈，今非昔比。另外，在东汉内部，外戚、宦官权势熏天，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国内大乱。张角创立了道教系统的新兴宗教太平道，其信徒数目达数十万，他们趁势举事，这就是黄巾起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犯境，不肯罢休，宦官和外戚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东汉面对内忧外患表现无能，地主豪强占据了大量土地，宦官巧取豪夺导致农民财匮力尽，整个社会都暗淡无光。汉桓帝、汉灵帝在位期间的公元147年至公元189年，东汉内外交困，掀开了没落的序幕。

时局动荡，瞬息万变。公元189年，袁绍斩杀宦官两千人，朝廷陷于瘫痪状态。公元190年，董卓拥立汉献帝，占据洛阳。袁绍等举兵讨伐董卓，洛阳被一把大火烧毁。这一年，东汉名存实亡，历史进入了《三国志》中描写的军阀混战的乱世。

而这一年，对东海之中的倭国来说，却是重要的开端。辽东太守公孙度趁黄巾起义，东汉大乱之际，占据了辽东和玄菟二郡，割据一方。公元204年，公孙度死后，其子公孙康向东南方继续扩张势力，并将乐浪郡置于其统治之下。随后，他将乐浪郡的南部分出，设立带方郡。至此，带方郡成为和东方各国接触的前沿窗口。虽然没有相关记载表明倭国与公孙一族（燕国）曾有过密切的往来，但日本列岛与公孙一族的关系，正如下一章第二节所述那样，对各国共推卑弥呼为王一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倭国大乱发生的时间和经过

公元3世纪后半，西晋的陈寿在其编纂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了以下内容：“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其中的“其国”指倭国，并非邪马台国。弥生时代后期即将结束时，倭国大乱，战乱经年。但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却没有提及这一时期的准确纪年。

公元5世纪编纂的《后汉书》则指出上述时间应为“桓灵之间”（公元147年至公元189年）。而公元7世纪的《梁书》和《北史》认为上述时间应为“汉灵帝光和中”（公元178年至公元183年）。这就是此前的邪马台国论和日本古代史将“倭国大乱”的时间定为公元2世纪后叶至公元2世纪末，并以此展开讨论的基点。然而，各国共推卑弥呼为女王的时间果真如此吗？

拥立卑弥呼为女王的年代是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点，仅根据一条不明确的史料就轻率地下结论这种做法，对专门研究考古学的笔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属于政治史范畴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其可信度严格来说应仅限于对外交大事的记载。因为关于册封、遣使朝贡、上表等外交事件，应该是得到了正确的记录。

而所谓的“桓灵之间”其实是表述东汉末年混乱社会状况发生时间的代名词。将混乱的社会状况用“桓灵”“桓灵之间”这种说法来表示，不仅限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在提及其他国家的情况时也常用这种说法。《蜀志》《晋书》也不例外。因此，虽然可以说“倭国大乱”是发生于东汉末年那段混乱的时期，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断定“倭国大乱”发生在汉桓帝、汉灵帝执政期间。

若要确定拥立卑弥呼做女王的年代，我们需要将考古学积累的成果和东亚局势结合起来分析。笔者认为，依据有关王权诞生过程的考古学成就和陶器、中国镜编年研究的成果，倭国大乱的结束和拥立卑弥呼为女王的时期应该推后至公元3世纪初。

另一方面，与“倭国大乱”时期相对应的，是第二次兴建高地性聚落高峰期的后期。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是弥生时代后期末，即公元200年左右。对相关遗迹、文物进行分析可知，“倭国大乱”发生的弥生时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日本列岛各国关系紧张，不过，其直接诱因却是东汉末年的动乱和伊都倭国的衰落，以及为了适应东亚国际政治的新形势而产生的重组倭国的趋势。这一点笔者在前面也提到过。

“倭国大乱”时期典型的第二批高地性聚落　与第一批高地性聚落相比，第二批高地性聚落在分布上向东西扩展。与伊都倭国相邻的九州中部、四国南部、濑户内西部地区，显得尤为明显。而在东面，紧张的关系和危机意识已经波及各个祭祀圈、文化圈

尽管如此，将“倭国大乱”归结为近畿地区的政治势力想从九州北部的政治势力手中夺取冶铁原料的进货控制权这种较为单一的从经济角度分析问题的看法，在日本史学界依然根深蒂固。但是，正如笔者在第五章此图中曾指出的，在公元3世纪前半“倭国大乱”发生后不久，没有任何数据和迹象可以表明近畿地区及九州北部地区的铁器数量发生了逆转。另外，在铁器生产技术还不够成熟的这一阶段，各方势力对铁原料的争夺还不能成为导致倭国动乱的主要原因。

《后汉书》虽然对“倭国大乱”有所记载，但是笔者认为倭国并未像书中所述那样，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虽然公元2世纪后半的铁箭头、铁剑的出土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考古学数据可以证明西日本地区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公元2世纪后半的弥生时代后期后叶至弥生时代后期末，高地性聚落的数量与弥生时代后期前半相比甚至减少了。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倭国大乱”的真实情况如下：一家独大的伊都倭国式微，其内部开始出现反对伊都国做盟主的部落联盟国；而濑户内以东地区的国家则构筑了取代伊都倭国的新的倭国框架。在这种情况下，能代表联合国家“倭国”的国与王长达数年一直无法确定，因而从东汉的角度来看，日本列岛没有出现能代表倭国的外交窗口，也没有形成一个“对外国家”的实体。

实际上，从弥生时代后期后叶至弥生时代后期末，铜铎祭祀分别形成了两个祭祀文化圈：① 近畿式祭祀文化圈，以近畿地区为中心；② 三远式祭祀文化圈，以伊势湾沿岸至天龙川地区为中心。两个祭祀文化圈的地域性特征逐渐显现。另一方面，此前几乎是高地性聚落空白区域的九州北部边缘地区、北陆地区以及东海地区虽然只有少量的高地性聚落分布，但从整体上来说，向东西方扩散的趋势是很明显的。陶器的发展也因国而异，其地方特色越来越显著。这些都直接反映了上述政治状况。而巨大坟丘墓的出现则是在伊都倭国权力中心崩溃的情况下，快速崛起的新兴势力的王为了夸耀自己的权力而做出的一种展示。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包括九州中部地区、山阴地区、濑户内地区、近畿地区、北陆地区、东海地区在内的部落联盟和国，企图构筑新的倭国政治框架。而新的倭国框架也将在上述部落联盟和国的利害冲突与相互妥协之间诞生（参见此图）。

出云地区的巨大坟丘墓

到了公元2世纪末，九州北部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式微。此时巨大坟丘墓的出现便是对这一情况的如实反映。笔者曾在上一章提及，在弥生时代后期，出云地区修建了四隅突出形方丘墓，并将其作为首领的墓葬形式固定下来，而在濑户内地区，人们在圆丘墓上建了突出的部分，向着前方后圆形发展，且坟丘逐渐变大，到了弥生时代后期末（约公元2世纪末），濑户内地区出现了丝毫不逊色于前期古坟的巨大坟丘墓。

在出云地区的出云市西谷坟墓群、安来市盐津坟墓群、鸟取市西桂见坟墓群，考古人员发现了出现在40米×30米级方丘上的有十米以上突出部分的四隅突出形巨大坟丘墓。其中，西谷坟墓群属于当时的出云国，盐津坟墓群位于当时的能义国，西桂见坟墓群属于当时的高草国，这三个部落联盟分别位于山阴地区仅有的几个平原，即出云平原、安来平原和鸟取平原上。因此，从其规模上看这些墓群应是王族之墓。

出云地区的部落联盟与国和大型坟丘墓　公元2世纪末，出云地区同时出现了多座巨大的四隅突出形方丘墓，作为王族墓，分布在跨越部落联盟的平原上。到目前为止，米子平原和仓吉平原上的国尚未发现巨大四隅突出形方丘墓的存在

其中唯一进行过发掘调查的只有西谷三号墓，而西谷三号墓最引人瞩目的是它与伊都国的平原一号墓有着相同之处，那就是在埋葬国王之际，这里也举行过秘密的仪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被认为是埋葬了王的第四墓穴的四角上有四个巨大的柱穴痕迹，从中可以看出柱子的直径为三十厘米至四十厘米，此外还有额外附加柱子的痕迹，这说明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物，而且是在埋掉棺椁、掩埋墓穴后建起来的，在举行完秘密仪式之后，人们便将柱子拔掉拆除了。笔者认为从柱子的位置来看，为了举行秘密仪式，建筑物内的木椁尚未封闭，木椁里的棺材和遗体也都能够看见。后面笔者会提到的仓敷市楯筑坟丘墓、奈良县樱井市霍凯诺山古坟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人们从乐浪郡和朝鲜半岛等处引进了棺椁墓制，日本列岛的王中之王墓采用这一墓制的理由之一便是为了举行秘密仪式。

埋葬着王的第四墓穴中铺有数十公斤的朱砂，陪葬品有一把铁剑、二十个玻璃制管玉，墓主人身旁葬有小孩。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第一墓穴，只有大量的玉类作陪葬，由此我们推断墓主人是位女性。另外，从吉备国特意运来的与楯筑坟丘墓相同的特殊器台-壶，出土时就已经碎了。它们大概是在举行秘密仪式时使用的。这说明西谷三号墓的王和楯筑坟丘墓的王在政治以及祭祀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巨大坟丘墓鼎立

另一方面，同样是在弥生时代后期末，以冈山平原为中心的吉备地区突然出现了楯筑坟丘墓，这座墓有一个直径约四十米、高约五米的巨大圆丘，在圆丘的前后部建有长二十米左右的突出部分，整座墓全长达八十三米。在突出部的前面并排竖着巨大的石头，形成了明确的区划。总社市新本立坂坟丘墓同样是在圆丘的前后部有突出的部分，其全长约为三十米，是下道国的大首领一族的墓。由此推断，上述的楯筑坟丘墓至少也应该是备中国的王族墓。

在上述楯筑坟丘墓的周围，这一时期其他的坟丘墓集中分布，但是与出云地区不同，虽说冈山平原幅员辽阔，可在这一地区却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规模能与上述的楯筑坟丘墓相匹敌的坟丘墓。上东遗迹、矢部遗迹等弥生时代后期后半的巨大聚落集中在足守川流域，也说明楯筑坟丘墓是王中之王的墓，其墓主人应是包括冈山平原在内的周边各部落联盟和国的部族式国家联盟的初代首领。笔者把这个部族式国家联盟称作吉备国联盟。

而这一时期建有巨大坟丘的另一个地区是近畿北部的丹后地区，该地区在《和名抄》中被叫作“太迩波之国”。丹后虽然属于铜铎文化圈，却拥有与近畿中枢地区迥然不同的陶器文化。而且，尽管丹后地区位于日本海沿岸，但这里的坟墓却并非四隅突出形方丘墓，这一地区固执地保留了长方形坟丘墓的传统。京都府峰山町（今京丹后市）的赤坂今井坟丘墓，其规模为37.5米×35米，可与出云地区的巨大坟丘墓相匹敌。其主体拥有14米×10米的巨大墓穴，深度也为其他坟墓所不及。因此我们推断，这是丹后的某部族式国家的王族墓。墓的主体后建有第四墓穴，其墓主人的头上缠着用大量玻璃制勾玉、碧玉制管玉装饰而成的头巾，据推测，墓主人应是王妃或最高女祭司。

上述三个地区的坟丘呈现出巨型化趋势是因为即便到了公元2世纪末，王和大首领墓中陪葬品的主要进货渠道依然掌控在伊都国手中，为了展示与伊都倭国对峙之权势，这些地区的王族不断扩大所建坟丘的规模。

伊都倭国通过不断推进青铜祭器（铜矛）的大型化趋势，保持与东汉的册封关系，将进口的东汉铜镜等用作陪葬品来维持自己的权威。为了与伊都倭国抗衡，吉备国、出云国、太迩波国等不断修建大型坟墓，与之分庭抗礼。从这个角度考虑，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即便是在近畿地区、伊势湾沿岸地区，作为象征符的青铜祭器（铜铎）依然会不断地朝着大型化的方向发展了。

第二节　从谷灵到首领灵

吉备国的变化

约公元200年，在吉备一带出现了楯筑坟丘墓。这是由于吉备的部落联盟和国从政治、祭祀等层面联合起来，实现了转型和飞跃。他们修建了划时代的王墓——楯筑坟丘墓，它具备了与后世的前方后圆坟相同的诸多因素，也与平原、西谷的坟墓一样曾举行过某种秘密仪式。

最重要的是，在巨大圆丘处添加突出部分的楯筑坟丘墓是弥生时代最大的坟丘墓，其外形可谓是日本最古老的前方后圆坟“缠向型前方后圆坟”（下一章将详细阐述）的雏形。笔者认为在楯筑坟丘墓中举行的秘密仪式以及为此筹备的诸多设备、装置都对前方后圆坟的诞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后世的前方后圆坟周围并排摆放着的圆筒埴轮，其起源就是楯筑坟丘墓中巨大的特殊器台-壶。吉备联盟的王中之王去世之际举行的秘密仪式上首次使用了特殊器台-壶，这些特殊器台-壶在仪式后被摔碎。楯筑坟丘墓会在掩埋墓穴后铺上一层1米多厚的圆石子，再撒上朱砂，然后把特殊器台-壶，小型弧带石，巫女、房子、勾玉、管玉状的陶制品和铁制品捣碎后放于朱砂之上。因为墓里还残留着灰和木炭的痕迹，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曾有人在那儿生过火。此外，棺材底部铺着三十二公斤重的朱砂，这与平原及西谷的墓葬相同，它们都继承了九州北部地区在大首领墓级别的瓮棺中陪葬大量朱砂的传统，而这一点也是前期古坟所继承的重要因素。

西谷三号墓也有捣毁吉备国运来的特殊器台-壶等的迹象。这与平原一号墓中将四十面镜子打碎的情况恐怕源于同一种传统。而西谷三号墓捣碎的遗物中，混有一颗涂有朱砂的圆石子，这让人联想到它与楯筑坟丘墓里的圆石子是否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

另外，西谷三号墓内还出土了与特殊器台-壶纹样相同的大型方型弧带石，长达九十厘米。这种弧带石在江户时代被称作“白顶马龙神石”，是被供奉在楯筑神社的御神体。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这种石头被弧带纹复杂的曲线缠绕着，且就在缠绕着的一头有一张“脸”露出来。笔者认为这就是被称作“首领灵”的新生的神脸，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说到。

因此，接下来让我们对楯筑坟丘墓中举行的秘密仪式的思想来源做进一步探讨。

首领灵的诞生——从铜铎向特殊器台-壶转型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关键词“首领灵”。笔者认为与首领灵有关的新仪式才是前方后圆坟诞生的本质。而特殊器台-壶和弧带石正是这一新仪式产生的外在表现形式。

首先，笔者认为特殊器台-壶是铜铎“投胎转世”的变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特殊器台-壶并非仅仅比一般的器台和壶大了一点而已。它是在弥生时代后期末，突然变得巨型化，被竖在楯筑坟丘墓中的。笔者认为特殊器台-壶出现的前提是铜铎祭祀传统的终结。吉备国最后的铜铎应该是埋藏在冈山市高冢遗迹的突线钮1式铜铎，埋藏的时期是弥生时代后期中叶，所以吉备国的铜铎祭祀恐怕也仅仅持续到弥生时代后期后叶。但是，吉备国的铜铎并非就此消亡了，它在弥生时代后期末转型为了特殊器台-壶。

这虽然只是一己之见，但笔者却有如下理由：① 铜铎消失的时间和特殊器台-壶出现的时间在时期上来说具有连贯性；② 两者的高度都超过一米，大小类似，就形状而言，中间是个空洞，最关键的是两者主体上刻着的花纹是相通的。

在本书的第三章，我们讲过铜铎具有两面性，其纹样也有用于辟邪的锯齿纹、绫杉纹、菱形纹，和用于诅咒的袈裟纹、突带纹、流水纹等。最早出现在楯筑坟丘墓里的特殊器台-壶上就有用于辟邪的锯齿纹和绫杉纹，以及用于诅咒的突带纹。按理说，这些应该都是直线型纹样。但弧带石的纹样却是极致的曲线型。虽然没有与铜铎完全相同的纹样，但是特殊器台-壶的纹样却是将重圈纹、重弧纹等辟邪纹和连续旋涡纹、流水纹等诅咒纹组合在了一起。铜铎主要的两类纹样在特殊器台和弧带石上得到了很好的再现。

之后，特殊器台-壶也在不断地将直线纹和曲线纹相融合。而铜铎中所蕴含的二元世界和合的观念，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在特殊器台的表面得到确认。在后来的立坂坟丘墓、黑宫坟丘墓中，特殊器台诅咒突带纹其间的每个区划内都刻画着直线型辟邪纹和曲线型诅咒纹。而在其后中山坟丘墓特殊器台的每个区划中，直线型辟邪纹和曲线型诅咒纹首次并存。到了公元3世纪前叶到中叶的“向木见型”阶段，两种纹样的融合和交织达到了极致抽象的顶峰。而公元3世纪后叶以后的“宫山型”“都月型”，又逐渐流于形式，简约化了。而古坟中排列着的圆筒埴轮正是在这一时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铜铎向特殊器台的转型　弥生时代后期逐渐大型化的突线钮式铜铎，随着公元2世纪末吉备国楯筑坟丘墓的出现而消失，由其转型而成的新的特殊器台作为一种守护、强化王灵力的咒器被竖于墓旁

如果说特殊器台-壶是铜铎发展性消解的产物，那么它的功能也应该和铜铎一样，有强化谷灵和族群守护灵的力量。但是，这两者却有最本质的不同。铜铎是为族群、国家利益服务的集体祭器，而特殊器台-壶虽然也为集体利益服务，实质上却是增强首领个人灵力的秘密仪式所用的咒器。所以，关于从铜铎到楯筑坟丘墓的转变过程，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

① 首领主持祈求谷灵护佑的祭祀活动。（铜铎祭祀的第Ⅰ、Ⅱ阶段）

② 祈求谷灵护佑的祭祀活动和祈求族群守护灵保佑的祭祀活动由首领管理。（铜铎祭祀的第Ⅲ阶段）

③ 谷灵和族群守护灵合二为一，祭祀活动祈求二灵一体化的神的护佑，首领化身神的肉身，代行神之意志。（楯筑坟丘墓）

这里所说的族群的守护灵也指祖灵。因此，在楯筑坟丘墓阶段初期，首领本人即谷灵和祖灵合二为一的灵，特殊器台-壶作为强化其灵力的咒器被摆列在墓中。

上述整合的新神灵即“首领灵”。人们相信在首领去世之际，新首领不仅要继承已故首领的权力。为了维护和发展整个族群，作为最高整合神的已故首领之灵应被植入新首领的体内，使其得到继承。

首领灵的继承与秘密仪式

那么为什么要强化已故首领的首领灵呢？究其原因，新任首领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确实有必要继承首领灵。我们在楯筑坟丘墓里看到的各种摆设说白了就是一种舞台布景，用以在举行继承首领灵的秘密仪式时强化首领灵的力量。因此，平原和西谷坟墓群遗迹上修建的遮盖墓穴的建筑物不仅仅是为了避人耳目，方便举行秘密仪式，更是为了将恶灵、污秽与重要的秘密仪式隔开，创造出一个神圣的、有足够能量的、能继承已故首领之灵的空间。

在楯筑坟丘墓，考古人员虽然没有发现此类建筑物或柱子，但在墓穴的周围却有排列着的巨大的立石。笔者认为这些立石实质上是为了与特殊器台-壶一起创造出一个神秘空间的巨大咒器。

从这个角度考虑，捣毁继承仪式用的铜镜、玉、特殊器台-壶的理由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迁移首领灵后，已故先王的身体放弃了现实世界王的权威，成了名副其实的尸骸，其灵魂转化为祖灵，护佑着新王和族群。祭器是一次性的，秘密仪式不会重复，因而仪式举行之后，祭器就没有必要再保留了。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严格区分属于贵重器物且象征权威的陪葬品，以及虽然也象征权威，但实质上是作为祭器会被摔碎的陪葬品。这是因为在继承首领灵的秘密仪式结束之后，祭器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到了公元3世纪后叶，前方后圆坟逐渐定型，继承首领灵的秘密仪式所具有的意义已变得形式化和统一化，而作为祭器被毁坏的陪葬品也渐渐消失了踪影。

所以，平原一号墓中的镜子和在那之前的弥生时代王墓中陪葬的镜子有着迥然不同的性质。这是因为平原一号墓的镜子不仅仅是权威的象征，它更是用于举行秘密仪式强化首领灵的祭器。有人认为在继承首领灵的秘密仪式中，通过太阳之力护佑首领灵的最高女祭司和连弧纹镜必不可少。倭国制造的连弧纹镜无与伦比，且在后来的前期古坟中获得了特别的对待，这说明上述观点也不无可能（参见此处）。

在弥生时代最后的王墓中，上述崭新秘密继承仪式的诞生意义重大。这种仪式是支撑前方后圆坟本质，以及新的倭国统治原理的隐形实体。若想弄清这一秘密仪式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还是从前期古坟中统一化的首领灵继承仪式说起，读者会更容易理解。

第七章　王权的诞生

第一节　拉开新时代的序幕

新生倭国和大和王权的诞生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倭国乱”因各国共同拥戴卑弥呼为王而大致上得以结束。笔者根据相关考古学成果推断，这一事件应发生在公元3世纪初。在近畿中心地区，这一时间正好与“庄内式”陶器样式开始出现的时间重合。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奈良盆地也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即被认为是大和王权最初王都的樱井市缠向遗迹出现了。

笔者会在后文详细介绍缠向遗迹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这个遗迹不仅规模很大，以其为据点的政权还进行着伊都倭国时期无法比拟的广域性交流，在缠向遗迹的周边，人们修建前方后圆坟，举行对古坟时代产生影响的祭祀仪式，就公元3世纪的日本列岛而言，不可能有第二个政治性、祭祀性的遗迹能与之相媲美。因此，这一时期，“大和”在此设置权力中枢，并由此诞生新政体实为不可撼动的事实，笔者称其为大和王权（政权）。换言之，通过共同拥立卑弥呼而产生的新生倭国的政权，实际上就是大和王权，缠向遗迹是其王都，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城市。这就是笔者的观点。

此外，笔者认为大和王权诞生的过程有点类似明治维新。公元3世纪初，伊都倭国的权威日益衰微，在这一背景下，列岛各国开始寻找能够取代伊都国、对外代表日本列岛的新倭国。据文献史学家山尾幸久介绍，纵观《魏志》全文，“共立”一词只有在非正统继承王位时才会被使用。这样看来，当时已是单一部族式国家无法通过权威和实力征服其他国家，从而建立新生倭国的状况了。那时倭国大乱，收拾乱局遇到重重困难。为了打开僵局，“筑、备、播、赞”（后世的筑紫、吉备、播磨、赞岐）以及出云、近畿的政治势力通过坐下来协商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倭国，其权力中枢就设在大和。明治维新时新生的明治政府不属于幕末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等强藩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各藩经过协商，成立了新的联合政府，定都于东京，才解决了问题。可以说，大和王权的诞生和明治政府的诞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在大和王权诞生过程中手握王牌、起决定性作用的势力，笔者认为还是吉备国，这一点笔者会在后面讲到。

广义上的“大和”指奈良盆地，即公元8世纪《养老令》中提及的“大和”。而狭义上被称作“大和”的区域，则是指由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山边、矶城、十市所形成的部落联盟，外加高市的部分地区。不同于《魏志》作者陈寿所掌握的信息及其想法，笔者认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邪马台国”（有的版本中记作“邪马壹国”，但有学者主张这是误刻，正确应写作“邪马臺国”）就是奈良盆地“大和”地区的范围。

原本“大和王权”这个术语就是研究人员造的词，其重点是想强调朝着统一王权发展的转变，因而也有人会直接将其写作“倭王权”。不过，基于对弥生时代以来大和盆地的领域结构和王权成立的背景以及之后王都集中在狭义大和地区的考虑，在日语中，笔者还是主张用片假名标识大和（ヤマト）王权。

王权、王国和大王

行文至此，笔者才真正开始使用“王权”一词，其理由有二：

其一，新生倭国终于向王国迈出了第一步。新生倭国和伊都倭国的形成机制不同。伊都倭国和周边的部落联盟及国存在着现实的阶级从属关系，以这一关系为前提，伊都国联盟成立，通过与共享祭祀的奴国联盟等部落联盟及国共存，其范围也逐步扩大。与此相比，新生倭国虽然也是部族式国家联盟，但是它跨越了祭祀文化和对外国家的差异，构筑了全新的祭祀文化和政体，因而其成员对其有很强的认同感。这样一来，新生倭国可以在伊都倭国无法企及的广大地理范围上，自上而下一气呵成地建立王国。因此，笔者认为大和王权的诞生是日本国家形成的第二阶段的开端，该阶段以公元7世纪后半，律令国家的成立，即完成王国建设为阶段性目标。

其二，大和王权的诞生使得新生倭国王的阶级地位相较于此前的伊都倭国王和诸国王大大升格。为区分大和王权的新生倭国王与此前部族式国家联盟的盟主王中之王及诸国之王，笔者将新生倭国的王称作“大王”。

在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获加多支卤大王”的字样，文献史学认为这标志着“大王”称号的确立。其实，这一称号并不局限于倭国。通常来说，“大王”只不过是“王”的一种尊称而已。所以在这里，笔者想使用一个能表示王阶级地位的历史概念来称呼新生倭国的王。公元5世纪时，范晔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笔者认为其中的“大倭王”这一概念真实准确地展现了卑弥呼新政权的阶级地位和公元3世纪之后倭国的国家结构。

综上所述，包括了西日本大部分地区和东日本部分地区的新生倭国，已经作为一个对外国家存在，并成为东亚地区政治世界的一颗新星；从内部而言，大和政权支撑着王国规模的大王权力。也正因如此，笔者才首次使用了“王权”一词来形容新生倭国的这种政体。

首都缠向遗迹的出现

公元3世纪初（庄内0式时期），在奈良盆地东南、三轮山和龙王山之间广阔的扇形小高地上，缠向遗迹突然出现了。这是一个与此前任何一个弥生时代的巨大聚落都截然不同的政治性都市。下面让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遗迹的特色。

首先，缠向遗迹的诞生颇具戏剧性色彩。缠向遗迹诞生之时，奈良盆地上弥生式聚落的基础结构已土崩瓦解。在弥生时代前期以来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唐古键等遗迹是部落的据点式环濠聚落。而这一时期，这些聚落大部分或消失或衰落，以前的大型农村分裂成了众多零散的小村庄。缠向遗迹占地广阔，与其说它是聚落，倒不如说它是城市。其城市建设始于开凿大型运河。公元3世纪前半，其城市规模已达方圆一公里。公元3世纪后半，缠向遗迹迎来城市建设的繁盛期，其规模已达方圆一点五公里，是唐古键遗迹的六倍大小。在古代日本列岛，这一规模可以说不逊于藤原宫和平城宫。

公元3世纪前叶至公元3世纪后叶，缠向遗迹的集体居住功能逐渐健全，日本列岛上最初的全长百米左右的前方后圆坟相继出现。公元3世纪后叶至公元3世纪末，日本列岛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下一章详细阐述）箸墓古坟（全长二百八十米）出现，其建造时期和缠向遗迹发展的高峰期吻合。

在缠向遗迹上，随处可见大兴土木留下的痕迹。用扁柏板做护岸的大型运河遗迹，据推算总长度达二点六公里。大量祭祀用木制拖船模型的出土，再现了昔日运河上船只往来不断，物资运送不停的景象。另外，比起大量出土的锄头，考古人员几乎没有发现锹类农具，这表明当时的城市建设是一鼓作气完成的。

缠向遗迹全貌　（寺泽薰绘）

在缠向遗迹出土的大量陶器中，非大和产陶器平均可占到整体的15%左右，在某些陶器集中的地区，该比例甚至可占到整体的30%以上。这些非大和产陶器的产地遍布九州南部到关东南部地区，其中产量最大的是吉备等濑户内中东部地区以及山阴、北陆和伊势湾沿岸地区。与此同时，近畿各地也有部分陶器输入，这些陶器产地的范围之广，几乎与公元3世纪末倭国版图的推定范围相接近。

到了公元3世纪，新的流通体系进一步完善。有这一时期外地陶器出土的遗迹数量大增，但规模能如缠向遗迹那般的遗迹却十分罕见。要说明上述现象，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恐怕是不够的，笔者认为这其中存在着诸多政治上的原因。笔者想到了在藤原宫、平城宫出土的木简，上面记录着因征收调税而从各地收缴物产的名目。但是，缠向遗迹中大量的外地陶器是否可以简单地被认作生活用品、贡品、赋税，尚有待商榷。这是因为缠向周边地区的土制成的各地风格的陶器其实并不少见，这恐怕只能说明确实有很多人曾定居在缠向。另外，为了建设王都、修建古坟，各地之人都曾集中在缠向附近，上述的外地陶器恐怕也是这些人曾在此生活而留下的印迹。不仅如此，当时王都里也有各个小成员国的“驻京机构”及其常驻人员的居住地，就好像现在全国的都道府县都在东京设有事务所一样。

缠向遗迹上还有王权祭祀的原型。这里有为使用水、火祭祀而专门修建的导水设施，还有方位考究的小规模神殿、祭殿等建筑，这些后文中将会提及。此外，在缠向遗迹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在箸墓古坟后圆部排列着的，供吉备国首长灵秘密仪式使用的特殊器台-壶，以及装饰着受到吉备国弧带纹影响的纹样的木制、石制咒具。

此外，在近年对缠向遗迹的调查中，考古人员也陆续发现了大口径的风箱羽口、铁渣等与铸造相关的文物。由此可以看出，最晚于公元3世纪末人们就开始利用高温锻冶炉从事高技术难度的金属器生产了。

下面让我们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缠向遗迹的性质进行分析。《和名抄》将缠向周边地区称作“于保以知乡”。在《日本书纪》崇神十年条中则有关于“将倭迹迹日百袭媛葬于大市箸墓”的记载。这里的“大市”意为“大市场”。另外，《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条写到隋使裴世清进入飞鸟京时说：“遣饰骑七十五匹而迎唐客于海石榴市衢。”其中的“海石榴市”就是今天椿市观音所在的金屋附近，即缠向遗迹以南不远处。换言之，缠向周边是难波津，乘外洋船之人需在此换乘河船，沿大和川、初濑川逆流而上，然后弃舟登岸，即可到达最内陆的港口城市。缠向遗迹附近的平安时代河川遗迹上就出现了写有“□市”的墨书陶器片。笔者从其笔迹走向分析出其所缺部分为“大”，即陶器片应写着“大市”二字。也就是说，缠向遗迹的其中一个身份是集市，而且还是大集市。

此外，除文献学上存疑的神武天皇至第九代天皇之外，初期天皇的都宫都集中在缠向遗迹附近，如第十代崇神天皇的矶城瑞篱宫、第十一代垂仁天皇的缠向珠城宫、第十二代景行天皇的缠向日代宫。因此，缠向遗迹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大和王权最初的王都所在地。

日本都市“缠向”的诞生

笔者认为具有上述功能的缠向遗迹是依据新生政权的政治意图修建的，或许是日本最早的都市。但这一看法却与日本古代史的定论相去甚远。

日本古代史学界认为，日本最古老的都市是藤原京（公元694年迁都于此）。很多考古学者也赞成这一看法。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城市是指一个有相对较多的人口和较大密度的大聚落，人和物都集中于此”。在此前提下，城市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 有天皇的宫殿和中央政厅；② 官员集中居住；③ 有物资交易手段和市场；④ 有寺院；⑤ 有条坊制的城建设计和技术；⑥ 都市居民具有阶层性；⑦ 缺乏第一产业从业者，等等。不仅如此，从藤原京开始才有了都市这种观点的背后，除了与都市的功能和景观相关之外，还与律令法典的制定、官僚制度的完善、天皇称号和日本国号的形成等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正如前一章所言，笔者认为，在日本，国家形成于弥生时代，上文中列举的很多条件，如果不讨论其成熟程度，缠向遗迹也能满足。当然，就现阶段而言，上述①②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明。虽然也有④⑤那种明显不具备其所列条件的情况，但④的寺院象征着国家理念和权力，而在该阶段前方后圆坟的意义与其相当。至于⑤中所列的条坊制，笔者认为这并非都市形成的必要条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中国的条坊制始于公元5世纪中叶北魏孝文帝修建的洛阳城。汉代的长安城和汉魏的洛阳城并没有明确的里坊。即便如此，夏代乃至商代早期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迹、偃师商城等，因建有宫殿、巨大城墙，且存在较为发达的分工生产等而被认为是城郭都市。

中国于公元3世纪至公元5世纪开始摸索建立条坊制，但早在此前的公元前2000年初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都市。如果说中国新石器时期的环壕聚落与日本弥生时代的环壕聚落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那么从公元3世纪弥生时代环濠聚落解体到公元7世纪拥有条坊的藤原京建成，在这之间日本的都市也应该诞生了。也就是说，我们应比照中国夏代、商代的城郭都市来研究日本都市的诞生。例如：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是殷（商代晚期）的王都大邑商，尽管日本的缠向遗迹在规模上与大邑商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两者的都市结构却非常相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都市问题时，把都市分为经济型都市和政治型都市两类。即便是在今天，这一视角对思考都市是什么仍然有效。比如说，人们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达程度等经济性指标和市民的自主权、身份状况等社会性指标作为判断西欧型都市的主要指标。相对而言，亚洲都市作为维持强化王权及统治者的统治结构的场所，其政治性、祭祀性色彩则更为强烈。日本是亚洲国家，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在古代，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仍远远无法和中国相比。

因此，无论是和西欧型都市相比，还是和中国的都城相比，我们都无法准确地勾勒出一个日本都市的整体形象。说到底，日本都市应是王权的祭祀场所和政治机构集中的地方。在这里，国家、族群内外的阶级分化被淡化。我们恐怕要在这种政治性、祭祀性的观点之上，纳入经济因素，并从一个较为宽泛的角度综合考量，才能抓住日本都市的实质。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藤原京才是日本列岛上最初诞生的都市，有人便把缠向遗迹看作是一个集市型的聚落或修建古坟的基地。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弥生时代巨大的环壕聚落其实就是都市。不过，笔者认为上述两个观点都没有站在整体的角度上，在东亚城市史的范畴内对缠向遗迹的地位做出公允的评价。笔者认为日本都市并非在其建设程度和成熟程度趋近于完美之时才诞生，当王权和各种统治原理形成时，它大体上就已经具备了上述①至⑦条的都市形成的要素。公元3世纪初的缠向遗迹就是这样的一个都市。

前方后圆坟的出现

新生王权最大的象征符就是为大王修建的前方后圆坟。从公元3世纪前叶至公元3世纪后叶，在日本列岛最古老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箸墓古坟修建之前，就已有六座前方后圆坟被建造了出来，它们标志着前方后圆坟的诞生，笔者将其命名为“缠向型前方后圆坟”。

与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相比，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的特征是前方的部分尚不成熟，其前方部分的长度约为后圆部分直径的二分之一，且其坟丘高度与后圆部分相比也非常低。那么笔者为什么将其称为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呢？

这是因为在大和王权的王都缠向营建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在此类前方后圆坟中，最古老且规模最大。换言之，缠向型前方后圆坟是以缠向为“震源”，如地震一般向列岛各地普及的。

从南面的鹿儿岛县至北面的福岛县，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广泛分布于泛日本列岛地区（参见下图）。再者，各地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多以缠向各古坟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规格建造。这说明在定形型前方后圆坟之前，已经出现了以缠向为中心的规格和阶层性。而且，缠向各古坟的规格约为箸墓古坟的三分之一，说明箸墓古坟很可能是参照缠向各古坟设计的。

缠向型前方后圆坟　缠向型前方后圆坟是前方后圆坟的源头，它以公元2世纪末的楯筑坟丘墓为基础，在公元3世纪前半修建于大和王权的王都缠向。大和王权各加盟国的大首领（王）墓也采用了这一建筑模式，只不过其规格更小。庄内式前方后圆坟集中在濑户内的中东部和九州北部地区。这与畿内系陶器传入的地区（薄质地区域）重合

更重要的是，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并非发展自弥生时代大和、近畿地区的坟墓。在弥生时代后期的近畿中心地区，别说是前方后圆坟，就连圆丘墓都极为罕见。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的原型应该是吉备国的楯筑坟丘墓，理由如下：

① 楯筑坟丘墓的营建时期是在缠向型前方后圆坟之前不久；② 楯筑坟丘墓圆丘部的直径和前后突出部的长度之比是二比一，如果去掉一个突出部，楯筑坟丘墓和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就会变得十分相似；③ 缠向遗迹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的规模仅比楯筑坟丘墓大一些；④ 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直接继承了楯筑坟丘墓祭祀最重要的部分——首领灵继承仪式。

大和王权前方后圆坟的诞生可以上溯至定形型的箸墓古坟之前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而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的原型则是吉备国的楯筑坟丘墓。

为何是前方后圆的形状

那么，为什么前方后圆坟会是“前方后圆”的形状呢？迄今为止，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多假说，以现在的研究水准来看，以下两个观点值得注意：

其一，弥生时代的方（圆）形周沟墓，环沟的一边会在中央断开，作为举行埋葬仪式时的通道，随着仪式越来越完善，通道也慢慢规范起来，最终形成了前方后圆坟、前方后方坟。这种说法是从功能角度出发，它认为坟墓的形状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实际上，作为通道自然形成的小规模突出部分是不论坟形如何都会存在的，前方部分的发展未必是随时间演变而来。就像缠向型前方后圆坟那样，前方部的长度达到了后圆部直径的二分之一，前方部甚至与衔接后圆部的斜坡连在了一起，这种构造显然不同于弥生时代的方形周沟墓。作为通道的陆桥部和突出部最终发展为前方部，恐怕还有其他更为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观点是，基于外部因素和宗教原因，前方后圆坟诞生，这一观点又可细分为以下两类：其一，圆方合体说，认为圆代表天，方代表地，前方后圆表达的是阴阳融合的宇宙观；其二，认为前方后圆坟模拟的是壶形，据说壶、瓢表示母胎之意，它们是代表再生转世、五谷丰登的容器。根据中国的神仙思想，大海东面有壶形蓬莱山，仙人住在那儿，那儿有长生不老的妙药。倭人因憧憬长生不老的仙界，营造了壶形坟丘。

笔者个人更倾向方圆合体说。壶形说完全忽视了前方部分作为埋葬通道而在一段时期内得以发展的事实。另外，虽然壶形说的思想背景具有参考价值，但果真如此的话，人们为何不直接建造瓢形坟呢？笔者不认为多样的前方后圆形来自现实生活中壶与瓢的形状。

诚然，前方后圆坟绝非单纯的坟墓，其内里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即便不执着于神仙思想的说法，天圆地方的二元世界观也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一思想和特殊器台-壶、弧带纹一样，都与首领灵的再生和强化、族群强大有关。因此，笔者认为前方后圆坟自身就是一个举行秘密仪式的舞台装置，是倭人为了强化首领灵的力量，创造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神秘物体。

前方后圆坟有一个衔接前方部和后圆部的斜坡。最古老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上只有从后圆部向前方部下行的斜坡，而当其发展为定形型前方后圆坟后，下行斜坡之后又多出了一段再次上行的缓坡，且前方部还设有高坛。一般认为，这就是埋葬亡者时送殡队伍从前方部走向后圆部的通道。但笔者认为，这个斜坡其实是用于举行葬礼前的仪式的。也就是说，新国王在后圆部举行过首领灵继承仪式之后，会顺着斜坡从后圆部向前方部行进，最后站在送殡队伍仰视的前方部制高点处继承首领权力或即位，以获得人们的承认。这是一整套戏剧性的仪式。随着前方后圆坟不断定型化，前方部也逐渐变得宏伟高大，究其原因，可能是为了强化新王即位的舞台演出效果吧。

前方后圆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日式大王墓，其外形是王权继承人为上演权力交接一幕而设计的舞台布景，这一设计依据中国天圆地方二元融合的宇宙观，它是新生倭国独创的，为强化王权服务的象征符。

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形成过程

笔者推测王墓前方后圆的形状是倭国通过和公孙一族建立外交关系，从而获取到修建王墓的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新生倭国内部核心国家协商，集思广益设计出的方案。该设计以已形成且已被用作通道的矩形突出部为基础，完善了秘密仪式后一整套典礼的流程，在此基础上，人们根据日本的国情，对中国的天圆地方思想、阴阳学说、神仙道教思想加以吸收改造，设计出了前方后圆坟。不过，最终形成前方部更趋完善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恐怕更能反映新生倭国与西晋的外交往来。

在古代中国，祭祀天地被称为“郊祀”，这一制度形成于西汉末期。冬至那天，天子会站在长安城南郊所建的圜丘上，祭祀天神；夏至那天，天子会站在长安城北郊所建的方丘上祭祀地祇。这一制度被东汉沿袭。然而，魏明帝曹叡于景初元年（237）十月，在洛阳以南的委粟山上营建了巨大的圜丘，并将圜丘与南郊的祭祀、方丘与北郊的祭祀分开。卑弥呼遣使魏是在公元239年，在那之前倭人并没有目睹过郊祀，所以尽管倭国接受了册封，但天子的礼制尚未到达倭国。

然而，让倭国意识到应将坟的前方部明确地建成方丘的机会到来了。《晋书·武帝纪》记载：“泰始二年（266）年十一月己卯（五日），倭人来献方物（特产）。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晋武帝司马炎接受魏元帝禅让，再次将二丘二郊合祀，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庚寅（十六日）冬至，举行了即位后的首次祭祀，盛况空前。

新生倭国的使节们自大和王权建立以来，第一次受邀在洛阳城的祭祀场所观看改革后的祭祀大典。新生倭国的使节们看到了在南郊的巨大圜丘和北郊的巨大方丘上举行的仪式，并深受启发。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前方后圆坟的巨型化以及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完工。如果确有其事的话，笔者以为，这应该是日本列岛最古老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箸墓古坟建于公元266年以后的一个证据。

大和王权的谱系何在

为了弄清楚大和王权的谱系问题，笔者将从邪马台国的本源入手进行分析。

新生倭国大王卑弥呼的居所（王都）在缠向，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居住在邪马台国，故笔者认为邪马台国就是弥生时代以来的“大和国”。新政权将都城设在大和国（邪马台国）境内的缠向，但其权力母体既不是邪马台国，也不属于奈良盆地、近畿中心地区的部族式国家联盟，很明显，新政权是由“筑、备、播、赞”等西日本各地的部族式国家联盟共同构建的联合政权。前面已经讲过，前方后圆坟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吉备国楯筑坟丘墓，因此笔者认为在做重大决策时，吉备国握有关键票，也就是说政权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吉备国及仰其鼻息的濑户内中东部地区手中。

“前方后圆坟的形成过程”一图讲的是初期大和王权祭祀政治象征符前方后圆坟的构成元素，其中关键的部分被吉备国、赞岐国、播磨国等濑户内中东部地区的要素占据。接着才是九州北部地区，近畿地区的要素是最少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主张邪马台国畿内（大和）说的人仍认为，大和王权的主体就是弥生时代的大和畿内势力。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吉备发现的特殊器台-壶、楯筑坟丘墓等开始备受世人瞩目。此后，人们又在吉备陆续发现了大和国的大王墓以及王墓级别的前方后圆坟。这样一来，又有人开始主张大和王权的主体附属于吉备的畿内政权。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各地从事一线发掘的考古人员进一步弄清了弥生时代各个地域社会的真实面貌，日本史学界修改了此前的观点，主张吉备和畿内组成了地位对等的联合政权。如今回想起过去畿内（大和）一系的优越主义，真有种恍如隔世之感。即便如此，也仍然有很多人被弥生时代前期集中于奈良盆地的巨大前方后圆坟迷了眼，固执地认为大和王权的权力谱系的中心是大和。

从考古学揭示的现象看，囊括了三云遗迹群和平原遗迹的曾根遗迹群曾是到公元200年前后为止的伊都倭国的王都。约公元200年后不久，位于大和国（邪马台国）版图内的缠向开始加速进行王都建设。与此同时，根据支撑大和王权的各国力量关系的构成，此前从未出现过的前方后圆坟作为新政权的象征符诞生了。

前方后圆坟的形成过程

这样看来，就权力中心在日本列岛的转移而言，新生倭国的王都从伊都国向东迁移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表示伊都倭国的权力中枢是原封不动直接向东迁移的。正如本章开头笔者已经说过的，大和王权的诞生与明治联合政府有相似之处，即新倭国的权力中枢在大和（邪马台国）重生了。

那么，重生的权力中枢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和的东南部呢？我们不妨展开想象，这或许是因为具有能够统一倭国大乱灵力的女性碰巧出现在了大和国（邪马台国）。不过，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新生倭国将其中枢放在大和，主要还是考虑到了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奈良盆地东南部不仅是从难波津沿大和川溯河而上的终点，而且它还能和连通外洋航线的濑户内海——西日本的交通大动脉直接相连，再加上从奈良盆地向北沿木津川而下，转道保津川北上可达山阴地区；从丹后走外洋路线可到日本海；从山城沿着淀川溯河而上达近江便可与北陆道、东山道相连；向东跨过名张、伊贺，横穿伊势湾，走海路去东海道也比较近。

可以看出，大和东南部交通便利，这样便利的交通不仅对社会经济有利，还能在政治、军事上帮助大和王权有效掌控其麾下的西日本各国，以图继续往东扩展其势力。正如《日本书纪·崇神纪》中有关四道将军的记载以及《日本书纪·景行纪》中有关日本武尊东征的传说那样，公元4世纪以后，大和王权强有力的触手已经伸向了东日本地区。考虑到这一点，倭国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了处于日本列岛中心的、能从军事上统治东日本地区的大和国东南部地区，其意义十分重大。

邪马台国和缠向遗迹

关于邪马台国的研究，自公元18世纪新井白石提出大和说，本居宣长提出九州说后，两百多年来，学界对此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都把时间耗费在了争论邪马台国所在地的问题上，研究者们从解释方位、习俗、地名、人名等入手，推导出了多个候选地，对邪马台国的面貌做了各种各样的还原。

但是，关于邪马台国的文献资料却顶多只有约两千字。如今，拘泥于这些记述、抠字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把范围限定在史料价值很高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据考古学最新成果，已经有大量真实可靠的证据现身了。如何将这些最新的考古学成果与文献资料进行整合对照变得至关重要，可以说邪马台国研究现在已经迈向了新的阶段。

如果说邪马台国即弥生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大和国，那其王都肯定是大和国据点式母聚落中规模最大且占有核心地位的唐古键遗迹。所以，支持邪马台国大和说的人中，有部分人认为以大和王权的建立为标志，王都从唐古键遗迹迁移到了缠向遗迹。

这样的说法表面上虽行得通，但实际上在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相关的考古资料能证明它们在权力结构上有任何的联系。就现阶段而言，二者之间还有很多“断裂”无法弥合。缠向遗迹是作为大和王权的王都而被建设起来的新都城，唐古键遗迹随着缠向遗迹的出现而急速衰退，但这绝不是因为王都的迁移导致其发展停滞，而是因为唐古键遗迹被倭国王都缠向兼并了。

因此，虽然存在邪马台国大和说，但与传统上认为大和王权是持续性的、主体未发生改变的大和中心史观相对，笔者主张大和王权是断裂的、新生的。

另外，关于邪马台国和大和王权的关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卑弥呼真的是邪马台国的女王吗？陈寿虽然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称卑弥呼为“倭女王”“倭王”，但是他并没有写她是“邪马台国的女王”。也就是说，所谓的邪马台国或许只不过是“女王建都之所”而已。尽管如此，有些地方还是以“倭国”或“女王国”来模棱两可地指代“邪马台国”。比如，“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但这个“女王国”说到底应该只是新生倭国（大和王权）的首都，是女王卑弥呼的居所，这恐怕才是邪马台国的实貌。

顺便一提，邪马台国有人口七万户。关于户籍，《后汉书·郡国志》曾指出：平均每户为五点零七人。照此计算，邪马台国的人口超过三十五万人。笔者曾通过研究弥生时代的版图结构、母聚落的人口（估算出唐古键聚落的人口约为九百人）得出，即便加上未来潜在增长的人口，奈良盆地的人口也不会超过五万人。按照陈寿的说法，邪马台国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大和国的范围，他的记录和笔者迄今为止的研究完全不吻合。陈寿错把倭王卑弥呼居住的邪马台国当成了广大的国家，这恐怕是因为他将新生倭国王都所在的邪马台国和倭国混为一谈了。

所以，陈寿记载中的伊都国王“统属女王国”本应写作“统属倭国女王”。在讲“统属”及其势力波及范围时，卑弥呼“女王国”的实体应该是“倭国”，而非“邪马台国”吧。

发掘缠向霍凯诺山古坟

20世纪末，为了弄清大和王权诞生的真相，考古人员对全长约八十六米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霍凯诺山古坟进行了发掘，这使得迄今为止笔者所论述的大和王权的谱系及其形成背景越发清晰。

霍凯诺山古坟的埋葬时期属于早于箸墓古坟的庄内3式时期（公元3世纪中叶）。其殡葬设施属于介于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竖穴式石椁和弥生时代后期末巨大坟丘墓之间的过渡性结构。具体来说，即用切割的大条石面堆砌起来围在木椁外侧的结构，如果木椁腐朽烂掉，周围的积石则会作为石椁留在那里。这样的结构在吉备国的立坂坟丘墓、播磨国的西条五二号坟、阿波国的萩原一号坟、赞岐国的石冢山二号坟中也能见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霍凯诺山古坟和濑户内中东部地区的墓葬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从规模和工艺精巧度看，霍凯诺山古坟恐怕更为出类拔萃（参见下面图片）。

奈良县霍凯诺山古坟的发掘　缠向霍凯诺山古坟被看作卑弥呼心腹之人的坟墓，其内部也举行过继承首领灵的仪式（产经新闻社提供图片）

另外，古坟中没有三角缘神兽镜作陪葬，有两面（其中的一面是以前出土的）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陪葬在死者脚边。后面笔者也会讲到，三角缘神兽镜大都是布留0式时期（始于公元3世纪后叶）以后在倭国制造的，而魏赏赐给卑弥呼的“铜镜百枚”则以画纹带神兽镜为主。上述出土文物证实了笔者之前的猜想。

霍凯诺山古坟沿袭了在平原、楯筑、西谷遗迹古坟中的首领灵继承仪式后，将其进一步发展，使得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内的秘密仪式达到了高潮。考古人员在木椁内发现的六根柱子的柱穴，很明显是为举行秘密仪式营造神圣空间而设，在秘密仪式和葬礼举行后，封闭木椁之时柱子又被人们砍断。在缠向石冢古坟、南飞冢古坟的环濠处发现的大量被砍断的柱子和帘壁等建筑材料、刻着弧带纹的圆板等一系列用于仪式的遗物，就是这样在葬礼和秘密仪式后被毁坏和丢弃的。

画纹带神兽镜　缠向霍凯诺山古坟出土（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提供）

另外，安放棺椁的地面上的小石子里还混杂着被捣碎成粉状的大型连弧纹镜碎片。自平原遗迹以来，使用连弧纹镜强化首领灵的力量，并在其附于新首领身上后，将连弧纹镜捣碎毁掉的传统被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下来。从埋葬时期和陪葬品内容来看，霍凯诺山古坟中的被葬者和女王卑弥呼的死亡时期很接近，笔者推测被葬者应是卑弥呼的心腹之人，或许是位担任军事指挥官的男王。

第二节　诸国共同拥立卑弥呼

公孙政权的崛起与新生倭国

卑弥呼当上新生倭国大王的公元3世纪初，公孙一族割据并统治辽东，公孙康将乐浪郡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在此增设带方郡。朝鲜半岛是倭国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窗口，为了应对这一新的政治形势，日本列岛的诸国开始考虑如何收拾“倭国大乱”的残局。

此时，东汉自身已是风雨飘摇，以东汉为靠山的伊都倭国也逐渐衰落。取代伊都倭国的新生倭国自然积极与公孙政权接触，望其成为自己的靠山。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拥立卑弥呼为王的幕后推手其实极有可能就是公孙康。据《三国志·魏志·韩传》记载：“倭、韩遂属带方”，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建安九年（204），即公孙康得势数年之后。

遗憾的是，学界目前暂时还没有发现新生倭国和公孙政权的相关外交记录。但是，如果参考一下这一时期乐浪郡古坟的陪葬品，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存在大量的连弧纹镜、方格规矩镜、夔凤纹镜、兽首镜、双头龙凤纹镜、半浮雕兽带镜等种类繁多的东汉式铜镜，它们很有可能就是公孙政权给大和王权准备赏赐品时制造的候补品。

上述这些镜的出现，打破了日本列岛在公元2世纪末以后几乎不再输入中国铜镜的状态。虽然公元3世纪以前，中国铜镜仍然主要集中在九州北部地区。但是此后，近畿以及北陆和东日本的部分地区的铜镜也开始被陆续发现。因此我们推测，一方面，乐浪系陶器、陶制陶器等舶来品和铁器生产技术等通过设有“大率”的伊都国（公元3世纪初王权生以后的国名以《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为准）源源不断地流入列岛；另一方面，这类舶来品的货物中心又开始逐渐向畿内地区转移，上述中国铜镜应该是新生倭国通过伊都国进口的。另外，考古人员也在公元3世纪处于公孙一族统治下的辽东的墓中发现了这类镜子。由此可见，直至东汉末年的动乱期，公孙一族和乐浪郡一直大量储藏着这类镜子。

此外，奈良县天理市东大寺古坟（公元4世纪中叶）出土的刻有年号“中平”（公元184年至公元188年）铭文的铁刀，一般认为也是从公孙氏处获得。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柄刀是日益衰微的东汉为了宣示其权威，赏赐给了刚当上大王不久的卑弥呼的。但笔者认为在各国共同拥立卑弥呼之时，东汉早已接近土崩瓦解之态，恐怕那时他们也无暇赏赐卑弥呼铁刀吧。通过这把铁刀环头的设计，学者发现其刀柄是在倭国国内经修复后镶补上去的。公元2世纪末，公孙一族从混乱不已的东汉国内获得了这柄铁刀，并在公元3世纪初将其和铜镜等一起赏赐给了女王卑弥呼，铁刀传世一百五十多年后，最终成为葬在东大寺山古坟的卑弥呼心腹大将的囊中之物。

卑弥呼政权的外交和东亚形势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在这一形势下，公孙一族夹在魏、吴的权力斗争间，苦不堪言。公孙氏第四代公孙渊掌权的次年公元229年，本为魏吴王的孙权另立山头称帝，并要求表面上臣属魏的公孙渊一族弃魏降吴。孙权希望公孙一族能从背后威胁魏，与吴一起对魏形成夹击之势。公孙渊上表孙权，被册封为燕王，其后又背叛孙吴政权，归顺魏，被封大司马、乐浪公。不过，魏对公孙渊的忠诚度一直心存疑虑，在与蜀汉对峙的西方战线局势转好后，立即对公孙渊发起了进攻。魏景初二年（238）八月，公孙一族灭亡。

公元239年6月，女王卑弥呼向魏遣使朝贡。对新生倭国来说，遣使最直接的理由是魏掌控了新生倭国与中国本土进行交流的窗口乐浪郡、带方郡，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归顺消灭了公孙一族的魏是大和王权续命的唯一办法。而在另一方面，魏也有需要与新生倭国缔结君臣关系的隐衷。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倭国“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也就是位于福建省以东的海上。魏认为当时的新生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公元1402年制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人们的地理观：倭地是从九州北部向南长长延伸出的岛国。魏希望新生倭国能从吴国背后的海上给予其威胁。再者，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录的倭国户数来看，魏认为新生倭国是户数过万的大国。因此，与倭国建交简直是一个远交近攻的好战略。故而魏会破格册封倭国的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还赐予其金印紫绶。这一外交行动实际上只是魏在军事上下的一步棋。

综上所述，新生倭国选择与魏交好并不算失策，它获得了相应的回报。通过共同拥立女王卑弥呼，日本列岛暂时实现了统一，新生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对外国家被纳入到了东亚的政治秩序中。

公元3世纪的伊都国

那么，在新生倭国诞生之后，伊都倭国曾经的中枢命运如何呢？伊都国虽然沦为了新生倭国的一个成员国，但是由于其地处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来往交流的门户地带，在外交和经济方面依然保有雄厚的实力。伊都国利用长期以来积累的外交智慧，一直留意着各国的外交动向。

原伊都倭国的王都三云遗迹群即使在公元3世纪也仍然充满活力。住宅和墓地的占地面积不断扩大。大型环沟用于区分聚落的功能也依然如故。直到公元3世纪前半，聚落中保有的铁器及铁原料的数量依然不减当年。正如支持邪马台国大和说的学者们大多认为的那样，诸国共同拥立女王卑弥呼，结束“倭国大乱”的目的是想夺取九州北部地区的铁原料，这一局面并不是近畿、濑户内势力的胜利造成的。

自弥生时代中期后半以来，伊都国作为面向外海发展的港湾国家的地位依然存在。在公元3世纪的三云遗迹群中，伴随着三韩系、乐浪系的瓦质陶器同时出土的，还有朝鲜三国时代的陶质陶器，以及畿内系、濑户内系、山阴系的陶器。而相对应的，在朝鲜半岛南部也有大量依然经由伊都国运入的九州北部制广形铜矛、小型仿制镜、无茎式铁箭头和大量的西新式陶器等。可以说，在新生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上，伊都国依然是个极为重要的窗口（参见此图）。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曾记载：“自女王国以北（其实应该是西），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这里所说的“大率”就是“大帅”，即军事总督的意思。有学者认为伊都国虽“统属女王国”，但其实邪马台国设置这一机构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监视伊都国。

不过说到底，设置“大率”的其实是新生倭国的大和王权，而非邪马台国。笔者认为伊都国的中枢充分运用了原伊都倭国的政治智慧，分担了大和王权“大率”的职能，负责监视原伊都倭国国内各同盟国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因此，《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常治伊都国，于国中合如刺史”，指的恐怕就是由大率派遣的官员了。

公元3世纪的奴国

另一方面，奴国到了公元3世纪，春日丘陵上环壕围绕的聚落纷纷解体，一度辉煌的技术密集型城市、王墓也都没了踪影。旧时奴国的王都须玖遗迹群也在弥生时代后期前叶将中心移至向北方扩展的低地。须玖永田遗迹、须玖黑田遗迹则出现了边长七十多米的方形区划。另外，在须玖唐梨遗迹和五反田遗迹，考古人员复原了一条长达两百米的直线型沟，我们可以想象方格中存在着分成条块的都市型聚落。然而，到了公元3世纪，这些聚落也逐一走向衰败。

曾几何时，奴国王是“王中之王”，威光无限，而今却风光不再。奴国王与奴国国内的大首领及曾经与其组成国家联盟的他国之王，阶级差别也在逐渐缩小。与伊都国不同，公元3世纪的奴国经历了痛苦的转型。

不过即便如此，奴国在公元3世纪依然是日本列岛上的大国，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中可见一斑。此外，大夫难升米是女王卑弥呼开展外交活动时的左膀右臂，他后来被魏封为率善中郎将。曾有学者指出，从其名中的“难（=傩）”字可以判断出难升米或许不是奴国人。实际上，须玖遗迹群虽然衰落，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奴国国内也有繁荣起来的地区。比如同样属于奴国，但靠近海岸地区的“傩”部落联盟的那珂比惠遗迹群、博多遗迹群、西新遗迹，以及位于通往佐贺平原路线上的“御笠”“御原”和那珂川流域的各部落联盟遗迹群。到了公元3世纪，这些遗迹上的其他地区的陶器，特别是畿内地区的陶器数量惊人。与大和王权关系密切的聚落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观察一下公元3世纪前叶至后叶初期古坟的规模，我们就可以发现，九州北部地区筑造的大型前方后圆坟仅次于大和与吉备地区。特别是御笠国筑紫野市的原口古坟、傩国福冈市的那珂八幡古坟可谓承袭了缠向型古坟的整体设计，均为长达80米左右的前方后圆坟（参见此图）。且这些古坟都有三角缘神兽镜陪葬。这说明各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在政治上都与初期大和王权中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伊都倭国后来的结局

到了公元3世纪后叶以后（布留0式时期），伊都国的三云遗迹群的大沟被填埋，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出土了大量畿内系陶器的海岸部新聚落。新聚落的分布范围延伸至玄界滩东海岸地区。新宫町三代遗迹等的粕屋部落联盟和宗像市光冈辻之园遗迹、在住宅遗迹中出土了铁原料铁铤的久原泷下遗迹等的胸肩部落联盟逐渐强大起来。

伊都国范围内有四个世代的二十一座前期前方后圆坟，其数量仅次于大和地区。不过，除了规模最大的一贵山铫子冢（一百三十米）、端山古坟（七十八米）、御道具山古坟（六十二米）、筑山古坟（六十米）以外，剩下的几乎全是小规模的古坟。一般来说，前方后圆坟规模的大小，以及其陪葬品的内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墓主人同大和王权的关系亲疏。从这一点看，伊都国在大和王权内部的地位似乎是不断被削弱的。

不过，在原伊都倭国中枢地区，有七座古坟即便不是前方后圆坟或前方后方坟，其陪葬品中却也有三角缘神兽镜。正如笔者即将在下一章中提到的，三角缘神兽镜是由大和王权所制的、用于首领灵继承仪式的形式化咒具，大和王权的中枢会将其提供给各地的首领。由此可见，尽管这些墓主人在大和王权机构内部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他们个人的资质和业绩还是得到了正向评价的。

从上述情况看，这一时期似乎也与明治维新时的情况有些类似。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政府外交事业不断被纳入国际化轨道，官僚机构和法制建设有所完善，国家逐渐稳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过去身负出身藩利益、争权夺利的旧藩阀逐渐在国家权力中被同化、等质化，原来的藩阀色彩日益淡去。在新生倭国的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伊都倭国中枢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失去了优势。

到了约公元4世纪前叶（布留1式时期），九州北部规模最大的前期前方后圆坟——福冈县苅田町石冢山古坟（长一百二十米）出现了。其陪葬品中出现了七面三角缘神兽镜和一面兽带镜（也有记载称总计十二面）。石冢山古坟属于一个叫“京”的部落联盟，它位于远离原伊都倭国中枢、面朝周防滩的丰国之中。日本史学界早有人指出，石冢山古坟的平面形设计与箸墓古坟等大和王权中枢地区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规格相近。不过，目前还没有明确迹象能够表明，自弥生时代以来这里存在过大型的生产基地或政治权力中心。

正如笔者在下一章会讲到的那样，以这一时期为界，连接倭国与朝鲜半岛外交及贸易的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南北市籴的路线比原先的路线大幅度向东偏移了，路线直接从响滩穿过关门海峡，进入了濑户内海。我们推测，石冢山古坟的墓主人或许正是大和王权派来的大帅，他剥夺了此前一直由伊都国掌控的大率权力，接管了新航线上的外交和贸易。

投马国和狗奴国的地理位置

一般认为投马国位于玄界滩周边诸国向南至邪马台国的途中，而邪马台国以南则有不归顺于女王卑弥呼的狗奴国。那么投马国和狗奴国究竟在何处呢？从文献学的研究成果看，如果站在畿内说的角度，投马国应该在出云或吉备地区。考古学上的观点也认同这一看法。正如笔者前述所言，魏的地理观认为，倭国是呈南北向延伸的长长的岛国。因此，《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称伊都国至邪马台国的方向为向“南”，但事实上却是向“东”。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称投马国的户数为“可五万余户”。正如前文笔者测算的那样，这一数目相当于整个山阴地区（出云）或整个濑户内地区（吉备）的规模。从考古学角度看，吉备国属于大和王权的核心区域，因此作为连接原伊都倭国各国与大和的中转站，吉备国恐怕最适合书中所述投马国的位置。故笔者认为，所谓的投马国即是指以吉备国家联盟为实体的，分布有圆形、前方后圆形坟丘墓以及特殊器台-壶的濑户内中东部松散的部族式国家群。不过，《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并没有任何显示倭国与投马国关系的记录，因此笔者的看法也仅仅是一种猜测。

但是，狗奴国的情况则与投马国不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曾记载：“狗奴国……不属女王。”“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很明显，狗奴国不臣服于拥立女王卑弥呼的新生倭国，且与邪马台国的关系也不好。且就“素不和”而言，两国的关系自新生倭国诞生之时起就较为紧张。所以，狗奴国恐怕是个不承认新生倭国政权、不参与其政权建设的东方国家（《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南方）。

如果以邪马台国畿内说为基准，从文献史学角度看，狗奴国的候选地应该有和歌山县的熊野国、静冈县西部的久努国和群马县的毛野国等。可最近的考古学成果则显示，狗奴国的中枢部分在伊势湾沿岸地区，特别是浓尾平原的可能性极大，其理由如下：

① 弥生时代后期的浓尾平原上出现了一种将陶器涂成红色的“山中式”样式，而且这一地区还形成了本地区特有的三远式铜铎文化，与近畿式铜铎文化呈对峙之态（参见此图）。

② 到了公元3世纪，这一地区继续运用高超的回间式技术，制造了薄薄的带有“S”形口缘台的瓮以及装饰华美的红色的壶，这些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陶器样式，它们甚至还被传入了东日本地区，并被模仿和接纳。

③ 在东日本各国初期的前期古坟中，前方后圆坟很少，前方后方坟占了绝大多数。而这种前方后方坟的雏形，首先就出现在公元3世纪的浓尾平原，随后才开始向东普及。有很多迹象都表明在公元3世纪，向东日本地区传递各类信息的情报源并非王权所在地的大和，而是浓尾平原。

是否存在狗奴国联盟

在政治方面，狗奴国没有建立大和王权那样强有力的政权。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称狗奴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而实际上狗奴国只是浓尾平原上的一个部族式国家联盟，《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认为狗奴国统一了新生倭国势力所不能及的东日本地区。所以，当女王卑弥呼遣使带方郡，向魏说明新生倭国与狗奴国战况之时，魏随即派出了塞曹掾使（属官）张政等人，且授予大和王权任命诏书及黄幢（黄色军旗），并发出檄文，积极支援新生倭国摆脱危机。

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前方后方坟的形成及其对东日本地区产生的影响。诚然，东日本地区的前方后方坟很有可能是从浓尾平原传入的。但是，由方形周沟墓发展为前方后方坟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西日本地区就有与狗奴国无关的前方后方坟丘墓存在。

另外，前方后圆坟不仅仅优化了前往圆丘的通道，它是因思想上的独创性和东亚的契机诞生的。但即便如此，笔者也并不认为其形成具有独特性。笔者认为前方后方坟是在前方后圆坟的影响下产生的。新生倭国集思广益设计出了巨大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受此影响，前方后方坟只不过是急剧扩大了方丘的突出部。浓尾平原上最古老的狗奴国原创的回间遗迹SX-01坟，其方丘长度与前方部的长度之比与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的比例相同，都是二比一，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另外，在坟墓的规模及陪葬品的数量上，浓尾平原的前方后方坟和其他地区的前方后方坟之间也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换言之，这说明这一墓制的原创国与普及国之间不存在政治力量间的牵制关系，所以狗奴国和其他各国并未形成以狗奴国为尊的政治关系。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前方后方坟与前方后圆坟有着决定性的不同。近年来，日本史学界提出了“邪马台国联盟（类似新生倭国的说法）”与“狗奴国联盟”相互对峙的政治构图。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充满误解的，是不准确的。

初期前方后方坟的分布　与3世纪后半日本列岛各地最大规模的前方后方坟相比，东日本地区的大型墓较多，但这里也看不出类似缠向型前方后圆坟所能体现的政治关系

狗奴国的兴亡

上面说到，前方后方坟的形制、陪葬品中陶器的式样等似乎都体现出了一种东方国家外在的一体化趋势，那么这种一体化趋势为什么会出现呢？这一点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公元3世纪，在北陆、东海以东地区出现了最后一次（第三次）兴建高地性聚落的高潮（参见此图）。虽然《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了新生倭国与狗奴国交战一事，但当时战争的规模、激烈程度等我们却无从知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双方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公元3世纪初，新生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狗奴国传至东日本各部落联盟和国的耳中。东日本各国认为不臣服于新生倭国的狗奴国非常有骨气，面对这时的危机，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同仇敌忾的一体感。或者说，笔者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东方的部落联盟和国为了避免危机而主动接受了狗奴国的大规模移动。

而这一时期将陶器涂成红色的地区——浓尾、科野、毛野等以东山道为中心的地区及三远地区，或许就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所谓的狗奴国的实像。但是，与新生倭国南部相邻的、以熊本平原为中心的九州中南部地区，也有将陶器涂成红色的喜好。所以，笔者推测《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将与新生倭国毗邻，但不服从新生倭国统治的各部落联盟及国都视作了“狗奴国”（参见此图）。

不过到了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东方诸国中有国家开始尝试独自与大和王权接触，他们引进了缠向型前方后圆坟。这些缠向型前方后圆坟零星地分布在从大和到伊势经海路过远江再至上总的东海道沿线，以及从近江出发的北陆道沿线附近，这与畿内系陶器传入的路线吻合，它们出现的地域都偏离了红色陶器的中心区（参见此图）。

到了公元3世纪中叶的庄内3式时期，在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由新生倭国向外普及之时，伊势湾沿岸以东地区的陶器也开始沿着同一条路径被大量贩运到了新生倭国的王都缠向，且缠向周边也开始制造这类陶器。此外，缠向型规格的前方后方坟（梅库里一号坟）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意味着狗奴国中枢的一角加入了大和王权的阵营。另外，缠向霍凯诺山古坟殡葬设施上堆积如山的石头中，供着很多产于伊势中部地区的二重口缘壶。为了保障大和至东海道的航线安全，大和王权无论如何都要控制伊势中部这片战略要地。

另外，正如千叶县市原市神门四号坟与木更津市高部三十号坟（庄内3式时期）的关系那般，受到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的影响，而在其邻近地区出现一些同一规格的地方色彩浓郁的前方后方坟，也是这一时期的事。由此可见，东方诸部落联盟和国背着狗奴国中枢，纷纷加盟了新生倭国的大和王权。换言之，这也是新生倭国让东方诸国从背后牵制、监视狗奴国中枢，对其形成包围网的远交近攻之策。新生倭国把在动荡不安的东亚国际形势中学到的外交智慧应用到了统治东方诸国的策略中。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死后（从《北史》的记载判断，卑弥呼死于公元248年）立男王，然而“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卑弥呼的宗女，十三岁的台与（有的版本写作“壹与”，其实是“臺与”的误写）被立为王，“国中遂定”。公元247年，曾被魏派去给卑弥呼送诏书、黄幢的塞曹掾使张政，又被台与拜托送新生倭国的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出使魏。从这一史实可以看出，新生倭国的内乱没多长时间就结束了。另外，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泰始二年（266）新生倭国向新兴的西晋遣使朝贡，表示归顺臣服。《梁书》第五十四卷的倭国条记载说，台与死后立男王，被西晋赐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台与的统治时间应该很短，因为在西晋兴起时，男王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狗奴国式微与其附属国归顺新生倭国，恐怕也跟立男王之事不无关联。狗奴国的衰落发生在公元266年前不久。到了公元4世纪前叶，绕过浓尾平原，相模、上总、上野、科野地区也修建了长达百米左右的前方后圆坟。不过，在原狗奴国中枢的爱知县犬山市东之宫古坟（公元4世纪前叶）中，虽然也有大量继承了过去狗奴国经济实力和独特高超技术的镜、碧玉制品等出现，但其坟墓的形状仍是前方后方形的，长度也不足八十米。而狗奴国承担起新生倭国的部分职责，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得到大和王权的认可，则需要等至浓尾平原上开始出现长达一百米以上的前方后圆坟的公元4世纪后叶以后了。

从女性史视角看卑弥呼的人物形象和鬼道

日本史学界有关邪马台国论的研究著述颇多，对女王卑弥呼人物形象的描述也不尽相同。

关于卑弥呼年龄和生活的描述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卑弥呼被诸国共同拥立为女王是在公元2世纪末，且假设她和台与一样，也是十三岁时成为女王，那她向公孙一族遣使朝贡时至少也有三十多岁了，向魏朝贡时已年过古稀。卑弥呼死于正始九年（248），那时她应该有八十多岁。有文献记载说她“年已长大”，还有很多文献描绘了卑弥呼有着“老女人”的形象。

笔者认为诸国共同拥戴卑弥呼为女王是在公元3世纪初，比上述说法更为年轻，所以卑弥呼死时应为五十岁上下。实际上，《三国志》就三十岁至四十岁这一年龄层曾多次使用“年已长大”进行表述。故而笔者不认为卑弥呼是个长于灵力、享有很高的政治权威、歇斯底里的老女王。笔者认为卑弥呼应该是一位年轻、孤高、充满悲剧色彩的女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女王，一生被迫与外界隔绝。女王身边有政治手腕老道的“男弟”辅佐，只能任人摆布，与傀儡无异。

而关于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的女性祭司王的形象，也有多种不同的描述。为了收拾“倭国大乱”的残局，卑弥呼被诸国拥戴为新生倭国的大王，与此同时，她也成为位居各国祭司之首的最高祭司。所以卑弥呼的“鬼道”不应该只是对弥生时代以来各类祭祀的一种继承。我们也可以把各国拥戴卑弥呼当女王看作一场宗教改革。笔者认为卑弥呼的“鬼道”对弥生时代的祭祀进行了整合，并使之升华成继承首长灵的宗教变革，且在此基础上又吸收了外来的宗教思想。

新的“外来宗教思想”指神仙道教。它和前方后圆坟设计思想诞生的过程相同，都是通过与辽东的公孙政权建交而被引入。公元2世纪前半，张陵在四川省创立了五斗米道。公元3世纪初，到了张陵之孙张鲁那代，五斗米道在汉中俨然形成了一个宗教王国，被称为“鬼道”。当时，公孙一族势力范围内的黄河下游至山东地区还兴起了太平道。太平道以黄巾起义为契机，迅速扩散。陈寿在《魏志》中，将卑弥呼和张鲁的宗教称为“鬼道”。

但是，卑弥呼的鬼道并不是对早期道教的照抄照搬。究其原因，五斗米道属于反体制的宗教结社，是魏太祖曹操平定汉中时的讨伐对象。接受了魏册封的卑弥呼，其宗教不可能是五斗米道。在尊重魏政治立场的史学家陈寿眼里，卑弥呼是东夷的女王，位列各部族式国家的国王之上，她通过与五斗米道相似的巫术掌控了整个倭国，陈寿使用“鬼道”“惑众”等词，或许含有讽刺之意。

最后，关于卑弥呼与“有男弟佐治国”的关系，有人提出卑弥呼是日本古代王权采用姬彦制的典型例子。姬彦制由女性史学家高群逸枝提出，意思是在古代日本，国家由男女二人共同统治。以此学说为基础，史学界又提出了行政性男君与宗教性女官并立的圣俗二重性理论，即男弟负责政治，卑弥呼负责祭祀，这被认为是男系世袭王制出现前过渡性阶段的政治统治形态。

不过，女性祭司、巫女王的坟墓并不多见。弥生时代以来的首领墓通常情况下都属于男王。因此，可以说男王本来就兼具行政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双重权力。寺泽知子指出：“姬”的作用和意义是，催生了继承男王权力时必不可少的首领灵观念，当强化首领灵并让其附于新首领之身成为一项重要的仪式时，女性的生殖力及女性祭司与太阳神交媾的灵力是不可或缺的。首次举行了首领灵继承仪式的西谷三号墓葬着男王和女性祭司组合的可能性极高；楯筑坟丘墓中巫女的替身陶器在男王继承首领灵环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平原一号墓中埋葬着一位女性祭司王，这些就是上述观点的例证。

也就是说，姬彦制的原型就是男王掌握政治和祭祀的双重权力，女性祭司掌控立其为王的决定性“开关”。大和王权诞生时举行的祭祀活动就是这种内在关系的外显形式。像卑弥呼女王、台与女王、平原一号墓中伊都倭国最后的女性祭司王这样，既为最高祭司同时也是王的掌权者的例子，在日本古代史上实属特例。

第三节　王权建立的过程

古坟时代始于何时

在本书中，笔者主张缠向遗迹出现的公元3世纪初是古坟时代的开端。但是，也有人主张以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出现为标志，前方后圆坟墓制和大和王权确立之时，古坟时代才开始。这种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对立，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它一面主张将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出现作为大和王权（古坟时代）诞生的标志，将此前的时期看作王权体制尚未成熟的邪马台国时代（弥生时代），一面又主张将最古老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箸墓古坟的年代提前至公元3世纪后叶以前，认为箸墓古坟就是卑弥呼的墓，这样的观点可谓自相矛盾。

下面我们将从考古学的角度试作分析。前方后圆坟的“定型化”一般来说需要具备以下要素：① 有正圆形的后圆部和又长又高的前方部，二者呈完美的对称形；② 有大规模的坟丘；③ 后圆部分由三段构成，铺有葺石；④ 巨大的墓穴中设有殡葬设施和排水设备；⑤ 墓主人被埋葬在巨大的竖穴式石椁和割竹形木棺中；⑥ 墓中有大量的朱砂、氧化铁等红色颜料；⑦ 陪葬品中有大量的铜镜；⑧ 陪葬品中有大量的铁制武器。

不过，弥生时代终末期的巨大坟丘墓和缠向型前方后圆坟作为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原型早已具备了这些要素，相反能完全具备这些要素的前方后圆坟却非常稀少。前方后圆坟所谓的“定型化”只是研究人员模式化观念的产物，实际上前方后圆坟的变化是渐进式的、多样化的。因此，笔者认为“定型化”所反映的阶段，并不是王权的诞生，而是王权的巩固与扩张。

我们应在综合考虑文化要素及社会变革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时代的划分。因此，笔者认为仅将“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出现”之类的坟墓的样式看作古坟时代开始的标志有失偏颇。况且，古坟时代已经明显进入了阶级社会，国家已发展到了王国阶段。弥生时代以前的文化史式的区分方法，显然已不适用了。笔者认为，进入古坟时代之后，日本史的时代划分应该变成以政权变革、朝代更替为标准的政治史式的时代划分法。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古坟时代始于新生倭国（大和王权）定都缠向的公元3世纪初（庄内式时期）。

布留式和庄内式的时代划分

通过对陶器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理清政治史意义上时代变化的脉络。近畿地区中心部曾制造过很多被叫作“庄内式”和“布留式”样式的陶器。布留式陶器的统一性和规格性较强，它风格简洁、质地轻薄、制造技术高超。布留式陶器多被用于祭祀，日本列岛各地开始生产祭祀用的小型精致的壶、钵、器台和类似形状的陶器。此外，专职为大和王权服务的专业技术群体开始出现，陶器制造技术普及至日本列岛各地。

公元3世纪后叶，布留式陶器的诞生也影响到了出云、吉备、伊势湾沿岸地区的陶器制造技术，但是说到底，布留式陶器还是产于大和地区。布留式陶器各时期在日本列岛的传播路径及其造成的影响，都直接反映了初期大和王权在祭祀、政治方面影响日本列岛的速度和强度。

另外，在《日本书纪》垂仁二十八年条和垂仁三十二年条里，有关于埴轮创始传承的记载，据说那位下令让出云国的土师部制造埴轮的野见宿祢，获赐姓氏“土师连”并掌管了大王的治丧事宜。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云地区的专业技术群体不仅创造了布留式陶器，还参与了埴轮的制作，并营建了前方后圆坟等舞台装置。从考古学角度来讲，出云地区的四隅突出形方丘墓上铺有贴石，这一技术在前方后圆坟的葺石上也得到了充分应用；鸟取县千代川流域集中出现了以大野见宿祢命神社为代表的有关土师氏的遗迹、遗物、地名；日本列岛各地土师氏的活动据点、地名都和大型前方后圆坟及埴轮的制作地带重合。这些都印证了上述观点。

公元4世纪的陶器和埴轮称得上是大和王权的一张名片，它们能被统一化生产并不断在各地推广，得益于公元3世纪专业技术群体的成立，以及他们在各地的流动。公元3世纪，日本列岛各地逐渐出现了专业化的陶器制造团队。大和王权以营建箸墓古坟等大型大王墓、制作布留式陶器以及稍晚时候的埴轮为契机，将他们又整合为了专门修建古坟及相关设施的专业集团。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讲到。

一般认为，在各地营建古坟的埴轮制作集团是于公元5世纪后半部民制完善和氏姓制度成立之后，才被编入土师氏的。但是笔者以为，姑且不论土师氏（部）的名称如何，大和王权新成立的埴轮制作集团应早在公元3世纪后叶（布留0式时期前半）就开始有所活动了，营建《日本书纪》中提及的箸墓古坟正是他们最初从事的工作。

与此相比，相当于“布留式”前一阶段的“庄内式”陶器尽管也被贩运到了列岛各地，并对各地的陶器制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庄内式陶器却并没有像布留式陶器那样被大规模仿制。因此，大多数认为古坟时代始于定形型前方后圆坟出现之时的人，多将定形型前方后圆坟出现的时期相当于布留式陶器出现的时期（布留0式时期），作为支持其观点的依据之一。

但是，笔者一直主张在王都缠向遗迹出现的公元3世纪初，庄内式陶器的诞生标志着新生倭国大和王权的诞生，同时也标示着古坟时代的到来。所以笔者认为，布留式陶器的诞生象征着大和王权第二阶段的出现。而庄内式陶器样式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型精制陶器的模型、纹样、涂有红色颜料的二重口缘壶、刮削陶器内部使其变薄并将陶器底部制成圆形的工艺等，都是布留式陶器诞生的基础。此外，这些样式和技术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吉备国等濑户内中东部地区。

然而，不仅仅是陶器的问题，公元3世纪初至公元3世纪后叶约半个世纪的庄内式时期，日本列岛各地产生的一系列变革、动荡最终引发了王权诞生的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更为详细地叙述公元3世纪日本列岛各地发生的动荡和变革，因为大和王权诞生和古坟时代拉开序幕，都发生在庄内式陶器诞生的时期。

进入近畿地区的物流和从近畿地区向外渗透的大和王权

第一个大变革是物流路线向近畿地区延伸了。汇集于王都缠向的物品不只是陶器，进入庄内式时期后，九州北部以东地区的坟丘墓中，中国铜镜、铁剑、铁制工具的数量一度剧增。另外，在河内湖沿岸地区，出土了朝鲜半岛产瓦制陶器、陶质陶器的聚落也开始增加。舶来品、铁原料以伊都国为中转站向近畿中枢地区大量输入。

另一方面，在近畿北部地区，拥有大量铁器陪葬品的方丘墓数量大增，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海沿线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不过，大和王权仍然未能完全控制海路。在京都府岩泷町（今与谢野町）大风吕南一号坟丘墓，考古人员发现了十三副起源于九州北部地区的青铜制手镯和玻璃制手镯（也可能是璧）、十一把铁剑和碧玉制管玉等陪葬品。像这样颜色呈海蓝色、质量上乘的手镯，过去只在伊都国的东二冢遗迹、京都府大宫町（今京丹后市）的三重遗迹才能得见。据此我们推断，这些陪葬品是墓主人与伊都国交易所获，墓主人把它们佩戴在身上，以夸示其权力。该坟墓的形状也保持着弥生时代后期末传统巨大坟丘墓的形制，故笔者推断它应该属于某位掌控了日本海交通线的丹后部族式国家的王。

第三批高地性聚落的分布　到了王权诞生的公元3世纪，防御性很强的聚落逐渐从濑户内中部地区、近畿地区消失，而在东海、北陆、中国西部地区，高防御性聚落逐渐出现。从中可以看出，作为王权所在地的大和地区，已经成为紧张关系的震源

第二个大变革是，庄内式时期是九州北部地区和近畿地区的铁器数量发生逆转的时期。到目前为止，就现已出土的庄内式时期的铁器数量而言，九州北部地区的数量远超近畿地区的数量。但从公元3世纪后叶之后（布留0式时期）近畿地区的前期古坟出土的大量铁器陪葬品及聚落中高超的铁器生产技术的出现可知，其逆转点就发生在新生倭国将中枢设在大和地区并建立了新物流体系和生产供给体系的庄内式时期。

第三个变革是，公元3世纪在北陆道和东海道沿线地区明显出现了兴修第三批高地性聚落的时间差。公元2世纪末“倭国大乱”造成的紧张感并未随着大和王权的建立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在庄内式时期，大和王权的势力不断向东延伸。

在北陆地区，金泽平原以西地区的高地性聚落在被称为月影式的庄内式时期消失了踪影，但在金泽平原以东的富山、高田、越后平原上，高地性聚落则一直保留到了布留0式时期。这和四隅突出形方丘墓留存时期以及畿内系陶器传入时期的地域差保持一致。另外，在东海道至伊势沿线、知多半岛、三河地区，高地性聚落一直存续到了被称为欠山式的庄内式时期；而在远江以东地区，高地性聚落直到布留0式初期仍然存在，这一点和北陆地区情况相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分县玖珠町白岩遗迹、岛根县安来市阳德遗迹、山口县玖珂町（今岩国市）清水遗迹、平生町吹越遗迹、田布施町大崩遗迹等第三批高地性聚落，在西日本局部地区还有存留。公元3世纪，在参与大和王权政权建设的各国与各国家联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愿臣服于新体制的部落联盟和国。

第四个变革是，列岛各地弥生时代的环壕聚落逐渐解体，与此同时，被土垒、壕沟、垣墙环绕着的方形首领宅邸开始于古坟时代出现。作为举办祭祀性、政治性活动的场所，首领阶层宅邸的出现标志着部落联盟及国的大首领及王转变成了与民众隔绝的阶级统治者，这与埋葬他们的古坟的出现互为表里。因此，笔者认为，填埋掉体现族群凝聚力的弥生时代的环壕聚落的壕沟、使其解体的主谋就是，搬迁到环壕聚落以外的新宅邸的首领。

不过，首领宅邸中畿内系陶器的出土率很高，这表明首领宅邸与大和王权间存在政治性关联。此外，各地区环壕聚落解体与首领宅邸出现的时期也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大和王权的王都缠向及构成王权的成员国的王都在庄内式时期也出现了首领宅邸。与此相比，其他地区则多要等到定形型前方后圆坟出现的布留式时期之后，才会有首领宅邸出现。这说明大和王权是在庄内式时期之后逐层渗透的。

神的变化与祭祀的变化

第五个变革是，青铜器祭祀的结束。在这一点上，公元3世纪时地区性差异就已出现。本次变革不仅涉及祭祀内容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连神所依存的青铜祭器也遭到了遗弃。考古人员在有的遗迹甚至还发现了大概是被火烧过后泼水所致的铜铎碎片。新生倭国不使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国家崇拜的青铜神和青铜祭祀，他们必须创造出一个能被众成员国共同认可的更高层次的神的象征。

笔者猜想有很多人会说新的象征是铜镜。但是，早在弥生时代的九州北部地区，铜镜就已经作为夸示王的权威性和阶级性的宝器存在了，而且当时的人们还把它作为增加咒力的咒器来使用。我们前面也提到过，铜铎的灵力在特殊器台-壶中得到了继承，因此不可能由铜铎转变为铜镜。用青铜器作大和王权的象征符，看来已不合时宜了。

铜铎碎片　（兵库县日高町久田谷遗迹出土。日本文化厅藏，朝日新闻社提供图片）

新出现的首领灵此时已可称作“神”，而和神一体化的“王”最终被选为了新的王权象征符。于是，新生倭国的统治者们开始设计出一整套祭祀仪式来让王继承首领灵，以此作为新的祭祀取代青铜器祭祀。为了使继承首领灵的祭祀最大限度地得到完善，统治者们创造了取代青铜祭器的巨大咒器——前方后圆坟。这样一来，青铜祭器祭祀的时代结束了，前方后圆坟祭祀的文化逐渐渗透到各地，而这一传播的过程又因为大和王权与各部落联盟及国缔结政治关系的早晚与关系本身的强弱而产生了时间差。

例如，在畿内地区的中心地带，大部分铜铎几乎在王权诞生的同时就已被埋藏；而在其周边地区，废止铜铎祭祀则是公元3世纪前叶以后的事了。考古人员在滋贺县野洲市下下冢遗迹、守山市服部遗迹出土了陶制青铜器铸模的外范，这说明在这一地区，铜铎生产与铜铎祭祀一直延续到了公元3世纪。此外，在野洲市小筱原大岩山遗迹，考古人员出土了分两处埋藏的二十四个铜铎，其中就有日本最大的高一百三十五厘米的最后的近畿式铜铎以及三远式铜铎。而在素有近畿东大门之称的湖东平原，各部落联盟有的参与近畿式铜铎的祭祀仪式，有的偶尔也加入三远式铜铎的祭祀仪式，在大和王权成立后，作为新生倭国的成员，各部落联盟及国与青铜祭器祭祀诀别，人们在边界上埋藏了青铜祭器，用以诅咒不肯归顺的狗奴国联盟。以上便是笔者综合各类资料做出的猜测。

另一方面，须玖遗迹群是九州北部地区广形铜矛的铸造中心，到了公元3世纪的庄内式时期，其生产才近乎终止。但是，北九州市重留遗迹、佐贺县鸟栖市本行遗迹的铜矛却是在弥生时代后期末（公元2世纪末）被早早埋藏的；而与此相对的，在春日市辻田遗迹，到了庄内式时期，青铜祭器才被毁坏后丢弃。小郡市津古遗迹的铸模则是在公元3世纪后叶至公元3世纪末的布留0式时期被丢弃的。据此可以推测，公元3世纪前半，这里很有可能还在生产铜矛。在对马、大分、熊本等边境地区，青铜器祭祀也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在庄内式时期，大和王权（新生倭国）诞生，并逐渐与列岛各地的部落联盟及国建立了政治关系。本章所提及的这些变革，几乎是在其内部同时发生的。这证明庄内式时期存在着能够给列岛社会带来巨变的强大王权。在王权之下，列岛社会正朝着能诞生定型化巨大前方后圆坟的第二个阶段稳步行进。

第八章　王权的发展

第一节　前方后圆坟体制

从前方后圆坟看政治秩序

中国史料中没有关于公元4世纪中日关系的记录，而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内容，史实可信度又比较差。基于这种情况，文献史学便将公元4世纪称作“空白的公元4世纪”。特别是在过去，学界将定形型前方后圆坟出现的时期认定为公元4世纪初，并将公元3世纪划归邪马台国时代，于是大和王权诞生的问题自然就落入了“谜团重重的公元4世纪”。但在本书中，笔者根据考古学成果得出了下述结论：大和王权的时代就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邪马台国时代，在“倭国大乱”后不久的公元3世纪初，九州北部、吉备、畿内等地区组成联合政权，即大和王权。所以，笔者在本章中，将从新生倭国大和王权巩固与发展的角度，论述公元4世纪的历史（现指公元3世纪后叶定形型前方后圆坟出现以后的公元4世纪史）。

都出比吕志把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等所象征的、以大和王权为中心的阶级性、身份性等级制度称作“前方后圆坟体制”，并将其定位为界定古坟时代的政治体制。西岛定生在1968年提出，前方后圆坟在列岛上的普及情况反映了一种“国家层面上的身份秩序”，这种秩序正是大和王权氏姓制度的前身。而都出比吕志的上述观点正由该观点发展而来。

笔者虽与上述以定形型前方后圆坟出现的时间为古坟时代的开端并以此时期作为大和王权及早期国家诞生的标志的观点持不同看法，但是，从日本列岛各地古坟的规模、形状、陪葬品的内容等角度来解读各地区与大和王权的政治关系的视角却至关重要。

近年来，考古人员也将这种视角应用到了对首领宅邸的考古发掘上。笔者认为首领宅邸及其环濠（环沟）的规模、宅邸与一般聚落的隔绝性、建筑物的结构和配置、祭祀遗迹的完善程度与遗物的数量、铁器等手工业生产的有无等指标，基本上已经可以反映首领权力及其经济实力的强弱了（参见下面表格）。仅公元4世纪而言，首领宅邸的档次从A档的大和王权中央豪族（王），到D档的部落首领，其阶级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王权中枢大和地区，甚至还存在着与新生倭国大王级巨大前方后圆坟（两百米级）对应的A档以上的巨大宅邸王宫。

首领宅邸的档次和首领的阶级性

“◎”“〇”“△”“×”分别表示“特大”“大”“有”“没有”

然而，仅靠古坟和首领宅邸的规模和内容等是很难弄清楚首领们与大和王权的政治关系的。因为笔者认为在公元4世纪，大和王权并未使用统一的标准去直接统治各地。各地政权与大和王权关系复杂，有主导、参政、从属、抵抗等多种形式。初期的大和王权尚且不论，即便在大和王权巩固之后，也依然有很多地方只有当地的王或大首领才能掌握该国的阶级权力和经济实力。就此而言，上述“国家层面上的身份秩序”的分类似乎过于理想化了。

前方后方坟的意义

就古坟的形状而言，除了前方后圆坟，还有前方后方坟、圆坟、方坟等。比如，在公元4世纪前半的大和地区，就有在规模上不逊色于A档古坟的前方后方坟存在，这就是全长一百四十五米的波多子冢。而就B档和C档古坟而言，大和的葛城、山城北部、出云、尾张、磐城等地也有比前方后圆坟时期更早、规模更大的古坟。前方后方这一墓形由弥生时代的方形墓发展而来，但也受到了前方后圆坟的影响。前方后方坟地域性、传统性较强，虽然在规模上它并不输前方后圆坟，但其墓主人恐怕却多是那些不被允许营造前方后圆坟的王或大首领。正因如此，像千叶县饭合作遗迹、埼玉县三之耕地遗迹那样以东日本地区为中心营造的初期前方后方坟，才会与前一个时代的前方后方形周沟墓、方形周沟墓群毗邻而居。

至于圆坟和方坟，情况就更复杂了。在公元4世纪便已有奈良市富雄丸山古坟（直径86米）、岛根县安来市大成古坟（65米×44米）、山梨县龙冢古坟（边长约为50米）等巨大的圆（方）坟存在。大和王权最具代表性的古坟设施是其前方部，首领灵继承仪式后新首领在此宣告即位并获得承认。故而古坟缺失前方部说明墓主人不需要举行王权祭祀，或其资格未获承认，又或者只是墓主人本人坚定地拒绝执行王权祭祀。因此，根据前方后圆坟的形状及其规模大小，我们或许能够判断出墓主人与大和王权的关系亲疏，但却未必能够洞悉这些地方的王及大首领在政治、经济上究竟实力如何。

那么，某些墓主人为什么不被允许采用前方后圆坟呢？前方后圆坟原本就是为大和王权的“开国元勋们”设计的墓制。与此相对的，前方后方坟则属于那些间接参与王权的大首领及王族。都出比吕志将这两种类型分别比作德川幕藩体制下的谱代大名与外样大名。

但是，随着列岛各地的王与大和王权的关系逐渐稳定，大和王权不断地发展、巩固，这些“谱代大名”“外样大名”的差别也逐渐消失。以公元4世纪为界，除出云地区以外大型前方后方坟都逐渐变成了前方后圆坟，而绝大部分地方的D档小坟墓都是前方后方坟。可以说，大和王权的身份秩序从原来的重视出身转变为重视对王权的贡献，其功利主义色彩浓厚起来。

箸墓古坟是否为卑弥呼的墓

这样一来，如果能够明确日本列岛最初、最大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箸墓古坟的筑造时期和墓主人等问题，那将对研究大和王权初期的发展历程意义重大。由于箸墓古坟属于日本宫内厅管辖，不能随意靠近，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学界甚至无法确定其精确的筑造时间。不过，通过1998年在坟丘处发现的诸多特殊器台-壶、二重口缘壶，以及1995年以来在箸墓古坟周边发掘出的三处环沟渡堤、环堤、环濠，学界最终确定箸墓古坟从筑造到埋葬的时间大概是在布留0式前半。虽然此处因篇幅问题我们无法详述，但从中国铜镜、陶器编年等处获知的公历纪年看，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大致处于公元3世纪后叶至公元3世纪末之间。

据《北史》《梁书》记载，泰始二年（266）台与死后，立男王。男王遣使朝贡晋，被赐爵。笔者对此记载非常重视。如果正是这位男王成功压制了狗奴国，促进了大和王权对东日本地区的统治，那么他恐怕就是那座最初筑造的巨大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墓主人了。

有学者曾站在邪马台国大和说的角度指出，定形型前方后圆坟的出现标志着古坟墓制的产生。令人意外的是，竟有很多人支持箸墓古坟应是卑弥呼墓。《日本书纪·崇神纪》十年条中记载说，箸墓古坟中埋葬的是位女性，即崇神天皇的姑母倭迹迹日百袭媛，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卑弥呼；箸墓古坟后圆部的直径约为一百五十米，这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卑弥呼墓“径百步”（一步约六尺，魏晋一尺约二十四厘米）吻合。不过，箸墓古坟这样前方部巨大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是否能用“径”来表述，尚且存疑。但也有很多人指出，“百”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数字，它只是形容巨大数字时使用的惯用词。笔者认为用“径”来形容的墓，恐怕应该是前方部尚不发达，乍一看类似圆坟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吧。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与狗奴国一直有矛盾，在卑弥呼死前不久的公元247年，新生倭国与狗奴国仍然处于交战状态。《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也曾提及，卑弥呼死后“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故笔者推断，直到台与上台，混战状态仍然持续。况且，即便卑弥呼已被诸国推举为新生倭国的大王，但那时在西日本的部分地区及东日本地区，仍有不愿归顺新生倭国的诸国联合与之对抗。所以，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笔者认为新生倭国无暇筑造极为巨大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

根据推断复原出的箸墓古坟　虽然箸墓古坟是宫内厅所辖陵墓，禁止发掘调查，但是通过近年来的周边调查，一个超乎想象的筑造蓝图浮出水面。图为笔者和桥本辉彦（樱井市教育委员会）合作绘制

有关三角缘神兽镜的争论

我们在讨论前方后圆坟的体制时，有一内容不容忽视，《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景初三年（239）十二月魏赠予卑弥呼百枚铜镜，翌年即正始元年，百枚铜镜抵达日本，“悉可以示汝（卑弥呼）国中人，使知国家（魏）哀（重视）汝”。据1961年小林行雄提出的观点，卑弥呼将这百枚铜镜分发给了参与治理新生倭国的各国首领。

另一方面，西自宫崎县东至福岛县范围内的前期古坟中，均保存着大量的三角缘神兽铜镜。铜镜内区刻有身居仙界的西王母、东王父等神像，并配以龙虎等瑞兽，铜镜的外缘断面呈尖尖隆起的三角形，故其名曰“三角缘神兽镜”。铜镜直径为二十一厘米至二十三厘米，较大的规格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小林行雄发现，这些铜镜中的好几种都是用相同铸模铸造的同型镜，如果用线将出土这些铜镜的古坟相连，我们就会发现其分布自近畿中枢地带起，自西向东散落在日本列岛各地。也就是说，小林行雄认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提及的“铜镜百枚”指的是三角缘神兽镜。

对此，森浩一等人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大多数的三角缘神兽镜其实都是由倭国制造的，中国从未出土过三角缘神兽镜，且目前已经出土的这种铜镜，数量已远超百枚。此外，三角缘神兽镜多陪葬在棺外，所以它应该不是墓主人最为重视的铜镜。接下来，笔者将把这两种学说的主要观点简要总结在下面的表中，以供参考。

有关三角缘神兽镜主要产地之争　箭头表示两说争论的方向

该争论首先由反对三角缘神兽镜是在倭国制造的“魏镜说”学者加以反驳，继而提出新见解。其后，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在倭国制造的学者针对反驳进行答复与修改。在这一过程中，旧学说得以补充，更臻完善。例如，“缺失在中国的出土案例”“有很多日本的出土案例”是持“魏镜说”学者的软肋。对此，“魏镜说”学者的应对策略是提出“特铸说”，强调魏政权在外交政策上重视倭国，故专门为新生倭国铸造了铜镜。这样的策略“反客为主”，将对方的质疑转变为支持“魏镜说”的论据。在讨论过程中，弱点变长处，长处变弱点，如此反反复复，争论持续了四十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数目已达五百枚之多。

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

如何解读魏赐给卑弥呼的百枚铜镜，是了解公元3世纪东亚国际形势动向、新生倭国政治制度及其王权巩固发展状况的重要线索。综合现阶段考古学的各类成果来看，笔者赞同倭国制作说。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及其背景。考古人员曾在大和地区的天理市黑冢古坟出土了三十三面三角缘神兽镜，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发掘时墓穴几乎处于未被盗掘的状态，现场的这一状态对我们了解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至关重要。在棺内，只有一面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被放在了被葬者的头上。而那三十三面三角缘神兽镜则全部置于棺外。而且，在棺外，也仅有一面三角缘盘龙镜被放在了被葬者头部的方向，虽然是同类铜镜，但它却并非三角缘神兽镜。另一方面，三十二面三角缘神兽镜全被放在了棺和石椁的缝隙中，镜子的反射面朝向死者。根据摆放的位置来看，于被葬者而言，最重要的铜镜恐怕还是画纹带神兽镜，其次才是三角缘盘龙镜。至于三角缘神兽镜，其性质恐怕与上述两者相异。

这样的案例不仅限于黑冢古坟。当三角缘神兽镜和东汉式铜镜一起作为陪葬品下葬时，东汉式铜镜通常会被放在距离被葬者较近的地方，以示重视和优待。如果三角缘神兽镜是魏为“示汝国中人”而赐予卑弥呼的“铜镜百枚”，那应该绝对不会受此冷遇。

笔者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其实应该是升仙和辟邪用的咒具。东晋人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讲的是神仙术和道教之事。《抱朴子·杂应》称：“或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则见神仙。”另外，《抱朴子·登涉》则说：“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

在魏晋时期，九寸相当于现在的约二十二厘米。也就是说，从图像、铭文的内容、尺寸来讲，三角缘神兽镜应该是能辟邪，且能使持有人获取现世利益、长生不老的神镜。笔者认为三角缘神兽镜的边缘部分呈锐利的三角形，其反射面与其他铜镜相比异常突出，可增强漫反射效果，非常适合被用来营造辟邪、升仙之奇妙氛围。这让人联想到弥生式传统的辟邪思想。

另外，陪葬在古坟中的东汉式铜镜，其时期往往比日本古坟还要早上数百年。主张“魏镜说”的学者认为，陪葬于棺内的东汉式铜镜，应是从弥生时代先人处所得，此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代代相传。大和王权诞生后，向各地分发了魏政权所赐的三角缘神兽镜，传统铜镜失去了权力象征物的地位，因而便被用作陪葬，并在首领灵继承仪式后被毁，用以宣示继承仪式结束。笔者认为这就是东汉式铜镜碎片被用作陪葬的原因。

但是，比之新的三角缘神兽镜，失去价值的旧铜镜不应该受到优待。而且，如果说失去权威的旧铜镜应当被弄碎，那么那些从古坟中出土的完好的东汉式铜镜就不应该是旧铜镜。实际上，那些由于人手触摸太多而闪闪发光，纹样也变得模糊不清的旧铜镜，在最近的研究中多被判定为铸造技术低劣、以古镜为模板复刻的仿古镜。因此，前期古坟中出土的东汉式铜镜，恐怕大多是公元3世纪以后的以古镜为模板复刻的仿古镜。

百枚铜镜是什么

这样一来，公元240年被赏赐给卑弥呼的“铜镜百枚”，到了公元3世纪后半（庄内式后半至布留0式时期左右）成为最佳的陪葬品候补。具体来说，这些铜镜包括画纹带神兽镜、斜缘二神二兽镜、斜缘兽带镜，以及包括仿古镜在内的方格规矩镜、连弧纹镜等。特别是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斜缘二神二兽镜、斜缘兽带镜虽在日本列岛多有出土，但在中国却没有踪影。另一方面，有少量与德岛县荻原一号坟相同形制的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在乐浪出土。综上所述，“铜镜百枚”分布在以近畿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内，它们多半是在新生倭国成立并发展了一段时期后，由大和王权的中枢赏赐到各地的。另外，笔者推测这批铜镜的产地并非魏的统治中心——黄河中游地区，而是公孙一族曾统治过的乐浪郡、带方郡一带。

这些铜镜的原型平缘神兽镜、平缘画像镜等，原本就极少在中原地区出土。从其出土的地域及制作手法来看，这两类铜镜应出自吴国的会稽、吴郡的制镜工匠之手。但是，从当时的政治情况看，新生倭国几乎不可能通过与吴国建交而直接获得这些铜镜。在主张“铜镜百枚”是由魏特意为新生倭国铸造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学者中，有人认为画纹带神兽镜是卑弥呼早年通过外交方式从公孙一族处获赐而来。然而，卑弥呼向公孙一族朝贡是在公元3世纪初的建安年间（196—219）。当时，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盛行制造铜镜，而中原地区则经济萧条，铜镜制造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公孙政权也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封闭隔绝了，其铜镜生产状况也并不乐观。

然而黄初三年（222），孙权从魏政权中独立出来，称吴国皇帝，于吴嘉禾元年（232）封公孙渊为燕王。翌年，孙权遣使率万人经海路抵达公孙渊处。笔者推测吴使者率领的万人中一定有制镜的工匠。然而，在魏政权的压力下，公孙渊最终还是背叛了吴国，归顺了魏，并于青龙二年（234）被魏帝封为乐浪公。综上所述，吴国工匠在公孙一族的统治区内制造受到吴国样式影响的画纹带神兽铜镜，多是公元233年以后之事了。

实际上，在日本列岛出土的画纹带神兽镜中，几乎没有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196—219）所制形制较古的铜镜。甚至在日本最古老的缠向霍凯诺山古坟、德岛县萩原一号坟中，最早也仅有庄内式中期（公元3世纪中叶）的铜镜出土。小山田宏一关于画纹带神兽镜的研究指出，画纹带神兽镜的制作时期不会早于公元3世纪初。如果新生倭国于公元3世纪初通过和公孙一族建交而获赐这些铜镜，那么按理说应该有一些早于庄内式前半（公元3世纪前叶）的陪葬例出现。笔者认为，这类公孙政权区域内出土的铜镜只能在公孙一族的政权复归魏，且卑弥呼获魏政权册封的公元239年之后，才能流入倭国。

三角缘神兽镜的诞生及其意义

如果以画纹带神兽镜为主的神兽镜的制造受到了移居公孙政权统治区的吴国工匠的影响，那么在景初二年（238）魏灭掉公孙一族，恢复对乐浪郡、带方郡的统治之后，这些面向东夷生产的铜镜应该会在这一地区继续生产。换言之，事隔仅十个月之后，在景初三年（239），卑弥呼便向魏遣使朝贡，接着三角缘神兽镜诞生了。

在上一章第二节笔者提过，公元3世纪初以来，新生倭国通过与公孙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获得了中国东汉末的各种铜镜（第一阶段）。接下来，正始元年（240），魏赏赐了卑弥呼曾产于公孙政权统治区的画纹带神兽镜等“铜镜百枚”（第二阶段）。此后，为了“示汝国中人”，卑弥呼向新生倭国成员国的王分赐了铜镜。在这一阶段，倭人中的有识之士首次把前方后圆坟的思想、神兽镜所描绘的仙界之意视作共通的价值观，神仙思想逐渐在大和王权内部传播。人们开始在超过九寸的大型铜镜抑或神兽像及其铭文中寻找依据。这时，三角缘神兽镜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在倭国被大量生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刻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等魏政权纪年铭的最初的三角缘神兽镜，其内区神兽的纹样结构几乎和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的纹样结构完全相同，且当时尚没有形成明确的三角缘。所以，很有可能是那些处于魏公孙政权统治之下的吴国工匠，将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的内区和三角缘（斜缘）画像镜的外区结合，创造出了刻有魏纪年铭的最初的三角缘神兽镜，并将其添加到“铜镜百枚”之中。这样一来，大阪府高槻市安满宫山古坟和京都府弥荣町（今京丹后市）太田南五号坟出土的刻有“青龙三年”纪年铭的方格规矩镜，也就应该包括在那“铜镜百枚”之中。如果从这个角度进行考虑，认为“景初三年”下赐给卑弥呼的三角缘神兽镜是魏特铸而成的“魏镜说”，恐怕也就因论据不足而不攻自破了。

另外，在刻有纪年铭的铜镜中，有的纪年铭正确使用了“正始元年”（公元239年12月发令，翌年即公元240年1月开始使用）铭；有的则沿用之前的年号，错误地使用了“景初四年”（即公元240年）铭。京都府福知山市广峰十五号坟中出土的刻有“景初四年”纪年铭的斜缘盘龙镜就曾引发热议。但如若换个思路思考，乐浪郡、带方郡等边境地区距魏都洛阳遥遥数千里，改元诏书虽逾月余，仍然未至。故此，乐浪郡、带方郡等边境地区所制之铜镜才采用了错误的年号吧。

接下来，因为大和王权中枢已经接受了神仙思想，并将其视为共同价值观，因此，在第三阶段（正始四年，即公元243年）、第四阶段（正始八年，即公元247年），新生倭国很有可能趁遣使朝魏之际，特聘了制作铜镜的工匠。不过，正如王仲殊指出的那样，不论三角缘神兽镜的制式如何沿袭画纹带神兽镜、画像镜等吴镜的制式，以新生倭国与魏那时的关系，吴国的制镜工匠绝不可能直接前往新生倭国。也有研究指出，只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北部才能看到与三角缘神兽镜类似的铜镜，拥有特殊的长方形钮孔、外周围绕着突线的铜镜应该只可能出自从吴国来到乐浪郡、带方郡的制镜工匠之手。

三角缘神兽镜　（富雄丸山古坟出土，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展示）

这样一来，正如小林行雄的研究所言，从大和王权分配给各地方部族式国家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我们可以看出初期的大和王权与各地方部族式国家的王和首领的政治关系。然而需要补充的是，三角缘神兽镜是先由大和王权直接分配给参与王权建设的地方之王的；其后，各地方的王会将象征权威的三角缘神兽镜第二次、三次实施再分配。三角缘神兽镜的新旧形制未必与陪葬古坟的年代对应，前方后圆坟、圆坟、方坟、甚至方形周沟墓中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也都印证了这点。

可以说，三角缘神兽镜的量产及其分配与卑弥呼死后诸国共立台与为王以重振王权、拥立男王巩固王权对应，它是第二次宗教改革。三角缘神兽镜是后卑弥呼时代的权力象征物，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和王权积极进取的新气象。

第二节　大和王权的祭祀制度

继承首领灵的秘密仪式

公元4世纪，随着大和王权的巩固与发展，祭祀制度也不断完善起来。在这一节中，笔者首先将复原大和王权最重要的秘密仪式——首领灵继承仪式。首领灵继承仪式是如何在定形型前方后圆坟这一完备的“舞台”上举行的呢？笔者将借助后世天皇驾崩的相关记录，以及民俗学知识，加上笔者大胆的想象，说说看法。

假设王已驾崩，其修建的寿陵（从生前开始修建的坟墓）大体也已竣工，在铺好了葺石的后圆部顶部，巨大的墓道和墓穴被开辟出来。墓穴的底部铺有一层小石子，并修有排水的沟渠。又长又大的割竹形木棺外铺着黏土和石头。木棺的外侧堆砌着五十厘米至六十厘米的石椁，其旁边预留有一定的空间，用以填埋墓穴。

与此同时，位于坟丘顶部的祭祀舞台也已经开始建设。平原遗迹、西谷遗迹、缠向霍凯诺山古坟等的坟墓上的建筑物、楯筑遗迹的结界立石在这一阶段已经渐渐变为了由特殊器台形埴轮、圆筒形埴轮堆砌而成的形式化的墙垣。坟丘顶部还搭建了简单的小屋，围着幕或帘。这就是万事俱备的举行秘密仪式的“舞台”。而此时，已故的王被安放在殡屋（灵魂处于游离状态、等待尸体风化而临时搭建的小屋）里，等待复活。而更早的时候，坟墓上的建筑物本身或许就兼有殡屋的功能。

继承首领灵的秘密仪式要选在新月之夜举行。日落后，如眉般妖艳的新月西沉之时，祭奠仪式开始；待到夜深人静，四下漆黑后，秘密仪式才能进行。在庄严的气氛中，人们将先王的尸体从殡屋转移至“舞台”，并把他放进铺满大量朱砂的木棺。此时，三角缘神兽镜因能辟邪，助力首领灵的游离，将死者的魂魄和亡骸送至仙界，而被置于“舞台”上。秘密仪式从新王的沐浴净身开始。新王躺在先王的木棺旁，人们将原来盖在先王身上具有灵力的寝具“真床覆衾”重新盖至新王身上。新王裹覆着附有先王之灵的“真床覆衾”像胎儿一样，静静地等待先王之灵附于其肉身。此间，最高女祭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新月重现东方天空之前，让灵体离开已故之王，附于新王之身。正如前述章节所言，如果没有最高女祭司，王就不能重生。

秘密仪式结束后，日出之时，新王诞生。仪式后，人们捣碎咒器。新王穿戴整齐，戴上王冠，佩戴各种玉类装饰，腰挎佩剑，在手持大型连弧纹镜的最高女祭司的引导下，走出墓道，顺坡而下，向着坟的前方部直行。之后，再顺坡而上，在朝阳的照耀下，新王登上用壶等围成结界的祭坛。一时间，人们欢声雷动。通过这一整套程序，新王对内外宣布即位，获得各方认可。

其后，秘密仪式的舞台被收整，接着葬礼开始举行。人们整理先王的遗容，将象征权威的铜镜、玉、武器放入木棺，然后盖上木棺盖，用黏土堵严缝隙。而在木棺外的石椁内，除三角缘神兽镜外，人们还放入了大量彰显军事力量的武器、铠甲。葬礼队伍至此离开。这就是先王遗体的盖棺仪式。在古代中国，人们希望亡者的肉体能够复活，并在彼岸过上人间般的生活，而日本的盖棺仪式则丝毫不会有类似考虑。石椁被堆砌起来后，人们会用天井石进行密封。如果是黏土椁的话，黏土也会密封棺外的陪葬品。即便是石椁，最终往往也会用黏土再密封一次，不过这并不是为了防水。天理市下池山古坟的石椁就采用了布和黏土双层密封。

如此一来，在前方后圆坟举行的所有仪式终于结束了。墓穴和剩下的墓道会被掩埋。坟丘上举行仪式的空间则会建起方形坛，铺上白石子，设置出用特殊器台形、圆筒形埴轮隔开的结界，作为纪念先王成为祖灵的圣域，受到众人祭拜。

首领灵继承仪式与大尝祭

笔者认为，前期古坟的首领灵继承仪式，为后世的天皇灵继承仪式所继承和发展，并构成了大尝祭最原始的核心。著名的民俗学家折口信夫在《大尝祭的本义》中指出，新王在大尝宫的寝座上裹着“真床覆衾”以继承先王的天皇灵，这一祭祀仪式体现了大尝祭的本质。其实，随着前方后圆坟的定型化，折口信夫所说的这种本质已逐渐形成。

以完善的定形型前方后圆坟为舞台举行的秘密仪式，已趋于形式化。诞生于平原、西谷、楯筑遗迹的坟墓上建筑物中的首领灵继承仪式，被王都缠向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继承，并在那一阶段开始形成殡屋与秘密仪式举办场所合二为一的倾向。到了公元5世纪以后，相较于祭祀场所，古坟作为墓地的性质开始凸显，殡屋也逐渐被隔离化般地设立在皇宫或宅邸的角落内，继承首领灵的仪式也逐渐从古坟转移到了王宫内的大尝宫。

在前期古坟的殡葬设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单人用巨型竖穴式石椁和割竹形木棺。春成秀尔表示，像这样巨型的殡葬设施应是为了让已故首领与新首领能够同棺同衾以举行继承首领灵秘密仪式预留空间所致。

比起这种看法，笔者倒是更关注巨大的墓穴。一般来说，在墓穴内，人们会在堆积到一定高度的石头和黏土椁旁修出一个与木棺顶相应高度的面，然后再在其上摆上铁制品、石制手镯等，以设置一个举行仪式的空间。再者，墓穴下方通常建有完善的排水沟，这是为新王在举行秘密仪式时沐浴净身而修建的。安放好木棺之后，用椁密闭所有东西之前，新王会在该空间举行秘密仪式。

然而，从文献史角度研究大尝祭的学者则强烈反对上述观点，他们的理由如下：① 皇位继承仪式、即位仪式等从未有过在坟墓举办的先例；② 大尝祭只不过是天皇即位不久后举行的较为盛大的新尝祭（收获祭）；③ 王位、皇位的继承是通过继承象征王位的神器与玉座来实现的。但是，从文献史角度研究大尝祭的情况，恐怕并不适用于公元7世纪以前的情形。因为公元6世纪后，坟墓是污秽的，不可在坟墓里举行神圣的皇位继承、即位仪式的墓葬观才逐渐产生。

研究中国神话学的专家白川静指出，秦朝博士伏生所传授的《尚书·顾命》中记载了周成王驾崩之际举行的新王接受灵体的即位仪式：“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而这项仪式应该就相当于日本的“真床覆衾”。中国古代或许也存在着继承首领灵的秘密仪式。

保留在文献记录中的大尝祭，以模糊的首领灵继承仪式为核心，混合吸收了中国古代较为完善的即位仪式、祖灵祭祀、农耕祭祀元素，并对律令制天皇统治构图下的朝拜礼仪进行了一番润色后最终形成。正如赤坂宪雄、工藤隆所言，大尝祭的真实意图是复原隐约可见的古代。

火与水的祭祀仪式——缠向祭祀和导水设施

大和王权祭祀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火与水的祭祀仪式，该仪式使大和王权向地方各层延伸，它是显示了大和王权集中掌握农耕礼仪的重要仪式。最迟公元3世纪末，火与水的祭祀仪式在王都缠向初具雏形。到了公元4世纪、公元5世纪，随着大和王权的巩固与发展，火与水的祭祀仪式日臻完善，并逐步普及至那些与大和王权有政治关系的地方豪族的宅邸。

火与水的祭祀仪式的原型可以追溯至公元3世纪缠向遗迹的祭祀土圹群。祭祀仪式开始前需要先挖掘一个直径数米的坑，直至挖到地下水涌出，人们可取用地下水，再点火举行仪式。在阴阳五行思想中，水与火相克，处于相对的位置。火之生气始于立春之阳气（寅），水之生气始于立秋之阴气（申）。水与火在宇宙中最为相克，令水火两极融合是自铜铎祭祀以来实现二元世界融合、万物创生的基本原理。

布留0式时期的王都缠向出现了导水设施。这种导水设施将水从沟里引出，汇集到集水斗中澄清后，又通过管道使其流入槽内，再通过管道流出。考古人员在导水设施附近发现了焚火过后遗留的痕迹和被火焚毁的遗物，由此看来公元3世纪在祭祀土圹中举行祭祀的传统，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完善。此外，考古人员在列岛各地的首领宅邸也发现了导水设施。其中，奈良盆地葛城国南乡大东遗迹（公元5世纪前半）的设施祭祀性最为完备。拦截铺着石头的水渠，将积蓄的水通过管道流入槽内，槽的两侧用木板铺地，以便举行仪式。导水设施本身用掘立柱建筑隐蔽，再用篱笆墙与外界隔离。这样使外界看不到设施内部的情况，形成了双重的祭祀空间。

另外，考古人员还在古坟中发掘出了仿制火与水祭祀仪式舞台的埴轮、石制仿制品。在大阪府藤井寺市狼冢古坟（公元5世纪中叶），仿造导水设施的埴轮被放置于铺成四方形的白石子中央，其周围环绕着仿锯齿状垣墙的围墙形埴轮。在今天神社大殿的围子中我们也能见到这种结构。兵库县加古川市行者冢古坟也出土了带有围墙的宅邸及导水设施。从其陪葬品的内容来看，行者冢古坟的墓主人多半与大和王权的对外贸易关系很深。而狼冢古坟一般被认为是利用誉田御庙山古坟（今应神天皇陵）前方部的外堤筑造的王权关系者的墓，所以其导水设施多半就是大和王权举行火与水的祭祀仪式的设施。

综上所述，火与水的祭祀仪式作为农耕礼仪的象征，被大和王权吸纳，并作为王权官方的祭祀仪式进一步完善。此后，火与水的祭祀仪式普及至各成员国。到了王权更为完善的飞鸟时代，奈良县樱井市上之宫居馆遗迹的铺石导水遗址、《日本书纪·齐明纪》中提及的飞鸟冈石山丘上的龟形石槽导水设施，以及极具象征意义的酒船石等都出现了。

大和王权与边界祭祀

大和王权祭祀的另外两大支柱就是边界祭祀和三轮山祭祀，它们也是为了对内统一大和王权、对外扩展大和王权而举行的重要祭祀。

边界祭祀的代表是于公元4世纪中叶出现的冲之岛祭祀遗迹。冲之岛是一座浮于玄界滩海域，且禁止女人登陆的小孤岛，直到公元10世纪前半，它才在大和王权的主导下举行了海峡祭祀的活动。其中，位于巨岩上的祭祀历史最为悠久，祭祀时使用的供品有铜镜，铁制兵器和工具，铁铤，碧玉制手镯，玻璃、硬玉、碧玉、滑石制的玉，铁制农具模型，等等。这一时期大型古坟的陪葬品几乎都作为祭祀供品出现在了这里。

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大和王权正式与朝鲜半岛开展外交活动。这成为冲之岛举行祭祀仪式的时代背景。换言之，正如笔者在提及伊都国的盛衰时所论述的，此时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物资贸易航线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不再是对马-壹岐航线，而是变为通过韩崎和冲之岛右侧的关门海峡，直接与濑户内、畿内地区相连的航线。这条主要的航线在当时已被大和王权掌控。其背后是新生倭国想要染指朝鲜的强烈的国家意志驱动使然。正是为了满足这样的国家意志，冲之岛祭祀被用以镇抚海峡边界的神灵，祈祷航海安全。

1992年，考古人员发掘了韩国西岸全罗北道扶安郡边山面的竹幕洞遗迹，该遗迹能反映出大和王权的国家意志已经波及朝鲜半岛。竹幕洞遗迹位于中国当时的南朝与倭国等往来船舶的靠港地，即百济国迁都公州后的海道入口处。

韩国竹幕洞遗迹的倭系遗物　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滑石制仿制品（韩国国立全州博物馆藏）

边界祭祀始于公元4世纪中叶，并在公元5世纪、公元6世纪达到高峰，考古人员曾出土了大量高峰时期的铁制兵器、防具，马具，铁铤，铜镜，陶器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用滑石仿制的镜、剑、勾玉、刀子，以及带有水鸟纹样的须惠器等文物的出土。此外，倭系的祭祀遗物也多有出土。笔者认为，从其他众多的遗物来看，该祭祀的主体恐怕还是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百济扶余的部族式国家，但这些朝鲜半岛上的部族式国家竟然举行了公元5世纪大和王权推广的使用滑石仿制品的祭祀仪式，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这是用“韩倭二国在祭祀航海神上有共性”，或是“这是国际化的表现”等观点都难以解释的，大和王权国家意志的身影似乎在其表象下若隐若现。

三轮山祭祀的原像和形成

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为阻止住在王权统治中心三轮山的神（大物主、大己贵）作祟，大和王权举国举行祭祀活动的传说随处可见。三轮山麓有大量用于祭拜降世之神的露岩（磐座）。考古人员从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用滑石仿制的祭祀用农工具、织具、陶器模型、须惠器等。三轮山祭祀开始于公元4世纪前半，并于公元5世纪、公元6世纪达到兴盛的顶峰。在勾玉上施以装饰的抱子勾玉可以增强祈祷丰收和安宁的咒力，这些产于奈良盆地的勾玉大部分都集中在三轮山麓。三轮山祭祀与火和水的祭祀相同，其原像是与祈祷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相关的二元世界的和谐，以及地灵力量的强化。

有鉴于此，有许多人认为，在弥生时代，普遍存在着一种相信大和地区的三轮山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土著信仰。这种土著信仰便是三轮山祭祀最初的起源。此后，伴随着大和王权的诞生，三轮山祭祀成为王权官方的祭祀活动，并日臻完善。但是，如果对三轮山祭祀的相关遗址，以及出土遗物进行实证性分析，就可以发现三轮山祭祀应形成于公元4世纪前半之后。也就是说，三轮山祭祀与大和王权的谱系相同，它并非来源于弥生时代大和地区的相关祭祀活动。故而直接将大和王权的三轮山祭祀追溯至弥生时代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观点仍然将弥生时代的大和视为大和王权的母体，这是一种基于单系统发展先入观的错误引导。不过，对大和王权来说，三轮山的神是“作祟之神”，它是大和权意识形态的后盾。那么，三轮山祭祀为什么会演变成王权的祭祀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书纪·崇神纪》六年条记载的关于三轮山祭祀诞生的传说。从前，在天皇的大殿中同时供奉着天照大神（太阳神）与倭大国魂神（地神）。但一山不容二虎，崇神天皇便命丰锹入姬命将天照大神迁至笠缝邑祭祀，并在矶坚城建立神篱，而倭大国魂神则由渟名城入姬命来祭祀，不过，渟名城入姬命以身体衰弱为由，拒绝了此职务。当然，上述二神的形象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形成的。因此严格来讲，二神的原型应该是大和王权的最高守护神高皇产灵神的原型太阳神，以及统治土地的大己贵神之原型大地主神。

这一传说的母题与从考古学角度考察的三轮山西麓的祭祀变迁有所吻合。目前，已出土公元4世纪祭祀遗物的场所有两处，一处在桧原神社附近，一处位于狭井神社至大神神社一带。也就是说，二神分祀的三轮山祭祀诞生的时期，恰巧与公元4世纪前半王都缠向祭祀衰退的时期吻合。笔者认为，笠缝邑的矶坚城位于三轮山西北麓能俯瞰奈良盆地处，即今天桧原神社的位置。而倭大国魂神的分祀场所则为公元4世纪的白沙中洲祭坛，即今天祭祀倭大国魂神的狭井神社附近。笔者相信此两处位置恐怕便是三轮山祭祀开始的地方。换言之，二神合祀于天皇大殿的阶段受到了公元3世纪至公元4世纪初王都缠向前方后圆坟祭祀仪式及火与水的祭祀仪式的影响。所以，三轮山祭祀的直接原型，或许就是缠向火与水的祭祀仪式。

故而大和王权的祭祀囊括了性质迥异的二神。对大和王权而言，太阳神祭祀与卑弥呼的鬼道相通，它能够扩大王权、守护王权的权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祭祀，是和大和王权同时诞生的。另一方面，大地主神祭祀与弥生时代以来的农耕祭祀一脉相承，它结合了大和王权压制地方传统的土地神的元素，是具有消极意义的祭祀。

三轮山之神原本就是与大和王权性质相异的神，并非大和王权传统上一直奉祀的神。对大和王权来说，三轮山之神多少有些“作祟”的性格，在《日本书纪》中就有如下记载：雄略天皇命令少子部蜾蠃捕捉三轮山之神（大蛇），于是少子部蜾蠃便将那大蛇抓来谒见天皇。大蛇吼声如雷，双目怒视天皇，天皇吓得浑身打战，赶紧打发人将它送回三轮山。大和王权凭借分祀二神，巩固了政权，扩张了势力。自此，三轮山祭祀同大和王权的向东扩张密切关联。而大和王权压制地方性土地神的本质，恐怕就是让大地主神祭祀与太阳神祭祀作为王权统治东日本地区的手段而得到普及。

王权祭祀向地方普及

这样一来，由大和王权主导的祭祀在公元4世纪后半开始向日本列岛各地普及，并于公元5世纪达到高峰。也就是说，地方性祭祀成为三轮山祭祀“品牌”的本土化版本。地方上的王和首领们开始祭祀河川、湖沼等水源的水神，山岭、山脊等的边界神，山神、海上航线的航海神等的地方性土地神。不过，这些地方性祭祀与大和王权主导的冲之岛和神岛等祭祀相比，仍存在云泥之差。毕竟地方性祭祀活动所用之祭器不过是滑石仿制的镜、玉、剑以及陶器模型罢了。

与此同时，民众层面的祭神活动也开始在聚落内外兴起。从滑石仿制品和陶器模型的出土情况看，民众层面的祭神活动大都以几户大家庭为单位或以聚落为单位来进行。像铜铎祭祀一样，这些祭神活动通常由首领、部落首领主持。尽管大和王权的祭神活动到了地方有所走样，但是大和王权的祭神活动能够普及至地方基层的聚落，被民众效仿，可见其意义重大。

在地方，使用滑石仿制品的祭祀活动原本都是由首领主持的一年一度的农耕、劳动类祭祀（模仿真实的劳动场景举办的预祝丰收的活动），随着大和王权的祭神活动在地方普及，古坟中的陪葬品也逐渐普及至由地方首领主持的族群的祭神活动和民众的祭神活动中。在西日本地区，只有较少的古坟、聚落出土了滑石仿制品，但在近畿以东地区，出土滑石仿制品的古坟、聚落却大为增多。这说明，古坟祭祀仪式、三轮山祭祀已成为大和王权统治东日本地区的重要形式，这些祭祀仪式被各地方的王和首领积极吸收，甚至影响至一般民众。大神神社的分祀、《和名抄》中记载的“三轮”乡名在东山道、东海道沿线的密集分布，甚至公元4世纪后半以后，畿内系祭祀用陶器（小型圆底壶等）、须惠器作为各地共通的祭神祭器而被广泛采用，都是受到了古坟祭祀仪式、三轮山祭祀在东日本地区的普及影响。

综上所述，大和王权通过下述两个方法巩固和发展了王权：① 通过前方后圆坟体制的古坟祭祀仪式，确立了大和王权在政治上对地方性王、大首领的统治关系；② 将统一的三轮山祭祀普及到了地方的基层组织。

第三节　巨大古坟的世纪

大和的大王墓

公元4世纪的大和王权锐意进取，不断朝着日本列岛各地，特别是东日本地区延伸势力。在此期间，大王墓和大型前方后圆坟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变迁的呢？弄清这些答案，我们就能够了解大和王权发展的轨迹、理清大和王权内部的权力构造及其变迁过程。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观察日本列岛前方后圆坟的规模，我们不难发现，直至公元4世纪前半，大和地区A档、B档前方后圆（方）坟的数量极多。就A档前方后圆坟而言，除大和地区外，仅有京都府椿井大冢山古坟、大阪府玉手山七号坟和冈山县浦间茶臼山古坟这三座古坟存在。而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像缠向遗迹那般，举全列岛之力修建的聚落（都市）则几乎消失殆尽。所以说，大和王权公元3世纪至公元4世纪前叶的王宫与墓地是十分特殊的。

一般来说，宅邸作为首领、豪族行使权力的场所，同时也是举办祭祀的空间。而大型前方后圆坟作为坟墓，同时也是继承首领灵仪式的舞台。它们都是统治者在位期间的所需之物。因此，即便统治者的谱系发生更替，通过其宅邸或坟墓在区域内的构造，我们也能够推测出其所属的大致世代。原则上，首领住所及其墓地的世代数，大约是它们的存续时间除以在位时间所得之数。例如，据蒲原宏行整理，佐贺平原的首领墓就是在一百年间，经五六座坟跨越谱系有序地进行了变迁，其中一代约二十年。这就是普通首领墓大致的变迁过程。

大大和古坟集团的分布

那么大和地区的变迁情况又如何呢？上图说明了沿所谓的山边道、上道分布的“大大和古坟集团”的情况。考虑到被葬者的谱系有所不同，我们分别启用不同的名称以示区别。其北面有大和古坟群、柳本古坟群、缠向古坟群；南面有樱井茶臼山、梅苏里山古坟等大王级前方后圆坟。如下图所示，笔者根据各古坟群的情况对其变迁进行了整理。同一档次的古坟大都有所重合。虽然由于篇幅关系，笔者无法详细给出编年的依据，但是本文将根据白石太一郎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参考以下学者的研究，最终提出笔者的思考：① 伊达宗泰关于坟墓选址、坟丘和环濠的形制、主轴方向等方面的研究；② 近藤义郎提出的有关后圆部和前方部斜坡的研究；③ 今尾文昭关于后圆部顶端面积变化的研究；④ 坂靖等人关于埴轮编年等的研究。

奈良盆地前期主要古坟的变迁　大和王权初期的王墓集中于大大和古坟集团，这里同时有五六座大型前方后圆（方）坟并存。大王墓群（系列）中似乎不存在前方后方坟

大大和古坟集团的性质

公元3世纪后叶以后，二百米级别的巨大前方后圆坟通常被认为是大王级坟墓。因此，约百年间一共筑起了六座大王墓，其中不乏相同规模、相同年代的古坟，如：梅苏里山古坟、陵山古坟、石冢山古坟等。当然，笔者认为也有可能存在，虽然有资格当大王，最终却未能如愿之人。不过那些超过百米的A档、B档前方后圆坟仍然令人生疑。越是偏远地方越有规模超过大王墓的大型古坟。大和地区在约百年间共出现了十五座大型古坟，甚至还存在同级别的前方后方坟。如果把这些古坟都看作统治过大和地区的大首领之墓，那其数量似乎太多，规模未免过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从大和王权成立的前因后果来看，将这些大型前方后圆（方）坟的墓主人视作大和本地的首领，这种观点本身很可能就是错误的。虽然那时实行的并不是德川幕府的参勤交代制，但大和王权的开国元勋们应该在王都周边建了宅邸。他们在大和王权担任要职，且常驻王都。数代之后，他们的后人就会逐渐转化为大和王权统治中枢地区的豪族。这样一来，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大和王权开国功勋们的根据地便会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地位，甚至和其他国家一道被同等对待。王（大首领）的坟墓应设在其大本营内这一常识，恐怕对初期的王权中枢来说并不受用。

现阶段，要弄清楚大和地区每个大型古坟的被葬者是很困难的。不过，在箸墓古坟、西殿冢古坟等古坟的后圆部顶部有整齐排列的吉备式特殊器台-壶，霍凯诺山古坟、东田大冢古坟周边的墓葬或使用或供奉着伊豫型大壶，且前方后方坟属于大和王权的“外样大名”，我们从上述线索中或许能够了解到被葬者的身份、婚姻关系。在王都缠向周边的山麓，考古人员发现了公元3世纪、公元4世纪输入该地区的大量的陶器，以及一些零星分布的前方后圆坟。笔者期待有一天人们能在这里发现被葬者的宅邸。

大王墓的移动说明了什么

大和地区最大的大王墓是公元4世纪前叶兴建的涩谷向山古坟（今景行天皇陵）。此后，在大大和大王墓的建造进入停止状态后，取而代之的是八座超过两百米的大王墓级巨大前方后圆坟，它们出现在了奈良盆地北部的佐纪地区。其中，最古老的一座古坟是公元4世纪中叶修建的五社神古坟（今神功皇后陵）。它全长两百七十六米，属佐纪古坟群规模之最。可以说五社神古坟完美地接过了涩谷向山古坟的接力棒，它拥有一种符合佐纪地区最古老大王墓的威仪感。此后，佐纪地区先后建起了佐纪陵山古坟（今日叶酢媛陵）、佐纪石冢山古坟（今成务天皇陵）、宝来山古坟（今垂仁天皇陵）等公元4世纪的大王墓。到了公元5世纪前半，这一地区又相继筑起了市庭古坟（今平城天皇陵）、希希阿盖古坟（今磐之媛陵）、科纳贝古坟和乌瓦纳贝古坟。

然而，到了公元5世纪，大王墓再次从佐纪转移至河内平原的古市和百舌鸟。古市古坟群的仲山古坟（今中津媛陵，长二百八十六米）、誉田御庙山古坟（今应神天皇陵，长四百二十米），以及百舌鸟古坟群的上石津御陵古坟（今履中天皇陵，长三百六十五米）、大山古坟（今仁德天皇陵，长四百八十六米）、土师御陵古坟（长二百八十八米）等，都远远超过了公元5世纪前半佐纪古坟群巨大前方后圆坟的规模，成为日本列岛最大的超巨大前方后圆坟。

古代的街道和巨大古坟群　大王墓及中央豪族的巨大古坟群有道路相连，它们很可能是经过周密、长远的城市规划建造而成

大王墓的选址从奈良盆地迁至河内平原，笔者认为有两个理由：其一，依据古坟通常建于政治势力的籍贯所在地这一原则，那时或许还存在着另一股与大和王权完全不同的政治势力，该势力夺取了原有的王权，建立了新的王权，为与大和的“三轮王权”“崇神王权”相对应，我们称之为“河内王权”或“应神王权”；其二，选址的迁移并非王权交替所致，只不过是公元3世纪以后，初期的大和王权出于某种理由而选择将墓葬选址迁到了佐纪地区、河内地区。

笔者不赞同王权交替说，理由是大王墓迁至佐纪与河内后，大和地区依然建起了大量的都宫。例如，在河内王权的应神天皇至安闲天皇的共十三代天皇中，有十代天皇都曾在奈良盆地的东南部修建都宫。原则上，都宫所在地才是政权的中枢。此外，大和地区依然有倭国的屯田存续，屯田仅归大王所有，屯田收获的稻谷用于为大王做饭、酿酒。文献史学专家和田萃指出，只有上述屯田出现在河内地区，河内王权说才算成立。

此外，也有人认为，大王墓选址的变动是因为人们要挑选不适合农业生产的较为宽广的土地。笔者虽然不认为这是大王墓地选址变动的主要原因，但如若要避开农业生产用地，在奈良盆地、河内平原范围内寻找目标时，佐纪、古市、百舌鸟等丘陵地带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大大和古坟集团的南端与马见古坟群（丘陵）的南端有横大路相连，而古市与百舌鸟则通过大津道和丹比道相连，且可直抵住吉津。此外，佐纪位于后来的下道延长线上，也就是说，它位于翻越奈良山到达南山城的古道两侧。因此，建设大王墓与王权中枢的豪族墓并不一定需要拘泥于籍贯所在地，这些古坟应该都是沿古代非生产用地的交通要道，被人为有计划地设计而成的。

大和王权内部的权力斗争说

笔者认为墓地选址的变动与王权中枢的权力斗争引发的王统更迭不无关系。文献史学专家冢口义信认为，佐纪王统与河内王统原本都以息长氏与和珥氏为中心，其政治势力覆盖大和盆地北部的层富、南山城、近江南部以及丹波一带。文献史研究表明，包括神功皇后（息长带比卖命）在内的日子坐王谱系的人名体现的地名、神功皇后的谱系及传承，均由以南山城为根据地的息长氏继承。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在拥立应神天皇之际，应神天皇的异母兄弟香坂王和忍熊王发动了叛乱。冢口义信对这一记载非常关注。他认为“忍熊”就是西大寺的《京北班田图》上的“忍熊里”，那里正是奈良市的押熊町，即佐纪最古老、规模最大的五社神古坟所在地。叛乱最终以应神天皇及其母亲神功皇后的获胜而结束，应神天皇即位。也就是说，冢口义信主张，在佐纪王统内部派系斗争中获胜的一派独立了出来，他们将统治中心迁至河内地区，河内王统由此诞生。

应神天皇在和以息长氏、和珥氏等淀川、木津川流域至近畿北部地区政治势力为背景（可能是外戚）的佐纪大王家分道扬镳后，又与葛城氏以及盘踞在大和川流域的物部氏等豪族结为姻亲，成立了新的王权中枢。说到底，这只是大和王权内部的王统更迭，并非新王权的建立。

虽说如此，但仅凭大和王权内部的权力斗争说来解释大王墓选址向佐纪迁移，显然还不够充分。笔者认为，从大和王权成立的缘由来看，在台与之后，王统应该经常出现派系交替的现象，实际上也确实出现了交替。大大和古坟集团的大王墓分为五个支群的情况，恐怕就清楚地反映了派系的差别。因此，为了揭示大王墓选址迁移的主要原因，我们还需要从社会背景以及大和王权各时期的国家意志等方面进一步地探究。

第四节　王权的建立过程——对公元5世纪史的展望

东亚形势与对铁的掌控

公元4世纪中叶，大和王权制定了前方后圆坟制度，并将王权的祭祀制度推广至地方，这些举措使得大和王权在列岛内部得以巩固和发展。现代军事大国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武器，并对他们进行经济援助，从而试图将他们纳入其霸权麾下。同样，为了进一步将地方的部族式国家笼络到王权的统治之下，大和王权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积极帮助地方势力夯实生产基础，并助其增强军事力量。

新生倭国诞生后，铁和武器成为王权巩固和发展的王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弁辰条就曾写道：“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由此可知，自公元3世纪以来，倭国为了能从弁韩、辰韩输入铁，可谓不遗余力。在日本列岛，人们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元4世纪中叶的残存着铁制品和铁原料的锻造遗迹。这些遗迹的分布情况与大型前方后圆坟扩散的轨迹多有重合。此外，考古人员还从古坟中出土了用皮革和小铁板，以及长方形铁板缝制而成的甲胄，它们全都进口自新罗、伽倻地区。那时，新生倭国还没有掌握矿石炼铁的技术，因此，如何垄断铁原料的进口对新生倭国王权的巩固与发展至关重要。

不过，新生倭国需要面对的情况还远不止这些。到了公元4世纪，西晋朝纲混乱，“五胡乱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趁此机会入侵玄菟郡，随后势力大增。公元313年，乐浪郡和带方郡也被高句丽所占。被称为马韩、辰韩的数个部族式小国形成了松散的联合国家——百济和新罗。中国王朝对东方疏于管理，这促成了朝鲜半岛上独立王国的出现。

另一方面，泰始二年（266），新生倭国在台与死后拥立男王，并向西晋朝贡，获得爵位。其后，直到《宋书·倭国传》记载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倭王赞遣使朝贡南朝宋，倭国中断了一百五十年的朝贡才有所恢复。那么，这一百五十年的空白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王朝放松了对其东方国家的压制，以及朝鲜半岛处于王国摇篮期的情况，对于新生倭国来说，可谓是一个不必借助中国王朝之力，巩固与发展独立王国的开端。但另一方面，宗主国西晋的衰落与灭亡也使新生倭国丧失了保护伞。此后，新生倭国必须独自摸索出一条重塑王权权威、巩固统治体制的道路。曾经仰赖的后盾已不复存在，如何重塑新的权威将变成一场考验，这是时代赋予公元4世纪的新生倭国的重大使命。为此，倭国需要对内重整秩序，对外制定新的外交政策，以应对朝鲜半岛的变局等复杂的东亚形势。

入侵朝鲜半岛与佐纪大王家

在这一背景下，大和王权开始积极介入到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势之中，而这样做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确保王权在朝鲜半岛南部的铁原料进口渠道和经济权益不受威胁。然而，到了公元4世纪后半，高句丽开始推行南下政策。在这一形势下，《日本书纪》和《三国史记》中有关倭国入侵朝鲜半岛，要求新罗、百济朝贡的记载一时激增。在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生倭国为了获得霸权，积极投身军事建设，以期形成帝国之志向。此外，新生倭国甚至还抱有在朝鲜半岛取代中国王朝，通过所谓倭国王的德化重构朝鲜半岛政治秩序的企图。

《日本书纪·神功纪》记载，神功皇后五十二年（372），百济“献七枝刀一口”，这柄“七枝刀”就是今天理市石上神宫的传世之宝。公元369年，百济与倭国联手打败新罗，击退高句丽的进攻。为了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百济打造了七支刀赠予倭国。有人认为这是百济呈送倭国的贡品，但是这柄七支刀上刻着东晋的年号“泰和”。这表明为了保住胜利的战果，百济很有可能已向东晋臣服，而并非臣服于倭国。这件事发生在史书所记录百济向东晋朝贡的三年前。百济应是为了与倭国进一步合作，才赠予倭国这柄七支刀。

另外，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以及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各种倭制文物都可以证明倭国曾入侵朝鲜半岛。这一点本丛书的下一册（《从大王到天皇》）会详述。这一时期的倭制文物由畿内各地区制造，它们与公元前1世纪以来九州北部地区制造的文物有所不同。这些倭制文物包括大和王权在古坟中的陪葬品，以及祭神的祭器。这些表明，入侵是由大和王权的国家意志发动的。

而大王墓的选址向佐纪迁移，笔者认为与三方面有关：其一，大和王权对外扩张政策抬头；其二，为实现扩张，大和王权要掌控铁原料的获取路径和铁器的生产技术；其三，为掌握日本海航线，大和王权重视经营近畿北部地区。据文献史学专家山尾幸久介绍，佐纪大王家的外戚息长氏、和珥氏原本就是从朝鲜半岛移民至日本列岛的渡来人，他们除了负责新生倭国的外交事务，还熟知铁器的加工技术，且技艺精湛。笔者在前述中讲过，考古人员在近畿北部地区日本海沿岸的部落联盟和国的遗迹中曾出土过自弥生时代以来的大量的大陆系文物和铁器，以及玉器的生产遗迹。由此可知，为了实现帝国霸业，大和王权从近畿北部地区的王处获得了军事、贸易、航海技术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例如，丹后国与大和王权关系疏远，长期以来一直保留着长方形坟的制式，丹后国所在的平原狭小，但其在竹野川、浅茂川的河口处却拥有优良的港口。公元4世纪前叶，丹后建造了本地区的第一座前方后圆坟——白米山一号坟（长九十二米）。在此后的公元4世纪中叶至公元4世纪后半，蛭子山一号坟、网野铫子山古坟、竹野神明山古坟等准大王墓规模的前方后圆坟相继在丹后出现。这说明丹后因其独特的经验和知识，成为大和王权的新合作伙伴（参见下图）。

公元4世纪后半大型前方后圆坟的分布和铁铤　观察一下全长一百二十米左右的B档以上的前方后圆坟，你会发现曾一度辉煌的九州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其分布。图示的前方后圆坟的王均是公元4世纪后半王权的新任政治伙伴，他们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掌握航海技术、海军；其二，掌握铁器等的生产技术

公元4世纪后半的王权结构

但是，在公元4世纪后半支撑大和王权的绝不仅仅是上述政治势力。公元5世纪王权进入巩固期，在这一时期，王权对交通线的掌控力度逐渐增强。

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A档前方后圆坟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多集中于濑户内海周边的海上航线附近，以及大和川沿岸的要冲地带。古市的津堂城山古坟（长二百零八米）是公元4世纪末王权麾下河内豪族（王）的坟墓。它毫不逊色于同一时期的佐纪大王墓——石冢山古坟（长二百二十米）、宝来山古坟（长二百二十六米）。公元4世纪末的奈良县川西町岛之山古坟（长二百米以上）的规模也完全可与大王墓匹敌。上述古坟从地理位置上看，均位于大和地区的核心地带，它们大概是管理屯仓、掌控大和川汇流处的王权重臣们的墓。河内大王家正是以濑户内-大和川航线为背景稳固其统治基础的。

此外，在这一时期，B档、C档的大型前方后圆坟也在面朝日向滩的地区相继出现。到了公元5世纪，女狭穗冢古坟（长一百七十六米）、男狭穗冢古坟（长一百六十七米以上）相继出现。女狭穗冢古坟的大小为古市仲山古坟的五分之三。据文献记载，应神天皇有一个叫日向泉长媛的妃子，仁德天皇有一个妃子为日向诸县君牛诸之女发长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和王权十分重视日向。这背后的原因是王权在这一时期开拓出了一条以面向日向滩的港口为中继点，从关门海峡南下丰后水道，经南海道直抵畿内地区的新航线。此外，在这一地区公元5世纪中叶以后独特的坟墓地下式横穴中，考古人员出土了大量的铁制武器，由此可知，日向地区的军事力量已受到了准备入侵朝鲜半岛的大和王权的重视。对大和王权来说，日向地区具有新的重要地位，而日向地区的政治势力参与大和王权的决策则为神话“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提供了创作背景。

另一方面，在东日本地区，大和王权开始正式沿北陆道、东山道开疆拓土，并向常陆、陆奥延伸势力。关于这一情况，我们从B档大型前方后圆坟的分布状况中可得到印证。此外，新生倭国在沿东海道经鹿岛滩开拓太平洋航线的同时，也于虾夷新设了巨大的同盟国据点，以提升军事实力。

河内大王家与葛城氏

公元4世纪后半，佐纪大王家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崛起的背景有，河内大王家在对外政策上继续确保从朝鲜半岛获取铁原料及铁器等生产技术的特权，和幻想伽倻（任那）、百济、新罗能对自己俯首称臣的建立帝国的野心。

葛城氏是应神天皇的外戚，从公元4世纪末开始势力有所膨胀。从该家族位于奈良盆地西部马见古坟群的巢山古坟（长二百零四米）、筑山古坟（长二百一十米）可见，葛城氏王墓的规模与佐纪大王墓的规模相当。公元5世纪，同大王墓迁至河内地区保持步调一致，葛城氏开始在南部狭义的葛城部落联盟范围内筑造王墓——室宫山古坟（长二百四十米）。有学说认为，室宫山古坟的墓主人是仁德天皇的妃子磐之媛的父亲、履中天皇的妃子黑姬的祖父葛城袭津彦。《日本书纪》和《三国史记》中均有记载的葛城袭津彦，在公元4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初处理倭国与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显得非常活跃，故而上述学说很有可能成立。

翻阅文献史料可知，葛城氏有苇田宿祢系（北部）和玉田宿祢系（南部）两支。公元4世纪末至公元5世纪，葛城国的王墓逐渐从北部的马见古坟群向南部的葛城部落联盟地区移动。笔者认为这一情况可能正与葛城氏两个分支家族的存在相对应，就其背景而言，葛城氏的两个分支家族可能分别与佐纪大王家和河内大王家来往密切。

到了这一时期，南部的葛城部落联盟受到重视，拥有了代表葛城氏家族的权力。究其原因，南部葛城氏是当时大王的外戚。此外，早在公元4世纪后半，大和王权就已开始建设纪之川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从南海道航线重要的港口纪伊水门通往奈良盆地，而南部葛城氏恰巧位于此航线的入口处，所以这恐怕是南部葛城氏受到重视更为主要的原因。如此一来，纪氏家族统辖着那些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渡来人，而实际掌控着渡来人高超航海技术与军事力量的，则是与纪氏家族出身于同一氏族的葛城氏。和歌山市楠见遗迹出土的公元5世纪初朝鲜半岛系陶质陶器，以及鸣泷遗迹出土的七栋巨大的仓库群，都展现出纪氏家族的外交实力。

但葛城国王却并没有从大和王权诞生之时起就参与其中。起初，广义的葛城氏家族的王墓集中于北部地区，虽然考古人员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新山古坟中发现了三十四面铜镜和大约是从东晋进口的金铜制带金具，但新山古坟的墓形却属于B档规模的前方后方坟。由此可知，葛城氏家族当时应该还是大和王权的“外样大名”。此后，新山古坟的下一代古坟——佐味田宝冢古坟虽然属于前方后圆坟，且其陪葬品中一共有三十六面铜镜，包括有名的描绘了王的住处与楼阁的“家屋纹镜”，但其全长也不过一百米。尽管葛城氏家族经济实力强劲，政治才能卓越，但他们在大和王权内部的身份和地位仍然不尽如人意。

另一方面，南部葛城大首领之墓——公元4世纪前叶建造的御所市鸭都波一号古坟，仅是一个15米×20米的小型长方形坟，其陪葬品有四面三角缘神兽镜。而后成为葛城氏籍贯所在地（当时称鸭氏）的狭义葛城虽然位于奈良盆地，但其与大和王权的政治关系却比北部葛城氏与大和王权更为疏远。

濑户内海道和公元5世纪

到了公元5世纪，濑户内航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吉备国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吉备国修建了不输于古市、百舌鸟大王墓的造山古坟（长三百六十米）、作山古坟（长二百八十六米）。如此这般，公元5世纪的大和王权（河内大王家）进一步将统治中心转移至河内湖地区。难波津确立了其作为国际港湾都市的地位。历代都宫似乎都设在大和及其周边地区。然而，在古市百舌鸟古坟群筑墓的仲哀天皇却将都宫长门穴门丰浦宫建在了遥远的关门海峡；应神天皇除了大和轻岛明宫之外，还曾以吉备、难波大隅宫为王都；仁德天皇建造了难波高津宫；反正天皇建造了丹比柴篱宫，在难波津周边建造王宫成为一种传统，这都与大和王权建设濑户内航线、开发河内平原有关。

通过濑户内海道进入河内湖的外交使节及贸易船舶一接近难波津、住吉津，便能在右侧看见百舌鸟的巨大大王墓。在公元5世纪后叶的法圆坂遗迹（难波宫下层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鳞次栉比的巨大仓库群，这正是倭五王时期大和王权直辖的海滨仓库群。乘河船从河内湖沿大和川逆流而上，朝着大和地区，穿过古市的倭大王墓群，这或许就是大和王权向海外诸国显示倭大王威仪的最佳方法。

通过新生倭国国际化意识的显现，帝国式国家对外扩张意识的形成，大和王权对军事力量的依存度越来越强，以倭五王时期为代表的公元5世纪，可谓是发展和巩固大和王权的划时代的时期。大和王权积极吸纳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渡来人，使得倭国国内的铁器制作技术得以提升，铁器实现量产，须惠器等采用的窑业技术有所革新，铁制农耕具使用范围扩大，一小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使用牛马耕种的现象，牧场和马匹饲育也开始被纳入军事体制。

然而，上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革并非一蹴而就，早在公元4世纪，变革的相关准备及变革发展的方向就已经在人们的摸索中得到了确认。公元4世纪并非谜团重重，更不是一片空白。笔者希望读者能通过重新审视大和王权这一时期的内外发展，将视线转至公元5世纪的日本史。

终章　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

弥生文化在世界史中的位置

日本列岛的王权诞生在自公元前4世纪水稻农业正式在九州北部地区安家落户以来约六百年间的弥生时代。倭人在列岛各地逐渐建立起部族式国家，最终又将这些部族式国家整合为被称作“倭国”的王国，一步步融入东亚的政治秩序。在此过程中，世界史也进入到帝国形成的阶段。可以说，纵横驰骋东亚的汉帝国与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对倭国诞生的过程产生了影响。

在世界各地，开始农耕到王权诞生之间的时间间隔通常十分漫长。然而，日本列岛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走完了这一历程。有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弥生时代的农业生产水平较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史确实可以视作科技进步史和生产力发展史，但就本书而言，笔者认为，日本列岛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王权和国家，若要回答这个问题，仅靠分析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基础是远远不够的。

能说明该问题的诸多因素，恐怕还有：① 有选择性地引入成熟的水稻农耕文化；② 可耕地面积狭小，农业技术具有环境适应性，劳动力组成具有集约性，而族群据此形成的纽带和集体意识都相对较强；③ 战争爆发的时期较早，族群内部形成了多层级的阶级关系；④ 确立了日式的农耕礼仪，并较早地将其转化为王权的统治观念，发展了王权的软实力；⑤ 来自汉魏晋王朝的恒长化的国际性刺激，加速了倭国建立微缩版王朝的步伐。

早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弥生时代前期末，日本列岛就开始有国家形成，这是本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在谈及“日本国家的诞生”时，正如“日本”国号的诞生象征日本国家的诞生那般，是否形成具备完善国家权力的律令国家，是否形成族群认同感，是否能够发扬一致对外的族群集体意志，才是辨别日本列岛是否诞生国家的关键。换言之，笔者认为日本列岛的这片领土与公元7世纪那个名曰“日本”的权力结构体完全无关，日本列岛上的这个国家的原型其实是那些散布在列岛各地的部落联盟。它们才是构成近代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此外，本书主张日本的国际化始于弥生时代。但这并不是说较之绳纹人，从南北渡海来的弥生人有着更为频繁的对外交流，而是说弥生人是最先开始“带着政治意图”进行对外交流的。不过也正是由于弥生时代与绳纹时代的这一差别，历史最终走到了决定性的分岔路口。到了弥生时代，本应是自由豁达的国际化，却相反强化了国家间的国家意识，社会朝着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历史无法再返回绳纹时代。如果我们不能打破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这两重禁锢，那么未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将不会到来。

战争和王权形成

考古学发现，战争并非人类的本能，它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性、阶段性行为。本书认为，从弥生时代开始的战争是国家形成乃至王权诞生的历史原动力。从世界史角度看，战争是国家形成的普遍原因之一。即便在国家形成后，包括我们的祖先在内的人类仍会反复经历悲惨的战争和杀戮，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战争把历史推向了现代。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弥生时代的战争与生存密切相关，通常发端于由灾害、环境剧变等导致的生存危机、人口压力、耕地不足、粮食短缺、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它是面对面的战争。但部族式国家形成国家联盟，建立王国，进而发展为近代国家之前的战争，逐渐大规模化，人类开始为国家的威望和利益而战。国家意志也往往被伪饰成国民的想法，多数国民自身并无必须参与战斗的迫切感，却被强制投入到看不见对手的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为建立帝国发动的战争，从公元前1000年以前至今，这样的战争仍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不可否认的是，在历代中国王朝的影响下，公元4世纪以后，倭国与后来的日本曾多次采取行动，尝试建立帝国。

日本列岛的战争史可上溯至弥生时代，而如今的日本却已拥有世上少有的明文规定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笔者期望在21世纪，放弃战争的和平思想能够从日本列岛出发，走向全世界。

日式创造的原像

回顾一下本书的内容便知，日式解决争端的方式其实就是一千八百年前解决“倭国大乱”的方式。如果当年的人们误判了形势，日本列岛就会像东汉末年爆发动乱那样，战火四起、生灵涂炭。然而，诸国通过相互协商、共同拥立卑弥呼做大王的方式，化解了战乱的问题。这是极具日本风格的纷争解决法，也是日本史上首次通过协商与和谈规避了战争的案例。而且在此后，国家的主导权也并没有落到特定的军事、政治强国手中，各国在共同认可的新宗教意识形态下，构筑了新的国家框架。这不就是危机回避系统的雏形吗？

对于日式创造，本书还提到了都市诞生的问题。在推断日本都市建立过程时，我们不应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欧的都市形成理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套用迄今为止亚洲式的都市研究法来研究日本的都市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将日本都市的形成放置于东亚都市形成史中研究，并从中摸索出具有日本风格的都市形成论。就结论而言，日本都市的诞生与日式王权（王国）的诞生是一体的。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本书的主题——“日式王权的本质”问题。据《礼记》记载，中国古代王者的先祖都是从天皇大帝（天帝）那里承接“治天下之天命”的有德者，只有有德者才能成为天子。但日本的律令国家为了将统治国家的权力限定在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手中，又在上述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观念，即通过大尝祭使皇祖天神（高皇产灵神）的神灵附体，才能成为天皇大帝的子孙。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日式王权的形成与天皇称号的确立、大尝祭制度的形成、天武朝时期制定的律令国家的国体密切相关。

但是，笔者认为天皇继承皇祖天神之灵的构想并非由律令国家的国家理念派生而来。弥生时代末期与大和王权及前方后圆坟一同诞生的首领灵继承观念与秘密仪式，才是天皇灵继承仪式的雏形与本源。把秘密仪式升格为天皇灵继承仪式，并将其形式化为任何人不能进入的圣域，上述直到现在仍然沿用的程序就是日式王权的特质。笔者认为，日式王权的特质与承接“治天下之天命”的绝对权力者无关，因血统而被神化之人反复实践这种继承神灵的秘密仪式，或将其作为一种观念反复吟味，才是天皇制度到现在为止仍能绵延不绝存续下去的根源所在。

环境破坏和农业发展

21世纪，人类最大的课题仍是环境问题与粮食问题。水稻种植原本就是一种比小麦种植、烧田种植更具环境适应性的高度自然共生型农业。西亚和欧美因种植小麦破坏了大片的森林，导致环境恶化，多个文明被毁。由于大规模的灌溉与开荒，苏联盛产粮食的地带水土不断流失，咸海水位下降，土地盐碱化严重。东南亚的烧田耕作方式造成当地洪水泛滥，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农耕给人类带来的未必全是富足和繁荣。本书叙述了弥生式农业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普及，如何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况下扩大生产力。辻井博指出，数千年来，水田涵养了地力，湿地、河流、水渠、森林这些综合的环境系统维持着地力，这些因素使得水稻种植延续至今，并成为21世纪农业的核心。可以说，水稻种植是一个能够解决现下全球性粮食危机的突破口，保护日本的水稻种植景观对人类的历史也有一定的意义。

日本全国各地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田地。为了能在农业自由化的竞争中胜出，人们致力于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繁重的劳动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改良过后的水田，却以休耕田居多。1998年，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下达的指示，日本全国减少耕作面积已达九十六点三万公顷。

我们有必要认真地保护日本的农业，而不是只考虑农村经营与粮食问题。领着农林水产省补助金的土地改良事业打着保护农业的旗号，不顾两千年来日本农民积累下的技术与生产能力，持续破坏着堪称日本文化雏形的水稻种植史与水稻种植景观。仅是硬件上的田地开发，只是住宅区建设的前奏。笔者认为，现如今我们的当务之急恐怕还是要将自弥生时代起采用的水稻种植（当然也包括旱稻种植）视为文化，并将其作为环境与景观整体保护起来，创造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这是笔者所做的弥生时代的农业研究面向21世纪的建言。

笔者想让孩子们在21世纪依旧不变的稻田景观中，看到自弥生时代以来人们不变的辛勤劳作，以及金色稻穗在微风中摇曳的喜悦，让他们了解吃水草的青鳉，有昆虫的水渠，飞舞在空中的蜻蜓和白鹭……笔者多想站在翠绿欲滴的水田遗址上对孩子们叙说弥生人对种植水稻的执着呀。

附录

弥生时代的遗迹、古坟地图
（标出了本书中涉及的主要遗迹、古坟。●＝遗迹，〇＝古坟、坟丘墓）

年表（以本书的年代观制作而成）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全书相关

佐原真『日本人の誕生』『大系日本の歴史』第一巻（小学館、一九八七年）

和田萃『古墳の時代』『大系日本の歴史』第二巻（小学館、一九八八年）

佐々木高明『日本史誕生』『日本の歴史』①（集英社、一九九一年）

田中琢『倭人争乱』『日本の歴史』②（集英社、一九九一年）

岸俊男·森浩一·大林太良編『日本の古代』一～十五巻（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五～一九八八年）

森浩一『図説日本の古代』一～四巻（全六巻）（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九年～一九九〇年）

田中琢·佐原真監修『古代史復元』四～六巻（全十巻）（講談社、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

高倉洋彰『金印国家群の時代』（青木書店、一九九五年）

広瀬和雄編著『縄文から弥生への新歴史像』（角川書店、一九九七年）

田中琢·佐原真監修『歴史発掘』四～九巻（全十二巻）（講談社、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

都出比呂志編『古代国家はこうして生まれた』（角川書店、一九九八年）

佐原真·田中琢·金関恕·都出比呂志編『古代史の論点』一～六巻（小学館、一九九九～二〇〇〇年）

『考古資料大観』（弥生·古墳時代）全十三巻（小学館、二〇〇二～二〇〇四年）

序章

吉田孝『日本の誕生』（岩波新書、一九九七年）

寺沢薫·森岡秀人編著『弥生土器の様式と編年』近畿編ⅠおよびⅡ（木耳社、一九八九年）

寺沢薫「紀元前五十二年の土器はなにか―古年輪年代の解釈をめぐる功罪―」『考古学に学ぶ』（同志社大学、一九九九年）

西本豊弘編『弥生時代の新年代』（雄山閣、二〇〇六年）

橋口達也『甕棺と弥生時代年代論』（雄山閣、二〇〇五年）

第一章

佐藤由紀男『縄文弥生移行期の土器と石器』（雄山閣出版、一九九九年）

佐々木高明『稲作以前』（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七一年）

吉崎昌一「古代雑穀の検出」『考古学ジャーナル』No.三五五（一九九二年）

渡部忠世『稲の道』（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七七年）

陳文華·渡部武編『中国の稲作起源』（六興出版、一九八九年）

藤原宏志『稲作の起源を探る』（岩波新書、一九九八年）

佐藤洋一郎『稲のきた道』（裳華房、一九九二年）

甲元眞之「長江と黄河」『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四〇集（一九九二年）

後藤直『朝鮮半島初期農耕社会の研究』（同成社、二〇〇六年）

宮本貢編『原日本人―縄文人と弥生人のナゾ―』（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三年）

松下孝幸『日本人と弥生人』（祥伝社、一九九四年）

和佐野喜久生編『東アジアの稲作起源と古代稲作文化』文部省科学研究費による国際学術研究（一九九五年）

片岡宏二『弥生時代渡来人と土器·青銅器』（雄山閣出版、一九九九年）

森勇一·金原正明·金原正子ほか『化石·骨·木製品を探る―文化財を探る科学の目①―』（国土社、一九九八年）

寺沢薫「環壕集落の系譜」『古代学研究』第一四六号（一九九九年）

第二章

佐原真『米づくりと日本人』『日本のあけぼの』4（毎日新聞社、一九九〇年）

坪井洋文『イモと日本人』（未来社、一九七九年）

渡部忠世『稲の大地』（小学館、一九九三年）

寺沢薫·寺沢知子「弥生時代植物質食料の基礎的研究」『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紀要　考古学研論攷』第五冊（一九八一年）

寺沢薫「収穫と貯蔵」『古墳時代の研究』第四巻―生産と流通―（雄山閣出版、一九九一年）

江浦洋「水田面に残る足跡と農耕具痕」『大阪文化財研究』二十周年記念増刊号（一九九二年）

金原正明「古墳時代の環境と開発」『考古学と自然科学』第三一·三二号（一九九五年）

第三章

岩田慶治『カミと神』（講談社学術文庫、一九八九年）

金関恕『宇宙への祈り』『日本古代史』③（集英社、一九八六年）

寺沢薫「弥生時代の青銅器とそのマツリ」『考古学―その見方と解釈―』上（筑摩書房、一九九一年）

寺沢薫「鷺と魚とシャーマンと」『考古学と信仰』（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リーズ刊行会、一九九四年）

聞一多、中島みどり訳注『中国神話』（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八九年）

寺沢薫「狩る·採る·立てるのイデア」『弥生の食』（川崎市民ミュージアム、一九九五年）

岡田精司「古代伝承の鹿」『古代史論集』上（塙書房、一九八八年）

寺沢薫「銅鐸の二面性―その内なる二次元的世界―」『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紀要　考古学研論攷』第三〇冊（二〇〇七年）

第四章

橋口達也『弥生文化論―稲作の開始と首長権の展開―』（雄山閣出版、一九九九年）

中橋孝博「北部九州における弥生人の戦い」『戦いの進化と国家生成』（東洋書林、一九九九年）

後藤和民「縄文人の習俗と信仰」『日本の古代』第四巻（縄文·弥生の生活）（中央公論社、一九八六年）

佐原真「弥生時代の戦争」『邪馬台国時代の東日本』（六興出版、一九九一年）

安田喜憲『森の日本文化』（新思索社、一九九六年）

植木武編『国家の形成』（三一書房、一九九六年）

橋口達也『弥生時代の戦い』（雄山閣、二〇〇七年）

寺沢薫「大和弥生社会の展開とその特質」『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論集』第四（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九年）

寺沢薫「青銅器の副葬と王墓の形成」『古代学研究』第一二一号（一九九〇年）

柳田康雄「発掘された『倭人伝』の国々」『日本の古代』第一巻（倭人の登場）（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五年）

春成秀爾「弥生時代畿内の親族構成」『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五集（一九八五年）

中根千枝『家族を中心とした人間関係』（講談社学術文庫、一九七七年）

平尾良光ほか「金属遺物の調査」『出雲神庭荒神谷遺跡』（島根県教育委員会、一九九六年）

武末純一「埋納銅矛論」『古代文化談叢』第九集（一九八二年）

寺沢薫「銅鐸埋納論（上）（下）」『古代文化』第四四巻五、六号（一九九二年）

春成秀爾「銅鐸の時代」『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一集（一九八二年）

都出比呂志『日本農耕社会の成立過程』（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年）

都出比呂志「国家形成の初段階」『歴史評論』五五一号（一九九六年）

M·D·サーリンズ、青木保訳『部族民』『現代文化人類学』5（鹿島研究所出版会、一九七二年）

石母田正『日本の古代国家』（岩波書店、一九七一年）

吉田晶『日本古代国家成立史論』（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三年）

滝村隆一『マルクス主義国家論』（三一書房、一九七一年）

滝村隆一『国家の本質と起源』（勁草書房、一九八一年）

中林伸治「東南アジア首長制の構造」『思想』五三五号（一九六九年）

田中良之·川本芳昭編『東アジア古代国家論』（すいれん舎、二〇〇六年）

第五章

森岡秀人「弥生時代抗争の東方波及」『考古学研究』第四三巻三号（一九九六年）

久野雄一郎「自然銅考」『末永先生米寿記念献呈論文集』（一九八五年）

下條信行「村と工房」『弥生農村の誕生』『古代史復元』四（講談社、一九八九年）

松木武彦『日本列島の戦争と初期国家形成』（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七年）

春日市教育委員会編『奴国の首都·須玖岡本遺跡』（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小田富士雄編『倭人伝の国々』（学生社、二〇〇〇年）

禰宜田佳男「石器から鉄器へ」『古代国家はこうして生まれた』（角川書店、一九九八年）

松木武彦「弥生時代の戦争と日本列島社会の発展過程」『考古学研究』第四二巻三号（一九九五年）

川越哲志『弥生時代の鉄器文化』（雄山閣出版、一九九三年）

村上恭通『倭人と鉄の考古学』（青木書店、一九九八年）

西嶋定生『邪馬台国と倭国』（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西嶋定生『倭国の出現』（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九年）

村上恭通『古代国家成立過程と鉄器生産』（青木書店、二〇〇七年）

第六章

原田大六『平原弥生古墳』（葦書房、一九九一年）

柳田康雄「平原王墓の性格」『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九九号（一九九九年）

柳田康雄編『平原遺跡』（前原市教育委員会、二〇〇〇年）

近藤義郎編『楯築弥生墳丘墓の研究』（楯築刊行会、一九九二年）

寺沢薫「『倭国乱』と『卑弥呼共立』―その実年代と東アジア史的実像―」『王権と武器と信仰』（同成社、二〇〇八年）

寺沢知子「首長霊にかかわる内行花文鏡の特質」『考古学に学ぶ』（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リーズ刊行会、一九九九年）

第七章

山尾幸久『魏志倭人伝』（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七二年）

直木孝次郎「“やまと”の範囲について」『日本古代文化論攷』（吉川弘文館、一九七〇年）

寺沢薫「纒向遺跡と初期ヤマト政権」『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論集』第六（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四年）

寺沢薫「纒向型前方後円墳の築造」『考古学と技術』（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リーズ刊行会、一九八八年）

鬼頭清明『日本古代都市論序説』（法政大学出版局、一九七七年）

町田章「都市」『岩波講座日本考古学』第四巻―集落と祭祀―（岩波書店、一九八六年）

寺沢薫「集落から都市へ」『古代国家はこうして生まれた』（角川書店、一九九八年）

近藤義郎『前方後円墳の成立』（岩波書店、一九九八年）

森博達「倭人伝の地名と人名」『日本の古代』第一巻（倭人の登場）（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五年）

前沢輝政『日本古代国家成立の研究』（国書刊行会、一九九三年）

赤塚次郎「東海系のトレース」『古代文化』第四四巻六号（一九九二年）

赤塚次郎「前方後円墳の定着―東海系文化の波及と葛藤―」『考古学研究』第四三巻二号（一九九六年）

下出積與「前方後円墳の道教背景論について」『日本古代史論輯』（桜楓社、一九八八年）

寺沢知子「権力と女性」『古代史の論点』②女と男、家と村（小学館、二〇〇〇年）

寺沢薫「布留0式土器拡散論」『考古学と地域文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リーズ刊行会、一九八七年）

第八章

都出比呂志「日本古代の国家形成論序説」『日本史研究』三四三号（一九九一年）

西嶋定生「古墳とヤマト政権」『岡山史学』第一〇号（一九六一年）

寺沢薫「古墳時代の首長居館」『古代学研究』第一四一号（一九九八年）

小林行雄『古墳時代の研究』（青木書店、一九六一年）

森浩一「日本の古代文化―古墳文化の成立と発展の諸問題―」『古代史講座』第三巻（学生社、一九六二年）

森浩一「金印と銅鏡の語る倭人」『日本の古代』第一巻（倭人の登場）（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五年）

宮崎市定『古代大和朝廷』（筑摩書房、一九八八年）

岡村秀典『三角縁神獣鏡の時代』（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66、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小山田宏一「画文帯同向式神獣鏡とその日本への流入時期」『弥生文化博物館研究報告』第二集（一九九三年）

福永伸哉「三角縁神獣鏡の系譜と性格」『考古学研究』第三八巻一号（一九九一年）

洞富雄『天皇不親政の起源』（校倉書房、一九七九年）

谷川健一『大嘗祭の成立』（小学館、一九九〇年）

山折哲雄『神と王権のコスモロジー』（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春成秀爾「古墳祭式の系譜」『歴史手帳』第四巻第七号（一九七六年）

白川静「中国古代の即位儀礼と大嘗会」『古代日本人の信仰と祭祀』（大和書房、一九九七年）

赤坂憲雄『結社と王権』（作品社、一九九三年）

工藤隆『大嘗祭の始原』（三一書房、一九九〇年）

小田富士雄編『古代を考える　沖ノ島と古代祭祀』（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八年）

和田萃編『大神と石上』（筑摩書房、一九八八年）

寺沢知子「石製模造品の出現」『古代』第九〇号（一九九〇年）

蒲原宏行「佐賀平野の首長墓系譜とその画期」『交流の考古学』（一九九一年）

白石太一郎『古墳とヤマト政権』（文藝春秋、一九九九年）

伊達宗泰『「おおやまと」の古墳集団』（学生社、一九九九年）

近藤義郎「前方部とは何か」『古代吉備』二一（一九九九年）

今尾文昭「大形前方後円墳·墳頂平坦面の整備と変遷」『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論集』第一一（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坂靖「奈良県の円筒埴輪」『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論集』第一一（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塚口義信『ヤマト王権の謎をとく』（学生社、一九九三年）

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山尾幸久『日本古代王権形成史論』（岩波書店、一九八三年）

寺沢薫編『箸墓古墳周辺の調査』（奈良県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八九集、二〇〇二年）

寺沢薫「首長霊観念の創出と前方後円墳祭祀の本質―日本的王権の原像―」『古代王権の誕生』Ⅰ（全四巻）東アジア編（角川書店、二〇〇三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大王到天皇：古坟时代-飞鸟时代/（日）熊谷公男著；米彦军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50-7

Ⅰ．①从…　Ⅱ．①熊… ②米…　Ⅲ．①日本－古代史　Ⅳ．① K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2428号

《NIHON NO REKISHI 03 OOKIMI KARA TENNOU E》

© Kimio Kumagai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 09-2021-010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序章 『天下』的统治者

第一章 列岛、半岛和大陆—东亚世界中的倭国

第一节 连接“大和”与“加罗”之路

第二节 半岛的动乱和倭王权的巩固

第三节 渡来人迁入与列岛技术革新

第四节 倭五王—加入和脱离册封体制

第二章 『治天下大王』的登场

第一节 倭王权的据点

第二节 倭王权和地方社会

第三节 第一代“治天下大王”—幼武大王

第三章 独立自主的倭王权

第一节 继体朝、钦明朝时期的王权

第二节 朝鲜半岛政策受挫

第三节 国造和氏

第四节 前方后圆坟时代的终结

第四章 倭王权出现转机

第一节 佛教东传日本与苏我氏

第二节 女天皇与太子

第三节 大陆交通线的恢复与内政改革

第五章 向律令制国家过渡

第一节 策划乙巳政变

第二节 大化改新

第三节 脱离大化改新的政治轨道与战败—齐明朝和白村江之战

第四节 戒严体制下的国政改革—天智朝

第五节 升格为神之战—壬申之乱

终章 『天皇』的出现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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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 B.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序章
『天下』的统治者

日本人“天下观”的起源

“天下”是日本人最爱用的词之一，例如“夺取天下（天下取り）”“争夺天下的生死决战（天下分け目の合戦）”“夺取天下之人（天下人）”“天下第一（天下一品）”“天下无双（天下無双）”“天下御免[1]”，等等，简直不胜枚举。

“天下”一词原本是指“普天之下”，即全世界的意思。但日本人所说的“天下人”“夺取天下”的“天下”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指整个日本列岛罢了。原本带有全世界之意的“天下”，不知从何时起，局限在了日本这一蕞尔小国之内。甚至长期以来，就连日本人自己也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种用法毫无奇怪之处。

说起“天下”二字，日本人肯定会联想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由战国乱世走向政权统一的时代。在日本，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印章可谓是家喻户晓。

日式“天下”二字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古事记》在叙述历代天皇事迹之时，总会在开头写道：“（天皇）坐……宫，治天下。”随意翻阅“六国史[2]”、《万叶集》《风土记》等古代史料，便能轻易发现“天下”一词的踪影。

在日本，“天下”最早出现于公元5世纪。1978年，考古人员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了一柄铁剑，这柄铁剑上刻着“获加多支卤大王（即雄略天皇）在斯鬼宫期间，‘吾（锻造这把大刀的乎获居臣）左治天下（辅佐大王统治天下）’”。而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同一时期的有银镶嵌铭文的大刀，其铭文开头也刻有可推敲字意的“治天下获×××卤（幼武？）大王世”字样，且该处所写“天下”，显然是指那个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狭小世界。综上所述，日本的“天下观”实际上恐怕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自雄略天皇的时代起，日本列岛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治天下大王”，这或许与日式“天下观”的形成密不可分。本书将承接前书（《王权的诞生》）内容，进一步介绍倭王权发展的历程，以及日本列岛的统治者以“天下”之王自居、进而升格为天皇称号的历程。具体而言，本书将涉及公元4世纪末前后（古坟时代中期）至公元7世纪后半（天武天皇即位时期）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日本列岛的统治者都自称是“治天下大王”，“日本”这一国号也尚未出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仍处于被称作“倭国”的时代。

关于天皇称号出现的时期，有部分学者持推古朝说。然而，近来天武朝、持统朝（公元7世纪末期）说的势头颇为强劲。1998年，考古人员从奈良县明日香村的飞鸟池遗迹上出土了写有“天皇”字样的木简。据推算，其年代正属于天武朝。这是目前为止考古人员发现的有关“天皇”称号最早的史料。因此，本书认为“天皇”称号指的的确是天武天皇，也就是说“天皇”称号最早在天武朝就已被启用，天武天皇过世以后，这一称号便被用作持统朝统治者的称号，通过法律和制度被固定下来。

飞鸟池遗址出土的“天皇”木简　（奈良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提供图片）

刻有“治天下获□□□卤大王世”的大刀（部分）　（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如此说来，日本列岛的统治者—倭王，使用了“治天下大王”的独特称号，进而在公元7世纪末的天武朝、持统朝时期，他们开始以“天皇”自居。在同一时期，“日本”这一国号确立。正如网野善彦、山尾幸久所述，“天皇”这一称号与“日本”这一国号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它们是成对出现的组合。“天皇”“日本”与其所指代的统治者和国家至今仍然存续，它们已在日本人的历史与意识中深深扎根。“天皇”与“日本”就像国歌《君之代》与国旗日章旗一样，已成为日本的象征及背负日本历史的重要存在。本书将以王权问题为基轴，力图向读者阐明“治天下大王”称号登场的过程和“天皇”称号确立的意义。

统治天下（アメノシタ）的大王

“治天下大王”与“天皇”这两种称号，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不同时期内日本列岛统治者的不同性质。接下来，我们将大致区别这两种称号。

大王的正式名称为“治天下大王”，天皇也有正式名称，即“现神（明神）御宇天皇”，且其读法较前者稍长[3]。“现神（明神）御宇天皇”通常是用和文体的诏书—宣命书写的，这种写法具体阐释了“天皇”这一称号蕴含的理念。下面我们将对这两种称号进行比较。

首先，自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一书后，人们把“治天下”一词训读为“治（シラス）天下”已然成为一种共识。但是，正如西宫一民指出的，目前尚无明确的资料能证明“治（シラス）天下”的正确性。因此，笔者认为将“治天下”训读为“治（オサム）天下”可能更为恰当。

虽说“治（シラス）天下”与“治（オサム）天下”都有统治之意，但如果咬文嚼字，二者的语韵则大有不同。在日语中，“治（シラス）”是动词“知る（シル）”的尊敬语，它的原意是“排他性地拥有某种东西，单方面无条件地支配某一对象”，其言外之意是“享有超凡、绝对的统治权”。而与此相对的，“治（オサム）”的含义则是“根据臣民的奉献程度，给出相应的赏罚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治（シラス）”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而“治（オサム）”则强调统治者拥有互酬性（相互期待对方给予回报，互惠互利的关系）的统治权。从“治（オサム）”到“治（シラス）”的变化，反映出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发展成了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

另外，在日语中，虽说“天下”被训读为“天下（アメノシタ）”，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其概念与中国的“天下”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对中国人来说，所谓的“天”是主宰宇宙的至高无上的神，它具有统治地上万物命运的意志，“天”被人们称作“天帝”。“天帝”给地上德行最好之人（即有德者）下达天命，将其任命为天子（秦始皇以后的统治者沿用“皇帝”这一称号），并把天下委托给天子统治，于是新的王朝诞生。不久之后，历经几代统治，王朝出现了暴君，“天命”便被收回。“天帝”将另择有德之人，向其下达天命，委之以统治天下的重任。这就是中国“改朝换代”的传统思想。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包括向中国朝贡的“夷狄”在内，天子的统治所到之处，即为“天下”。

另一方面，日本人所提及的“天”，则是指八百万天神居住的世界。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中，天上世界被称作“高天原”，它是个性迥异的众神居住的地方。这些天上世界的众神被认为是地上世界的造物主，也是王权的守护神。那时居住在都城的人们认为，都城就位于“天下（アメノシタ）”，这里是大王居住的大和的中心，是大王统治所辖的领域。

总而言之，古代的日本人将汉语中的“天下”一词训读为“天下（アメノシタ）”，并在其中融入日式神仙观念，从而产生了日式的天下观。虽然也有说法称，日本列岛最初使用“天下”时仍借用了中国“天下”的概念，但中国的天下思想不能没有“德治”与“天命”这样的要素，“德治”与“天命”是中国改朝换代思想的基础，可它们与“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思想却是互不相容的。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看，日本列岛当初所接纳的“天下”，正是施以日式阐释后的“天下”。

另外，在日语中，“大王”一词被训读为“大王（オオキミ）”，有王中之大者，即首领中势力最强之人的意思。与此相对的，“天皇”则被训读为“天皇（スメラミコト）”，其中的“スメラ”（sumera）源自“澄む[4]”（参见终章），“天皇（スメラミコト）”是指在政治、宗教上被圣化之人，且其前还有“现神[5]（アキツミカミ）”作为修饰，所以“现神御宇天皇”就意味着“作为降世之神统治天下的圣人”。因此，笔者认为日本列岛的统治者称号之所以会从“治天下大王”变为“现神御宇天皇”，实际上是因为统治者已从“王中之王”转变成了“神”。

从“王中之王”到“神”

从概念上说，作为“王中之王”的大王与构成联合政权的其他成员拥有相同地位，只不过大王是盟主罢了。而与此相对的，作为现神的天皇具有超凡的权威，其性质与联合政权的盟主完全不同，是令人望尘莫及的存在。

虽说在大王时期，就已有“大王是天神子孙（天孙）”的观念萌芽，但其内涵却仍然十分模糊。那时并不像奈良时代以后，已形成了“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这种明确的皇统观。我们也无法确认大王时期出现了“降世之神”，也就是“现神的意识形态。按理说如果是神的子孙，那其本身的身份也应是神，但说到底，“现神”其实只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只要有意识地大肆宣传，“现神”的概念就会在人们的意识中生根发芽。因此，笔者认为“现神”这一意识形态是“天皇”称号出现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所谓的“大王是王中之王，还不是神”正说明，令大王统治权正统化的终极权威尚在别处。大王必须通过如下过程，才能即位：首先，新大王必须得到群臣的拥戴；然后，大王要在建造王宫的地方修建一个小高坛；最后，大王还需要登坛祭祀天神，接受众神委予其统治地上万物的权力。也就是说，那时的人认为，大王地位的正统性最终是由天神赋予的，天神才是令大王能够统治“天下”的终极权威。

而与此相对的，天皇是由先帝让位，或是在先帝死后，依据遗诏即位的。天皇即位最优先考量的因素除天孙血统外，便是先帝的个人意志。在天皇时期，先帝的个人意志被当作是新天皇即位的正统依据，而这正意味着，天皇自身实际上已上升为统治“天下”的终极权威。

“天皇是神”的依据来自神话“天孙降临”。在“天皇”称号形成的天武朝时期，建国神话逐渐形成体系。公元8世纪初，《古事记》《日本书纪》成书，这使得“天皇是神”的概念得以确立。在中国，是“天命”这样一种抽象的概念将天上世界与人间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而与此相对的，在日本，则有“天孙降临”这一具象化的神话，天照大神直系子孙的血统作为筛选统治者的资格，受到人们的重视。如此一来，日本人通过神话和血统将天上世界与人间统治者联系在了一起。

虽说天皇是“神”，但天皇却并非人们信仰的对象。作为“现神”的天皇是赋予王权统治正统性的终极权威。在律令体制下，国家的统治之法以诏书、敕令（天皇的命令）的形式被颁布。这种形式即是在以“现神”天皇的名义颁布法律，使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再通过“神”的权威敦促臣民服从。天皇成功升格为“神”，并获得终极权威之源—地位。在统治者称号从“治天下大王”转变为“天皇”的过程中，日本列岛的统治者首次升格成“神”，变成了日式“天下”的终极权威。与此同时，由“天皇”统治的“日本”诞生了。以上内容就是笔者的观点，之后我们会在正文中详细阐述这一历史缘由。

※在天武朝、持统朝，“天皇”“日本”等称号出现前，本书使用了“倭王”“（治天下）大王”和“倭国”“倭王权”等表述。但是像“雄略天皇”“推古天皇”等个人名讳，本书则直接沿用了惯用表达。对于“皇后”“皇太子”“皇子”“皇女”等称谓，本书虽使用了“大后”“大子”“王子”“王女”等表述，但涉及个人名讳时，本书仍将遵循惯用表达。此外，采用汉风（中国式）谥号的“雄略”“天武”等两个汉字的天皇名，乃是淡海三船在奈良朝时代后半为初代神武天皇及其后诸位天皇选定的谥号，因已成通例，故此沿用。

[1] 天下御免，在日语中意为可以无所顾忌、堂堂正正地做事。

[2] 六国史，指日本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编撰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

[3] 在日语中，表记“现神（明神）御宇天皇”的假名比表记“治天下大王”的假名数量多，故“现神（明神）御宇天皇”的日语发音更显冗长。

[4] 澄む（すむ），在日语中意为宁静、澄澈。

[5] 现神，日语原文为“現神”，意为下凡至人间，以人的形态示人之神。

第一章
列岛、半岛和大陆—东亚世界中的倭国

第一节　连接“大和”与“加罗”之路

寻觅“大和”发源地

公元5世纪后半的雄略朝时期，在独立的天下观已逐渐形成的基础上，倭王开始使用“治天下大王”的统治者称号。可以说，这是倭王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同列岛周边的东亚世界开展交流，对该时期倭王权的确立意义重大。倭国同周边诸国交流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分别是朝鲜半岛交通线（后文简称“半岛交通线”）与中国大陆交通线（后文简称“大陆交通线”）。

其中，半岛交通线对公元4世纪至公元7世纪日本列岛社会的历史意义重大。这一时期，大量的移民和物资从朝鲜半岛流入日本列岛，正是这些移民和物资推动了日本列岛社会的发展。因此，若想要掌握日本列岛的政治权力，牢牢掌控半岛交通线可谓至关重要。

大致以公元4世纪初为界，日本列岛一方掌控半岛交通线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公元4世纪以前，在日本列岛内部，主要是北九州地区的势力在同加罗（日本列岛社会对朝鲜半岛南部伽倻地区的称呼）往来交流。而公元4世纪初以后，畿内地区的大和取代了北九州地区的势力。也就是说，在该时期大和与加罗第一次产生了交集。笔者认为，正是这次的交集成为倭王权发展的原点。因此，接下来我们将研究掌控半岛交通线的大和与加罗，并探寻它们的发源地。

众所周知，日本之国又被称为“大和（ヤマト）”，大和原是奈良盆地东南部一带的地名。笔者认为，自大和国城下郡大和乡（天理市海知町）与大和神社（天理市新泉町）的所在地天理市南部开始，经箸墓古坟（樱井市箸中），直至古代被称作磐余的天之香具（久）山的东麓一带（樱井市池之内附近），即是大和本来的地理位置所在。

上述这一区域算是三轮山西麓地区，它恰好位于倭王权的发祥地范围内。本丛书中的《王权的诞生》详细介绍过的箸墓古坟与缠向遗迹也地处该区域范围。

可以说，倭王权（也称大和王权）诞生于这一地区，并逐渐自此脱胎成为列岛霸主。与之相应的，“大和”一词也从指代今奈良县范围的大和国全境，逐渐扩展为指代整个倭国，甚至后来的日本国所拥有的广阔领土。最初，“ヤマト（Yamato）”一词被写作“倭”，到了奈良时代则被表记为“大倭”，自公元8世纪中叶起，把“ヤマト”写作“大和”已成为一种共识。

“大和”相关地图　“大和”位于三轮山西麓

朝鲜半岛的窗口“加罗”

在日语中，像“大和”一词那样，语义范围不断扩大且一词多义的地名，还有一个就是“加罗”。

古代史上提起的“加罗”，原本指的是在朝鲜的三国时代没有被百济、新罗吞并而得以幸存的一众小国。

一般来说，“加罗（カラ）”还可以写作“加耶（カヤ）”“伽耶（カヤ）”等，但因为在古代朝鲜语里“ラ”和“ヤ”通用，所以实际上加罗和加耶、伽耶[1]等意思相同，指的是《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名为“任那”的地方，虽然该区域的地理范围也会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动，但其所指代的地域主要还是框定在庆尚南道及其周边一带。

综上所述，“カラ（Kara）”一词源自朝鲜半岛南部的地名“加罗”。随后在日本，它被用来表记汉字“韩”，成为朝鲜半岛的总称，后又被用来表记汉字“唐”，意指中国，甚至引申出了“外国”之意。因电影《望乡》而闻名的“からゆきさん[2]”一词指的就是“去外国的人”。这便是“加罗”引申为“外国”的典型例子。

“加罗”相关地图　（注：黑体为古地名）
“加罗”=金官国，是这一地区的地名

虽说“加罗”一词语义的延伸与“大和”一词词义的扩展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笔者认为对日本人来说，“加罗”原本就是一个自带特殊意义的外国地名。

“加罗”一词原本是一个固有名词，指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河口右岸的金官国（庆尚南道金海市附近）。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的到邪马台国的行程记录，从朝鲜半岛前往日本列岛的登船起航处，有一个叫作“狗邪韩国”的国家，它就是后来的金官国。此“狗邪”与“加罗”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地方。

金官国虽是一个小国，但对倭人与倭国来说，它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金官国和对马隔海相望，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对马西北端的千俵莳山上，就可远眺金官国。此外，因为金官国拥有地处洛东江河口的天然良港，所以从史前开始这里就是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往来交流的重要据点。倭王权建立后，官方外交也利用了此民间交往的路线，倭国与金官国最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正因如此，对于倭人来说，加罗即金官国自古以来就是朝鲜半岛的窗口，金官国是最靠近倭国的邻国，它给倭国提供了很多先进的文化产物，是一个无法替代的重要国家。

另一方面，金官国也是伽倻诸国中较有实力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5世纪前半，全盛时期的金官国显赫一时。原本指代金官国的专有名词“加罗”，也因为金官国的强盛，而被用于泛指朝鲜半岛的伽倻诸国。除此之外，正如人们把伽倻北部的伴跛国称作“大加耶”一般，“加罗”也被用于称呼实力强盛的伽倻诸国。

不过，在日语中“加罗”一词的词义之所以不断扩大，恐怕还是因为金官国自古以来便是朝鲜半岛的窗口。对于倭人来说，金官国就是距离最近且最为重要的异国。在半岛交通线至关重要的时期，“加罗”的词义扩大至指代整个朝鲜半岛。后来，日本列岛同中国直接交往，大陆交通线日趋重要，久而久之“加罗”的词义又扩张至指代中国，最终“加罗”的词义甚至进一步引申至指代所有外国。

任那一词的言外之意

《日本书纪》习惯将伽倻诸国称为“任那”。直到近几年，日本的教科书才开始将伽倻地区称作“加罗”或者“加耶”，在此之前的教科书也全是沿用《日本书纪》的说法，所以即便是现在，和笔者年纪相差不大的读者都感觉还是任那更为亲切。但是相较于长期以来从民众中孕育出的加罗，任那却是基于独尊倭王权的立场而被创造出来的，其政治色彩十分浓郁。

直到近二三十年前，日本古代史学界一直认为：日本在大和朝廷成立后不久的公元4世纪后半就把武装力量扩张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并在那里设立了统治机关—任那日本府，把那里当作大和朝廷的屯仓，像殖民地一样统治和管理这片区域，直至公元562年任那灭亡。这一看法虽然已在当今学界销声匿迹，但该观点造成的影响却依然存在。

如上所述，任那一词可谓是与任那日本府史观密不可分的。除此之外，任那恐怕还受到了《日本书纪》的影响。

《日本书纪》经常用任那一词泛指伽倻诸国，并主张该地区是大和朝廷的屯仓，如果直接按照《日本书纪》的字面意思理解，整个伽倻地区似乎都已处于大和朝廷的统治之下。然而事实上，倭国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影响着伽倻诸国，但这种影响绝非完全的统治。伽倻诸国虽小，可它们却一直保有政治独立性。《日本书纪》中有关任那的记述，忠诚地维护着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但那并非客观事实，读者若是信以为真，只怕就真的掉进了《日本书纪》编撰者的圈套。

那么《日本书纪》是否完全不可信呢？也不尽然。虽然《日本书纪》秉持着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到处篡改原始史料，但另一方面，《日本书纪》也收录了大量现已无法查阅的珍贵史料。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这座史料宝库，我们就无法探究本书所聚焦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笔者认为，了解《日本书纪》的立场，在进行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利用可以利用的材料，才是研究历史的应取之道。

实际上，《日本书纪》中频繁使用的任那一词是伽倻诸国中的一个国家—金官国的别名。公元924年的朝鲜史料《昌原凤林寺真镜大师宝月凌空塔碑文》所言“大师讳审希，俗姓新金氏，其先任那王族……投于我国”，说的是公元532年金官国的末代国王金仇亥向新罗投降一事，所以此处的任那毫无疑问就是金官国。

除此之外，朝鲜史料中再无使用任那泛指伽倻诸国的例子。《日本书纪》喜欢用任那泛指伽倻诸国，以使伽倻诸国附上大和朝廷直属领地之意。这种独特的用法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暴露无遗。换言之，《日本书纪》中的任那原本就有“日本的附属国”这层言外之意。所以到了近代日本，任那才会被大量用于形容日本统治下的国家。朝鲜史学者田中俊明就曾表示：“我既不想使用，也不该使用任那。”笔者亦深以为然。

“大和”与“加罗”的相逢

对日本人来说，“大和”与“加罗”这两个词都有特别的意义。公元4世纪前半，狭义的“大和”与“加罗”产生了交集。以此为契机，日本列岛的历史迎来了崭新的篇章。

在朝鲜半岛南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之间人员往来留下的痕迹遍布各处。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伽倻地区大量出土了由日本列岛带至朝鲜半岛的遗物，以及被认为是日本列岛的移民在朝鲜半岛制造的遗物（后文统称“倭系遗物”）。

近年来，经过发掘调查以金海为中心的伽倻地区，考古人员发现了日本列岛弥生时代及其之前的倭系遗物，这些倭系遗物有大半来自九州北部地区，而古坟时代的倭系遗物则几乎全部来自畿内地区。

金海的良洞里遗迹有不少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坟墓群，考古人员从中出土了小型仿制镜、中广形铜矛等倭系遗物，它们中有不少都被认为制造于弥生时代后期的九州北部地区。然而到了公元4世纪的金海大成洞遗迹以及东莱福泉洞遗迹，这些坟墓中的巴形铜器、碧玉制石材制品、筒型铜器等倭系遗物则几乎全部来自畿内的大和地区。韩国考古学者申敬澈指出，这是公元3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负责同伽倻开展交流的主体由北九州势力急转为畿内势力的结果。换言之，以大和国为中心的势力（=倭王权）在政治上统一了包括北九州地区在内的局部地区。连通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的交通线也被紧紧攥在了倭王权手中。“大和”与“加罗”就这样相遇了。

从遗留在玄界滩远海无人岛—冲之岛上的祭祀遗迹，也可窥见“大和”与“加罗”的此次相逢。冲之岛宗像神社里的冲津宫供奉着“海北道中”的守护神—宗像三女神。而此处的“海北道中”指的就是从九州地区通往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的海上要道。

冲之岛正式举行航海神祭祀是在公元4世纪后半。在这一时期，人们会在巨大的岩石上设立祭坛，奉上铜镜、碧玉制腕饰、滑石制祭具、武器、工具等物，举行祭祀活动。这些文物和该时期古坟中的陪葬品种类相同，但其品质和数量却远超九州北部地区的古坟。可以说，单凭九州当地豪族的一己之力是无法举办冲之岛祭祀的，所以该项祭祀的主体无疑还是畿内的大和势力。

朝鲜半岛南部的主要遗迹与倭系遗物分布图　（田中俊明提供）

由此可见，冲之岛祭祀之所以出现于公元4世纪后半，是因为其是以倭王权为主体的祭祀活动。换言之，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倭王权就已经掌控了从九州通往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海上要道。上述即是从考古学上证明“大和”与“加罗”产生交集的例子。

物资的流通往往也伴随着人员的移动。物资与人员在半岛交通线上往来不断，其中自日本列岛向朝鲜半岛的人员移动，正如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倭系陶器所示。从中我们还能看到大和势力延伸的足迹。

以金海、釜山为中心，考古人员从庆州、马山等地出土了若干陶器，这些陶器继承了古坟时代日本列岛上常用的土师器[3]的衣钵。据韩国考古学者安在晧的研究可知，土师器系陶器从公元4世纪前半一直存续至公元5世纪前半，它们的形制来源于畿内地区的布留式陶器[4]，抑或继承了布留式陶器衣钵的布留系陶器。某种程度上，这些陶器的形制随日本列岛陶器形制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在朝鲜半岛软质陶器器形、制作工艺的影响下，这些陶器也显现出独有的变化。安在晧认为，根据上述情况推测，在过去曾有倭人集团从日本列岛移居朝鲜半岛。

移居朝鲜半岛的倭人制造的陶器沿袭了畿内布留式陶器的形制，这一情况表明，此类倭人移民大都来自畿内地区，或是他们与畿内地区的倭王权存在某种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倭王权的授意下移居朝鲜半岛的。另一方面，朝鲜半岛上的倭系陶器也受到了朝鲜半岛当地陶器的影响，这说明部分倭人移民已在半岛社会定居下来。

综上所述，在倭王权掌控了朝鲜半岛交通线后，负责往来交流的大和倭人通过半岛交通线被派往加罗，并在加罗定居，他们的子孙所留下的陶器便是上文提及的土师器系陶器。

掌控朝鲜半岛交通线的目的

那么，掌控了朝鲜半岛交通线的倭王权为何要将倭人集团送至朝鲜半岛呢？

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谈及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交流，就无法绕开铁的问题。记录了3世纪前后所发生事件的《三国志·魏志·弁辰传》记录的是公元3世纪前后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一段记述十分有名：“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弥生时代日本列岛的倭人极度依赖朝鲜半岛的铁资源，为了获取铁资源，他们常常渡海来到朝鲜半岛。即便进入古坟时代以后，至少直到约公元5世纪末，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也未曾发生改变。在那一时期，倭国内部虽然已在相当程度上普及加工武器、农具等制品，但大半的铁原料仍然需要从朝鲜半岛进口。

考古人员曾从公元5世纪的古坟中出土过大量的长方片形铁原料—铁铤，通过对其进行成分分析与形状比对，这些铁铤被认为很有可能来自朝鲜半岛，尤其是金海、釜山地区。另外，这些铁铤的重量符合一定的规格，它们很有可能具备货币的功能。在本系列前一册书（《王权的诞生》）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获取铁原料的路径与政治权力间的关系。都出比吕志认为，倭王权通过掌控进口铁原料的半岛交通线来独揽向列岛各地的首领二次分配铁原料的权力，从而达到巩固霸权的目的。这是一个宏大而有吸引力的假说。若果真如此，那么在古坟时代，倭人自然也会为了获取铁原料等必需品而往返于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可以说，前文提到的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土师器系陶器，从考古学角度佐证了上述观点。

公元5世纪前半，正如后文所述，朝鲜半岛传来了多种先进技术，例如以烧制须惠器[5]的技术为代表的各类新式锻冶技术、金属加工技术等。就如同垄断铁原料一般，倭王权垄断了这些新式技术，并严控它们传入列岛各地。

在古坟时代，舶来的中国镜、碧玉制腕饰、装饰大刀、头冠等权力象征物，也大多通过半岛交通线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诸国传入日本列岛。

综上所述，公元4世纪前半大和与加罗的相遇，意味着倭王权已完全掌控了半岛交通线。据此，倭王权垄断了以铁为代表的必需品、权力象征物及先进的技术，并通过在列岛内部对其实施再分配以强化对各地首领的政治统治。都出比吕志认为，古坟时代初期形成的日本列岛内的这种政治性统一可被理解为“早期国家”的形态。

正是那些在倭王权授意下前往朝鲜半岛并定居于此的倭人，开拓了被倭王权独霸的半岛交通线。公元4世纪以后，倭王权加强了同朝鲜半岛的交流，大量的倭人抵达朝鲜半岛。但是，倭王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统治朝鲜半岛南部，有时倭王权只是应朝鲜半岛一方的请求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回报，倭王权会要求朝鲜半岛一方提供人员和物资，当然这些人员和物资必须由倭王权垄断。

何时建立国家

日本列岛上的国家是何时建立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人们对“国家”的定义，所以表述起来相当复杂。津田左右吉（1873—1961）曾批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继承了津田左右吉批判思想的战后古代史学界普遍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史料性不够严谨。所以学界对其记述的内容也多持否定态度。不过，较之过去，当今史学界对各类制度形成的时期又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这样的研究动向中，希望重新审视“日本列岛何时建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学界的这种动向是严密批判史料的成果，当然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结合这些成果，笔者认为国造制[6]、部民制[7]、氏姓制度[8]等，基本上都形成于公元6世纪以后。

不过，自学界对《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史料定性后，古代史研究者们便对《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敬而远之了。史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也从大化改新前，推后至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这令大化改新以前的史学研究变得分外薄弱。

另一方面，随着发掘调查成果的累积，较之过去，考古学界对该时期的研究却大为充实，研究者的人数更是与日俱增，相关研究的进展也可谓是突飞猛进。于是，在充分吸收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史料性，恐怕才是如今研究大化改新前古代史工作的当务之急。

正如本系列前一册书（《王权的诞生》）所言，近年来的考古学逐渐明晰的一个重要史实是—一股以大和为中心的势力早在古坟时代初期，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列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政治性统一”的实质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政治性统一”视为国家呢？虽然各方学者对此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比起这种各家争鸣的状态，恐怕探讨“以大和为中心的势力完成了对日本列岛主体部分的政治性统一”这种基本认识是否妥当，才最为重要。而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所持态度与本书参考文献的研究方向大致保持一致，即表示赞成。此外，笔者对都出比吕志这种把上述的“政治性统一”称作“早期国家”，并将其归入“国家”范畴的观点，甚感亲切。

第二节　半岛的动乱和倭王权的巩固

和百济建交—七支刀铭文

倭王权在公元4世纪初掌控了半岛交通线，并通过半岛交通线开始与伽倻诸国交往。其后不久，倭王权又通过伽倻诸国牵线搭桥，与刚建国不久的百济建交。随后，双方缔结为军事同盟。那么，倭国为什么会和百济结盟呢？下面就让我们以奈良县石上神宫收藏的七支刀的铭文为线索，对该问题一探究竟。

铭文刻于七支刀的正反两面：

【正面】

泰和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铁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供侯王□□□□□

（大意：泰和［太和］四年［369］五月十六日丙午正午，用百炼之铁铸七支刀。此刀能辟邪，适于王侯佩戴。）

【背面】

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子奇生圣音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大意：先世以来，如此宝刀从未出现，百济王世子［太子］奇生［贵须王］特意为倭王精心铸造，以传后世。）

七支刀的铭文该如何解读仍众说纷纭，但是对于“泰和（太和）四年百济王世子（太子）打造了七支刀并将其赠予倭王”的观点，各家学者的意见基本保持一致。百济王世子向倭王赠七支刀一事证明，百济承认了倭王的政治地位。换言之，在这一时期，倭国和百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日本书纪》中也有与七支刀铭文相对应的记述。《日本书纪·神功纪》五十二年九月条中有如下记载：“久氐等从千熊长彦诣之，则献七枝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种种重宝。”从此，百济每年都会向倭国“朝贡”（外国之王以臣下之礼献上贡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书纪》将“七支刀”写成“七枝刀”，铭文中的“支”和“枝”是通假字，所以两者都有“分成七枝的刀”之意。

据说上述《日本书纪》的记载是参考《百济记》写成。除此之外，在《日本书纪》编撰的过程中，编撰者也有参考百济相关史书“百济三书”中的另外两本—《百济本记》和《百济新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内容上看，“百济三书”似乎并非编撰于百济本国。学界有种较为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公元660年百济灭亡后，流亡至倭国的百济人于公元7世纪末至公元8世纪初，应《日本书纪》的编委会之邀，撰写了百济三书。

国宝七支刀　长74.9厘米（石上神宫藏）

虽然流亡倭国的百济人在编撰百济三书时，充分利用了百济的古籍资料，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为日本朝廷效力，为了迎合天皇和日本朝廷的心意，少不了做小小的修改。所以，若想好好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必须多加留意、甄别。

如果把参考《百济记》编撰的《日本书纪·神功纪》的纪年，推后干支二运（一运等于六十年），则可通过计算得出其所述内容的实际年代[9]。照此方法，《神功纪》五十二年可根据前代研究转换为公元252年，随后我们再将这一时间推后干支二运，即可得到公元372年这一实际年代数，公元372年与七支刀铭文中出现的公元369年仅仅相隔三年，在时间上可以说二者是大致吻合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书纪》之所以会刻意将上述情况表述成百济“朝贡”倭国，是因为《日本书纪》有其惯用立场—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受周边各国朝贡的“东夷小帝国”。所以，我们切不可不假思索地对《日本书纪》的全部内容照单全收。至于七支刀的铭文，我们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只言片语关乎“朝贡”，所以在那一时期，百济与倭国结成的外交关系，实际上应该是对等的外交关系。这样理解显然更符合史实。也就是说，作为两国平等建交的纪念，七支刀被百济王世子赠予倭王。

据《日本书纪》记载，倭国与百济建交，是百济率先行动并经由伽倻地区的卓淳国（庆尚南道昌原）从中撮合才得以达成的。

缔结军事同盟

那么，百济为什么要拉拢倭国呢？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朝鲜半岛。

那时的朝鲜半岛刚刚进入三国时代，北方有强国高句丽虎视眈眈，南方有刚建国不久的新罗和百济东西并立，至于伽倻诸国，它们被夹在新罗和百济之间连成一片。在此背景下，应对高句丽的南下政策，便成为百济与倭国交好的缘由。

公元4世纪末的朝鲜半岛　百济与高句丽交战，并拉拢倭国

另一方面，于公元280年统一了中国的西晋，进入公元4世纪便急速衰落，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接连翻越长城，屡次犯境，建立政权，竞相称霸。中国逐步迈入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西晋皇族逃往江南，于建康（南京）重建晋廷，史称东晋。

西晋的衰亡与晋室南迁，给朝鲜半岛的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公元313年前后，高句丽一举攻占原西晋的统治据点—乐浪、带方二郡，并将西晋势力逐出朝鲜半岛。然而，西晋势力虽一落千丈，但在毗邻朝鲜半岛的辽东、辽西地区，前燕势力却在不断扩张。不可避免地，前燕与高句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公元342年，高句丽大败于前燕。翌年，高句丽王被迫向前燕称臣。高句丽故国原王在遭受这一重大挫折后，以乐浪郡故地平壤为据点，意图使高句丽势力向朝鲜半岛南部扩张，以谋求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高句丽和公元4世纪前半刚于马韩之地建国的百济相互对峙。公元371年，百济近肖古王同太子贵须一道，进攻高句丽的平壤城，双方发生激战。高句丽故国原王迎击敌军，不幸中箭，战死沙场。而这正是《日本书纪》记载的，百济向倭国献上七支刀的前一年。

如此看来，百济是在与采取南下政策的高句丽激烈交锋之时，才拉拢了倭国，与倭国建交，赠予倭王七支刀的。可以说，在那时百济急需一个军事伙伴。所以，它将目光投向了倭国。另一方面，对倭国来说，百济同样重要，百济是先进文化产物的供给方。不仅如此，乐浪、带方二郡被高句丽攻陷后，居于此地的中国人有不少都逃往了百济。百济在败于高句丽之后的第二年，便向东晋遣使朝贡，与东晋正式建交。这样一来，倭国便打通了沟通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新渠道。

广开土王碑　（1913年）

被参谋总部相中的广开土王碑

倭国和百济结盟后不久，应百济之请，倭国参与到百济与宿敌高句丽的对战中。此事被记载于广开土王碑（又称好太王碑）的碑文之中。对于因史料匮乏而迷雾重重的列岛4世纪史而言，这篇透露倭国在半岛动向的碑文可谓弥足珍贵。

广开土王碑矗立在今中国境内鸭绿江北岸的吉林省集安市原高句丽旧都国内城内，其碑高6米，伟岸威仪。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共计约1800字，它记录了倭国活跃于朝鲜半岛的情况，其中的“辛卯年条”部分在日本国内一直备受关注，而其前后篆刻的文字如下：

① 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百残［=百济］、新罗自古便是属民，历来皆朝贡。）

② 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释文参见后文。）

③ 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永乐］六年丙申［396］，王亲率水军讨伐残国［=百济］。）

（□表示碑面风化，碑字无法释读之处。）

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学界独重上述②辛卯年条一节之内容，并将其大致解读为：“倭以辛卯年（公元391年）来，渡海攻百残、□□、新罗，以为臣民。”换言之，公元391年倭国渡海攻打朝鲜半岛，短时间内大败百残（对百济的蔑称）、新罗等，并将它们纳为臣属。可以说，这种说法大大满足了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

然而，正如昭和四十六年（1971）近代史专家中冢明所言，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关于广开土王碑的研究显然走上了歧路。明治十六年（1883），日本参谋总部的炮兵大尉（实际上是个间谍）酒匂景信将广开土王碑的拓本（双钩填墨本）带回日本后，参谋总部对碑文做了解读。于参谋总部而言，“辛卯年条”就是证明朝鲜半岛南部自古以来便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铁证。参谋总部的此番解读严重影响了后世的碑文研究。

对此，在中冢明的启发下，旅日考古学者李进熙又提出了“碑文篡改说”。李进熙将研究的目光聚焦至参谋总部的解读及石碑表面涂满石灰的报告。他认为，酒匂景信将拓本带回日本后，篡改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参谋总部为掩盖真相，便派遣大量工作人员至石碑所在地，用石灰涂在碑面上篡改了碑文。

但是，那时若要前往石碑所在地进行实地调查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因此，李进熙提出的假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拓本内容，以及战前去过石碑所在地的学者们的手记。后来，中国吉林省当地的王健群，对广开土王碑又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经调查发现，是拓工初天富、初均德父子把石灰涂在了石碑上。综合其他诸多例证，王健群的研究表明，上述涂抹石灰、篡改碑文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因此，涂抹石灰前所制作的原石拓本，字迹虽已模糊不清，但其史料价值却非常之大。

原石拓本辛卯年条的碑文，除完全磨损至无法辨认的两个字及一个不清晰的“海”字外，其他的碑文皆可确认。王健群说：“在原来的石碑上，‘海’字也是能够依稀辨认的。”综上所述，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辛卯年条碑文的可信度又再次得到了确认。

辛卯年条是序文

明治时代之后的碑文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将辛卯年条从文脉中剥离出来，并以此为凭证，断章取义地强调倭国在朝鲜半岛的行动。这种研究方法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加以阐释，说它是“报喜不报忧”也不为过。相比之下，朝鲜、韩国的学者们则一直在批判日本学界的这种歪曲解读，并积极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这些新见解虽然形形色色，但它们全都否定百济、新罗等附属于倭国。对于高句丽自始至终的有利形势，它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些见解完全站在了日本方面解读的对立面。

但是，或许正如朝鲜史专家李成市指出的那样，日本明治时代以来对广开土王碑的解读，和韩国、朝鲜学者的解读，都受到自身所处时代的影响，并不客观。为了摆脱这种研究状况，我们必须着眼于碑文的整体脉络，重新思考辛卯年条的内容。

经过重新梳理碑文，我们发现日本、韩国、朝鲜的学者在理解碑文时都犯了一个语法上的大错误，即将“以辛卯年来”的“来”理解成了动词。实际上，“以辛卯年来”在语法上同“辛卯年以来”之意完全相同，即可解释为“从辛卯年起延续至今”。这样一来，上述②的释文就变成了：“倭国自辛卯年（公元391年）以来，常渡海攻百残（=百济），□□新罗，使之为属国。”这样的解释读起来似乎顺畅不少。该方案由日本的东洋史学者西岛定生提出，王健群也持相同看法。

此外，若将辛卯年条②置于上下文中理解，以往被忽视的重要信息也会浮出水面。从篇章结构来看，辛卯年条出现在碑文的序文中，该序文旨在正当化广开土王的战绩。换言之，上述碑文的解读如下：①新罗、百济原本就是高句丽的属国，且一直向高句丽朝贡；②然而，倭国自辛卯年起，频频渡海进攻百济、新罗，并使得百济、新罗附属于倭国；③在这种形势下，广开土王于公元396年，亲率水军，讨伐已沦为倭国属国的百济。而此后的内容写道：“归王（=百济国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通过上述解读可知，①至③文段的重点明显落在了记录和称颂广开土王辉煌战绩的③上。

②辛卯年条揭示了③的出兵理由，相当于在为后文做铺垫。正因如此，站在高句丽的角度看，②辛卯年条记述的内容应是对高句丽相对不利的内容。从碑文的整体文脉也可知，无论怎么看，②的内容大致都应该是在说倭国迫使百济、新罗臣服。

广开土王碑上的“倭”是海盗吗？

重新梳理广开土王碑的碑文，我们可以知道，尽管时间并不长久，但百济和新罗的确也曾短暂地做过倭国的属国。通过碑文的文脉逻辑，辛卯年条的内容得到了印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碑文旨在强调广开土王战功卓著，所以在内容上难免有些夸张。例如：①里提到百济、新罗两国原本就是高句丽的属国，它们自古以来便向高句丽朝贡。我们无法认定这些记述即为事实。我们也很难判断②里提到的“破百残”“以为臣民”等内容，是否属实。

不过，我们也没法妄断上述①②纯属子虚乌有。碑文将倭国描述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它会趁势将百济、新罗纳入麾下，它藏于两国之后，始终与高句丽作对。这样的描述或多或少都夹杂着夸张的成分，因为碑文要以此来突出广开土王的卓著功勋。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否认上述记载的某些事实根据。例如，公元399年百济同倭国交好，为表示诚意，百济曾将人质送至倭国。碑文中涉及的核心事件的确存在。

广开土王碑文中的倭国

王健群认为，上述碑文中提到的“倭”，并非指统一了日本列岛的那股政治势力，而应该是指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地方势力，或如后世倭寇般的海盗。笔者不认同王健群的观点。那个被高句丽视作强敌的倭国，那个被百济拉拢的倭国，以及百济为表诚意特意送去人质的倭国，怎么可能只是一介地方豪强，又或者是一群海盗呢？在本书中，笔者已详细介绍过大和与加罗的相遇，也提到过倭国与百济建交的纪念物—七支刀。如果我们将此历史背景纳入考量，广开土王碑中出现的“倭”无疑正是能够代表日本列岛正统的倭王权。

派兵支援百济是为了获取先进文化产物

公元4世纪后半，高句丽制定的南下政策，把作为新兴国家的百济、新罗，甚至伽倻诸国和倭国都卷入其中。朝鲜半岛迎来了史上最早的动荡时代。

新罗有赖于高句丽强大的军事实力，唯其马首是瞻。另一方面，百济和伽倻诸国则选择同倭国合作，它们把倭国拉入朝鲜半岛的纷争，使其在对战高句丽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过去，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国出兵朝鲜半岛是想要统治朝鲜半岛南部的伽倻诸国。但是，如果把倭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单纯归结于此，未免为时尚早。况且，在笔者看来，在高句丽的压迫下，百济和伽倻诸国向日本求援，由于强化王权少不了同半岛的联系，因此倭国是积极应邀才出兵朝鲜半岛的。据广开土王碑的碑文记载，倭军以金官国为据点，往东向新罗境内，往西向遥远的旧带方郡（首尔附近）地界进军，在此过程中遭遇高句丽军队，与之发生激战。而后，倭国与高句丽结怨，两国成为宿敌。另外，在那一段时期内，因躲避战乱或是报答倭国的军事援助而大量涌入日本列岛的人员和物资，其数量远超以往任何时期。

倭王权垄断了这些流入列岛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以及铁原料、先进文化产物等，并通过再分配这些人员和物资，进一步强化对各地首领的控制。正如本系列前一册书（《王权的诞生》）所言，公元4世纪末，大王墓大型化趋势明显，古坟时代进入中期阶段。而这一情况发生的背景就是，倭国投身于高句丽南下政策挑起的半岛战乱，并借此机遇发展壮大。在倭王权形成的过程中，半岛交通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帝国”意识的萌芽

公元4世纪后半，倭国连同一直以来相处友好的伽倻诸国，与百济结盟。客观来说，倭国与这些半岛国家绝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它们的地位是相对比较对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伽倻诸国全是小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与倭国之间还是形成了一种依存与保护的关系。此外，即便在与百济、新罗的外交关系中，倭国也凭借其军事实力掌握了主导权，倭国会视情况向半岛诸国索要王族人质或大量人员和物资，有时还会介入他国政治。

在广开土王的时代，新罗和百济会向倭国送去作为人质的王族。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些人质为线索，进一步梳理该时期的倭国同朝鲜各国的关系。

日本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百济、新罗将王族送至倭国做人质，即是它们臣服于倭国的证据。然而近年来，这样的观点正在被逐渐修正。人质在日语中为“質（ムカハリ）”，其本意是王的替身（所以通常选择王族充任）。正如山尾幸久所言，当一个国家请求他国予以政治性、军事性协助时，为保证不会背叛他国，该国需向他国派遣外交使节，这种外交使节就是作为王替身的人质。具有这种性质的人质，在这一时期，被百济和新罗送往倭国。而另一方面，倭国则无须向上述两国送交人质。也就是说，人质输送是单向的。

据《三国史记》（成书于1145年，是现存最古老的朝鲜史书）记载，公元397年百济的阿莘王（阿花王）为与倭国交好，将人质太子腆支（直支）送往倭国。《日本书纪·应神纪》就此事也有相应的记载（括号内为同一个人的人名在《日本书纪》中的写法），故证明此事多半属实。而前述的广开土王碑上有记载：永乐九年（399）百济悍然毁约，勾连倭国。这段碑文似乎也可以指向百济曾有过将人质送往倭国的行为。立场各不相同的三份记录，却几乎一致地记载了同一件事情，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百济将人质送往倭国，正如广开土王碑上记述的，公元396年百济败于高句丽，因此不得不向高句丽臣服。那时的百济屈于高句丽强大的军力，迫不得已背离了与倭国缔结的同盟。但此后不久，百济又再次在倭国的协助下，走上了一条与高句丽抗争到底的道路。所以，在这一时刻，阿莘王为表绝无二心，便将太子送去了倭国。

另一方面，公元400年前后，新罗将王子美海（微叱许智）送入倭国做人质。其后，又通过朴堤上（毛麻利叱智）出奇谋，让王子得以平安返回新罗。这一事件在《日本书纪·神功纪》《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约1289年成书，是仅次于《三国史记》的朝鲜史书）中均有记载。而且《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还记载了美海之兄宝海于公元5世纪初被送往高句丽做人质的事情。

人质输送图　人质被送至箭头方向

这一时期，新罗军队在高句丽援军的帮助下，肃清了侵入新罗境内的倭军。但即便如此，来自倭国的威胁也未能完全解除。为防倭国再犯，新罗同倭国进行了外交谈判，两国约定倭国罢兵，不再进攻新罗，但作为交换，新罗需要将王子作为人质送往倭国。

如上所述，从公元4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初，新罗将王族当作人质送入倭国和高句丽，百济也将人质送往倭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罗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向高句丽和倭国送去了人质，其中的苦楚不言自明。另一方面，虽然有他国将人质送入倭国和高句丽，但倭国和高句丽却并未向他国输出过人质。笔者将这种关系整理成图，参见上方人质输送图。

总而言之，在古代国家约定动用或不动用军事力量之际，某一方朝军事实力更强大的另一方派出的使节即为人质，人质的作用在于代替王成为信守承诺的保证。此外，人质输送是单向的，这表明接受人质的一方（倭国、高句丽）相对于输送人质的一方（新罗、百济）在外交上掌握一定的主导权。

在与半岛诸国的外交关系中逐渐掌握主导权的倭国，甚至还会干涉别国王位继承之事。

公元405年，百济阿莘王（阿花王）薨，各方势力围绕王位继承权展开激烈角逐。倭王权将百济送入倭国的人质腆支（直支）送归百济，并竭力支持其承袭王位。虽然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但《三国史记》和《日本书纪》都记载了此事。由此可知，此事应该基本属实。铃木靖民认为，倭国正是以此事为契机，开始逐渐形成倭本位的小中华意识。

通过倭王权偶尔介入他国内政，倭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开始形成。倭国渐渐单方面地认为自己同半岛各国的外交关系是一种朝贡关系。不久，倭五王遣使前往南朝宋[10]，声称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任那、百济建立了直属领地。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倭王权的一厢情愿，倭国与半岛各国之间并未真正形成客观、永久的外交关系。

第三节　渡来人[11]迁入与列岛技术革新

5世纪前半的第一批渡来人

以广开土王大力推行的南下政策为导火线，朝鲜半岛一时突入战乱时代。在上一节中，我们讲到倭国插足朝鲜半岛战事，朝鲜半岛的人员和物资在这一时期大量流入，成为倭王权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契机。在本节中，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一过程。

在古代，一直有人断断续续地从朝鲜半岛渡洋至日本列岛，并在此定居。这些渡来人（归化人）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日本古代史学界关于应该选用“渡来人”还是“归化人”作为标准用语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两个词均有优劣，故而在本书中暂且统一使用“渡来人”这一表达）。关于这一点，关晃曾有如下论述：

较之日本列岛固有之物，被渡来人断断续续带入列岛的技术、知识和文化产物，有其卓越的高度。正是因为吸纳了这些先进文化，列岛社会才迈入了崭新的阶段，且在精神文化层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说渡来人带来的先进文化是列岛社会新时代的主角绝不为过。甚至，仅说这些先进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必须承认日本人不论谁都有古代渡来人10%到20%的血统。经常听人说：“我们的祖先同化了渡来人。”事实上，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应该说渡来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所做之事不是在为日本人服务，相反我们该说：“那些事由日本人完成。”

以上便是关晃的观点，虽然距离这一观点提出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关晃说的“渡来人就是我们的祖先”“那些事由日本人完成”，在笔者看来真称得上是至理名言，至今读来仍能获得新的感动。与这种开放的精神相比，二战以前人们高声大呼的“要保持大和民族血统纯正”的口号，是基于多么狭隘且错误的历史观炮制出的排外主义意识形态啊！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渡来人是在应神朝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到日本列岛的。秦氏的祖先、倭汉（东汉）氏的祖先都曾率领大批族人移居列岛。两书中甚至还出现了王仁（和迩吉师）渡来，教授倭国太子汉文典籍的记录。

应神天皇被认为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是倭国早期的大王，其在位年代在公元4世纪后半到公元5世纪初之间。也就是说，其在位时期正好与广开土王在位时期有所重合。虽然《古事记》《日本书纪》都记载称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渡来人从朝鲜半岛涌入日本列岛，但笔者认为这些记载仍然存疑、不可全信。比如，据《古事记》记载，在应神朝时期移民到日本列岛的和迩吉师，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但《千字文》成书于公元6世纪前后，这与应神朝的时间明显矛盾。另外，《日本书纪·应神纪》中记载的倭汉氏之祖阿知使主的儿子“都加使主”和《日本书纪·雄略纪》中记载的“东汉直掬”是公元5世纪后半雄略朝时期的同一位人物。

《日本书纪·应神纪》和《日本书纪·雄略纪》中有很多关于渡来人的记载，并且正如倭汉氏与秦氏的相关记述及缝衣工女渡来的记述那样，两者有不少内容都是相互对应、相互补充的。《日本书纪·雄略纪》长于记录，相比之下，记载了相同内容的《日本书纪·应神纪》则比较注重讲述始末缘由之上架空的传说。

综上所述，《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应神朝渡来人的记载，虽然不具备极高的可信度，但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录全凭捏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书纪·雄略纪》中有让东汉直掬管理渡海前来的今来（新）汉人的记录。所谓今来，有与之前的渡来人相比是新移民之意。因此，在倭王权之下存在着以倭汉氏和秦氏等为代表的早在雄略朝以前就移民列岛的古渡来人团体。只不过因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史料可信度不高，我们无法断定是否发生在应神朝时期。

战前的日本学界，基本上认同《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应神朝渡来人的记载。而在批判上述两书史料价值的战后，否认两书所述看法成为主流意见。最近的研究就呈现出对公元5世纪前半的渡来人评价不高的趋势。虽说仅凭《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难以断定渡来人是否曾在应神朝渡海抵达过日本列岛，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日本列岛周围的国际形势以及考古学调研的成果，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第一批渡来人的移民高峰多半出现在公元5世纪前半。可以说，在那时第一批渡来人所携之物，对后世列岛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批渡来人前往日本列岛定居的深层原因是半岛战乱。古代的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乱的时期如下：① 4世纪末至5世纪初、② 5世纪后半、③ 7世纪中叶。①即我们介绍过的广开土王的时代；②是公元475年，高句丽攻克百济都城汉城（汉山城，今首尔）前后所引发的战乱，百济被迫迁都汉城以南的熊津（忠清南道公州）艰难复国；③为新罗与唐的联军和高句丽与百济的联军间爆发的战争，百济与高句丽相继灭亡。公元663年，救援百济的倭军在白村江与唐军遭遇，倭军大败。

显然②与③是第二批、第三批渡来人移居日本列岛的高峰期。通常来说，在古代，渡来人多是为了躲避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战乱，才会集体移民至日本列岛的。所以，第一批渡来人移居日本列岛的时期，应该与上述①的时期有所对应。

渡来人移居日本列岛的另一个契机在于移民接纳方—倭王权的态度。移居日本列岛的渡来人大都受倭王权统治，且会运用专业技术和知识为倭王权服务。公元5世纪初第一批来到日本列岛的渡来人尤其如此。倭王权在统一列岛主体部分时的历史状况，决定了渡来人的生存状态。这些都可以得到考古资料的支持。

新生活方式的传入

渡来人在日本列岛留下了诸多遗物，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形形色色的韩式陶器。韩式陶器是指出土于日本列岛西部各地公元4世纪后半至公元5世纪的遗迹中的一类陶器，通常情况下，它们的形状及制作工艺酷似同时代朝鲜半岛南部的陶器。

众所周知，日本古坟时代的陶器大致可分为须惠器和土师器两类。而韩式陶器也可以分为陶质和软质两类。前者是须惠器的雏形，是用转盘让黏土成型，然后再在窖窑里用高温内焰烧制而成的一种高级陶器。制作它需要超高的技术，在渡来人到来以前，日本列岛没有这种技术。后者同土师器一样，是一种用外焰烧制而成的泛红色陶器。软质陶器有日本列岛的土师器没有的种类和形状，专家一看便能有所分辨。此外，这两种陶器大致还可以分为渡来人直接从朝鲜半岛带入型和运用渡来人出身地的技术在日本列岛制成型两类。

首先，这些陶器的年代大都集中在公元4世纪后半至公元5世纪末，即日本古坟时代中期至后期初。这说明在该时期内抵达日本列岛的渡来人人数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渡来人在日本列岛的分布情况。就距离而言，离朝鲜半岛较近的北九州地区似乎应该渡来人人数众多，但事实却是，大阪府的渡来人人数占优，大阪府的河内地区人数尤多，奈良县次之，接下来是冈山县、福冈县、长崎县降序排列。换言之，畿内的河内、大和地区有数量最多的渡来人，其次是吉备和筑紫。由此可知，在该时期有大半渡来人都被有计划地迁至了与倭王权关系密切的要地。

上述的陶质陶器经本土化后就变成了须惠器。早期的须惠器产于北九州、濑户内海沿岸、畿内等列岛西部各地。不久之后，大阪府一个叫作“陶邑”（堺市南部及其周边）的地区逐渐成为日本列岛须惠器的生产中心。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讲到。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须惠器最早产于公元5世纪中叶。近年来，认为须惠器最早产于公元5世纪前半或公元5世纪初的观点渐渐占据了主流。而最近，在平城宫遗址下层的古坟时代的地层中，同早期须惠器一起出土的扁柏材质的半成品，成为可证明须惠器起始年代的有力证据。通过年轮推测年代的方法，我们可知木材采伐于公元412年。所以，主张须惠器产于公元400年前后的说法，更具说服力了。

大阪府的韩式陶器分布图　（田中清美提供）

如上所述，公元400年前后第一批渡来人移居日本列岛，他们带来的陶器制作技术为其后须惠器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不过，渡来人带入日本列岛的可远不止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

负责生产须惠器的渡来人还将新的生活方式带入了日本列岛。那时的人们在竖穴式住宅[12]里垒灶台，灶台上还有深腹的瓮和带把手的锅可以使用，瓮内装了甑，用作蒸器。这些全是日本列岛此前没有的。后来，垒灶台做饭的烹调法，在列岛内迅速普及，并作为倭人的生活文化保留下来。

另外，公元5世纪初，马和马具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骑马之风迅速席卷岛内各处。虽然令人意外，但日本列岛确实直到公元4世纪都还没有出现过马这种生物。也是在这一时期，给甲胄钉铆钉的技术，给耳饰、带饰等金属制品镀金的技术也传入日本列岛。这些新的锻冶技术或金工技术被成体系地引入日本列岛。

先进技术传入地方

一系列先进技术的传入，宣告了日本列岛技术革新时代的到来，而这些革新的技术也成为列岛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导火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列岛自始至终都是在倭王权的主导下采纳先进技术的。

陶邑古窑址群早期窑址的分布　（菱田哲郎提供）

如上所述，在列岛西部须惠器以多元化的形式进行生产。正如最近发现的陶邑古窑址群大庭寺遗迹表明的那样，陶邑的须惠器生产规模一直以来都相当出众。陶邑很快就明确了倭王权须惠器生产中心的性质。初期陶器的形状缺乏统一性，而陶邑生产的不同种类的陶器，都有其固定的形状和装饰，自成规格。这就是须惠器的标准化。陶邑产出的标准化须惠器一经推出，便迅速在列岛各地传播。最早在公元5世纪中叶，列岛各地便已经能够产出酷似陶邑水平的须惠器了。但需要指出的是，直到公元5世纪末以后，列岛各地的须惠器生产才步入正轨。整个公元5世纪，陶邑制品行销东北到九州之间的地区。

各地早期的须惠器并不统一，所以先是在陶邑进行集中的标准化生产，之后列岛各地才开始能产出一些标准化器形的须惠器，这一转变过程的出现，正是因为倭王权先是垄断了先进技术，而后又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向列岛各地普及了标准化的生产模式。此外，在日本列岛，整个5世纪只有陶邑制品能大范围流通。该现象表明，倭王权掌控了须惠器的生产体制，以及列岛各地依赖陶邑制品的情况。

渡来人的故乡—加罗

渡来人的遗物能够展示他们在这一时期内的活动轨迹，这对追寻他们的历史大有助益。

在渡来人的遗物之中，陶器最能展现某个地域的特性。据定森秀夫的研究，公元5世纪前半以前的陶质陶器大多产于以洛东江下游为中心的伽倻南部地区。此外，韩国的考古学者朴天秀认为，大庭寺遗迹出土的初期须惠器，很有可能来自釜山、金海（金官国）及其周边的昌原（卓淳国）、咸安（安罗国）等伽倻南部各地的多个手工艺人团体。此外，直到公元5世纪前半，马具、铁矛、甲胄、铁铤、箭囊等渡来系文化产物同样多来自釜山、金海地区的金官国。

如上所述，第一批渡来人在列岛内留下了大量的遗物，这些遗物说明他们大都来自伽倻南部。从《日本书纪》和广开土王碑的内容看，伽倻诸国中最早与倭王权建立紧密联系的是金官、安罗和卓淳等国，它们几乎全是位于伽倻地区南部的国家。可以说，该情况与考古遗物透露的信息几乎一致。

伽倻南部地区也集中出土了不少以土师器系陶器为代表的倭系遗物。也就是说，4世纪前半以后，大和人成群结队地渡海抵达加罗地区，到了4世纪末，加罗居民又大规模地渡海前往日本列岛。移民方向大为逆转。大和与加罗就这样在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往来间，建立了特殊的羁绊。

不过，该时期大和与加罗的交往却有着决定性的不同。从加罗流入大和的通常是灶台、须惠器、马匹、马具等，后来这些东西继续扎根日本列岛，融入了日本列岛的文化。而大和传入加罗的物品则几乎没有扎根朝鲜半岛，更谈不上融入当地文化了。这些大和传入加罗之物，大都仅在加罗周边有限的区域内短时间存续。由此可见，是大和单方面地接纳了加罗的文化产物。

上面我们讲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集中记载了应神朝时期渡来人之事。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具有代表性的渡来人—倭汉氏和秦氏都在应神朝时期渡海移居倭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凭此断定倭汉氏和秦氏来自伽倻地区呢？

倭汉氏在平安时代初期号称是汉朝皇室的后裔，但事实究竟如何仍然很难判定。有种说法可能比较具有说服力，即在日语中“汉（アヤ）”与“安邪（アヤ）”的读音相同，所以倭汉氏来自安邪，也就是安罗（读作“アラ”，在古代朝鲜语中ヤ = ラ），他们把地名当作氏族名。

而秦氏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显然是为同倭汉氏分庭抗礼而强行附会。据《日本书纪·应神纪》的记载，弓月君（秦氏的祖先）等人原本打算离开百济移民日本列岛，谁料新罗人从中捣乱，他们只得暂时逗留加罗，其后才从加罗渡海抵达日本列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秦氏实际上可能也是伽倻出身。

如上所述，倭汉氏很可能出身于朝鲜半岛伽倻南部的安罗，而秦氏实际上也多半来自伽倻。综合近年来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该结论更能自圆其说。

据广开土王碑的记载，公元400年，救援新罗的五万高句丽军队在新罗城（新罗都城，今韩国庆州）附近与倭军激战，倭军败退，高句丽军队乘胜追击倭军至任那加罗（金官国）的从拔城，并成功攻陷此城。那时，守城的安罗人似乎也同高句丽军队奋战至最后时刻。而倭国则和金官、安罗等伽倻南部诸国联合采取了军事行动。在该时期，新罗城至伽倻南部一带是战争的主战场，这次的战争促使加罗居民大量移居日本列岛。

“加罗”情结的思想根源

在半岛交通线中，不同于倭王权和百济、新罗的外交关系，大和与加罗的关系是一种更特别的存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公元400年前后半岛战乱规模空前，半岛南半部的广大地区皆卷入其中。然而，以出土文物的信息看，移居列岛的渡来人大半来自伽倻南部地区，来自主战场新罗和同盟国百济的人却寥寥无几。

战祸诚然是导致加罗人决心移民的直接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大和与加罗之间形成的交流通道，使加罗人很自然地顺着这条路线前往日本列岛，恐怕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所在。倭人（以大和出身者为中心）对聚居的加罗人而言，是较为亲近的存在。两者之间不间断地保持着日常的交流，这促成了加罗人希望移居日本列岛的意愿。另一方面，加罗人移居日本列岛时带入列岛的技术和文化产物，大都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它们后来也深深扎根在列岛社会。

那时，同盟国百济也向倭王权输送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作为对倭国军事援助的报偿。《日本书纪·应神纪》有记载称，百济王派阿直岐入倭献良马。阿直岐来到倭国，除负责养马外，还成为倭国太子的儒学老师。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百济赠予倭国之物，多半是学者、名马或珍奇宝物等能代表国家威信的第一等的人员和物资。新罗的情况也与百济大致相同。可以说这些赠予之物汇聚了当时朝鲜半岛的文化精粹，它们足以取悦倭王权的中枢。但另一方面，这些赠予之物的历史意义却要远小于那些从加罗传入日本列岛的文化产物。

公元5世纪前半加罗传入列岛之物与百济、新罗传入列岛之物不论在质或量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而这正反映两者同倭国的外交关系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正如本书之前提到的，倭王权长期以来偏爱任那二字：倭五王向南朝宋讨封的官爵中包含任那二字；公元6世纪，金官国被新罗吞并，倭国立刻派兵，并纠集其他的伽倻诸国和百济，策划了“复兴任那”的计划；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伽倻诸国全部被新罗、百济吞并，倭国又提出“复兴任那”的口号，执拗地要求新罗代替任那向其献上“任那之调（贡品）”。

倭王权对任那异常执着，这究竟从何而起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倭王权对任那的异常执着始于公元5世纪前半，那时倭国与以金官国为中心的伽倻诸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公元5世纪中叶前大和与加罗还处在蜜月时期。公元4世纪至5世纪前半，金官国迎来全盛期，那时它又被称作“大驾洛”，在伽倻诸国中处于核心地位。正巧是在金官国的全盛期，第一批渡来人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文化产物带入日本列岛。这些先进的文化产物不仅巩固了倭王权，还在较短的时间内于列岛社会掀起了技术革新的浪潮。因此，在这一时期，任那对倭王权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可估量。

也是在这一时期，倭人对加罗产生了特有的感情。倭人对带入先进文化产物的加罗心生向往，这种特别的观念随着须惠器和韩式灶台的普及更加深入人心。

笔者认为，正是日本列岛之人内心萌发出的那种对加罗的热望，使得倭王权在本质上对任那心生执着。而那种热望的不寻常之处，就体现在人们会使用含有王权直属领地之意的任那一词，并把加罗作为军事援助报偿提供给倭国的先进文化产物，单方面认作“调=贡品”，以证明加罗是倭王权的直属领地。通过这种操作，倭王权将民众憧憬的异国打造成了受伟大倭王统治的“海北之屯仓”—任那，通过这种方式倭王权的权威得以提升。于倭王权而言，加罗是支撑倭国官方意识形态“天下观”的代表性依据，故而其存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于该时期日本列岛的民众和倭王权而言，加罗=任那的观念是不可替代的。

从技术革新走向社会变革

公元5世纪前半，更多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产物从朝鲜半岛流入日本列岛。日本列岛迎来了技术革新的时代。

其中，新型铁制农具和灌溉技术带来的社会性影响最为惊人。公元5世纪，列岛出现了安装在锹、锄等农耕具上的“U”形铁制刀刃以及和现在相同形状的用于收割水稻的镰刀。它们全都从朝鲜半岛传入，并为此后日本列岛的农具形态确立了基础。

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的土木、灌溉技术得到大幅提升。从大阪市东南部至东大阪市、八尾市一带的河内低地可谓遗迹众多，出土了不少公元5世纪的韩式陶器，这里曾是第一批渡来人的聚居区（参见此处地图）。其中，考古人员在八尾市久宝寺北遗迹、龟井遗迹等处发现了大规模的堤堰、河川的护岸设施。这些设施的底部都被打入一列列的木材做根基，木材上面用混了草叶的土和黏土交互夯实，垒起土墙，其建造法使用了类似于版筑[13]的新型技法。田中清美指出，这些都是渡来人带来的最新技术。前文已经讲过，这批渡来人直接受到倭王权的管辖，公元5世纪时倭王权利用渡来人带来的技术大规模开发了河内地区。

公元5世纪前半半岛传来的新式农具、土木灌溉技术，使得此前无法耕种之地得以开垦，单位面积的农产品产量也大幅提升。由于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人们建起了新的村落，聚落数量一时大增。由此可见，技术革新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化的原动力。

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古坟时代的人虽和以前的人一样生活在竖穴式住宅里，但他们的房屋中央却出现了垒砌好的用于做饭的炉子。正如前述所言，灶台是和须惠器一起被渡来人从朝鲜半岛带至日本列岛的，后来它又迅速普及至日本列岛各地，不久之后在墙壁上垒筑灶台的竖穴式住宅已在列岛各地随处可见。这样一来，火力稳定、温度较高、使用锅和甑进行烹调的方法也在日本列岛普及开来。

此外，公元5世纪迅速大众化的须惠器也进入了普通聚落。素烧土师器质地多孔，容易渗漏。相比之下，须惠器质地细密、坚固，适合储藏液体。相较于耐火性强、适合做烹调用具的土师器，作为储藏用具的须惠器更加坚固，它通常被用作盛食物的供膳具。就这样，土师器和须惠器的用途得到了区分。

如上所述，第一批加罗渡来人带来的文化产物，在列岛各领域掀起了技术革新的浪潮，并推动列岛社会发生了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惊人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元5世纪可谓是列岛社会变革的世纪。

公元5世纪列岛的统治及其局限性

公元5世纪的倭王权通过垄断从加罗经半岛交通线输入日本列岛的人员和物资，巩固了其在日本列岛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倭王权统治形式的特征。

这一时期，日本列岛各地有实力的首领为了获取从朝鲜半岛传来的先进的文化产物和必需品，要么请求垄断资源的倭王权直接分赐，要么接受倭王权的指导，培养技术人员。笔者认为，在公元5世纪，无论是铁原料、须惠器抑或锻冶、烧窑等技术，它们基本上都通过上述两种方式普及至各地。各地的首领如若不服从倭王权的统治，那么地方上的技术将无法得到更新。这就是当时日本列岛的社会构造。而列岛各地的首领如若归入倭王权帐下，就可以获得先进的文化产物，巩固自己在地方的统治。总而言之，该时期的倭王权通过垄断先进的物质文化并将其再分配至地方，统一了日本列岛。

但是，如果认为倭王权的这种统治结构相对稳固，有较强的向心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建立在先进文化产物再分配上的政治关系，绝不是永续和稳固的。究其原因，倭王权的这种再分配，不只强化了倭王权对地方的统治，它也将先进技术移植到了地方，地方即可自发地运用和生产。实际上，公元6世纪以后，地方才逐渐建立起制铁、须惠器生产等的体系。换言之，通过垄断必需品、先进文化产物以统治地方势力的做法是具有局限性的。

诚然，通过集中管控传入日本列岛的人员和物资，早期的倭王权在政治上统一了日本列岛。但是，这个阶段的统一却建立在倭王权和地方势力之间人员和物资相互流通的体系之上，这种结构相对原始，对倭王权而言，其中深藏危机，因为这样的结构极不稳固。可以说，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最大的政治课题就是如何克服这种不成熟的政治性统一。

第四节　倭五王—加入和脱离册封体制

从南朝宋获赐官爵

公元4世纪至公元5世纪，倭王权通过掌握半岛交通线，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与倭国缔结同盟的百济于公元372年向东晋朝贡。公元420年南朝宋建立后，百济很快被授予爵位。翌年，倭国首次向南朝宋派出使节。虽也有史书记载，公元413年倭国使者随高句丽使者一道入朝，但其内容却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似乎高句丽将倭国俘虏扮作了倭国的使者，用以表明倭国是高句丽的属国。公元266年，继向西晋朝贡以来，倭国女王（大概是继承卑弥呼之位的台与）时隔一个半世纪向中国派遣了使者。其中，恐有同盟国百济牵线搭桥或建言献策的斡旋。这样一来，公元5世纪，大陆交通线得以恢复，倭王向南朝宋朝贡，并获赐官爵。较之半岛交通线，对公元5世纪的倭王权而言，大陆交通线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将就这一点展开详细介绍。

倭王获赐的“官爵”，是由官和爵组成的称号。公元438年倭王珍受封安东将军、倭国王，其中安东将军属于官，而倭国王则相当于爵。我们将授予官爵一事称作“册封”。所谓的“册封”，原本是指中国皇帝赐予臣下王、公、侯等爵位和采邑（领地）的行为，尔后它还被应用至中国同周边各国统治者的外交关系中。中国皇帝通过给他们颁布册书（委任状）来授予其官爵，通过该制度，中国皇帝同周边国家的统治者确立了君臣关系。

西岛定生指出，近代以前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秩序是通过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系建立起来的。西岛定生提倡用历史概念“册封体制”来表述该体系。中国皇帝册封外国统治者的前提，是他们普遍存在一种将居住在中华世界以外的人称作“夷狄”的中华思想（华夷思想）。此外，皇帝对夷狄施以王者之德以感化夷狄归入中华世界的王化思想也客观存在。这种思想认为向中国朝贡的夷狄是因仰慕皇帝之德才特此前来。而远道而来的夷狄的朝贡正好可以说明皇帝的德行之高，权威布于四海。另一方面，周边各国的统治者如果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就意味着其统治者的地位已得到中国王朝的认可，该统治者在本国国内的权威也会大增，且这种认可对该国同周边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同样意义非凡。这样一来，在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国际秩序框架就可以浓缩为“册封体制”这一概念。

公元421年以来，赞、珍、济、兴、武共计五位倭王陆续向南朝宋朝贡，并获赐官爵（参见下方的年表）。这五位倭王史称“倭五王”。公元479年，南朝齐任命倭王武为“镇东大将军”。公元502年，梁同样封倭王武为“征东大将军”。此二者授予倭王的官爵带有祝贺新王朝之意，因为倭王武获赐这些官爵并非因为朝贡。倭王武于公元478年派出了最后一批使节。从中国方面的史料看，公元5世纪可以说是“倭五王的世纪”。

倭五王向南朝宋遣使年表

倭五王是谁？

《宋书》中记载的倭五王和《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登场的大王，有什么关系呢？就此问题，学术界已经做了充分的探讨，但笔者还是想简要地陈述自己的看法。

就倭五王问题，有幕末提倡的熊袭伪僭说，有近年来古田武彦提出的“九州王朝”说那样的九州豪族说……但这些假说基本上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难以令人信服。倭王武的奏表中曾写道：“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从中可以看出倭王武的居所不可能是关东或九州等边境地区，应该是位于日本列岛的中央位置，即畿内地区。也就是说，倭五王就是倭王权的王。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如下方上图所示，梳理了该时期倭国大王的系谱。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宋书》的记载，倭王珍是倭王赞的弟弟，倭王兴是倭王济的世子（继承王位的王子），倭王武是倭王兴的弟弟。如果将上述亲属关系用系谱表示，即如下方中图所示。此外，比《宋书》更晚一些的《梁书》也记载了倭五王之间相应的亲属关系（如下方下图所示）。其中，“讚—赞”“珍—弥”的倭王名称虽有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梁书》认为倭王弥（珍）和倭王济是父子关系。然而，《梁书·倭传》转引了其他史书的内容，因史料缺乏原创性，其可信度有限，所以还是依据《宋书》比较可靠。

大王的系谱

过去，藤间生大曾指出《宋书》中没有关于倭王珍和倭王济的关系说明，故推测在此期间，倭国王统发生了变化。自那以后，日本史学界虽有不少学者继承了藤间生大的上述假说，但笔者对此观点仍持保留态度。正如《宋书·倭国传》在开头部分写道“倭国，在高骊（高句丽）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其王世代向中国进贡）”，《宋书·倭国传》主要记载了倭王和南朝宋的通交情况，其系统性记载倭王系谱的意识可谓非常淡薄。因此，笔者认为倭王珍和倭王济的系谱很有可能是一不小心写漏了。

就如同《宋书·倭国传》中将倭王赞称为“倭赞”，将倭王济称为“倭济”那样，该书将二人冠以“倭”姓，说明南朝宋方面认为两人皆是倭王室成员。再者，公元462年，南朝宋孝武帝向倭王兴下达诏书：“奕世载忠（继承了历代倭王的忠诚），作藩外海（在海外作为南朝宋的边防重镇）……”故此可见南朝宋认为倭王王统历经数代未发生更迭。换言之，在南朝宋看来，倭国王室一直延续着同一个王统。

倭国与高句丽的对抗意识

前面已经讲过，所谓的“册封”就是指皇帝授予官爵。倭五王为何特意派遣使节向南朝宋讨封呢？

公元438年，倭王珍自称①使持节，②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③安东大将军，④倭国王，并要求南朝宋给予正式的任命。①“使持节”是一种官职名称，意味着皇帝将其大权的一部分（赏罚权等）移交给持节人，说明官爵规格之高。②“都督……诸军事”是一种表示军政权所管辖范围的称号，指统辖军事上各项事宜的权限。③“安东大将军”是将军称号，“将军”原本是颁给统军指挥官的官职，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衍生出很多种类，在南北朝时期它成为指代武官身份高低的称号。④“倭国王”是爵位称号，它表示拥有该称号的人掌握倭国国内的民政权。

上述内容大约就是倭王珍自封官爵的含义。如此看来，倭王珍的目的就是要求南朝宋承认其不仅拥有倭国国内的民政权、军政权，还承认其拥有朝鲜半岛南部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军政权。与民政权的管辖范围相比，军政权的管辖范围更广，这就是倭王珍自封官爵的特点所在。

公元5世纪至公元6世纪的东亚　（田中俊明提供）

“六国”中的秦韩、慕韩指“三韩”中的辰韩和马韩。在过去的朝鲜半岛南部的韩族居住地，有很多小国，分别位于马韩、辰韩、弁韩三个区域内。公元4世纪，百济兴起于马韩之地，新罗兴起于辰韩之地，它们分别建立国家，而弁韩之地则依然群雄割据，统称伽倻。

百济、新罗建国后，并没有完全统一马韩、辰韩之地，公元5世纪马韩、辰韩之地仍残存部分小国（参见上方地图）。所以自封官爵中的秦韩、慕韩就是指这片区域。除倭国外，倭王还向南朝宋讨封了包括秦韩、慕韩在内的任那（于倭王而言，任那不仅指金官国一国，还指整个伽倻地区）、百济、新罗的军政权。这样一来，把上述地区合在一起，其范围即相当于除高句丽统治区域外的整个朝鲜半岛南半部。换言之，倭王是希望南朝宋认可其拥有除高句丽统治区域外的朝鲜半岛其余地区的军政权。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倭国已经实际统治了这片地域。该时期的百济和新罗都是独立国家，伽倻地区虽然群雄割据，但它们并不处于倭国的统治之下。坂元义种指出，即便实际上并无统治权，但倭王仍然可以如此自称，甚至得到中国方面统治者的承认。因此，从倭王自称的这些官爵中，倭王急不可耐想军事统治朝鲜半岛南部之心可见一斑。

那么，倭王想要获得上述称号的目的何在呢？

至少在倭王珍以后，倭王请赐“都督诸军事”称号的范围通常都是指高句丽统治区外的半岛全境。倭王济请封官爵之时，在“都督诸军事”的范围中加上了加罗，后世的倭王武也承袭了这一点。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任那即指囊括了金官国和加罗的北大加耶地区，同时秦韩、慕韩也被纳入其中，“都督诸军事”的范围不可能特意把金官国、大加耶以外的伽倻各国排除在外，对于倭国来说，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就代表整个伽倻地区。各代倭王一直执着地要求南朝宋承认其拥有统治除高句丽势力范围外的半岛全境的军政权。

对此，南朝宋则坚持拒绝将百济纳入倭王要求的“都督诸军事”范围内。这是因为自公元416年百济王余映（腆支王）接受东晋册封以来，百济王世世代代都接受南朝授予的“都督百济诸军事”称号。此外，坂元义种指出，对于南朝宋来说，百济是其封堵北魏政策重要的筹码，故而无论如何南朝宋也不会承认倭国拥有百济军政权。另一方面，新罗和南朝宋没有建交，即便承认倭王拥有新罗的军政权，于南朝宋而言也不存在任何利害冲突。

倭王之所以想要南朝宋承认其在除高句丽势力外的整个朝鲜半岛南部的军政权，可能与倭国是反高句丽势力盟主的身份有关。因为公元478年，倭王武在其奏表中不厌其烦地表达了该主张。

倭王武奏表的真实意图

收录于《宋书》的倭王武奏表采用汉文骈体书写，辞藻华丽，共四段。倭王武此次上表的目的如同文末所述那样，是要求南朝宋赐予其官爵，而在此之前的部分则都是在叙述请求赐予官爵的理由。这一结构对评价这份奏表的史料性质十分关键。（以下为该奏表的大意。笔者参考西岛定生的译文，对其分段稍作调整。）

第一段　祖先的征服战争

倭国虽与中国相距甚远，但却是皇帝陛下您的边防重镇。“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从前，吾祖先终日征战，跋涉山川，几无闲暇之日）。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朝鲜半岛）九十五国。”由是，皇帝陛下天下太平，天子之德远播四方。

第二段　高句丽的残暴无道

我继承倭王位后，“驱率所统，归崇天极（率领部下，归顺皇帝陛下）”，想借道百济，向陛下朝贡。然则高句丽残暴无道，包藏侵略邻国之野心，危害边境之民，杀戮不断。是故多年来，倭国皆朝贡受阻。

第三段　征讨高句丽的夙愿

先考倭王济因仇敌高句丽阻隔倭国向陛下朝贡之路，义愤填膺，遂欲率百万之军，大举讨伐高句丽，怎奈先考与兄倭王兴突然相继离世，仅一步之遥，征讨高句丽的夙愿便化作了烟云。

第四段　表明征讨高句丽的决心和请赐官爵的要求

而今，丧期已满，整饬军备，我想继承先考及兄之遗志。皇帝陛下恩德布于四海，倭国如蒙陛下威光，定能大破强敌，渡过国难。如能遂此夙愿，愿效仿先王之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尽忠报效陛下。因此，窃自封开府仪同三司及其他官爵，如蒙不弃，予以假授，将不胜感激。

在奏表中，倭王武自其先祖时代以来的东征西讨说起，向南朝宋展示了倭国从日本列岛至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第一段）；接着控诉了侵略百济且阻隔倭国向南朝宋朝贡的高句丽的无道（第二段）；并表明征讨高句丽是其父王在世时的夙愿（第三段）；为征讨高句丽，请封开府仪同三司和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等官爵极为必要，并力陈理由（第四段）。也就是说，第一段至第三段的叙述都是在为第四段的请封官爵铺垫理由。

西岛定生指出，这份奏表是以中国的天下思想为前提写就的。中国的皇帝主宰天下，倭王是其边防重镇，是感戴皇帝恩德前来朝贡之人。因此，西岛定生进一步指出，有名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根据上下文可以理解为：此举并非扩大了倭国的版图，而是经倭王的努力，为中国皇帝扩大了版图。

另一方面，上述奏表仍不免透露出倭王武想获得与高句丽同等官爵之私心。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倭王想征讨高句丽之心原来古已有之。此外，倭王自封的“开府仪同三司”是一种与三司（=三公，即南朝宋的太尉、司徒、司空）规格相同，且能开设府（官府）的名誉性官衔。据坂元义种的研究称，在南朝宋，拥有“开府仪同三司”官衔的各国国王仅四人，其中之一就是高句丽国王高琏（长寿王）。因此，倭王之所以会要求南朝宋承认其自封官爵，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倭国想同高句丽对抗，想获得与高句丽旗鼓相当的地位。所以，倭王在奏表中浓墨重彩地强调征讨高句丽之决心，并通过这种方式让南朝宋明白倭国已拥有与高句丽分庭抗礼之势。

接下来，倭王武试图建立一个以倭王为盟主的独立小世界。倭王向南朝宋宣布自己的势力圈囊括了列岛以东的“毛人”、列岛以西的“众夷”，甚至“海北”地区，具体而言即倭王在“都督倭国、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自封称号中表述的范围。倭王武之所以在奏表中大骂高句丽的“无道”，不只是因为高句丽阻挠了倭国向南朝宋朝贡，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高句丽侵略了百济，可百济正好处在“以倭国为中心的独立小世界”中。换言之，倭国是百济的宗主国，有义务保护百济不受外敌侵略。也就是说，倭王武在奏表中认可了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并承认自己的倭国也在“天下”之中。另一方面，倭王武又设想出一个相对独立于中国皇帝统治“天下”之外的，以倭国为中心的独立小世界，并通过自封的“都督诸军事”的所辖范围来表现其构想。

公元475年，高句丽大举进攻百济都城汉城，汉城陷落，百济王战死。至此，百济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只得被迫迁都汉城以南的熊津，以图东山再起。倭王武遣使南朝宋发生在百济陷入危机后不久。这一时期，倭王权对百济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倭王武向南朝宋表明征伐高句丽之决心，以促使南朝宋承认其拥有管理百济的军政权，并赐予其与高句丽同等规格的官爵。

倭王官爵的弱点在于将军称号

倭王对南朝宋采取的基本外交策略如上所述，倭王在向南朝宋讨封官爵时，逻辑似乎稍有不一致之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倭王虽固执地要求将百济纳入“都督诸军事”的范围，但在将军称号上却只自称“安东大将军”。然而，这个将军称号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在倭王向南朝宋讨封的官爵中，该将军称号与其他各国相比，规格较低。

我们比对高句丽、百济、倭国向南朝宋讨封的将军称号，可以发现：高句丽王获赐的是“征东大将军”或“车骑大将军”，百济王获赐的是“镇东大将军”。但另一方面，倭王赞的官爵是没有详细记载的，而倭王珍、济、兴的官爵则全是“安东将军”（笔者对《宋书·文帝本纪》记载的公元451年倭王济升格为“安东大将军”存疑），到了倭王武时期，倭王武才被任命为“安东大将军”。

将军称号的上下品级有详细的规定。坂元义种指出，包括“安东将军”在内的“四安将军”（“四”即东西南北）“四镇将军”“四征将军”全都属于三品官爵。其中，“四安将军”→“四镇将军”→“四征将军”依次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另外，包括“安东大将军”在内的“四安大将军”“四镇大将军”“四征大将军”“车骑将军”全都高一档，属于二品官爵，其地位由低到高按照“四安大将军”→“四镇大将军”→“四征大将军”→“车骑将军”的顺序排列。很明显，按照南朝宋的将军称号体系，倭王加封的“安东将军”“安东大将军”比高句丽王加封的“征东大将军”“车骑大将军”，以及百济王加封的“镇东大将军”的规格低很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南朝宋看来，比起高句丽和百济，倭国只不过是个后来的家伙，南朝宋对高句丽和百济的评价明显高于倭国。

虽然倭王对高句丽抱有极大的敌意，但是在将军称号的问题上，倭王为何没向南朝宋讨封与高句丽同级别的称号呢？这可能是因为倭王权对南朝宋的官职体系不太了解。但笔者认为，比起将军称号的晋升，倭王可能更加在意南朝宋是否认可其拥有除高句丽统治区域外整个朝鲜半岛南部的军政权，因为只有获得认可，倭王才能确立其反高句丽势力盟主的国际地位。

倭王也为臣下向南朝宋讨封

倭王也请求南朝宋为自己的臣下叙爵。公元438年，向南朝宋朝贡的倭王珍，在要求南朝宋正式任命其自封官爵的同时，也替倭隋等十三人讨封了“平西将军”“征虏将军”“冠军将军”“辅国将军”等将军称号。此外，公元451年，应倭王济的请求，南朝宋也赐予了倭王臣下二十三人将军称号或郡太守称号。

东洋史学家堀敏一指出，倭王之所以替臣下请封，是因为其认为有必要通过中国王朝的官爵来明确倭王与臣下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正如武田幸男所言，倭隋这一人物的倭姓表明其为倭国的王室成员。百济王也曾为其臣下数次向南朝宋讨封，不过这些臣下也都是百济的王族或有实力的贵族。照此惯例，倭王珍和倭王济恐怕也为构成王权的王族和有实力的贵族等讨封了官爵。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倭王为其臣下讨封的这些将军称号的等级。倭王珍获赐的“安东将军”称号是三品官爵，而其臣下获赐的“平西将军”“征虏将军”“冠军将军”“辅国将军”等同样也是三品官爵，只不过“平西将军”“征虏将军”“冠军将军”“辅国将军”分别比“安东将军”低一级、三级、四级、五级。总而言之，倭王及其主要臣下获赐的官爵，身份相差不大。

因为上述官爵均由倭王自己向南朝宋讨封，故而这些官爵多少反映了该阶段倭王权内部等级高低的情况。至少直至倭王济一代，倭王还属于联合政权的盟主，其地位与臣下差别不大。

然而，到了最后的倭王武时期，已无任何迹象表明，倭王曾为其臣下请封过将军称号。就此，坂元义种认为，上述奏表第四段末尾处提及的“窃自封开府仪同三司及其他官爵，如蒙不弃，予以假授……”中，“其他”二字可解释为“其他人”。也就是说，倭王曾为其臣下请封过官爵。但笔者认为，这是坂元义种对文意的误解，若将此处的“其余”理解为“开府仪同三司”之外的自封称号，恐怕更合理（参见前述奏表译文）。在倭王珍、倭王济时期，为了维系倭国王权内部的君臣关系，倭王仍需要借助中国王朝的权威，替臣下请封将军称号。但是，到了倭王武时期，倭王权已经得到了强化，自然也就无须借助中国王朝的权威了。

倭国和中国王朝的诀别

尽管倭王武呈上了流畅华美的奏表，强烈要求讨封官爵，但到头来却仍以失败告终。南朝宋仅新赐予倭王“安东大将军”称号，倭王最期待获得的两项称号：所辖包括百济的“都督诸军事”以及与高句丽同级别的“开府仪同三司”，全都落了空。

如果站在南朝宋的外交政策上考虑，这一结果有其必然性。公元472年，百济虽朝贡过北魏一次以求军事援助，但大体上说，其与南朝仍然保有较为友好的关系。至于同时和南北两朝交往的高句丽，因其国力强盛而被南朝宋纳入了包围北魏的战略外交圈，一时不能从中脱身。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反高句丽势力盟主自居的倭王武，叫嚣要征讨高句丽，又向南朝宋讨封百济军政权和与高句丽同级别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这种做法显然有悖南朝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况且，南朝宋本就不大重视倭王，将其晋升为“安东大将军”已然皇恩浩荡。

另一方面，倭王武的夙愿就是要求南朝宋赐予其百济军政权及“开府仪同三司”的官爵，如若这一愿望无法实现，那其与中国王朝建立外交关系的意义将荡然无存。倭王武在上述奏表的第四段中写道：“如能遂此夙愿，愿效仿先王之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尽忠报效陛下。”这也就是说，若不能遂此夙愿，吾等便也不能再尽忠报效陛下，倭国更不会再向南朝宋朝贡了。可见，倭王武不惜以断绝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相威胁，希望南朝宋能赐予其心仪之官爵，然而即便使用了如此手段，结果也未能如倭王武所愿。

如上所述，倭王权敢于与南朝宋断绝外交关系的背景有二：其一，倭王权无法获得其外交战略所需之官爵，对此颇感不满与焦虑；其二，到了倭王武时期，倭王的地位得到巩固，其政治权威已相对独立。

恰好也是自该时期起，倭王开始在国内使用“治天下大王”的称号。西岛定生认为，倭国脱离册封体制与倭王开始使用“治天下大王”称号密切相关。倭王权使用独立的统治者称号“治天下大王”说明其自身已具备权威，即便没有了中国王朝权威的认可，倭王权也能够稳定地统治日本列岛。

倭五王之所以如此执拗地想要南朝宋承认其在朝鲜半岛南部拥有军政权，是因为倭王想借中国王朝赐予的官爵对外宣示，倭王是其独立“小世界”的统治者。然而，中国皇帝以“天下”唯一的统治者自居，想让中国皇帝承认在“天下”之中还存有另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倭王就是这个“小世界”的统治者，简直无异于与虎谋皮。到了倭王武的时期，倭王终于意识到了其外交政策与中国皇帝天下观的矛盾性。

在此背景下，倭王下定决心要脱离中国王朝及其册封体制，走上一条以独立的“天下”之王自居的道路。究其原因，即如今的倭王权已然不再需要借助中国王朝的权威维持其在日本列岛的统治地位。倭国选择脱离册封体制，意味着倭王权终于进入了独立自主的历史阶段。

倭王接受册封的历史意义

如前所述，西岛定生认为：“册封”是一种古代东亚世界的外交形式，它备受各方重视，但在古代的日本列岛，作为统治者，其实只有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和倭五王接受过中国皇帝的册封。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过是倭王、天皇以朝贡形式向中国王朝派出的使节。其时，倭王、天皇并未接受册封。在该时期，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成为日本政权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将会提及。

如上所述，在列岛的统治者中，只有卑弥呼和倭五王接受过中国王朝的册封。倭国似乎只在王权特定的历史阶段，被纳入过中国王朝的册封体系。那时，倭王权还处在发展阶段，有必要借助中国王朝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尔后，倭王权自立，踏上了一条脱离册封体制的道路。

对日本列岛的统治者而言，中国王朝的册封制度并非必需品。在古代，连通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又被称作“大陆交通线”，长期以来，大陆交通线就曾有过几次中断：①倭五王向南朝宋派遣使节之前，以公元4世纪为中心，大陆交通线中断了约一个半世纪；②从倭五王时期遣使中断至派遣遣隋使，大陆交通线中断了一百二十余年，在此期间，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长期处于隔绝状态；③日本列岛首次编纂律令的天武朝、持统朝，大陆交通线中断了约三十年，日唐之间处于断交状态。

上述①是古坟时代之始、倭王权成立的时期；②是国造制、部民制、氏姓制度等倭王权重要的国家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③是制定天皇称号、日本国号，律令国家的建设急速发展的时期。可以说，上述①②③全是王权发展的重要时期。奈良时代起，大陆交通线才逐渐变得重要。而在此之前，对于日本列岛的历史而言，最关键的交通路线还是半岛交通线。

不过，大陆交通线与半岛交通线存在的意义有所不同。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陆交通线具备连通册封国和被册封国，运送权力象征物，以正统化被册封国权力的功能，如卑弥呼女王和倭五王受到册封，卑弥呼受赐作为权力象征物的百面铜镜。

如果大陆交通线与半岛交通线之间真的存在上述关系，那么笔者对西岛定生提出的册封体制论便产生了几许质疑。倭王似乎不只在特定的时期受到册封，朝鲜半岛诸国互相之间，以及倭国和朝鲜半岛诸国之间，也都曾出现过朝贡，只不过至此还未出现过一国之王册封他国之王的先例。这是因为册封是中国皇帝的权限。因此，除中国外，东亚其他各国相互的外交关系间，并未有过册封的形式。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所谓的册封体制论，完全是中国王朝单方面根据自己的逻辑创制的历史理论。若采用西岛定生提出的上述册封体制论，去论述那些不受册封体制的形式、逻辑约束的外交关系，如倭国（日本）与中国王朝、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诸国，以及朝鲜半岛诸国相互的关系等，对此该做何评价？其实于倭国（日本）而言，“册封”只不过是多种外交关系形式中的一种罢了。

此外，在册封体制下，即便是高句丽，也同时向中国的南朝和北朝朝贡，开展二元外交。换言之，高句丽同时与中国的北朝、南朝维持着君臣关系。站在中国王朝的立场说，高句丽的这种做法原本应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但是，在公元5世纪末，尽管高句丽曾因此事被北魏皇帝问责，可高句丽依旧我行我素，没有中断这种二元外交。也就是说，高句丽虽然是被册封国，但是为了长期贯彻其维护自身利益的外交政策，高句丽忤逆了中国王朝的意志，中国王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此默许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时被册封国会因自身的外交政策而违背中国王朝设定的那套册封逻辑。总而言之，通过册封建立外交关系，是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外交关系里最主要的建交形式。

所谓的册封体制论就是一种历史理论，它设想根据中国王朝对各国国王的册封，在东亚世界中，形成一种以中国王朝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然而，外交意味着在不同国家间会出现国家意志层面上的冲突。中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大国，其奉行的册封体制和其他各国的外交方针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其他势均力敌的国家也会进一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外交活动。有时，中国王朝虽然也会介入各国间的外交关系或冲突，但当这些国家之间开展外交活动时，他们往往并不会在意中国王朝的国家意志，而是仍以自己的国家意志为先。笔者认为，如果仅用“册封体制”这一概念来笼统概括古代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那我们就陷入了只承认中国王朝单方面立场与逻辑的偏颇之中，这样将完全忽视倭国和朝鲜半岛各国的外交主体性，进而致使我们无法做出公正的评价。

[1] 加耶、伽耶亦可写作伽倻，伽倻是目前广泛使用的译法，因此在后文中，本书将统一使用“伽倻”这一译法。

[2] からゆきさん（Karayuki-san），から = カラ =外国，ゆき =行き =去，さん是对人的尊敬称呼。在中文中该词被译为唐行小姐或南洋姐，它是19世纪后半日本对前往中国、东南亚卖身的日本妇女的称呼。

[3] 土师器，古坟时代至平安时代的素烧陶器，呈黄褐色，土质细腻，用高温烧成。

[4] 布留式陶器，代表古坟时代前半近畿地区风格的陶器样式。

[5] 须惠器，古坟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盛行的陶器，呈灰色或黑色。

[6] 国造制，大和时代设置的地方官制度，国造由大和朝廷任命，掌握所辖地域的军事权和裁判权。

[7] 部民制，大和时代的民众统治制度，大和朝廷将被征服的氏族部落、大陆移民以集团形式编为部民，从事某一特定职业，分别隶属于皇室或贵族。

[8] 氏姓制度，大和朝廷向各氏集团授姓，以稳固统治秩序的制度。

[9] 经学者那珂通世论证，在时间上，《日本书纪·神功纪》《日本书纪·应神纪》及其援引的百济史料《百济记》比《日本书纪》所述年代推后120年。

[10] 南朝宋（420—479），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因国君姓刘，为与后来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故又称为刘宋。

[11] 渡来人，从他国渡洋到日本的人，尤指4世纪至7世纪前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移民。

[12] 竖穴式住宅，日本绳纹、弥生、古坟时代广泛流行的居住形式，在地面挖个浅坑，然后架上屋顶，盖成房子。

[13] 版筑，一种修建墙体的方法，即将木板立于墙两侧，木板之间填土逐层夯实，如此层层向上筑成墙体。

第二章
『治天下大王』的登场

第一节　倭王权的据点

巨大古坟的世纪

半岛交通线和大陆交通线，在历史上如何影响了公元5世纪的倭王权，并促使列岛社会向前发展，关于上述问题，我们已在第一章中给出答案。在本章中，笔者将基于前章的内容，进一步阐述更多与倭王权相关的问题，并同读者一起回望“治天下大王”形成前的历史。

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倭王权在该时期的据点。公元5世纪相当于日本的古坟时代中期，也是前方后圆坟巨大化的巅峰时期。在畿内地区，大阪平原上出现了誉田御庙山古坟（今应神天皇陵，坟丘长420米）、大山陵古坟（今仁德天皇陵，坟丘长486米）等规模超大的古坟；在地方，则有冈山县的造山古坟（坟丘长360米）、作山古坟（坟丘长286米），群马县的太田天神山古坟（坟丘长210米）等大型古坟。

正因如此，公元5世纪也被人们称为“巨大古坟的世纪”。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巨大古坟也不过只集中于倭王权所在的畿内地区，以及冈山县、群马县等小部分区域内。而在其他大多数的地区，近年的研究显示，较之古坟时代前期的古坟规模，古坟时代中期的古坟规模反而有所缩小。此时，在畿内地区，倭王权的王墓所在地从大和迁移至河内（“河内”即难波［大阪市］，包括后世的和泉［大阪府南部沿岸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随着这样的迁移，日本列岛各地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那些在古坟时代前期陆陆续续建起大型古坟的地区，在这一时期，却突然中止建造大型古坟了；而此前没有古坟分布的地区，在这一时期，却在新建古坟。这种“断层”现象的出现说明，进入古坟时代中期以后，日本列岛的社会如连锁般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至此，日本列岛的历史开始进入崭新的阶段。

首领系谱的延续与中断　在京都府长冈、向日地区，从公元4世纪至公元6世纪，盟主坟墓的移动顺序为：向日→原→长冈→山田→向日→长冈（都出比吕志提供）

大和、河内古坟分布图　（白石太一郎提供）

变动的王墓所在地

就在日本列岛各地出现上述“断层”现象的约公元4世纪末，据推测是倭王坟墓的大型古坟的选址，从畿内地区的大和迁至畿内地区的河内。正巧也是该时期，在倭王权的主导下，河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渡来人逐渐来此定居。倭王权利用渡来人的先进技术，开垦河内的洼地，建设须惠器、铁器的生产据点……各项活动在倭王权的主导下有组织地展开。河内一跃成为倭王权的大本营，地位日趋重要。本系列前一册书《王权的诞生》已论述过倭王权王墓的迁移问题。所以在本书中，笔者将换一个视角，从倭王权的据点在该时期内的扩张情况出发，研究倭王权王墓的迁移问题。

据白石太一郎的研究，被推测是倭王坟墓的大型前方后圆坟，于以下几个时期出现在以下几个地点：①于公元3世纪后半到公元4世纪中叶（古坟时代前期前半），出现在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地区（大和柳本古坟群）；②于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古坟时代前期后半），出现在奈良盆地北端的佐纪（佐纪古坟群）及其周边区域；③于公元4世纪末至公元5世纪（古坟时代中期），倭王权的王墓所在地迁往河内，具体而言，它们是大阪平原南部的古市古坟群（大阪府羽曳野市、藤井寺市）和百舌鸟古坟群（堺市）。从这一时期古市古坟群的誉田御庙山古坟和百舌鸟古坟群的大山陵古坟可以看出，倭王权的王墓规模已达最大级。综上所述，笔者的观点同考古学者所持观点大致相同，即倭王权的王墓所在地发生了迁移。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王墓迁移的历史意义呢？

过去曾在战后日本古代史学界风靡一时的王朝更替学说进入到我们的视线之中，王朝更替学说主张：倭王权的王墓向河内迁移，说明以河内为大本营的政治势力取代了以大和为大本营的政治势力，所以该时期的倭王权可以称为“河内王朝”，或者将其冠以开创者之名，称为“应神王朝”。王朝更替学说试图说明，古代日本也曾有过朝代更迭。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该学说持否定态度。

我们可以将研究者批判王朝更替学说的观点大体分为以下两类：其中一派以白石太一郎为代表。该派认为，从一开始倭王权的统治中心就在大和川流域的大和至河内南部地区，其政权本身就是大和-河内联合政权，王墓位置的迁移表明，盟主权力在那期间从大和转移到了河内。该派通过王墓的迁移来推测盟主权力的更迭。从这一点看，该派观点与王朝更替学说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该派认为政权更迭发生在联合政权内部；另一派则否定用王墓迁移推测政治势力更迭的观点，他们认为原本建于河内的王墓，只不过是因为正常的选址变动，才有所迁移。倭王权的大本营一直都在大和。考古学者近藤义郎等人持这种观点，笔者也曾对该派观点表示赞同。

古市（上）、百舌鸟（下）的古坟群　（白石太一郎提供）

笔者认为，在研究上述问题时，我们需要弄清两点：其一是王墓是否一定要营建在倭王权的统治中心；其二为大和与河内是否可以被视为两个拥有各自势力且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

就第一点而言，上述②的佐纪古坟群阶段，王墓选址已离开倭王权的大本营，迁移至能从北面俯瞰奈良盆地的“无主之地”—佐纪，这是出于政治考量的选址。此后，到了上述③的古市古坟群、百舌鸟古坟群阶段，河内虽也建有王墓，但我们无法断定河内的政治势力就是修建这些王墓的主体。

就第二点而言，笔者认为，大和与河内不能被视作两个独立的地域主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迁移的古坟选址，抑或史料文献的相关记载，都无法表明，河内当地曾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当地政治势力弱小的河内

古市古坟群和百舌鸟古坟群虽然有若干座古坟时代前期末的古坟，但中期的巨大王墓仍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大型的前期古坟，古市古坟群有古坟时代前期末公元4世纪后半的津堂城山古坟（坟丘长208米）；百舌鸟古坟群有古坟时代前期末的乳之冈古坟（坟丘长155米）。这些古坟的规模较之同时期大和地区的古坟，简直出类拔萃。综上所述，有学者认为，自古坟时代初期起，河内当地就已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存在。因此，倭王权从一开始就是大和-河内联合政权，且随着河内的政治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公元4世纪末，河内一方终于完全取代了大和一方。不过，目前有关该观点的证据仍显不足。

另一方面，从相关的文献史料看，公元5世纪的倭王权主要由以下成员构成：倭王室、葛城、和珥氏等大和地区的政治势力，以及吉备、出云、纪、上毛野氏等有实力的地方豪族。其中，并无河内政治势力的身影。虽然到了公元6世纪，地方豪族的政治地位已经下降，大和的政治优势得以确立，但在有实力的氏族中，我们仍然看不到河内地方豪族的身影。就此，吉田晶曾指出，在古代，河内当地的政治势力是相对弱小的。

综上所述，从整个公元4世纪前期的古坟情况，以及整个公元5世纪、公元6世纪倭王权的氏族构成看，较之河内地区，大和地区始终占据优势。有鉴于此，河内的政治势力似乎并无能力建设古市古坟群、百舌鸟古坟群中的巨大古坟。所以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即大和的政治势力出于某种原因在河内建造了王墓。

倭王权的直辖地

就前述的①而言，笔者之所以否定“大和与河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地域主体”，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倭王权想要拥有统治日本列岛的政治权力，那么将河内地区置于其势力范围之内将必不可少。大和之地本就处于内陆，如若不能将河内置于倭王权的管辖之下，那么大和通向西日本或朝鲜半岛所需的外港将无法由倭王权掌控。

如果倭王权仅将政治势力局限在统治中心大和，那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统治日本列岛，更不可能掌控半岛交通线。大和与河内在地形上通过大和川相连。从这一点看，大和与河内是浑然一体的。

另一方面，以大和川、淀川河口附近形成的河内湖（潟湖）（参见此处地图）为中心，在古坟时代前期的河内地区，分布有广阔的低洼湿地。若要开发这一区域，就需要建设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但又由于河内当地势力的实力有限，河内的发展多受上述自然条件的限制。

河内之所以会成为日本列岛规模最大的渡来人聚居区，这与河内当地的势力比较薄弱有关。公元4世纪末以后，倭王权有计划地让渡来人迁居当地缺少有实力豪族的河内，并鼓励他们利用先进的治水技术，有组织地开发这一地区。此外，倭王权还在河内地区设立了生产基地，这使得渡来人可以在河内地区充分运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开展各项生产活动。

政治中心的转移

到了古坟时代中期，倭王权开始在河内地区建造王墓。如上所述，在这一时期，倭王权实施了诸多政策，如让渡来人在河内聚居、大规模开发河内，设置生产基地等。上述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河内的重要性迅速凸显，与倭王权有关的各类设施更是相继迁往河内。一些地位显赫的豪族也逐渐将次要的据点迁至河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倭王权的王墓也迁入了河内。

1987年，在大阪城以南不远处的难波宫遗址下层，考古人员发现了公元5世纪时期的大型仓库群。这一被命名为“法圆坂遗迹”的大型仓库群表明，倭王权在紧邻难波津的上町台地曾建造过规模宏大的储藏设施。在此附近，大约还有管理仓库群的设施存在。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不只王墓被迁入了河内地区。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该时期应神天皇建造了难波大隅宫，仁德天皇建造了难波高津宫，反正天皇在河内建造了丹比柴篱宫。这说明河内地区已建起了诸多王宫。参照法圆坂遗迹的发掘情况，上述《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话虽如此，公元5世纪持续在河内修筑王墓的倭王权却并未一直只在河内修建王宫。据《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的皇宫是大和的轻岛明宫。《日本书纪》也有记录称，应神天皇驾崩在轻岛明宫。而后，履中天皇建造的磐余稚樱宫、安康天皇建造的石上穴穗宫、雄略天皇建造的泊濑朝仓宫等也全都位于大和。

吉村武彦指出，倭王权的政治中心说到底是王宫，而非王墓。尽管只有公元5世纪短短的一段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倭王权的政治中心曾经的确位于河内。不仅如此，除王宫外，倭王权的其他政治组织也曾部分被迁往河内。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王宫修建在大和。这表明倭王权的政治组织，以及实力派氏族的大部分据点仍然保留在大和。大和一直都是倭王权的大本营。

氏族的据点也迁至河内

随着河内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作为王权中枢的主要氏族在河内设置据点已成大势所趋。

公元6世纪以后，姓氏中带有“连”字的大伴连、物部连、中臣连、土师连等氏族，都在大和与河内两地设立了据点。例如：物部氏在大和的石上（奈良县天理市）和河内的阿都（涩河，大阪府八尾市）设置了据点；土师氏在大和的秋筱、菅原（奈良市），河内的古市（大阪府羽曳野市、藤井寺市）、毛受（堺市）等设置了据点。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介绍各种类型的氏族，姓氏之后带有“连”字的氏族很早便已归顺大王家，他们被纳入大王的家产组织，成为大王的手足，在倭王权中担任要职。倭王权的据点迁至河内后，这些氏族为了履行职责，也开始在河内设置执行公务的据点。物部氏主要负责生产、管理武器，当河内的阿都附近成为倭王权的武器生产基地后，为了方便统一管理，物部氏也在此设置了新的据点；土师氏是负责制作埴轮[1]，营建、管理坟墓，以及操办丧葬事宜的氏族。在倭王权的王墓所在地迁往河内后，土师氏自然也要在王墓近旁设置据点。经考证，土师氏的据点广泛分布在拥有百舌鸟古坟群的大鸟郡至古市古坟群一带。这一分布情况说明，土师氏在河内设置据点，确实是为了履行其在王权内部所担之职责。

倭王权的飞跃性发展与王墓的迁移

如上所述，倭王权的王墓向河内迁移，并不意味着以河内为大本营的政治势力通过改朝换代，实现了“王朝更替”，也不意味着大和-河内联合政权的盟主权从大和势力转移到了河内势力手中。此外，王墓更不是因为单纯的坟墓选址才迁至河内。笔者认为，以大和为大本营的倭王权，是为了扩大其统治基础，才将王墓迁往河内的。

古市古坟群位于渡来人人口密度最高的河内南部地区，大和川与石川在这附近交汇。百舌鸟古坟群北临陶邑的丘陵地带，陶邑是倭王权的须惠器生产中心。倭王权在此建造的巨大古坟，可谓威严肃穆，即便身处其西面远方的大阪湾也能看得十分清楚。

公元4世纪末以后，倭王权之所以会将王墓修建在河内，是因为在该时期，各种各样的王权关联设施都被迁往河内，河内的地位愈发重要。倭王权通过在河内建造比以往更大的王墓，对内外宣告，自己已垄断了渡来人及其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并完全控制了半岛交通线和大陆交通线。建在河内的巨大王墓，从视觉上直观地告诉人们，倭王权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节　倭王权和地方社会

通过人员和物资巩固统治

公元5世纪的倭王权是以倭王室为中心，由葛城、和珥氏等大和豪族，以及筑紫、吉备、出云、纪、上毛野氏等实力派地方豪族缔结同盟而形成的联合政权。其中，倭王室虽一直身处优势地位，但葛城氏等大和豪族与吉备氏等地方豪族，同样手握重权，他们均在处理内政、外交的中枢职位任职。相较于公元6世纪以后的倭王权，这一时期仍有不少地方豪族在王权中枢身居要职。此外，大和地区与列岛其他地方的阶层差距也还没有拉开。

更重要的是，公元5世纪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组织都还不够完善，倭王与构成王权的成员之间的联络仍较为直接。就像我们将会在后文中提及的那样，臣服于倭王权的地方豪族，会在族中有实力者的带领下，出入王宫办公，直接为倭王效力。作为回报，地方豪族就可以获得先进文化产物和技术。这些可以帮助地方豪族在地方社会稳固统治地位。以垄断渡来人及其所携带的先进文化产物为前提，整个公元5世纪倭王权都通过维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直接、相互的人员和物资往来支撑着倭王与地方豪族间的关系。这种倭王室与地方豪族都期待对方给予回报的“礼尚往来”的关系，人类学称之为“互酬性”。可以说，直接的互酬性关系支撑着公元5世纪倭王权的政治统治体制。

到了公元6世纪以后，倭王权开始在地方设置国造等地方官，以统治机构为媒介统治地方。相较于此，王权中枢与地方势力在该时期形成的、通过人员和物资的授受来维系的关系，便显得十分不稳定，所谓的“金尽缘尽”就是这个道理。双方人员物资的授受一旦中断，关系自然极易解除。综上所述，在公元5世纪，倭王权与地方势力的政治关系还很不稳定。

公元5世纪是“内乱的时代”吗？

倭王武在其奏表中写道：“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这是人们在说起公元5世纪倭王的军事风格时，常常引用的一段话。受此影响，人们总认为，倭王武的祖先身披铠甲，在征服列岛各地的战争中身先士卒，各地方的势力最终一一归顺臣服。都出比吕志注意到，王墓所在地从大和迁至河内的时期与日本列岛各地中断修建古坟的时期大体一致。所以，都出比吕志认为，日本列岛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列岛各地的首领阶层全被卷入其中，日本列岛社会陷入内乱状态。

笔者以为，从公元4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各地的政局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动，各地首领的势力此消彼长。但是，笔者不赞成把这种政治变动视作内乱，并把整个公元5世纪看作历代倭王南征北战的时期。在前述中笔者已经指出，倭王武在奏表中使尽浑身解数宣传自己，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与高句丽同级别的官爵。由此可见，我们切不可囫囵吞枣地只理解奏表的字面意思。另外，若是查阅《古事记》《日本书纪》，我们也可以发现，大王率军亲征，发生在公元7世纪后半。那时，齐明天皇为了救援百济，率兵出征。除此之外，《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还有神武天皇东征、景行天皇平定熊袭等传说，以及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日本武尊征讨熊袭、虾夷等传说。依据这些记载，有人提出了古代日本有“英雄时代”的主张。但是，上述这些记载也不过多为故事或传说，当今日本学界无疑对“英雄时代”的观点还是持否定态度的。

正如长山泰孝关注的，整个公元5世纪，葛城、和珥、平群、的、苏我、大伴、物部等中央各氏族，以及吉备、上毛野、筑紫、纪等地方豪族，都曾有人担任过军事指挥官，他们要么率军平定列岛各地，要么远征朝鲜半岛。换言之，公元5世纪的倭王不会率兵亲征。倭王会通过将军事指挥权暂时委让给重臣的方式，让重臣率军出征、为其效力。至于倭王武奏表中说的亲征，不过是其为获官爵编造的溢美之词罢了。

另一方面，考古调查的结果证实，进入古坟时代后，环濠聚落便逐渐消失了。这一情况对主张“内乱说”的学者相当不利。正如本系列前一册书（《王权的诞生》）曾详细论述过的，在战乱频仍的弥生时代，首领阶层和其他共同体成员共同居住在四周有壕沟的聚落中。据说壕沟有两个作用：一是标识内与外的界限；二是用来防御外敌。到了古坟时代初期，环濠聚落已不见踪影。究其原因，应该是首领阶层和共同体成员之间产生了阶级分化，首领已不再居住在一般聚落中，而是另建住宅（首领宅邸）居住；另一方面，进入古坟时代后，长期延续的战乱状态也走向了终结。受其影响，环濠聚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古坟时代应该也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内乱，普通村落应该也有采取措施，加强防御。但是，我们在史书上看不到相关的记载。有观点认为，畿内地区迁移的古坟群和列岛各地迁移的古坟群关联性很强。对此有学者指出，由于中断修建古坟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稍有差别，所以我们很难判断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前述所言，在公元5世纪初，日本列岛出现了用朝鲜半岛传入的新式铆钉技法制造的甲胄。恰好也是在这一时期，铁箭头开始出现重型化的趋势，其杀伤力大大提升。战争频次在该时期恐有所增加。此外，在中期古坟中，以甲胄、武器等为主体的陪葬品，逐渐取代了前期古坟中的镜、石制模型等祭祀用品。这表明古坟时代前期的首领是司祭，而到了古坟时代中期，首领的身份转变为军人。此外，《日本书纪》中也零零星星可见一些地方发生叛乱、倭王派兵镇压的记录。综上所述，整个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各地的首领间常会爆发武力冲突，倭王权会从军事上介入此类纷争。

最后，让我们归纳整理一下上文所述内容。公元400年前后，日本列岛各地的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在倭王权中央，河内地区的重要性大幅凸显，不仅是王墓，倭王权的政治中心、生产基地、各实力派氏族的部分据点，都曾有从大和转移至河内的情况。与此同时，在日本列岛各地，地方首领的势力更迭交替。在此过程中，似乎时常会爆发武力冲突。对此，倭王权会将军事指挥权委派给有实力的豪族，派遣他们前往各地方，从军事上介入此类纷争。如上所述，该时期在日本列岛，中央与地方的政局风云变幻。我们仍缺乏相关证据来断言，是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内乱的爆发。地方社会的统治权之争，常常会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这种冲突通常发生在各首领家族之间，整个聚落不会被卷入其中。而且这类武装冲突是呈零星之势出现的，它们并没有引起整个日本列岛大范围的动荡。

介入地方动乱

上文说到，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地方首领的势力交替更迭。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剖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我们将以上毛野地区（群马县）为例进行说明。该地区的初期大型古坟有属于前方后方坟的前桥八幡山古坟（前桥市，坟丘长130米），及毗邻的前方后圆坟前桥天神山古坟（前桥市，坟丘长129米）。上述两座古坟都建于公元4世纪，在后者出土的文物中，有四面来自中国的舶载镜。据此我们推测，前桥天神山古坟的墓主人与倭王权之间的关系应该较为密切。到了公元5世纪初，该地据点迁至西南方十公里处高崎市东南的仓贺野地区，并在此修建了浅间山古坟（坟丘长172米）。其后，到了公元5世纪中叶，在浅间山古坟以东约三十公里处的太田市，号称东日本地区规模最大的太田天神山古坟（坟丘长210米）出现了，其后圆部顶部修建的埋葬设施，主体部分是一口组合式的长柜形石棺。这种类型的石棺大多分布在畿内地区，通常来说，只有倭王室及实力派氏族中地位特殊之人，才有资格享用这种石棺。即便是在地方，也只有畿内周边地区，以及吉备、筑紫等与倭王权关系密切的特定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古坟才会使用这种长柜形石棺。也就是说，太田天神山古坟的墓主人与倭王权之间的关系多半非比寻常。

群马县的古坟分布与变迁图　（白石太一郎的原图）

公元4世纪中期至公元5世纪中期，前桥地区→仓贺野地区→太田地区，上毛野地区的地方首领势力依次更迭。由于仓贺野地区尚未被发掘，所以我们仍不清楚这一地区的具体情况。除仓贺野地区外，考古人员可以确定倭王权曾与其他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者猜想，仓贺野地区的首领和倭王权多半也交情匪浅。历代地方上有实力的首领，都曾与倭王权结交。如此看来，倭王权不可能与地方首领的更迭毫不相关。

围绕统治权的归属问题，地方势力纷争不断。虽说环濠聚落在这一时期已经消失，但地方首领们仍然会在其首领宅邸的四周挖上壕沟，围上栅栏。鉴于首领们修建的防御设施，可想而知其纷争长期以来恐怕也从未有过间断。倭王权通过择时介入这些纷争，并在纷争中选择更忠诚于倭王权的一方，向其施以援手，来进一步促进地方首领势力的更新换代。倭王权会向新任首领提供先进文化产物，并在政治上与其缔结互惠关系。古坟时代列岛各地的大规模权力更迭，以地方势力的自主成长与互相角逐为前提。可以说，倭王权的介入，促进了地方势力的更新迭代。与此同时，这样的介入也能让倭王权同地方的新任首领快速缔结新的政治关系。

各地首领的系谱之所以会集中在古坟时代中期初中断，是因为倭王权掌控了半岛交通线，并且垄断了由此路径传入列岛的人员和物资，倭王权计划以这些人员物资为基础，在列岛内部创设出新的统治秩序，以强化其统治的根基。于是，倭王权积极介入各地首领间的权力纷争，进一步激化了地方社会的矛盾。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操作，对倭王权来说，古坟时代中期初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倭王权的影响力渗透至日本列岛各地，列岛各地逐渐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列岛各地的首领也同倭王权构筑起新的政治关系。

埋在火山灰里的村落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古坟时代的社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几乎不涉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借助考古发掘的成果进行一番推测。

群马县的榛名山在公元6世纪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喷发。因此，榛名山山麓随处可见被火山灰和浮石[2]淹没的村落遗址。一层层厚厚的火山喷发物包裹着受灾前人们一直生活着的住宅、耕种的旱田与水田、祭祀场所，甚至还有连通各家各户、从住宅通往田野的道路……古坟时代日常生活的原貌就这样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们甚至还可以在有的水田遗址中看到，受灾前不久农民干农活时留下的脚印和锄头的印记。上述这些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者们对古坟时代聚落的固有印象。

接下来，我们将依据榛名山山麓的遗迹，尝试复原公元5世纪、公元6世纪古坟时代村落的原貌。学界过去一直认为，古坟时代的民众居住的是在地面上挖坑而建的竖穴式住宅。然而，令学者们颇感意外的是，在村落遗址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把地表当地板的平地建筑物。这种在地面极少留下痕迹的平地建筑物，采用一般的调查发掘法极难发现。所以，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几乎从未发现过平地建筑物。村落遗址的住宅区通常有一栋竖穴式住宅和几栋平地建筑物，住宅区外围还有一圈篱笆。煮饭用的灶台通常被设置在竖穴式住宅中，平地建筑物则多被用来饲养家畜或储藏物品。有的住宅区有地面较高的仓库、畜舍，而有的住宅区则没有此类设施。由此可见，即便是农民阶层，也已出现阶级分化的现象。

旱田和水田广泛分布在村落周围。火山灰下发掘出的水田有保存完好的田埂。旱田里的垄至今也清晰可见。水田的区划严整，每块水田大都有一两张榻榻米大小。由于该区域的耕作土壤含有大量的火山喷发物，其蓄水性极差。所以为了提高蓄水性，那时的人们采用了迷你水田的耕作方法。

到了公元5世纪后半，由第一批渡来人带入日本列岛的灶台，已传至日本东北地区。半岛交通线的影响深入日本列岛各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得到了改变。

巨大的首领宅邸

榛名山山麓不仅有古坟时代的村落遗址，还有该地区的首领居住的宅邸，以及首领死后埋葬的古坟。通常情况下，首领宅邸同古坟是成套出现的。

昭和五十六年（1981），随着群马县群马町（今高崎市）修建上越新干线，一项考古发掘调查也同时展开。考古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了一栋巨大的宅邸遗址，四周环绕着又深又宽的方形壕沟。考古人员将其命名为“三寺Ⅰ号遗迹”。经分析，考古人员确定三寺Ⅰ号遗迹就是古坟时代该地区地方首领的宅邸，即所谓的“首领宅邸”。

三寺Ⅰ号遗迹的宅邸部分呈86米×86米的四方形规模，其四周环绕着宽30米至40米、深3.5米的壕沟，壕沟的斜面是用河滩石砌成的石墙。其重要之处设有凸出的设施。此外，壕沟附近还有一圈栅栏，可以说这幢宅邸的防御功能十分完备。宅邸内部被栅栏分成南北两个区域。其中，南区中心建有大型的掘立柱建筑[3]，掘立柱建筑四周分布着水井和铺着石板的祭祀遗址。由此可知，南区应该是首领处理政务的地方。北区有多座竖穴式住宅，它们可能是首领仆从的住所或者小作坊。除此之外，笔者推测此处应该还建有仓库群。三寺Ⅰ号遗迹宅邸的存续时期为公元5世纪后半至公元6世纪初。

三寺Ⅰ号遗迹复原图　灰色部分为考古发掘的调查范围。在首领居住的南区，考古人员发现了铺着石板的祭祀遗址（出自上毛野的村落博物馆《复活的公元5世纪的世界》）

古坟时代的地方首领，不仅会和仆从一起生活在上述三寺Ⅰ号遗迹般的首领宅邸中，而且他们还会在宅邸中处理政务、举行祭祀活动、生产金属制品、储藏百姓贡赋，等等。由此可见，首领宅邸算得上是一个开展各式各样政治、经济、宗教活动的地方性行政机构。

距三寺Ⅰ号遗迹西北约1公里处的保渡田古坟群，由三座前方后圆坟组成。公元5世纪后半至公元6世纪初，这三座前方后圆坟按照二子山古坟→八幡冢古坟→药师冢古坟的顺序依次建造。三座古坟的坟丘全都长约100米，有两道壕沟环绕，以众多的人物埴轮和动物埴轮竖立其中而闻名。

保渡田古坟群紧邻三寺Ⅰ号遗迹，其存续时期也与三寺Ⅰ号遗迹大致相同。由此推断，保渡田古坟群应该是三寺Ⅰ号遗迹宅邸主人死后葬入的古坟群。而其所属家族，在公元5世纪中叶取代了一直统治该区域的太田地区的首领势力，而后该家族盛极一时，却也于公元6世纪前半渐趋没落。

地方社会与渡来人

在这一地区，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渡来人的坟墓与聚落。

在保渡田古坟群以西约1公里处，考古人员从泥石流的覆盖物下发现了下芝谷古坟（群马县箕乡町［今高崎市］），其形状兼具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双方的特征，极为罕见。下芝谷古坟是边长20米的方坟，其斜面很陡，由两段构成。其中，在其下段上部的平面上，摆列着一圈埴轮，这是日本列岛古坟的特征。下芝谷古坟的上段呈现出一种由河滩石砌成的积石冢形态，积石冢并非日本列岛原有的墓葬形式，它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各地，所以下芝谷古坟的系谱大约承袭自朝鲜半岛。下芝谷古坟的建造年代大约在公元5世纪末前后。

据推测，下芝谷古坟的墓主人是在此定居的渡来人集团的首领。

古坟中的陪葬品除了金铜制饰履、金制饰品外，还有“f”形的镜板付辔、杏叶[4]等制作精美的马具和挂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铜制饰履虽多见于朝鲜半岛，但日本国内也出土过豪华金履十数例。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下芝谷古坟西侧附近的聚落遗迹—下芝五反田遗迹（群马县箕乡町［今高崎市］）处，出土了朝鲜半岛系的软质陶器。这也说明，渡来人曾在该区域内居住。

《日本书纪》曾屡次提及，以上毛野地区为大本营的上毛野氏祖先曾被派往朝鲜半岛。《日本书纪·应神纪》有记载称，荒田别和巫别曾出使百济，将书（文）氏的始祖王仁带回日本。此外，据《日本书纪·仁德纪》记述，竹叶濑及其弟田道被派往新罗，田道与新罗军队发生冲突，俘虏了“四邑之人民”后凯旋。可以说，这些传说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情况。公元5世纪，上毛野氏在倭王权中占据重要地位，上毛野氏曾数次被任命为将军，出兵朝鲜半岛，并将部分朝鲜半岛之人带回日本列岛。在倭王权的许可下，一部分渡来人在上毛野氏的大本营上毛野地区定居。虽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但若非如此，下芝谷古坟为何存在于此的问题将难以解释。也就是说，作为上毛野氏效力于倭王权的回报，倭王权特许上毛野氏掌控拥有先进技术的渡来人。随后，上毛野氏利用渡来人的先进技术，积极开发当地资源，革新生产技术。

下芝谷古坟　源自朝鲜半岛的积石冢周围，摆列着一圈圆筒埴轮（箕乡町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除此之外，葛城、吉备、纪等诸氏族也在公元5世纪的倭王权内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曾被派往朝鲜半岛。虽无文献史料支撑上述观点，但根据考古发掘，上述氏族的大本营附近也都居住着渡来人。这些氏族的情况多半也与上毛野氏的情况相同，即作为为倭王权效力的回报，倭王权允许渡来人在这些氏族的地盘定居。如此一来，从朝鲜半岛传入的由倭王权垄断的先进技术，通过倭王权与地方豪族间互酬性的政治关系，逐渐普及至日本列岛各处。

第三节　第一代“治天下大王”—幼武大王

铁剑铭文的发现

公元5世纪末的倭王武（=雄略天皇）时期，倭王权选择与中国王朝诀别。被认为是雄略天皇的幼武大王，在日本列岛内宣扬其独立自主的天下观，并自诩“治天下大王”，统治日本列岛。考古发现了可以印证上述这段历史的两柄刀剑上的铭文。接下来，我们将以刀剑铭文为线索，论述“治天下大王”出现的历史意义。

1978年9月，在奈良县元兴寺文化遗产研究所进行养护的一柄古坟时代的铁剑上发现了铭文。这柄铁剑1968年出土自埼玉县行田市埼玉古坟群中的稻荷山古坟（坟丘长120米）。其后，因为这柄铁剑严重生锈，奈良县元兴寺文化遗产研究所接受委托对其进行养护。在处理过程中，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在这柄铁剑的铁锈下有东西闪闪发光。此后经X光透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闪闪发光的是一段由115个字组成的嵌金铭文（参见下方的图）。它们来自仅透过《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述仍存在诸多未知的时代。那时，大王的名讳甚至直接出现在上述书中。当时的媒体称之为“日本古代史上重大的发现”。

治天下大王的出现　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金错铭铁剑（埼玉县立埼玉史迹博物馆藏）

首先，我们来引用一下解读过的铭文（岸俊男提供）：

【正面】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儿名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弖已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弖比。

【背面】

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

从内容看，铭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首先，铭文开头部分即表明，刻此铭文的日期为“辛亥年七月中”。紧接着铭文介绍了制造这柄剑的“乎获居臣”是自其始祖“意富比垝”以来，该家族的第八代子孙。该家族之人世世代代担任“杖刀人首（亲卫队队长）”之职，侍奉王室至今。这柄剑背面的铭文则提到，幼武大王（=雄略天皇）在斯鬼宫统治天下时，乎获居臣“左治”（辅佐大王统治）天下。大王命他铸造该铁剑，以记载其“奉事根原”（侍奉王室的渊源）。综上所述，铁剑上的铭文记述的是，乎获居臣的事迹，以及刻铁剑铭文的目的。

幼武大王就是雄略天皇

那么，铁剑铭文中提到的辛亥年是何时？幼武大王又是谁？就此问题，当今学界的定论是，辛亥年是公元471年，幼武大王就是雄略天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稻荷山古坟建于公元5世纪后半。辛亥这一干支，六十年轮一回。如果以古坟的建造年代为基准，辛亥年最有可能是公元471年。

另一方面，如果“幼武大王”中的“大王”是倭王，即日本列岛的统治者，那么能在身份上与幼武大王对应的，便只有《日本书纪》中名为大伯濑幼武（《古事记》中称大长谷若建）的雄略天皇[5]了。正如前述所言，雄略天皇和倭王武应该是同一个人。又因为倭王武向南朝宋朝贡之事发生在公元478年，所以雄略天皇统治天下的时间应该在公元478年前后。这与辛亥年是公元471年的看法并不矛盾。

另一方面，考古人员在熊本县菊水町（今和水町）江田船山古坟中发现的大刀铭文，为我们解读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那柄铁剑上的铭文，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过去，人们把这段大刀铭文的开头部分解读为“治天下□□齿大王（在宫治理天下的弥都齿大王），即认为“齿大王”是反正天皇（《日本书纪》中称多迟比瑞齿别天皇）。然而，铁剑铭文被发现后，研究人员又重新比对了二者，这才发现“”和“獲”、“齿”和“卤”的写法都非常类似。于是船山大刀上的铭文就被修正为：“治天下獲□□□卤大王”，即同指幼武大王。

江田船山古坟中发现的大刀铭文，虽未标明其制造年份，但它有说明：一个效命于幼武大王的典曹人（与“杖刀人”指武官相对，“典曹人”指文官），名曰无利弖，造了此刀。

有学者主张，铁剑铭文上的“幼武大王”实则是东国的大王。但如果仔细研读大刀铭文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成立。这是因为，如果乎获居臣和无利弖效命的都是幼武大王，那么幼武大王只有可能是那位住在畿内地区的大王。

乎获居臣在铭文中蕴含的深意

就上述铭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即制造这柄铁剑的乎获居臣到底是武藏当地的豪族，还是畿内地区的豪族？如果他是武藏当地的豪族，那么出土铁剑的稻荷山古坟是乎获居臣本人之墓，还是其近亲之墓？如果他是畿内地区的豪族，那么这柄铁剑很有可能就是作为杖刀人首的乎获居臣赏赐给东国出身的部下之物。根据上述两种说法的不同，我们对铁剑铭文的理解和评价也将变得相去甚远。

笔者自己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理由如下：

在古代，刀剑除作武器外，还是一种驱邪之物，人们相信刀剑能够遂人心愿，随身佩带刀剑更可以带来长寿与吉祥。人们之所以在刀剑上篆刻铭文，正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有此信仰。笔者认为，这样的信仰正是解读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文的关键所在。

我们可以在石上神宫收藏的七支刀上看到“辟（=避）百兵（各种灾厄）”等起到护身作用的吉祥词句。江田船山古坟的大刀铭上写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洋洋（注注）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持刀者长寿，恩泽荫及子孙）。”其表述同样饱含吉祥之意。“不失其所统”意为统治永续。换言之，无利弖希望能借用刀剑的魔力，保佑其家族在当地的统治千秋万代，稳如磐石。综上所述，那些刻在刀剑上的铭文，通常饱含制造者的美好愿望。

铁剑铭文中虽然看不到表示吉祥的词句，但它毫无疑问也融入了乎获居臣的美好愿望。

正如铁剑铭文末句的“记吾奉事根原也”所言，篆刻铭文是为了记录乎获居臣一族作为杖刀人首侍奉王室的渊源，明确其家族侍奉王室的历史。乎获居臣通过篆刻铭文记录其家族作为杖刀人首侍奉王室的渊源，以此表达他希望子孙能在将来继续承袭这一地位的愿望。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江田船山古坟的大刀铭文和稻荷山古坟的铁剑铭文，它们的铭文内容与篆刻目的几乎如出一辙。可以说，它们的作用正在于让子孙世袭官职。

既然稻荷山古坟的铁剑是基于上述目的被制造的，那么乎获居臣果然应该还是武藏当地的豪族。笔者以为，像这样为祈求一族政治地位永续而专门制造的铁剑，是不可能被轻易当作赠物，赠予他族之人的。且在制造这柄铁剑的乎获居臣死后，其后人就将这柄剑同其制造者一起埋入了由祖灵守护的古坟。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乎获居臣是武藏当地的豪族，且其本人很有可能就是稻荷山古坟的墓主人。

之所以有人会认为乎获居臣是畿内地区的豪族，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介地方豪族是不可能“左治天下”的。为了进一步自圆其说，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还引用了古代的刀剑赠答习俗（主要指上级赐予下级）以说明铁剑是畿内地区的杖刀人首赠予下级之物。

不过，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乎获居臣希望通过铭文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所以他才使用了“左治天下”这样夸张的字眼。虽然在古代的确存在刀剑赠答的习俗，但也未必事事皆如此。七支刀是百济王世子为赠倭王而造的刀，其铭文中已明确提及，故我们能确定七支刀的确与刀剑赠答有关。千叶县市原市稻荷台一号坟出土的铁剑上也有“王赐”二字的铭文，所以它也很有可能是倭王下赐之物。

但是，以铭文来看，稻荷山古坟的铁剑和江田船山古坟的大刀，都并不是为赠答而制造的。因此，笔者认为，与上述赠答情况不同，铁剑和大刀应该用于制刀者自身佩戴。

铁剑铭文系谱的含义

稻荷山古坟的铁剑铭文，是为了记录乎获居臣家族侍奉王室的渊源，其功能与古代氏族的系谱有相似之处。沟口睦子曾指出，古代氏族的系谱，最大的看点不在财产、祭祀权等继承问题上，而在于那些家族侍奉倭王权的渊源及其世袭记录上。比如，在中臣氏的起源传说中，就有关于中臣氏始祖天儿屋命，自天孙降临之际起，就一直追随琼琼杵尊等的记述。这些记述旨在说明中臣氏侍奉王权渊源已久。中臣氏记述这些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其实际政治地位找支撑。

该铭文一共记载了八代的系谱：从第一代的意富比垝到第五代的多沙鬼获居，他们的名字里包括首领称号。在这些首领称号中，又有在系谱内按类型出现的比垝、足尼、获居等尊称。其第六代至第八代则依次为半弖比、加差披余、乎获居臣，这三代人的名字只有个人名，没有首领称号。也就是说，在第五代的多沙鬼获居之前是传说时代，到了第六代的半弖比之后，才进入了实录的时代。因此，切不可全信“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的记述，毕竟只有第六代之后的内容才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铁剑铭文的系谱与其后氏族的系谱也有迥然不同之处，即铁剑铭文上没有记录氏名（姓）。一个叫无利弖的人制造了江田船山古坟的那把大刀，但其铭文上却只有名而没有姓。这表明在乎获居臣时期氏名尚未普及。此前，我们虽然已将公元5世纪的豪族，用氏名名称作“葛城”“和珥”“吉备”“上毛野”等，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应该采用“这些氏族的祖先”或是“原葛城氏”这样的说法才更妥当。铁剑铭文说明，早在氏名形成之前，氏族的系谱就已经出现了。

在王宫效命

稻荷山古坟的铁剑铭文还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那时的地方首领为大王效命的形式与公元6世纪以后的形式大有不同。

“杖刀人”顾名思义“以刀为杖”，也就是身上时刻佩刀之人，指武官。“首”就是首领的意思。虽说乎获居臣的那句“吾左治天下”稍有自负之感，但如若不是在大王身边效力之人，恐怕也说不出此等“豪言”。乎获居臣曾在斯鬼宫担任幼武大王的近侍，负责大王身边的警卫工作，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大王亲卫队的队长。

乎获居臣将自己的族人与周边中小豪族的子弟编入杖刀人部队，部队直接听命于大王。那时，大概有数个士兵集团（部队）直接隶属于大王，拱卫王权。而杖刀人首则是其中一个集团的统帅（指挥官）。

根据铁剑铭文可知，公元5世纪后半，实力雄厚的地方豪族会到王宫直接侍奉大王。这种情况与公元6世纪以后的情况大为不同。公元6世纪以后，地方豪族子弟是以舍人（近侍）、膳夫（厨师）等伴[6]的身份出仕做官的。伴由中央豪族的伴造[7]统率，作为组织中的一员为大王效力。他们与大王的关系是间接的，其地位也相对较低。可以说，他们已经不能用“左治天下”这样的“豪言壮语”来自夸了。

上文说过，乎获居臣是杖刀人首，无利弖是典曹人，二者均被称为“某某人”。如果翻阅《日本书纪·雄略纪》就会发现，里面还有养鸟人、宍人、船人等被称作“某某人”的官职。因此，在该时期，倭王权的政治组织结构也可被称作“人制”。在人制制度下，如杖刀人首那般，分管每种职务的集团都设有统率者。担任统率者之人不仅有中央豪族，还有乎获居臣那样的地方豪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制制度下，仅有统率者直接经由倭王权任命，统率者的部下都由其自行组织、选拔。人制大体上依靠的是豪族的统治力和统率力。这说明倭王权那时的统治组织构架尚不完善。

此外，乎获居臣时期的地方豪族和公元6世纪以后的地方豪族，还有一点大相径庭。乎获居臣在铁剑铭文中不遗余力地宣扬了其世代担任杖刀人首，为大王效命之事，却没有提及其家族在武藏当地的地位如何。江田船山古坟的大刀铭文，虽也记述了无利弖作为典曹人，曾为倭王效力之事，但其铭文中同样没有出现任何关于他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的叙述。

《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述过的实力派地方豪族大都拥有国造头衔。在大化改新以前，国造对地方豪族而言，是重要的政治地位及其统治地方的关键凭证。在律令制度下，地方豪族的祖先是否担任过国造之职，对其家族在当地的声望有很大的影响。

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国造制形成于公元6世纪前半。笔者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幼武大王时期的两段刀剑铭文之所以均未提及制造者家族在当地社会的政治地位，是因为不论乎获居臣还是无利弖，他们都没有获得过倭王在地方任命的国造等官职。换言之，在这一时期，王权任命地方官的制度还没有出现。幼武大王时期，倭王权对地方的统治和公元6世纪以后的情况仍存在较大的不同。

此外，乎获居臣特意在铁剑上篆刻其在王宫为倭王效力之事，并将铁剑带回故乡，在其死后把铁剑作为陪葬品埋入古坟，就是为了向当地社会宣扬其家族同倭王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于这一时期的地方豪族而言，到畿内地区的王宫侍奉倭王，可以提高其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古坟时代前期到中期，在首领强化地方政治地位时，权力象征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领在倭王权中的政治地位逐渐转由权力象征物体现。

荣归故里的乎获居臣

我们虽然不清楚乎获居臣究竟为倭王效力了多少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致仕后，荣归故里武藏，度过余生，最终被葬入了稻荷山古坟。在稻荷山古坟后圆部坟顶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黏土椁和一个砾椁。铁剑作为陪葬品被埋在砾椁中，而黏土椁则位居中央，其年代更久，可见砾椁是追葬之人的埋葬设施。换言之，稻荷山古坟是为葬在黏土椁里的人修建的，而可能是乎获居臣的人则是后来被追葬进砾椁的。两人同埋一坟茔则说明，砾椁的墓主人和黏土椁的墓主人的血缘关系应该很近。在家族内，葬在黏土椁里的人地位最高，其地位高于砾椁的主人。如果说葬在砾椁里的人是乎获居臣，那荣归故里后的他，看来也不过是一位二号人物。一个“左治天下”之人在地方社会仅是二号人物，谁都会感到奇怪吧。

就此间的始末缘由，笔者做了如下猜测（下文以砾椁的墓主人是乎获居臣为前提构建）。乎获居臣大概是黏土椁墓主人的孩子或兄弟，笔者更倾向是弟弟。青年时，乎获居臣身为杖刀人，在斯鬼宫中侍奉倭王，不久后荣升杖刀人首，为大王效命数十载。他刚侍奉倭王时，其父应是武藏当地的首领。不久之后，其兄继承其父之位。因乎获居臣官至杖刀人首，其家族的政治声望得到提升。乎获居臣将各种先进的文化产物和技术源源不断地带入故乡，但人过中年，当他回到故乡时，兄长作为当地首领，统治已稳如磐石了，于是乎获居臣甘居二线，辅佐兄长。兄长是地方社会的统治者，弟弟又维系了倭王权与家族的关系，兄弟二人就像一驾马车的两个轮子，他们各司其职，共同巩固了乎获居臣家族在当地的统治。如果我们试从这一角度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读者应该就能明白为什么稻荷山古坟会有两个埋葬设施了吧。

治天下大王的出现

江田船山古坟的大刀铭文将雄略天皇称为“治天下幼武大王”。虽然稻荷山古坟的铁剑铭文只使用了“大王”二字，但其铭文中的“左治天下”等表述在实质上已经等同于“治天下”这样的词语。在此我们将日本列岛的统治者称为“治天下大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把“治天下大王”视作正式的统治者称号，并非毫无问题。大多数的日本古代史专家将“大王”解释成“王中为大者”“王中第一人”，关晃和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则认为，“大王”一词只不过是在“王”字前面加了一个表示尊敬的“大”字而已，它只是一种尊称，不太可能是统治者的称号。此外，宫崎市定和角林文雄还提出，“天皇”前的统治者称号是“天王”。不过，这一猜想有其弱点，即不能提供金石文等确凿的史料证据作支撑。

诚然，在日本，人们会将“大王”二字当作尊称使用，可这里出现的“治天下大王”却有“统治天下的大王”之意，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治天下大王”只不过是一种尊称。

笔者认为，“治天下”这一拥有特殊含义的表达，与“大王”一词的结合，值得我们注意。日本文学学者神野志隆光认为，“治天下”和“天下”在使用时有其特殊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例如，在《古事记》中，各天皇记的开头都会写道：“某某坐某某宫治天下。”其中的“天下”含有“天皇统治下的世界”的思想。只有大王与天皇才能将统治者称号与“治天下”结合起来使用。所以，在“治天下”语境中使用的“大王”，绝非只是一种尊称。以现阶段的研究来看，在“天皇”这一称号出现前，日本列岛统治者的正式称号只能是“治天下大王”。以上是笔者得出的结论。

由前述的刀剑铭文可知，在幼武大王时期，人们把置于大王统治之下的世界视为“天下”，将日本列岛的统治者称为“治天下大王”。这样一来，“天下”的统治者—“大王”就此诞生。笔者认为，只有积极正确地评价“治天下大王”出现一事，我们才能理解脱离册封体制后的倭国开展的新型外交的意义。

“天下”世界的形成

那么，在幼武大王时期，到底什么才是人们构想“天下”的历史背景呢？

所谓的“天下”，原本就有全世界之意。至于日本列岛使用的“天下”，其范围再小，也不可能只局限在倭人居住的小世界中，笔者认为倭王武的奏表，已将具有实际内涵的倭国式天下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具体可见“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奏表中提及的征服毛人、众夷及海北（朝鲜半岛），是将毛人、众夷及海北全部视作了外民族。其中，所谓的“毛人”借用了中国古代地理书《山海经》中“毛民国[8]”等概念。倭王权将住在倭国以东的人视作外民族，并称其为“毛人”，这便是古代虾夷观的雏形。此外，众夷是指九州南部的熊袭和隼人，倭王权使用“夷”字，足以表明其外民族的身份。此外，倭王权也将朝鲜半岛之人视作外民族。总而言之，在倭国式的天下观中，倭王统治着朝鲜半岛之人，以及其他住在日本列岛内的外民族。

可以说，在此情况下形成的小世界之王的王权思想，就是“治天下大王”这一统治者称号的来源。或者说，这就是倭国风格的中华思想。

倭国式的天下观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公元4世纪至公元5世纪，倭国在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外交关系中，凭借军事实力，几度掌控了外交主导权。正如前述所言，每当新罗、百济在军事上身陷困境之时，他们便会把人质送往倭国，以获取倭国在军事上的援助。倭王权也常常通过新罗、百济送来的人质，干预他国的王位继承之事。如此一来，在同朝鲜半岛诸国的外交关系中，倭国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倭王便萌生了自己是小世界盟主的野心，并自然而然地认为朝鲜半岛诸国全都置于其统治之下。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倭王之所以构思其天下观的缘由。

就日本国内而言，公元5世纪后半是前方后圆坟分布最广的时期。近年来，在日本东北地区，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多座古坟时代前期的古坟。以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雷神山古坟（位于宫城县名取市，坟丘长168米）为代表，很多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古坟时代中期的大型古坟，后来都被确定属于古坟时代前期。而前方后圆坟的建筑样式，最早则在古坟时代前期，就已传至宫城县北部的古川市（今大崎市）附近。到了古坟时代中期，古坟出现小型化趋势，日本最北的前方后圆坟—角冢古坟（坟丘长45米）建造于比古川市更北的岩手县胆泽町（今奥州市），这时已是公元5世纪后半了。另一方面，日本最南面的前方后圆坟则位于鹿儿岛县东部的志布志湾沿岸地区。其中，位于东串良町的唐仁大冢古坟，是一座坟丘长约150米的大型古坟，据推测其建成时期应在公元5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后半之间。

而另一方面，在古坟时代中期的畿内、吉备、上毛野等倭王权中枢势力的大本营，古坟出现巨大化趋势，相反在其他地区，古坟规模则开始缩小。这些现象都表明，倭王权对日本列岛各地的政治、文化影响力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倭王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

如上所述，整个公元5世纪倭王权的稳固及其在与半岛诸国的外交关系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使得倭王开始构思其独立的天下观，随之“治天下大王”的统治者称号诞生。正如笔者在第一章第四节提到的，这意味着倭王权逐渐脱离了以中国皇帝为核心的权威体系，并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权威。这也使倭王权最终下定决心脱离册封体制，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因此，能够赋予倭王独立权威的即位典礼得到了完善。

与百济关系更加密切

随着公元400年前后，第一批渡来人大举迁入日本列岛，雄略朝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以“加罗”为中心的地区通过半岛交通移民日本列岛的渡来人，及其所携的先进技术、文化产物，成为该阶段日本列岛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通过垄断这些人员物资，倭王权巩固了其对日本列岛的统治，进而“治天下大王”诞生了。

与此同时，倭王权也开始在雄略朝时期开展新型的外交活动，这使得历史快速进阶至下一阶段。

首先，倭王权脱离了通过大陆交通线连接的册封体制，这是倭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开始。公元478年，倭王武最后一次派遣使节前往南朝宋，此后直至公元600年第一批遣隋使出发，倭国与中国王朝之间的外交往来中断了超过一百二十年。在这一百二十多年间，大陆交通线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此外，半岛交通线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同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伽倻地区，金官国衰弱，其北面强盛的大加耶（伴跛国，庆尚北道高灵）取而代之。公元479年，大加耶国王荷知首次向南朝齐朝贡，获册封。据田中俊明介绍，公元5世纪70年代，以大加耶为盟主，伽倻北部至伽倻西部各国结成联盟。更早之前，该联盟成员就与金官国、安罗国、卓淳国等同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伽倻南部各国划清了界限，他们独自形成了另一股政治势力。

伽倻诸国核心势力的更迭，也对倭国同伽倻之间的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朴天秀的研究，须惠器（陶质陶器）、马具、甲胄等渡来系文化产物直到公元5世纪前半仍多来自以金海、釜山地区为中心的伽倻南部地区，而到了公元5世纪后半，这些渡来系文化产物则几乎全都来自以高灵为中心的大加耶地区。公元5世纪后半以后，倭国同金官国的交流占比大幅下降，而大加耶地区的文化产物开始传入日本列岛。

与上述动向互为表里的是，倭国在半岛交通线上同百济更为频繁地往来。公元475年，百济的都城汉城被高句丽大军攻陷，盖卤王[9]及其王妃、王子被杀。幸免于难的王族、遗臣弃城南逃，将锦江之畔的熊津（忠清南道公州）定为新都，并且在倭国的援助下复兴百济。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年，倭王武遣使南朝宋控诉高句丽无道。

公元5世纪后半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乱，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列岛的历史。雄略朝时期前后，朝鲜半岛的战乱余波未止。受此影响，被称作“今来汉人”的百济人大量移居日本列岛。他们就是第二批渡来人。这批渡来人为日本列岛带来了百济的先进技术。此时，倭王权也将这批渡来人纳入了王权的政治制度，并借此垄断了他们的技术。倭王权根据这批渡来人的技能，将他们编成陶部、鞍部、画部、锦部、译语等，并让第一批渡来人中有实力的一族东汉氏管理他们。在这样的契机之下，倭王权原先的政治制度—人制，在不久之后，被重新改组成新的部民制（参见此处内容）。

综上所述，公元5世纪后半朝鲜半岛战乱的影响也波及日本列岛，列岛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此后，在日本列岛的历史上，半岛交通线的意义依然重大，而通过半岛交通线连接的倭国与百济的关系也日趋重要起来。

旧豪族的没落

雄略朝时期还发生了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即公元5世纪，曾经显赫一时的葛城氏与吉备氏相继没落。

据传，公元5世纪曾爆发过多起围绕王位继承权归属问题展开的血腥争斗。雄略天皇的哥哥安康天皇即位后，此类争斗仍然不曾间断。安康天皇以为其弟大泊濑皇子（雄略天皇）的婚事泡汤，便杀死了其叔大草香皇子，并将大草香皇子之妻中蒂姬据为己有。中蒂姬之子眉轮王，得知父亲被杀一事，便趁安康天皇熟睡之际将其杀害。此后，雄略天皇继承皇位，欲捕眉轮王杀之。眉轮王逃入大臣葛城圆的宅邸。雄略天皇要求葛城圆交出眉轮王，遭拒。于是，雄略天皇派兵包围了葛城圆的宅邸。葛城圆进退两难，只得献上自己的女儿葛城韩媛及“葛城宅七区（《古事记》中为‘五处之屯宅’）”以求赎罪。雄略天皇不允。最终，葛城圆和眉轮王被烧死在宅邸中。葛城氏在公元5世纪和倭王室结为姻亲，成为大和当地的豪族、权倾朝野的外戚。尽管如此，葛城氏依旧被雄略天皇轻而易举地灭掉了。

不过，雄略天皇还有一位曾阻止他继承王位的劲敌，那就是有着葛城氏血脉的市边押磐皇子。据《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曾邀请市边押磐皇子外出狩猎，趁机将其杀害。雄略天皇在消灭葛城氏和有葛城氏血统的市边押磐皇子后，终于如愿当上了大王。由此可见，雄略天皇的继位沾满了血腥气息。

吉备氏虽是地方豪族，但整个公元5世纪，吉备氏也曾显赫一时。吉备氏修建的造山古坟（冈山市）、作山古坟（总社市）等大型古坟，放眼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这些古坟仿佛向我们诉说着吉备氏当年的强大。而吉备氏发动叛乱的传言集中出现在雄略朝时期。

吉备氏其实是以东部（冈山县山阳町［今赤磐市附近］）的上道氏和西部（冈山市西部和总社市）的下道氏为核心组成的氏族联合体。据《日本书纪·雄略纪》七年条记载，下道臣前津屋诅咒天皇一事败露，为物部氏手下的士兵所杀，接着雄略天皇将上道臣田狭任命为“任那国司”，派往远方，并借机强占其妻稚媛。为此，上道臣田狭愤恨不平，便与其子弟君一起以任那、百济为大本营，企图谋反，结果失败。雄略天皇死后，稚媛想让自己与雄略天皇所生之子星川皇子继承天皇之位，便怂恿儿子发动政变，事败。二人为大伴室屋和东汉掬的军队所杀。此时，吉备的上道氏率水军来攻，计划救出稚媛母子，获悉星川皇子等人被杀，遂退去。而上道氏也因此次行动遭到问责，被其属下的山部取而代之。经过上述一系列失败的叛乱，吉备氏的势力大为削弱。

葛城氏和吉备氏在雄略朝时期没落一事，在下述三个层面上，意义重大。

首先，公元5世纪的葛城氏与吉备氏是支撑倭王权的两大豪族，这两股势力的相继没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王权更加稳固。如此一来，“治天下大王”幼武所获之权力便凌驾于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位倭王之上了。

其次，就像葛城圆为了赎罪，提出将“葛城宅七区”献给雄略天皇一般，以葛城氏和吉备氏为代表的公元5世纪的实力派豪族，在根据地保有被称为“宅”的广大的农业经营地，并以其为经济基础。葛城氏与吉备氏的没落，宣告了地方豪族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在镇压叛乱中功勋卓著的大伴氏与物部氏，他们逐渐走上了倭王权内部权力中枢的舞台。此后，大伴氏、物部氏、苏我氏在倭王权新型的统治机构中崭露头角，这些氏族以宅和部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把控着王权的中枢。

第三，吉备氏没落之后，再无能与大和豪族分庭抗礼的地方豪族。公元6世纪前半，在筑紫的磐井之乱被镇压后，大和对地方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

在幼武大王时期，倭国脱离册封体制，“治天下大王”称号出现，第二批渡来人移居日本列岛，旧豪族相继没落，在这一系列的风起云涌之后，列岛社会的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 埴轮，日本古坟顶部、坟丘四周排列着的素陶器的总称。

[2] 浮石，火山喷发后岩浆冷却形成的一种矿物，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质地软，比重小，能浮于水面。

[3] 掘立柱建筑，在地面挖洞、插入柱子以代替基石的建筑，通常距离地面10厘米至1米。作为普通民宅一直沿用至18世纪。

[4] 杏叶，马鞍上的装饰品。

[5] 幼武（ワカタケル）大王、大伯濑幼武（オオハツセノワカタケル）、大长谷若建（オオハツセノワカタケル）的日文汉字写法虽不同，但其读音却部分或完全相同。

[6] 伴，通过世袭的方式分管倭王权特定职务的官僚集团。

[7] 伴造，大化改新之前负责管理和统辖王室所有部的世袭首领。

[8] 毛民国，据《山海经》等古籍记载，毛民国位于大海洲岛上，离临海郡东南两千里，其民称作毛民，身材矮小，不穿衣服，全身长满箭镞般的硬毛。

[9] 盖卤王，亦作近盖娄王，百济第21代国王。

第三章
独立自主的倭王权

第一节　继体朝、钦明朝时期的王权

史无前例的即位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之后的大王是清宁天皇→显宗天皇→仁贤天皇→武烈天皇，都因短命而昙花一现。而此后继体天皇打破常规的即位，则拉开了日本列岛公元6世纪的帷幕。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脱离了中国王朝的册封体制，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由于任那灭亡，倭国虽然在对外关系上遭遇挫折，但面向国内，倭王权还是通过建立氏姓制度、国造制和部民制，切实地巩固了统治的基础。我们将在本章详述倭国的这一发展历程。

关于继体天皇即位的经过，《日本书纪》中有相关记述。武烈天皇没有子嗣，他驾崩时都城中没有合适的继承人。因此，大连[1]大伴金村打算迎丹波国桑田郡（今京都府龟冈市附近）的仲哀天皇五世孙倭彦王即位。谁料倭彦王对此十分畏惧，逃之。翌年，大连大伴金村与大连物部麁鹿火等人又计划拥立越三国（福井县三国町，今坂井市）的应神天皇五世孙男大迹王即位。男大迹王就是继体天皇。另一方面，《古事记》有记载称，大连大伴金村等人是从近江国迎接男大迹王即位的。对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述虽稍有分歧，但后经分析继体天皇后妃的构成情况，学界普遍认为男大迹王一族的根据地就在近江国。越是其母振媛的故乡，男大迹王在此成长。但不论是应神天皇五世孙的系谱，抑或畿外地区的出身情况，继体天皇所具备的继承人条件，都可谓是史无前例的。

根据冈田精司的研究，继体天皇是以琵琶湖东北部以息长（滋贺县近江町，今米原市）为据点的息长氏人。在研究继体天皇的生平、即位始末之时，其后妃的出身情况等信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有九位后妃。其中，手白香皇女（钦明天皇之母）是仁贤天皇之女。剩下的八位妃子，按出身地可分为，近江五人，尾张、大和、河内各一人。目子媛是继体天皇的第一位妃子，她与其余五位近江出身的妃子一样，在继体天皇即位前便已嫁给他。与此相对的，在《日本书纪》中被视作皇后的手白香皇女与大和、河内出身的荑媛、关媛三人，则是继体天皇入驻大和后所娶之人。

从古至今，有实力者不乏政治联姻。从继体天皇后妃与其母振媛的出身地看，息长氏的势力范围，应该以近江为大本营，向东勾连尾张势力，向北连通越方面的势力。

关于继体天皇出身地的地图　继体天皇出自以琵琶湖东岸为根据地的息长氏。息长氏同尾张、越前势力也有关联

继体天皇相关谱系略图　应神天皇五世孙，这种关于系谱模棱两可的说法，却是“继体王朝”说最主要的依据

息长氏的重要作用

那么，大连大伴金村等人为何选中了男大迹王做大王继承人呢？

男大迹王出身的息长氏可不是普通的地方豪族。《古事记》《日本书纪》虽然都宣称男大迹王是应神天皇的五世孙，但这两本书却都没有说明，从应神天皇到男大迹王之间这五世的系谱究竟为何，因而这一说法的可信度令人怀疑。不过，在那之后的《释日本纪》（镰仓时代成书，是《日本书纪》的注释书）引用了比《日本书纪》更久远的文献《上宫记》，《上宫记》记载了凡牟都和希王（应神天皇的误记）与男大迹王之间的系谱。从这份系谱看，息长氏的确是大王家的后裔，其形成时期甚至可以上溯至《古事记》《日本书纪》成书之前。

要知道，息长氏与大王家的关系远不止于此。有一个叫忍坂大中姬的女性人物，她是雄略天皇的母亲、允恭天皇的大后。据《上宫记》记载，忍坂大中姬是男大迹王的曾祖父意富富等王[2]的妹妹。换言之，息长氏早在继体天皇即位前，就已与大王家结成了姻亲关系，即息长氏是安康天皇、雄略天皇的外戚。

嫁到大王家的忍坂大中姬在忍坂宫（也称押坂宫，位于奈良县樱井市）居住。此后，忍坂宫就作为息长氏后妃及王子的居所继续被后世沿用。为了保证忍坂宫的正常运作，忍坂宫在各地保有大量被称作刑部（亦称押坂部）的名代和子代。

所谓的“名代”“子代”是指，为维持大王家后妃、王子们的日常生活而在各地设置的组织，人们用这些组织所属的宫号称呼它们，例如：“忍坂宫—刑部”“桧隈宫（宣化）—桧隈部”“金刺宫（钦明）—金刺部”“他田宫（敏达）—他田部”。正如后文将会提及的，地方豪族的子弟作为舍人（近侍）、靫负（武人）、膳夫（厨师）在宫中出任伴，而名代、子代这一组织由伴及提供生活费的部构成。名代、子代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5世纪的人制制度，到了公元6世纪，名代、子代开始附属于部，其称呼也被改为“宫号＋部”的结构，如“刑部”“桧隈部”等。此外，伴造被重新编入部民制。与此同时，伴造将管辖在宫中任职的伴。这样一来，人制制度便以名代、子代的形式重获新生。

薗田香融指出，刑部与忍坂宫是世代相传的。继体天皇和敏达天皇娶息长氏之女为妃。此后，在忍坂宫出生的敏达天皇之子押坂彦人大兄皇子继续在此居住，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其孙中大兄皇子那一辈。息长氏通过忍坂宫和刑部始终与倭王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大王家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带有息长氏血脉的王统：敏达天皇→押坂彦人大兄皇子→舒明天皇→中大兄皇子。

直到最近几年，日本学界才逐渐意识到息长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氏族。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其地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息长氏在地方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就连刑部也基本上只服务于息长氏的王妃、王子、王女，归根结底其所属权却仍在大王家。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息长氏虽贵为外戚，却从未手握大权。作为皇亲国戚，拥有大王家支脉的息长氏，就如同幕后工作者一般，一直处在暗处支持着大王家。

继体天皇是王位篡夺者吗？

战后不久，有人提出了王朝更替说，王朝更替说对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基于应神五世孙模糊不清的系谱，王朝更替说认为，继体天皇实际上只是一介地方豪族，此人进攻大和篡夺了“应神王朝”的王位，开辟了“继体王朝”。

不过，这一学说恐怕难以成立。因为如果继体天皇是王位篡夺者，是新王朝的开山始祖，那其家族息长氏势必会取代原有的大王家。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息长氏至多不过是被疏远的皇亲国戚，他们只不过是从天武天皇十三年（684）的八色之姓[3]中拿到了息长真人的姓而已。

另外，从公元6世纪倭王权的氏族构成看，继体天皇之后倭王权的统治者也几乎没有人是地方豪族出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公元6世纪前半的继体朝、钦明朝时期，拥有大连级别的大伴氏、物部氏，以及大臣[4]辈出的苏我氏是最有权势的氏族。大伴氏和物部氏自雄略朝时期以来就是实力派氏族，他们手握重权，把控着倭国的军事力量。葛城氏没落后，以大和为据点的苏我氏取而代之，于公元6世纪崭露头角。也就是说，在继体天皇即位前后，支撑王权的氏族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即便是势头很猛的新势力也仍旧来自大和地区。这些实力派氏族在倭王权内部占尽优势，地位稳如磐石。

此外，考古学成果对上述情况也多有印证。滋贺县近江町（今米原市西部）一带星星点点地分布着被叫作“息长古坟群”的坟墓群。其中，最主要且有名的是冢之越古坟、山津照神社古坟等几座40米至50米级别的古坟，它们全都建于公元5世纪末至公元6世纪的古坟时代后期。相较于吉备氏修建的堪比大王墓规模的巨大古坟，以及葛城氏马见古坟群中的数座200米级别的前方后圆坟，息长氏古坟的规模之小显而易见。从考古学角度看，息长氏固然是公元5世纪至公元6世纪琵琶湖东岸的一个有势力的氏族，但非说其拥有进攻大和、打倒大王家的实力，未免太不切实际。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文献史料看，还是从考古学成果看，息长氏都不是一个有实力到能够推翻大王家的地方豪族。这样看来，继体天皇与仁贤天皇之女手白香皇女的婚姻，倒更像是一种使继体天皇成为既有大王家上门女婿的手段。换言之，继体天皇之后的王室，实际上是通过母系继承了“应神王朝”的血统。而继体天皇自身则是被单独纳入既有王权的。

死亡之谜和两朝对立说

据《日本书纪》介绍，继体天皇于继体天皇二十五年（531）驾崩。死后葬于蓝野陵。据《延喜式》的记载，蓝野陵位于摄津国岛上郡。

而如今，日本宫内厅宣称，继体天皇陵就是位于大阪府茨木市的太田茶臼山古坟（坟丘长227米）。不过，应该没有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古坟就是真正的继体天皇陵。因为茶臼山古坟一带在古代属于岛下郡，而且考古人员还曾在茶臼山古坟中发现了公元5世纪中期的埴轮，要知道公元5世纪中期与继体天皇驾崩的年份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在茶臼山古坟以东两公里的高槻市，考古人员发现了位于岛上郡内的今城冢古坟（坟丘长190米）。从古坟的形状和埴轮的情况看，考古人员断定这是公元6世纪前半的古坟。今城冢古坟虽未被指定为天皇陵，但是现代的考古学者们都相信它才是真正的继体天皇陵。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判呢？这是因为目前的天皇陵是在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指定的。那时，考古学研究尚不发达。后来，这样的既有结论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天皇陵的指定错漏繁多，这在考古学界已是常识。

今城冢古坟　其后圆部较小，前方部较大，这样的坟墓形状显露出后期古坟的特征（高槻市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继体天皇之死，可谓迷雾重重。《日本书纪》在继体天皇二十五年（531）条中记载了天皇驾崩一事，其注解中写道：“或本云，天皇廿八年（534）岁次甲寅崩。而此云廿五年岁次辛亥崩者，取《百济本记》为文。”而后，《日本书纪》又引用了《百济本记》中的如下文段：“又闻，日本天皇及太子、皇子倶崩薨。”《百济本记》即前文介绍过的百济三书之一。此外，从继体天皇驾崩到安闲天皇即位，天皇之位异常空缺了两年，其间发生之事在《日本书纪》中皆无记录可查。上述这些内容，不禁让人联想到，在继体天皇驾崩的辛亥年（公元531年）倭王权内部可能发生了政变。

而且，也有文献记载称，在继体天皇驾崩的辛亥年，钦明天皇即位。如此处的图表所示，从继体天皇驾崩，经安闲、宣化两朝，至钦明天皇即位，各种文献关于天皇死亡年份、即位年份的记载可谓莫衷一是，极为混乱。

因此，喜田贞吉（1871—1939）曾在查阅和比对多种文献资料后，提出两朝并立说。他认为继体天皇死后，钦明天皇和安闲天皇、宣化天皇的王统并立而存。战后，林屋辰三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提出了“继体朝、钦明朝的内乱”一说。他认为继体天皇是由大伴金村拥立的，继体朝实际上就是继体-大伴政权。这一政权在处理朝鲜半岛的问题时出现了失误，并因此引发了筑紫君磐井的叛乱，继体-大伴政权也在此次叛乱中失去了威望。正值此时，支持钦明天皇的苏我稻目现身，他在辛亥年（公元531年）发动了政变，“日本天皇及太子、皇子俱崩薨”，林屋辰三郎称之为“辛亥之变”。政变发生后，苏我稻目拥立钦明天皇即位，钦明-苏我政权成立。大伴金村与之对抗，于两年后又建立了安闲·宣化-大伴政权。于是，两朝对立。这种状态一共持续了九年，直至内乱爆发。

林屋辰三郎提出的内乱说，称得上是一个构图宏伟的假说，只不过这一假说与“辛亥之变”皆未得到实证支撑。于是在本书中，笔者决定重新翻阅史料对此稍做分析。

内乱说主要的依据是《百济本记》，正如《百济本记》的记载中会出现“又闻……”等表述，这样的表述内容多是模糊的传闻，切不可全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上述文段中的“太子”指的应该是继体天皇的长子安闲天皇，由于那时安闲天皇已驾崩，所以安闲朝不可能存在。因此，林屋辰三郎表示：“他或许幸免于难了。”此外，就该记载还有另一假说，该假说认为这是钦明天皇方面有意向百济透露的虚假情报。但是，这一解释是以政变真实存在为前提的。该前提如果得不到证实，我们就不能轻信其结论。换言之，《百济本记》的记述不能成为政变发生的确凿依据。

从继体天皇驾崩到钦明天皇即位
（根据井上光贞所作表格进行了部分修改）

另外，内乱说非常看重安闲天皇即位前皇位空缺那两年的记载，可我们很难判断那些记载究竟是真是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书纪》引用的是“或本（某本书）”的说法，照此说法，继体天皇驾崩至安闲天皇即位在时间上是无缝连接的。总而言之，此间是否真的存在皇位空缺的两年，还得看《百济本记》和“或本”的纪年，哪一个更可信。三品彰英设想，有两种《百济王历》（百济王在位时间的年表），它们在纪年上存在三年的误差，这样继体天皇驾崩时间各有不同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如此一来，皇位空缺的两年便不再是因为“内乱”或“两朝并立”，问题的源头可直接归于“历法”。不过，目前暂时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百济本记》的纪年法更为妥当。

综上所述，无论是《百济本记》的记载，还是皇位空缺的两年，它们的可信度与对相关问题的阐释，仍然令人存疑。两朝并立说也罢，内乱说也罢，不过都是根据现有资料，从证据中推导而出的假说罢了。

苏我氏的登场与钦明天皇

现阶段，笔者虽并不支持内乱说，但笔者认为继体朝和钦明朝发生的政治斗争，应该是倭王权内部的王位继承之争或是派系斗争。

继体天皇死后，相继即位的安闲天皇、宣化天皇、钦明天皇都是继体天皇的王子。其中，安闲、宣化两位天皇的母亲是尾张连之女目子媛，《日本书纪》将其称为“元妃”。据《日本书纪》记载，安闲天皇二年（535），安闲天皇驾崩，享年七十岁；宣化天皇四年（539），宣化天皇驾崩，享年七十三岁。所以，继体天皇于公元507年即位时，安闲天皇和宣化天皇都已年满四十岁。另一方面，钦明天皇的母亲是仁贤天皇之女手白香皇女，较之地方豪族之女目子媛，其身份等级可谓有云泥之别。钦明天皇出生在继体天皇即位的两三年后，钦明天皇与其两位兄长的年龄足足相差了四十多岁。

如此看来，钦明天皇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母亲的身份上，都和两位兄长差距较大。他会与两位兄长相互对立或产生矛盾，并非不可想象之事。正如前述所言，林屋辰三郎之所以会设想大伴氏是安闲天皇、宣化天皇的拥立者，而苏我氏是钦明天皇的拥立者，正是因为苏我氏和大伴氏在政治上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大伴金村失势事件可以印证这一推测。

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元年（540），钦明天皇巡幸难波祝津宫，并在那里就征伐新罗一事，向大臣们征询意见。大连物部尾舆等人就大伴金村于继体天皇六年（512）割让任那四县给百济（参见后文）一事，请求钦明天皇追究大伴金村的责任。受此影响，大伴金村归隐住吉宅。这就是大伴金村失势事件。

然而，笔者却发现，《日本书纪》的记载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钦明朝初年突然追究近三十年前继体朝的政治责任，十分不合乎常理。其次，因此就说大伴金村引咎辞职，闭门不出，从此失势，也略微有些勉强，毕竟正如八木充所言，大伴金村的失势与“割让任那四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那么，在钦明朝初年，导致大伴金村失势、大伴氏从大连之位滑落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据《日本书纪》记载，大伴金村是拥立继体天皇即位的核心人物，即便在安闲朝、宣化朝时期，他也曾主持朝政，设立屯仓（参见此处以后），派遣其子磐与狭手彦前往朝鲜半岛救援任那。由此可见，即便在安闲朝、宣化朝，大伴金村的政治地位也是很高的。可以说，他确实是拥立安闲天皇、宣化天皇最为合适的人选。

另一方面，在由大伴金村主政的安闲朝、宣化朝时期，钦明天皇的立场变得相当微妙。在这种情况下，钦明天皇注意到了可以作为盟友的苏我稻目，二人便开始联手。此后，苏我稻目就任大臣，并将两个女儿嫁给了钦明天皇。

自宣化天皇即位时，苏我稻目被任命为大臣起，苏我稻目便走上了历史舞台。在此之前，苏我氏只不过是神话传说之人。特别是在公元6世纪初继体朝至宣化天皇即位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苏我氏的记载流传于世。然而，在宣化天皇即位时，苏我稻目突然就成为大臣，甚至其政治地位还一直维系到了钦明朝时期。此外，苏我稻目还将其两个女儿坚盐媛和小姊君嫁给了钦明天皇。不久，坚盐媛便生下了用明天皇和推古天皇，小姊君生下了崇峻天皇（参见此处系谱图）。苏我稻目阶段的苏我氏，仍是一个新兴豪族。所以，其政治联姻的对象是钦明天皇一派。另一方面，钦明天皇娶了苏我稻目的两个女儿，这也说明钦明天皇是相信和期待苏我稻目的。

综上所述，苏我稻目通过钦明天皇的支持成功坐上了大臣之位。钦明天皇即位后，苏我稻目成为外戚。过去隐藏在水面下的钦明-稻目政治同盟关系，也伴随着钦明天皇的即位而浮出水面。苏我稻目在钦明朝的活跃正是该关系的外显形式。而钦明-稻目体制的形成方才是政敌大伴金村失势的原因。

大王的即位仪式与群臣

继体天皇并非新王朝的开山始祖，正相反，他通过一种类似入赘的方式融入了既有的倭王权。也就是说，在继体朝时期，倭王权的历史并未就此中断，继体朝承袭了过往历史的成果，并将其继续向前发展。继体朝、钦明朝固然有由权力斗争引发的动荡政局，但就整体而言，继体朝、钦明朝也继承了雄略朝的政治成果，即脱离册封体制、创立“治天下大王”的独立统治者称号等，进一步巩固了雄略朝的统治基础。

我们已在前述中介绍过，名代、子代继承了雄略朝时期的人制基础。另一方面，正是在继体、钦明两朝，人们才开始筹备大王的即位仪式，倭王权在中央制定氏姓制度，在地方制定国造制和屯仓制。除此之外，作为综合性统治体制的部民制（名代、子代的制度也是其中一部分）也形成了。

那么接下来，笔者先来介绍一下雄略朝到继体朝、钦明朝时期制定的大王即位仪式。之后，在此基础上，笔者将继续阐述“治天下大王”的统治者性质。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治天下大王”的即位仪式和奈良时代以后的天皇即位仪式有所不同。

冈田精司的研究明确指出，“治天下大王”的即位仪式大致有如下流程：

①群臣向新大王献上作为权力象征物的宝器（即三神器，通常来说到奈良时代为止，仍只有镜和剑两种）；

②在举行即位仪式的场所设坛，新大王登坛即位；

③定宫设坛之所；

④任命大臣、大连、臣、连、伴造等。

例如，雄略天皇即位时，虽然没有相关记载显示曾有群臣献上过宝器（①），但是，雄略天皇确实曾在泊濑的朝仓设坛即位（②），并定宫泊濑朝仓（③），封平群真鸟为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为大连（④）。在其后的清宁天皇即位时，大伴室屋率群臣奉上玺（象征王位的宝器）（①），清宁天皇将坛设于磐余的瓮栗，并在此登坛即位（②），清宁天皇还在当地修建了宫殿（③），命大伴室屋连任大连，平群真鸟连任大臣，此外清宁天皇也对臣、连、伴造等官职的连任做了安排（④）。

实际上，①至④的即位仪式全都不同于奈良时代以后的天皇即位仪式（参见终章）。吉村武彦指出，即位仪式①的含义是新大王由群臣推选。换言之，“治天下大王”如若没有获得群臣的推戴，其即位的正统性将会遭到质疑。据说在拥立继体天皇时，大伴金村就曾向各位大臣征询拥立男大迹王一事的意见，因为群臣皆表赞成，所以大伴金村才启程前往越，迎立男大迹王。由此可见，①不仅仅是礼仪上的流程，它还表明若想即位成为“治天下大王”，获得群臣的拥戴必不可少。

即位必须得到群臣的拥戴，意味着大王不能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继任者。在“治天下大王”的时代，还没有让位的先例，大王通常都是终身制的。在后文中我们也会提到，大化改新政变发生后不久，皇极天皇就退位了，其弟孝德天皇即位，这是日本史上的首次让位。而到了奈良时代以后，让位已是再寻常不过之事。让位是一种皇位继承法，它使得天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继任者。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倭王权的主体性得以确立密切相关。总而言之，在“治天下大王”的时代，王权的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所以在该时期围绕王位继承问题，总是容易引发纷争。

另一方面，④是即位后的新大王反过来认可群臣地位的仪式。在大王更迭之际，群臣即便留任，也需要再次获得新大王的认可。

也就是说，在“治天下大王”的即位仪式上，大王和群臣必须互相认可彼此的身份与地位。这表明随着大王的逝去，该阶段的君臣关系就会画上句号，而群臣必须与新即位的大王重新构筑新的君臣关系。该时期的君臣关系将会依靠大王与群臣间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继续维系。而到了官僚机构相对较为完善的奈良时代，当天皇之位发生更替时，人们已不再需要举办类似的即位仪式了。

天神的“委任（ヨサシ）”

上述的流程②是大王即位仪式中的核心部分。虽然我们至今尚不清楚当时所设之坛的形状如何，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那应该是一个祭神的设施。新大王通过登坛祭神正式获得大王的资格。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才可以正式当上大王呢？

正如本书的序章部分已经说过的，大王必须得到天神委以的地上的统治权，这在日本被称作“委任（ヨサシ）”。据《古事记》记载，正是因为天照大神、高木神[5]的“此丰苇原水穗国者，汝将知国”的“委任”，迩迩艺命[6]才会最终降临人间。另外，在《日本书纪》的记述中，因为大化改新的政变得以即位的孝德天皇下诏说：“随天神之所奉寄，方今始将修万国。”这里的“奉寄”说的就是“委任”。

只有接到“委任”的人才有资格治理天下，这就相当于中国天下思想中的“天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委任”与“天命”仍有较大的不同。“天命”以德治主义的思想为前提，提倡天下乃有德者居之。而与此相对的，“委任”则只会被下达给天神的子孙，即大王家、天皇家之人。换言之，“天命”的基准是德，而“委任”的基准是血缘。可以说，这一点正是区分中日两国是否有革命思想的关键点。

无论如何，大王若想即位，天神的“委任”必不可少。因此，“治天下大王”在即位仪式上登坛，就是为了祭天神以获得“委任”。这也就表明“治天下大王”一旦发生更替，就必须由天神重新“委任”其统治权。换言之，天神与大王的关系，也是会随着大王的更替而有所更新的。

虽然“委任”的观念依然保留到了奈良时代以后，但那时它已经是附属性的东西了，名为“天日嗣”的新观念早已将其取而代之，这种新观念认为天皇之位是从上天那里连绵不绝地继承下来的。此后，强调“万世一系”、皇权永续的皇统观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最后，上述③因历代迁宫而广为人知。在律令制以前，每当大王发生更替，人们便会修建新的宫殿。不过，迄今为止，人们对宫殿选址其实是即位仪式的重要一环这点，仍不够关注。

从②③可以看出，在“治天下大王”的时代，王宫通常建在大王设坛举行即位仪式的地方。换言之，即把接受天神“委任”的神圣场所建造成王宫。王宫是大王治理天下的大本营，所以只有将从神那里接受统治权的“委任”的地方用作王宫，恐怕才最为妥当。

综上所述，治天下大王的即位仪式带有某种强烈的仪式感，从整体来看，它重新构筑了天神与大王、大王与群臣的关系。“治天下大王”地位的正当性已不再像倭五王时代那样，需要获得中国皇帝的认可。这一点说明，倭王权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治天下大王即位需要获得群臣的拥戴，并被天神委以统治权，所以较之已不再必需这些条件的古代天皇制阶段，可以说在“治天下大王”时期，倭王权的主体性仍未完全确立起来。

即位仪式中的天神、“治天下大王”和群臣

第二节　朝鲜半岛政策受挫

新罗的独立和领土扩张

在战乱不休的半岛诸国看来，海峡对岸的倭国在军事上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恰是其“治天下大王”称号确立的重要原因。不过，进入公元6世纪之后，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新罗的崛起和百济的南进政策，倭国在朝鲜半岛的据点—伽倻诸国，接连遭到新罗、百济的吞并，最终全部走向了灭亡。在此过程中，倭国在金官国被新罗吞并后，迅速制订了所谓的“复兴任那”计划（恢复金官国的独立性）。可以说，倭国“复兴任那”的执念，直至伽倻诸国完全灭亡后，也不曾有过半点衰减。在本节中笔者将带领读者回溯上述历程，并尝试探究金官国对倭国式天下观的存立起到的作用。

提起公元6世纪的半岛局势，最先值得关注的是，新罗如日出之势般崛起的情况。公元6世纪，法兴王（公元514年—公元540年在位）时期的新罗，在整顿了国家组织机构后，重返国际舞台。公元520年，以官位制度为核心，新罗颁布律令。翌年，新罗向中国的南朝梁朝贡。这是时隔140年之后，新罗与中国的首次交流。而后，法兴王的继任者真兴王（公元540年—公元576年在位）统治下的新罗，领土得到快速扩张。公元552年，高句丽与百济爆发战争，新罗趁机从高句丽手中夺回汉城（汉山城，今首尔），并将其领土继续扩张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如此一来，新兴国家新罗成功跻身于能与高句丽、百济并肩的强国之列。并且，此时的新罗以超越高句丽和百济为目标，仍在进一步蓄力发展。

在国力膨胀的过程中，新罗也将其势力延伸至伽倻诸国。这一事态给同伽倻诸国关系密切的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三足鼎立，战乱不休

公元475年百济迁都熊津，逐渐走上复兴之路。特别是公元6世纪前半，武宁王（公元501年—公元523年在位）与圣王（又称圣明王，公元523年—公元554年在位）在位期间，都城熊津一派繁华景象。

在这一时期，百济多次与新罗共同对抗北方强国高句丽，百济同倭国的合作也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起来。据《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二十三年（479），百济文斤王逝去，雄略天皇将身处倭国的昆支王（盖卤王之弟）次子末多王唤至跟前，授予其武器，并派遣士兵五百人护送其回到百济。末多王即后来的东城王。《日本书纪》所言虽不可全信，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百济同倭国之间的确曾有过相当密切的来往。

东城王之后，武宁王即位。1971年，在忠清南道公州（古代的熊津地区）的宋山里古坟群中，考古人员偶然发现了保存完好、尚未被盗掘的武宁王陵，并从中发掘出豪华的陪葬品和墓志（买地券）。墓志上面刻有“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公元523年）……崩”等字样。可以说，由于武宁王曾经积极吸纳过中国南朝最先进的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百济深受中国南朝文化的影响。我们在后文中也会提到，百济为了获得倭国的军事援助，便利用这些先进的南朝文化同倭国交换援军。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先进的南朝文化在政治层面上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武宁王执政的时期，百济开始谋划进军朝鲜半岛西端的荣山江流域（全罗南道一带）及其以东的伽倻地区。与伽倻地区相同，荣山江流域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该地区小国林立，属于政治上的真空地带。百济的武宁王和倭国联手，将触角伸向这一地区，企图把该地区纳入百济的统治范畴。这给伽倻诸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局势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

武宁王之后，圣王即位。圣王作为传播佛教之人，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圣王执政时期的百济到达了动荡的顶峰，就连圣王本人也死于非命。公元538年，圣王迁都至锦江稍南的泗沘（忠清南道扶余［馀］），待统治巩固后，其重心开始向军事性活动转移。面对一直欺压百济的高句丽，圣王选择主动出击。公元551年，时隔76年，百济军队从高句丽手中夺回旧都汉城。只可惜好景不长，翌年，新罗又再次从百济手中夺得汉城一带。如上所述，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三足鼎立，战乱不休。公元554年，面对旗帜鲜明挑衅百济的新罗，圣王御驾亲征，进攻新罗的管山城（忠清北道沃川），谁料圣王反中伏兵，最终战死沙场。扬名于传播佛教的圣王，就这样在血腥的战争中结束了生命。

公元6世纪的朝鲜半岛　（武田幸男《世界的历史6》，中央公论社，部分修改）

割让任那四县事件

在公元6世纪初的朝鲜半岛，新罗如日出之势，百济向南寻求活路，新罗、百济从东西两个方向威胁着伽倻诸国。

据《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六年（512），百济派遣使节前往倭国，要求倭国割让任那的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娄四县。倭国派遣穗积臣押山前往朝鲜半岛做“哆唎国守”。穗积臣押山主张，割让四县一事对倭国有利，大伴金村亦表示赞成，所以该主张最终得以通过。此事之后，有关穗积臣押山和大伴金村收受百济贿赂的流言，一时甚嚣尘上。

这就是所谓的割让任那四县事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书纪》基于任那史观成书，所以我们要根据史实严密地对其内容进行甄别。所谓的“国守”，即律令制度下国司长官的名称，《日本书纪》使用这样的表述方式，仿佛四县就是倭王权的直辖区域。然而，这显然与事实并不相符。

所谓的“四县”，相当于从朝鲜半岛西南端的全罗南道荣山江流域到蟾津江中游的求礼附近地区。百济出台南进政策后，率先入侵了这一地区。正如前述所言，荣山江流域小国林立。为了稳固与百济的同盟关系，倭王权向这里派驻了穗积臣押山这样的使节，并在该地区设立了全新的据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这些小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有独立性，它们并未置身于倭王权的直接统治之下。《日本书纪》虽使用了“割让”一词。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百济就其占有“四县”一事，在向盟国倭国寻求认可和支持。作为回报，百济须向倭国提供中国南朝的先进文化，故此倭国才会与百济互惠协作。

在研究倭国与朝鲜半岛该时期的关系时，上文中已经出现的穗积臣押山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继体天皇六年（512），倭王权派遣穗积臣押山前往朝鲜半岛。穗积臣押山作为宰（倭王权的使臣），在哆唎地区生活了十七年以上的时间。

正如割让四县的情况那般，穗积臣押山不断满足百济的愿望，并将百济的使节带回倭国。这一时期，穗积臣押山在倭国和百济之间充当桥梁，活动频繁。除此以外，我们虽尚不清楚穗积臣押山在荣山江流域的活动，但不言而喻的是，当时的倭国和荣山江流域的诸国存在着某种利害关系，对联合倭国南进的百济而言，荣山江流域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近年来，通过考古学研究发现，公元5世纪后半到公元6世纪，倭国与四县所在的全罗南道地区关系密切。因为考古人员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日本列岛特有的前方后圆坟。朝鲜半岛已发现的前方后圆坟总计超过十座，且这十座全部位于全罗南道的荣山江流域附近。从其形成时期上看，这些前方后圆坟主要建于公元5世纪后半到公元6世纪前半，它们周围挖有壕沟，四周还摆列着圆筒形的陶器（埴轮）。可以说，这种风格极具日本列岛古坟固有的特色。大部分考古学者肯定，它们的确就是日本列岛独创的前方后圆坟。

因为前方后圆坟是首领墓，所以从公元475年迁都熊津前后至公元6世纪，倭国不断派遣穗积臣押山这种首领级别的使节前往荣山江流域，负责担任百济与倭国的联络官，在当地直接受理请求，参与军事活动。在此过程中，有的使节在当地定居，并在当地逝去，随后他们被葬入具有日本列岛风格的首领墓中。但他们并非荣山江流域的统治者，因为较之该地区固有坟墓的数量，前方后圆坟的数量简直微不足道。

在半岛交通线上，自公元5世纪后半百济迁都熊津以来，倭国和百济的关系逐渐取代了此前倭国同金官国的关系。受此影响，倭王权同位于倭国—百济交通线沿线的荣山江流域，也变得熟络起来。曾任“哆唎国守”的穗积臣押山，以及荣山江流域现存的前方后圆坟，都是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在这一时期，受倭王权派遣，大量的倭人前往朝鲜半岛西南部的荣山江流域。

百济和大加耶的斗争

据《日本书纪》记载，割让四县的第二年，即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为答谢倭国，向倭国派出了使节，其中包括五经博士段杨尔。那时，百济的武宁王就伴跛国（大加耶）夺取己汶一事，请求继体天皇协助“复归”百济领地。己汶是一个位于蟾津江中上游流域的小国，它与四县的东北部地区接壤。百济在成功吞并四县之后，又将触手伸向了其东邻的己汶。由于百济同大加耶盟主伴跛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所以百济才特此前来向倭国求援。

同年，伴跛国也曾向倭国遣使，献宝以求援。但倭国还是选择了同百济合作。继体天皇九年（515），倭国派遣物部连率领军队前往朝鲜半岛，倭国军队在带沙江（蟾津江河口）与伴跛国军队发生激战，后败退。翌年，百济派出使节随同物部连归倭。为表示感谢“割让”己汶一事，百济召回段杨尔，又向倭国派遣了新的五经博士汉高安茂。据此我们推测，己汶恐怕早就落入了百济之手。此后，百济一鼓作气，乘胜沿蟾津江南下，在公元522年前，占领了位于蟾津江河口的多沙（带沙）津。带沙是大加耶（伴跛国）的外港，带沙被百济吞并意味着大加耶遭受重创。其后，大加耶在外交上不断向新罗靠拢。倭国当时虽已败于大加耶，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但百济却仍然送去了新的博士。因此，两国的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维持。

金官国灭亡及派遣近江毛野

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532年，金官国主（王）金仇亥向新罗投降，金官国灭亡。该事对倭国而言，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金官国在公元5世纪中叶以后明显衰落。即便如此，在灭亡前，金官国也仍旧是个拥有国主的独立小国。虽然对于倭国而言，相较以往，金官国的重要程度已有所下降，但在倭王权眼中，若要继续维持倭国的附庸国—任那这一概念，金官国必不可少。所以，金官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有重要的地位。毕竟在那一时期，较之现实中的利害关系，维系好“治天下大王”的统治根基—“天下”世界的格局，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倭王权立刻向安罗（庆尚南道咸安）派兵，策划了所谓的复兴任那行动。这也就是研究者们经常讨论的任那日本府问题之开端。

《日本书纪》关于该时期的记载也显得十分混乱。据《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二十一年（527），为了复兴被新罗灭掉的金官国和己吞（具体位置不详，大概位于金海以西地区），倭王权派近江毛野率领六万士兵出发前往朝鲜半岛。谁料筑紫国造磐井勾结新罗在北九州地区发动了叛乱，阻挡了毛野军的去路，毛野军无法渡海前行。于是，公元529年3月，倭王权再遣毛野至安罗，意图劝说新罗恢复金官国独立。然而，谈判失败。4月，新罗将包括金官国在内的四地尽收囊中。

《日本书纪》称，倭王权为再建金官国，派遣近江毛野率兵出征，发生在公元527年。可是另一方面，其记载又显示新罗侵略金官国一事发生于公元529年。这样的记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据《古事记》记载，磐井之乱与倭王权派遣近江毛野出兵并无关联。所以，公元527年的相关记载恐怕是《日本书纪》的编者杜撰的吧。

据《日本书纪》记载，倭王权派遣近江毛野前往朝鲜半岛的目的是复兴任那（恢复金官国等小国的独立），仅就这一点而言，记述内容前后保持一致，且倭王权派遣近江毛野前往的目的地是安罗。只要承认该点，倭王权派遣近江毛野一事就必然发生在新罗入侵金官国之后。公元529年，新罗以武力压制了金官国。金官国的邻国安罗自觉深受威胁，便向倭国求援。在这种情况下，倭王权才急遣近江毛野出兵。此外，《三国史记》也提到过，公元532年金官国国主投降，金官国完全被新罗吞并。

无法让金官国恢复独立的近江毛野，逐渐失去了信心，他开始在安罗胡作非为。公元530年，继体天皇命近江毛野回朝，在行至对马时，他病逝了。

日本府和复兴任那

继体朝、钦明朝时期的任那问题，完全是新罗武力侵略金官国（=狭义上的任那）引发的。而这一点是我们理解《日本书纪·钦明纪》中出现的“任那日本府”的关键所在。恢复金官国独立的计划，因继体天皇的过世而中断，但倭王权却并未就此放手。钦明天皇即位后，倭国同百济、伽倻诸国联手打造的复兴任那计划又一次卷土重来。而设在安罗的任那日本府，就是倭王权复兴任那计划的据点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著名的任那日本府诞生了，不过任那日本府一词仅在《日本书纪·钦明纪》中出现过。那时就连日本这个国号都还未曾出现，因此日本府这个名称大概是由《日本书纪》的编者后来命名的。毕竟按照当时的情况看，称作“倭府”才更为合理。过去曾有人认为任那日本府就是倭王权设在任那的统治机构，这种观点最近已没了踪影。那么，如何正确地理解任那日本府这一机构呢？目前学界依然众说纷纭。

正如《日本书纪》中“在安罗诸倭臣”的表述方法那般，笔者认为任那日本府就是一个以倭王权派驻到安罗的使臣集团为核心的组织（后文也会说到，在这一组织机构中，使臣集团之下还包括居住在安罗的倭系人）。从历史角度来看，任那日本府应该是当年倭王权派遣近江毛野前往安罗举措的延续。自然这个机构也应该拥有一定的兵力。从《日本书纪》的内容可知，该机构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府是讨论伽倻诸国诸问题的合议机构，它是由倭王权设立的全面负责伽倻诸国军事、外交问题的长期性机构。但是，笔者认为，从该机构设立的历史背景及其实际运营情况看，上述观点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总而言之，设立“日本府”的目的是恢复任那（此处指截至钦明朝初年，被新罗吞并的金官国、己吞、卓淳三个小国）的独立，而日本府所拥有的军事权、外交权基本上也都是在为这个目的服务。一旦任那的独立得以恢复，倭王权便可再次对金官国施以一定的影响。此外，倭王权也能够一如既往地继续向国内宣扬海北之屯仓的存在。可以说，对“治天下大王”而言，金官国必不可少。

日本府的所在地安罗，是伽倻南部的一个小国。自古以来，安罗和倭国就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公元6世纪初，安罗成为伽倻南部诸国中实力最为强劲的国家。然而，就在近江毛野病逝的第二年，即继体天皇二十五年（531），百济军队进驻安罗，安罗随即归入百济统治下。另一方面，新罗也趁百济进驻安罗之时，迅速进攻了安罗以东的卓淳（庆尚南道昌原），并成功将卓淳收入囊中。就这样，百济和新罗在安罗以东对峙。这就是倭王权设立任那日本府的历史背景。此后，由于百济迁都泗沘时将其全部兵力投入到了北方的高句丽战线，所以百济只得同新罗暂时言和，南部的伽倻战线一时进入胶着状态。在该时期，当事国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战略，将事态引向更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经过梳理相关事态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在倭国、百济、日本府、伽倻诸国之间，倭王权提出的复兴任那的政治口号已成为各方共同的外交课题，国际关系也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只不过，对于该问题，各国所站立场不同，大家都只是打着复兴任那的旗号为本国牟利罢了。

倭王权是复兴任那的倡导者，所以最关注的自然是恢复金官国的独立。为此，倭王权希望与以百济、安罗为代表的伽倻诸国合作，另一方面，倭王权对把触手伸向安罗的百济仍然怀有戒心。

同倭国维持着同盟关系的百济，表面上表示支持复兴任那的政策，摆出一副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其本意不过是想强化其在安罗的军事控制权，以加快其吞并安罗的步伐。百济总打着复兴任那的旗号，时常召集日本府的官吏和伽倻诸国的首领层聚会。对百济而言，复兴任那就是一张方便的王牌，它可以帮助百济对日本府和伽倻诸国施加影响力。而令百济神经最为紧张的，则是日本府和安罗亲新罗派的动向。百济曾三番五次向日本府中的亲新罗派发出警告，并要求倭王权将他们召回本国。

作为小国的安罗生活在大国的夹缝中，它只能像走钢丝般开展外交。首先，为了能从进逼西邻的新罗带来的威胁中脱身，安罗希望向自己长年的“知己”倭国求援，但目睹了那时近江毛野的专横后，安罗还是打算依靠百济的军事力量。但是，百济却趁此机会，企图强化对安罗的统治。看穿了百济意图的安罗，只得和日本府联手抵抗百济。安罗国内的亲新罗派势力也因此开始抬头。

安罗高喊复兴任那的口号并非只为得到倭国的援助，如果金官国等小国恢复了独立，新罗方面的威胁也能够被大大地削弱，百济的狼子野心也可以得到牵制。综上所述，安罗才摆出一副支持复兴任那政策的姿态，独自摸索夹缝中求生的道路。

百济、新罗侵略伽倻　灰色部分为大加耶联盟的防线（田中俊明提供）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府的动向最难琢磨。这是因为有关日本府的记载基本上都来自《百济本记》，而《百济本记》的内容大都以百济为中心，涉及倭王权与日本府关系的内容很少。

日本府的组织机构由卿（大臣）、臣、执事三个等级构成。其下还包括河内直、阿贤移那斯、佐鲁麻都等居住于安罗之人。这些人都是倭系人。正因如此，他们才会被日本府任用。他们极不信任百济，但同新罗的关系倒是日趋熟络。

日本府的基本立场是，按照倭王权的指示，开展一切以复兴任那为目标的军事、外交活动。但其实，日本府的实际行动却比较复杂。首先，日本府若想充分发挥其作用，就必须顾及其所在地安罗的立场，以便获得安罗的协助。这一方针的体现就是日本府录用了安罗当地的倭系人。不过，在上述这些倭国移民行动时，较之倭王权的方针政策，他们更倾向于优先考虑他们生活的第二故乡—安罗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这些倭国移民在行动时极易独断专行，百济对此颇为神经紧张。百济甚至指控日本府已被这些倭国移民掌控。另一方面，倭王权竭尽全力阻止百济吞并安罗。在该问题上，日本府与安罗保持步调一致，它在安罗向新罗靠拢的问题上，抱持着相对容忍的态度。

就这样，在南部战线一直处于胶着状态的公元6世纪40年代前半，以倭王权和百济为中心，各国聚在复兴任那的旗帜下，频繁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在此期间，百济于公元541年、公元544年，两次打着复兴任那的旗号召集日本府与伽倻诸国开会，末松保和将这样的会议称为“复兴任那会议”。虽然有学说认为，复兴任那会议能够证明任那日本府是倭国设在伽倻诸国的长期性合议机构，但正如田中俊明批判的那样，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复兴任那会议是在金官国灭亡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由百济主持召开的外交会议。由此可知，“日本府”本身并不具备伽倻诸国合议机构的功能。

即便是虎视眈眈想吞并安罗的百济，也会在同倭王权、伽倻诸国的外交关系中，打着复兴任那的旗号，召集各国举行国际会议、修建城池、驱逐日本府中的亲新罗派。这表明由倭国主导的松散的国际社会正逐渐形成。“治天下大王”这一统治者称号在该时期并非徒有虚名。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复兴任那（=恢复金官国等的独立）的外交目标，倭王权于钦明朝初年在安罗设置了拥有军事权、外交权的驻外机构—任那日本府。笔者认为，我们既不能夸大，亦不可贬低任那日本府的存在。

朝鲜半岛南部的倭系人“韩子”

公元6世纪是古代倭系人以各种形式活跃于朝鲜半岛的最后一个世纪。公元4世纪前半，自大和与加罗互通往来以来，倭王权就在朝鲜半岛南部设立了用于交流的窗口，并将一定数量的倭人派驻到那里。而这些倭人之所以能有机会渡海前往朝鲜半岛，正得益于倭王权掌控了半岛交通线，以及向朝鲜半岛的同盟国提供军事援助这一政治契机。这些倭人在完成了他们最初的使命后，有不少人定居加罗之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他们的“第二人生”。

据《日本书纪·显宗纪》记载，有一个名为纪生磐宿祢的人物，已在任那站稳了脚跟，他想做“三韩”之王，便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还自称“神圣”，甚至同百济军队交过手。事实上，他就是一位抵达朝鲜半岛追梦的倭国移民。

定居在加罗的倭人娶了“韩妇”，生下“韩子”，在朝鲜半岛上过上了新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韩子生活在伽倻地区至荣山江流域的区域内。继体天皇二十四年（530），有大量任那人与日本人的结晶韩子诞生在安罗。围绕这些韩子的归属问题，虽然也有诉讼出现，但因为近江毛野喜欢使用誓汤（也称盟神探汤，即让当事人将手等身体的某一部分放入滚烫的开水中，根据烫伤的有无来判断正邪的裁决法）断案，很多人因此被烫死，所以人们大都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日本府中也有很多倭系的安罗人。

钦明天皇二年（541），在百济派往安罗的使者中，有一个名叫“纪臣奈率弥麻沙”的人，他也是个韩子。“奈率”是百济十六等冠位中的第六等，很明显该人是一位百济的官吏。实际上，该时期百济派往倭国、安罗等国的使节，有不少都是曾在百济为官的倭系人，也就是所谓的“倭系百济官僚”。其中，不乏像物部莫奇武连这样的人，当上了名为“东方领”的百济地方高官。这些倭系百济官僚在百济出生，在百济成长，他们大都是二代移民，已在当地具备一定的权势。全罗南道留下的那些前方后圆坟恐怕也与这些人有关。

可以说，韩子是随着半岛交通线的开辟而诞生的。从河内、吉备、纪、物部、许势等韩子常见的姓氏可以看出，其父系祖先应是被倭王权派遣至朝鲜半岛的使节，或是自行移民至朝鲜半岛的九州地区的豪族，不过就整体而言，韩子的父系祖先应该大都是倭王权官方派往朝鲜半岛之人。而日本中世时期频繁跨越国境活动的倭寇，由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等多个民族构成，这些倭寇与我们所说的韩子，有着迥然不同的性质。

此后，伽倻诸国的灭亡给居住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倭系人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半岛上的倭王权据点已不复存在，倭人也就不再拥有移居朝鲜半岛的机会了。另一方面，韩子们也逐渐被朝鲜半岛之人同化。此后，日本列岛的人也渐渐遗忘了他们。到了《日本书纪》成书的公元8世纪，韩子这一词语自身也已成为一种死语。

任那的灭亡

到了钦明天皇八年（547）前后，此前一直处于暂时安定状态的南部战线风云突变，形势告急。百济频频派来使节，请求倭王权出兵援助。两年前的公元545年，高句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变。王族之间争权夺利，在此节骨眼上，安原王过世，年仅八岁的阳原王即位。这场政变导致超过两千人死亡，高句丽王权出现巨大裂痕。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百济圣王，趁此机会出兵讨伐高句丽，并于公元551年，夺回汉城。只可惜第二年，汉城又被新罗夺去。

此后，战争陷入白热化。公元552年至公元554年，百济连年向倭国遣使求援，通报百济危在旦夕的状况。公元554年，终于连圣王自己也战死沙场。

在这一时期，百济为答谢倭国的军事援助，不仅向倭国交替送去了人质和博士，更为倭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产物。公元547年，请求倭国给予军事援助的百济，把人质东城子言送往倭国，以换回汶休麻那。钦明天皇十四年（553），作为派遣援兵的条件，倭王权要求百济更换新的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不仅如此，倭王权还向百济索要了大量的占卜书、历书，以及各类药物。翌年，百济再次请求倭国支派援军，且又一次把人质和各类博士送往倭国。

百济三番五次地请求倭王权派遣援军，说明形势的确万分紧急。而对倭国来说，承诺支派援军，也的确是一个从百济处获取先进文化的绝好机会。尽管处于非常时期，但倭国用援军跟百济交换先进文化，仍然始终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也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下，百济将佛教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传至倭国。更值得一提的是，百济自身也是从中国的南朝处习得这些最新的文化的。可以说在那时，倭国虽置身于中国王朝建立的册封体制外，但与此同时，它也透过百济习得了中国南朝的文化。

公元554年，百济圣王过世立刻对南部战线造成重大影响。虽然关于安罗最后那段时期的史料鲜有传世，但人们普遍认为在那之后不久，新罗就吞并了安罗。那时的人们尚未感到日本府已走到了末路。

新罗乘胜追击，公元562年向伽倻地区剩下的强国大加耶发起总攻。大加耶草草抵抗后便投降新罗，剩下的伽倻诸国也尽数被新罗吞并。就此事，《日本书纪》虽有记载说“新罗打灭任那官家”，但实际上真正灭亡的不过是同倭国关系疏远的内陆的大加耶。《日本书纪》将大加耶称为“官家”，实在与事实不符。长久以来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设立的据点，早就随着安罗的灭亡而不复存在了。

综上所述，伽倻诸国的历史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这一情况意味着倭国在朝鲜半岛已无直接的立足之地。正因如此，半岛交通线迎来巨大的转机，虽说倭国并未失去实际上的“领土”，但是伽倻诸国的灭亡对倭王权来说却是个严重的打击。

任那之调的政治性作秀

在伽倻诸国完全灭亡后，倭王权仍对复兴任那念念不忘。钦明天皇三十二年（571），心有不甘的钦明天皇，留下复兴任那的遗言后撒手人寰。之后即位的敏达天皇继承了钦明天皇的遗志，于敏达天皇四年（575），派遣使节前往新罗等国，施加军事压力。为应对这种状况，新罗向倭国献上多多罗等四邑之调。而所谓的“多多罗等四邑”是指公元532年被新罗灭掉的金官国中的四个聚落。新罗向倭国献上多多罗以下四邑之调一事也就是所谓的任那之调的起源。

此后，从推古朝到舒明朝，任那使随新罗使节频频来朝。此时，任那使便会向倭国献上任那之调。按理说，任那早已灭亡，任那使出使倭国实在怪异。但事实上，竟一直是新罗的中央官吏在充任任那使。新罗一直在同高句丽、百济对抗，为避免再与倭国为敌，新罗只得向倭王权执拗的要求屈服，除派遣新罗使节外，还派遣了任那使，以代替任那向倭国上交任那之调。

大化元年（645），百济使节代替此前的新罗使节，兼任任那使，向倭国上交任那之调。往前推三年的公元642年，百济和高句丽联手，猛攻新罗，并夺取了原伽倻诸国的大半地区，百济将包括原金官国在内的洛东江西岸一带纳入版图。所以在此种情况下，百济才会代替任那交纳任那之调。不过，自此之后，任那之调便被废除了。

综上所述，任那灭亡后，复兴任那一直都是倭王权重要的外交课题，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一课题便被置换成为交纳任那之调。而且，正如铃木英夫指出的那样，在交纳任那之调时，任那使必不可少。调具有证明臣服之意。因此，通过任那使来朝，并举行献上任那之调的仪式，即可证明倭国的附属国任那的存在。而且，所谓的任那之调其实就是来自原金官国的调。这再一次表明，若无金官国，倭王权为实现政治目的捏造的附属国任那将难以为继。

任那之调不过是已经意识到复兴任那无法实现的倭王权，用苦肉计编排的一场面向国内臣民演出的政治作秀。这场作秀借由外交仪式，表演任那尚且存在的把戏。可以说，任那之调完全是倭王权的一种权宜之计，即便到那时为止，任那仍旧对倭王权极其重要。治天下大王这个统治者称号的成立，必须要有海北之屯仓—任那这一条件作支撑。

第三节　国造和氏

筑紫君磐井之乱和国造、屯仓的设立

继体朝、钦明朝时期是倭王权的中央、地方统治机构得到飞跃性发展的时期。一般认为，地方的国造（倭王权的地方官）、屯仓（倭王权在各地设立的政治据点）、部（倭王权承认各氏领有的民众）等和中央的氏（构成倭王权的实力派豪族）都形成于公元6世纪前半。它们全是倭王权统治机构的主干。那么，这些统治机构为什么会齐齐形成于公元6世纪前半呢？接下来，我们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公元6世纪前半在九州地区发生的筑紫君磐井之乱，是上述的国造制和屯仓制形成的直接原因。倭王权以镇压地方豪族发动的大规模叛乱为契机，开始强化对地方的统治。

以筑紫（后来的筑前、筑后，位于福冈县）为大本营的筑紫君磐井于继体天皇二十一年（527）攻占了火国（后来的肥前、肥后，今佐贺县、长崎县、熊本县）和丰国（后来的丰前、丰后，今福冈县东部和大分县），发动叛乱。翌年，大连物部麁鹿火作为大将军被派至前线，并在筑紫的御井郡（福冈县久留米市附近）同筑紫君磐井交战。筑紫君磐井遭到斩杀，叛乱得以镇压。同年年末，磐井的儿子筑紫君葛子，因害怕被父亲的罪行牵连遭到诛杀，便将糟屋的土地（福冈市附近）作为屯仓上交中央，以求赎罪。

《释日本纪》引用的《筑后国风土记》曾有过关于磐井之墓的记载，据称磐井之墓位于上妻县（筑后国上妻郡，今福冈县八女市）郡家以南二里（约一公里）处，石人和石盾将其坟墓交替围成一个四方形，在坟墓的东北角上，另有一个区域，这里被称作衙头（处理政务的地方），里面放着解部（审问犯人的衙役）的石像与偷猪人的石像。

笔者认为，位于福冈县八女市的岩户山古坟，应该就是前述提及的磐井之墓。岩户山古坟是坟丘长144米的前方后圆坟，其东北角上有一个被认为是单独区域的方形区划，考古人员从那里出土了大量的石人、石盾等石制品。可以说，岩户山古坟的实际情况与《筑后国风土记》的相关记载存在诸多相符之处。

《日本书纪》记载称，磐井的势力覆盖火国和丰国。另一方面，尽管《古事记》的编辑方针一贯是仁贤天皇以后的部分只记载相关系谱，但《古事记》却还是在继体天皇一节，大写特写了磐井之乱的相关内容。由此可知，磐井之乱的规模应该非常之大。

《日本书纪》把磐井记为“筑紫国造”，《古事记》中只写有“竺紫君石井”，而《筑后国风土记》的佚文中也没有关于磐井是国造的记录。因此，《日本书纪》的记载略微令人生疑。实际上，那时磐井还不是国造，叛乱被镇压后，磐井的子孙才初次就任国造。

从地方统治的层面看，磐井之乱的相关记载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叛乱发生后，葛子献上糟屋屯仓一事。在《日本书纪》中，有关设置屯仓的记载最早可见《日本书纪·垂仁纪》《日本书纪·景行纪》。馆野和己认为，上述葛子献上糟屋屯仓一事，应该是最早可信的有关设置屯仓的记述。而且，最早担任筑紫国造之人，正是献上屯仓的葛子，这说明国造的任命和屯仓的设置有一定的密切关系。笔者赞同馆野和己的看法。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案例可以印证国造的任命与屯仓的设置密切相关。《日本书纪·安闲纪》中记载的武藏国造家族内部纷争就是一个典型。武藏国造笠原直使主和同族的笠原小杵常年争夺国造一职，但却一直没有结果。于是，在安闲天皇元年（534），笠原小杵向邻国的实力派人物上毛野君小熊请援，企图谋杀笠原直使主。笠原直使主预感不妙，逃至都城告状。经朝廷裁决，笠原直使主成为国造，笠原小杵被杀。喜出望外的笠原直使主，向朝廷献上横渟、橘花、多冰（也可能是多末）、仓樔（也可能是仓树）四处屯仓。《日本书纪》的记载称，围绕武藏国造之位，笠原直使主和笠原小杵常年纷争不断，经朝廷裁决，笠原直使主最终当上了国造。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家族内部的一场内讧，投靠倭王权的笠原直使主，打败了与上毛野氏联手的笠原小杵。故而战乱结束后，笠原直使主被任命为国造，向朝廷献上屯仓。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初任国造和设置屯仓有内在关联。

公元5世纪后半的雄略朝时期，列岛各地尚不存在地方官一说。到了公元6世纪前半，以镇压磐井之乱为契机，倭王权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倭王权将地方上的实力派首领任命为国造，并在各处的战略要地上设置屯仓。

国造统治地方

国造的“造”原意为“御奴”，即“大王的仆从”之意。国造是倭王权设置的地方官。

整个公元5世纪，作为供给先进文化产物的回报，臣服于倭王权的地方豪族要到王宫内担任杖刀人、典曹人等职，为倭王权效犬马之劳。倭王和地方豪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多半是以王宫为场所，依赖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维系。在该时期，地方豪族在臣服于倭王权的同时，也能从倭王权处获得统治地方的权力。

国造制确立后，地方豪族会被倭王权任命为在地方实施统治的官吏—国造。如此一来，国造统治的范围就变成了倭王权认可框架内的“国”。可以说，国造强化了倭王权对地方的统治。

另一方面，国造须让其氏族子弟作为“伴”出仕，继续在王宫中效命。而国造对倭王权的这种服务，对倭王权与地方豪族的政治关系十分重要。随着国造制的确立，地方豪族为倭王权效力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直接在王宫中效力，转变为以当地的官吏为媒介，为倭王权提供服务。

国造是倭王权设置的地方官，所以其工作任务也以满足倭王权的各种需求为核心。为了能够征税、筹措物资，让老百姓服劳役、兵役，国造必须拥有充分的权力，以使得地方社会服从命令。所以，倭王权必须任命在地方社会拥有最高权威的首领担任国造一职。当然，国造拥有统治地方所需的行政权、审判权、军事权、祭祀权。但是，与其说这些是国造拥有的权限，倒不如说在就任国造之前，当地首领就已经拥有了这些权限。所以，即便是那些没能当上国造的中小首领，他们也都或多或少拥有一些相同类型的权限。而国造的权限说到底也就是那些直接关系到向倭王权纳贡、效命的权限。也就是说，国造制是以地方首领原本就具有的统治权为依据形成的倭王权的地方统治体系。

目前尚无关于国造设置时期及国造性质的确凿史料留存。所以，我们接下来将分类探究其实际形态。

第一种类型的国造是像吉备臣、出云臣、上毛野君、筑紫君那样，带有“臣”“君”姓氏的国造，他们实力最强。较之其他国造的统治区域，他们的统治区域“国”更为宽广，规模也和律令制度下的令制国几乎同等大小，有的甚至还凌驾其上。这些国造都是地方豪族，他们原本就是倭王权联合体中的成员，在王权中保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统治区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原有统治区的范围。

有很多国造拥有“直”姓，其中不乏像凡河内直、纪直这样的用地名加“直”姓的国造。这就是第二种类型的国造。这一类国造的统治区域多分布在以畿内地区为中心的西国[7]。从这些国造较为广泛的分布情况看，这些国造是在国造制确立之时，倭王权通过重组当地首领以往的统治区域，同时任命的国造。

第三种类型的国造在时期上确立得更晚一些，这些国造对倭王权更加臣服，他们多分布在东国[8]。这个类型大多如日下部直（伊豆国造）那样，用部名加“直”姓，或是像桧前舍人直（上海上国造）那样，用某舍人加“直”姓。他们都是在设置名代、子代等部的过程中被任命的，其统治的地区较为狭窄，其住民的主体是使用氏名的部集团（日下部直→日下部；桧前舍人直→桧前舍人部）。

不论哪种类型的国造，其统治区域内都一定设有倭王权的屯仓和部。作为倭王权的地方官，国造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设属于倭王权的设施，统治当地居民。另外，国造领地内设置的部的管理者（伴造）大多是国造的同族人。此外，国造还须遵循倭王权的指示，不定时地献上特产，派遣下属军队（国造军），分担营建宫殿或王墓的任务。偶尔，国造还需要赶赴王宫，参加各类仪式，直接听从大王差遣。

屯仓是倭王权在政治上的据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屯仓通常被解释为朝廷的直辖领地：屯仓大都以存放稻谷的仓库为核心，再配以相应的田地和耕作民，由地方豪族或朝廷派遣的官吏管理，屯仓是维系倭王权统治的经济基础。可以说，上述解释只重视了“屯仓”二字的字面意思。实际上，只有《日本书纪》使用了“屯仓”一词来表述这一概念，《古事记》《风土记》用的却是“屯家”“三宅”“屯宅”“御宅”等五花八门的表述。而且，就连《日本书纪》偶尔也会使用“官家”一词。注意到上述问题的馆野和己认为，仅仅把屯仓视作一个以仓库为核心的经营体是不全面的。究其本质，为了达成各种各样的目的，屯仓既是倭王权在国造等的领地内设立的政治性、军事性据点，又是中央委派之人执政、管理国造等的据点。当然，若说屯仓是以经营农业为主体的朝廷直辖领地也没有错，但它只是屯仓丰富含义的一个侧面罢了。

笔者赞同馆野和己的见解。这是因为“ミヤケ（屯仓的日语）”中的“ミ”是一个接头词，用以表示对天皇（大王）、朝廷、神之所属物的敬意。“ヤケ”是“ヤカ（有房屋的地方）”的变形，所以“ミヤケ”的词义是“有王权相关建筑物（设施）的地方”。因此，如果屯仓是朝廷使者逗留并执行政务的地方，那将其读作“ミヤケ”并不奇怪。如此说来，《日本书纪》中“官家”一词的用法似乎更加贴近原意。要让身为地方官的国造遵照倭王权的方针政策统治地方，就必须要有一个机构可以向国造传达大王的政令，并落实具体的实施情况。另外，在国造领地内设置部，并维持其统治，道理也相同。这就是屯仓制。倭王权在国造的领地内设置屯仓，平时委托国造及其一族管理，一旦倭王权需要向国造、伴造等地方官员传达指令、监督其工作，就会向屯仓派驻宰（倭王权的使者），以督促地方官完成任务。换言之，屯仓是倭王权打入地方的一枚棋子，以屯仓为据点，倭王权既可以实行国造、伴造等地方官制度，又可以筹措、征调倭王权所必需的物资，征发劳役和兵役。

虽然从本质上说，屯仓就是倭王权在国造领地内设置的政治性据点，但实际上，各地设置的屯仓，其形态可谓多种多样。宣化天皇元年（536）在筑紫设置的那津官家（福冈市那珂川河口附近），据说是一个为应对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等非常态事件而专门设立的负责征收稻谷的屯仓。那津官家作为大宰府的前身，是倭王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政治性、军事性据点。钦明天皇十六年（555），倭王权派遣苏我稻目等人到吉备五郡，设立拥有专属田地的白猪屯仓。白猪屯仓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它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经营方式。倭王权委托渡来人白猪史胆津管理白猪屯仓，其耕作民—田部[9]均拥有名籍（名簿）。除此之外，倭王权还设有负责制盐、采矿、捕捞的屯仓。

国造、屯仓、部、氏族的关系图　臣服于倭王权的地方豪族一旦被任命为国造，就会在其统治区域“国”内设置名代、子代以及其他的部。作为地方的管理者，国造的同族之人会被任命为地方伴造。倭王权会派遣使者前往国造领地内的屯仓传达政令，国造按照政令对领地实施统治。国造向大王进贡人员物资，名代、子代向王族进贡人员物资，其他的部向中央的氏族进贡人员物资，这样的结构为大王家及各氏族提供了经济、军事基础。名代、子代选送的伴，将由中央伴造统领，在王宫中当差。各氏族为倭王权效力，作为回报，倭王权认可各氏族在各地拥有部，在大和及河内地区的大本营拥有宅，及世代从属的奴。部、伴、仕丁[10]被作为管理者的伴造及作为所有者的氏族视作“部曲”。

拥有专属田地的屯仓，逐渐成为维持倭王权统治的主要经济基盘，从历史角度看，屯仓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即作为政治性据点发挥作用。在公元6世纪，作为倭王权统治地方的政治体系，屯仓制让国造制、部民制充分发挥作用，也使得地方豪族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为倭王权效力。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化改新以后，倭王权统治地方的国郡制，从某一方面来说，其王权使者和政治性据点的特色应该发展自屯仓制。

部和部曲

公元6世纪，倭王权强化了对地方的统治。在此过程中，倭王权又在国造的领域内新设了“部（部民）”。所谓的“部”隶属于大王、王妃、王族、氏族，“部”就是指向大王、王妃、王族、氏族，纳贡、提供劳动服务的民众。由于目前没有太多关于“部”的史料留存，笔者打算分类别探讨其不同性质。

从名称上看，我们可以把“部”分为以下三类：①锦织部、锻冶部、陶作部、鞍作部、马饲部等，以职务内容为名称的“部”；②刑部（押坂部）、小长谷部、白发部等，名称中带有大王、王妃、王族宫号的“部（名代、子代）”；③大伴部、物部、苏我部、和珥部等，名称中带有氏族名的“部”。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主流观点把①称作“品部”，认为他们隶属于朝廷的各职业部门，并认为②是皇族的私有民，而将③称作“部曲”，认为他们是豪族的私有民。但是近年来，更为主流的观点则认为，“部”存在的前提是，民众必须首先隶属于倭王权，所以学界逐渐不再将②③视为皇族或豪族的私有民。正如狩野久指出的，大伴部、苏我部隶属于大伴氏、苏我氏的前提是，他们首先得是隶属于倭王权的“王民”。各氏族都要为倭王权效命，作为回报，倭王权将承认各氏族分有部民。另外，在日语中“品部”的训读有各种各样的“部”之意。正如镰田元一指出的那样，仅把“品部”视为隶属于职业部门的民众，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品部”是“部”的总称。

通常来说，“部”这一名称源自雄略朝时期，由今来汉人编成的陶部、鞍部、画部、锦部等“伴”（在日语中，“部”“伴”的训读读音相同），后来，如上述①所提及的，倭王权的中央职业部门基本上继承了上述组织构架。①的称呼被传至地方后，②③受此影响便也被称作“部”了。需要注意的是，直属于倭王权的生产组织①，和设置在国造领地内的②③，其性质是迥然不同的。换言之，①②③三者中，只有②③隶属于倭王权的地方统治组织。所以，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介绍②③两种类型的部。

一般认为，部民制形成于公元6世纪前半。昭和五十九年（1984），考古人员在岛根县松江市的冈田山古坟，出土了一把刻有“各田卩（=额田部）臣”银镶嵌铭文的大刀。因为冈田山古坟是约公元6世纪后半的古坟，所以这把大刀也被认为是同一时期的文物。这把大刀上的铭文表明，当时出云地区的确存在着名为额田部的“部（各代、子代）”及其管理者额田部臣。但是，部民制的形成要早于这一时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早在钦明朝时期，以“部”名命名的王子就已经出现了，如石上部皇子、埿部穴穗部皇子、泊濑部皇子。这些王子的名讳取自其乳母出身氏族之名。所以由此推断，钦明朝时期就已出现了“部”。大约在公元6世纪前半，日本列岛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部”。

对于倭王权而言，部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王民”，对于领有“部”的王族和各氏族而言，“部”是隶属于己的私有民。正如镰田元一所言，“部”同时也是隶属于各氏族的“部曲”。“部曲”和日语中的“垣根”意思相通，意为“区划”，在此是指根据各氏族划分出的民众。学界过去认为，“部曲”和“部”完全不同，“部曲”是更为纯粹的豪族私有民。但是，镰田元一指出，其实他们是同一群人，如果从隶属于氏族的角度看，这群人被称作“部曲”，如果从隶属并效命于倭王权的角度看，这群人被称作“部”或“品部”。“部”和“部曲”是基于同一实体，表述不同侧重点的概念。可以说，经过镰田元一的努力，日本古代史有关“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部”的纵向组织

“部”的组织相当复杂，目前仍有诸多地方有待明晰，我们若要理解其组织架构也并非易事。所以，笔者将以名代、子代中的刑部（忍坂部）为例，尝试向读者勾勒有关“部”组织构架的概貌。倭王权在全国各地的国造领地内均设有刑部，但通常我们所说的刑部其实是各地刑部组成的共同体，国造一族等当地的地方豪族被任命为地方伴造，他们负责管理当地的刑部。通过人员之间的隶属、统治关系，伴造和刑部结合在了一起。

担任国造、地方伴造之人的家族子弟，以舍人（近侍）、靫负（武人）、膳夫（厨师）等“伴”的身份到大和的忍坂宫，各司其职，为倭王权效力。这些子弟在王宫中当差的生活费由其出身地的刑部集团承担，但从刑部到中央工作的“伴”，接受的却是中央伴造的管理。如果是刑部的舍人，那就由刑部造氏直接管辖。如果是刑部的靫负、膳夫，那这些靫负和膳夫便会和其他靫负、膳夫一道，接受作为中央伴造的大伴氏及膳氏的管辖。

名代、子代的阶层结构是大王、王妃、王族→中央伴造→地方伴造→伴→名代、子代的部。名代、子代的部既是倭王权的部，也是隶属于地方伴造的部曲。另外，从王妃、王族、中央伴造的角度来看，名代、子代的伴、部在概念上都是部曲。这表明部的统属关系依靠人的隶属关系维系。

部民制的确立与国造制的形成相辅相成，倭王权虽进一步巩固了其对地方的统治，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实质上说，部民制其实应该被称为“伴造-伴·部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制度有下述这样的结构存在：就人身依附关系而言，在王宫当差的“伴”从属于中央伴造；而另一方面，为这些“伴”提供生活费的“部”（这些“伴”出身地的“部”）又隶属于地方伴造。这是一个纵向的、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组织架构。因此，伴造把其下属的伴、部视为部曲，伴、部把伴造敬为主君的关系由此成立。在此，伴、部既是“王民”，又是隶属于伴造的“部曲”，故而“部和部曲的一体性”就这样形成了。也就是说，当时的君臣关系尚未形成一元化的大王与臣下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该阶段倭王权统治秩序的局限。

公元6世纪前半，国造制、屯仓制、部民制之所以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内形成，是因为这三个制度彼此相互关联，它们共同构筑了倭王权统治列岛的新秩序。而新的统治体制，对倭王权而言，具有强化地方统治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也给倭王权留下了君臣关系多元化的隐患。大化改新后构筑的新统治体制正是一种对上述体制的改革，新统治体制克服了上述体制无法避免的矛盾。

氏与姓

公元6世纪前半，倭王权改革了地方的统治体制，这一做法也极大地改变了直接为倭王权效力的实力派豪族的存在方式。而这一切都要从“氏”的成立说起。

所谓的“氏”是指，苏我氏、物部氏、大伴氏等，主要以大和及其周边地区为据点的中央氏族集团。它们既是一种基于父系系谱形成的同族集团或亲族组织，又是一种分担王权职务的政治组织，他们会通过和倭王权缔结一定的政治关系，成为辅助大王处理朝政、掌控军事、承办祭祀或具有某项特殊技能的官僚。

“氏”在其属地拥有作为农业经营基地的“宅”及其隶属民“奴（家子）”。但是，“氏”并不只是当地的豪族或首长。虽说“宅”和“奴”是“氏”重要的经济基盘，但“氏”有一点很特别，那就是由于其为倭王权效力，所以“氏”可以拥有“部”即“部曲”的所有权。又因为“部”存在于国造领地内，所以“氏”的经济来源有赖于国造制、屯仓制等倭王权设置的统治制度。也因此，“氏”被纳入到了倭王权的统治制度中。所以，在上述依存关系变得紧密的同时，通过将大部分的“部曲”纳入自己的经济基盘，“氏”得以脱离此前地方豪族的身份。综上所述，公元6世纪前半，倭王权改革统治制度一事，大大地改变了构成王权的主要豪族的内部结构，“氏”由此诞生了。

“氏”诞生的同时，展示倭王权职务分工组织发展过程的“姓”也产生了。所谓的“姓”即跟在“氏”之后的“臣”“连”“君”“造”“直”“首”“史”等称号，例如“苏我臣”“物部连”“上毛野君”等。通常来说，“姓”能够显示“氏”在倭王权内部的政治地位。据说“姓”起源于公元6世纪初开始使用的类似“船史王辰尔”中“船史”一类的职业名称。最初只有在倭王权中为官之人才能拥有这样的称号。后来，随着官职依照父系传承，特定的“氏”继承特定职业名称的倾向就出现了。再后来，就如同父系氏族集团的称号一般，这类称号与氏名融为了一体。最终，在律令制形成的时期，依据自中国引进的“姓”的概念，“姓”和氏名一样，经由父系代代传承。

在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中，“臣”姓和“连”姓的“氏”身居要职，但二者的性质却对照鲜明。“臣”姓的主体是“苏我（橿原市曾我町）”“和珥（天理市和尔町）”“平群（生驹郡平群町）”“巨势（御所市古濑）”“波多（原高市郡波多乡，今高市郡高取町）”“阿倍（樱井市阿部）”等通常使用根据地大和的地名作氏名的氏族。而在大和以外的地区，也有“吉备臣氏”“出云臣氏”这样抢眼的存在。公元5世纪曾盛极一时的葛城氏（北葛城郡［今葛城市］，御所市一带），也属于该类型的豪族。可以说，该类型的豪族原先大都是倭王权同盟的成员。

氏的根据地　（熊谷根据《新版　古代的日本　近畿Ⅰ》制成）

另一方面，拥有“连”姓的“氏”，主要有“大伴氏”“物部氏”“中臣氏”“土师氏”等。这些“氏”的称呼大体上都源自其在倭王权中担任的职务。首先，“大伴氏”有“伴中之大者”之意，其职责是统辖一般的伴造、伴。紧接着，“物部（モノノベ）氏”来源于日语中的“武人（モノノフ）”或“武器（モノノグ）”，但不论是其中的哪一个，该称呼都有“负责掌管倭王权的军事”之意。接下来，“中臣氏”的“中臣”可转换为“中ツ臣”，其意为“在神与人之间牵线搭桥的臣”，也即执掌祭祀的臣，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与职业相关的称呼。最后“土师氏”的“土师”原意是指“用埴土[11]制作埴轮的技术人员”。后来“土师氏”进一步演变成了负责举行葬礼和管理陵墓的“氏”。这些连姓氏族很早就归顺了大王家，并已被纳入到大王的家产组织结构中。他们是大王的左膀右臂，负责执掌各项事务。随着雄略朝以后倭王权统治的不断巩固，这些连姓氏族的地位逐步攀高，直到后世，他们对大王家也仍然保有较高的忠诚度。正因如此，较之常同大王家联姻，外戚弄权的葛城氏、苏我氏等臣姓氏族，这些连姓氏族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连姓氏族的根据地主要集中在大和与河内两个地区。例如，物部氏在大和的根据地—石上（天理市），是倭王权的武器库所在地，物部氏在河内的根据地—阿都（八尾市迹部）周边地区，是倭王权的一大武器生产基地。为了统辖武器生产与武器管理的相关事宜，倭王权有计划地把物部氏分散安排在了上述区域。大伴氏、中臣氏、土师氏也分别在大和与河内的数处拥有了据点。这些据点全都被有计划地设置在倭王权的战略要地上，以方便这些氏族各司其职，执行政务。

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各氏族的纵向统治

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中枢，在大王之下，还设置有作为执政官的大臣和大连。遇到重要事项时，大夫也会参与其中，进行合议。据《日本书纪》记载，自雄略朝以后，每当新任天皇即位，便会留下大臣与大连任命的记录。不过，在那一时期既没有氏名也没有姓，因而大臣-大连制实际上应该形成于苏我稻目被任命为大臣的宣化朝时期。大夫是一种官职，担当大夫之人须在大王的“御前”当值，负责传达大王的命令，或是将臣下的奏请禀报大王。加藤谦吉认为，出任大夫的氏族主要有阿倍臣、纪臣、巨势臣、膳臣、葛城臣、平群臣、坂本臣、春日臣等八个臣姓氏族，以及大伴连、物部连、中臣连等三个连姓氏族，再加上三轮君，共计十二个氏族。其中，除三个连姓氏族外，只有坂本氏以和泉为大本营，剩下的七个臣姓氏族和三轮氏全是以大和为根据地的氏族。

综上所述，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中枢主要由以大和地区为根据地的臣姓氏族，以及在大和、河内均设有根据地且对大王家较为忠诚的连姓氏族构成。倭王权自成立以来，大和的豪族势力一直是其骨干力量。有观点将这样的王权结构冠以“贵族制”的概念，但笔者认为，倭王权的王权结构比“贵族制”更为原始，它是具有排他性的地域权力集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列岛过去群雄割据，后来结成了以大和为中心的吉备、筑紫、毛野等地方势力为核心的同盟，倭王权由此建立。以获得优势地位的大王家为中心，大和势力逐渐排除或笼络（纪伊国的地方豪族纪氏很早以前就移居到了大和的平群）了其他地方的豪族势力。最终，现有的统治者集团逐渐形成。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统治者集团基本上与朝鲜半岛三国的统治者集团同属一种类型。

在那时的朝鲜半岛诸国中，高句丽和百济采用的五部制及新罗采用的六部制，全都将都城及其以外的地区做了明确的区分，居住在都城的统治者集团会在其本国国内实施排他性统治。倭王权以大和的地方势力为主体，这有点类似上述朝鲜半岛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几乎没法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看到特定的地方势力垄断统治阶层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这样的录用制度，选拔的是全国各地的贵族子弟。而隋唐以后为录用官吏设置的考试制度—科举制，也没有在地域上设卡限制。对该时期的中国统治阶层而言，由排他性地域集团构成的国家早已是明日黄花。倭王权和半岛诸国的统治阶层均由各国都城及其周边的地域集团构成，这表明在国家形态及其本质上，倭国和半岛诸国明显同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公元6世纪，倭王权极具特色的统治制度有以下两类：其一是构成分别掌管中央各项职能机构的“氏”，其二是作为倭王权地方统治构架的屯仓制、国造制、部民制。简单明了地说，后者是支撑前者的基础。公元5世纪的倭王权通过垄断先进文化产物巩固了地方统治，与此相比，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则是在通过政治制度统治日本列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倭王权的统治秩序主要还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其制度性建设仍然不够成熟。

这一时期，实力雄厚的大夫级氏族在大和、河内等地已拥有多个附带“宅”和“奴”的根据地，这些氏族在根据地里履行倭王权赋予的职责，同时也经营自己的地盘，积蓄经济实力。既是政治组织又是亲族组织的氏族，有一个最大的特征，那就是执行公务与经营私产紧密相关、难分彼此。作为为倭王权效力的回报，倭王权允许氏族在各地拥有“部”，并将其作为隶属于自己的“部曲”，让他们向自己的“宅”进贡人员（仕丁=仆从）和物资（贡品）。而且，正如佐藤长门所言，有实力的氏族在执行公务时，可以管辖数个中小豪族，并能让这些中小豪族提供人员和物资。如此一来，身居倭王权中枢的实力派氏族，便能在其根据地上汇聚起一大批人员和物资，而这其中大部分的人员和物资，其实都并非私营活动所得，而是来自服务王权的回报或因职务之便获得的额外收入。可以说，氏族的经济基础与王权的统治制度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

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虽然已经开始利用政治制度统治地方，但其统治制度的内部构造大都依靠人身依附关系维系，多元化的君臣关系普遍存在，大王之下尚未形成一种一元化的君臣关系结构，这样的政治构造将在不久之后产生各种各样的弊端，而这些弊端也成为日后大化改新势在必行的重要原因。

第四节　前方后圆坟时代的终结

横穴式石室的普及与集群墓葬的剧增

公元6世纪，屯仓制、国造制、部民制在各地确立，各地首领的统治权力被分割、重组。前方后圆坟坟制的没落、消失，以及集群墓葬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在考古学上印证了这样的变动。

集群墓葬是指宽阔墓区内密集修建的古坟群。这种墓制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横穴式石室的引入。虽说日本列岛很早之前就出现了横穴式石室，但直到公元6世纪初，畿内地区形成的畿内型横穴式石室，才被迅速普及至日本列岛各地。畿内型横穴式石室由安放遗体的空间“玄室”，和作为通道的“羡道”两部分构成。虽然羡道的入口处，已被人们用板石和块石封闭，但若有需要，它仍然能被重新打开，方便人们追葬。正因如此，追葬在当时已变得较为普遍。如此一来，古坟由首领墓逐渐演变为家族墓，其坟墓性质大大改变，修建古坟的阶层有所增加，而这些都促进了集群墓葬的爆发式增长。

公元6世纪的集群墓葬，通常由规模大小相差不大的圆坟构成，一个墓域内，通常建有一百多座乃至几百座的古坟。公元6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后半，从畿内地区到列岛各地，上述类型的集群墓葬同横穴式石室一起，被大量兴建。

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集群墓葬风行日本列岛，该现象表明，列岛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动。那些实力雄厚的农民阶层此前一直处于地方首领的统治之下，而到了这一时期，他们开始独立，并逐渐成为修建家族墓葬的主力军。

有实力的农民阶层脱离首领的统治自立，与地方首领权力不断被削弱，实际上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而若要用考古学的研究证实这种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同样是在该时期，作为首领墓的前方后圆坟已没落、消失。近年的考古学研究发现，古坟时代初开始持续建造的前方后圆坟，于公元6世纪末至公元7世纪初，从列岛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公元5世纪以来，列岛社会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倭王权在地方任命国造、伴造，设置部民，这些举措使得地方首领的权力遭到削弱。地方首领已无力再像从前那样，动员大量的农民新建规模巨大的首领墓。换言之，国造制的确立加速了前方后圆坟时代的终结。

无名氏的巨大古坟

在畿内地区的最后一批前方后圆坟中，有一座据推测是真正的钦明天皇陵的见濑丸山古坟。

钦明天皇三十二年（571），钦明天皇驾崩，葬于桧前坂合陵。目前，官方指定的钦明天皇陵是梅山古坟（坟丘长140米，位于奈良县明日香村平田）。但是，从坟墓规模等指标看，梅山古坟真的就是钦明天皇陵吗？这一点仍然令人生疑。

位于橿原市五条野町的见濑丸山古坟，坟丘长达318米，是奈良县最大的前方后圆坟。虽与仁德天皇陵、应神天皇陵相比，见濑丸山古坟的知名度要低很多，但这也是有其原因的。见濑丸山古坟直到几十年前还被认为，它如同其名“丸山”，是一座圆坟。昭和三十年（1955）前后，经航拍发现，见濑丸山古坟原来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前方后圆坟。在考古学家、古代史学家眼中，见濑丸山古坟几乎就是钦明天皇陵的不二之选。

目前，见濑丸山古坟只有后圆部的坟顶区域被划归成了陵墓参考地，归宫内厅管辖。奈良县内虽有很多天皇陵，但其中规模最大的见濑丸山古坟却只被列为陵墓参考地。换言之，见濑丸山古坟仍是一座无名氏的古坟，此乃一桩奇事，但也有其原因。

直到明治时代初期，人们才在见濑丸山古坟石室后圆部的西南方向上开了一个口，使得进入石室成为可能。所以，江户时代的山陵绘图中，已出现不少见濑丸山古坟石室的简略图。通过这些图，我们可以知道见濑丸山古坟的玄室内有两副屋形石棺。也就是说，见濑丸山古坟里葬着两个人，它是一个合葬墓。

见濑丸山古坟　（橿原市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在幕府统治末期确定天皇陵时，见濑丸山古坟被指定为天武天皇、持统天皇的皇陵。当时之所以这么判定，最具导向性的原因是见濑丸山古坟是一座合葬墓。然而，随着明治十三年（1880）一本古代档案《阿不几乃山陵记》的发现，事情出现了重大转折。《阿不几乃山陵记》是一本记录文历二年（1235），天武天皇、持统天皇皇陵被盗情况的书。据这本书称，山陵位于野口，其形状呈八角形。此外，该书还详述了陵墓内石椁及天武天皇遗骨的情况。据此，位于奈良县明日香村野口的野口王墓古坟被重新判定为天武天皇、持统天皇的皇陵。翌年即公元1881年，官方变更了过去对天武天皇、持统天皇皇陵位置的判定结果。那时，官方对天皇陵具体位置的认定尚且可以变更。此后，见濑丸山古坟便被认定为天皇陵的参考地，降格成了无名氏的古坟。

最后的前方后圆坟

一般认为，见濑丸山古坟建于公元6世纪后半，其石室的规模超过奈良县明日香村有名的石舞台古坟，号称日本列岛规模最大。而且，尽管见濑丸山古坟引入了横穴式石室的建筑样式，且属于坟丘快速小型化的后期古坟，但见濑丸山古坟仍然是一座位居奈良县古坟规模第一位，全日本古坟规模第六位的大型前方后圆坟。所以，自昭和四十年（1965）森浩一提出见濑丸山古坟是钦明天皇陵的观点后，该观点变得愈发主流起来。

平成三年（1991），新闻媒体突然公布了见濑丸山古坟石室内部情况的照片，一时间见濑丸山古坟备受世人关注。原来是住在见濑丸山古坟附近的公司职员带着孩子打开了古坟的入口，并把古坟的石室当作公共娱乐设施，进入参观拍摄了照片。此后，这位公司职员更是直接将自己拍摄的照片拿到了电视台。

日本宫内厅管辖的天皇陵级别的古坟石室内部照就这样被公之于众，这简直前所未有。以此为契机，各家媒体争相报道关于天皇陵的指定、调查、公开等事宜，引发了热议。

对于这一事态，宫内厅也没有无动于衷，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年，宫内厅开始着手对石室进行实测调查，并向公众公开了调查结果（如此处的图所示）。据调查结果显示，见濑丸山古坟的石室全长28.4米，其中玄室长8.3米，正如江户时期的山陵绘图所描述的那样，玄室中安放有两副屋形石棺。靠内壁一侧的石棺与内壁平行，而靠外一侧的石棺则被摆放在几乎与内壁垂直的方向。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靠内壁一侧的石棺较新，而靠外一侧的石棺较旧。据土生田纯之的研究可知，较新的石棺产于公元7世纪第一个25年，较旧的石棺产于公元6世纪第三个25年，而从结构和构筑方法来看，石室本身应该建于公元6世纪后半至公元6世纪末。也就是说，见濑丸山古坟建于公元6世纪后半，那时安放在较旧石棺中的人率先被埋葬。之后，在公元7世纪初，人们又在见濑丸山古坟中追葬了安放在较新的石棺中的人，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人们将较新的石棺放置在了靠内壁一侧。

如此说来，从追葬的经过看，见濑丸山古坟是钦明天皇陵的可能性似乎又增添了几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书纪》曾记载推古天皇二十年（612），钦明天皇的妃子、推古天皇的母亲坚盐媛改葬钦明天皇陵一事。这一记录和考古学上的观点相互吻合。

由上述可知，畿内地区先于日本其他地区于公元6世纪后半，停止修建前方后圆坟。因此，正如土生田纯之所言，见濑丸山古坟属于畿内地区的“最后的前方后圆坟”之一。

被认为葬于见濑丸山古坟的钦明天皇和苏我氏关系密切。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共在位32年。其在位期间，国造制、屯仓制、部民制、氏姓制度相继得到实施，倭王权确立了新的统治体制。钦明天皇死后，公元6世纪后半到公元7世纪初，钦明天皇的王子、王女们，按照“敏达天皇→用明天皇→崇峻天皇→推古天皇”的顺序相继即位。对公元6世纪的倭王权而言，钦明天皇十分伟大。可以说，以敏达天皇为首的大王家，和以苏我马子为首的外戚苏我氏，倾其权力及财力为钦明天皇修建了陵墓。

见濑丸山古坟石室的实测图　内侧的石棺较新（出自《书陵部纪要》第45号）

[1] 大连，倭王权的治天下大王（天皇）按照氏的身份及与大王家关系的亲疏，分别赐予各氏的不同称呼，用来表示氏的尊卑和贵族等级的高低，例如臣、连、君、直、造，大连是连姓中地位最高的人，与大臣（臣姓中地位最高的人）作为中央贵族参与最高朝政，具有决策权。

[2] 意富富等王，《古事记》《上宫记》记载的古坟时代的王族，又作大大迹王、大郎子、意富富杼王。

[3] 八色之姓，指日本飞鸟时代制定的八个姓的制度，其序列由各氏祖先与天皇一族的亲疏关系决定，从高到低依次是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

[4] 大臣，大和朝廷中管理国政的最高官吏之一。以臣为姓的贵族中最有势力的人，和大连一起参与国政管理。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被苏我氏垄断，大化改新后遭到废止。

[5] 高木神，即《日本书纪》中的高皇产灵尊，《古事记》记作高御产巢日神、高木神，他是日本神话里的别天津神、独神。

[6] 迩迩艺命，即《日本书纪》中的琼琼杵尊，根据《日本书纪》的说法，琼琼杵尊是天忍穗耳尊（天照大神之子）和栲幡千千姬命（高皇产灵尊之女）的儿子。

[7] 西国，指日本关西以西的地区。

[8] 东国，在古代是大和朝廷对东海道铃鹿关、东山道不破关以东除北陆道以外的地方的称呼。

[9] 田部，大化改新前在屯仓劳动的耕种部民。

[10] 仕丁，大化改新以前，大和朝廷征用地方的劳动者，每30户征2人到官府服杂役3年，服役之人称为仕丁。

[11] 埴土，钙红土，细腻的黄红色黏土，古代用于烧制瓦和陶器。

第四章
倭王权出现转机

第一节　佛教东传日本与苏我氏

军事援助的回报

当前方后圆坟时代逐渐进入尾声之时，一个宣告新时代即将来临的事物传入日本列岛。印度的释迦牟尼（佛陀）于公元前5世纪创立了佛教。在这一时期，佛教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入偏居东亚一隅的岛国—倭国。

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公元2世纪，中国开始翻译用梵文书写的佛经。到了公元4世纪，鸠摩罗什（350—约409）翻译了主要的大乘佛经，这奠定了此后大乘佛教在中国占主流的格局。公元4世纪后半，中国佛教率先传入高句丽，这也是中国佛教第一次传入朝鲜半岛。虽然也有观点认为，几乎就在同时，中国佛教也传入了百济。但是，百济正式接纳佛教，却已是公元6世纪中国南朝梁时期的事了。而中国佛教传入新罗的时间则更晚，其时已是公元6世纪前半的法兴王时期了。

钦明朝时期，佛教经由百济传入倭国。但就其传入的具体时间而言，目前学界有公元538年说和公元552年说两种观点。前一观点见于《元兴寺缘起》《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等书，主张钦明天皇七年戊午，佛像、佛经从百济圣明王（圣王）处传入倭国（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在位期间［540—571］没有戊午年，而其当政前不久的公元538年是戊午年，佛教可能是在这一年传入的）。另一方面，《日本书纪》主张的却是后一观点。据《日本书纪》记载，佛像、佛经由圣明王处传入倭国是在公元552年。现在，我们很难断定上述哪一种说法更为正确。《元兴寺缘起》收录的《塔露盘铭》有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钦明天皇在位期间，苏我稻目担任大臣之时，佛教从百济圣明王处传入倭国。但若要准确地说，相关信息也就仅限于此了。

正如前文所述，在那时，百济时常会向倭国请求军事援助，作为援助的回报，南朝系的佛教就随着五经博士、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等诸博士传入了倭国。

世界性宗教的冲击

佛教的传入令倭王权和列岛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围绕是否能够容纳佛教的问题，倭国朝廷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后，这一问题成功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

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曾面对佛像和经卷询问群臣，是否应该接纳佛教。苏我稻目答曰：“西蕃诸国（西邻的朝鲜半岛各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对此，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不以为然，他们反驳说：“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方今改拜蕃神（外国之神），恐致国神（倭国自古以来的神）之怒。”这就是所谓的“崇佛论争”之肇始。最终，钦明天皇只允许崇佛论者苏我稻目以个人身份信仰佛教。

在上述记载中，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将“佛”称为“蕃神”这一点耐人寻味。我们在《元兴寺缘起》中也能看到诸如“他国之神”“佛神”等的表述。换言之，当时的倭人把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视为外国的神。对倭人而言，他们信仰的对象只能是神。

佛教原本是以个人解脱为主题的一种超脱世俗的宗教。传入日本列岛的佛教以一种“外国之神”的形象为人们所接纳，人们希望从佛教中获得治病延命那样的现世利益，并希望通过佛教来供养死者。现代日本人的宗教观基本与此相同。后来，人们逐渐理解了佛教的教义，佛教确立了其独立宗教的立场。通过进一步取舍世俗性很强的中国佛教，更加本土化的日本佛教渐渐形成。另外，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逐渐融合了日本列岛固有的神祇信仰，且与其并存下来。

再者，日本古代佛教的另一个特征是，需要通过统治者的主导，民众才会提升对佛教的接纳度。虽说最先信奉佛教的是苏我氏，但在佛教传入的初期，日本列岛之所以会建起寺院，主要还是因为大王家及各氏族都有人率先接纳佛教。上述这样的寺院又被称作“氏寺”。所以，初期的佛教才会被称为氏族佛教。不过，在大化改新之后，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推进，这样的“氏寺”逐渐演变成“官寺”，寺院和僧侣也开始为国家服务，甚至被编入国家机关以接受统治。就这样，所谓的“国家佛教”形成了。

佛教传入日本列岛的意义，绝不仅局限于宗教和政治领域。佛教教义具有普遍性，拥有变革日本列岛封闭、传统的社会构造及意识形态的力量。在那一时期，若想传播佛教必须具备深度的知识储备和高水平的技术，只有具备上述条件，理解汉字书写的佛教教义、修建屋顶铺瓦且柱下埋有础石的寺院、制作金铜佛像等一系列的活动才可能实现，而在那之前的列岛社会暂且还不具备上述的一切条件。可以说，佛教不仅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更是一个高度的文化复合体。正式接纳佛教，将会推动列岛社会迎来巨大的变革。

崇佛与排佛之争

据《日本书纪》记载，围绕是否接纳佛教的问题，列岛社会曾经掀起过一场崇佛论争。《元兴寺缘起》一书对此有过类似的记载，该书将“排佛派”模棱两可地表述为“余臣”。据此记载，有观点质疑物部氏、中臣氏的排佛派身份，有观点则直接否定崇佛论争的存在本身。而这些观点，笔者全都不予认同。

之所以无法认同，是因为《日本书纪》和《元兴寺缘起》两书都不约而同地记录了崇佛论争一事，从史料上看，崇佛论争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正如后文将会提到的，《日本书纪》对崇佛论争的相关记述和厩户皇子修建四天王寺一事有密切关联。因此，正如水野柳太郎所言，《日本书纪》中记述的排佛派之名全部引自《四天王寺缘起》。另外，《日本书纪》敏达天皇十四年（585）六月条中引用的“或本”的内容显示，因为物部守屋、大三轮逆、中臣磐余三人打算火烧佛塔，毁弃佛像，他们与苏我马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因此，在很多文献中，物部氏和中臣氏都被列为排佛派。如此看来，在编纂《日本书纪》时，排佛派的核心是物部氏与中臣氏这一点，早已人尽皆知。物部氏和中臣氏是守旧派的中坚力量，他们与改革派的苏我氏在政治上呈对立之势。因此，当钦明天皇询问群臣是否应该接纳佛教时，守旧派的物部氏、中臣氏和改革派的苏我氏，在这一问题上爆发了冲突。

苏我稻目将钦明天皇赏赐的佛像安置在小垦田的家宅中，潜心钻研佛道。他甚至不惜把向原的宅子也改成了寺院。可是在那之后，碰巧瘟疫流行，多人丧生。物部尾舆等人抓住良机，将此事视为国神发怒。在得到天皇的许可后，物部尾舆等人派人把佛像扔进了难波的堀江，之后更是一把火烧毁了寺院。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灭佛运动。据《元兴寺缘起》记载，这一事件发生在苏我稻目死后的钦明天皇三十年（569）。

在这之后，佛教信仰活动暂时沉寂下来。敏达天皇十三年（584），借鹿深臣（甲贺臣）从百济带回弥勒石像的契机，苏我马子力图重振佛教。苏我马子拜高句丽僧惠便为师，令司马达等的女儿等三人出家，并在宅邸以东建造佛堂，然后又把从百济请来的弥勒石像安置于此。据传，苏我马子甚至为此举办了法会，在佛会上佛舍利现身，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现象。《日本书纪》大写特写了这件事，称日本佛法肇始于此。翌年，即公元585年，苏我马子又在大野丘（今奈良县明日香村）以北修建佛塔，再次举办大规模的法会，并将佛舍利纳入塔顶。之后，苏我马子开始在各地修建佛塔、佛堂，屡屡举办大型法事。较之苏我稻目仅停留于个人层面的崇佛，该阶段的崇佛活动似乎更具规模。

看似已经得到顺利发展的佛教，不久后又迎来了它的受难期。这一年的法会后不久，苏我马子染病。占卜说这是佛在作祟。苏我马子虽礼拜弥勒石像，祈求延年益寿，但不巧正在那时，国中各地再次流行疫病，多人丧命。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向敏达天皇申诉，说瘟疫肆虐全赖苏我马子信奉佛教。敏达天皇同意了，于是再次下令禁佛。物部守屋亲自前往寺院，推倒佛塔，烧毁佛像、佛堂，并再次将佛像扔进了难波的堀江。除此之外，僧尼也遭到了压制。

这就是日本史上的第二次灭佛运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元兴寺缘起》明确表示下令灭佛之人就是敏达天皇。而《日本书纪》对此却表述得相当委婉。从《日本书纪》作为正史的官方立场看，这一情况当然情有可原。不过正因如此，我们也可以确定《元兴寺缘起》确实记录了事情的真相。后文中我们还会提到，钦明天皇共计有四位子女登上大王之位（敏达天皇→用明天皇→崇峻天皇→推古天皇）。在这其中，只有敏达天皇没有苏我氏血统。如此说来，敏达天皇的出身和立场，恐怕与其主张灭佛的态度，多有关联。

改革派苏我氏的立场

崇佛论争从一开始就因为政治立场的对立而显得分外激烈。苏我氏很早就站到了崇佛派的立场上，物部氏和中臣氏则是与之对立的排佛派代表，敏达天皇最终实施了灭佛的政策。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每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关联。因而在下文中，笔者将具体介绍一下苏我氏的政治立场。

同草创期的佛教关系密切的氏族，除了苏我氏之外，还有司马（鞍作）氏。司马氏始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列岛的司马达等。尔后，他们以“鞍作”为名，把制作马鞍当成主业。司马氏与佛教的关系一直较为密切。司马氏中曾出过一位名叫“鞍作鸟（止利佛师）”的著名佛像铸造师。司马氏还把飞鸟的坂田寺（今明日香村阪田）建成了自家的氏寺。除此之外，司马氏同苏我氏的关系也十分紧密。

在日本佛教的草创期，跟苏我马子一道信仰佛教的人，大都是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列岛之人，这些渡来人作为外来移民，原本就更容易接纳被视为外来宗教的佛教。

苏我氏与渡来人本就交往密切。钦明天皇十四年（553），苏我稻目曾派祖籍百济的渡来人王辰尔负责计算乘船税。公元555年至公元556年，苏我稻目在吉备国设立白猪屯仓，在大和国高市郡设立韩人大身狭屯仓、高丽人小身狭屯仓，这些屯仓均由渡来人负责经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倭汉氏，倭汉氏与苏我氏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倭汉氏甚至已经是苏我氏的私人武装力量。另外，苏我氏的“宅”不仅分布在大和的飞鸟附近，河内的石川流域（今大阪府富田林市附近）也有分布。石川流域是渡来人的聚居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苏我氏与渡来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大约早在苏我稻目以前的阶段，苏我氏的麾下就已有大量的渡来人，苏我氏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掌管朝廷的财政部门，并采用先进的屯仓管理模式。频繁与渡来人交往，使得苏我氏思想开明，锐意改革。这样的特质令苏我氏在倭王权内部一直维持着很高的政治地位。苏我稻目之所以一早就表明了自己崇佛的态度，也是因为其本人本就虔诚信佛吧。另一方面，为了笼络渡来人的人心，接纳佛教也算是一种上策。换言之，苏我稻目所表现出来的崇佛态度，也是出于政治获利的考量。

苏我氏和物部氏的武力冲突

敏达天皇十四年（585）八月，敏达天皇驾崩。那时实行土葬，在正式下葬前，身份尊贵之人的遗体会被暂时安放于殡宫，这就是被称作“殡”的送葬礼仪。在殡宫中，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的政治对峙显露无遗，二人相互讥讽，深化了彼此间的矛盾。

之后，钦明天皇的第四子大兄皇子即位，这就是用明天皇。用明天皇的母亲是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媛。如此看来，在用明天皇即位之事上，苏我马子一定暗中下了不少功夫。物部守屋此次自然也深感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计划拥立钦明天皇妃小姊君的第三个儿子穴穗部皇子。

用明天皇二年（587），用明天皇在新尝祭举行当日病倒，据传他染上了痘疮（天花）。用明天皇召集重臣，向他们表明自己要皈依佛门的想法，并让众臣商议此事是否可行。这还是倭国大王头一回亲自表态崇佛，用明天皇的这一态度，恐怕也与其是第一位有苏我氏血统的大王有关。

在众臣讨论的会议上，崇佛派和排佛派的对立再次激化。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反对用明天皇皈依佛门，但苏我马子却对此表示支持。双方在会议上僵持不下，押坂部史毛屎进入会场，悄悄告诉物部守屋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物部守屋集结手下人马，匆忙逃往阿都（今大阪府八尾市迹部）的宅中。

不久之后，用明天皇驾崩。苏我马子第一时间集合兵马杀掉了勾结物部守屋的穴穗部皇子。紧接着，苏我马子决意讨伐物部守屋，苏我马子与泊濑部皇子（崇峻天皇）、竹田皇子等诸皇子一道，率领纪男麻吕、巨势比良夫等人，举兵进攻物部守屋。

物部守屋纠集族人及其地盘上的奴（宅的隶属民），与苏我马子的军队交战。据记载，物部守屋亲自爬上树枝，俯瞰战场，拉弓射箭，拼死奋战。然而，物部守屋被迹见赤梼一箭射杀。之后，物部守屋一方溃不成军，最终败北。

据《日本书纪》记载，厩户皇子（圣德太子）也加入了苏我马子一方的阵营。当苏我马子的讨伐军遭遇物部守屋军反击，陷入苦战之时，厩户皇子雕刻了四天王的木像，并立誓发愿：如若战事取得胜利，必为四天王修建寺塔。而后，苏我马子也许下要修建寺塔的心愿。最终，讨伐物部守屋的军队大获全胜。因此，叛乱结束后，厩户皇子在摄津国建造了四天王寺，并把物部守屋的宅及其一半的奴捐给寺院。与此同时，苏我马子也在飞鸟建起了飞鸟寺。

据《日本书纪》记载，四天王寺和飞鸟寺修建于同一时期。但这一记录却与事实不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四天王寺的房檐圆瓦看，四天王寺创建于公元7世纪初，其修建时期较之若草伽蓝遗迹（处于创立期的法隆寺）稍晚。《日本书纪》的记载参考了《四天王寺缘起》，其编纂者为了提高四天王寺的地位，便将其创建时期与厩户皇子结合，故意向前推了多年。如此看来，厩户皇子许愿一事也未必真实。厩户皇子出生于敏达天皇三年（574），事情发生之时，他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年，而且其参与讨伐这件事本身就十分可疑。

就这样，倭国大王皈依佛门，排佛派被肃清，普通百姓也终于能够信奉佛教了。至此，以苏我马子和厩户皇子为中心，佛教在日本列岛兴盛起来。

日本列岛最早的伽蓝—飞鸟寺

崇佛论争终于告一段落，佛教在日本列岛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苏我马子创建了日本最早的寺院—飞鸟寺（又称法兴寺）。

崇峻天皇元年（588），百济派遣使者来到倭国，带来了佛舍利、僧侣、寺工，以及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技术人员。百济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倭国为了建造寺院，向百济提出了提供技术指导的请求。于是，百济响应了倭国的请求。毕竟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倭国无法独立承建寺院。

在百济全方位的帮助下，倭国修建寺院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在此背景下，飞鸟真神原被确定为建造寺院的用地，飞鸟寺的建设项目开始动工。崇峻天皇三年（590），倭国开始采伐用于修建寺院的木材。公元592年，寺院的回廊和正殿动工。到了推古天皇元年（593），倭国将百济带来的佛舍利放入佛塔的心础（支撑佛塔中心支柱的础石），人们开始修建佛塔中心支柱。推古天皇四年（596），佛塔竣工。推古天皇十四年（606），由鞍作鸟（止利佛师）建造的一丈六尺（约4.8米，不过飞鸟寺的佛像是坐像，所以实际上，其高度应只有一丈六尺的一半，即八尺高）高的镀金铜释迦如来像完工，这尊完工的佛像被放入飞鸟寺的正殿，它也就是今天飞鸟寺（安居院）中的本尊释迦像（飞鸟大佛）。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寺院终于全线竣工了。

飞鸟寺的本尊飞鸟大佛　鞍作鸟铸造（安居院藏）

昭和三十一年（1956）至昭和三十二年（1957），考古人员通过发掘调查飞鸟寺遗址，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首先，飞鸟寺的寺院布局是以佛塔为中心的，其东西及后方各配置了一间正殿，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一塔三正殿式的建筑构造。而现在的释迦牟尼像则原样保留了当初中正殿本尊的位置。这样独特的构造，即便在百济也看不到。高句丽时期建造的清岩里废寺（位于今平壤）以八角塔为中心，同样在其三个方向上配置有建筑物。由此我们推测，飞鸟寺的建筑结构受到过高句丽方面的影响。后面我们也将说到，在那一时期高句丽欲拉拢倭国。推古天皇三年（595），高句丽僧惠慈渡海来到倭国。翌年，他与百济僧惠聪一起入驻飞鸟寺，成为该寺的“三宝之栋梁”。有鉴于此，从文献史料的角度看，飞鸟寺的建筑结构确实有可能受到高句丽的影响。

飞鸟寺的房檐圆瓦　（飞鸟资料馆藏）

前文中我们提到，百济的瓦博士曾到过倭国。飞鸟寺出土的瓦片恰巧印证了这一说法。江户时代以前，在平瓦上倒扣半圆筒形的圆瓦，照此方式铺就的就是所谓的“本瓦葺”屋顶。房檐头上的瓦，前端都刻有花纹。它们被称为房檐平瓦和房檐圆瓦。瓦的花纹样式是我们判断瓦的流派、年代最直接且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建造飞鸟寺时，倭国尚不能制造房檐平瓦，所以飞鸟寺只使用了房檐圆瓦。房檐圆瓦上的花纹通常采用莲花纹。日本最古老的寺院飞鸟寺的房檐圆瓦莲花纹，中央的莲子较小，莲花瓣的尖端有刀刻过的痕迹，十分类似百济故都扶余出土的瓦上的纹样。这表明建造飞鸟寺时，倭国聘请了百济的瓦匠做技术指导。

造瓦技术随建造寺院的技术一起被普及至列岛各地。最开始，瓦葺屋顶仅被用于寺院建筑。到了奈良时代，宫殿和官衙的房顶也都铺上了瓦片。不久之后，瓦葺屋顶的技术已被广泛应用至各类木构建筑。可以说，在那一时期，很多新技术皆随佛教传入，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瓦葺屋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经过调查发掘，考古人员在地下约3米处，发现了佛塔的地下式心础。心础上有为了安放佛舍利而打好的舍利孔。此外，在发掘佛塔的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在心础上方发现了一个木箱。这个木箱子里有一个镀金铜的小容器，小容器里装着推古天皇元年（593）被纳入佛塔心础的舍利。除此以外，考古人员还从心础上方出土了175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翡翠和玛瑙制的勾玉、管玉、水晶制的切子玉、玻璃制的蜻蜓球和小球、金环、金条、银条、散碎的金银、镀金铜制的各色金具、马铃、挂甲（骑马用的铠）、蛇行状铁器（马屁股上的装饰物），等等。在埋入佛舍利时，苏我马子和下属参加了仪式。那些随身携带的装饰品、贵金属，或是平日里常用的盔甲、马具，都是苏我马子和下属埋入塔内之物。这些物品和公元6世纪后期古坟内的陪葬品类似。据参与考古调查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陪葬品让他们在发掘佛塔时，产生了一种仿佛在发掘横穴式石室的错觉。

初期寺院建筑布局的特征是以佛塔为中心。飞鸟寺就是以佛塔为中心，另在其三个方向上配置正殿。尚处于创建时期的法隆寺、四天王寺，则是一进中门就能率先看到佛塔的布局构造。正殿、讲堂在佛塔后方呈直线排布。后来，正殿逐渐变得同佛塔一样重要。如现在的法隆寺那般，寺院的布局出现了佛塔与正殿东西并列分布的情况。进而，又出现了像药师寺那样，正殿位于中心，东西两侧配置有佛塔的布局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寺院的中心开始由佛塔转移至正殿，佛塔则逐渐被建在了外侧。

飞鸟时代的寺院建筑布局图

在早期的日本佛教中，早在飞鸟寺建造之前，佛塔就已受到了重视。正如前文所述，敏达天皇十四年（585），苏我马子在大野丘以北建造了佛塔，并在此举办了法会。飞鸟寺佛塔中埋藏着的大量文物也表明，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佛塔是寺院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设施，就好像古坟里的埋葬设施那般。具体而言，佛塔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供养死者的设施。佛塔原本就是埋藏和供养释迦牟尼遗骨舍利的地方。因此，人们自然很容易把佛塔与供养死者的观念联系起来。人们坚信高高耸立在他们身前的佛塔，就是祖先灵魂的凭依。那些飞鸟寺佛塔中的文物表明，建造佛塔一事包含着人们供养祖先的愿望。像这样，人们通过修建氏寺中心的佛塔，使得前方后圆坟时期首领阶层盛行的祖灵崇拜观念得以被后世继承。

据飞鸟寺的调查发掘成果显示，早期的日本佛教具有改革的一面与传统的一面。从改革的一面看，人们在建设早期日本佛教时，融入了很多百济向倭国提供的先进技术；从传统的一面看，早期的日本佛教亦继承了古坟时代信仰祖灵的观念。

第二节　女天皇与太子

暗杀倭国大王

用明天皇驾崩，物部守屋被歼灭后，用明天皇二年（587），崇峻天皇即位。和用明天皇一样，崇峻天皇也有苏我氏血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崇峻天皇即位后，苏我马子再次被任命为大臣。但大连一职却一直空缺，且此后再无人继任。大伴金村失势后，大伴氏被剥夺了连任大连的特权。而后，物部守屋又被歼灭，可以说大臣-大连制彻底崩溃。而另一方面，苏我氏的政治地位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崇峻天皇之所以能够即位，少不了苏我马子的支持。只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二人之间便渐生嫌隙。崇峻天皇五年（592），有人向天皇献上了一头野猪。崇峻天皇一边用手指着那头野猪，一边说：“何时如断此猪之颈断朕所嫌之人。”并囤积了很多武器。苏我马子听说此事后，害怕崇峻天皇厌恶自己，于是便想暗杀崇峻天皇。苏我马子先是让崇峻天皇参加一场活动，紧接着便指使东汉驹在活动上趁机杀死了天皇。

大臣图谋暗杀天皇，这简直就是前所未有之事。苏我马子暗杀崇峻天皇，大化改新前夕苏我入鹿暗杀圣德太子的遗孤—山背大兄王，以及苏我虾夷和苏我入鹿父子长期以来那种“轻视天皇”的专横，使得苏我氏和足利尊氏在二战前被人们并称为“逆贼”，这些都是根据苏我氏对天皇乃至皇族采取了怎样的行动这一点来评价的。暗杀本就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行为，但是在历史长河中看，一场暗杀也不过只是古代无数次权力斗争的一瞬罢了。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雄略天皇的即位充满了血腥味。如果说苏我氏罪大恶极，那么同样罪恶昭彰的大王和天皇亦不在少数。之所以仅有苏我氏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在二战前“天皇中心史观”在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如今，我们应该尝试给予苏我氏更积极的正面评价。毕竟，是苏我氏早于圣德太子接纳了佛教，收留了渡来人，并借助渡来人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促进了日本列岛历史的发展。

非苏我氏派系王族的领军人物—彦人大兄皇子

但是无论如何，暗杀倭国大王一事还是非同小可的。这件事已经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政局动荡不安。在这种紧迫的情势下，确定新大王人选的工作不得不向前推进。

我们回顾公元6世纪的王位继承顺序，可以发现，在继体天皇之后，作为继体天皇之子的安闲天皇、宣化天皇、钦明天皇依次即位。其后，作为钦明天皇之子的敏达天皇、用明天皇、崇峻天皇才顺次继承了王位。由此可见，当时有两种继承王位的方法：其一是子承父位的直系继承；其二是兄终弟及的兄弟继承。无论哪种继承，说到底都是一种惯例。那时不似今时今日存在皇室典范，有关于继承顺位的明确规定，更没有所谓的皇太子制度。不过在当时，被称作“大兄”的年纪较长的王族成员（可能同时有好几个人），一般会被认作是最有竞争力的继承者候选人。在让位惯例尚未成形的时代，新王若想即位，就必须得到群臣的拥戴。所以，通常都是前任大王死后，众人才会开始选择继承人。每到这一时刻，派系斗争、权力斗争便很容易进入白热化阶段。也正因如此，打破王位继承惯例的情况实则并不罕见。

崇峻天皇继承人的筛选工作一度陷入僵局。这是因为到了崇峻天皇这代，已经没有钦明天皇的王子可供选择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必须在下一辈人中遴选继任者。具体而言，敏达天皇的长子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成为继任者的呼声最高。敏达天皇是钦明天皇的长子，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又是敏达天皇的长子，他在钦明天皇孙辈中最年长，被称为“大兄”。而且，其母广姬又是敏达天皇最初的大后。

从钦明天皇到皇极天皇的系谱

但从政治上说，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也有短板：其一，其母广姬早年就已亡故，无法做其靠山；其二，这一点至关重要，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没有苏我氏血统。而且其父是主张灭佛的敏达天皇。可以说，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和苏我氏的政治立场多半是迥然不同的。换言之，从系谱来看，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是非苏我系王族的核心人物。

这位押坂彦人大兄皇子虽是个重要人物，但其生平事迹却可谓是谜团重重。《日本书纪》仅有一处记载过他的事迹。用明天皇二年（587），用明天皇因罹患急症倒下，物部守屋和苏我马子的矛盾也终于摆上了明面。那时，排佛派的中臣胜海为了诅咒“太子彦人皇子”和竹田皇子（炊屋姬=推古天皇之子），偷偷制作了他们的人像。谁料后来，中臣胜海的态度竟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而跑去支持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不过，也正因为支持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中臣胜海最终被舍人迹见赤梼杀死了。

中臣胜海之所以诅咒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是因为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和排佛派划清了界限。所以，他成为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等人拥立的穴穗部皇子的政敌。换言之，在那时，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和竹田皇子是用明天皇继任者的热门候选人。其中，当属被《日本书纪》称为“太子”的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呼声最高，甚至恐怕连苏我马子等人也适时支持了他。但是，当中臣胜海选择归顺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后，押坂彦人大兄皇子的势头竟急转直下，苏我马子也开始处处提防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所以，在讨伐物部守屋时，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并没有加入苏我马子的阵营。

此外，因为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没有加入苏我马子讨伐物部守屋的部队，所以后来有观点认为，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在那时已经死亡或被苏我马子暗杀。正如薗田香融批驳的那样，笔者也很难认可上述观点。据《本朝皇胤绍运录》《一代要记》等文献记载，押坂彦人大兄皇子的儿子舒明天皇（中大兄皇子的父亲），于舒明天皇十三年（641）驾崩，享年四十九岁。上述文献虽然都是日本中世时期的史料，但从中大兄皇子的出生年份—公元626年判断，上述记载大体上是具有可信度的。由此看来，舒明天皇应该生于推古天皇元年（593）。而且据《古事记》记载，舒明天皇有两个弟弟或妹妹。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在公元593年之后应该仍然有一段时间在世，即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大约死于推古朝初期的公元600年前后。

用明天皇死后，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曾一度是呼声最高的继任者候选人。然而，随着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和苏我马子渐生嫌隙，最终崇峻天皇得以即位。不过世事难料，崇峻天皇又遭暗杀，选举新任大王的工作不得不再次展开。

苏我系王族的代表—厩户皇子

正如前文所述，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是非苏我系王族的重要人物。而与之相对的，苏我系王族的代表人物则是圣德太子。需要指出的是，圣德太子是人们在厩户皇子死后追赠的谥号，《日本书纪》将厩户皇子称为“厩户丰聪耳皇子”。此外，因为厩户皇子最初住在上宫，所以他又被称为“上宫王”或者“上宫太子”，他家又被称为“上宫王家”。所谓“圣德”的意思是，佛祖才具备的优秀品德，或佛学造诣高深之人。笔者认为，厩户皇子死后，人们将其视为信仰，圣德这一称呼应该来源于此。在编纂《日本书纪》之时，厩户皇子已经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这使得研究厩户皇子的工作愈发不易起来。

在日本，但凡提及厩户皇子，人们就会对其生于马厩且能同时听辨十人说话等趣事津津乐道，而这些内容其实全都源自《日本书纪》。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元年（593）厩户皇子成为皇太子，负责处理一切政务。在提及其生平时，《日本书纪》写道，厩户皇子的母亲大后穴穗部间人皇女在快要临盆之际，仍在宫中巡行视察，当她来到马官时，她在马厩门口毫无痛苦地生下了厩户皇子。而厩户皇子刚出生就会说话。长大成人之后，更是能一次听辨十人所言之内容，且全部理解无误。此外，他也能预测未来将要发生之事。后来，厩户皇子师从高句丽的高僧惠慈学习佛学，师从博士觉哿学习儒学，亦能通晓儒佛二者的奥义。

事实上，圣德太子生于马厩且能同时听辨十人所言之类的传闻，不过是人们为解释其厩户皇子之名，特意杜撰的传说。尤其是生于马厩门口的故事，显然就属于顾名思义般的创作。此外，“丰聪耳”是来自佛经典籍的尊称，直译即为灵敏聪慧的耳朵，这是一种表示聪明的说法。想来“能够同时听辨十人谈话”以及“拥有可通晓未来的预知力”这两段传闻，也就是在对应上述称谓了。综上所述，后人在“厩户”“丰聪耳”等厩户皇子的名字出现后，杜撰了上述的故事。毋庸赘言，这些故事和历史事实显然并没有什么关系。

《日本书纪》中记载的有关厩户皇子的事迹，全都包裹着一层因信仰圣德太子而覆上的面纱，这使得我们很难弄清厩户皇子的真实情况。不过，厩户皇子是用明天皇的长子，无论从父方算还是母方算，其祖母都为苏我稻目之女[1]。而且厩户皇子本人迎娶的也是苏我马子之女刀自古郎女。所以从其系谱来看，厩户皇子绝对是一位与苏我氏关系密切的实力派王族。

拥立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

正如前文所述，崇峻天皇被暗杀后，在钦明天皇的孙辈中，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成为继任者的呼声最高。除此以外，用明天皇之子厩户皇子、炊屋姬[2]之子竹田皇子等候选人也同样有机会问鼎。不过，自从公元587年，竹田皇子加入苏我马子讨伐物部守屋的阵营后，史书上便再难觅其踪影。推古天皇三十六年（628），推古天皇驾崩，临死之际，她留下遗言，命群臣将其合葬于儿子竹田皇子的墓中。由此可知，竹田皇子应该死于其母推古天皇之前。此外，在推古天皇执政时期的史书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有关竹田皇子的记载。这说明早在推古天皇即位前，竹田皇子可能就已离开了人世。

如此一来，在那时能够有机会问鼎之人，除了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之外，就剩下厩户皇子了。崇峻天皇被暗杀时，厩户皇子才十九岁。而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是钦明天皇的长孙，他自然要比厩户皇子年长一些。而且，依照当时的习俗，由押坂彦人大兄皇子继承王位，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实际上继承王位的却是钦明天皇的女儿、敏达天皇的大后炊屋姬，也就是推古天皇。推古天皇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天皇。

就推古天皇即位的始末缘由而言，学界有几种看法。其中，薗田香融的观点认为，推古天皇之所以能够即位，是因为苏我马子无论如何也不想让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即位，所以两害权衡取其轻，推古天皇成为继任者。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大后炊屋姬曾经参与过拥立崇峻天皇的相关事宜，在朝廷上也算举足轻重的人物。从押坂彦人大兄皇子的角度出发，炊屋姬是自己无血缘关系的母亲，比自己大一辈，还是钦明天皇的王女。可以说，除了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之外，炊屋姬是唯一一位更有资格问鼎之人。从此前的惯例来看，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应该是最名正言顺的继任者。而推古天皇之所以能够超越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即位，是因为苏我马子为了一己之私，故意扭曲了倭王权内部的继承惯例。

然而，仅靠拥立推古天皇，是无法彻底将押坂彦人大兄皇子赶出继承人序列的。因为年纪较轻的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很有可能比推古天皇活得更为长久。所以，推古天皇死后，同样的问题还可能再一次困扰苏我马子。因此，苏我马子必须把苏我系的实力派王族厩户皇子选定为推古天皇的继承人。毕竟厩户皇子身上流淌着苏我氏的血液，而且他还迎娶了苏我马子的女儿。《日本书纪》称厩户皇子为“皇太子”未必符合真实情况。但是正如后文将会提及的，厩户皇子的确获得过“准太子”之位。对于苏我马子而言，无论是让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还是让厩户皇子就任太子，都是其彻底封死押坂彦人大兄皇子问鼎之路的策略。如此一来，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将终身与大王之位无缘。

圣德太子难道是虚构的人物？

《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很多有关圣德太子（厩户皇子）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大都与事实不符。通常来说，人们一提起推古朝，就会联想到圣德太子。因为那个时代的很多大事，如制定《十七条宪法》、建立冠位十二阶制度、派遣遣隋使等，都与圣德太子有关。然而，有学说认为《十七条宪法》系后人伪造，且目前也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建立冠位十二阶制度与派遣遣隋使都是圣德太子的功劳，而非苏我马子的策略。所以，我们若想弄清圣德太子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可谓困难重重。近年来，大山诚一通过分析有关太子的史料，提出了“圣德太子本不存在”说，这一圣德太子虚构说一时轰动学界。

大山诚一的核心观点如下：若将厩户皇子和圣德太子剥离开看，那么日本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位名叫“厩户王”的实力派苏我系王族，而圣德太子则是人们在编纂《日本书纪》的过程中杜撰出来的虚构的圣人。所以，《十七条宪法》由圣德太子制定自然也不是史实，圣德太子当然也不曾获得过“皇太子”的地位。大山诚一大胆的论断，很快引发诸多议论。大山诚一虽然基于积极主观的方法，批判了史料，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但是他认为圣德太子的传说确立于《日本书纪》的编纂时期，其捏造者与长屋王等人有关。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不少令人生疑之处。

大山诚一的主张聚焦谁是捏造圣德太子之人，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信仰圣德太子，大山诚一却几乎并不关心。据大山诚一称，最初“厩户王”在《日本书纪》中被刻画成了一位具备“圣德”的“太子”，他被塑造成中国式圣天子的形象，如此一来，圣德太子便被神格化，民众对圣德太子的信仰也就由此确立起来。但是，信仰问题必须以有一众信徒存在为前提，没有这一前提，信仰问题便无从谈起。

弄清楚人们为什么会信仰圣德太子，基本上就能够弄明白圣德太子的形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大山诚一主张，人们信仰圣德太子的时期，应该大致等同于《日本书纪》成书的时期（公元720年前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比《日本书纪》更古老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了“丰聪耳命（《古事记》）”“等已刀弥弥乃弥己等（《天寿国绣帐铭》）”“上宫太子圣德皇（《法起寺塔露盘铭》）”等用来指代厩户皇子的尊称。这也就是说，在《日本书纪》成书之前，圣德太子就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在人们对圣德太子产生信仰的过程中，重建法隆寺一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限于篇幅，本书未能详细讨论法隆寺的相关问题。圣德太子创建的法隆寺在天智天皇九年（670）被烧毁。经研究考证，法隆寺现有的寺院（西院伽蓝）重建于公元7世纪后半（天武天皇时期）至公元8世纪初。在法隆寺重建期间，法隆寺的性质逐渐从上宫王家的氏寺转变为了官寺。正如大西修也所言，在此期间，法隆寺逐渐形成了“用明天皇发愿建立寺院”的传说。同一时期，人们在法隆寺的正殿内铸造了药师如来像并镌刻了光背铭。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不断神化圣德太子。在佛教徒间，信奉圣德太子之人越来越多，圣人圣德太子的形象就此形成。而后，《日本书纪》归纳了各类圣德太子此前已有的形象，更将儒教思想融入其中，圣德太子的形象最终得以确立。

厩户皇子的政治地位

《日本书纪》中有关厩户皇子的记述，虽说大都因为受到圣人圣德太子形象的影响，存在杜撰和美化的成分，但其中也有一些与史实相符的地方。

正如前述所言，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元年（593），厩户皇子被记作“皇太子”；其后的推古天皇二年（594），便有“诏皇太子及大臣，令兴隆三宝”这样的文字出现；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日本书纪》中还出现了“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这样的表达。综上所述，厩户皇子早已被《日本书纪》记作“皇太子”。但是，皇太子制度在制定“天皇”称号的天武朝、持统朝时期才得以确立。因此，厩户皇子是“皇太子”一事似乎与事实并不相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种“皇太子”指的是一种类似皇太子前身的地位，那么在推古天皇时期，这样的地位的确是存在的。

在《隋书·倭国传》中，关于推古朝之事，有“名太子为利（和）歌弥多弗利”的记载。在奈良时代，“和歌弥多弗利”是用来尊称皇族子女的用语。而《隋书》用其指代太子。实际上，太宰府天满宫中有一卷仅存的唐代类书《翰苑》。在《翰苑》中，有关倭国的部分就有“王长子号和哥弥多弗利，华言太子”这样的记述。《翰苑》更为忠实地向读者传达了原意。换言之，在推古朝时期，大王的长子被称作“和哥弥多弗利”，这相当于汉语中太子的意思。当时，能称得上“和哥弥多弗利”之人，只有可能是用明天皇的长子厩户皇子。而且，从“和哥弥多弗利”相当于汉语中的“太子”之意看，厩户皇子当时应该被赋予了相当于太子地位的那种特殊的政治资格。

此外，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倭王权设立壬生部（乳部）一事，亦可以印证上述论断。所谓的壬生部就是为给有实力的王子提供生活费而代替名代、子代设立的部。在当时，壬生部归属厩户皇子名下，在厩户皇子死后，壬生部转归上宫王家所有，可以说壬生部和上宫王家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壬生部也能从经济层面印证厩户皇子的确拥有“和哥弥多弗利”的特殊政治地位。

此外，厩户皇子迎娶大臣苏我马子之女刀自古郎女一事也表明，苏我马子有想让厩户皇子乃至厩户皇子之子继承王位的意图。另外，厩户皇子之子山背大兄王被称为“大兄”，且在厩户皇子死后，山背大兄王成为呼声最高的王位继承人。以上这些全都说明，山背大兄王之父厩户皇子的政治地位一定非同小可。

综上所述，厩户皇子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与“太子”相匹配的政治地位。这一点，我们从推古天皇二年（594）推古天皇命“皇太子及大臣”二人兴隆佛法，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皇太子、岛大臣（苏我马子）”二人合议编纂“天皇记”和“国记”等的相关记载中，也可见一斑。此外，在《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中，也有“上宫厩户丰聪耳命、岛大臣，共辅天下政”的记载。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推古朝采取的应该是一种共治体制，即在女天皇推古天皇的领导下，厩户皇子和苏我马子共同辅理朝政。笔者认同这一观点。

圣德太子这一日本民众耳熟能详的称谓，和历史上真实的“太子”厩户皇子的地位和事迹可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仅仅因为叫法不同而将圣德太子与厩户皇子区分开，并将圣德太子视作完全虚构的人物，这样的观点在笔者看来是有欠妥当的。

第三节　大陆交通线的恢复与内政改革

倭王武以来的对华外交

说起推古朝时期的对外关系，时隔一百二十余年倭国重启对华外交，一定是一件绕不过的大事。公元478年，倭王武派遣使节前往当时的南朝宋，接受册封。自那之后，倭国就中断了同中国王朝的来往交流。不过，到了公元600年，倭国还是向成功统一了南北朝的隋朝派出了使节。这些使节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批遣隋使。

在那时，东亚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倭国派遣第一批遣隋使出访隋朝的历史背景。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公元589年，隋朝吞并南朝陈，成功统一了南北朝。隋朝刚建立不久，高句丽、百济便立刻向其遣使朝贡，接受册封。公元594年，隋朝统一南朝各政权后，新罗也派遣使节前往隋朝，接受册封。

综上所述，在倭国派遣遣隋使之前，东亚地区便已经形成了以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朝鲜半岛三国全都接受了隋朝的册封。不过，由于高句丽与隋朝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和谐的氛围，两国最终彼此对立。隋朝统一了中国以后，高句丽对隋朝起了戒心，随即开始积极囤积武器、粮食备战。公元598年，高句丽王元（婴阳王）率领一万余骑靺鞨人突袭辽西地区，惹得隋文帝大怒。隋文帝下令讨伐高句丽。但是，由于粮草不足，高句丽王向隋朝谢罪，讨伐高句丽一事就此终结。不过即便如此，隋朝与高句丽之间一触即发的气氛依然继续萦绕。

推古天皇三年（595），高句丽高僧惠慈来到倭国。此后的二十年间，高僧惠慈久居这里，教授厩户皇子佛教经典。自钦明天皇三十一年（570）起，高句丽已数次派遣使者携带国书，前往日本海一侧的越，要求同倭国修好。从背景上说，高句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动，是因为自公元6世纪初以来，新罗不断强大，高句丽欲与之抗衡，所以想同倭国交好。高僧惠慈便是高句丽时隔二十余年派出的前往倭国的使者。高句丽和新罗要在朝鲜半岛争夺主导权，这一事态则进一步加深了高句丽同隋朝的对立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为了打开僵局，便把高僧惠慈派往倭国，这也就是所谓的“僧侣外交”。

正如坂元义种指出的，倭国向隋朝派出遣隋使的时期（600—614），与高僧惠慈滞留倭国、隋朝和高句丽关系最紧张的时期（598—614）重合。换言之，在高句丽与隋朝形势最为紧张的时期，高僧惠慈一直逗留倭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句丽频频向倭国派出高僧。推古天皇十三年（605），高句丽更是赠予倭国黄金三百两，用来建造飞鸟大佛。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高句丽和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高僧惠慈正是该时期沟通两国的桥梁。正如李成市指出的，高僧惠慈不仅仅是厩户皇子的佛学老师，他还是一名外交顾问。高僧惠慈深度参与了推古朝时期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且也很有可能就是在高僧惠慈的建议下倭国才选择重启对华外交。

“对等外交”的真相

据《隋书》记载，开皇二十年（600），倭王派遣使节抵隋。隋文帝十分关心初次遣使到访的倭国，于是便差人询问倭国的民俗。倭国使者答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从倭国的视角看，如果说倭王与天、日是兄弟，那么隋朝皇帝势必也会对其刮目相看。但是，隋文帝的反应却是：“此太无义理（这毫无道理）。”依照中国人的常识而言，倭王和天、日是兄弟，在黎明前由倭王处理倭国政务，天亮后则转由其弟“天道”打理政事等等叙述，都不过只是野蛮人不符合常理的想法。所以，隋文帝命使者归国后告诫倭王要改掉这样的毛病。

倭国派出的第一批遣隋使，大概是想通过给倭王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设对外展示其形象，以此来强化其存在感。谁知道隋朝完全不吃这套，他们反倒是对倭王这样的人设十分无语。所以，隋朝特意教授了遣隋使中国式的听政（执政）方法，在那之后方才让他们回到倭国。这样一来，倭王权便意识到，自己创立的政务、礼仪形态在国际社会并不通用。倭国与中国断交一个多世纪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超乎想象了。

正如后述所言，从那之后不久倭国营建小垦田宫、制定《十七条宪法》和冠位十二阶制度、重新规定朝礼（朝廷上的礼仪做派）、尽快全面地修改政务、礼仪形态等一系列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倭国确实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至于《日本书纪》只字未提该时期遣隋使的事情，大概是因为在面子上实在不忍下笔吧。

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倭国派遣了以小野妹子为大使的遣隋使，这批遣隋使以坚持“对等外交”闻名。他们向隋炀帝呈递的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炀帝看到后十分不悦，对鸿胪卿（外交部部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由于此时的倭国国书使用了相同的“天子”一词称呼倭王和隋朝皇帝（隋炀帝），所以倭国派遣这批遣隋使的行为又被称为“对等外交”。但是，从隋朝的立场看，与第一批遣隋使来访时不同，倭王自称“天子”这一行为简直无可理喻。按照中国人的思路来看，天下应该只有一个天子。况且，隋炀帝还是一位拥有极强中华意识的皇帝。他的不快是理所当然的。

后面我们也会提到，倭国当时已经存在大王是“天神子孙”的观念。所以，正如山尾幸久所言，倭王是把“天子”理解成了“天神子孙”，所以才会自称“天子”。然而，这种按照倭国的方式改造过的“天下”思想，在中国人那里是断然行不通的。此时，倭国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这一时期的遣隋使而言，《隋书》中原本就有“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这样的记述。换言之，隋朝只是认为，蛮夷的朝贡使节带来了无礼的国书。隋朝并没有对等地对待倭国，所以显然“对等外交”并未实现。不仅如此，隋炀帝的“勿复以闻”表明，这一情况还极其有可能导致两国断交。不过，翌年即公元608年隋朝派裴世清送小野妹子一行人归国，两国的外交关系还是艰难地维持了下去。

隋炀帝之所以改变了对倭国的态度，从背景上看，他应该是顾虑到了隋朝与高句丽对立的事态。正好就在小野妹子等使节访隋那一年，隋炀帝巡幸北方，当他访问游牧民国家突厥国国王启民可汗时，碰巧遇见了高句丽使节，隋炀帝对高句丽秘密拉拢突厥的外交政策颇感惊愕，于是便下定决心要征讨高句丽。自公元612年起，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这一行动给隋朝造成的重负，最终成为隋朝加速灭亡的直接原因。

隋朝当然知晓高句丽与倭国互有联系之事。但是，如若将倭国的使节赶回倭国，那便极有可能促使倭国跑去支援高句丽对付隋朝，如此一来隋朝也就不好办了。所以，尽管倭国使者带来了非常无礼的国书，隋朝也还是遣人将他们平安送了回去。这样一来，纵使隋朝对倭国的评价不高，但倭国和隋朝的外交关系还是勉强维持了下来。那时的隋使裴世清的官品是文林郎，是个从八品的小官，从中我们应该不难揣摩隋朝对倭国的态度。

册封体制外的“不臣”倭国

虽然未能将“对等外交”付诸实现，但从倭国的视角看，倭国重启对华外交一事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那之后，倭国在不接受册封的前提下，还能继续同隋朝维持朝贡关系，而这种外交形态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前文已经说过，在倭国派出遣隋使之前，朝鲜半岛三国已经分别获得了隋朝的册封。在他们之后方才派遣使节的倭王，较之上述三国，几乎不可能得到更高位阶的官爵。在前文中我们同样讲过，倭五王之所以会中断向中国王朝派遣使节，主要是因为在那时，倭王只能得到比高句丽王和百济王更低的官爵。所以，倭王必须避免重蹈覆辙。这是倭国在重启对华外交之际，倭王权遵循的基本方针。正因如此，倭王只好选择走不受册封的“不臣”之路。

据《隋书》记载，公元607年，遣隋使言及其到访目的时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而据《日本书纪》记载，倭国于第二年派出的使节有留学生及留学僧各四人，其中包括在大化改新中大展拳脚的高向玄理、新汉人日文（僧旻）、南渊请安[3]等人。此外，在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过去曾跟随遣隋使前往隋朝的留学生惠日、福因等人，从刚建国不久的唐朝回到倭国。那时，惠日建言：“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由此，倭国派遣遣隋使和初期遣唐使的目的便一目了然了。此时的倭国派遣使节的目的，已然与倭五王时期为接受册封派出使节的目的大不相同了。对于在国内已经确立了“治天下大王”权威的倭王而言，倭国已经不需要中国王朝的册封了。倭王若是再对中国皇帝施以臣下之礼，此事一旦泄露，倭王反而会失去其在倭国国内的权威。所以说，倭国在这一时期派遣使节的最大目的，还是引进最新的有助于国家建设的佛法、儒教、法制与医术知识。

倭王权独立的外交政策就是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这一政策甚至一直延续至遣唐使时期。不过，中国王朝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容忍倭国的这一方针。舒明天皇二年（630），倭国派出了犬上君三田耜（御田锹）、药师惠日等人前往唐朝（第一批遣唐使）。两年后，唐使高表仁将犬上君三田耜等人送回倭国。《日本书纪》详细描述了高表仁等人到达对马，在难波津受到倭人欢迎的场面，但却只字未提唐使在倭国朝廷谒见大王这等重要之事，而是直接跳去记录公元633年1月，唐使回国的信息。另一方面，《旧唐书》中有“表仁无绥远（治理远国）之才，与王子（《新唐书》中是‘王’）争礼，不宣朝命而还”的记载。根据上述记载推测，唐使应与倭国方面在倭国朝廷的外交仪式上爆发了某种冲突。这一情况恐怕正如西岛定生所言，当时的唐朝想册封倭国，而倭国却拒绝接受册封，两国因各自外交方针的不同而爆发了冲突。而《日本书纪》的记述之所以非常不自然，可能正是由于其在有意识地回避那场外交争端。

结果，唐朝方面接受了倭王权的外交方针。其后，倭国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也就大致定为“不接受册封”了。可以说，推古朝时期的对隋外交是倭国新型对华外交的起点。倭王权将大陆交通线开辟为接受新鲜中国文化的路径，对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倭王权意识到倭国式天下观并未得到中国王朝的认可后，倭国便不再向中国王朝宣扬这一概念了，而是转去坚持对内、对华使用不同统治者称号的方针。可以说，脱离册封体制是倭王权的一个外交成果。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不过是倭国为了回避倭国式天下观和中国王朝天下观的矛盾而想出的对策。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营造小垦田宫和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度—第一批遣隋使带来的冲击

通过派遣第一批遣隋使，痛感自己被称为“蛮夷之国”的倭国，开始接二连三地进行朝廷各项制度的改革。

首先，推古天皇十一年（603）倭王权新建小垦田宫，推古天皇从此前的丰浦宫迁至小垦田宫。推古天皇十六年（608）隋朝使节裴世清访问倭国，公元610年新罗任那使到访倭国时，其外交典礼几乎全在小垦田宫的“朝庭”内举行，《日本书纪》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据《日本书纪》记载，小垦田宫有着成为后世朝堂院[4]雏形的平面构造。换言之，进入宫殿的正门南门（宫门）就有一个庭院（中央广场），其左右排列着厅（朝堂），里面设有大臣、大夫、王子、诸臣的座位。其北面中央开着大门（阁门），里面有大王驾临的大殿（参见此处的图）。小垦田宫配有朝庭，其结构左右对称。可以说，小垦田宫极有可能是此类宫殿结构的先河。

随着全新构造的小垦田宫建成，在小垦田宫执行的政务、礼仪等也都迎来了新的改革。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重新制定的朝礼（朝廷的礼法）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书纪》只记载了人们出入宫门时的礼法，但这只是其中一种礼法，这一时期的倭王权还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礼法，供执行政务、礼仪使用。可以说，为了人们能够形成适应新宫殿及在此执行的新式政务、礼仪的意识，倭王权重新修改了礼法。

推古天皇十一年（603），倭王权又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度。就连《隋书》也说冠位十二阶制度是推古朝时期的产物。所谓的“冠位”是一种位阶制度，它规定了在朝廷任职的官吏的排序。它在“德、仁、礼、信、义、智”六个儒教道德方面的细目内，各分大小，共十二个位阶。倭王权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度背后的意图是，根据儒教的“礼”的观念，创新出一种国际通用的新式政治秩序。

小垦田宫复原图　（岸俊男提供）

有观点认为，冠位十二阶制度是由圣德太子独创的。但是目前还没有文献能够支持这一观点。反倒是近年来的观点认为，冠位十二阶制度的制定受到了朝鲜半岛三国的官位制度，尤其是高句丽和百济的官位制度的影响。而且可以说，苏我马子与该制度的制定有着一定的联系。

冠位规定要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绢来缝制冠。在朝廷举行例行仪式、临时性的即位仪式、外交仪式时，官吏们要戴上与其冠位相应的冠，在中央庭院内列队站好。冠是表示官吏位阶的明显标识。

冠位是一种以冠充当标识的服饰制度，令各级官吏的身份在仪式中一目了然。冠位十二阶制度让倭王权的政治体制更为先进且多样。此外，在对外关系方面，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倭王权派遣大礼小野妹子至隋朝。《隋书》也记载说，迎接裴世清之人名曰大礼哥多毗（额田部连比罗夫）。可以说，冠位在外交场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综上所述，在倭国同中国王朝、朝鲜半岛诸国的外交场上，冠位十二阶制度不可或缺。它是倭国脱离“蛮夷之国”踏出的第一步。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冠位十二阶制度作为官位制度仍是不够完善的。实际上，如果进一步调查就可以发现，被授予冠位之人大都是中央官吏，也有一部分人是地方豪族。此外，没有迹象能够表明占据倭王权中枢的王族，以及大臣苏我马子一族曾被授予冠位。换言之，苏我氏与大王家类同，他们的身份都超越了冠位十二阶制度。大臣一职通常比较特殊，会戴紫冠。苏我氏也曾被授予冠位，不过那已经是大化改新以后的事了。

《十七条宪法》的真伪

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04年1月，倭王权将前一年制定的十二阶冠位授予群臣。同年4月，倭王权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对于此事，《日本书纪》有记载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在推古朝时期的各项政策中，史学家对《十七条宪法》的评价分歧严重。

早在江户时代，考据学者狩谷棭斋（1775—1835）就曾指出，圣德太子本人并未制定《十七条宪法》。而津田左右吉则通过《十七条宪法》中第十二条内的“国司”一词，推测《十七条宪法》是大化改新以后的产物。大山诚一对此观点也表示支持。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姑且不论《十七条宪法》是不是由圣德太子独自制定，总之《十七条宪法》一定是推古朝时期的产物。至今这一主张仍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笔者也持这一观点，因为《十七条宪法》的确包含了一些符合推古朝时期具体情况的内容。虽说“伪造说”依据的“国司”一词，本是在大宝元年（701）实行的《大宝令》中制定的官职名称，在《大宝令》出台以前“国司”一词也确实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但是，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中我们也介绍过，倭王权在日本列岛各地设立了屯仓，屯仓是倭王权统治地方的政治性据点，大王会派遣使者前往屯仓，这些使者主要负责传达大王的命令，他们又被称作“宰”。而《日本书纪》的编纂者把“宰”称作“国司”也不是没可能之事[5]。因此，“伪造说”的依据并非无懈可击。

由十七条内容构成的《十七条宪法》以君、臣、民三个阶层构成的政治秩序为前提。其中，“君”也可写作“王”，“臣”又被称作“王臣”“群臣”“群卿百寮”“任官者”等，指的是执掌某一职务的官吏。“民”则可被称作“百姓”“人民”。而《十七条宪法》展示的就是中间的“臣”，即官吏应当遵循的规范。

《十七条宪法》虽主张和、礼、三宝（佛教）等儒、佛教思想，但说到底这些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十七条宪法》最终目的仍然是向为官之人倡导应遵守哪些规范。例如，《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的开头就写道：“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句话十分有名。而读到最后，则有这样的表述：“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意思是说，在官吏组织结构中，如若上下级之间不发生对立，大家都采取讨论的方式达成协议，将没有做不成的事，所以官吏之间一定要以和为贵。而第九条在讲到“信”的重要性时，其目的也与之前完全相同，即借主张“信”，告知官吏应当遵循怎样的规范。同样，在第四条说到“礼”时，《十七条宪法》主张这是一种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而第二条开头处的“笃敬三宝”，以及结尾处的“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都旨在说明“笃敬三宝”是改正“歪心”的有效方法。而所谓的“歪心”则是指不遵守为官的规范。至于其他的条款，例如：“承诏必谨（第三条）”“人各有任，掌宜不滥（第七条）”“群卿百寮，早朝晏退（第八条）”等，也都更为直截了当地确立了群臣应当遵守的规范。

从整体上看，官吏在听从统治者的命令、履行职责、统治人民之时，应当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而《十七条宪法》就可以被理解成这样一部行为规范。虽然《十七条宪法》中的部分内容依据的是“三宝”等佛教思想，但就整体而言，儒教思想才是《十七条宪法》的理论基础。不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推古朝时期吗？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制定《十七条宪法》的时期。推古天皇十一年（603），倭王权先后营建了小垦田宫，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度，这使得倭王权拥有了举行仪式以及执行政务的场所。各级官吏的身份秩序也得到了完善。公元604年，倭王权制定了《十七条宪法》，旨在向官吏灌输适应新政体的规范意识。综上所述，就时期而言，上述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在推古朝时期。

其次，从内容上看，《十七条宪法》中的有些条文似乎并非奈良时代或者公元7世纪后半的内容。例如，第八条写道：“群卿百寮，早朝晏退。”这种任职规定可以说写得相当含糊。公元8世纪以后的律令制度，是会详细规定任职的具体时刻的。大化三年（647）制定的礼法中就有规定，官吏日出时分上朝，午时（正午）退朝。而在此之前的舒明天皇八年（636），大派王曾提议：卯时（上午六时）上朝，巳时（上午十时）退朝。而上述《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八条内容还尚未规定具体时刻，所以我们将《十七条宪法》视作较早时期的产物似乎也合乎常理。此外，《十七条宪法》第三条规定的“承诏必谨”也与第八条的“群卿百寮，早朝晏退”情况类似。因此，《十七条宪法》设立的规定符合萌芽期的官僚制度。“十七条宪法”中的条文确实符合推古朝时期的特征。

倭国的遣隋使大都是被倭王权派去隋朝学习儒教、佛教的留学生或留学僧。这表示该时期的倭王权将儒教和佛教视作了建设新国家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在前面说过，就连这一时期的《十七条宪法》也都基于儒教、佛教思想制定而成。可以说，《十七条宪法》有同该时期倭王权的政策相吻合的内容。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十七条宪法》视为推古朝时期的产物。

倭国式“天”之思想与大王

公元600年倭国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时，《隋书》记载称：“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中国人认为，倭王以“阿每”为姓，以“多利思比孤”为字。但事实上，“阿每多利思比孤（アメタリ［ラ］シヒコ）”连在一起才是倭王的称号。而针对“阿辈鸡弥”的解释有“天君”与“大君”两种说法。《通典》表示：“其国号‘阿辈鸡弥’，华言天儿也。”《翰苑》则说：“阿辈鸡弥，自表天儿之称。”“天儿”也即“天子”之意。“阿辈鸡弥”是对“天君（アメキミ）”的音译。天子就是天神子孙的意思。由此可见，那时已经形成了大王是天神子孙的观念。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阿每多利思比孤”有“从天而降的男子”的意思。但是参考《万叶集》中的诗歌：“仰望天空，大王御寿绵长，天长地久”（第二卷第147首），可以看出“阿每多利思比孤”应该是一种尊称，意思是“上天满意的男子”。

在《隋书》的记述中，“天”和“日”成为提及倭王执政文段中的两个关键词。天、日是兄弟的解释，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阐述的日本神话观存在分歧。因此，有人指出“天、日是兄弟”这种观点受到了高句丽王权思想的影响。但是，早在与高句丽修好以前，倭王就已经对内使用了“治天下大王”的称号，并以此维系自己独树一帜的“天下观”。从“阿辈鸡弥”的含义来看，大王是天神子孙的“天孙思想”此时确已萌芽。由此观之，就推古朝时期倭国的王权思想而言，天孙思想已经形成。而作为天孙思想背景的王权神话还未像《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那样，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有观点认为，在解释倭王与天、日之间的关系时，日本或许借用了高句丽的王权思想。

推古朝时期的王权思想与“天”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看一下《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公元6世纪、公元7世纪的大王名称，就可以发现有很多大王的名字都是以天（アメ）开头的，例如：钦明天皇是天国排开广庭（アメクニオシハラキヒロニワ）；皇极（齐明）天皇是天丰财重日足姬（アメトヨタカライカシヒタラシヒメ）；孝德天皇是天万丰日（アメノヨロズトヨヒ）；天智天皇是天命开别（アメミコトヒラカスワケ）；天武天皇是天渟中原瀛真人（アメノヌナハラオキノマヒト）。因此，阿每多利思比孤（アメタリ［ラ］シヒコ）应该也就是推古朝前后对倭王的尊称。

在上述语境下，“天”是一种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概念。通过给大王之名冠以“天”字，便可以显示大王与“天”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由此证明大王的统治地位具有正统性。天智天皇名字中的“天命（アメミコト）”并非以“德治”为前提的中国式“天命”，它表现的是倭国式的“委任”。可以说，倭王权之所以会重视“天”，应该是受到了当时的王权思想的影响。

“朝庭”的形成与朝政

前文我们提到，于公元603年竣工的小垦田宫有着新型的空间结构，这意味着在王权中枢处理政务、举行仪式的空间诞生了，我们将其称为“朝庭”。我们在说“大和朝廷”时使用的“朝廷”一词有政府之意。除此之外，“朝廷”也被用于指代天皇或国家。但在古代日本，“朝庭”一词更为多见，它指的是一种相当于朝堂院的空间。这一空间的中心有一个庭院，庭院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厅（朝堂）。

“朝庭”的“朝”原意是臣下朝见（谒见）天子。在中国，天子通常面南背北，臣下立于天子的对面，我们将其称为“天子南面”思想。这一思想被传至日本列岛后，日本古代的宫殿的正殿（大殿，飞鸟净御原宫以后称“大极殿”）以南必定会配置有供臣下朝见天皇的朝庭。因此，朝庭通常都北朝大王（天皇）驾临的大殿（大极殿）。换言之，朝庭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它是置身于大殿内的大王享有权威空间的一种凭据，可以说只有大王才是这一空间的主宰者。

朝庭是倭王权处理政务、举行仪式的重要场所。官吏们每日清晨前往朝庭上早朝，在厅内的座位上处理政务。这些在朝庭上处理的政务被称作“朝政”。朝政通常经官吏们口头商量后处理。手上有案件需要处理的官吏，会来到主管大夫所在的朝堂前，双手向前，跪拜行礼，并口头呈报案件的内容。然后大夫会当场回答“好的”，进行裁决。有些案件大夫无法做主，他们将进入阁门内，跪在大殿前，向大王呈奏公文，等待大王做出决断。

奈良时代以前的朝政，通常是通过口述单独处理的。当然，大夫等群臣偶尔也会被召集起来，召开会议，合议处理某项政务。但这种情况仅限于讨论王位继承问题，或是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等国政大事。与同一时期的中国相比，倭王权此时的合议制度尚不完备，倭国也还没有引入文书处理朝政的方式。可以说，该时期的朝政仍然保有较为原始的政务处理形式。

口头处理政务的方式与文书处理政务的方式有所不同。口头处理政务通常当场裁决，不留记录。在那时，这种口头处理政务的方式比文书处理政务的方式更具正统性。这是因为古人信仰“言灵”，且口头处理政务只在朝庭内实施。正如山上忆良曾吟咏的“言语有灵之国”（《万叶集》第五卷第894首），古代日本人相信，言语中蕴藏着灵力，将事物用语言表达出来，其灵力就能实现。此外，当时的人们还意识到，作为王宫核心设施的朝庭是大王从天神那里接受“委任”的场所，它是一个与天上世界相通的神圣、庄严的空间。因此，朝庭发出的话具有特殊的分量，在朝庭通过口头方式处理朝政是极具权威性和正统性的。虽然到了奈良时代，人们在处理政务时逐渐开始重视文书，但即便如此，口头处理政务的传统依然被保留下来，当需要裁决重要政务之时，人们仍旧会在朝庭（朝堂）以口头方式进行。朝庭具备的特殊空间性在强调“治天下大王”乃至天皇统治权的正统性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身着盛装双手触地跪拜的男子埴轮　（群马县冢回4号坟出土，日本文化厅藏，群马县立历史博物馆提供图片）

此外，朝庭内还会举办例行或临时性的重要仪式。以重启对华外交为契机，倭国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处理政务场所—朝庭。此后，在朝庭处理国家大事、举行重大仪式的传统就这样被确立下来。

[1] 厩户皇子之父是用明天皇，用明天皇的母亲是苏我稻目之女苏我坚盐媛；厩户皇子之母是穴穗部间人皇女，穴穗部间人皇女的母亲是苏我稻目之女苏我小姊君。

[2] 炊屋姬，即推古天皇，和风谥号丰御食炊屋姬尊，讳额田部皇女，为日本第33代天皇。

[3] 南渊请安，曾跟随遣隋使小野妹子前往中国。在中国留学的32年间，目睹了隋朝的灭亡与唐朝的兴起。公元640年与高向玄理一同返回日本，并把隋唐的先进知识带回日本。

[4] 朝堂院，日本古代宫城的正厅。八省官员在此处理政务。天皇即位、大尝祭、朝贺等仪式也在此举行。

[5] 国司（クニノミコトモチ）中司（ミコトモチ）的发音和宰（ミコトモチ）的发音相近或相同。

第五章
向律令制国家过渡

第一节　策划乙巳政变

女天皇死后的王位继承问题

据法隆寺正殿的释迦如来像光背铭记载，推古天皇三十年（622），厩户皇子过世（《日本书纪》记为公元621年）。推古天皇三十四年（626），苏我马子亡故，两年后的公元628年，推古天皇驾崩。可以说，推古政权的核心人物相继离世，历史也迎来了权力交接的时刻。上宫王家由山背大兄王接任主事，苏我氏则转由苏我虾夷当家。历史舞台上下一出戏的大幕正缓缓拉开。

围绕推古天皇死后的王位继承问题，朝廷上下争论不休。此时，呼声最高的继任者有田村皇子（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之子）和山背大兄王。推古天皇分别将两人叫至病榻前，推古天皇对田村皇子说：“天下大任，本非辄言（治理天下是大任，不应轻言）。”推古天皇对山背大兄王说：“汝独莫谊，必从群言（切勿一言堂，要听取群臣的意见）。”

按照那时的原则，新大王是由群臣推戴产生的。因此，前任大王向继任候选人亲自表态，原就多有不符常规之处。但那时，推古天皇已当权超三十年，她在倭王权内部享有很高的权威。正因如此，她才敢做出如此剑走偏锋之事。不过，推古天皇的遗言表述得实在太过克制，其内容听上去就像是要提醒两位实力派候选人须得自重。至于究竟由谁继承大统，推古天皇则完全避而不谈。苏我虾夷、大伴鲸连等人倒是主张，推古天皇遗言的意思是要将“天下大任”交予田村皇子。但笔者认为，这似乎并非推古天皇的本意。那时，群臣推戴新任大王的习俗依旧盛行，推古天皇的遗言恐怕还是旨在提醒两位皇子谨遵王位继承的惯例。

山背大兄王的母亲是苏我马子之女刀自古郎女，从血缘上看，山背大兄王应该更加亲近苏我氏。但不知为何，苏我虾夷与山背大兄王却水火不容。另一方面，田村皇子虽是自敏达天皇以来非苏我系王族的代表，但在推古朝末年，田村皇子迎娶了苏我马子之女法提郎媛为妻。不久，二人之间还诞下了古人大兄皇子（参见此处的系谱图）。所以，田村皇子其实早已被苏我氏笼络。

苏我虾夷从一开始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但是由于不能无视惯例，他只有将群臣召集至自己的府邸，向他们宣读了推古天皇的遗言。此时，群臣的意见完全分为了两派。大伴鲸连以遗言为由，推举田村皇子即位，之后有四位大夫赞成了这一主张。但是，许势大麻吕等另外三位大夫则表示支持山背大兄王。全场仅苏我仓麻吕（雄当）一人持保留意见。苏我虾夷向其叔辈的境部摩理势征询意见，孰料境部摩理势竟然强烈主张，应该由山背大兄王继承大统。

山背大兄王听闻苏我虾夷谋划推举田村皇子即位，便找到苏我虾夷，问其本意。苏我虾夷告诉山背大兄王，群臣皆主张推古天皇遗言之意是希望田村皇子继承大统，故推举田村皇子一事并非自己的一己之见。对此，山背大兄王表示，推古天皇遗言的本意应该与群臣的理解恰好相反，自己才是真正的大王继任者。可以说，山背大兄王对王位一直虎视眈眈。

如此一来，王位继承问题越发混乱不堪。苏我虾夷决意尽快解决问题。于是，他尝试说服支持山背大兄王的境部摩理势改换阵营，结果苏我虾夷的这一行为竟然招致了境部摩理势的强烈反感，他大肆破坏苏我氏的墓地后，回到家中，闭门不出。最终，苏我虾夷起兵讨伐了境部摩理势，境部摩理势被迫自杀。

由于苏我虾夷用强硬的手段除掉了境部摩理势，在这种情况下，田村皇子终于如愿登基，成为舒明天皇。我们梳理一下此前的经过，便可以发现，在考量这次王位继承问题时，王权中枢除了遵循群臣推戴新大王的旧例，还参考了新的影响因素，即推古天皇的遗言。该遗言本身虽未明确指出谁是王位继承人，但这之后，群臣却几乎全是围绕遗言的本意在推举人选。这表明群臣开始有意识地认为，在决定新任大王时，前任大王的意志十分重要。让位是一种依据先帝的意志决定王位继承人的方法。因此，推古天皇的意志将会为继承人登基赋予正统性。可以说，目前的情况只差一步便可变为让位的模式。倭王权的主体性正一步步确立起来。

百济大寺—幻影大寺的发现

舒明天皇十一年（639），舒明天皇下令在百济川河畔营建大宫与大寺。倭国动员了西国民众修建大宫，动员了东国民众建造大寺。这座大寺就是百济大寺，其佛塔名为九重塔。在日本的寺院中，除了这座九重塔，也就天武天皇时期的大官大寺中还有一座九重塔了。百济大寺可谓是规模空前的大型寺院。而大宫则叫作百济宫，翌年竣工后，天皇迁居至此。

过去，主流观点认为，百济宫、百济大寺位于奈良县西部的北葛城郡广陵町百济。然而，平成九年（1997）考古人员在奈良县樱井市发掘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寺院的遗址。这一遗址的具体地点在奈良县樱井市吉备的农业用水池—吉备池池畔，因此它又得名“吉备池废寺”。吉备池的南边有两个巨大的土坛，如今它们是池子堤坝的一部分。后经考古发掘发现，土坛东侧有吉备池废寺的正殿遗址，西侧是佛塔遗址。正殿遗址东西宽约37米，南北长约28米，佛塔遗址单边长约30米。可以说，它们全是飞鸟时代最大规模寺院的遗址。尤其是佛塔遗址，其规模更是出类拔萃。此外，考古人员还从吉备池废寺中出土了大量的瓦片，这些瓦片竟然是皇极天皇二年（643）人们修建山田寺正殿时使用的瓦片的原型。由此看来，吉备池废寺的瓦片应该比山田寺的瓦片年代更为久远。

吉备池废寺遗址配置图　（奈良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提供）

从发掘调查收集到的信息看，吉备池废寺极有可能就是于公元639年动工修建的百济大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吉备池废寺保留着飞鸟时代寺院遗址中独一无二规模的佛塔遗址，且其佛塔遗址的格局与百济大寺九重塔的格局十分相似。根据吉备池废寺瓦片推断，吉备池废寺所处的时代与人们修建百济大寺的年代有所吻合。这样一来，位于吉备池以西地区、向西北流淌的米川就应该是所谓的百济川。而笔者相信，考古人员应该很快就能从米川河畔发现百济宫的身影。

上宫王家的灭亡

推古天皇死后，苏我虾夷拥立舒明天皇一事表明，苏我氏已与上宫王家分道扬镳，转而与非苏我系的押坂王家（押坂彦人大兄皇子系统）联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两家的联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舒明天皇死后，继承大统之人必须得是有苏我氏血统的古人大兄皇子。

舒明天皇十三年（641），舒明天皇离世。翌年元旦，舒明天皇的大后宝皇女即位，成为继推古天皇之后的第二任女天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皇极天皇。而皇极天皇的登基，既阻止了山背大兄王即位，同时也为古人大兄皇子走上权力巅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皇极天皇即位后，依照惯例，苏我虾夷被再次任命为大臣。但正如《日本书纪》所述：“大臣儿入鹿，自执国政，威胜于父。”此时，朝中实权早已落入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手中。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书纪》中有关苏我氏专横弄权的事迹开始逐渐增多，例如：苏我虾夷在葛城高宫修建“祖庙”，并命人跳起了八佾舞（在中国古代，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欣赏的一种八人八列共六十四人表演的舞蹈）；苏我氏动员举国百姓，修建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之墓，还分别把它们称为大陵和小陵；苏我氏征用上宫王家乳部之人，随意支使他们为苏我氏造墓，苏我氏将国政视为私物，令上宫的大娘姬王（大约是厩户皇子之女舂米女王）十分愤慨……总而言之，该时期《日本书纪》记录的全是苏我氏做过的大逆不道的僭越事。不过，由于很难判断那时的倭国是否已有祖庙、八佾舞等，所以《日本书纪》的记述也有可能存在夸大之处。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苏我入鹿掌权之后，苏我氏开始专横弄权，并遭到了孤立。

据说皇极天皇二年（643），苏我虾夷染病，无法上朝，他竟然将大臣戴的紫冠私自授予其子苏我入鹿，并让其模仿大臣的派头。此后，苏我入鹿愈加目空一切、飞扬跋扈。

苏我入鹿谋划除掉以山背大兄王为首的上宫王家诸王，并尝试拥立古人大兄皇子做倭国大王。这一年，苏我入鹿指使巨势德太臣等人袭击了住在斑鸠宫的山背大兄王。山背大兄王一方仅有其属地上十分之三的奴隶与数十名舍人誓死抵抗，人们称赞他们“一人当千”。另一方面，山背大兄王趁乱出逃，隐于胆驹山（奈良县生驹山）。巨势德太臣等人在斑鸠宫放火，火光冲天。

作为山背大兄王心腹的三轮文屋君建议山背大兄王，可先逃至东国，再在那里集结其领有的乳部之民，兴兵讨伐，必定能够大获全胜。然而山背大兄王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进入了斑鸠寺（法隆寺）。随后，苏我入鹿一方的军队很快包围了斑鸠寺。山背大兄王走投无路，只得与自己的妻妾子弟一同自杀赴死。

苏我虾夷听闻此事后，怒骂道：“入鹿极甚愚痴，专行暴恶，你之身命，不亦殆乎？”苏我虾夷思虑之事果真应验，不久之后苏我入鹿名誉扫地。

皇极天皇三年（644），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一起在飞鸟甘梼冈建造了豪宅，苏我虾夷家被称作“上宫门”，苏我入鹿家被称作“谷宫门”。据说，苏我氏的孩子们还使用了“王子”的称呼，苏我氏父子俨然一副倭国大王的派头。另一方面，苏我氏父子也在其豪宅四周建上了堡垒，设好了武器仓库，配备了防火用水，甚至请来了本领高强的武士看家护院。苏我氏父子之所以会如此煞费苦心、小心提防，是因为他们的独裁统治，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到处树敌，武装政变之隐忧恐怕已悄悄逼近。

部民制陷入僵局

虽说大化改新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苏我氏的独裁引发了众人反抗，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该原因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倭王权于公元6世纪制定的部民制及其带来的问题。石母田正是二战后日本古代史、日本中世史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他曾将上述统治体制命名为“王民制”。石母田正指出，在大化改新前夕，“王民制”因其内部矛盾激化而陷入僵局，濒临解体。而后，通过大化改新，倭王权把由各氏族实施纵向统治的王民制，转变成了把民众按照地区来组织的公民制。总而言之，倭王权改变了其组织民众的原理。这一转变后的统治模式，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也仍然适用。

正如前述所言，所谓的部民制是指由各氏族实施纵向管理的多层统治体制。如若从“部和部曲一体性”的角度看，部民制也可以是一种各氏族分割、领有“部曲”的体制。在管理过程中，统领伴、部的伴造们会逐渐让伴、部在人身依附关系上隶属于自己，并将他们视作自己的“私有民”。另一方面，伴、部也会把伴造当作主子一般尊敬、依靠。正如《日本书纪》所言：“其臣、连等，伴造、国造，各置己民，恣情驱使……进调赋时，其臣、连、伴造等，先自收敛，然后分进（大化元年［645］九月条）”，部曲的分割领有制是肆意搜刮、中饱私囊的温床。关于这种纵向的统治体制，《日本书纪》还写道：“率土民心，固执彼此，深生我汝，各守名名（国中民心因氏族有别而无法统一，各氏族之间会产生对立情绪，人们对自己的氏族抱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大化三年四月条）。”由此可见，在那时人们会对各自的氏族产生强烈的归属意识，而各氏族成员彼此之间又会在感情上相互对立，面对其他氏族的成员，便会心生一种对抗心理。在基于部曲分割领有制形成的部民制下，各氏族只会为逐一族之私利而奔走，这就使得具有排他性的同族意识进一步高涨，最终整个统治体制丧失机能，待到那时，部民制的历史使命便会走向终结。

为了解决上述统治体制带来的矛盾，倭王权必须废除部曲分割领有制，将过去多元化的君臣关系收归成一元化的君臣关系。而这就是我们将在后文中提到的大化改新政权的政策。这政策将以废止部（部曲）、诸国统一建立“评”制，树立以地域统治为基础的统治体制为目标。

大化改新的外部因素

大化改新之所以能够实施，少不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

三征高句丽均遭失败的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取隋而代之。翌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公元621年，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一齐向唐朝朝贡。公元624年，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又全部接受了唐朝的册封。

另一方面，高句丽、新罗、百济相互对抗的氛围也在该时期愈演愈烈。新罗一方面阻挠高句丽入唐，另一方面又向唐朝告状说，百济三番五次入侵自己的领土。随后，唐朝采取保护新罗的方针，向高句丽、百济两国发出警告，以示训诫。

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激化的矛盾，转而给三国各自的内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约公元642年起，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国内相继爆发政变，三国由此走上不同的集权道路。

这一年，百济义慈王突袭新罗西部，获得空前大捷。士气高涨的义慈王乘势同高句丽联手，驱逐了王弟及四十余名政府要员。而后，义慈王建立国王独裁体制。至此，百济开始实行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

同年，高句丽也爆发了由权臣渊盖苏文发动的政变。渊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和百余位朝廷重臣，拥立荣留王的侄子宝藏王即位。渊盖苏文手握实权后，位及莫离支[1]，飞扬跋扈、任意妄为。

该时期的新罗则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王—善德女王。在女王的领导下，王室成员金春秋与重臣金庾信执掌朝纲。公元642年，新罗惨败于百济，又遭高句丽夹攻，陷入窘境。翌年，新罗向唐朝求援。谁知，唐太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新罗是女王统治的国家，因而才会遭受邻国欺侮，如若新罗能迎大唐皇族为国王，那唐朝自当派遣援军。公元647年，新罗的上大等毗昙谋反，企图杀死女王，结果遭到镇压。不过，善德女王仍猝死于叛乱之中。此后，真德女王继位。至此，真德女王与金春秋、金庾信的统治体制得以确立。

接到新罗求援信号的唐太宗，劝谕高句丽勿再进攻新罗，但高句丽对此不予理睬。这令唐太宗震怒，于是他决定征讨高句丽。公元644年年末，唐太宗派十万大军从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翌年，唐太宗亲率大军渡过辽河。可惜此时高句丽防守严密，唐军只得于公元646年撤兵。第二年、第三年唐朝仍接连不断地进攻高句丽。但此后不久，唐太宗过世，征讨高句丽之事不得不就此作罢。如此这般，唐朝最初决意征讨高句丽的计划宣告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唐朝彻底放弃了该项计划。此后，由于唐军的介入，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矛盾激化，朝鲜半岛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倭国国内开始了一场名为大化改新的政治改革。不久之后，朝鲜半岛三国接连发生政变、唐朝征讨高句丽等情报亦悉数传入倭国。那时的倭国仍处于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的独裁统治下，苏我氏逐渐将倭王权的权力据为己有。此时的倭国根本无法应对朝鲜半岛风云激荡的紧张形势。就在这样焦虑不安的氛围中，中大兄皇子等反苏我氏势力决意发动政变。另一方面，如此紧张的外部局势，也促使大化改新政权确立了改革的方向，即所有政策必须以统治阶层权力结构的一元化为导向。

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的聚首

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镰子）是反苏我氏阵营的核心力量，他们决意推翻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的独裁统治。中臣氏在倭王权中一直负责掌管祭祀事务。舒明天皇在位期间，中臣镰足不愿继承家业，于是谎称生病，把自己关在三岛（大阪府高槻市、茨木市周边）的别墅中。中臣镰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很早以前，中臣镰足就已立志成为一名政治家，而非掌管祭祀的专员。

对苏我入鹿的专横弄权十分愤慨的中臣镰足，一直在王室成员中物色有道明君的合适人选，以期辅佐。此时，中大兄皇子进入了中臣镰足的视线。中大兄皇子的父母分别是舒明天皇与皇极天皇。就血统而言，作为继任大王其身份简直无可挑剔。但是，中大兄皇子还有一个以苏我氏为后台的哥哥古人大兄皇子。如若放任事态继续发展，不采取任何措施，中大兄皇子将很难有机会继承王位。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偶尔会在飞鸟寺以西的榉树下玩蹴鞠。有一次，中大兄皇子在踢蹴鞠的兴头上踢丢了鞋子。中臣镰足碰巧捡到了鞋子，还跪下来将鞋子递给了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见状便也跪下接过了自己踢丢的鞋。借此机缘，二人的关系亲近起来。

两人逐渐意气相投、无话不谈，但因害怕频繁接触招致他人猜忌，为了掩人耳目，两人便总是手持书卷，假装前往南渊请安处请教儒学，并趁此机会在途中讨论扳倒苏我氏的秘策。中臣镰足为了拉拢相当于苏我氏旁系的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苏我仓山田石川”是姓，“麻吕”是名，下文将直接使用惯称“石川麻吕”），中臣镰足建议中大兄皇子娶石川麻吕的长女为妃。中大兄皇子欣然允诺。于是，中臣镰足从中做媒，使二人订下婚约。然而，新婚之夜，石川麻吕的长女被同族的苏我日向拐走。石川麻吕的次女眼见父亲沮丧失落的样子，便说：“您不必担心，我替姐姐出嫁。”这位次女就是后来的天智天皇皇妃—远智娘，即持统天皇的生母。这恐怕是政治联姻才有的逸事吧。

决意实施政变计划

如此一来，政变派的主要成员已经聚齐了。大化元年（645）六月，中大兄皇子秘密叫来石川麻吕，告知他政变派决定在“三韩进调之日”，也就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向倭王进贡的仪式上，发动政变，斩杀苏我入鹿。中大兄皇子拜托石川麻吕在倭王面前扮演宣读“三韩”国书的角色。

事发当日，苏我入鹿出席了仪式，石川麻吕开始宣读国书。按计划，佐伯连子麻吕等人此时应该闯入会场，但会场却迟迟不见他们的踪影。忐忑不安的石川麻吕直冒冷汗，声音也跟着发抖，两手直颤。苏我入鹿感觉气氛有点儿不太对劲，便出声问道：“何故掉战（你为何颤抖）？”石川麻吕答曰：“恐近天皇，不觉流汗。”这才勉强蒙混过关。

中大兄皇子见佐伯连子麻吕等人心生胆怯、迟疑不决，便大喊：“呀！”身先士卒地向苏我入鹿冲去。佐伯连子麻吕等人见状，也跟了过去。中大兄皇子挥刀砍向苏我入鹿。由于事发突然，苏我入鹿受到了惊吓，忙站起身来。这时，佐伯连子麻吕一刀砍在苏我入鹿脚上，苏我入鹿连滚带爬逃到大王的御座前，磕头求饶。事前并不知道政变计划的皇极天皇，此时也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她问中大兄皇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大兄皇子回答说：“鞍作（苏我入鹿的别名）灭了大王家，还妄图篡夺王位。”皇极天皇听完此话，便走入了宫殿之中。大约是皇极天皇已经明白了事态发展的情况，所以便默许儿子发动政变了吧。最终，佐伯连子麻吕等人了结了苏我入鹿的性命。据说当时大雨倾盆而下，作为惨剧舞台的朝庭也被水淹没了。有人在苏我入鹿的尸体上盖上了草席。由于这一年恰逢乙巳年，因此这一事件又被称作“乙巳之变”或“乙巳政变”。

在皇极天皇身旁目睹了一切的古人大兄皇子，说了一句颇令人费解的话：“韩人杀鞍作臣。”之后，他便闭门不出。恐怕古人大兄皇子是想说，苏我入鹿在“三韩进调之日”的仪式上被人刺杀了。

而后，中大兄皇子率领王族和众多官员进入飞鸟寺，摆开阵仗，以防苏我虾夷一方发动反击。东汉氏是苏我氏的私人武装部队，他们已列队做好了厮杀的准备。然而，经过高向国押的一番劝说，东汉氏也放弃了抵抗。进退维谷的苏我虾夷最终只得在自己家中自杀。

据《日本书纪》记载，早在政变之前，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就自比大王，做了很多僭越之事，甚至谋划篡夺王位。不过，上述记述大都基于《日本书纪》的立场而作，多有夸大之处。所以，我们也很难说上述记述就是事实。通常来说，苏我入鹿等人那时的目标，恐怕还是让古人大兄皇子即位，以确保苏我氏能够继续实施独裁统治。

第二节　大化改新

史上的第一次让位

苏我虾夷自杀后的翌日，皇极天皇便叫来了中大兄皇子，向他表达了自己准备让位的想法。中大兄皇子并未立即给出答复，而是在辞别皇极天皇后去找中臣镰足商量对策。中臣镰足表示，中大兄皇子的兄长古人大兄皇子依然健在，若无视他直接即位，恐怕多有不妥。所以，不如先拥戴中大兄皇子的叔叔轻皇子做大王，反倒是个笼络人心之策。不愧是谋士中臣镰足的想法，中大兄皇子刚使用武力扳倒了苏我本宗家，如若此刻即位，他便极易被众人视为贪图权势之徒，因而尽失人心。可一旦拥立古人大兄皇子登基，那策划乙巳政变的意义将不复存在。但如若中大兄皇子能够先拥戴其叔轻皇子即位，并在其统领下手握实权，那么中大兄皇子既可以保全打倒侵吞王权的苏我氏的大义之名，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古人大兄皇子即位的资格。综上所述，中臣镰足的方案真算得上是一举两得的妙计。

虽然有观点认为，中大兄皇子之所以没有即位，是因为身处“皇太子”之位，方才能够更加自由地行动，大胆地改革，但这显然是一种没有学术根据的民间说法。在古代，大王、天皇亲政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例如：天武天皇为建设律令体制亲力亲为，在位期间，不设大臣一职。因此，若是即位便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朝政这样的想法，不过是后世之人的凭空想象罢了。

中大兄皇子果断同意了中臣镰足的建议，并将此想法禀报给皇极天皇。于是，皇极天皇将权力象征物授予轻皇子，欲让位于轻皇子。谁知轻皇子坚决推辞，一心推举古人大兄皇子做大王。古人大兄皇子行拱手礼（一种双手在胸前相抱的礼节）拒绝，随即前往飞鸟寺，在飞鸟寺的佛殿与佛塔之间剃发为僧，随后去往吉野。事已至此，轻皇子自然无法相让，于是便登坛即位。

这当属日本史上的首次让位。正如荒木敏夫所言，让位这一形式使得王位更迭不必再等到大王死后方才执行。如前所述，“治天下大王”时期的原则是，只有前任大王死后，群臣才会向新大王献上权力象征物，拥戴其登上王位。而让位则有所不同，让位这一形式是现任大王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下任大王，授其权力象征物。至少在形式上，让位不再给群臣提供推戴新大王的机会与空间。从这一点看，让位对于王位继承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前面我们提到过，推古天皇死后，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推古天皇的遗言受到群臣重视。可以说，群臣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要尊重现任大王意愿的倾向。在这一背景下，宫中突发政变，新的王位继承方式—让位出现了。而一旦采取让位后，群臣拥戴新大王的惯例将无法得以延续。通过乙巳政变，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倭王权的主体性确实有所增强。

新政权和“改新之诏”

综上所述，新政权的阵容已经固定下来。轻皇子（孝德天皇）成为新任大王，在其之下，中大兄皇子被确定为“皇太子”（实际上就是太子）。此外，新政权还首次设立了左右大臣。左大臣由长老级别的阿倍内麻吕担任，右大臣由现苏我氏的族长苏我石川麻吕担任。而中臣镰足则任内臣，侍奉大王左右。旻法师和高向玄理任国博士，他们相当于倭王权的智囊团。

新大王、前大王和中大兄皇子三人将群臣召集至飞鸟寺西面的榉树下，命令群臣面对降临在神木大榉树里的众神宣誓效忠新大王。当时的人们相信，确定君臣关系的终极权威是天神。

据《日本书纪》记载，新政权先是将年号定为“大化”，紧接着又接二连三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根据《日本书纪》，“大化”（645—650）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年号。其后，还有白雉（650—654）、朱鸟（686）等年号出现。但这些年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使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从文书、木简、金石文来看，应该是在大宝元年（701）以后，年号才被固定下来，而在此之前人们使用的都是干支纪年法。被《帝王编年记》引用的宇治桥断碑逸文是我们唯一可见“大化”年号的地方。不过，它也有可能是后世的文章。我们无法依据《日本书纪》之外的史料，对“大化”这一年号的可信度做出判断。退一步说，即便当时真的曾使用过“大化”这一年号，那么其使用范围也应该是十分有限的。如上所述，“大化”这一年号虽然确实存在诸多疑问，但在下文中，笔者还是希望使用一般人更耳熟能详的“大化改新”来代称乙巳之变及其之后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大化二年（646）的元旦，倭王权发布了由四条内容构成的“改新之诏”，详情如下：

第一条（废除部曲和宅）废除过去的天皇设立的子代的民和各处屯仓，以及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的部曲的民和各处田庄。对大夫以上的高官贵族赐予食封，给官吏、百姓支给布帛。

第二条（王都和地方统治制度）制定王都的制度，设置畿内国司、郡司、防人、驿马、传马等。

第三条（户籍、计账、班田收授法）设立户籍、计账、班田收授法，以五十户为一里，制定田租制度。

第四条（废除从前的赋役并实施田调）制定田调、户别调、调的副物的制度，制定官马、兵器、仕丁、采女的赋课法。

想要理解“大化改新”，就需要先了解通过政变成立的新政权在改新诏书中规定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但是《日本书纪》中记述的“改新之诏”，在当年实施大化改新之时，并非就是那个样子。“改新诏书”经《日本书纪》的编纂者加工过（它与奈良时代《养老律令》的条文几乎完全相同，二者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二战后，日本古代史学界围绕“改新之诏”的可信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改新否定论”提出后，争论愈加激烈。“改新否定论”主张，依据“改新之诏”构筑起来的“大化改新”，是由《日本书纪》的编纂者及近代史学虚构的，所以应该否定它。

我们只有通过研究《日本书纪》，才能了解大化改新的整体情况。而《日本书纪》又是律令制国家在特定政治立场下编纂的书籍。所以这使得我们在研究大化改新时，必然遭遇一定的困难。其中，《日本书纪》的编纂者把阐明新政权政策大纲的纲领性文件“改新之诏”视为律令制国家的出发点，并对其倍加推崇。可以说，这些编撰者利用了编纂《日本书纪》时便已经存在的律令法知识，系统性地润色了《日本书纪》中涉及“改新之诏”的内容。有鉴于此，在本书中，笔者将效仿近年来众多历史研究者的做法，姑且从研究史料中排除疑点颇多的“改新之诏”，而使用可信度较高的《日本书纪·孝德纪》等其他史料研究大化改新的实际情况。

政治改革的内情

在此笔者将重申自己的立场，那就是笔者不赞同上述“改新否定论”的观点。因为即便不使用与“改新之诏”相关的史料，仅仅参考除《日本书纪》外的不完整的文献史料与考古资料，我们也无法彻底否定新政权曾实施过一系列政治改革的观点。

对乙巳政变后才建立起的新政权而言，眼下有两个当务之急必须解决：其一，对内废除诸氏族分割领有部曲的部民制，并创建出可将所有部民转变为“公民”的一元化统治体制；其二，对外集中统治阶层的权力，针对风云突变的朝鲜半岛形势建立起快速反应的体制。总而言之，这些目标就是要使统治阶层内部的君臣关系和全国的统治体制走向一元化，构筑起以大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而上述这些内容就是所谓的“公地公民制”的统治体制形成的历史要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权虽然确实提出了上述内容作为政治目标，但无论是从新政权所处的历史背景看，还是从其自身实力看，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上述目标是不太可能的。为了达成目标，新政权需要提出以“天无双日，国无二王。是故兼并天下，可使万民，唯天皇耳”（《日本书纪》大化二年三月条）为代表的一君万民的思想作为政治理念，并大声宣扬各氏族的纵向分割统治多有不利，以逐步构建起一元化的统治体制。

派遣“宰”和“国”的解体

新政权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是，派遣使者前往诸“国”，并在国造领地内实施各种政策。乙巳政变成功后不久的公元645年6月至9月，新政权开始向诸“国”屡次派遣使者。《日本书纪》中虽只有关于公元645年8月，新政权向东国派出“国司”的详细记载，但正如早川庄八所言，这是因为编纂《日本书纪》时，编纂者手中偶尔会有比较详尽的史料，所以《日本书纪》也就只会详写该部分的内容。事实上其他地区应该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此外，《日本书纪》上写着的“国司”，实际上应该是倭王权派出的使者“宰”。这些“宰”和律令制时期常驻特定场所工作的“国司”不同，“宰”通常是在辖区内一边巡回一边执行公务的。

“宰”有三项主要任务：

①制作辖区内的“户籍”，调查“田亩”；

②调查希望做评官之人的系谱，向中央汇报；

③收缴国造等当地首领拥有的武器，建造武器库，将武器库置于倭王权的管理下。

上述①中说的“户籍”实际上并非律令制时期的户籍，它记录的不是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等，而是像“录民元数”那样，无论统治形态如何，记录的是辖区内的户口总数。而所谓的调查“田亩”，也就是调查辖区内田地的总面积。前者是征发仕丁、征收“男身之调”（《日本书纪》大化二年［646］八月条）等赋税的基准，后者则在征收田租赋税时不可或缺。总之，倭王权要实现一元化统治，就必须掌握这些数据。

上述②是为了解体国造的统治单位“国”，从而设立一种叫作“评”的行政组织。此前，依靠国造、伴造等当地首领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实施起来的统治体制，从根本上支撑着部民制。这一体制导致“部和部曲的一体性”形成。换言之，倭王权的“部”同时也是伴造甚至其更上级的各氏族的“部曲”。而这样的结构自然会成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等各种弊病的温床。新政权必须做出决断，改革过去陷入僵局的统治体制。这恐怕就是新政权那时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问题。

大化元年（645）八月，新政权向派至东国的使者传达了选拔评官的方针，即那些担任过“国造、伴造、县稻置[2]”的家族成员可任职评官。由此可见，新政权的基本方针是让地方上的首领阶层继续统治各地方。只不过，在过去倭王权赋予国造很大的权限，让其治理拥有广大地域的“国”，但现在如果不改弦更张，就无法实现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所以，新政权废除“国”，建立比“国”规模更小的“评”，并任用过去的国造、伴造、县的稻置。这样做表面上让地方上的首领阶层拥有了与国造同等的官职，但实际上却削弱了国造的地位，同时扩大了倭王权的地方统治基础。

上述③，简而言之就是要将国造领地内的武器收归公有，武器本身虽仍滞留地方，但将全部由倭王权统一进行管理。武器收归公有的主要对象是国造。很明显，新政权能够通过出台这项措施直接削弱国造的势力。政变爆发后不久的六月至九月间，新政权为了收回武器，曾数次派遣使者前往各“国”。翌年正月，为了建造武器库，新政权又再次向各“国”派遣了使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该政策得以迅速实施。

武器收归公有的政策表明，该时期被派遣至各“国”的使者不仅是在国造领地内调查实际情况，他们还身兼更多的使命。新政权若想要废除功能不全的部民制，实现中央集权，就必须重组地方的统治体制。武器收归公有政策的出台便是削弱国造权力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为了使“国”解体，同时构筑起新的地方统治体制，新政权必须以武器收归公有政策为后盾，持续做好调查户口和田地面积、审查评官资格等的准备工作。而这些恰好就是乙巳政变发生后不久，被派遣至四面八方的“宰”需要尽快完成的任务。

“部”的废除及其局限性

新政权改革的矛头不仅指向了地方的统治体制，同时也对准了“部”的上层所有者—中央的各大氏族。大化二年（646）三月，新政权初次实施了废除“部”的政策，即所谓的“皇太子奏请文”。

此时，孝德天皇就该项政策征询了中大兄皇子的意见，作为回复，中大兄皇子依照“改新之诏”的规定，只在自己拥有的“入部”（在部集团中，上京从事杂役的仕丁）中使用规定人数的仕丁。“入部”其余的524口仕丁以及181处屯仓被中大兄皇子全数归还给朝廷。中大兄皇子通过率先垂范，向朝廷奉还了规定外的“入部”和屯仓，从而明确提出了新政权“废部”的政策方针。

正如镰田元一所言，在这一时期，新政权留给各氏族既定数目的仕丁以供差遣，是希望各氏族明白，他们并未废除一直以来惯有的仕丁私属的习俗，新政权只不过是在一定的框架内，要求各氏族依据倭王权的规定，限制私有仕丁的规模罢了。

从“皇太子奏请文”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大兄皇子的领导下，新政权实施了“废部”的政策。不仅如此，新政权在提出一君万民思想，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也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央统治阶层的既得权益。可以说，较之激进的改革措施，新政权的方针政策更注重意识方面的革新。

在“皇太子奏请文”中确定了具体方针的“废部”政策，通过公元646年8月及公元647年4月前后两次颁布“品部废止之诏”，宣布全面废除“品部”。正如镰田元一所言，因为“品部”就是“部”的总称，所以这表明新政权的方针是全面废除部民制。上述两封诏书指出，近年来各氏族分割领有品部，致使氏族细分、对立，而这些对立又会进一步深化氏族之间的对抗情绪。正因如此，新政权才要废除王族和臣、连等氏族领有的“品部”，使“部民”成为“国家之民”。与此同时，新政权还下令废除臣、连、伴造等职位，而这些职位过去一直由各氏族担任。仅仅上述一项措施，各氏族便丧失了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而作为代偿性举措，新政权决定授予各氏族冠位，允许其成员就任新设官职，并向他们支付庸调以充俸禄。

上述两封诏书表明，新政权的方针是剥夺氏族对部的领有权，将各氏族之人重组为新政治机构的官僚。

但是，在“品部废止之诏”规定的方针中，有两项方针完成得极不彻底。它们分别是建立新的政治机构及建立与之相应的俸禄制度。之所以说这两项方针完成得不彻底，是因为前一封诏书明确表示新政权要“新设百官”，但实际上毫无迹象可以表明，孝德天皇一朝已形成了完善的政治机构。《日本书纪》虽记载称，大化五年（649）新政权命高向玄理和僧旻设立“八省百官”。但显然，这只是《日本书纪》编纂者编造的说辞。倭王权真正设立“八省”是在大宝元年（701）《大宝律令》实施之时，而作为其前身的“六官”制度，也是要到天武天皇执政初年才设立。至于律令国家政治机构中的枢要部门—太政官，同样也设立于天武朝时期。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孝德朝时期已有“刑部尚书”“卫部”“将作大匠”“祠官头”等名称类似于唐制的官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孝德朝时期的倭王权还是建立了部分官制的。此外，该时期政治机构改革中重要的一环，还有公元647年和公元649年重新制定的冠位制。而天智天皇三年（664）公布的“甲子之宣”则有规定，仍以氏族为单位分配民部、家部。至于根据个人冠位来支付相应官俸的食封制度，则要等到进入天武朝时期之后才会出现。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后一封诏书中提及的“支付庸调以充俸禄”没能够实现。

综上所述，“品部废止之诏”中宣布设立的新政治机构以及制定的新官僚俸禄制度均未能实现。而这表明以往的官员及氏族的经济基础有相当部分并未遭到废除，而是一直得以存续。就如同“皇太子奏请文”中制定的方针那般，新政权尽量避免激进的变革，他们以使者到各国调查到的户口数为基准，只将各氏族所领有的“部”在一定程度上收归公有，而剩余部分则通过倭王权依据地位分派“所封民”的形式，让氏族的领有权再次获得认可。就这样，并未真正重组政治机构，新政权便结束了改革。

如此一来，中央的实力派氏族所领有的“部”虽然在形式上全部遭到了废除，但实际上，这些氏族的大半既得权益仍得到了保护。以新政权的实力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算是殚精竭虑了。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由于采取了由国家分配“所封民”给“部”和“部曲”的形式，所有的“民”皆成为从属于大王的“公民”。该意识的形成也算得上是本次改革的一大成果。在这一时期，各氏族间相互对立、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已上升成政治问题。可以说，若想要上下一心实现新政权所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就必须消除氏族间的对立意识。新政权的这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那种各氏族将倭王权的“部”视作自己的“部曲”的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新政权的此次改革算是达成了“废部”的主要目标。

设“评”的意义

新政权为实现氏族官僚化采取的措施很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是无果而终。而在废除国造统治方面，新政权却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这主要是因为新政权设立了“评”。

所谓的“评”是一种地方行政组织，它是律令制度下，置于“国”管制下的“郡”的前身，它在大化改新后不久设立，这一点《日本书纪》以外的史料也能给予印证。大宝元年（701），随着《大宝律令》的实施，“评”改称为“郡”。

就大化改新之后设“评”一事，学界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一，全面设“评”说，该观点认为，在大化改新后不久的孝德朝时期，全国同时设立了“评”；其二，阶段性设“评”说，该观点认为，历经孝德朝、天智朝、天武朝三个阶段后，国造的“国”逐渐解体，“评”随之被逐步设立起来。笔者赞成镰田元一等人主张的全面设“评”说，理由如下：我们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例，能够了解在大化改新后一“国”范围内设“评”状况的史料，正是《常陆国风土记》。据《常陆国风土记》记载，在孝德朝时期，常陆国国造的“国”被全部解体，重组为“评”。此外，书中还记载，在常陆地区原本有新治、筑波、茨城、那珂、久慈、多珂六个由国造统治的“国”。然而在孝德朝时期的己酉年（公元649年，大化五年）和癸丑年（公元653年，白雉四年），大化改新政权两次派遣名为“总领”的使者，将上述六“国”分割、重组为十二个“评”（《常陆国风土记》中写作“郡”，但正确写法应为“评”，此时的石城评后来被编入陆奥国）。那时申请立“评”之人，被两人一组分别任命为“评”的长官（评督）与次官（助督）。大约在公元649年前后，各国造的“国”几乎同时被重组为“评”。《皇太神宫仪式帐》记载此事时说：“难波朝庭，天下立评给时。”此外，公元653年，常陆国内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多珂评被进一步分割为多珂评和石城评，而信太评和行方评又与原有的评再次重组，设立为新评。由此看来，在该时期前后，全国范围内的评又遭到了分割与重组。“国”的解体与“评”的设立终于告一段落。

在常陆国的十二个“评”中，香岛评被设立于距离那珂国造领地五里，距离下总国的海上国造领地一里的地方。同样，信太评由原筑波国造领地的一部分与茨城国造领地的一部分重组而成；行方评由茨城国造领地的一部分与那珂国造领地的一部分重组而成。综上所述，不仅有直接分割各“国”设“评”的情况，拆卸各“国”原有的框架，然后再重组设“评”的情况也不少见。通过上述措施，作为支撑部民制框架的国造制迅速走向瓦解。

就如同茨城国造、那珂国造、多珂国造那般，国造（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指国造一族）多被任命为评督、助督。此外，也有不少物部、中臣部等国造体系外的人（多半是地方伴造）担任评督、助督。从“评”的官吏任用情况看，国造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

常陆国的“国”-“评”关系图　大化五年、白雉四年设立的“评”由国造的“国”分割、重组而成（森公章制作，有部分省略）

原则上，地方的各氏族（将此称为谱第氏族或谱第家）会世袭评督、助督，且评督、助督二者拥有的权限几乎相同，我们将其称为“双领导制”。“评”后来会演变为“郡”，而“双领导制”的特征后来也在郡的组织中得以继承。无论是谱第任用制，还是双领导制，在律令国家的官制中，二者皆属例外。大化改新政权瓦解了国造的“国”，设立了“评”，其意义就在于“评”能够让这些特殊的官制成立。

前面我们说到，在上述政治改革中，新政权采取的方针是任命出身于“国造、伴造、县稻置”等门第之人做“评”的官吏。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稳固地方的统治。因为若想要稳固地方统治，就必须得有当地首领传统性的权威力量给予支持。“评”和“郡”的长官、次官之所以会采用谱第任用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但是，如果改革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新政权的政策与国造的统治体制将在本质上毫无区别可言。不久之后，甚至会暴露出同样的弊端。因此，新政权引入了全新的“双领导制”。新政权会分别将当地两个敌对氏族之人任命为“评”的长官和次官，然后赋予两方同等的权限。如此一来，双方互相牵制，即可防止某单一氏族垄断统治。

针对“各氏族分割领有部曲”的政治问题，新政权采取了设立“评”的措施来化解矛盾。新政权废除了作为国造统治框架的“国”，并将其重组为实行“双领导制”的“评”。新政权一面利用当地首领传统的权力统治地方，一面建立起了更易被王权操控的统治体制。

综上所述，大化改新政权的政治改革措施如下：①在地方，废除国造的“国”，取消“部”，设立崭新的地方行政组织“评”；②在中央，剥离掉氏族领有“部”的权力，设立新的政治机构，将氏族官僚化。其中，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而②的改革却并不彻底，它更多地保留了氏族阶层的既得权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观念上废除了“部曲”的概念，并两次重定了冠位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整顿了倭王权的政治机构。为了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新政权必须尽量团结统治阶层。而新政权既想避免氏族造反又图谋拿氏族的既得利益开刀的做法，使得他们的政治改革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即便新政权将很多棘手的问题束之高阁，留待将来解决，但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改革，倭王权已经朝着实现一元化的君臣关系迈进了一大步。

前期的难波宫—大化改新的考古学“证据”

笔者通过查找除“改新之诏”以外的《日本书纪·孝德纪》，以及《风土记》等《日本书纪》以外的史料，了解到上述内容。此外，考古学上也有可以说明大化改新政治改革情况的资料，那就是位于大阪市中心的难波宫遗址。

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45年乙巳政变爆发，同年12月迁都难波长柄丰埼。但是，综合分析《日本书纪》的内容可知，新政权最初定都之地是难波小郡，因为这里有原先供外交使节使用的设施。新政权一面先利用着这些设施，另一面开始着手将其改建为宫殿。公元647年，小郡宫竣工。其后没多久，新政权便又开始建造难波长柄丰埼宫。白雉二年（651），难波长柄丰埼宫大体建成。同年除夕，孝德天皇迁居新宫。翌年九月，新宫竣工。《日本书纪》用“其宫殿之状不可殚论”来形容难波长柄丰埼宫的宏伟壮观。小郡宫较之难波长柄丰埼宫，真是小巫见大巫。至此，作为新政权政治改革象征的新都城正式落成。

倭王权以大和为大本营，而难波正是倭王权的外港。它是倭国同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交往的窗口。新政权将王宫迁至难波的做法，如实地反映了新政权的政治态度。新政权的当务之急，是要构筑起能够迅速对动荡期的朝鲜半岛形势做出反应的体制。

大化改新时期的难波长柄丰埼宫遗址，就是今天位于大阪市中央区法圆坂一带的难波宫遗址。宫殿遗址的所在地，靠近由南至北呈半岛状突出的上町台地的北端，位于大阪城的南侧。

据考古发掘调查的结果显示，难波宫遗址上重合着前后两个时期的宫殿遗址。其中，从出土的陶器、瓦片看，后期的难波宫应该就是神龟三年（726）动工建造的圣武朝难波宫。

至于前期的难波宫，则采用日本自古以来的建筑样式建造，几乎全是掘立柱建筑，一片瓦也没有。最令人惊叹的是其规模。虽然王宫的整体规模尚未可知，但是其核心部分的朝堂院东西长233.4米，南北长263.2米。内部有超过14间朝堂（厅）。内里南门将朝堂院和内里隔开，其柱间面积为7间×2间（32.7米×12.3米），甚至超过了平城宫正门朱雀门的规模。可以说，内里南门是古代规模最大的宫都门。位于内里南门东西两侧的八角殿院则无与伦比。而内里前殿（相当于后世的大极殿）的柱间面积为9间×5间（36.6米×19.0米）。可以说，内里前殿是前期难波宫中规模最大的建筑物。

前期难波宫遗址殿舍配置图　（植木久《浅析前期难波宫的建造年代》，收录于《大阪的历史和文化遗产》1号，1988年，部分修改）

前期难波宫的朝堂院不仅比后期难波宫大，其规模甚至超越了平城宫第二次朝堂院的大小。但我们却很难确定其建造年代。因为其建筑物没有使用瓦，且又在后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前期难波宫的遗址内几乎没有留下陶器等其他文物。如若要从考古学角度判断其年代，我们缺乏判定的素材。幸而留在整个遗址上的火灾痕迹正巧能与《日本书纪》朱鸟元年（686）正月条所记述的“难波大藏省失火，宫室悉焚”相对应。于是，我们可以确定前期宫殿遗址的修建年代要早于《日本书纪》上记载的发生火灾的年代。那么，其修建时间究竟可以往前推多少年呢？

过去关于前期难波宫建造年代的问题，学界存在孝德朝（645—654）说与天武朝（672—686）说两种观点。近年来，学界对大化改新的历史评价有降低的趋势。在这一大背景下，有不少日本古代史研究者都对孝德朝说抱有一定的抵触感。但是，考古发掘的结果对孝德朝说似乎更为有利。在营造前期难波宫之前，宫殿遗址及其周围的上町台地北端一带，建有方位各异的掘立柱建筑物群。根据对出土陶器的判断，这些建筑物约在公元7世纪中期被同时拆除、夷为平地。不难想象，这次拆房整地多半是为了营造前期难波宫做准备。所以，笔者支持前期难波宫建于孝德朝说。

近年来，已有考古发现能够证实孝德朝说的正确性。平成十一年（1999）十一月，考古人员从前期难波宫遗址西北方向的大阪府警察总部工地内出土了写有“戊申年”字样的木简。与木简一道出土的还有公元7世纪中叶的须惠器。戊申年相当于大化四年（648）。这意味着最晚在公元648年，前期难波宫的营建工作就已经展开了。

建造巨大王宫的必要性

如果说前期的难波宫就是孝德朝时期修建的难波长柄丰埼宫，那么新政权建造规模空前的王宫，应该也是其一连串政治改革中的一环。而巨大的王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能够证明“大化改新”真实存在的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不过，问题并未就此终结。随后，中大兄皇子与孝德天皇的政见对立，中大兄皇子毅然决定将都城迁回飞鸟，再次即位的齐明天皇定后飞鸟冈本宫为王宫。天智天皇六年（667），天智天皇又迁都近江大津宫，壬申之乱之后，再次迁都飞鸟，并修建飞鸟净御原宫。在上述宫殿中，难波长柄丰埼宫的朝堂院毫无疑问规模最大。恐怕只有持统天皇八年（694）迁都所至的藤原宫，能在规模上与之媲美。正如早川庄八所言，在倭国的王宫发展历程中，难波长柄丰埼宫具有较为“突出”的地位。如何看待难波长柄丰埼宫，关乎人们如何评价大化改新。

依据前期难波宫朝堂院的规模，我们较难推测该时期政治机构建设的情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公元7世纪后半律令国家形成时期王宫的规模与政治机构的建设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作为律令国家政治机构中枢的太政官机构，形成于天武朝初年。而律令官人法则要到更晚的天武朝后半至持统朝时期（687—697）才得以完善。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前期难波宫的朝堂院发展至藤原宫的过程，非常“突出”。

朝堂院是王宫的中枢部分，倭王权在这里处理政务、举行重要的仪式。大化改新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使得政治机构和朝庭的礼仪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这是促成巨大王宫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仅此一个因素仍无法说明前期难波宫的“突出”。因为齐明朝以后，经大化改新改革过的政治机构和朝廷礼仪制度依然存续。前期难波宫宏大的规模，与大化改新时期倭王权政治机构的大小及礼仪制度的形态并不相称。换言之，前期难波宫的规模超出了实用的范畴。

王宫不仅是大王的日常居所，它还是大王治天下世界的中心。“天下”世界的人员与物资从全国各地汇聚至王宫，例如：数量庞大的调（贡赋）、仕丁、国造与“评”的官吏，还有虾夷[3]、隼人[4]等“化外之民”。对倭王权来说，王宫就是最华美、最大的建筑物，它能从视觉上向外界宣示倭王权的正统性。所以，每个历史时期王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也都能在王宫的建筑结构中得到反映。换言之，王宫能够体现王权的执政思想和政治理念，它是倭王权重要的道具，它能够向外展示王权统治的正统性。我们若要解释前期难波宫的“突出”，仅从其作为政治机构的视角出发加以解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将前期难波宫与新政权所依凭的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

前期难波宫的朝堂院有超过十四间朝堂，这一数量虽多于通常情况下的十二间，但每个朝堂的屋宇规模都较小，只不过作为中央广场的朝庭面积较大，因此比较显眼。所以，前期难波宫之所以规模宏大，说到底不过是因为其朝庭拥有较大的占地面积。

如前所述，新政权所标榜的统治意识形态是一君万民思想。为了解除迄今为止多元化的君臣关系、提高大王的权威，一君万民思想不可或缺。而为一君万民思想提供理论根据的是天神“委任”（委托统治权）的观念。

而朝庭则是倭王权向臣下宣扬一君万民思想的场所。每当倭王权举行朝贺等国家层面的仪式，或是颁布重要法令时，都会将群臣召集至朝庭，让他们列队出席。倭王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臣下宣示只有接受天神委任的大王才具有统治天下的正统性，并反复让臣下意识到只有接受天神委任的大王才拥有超凡的权威。例如，白雉元年（650）当被认为是天降祥瑞的白雉出现之时，大王将“公卿、百官人等”召至朝庭，颁布了改元诏书。诏书的开头写道：“四方诸国郡等，由天委付之故，朕总临而御宇。”大王向群臣高调宣布，自己就是接受天神“委任”的统治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前期难波宫的朝堂院视为一个空间，这一空间能从视觉上彰显大王所拥有的超凡权威。作为王宫核心设施的朝庭，连通着被认为拥有终极权威的天神所在的世界，它是一个神圣且庄严的地方。新政权为了向臣下灌输一君万民思想，实现君臣关系一元化的目标，便把大部分从全国各地收缴而来的贡赋都用于修建难波长柄丰埼宫这座“突出”的朝庭了。于是，规模宏大的王宫便出现在人们眼前。

综上所述，笔者使用“改新之诏”以外的史料和资料分析了大化改新的内容与实质。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新政权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局限性，但其意义不容否认。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对“改新之诏”的可信度做出怎样的评价呢？“改新之诏”是大化改新政权计划实施政策的大纲，当然，其中也包括新政权无法立刻付诸实施的政策。笔者认为只要认可这点，就算“改新之诏”中有些部分的内容酷似后世的律令条文，也很可能是因为《日本书纪》编纂者的润色与加工。而诏书那四条核心的内容应该还是发布于大化改新之时。

大化改新的黑暗面

新政权实施的政治改革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新政权通过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那些直接关系到统治阶层政治地位、经济基础的改革大业被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新政权必定会遭遇各种阻力。事实上，在改革期间，与中大兄皇子相关的政变、政治斗争已几度发生。

大化元年（645）九月，一个名叫吉备笠臣垂的人告密说古人大兄皇子与苏我田口臣川堀等人谋反。中大兄皇子得知此事后，立马举兵讨伐位于吉野的古人大兄皇子。吉备笠臣垂则因此次告密有功而得到晋升，此外他还获得了二十町的功田[5]。虽然个中真相已湮没在历史迷雾之中，但这件事也可能是中大兄皇子利用吉备笠臣垂，除掉了古人大兄皇子。

公元649年3月，作为朝廷元老的左大臣阿倍内麻吕去世后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苏我日向向中大兄皇子诬告其异母兄石川麻吕要谋害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曾差点娶石川麻吕的长女为妻，而当年正是这位苏我日向抢在中大兄皇子前面，带走了石川麻吕的长女。中大兄皇子当即听信了苏我日向的谗言，于是便派使者前往右大臣石川麻吕处探听虚实。只可惜石川麻吕说：“我想到大王面前直接同大王说明情况。”即便孝德天皇遣使来询，也只能得到相同的答复。最后孝德天皇还是决定派兵捉拿石川麻吕。

石川麻吕带着两个孩子从难波逃到大和。此时，恰逢其长子兴志在山田（樱井市山田）修建山田寺。石川麻吕位于大和的宅邸就坐落在山田。兴志在半路上接父亲一道归寺。兴志向父亲提议主动迎击追兵。石川麻吕不允，在山田寺正殿前自缢而死。其后，石川麻吕妻儿八人也随之自缢而亡。受此事影响，共有二十三人被判处死刑，十五人被判流放。

中大兄皇子很快便听信了谗言，而石川麻吕则要求直接向孝德天皇申辩，从上述情况看，中大兄皇子与石川麻吕之间的关系应该已经产生了裂痕。据《日本书纪》记载，中大兄皇子只是受到了苏我日向的谗言蛊惑，但纵观整件事的发展，笔者却认为这倒更像是中大兄皇子自导自演了本次事件。

孝德朝时期还发生了另一起中大兄皇子参与的大事件。如前所述，白雉元年（650），穴户国（后来的长门国）发现的白雉被进献给了朝廷。孝德天皇就此向僧侣请教，被告知这是祥瑞之兆。于是，孝德天皇改年号为“白雉”。其后的公元652年，难波长柄丰埼宫竣工。翌年，新落成的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大兄皇子突然向孝德天皇提议：舍弃新宫，还都飞鸟。孝德天皇不准。中大兄皇子便带着母亲宝皇女（皇极天皇）与妹妹间人皇女（孝德天皇的大后）及皇弟们迁入飞鸟河边行宫。大多数的臣下也随之前往飞鸟。失去爱妻的孝德天皇，孤单地留在难波的新宫，于白雉五年（654）十月在失意之中离开了人世。

第三节　脱离大化改新的政治轨道与战败—齐明朝和白村江之战

齐明天皇重祚

孝德朝在朝廷的分裂中落下了帷幕。新政权花费巨资及精力建成了巨大的新宫，但中大兄皇子为什么并未久住，便毅然弃新宫而去，还都飞鸟呢？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中大兄皇子本人的意愿，倒不如说这是因为他不能违背其母宝皇女的意愿。

宝皇女在让位后，作为“皇祖母尊”（天皇称号形成之后出现的尊称，意思是天皇家的女性尊长，在那时又被称作“大御母”），在朝廷依然很有权势。原本大王就是终身制的，让位属于特例。因此，宝皇女作为前任大王仍保有很大的权威，也算合情合理。《大宝律令》出台后，让位的天皇被称为“太上天皇”，“太上天皇”可以保有与天皇匹敌的权威，从历史上看，这一点可以说是受到了大王终身制的影响。

宝皇女作为大后和大王，分别在丈夫舒明天皇执政时期的飞鸟冈本宫，以及自己执政时期的飞鸟板盖宫长年生活。近十年在难波生活期间，宝皇女越来越想回到大王家与众贵族的故乡飞鸟。笔者认为，宝皇女之所以想回到飞鸟，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她希望再次登上大王宝座。正因如此，孝德天皇才会如此断然地拒绝还都飞鸟，而宝皇女、中大兄皇子方面则强制拆散了孝德天皇夫妇，带着其妻返回了旧都飞鸟。可以说，还都飞鸟正是现任大王与前任大王政治权力斗争的产物。

齐明天皇元年（655）正月，宝皇女在曾经主政过的飞鸟板盖宫即位。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天皇重祚。为了与之前“皇极天皇”的称号有所区别，宝皇女第二次在位期间被称为“齐明天皇”。由此可知，正是由于宝皇女的主导，倭国才形成了齐明朝时期如此特殊的政治状况。笔者以为，“重祚”应该也是宝皇女自己的意志。过去，在她还是皇极天皇时，其执政期不足四年，且当时正值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把持朝政的鼎盛期，作为皇极天皇的宝皇女只能忍气吞声。而今，宝皇女的境遇却大有不同了，作为中大兄皇子的母亲，宝皇女权势熏天，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主持朝政。

好大喜功的女天皇

齐明朝时期发生了一起阴谋事件，即“有间皇子之变”。有间皇子是在难波亡故的孝德天皇之子。有间皇子对齐明天皇与中大兄皇子自然一直怀恨在心。但为了避免被人察觉，丢了身家性命，有间皇子不得不装疯卖傻。齐明天皇三年（657），有间皇子去纪伊国的牟娄温泉泡温泉治病，归来后他向齐明天皇汇报：只是欣赏了那里的景色，便很快病愈了。听了这番话，齐明天皇也心向往之。于是，翌年十月，齐明天皇带着中大兄皇子去了纪伊的温泉。

当齐明天皇母子都不在都城时，有一个男人拜访了有间皇子。他就是留守官（大王外出巡幸时，负责看守都城的官吏）苏我赤兄。苏我赤兄开宗明义，向有间皇子指出了齐明天皇的三宗罪：其一，大起仓库，积聚民财；其二，长穿渠水，损费公粮；其三，于舟载石，运积为丘。可以说，苏我赤兄直言不讳地批判了齐明天皇的失政。听罢，有间皇子认为找到了伙伴，于是决定起兵造反。

后日，有间皇子拜访了苏我赤兄，就在他同苏我赤兄登楼密谋时，扶椅的腿折断了，这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二人就此中止了谋划，有间皇子回府睡觉。谁料到了半夜，苏我赤兄竟然遣人包围了有间皇子的宅邸，并派人快马加鞭，将此事汇报给了齐明天皇。

有间皇子及其党羽被五花大绑带到了在纪伊的温泉休养的齐明天皇面前。《万叶集》中有一首有名的短歌：“磐代海滨松，结枝频祈祝。如得保平安，或许能来复。”（第二卷第141首）这就是感到死期已近的有间皇子，在被押往纪伊的温泉的途中，于磐代（和歌山县日高郡南部町）写下的短歌。中大兄皇子盘问有间皇子：“为什么要谋反？”有间皇子回答：“这只有天和苏我赤兄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其回答透露出一种有苦难言的无力感。两日后，有间皇子在藤白坂（和歌山县海南市）被处以绞刑。从此，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据《日本书纪》记载，齐明天皇好大喜功。她在飞鸟及其周边地区接连兴建了不少王宫，还用石材装点了整个飞鸟的建筑。此外，为了让北方的虾夷、肃慎等少数民族悉数臣服于倭王权，齐明天皇还派遣了阿倍臣比罗夫远征东北地区北部至北海道一带。也就是说，齐明天皇在“天下”世界的中心及周边大兴土木、大动干戈，笔者认为上述这两件事在齐明天皇的脑海中应该互有关联。

齐明天皇虽在飞鸟板盖宫即位，但在当年冬季，飞鸟板盖宫便遭火灾焚毁。翌年的齐明天皇二年（656），倭王权在舒明天皇修建过王宫的冈本新建王宫，齐明天皇也迁居于此，这就是后飞鸟冈本宫。此外，倭王权还在田身岭（多武峰）建造了两槻宫和吉野宫两座行宫。

据《日本书纪》记载，齐明天皇在这一年尤其喜欢大兴土木。她命人在香山（香久山）和石上山（大约是今天理市东部的某座山）之间（直线距离约为12公里）开凿渠（运河）。然后，工匠们动用了两百艘船，才把石材从石上山运到了王宫东面的那座山，并砌成石墙。人们对此批判不已，甚至把这条运河叫作“狂心渠”。还有人诅咒说：“即便想把石头堆砌成山，恐怕还没堆完山就会塌掉。”齐明天皇的所作所为倒是的确与苏我赤兄所言基本吻合。

上述内容看起来似乎多有夸张的成分，但经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发现，这些有关齐明天皇好大喜功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倭京的形成—古代都市的萌芽

在奈良县明日香村村公所的北侧，有一个地方据传是飞鸟板盖宫的所在地。后经考古发掘发现，这里的确有一座古代宫殿的遗址，考古人员将其命名为“传承板盖宫遗址”。但是后来考古人员才意识到，这里不仅仅有板盖宫遗址，还层层重合着超过三个不同时期的遗址。近年来小泽毅、林部均等人的研究，比对了过去文献中的王宫与该区域内的宫殿遗址，结果收获颇丰。

飞鸟相关地图

由于无法明确最下层的遗址是不是宫殿遗址，因此我们暂且将其搁置不论。在上下两层宫殿遗址中，考古人员从下层遗址出土的陶器推断，下层遗址应建于公元640年前后，与飞鸟板盖宫建造的年代吻合。上层遗址的时期应该在公元660年前后，即宫殿核心部分—内郭被修建的时期，该时期正好对应齐明朝时期，也就是建造后飞鸟冈本宫的时期。其后，内郭的东南增设了虾子郭（东南郭）。由于这座宫殿一直存续到持统天皇八年（694）迁都藤原京前，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该遗址就是飞鸟净御原宫（参见下图）。

传承板盖宫遗址（第三期遗址）　齐明朝时期尚无图中的虾子郭，据推测应该是在飞鸟净御原宫时期增设了虾子郭（出自飞鸟资料馆《齐明纪》）

酒船石　位于传承板盖宫遗址东面山丘上，长三米，应该是一个导水设施

此前，学界曾认为从公元7世纪中期到公元7世纪后半，倭王权在飞鸟的其他地方修建了上述王宫。但事实上所有王宫其实都建在了这片区域。由于后飞鸟冈本宫一定修建在飞鸟冈本宫的原址上，所以就算其遗址尚未得到考古学方面的认可，我们也基本可以断定，飞鸟冈本宫就在该区域内。接下来，我们将上述宫殿按照顺序整理如下：

飞鸟冈本宫（舒明朝）→飞鸟板盖宫（皇极朝）→【迁都难波】→后飞鸟冈本宫（齐明朝）→【迁都近江】→飞鸟净御原宫→【迁都藤原】。

综上所述，直到舒明朝以后、藤原京竣工的这段时间，撇开短期不算，位于飞鸟的王宫几乎全都坐落在传承板盖宫遗址的位置上。

原本王宫就是大王产生更替、新大王即位时，用于筑坛的场所。从公元7世纪前半的舒明朝时期开始，每当新大王即位，虽然王宫不发生改变，但新任大王仍需给王宫重新命名。

由于王宫所在地已经确定，飞鸟的街道区划也逐渐形成。佛教寺院、贵族宅邸和官衙鳞次栉比。齐明朝时期，整个飞鸟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用于举办仪式的广场、举办酒宴的园池、漏刻（水钟）台等倭王权重要的设施被修建在飞鸟各处。这一时期的飞鸟有很大的变化，从专供一朝一代使用的王宫，逐渐发展为拥有固定街区的王都。当时的人们把在飞鸟建成的王都称作“倭京”。但需要指出的是，飞鸟此时虽然号称“都城”，但在城市建设原理上，它与藤原京以后形成的规划性都城并不相同，它没有棋盘状的条坊街道。在该时期的都城内，倭王权的公共设施与寺院、宅邸等是混杂共存的。

齐明朝时期的后飞鸟冈本宫较之前代的板盖宫，其中心部稍微偏向西南方，且是在大规模平整土地的基础上被重新修建的。相当于内里的内郭是一个南北长约197米，东西长约152米至158米的长方形区划。其周围围绕着带屋顶的垣墙。东西方向的垣墙隔开了内郭南部约四分之一大小的区块，该区块中央有东西两栋大型殿宇，其柱间面积为7间×4间。它们相当于前期难波宫的内里前殿。飞鸟净御原宫则基本沿袭了内郭的建造范围，只有东南方的虾子郭是新增设的。综上所述，齐明朝时期的后飞鸟冈本宫一直沿用至天武朝时期，其间发生改变的不过只有宫殿名称而已。在飞鸟的众多王宫中，后飞鸟冈本宫的建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石之王都—酒船石遗址

在传承板盖宫遗址东面的丘陵上，有一座被称为“酒船石”的石造物，它形状怪异，用途不明。平成四年（1992），考古人员在上述丘陵的半山腰发现了长达数十米的石墙，这段石墙由四段以上的砂岩切割石垒砌而成。据说，这种砂岩分布在奈良市至天理市之间。而这一情况与《日本书纪》中关于“凿渠运石至王宫东面的山上以砌石墙”的记载基本吻合。在此后的发掘调查中考古人员发现，经过阶梯状地切削山体、夯土，大规模平整丘陵地形后，这片区域被围上了砂岩切割石砌成的石墙，看上去就像“石山丘”一般。

龟形石造物　来自酒船石遗迹（奈良县明日香村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然而，由于这段石墙的垒砌方式杂乱无章，竣工后几十年间它便倒塌了。因而，与其说这段石墙是一个坚固的军事设施，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吸引人们眼球的建筑物。倭王权之所以会在都城修建这一外表宏伟的纪念碑式建筑，就是为了让它震慑众人。这段石墙的遗迹被人们称为“酒船石遗迹”。虽然有观点认为，酒船石遗迹就是《日本书纪·齐明纪》中记载的两槻宫，但我们翻阅《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建造于田身岭的两槻宫与王宫东面山上的“石山丘”是完全不同的两座设施。

2000年早春发现的龟形石造物也是酒船石遗迹的一部分。此外，在丘陵北侧山谷的北面，还有一个出土了日本最古老的钱币—富本钱的飞鸟池遗迹。

龟形石造物的发现地是东西山梁中间平缓的“V”字形坡面底部。斜面陡峭之地修建有呈阶梯状垒砌的砂岩石墙，坡面较缓的地方有用石头铺成的广场。龟形石造物由石英闪绿岩加工而成，它长2.4米，宽约2米，“龟”面朝南，左右有手脚，圆圆的龟甲部分已被掏空，呈水槽状。距其以南约4米处有泉水涌出。那里的泉水沿着细细的沟渠先流入龟前方小判形的石造物内，紧接着澄清的水再经由龟鼻孔处流入龟甲水槽中。此后，龟甲水槽中的水又会经由龟尾处的孔洞流向外面的沟渠。其结构设计可谓精妙绝伦。

关于龟形石造物的用途，学界存在诸多观点。例如，有观点认为它是庭院的导水设施或沐浴设施，有观点认为它的建造受到了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等等。作为日本国内独一无二的龟形石造物，我们不可妄断其用途，但笔者仍反对强调龟形石造物受到道教思想影响的说法。该时期的倭国虽然的确受到了道教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还仅局限在知识层面上，日本并未接纳道教作为宗教的一面。酒船石、须弥山石等齐明朝时期的石造物其实都兼具导水设施的功能。从这层意义上说，猪熊兼胜把飞鸟称作“石水之都”的确有其道理。酒船石遗迹距离飞鸟中心地区较远，且是个相对闭塞的空间，所以它不可能只是一个庭园。如果我们把龟形石造物视作为得到干净水而制成的两段式水槽，那么这片区域恐怕多半是大王沐浴的地方。由于倭王权需要一些可以神化自身的相关设施，所以龟形石造物应该是一个用水和石头建成的用以神化倭王权的设施。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奈良县明日香村发现了多处“狂心渠”的运河遗址，它们大都宽约10米，深约1.3米，其走向大致从香久山通往酒船石遗迹。《日本书纪·齐明纪》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说法。

倭京的礼仪空间—石神遗迹

据《日本书纪·齐明纪》记载，自齐明天皇三年（657）起，倭王权三次建造须弥山像。在佛教的宇宙观中，所谓的须弥山是一个位于世界中心的虚构圣山，其山顶有帝释天的宫殿，山腰上居住着四天王。

在飞鸟寺以西地区至飞鸟川之间，有一片开阔的区域，那里种有一棵很大的榉树。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曾在这里相遇。乙巳政变后，新政权也曾在此召集群臣，命群臣当着众神的面起誓效忠倭王权。大榉树屡屡被认为是众神凭依的神木（斋槻）。这片区域也是以大榉树为中心的神圣空间。

在维持这片神圣空间的基础上，齐明天皇又新造了须弥山像，并将其装点一新。在倭人当时的思想观念中，须弥山像虽是佛教设施，但佛却是外国的“番神”，倭人把天地诸神与佛教守护神诸天（帝释天和四天王）等都视为了倭王权的守护神。所以，倭人认为须弥山像同“庙塔”（佛塔）一样高耸入云，既是诸天的住地，也是众神凭依的地方。

齐明朝时期，倭王权不仅会在这片开阔的区域举行盂兰盆会等佛教法会，还会在这里接待从睹货逻（指泰国的陀罗钵地王国，公元645年陀罗钵地王国的人漂流到了日本的日向）、虾夷、多祢岛（种子岛）等远方来朝的“化外之民”。由此可知，倭京特殊的礼仪空间是在齐明朝时期快速建成的。

明治三十五年（1902），考古人员从原飞鸟小学以东的水田中挖出了三块石头。据推测，这三块石头正是《日本书纪·齐明纪》中记载的须弥山像。须弥山像原本应该超过四截，其表面雕刻着山脉、波浪等图案，内部挖有圆筒状的槽，在最下面一截的石头上有一个向外挖的孔。圆筒状的槽一旦集满水，水就会从最下面一截石头的小孔处喷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喷水装置。上述三块石头被挖出的地点毗邻飞鸟寺遗址的西北方，其西面是地势较高的甘梼丘，甘梼丘与挖出石头的地点之间流淌着飞鸟川。这与《日本书纪》中提及的，修建须弥山像的场所在“飞鸟寺西”“甘梼丘东之川上”的表述基本吻合。于是，我们将上述石造物称为“须弥山石”。

石神遗迹分布图　（飞鸟资料馆提供）

须弥山石发现后的第二年，即1903年，考古人员又在其近旁出土了一个石人像，这个石人像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上面刻着一位坐着的老翁，其身旁还伴有一位老妪。石人像的底部到中间位置穿有孔洞，孔洞一直通至老翁老妪两人嘴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能从老翁老妪口中喷出水的石制喷水装置。我们可以将其与须弥山石视为一个整体。

自1981年起，考古人员继续在出土须弥山石的水田附近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发现了齐明朝时期至藤原宫时期的多个遗址，我们将这些遗址统称为石神遗迹。经调查发现，在齐明朝时期，该地区突然大规模兴修了倭王权的配套设施。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即在齐明朝该地区焕然一新。齐明朝时间虽短，但在这期间倭王权仍然三四次大规模地平整地基、兴修设施。

石神遗迹完工于齐明朝末期，被南北长度超过八十二米的廊形建筑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其中，东区的南半部分，以水井为中心，有几栋排成一列的建筑物。其南面是铺着石板的广场。而北半部则有四栋又高又大的建筑呈回廊状分布，整体上构成一个狭长的空间。在狭长空间的正中央有相当于正殿与前殿的南北栋与东西栋。这一设计布局非常独特，既不同于宫殿，也不同于官衙。在遗迹的西区，有几栋建筑物围绕着石神遗迹最大的建筑物。石神遗迹东、西区域的建筑物和水井四周都整整齐齐地铺着石头。整个空间以获取干净水的水井为中心，是十分注重清净的神圣空间。

其中，能与《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对应上的是考古人员从东区出土了六十多件陆奥产的土师器。这表明，来自陆奥地区[6]的虾夷人曾在该区域举办宴会。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边长约6米的铺着玉石的方形池子。方形池子虽属罕见，但考古人员也曾在仙台市的郡山遗迹发现过类似的池子。因而，这座方形池的存在或许与虾夷朝贡倭国有所关联。或许它就是在臣服典礼举行之际用来祓禊[7]的池子。

据史料记载，齐明天皇六年（660），中大兄皇子首次制造了用来报时的漏刻（水钟）。1981年，考古人员在石神遗迹以南不远处发现了上述漏刻的遗址，即水落遗迹。考古人员在发掘调查中发现水落遗迹由两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使用精密、坚固的基础建造法修建的楼阁状建筑物，其建造法很少被用于建造一般建筑物，以及一个与建筑物融为一体的漏刻。建筑物有两层楼，高约九米。第二层放有鼓和钟。时刻一到鼓响钟鸣，整个飞鸟都会感受到时间的存在。

建设飞鸟寺西面的广场也是齐明朝大力营建倭京的重要一环。该广场以独一无二的须弥山像为中心，倭王权力图将其打造为举行仪式的神圣空间。随着齐明朝落下帷幕，上述独特的礼仪空间也土崩瓦解。礼仪空间又转移至过去以大榉树为中心的宽阔地带。上述礼仪空间的兴衰过往亦能显示齐明朝与众不同的一面。

“化外之民”与倭王权

前面说过，齐明朝时期倭王权在须弥山像下为款待“化外之民”大摆的筵宴，可不是普通的酒宴，它还是“化外之民”为表示臣服倭王权所举办的仪式里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环节对我们了解该时期倭王权的性质，可谓意义重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分析虾夷的臣属仪式来深入了解一下齐明朝的王权性质。

敏达天皇十年（581），来倭国朝贡的虾夷族长绫糟一行人在王宫译语田幸玉宫（樱井市戒重附近）旁的泊濑川（初濑川）水流中祓禊，他们面朝三轮山的方向，对众守护神、天皇灵（倭国大王的祖灵）起誓效忠倭王权。这一场面只不过是臣属仪式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虾夷族长一行人还要向大王献上虾夷的调（贡品）。作为回礼，大王将大摆筵宴款待虾夷族长。

公元6世纪后半，虾夷的臣属仪式会在王宫旁的河原上举办。之后，从推古朝时期开始，臣属仪式的场地被迁移至王宫的朝庭。齐明天皇元年（655），难波长柄丰埼宫的朝庭投入使用。公元657年，伴随着倭京的大规模建设，飞鸟寺以西的广场被打造成为举行仪式的神圣空间。如此一来，须弥山像下的区域就变成了举行臣属仪式的地方。天武朝、持统朝时期须弥山像被撤除后，虾夷、隼人、南岛人的臣属仪式又被转回至飞鸟寺以西的大榉树下继续举办。但是，到了公元701年《大宝律令》制定之后，“化外之民”的臣属仪式便不再举行了。

公元6世纪至公元7世纪，举行虾夷臣属仪式的场所历经了泊濑川的河原→朝庭→飞鸟寺以西的须弥山像下→飞鸟寺以西的大榉树下的迁移。这些场所的共性是，它们都是神圣的空间，“化外之民”能够在这里起誓臣属于倭王权。泊濑川河原是“化外之民”能够祓禊、仰望圣山三轮山的空间；朝庭是大王主宰天下、连通天上世界神圣且严肃的空间；飞鸟寺以西的宽阔区域是以圣树斋槻或以须弥山像为中心的神圣空间。臣属仪式举办的场所都是都城、王宫中被神圣化的特别空间。

在该时期，举办虾夷臣属仪式的实质是为了让虾夷向天地诸神、天皇灵、佛教诸天等倭王权的守护神起誓效忠倭王权。这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大王所统治的“天下”世界的终极秩序，是由天地诸神、天皇灵、佛教诸天等倭王权的守护神掌控的。换言之，“治天下大王”即便是“天下”世界之“王”，也仍不具备终极权威。所以，等到“天下”世界的终极权威通过“现神（明神）御宇天皇”的概念确立后，再以神为媒介、用祭神活动的形式举办臣属仪式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臣属仪式被废除。《大宝律令》实施以后，群臣会直接在元旦朝贺上宣誓效忠作为神的天皇，元旦朝贺也成为形成、确认一元化君臣关系的场合。此后，倭国朝廷也邀请虾夷、隼人等“化外之民”列席参加朝贺仪式。

倭王权集中全力修建了难波长柄丰埼宫规模空前的朝堂院，到了齐明朝时期，倭王权又耗费了大量收缴而来的民脂民膏，用石头装点了整个都城。目前，虽然我们仍无法确定后飞鸟冈本宫朝堂遗址的位置，但无论如何，因受到地形等因素的制约，后飞鸟冈本宫应该无法建成如难波长柄丰埼宫那样规模宏大的朝堂院。因此，齐明朝时期倭王权新建了以须弥山像为中心的礼仪空间，并将过去在朝庭举办的臣属仪式、佛教活动转移至此处举行。这意味着，王宫以外的礼仪空间分担了部分孝德朝时期原本由朝堂院承担的功能。可以说，倭京的独特之处恰好反映了齐明朝独特的政治理念。

阿倍比罗夫远征北方

当倭王权在飞鸟热火朝天地兴建石之王都时，在日本海沿岸北部，阿倍比罗夫也连年进行着规模空前的北征。

《日本书纪》曾对阿倍比罗夫北征一事有所记载，但其记载由几段迥异的片段构成，年份及记述的内容略显混乱。不过综合来看远征的经过应大体如下：

齐明天皇四年（658）四月，阿倍比罗夫率领一百八十艘军船，在已经臣服于倭国的津轻虾夷的领航下，前往腭田（今秋田）。腭田、渟代（今能代）的虾夷由于畏惧阿倍比罗夫大军的军威而暂时选择投降。最后，阿倍比罗夫将渡岛（位于北海道，现在的渡岛命名于明治初年）的虾夷邀请到有间滨（大概是津轻半岛的港口）大摆筵宴。而后，班师回朝。同年七月，包括前不久刚臣服于倭王权的虾夷在内，有两百余名虾夷前往倭国朝觐，并向大王献调。倭王权在倭京大摆筵席、封赏虾夷，盛况空前。渟代、津轻的虾夷族长均被授予了冠位。

第二年公元659年的3月，阿倍比罗夫率军第二次远征。阿倍比罗夫首先将饱田（秋田）、渟代、津轻的三百五十余名虾夷，以及胆振鉏（大概是北海道南部，现在的胆振于明治初年才被命名）的虾夷二十人集合到一处，盛情款待，授予利禄。这一年的远征最远抵达今天的北海道。

再后一年公元660年的3月，阿倍比罗夫进行了他的第三次远征，这一次远征他们遭遇了肃慎这一陌生的民族。阿倍比罗夫让陆奥地区的虾夷领航，当他们抵达大河（大概是石狩川）河口时，他们发现对岸聚居着渡岛的虾夷千余人。有两个虾夷突然从河对岸大声喊：“肃慎来了很多兵船，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愿往你们的朝廷任职，无论如何请救救我们吧。”于是，阿倍比罗夫尝试派人去与肃慎人交涉，只可惜交涉以失败告终，双方只能对战沙场。阿倍比罗夫阵营中有个叫能登臣马身龙的人，他是能登地区的豪族，但他也战死了。最终，肃慎军战败，他们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儿。同年5月，四十七个肃慎人前往倭国朝觐，在须弥山像前举行了肃慎的臣属仪式。凯旋的阿倍比罗夫，将生擒的两只罴和七十张罴皮献给了大王（《日本书纪》说这件事发生在公元658年，但其记载有误）。

阿倍比罗夫的北方远征

以上便是阿倍比罗夫连续三年北征的大致情况。阿倍比罗夫不仅让秋田、能代等本州岛最北端的虾夷臣服于倭王权，他还深入北海道，收服了渡岛的虾夷及陌生的种族肃慎。带着大量罴皮凯旋的阿倍比罗夫一定令飞鸟人瞠目结舌、赞叹不已吧。近年的调查表明，在古代日本，东北地区北部与北海道之间曾有过密切的交往。但即便如此，阿倍比罗夫的北方远征却是古代中央政府派遣的远征军唯一一次抵达北海道。可以说，齐明朝实行的北方政策非常特别，它与其前后时期实行的政策完全不同。

在此期间的公元659年7月，倭国的遣唐使还带着道奥（陆奥）的虾夷男女二人来到了唐朝，一起谒见了唐高宗。作为遣唐使的随行成员前往唐朝的伊吉连博德在手记中写道，唐高宗对两个虾夷人十分感兴趣，还曾询问：“有多少种虾夷？”一名遣唐使答曰：“由远及近有都加留、粗虾夷、熟虾夷三种。这两位是熟虾夷，他们每年都会向倭国进贡。”唐高宗又问道：“那个国家有五谷吗？”遣唐使成员答曰：“没有，他们吃肉生活。”亲眼见到虾夷男女的唐高宗说：“朕觉得虾夷人的身体、面庞奇特，令人甚为着迷。”该时期的《新唐书》《通典》等中国方面的史料也有提及入唐的虾夷人，特别记述他们胡须很长，善使弓箭。

倭国的使节向唐朝汇报说在倭国的东北方有一个“虾夷之国”，并炫耀称：“虾夷之国”每年会定期向倭国朝贡。这样的做法，不过是倭国方面的一场政治作秀。虾夷社会有多个部族，他们是孤立、分散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并未得到统一。总而言之，遣唐使此时特意带着两个虾夷男女同行，旨在向唐朝宣示倭国也是一个有朝贡国的小帝国。倭王权为了对外表现“治天下大王”一直拥有其朝贡国任那，发明了任那之调，然而任那之调在大化元年（645）遭到废除。所以，能取代任那的虾夷之国，于倭国的“天下”世界观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倭王权不顾沧溟万里，携虾夷人前往唐朝，就是为了证明倭国同样拥有朝贡国。因此，虾夷、肃慎等向倭国朝贡，以及倭国在须弥山像前举办臣属仪式，对倭王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典礼。从“天下”世界的边远地区前来的异形异相的“化外之民”如果能在都城特意营造的神圣空间内宣誓效忠倭王权，倭国朝野上下定会认为，连外民族都甘愿臣服的大王，一定拥有很高的权威，大王统治下的“天下”世界必定恢宏宽广。

仪式核心的须弥山石（复制品）　（飞鸟资料馆提供图片）

综上所述，重祚的齐明天皇所做的两件大事，分别是兴建“石之王都”倭京和北方远征。而以须弥山像为核心的飞鸟寺以西的仪式空间成为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媒介。“石之王都”的修建使得倭王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创造了“天下”世界的中心，而北方远征则可以说是倭王权扩大“天下”世界领土的政策。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新臣服于倭国的虾夷、肃慎都来到倭国的都城朝贡，他们在象征“天下”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像下参加臣属仪式。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齐明天皇所做的两件大事，理解为巩固和神化王权的政策。

百济的灭亡

齐明朝的特殊之处也体现在其对外关系上，尤其体现在其不惜与唐朝为敌，也要复兴百济的政策上。

乙巳政变前一年，唐朝征讨高句丽的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唐太宗并不气馁，唐朝仍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征讨行动。这一时期，在百济的攻势下苦不堪言的新罗愈发加强了与唐朝的合作。与此同时，新罗仍想同倭国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于是，大化三年（647）新罗派遣王族金春秋出使倭国。后来，新罗越来越向唐朝靠拢，例如：他们会穿着唐朝的朝服出席正式场合，并使用唐朝的年号。

白雉二年（651），新罗使节身着唐装，乘船来到筑紫。倭国谴责新罗使节随意改变服制，将其赶回新罗。此时，倭国朝廷出现了主张讨伐新罗的强硬派观点。如此一来，倭国与新罗再生嫌隙。

公元654年，新罗王族金春秋即位，这就是武烈王。趁此机会，高句丽和百济相继攻打新罗。陷入绝境的新罗再次向唐朝求援。在这种情况下，公元655年，唐高宗开始征讨高句丽，虽连年交战，但战果不佳。于是，唐朝改变了作战策略，他们先将强敌高句丽置于一旁，然后开始攻打高句丽的同盟国百济。

公元660年，唐朝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统率水陆十万精兵进攻百济。新罗也出兵助战，唐朝与新罗的联合军队进攻了百济的都城泗沘城（扶余城）。百济的义慈王先是逃至熊津城坚守不出，之后还是于公元660年7月18日向唐军投降。这样一来，百济灭亡。义慈王作为战俘被押送至洛阳，不久后病死。

唐朝在原百济的领土上设立了五个都督府，实行州县制，由熊津都督统一管辖。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州县的官吏均由百济人担当，这也就是所谓的羁縻政策（允许外民族自治的统治方式）。然而百济灭亡后不久，以百济遗臣为中心，各地均掀起了复兴百济的运动。其中，王族鬼室福信、僧人道琛在任存城（忠清南道礼山）举兵，任存城成为百济复兴运动的中心。鬼室福信自称“霜岑将军”，召集百济遗民，一度势力大增，大有击溃唐朝、新罗联军之势。

齐明天皇西征

百济灭亡后不久的公元660年9月，自百济而来的使者告诉倭国朝廷，新罗与唐朝的联军灭了百济，百济君臣虽多被俘虏，但鬼室福信、余自进等遗臣仍在举兵反抗。第二年公元661年的10月，鬼室福信遣使前往倭国，向倭国说明百济被唐军灭亡的情况，并请求倭国派遣援军，同时送还滞留倭国的百济王子余丰璋，因为鬼室福信计划推举余丰璋继承王位，复兴百济。

据《日本书纪》记载，余丰璋于舒明天皇三年（631）作为百济的人质来到倭国。但实际上，《日本书纪》弄错了具体的时间，余丰璋应该同公元642年或公元643年前来倭国当人质的百济王子翘岐是同一人。自那时起，他便一直滞留倭国，在倭国做了近二十年的人质。

倭国很快就向鬼室福信的使者承诺，倭国定会派出援军。但不得不说，倭国这样的允诺未免有些草率。毕竟帮助百济复兴就意味着倭国不仅要与新罗为敌，还会与唐为敌。关于这一点，倭国自然心中有数，因为向倭国求援的百济使节也曾详细地介绍过战况，况且鬼室福信还献上了百人左右的唐人俘虏。此时，齐明天皇六十岁（也有说法称齐明天皇是六十七岁）。不可否认的是，倭国对这场战事的分析过于乐观，但齐明天皇豁出一把老骨头也要参与这场有欠考虑的战争一定另有原因。

公元660年12月，齐明天皇决定将大本营设于筑紫，她还亲自前往难波筹措武器。第二年公元661年的1月，齐明天皇率领太子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之弟大海人皇子，大海人皇子之妃大田皇女、鸬野皇女姐妹等从难波乘船出发，在濑户内海上一路向西航行，途中抵达大伯海（冈山县东部海域）时，大田皇女生下了一名女婴，女婴因此得名大伯皇女。在那时，带着妻儿从军似乎并不是件稀罕事。除《日本书纪》外，别的史料也有记载。

之后，一行人在伊豫国的熟田津（爱媛县松山市）靠岸，并把石汤（道后温泉）设为行宫，以便短暂停留。额田王所作的那首有名的短歌（也有说法称是齐明天皇所作）吟咏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夜发熟田津，乘船待月明，潮来月忽出，趁早划船行（《万叶集》第一卷第8首）。”

其后，一行人于3月25日抵达筑紫的娜大津（博多），并在磐濑（大约在福冈市南区三宅）修建行宫，命名为长津宫，并设为大本营。到了5月，在偏僻的朝仓（福冈县朝仓町，今朝仓市）修建的朝仓橘广庭宫完工。于是，众人迁居于此。然而，搬进朝仓橘广庭宫后不久，宫殿倒塌，宫中出现鬼火，大舍人、近侍等人患病而亡……不吉利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人们纷纷谣传这是因为修建宫殿时，工匠砍倒了神社的树，触怒了神灵，故有此难。紧接着进入7月，齐明天皇本人也驾崩在朝仓橘广庭宫中。

齐明天皇不惜与唐朝为敌，承诺救援百济，甚至还亲率远征军抵达筑紫。这简直就跟传说中御驾亲征新罗的神功皇后有得一拼。而在实际存在的大王中除齐明大王之外，再无人能有此等作为。齐明天皇之所以会带着中大兄皇子等人御驾西征，正是为了向世人宣示其决心。而且，这一行为也确实令沿线各地的征兵工作颇有成效，并大大提振了远征军的士气。我们能在《备中国风土记》的逸文中看到中大兄皇子曾在下道评（冈山县真备町，今仓敷市）征兵的故事。而齐明天皇一行人之所以会在熟田津逗留近两个月，也是征兵使然。

上述的一系列举措都表明，齐明天皇下定决心要复兴百济。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齐明天皇这样做呢？笔者认为，在好大喜功的齐明天皇看来，救援百济是兴建“石之王都”倭京和北征虾夷的延续性举措。兴建倭京和北征虾夷是关乎“天下”世界中心及周边的举措，而复兴百济则是一种“天下”世界对外扩张的战略。如果倭王权拥立长年滞留倭国的余丰璋做百济王，并派遣援军帮助百济成功复国，那么百济就变成了倭国的附庸国。待到那时，倭国大王便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治天下大王”，君临包括百济在内的“天下”世界。如此一来，倭国大王的权威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这才是齐明天皇心中盘算之事。所以说，对齐明天皇而言，复兴百济才是其最后，同样也是最大的战略性举措。只可惜这一举措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严重轻视了倭国与唐朝为敌的后果。不久之后，倭王权的处境将急转直下，变得异常凶险。

齐明天皇远征百济　（飞鸟资料馆原图）

白村江战败—百济复兴政策的失败

齐明天皇死后，中大兄皇子开始披麻戴孝代理朝政。中大兄皇子一代理朝政，就代理了七年，这在此前并无先例。

齐明天皇死后，中大兄皇子立刻从朝仓橘广庭宫迁居沿岸的长津宫，继承已故齐明天皇的遗志，实施“水表（海外）之军政”。

《日本书纪》关于援助百济的记述，多有重复且年代混乱。因此，要通过《日本书纪》认清事实绝非易事。例如《日本书纪》记载鬼室福信要求倭国送还百济人质余丰璋的时间，就有公元660年10月与公元661年4月两种说法。此外，鬼室福信的使者献上“唐俘（唐人俘虏）”的时间也有公元660年10月和公元661年11月两种说法。不仅如此，倭国护送余丰璋返回百济的时间也有两种，分别是公元661年9月和公元662年5月。

笔者认为，鬼室福信要求倭国归还余丰璋的请求和要求倭国发兵援助百济的请求是同一回事。正是因为鬼室福信在要求倭国发兵救援百济的同时，提出了要拥立滞留倭国的人质余丰璋为百济国主的想法，齐明天皇才会答应其请求，御驾西征。此外，通常提出这类事关重大的请求之时，是需要许诺报偿以示诚意的，所以鬼室福信才会向倭王权献上唐人俘虏。这样一来，我们也就能够利用《日本书纪》公元660年10月所记述的内容，来推断倭国救援百济的如下经过了。

公元660年10月，鬼室福信遣使向倭国献上唐人俘虏百余人，请求倭国派兵支援百济复国，并提出想要拥立余丰璋为百济国主的想法。此后，齐明天皇立刻筹措军需物资，出发西征。抵达筑紫后，齐明天皇在阵前指挥作战。然而天公不作美，公元661年7月齐明天皇在朝仓橘广庭宫驾崩。中大兄皇子继承齐明天皇的遗志，在长津宫处理“水表之军政”。翌年8月，中大兄皇子任命阿昙比逻夫连、阿倍引田比逻夫臣等五人为前、后将军，先期派出第一批援军。9月，中大兄皇子又授予余丰璋织冠（大化五年十九阶冠位的最高级），并让多臣蒋敷的妹妹嫁与他为妻，然后再派遣狭井连槟榔等人率五千精兵护送余丰璋归百济。在百济，鬼室福信等人前去迎接，向余丰璋行稽首大礼，并将国政全权交予余丰璋处理。

余丰璋去往倭国做人质时已经娶妻生子。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倭国还要授予其冠位，并命其娶倭国女子为妻。倭国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让余丰璋成为大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倭国再拥立余丰璋成为百济王，那百济复国之后，自然便成为倭国的附庸国。

此前一年，在长津宫，中大兄皇子优先督办了鬼室福信求助倭国的两件事。10月，为了将齐明天皇的遗体运回大和，中大兄皇子等人离开了筑紫。同年11月，齐明天皇的遗体被运回大和，出殡仪式在飞鸟的河原上举行。目前还没有史料记载在那之后，中大兄皇子回到过筑紫。笔者认为，中大兄皇子此后并未再返筑紫。这表明待在筑紫临阵指挥只不过是齐明天皇自己的想法。

来年的天智天皇元年（662）正月，中大兄皇子向鬼室福信提供了大量的箭、丝、布、皮革等军需物资及稻米，用以支援百济复国军。第二年公元663年的3月，中大兄皇子又新任命前、中、后将军，率领两万七千人的增援部队讨伐新罗。

白村江战役相关地区

此时的百济复国军，由倭国的救援部队和以余丰璋、鬼室福信为中心的百济军队组成，他们将周留（州柔）城（大概位于忠清南道舒川郡汉山）作为其据点。但是，到了公元662年的年末，余丰璋、鬼室福信同倭国将领围绕是否把据点迁至他处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到了公元663年，余丰璋和鬼室福信的矛盾又浮出水面。同年6月，鬼室福信为余丰璋所杀。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和新罗打算趁机一口气歼灭百济复国军，便派遣大军从水陆两方逼近周留城。8月27日，由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军在白江（锦江）的河口（白村江）列阵，遭遇了由庐原君（以骏河国庐原郡［今静冈市清水区］为根据地的国造级豪族，其名不详）率领的倭国水军。庐原君的部队大概是同年3月被派遣至新罗的援军中的一支，由于周留城被围，于是急忙赶去支援。

这一日，倭国水军率先向唐朝兵船发起挑战，怎奈出师不利，只得败退。第二日，两军再次交战。倭国水军受到唐朝兵船的夹击，指挥失灵，全军一片大乱，倭军惨败。很多倭国水军跳入白村江，溺水而死。对此，《旧唐书》描写道：“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唐军向倭军射火箭，倭军全线溃退，败局已定。至此，胜负已分。公元663年9月，周留城的百济复国军向唐军投降。百济民众见此情形，纷纷说道：“周留城已被攻陷，看来再无回天之力了。从今天起，百济的国名将不复存在。”余丰璋也逃往高句丽。从周留城逃出来的倭国兵船集结在弖礼城（大致位于庆尚南道南海岛），待载上逃难的百济将军与民众后，返回倭国。

之后，唐朝和新罗联军将矛头指向高句丽，高句丽竟也不敌联军。公元668年，高句丽都城平壤陷落，高句丽灭亡。

在外征战的士兵们

倭军为什么在唐军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唐朝水军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而且，开战当日唐军先行抵达白村江，摆开阵势，以待倭军到来。另一方面，经验不足的倭军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更没有统一的指挥。就此战役，《日本书纪》的记录更为详细：“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

此外，倭军还有一个最为致命的问题。正如鬼头清明指出的，倭军是由豪族武装凑合起来的部队，他们没有自上而下统一的指挥体系。虽然公元661年8月派遣至朝鲜半岛的先头部队由前后两军组成，公元663年3月派遣的增援部队由前、中、后三军组成，但是他们都没有负责统辖全军的指挥官。必须得说，在军事组织上，倭军的表现并不成熟。倭军是必败无疑的。

倭军士兵主要来自西日本地区，除此之外，也有士兵来自东日本地区及更加偏远的陆奥地区。虽然有很多士兵战死沙场，但被唐朝抓去做了俘虏的士兵也不在少数。持统天皇四年（690），有一名前倭国士兵时隔三十年后从唐朝回到了倭国。他就是筑后国上阳咩评的大伴部博麻。大伴部博麻因公元661年救援百济的战役入伍，后成为唐军的俘虏。天智天皇九年（670），同大伴部博麻一块儿被俘的土师连富杼等人因获悉唐军的情报，想通报倭国，但是由于没有盘缠而无法回国。于是，大伴部博麻卖掉自己，为土师连富杼等人凑足盘缠，令其回国。此后，大伴部博麻又作为奴隶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年，最终得以同倭国遣唐的留学生一道归国。

还有花费更长时间才回到倭国的俘虏。赞岐国的锦部刀良、陆奥国的生王五百足、筑后国的许势部形见三人，同样因参加百济救援军为唐军所获，后成为唐朝的官户（政府所属的贱民）。他们在唐朝生活了四十年才获赦免。庆云四年（707），他们遇到遣唐使粟田真人，于是便跟随遣唐使一行人回到倭国。可以说，对外征战使民众蒙受了巨大的苦难。

第四节　戒严体制下的国政改革—天智朝

拼死保卫国土

随着齐明天皇的亡故、白村江一战的惨败，以王都的庄严与“天下”世界的扩大为基调的齐明朝颇具特色的政策路线早已成为昨日烟云。惨败于唐军的倭国转而将精力投入到强化国土防卫的工作中。白村江战败后的第二年，即天智天皇三年（664），倭国在对马、壹岐、筑紫派驻防人，设立烽火台。此外，倭国还在筑紫修建了水城。防人意为边境守卫，即国境警卫队。烽火台则是点燃烽火报知危急情况的设施。两者在功能上是一个整体。

据《日本书纪》记载，倭国“筑大堤贮水，名曰水城”。简而言之，水城就是用于蓄水的防御性设施，其遗址位于福冈县太宰府、大野城两市交界处附近。在博多湾到南面的筑紫平原一带最狭窄的平地上，水城遗址由全长约1.2公里、高约13米、底部宽约80米的大规模土垒封堵而成。有学者依据《日本书纪》的记载，认为水城就是一个像大坝一样用于蓄水的设施。但是，经过发掘调查，考古人员在其外侧（博多湾一侧）发现了一个宽约60米、深约40米的巨大壕沟遗址。这一设施通过内侧取水口连通土垒下特制的木头管道来蓄水。它的设计非常独特，是一个通过土垒以及外侧壕沟来防守内侧的防御设施。

据推测，过去曾位于那津（博多）的筑紫大宰（大宰府的前身），正是在这一时期搬迁到了水城内侧如今的大宰府遗址所在地。这一迁移行动，显然也是倭国为了防御外敌而专门采取的举措。天智天皇四年（665），倭王权命令逃亡至倭国的百济贵族在大宰府的南北两面，分别修建大野和椽（基肄）两城，又在长门修建一城，这也就是所谓的朝鲜式山城。到了危急关头，大宰府的人就可以逃入大野、椽两城避难。

到了公元667年，倭国开始在其防御最前线的对马修筑金田城。紧接着，倭国又在赞岐修建了屋岛城，在大和修建了高安城。可以说，从对马到大和各地，到处都是防御设施。由此可见，倭国甚至已经联想到敌军可能会进攻大和的情形。

公元667年，倭王权将都城迁至近江的大津，恐怕也是出于国防角度的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修复与唐朝、新罗的外交关系

唐朝在镇压百济复国运动后，任命原百济义慈王的太子、被俘虏至唐朝的扶余隆做熊津都督，并将其派往百济。唐朝之所以会起用旧百济王族做都督，是因为这样既可以利用旧百济王族的权威抚慰百济遗民的抵抗情绪，又可以借此同新罗王室和睦相处，还可以让百济永远成为唐朝的殖民地，接受唐朝的统治。公元664年，唐朝将新罗文武王之弟唤至熊津，让其同扶余隆在百济镇将（百济占领军将领）刘仁愿的监督下，歃血为盟，起誓和平友好地相处。就这样进行了中国传统的会盟。

唐朝的主要目的在于攻克高句丽。唐朝将原百济的领土置于熊津都督府的统治下，然后让新罗承认熊津都督府的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唐朝也没有忘记对倭国采取措施。熊津会盟后不久，刘仁愿派遣郭务悰等人出使倭国，要求修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倭国在筑紫盛情款待了郭务悰等人，但仍对唐朝存有戒心。倭国方面以郭务悰等人是百济镇将刘仁愿的私使而非“天子使人”为由，拒不接受文书，也不准许一行人等前往倭京。

天智天皇四年（665），唐朝邀请新罗王参与会盟，并让其在熊津再次同百济宣示和睦友好。与此同时，唐朝再次派遣使节前往倭国。唐朝这一次派遣的使节团非常正规，唐朝的官吏刘德高任大使，郭务悰也在使节团内。这一次，倭国方面同意使节团进入倭京，也受理了他们递交的外交文书。这样一来，倭国与唐朝虽看似言归于好，但实际上畏惧唐军的倭国根本没有消除戒心，他们仍然在继续加强国防体系的建设。

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任命唐朝将领做都护，这其实也是在实施羁縻统治。如此一来，百济、高句丽两国灭亡后，在唐朝的主导下，朝鲜半岛有条不紊地构建起了新的统治体制。但是，在唐朝的庇护下，百济原王族的势力仍然存续，这令新罗难以忍受。而且，高句丽被置于唐朝的殖民统治之下，这对新罗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公元670年，新罗终于下定决心，开始采取行动。新罗向原百济领土公然发起进攻，夺下八十二座城。第二年公元671年，新罗又占领了泗沘城，并在那里设立了所夫里郡。没过多久，原百济领土的大半已全部置于新罗统治之下。公元674年，唐朝剥夺了新罗王的官爵。新罗一面向唐朝派出使节前去谢罪，一面又继续同唐军交战。唐朝在新罗软硬兼施的巧妙战略下，只得放弃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公元676年，唐朝将熊津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撤回唐朝本土。如此一来，新罗得以将原百济领土和原高句丽领土收入囊中，最终统一朝鲜半岛。

在此期间，新罗于天智天皇七年（668）高句丽灭亡前后向倭国派出了使节。此后，倭国也派出使节前往新罗，两国很快拉近了关系。此后的天武朝、持统朝时期（672—697），新罗连年派遣使节前往倭国，倭国也频繁派出使节去往新罗。特别是在倭国与唐朝断绝了外交往来的天武朝、持统朝时期，新罗同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关系对倭国而言十分重要。

甲子之宣—紧急状态下的氏族改革

战败后的倭国不单害怕唐朝军队入侵，这一时期的倭王权还将紧张的国际形势化为了一种动力，在国内推行了多项改革。

首先，在白村江战役后的次年，即天智天皇三年（664）二月，大海人皇子宣布了三项改革措施：①将大化五年（649）制定的冠位十九阶制改为冠位二十六阶制；②确立大氏、小氏、伴造等的氏上；③确立诸氏族的民部、家部。这一改革法令取颁布当年的干支，被命名为“甲子之宣”。

上述改革措施基本上继承和发扬了大化改新时期的政治改革举措，并进一步推进了此前暂且搁置的中央政治机构与氏族的重组计划。改革措施①进一步完善了冠位制度。改革措施②③则将大化改新时期还停留在意识改革层面的氏族政策付诸实践，这一点极为重要。

在改革措施②中，国造并未被列为改革对象。但是，如果从改革措施②是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制定的八色姓制度的前提这一观点看，改革措施②的对象肯定是中央伴造级别以上的氏族。倭王权将这些中央氏族分为“大氏、小氏、伴造等”三个级别，并在每个氏族确定一位氏上作为官方代表，然后分别授予其象征身份的大刀（大氏）、小刀（小氏）、盾牌和弓箭（伴造等）等武器。“氏上”一词也从这一时期起开始被使用。虽然过去原本就存在率领氏族的族长式人物，但这还是倭王权首次认定了此类人物的官方地位。从天武天皇十一年（682）十二月倭国朝廷下诏称“诸氏人等，各定可氏上者而申送”可以看出，氏上是由各氏族选定候选人，上报朝廷后，才会得到正式任命的。而且，只有氏族的正式成员（氏人）才有资格参加氏上的选举。因此，改革措施②的要点在于，根据实力将各氏族分为三个级别，通过选定氏族的官方代表氏上，倭王权能够对各氏族成员的情况有所把握。通过这样的措施，倭王权既可以确定各氏族的级别，又可以通过氏上来掌控各氏族的成员。倭王权在授予改革措施①中的冠位，以及支给改革措施③的民部、家部时，各氏族的级别即为重要的参照基准。倭王权的氏族政策终于进入了重组和等级化的阶段。

对于改革措施③而言，如何阐释“民部、家部”的含义是个关键问题。天武天皇四年（675），倭王权颁布诏书称：“甲子年（公元664年）诸氏被给部曲者，自今以后，皆除之。”由此可知，上述诏书中提到的“部曲”是倭王权通过“甲子之宣”支给各氏族的。由于“部曲（カキベ）”和“民部（カキベ）”在日语中读法相同，所以我们可以将两者认作同一个意思。前文已经介绍过，“部曲”是指经倭王权认可的属于各氏族的“部”。在大化改新时，这些“部曲”被作为“所封民”重组。但在大化改新后，各氏族的“部曲”实质上仍然存续。而要说到这些“部曲”被改革的点，那就是倭王权限定了“部民”的数量，并在概念上明确了其“由倭王权统治”的性质。而“甲子之宣”又按照重新制定的“大氏、小氏、伴造等”等级再次分配了这些“部曲”。于是，他们又成为倭王权根据诸氏族实际的政治地位给出的相应的经济特权。到了公元675年，这一制度遭到废除，“部民”正式由私有民转变为公民。此外，各氏族的宅还拥有代代隶属于该氏族的奴（家子）。而所谓的“家部”则使倭王权在该时期第一次掌握了奴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证了各氏族的奴。“家部”一直延续到了公元675年以后。后来，在《大宝律令》制度下，“家部”演变成为“氏贱[8]”。

总而言之，“甲子之宣”中的改革措施②③划分了氏族的等级并重组了氏族。在其成功实施的基础上，倭王权重新分配了氏族传统的经济基础—部曲和奴。那么倭王权为什么要在白村江一战战败后，率先施行上述氏族政策呢？

前面我们说过，大化改新时期的倭王权最先废除了地方上的“国”，设置了“评”。而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团结，那时的倭王权并未彻底改革中央层面的氏族制度。对倭王权来说，氏族的经济基础是块不能触碰的“圣域”。若要拿此“圣域”开刀，改革无疑将变得困难重重。正因如此，改革氏族制度的大半措施就这样被搁置下来。改革氏族制度对于重回王权中枢的中大兄皇子来说，简直就是前朝留下的最大悬案。

白村江战败后，倭国就暴露在了唐军来袭的危险之中。朝野内外也出现了要求追究战败责任的声音。倭国战败的现状和紧张的国际局势，正好成为中大兄皇子着手改革氏族制度的借口。换言之，战败反而成为改革氏族制度的契机。

但是，就改革氏族制度而言，“甲子之宣”只是开了个好头罢了。因为仍有很多课题亟待解决。中大兄皇子的这次改革只将氏族分为了三个等级，这仍然太过粗略，其措施在天武朝时期制定的八色姓制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八色姓制度更细致地划分了氏族，与此同时“姓”也更明确地标示了氏族的等级。此外，“民部”和“家部”也使得氏族获得了与其实际地位相应的经济特权。同时，“民部”和“家部”经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形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但是，从所有“民部”和“家部”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氏族这一点看，中大兄皇子的改革还称不上是根本性的改革，毕竟它不符合公民制的原则。

天武天皇四年（675），倭王权废除了部曲（=民部），转而建立起食封（封户）制度。直到那时，倭王权才真算是对氏族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食封制度实施之后，所有主体从氏族变为个人，所有对象从部曲（人员）变为封户缴纳的贡赋（物资）。如此一来，原先诸氏族的部曲就转化成了与官僚制度相适应的俸禄。到了专制统治的天武朝时期，倭王权才在真正意义上改革了氏族制度，建立起公民制度。

迁都近江和天智天皇即位

天智天皇六年（667），中大兄皇子将都城迁至近江大津宫。近江相当于畿内地区以外的地方。除了神话传说的时期之外，这还是倭王权首次将都城迁至畿内地区以外的地方。大和地区的人们对此颇有抵触情绪。据《日本书纪》记载，迁都之时：“是时天下百姓不愿迁都，讽谏者多，童谣亦众，日日夜夜失火处多。”这样的记述表明，那时人们的反对声之强烈，社会局势之不稳。

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大津市锦织地区有大型掘立柱建筑的遗址，考古人员几乎可以确定该遗址就是近江大津宫的遗址。因为修建近江大津宫的区域只有可能位于比叡山山麓倾斜地带至琵琶湖之间狭窄的平地上。正因如此，人们也很难在该区域内修建拥有巨大朝堂院的难波长柄丰埼宫那样的王宫。

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上，唐朝正征讨高句丽，还命新罗出兵助战。与此同时在倭国国内，倭王权在大和地区修筑了高安城等，只为拼命加强防御建设。东亚地区的形势依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大兄皇子不顾人们的反对，迁都至比大和更为内陆的近江，多半还是为了加强防御体制。

迁都近江后的第二年，公元668年1月，中大兄皇子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代理朝政的日子，登坛即位。中大兄皇子就是天智天皇。此时距离中大兄皇子在公元645年乙巳政变后当上太子，已经二十三年了。

公元661年，齐明天皇在西征途中死于筑紫。从这时起，中大兄皇子终于从齐明天皇政治路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依据自己的政治理念来执政了。但那时，恰逢唐朝与新罗随时有可能进犯倭国。而且，之所以会招致这种状况，已故的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本人应该负大半责任。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大兄皇子只得选择代理朝政。

大津宫的推定位置　（出自林博通等人所著的《近江的古代寺院》，真阳社）

笔者认为，中大兄皇子之所以会代理朝政长达七年之久，是因为这恐怕是其本人的一种政治战略。如果说白村江一战继承了齐明天皇的遗志，那么战败的现实则是中大兄皇子政治失策带来的巨大污点。朝野内外一定会出现向中大兄皇子问责的声音。中大兄皇子通过暂缓即位，不仅能够躲避责难，还可以借助“非常事态”的名义，在西日本各地建设防御设施，构筑军国体制。与此同时，他还能着手改革过去一直悬而未决的氏族政策，重组氏族，加强集权。因此，中大兄皇子在公元668年即位，正意味着白村江之战战败后，倭国马不停蹄实施的内政改革、防御建设等均告一段落。非常时期暂且画上了终止符。

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

天智天皇即位两年后的天智天皇九年（670），户籍制作工作在倭国全境展开。由于这一年是庚午年，人们便称之为“庚午年籍”。这是日本最古老的户籍。在律令制度下，户籍每六年制作一次，过去的户籍只保存三十年，然后顺次废弃。不过，只有庚午年籍例外，它是被永久保存的。

现在，正仓院零星地保存着一些奈良时代的户籍，但由于庚午年籍已经完全遗失，我们已无法目睹原物的风采了。据井上光贞的调查，通过后世的史料，我们可以确定，西海道（九州）到东国（关东）各“国”都曾制作过户籍。所以，当时倭国全国范围内应该都编有户籍。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到平安时代初期为止，各“国”都按照律令规定妥善保管庚午年籍。

如果我们用奈良时代的户籍推断庚午年籍，那么庚午年籍的大致情况应该如下：首先每户上应该写有户主的名字，紧接着会罗列出每位家庭成员的名字，以及他们与户主的关系、年龄等等。此外，如果是“甲子之宣”中规定的民部、家部之人，或是其他的贱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还会写有注记。

这样的户籍编制工作还是首次在倭国全国范围内开展，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日本列岛的一般民众原本是没有姓的。但在奈良时代，除了天皇与奴婢，所有的人都拥有了姓。通常来说，普通公民都被冠以“某某部”的部姓。之所以连公民阶层都能拥有姓，是因为倭王权在编制庚午年籍时，官方规定了所有民众的姓，我们将其称为“定姓”。于是，按照原先部民制的所属关系，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被授予了部姓。各“国”动员了庞大的人力开展“定姓”工作。在此基础上，每位民众的亲属关系、名字、年龄等信息都会被记录在案。庚午年籍之所以能够永久保存，并不是因为它是最早的户籍，而是因为律令制度下有关姓氏的诉讼中，庚午年籍的相关记录会被视为重要的证据。换言之，因为庚午年籍是姓氏的“根本底册”，所以它才能够被永久保存下来。

庚午年籍的编制也有其历史意义。在孝德朝时期，通过全国范围的废“国”设“评”，中央集权式的地方统治体制得以确立，这为庚午年籍的编制提供了前提条件。最晚到齐明朝时期，国评制度形成，作为地方官的国宰（后世称国司）会常驻统辖多个“评”的“国”。从传承板盖宫出土的写有“白发部五十户”“大花下”（公元649年至公元664年实施的冠位十九阶制度的冠位名）的木简，以及从法隆寺流传下来的幡上的“癸亥年（663）山部五十户”的墨书可知，到了天智朝初年，在律令制度的郡下设“里”的前身—“五十户”制度已然形成。在律令制度下，一里由五十户构成。像这样，我们将编制构成“里”的户，称为“编户”。到了天智朝初年，编户工作一直在以某种形式进行着。待到那时，“评”之下已设有由五十户构成的“里”。

综上所述，截至天智朝初年，倭国全国范围内已形成“国-评-五十户”的地方统治体制。庚午年籍在此基础上编制而成。从这层意义上看，庚午年籍的编制标志着大化改新以来的地方统治得以重组，公民制得以形成。天智天皇的基本政治理念是一种对大化改新政治改革的继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公民制的角度看，上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户籍编制工作，距离真正的公民制形成还有一步之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甲子之宣”中规定的民部、家部在该时期仍然存在。要等到进入天武朝时期，倭王权才能完全废除民部（=部曲），并将他们编为公民。而重组家部，并通过律令制定良贱制，则要等到持统天皇四年（690）制定的庚寅年籍才能实现。另外，从“白发部五十户”“山部五十户”等名称上看，五十户制很可能是基于过去的部民制关系编成的。而这一制度要转换为以地域为基准的律令制编户，则要等到天武天皇十年（681）后，里制实施之时。经过这样的过程，天武朝、持统朝时期律令制度下的公民制终于形成了。

天智天皇十年的官制—《近江令》是否存在？

在天智朝时期，官制亦有所发展。具体来说，天智朝末年的天智天皇十年（671）正月，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被任命为太政大臣，苏我赤兄被任命为左大臣，中臣金连被任命为右大臣。正如后文将会提到的，大友皇子被任命为太政大臣一事，虽与王位继承问题有关，但由于这是首次设立太政大臣，所以备受学界关注。井上光贞着眼于太政大臣及与其同年设置的“法官”（式部省[9]的前身）指出，在这一时期，以太政官-六官（法官、理官、大藏、兵政官、刑官、民官）为构架的太政官制已初步形成，这一官制正是以太政官-八省官制为构架的律令太政官制的雏形。井上光贞表示，大友皇子被任命为太政大臣，实际上正是倭王权在践行于天智天皇七年（668）完成的《近江令》中制定的官制。

长期以来，学界就所谓的《近江令》做了大量的研究。青木和夫提出的《近江令》否定说认为，虽然倭王权在天智朝的确编纂过某种形式的法令，并且这些法令已经有一部分得到了实施，但编纂完成的《近江令》仍然缺乏系统性，它也从来没有被完整地执行过。笔者赞成青木和夫的上述观点。对《近江令》存在论者而言，其观点最大的短板在于，《日本书纪》对此没有任何明确的记载。由国家编纂的史书《日本书纪》，对由国家编纂的根本性法典，不做明确记载，这种事情似乎不太可能。况且，《近江令》还是日本的第一部法令，应该极具纪念意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日本的第一部法令应是从天武天皇十年（681）开始编纂并于持统天皇三年（689）正式施行的《飞鸟净御原令》。

此外，就太政官制而言，虽然在天智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太政大臣和法官，但这并不意味着太政官制在同一时期已经形成。太政官和六官应该形成于壬申之乱之后的天武朝初年。笔者认为，早川庄八的上述观点比较妥当。

总而言之，就官制而言，天智朝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太政大臣、法官等部分八省前身的官职，但是系统性的太政官制在该时期仍未形成。再者，就法制而言，即便倭王权尝试过编纂法典，但是从其结果来看，倭王权此时并未完整编纂出一部律令法典，自然也就不提实施之事了。

对律令制国家的统治机构而言，官僚制和公民制就好比是一驾马车的两个轮子。大化改新以后，倭王权废除“国”与部民制，改革官制，设立“评”，都是为了建立官僚制和公民制。但是，正如分析该过程可以知晓的，官僚制和公民制并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总的来说，公民制的形成要早于官僚制的形成。从编制庚午年籍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距离律令公民制的形成仍有一步之遥。

不过，官僚制的形成又如何呢？倭王权虽说在孝德朝时期宣布要废除品部，但那也不过是在观念上废除了“部”。实际上，氏族大部分的既得权益仍被留存下来。虽然天智朝初年发布的“甲子之宣”正式改革了长期搁置的氏族问题，但仍旧留下了诸多问题有待日后解决。而真正意义上的律令官僚制要等到《飞鸟净御原令》实施之时才会形成。总而言之，到天智朝为止的时期内，公民制的发展虽卓有成效，但官僚制的形成及以其为前提的氏族改革的大幅滞后，都要等到天武朝时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第五节　升格为神之战—壬申之乱

围着额田王转的两兄弟

天智天皇三年（664），大海人皇子站在群臣面前宣读了“甲子之宣”。由此可知，天智天皇当初是将同母弟大海人皇子视为左膀右臂的，甚至考虑过让大海人皇子成为自己的继任者。但是，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心生嫌隙，而这一嫌隙也直接影响到了天智天皇挑选继承人的问题。

在天智天皇即位的天智天皇七年（668）五月五日，天智天皇带着大海人皇子、中臣镰足及群臣，到琵琶湖南面的蒲生野（滋贺县八日市市，今东近江市附近）药猎。药猎是一种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活动，在每年的五月五日这天，人们会踏入山野，男人猎取鹿茸（有药效），女人采摘草药。天智天皇七年（668）五月五日这天，极负盛名的万叶歌人额田王也参与了此次药猎，其间她有感而发：“君行紫野去，标野君又行，不见野间吏，笑君衣袖轻。”（《万叶集》第一卷第20首）。大海人皇子听罢，作和歌答曰：“妹如紫草鲜，安得不艳羡，知是他人妻，犹能如此恋。”（《万叶集》第一卷第21首）。

额田王起初嫁给了大海人皇子，二人之间还诞下了十市皇女。但此时，额田王已贵为天智天皇之妃。额田王在和歌里说：“为何要如此挥袖，皇子您就不怕被看守（大王狩猎场的看守）看见吗？”大海人皇子则在和歌中回答说：“你艳如紫茜，怎会让我心生憎厌。即便你已为人妻，但我仍然爱你。”“挥袖”在那时是一种明确示爱的行为，大海人皇子这般赤裸地表露未免不太稳妥。我们不免会想，天智天皇、大海人皇子和额田王三人难不成是三角恋的关系？但在研究《万叶集》的专家看来，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果说额田王与大海人皇子互相吟咏的是情歌，那么上述两首和歌则应该被收录进《万叶集》的“相闻”，但它们实际上被收录于“杂歌”。这说明上述两首和歌并非情歌，它们应该是那日药猎活动结束后宴飨助兴用的和歌。长期以来，坊间一直流传着一种喜闻乐见的观点，即为了争夺额田王，天智天皇和大海人皇子兄弟阋墙，这件事甚至还引发了此后大海人皇子和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相争的壬申之乱。而上述《万叶集》的分类方式，则似是让此类观点无法站稳脚跟了。

但是，我们却能在《家传》中看到有关天智天皇和大海人皇子之间恩怨纠葛的故事。在即位那年，天智天皇在琵琶湖畔的楼阁上召集群臣欢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人们兴致正高，大海人皇子却站起身来，在御前舞起了长枪。但是，不知大海人皇子那时脑海中闪过了怎样的念头，他竟然突然用长枪扎穿了地板。天智天皇大怒，打算手刃大海人皇子，却被中臣镰足劝下，一场风波最终有惊无险。

天智天皇的继任者问题

《日本书纪·天智纪》一贯将大海人皇子称作“大皇弟”。这大约是《日本书纪·天智纪》对大王弟弟的一种尊称，但似乎也包含有“太子”之意。据《日本书纪·天武纪》记载，在天智天皇正式即位的天智天皇七年（668），大海人皇子被册立为东宫（太子），领有被称作“汤沐”的食封，通常来说只有太子才能享有这一食封。所以，我们似乎的确可以将大海人皇子视为正式的太子。

天智天皇后妃众多，但遗憾的是男嗣不多。除去夭折的王子，天智天皇只有三个儿子。而且，这三位王子的生母身份都十分低微，使得这些王子很难获得继承人的资格。其中，母亲是伊贺采女[10]宅子娘的大友皇子，被天智天皇四年（665）到访倭国的唐朝使节刘德高称赞为：“此皇子，风骨不似世间人，实非此国之分。”（《怀风藻》）其言外之意是，大友皇子是块能当君主的好材料。故而，天智天皇渐生传位大友皇子之意，也并非令人惊异之事。

公元669年10月，自大化改新前夕便一直跟随天智天皇的中臣镰足病重，天智天皇亲自前去探望。后中臣镰足病危，天智天皇又派大海人皇子前去探视，并授予中臣镰足最高级别的大织冠与大臣之位，赐姓“藤原”。翌日，中臣镰足撒手人寰。

前面我们说过，天智天皇十年（671）天智天皇新设太政大臣一职，并任命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与此同时，天智天皇还任命了左右大臣和御史大夫（后世的大纳言）。由此，以大友皇子为首的政权建立。在该阶段，大海人皇子虽仍然身居太子之位，但天智天皇的上述行为无疑对内外宣示了大友皇子继任者的身份。如此一来，大海人皇子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

公元671年9月，天智天皇已卧病在床。同年10月，天智天皇将大海人皇子叫至病榻前。苏我安麻侣奉命去宣大海人皇子，他忠告大海人皇子：“答话时要小心。”其弦外之意是想告诉大海人皇子，天智天皇是一位曾使尽各种计谋将众多政敌逼入绝境的厉害人物，大海人皇子需多加小心。大海人皇子来到天智天皇的病榻前，天智天皇率先开口道：“后事全托付于汝。”大海人皇子答曰：“臣之不幸，元有多病，何能保社稷？愿陛下举天下附皇后，仍立大友皇子宜为储君。臣今日出家，为陛下欲修功德。”

大海人皇子征得天智天皇的同意后，立马出发前往吉野。有人看到此景，感慨道：“此举无异于放虎归山。”

拼死脱离吉野

公元671年12月3日，天智天皇四十六年的人生行至终点。此后，短暂的一段时期内，朝中平稳无事。公元672年（天武天皇元年，壬申年）5月，大海人皇子的舍人回到吉野，汇报了近江朝廷出现不稳异动之事。该舍人称自己因私事前往美浓，却发现近江朝廷正打着修建天智天皇陵的旗号，命令美浓、尾张两国的国司征调劳工，并要求劳工自备武器。这显然是近江朝廷在为攻打吉野做准备。不仅如此，近江朝廷还在近江至飞鸟沿途各地设置了侦察兵。舍人途经宇治时，宇治川的守桥人也表示，为了不影响朝廷向吉野运送粮食，此桥禁行。

据《日本书纪》记载，身居吉野的大海人皇子并无谋反之心，但由于近江朝廷要置他于死地，大海人皇子只得被迫起兵反抗。但那位无缘无故被迫辞去了太子之位、隐遁吉野的大海人皇子，真的毫无野心，就这样准备老死在吉野吗？《日本书纪》是壬申之乱的获胜方天武天皇下令编纂的史书，该书成书于奈良时代初期。因此，《日本书纪》的编纂者对如何维护天武天皇即位的正统性一事必定煞费苦心。毕竟，《日本书纪》不会把隐遁吉野的大海人皇子描述得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公元672年6月22日，大海人皇子终于采取了行动。他派出村国男依等三位美浓国出身的舍人，前往汤沐所在的美浓国安八磨评（岐阜县大垣市，安八郡），让他们命汤沐令（管理汤沐的官员）动员评内官吏，甚至美浓国宰，在所辖“国”内征调士兵，并将这些兵力配置在美浓与近江边境要害的不破道（后设不破关，岐阜县关原町附近）上以封锁道路。这一部署极为重要，它将在日后左右壬申之乱的胜负。

两日后的公元672年6月24日，大海人皇子大胆采取行动，他向近江朝廷派驻倭京的留守司借用驿铃（可以使用驿站官马的凭证），但遭到拒绝。留守司立刻将此事上报了近江朝廷。此时已是千钧一发之际，容不得半点迟疑。那时，大海人皇子之子高市皇子、大津皇子二人尚且留在大津宫中。于是，大海人皇子即刻派遣密使命二人尽快脱离险境。然后，大海人皇子带上妃子鸬野皇女（后来的持统天皇），儿子草壁、忍壁两位皇子，以及跟随大海人皇子的二十余名舍人、十余名女官从吉野出发，前往美浓。

由于事出突然，他们离开吉野时，只有鸬野皇女一人乘轿，就连大海人皇子本人也徒步而行。碰巧在途中，大海人皇子与其随从相遇，这才得以骑马继续前行。这一行人经过菟田（奈良县大宇陀町［今宇陀市］）进入伊贺的隐（三重县名张市）。途中日暮西山，四下一片漆黑。大海人皇子一行人只得捣毁路旁人家的篱笆，点火照明，继续赶路。幸而在半道上美浓王与猎人们加入了队伍。在伊贺评，伊贺评官吏等数百人也归顺了大海人皇子。大海人皇子一行人总算逃出了手无寸铁的危险之境。

当彻夜行军的一行人抵达莿萩野（三重县上野市［今伊贺市］佐那具附近）时，已是黎明时分。于是，他们在此稍做歇息，吃了点东西。当他们来到积殖（三重县伊贺町［今伊贺市］柘植町）时，同从大津宫中逃出来的高市皇子平安汇合。高市皇子是大海人皇子的长子，时年十九岁。等到一行人抵达伊势的铃鹿时，大海人皇子又在此收获了一批强有力的帮手，国宰的守和介[11]同两位汤沐令一起归顺了大海人皇子。关于这里的国宰和汤沐令，学界有伊势说与美浓说两种观点。虽说国宰和汤沐令都是同一“国”的官吏，但是由于目前尚无证据能够表明伊势存在汤沐，所以笔者赞同美浓说的观点。由于安八磨评的汤沐势力早就支持大海人皇子，所以受其影响，国宰等人也逐渐倾向于加入大海人皇子的阵营。作为近江朝廷地方官的国宰，加入叛乱者一方，真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可以说，这甚至直接影响了叛乱最终的胜负结局。大海人皇子在此用五百人的兵力封锁了铃鹿通往近江的山路。这表明大海人皇子一方早就拥有应对近江朝廷方面进攻的实力了。

壬申之乱　离开吉野的路线与战场（井上光贞提供）

公元672年6月25日，大海人皇子一行人来到伊势的川曲坂下（铃鹿市东部）。此时已日落西山、暮色四合。经过两天的强行军，鸬野皇女已精疲力竭。因此，众人决定在此稍做歇息。然而，此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看这情形，众人顾不上休息，只得继续赶路。不久之后，气温骤降，雷雨倾盆而下，大海人皇子一行人全被淋成了落汤鸡。由于众人都被冻得不行，大家只得在三重的评家（评的官署，四日市市），焚毁了一间屋子以供取暖。

大海人皇子先发制人

此后，大海人皇子一行人继续彻夜行军，他们于公元672年6月26日黎明抵达了迹太川（朝明川）畔。大海人皇子在河畔，面朝南面的伊势神宫方向遥拜天照大神。这大概是大海人皇子在向天照大神祈愿能够获胜吧。与此同时，大津皇子也带着仆从赶到了这里。此时的大津皇子，年方十岁。由于最令人担心的大津皇子也已经平安脱险，大海人皇子非常欣喜。当这一队人马抵达朝明的评家（约在三重郡朝日町）之时，大海人皇子于6月22日派往美浓的村国男依骑快马赶来汇报说，他已用从美浓国动员而来的三千兵力封锁了不破道。仅仅用了四天时间，大海人皇子一方就做好了交战的准备。

喜报连连的大海人皇子一抵达朝明评家，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排兵布阵。首先，大海人皇子派遣高市皇子前往不破督战。与此同时，他又派出使者赶赴东海道、东山道方向，进一步扩大范围，动员兵力。6月26日夜，大海人皇子一行人来到桑名的评家（桑名市附近）夜宿。自吉野出发以来，大海人皇子一行人已疲惫到了极限，在这里众人终于可以安心地睡上一觉了。

公元672年6月27日，在先行前往不破的高市皇子的邀请下，大海人皇子也启程前往不破。待他来到不破的评家（不破郡垂井町）附近时，尾张国守小子部连鉏钩率领两万兵力策马赶至大海人皇子跟前。这位小子部连鉏钩在战乱结束后，入山自杀。据说，那时大海人皇子对此深感诧异。

当近江朝廷接到大海人皇子离开吉野的呈报后，朝野上下一片大乱。虽有人建言应该即刻派出骑兵部队追击大海人皇子，但大友皇子却没有采纳这项建议，眼瞅着近江朝廷就这样错过了灭掉大海人皇子的良机。大友皇子向东国、大和、吉备、筑紫等地派遣使者以动员兵力，但结果全都不尽如人意。近江朝廷派往东国的使者，在不破前方遭到大海人皇子兵马的伏击，只有一人捡回了一条性命，逃回近江。此外，吉备大宰和筑紫大宰很早以前就已被认作是倾向于大海人皇子一派之人。所以，近江朝廷派去吉备的使者先是欺骗大宰，让其卸刀，待其卸刀之后，使者便就地斩杀了吉备大宰。另一方面，筑紫大宰栗隈王向朝廷的使者说：“筑紫国者，元戍边贼之难也。其峻城深隍，临海守者，岂为内贼耶？今畏命而发军，则国空矣。”然后坚决不执行朝廷征调军兵的命令。从那时的国际形势看，筑紫大宰的这一理由也是有其道理的。在大和地区，因怀才不遇回到家中的大伴马来田、大伴吹负两兄弟决意奋起。哥哥大伴马来田先行投奔了大海人皇子，而留在大和的弟弟大伴吹负则笼络朝廷一方的留守司，打着高市皇子的旗号，用奇谋成功打退了朝廷派至大和调兵的使者。如此一来，近江朝廷方面的调兵几乎全都晚于大海人皇子一方的动作，所以近江朝廷方面的调兵大都以失败告终了。具体而言，只有河内地区的调兵获得了成功。

近江朝廷最后的结局

来到不破的大海人皇子对出来迎接他的高市皇子讲述了自己抵达野上（关原町野上）时发生之事，并颇为感慨地说：“其近江朝左右大臣及智谋群臣共定议。今朕无与计事者，唯有幼少孺子耳。奈之何？”大海人皇子对此忧心忡忡。高市皇子听罢，回答道：“近江群臣虽多，何敢逆天皇（大海人皇子）之灵哉！天皇虽独，则臣高市赖神祇之灵，请天皇之命，引率诸将而征讨。”大海人皇子听完这一席话，心中大喜。他抓着高市皇子的手，以示鼓励。随后，大海人皇子将军事指挥全权交予高市皇子，并将野上定为大本营，自己留在大本营中统领全局。上述这段显然是人们基于壬申之乱以后的观念创作出的逸事。在那时，人们认为大海人皇子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大海人皇子一方有众神护佑，而且大海人皇子本人也具备强烈且不可思议的神威。而在不利的情况下果断采取行动以推翻既有政权的经历，最终使得大海人皇子升格为神。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壬申之乱。公元672年7月1日，在大和击退了近江朝廷军队的大伴吹负军队，以近江为目标，乘胜开始向奈良方向进军。然而，在河内调遣军的增援下，近江朝廷的军队扭转了局势，他们在乃乐山（奈良市至京都府木津町［今木津川市］的丘陵地带）大破大伴吹负军队。大伴吹负逃走。随后，大伴吹负在墨坂（奈良县宇陀郡榛原町，今宇陀市）与大海人皇子的救援军相遇。于是，大海人皇子方面的军队重整旗鼓，准备再战。

此时，大海人皇子一方从甲斐、信浓等东国诸国动员、征调而来的士兵，已陆续集结完毕。由此，大海人皇子阵营的军队较之近江朝廷的军队，已占据绝对优势。大海人皇子从中调派出一支部队以增援大和方面军。得到支援的大伴吹负军势力大增，他们在大和的当麻（北葛城郡当麻町，今葛城市）同近江朝廷的军队展开激战，最终大获全胜。尔后，大伴吹负把从东国陆续调来的增援部队配置在大和的主要干道上，成功夺取了大和地区的掌控权。

另一方面，在近江地区的战线上，7月2日村国男依等人率领数万人的大军朝大津宫方向挺进。近江朝廷为了攻下不破，也动用了数万人的军队自犬上川启程。但是，走到半路，近江朝廷军内部发生哗变，将军山部王被杀，苏我臣果安自杀，羽田公矢国等人向大海人皇子阵营投诚，近江朝廷的军队随即土崩瓦解。之后，村国男依等人率领的部队，继续朝着大津宫方向急行军。7月22日，他们终于到达了近江朝廷的最后一道防线势多（大津市濑田）。近江朝廷的军队隔着濑田川向大海人皇子的军队发起最终的决战。虽然战况空前激烈，但由于大海人皇子方面的大分君稚臣等人骁勇善战，最终大海人皇子一方获得了胜利。近江朝廷军全线溃败，大友皇子、左右大臣等人四散逃命。翌日，无处可逃的大友皇子退回大津，于山前（大约在大津市长等）自杀。直至最后，只有物部麻吕和一两个舍人伴在大友皇子身侧。

公元672年7月26日，众将军纷纷前往不破的大本营拜谒大海人皇子，并向大海人皇子献上了大友皇子的首级。为时一月之久的壬申之乱就这样结束了。大海人皇子一方之所以能够取胜，多半是因为其在战略上判断精准，用兵神速。大海人皇子从吉野出发之前便向美浓派遣使者请求调兵并命令军队封锁不破道，率先垄断性地征调了东国的军队，这使得近江朝廷此后无法再在东国调用一兵一卒。而这一策略也在之后决定了壬申之乱的走向。眼见大海人皇子一方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地位后，诸“国”的国宰、大和地区的豪族们便纷纷倒向大海人皇子一方，近江朝廷军中也不乏反戈一击的将领。随着战况的推移，除了军事上的状况外，大海人皇子“大皇弟”头衔所具备的权威也对战事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672年8月25日，近江朝廷方面的重臣处分公布结果。其中，包括右大臣中臣连金在内的八人被判死罪。左大臣苏我臣赤兄、御史大夫巨势臣比等及其家族被处以流放。其他人均获赦免。可以说，较之壬申之乱的规模，这样的处理已经比较宽大了。

[1] 莫离支，原作“大对卢”，是高句丽的最高官职，地位相当于宰相。

[2] 稻置，大和朝廷的地方官，屯仓的负责人，管理征税等事宜。

[3] 虾夷，是大和朝廷以来日本对其东北方族群的鄙称。

[4] 隼人，是古代日本南九州地区的原住民。

[5] 功田，律令制下给予有功者的输租田。

[6] 陆奥地区，包括日本现在的青森、岩手、宫城、福岛各县全境和秋田县的一部分，下文中提及的仙台市是宫城县的县厅所在地，多余也在陆奥地区境内，所以笔者会在下文中推测，方形池与陆奥地区的虾夷人有关。

[7] 祓禊，日本神道的一种仪式。人身上有罪或不洁时，或在参加神道仪式之前，用水洗净身体。

[8] 氏贱，指律令制度下作为氏族共有财产的贱民、奴婢，由氏上负责管理。

[9] 式部省，律令制设置的八省之一，掌管文官人事和奖赏。

[10] 采女，宫中女官，侍候于天皇、皇后身边，担任日常杂役。

[11] 国宰的守和介，国宰后世称国司，国司是日本古代地方一级行政单位令制国的行政官僚，由朝廷派遣赴任，分为守、介、掾、目四等官。

终章　『天皇』的出现

大王是神

公元672年9月在壬申之乱获胜后，大海人皇子回到倭京，暂住于母亲齐明天皇的王宫—后飞鸟冈本宫。同年冬天，大海人皇子在后飞鸟冈本宫的南面新建了一座宫殿，这就是后来的飞鸟净御原宫。如前所述，经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传承板盖宫遗址上层的遗留建筑物就是飞鸟净御原宫。飞鸟净御原宫的遗留建筑物沿袭了后飞鸟冈本宫的内郭，但其在后飞鸟冈本宫内郭的东南部增设了一块被称为“虾子郭”的区划。这一考古发掘成果大致与《日本书纪》的记载吻合。第二年天武天皇二年（673）二月，大海人皇子即位，大海人皇子就是天武天皇。

壬申之乱是日本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内乱，从贵族阶层到普通民众，不计其数的人被卷入其中。那时，官吏们不得不在变幻莫测的状况中选择去留。那些被动员为士兵的民众，大都只能服从上级的指挥，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命运根本由不得自己掌控。在此背景下，几乎赤手空拳决意谋反的大海人皇子，凭借其精准的判断和迅速的行动，在短时间内便占尽了军事上的优势，推翻了近江朝廷。人们皆对此表示叹服。作为天智天皇的同母弟，大海人皇子还曾拥有与太子相当的地位，这些高贵的身份相互叠加，大海人皇子的权威一路扶摇直上，大家都把这位新出现的英雄视为神圣。

《万叶集》收录了两首“壬申年之乱平定以后歌”：“此日终平乱，天皇信有神，赤驹驰骋处，田井作京城。”（第十九卷第4260首）；“此日终平乱，天皇信有神，集多水鸟处，水沼作京城。”（第十九卷第4261首）。第二首歌人虽是佚名，但第一首的作者则可以确定是在壬申之乱中大显身手的大伴御行。

壬申之乱后，天武天皇升格为人们崇拜的“神”。由于上述两首和歌都描述了身负神权的天武天皇将田野、沼泽改造为王都之事。这一被和歌吟咏的事迹，更使天武天皇的神权增色了几分。正如西乡信纲所言，日本从此诞生了一位与传统权威性质迥异、具备新型神权的统治者。安丸良夫则认为：较之近代天皇制的基本观念之一—“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人为地创造出的卡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天武天皇则更像是一个“打着建设律令国家的旗号，人为地创造出的卡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要说他是神，他的确也是神，但比起作为信仰对象的神，天武天皇应该还是一种政治上的神，他可以通过神权，正当化自己颁布的新政策。在天武朝时期，以着手编纂律令等措施为代表，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律令体制在短时间内迅速得以完善。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在壬申之乱中获胜的天武天皇此时已手握了威力无穷的神权。

“卡里斯玛式统治者”天武天皇的尊称

正如本书序章所言，有的学者主张“天皇”称号形成于推古朝时期。而今，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则认为，“天皇”称号形成于天武朝、持统朝时期。笔者认为“天皇”这一称号先是作为天武天皇的尊称，诞生于天武朝时期。尔后，天武天皇驾崩后的持统朝时期，随着《飞鸟净御原令》的制定，“天皇”称号作为统治者称号被法定化。

正如东野治之指出的，持统朝时期就已存在将天武天皇称为“天皇”的例子（《日本书纪·持统纪》五年二月条等）。通常来说，如果只称“天皇”，那应该是指当朝天皇。但在持统朝时期，“天皇”一词却是指天武天皇。可以说，这属极为罕见的特例。它表明“天皇”这一称呼原本即被用来指代天武天皇个人。飞鸟池遗迹出土的木简上写着的“天皇”二字，恐怕也是对天武天皇的称呼吧。

而认为“天皇”称号形成于推古朝时期唯一的证据，就是缝在日本最古老的刺绣—著名的天寿国绣帐上的文字。据这段文字记载，推古天皇三十年（622），厩户皇子死后，其妃橘大郎女想看到厩户皇子往生于天寿国的样子，便向推古天皇提议制作一顶绣帐。推古天皇同意了橘大郎女的提议，于是便命采女制作了两顶绣帐。目前，天寿国绣帐仅存几张残片，文字内容也仅有部分依稀可辨。但由于这段文字曾被《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等古文献引用，这才使得后人能够获悉铭文的全部内容。

在铭文中，共有四处“天皇”字样。据铭文记载，绣帐是厩户皇子薨落后不久制作的。所以，“天皇”称号很有可能形成于这一时期。但是，已有学者指出，作为推古朝时期的产物，这篇绣帐铭文存在诸多令人生疑的地方。笔者也表示赞同。绣帐很可能和法隆寺正殿的药师如来像一道，制作于天武朝、持统朝重建法隆寺时期。

笔者认为，绣帐铭文最令人生疑的原因在于，“天皇”称号的用法比较混乱。绣帐铭文将钦明天皇和推古天皇称作“天皇”，而在钦明天皇和推古天皇之间的敏达天皇、用明天皇，绣帐铭文则没有使用“天皇”称号。笔者猜测，这恐怕是因为绣帐铭文的作者采用了很早以前便已存在的天皇系谱作为铭文的材料。所以，只有部分天皇的名称后面追加有“天皇”的称号。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存疑之处：在铭文中孔部间人公主（穴穗部间人皇女，厩户皇子的母亲）薨落日期的干支与当时使用的元嘉历不符；如此珍贵的绣帐上竟然没有关于完工日期的记录。而且，更令人生疑的是，下令制作绣帐的人真的是推古天皇吗？制作绣帐是上官王家私事，让日理万机的倭国大王亲自主导该事，似乎有违常理。总而言之，与其说绣帐铭文是对制作绣帐的客观记录，不如说绣帐铭文旨在强调绣帐深厚的背景，即它不仅与厩户皇子有关，而且还由推古天皇下令制作，可谓颇有来头。实际上，法隆寺还有一件与此类似的同厩户皇子相关的物品—法隆寺正殿的药师如来像。据该佛像的光背铭记载，丙午年（公元586年，用明天皇元年），用明天皇患病。为了祈祷早日病愈，用明天皇将那时的推古天皇和厩户皇子召至病榻前，嘱咐二人建造药师如来像。然而，直至用明天皇驾崩，这尊佛像也没有完工。丁卯年（公元607年，推古天皇十五年），推古天皇和厩户皇子才终于将用明天皇的这一嘱托付诸实现。

然而，现在一般认为，药师如来像实际上是在天武朝、持统朝时期制作的。如前所述，法隆寺在天武朝、持统朝时期重建的阶段，其官寺的性质才逐渐得以确立。由此，人们设想出一段用明天皇、推古天皇两代大王下令修建法隆寺的始末缘由，以此来彰显法隆寺官寺的独特身份。可以说，绣帐铭的内容，同重建法隆寺时期制作的药师如来像光背铭上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该观点成立，那么天寿国绣帐多半也应该制作于重建法隆寺的时期。

如果天寿国绣帐制作于天武朝、持统朝，那么“天皇”这一称号形成于推古朝的观点即失去了唯一的依据。

“天皇”称号蕴含的观念

“天皇”一词，最初指中国道教的一位重要的神，它源自被人们神化后的北极星“天皇大帝”。由此，有观点认为“天皇”这一称号在形成过程中曾深受道教影响。但笔者认为，若要说“天皇”称号曾受到过道教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不过只限于借用称呼罢了。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与天皇直接相关的神话、观念等实在鲜少受到道教的影响。众所周知，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子孙，与北极星并无瓜葛。换言之，与天皇有关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不受道教影响的。所以，过分强调道教对“天皇”称号的影响极不恰当。

另外，过去在做口头陈述或使用宣命体时，人们通常会采用训读的方式称呼“天皇”为“スメラミコト”。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天皇”这一统治者称号所蕴含的理念应该与其训读的意义密切相关。过去人们倾向于认为“天皇（スメラミコト）”的“スメラ”源于动词“统治（スブ）”。而今这一观点已被证实并不成立。正如西乡信纲所言，“スメラ”来源于“澄澈（スム）”。所以，笔者认为，“天皇（スメラミコト）”作为一种在政治上、宗教上圣化的具有神圣超越性的特殊尊称，其作用在于肯定王权的存在。《万叶集》之所以频繁使用“大王（オオキミ）”指代天皇，而非直接使用“天皇（スメラミコト）”一词，正是因为“大王（オオキミ）”是民众使用的词语，而“天皇（スメラミコト）”则与百姓的生活相隔甚远。相较之下，“天皇（スメラミコト）”是一个特殊的新造词，通常它只在国家级的典礼仪式上才会被使用。所以，这样的词不适合出现在表达日常情感的和歌中。

“スメラミコト”这一词语的内在含义其实与新统治者称号“天皇”的本质吻合。“天皇（スメラミコト）”应该是在天武天皇被尊为神时新造出来的词，其目的是要强调天武天皇具有圣化的神圣超越性。因此，“天皇”这一统治者称号不同于日常用语，它具有特殊的宫廷语性质。

在“天皇”称号制定的同时，“皇后”与“皇太子”的称号及地位也被确立下来。它们显然受到了中国王朝“皇帝”“皇后”“皇太子”等一系列称号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罗等各国则仅使用“王”“妃”“太子（世子）”的称号。因此，有观点认为与“皇后”“皇太子”配套使用的“天皇”称号，比新罗等国使用的“王”的称号规格更高，它相当于中国的“皇帝”称号。换言之，该观点认为“天皇”的“皇”与“皇帝”类同。

另一方面，“天皇”的“天”则与“天神”，甚至至上神“天照大神”类同。正如“天日嗣”“天孙”那般，有不少与天皇直接相关的词都使用了“天”字。“天皇”的“天”相较于“天神”，应该只限于表达“天照大神的子孙”之意，以此来展现“天皇”的神性由来已久。

总而言之，“天皇”二字包含了两种观念：“延续天神系谱的神”以及“与皇帝同级的统治者”。“天皇”称号大体源自日本固有的神话观念，鲜少受到道教的影响。

“天”与“日”的意识形态

作为天武天皇的尊称诞生的“天皇”称号，和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成的“日本”这一观念，可以说是天武朝时期蓬勃发展的“天”与“日”王权意识形态的产物。

逃离吉野的大海人皇子，半途中曾在伊势的迹太川河畔遥拜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大海人皇子在壬申之乱中获胜，即位成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下令恢复了让未婚王女做大王（天皇）代理人侍奉天照大神的斋宫制度，并将自己的女儿—大伯皇女派去了伊势神宫。另一方面，伊势神宫作为祭祀皇祖神天照大神的神社，其地位更是陡然提高。

而与此密切关联的是进一步系统化的王权神话。据《古事记》的序文记载，天武天皇决意对“帝纪”（倭国大王家的系谱）与“旧辞”（与倭国大王家有关的古老故事）“削伪定实”。于是，天武天皇命二十八岁的舍人稗田阿礼“诵习”（一边背诵，一边学习其读法）“帝纪”与“旧辞”。这便是编纂《古事记》之始。天武天皇十年（681），天武天皇下旨正式编纂国史。而其下旨编纂的国史就是之后于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日本书纪》。换言之，《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编纂都始于天武朝时期。而这正意味着在该时期，神武天皇即位前的王权神话得以逐渐成其体系。

天武朝时期是天照大神的重要性陡然提升的时期。在该时期，有关天照大神的祭祀活动及神话传说不断被充实完善。天照大神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太阳神，还是天神中的至上神和被神化的“天”。换言之，天照大神拥有天日合一的神格，而这一性质则在“天照大神是照耀天空的伟大之神”这一语义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从这层意义上说，倭王权是在天武朝时期有组织性地宣扬“天”和“日”的意识形态的。也正是从该时期起，王位又被称为“天日嗣”。

在天武朝时期，倭王权不仅确定了“天皇”的称号，还确立了“日本”的国号。正如吉田孝所言，倭王权在国号之中放上一个“日”字，是有其深刻内涵的。“日”指太阳神，即天照大神。倭王权将“日本”定为国号，意味着倭国是太阳神的子孙—“日之御子”统治的国家。但是，吉田孝指出，通常而言，国号“日本”就如同“日出处”的表述一般，它是一种在唐朝中心论视角下，为解释日本是位于日出方向的国家而创生出的概念。而吉田孝是不赞同这一说法的。他认为如果国号“日本”原本就带有“由太阳神的子孙统治的国家”这样的神话观念，那么基于唐朝视角来解释“日本”由来的说法，将无法与原有的神话观念保持统一。最近，石崎高臣提出，“日本”可直译为“日之本源”，即太阳神正下方之国。换言之，这样的阐释带有“日本是位居世界中心的国家”之意，显然这种阐释来源于以王权神话为基础的日式中华思想。

在“天”“日”王权意识形态蓬勃发展的天武朝时期，统治者称号“天皇”与国号“日本”诞生。可以说，统治者称号“天皇”与国号“日本”中含有“天”“日”二字绝非偶然。它们表示在升格为神的带有强烈卡里斯玛性质的天武天皇的统治下，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现神”—“天皇”，以及位于照耀天空的太阳神正下方的国家—“日本”诞生了。综上所述，无论是“天皇”，还是“日本”，它们的诞生都与天武天皇的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古代天皇制的形成

如若不及时采取措施，随着卡里斯玛式的统治者天武天皇离世，与天武天皇的人格紧密关联的统治者称号“天皇”以及国号“日本”将消失于世。所以，天武朝时期到持统朝时期，倭王权逐步制度化天武天皇拥有的“神权”，并神化统治者的地位。

为了能够找到与升格为“神”的统治者相匹配的制度与仪式，天武天皇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例如，天武天皇在传统祈求丰收的仪式—新尝祭中加入了服装、礼仪方面的要求，创造了大尝祭。天武天皇在位期间，曾多次举办这样的大尝祭。而后世的天皇则仅在即位时举行大尝祭。这也就是说，在天武天皇时期，大尝祭还未被定性为一代一次的仪式。此外，天武天皇还将飞鸟净御原宫的正殿（相当于虾子郭）命名为大极殿。这一名称在藤原京以后得到继承。藤原京之后，大极殿的一部分（大极殿院）也逐渐成为天皇的专属空间，旨在从视觉上彰显天皇的超凡权威。不过，在天武朝时期，在传达重要旨意、天武天皇主持飨宴时，天武天皇还是会将臣下召集至大极殿。那时，大极殿还不是天皇的“专属空间”。而大尝祭和大极殿具备后世所见的形态，真正起到天皇神权再生产的作用，则已经到了持统朝时期。

此外，天武天皇还着手兴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都城—藤原京，并开始编纂《飞鸟净御原令》。这两项工作皆完成于持统朝时期。可以说，“天皇”的称号和“日本”的国号都是通过《飞鸟净御原令》得以进一步制度化的。

持统天皇即位之际改革了即位仪式，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持统天皇四年（690）元旦，持统天皇代理朝政三年之后正式即位。在即位仪式上，中臣大岛率先宣读了众神祝福天皇的“天神寿词”。其后，忌部色夫知献上作为权力象征物的剑和镜。紧接着，持统天皇登坛即位。之后，群臣排成一列，绕坛转圈，行拜礼和拍手。

这是《日本书纪》记载的持统天皇的即位仪式（“登坛”部分是笔者的推测），它与之前倭国大王的即位仪式大有不同。首先是在仪式的开头，中臣大岛宣读了“天神寿词”，忌部色夫知献上了权力象征物，这一流程在日本的历史上当属首次出现。尔后，它成为后世天皇即位仪式的惯例。在即位仪式上宣读众神的祝词—“天神寿词”，相当于在大王的即位仪式上表明，大王已接受了天神的“委任”。而在改革后的仪式中，天神只是祝福新天皇即位，可以说天神的地位被降级了。此外，虽然忌部色夫知献上权力象征物部分继承了之前群臣献上权力象征物的仪式传统，但是新仪式却固定该环节日后将由忌部氏继续实施。如此一来，大王经由群臣推戴即位的意义就消失了。也就是说，过往的大王即位仪式的核心是，群臣推戴新大王，大王接受天神的“委任”，但在持统天皇之后，上述情况逐渐消失，新天皇即位的合理性转而来源于其“日之御子”的血统和先帝主观的意愿，王权的主体性在仪式层面得到确认。

在持统天皇的即位仪式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群臣对即位的新天皇行拜礼以及拍手。这里所说的“拍手”指“柏手”，这是一种至今仍然保留的拜神仪式。在即位仪式中行“柏手”拜礼，意为将天皇视作“神”来崇拜。持统天皇即位仪式上的“柏手”拜礼在日本历史上当属首次。

之后，在即位仪式中行“柏手”拜礼在后世成为惯例。此外，在基本类同于即位仪式的元旦朝贺仪式上也出现了“柏手”拜礼的身影。如此一来，每逢元旦朝贺仪式或即位仪式，人们都要用拜神仪式向天皇行拜礼。一仪式环节成功地将天皇是“神”的观念灌输给人们，使得日后该观念在日本社会逐渐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持统天皇的即位仪式与此前大王的即位仪式在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持统天皇将即位仪式改造成了符合天皇“神”之地位的仪式。但是，持统朝时期的即位仪式与奈良时代以后的即位仪式仍存在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持统朝时期的即位仪式是在坛上举行的，而奈良时代以后的即位仪式使用的却是大极殿中央的高御座，藤原京竣工后，文武天皇首次在即位仪式上使用了高御座。

文武天皇于文武元年（697）八月一日即位，于同年八月十七日发布宣命以宣告即位。考古人员在飞鸟池遗迹出土的木简上，发现了这份宣命，它是现存最古老的宣命。由此可见，宣命体应该形成于持统朝时期。这份宣命开头写道：“现御神大八岛国所知天皇大命诏大命，集侍皇子等、王等、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诸闻食诏。”后来的宣命也都沿用了这一格式。总而言之，宣命就是下诏，意为将天皇所说的话宣读给在朝庭列座的臣下听，是和文体的诏敕。即位等与天皇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都需要用宣命宣布。而宣命中频繁使用“现神（明神）御宇天皇”或“神念”等词，都旨在强调天皇作为“现神”的身份。换言之，“宣命”是为了向臣下传达作为“神”的天皇的旨意而被创造的文体。

如果天皇想以“神”的身份现身于群臣面前，那么天皇就需要一个与之相称的舞台装置。从天武朝起，至持统朝、文武朝，该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具体而言，该工作的成果有：面目一新的即位仪式、大尝祭、大极殿、宣命等。“现神”“天日嗣”“日之御子”“高御座”“皇祖”“皇孙”等与天皇直接相关的术语也逐渐形成于这一时期。通过上述措施，天武朝时期确立的超凡的神权通过制度的形式被确定下来，随之，现神“天皇”所统治的“日本”诞生，古代天皇制也就由此形成了。

日式“天下”的终极权威

古代天皇制的形成意味着日本列岛的统治者升格为神，成为日本“天下”的终极权威。但是，“天皇”称号说到底不过是日式“天下观”的产物，它仅在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有限“世界”中适用。日本的统治阶层早在遣隋使的时期就认识到，倭国式的“天下观”并不被中国王朝认可，唐朝更不会轻易认可而今兼具神权和准皇帝资格的“天皇”称号。因此，日本统治者在呈递给唐朝的国书中没有使用“天皇”称号，而是使用了“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的称号，虽然这种把戏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在奈良时代，对与日本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渤海等国，日本统治者则使用了“天皇”的称号。这种对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统治者称号的行为表明，日式“天下观”是一种孤芳自赏式的天下意识。以此理念为依据创造出的“天皇”称号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之后，直到今天，天皇制度一直存续。究其原因，在日本历史上，从最开始的天皇到摄政、关白、院（上皇），再到武家政权、明治政府，真正的统治权虽发生过数次转移，但作为“神”的天皇始终拥有赋予统治权正统性的终极权威。

公元7世纪末“天皇”称号形成后，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天皇就一直既是“神”，又是日本“天下”的终极权威。二战战败后，昭和二十一年（1946），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天皇的“神性”遭到否定。从那时起，天皇已不再是终极权威，而只是一种日本国家的“象征”。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日本列岛的统治者绝非自太古以来就是“神”。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乱中获胜，被人们尊称为“神”。而正是这样身负神权的天武天皇才是现神“天皇”与“日本”的缔造者。换言之，不论是“天皇”的称号，还是“日本”的国号，它们都是那个诞生了卡里斯玛式统治者的史无前例的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天武天皇驾崩后，天皇成功铸就了作为日本国终极权威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倭国的统治阶层有组织地神化大王，完成了倭国大王由“治天下大王”升格为“现神”天皇的过程，古代的天皇制最终得以确立。本书阐述的正是这一历程。

“天皇”作为现身于俗世的“神”且拥有终极权威的概念，绝非日本列岛历史固有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为创制出来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那般，日本的天皇制度便是“传统的发明”的一例典型。《人间宣言》之所以能为天皇作为“神”的历史画上句号，也是日本战败的历史背景使然。天皇作为“神”的历史已经结束，与此同时，天皇所统治的“神国”也已永远消逝在日本历史的长河中。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通史

井上光貞『日本の歴史』一　神話から歴史へ（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五年）

直木孝次郎『日本の歴史』二　古代国家の成立（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五年）

上田正昭『日本の歴史』二　大王の世紀（小学館、一九七三年）

井上光貞『日本の歴史』三　飛鳥の朝廷（小学館、一九七四年）

和田萃『大系日本の歴史』二　古墳の時代（小学館、一九八八年）

吉田孝『大系日本の歴史』三　古代国家の歩み（小学館、一九八八年）

田中琢『倭人争乱』（集英社、一九九一年）

吉村武彦『古代王権の展開』（集英社、一九九一年）

吉田晶『倭王権の時代』〈新日本新書〉（新日本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岩波講座　日本通史』二·三　古代一·二（岩波書店、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

对外关系

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UP選書〉（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五年）

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礪波護·武田幸男『世界の歴史』6 隋唐帝国と古代朝鮮（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七年）

山尾幸久『古代の日朝関係』〈塙選書〉（塙書房、一九八九年）

田中俊明『大加耶連盟の興亡と「任那」――加耶琴だけが残った』（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古坟时代

都出比呂志編『古墳時代の王と民衆』〈古代史復元六〉（講談社、一九八九年）

白石太一郎編『古墳時代の工芸』〈古代史復元七〉（講談社、一九九〇年）

石野博信·岩崎卓也·河上邦彦·白石太一郎編『古墳時代の研究』全十三巻（雄山閣出版、一九九〇—一九九三年）

白石太一郎『古墳とヤマト政権――古代国家はいかに形成されたか』〈文春新書〉（文藝春秋、一九九九年）

近藤義郎編『前方後円墳集成』全五巻（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一—一九九四年）

白石太一郎ほか『古墳時代の考古学』〈シンポジュウム日本の考古学4〉（学生社、一九九八年）

序章

山尾幸久「天皇制はいつ始まったのか」（『争点日本の歴史』二、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〇年）

網野善彦『日本論の視座』（小学館、一九九〇年）

西宮一民「古事記『訓読』の論」（『萬葉』九四、一九七七年）

関晃「律令国家と天命思想」（『関晃著作集』四、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七年）

熊谷公男「“ヲサム”考」（『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月報六〇、岩波書店、一九九五年）

第一章

直木孝次郎「“やまと”の範囲について――奈良盆地の一部としての」（『飛鳥奈良時代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七五年）

申敬澈「四·五世紀代の金官伽耶の実像」（『巨大古墳と伽耶文化』〈角川選書〉角川書店、一九九二年）

小田富士雄編『古代を考える　沖ノ島と古代祭祀』（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八年）

安在晧「土師器系軟質土器考」（小田富士雄ほか『伽耶と古代東アジア』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三年）

都出比呂志「日本古代の国家形成論序説—―前方後円墳体制の提唱」（『前方後円墳と社会』）塙書房、二〇〇五年）

鈴木靖民「石上神宮七支刀銘についての一試論」（國學院大學文学部史学科編『坂本太郎博士頌寿記念日本史学論集』上、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三年）

中塚明「近代日本史学における朝鮮問題—―とくに『広開土王陵碑』をめぐって」（『思想』五六一、一九七一年）

李進熙『広開土王陵碑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二年）

佐伯有清『研究史　広開土王碑』（吉川弘文館、一九七四年）

王健群『好太王碑の研究』（雄渾社、一九八四年）

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東アジア』（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年）

武田幸男編著『広開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八年）

李成市「表象としての広開土王碑文」（『思想』八四二、一九九四年）

東方書店編『シンポジウム　好太王碑』（東方書店、一九八五年）

西嶋定生「広開土王碑文辛卯条の読み方について」（『西嶋定生　東アジア史論集』四、岩波書店、二〇〇二年）

関晃『帰化人』〈日本歴史新書〉（至文堂、一九五六年、また『関晃著作集』三、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狩野久「畿内の渡来人」（『新版　古代の日本』五　近畿Ⅰ、角川書店、一九九二年）

関川尚功「古墳時代の渡来人――大和·河内地域を中心として」（『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論集』九、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八年）

菱田哲郎『須恵器の系譜』〈歴史発掘一〇〉（講談社、一九九六年）

田中清美「五世紀における摂津·河内の開発と渡来人」（『ヒストリア』一二五、一九八九年）

定森秀夫「陶質土器からみた近畿と朝鮮」（荒木敏夫編『ヤマト王権と交流の諸相』〈古代王権と交流五〉名著出版、一九九四年）

朴天秀「渡来系文物からみた伽耶と倭における政治的変動」（『待兼山論叢』二九、一九九五年）

藤間生大『倭の五王』〈岩波新書〉（岩波書店、一九八三年）

坂元義種『倭の五王――空白の五世紀』（教育社、一九八一年）

佐伯有清編『古代を考える　雄略天皇とその時代』（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八年）

第二章

直木孝次郎「応神王朝論序説」（『日本古代の氏族と天皇』塙書房、一九六四年）

近藤義郎『前方後円墳の時代』〈日本歴史叢書〉（岩波書店、一九八三年）

熊谷公男「大和と河内――ヤマト王権の地域的基盤をめぐって」（『奈良古代史論集』二、真陽社、一九九一年）

吉村武彦『古代天皇の誕生』〈角川選書〉（角川書店、一九九八年）

吉田晶『古代の難波』〈教育社歴史新書〉（教育社、一九八二年）

長山泰孝「前期大和政権の支配体制」（『古代国家と王権』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群馬県史編さん委員会編『群馬県史　通史編』一　原始古代一（群馬県、一九九〇年）

かみつけの里博物館『よみがえる5世紀の世界』（かみつけの里博物館、一九九九年）

岸俊男『日本古代文物の研究』（塙書房、一九八八年）

吉田晶「稲荷山古墳出土鉄剣銘に関する考察」（井上薫教授退官記念会編『日本古代の国家と宗教』下、吉川弘文館、一九八〇年）

薗田香融「護り刀考」（『日本古代の貴族と地方豪族』）塙書房、一九九二年）

溝口睦子『日本古代氏族系譜の成立』〈学習院学術研究叢書〉（学習院、一九八二年）

熊谷公男「古代国家と氏族」（『古代史研究の最前線』一、雄山閣出版、一九八六年）

関晃「推古朝政治の性格」（『関晃著作集』二、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宮崎市定「天皇なる称号の由来について」（『宮崎市定全集』二一、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神野志隆光『古記事の世界観』（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六年）

井上光貞「雄略朝における王権と東アジア――五世紀末葉·六世紀前半における倭国とその王権　第一部」（『井上光貞著作集』五、岩波書店、一九八六年）

辻秀人「古墳の変遷と画期」（『新版　古代の日本』九　東北·北海道、角川書店、一九九二年）

第三章

岡田精司「継体天皇の出自とその背景――近江大王家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日本史研究』一二八、一九七二年）

平野邦雄『大化前代政治過程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五年）

薗田香融「皇祖大兄御名入部について――大化前代における皇室私有民の存在形態」（『日本古代財政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八一年）

大橋信弥『日本古代国家の成立と息長氏』〈古代史研究選書〉（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四年）

林屋辰三郎「継体·欽明朝内乱の史的分析」（『古代国家の解体』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五五年）

三品彰英「継体紀の諸問題――特に近江毛野臣の所伝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書紀研究』二、塙書房、一九六六年）

八木充「大伴金村の失脚」（『日本書紀研究』一、塙書房、一九六四年）

吉村武彦編『古代を考える　継体·欽明朝と仏教伝来』（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岡田精司「大王就任儀礼の原形とその展開――即位と大嘗祭」（『古代祭祀の史的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二年）

吉村武彦「古代の王位継承と群臣」（『日本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岩波書店、一九九六年）

猪熊兼勝編『見瀬丸山古墳と天皇陵』〈季刊考古学·別冊二〉（雄山閣出版、一九九二年）

末松保和『任那興亡史』（大八洲出版、一九四九年、また『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四、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鈴木靖民ほか『伽耶はなぜほろんだか』（大和書房、一九九一年）

鈴木英夫『古代の倭国と朝鮮諸国』（青木書店、一九九六年）

田村圓澄·小田富士雄·山尾幸久『増補改訂版　古代最大の内戦　磐井の乱』（大和書房、一九九八年）

舘野和己「屯倉制の成立――その本質と時期」（『日本史研究』一九〇、一九七八年）

阿部武彦「国造の姓と系譜」（『日本古代の氏族と祭祀』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四年）

井上光貞「国造制の成立」（『井上光貞著作集』四、岩波書店、一九八五年）

平野邦雄『大化前代社会組織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九年）

関晃「大化前代における皇室私有民――子代·御名代考」（『関晃著作集』一、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狩野久「部民制――名代·子代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古代の国家と都城』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〇年）

鎌田元一「『部』についての基本的考察」（『律令公民制の研究』塙書房、二〇〇一年）

加藤晃「我が国における姓の成立について」（坂本太郎博士古稀記念会編『続日本古代史論集』上、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二年）

加藤謙吉「大夫制と大夫選任氏族」（『大和政権と古代氏族』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年）

熊谷公男「畿内の豪族」（『新版　古代の日本』五　近畿Ⅰ、角川書店、一九九二年）

佐藤長門「倭王権における合議制の機能と構造――日本古代群臣論批判序説」（『歴史学研究』六六一、一九九四年）

武田幸男「六世紀における朝鮮三国の国家体制」（『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四、学生社、一九八〇年）

第四章

水野柳太郎『日本古代の寺院と史料』（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加藤謙吉『蘇我氏と大和王権』〈古代史研究選書〉（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三年）

大橋一章「飛鳥寺の創立に関する問題」（『佛教芸術』一〇七、毎日新聞社、一九七六年）

石上英一「聖徳太子の政治」（石田尚豊編『聖徳太子事典』柏書房、一九九七年）

荒木敏夫『可能性としての女帝――女帝と王権·国家』〈Aoki library日本の歴史〉（青木書店、一九九九年）

大山誠一『〈聖徳太子〉の誕生』〈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一〇二　特集　聖徳太子と日本書紀（大和書房、二〇〇〇年）

大西修也『法隆寺』Ⅲ　美術〈日本の古寺美術〉（保育社、一九八七年）

坂元義種「推古朝の外交――とくに隋との関係を中心に」（『歴史と人物』一〇〇、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九年）

李成市「高句麗と日隋外交――いわゆる国書問題に関する一試論」（『古代東アジアの民族と国家』岩波書店、一九九八年）

岸俊男「朝堂の初歩的考察」（『日本古代宮都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八八年）

佐竹昭「古代宮室における『朝庭』の系譜」（『古代王権と恩赦』雄山閣、一九九八年）

吉川真司「奈良時代の宣」（『律令官僚制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八年）

熊谷公男「跪伏礼と口頭政務」（『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歴史学·地理学』三二、一九九九年）

第五章

石母田正『日本の古代国家』〈日本歴史叢書〉（岩波書店、一九七一年、また『石母田正著作集』三、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年）

原秀三郎「大化改新批判序説――律令制的人民支配の成立過程を論じていわゆる『大化改新』の存在を疑う」（『日本古代国家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〇年）

早川庄八「選任令·選叙令と郡領の『試練』」（『日本古代官僚制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八六年）

鎌田元一「評の成立と国造」（『律令公民制の研究』塙書房、二〇〇一年）

鎌田元一「七世紀の日本列島――古代国家の形成」（『律令公民制の研究』塙書房、二〇〇一年）

熊谷公男「『祖の名』とウヂの構造」（『展望日本歴史』四　大和王権、東京堂出版、二〇〇〇年）

大町健「律令制的郡司制の特質と展開」（『日本古代の国家と在地首長制』校倉書房、一九八六年

大山誠一『古代国家と大化改新』〈古代史研究選書〉（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八年）

吉川真司「難波長柄豊碕宮の歴史的位置」（大山喬平教授退官記念会編『日本国家の史的特質』古代·中世、思文閣出版、一九九七年）

『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一〇三　特集　難波宮出土の木簡と大化改新（大和書房、二〇〇〇年）

石上英一「古代東アジア地域と日本」（『日本の社会史』一、岩波書店、一九八七年）

石上英一「律令制と古代天皇支配による空間構成」（『講座前近代の天皇』四、青木書店、一九九五年）

小澤毅「飛鳥浄御原宮の構造」（『日本古代宮都構造の研究』青木書店、二〇〇三年）

林部均「飛鳥浄御原宮の成立――古代宮都変遷と伝承飛鳥板蓋宮跡」（『古代宮都形成過程の研究』青木書店、二〇〇一年）

今泉隆雄「飛鳥の須弥山と斎槻」（『古代宮都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熊谷公男「蝦夷と王宮と王権――蝦夷の服属儀礼からみた倭王権の性格」（『奈良古代史論集』三、真陽社、一九九七年）

『歴史と旅』二七―九　特集　古代女帝とよみがえる飛鳥の都（秋田書店、二〇〇〇年）

熊谷公男「阿倍比羅夫北征記事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高橋富雄編『東北古代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六年）

鬼頭清明『白村江』〈教育社歴史新書〉（教育社、一九八一年）

森公章『「白村江」以後』〈講談社選書メチエ〉（講談社、一九九八年）

井上光貞「庚午年籍と対氏族策」（『井上光貞著作集』四、岩波書店、一九八五年）

井上光貞「太政官成立過程における唐制と固有法との交渉」（『井上光貞著作集』二、岩波書店、一九八六年）

青木和夫「浄御原令と古代官僚制」（『日本律令国家論攷』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

早川庄八「律令太政官制の成立」（『日本古代官僚制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八六年）

直木孝次郎『増補版　壬申の乱』〈塙選書〉（塙書房、一九九二年）

终章

東野治之「天皇号の成立年代について」（『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七七年）

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思想』（徳間書店、一九八五年）

大津透『古代の天皇制』（岩波書店、一九九九年）

大橋一章『天寿国繡帳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年）

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

西郷信綱「『大君は神にしませば』の歌――権力の聖化について」（『壬申紀を読む―歴史と文化と言語―』〈平凡社選書〉平凡社、一九九三年）

西郷信綱「スメラミコト考」（『神話と国家――古代論集』〈平凡社選書〉平凡社、一九七七年）

吉田孝『日本の誕生』〈岩波新書〉（岩波書店、一九九七年）

石崎高臣「国号『日本』の成立と意義」（『國學院大學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二六、一九九五年）

狩野久「律令国家と都市」（『日本古代の国家と都城』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〇年）

森公章「天皇号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君主号と外交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古代日本の対外認識と通交』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丸山真男「政事の構造――政治意識の執拗低音」（『丸山真男集』一二、岩波書店、一九九六年）

E·ホブズボウム、T·レンジャ―編/前川啓治他訳『創られた伝統』〈文化人類学叢書〉（紀伊国屋書店、一九九二年）

其他

鈴木靖民編『日本の時代史』二　倭国と東アジア（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二年）

森公章編『日本の時代史』三　倭国から日本へ（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二年）

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日本史講座』一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家の形成（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四年）

松木武彦『日本の歴史』一　列島創世紀（小学館、二〇〇七年）

平川南『日本の歴史』二　日本の原像（小学館、二〇〇八年）

鐘江宏之『日本の歴史』三　律令国家と万葉びと（小学館、二〇〇八年）

広瀬和雄『前方後円墳国家』〈角川選書〉（角川書店、二〇〇三年）

河野一隆「国家形成のモニュメントとしての古墳」（『史林』九一―一、二〇〇八年）

北條芳隆·溝口孝司·村上恭通『古墳時代像を見なおす――成立過程と社会変革』（青木書店、二〇〇〇年）

土生田純之「古墳時代論に向けて」（『古墳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吉川弘文館、二〇〇六年）

岡田精司「古墳上の継承儀礼説について――祭祀研究の立場から」（『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八〇、一九九九年）

坂上康俊「古代国家をどうとらえるか」（『歴史評論』六九三、二〇〇八年）

朝鮮学会編『前方後円墳と古代日朝関係』（同成社、二〇〇二年）

吉井秀夫「栄山江流域の三国時代墓制とその解釈をめぐって」（『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三九、二〇〇一年）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古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倭と加耶の交流」（『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一一〇、二〇〇四年）

熊谷公男「いわゆる『任那四県割譲』の再検討」（『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歴史学·地理学』三九、二〇〇五年）

鈴木英夫「『任那日本府』と『諸倭臣』――語義の分析を中心に」（『國學院大學紀要』四四、二〇〇六年）

中野高行「『日本書紀』における『任那日本府』像」（『政治と宗教の古代史』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四年）

辻秀人編『百済と倭国』（高志書院、二〇〇八年）

熊谷公男「金官国の滅亡をめぐる国際関係」（『百済と倭国』高志書院、二〇〇八年）

熊谷公男「五世紀の倭·百済関係と羅済同盟」（『アジア文化史研究』七、二〇〇七年）

佐川正敏編『東アジア六～七世紀における勅願寺高層木塔の考古学的比較研究』（『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歴史と文化』四〇、二〇〇六年）

熊谷公男「日本百済大寺の造営と東アジア」（『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歴史と文化』四〇、二〇〇六年）

佐川正敏「古代日本と百済の木塔基壇の構築技術および舎利容器·荘厳具安置形式の比較検討」（『扶餘王興寺址出土舎利容器の意味』国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二〇〇七年）

鈴木靖民「百済王興寺と飛鳥寺と渡来人」（『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一三六、大和書房、二〇〇八年）

麻木脩平「野中寺弥勒菩薩半迦像の制作時期と台座銘文」（『佛教芸術』二五六、二〇〇一年）

北康宏「天皇号の成立とその重層構造――アマキミ·天皇·スメラミコト」（『日本史研究』四七四、二〇〇二年）

熊谷公男「持統の即位儀と『治天下大王』の即位儀礼」（『日本史研究』四七四、二〇〇二年）

藤森健太郎「天皇即位儀礼からみた古代の国家と社会」（『歴史学研究』増刊号 二〇〇五年度歴史学研究会大会報告、二〇〇五年）

荒木敏夫『日本古代王権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二〇〇六年）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評制下荷札木簡集成』（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六年）

森公章「民官と部民制――石神遺跡出土の木簡に接して」（『弘前大学国史研究』一一八、二〇〇五年）

岸俊男「造籍と大化改新詔」（『日本古代籍帳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七三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律令国家的转变：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日）坂上康俊著；石晓军译.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49-1

Ⅰ．①律…　Ⅱ．①坂…②石…　Ⅲ．①日本—古代史—奈良时代—平安时代（794-1192）　Ⅳ．①K31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1197号

《NIHON NO REKISHI 05 RITSURYOU KOKKA NO TENKAN TO ＜NIHON＞》

© Yasutoshi Sakaue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 09-2021-010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横看成岭侧成峰”——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前言 模糊不清的9世纪印象

第一章 迁都平安京与皇位的继承

第一节 革新与回归的桓武朝

第二节 不安的平城、风雅的嵯峨

第三节 两统迭立与承和之变

第二章 应该如何定位天皇？

第一节 从神到人

第二节 天皇与谱系

第三节 天皇与作祟、污秽

第三章 帝国的重组

第一节 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

第二节 对日本列岛内部帝国构造的清算

第三节 边界的内与外

第四章 求法之人

第一节 最澄与空海

第二节 圆仁求法之旅

第五章 政务处理与法

第一节 处理政务的流程和场所

第二节 官僚机构的再编

第三节 格式的编纂

第六章 摄关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摄政藤原良房

第二节 关白藤原基经

第三节 宇多天皇及其时代

第七章 征税逻辑的转变

第一节 律令税制的逻辑

第二节 去神话化与地税的确立

第八章 地域社会的转变

第一节 消失的聚落

第二节 郡司的变化与郡衙的消失

第九章 受领与负名

第一节 受领的诞生

第二节 名与负名

结束语 开始的结束、结束的开始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返回总目录

【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B. 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前言　模糊不清的9世纪印象

本书讨论的范围是8世纪末至10世纪初，论述中心是9世纪。换言之，本书主要论述平安时代初期的内容。人们通常对这一时期抱有怎样的印象？恐怕半数以上的人对该时期都有着模糊不清的印象吧。受众多美术作品、文学作品以及保存下来的古建筑的影响，即便不深究细琢，人们也能对天平时代、王朝贵族的时代[1]建立起清晰的形象。与之相对，人们却很难把握平安时代初期的情况，可以说对这一时期人们是比较生疏的。

一般人即便想不起来不空羂索观音像的面容，也不会忘记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尽显尊贵的体态，而鸟毛立女图和吉祥天女[2]丰腴的身姿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何每年秋天日本都要举办正仓院展[3]，而且每次正仓院展总是排着长队了。另一方面，《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文学古典名著也不遗笔力地描绘了10世纪后半至11世纪王朝贵族社会的图景。同时，秋天的净琉璃寺[4]也呈现出一种不可言传的雅趣。

诞生于9世纪、夹在上述两个时期之间的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被称为“弘仁、贞观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虽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却缺乏魅力和亲民性。主要代表为密教佛像、佛画以及汉文学作品。这些密教佛像很难看出什么大慈大悲，姿态也并不能震撼人心。即便有人能背诵几首唐诗或《万叶集》里的和歌，但要完整背诵一首平安时代的汉诗，恐怕也已经是万里挑一了。当然，笔者也不例外。总而言之，在今天看来平安时代的作品是缺乏魅力的。其中能让人感受到美感的，也只有室生寺的五重塔[5]之类吧。

如此看来，9世纪通常并没有那么受欢迎，这与历史学家的评价有些出入。历史学家们认为，9世纪是非常有趣的时期。不过也有人认为，学者多少有些古怪，所以他们才那样说。有鉴于此，笔者想先针对这个因人而异的9世纪印象展开简单的说明。

首先，请大家在脑海里描绘一幅“律令国家重建”的画面，然后推倒重建，描绘一幅“律令制瓦解”的画面。这样一来，由户籍造成的差异便明显地显现出来，伪籍一目了然，班田收授[6]也随之越来越难施行。可以说，上述几点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然而，有实力的农民在同一个时期成长起来，向负名[7]、田堵，甚至是名主[8]阶层发展。尽管武士团的起源问题存在很大争议，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地方武装势力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如果说像原胜郎所指出的那样，9世纪是日本从模仿中国文化之皮毛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亚洲唯一一个类似于西欧的封建社会的萌芽期，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9世纪？当我们这样思考时，9世纪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便不言自明了。北山茂夫论述该时期的著作《平安京》（《日本的历史》第4卷），就是他在兼顾上述两个方面的前提下，以一般读者为受众得出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当时的研究动向中，“从国际关系看日本”这一视角被完全抛弃。简而言之，当时的学界认为，既然日本已经逐渐脱离东亚世界，那么不考虑国际关系也相当自然。因此，研究人员最多也就是把国际关系当成了其中的一个插曲。

还有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桑原武夫在批评前述北山茂夫的著作时说：“北山氏似乎对孕育出《古今和歌集》的社会环境并不持有肯定态度……这里面有一种与日本永恒的美密切相关的东西，难道不是吗？”（桑原武夫《日本史的特色》）的确如此，《古今和歌集》虽然是10世纪初编纂的，但收录于其中的和歌却是在9世纪中期臻于完善的。在论述所谓的历史发展时，历史学者重视的是生产现场的形态以及变化。不过也有人认为，从文化史的层面来说，9世纪是10世纪的母体，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评价9世纪。

而如何理解日本律令制的发展这一问题，又与上述问题微妙地交织在一起，成为迄今为止的研究中的一个基轴。我们是否可以说，律令制在奈良时代渗透至社会的各层面，然后又在平安时代土崩瓦解呢？

积极研究这一问题的吉田孝认为，9世纪时，日本已完成古典国制的建设。他在为普通读者重新撰写的《古代国家的足迹》（《大系日本的历史》第三卷）及《日本的诞生》等著作中，向我们明确阐释了其这一观点。历来的研究往往是在9世纪寻找中世[9]社会的萌芽，而吉田孝则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9世纪是日本古代[10]的完成时期，同时也是中世以后的范本。不过，吉田氏用来佐证日本古典国制的具体例子仅仅是征夷大将军[11]、摄政、关白等，不免给人稍欠脉络、徒以罗列之感。

另一方面，在北山氏和吉田氏之间，早川庄八也围绕这一时期撰写过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通史著作《律令国家》（《日本的历史》第4卷）。在其后的研究中，早川庄八基于对宣命的语言分析，认为天皇的形态以9世纪的桓武朝为界开始出现变化，并成为其后制度的基础（早川庄八《律令国家、王朝国家中的天皇》）。从这一观点来看，9世纪之初应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关于早川庄八提出的论据，土田直镇如是说：“‘那个时期就是那个样子’，他说这话的时候恐怕只看到了9世纪末的东西。”“我认为就一般而论，院政[12]时期的奢华程度要远远超过奈良时代。人们光说崩溃抑或瓦解，可是致使这种奢华产生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呢？”（《座谈会　律令与日本人》）关于土田直镇的观点，吉田孝则说：“对于平安时代后期到中世的贵族而言，尽管几乎所有的仪式和规范都源于广义上的律令制，但贵族们所认识到的先例，却只能追溯到9世纪末的宽平年间和10世纪初的延喜年间前后……生活在平安时代后期，即律令制瓦解之后的贵族，远比生活在律令制全盛时期，即奈良时代的贵族更为奢华吧。”的确，摄关时代以后的贵族都依照先例办事，而这些先例可追溯到摄关家之祖藤原忠平，甚至是藤原基经，但最多也就追溯到藤原良房的时期为止了。这在9世纪还属于比较晚近的。如今，土田直镇和早川庄八都已作古。很遗憾，我们无法直接确认两位先生心目中9世纪的印象了。

以上笔者简单介绍了一些有关9世纪的评价与讨论。总而言之，究竟是综合理解9世纪与8世纪乃至更前的时期（比如律令制的崩溃），还是要联系10世纪理解9世纪（比如日本古典国制）呢？目前，该问题仍在讨论之中，且有大量的研究论著涌现。

自不待言，所有的历史时期都既承袭了前代的浓厚色彩，又包含了为下一时代做准备的要素。关键在于，论述大的历史潮流时，应该撷取哪一时代的哪一个要素、对其赋予怎样的意义，才更有说服力。宏观把握整个日本史时，9世纪这一时期到底应该怎样定位？这是笔者执笔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1]天平时代，日本文化史上的时代之一，指以天平时代为中心的时代，在广义上也可代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王朝贵族的时代，一般指平安时代中后期，由天皇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贵族辅佐天皇的时代。

[2]不空羂索观音像、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鸟毛立女图、吉祥天女等均为奈良时代的绘画和雕刻作品，是当今日本的国宝。

[3]正仓院展，正仓院最初作为东大寺的正仓（储存粮食和宝物的仓库）而建，现收藏各种艺术作品、佛具、宝物。正仓院展在每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举办。

[4]净琉璃寺，位于京都府南部木津川市，相传始建于奈良时代。

[5]室生寺，位于奈良县真言宗室生寺派的大本山，据传始建于奈良时代，因允许女性参拜而闻名。寺内建造的五重塔、金堂等被定为日本国宝。

[6]班田收授，给六岁以上的百姓分授田地，分授的面积根据性别、身份不等，收获量的一部分作为田租上缴。由此分得的田地称“口分田”。

[7]负名，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在王朝国家体制下承包收取租税的人。

[8]田堵，平安时代庄园的承租者，地位虽低，但享有人身自由。当田堵对耕地的权利逐渐扩大时，田堵便演变成了名主。

[9]中世，在日本史中指镰仓、室町时代，时间大体为12世纪末至16世纪末。

[10]古代，在日本史中指大和朝廷时代至奈良、平安时代，时间大体为5世纪前后至12世纪末。

[11]征夷大将军，平安时代初期为镇抚虾夷而临时派遣的远征军指挥官。镰仓时代以后变成了对幕府将军的称呼。

[12]院政，指让位的上皇或法皇（出家的上皇）主导的政治。始于1086年的白河上皇，形式上一直持续到1840年光格上皇去世。

第一章　迁都平安京与皇位的继承

第一节　革新与回归的桓武朝

在对皇位继承问题没有明确表示的情况下，五十三岁的称德女皇结束了其不平凡的一生。故事由此开始。

真实情况是，女皇或许指定了一位继承人。但是当藤原百川、藤原永手、藤原良继等人伪造女皇遗诏，奉迎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为皇太子时，曾经的宠臣、左大臣吉备真备就已经知道时局将变，惊叹之余，只有进呈辞表一途。吉备真备时年七十八岁（一说七十六岁），虽说能力拔群、处事果断，但置身官界也确实太久了。

宝龟元年（770）十月一日，光仁天皇即位。以藤原式家、北家[1]为中心的政权管理者将这位年届六十二岁的老亲王推上了台面。同年十一月六日，他们又将光仁天皇自白壁王时代的妻子、已故称德女皇同父异母的姐姐井上内亲王立为皇后。井上内亲王可以说是天武直系皇统的最后一人。次年正月，井上内亲王所生的他户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在确保和强化以奈良为都城的皇统连续性的同时，新政权将道镜[2]流放至下野国药师寺，着手恢复旧有的政治体系。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正好记载了一件如同此事先例一般的故事：雄略天皇的皇女春日大郎女与仁贤天皇生下手白香皇女。手白香皇女后来成为从越前国而来的继体天皇的皇后。两人所生的钦明天皇成为新的皇统之祖。从迄今为止的血统来看，要想将入赘的天皇与世代承袭的王统结合起来，将某人立为皇后或皇太子是最普遍的方式。光仁天皇的皇后和皇太子就是一例。

但是另一方面，光仁天皇在立井上内亲王为皇后的同时，又追封自己的父亲施基亲王为“春日宫御宇天皇”，次年又追封母亲纪橡姬为皇太后。此举是将自己的父母奉为天皇和皇后。光仁天皇显然是想营造一种自己承袭于施基，而施基承袭于天智，因此自己是天智天皇直系皇统的假象。换言之，光仁天皇通过册封井上内亲王为皇后、册封他户亲王为皇太子，来强调天武皇统的连续性。同时还不忘标榜自己乃天智天皇之直系。这一做法试图从两个系统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然而，一位天皇同时有两个正统谱系，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不过这一问题早晚都会弄清。

因为被推上皇位的是一位老亲王，所以当时的政治有复古之势，缺乏革新之风。可即便如此，新政权还是针对前面几位神经敏感、反复无常的天皇在位时，由藤原仲麻吕以及其后的道镜所制定的体系和积累起来的先例做了不少改革，该保留的保留，该抛弃的断然抛弃，从而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政权廓清道路。

起初，左大臣藤原永手作为台阁首班操纵朝政。但光仁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即宝龟二年（771）二月，藤原永手去世，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吕成为整个宝龟年间的首辅大臣。不过，位居次席的内臣（后称“内大臣”）藤原良继，以及刚刚成为参议的藤原百川，作为维新元勋深得天皇信赖，于幕后震慑朝野。

废太子他户

上文提到的这些人想要拥戴之人并非他户皇太子。尽管我们已不可知他们心中最初的人选是谁、这一人选以怎样的标准选定、藤原永手和藤原百川的女儿们是从何时起受到山部亲王宠爱的。但从这些人的立场看，山部亲王是皇位继承人这件事，似乎很早以前就已经内定了。经历了短暂而奢华的册立大典之后，井上皇后和他户亲王母子二人每一天都为孤独寂寥所折磨。

宝龟三年（772）三月二日，井上皇后因诅咒天皇之嫌而失去了皇后之位。五月，他户皇太子受到牵连被废。次年正月二日，山部亲王按计划被立为太子。山部亲王时年三十七岁，正值盛年。在此前继承皇统的天武天皇的直系子孙中，还没有在壮年时期就被立为皇太子的男性。由此来看，一位可以亲掌国政的君主即将诞生。

天皇家与藤原氏关系图　数字表示天智天皇至淳和天皇的即位顺序

被废黜的井上皇后与他户皇太子被幽禁在大和国宇智郡的某个地方。宝龟六年（775）四月，两人同日离世。显然，两人并非自然死亡。后来，坊间流传井上皇后的冤魂到处作祟。由此联系起来看，这一连串的悲剧恐怕都由藤原百川一手造成。如此一来，山部亲王排挤掉了嫡出皇太子，确保了自己皇位继承人的地位。像这样以实力排除嫡子成为君王之人，有唐太宗、隋炀帝等人。或许由于人们对这类君王怀有种种期待，因此虽然评价不一，有名君，亦有暴君，但至少他们都曾叱咤风云，创造过一段无人不知的历史。

山部亲王的母亲高野新笠是百济系渡来人[3]和乙继的女儿。而他户亲王的母亲井上内亲王则是圣武天皇之女。相比之下，山部亲王在血统上显然不如他户亲王。然而，山部亲王却将这种劣势转化成了优势。他提拔百济氏族的代表人物百济王一族，接受土师氏（山部亲王外祖母的氏族）的要求，允许他们改姓大枝（后来的“大江”）、秋筱、菅原，从而改变了土师氏负责修建陵墓的固有形象，使其以新兴官僚氏族的全新面貌进入政界。山部亲王通过上述举措，开辟了一条不拘于传统的人才选拔之路，从而巩固了自身政权的基础。

桓武天皇即位与冰上川继之变

就在皇太子山部即将即位、着手开启新政权时，那些认为山部亲王“奇货可居”、从而成为其拥趸的朝廷重臣却相继离世。宝龟八年（777），藤原良继去世。宝龟十年（779），藤原百川去世。好在这些人及其一族留下了许多有才能的子女，其中的有些女性还与山部生下皇子，或正受到山部的宠爱。后来，山部也大力提拔了这些人的后代。不过反过来说，这些共同隐瞒着腌臜的事实、内心愧疚不安的老臣之死，对于即将亲政、无须忌惮他人的山部来说，反倒成了一件好事。

从血统和出身来说，山部本不可能成为皇太子。山部能有今天，都是这些已故朝廷重臣的功劳。然而，每当想起自己竟然能让这些重臣拥戴自己，山部还是会产生强烈的自负感。在山部看来，现在不是为了变化莫测的命运而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必须作为一名君主顺应天命。781年是辛酉年，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这一年将发生变革。其年正月一日，年号改为“天应”，新皇即位已万事俱备。四月三日，光仁天皇退位，皇太子山部践祚，即位大典在之后的十五日举行，桓武天皇由此诞生。关于践祚和即位的问题，笔者将在下一章说明。次年八月，桓武天皇再度改元，将自己在位的时代命名为“延历”。“延历”出典不详，或许是日本体察桓武之意而独创之词。其中大概包含着升平盛世永远延续之意。

这样看来，桓武天皇的即位似乎相当顺利。但实际上，在这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动乱，即“冰上川继之变”。冰上川继的父亲盐烧王曾是皇太子候选人之一。在天武天皇看来，冰上川继相当于他的曾孙，而冰上川继的母亲又是圣武天皇之女不破内亲王（即井上内亲王的姊妹），因此从血统上说，冰上川继丝毫不逊于桓武天皇。天应二年（782），冰上川继的随从携带武器闯入宫中被抓。据这名随从交代，他们密谋以闰正月十日为期，闯进平城宫，废掉新皇桓武天皇，拥戴冰上川继即位。桓武天皇旋即逮捕冰上川继，但鉴于光仁太上天皇驾崩不足一年，遂减死罪一等，流放伊豆。冰上川继的妻子是京家藤原麻吕之子藤原滨成的女儿。藤原滨成曾作为参议兼侍从，在台阁占有一席。然而事件发生的前一年，藤原滨成被指在大宰府[4]任职期间渎职而被解除大宰帅职务。据《水镜》（成书于后世的镰仓时代初期）记载，他户皇太子被废后，藤原百川推举山部亲王为皇太子，而藤原滨成则推举了另一位候选人（光仁天皇的第三皇子薭田亲王）与之对抗。此说是否可信，已不得而知。但倘若属实，那么对于桓武天皇来说，藤原滨成必将成为整肃的对象。对此，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的确是冰上川继的阴谋（林陆朗《奈良朝后期宫廷的暗云》）。另一看法认为，此事其实是桓武天皇一方的计谋（阿部猛《天应二年的冰上川继事件》）。

出人意料的是，川继事件影响很大，不仅藤原滨成被剥夺参议和侍从职务，左大弁大伴家持、右卫士督坂上苅田麻吕及其郎党多人也受到了牵连。此外，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同年六月，时任左大臣的藤原鱼名及其一家或被解职或遭左迁。再加上前一年六月，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吕致仕、大纳言石上宅嗣去世，作为名门望族的代表而在政界举足轻重的老人纷纷退场。经过上述一连串的事件和偶然，桓武天皇及其近侍周缘的政治环境已畅通无阻。

皇太子早良

桓武天皇即位时，把母亲高野新笠尊为皇太夫人，将同母弟早良亲王立为皇太子。授予母亲高野新笠以皇太夫人称号，意味着将母亲视为光仁天皇的正室，将自己视为正室之子。反过来说，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桓武天皇就是在昭告内外，只有正室之子才有皇位继承权。

另一方面，天皇的弟弟被立为皇太子也是律令制度下的首例。一般而言，皇太子就是皇位继承人。因此不得不说，桓武天皇将弟弟立为皇太子实属奇怪。这让人联想到了天智天皇和天武天皇的关系，实在有些犯忌讳。[5]此外，正仓院文书等处出现的“亲王禅师”，也很可能就是指早良亲王（山田英雄《早良亲王与东大寺》）。早良亲王曾作为僧侣在大安寺和东大寺生活过一段时间。尤其在东大寺期间，早良亲王是该寺事实上的主事者。桓武天皇既不允许在长冈京建设新寺院，也不允许将南都[6]寺院迁至平安京。桓武天皇的这一方针，想必从很早以前就给早良亲王的前途上蒙上了一层阴影（高田淳《早良亲王与长冈迁都》）。

其实，桓武天皇的皇子安殿亲王（后来的平城天皇）早在宝龟五年（774）八月就出生了，且其母藤原乙牟漏还是藤原良继的女儿，出身门第无可挑剔，但当时安殿亲王的年纪毕竟还是太小了。可是，当皇子安殿亲王长到十岁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延历二年（783）四月，桓武天皇将藤原乙牟漏立为皇后。如前所述，桓武天皇曾以自身为例昭告内外，正室之子才是最有力的皇位继承人。如此一来，可以说从册立藤原乙牟漏为皇后的这一刻起，皇太子早良的处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迁都长冈京

延历三年（784）五月十六日，桓武天皇下令视察山背国乙训郡长冈村，为建造长冈京做准备。因为次年正月的元日朝贺要在长冈京举行，所以建造工期十分紧张。当年迁都藤原京时，正式营建新都的四年后才最终迁都。而迁都平城京时，也是下令营建的两年后才完成迁都。与前两次相比，此次迁都之匆忙可想而知。

负责视察的人有中纳言藤原小黑麻吕、藤原种继，以及能力卓著的实务官僚佐伯今毛人，甚至还有精通武略的坂上苅田麻吕（坂上田村麻吕之父）等人。其中，藤原小黑麻吕之妻以及藤原种继之母均出身渡来氏族秦氏。六月十日，藤原种继被任命为造长冈宫司，工事启动。同年十一月，天皇迁居长冈宫。据说营建该宫殿共征用各地百姓三十一万四千人（《续日本纪》延历四年七月二十日条）。在这一过程中，藤原种继杰出的领导才能格外引人关注。

延历三年的干支为甲子，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乃革令[7]之年。而且迁都前夕的十一月一日又是冬至，这种情况被称为“朔旦冬至”，十九年一遇。而有闰月的循环起始年则被视为可喜可贺之事。日本庆贺朔旦冬至就始于这一年。在革令之年、朔旦冬至后迁都，以当时的情况看，这是充分考虑中国历法的时髦行为，这同时也说明，从那时起，趋吉避凶的风气便已经相当浓厚了。

结果仅仅过了十年，长冈京就停止建造。延历十三年（794）十月，天皇决定再迁新都平安京。关于迁都长冈京、平安京的原因，历来各执一词，且其原因也不止一个。近年来，长冈京遗址的挖掘调查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而如何评价其成果，学界在很多方面并未达成一致（以下论述主要基于《长冈京造营论》《长冈京》等书）。

首都还是陪都？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长冈京是作为首都被建造，还是在复都制度的构想中作为陪都被建造？从都城规模、条坊布局来看，长冈京无疑是可与平城京、平安京匹敌的真材实料的都城。但另一方面，从政治中心——朝堂院[8]的规模来看，长冈京明显小于平城京和平安京。就朝堂院中的厅堂数量而言，正如下图所示，长冈京的朝堂院没有遵循始于藤原京、沿袭至平城京与平安京的传统十二堂制，而只有八堂（关于朝堂政务将在第五章详述）。

朝堂院与内里的变迁（参照金子裕之《有关朝堂院变迁的诸问题》制成）

但是，将朝堂院规模小、厅堂少当作长冈京是陪都的证据，又显得过于武断。关于朝堂院规模较小的原因，笔者认为比较妥当的解释是当时迁都过于匆忙，于是将平城京的陪都——后期的难波宫朝堂原封不动地移建到了长冈京。长冈京的布局值得关注。平城京及其之前的时代，朝堂院的后面（北侧）就是天皇的居所“内里”，长冈京刚开始也是如此建造的。然而之后，长冈京与平安京一样，在稍稍离开朝堂院的东北方向修建了内里（延历八年［789］二月建成）。尽管中途由于设计方案变更，新的布局未能完全实现，但这无疑是桓武天皇积极营造长冈京的证据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后纪》记载有缺失，详情不得而知，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迁都长冈京以后，除了狩猎、巡幸各地以外，桓武天皇几乎都待在长冈京，而非平城京。这一点意味深长，不容小视。

关于迁都长冈京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原因论，即为何要抛弃平城京。其二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即为何选择长冈一地。关于前者，有人举出“皇统的转变带来了革命的氛围”“排除佛教势力”等诸多理由。此外，连接都城与濑户内海的水上交通线路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那时，人们为了营建都城和寺院，滥伐森林，大量挖掘制造瓦的黏土，淀川和大和川上游的泥沙流入大阪湾，致使难波津无法正常运转。而难波津的废弃又与难波宫的废弃密切相关，因此当时的人们认为，有必要新建一座都城，以尽可能地使其发挥此前陪都的功能（平川南《环境与历史学》）。不过既然要新建都城，那么不如干脆建一个具有首都功能的都城。随着城市的发展，当人口越来越集中时，大米等粮食必须要能大量运输。因此从水路的便利程度看，出了大和盆地后，越能直通濑户内海水路的地区就越理想。迁都长冈京的次年，朝廷马上开凿了三国川（神崎川），使其与淀川水系直接相连。这说明当时的人非常重视水运，并将其视为城市建设的基础。

古代都城的选址条件（参照日下雅义《古代都京的开发环境》制成，略有改动）

此外，就平城京坐落之地——奈良盆地而言，这一地区散落着自大和朝廷以来建立起的豪族根据地。从世家大族到一般权贵，他们不仅在京内拥有宅邸，在京外也拥有广阔的庄园、别墅或经营农业的据点（北村优季《关于京户》）。可以说，当时以天皇为中心的向心力并未形成。因此，要使这些豪族完全脱离根据地、形成一种以天皇为中心的向心力，令其离开奈良盆地是最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取得迁都主导权这件事本身，也是显示桓武天皇领导力的绝佳机会。基于上述诸多原因，平城京最终遭到弃置。

相应的，迁都阻力也很大。迁都平城京和平安京时，天皇都发布了迁都诏书，但迁都长冈京时却没有。而且地方诸国的排位序列一直以平城京所在的大和国为首，迁都平安京后才变为以山城国为首。然而迁都长冈京后，长冈京所在的山背国并未成为诸国之首。实行上述这些不彻底、不上不下的措施，并非因为长冈京不是正式的首都，而是因为反对势力过于强大，不得不做出妥协。因此，迁都长冈京前的延历三年（784）十月，天皇专门在平城京设立左右镇京使一职，努力维持社会稳定（笠井纯一《关于“迁都山城”的疑问》）。

长冈京条坊图（出自山中章《日本古代都城的研究》[有省略]）

以上就是放弃平城京的原因。反过来，为何选址长冈，原因也很简单。长冈京历来被视为秦氏的势力范围。秦氏虽是古老的渡来氏族，但它与拥护桓武天皇的藤原小黑麻吕、藤原种继有姻亲关系，照理说它自然会为桓武天皇效力。而且秦氏不负众望、积极协助朝廷的事例也可见于史书之中。比如据《续日本纪》延历三年（784）十二月十八日条记载，长冈葛野郡秦足长等人营建宫殿有功获赏；《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八月二十三日条记载，大秦宅守修筑太政官院（即朝堂院）围墙受赏等。此外，淀川南岸的河内国交野地区是与桓武天皇之母有亲缘关系的百济王一族的势力范围，桓武对这一地区同样比较放心。

长冈京位于淀川北岸，远离奈良盆地。只要把寺院从这一地区排挤出去，新朝廷不仅能从自大和朝廷以来的豪族根据地中脱身，还能摆脱深入奈良时代政治骨髓的寺院势力，吐故纳新，建立一个崭新的王朝。与此同时，长冈京还拥有便利的水陆交通，南边有淀川山崎津、淀津等交通通路。而且长冈京还受益于良好的地理位置，能将平城京以及难逃废弃命运的难波京之功能融于一身。当然，长冈京建成后，处理财政事务的效率也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藤原种继被暗杀

就在人们夜以继日地营建长冈京时，延历四年（785）九月二十三日亥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指挥营建的中纳言兼式部卿藤原种继被两支利箭射穿，次日死亡（《日本纪略》）。藤原种继是藤原式家之祖藤原宇合之孙、藤原清成之子，他曾获“天皇委以重任，独断中外之事”的评价。长冈京也是在他的进言下开始营建的。然而就在“宫室草创，百官未就，匠手役夫，日夜兼作”之时，藤原种继“照炬催检，烛下被伤，明日薨于第（宅邸）”。

时值桓武天皇行幸故都平城，为年满七岁的女儿朝原内亲王以斋宫[9]身份前往伊势神宫送行，顺便在附近围猎消遣。听说此事，桓武天皇旋即改变行程，返回长冈宫，下令立刻抓捕犯人。

罪魁祸首指向大伴继人。大伴继人虽招请鉴真赴日有殊功，但他的父亲是橘奈良麻吕之变[10]时被捕杀的大伴古麻吕，他的孙子是其后在应天门之变（参见第六章）中被逐出政界的伴善男。而在暗杀事件前去世的中纳言大伴家持也受到株连，被剥夺生前官位。根据同时被捕的佐伯高成的供词，此事最早为大伴家持纠集大伴氏、佐伯氏诸人，并得到皇太子早良的首肯（《日本纪略》），因此大伴家持才是实际魁首。事发当晚，留守长冈宫之人除了藤原种继之外，还有皇太子早良、右大臣藤原是公。大伴家持曾作为春宫大夫侍奉皇太子，因此被捕者中还包括大量春宫坊[11]官僚。而且如后文所述，早良与藤原种继一直不和，因此皇太子早良势必会受到牵连。

根据摘抄《续日本纪》内容成书的《日本纪略》记载，皇太子早良在离开先前居住的东宫后，于九月二十八日晚被软禁在乙训寺，其后绝食十余日，在乘船被送往淡路途中死于高濑桥附近，其后其遗体被运至淡路下葬。然而事实却是，遭软禁的亲王七天七夜“水浆不通”（不给喝水），于十月十七日衰竭而死（西本昌弘《早良亲王薨去的周边情况》）。

在此之前的天平神护元年（765）还发生了一件事。受和气王谋反事件[12]牵连，参议粟田道麻吕夫妇被移交到了宿敌上道斐太都手上。上道斐太都“即幽道麻吕夫妇于一院，不通往来，积月余日，并死院中”。长屋王之变[13]时，赐贵人自尽是一种礼仪。但上述事件不同，这种做法显然是出卖橘奈良麻吕的告密者上道斐太都的主意。桓武天皇仿效这种做法，变本加厉地施加在了亲弟弟早良身上，可见其对早良憎恶之深。此后，桓武天皇常常夜不能寐，想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在先前的十月八日，桓武天皇已向天智、光仁、圣武皇陵禀报废太子一事，因此在形式上，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在探讨上述事件的背景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其后发生的药子之变（参见本章第二节）的相关记载中，早良亲王与藤原种继的反目被作为正史记录下来。如前所述，同南都渊源极深的早良亲王与力主舍弃南都的藤原种继存在很深的矛盾。自藤原良继、藤原百川去世后，藤原种继不仅成为藤原式家的希望，他还以藤原良继之女乙牟漏（安殿亲王之母）、藤原百川之女旅子的保护者自居。因此，藤原种继势必会对皇太子早良继承皇位一事有所不满。虽说早良在壮年以前一直为僧籍，但其身边却始终没有藤原氏一族女性的身影，这一点实属罕见。从上述迹象来看，皇太子早良与藤原种继不和之说的可信度很高。换言之，此二人早晚都要决一死战。而且，两人的关系还曾在两年前藤原乙牟漏立后一事中受到微妙影响，暂且不说早良本人是否参与其中，至少支持早良的一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放弃建造长冈京

事件告一段落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安殿亲王立太子仪式举行。次年延历五年（786）九月，安殿的同母弟神野亲王（后来的嵯峨天皇）出生。同年，皇太子桓武天皇又与藤原旅子生下大伴亲王（后来的淳和天皇）。如此一来，桓武天皇进一步强化了与创业功臣的姻亲关系，新王朝的基础稳如磐石。如此看来，在下一章将要提到的延历六年（787）河内国交野祭祀天神时，桓武天皇所展现出的那种自负似乎也情有可原了。然而，其后的延历七年（788）五月，藤原旅子去世。延历八年（789）十二月，皇太夫人高野新笠去世。延历九年（790）闰三月，皇后藤原乙牟漏去世。藤原旅子、藤原乙牟漏的去世，以及藤原种继被暗杀等事件直接导致了藤原式家的没落。取而代之的是藤原氏原本的嫡系——藤原南家，藤原南家以藤原继绳（藤原丰成之子）为中心迅速扩张。

在此期间，朝廷于延历七年三月发布动员令，调集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等地军粮，调动东海、东山、坂东军力共计五万二千八百余人赴陆奥国多贺城集结。七月，朝廷任命纪古佐美为征东大使，正式发动针对虾夷[14]的战争。然而，此次战争败于虾夷族长阿弖流为（《续日本纪》延历八年六月三日条），纪古佐美返还战前天皇授予的节刀，承担战败责任（《续日本纪》延历八年九月十九日条）。次年，桓武天皇重整军备，命百济王俊哲、坂上田村麻吕等手握重兵之人继续推进征讨虾夷的计划。

尽管在虾夷问题上表现得勇猛果敢，但对眼前紧要之事，桓武天皇处理得并不理想。尽管早在延历五年（786）七月十九日，太政官院便已建成，且完全可以投入使用，但直至延历十年（791）九月，桓武天皇才向越前、丹波、但马、播磨、美作、备前、阿波、伊豫各国下达命令，将平城宫诸门移建至长冈宫。鉴于上述诸国之中的大多数国，都在其后被委以建造平安宫[15]美福门、伟鉴门、藻壁门、待贤门、阳明门、谈天门、郁芳门等门的重任，因而此时他们负责移建的应该也就是长冈宫的诸门吧（小林清《长冈京的新研究》）。该措施意在明示天皇不会再返回平城京，但迁都将满七年，宫门竟然还没建好，这也绝非寻常之事了。进而次年六月和八月，长冈京一带又如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般发生洪灾（《日本纪略》）。长冈一带原本就被若干丘陵分割，并非一马平川。从此时起，朝廷逐渐认识到了在此建都的困难。

洪水到来前，皇太子安殿正患病不起，人们认为这是早良亲王的冤魂在作祟。“冤魂作祟”也正是在此时登上了日本的历史舞台。如此一来，人们对前述的藤原旅子、高野新笠、藤原乙牟漏之死议论纷纷，自然也属人之常情了。最终，难以抵挡轮番指摘的桓武天皇放弃营建长冈京。不过，平城京固有的缺点依然存在，所以此时桓武天皇也无法把从平城宫里搬出来的建材再送回原处。

平安乐土万年春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转念一想，提议在同属于山背国境内的葛野郡宇太村建造新京。据说提出该建议的是和气清麻吕（《日本后纪》延历十八年［799］二月二十一日条）。延历十二年（793）正月十五日，视察新京候选地的藤原小黑麻吕复命。六天后，长冈宫内里开始拆除，桓武天皇迁至东院。二月二日，桓武天皇向候选地境内的贺茂神社敬告迁都一事。三月，桓武天皇亲自前往现场巡视。由此可见，桓武天皇对此事非常重视，且并未改变此前抛弃平城京的态度。长冈一地如今已不见任何希望，藤原种继在此被杀，桓武的母亲和两位妻子也在这里相继去世。对于桓武天皇来说，长冈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长冈京与平安京　从容易遭受水患的长冈京迁至北方地势较高的平安京（京都市埋藏文化财研究所藏）

新京候选地北部地势较高，水运条件也不错。《拾芥抄》卷中《宫城部》所引村上天皇日记称，“大内里（宫城）乃建于秦河胜宅地遗址之上”。虽然这是后世的传说，时间间隔久远，真伪难以分辨，但至少由此可知，葛野郡曾是渡来氏族、独霸一方的秦氏的根据地。与营建长冈京时相比，桓武天皇此时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在这一年中，新京城门建造完毕，官员分得宅地。次年延历十三年（794）十月二十二日，桓武天皇迁都新京。在紧接着发布的诏书中，桓武天皇说：

葛野大宫地者，山川丽，四方国百姓参出来事便，云云。

而后又在十一月八日的诏书中说：

山势实合前闻，云云。此国山河襟带，自然作城。因斯形胜，可制新号，宜改山背国为山城国。

当时有传言“子来之民，讴歌之辈，异口同辞，号曰平安京”。自不待言，这是在朝廷的指示下流传开来的，而这一传言也成了“平安京”得名之缘由。虽说这是迁都新京之际的国赞之辞，但可以看出，朝野对此处的地势十分满意。想起仅仅十年前迁都长冈京时，由于反对声过大，以至于新京竟无城名。而这次，人们毫无顾忌地唱诵赞词，由此也可窥见桓武天皇在这十余年间所树立起来的领导力。那么，桓武天皇此次迁都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他对这座新都有何期待？对此，恐怕没有比“平安京”这个名字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这是因为目前的朝廷最需要的就是“平安”。次年延历十四年（795）正月十六日，群臣载歌载舞，高颂“新京乐，平安乐土，万年春”的赞词（《类聚国史》卷七十二）。

迁都后，日本迎来桓武治国的时代。以右大臣神王、大纳言壹志浓王两位皇亲国戚为首的台阁（两人都是桓武天皇的堂兄弟，该体制于延历十七年形成）是这一时代的中流砥柱。而新都的营建、征夷、隼人的公民化（第三章详述）、国司监察制度的完善，以及桓武天皇于即位后第二十四年派出的遣唐使最澄、空海等文化巨人为该时代做出了贡献。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意义笔者将在后述章节中论述。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拟围绕皇位继承的逻辑及其变迁问题，回溯9世纪中期前不断在平安宫上演的宫廷政变史。

9世纪的平安京　参照《日本史广辞典》（山川出版社，1997年）“平安京”词条以及村井康彦编《苏醒的平安京》（淡交社，1995年）制成

第二节　不安的平城、风雅的嵯峨

伊豫亲王事件

延历二十二年（803），桓武天皇迎来第二个朔旦冬至。在此前后，坂上田村麻吕的努力使得虾夷问题暂时告一段落（延历二十一年［802］正月，胆泽城建成）；新京大极殿落成（延历十五年［796］），元日朝贺仪式时隔多年再次举办；桓武天皇也有了余暇，偶尔行幸神泉苑（延历十九年［800］首次见诸记载），与群臣饮酒游乐。

然而另一方面，桓武天皇一心想要抹去的昔日旧影也在此时再次浮现。皇太子安殿身体欠佳，牵挂在心的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九年（800）追赠已故的早良亲王“崇道天皇”的称号，恢复已故井上内亲王的皇后身份。无论是给早良追封天皇之号，还是恢复井上的皇后之位，显然其目的都是安抚冤魂。桓武天皇震怒于皇太子安殿与皇太子妃之母藤原药子（藤原种继之女）的丑闻，而两人的关系也难免让人联想到冤魂作祟之说。

延历二十五年（806）三月十七日，桓武天皇驾崩，享年七十岁。皇太子安殿旋即践祚，于同年五月十八日即位（平城天皇），改元大同。即位次日，平城天皇追赠祖母高野新笠为太皇太后、母亲藤原乙牟漏为皇太后，以此明示光仁天皇的正妻是高野新笠、桓武天皇的正妻是藤原乙牟漏（前引春名宏昭论文）。如此一来，平城天皇将正室之子的谱系锁定在了同母弟神野（后来的嵯峨天皇）身上，并凭此将神野亲王立为皇太子。

延历十一年（792），平城天皇与葛井藤子生下皇长子阿保亲王。延历十八年（799），平城天皇又与伊势继子生下后来被立为皇太子的高岳亲王。倘若平城天皇从这两位亲王的母亲之中择其一，将其立为皇后，那么神野亲王的命运将会如前例一般急转直下。然而大同元年六月，平城天皇将皇后之位赠予自己在皇太子时代的妃子、未曾生育便已亡故的藤原带子（延历十三年［794］五月去世），以此表示将不会在自己的血脉中挑选皇位继承人（前引春名宏昭论文）。皇太子年幼，无论是葛井藤子还是伊势继子，其外戚势力都太过薄弱，这亦是其中的缘由之一。与此同时，平城天皇似乎还有优先维护同母弟皇室家族的意愿。也许在平城天皇看来，较之自己的弟弟，桓武天皇与藤原乙牟漏以外的皇后、妃子所生的孩子更为危险吧。

平城天皇一方面展现了匍匐在桓武天皇的棺木上痛哭流涕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在桓武天皇驾崩之年即刻改元大同，仿佛是想要尽快忘却先帝。当时人们认为，在先帝驾崩后的第二年改元才更合乎礼仪，这被称为“逾年改元”。因此平城天皇的做法自然会引来臆测。平城天皇驾崩后，史书《类聚国史》卷二十五评论其为“躬亲万机，克己励精，省撤烦费，弃绝珍奇，法令严整，群下肃然”“性多猜忌，居上不宽”。由此可见，平城天皇天性敏感易怒，常常疑神疑鬼。如果将这种性格与违反常规的改元之事结合来看，即可以说平城天皇与桓武天皇的性格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平城天皇是反对桓武天皇的（桥本义彦《“药子之变”私考》）。

大同二年（807）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名叫藤原宗成的男子鼓动桓武天皇的皇子伊豫亲王谋反。闻知此事后，大纳言藤原雄友立刻与右大臣藤原内麻吕共商对策。察知到危险的伊豫亲王于十月二十七日上奏天皇，称藤原宗成煽动自己谋反。然而藤原宗成辩解称伊豫亲王才是谋反的主谋。相信这一说法的平城天皇将伊豫亲王及其母亲藤原吉子（南家藤原是公之女、藤原雄友的姊妹）软禁于大和国川原寺。断食十日的母子二人自知命不久矣，遂于十一月十二日服毒自尽（《日本纪略》）。此即伊豫亲王事件。

伊豫亲王是平城天皇的异母弟，深受桓武天皇宠爱，据说其性格也十分豪放。毋庸置疑的是，深受桓武天皇宠爱这一点，很可能对平城天皇和伊豫亲王产生微妙的影响。因此也可以说，该事件是平城天皇的过度防卫意识所引起的。平城天皇一直被早良亲王的冤魂所困扰，而今他又陷入了对伊豫亲王母子冤魂的恐惧，这导致他风病（或为抑郁症）再发，于官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的大同四年（809）四月一日下达让位之意，次日移居东宫。

四月三日，皇太子神野亲王践祚。四月十三日，即位大典举行，神野亲王成为嵯峨天皇。即位次日，嵯峨天皇将平城天皇的皇子高岳亲王立为皇太子。此时，嵯峨天皇的皇子尚未出生。按照“在皇后所生的皇子中选择皇太子”的原则，藤原乙牟漏血统中的高岳亲王成为最有力的皇位继承人。可是需要注意的是，嵯峨天皇并未授予高岳亲王之母伊势继子以皇太后或皇太夫人的称号。这一举措十分微妙，尽管不好断言嵯峨天皇是否有意为之，但不得不说，嵯峨天皇此举让高岳亲王继位一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药子之变

让位后，平城上皇在宠爱的藤原药子以及众多官僚的陪同下，于同年（809）十二月移居平城京故宫。藤原药子的兄长藤原仲成自上个月起便雇用两千五百人改建平城宫。

嵯峨天皇方面对这一动向十分敏感，遂于弘仁元年（810）任命巨势野足、藤原冬嗣为藏人头[16]，以确保天皇向太政官[17]下达敕令的通路足够顺畅。另一方面，平城上皇方面发布诏书，宣布废除于大同二年四月取代参议设立的观察使一职，恢复参议。由于跟随平城上皇的藤原药子被任命为尚侍，参与诏敕的发布，再加上当时上皇也有权发布诏敕，因此平城上皇发布诏敕时并没有经过嵯峨天皇的同意。

九月六日，平城上皇终于下令还都平城京。事已至此，嵯峨天皇方面只好在九月十日下令解除藤原药子尚侍一职，逮捕并监禁当时正在平安京的藤原仲成，并于次日将其射杀。可以说，嵯峨天皇方面明确显示出了要与平城上皇方面对抗的姿态。平城上皇进入东国（近畿以东地区），计划再起，不料却被坂上田村麻吕等天皇方面的军队阻拦，只好于九月十二日出家，藤原药子服毒自杀。此事件被世间称为“药子之变”。其后，平城上皇活到了五十一岁，于天长元年（824）七月离世。

关于药子之变的原因及背景，历来众说纷纭（佐佐木惠介《药子之变》）。从后世《水镜》的记载来看，要说藤原药子、藤原仲成一方没有煽动平城上皇复辟，借机扩张势力，似乎并不太可能。而且，远有齐明天皇（皇极天皇重祚），近有称德天皇（孝谦天皇重祚），她们都曾暂时退位，之后又复辟。平安京定都不过十几年，自己下令还都平城京又有何不可呢？平城上皇选择了与孝谦上皇同样的做法，只不过他没有像孝谦上皇那样做好十足的准备（当然，笔者这么说是一种“马后炮式”的结果论），所以平城上皇才会以失败告终。

清算“二所朝廷”

与其说问题出现在每位天皇、上皇的个性以及周围人的意志上，不如说这是权力构造本身存在缺陷使然，该缺陷即终极皇权究竟归属于让位的上皇还是现任天皇（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二章详述）。俗话说，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在药子之变中，由于反应迅速（但由于过于迅速，有人怀疑这是嵯峨天皇设下的圈套），嵯峨天皇方面全面压制了平城上皇方面，并以此为契机整顿了太上天皇与现任天皇的关系，将太上天皇从政治中心驱逐出去。当时的太政官办公官署——外记局，在平城京（供平城上皇使用）和平安京（供嵯峨天皇使用）均有设置，这种政治体制被称为“二所朝廷”（《日本后纪》大同五年［810］九月十日条）。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嵯峨天皇废除了平城京的办公官署。其后，当嵯峨天皇退位成为上皇时，他又退出内里，隐居在嵯峨院。这样一来，天皇拥有唯一至高权力的体系便被确立下来（春名宏昭《太上天皇制的成立》）。与此同时，作为上述事件的余波，嵯峨天皇为了打消人们还都平城京的念想，再次盛赞“平安京”，该行为使得还都平城京的论调彻底消亡。

平城上皇在药子之变后完全丧失了影响力。九月十三日，受到牵连的皇太子高岳被废。可是嵯峨天皇当时没有皇子，于是他将母亲出身高贵的大伴亲王立为皇太子。然而就在同一年内，嵯峨天皇与橘嘉智子生下正良亲王（后来的仁明天皇）。弘仁六年（815）七月，嵯峨天皇将橘嘉智子立为皇后。如此一来，嵯峨天皇便营造出了一种“天皇与皇后生下皇子”的表象（实际上顺序刚好相反，应该先有皇后，后有皇子）。这将嵯峨天皇欲立正良亲王为皇太子的意图表露无遗。反之，现任皇太子大伴亲王则被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大伴亲王的立场完全由嵯峨天皇决定，大伴亲王只有恭敬顺从的份儿。

嵯峨天皇一方面苦于旱魃[18]、水灾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和疫病，另一方面又讴歌军事上的“中外无事”。在主持编纂《内里仪式[19]》《内里式[20]》，规范各项仪式庆典的同时（山中裕《平安朝的年中行事》），嵯峨天皇还主持汇编了《弘仁格[21]》《弘仁式》，并整理了律令制实施以来的各项法令。这一时期，宫中诸门、殿舍全被改成了充满中国韵味的名字，各项仪式也明显呈现出一种唐风倾向，再加上该时期编纂的日本最早的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世间呈现出一派中国风的文化景象。与此同时，最澄、空海从中国带回的天台宗、真言宗历经种种曲折，也开始在日本佛教界建立起稳固的地位。

凭借天皇的信任，藤原北家的藤原冬嗣成为台阁首班，时为弘仁十一年（820）。次年，为教育藤原氏子弟，藤原冬嗣创办劝学院，以自身为主导，探索氏族结合的新理论和新场域（海野良美、大津透《劝学院小考》）。弘仁十四年（823），藤原冬嗣之子藤原良房迎娶嵯峨天皇的皇女源洁姬。只要嵯峨天皇作为皇室的家长一直保持潜在的权威，藤原北家的繁荣就能得到可靠的保障。另一方面，嵯峨天皇赐予皇子信及以下皇族“源”姓，降其为臣籍，为日后源氏占据政界之巅提供了契机。

第三节　两统迭立与承和之变

嵯峨上皇与淳和天皇的心理战

弘仁十四年（823）四月十六日，嵯峨天皇退位，皇太子大伴亲王践祚，于同月二十七日即位，即淳和天皇。作为顺利即位的交换，正良亲王于此前的十八日被立为皇太子。其后，淳和天皇追赠藤原带子太皇太后称号，赐予橘嘉智子皇太后称号。这些都很正常，但淳和天皇还同时赐予生母藤原旅子皇太后称号。此举表明，淳和天皇也是桓武天皇的正室之子。淳和天皇的这一做法到底是对生母的礼节，还是对嵯峨上皇的对抗呢？

而淳和天皇追赠高志内亲王为皇后一事同样意味深长。高志内亲王与平城天皇、嵯峨天皇一样，均为桓武天皇与藤原乙牟漏所生，早年嫁给大伴亲王，于延历二十四年（805）生下恒世亲王，于大同四年（809）去世，年仅二十一岁。虽然高志内亲王是嵯峨天皇的亲妹妹，出身无可挑剔，但淳和天皇仍将其追赠为皇后，为的就是要给恒世亲王一个正统身份，使其成为天皇和皇后所生的皇子。由于现任皇太子正良亲王也是天皇和皇后所生，因此双方都具有正统性，形成颉颃之势。

淳和天皇即位之初有意立恒世亲王为皇太子，然而恒世亲王推辞不受，淳和天皇这才决定立正良亲王为皇太子。从这一点来看，或许有人会认为淳和是在对嵯峨表达恭顺之意。可是，倘若将此事与追封高志内亲王为皇后一事相联系，即可知淳和天皇很有可能是在为将来让位于正良亲王并立自己的儿子恒世亲王为皇太子做准备，所以淳和天皇才会提前强调恒世亲王的资格，为其廓清环境（前引春名宏昭论文）。

然而，被淳和天皇暗中寄予厚望的恒世亲王竟然在天长三年（826）去世了，年仅二十二岁。虽然淳和天皇与正子内亲王在前一年生下恒贞亲王，但年龄因素却让淳和天皇的计划遇到了一些困难。就在此时，令淳和天皇更加不安的事情发生了。皇太子正良于天长四年（827）八月与妃子藤原顺子（藤原冬嗣之女，通称“五条后”）产下道康亲王（后来的文德天皇）。而淳和天皇一方犹如回应一般，于同年立恒贞亲王之母正子内亲王为皇后。正子内亲王是嵯峨天皇和橘嘉智子的女儿，从血统来说，立后毫无问题。不过在这一时间点册立皇后，只能说明失去恒世亲王后，淳和天皇为了将自己的子孙送上皇位，就必须得使恒贞亲王拥有皇太子正良拥有的正统性。淳和天皇与嵯峨上皇、皇太子正良之间的关系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双方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心理战。

双方的关系难免会下渗到臣子之间。后来在承和之变爆发之际，贵族分成了两派，公然反目。其间，天长七年（830），正良亲王与藤原泽子生下时康亲王（后来的光孝天皇）。

天皇家、藤原氏、橘氏谱系略图　数字表示桓武天皇至光孝天皇的即位顺序

天长十年（833）二月二十八日，太平盛世落下帷幕，淳和天皇让位，皇太子正良践祚。二月三十日，恒贞亲王被立为皇太子。三月二日，皇太后橘嘉智子成为太皇太后。同月六日，正良即位（仁明天皇）。仁明天皇当时已经与藤原顺子生下道康亲王，因此倘若仁明天皇有意，大可在其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将藤原顺子立为皇后，只不过这样做等于公开挑战皇太子恒贞亲王的地位。在嵯峨、淳和两位上皇的心理战中，立后一事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承和之变

承和九年（842）七月十五日，嵯峨上皇去世，享年五十七岁。淳和上皇稍早于嵯峨上皇，于承和七年（840）五月八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拥护皇太子恒贞的春宫坊带刀伴健岑、但马权守橘逸势本计划在东国举兵，废掉仁明天皇。然而，该计划在嵯峨上皇刚刚去世后的承和九年七月十七日暴露。据持有官方立场的《续日本后纪》记载，伴健岑欲煽动平城天皇之子阿保亲王起兵谋反。阿保亲王曾在药子之变中亲眼见到弟弟皇太子高岳亲王被废，自己也被流放大宰府。因此在被质询时，吃一堑长一智的阿保亲王为表忠义，便给太皇太后橘嘉智子送去密信，和盘托出了整个计划。橘嘉智子则将密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藤原良房，藤原良房把此事上报给了仁明天皇，于是事件瞬间明朗，伴健岑、橘逸势等人被捕。尽管伴健岑和橘逸势竭力否认，但该事件仍被定性为以春宫坊为中心的大规模谋反事件。七月二十三日，皇太子恒贞被废。八月四日，藤原良房的外甥道康亲王被立为太子。此即“承和之变”。

在仁明天皇看来，这是清算两统迭立（两个皇统分别继承皇位）的绝佳机会。另一方面，藤原良房（藤原顺子之兄）在仁明天皇还是皇太子时就担任春宫亮，在仁明天皇即位后又被提拔为藏人头。从藤原良房的角度来说，较之正子内亲王所生的恒贞亲王，他当然更希望自己的妹妹顺子所生的道康亲王成为皇太子。在这一问题上，仁明天皇与藤原良房的想法达成了一致。

此次事变后，包括春宫大夫文室秋津、春宫亮藤原贞守在内——“坊司并品官佐官以上及侍人、藏人、诸近仕者等，又所长以上”——皇太子身边的官员几乎均遭左迁。结合下一章将会提及的东宫机构完善这一背景，该事件充分反映了春宫坊官员的动态。他们原本与皇太子并不十分亲密，但都逐渐依附于皇太子，在皇太子即位一事上各怀鬼胎、打着小算盘，并结成相互依存的稳固关系（福井俊彦《关于承和之变的一项考察》）。

从上述背景看，将此次事变说成是“藤原氏排挤其他氏族”似乎并不妥当。伴健岑以及被当成同犯的橘逸势固然受到了重罚，但看一看政界上层就会发现，情况实则完全不同。在此次事变中，因受牵连而被左迁之人有大纳言藤原爱发（免官）、中纳言藤原吉野（贬为大宰员外帅）、参议文室秋津（贬为出云权守）。而橘氏的头号人物、同年三月成为大纳言的橘氏公因有太皇太后橘嘉智子之兄的身份加持，事后仅丢掉了右近卫大将一职（被藤原良房取代），可以说是毫发无伤。甚至在承和十一年（844）时，橘氏公还顺利晋升成为右大臣。橘奈良麻吕的长男橘岛田麻吕一支是橘氏主流，可谓人才辈出。比如在“阿衡之争”（第六章详述）中登场的橘广相；橘岛田麻吕的弟弟橘清友所生的橘氏公、橘嘉智子；有过入唐经历、以善书而闻名的橘逸势（橘清友的弟弟橘入居的三子）等。由此看来，藤原氏要打击橘氏未免太过迂远。

仁明天皇与藤原良房的意图

伴健岑虽被认定为主犯，但其身份谱系却甚为不详。弘仁十四年（823），成为参议的伴国道（在藤原种继暗杀事件后被处分的伴继人之子）一支，可以说是大伴氏（伴氏）的嫡系，可伴国道在天长五年（828）已经去世，其子伴善男虽于其后成为大纳言，但承和之变时伴善男不过三十二岁，仅为六位（位阶）藏人，且尚不足以成为打击对象，因此其仕途并未受到影响。

与处置伴健岑、橘逸势这种小人物时声势浩大的阵仗不同，大纳言藤原爱发是在悄无声息中遭受处罚的。藤原爱发是藤原北家一族藤原内麻吕的第七子、藤原良房的叔父，曾担任淳和天皇的藏人头，并将女儿嫁给了恒贞亲王。可以说，在仁明天皇和藤原良房看来，藤原爱发无异于眼中钉、肉中刺。另一方面，中纳言藤原吉野来自藤原式家一族，也曾担任淳和天皇的藏人头，甚至还当过正子内亲王的皇后宫大夫（统领皇后事务的最高长官）。淳和天皇让位后，他辞去右近卫大将职务，陪侍淳和上皇，可以说与淳和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在仁明天皇看来，藤原吉野的麻烦程度不亚于藤原爱发。另一方面，时任中纳言的藤原良房自然也不会反对将大纳言藤原爱发、前任中纳言藤原吉野逐出政界一事。

这样一来，仁明天皇便与藤原良房联手终结了两统迭立的局面，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更为紧密。倘若放任两统迭立的局面继续发展，局势就会变得如镰仓时代后期那般，三个甚至四个政权轮番上台。如此一来，千辛万苦将故人追赠为皇后、将母亲封为皇太后或皇太夫人以示只有正室之子才是皇位最佳继承人的做法，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换言之，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费尽心机，却不承想这些心机最终只不过是一种对结果的追认，其整个过程已经丧失了规范性。

当年正子内亲王奉父亲嵯峨之命，嫁给叔叔淳和，生下皇太子恒贞。然而恒贞又因外祖母橘嘉智子转送密信，被舅舅仁明天皇废掉皇太子之位。最终，正子于贞观二年（860）在圆仁处受菩萨戒，法名良祚。贞观十八年（876）二月，正子将嵯峨天皇的离宫嵯峨院改名为大觉寺，其子恒贞（法名恒寂）成为开祖。据说后来藤原基经计划废掉阳成天皇时，曾前来询问恒贞能否出山继承皇位。恒贞答曰：“只闻舍弃王位而为僧者众多，舍僧籍而为王者未尝闻也。”

鼎盛的仁明天皇时代

仁明朝以后，再无死后追封皇后、皇太后的做法，尽管光孝朝后上述做法曾有死灰复燃之势，但那也只是偶发现象。究其原因，以“赠后”之方式赋予皇位候选人以正统性的做法，往往会带来错综复杂的倾轧。此外，不仅赠后的做法不复存在，在仁明、文德、清和、阳成、光孝、宇多的时代，就连生前立后的做法也不再施行了。这是因为，早早立后即等于认可其子拥有正统地位，但当时皇太子废立频繁，因此立后也只会频繁导致废后。在那时看来，儿子即位、母亲成为皇太夫人，恐怕才是最安全妥当的做法。不过天皇不指认正妻这一点，仍不免给人一种理念丧失之感。

迁都平安京已过半个世纪，人们已经没有再迁都的想法，人人都能感受到当下皇统的安定。作为对华外交的漂亮收尾，日本派出承和遣唐使；宗教界也刮起了一股新风（详见第四章）。但是，有一种思想认为，派遣使节既耗费财力又耗费人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派遣外交使节的必要性也随之消失。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回日本国内。当时庸调[22]粗恶、违期、未进的情况愈发严重，朝廷也对此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详见第九章）。三善清行在《意见封事十二条》中严厉谴责当时的情况：“仁明天皇即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镂，锦绣绮组，伤农事、害（妨碍）女工。朝制夕改，日变月悛。后房内寝之饰，饫宴歌乐之储，丽靡焕烂，冠绝古今。府帑由是空虚，赋敛由之滋起。”从仁明天皇死后的传书来看，其才能毋庸置疑：习熟汉音，通晓儒家经典甚至老庄思想，善书，长于骑射，乐器演奏亦非浅尝辄止，医术方面也多有涉猎，可暗诵医书（《续日本后纪》嘉祥三年［850］三月二十五日条）。不过，作为帝王，仁明天皇是否称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应该看到，天皇及其身边人有如此嗜好必然会开风气之先。其典型即樱花的“复辟”。很早以前，日本贵族甚爱樱花。然而到了奈良时代，梅花一跃成为贵族的最爱。偏爱梅花的嗜好源自中国。大伴旅人在大宰府举办的梅花宴就充分体现了万叶时代[23]的此种审美趣味。因此，平安宫内里紫宸殿的前庭原先一直栽种着橘树和梅树。而“左近之樱、右近之橘”的格局，则要等到仁明天皇的时代才逐渐成形（山田孝雄《樱史》）。

此前虽有嵯峨天皇于神泉苑、淳和天皇于内里举办花宴，樱花大受欢迎的先例，但喜爱樱花之风真正深入人心，还是仁明朝的事情。无论仁明天皇宠臣藤原良房东京（左京）的宅邸（称“染殿”），抑或其弟藤原良相西京的宅邸，皆以樱花之繁盛而著称。据说仁明天皇曾打算行幸藤原良房的染殿观赏樱花，然未及成行而驾崩（《文德天皇实录》仁寿元年［851］三月十日条）。据《三代实录》记载，其后藤原良房还曾多次在自家宅邸举办观樱宴，邀请清和天皇赏樱。

如后文所述，以宇多天皇为首、对藤原北家持批判态度之人为《古今和歌集》开辟了道路。而再度发现樱花之美、使其成为和歌主题之人，却是仁明天皇与藤原良房。

行文至此，不觉已至9世纪之转折点。在此，让我们暂别这些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杯中波澜，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眺望9世纪的时代特征。

[1]藤原式家、北家，奈良时期，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振兴起四个家族，分别为以武智麻吕为先祖的藤原南家、以藤原房前为先祖的藤原北家、以藤原宇合为先祖的藤原式家、以藤原麻吕为先祖的藤原京家。

[2]道镜，奈良时代僧人，因为孝谦天皇（称德天皇）看病受到宠幸，一路升至法王位。因觊觎皇位，制造伪神谕，欲令称德天皇让位于他。称德天皇死后被贬至下野国药师寺。

[3]渡来人，4世纪至7世纪前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移民。

[4]大宰府，设置在筑前国的地方官厅，负责统辖九州诸国的行政，接待外国使节、海边防备等。

[5]天智天皇驾崩后，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与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展开皇位争夺战。最终大友皇子自杀，大海人皇子即位，成为天武天皇。此事件史称“壬申之乱”。

[6]南都，平城京的别称，与平安京的别称“北都”相对。

[7]革令，来源于“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干支革命思想，指甲子年多变乱。

[8]朝堂院，举行天皇即位、朝贺、召见外国使臣等重要仪式的正殿，第五章详述。

[9]斋宫，侍神公主。日本古代皇室有将幼小的未婚公主送往伊势神宫侍奉皇祖神的习俗，该公主即称“斋宫”。

[10]橘奈良麻吕之变，757年，贵族橘奈良麻吕联合大伴古麻吕等人，计划铲除藤原仲麻吕势力，废立天皇。政变最终因上道斐太都等人密告而失败。

[11]春宫坊，负责春宫（东宫）事务、辅佐皇太子的机构。长官称“春宫大夫”，次官称“春宫亮”。

[12]和气王谋反事件，和气王是天武天皇的曾孙，官位为从三位参议。765年，称德天皇未获子嗣，皇太子人选迟迟未定。和气王觊觎皇位，招来巫女下咒，联合粟田道麻吕等人计划谋反，最终因事泄而失败。

[13]长屋王之变，长屋王是天武天皇之孙，高市皇子长子。藤原不比等死后，不比等四子与掌握政权的长屋王形成政治对立，长屋王反对立藤原不比等之女藤原光明子为后。为了铲除反对势力，729年藤原氏向圣武天皇进谗言称长屋王有意谋反，圣武天皇派人包围长屋王府邸进行质询。长屋王被迫自尽，国家大权自此由皇族转移到藤原氏手中。

[14]虾夷，日本古代对居住在奥羽至北海道地区、不服从中央朝廷统治之人的称呼。

[15]平安宫，即平安京的宫城，又称“大内里”，指包括内里、朝堂院以及各官厅的区域。详见第五章。

[16]藏人头，藏人所的长官。藏人所是嵯峨朝设立的总管宫内事务的机构，负责在天皇和公卿之间上传下达。

[17]太政官，古代日本律令制下的国政最高机关，长官为“太政大臣”，下设左右大臣、内大臣等，下辖“八省”，即八个官厅以及地方各个官厅，统揽政务。

[18]旱魃，传说中引起旱灾的怪物。

[19]仪式，指执行公务、节日庆典时的礼仪作法。

[20]式，指律令和格的实施细则。详见第五章。

[21]格，指由律令的修改法令汇集起来的法典。详见第五章。

[22]庸调，庸，代替劳役缴纳的布、米等物，调，丝、绵、铁、鱼贝类等土产。

[23]万叶时代，指《万叶集》成书的奈良时代。

第二章　应该如何定位天皇？

第一节　从神到人

即位大典上的天皇

9世纪时，天皇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一直延续至下一个时代。简单来说，该变化暗含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个方向接近中国皇帝的形象，另一个方向则乖离中国皇帝的形象，回归日本古代天皇之根本。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接近中国皇帝的方向。在律令国家编纂的官修史书《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即位前的时代被称为“神代纪”，而神武天皇即位后则进入了人而非神的时代。可是，尽管《日本书纪》有过这样的设定，但在许多情况下奈良时代的天皇仍被视作神。在此，笔者尝试向读者复原即位大典当时的情景，以兹说明（下文部分情景根据元日朝贺仪式类推所得）。

首先是即位大典和朝贺仪式时天皇的服饰。起初，天皇穿的是清一色的白衣，称“帛衣”。但圣武天皇在位的天平四年（732）元日朝贺前后，天皇的服饰发生了变化，至嵯峨天皇在位的弘仁十一年（820），天皇的服饰则被定型为极富中国风情的华丽礼服（称“衮衣”）与礼冠（称“冕冠”）。与此同时，“大小诸神事，及季冬奉币[1]诸陵，则用帛衣”。也就是说，只有在神事活动等特定场合，天皇才会身着传统的帛衣（《日本纪略》弘仁十一年二月二日条）。该做法还被次年编纂的《内里式》“元正受群臣朝贺式”一条收录，成为后世的典范（大津透《天皇的服饰与律令、礼仪的继承》）。

另一方面，即位大典要宣读即位宣命，而收载于《续日本纪》中的几乎所有的即位宣命都以“明神”“现御神”起首。另外，在大宝、养老年间的公式令[2]中，卷首处用于最重要事项的诏书开头部分，也将发布宣命的人写成了“明神御宇日本天皇”。在诏书的开头部分明确说明君主是现身于人世的神，这是日本特有的规定，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做法（西岛定生《遣唐使与国书》）。而且不仅是即位之时的宣命，奈良时代大部分的宣命也都以此类词句为起首。

宣读完即位宣命后，参列百官须以拍手回应（根据《内里仪式》“元旦受群臣朝贺式”类推得来）。如今人们参拜神社也要双手击掌，不过那时的群臣则需要跪在地上连续拍手三十二下。面对身份尊贵之人拍手，是倭人的独特风俗，《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便有相关的记载。延历十八年（799）元日朝贺之际，由于渤海使节参列其中，因此往年四拜天皇的规矩改成了两拜，拍手环节也被省去（《日本后纪》），这大概也是因为拍手是日本特有的规矩吧。此外，拍手的动作也表明，向天皇致礼与向神灵致礼是同一回事。

以上三点表明，在奈良时代，天皇被视为神明。

不过如前所述，平安时代初期举办即位大典时，天皇身着的是中国风的礼服和礼冠，百官也不拍手，而是“拜舞”（左右扭转身体），这一点在《内里式》中有明确的规定（西本昌弘《从古礼视角看“内里仪式”的形成》）。这些改变都竭力效仿中国皇帝的即位大典（大隅清阳《仪制令与律令国家》），天皇相应地也离日本神明的样子越来越远。虽然即位宣命依然以“明神”“现御神”等称谓起首，但平安时代的即位宣命已成为一种定式，无须再如奈良时代那般，借助神话来事无巨细地陈述天皇即位与统治的由来。是神也好，非神也罢，总而言之到了平安时代，举行即位大典时已无须再解释天皇即位的缘由了（早川庄八《律令国家、王朝国家中的天皇》）。

重整即位仪礼

重整即位仪礼也是我们考察奈良至平安时代天皇变化的一个重点。

律令原本规定，践祚之日（在律令中指举行即位仪式之日，依据井上光贞《日本古代的王权与祭祀》），中臣要奏天神祝词，忌部[3]要奉上象征天皇身份的三种神器中的两种——镜和剑，在这之后新皇才能登上御座。最早实施该流程的即位仪式可追溯至持统天皇的即位大典。

不过，该流程也存在一个问题，即从先帝去世到举办新皇即位仪式期间，皇权的归属十分模糊。天武天皇驾崩后，其安葬前的殡仪准备竟然前前后后用了三年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神器——镜和剑需交由谁来掌管呢？新皇即位时之所以要奉上镜和剑，就是为了明示皇权之所在。因此按照这条律令的逻辑，不举行即位仪式就不需要奉上镜和剑了。理论虽然如此，但实际上自持统天皇以来，天皇让位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因此在奈良时代皇权归属模糊的问题其实还不太突出。

而且，即位大典时奉上镜和剑的仪式也只延续到了光仁天皇的时代。到了桓武天皇、平城天皇即位之际，践祚仪式变为只在先帝让位或去世时才举行。奉上镜和剑的仪式也变成了在先帝死后即刻转交给皇太子，此称“剑玺渡御”（柳沼千枝《践祚的形成与其意义》）。让位仪式亦是如此。让位诏书发布后，剑玺渡御仪式当即举行。即位大典则在践祚仪式后不久举办，此时新皇需像前文所述，登上御座，宣读即位宣言。由于忌部所负责的向新皇奉上镜和剑的仪式与践祚仪式有所重合，因此自桓武朝大尝祭[4]后，该仪式与中臣奏天神祝词的仪式一并改在大尝祭的辰日（次日）举办。这一规定可见于9世纪后半编纂的《贞观仪式》和10世纪初的《延喜式》中。不过，自天长十年（833）仁明天皇举办完大尝祭后，中臣和忌部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加茂正典《大尝祭“辰日前段行事”考》）。

由于授受象征皇位器物的仪式已改在践祚之际举行，因此即便没有出现让位的情况，皇权的归属也不会存在空白。中臣和忌部曾在记纪神话[5]中登场，也就是说记纪神话中有关于这两个氏族臣属于天皇家由来的明确记载。然而到了大变革的桓武天皇时代，从飞鸟时代一直传承到奈良时代的中臣和忌部，却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向皇太子奉上镜和剑的流程被编入践祚仪式，成为后世典范。这充分表明，以中臣和忌部为代表、以神话为媒介来象征诸氏族臣服于新皇的方式已发生了改变，改变后新皇通过前任天皇让与的方式，继承皇位。

皇太子制度的成熟

桓武天皇以后，皇位继承的方式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其中有些方向可以说是奈良时代反复试错的结果，例如皇太子制度的成熟以及后宫的改革等，以下试举几例详述。

律令规定，天皇在位时要提前决定皇位继承人。然而，受到“只有草壁皇子的血统才是正统的皇嗣”这一意识的影响（堀江洁《奈良时代的“皇嗣”与皇太子制》），奈良时代甚至出现了立女性为皇太子等乱象，防患于未然的皇太子制度已无法健全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皇太子之位空缺的时期也变得异常漫长（荒木敏夫《日本古代的皇太子》）。

进入平安时代后，状况为之一变。立太子仪式在天皇即位仪式前后举行，皇太子制度恢复正常。尽管如前章多次提到的那样，废太子一事频繁发生，但不管怎么说，册立皇太子一事已成为时代的共识。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支撑皇太子的机构得到了整备与完善。譬如，就皇太子的经济基础而言，律令规定皇太子可以得到俸禄，称“东宫一年杂用料”，但不能像中宫（皇后）那样得到“封户”。封户是俸禄制度的一种，即指定承担租庸调的课户，课户所缴纳的全部庸调以及二分之一的租（后来变成所有的租）收归封主所有。皇太子之所以得不到封户，是因为壬申之乱时，“汤沐”（封户的前身）成了大海人皇子的势力基础。为了避免皇太子在拥有经济基础后，与现任天皇关系恶化，所以律令才规定不给皇太子封户（坂上康俊《东宫机构与皇太子》）。

或许由于这种做法过于极端，所以不久之后皇太子也可获得封户了，只不过形式稍有不同，即皇太子的封户必须同母亲的封户一道管理（堀江洁《东宫封的形成》）。而皇太子本人直接得到封户的情况，则始于山部亲王（后来的桓武天皇）被立为太子之时（《九条家本延喜式纸背文书》）。当时山部亲王获封户一千，平安时代以后，皇太子的封户增加至两千，与中宫并列，迥异于其他亲王和臣子，其地位也随之彰显。

随着皇太子成为常设、其经济基础有所整备与完善，附属于皇太子的官僚机构——春宫坊的功能也得到了充实，皇太子与春宫坊官员之间的关系更是愈发牢固。如前章所述，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废太子事件频发，例如他户亲王、早良亲王、高岳亲王、恒贞亲王等都曾被废。在这些事件中，以春宫大夫为代表的东宫官员或被流放，或遭左迁。

反之，如果皇太子能够顺利即位，其亲信自然也将平步青云。孝谦天皇的学士[6]吉备真备就是如此。9世纪时，上述现象十分引人关注。

重整后妃制度

天皇的正室是皇后，天皇和皇后所生的皇子即位时，皇后就成了皇太后。皇太后的孙子（孙女）即位时，皇太后就荣升为太皇太后。如果皇后没有生皇子，皇妃之子即位为天皇，那么新皇的母妃则成为皇太妃。皇太妃的孙子（孙女）即位时，皇太妃就荣升为太皇太妃。尽管律令没有明确规定上述内容，但这应该是最为理想的状态。按照令的设定，只有内亲王才有资格成为皇后或皇妃。因此如若皇后或皇妃之子没有即位（包括皇后或皇妃没有生育的情况），而是由大臣之女出身的夫人[7]之子即位时，则该夫人可成为皇太夫人。在天皇和太上天皇无法行使皇权的特殊情况下，这些带有“皇”字头衔的女性便可被赋予与天皇相同的权能（春名宏昭《皇太妃阿闭皇女》）。

不过实际上，整个奈良时代只有藤原光明子一人成为皇后，皇太夫人也只有藤原宫子一人。暂且不提圣武天皇之母藤原宫子的境遇，藤原光明子立后之事曾遭到激烈的反对。在此事件中，长屋王因谋反之罪名被消灭。或许是受到草壁皇子体弱多病遗传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已导致许多人牺牲，总之在天武天皇、持统天皇的直系皇统中，本该成为皇太子的亲王、本该成为皇后或皇妃的内亲王最终大都没能如愿以偿。[8]其结果就是，天武皇统不得不将皇位让与天智皇统。而天智皇统的光仁天皇在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深知政治斗争背后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开始着手改革后妃制度，并将改革后的制度延续下去。

若想增加皇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皇妃。日本的令虽以中国的令为典范，但远不如中国庞杂。日本的令规定，皇后之外，妃子二人、夫人三人、嫔四人，皇后、皇妃只能从内亲王中选择，因此可选范围极小。自律令国家诞生以来，男性天皇只有文武天皇、圣武天皇、淳仁天皇这三人，而此三人的后宫人数是否达到了规定的要求，目前并无史料可寻。

据正史及《本朝皇胤绍运录》等史料记载，桓武天皇的皇后和皇妃共有二十七人。其中虽有藤原氏主动嫁女的因素存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天皇必须要有男性皇子。不过，二十七人毕竟大大超过了令制规定的人数。所以桓武朝出现了“女御”的称呼，用来统称超过规定人数的皇后和皇妃（玉井力《女御、更衣制的形成》）。

再者，在嵯峨天皇的皇后与皇妃中，有生育史之人便已达二十四人，她们共生二十三位皇子、二十七位皇女。虽说家大业大，但人数未免过多了。这些皇子、皇女的养育费，以及长大成人后依据品阶授予的俸禄是一笔莫大的开销，就连嵯峨天皇自己也承认“男女稍多，空费府库”。

于是，嵯峨朝又将女御分成了两部分，其中出身相对低下的称“更衣”。随之编纂的《弘仁式》由此规定，妃、夫人、嫔之下还有女御和更衣（《本朝月令》）。更衣生下的绝大多数皇子、皇女被赐“源”姓，降为臣籍。此事始于弘仁五年（814）五月八日，被赐姓的有源信等男女八人。另一方面，女御所生的皇子、皇女则基本上都能得到亲王、内亲王的待遇（林陆朗《嵯峨源氏研究》）。《源氏物语》中的“桐壶更衣”和“弘徽殿女御”就是上述背景下的产物。

桓武天皇画像（延历寺藏）

然而，桓武天皇竟然违背这一规定，无视井上内亲王所生的皇妃酒人内亲王，而将藤原乙牟漏立为皇后。据说酒人内亲王容貌美艳，但性格却有些问题（《东大寺要录》第十卷）。即便如此，酒人毕竟也是内亲王出身的皇妃，而桓武天皇却无视这一点，强行将臣子之女立作了皇后。平城、嵯峨两朝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这样一来，令制中关于“妃”“夫人”的人数规定和身份区分变得毫无意义，天皇配偶的称呼也变成了要么是皇后，要么就是女御和更衣（津田京子《“女御、更衣”的形成》）。

如前章多次提及的那样，在众多女御中册立谁为皇后，直接关乎皇位继承的问题。因此谁是皇后、皇太后，完全由谁当皇太子，抑或谁是皇太子的有力人选决定。这样一来，此前与天皇共同执掌政务的“皇后”至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太上天皇的定位

如上所述，天皇的即位仪礼进一步得到完善，天皇的候补人选——皇太子相关的制度得以确立，选定皇太子候补人选的后宫制度也已处在摸索的阶段之中。与此同时，如何定位让位后的天皇的问题也被搬上了台面，朝廷对此做出了相应的改动。

奈良时代自持统天皇以来，元明天皇、元正天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等历代天皇都曾让位。在那时，让位后的天皇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太上天皇。在先帝的监管下，政权能够顺利地转交给新皇，而皇权的空白期也随之有所避免。

然而，无法避免的问题是，最高皇权究竟在太上天皇还是现任天皇手中？不管怎么说，当初选定皇太子的是太上天皇，让位给新皇的也是太上天皇。既然都取决于太上天皇的旨意，那么太上天皇也完全有权改变主意（坂上康俊《古代之法与习俗》）。

实际上，孝谦上皇与淳仁天皇产生摩擦，就是因为太上天皇与天皇的权能没能区别开来。平安时代以后亦是如此，平城上皇与嵯峨天皇此前也出现过几乎相同的倾轧，而药子之变则促使这种冲突表面化。以此为契机，嵯峨天皇在制度上把太上天皇从处理政务的中心驱逐了出去。关于这一点，上一章已有论述。而且当时还有规定，需得到现任天皇授予的太上天皇封号才有资格成为太上天皇（笕敏生《太上天皇尊号宣下制的形成》）。如此一来，至高无上的天皇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倘若没有上述整备措施为前提，那么后来代替天皇处理政务的摄政以及辅佐天皇的关白也都不会出现了。

嵯峨天皇画像（宫内厅侍从职藏）

在古代中国，皇帝通常会接受天命、与天帝结成君臣关系（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因此，姑且不论先帝驾崩、新皇即位的情况，在新皇接受先帝让位的情况下，先帝的定位亦十分敏感。大多数情况下，先帝只是作为太上皇受到尊敬，其身份本身并不十分重要。此外，权力的归属问题也总会得到落实与明确（春名宏昭《太上天皇制的形成》）。如此说来，嵯峨朝所实行的有关太上天皇的改革，可以说是日本天皇向中国皇帝的一次靠拢。

大同四年（809）八月三十日，嵯峨天皇拜访平城上皇，这是首见于史料记载的朝觐[9]行幸（绘卷《朝觐行幸》）。紧接着承和元年（834）正月，仁明天皇朝觐行幸嵯峨上皇和母后橘嘉智子。自此，朝觐行幸成为一种尽显孝道的仪式，场面通常华丽而轰动。不过从其本意来说，朝觐行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嵯峨天皇在私人感情上对先帝表达敬意的方式。在政务公事上，嵯峨天皇还是将先帝排除在外的。

另一方面，“万机之务，传于贤嗣，八柄之权，非复所知”（《类聚国史》卷二十五，弘仁十四年［823］四月二十七日条）。嵯峨让位后，由内里迁往冷然院，其后又以离宫嵯峨院为居所，立场鲜明地表示不干涉任何政务。嵯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奈良时代，上皇多在内里设置宫室（桥本义则《天皇宫、太上天皇宫、皇后宫》），而嵯峨力图改变上皇与天皇的这种模糊不清的关系（春名宏昭《平安时代太上天皇的公与私》）。

嵯峨天皇时代得以整备的太上天皇制度为淳和天皇所承袭。另一方面，皇太子制度也趋于完善。然而，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太上天皇的存在是否真的有必要，或者说天皇的让位行为是否有其必要性？如前所述，太上天皇是为了让皇位继承更加顺利才存在的，该规定甚至写入了令规之中。从这一层面上说，这是日本独自设计出来的制度。然而，倘若皇太子制度本身很稳定，那么太上天皇制度也就画蛇添足了。

仁明天皇遵从嵯峨上皇之意，立叔父淳和上皇的皇子（恒贞亲王）为皇太子。承和之变后，仁明天皇废除了恒贞亲王皇太子的身份，转而立自己的儿子道康亲王为皇太子。之后，仁明天皇还未能等到成为太上天皇便与世长辞。其后的文德天皇虽然体弱多病，但他一心想让皇长子惟乔亲王成为皇太子并承继大统，因此文德天皇十分犹豫是否要让位给皇太子惟仁亲王。然而就在犹豫之间，文德天皇驾崩。因此，无论当事人是否愿意，除嵯峨的弟弟淳和上皇外，清和、阳成两代天皇最先成了嵯峨天皇所设想的那种“太上天皇”。清和上皇在其晚年的元庆三年（879）十月，带着一直以来的亲信——在原行平和藤原山阴，遍游大和、摄津、丹波等地；而阳成上皇则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仍处于疯癫状态之中。虽然这或许和二人与生俱来的性格有关，但它可以向我们证明，在失去权力之后，太上天皇仍然可以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如此一来，皇权便得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仅限于政治系统方面，在逻辑和神学方面，它仍然缺乏较为完备的支撑。其结果是，与中国的天子（皇帝）不同，日本的天皇只能依靠代代让位的方式为其权能及其存在本身提供合理性解释。如此看来，院政的出现可以说有其潜在的必然性。

第二节　天皇与谱系

郊祀祭天大典

如前所述，即位宣命成为一种定式，始于桓武天皇时代。不过，令即位之事合法化的仍是天智天皇。等到元明天皇即位时，诏书中第一次出现了“遵照不改常典[10]”的说明（《续日本纪》天应元年［781］四月十五日条）。桓武天皇声称自己出身天智皇统，因此他搬出不改常典倒也还算合情合理。只不过，最初发明利用不改常典彰显正统性的其实是天武皇统，因此天武皇统的历代天皇也都以不改常典来作为其即位的重要依据之一。也就是说，从天皇的血统层面看，对于天智、天武两个系统而言，不改常典既是一把万能钥匙，又是一把利剑。在这种情况下，桓武天皇必须创造一种新的逻辑，来使自己的即位正当合理。这种逻辑既非出自记纪神话，也不依赖天武皇统老一套的不改常典。于是，郊祀祭天大典诞生了。

郊祀祭天大典是每年冬至中国皇帝在都城南郊的天坛祭祀天帝的仪式。《大唐开元礼》规定，祭祀天帝时，王朝始祖（即唐高祖李渊）也须一同祭祀（河内春人《日本古代昊天祭祀的再探讨》）。延历四年（785）十一月十日，桓武天皇为了“赛宿祷”（祈盼宏愿实现），在长冈京南边的交野柏原举行了该仪式。延历六年（787）十一月五日，郊祀祭天大典再度举行，其祭文被记录在了《续日本纪》中。由该祭文可知，唐朝祭文中的“高祖神尧皇帝”，到了桓武天皇的祭文中则变成了“父光仁天皇”。后文将会说到，桓武天皇之前的历代天皇都有一种原始朴素的守护观念，他们认为死后的天皇之灵将护佑现任天皇。而桓武天皇出于抹杀天武皇统历史之需要，举行了以中国式逻辑为武装的新奇祭祀，以此表明自己作为天帝之子（天子），承继始于父亲光仁天皇的王朝，通过这种方式，桓武天皇彰显了自己的正统地位。

唐代天坛遗迹　西安市南郊（1989年，笔者拍摄）

上文说到，起初桓武天皇依凭天智天皇制定的不改常典即位，但后来桓武天皇感到此举不妥，于是改奉父亲光仁天皇为始祖。那么桓武天皇为什么不能以天智天皇为始祖呢？后文将会说到，延历十年（791），国忌制度得到完善，天智天皇被确认为王朝始祖。而奈良时代的天武皇统也将天智天皇视为王朝的始祖。如此一来，桓武天皇该如何去定位天智天皇呢？仅凭桓武天皇并不出生自纯正的天智皇统这一点，桓武朝的前半段便已经十分不稳定了。

桓武天皇以后，郊祀祭天大典并没有形成惯例，只有文德天皇举行过一次（齐衡三年［856］十一月）。“天帝”的概念对于日本而言还是过于唐突了。不过，郊祀祭天大典的举办简洁明了地表明，只有现任天皇才能与天结成君臣关系，因此现任天皇是唯一拥有皇权的人。正因如此，郊祀祭天大典与嵯峨天皇驱逐太上天皇的举措亦形成了某种呼应。可以说，郊祀祭天大典令人联想到皇权的统一。换言之，郊祀祭天大典是皇权统一的一种时代象征。

国忌的变迁

子孙祭祀祖先既是义务也是权利，甚至还是一种宣告自身正统性的手段。以谁为当今王朝的始祖？如何定位此后的历代天皇？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现任天皇如何对待历代天皇及先祖忌辰的问题中一窥究竟。

这里所说的“国忌”，是指过去的某个特定的天皇或皇后的忌辰。仪制令[11]规定，“国忌”是国家的忌日，到这日时应暂停政务，并举办追善活动。国忌首见于《日本书纪》持统天皇元年（687）九月九日条记载的天武天皇一周年忌日。另据《续日本纪》大宝二年（702）十月二日条记载，不仅天武天皇，天智天皇的忌辰十二月三日也被定为了国忌。无论是在皇陵问题上还是在不改常典的问题上，天武皇统均以天智天皇为始祖（藤堂勋《律令国家的国忌与废务》《天智陵的营造与律令国家的先帝意识》）。据由天武皇统编纂的《日本书纪》记载，天智天皇曾打算让位于大海人皇子，即后来的天武天皇（天智天皇十年［671］十月十七日条）。此番记载显然是想表达这样一种逻辑，即天智天皇承认大海人皇子完全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鉴于《日本书纪》没有记载立大友皇子为皇太子一事，因此“天智天皇为第一代天皇，正统继承人天武天皇为第二代天皇”，这便是奈良时代官方的历史观。

其后，被定为国忌的忌辰逐渐增加。例如：庆云四年（707）四月，未能即位的草壁皇子之忌辰被定为国忌。天平宝字四年（760）十二月，文武夫人、圣武之母藤原宫子，以及圣武皇后藤原光明子的忌辰被定为国忌。宝龟二年（771）五月，光仁天皇之父施基亲王的忌辰被定为国忌。同年十二月，施基亲王之妻、光仁之母纪橡姬的忌辰被定为国忌（以上均见于《续日本纪》）。此外，延历八年（789）十二月去世的高野新笠（光仁之妻、桓武之母）、延历九年（790）闰三月去世的桓武皇后藤原乙牟漏（平城、嵯峨之母）的忌辰也纷纷被纳入国忌之中。

在天智天皇以后的历代天皇中（当然不算大友皇子［弘文天皇］和大炊王［淳仁天皇］），加之上述各例，忌辰被纳入国忌者竟达十六人之多（中村一郎《国忌的废止》）。每逢国忌便要停止处理政务。如此一来，不仅国政停滞，国忌的天数越来越多亦会造成难以预估的后果。有鉴于此，延历十年（791）三月，太政官上奏要求整顿国忌，其曰：

谨案《礼记》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又曰：“舍故而讳新。”注曰：“舍亲尽之祖而讳新死者。”今国忌稍多，亲世亦尽。一日万机，行事多滞。请亲尽之忌，一从省除。

这一奏章参考了中国古典《礼记》。只不过《礼记》所言的是宗庙祭祀之事，其意为永久供奉一族（宗族）之族长，同时需根据祭祀者本人的父系直系关系，由近及远地供奉父亲、祖父、曾祖父等六位祖先。

另一方面，唐朝的国忌对象其实还涉及旁系、追封的皇帝及其配偶。其中，高祖以后实际即位（并非追封）的皇帝及其皇后之忌辰也都需要废务（暂停公务）。换言之，旁系的皇帝不一定是宗庙祭祀的对象，但一定是国忌和废务的对象。这是因为，“宗庙祭祀”祭祀的是祖先，它是一种以父系的直系祖先为对象、以皇帝个人的血统为中轴的祭祀，宗庙祭祀将每个家庭都会进行的祖先祭祀放大到了国家规模。与此相对，国忌，尤其是伴随着废务的国忌，则是为了让全体官员乃至国民百姓记住皇帝、皇后的忌辰。只不过由于国运长久，国忌的天数也越增越多，最终只能规定年代久远的国忌不再需要废务。

唐玄宗在位初期的国忌和宗庙谱系

没有导入中国宗庙制度的日本，只借鉴了“国忌即废务”的形式，引入了唐朝以国家规模来祭祀先帝、先后的方式。延历十年（791），太政官上奏提出方针，以唐朝皇帝家祭祀为范本设置国忌。据推测，当时保留下来的国忌包括天智天皇、施基亲王及其妻子（光仁之母）纪橡姬、圣武天皇、孝谦天皇（称德天皇）、光仁天皇及其妻子（桓武之母）高野新笠和时任天皇——桓武天皇的妻子藤原乙牟漏（堀裕《平安初期的天皇权威与国忌》）。其中，圣武天皇、孝谦天皇等并非天皇父系直系的祖先亦包括在内。此外，国忌对象列入配偶这一点也与中国的七庙制度有所不同。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圣武天皇、孝谦天皇之外的其他天武系天皇的国忌很有可能已遭废除，而虽未即位、但在血缘关系上介于受命之祖（天智天皇）与现任天皇之间的人却被列入国忌之中。这一点类似于中国的宗庙思维。唐玄宗在位后期，曾将七庙制改为九庙制，其时玄宗的伯父中宗也被列入其中。而圣武天皇、孝谦天皇能被保留下来，应该正是参照唐制、加以调整的结果（前引堀裕论文）。其后，圣武天皇的国忌于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7）被废，孝谦天皇的国忌也在天长元年（824）遭到废除。

延历十年对国忌对象的整顿

《新撰姓氏录》的编纂

桓武天皇思索着如何让自己的谱系成为正统，于是编纂《新撰姓氏录》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该书汇总了古代氏族的谱系，正文三十卷，目录一卷。淳仁朝天平宝字五年（761），藤原仲麻吕政权曾计划编纂《氏族志》，但无果而终。桓武朝延历十八年（799），桓武天皇命令诸氏族提交本系账（诸氏族的谱系记录），继承编纂《氏族志》之遗业。编纂工作于弘仁六年（815）结束，其工作内容包括：按照各氏族祖上在谱系中的位置，分别将本籍在京城、畿内[12]的一千一百八十二个氏族划分为皇别（神武天皇以来从天皇家分出的氏族）、神别（天神地祇的子孙氏族，如藤原氏等）、诸蕃（渡来氏族）三类，并列出各自相应的出身、传承和谱系。

桓武天皇为何需要这样的东西？尽管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重新整理和确认诸氏族的谱系与传承，在那时变得十分必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桓武天皇的母亲出身卑微，为下级官僚阶层，而且还是百济渡来人，这一点难道不与《新撰姓氏录》所记载的谱系类别相矛盾吗？事实上，天皇谱系由父系决定，甚至可以说，仅以父系为根据。而这种由父亲决定的天皇谱系正是桓武天皇所需要的。

较之唐朝的《贞观氏族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撰姓氏录》的性质。《贞观氏族志》的重点是将全国的氏族分为九等。唐贞观十二年（638），《贞观氏族志》大体修成，旋即被呈递至皇帝面前。然而，《贞观氏族志》将自南北朝以来的山东崔氏、卢氏等名门望族置于上位。这令唐太宗勃然大怒，于是唐太宗下令依据对大唐的贡献程度重新划分等级。最终，山东崔氏被降为第三等。据说到了之后的唐高宗时代，有人对《贞观氏族志》的排名有所不满，于是高宗下令编纂《姓录》，焚毁了《贞观氏族志》（《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

从名称来看，日本的《氏族志》和《新撰姓氏录》明显以唐朝的《贞观氏族志》和《姓录》为样本。但是在形式上，二者却有所不同。其一，《新撰姓氏录》仅收录本籍在京城与畿内之人的谱系。这说明只有京城与畿内的氏族才有必要受到掌控。而且如后章所述，当时全国的郡司氏族谱系已经厘清，所以只需整理京城和畿内的氏族谱系即可。

其二，日本并未效仿唐朝，按照对王朝的贡献程度划分等级，而是仅以该氏族在天皇世系图中的哪个位置分支这一极朴素的方式施行了划分。既然谱系是天皇之所以成为天皇的依据，那么臣子的定位也必须严格区分、有所对应。依据对王朝的贡献程度来划分等级，即等于承认了“只要推翻旧朝等级就可上升”这样的逻辑。而这在日本是不被允许的。

其三，天皇的谱系并未被记录在内。这是因为天皇本身就是给诸氏族赐姓之人。

虽然我们不清楚这些与唐朝氏族志有明显差异的编纂方针，是否从一开始即被规定下来，但相较于强调革命的桓武朝前半，桓武朝后半则似乎更加强调关乎正统性的理论逻辑。在此，我们能看到万世一系的天皇，可联想到为天皇效忠的各项事业、按照谱系上与天皇的亲疏关系呈同心圆状排列的诸氏族，以及唯有天皇才能给氏族命名等一切措施，《新撰姓氏录》虽略显陈旧，但它再次明确了天皇存在的终极理由。

桓武天皇与《续日本纪》

为了确立正统的历史观，桓武天皇还下令编纂史书《续日本纪》。《续日本纪》是六国史[13]中的第二部史书，上承《日本书纪》。不过，在桓武天皇组织编纂《续日本纪》时，还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日本的正史是以中国的正史为样板编纂的。司马迁的《史记》另当别论，中国的正史大多编纂于该王朝灭亡且相隔至少一个朝代以后。由于日本没有（或者说人们认为没有）与中国同样意义的王朝更迭（易姓革命），因此中国的方法原本并不适用于日本。但实际上，六国史中除《续日本纪》外，其余五部史书全部都是后世编纂而成。至于没能作为史书被编纂、及至淳仁朝才最终汇总的“曹案三十卷”也基于同样的考量，只写到了圣武上皇去世的次年，即天平宝字元年（757）。光仁天皇本来计划编纂一部史书，囊括自己在位的宝龟年间之事，但完成编纂并向上呈递之时已是桓武朝的延历十三年（794）八月，因此倒也不算触犯禁忌。只有《续日本纪》不同。该书不仅一直写至延历十年（791），还在延历十六年（797）二月被呈递给桓武天皇过目。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桓武天皇的要求下被呈递上去了（笹川晴生《续日本纪与古代史书》）。

这意味着，桓武天皇要求编纂者以“当今天皇圣明”这种历史观来描述自己在位的时代。换言之，桓武天皇也会要求编纂者以同样的笔调来描述过去，使过去与当下能够更加顺畅地衔接。桓武天皇要求史书对自己在位的时代做出正面评价的姿态倒是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作为编纂史书的传统，当代史按理说并不应该被呈递给在位的皇帝看，但唐太宗却对此传统不屑一顾，他不仅强行阅览《起居注》（史官记录的皇帝日常言行），还让史官编纂当下的实录。也是在唐太宗的授意下，史书的题材才以国家公事为中心，而鲜有诗文之类的记录（池田温《中国史书与〈续日本纪〉》）。联想到《新撰姓氏录》有意仿效唐朝的《贞观氏族志》这一点，桓武天皇似乎也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参考了唐太宗的政策。

可是，天皇在位期间命令史官编纂当朝史书一事，还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关于建造长冈京时发生的藤原种继暗杀事件，以及其后发生的早良亲王废太子事件，据史书记载，“《续日本纪》所载崇道天皇（早良亲王）与赠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藤原种继）不好之事，皆悉数破却。而更依人言，破却之事如本记成。此亦无礼之事，今如前改正”（《日本后纪》弘仁元年［810］九月十日条）。由于惧怕早良亲王的冤魂，桓武朝末年删去了《续日本纪》中的相关记载。不过到了平城朝，平城天皇在藤原种继之子藤原药子、藤原仲成的建议下，又下令恢复了《续日本纪》中的相关记载。而上引史料将此事评作“无礼”，无非是因为药子之变后，嵯峨天皇想将藤原药子、藤原仲成以及平城上皇塑造成恶人罢了。因此有人推测，平城天皇对桓武天皇篡改史书一事非常不满，于是积极参与了恢复史书的工作（桥本义彦《“药子之变”私见》）。之后如上引史料所言，在嵯峨天皇的授意下，有关早良亲王和藤原种继的记述再次被删去。不过不知何故，这些被删掉的部分仍然可以依据《日本纪略》（摘抄《续日本纪》等正史成书）等书复原。不管怎么说，史书受当权者的影响而反复修改，仍是很不体面的。或许是吸取了前世的教训，此后的正史已不再记述当下的时代。

综上所述，自桓武天皇以来的三代天皇随意篡改过国史。9世纪后，日本的“纪传道”（汉文学与中国史学）呈现出一种兴盛之势。然而，哲学和历史学不仅没有发展，还变成了一种作文技巧。原因之一，正是此时的统治者只专注于编纂编年史，而编年史却是一种不追问“统治者为何为统治者”的史书。平安时代初期看似文运昌盛，但在政治思想方面却乏善可陈，天皇改订史书恐怕亦是造成该结果的一个原因吧。

第三节　天皇与作祟、污秽

镇魂祭的变化

以上，我们强调了日本天皇接近中国皇帝的一面，同时也注意到了其复古的一面。所谓复古，并非单纯指回到律令制之前的状态。下文将以镇魂祭的变化为例展开叙述。

镇魂祭是一年之中的固定神事，在每年新尝祭的前一天举行。同样见于神祇令[14]的还有镇花祭、镇火祭等。鉴于“镇花”的意思是镇住春花时节飞散的疫神，“镇火”是指防火，因此构词相同的“镇魂祭”的“魂”，即指难缠之人的魂灵。据《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805）二月十日条记载，桓武天皇原本打算将奈良石上神宫的神宝运至平安京，然而石上神宫的神灵作祟，因此桓武天皇又赶忙将神宝归还石上神宫，并举行了镇魂仪式平息神魂。镇魂祭作为一种神祇祭祀，其原本含义是镇压和封存那些死于大和朝廷征服、统一战争之人的灵魂。由此也可以理解，曾经以武力侍奉大和朝廷的物部氏为何也会与镇魂祭有所关联了。镇魂祭不仅出现在神祇令中，还出现在职员令[15]中。在谈到神祇伯（掌管祭祀的神祇长官）的职责时，镇魂祭作为代表性的祭礼，被列了出来。由此可见，自奈良时代以来，镇魂祭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礼。

不过，10世纪编纂的《延喜式》还对天皇、皇后、皇太子的镇魂祭做了单独的规定。由此可见，《延喜式》中镇魂祭的“魂”，指的就是天皇及其以下人等的“魂”。也就是说，平安时代的镇魂祭已不再平息那些给国家带来麻烦的魂灵。如果要平息那些魂灵，举行一次镇魂仪式一并平息就够了，无须再专门平息皇后或皇太子之魂了。

在天长十年（833）成书的《令义解》（《养老令》的官方注释书）中，“镇魂”被解释为“招离游之运魂，镇身体之中府”。《养老令》的另一本注释书、于延历年间成书的《令释》也给出了相同的解释（《令集解》职员令神祇官条）。由此可见，至少在平安时代初期以前，镇魂祭的主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平息天皇、皇后、皇太子之魂灵的祭礼。虽然“离游之运魂”的说法给人一种中国风的感觉，但实际上，中国皇帝的祭祀中并未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渡边胜义《镇魂祭的研究》）。

也就是说，镇魂祭的功能逐渐从平息那些给国家带来麻烦的魂灵，演变成了令天皇、皇后、皇太子身心安宁。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天皇及以下皇族身心安宁，国家就会安泰，即一种新的观念已经取代了旧有的逻辑。同样的蜕变也可在佛教中窥见端倪。比如“护国”原本指守护整个国家，这是“国家佛教”的命题。然而9世纪至10世纪，“护国”则逐渐变成了一种对天皇个人的守护。而密教所说的“护国修法”除祈雨外，其余部分也变成了对天皇以及由外戚组成的“摄关家”的护持（曾根正人《平安京的佛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变化是与要求天皇慎重并具有纯洁性相呼应的。

大尝祭与御禊

御禊算是一个与镇魂祭的蜕变可能存在关联且一直留存到后世的祭礼。御禊始于平城天皇大同年间，一般在大尝祭之前举行（中岛宏子《大尝祭中御禊行幸的形成与特征》）。过去，在每年的新尝祭之前会举行镇魂祭，但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我们目前无法断定大尝祭之前是否也要举行镇魂祭。不过反过来想，如果说只有天皇即位那一年不举办镇魂祭，似乎也很难说通。因此，当时在大尝祭之前举行镇魂祭就足够了，并不需要举行御禊。

然而到了平城朝，平城天皇于大尝祭之前，在葛野川（桂川）的河滩上举行了御禊（大同二年［807］十月）。而预定在当年举行的大尝祭则因伊豫亲王事件而遭到了延期。第二年，天皇再次在近江的大津举行御禊。有人认为，平城天皇属于天智皇统，因此有意将仪式的举办地选在近江的大津[16]。不过仁明天皇天长十年（833）以后，御禊则被固定在贺茂川的河滩上举行，御禊本身也变得与天智天皇没有半点关系。由于贵族也会在贺茂川进行各种各样的祓禊，因此仁明天皇应该只是选择了一个有合适的水流且离内里较近的地方而已。

那么为何要在大尝祭之前举行御禊呢？自不待言，这是为了祓除天皇身心居积的污秽。这种略显神经质的精神洁癖仪式，正是由此时开始疯狂发展起来的。此外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镇魂祭已经变成了一种以天皇、皇后、皇太子身心安宁为目的的祭祀活动，因此要想祓除附着在天皇身上的污秽，则必须发明出另外一种祭礼。

怨灵的表面化

但是，镇魂祭的蜕变并不意味着再无与国家敌对的人了。众所周知，此时又有一种新的怨灵登上了历史舞台。

此处所说的“新”，包含着重要的意思。作为神祇祭祀的镇魂祭所镇之“魂”，历来指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泛指性的东西。人们很难设想某个含恨而死的人，会对君主作祟抑或降灾。至少在众人的观念中，这种事情不应该被拿上台面。例如，天武天皇的皇子大津皇子是足以威胁草壁皇子的强有力对手，因此天武天皇驾崩后，大津皇子被迫自杀。可即便如此，也从未听说过大津皇子对草壁皇统作祟之事。另外，长屋王因莫须有之罪名被杀，此事可以说已被明确载入《续日本纪》之中，但该书却没记载什么长屋王的冤魂会对藤原氏和圣武天皇作祟。不过，光明皇后投身写经事业、圣武天皇频繁迁都，其背后的原因可能与长屋王事件有关。天平九年（737），天花流行，朝廷立刻授予长屋王的子女官位，这或许也是为了安抚长屋王的怨灵（寺崎保广《长屋王》）。然而，当时的朝野似乎存在着一种默契，即认为至少在朝廷的官方文献中，不应记载怨灵之事。在这一点上，中国方面亦是如此。中国的隋唐正史不会记载此类风闻，也不记载皇帝如何绞尽脑汁对付怨灵。这或许是因为两国都受到了“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影响吧。实际上，长屋王事件后，长屋王的宅邸即刻便被光明皇后没收并加以使用了（渡边晃宏《二条大路木简与皇后宫》），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天平时代的皇室在精神上是相当强悍的。

神泉苑的庭院　文人骚客聚集、天皇临席举办诗宴之地。贞观五年（863），御灵会在这里举行

然而，继井上内亲王、他户亲王谋杀事件以及早良亲王、伊豫亲王等一连串的冤案之后，死者怨灵作祟之说不胫而走，包括天皇在内的朝野上下都对此深信不疑。延历十一年（792）六月，皇太子安殿（后来的平城天皇）身体虚弱，人们将其归咎于早良亲王怨灵作祟的结果。于是，朝廷派遣诸陵头[17]前往早良亲王的埋葬地淡路进行抚慰。延历十九年（800）七月，朝廷追封早良亲王为崇道天皇，以表歉意（《日本纪略》）。延历二十四年（805）四月，为“向怨灵致歉”，早良亲王的忌辰再次被列入国忌（《日本后纪》）。尽管记载上述事件的史书皆为后世编纂，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难缠之人”在这一时期由之前的泛指变成了某个具体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需要一个能镇住怨灵的具体办法，而不是简单的镇魂祭。贞观五年（863）五月，为了抚慰崇道天皇（早良亲王）、伊豫亲王及其母藤原吉子、观察使（或为藤原仲成）、橘逸势、文室宫田麻吕这六名非正常死亡者的怨灵，朝廷在神泉苑举办御灵会。在从镇魂祭演变至御灵会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个人的魂灵被析出和放大。而天皇在这其中最有必要去应对这种变化。

如上所述，如果像中国皇帝那样，以天命思考为基础，以成为唯一至高无上的君主为目标，那就必然也不得不接受易姓革命。而日本的传统统治逻辑则立足于连绵不绝的皇统，并通过天皇与臣子之间毫不避讳的互惠关系来构建统治秩序。两者之间，无论如何都是矛盾的。但是，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日本将主轴放在了后者，同时亦会根据需要部分汲取前者之要素。9世纪时，在前后两者相互作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天皇的形象逐渐演变成了后世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1]奉币，奉天皇之命或由天皇亲自参拜神社、山陵，进献币帛。币帛，泛指除神馔以外进献给神的一切物品。

[2]公式令，令之一，关于公文样式、制作、实施的细则，对官印、驿制（陆上交通制度）等方面也做出了规定。

[3]忌部和中臣都是古代日本掌管朝廷祭祀的氏族。

[4]大尝祭，新皇即位后的第一次新尝祭。新尝祭是天皇向天神地祇敬献新谷以表感谢的祭礼。

[5]记纪神话，《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神话。

[6]学士，春宫坊官员之一，负责为皇太子讲授经书。

[7]夫人，次于皇后、皇妃的天皇配偶。

[8]天武天皇在世时，曾要求皇后和诸位皇子不要为了争夺皇位而发生政治斗争。然而天武天皇去世后，与草壁皇太子对立的大津皇子被指谋反。为了确保草壁皇太子的地位，皇后下令诛杀大津皇子及其党羽。而草壁皇太子也因体弱多病去世，年仅二十八岁。

[9]朝觐，此处指天皇行幸太上天皇、皇太后的御所行恭敬大礼。

[10]不改常典，皇位继承相关法，一般认为由天智天皇制定，具体内容不详，据推测其主旨为叙述当今天皇即位、统治的合理性，告诫后世按照不改常典世代传承皇位。

[11]仪制令，令之一，关于朝廷仪式和民间仪礼的规定。具体包括对天皇和皇后等人的尊称和礼节、贵族和官员之间的礼节、关于废朝（暂停朝会）和祥瑞的规定以及婚姻、服丧等规定。

[12]畿内，指山背（山城）、大和、河内、摄津四国。后又从河内分出和泉，变为五国。

[13]六国史，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官方编纂的六部史书，分别为《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

[14]神祇令，令之一，关于官方祭祀的基本规定。

[15]职员令，令之一，关于中央和地方各官司官名、官员、职责等方面的规定。

[16]公元667年，中大兄皇子将都城从飞鸟迁到了近江，并在次年于近江即位为天智天皇。

[17]诸陵头，管理皇族丧葬和皇陵的诸陵寮长官。

第三章　帝国的重组

第一节　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

为何不希望唐使来访？

一国君主之定位，通常也与其对国际秩序的构想密切相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让时间倒退到律令国家日本首次迎来唐朝使节的那一年。

宝龟九年（778）十月二十三日，判官小野滋野乘坐遣唐使第三艘船回到日本。意想不到的是，其同行者还包括唐使孙兴进（原本的使节赵宝英在途中遇难，孙兴进是其部下）。唐使为何会一同前来？《续日本纪》详细记载了此事。简单来说，日本方面一直尽量避免这种状况发生，但碍于唐代宗突然提议且态度坚决，因此日本只好带着唐使回国（东野治之《遣唐使船》）。那么，日本为何不希望唐朝皇帝的使节访日呢？

原来，在日本的律令中，唐和新罗一样，均属于外蕃，都位于“中华帝国”（指日本）的周边且从属于“中华帝国”。而唐的律令是以“唐即中华，四周均为外蕃”为首要前提制定的。日本在制定《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时，也是将这种认知原封不动地移植了过来。这样一来，唐就成了日本眼中的外蕃（平野邦雄《国际关系中的“归化”与“外蕃”》）。

宝龟年间遣唐使的路线　路线、人数出自《续日本纪》宝龟九年（778）十月二十三日条的记载（参照东野治之的《遣唐使船》制成）

可实际上，日本是向唐朝贡的国家，唐的地位无疑处于上位。然而，明白这一点的仅限于朝廷高层。要说有亲身体验的，恐怕也只有拜谒过唐朝皇帝、会与新罗等各国使节争夺席次的遣唐使了吧。这就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政界和司法界都知道天皇实际上只是一个国家机关，但在军部和老百姓眼中，天皇必须是神。关于近代[1]天皇的定位，有人将“天皇神权说”比作佛教中的“显教”，将“天皇机关说”比作佛教中的“密教”（宫泽俊义《天皇机关说事件（下）》）。同样，古代的日本天皇对内，正如“天皇”二字所示，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天子，甚至是神。但对于唐来说，日本天皇却不过只是朝贡国的王而已。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前者的这种表面化状态比作“显教”，而将后者这种实际状态比作“密教”。

在《大宝令》的注释书中，天平十年（738）条出现“邻国者，大唐也。蕃国者，新罗也”（《令集解》公式令诏书式条）“‘率土之内’（原本指“全天下”），谓大八州（日本列岛）是也”（《令集解》仪制令皇后条）的说法。由此可见，日本完全照搬了唐的律令用语，而这些注释就是在解释这些用语。日本费尽心思想让令文适用于自己，于是用符合实际情况的“密教式”注释，来解释“显教式”的令文。天皇本人也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因此特地发布诏敕，告诫遣唐使不要在唐朝引起纠纷（《续日本纪》宝龟七年［776］四月十五日条、东野治之《遣唐使船》）。

然而，此次唐使来访，问题便在于届时该如何接待唐使。受唐朝皇帝派遣的使节，自然要以唐朝皇帝代理人的身份面见天皇。具体来说便是，天皇需走下御座，面朝北方接见面朝南方的唐使（田岛公《日本律令国家的“宾礼”》）。

放弃“天子南面”原则

中国自古就有“天子南面”（“南面”即面朝南）的说法，日本也仿效了这一点，奈良时代的天皇便是从北面面对群臣的。天皇只有在面对东大寺大佛等情况时才面朝北。这是因为即便尊如圣武天皇，也自称三宝奴。[2]因此，面朝北是天皇面对大佛的正确方式（龟田隆之《〈续日本纪〉考证三题》）。平安时代以后，天皇在平安京的大极殿和内里的紫宸殿中仍旧是坐北朝南的。然而到了平安时代中期，清凉殿变成天皇的日常御所及处理官奏（上奏）、除目（官员任命仪式）等政务的场所（关于政务的处理将在第五章叙述），天皇也随之变为坐西朝东，群臣则坐东朝西与天皇相对。

但是在迎接唐使这种重大的场合下，先不说天皇到底是面朝南面还是北面（也有说法是天皇与唐使东西相向），仅仅是让天皇走下御座，对日本朝廷而言也算是一种莫大的屈辱了。早期日本派遣遣唐使时，唐太宗曾派高表仁与遣唐使一同前往倭国。根据《旧唐书》等书记载，唐使高表仁与倭王子争礼，最终未能述职而返。二人所争之“礼”，肯定也包括了天皇（当时或称“大王[3]”）到底该面南还是面北的问题。自那以后，为避免纠纷，日本尽量拒绝唐使访日。然而此时唐使已经抵达日本，这让光仁天皇及以下群臣十分为难。

天皇与唐使的会面仪式于宝龟十年（779）五月三日举行。幸运的是，壬生家的史料（现已下落不明）记载了部分当时有关接待仪礼的讨论。从这一史料看，尽管有人反对，但石上宅嗣等人“天皇不得不降座”的意见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前引田岛公论文、森公章《古代日本对唐观研究》）。也有人认为，该史料与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国学狂热者的口吻十分相似，因此怀疑这是伪作（前引东野治之著作、广濑宪雄《接待访倭、访日隋使、唐使的外交仪礼》）。但不管怎么说，该史料的确对光仁天皇走下御座一事表达了愤慨之情。《续日本纪》中并无天皇走下御座接见外国使节的相关记载。因此要说幕末的国学者费尽心机编出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似乎也很难说通。即便该史料是近世[4]末期之作且误记了某些人物的官职，我们也并不能就此否定天皇降座一事及其相关讨论的存在。而且，当时的皇太子山部亲王，即后来的桓武天皇亦全程目睹了该事件。

新罗使节朝贡

与唐朝建立正式的国交关系，并将自己定位为唐朝的朝贡国，以此在东亚世界活动——日本的这一做法，意味着日本把自己定位在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时值天宝十二载（753）正月，唐大明宫含元殿正在举行元日朝贺，遣唐使大伴古麻吕与新罗使节因席次发生争执。最终，大伴古麻吕（自诩）争得上位（石井正敏《大伴古麻吕的奏言》）。如上所述，日本通过遣唐使外交成功令唐朝认可了自己的地位。而这一结果的背后，凝结着遣唐使非比寻常的努力。

如前所述，那时天皇在面对国内及新罗等国时，展现出了与面对唐朝时截然不同的两种姿态，尽管这种“变脸”让天皇本人很不愉快。日本付出这些努力，无非是为了确认自身的地位，即在东亚世界中，日本作为有实力的国家，地位在新罗之上。此外，日本还想向唐朝展示另一种姿态。例如，早期的遣唐使曾向唐高宗进献虾夷人（《日本书纪》齐明天皇五年［659］七月三日条），企图向唐朝传达一种信号，即日本是一个统治着隼人和虾夷等异族的大国和君子之国，以此来获得唐朝的正面评价。也就是说，日本在奉唐朝为盟主以谋求较高地位的同时，还欲使唐朝承认自己小帝国的身份（石母田正《天皇与“诸蕃”》）。

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迹　西安市北郊（1989年，笔者拍摄）

在此，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成为律令国家后的日本与新罗的关系。公元663年，日本（倭）在白村江之战中大败于唐朝、新罗联军，日本直接干涉朝鲜半岛的通路被封锁。此后，希望单独统治朝鲜半岛的新罗发动了对唐战争，唐朝与新罗的关系迅速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新罗转而对日本展现出大幅妥协和谦卑的姿态。避免同时面临两场正面战争是战争的铁则，新罗这样的做法亦在情理之中。

676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撤出朝鲜半岛。进而690年，唐朝承认新罗对朝鲜半岛的实际统治，并正式任命新罗君主为新罗王，两国就此形成册封关系。此后，两国关系趋于稳定。

另一方面，日本朝廷认为，新罗在7世纪60年代展示出的妥协态度将会一直持续，因此日本朝廷基于这一判断构想了日新关系。也正因如此，当新罗修复与唐朝的对立关系、脱离日本的构想时，日本方面则无法容忍了。前面提到的大伴古麻吕曾报告称，自己已向唐朝说明“自古至今，新罗向日本国朝贡久矣”（关于大伴古麻吕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一直存在争议，后文将详述）。事实上，日本也的确一直要求新罗朝贡，但几乎每次都遭到了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天平宝字二年（758）十二月，藤原仲麻吕政权通过渤海国得知唐朝爆发安禄山之乱，于是打算乘新罗靠山不稳之际进攻新罗，将积年悬案做一了断，使新罗朝贡日本成为现实。然而，这一计划最终因藤原仲麻吕之乱[5]的爆发而流产。

没想到的是，其后新罗对日本又转向了极为温和的态度。原因是当时新罗国内混乱，新罗方面担心日本趁机而入。宝龟十年（779），新罗为了次年的元日朝贺派遣金兰荪为朝贡使，携“御调”（贡品）前往日本（《续日本纪》宝龟十年十月九日条、十一年正月二日条、正月五日条）。这里所说的“调”在日本与新罗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以下各卷中，先是记载了历代天皇念念不忘收回任那[6]的情况，进而产生了一种逻辑，即认为“新罗非法占领了任那，因此任那地区的‘调’，应由新罗献上”。紧接着，日本又用中华思想来润色这一逻辑，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罗是日本蕃国的认知。也就是说，新罗派使节携“调”前来，即意味着新罗承认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潜在主权。正因如此，新罗此前只进贡“土毛”（简单的礼物），而决不向日本献上“调”（石上英一《古代日本的税制与新罗的税制》）。

如何自我定位？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天皇对新罗使节携“调”前来一事表现得非常高兴。于是，天皇乘势向新罗王发出了一道盛气凌人的诏书，其大意是让新罗王向天皇呈上奏章，不然就将新罗使节从大宰府赶回去（《续日本纪》宝龟十一年［780］二月十五日条）。这年正月，唐使判官高鹤林与新罗使节金兰荪一同参加了元日朝贺。高鹤林原本搭乘的是遣唐使的第四艘船，但船在途中漂到了济州岛，因此高鹤林最后是被新罗使节送至日本的。在唐使在场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在新罗使节面前摆足了架子。一来是故意做给唐人看，二来也是日本方面得知新罗内乱已经发展到了新罗惠恭王被暗杀的地步（宝龟十一年［780］四月），而且日本也料到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没有能力救援新罗。

总之，宝龟十年至十一年间，唐使访日、日方接待、新罗使节访日朝贡等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在此过程中，面对如何在东亚世界中自我定位的问题，日本朝廷一方面自尊心受挫，另一方面作为小帝国的自我认知得到了充分满足，处在混沌不清、迷惘交错的状态中。

或许是基于上述讨论，日本朝廷在三月十六日（不知新罗使节是否已经回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续日本纪》），即除三关国（坐拥不破关、爱发关、铃鹿关的美浓、越前、伊势三国）以及边关要地（西海道诸国诸岛以及隐岐、佐渡、陆奥、出羽等地）外，其他地区一律缩减军团兵士制的规模。在讨论这一措施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军团兵士制。

向裁军转变

律令国家实行的是军国体制。正如天武天皇一语道破的那样，“政要者，军事也”（《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十三年［684］闰四月五日诏），国家秩序是由军事机构以暴力的手段加以维系的。然而在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国家的军事力量编制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从法令上说，律令国家日本的军事力量基础在于各国[7]军团。这种军团制度的基本框架仿自唐朝的折冲府。唐朝的折冲府置于地方，负责训练从一般成年男性中征集来的士兵，其中一部分士兵将会进入中央左右十二卫，负责长安的警备工作。日本与之类似，由军团派遣防人和卫士[8]前往九州岛北部地区或都城。

但是，唐朝的折冲府和日本的军团在设置地点上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唐朝的折冲府将重点放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内道上，其目的显然是保卫中央朝廷（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而日本则将军团遍设全国，可见日本方面并没有重点保卫首都的意识。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总体来说，日本这样做就是为了动员全国的成年男性，举国防御外敌。

那么。防御重点为什么在外敌呢？这是因为，对于中央朝廷而言，让全国的成年男性从事军事训练未必是上策。天平十二年（740），藤原广嗣在大宰府发动叛乱，跟随他造反的正是西海道诸国军团。如果不能有力掌控军队指挥系统，中央朝廷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藤原广嗣叛乱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更早的壬申之乱中亦可见端倪。当然，壬申之乱时律令制下的军团制度尚未建立，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司[9]手中必定掌握了一些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军兵。而且也正是这些军兵充当了叛军的主力，是他们迎击并最终击破近江朝廷的正规军。因此，对当政者而言，在全国统一培养和训练军团兵士，以统一的号令命令兵士行军和作战，本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壬申之乱和藤原广嗣之乱中，其消极的一面展露无遗。

尽管历经多次叛乱，但律令国家之所以仍然坚持军团兵士制，是因为并未将军团兵士配备地视为主要的假想敌。后文将会说到，在对虾夷的战争进行到最为激烈的延历十一年（792），日本废除了除西海道等部分地区以外的所有军团。而且考虑到军团兵士制的规模普遍较大，律令国家是按照在平原上与正规军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标准训练和维护军队的。由此可见，日本的假想敌明显是唐军和新罗军。较之壬申之乱和藤原广嗣之乱，律令国家更加看重白村江口一战的教训，因此朝廷将重点放在了威慑、进攻，以及对外防御上。律令军团制就是按照这一路线建立起来的（下向井龙彦《日本律令军制的基本结构》）。

不过，从最近唐朝和新罗的情况来看，两国侵略日本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尤其是新罗，其态度前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日本甚至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即达到自己的目的。宝龟十一年（780），日本朝廷向山阴道、北陆道以及西海道等沿海诸国下达指令，要求按照天平四年（732）的“警固式[10]”实施沿岸的警备工作（《续日本纪》七月十五日条、七月二十六日条）。日本这样做是因为金兰荪回国时，日本方面表现得十分盛气凌人，因此担心新罗报复。而且，日本的警备状态其实也只维持在“专守防卫[11]”的程度而已。不久后的延历十四年（795）十一月二十二日，防人司被废除（《类聚三代格》卷十八）。延历十八年四月十三日，除西海道以外的诸国烽火台也被停用。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律令国家已经意识到即便不攻打新罗，新罗也会顺从，且不会反过来攻打日本。基于这种认知，原本出于对外关系考量而建立起来的军团兵士制便逐渐缩小规模直至被废除了。

新的小帝国构想

日本作为小帝国、接受他国朝贡的愿望，亦在渤海国身上得到了满足。渤海国从未中断过向日本派遣朝贡使，直到9世纪初期，渤海国使节还严格按照礼节参列了元日朝贺仪式。日本对渤海国的贡品（实际上是商品）十分感兴趣。虽然日本表面上劝渤海国不要来得太频繁，这样会给自己添麻烦，但另一方面又从不拒绝渤海国的朝贡（上田雄《渤海国之谜》）。

如此一来，东亚两国——新罗、渤海竞相朝贡的绝佳时代似乎已经到来。然而，问题在于唐帝国。自不待言，唐帝国始终君临于东亚世界，因此日本才会在外交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派遣遣唐使，谋求唐朝认可自身的地位。但即便如此，新罗、渤海两国毕竟是唐帝国册封的国家，唐帝国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册封的两国向他国朝贡（由此看来，前述大伴古麻吕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上的发言并不属实）。如此一来，除了能在地位上相对高于新罗，日本对于唐帝国的任何要求和期待都永远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声音：如果日本分别在与新罗和渤海国的外交交涉中，确认了自己小帝国的地位，那么日本是否还有必要为对唐外交付出努力？如果因为对唐朝贡，而不得不在迎接唐使时感到屈辱，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置身于唐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呢？

就在日本产生上述思考之际，派遣遣唐使的含义即发生了变化。笔者在第四章将会说到，日本在宝龟年间以后的延历年间和承和年间两度派出遣唐使。由此来看，日本似乎选择留在唐帝国的势力范围之中。从遣唐使的派遣间隔来看，自从大宝年间派出遣唐使（702年出发）以来，日本每隔十几年便会派遣一次遣唐使。然而，自从宝龟十年（779）日本方面派使者护送唐使孙兴进等人回国后，中间竟然间隔了二十二年才在延历二十年（801）任命新一届遣唐使。如果以此次遣唐使出发的贞元二十年（804）到下一次任命遣唐使的承和元年（834）来计算，其间又间隔了三十三年。这表明日本继续留在唐帝国势力范围内的好处已大幅削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二度即位的称德天皇外，元正天皇（717年派出）、圣武天皇（733年派出）、孝谦天皇（752年派出）、淳仁天皇（759年派出）、光仁天皇（777年派出）等历代天皇都在各自即位后的十年内派出了遣唐使，而桓武天皇则在即位后的第二十一年才首次计划派遣遣唐使。在左右摇摆期间，桓武天皇还举行了郊祀祭天大典。综合来看，不派遣遣唐使就意味着日本想要脱离唐帝国，自行构想天下秩序。如果不与大唐打交道，日本就可以避免一边向别国朝贡，另一边又接受别国朝贡的复杂局面，更不用再忍受此前所受的屈辱，在面对大唐和在面对国内、新罗、渤海时使用两副不同的面孔。

送走宝龟十年（779）抵达日本的新罗使节后，日本朝廷的想法大概如上文所述。但是站在新罗的角度来看，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新罗眼中，日本口中所说的“让新罗朝贡”“下次带着国王的奏章前来觐见”“日本终于成为一个帝国，无须再顾忌大唐”之类的话，完全就是在白日做梦。虽然这是日本自己的事，但日本的姿态着实令新罗感到愤慨，因而此后新罗也再未向日本派遣过使节。

另一方面，为了请求新罗在日本派出遣唐使时提供安全等方面的保障，日本此后仍然断断续续地派出遣新罗使，这样的行为一直持续到承和三年（836）。当然，新罗朝廷的态度是消极冷淡的。这就是日本只考虑己方利益、作茧自缚的后果。尽管新罗朝廷态度冷淡，但无可厚非的是，日本遣唐使的确曾靠搭乘新罗海商的船只才回到日本。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第四章详细叙述。总而言之，生意归生意，新罗商人在两国间的往来与国家间的博弈其实是两码事。接下来，笔者便将叙述与国家博弈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

第二节　对日本列岛内部帝国构造的清算

隼人的公民化

置身于以唐帝国为盟主的东亚秩序之外，其实与如何改造日本列岛内部是同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日本列岛内部一直存在的隼人和虾夷的问题便成了当务之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统治异族是小帝国的特征之一。

隼人是什么人？正如“隼人译语”一词所示，隼人是一种其语言需要翻译的、其文化多多少少与大和民族有些不同的民族。实际上，在大宝初年的大规模叛乱、和铜年间的叛乱以及养老年间的叛乱之后，隼人不再对中央朝廷采取反抗的态度。一部分隼人被迁至畿内地区居住，而剩下的隼人则居住在萨摩和大隅。这一部分隼人需要每六年派遣一次“朝贡隼人”前往朝廷服务（中村明藏《隼人的研究》）。朝廷的这一做法，显然是让隼人承担起“日本列岛异族”的角色，以此来证明天皇德化遍及边远之地。除了隼人，日本对待南岛[12]、渤海、新罗的态度亦是如此。日本这样做显然是希望为其“小中华帝国”的身份提供依据（前引石母田正论文）。

然而，当新罗、渤海眼看就要奉日本为盟主、日本也无须再顾忌唐朝时，日本也就没有必要再制造一种“国内统治异族”的局面了。让萨摩、大隅两国的隼人成为“调庸之民”（即公民）完全没有坏处。要想用全国统一的行政手段实现高效的统治，将班田收授推行到隼人社会、对其征收庸调也未尝不可。

延历十九年（800），班田收授法在隼人居住的萨摩、大隅两国全面施行（《类聚国史》卷一五九）。次年，朝廷下发朝贡停止令。延历二十四年，隼人不再朝贡（《类聚国史》卷一九〇）。自隼人最后一次叛乱后，大和朝廷过了七十多年才开始实行上述措施，其原因并不在隼人。日本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将日本列岛内部整顿成国家，才是产生这一变化的直接契机。从那以后，留在当地的隼人成为普通公民，针对他们的差别待遇也被废除。

伊治呰麻吕之乱

律令国家的问题在于虾夷。早期遣唐使曾向唐高宗进献虾夷人。此举意在向唐朝说明，日本（倭）也是统治着异族的帝国。因此，虾夷的重要性要大于隼人。隼人被编入国、郡等地方行政单位，大宝年间又被登记在户籍中。相较之下，朝廷对虾夷的管理却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伊藤循《律令制与统治虾夷》）。律令国家一方面利用虾夷来证明自己帝国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对虾夷施以怀柔和移民的政策，以此来扩大统治区域，不断增设据点。

不仅要扩大统治区域，当时的律令国家还考虑是否要改变虾夷的定位。而且这一尝试要早于日本重新审视对外关系之时。宝龟五年（774）正月，此前为元日朝贺献上投降的虾夷人（称“俘囚”）的做法遭到取消。之所以遭到取消，大概是因为朝廷想停止这种夸张的帝国仪礼，明确这些原本模糊暧昧的领域。当时的镇守将军大伴骏河麻吕向天皇报告了虾夷的状况，并促请天皇做出决断。不过，其奏章内容仍然向主战论倾斜。七月二十三日，天皇下诏征讨虾夷。然而，在诏敕尚未到达陆奥国的七月二十五日，朝廷接到报告称，桃生城受到陆奥国沿海虾夷人攻击。此次进攻很有可能因律令国家的挑衅而起。朝廷与虾夷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从陆奥国一直蔓延到了出羽国。

缩减军团兵士后的宝龟十一年（780）三月，陆奥按察使纪广纯在伊治城（今宫城县栗原市）被“夷俘”（对投降的虾夷人的一种称呼）伊治呰麻吕杀害。纪广纯为了将胆泽地区建成战略据点，曾计划营建觉鳖城（所在地不明，一说在宫城县宫泽遗址）。紧接着，多贺城被虾夷人占领，而此事直接引发了律令国家与虾夷的全面战争。

如前所述，在没有必要再向唐朝摆出小帝国姿态的时代，虾夷人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公民。但是要想实现这一构想，则必须得像8世纪初对待隼人那样，以武力制伏虾夷。若非如此，则律令国家将无法通过户籍和计账[13]掌控虾夷，亦无法在此基础上征收庸调。

关于伊治呰麻吕叛乱的直接原因，史书记载称是虾夷内讧所致。但内讧背后的原因，则是律令国家的“分而治之”，即“以夷制夷”的方针。在虾夷内部的矛盾呈表面化趋势，以致虾夷人杀害朝廷要员、攻占多贺城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央朝廷所起到的助推作用。觉鳖城的营建计划即是如此。

在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招致虾夷人反感后，以优待或强制手段迁至陆奥国的移民开始出现逃亡现象。相反，一些厌恶律令统治方式的百姓（公民）反而却流入了陆奥国，如下野国八百七十名百姓集体流入陆奥国事件。这其中还包括受中央贵族、国司的指使，为他们诱拐良民、偷盗马匹的团伙。这些团伙甚至开始“卖此国家之货，买彼夷俘之物”，最终致使“绵能使贼着袄胄，铁能使敌造农器”（延历六年［787］正月二十一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九），如同《乱世英杰》（The Plainsman）、《血战保山河》（Unconquered）等老西部片所描绘的那般。所谓边疆，往往即有这样的宿命吧。

在上述种种因素下，伊治呰麻吕叛乱之际，公民与俘军共同加入叛乱一方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熊田亮介《古代国家与虾夷、隼人》）。

虾夷战争的推移

延历年间，鉴于与新罗的和平关系，日本朝廷决意全力制服虾夷，最多时曾动员十万军队，大举进攻。可是，虾夷的所在地与隼人所在的九州南部地区大不相同，其情况更为棘手。坂上田村麻吕虽已取得不俗战果，如延历二十一年（802）初建造胆泽城、同年四月促使虾夷大墓公阿弖流为及其属下五百人投降、次年二月建造志波城等，但始终未能拿下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延历二十四年（805）十二月，桓武天皇下令展开“德政争论”，探讨何谓天下之德政。讨论双方分别是受桓武天皇提拔、官居参议、出身归化氏族的菅野真道（时年六十五岁）与同为参议的藤原绪嗣（时年三十二岁）。藤原绪嗣是藤原百川的长子，藤原百川是辅佐光仁天皇即位的功臣，还有人说他是立山部亲王（后来的桓武天皇）为太子的主要推手。结果，桓武天皇不顾菅野真道的反对，采纳了藤原绪嗣的意见。藤原绪嗣认为，“如今天下之苦，在于军事及大兴土木。若终止二事，百姓安然矣”。三天后，负责建造宫殿的临时机构造宫职被废除。而军事方面，由于有虾夷的存在，因此无法立即休战……

日本东北地区的城寨　出自笹山晴生《平安初期的政治与文化》（《律令国家的展开》，山川出版社）

本该对该时期有所记录的《日本后纪》反而多有缺漏，虾夷战争的后续进展也不甚了了。不过根据有限的史料记载，弘仁二年（811），征夷大将军文室绵麻吕曾率两万六千人征讨尔萨体、币伊，为这两个地区带去了暂时的稳定。最终，朝廷放弃了使虾夷全面公民化的设想，将投降的虾夷人（即俘囚）迁至全国各地，用不同于普通公民的计账方式来登记和管理他们。而对于留在当地的虾夷人，陆奥国司、出羽国司则不得不以飨宴赐禄的怀柔手段来维持现状（贞观十七年［875］五月十五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八）。弘仁四年（813），朝廷宣布“中外无事”。

中外无事

首先请看下面的表格。其中“最新兵士人数”一栏显示的是弘仁四年（813）八月九日因“中外无事”而大幅裁减西海道军团兵士后所剩的兵士人数（《类聚三代格》卷十八）。上表虽然记载了裁军前的人数（“旧兵士人数”），却并未说明记录该人数的时间。其他各国的兵士人数都以千人为单位，唯有丰后和肥前出现了六百人和五百人这样的零头，而这一点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反推的依据。此前的宝龟十一年（780）十一月二十三日，朝廷下发官符[14]，在丰后仅六百人、肥前仅五百人的军团中设置军毅二人（大毅和少毅，非战时军团的统帅及副手）。由此推断，上述人数应该是在官符下发前不久制定的。也就是说，上表中的“旧兵士人数”据推断应该确定自宝龟十一年（松本政春《律令制下诸国军团数》）。

军团兵士人数的变化

（筑前国乡数出自《和名抄》）

那么，较之律令军团制原本规定的人数，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宝龟年间的兵士人数呢？各国乡数（公元717年，律令制中的“里”改称“乡”）为我们提供了参考。从大宝二年（702）的美浓国等国户籍来看，大体上是一户征兵一人（直木孝次郎《关于律令兵制的二三考察》）。据此有人提出假说，或许正是为了保护一户一人的制度，所以朝廷才编制了户籍（义江［蒲田］明子《编户制的意义》、吉田孝《编户制、班田制构造的特质》）。那么一个乡有五十户，就可以征召五十名兵士。根据最可靠的《出云国风土记》（天平五年［733］）记载，当时出云国有六十二个乡、三个军团。那么，三个军团大概有三千名兵士。照此计算，前面的计算方法应该是大体正确的。

如果说，乡数的五十倍就是兵士人数，那么表中诸国的“根据推测应有的兵士人数”就是军团的兵士人数了。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仅就西海道北部六国而言，到弘仁四年（813）时，自奈良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军团兵士人数几乎减半。如前所述，除西海道等特殊军事区域外，律令军团制在宝龟十一年（780）三月进行了重大调整。这是因为当时的军团兵士被国司、军毅拿来私用，他们缺乏系统的训练，更难堪重用，因此朝廷决定裁员，改为征召擅长骑射的富家子弟（《续日本纪》）。以此次转变为契机，延历十一年（792），军团兵士制在西海道以外的地区全面被废，而西海道北部地区则仅保留可与正规军作战的军制，用以维护防卫体制。

不过如上面表所示，到了弘仁四年（813），西海道也开始大幅裁员，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天长三年（826）十二月三日军团兵士制被彻底废除。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一人被点，一户随亡”，就出自这一时期的官符之中。的确，当时西海道连年爆发饥荒和瘟疫，要想从普通百姓家征兵简直难上加难。

军团兵士被取消后，大宰府设置卫卒二百人，以备发生涉外紧急事态。此外，为了警备大宰府和国府，朝廷还从“富饶游手之儿”（富家子弟）中选拔统领和选士，且支给薪俸（《类聚三代格》卷十八）。本来最应该设防的地方，最后却以如此受限的方式示人。在大宰府，四百名选士由八位统领统率。而在西海道诸国，一千三百二十名选士由三十四位统领统率。而且二者均实行四交代制[15]，因此实际警备人数恐怕更是少到无法想象。总之，由对外关系决定、作为帝国之证明延续下来的律令军团制，就这样被放弃了。

第三节　边界的内与外

拒绝归化

十分讽刺的是，日本刚刚完成裁军，邻国新罗便陷入了混乱。在这一契机下，许多新罗流民来到日本列岛请求归化。

如前所述，新罗国内的混乱在惠恭王时代（765—780）达到顶峰，彼时便有新罗人漂洋过海请求归化。对此，朝廷于宝龟五年（774）五月十七日下发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八），要求确认归化意愿，意愿不明者应悉数遣返。

其后，新罗王室在王位问题上骨肉相残。或许由于主要战场位于王都金城（庆州），因此流民未成大患。但不久之后的宪德王七年至十一年（815—819），新罗西部的草贼频频掀起叛乱，加之饥荒爆发，新罗全境一片混乱。而新罗流民也于这一时期陆续抵达日本，以弘仁七年（816）十月十三日为开端，弘仁八年二月、四月以及弘仁九年正月，日本朝廷先后批准数批新罗流民抱团归化，其群体规模从数十人至百十人不等（《日本纪略》）。而批准的依据，大概就是宝龟五年所下发的官符。

日本朝廷将他国流民前来归化，视为“慕帝王之贤德而来”。既然以“中华”自居，那么接受归化自然也是合情合理之事，这是作为“中华”最基本、也最理所应当的姿态。从中国学到这一点的日本想将这种姿态一直保持下去。

另一方面，弘仁二年（811）十二月，二十余艘（疑似）新罗船只漂至对马西部海域，惊恐的日本朝廷以为这是海盗，于是便斩杀了其中几位登陆上岸的人（《日本后纪》）。当时，海峡对面每夜火光冲天，局势非常不稳。日本方面之所以过于紧张大约还因为同年八月，有新罗流民漂至日本并在海上遭遇了海盗的袭击。不过在这一时期，此类事件只是零星发生。

然而到了承和年间后半段，受新罗海上势力张宝高（张保皋）叛乱及其死亡（841）的影响，日新之间笼罩着一股巨大的紧张氛围。张宝高凭借日、唐、新三国之间的贸易发家。笔者将在下一章说到，圆仁决心留在中国，赤山法华院（位于中国山东省）全力为其庇护。而这座赤山法华院就是张宝高建造的。张宝高全力支持一直依赖于他的新罗王族金祐徵，打击闽哀王。虽然金祐徵成功登上王位，成为神武王，但张宝高计划将女儿嫁给神武王之子文圣王、以图成为外戚时，却遭遇了失败。于是，张宝高发动叛乱，最终兵败身亡（蒲生京子《新罗末期张保皋的兴起与反叛》）。受此影响，日新两国的紧张感持续上升。据驻守对马竹敷岬角的防人报告，“正月以来，可闻新罗鼓声，可见火光”（《续日本后纪》承和十年［843］八月二十二日条）。另一方面，来到日本的新罗人也越来越多。这些新罗人中大概还混杂着张宝高的部下，其中还有一些可算得上是商人的人，而大宰府中也有官员想与这些人缔结密约，从中牟利。

面对这一局势，大宰大贰藤原卫提出：“新罗人心怀不轨，不贡赠礼，假托商贸，刺探情报，如此新罗人，不如全面禁止入境。”对此，太政官先是说了一番无关痛痒的大道理：“德泽泊远，外番归化。专禁入境，事似不仁。”然后才下令对请求归化的新罗人，一律按普通的海上难民处理，发放食物，而后遣返（承和九年［842］八月十五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八）。

与德治主义毫不沾边的功利政策

包括请求归化的人在内，日本将海上难民一律遣返，不留情面。如果说真正的“中华思想”已经在日本生根发芽，那么日本的这一做法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巨大的转变。但实际上，日本只不过是脱掉了一直披在身上的“中华思想”的外衣。7世纪后半的天智朝至持统朝时期，日本之所以允许前百济、前高句丽以及新罗流民、归化人居住在日本国内，只是为了利用其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此推动近江至东国地区的开发，这是一种功利政策（大津透《近江与古代国家》），后文将说到。贞观十一年（869），新罗海盗掠夺丰前国进贡丝绵的船只。次年，日本将逮捕的二十余名新罗嫌疑犯移送、安置在武藏、上总、陆奥等地。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之中有人擅长烧瓦，因此日本令其烧瓦、培养学徒，以供陆奥国府差遣（《三代实录》贞观十二年［870］九月十五日条）。

有利可图则留用国内，即便这些人是海盗，无利可图则尽力阻止。这便是平安时代初期的朝廷做出的选择。虽说这种功利政策与德治主义毫不沾边，但却无比简单直接，甚至给人一种爽快之感。

日本的“边界”设定

拒绝归化，便意味着近似于现代意义的国境已经形成。或许有人会说，日本是岛国，要说国境其实就是海洋，因此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国境。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境。

一般说到日本的“边界”，九州北部自古以来就有明确的分界线（boundary），而北方边境以及九州南部、西南诸岛等地区，用通史的眼光看则处于伸缩变化的边疆地带（frontier）（布鲁斯·拜顿《日本人的“边界”》）。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做解释，作为一个“帝国”应有的状态便因抽象而遭舍弃了。

中国古典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说法。意思是说，天下的土地皆属于帝王，地上的人皆是王臣。换言之，帝王的统治范围是没有界限的，所有人无不沐浴在皇帝的德治之中。如果运气不好，生在帝王德化难以企及的边远地带，则可以通过朝贡、申请归化等方式沐浴恩泽，或者住到更易接受德化的地区。唐朝的律令正是基于这种王土、王臣的思想而制定。由于日本的律令忠实仿效唐朝的律令，因此日本在法制上也以王土、王臣思想为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国境就成了一种类似于半透膜的东西，国外一侧的渗透压较大，因此只需让想归化的人慢慢从半透膜外侧渗透进来即可。

反之，从内部渗透到外部则是决不允许的。这种行为等同于背叛本朝、投靠蕃国，用“律”的话来说就是“谋叛”。“律”规定计划“谋叛”者处以绞刑，实施“谋叛”者处以斩刑（《贼盗律》第四条）。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恶意，律令国家便欢迎入境。而居住在境内或已经入境者，若非使节，一概严禁出境。

天皇拒绝新罗流民归化，这明显背离了德治主义的君主形象，同时也与帝国的构想背道而驰。而当入境和出境都被禁止时，双向闭锁的国境线便就此诞生了。

将商人来航视为朝贡

不过，“归化”“谋叛”甚至是“朝贡”正变成落后于时代的概念和用语。因为商人只是出于商贸利益往来于中国、日本、新罗之间的海域，而不是归化、朝贡，更不是什么谋叛。如果国家依然用上述概念和用语附加在商人身上，便无法管理商人的往来。可以说，日本从隋唐学来了律令，但律令这本“教科书”却并没有写明应该怎样管理在海上自由往来、从事贸易的商人。

在此背景下，一些新罗商人自然会利用“归化”的概念走捷径。此前渤海国就曾以“朝贡”的名义举国开展商贸活动。至于新罗，在必要的时刻亦有采取举国“朝贡”的先例。天平胜宝四年（752），自称新罗王子的金泰廉率七艘船只、七百余人，罕见地携带奏章和大量特产入朝。日本朝廷欣喜若狂，达官显贵争相购买新罗产品，一时洛阳纸贵，狂热程度非比寻常。

面对新罗商人的频繁到访，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职责上看，大宰府官员都是不得不处理该事态的责任人。大宰府的态度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前文提到的以藤原卫为代表的强硬派。这些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用“教科书”里的内容加以解释。但很快，他们便识破了新罗人的真实目的。没有归化之意却申请归化，这对日本朝廷来说无疑是种羞辱，而且国境管理、国内统治等方面也会因此出现问题，所以强硬派坚决排斥新罗人。上述藤原卫的奏章正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但是，这种强硬的态度不仅让新罗、唐朝商人望而却步，也让真心喜欢舶来品的中央贵族、地方豪强很是头疼。为了让强硬派妥协，进入10世纪后的延喜十一年（911），中央贵族和地方豪强利用年纪制（规定来航间隔年数的制度），规定中国商人来航必须要有两年以上的间隔。年纪制原本是朝贡间隔的概念，此时却被牵强附会地用在了商人身上。但反过来似乎也可以说明，日本将商人来航当成了一种朝贡（山内晋次《10世纪至11世纪的对外关系与国家》）。

对舶来品的渴望

为了不让大宰府的官员独享利益，同时也为了切实地甄选良品，藏人所会定期向贸易地派出唐物使，确保最高级的舶来品能够准确无误地送入宫中。正式的唐物使最早见于天安三年（859）前后，之后唐物使的角色一直持续到10世纪末（田岛公《大宰府鸿胪馆的终结》）。

在此背景下，大宰府中也出现了一些头脑灵便的官员。说白了，较之法制，他们更注重实际利益。而且，这些人的存在还对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新罗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名官员名叫文室宫田麻吕。在叙述他所引发的事件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承和年间日新贸易的基本情况。

承和七年（840）十二月二十七日，前文提到的张宝高向大宰府派出使者，献上马鞍等方物。对此，日本朝廷认为“为人臣无境外之交也”，张宝高不过新罗国王的一介臣子，怎能随意与他国交涉，因此退回方物，将使者逐出大宰府。不过，日本朝廷为张宝高的使者支付了交通费和滞留费用，并允许使者在民间交易带来的方物（《续日本后纪》承和八年［841］二月二十七日条）。当时，日本朝廷下发过一条命令，“但莫令人民违失沽价，竞倾家资”，以告诫人们不要为了购买商品，不惜出高价而导致倾家荡产。由此可知，当时自由往来于中国东海的新罗海商所贩之物很有市场。

这一点也在此前天长八年（831）九月七日的太政官符中有所体现，其云：“愚暗人民……耽外土之声闻……蔑境内之贵物……家资殆罄。”意思是说，日本国内明明就有很好的产品，可愚蠢之人希望得到舶来物，于是倾其所有抢购进口货。因此朝廷下令：“商人来着，船上杂物一色以上，简定适用之物，附驿进上。不适之色，府官检察，遍令交易。其直贵贱，一依估价。”（《类聚三代格》卷十八）意思是说，先由大宰府官员选出最上等的货物运往都城，其余允许以适当价格在当地交易。这一命令仿佛是在重申《养老令》中的关市令。关市令规定，官司进行官方交易前，不可与诸蕃私下交易，违者没收交易品。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朝廷对舶来品的渴望。可如此一来，指派到当地的大宰府官员势必中饱私囊。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满足需要、以此获利的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此背景下，该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文室宫田麻吕事件

承和九年（842）正月十日，新罗人李少贞一行四十人来到筑前大津（博多港），他们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张宝高已死，其副将李昌珍等人发动的叛乱也被平定，但反贼余党可能逃至日本，届时请日本将其擒获并遣送新罗。其二，去年李忠等人带至日本的货物实际上是张宝高的子弟赏赐的，因此请日本立即归还。这位李少贞，正是镇压张宝高叛军的阎丈之部下。

公卿[16]对大宰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关于抓捕贼党一事，考虑到这样会卷入新罗的内部纷争，徒增麻烦，而且日方也没有理由将张宝高的旧部引渡给新罗新政权，因此无视了这一要求。

然而讨论至第二个要求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张宝高的部下李忠带来的货物，均被前筑前守文室宫田麻吕扣押了。查问后得知，文室宫田麻吕曾想通过张宝高购买唐朝货物，并预付粗绢作为定金。从定金数额来看，这绝对不是一桩小买卖。因此张宝高死后，文室宫田麻吕便将其部下李忠带来的货物扣押了下来。

文室宫田麻吕辩解时的口吻仿佛在说自己根本没有错。然而从中央朝廷的基本政策看，这种行为绝对不能容忍。如果是域外之人来日本买日本货，朝廷完全可以出于体谅允许交易。但反过来，如果日本人以预付的方式进行交易，且一旦交易不顺便扣押货物，这就无法容忍了。而且在此过程中，大宰府官员还始终睁一只闭一只眼。朝廷十分愤怒，斥责说：“不仅有损贾客之资，更加体现王宪之制的懈怠。”

明明自己想要舶来品，却说对方想要日本货。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绝对称不上讨喜。如果事情没有暴露，朝廷兴许会和文室宫田麻吕联手谋利，对其中暗中攫取的行为不闻不问，或者只是发表一番冠冕堂皇的言论。然而事情一旦暴露，朝廷便会立刻下令清点扣押货物，退还给新罗人（《续日本后纪》承和九年［842］正月十日条）。

次年承和十年（843）十二月，文室宫田麻吕被人告发企图谋反。经搜查，其家中发现弓箭等物。以此为由，文室宫田麻吕被判斩刑，其后死罪豁免，却被流放伊豆。此后不久，文室宫田麻吕与早良亲王、伊豫亲王、藤原吉子、藤原仲成、橘逸势等人一同成为御灵会抚慰的对象。由此不难看出，此事必有冤情（《三代实录》贞观五年［863］五月二十日条）。关于文室宫田麻吕失势的原因，一说可能与其近亲、在承和之变中受到株连的春宫大夫文室秋津有关（保立道久《平安时代的国际意识》），不过至今仍未定论。至于为何搜查其家宅也有无数种猜测。其中一种认为，文室宫田麻吕曾深度参与日新贸易，以至于“知道得太多”而遭封杀。

与新罗通谋事件及九州北部的情况

就文室宫田麻吕个人而言，要不是他不巧遇上私人贸易伙伴张宝高死亡，再加上其本人处事莽撞，不然朝廷也不会如此追究。然而不单是文室宫田麻吕，涉嫌通谋新罗的事件在9世纪后半频繁发生。例如：肥前国基肆、藤津、高来、彼杵等郡的郡司曾被告发，欲计划与新罗人偷渡至新罗，传授兵器技术，一同夺取对马（《三代实录》贞观八年［866］七月十五日条）。还有人怀疑大宰少贰藤原元利麻吕与新罗国王通谋，计划残害国家（天皇）（《三代实录》贞观十二年十一月月十三日条）。有关大宰府官员、九州势力与新罗勾结，企图颠覆朝廷的消息源源不断地被送至朝廷。

实际上，对于律令国家划定的国境线，九州西北部居民自古以来既不执着，也不拘泥。朝廷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这一点深刻体现在了对马、壹岐的行政区划上。对马和壹岐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财政上，都无法被称为“国”。因此朝廷将对马、壹岐设立为特别行政单位“岛”。如果将两地划归肥前或其他国，使之为郡，那么由当地人担任的郡司就会成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样一来，律令国家将无法监控国境。有鉴于此，朝廷将对马、壹岐设为“岛”，由中央或大宰府派遣岛司（相当于国司）统治当地。基于相同原因被设置为“岛”之地，还有多褹岛（包括种子岛、屋久岛等）。天长元年（824），多褹岛被废除，并入大隅国。除财政因素外，当时南方已平定，没有必要再铺设国境监控系统亦是原因之一（永山修一《围绕天长元年多褹岛停废问题展开的研究》）。然而壹岐、对马所在的西北方面则有所不同，即便军事方面趋于缓和，但在国境监控这一点上，朝廷决不能让身为当地人的郡司成为最高行政长官。

另一方面，从东国选拔防人也反映出中央朝廷对包括对马、壹岐在内的九州北部住民不信任的态度。换句话说，在本地服役的本地兵都是不可信赖的。然而，奈良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初期，东北地区形势吃紧，尽管大宰府多次劝阻，但朝廷仍然改变政策，采用了九州岛出身的防人，甚至将当地出身的防人用于当地。朝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朝廷预料日本不会遭遇大规模入侵，因此放松了警惕。

新罗海盗与神国思想

贞观年间，新罗海盗横行成为一种常态，其中最有戏剧性的一次发生在贞观十一年（869）五月。当时两艘新罗海盗船入侵博多港，在掠夺丰前国的年贡绢绵后逃走（《三代实录》贞观十一年六月十五日条、七月二日条、十二月五日条）。据称，当时海边的五十六名百姓拼死抵抗，但由于统领、选士贪生怕死，因此局势发生了改变。在接到报告后，朝廷谴责了大宰府，向伊势神宫、石清水八幡宫及以下诸宫供奉了币帛，并下令今后贡绵船必须集体航行，动员投降的虾夷（夷俘）以备火急，同时为博多的鸿胪馆（接待使节、商人的会馆）配备武器。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朝廷因缺乏有效的对策而显得狼狈不堪。次年贞观十二年，从新罗逃回的对马居民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此人称看到新罗正运送木材，建造大船，打鼓吹角，选练士兵。于是，此人便上前询问此为何事，对方答曰：“讨伐对马。”听罢，此人仓皇而逃。

贞观十八年（876），朝廷将平户周边至五岛列岛的区域从肥前国划拨出来，新设了行政区划单位值嘉岛，并任命外地官员为岛司。其目的是制止郡司巧取豪夺，以此逆转局势，阻止此地逐渐成为新罗海盗及唐人的贸易据点（《三代实录》贞观十八年三月九日条）。如果考虑到后世此地成为倭寇据点这一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说朝廷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强化监视体制，以监视外国势力与当地居民的交涉。

如前所述，军团兵士制在该时期遭到了废止。除了以少数精锐为重点的俘囚外，朝廷根本不具备应对新罗海盗的军事力量。加之朝廷对西海道居民甚至是大宰府官员缺乏信任，所以恐慌之下，朝廷对新罗的敌对意识也越来越强烈。由于意识到自己缺乏实力，因此日本朝廷反过来打出神国理论，宣称“我日本朝所谓神明之国，神明赐予护佑，任何兵寇不得近来”（伊势神宫及以下诸宫宣命）。在此观念下，日本对新罗的蔑视与日俱增。

日本针对的不单单是新罗。贞观十四年（872）正月，渤海国使节带来“异土之毒气”，导致城内“咳逆病”流行，数人死亡，朝廷连忙举行大祓仪式。《贞观仪式》正好在那时成书。其中卷十对追傩（每年除夕举行的驱逐疫鬼的祭祀）做出规定。文中祭文写道：“秽恶疫鬼，藏隐于各村庄。千里之外，四方之界，东方陆奥、西方远值嘉（五岛列岛）、南方土佐、北方佐渡以外，赐予汝等疫鬼为住所。”这里明确体现了一种观念，即日本国领域之外是“秽恶疫鬼”居住的污秽之地。该观念甚至衍生出前文所述的封闭的国土观念，以及对以新罗为代表的异域的恐惧，和与之相反的神国观念（村井章介《王土王民思想与九世纪的转变》）。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从天平九年（737）的天花流行状况看，日本列岛流行的疫病是从外部带来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前引布鲁斯·拜顿著作）。此外，上述国土观念很可能古已有之，只不过在该时间点才浮出水面罢了。与此同时，日本吸收中国国土观念的情况亦不容忽视。若想观察两国的国土观念，“流刑”将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

死刑的废除与流刑

据推测成书于弘仁十三年（822）的《日本灵异记》下卷第三十九话记载了一则嵯峨天皇废除死刑的传说，曰：“此天皇定弘仁年号以传世，变该杀之人为流罪，活其命，以治人。”在药子之变中被射杀的藤原仲成在谋反问题上的确格外引人关注。自那以后，谋反的最高刑罚不过流刑，这一史实有力地佐证了上述传说。关于嵯峨朝为何废除死刑，经过探讨，学界列举了忌避污秽、怨灵思想盛行乃至国民性等多诸方面的原因（利光三津夫《有关嵯峨朝废除死刑的研究》）。然而实际上，即便在嵯峨朝以前，除了对天皇犯下谋逆罪，史书中并未见到过明确按照律令规定的裁判程序、最终由天皇下令处死的案例。大多数的情况是，囚犯被投入狱舍，官吏奏上死刑判决文，天皇免其死罪，改为处以流刑。对此，有人猜测律令制自施行以来，便被限制避免天皇下发死刑命令。

流刑有近、中、远三种。而近、中、远这三种表示距离的描述，在任何情况下皆以京城为准（如《延喜式·民部上》记载）。因此，流刑中的近、中、远，亦指流放地与京城的距离。此外，流放地不包括畿内地区。这表明在律令国家的认知中，被处以流刑的罪犯不可留在畿内，而重犯则必须尽可能自畿内放逐至远方。换言之，自律令国家成立以来，甚至在那之前，远方便已经是罪犯应去之地了。

关于所谓的嵯峨朝废除死刑一事，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第一，这是一种对“天皇不可下发死刑执行命令”之观念的重申。第二，以流刑取代死刑，逆反王权者将面临放逐的刑罚。前者体现出对天皇纯洁性更高的要求，后者则明确表达了一种观念，即离京城越远，或者更直接地说离天皇越远，就越是罪犯应该去的污秽之地。

不动的王和不能动的王

要求天皇具有纯洁性，仅仅回避下发死刑的命令是远远不够的，天皇的一切行动也必须被加以制约。最典型的要属对天皇行幸的简化。过去的王可以公开宣称：“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宋书·倭国传》）到了建设律令国家的时期，齐明天皇、中大兄皇子等人远行至九州虽属特例，但天武天皇、持统天皇至少可以频繁行幸吉野，元正天皇也曾特地行幸养老瀑布，圣武天皇的数度迁都自然也算是一种行幸，称德天皇曾为道镜行幸弓削[17]，桓武天皇也曾多次前往建设中的平安京。总而言之，过去的天皇在多数情况下均可独行独断。嵯峨天皇虽不及前人，但至少也可以经常外出狩猎。

然而，在迁都平安京的半个世纪之后，天皇离开平安宫的去处则只被限定在了贺茂川（举行御禊）、臣子的宅邸、后院（上皇的居所）等几个地点。总之天皇不能再离开平安京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到了此时，天皇前往大极殿甚至也成了一种“行幸”（铃木景二《日本古代的行幸》）。

其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于天皇的个性。的确有像文德天皇这样“不好巡幸、游览之事”的人（《文德天皇实录》天安二年［858］九月六日条），不过我们也能看到，清和天皇、阳成天皇、宇多天皇让位后十分耽于游玩。或许我们可以说，天皇将太上天皇逐出平安宫后，反倒是将自己锁在了平安宫中，不得移动半步。

当然，天皇的统治权一旦确立，即便天皇本人终生画地为牢，政治上也不会受影响（早川庄八《律令国家、王朝国家中的天皇》、仁藤敦史《古代王权与行幸》）。但是反过来，过度强调天皇的纯洁性、尽可能使天皇远离污秽，则会催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倾向，从而禁锢天皇（义江彰夫《天皇与公家的身份集团》、伊藤喜良《中世王权的形成》）。

要求天皇具有纯洁性在日本历史上古已有之。前文已有所提及，奈良时代以前的天皇服饰为白色，白色象征纯洁。天武朝有八个官位，分别为明、净、正、直、勤、务、追、进，可以说这八个官位就是当时理想的精神状态。从这层意义上说，9世纪以后逐渐具象化的理想的天皇形象，或许就是对过去某一时期、某些方面的天皇形象的一种复活。

当然，9世纪末也有胆大气盛的天皇。宽平八年（896）三月四日，宇多天皇召唐人梨怀（又称李环）入京（《日本纪略》）。估计当时天皇与梨怀相向而坐。第二年，宇多上皇训诫儿子醍醐天皇：

外蕃之人，必可召见，在帘中见之，不可直对耳。至于李环，朕已犯错。新君慎之。

（《宽平御遗诫》）

宇多上皇告诫醍醐天皇，面见外蕃之人，应隔着帘子谈话。先不说是否隔帘而谈，此后天皇就连会见外国人都很难了。宇多天皇在面见李环的次年退位，紧接着昌泰之变（菅原道真左迁事件）爆发，这两件事情让此后的历代天皇都老实了起来。

具有纯洁性的天皇是同心圆的中心，越往外就越是充满罪恶和污秽的世界。渐渐地，这种世界观也影响了贵族社会（村井章介《中世日本列岛的地域空间与国家》）。只不过，贵族心中虽有“国境”这一明确的警戒线，但他们亦无法抛弃对贡物的眷恋。

[1]近代，在日本史中指明治维新的19世纪60年代至太平洋战争结束的1945年。

[2]公元749年，圣武天皇让位于女儿阿倍内亲王，自己前往奈良东大寺出家，在卢舍那佛面前自称三宝奴，以示虔诚。三宝奴指佛教三宝佛、法、僧之奴仆。笃信佛教的梁武帝萧衍曾数度出家，自称三宝奴。

[3]大王，日本古代实行天皇称号之前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

[4]近世，在日本史中指安土桃山、江户时代，时间大体为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

[5]藤原仲麻吕之乱，藤原仲麻吕是奈良时代的贵族，深受光明皇后信赖，大力推行《养老律令》，光明皇后而死后，藤原仲麻吕逐渐失势，为除掉以孝谦上皇（称德天皇）为靠山的道镜，举兵叛乱，最终在近江兵败身亡。

[6]任那，被认为是存在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古代加罗地区的别名。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4—6世纪前后，大和朝廷的势力曾领有任那地区，并建有“任那日本府”。6世纪中期，任那被新罗吞并。关于“任那日本府”，学界存在争议。

[7]此处的“国”指日本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如武藏国、大和国等。

[8]防人，为防止来自大陆的入侵，派往九州北部沿岸、壹岐、对马等地的士兵。卫士，各藩国军队以轮换的方式抽调到京城守卫皇宫的士兵。

[9]国司，律令制下，由中央派往地方各国掌管政务的地方官，由守、介、掾、目以及史生组成。

[10]警固式，关于外敌侵入时，加强国家防御、贴身保护天皇安全的实施细则。

[11]专守防卫，己方领土遭到攻击时，仅为保卫领土、阻挡敌人而使用武力，是一种消极的防卫战略。

[12]南岛，日本列岛以南的冲绳本岛等西南诸岛。

[13]计账，记录户籍变化的账簿，每年编制一次，与户籍共同构成征收庸调的基础。详见第七章。

[14]官符，全称“太政官符”，即太政官给所辖官厅下达的公文。

[15]四交代制，每年轮换四次、每次轮换一百人的制度。

[16]公卿，“公”指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卿”指大纳言、中纳言、参议。详见第五章。

[17]弓削，道镜的俗姓和出生地。

第四章　求法之人

第一节　最澄与空海

“唐决”与“调伏”新罗的世纪

如前所述，日本朝廷一方面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敌视和畏惧新罗。与此相反，西部地区的民间国际交流却日益发展，佛教界也被赋予了独特的地位。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当时的唐朝佛教远远领先日本佛教，这是普遍的共识。为了深化对教义的理解，日本僧人在这一时期频繁入唐。以最澄为首的天台宗僧人将己方关于教义的提问，以及唐朝僧人的回答汇编成书，取名为《唐决集》（“唐决”即由唐决断）。当然，此前一直都有类似的问答，但直到平安时代初期才有人汇总了这些问答，使其留存下来，我们也得以通过这些问答了解到该时期佛教的状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法律领域也是如此。结束了唐朝的留学生涯后，秦大麻吕向日本朝廷献上《问答六卷》（《续日本纪》天平七年［753］五月七日条）。由此可知，当时的日本也会针对法律问题请教唐朝专家。然而到了9世纪，人们开始探讨是否还有必要向唐朝请教刑法解释上的疑点。当时有段轶闻称，著名的法律专家赞岐永直认为无须请教唐朝，于是他凭一己之力顺利地解决了难题（《三代实录》贞观四年［862］八月条）。由此可见，在某些领域，日本已不再需要向唐朝专家求教。不过在佛教领域，唐朝僧界仍然拥有很高的权威。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日本僧侣若想往来于日唐之间，新罗的商船必不可少。日本遣唐使派遣间隔很长，没有日本船前往唐朝时，求法心切的日本僧人只能搭乘新罗商船，而且新罗商人也大都会出于善意帮助僧人（坂上早鱼《九世纪的日唐交通与新罗人》）。然而讽刺的是，入唐钻研、充当平安时期新佛教旗手的天台宗、真言宗，竟然都秉持着“佛教之使命在于镇护国家”的理念，扮演着以护国修法“调伏”（降伏）新罗的角色。在本章中，笔者将尽可能简明扼要地阐述佛教在时代转变下的变化与发展。

镇护国家的佛教

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时，严令禁止南都平城京的寺院迁入新京。然而之前藤原京迁都平城京时，药师寺、大官大寺（大安寺）则均被允许迁入平城京。对比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天皇对南都佛界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态度。天皇显然对玄昉[1]、道镜等妖僧带来的政治混乱非常不满。延历元年（782），造法华寺司被废除。延历八年，造东大寺司被废除。国家省去了建造、维护寺院的大笔费用，进而紧缩财政。

室生寺五重塔

不过，桓武天皇并非全面疏远佛教。延历五年（786），近江国滋贺郡新建禅院梵释寺，桓武天皇提供了少许经费，令十名净行禅师（遵守修行戒律的僧人）修行钻研（《续日本纪》延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及以下各条）。由此可见，在山林中修行才是桓武天皇理想的僧侣典范（井上光贞《光仁朝、桓武朝的佛教政策》）。

桓武天皇的理念也渐渐渗透到了僧侣之间。宝龟年间，僧人贤璟开创室生寺，为以兴福寺为大本营的法相宗学僧提供修行之所（薗田香融《以草创期的室生寺为中心研究僧侣的动向》《古代佛教中的山林修行及其意义》）。

为了让僧侣遵守戒律，桓武朝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不过，如果认为这些法令仅仅是为了惩戒恶僧，那持有该观点之人将无法理解当时法令的逻辑。戒律原本不受国家管控，它是在印度独立修行团体的内部、以佛之教谕的形式汇总起来的纪律。正因如此，佛教界才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戒律。今天的中国佛教界也是如此。

然而，古代日本之所以能够接受佛教，是因为日本将“镇护国家”当成了佛教的唯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僧尼有如公务员一般被安排在全国各地。而授予僧侣资格的“受戒”，也成了一种官方给予的认定和保证，以证明该僧侣有为镇护国家诵经的能力。正因如此，官方认可的戒坛只有三处，分别在东大寺、筑紫观世音寺和下野药师寺。

这样看来，桓武朝要求僧侣遵守戒律，并不单纯是为了整肃风纪、阻止僧侣进入政界。僧侣遵守戒律也是镇护国家的必要条件。国家不深入探讨教学内容，只在僧侣是否有能力理解和诵读护国经典，以及如何认定僧侣资质等方面绞尽脑汁。归根结底一句话，日本就是要在佛教中寻求护国的咒力。国家方面的态度简单明了，只要某人读经效验高超、得到僧界认可即可，国家将不会过问其咒力之来源与逻辑。奈良时代权势熏天的玄昉、道镜，皆因作法灵验而进入政界。因此，僧人在政治舞台上抛头露面与遵守戒律看似矛盾，但从是否具有实际效验这一点看，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

对于全面承袭上述佛教观的桓武天皇来说，山林自古以来便是充满灵力之地，而在山林修行的僧侣，无疑便是拥有护持国家咒力之人。而且这些僧侣在教义方面也可与南都僧侣匹敌，这对于桓武天皇来说如虎添翼。

最澄的登场

在上述背景下，最澄登上了历史舞台。最澄生于神护景云元年（767），后在比叡山创建延历寺，讲授天台宗教义。延历十六年（797），最澄被授予内供奉十禅师等称号，深受桓武天皇信任，作为天台宗教义第一人名震佛教界。

最澄画像（一乘寺藏）

延历二十一年（802），和气广世在高雄山寺举行天台讲会，最澄作为南都学僧参与了关于天台教义的讨论。其间，桓武天皇和皇太子安殿（后来的平城天皇）送来贺词。僧侣感激皇室之勉励，于是大力宣扬天台教义之意义：“窃见天台玄疏（注释）者，总括释迦一代之教，悉显其趣，无所不通。独逾诸宗，殊示一道。其中所说甚深妙理，七个大寺，六宗学生，昔所未闻，曾所未见。”（《叡山大师传》）

在这种情况下，最澄萌生了去中国天台山国清寺学习最新教义的想法。天台山国清寺是守护隋代名僧智162-2之法灯的名刹。为此，最澄呈上奏章，恳请将其弟子列入遣唐使一行。在奏章中，最澄表达了修得天台教义的恳切心情：“每恨法华深旨尚未详释。幸求得天台妙记，披阅数年，字谬行脱，未显细趣，若不受师传，虽得不信。”

延历寺

收到奏章的桓武天皇不仅同意其弟子入唐留学，还命令最澄亲自入唐请益（短期留学）。能否修得教义，对于桓武天皇来说并不重要，桓武天皇希望的是，最澄能够通过学习，增强护国之咒力。就入唐的目的而言，桓武天皇与最澄之间存有微妙的差异。说到底，桓武天皇谋求的是效验，简单来说就是咒力，而非教义。而这一点也让归国后的最澄颇为困扰。

延历遣唐使

平安时代以后，日本只派遣过两次遣唐使。最澄随行的是较早一次，即延历年间的遣唐使。该批遣唐使于延历二十年（801）被任命，延历二十三年七月出发，次年六月归国。藤原葛野麻吕任大使，学问僧（又称“留学僧”）空海与之同船，请益僧（又称“还学僧”）最澄搭乘第二艘船。所谓学问僧，即指钻研佛教教义的僧侣，在唐滞留时间较长。若是在家人，则相当于长期留学生。归国时，留学僧按理要与下一批遣唐使一同返程。但如后文所述，空海是与同去的遣唐使一起回国的。而请益僧则必须与同去的遣唐使一同归国。

天台山国清寺（1989年，笔者拍摄）

第二艘遣唐使船在明州（宁波）靠岸后，最澄与懂汉语的弟子义真（后来成为首代天台座主，圆仁之师，与后来的青龙寺义真并非一人）等人未做休整，立刻踏上了天台山的巡礼之路。对于目的明确、时间有限的请益僧来说也只能如此。最终，二人巡礼成功，受天台宗圆顿戒，之后又趁着回国前的余暇，在越州龙兴寺、明州开元寺接受密教教诲。

另一方面，空海渡唐时三十一岁，早年接触过纯密[2]经典《大日经》，在四国地区的山林中修行时获得神秘体验，自觉已进入真言[3]密教的体系。然而，空海深感“临文心昏”（只读经典便无法领会教理），因此决意入唐（《性灵集》卷七）。当所乘遣唐使船停靠在福州海岸时，空海立即为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代笔书简，以呈福州观察使（《性灵集》卷五）。或许是这封书简起了作用，空海成功加入被严格限制人数的访长安使团。于是，以大使为首的一行人于十一月三日从福州出发，顶着朔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抵达长安东郊的长乐驿，成功赶上了次年正月初一在含元殿举行的元日朝贺（《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805］六月八日条）。

将空海、橘逸势等人留在长安后，遣唐使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离开长安，六月顺利回到日本。留下来的空海跟随青龙寺真言宗第七祖惠果，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中心学习密教，接受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曼陀罗。空海的学识和能力深得惠果赏识。其间，惠果圆寂（805年），空海撰写碑文《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性灵集》卷二），称颂惠果。可见，空海当时已成为惠果弟子中的代表。不久之后，空海似乎觉得此处没有再留下去的必要，于是便与恰巧误了归国日期的遣唐判官高阶远成乘坐同一艘船，于大同元年（806）八月回到日本。据说橘逸势也在其中。

青龙寺（1989年，笔者拍摄）

最澄和空海就这样结束了在唐朝的学习。延历二十四年（805）八月九日，回国后不久的最澄被召至内里，献上唐朝佛像，诵读经文。可以看出，桓武天皇对最澄有着非同一般的期待。同年九月，在桓武天皇的授意下，南都八名高僧在高雄山寺接受灌顶。灌顶是以水灌洒头顶的密教仪式，来源于古印度的即位仪礼。同时，桓武天皇再度将最澄召至内里，令其举行密教修法毗卢舍那法。对于常年身体虚弱的桓武天皇而言，较之天台教义，密教咒力之效验似乎更加重要。入唐后，最澄方知自己的重要性，于是临阵磨枪，囫囵吞枣一般学得了密教知识。然而，此时的最澄还不知道，自己的密教学识将在其后归国的空海面前黯然失色。

年分度者

在最澄之权威宛如夕阳残照的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二十六日，其提案得到南都僧纲（由僧正、僧都、律师组成的监督、指导全体僧尼的机构）的认可，年分度者的名额由此被修改（《类聚三代格》卷二）。所谓年分度者，是指每年可以得度的僧侣名额。所谓得度，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信徒（男性称优婆塞，女性称优婆夷）跟随僧尼进行一定的修行后，成为沙弥（女性称沙弥尼）。得度后他们还将进一步修行，直至受戒，即为比丘（女性称比丘尼）。只有经过上述程序，才能成为正式的僧尼。

天平六年（734）规定，能够背诵《最胜王经》或《法华经》等护国经典，且严格修行三年以上者（天平六年［734］十一月二十日太政官奏，《类聚三代格》卷二），方可得度。要想进一步成为僧尼，条件更加严格，既需掌握高超的咒术验力，还要能在护国法会上唱诵经文。不过这还只是最基本的条件，国家的要求实则不止这些。希望得度的人需要请师父写一份名为“优婆塞贡进文”的推荐状。查看正仓院保存下来的优婆塞贡进文可以得知，除了诵读《最胜王经》《法华经》的能力，上面还普遍记录着密教陀罗尼、神咒等咒文的念咒能力。由此可知，杂密虽不成体系，但由于当时极为流行，因此沙弥也被要求多少掌握一些杂密咒语（堀池春峰《奈良时代佛教的密教性格》）。

桓武朝以后，得度的条件进一步增加。延历十七年（798）四月规定，年满三十五岁（后来放宽至二十岁），品性方正，学识丰富，且通过每年十二月僧纲举办的考试者方可得度。此前，僧侣只需具备背诵经典的能力，而此时的考试还要求僧侣能够解释经典。也就是说，此时国家对僧侣的要求已经提升到了质的层面（《类聚国史》卷一八七）。实行该制度后，南都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之中，最重视逻辑的法相宗随之兴盛，诞生了许多精于教义的杰出僧人，如后来反对最澄的护命等（薗田香融《平安佛教的形成》）。

在延历二十五年（806）修改的年分度者的规定中，各宗每年可获得得度名额为三论宗三人（其中一人为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其中一人为俱舍宗）、华严宗两人、律宗两人、天台宗两人。每年只有寥寥几人能够成为僧侣。而且天台宗的那两个名额，还规定其中一人必须为研读《摩诃止观》的天台宗教义专家，另一人必须为研读《大日经》的密教专家。然而实际上，由于桓武天皇驾崩，天台宗首位年分度者的诞生一直推迟到了大同五年（810）。不过不管怎么说，研学天台宗、进而成为沙弥的路径终究还是打通了。

如前所述，最澄在唐朝接触到了密教，但他习得的是杂密这种不成体系的密教。可即便如此，最澄依然接受了灌顶这种新式的传法仪式。最澄并未完全弄清密教与天台教义的关系，不过这对朝廷来说并不重要，朝廷只希望最澄带来的新法力能为国家服务。

以开设大乘戒坛为目标

可话说回来，天台宗在延历二十五年（806）得到认可的只是得度的名额。要想得度，首先需在比叡山跟随最澄学习教义。但是到了下一阶段，天台宗僧人则需要下山前往东大寺戒坛受戒。因为延历寺没有设置戒坛。在戒律问题上，最澄与南都存在很大分歧。失去桓武天皇这把保护伞后，这一点更加困扰最澄。

东大寺戒坛按照鉴真引进的方法受戒，需要“三师七证”。所谓“三师”，即受戒的戒和尚、诵读表白及羯磨之文的羯磨师、教授威仪作法的教授师。此三人传授戒律，其余在场的七名僧侣担任受戒证人（称“证明师”）。然而按照最澄的想法，上述做法略有小乘佛教之嫌，因此不必拘泥形式，过分繁礼多仪，只以释迦、文殊、弥勒为三师，十方一切诸佛为七证，仅眼前一名传戒师受戒即可。

双方的不同想法，直接关系到僧侣需要通过怎样的仪式才能具备十全的资格这一重大问题。而且该问题还关系到护国之效验，因此对于朝廷来说，双方的对立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对于南都而言，承认最澄的想法，就相当于宣告己方的授戒和受戒无效，因此南都不会轻易点头。

戒坛问题不像得度人数问题，双方难免发生对立。最为难的便是最澄的弟子。只要延历寺没有戒坛，弟子们就必须去与师父针锋相对的南都受戒。不能渡过这一关，就无法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侣。既然如此麻烦，何不干脆下比叡山，前往南都潜心修行，获得受戒呢？最澄弟子中有人萌生此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

天台宗好不容易得到了得度名额，可得度下山者络绎不绝。在最初得度的八人（延期四年，共八人）中，留在比叡山者仅光定一人，可见事态之严峻。据说下山弟子有一半都投身了法相宗。在此紧要关头，最澄赌上天台宗的存亡，以弘仁四年（813）六月在兴福寺举行的佛法论战为开端，为设立大乘戒坛，与以护命为首的法相宗僧纲展开激烈论争。

天台宗与真言宗

最澄将符合天台法华教义的一乘思想置于天台教义之根本。一乘思想主张一切生灵皆可成佛（称“一切皆成”），此乃大乘佛教的究极形态。《法华经》的研究在奈良时代很是繁盛，最澄也自延历十七年（798）十一月起，每年在比叡山举办“法华十讲”（有关《妙法莲华经》八卷以及开经《无量义经》、结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各一卷的系列讲义）。延历二十年（801），最澄邀请南都各宗十位高僧以各自立场阐述《妙法莲华经》（称“法华八讲”）。当时南都僧人无不响应，可见彼时比叡山与南都尚未形成对立之势（木内尧央《最澄与天台教团》）。

然而，正如“护持国家，利益群生，妙法最胜尤居其先”（承和九年［842］十二月二十七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二）所言，《法华经》终究被视为护国经典。此外，国家方面还用“一切皆成，招来佛土”的逻辑，将早期不涉及个人解脱问题的一乘思想也纳入到了国家的话语体系之中。

另一方面，空海传入的真言宗又是怎样的情况呢？真言密教的传授以获得神秘体验为基础，以坚信密教教义为核心。至于仅仅深化对教义的理解，以此达到开悟的方式，至少空海本人是不认同的。对于真言宗而言，所有人互相确认自己处于与他人相同的神秘体验之中，这一点必不可少。得知空海从唐朝带回最新翻译、最正统的密教经典（石田尚丰《以空海请来目录为中心的研究》）时，最澄立即借来抄写诵读，希望以此理解真言密教。可是，最澄最终没能通过这一方式领会密教，而这一结果也是重视体验的空海所坚信的（川崎庸之《传教大师与弘法大师之间的交往》）。

真言宗也主张“即身成佛”，不过真言宗的这一主张与天台宗相同，在国家佛教体系中并非指拯救个人。在教义上，真言宗与天台宗一样，均主张镇护国家。在这一方面，暂且不谈真言密教的教义逻辑，其咒法还是相当夺目的。

最澄在入唐前就已声名远播，空海则相差甚远。因此空海回国之初，真言密教并未受到重视。这样说来，最能领会空海带回来的经典及其境界的，还是最澄（前引川崎庸之论文）。

有趣的是，两人在这一时期的轨迹也分别体现了双方各自的性格和为人。最澄自知在教义上有无法企及之处，但仍然坚持做一名真挚且愚直的求法人，丝毫不改变其求法的姿态。与之相反，空海则好似一名从容的马拉松选手，紧跟在最澄的身后，躲避风的阻力，等待时机成熟，将其一举超越，博得满堂喝彩。弘仁三年（812）年末，时机到来。空海在高雄山寺为最澄授灌顶。如此一来，密教之师空海之尊位便在内外清晰起来。

最澄、空海与南都

仔细观察两人的交流过程可以发现，两人绝交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借阅经典、弟子归属等问题，而在于对待南都的态度。最澄在入唐前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的“经”为中轴，而三论宗、法相宗则以“论”为中轴，“论”是“经”的注释，故“论”低于“经”，因此天台宗应在上位（《天台霞标》二）。这种主张乍一听十分有道理，于是最澄使用这套理论来“推销”天台宗。这是因为桓武天皇及其下的执政者并不关心教义本身。可实际上，三论宗和法相宗都并非抛开“经”而专攻“论”，而且天台宗本身也多依赖于智173-2对于《法华经》的解释。因此，最澄的此番言论忽视了佛教教义的研究史与方法论（曾根正人《平安初期的南都佛教与护国体制》）。

空海画像（东寺藏）

这在桓武天皇在世时还好说。可是，当最澄获得年分度者的名额，好不容易迈出建立独立教团的第一步时，桓武天皇却驾崩了，最澄的处境也随之急转直下。受戒权远比得度权重要，这是因为戒律才是僧团独立的象征。如果不能制定自己的戒律，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僧团，这是最澄所在意的。

另一方面，该时期的空海与南都相处融洽，有学者认为是空海的渊博学识和人脉帮助了他（前引堀池春峰论文）。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南都被禁止进入平安京，一旦朝廷怀疑南都镇护国家的法力，南都便需要纳入空海及其引入的正统密教（前引曾根正人论文）。在与南都和谐相处的背景下，空海于弘仁六年（815）被授予内供奉十禅师的称号，并将密教带入宫中，同时以关东地区的僧侣为主要对象传播真言密教。

可是，东国一直以来都是最澄的布教范围。最澄与空海之间的对立已无法避免。

孤军奋战的最澄只剩下天台宗首位沙弥光定可以依靠。弘仁七年（816）五月一日，最澄给曾经的弟子、如今已投身空海门下的泰范送去一封信，信中写道（《平安遗文》4411号）：

老僧最澄，生年五十，生涯不久。住持未定，（中略）独荷一乘，流连俗间。但恨与阇梨（指泰范）别居。往年所期，为法忘身，发心资法。已建年分，亦兴长讲。阇梨之功，片时不忘。又高雄灌顶，同志求道，俱期佛惠，何图阇梨永背本愿，久住别处。

盖舍劣取胜，世上常理。然法华一乘，真言一乘，何有优劣。同法同恋，是谓善友。我与公此生结缘，待见弥勒。倘若有深缘，俱往生死，同负群生。（下略）

最澄想起了两人的艰辛往事，将真挚情感吐露无遗，甚至说出了同生共死这种话。与其说是师徒，最澄更像是在埋怨抛弃自己的恋人。而对于“法华一乘，真言一乘，何有优劣”一问，为泰范代笔的空海如是回答（《平安遗文》4412号）：

权实难别，显密易滥。若非知音，谁能别之。然法应之佛，不得无差。显密之教，何无深浅。法智两佛，自他二受。显密别说，权实有隔。所以耽执真言醍醐，未遑噉尝随他之药。（下略）

最澄以一种妥协的立场，认为倡导法华一乘的天台宗，与倡导真言一乘的真言宗并无优劣之分，他希望以此说服空海。可空海直指要害，称天台宗等显教是“权”，教义浅显，真言宗（密教）是“实”，教义深邃。最澄对此番言论有多反感，可想而知。在最澄看来，空海只懂得密教的一些皮毛，只因有惠果大弟子这一正统的身份加持，便敢以自己为权威，说什么没有实际体验便无法理解密教。此次书简往来，也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交流。其后，会津法相宗高僧德一批判《法华经》，最澄随即与之展开论争，其激烈程度仿佛是将德一当成了空海。论争一直持续到弘仁十二年（821），史称“三一权实诤论”。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弘仁十三年（822），与南都站在同一战线的空海在南都唯一拥有戒坛的东大寺设立灌顶道场（东大寺真言院）。从此以后，真言宗与南都教义互为表里，确立了护持国家的立场。南都也因为吸收了密教，加强了自身的护国效验，他们与真言宗结成同盟，与要求设立独立戒坛的天台宗对立。次年，嵯峨天皇向空海下赐东寺（全称“教王护国寺”），东寺成为真言宗的专用道场。

东寺五重塔

总之，如果最澄不能设立完全独立于南都的戒坛，那么自宗僧侣便免不了要投身南都。为了设立大乘戒坛，忧心忡忡的最澄四处奔走。弘仁九年（818）三月，最澄宣布放弃在东大寺戒坛院所受具足戒，着手制定天台宗自己的修学规定。《山家学生式》由此诞生。最澄将其上呈朝廷，请求设立戒坛。对此，天皇咨询了大僧都传灯大法师位护命等六名僧纲，六人均表示反对。于是，最澄撰写《显戒论》（署名“前入唐沙门最澄”）予以反驳。最澄在这篇著名的论著中旁征博引，经、论、疏自不待言，就连《大唐西域记》《鉴真传》《不空表制集》也有引证且言辞激烈，甚至还提出僧纲没有存在之必要。对此，南都方面似乎未予回应。

弘仁十三年（822）六月，最澄去世后的第七天，延历寺设立大乘戒坛的敕令终于下发。这背后是藤原冬嗣的全力相助。自从目睹了弘仁四年兴福寺举行的佛法论战，藤原冬嗣便决定为最澄提供帮助（石田一良《最澄晚年的思想与历史意义》）。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第八章将会说到，弘仁年间灾害、饥荒频发，该社会背景恐怕才是促成转变的关键所在（朝枝善照《最澄的时代观与〈显戒论〉》）。天台宗主张得度后在山林修行十二年，这样才能拥有足够的法力拯救现世之污、招来佛土。到头来，天台宗还是靠着“镇护国家”这面大旗，才成功设立了大乘戒坛。

在此期间，空海创立高野山金刚峰寺，同时又与最澄一样，强调山林修行、增进法力。但另一方面，空海又与最澄不同，前者从不干预弟子受戒的问题，甚至允许弟子同时在真言宗和南都受戒。而后者则要求弟子在南都受戒和天台受戒中做出选择。而且，空海还以同样的逻辑请求在宫中设立真言院（承和元年［834］十二月设立），以便在每年正月宫中举行御斋会（最胜会）之后，追加“后七日御修法”仪式，以此与显教并存（平冈定海《宫中真言院的成立》）。御斋会需要转读护国经典《最胜王经》，因此御斋会相当于显教的护国法会。如果在此基础上追加密教修法来护持国家，岂不万全？这就是空海的逻辑。

另一方面，天台宗也尝试调整与密教的关系。然而，只要天台宗基于教义主张法华一乘，即便当时的价值体系再怎么讲求效验，天台宗也很难消除与密教在教理上的矛盾，进而吸收密教。最澄之后，圆仁、圆珍及以下学僧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这一问题。那么，天台宗是如何利用有别于真言宗的方式，将正统密教纳入自宗的呢？让我们从圆仁的足迹中寻找答案。

第二节　圆仁求法之旅

承和遣唐使

圆仁，天台宗僧侣，延历十二年（793）生于下野国，十五岁入比叡山延历寺，师从最澄，受朝野尊崇，授日本首个大师称号——慈觉大师。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先从圆仁作为入唐请益僧随遣唐使入唐说起。

圆仁拜最澄为师是在大同三年（808），彼时正是最澄失去桓武天皇庇护，谦恭地向空海借抄密教经典的时期。由此可以说，圆仁的轨迹从一开始便已注定，他要追随最澄，深化天台宗教义，将密教正式导入天台宗。

承和元年（834）正月十九日，日本朝廷时隔三十年再次决定派遣遣唐使，藤原常嗣（延历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之子）任大使，小野篁任副使（《续日本后纪》）。次年九月，圆仁也接到了命令，将以请益僧的身份入唐，时年四十二岁。

遣唐使出发前的承和元年（834）三月十六日，朝廷命令滞留于大宰府的唐人张继明入京，以获取唐朝的最新消息。由此可见，以派遣遣唐使的方式获取东亚信息的必要性已微乎其微。此外，弘仁十年（819）六月，唐朝越州人周光翰搭乘新罗船只抵达日本时，日本方面也曾向其询问唐朝的消息（《日本纪略》弘仁十年六月十六日条）。与之类似的访日者日渐增多，日本获取到的唐朝消息也丰富起来。

虽然承和遣唐使与延历遣唐使一样，都要到长安参列元日朝贺，但如前章所述，这一时期遣唐使的原本含义（向唐朝朝贡）明显弱化。概言之，延历以后，遣唐使的外交功能弱化，而文化输入、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则逐渐增强，与奈良时代已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例如，早前的吉备真备以留学生的身份长期留唐，回国后担任重要职务。这种情况到了平安时代已不会再出现。而且派遣间隔较长也说明，朝廷对留学生的期待已明显减弱。

9世纪末由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当时日本引进中国典籍的目录书。翻看此书可以发现，9世纪以来，日本引进中国典籍的努力大不如前，这一点与上述变化形成呼应（池田温《中国的史书与〈续日本纪〉》）。另一方面，承和遣唐使中还诞生了许多有技艺才能之人，如以琵琶闻名的藤原贞敏、琴技高超的良峰长松、擅长围棋的伴须贺雄等，此为承和遣唐使的一大特征。

佛教界的期待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佛教界例外。后来被统称为“入唐八家”的密教传法者——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在回国后，都向朝廷提交了数目庞大的“请来目录”（带回日本的书籍目录）。由此可见，入唐八家对日本佛教经典的充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承和年间派遣遣唐使时，真言宗请益僧圆行、三论宗留学僧常晓（两人是空海弟子）、天台宗请益僧圆仁、天台宗留学僧圆载（两人是最澄弟子）、法相宗请益僧戒明，以及各家弟子获准随行入唐。上述人选的敲定过程十分曲折，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佛教界对遣唐使的巨大期许。

实际上，遣唐使最初出发时，真言宗派遣的是请益僧真济和留学僧真然。然而他们搭乘的第三艘船遭遇海难，两人分别漂至对马和肥前。有关史书记载了大宰府官员对此次海难的调查情况：

是日，大宰府奏言，问遣唐第三舶漂荡之由，真言请益僧真济等，谨作书答云：舵折棚落，潮溢人溺。船头以下百四十余人，任波漂荡。爰船头判官丹墀文雄议云，我等空渴死船上，不如坏船作筏，各乘觅水。录事以下争放取舶板，造桴各出。自外无复所言。

（《续日本后纪》承和三年［836］八月二十日条）

大概由于真济过于疲劳困倦，因此才“自外无复所言”吧。当时与真济攀上同一只木筏的三十几人中，只有真济和真然两人幸存了下来，可见状况之惨烈（《三代实录》贞观二年［860］二月十五日条）。

接到报告的太政官于是下令，真言宗请益、留学二僧遭海难，虽生还，但此事不吉，即便真言宗更换人选，遣唐使船也拒绝搭载真言宗僧人。得知此命令的东寺长老实惠连忙请求：“今真言宗新始圣朝，未经几年，所遗经法及所疑滞无由开求。”（《平安遗文》4440号收录《僧实惠上表文案》）意思是说，开创于圣朝的真言宗刚刚成立不久，缺少经典，大量问题得不到解决。真言宗刚刚在承和二年（835）三月二十一日失去空海，如今必须全力争取入唐的机会。不知是否由于实惠的请愿起了作用，最终，圆行代替真济和真然前往唐朝。

佛教界为何能向朝廷提出要求？正如实惠在上表文中威胁朝廷之言，“若此道于国家不要者，敢非所望”，也如回国后圆行公然宣称的，“一善男子，建立道场，修念三密，其国界内无七难之灾，国王大臣日日增长福寿，是则真言之功矣”（《平安遗文》4447号收录承和六年［839］十二月十九日《圆行请来目录》），佛教界的筹码正是镇护国家的理念。

其中，常晓从唐朝带回的“太元帅法”的效验尤其之大，宣称“国土衰敝，雨泽不调，以此咒安四城门上，即得风雨顺时。若将此咒镇国土，四方一切邻敌及大臣不起逆心。若有国土，大臣诵持此咒者，其王境土无有恶人恶贼及诸鬼神等”（《平安遗文》4902号收录贞观十七年［877］正月十九日《僧宠寿奏状案》）。经此宣扬，太元帅法立刻作为只为国君一人服务的秘密咒法而受到重视。当时的人们认为，贞观十一年（869）新罗海盗进犯之际，正是因为有太元帅法的护佑才没有酿成大祸。有人批评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论调，但这种批评只不过是从现代看古代的“马后炮式”批判。在当时来看，上述论调是很有说服力的。除了作为每年正月的宫中固定仪式之外，元庆二年（878）的虾夷叛乱，以及再后来的平将门、藤原纯友之乱时，太元帅法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唐朝失去学术魅力、遣唐使几乎丧失外交意义时，承和朝廷依然派遣遣唐使，这实际上是佛教界推动的结果（佐伯有清《最后的遣唐使》）。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承载着天台宗、真言宗僧侣对于求法的渴望和困惑，遣唐使船扬帆起航。遣唐大使原本与圆仁共同乘坐第一艘船，后来两人分别，圆仁一路冒着触礁和沉船的危险，抵达了位于长江江口的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郡东梁丰村。圆仁免于海难的欣慰体现在其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下文简称《巡礼行记》）的字里行间：“日本国承和五年（838）七月二日，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虽年号殊，而日月共同。”

建于扬州古运河边上的文峰塔

这部《巡礼行记》非常不可思议。此书虽出自9世纪的日本人之手，但其在海外却要比在日本更为著名。这是因为1955年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将其翻译成了英文，并为其全文加了注释。后来，赖肖尔又基于这一成果撰写了《圆仁唐代中国之旅》（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该书被翻译成了法文、德文，甚至是日文。在赖肖尔看来，这部日记的价值在于两点。第一点，中国近代以前所出现的一切事物在9世纪的中国正处于萌芽阶段，而这部日记正好详实地刻画了该时期中国的面貌。第二点，这部日记是其作者宗教献身精神、求知精神以及令人叹服的冒险精神的完美结合。

实际上，这部日记比《马可·波罗游记》还要早四百年，而且它不是一部夹杂着空想部分的回忆录，而是一部详细记录每一天、前后跨越十年的纪实文学，其中不乏唐武宗灭佛（“会昌毁佛”）这种极为震撼的事件。这部日记在中国也受到了关注，甚至出现了廉价的标点本。这是因为这部日记弥补了正史和文人著述的空白，其细致的观察完美重现了当时中国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人、新罗人的精神状态。

然而，这部日记在日本并不著名。目前大部分日本史辞典中的日记年表都从宇多天皇的日记[4]开始算起，无视了圆仁这部磅礴而又古老的日记。不过，这也有其原因。首先，《巡礼行记》内容过于琐碎，而且其中大量使用了当时唐朝的官僚用语和俗语，阅读起来相当费力。其次，该日记记录的几乎都是作者在唐朝的所见所闻，很难称得上是了解当时日本的直接史料。再加上这本日记平铺直叙、索然无味，因此就连日记迷恐怕都要敬而远之了。那么圆仁为何要坚持写这样一部日记呢？这一问题我们将留在最后思考，接下来先请诸位读者与圆仁一同重返那场9世纪的中国之旅。

天台山巡礼失败

圆仁是请益僧，必须与遣唐使一同回国，唐王朝不允许请益僧长期滞留。于是一到扬州府，圆仁立刻与同行的留学僧圆载申请前往师傅最澄曾拜访过的圣地天台山。然而，时任扬州大都督的李德裕态度冷淡，表示天台山所在的台州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因此只能等待朝廷下发敕许。可是要想获得敕许，单是向长安递送文书就要好几天。十月五日，大使及真言宗请益僧圆行等四十三人前往长安。出发之际，圆仁委托一行人请求皇帝下发敕许。大使藤原常嗣接受了圆仁的委托，甚至在谒见皇帝时，当面请求唐文宗满足圆仁之愿。然而唐朝方面认为，藤原常嗣到达长安时，请益僧圆仁已经没时间去天台山了，因此最终也没有下发敕许。总之，那时的唐朝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找到陈规旧例，坚决不肯改变早已设想好的结果，不愧为官僚作风的鼻祖。

圆仁没有获准前往长安，也无法长期滞留扬州，于是于开成四年（838）二月十九日离开扬州开元寺，辞别李德裕，登上回国的船只。然而，就在此前圆仁焦急等待的期间，同为请益僧、同样未获批准的常晓不甘于在扬州广陵馆虚度时日，于是前往近郊栖灵寺文璨和尚处修行，学习太元帅之秘法。虽然境遇无法选择，但常晓在最坏的境遇中做出了最好的决定。相较之下，执意前往天台山的圆仁就略显死板了。

另一方面，真言宗圆行获准进入长安，并在得到敕许后，于正月十三日进入青龙寺，闰正月二日接受灌顶，成为传法阿阇梨（前引《圆行请来目录》）。不过，根据《巡礼行记》开成四年（839）二月二十日条的记录，圆行只有二十天的时间来抄写经典，他雇了二十名抄写者才抄下了少许经典的注解。至于法相宗请益僧戒明甚至未被允许进京。圆仁如此记载很有可能是在安慰自己。不过究竟何为幸运，其实是很微妙的。

赤山法华院与在唐新罗人

尽管天台山巡礼之梦就此终结，但圆仁接下来的行动才真正展示了他的本领。圆仁等人在楚州与从长安归来的大使一行会合，辞别了好不容易得到天台山巡礼许可的圆载。遣唐使第一艘船和第四艘船在来时破损严重，因此一行人分乘由新罗译语（新罗语翻译）金正南安排的九艘新罗船只，顺淮河而下，抵达海边。四月一日，圆仁将圆载委托给自己的书信交给了回国的一行人，决意非法滞留唐朝。四月五日，圆仁将在唐朝收集到的经典以及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陀罗托付给了回国的一行人，与侍者惟正、惟晓以及水手兼侍从丁雄满一同在海州下船。

然而，这实现宏愿的第一步很快就遭遇了失败。圆仁一行下船后伪装成新罗僧人，但当地人很快识破他们既非新罗人亦非唐人，而是刚刚辞别遣唐使的日本僧人。海州武官前来问询，圆仁谎称因病耽搁才蒙混过关。彼时遣唐使第二艘船因误了出发日期而滞留海州，圆仁一行被要求乘坐该船离开。

然而圆仁并未死心。遣唐使第二艘船行至山东半岛乳山湾时遭遇逆风，航路被阻断。就是在这个地方，圆仁听说了张宝高在新罗发动政变、帮助神武王即位的消息（《巡礼行记》四月二十日条）。入唐之前，圆仁曾请求大宰府官员开具一封写给张宝高的介绍信，计划以此拜访张宝高。然而途中圆仁不慎丢失信件。想必圆仁此时的心情一定十分复杂。遣唐使第二艘船多次尝试出航均遭失败，其中甚至有人丢了性命。不过一行人最终还是到达了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巡礼行记》六月七日条）。张宝高曾在此地修建赤山法华院，新罗人的村落散落周围。次日傍晚，圆仁与随从一同登上赤山法华院拜会僧人。法华院僧人以茶相待，圆仁一行就此住下。这是圆仁与此后不断帮助自己的赤山法华院的初次相遇。

乳山湾景色

圆仁一行留在了赤山法华院。其间，圆仁与翻译僧道玄探讨了如何留在唐土的问题。或许是探讨出了结果，七月十四日，圆仁与同行的戒明等人提前道别。然而不知是不是出发时间没有通知到圆仁，总之据《巡礼行记》的记载，七月十六日一早，当圆仁从赤山法华院眺望港口时，遣唐使船已不见踪影。圆仁茫然失措，久久伫立在岸头。

从赤山法华院遗迹眺望大海（1988年，笔者拍摄）

当时全权掌管新罗村落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是张宝高，但当地还有一个叫张咏的人。在《巡礼行记》中，张咏以“新罗通事押衙”“勾当新罗所押衙”“登州诸军事押衙”等头衔出现。概言之，此人掌握着登州的警察权，同时还掌管着文登县的新罗村落。有幸得到张咏知遇，圆仁一行得以在赤山法华院度过一冬，并成为该新罗人居留地的正式外国侨民。后来，圆仁又多次提交了张咏的介绍信和表达巡礼之愿的申请书。开成五年（840）二月二十四日，圆仁终于得到了由文登县前往上级单位登州都督府下发的通行证。

与张咏分别后，圆仁用了七天时间到达登州。然而登州都督府不敢轻易定夺，因此只给圆仁下发了前往上级官员青州节度使（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处的通行证。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圆仁总算是走上了正轨。青州节度使将圆仁的申请书列入奏章，刚刚即位的唐武宗向圆仁下发了巡礼敕许。此唐武宗即五年后下发灭佛命令之人。四月一日，圆仁从节度使处领到通行证和赠礼，并列席在龙兴寺举办的节度使寿宴。“走出青州城门的一瞬间，圆仁及其一行终于从官僚的世界，一跃来到了几乎只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前引赖肖尔著作）。

会昌毁佛

赤山法华院的新罗僧人告知圆仁，相比去天台山，不如去五台山。于是，圆仁改变计划，于五月抵达五台山。在五台山度过数月后，满怀感激之情的圆仁进入长安（《巡礼行记》八月二十二日条）。在长安主管寺院的功德使的指令下，圆仁一行住进资圣寺，寺僧怀庆详细地说明和介绍了长安密教的情况（《巡礼行记》九月六日条）。为了寻找高僧，圆仁甚至派弟子惟正外出搜集信息。其间，圆仁积极汲取密教教义，先后在大兴善寺元政处学习金刚界大法，在圆行师从的青龙寺义真处，以及玄法寺法全处学习胎藏界大法，在义真处学习苏悉地大法，并在各处接受传法灌顶。圆仁甚至跟随当时正在青龙寺的印度僧人宝月学习了“悉昙”（即梵文）。由此可见，只要有扎实的基础和可靠的指导，一年之内便可以修得三法。而像圆行那样，作为请益僧只在长安滞留一个多月是完全不够的。可以说，圆仁的非法滞留是非常有价值的。最终，圆仁修得三法，将其移植日本，使之成为天台密教的三部大法。

大兴善寺（1989年，笔者拍摄）

修得金刚界、胎藏界、苏悉地三法后的会昌元年（841）八月七日，圆仁首次向功德使提交回国申请书。然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就在前不久，印度僧人法月因直诉皇帝，请求回国而遭受处罚（《巡礼行记》六月十一日条、六月十五日条）。在这一时期，唐武宗醉心道教、疏离佛教的态度逐渐显露。会昌二年三月三日，在时任宰相李德裕的建议下，唐武宗发布敕令，驱逐寺院中没有正式登记的僧人以及年轻的见习僧。此即“会昌毁佛”之开端。

尽管兴善寺、青龙寺、资圣寺的外国僧人暂时不在驱逐名列（《巡礼行记》三月八月条），但外出仍然受到限制，其身份、艺业也须一一核查（《巡礼行记》五月二十五日条。当日另载：“资圣寺日本国僧圆仁，年五十，解讲《法华经》。”）。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僧人逐渐感受到了压力。由于不能外出活动，圆仁的日记在此阶段的时间跨度明显增大。不久后的会昌三年（843）正月，资圣寺三十七人、长安城共计三千四百九十一人被强制还俗。当时左街功德使、统领禁军的宦官仇士良尚且在世。鉴于仇士良笃信佛教，因此朝廷对佛教有所收敛。然而摩尼教就没那么幸运了。因涉嫌与回鹘勾结，摩尼教教徒均遭处决，形势十分危急。六月三日，仇士良辞去所有官职，六月二十三日亡故。此后长安城内火灾频发。自前一年年末患病不起的惟晓也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世，圆仁为其作法。

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

会昌四年（844）、五年，唐武宗愈发脱离正轨，受道士蛊惑，建造神仙台，一心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命令所有僧尼还俗。五月十三日，外国僧人也不例外，圆仁、惟正被要求还俗，并立刻回国。圆仁一行急忙打点行装，与友人匆匆告别，离开长安。途中，圆仁受到许多秘密帮助，一路小心搬运经典和曼陀罗，出潼关（《巡礼行记》五月二十二日条）、洛阳（《巡礼行记》六月一日）、郑州（《巡礼行记》六月九日条），绕道扬州，七月三日抵达楚州。圆仁本打算在楚州等待回国的便船，然而遭到当地官员的拒绝，一行人于是转赴登州。在楚州时，圆仁将珍贵的经典和曼陀罗等物寄存在了故友新罗翻译刘慎言处，然而刘慎言因担心事情暴露，于是烧毁了其中金刚、胎藏两部彩色大曼陀罗。

圆仁带着刘慎言写给沿途新罗人的介绍信，走水路到达海州（《巡礼行记》七月十五日条），之后又越过重重险阻抵达登州。八月二十七日，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勾当新罗所[5]再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张咏。此时赤山法华院已遭破坏，圆仁一行被安排在法华院的庄园中。在张咏的庇护下，圆仁等人暂时得以安全。得知唐武宗驾崩（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的消息后，圆仁才从刘慎言处取回寄存的物品。直至会昌七年（大中元年［847］）春，一行人都滞留在了登州。其后虽有重重困难，但一行人终于在九月二日登上新罗船只，驶离赤山浦，顺新罗沿岸南下，于九月十七日抵达能古岛，十九日进入鸿胪馆，解下行装。顺便一提，圆仁再次剃度、穿上僧袍是在赤山浦等风起航的八月十五日。

执笔《巡礼行记》的意图

关于圆仁的性格，赖肖尔评价“他是一个能将性格、精力、理性完美调和的极为罕见的优秀人物，他拥有如圣者一般杰出的行动力，同时又有着无法撼动的信仰”，“虽然表面看上去他不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拥有开创性想象力的人，但他的决断力与足以鼓舞人心的性格，指引着人们去开拓前辈所发现的新领域，去从事这项朴素而又艰难的工作”。赖肖尔的评价堪称精辟之论。然而，圆仁执笔《巡礼行记》，当然不是为了赞扬自己，也并非单纯想留下一本旅行日记。那么，圆仁执笔《巡礼行记》究竟目的何在？

日本最古老、甚至曾被《日本书纪》引用的日记出自伊吉博德（齐明五年［659］的遣唐使随员）之手。可见，遣唐使成员记录每日发生之事并不稀奇。问题在于，作为僧侣，能否做到像圆仁那样详细。比如最澄为了证明在巡礼之地接受传法，将唐朝官衙开具的证明文书（称“公验”）带回了日本，但他似乎并没有像圆仁那样记录在唐事宜。如果有的话，其直系弟子圆仁没有理由不参考师父的日记。然而圆仁的《巡礼行记》中并未见到类似形迹。说到空海，他在唐朝所著文章虽被收录在其生前汇编的《性灵集》中，但这些文章之所以会被保存下来，是因为作者自信它们都是名篇，从空海的性格来考虑，也不像是会记录日常事务性对话的样子。

旅之国中的仁圆

《巡礼行记》不同，其中记录着详细的实务交涉内容，圆仁与唐朝官僚机构、各界名人的交涉尤为引人关注。不仅领取到的各项文书，就连圆仁自己提交的文书也都详细记录在案。正文自不必说，标题、落款也如原件一般逐一记录，看起来就像一本《中文书信写法文例集》。这是因为圆仁的这本日记不仅仅是为了备忘，还是为了给之后渡唐巡礼、修学之人提供一部良好的范本。而圆仁所掌握的交涉文书的写法，学自新罗僧人与在家人。

还有一个与之相关、值得一提的地方，那就是不仅圆仁，其他入唐的日本僧人在巡礼、修学结束之后，也都希望立即返回日本。这一点看似理所当然，实则非同寻常。同一时期入唐的新罗僧人远比日本僧人多（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其中还有不少新罗僧人尝试远赴印度。从教徒求法巡礼的角度来说，此乃情理之中，但日本人中有如此打算的，目前所知仅有年代稍后的高岳亲王（真如法亲王）一人。而且到了11世纪，许多入宋僧来到宋朝之后决定不回日本。相比之下，9世纪的入唐僧大部分都会回国。这大概是因为，9世纪的日本僧人本就属于精英阶层，所以他们更具有传播佛法的意识。

圆仁尤其具有这种使命感，这一点如实体现在会昌毁佛到达顶点、圆仁被迫还俗时写下的日记中。圆仁修得密教三大法后，立即申请回国，但上百次的请愿如泥牛入海一般杳无音信。会昌五年三月三日，毁佛进入白热化阶段，所有僧侣皆被强制还俗，诸寺院僧尼“魂魄失守，不知所向”。这一天，圆仁在日记中写下“通状情愿还俗，请归本国”。如前所述，驱逐令与还俗令同时下发，圆仁因此才获得了回国的机会。他在日记中感慨道：“不因此难，则无因归国。且喜将圣教得归本国，便合本愿。”（《巡礼行记》会昌五年五月十三日条）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圆仁强烈希望将所知所学带回日本，即便还俗也在所不惜。

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是以这种使命感为前提创作的产物，它明示了作者自己已经达到与能够达到的高度，向后来者传授了中国的交涉方式、不失礼节的书信写法，以及生活方面的各项信息。

圆仁的后来者

从以上观点来看《巡礼行记》，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圆仁是否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密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圆仁已受三大部灌顶，在形式上已穷极密教之精华，然而倘若圆仁真的就此满足，那么他也不会为后来的密教求法者书写这部日记。嘉祥三年（850），仁明天皇驾崩，文德天皇即位，圆仁以“除灾致福，炽盛光华佛顶最胜也”来宣传自己带回的密教修法（称“炽盛光法”）。虽然请来目录记载了炽盛光法的相关经典和仪器（修法时的用具），但无论是《巡礼行记》的正文还是请来目录，都没有特别提及圆仁宣传炽盛光法一事。而前面提到的常晓曾大力宣传请来目录中的太元帅法，请求朝廷采用。相比之下，圆仁虽然也有为护国大义而将密教导入天台宗的意识，但从个人求法的层面来说，圆仁对于密教的护国咒法并不感兴趣。这一点已充分体现在其《巡礼行记》中。

正是由于不满于此，天台宗才会催促圆珍（后来带回护国咒法“尊星王法”）及其后来者陆续入唐，并针对如何处理密教问题展开持续讨论。而这一点也成了天台宗的一个历史特征。

天台宗僧人带回许多曼陀罗，这些曼陀罗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密教学的水准。原本被定位为护国咒法之一的密教，后来逐渐发展到了拯救现世个人的层面，使得加持祈祷[6]大为盛行，进而又在末法思想的催化下，与寻求个人来世救赎的净土信仰联系在了一起。天台宗的教义原本就具有拯救个人的倾向，在很长时间以后，这种倾向又与传统教义紧密结合了。这一点隐约体现在了源信的《往生要集》[7]中。鉴于这一问题已远远超出本书所述时代，因此便不再展开论述。

[1]玄昉，奈良时代僧人，曾入唐学习十八年，受唐玄宗下赐袈裟。回国后，因以符咒医好圣武天皇之母藤原宫子顽疾而受重用，参与朝政。

[2]纯密，指真言宗、天台宗等形成体系的密教，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纯密之前不成体系、由释迦牟尼佛显说于佛教经典各部中的密法、陀罗尼密咒称杂密。

[3]真言，指密教中蕴藏着佛和菩萨的誓愿、教诲、功德的咒语。由梵语直接音译而成。语句较长的称“陀罗尼”，由几个词甚至几个字组成的称“真言”。

[4]宇多天皇的日记，指《宽平御记》，又称《宇多天皇御记》《宽平圣主记》，为宇多天皇在位期间（887—897）所作，原本十卷毁于战火，根据后世摘抄复原了其中九年内容。

[5]勾当新罗所，据圆仁记载，全称为勾当新罗押衙所。“勾当”是唐代口语词，有“管理”“处理”之义。“押衙”又作“押牙”，为唐后期方镇官署内的武职僚属。

[6]加持祈祷，密教祈祷形态之一，通过印契、咒语、观想等方式，祈祷神佛加护、除病消灾等现世利益。

[7]源信（942—1017），平安时代中期比叡山天台宗僧人，他在985年执笔的《往生要集》融合了天台宗的“观心念佛”和净土宗的“称名念佛”思想，奠定了日本净土教的理论基础。

第五章　政务处理与法

第一节　处理政务的流程和场所

格式的时代

第三章谈到的重塑帝国结构的一系列政策，第四章论述的佛教政策以及接下来将要看到的确保财源的种种政策，都是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基于各时期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的。朝廷推出的新政策大多以诏敕或太政官符的形式发布，其中需要以法律的形式长期使用的内容则被收入“格”或“式”等法典中。9世纪是“格式”等法典逐步被编纂、“仪式书”（关于朝廷处理政务、举行庆典或祭祀时礼节规矩的书籍）得到完善的时代。

那么，这一时代的政治决策需要经过怎样的流程呢？本章将围绕该问题展开论述，同时也会涉及一些该时代行政机构改革的问题，笔者将观察一项决策是如何被纳入法典的，进而窥探“格式时代”下人们的精神状态。

朝座政

平安京的中央偏北坐落着平安宫（即大内里）。开在平安宫正南面的大门叫朱雀门。穿过朱雀门一直往北走就是应天门。应天门即有名的应天门之变的发生地。穿过应天门继续北行便到了会昌门。进入会昌门后的区域就是朝堂院。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朝堂院的“朝座政[1]”是怎样运作的。

清和天皇贞观年间（9世纪后半段），仪式书《贞观仪式》编纂完成，一般认为流传至今的《仪式》就是《贞观仪式》。笔者将基于这一通行观点，考察《仪式》中所记录的朝座政。

朝堂院内的朝座位置

上早朝的官员依次穿过朱雀门、应天门、会昌门，来到朝堂院，进入各自朝座。各朝座所在位置由《仪式》规定，详见上图。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并非所有官厅都在朝堂院内拥有座（朝座）。例如卫府的武官就没有朝座。此外像神祇官这种著名的官职有时也没有朝座。而另一方面，诸如亲王一类不常与百官并列的人却拥有朝座，这一点很值得探究。首先，这不可能是因为平安时代初期亲王地位较高，所以他们才会在朝堂院内拥有朝座。若果真如此，那么朝堂院朝座的分布岂不是要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至于以何种基准判断是否有朝座，在此我们将不再展开论述。

朝座政是如何运作的？大体来说，各官厅代表首先前往晖章堂，向弁官[2]上报各自官厅需要处理的案件，等候指示。所谓指示，即弁官指出文书（中央、地方官厅的呈报文书，大多称“解”）中存在的问题，命其重写，或继续准备相关文书。如果文书没有问题，弁官便携带文书前往东侧第二堂含章堂。含章堂是大纳言、中纳言、参议的办公地点。如果当天现任大臣（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内大臣）全都提交了请假申请（称“请暇解”），史便会到这里宣读文书，由在场的大纳言及以下公卿裁决。如果当天有大臣出勤，即便只有一位大臣，弁或史都要与大纳言及以下公卿一同前往大臣所在的昌福堂宣读文书，经公卿讨论后，由当天出席的职级最高的大臣裁决。

天皇决策的场所

收到呈报文书“解”后，太政官的命令会以太政官符的形式下发。目前所知几乎所有太政官符都涉及重大事件。因此，太政官符实际上是最终仰仗天皇裁决的“奉敕官符”。与前述处理政务的流程相联系，大臣、纳言“须仰仗天皇最终判断”的案件可以说相当之多。只不过仅凭《仪式》来看，我们无法知晓天皇的决策流程。

实际上就连朝座政运作时，天皇身处何处都是无从知晓的。如果仅从理论上来说，笔者可以想象出一幅画面：天皇坐在朝堂院的正殿大极殿上看着百官处理政务，当有公卿呈上重要案件时，天皇便要做出最终裁决（虽称“最终裁决”，但通常只是依照官员的建议批复）。的确，更早的年代就是这样。官僚每天早上随日出进入朝堂，两拜大王后，在厅内处理政务，直至正午（《日本书纪》大化三年［647］是岁条）。按此字面推断，大王需要每天早上面向朝堂而坐。而放到平城宫的时代，大极殿与朝堂院之间有一道门叫“大极殿门”（平安宫无此门，参见第一章图“朝堂院与内里的变迁”），当官员在朝堂院办公时，这道门是敞开的。可以推测，这就是为了能让天皇看到官员处理政务的样子（古濑奈津子《宫的结构与政务运营法》）。

可是，奈良时代的天皇果真每天前往大极殿吗？《仪式》中关于朝座政的记载几乎被原封不动地收录进了10世纪初编纂的《延喜式》中。《延喜式》收录了奈良时代以来一直遵守，或实际上应该遵守的各项规定，种种条目极为繁细。然而，关于朝座政运作时天皇身处何处却没有半点记载。具体来说，《延喜式》规定了大臣、亲王迟到时，已在办公的官员应该如何表示敬意，而且这一规定还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前半。然而天皇驾临时，或者天皇迟到时，官员应该如何向天皇表示敬意，《延喜式》却没有相关记载。而《续日本纪》及后世正史中也没有此类记载。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奈良时代以来天皇一般不会驾临大极殿参与朝座政（森田悌《奏请制度的展开》、桥本义则《朝政、朝仪的展开》）更贴近史实。

初期平城宫内里建筑物的分布（出自《平成宫发掘调查报告ⅩⅢ》）

如此说来，奈良时代以来，大臣事前准备、天皇最后裁决的场所很可能是内里。此处我们需要注意内里建筑物的分布情况。从上图“初期平城宫内里建筑物的分布”来看，圣武朝时，内里出现了一个“冂”字形的建筑，并一直留存至后世。这个“冂”字形的建筑不仅是太政官、式部省[3]等中央官厅的办公地点，还是地方官衙的办公地点，其设计初衷是既能举行仪式，又能处理政务。因此有理由认为，早在圣武朝前后，人们就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于内里举行仪式、处理政务了。实际上，8世纪中期的官员任命仪式也在内里举行（西本昌弘《八九世纪内里的任官仪式与可任人历名》）。有了这一前例，到了之后的长冈京、平安京时代，甚至出现了将内里和坐拥大极殿的朝堂院分隔开的设计理念（参见第一章图“朝堂院与内里的变迁”）。

朝座政的衰落

然而，平安时代初期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并非如上所述。上述关于朝座政的情况更像是奈良时代的真实写照。朝座政在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冬季停止运作，三月和十月也只有朔日（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处理政务（《延喜式》太政官）。平安宫虽有内堂，但冬季处理政务的地点却被安排在了朝堂院之外各官厅的“曹司”（即办公楼）之中。位于奈良市的平城宫遗址残存着大极殿和朝堂十二堂的土台遗迹，分布在这一广阔区域内的堂舍恐怕很难抵御冬天的严寒。因此在奈良时代，冬天的朝座政大概也是不运作的。综上所述，自奈良时代初期以来，前文所述的朝座政运作流程，仅指在朝堂院内拥有朝座的官厅所负责的政务，至于其他官厅政务以及冬季一切政务，都要在朝堂院之外各官厅的曹司中处理。

从平城京“第二次大极殿”（指745年圣武天皇将首都迁回平城京时营建的大极殿）眺望南面朝堂院遗址（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提供图片）

到了平安时代，朝座政这种有限的、最高级别的政务处理方式也很少运作了。到了弘仁四年（813）正月二十八日，朝座政变成只在每月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举行（《类聚符宣抄》卷六）。其后，朝座政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最终，大臣、参议等公卿及弁官参与的太政官中枢政务，变成了由“官政”和“外记政”处理。

外记政的确立

平安京大内里中设有各个官厅的曹司（奈良平城宫也是如此）。说起太政官的曹司，首先是指位于朝堂院东侧的太政官曹司（亦称“弁官曹司”）。太政官曹司中设有事务机构弁官厅，负责在诸司、诸国和公卿之间协调。到了冬季，诸司、诸国申报给弁官的案件，以及在朝堂中没有朝座的官厅所呈报的案件均在此处交由弁官审理。

收录于《续日本纪》延历七年（788）六月十日条的“石川名足薨传”记载，诸官厅官员申政时，一旦搞错状况，石川名足便要破口大骂。因此诸司官员前往弁官曹司时，听说是石川名足听事，便多踌躇而避。这段史料描述了迁都长冈京前后，大弁石川名足在弁官曹司听取诸司申政时的情景。

顺利通过弁官这一关后，就要由弁官呈送公卿加以裁决。从公卿的立场来说，这叫“公卿听政”。在太政官曹司进行的公卿听政通常被简称为“官政”。由前文所述经纬可知，官政这种政务处理方式，实质上与朝堂院中昌福堂、含章堂所进行的公卿听政属于同一性质。承和六年（839）十月一日及承和十五年四月一日，因下雨潮湿，朝廷决定不在朝座，而在太政官厅（太政官曹司厅）进行公卿听政（《西宫记》卷六），这一点即是证明。

然而，随着公卿到内里伺候（谒见天皇）成为一种常态，处理政务的地点也由太政官曹司厅变为太政官候厅（亦称“外记厅”）。太政官候厅位于内里东侧建春门附近，是太政官的书记局，在此办公的官员称“外记”。外记的办公地点之所以设在内里近旁，是因为弘仁六年（815）正月二十三日左大弁奉宣旨下令，为方便查阅前例，记录大臣在内里主持仪式等事项，外记有必要出入内里（《类聚符宣抄》卷六）。或许为了方便外记推进工作，延历二年（783）五月，外记的官级和位阶得到了提升（《续日本纪》）。综上所述，早在平城宫时代延历初年，大臣在内里举行仪式的案例就已经非常多了。

平安京大内里（参照山川出版社《日本史广辞典》“大内里”条改制）

另一方面，太政官候厅的称谓首次见于弘仁十三年（822）四月的外记奉宣旨（《类聚符宣抄》卷六）中。目前虽然没有太政官候厅初建时的明确史料，但《三代实录》记录了贞观十五年（873）十一月太政官候厅重建时的情况：

大臣以下寻常听政之处也。始置之后，积代破损，命木工寮加修理。先是大臣以下于太政官曹司厅视事，今日始就候厅。

由此可知，太政官候厅的建造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此外，更早的《续日本纪》宝龟八年（777）四月十三日条还出现了“太政官内里厅”一词。可见在当时的平城宫内里近旁或内部，已经出现了与后来的太政官候厅功用相同的办公地。

总之，公卿听政改在太政官候厅进行，这种政务处理方式也因此得名“外记政”。在弘仁十三年的宣旨下，外记政作为简化了的官政，即处理日常政务的方式被确立下来（桥本义则《“外记政”的形成》）。这样一来，官政变成只在四月、七月、十月各月初一等重要日子，或是公卿有重要事宜必须前往太政官曹司等情况下进行，普通的政务则通常在外记政处理。

平安宫内里中枢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卿在内里中的办公地点转移到了宜阳殿。宜阳殿紧邻内里正殿紫宸殿（亦称“南殿”）。自桓武天皇以来，日常性的政务变为在紫宸殿处理。后来，天皇甚至连紫宸殿也不常去了，而是常常居于清凉殿。公卿也随之搬动办公地点，去了位于紫宸殿东侧的左近阵（阵座）（泷浪贞子《议所与阵座》）。

政务处理流程图（参照《西宫记》制成）

根据10世纪中期成书的《西宫记》记载，此时不仅朝座政，官政也很少进行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外记厅的南舍（弁官的休息室）进行的“结政”。所谓结政，即弁和史从京城诸司、诸国呈报给太政官的案件中，挑选出需要上报给公卿的案件，送到外记厅中的侍从所（后来称“南所”）进行公卿听政（后来称“南所申文”），或是送到内里阵座进行公卿听政（后来称“阵申文”）。倘若需要天皇最终裁决，则由公卿代表（原则上是大臣）前往天皇所在的清凉殿进行官奏。

如果用处理政务的地点来概括政务处理方式之变迁的话，可以说太政官的政务处理方式一直随着公卿日常办公空间的移动而变化，由朝堂院逐渐转移到了内里及其近旁。

公卿内里伺候

这里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出于怎样的原因，经过怎样的过程，才变成公卿到内里伺候的呢？“出于怎样的原因”略显复杂，“经过怎样的过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解答。延历十一年（792），朝廷允许五位（位阶）以上官员在计算出勤天数（称“上日”）时，将“厅座”（指朝堂乃至太政官曹司一切之座）的出勤天数与内里的出勤天数合并计算。大同元年（806）朝廷规定，不在厅座出勤、只在内里出勤不算出勤。这一稍显严格的规定颇有平城朝的风格，不过该规定未能贯彻下去，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到了天长九年（832），朝廷规定如果为了参加庆典等事宜前往内里，在内里的出勤天数可以与厅座的出勤天数合并计算，不过只在内里露个脸不能算作出勤（延历十一年十月宣旨、天长九年三月宣旨，《类聚符宣抄》卷十）。当时公卿动辄前往内里，仿佛患上了“内里综合征”。

只不过从前文来看，公卿重视内里伺候，实际上对国政的审议和处理机制并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而且不在朝堂院大极殿而在内里或内里近旁处理国政，也绝不意味着政务的处理变得灰色、见不得光，也不意味着公卿不再关心国政，更不意味着公卿为逃避国政而前往内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律令官僚体制的成熟，日本到了平安时代初期终于与唐朝一样，变成君主、大臣共同处理日常政务，君主通过大臣来掌握整个官僚机构（前引古濑奈津子论文）。不过，这种观点也不是没有问题。

在此之前，日本君主通过氏族族长掌控国政。为了消除这一老旧的方式，天皇开始驾临朝堂正殿，视察官员的执勤状况，以此加强对国政的掌控，培植官员对于天皇的忠诚之心。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早在奈良时代，天皇便开始在内里裁决政务了，为处理政务而亲临大极殿的情况实际上少之又少。

唐朝皇帝通常在内朝的两仪殿处理政务，只有每月朔望（初一和十五）才前往中朝的太极殿，出现在文武百官面前。与此制度相呼应的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被安排在了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上。而日本则与之相反，参见后半段的长冈宫与平安宫的平面图（参见第一章图“朝堂院与内里的变迁”）可知，内里和朝堂院被有意分开，以区别于中国的宫城设计（清水美贵《长冈京营造论》）。也就是说，平城宫才是模仿中国建造的。

《三代实录》贞观十三年（871）二月十四日条言：“承和（834—848，仁明朝）以往，皇帝每日御紫宸殿，视政事。仁寿（851—854，文德朝）以降，绝无此仪。是日，帝（清和天皇）初听政，当时庆之。”自文德天皇以来，或因体弱，或因年幼，天皇不仅不去大极殿，甚至连内里的正殿紫宸殿也不去了。与其说这是贴近唐制，不如说这是将天皇处理政务的场所限定在了内里之中。

唐朝长安的宫城和皇城（出自妹尾达彦《中华的分裂与再生》，大部分已省略）

如前所述，官员需要每天上午在朝堂院十二堂集合，下午再到各官厅曹司办公。如果天皇是在内里处理政务，这种效率低下、铺张浪费的政务处理方式也随之失去了必要性。既然组成太政官的公卿、弁官、外记都非常重视与内里天皇的联结，那么办公地点被迁至内里也是无可非议的。从这层意义上说，从朝座政转变至外记政的过程，可以称得上是政务处理方式越来越精炼、高效的体现。

第二节　官僚机构的再编

藏人的设置

由于叙述起来过于复杂，因此前文未敢触及。其实，内里原本是限制男性出入的。天皇周围都是女官，敕令的下发也由天皇身边最近的女官负责。官员进入内里时，必须逐一通知名为“闱司”的女官，请其开门放行。而且进入内里后，大纳言之下的纳言们也不能直接上奏天皇（吉川真司《律令国家的女官》）。

近侍朝夕、上传臣子奏章（称“奏请”）、下达天皇敕语者，乃是内侍司的长官，称“尚侍”。后宫职员令规定，尚侍在任期间，该职务只能由尚侍专任。藤原仲麻吕之妻藤原袁比良女就是尚侍，她可知晓敕令内容，至于这一点对其丈夫有多大帮助，那便不得而知了。换言之，日本女官的作用相当于中国皇帝后宫的宦官。而且日本的内侍司本就是后宫十二司之一，只不过均由女性充任，而中国的内侍省则无疑是宦官的大本营。

到了奈良时代末期，状况出现些许变化，比如内里设置了举行仪式典礼的场所、公卿在内里出勤成为常态，等等。不过最大的变化还属嵯峨天皇设立的藏人所。药子之变爆发时，藤原药子即为尚侍。嵯峨天皇一方的动向、意图均通过藤原药子泄露给了平城上皇一方。忌惮于此的嵯峨天皇于是设立官职藏人头，由其心腹巨势野足和藤原冬嗣担任。自此以后，藏人取代了尚侍及以下官员，担负起了奏请、宣传（传达天皇敕语）的职能（桥本义则《“药子之变”私考》）。

尽管设立之初的情况不甚明了，但我们可知后来的藏人在内里清凉殿的殿上间[4]拥有座席，他们发挥着此前由尚侍及以下内侍司女官所发挥的职能。至此，内里对男性官僚开放，不再是女官的专属区域（前引吉川真司论文）。

其后，内里进一步开放。仁寿元年（851），高级官僚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尽管这一权利仅限于少数几人（吉川真司《申文刺文考》）。这一点也与前文所说的官奏存在一定关联。

只允许女官接触天皇时，女官就能无限接近权力中心。只允许藏人接触天皇时，藏人就能无限接近权力中心。但是，如果让公卿直接接触天皇，公卿就会直接掌控权力与权威之源（天皇）。正因如此，日本的藏人才没有演变成像中国的宦官那样直接掌控权力，而仅仅停留在日后可以有空间晋升为公卿的层面。但不管怎么说，藏人的确是最接近天皇的男性官僚。正如宇多天皇提拔菅原道真为藏人头所体现的那样，当天皇想要有所作为时，藏人往往是最称心的人。

检非违使与勘解由使

平安时代初期诞生的令外官[5]中，除藏人之外，检非违使和勘解由使也很著名。这两个官职的共同特点是可以直接向天皇提交奏状。

诞生于弘仁六年（815）前后的检非违使起初规模很小，成员仅有卫门府官员“尉”（三等官）和“府生”（四等官的次级）各两人，职能也不甚明了。到了天安二年（858），卫门府官员“志[6]”加入检非违使。从这一时期开始，凡是检非违使经手的案件，犯人的个人信息、事件经过、口供等量刑所需材料，均经由检非违使调查整理，写成“勘申状”，提交给天皇。紧接着由刑部省审查文书，做出判决。其中，抢劫、盗窃、私铸钱等案由检非违使专项处理（前田祯彦《摄关时期裁判制度的形成过程》）。之后，检非违使之上又设置了“别当”一职。别当需要根据敕令下发相应的命令。如此一来，检非违使便一手掌握了京城的治安。

律令规定，有权在任何情况下直接向天皇检举的仅限弹正台。不过《养老令》又规定，弹正台可“奏弹”（以书面方式直接上奏天皇）的对象仅限于有重大犯罪行为的五位（位阶）以上官员。而且这种情况往往需要动用武力，但弹正台并未配备武装力量。因此，奈良时代以来，弹正台始终没有什么作为，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应对更多类型的犯罪，由卫门府特定官员兼任的检非违使便有义务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天皇汇报情况。由此，可以使天皇有效管理信息且令武装力量和审判功能合二为一、具有强大行动力的治安维护机构诞生了。

勘解由使顾名思义，是勘审“解由”的官员。所谓“解由”，是国司换任时由现任官员为前任官员开具的证明文书（关于解由的此项功能将在后文详述），以证明前任官员在运营、管理国衙财产方面不存在过失，起到了监督国司换任的作用。可是实际操作时，经常会出现现任官员检举揭发、前任官员据理力争的情况。自平安时代初期以来，现任官员通常会给前任官员写一份“不与解由状”，即写明不给解由之原因的状子。而收到此状的前任官员自然也会不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新上任的官员如果稍不留神，没发现亏损，那么这一责任便会落到自己头上。为了解决这笔糊涂账，朝廷设立了勘解由使。勘解由使首次设置于延历十六年（797）前后，大同元年（806）一度遭到废除，天长元年（824）恢复设置，此后不断充实完善，到了10世纪，就连受领功过定[7]也多依靠勘解由使的审查结果评定。勘解由使审查不与解由状后，写成“勘奏”（勘申状），上奏天皇。这样一来，由勘解由使向天皇汇报国司管理责任的体制便得以确立下来。

由上述可知，为了确保天皇在关键问题上拥有领导权，诞生于平安时代初期的检非违使和勘解由使被精心设计出来。只不过天皇能否真正拥有领导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天皇的个人资质。

官制改革的走向

除前面介绍过的令外官的设置之外，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的律令官僚制度其实还有许多变动。

首先是对冗官的整顿。例如天应元年（871）六月，桓武天皇全面整顿了员外官。员外官即律令规定定员以外的、只是为了支付薪水而设置的官职。此后，朝廷不仅严格控制定员人数，还统合并废除了中务省、大藏省、宫内省等行政部门中职能有重叠的官员、官厅。如下图“中央官职的统合与废除”所示，在《延喜式》之前，职员令所规定的官制发生重大变动，其中绝大部分是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官制改革的结果。

中央官职的统合与废除（出自目崎德卫《平安王朝》）

其次是整顿不合时宜的官制，它们出于种种原因被设置。六卫府即是其中之一。令制原本设置的是五卫府体制，由卫门、左右卫士、左右兵卫组成。但是如下面的图“六卫府体制的确立”所示，某些皇室子女的卫队也会编入五卫府，其名称亦有反复改动。因此到了弘仁二年（811），嵯峨天皇最终确立了左右卫门、左右兵卫、左右近卫的六卫府体制。

六卫府体制的确立（出自笹山晴生《古代国家与军队》）

然而，因官厅统合而致使官员人数减少的案例实则少之又少，所以更不用说仅为官厅改个名字的所谓“统合”了。正相反，出于工作量增加等原因，官员人数反而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因此，官制虽然得以精简，但维护官僚机构所需消耗的经费、人力费却依然庞大。下一章笔者将会说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廷采取了从地方财源中拨款的方式来支付人力费，同时让各个官厅实现财政独立、削减下级官员的薪俸。

元庆三年（879），朝廷在大和国划出将近一千二百町[8]、加上畿内各国共计四千町的土地作为官田，并将官田的收入充作官员的薪俸。可是没过几天，这些官田就被各京城官厅当成自家土地瓜分了。这些官厅将分到的官田佃租出去，将收益充作下级官员的薪俸。

官员的俸禄原本来自各地上缴的庸调及其他产物。这些庸调和产物首先被集中到大藏省或民部省，之后再被统一分配下发。结果现在上述模式却变成了各个官厅自主经营，自行想办法给官员发放薪俸（村井康彦《元庆官田的历史意义》）。先上缴于中央，然后以“赐禄”或其他特别报酬的方式发放薪俸，这样才能体现侍奉天皇、以此获得相应薪俸的意味。结果现在朝廷仿佛是在说“今后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10世纪初，三善清行撰写的《意见封事十二条》指出，公卿和出纳[9]诸司官员可以按照规定领取季禄[10]，而其他官厅五六年也很难领到一次俸禄。的确，朝廷无法给每个官厅都发放季禄。如今，每个官厅都有了独立的财源，能够保证官员的薪俸。因此较之从前，官员的处境应该有所好转。只不过以前是由太政官负责统筹中央财政，而如今则是诸司基于独立财源，在官员薪俸的层面上实现独立的财政运营。这实际上体现出中央朝廷在统治上已有所松懈。

第三节　格式的编纂

作为法典的格

本章第一节讲了处理政务的流程。按此流程，裁决案件时，首先须以太政官符下发命令，然后将案件交给本章第二节介绍的官僚机构，进行实际处理。这里所说的官符以及天皇主动发布的拥有永久效力的诏敕，自律令实施以来直到平安时代初期自是多如牛毛，其中不仅包括对律令的修正，各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也都以法令的形式被确立下来，而且光是每个官厅的旧例范式就已十分庞杂。有鉴于此，日本自奈良时代开始零星地整理各项法律条文，直至平安时代制定“格式”，真正的整理和汇编终于走上了正轨。

所谓“格”，是指律令的修改法令汇集起来的法典。中国隋唐时代作为基本法典制定的律令，难免会与后世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这时就要以诏敕等形式发布单行法令。当这些单行法令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朝廷对其加以整理，按各个官厅分门别类，就有了隋唐时代所说的“格”。

未完成的“延历格”

到了桓武天皇时代，《大宝律令》施行以来颁布的单行法令已经累积到了十分庞杂的程度。桓武天皇于是尝试整理法令，将现行有效的部分汇总起来。实际上，日本历史上还曾经尝试修改《养老律令》，编纂新的法典，由此诞生的两部法典，名为《删定律令》和《删定令格》。虽然两部法典的部分内容十分著名，但《养老律令》终究没能获得全面的修改，而且已修改的部分也很快遭到了废弃。大概正是以这次失败为契机，朝廷意识到了编纂格的重要性。

另一个契机是《续日本纪》的编纂。阅读《续日本纪》时，随处可见“语见格中”（如格所言）的注记。由此可知，《续日本纪》最后的编纂阶段与桓武天皇主持编纂格的阶段是同步的。史书和法典在编纂时，都以官方文书为基础资料，因此国史和格同时编纂也有其合理性。而且像《续日本纪》这种国史，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记载那些繁杂而无趣的法典内容，因此这些内容只能交给格来承载，这也符合史书的审美意识。

只不过《续日本纪》在桓武天皇在世期间顺利完成并奏上，格却迟迟没有完成。其中，只有关于国司交替（换任）规定的《延历交替式》于延历二十二年（803）完成，并立即实施。《延历交替式》虽名为“式”，但每项条文都记载着首次颁布的日期，内容上也可称为“格”，只不过它集合了换任手续上的基本案例，因此才命名为“式”。至于为何匆忙编纂法典，这与国司监督问题日益紧张有关。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弘仁格式》

日本首部格法典跨越平城天皇，直至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820），方才与“式”同时编纂完成并被上呈天皇。平城天皇大同年间，许多官厅被统合或遭废除，为此平城天皇也发布了许多本该被收录进格中的诏敕和官符。只可惜平城治世仅四年，这些诏敕与官符并未来得及编纂成格式。

《弘仁格式》是日本首部正式格式。为使曾经颁布的诏敕、官符能够作为现行法加以实施，原本的诏敕、官符难免会有些许改动，《弘仁格式》也因此略显粗糙。虽说是“些许改动”，但在考虑格的编纂意义时，“些许”也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格在收录法令时，需要删除没用的部分，统合必要的部分，再把一条官符按照不同官厅分割成几部分。也就是说，编纂格不单单是收集法令，它还有立法的一面（吉田孝《类聚三代格》）。翻看今本《类聚三代格》我们可以发现，日期为弘仁十年（819）以前的诏敕和官符（即收录在《弘仁格》中的诏敕和官符），在弘仁十一年以后仍有许多被修订的痕迹。这说明格，（至少是《弘仁格》）在实施以后，仍然会被修订（镰田元一《关于弘仁格式的撰进与施行》）。

《贞观格式》和《延喜格式》

到了清和天皇贞观十一年（869），朝廷又编纂并实施了《贞观格》。《贞观格》收录的是弘仁十一年以后颁布且仍然有效的单行法令。从立法层面来说，此次编纂完成度非常高，很少出现疏漏。或许由于这一原因，《贞观格》实施后，此前日本长期将单行法令称为“格”的传统随之终结。以后再提起“格”，指的都是法典的格（川尻秋生《平安时代格的特质》）。

如果要整体评价贞观年间的法典编纂事业，那么有一个巨大的失败不得不提。那就是同时期编纂、贞观十三年（871）奏上并施行、最终半途而废的“式”。

所谓“式”，是指律令和格的实施细则。式的编纂也有前史。奈良时代有一种叫“例”的东西，要么是各官厅独自编纂，如《民部省例》，要么是各官厅统一汇编，如《八十一例》（虎尾俊哉《“例”的研究》）。如字面所示，“例”指的是实务通例。奈良时代末期，日本仿照唐朝将“例”汇编成集，于是便有了“式”（石川年足编纂《别式》二十卷等）。就目前所知，前面所说的《弘仁式》便是最古老的按照中国的方式由各官厅汇编而成的“式”。

然而，其后的《贞观式》只收录了《弘仁式》实施以后编入式条的内容，以及《弘仁式》修改后的内容。这样一来，实际使用时就必须同时参照《贞观式》和《弘仁式》，这样的操作十分不便（虎尾俊哉《延喜式》）。在这种情况下，醍醐天皇基于此前编纂格式的经验和教训，开启了延喜年间的格式编纂事业。此项事业算得上是对日本古代（大和朝廷时代至奈良、平安时代）法典编纂事业所做的一个漂亮收尾。醍醐天皇本人对此也十分关心，特别是在编纂式时，醍醐天皇甚至亲自为其批复（此批复称“御短尺”，收录在《延喜式复奏短尺草（写）》中［吉冈真之《〈延喜式覆奏短尺草写〉的研究》］）。

立法的热情

从格式的编纂情况来看，律令编纂事业全面展开的7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期、9世纪初期至1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立法热情高涨的时代。此外，与之并行的还有天长十年（833）成书的《令义解》（《养老令》的官方注释书，具有法律效力），延历年间、贞观年间、延喜年间三度编纂的“交替式”，以及《内里仪式》《内里式》《（贞观）仪式》等仪式书。这一时代，法典、仪式书不断问世。

说起编纂这些法典、国史的代表人物，位高权重的公卿往往不会缺席。但是，倘若没有那些在实务方面提供支持的官员，这一事业亦无法推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官员有：受藤原良房提拔、被寄予厚望的事务官员南渊年名及其父南渊弘贞。南渊年名曾参与贞观年间的格式编纂以及《文德天皇实录》的编纂，官至正三位大纳言。南渊弘贞则参与了《令义解》的编纂。此外，还有“菅家三代”菅原清公、菅原是善、菅原道真。菅原清公弟子众多，是文官集团的核心人物。除了《令义解》外，他还参与了三本敕撰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的编纂。菅原是善则参与了《贞观格式》《文德天皇实录》的编纂。菅原道真参与了《三代实录》《类聚国史》的编纂。以上便是该时代被誉为“文运盛时”的原因所在。然而，仅有文运还是不够的。

后面将要说到，为了应对国司违反庸调政策的局面，朝廷制定了受领制度。与之相关的法令几乎都被收录在了格或交替式之中。当时下发过一系列的官符，其间虽经历种种曲折，但这些官符最终还是瓦解了律令的原则——国司连带责任制，使地方向中央缴纳物品的一切责任，以及各自管辖区域内的征税责任，一并收归国衙长官（称“守”）承担。这些被收录进格中的官符经过精心雕琢后，作为“法”被固定下来。综上所述，朝廷接受国司、中央诸司、诸家、勘解由使提出的问题，然后通过上文介绍的政务处理流程下发命令（官符），这些命令再以编纂成格的方式得到确认，以此地方行政系统被导入受领制度。

至此，想必诸位读者已经意识到，当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有别于律令制的统治方式诞生时，“官符”正为其提供了合法凭证。而“格”就是这种“官符”的集成。然而，究竟是什么致使律令制合法地遭到了实质上的废除呢？如果我们需要考虑该问题，则以上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菅原道真与反法

下文引用的史料是宽平八年（896）七月五日菅原道真奏状中的一段话。该奏状的主旨是劝谏朝廷停止向诸国派遣检税使[11]（《菅家文草》卷九）。在这篇奏状中，菅原道真站在了国司的立场，替他们辩明不得已而违反律令条文的原因。当时的情况是：

天下诸国，其俗各虽小异，其政孰非一同。况乎世衰国弊，民贫物乏。是故，或国司乖文法以回方略，违正道以施权议。虽动不为己，其事皆犯法。

简而言之，菅原道真是在说，国司自己也知道触犯了法律，但他们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况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私利，因此恳请朝廷不再追究。紧接着菅原道真又说，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治理好地方诸国，实现稳定税收。在此大前提下，难免违反个别律令条文。这一主张之所以能说服中央朝廷，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地方的税收乃至中央的贡纳都将无法得到保障。这一点非常现实，而且带有威胁的色彩。反过来说，如果朝廷同意，地方诸国也一定有所回报。总之不管是威胁还是回报，地方诸国都是有能力做到的。

反经制宜

中央朝廷认可了这一主张，不再拘泥于律令规定。朝廷提出了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词，叫“反经制宜”，以此来给自己找台阶下。“反经制宜”一词出自中国五经之一《周易·系辞》的注释。天长元年（824）八月二十日的太政官符首次将该词运用到了律令条文中（《类聚三代格》卷七等）。

该太政官符第一条以“择良吏事”为题，由右大臣藤原冬嗣奏上。该奏章主要是说，任命好的地方官非常重要，但如今国司受制于律令条文，无法充分施展才华。今后应当精选地方官，取得功绩应予以褒奖，“反经制宜，动不为己者，将从宽恕，不拘文法”。也就是说，即便违反原则，采取权宜之策，只要不是为了私利，就应该予以宽恕，不应拘泥于既成法律。

之后，这一官符被收录进《贞观式部格》中，永久有效。提案人藤原冬嗣既是藤原北家之祖，又是第一代藏人头，先后侍奉嵯峨天皇、淳和天皇、仁明天皇，以“闲院左大臣”（闲院是其宅邸）而闻名。这句由时代弄潮儿提出的口号很快波及四方，激起千层浪（泷川政次郎《〈万叶集〉中“论时合理”的出处“反经制宜”成为律令通用原则》）。

然而，为图一时之便，往往就会变质。在此过程中，“只要是对人们有利”这一最初的条件也渐渐乖离了初衷。10世纪末至11世纪，法学家惟宗允亮在其著作《政事要略》中举出两个“反经制宜”的实例。其中一个是说，为了方便征税，可以不按正规流程建造仓库。这一点的确是为大家着想，而非谋私利。然而另一个就不尽然了。天平六年（734）五月二十三日格明确规定，父亲对官家负债的情况下，禁止催不知情的妻儿还债。然而惟宗允亮却说，这样会损害公家[12]的利益，因此按照“反经制宜”（此处的“经”指天平年间的格）的原则，国司可以没收其妻儿的口分田而不受追究。这样一来，“反经制宜”会被怎样利用，想必大家也心知肚明了。

其结果就是，“不为己，而为人”的精神逐渐淡化，“不为己，而为朝廷”的解释成为主流。从长远来看，对朝廷有利，就是对国司有利，因此国司也不予阻止。在“反经制宜”如口号般被反复提起的过程中，国司只要顺着朝廷的路线，其裁量权就可以被无限扩大。可以说，这种风气的形成已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逐渐缩小的律令适用范围

可以用诏敕、官符来改变律令的规定，这本就是不言自明的，格也因此才能诞生。每当律令规定被改变时，朝廷常常会说“因时制宜，不无旧事”，意思是根据具体情况权宜处理的做法古已有之，或是“斟酌闲繁，取舍时宜，乃恒典之通论，善政之所先”，意思是考量官司的忙碌程度而临机应变，这是古典记载的，也是最好的善政（均引自《类聚三代格》卷四）。由此来看，“反经制宜”不过是上述平安时代初期权宜之语的一种变形。

然而，当“反经制宜”与“如何完善国司”这一问题发生联系，进而朝廷以此为突破口，将地方政治全权委托给受领时，这个词的含义便与以往大有不同了。这是因为，给特定职位赋予极高的决策权，使其下官职有名无实，会给律令这一法律体系带来巨大损害。

中国皇权时代的法律体系也包含律令。对此，滋贺秀三如是概括（《清代的刑事裁判》）：

一言以蔽之，所谓“法”，即帝王治世的工具。帝王一人无法治世，需要官僚作其手足。要使众多官僚准确无误地为统治目的服务，就需要将其组织成机构，给予一定的执务基准，然后加以管理。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法”。

隋唐的律令正是基于这一考量而制定的。从形式上说，日本的律令亦是如此。然而，朝廷将一地之行政委托于一人，规定其主要任务就是上缴以特定方式计算出来的贡纳品，至于其如何实现任务，朝廷则不予过问。这样一来，尤其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给予官僚执务基准、管理官僚的律令法就完全被无视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央诸司中，律令法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明显缩小。这样看来，修改律令的格无疑是在缩小律令本身的适用范围。

此后，若是贵族官员犯罪、需要正式量刑时，朝廷还是会听取律法家的意见，由公卿基于律法展开讨论（早川庄八《中世的律令》、大津透《摄关期的律令法》）。不过这只是特殊情况。若是普通人犯法，包括下级官员在内，则要面临近乎私刑的惩罚。当然也不全是这种情况，至少检非违使经办的案件多多少少还是遵守律令的。另外，尤其是在畿内地区，人们如果想申诉，不会走国司、郡司等正规途径，而是奔走钻营，向中央诸司、诸家或有权有势的寺院、神社申诉。在这种情况下，庄园领主的“本所法”（适用于庄园之内的法律）、制约武家社会的“武家法”、承袭律令的“公家法”三法并行于世且相互排斥，无法得以整合。用今天的眼光看，中世的法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而产生这一情况的背景，正是9世纪时“格”对“律令法”空间的蚕食和侵占。

[1]朝座政，朝座指朝堂之上天皇、臣子、官员之席或办公地点，朝座政即朝政。

[2]弁官，联系太政官与各中央、地方官厅的机构，负责文书的上传下达，由左大弁、右大弁、左中弁、右中弁、左少弁、右少弁以及下属的负责记录、制作公文的左大史、右大史、左少史、右少史等组成。

[3]式部省，律令制下八省之一，隶属左弁官，统管礼仪及文官一切人事，长官称“式部卿”。

[4]殿上间，清凉殿南配房供公卿、殿上人伺候的房间。有资格进入殿上间的人称“殿上人”。

[5]令外官，律令规定以外新设的官职或官厅，如内大臣、中纳言、参议、藏人、检非违使、勘解由使、摄政、关白等。

[6]志，四等官，又称“道志”，是当时日本的法律专家。

[7]受领功过定，平安时代中期，针对结束任期的受领（详见第九章）进行的成果审查。审查结果将成为除目和叙位（授予位阶）的参考依据。

[8]町，土地面积单位，1町约等于9 900平方米。

[9]出纳，平安时代，在官厅或寺院掌管物品和杂事的官吏。

[10]季禄，在春二月和秋八月根据位阶发放布、绵、丝、锄等物的俸禄。

[11]检税使，由中央朝廷派往地方诸国的官吏，负责检查诸国税账、核对征收物。

[12]公家，广义指朝廷、官府，狭义指在朝廷供职的官员，与侍奉于将军的“武家”相对。

第六章　摄关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摄政藤原良房

文德天皇对藤原良房

第一章说到，9世纪中期以前的政治主导权由天皇掌握。在此期间，藤原冬嗣、藤原良房父子紧锣密鼓地发展自家势力。9世纪后半，藤原良房与养子藤原基经先后坐上摄政、关白之位，摄关政治的大门开启。在本章中，笔者将在前章政务处理机制讨论的基础上，梳理宫廷政治史的发展脉络，尝试解答摄政和关白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们如何产生、为何产生等问题。

嘉祥三年（850）三月二十一日，身后毁誉参半的仁明天皇在清凉殿驾崩，享年四十一岁。依照通法，皇太子道康亲王旋即践祚，同年四月十七日举行即位仪式。道康亲王即文德天皇。践祚四天后，文德天皇的四皇子惟仁亲王出生，其母名叫藤原明子，乃是藤原良房之女。

按照当时的惯例，天皇即位后必须马上立皇太子。文德天皇的长子惟乔亲王出生于承和十一年（844），是年七岁，其母乃纪名虎之女纪静子。查阅桓武朝以后的事例可知，被立为皇太子时年纪最小之人是恒贞亲王，时年九岁。而此次所立之皇太子，无疑将打破这一纪录。那么，谁被立为了皇太子呢？

纪名虎乃中纳言、从三位纪梶长（即纪胜长，大同元年［806］去世）之子。纪静子的姐姐纪种子乃仁明天皇的妃子、常康亲王和真子内亲王之母。第二章说到，当时的天皇虽然拥有众多妃子，但毕竟每一个皇子都享有亲王、内亲王的待遇，因此纪氏一族也算是名门望族。只不过纪氏成为公卿（参议以上）之人甚少，只有承和二年（835）成为参议并于次年以七十三岁高龄去世的纪百继，以及再往前的弘仁十年（819）于参议之位去世的纪广滨两例。因此，同时期的藤原北家自不必说，就连伴氏（即古之大伴氏）、橘氏，纪氏也无法比拟。

纪氏世系图

而且让纪静子、惟乔亲王心里没底的是，纪名虎已于承和十四年（847）去世，去世时位阶仅为散位（只有位阶而无官职）正四位下。

另一方面，刚出生的惟仁亲王的外祖父是藤原良房，藤原良房官至右大臣、正三位，仅次于左大臣源常（嵯峨源氏），时年四十七岁，正是在政界大展拳脚的年龄。而且自仁明朝末期嘉祥年间以来，藤原良房成为上卿（首席公卿），全权掌管政务，甚至凌驾于左大臣源常之上（土田直镇《类聚三代格所官符之上卿》）。

到了后世，许多文学作品以纪名虎为原型。比如在《平家物语》卷八中，拥戴惟乔亲王的纪名虎与支持惟仁亲王的伴善男进行了一场相扑比赛。最终，伴善男获胜，惟仁亲王因此即位。该故事年代混乱，其实只不过是出于同情弱者而幻想出来的荒唐故事罢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德天皇即位之初，惟仁亲王才刚刚出生，纵使其家世门第再怎么光彩夺目，但若要文德天皇即刻立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为皇太子，这多少令人有些犹豫。这与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生下某王（又称基王）后，立刻将其立为皇太子的情况有些类似。虽然某王在被立太子后的第二年夭折，但这一不祥的前例并没能遏制藤原氏对权力的渴望。藤原良房将宝押在了襁褓中的外孙身上。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惟仁亲王被立为皇太子。

文德天皇的个性在此值得特书一笔。从其传记来看，文德天皇头脑冷静，尤其关心人事，对政治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对于得过且过的官员来说，文德天皇显然是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存在。文德天皇斥责国司拒不赴任一事，便体现了其冷峻的一面。

可是，文德天皇生来体弱多病。正如第五章所言，仁明朝以前，历代天皇每日都要前往紫宸殿视政。然而到了文德天皇的时代，别说视政，就连天皇出席典礼的次数也少了许多（神谷正昌《九世纪的仪式与天皇》）。

文德天皇纵有政治抱负，奈何身体孱弱，便也只得将政务委托给藤原良房。或许文德天皇自己也意识到了命不久矣。倘若就这样年纪轻轻地死去，那么即位的将会是一个婴儿，这简直前所未有。此前好不容易将太上天皇和皇后逐出政治中心，使皇权集中于天皇一人之手。此时倘若幼帝即位，天皇本人无法处理政务，那么政治权力的形态、天皇的权能等方面的问题都将被全面推翻和重建。在此之前，文德天皇还举行了自桓武天皇以来暌违已久的郊祀祭天大典（齐衡三年［856］），以此暗示唯有天皇的统治才具备合法性。由此看来，文德天皇自然还是希望能由年长一些且具有统治能力的皇子即位。

然而，天安二年（858）八月二十七日，三十二岁的文德天皇病死于离宫冷然院（后来的冷泉院）。这里曾是文德天皇治世后五年居住的地方。当时惟乔亲王十五岁，后来的清和天皇元服（行成人礼）时也是十五岁。在当时来说，十五岁已长大成人了。而当时的皇太子惟仁只有九岁。据传文德天皇临终前一直计划先让惟乔亲王即位，然后再让惟乔让位于惟仁（《吏部王记》逸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传位方式并非没有可能（目崎德卫《在原业平如何成为歌人》）。

桓武天皇至村上天皇世系图　数字表示即位顺序

外戚登上舞台

可是，以铁腕著称的藤原良房自然不会接受这一提案。文德天皇驾崩后，皇太子惟仁立即践祚，于同年十一月七日即位成为清和天皇。即位的幼帝明显不具备统治能力。朝野上下表面上风平浪静，但隐隐之中总潜藏着一股批判的氛围。藤原良房本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从下文即将说到的向皇陵敬告即位一事即可窥见。

与第二章介绍的国忌的演变历程相类似，为进一步强调天皇家的血脉，向皇陵敬告新皇即位的传统也经历了一番演变。最早向皇陵敬告即位的是淳和天皇。弘仁十四年（823）四月，淳和天皇在即位前夕向柏原陵（其父桓武之陵）奉币。其后是天长十年（833）即位的仁明天皇，不仅柏原陵，桓武天皇的皇后、仁明天皇的祖母藤原乙牟漏之陵（长冈陵）也在敬告之列（仁明天皇之父嵯峨当时还在世）。接下来是文德天皇，仅向其父仁明天皇的深草陵奉币。

然而到了天安二年（858）十一月，即位前的清和天皇竟然一口气增加了好几个奉币对象，分别是山阶陵（天智之陵）、柏原陵（桓武之陵）、嵯峨陵（嵯峨之陵）、深草陵（仁明之陵）、真原陵（文德之陵）以及爱宕墓。葬在爱宕墓的是嵯峨天皇之女、藤原良房之妻源洁姬。源洁姬与藤原良房生下明子，明子又与文德天皇生下清和天皇。也就是说，源洁姬是清和天皇的外祖母。将自己的妻子、新皇的外祖母巧妙地安排进奉币之列，这的确很符合藤原良房的作风。

敬告即位的陵墓之所以在清和天皇时大幅增加，无疑是因为藤原良房意识到了批评的声音。他这样做旨在告诉朝野各方，只要皇室祖先认可其正统性，即便年幼也能成为一代明君，统治能力如何只是次要因素而已。

紧接着，阳成天皇即位时，或许因为清和太上皇还在世，因此敬告的对象只有田邑陵（文德之陵）。等到光孝天皇即位时，敬告的对象再度增加，有天智、桓武、嵯峨、仁明诸陵。宇多天皇、醍醐天皇即位时的情况则已不得而知，但朱雀天皇以后，天智、桓武、嵯峨、仁明、光孝诸陵已成为恒定的敬告对象。其后，敬告对象仍有些许出入，比如外戚藤原基经、藤原时平、藤原师辅等人的墓也曾被列入敬告之列。

敬告即位的奉币仪式最早针对的是父皇的陵，并不存在向王朝创建者敬告的意识。然而，在奉币仪式与国忌相互交错的过程中，天智天皇、桓武天皇之陵也被纳入其中。而且与国忌相同的是，赐予天皇生命的女性也被列入了考虑范围，最终就连外戚也成了敬告的对象。其结果就是，进入10世纪之前，人们对于平城天皇、淳和天皇，以及文德天皇、清和天皇、阳成天皇这种最终沦为旁系的天皇的敬意明显减少。

对死者的敬意又与对生者的敬意相映照。11世纪被称为“院政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父子关系为基轴的“治天之君[1]”（笕敏生《中世的太上天皇》）。8世纪的孝谦上皇之所以能在现任天皇（非己出）面前主张自己的优势地位，只是因为她是“前任天皇”。但是到了院政时期，如果不是“现任天皇的父系、直系之祖”，便不能掌握统治权。前者的依据是古代的“天皇灵”思想，即认为历代天皇的“灵”会合体成为“祖灵”，护佑现任天皇（熊谷公男《古代王权与灵》）。后者依据的则是9世纪流行起来的祖先观念和谱系观念。如果说前者是日本固有的逻辑，那么9世纪发展起来的“正统观”则是中国式的逻辑。这种逻辑着眼于父系和直系，以血统为依据，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荷前别贡币”的演变

仅从上文来看，日本似乎正接近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和祖先祭祀形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证明便是，奉币的对象先是母亲、祖母，后来就连男性外戚也位列其中。同样，在外戚登上历史舞台的阶段，“荷前别贡币”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所谓“荷前”，是指每年岁末向历代皇陵供奉初穗[2]的仪式。“别贡币”是指天皇根据个人喜好（亲近谁或惧怕谁），针对特定的陵墓举行的特别祭祀。别贡币的对象首次定于弘仁初年，到了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别贡币的对象被固定为“十陵八墓”（所功《〈西宫记〉的成形》）。举行别贡币的墓叫“近墓”（不同时期数目不同，四墓到十一墓不等），近墓中埋葬的大多是外祖父母等外戚。也就是说，近墓所包含的意义要比国忌更加明确。而且敬告即位仪式只在有新皇即位时方才举行，而别贡币则每年都会定期举行。如此一来，天皇对外祖父母等外戚的崇敬就演变成了官方祭祀。整个9世纪，外戚的身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天皇的先祖之列。

十陵八墓制的形成与变迁（出自所功《〈西宫记〉的成形》）

9世纪前半是天皇确立统治地位的准备阶段。有一种观念在该阶段逐渐产生，即天皇不仅要获得父系祖先的认可和护佑，还要获得母系祖先的认可和护佑。此时，母系长辈是否健在仍很重要，但距离母系长辈是否健在并不十分重要的阶段已仅差一步之遥了。

藤原良房成为太政大臣

文德天皇在去世前一年的齐衡四年（857）二月十九日，任命右大臣藤原良房为太政大臣。对外宣称的理由是，藤原良房所就右大臣一职乃先帝（仁明天皇）任命，藤原良房辅佐自己多年未被授予官职，这让文德天皇很过意不去（《文德天皇实录》齐衡四年二月十九日条）。然而如若果真如此，文德天皇完全可以任命藤原良房为左大臣。职员令对太政大臣的定义是“师范一人，仪形四海。经邦论道，变理阴阳”（天皇的道德之师，四海的模范。匡正政治，平稳天地自然的运行）。这一定义实际上是将唐朝的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作用糅合在了一起。至于太政大臣的具体职掌，由于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非其人则阙”，历来少有任命。《大宝律令》实施后，被任命为太政大臣的只有太师惠美押胜（即藤原仲麻吕）和太政大臣禅师道镜。此二人所担任的都是偏离前文定义的“太政大臣”，况且藤原良房大概也不想步此二人的后尘。

那么文德天皇究竟为何要任命藤原良房为太政大臣呢？按理来说，这应该是为了再次巩固藤原良房作为未来幼帝之师的地位。可如若果真如此，难道文德天皇真的设想好了自己的死亡并计划让位于惟仁亲王了吗？

此处必须考虑两点因素。第一，天皇的外祖父被赠予太政大臣一职在当时是一种惯例（北村有贵江《作为追赠官位的太政大臣》）。平城天皇的外祖父藤原良继、淳和天皇的外祖父藤原百川、文德天皇的外祖父藤原冬嗣等人均是如此。平安时代以后，新皇通常在即位时赠予外祖父太政大臣一职。像仁明天皇这种在三十岁时才向外祖父橘清友赠予太政大臣一职的情况实属个例。总之，天皇赠予外祖父太政大臣之职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尽管当事人获赠时均已去世。

从这一惯例来看，只要皇太子惟仁即位，藤原良房必然会成为太政大臣。不同的是，此前的获赠人在获赠时均已作古，而藤原良房不仅健在且还是公卿。因此那时大概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认为只要是天皇的外祖父，即便健在，也要赠予太政大臣。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太政大臣并无具体职掌。后文将会说到，太政大臣的职掌内容衍生出了摄政和关白两个职务，要解释清楚这件事需要稍费些力，笔者在此暂且表述如下。如第五章所述，太政大臣与左右大臣相同，均在朝堂院昌福堂中拥有席位。而且公式令规定，在文书上签字时，太政大臣应位于左右大臣之上。但是前文引用的职员令中，并未提及太政大臣之“掌”（掌管的内容）。左大臣所谓的“统理众务”就是一种“掌”。与之相对，太政大臣虽名为太政大臣，却没有统率公卿的权力。实际上，藤原良房此前一直以首席公卿（上卿）或次席公卿的身份，利用太政官符下发命令。然而一旦成为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便失去了上卿的地位。太政大臣不能成为上卿，这是其后摄关政治的一贯原则，没有例外（引土田直镇论文）。不是上卿，就意味着无法在第五章所介绍的政务处理系统中，通过公卿听政（即后来的“阵申文”或“南所申文”）的体制下达裁决。太政大臣的原型——唐朝的三师三公也是如此，拥有崇高的地位，但却不能出席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主持举办的国政会议。概言之，太政大臣只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只有名誉，没有官阶。

这样一来，藤原良房一方面在齐衡四年（857）再次确认皇太子惟仁将会即位，另一方面也收到了从政界一线隐退的最后通牒。翌年，文德天皇驾崩，惟仁按计划登上皇位。可是，藤原良房真的失势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在处理政务时，其立场是非常尴尬的。

摄政藤原良房的诞生

清和天皇即位之后，藤原良房又做了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日本前所未有地诞生了一位年仅九岁的天皇，人们自然会认为，辅佐幼主之人，必须得有相应的身份。或许出于这一原因，据官员名录《公卿补任》记载，清和天皇即位之年十一月七日，藤原良房就任摄政。然而，《三代实录》十一月七日条并未发现此类记载。由此可以判断，《公卿补任》的记载也可能是后世追记幼帝即位事例时倒推所得。

此外，《公卿补任》中还有一处关于藤原良房就任摄政的记载。贞观八年（866）一项记载：“八月十九日，（藤原良房）重敕摄行天下之政。”著名的应天门之变爆发后，藤原良房获得了再度出山的机会。此前的贞观六年正月一日，清和天皇元服，藤原良房不再摄政。因此在《公卿补任》贞观六年以后的记载中，藤原良房并无摄政头衔。不过，“成年后的天皇无须摄政”，也很有可能是在迎合后世的观念。

另一方面，《三代实录》贞观八年八月十九日条只记载了“敕太政大臣摄行天下之政”，并没有《公卿补任》中的“重”字。也就是说，《三代实录》认为，藤原良房是在贞观八年首次担任摄政。考虑到《三代实录》是当世编纂的史书，准确性较高，而且编纂代表是藤原时平，因此《三代实录》的可信度应该较高。不过，考虑到当世编纂的史书有许多忌讳，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三代实录》有歪曲事实的可能性。

所以说，仅凭《公卿补任》和《三代实录》的记载，我们很难为藤原良房就任摄政一事下定论。好在清和天皇让位于阳成天皇的宣命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在宣命中，清和天皇对藤原基经说：“少主（阳成天皇）未亲万机之间，摄政行事，近如忠仁公（藤原良房）保佐朕身，相扶仕奉。”（《三代实录》贞观十八年［876］十一月二十九日条）后来的藤原忠平在延长八年（930）十月十九日辞去摄政一职时，也在上表文中写道：“贞观初忠仁公、元庆间昭宣公（藤原基经），保辅幼主，摄行政事。”（《本朝文粹》卷四）从以上两则来看，藤原良房至少在清和天皇即位之初，便担负起了后来摄政所承担的职责，即在处理政务方面代行天皇权能（今正秀《摄政制成立考》）。这一情况大概持续到了贞观六年清和天皇元服为止（坂上康俊《初期的摄政、关白》）。

应天门之变

贞观八年，以应天门之变为契机，藤原良房再次摄行天下之政。那么这一期间藤原良房都做了什么呢？这一问题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知道，应天门之变前夕，藤原良房深居不出，而应天门之变正爆发于这一时期。

这一年的闰三月，朝堂院正门应天门不知被何人纵火烧毁。大纳言伴善男告发称，左大臣源信是烧毁应天门的罪犯。然而没过多久，纵火“真凶”现身，此人被指是伴善男的同党，于是伴善男、纪夏井[3]等人被定罪。正是在此时，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接到了“摄行天下之政”的命令，因而该事件的处理充分反映了藤原良房的意向。

小孩子打架牵扯出纵火“真凶”[4]《伴大纳言绘卷》（出光美术馆藏）

然而，此事着实蹊跷。左大臣源信是嵯峨源氏的领袖，时年五十七岁，政治手腕并不十分高明。而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时年六十三岁，其弟右大臣藤原良相五十岁，首席大纳言平高栋六十三岁，次席大纳言伴善男五十六岁。事件发生之初大概是由藤原良相负责处理此事，但是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才有了藤原良房的再度登场。单纯依据上述情况大胆猜想，藤原良相大概也想把源信赶下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贞观年间以来，发布太政官符的上卿几乎都是右大臣藤原良相，左大臣源信完全可以说是疏于政务。藤原良相想把近乎摆设的左大臣赶下台，唯一的解释便是藤原良相的虚荣心使然。在这一点上，伴善男也不例外。除了将源信赶下台、自己早日当上大臣之外，伴善男似乎也没有其他的纵火动机。至于伴善男是否真的指使下人纵火，这多少令人怀疑，但他出面告发源信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藤原良房进谏清和天皇（左）《伴大纳言绘卷》（出光美术馆藏）

承和十三年（846），在法隆寺僧人善恺诉讼事件[5]中，伴善男坚持己见，即便被骂“法匪[6]”也丝毫不改变立场，最终使弁官同僚被罢免。这一“前科”让伴善男戴上了“巧立名目、构陷他人”的帽子，使人心怀戒备，认为“如此擅长捏造罪名的难缠小人，还是尽早除掉为好”。更何况伴氏（即古之大伴氏）自天平初年的大伴旅人以来，一直居于大纳言之位。倘若伴善男懂得分寸，自然会谨慎自重一些。然而他偏偏恃才傲物，凭才干官居高位，最后也凭才干放手一搏。

就在事态愈发复杂之时，天皇发布“摄行天下之政”敕令，深居宅院的藤原良房应召出山。所谓“天下之政”，其中最大的悬案自然是应天门纵火事件。由此可见，藤原良房的出山完全是为了应对紧急事态（前引今正秀论文）。当时大臣级别的官员处理政务时，也常会用到“摄政”“摄行”的说法，因此所谓“摄行天下之政”，在当时不过是在说命令太政官处理某个事件，或是对政务处理施以某种指导。但不管怎么说，此后藤原良房再次成为重要的存在，而源信却闭门不出、拒不上朝，藤原良相也因为被伴善男一时的愚弄而名誉扫地。藤原良房成了唯一的赢家。

第二节　关白藤原基经

拥立光孝天皇

清和天皇时代编纂并实施了《贞观格式》。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文运”昌盛的时代，“弘仁、贞观文化”甚至成了日本文化史上划分时代的一个名称。再加上后世武家栋梁[7]——源氏被视为清和天皇的子孙（尽管这与清和天皇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与同时代的天皇相比，清和天皇的知名度似乎更高一些。

然而这位天皇究竟手握多少领导权呢？此事令人生疑。清和天皇九岁即位，治世大半一直由外祖父藤原良房执牛耳。或许是心生厌倦，贞观十八年（876）十一月，二十七岁的清和天皇让位于两岁就被立为皇太子的贞明。次年正月，贞明即位，即阳成天皇。时年阳成天皇刚满九岁，因此如前文所述，清和天皇在退位诏书中任命藤原基经为摄政。阳成天皇的母亲藤原高子是藤原长良之女、藤原基经的亲妹妹，其从血统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阳成天皇本人性格残暴，传说曾在宫中殴死乳母之子（《三代实录》元庆七年［883］十一月十日条）。被迫退位后，阳成也常常卷入施暴事件，名声很不好。不过，考虑到阳成天皇是在藤原氏的逼迫下退位的，而且藤原氏完全有能力操控舆论，因此以上评价也不宜全信。总而言之，阳成天皇与藤原良房的养子、继承藤原良房政治地位的藤原基经不睦。至于藤原基经把棋下到了哪一步，这一问题就稍显复杂了，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叙述。简单来说，在藤原基经的主导下，阳成天皇于元庆八年（884）被迫退位。随之被推上舞台的，是已故仁明天皇之子时康亲王，即光孝天皇。

如何对待将自己推上皇位的藤原基经？时年五十五岁的光孝天皇很是苦恼。元庆四年（880），藤原基经就任太政大臣。由此可见，光孝天皇首先考虑的便是在令制上赋予太政大臣以具体的职掌权限。元庆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光孝天皇命菅原道真、大藏善行等文官和律法家，讨论太政大臣职权的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却是，太政大臣与唐朝三师三公相当，因此不设具体职权（《三代实录》元庆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条）。无奈之下，天皇只好在同年六月五日对藤原基经下达敕令：“自今日官厅坐就，万政颁行，入辅朕躬，出总百官，应奏之事，应下之事，必先（向你）咨禀。”这道敕令并未提及“关白”一词。不过其后宇多天皇在仁和三年（887）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敕令中明确说道：“万机巨细，百官总已，皆关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一如旧事。”（《政事要略》卷三十《阿衡事》）此处所说的“一如旧事”，指的就是承袭光孝天皇于元庆八年六月下达的敕令。“关白”（意为参与、奏上）一词虽然首次出现在仁和三年，但元庆八年六月光孝天皇赋予藤原基经的权限，实际上就是后世关白的职权。

仁和元年（885）五月，关白藤原基经奉上“年中行事御障子”。该障子（隔扇屏风）的附文以标题的形式简单开列了每年固定举行的仪式庆典（甲田利雄《年中行事御障子文注解》），它被立于清凉殿，由殿上间前往孙庇[8]时所需经过的落板敷[9]中（参见第五章图“平安宫内里中枢”），以便日常参照。上面开列的各项仪式庆典被后来的《西宫记》《北山抄》以及《九条年中行事》《小野宫年中行事》等仪式书所承袭。也就是说，兴起于嵯峨朝、其间不断完善的仪式庆典到了9世纪末，经由藤原基经之手被固定了下来，为后世宫廷所继承（古濑奈津子《平安时代的“仪式”与天皇》）。

阿衡之仪

仁和三年（887）八月，时日不多的光孝天皇匆忙决定皇位继承人。被选中的七皇子源定省立刻恢复皇籍，成为皇太子并践祚。上述一系列程序仅在两天内完成，宇多朝自此开启。尽管藤原基经未必喜欢源定省，但藤原基经的妹妹、尚侍藤原淑子在后宫拥有很大的势力，在她的极力推荐下，藤原基经只好应允（角田文卫《尚侍藤原淑子》）。

八月，宇多天皇治世，藤原基经自光孝天皇处获得的关白地位就此终结。按照规定，收录在格中的永久性规定应该用汉文书写，但光孝天皇授予藤原基经关白一职时，用的是宣命（使用假名书写），因此天皇一旦去世，该命令也将随之失效。于是，宇多天皇命令藤原基经重任旧职。依照惯例，被任命之人应先推辞一番，结果没想到的是，在再度敦促藤原基经就任的敕令（由橘广相起草）中，竟然出现了“宜以阿衡之任，为卿之任”的表述，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纠纷。

“阿衡”源于中国商朝名相伊尹所任之官职，其具体职权不明。一般来说，接到任官命令时，被任命之人应像诸葛孔明那样，推辞三番才算符合礼节。当然，这种推辞也不会被当真。因此，宇多天皇并非真的要撤回最初的任命并授予藤原基经一个名誉性的职务。

可是，关白一职是光孝天皇煞费苦心想出来的特殊职务，与普通官职大为不同，如果反复推辞，被任命人说不定真的没机会再说出那句“事已至此，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因为没有前例，所以没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没人知道结果会怎样，所以一旦接受“阿衡”之任，藤原基经便很有可能从此只能拥有名誉职务。藤原基经执着于关白的地位，他想借此机会在制度上确立关白一职。当然，藤原基经也想借机向新皇宣示自己的政治权威。

而且，这一事件还导致藤原基经敌视起草敕令的橘广相。橘广相时任参议左大弁，是文人贵族的领袖。他的女儿橘义子在宇多天皇还是臣籍时便嫁给了他，可以说是宇多天皇的糟糠之妻。两人后来生下齐中、齐世两位皇子。而宇多天皇的长子维城亲王（后来的敦仁亲王、醍醐天皇）则是藤原高藤之女所生。由于当时的藤原基经还不是外戚，因此稍有闪失，橘广相的外孙便很有可能成为天皇。与此同时，与橘广相不合的三善清行等学者也在扇藤原基经的耳边风，劝其弹劾橘广相。

实际上，橘广相自己也承认“阿衡”相当于三公。因此，橘广相以只在周朝三公没有具体的职权，后世的三公可以统辖一切来与之反驳（《宇多天皇日记》仁和四年［888］六月五日条）。这一逻辑显然十分牵强。前不久，朝廷刚刚引用唐朝三师三公的例子，来判定太政大臣不应有具体职权。因此一旦认定“阿衡”相当于三公，就等于承认“阿衡”没有具体职权（长谷山彰《阿衡争议的一个侧面》）。其实，这一事件不过是因为橘广相起草文章时过于追求华丽（这也是宇多天皇所欣赏的），不加思索就引用了“阿衡”一词，结果让人抓了辫子（《宇多天皇日记》仁和四年九月十日条）。当时的著名文人藤原佐世也认为橘广相的说辞前后矛盾，因此表示理解藤原基经。这样看来，只要藤原基经坚持态度，既要确立关白之位，又要将橘广相赶下台，那么始终处于劣势、只是一味辩称“不知有何问题”的橘广相将只能为自己的言辞谢罪。最终，橘广相受到处罚，藤原基经之女藤原温子入宫，此事才算了结。舞文弄墨的文人最终倒在了文辞的脚下，看来权力斗争的确不是文人所擅长的。

此次论争席卷了整个政界和学界。被逐出京城、时任赞岐守的学界领袖菅原道真也一直在关注此事。菅原道真自觉身负重任，于是进京拜见藤原基经，说明此次论争丝毫没有意义。原来，橘广相和藤原佐世都是菅原道真的父亲菅原是善的门人，而且菅原道真还把女儿嫁给了藤原佐世。出于这层关系，菅原道真这才出面调停。不过，当时在判定三公没有具体职权时，菅原道真也参与其中，因此按理来说，其立场决定了他不会袒护橘广相。

大约十年后，官至右大臣的菅原道真被贬至大宰府。使其政敌藤原时平不安的，不仅有菅原道真的地位，还有菅原道真的一系列做法，比如将女儿送入宇多天皇的后宫，嫁给齐世亲王。在谋求外戚身份这一点上，菅原道真可谓重蹈了橘广相之覆辙。

关白藤原基经

尽管发生了上述纠纷，但宇多天皇在诏书中赋予藤原基经的职责并未因此改变。后来朱雀天皇对藤原忠平下发的诏书写道：“万机巨细，百官总已，皆关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如仁和故事。”（《日本纪略》天庆四年［941］十一月二十八日条）该诏书与仁和三年宇多天皇下发的诏书内容几乎相同，其中“仁和故事”，指的就是宇多天皇任命藤原基经为关白一事（坂上康俊《关白成立的过程》）。

关白的地位由藤原基经确立，其后每逢天皇换代，新皇都会再次予以确认。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关白并不是太政大臣、左右大臣之类的太政官职务。可以说，关白是天皇个人选定的唯一的辅弼之臣。随着关白的诞生和确立，藤原氏北家历代掌门人均就此位，关白盘桓于天皇和太政官之间，总揽一切政务。

第三节　宇多天皇及其时代

报复性的人事安排与提拔菅原道真

阿衡之争过后，即便宇多天皇本人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他确实已深刻意识到自己在政界的权威还远远没有树立。不仅如此，此前在其父亲光孝天皇的授意下，宇多天皇与兄弟姐妹一同降为臣籍，成为“源定省”。这一经历也让宇多天皇深感自卑。而且被迫退位的阳成上皇还曾讽刺宇多天皇：“当今圣上不是我家当年的家丁吗？”[10]（《大镜》）此外，宇多的父亲光孝当初被选为天皇时，左大臣源融曾自荐：“若选近支皇胤，挑选源融如何？”但藤原基经驳斥道：“就算是皇胤，也没听说过赐源姓之人还能做天皇。”（《大镜》）后来，被赐源姓的源定省果然成了天皇。源融看到这一幕时，心中一定很不是滋味。阿衡之争之际，宇多天皇曾命令左大臣源融为橘广相和藤原佐世提供辩论的舞台，想必源融当时的心境应该很复杂。总之，宇多天皇就是在这样一种四面楚歌的境况中，开启了自己的时代。

宽平三年（891）正月，五十六岁的藤原基经去世。同月之内，宇多天皇将阿衡之争中站在自己对立面、最终导致橘广相下台的藤原佐世贬为陆奥守，以解心头之恨。另一方面，宇多天皇在同一年内从赞岐调回菅原道真，将其任命为藏人头。藏人头是晋升参议（公卿之末席）的有力人选。菅原道真任职之前，最后一位担任此职的儒者，正是阳成朝初期的橘广相。宇多天皇显然将菅原道真当成了在失意愤懑中于宽平二年去世的橘广相的接班人。同年四月，菅原道真成为左中弁，进入太政官中枢机构。两年后的宽平五年，左中弁菅原道真作为参议列入公卿末席。同年，菅原道真晋升为左大弁，进而兼任勘解由长官以及时年九岁的皇太子敦仁（后来的醍醐天皇）的春宫亮。而春宫坊长官春宫大夫则由藤原基经长子藤原时平担任。由此可见，宇多天皇早早就将未来托付给了藤原时平和菅原道真。

宽平之治

宇多天皇根据自己的设想进行人员调整，以此构建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在国政方面打开新的局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国司长官向受领的迅速演变（第九章详述）。在这一点上，能臣藤原保则贡献最大。宽平三年（891）四月，藤原保则被提拔为左大弁，次年晋升为参议，再次年兼任民部卿。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建立的制度为其后延续两个世纪之久的地方统治搭建了框架。

不仅国政，宇多天皇还在宫廷秩序方面连续推出新政，力求提高天皇之地位。例如建立升殿制度，重整宫中秩序等（古濑奈津子《升殿制的成立》）。升殿制度是指不以位阶高低一刀切来评判某人是否有资格登上内里清凉殿殿上间（升殿），而是由每一代天皇根据每位官员的具体情况加以评判。这样一来，天皇侍臣（称“侧近”）此前一直含混不清的地位终于作为制度被确立下来，“贵族官僚的序列由天皇决定”的逻辑也再次得到了确认。最终，几乎所有参议以上公卿都获得了升殿资格，而四位、五位殿上人则要在藏人头的指挥下陪膳（服侍用餐）和宿值（值夜班）。或许宇多天皇有着十分大胆的设想，但他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不过，这至少为后世宫廷官员晋升为公卿、殿上人、诸大夫开辟了路径。

在宫廷改革方面，藏人所的充实和完善同样值得关注。早在仁和四年（888）宇多天皇便规定，原本位阶为六位的藏人中要划出两人拥有五位位阶，以此提高藏人所的地位。宽平二年（890），宇多天皇命令橘广相编纂《藏人式》，以此整备、扩充藏人所。宫中各种各样的“所”（如进物所、御书所、纳殿、泷口等）在宽平至延喜年间的9、10世纪之交得到巨大充实。而分掌、统筹、运营这些“所”的，正是藏人。至此，藏人正式成为天皇的秘书官。

在宇多天皇的主导下，藏人所得到了充实和完善，到了宽平九年（897）七月醍醐天皇即位之际，两名位阶为四位的藏人头之上，又设置了一位由左右大臣或大纳言出任的别当。出任首任别当的是藤原时平，然而从结果来看，藏人作为天皇亲信发挥政治职能的趋势最终受到压制，这违背了宇多天皇的本意（菊池（所）京子《“所”的成立与展开》）。

遣唐使派遣计划

如上所述，为了夺回被藤原良房、藤原基经父子不断削弱的政治主导权，宇多天皇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措施。遣唐使派遣计划即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宽平六年（894）七月，朝廷决议再次派遣遣唐使。此时距离上一次派遣遣唐使已过了半个世纪。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纪长谷雄被任命为副使。然而九月十四日，菅原道真以海路多阻、大唐凋敝为由，递交上表文，请求朝廷重新考虑派遣一事（《菅家文草》卷九）。

不过，目前并无明确的证据表明朝廷接收了菅原道真的上表文。相反，菅原道真和纪长谷雄却到宽平九年（897）和延喜元年（901）还分别自称为遣唐大使及副使。由此可见，朝廷应该并没有正式决定停派遣唐使（石井正敏《所谓的停止派遣遣唐使》）。至少在宇多天皇在位期间，日本并未放弃派遣遣唐使的计划。如第三章所述，宇多天皇曾在平安京接见唐人，由此可见宇多天皇在对外关系上是有所考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宇多天皇想通过此举让人们看到一国之君亲临外交的重大场面，以此来凸显自己的天皇地位。“人臣无外交”的说法可见于中国经典《春秋左氏传》，说的是拥有统治权的人才有外交权，这是贯穿古今的铁律。宇多天皇的真实意图正在于再次告诫人们，唯有天皇才有外交权。

从“歌合”到《古今和歌集》

宇多天皇治世期间，由其主办的“歌合”（赛和歌会）盛行于世，和歌大有“复辟”之势。日本最早的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虽是由宇多天皇的继承人醍醐天皇下令编纂的，但其中收录的大部分和歌却创作于宇多朝及其以前的时期。敕撰和歌集的风气在宇多天皇治世期间已然非常浓厚，宇多朝频繁举办的歌合仿佛正是在为之后的时代做准备。

歌合分为左右两方，比拼和歌之优劣。光孝天皇仁和年间，在在原行平宅邸举办的“民部卿家歌合”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场歌合。进入宇多朝后，和歌愈发盛行。先是宽平初年的《宽平御时菊合[11]》（二十首）收录了菅原道真、纪友则等人的作品，内容以菊合为主。然后是《宽平御时后宫歌合》（二百首），收录了纪友则、纪贯之、素性法师、壬生忠岑、凡河内躬恒、坂上是则、小野美材等人的作品。最后还有《新撰万叶集》（二百五十三首，上下两卷，据说上卷由菅原道真所撰，具体不详）。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收录优秀和歌、编纂歌集的意识。这些歌集所收录的和歌后来又被《古今和歌集》收录。

然而，宇多朝的和歌编纂有其局限，典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撰万叶集》有汉文序，却没有用假名写成的序。第二，其书写方式不是平假名，而是万叶假名[12]。

正如《新撰万叶集》序言所云：“当今宽平圣主，万机余暇，举宫而方有事合歌。后进之词人，近习之才子，各献四时之歌，初成九重之宴。”宇多天皇是这场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首要推动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见宇多天皇的身边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比如主办“仁和宫歌合”的是贞亲王等。当宇多天皇想要亲自开拓流行文化时，追随他的是在原业平、菅原道真、纪友则、纪贯之等与藤原氏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由此也可以窥见，宇多天皇想从藤原氏手中夺回文化主导权的决心。

昌泰之变

宽平九年（897）六月，宇多天皇举办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次除目（官员任命仪式）。在这次任官仪式中，宇多天皇提拔当时的首席公卿藤原时平（二十七岁）为大纳言，提拔中纳言菅原道真为权大纳言（临时大纳言）。其后的七月三日，皇太子敦仁元服。宇多天皇于当天让位，敦仁即位，是为醍醐天皇。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宇多天皇当时的意图，不过退位诏书中说，醍醐天皇尚年幼，因此命藤原时平、菅原道真担负起等同于关白的职务。由此可以推断，宇多天皇是想通过菅原道真来掌控醍醐朝。尽管嵯峨朝规定，太上天皇不能有政治权能（参见第二章），但宇多上皇的言行举止仿佛从未听说过这一政策般，大有为上皇“复辟”之意。宇多上皇不仅频繁向东大寺及其他部门发号施令，在许多领地争端中，宇多上皇的权威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山本崇《宇多院宣旨的历史前提》）。看上去，宇多上皇就是在施行院政。

而且皇太子敦仁与藤原基经、藤原时平父子并不存在外戚关系，因此藤原氏北家嫡系再怎么攀附，皇太子敦仁大概也会敬而远之。皇太子敦仁践祚当天，宇多天皇将自己的同母妹为子内亲王嫁给新皇为妃。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按照律令规定娶内亲王为妃。内亲王上一次成为在位天皇的皇后或皇妃，还是在天长四年（827）二月，当时正子内亲王被立为淳和天皇的皇后。由此可以看出，宇多天皇多么厌恶与藤原氏嫡系结成姻亲关系。

然而昌泰二年（899）三月，为子去世，仅留下女儿劝子内亲王。藤原时平看准时机，于昌泰四年三月将自己的妹妹藤原稳子送入宫中，成为醍醐天皇的女御。仅仅三年后的延喜四年（904），醍醐天皇与藤原稳子生下的保明亲王便被立为皇太子，其过程之快犹如电光石火。

另一方面，宇多天皇在退位时给予藤原时平、菅原道真的任命遭到其他公卿的抵制，许多人拒绝上朝。这是因为按照宇多天皇的命令，任何事情只要藤原时平、菅原道真两人点头即可，其他人便只有陪膳的份儿。无奈之下，菅原道真只好请求宇多上皇再发一道指令，命令公卿上朝议事（昌泰元年［898］九月十八日，《菅家文草》卷九），事态这才算平息。此事也表明，宇多天皇退位后仍掌握权力，同时也说明无论何事，菅原道真也都需要依靠宇多。

昌泰二年十月，宇多上皇遁入佛门，菅原道真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更重要的是，宇多上皇出家并非装装样子。他先在仁和寺剃度，随后又在东大寺受戒，成为僧侣，之后勤于密教修行，于延喜元年在东寺接受传法灌顶，并在此期间及此后前往比叡山、吉野金峰山、熊野山等地参拜修行。如此一来，菅原道真彻底失去了宫中的后盾。

昌泰四年（901）正月，菅原道真被冠以欺瞒宇多上皇、图谋废除醍醐天皇、令女婿齐世亲王即位等罪名，被贬为大宰权帅。如前所述，使菅原道真陷入这种危险境地的因素有两点。其一是菅原道真对于自己可能转变为外戚丝毫没有警觉，其二是晋升过快，招致了其他公卿的反感。

接到菅原道真被贬的消息后，宇多上皇迅速前往内里，结果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宇多上皇只好到建春门对面的侍从所西门等待，然而等了一整天也无人开门。至此，嵯峨天皇所规定的一元化皇权终于得以实现。

至于此后的“延喜、天历之治”及其评价，本书将不再展开叙述。总之，上至摄政、关白之地位，下至受领之统治，国家制度的基本方向已在9世纪确立下来。

[1]治天之君，指天皇家的家督，有时指天皇本人，有时指掌握实权的上皇或法皇。

[2]初穗，地方诸国向中央朝廷进贡的调中，当年最早收获的谷物及蔬菜。朝廷将其作为贡物进献给伊势神宫和诸皇陵。

[3]纪夏井，应天门之乱爆发时，纪夏井任肥后守（肥后国国衙长官），在任期间施行善政，受人爱戴。然而其弟纪丰城是伴善男的仆从、应天门之乱的共犯，纪夏井受此连坐，解除官职，处以流刑。

[4]画面下方有一男子护着一个孩子，一脚踢飞另一个孩子。该男子是伴善男的出纳生江恒山，被踢飞的孩子是大宅首鹰取的儿子。两家本是邻居，但生江恒山仗着主人是伴善男，将大宅首鹰取的儿子打得半死。怀恨在心的大宅首鹰取于是告发称应天门之变当天，自己看到伴善男、伴中庸父子以及纪丰城从应天门前跑过。

[5]承和十二年，法隆寺僧人善恺向太政官弁官局控诉本寺大施主、少纳言登美直名霸占寺院财产和奴婢。除伴善男以外，其余五名弁官判决登美直名有罪，处以远方流放。然而翌年，时任右少弁的伴善男以诉讼违法为由，弹劾五名同僚，致使五人以及善恺受到处罚，登美直名被判无罪。

[6]法匪，对随意解释法律使其对己方有利之人的蔑称。

[7]栋梁，一族、一门的头领。

[8]孙庇，又称“孙厢”，指正殿或正房外侧的厢房续接的厢房。

[9]落板敷，指铺有地板、与其他房间相比地势较低的房间。

[10]宇多天皇为臣籍时，曾作为“王侍从”侍奉阳成天皇。

[11]菊合，在一种名为“洲滨”的盆景中种上菊花，附以和歌咏叹，比拼优劣。

[12]万叶假名，古代日本为表记日语而使用的只表音、不表意的汉字，如“春”被表记为“波流”等。该假名多用于《万叶集》，故名万叶假名。

第七章　征税逻辑的转变

第一节　律令税制的逻辑

租的由来

笔者在前几章考察了平安时代初期的宫廷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同时也对天皇之形态、对外关系的变迁、佛教界的动向进行了论述。这段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即做任何事之前必须有所“准备”。而对国家而言，其最核心的“准备”即是征税。但是，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是始终不变的真理。故而，历史上诞生了各种各样的逻辑和手段，以便让不想纳税之人纳税，令国家能够平稳推行税收政策。古代日本也不例外。

律令国家的税制以租、庸、调为中心。除此之外，百姓还要承担公出举[1]、杂徭等税，成人男性还要服兵役。每当说起这些税的名称及其相应应缴的数量，便会出现各种陌生的概念、数字和单位，因此很多人觉得这一部分的内容实在乏味枯燥。可是，倘若仔细体会咀嚼，这部分的内容实际上还是非常深奥有趣的。

本书所讨论的时期处于律令税制逐渐瓦解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征税行为已经消失。而应该说，该时期国家以新的逻辑和手段，打造了新的征税结构，并通过这种方式为进入新时代做准备。要想说明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并非易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该时期古代秩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于发生了哪些变化，让我们一起来理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

律令中的租、庸、调等税名称均借用自中国，但在实际情况中，其征收理由又颇具日本特色。简单来说，律令国家的租税便是将律令诞生以前就已存在的各种剥削冠以中国式的说法，以此来充实国家财源。

首先是以耕地为对象的租。上等水田的税率为收获量的百分之三，而纳税的主体不是田地的所有者，而是耕种者。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税制起源于将一部分收获物进献给神灵的初穗（小口雅史《日本古代的“水稻”收取》）。令规定，缴纳租时只需要缴纳收割后完整的稻穗，无须将其打成谷粒。实际上，谷粒更有利于保存。但《大宝令》实施以后，谷物需要脱粒上缴，或是先上缴入仓，之后再由纳税人统一脱粒。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平安时代（宽平三年［891］八月三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八）。

所谓“远年之储，非常之备”，被征收的租与后述的公出举部分利稻一同纳入粮仓以备荒，待到饥荒时再分发给灾民，不计入中央朝廷、地方诸国的一般财政。这一制度自《大宝令》确立以来一直延续，到了本书所讨论的时代已有相当数量的谷物储备。

庸调的起源

接下来是调。调的训读读作“ツキ”（tsuki），有“贡物”（mitsugimono）之意。律令制实施以前，各层级都有进献行为。比如，百姓要向国造[2]以及其他有权势的人进献，国造又要向大王进献。原则上，所有的调都要运往京城，因此律令税制下的调实际上仿效的就是中国的调，即由国造向大王进献贡物，变为成年男性向国家缴税的形式。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缴纳贡物呢？调实际上被用来充当中央朝廷的一切开支，其中包括官僚俸禄，以及向诸神奉币的费用。特别是以调的形式征收的生丝，律令规定生丝要早于其他庸调物单独送往京城，七月底之前必须全部缴清，纳入大藏省（赋役令三调庸物条）。纳入大藏省的大多数生丝会被送往内藏寮染色，用于制作天皇服饰，或进献给伊势神宫等神社。

每逢相尝祭、祈年祭[3]以及前一章提到的荷前时，调还被用来供奉诸神（大津透《贡纳与祭祀》）。这意味着收上来的调经过一番处理，最终将被用于祈祷丰收和感谢丰收。因此，朝廷也就有了理由让百姓老老实实地缴税。不过到了平安时代，各地神官不再进京领取用于祈年祭的币帛，其原因笔者将留到后文详述。

庸的古代训读读作“チカラシロ”（chikarashiro，意为“代替劳力”）。律令规定，成年男性每年要有十天义务劳动的时间，或者用布帛代替劳役。这一规定仿效唐朝，但不同的是，日本的庸实质上就是乡里给宫中的采女、兵卫或卫士、仕丁[4]送去的布、米、盐、绵等物（青木和夫《雇役制的形成》）。采女、兵卫是律令制下将郡司的子女或兄弟姐妹送入宫中的一种制度。这项制度起源于国造为了表示臣服而将子女或兄弟姐妹送去当人质的传统。卫士、仕丁的来源也是如此。因此，庸实质上就是给宫中的人质送去物品这一传统的放大版（大津透《律令收取制度的特质》）。

杂徭也不例外。杂徭的古代训读读作“クサグサノミユキ”（kusagusanomiyuki），意思是为大王或大王的使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无偿服务。后来大王变成了天皇，大王的使者变成了常驻的国司，杂徭也随之并入劳役，由国司征发，用于与唐朝相同的改修河道等目的。不过进入平安时代以后，迎送天皇的使者仍然是杂徭的核心部分（大津透《从杂徭到临时杂徭》）。

律令制下的租税贡物及其用途（出自早川庄八《律令国家与社会》）

公出举的逻辑

公出举指的是春季和夏季（二月、三月、五月）向百姓贷出水稻（称“本稻”），秋天加上利息（称“利稻”）一并偿还的制度。利率方面，天平年间为50%，借主死亡可以不用偿还。平安时代初期以后，利率固定为30%，但借主死亡的情况下依然需要偿还。

这项制度的起源之一是唐朝的公廨钱出举（出举即借贷）。公廨指的是衙门（滋贺秀三《奥村郁三〈唐代公廨法与制度〉》）。为了筹措日常经费，中央首先会给各级衙门（州、县等）发放名为“公廨钱”的本钱，各级衙门再将公廨钱交给放高利贷的人（名为“公廨户”或“捉钱令史”），这些人利用公廨钱赚得利润，然后按照法律规定将其中一部分利息返还给衙门。在中国，官员直接涉及谋利行为有违儒家伦理道德，因此人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不过从根本上来看，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官营高利贷。事实上，公廨钱的确也曾因为遭到类似的批评而中断。

可以说，上述利用公廨钱来出举的情况早已广为人知（横山裕男《唐代的捉钱户》）。不过最近有研究发现，唐代西州（今吐鲁番）地区还曾使用粟来公出举（大津透《关于唐西州高昌县粟出举账断简的研究》）。这样看来，中国江南地区说不定是用水稻来公出举的。

日本古代的公出举使用的基本都是水稻。这或许是因为律令制刚开始时货币流通有限，而粟在日本却并非常见谷物，因此日本古代的公出举既不用钱，也不用粟，而是用水稻。不过这并非主要原因。国家之所以会在播种的二三月以及插秧的五月贷给农民本稻，显然是为了让农民不间断地从事再生产。换言之，这种逻辑就是“国家（最早应当是地方豪族）在每年春天赏赐稻种给农民，而且在食物短缺或需要获得帮助时，国家还会适当地施以援手。虽说之后要连本带利一起偿还，但这不是已经很不错了吗”？

然而，这种“很不错”的事情慢慢变了质。按照上述逻辑，国家或地方统治机构只需按照农民的需求发放稻种即可。可是渐渐地，公出举筹措来的资金不仅用在了各地方的日常支出上，还被用作中央朝廷采购必需品的经费。天平十七年（745），朝廷对名为“公廨稻”的本稻做出新的规定。从此以后，公出举的运营与国司收入直接挂钩。如此一来，公出举自然由按农民需求发放，变成了按国家或地方统治机构的需求发放。说得更直白一点，即国家或地方统治机构想获得多少回报，就相应地发放多少稻种。正如平安时代的情况那样：

凡出举正税者，总计国内课丁（成年男性），量其贫富，出举百束以下、十束以上。依差普举，不须偏多。

（大同三年［808］九月二十六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四）

如该史料所述，尽管国家考虑到了量的问题，但发放的对象变成了全体成年男性。也就是说，公出举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官营高利贷。这里所说的“官”名义上是指国衙，但实际运营公出举的，却是以郡司为首的、被纳入国衙统治体制或寄生于国衙统治体制的地方豪族（舟尾好正《关于出举实态的考察》）。

“籍账”统治体系的瓦解

以上笔者对律令税制的本质进行了简要的归纳。若想实施上述税制，国家必须掌控每一个人。朝廷采取的方法便是户籍、计账制度，合称“籍账”制度。户籍是每六年编制一次的人口登记簿，以“户”为单位登记每个人的姓名、身份、年龄、亲属关系等。班田收授便是在户籍的基础上推行的。计账每年编制一次，记录的是每年的户籍变化和庸调量。然而到了平安时代，籍账制度却走入了死胡同。

导致籍账制度瓦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人不愿被籍账控制，于是便积极采取反抗措施，即“浮浪”（流浪）和逃亡。浮浪和逃亡虽然分不到口分田，但也总比必须缴纳租庸调要好。所以，当时许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稀奇。对此，律令国家的一贯措施便是勒令他们返回“本贯”（原籍地），编制“浮浪人账”（流浪者登记册），甚至规定没有在本贯分得口分田的人也要缴纳庸调。当时大地主兼并土地的问题日益严重，在这些浮浪和逃亡的人中，有不少人都投身到了大地主名下。

籍账制度不仅遭到了人们的激烈反抗，而且这种中国式的制度本身就不适用于日本。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存在由明确的家庭成员组成的“家族”（杉本一树《日本古代家族研究的现状和课题》）。在中国，同居共财的人构成“家”，国家只需以“户”加以掌控即可（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的原理》）。然而在当时的日本，是否“同居”暂且不说，“共财”的概念首先就是没有的。日本的夫妻是一种流动的关系，说得极端一点，便是夫妻双方带着各自的资产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仅夫妻，兄弟姐妹及其他人际关系也都时聚时散。因此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所谓的“家族”范围究竟几许，自然也就模糊不清了。

对此，朝廷要求至少要明确户主的继承关系，以户主为中心确定可算作家属之人，然后编制成“户”，记入户籍。也就是说，即便唐朝统治者不加干预，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同居共财的集团。而日本却是为了造籍，人为地编制成户。因此如果非要在户籍编制上较真，那么这将是一项十分巨大的任务。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日本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够明确，所以国家只需适当删补，即可“创造”出大致相同的户来。“户”这一单位在国家实施征兵等政策时非常有效。但反过来，这一单位又与人们实际生活的单位相去甚远。

而且编制户籍这一工作还不仅仅是麻烦，实际上，编户造册的国司、郡司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治下人民的租税负担能力决定。因此国司、郡司必须得维持一定数量的户籍，至少要保持现状。登记户籍时，首先要登记户籍中每个人的姓名。女性虽然不负担庸调，但有权分得口分田，因此即便该女性死亡，国司、郡司依然会将该女性的名字写入户籍，为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自己治下的户数。

在这种情况下，户籍中的虚假成分越来越明显。从长元三年（1030）前后的《上野国不与解由状案》（原名为《上野国交替实录账》，参见《平安遗文》4609号）来看，虽然到了9、10世纪至少还会每隔六年登记造册一次（原件早已焚毁），但是，人们已经很难相信这些登记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比如，在现存的平安时代的户籍中，延喜二年（902）阿波国户籍（《平安遗文》188号）竟然出现众多百岁以上女性的名字，这明显与自然年龄的分布存在差异（泉谷康夫《现存平安时代户籍的考察》）。

户籍一旦出问题，基于户籍的班田收授自然也会出问题。而且，班田收授这种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首先，回收死者的口分田、再将其分配给新的班田对象本就十分麻烦。而且反复几次之后，同一户所分得的田地便会分散在各处。一旦出现问题、重新分配（实际上天平元年［792］就发生过一例），又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纠纷。如果这是一块将在不久以后的将来为他人所有的土地，那么自然也就没人会尽心维护和管理这片土地了。

在此，笔者对前文做一简单总结。

律令国家将每个人登记在户籍上，为其分配口分田作为维持生活的本钱，然后将自古以来以各种理由征收的税目，改成唐朝的称呼再次征收。然而在掌控人口和班田收授方面，这一制度非常牵强。至于为何非要实行这一制度，正如第三章所述，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唐朝和新罗势力的壮大所引发的东亚局势变化。正因如此，日本才会不厌其烦地采取那些繁杂至极的手段，来努力掌控人口，维持再生产。

然而从唐朝和新罗的情况来看，很多人会认为既然危机已经解除，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费时费力地维持军国体制了。这就好比曾经有位日本农业技术人员前往东南亚某国进行指导，当地的农民说：“的确像你说的，只要肯下功夫，一定可以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可是只要能吃上饭，我还是想过以前那种悠闲的生活。”上下两种思维如出一辙。

的确，没有户籍，效率就会很低，税收也只能是粗放型税收。可是土地不会逃跑，于是国家想出办法，只要掌控住眼下那些依靠土地、勤于生计的百姓，找个理由向他们课税，这样就可以不费时不费力地维持国家财政了。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一方法被证明的确可行。不过，当时的国家采取该政策时，并没有制定什么清晰的蓝图。当时已经不存在先制订计划、然后付诸实践的概念了。

第二节　去神话化与地税的确立

租的走向

那么国家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首先来看租。

缴上来的租以及暂时不用的公出举利稻首先会被做成便于保存的谷物（从稻穗上取下的不脱壳的稻粒），放入粮仓。虽叫“粮仓”，但称为大箱子更接近现实。装满稻谷后，封箱上锁，此仓称“不动仓”，此谷称“不动谷”。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不动仓的钥匙须上呈中央朝廷，由天皇管理。就算国司想要动用，也得一一经过天皇的批准（渡边晃宏《平安时代的不动谷》）。

设置不动仓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不动仓里收纳的租起源于进献神灵的初穗，人们缴纳租也是出于进献神灵的目的，因此不动仓里的谷物自然不能随意使用。

可是渐渐地，不动谷被中央朝廷用在了其他有违初衷的地方。最早的事例便是东国的稻谷被用作讨伐虾夷的军粮（《续日本纪》延历二年［783］四月十五日条等）。除了军费，中央朝廷还冠以各种名目征用距离京城较近各地的谷物（前引渡边晃宏论文）。被征用的稻谷或被用作向诸司卫士、仕丁、采女支付的“大粮米”，此时的稻谷称“年料租舂米”（本来应该充作大粮米的是庸，这说明不按期缴纳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或被直接用作五位以上京官的位禄[5]和季禄，此时的稻谷称“年料别纳租谷”。到了9世纪中期，这两种做法还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早川庄八《律令财政的构造与其变质》）。上述两个制度的稻谷本该由各地的日常经费财源——正税[6]提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到了9世纪后半，中央朝廷开始动用尚未纳入不动仓的谷物，不久之后，就连已经纳入不动仓的不动谷也被征用。

在纳租人眼中，朝廷的行为无异于背信弃义的欺诈行为。征缴时朝廷的说辞是，这些储存在不动仓中的稻米都是你们祖父、祖母甚至更早的祖先，为进献神灵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因此遇到饥荒时，天皇会开仓放粮。然而现实却是，只要朝廷下发调令，就可以随意调走这些租。而所谓的开仓（称“不动开用”），也只是为了征讨虾夷、修缮都城，以及给那些尸位素餐的贵族官员发放俸禄。

可是反过来，即便不动谷被随意挪用，纳租人也并未出现“不动仓是我们的”这种意识。如前所述，律令国家以进献神灵为由建立租税制度，然而百年过去，纳税已成为一种惯例，朝廷没有必要重提当初之理由，只要顺其自然地征税即可。实际上先于中央，地方早就开始将租税用于其他有违初衷的方面了，比如“神火事件”。

正仓纵火

神火事件是指有人为了当上郡司而在正仓纵火，然后以管理不当的罪名构陷现任郡司，或是现任郡司自己故意纵火销毁证据，掩盖正仓无稻谷（或非法挪用稻谷）的事实。以《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七年（763）九月一日条为开端，神护景云三年（769）八月的下总国猿岛郡、同年九月的武藏国入间郡，以及宝龟年间的上野国、下野国、陆奥国等东国地区频繁发生神火事件。据记载，弘仁八年（817）十月七日，常陆国新治郡十三座不动仓被烧毁（《类聚国史》卷一七三）。到了后世，这些被烧毁的仓库群成了日本古代郡衙考古研究之滥觞，其中茨城县古代遗迹尤为著名（高井悌三郎《常陆国新治郡上代遗迹的研究》）。

为了夺取他人的地位，抑或守住自己的地位，便不惜烧毁人们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谷物，这无疑是一种不留后路的搏命行为。一开始，不明真相的朝廷真的以为是神火（天神责罚之火）降临。而地方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包天，正是因为地方猜中了中央的心理。中央朝廷一直以为，地方上的人绝对不会将祖先世世代代积攒下来的粮食付之一炬。然而对于地方的激进分子而言，不动仓不过是眼前的一个工具罢了。

庸调违期、未进的背景

如前所述，庸和调均起源于国造等地方豪族对大王的服属仪礼。不过，天皇不能白白笑纳庸调，他需要承认豪族在地方拥有统治权力，并在祈愿、感谢收获之际，向地方下发币帛。谈到庸，就不得不说那些地方送往宫中服侍之人。其间，这些人的地位和意义有所变化，最明显的要属采女。

在更早的时代，采女有时会受到天皇的宠爱，生下皇子。比如，天武天皇的高市皇子是由胸形德善[7]之女所生（此人用后世的“采女”称呼并不为过）、天智天皇的大友皇子是由伊贺地区的采女宅子娘所生。然而经奈良时代、进入平安时代之后，上述情况便不再发生了，采女变成了在后宫单纯服侍的下层侍女（门胁祯二《采女》）。兵卫、仕丁、卫士也是如此，其原本所具有的“服属”意味逐渐淡化，名誉也随之消失。如此一来，与之密不可分的庸也变成了单纯的掠夺。

调亦是如此。首先，各地方的神逐渐丧失权威地位。作为神佛习合[8]的著名例子，多度神宫寺（位于三重县）以地方之神的口吻写下文书，表示皈依佛教。这当然不是神的亲身感言，而是自古以来信奉该神的百姓所发出的感怀（义江彰夫《神佛习合》）。这样一来，依靠中央朝廷下赐币帛开展的祈年祭也就丧失了效力。延历年间，各地方祝部（神官）不再前往京城神祇官处，中央也不再向地方诸神下发币帛、管理地方祭祀。这一变化与传统诸神丧失权威互为表里。原本为了供奉传统诸神而征收的调，也难免受到影响。不灵验的神，自然无人供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9世纪初期，富裕阶层代替拥有纳税义务的人缴纳庸调的行为开始盛行。庸调的缴纳时间为青黄不接的八九月份，那时正是人们最艰苦的时期。于是，富裕阶层开始代替穷人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庸调，待到秋后再索取高额的回报。这种行为频繁出现在大宰府管辖地区（西海道）的史料之中。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钻税务局的空子、居中牟利的行为。牟利一方自不必说，就连被榨取的一方也逐渐忘记了调原本是向主人、大王，归根结底是向神进献的贡物。

总之，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庸调“违期”（逾期缴纳）、“未进”（未缴纳）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前所述，这是信仰与现实互相作用，进而缓慢、自然地去神话化及合理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令条明确规定了庸调的缴纳期限，但无奈管理松懈、令条被随意解释，不按期缴纳成了常态，人们频繁拖延，无故逗留他处，滞纳一月以上，甚至翌年缴纳。这样一来，祭祀所需贡品无处筹措，就连春夏之交的财政支出也成了困难（《续日本纪》宝龟十年［779］十一月二十九日条）。然而，无论律令朝廷再怎么呼吁民众按期缴纳庸调，也终究抵不过时代变化的洪流。

公营田的意义

从以上观点来看，公营田制的意义似乎存有重新讨论的余地。弘仁十四年（823），在小野岑守的上奏建议下，大宰府管辖地区开始实行公营田制。公营田是指从当时大宰府辖区内的六万五千六百七十七町口分田中划出五千八百九十四町、从一万零九百一十町乘田（分配口分田之后剩余的田地）中划出六千二百零一町，共计一万二千零九十五町良田由官方直接经营。具体来说，就是官方提供稻种，普通成年男性耕种，收获物全归官方，耕种者可获得日薪和伙食费，免除租庸调。收获后，官方（具体来说就是大宰府）将其中租的部分纳入西海道各正仓，用庸调的部分购买著名的筑紫绵（丝绵）等物送往中央。

不过，公营田制度的具体情况尚有讨论的余地。比如过去学界认为，公营田实际上是官方主导的庄园直营田经营模式的扩大，是一种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赤松俊秀《通过公营田看初期庄园制的构造》）。然而，最近一种新的观点逐渐占据优势。这种观点（西别府元日《公营田政策的背景》）认为，弘仁年间大宰府管辖区内的大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无主口分田随之涌现，因此官方才临时采取了公营田制度。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公营田制度在试行四年后终止（不过嘉祥三年［850］和齐衡二年［855］，肥后国仍新置公营田）。庸调的用处有着严格的规定（细化到郡），一旦有变更甚至需要记录在格中（大津透《律令收取制度的特质》）。然而在公营田制度中，收获物全部交给官方，其中所谓庸调的部分，也仅仅存在于官方的计算之中。至此，不得不说“庸调是贡物”这种观念已经非常淡薄了。

这样一来，人们还缴不缴纳、为什么缴纳，对此官方必须建立一套全新的纳税逻辑。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起到税目财源作用的公出举有哪些变化。

“不论土浪人”政策

如前所述，从理论上说，公出举是指耕种者根据自身需要，在春夏之际领取本稻，秋收后再本利相加还给官方的制度。如果没有需要，理论上耕种者完全可以不领取本稻。

然而实际上的公出举本稻是怎样分配下去的呢？虽然早期的情况不甚明了，但前引史料明确显示，平安时代初期的大同三年（808）九月，分配标准由按照户籍上登记的成年男性（称“课丁”）的人头分配，变成了“反别三束[9]”（《类聚国史》卷八十三，弘仁十三年［822］十二月甲寅条），即按照耕种的土地面积分配本稻。对于登记在户籍上、按照人头分得口分田、老老实实耕作的公民来说，这一变化不会带来太大影响，实际负担量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可是，以土地面积为基准的分配方式一旦确立，被强制分配的对象势必受到影响，公出举制度也会发生重大改变。这是因为这一问题与“不论土浪人”政策紧密相关（村井康彦《公出举制的变质过程》）。

“不论土浪人”政策是指，不管是登记在居住地户籍上的人（称“土人”），还是出身不明、没有户籍、登记在特别账簿“浮浪人账”上的人（称“浪人”），都要承担赋税。《续日本纪》延历九年（790）十月二十一日条记载，为筹集征讨虾夷的军费，朝廷制定了同时针对土人富豪和浪人富豪的征税措施。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实施“不论土浪人”政策。尽管当时的政策与律令税制的性质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该政策慢慢渗透到律令税制中。

如前所述，律令国家的目的说到底是要将浮浪人赶回本贯。为此，律令国家规定，没有分得口分田的浮浪人也要缴纳庸调，以此将浮浪人置于不利境地。而公出举方面，如果只以课丁为单位“班给”（强制贷出）本稻，那么浮浪人就不用承担公出举。可是，公出举在税制中占比很大，而且公廨稻出举等各类出举还与国司的俸禄直接挂钩，因此国司十分看重公出举的收益。这样一来，国司自然不会放过那些不承担公出举，却还租着广袤的田地开垦、耕作的“富豪浪人”。这就是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强制贷出公出举本稻之政策的由来。该政策在纪伊国的实行情况如下记载：“不论土浪贵贱，依照耕田数，每反班举五束以上正税。”（宽平六年［894］二月二十三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四）律令朝廷向新的体制迈出了一大步，这使得律令朝廷无须登记造册、实行班田收授制也能征得税收（户田芳实《平安初期的国衙与富豪阶层》）。

何谓返举？

可即便如此，某些浮浪人，尤其是富豪浪人之中，仍有不那么轻易接受公出举借贷的人。公出举只在国衙筹集经费、确保俸禄以及郡司居中牟利这两方面存在必要性。不需要借贷的人会说：“这完全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反正我不借。”到了9世纪，“不受正税”，即拒绝借贷公出举本稻的人开始出现。他们的理由十分正当——因为不需要，所以不借。这样一来，官方自然不能向他们征收利稻。拒绝借贷的人之中必然夹杂着富豪浪人，而且从道理上说，土人也不是不可以以此为由拒绝借贷。

这样的人越多，国衙财政就越困难。财政困难，国衙就只能用本稻去填补财政亏空。可是，各地方的公出举本稻数量各不相同，而且随意拆解本稻，国司不但要受到责备，还要想办法填补回去。那么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众人绞尽脑汁，最终设计出了“返举”的概念。

曾任赞岐守的菅原道真在奏状中，对“返举”的具体运作方式做出了解释：假设某地有一百万本稻，回收时只收回五十万本稻，剩余的五十万即为“返举”。秋收时，返举的部分只需上缴利稻，本稻仍留给借贷人，反正明年还要进行返举。此法实行多年，已无法轻易改变（《菅家文草》卷九，宽平八年［896］七月五日菅原道真奏状）。

9世纪末，返举之法已相当普遍。官方的理由是，未回收的本稻只是暂时借给百姓，而且百姓每年按时上缴利稻，因此作为贷出一方没什么可担心的。的确，每年春夏发放本稻的古法虽然符合理论，但不符合当下现实。而返举之法则让公出举更加合理，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换言之，返举之法将人们从理论中解放出来，而仅仅将公出举作为一种财源来看待。那些暂时保管返举本稻的人，就相当于唐朝的捉钱户、捉钱令史。

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看似合理的方法能否在现实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不得不说，这一方法在现实中非常难以运作。这是因为“返举”不过是在“不受正税”之人大量涌现之际，国司为了维持国衙财政而设想出的应急之策。“返举”乍一听很合理，但实际上它只能填补亏空，或作为账簿上的一个概念，让外界相信本稻在百姓手中，而非国司内没有本稻。参照后文中的“里仓”就会发现，百姓手上到底有没有本稻不得而知。就算有人手上真的有本稻，他们大概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将相当于利稻部分的稻谷上交给国衙。因此最为现实的办法便是，不管百姓有没有本稻，官方只要征收相当于利稻的税就可以了。如第九章所述，10世纪诞生了“名”这一征税单位，于是“负名”变成了纳税责任人。到了那时，官方也没有必要再拿“你借了本稻”这种理由来逼人缴税了。

公出举向地税的转变

其后，返举的概念不再被使用，围绕公出举结构的各种解释和讨论也被放置在一旁。此时出现的是“利稻率征制”。国司认为，是否拥有本稻并不重要，只要令耕种者根据田地面积上缴相当于利稻的税，即可保障国衙的财政运营乃至送往中央的进贡物品的供应。菅原道真在奏状中所说的“只收利稻，不收本稻”的方法，早在9世纪末期就已经萌芽，到了10世纪末期还可在《尾张国郡司百姓等解》[10]中见到。到了11世纪前半，《上野国不与解由状案》中的前任国司称：“利稻从目前正在耕种的田地里率征（按田地面积征收）而来，因此常例支出不会出现问题。”11世纪末期的相模国国司也认为：“用于神佛的固定支出及交易杂物料（为筹集向中央朝廷上缴的物资而准备的本钱）等，均从目前正在耕种的田地率征而来，因此不会出现不足。”由此可见，10世纪至11世纪，利稻率征制已得到普及。至此，公出举体制完全被弃，“向田地耕种者征税”的逻辑得以确立。换句话说，公出举完全转变成了地税（前引村井康彦论文）。

补救措施——“里仓”

要想粉饰税收无法顺利推行这一令人头疼的现实，比起“返举”，“里仓”的概念更为精炼，也更具适应性。“里仓”首次出现在昌泰四年（901）闰六月二十五日太政官符（《类聚三代格》卷二十）所引用的播磨国上奏文中。该上奏文称，征收庸调、租税本是国司的重要职责。然而，该国大部分百姓为六卫府舍人（服侍皇族、贵族的下级官人），他们宣称一旦卫府下发录用通知（同时也是免除课役的通知），自己便要前往卫府赴任，因此不负课税。这些人经营着广袤的良田，却拒绝缴纳正税。他们平日横行无道，反抗国司、郡司，有时甚至还会将稻谷堆在自家粮仓中，挂上名牌，宣称这是“本府之物”“势家之稻”。收纳使不得已前去查封，怎奈这些人不辨是非，竟扣下收纳使，施以暴力。动辄招引群党，恣意作恶。租税专当（专管租税的官员）、调纲郡司（负责将庸调运往中央的郡司）忌惮这些人的威猛，只能签署契约文书，建造里仓。于是庸调逾期未进，正税非法返举。国司换任之际，新任国司也只能将责任推给前任国司，真正的责任已无法追究。

前文说到的征收租税的问题、相应的补救措施及其结果，全部包含在这篇播磨国的上奏文中。

第一，不知是否由于播磨国距离京城较近，该国许多百姓都拥有六卫府舍人的身份。他们实际上并不赴任，却一直享受着免除课役的特权。上文还提到了“势家”一词，可见不仅六卫府，这些人还得到了宫廷权势（多称“院宫王臣家”或“权门势家”）的庇护。从这一点来说，只要与权势存在利益关系，就可能发生拒不缴税的情况，而这一情况与距离京城远近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些人将收获的粮食装入自家粮仓，然后挂上庇护他们的官衙或权门势家的牌子，以此对抗征税官。

第二，只要对这些人免除一次课役，他们就绝对不会再上缴第二次，而且也绝对不会接受与课役（指庸调等人头税）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公出举本稻，不缴纳利稻。

第三，征税官苦于向这些人征税，于是想出了一个迫不得已的对策。即不征收实物，仅与抗税人签署契约，并依据契约建立名为“里仓”的仓库。也就是说，当抗税人将庇护人的牌子摘掉时，这些粮仓在名义上就成了“里仓”，而“里仓”内的粮食在名义上也就成了国郡的纳税所得（该契约书由国郡妥善保管）。这样一来，国郡就能对外宣称己方对这些粮仓拥有所有权。而在账面上，国郡也就算完成了相应的征税任务。官方之所以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原因就在于国郡所宣称的“所有权”事实上并不存在。

综上所述，建造里仓就是在做无用功。里仓就像一座魔术仓库，里面既有庸调，又有本稻和利稻。但是国郡无法从里面取出任何实物庸调，运往京城。因此国郡只能强辩说“本稻和利稻都在里仓呢”，或者用“返举”来蒙混过关。历代国司全都采用这一办法应付了事。渐渐地，真正的征税责任、赔偿责任全都无法追究了（坂上康俊《负名体制的形成》）。

其后不久，律令制下的各种租税在实际征收时，变成了“官物”和“临时杂役”这两个枯燥无趣的大税目。前者虽由租庸调和公出举利稻演变而来，但实际上已变成课以田地的地税。后者虽由杂徭演变而来，但实际上也变成了课以人头或田地的税目。这两个枯燥无趣的税目之所以会形成，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本章所述的征税逻辑的转变。而且，这一转变还与律令制下构建地方秩序的豪族命运互为表里，同时也与国司制度的变化有所呼应。

[1]公出举，日本古代由国家进行的出举（租贷），春季将稻谷等贷出，秋季加息，五成返还。

[2]国造，大化改新前对臣服于大和王权的地方首领的称呼。

[3]相尝祭，在十一月初的卯日向畿内诸神社进献新谷的祭祀。祈年祭，二月四日诸神社举行的祈祷丰收太平的祭祀。为举行祈年祭，朝廷要求各地方神社派神官（称“祝”）进京领取用于祭祀的币帛，只有伊势神宫是由中央派使者特地送去币帛。

[4]采女，服侍天皇、皇后日常起居的女官。兵卫，负责宫中警卫、保护天皇行幸的武官，隶属于兵卫府。卫士，负责宫中警卫的士兵，隶属于卫士府或卫门府。仕丁，负责杂役的仆人。

[5]位禄，四位、五位官员根据勋位领取不同的米、绸、绵、布等。

[6]正税，储存在各地方粮仓中的谷物，收纳正税的粮仓称“正仓”。正税的来源是公出举中的利稻，用途是地方行政开销。

[7]胸形德善，飞鸟时代（政治史上指592年至710年）福冈县宗象地区的豪族，其氏“胸形”也可表记为宗象。

[8]神佛习合，又称“神佛混淆”，是日本神道教与佛教融为一体的宗教现象。早在奈良时代便出现了寺院供奉神、神社中建寺院的现象。

[9]反别三束，每反土地缴纳三束稻子。反是土地面积单位，一反约等于992平方米。一束即十把稻子。

[10]《尾张国郡司百姓等解》，永延二年（998）十一月八日，尾张国郡司、百姓向朝廷呈上的诉状。诉状控告尾张国守藤原元命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要求解除其职务。

第八章　地域社会的转变

第一节　消失的聚落

千叶县村上遗迹的兴衰

前一章谈到的征税逻辑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征税者。或者说，征税者所处的境况与征税逻辑的转变呈现出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

接下来笔者将继续考察征税的变化。笔者将以地域社会的顶点——郡司，以及在地域社会传达中央意向的国司为焦点展开论述。

在本章中，笔者首先会结合郡司所处境况的转变及地域社会的转变两方面加以考察。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聚落存续时间已经渐趋明朗。在此，笔者将对这些聚落的存续时间做进一步地探讨，并尽可能多地提供具体事例。实际上，此前已经有学者使用该方法探明9世纪至10世纪是古代聚落史上的剧变时期（鬼头清明《入门日本村落史2古代》）。

笔者首先要介绍的是位于千叶县八千代市印幡沼西侧的古代村落遗迹“村上入之内遗迹”（日文原文为“村上込めの内遺跡”，以下简称“村上遗迹”）。在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这一地区被称为“下总国印幡郡村神乡”，考古人员曾在此出土过写有“村神乡丈部国依甘鱼”墨书字样的陶器[1]（阿部义平《律令时期聚落的复原》）。

当时国之下分为若干郡，郡之下又分为若干乡（灵龟三年［717］以前称“里”）。一乡有五十户，每户二十人左右。算下来，一个乡大概有一千人（镰田元一《日本古代的人口》）。

虽然村上遗迹已经挖掘的部分只有当年村神乡一半的面积，但如此大规模的村落景观被复原，仍属罕见。该遗迹共发现两百一十处建筑遗迹，其中竖穴式住居[2]一百八十处，掘立柱建筑[3]三十处。当然，这些建筑并非建于同一时期。该聚落从8世纪一直存续到了9世纪，共存在大约两百年。因此据推测，同一时间并存的建筑大概有三十到四十处。这些建筑大致可分为五个建筑群，每个建筑群大约距离一百米左右。它们虽称“聚落”，但却给人一种分布稀疏之感（参见“村上遗迹聚落变迁图”）。

村上遗迹聚落变迁图（出自平川南等《古代聚落与墨书土器》）
该遗迹挖掘出竖穴式住居一百八十处、掘立柱建筑三十处。该聚落共存续两百年，形态变化如Ⅰ期—Ⅴ期所示。同时存在的建筑只有三十到四十处，大致分为五个建筑群。复原模型反映的是Ⅱ期的状况（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提供图片）

那么，住在这里的人来自哪里，之后又去了哪里呢？由于该聚落的存续时间正好与律令地方制的实施时间相吻合，因此“村上遗迹是典型的计划村落，律令制对户的再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样的学说显得十分有说服力（前引阿部义平论文）。

但是，历史上不仅有伴随着律令制的实施而诞生的聚落，还有很多自古坟时代[4]以来，或缓慢而连续，或时断时续形成并在大约10世纪时消失的聚落，例如东京都八王子市的中田遗迹。该遗迹早在古坟时代就呈现出了聚落的形态，及至奈良时代，又出现了四个住居遗迹群。其间，该聚落经历了若干次的形态变动，但都没有中断。然而到了10世纪，这里便不再有人居住过的痕迹（松村惠司《有关古代籍账与古代聚落的纪要》）。

因洪水而被废弃的村落

长野县更埴市的屋代遗迹也可作为一例。早在弥生时代[5]，这一地区的天然河堤上就形成了聚落，而河堤背后的湿地则被开垦成了水田。8世纪末，该聚落的规模越来越大。到了9世纪后半，这里甚至还形成了条里[6]区划。

然而就在条里工程实施后不久，千曲川爆发了大洪水。《日本纪略》仁和四年（888）五月八日条记载：“信浓国大水，山颓河溢。”更加详细的记载可见于《类聚三代格》卷十七收录的仁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诏书中：

今月八日，信浓国山颓河溢，唐突六郡，城庐拂地流漂，户口随波而没溺。百姓何辜，频罹此祸。

洪水过后，条里制下的水田耕地层被覆盖并被保存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废弃，到了平安时代后期，这里的水田获得了再开发和利用。

屋代遗迹群6区北壁水田地点柱状图（出自《长野县屋代遗迹群出土木简》）

实际上，在这次大洪水之前，该地区也曾多次遭遇洪水。据考古调查发现，7世纪后半至此次大洪水期间，共覆盖有五层水田耕土层。也就是说，7世纪到9世纪虽多次遭遇洪水，但都很快采取了修复措施。而在9世纪后半的大洪水之后，该地区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这到底是因为此次洪水规模太大，还是因为聚落的修复能力（应考虑到聚落背后的国家权力以及地方豪族的领导能力等因素）有限，原因已不得而知。总之，此次自然灾害使该聚落消失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久。如下图“屋代遗迹群周边聚落的兴衰”所示，从古坟时代一直存续下来的聚落因9世纪末的大洪水而遭废弃，而存续到10世纪以后的聚落则新形成于9世纪之时。

屋代遗迹群周边聚落的兴衰（出自寺内隆夫《信浓的古代与屋代遗迹群》）

如此看来，由古坟时代前后延续下来的许多聚落都在10世纪时突然消失了。

早一百年消失的九州聚落

九州北部也可见到同样的例子。例如位于松浦川下游右岸的唐津市中原遗迹，大概由于松浦川产生的沙丘致使水流堵塞，田地逐渐演变成了湿地，因此到了9世纪，自奈良时代以来，人们一直经营的水田被菰所覆盖。另外，中原遗迹的不远处还有一座梅白遗迹，该遗迹从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同样经营着水田。然而在古坟时代，该水田被菰所覆盖。及至平安时代初期，水田彻底变成了湿地。尽管没有被完全废弃，但是9世纪时，这一带已经成了不适合耕作的土地，聚落也随之消失。

前文所举的事例都是遗迹的个体情况，下面笔者想将视野放宽，考察遗迹的整体倾向。此处以小田和利介绍的九州聚落遗迹（小田和利《从制盐土器看律令时期聚落的样貌》）为考察材料。

根据小田和利提供的数据，九州聚落大体可分为三类，分别为始于古坟时代后期（6世纪中叶），止于9世纪的聚落；仅存在于奈良时代的聚落；始于奈良时代并一直存续下去的聚落。其中，大部分聚落终结于9世纪初期。

这一结果与前述日本东部的情况稍有不同。同样是奈良时代，但九州的聚落要比日本东部聚落早一百年消失。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较之日本东部，九州一带支撑律令制的基础率先瓦解。后文将要提到富豪浪人在畿内、九州地区尤为活跃，律令基础的瓦解或许与此有关。

其二，九州的治水灌溉技术更加先进，九州民众率先将湿田改造为干田，于是聚落移到了平原地区。

其三，弘仁年间风灾、水灾、饥荒频发，导致九州地区的聚落土崩瓦解。

以上三点即是笔者想到的原因。总之，九州的聚落形态在平安时代初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畿内地区的聚落遗迹

那么，当时日本的政治中心——畿内地区的聚落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在此，笔者将介绍广濑和雄的研究成果（广濑和雄《畿内的古代聚落》）。

广濑和雄将畿内地区的古代聚落根据存续时间分成三种。第一种，存续约二百年，其中包括权贵人家的住所。第二种，存续约一百年，不包括权贵人家的住所。第三种，只存在五十年左右的短期聚落。存续时间较长的聚落中，大多数聚落始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止于9世纪。广濑和雄认为，在畿内地区，6世纪末至7世纪初是聚落重新编组的时期，从古坟时代一直存续下来的聚落在这一时期土崩瓦解。而8世纪末至9世纪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地形变动等因素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还是律令统治体系的变化。

以上笔者撷取了关于日本东部、九州、畿内地区古代聚落存续时间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聚落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比如有些始于古坟时代，有些始于律令国家建立之后，再比如从整体来看，日本西部的聚落要比东部稍早一些消失，不过这些聚落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大都消失在9世纪至10世纪之间。反过来说，大多数存续到中世的聚落，实际上都经历了若干空白期，直到平安时代后期（11世纪）才真正开始得以建造。而平安时代后期也正好是庄园公领制[7]这一全新制度诞生的时期。这一点正巧与聚落的复兴和全新发展形成呼应。

备中地区迩磨乡的惨状

从某种程度来看，以下文献史料恰好与上述现象形成呼应。延喜十四年（914），三善清行在《意见封事十二条》的序文中，记录了备中地区下道郡迩磨乡的情况：

臣去宽平五年（893）任备中介。彼国下道郡有迩磨乡。爰见彼国风土记，皇极天皇（实际上是齐明天皇）六年，大唐将军苏定方，率新罗军伐百济。百济遣使乞救。天皇行幸筑紫，将出救兵。时天智天皇为皇太子，摄政从行，路宿下道郡。见一乡户邑甚盛，天皇下诏，试征此乡军士。即得胜兵二万人。天皇大悦，名此邑曰二万乡。后改曰迩磨乡。（中略）而天平神护年中，右大臣吉备朝臣，以大臣兼本郡大领。试计此乡户口，才有课丁千九百余人。贞观初，故民部卿藤原保则朝臣，为彼国介时，见旧记此乡有二万兵士之文。计大账之次，阅其课丁，有七十余人。清行到任，又阅此乡户口，有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去延喜十一年（911），彼国介藤原公利，任满归都。清行问迩磨乡户口当今几何？公利答曰，无有一人。

此文有一定夸张的部分，这是三善清行惯用的修辞手法，故不宜全信。譬如，一个乡实际只有一千多人，即便征召所有成年男性，也不过二百余人。因此一乡“得胜兵二万人”的说法，只不过是此地地名由来的传说罢了（日语中“迩磨”与“二万”发音相近）。另外，吉备真备担任大领时的数字——“千九百余人”——也很奇怪。不要说是课丁数，即便是户数也未免太多了。

下一章笔者将介绍10世纪丹波国的庸调征收情况，届时将会说到，10世纪以后，控制人口流动的口分田，其分配被记录在了账簿上。也就是说，上文中藤原保则于贞观初年所调查的数字是有记录的。另一方面，自《意见封事十二条》以后，整个平安时代的史料中均不见迩磨乡之记载。直至镰仓时代后期，才以“二万乡”之称再次出现。因此，三善清行所说的迩磨乡课丁数在9世纪时锐减，并非没有可能。

气候、环境的变动

如果人口锐减的说法成立，那么首要原因理应是由恶劣气候等天灾所引发、继而因朝廷决策失误等人祸加剧的饥荒。以通史的眼光来看，本书所对应的时代有怎样的气候特征呢？

8世纪末至11世纪末，全球海平面普遍上升，日本有人称其为“平安海进”。海平面上升的原因是两极、山岳等处冰川的融化，而冰川融化的原因则是气温的上升。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全球气候均呈现温暖化趋势。

海平面上升，地下水位也会随之上升。地下水位上升，低洼地带的水田排水情况就会恶化，影响收成。与此同时，湿地面积也普遍增大。可以想象，自古以来的居住环境在此时发生了变化。

如下图表所示，9世纪下半叶，日本列岛气温骤降。进入10世纪以后，气温相对凉爽。也就是说，在本书所讨论的时期内，前半段气温相对较高，之后出现气候异常，呈现低温化趋势。这对于已经适应了温暖气候并以此为前提从事水稻栽培的农民来说阻碍不小。如果仍然按照以往习惯耕作，庄稼必然会歉收。

信史时代的气温变化
出自高桥学《古代庄园图与自然环境》（收录自金田章裕等《日本古代庄园图》，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有改动
上图是北川浩之根据屋久杉（生于鹿儿岛县屋久岛的杉树）年轮的碳同位素比值分析、推断出的结果
下图是阪口丰根据尾濑原（本州岛最大的沼泽地）泥炭层中的花粉分析、推断出的结果

另一方面，有数据表明9世纪至11世纪前半是气候湿润期（福泽仁之等《通过水月湖细粒堆积物确认的两千年间的风成尘、海水准、降水变动情况》），因此本书所对应的时期降水量很大。而且与前后时期相比，古坟时代后期至10世纪前半平原起伏很少。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基于条里分割田地变得容易，但反过来说，这也容易导致洪水泛滥（高桥学《古代庄园图与自然环境》）。

在《三代实录》中，9世纪后半是洪水频发期。这不单是因为《三代实录》比其他国史更加详细，当时的气候和地形变动所引发的自然灾害也的确较多。如本章开篇所言，古代聚落没能存续至10世纪的原因之一，就是自然环境的变化。

第二节　郡司的变化与郡衙的消失

土地集中到权势手中

前文考察了聚落景观的变化。不过，即便聚落、耕地的景观不发生变化，聚落、耕地与人的所有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近江国（今滋贺县）爱智郡大国乡的“卖券”就是一例。幸得东大寺文书记录，“卖券”才为世人所知。

“卖券”是买卖田地、宅地时，写明所有权的转移，由卖方交由买方的权利证明。土地多次转卖时，此前所有的卖券都要贴在新制作的卖券上，交给新的买主。

现存的大国乡卖券基本上都是9世纪制作的。卖券要记录买卖契机，而该乡卖券上所记录的大多都是“未缴纳正税等税，因而买卖土地”（直木孝次郎《正税与土地的买卖》）。到了这一时期，租税不可再用除稻谷以外的物品代替缴纳。一旦缴不上税，就只能用土地（开垦荒地得来的垦田）来抵押。土地的买主从姓氏来看似乎均为本地人，但从卖券大量保存在东大寺这一情况来看，东大寺似乎才是这些卖劵真正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官方越施加征税压力，土地就越会集中到东大寺手中。

土地因相同原因流入权势之手的事例，早在8世纪末就已有出现。例如备前国（今冈山县）津高郡津高乡，许多人迫于催缴压力，将土地卖给唐招提寺，以此方式完成纳税义务（原秀三郎《庄园形成过程的一个片段》）。

不过，垦田即便收归东大寺、唐招提寺所有，也不能“不输租”（免除租税），因此各地税收实际上并未减少。只不过问题在于，大寺院一旦成为土地所有者，征税便会变得十分困难。这从上一章结尾部分介绍的抗税行为便可见一斑。而征税一方为眼下的征税定额所迫，只能挖自己的墙脚、给将来留下一堆烂摊子。

当然，不只大寺院才兼并土地。由于东大寺、唐招提寺及其文书有幸留存，因此我们才得以一窥当时土地的集中状况。实际上，贵族兼并土地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大寺院，这一点我们从频繁下发的禁令中即可窥见。

富豪阶层的出现

征税一方采取强硬的征税手段，也有其相应的理由。如上一章结尾部分所言，9世纪末，有人借贵族之威对抗国司、郡司，还有人寄生于征税程序，做居中代缴的生意。这些人之中的大多数通过“营田”（大规模田地经营）和私出举（私营高利贷）以肥私财。而且营田有时还不是他们自己的田。宽平六年（894）二月二十三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四）引用纪伊国解所述，有人以强硬手段从贫民的口分田中“借”来良田耕种。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无底洞般的借贷关系（私出举），致使无可奈何的贫民只能交出自己的口分田。也就是说，私出举和营田是相辅相成的。

而此种状况也正是律令体制崩坏的罪魁祸首。户田芳实用学术用语“富豪阶层”来称呼这些人。时至今日，户田芳实的论点大体上仍未过时。只不过，户田芳实在强调富豪阶层中的富豪浪人（户田芳实《平安初期的国衙与富豪阶层》）时，也将郡司等体制内的人归到了富豪阶层，认为他们也在律令体制崩坏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户田芳实《郡司级土豪的土地所有形态》）。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不可否认的是，郡司之中的确有不少人通过救济贫民、向国家进献私财，获封位阶、蓄积资产，这种情况在8世纪后半的东国尤为常见。《日本灵异记》下卷第二十六话记载了一则发生在宝龟七年（776）的故事：

田中真人广虫女，赞岐国美贵郡大领、外从六位上小屋县主宫手之妻，生有八子，富贵多宝，有马牛、奴婢、稻、钱、田地等。然而为人无道心，悭吝不曾给予。酒里多加水，卖货要高价。贷出用小升，讨要用大升。出举用小斤（秤），偿收用大斤。强征利息，甚是非理，或征十倍，或征百倍。

故事的最后，女子按照因果报应故事常有的套路变成了一头牛。至于其中的姓名、年龄是否可信，早已不得而知。不过在奈良时代末期，一名郡司的妻子做出上述事情，似乎并没什么奇怪。富裕的郡司以财生财、越来越富也是常有的事。

郡司与律令制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9世纪时郡司的处境。如上一章谈到各项税制时所言，律令国家将国造换成了郡司，让郡司继承国造的大部分服属仪礼，以此平稳过渡到律令体制。然而，当中央朝廷以统一的原则覆盖整个国家、通过编制籍账来掌控民众时，郡司级别的地方权势便无法再像国造那样随意支配百姓，扩张自己的势力。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郡司有了一种更易于掌控现状的手段，即只要听从国司的安排，其后便可以随意居中牟利。另一方面，各郡民众还存在一种倾向，他们只认世代承袭郡司之职的门第，若非该门第郡司下发的指令，他们便不予承认（弘仁八年［811］二月二十日诏，《类聚三代格》卷七）。郡司统治郡内，靠的就是人际关系。因此对于郡司而言，律令体制就是人际关系的体制。这样看来，9世纪籍账制度的崩坏，让郡司失去了律令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郡司制度的动摇也加速了籍账制度的瓦解。

另一方面，逃脱籍账束缚、不领取口分田、活用自身资产经营广袤垦田和赁租田的富豪浪人同样值得关注。此外，脱离征税体制的“秩满解任”之人（国司任期结束后仍然留在当地的人）、王公贵族的后代，以及上一章提到的狐假虎威的六卫府舍人等，也很值得关注。

这些人无视国司、郡司，肆意妄为，“威陵百姓，妨夺农业”（延历十六年［797］四月二十九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二），“凌轹百姓，夺佃粮”（《三代实录》元庆五年［881］三月十四日条），甚至“任意打损郡司、百姓”（《续日本后纪》承和九年［842］八月二十九日条），“无畏国吏（国司及其使者）之威势，不遵郡司之差科（征发）”（贞观二年［860］九月二十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二十）。官员前来征税时，这些人“对捍国宰，凌冤郡司。租税多逋，调庸阙贡，职此之由”（《三代实录》元庆八年［884］八月四日条），以致“租税专当、调纲郡司，惮彼威猛，不纳物实”（前章所引昌泰四年［901］官符）。当然，这些人大多有着说不清楚的背景和靠山。“既然如此，自己干脆也无视国司，投靠所谓的靠山即可。”这就是9世纪中叶以后郡司的处境。

拟任郡司的出现

律令规定的郡司分为大领、少领、主政、主账四个等级。即便根据各郡规模的不同，有时未必严格遵照这一规定，但至少各郡基本上都采取了上下级的官僚组织形式。

可是，这种单纯的组织结构无法很好地处理郡务。史料显示，早在8世纪就出现了专管某个税目的国司和郡司（泉谷康夫《税目分类专当制》）。到了9世纪，这种按不同税目分担郡务的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支撑这一体制，国家任用了超过定员人数的郡司。这就是所谓“拟任郡司”。

拟任郡司制度虽然早在8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是其前后本质却有很大的不同。最初的拟任郡司是指在现任郡司死亡或被解任的情况下，由国司选定并上报给中央的郡司候选人。从中央面试到正式任命，郡司候选人至少要等半年的时间。不过在这期间，郡司候选人仍需实际处理郡务。在这种情况下，郡司候选人即被称为“拟任郡司”。

然而到了弘仁三年（812），国司的推举权得到强化，地方层面的选定基本上就等于最终任命（弘仁三年八月五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七）。紧接着弘仁十三年，各地甚至可以临时任用多名郡司候选人（弘仁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官奏，《类聚三代格》卷七）。此后，“拟任郡司”的含义就变成了“由国司临时任用之人”。从国司的立场看，拟任郡司制度就是增加郡司的定员人数，以及扩大郡司阶层的制度（参见下图“越中国砺波郡郡司补任情况”）。恰好同一时期因为国司长官转变为受领，任用国司的权限下降，这一变化就弥补了这种情况。而国司的行政职能，则向着担任拟任郡司等地方豪强的方向发展（山口英男《郡领的选拟及其变迁》《平安时代的国衙与在地势力》）。作为庸调、租税的具体负责人（称“预”“纲领”“专当”等），拟任郡司按照不同税目分掌郡务（松冈久人《乡司的形成》）。

越中国砺波郡郡司补任情况
（出自田岛公《越中国砺波郡东大寺领庄园图》）该郡原来的郡领（大领、少领）氏族都出自于《古事记》中可以见到的砺波臣一族。砺波臣一族出身的郡领虽然一直持续到10世纪，但在9世纪中叶以后，他们基本上都已不是正式的郡领，而成为“拟任郡司”（拟大领、拟少领）。此外，在“拟任郡司”之中，也出现了大量砺波臣一族以外的氏族

《续日本后纪》承和元年（834）十一月二十三日条记载：

佐渡国言，国例，每郡郡司一人，专当贡赋。冬中勘备，夏月上道。

如上所示，专当郡司须在冬天备好庸调物，并将其准确无误地送往指定地点。上一章谈到，庸调最初是国造表示服属的证明，而郡司虽仿制于国造，但却并非国造，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郡司可以被理解为“国造的后身”。既然如此，郡司自然有义务将国司的庸调送往京城，甚至还要承担征收和清偿的责任。这一现象在奈良时代之所以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只不过是因为郡内统治较为稳定罢了。

仅仅一百年前，有人为了当上郡司不惜纵火烧仓。然而如今，郡司不但要承受来自国司和中央朝廷的压力，还要在郡内忍受富豪浪人的胡作非为，并亲眼见证自身所依赖的基础——籍账制度的瓦解。在这种情况下，郡司终于变成了一份无人愿当的苦差事（元庆三年［879］九月四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七）。

郡衙的消失

由上述可知，到了9世纪中叶，律令制下的郡司制度不得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如后文所述，9世纪末至10世纪，郡司制度又进一步发生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即为郡衙（又称“郡家”）的衰退和消失。

郡衙是郡的行政中心，由郡司执行政务、举行仪式的郡厅，以及附属的馆、厨家、正仓、工房等构成。不过地区不同，郡衙的组织结构和建筑配置也各不相同。如下图“郡衙的存续时间”所示，10世纪以后，几乎所有的郡衙都无法确认是否仍然存在。也可以说，郡衙在这段时期逐渐衰退乃至消失（山中敏史《古代地方官衙的形成与发展》）。换言之，9世纪后半至10世纪，律令国家统治地方的基干——郡衙已不成体系。

郡衙的存续时间（出自山中敏史《古代地方官衙的形成与发展》）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附属于郡衙的正仓的消失，这如实地体现了当时地方财政的状况。如上一章所述，本稻本身以及储存本稻的必要性已经消失，征上来的稻谷直接被中央调走。在这种状况下，仓库群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不仅如此，郡厅原本是郡司执行政务、迎接新国司上任或国司定期巡察时举办仪式的场所。郡厅的消失，正反映了郡司权威的衰退。8世纪时，郡司由国造后裔担任或仿制于国造。如果将这一点与郡司权威的衰退联系起来考虑，可以说郡司在本书对应时期内所发生的变化，恰好反映了古代地域社会秩序的巨变。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自然环境的变化，还要考虑到地域社会秩序的变化，这样才能说清楚本章开篇所提到的古代聚落如何消亡的问题。

[1]为了祈祷疾病康复，村神乡的丈部国依在陶器上绘制疫病神的样貌，写上本贯“村神乡”以及自己的名字，并在陶器中放入甘鱼以讨好疫病神。

[2]竖穴式住居，建筑整体呈圆锥形，用柱子、房梁、椽子支撑起基本结构，用土或芦苇等植物铺成屋顶。一般认为，竖穴式住居诞生于后期旧石器时代（在日本指农业出现前的五万年至一万年），一直沿用至平安时代前后。

[3]掘立柱建筑，在地面挖洞、插入柱子以代替基石的建筑，通常距离地面数10厘米至1米左右。作为普通民宅一直沿用至18世纪。

[4]古坟时代，日本考古学上的时代划分，大致范围为4世纪至6世纪，因发现大量前方后圆的古坟得名。

[5]弥生时代，日本考古学上的时代划分，大致范围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因制作、使用弥生陶器得名。

[6]条里，道路被区划为棋盘状，房屋汇聚成块状散布在耕地中。

[7]庄园公领制，指庄园与公领各自分立的土地制度。庄园是上皇、摄关家、寺院、神社等权门势家私有的土地，公领是国司（受领）所统辖的土地。

第九章　受领与负名

第一节　受领的诞生

财源困难的原因

随着地域社会和郡司发生变化，律令制下的国司也在同一时期产生巨变，财政问题便是变化的背景之一。

9世纪，朝廷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财源问题。三善清行曾在《意见封事十二条》中喟叹：天下之富，奈良时代建造佛寺用去五成，桓武朝建造宫都用去三成，仁明朝之奢靡用去一成，贞观年间修复应天门等消耗剩余大半。

不过，就算百姓也能看出，财源不足的原因不仅在于大兴土木及军费开销。虽然也需考虑临时性支出的因素，但日常支出过多才是财源不足真正的原因所在。其中占比最大的当属人事费用。

如第七章图“律令制下的租税贡物及其用途”所示，庸调还被用于支付官僚俸禄。土田直镇曾对官吏人数的变化做过仔细计算：奈良时代初期至天平年间前半，除郡司外五位以上的官吏大概有一百数十人，然而从天平年间中期开始，官吏人数则维持在两百人以上，称德朝更是突破三百人大关，并一直往后延续。到了仁寿、齐衡、天安年间的9世纪后半，官员人数已逼近四百人（土田直镇《关于奈良时代律令官制衰退的研究》）。这还仅是五位以上的官吏，如果算上五位以下的官吏，位禄、季禄等人事费用将会巨大到难以想象。

此外，官吏不仅人数有所增加，高官之位也愈发充实。例如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大臣常常只设一位（左大臣或右大臣）。然而大致从仁明朝开始，只有一位大臣反而成了稀罕事。官僚就像得了“大臣病[1]”一样，认为既然制度上设置了左右大臣，那么实际上也要任命两名大臣。大纳言及以下官位亦是如此。

除了官僚，支付给皇亲国戚的费用也不可小觑。桓武天皇的子女中有三位天皇、十一位亲王、十九位内亲王、两位臣子。嵯峨天皇的子女除了仁明天皇外，还有四位亲王、十二位内亲王、一位王、三十二位降为臣籍的源氏子女（《本朝皇胤绍运录》）。只要是亲王，就要为其提供大纳言或中纳言级别的待遇。这样看来，嵯峨天皇将许多子女降为臣籍、使其不再仰赖国家财政，实属明智之举。可即便如此，皇室子女所需消耗的费用仍然十分巨大。

第二章谈到，为了凸显皇太子的地位，其封户由一千变为两千，这一笔支出也相当巨大。顺便一提，当时的太政大臣和太上天皇封户三千，左右大臣与皇后、皇太子同为两千，大纳言与一品亲王同为八百（《新抄格敕符抄》）。以下官员则暂且不提。总之，臣子除位阶外，还可获得与之相符的位封（封户）。

封户两千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五十户为一乡，两千户就是四十乡。四十乡比加贺国、越后国的总乡数还多，大致与越中国（今富山县）相当。整整一国的年租庸调都要悉数交与皇太子或左右大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财政不可能不吃紧。如此一来，无论怎么缩减看似抢眼的营建费和军费，律令国家都无法改变财政困难的事实。这一点，朝廷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每当爆发天灾，朝廷都会削减包括天皇在内的各项经费，要求高官退还俸禄。

此外，庸调的实际征收量也在此时有所缩水。至于原因，本书第七章已有所涉及。

专当国司制和连带责任制

朝廷自然不能容忍庸调缩水。9世纪，朝廷对国司恩威并施，不断完善庸调的征收程序。10世纪，朝廷的努力终于换回了成果，朝廷已经可以从国司手中得到预期的收益。下面我们就来追溯一下朝廷“奋斗”的历程。

虽说最终都是没有按照预期（规定）向中央朝廷进献庸调，但细分却可以分为粗恶、违期、未进三种情况。粗恶是指庸调质量粗劣；违期是指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按时进献庸调（规定期限由国之远近决定）；未进则是指最终没有进献庸调。对此，朝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对策，一是处罚违规者，二是制定补救措施，确保最终能收到规定的庸调。

宝龟六年（775）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令国司进献庸调时，派“目”（国司四等官）以上官员一人以“专当国司”身份进京（《类聚三代格》卷十二）。这是朝廷在庸调问题上下发的首例正式命令。到了天应元年（781）八月二十八日，格规定，国司须事先提交专当国司的人选名单（《类聚三代格》卷十二）。由此可见，中央朝廷将专当国司当成了进献（缴纳）庸调的直接责任人，而非各地百姓（原田重《关于国司连座制变质的一点考察》）。

不过此处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国司实行的是四等官制，由守、介、掾、目组成，四个等级的官员实行连带责任制，称“公坐相连”。在公务上，若有官员存在过失，则直接责任人受最重处罚，与此相关的官员亦需按比例接受处罚。这种依次递减的处罚制度名为“节级连坐”。但是在征税问题上，一旦出现违期、未进等情况，“国郡以长官为首，佐职（次官以下）节级连坐”（《户婚律》“输课税物违期条”），即最高长官“守”要负最大责任，其以下各级官员所负之责依次递减。

对于违反庸调规定的惩罚

可是如果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专当国司制又会与连带责任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也的确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延历四年（785）五月二十四日朝廷制定严格规定，若进献粗恶品，将解除专当国司职务，永不任用；其他国司节级连坐；解除负责运输的直接责任人（称“纲领郡司”）职务，子孙永不任用（《续日本纪》）。可这样一来，进京的专当国司将陷入与中央朝廷的斡旋和纠缠之中，最终被所在国的同僚当作替罪羊抛弃。于是，延历八年五月十五日官符修改规定，若有未进，不仅专当国司，其他国司也将被剥夺公廨[2]（《延历交替式》）。这一做法虽然严厉，但它实际上把惩罚手段和补救措施混为一谈了。因而延历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官符再次修改规定，若有未进，史生以上国司应按照公廨的领取比例补足未进部分（《延历交替式》）。史生虽位于国司四等官之下，但与四等官一样，由中央委派，参与公廨分配，因此自奈良时代起与国司的等同视之。说白了，这一命令就是让全体国司承担责任，按级别补足未进部分。

之后的大同二年（807）十二月二十九日又规定，若有庸调粗恶、违期、未进等情况，将以守为首实行节级连坐，用国司的公廨补足未进部分（《类聚三代格》卷八）。这实际上又回归到了《户婚律》的规定。在庸调粗恶方面，贞观六年（864）八月九日，朝廷再次重申了大同二年的规定，即《户婚律》的规定（《三代实录》），之后便未再颁布法令；在庸调违期方面，大同二年以后基本不再采取实际措施，只在形式上继续实行以守为首犯的节级连坐制。这是因为在庸调未进成风的情况下，处罚庸调粗恶、违期也没有了意义。因此延喜、延长年间以后，中央朝廷只发布了一些徒有形式的劝诫式命令；在庸调未进方面，承和年间以后未再发布处罚命令（以上内容重点参见长山泰孝《庸调违反与对国司策》）。

这样看来，9世纪末至10世纪的中央朝廷似乎已对庸调问题失去了信心，只发布了一些没有实际效果的训诫式命令，或是形而上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复古式法令。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9世纪朝廷已创造了一种理想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朝廷只需用训诫式的命令便足以震慑地方，因而无须采取实际的惩罚措施。朝廷所使用的办法简单来说，就是以不断完善的解由制度为工具，扼住国司的要害。至于朝廷如何创造该环境，这一问题还需从朝廷补足未进部分的措施说起。

补足庸调未进部分

在处罚措施上，中央朝廷摇摆于专当原则和节级连坐原则之间。但在补救措施上，中央朝廷似乎认为延历十四年（795）的官符规定最为合理，因此朝廷基本沿用了以守为首的国司连带责任制。可是话又说回来，公廨稻出举原本是作为本稻公出举的一种补充形式而设立的（早川庄八《公廨稻制度的形成》），因此要说公廨稻出举能填补庸调未进的部分，实在是有扩大解释之嫌。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补足”是指国司换任之际，前任国司留下的庸调亏空需由其同僚以及后任国司补足。这是因为在人们当时的观念中，庸调未进之责任在于国司，进言之，在于整个国。到了承和十三年（846），历年累积下的庸调未进之数额已达十分庞大的程度。于是朝廷在同年八月十七日出台法律，规定每任国司每年需补足积累未进之额的十分之一（《类聚三代格》卷八）。

结果，原本雄心壮志的新任国司被数额庞大的未进庸调压垮，到头来每任国司都不再主动补足未进部分了。

藤原保则的解状

经过长时间在未进责任问题上的摸索和试错，朝廷终于在仁和四年（888）七月二十三日下发官符（《类聚三代格》卷五），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该法令以藤原保则的解状（上奏文）为蓝本，规定历年累积下来的未进部分暂且搁置，每任国司只需保证本人任期内不出现未进即可。若出现未进，太政官将不受理国司解由（后任国司交与前任国司、证明交接完毕的文书）。解由不被受理，就意味没有完成交接，无法转任下一官职。如前所述，庸调未进乃国之责任。国司换任时，未进部分应由前任国司尚且在任的同僚以及后任国司补足。而仁和四年的官符彻底改变了这一规定，使进献庸调与解由联系在了一起。

与解由挂钩，就是与国司换任时的审查挂钩。只要庸调没有送往京城，那就只有两个可能，即要么庸调在国司、郡司手中，要么国司、郡司懈怠，尚未征收庸调。无论哪种情况，庸调无疑都在地方各国。而解由原本就是国司换任之际清点“留国官物”（各国资产）的凭证。因此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将庸调的未进部分视为“留国官物”。

仁和四年朝廷确立了只需缴清任期内庸调的原则之后，又针对历年累积下来的未进部分，采取了新的对策。如前所述，此前的规定是后任国司必须补足累积未进部分的十分之一。可是，即便是这十分之一，也要比正常一年的庸调还多，新任国司承担的压力无比巨大。有鉴于此，朝廷修改规定，国司可在其他方面另外征收每年庸调的十分之一（即征收110%的庸调），以此来填补历年未进部分的窟窿（宽平五年［893］五月十七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八）。可以说，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新任国司的积极性。

受领的诞生

宽平八年（896）六月二十八日的官符做出规定，任期内没有拿到“调庸总（惣）返抄”的国司长官，其解由将不予受理（《类聚三代格》卷五）。调庸总返抄大概是各国向中央诸司、诸家进献物品（除杂米、杂谷以外）的返抄（进献完毕证明）。只有缴清任期内（因进献时间特殊，因此此处所说的“任期内”包括前任卸任当年以及本人在任的三年）应该进献的所有物品，国司长官（称“国守”）才能拿到调庸总返抄。没有调庸总返抄，太政官便不受理国守的解由。

其后宽平九年（897）四月十九日的官符明确指出，若存在庸调未进的情况，对中央朝廷负责的责任主体仅为国司长官，介以下官吏（称“佐职”）只需各自对国司长官负责。具体如何负责，中央不予干涉。此即“不取返抄、不勘公文，则怠在长官，责非任用故也。立此一例，以明受领、任用之别”（《类聚三代格》卷五）。也就是说，朝廷将上述问题简化为：当国司没有拿到证明、被认定为没有进献庸调时，填补亏空的责任全归于国守一人。如此一来，对中央朝廷承担进献责任的“受领”便诞生了（以上内容重点参见北条秀树《从文书行政看国司受领化》）。

征物使的出现

当统治地方的人物由国司变为受领时，位居其下、实际处理国务的官员也不得不重新整编。

平安时代初期，将庸调运往指定地点的纲领郡司也可以领取进献收据，不过前提是其需缴清全部庸调。缴清庸调本身已十分困难，而且纲领郡司每次只能运送一定数量的庸调，因此要想缴清全部庸调不知得花多少年。所以在纲领郡司的要求下，朝廷于天长三年（826）五月二十五日、承和十年（843）三月十五日下发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八），规定诸司、诸家接收庸调时，必须提供收据，由名为“主计寮”的机构统一监督。诸司、诸家不再具有直接监督权。

对此，诸司、诸家为了先于其他官厅、势家领收庸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派遣私人使者“征物使”到运输途中等待纲领郡司，或干脆前往各国，以武力和威慑力确保庸调率先运到自己手中。

受制于征物使的主要地区为畿内及京城周边诸国。不过伊豫、土佐等偏远地区的庸调在运送时，也时常会受到征物使的侵扰（宽平三年［891］五月二十九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九）。总之，院宫王臣家以及各寺院、神社无视法令的行径已经演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至于诸司为何会给人一种较为温和的印象，如第五章所言，那是因为元庆年间官田被诸司瓜分，既然确保了财源，诸司的吃相也就不会那么难看了。

受领确立地方统治地位

仁和四年（888），在藤原保则的建议下，国司（受领）只需进献任期内的庸调。然而没想到的是，征物使无视法令的行径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国司（受领）彻底摒弃此前的观念，以全新的对策应对现实。国司（受领）将征物使等王公大臣的手下以及自称六卫府舍人的诸司手下招入麾下，将其任命为上一章所介绍的拟任郡司，命其在当地征收庸调，并赋予他们专当郡司的身份，令其负责将庸调运往京城。如果国司（受领）再顺势将反抗国司、郡司的富豪浪人收编，任命他们为庸调运送人（称“纲丁”），那么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宽平七年［895］九月二十七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十九）。

这的确是一步好棋。将肆意闯入他国、扰乱领地、胡乱指认自家财产、抢夺庸调及其他物品之辈，任命为征收、运输、进献庸调的责任人。这样一来，国司完全可以说，被这些人抢走的庸调就是原本要进献的庸调。反过来，一旦庸调没有按时按量进献以拿到上缴收据，国司也可以以此为由将这些人解职，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宽平二年六月十九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七、北条秀树《关于平安前期征税机构的一项考察》）。这一做法实际上类同于返举、里仓的做法。毕竟都是同一时代、同一立场、同一处境下的国司（受领）所想出来的办法。不过前后转变之巨大，实在令人咂舌。

被收编之人虽然同样是在催缴庸调，但这一次他们明显底气不足。因为事情一旦办砸，他们自己便会破产。于是，有些人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在被任命为拟任郡司时，他们竭尽全力在国内以合法手段强取豪夺，之后再想方设法到别国担任国司的下级官员或亲王家司，以此逃避国司追究。对此，国司诉诸朝廷，成功使朝廷下发了禁止拟任郡司转任的命令（宽平五年［893］十一月二十一日官符，《类聚三代格》卷七）。延喜二年（902）四月十一日，朝廷规定，对于那些居住在地方诸国，持有巨额财产，顶着京城诸司史生、六卫府舍人、王公大臣家臣头衔对抗国司、郡司之人，每任国司任职期间可命令这些人承担一次向中央运送庸调或在国内征缴的责任（《类聚三代格》卷二十）。这样一来，这些人便被赋予了“判官代”等国衙下级官员的头衔。朝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领以外的国司官员，尤其是掾（又称“判官”）、目（又称“主典”）等三、四级国司官员已经逐渐变成了只负责分配京官公廨的职位。

其后的延喜五年（905）八月二十五日，朝廷又发布命令禁止王公大臣擅自从国司处召回郡司和杂色人（《类聚三代格》卷十九）。杂色人就是被国司招入麾下的那些人。至此，受领终于在本国确立了排他性的行政主导权，无须再顾忌当地百姓各种各样的头衔。只要有人在当地扩张势力，他们便会被国司招入麾下。不管这些人是不是郡司，反正谁来处理政务都是一样的（山口英男《10世纪的国郡行政机构》）。

如此一来，9世纪末至10世纪初，以庸调为主轴的中央财政总算稳定了下来。之后，受领功课（实际政绩的评定）制度确立，中央朝廷以掌握受领的任免权为手段，终于建立起了全国性的统治体系。其制度的完善过程如下图“国司换任与功过制度的结构体系”所示。

国司换任与功过制度的结构体系（出自佐佐木惠介《受领与地方社会》）

上文的叙述屡次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封户征税。或许是解由制度起到了有效的牵制作用，总之封物（向封户征收的税）的征收尚称得上顺利。这使得摄关时代的贵族，尤其是摄关家，不用过度依赖庄园的收入（竹内理三《藤原政权与庄园》）。而以东大寺等大型寺院、神社为例，封户的征税开始变得困难则要等到11世纪末至12世纪（大石直正《平安时代后期的征税机构与庄园制》）。反过来说，11世纪末至12世纪之前的状况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这是因为解由制度、庸调制度、封户制度互为补充，共同发挥作用。而这一现状的基础，正形成于9世纪中期。

第二节　名与负名

向堪百姓征缴

那么，9世纪后半至10世纪，国司（受领）又是怎样掌控征税对象，让他们纳税的呢？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征税单位“名”，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纳税责任人“负名”。

后世有一则经常被引用的史料，此处做一介绍。东寺（教王护国寺）在丹波国（今京都府中部至兵库县北部一带）多纪郡有一座名为“大山庄”的庄园。东寺委派僧人平秀、势丰二人前往当地担任庄官。然而，丹波国以滞纳税款为由，将二人稻谷暂时扣押。东寺提出抗议，丹波国对此答复（《平安遗文》240号，意译）：

丹波国对东寺传法供家通知如下。

关于多纪郡大山庄之预（负责人）平秀、势丰稻谷一事，本丹波国已于九月九日接到东寺传法供家于八月十一日发出的通知。该文书谈到许多问题，本国已对关键人物——多纪郡调物使、荫孙藤原高枝进行质询，藤原高枝称：“专门负责余部乡的检校日置贞良说：‘余部乡本就地少，该乡百姓的口分田均来自其他各乡班给。因此按照惯例，该乡百姓所应缴纳的调绢，应该从负责班给口分田的各乡堪百姓的名（征税单位）处征缴。如今平秀等人与俗人无异，他们被登记在播本账上，有缴税能力，且此前也一直有上缴调绢，因此应该让平秀、势丰二人所在的名各出二丈绢。’于是，我前往平秀等人私宅征绢，结果他们遁隐山野，全无缴纳之意。此间我扣押二人各二百束稻谷，待二人上缴绢后返还。”以上情况，敬请谅解。

承平二年（932）九月二十二日　权大目长岑

守藤原朝臣忠文　权掾山田

介藤原朝臣　大目秦

权介藤原朝臣

上述史料涉及诸多信息，此处笔者尽可能对当时的征税系统做简单说明。

当时的调是从口分田中征收的。这一点已完全脱离了律令原则，事实上调已完全演变成了地税。

调物使是多纪郡征收调的责任人。此人仅凭荫孙（指祖父位阶三位以上、尚未任官之人）的身份便成了调物使，并非郡司。而且其姓为藤原，估计是个顶着头衔耀武扬威的家伙。征收调时，此人对外宣称自己是国司的手下，即国使。可见在当时的丹波国多纪郡，郡司至少在征税方面已经不复存在。

此外，在郡一级的调物使之下，还有乡一级的检校负责征收调的具体事务。说白了，检校就是乡一级的郡司（泉谷康夫《平安时代郡司制度的变迁》）。后来，检校干脆改称“乡司”。但是需要注意，检校虽然负责具体事务，但他并不是扣押稻谷的主体。

简单来说，郡调物使和乡检校碰到的征税对象恰好是东寺的僧人，因此才招致东寺不满。不过，调物使和检校认为无须顾虑对方的僧人身份，该国国司同样这样认为。国司的主张是，只要是堪百姓，即有实际收入、可堪纳税负担者，即可征税，不必论其身份。

名的产生

只是因为对方恰好是僧人，所以事情才变得复杂，如果换成普通人，国司的主张必定会畅通无阻。一般情况下，纳税额会成为争论的焦点。然而在上述史料中，滞纳部分应该如何补足成了问题的关键。按照该史料说法，滞纳部分根据余部乡百姓的口分田面积进行分摊。只不过，这些口分田算在了平秀等人所在的征税单位名下，平秀等人因此背负上了纳税的义务。所谓“播本账”，从字面来看大概是指春天播种时的登记册。百姓的纳税义务应该就记录在播本账中，而堪百姓所分属的征税单位，就叫作“名”。

“名”首次见于贞观元年（859）元兴寺领地近江国依智庄的报告书《近江国依智庄检田账》（《平安遗文》128号）中（原秀三郎《田使、田堵与农民》）。至于公领（国司管辖的土地）何时出现“名”则不得而知。不过从上述史料看，至少在10世纪前半，公领已经编制成了“名”。

当时的“名”仍带有陈旧、粗糙等特点。如上述史料所示，口分田的班给情况及其所有人的信息依然会被记录在国衙的账簿上。也正因如此，余部乡的负责人才要答复有关其他乡的税务情况。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当时仍然残留“调”这一税目，而且这一税目变成了仅征收绢的“调绢”。到了11世纪中期，上述情况已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自10世纪后半起，律令制下的税目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官物”和“临时杂役”这两个枯燥无趣的税目。

郡司不再承担征税责任

那么，以堪百姓为征税对象、伴随“名”应运而生的上缴责任人在当时被称作什么呢？从字义来看，“负名”的叫法较为妥当。著名的永延二年（988）十一月八日《尾张国郡司百姓等解》（《平安遗文》339号）第八条有如下记载（意译）：

历代国司换任时，都不会征缴新旧之绢布、米颖等物。而今国守藤原元命催逼郡司、百姓上缴，祈请朝廷做出公道裁决。

所谓“新旧之物”，虽有税账记载，但有名无实，因此尾张国历代国司均不予征收。这是因为本地负名已逃散千余人，抑或死亡四五十年。然而自去年三月起，当今国守藤原元命派遣有能之使、暴恶之人催缴，手段之残酷犹如砍烧，历代国司不曾有如此恶行。这些人以郡内累积负债为由，将郡司搜刮殆尽；以应负责任为由，大肆压榨百姓（下略）。

由上述史料可知，有的负名在去世前没有尽到上缴责任，有的干脆因无法承担责任而逃跑。总之，纳税责任由负名承担。

另外还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0世纪末郡司、百姓控诉国司的主张看，在负名死亡或逃亡的情况下，上缴责任并不会从负名转移到郡司和百姓身上。从永延二年往前追溯三四十年，恰好是前文提到的丹波国大山庄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就是说，最晚从那个时候起，在尾张国负名若没有上缴，则不予干预，暂时搁置。

如上一节所述，9世纪后半至10世纪初，郡司要承担在受领手下征税以及将庸调运往京城的责任。到了10世纪末，郡司的这一立场发生变化。换言之，郡司从征税责任中解放了出来，郡司也因此才能以此为正当理由上诉中央朝廷。而这也成了藤原元命被解职的原因之一。那么郡司当时的立场是怎样的呢？诸位读者不妨参看文所述丹波国多纪郡余部乡的检校日置贞良。

里仓负名的出现

如上所述，10世纪前半，郡司变成了征税事务官。但这并不意味着受领对中央朝廷承担征缴责任的体制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受领只能依靠自己的手腕设法征税。藤原元命之所以派遣手下那些如蛇蝎般令人忌嫌的子弟、郎党、有官（有官职之人）、散位强行征税，原因正在于此。

可是，无论使用怎样强硬的手段，总会有一部分税征缴不上来。如史料所述，藤原元命之前的尾张国国守对负名未上缴的部分均以搁置处理。为何搁置？《尾张国郡司百姓等解》写道，这是因为负名未上缴的部分都记录在了税账上。换言之，这是一种债权，即便算一种不良债权。而要想将这些债权兑换成实物，从尾张国的例子来看，除了掠夺无辜百姓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其后，这种不良债权又与上一章谈到的里仓做了结合。只要把因负名死亡或逃亡而未能上缴的部分当作已纳入里仓的部分，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这样一来“里仓负名”应运而生。所谓“里仓负名”，就是指将稻谷纳入里仓的负名，或指稻谷本身。如果负名频繁死亡或逃亡，又无人代替上缴，那么里仓负名自然会逐年递增，最终成为天文数字。

“里仓”一词首次出现于昌泰年间，自11世纪中叶消失在史料中。虽然并不清楚里仓负名（指稻谷）是否在这一时期内持续增加，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里仓负名的概念在这一时期被频繁使用。由此可以推断，到了这一时期，受领身边不再有承担征缴责任的人。也就是说，受领及其手下在征税、纳税问题上，将与负名直接产生对峙（坂上康俊《负名体制的形成》）。

国衙的变化

当国司发生上述变化时，各地的行政中心——国衙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上一章谈到，进入10世纪以后，郡衙逐渐衰颓甚至消失。实际上，国衙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

国衙遗迹的存续期（出自山中敏史《古代地方官衙的成立与变迁》）

8世纪前叶至中叶，大多数地方按照基本样式营建国衙，即模仿并缩小中央朝堂院的布局。这种样式贯穿了整个9世纪。然而到了10世纪，国衙的基本样式发生了变化，迁移国衙的例子也很常见。这一情况表明，各地国衙不再以仪礼为第一要义进行整齐划一的平面设计，而是根据各国的实际行政情况进行调整（山中敏史《国衙、郡衙的成立与变迁》）。

具体样式可参见下文始建于7世纪末、历经三次迁移、一直存续至13世纪初的筑后国国府（松村一良《筑后国府的调查》）。

筑后国国府最早建于今天久留米市北部的古宫地区。该地区是筑后川和高良川两条河流切割出来的台地。7世纪的最后几年，筑紫国被分成了筑前国和筑后国，而筑后国的国府正建造于这一时期。8世纪中叶，筑后国一期国府（称“古宫国府”）突然被废弃，并在东边不远处的阿弥陀地区建造了新的国府（称“枝光国府”）。由于该国府附近出土了写有“守馆”或“守第”墨书字样的陶器，因此可以推断，该国府附近还建有名为“国司馆”的建筑以及其他作坊（称“风祭遗迹”）。

到了10世纪中叶，枝光国府也遭废弃，新国府建在了更东边的朝妻地区（称“朝妻国府”）。朝妻国府的建筑样式十分错综复杂，但朝妻地区则并未发现有所谓仿造朝堂院样式建造的政厅遗迹。由此看来，那时人们已经废弃了符合仪礼的朝堂院样式，而采用了更为实用的设计。延久五年（1073），朝妻国府因火灾而遭废弃，新国府继续往东迁至横道地区。该国府的部分情况被记录在仁治二年（1243）的《筑后国检交替使实录账》中（吉冈真之《检交替使账的基础考察》）。

筑后国国府多次迁移的真实原因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结果来看，国府似乎逐步靠近了高良山。因此有人推测，这或许是当时的高良山神社（后来成为筑后国地位最高的神社）势力影响的结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府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变迁。比如紧邻筑后国的肥前国进入10世纪后，国府政厅急剧缩小。从前文的统计表来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只不过与10世纪消失的大部分郡衙相比，筑后、出羽、因幡、周防等国的国衙能经历长时间的变迁，最后跨越10世纪存续下来，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筑后国国府的迁移
1. 筑后国国府一期国厅遗迹（古宫国府，7世纪末—8世纪中期）
2. 筑后国国府二期国厅遗迹（枝光国府，8世纪末—10世纪前半）
3. 筑后国国府三期国厅遗迹（朝妻国府，10世纪中期—11世纪末）
4. 筑后国国府四期国厅遗迹（横道国府，11世纪末—12世纪后半）
5. 黑博诺木（Hebonoki）遗迹
6. 筑后国国分寺遗迹
7. 筑后国国分尼寺遗迹
8. 马场田瓦窑
9. 高良山神笼石
10. 高良山大祝邸遗迹
（出自《久留米市文化财调查报告书》第139册）

从文献史料来看，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受领及其郎党开展政治的中心由国厅变成了国司的馆舍（称“馆”）。不过这已超出了本书所讨论的时代，因此笔者就此搁笔。

[1]大臣病，日本政界用语，指执政党国会议员执着于国务大臣的职位。

[2]官方利用公廨稻出举赚得利稻，其中一部分用于国衙财政，剩余部分根据国司级别分配下去，这一部分也称“公廨”，是地方官僚薪俸的一种形式。

结束语　开始的结束、结束的开始

本书开头部分笔者设置了前言，提出了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叙述至此。现在到了回答这一基本问题的时候了。下面的内容略显艰涩，尚请读者理解包涵。

日本有个词叫“在地首长制”（“在地”即当地、本地）。石母田正在《日本的古代国家》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一言以蔽之，在地首长制即首长之人格体现共同体之共同性，首长与共同体成员结成“统治与从属”阶级关系的制度。

上述定义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不过要想说明郡司的立场，在地首长制的概念无疑是非常方便的。首先，早先的国造既有地方首领的一面，又有中央任命（或认可）的地方官的一面。紧接着，郡司承袭了国造的地位。如果向前追溯国造、郡司等地方首领的属性，其源头应该是那些在祭祀、土地开拓、战斗等方面能够代表共同体的实力派。综上所述，郡司之所以是郡司，中央朝廷的任命算得上必要条件，但是究其根本，应该是拥有古老渊源的共同体的共同想象支撑着郡司。

本书谈到，律令国家统治全国的基础是在地首长制。另外，在地首长对地方的统治既有导入律令法的一面，又有将律令法删繁就简、因地制宜的一面。整个9世纪的社会动向就表现在削弱前者、促进后者。在地首长之所以为在地首长，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仅是大地主或权门势家，他们还与当地居民有着来自共同祖先的“共同体想象”。然而到了9世纪末，这一逻辑已然来到了破灭的边缘。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逐渐发展而来的地域社会秩序结构已经迎来了终结的时刻。取而代之的是人头税（来源于共同体成员向首长进献、首长向大王进献的贡物）消失的时代，是向地主缴纳地租变成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时代。这一变化不可逆。抓住这一点，日本从古代到中世的过渡就变得很好理解了。至此，国家终于通过受领掌握了土地的经营者——负名。倘若强调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10世纪才是日本真正成为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

另一方面，接受律令法之前，日本（倭）的国制以“氏制度”为基础。“氏”指拥有同一祖先的血缘集团（包括养子等人为的血缘联结）。大王通过赐给各氏族“氏”和“姓”的方式来决定各氏族在朝廷中的地位，各氏族再通过大王委任之职来为大王效力。日本接受律令法后，上述统治体制在表面上瓦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根据每个人的才能授予官职且每个人都有义务为天皇效力的体制。但是，要想根据每个人的才能授予官职，君主自身必须得有相当的统治能力。正因如此，中国才会出现“天子”的概念，反复强调君权神授的逻辑，利用各种理论来为基于血统的皇位继承方式提供依据。可是这样一来，如果有比现任君主更贤能、更受人尊崇的人出现，理论上现任君主就应该禅让。

本书谈到，9世纪初期，日本天皇开始接近中国皇帝的形态。与此同时，以父系、母系谱系作为支撑天皇支柱的形式也逐渐备受关注。出身正统谱系与具备统治能力原本互不相干，甚至有时还会产生矛盾。于是，日本将实际统治权交给摄政、关白，以此解决这一矛盾。如此一来，天皇之所以为天皇，依据只剩下了谱系（父系或母系）。作为统治者，天皇也只剩下了反复强调既成事实、维稳朝政的作用。武家登上历史舞台后也是如此，天皇将军事指挥权慷慨地授予武士。日本的天皇仿佛超越了中国的皇帝，变成了更高位的昊天上帝。在中国，皇帝要有一个为其授予统治权的存在，于是便有了昊天上帝的概念。而在日本，天皇就是昊天上帝，只不过天皇是一个拥有肉身和人类意志的“人”。与前述地方统治的情况不同，9世纪国制的核心是基于谱系的逻辑确保天皇统治的正统性。因为血统纯正，所以天皇才是天皇，这是整个社会都认可的逻辑。而世袭王权一旦得到肯定，带有世袭性质的统治与从属的关系也将在为王权效力的官员间复活。摄政、关白等权门势家与中下级贵族之间的庇佑关系即是如此。武家栋梁（头领）与武士、将军与御家人（直属于幕府将军的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也是如此。乍一看，这种主从关系类似于西方的封建主从关系。但仔细比较即可发现，日本主从制中的契约性非常薄弱。反之，“主从关系就应该无理由地世代传承”之观念根深蒂固，说到底，天皇才是这一逻辑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以此为视角来看10世纪以后的历史，日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了律令制以前的国制。

将眼光放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日本为何采用律令制这一问题上，本书的解释偏重国际契机。要想建立高效的军国体制，导入中国北朝历代打磨而成的律令制无疑是最便捷省力的方式。不过，建立高效的军国体制还需调整中央各势力间的利害关系。“公地公民”即是这样一种政策。该政策让畿内地区的权门势家自主管制此前各自为政或有此倾向的地方势力，以此来向全国性统治转化。

可以说，上述体制是在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压下才得以被动实现的。因此当国家层面的外部威胁消失时，内部的个体利害冲突便凸显出来。院宫王臣家与地方势力的结合贯穿了整个9世纪。然而这种结合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向古代大和王权国制，尤其是部民制[1]的回归。从这一视角看，受领的诞生正好抑制了这一趋势。

之后，为了对委任之国实行统治，受领亲自建立地方行政组织。另一方面，中央权贵和地方势力也在此时以进献庄园的形式扩张势力、重整秩序。因而此时的受领又与中央权贵、地方势力形成对立之势。结果，奉上皇、摄关家、寺院、神社为领主的庄园与受领统辖的区域各自分立，庄园公领制由此诞生。如果说庄园公领制是日本中世的土地制度，那么9世纪就是日本“古代”逐渐终结的开始。

公领如果说是曾经国造的统治区域或屯仓[2]的产物，庄园是曾经为豪族所有的田庄和部民的产物，那么9世纪就是终结7世纪和8世纪的异常状态、再次开启由中央权贵主导全国势力的年代。可是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日本的“古代”和“中世”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最后一个问题：9世纪是否可以说是日本古典国制的完成期？讨论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得明确“古典”的含义。文艺复兴以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被视为典范和憧憬的对象。在欧洲的历史语境下，说到“古典”或“古代”，指的就是孕育出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觉醒带来了雕刻、绘画、戏剧等诸多的艺术形式。可即便如此，一旦抛开希腊哲学和罗马法，所谓的“古典”“古代”也无从谈起。其中，《理想国》《雅典政制》等关于理想人类（市民）社会的讨论，以及使之具备探讨环境的讨论尤其不能忽视。换言之，哲学必然是一门讨论何谓理想国家制度的学问。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也是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乃至皇帝及以下文武百官，均将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成书的古典奉为统治之圭臬。假托周公、成书于汉代的《周礼》被新朝、北周、隋、唐、宋视为官制改革之典范；《大唐开元礼》以《仪礼》及其他礼典为基础编纂而成；唐代的律疏博引古典，解释行刑的正当性。这些即是明证。

如果说，当今日本人审美意识的原型形成于9世纪末，那么这里所说的“审美意识”更偏重于情感层面。至于国家制度、社会等层面，这一时期则并未出现因人类觉醒而孕育出的制度和规范。可以说，“古典”是以最精练的语言来叙述规范的准则。正因如此，“古典”虽为重新解读，却产生了新的理解；虽套着回归的外衣，却蕴含着创造新社会的力量。有鉴于此，说9世纪是日本古典国制的完成期，实在太过牵强。

即便单从现象来看，吉田孝所说的“大和古典国制”，即“以天皇为核心，摄政、关白、院（上皇）、征夷大将军代行权力”的国家制度也不可能形成于平安时代（初期）。首先，平安时代初期，上皇被驱逐出权力中心，这一点笔者在前文中已有论述。其次，平安时代的征夷大将军代行天皇权力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征夷大将军之所以被委以军事指挥权和生杀予夺之权，只不过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征夷大将军需要“领兵出征”。除此之外，征隼人持节大将军同样拥有这一权力，甚至遣唐大使也是如此。至于镰仓幕府的统帅为何会成为征夷大将军，简单来说只是因为幕府将军不必始终留在京城，而且将军也具备统领武士的能力，因此幕府将军才会被选为征夷大将军。征夷大将军真正回归字面含义、需要“领兵出征”的时期，实际上是在江户幕府的最后阶段。最后说到摄关，人们之所以认为平安时代的摄关代行了天皇之权，只是因为人们对“延喜、天历之治”怀有无比强烈的憧憬之情。换言之，人们认为天皇亲政才是最好的政治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摄关的政务处理难以具有规范性，故而常有僭越。

综上所述，“9世纪是古典国制的形成期”之说法不仅牵强，而且所谓的“古典国制”的概念似乎也并不适用于日本。无论是用经验来追求统一的行事准则，并从该准则出发，以演绎的形式公开讨论理想的国制和社会制度，还是不断摸索、在不断试错中解决眼前的难题，不再提前规划蓝图、按图索骥地改变现状，前后二者皆无优劣之分，只不过相较于前者，后者才是9世纪日本的真实面貌，以及为后世日本所继承的国家形态。

[1]部民制，6、7世纪大和王权的基本统治形式，指朝廷、豪族私有人民。

[2]屯仓，大化改新前由大和政权直辖的土地。

附录

律令制位阶一览

（参照《养老律令·官位令》［757］制成）

天智天皇至村上天皇世系图（出自宫内厅官网）

年表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前言

原勝郎『日本中世史』（講談社学術文庫、一九七八年）

北山茂夫『日本の歴史4　平安京』（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五年）

桑原武夫·北山茂夫「日本史の特色」（『対談　日本の歴史』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一年）

吉田孝『大系日本の歴史3　古代国家の歩み』（小学館、一九八八年）

吉田孝『日本の誕生』（岩波新書、一九九七年）

早川庄八『日本の歴史4　律令国家』（小学館、一九七四年）

早川庄八「律令国家·王朝国家における天皇」（『天皇と古代国家』講談社学術文庫、二〇〇〇年）

土田直鎮·永井路子·早川庄八「座談会　律令と日本人」（『日本の歴史』月報四、小学館、一九七四年）

第一章

林陸朗「奈良朝後期宮廷の暗雲」（『上代政治社会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九年）

阿部猛「天応二年の氷上川継事件」（『平安前期政治史の研究』大原新生社、一九七四年）

山田英雄「早良親王と東大寺」（『南都仏教』一二、一九六二年）

高田淳「早良親王と長岡遷都」（林陸朗先生還暦記念会編『日本古代の政治と制度』続群書類従完成会、一九八五年）

春名宏昭「平安時代の后位」（『東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紀要』四、二〇〇〇年）

清水みき「長岡京造営論」（『ヒストリア』一一〇、一九八六年）

山中章·清水みき「長岡京」（坪井清足編『古代を考える　宮都発掘』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七年）

金子裕之「朝堂院の変遷に関する諸問題」（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古代都城の儀礼空間と構造』、一九九六年

日下雅義「古代都京の立地環境」（中山修一先生古稀記念事業会編）『長岡京古文化論叢』同朋舍出版、一九八六年

平川南「環境と歴史学」（『歴博』七五、一九九六年）

北村優季「京戸について」（『史学雑誌』九三—六、一九八四年）

笠井純一「『山城遷都』に関する疑問」（『続日本紀研究』二二四、一九八二年）

西本昌弘「早良親王薨去の周辺」（『日本歴史』六二九、二〇〇〇年）

小林清『長岡京の新研究』（比叡書房、一九七五年）

橋本義彦「“薬子の変”私考」（『平安貴族』平凡社選書、一九八六年）

佐々木恵介「薬子の変」（『歴史と地理』五一四、一九九八年）

春名宏昭「太上天皇制の成立」（『史学雑誌』九九—二、一九九〇年）

山中裕『平安朝の年中行事』（塙選書、一九七二年）

海野よし美·大津透「勧学院小考」（『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四二、一九九二年）

福井俊彦「承和の変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歴史』二六〇、一九七〇年）

山田孝雄『櫻史』（講談社学術文庫、一九九〇年）

第二章

大津透「天皇の服と律令·礼の継受」（『古代の天皇制』岩波書店、一九九九年）

西嶋定生「遣唐使と国書」（『倭国の出現』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九年）

西本昌弘「古礼からみた『内裏儀式』の成立」（『日本古代儀礼成立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七年）

大隅清陽「儀制令と律令国家」（池田温編『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東方書店、一九九二年）

早川庄八「律令国家·王朝国家における天皇」（『天皇と古代国家』講談社学術文庫、二〇〇〇年）

井上光貞『日本古代の王権と祭祀』（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四年）

柳沼千枝「践祚の成立とその意義」（『日本史研究』三六三、一九九二年）

加茂正典「大嘗祭“辰日前段行事”考」（『日本古代即位儀礼史の研究』思文閣出版、一九九九年）

堀江潔「奈良時代における『皇嗣』と皇太子」（『日本歴史』六〇九、一九九九年）

荒木敏夫『日本古代の皇太子』（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五年）

坂上康俊「東宮機構と皇太子」（九州大学国史学研究室編『古代中世史論集』吉川弘文館、一九九〇年）

堀江潔「東宮封の成立」（『続日本紀研究』三一八、一九九九年）

福井俊彦「承和の変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歴史』二六〇、一九七〇年）

春名宏昭「皇太妃阿閇皇女について」（『日本歴史』五一四、一九九一年）

玉井力「女御·更衣制度の成立」（『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一九、一九七二年）

林陸朗「嵯峨源氏の研究」（『上代政治社会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九年）

津田京子「『女御·更衣』の成立について」（『奈良古代史論集』二、一九九一年）

坂上康俊「古代の法と慣習」（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古代二、一九九四年）

筧敏生「太上天皇尊号宣下制の成立」（『古代王権と律令国家』校倉書房、二〇〇二年）

尾形勇『中国古代の「家」と国家』（岩波書店、一九七九年）

春名宏昭「太上天皇制の成立」（『史学雑誌』九九—二、一九九〇年）

橋本義則「天皇宮·太上天皇宮·皇后宮」（荒木敏夫編『古代王権と交流』五、名著出版、一九九四年）

春名宏昭「平安期太上天皇の公と私」（『史学雑誌』一〇〇一—三、一九九一年）

河内春人「日本古代における昊天祭祀の再検討」（『古代文化』五二—一、二〇〇〇年）

藤堂かほる「律令国家の国忌と廃務」（『日本史研究』四三〇、一九九八年）

藤堂かほる「天智陵の営造と律令国家の先帝意識」（『日本歴史』六〇二、一九九八年）

中村一郎「国忌の廃置について」（『書陵部紀要』二、一九五二年）

堀裕「平安初期の天皇権威と国忌」（『史林』八七—六、二〇〇四年）

笹山晴生「続日本紀と古代の史書」（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続日本紀』一、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年）

池田温「中国の史書と続日本紀」（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続日本紀』三、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

橋本義彦「“薬子の変”私考」（『平安貴族』平凡社選書、一九八六年）

渡辺勝義『鎮魂祭の研究』（名著出版、一九九四年）

曽根正人「平安京の仏教」（『古代仏教界と王朝社会』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中嶋宏子「大嘗祭における御禊行幸の成立と特徴」（『國學院大學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二一、一九九〇年）

寺崎保広『長屋王』（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渡辺晃宏「二条大路木簡と皇后宮」（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平城京左京二条二坊·三条二坊発掘調査報告』、一九九五年）

第三章

東野治之『遣唐使船』（朝日選書、一九九九年）

平野邦雄「国際関係における“帰化”と“外蕃”」（『大化前代政治過程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五年）

宮沢俊義『天皇機関説事件（下）』（有斐閣、一九七〇年）

田島公「日本の律令国家の『賓礼』」（『史林』六八—三、一九八五年）

亀田隆之「『続日本紀』考証三題」（関晃先生古稀記念会編『律令国家の構造』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九年）

森公章「古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唐観の研究」（『古代日本の対外認識と通交』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廣瀬憲雄「倭国·日本の隋使·唐使に対する外交儀礼」（『ヒストリア』一七九、二〇〇五年）

石井正敏「大伴古麻呂奏言について」（『法政史学』三五、一九八三年）

石母田正「天皇と『諸蕃』」（『日本古代国家論』第一部、岩波書店、一九七三年）

石上英一「古代における日本の税制と新羅の税制」（『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一一、一九七四年）

浜口重国「府兵制より新兵制へ」（『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六年）

下向井龍彦「日本律令軍制の基本構造」（『史学研究』一七五、一九八七年）

上田雄『渤海国の謎』（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九二年）

中村明蔵『隼人の研究』（学生社、一九七七年）

伊藤循「律令制と蝦夷支配」（田名網宏編『古代国家の支配と構造』東京堂出版、一九八六年）

熊田亮介「古代国家と蝦夷·隼人」（『古代国家と東北』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三年）

笹山晴生「平安初期の政治と文化」（井上光貞他編『日本歴史大系二　律令国家の展開』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松本政春「律令制下諸国軍団数について」（『奈良時代軍事制度の研究』塙書房、二〇〇三年）

直木孝次郎「律令兵制についての二、三の考察」（『飛鳥奈良時代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七五年）

浦田（義江）明子「編戸制の意義」（『史学雑誌』八一—二、一九七二年）。

吉田孝「編戸制·班田制の構造的特質」（『律令国家と古代の社会』岩波書店、一九八三年）

蒲生京子「新羅末期の張保皐の抬頭と反乱」（『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一六、一九七九年）

大津透「近江と古代国家」（『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ブルース·バートン『日本の「境界」』（青木書店、二〇〇〇年）

山内晋次「一〇～一一世紀の対外関係と国家」（『ヒストリア』一四一、一九九三年）

田島公「大宰府鴻臚館の終焉」（『日本史研究』三八九、一九九五年）

保立道久「平安時代の国際意識」（『歴史学をみつめ直す』校倉書房、二〇〇四年）

永山修一「天長元年の多褹島停廃をめぐって」（『史学論叢（東大）』一一、一九八五年）

村井章介「王土王民思想と九世紀の転換」（『思想』一九九五年一月）

利光三津夫「嵯峨朝における死刑停止について」（『律の研究』明治書院、一九六一年）

鈴木景二「日本古代の行幸」（『ヒストリア』一二五、一九八九年）

早川庄八「律令国家·王朝国家における天皇」（『天皇と古代国家』講談社学術文庫、二〇〇〇年）

仁藤敦史「古代王権と行幸」（『古代王権と官僚制』臨川書店、二〇〇〇年）

義江彰夫「天皇と公家身分集団」（『講座　前近代の天皇』第三巻、青木書店、一九九三年）

伊藤喜良『中世王権の成立』（青木書店、一九九五年）

村井章介「中世日本列島の地域空間と国家」（『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校倉書房、一九八八年）

第四章

坂上早魚「九世紀の日唐交通と新羅人」（Museum Kyushu 28，一九八八年）

井上光貞「光仁·桓武朝の仏教政策」（『日本古代国家と仏教』岩波書店、一九七一年）

薗田香融「草創期室生寺をめぐる僧侶の動向」（『平安仏教の研究』法蔵館、一九八一年）

薗田香融「古代仏教における山林修行とその意義」（『平安仏教の研究』法蔵館、一九八一年）

堀池春峰「奈良時代仏教の密教的性格」（『南都仏教史の研究』下　法蔵館、一九八二年）

薗田香融「平安仏教の成立」（家永三郎監修『日本仏教史　一』法蔵館、一九六七年）

木内堯央『最澄と天台教団』（教育社歴史新書、一九七八年）

石田尚豊「空海請来目録をめぐって」（『青山史学』七、一九八二年）

川崎庸之「伝教大師と弘法大師との交友について」（『日本仏教の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二年）

曽根正人「平安初期南都仏教と護国体制」（『古代仏教界と王朝社会』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高木訷元『空海と最澄の手紙』（法蔵館、一九九九年）

石田一良「最澄晩年の思想とその歴史的意義」（天台学会編『伝教大師研究』別巻、早稲田大学出版部、一九八〇年）。

朝枝善照「最澄の時代観と『顕戒論』」（『平安初期仏教史研究』永田文昌堂、一九八〇年）

平岡定海「宮中真言院の成立」（『日本寺院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一年）

池田温「中国の史書と続日本紀」（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続日本紀』三、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

佐伯有清『最後の遣唐使』（講談社学術文庫、二〇〇五年）

エドウィン·O·ライシャワー著、田村完誓訳『円仁　唐代中国への旅』（講談社学術文庫、一九九九年）

厳耕望「新羅留唐学生与僧徒」（『唐史研究叢稿』、新亜研究所出版、一九六九年）

第五章

古瀬奈津子「宮の構造と政務運営法」（『日本古代の王権と儀式』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森田悌「奏請制度の展開」（『日本古代の政治と地方』高科書店、一九八八年）

橋本義則「朝政·朝儀の展開」（『平安宮成立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五年）

西本昌弘「八·九世紀の内裏任官儀と可任人歴名」（『日本古代儀礼成立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七年）

橋本義則「『外政記』の成立」（『平安宮成立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五年）

瀧浪貞子「議所と陣座」（『日本古代宮廷社会の研究』思文閣出版、一九九一年）

清水みき「長岡京造営論」（『ヒストリア』一一〇、一九八六年）

吉川真司「律令国家の女官」（『律令官僚制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八年）

橋本義彦「“薬子の変”私考」（『平安貴族』平凡社選書、一九八六年）

吉川真司「申文刺文考」（『律令官僚制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八年）

前田禎彦「摂関期裁判制度の形成過程」（『日本史研究』三三九、一九九〇年）

目崎徳衛『日本の歴史文庫4　平安王朝』（講談社、一九七五年）

村井康彦「元慶官田の史的意義」（『古代国家解体過程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六五年）

笹山晴生『古代国家と軍隊』（講談社学術文庫、二〇〇四年）

吉田孝「類聚三代格」（『国史大系書目解題』上、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一年）

鎌田元一「弘仁格式の撰進と施行について」（『律令国家史の研究』塙書房、二〇〇八年）

川尻秋生「平安時代における格の特質」（『日本古代の格と資財帳』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三年）

虎尾俊哉「『例』の研究」（『古代典籍文書論考』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二年）

虎尾俊哉『延喜式』（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四年）

吉岡眞之「『延喜式覆奏短尺草写』の研究」（『國學院大學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三一、二〇〇〇年）

瀧川政次郎「万葉集に見える『論時合理』の出典『反経制宜』は律令運用の原則なること」（『國學院法学』一二—四、一九七五年）

滋賀秀三「清朝時代の刑事裁判」（『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創文社、一九八四年）

早川庄八『中世に生きる律令』（平凡社選書、一九八六年）

大津透「摂関期の律令法」（『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四七、一九九七年）

第六章

土田直鎮「類聚三代格所収官符の上卿」（『奈良平安時代史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神谷正昌「九世紀の儀式と天皇」（『史学研究集録』一五、一九九〇年）

目崎徳衛「在原業平の歌人的形成」（『平安文化史論』、桜楓社、一九六八年）

筧敏生「中世王権の特質」（古代王権と律令国家』校倉書房、二〇〇二年）

熊谷公男「古代王権とタマ（霊）」（『日本史研究』三〇八、一九八八年）

所功「『西宮記』の成立」（『平安朝儀式成立史の研究』国書刊行会、一九八五年）

北村有貴江「贈官としての太政大臣」（『寧楽史苑』四五、二〇〇〇年）

今正秀「摂政制成立考」（『史学雑誌』一〇一—一、一九九七年）

坂上康俊「初期の摂政·関白について」（笹山晴生編『日本律令制の展開』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三年）

甲田利雄『年中行事御障子文注解』（続群書類従完成会、一九七六年）

古瀬奈津子「平安時代の『儀式』と天皇」（『日本古代王権と儀式』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角田文衛「尚侍藤原淑子」（『紫式部とその時代』角川書店、一九六六年）

長谷山彰「阿衡の紛議における諸家の法解釈」（『日本古代の法と裁判』創文社、二〇〇四年）

坂上康俊「関白の成立過程」（笹山晴生先生還暦記念会編『日本律令制論集』下、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古瀬奈津子「昇殿制の成立」（『日本古代王権と儀式』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菊池（所）京子「『所』の成立と展開」（『平安朝「所·後院·俗別当」の研究』勉誠出版、二〇〇四年）

石井正敏「いわゆる遣唐使の停止につい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三五、一九九〇年）

山本崇「宇多院宣旨の歴史的前提」（『古文書研究』四八、一九九八年）

第七章

小口雅史「日本古代における『イネ』の収取について」（黛弘道編『古代王権と祭儀』、吉川弘文館、一九九〇年）

早川庄八「律令国家と社会」（井上光貞他編『日本歴史大系二　律令国家の展開』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大津透「貢納と祭祀」（『古代の天皇制』岩波書店、一九九九年）

青木和夫「雇役制の成立」（『日本律令国家論攷』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

大津透「律令収取制度の特質」（『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大津透「雑徭から臨時雑役へ」（『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滋賀秀三「奥村郁三『唐代公廨の法と制度』」（『法制史研究』一五、一九六五年）

横山裕男「唐代の捉銭戸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一七—二、一九五八年）

大津透「唐西州高昌県粟出挙帳断簡について」（『日唐律令の財政構造』岩波書店、二〇〇六年）

舟尾好正「出挙の実態に関する一考察」（『史林』五六—五、一九七三年）

杉本一樹「日本古代家族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日本古代文書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

滋賀秀三『中国家族法の原理』（創文社、一九六七年）

泉谷康夫「現存平安時代戸籍の考察」（『律令制度崩壊過程の研究』鳴鳳社、一九七二年）

渡辺晃宏「平安時代の不動榖」（『史学雑誌』九八—一二、一九八九年）

早川庄八「律令財政の構造とその変質」（『古代の財政制度』名著刊行会、二〇〇〇年）

高井悌三郎『常陸国新治郡上代遺跡の研究』（真陽社、一九八八年復刊）

門脇禎二『采女』（中公新書、一九六五年）

義江彰夫『神仏習合』（岩波新書、一九九六年）

赤松俊秀「公営田を通じて見たる初期荘園制の構造について」（『古代中世社会経済史研究』平楽寺書店、一九七二年）

西別府元日「公営田政策の背景」（田村圓澄先生古稀記念会編『東アジアと日本　歴史編』、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七年）

村井康彦「公出挙制の変質過程」（『古代国家解体過程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六五年）

戸田芳実「平安初期の国衙と富豪層」（『日本領主制成立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六七年）

坂上康俊「負名体制の成立」（『史学雑誌』九四—二、一九八五年）

第八章

鬼頭清明「入門·日本村落史〔2〕古代」（『日本村落史講座』九、特論、雄山閣出版、一九九三年）

阿部義平「律令期集落の復元」（『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二二、一九八九年）

鎌田元一「古代の人口」（『律令国家史の研究』塙書房、二〇〇八年）

平川南·天野努·黒田正典「古代集落と墨書土器」（『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二二、一九八九年）

松村恵司「古代籍帳と古代集落についての覚え書」（Circum-Pacific7、一九七七年）

寺内隆夫「信濃の古代と屋代遺跡群」（『木簡研究』二〇、一九九八年）

小田和利「製塩土器からみた律令期集落の様相」（『九州歴史資料館研究論集』二六、1996年）。

福沢仁之·小泉格·岡村真·安田喜憲「水月湖細粒堆積物に認められる過去二〇〇〇年間の風成塵·海水準·降水変動」（『地学雑誌』一〇四—一、一九九五年）

広瀬和雄「畿内の古代集落」（『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二二、一九八九年）

高橋学「古代荘園図と自然環境」（金田章裕他編『日本古代荘園図』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六年）

直木孝次郎「正税と土地の売買」（『奈良時代史の諸問題』塙書房、一九六八年）。

原秀三郎「荘園形成過程の一齣」（『静岡大学人文学部人文論集』一八、一九六七年）。

戸田芳実「平安初期の国衙と富豪層」（『日本領主制成立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六七年）

戸田芳実「郡司級土豪の土地所有形態」（『日本領主制成立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六七年）

泉谷康夫「税目別専当制について」（『日本中世社会成立史の研究』高科書店、一九九二年）

山口英男「郡領の銓擬とその変遷」（笹山晴生先生還暦記念会編『日本律令制論集』下、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山口英男「平安時代の国衙と在地勢力」（『国史学』一五六、一九九五年）

松岡久人「郡司の成立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二一五、一九五八年）

田島公「越中国砺波郡東大寺領荘園図」（金田章裕他編『日本古代荘園図』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六年）

山中敏史「古代地方官衙の成立と展開」（『古代地方官衙遺跡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四年）

第九章

土田直镇「奈良時代に於ける律令官制の衰頽に関する一研究」（『奈良平安時代史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原田重「国司連座制の変質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九州史学』一〇、一九五八年）

長山泰孝「調庸違反と対国司策」（『律令負担体系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七六年）

早川庄八「公廨稲制度の成立」（『日本古代の財政制度』名著刊行会、二〇〇〇年）

北條秀樹「文書行政より見たる国司受領化」（『日本古代国家の地方支配』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北条秀樹「平安前期徴税機構の一考察」（『日本古代国家の地方支配』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山口英男「十世紀の国郡行政機構」（『史学雑誌』一〇〇—九、一九九一年）

竹内理三「藤原政権と荘園」（『律令制と貴族政権』二、御茶の水書房、一九五八年）

大石直正「平安時代後期の徴税機構と荘園制」（『東北学院論集』一、一九七〇年）

佐々木恵介『受領と地方社会』（山川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泉谷康夫「平安時代における郡司制度の変遷」（『日本中世社会成立史の研究』高科書店、一九九二年）

原秀三郎「田使と田堵と農民」（『日本史研究』八〇、一九六五年）

坂上康俊「負名体制の成立」（『史学雑誌』九四—二、一九八五年）

山中敏史「国衙·郡衙の成立と変遷」（『古代地方官衙遺跡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四年）

松村一良「筑後国府の調査」（『古代文化』三五—七、一九八三年）

久留米市教育委員会『久留米市文化財調查報告書271筑後国府跡（1）』（二〇〇八年）

吉岡眞之「検交替使帳の基礎的考察」（『古代文献の基礎的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结束语

石母田正『日本の古代国家』（岩波書店、一九七一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士的成长与院政：平安时代后期/（日）下向井龙彦著；杜小军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48-4

Ⅰ．①武…　Ⅱ．①下… ②杜…　Ⅲ．①日本－古代史－平安时代（794-1192）　Ⅳ．① K31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0654号

《NIHON NO REKISHI 07 BUSHI NO SEICHOU TO INSEI》

© Tatsuhiko Shimomukai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09-2021-0100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横看成岭侧成峰”——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第一章 武士之前

第一节 律令国家的变质

第二节 群盗海贼与镇压体系

第三节 雇佣兵性质的俘囚

第二章 武士的英雄时代

第一节 “头号武士”

第二节 平将门之乱

第三节 藤原纯友之乱

第四节 天庆之乱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 摄关时期的武士与国家军制

第一节 武士身份的确立

第二节 武士的在京供职与在地性

第三节 王朝国家的军制与武士

第四章 武家栋梁的形成

第一节 平忠常之乱与源赖信

第二节 前九年之役与源赖义

第三节 后三年之役与源义家

第五章 动荡的院政

第一节 庄园公领制与后期王朝国家

第二节 院政之路

第三节 院政的权力结构

第四节 院政之下的源氏与平氏

第六章 走向武家政权

第一节 保元、平治之乱

第二节 后白河院政与平氏政权

第三节 治承、寿永内乱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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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第一章
武士之前

第一节　律令国家的变质

武士与军制

武士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不言自明，但实际并非如此。日本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都想当然地将其叙述为“10世纪前后的平安中期，有实力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而武装起来，成为武士，即在地领主[1]”。活跃于10世纪上半叶的平将门便是如此。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久，平将门便以英雄武士的形象博得众多历史爱好者的青睐。

然而，学界并不将平将门称为“武士”，而是称其为“兵”。直到11世纪中叶，源赖义、源义家及其郎党[2]才开始被称为“武士”。平将门之所以未被称为“武士”，是因为他并非在地领主。在地领主直到11世纪中叶才出现。可见，学界的认识、学校的教育、历史爱好者的常识常常存在较大偏差，而真实往往就潜藏于常识之中。如果平将门与源义家身披华丽的大型盔甲，手持日本独特的长弓和刀身弯曲的日本刀，在马背上进行一骑打（马上一对一决斗），那么两人的实力会有多大差距呢？之所以前者称“兵”，后者称“武士”，仅仅是受“武士乃在地领主”的僵化定义束缚罢了。平将门其实就是货真价实的武士。

一旦将“武士”的定义从“在地领主”的僵化标准中剥离开来，情况便完全不同了。他们会从日本人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的“为保护土地而武装起来的武士”这种固有观念中解放出来。正如合战绘卷所描绘的姿态，武士是以战斗为天职的战士。于是，他们便成了追讨叛国者的国家军事力量。这种带有军事史性质的武士观并非新生事物。户田芳实、石井进两人曾以学者和大学教官的身份，亲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大学纷争[3]。其间，两人提出“国衙军制论[4]”。但在其后，“国衙军制论”的问题并未得到深入探讨，只有“国衙军制”这一概念独自留存至今。笔者的研究虽然承袭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学界认同。目前还没有以国家军制为切入点和主线索，对武士阶层的形成进行全面考察的著述。

本书将从国家体制、军制、政治架构、社会结构的变化等方面出发，考察武士阶层从出现到掌握政权的全过程，即从10世纪的平安时代中期武士以战士身份登上历史舞台、镇压地方势力叛乱，一直到武士担任中央军事官职或受领[5]，从而获得政治成长，再到成为国家军事指挥官的源氏、平氏在平安末期的院政[6]政治体制下，通过参与权力斗争中的军事决策而掌握国家政权的全过程。尽管近来很少被提及，但平安时代的武士的确是孕育日本中世[7]社会的主导性势力。

英国史学家杰弗里·鲁道夫·埃尔顿[8]提出，政治史是否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决于外交史、军事史能否革新。上述观点是在有着厚重军事史传统与积淀的欧洲史研究中提出的。但日本现今的军事史、军制史的研究在史学界尚处于支流地位，研究的观点、方法也远未成熟。其原因之一是对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厌恶（尽管这很重要）导致人们对战争史、军事史研究敬而远之。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军事与外交已经无法作为切实问题被日本国民所认知。历史学者的问题意识也无法从普遍的、大众化的国民意识中脱离出来。现今的日本国家有从国家和军制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的必要，以进一步彰显战争、军事的残酷以及对和平的尊重。

国家军制的存在方式与国家所面临的军事问题相对应。10世纪，武士作为镇压反朝廷武装起义的军事力量出现并成长。那么，武士出现之前的律令国家[9]面临着怎样的军事问题？为此国家制定了哪些军事制度？律令国家的军制与武士有着怎样的关系？促使武士出现的反朝廷武装因何产生？武士为何会在10世纪初的军制改革中诞生？这又是一场怎样的军制改革？针对以上这些尚不甚明了的问题，笔者想从国家和军制的角度出发，追根溯源，一步步探寻武士诞生的整个过程。

日本古代国家的“侵略”倾向

世界上的古代国家均始于“城墙城市”。中国战国时代诸侯国的都城、历代中华帝国的都城，以及雅典、罗马都是“城墙城市”。东西方的古代帝国都是用城墙将国土围起来的，如秦始皇的2 700千米的长城、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哈德良长城”，以及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450千米的城墙。在朝鲜半岛，相互对抗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也在全境修筑了山城。

可是，日本的古代国家除特殊时期外，并不筑“城”。平城京和平安京[10]均没有城墙。日本的都城都是不设防的。《旧唐书·倭国传》还特别记载“（倭）无城郭”。这在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城起城落的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古代日本为何不筑城？这是因为日本是“岛国”，环绕在拥有长达28 000千米海岸线的日本列岛周围的大海，就是无须建筑费和维护费的天然长城。

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朝鲜半岛南部的朝鲜民族自古以来就受到来自北面的中华帝国、北方诸国（高句丽、渤海）以及南面的倭的威胁。因此，朝鲜国家与民族对日本列岛进行军事侵略的可能性接近零。仅在朝鲜民族被大陆的超级大国压制、独立权被剥夺时，朝鲜半岛才会成为日本列岛的军事威胁。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3世纪下半叶的“元寇”。“元寇”之所以能成为日本列岛的威胁，是因为高丽屈服于蒙古帝国。稍远的一次则是7世纪时，唐新罗联军攻灭百济，唐军进而驻留百济。日本将百济作为阻挡唐军的屏障，于是计划复兴百济，派出援军。然而天智天皇二年（663），日本军队在白村江之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翌年，天智天皇政权为保卫九州大宰府[11]开始修筑水城，并提前设想唐军进攻大和高安城的路线，依此修筑“朝鲜式山城”。这便是日本史上例外的筑“城”时期。好在670年，新罗向驻留的唐军开战，日本才逃过一劫。

古代山城的分布

只要朝鲜国家与民族摆脱大陆超级大国的束缚，独立自主，那么漂浮在天然的“万里长城”之上、处于绝对安全圈中的日本列岛就不会遭到任何外部威胁。而这样的地理条件也让诞生于日本列岛的王权有底气向朝鲜半岛王权提出从属要求。4世纪中叶，在北方高句丽政权的压制下，为“坚守”民族自立性，朝鲜南部形成了由百济和新罗联合组成的统一国家。百济、新罗为求保护而向日本王权朝贡。为将百济、新罗作为抵御高句丽的防波堤，日本王权支援百济，并对朝鲜半岛进行军事进攻。而此次军事进攻也促成了日本国内的统一。也就是说，日本是为了攻打朝鲜半岛才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日本古代国家一贯能抓住朝鲜半岛诸国的软肋，答应为其提供保护，以此逼迫其从属、朝贡于自己。这样一来，因为没有筑城的必要，拥有“免费、安全”的屏障，这种地理条件便催生了日本单边主义、妄自尊大、带有侵略性的外交姿态。

另外，日本古代国家也没有必要为了国防而建立高成本的常备军，仅在必要时临时动员低成本军队即可。而且，从国力和人口来看，日本古代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拥有“免费、安全”的天然屏障的国家，一旦拥有了规模庞大的军队，其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侵略。为侵略朝鲜半岛，大和政权命令地方首长进行动员，地方首长基于首长权，动员地域共同体的成员。这一动员方式来源于弥生时代“村”的首长指挥村落共同体成员，与其他“村”战斗的动员方式。而奈良时代的军团士兵制，则是上述动员方式高度发展、系统化的表现。进行对外战争时将共同体成员全部武装起来，这就是日本古代国家的军队。

律令国家和律令军制

8世纪，奈良时代的律令国家政府从普通农民家中每户征兵一人，以维持大规模的军队。如果按照“一户一兵”征兵的话，全国20余万户就可征召士兵20余万人。据推测，当时日本的人口总数为600万～700万，而如今日本的总人口约为1.2亿，陆上自卫队总兵力约为15万人。二者相比，律令国家军队的庞大程度一目了然。入伍的士兵将会被分配到标准兵力为1 000人的军团中，并按照“阵法”规定，以轮换的方式接受每年60天的统一训练。在以步兵集团战术为主的律令军制中，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号令列队或行进等团体操练。征兵制军队中的士兵是通过正规训练打磨而成的，其装备也是规格化生产的官方供给武器。

应征士兵的花名册每年会与记录着一国国内[12]所有兵器、公私牛马、船舶的账簿一起，由国司[13]定期上交中央政府的兵部省。兵部省则通过由国司提交的账簿对全国的军力进行集中管理。一旦决定参战，兵部省便会按朝廷（太政官[14]）的命令，依据账簿计算出需动员的兵力和各国的分担份额。随后，天皇会发布动员令，任命将军，由其指挥，进入战时编制和作战状态。

日本虽然在救援百济的战争中败北，但其后新罗与唐朝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统治权，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新罗转而向日本朝贡。而保持并巩固与新生的统一新罗的朝贡关系，并强迫以废除朝贡为目标的新罗继续朝贡，这才是日本建立和保持律令军制的真正目的。日本的律令国家是“东夷小帝国”，是军国体制国家。兵部省之所以要掌握全国公私船舶的数量，就是因为日本一直存在对朝鲜半岛进行大规模渡海作战的设想。8世纪60年代，主张对新罗采取强硬手段的藤原仲麻吕所制定的新罗侵略计划，直到付诸实行的前一秒才最终叫停。

为了建立名为“公户皆兵制”的征兵制，国家政府必须从制度上要求所有“户”分担兵役（即以权力手段抑制阶层分化），同时还必须制定经营保障制度，以确保服兵役的“户”能维持原有的正常生活。编户制和班田制[15]是律令国家统治国民的基础，而这两项制度也恰恰成了“一户一兵”的军团士兵制，即律令军制得以成立的前提。甚至可以说，律令国家之所以采用编户制和班田制这样令人生畏的百姓统治体制，正是为了建立和维护军团士兵制。

另外，士兵还可免除庸和杂徭。庸是中央雇佣劳动力的财源，杂徭是服务于公共土木工程的六十日强制劳动。也就是说，律令国家牺牲了众多的有效劳动力来维持律令军制。总之，这种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既能建立起庞大的军队，又能将地方财富集于中央，建起平城京、东大寺、大佛等日本古代文明的标志性建筑。

律令国家的治安法体系——捕亡令下的追捕规定

那么，奈良时代的日本中央政府是如何打击地方犯罪、镇压民众抵抗运动的呢？对此，律令国家政府制定了“捕亡令”作为追捕犯人的法律依据。捕亡令规定，武装追捕人员与非武装追捕人员的追捕程序有所不同。

首先是非武装追捕。如有服役人员、囚犯从强制劳动区域或监狱逃跑，或犯有抢劫、盗窃罪的罪犯越狱，本司（卫府的下属官厅）或国司必须立即上报太政官（若是国司上报，其文书称“国解”），由太政官下发追捕官符。收到追捕官符的国司组织“人夫”（不携带武器的非武装追捕人员）追捕逃犯。如果追捕成功，应将犯人和国解一同上交太政官。不过若是仅发生在本国国内的逃跑或盗窃案件，国司无须上报太政官，对组织的人夫数量也没有硬性要求。

奈良时代，最让中央朝廷和国司头疼的是民众的抵抗行动——“逃跑”。要想维持正常的运转，律令国家需要大量公民在京服役，其中包括保护内里[16]和京城的“卫士”、服务于中央省厅的“仕丁”，以及建造和维护宫室、京城、寺院、大佛的“雇役”等。因此，律令国家如果不能对逃跑的役夫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央集权统治体系也会随之崩溃。上报役夫逃跑、追捕役夫以及遣送被逮捕的役夫无须动用大量兵力，通过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间紧密的联络网（地方行政单位自上而下分为国、郡、里［灵龟三年，即717年，改称“乡”］、保）和国内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实施通缉和追捕。

武装追捕主要适用于镇压谋反（针对天皇的叛逆罪）、谋叛（针对国家的叛逆罪），以及需要武力镇压的强盗和杀人犯等。当地方发生上述事件时，国司必须通过“飞驿奏言”（以快马速报于天皇）的方式上报事件规模和所需兵力。经太政官审议决定后，由天皇向该地国司下发“发兵敕符”（紧急动员令）。国司接到发兵敕符后，立刻组织“兵”（武装追捕人员）进行镇压，并再次飞驿奏言。

为了与律令军制下进行长时间前期准备的大规模动员区别开来，笔者将这种紧急事态下的动员形式称为捕亡令下的“临时发兵”规定。在没有发兵敕符的情况下，国司若凭个人判断动用武装，按照律（即刑法）中的“擅兴律擅发兵条”规定，国司应按照动员人数接受相应的处罚。也就是说，国司无权凭个人判断动员武装。不过，“擅兴律”并不适用于动员人夫的情况。此外，捕亡令还用“人兵”一词统称武装追捕人员和非武装追捕人员。

国司行使武力要有发兵敕符，这意味着天皇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不仅限于对外战争时的军事动员，还适用于镇压地方犯罪时的武装动员。正是由于天皇（国家权力）垄断了行使武力的正当性，因此中央集权式的统治体系才得以维持。临时发兵规定所指的士兵并不一定是军团中的士兵。这是因为进行训练、以备对外战争才是军团士兵的任务。与军团士兵制不同，国司会对“习弓马之百姓”（有武艺的公民）进行调查和登记。这样做一是为了选拔天皇亲兵卫队的士兵，录用军团干部，二也是为了应对临时发兵规定的紧急动员。

在中央集权高压统治下的8世纪，捕亡令临时发兵规定并无太多用武之地。因此，武士也未能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到了9世纪中叶，蛰伏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捕亡令临时发兵规定终于因群盗海贼的蜂起而大显神威，并在10世纪孕育出了名为“国衙军制”的新型军事动员体系，以及有权利和义务响应国衙动员的战士，即武士。日本古代国家具有预见性地从唐朝继承了律令治安法体系，而这一体系正是孕育出日本中世军事制度和职业军人——武士的源头。这样说是因为，这一体系对日本中世时期的统治关系的形成及其形态赋予了一定的方向性。

与新罗断交及废止律令军制

自安史之乱以后，以唐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开始动摇。宝龟十一年（780）二月，也即新罗贡调使访日的第二年，贡调使即将归国之时，天皇（日本朝廷）单方面宣布与新罗断交。翌月，日本朝廷决定大规模裁军（参考《续日本纪》。本章以下史料主要参考六国史［《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以及《类聚三代格》）。

放弃要求新罗朝贡，不外乎放弃对新罗的军事进攻计划，这也使律令军制丧失存在的必要性。之前，律令国家牺牲了莫大的财政收入，通过加强中央集权体制来维持庞大的军制。如今，律令国家终于从这种重负中解脱。军团士兵制下的二十万兵力从未投入到真正的对外战争中。尽管大规模裁军后不久，律令国家便陷入与虾夷[17]的战争泥沼（参见本丛书中的《律令国家的转变》），但即便如此，军队依然未被动员。甚至到了战况最激烈的延历十一年（792），除奥羽（当时本州岛东北部地区，东边太平洋一侧有陆奥国，西边日本海一侧有出羽国）、大宰府管辖诸国外，其余军队均被悉数裁减。这样一支只会让新罗胆怯，通过持续不断地征兵将日本人民束缚在严酷统治之下的庞大军队，就这样消亡了。如此一来，作为律令国家的日本便在实质上放弃了“东夷小帝国”的地位。

富豪阶层的成长

从对人民进行严酷统治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后，8世纪的律令国家开始推行温和的统治政策。这样的政策使编户制、班田制变得形同虚设。脱离原籍的“浪人”身份得到认可；国司子弟、王臣（贵族）子孙（也是浪人）居住在地方各国的情况得到默许；对“土人”（当地人）、浪人，一律课税，此即“不论土浪人”政策。

此外，延历十四年（795），之前一向由郡衙（郡的官署）所设正仓保管的正税稻（又称“公出举稻”），改为由各乡建造的乡仓分散保管。所谓“公出举”，是为了激励公民的经营活动，国衙以较低利率向公民发放贷款（稻谷）的制度。国衙将其收益（称“利稻”）作为国衙财政来源。正税稻的保管主体由郡变为乡，相当于将公出举的运营权交给乡一级有实力的农民。

不久之后，国司便以将正税稻暂时存放在里仓（即乡一级有实力的农民的仓库）为名，根据每个农民的经营能力，将正税稻分发下去，只收利息（利稻），不收本金（本稻）。接收了正税稻的、有实力的农民被称为“里仓负名”。他们将分配所得的正税稻与私稻合并，并投入带有私人高利贷性质的“私出举”，以此扩大经营，公出举的利稻部分则上缴国衙（参照村井康彦、坂上康俊著述）。这种出举政策，其实质就是在国衙的组织之下，支持能够稳定上缴利稻的富农的经营，放弃无法接受低息贷款的贫农。

延历十九年（800）最后一次实施班田之后，由中央政府负责全国范围统一班田的做法被废除，班田事务全面委托国司处理。不久之后，国司也不再进行班田。班田制丧失了以往为经营活动提供保障、抑制阶层分化的功能。这样一来，有实力的农民便能更轻易地兼并土地。在温和统治政策所引发的阶层分化大趋势下，国司子弟、郡司以及有实力的农民开始通过私出举的形式建立债务关系，兼并穷人的口分田和垦田[18]，与之形成私人隶属关系，并逐渐向大规模经营私田的富豪阶层发展。而国衙的征税对象也随之变成了富豪阶层（户田芳实）。

权限集中于受领

温和的统治政策促使国司的裁决权不断扩大，国司的权限开始集中于受领。9世纪中叶，受领担负起向朝廷缴清贡品、填补未缴纳部分的责任（北条秀树）。国司原本由“守”“介”“掾”“目”四个等级的官僚组成，8世纪时对朝廷共同承担责任。出举、检田（核查土地等级和面积）、收纳（回收出举）、征收调[19]和庸等国衙行政工作，由四等官中的某一人，以每郡三至四天的日程，对国内所有郡进行逐郡巡检。出现未上缴调和庸、未缴纳出举的情况时，巡检的国司官员个人不承担责任，缺漏部分由四等官全员按等级共同负责填补。诸如此类的国衙行政事务，依赖于郡司对公民的传统式统治，因此上述工作任务在郡这一级就可以全部完成。每郡三至四日，以收纳使身份逐郡巡查的国司官员仅需对实物和郡司提交的账簿进行核对即可。核查工作完毕当晚，收纳使接受郡司的款待，翌日便去往下一个郡。

9世纪中叶，国司四等官共同责任制崩溃，国司责任集中于受领一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其下级的任用（即受领的辅佐官掾和目）可以不承担责任。集权限于一身的受领指定每名任用负责的郡，派遣其作为收纳使前往该郡，若有未缴清的部分，任用须以自己的财物填补。这样，对朝廷的上缴义务就被转嫁给了任用。随着富豪阶层的成长，郡司无法再以传统方式对郡内进行统辖，因此国衙必须直接控制富豪阶层。

任用由朝廷任命，是国司的一员，虽为受领部下，但并非其私人随从。如果有任用被剥夺权限或受到压榨，他们会和郡司、富豪阶层一起将受领的非法行为诉诸朝廷，甚至还出现过袭击、杀害受领的情况。任用未必会对受领忠诚，受领必须灵活操控任用来统辖国内。从这一点来看，9世纪受领的权力并不稳定。

如上所述，朝廷的温和统治政策为9世纪之后，即律令制衰退之后的国家统治指明了方向。其背景是律令国家于8世纪末终止强迫新罗朝贡的外交政策，废除军团士兵制，放弃“东夷小帝国”的追求，以及在国家理念上的大转向。而国际关系与中央集权统治的缓和，也使得权力集中到受领手中，富豪阶层兴起并成为课税对象。9世纪中叶以后，包括群盗海贼的武装蜂起在内，任用与郡司富豪阶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针对受领的抵抗运动。王臣家（藤原北家等有实力的贵族）也在私下与郡司富豪阶层联合，使以偷税漏税为表现形式的斗争激化。

第二节　群盗海贼与镇压体系

群盗海贼与“党”

进入9世纪，8世纪从未出现的新兴军事力量——群盗海贼登上了历史舞台。9世纪的主要物流是从地方往京城运送调和庸（称为“运京”）。调、庸运京工作由郡司富豪阶层承包，这一体系本身便蕴藏着催生群盗海贼的风险。就如诸国受领所报告的，郡司富豪一旦被任命为纲领（运京责任人），便会盗窃自己负责运送的调和庸，逃往他国。这也是一些国凋敝乃至衰亡的最大诱因（《类聚三代格》）。9世纪，利用纲领身份私吞调、庸的不法行为横行。这也是群盗海贼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时纲领无法筹足承包款，为了填补空缺，他们还会袭击、掠夺他国船只或运送货物的马队。

在调、庸运京过程中遭遇群盗海贼的侵害时，纲领可从管辖受害地的郡司处获取被害证明，然后前往京城，经过负责调、庸的部门——民部省的认定，即可免于赔偿受害额度物品。如果真的遭到群盗海贼的侵害，那么申报损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也有全部私吞或部分私吞调、庸的纲领也上交被害报告，以逃避追责的情况。当时的日本朝廷不仅将群盗海贼视为治安问题，也将其视为财政问题予以重视。但滑稽的是，朝廷对群盗海贼侵夺行为的危机感，恰恰是由于盲目相信以纲领为主的某些地方官伪造的被害证明而形成的。

受领为促使纲领赔偿私吞部分，会扣押其私宅（重点在里仓）。另一方面，进京的纲领也会将私吞的财物献给王臣家，成为其家臣，甚至将田宅也献给王臣家以免于扣押。被私吞的调、庸就这样被郡司富豪阶层用作脱离受领统治、投靠王臣家的资本。

另一方面，任用、郡司、富豪阶层还时常同谋袭击或杀害施行苛政的受领。天安元年（857）六月，对马郡司率“党类”三百余人，射杀对马守立野正岑等十七人。元庆七年（883）六月，筑后国群盗百余人包围受领都御酉的官邸，将其射杀后掠夺财物。当任用听到叫喊声，赶到都御酉的官邸时，嫌犯已经逃散。其首谋为筑后掾藤原近成，同谋有前任掾、目以及王臣子孙等人。元庆八年（884）六月，石见国迩摩郡司、那贺郡司等人以“施政悖法”为由，率二百一十七人袭击、拘禁权守上毛野氏永，夺取象征受领权力的“印镒”（是用于公文的国印，相当于国衙正仓的钥匙），交给担任介的忍海山下氏则。以上是任用反抗受领、郡司富豪阶层反抗苛税，以“党”的形式袭击受领的典型事件。这些袭击受领的事件也是“群盗”的一部分。

不管是侵吞、掠夺运京的调和庸，还是袭击受领事件，“群盗海贼”均带有任用、郡司等富豪阶层进行反受领斗争的性质。郡司、富豪为了反抗受领这样一个共同目的，组成“党”与之对立（参照户田芳实著述）。然而，9世纪的“党”只是为了临时性的目的，暂时结成的组织。这种“党”没能像中世的武士团所结成的“党”那样，发展成紧密的联合体。

郡司、富豪阶层通过结党进行反受领、反国衙斗争，这是8世纪所不能想象的新景观，也是律令国家中央集权统治缓和、受领裁决权扩大、富豪阶层成长的产物。故此，律令国家与国衙（受领）必须采取新的军事措施，以应对以结党为基础的群盗海贼和反受领武装斗争。

捕亡令“临时发兵”规定的适用

朝廷、国衙想动员被称为“兵”“人兵”“人夫”的民众去镇压群盗海贼。有人认为，从这些词的语感可以看出，军团士兵制废止后，国衙创立了一种动员普通民众的全新军制。但是如前节所述，“人兵”“人夫”是指捕亡令规定的追捕人员。也就是说，朝廷、国衙要利用整个8世纪都没能派上用场，如今却得以适用的捕亡令“临时发兵”规定来镇压群盗海贼。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群盗的特殊形式——“俘囚之乱”的情况。“俘囚”是指被强制迁入内地各国居住、表示归顺的虾夷人。承和十五年（848）二月十日，上总国飞驿奏言称俘囚丸子回毛等人“叛逆”。对此，朝廷立即对相模、上总、下总等五国下发发兵敕符，命其共同出兵讨伐。十二日，上总国再次飞驿奏言，称斩杀、捕获俘囚五十七人。贞观十七年（875）五月十日，针对下总国的飞驿奏言，朝廷命下总国发“官兵”镇压，同时向武藏、上总、常陆、下野诸国下发发兵敕符，令各国派出三百名援军。六月十九日，下野国报告称，杀死、捕获“反虏”八十九人。七月五日再报杀死贼徒二十七人及归降俘囚四人。

其次是濑户内海的海盗。贞观四年（862），有国解称备前国船只遭袭，八十石贡米被抢，十一名纲丁（参与运京的人）被杀。五月二十日，朝廷向播磨、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纪伊、淡路、阿波、赞岐、伊豫、土佐诸国下发官符，命动员“人夫”追捕海盗。贞观九年（867）十一月，朝廷向摄津、和泉以及山阳、南海两道诸国下发官符，指示如有海盗警情，沿海诸国应相互联络，动员“人兵”进行追捕。追捕海盗时，国衙需要按照捕亡令中的追捕罪犯规定，用国解报告相关事态，凭追捕官符动员“人兵”“人夫”。

9世纪下半叶，元庆七年（883）二月，“上总俘囚之乱”爆发时，其适用捕亡令临时发兵规定的情况值得注意。上总介藤原正范飞驿奏言称，市原郡俘囚三十多人盗取官府财物、杀害民众。藤原正范将此视为“叛乱”，发千余名“人兵”追讨。但俘囚群盗烧毁民房，逃入山中。故此，藤原正范进一步上奏称，非发“兵”数千不能平定叛乱。

对此，朝廷认为俘囚群盗只是畏罪逃亡，没到需要下发发兵敕符的地步，于是仅下发追捕官符，命动员“人夫”进行追捕。而且当上总国以飞驿奏言报告已平定叛乱时，朝廷虽夸赞了上总介藤原正范等人的功劳，但又叮嘱“飞驿奏言仅限于律令规定的紧急事态，如遇与此次事件类似的情况应利用国解报告太政官，切勿胡乱飞驿奏言”。较之“发兵”，“差遣人夫”手续简单，凭国司的裁决权要动员多少都可以。此时的朝廷想通过“上报国解→下发追捕官符→人夫差发”的简便程序指导受领，平息事态，从而扩大了受领在镇压武装蜂起中的军事裁决权。

群盗海贼与追捕方各自的战术

接下来将探讨战术层面的问题。贞观十一年（869）新罗海盗夜袭博多津，且在掠夺丰前国运京物资后立即逃走，因此大宰府发兵追捕未能成功。元庆七年（883）筑后守都御酉被杀也是在夜里，其部下赶到时，群盗已逃散。贞观九年（867）十一月，朝廷在海盗追捕令中将海盗的活动规律总结为“没有固定住所，漂泊于广阔的海面上寻找袭击机会，一旦被追捕，立刻作鸟兽散，一旦放任不管，又如乌鸦般聚拢”。由此可见，9世纪的群盗海贼采取的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即全员轻装，利用船和马，借助暗夜的掩护发动急袭后立刻收兵。官府追捕便逃散，官府放任便聚拢发动袭击。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通过训练而掌握的正规战术，而是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奇袭。

与之相对，追捕方的战术又是怎样的呢？据称，贞观十一年（869）新罗海盗来袭当天，有五六名家住海滨的民众殊死追击，射伤贼徒两人。而在贞观十七年（875）五月发生的下总俘囚之乱中，朝廷命下野国对在追捕过程中率先勇敢突击的战士进行褒赏。由此可以看出，面对群盗海贼时，朝廷没有采取发动“人兵”“人夫”等广大民众的战术，而是发动骑马或乘船的少数战士进行勇猛果敢的追击战和强袭战。

追捕的先锋是受领及其子弟和随从，追捕人员的挑选根据每次事态的大小，在一国范围内进行广泛动员。追讨敕符、追捕官符上写的虽然是“官兵”“兵”“人兵”“人夫”，但真正被动员起来的是郡司富豪阶层中骑术精湛、武艺超群的人。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勇敢者”和“武艺人”。在此，笔者将他们称为“勇敢富豪阶层”。也就是说，反抗受领的群盗海贼以及追捕群盗海贼的人兵都属于富豪阶层。受领（国衙）以追捕官符中承诺的恩赏（官职和位阶[20]）为筹码，充分动员勇敢富豪阶层。勇敢富豪阶层则为求恩赏而响应国衙的动员，争先追击群盗海贼。然而，他们并不是武士。勇敢富豪阶层在私出举、私田等致富产业方面费尽心思，他们没有闲暇专心练武，而国衙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可以专心练武的优惠待遇。

与勇敢富豪阶层一起被动员起来的还有俘囚。在弘仁四年（813）年底爆发的“出云俘囚荒橿之乱”中，远胆泽公母志因讨伐有功，获封外从五位下。承和六年（839）四月，右近卫将监坂上当宗及其下属的近卫舍人[21]一同率领俘囚，追捕藏匿于伊贺国名张郡山中的十七人私铸钱（制造假币）团伙。贞观九年（867）十一月，朝廷下发海盗追捕令，命令濑户内海沿海诸国差遣人兵（非正规军），招募俘囚，将海盗一网打尽。贞观十一年（869）新罗海盗来袭时，由于辖区内的俘囚作战勇猛，因此事后大宰府向朝廷申请编成两班各一百人的俘囚常备军，每月轮流守卫军事要冲，以防备发生紧急事件。其他诸国受领同样招募俘囚，令其承担追捕群盗海贼的任务。

律令制位阶一览

（参照《养老律令·官位令》［757］制成）

接下来，笔者将考察这些俘囚在武士登上历史舞台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　雇佣兵性质的俘囚

俘囚教化政策

8世纪末到9世纪初的虾夷征服战争产生了大量归顺朝廷的虾夷人。律令国家政府将他们作为俘囚强制迁入内地各国居住，称“内国移配”。以《延喜式》中有记载的国为主，将“俘囚料”（为怀柔俘囚而产生的粮食等方面的费用）纳入预算的国有四十五个。如果将9世纪下半叶废除“俘囚料”的国也考虑在内，可以说俘囚被分散移居到了当时的日本全境。

“内国移配”的表面理由是陆奥当地难以管理和统治大量俘囚，同时还须防范俘囚再次叛乱。不过在背后支撑移配政策的国家理念是朝廷要通过教化使俘囚摒弃“野心”（粗野的心性和生活方式），将其同化为“公民”。日本律令国家的基本方针是将自己置于“中华”地位，视新罗为“诸蕃”、视虾夷为“夷狄”，加以歧视对待。同时用天皇统治下的文明世界（被称为“化”）来感召“化外之民”前来朝贡，以“德”来接纳诸蕃和夷狄。强制漂流到日本的新罗人“归化”，强制归顺的虾夷人迁移到内地各国等政策，正是基于上述国家理念。

朝廷令受领兼任“俘夷专当”（专门负责俘夷事宜的官员），受领作为优恤、教化俘囚的责任人，执行以下政策。

第一，为所有俘囚提供米、盐、燃料等物资。这意味着受领全面负责俘囚的生活。

第二，“存问”（即慰问）。受领体察俘囚的生活状态，对其进行抚慰，听取其愿望和疾苦，教导他们消除野心，鼓励忠、孝、礼等善行。受领虽然尽量回应俘囚的要求，但难免会有俘囚因迟迟得不到受领的回应，怒而进京上告。

第三，换季时在国衙飨宴招待俘囚，为俘囚发放俸禄和衣物，入冬时还要发放绢和布。这些感化人心的教化方式颇有成效，俘囚对于受领的服从意识和忠诚度有所提高。

第四，免除俘囚的调和庸。朝廷最初对俘囚采取的是赋税政策。延历十七年（798），朝廷放弃对第一代移配俘囚征税，改为从第二代俘囚开始征收。然而直到9世纪末，诸国俘囚依然拒绝缴纳调、庸。面对诸国俘囚的反抗，国衙最终也没能彻底实施赋税政策。

第五，为俘囚分配口分田。延历二十年（801），朝廷决定暂不向俘囚征收田租。弘仁七年（816），朝廷宣布截至次年的弘仁八年，已接受朝廷分配口分田超过六年的，须缴纳田租。同年九月，常陆国因俘囚贫困而提出延长免租期限的申请，并得到朝廷批准。这也是满足俘囚要求的表现。

另外，俘囚违法犯罪时，秉持通过教化将其公民化的理念，朝廷通常会宽大处理。延历十七年（798），朝廷以停止征收而非惩罚的方式来处理俘囚未缴调、庸的问题。延历十九年，甲斐国奏报俘囚使用暴力掠夺牛马。对此，朝廷仅要求受领对其细心教导。无论是朝廷还是受领，在面对俘囚的粗暴行为时全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对其进行处罚。不过，朝廷和受领也并非完全不处罚俘囚，如播磨国十名俘囚被流放多祢岛（种子岛），因幡国六名俘囚因盗窃公民牛马的嫌疑被再次移配到土佐国等事例。

俘囚移配国与诸国俘囚料

资料来源：参照《延喜式》制成。俘囚料一栏空缺的国虽在《延喜式》中没有俘囚料的记录，但可从六国史的记载中确认其为俘囚移配国。长门国的情况是根据见岛古坟群出土文物推算的。*号表示俘囚料占出举稻总额的比例（％）；**号表示根据俘囚料推算出的俘囚人口。俘囚料的单位为束（10把稻）。

俘囚与公民

在收集整理了10世纪日本全国乡名的《倭名类聚抄》中可以看到，上野国的碓冰郡、多胡郡、绿野郡以及周防国的吉敷郡均存在俘囚乡。目前能确认的仅剩这四例，其原因如后文所述，是因为10世纪时许多俘囚被遣返陆奥，故而俘囚乡几乎全都消失了。而在9世纪，诸国是将俘囚按其所在区域编成俘囚乡进行统治的。如果关东以西出土的蕨手刀果真是俘囚物品的话，那么蕨手刀的出土地，即俘囚的聚居地，除了“视野开阔、能远远望到诹访湖的丘陵”“比八岳山腹高出千米的巍峨山岭”“富士山麓上海拔千米的高原”（参照石井昌国著述）以外，还有盆地中的一隅，以及距萩市海滨43千米的绝海孤岛——见岛（后文详述）。由此可见，受领将俘囚乡选在了与普通公民隔离开来的偏僻土地上。

弘仁三年（812）六月，朝廷命令众受领从俘囚中挑选能够服众、勇猛强壮的人担任“夷俘长”，授予其对违法同族进行惩罚的刑罚权。从此以后，俘囚内部的日常管理和统治便由掌握刑罚权的夷俘长负责。

位于山口县见岛的吉伊科恩博古坟群由多达二百座积石冢组成（以下关于见岛古坟群的叙述参照斋藤忠、小野忠熈、乘安和二三著述）。其中，格外壮观的56号坟出土了同样可见于岩手县虾夷积石冢中的蕨手刀、贞观永宝、石带饰等随葬品。贞观永宝是9世纪下半叶铸的钱币，可见该古坟应是9世纪下半叶建造的。随葬的蕨手刀仅见于56号坟中，因此一般认为该坟埋葬的是俘囚集团的首长。石带饰是位阶七位、八位的官员腰带上的装饰品。进一步分析，随葬的钱币或许与俘囚料的领取权和分配权有关。从上述情况可推定，56号坟的坟主应是长门国的夷俘长。同样，各地出土的蕨手刀大概也是各地区夷俘长所持有。

上述古坟特征显示，俘囚集团将虾夷社会的传统社会关系带到了移配地。受领们也未禁止建造古坟，反而利用虾夷社会的传统统治关系教化俘囚。夷俘长本身就在虾夷社会的传统统治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再加上朝廷赋予的刑罚权以及律令官员的位阶等权威，夷俘长可以对俘囚集团进行自治性的管理和统率。受领无须施以严刑即可成功统治俘囚，原因就在于此。只要朝廷继续分发俘囚料、免除其租税，俘囚的生活还是比较宽裕的。例如，见岛古坟群还出土了许多生活用品。其中包括玉、石带饰等饰品，镜、铜碗、青铜匙，以及据传为山城国石作窑制作的施釉陶器、据推断为长门国以外地区制造的须惠器与土师器[22]等。由此可见，俘囚过着超乎想象的丰裕生活。孤悬海中的见岛竟然有一种“大都会式的文化”，可以说这是优恤政策的产物。既然经济生活完全仰赖受领，俘囚集团也自然要忠于受领。

吉伊科恩博古坟群远景

吉伊科恩博古坟群所在的见岛位置

绿釉陶器　（萩县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皇朝钱

青铜匙、人身上的饰品

然而另一方面，俘囚也在优恤政策中遭受歧视。国司、郡司、公民不以官位和姓名称呼俘囚，而是以“夷俘某某”的蔑称来称呼他们。俘囚对此深感耻辱。尽管朝廷在弘仁五年（814）十二月禁止称呼俘囚为“夷俘”，但歧视现象并未因此消失。公民对俘囚的歧视深深植根于公民自身的“中华”意识和“皇民”意识之中，而这种意识恰恰是律令国家实行公民教化的结果。虾夷的语言被称为“夷语”，想必公民正是从这些陌生的夷语中确认了自身“中华国家皇民”的身份吧。

朝廷颁布针对俘囚的法令时，常常会在法令的开头将俘囚的生活方式蔑称为“具有野心的”“野性的”。所举俘囚有“野性”的例子，不过是不事农耕养蚕，而以狩猎、渔业为生；不定居而游牧等。这当然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的夸张说法。为了反抗移配，或是因为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就像法令中所写的那样，的确会有俘囚殴打男性公民，或抢夺牛马，四处流浪。而这些愤怒心态之下的行为，却被说成是俘囚们与生俱来的“野性”和“野心”。

这种片面的“俘囚观”深深植根于贵族官员和普通公民的心中，逐渐演化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歧视意识。而公民将俘囚称为“夷俘”，正是基于这种蔑视和优越意识。这些俘囚被从生之养之的故乡强行带到异乡，备受歧视。他们心中怀着无比的愤怒、悲痛以及对故乡的思念。遭到如此对待的俘囚要说不敌视公民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俘囚料却是由公民负担的。公民不仅将俘囚蔑视为粗野的“夷狄”，还对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俘囚这件事抱有敌意和反感。这样一来，只要俘囚还是俘囚，那么俘囚与公民就必然会处在结构性的敌对关系中，二者绝不可能出于共同利益和睦相处。

到了施行移配政策二十余年的弘仁年间后半段，一些实现自主经营的俘囚开始向朝廷申请成为公民，承担调、庸，并且最终获得了批准。自此以后，俘囚以申请获批的方式成为公民的例子越来越多。这是被歧视、被敌视的俘囚寻求解放的一种方式。

蕨手刀与俘囚的战术

即便不辛勤劳作也有生活保障的男性俘囚于是一门心思扑到了虾夷男性的习俗——狩猎上。一被移配到某地，他们便抢夺公民的马匹到处游荡，将山野当成了狩猎场，妨碍公民的生产活动，对抗议的公民施加暴力。俘囚的狩猎特权是得到受领批准的，同时这也是一项训练武艺的特权。见岛古坟群已发掘的二十一座坟中，有九座出土了铁镞。虽然只有没有正式入编的第15号坟出土了马骨，但仍可认为养马、骑马、骑射训练在当时的见岛俘囚社会非常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壮年男性的上腕骨十分发达，大腿骨则较纤弱（参照松下孝幸等人著述）。有的学者认为是骑马、骑射的习俗塑造了俘囚男性上半身发达、下半身纤弱的独特体形。而陪葬铁镞的墓主就是享有较高荣誉的虾夷骑士。与一心经营农业、无暇练习武艺的“勇敢富豪”相反，依靠受领供养的俘囚可以专心狩猎、训练武艺。因此较之勇敢富豪阶层，受领对俘囚成为追捕群盗海贼的主力军更有信心。

虾夷战士原本就擅长机动性、游击性强的马上个人战。在征服虾夷的战斗中，朝廷军队惊诧地发现，在骑射战中，即便数十名士兵群起而攻之，也敌不过一名虾夷战士。天应元年（781）五月，第一次虾夷远征军向朝廷报告称，虾夷“如蜂蚁般聚集、挑衅，遭到攻击便逃入山林，追讨稍一松懈，他们就会侵掠城塞。尤其伊佐西古等人，实乃一以当千之战士”。“一以当千”是《今昔物语集》《平家物语》对著名武士的赞辞，此时被用来形容虾夷战士，可见中世武士马上个人战的战术大概是从虾夷骑兵身上学来的。

此外，虾夷战士的蕨手刀和朝廷军士兵使用的直刀，这两种形制不同的刀的特点也能表现出虾夷战术与朝廷军骑兵战术的不同。蕨手刀出土于名为“虾夷冢”的积石冢古坟，这些古坟在曾为虾夷势力根据地的岩手县胆泽地区分布尤为密集。蕨手刀的名称来源于刀柄前端如蕨菜一般的形状。其特征在于刀身笔直，但刀柄向外弯曲，此称“柄反”。这种弯曲的刀柄能在持刀人策马疾驰、斩杀敌人时，消除强烈冲击带来的反作用力，同时还能划出弧线，深深斩入敌人肉身。无论是刀身、刀柄一体的设计（称“共铁柄”），还是将烧热的铁刃急速冷却以增强硬度的淬火工艺，都是为了使其足以承受强烈的冲击力（参照石井昌国著述）。而“蕨手”形设计是为了强化握力、防止刀脱手。

马上个人战以骑射战为开始，经过刀斩、缠斗，最终以胜者砍下败者首级为结束。弓矢很难给对手造成致命打击，因此擦身而过或随后追赶时的斩杀便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而“柄反”的斩击力和“共铁柄”的强度，完全可以满足纵马疾驰时激烈砍杀的需要，不必担心战刀折断。另一方面，朝廷军士兵使用的直刀是将刀柄安装在细细的柄心中，这种设计不能吸收疾驰斩杀造成的反作用力，刀柄有从根部折断的风险，因此很难应对马上作战。一边是能在疾驰中成功斩杀对手的蕨手刀，一边是只适用于徒步作战的直刀，二者在战术上的差距不言自明。虾夷骑士强大的秘诀就在于其使用的蕨手刀。

据考古报告称，关东以西地区出土的虾夷蕨手刀有四十多例（参照八木光则著述），这些蕨手刀应该是由俘囚带入当地的。贞观十一年（869）新罗海盗来袭时，被动员起来的俘囚被称赞有“一以当千之雄姿”。虽然被移配他乡半个多世纪，但俘囚依然传承了虾夷的传统战术。受领提供的生活保障以及狩猎特权下的武艺训练是这种传承成为可能的前提。应招而来的俘囚以他们最拿手的疾驰斩杀战术英勇追击、砍杀海盗。

蕨手刀　（江钓子古坟出土，56.5cm）

勇敢富豪阶层、受领及其子弟和随从在追捕群盗海贼时与俘囚并肩作战，进而学会了虾夷的战术。与此同时，蕨手刀也在爱好武艺的官员、勇敢富豪阶层中普及开来。俘囚就这样将疾驰斩杀的马上个人战术带到了内地，而武士正是这种战术的忠实继承者。

江钓子古坟群的积石冢古坟　残留在岩手县和贺地方的虾夷冢

俘囚叛乱与遣返陆奥

马克斯·韦伯[23]说，当君主想让普通臣民接受新的要求时，他们并不指望臣民的好意，而是通过建立能够自由操纵、忠于自己的军队，特别是异族军队来达到目的，例如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或称素丹）亲兵、俄国的哥萨克骑兵、法国波旁王朝的瑞士雇佣兵等。当这些异族与周围的世界及臣民相对立，仅服从于君主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了最值得信赖的军队。

如前所述，公民将俘囚视为粗野的异族，认为他们是不劳而获、靠公民养活的闹事者。同样，俘囚也对歧视自己的公民抱有敌意。这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共同协作，俘囚仅忠于为自己提供优厚抚恤、支撑自己全部生活的受领。由此可知，受领之所以能对任用、郡司富豪阶层实现高压统治，就是因为拥有忠诚的俘囚武装。在对任用、郡司富豪阶层进行催缴时，俘囚出于平日被歧视的怨气，势必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曾在纪伊、越后担任受领的伴龙男由于指使随从进行暴力统治、杀害部下等罪行入狱。真正实施犯罪行为的，正是其手下的俘囚吉弥侯广野。在镇压以任用、郡司富豪阶层为主体的群盗海贼时，情况也是如此。将平日积累的怨恨情绪全部倾泻在不留情面的追击和斩杀中，这样的俘囚士兵势必令对手闻风丧胆。

受领往往对外宣称为俘囚提供优恤的目的在于使其公民化，而非为了获得俘囚的军事协助。而且提供优恤的财源来自国衙，而非受领的私人财产。再加上俘囚并非出于个人意志受雇于受领，因此从理论上讲，俘囚并不是受领的雇佣兵。可是事实上，受领既是国衙权力与财政的垄断者，又是为俘囚提供优恤的直接责任人，因此只要受领切实提供优恤，令俘囚满足于此，俘囚便会忠诚地服从受领的统治，成为受领最忠实和最值得信赖的军事力量。因此，事实上，俘囚就是受领的武装佣兵。

不过另一方面，各国也都有因待遇问题引发俘囚不满的危险。俘囚的第一次大规模叛乱是前文提到的弘仁四年（813）年底出云国爆发的“荒橿之乱”。在这次叛乱中，俘囚袭击了郡乡的正仓和富豪阶层的粮仓，肆意掠夺稻谷。其中，有的俘囚在战乱中被人借机杀害，有的追随受领，因镇压行动中的战功，获封外从五位下。这就是相同境遇下俘囚之间充满悲情色彩的自相残杀。在此之前的延历十九年（800），朝廷称“如果始终保持优厚待遇，一旦待遇下降，俘囚反而会怀恨在心，因此应及时取消优待”。没想到一语成谶，在受领取消优待政策时，俘囚的怨恨果真转化成了“荒橿之乱”。

另外，承和十五年（848）的上总国、贞观十七年（875）的下总国、元庆七年（883）的上总国也相继爆发俘囚叛乱。对此，受领依据捕亡令临时发兵规定，动员勇敢富豪阶层和没有参与叛乱的俘囚进行残酷镇压。

贞观十七年（875）的下总国俘囚之乱据说源于积怨。而元庆七年（883）的上总国俘囚之乱则源于偷窃官物[24]事件。此事大概是由于受领需要承担没有缴清调、庸的责任，为了填补亏空，削减甚至停发俘囚料，从而引发俘囚不满。当俘囚的要求被受领拒绝时，俘囚便要用自身实力去维护其既得利益。于是，他们强行闯入国衙、郡衙的正仓以及富豪阶层的粮仓，运走稻谷，杀害反抗者，放火烧仓。这也是俘囚之乱的共通之处。俘囚袭击正仓绝非出于想反叛，他们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保持原有的待遇。

这样一来，追捕群盗海贼、接受优恤的俘囚反而成了盗匪。面对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态，朝廷和受领转而决定将俘囚遣返陆奥。宇多天皇在位（887—897）时，朝廷也将此作为国制改革（第二章详述）的一环，伺机彻底解决俘囚问题。宽平九年（897），朝廷命令陆奥国从各国召回逃散至各地的陆奥国人，对其给予免税优待，并为其提供经营活动资金，以加强边防，复垦荒地（《类聚三代格》）。该命令并未提及“俘囚”，但实际上，居住在五畿七道[25]诸国的大部分陆奥国人就是俘囚。朝廷并未明说在俘囚公民化的优恤政策和教化政策中遭受挫折，而只是让流散各地的俘囚返回陆奥居住。与此同时，受领在下发停止发放俘囚料、俘囚要与公民一同缴税的命令时，也让俘囚自己选择是留住当地还是回到陆奥。恐怕多数俘囚都选择了踏上新的旅程，回归他们从未见过的、父祖之辈的故国。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见岛的积石冢突然消失，这是因为见岛的俘囚群体已回归故国。10世纪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针对俘囚待遇的法令和政策，这是因为朝廷已成功解决了俘囚问题。

[1]在地领主，中世日本庄园公领制下，在庄园、公领（国衙领）所在地（现地或当地），实际支配其所领有的土地和百姓的统治者阶层（包括领主、豪族、军事贵族、武士）。

[2]郎党，日本中世武家社会中主人的同族、侍从等。

[3]大学纷争，指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爆发的围绕学生处分、校内民主、学校管理等问题展开的全国性斗争。

[4]国衙军制论，以户田芳实、石井进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日本从古代末期到中世初期（10世纪至12世纪）的国家军事制度是国衙军制，其主要表现是以国衙（国司、郡司）为中心征兵和进行军事征讨，使国衙军事组织化。该军事制度是在律令国家向王朝国家蜕变，朝廷向地方行政机构（国衙、受领）委任行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此外，国衙军制与军事贵族及武士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5]受领，平安时代以后对国司四等官中，到现地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的称呼。受领最初的实际含义是指到现地赴任的国司承接前任的文书、事务等，后来转变为官职名称。

[6]院政，是指日本平安时代末期为抵制外戚专权的摄关政治体制，由太上天皇（简称上皇，皈依佛教后称“法皇”）亲掌朝政的政治制度。

[7]中世，是古代与近代（近世）间的历史时期，不少日本学者将包括“平将门之乱”（935—940）与“藤原纯友之乱”（939—941）两场叛乱在内的“承平、天庆之乱”作为日本从古代进入中世的分水岭。

[8]杰弗里·鲁道夫·埃尔顿（Sir Geoffrey Rudolph Elton，1921—1994），出生于德国，1947年获得英国公民权。

[9]律令国家，是大化改新后，效仿中国隋唐的封建国家体制，通过颁布《大宝律令》（701）、《养老律令》（718）等相关法令而建立的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律令国家体制存续的时代被称为“律令时代”。

[10]平城京，是日本从710年至794年的奈良时代的京城，地处今奈良市西郊；平安京，是日本京都的古称，位于现在京都府京都市中心地区。

[11]大宰府，日本律令制时代设置在筑前国的地方官厅，负责统辖九州地区诸国行政、接待外国使节、海防等。

[12]国内，这里的国特指日本古代到中世的一种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也即律令制下的令制国，或称令国，国内即指该行政区域之内。

[13]国司，日本的古代到中世，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国的行政长官，从中央向地方派遣的官吏，包括属于四等官的守、介、目等。

[14]太政官，日本律令制度下执掌国家司法、行政、立法大权的最高国家机构。太政官的最高长官是太政大臣，但通常由在太政大臣之下的左大臣和右大臣担任长官。

[15]编户制，编户制度是一种户口登记制度，它既属于一种行政管理制度，也是一种赋税制度。其主要做法是为加强对人口的控制，进行人口登记，把民户的人口、年龄、性别、土地财产等情况，详细登记在户籍上，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根据土地和人口多少征收赋税和徭役。班田制，是日本在律令时代仿照唐朝的均田制制定的土地制度。其法令称班田收授法，其具体做法是首先编订户籍，然后进行班田。班田的具体做法是：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颁给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颁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予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则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16]内里，古代日本天皇居住的地方，位于宫城（皇城）内部，也叫“御所”“禁里”“大内”等。

[17]虾夷，指日本古代在北海道及其周边居住的阿伊努人等。虾夷曾长期保持与日本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视为防范甚至征伐的对象。尤其北海道一直到明治维新后才真正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18]口分田，所谓口分就是按人数分配，口分田就是基于班田制按人头分配的田地；垦田，在日本的律令时代指新开垦的田地。

[19]调，律令制下基本的实物租税之一。大化改新时按耕地面积以户为单位征收，《大宝律令》下按人头税征收，将诸国的产品运往京城，成为国家的财源。

[20]位阶，律令制下的官僚等级，见表格“律令制位阶一览”。位阶等级按功劳大小晋升，原则上要就任与位阶相对应的官职。

[21]近卫府是守卫京城、保护天皇行幸的中央机构，分为左近卫府、右近卫府，官职由高到低分为大将、中将、少将、将监、将曹、府生、番长、近卫。少将及以上统称“近卫官人”或“卫府官人”，将监及以下统称“近卫舍人”。

[22]须惠器与土师器，日本古坟时代的陶器有两种，一种是土师器，一种是须惠器。土师器流行于整个古坟时代，由土著的“土师”部民在各地制作；须惠器是古坟时代中期才从大陆引进的，主要由来自朝鲜半岛的“陶部”工人在相当集中的场所制作。

[2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代表作品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政治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

[24]官物，指律令制下包括租庸调在内的各种缴纳给朝廷、令制国的租税（贡物）。

[25]五畿七道，古代日本的行政区划，五畿指京都周边的畿内五国（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七道包括东山道、北陆道、东海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及西海道。

第二章
武士的英雄时代

第一节　“头号武士”

宽平、延喜年间的国制改革

尽管整个9世纪的中央集权统治呈缓和趋势，受领在地方统治方面的裁决权不断扩大，但朝廷仍然坚持以编户制、班田制、调庸制为基本方针。这种现实与方针之间的矛盾使得9世纪下半叶，郡司富豪阶层与王臣家相互勾结，不缴租税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财政与受领的地方统治地位因此陷入危机。为渡过危机，在关白[1]藤原基经去世的宽平三年（891），宇多天皇开始着手进行国制改革，提拔担任过受领的菅原道真等人，重建以受领为中心的地方统治秩序，稳定中央税收。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此次国制改革是超越个人利害关系、举国上下必须完成的共同课题。即便是下一任的醍醐天皇治世时期，这一改革也未因右大臣菅原道真遭左大臣藤原时平诬陷而左迁[2]事件的影响而终止。

改革虽然也涉及中央行政机构和宫廷礼仪等方面，但地方统治改革才是重点。其主要内容为：第一，阻断富豪阶层与王臣家私自联合。对此，朝廷出台一系列政策，如禁止富豪阶层向王臣家进献田宅（田产和私宅），禁止富豪阶层归入王臣家籍下，禁止已归入王臣家籍下的富豪阶层拒缴租税等（《类聚三代格》）。与此同时，朝廷还赋予受领向王臣家的家臣及其土地征税的权力，以及针对拒缴租税的王臣家家臣的放逐权和逮捕权。这样一来，地方各国居住者利用特殊身份和关系获得的免税特权便被彻底否定了，他们只能服从于国衙的统治。

第二，对中央财政进行结构性改革。此前的上缴流程为国司以正丁（成年男性）人数为基准征缴调、庸，然后一并上缴大藏省，大藏省再分发给各官司（政府主管部门）和官员。朝廷放弃了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财政结构，改为各官司和官员随时可以从朝廷领取凭证（官符等），依此凭证直接要求特定的某国受领上缴某类必需物品（参照大津透、佐藤泰弘著述）。不过，各官司和官员的所需物品总额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一国的总支出以及受领所需上缴的总额也是固定的。为应对各官司、官员的不定时要求，受领会在京城内外的仓库蓄积大量物资。这样一来，从任职国向京城运送物资便成了受领的私家行动。此前由郡司富豪阶层承办的各国国衙向大藏省运送调、庸的方式随之消失。结果是，一方面郡司富豪阶层不必再担心调、庸不足而被财政官司或王臣家追究责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失去了中饱私囊的机会。这一点也导致郡司富豪阶层没有必要再依附于王臣家。

第三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延喜二年（902），诸国国衙接到名为“延喜庄园整顿令[3]”的土地调查令，要求寺院、神社、王臣家、富豪阶层提交“公验”（加盖国司或郡司印章的权利证明文书），明确土地权利关系，否认此前富豪阶层为逃税而向王臣家进献的庄园（称“王臣家庄园”）以及随之而来的免税特权，并将这类田地重新划入“公田”，即需要缴税的土地（《类聚三代格》）。朝廷再次明确，免税土地仅限于朝廷以“官省符”（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所认可的“免田”。此前每逢班田，土地权利关系都会随之变动，因此每次班田都需要重新绘制“班田图”。在这次改革中，朝廷要求不再制作“班田图”（这是因为“班田图”所记载的内容常常与现实的权利关系不符），而是将此次土地调查结果登记在“基准国图”上，明确各类土地的面积。这些登记在“基准国图”上的公田、免田及其面积也成为此后国衙课税、免税的基础（参照坂本赏三著述）。基于此次土地调查结果，国衙采取了一项全新的征税方案，即根据富豪阶层的经营能力将公田分配下去，不论其身份和所属关系，一律按照承包的公田面积缴纳租税（此税目称“官物”和“临时杂役”），并将这些公田承包人（称“负名”）登记在账簿上。这样一来，这些富豪阶层便成了向国衙纳税的直接责任人，但反过来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得到了相应的保障。这种“负名体制”使得前文提到的9世纪的“里仓负名”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11世纪中叶，这种体制甚至成了以受领为中心的地方统治基础，这些富豪阶层的名称也随之由“负名”变成了“田堵”（即私田领主）。

第四是受领主导的国衙机构改革。具体表现为受领根据不同的行政职能，建立公文所（后称“政所[4]”）、田所、税所、调所、检非违所、船所等受领直属部门，任命从京城下到地方的子弟郎党为各所的“目代[5]”，任命有实力的“田堵”为“在厅官人”（职位在“目代”之下），分担实务。这样一来，国司四等官制已名存实亡，仅剩与受领没有私人交集的任用（掾、目）在京接受俸禄。至此，9世纪以来受领与任用的对立导致的国衙统治不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受领为中心的地方统治体制得以确立。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地方统治事务全权委托于受领一人，条件是受领必须缴清四年任期内的贡品。中央朝廷要求受领上缴的贡品数额虽然是固定的，但受领利用变动的税率或添加附加税等方式征税，其中所产生的差额即成为受领的私人收益。这种税制上的二重结构也是受领贪得无厌的根源所在。在平安时代后期成书的佛教故事集《今昔物语集》中，这种情况被描述为“即便摔倒在地，受领也要在地上捞一把土”。

向负名体制的转变，就是基本方针由统治“人”（按人头课税），向统治“地”（按土地课税）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宽平、延喜年间的国制改革，“律令国家”完成了向“王朝国家”的体制转变。此前的研究认为，平安时代是律令体制不断崩溃的时代。为了应对律令国家（国衙）的盘剥，保护自己所开发的领地，在地领主只能进献庄园，或结成武士集团进行抵抗。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中世社会应运而生。而平安时代的旧国家体制作为阻碍中世社会发展的因素，终将被推翻。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国衙的权力和职能也对庄园、在地领主、武士的发展存在较为积极的一面。1970年前后，户田芳石、坂本赏三等人提出“王朝国家论”，正面评价了平安时代的国家权力对中世社会关系形成的作用。此后，以“王朝国家论”为基础，或受到“王朝国家论”影响的平安时代国衙统治研究、国衙军制研究、财政研究、中央政治机构研究、朝廷的地方政策研究、庄园政策的研究得到显著发展。虽然同为“王朝国家论”立场的学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笔者想借助坂本赏三的研究成果在此做一总结：从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国制改革，一直到11世纪中叶施行“长久庄园整顿令”乃至“延久庄园整顿令”的阶段为“前期王朝国家”，此后一直到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的阶段为“后期王朝国家”（第五章详述）。

宽平、延喜东国之乱与军制改革

从《三代实录》记录的光孝天皇驾崩的仁和三年（887）八月条（9世纪末）起，一直到有贵族日记作为直证资料的10世纪上半叶为止，这一时期是缺乏详细编年史类佐证资料的史料空白期，只有摘录了朝廷记录（即“外记日记”，“外记”（太政官官职）所起草的诏敕、上奏文以及朝廷礼仪记录等）的《日本纪略》（编者不明，长元九年［1036］之前的编年史）、《扶桑略记》（皇圆编，嘉保元年即宽治八年［1094］年之前的佛教编年史）等简易编年史涉及这一时期。不过即使是从这些稀缺的史料中，也可窥探宽平、延喜年间东国（关东诸国）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叛乱。

宽平七年（895），以物部氏永为首的坂东（关东）群盗叛乱，信浓、上野、甲斐、武藏等国遭受重大损失。每当几国共同出兵追讨时，叛乱者便从上野国碓冰、相模国足柄两地越境出逃。昌泰二年（899），上野国接连上报群盗猖獗、损失惨重的情况。朝廷于是向上野国下发追讨敕符，派出推问追捕使。推问追捕使即犯罪调查团，握有发兵权。昌泰三年（900）五月，上野国报告抓获贼首物部氏永。同年，武藏国群盗蜂起。延喜元年（昌泰四年，901）二月五日，信浓国派“飞驿使”（快马信使）报告东国群盗蜂起之事态。朝廷再次下发追讨敕符，并于四月派出推问追捕使。这场叛乱于宽平七年形成规模，一直延续至延喜元年，前后共七年，史称“宽平、延喜东国之乱”。东国之乱在延喜元年达到顶峰，之后虽一度缓和，但骏河、越后、飞驒、下总等国群盗蜂起、受领遭袭事件仍未绝迹。

据上野国报告，坂东诸国的群盗实际上是由诸国富豪阶层结成的“僦马党”。被称为“僦马党”的坂东富豪阶层在此之前利用运京之便，运送私人物资至京城，私吞调、庸，摇身一变成为王臣家的家臣，以此牟取巨额利益。然而，国制改革剥夺了他们牟取利益的通路。这些富豪阶层中还包括原籍在京城、实际却住在地方诸国的前国司子弟及王臣子孙。

朝廷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坂东诸国的问题上。宽平三年（891）九月，朝廷向全国各地下发指令，要求因婚姻、农商等关系在地方各国居住，与“土民”（当地人）做着相同的营生，同时又带领贼党横行乡里、拒绝纳税的前国司子弟、王臣子孙等富豪浪人做出选择，要么翌年七月前归京，要么留在当地（称“土着”），但要向国衙缴税，违抗国衙命令者将被流放他处（《类聚三代格》）。“僦马党”的主要成员正是以上提到的这些人。而宽平、延喜的东国之乱也正是国制改革下受领强化统治力度所引发的坂东诸国富豪阶层的反抗。

这一时期的骚乱不仅发生在东国。宽平五年（893）至翌年，新罗海盗袭扰对马及九州北部；宽平七年（895）以来，京畿地区群盗蜂起；延喜四年（904）三月，安艺守伴忠行在京城被群盗射杀；延喜三年（903）七月，出羽国爆发俘囚叛乱；宽平年间至延喜初年，全国呈骚乱状态。濑户内海地区稍有滞后，于承平年间爆发与东国之乱相同性质的叛乱（931—936）。改革常常伴有丧失利益和权利的集团进行的反抗和阻碍，只有坚决排除这些反抗和阻碍，改革才能成功。

坂东群盗蜂起事态于延喜元年达到顶峰后归于平静。那么朝廷与坂东诸国的受领是如何镇压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的呢？到了此时，原本可以依赖的武力后盾——俘囚集团已不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朝廷镇压1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平将门之乱”时，其军事措施完全是依照此次镇压东国之乱时的军事措施制定的。也就是说，朝廷在镇压此次叛乱的过程中进行了军制改革。

宽平、延喜年间的军制改革内容如下：

第一，强化受领在军事动员方面的裁决权。在原来的捕亡令临时发兵规定中，国衙要想进行军事动员，必须向朝廷飞驿奏言，并得到朝廷的发兵敕符。然而在镇压东国之乱的过程中，接到飞驿奏言的朝廷屡次改用更为简便快捷的追捕官符替代发兵敕符。由于追捕官符动员的是人夫（非正规军追捕人员），因此受领可以自行决定动员人数。朝廷之所以改用追捕官符，就是想将镇压叛乱的责任和军事动员的裁决权委于受领。这一方针继承了前章所述的元庆七年（883）二月“上总俘囚之乱”中朝廷的应对措施，而且与国制改革基调（将地方统治事务全权委于受领）相一致。

第二，在各国任命追捕群盗的军事指挥官——“押领使”。押领使是以国为单位的军事指挥官，其任务是听从受领的命令，动员国内的武士镇压叛乱。平将门之乱后，押领使成为常设官职。到了镰仓时代，该军事官职演变为“守护[6]”。在镇压宽平、延喜年间的群盗时，朝廷首次设立押领使。自此以后，受领便将镇压叛乱的责任委于押领使。而押领使的任命，正是此次延喜年间军制改革的点睛之笔。

第三，武艺高超之人有义务遵从国衙的动员，即便此人贵为王臣。天庆二年（939）四月爆发“出羽俘囚之乱”时，朝廷要求“出羽国全体浪人服兵役，高家（王臣家）下人也不例外”。这种动员方式也出现在宽平、延喜东国之乱中，服役者被归入押领使麾下参加战斗。

通过一系列的军制改革，国衙军制最终得以建立。以全新军制为基础的镇压方式催生出了“武士”这一集团。关于国衙军制的内容，第三章将详细叙述。

“头号武士”——平高望、藤原利仁、藤原秀乡

在押领使的不懈努力下，长达七年的东国之乱终于平息。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是史料空白期，因此有哪些人成为押领使无从知晓。不过以下列举的三位是最有可能在这一时期成为押领使的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人在宽平、延喜年间的坂东地区十分活跃。他们被后世武士子孙奉为神话般的始祖敬仰，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与武士始祖身份相称的英雄传说。

首先是桓武平氏的始祖平高望。他是桓武天皇的孙子、终生无位（位阶）的高见王的儿子。据《平家勘文录》（盲僧琵琶师讲述《平家物语》由来的秘传）讲述，平高望平定都城的谋反，于宽平年间成为上总介，之后又平定国贼，受赐平姓。他的子嗣们后来一直定居在坂东诸国，成为国衙官员，以武士身份不断扩张势力。由此可以推断，平高望曾作为押领使到上总国赴任。

其次是以“利仁将军”之称深受人们喜爱的传奇武士——藤原利仁。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山药粥》中，富裕豪族藤原利仁听说有个五位小官整天梦想着大吃一顿山药粥，于是将其召至越前宅邸，命下人拿来山药，为其熬制成粥。该小说取材于《今昔物语集》。而在《今昔物语集》的另一个故事中，被任命为新罗追讨将军的藤原利仁在出征途中不幸猝死。如此所示，藤原利仁是平安时代后期最先被描写成传奇武士的人物。其祖父藤原高房被评价为“膂力过人，意气风发”，据说其曾在担任美浓介时单骑追捕施展妖术的团伙（《文德实录》）。或许藤原高房在受领时代曾学习过俘囚的马上个人战术，而藤原利仁则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自越前守时代累积起来的家产和俘囚战术。

《鞍马寺缘起》（故事原型成形于11世纪初）讲述了一个关于藤原利仁如何勇猛果敢的故事。在该故事中，接到追讨宣旨的藤原利仁凭借鞍马寺毗沙门天的护佑和自己的计谋，成功追讨劫掠运京调、庸的下野国高藏山群盗千人。《鞍马寺缘起》中的群盗，正是宽平、延喜年间叛乱的盗匪。在《尊卑分脉》（室町初期成书的诸氏世系图集成）中，藤原利仁被记录为上野介。笔者推测，藤原利仁大概由于武艺超群而被拔擢为上野国押领使。他的子孙以越前、加贺国为主要据点，结成强力的武士团“斋藤党”，不断扩张势力。不过，其中也有早早加入清和源氏、成为其家臣的支系。

“头号武士”谱系略图

最后是后世以“俵藤太”之称为人所熟知的传奇武士——藤原秀乡。藤原秀乡因在平将门之乱中斩获平将门首级而获最高武勋。其子孙后来演变为小山氏、藤姓足利氏等，在关东北部地区发展势力。奥州藤原氏也是藤原秀乡的子孙。

藤原秀乡身上流传着一个荒唐无稽的武勇传说。据说名箭手俵藤太秀乡在近江濑田桥受龙神委托，降伏了三上山的大蜈蚣。作为谢礼，龙神赠予秀乡一把黄金太刀和一身铠甲，并将平将门的致命弱点告诉给了秀乡，秀乡正是凭借这些成功斩杀了平将门。这便是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7]《俵藤太物语》的故事梗概。读起来不免让人联想到中世纪德国传说中的骑士齐格飞（Siegfried）。不过“俵藤太”这一称呼也可见于《今昔物语集》。可见，藤原秀乡降伏蜈蚣的传说应该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了。藤原秀乡的曾祖父藤原藤成曾以播磨介的身份管理俘囚，这一点已经得到考证。或许在管理俘囚时，藤原藤成也学习了俘囚战术。据《尊卑分脉》可知，藤原丰泽、藤原村雄、藤原秀乡子孙三代均由下野国下级官员的女儿所生。他们在下野国以王臣子孙（勇敢富豪阶层）的身份继承家产和马上战术。可想而知，藤原秀乡在宽平、延喜东国之乱时被任命为下野国押领使，并在镇压群盗中表现活跃，此后在下野国建立起了庞大的势力。

平高望、藤原利仁、藤原秀乡三人在与群盗势力的激烈战斗中，开创了新的马上个人战术，正因如此，这三人才被誉为武勋卓著的“头号武士”。而且，他们战斗时的英姿还孕育出了许多以超群武艺平定叛乱、降伏妖怪之人的武勇传说。平定叛乱后，平高望成为上总介，利仁从上野介升至镇守府将军（第四章第二节详述）。这些官职都是通过功勋得来的。通常来说，平高望、藤原利仁、藤原秀乡三人并没有机会跻身贵族社会。但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建功立业，跻身贵族行列。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才投身于镇压叛乱的浪潮之中。

除这三人外，同一时期武名大震、成为武士的还有武藏权介源仕（嵯峨源氏，摄津渡边党之祖）以及晋升路线异于常人（先后担任秩父牧司[8]，武藏掾、介、守）的高向利春（亦称小野利春，武藏七党小野氏之祖）。延喜十九年（919），二人曾在武藏国府交战。

日本刀的问世与战术革命

说到中世武士是如何战斗的，人们的脑海里会率先浮现这样一种画面：身披华丽大铠甲的武士首先互通姓名，然后策马疾驰，使用日本独特的长弓放箭，或是挥舞着弯曲的日本刀进行一骑打。虽然近年来有人对这一质朴的武士作战方式提出质疑，但源平内乱之前的战斗的确就是这样的。

在武士的马上个人作战中，要想击倒远处的敌人，弓箭无疑是最主要的武器。但是，弓箭很难对甲胄护身的敌人造成致命打击，因此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还是刀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刀完全可称得上是“决战兵器”。它的问世也是革命性的。进一步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日本刀的问世促进了疾驰斩杀战术的发展，然后才有了中世武士的马上个人战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日本刀不是从律令军制时代的直刀发展而来的，而是从虾夷的蕨手刀进化而来的（参照石井昌国著述）。下页图清晰展示了蕨手刀一路演进成毛拔形太刀（日本刀的原型）的过程。

毛拔形蕨手刀就是在蕨手刀的刀柄上打一个镊子形（“毛拔”即镊子之意）的镂空花纹。这一设计旨在加强手指紧扣时的刀柄握力，缓解斩击时的“共铁柄”冲击力，增强斩击效果。这种毛拔形蕨手刀只在岩手县和北海道出土，关东以西地区没有出土。一般认为，蕨手刀向毛拔形蕨手刀的进化始于俘囚移配告一段落的弘仁年间（810—824），由胆泽地区的虾夷人一手推动。之后，毛拔形蕨手刀的蕨形柄尾逐渐变成了方形柄尾，于是便有了毛拔形刀。毛拔形刀刀身长约50厘米，仅在北海道、秋田县各出土过一把。秋田县出土的毛拔形刀被认为是元庆二年（878）“出羽俘囚之乱”中俘囚集团所持之物。据此推测，毛拔形刀是元庆年间之前由虾夷人亲手设计的。

蕨手刀到毛拔形太刀的变迁　（a—d出自石井昌国《蕨手刀》，参考图e出自斋藤忠、小野忠熈《见岛古坟群》）

当毛拔形刀的刀身延长至70厘米左右时，便有了毛拔形太刀。年代最早的毛拔形太刀出土于长野县盐尻市宗贺，其年代被推测为10世纪。无论是出土的刀，还是神社供奉的传世刀，毛拔形太刀仅分布在关东以西地区，东北地区未见一例。因此人们认为，毛拔形太刀并不是奥羽地区的虾夷人或俘囚发明的，而是日本国内地区在毛拔形刀的基础上发明的。毛拔形刀在“元庆出羽俘囚之乱”后被带入日本国内，并在爱好武艺、此前一直使用蕨手刀的官员和勇敢富豪阶层间普及开来。问题是，毛拔形刀到毛拔形太刀的飞跃是在何时、何地、由谁推动的呢？由于宗贺出土的毛拔形太刀的年代与平将门之乱相距不远，因此可以推测，平将门和藤原秀乡当时正是使用毛拔形太刀交战的。进一步也可以说，从毛拔形刀到毛拔形太刀的飞跃是在爆发“东国之乱”的9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

在马上个人作战中，战士需要在追击中或擦身而过的瞬间完成斩杀，因此刀身的长度是决定胜败的关键。笔者猜测，使用毛拔形刀的平高望、藤原利仁、藤原秀乡等人有着常年与群盗进行追击战的实战经验，因此他们要求坂东的锻冶师加长毛拔形刀的刀长，这样便有了毛拔形太刀。之后，毛拔形太刀迅速普及，成为“卫府官人”的制式太刀。

毛拔形太刀的问世促使疾驰斩杀战术高度发展，而疾驰斩杀战术又使得中世武士的马上个人战术初见雏形。在此，笔者想将这一过程称为“战术革命”。在这场战术革命中，卫府所继承的“律令战术”以及追捕群盗时的“俘囚战术”被相继淘汰，同样来源于俘囚的马上个人战术得到高度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俘囚在10世纪初的战术革命以及武士诞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可以说俘囚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即便如此，与欧洲中世纪的日耳曼民族（作为雇佣兵受雇于罗马帝国，攻灭西罗马帝国，以诸侯、骑士身份君临欧洲）相比，俘囚的作用还是太小了。

承平南海[9]海盗与西国的“头号武士”——藤原纯友

承平元年（931），海盗时隔半个世纪再次席卷濑户内海。之后，这些海盗在濑户内海盘踞六年之久，史称“承平南海海盗”，以区别于天庆二年（939）十二月爆发的“藤原纯友之乱”。

承平南海海盗由以小野氏彦、纪秋茂、津时成等人为首的三十多个小集团组成。尽管朝廷屡次派遣追捕海盗使，在各国设立“警固使”（相当于坂东诸国押领使的军事指挥官），但正如承平三年（933）十二月和承平五年（935）六月的奏报所报：“南海诸国海盗拒不伏法，萑苻遍野”“尚未平伏”。然而奇怪的是，承平六年（936）六月，这些海盗竟然在伊豫守兼追捕南海道使纪淑人的宽大政策下，以两千五百余人全部投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海盗生涯。

如前文所述，9世纪的海盗实际上是承包调、庸运京工作的富豪阶层。国制改革后，催生海盗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10世纪的海盗究竟是什么人呢？在承平南海海盗最为猖獗的承平三年十二月，朝廷将卫府舍人的骚乱视为强盗行径，命令全国国司予以追捕。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启发。

8世纪的日本律令国家经常举办大型国家仪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元日朝贺仪式。举行仪式时，全部官员、蕃国使节（新罗使、渤海使）、虾夷代表均列队于朝堂院[10]，叩拜驾临大极殿的天皇。这一仪式的目的在于，明确天皇与律令国家官员之间的臣属关系以及“东夷小帝国”日本与蕃国、夷狄之间的服属关系，通过仪仗队整齐划一的队列和行进来表现国家威严。这样的仪式自然需要大量的卫府舍人参与。然而9世纪，律令国家放弃小帝国的身份，以朝堂院为舞台的国家仪式转而成为以内里为舞台的宫廷仪式。这种优雅细致的宫廷仪式由天皇、公卿[11]、殿上人[12]主持，仅需身着华服的近卫中少将以及以马艺、射艺、舞乐为生的少数近卫下级官员和舍人在场即可。可以说，宽平、延喜年间的国制改革也是一场仪式制度的改革。

这样一来，卫府就出现了大量多余的舍人。其中大多数是不在京任职、居住在地方各国、仅享有免税特权、不服从国衙统治的富豪阶层。特别是播磨、备前、伊豫、赞岐等濑户内海诸国，由于这些国被指定为卫府“大粮米”（发放给舍人的粮食）的缴纳国，因此9世纪末，这些国的卫府舍人宣称自己有“大粮米”的分配权而拒绝纳税。等到国衙收纳使前来征收时，他们便聚集群党，将其驱回。因此，削减诸国卫府舍人数量、使其服从国衙统治是国制改革的一大难题。

延喜元年（昌泰四年，901）闰六月，朝廷命令诸国受领说服本国卫府舍人成为负名，缴纳公田官物。不过受领并没有剥夺卫府舍人头衔的权限。延喜九年（909）十月，为解雇大量卫府舍人，朝廷命令诸国调查并上交本国卫府舍人的氏名和住所。对此，诸国卫府舍人不断发起抵抗运动，组成徒党，包围国府，欺辱受领。因此，朝廷于延喜十四年（914）赋予受领解除卫府舍人官职的权限。承平三年（933）十二月，受领进一步获得抓捕发动骚乱的卫府舍人的权限。

在上述政策体系下，最受打击的是濑户内海诸国拥有大粮米征收权的卫府舍人。被剥夺卫府舍人头衔的濑户内海富豪阶层组成徒党，以征收大粮米为口实，袭击国衙正仓和运京船，抢夺粮食。这便是承平南海海盗的实质。当一个国家向王朝国家过渡时，往往会伴随着富豪阶层的武力抗争。在这一点上，承平南海海盗与宽平、延喜东国之乱是相同的。

在前文提到的承平六年（936）六月所有海盗投降时，作为朝廷开出不以罪犯论处的条件，卫府舍人则需要做出政治性妥协，即服从国衙的统治。《扶桑略记》承平六年夏六月条开篇有言：“班给田畴，下行种子。”如此所示，投降后的卫府舍人最终成为负名，服从国衙统治。至此，濑户内海诸国最后一批抗拒体制变革的卫府舍人也接受了负名体制。

由于《日本纪略》承平六年六月条开篇有言：“南海贼徒首领藤原纯友以伊豫国日振岛为据点，以千余艘兵船掠夺官物私财”，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藤原纯友是承平南海海盗的首领。可是，主体部分与《日本纪略》相差无几的《扶桑略记》承平六年夏六月条开篇记载：“南海道贼船千余艘浮于海上，强夺官物，杀人害命，遮断海上交通”，其中并未出现藤原纯友的名字。一般认为，两则记事的共同原始史料是伊豫守纪淑人为自赞功绩而提交的“伊豫国解”。而且，两则记事近乎相同的主体部分均仅记载了小野氏彦等三十多个集团、共两千五百余人因伊豫守纪淑人的宽大政策而投降一事，并未提及藤原纯友。如果真如《日本纪略》开篇所言，藤原纯友为海盗首领的话，那么主体部分没有出现藤原纯友的名字实属奇怪。如果藤原纯友没有投降，那么又与“全部投降”的记述相矛盾。另外，《日本纪略》还有一处记载是《扶桑略记》中没有的，那就是末尾处的“此即前之海盗”。原来，《日本纪略》是将三年后爆发的藤原纯友叛乱当成了前提。这一点也是原始史料中没有的。再看看基于朝廷记录编成的《本朝世纪》（藤原通宪于久安六年［1150］奉鸟羽院之命编撰，是继《三代实录》之后的又一部国史，大部分已散佚），其中的天庆二年（939）十二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前伊豫掾藤原纯友于承平六年接受追捕海盗之宣旨。”

从上述几点来看，《日本纪略》将藤原纯友写为承平南海海盗首领，明显是后世润色所致。也就是说，藤原纯友并非海盗。藤原纯友蒙受了一千多年的冤屈必须昭雪。

天庆二年十二月发生叛乱时，藤原纯友的头衔是前伊豫掾。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位阶六位但无官职的“失业官员”。藤原纯友的父亲是权势显赫的摄政太政大臣藤原忠平的堂兄弟藤原良范。藤原良范仕途止于从五位下大宰少贰[13]便英年早逝，留下年少的藤原纯友一人。也就是说，藤原纯友生在了摄关家族的旁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中。从其父藤原良范的堂兄弟藤原元名的生涯履历来看，藤原纯友大概是通过伊豫守藤原元名的举荐才成为伊豫掾的。据推断，其在任的四年为承平二年（932）正月至承平五年（935）十二月（参照福田丰彦著述）。不过，藤原元名拔擢藤原纯友并非单纯出于同情。藤原良范担任大宰少贰期间，正是朝廷加强海防、防备新罗海盗来袭之际。这一时期，年少的藤原纯友整日在大宰府中磨炼武艺。藤原元名前往备受海盗侵扰的伊豫国赴任时，一眼看中了武艺高强的藤原纯友，于是将其拔擢为掾。藤原纯友也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其威名甚至在海盗间流传开来，就连藤原忠平等朝廷首脑也对他赞赏有加。藤原元名期满卸任后，藤原纯友也随之归京，整日无所事事，一心等待叙位[14]、除目[15]的机会。

机会终于在承平六年三月到来。因海盗久久不能平定，万般无奈的朝廷向曾经立功的藤原纯友下发海盗追捕宣旨，任命其为伊豫国警固使。藤原纯友于是率军从京城启程，前往伊豫。不久后的五月中旬，年老的文人贵族纪淑人以伊豫守兼追捕南海盗使的身份赴任伊豫。六月，顽强抵抗六年的海盗在纪淑人宽仁品格的感召下全部投降，纪淑人也因此晋升至从四位下。

藤原纯友谱系略图

然而，海盗投降的原因并非真如纪淑人所言。三年半后的天庆二年（939）十二月，藤原纯友在摄津国须岐驿袭击了备前介藤原子高。事出之后，朝廷立刻对承平南海海盗之乱时申请过功勋的人补授官位，藤原纯友因此获封从五位下。原来，藤原纯友曾申请过平定承平南海海盗的功勋，然而当时朝廷并未理会。承平六年的真实情况是，比纪淑人早两个月进入伊豫的藤原纯友劝说海盗投降（这些海盗曾是卫府舍人，与藤原纯友是故交），海盗集团信赖藤原纯友的人品，于是决定全部投降。也就是说，纪淑人用笔杆子篡夺了藤原纯友的功绩。藤原纯友才是平定承平南海海盗的最大功臣。

除了前伊豫掾藤原纯友外，许多下级武官或掾一级别的官员也都以警固使的身份前往伊豫，镇压海盗，建立功勋。平定海盗后，藤原纯友留在了伊豫，其他功臣也都留在了濑户内海诸国，如备前国的藤原文元、播磨国的三善文公、赞岐国的前山城掾藤原三辰等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西国“头号武士”。然而，藤原纯友等人的功勋申请被朝廷束之高阁，这大大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天庆二年（939）十二月，这种不满终于酿成了祸端。

第二节　平将门之乱

延喜功臣的子孙

延喜东国之乱后，藤原秀乡、平高望等在平叛过程中大显身手、建立功勋的功臣及其子孙就地留在了坂东诸国。

延喜十五年（915）二月，上野介（受领）藤原厚载被上毛野基宗、上毛野贞并等人射杀。这是一场大范围的反受领斗争，就连大掾[16]藤原连江等人也参与其中。或许是因为居住在邻国下野国的藤原秀乡也有参与，朝廷命令下野国流放藤原秀乡及其十八名同党，然而藤原秀乡等人拒绝前往发配地。

翌年八月，无可奈何的国衙请求朝廷下发指示，然而朝廷只是反复下发发配指令，藤原秀乡等人也继续无视发配指令。延长七年（929）五月，下野国国衙向朝廷控告藤原秀乡等人作奸犯科，朝廷于是向下野及其相邻五国下发追捕官符。不过，目前没有发现证据能表明坂东诸国真的对藤原秀乡实施过追捕。藤原秀乡面对受领时一贯我行我素，诸国受领也都忌惮这位有功之臣。

藤原利仁在延喜年间结束镇守府将军任期后，没有留在坂东，而是回到了越前国。其子孙在北陆地区结成武士集团，不断扩张势力。不过，藤原利仁的堂兄弟藤原言行的儿子藤原惟条例外。承平三年（933），藤原惟条被任命为武藏国秩父牧别当[17]（秩父牧司）。天庆二年（939）六月，为应对蠢蠢欲动的平将门，藤原惟条被任命为上野权介兼押领使。藤原惟条跟随藤原利仁的脚步，为镇压群盗从京城下到地方，并继承了藤原利仁的势力范围，继续在上野、武藏两国扩张势力。

平高望膝下有平国香、平良兼、平良持、平良正、平良文。长子平国香留在常陆国，成为常陆大掾。次子平良兼留在上总国，担任下总介。三子平良持留在下总国，之后前往陆奥国胆泽城担任镇守府将军。五子平良文留在武藏国，人称“村冈五郎”。《今昔物语集》中有一则故事是说平良文与箕田源二宛（前文提及的源仕的儿子）决斗，结果两人不分胜负。平国香、平良兼、平良正三人都娶了常陆大掾源护（系源仕、箕田源二宛一族）的女儿，三兄弟与源护一族形成强有力的纽带关系。而平良持、平良文与源护一族没有姻亲关系，且与平国香、平良兼、平良正保持一定距离。或许这也是平良文没有参与平国香、平将门二人合战的原因。

镇守府将军可以在北方贸易（与虾夷的贸易）中获取马匹、金子、毛皮、鹫羽（高级箭羽）等财货珍宝。因此对于武士来说，镇守府将军是极富魅力的职位。平将门的父亲平良持在担任镇守府将军期间曾向左大臣藤原忠平进献财物，以此成为其家臣。出于这层关系，长子平将门在青年时代便来到京城，将名簿献给藤原忠平，奉其为主君（名簿载有自己的官位、姓名、出生年月，进献名簿是结成主从契约的礼仪）。在《尊卑分脉》中，平将门被称为“泷口小二郎”。“泷口”是指在内里清凉殿北侧的泷口（排水口）站岗把守的天皇亲兵卫队（第三章详述）。凭借藤原忠平的推举，平将门顺利成为泷口武士。平将门平日里以桓武天皇第五代孙为荣，就任天皇警卫一职时，他大概也怀揣着一种“有朝一日跻身贵族”的愿望吧。承平元年（931）前后，平将门返回下总国。这是因为其父平良持去世，平将门需要回去继承和经营父亲遗留下来的领地。

平将门之乱相关人物谱系略图　（参照《周刊朝日百科·日本的历史59》制成，略有改动）

学界有观点认为，管理官牧和掌握制铁技术是平将门得以扩张势力的基础。不过，官牧是向军团提供马匹的官方牧场，军团废止后，官牧也急剧衰退，因此不应该将平将门与官牧联系起来。另外，虽然1978年至1980年在平将门根据地附近的茨城县结城郡八千代町发现了9世纪后期的制铁遗迹，但是这只能说明9世纪至10世纪的东国动荡不安，为满足武器需要而大量制铁冶炼（参照福田丰彦著述），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与平将门有关，要说这一遗迹其实就是国衙铁匠的工房似乎也不为过。一般认为，平将门在下总国丰田郡、猿岛郡等地区拥有数座私宅，向国衙承包广袤的公田作为私田经营，并以负名身份向国衙纳税。另外，平将门还将丰田郡常羽地区的国衙御厩别当（管理马匹的官厅长官）多治经明收为郎党。据此推测，平将门对下总国的国衙行政也有干预。

延喜年间以后，延喜功臣及其子孙借助功勋留在了地方各国，并在此后被拔擢为敕旨牧别当、掾、权介等官员。失去俘囚集团这一武装力量的受领要想稳定地方统治，必须依靠延喜功臣及其子孙，即武士。正因如此，受领才会为武士登上历史舞台提供多方便利。如确保武士承包广袤的公田；为武士开发私人领地提供方便；认可武士的狩猎特权，允许武士将山林原野作为狩猎场磨炼武艺等。对此，有的武士会与国衙进行合作，以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但也有像藤原秀乡一般的武士，拒绝接受受领的统治，独立经营。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坂东诸国无疑都是武士大展拳脚的地方。

平氏的内部纠纷

在《将门记》中，平将门被描绘成了因独步天下的武艺而成为坂东王者、最终也因武艺命丧黄泉的悲剧式英雄。该书是平将门之乱平定后的天庆三年（940）六月，由接触到相关国解、“合战日记”（战斗报告书）的文人贵族以报告书、平将门的诉讼记录、平将门写给摄政藤原忠平的书信等资料为基础写成的。因此尽管有修饰成分，但《将门记》的大体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另外，这一时代的史料也较为充实，有编年史《本朝世纪》以及藤原忠平的日记抄本《贞信公记抄》。接下来，笔者将依据这些史料尽可能忠实地描绘出平将门之乱的真相（关于平将门之乱的合战人数，由于几乎所有记录都如同官方单方面公布的数字一般，带有修饰色彩和极度夸张的成分，而且这种情况不单单出现在《将门记》中，因此本书原则上不记述兵力）。

前文说到，平将门因父亲平良持去世而回到故乡。回国后，平将门与伯父、叔父之间形成敌对关系。尽管《将门记》开篇部分已散佚，但根据摘要本《将门略记》记载，平将门与伯父平良兼交恶的原因在于“女论”（女性问题）。平将门虽然娶了平良兼的女儿为妻，但平良兼大概并不赞同这门婚事。而在《今昔物语集》中，双方争执乃至兵戎相见的焦点在于已故平良持遗留下来的领地。考虑到《今昔物语集》中有关平将门的故事大多以《将门记》为蓝本，因此笔者猜测，《将门记》的开篇部分或许记载了“女论”和“领地争端”这两点原因。由此可以窥见，平国香、平良兼等人在平良持去世后，曾企图乘机夺取其领地。承平元年（931），平将门与平良兼发生第一次合战。此时的武士阶层出现一种风潮，即只要名誉受损，就以合战的方式解决争端，前文所述的平良文与箕田源二宛的合战也是如此。而平将门名誉受损的原因，恐怕就是平良兼阻挠这门婚事。此次合战也导致平将门在平氏一族中被孤立。

四年后的承平五年（935）二月，因父亲平良持遗留领地问题与同族结怨、孤立无援的平将门在平真树（与平将门关系不明，但与平国香、源护等人有隙）的劝说下，与伯父平国香及源护一族发生合战，杀死平国香及源护的儿子源扶、源隆、源繁等人，烧毁其私宅。平国香的儿子左马允平贞盛接到父亲战死的消息后，立刻从京城归国。但是为了能在京城继续任职，平贞盛与平将门达成和解，条件是平将门不侵犯其亡父平国香的领地。同年十月，平将门在常陆国新治郡川曲村击败出于姻亲关系而支援源护的叔父平良正。翌年六月，平将门又在下野国打败平国香死后成为平氏族长的前下总介平良兼及平良正、平贞盛、源护等人的军队。彼时，平将门要求国衙官员在国厅日记（国衙政务日志）中记录“平良兼挑起无道合战”。

三个儿子被杀后，源护立即发出常陆国国解，向朝廷控告平将门。承平五年十二月，朝廷下发官符传唤源护、平将门、平真树三人进京。翌年十月，平将门进京，在检非违使厅[18]接受审判。不过，不知是因为平国香等人夺取他人领地的行为惹恼了朝廷，还是因为平将门对平良兼等人挑起无道合战的指控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总之，朝廷对平将门从轻发落。不仅如此，平将门还因此在京畿威名大震，仅被关押数日后，便在承平七年（937）正月的大赦下被释放，于同年五月归国。

听闻平将门归国，复仇心切的平良兼与儿子平公雅、平公连以及源护、平贞盛等人，于八月六日在常陆、下总国交界处的子饲渡口攻打平将门，烧毁丰田郡常羽御厩及邻近百姓私宅。九月十九日，平将门得知平良兼正在常陆拜访源护等人。为报复，平将门与平真树一同烧毁了平良兼位于真壁郡的宅邸（名为“服织宿”）及平良兼同党的私宅。

平将门还要求下总国国衙罗列平良兼的罪行，书写解文（国解）上呈朝廷。十一月五日，朝廷向武藏、安房、上总、常陆、下野等国下发官符，授权平将门追捕平良兼、源护、平贞盛、平公雅、平公连等人。接到追捕官符的平将门决意彻底铲除平良兼等人，但诸国受领并无协助之意。十二月十四日，平良兼夜袭位于下总国猿岛郡的石井营所，但袭击无果而终。翌年即天庆元年（承平八年，938）二月，平贞盛认为参与同族私斗不利于个人发迹，于是计划沿东山道秘密回京。面对平贞盛违反和解约定、转而支持平良兼的行为，平将门勃然大怒，一路追击平贞盛至信浓国小县郡千曲川，然而并未捕获平贞盛。天庆二年（939）六月，平良兼因病去世，这场长达八年的平氏内部纷争似乎即将迎来终结的曙光。

如上所述，平将门与平国香、平良兼、源护等人的合战说到底不过是私人恩怨。无论是朝廷还是国衙均未积极介入。不过，常陆国国衙为源护书写国解，下野国国衙为平将门出具证明，下总国国衙同样为平将门书写国解。由此来看，国衙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参与。而且坂东诸国国衙还明显支持平将门一方。即便后来平贞盛拿到了朝廷下发的传唤平将门的官符，下总国国衙也无意执行。为使己方参战正当合理，平将门充分利用了国衙甚至是中央朝廷。而朝廷也明显对平将门有所偏袒，比如在审判中对平将门酌情处理、授予平将门追捕官符等等。其实，朝廷和国衙恰恰是想让平将门通过武力来平息平氏的内部纷争。对于朝廷和国衙来说，平氏的内部纷争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双方敌对的对象都不是国衙。而《日本纪略》等编年史以及《贞信公记抄》等书籍也对这一时期的平氏内部纷争只字未提。

平将门之乱相关略图

介入武藏国纷争

天庆元年（938），武藏权守兴世王、武藏介源经基欲巡检国内，然而足立郡郡司、判官代（管理土地和收税的官职）、在厅官人武藏武芝表示反对，理由是无受领就任前巡检国内的先例。国司巡检国内时需要隆重接待，准备众多礼品，郡司、负名不堪重负。因遭到反对而恼羞成怒的兴世王和源经基率领武装集团闯入足立郡，扣押武藏武芝各地私宅。而支持武藏武芝的在厅官人则在国厅前张贴国司弹劾文以示抗议，要求返还武藏武芝被扣押财物。然而，兴世王等人此时正着手备战。

据朝廷一方记录，五月二十三日，武藏国提交解文控告橘近保（与后文的橘远保为兄弟，与橘最茂为同族，系延喜功臣子孙）。对此，朝廷向武藏国及其邻国下发了追捕官符。武藏国之所以控告橘近保，或许正是由于作为负名的橘近保反对兴世王等人闯入自己的领地。同年十一月，应伊豆国国解要求，朝廷向骏河、伊豆、甲斐、相模诸国下发官符，授权追捕平将门的弟弟平将武。想必在十一月上缴官物之际，平将武也曾反对过受领。如上所述，天庆元年以武藏、伊豆为中心的反受领斗争一触即发。

同年冬，抑或翌年春，得知武藏武芝与兴世王、源经基双方正在整备军队、随时开战，平将门主动提出为双方调解。平将门首先说服武藏武芝前往武藏国国府，之后又设宴邀请了兴世王，并促使兴世王与在厅官人、郡司、负名阶层达成和解。然而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武藏武芝的军队将尚未解除备战状态的源经基团团包围，从中逃脱的源经基误以为兴世王、平将门受武藏武芝唆使，欲杀害自己，于是上京状告平将门谋反。

可是，仅凭企图杀害源经基的罪名并不构成“谋反”，那么源经基口中所说的“谋反”指的是什么呢？后来当平将门征服坂东诸国后，曾在给藤原忠平的书信中写道：“吾乃桓武天皇第五代孙。中国史书随处可见以武力夺取天下之例，而吾欲统治日本半壁江山，也未尝不可。”这句话深刻体现了平将门武艺至上的理念。或许在斡旋兴世王等人的宴席上，平将门也曾在众人面前说过不符合身份的豪言壮语，因此才被人揪住了辫子。实际上，此时的平将门并无谋反之意。

天庆二年（939）三月三日，朝廷收到源经基的密告。此前的二月十二日，朝廷还收到了摆脱平将门追击、成功进京的平贞盛的控告，对此朝廷决定派遣传唤使传唤平将门。针对平将门的控告接踵而至，这使得平将门在以藤原忠平为首的朝廷眼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三月二十八日，平将门的私人主君藤原忠平写信询问平将门谋反一事是否属实。对此，常陆、下总、下野、武藏、上野五国为平将门书写解文，证明平将门非但没有谋反之心，反而一直在为坂东诸国的和平尽心尽力。五月二日，平将门将解文和申辩书一同上呈朝廷。五月五日，朝廷对坂东诸国境内混乱问题进行了问责，并在十六日的临时除目中，任命百济王贞连为武藏守，任命武士橘最茂、小野诸兴（与高向利春同族）、藤原惟条（与藤原利仁同族）分别为相模、武藏、上野国权介（以上三人系延喜功臣子孙）。随即前往武藏国的贞连禁止兴世王在国厅就座，并以密告被告人的身份对待他。心生怨恨的兴世王于是出走下总国，投靠平将门。此事被立即通报朝廷，平将门在朝廷首脑心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

六月九日，朝廷进一步将三名权介任命为押领使。二十一日，朝廷向三人下发官符，命其追捕国内群盗。对此，武藏国、据守足柄关的相模国、据守碓冰关的上野国分别加强了追捕力度。与此同时，平贞盛从朝廷成功拿到传唤平将门的官符，回到常陆国。然而，诸国无意协助平贞盛。十月，平贞盛在赴任途中拜访正在下野国国府的故友陆奥守平维扶，欲暂时藏身奥州，不料遭遇平将门追击，因此只好隐藏山野之中。

时间回溯到六月七日，为确认平将门、兴世王谋反一事真伪，朝廷委任推问密告使（密告调查官），并于九日拘禁源经基。律令规定，在判明密告是否属实前，须拘禁密告者。如果谋反密告不属实，源经基即构成诬告罪。收到诸国证明平将门无罪的解文后，朝廷召开“阵定”（公卿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中，甚至有人提出应褒奖平将门维护坂东和平之功绩，对其叙位任官。事态究竟会向哪一方倾斜，是谋反，还是诬告？在这期间，源经基和平将门同时在政界多方打点，然后屏息凝神，静观事态之变。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推问密告使源俊直到十一月都没有动身。他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发兵权。就这样，密告一事于天庆二年（939）冬不了了之。

介入常陆国纷争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进行大规模负名经营的常陆国人藤原玄明遭到受领藤原维几的抨击，称其“佃租广袤公田，不缴官物”。然而藤原玄明却反过来控诉称：“藤原维几子弟郎党依仗受领权力，提出无理要求。”天庆二年（939）冬，常陆国受领藤原维几与藤原玄明等负名阶层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藤原维几娶了平高望的女儿为妻，是平将门、平贞盛的姑父，然而藤原维几偏袒平贞盛，再三通知平将门响应传唤。朝廷先是授予平将门官符，批准其追捕平贞盛，而后又授予平贞盛传唤平将门的官符，如今姑父藤原维几也站在平贞盛一边，因此平将门对朝廷和藤原维几越来越不信任。

藤原维几向藤原玄明下发移牒（通知），命其缴清拖欠官物，前往国府说明情况。然而藤原玄明拒绝补缴认错，于是藤原维几打算依据同年六月下发的群盗追捕官符，追捕藤原玄明。得知这一消息的藤原玄明掠夺行方、河内两郡国衙仓库的官物后，携妻带子出走下总国丰田郡，投奔平将门。藤原维几数次发送移牒，要求下总国国衙及平将门引渡藤原玄明，然而得到的回应只是“藤原玄明已经逃走”。

由于藤原维几偏袒平贞盛，因此平将门对藤原维几心怀芥蒂，对想要复仇的藤原玄明表示同情。十一月二十一日，平将门整顿军队，开往常陆国国厅。此时，藤原维几的儿子藤原为宪（工藤氏等伊豆骏河武士集团之祖）与平贞盛已在国厅做好战斗部署，准备随时迎战。平将门向藤原维几一方开出两个条件：第一，允许藤原玄明在常陆国内居住；第二，不逮捕藤原玄明。然而藤原为宪等人根本不讲条件，立刻发起攻击，结果败北逃散。平将门于是占据国厅，夺取象征受领权力的“印镒”（即国印和正仓钥匙），逼迫被俘的藤原维几下跪，书写教子无方、引发兵乱的谢罪文。之后，平将门又将藤原维几挟持到下总国丰田郡镰轮一地的将门馆。据说平将门军队在占据国厅后，肆意掠夺财物，烧毁私宅，凌辱妇女。

平将门出兵只是想惩戒常陆介藤原维几、藤原为宪父子，而后来发生的夺取印镒、烧毁私宅、掠夺财物、挟持受领藤原维几等一系列事件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平将门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一棘手事件。就在此时，兴世王向平将门进言称：“占领一国已然犯下大罪，不如干脆占领整个坂东，再看朝廷态度如何。”据说听闻此言的平将门也夸下海口称：“吾乃桓武天皇第五代孙，占领八国、攻打京城又如何！”十二月二日，常陆国通报平将门、兴世王袭击国衙的解文送抵京城。此事大概为藤原为宪、平贞盛等人所为。然而，朝廷并未马上采取行动。或许朝廷认为，此次事件仍是一场私人间的争斗。

不属实的“坂东独立王国”

天庆二年（939）十二月十一日，率军进入下野国国厅的平将门端正威仪、坐上受领的座位，新任受领藤原公雅、前任受领大中臣全行匍匐在地，奉上印镒。十五日，平将门的军队开赴上野国国府，从上野介藤原尚范手中夺取印镒，并将下野、上野两国受领遣返京城。十九日，平将门在上野国国厅举行“新皇”即位仪式。自称八幡大菩萨[19]使者的巫女现身仪式现场，传达神谕“八幡神率八万大军，持菅原道真起草之位记（授位文书），将己位授予将门”（八幡神之位是授予亲王的最高品阶，即一品）。平将门对神灵附身的巫女行二拜之礼，一时间麾下军阵齐声高呼，伏地而拜。

紧接着，主持即位仪式的兴世王向平将门敬奉“新皇”之号，平将门临军阵而立，训诫麾下士兵：“武艺乃国之根基，功勋乃立命之粮。吾以武名震动坂东、京畿，如今已是强者掌权之世。近来有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兴东丹国，即此理也。如能集诸君之力，吾将所向披靡。既已占领坂东八国，如若朝廷来攻，彼时亦可于足柄、碓冰二关将其击退。”

演说完毕后是除目仪式，平将门将自己的兄弟和实力雄厚的郎党任命为国司，将兴世王、平将赖、多治经明、藤原玄茂、文屋好立、平将文、平将武、平将为分别任命为上总介、下野守、上野介、常陆介、安房守、相模守、伊豆守、下总守。诸国受领对平将门即位、任官一事分外震惊，纷纷逃回京城。之后，新皇平将门巡检八国，从在厅官人手中获取印镒，训示官员各尽其职，并在相模国将即位一事上奏京城的天皇，而后返回根据地下总国。

平将门的打算是暂且如此统治坂东，与朝廷展开和平交涉，最终达成和解。从平将门写给藤原忠平的书信来看，可以推测出平将门的以下几点要求：第一，对占领坂东一事不予追究；第二，认可平将门维护坂东和平之功绩，对平将门及其属下叙位任官，以作褒奖；第三，授权平将门追讨平贞盛、藤原为宪等人。如果朝廷接受以上条件，平将门就将解除对坂东的占领并进京陈词。

“新皇”即位仪式的目的无非在于将坂东八国的延喜功臣子孙、在厅官人、负名集于麾下，令其宣誓臣服于平将门。而夺取印镒、放逐受领也正符合在厅官人、郡司、负名阶层的利益。只不过，平将门扣押了检田、征税需要用到的国衙账簿，命令在厅官人按照以往规定进行检田和征税。平将门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衙的统治秩序。有了稳定的秩序，军粮才会有保障。受领之位是延喜功臣子孙梦寐以求的职位。因此平将门命令常陆、上总、上野三国的受领依然由介来担任（此三国为“亲王任国”，即由亲王担任名义上的守，且享有守的待遇）。这一做法不仅让延喜功臣子孙当上了受领，还延续了亲王一直以来的待遇，同时也保障了地方三国向中央朝廷、寺院、神社、王臣家进贡的贡品。向京城天皇上奏即位一事是平将门与朝廷的首次交涉。实际上，平将门并非想要建立“坂东独立王国”。

平将门的末日

天庆二年（939），信浓国连续三次派飞驿使上奏朝廷。十二月二十二日报：“平将门占领坂东。”二十七日报：“下总国丰田郡武士奉平将门、武藏权守兴世王之命谋反，占领东国。”二十九日报：“上野、下野国司被夺印镒，遣送回京。”此前的二十六日，朝廷还收到藤原纯友在摄津国须岐驿造反的奏报。东西同时发生叛乱令朝廷一片哗然。二十九日，摄政藤原忠平连忙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东西叛乱。针对平将门之乱，朝廷暂且做出以下决定：第一，征召信浓国士兵守备国境；第二，保卫内里；第三，向伊势国铃鹿关、美浓国不破关、近江国逢坂关三关派遣固关使，向东海、东山两道诸国要塞派遣警固使。会议进行期间，甚至有公卿小声嘀咕平将门可能与藤原纯友有勾结。同日夜，藤原忠平等人将入京的武藏守、百济王贞连召至殿前，向其询问叛乱情况。

转过年的天庆三年（940）正月元日，朝廷任命藤原忠舒、小野维干、小野好古为追捕东海道使、追捕东山道使、追捕山阳道使。三人于之后的十四日率亲兵百人向各自任职地进发。三日，为防备平将门进犯京城，藤原忠平下令在宫城诸门建造矢仓（防御高塔），配备士兵。九日，朝廷奖赏密告者源经基，授从五位下，解除逾期不赴任的推问密告使源俊等人职务。因为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必要再“推问”（调查谋反是否属实）。

十一日，朝廷许诺，斩杀平将门者授五位以上官爵，斩杀副将者，根据功勋授予相应官爵，并向东海、东山两道诸国下发追讨平将门的官符。十四日，朝廷举行临时除目，将未加入平将门麾下的八名坂东武士任命为坂东八国掾兼押领使。这八人分别为常陆掾平贞盛、上总掾平公雅、下野掾藤原秀乡、相模掾（尚不确定）橘远保等。朝廷向坂东诸国的平将门敌对势力（平贞盛、平公雅等人）以及静观其变的延喜功臣子孙（藤原秀乡、橘远保等人）抛出了橄榄枝。朝廷的破格奖赏承诺让这些人突然燃起了战胜平将门的斗志。十九日，参议[20]藤原忠文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二十五日，远江、伊豆两国奏报称，朝廷使者的追讨官符被进入骏河国的平将门军队夺走。二月八日，朝廷向征东大将军藤原忠文下赐节刀（象征天皇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举行出征仪式。

接到平将门占领坂东的报告后，藤原忠平等朝廷首脑连日召开会议，收集、分析诸国情报，制定对策，向相关诸国下发指示。尽管会议讨论了平将门的要求，但朝廷讨伐平将门的决心十分坚定，这表现在下发追讨官符、任命坂东诸国押领使上。与此同时，朝廷还举行了平定叛乱的神佛祈愿仪式，这一点也体现了朝廷的决心。可以说，平将门与兴世王的构想太过天真了。

正月中旬，平将门率军向常陆国进发，搜寻平贞盛、藤原为宪的藏身之地。尽管平将门成功抓获平贞盛及源扶的妻子，但并未能找到平贞盛、藤原为宪等人，因此平将门决定暂时解散诸国军队。到了春天，公田承包契约需要更新，田地需要翻土，平将门麾下的诸国武士、负名需要回去打理家业。这样一来，平将门手下只剩下了少数士兵。另一方面，此时士气正盛的新任常陆国押领使平贞盛瞅准时机，与终于下定决心对抗平将门的下野国押领使藤原秀乡一道向平将门发起冲击。

惊慌的平将门急忙集结剩余兵力，进军下野国，讨伐平贞盛、藤原秀乡。然而，充当平将门后方的藤原玄茂、多治经明的军队在途中遭遇藤原秀乡的军队，败北逃散。藤原秀乡、平贞盛一路追击至平将门军队驻扎的川口村，与迎击的平将门展开激战。其间，高举追捕官符的朝廷军逐渐占据优势，背负叛军骂名的平将门军队节节败退。二月十三日，为追击撤退的平将门军队，藤原秀乡、平贞盛进入下总国境内，将平将门的大本营——猿岛郡石井营所连同其属下私宅一并烧毁。

平将门暂时逃脱，率领极少兵力，伺机与藤原秀乡、平贞盛展开决战。十四日晌午，呼啸的狂风好似要卷走士兵手中的盾牌。在猿岛的一片旷野上，两军展开激战。据说战斗初期，位于上风向的平将门占据优势，人数占优的朝廷军被打得七零八落。然而没过一会儿，风向突然逆转，藤原秀乡、平贞盛乘顺风之势展开反击。最终，平贞盛将平将门射于马下，藤原秀乡将其砍倒在地，取下其首级。武艺独步天下的平将门就这样倒在了猿岛的旷野上。

讨灭平将门的第一份战报于二月二十五日送抵朝廷。三月五日，飞驿使报告称藤原秀乡已诛杀平将门。九日，朝廷举行临时叙位，藤原秀乡获封从四位下，平贞盛获封从五位上，位记、位袍（正式朝服，不同位阶对应不同颜色）当场交至二人手中。之后，诛杀兴世王等叛军将领的奏报也相继送抵朝廷。四月二十五日，藤原秀乡进献平将门首级，悬于京城东市，围观者甚众。随后的五月十五日，大将军藤原忠文归京，奉还节刀。

藤原秀乡高举平将门首级进京　（出自《秀乡草纸》，宫内厅书陵部藏）

时间来到十一月十六日，在濑户内海的藤原纯友之乱尚未平定的情况下，朝廷举行军功除目，藤原秀乡被任命为下野、武藏两国国守，平贞盛被任命为右马助（马寮次官，后文详述），其余任官者达数十人。另外，朝廷还将没有取得较大功绩的源经基、橘远保分别任命为大宰府警固使、伊豫国警固使，将二人派往西国镇压藤原纯友之乱。

第三节　藤原纯友之乱

留在当地的承平功臣

藤原纯友之乱虽然缺少如《将门记》一般详细的实录史料，但基于朝廷记录编撰的编年史和《贞信公记抄》，依然可以将朝廷的动向还原得比平将门之乱还要清晰。此外，在国解、合战日记的基础上成书的《纯友追讨记》（部分逸文载于《扶桑略记》）也具体描绘了战乱的发端和双方交战的情况。

承平六年（936）六月平定海盗后，藤原纯友留在了伊豫。天庆二年（939）十二月，藤原纯友率武装集团离开伊豫、前往备前时，国内民众惶恐不安。作为劝服海盗和平投降的首要功臣，藤原纯友的名声早已传遍伊豫国。伊豫守纪淑人曾劝说藤原纯友不要离开伊豫，即便后来藤原纯友发动了叛乱，纪淑人也继续为其辩护了一段时间。纪淑人大概是信赖藤原纯友的，不然也不会将国内的维稳工作交给他。

然而，藤原纯友不顾纪淑人劝阻，坚决出击备前国，这表明藤原纯友已建立了独立于受领的势力。藤原纯友此时的地位和立场酷似坂东的平将门和藤原秀乡。备前的藤原文元等人也不例外，这些人在各自根据地承包广袤的公田进行负名经营，修建私宅，购置船只，参与海运，其影响力甚至渗透了船所（国衙的船舶管理部门）。

这些承平功臣对于朝廷无视论功申请的行为非常不满，他们时常会以功绩为由，拒绝检田和纳税。这些镇压海盗后留在当地的承平功臣，渐渐演变成了威胁濑户内海诸国稳定的新危险因素。

藤原纯友叛乱——要求朝廷论功行赏

藤原纯友之乱始于天庆二年（939）十二月二十六日，藤原纯友在摄津国须岐驿（今芦屋市）袭击备前介藤原子高。关于战乱的原因存在许多疑点。藤原纯友为何突然率军离开伊豫？朝廷为何会提前知道藤原纯友将出现在濑户内海东部，并向山阳道东部诸国下发传唤官符？藤原纯友为何出现在须岐驿，并袭击备前介？要想解开种种谜团，我们需要将着眼点放在备前国受领藤原子高与藤原文元的对立关系上。

天庆二年夏，西国发生严重旱灾。在朝廷忙于应对平将门谋反密告的五月至六月，西国爆发群盗蜂起的危险性正在逐步提高。然而，这一时期的藤原纯友完全没有行动的迹象。六月二十一日，朝廷向东海道、东山道、山阳道、西海道诸国下发官符，命其加强警戒，其中不包括伊豫国等南海道诸国。数月之后爆发藤原纯友之乱时，从朝野的震惊程度以及后文将要说到的藤原纯友离开伊豫的原因来看，藤原纯友与此次群盗叛乱并无关联。山阳道的群盗首领为备前国人藤原文元。闰七月，藤原子高被任命为备前介，其任务为镇压群盗。九月，朝廷向全国下发禁止使用武力的官符，东西武装叛乱一触即发。彼时正是收缴官物之际，恰巧又遇到严重旱灾，山阳道诸国国衙与负名之间在减免税役问题上发生异于常年的激烈争执，反受领情绪正在逐步蔓延。

与藤原子高在摄津须岐驿交战，将请降的藤原子高绑起来，切耳、劓鼻，杀其儿、掳其妻的，其实也是藤原文元。这是藤原文元出于怨恨而采取的报复行为。而这一报复行为的残忍程度，恰恰说明了藤原子高担任受领时对藤原文元等负名的所作所为。可以想象，藤原子高因藤原文元等人极力反对自己，命令子弟郎党对其进行了严酷镇压。与此同时，在相邻的播磨国，三善文公呼应藤原文元，奋起反抗播磨介岛田惟干。藤原文元与藤原子高的关系，就好比常陆国藤原玄明与藤原维几的关系。无法忍受严酷压迫的藤原文元、三善文公如同藤原玄明求助平将门一般，向曾经的盟友藤原纯友请求援助。十二月，为惩戒藤原子高和岛田惟干，藤原纯友不顾纪淑人劝阻，率武装集团出海，剑指备前、播磨两国。

接到伊豫守纪淑人告知藤原纯友前往备前的奏报后，朝廷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向备后国以东的山阳道诸国下发官符，传唤藤原纯友。为使藤原纯友响应传唤，其侄子藤原明方也在使者行列。传唤官符送达备前、播磨两国后，藤原子高、岛田惟干才得知藤原纯友要袭击自己，因此万分惊愕。两人计划携妻儿逃往京城，将与藤原纯友没有任何关系的京城数日大火事件栽赃给藤原纯友。得知藤原子高逃跑的藤原文元在藤原纯友的帮助下一路追击，于二十六日黎明在摄津须岐驿将其捕获。为了实施报复，藤原文元对藤原子高处以私刑。藤原子高的随从于二十六日当天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藤原忠平立即将公卿召至府邸，召开紧急会议，但无果而终。

藤原纯友通过侄子藤原明方，向朝廷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备前、播磨两国纷争的责任在于藤原子高和岛田惟干，藤原文元和三善文公是受害者；第二，不追究藤原文元对藤原子高施以私刑的责任；第三，公正审核被一直搁置的镇压承平南海海盗的功勋申请，褒奖功臣。藤原纯友想利用这一绝佳时机，获得令自己不满多年的功勋奖赏。

此时的朝廷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应对平将门之乱上，藤原纯友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二十九日，朝廷举行会议，同时商讨应对平将门之乱和藤原纯友之乱的对策。会上，有人煞有介事地推断：“藤原纯友一定与平将门通过气，之后才袭击了藤原子高。”在室町时代成书的《将门纯友东西军记》中，藤原纯友与平将门登上比叡山，俯瞰京师，约定叛乱之后，平将门为天皇，藤原纯友为关白。此外，《大镜》中也有二人共谋篡夺天皇、关白之位一说。可见，共谋的说法在很早以前便流传开来。然而，这只不过是公卿出于对东西同时叛乱的恐惧产生的幻想罢了。

荣光与误算

对于摄关时期的公卿来说，天庆二年（939）年末至翌年元日（新年第一天）的公卿会议恐怕是最具危机感的会议。为全力镇压平将门之乱，朝廷于天庆三年（940）正月接受了藤原纯友的要求，为三年半之前镇压承平南海海盗时的功臣举行了除目仪式（尽管有些唐突），对备前国反受领魁首、向藤原子高施以私刑的藤原文元授予官职（官名不明，而且朝廷也可以不对其授官），藤原纯友获封从五位下。朝廷的这一做法并不仅仅意味着让步，朝廷为藤原文元等人授官的同时，还将其任命为征东军幕僚，利用藤原文元的势力对付平将门。然而藤原文元拒绝出任幕僚，割据一方。对此，朝廷转而任命小野好古为追捕山阳道使，但考虑到对藤原纯友采取军事行动应万分慎重，因此二月三日，朝廷向藤原纯友派出使者，授予藤原纯友五位位阶，并于翌日命令小野好古暂时停止军事行动，观察藤原纯友的反应。

二月三日，授予藤原纯友位记的使者刚一出发，藤原纯友的侄子藤原明方便将“纯友申状”提交给了朝廷。原来，已经不耐烦的藤原纯友向朝廷提出了第二次叙位的要求。同时提交的还有伊豫解文，这是伊豫守纪淑人称赞藤原纯友的叙位推荐信。藤原纯友在伊豫国国衙接受位记后，于二月下旬踏上进京之路，一是为了进献叙位“奏庆”（给天皇的谢礼），二是为了彰显军事实力。此时的藤原纯友认为自己的要求已经实现，因此想平息事态。只要这次进京不出现意外，藤原纯友将作为平定群盗的山阳道诸国最高功勋者受到热烈欢迎。

然而，事态远远超出了藤原纯友的预想：第一个误算是平将门过早兵败身死；第二个误算是备前国的藤原文元、赞岐国的前山城掾藤原三辰等人不满足于朝廷所授官职，因此无视藤原纯友的命令，继续开展叛乱运动。藤原纯友不断与朝廷交涉，促成藤原文元等人重新被授予官职。然而藤原文元继续无视朝廷的授官，在备前、备中两国割据。与此同时，响应藤原文元的赞岐国人藤原三辰掀起针对赞岐介藤原国风的叛乱。藤原国风在与藤原三辰的交战中败北，经阿波国逃亡淡路。藤原纯友本以为任官、叙爵（授予爵位）后便可以平息事态，然而藤原文元、藤原三辰的行动彻底搅乱了藤原纯友的构想。

二月二十三日，朝廷得知藤原纯友朝京城而来，于是制定对策，阻止藤原纯友进京，以武力镇压藤原文元和藤原三辰。朝廷的一系列对策为任命备后国警固使、追捕山阳道使、追捕南海道使，命令逃亡的阿波、赞岐两国国司返回自己的任职国。朝廷的态度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朝廷已经得到了平将门战死的情报（在正式奏报送达之前，藤原忠平拿到相关情报并不奇怪）。

不过，朝廷在这一时间点上还未将藤原纯友定性为“凶贼”。放弃进京的藤原纯友将谢状委托给了归京的使者，以此向朝廷表示自己并无叛意。三月二日，谢状送至朝廷，同时送达的还有伊豫守纪淑人为藤原纯友辩护的伊豫解文。此后，藤原纯友在事实上统治伊豫，藤原文元统治备前、备中，藤原三辰统治赞岐、阿波。之后，朝廷与上述三人维持了一个月的对峙状态。这也为朝廷将军队从东国调到西国赢得了时间。

四月十日，追捕山阳道使小野好古“疑有凶贼叛乱”的解文送抵朝廷。十三日，朝廷向山阳、南海两道诸国下发追捕官符，明确认定反叛势力即为“凶贼”“谋反”，重申坚决镇压的方针。不过，此时的朝廷仍未直接定性藤原纯友就是凶贼。四月至六月，朝廷命令诸国征发士兵、军粮、兵船，为镇压藤原纯友做准备。六月十八日，摄政藤原忠平向山阳道使小野好古下达攻击命令，命追捕“凶贼藤原文元”等“藤原纯友手下残暴士卒”。可见藤原忠平还是没有直接针对藤原纯友，这大概是藤原忠平采取的一种策略，想让摇摆不定的藤原纯友自行脱离反叛势力。与此同时，藤原纯友也在摸索着如何妥协。

攻防

八月，政府军和叛乱军进入正面对抗阶段。追捕山阳道使小野好古攻下备前、备中、备后，渡海追击逃往赞岐的藤原文元。藤原文元虽与统治赞岐的藤原三辰合流，但在政府军的攻击下依然处于被动。走投无路的藤原文元和藤原三辰只好向统治伊豫的藤原纯友求助。十八日，藤原纯友率四百余艘兵船进入赞岐，击败政府军，烧毁其兵船，占领赞岐。至此，一直保持沉默、谋求政治解决的藤原纯友公然表明了自己叛军首领的身份。与此同时，此前一直各自为营的叛乱势力也首次集结统一，在伊豫、赞岐、阿波三地对抗朝廷。对于濑户内海诸国的承平功臣和反受领势力来说，藤原纯友一直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而成就藤原纯友这一点的，是平定承平南海海盗的功勋以及摄关家族庶系的贵族属性。在这一点上，藤原纯友与平将门是相同的。

二十六日，伊豫、赞岐、阿波等国飞驿使相继抵达京城，朝廷由此得知政府军在赞岐国败北的消息。伊豫守纪淑人是第一个奏报藤原纯友叛乱的人。到了此时，他也放弃了为藤原纯友辩护的立场。

追捕山阳道使小野好古败北的战报让朝廷再次明确了坚决镇压的决心。二十七日，朝廷任命追捕山阳道使小野好古兼任南海道使，并在进京的通道要塞配备警固使。二十八日，朝廷下发飞驿敕符，命令诸国动员士兵。重整旗鼓的政府军在赞岐击败了叛军。藤原纯友留下藤原三辰固守赞岐，自己则从赞岐撤退，并于十月下旬袭击安艺、周防，十一月上旬袭击周防国铸钱司（铸造钱币的官厅），十二月中旬袭击土佐国幡多郡。为了保持士兵的斗志，确保粮食和武器供应，藤原纯友不得不连续出击，掠夺国府和官仓，造成更大规模的破坏，逼迫朝廷妥协（对于藤原纯友来说，朝廷的妥协就是胜利）。

藤原纯友之乱相关地图

天庆四年（941）正月之前，政府军以投诚的叛军首领藤原恒利为先锋，驱逐赞岐叛军，攻打伊豫。正月二十一日，赞岐叛军首领藤原三辰的首级被悬于京城西狱门示众。二月九日，伊豫国解送抵京城，政府军击溃伊豫叛军，伊豫国已在朝廷控制之下。

决战

然而天庆四年（941）正月前后，朝廷失去了对藤原纯友等人行踪的掌控。到了五月，藤原纯友突然现身并占领大宰府。这期间藤原纯友去了哪里呢？前文说到，《日本纪略》承平六年（936）六月条开篇的“南海贼徒首领藤原纯友以伊豫国日振岛为据点，以千余艘兵船掠夺官物私财”并非事实，而是后世润色的结果。笔者推测，润色的素材来自天庆四年夏天前后的伊豫国解。该国解奏报，藤原纯友叛军攻占大宰府前，曾在日振岛集结。然而集结的原因并非“掠夺官物私财”，而是重整刚刚摆脱政府军追击的军队。

江户时代，宇和岛藩主为了参勤交代[21]，从佐田岬翻山越岭，到濑户内海一侧乘船。据说即便是在今天，仅凭丰后水路的潮汐都无法从日振岛进入濑户内海。因此，以日振岛为据点在濑户内海活动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战国时代，丰后大友氏频繁以日振岛为中转基地入侵宇和地区。而在《日振岛村志》中，明治四十年（1907）前后的日振岛交通贸易状况被描述为“与宇和岛交通频繁，与若松（今北九州市）、佐伯（今日本九州岛北中部大分县的东南端）、宫崎（位于九州东南部）等地亦有往来”“有往大分县的贩运通道”等。可见，从中世到近代，日振岛一直是连接南豫（宇和岛）与丰后佐伯、日向（位于宫崎县中北部）方面的海上交通要冲。

在日振岛重整旗鼓后，藤原纯友于天庆四年（941）初夏秘密渡过丰后水路，联合佐伯是基、桑原生行等丰后、日向反大宰府势力，于五月中旬突破关门海峡[22]，突袭大宰府，火烧政厅。这是藤原纯友的最后一次攻势。他想用占领大宰府这一军事胜利来逼迫朝廷妥协，然而朝廷没有半点和平谈判的意思。

五月二十日，政府军从海陆两线同时向占领大宰府的藤原纯友发起进攻。追捕使长官小野好古率军从陆路逼近，追捕使主典（最低一级追捕使）大藏春实（原田氏等大宰府武士之祖）率军队经海路从博多登陆，与前来迎战的叛军展开战斗。大藏春实披头散发闯入叛军阵中，藤原恒利等人紧随其后，烧毁叛军船只。在决战中败北的藤原纯友等人慌忙逃回各自的根据地。

六月十一日，备前国奏报：“藤原纯友弃船上岸，似有进京打算。”此时的藤原纯友似乎是想进京向藤原忠平辩解。然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进京时，便带着儿子藤原重太丸逃回了伊豫。二十日，疲惫不堪的藤原纯友父子被伊豫警固使橘远保发现，随即遭斩首。七月六日，橘远保进献藤原纯友首级。九日，首级先后在京城东市、西市示众（《师守记》）。

另一方面，藤原文元与其弟藤原文用、三善文公等人于九月十六日前后在备前国邑久郡上岸，逃往播磨。二十日前后，藤原文元等人在赤穗郡与追击而来的国衙军队发生激战，三善文公被杀。逃脱追击的藤原文元、藤原文用兄弟于十月十八日化装成僧人，前往但马国朝来郡贺茂贞行官邸（藤原文元有恩于贺茂贞行），以求短暂休息和逃往东国的路费。贺茂贞行假装痛快答应，于翌日十九日，包围其下榻处后将其射杀，随后斩首。

天庆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追捕山阳南海道使与诸国警固使接到停战命令，战时状态被解除。十一月，朝廷宣布“本月以后，天下安宁，海内清平”，通告全国恢复和平（此后不再设诸国警固使，相关职务由诸国追捕使继承）。天庆五年三月，朝廷胡乱行赏，橘远保的美浓介、大藏春实的对马守正是在此时任命的。回头想想，藤原纯友发动叛乱正是为了得到本就属于自己的功勋，然而讽刺的是，朝廷却将功勋赏给了打败藤原纯友的人。

第四节　天庆之乱的历史地位

两次叛乱的共同点

平将门和藤原纯友出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体制过渡期。在这一时期，由公卿、殿上人组成的宫廷贵族社会逐渐形成，通向叙爵五位的途径逐渐固定下来。因此，两人父亲的早逝对其日后的晋升造成巨大影响，这是两人从宫廷贵族社会掉队的主要原因。

平高望的父亲高见王无位早逝，这意味着其子孙将被贵族社会所淘汰。这与高见王的哥哥高栋王一支的平氏（称“公家平氏”）世代担任公卿形成对比。父亲去世后，平将门放弃在宫中任职，身无爵位回到家乡。而藤原纯友之所以在藤原元名的举荐下才当上伊豫掾，也是因为其父亲藤原良范的过早离世。也就是说，藤原纯友同样被宫廷社会拒之门外。可即便如此，两人依然为了步入贵族社会而不懈努力。他们一定都幻想过有朝一日能当上兵卫尉或卫门尉[23]，然后叙爵五位，成为受领。在有限的选择中，通过功勋获取爵位是其中一种方式。二人全力追捕海盗、调停纷争，正是为了获得功勋。因此当期望受挫、愤懑达到顶点时，他们也只能走上反叛的道路。

二人都是武名赫赫、无可匹敌的英雄。平将门在武艺上非常自负，他在写给藤原忠平的信中说：“将门天赐武艺，思来想去，同辈岂有与我比拟之人。”的确，平将门的武名响彻坂东、京畿，就连坂东诸国受领也有赖于平将门的维稳能力。而藤原纯友则是不费一兵一卒使承平南海海盗全部投降的最高殊勋者。平定海盗后，伊豫守纪淑人继续委托藤原纯友维护国内稳定，希望他能发挥濑户内海纷争调停者的作用。另一方面，藤原纯友能以闪电战占领赞岐和大宰府，这也彰显了他的果敢和英勇。

二人都不满足于朝廷的褒奖和待遇。平将门曾明确向藤原忠平提出抗议：“朝廷非但不予褒奖，反而屡次谴责，实乃耻辱，颜面丧尽。”此处的“耻辱”和“颜面丧尽”，正是平将门愤而起事的内在动机。藤原纯友是平定承平南海海盗的最高殊勋者，然而朝廷抹杀了他的功勋申请。藤原纯友出手帮助盟友藤原文元是一种积怨的爆发，也是对功勋申请被搁置的抗议。

然而，二人都抱有一种错觉。正如平将门信中所言，他们对自身的武艺盲目自信，相信可以凭借武艺撼动世界。然而，这些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武士未免太过自负了。的确，他们是货真价实的英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只有当朝廷赐予他们追捕官符、任命他们为军事指挥官时，他们才能真正地施展武艺。事实也是如此，两人最终都败给了受追捕官符驱使、为功勋奖赏拼命厮杀的政府军。

平将门叛军的指挥者是平将门的兄弟及延喜功臣子孙。藤原纯友叛军的指挥者是藤原纯友、藤原文元、藤原三辰等承平功臣。另外，二人麾下也都有反对受领的属于田堵、负名阶层的人加入。在爆发旱灾、饥馑的情况下，叛军占领国衙，流放受领，导致征税体制瘫痪，暂时解除了国衙与负名（田堵）之间的统治关系。因此对于田堵、负名阶层来说，叛乱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平将门和藤原纯友也是负名。“将门、纯友之乱”一方面是田堵、负名阶层对王朝国家所制定的受领统治政策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之后的反受领斗争（称“凶党蜂起”）的先声。

而政府军一方，镇压平将门之乱的主力是坂东诸国押领使藤原秀乡、平贞盛、平公雅、橘远保等延喜功臣子孙，镇压藤原纯友之乱的主力是现役下级武官以及从东国战场转战而来、成为追捕山阳及南海道使小野好古幕僚和诸国警固使的延喜功臣子孙。另外，诸国动员的军队也是田堵、负名阶层。也就是说，在阶层属性上，叛军和政府军是一致的。在武士和田堵、负名阶层中，有人反抗受领的剥削而站到平将门、藤原纯友一边，也有人为了建功立业而投身政府军。其中，向政府军倒戈、在赞岐和伊豫之战获胜的藤原恒利以及暗算藤原文元的贺茂贞行等人是追求功勋的武士的典型代表。

“将门、纯友之乱”后，武士们认识到武力对抗朝廷是没有意义的，朝廷也认识到对武士施以冷遇会带来怎样的祸端。天庆之乱（“将门、纯友之乱”）后的一百年间，日本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士叛乱。武士从此变成了以功勋为阶梯获取位阶和官职的“国家战士”。

两次叛乱的不同点

以下所说的两次叛乱的不同点仅限于政治史层面。

第一，平将门之乱的前提是长期的族内斗争，藤原纯友之乱的开端是藤原纯友突然介入备前国反受领斗争；第二，统治坂东诸国时期，平将门有藤原秀乡、平贞盛等强劲对手，藤原纯友的统治范围内则没有敌对势力；第三，平将门发动叛乱缺少明确的政治目的，占领坂东诸国也只是为了观察朝廷的态度，相反，藤原纯友明确向朝廷提出了叙爵五位、授予昔日盟友官职等要求；第四，平将门即位新皇后，重新任命了坂东诸国受领，构建起自己的统治机构。藤原纯友则没有采取类似举措；第五，镇压平将门之乱的主力是当地的反平将门势力，镇压藤原纯友之乱的主力是中央派遣的追讨军；第六，平将门之乱在平将门统治坂东后仅仅两个月内被镇压，藤原纯友之乱耗时近两年才完全镇压。

一般认为，导致上述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坂东诸国和濑户内海诸国在向王朝国家体制过渡时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这导致两地的叛乱情况也有所不同。

在坂东诸国，宽平、延喜年间的国制改革与暴力抵抗同时进行。在镇压暴力抵抗运动的过程中，武士登上历史舞台。平将门是在东国之乱中大放异彩的“头号武士”平高望的第三代子孙，平将门的伯父、叔父、堂兄弟等平氏也都盘踞在坂东诸国。第二、第三代坂东武士虽然同属负名阶层，面对国衙，两者利害关系相同，但实际上竞争关系更为明显。平将门无法彻底消灭族内敌对势力，叛乱目的变得模糊不清，其原因就在于此。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朝廷可以利用追讨官符轻易集结起反平将门势力和伺机而动的势力。因此，平将门要想继续占领坂东诸国，必须构建起独立的权力机构。然而这也导致平将门尚未与朝廷进行和平谈判，便遭到地方敌对势力的镇压。

而在濑户内海诸国，宽平、延喜年间的国制改革并未遭到大规模暴力抵抗。遗留下来的卫府舍人问题最终是以“承平南海海盗”的形式爆发出来的。藤原纯友、藤原文元、藤原三辰等人是当地的第一代武士，他们有着平定承平南海海盗的共同经历，都对朝廷抹杀他们的功绩有所不满。而且他们还有着共同的负名立场，且自身所在地区内没有敌对势力。因此在濑户内海诸国，受领与叛乱势力的敌对关系更为直接。藤原纯友之乱之所以以突袭国司为开端，且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自身所属地区内不存在敌对势力，因此藤原纯友之乱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这使得朝廷不得不投入朝廷军进行镇压。

最后是叛乱的名称问题。此前，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一直被统称为“承平、天庆之乱”。可实际上，承平年间的坂东之乱是平将门与其伯父、叔父之间的私人纷争，朝廷、国衙甚至寄希望于平将门能够恢复地区和平。平将门真正与国家形成敌对关系是在占领常陆国的天庆二年（939）十一月。而藤原纯友的叛乱之路则始于天庆二年十二月。综上所述，“承平、天庆之乱”的称呼难以区分承平年间战乱与天庆二年之后战乱的不同性质，容易给人一种平将门和藤原纯友自打承平年间就是叛乱者的错误印象。因此如果要统称两场叛乱的话，也应该叫“天庆之乱”。

[1]关白，指日本古代，尤其是摄关政治时期的一种重要官职，以外戚身份掌权的藤原氏的代表在天皇年幼时担任摄政，在天皇年长亲政后任关白。

[2]左迁，也称下迁，中国古代贵右贱左，故将贬官称为左迁。

[3]庄园整顿令，平安时代发布的一系列法令。因为庄园不断增多，势力较大的贵族及受其保护的寺院、神社获得了莫大的收入，但另一方面，国司等政府机构却无法再向其征税，也即公领减少，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朝廷决定取缔新设立的庄园、废除违法的庄园，以期恢复公领、重建国家财政。

[4]政所，为负责一般政务及财政事务的中央机关。政所是律令制时代的产物，但直到武家政权的室町时代仍在使用。

[5]目代，律令制下地方官的代官，原本是指国司的秘书，平安中期以后，随着遥任和知行国制度的实行，代替国司前往所任国，率领在厅官人管理国政。

[6]守护，日本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按照武家官职体制，以国为单位设置的军事指挥官、行政长官。

[7]御伽草子，出现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期的短篇故事形式，一般配有插图。

[8]秩父牧司，秩父牧官员。秩父牧是向天皇进贡御马的机构“马寮”的下属官厅，又称“敕旨牧”。

[9]南海，日本的南海指纪伊半岛、淡路岛、四国周边海域。

[10]朝堂院，举行天皇即位、朝贺、召见外国使臣等重要仪式的正殿。

[11]公卿，公家中，基于日本律令规定，作为太政官的最高层官员，承担国政的职位，包括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中纳言、参议（或从三位以上的非参议）等高官（总称议政官）。

[12]殿上人，旧时日本宫廷中服侍天皇的中级官吏。通常情况下，只有五位以上的官吏才能到天皇的日常居所清凉殿殿上间值班、服侍，称为“升殿”，也叫作“殿上人”。

[13]大宰少贰，设在九州地区的大宰府的次官，位于大宰大贰之下。

[14]叙位，指授予位阶及其仪式，也称授位。

[15]除目，指平安时代中期以后朝廷任命诸官员，也可指任官仪式。“除”是指除去前任官员、任命新的官员，“目”是指在目录上登记。

[16]大掾，如前文所言，国司由“守”“介”“掾”“目”四个等级的官僚组成。不过国力不同，国司制度也稍有不同。其中实力最强的国（称“大国”）又将“掾”分成了“大掾”和“少掾”。

[17]别当，原指在律令制下，官员在自己的本职官位之外，还兼任其他官司的管理、监督职务，其所兼任的职位就叫别当，后引申为官司的长官之意。

[18]检非违使厅，负责京内治安、刑事审判的中央机构，第三章第二节详述。

[19]八幡大菩萨，日本八幡神的别称，八幡神自古就是弓箭之神，后来成为日本赫赫有名的战神。现今日本有四万多座八幡宫和八幡神社。

[20]参议，日本律令时代朝廷最高组织——太政官的官职之一，属于令外官，地位仅次于纳言。一般从四位以上的廷臣中选择有才能的人担任。

[21]参勤交代，江户幕府统治大名的政策，规定大名在江户和各自领地轮流居住，其妻子和儿女则长期在江户居住作为人质，以此控制大名，削弱其财政。

[22]关门海峡，旧名马关海峡，日本本州西端山口县下关市与九州岛北端北九州市门司区之间的水域。

[23]兵卫尉、卫门尉分别是六卫府中的兵卫府和卫门府的官职，负责京城巡逻、保卫宫城、保护天皇等，是获封五位的途径之一。

第三章
摄关时期的武士与国家军制

第一节　武士身份的确立

天庆功臣子孙才是正式的武士

天庆之乱平定后，那些曾经参与镇压的人有的成了武士，有的则没有。上野国押领使藤原惟条和山阳、南海两道追捕使长官小野好古及其子孙没有成为武士。反而是逃回京城密告平将门时被评价为“尚不精于兵法”、后来在藤原纯友之乱中担任追捕使次官的源经基走上了武士之路。那么，是否成为武士的分歧点是什么呢？

五位以上官员去世后，其经历和评传将以“薨卒传”的形式载入《三代实录》等正史中。其中，纪、伴、坂上、小野、文室等氏族的卒传中，随处可见所谓“家业武艺”“武艺绝伦”的评价。也就是说，他们是以“武艺”为“家业”的“武艺之士”。因此有人认为，他们是武士之鼻祖。可是，他们的武艺是从卫府继承下来的“律令武艺”，是骑射、赛马等在宫廷仪式上进行表演的细致考究的武艺，而非在实战中磨炼出来的武艺。因此，不能说这些在9世纪拥有“家业武艺”“武艺绝伦”等美名的武艺官员家系到了10世纪就自然成了武士。即便参加了平定天庆之乱，如果没有建立功勋也不能被称为武士。只有在9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的体制过渡期内，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接受过战术革命的洗礼，并利用新的战术建立过功勋的人，才能被社会认可为武士。

天庆之乱后的论功行赏（含推测部分）

如上表所示，中世武士大多奉天庆之乱中的功臣为始祖，如奉源经基为始祖的清和源氏、奉平高望为始祖的桓武平氏、奉藤原秀乡为始祖的小山氏、足利氏。就像《平家物语》所描绘的那样，武士在一骑打之前需要自报家名，列举本族自始祖以来所创功绩（称“读氏文”）。比如藤原秀乡的子孙会说：“你们远处的听着，近处的看着！吾乃昔日攻灭朝敌平将门，蒙受恩赏的俵藤太秀乡十代孙、足利太郎俊纲的儿子又太郎忠纲，生年十七……若觉得自己有本事，过来与我一较高下！”如此可见，身为源经基、平贞盛、藤原秀乡等天庆功臣的子孙，其身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再如《今昔物语集》，谈及源经基、平贞盛、藤原秀乡的子孙时，必定要加上“田原藤太秀乡的孙子”“贞盛的孙子”“承继家业之兵”“兵之家”等套话。可以说，这些天庆功臣才是中世时期以“武艺”为“家业”的武士鼻祖。选择武士之道的源经基、平贞盛、藤原秀乡等人特别注重将自己在实战中磨炼出来的武艺传给后人，其子孙则以成为武士、不辱英雄始祖之名为目标，日夜磨炼再磨炼，刻苦钻研。

反之，如果不是功臣子孙，无论其武艺如何优秀，都不能称之为武士。长元元年（1028），以藏人[1]一职出仕宫廷的藤原范基不知被何人贴上“杀害郎党”的标签。此事在殿上人、藏人之间引起不小的骚动。时任右大臣的藤原实资从藏人头处听到这一传闻后说：“荒谬至极，范基喜好武艺是任何人都不允许的，其父母双方均非武者种胤（后裔）。”（《小右记》）此外，曾出任藤原道长和藤原实资的家臣、担任大和守等职务的藤原保昌也是如此。藤原保昌虽是摄关时期勇名远播且可与源氏、平氏武士比肩的武勇之士，但在《今昔物语集》中却被评价为“既非兵之家，然以武艺立身，此即无后之由”。

藤原实资所说的“武者种胤”以及《今昔物语集》所说的“兵之家”，指的就是是否为天庆功臣子孙一事。宫廷贵族之间存在一种共识，即父母双方与天庆功臣无血缘关系者，不可妄自习武。朝廷在这一时期一共举行过两次军功除目。一次是在天庆三年（940）十一月藤原纯友之乱尚未平定之际，受赏者数十人。另一次是在平定藤原纯友之乱后的天庆五年（942）三月，此次军功除目较之上次规模更大。能够享有武士资格的，只有这些在军功除目中受到恩赏的天庆功臣子孙。武士身份的确立，正是建立在朝廷、宫廷贵族以及地方国衙对这些天庆功臣武士身份的认可之上。

武士乃“国家支柱”

平定平忠常之乱（第四章详述）的源赖信，在永承元年（1046）供奉石清水八幡宫的祈愿文中说：“文武两道乃朝家（国家和天皇）支柱。”他认为，武道（武艺）与文道（学艺）是支撑国家和天皇的、不可或缺的技艺，而以武艺侍奉国家和天皇，以此建立功勋者，正是“我等源氏”。文武两道乃国家支柱的思想来源于中国自古就有的传统文武观念。奈良时代初期的养老五年（721）正月，元正天皇下诏：“文人、武士乃国家重器，挑选官员中学问、技艺特优者，予以褒奖，以激后进”，将武艺纳入明法（律令法学）、明经（儒学）、文章（汉文学和史学）、算术、阴阳、医术之列，一同褒奖（《续日本纪》）。这是“武士”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史料当中。因此有人认为，将奈良时代的武艺官员称为“武士”也未尝不可。然而，此处的“武士”是相对于“文人”而说的，指的是精于“律令武艺”的武艺官员，与中世时期的武士是两回事。

《续本朝往生传》（大江匡房著，12世纪初成书）在列举一条天皇时代（摄关政治的全盛时期，986—1010）的名人时，先举出了管弦、文士（写作）、和歌、画工、异能（相扑）、近卫、阴阳、医方、明法、明经等方面的名人，接着又指出“有名的武士有源满仲、源满正、平维衡、平致赖、源赖光，此皆天下一等”。摄关时期，在天皇身边服侍的必须是藏人或殿上人。然而在儒学、写作、武艺、棋艺、管弦、歌舞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官员，也被登记在了藏人所的名簿上，可以随时在天皇御前表演技艺（《西宫记》）。该名簿还有一项功能，即政变时可以以此召集武士进宫（后述）。一条天皇特别喜爱这些被《续本朝往生传》称为“天下一等”的人物，曾亲口称赞这些人为“皇家支柱”。其中，源满仲、源满正、平维衡、平致赖、源赖光等人将在后文中以武士的身份大放异彩。

传授、培养这些专业技艺的是律令国家的大学寮（培养中央官吏的机构）和各个专业官司，如刑部省、阴阳寮、民部省、卫府等。若是学习武艺，则在卫府的弓场和马场接受训练。一条天皇退位以后，官方训练、培养技艺的体系逐渐崩溃，转而变为家族继承制，如阴阳道的贺茂氏、安倍氏，明法道的中原氏、坂上氏，医道的丹波氏，算道的小槻氏、三善氏等。要想以这些特殊技艺立身，只有出生在这些家族、成为其养子、拜师学艺这三种途径。这种传承方式的转变是武艺家族化、内部化的条件。在此做一总结：9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的长年叛乱引发了“战术革命”，其中诞生的全新武艺被源氏、平氏以及藤原秀乡一支的藤原氏所继承并奉为家业。

在将武士视为特殊技艺者（称“职能人”）的历史学者中，视武士为职业杀手的倾向较为明显。然而武士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就像明经、明法、文章、算数等技艺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专业技术一样，武士也认为自己的技能是国家的必要特殊技能，他们也和其他官员一样，思考着如何以自己的技能侍奉天皇和国家，以此获得晋升。

在《平家物语》中，源三位赖政称：“自古朝家设置武士是为了击退逆反之人，消灭违敕之人。”在白河、鸟羽院政时期担任摄关的藤原忠实称：“不应该任命源为义为检非违使，既然天下安稳，就应该任命他为受领。”（《中外抄》）在保元之乱（第六章详述）中，源义朝曾大呼：“有幸生逢此等机遇，以往私合战时须顾忌朝廷而束手束脚，然而今日蒙圣旨，平朝敌，受恩赏，此乃光耀门庭之事。为使武名流芳后世，恩赏惠及子孙，请众将士务必奋勇杀敌！”（《保元物语》）可见，武士认识到了自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并将建功立业视为最高荣誉。

武士的名誉与“私合战”

武名是武士的一切。为了维护武名，武士必须要有“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复仇观。武士认为复仇是一种“义”，因此他们常常会帮助想要复仇的其他武士。平将门之乱的导火索是平将门帮助藤原玄明复仇，藤原纯友之乱同样是以藤原纯友帮助藤原文元复仇为发端。

当被他人中伤、“一以当千”的自尊受到伤害时，武士便会以“私合战”即决斗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强大。《今昔物语集》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是说，早在平将门之乱以前，箕田源二宛与平将门的叔父村冈五郎良文（平良文）在武藏国的原野上就进行过一骑打决斗，未能决出胜负。然而此后，两人成为欣赏彼此射术的亲密朋友。这次决斗就起源于他人的中伤。这种为竞逐武名而进行决斗、复仇的特殊行为，随武士诞生而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

长德四年（998），平贞盛的儿子、在伊势国居住的下野国前国司平维衡，与平公雅的儿子、散位（位阶五位，但无官职）的平致赖决斗，两人因此被伊势国和伊势大神宫投诉至朝廷。平维衡和平致赖被《续本朝往生传》评价为“天下一等”，是可以代表一条天皇时代的一等一的武士。十二月，朝廷传唤二人前往检非违使厅接受审讯。对此，平维衡上交“过状”（谢罪状），平致赖则拒绝认错。长保元年（999）十二月，朝廷决定保留平维衡五位位阶，将其发配淡路，剥夺平致赖五位位阶，将其流放隐岐。但是不久之后，平维衡被赦免回京，平致赖也在长保三年被召回，恢复位阶。据《今昔物语集》描述，是由于有人挑拨，才导致平维衡和平致赖在伊势国进行私合战（伊势平氏部分参照高桥昌明著述）。

比拼武艺的敌对关系由各家子孙继承了下来。平维衡和平致赖的敌对关系被下一代的平正辅和平致经继承下来，二人于长元三年（1030）在伊势国交战。另一方面，平贞盛的弟弟平繁盛为向延历寺敬献《大般若经》，于宽和三年（987）前后进京。然而在进京途中，平繁盛受到叔父村冈五郎良文的儿子、昔日旧敌陆奥介平忠赖、平忠光兄弟的阻挠。为了与二人交战，平繁盛甚至打消了进京的念头。而平繁盛与平忠赖兄弟的敌对关系，也被平繁盛的儿子平维干、平忠赖的儿子平忠常继承。

如此而言，武士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而进行私合战，袭击和暗杀则是受到中伤的武士挽回颜面的报复行为。失去颜面，就意味着失去身为武士的资格。

正如源义朝所言，武士在私合战中通常会对朝廷有所顾忌，因此不会真刀真枪地拼杀。而武士动辄以受中伤为由进行私合战，其实也是借此机会来向对方夸耀自己的武名，因此这种私合战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诚然，在交战中，田园会被践踏，民宅会被烧毁，百姓会蒙受巨大的损失。但是另一方面，百姓也成了私合战这场表演的“看客”。在众多百姓的围观下，参与决斗的武士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武艺，故意制造出精彩场面，以此彰显自己才是天下最强的武士。《今昔物语集》收录了许多关于合战的故事，这也说明当时上至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对武士的合战抱有极大兴趣。

武士在私合战中有所收敛的另一个原因是，私合战实际上是一种犯罪行为，一旦被国衙或当事人诉诸朝廷，私合战便会成为刑事案件，有些武士还会因此遭到监禁或流放，更严重的还会惊动朝廷下发追捕官符或是被悬赏通缉。帮助他人实施报复的平将门和藤原纯友，即是其中的典型。

第二节　武士的在京供职与在地性

武士大量任官与在京供职

朝廷领导层从平将门和藤原纯友之乱中认识到，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武士的待遇问题，他们便会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有鉴于此，朝廷在平定叛乱后举行除目仪式，对大量武士委以官职。其中，藤原秀乡任下野、武藏两国国守，平贞盛任右马助，其他许多功臣也都被任命为卫府和马寮官员。此外，朝廷还要求在卫府任职的官员要按期进京，不服从命令者将被朝廷督促进京。朝廷意识到，允许延喜功臣、承平功臣结束任期后留在当地，是引发平将门之乱、藤原纯友之乱的原因之一。因此，朝廷制定了新的方针，命令成为卫府官人的功臣在京供职，以防止再发生类似的叛乱。

另一方面，武士也从平将门、藤原纯友的悲惨结局中认识到，与朝廷进行军事对抗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他们开始以检非违使、受领等身份到宫廷社会中发展，即成为“在京武士”。在摄关、院政时期，担任史、外记、八省的丞、藏人、检非违使等职务，且位阶在五位及以下的实务官员被称为“诸大夫”。这些人后来还形成了有别于公卿、殿上人的下层贵族阶层。源氏、平氏、藤原利仁一支的藤原氏、藤原秀乡一支的藤原氏等，正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跻身“诸大夫”之列，成为受领，积蓄财富，才在京中努力供职的。

大内守护与泷口

源经基的长子源满仲在京城任藏人、左马助，后出任陪伴村上天皇鹰猎的“御鹰饲”，作为天皇的侧近武士服侍天皇。源满仲的长子源赖光在圆融天皇时代同样担任藏人一职，后在三条天皇尚为皇太子的二十六年间，作为东宫大进、权亮[2]服侍皇太子，一生出任三条天皇、后一条天皇两朝内藏头[3]、殿上人，官至正四位下。长和四年（1015）闰六月，三条天皇在源赖光的私人法会上，将念珠赐予长年奉公的源赖光。而长年担任藏人、殿上人的源赖光也以“大内守护”的身份守护在内里清凉殿的殿上间[4]，时时陪伴天皇。源赖光继承了其父亲源满仲在摄津国多田的领地，其子孙因此称“摄津源氏”，世代承袭“大内守护”身份，并在与公卿、殿上人的交往中展示出了歌人所具备的才华。治承四年（1180），拥护以仁王举兵攻打平氏、后于宇治平等院兵败自杀的源赖光后人源赖政（后文详述），即是平安时代末期王朝歌坛的权威。

9世纪时，守卫内里是近卫府的任务。每天夜里，近卫将曹要在弓场殿向近卫大将汇报当班的近卫官人、舍人的姓名，此称“宿申”。然而到了9世纪末，警卫内里清凉殿的工作变成了藏人所的职责范围，殿上间由位阶为四位、五位的殿上人轮流把守，泷口武士（以下简称“泷口”）则在清凉殿东庭东北侧的泷口（内里排水口）附近的游廊站岗把守（称“泷口之阵”）。近卫府被从把守清凉殿的任务中排除出去，其职责被限定在了把守日华门、月华门（称“左右近卫阵”）以及内里的夜间巡逻上。

新皇即位之际，由摄关、公卿从家臣中推举，而后在藏人所接受射艺考试，合格者方可成为泷口。泷口名额最初为十人，之后逐渐增加，到白河天皇在任时增至三十人。成为泷口的未必都是武士，但其中也有藤原利仁一支的藤原氏、摄津渡边党世袭泷口一职。源氏、平氏武士之中，也有不少人像平将门一样年纪轻轻便当上了泷口。

殿上人、泷口站岗时要进行点名（称“名对面”）。在天皇御前伺候的藏人首先要逐个询问殿上人“是谁”，殿上人须依次报上自己的姓名。紧接着，藏人走出内里，背对着立于东庭的泷口（即面向天皇），以藏人清嗓为信号，泷口先要鸣弦（后述）两次，然后藏人逐一询问，泷口逐一上报。报名完毕后，藏人回到内里向天皇报告出缺勤情况（称“见参”）。前文提到，“宿申”是由将曹整理好当班官员的姓名后统一上报。与之相反，泷口的点名需要在天皇的御座前逐一进行，这象征着每一位泷口都直接对天皇负责。武士的奉公观，就是在其年轻时担任泷口的过程中形成的。

前述的“鸣弦”就是用力弹响弓弦，以驱邪气。除点名外，天皇患病、沐浴或有皇子出生时也要鸣弦。《平家物语》记载，堀河天皇不知为何夜夜生怯，守在紫宸殿厢房的源义家于是鸣弦三次，大呼：“前陆奥守源义家在此！”彼时殿上人、藏人无不寒毛直竖，此后天皇果然痊愈。

泷口鸣弦、名对面，无非是向所有威胁天皇安全者（不仅是物理威胁，也包括鬼怪等心理威胁）宣告，自己将保护天皇。在《枕草子》中，清少纳言列举了“殿上名对面时的可爱之处”，如集合时殿上人的脚步声、鸣弦声、泷口的杂沓声与藏人高亢的点名声，以及因点名声奇怪，引得泷口发笑的窃窃私语声等。在清少纳言轻妙的笔下，女官会互相品评殿上人与泷口报名时的好坏，听到心仪的殿上人的名字，有些女官还会羞红脸。而这些人声、物声、笑声以及实实在在的站岗把守，是处于黑暗之中的天皇、皇后、女官能够安然入睡的重要保障。

“源赖光四天王”之一的渡边纲（与村冈五郎决斗的箕田源二宛的儿子，因降伏大江山酒吞童子的故事而闻名）及其子孙便世袭泷口一职。在治承五年（1181）五月二十六日的宇治川之战中，渡边唱、渡边竞等渡边党武士追随源赖政战死，而大内守护、源赖光嫡系子孙则指挥泷口保护天皇，并通过这一指挥关系将出身渡边党的泷口收为郎党（后文详述）。

近来有观点认为，泷口的作用不在于以武力保护天皇，而在于确保天皇的神圣性不受鬼怪侵犯，即“辟邪”。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泷口不具备强大的武力、无法消除或减轻天皇的恐惧和不安的话，那么辟邪也就无从谈起。正是有源义家这种武艺高强的武士鸣弦，鬼怪才会退去，天皇的不安才会被驱散。如果硬要说“武士就是为了辟邪”的话，那么现代各国的军队、核武器也都成了辟邪。因此笔者认为不应该用“辟邪”来解释泷口夜间警卫和鸣弦的作用。

摄关时代的京城虽然频发打斗、盗窃事件，但谁都不认为京城会发生叛乱或天皇遇袭事件。所以就没有必要保护天皇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是在内里，也时常发生打斗和盗窃事件，这让天皇常常处于不安和恐惧之中，就连深夜里的不明响动或是静谧诡异的气氛也会让天皇一阵胆寒。实际上，这些深夜里的响动和诡异的气氛，大多数情况下是闯入内里的猫狗、狐狸或是鸟类制造的。《今昔物语集》中有源赖光奉太子（后来的三条天皇）之命，于东三条殿（摄关家的本邸）射狐的故事。《平家物语》中有源赖政击退妖怪、降伏鵼的故事。这些略显儿戏的武勇故事虽然很符合大内守护来往于宫廷贵族之间、保护天皇的形象，然而其蓝本只不过是大内守护赶走一些不值一提的小动物罢了。不过，黑暗中的奇怪响动有时也的确出自打斗或盗窃。参与打斗的当事人或盗贼，大多数情况下是藏人或藏人所的下级职员，即宫内人。而阻止打斗、逮捕盗贼的，还是泷口。

检非违使

检非违使厅（简称“使厅”）是负责京内治安、刑事裁判的中央行政机构，由兼任左右卫门督（卫门府的最高官职）的中纳言或参议出任别当（即长官，也称“使别当”）。不过，使别当不在使厅办理实务，其工作是接受使厅的报告，通过“别当宣”给使厅下发指示。如遇重大问题，使别当需要接受天皇、摄关的裁决，之后再向使厅下发指示。检非违使佐（由卫门府的次官卫门权佐担任）是使厅的实务负责人，统筹诉讼案件的受理、审理以及犯人的追捕、审讯、判决、收监等工作。实际操作中，各个环节又有不同的负责人。如负责审理、判决诉讼案件的是出身明法家的检非违使（称“道官人”），追捕犯人的是出身卫门尉的检非违使（称为“追捕尉”）等。追捕犯人时，追捕尉要率领使厅下级职员以及自己的郎党一同出动。尽管追捕尉并不全是武士，但这些官员在追捕犯人时极为活跃，这也让京城百姓在感到安心的同时又有一丝恐惧。担任几年检非违使、获封五位之后，便可获得出任受领的资格。源氏、平氏两个家族中有许多人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受领的。

武士中也有人被任命为管理宫廷仪式用马的马寮官员。马寮长官（称“左右马头”）须按照近卫大将的指示，负责与马寮相关的宫廷仪式的准备和举办。据《小右记》描述，长和三年（1014），右马头源赖亲（源满仲次子）想以生病为由偷懒，结果遭到右大将藤原实资的严厉叱责，不得不去准备赛马仪式。武士中有许多人曾在马寮担任实务官员，如著名的平贞盛曾担任右马助、源满仲曾担任左马助等。可见，武士的官职并非都是虚职。

《法然上人绘传》中描绘的检非违使　（知恩院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提供图片）

然而另一方面，追讨平将门的首要功臣藤原秀乡在担任上野、武藏两国国守后，并没有进京任职的迹象。也就是说，他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地方经营上。他的子孙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以“在地武士”的身份在下野国等地扩张势力。此后，藤原秀乡的儿子藤原千常的曾孙藤原公行成为佐渡守，因此其后世子孙便以佐藤为姓、以“在京武士”身份进京任职。以《山家集》而闻名的歌人西行法师就是藤原公行的子孙，俗名佐藤义清，后成为白河院的“北面武士”（后述）。

贵族与武士的主从关系——九条流与源氏、小野宫流与平氏

众所周知，源、平武士会以摄关家的家臣、贴身警卫或受领等身份，为摄关家提供经济方面的服务。这种贵族与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被认为是中世封建主从制的源流。但另一方面，学者也强调，此时的主从关系还不成熟，尚未达到真正的封建主从制的程度。那么，摄关时期贵族与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源经基的子孙与藤原师辅、藤原兼家、藤原道长一脉的摄关家嫡系（称“九条流”），就是一种密切的主从关系。宽仁二年（1018）六月，源满仲的嫡子源赖光为藤原道长的新宅“土御门第”奉上全套家居用品，其中体现出的忠诚和财力之巨大不免令人咋舌。乔迁当天，源赖光差人将礼物运至藤原道长新宅，途中道路被京城百姓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交口称赞家具之“风流”（华美）。大纳言藤原实资在日记（《小右记》）中记下了礼物清单，并感叹此乃“稀有中的稀有之事”。藤原道长的新宅土御门第是在长和五年（1016）七月烧毁后重建的。新寝殿的各个房间由各国受领分摊建造，源赖光也承担了其中一间。与火灾前相比，重建的土御门第格外豪奢。其后，源赖光立即从美浓守迁任伊豫守。这当然也是基于其参与营造寝殿的功劳。

摄关家、源氏、平氏谱系略图

源赖光的弟弟源赖亲、源赖信也为藤原道长服务。敦成亲王与祯子内亲王[5]的“五十日仪”（出生五十天的庆祝仪式）时，源赖亲曾献上“折柜”（盛在木盒中装盘精美的菜肴）。这一折柜的华丽程度被藤原实资评价为“尽善尽美”。而历任上野、常陆等东国受领的源赖信则以五匹、十匹为单位向藤原道长献上良马。长和元年（1012）六月，患病的藤原道长身边接连出现凶兆，如皇太后宫（即藤原道长的女儿彰子居住的枇杷殿）、藤原道长的宅邸、藤原赖通的宅邸时常出现彩虹。就连与藤原道长关系密切的源赖光、源赖亲等人宅邸也出现了这一征兆。阴阳师占卜后称“彩虹反常为大不吉”。对此，对专横跋扈的藤原道长及其亲信有所不满的人大呼快哉（《小右记》）。

另一方面，平贞盛及其子孙则服务于藤原北家[6]的藤原实赖、藤原赖忠、藤原实资一支（小野宫流）。藤原实资曾四处打点疏通，将常陆国家臣、平贞盛的养子平维干推举为五位，也曾送给赴任常陆介的家臣平维衡一匹马作为饯行的礼物。相对地，平维时曾献上一卷据说为弘法大师真迹的《大般若经》，藤原实资请求身为“三迹”（平安中期的书法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之一的权大纳言藤原行成鉴定真伪，藤原行成赞叹“非凡之笔，应珍重随喜”。此外也有证据表明平维敏、平维叙也侍奉过藤原赖忠、藤原实资。

然而，当藤原兼家、藤原道长以及九条流长期占据摄关地位保持不动时，平贞盛及其子孙也向藤原道长一方靠拢。不过，从平维叙将出家一事首先告知藤原实资，然后由藤原实资转告藤原道长，以及平维时在赴任上总介途中患病，进京后第一时间联络藤原实资等事来看，比起藤原道长，平贞盛及其子孙与藤原实资的主从关系更为亲密（《小右记》）。

经历史学者野口实研究，平贞盛的弟弟平繁盛的孙子、后成为平贞盛养子的平维良，实际上与《今昔物语集》中以“无可匹敌之兵”的威名亮相的“余五将军”（“余五”即十又余五，指平贞盛第十五子）平维茂是同一个人。长保五年（1003）正月，下总守宫道义行向朝廷提交“兵乱”报告，称平维良烧毁国府馆，掠夺官物。朝廷随即下发追捕官符，任命藤原惟风为追讨使。然而同年九月，左大臣藤原道长因藤原惟风递交的调查报告未署名而未予认可，追讨最终不了了之。实际上，藤原道长是在通过妨碍调查来解救家臣平维良。长和三年（1014），平维良向藤原道长进献巨额财物而连任镇守府将军，对此藤原实资评价“曾被追捕官符通缉之人如今却获封五位，任镇守府将军，此皆财货之力也”（《小右记》）。由于宫道义行是藤原实资的家司[7]，平日竭尽忠勤，因此藤原实资将宫道义行提交的兵乱报告被认定为虚假报告视为一种屈辱。与此同时，其他平氏一门此时尚且算是小野宫流的家臣，可平维良却明目张胆投靠九条流，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也让同族深感愤怒。只要成为摄关家的家臣，不论多么恶劣的罪行都能被掩盖。平将门写给藤原忠平的辩白书、平忠常写给内大臣藤原教通的书信（第四章详述），正是希望借当权者之口避免被追讨的命运，然而这些奢望最终都扑了空。

另一方面，平贞盛及其子孙也没能像源氏那样，与摄关家发展成牢固的主从关系。平氏世代承袭检非违使，在京城打击犯罪，源氏则世代承袭藏人、殿上人，身处内里，直接保护天皇，二者在宫廷社会中的地位差距不言自明。而地位差距又直接关系到了与摄关家的主从关系。可以说，摄关时期的平氏一直蛰伏在主角源氏的阴影下。直到与院权力联手，平氏才终于得以凌驾于源氏之上（第五章详述）。

主从关系与官职位阶

武士在年轻时通过将名簿进献给权贵家族成为其家臣，依靠主人的推举成为泷口，再通过功勋成为兵卫尉或八省丞，然后晋升藏人、卫门尉、检非违使。在此期间，武士需要在“本官非番”（本职工作不当班）时守卫主人的宅邸，或在主人进宫、参拜神社和寺庙时作为护卫随行。有些武士还需要在飨宴（主人的宴会）、法会上承担工作，或作为家司参与家政。服侍院宫（上皇、法皇以及皇后、内亲王等女性皇族）和权贵家族的人最初称“侍”，监督他们的机构称“侍所”。后来“侍”被特指为武士。再后来到了平安后期，诸大夫之下、位阶为六位以下的家臣和下级官员被统称为“侍”或“侍品”。“侍”并非仅指武士，为诸大夫级别的源氏、平氏武士效力，手下有泷口、兵卫尉等郎党的人也被称为“侍”。

但是，在所属官厅供职是在京武士的本职工作。在京武士侍奉权贵家族，说白了只是为了得到推举和斡旋，以获得官职位阶。只要通过功绩获封五位，他们便有了成为受领的资格。这一晋升方式不仅限于武士，其他技能类的官员也普遍如此。在这一点上，武士与其他技能类官员也地位相同。包括武士在内，技能类官员须从官龄最长者（称“上腊”）顺次受爵，获封五位后脱离原职被称为“巡爵[8]”。如果没有与权贵家族结成主从关系，便很难获封五位。

成为巡爵并想担任受领者，必须在除目之前提交“申文”，指出希望供职的国。“申文”就是以华丽的辞藻堆砌成的自荐书，目的在于说明自己在京任职时如何忠勤、有能力，担任受领后如何保证缴清四年任期的贡品。在众多候补者中，只有一人能在公卿考核中脱颖而出，成为受领。而且公卿并不考虑对方是第几次提出申请，对于新人和多年申请者来说，门槛都一样高。任期结束后，受领必须缴清四年贡品，获得各项清偿证明。如果没有获得清偿证明，便无法在“受领功过定”（功绩评定会议）上获得“功”或“无过”的评定，也就无法再担任其他国的受领（参照大津透、寺内浩著述）。所谓“某某国前国司”，指的就是曾经担任受领、如今无官可当之人。而前文中源赖光献上家具、源赖亲献上“尽善尽美”的折柜，也都是为了顺利通过受领功过定，转任下一国的受领。

如前文所述，武士侍奉权贵家族是为了获得官职位阶、历任受领。换言之，为天皇（国家）效劳、得到天皇的恩典晋升官职位阶是最基本的主从关系。而权贵家族与武士的主从关系，不过是宫廷贵族社会中权贵家族与技能类官员间主从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并未发展成为封建主从制。武士既非宫廷贵族社会的异类，亦非宫廷贵族社会的敌对势力，而是宫廷贵族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武士受领与受领郎党

摄关政治时期，武士常常被任命为存在军事问题的诸国受领。长德三年（997）六月，高丽方面向日本提交国牒（外交文书），抗议日本海盗袭击高丽沿岸。担心高丽报复的日本朝廷于是命令大宰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沿海警戒。其中一项就是接受大宰府的申请，任命大宰大监（大宰府的上判官）、“堪能武者”（“堪能”即技艺精湛）平维时的儿子平中方为对马守。“刀伊入寇[9]”后的治安二年（1022）四月，为防御敌人入侵，大宰府申请让“武艺者”出任对马守。对此，朝廷任命有长年在京担任“带刀”（皇太子亲卫队成员）、兵卫尉经验，曾在击退刀伊时立有战功的大宰府官员藤原藏规（菊池氏之祖）为对马守。由于对马临近高丽，因此对马守将武士与受领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地表现了出来。同样，在与虾夷接壤的陆奥国，藤原利仁于延喜十四年（914）担任镇守府将军后，平将门之父平良持以及平将门之乱后的藤原秀乡、平贞盛本人及其子孙也都相继担任该职。为威慑奥羽俘囚，朝廷通常会提拔实力强劲的武士任职。

坂东诸国也是如此。平将门之乱后，藤原秀乡出任下野、武藏两国国守。以此为先例，武士担任受领的案例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坂东诸国也形成一种定式，即战乱之后，受领须兼任押领使。朝廷常常任命武士为坂东诸国受领，大概也是为了震慑下野国的藤原秀乡子孙以及武藏、上总、下总、常陆诸国的平良文子孙及平繁盛子孙。再者，如源满仲、源赖光、源赖信、源赖国（源赖光长子）等人，每隔十年便有一名源氏武士成为美浓守。这大概是因为美浓国坐拥不破关（即“关原”），而不破关又是连接东国与京城的要冲，因此此举有着防范东国的意味。

这样看来，实力强劲的武士分布情况正好符合了朝廷“巩固天下”的观念。以摄津国多田为根据地的源满仲、源赖光防范西国方面；以伊势为根据地的平维衡防范东国及伊势神郡方面；以越前为根据地的藤原利仁一支藤原氏防范北陆方面；下野藤原秀乡一支的藤原氏、武藏和上总平良文一支的平氏、常陆平维干一支的平氏防范奥羽俘囚；构成大宰府官员阶层的大藏春实子孙以及平维干一支的平氏负责对外防卫和戒备九州。

不过，朝廷并不会让武士长期在一国担任受领。和其他报名者一样，武士也想被分配到收入丰厚且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国。由著名武士担任受领的国，其国内的反受领运动的确比较少。朝廷起用武士出任受领，正是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抑制反受领运动。武士受领可以凭借武威打压寺院、神社势力，使田堵、负名阶层顺从于自己，以此实现国内统治，积蓄庞大私财。朝廷能够期待这样的武士受领缴清任期内的贡品，摄关、公卿也对他们进献的马匹财物甚是喜欢。

对于朝廷和公卿来说，任命武士为受领即便从财政方面来看也是上策。反过来，大寺院、神社以及国内百姓慑于受领的武威，不敢轻易采取抵抗运动，只能一忍再忍，期待下一任受领是位温和的文人。而朝廷很少让同一位武士连续在同一国担任受领，或许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四年一轮替的制度，朝廷才可以任命武士为受领。

武士受领在任职国内积蓄的财物并非只用于进献主君，购买武器、饲养骏马、郎党俸禄、下人薪水都需要财源。而且要想维持、创新、继承武艺，武士也必须拥有庞大的财力。除此之外，武士还将部分钱财投入到私田的经营中。

受领一般会以统治一国的行政首脑的身份，率领子弟郎党赴任当地。藤原明衡于永承七年（1052）前后写就的《新猿乐记》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本“手艺人大全”。因为此书对住在西京（京城西郊）、前来观赏猿乐（日本传统艺能，类似于曲艺杂耍）的右卫门尉一家所有人的职能进行了逐一介绍。其中出现了一名叫作四郎君的受领郎党，书中是这样介绍他的：

“他武艺精湛，擅长簿记和书道，在就任时的礼节、换任时的杂务和税务处理方面有出色的能力。对所目代[10]、检田使和收纳使的工作得心应手。不使百姓疲敝而缴清税役，不使朝廷受损而稳增私财。受万民支持，宅邸时常丰裕，堆积诸国特产。除目时最先获得新任受领的任命。”

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受领郎党很少。四郎君不仅有处理行政实务的能力，还具备一定的武艺。当然，在现实中受领不会要求郎党文武兼备，只要有其中一项技能即可。

可说是新任受领指导书的《国务诸条》要求受领在赴任时从郎党中挑选出“清廉勇士”，令其监管其他郎党不要在途中打架斗殴；从“堪能武者”中挑选二三人担任良吏（从任职的国内挑选武士亦可），即便良吏不应由武士充任，但赴任途中人多事杂，此为权宜之举。无论是等待任官的实务官员还是在京武士，即便没有就任正式官职，只要跟随受领前往任职国，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后来奠定伊势平氏基础的平正盛在成为受领前，就担任过播磨国司、加贺国司的郎党。有的在京武士会自己投身受领门下，有的则会将自己的郎党介绍给受领，有的是受领反过来请在京武士介绍郎党。武士郎党成为受领郎党后，便可大发横财。

武士郎党以检田使、收纳使的身份前往国内诸郡时，常常会以武士特有的粗野方式执行公务，为田堵、负名阶层所忌惮。永延二年（988），尾张国郡司、百姓控告受领藤原元命，称其子弟郎党执行公务时，犹如夷狄豺狼一般残酷贪婪，竟然掠夺百姓财物，运往京城私宅。在贵族眼中，武士是以杀人为生、罪孽深重之人，因此对他们既害怕又蔑视，而百姓对武士的看法也是如此（参照户田芳实、村井康彦著述）。值得注意的是，武士与俘囚存在一定的共同点。9世纪时，诸国受领将俘囚作为统治国内的军事力量。到了10世纪，失去俘囚军事力量的受领便将武士郎党作为新型军事力量统治国内。

受领与郎党的主从关系，是以任期四年为期限、以利权为报酬的雇佣关系，是实打实的雇主与佣兵的关系，是比贵族和家臣的主从关系更加冷冰冰而功利的关系。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曾列举人生“扫兴之事”，其中，“除目中未获官职之人”一段描述道：“人们传闻这家主人今年一定叙爵封官，于是曾经侍奉过这家主人的人便从四面八方赶来，提前向主人敬酒于庆功宴。结果得知这家主人并没有获封官职，于是一人开溜、两人开溜，最后竟然全都散去了。”这一段便清晰揭示了受领与郎党之间冷冰冰的利益关系。

不过武士受领不同，他们没有必要雇用武士郎党，只要带着自己的郎党赴任就可以了。有时赴任国的武士仰慕武士受领的威名，也会主动请求成为其郎党，只不过这种主从关系大多仅限于武士受领在任期间。

武士的在地性质

摄关政治时期，在京供职的武士同时还在地方大规模经营私田（称“负名经营”）。这种经营模式与进入院政时期以后郡、乡、庄园等领地全部由在地领主（在地武士）统治的模式不同，二者完全建立在不同的经营基础之上。源赖亲的子孙居住在其曾三次担任受领、拥有巨大权势的大和国，自称“大和源氏”。而源赖亲本人则居住在其父亲源满仲的根据地摄津国，拥有广阔领地，完全与“土人”无异（《小右记》）。与此同时，源赖亲在京城也有宅邸，因此频繁往来于京城、摄津、任职国之间。其他在京武士也是如此。此外，根据地较远的在京武士还会在京城近郊建造宅邸，用作练习武艺的场所。比如，以相模国镰仓为根据地的平维时，就在水运要冲同时又是狩猎场的山城国宇治郡冈屋以及纪伊国拥有宅邸。

他们之所以能往返于京城和地方之间而在京任职，是因为以下原因：以近卫府为例，每日前往官厅听候大将指示、承担各种仪式庆典的准备和举办工作的，其实只有由中将、将监、将曹各一人组成的“年预”（事务负责人），其他官员无须承担繁杂劳累的工作，只须轮换站岗或陪同天皇出行、参加祭祀即可（参照鸟谷智文著述）。检非违使、马寮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武士往返于京城和地方之间而在京任职是十分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武士专注于地方的私田经营或国衙公职。《今昔物语集》将这些人称为“国中应有之兵”。在此，笔者暂且将这些人视为“在地武士”或“国内武士[11]”。镰仓初期，赞岐国有“御家人”（直属于镰仓幕府的家臣）十四人，若狭、伊豫、萨摩、大隅诸国的“御家人”共计三十余人。考虑到刚刚结束全国内乱的镰仓时代只有这么多人，因此在相对稳定的摄关时代，各国至多不过几名或十几名“国内武士”。

在地武士也并非一直守在地方，他们有时也会成为权贵家族的家臣、在京武士的郎党或是受领郎党往返于京城和地方之间。藤原实资的家臣、常陆国在地武士平维干年轻时就曾担任卫门尉，回到常陆国后获封五位，在当地被称为“水守大夫”（“水守”是其根据地）。像平维干这样被称为“某某大夫”、获封五位的在地武士非常多。不过，即便有过在京任职的经历，但只要没能晋升为检非违使或受领，那么回国之后其身份地位就要低于诸大夫，称“侍”。被称为“诸大夫”的源氏、平氏武士，与被称为“侍”的在地武士之间的身份差距，就是这样固定下来的。

另一方面，奈良时代似乎位阶在五位以上即可称为“贵族”。位阶五位、居住在地方诸国的武士被称为“地方军事贵族”，居住在京城的武士则被称为“中央军事贵族”，这是近年来学界的普遍观点。但是在摄关政治时期，“贵族”一般指居住在京城的公卿和殿上人。即便将“诸大夫”也视为贵族，能被称为贵族的武士也只有源氏和平氏。在平安时代，是否下发追捕官符的决定权，即国家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朝廷（天皇、摄关以及公卿会议）手中，武士不可能参与其中。因此笔者认为，武士说到底终究是战士，将武士称为“军事贵族”实在不太合适。

武士馆、军事训练、郎党

留在地方时，武士居住在由壕沟、围墙、篱笆环绕的府邸中。检非违使厅曾向源满仲提出引渡强盗罪犯的要求。不过，检非违使厅不是差人直接前往源满仲的府邸“多田馆”，而是采取下发文书的方式。如此所示，武士府邸享有属于治外法权的“不入权”，武士有权拒绝公权力介入府邸。武士的府邸中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成规和秩序，一家之主基于家长制统治子弟、郎党、下人、随从。在《今昔物语集》中源满仲有言：“如有违我心者，则像碾死虫子一样杀掉。若罪行较轻，则断其手足。”到了平安时代，检非违使厅和国衙保留杖笞、罚款、监禁、驱逐、流刑等刑罚，已在事实上废除以国家权力强制执行的死刑。然而武士作为战斗集团，其内部秩序仍然依靠死刑、断手足等严酷的军纪来维护。

武士府邸既是军事基地，又是武艺训练场。如平将门据点之一的下总国猿岛郡“石井营所”就配备有武器库、哨所、马场等设施；源满仲的多田馆配备有收纳甲胄、弓箭、兵器的武器库，鹰屋，鹫屋，收纳大渔网的仓库，供府邸郎党居住的房舍，当然也有马厩、马场和弓场。四周环绕着壕沟的四方大门还常设矢仓，有士兵把守，从不懈怠。据说永延元年（987）八月，源满仲将主要郎党叫到跟前，告知自己将在明日出家，并下达命令：“今夜是最后一夜，务必保护周全。”众人听后一边哭泣，一边背好弓矢，穿上甲胄，将府邸团团围住，彻夜燃着篝火，庄严肃穆地守卫着主人。这是世俗性质的主从关系即将解除时，出于礼节的最后一次守卫。而平日里守卫只需当班的郎党负责即可。上图《法然上人绘传》中描绘的府邸大致与摄关政治时期的武士府邸相差无几。

美作国押领使漆间时国的府邸　《法然上人绘传》局部，漆间时国为法然上人的父亲（知恩院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提供图片）

武士就像这样在府邸的庭院、弓场、马场进行剑术、相扑、马术、步射、骑射等训练。在山林原野中狩猎、在河海中捕鱼也算是一种军事训练。据说年过六旬的源满仲依然养鹰养鹫、在河上架鱼梁、在海里撒网，带领一众郎党上山猎鹿，以杀生为乐。这样一来，院政时代广袤的山林就成了在地武士的领地。即便摄关政治时期山林依然属于国衙，但武士却拥有在山林原野狩猎的特权。将山林原野围起来，将野猪、鹿、鸟当作猎物，策马追赶，最后以弓矢射杀，这实际上是武士的马上个人作战演习。往返于京城和地方之间而在京任职的武士会将根据地的经营权委托给同族或“谱代[12]郎党”，同时也将教授子弟武艺的任务交给了他们。而这种自小就在府邸和周边林野间进行的英才教育，也让武士得以在磨炼中成长。换句话说，武士磨炼武艺的舞台必然是地方诸国而非中央。

在地武士一方面是贵族武士的郎党，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有人数不等的郎党、下人和随从。有的在地武士会让郎党住进自家宅邸，有的则会让郎党在宅邸周边建房居住。前文的源满仲就是让自家郎党住进多田馆，与同族子弟一同寝食。而多田馆周边及各处私田，则盘踞着“常年前来服侍的亲近郎党”。

在《将门记》中，平良兼承诺让平将门的下人丈部子春丸成为“乘马郎党”，丈部子春丸因此才为平良兼做了夜袭向导。如此所示，郎党实际上是马上战士。能否将在地武士的郎党称为武士有着微妙之处，笔者暂且将其称为“见习武士”。马上武士需要有人执缰、牵换乘马、拿装备、传令等。因此一名马上武士至少需要两三名下人或随从徒步跟随。这些人是武士的隶属民，而非战斗人员。一名在地武士奔赴战场时，有数名骑马的子弟郎党跟随，而数名子弟郎党又各自带着两三名下人或随从，因此步、骑人数相加为几人至十几人不等，这就是一个战斗集团或战斗单位。平将门挥舞白刃、藤原秀乡拉满强弓，这些都不是他们独自完成的，而是一个战斗单位共同完成的。

在地武士的郎党有的是从当地百姓中选拔出来的，有的是像丈部子春丸这样从下人、随从中提拔上来的，其中不乏有前科的罪犯和流民。这些人虽然出身各异，但成为武士郎党之后，其中一部分人会学习该家族的家传武艺，最终成为一名被认可的武士。这一点与明法、纪传、算道家族将家业传给子嗣，或如无亲生子嗣，则收优秀弟子为养子继承家业的做法十分相似（参照曾我良成著述）。武士就是这样通过兴旺人丁、培植郎党来壮大势力的。

第三节　王朝国家的军制与武士

天皇动员在京武士——守卫内里与大索

因为平安时代国力衰落，地方治安混乱，受领只想着如何搜刮百姓，有实力的农民只能依靠自己保卫领地，于是他们武装起来，成为武士——这是对武士如何形成的传统认知，目前日本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大体上也都是这样描述的。

然而笔者认为，平安时代的地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秩序的。只要持有“公验”，人们之于土地的权利就会受到国衙依据法律和司法的保护。而且随意使用武力的话，一来会被司法机关审判和处罚，二来还有被没收领地的可能。因此以武力保护、扩大领地，并非那么简单。

武士是为了保护领地而诞生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想象罢了。那么，武装起来的武士为什么能获得官方认可？他们又为什么要磨炼武艺呢？这是因为，武士是“国家支柱”和“巩固天下”的利器，是镇压叛乱的战士。接下来，笔者将讨论武士在王朝国家镇压武装蜂起体系即国家军制中是如何被定位的。

首先是京城发生紧急事态时在京武士的动员问题。摄关政治时期，内里清凉殿的日常警卫工作由摄津源氏武士所担任的大内守护指挥，泷口具体负责。京城内的一般追捕工作由检非违使负责。遇到特殊情况，如统一抓捕全城盗贼（称“大索”）或发生政变、需要守卫内里时，天皇会下发宣旨，无论官职大小，直接召集源满仲、源满正（源满仲的弟弟）、源赖光、源赖亲、源赖信、平维叙、平维时等源氏、平氏在京武士。这种由天皇直接召集在京武士的方式也可被视为国家军制的一环。

据《北山抄》（藤原公任著）等仪式书（公卿举办仪式、处理政务的指南）记载，大索时召集武士不会事先通知。前一天秘密接受天皇命令的上卿（负责具体政务、仪式的首席公卿）会以守卫内里、陪同行幸为名，命令在京武士于翌日天不亮就到内里集合。当天凌晨，上卿才告知武士们集合的目的是进行大索，并为武士们分配负责区域以及由马寮、公卿提供的马匹。上卿会对每一名武士逐一下发命令，如“命你搜捕嫌犯，在京城搜查完后要接着前往山中搜查”，之后武士便会奔赴各自负责的区域。任务结束后，回到内里的武士要向上卿复命，如“负责区域内未发现嫌犯”等。之后上卿再向天皇禀报。内里的搜查工作由藏人头指挥泷口进行，负责指挥的是源赖光一支的源氏武士所担任的大内守护。

对于在京武士来说，大索和守卫内里、普通勤务不同，这是一种为天皇服务的、带有军事性质的临时勤务。大索更大意义上是一种仪式，所谓的发生政变时守卫内里，实际上也不够紧迫。说到底，天皇无非用这种方式召集武士，重申天皇与武士之间的“君恩与奉公”的关系，强化武士对于天皇的忠节之心。到了院政时期，由于寺庙、神社频繁强诉[13]，政变接连不断，因此摄关政治时期这种召集在京武士的方式也被继承了下来。在保元之乱中，后白河天皇正是以这一方式动员武士的。

追捕官符

10世纪至12世纪，延喜东国之乱至源平争乱（第六章详述）期间所有的叛乱，都是以朝廷下发追讨宣旨或追捕官符的方式镇压的。一国规模的武装蜂起也是如此，接到武装蜂起的国解后，朝廷下发追捕官符，命国衙追捕犯人。王朝国家通过下发追捕官符的方式，垄断了全国的军事指挥权和合法行使武力的权力。这一武装蜂起的镇压方式，就是10世纪至12世纪王朝国家所固有的国家军制。这种国家军制在制度上起源于8世纪的捕亡令临时发兵规定，在9世纪追捕群盗海贼的过程中被反复使用，之后又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宽平、延喜军制改革中逐渐成型。

适用于追捕官符的犯罪行为必须是国家所认定的“重罪”。文治元年（1185）十月，后白河院向右大臣藤原兼实（亦即九条兼实）征求意见，询问是否应该向源义经下发追讨源赖朝的宣旨。藤原兼实的回答是：“追讨宣旨应针对触犯八虐、与国为敌之人。”追捕官符适用于与国家敌对的“八虐”（谋反、叛乱等）。此外，追捕官符还适用于“谋杀罪”。不过被害者仅限于位阶五位以上的官人、院宫和权贵家族的家臣、寺庙和神社的僧侣和神人[14]、执行公务的国衙官人等。

八虐、谋杀、打劫、盗窃等不予恩赦的罪行被称为“重犯”，以区别于可予恩赦的“轻犯”（持刀伤人、打斗等）。然而到了摄关政治、院政时期，“重犯”变成了特指谋反、谋叛、谋杀等需要动用追捕官符进行武力镇压的罪行。犯下此类罪行的人被称为“凶贼”或“凶党”。平将门、藤原纯友、源赖朝均为“凶贼”“凶党”。反之，如果无法认定此人为重犯或凶党，则不予下发追捕官符。因此，当国衙想要打压反抗势力，或一股势力想要战胜另一股势力时，往往就会称敌人为重犯或凶党，将其诉诸朝廷，获得朝廷下发的追捕官符。为了获得追捕官符，敌对双方会不遗余力地在朝廷四处打点疏通，得到追捕官符的一方也往往更有底气。

那么，作为王朝国家最高军事指挥权象征的追捕官符会给予国衙、追讨使哪些权限呢？

第一，发兵权。被动员的自然是武士。

第二，根据需要征用军粮和兵船的权力。

第三，解除罪犯刑事特权的权力。凶党势力有时是位阶五位以上的达官贵人，有时是王臣家臣或僧侣、神人。这些人受种种刑事特权的保护，如位阶五位以上者，若无天皇许可，不得对其加以拘禁；隶属于官司、卫府、王臣家的官人和家臣，若无本司、本主的许可，不得拘禁；位阶五位以上者，若无天皇许可，不得擅自搜查其家宅；对位阶五位以上者及其子孙、僧侣、神人不得进行拷问，取证必须依据目击者的证词。以检非违使厅、国衙的普通权限，很难处理这些享有身份特权的罪犯，但若拥有追捕官符，这些身份特权便会失效。

第四，诛杀抵抗的凶党势力成员的权力。诛杀凶党势力成员、取其首级乃最高功勋。

第五，承诺对有功者授予功勋奖赏。反之，如果没有得到朝廷下发的追捕官符、官员仅以个人判断出兵、战斗被定性为私合战时，则没有功勋奖赏。武士积极响应追捕官符的动员，就是为了获得功勋奖赏。

第六，对拒绝动员、临阵脱逃者进行处罚的权力。

凭借附带以上权限的追捕官符进行武士动员，就是10世纪至12世纪王朝国家的国家军制的实际形态，也是王朝国家政府拥有统一权力、统治全国的理由之一。

国衙征税与反受领斗争

10世纪至11世纪中叶，朝廷下发追捕官符、国衙进行武力镇压的事件非常多。其中大多数是田堵、负名阶层不满于受领的横征暴敛，因而聚众袭击、杀害受领或国使的反受领斗争，即“凶党蜂起”。

国衙的征税程序与反受领斗争的关系如下文所示。

在收获前的七月份前后，国衙会向国内各郡派遣检田使。检田使须调查“见作”（实际耕作）面积、“得田”（预计收获）面积、“损田”（预计无法收获）面积，以此制作账簿“马上账”。其中，如何认定损田成了国衙与田堵、负名阶层争论的焦点。这是因为被认定为损田的田地可免除税役。之后，受领根据收成情况确定税率，国衙田所（专门负责土地事务的机构）根据马上账统计各个负名的课税面积、税额、扣除面积、免税额，制作“检田账”（参照佐藤泰弘著述）。紧接着，国衙税所（专门负责税务的机构）为每个负名制作“征符”（纳税通知书），在收获后的十月份前后陆续派遣收纳使携“征符”前往各郡。收纳使以郡司的府邸为办公地，指挥郡司、“刀祢”（乡绅）开展征缴工作。受领在设定税率、制定附加税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裁定权，而设定税率正是受领与负名阶层发生冲突的焦点。

收纳使并非从负名手中直接收税。国衙要求负名在一年内陆续上缴米、绢、布、木材、纸、油等必要物品，完成一项便出具一张“返抄”（收据）。负名在完成缴税任务之后，整理返抄，妥善保管。而收纳使的工作，就是核对每个负名征符上的应缴额和返抄上的实缴额，对未缴纳的部分进行追征（参照大石直正著述）。当损田不被认可或是税率升高时，负名的未缴额自然就会提高。负名在郡司的府邸接待收纳使（受领的子弟郎党），围绕着损田和税率问题进行协商，以期达成一致。一旦协商失败，负名便会奋起反抗。

在收获季，尤其是受领为完成任期四年的所有收缴份额而进行最后一年的征缴工作时，全国各地的田堵、负名阶层常常会集结起来控告受领横征暴敛，或是袭击、杀害受领及其子弟郎党。永延元年（987）十一月的收缴季，尾张国郡司、百姓向朝廷控诉将于翌年结束任期的受领藤原元命实施苛政。而藤原玄明向平将门求助、藤原文元向藤原纯友求助也都是在十一月的收获季。尾张国郡司、百姓向朝廷提交三十一条控告，其中有一多半是控诉受领子弟郎党以国使身份暴力检田、无理收纳（参照大石直正著述）。有人认为，这种依靠子弟郎党进行统治的方式是10世纪后期才诞生的新动向，但实际上，引发平将门之乱的常陆国藤原为宪所实施的苛政，与尾张国藤原元命所实施的苛政并无二致。可以说，正是因为10世纪初期的国制改革确立了受领的统治权，才有了后来受领依靠子弟郎党进行统治的方式。

大和国国解中的凶党蜂起事件

长保元年（999）八月，大和国受领源孝道的郎党藤原良信在大和国城下郡东乡征收早稻时，被“凶党数十人”杀害。幸运的是，大和国向太政官提交的有关逮捕犯人和调查结果的国解被偶然保存了下来。

该国解不仅还原了当时发生在诸国的凶党蜂起的真实情况，还向我们展示了“重犯检断[15]”的全过程。现存的平安时代古文书大多是权贵家族、寺院、神社保留下来的庄园领地的相关权利文书，而国司向朝廷提交的调查记录等文书一般会在使用后废弃，根本不会保存下来。那么大和国国解为何会留存至今呢？在探讨重犯检断之前，我们必须弄清这个问题。

该国解之所以能被保存下来，是因为摄关政治时期的公卿藤原公任在撰写《北山抄》时，将国解的背面当成了草稿纸。在纸张极其贵重的时代，被废弃的文书背面还可以再利用（这样留存下来的文书称“纸背文书”或“里文书”）。不仅是大和国国解，藤原公任还将长德二年（996）十一月二十五日至长保二年（1000）三月二日检非违使厅的十四份相关文书用作了《北山抄》的草稿纸。由于这一时期藤原公任正好担任检非违使别当，因此他才能获得废弃的文书。而藤原良信被杀事件也正好发生在这一时期。

据大和国国解记载，该事件的主谋是右卫门权佐藤原宣孝[16]的领地“田中庄”的庄官文春正。此外还有田中庄、前法隆寺别当仁阶的领地“丹波庄”、兴福寺僧人明空的领地“纪伊殿庄”三个庄园的凶党数十人参与。追捕之际，有十七名凶党逃入京城或藏匿于兴福寺。该犯罪团伙下手果断，完事后立即分散逃走，迅捷程度与9世纪的群盗不相上下。

以上三个庄园不是免税的免田，因此必须向国衙缴纳早稻。结果前来征收早稻的受领郎党与兼任庄公的负名在税率、损田确定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引发了凶杀事件。杀害国使的方式的确会让受领吃到苦头，迫使受领在税率、损田确定等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另一方面，杀害国使是重罪，很有可能惊动朝廷下发追捕官符，被捕入狱或是直接被诛杀，即便天下大赦也不能释放，再加上许多权利（私人领地权、公田承包权等）将被撤销，因此杀害国使这一招怎么看都不划算。

国衙虽然已经查明了大部分凶党的真实姓名，但是由于这些凶党是庄园的庄官或负名，因此犯罪后纷纷逃往本主家寻求庇护。也正是因为有本主的庇护，他们才敢做出杀害国使这种过激行为。平日里，这些人倚仗庄园领主的权势，对国使和周边的田堵、负名进行恐吓，犯下谋杀、抢劫等诸多罪行。就算被捕入狱，在本主的压力下，国衙也只能赦免他们。而且一旦被释放，这些人就会重操旧业。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庄园领主雇用的职业杀手。如果庄园领主恰好是武士受领，那么这些人还会获得武士的身份。

大和国境内有诸多大型寺院和神社，因此庄园百姓就是国之主体。而在其他地方诸国，更多爆发的是在厅官人、郡司、国内武士指挥各地田堵、负名集结成党，袭击国衙，杀害受领或国使的凶党蜂起事件。这种由当地田堵、负名阶层实施的一国规模的反国衙武装造反是“负名体制”的必然结果，也是国衙内部发生的重大犯罪事件、凶党蜂起事件最普遍的形态。平将门之乱、藤原纯友之乱、平忠常之乱（第四章详述）都具有这一性质。

重犯检断的流程

国衙军制是重犯检断流程的一环，并不是在检断之外还存在另外的军事或军制。所谓国衙军制，无外乎是以武力动员的方式实现重犯检断中的追捕。下文将以大和国国解为依据，探明国衙的重犯检断过程。

事发后，大和国城下郡郡司第一时间进行了初期调查，将事发日记（调查记录）和郡解一并提交国衙。事发日记是向国衙或检非违使厅提起诉讼、申报损失的必要材料，其中包括事发时间和地点、损失明细和程度、嫌疑人姓名。

平安时代中期，郡司在行政、征税方面几乎没有个人权限和职务，但这并不意味着郡司已经失去作用。为买卖私有领地提供保证的是郡司，提供被盗、遗失、火灾等损失证明的是郡司，掌握土地所有关系和耕作情况的也是郡司。此外在维护郡内日常秩序等方面，郡司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该事件中，郡司进行初期调查、写事发日记、提交郡解就是其中一环。

受领源孝道接到郡司报告的当天，立刻将郡解、事发日记连同国解一并提交了朝廷。朝廷在当日（或为次日）向大和国国衙下发“追捕勘纠官符”，命其搜查、追捕嫌犯。摄关政治时期的宫廷虽然给人一种效率低下的印象，但是遇到紧急事态时，天皇、摄关会紧急召开“阵定”（公卿会议），下发追捕官符。追捕官符最终是以天皇旨意的形式下发的。

接到追捕官符的源孝道率领官人、追捕使迅速赶赴现场，成功抓获嫌犯四人。实施追捕的是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设在各国的押领使和追捕使。他们无权以个人判断指认凶党、随意动员武装。只有在受领接到追捕官符并下发指令的情况下，他们才可以实施追捕。从词源来看，“押领使”一词来源于将军团士兵“押领”（带领）至集结地点的临时使者，“追捕使”来源于受追捕宣旨之命、由中央派至地方的临时使者。不过，后来国衙常设的“国押领使”和“国追捕使”与朝廷设立的押领使、追捕使之间并没有制度上的继承关系，而是国司的临时发兵权、追捕权逐渐转化为独立机构后的产物。而且一国之内不会同时设押领使和追捕使。据笔者调查，东海、东山、北陆、山阴、西海道诸国大体上设立的是押领使，而畿内近国、山阳、南海道诸国大体上设立的是追捕使。

回到大和国早稻使被害事件。受领源孝道不仅命追捕使展开追捕，还亲自率领官人前往事发现场“勘纠”。“勘纠”指现场勘验、审讯犯人、询问证人等一系列调查和审理程序，所获内容均将记录在“问注申词记”“勘问日记”“过状”（犯人的自白书）等报告书中。负责实际勘纠的是国衙检非违使所的在厅官人。如果勘纠不完善、犯罪事实存在疑点，下发的追捕官符甚至还会被取消。因此国衙必须依照合法手续进行勘纠，提交完备的报告书。在早稻使被害事件中，国衙将逮捕的四名罪犯及四份调查记录连同国解于八月二十七日提交朝廷。此时是事发后的第十日，接到追捕官符后的第七日。在重犯检断程序中，国衙的任务到此为止。

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勘纠的检非违所是与田所、税所、调所并列的，下属于国衙的几个“所”之一。它是9世纪中叶在诸国设立的“国检非违使”的延续，而国检非违使则是国司监察“非违”（违法行为）的职能形成独立机构后的产物。国检非违使（检非违所）与之前谈到的押领使、追捕使并称“国衙三使”，虽然常被认为与押领使、追捕使发挥同等职能，实际上其职务和权限与押领使、追捕使有明确不同。

延喜十四年（914），面对醍醐天皇的询问，三善清行献上《意见十二条》。其中提到，国检非违使必须具备法律素养，有审理案件、量刑定罪的能力。从已知案例来看，检非违所的职务包括调查盗马贼、监禁犯人、核实斩首情况、传唤案件当事人等。由此可见，国检非违使（检非违所）的工作侧重点在于搜查、审理、定罪等勘纠工作，而非武力追捕。国内发生的盗窃、斗殴、纵火以及其他日常性轻罪本来就没有申请追捕官符的必要，此类案件仅凭受领的行政权即可处理。国衙审理轻罪案件时，检非违所的官人须以国使身份赶赴现场，指挥当地郡司、刀祢进行追捕和勘纠，在郡司的厅舍审讯犯人、询问证人，然后将犯人拘禁在检非违所的监舍，课以罚金。综上所述，在重大犯罪案件中，押领使、追捕使是率领国内武士追捕重犯的军事指挥官，而检非违所则负责勘纠；在轻罪案件中，检非违所则相当于负责追捕、勘纠的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

检非违所的官人由受领的郎党武士或国内武士担任，如加贺守藤原为房的郎党平正盛被任命为检非违所目代等。这些人一方面通过执行追捕、勘纠等公务来为稳定国内秩序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罚金等名目，夺取犯人、嫌疑人的私有领地和财物。

前文提到，大和国国解于八月二十七日提交至太政官手中。该国解经藤原道长内览[17]后上奏一条天皇，之后被移交给使别当藤原公任，然后又与犯人本人及附带文书一并移交给检非违使厅。在检非违使厅，道官人以这些材料为基础重新进行调查，编写“问注日记”（审讯、询问报告书），之后再制作“罪名勘文”（判决草案）提交给使别当藤原公任。再次经过藤原道长内览、上奏一条天皇等程序后，犯人即被收监。其中丈部有光、橘美柿丸被判为重犯，不予赦免。然而翌年五月十八日，两人竟然出现在了赦免的名单中（《权记》）。可想而知，两人的主人藤原宣孝在藤原道长身上做了多少工作。案件最终裁决后，相关文书便被废弃了。直到后来被使别当藤原公任拿来当草稿纸，此案卷才重见天日。

重犯检断的流程

如上所述，正因为有国衙严格执行重犯检断程序，10世纪以后的受领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内。在国衙检断程序中，国内武士担任押领使、追捕使，检非违所官人承担追捕、勘纠等职责。反过来说，只要成为追捕、勘纠的责任人，且已获得追捕官符，国内武士就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

以“回文”动员武士

那么，受追捕官符之命实施追捕的押领使、追捕使是如何动员武士的呢？由于没有10世纪至11世纪实例史料留存，因此我们试着以12世纪末内乱时期相关史料中的动员案例来进行类推。在《平家物语》卷六“回文”中，源义仲在信浓国举兵时曾以“回文”号召国内武士举事。在卷八“绪环”中，威震一方的丰后国武士绪方惟荣将“驱逐平氏”的国司命令谎称为“追讨平家之院宣”（上皇或法皇下发的命令），并以“回文”动员九州诸国武士。那么这里所说的“回文”又是什么呢？镰仓初期成书的文例集《杂笔要集》《儒林拾要》中载有实例，以下是寿永三年（1184）平氏追讨使源义经在攻打一之谷前，动员摄津国御家人时使用的回文：

回　次第不同 |
摄津国御家人等 |
丰岛太郎源留　奉 | 远藤七郎为信
牧权追捕使中原宗景　奉 | 垂水武者所橘正盛
孙太郎藤原友盛　奉 | 行岛二郎源为重

上述几人，未来几日发兵一之谷。当国御家人等，应响应总追捕使号召，无一遗漏，全员出兵，于七条口参见。如有不参之辈，即以谋叛同谋论处，不日处罚。尽相传阅。

年月日
追讨使源朝臣判
（原文为汉文）

如上所示，回文要以“回”字开头，然后列举动员武士的姓名（称“交名”），最后在正文中写明合战的地点和目的、指挥官的姓名、集合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对拒绝动员者的处罚声明（有的还包括对有功者的奖赏承诺）。回文由发起者（该文中为追讨使源义经）发出，按名簿上的姓名顺序传阅。接到回文的武士必须表明态度，响应动员者在自己名字的下方写一“奉”字，辞谢者写“不参”二字，并注明理由，然后传给下一名武士，最后一名武士须将回文送还至发起者手中。这一形式与自治会的板报或是学校保安、某些组织的电话联络网十分相像。

由上述例子可知，治承、寿永年间的内乱时期，地方诸国的武士动员工作是依靠回文完成的。无论是信浓、丰后还是摄津，地方诸国都理所应当地使用回文来动员国内武士，这也说明地方诸国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回文了。10世纪至11世纪虽然没有使用回文进行军事动员的案例史料留存，但有史料证明，在同时期的宫廷社会中，回文被广泛利用在通知贵族、僧侣参加仪式、法会等工作中。而且发给贵族的回文同样会事先声明无故不参者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综上所述，10世纪至11世纪的押领使、追捕使在接到追捕凶党的命令后，发出回文，说明动员原因、凶党罪行、集合时间和地点、对有功者的奖赏、对不参者的处罚等内容，以此动员国内武士。

“国内武士注文[18]”——武士的权利与义务

回文动员的都是国内武士。而国内武士又是有权利和义务服从追捕官符、响应国衙动员的战士。那么，哪些人会出现在回文名单中？挑选的标准是什么？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一问题与国衙如何认定武士的身份是同一问题。

国内武士的动员手续

为了能够直接动员国内武士，院政时期的朝廷会命令国衙提交“国内武士注文”，这样的例子在日本历史上屡见不鲜。对此，国衙必须定期整理国内武士名簿。摄关政治时期、院政时期，新任受领赴任前会命令在厅官人提交详细记录国内行政事项的资料“杂事注文”，而“国内武士注文”大概就包含在其中。自摄关政治时期以来，每当受领换任，国衙在厅官人都需要对国内武士进行新一轮的普查，更新“国内武士注文”，上交给新任受领。当受领、押领使、追捕使接到追捕官符时，便会以“国内武士注文”为依据动员国内武士。

到了镰仓时代，幕府会命令在厅官人制作并提交“国内御家人注文”。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动员，另一方面也是让国内御家人承担起守卫内里和镰仓等日常工作（参照石井进著述）。同样，在摄关政治时期、院政时期，“国内武士注文”的目的也不仅仅在于军事动员，它同时还是为了让国内武士承担“役”的账簿。

平时，国内武士以武艺为职能而服役，其服役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守卫国厅，在受领官邸值夜站岗。守卫国厅一开始是军团士兵的任务。军团士兵制废除后，这一任务先后由“健儿[19]”和国内武士继承。

第二，护送国衙贡品进京。

第三，在国内神社的祭礼上参加“流镝马”、相扑等带有军事色彩的神事活动。“流镝马”是指策马奔驰、以镝矢依次射向三个标靶，以此观测神意、占卜吉凶的活动。到了镰仓时代，这一职责被国内御家人所继承。这一带有军事色彩的神事活动是只有武士才可以参加的神圣仪式，同时也是武士在众人面前施展技艺的绝佳舞台。

第四，参加受领组织的“大狩”。受领对狩猎迷恋到何种地步？9世纪的朝廷甚至下令限制狩猎活动，这一点便可说明一切。到了镰仓时代，这种狩猎活动的主办人由受领变成了守护，参与者由国内武士变成了国内御家人（以上参照石井进、户田芳实著述）。

以上就是国内武士之于受领的权利和义务。在此做一总结：“国内武士注文”上登记的是以武艺为家业世代相传的武家子孙。而是否登记在“国内武士注文”上，决定了此人是否会出现在回文的动员名单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武士注文”才是认定武士身份的依据。

申请功勋奖赏的流程

那么，响应国衙动员、参与追捕任务的武士应该如何申请功勋奖赏，朝廷又该如何审理这些申请呢？宽仁三年（1019）六月二十九日，大宰府向公卿会议提交击退刀伊的“功勋者注文”，其部分内容如下（《小右记》）：

大宰府急报勋功者交名

散位平朝臣为贤、前大监藤原助高、仗大藏光弘、藤原友近、友近随兵纪重方

以上五人在警固所合战中射中贼徒，立下大功。前日府解已急报为贤等四人功勋，然重方未列其中，此乃重方之战果无详尽报告所致。后经确认情况属实，故在本次功勋者急报中追加报告。

筑前国志麻郡住民文屋忠光

贼徒袭击志麻郡之合战中，忠光射中贼徒甚众。又斩贼徒之首进献大宰府。缴获武器一并献上。

同国怡土郡住民多治久明

贼徒来袭之时，于该郡青木村南山一带与之交战，射杀贼徒一人，斩其首级进献大宰府。

前肥前介源知

贼徒败退之时，于肥前国松浦郡与之交战，射杀贼徒数人。另生擒一人，进献大宰府。

（下略）

刀伊入寇之际，朝廷向大宰府下发追讨敕符，其中承诺“若舍身出战、建立功勋，将受到相应褒赏”。而上述“功勋者注文”正是大宰府为推举建立功勋的武士而第二次提交的报告。该注文记录了立功者的作战时间和地点、立功情况、斩获首级、生擒人数、缴获武器等情况。为使大宰府能够提交如此细致的“功勋者注文”，参与战斗的武士必须详细报告自己的战况和战果。在收到武士的报告之后，就像上述关于纪重方的记载一样，大宰府还要确认这些功勋是否属实（比如向与其一同参战的武士求证），而后再制作“功勋者注文”，并上交政府。

参加战斗的武士在上交首级、俘虏的同时还要提交战况报告书，其中有的报告书较为属实，有的则明显夸大。纪重方之所以最初被遗漏，正是因为他没有提交报告书。这种战况报告书被称为“合战日记”。天庆四年（941）十一月六日，大宰府警固使源经基与袭击丰后国海部郡佐伯院的“贼徒”桑原生行等人从申时鏖战到酉时（下午3点至7点）。最终，源经基生擒负伤的桑原生行，击杀贼徒数人，缴获马匹、船只、绢绵、武器等物。翌日，源经基将合战日记提交大宰府。被活捉的桑原生行死后，源经基又将桑原生行等人的首级和战利品交至大宰府，大宰府将这些首级和战利品连同府解一并送至朝廷。其他地方诸国的功勋申请方式也大致如此。

授予功勋奖赏的手续

如上文所述，被回文动员起来的国内武士要想得到功勋奖赏，必须向国衙提交合战日记和实物战果（如犯人本人或其首级），接受审查核定，再由国衙向太政官提交“功勋者注文”。反之，没有国衙的推举就不能领取功勋奖赏。也就是说，国内武士积极响应国衙动员，完全是为了获得国衙的功勋认可和举荐。此外，如大宰府“功勋者注文”中记录的纪重方一样，国内武士的郎党一旦获得功勋奖赏，就等于被认可为正式的武士。

本节结合具体事例，对10世纪至12世纪一以贯之的王朝国家的国家军制（镇压叛乱的体系、军事动员体系、国衙武士的编制）进行了复原。尽管上页图的模式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但这种制度性、手续性的体系确实存在。而政府、国衙以及各方当事人也都默认并利用这种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

[1]藏人，宫廷机构藏人所的官员，长官称藏人头。起初掌管机密文件和诉讼文书，后来变成掌管天皇衣食起居、仪式庆典等一切宫廷事务。

[2]大进、权亮，均为处理皇太子相关事务的官厅春宫坊的官职。大进为三等官，从六位上。亮为二等官，从五位下。权亮即政令规定以外临时任命的亮。

[3]内藏头，内藏寮是律令体制下，中务省下属的一个机构，内藏头是内藏寮的长官。

[4]殿上间，位于清凉殿南配房供公卿、殿上人谒见天皇的房间。

[5]敦成亲王为一条天皇与皇后彰子所生，即后来的后一条天皇。祯子内亲王为三条天皇与皇后妍子所生，是后三条天皇之母。彰子、妍子均为藤原道长的女儿。

[6]藤原北家，藤原氏的一支。奈良时期，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振兴起四个家族，分别为以武智麻吕为先祖的藤原南家、以藤原房前为先祖的藤原北家、以藤原宇合为先祖的藤原式家、以藤原麻吕为先祖的藤原京家。

[7]家司，亲王、内亲王家，以及职事三位以上的公卿、将军等人家里设置的，掌管家政的职员。

[8]巡爵，平安时代以后，位阶六位的藏人中，勤务达六年以上，成为其中最上席，获封五位者。

[9]刀伊入寇，指宽仁三年（1019），以女真族为主的海盗集团入侵壹岐、对马，进而进攻筑前国的事件。“刀伊”来源于高丽语“东夷”一词的音译。

[10]所目代，遥任国司的代表。平安中期以后，随着遥任和知行国制度的实行，国司的子弟或家人作为其代表被派往所任国，作为留守所的首长，率领在厅官人管理国政。

[11]国内武士，指在地方诸国土生土长的武士，与因公职、战乱等原因留在地方诸国的武士相区别。

[12]谱代，即世袭。

[13]强诉，僧众强诉，指当时延历寺或兴福寺等寺院的僧人强行抬着供奉神的牌位的轿子进京上诉。

[14]神人，指神社的下级神职或隶属于神社的人，负责神社杂务。

[15]重犯检断，从发生犯罪到调查、追捕、审判、执行判决等一系列刑事程序。

[16]藤原宣孝，以身为《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的丈夫而闻名，当时正值二人新婚不久。

[17]内览，意指阅览文件的人，在摄关政治时期，则指呈送给天皇的文件首先由摄关阅览。

[18]注文，有多种含义，此处的注文是指日本的一种古文书，是统一记录人名、物品种类、数量等的文件。该种文书在中世时流行，有各种注文，例如记录人名的“交名注文”、记录筹集物资明细的“筹备注文”等。

[19]健儿，军团士兵制废除后，部署在地方诸国守卫国厅、武器库的士兵，主要从郡司子弟中选拔。

第四章
武家栋梁的形成

第一节　平忠常之乱与源赖信

平忠常造反与追讨使的选定

通过镇压平忠常之乱、前九年之役、后三年之役这三场发生在11世纪的叛乱，河内源氏的三代栋梁源赖信、源赖义、源义家以王朝国家的军事指挥权为媒介，与东国武士建立起军事主从关系，斩获了王朝国家军事指挥官的地位，被后世尊称为“武家栋梁”。本章将在探明几次叛乱不同性质的同时，对创立了镰仓幕府的源赖朝军团（“御家人制”）的根基——源氏主从制的形成过程及其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

在距平将门之乱近一个世纪的万寿五年（1028）五月前后，上总权介平忠常（平良文的孙子）袭击了安房守惟忠（其姓不详）的官邸，并烧死惟忠（《应德元年皇代记》）。在自己居住的上总国，平忠常还占据了受领（介）县犬养为政的官邸，并将其软禁（以下内容主要依据《小右记》《左经记》）。事件发生后，上总“国人”“州民”针对受领妻儿的返京问题进行了强烈反抗，可见这是在厅官人和田堵、负名阶层广泛参与的凶党蜂起事件。平忠常之所以越出自己居住的上总国领导反受领斗争，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名田堵和在厅官人，同时又在上总、下总、安房等多国拥有私田。平忠常之乱爆发于五月，而春天至初夏这段时间又是负名从国衙承包公田，进行起田、播种、插秧的劝农季节。平将门之乱以来，坂东诸国已然荒废，被视作“衰敝”之国。因此，“复兴”坂东诸国，增加耕作面积，将公田面积恢复到延喜年间“基准国图”的水平，便成了受领的使命。而受领强制在厅官人、田堵阶层垦荒所导致的不满，正是导致平忠常之乱爆发的诱因。

平忠常之乱相关人物谱系略图

平忠常之乱相关略图

但是，平忠常本无意与朝廷为敌。正如后文所述，占领上总国国衙的平忠常得知朝廷的追讨方针后，立即于七月下旬秘密写信给内大臣藤原教通（藤原赖通的弟弟）、中纳言源师房（藤原赖通的养子）等人，恳求朝廷停止追讨。与此同时，平忠常率领二三十名随行士兵从上总国国衙撤出，据守夷灊山（位于上总国与安房国交界处的房总丘陵），等藤原教通回信。

另一方面，被平忠常造反奏报惊动的朝廷当即决定派遣追讨使进行追捕。在六月举行的方针会议上，众公卿推举伊势前国司源赖信为候补追讨使。在此之前，源赖信并没有太多施展拳脚的机会，不过在担任受领期间，他的政绩、武名和行事谨慎等特点为他赢得了公卿的信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后一条天皇竟然任命了检非违使平直方（平维时的儿子）为追讨使，并任命检非违使志（道官人）中原成通为副追讨使，负责勘纠。后一条天皇为何力排众议，任命平直方为追讨使呢？

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为了扩大其坂东势力，出身摄关家家臣的平维时、平直方父子曾在关白藤原赖通身上多方打点，因此才被任命为追讨使。可是，论及与摄关家的亲密程度，源赖信一方远远胜出，而且按理说关白藤原赖通也不会无视公卿们的举荐，执意站在平直方一边。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藤原赖通多是在政界长老、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授意下做出决定，藤原实资也着实为藤原赖通提供了不少帮助。在两人的协作关系下，最终是由应对叛乱的实际负责人藤原实资向天皇和藤原赖通举荐了平直方。对此，藤原赖通表示同意，天皇也予以认可。笔者这样说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此时的平直方是现任检非违使。中央派遣的追捕使、追讨使一般会从卫府官人中选拔而出，这是9世纪以来的惯例。藤原实资自己也说过：“此次追讨与下赐节刀的将军不同，仅是派遣检非违使的寻常追捕。”

第二，平直方在相模国镰仓拥有据点，与坂东诸国武士交往甚密，藤原实资想利用这一点，不令诸国疲弊而使追讨成功。

第三，源赖信的两个兄长源赖光、源赖亲平日仗着自己摄关家家臣的身份骄横跋扈，藤原实资对这两人并无好感。与其让源赖信夺取功勋，不如给小野宫流家臣平氏一个立功机会。

以上便是行事谨慎的藤原实资的考量。不过对外宣称任命平直方的理由只是因为他是现任检非违使。既然天皇和关白都认可平直方，众公卿也就不敢置喙了。此后，藤原实资一直在朝廷内部主导着叛乱对策的制定和实施。

吊诡的追讨

平直方、中原成通就这样成了追讨使及其副官。两人请求朝廷下赐国衙指挥权、军粮征收权等九条权限。对此，藤原实资要求将权限缩减为三条，重新提交申请。由于制定九条草案的中原成通拒绝修改，因此这项工作最终由平直方完成。藤原实资基于三条申请，于七月二十三日下发追讨官符，命坂东诸国协助追讨使追讨平忠常。平直方二人之所以如此拘泥于权限，是因为他们想在征收军粮时趁机大赚一笔，藤原实资对此心知肚明。在这场博弈中，违背藤原实资指示的中原成通与老实顺从的平直方之间产生了不和。中原成通出发后，又以母亲生病为由，申请奉还追讨使之位。追讨使的前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其间的七月下旬，平忠常派数名使者持密信入京，企图令朝廷的态度软化。结果检非违使厅逮捕了平忠常的使者。在逼问下，使者一五一十交代了平忠常率二三十骑据守夷灊山、等待藤原教通回信的实情。可是，藤原赖通、藤原实资等朝廷首脑完全没有缓和的意思。八月五日，平直方、中原成通终于率二百名随行士兵，在“观者齐出，万人空巷，纵马疾驰，车轮飞旋，如云而动”（《小右记》）的热烈欢送氛围中进军坂东。如果能出色完成任务，二人凯旋时，想必也是此番景象。与此同时，为促使坂东诸国受领支援追讨使，朝廷还对一众铮铮佼佼之武士委以官职，如任命平直方的父亲平维时为上总介、平公雅的孙子平致方为武藏守（参照野口实著述）、最有实力的追讨使候补源赖信为甲斐守、平维衡的儿子平正辅为安房守等。其中，藤原实资的家臣藤原兼资被任命为常陆介，这大概是出于藤原实资收集情报的考虑。转年长元二年（1029）二月，朝廷下发第二道追讨官符，命令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诸国协助平直方。

据称，抵达当地的平直方与平忠常在房总三国（安房、上总、下总）展开激战。如果果真有战斗发生，理应提交追讨使解文、战时日记、国解等战况报告书（第三章前述）。然而自京城开拔以来，平直方从未向朝廷提交过报告书。实际上，这期间连一场像样的战斗都没发生过，连一项拿得出手的战果都没有。追讨使平直方等人只是儿戏般地浪费时间。失去耐心的朝廷开始考虑找人替换平直方。十二月，公卿会议决定提升副追捕使中原成通为正追捕使。面对这一决定，举荐平直方的藤原实资想必也是脸上无光。长元三年（1030）五月，平直方终于送来战报，然而该战报仅称夷灊山的敌军正在减少，朝廷对此并不满意。之后，有情报称平忠常已出家，法名常安。六月，有情报称，此前不知所踪的平忠常通过下野国前镇守府将军藤原兼光（藤原秀乡子孙）斡旋，向平直方赠予了“志”（礼物）。接到这一情报的朝廷终于在七月决定正式解除追讨使平直方的官职，将其召回。

另一方面，平忠常继续据守夷灊山，观察事态。坂东诸国武士也不响应追讨官符，而且常与平忠常互相通气。在这种情况下，平直方就算不听从命令，朝廷也奈他不得。他刚从京城出发便与中原成通产生矛盾，不敢向朝廷报告，也不敢与平忠常正面交战。这种气量小、胆子小、优柔寡断之人，怎么看都不是优秀的武将。可藤原实资偏偏拘泥于现任检非违使这一点，最终看走了眼。两年零三个月前，平直方在京城官民热烈欢送的氛围中离京。十一月，平直方掩人耳目，悄悄回京。平直方的武名已然蒙羞，其子孙也不能作为在京武士留在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平直方将女儿嫁给了源赖信的嫡子源赖义，生下源义家、源义纲、源义光三兄弟。此外，源赖朝的外戚、后来作为其流放地伊豆国在厅官人的北条氏也自称是平直方的子孙。

平直方担任追讨使期间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那么这两年里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叛乱平定后，地方诸国流传诸多说法，如“坂东诸国是在追讨使平直方在任期间衰敝的”“下总国为追讨平忠常，征发人力物力，最终衰敝”“相模国长期应对军务，衰敝尤甚”等。由于追讨使平直方等人的缘故，上总国三年国力因毫无保留地征发官物而丧失殆尽，至长元四年（1031），延喜年间的两万两千九百八十余町田亩已减少至十八余町（一町约为99.2公亩）。然而，坂东诸国疲敝并非战争所致。追讨使平直方及其郎党假借征收军粮之名横征暴敛，这才是坂东诸国衰敝的真实原因。平直方强征军粮的行为招致当地武士极度反感，国内百姓四处逃散，这也使得坂东诸国国人在暗地里支持平忠常。到了后来，坂东武士承担起重新开垦荒废土地的任务，并在11世纪40年代“前期王朝国家”向“后期王朝国家”转换的过程中，成为坂东诸国郡司、乡司，进而转变为在地领主（第五章第一节详述）。

追讨使源赖信与坂东武士

长元三年（1030）九月，朝廷任命甲斐守源赖信为追讨使，再次向坂东诸国下发追讨官符。此前，源赖信向正在草拟追讨官符的藤原实资赠送丝十絇（五两为一絇）、红花（珍贵染料、药材）二十斤，作为拜认追讨使的谢礼。新任追讨使源赖信带着已经出家的平忠常之子前往任职地甲斐。在诸国已然衰敝的情况下，不使衰敝加剧而完成追讨任务便成了源赖信的使命。翌年正月，源赖信加阶从四位下。此次加阶的目的在于促使源赖信早日完成追讨任务。

源赖信以平忠常的儿子为使者，苦言劝告平忠常投降。四月，平忠常带领儿子平常昌等人前往甲斐归降，献上名簿，成为源赖信的家臣。六月六日，跟随源赖信进京的平忠常身染重病，死于美浓国。为了让国衙检尸，源赖信割下平忠常首级，命平忠常随从持首级入京。十六日，平忠常随从进入京城。不过京城内并未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由于平忠常最终为归降，因此其首级被返还给了随从，并未悬挂在狱门示众。

朝廷就战后处理问题召开会议，决定满足源赖信的要求，不再追讨平常昌等人，免除其罪责。七月一日，后一条天皇传口谕询问源赖信有何要求。源赖信谦逊地回答：“此次拜任追讨使，平忠常当即归顺，此皆仰仗朝威（天皇的威严）。然听闻陛下褒赏之言，实乃诚惶诚恐。如能沐得朝恩，望赴任丹波国。”后来源赖信再次前往甲斐，并通过与藤原实资过从甚密的高僧打探，能否将任职地改为美浓。高僧对藤原实资说：“源赖信希望改到美浓国任职，表面上是要为母亲敬祈冥福，实际上是因为众多坂东武士已效忠于他，而美浓又是双方联络最为便利的地方，因此他才如此急切地想要改任美浓。另外，源赖信还想询问是否可以明年再上京。”对此，藤原实资回答：“既然朝廷决定任其所愿，我也没有理由说长道短，此事本就不必托人打探。只是源赖信希望在正月除目中转任美浓，可他本人又想在除目后进京，这实在不符合常理，按惯例他应在今年年内进京，正式陈述所求。”可见，源赖信一方面为了得到藤原实资的私下承诺而大献殷勤，另一方面却高傲自大、藐视除目仪式。藤原实资对此十分不满。

表面谦逊、殷勤而内心傲慢的源赖信希望朝廷首脑牢牢记住他的才智、功勋以及对天皇的忠诚。说到底，源赖信的确是勇敢、冷静的武将之才。在坂东诸国，成功说服平忠常不流血投降、终止追讨军长年搜刮的行径、为坂东诸国重新带来和平的源赖信被视为英雄。源赖信自然也要抓住这一时机，返回任职地甲斐国，借机掌控坂东武士这股力量。此时将名簿奉于源赖信、结成主从关系的有平忠常的子孙千叶氏、上总氏等以及藤原兼光的子孙藤姓足利氏、小山氏等。之乱、源平合战中，作为源氏世代家臣而大放异彩。

如上所述，源赖信通过降伏平忠常之武名，与坂东武士结成了主从关系。维系源赖信与坂东武士的，是前者对于后者的庇护、后者对于前者的崇拜。因此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主从关系，而非以俸禄为媒介的封建主从关系。源赖信将任职地改为美浓，恐怕也是应坂东武士的要求。坂东武士频繁前往美浓，目的在于轮岗守卫源赖信宅邸，同时也是在军事上侍奉源赖信。就这样，以平忠常之乱为契机，源氏栋梁及其坂东武士郎党登上历史舞台。然而，这种没有在战场上共苦、没有在胜利后同甘的主从关系还很脆弱。

第二节　前九年之役与源赖义

9世纪至10世纪的奥郡统治

源赖义和儿子源义家继承了源赖信武家栋梁之地位，带着统治俘囚自治地区的使命，成为陆奥守、镇守府将军。然而，二人却越过朝廷意志，对俘囚自治地区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通过激烈的战争，源赖义、源义家与东国武士之间的军事主从关系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俘囚自治地区也艰难挺过了两次侵略战争，从安倍氏到清原氏，再到奥州藤原氏祖孙三代，始终在稳步发展。首先让我们看看俘囚自治地区取得的发展。

1991年，青森县十三湖畔的福岛城发现了城寨模样的建筑遗迹。以此为开端，分布在北纬40°线两侧、以战壕和土墙围成的“防御型集落”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10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的日本东北史、北海道史成为热门话题。如果没有上述研究成果，前九年之役、后三年之役便无从说起。

在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的“征服”下，虾夷的大规模反抗运动趋于平静，律令国家的“帝国”版图扩张政策宣告终止（参见本丛书中的《律令国家的转变》）。延历二十一年（802），镇守府由多贺城迁往坂上田村麻吕修筑的胆泽城，律令国家版图一举北进。所谓“征服”，其实是坂上田村麻吕与虾夷领导层政治协商的结果。双方达成一致，关键在于如何统治这一地区。协商的结果是，衣川关以北的新版图（称“奥郡”）纳入镇守府管辖范围，设立胆泽、江刺、和贺、稗贯、斯波五郡，不过郡司和村长由俘囚首长担任，保留虾夷原有的统治关系。

贞观十五年（873）十二月，陆奥守安倍贞行向朝廷奏称，派遣至各郡完成冬季收缴工作的任用（掾、目）收取“富饶酋豪”（指俘囚首长）贿赂，对其逃税行为视而不见，因此应以任用的薪俸填补亏空。朝廷对此予以认可。后来，朝廷将“富饶酋豪”一词改成了“富饶百姓”，制作成法令颁布全国。本书第二章谈到，9世纪大部分地方诸国实行正税出举。在这一过程中，富豪阶层成为里仓负名，出举逐渐转变为一种地税。而这一政策也在纳入新版图的奥郡地区实行开来。要想将全国整齐划一的“人为制度”编户制、班田制突然导入虾夷传统的首长制社会中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温和的统治中诞生的“里仓负名”阶层，却通过任命俘囚首长为里仓负名这种方式被顺利导入没有经历过编户制、班田制的奥郡首长制社会。也正因如此，前述陆奥国的提议才会被朝廷认可，最终成为全国性的法令。朝廷将数量庞大的正税稻分配给俘囚首长及其下属，通过他们来掌控奥郡内部、津轻、北海道的金、马、熊皮、海豹皮、鹫羽的贸易和流通。10世纪以后，朝廷以“临时贸易”为名，在奥羽两国（陆奥、出羽）征收数量庞大的绢、马、金等物。

9世纪下半叶，镇守府所在的胆泽城经过一番修缮和扩建，摇身一变成为拥有石身瓦顶的政厅和十二座脚门的宏伟建筑。胆泽城是满足统治需要的建筑，政厅则是举行仪式、飨宴的场所（参照伊藤博幸著述）。国司会在国府、镇守府款待虾夷以及俘囚中有爵位的人，对其发放俸禄。这其实是身为“中华帝国”的律令国家，对奥郡俘囚、北方夷狄进行优恤、教化，进而明确附属关系的一种仪式（参照今泉隆雄著述）。9世纪下半叶修葺镇守府的举措表明，要想怀柔俘囚首长，必须树立“中华帝国”的理念。

不过，在10世纪初的体制转换过程中，北方政策也有很大变化：

第一，在奥五郡的基础上，又在最北面的地区新建了岩手郡，镇守府的管辖范围扩张为奥六郡，王朝国家的北边疆界就此敲定。遣返俘囚的政策（第一章第三节前述）或许就与新设岩手郡有关。而奥六郡以北的津轻、糠部、闭伊、渡岛（北海道）则被称为夷狄之地。

胆泽城遗址全景　虚线部分。上方是胆泽川与北上川的交汇处（水泽市埋藏文化财产调查中心提供图片）

奥六郡与胆泽城

胆泽城政厅复原图　（水泽市埋藏文化财产调查中心提供图片）

第二，镇守府将军脱离国司，不再位于陆奥国国司之下，转变为半独立的受领，负责将奥六郡俘囚、公民编成负名阶层，对其收缴官物，与北方夷狄进行贸易，上缴贸易所得等（参照熊谷公男著述）。

第三，有实力的武士可以补任镇守府将军。延喜十四年（914），在平定延喜东国之乱中立下功劳的藤原利仁成为镇守府将军。自此以后，平高望子孙、藤原秀乡子孙中有实力的武士先后补任镇守府将军。到了后来，要想成为统治奥六郡、承办北方贸易的镇守府将军（受领），非武士出身不可。

第四，10世纪中叶，胆泽城的镇守府功能（参照伊藤博幸著述）被将军官邸取代。武士出身的镇守府将军不讲优恤、教化，而以武威统治奥六郡。陆奥守源赖义担任镇守府将军时，曾为收缴工作巡检奥六郡数十日。其间，奥六郡郡司安倍赖时协助收缴，并设宴款待源赖义（《陆奥话记》）。这一做法与其他地方诸国的郡司协助收纳使（受领的子弟郎党）执行公务并设宴招待他们其实是一回事。前文提到，原来的镇守府将军要在镇守府（胆泽城）设宴招待俘囚，如今却变成了将军下到各郡，由俘囚（郡司）款待将军及其子弟。这是一种主客颠倒的转变，而胆泽城的废止就是这一转变的体现。

延历十一年（792），诸国废除军团士兵制，然而奥羽两国此后仍然实行这一制度，由两国士兵轮流守卫胆泽城。由于胆泽城和士兵制可以在抑制奥六郡俘囚内部武力纷争、奥六郡俘囚与北方夷狄之间的武力纷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因此9世纪的奥郡和北方夷狄地区都没有修筑具备永久防御功能的集落。然而进入10世纪，陆奥国军团士兵制解体，胆泽城丧失作用，维护胆泽城的机制随之崩溃，胆泽城遭废弃，代之而起的是防御型集落。

天庆十年（947）二月，镇守府将军平贞盛称己方十三名使者在夷狄坂丸一地被杀，因此向朝廷申请权限征发军士、军粮，讨灭贼人。然而朝廷并不同意发兵，而是派遣国使前往“贼地”调查。一心想要复仇的平贞盛于是无视朝廷命令，率一众郎党袭击了坂丸等地的集落，大肆掠夺财物。这一行动也引发了夷狄方面的报复，奥六郡俘囚集落相继遭袭。如此所示，武士出身的将军与夷狄进行贸易时常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对贵族和百姓来说，武士和夷狄一样，都是被歧视的对象。也正因如此，武士才会更加歧视夷狄，以证明二者的不同，其袭击夷狄时的残忍和暴虐是在武士合战中无法想象的。在这一背景下，镇守府与北方夷狄势力各自占据北纬40°国境线两侧，互相袭击和报复。为了抵御攻击，双方都建起了防御型的集落。

福岛城遗址全景　从东北方向俯瞰福岛城遗址，中间偏右的虚线内部分是内郭，上方是十三湖

福岛城与防御型集落　（参照三浦圭介著述）

据称，青森县十三湖畔的福岛城也是在10世纪中叶建造的。福岛城的巨大外郭由土墙和外护城河紧紧包围，二百米见方的内城同样由土墙、内外护城河保护。外郭墙所围起来的土地广阔而平坦，这一点很像多贺城和胆泽城，而且土墙和护城河表明，福岛城具有实战防御功能（参照千田嘉博、佐藤信著述）。福岛城与多贺城、胆泽城的相似性说明福岛城同样具备设宴招待夷狄、接受朝贡的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并没有史料证明朝廷直接参与了福岛城的修建和经营。因此笔者猜测，福岛城或许是镇守府将军为了镇抚北海道和津轻的夷狄并与其进行贸易而修筑的。长和三年（1014）二月，将军平维良为求连任，向藤原道长进献二十匹马、胡箓（可收纳五十支鹫矢的器具）、鹫羽、砂金等奇珍异宝，惊动京城上下（《小右记》）。其中鹫羽等北海道产物应该是在福岛城的贸易中获得的。

奥六郡郡司安倍氏登场

宽仁二年（1018）八月，陆奥守藤原贞仲与镇守府将军平维良展开合战。一般认为，此次合战源于平维良平日里在奥六郡进行掠夺式的征税和贸易，在任期的最后一年填补之前亏欠的贡品时，与国守藤原贞仲发生争执。平维良因这次合战被解除公职，其后平永盛（天庆功臣平群清干子孙）、藤原赖行（藤原秀乡子孙，藤原兼光的儿子）的先后补任，使由武士担任镇守府将军的做法得以延续。不过自万寿四年（1027）在任的藤原赖行一直到天喜元年（1053）被任命为镇守府将军的源赖义为止，二十六年间均无人补任将军。这是因为陆奥国已无力承受平维良这种掠夺式的统治，因此藤原赖行任期一结束，陆奥国国司便请求朝廷立即停派镇守府将军，改为起用有实力的俘囚首长安倍忠良为奥六郡郡司，委托其统治奥六郡，管理福岛城的夷狄贸易。前九年之役的主角安倍氏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9世纪，许多俘囚首长将“丈部”等传统姓氏改为“阿倍陆奥臣”“阿倍会津臣”等新姓氏。安倍忠良的祖先就是以奥郡为根据地、后来改姓“安倍”的俘囚首长。长元九年（1036），安倍忠良补任陆奥权守（《范国记》）。有人据此认为，安倍忠良是中央派到地方的国司。但是，由地方诸国有实力的在厅官人补任有名无权的权守、权介，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安倍忠良其实是受陆奥国国司举荐，获封五位并成为权守的。安倍忠良的儿子、俗称“安大夫”的安倍赖良同样位阶五位。安倍赖良后来将女儿嫁给了曾以受领郎党身份来到当地并安家落户的伊具郡郡司伊具十郎（平永衡）和亘理郡郡司亘理权大夫（藤原经清），凭借这层关系在陆奥国提升地位，扩张势力。

安倍氏、清原氏谱系略图

“部落咸服，横行六郡，劫掠人民，子孙滋蔓”（《陆奥话记》）；“领郡县作胡地，驱使人民为蛮虏，数十年间，六郡之中，不从国务”（源赖义奏状）。如此所言，君临于奥六郡的安倍氏在六郡各地修筑官邸（城寨），以此为据点逼迫六郡俘囚臣服于自己，不缴官物，亦不承担杂役。其中，安倍赖良甚至将势力扩张到了奥六郡以南地区的“公领”（国司管理的公家领地），并拒绝检田、缴纳官物。安倍氏建立的统治是没有受领、镇守府将军介入的垄断性统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其利用俘囚群体获得了“自治权”。奥六郡郡内的防御型集落针对的是北方夷狄，而安倍氏建立的城寨针对的则是受领强制执行公务的部队。

源赖义的计谋

永承六年（1051），陆奥守藤原登任动员军队攻打安倍赖良，结果在鬼切部一役中被安倍赖良击败，损失惨重。《陆奥话记》（作者不详，11世纪下半叶成书）就从这场战争写起。该书根据国解等战况报告书以及相关人物夸耀自己功绩的书状写成，作为基础史料可信度较高。下文将以该书为主要参考史料，复原前九年之役的真实情况。

藤原登任攻打安倍赖良并非国家性质的追讨。11世纪下半叶，朝廷下发官符废除新立庄园，新任受领依仗此官符的权威对庄园进行“初任检注”（上任后的首次土地调查），而庄园方面则以武力阻止国衙暴力检注，武力纷争由此而起（第五章详述）。藤原登任是首个在陆奥国进行初任检注的受领。此前奥六郡从未进行过检田和征缴工作，如果能在奥六郡检注，不但公领的田亩数和官物收缴额会猛增数倍，藤原登任也可凭借治国之功获得晋升。然而，藤原登任派遣武装部队进行检注时，遭到安倍赖良的粗暴抵抗和恐吓，致使藤原登任手下出现伤亡。此即二人合战的原因。永承六年，朝廷拔擢前相模守源赖义为陆奥守，取代藤原登任。两年后，朝廷命源赖义兼任镇守府将军。不过，朝廷此时并未下令追讨安倍赖良，朝廷只是想以源赖义的武名震慑安倍赖良。

源赖义是平定平忠常之乱的源赖信的嫡子，《陆奥话记》中有赞词称其“沉着刚毅，武艺精湛，将帅之器”。据说，源赖义曾作为判官代侍奉敦明亲王很长时间，经常陪同敦明亲王外出打猎。敦明亲王即小一条院，曾慑于藤原道长的压力请辞皇太子之位，一生不遇。长元九年（1036），源赖义因长年侍奉小一条院有功，被任命为相模守。此时，源赖义已年近五十。源赖义的在京任职经历并未被记录在《小右记》以及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关白记》中，这一点与其父源赖信相同。与源赖义早年平淡无奇的经历相比，其同母弟源赖清年纪轻轻便成为藏人，可登殿，以左近将监、中务少辅等职位参与宫廷实务，后来又成为关白藤原赖通的家司（侍所别当）。等到源赖义成为相模守时，源赖清已是位阶四位。而在《小右记》和《御堂关白记》中，源赖清也常以精进勤奋的形象出现。父亲源赖信一方面让次子源赖清走上宫廷武士之路，借此与摄关家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赴任受领之职时，带着源赖义同行，令其与郎党、在厅官人一同狩猎、参与公务，培养其将帅之器应有的武艺、度量和指挥能力。到了源赖义赴任相模守时，“会坂以东弓马之士大半已成其门客”（《陆奥话记》）。至此，源赖义蹈袭其父足迹，成为坂东武士所景仰的武士栋梁。

永承七年（1052）五月源赖义到任陆奥国国府时，正值上东门院彰子患重病，因此天下大赦，此前妨碍检注的安倍赖良也在其中。重获自由的安倍赖良万分欣喜，发誓侍奉源赖义，又因“赖良”与“赖义”同音，为避讳改名“赖时”。兼任镇守府将军的源赖义将奥六郡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安倍赖时也接受了初任检注，开始缴纳官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成功使安倍氏归顺的源赖义将会平平稳稳地度过四年任期，回到京城。

但是，天喜三年（1055）冬，源赖义为完成最后一年任期的“府务”（镇守府管辖范围内的官物收缴工作），对奥六郡进行了为期数十天的巡检。其间，安倍赖时始终作为郡司鞍前马后协助源赖义，并设宴款待，进献骏马黄金，甚至就连对源赖义的郎党也有礼物相赠。安倍赖时想用献殷勤和赠送豪礼的方式让源赖义赶紧离开奥六郡，回到京城。正因如此，安倍赖时才一方面臣服于源赖义，另一方面又持重不自轻。完成府务后，安倍赖时欢送源赖义回府。然而就在回府途中，源赖义一行在阿久利河附近野营歇脚时，权守（在厅官人）藤原说贞的儿子藤原光贞的随从及马匹不知遭何人杀伤。据藤原光贞说，由于他拒绝将妹妹嫁给俘囚，因此安倍赖时的长子安倍贞任怀恨在心，此事一定是安倍贞任所为。对此，源赖义传唤安倍贞任，欲对其进行责罚。没想到安倍赖时不但拒绝交出儿子，还封锁了衣川关。

不过，真相并非如此。笔者认为，源赖义想继续担任陆奥守以牟取利益，因此此事不过是源赖义制造的借口罢了。而且对源赖义来说，合战也是进一步扩大武名、立功晋升的绝佳机会。跟随源赖义的坂东武士也迫切希望获得恩赏，进而任官、叙位、晋升。可以说，源赖义一直在寻找发动战争的机会。

前九年之役的经过

接到安倍赖时“谋反”报告的朝廷于天喜四年（1056）八月下发追讨宣旨，命源赖义追讨安倍赖时。终于等到机会的坂东武士“如云骤集，如雨而至”，而且安倍赖时的女婿平永衡、藤原经清（藤原秀乡子孙，奥州藤原氏之祖）也在源赖义阵中。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源赖义在行军途中听信属下谗言，竟斩杀了平永衡。感到危险的藤原经清于是散布谣言，谎称国府危在旦夕，逃至安倍赖时麾下。另一方面，急忙折回国府的源赖义以军粮不足为由，暂时中止了追讨行动，解散了军队。

源赖义的继任者陆奥守藤原良纲因害怕发生合战而拒绝赴任。因此源赖义于十二月再任陆奥守。至此，源赖义挑衅安倍赖时的其中一个目的已经达成。然而此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挑衅竟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血腥残忍的杀戮。

天喜五年（1057）七月，源赖义再次请求朝廷下令追讨安倍赖时。已解散坂东武士的源赖义请求下北半岛的夷狄之主、与安倍赖时同族的安倍富忠予以协助。得知此事的安倍赖时为了打消安倍富忠加入敌阵的念头，仅带少量亲兵前往安倍富忠处。没想到，安倍富忠已在途中埋伏，安倍赖时被流矢击中，于返回鸟海寨的途中倒毙。此后，以安倍贞任为首的安倍赖时的子嗣们封锁奥六郡的入口和衣川关，以示对抗到底的决心。

源赖义将成功讨灭安倍赖时的报告上呈给朝廷，请求朝廷下发追讨安倍贞任的官符。九月，朝廷派遣官使确认安倍赖时已死，进而下发追讨官符，但授赏一事被朝廷暂时搁置。十一月，接到追讨官符的源赖义再次动员坂东武士，进军衣川关。途中，源赖义军队遭遇风雪，饥寒交迫的征讨军行至黄海一地时遭到安倍贞任袭击，战死者无数，剩余军队逃回国府。在这场战争中诞生了许多神话，如源赖义的长子源义家令敌我双方士兵叹服的强弓，舍命搭救源赖义的源义家、大宅光任、藤原景通等六骑，追随源赖义三十年、年届六十的佐伯经范壮烈战死等等（藤原景通为藤原利仁的孙子，日后其孙加藤次景廉曾参与源赖朝的举兵行动。佐伯经范为藤原秀乡子孙，日后其玄孙波多野义通曾作为源义朝的家臣参与保元、平治之乱）。

前九年之役与后三年之役相关略图

黄海大捷后，安倍氏乘势进入衣川关以南诸郡，命令负名“若盖国印之赤符，则勿响应纳税。若无国印，盖经清之白符，则务必纳税”。转眼间，无可奈何的源赖义又一次结束了任期。

康平五年（1062）春，新任陆奥国受领高阶经重到任。然而，当看到国内所有人都服从前任受领源赖义时，高阶经重立刻回到了京城（一说被朝廷召回）。而源赖义方面，如果他继续静观事态，不采取行动，其武名将会一落千丈，其父源赖信建立起来的坂东武士栋梁地位也将崩塌。在这种情况下，源赖义决定无视意见不统一的朝廷，自己追讨安倍贞任。源赖义向出羽山北三郡（雄胜、平鹿、山本）的俘囚之主清原光赖和其弟清原武则赠予金银财宝，争取二人的支持。在这次游说行动中，源赖义表现得极为卑微，甚至被人耻笑为“向清原武则奉上名簿”。

七月二十六日，清原武则的军队终于抵达陆奥国后，源赖义率军从国府出发。征讨军分为七阵，除源赖义统领的第五阵外，其余六阵均由清原一族指挥。而且源赖义统领的第五阵也是由源赖义的直属军队、在厅官人军队以及清原武则军队共同组成。也就是说，征讨军几乎就是清原氏的军队。战斗的主角成了清原氏的军队，坂东武士没有多少施展拳脚的机会，战斗的性质也由追讨逆贼，变成了清原氏攻打安倍氏，以此篡夺奥六郡。

彼时正值收获季。征讨军攻陷安倍宗仁（安倍贞任的弟弟）、安倍良照（安倍贞任的叔父，亦称“安倍则任”）把守的小松寨后，为筹集军粮而分散到各地。得知这一消息的安倍贞任于九月五日出衣川寨，欲与征讨军决一死战，不料被敌军击败。六日，征讨军发起火攻，衣川关陷落，安倍贞任退到鸟海寨。传说源义家搭箭追击安倍贞任时曾大喊：“战袍经线已绽开。”安倍贞任回头接出下句：“经年线乱奈我何。”源义家被安倍贞任的学识及和歌修养所打动，故意射偏，放走了安倍贞任。这段描写源义家气度非凡、怜惜英雄的逸闻记载于《古今著闻集》（橘成季于建长六年［1254］完成的故事集）中。这部作品直到二战之前都是赞美武士道精神的“教科书”。

《前九年合战绘词》中的安倍贞任军队　右数第二名骑马武士是贞任之弟宗任，其左侧是贞任，贞任左侧是叔父良照（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藏）

十一日，征讨军攻占鸟海寨，之后又逐个击破了安倍贞任军队据守的各个城寨。十五日黄昏时分，征讨军包围了安倍贞任的最后据点——厨川寨和妪户寨。厨川寨久攻不下，城内军队不断向攻城的敌军射弩箭、投石、浇开水。在中世的防御战中，投石已是非常常见的守城方式，但没有弩。弩是一种可以弹射的弓，带有底座，由装填手和射手两人操作，属于大型兵器，也是过去律令军制下的制式武器。由其发射的巨大铁箭具有十分可怕的威力，可以轻松击碎敌军的盾甲。该武器大概是镇守府胆泽城被废弃时，安倍氏顺势取得的。

十七日下午，源赖义捣毁附近村落，将割来的茅草堆在城墙周围，放火烧城。城池被烈火包围，守城军与突入城内的征讨军展开殊死搏斗。其间，清原武则故意放开一条通路，让守城军逃出城，之后再进行追歼。被俘的藤原经清被带到源赖义面前，源赖义破口大骂：“汝先祖乃世代家臣，然汝多年无视朝威，侮辱旧主，实乃大逆不道。如今可还敢用白符？”为了尽可能地折磨藤原经清，源赖义下令使用钝刀将其斩首。在对战斗和杀戮场面的处理上略显平淡的《陆奥话记》中，这一段可以说是极为少见和残忍的。在战斗中倒下的安倍贞任则被放在一面大盾牌上，抬到源赖义的面前时已经气绝身亡。此后，安倍一族陆续投降。“夷狄之居已成公地，叛逆之辈皆为王民。”源赖义自豪地宣布，“征夷”行动就此结束。

以上便是前九年之役的大致经过。需要说明的是，这场战争与袭击、杀害受领和国使的反受领斗争性质不同，一开始的前九年之役实际上是陆奥守源赖义为了打破安倍氏对奥六郡的自治统治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笔者推测，源赖义的最初目的是想连任陆奥守，并获得功勋奖赏。但是在消灭安倍氏之后，源赖义进一步将奥六郡郡司等职位分给了自己的郎党和在厅官人，以此实现对奥六郡的直接统治。不过，由于源赖义中途不得不请求清原氏援助，因此这场战争的性质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清原氏吸收了安倍氏的势力，一个更加庞大的自治集团在奥羽诞生了。

新的神话

康平五年（1062）十月，源赖义将已捕获、斩首安倍贞任等人的解文送至朝廷。接到解文后，朝廷内部在战争性质（是国家性质的追讨还是私合战）的认定上产生分歧。另一方面，源赖义胜利的捷报很快传遍京城。人们认为，这场胜利将会祛除内里、大内里（宫城）、兴福寺、法成寺接连失火带来的末法[1]阴郁之气。接到捷报后，后冷泉天皇也甚是喜悦，认定战争性质的问题早就被他抛在了脑后。源赖义立刻成为征讨夷狄的英雄，朝廷也对“忠臣”源赖义的奉公与忠节大加赞扬，以此向京城内外昭示“皇威”之安定。

转过年的康平六年（1063）二月十六日，源赖义献上安倍贞任、安倍重任、藤原经清三人首级。彼时，进献首级的使团一行身披色彩艳丽的甲胄，以长刀刀头高高挑着三人首级，一路行至四条大路入口，将首级转交给了检非违使一行。检非违使一行以三人首级分列成三条纵队，穿过四条大路，行至西狱门，高悬首级示众。围观者接踵而至，不论贵贱、僧俗、男女，混作一团，车马往来不绝。

目睹这一景象的权中纳言源俊房在日记《水左记》中将之形容为“奔车之声如晴空霹雳，飞尘之色如春日雾霭，乃从未得见之光景”，并在最后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虽进入末法之世，然皇威尚且安泰”。

同月二十七日，源赖义没有进京，而是在任职的陆奥国当地接受了功勋除目。朝廷称其以十二年艰苦岁月征服虾夷，赐予源赖义正四位下伊豫守、源赖义长子源义家从五位下出羽守、次子源义纲左卫门尉、清原武则从五位上镇守府将军。此外，源赖义还坚持要求朝廷赏赐自己的郎党，最终源赖义“子孙郎党随从全员受赏”。“前九年之役”（原本称“奥州十二年合战”）的名称由来众说纷纭，不过从战争的开端——天喜三年（1055）阿久利河事件，一直到功勋除目为止，时间的确是九年。

成为伊豫守的源赖义以扫除余党、处理归降者、尚有追加功臣未获恩赏为由，又在陆奥国逗留了一年。康平七年（1064）三月，源赖义没等朝廷指示，押领安倍宗任主从三十七人，时隔十三年再次踏上进京之路。此时的源赖义已经七十五岁。朝廷将归降者视为俘囚对待，蹈袭8世纪至9世纪的俘囚移配旧例，将安倍宗任等人移配至源赖义所在的伊豫国，将安倍良照等人移配至大宰府，下令“长期支给衣物，使其成为皇民”。朝廷最终将这场战争认定为“夷狄征服战争”。不称“乱”，而称“役”，原因就在于此。治历三年（1067），朝廷将安倍宗任迁移至大宰府，防止其逃回本国。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场战争给武士带来了什么。对于此前的武士来说，“战斗”就意味着追捕逃犯或与有过节的武士进行决斗（私合战）。他们只懂得个人作战，战斗的时间也普遍较短。然而，此次面对的是与夷狄长期战争、不断得到锤炼的安倍氏军队。在这场战争中，长期驻扎边境、饥寒交迫、战斗规模巨大且惨烈、艰难的攻城战、歧视带来的无情杀戮……无论哪一点，都是此前的坂东武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反之，正因坂东武士共同经历了艰难的战争，共辛酸、共悲叹、同欢喜，才有了源赖义与坂东武士间更加牢固的主从关系。

为使战功换来回报，源赖义进京后四处奔走，为其郎党讨赏。最终，将近二十名郎党获得叙位任官，河内源氏就此确立了受坂东武士景仰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此前只会揣摩战况报告、一味算计利害得失、不懂得主从情谊的贵族，也被武士在战场舍命救主的故事所打动。只在中国史书上见过的战场上的忠诚与慈爱，如今在奥州的原野上成为现实。这就是《陆奥话记》中武士栋梁源赖义与坂东武士共同创造的主从神话，也是武士阶层全体的第二个英雄神话。

第三节　后三年之役与源义家

清原氏的内部纷争

前九年之役后，清原氏在奥羽地区的势力极大扩张。康平六年（1063）二月，因前九年之役的战功，俘囚之主清原武则破格晋升为镇守府将军。清原武则原本是清原氏庶系，当初是以兄长清原光赖的名义参加前九年之役的。然而战后，清原武则不但从兄长手中获得了清原氏总领（族长）的地位，还继承了安倍氏在奥六郡的统治权，将大本营从出羽转移到了胆泽，成为陆奥国奥六郡、出羽山北三郡的统治者。

延久二年（1070）十二月，陆奥守源赖俊（源赖亲的孙子）在即将卸任之际向朝廷报告称，已将越境袭扰奥六郡百姓的北方夷狄驱逐出境，征服东之闭伊、北之糠部和宇曾利、西之津轻，甚至连“衣曾别岛”（北海道）之“荒夷”也表示臣服。这场夷狄征服战是后三条天皇亲政的一环。结果是10世纪初期划定的奥六郡、山北三郡的国境线被抹除，新设闭伊郡、糠部郡、久慈郡、津轻郡（参照入间田宣夫著述），北方夷狄土地被划入王朝国家版图。这场征服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镇守府将军清原武则之嫡孙清原真衡取胜的。作为恩赏，朝廷任命清原真衡为镇守府将军。这样一来，新设诸郡便置于清原氏的管辖下，国境线两侧的防御型集落不复存在，福岛城也失去了原本的作用。源赖俊在报告中称，“散位之藤原基通等抵抗国衙者均已逮捕，国内恢复和平”，并依据“延久庄园整顿令”（第五章详述）实施检注，废除新立庄园，追捕抵抗的郡司、庄官，以此将庄园公领制[2]导入陆奥国。

不过事实与报告稍有出入。在与藤原基通的合战中，源赖俊曾被夺走象征国司权力的印镒，可谓脸面尽失。藤原基通之后越境前往下野，向下野守源义家投降，源义家随后带藤原基通进京。翌年五月，源赖俊携此前斩获的首级和俘虏进京，然而最终只有清原真衡被任命为镇守府将军，源赖俊没有得到任何恩赏。

据说清原真衡很重视朝廷命令，积极协助国司执行公务，奥羽因此和平稳定。永保三年（1083），新任受领源义家未受任何阻拦顺利检注便说明了这一点（《奥州后三年记》）。然而，清原真衡一支毕竟是从庶系发展壮大的，而且平日里对待同族犹如主君一般颐指气使，这让清原氏庶系对这支新的嫡系非常不满。如果能像安倍氏一样联合同族，清原真衡或许也能摆脱国司控制而自立。可是，清原真衡需要打压与自己对抗的同族庶系，才能在北方地区建立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清原真衡必须依附于国司。但另一方面，这也加重了清原真衡的异母弟清原家衡、叔父清原武衡等庶系对其的反感。

而且，有上述弱点的总领清原真衡没有亲生子女，只好收海道小太郎清原成衡为养子。“海道”指陆奥国南部沿海地区，是常陆平氏大掾氏（平维干子孙）的一族——海道氏的大本营。为了在与庶系关系紧张的状态下维持统治地位，总领只能从其他氏姓认领养子。而清原真衡让海道小太郎清原成衡娶源赖义的女儿（平致干的外孙女）为妻，也是为了依附于源氏栋梁，利用与源氏、平氏的姻亲关系确保总领家的地位。

然而，成衡与赖义之女的婚礼现场却发生了意外。此事大概发生在永保初年前后。出羽国的吉彦秀武既是清原武则的表兄弟，又是他的女婿，虽曾在前九年之役中担任一阵主将，但依然被清原真衡当作随从对待。当时吉彦秀武以朱漆托盘盛满金子，捧过头顶，久久跪于庭中，然而清原真衡并未理会他。受辱的吉彦秀武愤怒地将金子倒在庭中，返回出羽国。一方是把同族当成下人的清原真衡，另一方是受尽屈辱的庶系，双方的紧张关系就在族人和侍从聚集、主从关系一目了然的婚礼现场爆发了。

清原真衡随后进军出羽，吉彦秀武则将同样被当成下人的藤原清衡、清原家衡拉入己方阵营。藤原清衡是藤原经清的遗孤，奥州“藤原三代”始祖，他的母亲是安倍赖时的女儿。藤原经清死后，藤原清衡的母亲改嫁清原武则的儿子清原武贞，生下清原家衡。也就是说，清原真衡与清原家衡是异母兄弟，藤原清衡与清原家衡是异父兄弟。总领清原真衡与庶系吉彦秀武、清原家衡、藤原清衡的对决正式开始。

陆奥守源义家介入

永保三年（1083）秋，源义家刚一就任陆奥守，清原真衡便到访国府，准备“三日厨”宴席为其庆祝，并赠送马、金、鹫羽、海豹、绢等礼物。三日厨一结束，清原真衡立马出征出羽，讨伐吉彦秀武。得知这一消息的藤原清衡、清原家衡准备袭击清原真衡的官邸，结果被赶来的源义家军队击退。其间，清原真衡在出征途中猝死，藤原清衡、清原家衡投降源义家。源义家没收了清原总领三代相传的奥六郡郡司职位，将奥六郡平分给了藤原清衡和清原家衡。这样一来，清原氏总领家的地位崩溃，藤原清衡与清原家衡在统治权上形成对立。

应德三年（1086）秋，源义家迎来最后一年任期。其间，清原家衡进谗言构陷藤原清衡，然而源义家非但没有听信谗言，反而褒奖了藤原清衡。被激怒的清原家衡一把火烧掉了藤原清衡的官邸，杀其妻儿，据守出羽国沼寨。源义家在提交国解、请求朝廷下发追讨官符的同时，率军攻打沼寨。在临近卸任时激怒清原家衡的源义家不过是想连任陆奥守、获取功勋奖赏，这一招与其父源赖义如出一辙。然而源义家低估了清原家衡，以为很快就能攻下沼寨。眼看对阵已数月有余，部下在饥寒中死伤无数，源义家只得忍辱撤退。而清原家衡则乘势获得其叔父清原武衡的帮助，从沼寨转移到了金泽寨，以示抗战之决心。

另一方面，收到源义家国解的朝廷内部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该按照源义家的申请下发追讨官符，另一派则认为不应该下发追讨官符，主张任命源义家的弟弟源义纲接任陆奥守，以此平息事态。这其实就是王朝国家的军事政策问题，即应该任由源义家势力壮大，还是培育对抗源义家的势力。可是，有天下第一武名的源义家怎能忍受被清原家衡击退、进而回京的耻辱？为了武家栋梁的尊严，源义家必须打倒敌人。

宽治元年（1087）春夏之交，源义家暂停国衙公务，筹备军粮，召集郎党，专心备战。朝廷虽派出官使阻止合战，但源义家依然于九月率大军出征。传说在行军途中，源义家因看到高空的雁阵突然出现混乱，遂知有敌军埋伏，最终幸免于难。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大江匡房评价源义家虽为优秀武士，但不懂兵法。源义家于是拜其门下，学习兵法。二战之前出生的日本人恐怕无人不知这两段逸闻。在逸闻中，源义家被描写成了深谋远虑、谦逊的文武全才。同一时期，源义家的弟弟源义光因支援兄长、擅自出兵而被朝廷解除了左兵卫尉的职务。

攻打安倍氏的主力是清原氏军队，攻打金泽寨的主力则是源义家郎党集团。攻城首日，城内以矢石反击，造成源义家军队大量伤亡。其中，十六岁的年轻武者、相模国住民镰仓权五郎景正右眼中箭，回阵后瘫倒在地。同乡的三浦平太为次想用脚抵住景正的脸拔出箭。然而景正大呼：“中弓矢而死乃武士夙愿，怎能容忍活着遭人踩踏！”说罢拔刀相向。为次见状惊叹不已，于是改用膝盖抵住景正的脸，将箭拔出。据说当时许多在场的武士都赞叹“景正功勋无人能比”（后来源平合战中的大庭景义、景亲兄弟以及梶原景时均为镰仓权五郎景正子孙，而三浦义明、三浦义澄父子以及和田义盛则是三浦平太为次的子孙）。

金泽寨久攻不下，源义家转而攻打对方粮仓。清原家衡的“乳父”（抚养贵族子弟的男性）千任站在塔楼上大骂：“你父亲源赖义把名簿献给已故清将军（清原武则），获得援助，讨灭贞任，这一恩情何时报？你世代为家臣，却攻打有恩之君，不忠不义必遭天谴！”源义家拦住想还口的郎党，命令身边的人一定要活捉千任。攻打粮仓果然立竿见影，清原家衡很快请降，但遭到源义家的拒绝。围困从秋天持续到了冬天，城内饱受饥饿之苦的妇孺儿童前来投降，源义家一度想放过他们，但吉彦秀武称已无粮食供应军队。听罢，源义家决定杀光前来投降的妇孺儿童。此次屠杀之后，城门紧闭，再也无人投降。

宽治元年（1087）十一月十四日，源义家命令全军烧掉临时搭建的帐篷取暖，并攻入城中。饥寒交迫的守城士兵根本无力抵抗，只得慌忙逃窜。城中一片混乱，妇孺儿童被随意斩杀，年轻女子被拖回军营，丈夫的首级悬在士兵的刀尖上，痛哭流涕的妻儿紧随其后……这便是战争造成的景象。然而可惜的是，无论何时何地，这幅地狱般的图景总是在不断上演。

获胜的源义家十分得意，下令处斩清原武衡。据说当时源义光建议“不斩降者”。然而源义家大喝：“逃离战场，主动归降，方为降服。战场被擒，摇尾乞怜，何来降服！”

源义家拉出千任，怒吼道：“可敢再说一遍前日塔楼上的话？”随后下令割其舌。郎党想用手拉出千任的舌头，源义家提醒切勿大意，命令另外一名郎党用火钳敲掉千任紧咬的牙齿，之后再割掉舌头。源义家将浑身是血的千任吊在树上，将清原武衡的头颅放在千任脚下。千任起初不忍踩踏主人首级，始终缩着双脚，然而终究筋疲力尽，踏在了主人的头颅上。眼见此景，源义家心满意足，对在场的郎党说：“两年之苦终得报，如今仅剩家衡也！”不久之后，伪装成下人想逃走的清原家衡也被斩杀，其头颅与四十八名主要郎党的头颅被排列在源义家面前。另外，如源义家所言，这场战争耗时两年，后世却称之为“后三年之役”，原因至今成谜。

以上，笔者参照《奥州后三年记》复原了后三年之役的经过。《奥州后三年记》是承安元年（1171）受后白河院之命为《后三年合战绘卷》撰写的“词书”（解释画卷内容的文字）。该词书以国解等报告书以及源义家等人夸耀自己功劳的书状为基础，以源义家一方的视角生动再现了后三年之役的经过。《将门记》塑造了以武艺登上王座、以武艺兵败身死的英雄形象，《陆奥日记》刻画了为主君舍生取义、忠心耿耿的郎党形象，《平家物语》讲述了无法抵抗命运、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武士悲歌……与这些作品相比，《奥州后三年记》显得颇为异样。它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只有打斗、赞美以及血腥无比的暴力和杀戮。一方面，武名受损的源义家急于复仇，再加上酷寒、饥饿和对俘囚的蔑视等原因造成这场战争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杀戮和处刑；但另一方面，笔者也从《奥州后三年记》的描写中看出了后白河院本人的猎奇心与嗜虐心。

源义家与坂东武士的主从关系

宽治元年（1087）十二月，源义家提交国解，称“已凭个人之力平定清原武衡、清原家衡的反叛，希望朝廷早日下发追讨官符，并欲持二人首级进京”。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朝廷将此次战争认定为私合战，不予下发追讨官符。得知此事的源义家将首级丢在了路旁，坚持进京，但不仅没有获得奖赏，甚至连再次担任陆奥守的希望也破灭了。翌年正月除目时，源义家的陆奥守一职果然被藤原基家接替。朝廷这样做是因为害怕源义家进一步提升武名、晋升官职，进而对朝廷形成威胁。在前九年之役中，战后问题的处理与认定由地方的源赖义主导，关白藤原赖通未能发挥领导作用。然而在后三年之役中，以白河院、摄政藤原师实为中心的朝廷着实掌握了处理战后问题的主导权。

被认定为私合战、未能获得功勋奖赏的源义家深受打击。在任期间，源义家挪用了应上缴给政府和权门寺社的租税以充军资，战后又用来犒赏郎党，这样就向朝廷欠下了巨额债款。如果功勋能被认定，欠缴的部分或许可以被抵消。然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源义家都无法缴清欠款，仅仅维持着“陆奥国前国司”的头衔。承德二年（1098）正月，源义家终于通过了受领功过定。然而，这只是白河院赏给他的特殊恩遇。在此后的十年间，源义家都未能有任何作为，武家栋梁的势力日渐衰微。源义家死后，源氏走向了分裂。

若朝廷下发追讨官符、源义家连任陆奥守，那么清原氏的遗留领地也会通过源义家之手充公，之后再作为功勋奖赏被分配下去。然而在国司换任的权力空白期，清原家衡、清原武衡等人的遗留领地被藤原清衡霸占。藤原清衡继承了俘囚之主的地位，补任陆奥、出羽押领使，成为奥羽全境的军事统治者。

11世纪末，藤原清衡废弃了位于奥六郡与内地诸郡交界处的衣川关，并在衣川关南面的平泉一地建造官邸（政厅），整修连接陆奥南北两端的“奥大道”，将平泉作为奥羽地区政治统治、与北方贸易以及汇聚运京贡品的枢纽。初代的清衡在平泉建造了中尊寺，而留存至今的、绚丽豪华的金色堂则是奥州藤原氏历代家主的庙堂。二代基衡建造的毛越寺、三代秀衡建造的无量光院分别仿造白河法胜寺、宇治平等院，寺院中佛像的雕塑技法采用了当时京城流行的“定朝样式[3]”。就像这样，奥州藤原氏效仿京城权贵，以绚丽豪华的模仿“文明”为骄傲，君临于整个奥羽地区。自1988年以来，通过发掘“柳之御所遗迹”，“黄金之都”——平泉的神秘面纱正不断被揭开（参照齐藤利男著述）。

另一方面，源义家主从忍受两年酷寒，终于攻陷金泽寨。他们同甘共苦，终于迎来胜利。在他们看来，这都是因为有义家指挥，有士兵拼死战斗。尽管没有获得奖赏，但源义家与坂东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已牢不可破。就像《奥州后三年记》所描绘的那样，这种关系被传为美谈，并被赋予神话色彩，流传后世。宽治五年（1091）六月，前陆奥守源义家与其弟源义纲的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后经白河院下令停战才平息了事态。两人的冲突源于双方郎党的领地纠纷。白河院命令五畿七道诸国禁止源义家郎党进京，禁止诸国百姓向源义家进献领地公验（权利证明）。

此次冲突与禁令充分体现了源义家与郎党之间的主从关系。当郎党的领地受到侵犯时，源义家有义务用武力加以保护（源义纲也是如此）。如果是为国衙或庄园服务的郎党，那么只要履行纳税义务，郎党对于领地的权利就会受到国司或庄园领主的保护，这是一种武士与公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源义家与之不同，他是靠自己的武名和实力来保护郎党。而且，地方武士向源义家进献公验并不意味着其与国衙、庄园领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此终结。郎党只在需要保护的时候进献公验，而源义家也只是为了不破坏主从契约，作为一种担保而接受公验。

恐怕是直到后三年之役之后，源义家在与诸国武士缔结主从契约时，才想出了命其将公验、名簿一并进献的方式。只要成为源义家的郎党，领地便会受到保护。而正因领地受到保护，一旦主公召集，郎党无论何时都必须火速赶赴。这就是源义家与郎党的主从关系。白河院宣布禁止诸国的源义家郎党进京，表明其郎党已出现进京的苗头。禁止进献公验虽然阻止了诸国武士为保护自身领地而与源义家结为主从关系，但无法解除已经缔结的主从契约。

奥大道略图

奥州藤原氏谱系略图

藤原三代　上为藤原清衡，右下为藤原基衡，左下为藤原秀衡（毛越寺一山　白王院藏）

然而另一方面，源义家与诸国武士的关系原本是一种战斗组织，只有依据追讨官符进行追讨战时最能发挥作用。一旦没有战争、无须召集，这种关系便会松弛。后三年之役后，朝廷没有再任命源义家为受领，也没有起用源义家执行追讨任务，而是大力提拔源义纲，这么做就是为了解除源义家与诸国武士间的主从关系。于是，源义家庞大的郎党组织行动受限，被源义光、源义国（源义家三子）瓜分，后又被源义纲蚕食，终因源义家嫡子源义亲的谋反事件走向崩溃。不过，其神话却得以传承，并终将苏醒、重现。与源赖义、源义家经历过共同的苦难，前九年之役、后三年之役的神话就这样被烙印在了坂东武士子孙的记忆里。

[1]末法，据有关佛典所述，任何佛法都会经历三个阶段：正法、像法和末法。对于不同的众生及空间，三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不一，末法时期是指佛法渐渐走样，慢慢脱离佛经本义，走向灭绝的时期。

[2]庄园公领制，是日本中世封建制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盛行于12世纪至13世纪。庄园公领制靠“名田体制”和“职体制”来维系。为解决财政困难及土地不足问题，743年，日本政府颁布《垦田永世私有法》，使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地主领主土地私有制转化，庄园开始出现。平安时代，为解决财政问题，日本政府又采取了让富农承包土地，担负纳租责任的“田堵制”。后来，承包人对耕地的占有权进一步稳固，并给自己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使承包地变成私有的“名田”，土地所有者则变成“名主”。进入11世纪以后，日本庄园土地大部分都变成了“名田”。在庄园蓬勃发展的同时，本来在法律意义上算作公田的、诸国国司经营的公领逐步演化为国衙领——是为中世所谓的“庄园公领制”中的“公领”部分。

[3]定朝样式，平安中期的佛像师定朝开创的佛像雕塑样式，采用拼木制造工艺，以优美典雅、充满和风著称。

第五章
动荡的院政

第一节　庄园公领制与后期王朝国家

造内里役[1]与庄园整顿令

上一章，我们考察了在平定坂东、奥羽地区叛乱的过程中，源氏与东国武士间军事性主从关系的发展情况。本章将从国家体制的转变这一视角出发，分析当时日本地方、宫廷政治结构的变化。

平忠常之乱时，在地武士是佃耕国衙公田和庄田（庄园土地）的、有实力的田堵和负名。而在前九年之役中，在地武士是以国衙治下的郡、乡、庄园为领地的在地领主。那么在11世纪中叶，是什么导致国衙领地重组，在地武士由田堵、负名阶层蜕变为在地领主的呢？

在10世纪至11世纪中叶的前期王朝国家体制下，大型寺院、神社以及公卿的公开收入来源是由中央分摊给地方诸国的“封户[2]”。中央按地方诸国的户数制定调、庸的数额，国衙则将与之相当的“封物”分摊到负名头上，征收上来之后统一缴纳给“封主”（即接受封物的寺院、神社、公卿）。受领在征缴过程中稍有懈怠，任期结束时便无法通过“受领功过定”，也就无法接任其他官职，因此受领要争取在四年任期内完成征缴工作。如此看来，庄园既不是大型寺院、神社以及贵族（庄园领主）的主要收入来源，也不会对国衙统治构成威胁。只要有正规的公验，庄园财产便受国衙保护。庄园中拥有免除租税（不输）特权的只有“官省符”所认可的、其官物份额由领主获取的免田（也叫“官省符庄”）。免田与公田一同登记在“基准国图”上，由国衙掌管（第二章前述）。国衙每年派遣检田使对免田进行检田，免田面积被登记在基准国图上，而庄园领主拥有向其中的“见作”（耕作）面积部分征收官物的权利，这种制度被称为“免除领田制”。通过国衙的保护和约束来确保免田官物的征收，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将地方统治权委托给受领的前期王朝国家的体制特征（参照坂本赏三著述，以下关于庄园的内容大多以其著述为基础）。

然而在受领个人的裁量下，庄园的免税部分越来越大。为了填补未进（未缴纳）部分租税的亏空，越来越多的受领会在任期的最后一年直接将国衙领的部分征税权转交给封主。这样一来，受领便可以从封主手中得到收据（返抄），顺利通过受领功过定。这类由封主直接征税的庄园称为“国免庄”。国司换任之际，“国免庄”一般会被新任受领认定为不合法。反之，如果历任受领均予以认可，那么该庄园就成了既定事实上的“国免庄”。然而说到底，这种“国免庄”不过是受领私自指认的，而非官方认可。

只要向朝廷、封主缴清应缴贡品，并及时上缴朝廷的临时课税，受领想指认多少新成立的庄园（国免庄）都没有问题。然而问题就在于临时课税。“国免庄”一多，必然会难以应对朝廷的临时课税，再加上11世纪内里、大寺院频繁失火，朝廷有时不得不向某一特定国反复临时课税。在这一过程中有受领提出，临时课税不应当完全由国衙领承担，享有“不输”特权的庄园也要承担一部分，此即“一国平均役”。

长历三年（1039）六月，内里烧毁。长久二年（1041）十二月，后朱雀天皇迁居新建的内里。为征收造内里役，国衙以“官符”为尚方宝剑，要求拥有免税特权的东大寺庄园、高野山（金刚峰寺）纪伊国弘田庄缴税，这一做法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实施全国规模的“一国平均役”（参照诧间直树著述）。

长久元年（长历四年，1040）六月，应诸国国司请求，朝廷下发太政官符，命令受领废除“其任以后（任期内指定）”的新立庄园，此即“长久庄园整顿令”。废除自己任期内新指定的庄园，反过来说，就等于承认此前历任国司瞒着政府认定的“国免庄”为政府公认的庄园，也即庄园公认令。这是国家对庄园政策的重大转变。

朝廷这样做是因为国免庄没有获得官方认可，不可以实施“一国平均役”。“国免庄”既然不是国衙领，就不能作为国衙领征税。要想以官符的权威，令庄园和国衙领共同承担“一国平均役”，就必须将此前未获得官方认可的“国免庄”变成政府认可的庄园。“长久庄园整顿令”就是为了向免税庄园征收造内里役而制定的新政策。诸国受领以庄园整顿令为依据区分国衙领和庄园，并向其统一征收造内里役。不久，政府就收到了大型寺院和神社的抗议。对此，朝廷不得不制定特殊规定，允许神社、寺院名下的“本免田”（官省符庄）可以免除“一国平均役”。此后，“一国平均役”不仅适用于造内里役，还延伸到了与天皇、神佛之事相关的各种临时课税上。

宽德二年（1045）十月，朝廷以“前司任中以后新立庄园”（前任国司在任期内指定的庄园）为整顿标准，向全国发布了庄园整顿令（长久元年的“其任以后”此时成了“前司任中”）。天喜三年（1055）三月又再次下发庄园整顿令，废除“宽德二年以后新立庄园”。以上整顿令都是在内里烧毁、重建之时发布的。延久元年（治历五年，1069）二月，朝廷发布了著名的“延久庄园整顿令”（第二节详述）。延久二年（1070）三月，内里营建工程启动。翌年八月，后三条天皇迁居新内里。

另外，承保二年（1075）闰四月、康和元年（承德三年，1099）五月、保元元年（1156）闰九月也发布了全国性的庄园整顿令。这些庄园整顿令延续了“长久庄园整顿令”以来的一贯特点，即在征收造内里役前发布，以明确划分庄园与国衙领为目的（参照市田弘昭著述）。

划分庄园、公领与国衙领

在11世纪后半叶之后的史料中，为与庄园作区分，国衙领地被称为“公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将11世纪后半叶以后的土地制度称为“庄园公领制”。这一概念是网野善彦针对由庄园与公领组成的土地占有制度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笔者则将旨在区分庄园与公领的“长久庄园整顿令”颁布之后的社会经济制度称为“庄园公领制”。

长久元年（1040），国衙根据庄园整顿令，以国衙资料（基准国图、课税记录）及庄园“公验”为准，对国免庄进行认定、打桩，划定庄园、公领的界线（称“四至[3]榜示”）与此同时，确认庄园田地面积，登记管理庄园的庄官姓名，此即“检注”。通过检注，明确了在向庄园征收造内里役时的范围、面积及纳税责任人。

在上述过程中，国衙面临着很多难题。例如，大型寺院和神社有很多小面积免田，分散在国内各郡，与公田相混杂。要想向这种零零散散的庄园征收造内里役，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这时，国衙往往与庄园领主协商，用公田交换分散的免田，将其归拢在一处（称为“一圆”）。在这个过程中，庄园领主总是挑肥拣瘦，只想换取肥沃的土地。另外，在划定庄园与国衙领界线时，庄园领主还主张将庄民佃耕的公田作为“加纳”（代为承担未缴纳部分封物的田地）并入庄园，以增加免田面积。在之后的院政时期，“加纳”问题一直是庄园、公领争议的焦点。

另一方面，公领也需根据庄园整顿令进行检注，明确征收造内里役的单位、责任人、田地面积，此即名为“郡乡制改编”的国衙领重组（参照坂本赏三著述）。此前国衙一直将负名作为直接课税单位，郡司只是辅佐国衙，并无征税权（纳税责任）（第三章第三节前述）。但是，为了应对以庄官为中介、向庄园征收的造内里役，即便是公领也不再以负名为课税单位，而以地区为课税单位。

也就是说，取消律令制以来郡乡之间的上下从属关系，将郡、乡并列，作为与国衙直接对接的征税单位。这样一来，郡便已不再是律令制时代的郡域，而是被分割成东西南北四个部分或者上下两个部分。乡也是如此，有的国还保留着律令制时期的乡名，有的国则完全改变了律令制时期乡的面貌，重新为乡命名。还有的国以储藏正税的仓库（正仓院）所在地为来源，将乡命名为“××院”（如萨摩的伊集院、入来院等地名至今尚存）。

新郡司、乡司拥有对所辖地域内住民（之前的负名、自耕农）的征税权、警察权、审判权，对国衙承担纳税责任。如果郡司、乡司不能履行纳税责任，国司可解除其职务。例如在伊贺国名张郡，传统豪族伊贺氏突然在11世纪上半叶销声匿迹，其间历任郡司者的姓氏从小野到猪、长谷、纪，历经数次变化，直到11世纪下半叶，丈部近国成为郡司，其后人代代继承郡司一职。这直接体现了郡司制的变化及其后动向。

虽说“长久庄园整顿令”明确划分了庄园和公领，但庄园方面常常将被称为“加纳”的公领据为己有，而受领则认可庄园的做法，以填补未缴纳的封物。这种情况逐渐变得普遍。不过，“长久庄园整顿令”已经凭借官符的权威确定了庄园的范围，故而受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私权废除新立庄园。因此，新任受领会向朝廷再次申请下发与庄园整顿令相同内容的官符，实行检注，重新划定任期内所辖的庄园和公领，并对其征税（参照市田弘昭著述）。这种检注被称为“初任检注”，具体做法是各国请朝廷派遣名为“官使”的调查官，协同国司巡检国内各郡，重新在庄园与公领的边界竖立界标，以明确界线。国司若不倚仗朝廷，便无法对庄园形成有效管理。

以“长久庄园整顿令”为开端，庄园与公领的划定、公领内部的郡乡制改组工作虽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此前在国衙的保护和管理下曾长期稳定的国衙与庄园的关系却骤然变得紧张起来，边界争端屡有发生。结果到了11世纪中叶，一国的郡司百姓（田堵、负名）集体进京控诉受领苛政的上诉斗争，以及袭击、杀害受领和国使的“凶党”造反事件迅速消失了。这是由于划定庄园和公领使百姓失去了以一国为单位团结在一起的条件。

国内百姓要么归属于公领，要么归属于庄园。而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以庄园、公领为单位的所谓“住民等解”的斗争（参照入间田宣夫著述）。这种斗争中很少有控诉上级当权者（庄园领主、受领）苛政的要素。对庄园而言，“住民等解”斗争是向领主（国衙）控诉来自公领的军队无端闯入庄园（对公领而言则是来自庄园的军队闯入公领）、损毁田地、掠夺财物、纵火等罪行，要求领主向政府上诉，请求保护和救济。

武士的在地领主化与国衙的掌控

国衙凭借官符实行初任检注时，会有被庄园一方控诉为“私人军队”的队伍随行，以防止庄园方面抵抗。他们有时会拔掉界标，闯入民宅，扣押财物，强制执行公务。而另一方面，庄园一方也会高举免除收公的宣旨，依靠被国衙一方控诉为“私人军队”的武装集团，赶走国衙的强制执行队伍，甚至侵占公领。就这样，以划定庄园、公领为目的的庄园整顿政策将国衙和庄园双方推向了凭实力维护、扩大己方边界的方向，庄园与公领间武力纷争频发。如此一来，改编后的国司、乡司自然就只能由有能力处理这种严重对立的人来担任。

于是，受领为了战胜庄园势力，任命自己辖区内的在厅官人、有实力的田堵等武士为郡司、乡司。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在地领主为了保护新开发的私有领地而成为武士，但事实却是，在受国衙动员参与追捕凶党的行动时，一些武士因其武艺出众而得到认可，继而被任命为郡司、乡司，获得了对当地百姓的征税权和警察权，进而将辖区作为自己的领地，成为在地领主。此后，他们将领地内的山野作为自营的猎场，进行军事训练。第四章提到的陆奥国伊具郡郡司平永衡、亘理郡郡司藤原经清等人就是以受领郎党的身份成为当地官员的。至11世纪下半叶，武士即在地领主的政治格局基本确定。在前九年之役中归入源赖义麾下的坂东武士都成为在地领主，从而能承受长期战争。

为顺应这种趋势，国衙组织架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国衙和庄园的纷争日趋加剧，受领只在参加就任仪式（与在厅官人会面、参加宴会、参拜国内神社等）时前往任国，而将有实务经验的郎党派到任国，充任其目代。这种做法逐渐变得普遍。受领留在京城，由目代代管的国衙被称作“留守所”。11世纪中叶以后，在留守所向郡司、乡司及庄园发布的《留守所下文》上，需要诸在厅官人与目代共同署名，并通过《在厅官人等解》向留在京城的受领复命或提出申请。这样，之前处在受领和受领郎党之下、很少露面的在厅官人就在事实上掌握了国衙的实权。

受领在初任检注时，要想确定哪个庄园是新立庄园、哪个是加纳、要不要废除，是以在厅官人通过《在厅官人等解》提交的清单为依据的。接受废除新立庄园的官符、厅宣（受领的指令文书），拔掉庄园的标识，回收公领，实行掠夺式的租税征收——这些行为的实际执行者都是众在厅官人和郡司、乡司。尽管表面上国衙还由留守所目代管辖，但事实上国衙已成为在厅官人、郡司与乡司，即在地武士的联合权力机构。在地武士随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摆脱目代的统治。源平内乱就是从驱逐或杀死目代开始的（第六章详述）。

废除新立庄园、下令征税的厅宣会被下达给留守所，目代、在厅官人据此制作《留守所下文》，执行公务。但庄园认定、租税免除等授予权利的厅宣不会被下达给留守所（或郡乡司），而是直接下达给受益人（这也是此类文书能留存至今的原因），再由受益者本人持厅宣到郡乡司确认自己的权益。也就是说，如果受益人不主动采取行动的话，国衙是不会主动确认受益人权益的。得到厅宣的受益人必须进行“自力救济”才能避免在厅官人、郡乡司的阻挠和不合作（参照佐藤进一、富田正弘著述）。国衙与庄园围绕新立庄园、税役问题的无休止纷争也与此种权益的存在方式有关。

《留守所下文》《在厅官人等解》的署名者当中，有越来越多冠以源、平、藤、橘四姓等中部地区大姓的在厅官人。其中虽然也有10世纪中叶以后留驻当地的武士（利仁系、秀乡系藤原氏，坂东平氏等），以及11世纪中叶以后作为受领郎党离开京城到各地担任郡乡司，进而本地化的武士（如前述的藤原经清、平永衡等），但多数还是如同伊贺国名张郡司源氏（由丈部氏而来）、安艺国高田郡司藤原氏（由凡氏而来）、美浓国席田郡司藤原氏（由守部氏而来，源义家郎党山内首藤资通的祖先）、大隅国有实力的在厅官人藤原氏（由桧前氏而来）等人，是本地一系的武士。他们改掉自古以来的姓，改姓源、平、藤、橘（参照吉村晃一著述）。其实这是郎党武士通过主从关系将自己伪装成源平两氏、利仁系与秀乡系藤原氏等武士家系的旁系。另外，要想获得叙位任官也需要改姓。

下野国司厅宣　应保二年（1162）三月七日送交留守所，通知将都贺郡内园部乡作为替代封户编入东大寺领地（正仓院藏）

向后期王朝国家体制的转换

随着庄园与公领对立长期化，地方社会迅速出现不稳定和动荡的局面。延久元年（治历五年，1069），后三条天皇借营造内里之机发布庄园整顿令，旨在解决因庄园与公领间长期矛盾与冲突造成的社会混乱问题。为此，由作为中央政府机构的记录所（记录庄园券契所）严格审核庄园领主和国衙提交的证明材料，明确划定庄园与公领。从这一方面讲，“延久庄园整顿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下节详述）。通过这次整顿，庄园与公领间的边界纠纷暂时告一段落。庄园、公领分离政策由政府主导，始于“长久庄园整顿令”，确立于“延久庄园整顿令”。笔者认为，这种政策转向正是王朝国家的第二阶段，也即后期王朝国家体制的发端。然而，庄园公领制成为一种稳定的秩序则要待镰仓幕府来完成。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末，庄园公领制在国衙与庄园围绕边界问题激烈交锋的过程中走向成熟。

身为统治集团的公卿、殿上人阶层没有太大变动。以太政官为中心的中央机构也没有大的变化。“太政官–国司”这种全国统治结构更没有崩溃。对公田课税的征税方式与之前时代一脉相承。因此，类似的政治体制被统称为“王朝国家体制”，其历史阶段也被称为王朝国家时期。

但是，庄园独立于公领之外，强调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地领主以庄园或公领为根据地发展壮大。鉴于上述趋势，不能认为新体制仍与旧体制相同。因此坂本赏三提出，大化改新至1192年武家社会建立期间的王朝国家体制应以11世纪中叶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文关于庄园整顿令、“一国平均役”的阐述，就是根据上述观点展开的。

延久三年的太政官符　记录庄园券契所的审查承认了摄津国内正子内亲王（后朱雀皇女）家的所领（宫内厅书陵部藏）

在向后期王朝国家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太政官的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太政官是裁定国司、寺院和神社的申请，下达各种法令的最高行政机构。庄园的诉讼案件大体由国衙审理，而太政官不予干涉。但“长久庄园整顿令”颁布后，国衙凭借官符停废庄园，征收“一国平均役”，大寺社对此表示抗议的诉讼案件集中由太政官审理。国衙从保护和管理庄园的行政机构变为在太政官面前与庄园对簿公堂的被告。所有庄园与公领间、庄园与庄园间的纠纷案件全部由太政官审理，太政官的阵定与弁官局（事务局）成了诉讼机关。太政官阵定有时会咨询明法家，请其依据律令做出专业判断（明法勘文），而明法家往往为满足政府需求而曲解律令条文。这样，在向后期王朝国家的转换过程中，太政官（阵定与弁官局）作为纠纷审理机关、裁定会议，对庄园公领制的形成发挥了促进作用。太政官的上述职能在其后历经摄关政治、天皇亲政、院政等政治体制的变迁而得以延续。这充分说明国家形态与政治形态是两码事。

在庄园与公领纷争反复上演的过程中，庄园所有权、非课税特权正当性的依据也在变化。过去，如圣武天皇“敕施入”（敕令向神社、寺院进献财物）等，权利的来源越古老越有权威。另外，基准国图上的记录也可作为免田的权利来源。但是如今，争论的焦点成了包含出作（农民越境耕作的土地）公田在内的加纳或在地领主进献的庄园，这类有争议的土地被国司反复新立和废除。在这种不稳定的权利关系中，新证明文件较之旧证明文件、后来的判决较之先前的判决更具权威性——这样的法律意识不断普及。新判决否定旧判决，这既如实地表明了权利的不稳定性，又从法律上表现出整个院政时期庄园、公领边界的不稳定性。

如上所述，庄园整顿、“一国平均役”、庄园与公领纠纷的裁定三者关系密切。朝廷（即太政官）通过上述政策在建立庄园公领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笔者看来，后期王朝国家体制就是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政治体制，它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发挥强大的领导力，于是院政应运而生。

国家军制的转换

向后期王朝国家的转换在国家军制层面也有所体现。在庄园、公领的武力纷争中，闯入庄园的国衙军队实际上是在厅官人、郡乡司及其郎党。由于并非依据追捕官符而动武，被庄园方面控诉为“国司谋反”。另一方面，即便国衙向朝廷控诉庄园行使武力，朝廷也基本不会下发追捕官符。这是因为国衙与庄园立场平等，不过是需要接受裁决的当事人之一。

因此，在对庄园动武时，国衙军制是不起作用的。即便国司想利用追捕官符动员国内武士（已在地领主化），如果与自己的领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也不会响应。国衙利用追捕官符动员国内武士的国衙军制丧失其机能，意味着在后期王朝国家体制下，以“国”为基本单位的全国军事指挥体系已经崩溃。

在后期王朝国家阶段，由中央派遣追讨使镇压叛乱的体制几乎完全取代了国衙军制。派遣追讨使（追捕使）的做法可追溯到10世纪（如第二章提及的追捕山阳南海道使小野好古），镇压平忠常之乱的追讨使平直方及之前的追讨使一般由卫府官员，特别是检非违使担任，他们没有强大的指挥国衙、地方武士的权力。从源赖信担任追讨使开始，追讨使开始由与检非违使无关的源、平两氏中有实力的武士担任，并被赋予对诸国武士的直接指挥权。中央政府对奥羽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时，任命源氏武将为追讨使，让其动员并指挥在地领主化的坂东武士（第四章前述）。另一方面，如后文所述，白河院起用近臣平正盛为源义亲追讨使，鸟羽院起用平正盛的儿子平忠盛为海盗追讨使，旨在将平氏集团培养为“武家栋梁”，以压制源氏集团。而其后平氏集团自身也确实凭借掌握军事指挥权，急速成长为统领西国武士（在地领主）的“武家栋梁”（第四节详述）。

第二节　院政之路

王朝国家与摄关政治

摄关政治时代的天皇、摄政或关白及公卿委任受领统治地方，通过以缴清贡品为条件的人事调动来管辖受领，统治全国。除寺院、神社、贵族的供给之外，其他贡品被用于宫廷礼仪、祭祀、法会等“公事”。所谓公事正是指祈愿玉体安康（天皇安康、国家秩序永续）、五谷丰登的公共活动，而仪式的准备与举办就是政治。有天皇、公卿、殿上人等人出席的仪式庄严举行，官员们也会在准备、举行的过程中尽心尽职。诸国百姓（负名）怀着“天朝人民”的自我意识，承担公事费用。也就是说，上至公卿，下至负名，所有人凝聚成一个为天皇和公事服务的整体。遂行祈愿和平、秩序、丰饶的庆典，礼仪本身就意味着和平与秩序。从这一点来讲，王朝国家就是通过庆典、礼仪来维护国家统一的礼仪国家。贵族与负名间等级森严的关系也被礼仪国家这种意识形态所掩盖。无论平将门还是平忠常，都未能成功挑战这种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国家最基本的公务是外交和军事。如第一章所述，8世纪末日本脱离东亚国际秩序。延喜七年（907）唐朝灭亡，延长四年（926）渤海国灭亡，承平五年（935）新罗灭亡。在以唐朝为发展巅峰的东亚秩序的崩溃过程中，只有日本在从律令国家转向王朝国家的进程中没有经历统治阶层的更迭，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由于日本相对孤立的岛国地理环境，其二是因为日本脱离了东亚国际秩序。

但日本的对外关系并未断绝。9世纪时，曾有新罗商人到九州，但因贞观十一年（869）发生“新罗海盗事件”，日本政府禁止新罗商人到日本。之后，中国唐、宋商人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逐渐繁荣，官方优先购买宫廷庆典、礼仪所必备的“唐物”。此外有以十三湖沿岸的福岛城为据点的北海道、萨哈林（桦太）岛[4]间的北方贸易（第四章前述）。日本逐渐在东亚贸易中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宋朝多次要求日本朝贡，但日本坚持不与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建交，也就不存在假设对外战争的军制。此时的王朝国家军制变为镇压犯罪的动员机制。在失去外交和军事（对外战争）两项主要功能的王朝国家，统治阶层不可能因外交和对外战争问题产生矛盾，这也使得王朝国家能够成为纯粹的礼仪国家。

最适合这种王朝国家的政治形态就是摄关政治。当时的摄关政治是在必须由藤原氏女性所生皇子继承皇位的原则支配下，由藤原北家嫡系（当时藤原氏的族长）垄断天皇外戚地位，在天皇年幼时作为摄政代行天皇大权，或在天皇成年亲政后，以关白身份辅佐天皇统治国家的政治形态。政治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皇位继承问题，也因必须听取外戚族长——摄政或关白的意见而趋于稳定，贵族阶层也不会因皇位继承问题的分歧而四分五裂。这与奈良时代皇位继承问题常常引发激烈纷争，甚至导致军事政变、胜者对败者处以刑罚的政治生态形成鲜明对比。笔者认为，奈良时代之所以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爆发激烈争斗，是因为该问题与贵族间的军事、外交路线分歧（藤原氏的扩军、对新罗的强硬路线；长屋王、橘诸兄的裁军、对新罗的消极路线）紧密相关。而在军事和外交不再是分歧焦点的王朝国家，皇位继承问题不会造成贵族分裂，政局也比较稳定。这是天皇家与贵族的顶层——摄关家一体化的摄关政治体制所致。就这样，由天皇、摄关、殿上人组成的王朝国家宫廷社会因循“先例”，波澜不惊地度过了10世纪和11世纪上半叶。

摄关政治的僵局是从纯粹的国内问题开始的。其起因是无法为国家的礼仪舞台——内里筹措到重建费，于是不得不出台新的征税政策；以及一直以佛法护持礼仪国家的寺院与神社，反过来以佛法对抗政府。

互相推诿的天皇与关白

如前节所述，长久元年（长历四年，1040）四月，地方诸国向政府申请废除“当任以后新立庄园”。时任藏人头的藤原资房（藤原实资的孙子）在其日记《春记》中对这份“长久庄园整顿令”的决议过程做了详细的记载。

至此，庄园整顿一直是以延喜二年（902）为标准，而诸国的申请将这条时间线向后推迟了一百四十年，这意味着庄园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无论是天皇还是关白、公卿，都没有准备要严肃对待此事。接到关白藤原赖通的奏报后，后朱雀天皇于五月二日命其按诸国的申请废除新立庄园。但关白回答说应先听从阵定的意见再做决定，天皇也表示认同。其后，阵定大概进行了审议，但似乎并未给出具体方案。五月下旬，藤原赖通上奏天皇废除“现任国司之前一、二代国司所新立庄园”的草案，得到批准。但在六月三日，天皇又因为担心过后引发争端，建议修改为“近代以来新立庄园”，关白表示了认同。而到了八日，天皇再一次改变想法，在征得关白同意后，终于还是按照国司等人的申请，命令发布废除“其任以后庄园”的整顿令。

在该政策的决议过程中，公卿会议没有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关白藤原赖通也无意占据主导地位。天皇和关白在根本上并不存在意见对立，两者的分歧只是在“一、二代”还是“近代”等细节问题上。该问题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会带来何种结果，天皇、关白、公卿在对此还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就实行了这项作为向后期王朝国家体制转换起点的重大政策。这说明摄关政治已失去应对现状的能力。

除此之外，《春记》还记载道，针对园城寺设戒坛的问题，天皇与关白也是互相推诿。下文将以坂本赏三的研究为基础对此事展开论述。

天台宗内部早就存在圆仁派与圆珍派之间的矛盾。圆珍派出身的余庆在永祚元年（989）被任命为天台座主（天台宗最高领导者），但因圆仁派阻挠，三个月后便辞职了。圆珍派在比叡山的据点遭到圆仁派破坏，余庆圆寂后，正历四年（993），又在近江的坂本园城寺建立了新据点，天台宗从此正式分裂为山门（圆仁派）和寺门（圆珍派）两派。寺门派的受戒仪式被掌控了比叡山大乘戒坛的山门派阻碍。于是在长历三年（1039）五月，寺门派向京都朝廷请求设立自己的戒坛。

长久元年（长历四年，1040）四月二十八日，关白藤原赖通询问后朱雀天皇为何还没批准园城寺设戒坛。赖通原本任命园城寺的明尊为天台座主，但因延历寺僧众通过强诉阻挠而作罢。赖通一方面对后朱雀天皇任命延历寺的教圆为天台座主心怀不满，另一方面又担心延历寺将矛头对准自己，因此在表面上不表露自己的立场。二十九日，后朱雀天皇通知赖通，因自己难以决断，园城寺设戒坛的事由关白自行处置即可。而关白赖通还是坚持请后朱雀天皇决断。五月，后朱雀天皇命赖通将此事交由公卿议决。天皇因为自己成了戒坛问题的矛盾焦点而心生不满，更加不信任关白了。

六月二十五日，园城寺再次提交设立戒坛的申请书，申明如果不能获准，希望任命明尊为天台座主。天皇愈加难以决断，遂命关白将此事交由公卿议定，速速决断。对此，关白却上奏表示，此事虽应由公卿决议，但前日天皇曾说，如果议定的结果最终还是需要天皇批准，那么这样的议定不做也罢，因此戒坛的问题还是听从天皇决断。二十七日，听取了关白奏报的天皇感到困惑，命藏人头藤原资房传话赖通，表示自己只是因为没有成案所以难以决断，并不记得曾说过不需要公卿议定。翌日，资房造访关白府邸，对方却借口正在斋戒而拒绝会见。第三天，关白又以正在沐浴为由，将资房打发走。对此，资房表达了愤慨：“岂有不见敕使之理！”

当时，赖通习惯于将一般性的问题都交由天皇决断，资房在日记中写道：“关白最近常把‘万事听从天皇决定’挂在嘴边。我已经厌倦了每日无数次往返于天皇、关白之间。天下的灾祸皆因关白懈怠而起。”天皇与关白互不信任，每遇棘手问题便互相推诿，致使事态难以缓和。与此同时，公卿议定也常将重大事项交由天皇决断，以规避责任。

赖通在从藤原道长手中继承摄政之位后，在决策时大多听从后者的意见。道长死后，又多征求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意见。可见，赖通确实缺乏主见。如果像道长的全盛时期一样，政治在表面上能够维持稳定的话，赖通也能平稳结束自己的任期。然而，以“长久庄园整顿令”为契机，地方社会开始朝着庄园公领制发展。频繁发生的争论和寺社强诉事件都要求领导阶层果断应对，但正如上文所述，天皇与关白常常互相推诿，根本无法应对各种事态。

那么，是赖通的优柔寡断导致摄关政治面临危机吗？也并非如此。只不过，由于摄关本质上不过是天皇的辅佐，一旦面临棘手的政治难题，这种政治体制脆弱的一面便会凸显出来。赖通将园城寺戒坛等难题全都交由本来的最终决定者天皇处理。然而对早已习惯于摄关辅佐的天皇来说，这是强人所难。这样一来，公卿、受领、寺院、神社，都开始期待出现一位“能够做出决断的天皇”。

后三条天皇亲政

治历四年（1068），后冷泉天皇驾崩，已经当了二十四年皇太子、时年三十五岁的尊仁亲王继位，成为后三条天皇。后三条是祯子内亲王所生，是一百七十年以来第一位出自非藤原氏女性的天皇。

由于后三条天皇与摄关家没有血缘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后三条天皇是想抑制摄关家权势才亲政，而颁布庄园整顿令也是为了削弱摄关家势力。确实，宽德二年（1045），后朱雀天皇让位给长子后冷泉天皇，并立次子尊仁亲王为太子，关白赖通曾对此表示反对。赖通打算将女儿或养女许配给后冷泉天皇，让其所生男孩继承皇位，以确保外戚地位，延续摄关政治体制。

然而后朱雀天皇强行立尊仁亲王为太子，破坏了赖通的皇位继承构想。想必其中包含了天皇对赖通拒绝在园城寺戒坛问题上给出建议一事的反感，也体现出他对摄关政治无法挺过危机的自觉。后朱雀天皇一方面强烈认识到天皇亲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感叹自己的无能，只能寄希望于聪慧的尊仁亲王。故此，在没有子嗣的皇兄后冷泉天皇驾崩后，尊仁亲王继位成为后三条天皇。

因为自己的皇位继承构想落空，赖通在后三条天皇刚刚即位之际，便让嫡子藤原师实将源显房的女儿贤子收作养女，然后又申请将其许配给贞仁亲王（后来的白河天皇）为妃，力图成为后三条天皇皇统的外戚。在赖通之后，关白地位依次被其弟藤原教通、其子藤原师实继承。在之后的后三条亲政、院政体制下，摄关之位被赖通系藤原氏长期垄断。另一方面，后三条天皇、白河天皇也因赖通系稳固占据摄关之位，成功避免了不必要的廷臣斗争。

后三条天皇从皇太子时代便开始培育汇聚了各种人才的近臣集团，致力于政治改革。其近臣集团中有当时一流的学者大江匡房，能力超群的实务官僚藤原实政和藤原为房，醍醐源氏的源隆俊、源隆纲及源俊明兄弟，村上源氏的源师房、源俊房父子等人。而后三条天皇的近臣们并没有敌视摄关家。例如藤原为房是摄关家的家司，源隆俊兄弟的父亲源隆国是赖通身边的红人，源师房既是赖通的养子又娶了赖通的妹妹，源师房的女儿又嫁给赖通的长子藤原师实为妻，源师房、源俊房父子受到摄关家礼遇。

由此可见，后三条天皇并非存心与摄关家族对立或为了削弱摄关家族而亲政。后三条政权面临的政治任务，其一是尽快针对陷入混乱的庄园制制定有效的庄园整顿政策；其二是彻底解决悬而未决的园城寺戒坛问题，促成天台宗山门、寺门两派和解，建立“王法”（天皇建立的政治秩序）与“佛法”（由寺院、神社代表的神佛权威）相互依存的稳定关系，抑制寺院、神社的强诉活动。也就是说，后三条天皇是为了通过增强天皇的政治权威，解决摄关政治无力应对的上述两大政治问题而亲政的。

平安时代后期天皇、摄关家谱系略图

首先让我们看看庄园整顿政策。在营造内里之前，后三条天皇在延久元年（治历五年，1069）二月发布“延久庄园整顿令”，废除了宽德二年（1045）以后的新立庄园。该庄园整顿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在太政官之下设置记录庄园券契所（简称记录所），由中央政府直接接手之前由国衙负责的整顿庄园的工作。源隆俊担任记录所上卿，大江匡房担任记录所弁，二人都是后三条天皇的近臣。由史、外记、明法家等数名实务官员担任寄人[5]。相关官员协同进行认定或停废庄园的书面审查，审查报告由记录所以勘奏形式上报天皇。经公卿议定、后三条天皇裁决，由记录所制成官符并宣旨传达给国衙或庄园领主。通过上述严格的审定程序，公领与庄园（免田）被明确加以区分。据《愚管抄》（承久元年，即1219年左右，藤原兼实的弟弟慈圆所著史书）记载，摄关家的庄园虽然最初没有进入整顿之列，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整顿。

第二，通过“公卿宣誓”仪式加强庄园整顿工作。所谓“公卿宣誓”仪式就是全体公卿向天皇及同僚发誓遵守公卿议定。在记录所的审查过程中，判定庄园存续或停废的标准是“宣誓以前”还是“宣誓以后”。已往的研究认为，“宣誓”是指宽德二年的庄园整顿令，但是严格来讲，“宣誓以前、宣誓以后”是指“因延久年间的公卿宣誓而被确立为庄园整顿标准的宽德二年以前和以后”。公卿不受来自庄园领主的压力左右，严格审查以决定庄园的存续和停废——这就是宣誓的内容。这表明后三条天皇与公卿们都感受到了庄园制混乱导致的危机，因此才由全体公卿集体宣誓以彰显厉行庄园整顿的决心。而后三条天皇自身也深感整顿的必要性，要求公卿们通过宣誓表明决心。

“延久庄园整顿令”所确立的区分庄园、公领的标准，为其后国衙废除新立庄园与加纳、庄园主张领地合法性提供了共通的政策依据。由此，可以说“延久庄园整顿令”创建了一套新秩序。此外，与区分庄园、公领的政策相应，还制定了以确保天皇供御（膳食）、官司费用、恒例仪式费用为主要目标的新财政政策。为统一度量衡而制定的“延久宣旨升”也是这项包括造内里役在内的新财政政策的一个环节（参照网野善彦、石井进著述）。正是通过“延久庄园整顿令”，向后期王朝国家体制的转换才得以实现。但是，该整顿令既没有固定庄园与公领的界线，也没有彻底平息庄园、公领间的纷争。相反，以该新秩序的建立为起点，庄园与国衙的斗争由此而起。

后三条天皇必须完成的另一项任务，是解决园城寺戒坛的问题。延久二年（1070）五月，后三条天皇任命延历寺的胜范为天台座主，园城寺对此表示反对，并再次要求更换座主、设立独立的戒坛。后三条天皇并没有像后朱雀天皇、赖通那样狼狈不堪地回避责任，他确信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回绝了园城寺的请求。为缓和寺门派的抗议，后三条天皇制定了两条对策：其一是在园城寺建御愿寺（为天皇祈愿的寺院），其二是在圆宗寺设法华会。

延久四年（1072）十月，后三条天皇由于自身盼望“佛法、国家永远繁荣”，在位于仁和寺西南方的新建的圆宗寺创办法华会，祈求“国家泰平，五谷丰登”。首届讲师由园城寺僧人担任，其后由延历寺与园城寺僧人轮流任讲师，并根据业绩选任僧纲（统率由僧正、僧都、律师组成的佛教界的僧人领袖）。当时，担任南京三会[6]的讲师是晋升为僧纲的正式途径，因此无论是天台宗的山门派还是寺门派，都希望创设拥有独自晋升途径的法会。圆宗寺法华会的创立遂了天台宗山门、寺门两派的心愿，后三条天皇从寺门派中选任首届讲师也是为了缓和寺门派的不满（参照菅真城著述）。但园城寺设戒坛的问题并未因此解决。该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天台宗内部正统与异端的宗派斗争，靠政府权力是无法解决的。以延历寺与园城寺的对立为中心，寺院间的对立和强诉在其后日趋白热化。

《春日权现验记绘卷》中的兴福寺维摩会　（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院权力的根源——皇位继承人的决定权

延久四年（1072）十二月，后三条天皇让位给贞仁亲王（即白河天皇）。后三条天皇是为了实行院政才让位的吗？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问题关键在于院政的本质是什么。与过去摄关家通过政所处理政事的摄关政治体制不同，院政是由退位后的上皇在院厅处理政事。后三条天皇开设院厅，想以院政取代摄关政治体制的史实已成定论。

然而，20世纪60年代，土田直镇、桥本义彦的实证研究完全推翻了“摄关政治等于政所政治”“院政等于院厅政治”的说法。他们认为院厅不过是上皇的私人家政机构，虽然有管理院名下庄园等职能，但并不处理国政。后三条天皇让位并开设院厅，实际与院政无关。下文将根据河内祥辅的研究成果，探究新的皇位继承形式及院权力的根源。

让位当日，后三条天皇立两岁的次子实仁亲王为皇太弟，这意味着他只是将白河天皇当作过渡的旁系，而实仁亲王才是直系的皇统继承人。白河天皇的生母茂子是藤原北家公季一支藤原公成的女儿，也是藤原赖通的异母弟藤原能信的养女。而实仁亲王的生母是小一条院敦明亲王的孙女源基子。白河天皇的外戚藤原能长（藤原能信的养子）、藤原实季（藤原公成的儿子）都是摄关家旁系，如果白河天皇成为直系，就有可能孕育出可以取代摄关家地位的新外戚，是极其危险的。而后三条天皇并未设想过替换摄关家，所以才指定了没有这种危险的实仁亲王为直系皇统继承人。

这次让位最重要的一点是，后三条天皇表明要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今后的皇位继承。院政是指其直系子孙在位为天皇时，上皇（院）以监护人的身份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能否确立不在于旧天皇退位后能否自由行事，而在于能否掌握皇位继承的决定权。无法决定皇位继承人的上皇没有实权。后三条天皇开创了由上皇决定下一任（以及再下一任）天皇这种新的皇位继承方式，将皇位继承的主导权从摄关家手中夺了过来。但这并不是为了打压摄关家，而是在迫切需求强有力的专制权力的时代顺势而为。如果说掌握皇位继承的决定权是院权力根源，那么后三条天皇的让位就可被视作院政开始的标志。不过，后三条天皇于延久五年（1073）五月去世，他的院政和皇位继承构想也就此落空。

白河天皇在其父后三条天皇去世后没有让位给实仁亲王，而是继续当政。应德二年（1085），实仁亲王去世，年仅十五岁。翌年，白河天皇立中宫藤原贤子所生善仁亲王为太子，并在当天让位于善仁亲王（即堀河天皇）。堀河天皇即位后，白河没有马上确定皇太子人选。白河这么做是想让贵族们明白，已故实仁亲王的同母弟辅仁亲王没有皇位继承资格，皇位继承权在堀河天皇未来的皇子手中。这样一来，当初以旁系身份即位的白河便拥有了直系皇统的资格。而让藤原师实的养女贤子生的善仁亲王继位，也表明白河与摄关家是同盟关系。

嘉承二年（1107）七月，堀河天皇以在位之身驾崩。白河对外隐瞒了他的死讯，且没有采取本来可以采取的堀河让位的形式，而是亲自下诏让堀河五岁的皇子宗仁亲王继位（即鸟羽天皇）。这种新例既是白河本人的想法，也是关白藤原忠实所希望的。即位诏书还明确规定由藤原忠实任摄政。虽说由外戚担任摄政是惯例，但鸟羽的生母苡子是白河母亲茂子的兄弟藤原实季之女，她没有被摄关家收为养女。因此，此时的外戚不是摄关家，而是公季一支。

据说在鸟羽天皇即位之际，外戚藤原公实曾觊觎摄政之位。为消除这种不安定因素，藤原忠实以受白河任命的形式就任摄政，开了摄关家在与外戚无关的情况下担任摄政的先例，以门第的形式确立了摄关家的地位。而白河也无意让外戚与摄关家对抗。

白河本想让藤原忠实的女儿藤原泰子嫁给鸟羽，让藤原公实的女儿、白河的养女藤原璋子嫁给藤原忠实的儿子藤原忠通，但忠实多次将婚期推后，白河很不高兴，最终让璋子嫁给了鸟羽。元永二年（1119）五月，璋子生下显仁亲王。但同年秋，鸟羽却请求让泰子进宫。原来，鸟羽与忠实一直在秘密策划让泰子进宫，白河对此大为光火，于保安元年（1120）十一月突然禁止忠实内览，并责令其蛰居（闭门反省的刑罚）宇治。白河至死也没有解除忠实的幽禁，临终还留下不准泰子进宫的遗言。尽管如此，白河对忠实的冷遇也并非要打压摄关家。其后藤原忠通继任关白，摄关家系也没有变动。

那么，白河并未敌视摄关家，为何又对忠实疾言厉色呢？对白河来说，显仁亲王当然是唯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鸟羽试图安插泰子进宫，就是在反抗祖父白河的方针。白河意欲通过幽禁忠实来迫使鸟羽屈服，而在忠实受罚后，鸟羽也果真屈从于白河。保安四年（1123），白河让显仁亲王即位（崇德天皇）；大治四年（1129），又让忠通之女藤原圣子嫁给崇德。同年，白河实现了自己的皇位继承计划，结束了动荡的一生。这是自后冷泉天皇的中宫宽子之后，八十年来第一次由摄关的女儿入主中宫。传说鸟羽称崇德为“叔父子”（叔父的尊称），以示疏远[7]，与其说这是因为崇德是白河的儿子（真伪未知），不如说是因为崇德是白河指定的直系。

白河让堀河以外的男性子孙在幼年时就出家，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皇位继承资格。他对堀河的男性子嗣（除鸟羽外两人出家）、鸟羽的男性子嗣（亲王仅有璋子所生的五人，其余全部出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使自己的子孙中每代仅有一名皇位继承人，从而成功创造出“白河——堀河——鸟羽——崇德”这样父子相承的直系皇统。院权力的根源就在于能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每一代皇位继承人。院凭借皇位继承决定权使摄关、公卿及贵族全部臣服于自己，集专制权力于一身。与此同时，院的这种专制权力在调停庄园与公领的纷争、寺院间的纷争，抑制因统治阶层分裂而导致王朝国家崩溃方面也是必要的。

院对“国家大事”的裁决

院政时代，当公卿们在皇位继承问题、伊势大神宫及石清水八幡宫相关事宜以及寺院和神社强诉、除目、叛乱等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会将其作为“朝家大事”“天下大事”“国家大事”严肃对待，交给院裁定。在摄关政治时代，同样的问题是由摄政或关白以公卿议定意见为基础向天皇提出建议，然后由天皇裁定的。坂本赏三认为，院政就是院代替天皇裁定“国家大事”的政治体制。最高权力院在掌握皇位继承权的同时，也掌握了“国家大事”的裁定权。下面就让我们以藤原宗忠的《中右记》为核心，考察“国家大事”的裁定程序。

宽治元年（1087，也即白河让位给堀河的第二年）十二月，宇佐宫神人蜂拥至院御所，强诉大宰大贰[8]藤原实政向神轿[9]放箭，要求将其流放。翌年二月以后，摄政藤原师实多次主持召开阵定，十一月三十日，陪同白河登临比叡山的公卿们刚一下山便立刻入宫，召开阵定，这是因为在登山时便接到了白河的命令。虽然会议中公卿的意见分歧较大，但会后马上就决定将实政发配伊豆。白河对开了一年都没有结论的阵定感到失望，所以才自行做出这种突然的决定。

其次，在藤原师通担任关白的第二年，也即嘉保二年（1095）十月，延历寺僧众因美浓守源义纲在停废新立庄园的纷争中射杀山僧，准备抬神轿进京强诉。首次面对被搬动的神轿，前关白藤原师实、现任关白藤原师通及其下一众公卿于二十三日在内里殿上举行议定，决定派遣检非违使与在京武士阻止僧众进京，且无须畏惧神轿，表现出强硬态度。从日后坊间风传的藤原师通因日吉山王权现[10]降灾而暴毙一事可知，做出决定的是藤原师通。然而当天早上，白河曾匆忙从鸟羽殿（京城南郊的离宫）来到京内的闲院御所，藏人弁[11]平时范作为御使也曾数次往返于内里与院御所之间，可见藤原师通是在与院进行商议后、按照院的命令采取强硬态度的。

传说藤原师通为人刚直，甚至有逸闻说他曾扬言：“在退位的天皇御所门前停车以示敬意，有这个必要吗？”（《今镜》，万寿二年［1025］至嘉应二年［1170］的历史物语。）很多人据此认为白河院与堀河天皇、关白师通间的关系不太融洽，或者关白反对院的政治干涉，推行由摄关主导的政治。但我们不应从对立的角度看待院与天皇、摄关间的关系。无论是在庄园整顿政策还是寺社强诉对策上，两者都不存在对立，在皇位继承方面也没有对立。只要日常的仪式与政务能在堀河天皇与关白师通的配合下顺利进行，白河院便不加干涉（参照今正秀著述）。

再次，天永三年（1112）十月九日，在就鸟羽天皇的元服仪式（男子成人仪式）举行阵定时，主管大臣将众人关于举办时间（正月）、演奏音乐等方面的意见汇总后奏报给白河院。院表示元服仪式是“朝廷大事”，具体事宜应由院御所决定，于是召集摄政藤原忠实及其下公卿至院御所，向公卿征求关于仪式时间、会场、需用物品准备、仪式程序、负责人等事宜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就这样，院在决定“国家大事”时，召集公卿至院御所议事的方式逐渐固定下来。

《山法师强诉图屏风》描绘的延历寺僧徒强诉　（滋贺县立琵琶湖文化馆藏）

如前文所述，白河院虽自让位以来一直掌握“国家大事”的最终决定权，但并未独断专行、肆意妄为，而是与摄关反复协商、召开公卿议定、听取建议后再做决断，摄关以下众公卿则遵从院的决定。像前文提及的藤原赖通时代，天皇与摄关互相推诿、抗拒公卿审议之类的现象已经消失。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审议“国家大事”的公卿议定，由白河院政初期的阵定，经过堀河天皇时期的御前定、殿上定，至鸟羽天皇即位时变成了院御所议定。而参加审议的成员也从仅限于除摄关之外的现任公卿，变成包括摄关、前摄关、前任公卿在内的少数有能力的公卿（参照桥本义彦、美川圭著述）。话说回来，所谓阵定就是要先确定“上卿”（议长），然后由外记召集公卿，在服装（身穿束带的朝服正装）、座次、发言顺序、发言记录等诸多规矩的限制之下，由摄关内览之后再上奏。殿上定也与之相仿，敕使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内里与院御所之间。与之相对，举行院御所议定时，参加者可着便装（直衣），仅限包括摄关在内有能力的公卿出席，大家围绕着院，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院本人也参与其中。以这种实质性的审议为基础，院逐渐形成自己的想法，然后做出最终决断。可以说，鸟羽天皇即位后院御所议定次数增加，是白河院为了直接裁断“国家大事”而将公卿议定改组成了直属于自己的会议。

第三节　院政的权力结构

由院近臣到国家机构

院创造出被称作“院近臣”的宠臣集团，作为手足支撑着院的专制权力。近臣们分别担任院司（别当、判官代）或殿上人、院北面（防卫院御所的北面武士），在院身边侍奉。根据不同的才能、职能和身份，这些人或担任院的政治幕僚，或操持院的日常生活，或负责联络天皇、摄关、贵族、官司、寺院、神社，或在院厅制作、保管文书，或管理院的直属庄园，或在院御所北面值守。他们大多是“富裕的受领”“贫穷但喜欢政治的博士（讲授经书的教官）、没落的贵族、来历不明的谋略家、因未能发达而愤懑不平之人、身世不明的僧侣以及受摄关政治压迫的中下级贵族”，“随着院政时代的开始，急速出现于政治舞台，掌握权力，成为同时代人憎恶或艳羡的对象”（参照石母田正著述）。下文将在桥本义彦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河院政时期的近臣进行考察。

近臣中也有包括外戚家族在内的上层贵族。堀河的生母藤原贤子之父源显房在白河在位时已晋升右大臣，在堀河即位后更作为其外祖父掌握权柄，他的儿子源雅实、源雅俊、源显雅，孙子源显通、源雅定也先后位列公卿。白河的生母藤原茂子之兄，也即鸟羽的生母藤原苡子之父藤原实季，及其子崇德与后白河生母藤原璋子之父藤原公实，也都官至大纳言，威势耀人。官至大纳言、自后三条天皇以来始终担任院近臣的源俊明，据传是一位刚正之人，拥有许多逸闻，包括劝谏因中宫藤原贤子去世而悲叹不已、不理朝政的白河天皇，以及促使藤原公实打消出任摄政的念头，等等。藤原赖通的异母弟藤原赖宗之孙藤原宗通，自幼受白河院宠信，每逢叙位任官都超出众人，最终官至权大纳言。保安二年（1120）他去世时，被评价为“万般事宜，上皇皆与之商议，天下权威，集其一身，家资殷实，子孙繁荣”（《中右记》）。

这些有才能的学者、实务官僚在历任藏人、弁等官职后，最终晋升公卿，成为天皇或院的近臣。其中包括自后三条天皇当政时就被重用的大江匡房和藤原为房。当时的著名学者之一大江匡房在堀河天皇在位时晋升至权中纳言，藤原为房则在鸟羽天皇在位时晋升为参议。藤原为房的次子藤原显隆先是担任白河院藏人，后来又在十七岁时成了堀河朝的藏人，二十八岁时晋升为右少弁，“惊人耳目”，到了鸟羽天皇时又成为藏人头、右大弁，最终于保安三年（1122）升任参议、中纳言。藤原宗忠评价他说：“（保安元年十一月，关白藤原忠实下台后）天下政务皆在其一言，威震天下，兼任白河院与女院（待贤门院璋子）之执行别当，知天下事，富甲四海。”（《中右记》）又因其每夜向院上奏，且皆被听取，被称作“夜关白”（《今镜》）。

院将上述上层贵族、实务官员一系的近臣任命为公卿、弁、藏人，掌握了政府中枢。源俊明、大江匡房、藤原为房等有能力的近臣公卿领导公卿议定，而院则通过他们掌控公卿议定。另外，藤原显隆等人因得院宠信，年少时便成为藏人，后又升至弁、藏人头。在这一过程中，藤原显隆等人不仅掌握了实务能力，还充当了院与天皇、摄关、太政官（上卿）的沟通桥梁。例如藤原显隆首先作为院司将院的旨意传达给天皇、摄关，然后又作为藏人将天皇的旨意传达给摄关、太政官（上卿），最后作为太政官的弁接受上卿指示，命史（事务官）制作官符、官宣。这样一来，白河院就通过近臣掌控了政府命令的传达通道和政务处理组织。

诸大夫出身的藤原显季原本只能升至四五位，但因是白河院乳母的儿子而受到恩宠，承保二年（1075）被任命为赞岐守之后，历任受领达三十年，积蓄巨量财富，官至正三位。但白河院以其学识不足为由，没有任命其为参议。白河院的宠爱也惠及其子嗣藤原长实、藤原家保。藤原长实没有任职藏人便晋升为参议、权中纳言，被人严厉批评为“从未有无才诸大夫任权中纳言者”（《中右记》）。而藤原家保则被评价为“无双近习（近臣）”（《永昌记》）。堀河天皇乳母的儿子藤原基隆同样历任受领三十六年，官至从三位。有很多诸大夫阶层的在京武士成为北面武士，历任受领。其中，平正盛将伊贺国鞆田村献给了供奉白河院爱女（已故郁芳门院媞子内亲王）的菩提所[12]六条院，因此受到白河院宠爱，被作为对抗源氏的“武家栋梁”培养。白河院的近臣里还有从“宠童”升至卫门尉、检非违使的藤原盛重，幼名为“今犬丸”。

院近臣在年少时获封爵位、被任命为受领后，便靠着“成功”（捐献营建费等费用以获得心仪的官职）反复重任（再任）或相博（更换任职国），将各熟国（收益丰厚的国）当作专座一般轮流执政，积累巨额财富。而院则通过命令这些近臣受领营建御愿寺、殿舍来吸收他们的财富。藤原宗忠提到一些从白河院治世才开始的事情，如“十二三岁任受领，定任（指定任职国）三十余国，本人及三四名子嗣同时任受领，（依仗院权威）不向神社、佛寺缴纳封物，不上缴恒例仪式费用、官物”（《中右记》），全都是针对近臣受领说的。在这些近臣受领统治的地区，庄园、公领的纷争愈演愈烈，封户制度全面崩溃，捐献庄园越来越多。

另外，年轻受领的国务实权一般掌握在其父亲手中。而在院政期，像这样由公卿、近臣掌握实权，其子嗣任受领的“知行国[13]”不断增加。摄关等重臣有时会同时拥有两三个知行国，据说平氏全盛时拥有三十多个知行国。

院宣下的统治和对除目的掌控

院司按照院的决定向相关官员下达命令，即院宣。它虽不能代替天皇诏敕、太政官官符，但可以强制天皇、摄关、太政官、检非违使、寺院、神社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遵从（参照桥本义彦著述）。例如嘉承二年（1107）七月十九日，堀河天皇驾崩，关白忠实依照院宣出任幼帝鸟羽天皇的摄政。接到院宣的大纳言源俊明命中务省内记（起草诏敕的书记官）草拟宣命[14]后，交摄政忠实内览，再经白河院认可，最终由太政官从中务省发布。又如承德二年（1098）十一月，院宣命令尽早完成内里的瓦顶板心泥墙工程，这份院宣由右大弁藤原宗忠转呈给左大臣源俊房，俊房命令宗忠督促负责该工程的受领，而宗忠又命令史下达相关官符和官宣旨。“上卿——弁——史”依照院宣行动，太政官政务处理机构就是这样运转的。

反过来说，天皇、摄关、公卿、官员都依靠院宣的巨大权威来处理政务、举办活动。当活动负责人因为不了解先例而感到为难时，可依据院宣做决断。即便是一些遭人唾骂、不得已的举措，也可以倚仗院宣强行推行；只要拿出院宣，想怠工的公卿、官员也会立刻行动起来；有些近臣受领不愿意偿付活动费用，但只要有院宣也会马上付清。当院突然起意巡幸各地、游山玩水时，公卿、殿上人受院宣召集，慌忙随行。众人因为无论任何事都仰仗院宣，再加上遵循“先例”的价值观已经动摇，结果便丧失了对职务的责任意识，更加强化了院的专制权力。

白河院被评价为“执天下政事五十七年间，不受法律拘束，随心所欲除目叙位”。可见，白河院之所以能随意驱使贵族，是由于掌握了人事权。下面就根据《中右记》来探究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参照玉井力的研究）。

除目前，院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天皇、摄关传达“秘事”（院的任官推荐意见），并就院推举人选与一般候选人之间的协调问题进行反复协商。为此，院近臣作为使者在院御所与内里之间频繁往返。有时摄关也会直接参见院并与其协商。由于需要与内里紧密联络，很多时候院会在除目当天从京城南郊的鸟羽殿移驾至京城内的院御所，除目结束后再回到鸟羽殿。除目的日程或依院的时间安排，或由摄关提出请求，再由院决定。院过目由天皇、摄关提交的拟任命官员名单，确认是否遵照了自己的意愿，最后做出批准。

不过，院无须出席除目仪式。举行仪式时，摄关、公卿齐聚在内里清凉殿天皇御前，按照摄关时代以来的复杂手续和严格规矩举行。但也有例外，如天永二年（1111）秋天的除目，负责草拟任官者名簿的左大弁源重资因得知自己不能担任梦寐以求的大藏卿而提交辞呈，院随即命令由参议藤原为房代为执笔，使除目得以顺利进行。

院随意任官的所谓“秘事”，无视了天皇、摄关、贵族所遵从的论资排辈（腊次）和顺序（巡）等任官规则，令他们困惑、悲叹又愤慨。康和五年（1103）正月五日，白河院唤来藤原宗忠，命他奏报天皇，因当年正值崛河天皇的厄年[15]，所以自己不会在叙位除目中做出“非道”（不合理）的“超越”（无视顺序）举动。换句话说，往年他经常会满不在乎地实行“非道”的“超越”。例如在天仁元年（嘉承三年，1108）正月的除目中，有十五国受领出现调动，其中有七人是院近臣，全被调到“熟国”任职。这令公卿们大吃一惊，宗忠叹道：“此非末法之举乎？”另一方面，也有四位殿上人、实务官员虽然达到了任职受领的资历，但仅仅因为不受院宠信而被派到“最下国”任职。宗忠很同情他们。

像这种近臣优先的叙位除目，一方面可以大胆培养、起用人才，另一方面也破坏了传统的晋升规则。普通贵族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得到自己所期待的晋升，一边羡慕那些“超越”了顺序的近臣得意的样子，一边心想不知何时机会才会轮到自己，或是悲叹得到了不想要的任官。然而，官员们并不知道何时会受到院的恩宠，或是触怒龙颜。不仅近臣如此，普通贵族也总是战战兢兢地观察院的脸色。虽然宗忠对院的随意任官持批判态度，但是在嘉承二年（1107）十月，当自己的儿子藤原宗能被补任为五位藏人时，他还是“伏地拜谢”“上皇的恩情”。院的人事支配导致玩忽职守、消极怠工的现象在贵族间蔓延，助长了对院阿谀奉承、言听计从的风气，贵族社会开始从内部腐坏，院也不得不更加专制。

掌握军事警察权——武士与检非违使

院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王朝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原本是由天皇掌握，以追捕官符、追讨宣旨的形式体现的。但在院政时期，追捕官符、追讨宣旨是根据院的意愿下发的。后三年之役后的宽治元年（1087），源义家在事后请求补发追讨官符，白河院予以拒绝。而康和三年（1101）下发给大宰府的追讨源义亲的宣旨、嘉承二年（1107）下发给平正盛的追讨源义亲的宣旨、保延元年（长承四年，1135）下发给平忠盛的追讨海盗的宣旨，都是以院宣的形式发出的。发不发追讨宣旨，全凭院的政治判断决定。

为防止寺院、神社强诉，院还会利用院宣动员在京武士和检非违使，不论其是否为北面武士。摄关政治时代，天皇、摄关为了大索和守卫内里，会动员在京武士和检非违使，白河院正是继承了这种方式。嘉承二年（1107）十月，风闻延历寺僧徒准备进京，白河院让摄政藤原忠实下令源义纲率军前往阻止。天永四年（1113）四月，延历寺、兴福寺“大众[16]”有进京动向，院命令平正盛、源为义、源光国（院北面，赖光系美浓源氏）等人守卫院御所和内里。另外，为了阻止僧徒进京，白河院又派遣平正盛及其下源平武士、检非违使等前往宇治、西坂本。这是白河院首次不通过检非违使别当而直接动员检非违使，使别当藤原宗忠虽对院越过自己动员检非违使有所不满，却也庆幸于不用为射杀兴福寺僧众担责。从此以后，白河院在阻止僧众进京时都会直接利用院宣动员在京武士、检非违使。

久安三年（1147）七月，鸟羽院为应对延历寺僧徒下山一事，命源氏和平氏的武士每三日轮流在西坂本警戒，并在白河御所举行“武士御览”，检阅、送行出征武士及其郎党集团。第一次武士御览在十八日进行，河内守源季范（院北面，文德源氏），检非违使源光保（同，赖光系）、源近康（同，季范之弟）、源季赖（同，季范之子）、源为义，隐岐守平繁贤（维茂系），前右马助平贞贤（平繁贤之弟）身披甲胄，率郎党行经御前，出院御所北门，经贺茂河原，向西坂本进发，沿路有许多人围观。此后，每逢轮换的第三天都会进行武士御览，一直持续到八月一日。

在宗忠出任使别当的永久二年（1114），《中右记》中记载的全是检非违使的工作，他确实每天都事无巨细地向白河院报告，并等待院宣的裁决，这种情况令人震惊。来看看二月二十五日的记载。

使别当宗忠参见白河院，在陪同院赏花后，通过院近臣、检非违使藤原盛通（藤原盛重之子）向院上奏诸多事宜，并等待院宣裁决。奏报称：“关于前日所报常陆国贡品被盗一事，当如何处置？”院宣回复：“先命三河国逮捕并献上嫌疑人。如不成功，再从使厅派遣使者。”奏报称：“甲斐国贡品被骏河国居民盗取一事，该如何处置？”院宣回复：“同三河之事一样。”奏报称：“法界寺诉恶僧霸占领地，该如何处置？”院宣回复：“此事由院厅重新商议。”奏报称：“最近检非违使于夜间巡逻时多有懈怠，该当如何？”院宣回复：“速速命其勤务。”奏报称：“如何处置淡路国逮捕、献上的恶僧？”院宣回复：“释放。”奏报称：“因梅宫社祢宜所诉强盗为主水司下部（负责杂役的下级职员），召见了主水正（主水司长官）。”院宣表示：“知道了。”

宗忠命令盛通处理以上事宜。盛通则向检非违使厅负责实务的检非违使佐报告，依据院宣制作别当宣和使厅下文，并向相关部门公布。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重复。白河院有时也会因为宗忠连非常细微的事情都要等待自己指示而感到厌烦，于是命令他以别当的判断来裁决。但在那之后，使别当宗忠的院奏和院的裁决也未见减少。无论犯人还是窝藏犯人的本主（其主人院厅、寺院、神社、贵族、武士等），只要没有院宣就不会响应逮捕和引渡命令。关于京城内外上诉至使厅的领地纷争判决书，没有院宣也不能生效。使别当、检非违使厅不凭借院权力便不能有效维护京城内外的治安。

院通过对上至大寺院、神社、贵族，下至院下属职员各阶层大小事宜和纷争的裁决，全面掌握京城内外、贫富贵贱的各种动向，也因此产生了好奇心。之所以历代院都对田乐[17]、今样[18]等庶民艺能抱有强烈兴趣，大概也是因为坊间各种信息都会汇聚到院的耳中。

整顿庄园与进献庄园

很多人认为“因为白河院政时期频繁发布的庄园整顿令，在鸟羽院政期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在鸟羽院政时期，庄园整顿政策已被废止，抑制庄园进献的手段已然消失，庄园数量猛增”。但正如第一节所述，庄园整顿令的目的是为征收造内里役而划分庄园与公领，而不是要否定庄园。因为鸟羽院政时期也在营建内里，所以明显也发布过庄园整顿令（参照诧间直树著述）。庄园整顿与庄园增加并不矛盾，庄园公领的划分也并不仅仅依据庄园整顿令。新任国司凭官符废除新立庄园，确定庄园、公领界线，奠定任期内的税收基础。这种初任检注相当于以一国为单位的庄园整顿令。而太政官围绕新立庄园存废问题的讨论和决议也算是划定公领和私人庄园界线的庄园整顿令。整顿庄园是后期王朝国家的一贯政策。

官方承认的庄园进献案例在整个院政时代不断增加，这是封户制解体带来的结果。在始于11世纪中叶的庄园整顿政策实施过程中，征收封物的程序得以完备，封物的征收情况反而有所好转（参照大石直正、胜山清次著述）。而在一些大寺院，之前已经荒废的堂舍修建工程也急速恢复。实际上，这是大寺院在以确保修建费为口实对抗废除新立庄园的政策，同时也是在向朝廷、国衙要求征收封物的保障（参照今正秀著述）。

但是从11世纪末开始，征缴封物遭遇困境，寺院、神社甚至无力修复破损的堂舍。究其原因，首先是因受领只想承揽法皇御愿寺、院御所的营造工程，以获得晋升，而对征缴封物颇为懈怠。营造御愿寺的受领不但可以免除征缴其他贡品的任务，未完成的部分也可在其成功通过受领功过定而实现重任、迁任后得以免除。

另一个原因是，从国衙、封主处承包征收封物任务的郡司、乡司未上缴封物。封主因此要求朝廷给予补偿，朝廷便将庄园赐给封主作为补偿，或认可在地领主的庄园进献行为。而权门寺社则不只要求朝廷补偿，还让在地领主进献庄园，并对国司施加压力要求免税作为未收到封物的补偿。如果庄园被视为新立庄园遭查封，他们就向朝廷上诉。在财源基础由封户变为庄园的转换过程中，因废除新立庄园问题引发的权门寺社与国衙间的对抗愈演愈烈。

庄园政策的展开与后期王朝国家的局限性

12世纪，庄园整顿政策有了新变化。即便是在供奉皇祖神的伊势大神宫，一直得到国家保障的神户[19]、神封（神社封地）也逐渐转变为御厨（大神宫的庄园被称作御厨）。神人们以加纳的方式将神户田（本免田）周边的公田据为己有，接收在地领主进献的新垦地和世代相传的郡乡，并在东国各地购置广阔的御厨。与此同时，受领则下令废除这些新立御厨，从而导致矛盾加深。

康和三年（1101），朝廷为了限制伊势大神宫扩大御厨，命其自行调查并提交御厨成立年份、范围、田亩数、上交贡品数量的相关报告。伊势大神宫在时隔七年后的嘉承三年（1108）才将报告书提交朝廷，但因不够翔实而被朝廷要求重写。天永二年（1111），大神宫再次提交报告。而在此前不久，白河院仿效延久年间旧例，设记录庄园券契所，起用实务官员、学者等为寄人，命其审查御厨的存废问题。永久三年（1115），审查结果被传达给大神宫。

其后一段时间内，伊势大神宫不再因新立御厨的问题控告受领。尽管被废除的新立御厨数量不小，但因获得批准的御厨作为“往古神领”受到朝廷强力保护，大神宫方面做出了妥协，朝廷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神宫扩张御厨的行为。但是其后，东国在地领主进献御厨的情况仍在继续，如活跃于后三年之役的镰仓权五郎景正所进献的相模国大庭御厨就不断遭到新立与废除，直到天养元年（1144）左右才得到官方承认。

关于大神宫御厨的整顿问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朝廷曾要求大神宫提交年支出明细账簿。朝廷试图将大神宫领有的御厨限制在与其全年总支出相应的程度，但因大神宫表示“实不敢当”、拒绝提交而未能实现。然而，该项政策因后白河天皇于保元元年（1156）发布的保元庄园整顿令而被广泛应用于所有大寺院和神社。也就是说，朝廷想将大寺院、神社的庄园数量削减至与其全年所需经费相配的程度，并固定下来（参照今正秀著述）。虽然该政策已开始实施，却因三年后的平治之乱而失败。

然而，即便这项政策得到了实施，后白河院政，或者说后期王朝国家却没有将庄园领地固定化的能力。因为以加纳方式将出作公田并入庄园、进献公领的主体是在地领主和当地居民，另外，负责停废新立庄园、加纳的也是国衙的在厅官人和郡乡司，也即在地领主。他们以免缴租税、扩张领地为目的的行动才是阻碍庄园与公领固定化的主要因素。但是，后期王朝国家并不具备直接编组在地领主阶层的理论，院权力也只能居中调停庄园、公领的纠纷。

从在地领主的组成来说，庄园公领制是将在地领主纵向分成郡乡司、庄官的理论，这使在地领主阶层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关系，庄园、公领纷争也随之增多。能够全面编组在地领主/在地武士阶层的理论是武家栋梁的军事指挥权，但它只是凭借追讨宣旨产生的临时性、地域性指挥系统，并没有长期制度化而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另外，要想抑制庄园公领间的武力纷争、确立庄园公领制，就需要一个超越庄园与公领、以一国为单位组织起来的监察机构和裁判机构。但后期王朝国家缺乏这样的机构。而新的机构不得不等到镰仓幕府开创守护地头[20]制度才会出现，在那之前还要经历一场席卷全国的长期内战。

佛教政策与强诉

院的基本寺社政策是逐一营建以法胜寺等六胜寺（其他五寺为尊胜寺、最胜寺、圆胜寺、成胜寺、延胜寺）为代表的御愿寺。白河天皇为了振兴佛教倾注了许多心血，他本人甚至出家成为法皇，其后的鸟羽天皇、后白河天皇也纷纷效仿。虽说院的佛教振兴政策中含有对末法时代的恐惧和对以武力对抗寺院、神社强诉之罪的补偿，但我们仍应将该政策视作凌驾于院的个人信仰之上的、院政时代王朝国家的政策。

承历元年（1077）十二月，白河天皇参加洛东白河法胜寺的落成庆典，祈愿“佛法保佑神威与皇统”。白河天皇、阳明门院祯子内亲王（后三条天皇的母亲）、中宫藤原贤子及其下皇族、关白藤原师实及其下公卿殿上人聚集在华丽的堂舍和佛像前，庭中搭建的舞台上和乐屋（供演员准备、休息的后台）里正在上演各种舞乐，三百名僧侣在随风飞舞的四色花瓣中举行庄严又华丽的供养会。寺内，来自京城内外的众多百姓熙熙攘攘，只为一睹新佛寺的风采。在令人目眩的陶醉氛围中，天皇、公卿殿上人、僧侣共同祈愿王法和佛法永远繁荣（《法胜寺供养记》）。

院权力不断在六胜寺创建类似的法会，并为此建立了巨大的院领庄园作为其财源。在伽蓝雄伟的法胜寺金堂中，树立着高达三丈六尺的金色毗庐遮那佛像等密教佛像。讲堂中各宗派僧侣汇聚一堂，诵读一切经（即大藏经、藏经）。阿弥陀堂[21]、法华堂里则举办天台宗佛事。法胜寺俨然成了集奈良佛教、天台宗、密宗、净土宗于一身的“国家宗庙”。检校（总管寺院和神社事务、监督僧尼的官职）、别当、供僧（所属僧侣）等职位不偏向某个特定寺院或宗派，而是平等地从延历寺、园城寺、兴福寺、东寺僧人中选任。承历二年（1078），法胜寺举办大乘会。大乘会与始于后三条天皇时代的圆宗寺法华会（第二节前述）、最胜会一同被称为“北京三会”，与南京三会相抗衡，并成了天台宗僧侣一跃升至僧纲（管理僧人的僧官）的途径。白河天皇想将法胜寺置于所有佛教势力的顶点，以便全面掌控佛教。白河地区耸立着一座高八十二米的九层八角塔，以其雄奇的姿态向京城内外昭示着护持佛法的白河天皇的权威。

院掌握着僧纲以及统辖各寺院的座主、别当的补任权。要成为北京三会、南京三会的讲师，从而晋升为僧纲，必须先以“听众”的身份参加众多法会，以提升自身学识及修养。而要想参加法会，必须接到院和天皇的邀请，也就是所谓“公请”。一旦遭到院的厌恶，公请便会被取消，僧侣最大的愿望——晋升为僧纲或就任为座主、别当就难以实现了。院早就看透了山门与寺门的对立关系和兴福寺内部的派阀争斗，于是试图通过给予公请、行使人事权而将寺院、神社势力置于自己掌控之下（参照平雅行、海老名尚、菅真城著述）。

但是，院掌控的只是“学侣”等上层僧侣，并未能控制堂众等下层僧侣。在寺院强诉时，座主、别当、僧纲、学侣只能在院与堂众间左右为难。寺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所有僧众参加的“满寺（山）集会”（参照黑田俊雄著述）。为了不分彼此，所有参加者以袈裟蒙面（裹头），在讲堂前的广场集合。提案者改变声调，发表演说，细数国司对本寺（或本山）不尊重、不畏神佛等恶行，并呼吁：“若听之任之，佛法、王法将俱灭，岂能不强诉？”群聚的僧徒则回以狂热的怒吼，赞成便高呼“有理！有理！”，反对便高呼“没道理！”（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全共斗”时诸君以毛巾遮面，高喊“没有异议！”“没有道理！”的画面）。最终，若意见统一，便齐呼：“有理有理！诉讼有理，道理明白，应尽快奏闻！”亢奋的僧众如怒涛一般涌向京城。垄断神佛权威的傲慢心态、通过蒙面和变声匿名所导致的不负责任、在狂热群体中演说产生的陶醉感，这一切使得决议与行动失去了控制，走向极端。虽然座主、别当等领导层僧人劝说众人自制，但无人听取。就这样，满寺（山）集会的下层僧侣从下往上施加压力，决定进行强诉，数千人规模的寺院、神社强诉事件不断上演。

院只能要么答应对方要求，将相关责任人撤职、流放，要么动员武士，以武力阻止僧众进京。这是因为院权力不能完全控制寺院、神社的势力。但是另一方面，寺院、神社也不能摆脱院而独立。无论多么过激，强诉也只是在向朝廷抗议各寺院座主、别当的人事安排，末寺、末社（附属于本寺、本社的小寺院和神社）的人事安排，或者受领停废新立庄园的做法。寺院、神社的强诉并不谋求摆脱院而独立，只是想依附于院权力并从中牟利。

《法然上人绘传》中描绘的延历寺堂众集会　可看到参会者以袈裟蒙面（知恩院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提供图片）

离经叛道与狂热——奢靡与田乐

寺院、神社强诉改变了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歇斯底里的傲慢与颓废的风气在尝到甜头的“南都北岭”（指兴福寺与延历寺）僧徒内部蔓延。一方面，人们因神轿、神木（神社院内附有神灵的树）被移动而胆战心惊；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不信任因个别寺院、神社的世俗利益而被工具化的神佛。而百姓对神佛的不信任也导致了其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贵族惧怕强诉导致“王法、佛法灭亡”，指的就是这种社会状况。

不信任神佛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行事准则的普世性价值观和规范意识已经崩坏。社会各层面、各领域都弥漫着利己主义、短视主义、颓废、消极、浪费、离经叛道的风气。京城内盗窃斗殴成了家常便饭，赌博成风，华丽的奇装异服（奢靡与风流）盛行，人们热衷于祭典、游行和田乐，地方上庄园与公领之争频发，且伴随极端的暴力行为——这些现象都与上述价值观、规范意识的崩坏有关。

在这种对“王法、佛法灭亡”的恐惧中，院修建巨大雄奇、震撼人心的法胜寺九重塔（1075），在六胜寺举办奢华的法会，在御幸、凯旋、防御强诉时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通过种种超出常规、引人注目的活动来彰显权力，安抚内心。上至公卿、院近臣，下至院的仆人，众人在参加贺茂祭等祭礼游行时，都在服饰、法会与布施、宅邸、用品、赠答方面互相攀比。但是，奢靡与风流的作风虽然脱离了秩序，却不是对秩序的破坏。即便是离经叛道的行为，也是以秩序为前提的。朝廷发布禁奢令，命令检非违使进行取缔。然而，奢靡的意义恰恰在于遭受指责、华美的车被毁坏、华美的衣裳被撕裂。引人注目带来爽快感，离经叛道产生刺激感。奢靡打破了常规，令看的人和被看的人双方都产生兴奋感和解放感。而受到院庇护的人更是可以无视非议，堂堂正正地享受奢靡。因此奢靡与风流也是在炫耀因院的宠爱而获得的权势。其极点便是“平氏的荣华”。

于是，狂热与兴奋在强诉、凯旋游行及祭礼上的田乐表演中达到沸点。永长元年（1096）三月，因为内里接触了死秽[22]，所有神佛法事都要延期。眼看临近四月八日的松尾神社祭礼，突然下令暂停一切神佛法事令百姓极为不满。他们借“童谣”散布松尾明神不希望延期的传闻，一边表演田乐，一边参拜松尾神社。五月底，大批近郊农民为参加祇园御灵会，表演着田乐进京。京城百姓也抬出神轿，跳起狮子舞，敲鼓吹笛，与进京的农民汇聚成狂热的潮流。他们参拜石清水、贺茂、松尾、祇园等神社，并在神社门前纵情表演田乐。田乐的队伍还行进到白河院御所，白河院的爱女、喜欢田乐的郁芳门院媞子内亲王兴奋不已。院御所的人，上至白河院本人，下至用人都融入了田乐的欢乐气氛中。藤原忠宗描述道：“十余日间，参加祇园御灵会的民众不分昼夜，连日吹笛打鼓，纵情歌舞，致使道路水泄不通。”（《中右记》）及至七月，连殿上人群体也都沉浸于田乐之中。街道、神社门前、院御所、内里，无论尊卑贵贱，所有人沉溺在了田乐的世界里。然而八月七日，喜爱田乐的郁芳门院媞子内亲王突然去世，年方二十一岁。院、天皇、贵族人心惶惶，都将此事视为政治凶兆，害怕得发抖，田乐也偃旗息鼓。此即世人所谓“永长大田乐”（参照户田芳实著述）。

这种狂躁一时发泄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的不安与不满，通过暂时破坏秩序而获得解放。但是，当宛如热病一般的疯狂结束、兴奋冷却，人们还是要逐渐回归日常生活。对田乐的狂热，既是不安与不满的表现，也是促使人们回归日常的“疫苗”。然而，不安与不满并没有消失，只要有机会仍会爆发。人们暗暗期待着更多的兴奋、更强烈的狂热——这种心态就这样诞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元、平治之乱就是制造恐慌与兴奋的“表演”。

第四节　院政之下的源氏与平氏

利用源氏

早在后三年之役之前，白河天皇就开始充分利用“武家栋梁”源义家的武力。永保元年（1081）十月，白河天皇行幸石清水和贺茂时，无官位的前下野守源义家以为关白开路为名，率领数十骑武装郎党陪同；十二月行幸春日社时，又率领百名郎党携弓箭、披甲胄加入行列。白河天皇这种如同阅兵式一般的行幸，被贵族们叹息着评价为“稀世之事”“末法之举”。

然而这一年，也是寺社强诉与战事不断的一年。白河让义家的武装军团陪同行幸，就是想通过阅兵式昭告天下，自己拥有足以应对寺社强诉的强大军事力量。白河期待源义家能扮演天皇亲卫队队长的角色，但义家并不想成为白河的近臣。看透了这一点的白河，在让位后的宽治元年（1087）十二月将后三年之役认定为私合战，没有给予源义家任何奖赏；不仅如此，直到嘉承元年（1106）七月义家去世，始终没有授予其官位。这是为防止义家武家栋梁壮大势力而有意识采取的措施。

另一方面，后三年之役时，此前一直隐藏在兄长义家的阴影之下、不起眼的源义纲正好身在京都，他想要取代兄长，走上政治舞台。白河院意识到义纲有可能成为对抗源义家的棋子，于是在宽治五年（1091）六月，趁着义家与义纲都在京都且关系紧张、一触即发之时，便故意下令禁止义家郎党进京、禁止向源义家进献庄园，而对源义纲则没有任何处罚（第四章第三节前述）。不过，源义纲也不是院近臣。

嘉保元年（宽治八年，1094）三月，陆奥守源义纲追讨火烧出羽前国司官邸、盗窃财物的平师妙等人，并仿效前九年之役时源赖义的做法，率二百郎党凯旋。沿路人群、车马熙熙攘攘，街道上弥漫着狂热的气氛。作为追捕犯人的奖赏，源义纲当日获封从四位上。可实际上，追讨时义纲本人并没有离京，而且与前九年之役、后三年之役比起来，这不过是场小战役。

尽管如此，白河院依然想将源义纲塑造成英雄，令其在京城百姓面前大展神威，以取代源义家，并昭告天下，边境的和平是由院权力维持的。源义纲获得了可与源义家媲美的实力和赞誉后，白河院又立即让他意识到义家的重要性。承德二年（1098），白河院强行封源义家为正四位下，并提拔其为殿上人。不过，十年的无官岁月实在是太长了，源义家与坂东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已经大为松动。

康和三年（1101），大宰府控告源义家嫡子、对马守源义亲在大宰府辖区胡作非为，起因是源义亲介入了国衙与筥崎宫名下庄园的纷争。通常，朝廷不会针对国衙与庄园间的武力纷争下发追讨官符，但白河院考虑到一旦事态严重将无法收拾，于是下令派遣追讨使。如果东国武士的栋梁——源义家的继承人将大宰府官员和管内诸国在厅官人等武士都吸收为随从，源氏的威胁就会愈发强大。但不知是否因为源义家求情，追讨使并未实际出动，朝廷转而命令义家召唤义亲，于是义家派郎党藤原资通与太政官召唤使（官使）共同前往。

然而，不知藤原资通发什么疯，竟然杀害了这名官使，导致源义亲最终被发配隐岐。另外，嘉承元年（1106）六月，源义家三子义国与义家之弟义光在常陆国爆发战争，朝廷又命源义家传唤义国。一个月后，义家在对家族未来的担忧中离世。义家去世时，藤原宗忠评价他为：“武威满天下，实乃大将军。”（《中右记》）嘉承二年（1107），被发配到隐岐的源义亲杀害了出云国目代，恐怕是因其再次插手了庄园与公领间的纷争。十二月，白河院派因幡守平正盛前往追讨。完成任务后，正盛于翌年正月、在豪华的凯旋队伍中回京。这是他作为新武家栋梁的初次登场，而授意者正是白河院。另外，在派遣正盛的两个月前，白河院因风闻延历寺僧徒打算进京而派源义纲进行防御，那之后便再也没有起用过义纲。平正盛的登场使源义纲失去了利用价值。

院政时期的源氏谱系略图

打压源氏

天仁二年（1109）二月源义亲遭流放后，源义家的继承人检非违使源义忠被人杀害。身在左大臣源俊房宅邸中的源重实（满正系源氏，或为源俊房家臣）被当作嫌疑人带走。之后，检非违使源重时（源重实之弟）袭击源义纲宅邸，斩杀了被其视作嫌疑人同伙的义纲三子源义明。愤怒的源义纲带着五个儿子离京，试图逃往东国。但白河院命令源为义前往追捕，义纲在近江国甲贺郡出家后投降，五个儿子全部自尽。源义纲被发配至佐渡，后来在当地被暗杀。白河院因此事命人包围了左大臣源俊房的官邸，还让卫府官员守卫内里，摆出十分夸张的阵势。

翌年天永元年（1110），发生了诅咒鸟羽天皇的事件。永久元年（1113），有匿名信称辅仁亲王的护持僧仁宽（源俊房之子）企图暗杀天皇。源俊房一家因连坐而失势。这一系列阴谋都是白河院为防备辅仁亲王而设计的。白河院还想以同样的手法将源义忠暗杀事件栽赃给支持辅仁亲王的势力（该势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定其谋反罪。而源义纲一族虽被白河院和摄关培养成源义家的竞争对手，最后却成了阴谋的牺牲品，遭到灭族。

源义忠被暗杀后，继承源义家家督之位的是源义亲十四岁的嫡子源为义。源为义因追捕源义纲有功而晋升为左卫门少尉，源义家嫡系勉强得以延续。源赖信、源赖义、源义家三代人功高震主，对白河院和鸟羽院来说，有实力将东国武士收入麾下的源为义既是威胁，又是必不可少的后盾。源为义与北面武士一起陪同鸟羽院巡幸、参加祭祀，发生延历寺、兴福寺强诉时，又与平正盛、平忠盛、源光国等北面武士及检非违使一同出动，除此之外，还要作为检非违使参与追捕犯人。

即便如此，院依然要打压源为义。为义被任命为检非违使是在保安五年（1124）左右，获封从五位下则是在久安六年（1150）前后，那时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同年龄的平忠盛、同族的源氏以及郎党出身的源重实、源重时兄弟等人都轻松当上检非违使，获得官位，成为受领，将为义远远甩在身后。与之相对，为义却多次遭受院的责难，反复辞职、被撤官，一生从未担任受领。虽然在保延元年（长承四年，1135）四月围绕海盗追讨召开的公卿议定上，源为义的名字被提上候补追讨使的名单，但因鸟羽院反对而最终确定了平忠盛。如果让源为义担任受领，其郎党集团必定士气大增。而若命其补任为海盗追讨使，西国武士势必争相投靠。于是，出于畏惧，院想将为义困在京城。

保延五年（1139），高野山大传法院的觉鑁法师与金刚峰寺的矛盾激化，源为义恰在此时成为觉鑁家臣，并打算通过深受鸟羽院信任的觉鑁来接近院和前关白藤原忠实，其后又成为前关白忠实的家臣。同年八月，在忠实的美言下，源为义次子源义贤被提拔为东宫体仁亲王（后来的近卫天皇）的“带刀先生”（亲兵卫队队长）。从那以后，为义效忠于忠实，终于在久安二年（1146）再次担任检非违使，获封五位。但是在仁平二年（1152），因遭使别当上告，源为义再次受到鸟羽院责难。久寿元年（1154），终因未召唤在大宰府辖区内胡作非为的八男为朝而被解职。

与之相对，源为义嫡子源义朝可以算是院近臣（参照上横手雅敬著述）。源义朝娶了鸟羽院乳母悦子（藤原显隆之妻）的堂兄弟、院近臣热田大宫司藤原季范的女儿（源赖朝之母）为妻。由于这层关系，源义朝成为鸟羽院和待贤门院（藤原璋子，后白河天皇的母亲）的亲信。仁平三年（1153），三十一岁的源义朝获封从五位下，任下野守。与此同时，源义朝取代源为义成为源氏新家督。院终于成功地驯服了源氏。

如上所述，院政时代恰如源氏的“寒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武家栋梁”源氏拥有巨大的郎党组织，而这令院感到了潜在的威胁。

源义家的遗产

虽然源为义从未担任受领，是一名贫穷的检非违使，但他在许多地方都拥有郎党，其中可查证的就有下野、安房、武藏、信浓、美浓、河内、近江、但马、丹波等国。他们频繁往来于源为义位于京城的宅邸和各地方。源为义与东国武士的关系，正如慈圆在《愚管抄》中所说：“自源赖义、源义家起，东国无人不服从源为义”，源赖信、源赖义、源义家三代人建立起的主从关系，作为遗产传到了源为义手中。

源氏赖光一支（摄津源氏）、赖亲一支（大和源氏）、满正一支（也称满政）以及伊势平氏[23]、文德源氏这些在京武士虽然成了检非违使或者受领，但他们在根据地、任职国或者通过在京供职建立起的郎党组织都非常弱小，与经过激烈战斗形成的源赖义、源义家的郎党组织有天壤之别。因此无论他们拥有多高的官位，都无法蜕变为“武家栋梁”。

比起源义家，院对源为义更加冷淡。而对为义来说，他此生的任务就是要防止义家建立起来的郎党组织崩坏，并维系它。但是，源为义既没能担任受领以供养郎党，也未能担任追讨使为郎党谋得功勋。于是，为义便将他们介绍给摄关家、公卿、高僧做庄官或家臣，或让在京武士雇用他们，以此来保护自己无力供养的郎党。此外，源为义屡次拒绝召唤遭控告的郎党，窝藏畏罪投奔自己的郎党，还宣称被使厅释放的其他在京武士郎党是自己的郎党，借此将他们收入门下。为了维护主从关系，为义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从十四岁起，至四十岁辞任左卫门尉为止，源为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京城，所以他在东国的势力就被源义家的庶系蚕食掉了。后三年之役中曾帮助过兄长源义家的源义光，在战后开始向陆奥地区南部、常陆国北部扩张，并于嘉承元年（1106）与常陆平氏的平重干等人联手，在常陆国与源义家三子源义国开战。源义光让长子源义业迎娶平重干次子平清干的女儿为妻。平清干的儿子平昌义成人后将常陆国佐竹乡作为领地，自称佐竹氏。平昌义的儿子平隆义、孙子平秀义日后对举兵后的源赖朝构成威胁。源赖信以后作为源氏郎党的常陆平氏与源义光一系合流，从源义家嫡系中脱离。

源义国（新田、足利氏之祖）继承了源义家在担任下野守时获得的势力范围，向下野、上野两国扩张，永久二年（1114），因受命召唤秀乡系的足利家纲至使厅一事与侄子为义发生争执。虽然源义国视秀乡系足利氏为郎党，但后者因其侵害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不满，转而成为为义的郎党。在保元之乱中，足利家纲的儿子足利俊纲追随源义朝。源义国在天承元年（1131）以前便住在京城，获封从五位下，负责陪同鸟羽院巡幸、防止延历寺僧徒进京强诉等工作。久安六年（1150），为了报复侮辱自己的右大将藤原实能的随从，他火烧藤原实能宅邸，受到敕勘（天皇的训斥），蛰居于下野国足利官邸。其嫡子源义康（源姓足利氏之祖）成为检非违使、鸟羽院北面武士，在后来的保元之乱中作为与平清盛、源义朝齐名的部将，率百骑攻打崇德院御所白河北殿。

上野、下野两国的很多在地武士就这样成了源义国的随从。常陆平氏与源义光联合，而源为义则将源赖义以来的据点——相模国镰仓馆让给自己的长子源义朝，令其掌控关东南部的郎党。

天养元年（1144）前后，定居镰仓的源义朝以隶属于大庭御厨的鹄沼乡在镰仓郡为由，要求当地百姓服从自己。大庭御厨是源义家郎党镰仓权五郎景正（活跃于后三年之役）在征得开垦许可后向伊势大神宫进献的新立御厨。当时担任御厨下司的是景正的子孙大庭景宗。

九月，源义朝郎党清原安行与在厅官人以奉留守所目代命令征税为借口，闯入御厨内对神人施加暴行。十月，目代源赖清、在厅官人携废除新立庄园的官符，清原安行代表源义朝指挥三浦义次、三浦义明父子率一千多名士兵强行闯入各乡进行初任检注，废除御厨。大概正是畏惧于这突如其来的军事压力，大庭景宗才献上名簿，做了源义朝的郎党。保元之乱时，大庭景宗的儿子大庭景义、大庭景亲兄弟也作为义朝郎党活跃在战场上。如此这般，源义朝通过支持国司初任检注，为其郎党创造了确保领地和收益的机会。反之，义朝也会对国衙施加压力以支持被国司夺去领地的郎党，从而维护和扩大了坂东郎党组织。

之后，在久安元年（1145）左右，源义朝将镰仓官邸让给了长子源义平并进京。在得知义朝成功掌控了坂东南部郎党的消息后，源为义为了重新掌控被源义国、源义光夺走的坂东北部郎党，于仁平三年（1153）将次子源义贤（木曾的源义仲之父）送至上野国。源义贤娶了在武藏国颇有影响力的在厅官人秩父重隆的女儿为妻，在当地扩张势力。受源义国、源义康压迫的秀乡系足利氏大概也归顺了源义贤。另一方面，源义朝将妻子（热田大宫司的女儿）的侄女许配给下野的足利义康，又让长子源义平迎娶了上野的新田义重（足利义康之兄）的女儿，在坂东北部扩张势力。

这样一来，源为义（源义贤）和源义朝（源义平）的两股势力便有了接触。久寿二年（1155）八月，源义贤在武藏国大藏馆遭源义平突袭，与秩父重隆一同战死。源为义在坂东北部的郎党大概就是在此时改弦易辙，成了源义朝郎党的。为义因义朝、义平父子摆脱自己的掌控、采取敌对行为而深受打击。而与兄长义贤订立了父子盟约的源赖贤，为追讨敌人来到信浓国，夺取了鸟羽院领内的庄园。于是在十月，鸟羽院向义朝下达了讨伐赖贤的院宣，将其派往信浓国。因为接近鸟羽院，义朝被院当作了对抗其父为义的一枚棋子。

不过，尽管源为义、源义朝父子像这样形成了对立之势，但源赖义、源义家在坂东建立起来的郎党组织却因二人的努力而免于解体。保元之乱中源义朝军队的构成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院近臣平氏

另一方面，植根于伊势国、以平维衡（平贞盛之子）为始祖的伊势平氏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以下部分大多参考高桥昌明的研究）。平维衡历任诸国受领，最终获封四位，是代表一条皇朝的在京武士。因为与平致赖发生战事而受到移籍的处罚。之后，其长子平正辅与平致赖之子平致经再次发生战事，虽最终免于受罚，但已不能继续担任在京武士。因此，正辅之弟平正度一支成了伊势平氏的嫡系。而关于平正度，我们仅能得知他曾担任越前守。正度的子孙平维盛、平季衡、平正衡等人在11世纪下半叶，历任检非违使而成为受领，曾被动员参与防御南都北岭强诉。如上所述，虽然平正度、平正衡两代人与源氏诸系以及其他贞盛系同为诸大夫中的在京武士，但其光芒始终被平定奥羽战乱的英雄——源赖义、源义家所掩盖。

平正衡的长子平正盛因受白河院恩宠而成为北面武士，伊势平氏由此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在那之前，正盛由于当过受领郎党而被视为无名的乡下武士，但他在按顺序等待受领之位的时候成了院近臣加贺守藤原为房的郎党，并因此赚了很多钱，所以并不是十分落魄。正盛同其父祖一样，都是不甚出众的在京武士。

宽治六年（1092）九月，正盛作为郎党侍奉的藤原为房因遭日吉社控告而被流放至阿波国，翌年得赦免归京，又一年，正盛被任命为隐岐守。或许正因正盛在加贺国期间受到藤原为房的信赖，所以才得到举荐、被任命为隐岐守。永长二年（1097），也是正盛任隐岐守最后一年的八月，大约是在为房的斡旋下，正盛将伊贺国鞆田村、山田村内的二十町私人领地进献给了六条院（白河院之女媞子内亲王）。而作为回报，翌年正月，正盛通过受领功过定，被任命为若狭守。以这次进献为开端，正盛得到白河院的宠信而成为北面武士，因追讨源义亲、成功营建石清水八幡宫大塔、莲华藏院等功绩而不断重任、迁任，历任诸国受领，位至从四位下。天仁三年（1110），正盛在六波罗建起有两座佛塔的豪华阿弥陀堂，以展示其财力，并在院御幸时提供这座庙堂，还在堂内为院的宠姬祇园女御[24]供养一切经，以博得院的欢心。

平正盛的嫡子平忠盛也作为北面武士侍奉白河院，同时又作为院司参与院中庶务。历任左卫门尉、检非违使的平忠盛在天永四年（1113）因追捕犯人获得奖赏，十八岁便获封从五位下。在担任检非违使时，平忠盛充当院与使别当之间传信人的角色。在大治四年（1129）七月白河院的葬礼上，忠盛作为院司承担起各项任务，因而受到鸟羽院的宠信，担任北面武士和院别当。久安四年（1148），忠盛升任执事别当，成为院厅庶务的中枢人物。历经白河、鸟羽两代院政，忠盛从伯耆守做起，凭借成功营建白河北殿等功绩不断重任、迁任，历任诸国受领，积聚巨额财富。大治四年，获封从四位上。翌年，获封正四位下。长承元年（天承二年，1132），受鸟羽院宠信而成为内里殿上人。藤原宗忠在日记中说：“（此乃）前所未有之事”（《中右记》），《平家物语》则说，殿上人因妒忌忠盛平步青云而计划在丰明节会[25]的夜晚偷袭他。忠盛以富裕的受领之身兼任内藏头，进而又成为刑部卿，但在即将成为公卿时，却于仁平三年（1153）正月去世了。大治四年，年仅十二岁的嫡子清盛作为宠臣之子叙爵，被任命为左兵卫佐，小小年纪便步入贵族社会，凭借父亲的功绩一路晋升。

伊势平氏谱系略图

在院的导演下成为“武家栋梁”

平正盛、平忠盛父子蒙白河院、鸟羽院宠爱，与其他院近臣受领一样历任熟国受领，将巨额财富用于资助院营造寺庙和佛像，尽忠尽责。不过，院扶植正盛、忠盛的理由不仅如此。白河、鸟羽两代院都不喜欢桀骜不驯的“武家栋梁”源义家一门，于是看上了势力范围仅限于伊势和伊贺的弱小在京武士平氏，想将其培植为忠于院的“武家栋梁”。白河院一直在寻找让平正盛华丽亮相的机会。嘉承二年（1107），机会来临，就是前文中的源义亲追讨行动。天仁元年（嘉承三年，1108）正月，白河院接到追讨使因幡守平正盛已讨伐源义亲、准备携首级进京的报告，没等正盛进京便任命他为熟国但马守。二十九日的凯旋游行十分华丽，院有意识地模仿了前九年之役时源赖义的例子。五名下人举着源义亲的首级，肩扛大刀的四五十名步兵分列左右，接着便是追讨使正盛，一名骑马的降服者紧随其后，最后是二百骑刀光闪闪的马上郎党。队伍在鸟羽殿接受了白河院的检阅，然后进京。首级被移交给检非违使，悬挂在狱门前示众。前来围观的车马、人群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久违的游行令他们狂热，平正盛的英姿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追讨源义亲，正是白河院为了塑造平正盛新英雄的形象而导演的一场“政治秀”。

但是，京城的人们对轻易讨伐义亲一事感到怀疑，不久各地出现了自称源义亲的人。在追讨源义亲的十年后，永久五年（1117），一名流浪法师自称为源义亲；保安四年（1123），前下总守源仲正（源赖光曾孙、源赖政之父）带着一名自称义亲的人进京；大治四年（1129）九月，又有一名自称是源义亲的人从坂东进京。鸟羽院让自称为义亲的人寄宿在前关白藤原忠实的宅邸鸭院，多次令他们与义亲的原配妻子和义亲的旧识贵族们见面，但始终难辨真伪。再加上坊间风传一名源义家的随从曾在熊野山中与义亲偶遇并交谈，很多贵族都相信义亲还活着。

翌年八月，又一名“源义亲”现身近江国大津。十月，两名“源义亲”在检非违使源光信（赖光系，源光保的兄长）的宅邸门前发生打斗。众目睽睽之下，鸭院的义亲制服了大津的义亲，因而声名大噪。源光信被发生于自家门前的打斗激怒，于十一月夜袭了鸭院的义亲，将其连带十数名随从一同斩杀。第二天清晨，黑压压的人群围聚在凶杀现场，流言满天飞。鸟羽院马上召集公卿议定，流放了源光信。最觉脸上无光的是平忠盛。鸭院的义亲被暗杀，他首先遭到怀疑，于是愤而扬言要找出真凶。对忠盛来说，鸟羽院对义亲的重视是一种耻辱。鸭院的义亲恐怕正是本人，而平正盛的义亲追讨不过是一场戏，至少很多贵族都这样相信。无论如何，义亲的死确实让忠盛松了口气。

不战的栋梁与西国武士间的纽带

伊势平氏虽然在白河院的推动下登上了政治舞台，但要想蜕变为真正的“武家栋梁”，还需要积累实际的战绩。白河院将曾经由源义家、源义纲承担的防御寺社强诉的任务，转交给平正盛、平忠盛。元永二年（1119），白河院命令正盛追讨监禁了仁和寺领地藤津庄庄司的平直澄，于是正盛派遣郎党讨伐了直澄。针对庄园的内部纠纷下发追讨命令已经算是特例，而十二月正盛率百名西海、南海名士（有名的武士）凯旋则更显异样。作为奖赏，正盛获封从四位下。但真正让正盛、忠盛成长为比肩源氏的武家栋梁的契机，还是由白河院、鸟羽院交给二人的海盗追讨行动。

院政时期，在濑户内海地区，石清水神人、祇园神人以庄园年贡为本金，广泛地进行出举（放高利贷）活动，上至权贵家族、国司，下至普通百姓。有时，他们还会强行登上国衙、庄园的运京船，强迫对方签订不平等的债务合同。而负责抓捕这些海盗并引渡给检非违使的也是大寺院和神社。有实力的寺院、神社在濑户内海沿岸拥有港湾庄园，利用武装僧徒和神人保护自己的海运通道，相互间形成竞争关系。保延元年（1135），在鸟羽院的示意下，忠盛被任命为海盗追讨使，抓捕了二十六名海盗后凯旋，俘虏被移交给检非违使。人们传说，大多数俘虏似乎只因不是忠盛的郎党就遭到逮捕。在这次追讨行动后，忠盛长子平清盛获封从四位下。鸟羽院的目的在于通过凯旋游行宣扬忠盛的武家栋梁地位，令其升迁并吸收西国武士为郎党；同时切断有实力的寺社通过港湾庄园和神人控制的海运通道，并利用平氏掌控濑户内海。

就这样，受追讨使的军事指挥权动员，许多西国武士成了平正盛、平忠盛的郎党。但是，无论这场戏编排得多么精彩，终究未发生过战斗。实际上，正盛与忠盛既未能讨伐义亲，所谓的海盗也只是不服从忠盛的人。而且，正盛、忠盛始终身在京城，多数情况下，追讨任务是由其郎党执行的。

平清盛虽然凭借父亲的功勋加官晋爵，但也没有实际参加过追捕海盗的行动。从未带头参战的正盛、忠盛、清盛与只因不想被视为海盗才臣服的西国武士之间，不可能产生源氏与东国武士那样的情谊。后者的主从关系是在长久的激战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生死与共，创造了神话。而西国武士只是出于现实的考量才成为平氏三代的郎党。源义朝的军队由诸国郎党组成，仅《保元物语》记载的就有近江、尾张、伊豆、相模、安房、武藏、上总、下总、下野，遍及东国各地。与之相对，平清盛的军队除同门外，仅由大本营伊势、伊贺等少数几国的郎党组成。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出源平主从制的区别，进一步来说，也是决定源平合战走向的一大因素。

[1]造内里役，指修造天皇居所的徭役。

[2]封户，课户的一种，是律令时代上级贵族、神社、佛寺等主体的收入来源。课户，指承担赋役的家庭。

[3]四至，即到四边的意思。

[4]即库页岛。

[5]寄人，平安时代，在朝廷官府从事一般事务的官职。

[6]南京三会，在故都平城京所在地奈良举办的维摩会、御斋会、最胜会。

[7]古书《古事谈》称崇德并非鸟羽的儿子，而是鸟羽的祖父白河与鸟羽中宫藤原璋子的私生子，所以鸟羽应称崇德为叔父。鸟羽也因此而厌恶崇德。但此说不见于其他书籍。

[8]大宰大贰，7世纪后半叶，日本政府在九州岛筑前国设地方行政机构大宰府，大宰大贰是大宰府次官。

[9]神轿，也称神舆，为供奉神像牌位的轿子。

[10]权现，日本神号的一种，主要指佛教的佛、菩萨为度化众生而化身为日本本地的神（本地垂迹）的神号。

[11]藏人弁，指藏人兼任太政官弁官（负责处理公文，非学问出众者不能担当此职）者。

[12]媞子内亲王郁芳门院去世时，白河院在其居住的六条院建造御堂，供奉菩提。

[13]知行国，为皇族、公家、寺院、神社等划定的特定的国，有独立的国司任免权，可直接从该国的土地中获益。

[14]宣命，传达天皇命令的文书样式之一，相对于用汉文记录的诏、敕，宣命书是用汉文表记日文。

[15]厄年，指厄灾（灾难）降临的那一年，起源于平安时代。现今日本人普遍认为，男性二十五岁、四十二岁和六十一岁时，女性十九岁、三十三岁和三十七岁时是“厄年”，又称“本厄”。

[16]大众，这里的大众指比叡山、兴福寺等处的武装僧人集团。

[17]田乐，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艺术，由音乐和舞蹈构成。主流观点认为，田乐是由农民在水稻插秧前祈祷丰收的田间地头的庆祝活动发展而来的，后形成具有固定形式的传统艺术类型，与骑射表演、相扑等一起被纳入神社祭祀活动。

[18]今样，与宫廷传统歌谣相对的民间流行歌谣。

[19]神户，附属于神社、负担神社赋税的民户。

[20]地头，镰仓幕府于文治元年（1185）在全日本庄园和乡村设置的地方下级官吏，主要职责是给幕府征收军粮，同时还为本所或领家征收年贡。

[21]阿弥陀堂，10世纪以后，随着以阿弥陀信仰为中心的佛教净土信仰（包括净土宗、净土真宗）的广泛传播，贵族阶层也出现净土信仰，日本开始大量修建阿弥陀堂。

[22]死秽，古代、中世的日本人把死视为恐惧的对象，相信死会传染。故此，认为死人及与之接触的遗属会传染死秽。

[23]伊势平氏，是桓武平氏的一个支系，从平贞盛的儿子平维衡开始以伊势国为中心，在西国（关西）培植势力，到平正盛、平忠盛时，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而平清盛则开创了武家出身者掌握政权的先河。

[24]女御，在天皇寝宫服侍的女官，地位次于皇后、中宫。

[25]丰明节会，奈良时代以后，在新尝祭、大尝祭的第二天，亦即阴历十一月的辰日举行的仪式和宴会。

第六章
走向武家政权

第一节　保元、平治之乱

鸟羽院的皇位继承构想

大治四年（1129）七月，白河院去世，二十七岁的鸟羽院开始了院政。此时，白河院指定的直系——崇德天皇年仅十一岁。白河院的大多数近臣转而侍奉鸟羽院。天承二年（1132），蛰居宇治十二年之久的藤原忠实作为内览复出，成为鸟羽院的顾问，而之前受白河院重用的关白藤原忠通则消失在父亲的阴影之下。长承二年（1133），鸟羽院命令白河院曾遗言不得入宫的藤原忠实之女泰子（参照第五章第二节）参谒院御所，且不顾朝臣批评将其立为皇后。退位之后再立皇后，意味着将皇位继承权授予皇后所生的皇子。鸟羽这样做，是想否定崇德的直系资格。在白河院的庇护下，待贤门院璋子曾作为直系崇德的生母获得权势，但在泰子成为皇后之后，藤原长实（藤原显季之子）之女得子又受召参谒院御所，璋子迅速被鸟羽院疏远。鸟羽院政就是从反抗祖父白河开始的（以下对政治进程的描述多参考龙肃、桥本义彦、五味文彦、河内祥辅等人的研究）。

保延五年（1139），受鸟羽院宠爱的得子生下体仁亲王，鸟羽随即否认了崇德的直系资格，将诞生仅三个月的体仁亲王立为皇太弟。据说崇德对父亲的行为非常不满，因为他一直以为体仁亲王会先成为自己的犹子（养子），再成为皇太子。而鸟羽院这样做等于宣称体仁亲王才是直系。永治元年（1141）十二月，鸟羽逼迫崇德让位，体仁继承鸟羽的直系权威，三岁便即位为近卫天皇，得子随之成为皇后（泰子成为女院，号“高阳院”）。鸟羽院虽因期待近卫的皇子诞生而没有确定皇太子人选，但在保延六年（1140），崇德之子重仁亲王出生，崇德的同母弟雅仁亲王（后来的后白河天皇）之子守仁亲王（后来的二条天皇）也在康治二年（1143）出世。鸟羽院让得子收养两位皇子为犹子，这是为了在近卫没有皇子的情况下，让两人成为皇储（或许应该说，是为了将重仁从崇德手中夺过来）。在直系天皇的生母得子身边，聚集起其堂兄藤原家成、姻戚藤原伊通等院近臣，开始形成潜在的政治势力。久安五年（1149），得子成为女院，号“美福门院”。

鸟羽院　（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摄关家的内部纷争

然而，藤原忠实的复出却使摄关家内部出现了裂痕。藤原忠实在蛰居宇治期间，曾亲手教导比长子忠通小二十三岁的次子赖长，并十分宠爱他超群的学识和才能。鸟羽院信任忠实，也重用赖长。赖长自幼便专心于儒学、史学，长大后又致力于研究政务和仪式礼节的先例，被誉为“日本第一大学生[1]”。保延二年（1136），年仅十七岁的赖长出任内大臣，作为仪式、政务方面的上卿开始活跃于台前。久安五年，赖长晋升为左大臣。康治二年，在四天王寺参拜圣德太子像时，赖长发誓要依从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匡扶政治。代替兄长成为摄关并主导政治正是其梦想。

美福门院　（安乐寿院藏）

另一方面，以近卫天皇元服为契机，娶妻、立后的问题浮出水面。被父亲忠实疏远的忠通借此接近天皇生母美福门院，拉近了与女院、院近臣间的距离。久安六年（1150）正月，近卫天皇元服，赖长经鸟羽院允许，将养女多子（藤原公能之女）送入皇宫。三月，多子被立为皇后。然而，因为这期间，忠通与美福门院一直在明里暗里妨碍多子立后，忠实为了赖长而向鸟羽院哭诉，赖长也在父亲的建议下，忍辱向一直被自己轻侮为“诸大夫之女”的美福门院写了请求允许的书信。其间，鸟羽院态度暧昧，令忠实、赖长父子焦虑不安，也激化了忠通与赖长兄弟间的矛盾。多子被立后之后，美福门院与忠通立即让女院的养女、近臣公卿藤原伊通之女呈子作为忠通的养女入宫，六月，呈子成为中宫。就这样，围绕着外戚的地位，赖长与忠通展开了激烈争夺。

藤原赖长（左）与藤原忠通（右）（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九月，藤原忠实以将来归还给忠通之子为条件，逼迫忠通将摄政之位让给赖长。赖长是兄长忠通的犹子，而忠通的儿子（藤原基实）年仅八岁。所以忠实的提议并非不合常理。但面对鸟羽院的斡旋，忠通表示“摄政之位，院收回后再给予他人便可，我决不会主动让出”，拒绝了父亲的提议。鸟羽院虽然偏袒忠实说“摄政不义，令尊的处理自有道理”，但也只是在父子间传话，作壁上观（《台记》）。恼怒的忠实决意与忠通断绝关系，召集源为义等家臣武士，命其撬开摄关家本宅东三条殿的仓库，夺走族长的象征——渡庄券（由族长世代传承的领地公验）、朱器（朱漆的饮食用具）和台盘（桌子）等物，让赖长当了族长。十二月，忠通辞去摄政一职，以试探鸟羽院的态度。出人意料的是，鸟羽院违背了忠实和赖长的期望，任命忠通为关白，这恐怕是美福门院和近臣的影响所致。

《年中行事绘卷》中的东三条殿　（田中家藏，转载自角川书店刊《日本绘卷物全集·年中行事绘卷》）

另一方面，在忠实的恳求之下，鸟羽院于仁平元年（久安七年，1151）正月任命赖长为内览。在建言献策、辅佐天皇裁决方面，内览的权限与关白没有差别，结果导致了二人共同执政的异常局面。鸟羽院这么做未必是想分裂摄关家，而是为了避免忠实、赖长一派与美福门院、忠通、近臣集团一派冲突而使出的权宜之计。

赖长想要实现他通过儒教经典所了解到的古代中国的理想化政治。久安三年（1147），他在成为一上（笔头公卿）之后，展开了针对太政官、藏人的肃正纲纪行动。赖长将太政官处理政务的场所从外记厅迁回太政官厅，督促官员们记录太政官、藏人所政务日志并提交作为晋升依据的出勤记录，命令在执行政务和举办仪式时要守时，严惩懈怠、失策的官员。赖长梦想着在鸟羽院的统治下作为摄关推行政治改革。这将直接关系到后文所述的信西政治改革。但赖长偏执、严苛的执政方式对丧失规范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贵族、官僚来说无异于“恐怖政治”，招致了近臣的反感和下级官员的忌惮。因此，当他面对拥戴美福门院的藤原忠通和近臣时，就只能以鸟羽院对父亲藤原忠实的信任为后盾，结果逐渐被孤立。

仁平三年（1153）九月，关白忠通上奏鸟羽院称，罹患眼疾的近卫天皇有意让位给守仁亲王。在这点上，他与已对皇子的诞生不抱希望的美福门院及院近臣集团的想法一致。与此相对，鸟羽院仍寄希望于近卫天皇之子的诞生，于是拒绝了忠通的再三请求，并对忠实说：“忠通欲使天皇让位，拥立幼主，以便掌握政权。我与贵公去世后，天下将大乱。”忠实也嘲笑忠通说：“即便拥立幼主，也是雅仁亲王掌握实权，忠通是不可能掌权的，这种计策实在愚蠢。”（《台记》）

后白河即位与赖长失势

久寿二年（1155）七月，年仅十七岁的近卫天皇病逝。鸟羽院马上将近臣公卿召集到鸟羽殿，商议立新天皇事宜，同时再三书面征求藤原忠通的意见。近卫的姐姐暲子内亲王（后来的八条院）、崇德的皇子重仁亲王、雅仁的皇子守仁亲王被立为候选人。翌日，鸟羽院决定立雅仁亲王为新天皇（即后白河天皇），并再次任命忠通为关白。

《愚管抄》中记载说，鸟羽院是在忠通的大力推荐下才决定立雅仁为新天皇，但从两年前忠通曾恳请让位于守仁一事来看，他应该不会积极推荐雅仁继位。另外，美福门院也希望养子守仁继位。至于鸟羽院，他认为雅仁耽于今样，缺乏成为天皇的才干，与女院一样考虑立守仁为天皇。而近臣集团遵从院、女院的意见。那么，当院、女院、关白、近臣都在为拥立守仁做准备时，为何连候选人名单都没进的雅仁能够成为天皇呢？这是因为没有跳过父亲、直接立“孙王”为天皇的先例，所以先让雅仁继位。对院和女院来说，守仁才是最佳人选，雅仁只是过渡。鸟羽院是在向近臣公卿确认后才允许雅仁即位的。守仁的太子册立仪式由女院一手操办，连春宫坊（处理有关皇太子事务的官署）职员都由女院亲自挑选，与后白河天皇的即位仪式同时进行。

安排了整个流程的，是院近臣信西，也即藤原通宪。信西的妻子藤原朝子（人称“纪伊二位[2]”）是雅仁的乳母，野心勃勃的信西希望通过让后白河天皇即位而主导政治。通宪出身于以儒学为家业的南家武智麻吕族裔，由于父亲早逝而成了高阶经敏的养子，以高阶通宪之名出仕。由于高阶氏是院近臣，通宪得以成为鸟羽院的院司（判官代），但在当上少纳言后便放弃了宫廷中的晋升，于天养元年（1144）出家，时年三十九岁。但他在出家后仍被评价为“学生中的佼佼者”，凭借学识和才能成了近臣集团的领袖。鸟羽院去世（1156）时，依其遗嘱主持葬礼的正是通宪。

出身卑微的信西要想作为鸟羽院的宠臣主导政治，就必须排挤掉同样想以摄关身份在鸟羽院身边主导政治的奇才藤原赖长。赖长是信西出家时的弟子，两人曾携手共叹怀才不遇。而信西用了很多计策促使其没落。选定皇位继承人时，藤原忠通受邀与鸟羽院商议，后白河天皇践祚时又被任命为关白。与之相对，赖长却没能等来期待已久的内览任命。另外，当时有神谕说近卫天皇生眼疾而死是因为有人往爱宕山的“天公”像眼睛里钉铁钉下诅咒。鸟羽院命人调查后发现真有此事。其实一切都是信西设的陷阱。

鸟羽院为之悲叹，美福门院、忠通借机控诉这一切都是藤原忠实、赖长所为。鸟羽院听信谗言，开始憎恨赖长。忠实与赖长十分惊慌，为了挽回鸟羽院的信任，忠实请求院任命赖长为皇太子傅（保护皇太子的职位），但被院以“赖长这三年间从未侍奉女院，我不认为他重视女院与皇太子”（《台记》）为由拒绝。正如信西所愿，以近卫天皇去世为契机，本就反感赖长的得子、忠通、院近臣一起排挤他，使他失去了鸟羽院的信任。

走投无路的崇德与赖长

保元元年（1156）六月初，鸟羽院病危。虽然院留下遗嘱说关白、公卿要团结在美福门院周围，共同应对他去世后的难关，但他们（以下称“内里一方”）却将鸟羽院死后的政局管理工作全部交给了信西。信西乘机挑衅崇德和赖长，将他们逼入绝境（以下关于战乱的部分多参考桥本义彦、河内祥辅的研究）。

因为早前就有传言称崇德与赖长将趁鸟羽院驾崩之机发动政变，为防患于未然，六月一日，鸟羽院召集了源义朝、源义康、源光保等源平武士保卫内里与鸟羽殿。七月二日，历经崇德、近卫、后白河三代天皇，行二十八年院政的鸟羽院在鸟羽安乐寿院御所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崇德虽想见父亲最后一面，却未得许可，连葬礼也未能参加。

崇德与赖长原本没有任何交集，但在信西的逼迫下却不得不彼此靠近。七月五日，后白河天皇命检非违使平基盛（平清盛次子）、源义康等人严禁京中武士活动。翌日，平基盛又逮捕了源亲治（大和源氏），理由是怀疑他受蛰居于宇治的赖长之命潜伏在京城。八日，因有传言称忠实和赖长将动员诸国庄园的军队，后白河便命令诸国国司禁止军队进京。同日，他又以比邻内里的官邸内有密探为由，命令源义朝接管东三条殿，逮捕了正在官邸内做法事的僧侣。经审讯，僧侣们供认说是受赖长的指使在施行诅咒，这下就坐实了赖长的政变计划。但这一切都是信西为将赖长逼入绝境而设计的阴谋。

崇德院　（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在鸟羽院的头七——七月九日，鸟羽殿在源平武士的把守下举行了佛事，而被传闻谋反的崇德自然无法参加。同日深夜，崇德离开鸟羽田中殿，进入其同母妹询子内亲王居住的白河前斋院御所，第二天，又前往邻近的白河北殿（白河殿），这下正中信西的下怀。白河殿内有平家弘及其兄弟（平正济的曾孙）、平时盛与平长盛两兄弟（平忠正的儿子）、源为国（源赖清的曾孙）等崇德的贴身武士，除此之外，源为义也因为不忍心拒绝崇德的请求而带着儿子源赖贤、源为朝等人入宫。这是源为义第一次拜谒崇德。

翌日，赖长得知崇德进入了白河殿，于是在日落后带领平忠正（平忠盛之弟）、源赖宪（摄津源氏）两名家臣武士离开了宇治，也进入白河殿。此时他已接到发配肥前国的命令。崇德和赖长因蒙上谋反嫌疑而恐慌，出于防卫目的让武士随侍左右并不奇怪。两人都是“势单力薄之人”（《愚管抄》），所以不可能主动攻打有众多武士防守的内里。他们并未准备举兵。作为白河指定的唯一直系，崇德希望当自己以唯一的上皇的身份将御所定在白河殿，廷臣们就会前来拜谒，就可以摆脱困境。但崇德送至内里的书信如同石沉大海，内里一方拒绝了他的和解请求，认为他的阴谋败露并已进入备战状态。

武士对院厅的攻击

源义朝、源义康、平清盛、源赖政等人的军队“宛如云霞”（《兵范记》）一般聚集在内里高松殿。关白忠通及其下公卿、信西、平清盛、源义朝等人在后白河天皇御前召开了作战会议。源义朝强烈主张先发制人，请求下达攻击命令。信西也逼迫关白忠通做决断。忠通张口结舌，仰天不语（《愚管抄》）。对关白忠通及其下公卿、近臣来说，征讨曾经侍奉了十九年的崇德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忠通等人看来，召集武士不过是为了示威，只要崇德和赖长无法东山再起就可以了。但是在源义朝、信西的压力之下，七月十一日清晨，忠通最终还是下达了攻击命令。毕竟，后白河支持信西和源义朝的主张。崇德院方面，为义察觉内里有先发制人的动向，于是建议给予敌方一击之后马上逃往宇治或近江等坂东地区。不过，据说赖长并未同意。

传说源义朝在临出征时曾高呼：“我经历过许多战争，从未曾因害怕天皇怪罪而逃避战斗。如今追讨宣旨在手，终于可以心无挂碍、纵横战场！”（《愚管抄》）义朝是纯粹的武人，只因意识到自己处在左右天皇地位的战斗中心而兴奋不已。他没有宫廷政治的经验，也并不关心政治构想。所以对信西来说，义朝只相当于一名冲锋队队长。

平清盛率领三百名骑兵、源义朝率两百名骑兵、源义康率一百多名骑兵，分别由二条大路、大炊御门大路、近卫大路向白河殿进发。本来义朝的队伍负责从正面进攻，但为了不让他独占功勋，信西命令原本负责保卫御所的清盛也加入攻击队伍。这是为了让清盛也建立功勋。其间，后白河天皇带领女御、公卿和官员移驾至东三条殿。《保元物语》创作了镇西八郎源为朝弯弓搭箭、活跃在白河殿攻防战中的场景，但实际上辰时（上午8时左右）就起火，崇德、赖长、源为义及其下属武士纷纷逃亡，白河殿也被烧毁。尽管这场战斗仅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便结束，但“歼灭崇德院”这一战斗目标极具冲击性。进入院政时期以后，率领着众多郎党的在京武士常被动员防御强诉、陪同巡幸，但以武士之间的战斗来决定国家权力归属还是头一遭。

很快，十一日傍晚进行了论功行赏，平清盛被任命为播磨守，源义朝被任命为右马权头，源义朝、源义康获得上殿资格。其后清盛的弟弟赖盛、教盛也被允许上殿，源义康获封从五位下。然而，这场战斗中最为活跃的义朝获赏微薄，战绩并不突出的平氏却获赏颇丰。信西选择了政治嗅觉比较敏锐的近臣清盛作为自己的政治搭档。

十三日，想要投靠同母弟仁和寺觉性法亲王却遭拒绝的崇德终于投降。同日，被流矢射中脸部、受了重伤的赖长也逃到奈良，请求与父亲忠实见面，但同样遭到拒绝。翌日，赖长在母亲的某个出家兄弟之处死去。崇德手下的武士纷纷投降。二十三日，朝廷将崇德发配至赞岐国。二十八日，清盛将其叔父忠正父子等五人斩首；三十日，义朝将父亲为义、兄弟赖贤等五人斩首，源义康将平家弘等父子兄弟七人斩首。这是自药子之变[3]以来首次动用死刑。之所以如此，应该说信西是利用了武士的处事规则。复仇是武士的习惯，若留他们活命，日后他们的复仇行为就会转变为对政权的攻击。所以信西是想用极刑来预防报复。将父亲与兄弟斩首——这种冷酷的行为令人们不寒而栗。

保元之乱大体按照信西的计划进行，但也是出自后白河的愿望。鸟羽院死后，如果后白河天皇只是静观事态，恐怕美福门院、关白忠通和近臣立刻就会逼迫他让位给“直系”的守仁亲王。再者，虽然崇德的直系资格被其父否定，但他生来就是白河院指定的直系。可想而知，崇德一定会为讨回他的直系权威而行动。身为“旁系”的后白河只有在鸟羽院死后的权力真空期，通过政变抹杀崇德，夺得直系资格。与此同时，让后白河下定发动政变决心的人是信西。若后白河获得直系资格，信西就可以作为唯一的宠臣，随心所欲地勾勒政治蓝图。

为此，信西必须设法削弱摄关家。藤原忠实在得知开战后，立刻从宇治前往奈良避难，并拒绝收留前来投靠的赖长，写信给关白忠通为自己辩白。这样做并非只是为了保全自己，也是为了维护自己所承担的“摄关家”的地位。后白河派信西为使者，命忠通流放忠实。但忠通却表示，如果要流放忠实，就先罢免自己的关白职位。最后，对忠实的处罚变成了蛰居京城北郊的知足院。其后，后白河下令让忠通继承摄关家内部传承的族长地位，但忠通以日子不好为由拒绝接受，并表达了不快。后白河又以传闻忠实正在召集庄园军队为由，命令诸国没收忠实、赖长的领地，仅承认族长的领地。忠通无奈只得接任族长，并迅速从忠实手中接收了百余所庄园。这样一来，忠实和忠通便使摄关家领地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不过，经过上述变故，忠通在朝廷内的发言权已大打折扣。

保元庄园整顿令

在政变中获胜的后白河天皇开始亲政是依靠宠臣信西来实现的。信西有比藤原赖长更具体的政治构想：首先，重建举办仪式的场所——内里（以紫宸殿、清凉殿为中心的天皇住所和仪式空间）、大内里（以内里的大极殿、朝堂院为中心的仪式空间），通过复兴礼仪来恢复宫廷贵族社会秩序；其次，整顿京城环境、强化治安，恢复京城秩序；再次，颁布彻底的庄园整顿令，将造内里役平摊给庄园、公领，恢复庄园、公领秩序。信西的目标是重建以庄园公领制为基础的礼仪国家。如能实现，站在政治前台的关白忠通及其下公卿、殿上人也不会反对信西的构想。

保元元年（1156）闰九月，朝廷颁布保元庄园整顿令。后白河天皇在该法令的开篇处即昭告天下：“九州之地归一人所有，王命之外无私威。”虽然很多人认为上述告示充分体现了王土王民思想，但这绝不是要复活律令制下的公地公民制或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宣言，而是要建立适合庄园公领制的新秩序。通过政变实现亲政的后白河必须向全国宣告自己才是唯一正统权力的代表。以践祚之日作为庄园整顿政策开始实行的时间，原因即在于此。保元庄园整顿令主要内容如下：

一、废除自后白河天皇践祚的久寿二年（1155）七月二十四日以后所有私自新立的庄园。

二、除本免田以外，废除所有不服从国司命令的加纳和出作。若持有后白河天皇宣旨或白河院、鸟羽院两院院厅下发的凭证，可提交并等待天皇裁定。

三、命令伊势、石清水等七所神社提交神人名簿，解除除其本社外全部神人的职位。

四、制止兴福寺、延历寺、园城寺等五寺恶僧的暴力行为。

五、命令国司制止自称为大寺院、大神社“末寺末社”的国内寺社的暴力行为。

六、命令伊势、石清水等二十二所神社提交神社领地和全年神事的详细账目。

七、命令东大寺、兴福寺、延历寺、园城寺同样提交寺院领地和全年佛事的详细账目。

第一条和第二条以后白河践祚为分界线，具有强烈的后白河色彩。但实际上，上述政策基本上继承了之前的庄园、公领划分政策。依据上述整顿令进行检注，庄园与公领界线得以明确，内里和大内里的重建费用被作为税役平摊到各国头上。第三条至第五条是遏制下级僧侣和神人活动的政策。下级僧侣和神人不仅是寺院和神社强诉、寺院间武力纷争的活动主体，还利用庄园年贡放高利贷（私出举），迫使其他庄园成为抵押物。而上述政策旨在平息寺院、神社的强诉，抑制新立庄园。第六条和第七条是通过将各寺院、神社的全年神佛法事的总经费与庄园领地面积相对应，固定各寺院、神社的庄园领地面积，将超过限额的庄园没收充公，是全新的庄园管理政策。反过来说，就是让庄园承担作为国家仪式的神佛法事的经费，保元庄园整顿令的核心就在于此（参照今正秀著述）。翌年发布的新制三十五条（后述）开头处的神事佛事兴行令，也是以朝廷保障神社、佛寺名下庄园为前提的。针对上述政策，伊势神宫拒绝提交经费总账目，而东大寺则提交了庄园田亩数及全年经费账目。到平治之乱时，上述政策遭遇了挫折。

十月，设记录所，由信西嫡子藤原俊宪担任记录所弁。他领导下属对庄园进行审查，以决定其存废。保元二年（1157）二月，设立造内里行事所，由其负责向通过记录所审查的庄园、公领征收造内里役。据《愚管抄》记载，信西亲自用算盘估算工程费用，一直工作到天明，力图做到在将相关税役分摊给五畿七道诸国的同时，尽量不给诸国增添更大负担。出家人信西虽不是行事所的官员，但却带头承担起从估算费用到分配税役的各项事务性工作。事实上，保元年间的造内里役政策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彻底。行事所不仅计算出每国应承担的木材、人夫、粮食数，还精细到一国范围内每个庄园、公领应承担的数额。如果某个庄园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完税，便直接对其下发“配符”（纳税通知）。例如兴福寺就曾以从未承担过大和国的造内里役为由而拒绝纳税，但朝廷还是无视了他们的诉求并强行征税。

信西的国家构想

保元二年（1157）十月八日，后白河天皇移驾新内里，发布三十五条新制。这三十五条新制以祈愿安定、丰饶，期待恢复社会秩序的神事佛事兴行令为开篇，包括重整身份等级的奢靡禁止令、下级官员公务厉行令、京城秩序确立令（严格实行夜间巡逻、禁止空房、禁止在道路上耕作、清扫住宅前的道路和桥梁、禁止遗弃病人和孤儿、审查寄宿人员身份）等。可见，信西执政的首要目标是重建秩序。在这一时期，信西的儿子藤原俊宪、藤原贞宪作为弁、藏人、检非违使佐，掌管太政官弁官局、记录所、行事所、藏人所并检非违使实务。信西凭借后白河天皇的权威和两个有才能的儿子推行上述政策（信西政策的相关部分参照五味文彦的研究）。信西本身无缘晋升，所以只能通过自己的学识和政治手腕实现重建礼仪国家的梦想与自信。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信西才除掉了崇德和赖长，凭借后白河的宠信掌握了实权。

这样，以新建的内里、大内里为舞台，例行庆典按照先例庄严进行，中断许久的仪式得到恢复。十一月，闲置多年的漏刻（水钟）重新启动，秩序从严守时间开始，目的是明确政务、仪式开始和进行的时间，让贵族官僚们重新树立守时的观念。保元三年（1158）正月，在新建的仁寿殿兴办了自长元七年（1034）以来中断的内宴。内宴是指在正月里的官方庆典仪式告一段落时，在正月二十日前后，天皇与公卿、殿上人放松心情、赋诗赏舞的宴会。在保元三年的内宴上，信西朗读了儿子藤原俊宪所作的诗序，关白忠通及其下七名公卿也都赋了诗。此时信西还凑不齐十名舞姬，但在五月，他下令重新开放内教坊（女乐训练所）的舞姬御览，并让天皇现场观摩舞姬练习。于是在翌年的内宴上，据说舞姬充分展示了练习的成果，以华丽舞姿博得了众人的盛赞。六月，再次举办了中断三十余年之久的相扑召合[4]。信西这样做，是想借此拉近与公卿、殿上人以及热爱艺能的后白河的关系，实现君臣和谐。相传后白河下令创作《年中行事绘卷》（参见图）就是为了将信西复兴的宫廷礼仪留作后世典范（参照五味文彦的著述）。以武力支持信西实现其政治构想的，是曾经与信西同为鸟羽院近臣的平清盛。

如上所述，在后白河天皇的支持下，信西大力推行政治改革。保元三年（1158）八月，三十二岁的后白河天皇让位于十六岁的长子守仁亲王（即二条天皇）。与此同时，六十二岁的关白忠通辞职，与二条天皇同龄的忠通长子藤原基实继任关白。这次让位是经守仁亲王的养母美福门院（藤原得子）与信西秘密协商决定的，忠通事前并不知情。

后白河确信自己已经摆脱了“过渡性天皇”的地位，便效仿白河院、鸟羽院开始实行院政。因政治改革有所成效而信心增强的信西也希望延续自己的宠臣政治。对信西来说，院政更利于其施展政治才能。信西在后白河让位前一天的除目仪式上，安排长子藤原俊宪担任右中弁、藏人头，次子藤原贞宪为右少弁。而他自己则负责在院、天皇、关白、前关白、太政官之间进行联络和协调，整日侍奉于院御所，执掌大权。《平治物语》评价信西：“自保元元年以来，天下大小事宜皆由其随心处置”，“圣断无私，无人憎恨，世归淳素，奉君为尧舜”。可见，信西在时人心目中树立了威望。

尽管如此，信西于平治之乱中横死，他重建以庄园公领制为基础的礼仪国家的宏伟构想也因此遭到挫败。那么，假如信西真能继续掌权，是否就能建立新的礼仪国家呢？答案是否定的。信西的构想缺乏对在地领主（即武士）的准确定位，只是空中楼阁。武士不是天才政治家凭借空想就能掌控的。只有通过实战中的军事指挥关系，武士才能被组织起来。

平治之乱

二条天皇继承了鸟羽院的直系权威，对拥立二条天皇的美福门院集团来说，后白河不过是过渡性的天皇，他们希望有贤明盛誉的二条天皇亲政。该集团的核心是藤原经宗和藤原惟方。藤原经宗是天皇外戚（天皇生母藤原懿子之弟）、美福门院的院司，在二条天皇即位前成为权大纳言。藤原惟方是得子的侄子，生母是二条天皇的乳母。二条天皇即位时，藤原惟方成为参议。在他们这些二条天皇亲政派看来，信西的政治改革是必要的，所以没有考虑过发动政变除掉信西。

然而，院近臣集团中发生了变化。鸟羽院近臣藤原忠隆的儿子藤原信赖是一个“无文无武，无能无艺”（《平治物语》）的人，却因受后白河院宠信而飞速晋升，二十七岁便成为中纳言。信赖希望进一步成为大臣、近卫大将，却遭到信西阻碍，因此怀恨在心。信西早已觉察到信赖的危险性，曾利用《长恨歌绘卷》（描绘唐玄宗因宠信安禄山而遭窃国的故事）劝谏后白河院，但院没有理会。据说信西因此批评后白河院是“和汉（日本和中国）无人可比的昏君”（《玉叶》）。

在这种情况下，信赖就想拉拢一直与平清盛对抗的源义朝。但正如前文所述，在保元之乱后的论功行赏中，相比清盛，义朝明显受到了冷遇。此外，义朝想让信西的儿子作自己的女婿，却被信西拒绝，于是也对信西怀恨在心。与此同时，信赖乐观地认为，只要政变成功，拥戴二条天皇，自己便可得到天皇亲政派的支持。没有任何理想和构想的信赖与义朝，就这样因共同的仇恨而联手，决心发动政变，打倒信西。院近臣藤原成亲（鸟羽院近臣藤原家成三子）、源赖政、源光保（源光国之子，鸟羽院最后的宠姬之父）、源光基（源光保的侄子）、源重成（源重实之子）、源季实（文德源氏源季范之子）等源氏武士参与了政变。

平治元年（1159）十二月，源义朝等人趁平清盛参诣熊野、京城空虚之时发动政变。此时义朝的实力不足以与清盛进行正面对抗。九日深夜，信赖为了捉拿信西及其子嗣，让义朝率军袭击并火烧了院御所三条殿。但信西在袭击发生前便逃往奈良，他的两个儿子、留在三条殿的藤原俊宪、藤原贞宪也从大火中巧妙脱身。这是因为政变的消息早就走漏给信西了。惊恐万分的后白河院从御所逃出，信赖命源光基、源季实“保护”后白河院，并将其软禁于内里东侧的一本御书所。

信赖、义朝等人进入内里，拥护二条天皇掌管朝政。十二月十日，信赖紧急召集前关白藤原忠通、现任关白藤原基实及其他公卿，协商决定解除信西诸子的官职。在十四日的除目中，信赖被任命为大臣、大将，义朝则获封从四位下并担任播磨守，义朝三子源赖朝任右兵卫权佐，源赖政任伊豆守，平重成担任信浓守。义朝的郎党也被任命卫门尉、兵卫尉等官职。逃脱的信西在绝望中自杀。检非违使源光保斩下信西首级，悬挂于西狱门前的楝（樗）树上（《平治物语绘卷》所描绘的枭首场面大概是出自画师对“楝”“樗”的误会）。据说围观百姓都为信西的死感到惋惜和同情。追随信西到最后的家臣藤原师光出家，法号西光。后来，西光和尚成为后白河院的第一近臣，在“鹿谷阴谋”事件中遭拷打致死。以打倒信西为目标的政变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成功，信赖代替信西成为实权派，义朝代替清盛在军事上支持其政权，但是，与信西策动的保元之乱相比，这场政变的手段却显得有些拙劣。

《平治物语绘卷》中的信西枭首场面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首先，前关白及其下公卿对信西的改革政策是有好感的，京城百姓也没有怨言。因此，信赖、义朝并没有获得打倒信西的声望。其次，攻打院御所、软禁院，相当于针对院发动政变。这样一来，之前仅凭后白河院宠信得势的信赖日渐被孤立，在突发的政变中狼狈不堪的公卿也对无能的信赖颇为冷淡。据说左大臣藤原伊通（他曾向二条天皇进献《大槐秘抄》［天皇的注意事项］，是天皇亲政论者，议定时常以轻松的玩笑缓和气氛）曾讽刺道：“要是对杀人无数的人论功行赏，那么妇女为了逃离大火而跳下的那口井才应得头等功。”藤原惟方的兄长藤原光赖也曾坐到信赖的上手位置，以示不服（《平治物语》）。在给包括信西的儿子藤原俊宪在内的十二人定罪时，藤原伊通坚决主张将死罪改为流放。总之，这场由信赖主导的、出于私怨的政变并未得到公卿们认可。

另一方面，正在参诣熊野途中的平清盛于十二月十日清晨在田边得知发生了政变，于是在十七日便返回了六波罗馆。得到消息的伊势、伊贺的平氏家臣也都陆续赶到六波罗。未召集东国郎党，势单力薄的义朝不敢对人多势众的六波罗馆发动攻击。而清盛也没有贸然行动。时间在双方对峙的状态下不断流逝。其间，藤原经宗、藤原惟方曾与清盛秘密接触，清盛向藤原经宗提议在御所附近放火，并乘隙用女官的车救出二条天皇。清盛还将名簿献给信赖以示臣服，借此麻痹对方。

二十五日深夜，二条天皇按清盛的计划逃出御所，移驾六波罗馆。后白河院也在没有公卿随从、没有武士护驾的情况下骑马逃至仁和寺。在这个时间点上，清盛想推戴的是天皇而不是院。清盛宣布，任何不想成为“朝敌”的人都应速速前来六波罗馆拜谒。此话一出，前关白忠通、现关白基实及其下公卿、殿上人——几乎所有人都来到六波罗馆拜谒。其中也包括后白河院和美福门院。据说在二条天皇和后白河院被抢走后，义朝在内里痛骂狼狈不堪的信赖：“吾与天下第一愚钝之人同心，实乃愚蠢！”（《愚管抄》）

二十六日，二条天皇在新内里六波罗馆颁发追讨信赖和义朝的宣旨。其后，虽然义朝曾一度击退平氏的“官军”，但由于藤原赖政临阵倒戈而最终败退。信赖投靠仁和寺觉性法亲王（鸟羽院第五皇子），却被其引渡给平氏，在京都的六条河原斩首。义朝为东山再起而逃亡东国，投奔身在尾张国的家臣长田忠致（平致经的子孙），却被其杀害。翌年正月，义朝的首级被悬挂于京都六条河原的狱门前示众。其长子源义平被捕后也被斩首。三子源赖朝虽然也被捕，但在池禅尼（清盛继母）的苦苦哀求之下被流放伊豆。义朝之妾常磐御前与三个孩子一同被捕。当时还未断奶的小儿子牛若就是后来的源义经。至此，武家栋梁源氏崩溃，清盛成为朝廷唯一的武家栋梁。

保元、平治之乱中的源平武士团

据平信范的日记《兵范记》记载，保元之乱时，攻击白河北殿的义朝军队共有二百骑兵，清盛军队有三百骑兵。由于信范当时就在现场，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保元物语》记载，义朝率领的官兵包括其乳母的子嗣镰田政清等二人、东海与东山两道十七国武士七十五人，以及后来活跃于治承、寿永之乱中的镰仓御家人等。与此相对，清盛军里叫得上名字的，除了重盛等子弟及四名同族郎党，就只有来自大本营伊势与伊贺以及清盛父祖辈曾任受领的备前与邻国备中的六名武士。在参战武士的地域分布方面，义朝的军队远远胜过清盛。

保元之乱时，义朝早在一个月前便担负起了保卫内里的职责。他有充分的时间召集坂东家臣。据说义朝曾委派箱根山神社别当召集伊豆、骏河两国家臣。但笔者推测，义朝实际上委托的是有自由通行诸国关卡权力的修验道[5]僧人。他们携回文（第三章第三节前述）遍访家臣进行动员，组成了义朝的二百骑军队。也就是说，只要义朝召集，源氏家臣便会响应，这种稳固的主从关系正是源氏武士团的特征。之所以平治之乱中义朝的兵力较少，是因为没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召集。

而另一方面，平氏武士团在保元、平治之乱中的召集范围有限。在平治之乱中，纪伊的汤浅宗重率三十七骑加入从参诣熊野途中折返的清盛队伍。但他这样做并非出于主从关系，而是出于利益考量。平氏能依靠的家臣组织范围有限，只包括以其根据地伊势、伊贺为中心的一部分区域。虽然清盛曾到四国、九州动员，西国武士也都作为其家臣被组织起来，但到后来源平合战时，在平氏还未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伊豫的河野氏、肥后的菊池氏、丰后的绪方氏等平氏家臣武士便举兵反对平氏了。由此可见，平氏与其西国家臣间的纽带并不牢固。虽然都是以追讨使军事指挥权为媒介形成主从关系，但一方是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将历史记忆化作了情感纽带的源氏武士团，一方是从未参与过真正战斗，仅仅为保全自己的领地而成为平氏家臣的西国武士，二者之间的区别前文已做过分析。在以来自大本营的谱代家臣组织为基础力量这一点上，平氏与其他在京武士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正因为平氏以邻近京城的伊势、伊贺地区的谱代家臣为基础，才能在京城的战斗中确立优势地位。

第二节　后白河院政与平氏政权

“直系”二条天皇与“旁系”后白河院的对抗

平治之乱中的主角是院的宠臣和武家栋梁，即信西、藤原信赖与源义朝、平清盛。双方争夺的对象是二条天皇，不是后白河院。可以说，在宫廷范围内，受打击最深的是后白河院，由于失去宠臣信西，其自身的权威也一落千丈。与此同时，藤原经宗、藤原惟方唯恐恢复院政，在他们的阻挠之下，后白河院没能召回被流放的信西子嗣（以下关于政治进程的描述多参照龙肃、安田元久、石井进、五味文彦等人的研究，关于皇位继承的分析多参照河内祥辅的研究）。

战乱平息后，二条天皇移驾美福门院御所。永历元年（1160）正月，二条天皇不顾后白河院等人的反对，将曾为近卫天皇皇后的藤原多子迎入宫中，以期强化自身的直系资格。二月，因后白河院随意与街上行人交谈，二条天皇将之视作扰乱秩序，下令从马路一侧用木板封住院御所看台。在美福门院以及藤原经宗、藤原惟方等近臣的支持下，二条天皇迫切希望亲政。正如《平家物语》记载：“永历、应保时，天皇处罚院近侍，院处罚天皇近侍，惊恐的贵族在二者间如履薄冰。”就这样，在“直系”的二条与失去了信西、领导力衰减的“旁系”后白河院的紧张关系中，政治形势不断发展。

因看台被封而怒不可遏的后白河院命令清盛逮捕藤原经宗和藤原惟方，解除二人官职。三月，二人与被判有谋反罪的源赖朝一同遭到流放。六月，二条天皇的养父源光保及其子源光宗因谋杀院的嫌疑而被流放。另一方面，二月，藤原俊宪、藤原成宪等信西的子嗣被召回宫内，重新作为院近臣开始活动。十一月，美福门院去世。应保元年（1161）九月，后白河院的皇子宪仁（母亲为平滋子）出生，后白河院的地位进一步稳固，二条天皇受到沉重打击。

二条天皇唯恐后白河院对自己提出让位要求，于当月宣布滋子的兄长平时忠（清盛等高见王系称武家平氏，平时忠、平信范等高栋王系称公家平氏）、清盛的弟弟平教盛等人阴谋立太子，并将相关人员撤职，同时解除了院近臣藤原成亲等六人的官职。二条天皇并未宣旨封宪仁为亲王，而是在十二月的“准母之仪[6]”上，授予美福门院所生鸟羽之女暲子内亲王“八条院”的称号，以强化自己的直系地位，并将前关白忠通的女儿藤原育子纳为中宫，以强化与忠通的联合。应保二年（1162）六月，有传言称贺茂神社有诅咒天皇的活动，对此，贺茂神社神官回应说是院近臣源资贤及源通家父子所为。源资贤、源通家、平时忠等人因此被解除官职，遭到流放。以这件事为开端，后白河院与二条天皇的矛盾逐渐浮于表面。长宽二年（1164）十一月，二条天皇期盼已久的皇子（顺仁，母亲为大藏大辅伊岐善盛之女）终于诞生。顺仁虽然成为中宫育子的养子，但却未能获封亲王。这是因为顺仁之母的娘家门第低，未能获得公卿支持，后白河院也不同意。十二月，后白河院多年的夙愿——莲华王院（亦称“三十三间堂”）通过清盛的“成功”得以建成，并举行了落成庆典。但二条天皇并未参加庆典，也不允许举行庆祝莲华王院落成的叙位、任官。据说后白河院曾含泪感叹：“（二条）为何如此恨我？”（《愚管抄》）

二条天皇（左）与后白河院（右）（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而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是清盛保证了二者的共存。清盛之妻时子是二条天皇的乳母。藤原惟方被流放后，清盛代替他，以养父的身份辅佐、监护二条。另一方面，清盛又是后白河院别当。时子的妹妹滋子生了后白河院的皇子宪仁。这样，清盛就能够以相同的亲疏关系来侍奉院和天皇，缓解两者的冲突。在清盛无可比拟的军事实力的支撑下，朝廷的秩序得以恢复，仪式与政务也在关白及其下公卿、殿上人、官员的努力下重新展开。

永历元年（1160）十二月，针对太政大臣藤原伊通推举的非藏人（隶属于藏人所的官职）候补，藏人头向关白基实请示，基实请后白河院裁决，院让前关白忠通裁决，忠通又把皮球回踢给院，于是院让二条天皇决定，结果天皇决定还是听从院的指示。在藏人所杂色（藏人所下级官员）补任的问题上，同样是藏人头先请示前关白忠通，忠通又请示院，院反过来询问忠通，于是忠通上奏天皇，而天皇表示“只要院认可就行”。像这样，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上，一般是由前关白忠通向辅佐二条天皇的年轻关白基实建议，再由后白河院最终裁决，最后由天皇、关白共同下达宣旨。尽管“直系”二条天皇想要亲政，但他在政务方面依然仰赖后白河院的最终裁决。

但在应保元年（1161）九月以后，二条天皇开始依据关白的建议直接裁决政务，不再依赖后白河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通过院御所议定来决定“国家大事”的例子消失了，改为在天皇居处清凉殿举行殿上定（参照下郡刚著述）。这一点与《源平盛衰记》（《平家物语》的不同版本）中的描写是相符的。据《源平盛衰记》记载，在平教盛、平时忠等人因立太子之事被撤职后，清盛劝谏后白河院不要再插手政务。《愚管抄》也记载，此前，二条天皇凡事都要与后白河院商讨后才能做决断，而在应保元年、二年的一连串事件后，二条天皇开始独揽朝政。由于二条天皇是由鸟羽院指定的直系，后白河院也只能放手。

在这一阶段，清盛还没有介入除目和政务，因此不能说此时的政权是清盛政权或平氏政权。清盛以佣兵队队长的身份，同时受到二条天皇和后白河院两方信任，而在二人的对抗关系中，他与族人得以晋升，收获知行国、受领、庄园无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恩惠。《愚管抄》评价清盛为人“处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永历元年（1160），清盛晋升正三位参议，成为第一个武士出身的公卿。应保元年（1161），又晋升权中纳言。长宽三年（1165），其嫡子平重盛任参议。至此，清盛一门受领多达六到八国，另获封武藏（国守为平知盛）、尾张（国守为平重衡）、越前（国守为平保盛）三个知行国。

后白河院政与清盛政权

永万元年（1165）六月，病重的二条天皇等不及举行皇太子册立仪式，便让位给两岁的顺仁亲王（六条天皇）。七月二十八日，年仅二十三岁的二条天皇驾崩。二条天皇直到去世都以自己的直系资格为傲。后白河院始终无法克服二条的“直系”权威和自身的“旁系”性质，而在儿子死后，他才终于从父亲鸟羽院指定的直系这样一种魔咒中解放出来。九月，后白河院召回被流放的平时忠。永万二年（1166）十月，后白河院立滋子所生宪仁为皇太子。此时天皇三岁，皇太子六岁。仁安二年（1167，永万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元仁安）正月，因皇太子拜谒后白河院，六条天皇朝觐行幸[7]的时间被推迟。这是后白河院故意疏远六条天皇的行为，迫使其让位也只是时间问题。另外，后白河院指定宪仁为直系，也就意味着清盛将成为外戚。因为皇太子的母亲滋子是清盛之妻时子的妹妹，春宫坊的大夫、亮、大进职位分别由清盛、清盛之弟教盛、清盛之子知盛担任，清盛嫡子重盛之妻还是皇太子的乳母。

稍早之前，在长宽二年（1164），清盛借前关白忠通去世之机迅速接近摄关家，将女儿盛子嫁给关白基实，将儿子宗盛、重衡安插在摄关家担任政所别当。这样做是为了使摄关家成为自己的傀儡。然而在永万二年（1166），年仅二十四岁的藤原基实去世，基实的弟弟、深受后白河院信任的左大臣藤原基房（也称松殿基房）成为摄关家族长，清盛的计划因此受挫。但是，清盛成功地将除族长渡领（族长世代相传的领地）之外庞大的摄关家领地交给盛子（白川殿）管理，并通过补任这些领地的预所[8]、下司，掌控了摄关家的家司和家臣。与此同时，他公开打压关白基房，并在后述的治承三年（1179）十一月政变中解除了基房的官职，将藤原基实之子藤原基通捧上关白之位，成功使摄关家变为自己的傀儡。

其间，清盛历任大纳言、内大臣，于仁安二年（1167）二月又晋升为从一位太政大臣，其子重盛任大纳言。但同年五月他就辞去了太政大臣的职务。当年，清盛的同门公卿增至五人，受领增至十一国，知行国增至五国。仁安三年（1168）二月，身染重病的清盛出家，为之授戒的是天台座主明云（他在后来清盛掌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盛病重使京中不安，后白河院亲自前往六波罗馆看望他，并大赦天下。就连反对清盛独揽大权的右大臣九条兼实也担心清盛去世会导致天下大乱。正是在清盛的军事威压下，宫廷、庄园、公领的秩序才得以稳定——这是贵族们的共识。

为了预防清盛死后政局不稳，后白河院与清盛于仁安三年（1168）紧急安排五岁的六条天皇退位（后来六条天皇未元服就驾崩，年仅十三岁），并让八岁的高仓天皇继位。但是，清盛竟奇迹般地痊愈，并以高仓天皇的外戚、出家人的自由之身进一步强化了权势。后白河院政肇始于直系天皇——高仓的践祚，清盛也在此时开始以外戚身份介入政治。此外，天皇外戚、清盛的妻弟平时忠同样位高权重，《平家物语》记载说：“叙位、除目皆由时忠卿定夺”，“（清盛）大小事宜皆与时忠商谈，时人皆称时忠为平关白”。另一方面，尽管后白河院于嘉应元年（1169）出家成为法皇，但仍全面揽政。藤原成亲等院近臣得以迅速晋升。虽然后白河院对清盛大权在握心存不满，但两人的关系表面上还是融洽的。承安元年（1171），清盛将女儿德子送给后白河院作养女，以缓和与公卿、院近臣的关系。翌年二月，德子成为高仓天皇的中宫。

清盛没有直接介入日常的例行仪式和政务，这些事都是由后白河院最终裁决，由摄关藤原基房主持进行的。程序繁杂、规矩森严的各项礼仪是一个过于细致又极其无聊的领域，身为武士的平氏一门连碰都不想碰。重盛等平氏公卿中几乎无人担任负责具体政务和活动的公卿（上卿），也不出席公卿议定。在公卿议定上援引先例与掌故，进行简洁发言——这是平氏公卿做不到的。清盛并没有通过平氏公卿来掌控公卿议定，影响政务和仪式。平氏在宫廷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是以军事力量保障国家政务、礼仪照常进行（参照下郡刚、松薗齐著述）。

但是，在与权力来源相关的皇位问题、防御强诉与追讨凶党等军事问题、人事问题、争议裁定、外交问题等“国家大事”方面，清盛毫不让步。例如安元三年（1177）四月，延历寺僧众强诉时，后白河院命平经盛率军防御，但经盛遵从清盛的意向予以拒绝（后述）。也就是说，没有清盛的同意，后白河院就难以动员武士。又如仁安二年（1167）十二月三十日，作为院使的藏人头平信范就除目、叙位事宜两度往返于院御所和清盛的六波罗官邸，直到深夜二人达成一致后，才将推举者名簿交给摄政藤原基房内览。

承安二年（1172）九月，后白河院和太政大臣清盛收到了来自宋朝的赠礼。右大臣九条兼实等人对宋朝书信上“赐日本国王”一语表示不满，认为不应予以回应。但翌年三月，清盛悄悄指示左大臣藤原经宗从太政官处“秘密”回信，并和后白河院一同送出了回礼（后述）。尽管九条兼实认为这种“大事”应由公卿议定审议，并对清盛的做法表示不满，但清盛掌握着日本与宋朝的贸易，他无视公卿议定，仍叫人拟制了回信。

清盛的意见在由同门和清盛派公卿举行的密谈“内议”中成型，再通过平时忠之口引导除目等公卿议定的走向（参照田中文英著述）。因此，《平家物语》对称时忠为“平关白”的记述未必是夸张。

如上所述，“国家大事”本来应由院处理，但此时后白河院必须征得清盛同意或允许才能做出裁决。即使是公卿议定，只要清盛主导的“内议”有指示，公卿议定就必须照办。天皇的父亲、持有皇位决定权的最高权力人后白河院，垄断军事力量、支持后白河院政的天皇外戚清盛——二人共同把持天皇，形成协作，于是宫廷社会勉强得以维持。因此，也可以说后白河院政就是清盛政权。

只要清盛始终是后白河院最得力的宠臣，这种双头政治就能成立。但是，双头政治是不能长期继续的。清盛优先考虑的是平氏一门以及追随自己的贵族、官僚的利益，而后白河院优先考虑的是院近臣的利益。所以在人事问题上和进行争讼时就难免发生冲突。无论是院近臣还是平氏一门，都只关心如何在竞争中获得晋升以及确保自己的权益，至于这种互不让步的坚持究竟会引发什么，却无人考虑过。初任检注导致庄园、公领间争讼不断，再引发寺院、神社强诉，强诉要求处分由于知行国增加而成为知行国主的近臣公卿，于是围绕着公卿人事问题，院与清盛间的分歧逐渐加深。庄园、公领间的争端，寺院、神社强诉等后期王朝国家必须应对的难题与公卿人事问题一起摆在了后白河院与清盛两人的面前。当两名最高领导人无法协调彼此的利害关系时，两人的协作关系就会崩溃，悲惨的命运也随之降临。

后白河院与清盛的裂痕——“鹿谷阴谋”

后白河院与清盛的协作关系破裂，院近臣对平氏的敌对情绪集中爆发——这一切的导火索是始于嘉应元年（1169）十二月、延续到翌年春天的延历寺僧众强诉事件。

由于在尾张国（国守为藤原家教）指挥初任检注的目代对邻国美浓国平野庄的日吉神人使用暴力，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天台座主明云及僧纲等延历寺领导层的带领之下，延历寺僧众抬神轿进京，要求流放知行国主、有实力的院近臣权中纳言藤原成亲。后白河院命检非违使、武士保卫院御所，但延历寺僧众蜂拥至幼主高仓天皇所在的内里，突破平经盛军队的防线，将神轿抬进内里，还不顾院的命令，将诉状交给了高仓天皇而不是院御所。

在院御所议定上，使别当权中纳言平时忠主张，要么马上答应延历寺僧众的要求，要么派重盛、宗盛、赖盛率五百骑兵把延历寺僧众赶出内里。后白河院本已放出豪言绝不答应僧众的要求，但重盛提出将其赶出内里可能会导致更加难以预料的事态，再加公卿们也担心损坏神轿，院最终还是妥协了，将藤原成亲流放备中，将涉事的目代收监。但在延历寺僧众心满意足地回去之后，后白河院在二十七日又突然改变主意，召回藤原成亲，将明云从天皇护持僧名单中除名，解除使别当平时忠、藏人头平信范官职，并将二人流放，然后任命藤原成亲为使别当。右大臣九条兼实批评后白河院屈服于僧人强诉仓促做决定是“胡乱处置”，而很快又取消处分、朝令夕改的做法则是“天魔所为”（《玉叶》）。因时忠受到不当处分而恼怒的清盛于翌年正月十七日从福原进京，并召集下属武士到六波罗馆集结。结果，在二月六日，时忠、信范被召回，但藤原成亲也仅仅受到撤职处罚，并很快于四月官复原职。

该事件的重要性在于：第一，随着知行国制的发展，在因反对国司初任检注而引发的强诉中，僧众所提出的流放公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这意味着寺院、神社强诉的影响力达到了左右政府公卿人事安排的地步；第二，清盛的军事压力首次指向了院，这一点值得注意，这意味着负责防范寺院、神社强诉的佣兵队队长清盛本人也进行了“强诉”。该事件后，清盛迅速拉近了与天台座主明云及延历寺僧众的关系。

安元二年（1176）七月，深得后白河院宠爱的高仓天皇生母建春门院滋子去世，后白河院与平氏的关系一落千丈。安元三年（1177）正月，右大将重盛接替藤原师长任左大将，而后白河院宠臣藤原成亲担任右大将的请求被拒，该职务由清盛三子宗盛接任，清盛因此遭到藤原成亲憎恨。

治承元年（安元三年，1177），延历寺与院近臣再度发生冲突。院的头号近臣西光和尚之子、加贺守藤原师高的目代藤原师经（师高之弟）放火烧毁了妨碍初任检注的涌泉寺。因为该寺隶属于白山神社，白山神社便向本社日吉神社提出申诉。四月，延历寺僧众抬神轿强诉，要求流放师高，并将师经收监。院下令清盛阻止强诉，但清盛没有采取实质行动，院只好答应僧众的要求，流放了师高。但是到了五月，院不顾公卿议定的反对，下令解除强诉主谋明云的职位，没收其领地，并将其流放伊豆。据说院这么做是因为听信了西光的谗言。延历寺僧众再度揭竿而起，从流放中途救回了明云。被激怒的院采纳了西光、藤原成亲等人的意见，将延历寺僧众的行为认定为谋反，命平经盛攻打比叡山。但经盛接到清盛不可与比叡山为敌的命令，拒绝了院。于是院直接召见清盛，强迫他承诺攻打比叡山。

就在攻打延历寺前的五月二十九日深夜，摄津源氏的多田行纲密报称，后白河院与院近臣集结于法胜寺僧人俊宽的鹿谷山庄，计划发动政变打倒平氏。事态因此急转直下，此即“鹿谷阴谋”。六月一日，原本为攻打延历寺而集结起来的平氏军队逮捕了西光和藤原成亲。遭严刑拷打的西光在交代了同谋的姓名后被处斩。明云被赦免，攻打延历寺的命令被撤回，延历寺僧众向清盛请求协助后归山。六月二日，藤原成亲被清盛私自流放至备前国，并在当地被杀。六月三日，法胜寺僧人俊宽等院近臣、北面武士接连被捕、被撤职，俊宽被流放至鬼界岛（硫磺岛），此前被流放至尾张国的藤原师经也被杀。

对清盛来说，这次政变未遂来得太及时了。如上所述，虽然清盛承诺攻打延历寺，但他并不想与之为敌。而政变让清盛得以一石二鸟，既不用攻打延历寺，又可以扫除反对平氏的院近臣。西光的惨死、藤原成亲被流放后惨死，都是清盛采取的私刑。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鹿谷阴谋”，就如《平家物语》所说，没能担任右大将的藤原成亲与儿子被流放的西光仅仅是在酒席上发了发牢骚，开玩笑说要“放倒瓶子（打倒平氏，“瓶子”与“平氏”同音），抓住瓶颈（斩首平氏）”。也有故事传说，藤原成亲被传唤时还以为清盛只是想恳求他停止攻打延历寺，所以毫无戒备，而所谓政变只是清盛设下的圈套。平氏军队正在集结，谁会在这时发动政变呢？事实上，准备攻打比叡山的军队瞄准的是后白河院。

清盛政权的军事独裁化

“鹿谷阴谋”之后，后白河院的权威有所减弱，但他依然是保证皇位继承正统性，统领公卿、寺院、神社等各种势力的唯一权力主体。因此，清盛要想获得公卿、寺院、神社势力的认可，就不能与后白河院决裂。治承二年（1178），由清盛主导修订、以保元新制为蓝本、旨在强化高仓天皇权威的十七条新制出台。为应对人们对宋钱大量流入而导致物价高涨的不满，在翌年（1179）八月颁布的三十二条新制中又加入了稳定物价令。十七条新制及三十二条新制都是经后白河院认可才颁布的。十一月，清盛之女、高仓天皇的中宫德子如其父所愿产下男婴（言仁亲王，安德天皇），后白河院亲自赶到六波罗馆为其祈福。据说清盛一度为皇子的诞生喜极而泣。十二月，言仁亲王出生一个月后便被立为太子。清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然而治承三年（1179）六月，清盛之女、已故近卫基实之妻北政所（对摄政、关白正妻的敬称）盛子去世。七月，清盛嫡子重盛去世。清盛因此蛰居福原，无心处理政务。后白河院趁机联合长期忍受清盛羞辱的关白松殿基房进行反击。在十月的除目中，后白河院无视清盛的女婿近卫基通，将松殿基房嫡子、年仅八岁的松殿师家任命为权中纳言，同时没收了曾由重盛担任十余年知行国主、死后由维盛继承的越前国，让院近臣藤原季能补任越前守。此外，后白河院命院近臣藤原能盛补任白川殿仓预（管理粮仓的人），剥夺了清盛对摄关家领地的管理权。

清盛被后白河院的上述举措激怒，于十一月十四日傍晚率数千骑兵由福原进京，进入八条宅邸，京中陷入恐慌。当夜，御所虽然照例举行了丰明节会，但心惊胆战的公卿、官员们早已心不在焉。右大臣九条兼实也是一边祷告“清盛只是为了‘公事’而来”，一边战战兢兢地来到御所。无论后白河院与清盛的权力之争如何发展，官员都必须在国家仪式上尽责，这便是公卿、殿上人、实务官员的“奉公观”和职责。宫廷与朝廷的统一性、持续性的根源就在于此。

十五日，清盛请求高仓天皇解除松殿基房、松殿师家父子的官职，任命近卫基通为摄关家族族长，不然就要将中宫德子和东宫言仁亲王带往福原或镇西（即九州的大宰府）。高仓天皇命相关官员按清盛的要求拟定了诏书和宣命。作为对后白河院无视自己而任命官员的报复，清盛将天皇推到前台，无视院的意愿罢免了关白。十六日，明云重新担任天台座主，后白河院向清盛承诺不再插手政务，表示屈服。十七日，在清盛的要求下，太政大臣藤原师长及其下三十九名院近臣、公卿、官员被撤职并逐出京外。十八日，松殿基房被左迁为大宰权帅。二十日，后白河院被软禁在鸟羽殿，置于清盛的监视之下。治承四年（1180）二月，高仓天皇让位于年仅三岁的言仁亲王（安德天皇），开始高仓院政。

九条兼实　（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孤立的平氏

清盛公然发动政变，反而使平氏越发孤立。第一，众人对新天皇正统性的认同感瓦解。对贵族来说，只有后白河院才有资格指定正统的天皇继承人，高仓天皇的正统性和权威都要依靠后白河院保证。而高仓天皇让位于安德天皇是在后白河院被幽禁的异常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安德作为天皇的权威和正统性极其脆弱。第二，清盛依仗其军事实力，不容分说地幽禁法皇、流放关白，将太政大臣及其下众多公卿、官员流放京外，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宫廷社会秩序。保元之乱以来，大多数公卿、官员都旁观最高权力之争，公卿家（包括以近臣发迹的家族）虽然进展缓慢，但至少能保证稳定晋升，最终成长为势家门阀，实务官员也能以官司实务为家业而世袭官职。但在此次政变中，清盛大量撤职官员的做法使群臣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导致他们不能再在权力斗争中明哲保身。在政变后任命官员的过程中，只有追随平氏及平氏不能缺少的人才能获得任命。许多贵族虽有怨言，但也只能沉默。右大臣九条兼实虽想看望被流放的兄长松殿基房，但平氏武士无处不在，因为怕被指认为“谋议”而不得不作罢。与此同时，清盛又任命兼实十二岁的儿子九条良通为从二位权中纳言右大将。接到文书后，兼实虽然考虑到若接受任命，会被世人唾骂为不知廉耻、阿谀奉承，但若拒绝却不知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还是写了感谢信（《玉叶》）。而其他公卿、贵族的处境也多少与兼实相似。阳奉阴违，清盛早已被贵族们抛弃。

同年三月，让位给言仁亲王（安德天皇）、开始行院政的高仓院打破首次行幸神社只能在贺茂神社或石清水神社的惯例，决定行幸供奉着平氏氏神的严岛神社。此举对平氏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园城寺僧众表示抗议，并联合延历寺、兴福寺僧众进京，欲夺取后白河院和高仓院，计划虽败露，但整个京城都为之震动。在此次事件中，曾经势不两立的延历寺与园城寺、水火不容的延历寺与兴福寺结成了反平氏统一战线。平氏不仅被贵族抛弃，也失去了原本与自己结盟、共同对抗院政的延历寺。

以仁王举兵

在上述背景下，反对平氏军事独裁与反对安德天皇继位的势力集结在了后白河院三子以仁王的麾下，并为举兵打倒平氏做准备。以仁王虽然美名远扬，但因其母与平氏没有亲缘关系而被平氏疏远，年届三十仍未获封亲王。不过，以仁王是鸟羽院的爱女八条院的犹子。八条院的母亲美福门院得子既是“直系”近卫的母亲，又是“直系”二条的养母。而八条院是二条的“准母”，还在近卫天皇驾崩后的皇位继承会议上被推举为女帝候选人。在安德天皇的正统性被否定时，以仁王意识到了自己有希望继承皇位。他在院近臣中有一个会相面的亲戚，说他有帝王之相，令他信心倍增。这说明举兵计划得到了八条院和院近臣的支持。以仁王受到寺院行动的鼓舞，下定决心举兵。在平氏一手遮天的政治舞台上，源赖政（后述）一直扮演着屈辱的傀儡角色，他和足利义康的孙子足利义房等人也加入了以仁王的举兵计划。治承四年（1180）四月九日，以仁王自比壬申之乱中的天武天皇，下发檄文（令旨），敦促诸国源氏揭竿而起（第三节详述）。

察觉到事态有变，平氏欲抓捕以仁王，迫使其逃进了园城寺。园城寺的部分僧众与延历寺、兴福寺一同揭竿而起。平氏不知源赖政已加入举兵计划，动员其攻打园城寺。而接到动员令后，赖政放火烧掉了自己的宅邸，率领同族郎党五十余骑抵达园城寺。赖政计划夜袭平氏的六波罗官邸，但因园城寺内反对造反的一派阻挠而作罢。在延历寺，天台座主明云等多数派支持平氏攻打园城寺。看到园城寺、延历寺存在分歧，以仁王、赖政前往兴福寺，却遭到平氏追击。五月二十六日，在宇治平等院的战斗中，赖政全军覆没，以仁王在逃亡奈良的途中被杀。平氏烧毁园城寺僧房，命诸国追讨曾响应以仁王号召的武士。打倒平氏的行动暂时受挫，事态似已归于平静。

六月二日，清盛决定将两院、天皇等人迁至摄津福原（现神户市兵库区）并迁都。清盛此举是想逃离被延历寺、园城寺、兴福寺包围的京城，将平氏的根据地作为新都城，重振士气。新都城内里的地址选在清盛的福原山庄附近。但是，在赖朝叛军的攻势下，延历寺强烈要求天皇还京。很快，十一月，天皇就决定返回京城。

虽说清盛是在高仓院政体制下实行军事独裁，但遇“国家大事”仍须召开公卿议定。不过，议定前要召开以平氏公卿为中心的“内议”。在公卿议定时，平时忠等人会参考“内议”决定发言，引导公卿议定的走向，并将决定上奏高仓院。但是，以仁王被杀、赖政败北后不久，在五月二十七日的公卿议定上，平氏被孤立的局面已经很明显。平宗盛、平时忠以及亲平氏一派公卿的“内议”决定攻打支持以仁王的兴福寺。在随后的院御所议定上，亲平氏公卿同样主张马上发动攻击，却遭到了左大臣藤原经宗、右大臣九条兼实等公卿的强烈反对。藤原经宗汇总各方意见后上奏高仓院。院最终否决了内议的决定，并下令派遣使者。自己推举的高仓院反而否决了己方的意见，这使平氏倍受打击。除了拥立安德天皇并将被孤立的战时独裁之路走到底，平氏已别无选择。

清盛对濑户内海的统治

久安二年（1146），刚刚当上安艺守的清盛将严岛神（也是“军神”）奉为平氏氏神，其后又曾十次参诣严岛神社。长宽二年（1164），为感谢严岛神带来“家门福禄”“子弟荣华”，平氏抄写辞藻华丽的《平家纳经》献给严岛神社。后白河院与建春门院滋子也曾参诣严岛神社。高仓院与中宫德子也两度参诣。参诣严岛神社一时成为贵族阶层的潮流。平氏在清盛的大本营摄津福原至严岛的海上航线要冲修建停泊设施，使船只可停靠在水榭（参照松冈久人著述）。正是由于平氏掌控了濑户内海航线，保障了海上航行安全，参诣严岛神社才能顺利成行。清盛也借控制濑户内海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实力。

此前，后白河天皇在保元元年（1156）颁布的新制（第一节前述）中加入了限制石清水、贺茂、祇园等各神社神人活动的规定。平重盛于仁安二年（1167）与安元二年（1176）分别接到追讨海盗的宣旨。这表明，朝廷已经将取缔海盗、保障濑户内海航行的权限完全交给了平氏。而平氏先排除了石清水八幡宫、贺茂社、祇园社等神社的海上势力，并将八幡宫、祇园神社神人暴力收债的行为视作海盗行径，加以镇压，然后才实现了对濑户内海航线的掌控。

仁安二年（1167）以后，清盛加大了对濑户内海沿岸港湾的掌控和整修力度。承安三年（1173），为了给日宋贸易提供港口，他又着手修筑在东南强风和海浪中毁坏并一度无法使用的福原外港大轮田泊。同年三月，清盛回信给宋朝，建立邦交，并让宋朝商船驻泊大轮田泊，以独享日宋贸易的收益（清盛参诣严岛神社时乘坐的船只也是由宋人掌舵的“唐船”）。清盛将在日宋贸易中获得的羊和珍贵唐物（舶来品）献给后白河院。在装饰内里和举办宫廷仪式时，唐物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方面，院、天皇、贵族都只能依赖清盛。在大轮田泊进行的日宋贸易也是在清盛掌控濑户内海航线后才实现的。

据《百炼抄》（神话时代至镰仓中期的编年史）记载，“令全国上下颇为苦恼的‘钱病’”在治承三年（1179）七月开始蔓延。朝廷就要不要统一流入宋钱的流通价值展开了讨论。“钱病”大概是指宋钱流入造成的物价高涨。清盛大量进口宋钱用于支付修筑大轮田泊的雇工费，货币流通量因此急剧增长。他还要求所有航行濑户内海的运京船必须驻泊在大轮田泊，并收费用于维护防波堤。这样做的另一目的，是想通过确认入港船舶所属的庄园或公领、运载物及载货量来管理诸国、诸庄园的运京船舶，从而掌控濑户内海航线。

“警固屋”——海盗监视网

广岛县吴市与安艺郡音户町（位于仓桥岛，现吴市音户町）之间的音户濑户自古以来就因清盛开凿的濑户海峡而闻名。音户濑户在吴市一侧的地区名叫“警固屋”（けごや），是笔者的故乡。传说该地之所以得名“警固屋”，是由于清盛开凿濑户海峡时，负责警卫的武士曾在此驻扎。清盛开凿海峡一说只是民间传说，值得注意的是“警固屋”这个地名。在镰仓时代的古辞典《名语记》中，“警固屋”是指城郭周边有警卫值守的小屋。院政时代，比叡山为防范园城寺僧人袭击，曾在上山的路上设置警固屋。在平安、镰仓时代，“警固屋”一词作为指代监视设施的词语被广泛应用。

清盛担任安艺守时曾多次通过音户濑户往返于京城、福原与严岛之间。运京船将安艺以西的贡品运送至京城时也必须经过音户濑户，清盛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了音户濑户的重要性。不过，当时音户濑户附近的石清水八幡宫有吴别符[9]，该地处在八幡宫神人掌控之下。为掌握音户濑户的制海权，清盛必须剥夺八幡宫神人对当地的控制。而为了进一步掌控参诣严岛神社的通道及濑户内海航线，清盛进而在音户濑户设置了“警固屋”。

名叫“ケゴヤ”的地方分散在濑户内海西部各地（参见图）。位于严岛一侧广岛县佐伯郡大野町（现廿日市市大野町）的“经小屋山”（ケゴヤ山）当时归平氏家臣、严岛神社神主佐伯景弘管辖，这使平氏能够监视严岛周围的海域。山口市嘉川的“稽古屋”（ケゴヤ）与平氏家臣厚东武道的大本营长门国厚狭郡厚东接壤，正处在下关往东的航线上。此外，大分县津久见市的“警固屋”、弥生町的“稽古屋”在平氏掌权时，分别由臼杵惟隆、佐伯惟康这两名实力雄厚的武士首领负责驻守，他们的总领绪方惟荣是平氏家臣。以上这些读音为“ケゴヤ”的地名，大概都源于平氏为掌控濑户内海航线而设的警固屋。

各地的“ケゴヤ”地名

设警固屋与承安年间营建大轮田泊、强制运京船入港、完善参诣严岛沿途宿泊设施，均为平氏掌控濑户内海的手段，与石清水八幡宫等大寺院、神社利用零散分布在濑户内海航线上的港湾庄园掌控濑户内海的做法有本质区别。可以说，清盛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濑户内海掌控方式。

换句话说，清盛的目的在于通过家族庄园和家臣，在拥有影响力的要冲港湾、海峡附近设置警固屋，并超越庄园、公领的框架，最终全面掌控濑户内海。平氏保障了濑户内海的航行安全，为院、天皇参诣严岛神社，以及宋船驻泊大轮田泊提供了便利。另外，各大寺社只要服从平氏的管辖，就可获得由西国庄园向京城运送贡品的许可。在后来的寿永二年（1183）七月，被迫退出京城的平氏曾一度试图依靠濑户内海的制海权东山再起。

平氏军制

平氏并非取代院和天皇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在现实中，院没有清盛的同意是无法动用军事力量的。原本，追讨宣旨上会明确写明追讨使的姓名，或者天皇会直接将军事指挥权交给被任命的追讨使，但是在清盛的军事独裁下，追讨宣旨上只会写“追讨使”或“官军”，而追讨使的人选和任命均由清盛一人操控，其军事指挥权也因此逐渐强化。

平氏掌握着内里的警卫权。安元三年（1177）四月延历寺僧众强诉时，平氏的重盛、宗盛等人以及源氏的大内守护赖政共同把守着内里各门。这是因为赖政的家系摄津源氏世代负责大内守护，清盛既保证了他源氏栋梁的傀儡地位，又让他参与承担平氏的内里保卫工作。治承二年（1178），清盛声称：“源平乃国家干城。在源氏被视为逆贼遭追讨时，仅有赖政刚正不阿”（《玉叶》），并推举赖政为从三位，令众公卿愕然。

平氏虽在京城内拥有常备军约千骑，但作为平氏家臣的地方武士又分别是重盛、宗盛的家臣。从这一点来看，平氏军制是依靠平氏一族子弟与其各自下属武士的主从关系建立的，而统辖者是清盛。赖政在以仁王举兵时动员了五十骑的军队，其他在京武士不过也就动员了十骑、二十骑。可见，平氏在京城的常备军是占压倒性优势的，这些家臣武士集中居住在六波罗附近。平时，平氏一门会让在京家臣团轮流把守内里各门（各阵营），发生强诉等情况时，则动员全部家臣进行集团防御。而且如前文所述，清盛曾率领“数千骑”的军队从福原进京，可见福原应该也有大量清盛的直属家臣常驻。

清盛的军事根基原本是同族子弟以及作为谱代而家臣化的伊势、伊贺的在地武士，在保元、平治之乱中，平氏军队的主力也是他们。平氏确实与西国武士间形成了主从关系，但如前文所述，平氏主从制没有经历过生死与共的实战洗礼，和源氏与东国武士间通过共同奋战形成的主从关系相比，远不如后者稳固。若未经历过生死与共的大规模追讨战，并在获胜时分享激情与喜悦，是不会形成牢固的主从情感纽带的。平氏集团到最后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斗，唯一一次大规模追讨战还是导致其自我覆灭的治承、寿永之乱。那么，平氏是如何组织起庞大的家臣团的呢？

平氏发展家臣组织主要是通过“内里大番役”，即让地方武士进京守卫内里。接下来，我们将从源义朝死后，其家臣及子孙面临何种境遇，以及源赖朝举兵时，这些人又采取了何种态度两方面着手讨论这个问题（参见上表）。表中的Ba与Bb中，有的人因正在京城服内里大番役而未能参与举兵，于是服从了平氏。而Bc、C中却有人因服满大番役、已经返乡而得以参与举兵。这样，平氏的内里大番役就成了问题关键。

旧义朝家臣与平氏家臣

众所周知，在镰仓时代，内里大番役是御家人为效忠将军（镰仓殿）而承担的主要军役。就院政时期大番役的制度化问题，学界存在分歧，有人主张大番役是通过国衙军制实现制度化的，有人主张是在平氏政权形成后才开始制度化的。大多数人认可后者。国衙军制在11世纪中叶之后便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国衙（受领）动员国内武士服内里大番役是不可能的。摄关时代（858—1068），守卫内里的任务始终是由泷口武士负责的，只有发生政变、内里火灾等紧急情况，朝廷才会召集全部在京源平武士。进入院政时代（1086—1192）后，寺院、神社强诉频繁发生。所以白河、鸟羽两院也频繁召集在京武士守卫内里，而接到命令的在京武士则率领自己的郎党把守各自负责的大门。源义朝没落后，清盛作为唯一的栋梁，努力完善内里大番役也是继承了警卫内里的传统。

如果清盛重视的内里大番役是平氏家臣的职责的话，那么表中C类的东国武士也成了平氏家臣。平治之乱后，清盛命令义朝旧家臣选择是否成为平氏家臣并履行内里大番役。愿意的人要提交其与郎党的主从契约名簿。A类被没收领地的人则是拒绝成为平氏家臣的人。

但成为平氏家臣并不意味着其领地就会切实得到保护。新成为平氏家臣的千叶常胤在其名下的相马御厨被国司作为义朝领地没收后，以该领地为先祖世代相传为由要求归还——这件事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看来，大多数新成为平氏家臣的人（Bb、Bc、C）都不觉得平氏有恩于自己，他们忍受着家主败亡的屈辱，对作为“家臣奉行”（后述）对自己颐指气使的平氏家臣充满敌意。所以平氏才命令他们轮流进京服内里大番役，以削弱其力量，防止其谋反。义朝的旧家臣形形色色，有向平氏卑躬屈膝以求飞黄腾达的大庭景亲等人，有深得新主家平氏信赖、与平氏产生感情的畠山重能兄弟和斋藤实盛等人，也有眷恋旧主源氏、不完全效忠于新主平氏的三浦义明等人。对待平氏的不同立场，决定了义朝旧家臣在赖朝举兵时的不同态度。

为了统率家臣，令其承担内里大番役，平氏以一国为基本单位设置“家臣奉行”（参照野口实著述）。据推测，家臣奉行是在平治之乱后，朝廷将警卫内里的职责交给清盛时设置的职位，义朝家臣转而成为平氏家臣的工作也是由家臣奉行负责的。被提拔为家臣奉行的目代、有实力的在厅武士倚仗平氏权势，以是否愿意成为平氏家臣为检查思想的标准，凌驾于普通在厅官人等国内武士之上，招致众人反感。《平家物语》记载的“在国服从目代，在庄园则受预所驱使，如今亦有所不甘”等话语可以说是关于平氏强制性家臣组织的真实写照。赖朝率领伊豆国诸在厅袭击并诛杀目代山木判官平兼高后举兵。千叶常胤在袭击并诛杀“平家同盟”下总目代后投奔赖朝。虽然集平氏信仰于一社的严岛神社神主佐伯景弘与平氏联合，官至安艺守，但曾经被佐伯景弘压制的安艺源氏在厅官人站在了反平氏的一方（参照角重始著述）。即便在供奉平氏氏神的严岛神社所在的安艺国，平氏也未能完全掌控在厅官人等国内武士。自上而下、强制编组的平氏家臣制是极为脆弱的。接到以仁王檄文的赖朝、木曾义仲举兵时，诸国武士杀死或驱逐平氏家臣出身的目代作为响应，原因就在于此。

平定举兵的以仁王和赖政后，平氏要求后白河院下达院宣，追讨响应檄文的各地源氏，并命令诸国家臣奉行动员他们的家臣参战。为赖朝追讨使、义仲追讨使征兵、征粮的也是一国的家臣奉行。《平家物语》中描绘了被强制动员的所谓“驱（狩）武者”的形象。平氏命令一国的家臣奉行以“一国平均役”的形式来征兵，征兵标准则是“有才干之辈”，但实际执行时，是否有“才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凑够人数。所以这些被强征来的“驱（狩）武者”根本没有斗志。结果在治承四年（1180）十月的骏河国富士川之战中，由平维盛任总大将的追讨军一听到水鸟振翅的声音就四散奔逃。

平氏军制通过内里大番役的勤务，对诸国武士强制实行“自上而下”的主从制度。而反对目代、庄园预所和家臣奉行的在地武士梦想着实现“贵种复兴”的神话，赖朝的军队得到了他们“自下而上”的支持。正因如此，源氏的军队才能战胜平氏军制。

第三节　治承、寿永内乱

赖朝举兵——以仁王檄文与贵种复兴

如前节所述，以仁王于治承三年（1180）四月九日发布檄文（令旨），呼吁蛰伏于各地的源氏子弟奋起，并自诩为“最胜王”（该名称源自镇护国家的佛教经典《最胜王经》），批评平氏软禁后白河院、惩处贵族等危害国家的罪行。随后，以仁王又效仿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呼吁“仿壬申之乱旧例，举兵追讨篡夺皇位者（指安德天皇），有志之士应立即起事合力讨伐平氏，不从命者与平氏同罪，有功者可充任诸国使节，并另授恩赏”（《吾妻镜》）。

该檄文的重点在于：

第一，呼吁的对象主要是源氏子弟。源氏的军队作为国家军事力量讨伐“朝敌”，功勋传世，是源氏一族的骄傲。然而，源义亲、源为义、源义朝三代人都被视为朝敌枭首，对源氏一族而言是莫大的耻辱。与此同时，平氏对源氏来说又是历经三代的“敌人”。用复仇挽回受损的荣誉是武士的习俗。以仁王深信接到檄文的各地源氏定会揭竿而起。源平合战当然不只是源氏对敌人平氏的讨伐，但赖朝等人都是以讨伐敌人、挽回名誉而举兵的。

第二，檄文又是面向全国武士发出的。《平家物语》记载，促使以仁王举兵的赖政胸有成竹地劝说道：“（诸国源氏）在国屈从于目代，在庄园受预所驱使，被迫从事公务杂事，心有不甘”，因此必定会响应号召。赖政是否真说过这话姑且不论，但在由有实力的平氏家臣担任目代的平氏知行国中，平氏的确对源氏武士及源氏旧家臣课以惩罚性税役，强制其服内里大番役，或以未缴纳为由革除其官职、没收其领地，招致源氏武士及家臣怨恨。而且，平氏并非只针对源氏，除一部分受有实力的平氏家臣扶植、飞扬跋扈的国内武士外，其他地方武士对平氏也积怨已久。以仁王直接号召这些武士，旨在掀起全国规模的反平氏浪潮。

以仁王的檄文通过八条院藏人、源为义第十子源行家秘密传达给各地源氏。其后，虽然以仁王败亡，但该檄文掀起了全国各地源氏及其他地方武士的反平氏浪潮。而平氏的应对却相当不妥：命令诸国平氏家臣奉行追讨有可能响应檄文的源氏。这种做法反而使诸国源氏不得不奋起反抗。

义朝嫡子（三子）赖朝在平治之乱中被捕，在伊豆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流放生活。他一直通过三善康信等在京实务官员收集、分析京城的消息，在接到以仁王檄文后，得知朝廷已派兵追讨自己，于是下定决心，于同年八月十七日联合其岳父北条时政、佐佐木秀义父子等人袭击并诛杀了知行国主平时忠的目代山木兼高，然后举兵。举兵之际，赖朝誓言要“继承八幡太郎（源义家）之家业，率坂东八国勇士诛灭谋反的清盛一族”，唤起将士“世代御家人”的记忆，呼吁众人参与举兵。时年八十九岁、参与了前述“擅闯大庭御厨事件”（第五章第四节）的三浦介义明欢呼道：“源氏累世家臣有幸生逢贵种复兴”，参加举兵并战死。正如上文所说，坂东武士能集结于赖朝麾下，是由于他们认同其“贵种”身份，即认同他是旧主（源义家）的嫡系。

攻占伊豆国衙后，赖朝接到以仁王委任自己统治东国诸国庄园、公领的檄文，遂命令伊豆目代停止对国内庄园的非法管理。石桥山之战时，赖朝也将檄文高悬于旗上，假称以仁王已在自己军中，并被奉为“新皇”。

八月二十四日，赖朝与大庭景亲率领的相模国军队在石桥山会战，战败后死里逃生，从海路逃到了安房。赖朝刚到安房，安房的安西景益、下总的千叶常胤、上总的上总介广常等人便接到以仁王命他们逮捕目代、率在厅官人（国内武士）加入赖朝阵营的檄文（千叶常胤诛杀平氏家臣目代后起兵）。此外，武藏、相模的武士也纷纷臣服赖朝，赖朝的军力瞬间膨胀。以仁王在赖朝军中的传闻甚至传到了京城贵族的耳中。高举以仁王檄文的赖朝拒不承认安德天皇，此时年号虽已改为养和、寿永，但他坚持沿用治承年号，直到寿永二年（1183）十月与朝廷达成一致（以下关于赖朝军事政权扩张的过程多参照石井进的研究）。

就这样，赖朝以源赖义、源义家以来已带有神话色彩和情感羁绊的历史记忆为依托，以以仁王的檄文为后盾，视京都朝廷任命的目代为“压迫者”，视诸国武士为“受压迫者”，以“加入源氏‘解放军’，打倒目代”为口号，广泛吸收诸国武士（在厅官人）。为义次子义贤之子义仲也于九月七日响应以仁王檄文，在信浓举兵，拥戴逃到北陆的以仁王之子北陆宫（后述）。源义光的曾孙武田信义、安田义定兄弟也在甲斐举兵。

平氏的战时体制

在宇治之战中打败以仁王和赖政之后，清盛随即命诸国家臣奉行动员各自的国内家臣，以遏止诸国源氏的行动。但平氏的家臣奉行们在各地的战斗中大多失败，依靠家臣奉行组织起来的以一国为基本单位的平氏军制继而崩溃，东国武士纷纷臣服于赖朝、义仲。

治承四年（1180）九月五日，朝廷任命平维盛、平忠度、平知度为追讨使，下令动员东海、东山两道诸国武士追讨赖朝。二十九日，追讨使们率五千骑的军队出征。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追讨军想必是以常驻京城、福原两地的平氏精锐家臣集团为中心的。与此同时，平氏可能还将京城储备的军粮全都拿了出来。但是，征讨军出发不久便遭到延历寺僧人的阻击，未能通过近江，于是转而从伊势下东海道，但东海、东山两道诸国武士没有响应动员，在当地征收军粮也受阻。

十月十六日，追讨军抵达骏河高桥宿。等待他们的是被武田信义的军队斩杀，并悬挂于街头的远江目代、平氏家臣奉行橘远茂及其下属八十人的头颅。士气低迷的追讨军于十八日在富士川河畔与源氏军队对阵时，渡河投奔源氏阵营的士兵络绎不绝。这些人多为加入追讨军的东国武士。追讨军最终不战而逃。《平家物语》与《吾妻镜》都描写了追讨军听到水鸟振翅的声音便仓皇逃散的场景。撤退途中又有许多士兵逃走，追讨使大将军平维盛最后仅带十余骑士兵归京。经历这场战事，平氏常备军从内部瓦解，据说清盛大怒，责骂维盛：“你作为身负君命的追讨使，居然恬不知耻地回来，真是家族的耻辱。”

赖朝欲乘胜追击追讨使并进京，但上总介广常等人主张必须先铲除在背后构成威胁的佐竹氏等人。赖朝听取了建议，折返镰仓，专心稳定东国政局。追讨使的败退已使世人看到平氏的孱弱。十一月末，山本义经、柏木义兼兄弟（源义光的玄孙）趁机在近江举兵，尾张、美浓、若狭源氏及在厅官人们相继造反，伊豫的河野通清、肥后的菊池高直、丰后的绪方惟荣等原本为平氏家臣的地方武士也纷纷举兵，攻击目代，夺取运京贡品。山本义经、柏木义兼等近江、美浓、尾张源氏与反对迁都而蜂起的延历寺（第二节前述）、园城寺、兴福寺联合，摆出进军京都的架势。再加上此时各处都在传言赖朝即将进京，被造反势力包围的京城顿时陷入恐慌。尽管平氏派遣追讨军前往近江、美浓，但追讨军苦于造反军的游击战，军粮也消耗殆尽。平氏大军进退维谷，这是赖朝最想看到的局面，他任由双方拼杀，并未援助造反势力，一心稳定东国政局。

为遏制后白河院、贵族官僚阶层、延历寺的叛离，平氏一门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从福原返回被造反势力包围的京城。十二月二十八日，平氏集团烧毁威胁其后方的南都，兴福寺、东大寺及其下属寺院被付之一炬。如果有“对历史犯罪”这一说的话，那么平氏的行为配得上这样的恶名。

治承五年（1181）正月，清盛在高仓院死后立即要求后白河重开院政，以期再度动员追讨军镇压畿内近国的造反势力。清盛依据天平三年（731）的先例（为向新罗施加军事压力，通过畿内总管、诸道镇抚使实行戒严），任命平宗盛为畿内、伊贺、伊势、近江、丹波总官，并在总官之下配置由平氏家臣担任的各国诸庄园总下司，并命总下司进行户口调查，不论庄园、公领，一律依“一国平均役”征兵、征粮、征用船舶及其他物资，以建立战时体制。为征军粮，平氏还在京都进行了包括公卿家族在内的户口清查。由于平氏军队需长期驻留京城，故而征用了许多宅院。二月七日，平氏派检非违使到美浓、伊势两地，调查追讨军为渡墨俣川而需征用的船舶。这种简单粗暴的备战方式把民众推向了平氏集团的对立面。

饥馑中的京都与平氏

此后，清盛高烧不退，痛苦万分。世人风传这是焚烧南都的报应。弥留之际，清盛最后奏请后白河院，望他所有事宜都与平宗盛商议裁定。对此，后白河院没有明确答复。治承五年（1181）闰二月四日，清盛怀着对后白河院的怨恨和对平氏一门未来的担忧辞世，时年六十四岁。

闰二月六日，宗盛对后白河院承诺今后一切事宜都以院宣为准，并奏请院裁断是遵照清盛遗言在西海、北陆两道征收军粮，继续追讨，还是赦免赖朝等人，并与其和解。受后白河院指示，公卿议定决定下发院宣赦免赖朝。但宗盛反而要求后白河院宣旨任命平重衡为追讨使，命东国武士背离赖朝，臣服于平氏。宗盛态度的急剧变化表明平氏集团内部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对立日益深化。

平氏强硬派紧抓院宣不放。十五日，任命平重衡为追讨使的院宣刚一下达，迟迟没有进展的征用船只工作便很快完成。三月，追讨军渡过尾张的墨俣川（三月十日，一说四月二十五日），击溃源行家率领的源氏军队。虽然院宣的权威和畿内戒严带来了胜利，但近畿百姓反抗的声浪日益高涨。平氏的军队刚刚撤退，甲斐源氏的总领武田信义及其弟安田义定率领的东国武士便越过三河国境，四面出击，击破骏河、信浓的平氏军队。

治承五年（1181）至寿永元年（1182），西国地区遭遇旱灾，再加上各地暴动、追讨、征收兵粮不断，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养和饥馑”。“婴儿弃路中，死骸遍街巷，夜夜有强盗，处处有火警，饿死者不计其数”（《百炼抄》），“路上尸骸遍布”“五条河原上，孩童样貌的人正在食死尸，人人相食，饥馑已达极致”（《吉记》，藤原经房的日记），令人闻之鼻酸不已。闯入贵族和官员宅邸放火抢掠的强盗实际上是军纪废弛的平氏军队。面对大饥荒，平氏却不能解散自己召集起来的诸国武士，原因之一在于必须随时准备应对近畿百姓的暴动与南都北岭的僧众入京。每次出兵征讨都会将军粮一扫而空，平氏军队在极度的饥饿与紧张中愈发疲惫。另一个原因在于地方武士一旦归乡便不会再响应动员。甚至就连蒙受平宗盛恩赐领地的家臣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归国，便很可能会在其郎党的压力下背叛平氏，集体投靠赖朝阵营。此前平氏曾对相关家臣处以刑罚，但要想防止家臣投奔源氏，只能将他们封闭在京城。而平氏军队的巨大胃口最终使京城变成了“饥饿的都市”。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恐慌当中，后白河院及其下摄政、公卿、官员仍不得不拼命举办例行活动、法会，巡幸寺社，以祈愿玉体安康、内乱平定、五谷丰登。对朝廷来说，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要将仪式举办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拥有公权力。当平氏军队造成的饥荒殃及京城的公卿及百姓时，身处镰仓的赖朝只是冷眼旁观，静待时机成熟。这就是一场大规模“军粮消耗战”。

治承五年（1181）七月，一直在镰仓观望的赖朝凭借掌控东国的自信，密奏后白河院：“我仅为追讨朝敌而举兵，无意与朝廷为敌。若不允许我消灭平氏，请照旧例共用源、平两氏，源氏在东国，平氏在西国，由两氏协同平定叛乱。”（《玉叶》）在朝廷看来，高举以仁王檄文的赖朝仍是叛贼，因此赖朝才想在朝廷面前塑造灵活、宽大的源氏“解放军”形象。后白河院将和平提案转交给平宗盛，但宗盛拒绝接受，并表示要遵从清盛的遗言，即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与赖朝对抗到底。

丧失独立追讨能力的平氏在八月请求后白河院任命菊池高直为肥后守（翌年四月投降）、藤原秀衡为陆奥守、城助职为越后守，想以怀柔政策命令他们从背后夹击赖朝和义仲。传说听闻藤原秀衡加入己方阵营后，处于压抑氛围中的平氏军队一时士气大振。墨俣川之战后，东海道方面进入了休战状态。

源义仲进京

战局重开于北陆道。治承五年（1181），平家的知行国——北陆道诸国之前一直很稳定，但因为远征坂东的军队征收军粮一事，在厅官人们揭竿而起。造反的主力是原本以北陆道诸国为根据地的利仁系藤原氏斋藤党。不久，受平氏追讨军压制的近江、美浓两地源氏也纷纷加入。九月，越前守平通盛以北陆道追讨使身份前来，却被造反势力打败，于是逃出加贺，龟缩在越前敦贺城中等待援助。十月，平维盛、平知盛等人被任命为北陆道追讨使，平重衡被任命为东海道追讨使，平赖盛被任命为纪伊追讨使。但北陆道追讨使以军力、军粮的准备情况不尽如人意为由，多次延期出征。寿永元年（1182）九月，在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中，后白河院发布院宣，下令追讨使停止一切行动，北陆道追讨使也在此时归京。平氏不得不中断了军事行动。

治承四年（1180），信浓的源义仲（以下称木曾义仲）斩杀平氏家臣小笠原赖直后在木曾谷举兵，进占其亡父源义贤的故地上野，因与赖朝关系紧张，为避免发生冲突又退回了信浓。不久，义仲被加入平氏集团的越后城助永、城助职兄弟牵制，无法离开信浓。寿永元年（1182），义仲打败进犯的城助职，解除后患，随即将儿子义高作为人质送至赖朝处，以解除赖朝的后顾之忧，并推戴以仁王之子北陆宫，力图统辖北陆道诸国造反势力。

在饥馑结束后的寿永二年（1183），战势迅速发展。三月，平氏决定倾尽全力平定北陆道，于是在关西诸国以“一国平均役”征收兵丁、军粮。在对兴福寺名下的山城国和束杣征兵时，三十六名杣工[10]中有二十七人被抓丁。杣工害怕被强行带走，于是恳求寺院出面阻拦。据《平家物语》记载，这些被强制抓丁、连大刀都拿不稳的“临时兵”上了战场之后张皇失措、临阵脱逃，如草木伏地般瞬间倒戈。四月，追讨使平维盛、平通盛、平忠度等人就是率领这样一支总计十万人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向北陆道进发。北上征讨军得到院宣许可，沿途征收军粮，一路扣押权门寺社的运京贡品，并掠夺各地村庄。

北陆道追讨军轻松攻陷斋藤党据守的越前燧城，并于五月占据了加贺与越中交界处的砺波山。出信浓，占据了越后国府的义仲与叔父行家一同进军越中，于十一日夜偷袭混乱不堪的平氏军队，并将其赶上俱利伽罗岭的断崖，众多平氏将士坠崖身亡。六月一日，义仲又在加贺筱原击溃撤退的平氏军。《平家物语》中关于“斋藤实盛（不愿背离平氏的义朝旧家臣）将白发染黑，身着锦缎直垂（武士的礼服），选择就此结束生命”的描写令人哀叹不已。经过几场战斗，平氏军队死伤过半，溃逃的士兵丢盔弃甲、仓皇逃窜，就连追讨使也只穿着帷子（内衣）凄惨地逃回京城。在所有人看来，平氏的衰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京城百姓开始盼望源氏“解放军”进京。

如果遭到延历寺阻拦，义仲的军队进京将无比艰难。所以义仲、平氏自然都向掌握进京关键的延历寺示好。尽管平氏许诺延历寺成为自己的氏寺[11]、日吉社神成为自己的氏神，但延历寺最终站在了义仲一边。七月，义仲的军队进入近江，直逼京城。平氏欲挟持安德天皇、后白河院逃往西国，但后白河院拒绝并逃往了比叡山，平氏遂于二十五日挟持安德及其母后建礼门院（德子），携三种神器[12]，纵火烧毁平氏一门在京都六波罗的宅邸，退出京城（以下两段叙述多参照竹内理三的著述）。

后白河院命上京的义仲和行家追讨平氏。三十日，赖朝、义仲、行家获封赏。进入八月，朝廷剥夺平氏一门的官位，没收其领地，任命义仲为左马头兼伊豫守、行家为备前守，任命由远江上京的安田义定为远江守，并将没收的五百处平氏领地中的一百四十处赐给义仲，九十处赐给行家。但另一方面，后白河院又将赖朝捧为一等功臣，派使者前往镰仓催促其进京，以牵制义仲。此外，后白河院还废黜了义仲推举的以仁王之子北陆宫，在没有神器的情况下，立高仓的四皇子尊成亲王为后鸟羽天皇。义仲也因此更加反对后白河院。后白河院能够否定持有神器的安德天皇的正统性，立没有神器的后鸟羽为正统天皇，正是因为院是唯一可决定皇位继承人的主权者。

再次火烧福原并逃往大宰府的平氏残余势力在丰后遭到了绪方惟荣的驱逐，但受到赞岐武士首领田口成良的欢迎，进驻屋岛（今四国岛香川县高松市）。另一方面，义仲的军队实际上是各地造反势力的混合体，缺乏凝聚力。在进入“饥饿之都”后，京城百姓欢迎“解放军”进京的欢呼声转瞬即逝，粮食紧缺的义仲军队如虎狼一般扫荡京城，到无物可夺时，许多官兵便开了小差。

义仲、行家没有任何构想和展望就贸然进入京城，结果只会一味争恩赏，对属下士兵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京城百姓对二人的怨恨比对平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后白河院命义仲追讨平氏，想借机使其军队离开京城前往西国。但在闰十月一日，推进至备中水岛的义仲军队被平氏军打败，只得返回京城。其间，后白河院盛情邀请赖朝进京。归京后，义仲想挟后白河院逃往北陆，但院表示拒绝，并命令他率军离开京城。十一月十九日，义仲怒而率军袭击了院御所法住寺殿，疯狂屠杀，然后幽禁了后白河院，园城寺圆惠法亲王（后白河院五皇子）、曾与清盛联手对抗后白河院的天台座主明云也被杀。

义仲与前关白松殿基房联手，娶基房的女儿为妻，让基房的儿子松殿师家担任内大臣摄政。另一方面，义仲又解除院近臣的官职，亲自担任院御厩别当。寿永三年（1184）正月，义仲出任征夷大将军。义仲在京城的所作所为正是在重蹈平氏愚蠢行径的覆辙，京中百姓翘首期盼赖朝的“解放军”到来。赖朝代官、源范赖、源义经（二人均为赖朝之弟）的军队已推进至三河地区，正在等待时机，此时大举向京城进发。二十日，在宇治川之战中大败义仲的赖朝“解放军”在百姓的欢呼声中秩序井然地进入京城。九条兼实在日记《玉叶》中写道：“九条河原一带未出现野蛮行径，吾心安矣。”义仲逃亡北陆道，途中，在近江粟津（今滋贺县大津市）被杀。

“世间悲欢已览遍”——平氏的末日

水岛战役后，平氏平定了山阳道，挟安德天皇来到屋岛。寿永三年（1184）正月，平氏在曾经的根据地摄津福原列阵，摆出要进京的架势。如第二节所述，濑户内海的制海权原本就掌握在平氏手中。

义仲败亡后，重开院政的后白河院应赖朝要求，颁发追讨平氏的院宣。接到院宣后，义经、范赖指挥的源氏军队于正月二十九日突然来到福原。驻守福原的平氏军队虽在东部正面的生田森林与西部背后的一之谷设关卡，并在海上部署了大量战船加强防御，但因接到后白河院的和解信而有所松懈。义经的军队从鹎越纵马直下一之谷，平氏军队因遭遇奇袭而陷入混乱，平通盛、平忠度、平敦盛及其部将大多阵亡，残余部队逃往屋岛。《平家物语》记载了源氏大将熊谷直实斩杀平氏少年武者平敦盛后不禁潸然泪下的故事，与明治时代文部省规定的音乐课必选曲目《青叶之笛》[13]一道成为战前[14]一代人的回忆。

一之谷之战后，范赖、义经携平氏一门千余人的首级凯旋京城。后白河院虽然不愿亲眼看到公卿被枭首，但在范赖、义经的强烈要求下，源氏军队还是高举着平氏千余人的首级凯旋，并将首级悬挂于狱门示众。赖朝命占领京城的源氏军队继续追讨平氏残余势力并维持治安，同时将有实力的御家人安插在近畿诸国，以掌控畿内、山阳道诸国武士，还呼吁九州、四国、土佐的武士一同追讨平氏。

再次占据屋岛的平氏残余势力控制关门海峡的彦岛（一说儿岛），切断山阳道与九州的联系，以抵挡沿山阳道西进的范赖军队。源氏军阵中此时弥漫着渴望早日还乡的厌战情绪，士兵斗志全无。元历二年（1185）二月十九日，重获重用的义经率军奇袭屋岛，大获全胜。败北的平氏军队逃往平知盛据守的彦岛。平氏麾下众多海盗出身的武士纷纷倒向源氏，源氏成功将平氏水军收入麾下。

三月二十四日，决战终于到来。潮水的流向决定了战役的走向，最初占据优势的平氏军队因潮水流向突变而转为劣势，退至源氏军队预先设伏的坛浦。眼见大势已去，总指挥知盛一声令下，抱着安德天皇的二位尼（清盛之妻时子）、建礼门院德子（安德天皇的母亲）、经盛、教盛、资盛、知盛本人等相继跳入水中。曾享尽荣华（奢靡与风流）的平氏一门走向了末路。《平家物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当时的场景：“海面上到处漂浮着被丢弃的赤旗、赤印[15]，如同被风吹落于龙田川的片片红叶，击岸的白浪也被染成浅红，无主的空船任凭风浪击打，漫无方向地漂泊，满目凄凉。”

“世间悲欢已览遍”，由知盛这句临终遗言，石母田正从《平家物语》中看出了“内乱时代的动荡，不断反复的人世沉浮，悲剧与喜剧”，以及“那贯穿其中的、无法撼动的、支配着一切的命运”。

平家从京城到坛浦的撤退路线相关略图

赖朝军事政权的形成

富士川之战后，治承四年（1180）十月，相模国府举行了首次大规模论功行赏。朝廷不仅按惯例认可了从军御家人对领地的支配权（本领安堵），还将其从敌方手中夺取的新领地赐予他们（新恩给与）。十二月，举行了赖朝集团将大本营迁往相模镰仓新馆的仪式，三百一十一名参加仪式的御家人分坐厅堂两厢。侍所别当（管理御家人的侍所长官）和田义盛居中而坐，逐个点名，并登记在名簿上。正如《吾妻镜》记载：“自此以后，东国武士奉赖朝为镰仓之主。”这场仪式是标志坂东军事政权诞生的庆典，而该政权是以赖朝与坂东武士的主从关系为基础的。

赖朝将前来拜谒并表示忠诚的武士全都归入御家人行列，无论其是否世代为源氏家臣，并以参加追讨平氏为条件，承认其固有领地，同时按照功勋授予“新恩给与”。另一方面，对抵抗或拒绝从军的武士则进行无情讨伐，没收其领地。违背源赖朝意志的御家人也是同样下场。坂东武士出于反抗目代的政治诉求和对源氏复兴的期待，自下而上地掀起了这场运动，而源氏军队及赖朝御家人体制的形成就是这场运动的结果。坂东武士臣服于赖朝后，就必须绝对服从赖朝的最高指挥权和铁一般的纪律。以上总介广常为代表的许多御家人就是因为叛逆而受到刑罚。义经一门的源氏也遭受了同样命运。

与赖朝的御家人制相比，平氏的家臣制太过脆弱。例如，知盛的家臣、当时正在京城的甲斐源氏加贺美长清在得知赖朝举兵后便立即请求休假，并获准返乡。这是因为，加贺美长清不是世袭的平氏家臣，没有绝对服从主君的义务，反倒是必须礼遇的“家礼[16]”（《吾妻镜》）。平氏与东国武士间的主从关系是以内里大番役为媒介结成的，和通过实战军事指挥关系形成的主从关系相比就不那么牢靠。

另一方面，义仲进京后，藤原兼实在日记中写道：“如今，京内除武士外，人人难以生存，百姓全部逃到了乡下。如果不追讨平氏，四国、山阳道、九州的贡品就无法运京。受义仲的压制，北陆、山阴两道的贡品同样无法运抵京城。赖朝一日不进京，东山、东海两道国司、庄园领主的统治权就一日不能恢复。”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寿永二年（1183）十月，赖朝要求催促自己进京的后白河院“恢复东海、东山、北陆三道知行国主、庄园领主对公领和庄园的统治权”（《玉叶》）。后白河院与公卿立刻响应了该提案，向赖朝颁发了针对除义仲管辖的北陆道以外的东海、东山两道的宣旨（《百炼抄》），此即“寿永二年十月宣旨”。

将此前一直被军事占领的东海、东山两道诸国返还给朝廷和庄园领主，看似令赖朝取得的军事成果付之东流，但该宣旨在最后特别强调“不服从者，可上报赖朝处置”（《玉叶》）。被军事占领的东国根本不可能按宣旨的要求恢复秩序。所谓恢复秩序，不过是恢复往京城运送贡品。驱逐目代、预所，夺得庄园、公领实际支配权的御家人（他们获得赖朝的安堵和给与）根本不会遵从后白河院颁发的一纸文书。只有在接到赖朝的命令后，他们才答应往京城运送贡品。也就是说，寿永二年十月宣旨最后强调的，无非是委任赖朝督促御家人向京城运送庄园、公领的贡品。换句话说，就是官方承认赖朝及其御家人对庄园、公领的实际支配权（征税、统治当地百姓、检断、裁判）。总而言之，赖朝的东国军事政权通过十月宣旨得到了王朝国家的承认。赖朝借口执行宣旨，派义经率军前往伊势地区。不久，赖朝又以为院运送年贡为由，将义经的军队调至近江地区，对其进行监控。得知院与赖朝的秘密协定后，义仲怒不可遏，指责院并说“此乃终身遗恨”（《玉叶》）。

寿永三年（1184）正月，义仲被义经率领的源氏军队打败后，赖朝首次接受了追讨平氏的宣旨，并接收了多达五百五十处的平氏旧领地。一之谷之战后的二月末，在赖朝的要求下，后白河院颁发宣旨，命令五畿七道诸国取缔武士侵犯庄园、公领的行为，停止征收军粮，并委托赖朝全权负责。

若有人控告源平两氏的军队夺取庄园和公领年贡、强收军粮、肆意破坏，赖朝的代官会进行调查，制止上述行为。这种体制原本是在战时体制下，为维护庄园、公领秩序，依靠赖朝的军事强制手段形成的，但在颁发寿永二年（1183）十月宣旨后，该体制转化为全国性的体制。与此同时，另外一份宣旨授予了赖朝的代官义经对畿内近国“此前一直侍奉源平二氏的武士、住民”的动员权（《吾妻镜》）。虽然赖朝的军队也曾闯入畿内近国的庄园、公领征兵征粮，并遭到庄园领主抗议，但他们没有像平氏、义仲的军队那样将所有资源一扫而光。

例如，军粮使曾深入河内国河内郡水走地区征粮。但水走的在地领主源康忠向义经请求，希望以本领安堵、停止征收军粮为条件，成为源氏御家人并服军役，获得许可。另外在纪伊，面对高野山大传法院的抗议，守护丰岛有经答应免除其军粮，只征召“有能力”的庄内御家人服军役。为“天下草创”（恢复和平，树立新秩序），赖朝还特别注重整肃军纪及对御家人进行“教育”，以在庄园领主和百姓们心目中树立源氏军队“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近畿及西国地区原本没有多少源氏家臣。义经凭借追讨平氏宣旨动员了此前分别侍奉源、平两氏的武士与百姓，这些人与源康忠一样获得本领安堵，成为源氏御家人。坂东御家人直接拜谒赖朝，每一个人的形象和性格都被赖朝记入脑海。与他们不同，不断增加的西国御家人不过是一些记录在“交名”（名簿）上的名字，由总追捕使（守护人）统计并提交给赖朝。是追随平氏走向灭亡，还是成为源氏御家人，或是放弃武士身份？西国武士只能三选一。总之，只有响应赖朝动员、参与追讨平氏的人才能被认可为源氏的御家人（武士）。

走向天下草创——设置守护、地头

赖朝举兵之初，曾要求相模的三浦义澄、下总的千叶常胤、上总介广常、下野的小山朝政等各国最有实力的武士领袖动员国内武士加入自己的队伍，驱逐目代，接管地方政府。富士川战役后，赖朝又大量设置由有实力的御家人担任的代官、守护人、总追捕使等官职，以控制占领地的地方政府，让武士出身的御家人从政，清除平氏余党，防止占领军擅闯庄园与公领，受理诉讼案件，征收军粮，等等。在没有直接占领的地区，赖朝将其国内有实力的武士任命为传统的押领使等官职，将其视作御家人进行组织与管理。

赖朝利用追讨平氏的院宣，将全国武士收编为自己的御家人，获得对全国国衙、庄园、公领的命令权，并以一国为单位设置追捕使（守护人）。但是，上述权限终究是战时体制下的临时性权限，如果战时体制结束，朝廷（王朝国家）便会要求废除追捕使，否定赖朝的上述权限，并恢复到内乱前的状态（由朝廷授予本领安堵、新恩给与，任命御家人为郡乡司、庄官）。平氏灭亡后，义经遭到赖朝冷遇，于是与兄长针锋相对，结果成了赖朝延续战时体制的最佳借口。

文治元年（1185）十月，赖朝严格追究后白河院向义经下发追讨自己院宣的责任。十一月，赖朝借搜捕逃亡的义经的名义设置守护（追捕使）、地头，并迫使后白河院认可自己的安排（赖朝自身被任命为总追捕使、总地头）。这样，镰仓幕府的主体就成型了：第一，以严格的军纪维持“赖朝（镰仓殿）–御家人”的主从关系；第二，战时实行以一国为单位的御家人动员，和平时期实行京都大番役动员，建立起负责检察、裁判国内重犯的守护制度（继承王朝国家的押领使、追捕使权限）；第三，御家人为镰仓殿提供军事服务，作为回报可补任地头职。

地头的任务并非侍奉赖朝（那是御家人的任务），而是与以前的郡乡司、庄官一样，负责为国司和庄园领主管理领地、统治百姓、征税并将其运京，不同之处在于其任免权由镰仓幕府掌握。御家人（在地领主）可补任地头，避免出现因未缴、滞纳被革职的情况，大大提升了在地领主的权力。赖朝举兵时的政治纲领——“驱逐目代、预所”得以制度化。

赖朝及镰仓幕府可谓是御家人（在地领主）为自身利益而共同推举的主权者。守护、地头制的建立平息了此前因初任检注造成且不断发生的庄园、公领纷争。庄园公领制成为稳定有序的制度。而另一方面，新制度造成的庄园领主与地头的纷争也接踵而至。

在设置守护、地头的同时，赖朝要求朝廷坚决进行政治改革（“天下草创”）。于是，王朝国家的使命宣告结束，建立在庄园、公领制之上，由朝廷与幕府所构成的新国家体制宣告诞生。据说，设置守护、地头的大政方针是由出身于外记的赖朝贴身幕僚大江广元构思的。令藤原赖长、信西入道[17]等人心驰神往的新国家体制被大江广元等赖朝亲信官僚继承，并通过建立幕府得以实现。这是藤原赖长、信西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1]大学生，这里特指律令体制下，由式部省直辖的大学寮培养的学生。

[2]纪伊二位，因藤原朝子的父亲藤原兼永曾担任纪伊守，所以人们称藤原朝子为纪伊局，雅仁亲王作为后白河天皇继位后，藤原朝子获封从二位，所以被称为“纪伊二位”。

[3]药子之变，是发生于公元810年的一次未遂政变。平城上皇、上皇的岳母兼情人藤原药子、药子的兄长藤原仲成试图废黜嵯峨天皇，恢复平城上皇的统治，但没有成功。上皇退出政治舞台，其子孙失去皇位继承权。

[4]相扑召合，公卿、殿上人陪同天皇观看地方推选的相扑选手竞技。

[5]修验道，在山林中修行以期感悟灵验的宗教，由日本固有的山岳信仰、神道、密教、阴阳道等混合而成。

[6]准母之仪，比照天皇母亲的待遇，赐予皇后或院称号的仪式。

[7]朝觐行幸，朝觐指天皇访问并拜谒太上天皇、皇太后的住所，行幸指为之外出。朝觐行幸流行于平安时代，是朝廷的惯例之一，一般在正月头几日举行，因此也有拜年的含义。镰仓时代之后逐渐衰落。

[8]预所，中世庄园里受本所任命管理当地事务的职位。

[9]吴别符，“别符”是指平安时代形成的一种土地制度，附属于庄园的一部分地区可以依据国司免符独立。也可指这种土地本身。吴别符即吴地的别符。

[10]杣工，日本古代至中世从事伐木和制材的人。

[11]氏寺，一个氏族皈依、进行祈祷的寺院，中世以后改称菩提寺。

[12]三种神器，包括丛云剑（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象征天皇的权威。

[13]《青叶之笛》，歌词以一之谷合战为题材，歌名源自平敦盛所持的名为“青叶”的笛子，发表于1906年，是当时日本小学的必学曲目。

[14]战前，指二战爆发前。

[15]赤印，绑在铠甲的袖子上或头盔背面的红布，识别敌我的标志。

[16]家礼，指服从性较弱的家臣，一般只须提交写有自己名字的文书或者拜谒一次就成为主人的家臣，对主人的命令不会绝对服从。

[17]入道，原指领悟佛家真理，也可用于指称信仰佛教的出家人。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全书相关

石母田正『古代末期政治史序説』（未来社、一九五六年）

竹内理三『武士の登場』（日本の歴史6）（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五年）

石井進『中世武士団』（日本の歴史12）（小学館、一九七四年）

下向井龍彦「国衙と武士」『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古代6』（一九九五年）

第一章

戸田芳実「中世成立期の国家と農民」「国衙軍制の形成過程」『初期中世社会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一年）

石井進「中世成立期の軍制」『鎌倉武士の実像』（平凡社選書、一九八七年）エルトン（丸山高司訳）『政治史とは何か』（みみず書房、一九七四年）

梅原郁·桐敷真次郎「城」、寺田隆信「万里の長城」『平凡社大百科事典』（一九八五年）

佐藤興治「朝鮮古代の山城」『日本城郭大系別巻1』（新人物往来社、一九八一年）

イザヤ·ベンダサン『日本人とユダヤ人』（角川文庫、一九七一年）

下向井龍彦「七世紀後半の東アジア動乱と日本の軍制」『第一三回アジア文明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大宰府学事始め〈1〉水城と大野城』（福岡県総務部国立博物館対策室、一九九八年）

石母田正『日本の古代国家』（岩波日本歴史叢書、一九七一年）

吉田孝『律令国家と古代の社会』（岩波書店、一九八三年）

下向井龍彦「日本律令軍制の基本構造」『史学研究』一七五号（一九八七年）

下向井龍彦「軍縮と軍拡の奈良時代」『歴博』七一号（一九九六年）

同「捕亡令『臨時発兵』規定について」『続日本紀研究』二七九号（一九九二年）

同「光仁·桓武朝の軍縮改革について」『古代文化』四九巻一一号（一九九七年）

村井康彦「公出挙制の変質過程」『古代国家解体過程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六五年）

坂上康俊「負名体制の成立」『史学雑誌』九四編二号（一九八五年）

戸田芳実「平安初期の国衙と富豪層」『日本領主制成立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六七年）

北條秀樹「文書行政より見たる国司受領化」『日本古代国家の地方支配』（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下向井龍彦「国衙支配の再編成」『新版古代の日本4中国·四国』（角川書店、一九九二年）

戸田芳実「中世成立期の国家と農民」「国衙軍制の形成過程」『初期中世社会史の研究』（前掲）

下向井龍彦「平安時代の国家と海賊」『新·瀬戸内海文化シリーズ2　瀬戸内海の文化と環境』（神户新聞総合出版センター、一九九九年）

同「捕亡令『臨時発兵』規定の適用からみた国衙軍制の形成過程」『内海文化研究紀要』二二号（一九九四年）

同「武士形成における俘囚の役割」『史学研究』二二八号（二〇〇〇年）

石井昌国『蕨手刀』（雄山閣、一九六六年）

斎藤忠·小野忠熈「見島古墳群」『見島文化財総合調査報告』（山口県教育委員会·萩市教育委員会、一九六五年）

乗安和二三「見島ジーコンボ古墳群」『山口県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第七三集（山口県教育委員会、一九八三年）

八木光則編『文化財資料集第2集　蕨手刀集成（第2版）』（盛岡市教育委員会文化財調査室、一九九九年）

松下孝幸·分部哲秋·佐熊正史「山口県萩市見島ジーコンボ古墳群出土の平安時代人骨」『山口県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第七三集（前掲）

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世良晃志郎訳）『支配の社会学I』（創文社、一九六〇年）

第二章

戸田芳実「中世成立期の国家と農民」『初期中世社会史の研究』（前掲）

坂本賞三「前期王朝国家体制の支配構造」『日本王朝国家体制論』（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二年）

下向井龍彦「国衙支配の再編成」（前掲）

大津透「平安時代收取制度の研究」『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佐藤泰弘「一一世紀日本の国家財政·徴税と商業」『あたら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二〇九号（一九九三年）

坂上康俊「負名体制の成立」（前掲）

下向井龍彦「武士形成における俘囚の役割」（前掲）

同「王朝国家国衙軍制の成立」『史学研究』一四四号（一九七九年）

高橋昌明「将門の乱の評価をめぐって」『文化史学』二六号（一九七一年）野口実「秀郷流藤原氏の基礎的考察」『坂東武士団の成立と发展』（弘生書林、一九八二年）

石井進『鎌倉幕府』（日本の歴史7）（中央公論社、一九六六年）

石井昌国『蕨手刀』（前掲）

下向井龍彦「部内居住衛府舎人問題と承平南海賊」『内海文化研究紀要』一八·一九号（一九九〇年）

小林昌二「藤原純友の乱」『古代の地方史2』（朝倉書店、一九七七年）

下向井龍彦「『藤原純友の乱』再検討のための一史料」『日本歴史』四九五号（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九年）

福田豊彦「藤原純友とその乱」『日本歴史』四七一号（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七年）

同『平将門の乱』（岩波新書、一九八一年）

同編『承平·天慶の乱と都』（週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59）（朝日新聞社、一九八七年）

下向井龍彦「天慶藤原純友の乱についての政治史的考察」『日本史研究』三四八号（一九九一年）

坂本賞三翻刻『日振島村史』（『内海文化研究紀要』一六号）（一九八八年）下向井龍彦「平将門·藤原純友の反乱の原因は何か」『新視点日本の歴史第三巻』（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三年）

第三章

下向井龍彦「捕亡令『臨時発兵』規定の適用からみた国衙軍制の形成過程」（前掲）

同「武士形成における俘囚の役割」（前掲）

河合正治「形成期武士階層とその精神的雰囲気」『中世武家社会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三年）

高橋昌明·山本幸司編『武士とは何だろうか』（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別冊『歴史を読みなおす』8）（一九九四年）

野口実『武家の棟梁の条件』（中公新書、一九九四年）

高橋昌明『武士の成立　武士像の創出』（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九年）

同「伊勢平氏の成立」『清盛以前』（平凡社選書、一九八四年）

鮎沢（朧谷）寿『源頼光』（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一九六八年）

朧谷寿『清和源氏』（教育社歴史新書、一九八四年）

米谷豊之祐「瀧口武者考」『院政期軍事·警察史拾遺』（近代文芸社、一九九三年）

野口実「摂関時代の滝口」福田豊彦編『中世の社会と武力』（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高橋昌明『酒呑童子の誕生』（中公新書、一九九二年）

前田禎彦「検非違史別当と使庁」『史林』八二巻一号（一九九九年）

野口実「平貞盛の子息に関する覚書」「平維茂と平維良」『中世東国武士団の研究』（高科書店、一九九四年）

橋本義彦「蔵人五位と五位蔵人」『平安貴族』（平凡社選書、一九八六年）中原俊章「『侍』考」『ヒストリア』八三号（一九七九年）

高田淳「『巡爵』とその成立」『國學院大学研究紀要』二六号（一九八八年）玉井力「『受領挙』について」「受領巡任について」『平安時代の貴族と天皇』（岩波書店、二〇〇〇年）

大津透「受領功過覚書」『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前掲）

寺内浩「受領考課制度の成立と展開」『史林』七五巻二号（一九九二年）

戸田芳実「国衙軍制の形成過程」（前掲）

村井康彦「蔑視された武士たち」『歴史公論』五五号（一九八〇年）

鳥谷智文「王朝国家期における近衛府府務運営の一考察」『史学研究』一九九号（一九九三年）

曾我良成「官司請負制下の実務官人と家業の継承」『古代文化』三七巻一二号（一九八五年）

下向井龍彦「王朝国家期国衙軍制の構造と展開」『史学研究』一五一号（一九八一年）

同「王朝国家軍制研究の基本視角」坂本賞三編『王朝国家国政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七年）

佐藤泰弘「平安時代の国の検田」『史林』七五巻五号（一九九二年）

大石直正「平安時代の郡·郷の収納所·検田所について」豊田武教授還暦記念会編『日本古代·中世史の地方的展開』（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三年）

同「尾張国解文」『日本史の謎と発見5王朝の栄華』（毎日新聞社、一九七八年）

下向井龍彦「平安時代の地方政治」日本歴史学会編『日本研究の新視点』（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六年）

同「押領使·追捕使の諸類型」『ヒストリア』九四号（一九八二年）

石井進「中世成立期の軍制」（前掲）

戸田芳実「初期中世武士の職能と諸役」『初期中世社会史の研究』（前掲）

第四章

庄司浩『辺境の争乱』（教育社歴史新書、一九七七年）

野口実「平忠常の乱の経過について」『坂東武士団の成立と発展』（前掲）

福田豊彦『千葉常胤』（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一九七三年）

千田嘉博「十三湊·福島城の調査」佐藤信「古代国家と日本海·北日本」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中世都市十三湊と安藤氏』（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四年）

大石直正「中世の黎明」『中世の奧羽』（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

三浦圭介「北奥·北海道地域における古代防御性集落の発生と展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六四集（一九九五年）

伊藤博幸「史跡胆沢城跡の発掘調査」『日本歴史』四一九号（一九八三年）

今泉隆雄「蝦夷の朝貢と饗給」高橋富雄編『東北古代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六年）

熊谷公男「『受領官』鎮守府将軍の成立」羽下徳彦編『中世の地域社会と交流』（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斉藤利男「北緯四〇度以北の十～十二世紀」入間田宣夫他編『北の内海世界』（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樋口知志「安倍氏の時代」『岩手史学研究』八〇号（一九九七年）

安田元久『源義家』（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一九六六年）

高橋崇『蝦夷の末裔』（中公新書、一九九一年）

入間田宣夫「延久二年北奥合戦と諸郡の建置」『東北アジア研究』一号（一九九七年）

野口実「十一～十二世紀、奥羽の政治権力をめぐる諸問題」『中世東国武士団の研究』（前掲）

平泉文化研究会編『奥州藤原氏と柳之御所跡』（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斉藤利男『平泉』（岩波新書、一九九二年）

安田元久「『源氏内紛』の政治的背景」『日本初期封建制の基礎研究』（山川出版社、一九七六年）

第五章

坂本賞三「免除領田制」『日本王朝国家体制論』（前掲）

同『荘園制成立と王朝国家』（塙選書、一九八五年）

詫間直樹「一国平均役の成立について」坂本賞三編『王朝国家国政史の研究』（前掲）

市田弘昭「平安後期の荘園整理令」『史学研究』一五三号（一九八一年）

下向井龍彦「王朝国家体制下における権門間相論裁定手続きについて」『史学研究』一四八号（一九八〇年）

下向井龍彦·光谷哲郎「『小右記』にみえる「起請」について」『平成十～十一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二〇〇〇年）

網野善彦「荘園公領制の形成過程」『日本中世土地制度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一年）

坂本賞三「郡郷制の改編と別名制の創設」『日本王朝国家体制論』（前掲）

市田弘昭「王朝国家期の地方支配と荘園整理令」『日本歴史』四四五号（一九八五年）

入間田宣夫「平安時代の村落と民衆の運動」「鎌倉前期における領主的土地所有と『百姓』支配」『百姓申状と起請文の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六年）

佐藤進一「中世史料論」『岩波講座〈新版〉日本歴史』別巻2（岩波書店、一九七六年）

富田正弘「国務文書」『日本古文書学講座古代編II』（雄山閣、一九七九年）

吉村晃一「安芸国高田郡司藤原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学研究』二一五号（一九九七年）

下向井龍彦「王朝国家軍制研究の基本視角」（前掲）

同「軍縮と軍拡の奈良時代」（前掲）

坂本賞三『藤原頼通の時代』（平凡社選書、一九九一年）

石井進「院政時代」『講座日本史2封建社会の成立』（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〇年）

菅真城「北京三会の成立」『史学研究』二〇六号（一九九四年）

土田直鎮「摂関政治に関する二、三の疑問」『奈良平安時代史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橋本義彦「院政論」『平安貴族社会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七六年）

河内祥輔「後三条·白河『院政』の一考察」石井進編『都と鄙の中世史』（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橋本義彦『貴族の世紀』（日本の歴史文庫5）（講談社、一九七五年）

橋本義彦「白河法皇」『人物·日本の歴史3王朝の落日』（読売新聞社、一九六六年）

石母田正「危機の深化と天皇制の形態変化」『古代末期政治史序説』（前掲）

今正秀「院政期国家論の再構築に向けて」『史学研究』一九二号（一九九一年）

橋本義彦「院評定制について」『平安貴族社会の研究』（前掲）

美川圭「公卿議定制から見る院政の成立」『院政の研究』（臨川書店、一九九六年）

橋本義彦「院政政権の一考察」『平安貴族社会の研究』（前掲）

井原今朝男『日本中世の国政と家政』（校倉書房、一九九五年）

橋本義彦「院宮文書」『日本古文書学講座古代編II』（前掲）

玉井力「『院政』支配と貴族官人層」『平安時代の天皇と貴族』（前掲）

戸田芳実「検非違史の記録」『中右記——躍動する院政時代の群像』（そしえて、一九七九年）

大石直正「平安時代後期の徴税機構と荘園制」『東北学院大学論集』一号（一九七〇年）

詫間直樹「『荘園整理令』とは何か」『新視点日本の歴史第三巻』（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三年）

勝山清次「平安時代後期の封戸制」『中世年貢制成立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五年）

今正秀「保元荘園整理令の歴史的意義」『日本史研究』三七八号（一九九四年）

下向井龍彦「天永の記録所について」『史学研究』一九九号（一九九三年）

平雅行「中世仏教と社会·国家」『日本史研究』二九五号（一九八七年）

海老名尚「中世前期における国家的仏事の一考察」『寺院史研究』三号（一九九三年）

黒田俊雄『寺社勢力』（岩波新書、一九八〇年）

佐野みどり「王朝の美意識と造形」『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古代5』（前掲）

遠藤基郎「過差の権力論」服藤早苗編『王朝の権力と表象』（森話社、一九九八年）

戸田芳実「荘園体制確立期の宗教的民衆運動」『初期中世社会史の研究』（前掲）

安田元久「『源氏内紛』の政治的背景」『日本初期封建制の基礎研究』（前掲）

上横手雅敬「院政期の源氏」御家人制研究会編『御家人制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一年）

米谷豊之祐「源爲義」『院政期軍事·警察史拾遺』（前掲）

高橋昌明『清盛以前』（前掲）

下向井龍彦「平安時代の国家と海賊」（前掲）

第六章

龍粛「後白河院の治世についての論争」『平安時代』（春秋社、一九六二年）

橋本義彦『藤原頼長』（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一九六四年）

安田元久『後白河上皇』（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一九八六年）

河内祥輔「朝廷·幕府体制の成立と構造」水林彪他編『王権のコスモロジー』（弘文堂、一九九八年）

五味文彦『平清盛』（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一九九九年）

今正秀「保元荘園整理令の歴史的意義」（前掲）

五味文彦「信西政権の構造」『平家物語、史と説話』（平凡社選書、一九八七年）

石井進「院政」「平氏政権」『日本歴史大系1原始·古代』（山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下郡剛『後白河院政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松薗斉「武家平氏の公卿化について」『九州史学』一一八·一一九号（一九九七年）

田中文英「高倉親政·院政と平氏政権」『平氏政権の研究』（思文閣、一九九四年）

松岡久人『安芸厳島社』（法蔵館、一九八六年）

下向井龍彦「『警固屋』考」『館報入船山』八号（呉市入船山記念館、一九九六年）

五味文彦「院支配の基盤と中世国家」『院政期社会の研究』（山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野口実「平氏政権下における諸国守護人」『中世東国武士団の研究』（前掲）

飯田悠紀子「平安末期内裏大番役小考」御家人研究会編『御家人制の研究』（前掲）

角重始「安芸国における荘園公領制の形成」『日本史研究』二七五号（一九八五年）

石井進「鎌倉幕府論」『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中世1』（一九六二年）

同『日本中世国家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七〇年）

石母田正「平氏政権の総官職設置」『中世国家成立史の研究』（「石母田正著作集」第九巻）（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年）

竹内理三『武士の登場』（前掲）

石母田正『平家物語』（岩波新書、一九五七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赖朝与幕府初创：镰仓时代/（日）山本幸司著；杨朝桂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47-7

Ⅰ．①源…　Ⅱ．①山…②杨…　Ⅲ．①日本—中世纪史—镰仓时代　Ⅳ．①K31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0652号

《NIHON NO REKISHI 09 YORITOMO NO TENKASOUSOU》

© Koji Yamamoto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 09-2021-009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横看成岭侧成峰”——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前言

第一章 开创幕府

第一节 源赖朝其人

第二节 源赖朝的原则

第三节 平氏灭亡

第四节 奥州合战

第二章 源赖朝的构想

第一节 投向西国的视线

第二节 御家人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守护、地头的设置

第四节 作为组织的镰仓幕府

第三章 源赖家、源实朝与北条政子

第一节 源赖家的失势与废位

第二节 将军源实朝

第三节 源实朝的继承人与北条政子的作用

第四节 女性参政的构图

第四章 京都朝廷与承久之乱

第一节 后鸟羽天皇的即位与倒幕计划

第二节 幕府、朝廷之间的倾轧及承久之乱

第三节 京都方面的兵力组成以及战后处理

第四节 荒凉的京都与饥荒

第五章 幕府的确立与武士社会

第一节 北条泰时继承职位

第二节 《御成败式目》与幕府诉讼的特征

第三节 武士社会中的临场判断力

第四节 东国社会的自我主张

第六章 北条时赖登上历史舞台

第一节 后嵯峨天皇即位

第二节 流放将军藤原赖经与宝治合战

第三节 北条时赖的政治与皇族将军

第四节 北条氏与怨灵

第七章 新时代的气息

第一节 都市镰仓

第二节 从法律看女性地位

第三节 新佛教的兴起

结束语

附录

表年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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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前言

小说家太宰治在其名为《右大臣实朝》的作品中，假借源实朝对《平家物语》的评论，写下了“平家，光辉一片”“光辉，莫非灭亡之兆？无论人抑或家族，若处黑暗中，尚不会灭亡”。

太宰治在此所言“光辉”，是指一种体制崩溃后，新的体制尚未建立时的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状态不受任何制约，犹如湛蓝天空般自由光明。1942年年末太宰治创作此部作品时，太平洋战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可以说，太宰治所言之“光辉”，是相对于战争体制下强烈的“闭塞感”“窒息感”而言的“光辉”。太宰治是假托古代末期的《平家物语》这一舞台，倾诉其对“战败”带来的解放的渴望。中途岛的败北虽然令人感到前景黯淡，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太平洋战争的结局仍不过是一个未知数。在1942年年末的微妙时期，太宰治发出如此感慨，表明他已预感到日本即将迎来战败的未来。

出生于战败翌年即1946年的笔者，对太平洋战争战败所带来的那种“光辉”感，亦有些微体会，这样的经历也或多或少影响了笔者的人生。

如同太平洋战争战败时期的日本那般，镰仓时代初期至中期的日本也同样经历了秩序的混乱与崩溃，而新的政治体制正恰巧在这段古代末期的“光辉”时代中诞生。本书旨在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上述时代完整的风貌。

若想要了解上述时代的特征，就必须了解该时代最重要的人物——源赖朝的行动与思想。而了解源赖朝的行动与思想则需要进行大量的推测，这项工作是十分冒险的。但如若撇开源赖朝不谈，那么该时代的特点将无法清晰呈现在读者眼前。

源赖朝的生活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十三岁之前的京都生活以及流放伊豆后的东国[1]生活。源赖朝有着与京都朝廷紧密相连的被称为“武士栋梁”的清和源氏[2]嫡系血统，再加上流放前他一直在京都过着贵族一样的生活，因此人们多用“贵种（拥有高贵血统的人）”来形容源赖朝。

虽然作为清和源氏嫡系在京都度过的生活只有短短十来年，但这段日子却对源赖朝此后的人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无论是和歌等方面的文化素养，还是对从京都奔赴东国的人的宠用，抑或对京都事物的关心，源赖朝的举手投足间皆是京都风采。当然，同东国当地武士一起度过的青壮年时代也铸就了源赖朝后半段的人生。从上述两点看，源赖朝身上兼具京都贵族的特征与东国武士的特征。

源赖朝的贵种身份使其游离于东国之外，因此源赖朝的高瞻远瞩亦非当地武士能够企及。另一方面，由于了解东国当地武士的需求，源赖朝又能赢得众人的爱戴，聚集起一定的威望，拥有统领东国的资格。

据藤原（九条）兼实之弟慈圆所著《愚管抄》记载，东国的实力派武士上总介广常之所以会被源赖朝所杀，是因为他曾向源赖朝表示行事无须顾忌京都。但事实上，持该想法的人远不止上总介广常一人。源赖朝死后，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氏即便到了镰仓时代中期也没能摆脱东国当地武士固有的思维格局。但是，源赖朝却有所不同，他的关注点不只局限在东国，西国[3]乃至整个日本也尽在他的视野之中，而这正是源赖朝独有的特质。

自大和朝廷建立以来，东国一直都是向朝廷供给军事力量的基地。东国也因此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性格。那群被称作“东国武士”的人，恰巧便是此种历史背景的产物。他们虽偶尔会在平将门之乱[4]等一系列叛乱中成为中心力量，但就大趋势而言，在以京都朝廷为中心的历史中他们仍不过是一介配角。直到作为组织者的源赖朝出现，这些“东国武士”才真正成了崭新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这也正是镰仓幕府建立的历史意义所在。

不过，如果只是想实现东国武士的夙愿，那么具备全国性的视野并非必要条件。东国拥有相对独立的权限，他们的愿望完全可以自行实现。

日本的东与西完全是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世界，在同一政权下使用同一原理统一二者，可谓十分困难。事实上，针对统治西国的问题，源赖朝在同朝廷周旋、交涉的过程中已做出了大幅的让步。而这在历史中呈现出的结果就是，幕府的统治领域主要以东国为中心。源赖朝死后，幕府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以东国为中心的自我局限性。在承久之乱与蒙古袭来两个划时代性的事件之后，幕府才真正将统治西国的计划付诸实践。

话虽如此，源赖朝的构想显然包含走出东国、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志向。可以说，只有源赖朝才能完成统一东国与西国的艰巨任务。

在古代末期的动乱中，源赖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是治承四年（1180）八月。彼时，源赖朝决意发动武装起义讨伐平氏，火攻山木兼隆的府邸。

那时，源赖朝以后白河上皇的皇子、郁郁不得志的以仁王下发的令旨为正当化依据，意图举兵推翻平氏。以仁王在讨伐平氏之前，曾下发所谓的以仁王令旨，敦促各地举兵。虽说该令旨是源赖朝举兵的依据，但它并未表明非得让源赖朝掌握政权。接受令旨的是“东海、东山、北陆三道诸国源氏并群兵等所”，既非仅针对源赖朝，亦非对源赖朝有特殊对待。在古代国家解体、群雄割据的状态下，除源赖朝之外，人人皆有掌控政权的可能，如先于源赖朝攻入京都的源（木曾）义仲、作为使者颁布令旨的源行家、背叛源赖朝的佐竹秀义、清和源氏的望族武田氏等，候补者不胜枚举。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源赖朝克敌制胜的条件是什么呢？

在客观条件方面，源赖朝武装起义的据点是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东国。凭此，源赖朝扼住了交通要道东海道沿线。那么，在主观条件方面，又是什么促使源赖朝最终能够登上霸主之位呢？这就要从源赖朝是一个怎样的人说起了，本书即由此展开。

[1]东国，原指除北陆外的近畿以东诸国，平安时代指箱根、足柄、碓冰以东地区。

[2]清和源氏，是日本古代皇族赐姓贵族源氏的一支，因其祖先可追溯到清和天皇而得名。作为武士阶级的领导者而广为人知。在平安时代，清和源氏出了许多著名的武将，从而奠定了清和源氏在武家中的声望。

[3]西国，日本近畿以西地区，尤指九州地区。

[4]平将门之乱，平安中期发生在关东的内乱。

第一章
开创幕府

第一节　源赖朝其人

流放生活中的收获

较之被各种传说美化的弟弟源义经，大多数人应该并不喜欢其兄长源赖朝。就杀害源义经一事而言，源赖朝可谓是大家公认的残忍暴戾之人。即便是军记物语[1]，也没怎么留下源赖朝在源平之争中大获全胜的精彩画面。源赖朝更多给人一种常居后方、发号施令的印象。加之神护寺珍藏的传源赖朝像端正肃穆、令人难以接近，这更加深了人们对源赖朝的上述印象。那么抛开这些表象，源赖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源赖朝生于久安三年（1147）。1160年因其父源义朝在平治之乱中败北，源赖朝被流放伊豆。直至治承四年（1180）举兵为止，源赖朝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虽是赫赫有名的镰仓幕府开创者，但源赖朝实际掌权的时间不过十余年，其流放生涯带来的巨大空白期多为世人所忽视。源赖朝离世于正治元年（1199），比起掌权期，其一生的雌伏期似乎更为漫长。

1160年3月，在平清盛义母池禅尼的祈求下，源赖朝得以保全性命，转而被流放到伊豆蛭小岛，在北条氏等一众武士的监视下过着流放生活。

面对池禅尼的赖朝　热泪盈眶的源赖朝向帘后的池禅尼诉说，在其祈求下得以保命之事（《平治物语绘卷》，个人藏，中央公论新社提供图片）

蛭小岛　1160年3月源赖朝被流放至此，流放生活长达约二十年（静冈县伊豆之国市）

据说源赖朝在伊豆的流放生活相当自由，并无不便之处。但是，就整个日本的国家规模而言，源赖朝流放前居住的平安京规模宏大，在当时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世界性大都市。因此，都鄙之差应该超乎想象。

源赖朝是土生土长的平安京人。与早年便在东国生活、狩猎、打仗的兄长“恶源太义平”（源义平）不同，源赖朝身上有一种京城的贵族气韵。这种贵族气韵的证明便是，直至晚年源赖朝仍然偏爱具有京都风采、浸润京都文化的人与物。

想必唯有“孤独”一词，可以诠释源赖朝流放生涯最大的痛苦。在东国社会，大大小小的武士集团总爱互相帮助，并采取集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流放时已有十四岁的源赖朝，不可能体味不到孤独的滋味。

但是，正是由于战胜了这份孤独，源赖朝才具备了日后成为政治家必不可少的素养。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时机来临前那股卧薪尝胆般的忍耐力。至于源赖朝身上其他的品性特质，也大多脱胎自其流放生涯：孤独之人内心深藏的亲和力、人情味，以及在不同集团的夹缝间生存之人所拥有的凝聚、涣散人心的政治手腕和具备上述一切能力的前提——对人的判断力，以及假他人之力运筹帷幄的协调能力，等等。

温情之人

如前文所述，源赖朝通过消灭以胞弟源义经、源范赖、叔父源行家为首的清和源氏势力，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也因此给人留下了薄情寡义的印象。但是，从其生涯中的几段逸事看，源赖朝非但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徒，有时候倒更像是一个心软脆弱之人。例如，前往参拜伊豆权现的途中，每每看到在石桥山之战中身先士卒、壮烈牺牲的佐奈田与一、丰三等人的墓，源赖朝总会涔然落泪，甚至为此改变参拜路线。又或者父亲源义朝的乳母前来镰仓时，二人追忆往昔，不禁潸然泪下。上述的桩桩件件皆向世人展现出源赖朝多愁善感且不为人知的一面。

不仅如此，源赖朝对那些曾经在流放时代关照过自己的人，以及源义朝的故交，皆以热情相待。

源赖朝像（鹤冈八幡宫藏）

说起报恩，对源赖朝而言，还有一个不得不提之人，那便是替其求情的池禅尼之子、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在平氏抛弃都城、逃往西海之时，平赖盛并未一同前往，他转而奔赴镰仓，受到了源赖朝热情的款待。或许是因为平赖盛与源赖朝之间的这层特殊关系，其后，平赖盛一族得以继续保留原有领地，并得到了源赖朝的百般庇护。不仅如此，曾在源赖朝流放时为其送上随从的长田资经的子孙、每月遣使探望的源赖朝亡母之弟祐范等热田大宫司家之人，以及在源赖朝流放之际曾同丈夫一道前往武藏国探视赖朝的乳母比企尼，这些人的滴水之恩，源赖朝皆在日后以涌泉相报。

但是，源赖朝却只有在不危及自己性命、地位的女性、僧侣甚至是被孤立的武士等人面前，才会流露出上述情深意切、心软脆弱的一面。而这也表明源赖朝实则是一个克己的、不会过于感情用事的人。

这一点我们在山内经俊的例子中即可窥见一二。山内经俊在石桥山之战中隶属于大庭景亲一方，由于与源赖朝对战，最后遭到斩杀。源赖朝的乳母，即山内经俊年迈的母亲，乞求源赖朝放过山内经俊的性命。源赖朝不发一言，只命手下将自己在石桥山之战中穿戴的铠甲呈递给乳母看。那件铠甲的袖子上遗留的箭头处，刻着山内经俊的名字。山内经俊之母看罢，自知挽救无望，只得黯然离去。如若这一传闻属实，从乳母乞命到保留铠甲，这些态度都表明源赖朝并非心慈手软之人。无论何时，他都不会忘记操控人际关系，毕竟这是政治活动的原点所在。

对待源氏一门

从政治角度看，也有一些人需要源赖朝严苛以待。

首先是同族的清和源氏一门。寿永三年即元历元年（1184）七月，伊贺国守护大内惟义遭到平家一族袭击，其家臣大都惨遭杀害。为此，大内惟义与平家交战，杀死平家九十余人，大获全胜。但当大内惟义向源赖朝求赏时，源赖朝却回信谴责称：“攻打谋逆者固然可嘉，但身为一国守护，家臣却遭谋逆之徒杀害，你本人亦难辞其咎。此事本应由我来判定赏罚，汝却斗胆请求赏赐，莫不荒唐？”

大内惟义本属继承新罗三郎义光血脉一支的源氏一族。源赖朝对同一支系的望族甲斐源氏，尤其是甲斐源氏中的武田氏一门，可谓甚为苛刻。武田氏一门中从属于源赖朝的有武田信义及其子一条中赖、板垣兼信、武田有义、伊泽信光等人。

在惟义事件发生前的1184年3月，奔赴西海的板垣兼信派遣信使向源赖朝禀报，土肥实平打着源赖朝特命的旗号，不与板垣兼信商议，便独自处理诸事并部署士兵。故此，板垣兼信请求源赖朝赐予其“上级”手谕，却遭源赖朝冷言回绝：“不论门第，不问出身。”源赖朝的言下之意是，不论是哪族或哪门，也不区分是否为家臣，土肥实平是自己认定的具有管理才干之人，所以才将西国事务托付于他，至于板垣兼信，尔等只需在战场上拼命厮杀即可。

除了武田信义之弟加贺美远光，以及武田信义的小儿子伊泽信光，源赖朝自很早以前开始便已对武田信义的嫡系怀有警惕之心。文治元年（1185）正月，源赖朝在给身处西海的源范赖的信中写道：“甲斐诸位殿下之中，伊泽信光殿下与加贺美远光殿下尤为值得怜爱。加贺美太郎（武田信义）虽为加贺美二郎（加贺美远光）之兄，却追随平家和木曾（源义仲），其心不善……”

单从出身看，武田信义等武田一族对源赖朝应该具有同族意识。毕竟他们认为，较之其他东国武士，自己理应享有截然不同的待遇。板垣兼信的行动背后亦透露出这一点。但在源赖朝看来，这样的同族意识只会给自己的地位带来威胁，而板垣兼信等人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正是板垣兼信如此迟钝的感觉，才招致了1184年6月发生的诛杀一条忠赖事件。

有说法称，一条忠赖向来居功骄恣，图谋“扰乱社会”，源赖朝对此有所察觉，欲将其诛杀。实施刺杀计划之夜，源赖朝、一条忠赖及数位宿老[2]列席，待到敬酒之际，刺杀行动展开。行刺之人原本是工藤祐经，但由于他行动迟缓，小山田有重起身握住了工藤祐经的长柄酒壶，小山田有重之子稻毛重成和榛谷重朝亦手持美酒与菜肴上前，就在一条忠赖放松警惕之时，天野远景拔刀刺杀了他。在这起事件中，我们已不可知一条忠赖的企图与行动，但重要的是，一条忠赖居功自傲、飞扬跋扈之势，恐怕多起源于上述所言之同族意识及其结党营私的思想。而仅是这样的意识与思想便足以使其遭到诛杀。

传源赖朝坐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关于武田有义，《吾妻镜》文治四年（1188）三月十五日条有如下记载：这一日，《大般若经》的供养仪式将在鹤冈八幡宫举行，在动身赶赴该活动前，源赖朝命令武田有义佩剑随其一同前往。可武田有义却磨磨蹭蹭、嘟嘟囔囔，显得相当不情愿。武田有义早年在京都时，曾因平重盛持剑随从的形象名噪京中。源赖朝认为，比起不属于同门的平重盛，自己乃同门之统帅，武田有义自当给予自己更多的重视。但武田有义的此番表现，实在令源赖朝大为恼怒，于是源赖朝下令让结城朝光取代武田有义持剑同行。而武田有义没能陪同源赖朝出席活动，便逃之夭夭了。

武田有义之所以不愿意为源赖朝持剑，显然心存抵触，他可不想将自己臣服于同门源赖朝之事昭告天下。不过武田有义的这一心思倒全在源赖朝的掌控之中，所以源赖朝才会故意命武田有义携剑随行，因为这样源赖朝便可拿武田有义的扭捏作态，甚至武田有义对平重盛的态度相要挟。而源赖朝之所以能做出如此预判，则是因为他能缜密洞悉他人的行为并大量收集、掌控身边人的信息及动向。

不过，源赖朝也并不只在一味压制同族意识。另一方面，他也想向外界呈现出一种优待同族的姿态。

举例而言，一条忠赖被诛杀之前，源赖朝写信给后白河院[3]近臣高阶泰经，拜托他授予源赖朝之弟源范赖、源赖政之子源广纲、平贺义信等人国守官职。一条忠赖事件告一段落后，源范赖、源广纲、平贺义信三人分别被任命为三河守、骏河守和武藏守。源赖朝在邀请三人饮酒时披露了此事，众人皆喜。一条忠赖一旦被杀，其血族武田一门自不待言，其他清和源氏必然也会忧心自己的将来，有的人恐怕还会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如果对这样的情况置之不理，那么不和谐的声音及真正的阴谋将有可能出现在源赖朝身边。因此，源赖朝通过赏赐官职对外传达，余下同族与一条忠赖明显有别。

弟弟们

源赖朝如此深远的政治谋略，并非人人都能心领神会。尤其讽刺的是，就这一点而言，在血缘上与源赖朝关系最为亲近的源范赖与源义经，恰巧最是迟钝，或许正因为他们是近亲的缘故吧。同时，这也是最终导致骨肉相残悲剧的根源所在。

毋庸置疑，源赖朝很可能会被自己的直系所取代，但是面对源范赖与源义经，源赖朝远比其他任何一门更强调嫡庶有别。对此，两位弟弟，尤其是源义经似乎并不能理解源赖朝的此种态度。这一点在源平交战胜负未定之际，便已有征兆。在鹤冈若宫宝殿的上梁仪式之前，源赖朝命源义经去牵用来赏赐工匠的马，源义经并不情愿。于是，源赖朝认为源义经嫌弃职位卑贱所以才不愿牵马，因而再三传令，源义经这才急忙离座，牵了两匹马过来。

与武田有义相同，在公开仪式的场合，源赖朝更加夸示这种差别。而且，就像源赖朝故意要使源范赖与源义经竞争那般，源义经期望源赖朝向朝廷举荐自己以获取官职，但是却遭到了拒绝。源赖朝先推举了源范赖。这愈加点燃了源义经的好胜心，使他更加执着于官职。最终，在没有获得源赖朝允许的情况下，后白河院直接将源义经任命为左卫门少尉。为此，源赖朝怒不可遏，甚至一度将源义经排斥在平氏追讨军的阵容之外。即便后来，源义经重归平氏追讨军，并打败了平氏，源赖朝的怒气也依然没有完全消退。源义经历尽艰辛押解平宗盛父子返回镰仓。源赖朝却下令禁止源义经进入镰仓城，使其只得黯然折返。著名的《腰越状》正写于此时。在《腰越状》中，源义经恳请源赖朝念其功绩，原谅其行为。但源义经似乎并未理解源赖朝谴责自己的真实用意。

传源赖朝像（神护寺收藏）

源义经为讨伐平氏立下汗马功劳，源赖朝却将源义经逼入绝境，使其在奥州藤原氏处悲壮地了结此生。后世之人多认为源赖朝这样的态度实在太过绝情。但是，站在源赖朝的立场看，源义经不尊重自己制定的军职，怠慢对镰仓的报告，甚至在得到后白河天皇的重用后，未经许可便擅自就任官职，如此行为终将招致保元之乱般一族分裂、同族相争的失败结局。

坛浦之战前，源义经与梶原景时就是否在船头立橹一事产生了纷争，这就是广为流传的“逆橹事件”。据说，梶原景时为此憎恨源义经，甚至还向源赖朝诽谤了源义经。无论“逆橹事件”真相如何，源义经与源赖朝对骨肉之情的认识，显然迥然不同。也就是说，或早或晚，源义经都无法逃脱同样的命运。

另一方面，源范赖从源义经与源赖朝的对立中吸取了教训，他辞去好不容易当上的三河守一职，行事也变得分外低调。但是，建久四年（1193）八月，源范赖还是因为叛逆之嫌，接受了源赖朝的讯问。尽管源范赖献上了起请文[4]，但却反因措辞不当遭到了源赖朝的责难。后来，源范赖悄悄派遣家仆藏在源赖朝寝所的地板下却不幸暴露，受此影响，源范赖被发配至伊豆后遭到诛杀。

据《保历间记》记载，这一事件最初因同年五月曾我兄弟（曾我祐成、曾我时致）在富士野的猎场杀死工藤祐经复仇而起，传言源赖朝在事件中受到攻击，这一消息传至身处镰仓的源赖朝妻子北条政子处，北条政子为此悲痛欲绝。留守镰仓的源范赖见状，便安慰北条政子说：“有我范赖在无须担忧。”孰料这无心之言反倒成为源范赖欲图攫取天下的证据。当然，这一传说真假不明，而且给人一种故意找碴儿的感觉。不过，如果传言属实，那源范赖的确过于放松警惕了。毕竟这句话无疑非常刺激源赖朝。

后世之人一直认为源赖朝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但笔者认为，源赖朝的残酷不应被视为其自然感情的流露。当然，在孤独不安的生涯中，源赖朝的性格之中难免会有猜疑心倍增的一面。但是，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当源赖朝心中不可逾越的原则受到触犯之时，这种冷酷无情才会显现。

第二节　源赖朝的原则

嫡庶之别与源氏的历史

这里所说的源赖朝的原则，即必须明确源氏一门直系与旁系的区别及源赖朝与近亲之间的嫡庶之别。贯彻这一原则即意味着，威胁源赖朝嫡系地位的竞争者将不会出现，而这一原则在现实之中的化身即是源赖朝对包括亲兄弟在内的清和源氏一门所持的态度。

从源赖义至其子源义家那代人起，源赖朝的家族迎来全盛期，而后逐渐没落。源赖朝恐是从其家族史中意识到了上述原则的重要性。

源义家因享有八幡太郎的威名而备受赞誉，他以源赖义后继者的身份确立了源氏武门本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源赖义却与其同母弟贺茂次郎义纲相互对立、斗争。与此同时，源赖义的另一位同母弟新罗三郎义光则在以常陆为中心，不断培植势力。在这种状况下，源氏一族内部已然没有和谐可言。最终，源义家的嫡子源义亲在西国发动暴乱，杀害了政府官吏。另一方面，盘踞东国下野的三子源义国则同其叔父源义光为争权夺利而战。

清和源氏谱系略图①

把这一切全看在眼中的源义家，最终撒手人寰。桓武平氏平正盛将其取而代之。平正盛一举打败了源义亲。平氏和源氏成为武家的两大势力，并肩而立。

源义亲遭到讨伐后，源义家的四子源义忠承继清和源氏嫡系。源义忠甚至还收养了源义亲之子源为义作养子。但是后来，源义忠不知被何人所杀，其叔父源义纲被怀疑为凶手。随后，年仅十四岁的源为义受命，前去抓捕源义纲。源氏内部接连不断上演骨肉相残的悲剧，这使得源氏的势力和社会评价每况愈下。此后，源为义嫡子源义朝为挽回源氏较之平氏的弱势局面，在保元之乱中，断绝父兄关系，追随后白河天皇，以求权势。后在平治之乱中，源义朝败于平清盛，一时之间，源氏的势力几乎被全部扫清。

在这样的家族历史之上，源赖朝最害怕的便是一族的内部分裂。为将可能的对抗者排除在外，冷酷无情的决断势在必行，亦属无可奈何。况且，正如前述所言，源赖朝举兵的依据是接到了以仁王的令旨，但接到令旨之人并非源赖朝一人，因此源赖朝也并非从最初起便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源赖朝讨伐了常陆国的志田义广、佐竹义政、佐竹秀义，以及一条忠赖等同族。最后，就连源义经、源范赖都死于他之手，即便是同时代之人恐怕也难以在感情上接受源赖朝的行为。为此，甚至有人直接向源赖朝表达过意见。佐竹义政的家臣批判源赖朝在还未完成讨伐平家的大业时就开始专注于消灭同族，岩濑与一太郎抗议源赖朝忘记了要巩固源氏一门的核心，南都僧侣及周防得业圣弘等人则大为批判源赖朝不念及源义经战功而采取过于苛刻的态度。不过，面对这些非难之人，源赖朝并不自辩清白，亦没有处罚他们，反而给予了他们奖赏。这表明源赖朝充分知悉其本人讨伐同族之冷酷无情，但是他又坚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巩固和稳定政权。在这一点上，果敢的源赖朝远超重视亲情优柔寡断的晚年源义家。

公平原则

在团结东国武士之时，源赖朝遵循的另一项原则即是“不论门第，不问出身”的公平原则。这是源赖朝统治东国武士联合政权的必要条件。源赖朝举兵之初近侧只有几位亲信，对于远离亲戚、同族的源赖朝而言，除了依靠祖辈在东国树立的威望以集结周边的武士集团，他再无其他手段可以招揽兵力。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偏袒某一特定集团只会招致其他集团的反感。在这一点上，源氏一门亦不例外。

不过，源赖朝当时亲缘关系浅薄，这反倒能使他在做出政治裁决时，不必被迫拥护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而陷入危险。我们从和田义盛、三浦义村等人的事例中，亦可窥见这种优势的一二。

建保元年（1213）三月，和田义盛前往镰仓，为因涉嫌谋反被捕的族人求情。随后，其子和田义直、和田义重等人得到赦免。不过，尽管和田义盛再三求情，但谋反的主谋和田胤长却因为纠集、领导了同族的九十八人，而无法获得赦免。于是，和田义盛在镰仓发动暴乱，但却以失败告终。不过，虽说是失败了，但就当时东国武士的社会风气而言，作为一族之长，无论身处何种事态都要以一族之利益与安危为先，稍有懈怠，是会遭到责难的。因此，和田义盛的行为无可厚非。

与和田义盛相反，三浦义村在此次战斗中并没有站在同族和田义盛的一侧，而是追随了北条义时。在此后的承久之乱中，三浦义村之弟三浦胤义加入了后鸟羽院一方，并力邀三浦义村同往，三浦义村亦没有随从。对此，千叶胤纲以一句“三浦狗咬朋友”痛骂了舍弃和田氏的三浦义村。正如战败后的三浦胤义向兄长大呼的“孑然一身浪迹天涯又何妨”透露的那般，三浦义村的社会风评并不是很好。当时的武士社会，风气普遍如此。

如果源赖朝早年被家族所累，那么他能否成为一名公正的裁决者就有些令人怀疑了。源赖朝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清和源氏核心的，其直系亲属全在京都，且几乎都死在了保元平治之乱中。正是这些偶然因素，使得源赖朝这位“镰仓将军”得以脱离亲族的束缚与羁绊，行事更为自由。

源赖朝内心其实十分在意周边武士之间的力量是否均衡。养和元年（1181）六月他到三浦半岛避暑一事便很好地证明了这点。当时，源赖朝与三浦一族等当地有威望的武士们共享了酒宴。席间，冈崎义实希望得到源赖朝的礼服，于是始终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对此，上总介广常十分嫉妒，二人争吵起来。对此，源赖朝并未偏袒任何一方，他始终一言不发。佐原义连闻讯赶来，劝阻了二人，这才把事件平息下来。其实，源赖朝之所以不明确表态，是因为他不想与冈崎义实或上总介广常中的任何一人为敌，这也是源赖朝从他当时的立场出发所做出的决定。源赖朝要在武士们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维系自己的权力，这也暴露了其危如累卵的处境。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为一名会把人际关系放置在天平两端权衡比重，并对其实施精准操控的领导者，源赖朝的平衡感是出类拔萃的。

源赖朝之所以会公平地对待东国武士，是因为他希望尽可能多地笼络东国武士，以扩充自己的阵营。但是另一方面，源赖朝又希望培植自己的核心团队，强化其忠诚心，以及由此产生的向心力。源赖朝计划培植核心集团的其中一步，即重用其妻北条政子娘家——北条氏的势力。

北条氏的籍贯不明，杉桥隆夫等人从近年来的研究中推测，北条时政家可能是拥有伊豆介地位的伊豆国在厅官人[5]一族的支流。

北条时政一家因为北条政子的缘故，得以在源赖朝身边效力。据《吾妻镜》记载，从某一时期起，北条一门所受之待遇，便开始同源赖朝手下其他武士所受的待遇大不相同了。不仅北条时政、北条义时受到重用，就连北条泰时等人也是从幼年时起便被寄予厚望。可以说，源赖朝对北条氏一门的重用，亦成为源赖朝死后幕府实质上转变为北条政权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表现源赖朝关照北条氏的记载，是后世为了正统化北条氏政权而特意杜撰的。不过，在源赖朝身边，除北条氏之外，源赖朝可以依靠的集团寥寥无几，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源赖朝而言，在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要想揭竿而起，除了依靠北条氏，似乎更无其他的选择。与其偏重源氏一门，倒不如重用名声并不显赫亦非武士集团首领的北条氏，这样做还可以避免破坏周边武士集团相互之间的平衡。

重视情报

武田有义不愿为源赖朝持剑，于是源赖朝将武田有义在京都忠于平氏之事和盘托出，以此为证责难于他。源赖朝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必定是因为源赖朝处汇集有大量关于人心向背的情报。这些无形的情报对他而言，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武器方面的不足。

据说源赖朝乳母的外甥三善康信每隔十天便会派遣使者向源赖朝报告京都的状况。三善康信后来归入源赖朝麾下，成为第一代幕府问注所的执事、参与构建幕府基础的重要人物。如若上述传说属实，那么源赖朝对京都政界的情况恐怕早已了如指掌了。

此外，源赖朝与京都之间的情报渠道并不只有三善康信一人。治承四年（1180）末斋院次官中原亲能在京都的前中纳言源雅赖家中遭到追捕，但最终巧妙逃脱。中原亲能之所以会遭到追捕，正是因为其儿时长于相模国，与源赖朝是多年的莫逆之交。中原亲能是中原广季之子，他后来因担任镰仓幕府草创期的官僚而广为人知。中原亲能在相模国长大并与源赖朝亲近之事，虽已无从考据，但从源赖朝举旗之后中原亲能的行动中，我们仍能找出他与源赖朝保持联系的蛛丝马迹。像这样的有才之人能作为源赖朝幕后的左膀右臂身处京都，必定能为源赖朝带去大量充足、可靠的情报。

除此之外，源赖朝还有很多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耳目。其中包括身为武士、代表源赖朝发言的梶原景时，以及与源赖朝有直接联系的非武士身份的下级官吏，有时他们甚至可以行使超越御家人[6]的临时权力。

源赖朝通过多种渠道综合得到的情报，大可判断全国的情势，小可知悉御家人的动向。尤其是在人物评价方面，源赖朝深刻的洞察力令人惊叹。

寿永四年即文治元年（1185）四月，一部分御家人擅自接受朝廷所赐官职。对此，源赖朝大怒并禁止他们进入墨俣河以东地区。当时，源赖朝对这些御家人都做了简短的评价。我们从中即可窥见源赖朝敏锐的观察力，如“鼠目”“公鸭嗓”“一撮毛”“极尽吹嘘之能事”“死鱼眼”“肥嘟嘟”，等等。这些突出了每个人特征的评价，即便未曾谋面之人也可以据此得出如亲眼所见般的印象。1185年1月，源赖朝写信给身处西海的源范赖，书信中源赖朝提到“平宗盛是极胆小之人，绝对不会自残，要活捉将他带回京都”。果不其然，平宗盛虽欲投海自尽，但还未游远就被救了起来并被俘虏。可以说，这一切不出源赖朝所料。

以上这些事例表明，源赖朝对个人信息掌握得既充分又准确。不过，与其说源赖朝对世间之事感兴趣，毋宁说他的人生经验即是从这些有价值的情报中所获教训的累积。

基于自己对他人的准确判断，源赖朝会对逆反之人给予严厉打击。与此同时，对于有利用价值之人，源赖朝则会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例如，起义之初攻打山木时，源赖朝将工藤茂光、土肥实平、冈崎义实、宇佐美祐茂、天野远景、佐佐木盛纲、加藤次景廉等麾下武士，分别召唤至僻静场所，与他们商议作战事宜，并告知其要对他人保密，自己只信赖对方一人。源赖朝向每个人如此诚恳地告白，使大家都误认为自己受到了源赖朝的特别器重，于是众人士气皆涨。这种巧妙的鼓舞手段，无疑展现出源赖朝对于人的超凡洞察力。

至此，或许仍不够丰满，但在某种程度上，读者应对源赖朝这一历史人物已有了些许印象。接下来，就请读者们保留这一印象，继续更深一层地了解源赖朝的事迹并思考镰仓幕府的历史意义吧。

第三节　平氏灭亡

幕府是何时成立的

在此我想谈一谈镰仓时代的起始时期。镰仓时代这一称号毋庸置疑得名于源赖朝创建的幕府的所在地——镰仓。但是，关于镰仓幕府成立时期的划分至今仍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就目前已有的观点而言，可按年代顺序整理如下：

① 治承四年（1180）十月至十二月，源赖朝定居镰仓，成为东国实际的统治者。

② 寿永二年（1183）十月，源赖朝接受宣旨，其在东国的国衙在厅统治权得到承认。

③ 寿永三年即元历元年（1184）十月，设置幕府机构公文所、问注所。

④ 元历二年即文治元年（1185）十一月，设置守护、地头。

⑤ 文治六年即建九元年（1190）十一月，源赖朝被任命为右近卫大将。

⑥ 建久三年（1192）七月，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关于镰仓幕府成立时期的划分，之所以会存在上述六种观点，是因为每种观点在研究幕府时，着眼点各有不同。

其中，重视“幕府”语源的观点认为，“幕府”一词的本义是指近卫大将的居所或军事远征中将军的幕舍。所以，这一观点认为，幕府成立于源赖朝被任命为右近卫大将或征夷大将军之时。上述⑤⑥即属于这种观点。与此相对的，如果着眼在源赖朝政权的建立，即统治权力的形成这一点上，则会出现另一种新的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可分为：以东国统治权为中心的观点，以及包含西国统治权的观点。上述①②③属于前者，④则属于后者。而属于前者的三者，又因为它们各自所认知的权力确立标志的不同而各有分化。其中，最实际的是①，最具形式性的是③。而①②③④中，只有④着眼于源赖朝的权力不仅限于东国，而且包含西国，甚至有向全国扩张之势。

上述六种观点中，②或④最为普遍，但不论哪一种观点，其实它们都与究竟何为幕府权力的问题相关，而这样的问题并非单从定义即可判断孰是孰非。在上述观点中，笔者认为较为妥当的是，把在东国实际建立起幕府权力作为标志的观点。治承四年（1180）年末，北关东等地尚存在不稳定因素。因此，从这一点看，还是以寿永二年（1183）作为划分镰仓幕府成立时期的标准，更为清晰明了。

举兵

1180年8月，源赖朝决心在伊豆国举兵讨伐平氏。虽说他在石桥山之战中吃了败仗，但经过横跨房总半岛集结了千叶常胤、上总介广常等豪族后，源赖朝决心再次进军相模国。千叶常胤劝源赖朝说，现在的居所“既非要害之地，亦非前人留下的古迹”，我们应火速攻打相模国的镰仓。源赖朝接受了该建议，于10月6日进入镰仓临时府邸。

千叶常胤之所以这样劝说源赖朝，是因为早在11世纪前半清和源氏与镰仓便已开始联合。那时，源赖朝的先祖源赖信、源赖义父子成功镇压了平忠常之乱，当时在镰仓拥有府邸的平直方十分欣赏源赖义的武勇。于是，平直方便将女儿嫁给源赖义，并将镰仓的府邸一并赠予他。尔后，镰仓源氏代代相传，源赖朝的父亲源义朝曾将镰仓作为大本营，策划了侵入伊势神宫领地的大庭御厨等事件。而源赖朝也正得益于源赖义至源义朝之间历代源氏与东国武士间培养出的亲密关系，最终才能举兵成功。

同年10月，京都方面为讨伐源赖朝远征而来的平维盛大将及其所率官兵，与源赖朝在富士川展开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因对源赖朝强大的势力心生畏惧，京都方面军将水鸟齐飞发出的振翅声误以为是敌军来袭，在几乎未战的情况下，便已溃不成军狼狈逃回京都。此时，就是否应该乘胜追击直指京都，源赖朝表现得犹豫不决。

那时，源赖朝曾一度命令士兵进攻。但源赖朝身边的千叶常胤、三浦义澄、上总介广常等宿老及实力派武士则认为，在东国仍有以常陆国的佐竹义政为代表的未归顺势力，且其人数众多。他们劝阻源赖朝，应当先平定东国，然后再进行西征。源赖朝听从了这一建议。于是，他将安田义定和武田义信分别派至远江国和骏河国。由此可见，源赖朝并未打算舍弃镰仓，将大本营转移至京都。是否追击败走的平氏大军从而进攻京都，是关乎战术追击的问题，与政权所在地无关。

正如前文所述，源赖朝对京都一直保有亲近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就此时而言，源赖朝应该并不打算将政权的根据地转移至京都。在平治之乱中经历惨败的源赖朝，应该已经深深地感到，没有东国武力助力下的源氏该有多么脆弱。在此基础上，京都乃是靠粮食产地补给维持生活的消费型城市，大军在此驻留原本就是不可能之事。三年后，先于源赖朝进入京都的源义仲在没有解决补给问题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军京都，这一行为必然招致掠夺四起，并成为京都人憎恶源义仲军队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京都期间，由于源赖朝大军的进攻，源义仲的军队失去了根据地，最终源义仲军队只剩寥寥无几的兵卒，惨遭灭亡。在目睹源义仲的悲惨结局后，源赖朝更加意识到把根据地移至京都之事断然不可行。

治承五年即养和元年（1181）八月，源赖朝向后白河院提出与平氏和解的请求，但其前提条件是，源氏以镰仓为根据地统治东国，平氏则以京都为根据地统治西国。不仅如此，政权的中枢还须设在镰仓，而非古都京都。这一条件表明源赖朝政权主要代表东国武士阶层的利益。而后，源赖朝坐镇镰仓，通过命令源范赖、源义经等人担任代官[7]指挥东国军队，讨伐源义仲以及逃往西海的平氏。寿永四年即文治元年（1185）八月末，源赖朝将在京都狱门附近找到的父亲源义朝的首级带回镰仓，葬于南御堂（胜长寿院）。安葬父亲的遗骨也是在为自己的墓地选址。由此可见，源赖朝已明确表示将镰仓定为根据地的意向。

最高权力者后白河院

在此，我们还须讲述一下源赖朝与京都朝廷，特别是源赖朝与后白河院之间的关系。

源赖朝在伊豆起义之后，京都方面对于源赖朝的评价，毫无疑问已打上了叛逆者的标签。即便是在后来同源赖朝结盟的藤原兼实看来，这一情况亦不例外。例如，藤原兼实1180年9月在他的日记《玉叶》中，将源赖朝称为“叛贼义朝之子”，并写道“多年来，他一直待在流放地伊豆国，近来他变得穷凶极恶，甚至杀害官吏占领了伊豆、骏河”以及“关东的党徒”（治承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等等。

直到1181年4月前后，听闻源赖朝表示“并无谋反之心，只是想帮助朝廷讨伐敌人罢了”，藤原兼实的内心才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仍然没有使藤原兼实对源赖朝的评价有明显改观。那时，源义仲的士兵在京都所做的野蛮行为，使得京都上下对源赖朝皆怀有一种期待。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藤原兼实也仍然怀疑源赖朝的秉性和行为。直至寿永二年（1183）前后，藤原兼实才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赖朝的容颜威风严肃，性情秉烈，明察秋毫，是非分明”，这才算是给予了源赖朝肯定。

后白河院像与起请文　在京都朝廷中拥有绝对权力的后白河院，同源赖朝方面与源义仲方面都保持着关系（上图为日本宫内厅侍从职藏，下图为金刚峰寺藏）

这一时期，京都朝廷的最高权力者是后白河院。后白河院因为与平清盛之间互相倾轧，治承三年（1179）被平清盛发动军事政变幽禁在鸟羽殿，剥夺了实权。但是，翌年以仁王举兵，在全国一片混乱的状况下，平清盛解除了对后白河院的幽禁，同时要求后白河院重新实行院政。1181年1月后白河院再次实行院政。此后，其统治地位变得不可动摇。

后白河院虽是统治者，但其权力并不以直接的武力为基础，而是来源于其能够赋予某种统治合法的地位。换言之，后白河院的权力在于承认实际统治者的地位。对并不拥有武装力量的后白河院而言，只有辨清各时期势力的此消彼长，令其相互牵制，才能选择对自己更加有利的道路。这一态度乍一看似乎像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但如若深入剖析后白河院的内心，便会发现这是他维护自己利益的一贯政策。在后白河院看来，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工具，他毫不关心除自身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的命运和遭遇。可以说，后白河院有着专制君主特有的心理。

因平清盛的屈服，重新执掌政权的后白河院一方面重用宠臣摄政藤原（近卫）基通及其侧近的院近臣势力，另一方面利用院宣[8]这一武器，操控平氏、源义仲、源义经、源赖朝等人，通过不断推出新的策略，以确保朝廷的权益不受侵害。

源义仲的自我毁灭

1183年7月，源义仲、源行家进京后，后白河院颁布了追讨平氏的院宣，并将被没收的一百四十处平氏领地赐予源义仲，九十余处赐予源行家。8月，后鸟羽天皇取代了与平氏一起逃往西海的安德天皇，正式即位。因此，安德天皇丧失了正统天皇的地位。先于源赖朝进京，似乎已在武士争霸战中取得有利地位的源义仲，却没能成功追击平氏势力，加之京都市内源义仲军队的荒蛮行为，最终遭到了后白河院及院近臣等上下几乎整个京都的憎恶，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

另一方面，为牵制源义仲，后白河院方面开始对源赖朝实行融和策略，1183年10月颁布寿永二年十月宣旨。此院宣的内容是：东海道、东山道的国衙领地及庄园年贡，应按照先例献给国司和庄园领主，如有不从者，朝廷将命源赖朝处置。一般认为，源赖朝在东国的行政权至此得到正式认可。

除此以外，朝廷将不再视源赖朝为叛贼，并决定重新恢复其流放前所拥有的从五位下的官职，另一方面，源赖朝也将举兵以来一直使用的年号从“治承”改为“寿永”，以此来彰显其承认朝廷统治体制的姿态。不过，此时朝廷给予源赖朝行政权的范围尚不包括源义仲的势力范围北陆道。由此可知，后白河院意图平衡源赖朝、源义仲二人之间的天平。

就在后白河院开始明显偏袒源赖朝之时，源义仲在与平氏的水岛之战中败北。一时间，源义仲受到了平氏与源赖朝的双重夹击。焦虑万分的源义仲最终只得被迫武力袭击了后白河院的法住寺御所，并罢免了摄政基通及一众近侍之臣。然而，翌年寿永三年即元历元年（1184）一月，源义仲却在与源赖朝派遣的军队交战败北后身亡。由于源义仲的自我毁灭，后白河院的天平自然开始向源赖朝倾斜，这一次他颁布院宣命源赖朝负责追讨平氏。

不过，后白河院曾在源义仲败死前，赐予其征夷大将军之位，但当源赖朝提出请求，希望后白河院赐予其相同地位时，却遭到了拒绝。这种差别对待显示了后白河院对前途暗淡的源义仲及今后势力愈加强大的源赖朝截然不同的警惕心理。征夷大将军是日本古代国家为了征讨奥羽地区虾夷而设置的官职，它象征着获此官职之人拥有统治东国军队的地位。后白河院拒绝向源赖朝授予这一官职。这表明对后白河院而言，通过寿永二年十月宣旨赐予源赖朝行政权，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那时，奥羽地区尚不属于源赖朝的统领范围。由此可见，后白河院显然不想认可源赖朝具有统治奥羽地区的正当性。

1184年2月，朝廷一方面宣旨禁止诸国对公田、庄园征收军粮，另一方面又于次年3月赐给了源赖朝五百余处被没收的平氏领地。征收军粮关乎朝廷对地方行政权的掌控，相反赐封领地，特别是原属平氏的领地，则是一种国家体制下对私有形式的继承。赐封领地虽与根本性的国家变革无关，但在朝廷的默许下它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为了牵制后白河院，源赖朝在京都朝廷方面也保有联合势力。在这其中，源赖朝愈发依赖的是藤原兼实。同样，藤原兼实方面对源赖朝的评价也在不断升高。该时期的藤原兼实被后白河院疏远，后白河院与摄政藤原基通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勾结，而且他们私下也存在着不正当的男色关系。倘若没有源赖朝作后盾，藤原兼实恐怕难以跟藤原基通对抗。事实上，1184年3月源赖朝就曾向后白河院推荐藤原兼实担任摄政、氏长者，藤原兼实则表示后白河院一直偏爱藤原基通，即便源赖朝推荐自己也不过是枉费心思。果不其然，源赖朝的推荐最终未能实现。此外，藤原基通在争取获得源赖朝信任的同时，也中伤过藤原兼实。不仅是藤原基通，继平氏逃往西海，源义仲遭到讨伐之后，源赖朝成为无与伦比的实力派。在其身边，为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后白河院、前关白藤原基房、院近臣高阶泰经等人皆在不断谋划，想同源赖朝暗通款曲。

但是，源赖朝根据一众京都投奔者的意见，坚持采取依靠藤原兼实的方针。虽然依据藤原兼实自己记录的可信度不高的文字看，源赖朝之所以信任藤原兼实，是因为藤原兼实从未主动联系过源赖朝。源赖朝是一个对人心向背极度敏感的人，他能易如反掌地窥见那些突然接近自己、阿谀奉承之人的内心。因此，源赖朝给予不想主动同自己保持联络的藤原兼实以高度评价，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源义经与源赖朝

寿永四年即文治元年（1185）三月，源义经等人率领源赖朝大军在坛浦之战中一举击溃平氏，治承寿永之乱从此落下帷幕。

至此，天下似乎一片太平，但很快新的问题却又接踵而至。在追讨平氏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的源义经，因多有独断专行之处，在没有获得源赖朝允许的情况下，就擅自接受了朝廷任命的官职。这成功惹怒了源赖朝，于是源赖朝下令禁止源义经踏入镰仓。在这样的情况下，源义经只得滞留京都。源义经的叔父源行家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后白河院为使源赖朝与源义经不睦，而故意宠爱源义经的计谋。后白河院为了防止源赖朝的势力强大到侵犯朝廷利益的程度，沿袭了自己对待武士阶层的一贯策略。

另一方面，在奥州地区，以潜在势力夸示天下的镇守府将军藤原秀衡，嘉应二年（1170）时依然健在。平氏灭亡之后，能够与源赖朝势均力敌之人唯有藤原秀衡了。治承五年即养和元年（1181）八月，为了从背后给自东国逼近的源氏致命一击，藤原秀衡被安排为陆奥守。他对源赖朝而言是一股来自背后的威胁，平氏希望以此向源赖朝施加压力。

1185年10月，源赖朝派遣土佐房昌俊等人袭击位于京都的源义经居馆，结果却被源义经的军队及闻讯赶来的源行家击退。至此，源赖朝与源义经、源行家正式决裂。源义经、源行家向后白河院求旨，他们欲集结畿内近国兵力讨伐源赖朝。但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获得他人支持，反而有人想倒过来讨伐源义经以此来向源赖朝邀功。正如平氏、源义仲等人曾经计划的那样，那时源义经与源行家似乎有在认真商议要拥护以后白河院及公卿为中心的政权并共赴西海的计划。但是，该计划却遭到了后白河院的反对，从而未能实现。最终在11月，源义经只带领了少量的士兵乘船从摄津的大物浦出发。

而后，高阶泰经派遣的使者抵达镰仓，他带来了一封书信，信中将源行家、源义经的谋反行为称作“天魔所为”，并解释说由于源行家、源义经威胁后白河院，若不降旨便在宫中自杀，为了避免发生此等惨剧，后白河院才被迫颁发敕准，但这一切皆非后白河院之本意。不过在这期间，为了防止源赖朝势力的日益壮大，后白河院不断离间源义经与源赖朝之心，早已明明白白、路人皆知。因此，源赖朝自然不可能接受这种解释。他驳斥道，天魔乃是为了佛法而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烦恼之物，他是降服了众多朝敌并将政权归还后白河院的忠义之士，后白河院为何要违心颁布院宣，对待自己就如同对待叛逆者一样？源赖朝还愤怒地表示，搜捕源行家、源义经耗费巨大，若因此导致诸国凋敝，百姓伤亡，日本第一罪人非后白河院莫属。随即源赖朝派遣北条时政率领一千骑兵进京，且以搜捕源义经、源行家为由，在诸国设置总追捕使、地头，并强迫朝廷对此予以认可。至于其具体内容，笔者将在后文详细阐述。

此外，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185年年末，源赖朝向后白河院申请处置拥护源行家、源义经的诸侍臣。在藤原兼实、德大寺实定之下，设置议奏公卿，藤原兼实担任摄政与关白，高阶泰经及与讨伐宣旨有关的一众官吏或流放或被撤销官职。这一申请中所显示出的人事安排动向即追随后白河院的势力遭到了彻底的驱逐。源赖朝巧妙地利用了后白河院降旨源义经、源行家追讨自己的这一失误，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朝廷。

在此期间，众公卿之中，藤原兼实因反对后白河院向源义经、源行家颁布追讨源赖朝的院宣而深获源赖朝的信任。数年后，藤原兼实由于本应继承家业的儿子藤原良通早逝，悲痛欲绝，决意隐退。源赖朝却对藤原兼实一再挽留。由此可见，源赖朝对藤原兼实有着很高的评价。

不过后来，源赖朝对朝廷的态度也并非一贯强硬。就在设置守护、地头职位后的第二年即1186年的1月至6月间，源赖朝先是停止征收高野山领的军粮并撤销了该地的地头，之后亦不再向诸国庄园征收军粮。此外，北条时政辞去七国地头的职务，其他三十七国及镇西九国的地头也被取消。可以说，源赖朝的诸项措施几乎将自己迄今为止所获之权益全部如数奉还。虽然目前我们尚不可知北条时政辞去地头的那七国的具体名称，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上述三十七国指的是山城、大和、和泉、河内、摄津、伊贺、伊势、尾张、近江、美浓、飞驒、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播磨、美作、备前、备后、备中、安艺、周防、长门、纪伊、若狭、越前、加贺、能登、越中、淡路、伊豫、赞岐、阿波、土佐等。可以说，整个西国全部包含在内。换言之，以西国为中心，源赖朝做出了大幅的让步。

我们已无从知晓在这一时期源赖朝为何采取了退让的政策，不过在源赖朝的这一态度背后，恐怕仍有他警惕源义经的考量。要知道源赖朝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如果单是不具备直属军力的源义经个人，其威胁甚微。但如今刚刚扳倒平氏，各地依然残存着反对源赖朝的势力，稍有不慎，源义经完全有可能去联合那些力量。一旦源义经与奥州的藤原秀衡结成同盟，那势必将给源赖朝带来巨大的威胁。此外，如果后白河院转而支持那些反源赖朝势力，那么事态将变得更加危险和难以控制。因此，在这一时期，源赖朝对后白河院表示退让也是理所当然。况且，源赖朝通过抓住后白河院的失误，趁机设置了总追捕使、地头之后，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实则也非真正意义上的退让。

第四节　奥州合战

藤原秀衡之死

北条时政进京后，院厅转而发出了追讨源义经、源行家的院宣，源行家在和泉国遭到追杀，源义经也下落不明。鞍马山、比叡山以及南都、吉野等地均传来源义经潜伏于此的消息。文治三年（1187）五月，有传言称源义经在美作的山寺遭到杀害。然而实际上，大约同年二月前后，源义经一行人便已乔装打扮成在山中修行的僧侣及幼童，赶往藤原秀衡之处。据藤原兼实的日记《玉叶》记载，早在1185年10月之际，便已流出源义经已和藤原秀衡联手的传闻，从源义经在藤原秀衡之处度过了幼年时光的经历看，如此结局亦是必然。

那时，源赖朝与藤原秀衡也并非毫无联系。1186年4月藤原秀衡寄了一封信至身居镰仓的源赖朝处，他在信中表示，希望源赖朝能将自己送到镰仓的马匹和钱物转送京都。藤原秀衡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在此之前，源赖朝曾写过一封信给他。在信中，源赖朝称藤原秀衡为“奥六郡之主”，称自己是“东海道总官”，更表示双方本应亲密往来，奈何路途遥远，无法实现心中所愿，藤原秀衡处的贡马及贡金理应由自己监督转送至京都。从源赖朝的号召中，我们不难窥见其对藤原秀衡保有的慎重姿态。到了1186年5月，如藤原秀衡信中所言，三匹马和三个大箱子被送至源赖朝处，后经源赖朝转送抵达京都。

翌年即1187年，源赖朝又想出了新的方法来刺激藤原秀衡。他向后白河院提出申请，请求派遣使节前往奥州，向藤原秀衡索要三万两沙金用来给东大寺大佛镀金。后白河院依照源赖朝之意实施了该计谋。但是，藤原秀衡方面却冷淡无情地回绝道，三万两沙金的要求不但前所未闻、相当过分，而且近年来因为大批商人前往奥州买卖沙金，奥州的沙金几乎已被掘空，若要遵照旨意奉送沙金，恐难从命。从中可见，藤原秀衡十分自信。

然而不幸的是，1187年10月29日源义经的后盾藤原秀衡于陆奥国平泉馆离世。藤原秀衡生前曾向其嫡子藤原泰衡及其异母兄西木户（藤原）国衡留下遗言，望其奉源义经为主，三人同心协力共同治理国家。

源赖朝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藤原秀衡死后，他不再对奥州采取缓和姿态，就连对朝廷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几个月后的文治四年（1188）二月，据出羽国传来的消息，源赖朝确定源义经身居奥州。与此同时，源赖朝以禁止地头不法行为是私人请求而非朝廷命令为由，拒绝了诸位朝廷官吏的请求。在得知了源义经的行踪后，朝廷立刻向藤原秀衡的继任者藤原泰衡等人宣旨，命令他们奉旨讨伐源义经。但藤原泰衡对此并未作答。鉴于源赖朝之请求，数月后，朝廷再次派遣使节前往奥州下令追捕源义经。

翌年三月，藤原泰衡遵旨追捕源义经的书信被送至源赖朝处，但源赖朝认为藤原泰衡并不可信，于是源赖朝向朝廷提出讨伐藤原泰衡的请求。对此，朝廷征询镰仓方面是否应该再次遣使宣旨并等待回音，以及源赖朝打算何时出兵讨伐。源赖朝回信表示无须等待藤原泰衡的回复，应该尽快出兵讨伐，自己将于六月上旬鹤冈八幡宫举行的亡母塔供养后即刻出发。

另一方面，迫于源赖朝方面的压力，闰四月末，藤原泰衡突袭源义经居住的衣川馆，将其杀害。六月，藤原泰衡派遣使节将浸泡在美酒中的源义经首级送往镰仓，供源赖朝核查鉴定。

本队千骑，翻越白河关

五月末，源义经被杀的消息传至京都，朝廷方面认为，事已至此便已无须再向藤原泰衡追责。但是，早在二月，源赖朝便已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动员，为追讨藤原泰衡做准备，故源赖朝明确表示出欲强行出兵的意愿。六月二十五日，源赖朝再次请求朝廷宣旨出兵追讨藤原泰衡。二十七日，诸国约千骑士兵抵达镰仓。由于此时朝廷尚未给出允诺，源赖朝十分犹豫不决，于是他将熟悉兵法掌故的大庭景能唤至身旁。大庭景能表示，“军队听从将军之令，而非天子之诏”，既然已经向朝廷禀明出兵事宜，那么无须等待回复亦可出兵。源赖朝听罢，痛下决心。七月十六日，从京都守护源赖朝之妹婿一条能保处派出的使节后藤基清前来通报：经再三商议，朝廷最终宣旨称，尽管源义经已死，但追讨奥州实乃天下大事，今年暂缓。源赖朝听闻此言极度愤慨，再次表明自己已集中将士，必须即刻出兵。

七月十七日，源赖朝做了出兵奥州的部署，最终决定分兵三路。首先，东海道大将军千叶常胤与八田知家分别率领各自的族人及常陆、下总两国的一众武士，经由宇太、行方，穿越岩城、岩崎，在渡过阿武隈川后汇合。北陆道大将军比企能员、宇佐美实政等人负责带领上野国高山、小林、大胡、佐贯等地的武士，自越后国前往出羽国念珠关外同敌人交战。源赖朝则亲自率领正面进攻部队，走中路进军奥州。畠山重忠在正面进攻部队中担任先锋。最终，在未获朝廷准许的前提下，比企能员于七月十八日率先出发。翌日，源赖朝方面的主力部队也从镰仓北上。据传言称，源赖朝方面共计有二十八万余骑兵兵力参加奥州合战，但是也有别的说法称兵力不过三四万，实际数量不详。无论如何，结束古代末期战乱的最后一场大战——奥州合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源赖朝出兵奥州的路线（1189年）

源赖朝率领的千骑主力部队经过宇都宫、新渡户，于二十九日穿越白河关。

另一方面，藤原泰衡一方将大本营设在国见宿，并在阿津贺志山上修筑了城墙，挖掘了五丈深的护城河，阿武隈川的河水被引入其中。藤原泰衡的异母兄西木户国衡担任指挥，据说军队有两万人左右。除此之外，苅田郡还设有城郭，名取、广濑两条河流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八月七日，源赖朝的主力部队抵达阿津贺志山附近的国见。源赖朝一方的先锋畠山重忠所率领的八十名壮汉，迅速填平了藤原泰衡一方在阿津贺志山挖好的防御工事，藤原泰衡一方的防备大为削弱。

八月八日，对阵双方开始了远距离的弓箭战。八月九日、十日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最终，藤原泰衡一方败北，西木户国衡败逃。听闻阿津贺志山战败消息的藤原泰衡亦向北方逃窜。不久之后，和田义盛追上西木户国衡，西木户国衡战败身亡。藤原泰衡则继续向北逃亡。八月十三日，源赖朝的追兵进入多贺的国府。在途经玉造郡之后，源赖朝方面军于八月二十二日进入平泉城。由于藤原泰衡在逃走时点燃了平泉馆，所以当源赖朝赶到平泉之时，平泉已化为灰烬。藏起来的藤原泰衡向源赖朝投降，但却遭到拒绝。于是，藤原泰衡打算继续逃往夷狄岛，他带领数千部下在比内郡贽栅歇脚，却于九月三日被守卫在此的部下河田次郎所杀。九月六日，藤原泰衡的首级被送至志和郡的阵冈，源赖朝将该首级悬挂示众。由此，战争宣告结束。

而后，源赖朝在平泉论功行赏。善后工作完成后，源赖朝于十月二十四日返回镰仓。

即便奥州合战中的出羽、陆奥也算是“屡次实施新制皆不了了之且固守古风，毫无新式礼仪的夷狄之地”。统治者似乎对出羽、陆奥给予了特别的对待，使得该地区在后来走上了一条相对独特的历史发展之路。

遵循前九年之役的先例

单从事件经过上审视奥州合战，似乎奥州一方十分不堪一击，这不禁令人联想或许是源赖朝投入了过量的兵力。然而就结果而言，当时的奥州对镰仓方面来说无疑是不容小觑的强敌。即便在奥州合战结束数月后，镰仓方面也仍旧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镇压奥州藤原氏旧臣大河兼任发起的叛乱。由此可见，源赖朝对于奥州合战所做的准备也并非过于夸张。只能说藤原泰衡一方分散兵力的战术布局确实有点不太明智。

而且，在奥州合战之前，源义经被杀害前后，围绕藤原秀衡的儿子国衡、泰衡、忠衡、高衡、通衡、赖衡，在二月和六月间，分别爆发了藤原赖衡和藤原忠衡为藤原泰衡所杀之事件。究其原因，大概是围绕如何对待源义经的问题，平泉内部发生了分裂，因此众人难以齐心协力对抗源赖朝。

奥州合战的一个谜团是，源赖朝似乎有意识地要让奥州合战的发展过程朝前九年之役的过程靠拢。所谓前九年之役，即源赖朝的先祖源赖义、源义家父子，高举源氏武士之名，讨伐安倍氏的战争。川合康先生依照记载有前九年之役发展经过的《陆奥话记》，按时间顺序在《吾妻镜》中抽取了奥州合战的相关记述，并通过罗列、比对这些记述发现，奥州合战在军旗设计、藤原泰衡枭首之法，甚至战事终结日期等诸多方面，确实带有前九年之役的影子。

那么，源赖朝为何如此关注前九年之役呢？有两件兵器作为源氏一门的家门象征代代流传。它们分别是一件名为“源太产衣”的铠甲，和一把名为“髭切”的太刀。前者以源义家的幼名“源太”冠名，为源义家两岁觐见小一条院时所佩之物。后者则是前九年之役时，源义家用来斩断活捉敌军首级的武器。这两件家门象征之物皆源于义家，而非赖义。照这么说来，作为前九年之役后续发展的后三年之役，不是应该更吸引源赖朝吗？毕竟后三年之役的主角才是源义家本人。

不过，从战争的经过看，前九年之役虽名为“九年”，但实则却是一场耗时十二年的苦战。较之借助清原武则之力才勉强平定的前九年之役，虽不知真相究竟如何，但根据源义家在战场上的表现——他让勇猛善战和怯懦畏敌的士兵分别列队以调动他们的士气，即“刚臆之座”的故事，以及源义家随大江匡房学习到的军事知识——观察天上飞翔的大雁，如行列混乱，地上必有伏兵，等等。充满了武士勇猛传说的后三年之役，恐怕更适合加以宣传吧。

可是话虽如此，源赖朝为何没有选择关注源义家，反而更想靠近其上一代的源赖义呢？究其原因，与其说是作为武门之祖，源赖义与源义家有着不同的定位，毋宁说这是源赖义唱主角的前九年之役和源义家挑大梁的后三年之役的意义不同决定的。

从根本上说，其区别在于公战与私战的不同。前九年之役的结果是朝廷作为赏赐，分别任命源赖义、源义家、清原武则担任伊豫守、出羽守和镇守府将军。而后三年之役实际上打了五年，它甚至被称为“义家合战”（《后二条师通记》），朝廷也将其视为私战，并未加以赏赐。所以，源义家只得用自家家财褒赏随从武士，该故事在日本可谓流传甚广。

前九年之役不仅没有诸国提供军队及兵粮援助，而且在“朝议纷纭”的情况下，是源赖义靠着自己的判断才最终得以战斗到底。在取得了安倍贞任、藤原经清等人的首级后，源赖义将其带回京都，这才获得了恩赏。从结果论的视角看，恩赏与否一事明示了战争性质的公私之别。与此相对，在后三年之役中，平定战乱的源义家在获得追讨的太政官公文后，原计划将首级送往京都，却因此战被视为私战，最终未获奖赏。得来不易的首级最终遭到丢弃，源义家也无功而返。白河院不仅未对源义家的胜利论功行赏，甚至还废除了其陆奥守的官职。其后，白河院亦未再赏赐源义家新的官职。此等做法完全可以被视作是按惩罚论处。据说源义家为提高源氏在东国武士阶层间的声望，曾使用私财赏赐武士。若以此为前提来看，源赖朝关注后三年之役也在情理之中，但他最终却还是选择了学习和模仿前九年之役的情况，笔者认为这显然是考虑到了朝廷对公战认定的情况。

加之，后三年之役结束后，诸国仰慕源义家的声望，为他捐赠了大量的庄园和田地。宽治五年（1091）六月，朝廷颁布措施，禁止诸国向源义家捐赠田地。在此基础之上，白河院因惧怕源氏的势力日益壮大，便有意识地采取了培植对立势力的措施。结果该事态致使源义家一门内部分裂，桓武平氏勃兴，甚至接连牵出了源氏嫡系没落等的一连串事态。

如果从上述观点出发，尽管源义家的武勇广泛流传，但实际上清和源氏最兴盛的时期却仍是源赖义那一代。正如前文所述，源赖朝是极为担心家族内部分裂的，这是他从自家的家族史中汲取到的经验。因此，较之被认定为私战的后三年之役，源赖朝理所应当更加尊崇令源氏势力、威望大增的前九年之役。

对“公战”的执着

正如前述源赖朝召见大庭景能出谋划策的片段所示，源赖朝在征讨奥州之际，始终都在忧虑自己是否能够获得征讨的宣旨。换言之，在源赖朝看来，能否获得宣旨是判断征讨性质属公战或私战的唯一标准。

在出兵之际，源赖朝因大庭景能的建言坚定了心志。除无须等待院宣外，大庭景能还表示，藤原泰衡既已继承源氏家臣之位，那么即便没有获得朝廷的许可，源赖朝亦可直接对其施以制裁。或许在那时，源赖朝判断院厅将不会下达院宣，故此决意打一场私战。奥州合战结束后，源赖朝分别于八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八日向一条能保和吉田（藤原）经房送信，在写给吉田经房的信中，源赖朝表示：“按理说在九月三日收到藤原泰衡被杀的消息之后，我便应该即刻将藤原泰衡的首级送往京都。但无奈路途遥远，藤原泰衡系我‘世代相传之家臣’，并非尊贵之人，故并未将其首级送往京都。”

然而，与源赖朝的这封书信擦肩而过的，却是院厅于七月十九日下达的同意征讨的院宣，该院宣于九月九日最终抵达源赖朝处。由此，源赖朝有机会再度举起曾经一度放弃的“公战”旗帜。所以，源赖朝于九月十八日再次写信给吉田经房，向其征询是否应当将俘虏送往京都的意见。在回到镰仓后，源赖朝立刻召见了大江广元，让他向吉田经房、一条能保等人遣送消息。十一月三日，一条能保的信使抵达镰仓，在赏赐征讨战功之际，关于俘虏处置及奖赏之事的院宣亦同时抵达。为此，源赖朝大喜。在此期间，源赖朝恐怕一直顾忌着朝廷的动向。

即便朝廷的态度突然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其实源赖朝希望的只是尽可能避免让奥州合战重蹈后三年之役的覆辙，以免奥州合战被认定为私战而遭到朝廷的抛弃。其背后隐藏的是源赖朝以前九年之役为范式完善统治体制，意图再次构建源氏全盛期的思想。当再次获得公战的认可后，源赖朝想要的不再只是单纯的奖赏，他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获取陆奥、出羽两国的统治权成为源赖朝的新目标。十一月，源赖朝派遣大江广元前往京都，谢绝了朝廷颁发的追讨藤原泰衡的奖赏。紧接着十二月，源赖朝又再次谢绝了奖赏，但与此同时，他向朝廷提出了统领陆奥、出羽两国的要求。

其实围绕官方认可奥州合战的问题，后白河院与源赖朝一直在暗中相互角力。本来后白河院在知晓源赖朝与源义经不睦的基础上，还一味宠爱源义经，就并非出自单纯的好恶。后白河院只不过是惧怕源赖朝的势力过于强大，故此才会有意培养与其相对抗的势力。当源义经逃亡至奥州的藤原秀衡处藏匿后，后白河院始终对出兵奥州之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对此，即便源赖朝曾分别于文治五年（1189）三月、闰四月及六月，三次遣使请求朝廷出兵，后白河院亦不曾表示允诺。所以，事态最后不得不以源赖朝方面强制出兵，后白河院方面追认许可的形式告终。

后白河院为何会在给予奥州合战公战地位的事情上犹豫不决呢？其实这与后白河院庇护源义经是同样的道理，后白河院想要保住奥州的藤原氏势力，以此来牵制源赖朝。源赖朝一旦征服奥州，整个日本将很有可能会被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换言之，源赖朝征服奥州一事将会招致国家的分裂。此外，对于后白河院来说，金、鹫毛、马、布等奥州丰富的特产自然也极具诱惑力。为了将这些资源收入囊中，命令源赖朝征服奥州实在绝非上策。况且，对后白河院而言，院厅与朝廷的得失是要远高于其个人利害的。

除后白河院外，其他贵族似乎毫不关心奥州合战甚或奥州本身。例如，藤原兼实对奥州合战的胜利仅做了“天下大庆”的简单记述，《百炼抄》中也只有赞颂源赖朝不费吹灰之力便大获全胜的“兵谋所致，古今无双”的记载。不过，后白河院对事关朝廷利害得失之事十分敏感，他深刻地意识到对当时的京都朝廷而言，奥州的经济意义极为重要。如果从源氏和后白河院围绕奥州暗自角力的视角看，源赖朝与后白河院之间的对立，几乎是源义家与白河院之间对立关系的一种历史再现。

既然源赖朝能从自家的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那么面对后三年之役，后白河院同样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有记录称，承安元年（1171）后白河院曾命静贤法印制作了共计四卷的《后三年之役绘卷》，即现存《后三年之役绘卷》的原型。虽然我们已无从知晓后白河院命人制作绘卷的缘由，但可以确信的是，通过分析后三年之役的情况，后白河院收获颇丰。

综上所述，此次的奥州合战究竟遵循了前九年之役的先例，还是重蹈了后三年之役的覆辙，这与后白河院和源赖朝之间激烈交锋的结果有关。尽管源赖朝通过强行出兵一度占据了优势地位，但后白河院至死也没有授予源赖朝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因为该称号能够从名义上证明其所有者在军事上具有统治奥州的合法性。可以说，后白河院通过这种形式彻底贯彻了自己的原则。

[1]军记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分类之一。以历史上的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最有名的是《平家物语》。

[2]宿老，武家的重臣。

[3]院，日本上皇、法皇等的住所，转义指其人。

[4]起请文，向神佛起誓的誓愿书。

[5]在厅官人，平安中期至镰仓时代的下级官吏，多为地方豪族，平安后期武士化。

[6]御家人，“家人”最初是贵族及武士首领对部下武士的称谓，而当镰仓幕府成立后，与幕府将军有关的事物往往被敬称为“御”，故有“御家人”一词，意指直属于幕府将军的武士，这里指与源赖朝直接保持主从关系的武士。

[7]代官，日本中世以后代行主君官职之人的总称。

[8]院宣，根据上皇或法皇的命令，由院厅的官员颁布的公文。类似于天皇的诏敕。

第二章
源赖朝的构想

第一节　投向西国的视线

源赖朝进京

处理完奥州合战战后事宜的源赖朝，总算于建久元年（1190）十一月七日回到了京都。进入京都这天，源赖朝既未携带弓箭，也未身穿盔甲，就像是在昭告世人自己已平定天下一般，源赖朝大摇大摆地骑马进入了京都，直奔位于六波罗的新府邸。以后白河院为首，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汇聚一堂，只为一览源赖朝的风姿。

随后，十一月九日夜，源赖朝先后参见了后白河院和后鸟羽天皇，并被任命为权大纳言。十一月二十四日，源赖朝又被任命为右近卫大将。十二月四日，源赖朝同时辞去权大纳言与右近卫大将之职。据说源赖朝辞任的理由是，这两项官职并未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收获，“朝廷警卫责任人”的名头反倒更加使他困扰不堪。另一方面，凭借前右近卫大将的头衔，源赖朝也足以对其手下的武士行使权威了。在此权威的基础上，源赖朝于次年正月开设了政所[1]，与此同时源赖朝将授予武士的文书从御判下文更换为政所下文。

据藤原兼实的记述称，由于该时期源赖朝对后白河院心存顾忌，所以对待过去曾与自己步调一致的藤原兼实，源赖朝表现得十分疏远。这也透露出该时期藤原兼实在朝廷内部仍处于被孤立状态的情况。源赖朝曾对藤原兼实表示：“如今法皇统治天下，天皇就如同皇太子一般。正因为一切皆在法皇的掌控之中，我们才无法依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行事，一旦后白河法皇驾崩，后鸟羽天皇亲政，政治必将回归正轨。”

有了源赖朝这个后盾，藤原兼实在朝中也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建久二年（1191）七月，藤原兼实却因为受到后白河院的怀疑，而不得不做陈情和申辩。该事件始于一份在后白河院院中发现的落书[2]。据该落书的记述，由于后白河院未将摄关家领地给予藤原兼实，而是给了藤原基通，藤原兼实的两个家司——藤原光长与藤原赖辅便觉得十分愤怒，他们诅咒后白河院，甚至纠集一众武士企图谋反，更向关东方面通报了后白河院的过失。该事件虽真假难辨，但毋庸置疑这一事件重击了后白河院及其周围势力。

该事件过后没多久，后白河院因患痢疾而郁郁寡欢，终于建久三年（1192）三月十三日在六条殿与世长辞。在此之前，因为害怕受到在保元之乱中去世的崇德上皇和死于西海的安德天皇的怨灵纠缠，后白河院行事皆遵照巫女的指示，为了祈求病愈，他甚至向日吉社献上了十纵列阵势的东游歌舞。后白河院驾崩后，以源赖朝势力为后盾的藤原兼实，进一步完善了朝廷的行政体制。另一方面，后白河院的一众近臣在得知后白河院大限将至之后，便开始围绕源通亲（土御门）与后白河院的宠妃丹后局（高阶荣子），权衡利弊、思考站队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近臣还争先恐后地修建了新的庄园，只可惜有源赖朝撑腰的藤原兼实坚决果断地下令废除了这类庄园，近臣势力遭到打击。

1192年7月，源赖朝将后白河院一直不肯授予他的征夷大将军之位收入囊中。后白河院虽曾授予源义仲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当源赖朝表示自己也想获得该称号时，却遭到了后白河院的果断拒绝。尽管源赖朝已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但他还是在建久四年（1193）到建久七年（1196）之间的这段时期，具体而言可能是建久六年（1195）因重建东大寺大佛殿一事进京之时，辞去了征夷大将军一职。源赖朝的这一举动乍一看的确令人难以理解。不过，如果说源赖朝当初想要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就是为了借此排除后白河院的干涉，以确保自己在东国以东地区保有独立的统治权，那么此时的源赖朝已经拥有了包括奥州在内的东国统治权，且一直警惕源赖朝会集权统治东国的后白河院也已不在人世。在此时间节点上，源赖朝似乎的确没有必要再执着于征夷大将军的头衔了。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过，就在设置守护、地头的第二年，源赖朝方面的举措频频展现出一种妥协的姿态。而这种妥协的姿态主要针对西国。源赖朝之所以会对西国做出让步，是因为为了讨伐眼前的敌人——奥州藤原氏，源赖朝不得不优先考虑稳住东国的统治。但是现如今奥州已尽在掌握，后白河院也已辞世，源赖朝的视线便无须再仅限于包括奥州在内的东国，而是可以转去强化曾在妥协中日益缩小的西国统治权。因而在这一时期，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所带来的区域限制性反倒成为一种障碍。

强化对西国的统治

在该阶段，随着后白河院这一最大制约因素的瓦解，源赖朝制定的政策展现出了一种新的积极性。

据田中稔先生的研究介绍，1192年6月源赖朝下令给美浓国国中的御家人，要求他们在守护的监督之下履行大番役[3]之职责，对于那些不认为自己是御家人的武士，则须弄清其身份。就这样，美浓国完成了判定御家人的工作。各国守护敦促御家人履行职责的时期各有不同，但大致都始于1190年，所以在时期上美浓国并无特别之处，但美浓国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美浓国乃是后白河院的知行国[4]。与美浓国不同，丹波、若狭、但马、和泉等西国诸国，都大致要等到1192年以后才会实行御家人的联名报告制。如果综合考虑丹波亦属后白河院知行国的因素，那么上述地区实行御家人的联名报告制的缘由，应该多与后白河院的离世有关。换言之，尽管在后白河院的要求下备后国大田庄曾一度不再设置地头，但是到了1196年，地头又还是被重新设置了。同样也是在1196年，若狭忠季在从未设置过守护的若狭国开始担任守护。此外，萨摩、大隅实行御家人的联名报告制，日向、萨摩、大隅、肥后、肥前、筑后、筑前、丰前、丰后制作大田文[5]等的时期，也都在1196年之后。

总而言之，建久年间[6]是设置和重新设置守护、确定守护职权、完善御家人制度等行政举措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这些举措大体上集中实施于后白河院离世以后的阶段，且它们存在地域性差异。换言之，它们的实施是以西国为中心展开的。

就在后白河院驾崩七年之后，源赖朝亦于正治元年（1199）年初与世长辞。源赖朝最终的构想虽已不为人知，但是根据列举出的种种政策，我们可以推断，源赖朝在后白河院去世之后的目标，应该是强化其对西国的统治。

基于这一目标，源赖朝与藤原兼实渐行渐远的原因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换言之，源赖朝并不在意朝廷内部的势力如何分布，他在意的只是哪一股势力与后白河院呈对峙之势。源赖朝之所以选择与藤原兼实合作，只不过是因为藤原兼实是唯一一位能在朝廷内部与后白河院对抗之人。因此，在后白河院死后，藤原兼实的利用价值便随之减少了。日后，源赖朝愈发冷淡地对待藤原兼实更是不足为怪。

况且，在强化西国统治的问题上，源赖朝在与藤原兼实的历次合作中始终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在源赖朝崭新的构想中，不只是旧后白河院的近臣势力，就连藤原兼实也成了一种障碍。也就是说，较之只关注私利的近臣势力，认真守护朝廷利益的藤原兼实实则更加碍事。这恐怕是藤原兼实被源赖朝疏远的真正原因。

建久七年政变

建久七年（1196）冬，朝廷内部爆发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中，藤原兼实被押入九条殿，藤原基通梅开二度成为关白与氏长者，藤原兼实的女儿中宫任子（宜秋门院）则被赶出了皇宫。据藤原兼实之弟慈圆留下的文字记载称，这一事件起源于源赖朝欲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于是接近源通亲一事。源通亲、梶井宫承仁法亲王及丹后局等人借此机会在源赖朝和后鸟羽天皇面前坚持不同的主张，合谋拉藤原兼实下马。受此事影响，慈圆也辞去了天台座主[7]之职。在这桩被称作“建久七年政变”的事件中，有传言称藤原兼实周围之人皆遭源赖朝迫害。但实际上源赖朝对此并未采取积极的行动。这只不过是因为藤原兼实与源赖朝一度疏远，藤原兼实的地位开始变得并不牢固，在这样的情况下，藤原兼实才让自己的政敌源通亲钻了空子。

慈圆　藤原兼实之弟，在兄长失势后，辞去天台座主之职，著有《愚管抄》，也是有名的和歌歌人（出自《新三十六歌仙图帖》，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一般认为正如慈圆所述，源赖朝欲将长女大姬送进后鸟羽天皇的后宫一事，致使源赖朝与藤原兼实相互疏远。1195年，为了供养东大寺的大佛，源赖朝偕夫人北条政子与长女大姬奔赴京都。此时，源赖朝最希望的便是将大姬送入后鸟羽天皇的后宫。为此，源赖朝拜见了丹后局，并向其送上了礼物，还提议说要恢复其庄园，源赖朝恳请丹后局给予帮助。大姬入宫一事使得源赖朝与源通亲构筑起了新的合作关系，但是另一方面，这致使源赖朝与已把女儿任子送入宫的藤原兼实产生了竞争，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愈加冷淡。

大姬入宫之事在1191年便已传得沸沸扬扬，藤原兼实自己亦有所耳闻源赖朝的女儿将会于同年10月入宫，虽说在该时期这一传言已得到证实，但仅凭此，两人之间的关系还不至于极速地恶化。此外，也有人推测说，源赖朝企图通过送大姬入宫来拥立大姬生下的皇子为关东之主。若果真如此，那么源赖朝行事的出发点将与那些作为天皇外戚的贵族入宫掌权的目的相悖，所以只要藤原兼实不加以妨碍，源赖朝方面并没有理由有意排挤他。事实上，后来当后鸟羽天皇让位给土御门天皇时还发生了一些问题，《玉叶》的记载显示，即便在那时源赖朝与藤原兼实之间也仍然保持着沟通、联络。因此，促成这场政变爆发的真正原因，是否如前所述，即在后白河院离世后，源赖朝开始依照自己构想的路线行事，他既不过多关注朝廷的意见，亦不再关心朝廷内部势力的分布。

然而不幸的是，大姬还未进宫，便在建久八年（1197）去世了。同年，一条能保过世。第二年，一条能保之子一条高能亡故。至此，源赖朝在朝廷内部的代言人基本上已不存在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朝中形势将难以传至源赖朝耳中。而此时，源通亲盘算着让自己的养女所生之子一宫（后来的土御门天皇）继承天皇之位，尽管源赖朝并不认同幼小的天皇，但是鉴于后鸟羽天皇送来了言辞恳切的纶旨，使者大江公朝也赶赴镰仓特意说明情况，源赖朝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承认了土御门天皇即位一事。不论实情究竟如何，至少在形式上，此事在事前并未决定将由哪位皇子继承大统，一宫是在获得源赖朝的认可后，最终通过抽签和占卜的方式才被选为皇统继承人的。这意味着出于势力的变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幕府方面的意见已变得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源赖朝方面也未在事前有所察知，或许源赖朝会因为自己没有坚决表示反对而后悔吧。在这一问题上，比起由谁来继承皇位，源赖朝显然更担心院政这种双重权力卷土重来。

统治全国的构想

在这一时期，无论源赖朝有着怎样的构想，这些构想都在尚未付诸实现的情况下，随着源赖朝的去世石沉大海了。不过，只要关注建久年间的政治历程，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为了确立东国以东地区的统治权，源赖朝过去曾一度推后了建立全国性政权的计划，而在这一时期源赖朝似乎又重启了该计划。往大处说，建立全国性政权就是要在地域上统一东国与西国；而从社会层面看，建立全国性政权就是要确立武士阶层的统治地位。而建立全国性政权将会遇到的一个障碍，毋庸置疑便是贵族、寺社势力等以朝廷为中心的旧统治阶级的负隅顽抗。尽管后白河院死后，这些旧势力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但若是院政复活，那么新的障碍也必将接踵而至。出于对此种形势的担忧，源赖朝于1198年再次赶赴京都，为使朝廷修改政治路线，竭力奔走。

可若是从建立全国性政权的观点出发，较之对付京都朝廷，对源赖朝而言，如何克服其立足点——东国武士集团自身的制约性，恐怕才是更为棘手的问题。而东国武士集团的制约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即《愚管抄》中记载的上总介广常所流露出的东国割据主义：“朝廷中尽是不堪之事，若是坂东亦如此，那么将由谁来统领大局？”

其二，源赖朝以自己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之事和自己开设将军家政所之事为契机，计划收回过去在发放领地时下发的御判下文和奉书，并将其更换为政所下文。千叶常胤却对此表示抗议，他认为未经源赖朝盖上花押的政所下文难以成为后代证明的凭据。正如此事所示，东国武士集团的制约性亦表现在他们对源赖朝的忠诚上。

对于前者，如前文所述，主张东国割据主义的上总介广常遭到了梶原景时的诛杀。该事件也象征性地透露出源赖朝坚决否定割据主义的态度。虽然该思想在此之后仍根深蒂固，但至少源赖朝这一代在原则上否定过割据主义。而关于后者，正如下一节内容将会介绍的，源赖朝所建立的御家人制，实则已经能显示出一种将忠心转换为抽象原理的趋势。

但是，若是想要政策向东国的御家人并不期望的两个方向推进，那么权力势必得由东国御家人的联合政权进一步集中至幕府将军的手中。在这一点上，梶原景时可谓核心人物，他愿意支持源赖朝的政策并一直致力于推动其政策向前发展。

亲信，梶原景时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下梶原景时这位源赖朝身边的实力派人物。尽管他频繁在军记物语和日记文学中登场，但他却从未受到过重视，那么梶原景时在源赖朝的政权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三浦氏-大庭氏是扎根坂东的桓武平氏的一个分支，梶原氏承继的正是其谱系。梶原氏是在后三年之役中留下英名的镰仓权五郎景政（景正）的后代，其姓氏中的“镰仓”应该是指今镰仓市梶原一带。梶原景时留给众人的普遍印象是，他是一位向源赖朝进谗言从而导致源义经惨死的阴谋家。人们对梶原景时之所以有如此恶劣的评价，多半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军记物语中记载的围绕梶原景时与源义经爆发的“逆橹[8]”之争的影响。据《源平盛衰记》记载，元历二年即文治元年（1185）年初，为了攻打盘踞屋岛的平氏军，源义经曾召开会议商讨军事部署。在会议上，梶原景时提议在船头安装逆橹，这样就可以使船自由进退。源义经断然拒绝了这项提议。他认为事先便准备好逃亡的军队岂能打出胜仗。梶原景时则反唇相讥道：“只有鲁莽的猪头武士才只会攻打敌军，不懂首尾相顾。”对此，源义经也不甘示弱，他表示如果不想死，那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上战场，如若梶原景时是大将军，那梶原景时要设置千百个逆橹，自己也都绝无二言，但自己的船绝不安装逆橹。综上所述，源义经令梶原景时在众人面前十分难堪。因此，梶原景时十分痛恨源义经，他甚至向源赖朝进言称，平家灭亡之后源义经将成为最大的威胁。这也使得源赖朝开始对源义经怀有戒心。

《吾妻镜》中也有记载称，梶原景时曾向源赖朝派遣信使，汇报西海合战的情况，并借此机会向源赖朝控诉源义经专横，及表达想要早日返回镰仓的愿望。由此可见，源义经与梶原景时之间的确存在争执，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二人性格不合，毋宁说这是由于两人所处立场不同所致。梶原景时方面希望以源赖朝为中心，强化将军权力。而源义经方面则因为自己与源赖朝的兄弟关系而更为强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推断，在强化将军权力的道路上，梶原景时是否发挥过关键的作用。在《吾妻镜》中，梶原景时作为源赖朝的亲信所发挥的作用，具体可以分成以下几类：①收集情报、传达情报、担当使节、与人交涉，②担任源赖朝的随身警卫、随从，③担当军奉行[9]、军目付[10]、诸国守护，④履行警察、检察之职，⑤担当带有家司职责的杂事奉行，⑥除此以外的其他。由此可见，梶原景时的任务多种多样，他几乎参加了幕府各种主要活动的策划。除此之外，梶原景时还是一个“巧言善辩”之人。他不仅擅长辩论，而且极具吟咏和歌方面的天赋。正因如此，梶原景时颇得源赖朝的宠信，他亦忠心耿耿地跟随了源赖朝一生。综上所示，梶原景时可谓源赖朝的第一亲信。

虽然在正统的史料中，梶原景时在幕府的地位一直处于北条氏、三浦氏及千叶氏等实力派豪族之下，但实际上其地位仍是相当高的。

关于梶原景时追随源赖朝的契机，无论是《吾妻镜》还是军记物语，二者皆有大致相同的描述。据说源赖朝在石桥山之战中败北，当他逃进椙山时，平家一方大庭景亲麾下的梶原景时便故意将他放走了。这段故事在军记物语中甚是有名：源赖朝藏身于一棵大树的树洞中，梶原景时看见了源赖朝，却佯装不见，仍放他逃走了。不过，《吾妻镜》却记载称，治承五年即养和元年（1181）正月十一日，梶原景时正式归顺源赖朝，前一年的年末，土肥实平带着梶原景时初次拜见了源赖朝，梶原景时虽不擅文笔，但却尤擅辩论，因此深得源赖朝的喜爱。除此之外，《吾妻镜》几乎并未提及上述救命之事，在这一点上其内容稍显矛盾，令人存疑。另一方面，在《愚管抄》中，有“治承四年，（赖朝）举兵，梶原平三景时、土肥次郎实平、伊豆之岳丈北条四郎时政，皆欲征服东国”的记载，由此可见在源赖朝举旗之初，梶原景时便已参与到源赖朝的军事策划中。较之《吾妻镜》，笔者认为《愚管抄》的记载倒是更为可信。

《沙石集》虽然承袭了前人的史料，但却仍向外界表明了梶原景时的地位。据说《沙石集》的作者无住乃是梶原景时的子孙，想必正因如此，《沙石集》才会围绕梶原一族记载了若干事情。梶原景时遭到斩杀后，为了追悼梶原景时，其妻在荣西的劝解下建造了一座塔。从中我们了解到，梶原景时之妻拥有领地，能够建造寺塔。因而，我们间接推测出梶原景时在当时应该拥有庞大的实力。与此同时，令人瞩目的是，荣西说：“故大将军指挥千军万马，虽说人必然一死，但此乃景时计谋也。”随后梶原景时之妻答道：“我侍奉梶原大人亦该同罪。”从这两人的言谈之中，我们能够窥见在当时的镰仓幕府政治中，梶原景时应该手握相当大的权力。

无须赘言亦可知，梶原景时个人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样的权力皆源自其作为源赖朝的亲信所拥有的地位。不过，难道不正是梶原景时在大力强化此权力的根源——将军权力吗？

超越东国武士的思想

大量事例表明，梶原景时曾多次主动救助与帮扶战争中的俘虏。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诹访大明神绘词》中关于诹访下宫神官金刺盛澄的故事。金刺盛澄与源义仲的交情极为深厚，源义仲死后，金刺盛澄被源赖朝定为死罪，并由梶原景时负责看守。梶原景时向源赖朝建议说：“金刺盛澄乃骑马射箭的名家，若不留用而直接将其处死，实在可惜。”但源赖朝并未听取其建议。于是梶原景时再次进言，建议源赖朝召见金刺盛澄，先观其技艺，再杀其不迟。源赖朝这才改变了主意。于是源赖朝悄悄准备了一匹桀骜不驯、极其顽劣的马，当金刺盛澄前来觐见时，源赖朝命令金刺盛澄骑上这匹马表演射靶，尽管如此金刺盛澄仍完美地射中了全部八个靶子。此后，源赖朝又命令金刺盛澄再去射击从靶上掉下的已被射碎的残片，金刺盛澄仍箭无虚发。紧接着源赖朝再出一难题，他让金刺盛澄射穿刚竖起的扦子，金刺盛澄表示拒绝，但经梶原景时从中斡旋，金刺盛澄再次登场，最终他成功射穿了所有的扦子。亲眼见到如此神技后，源赖朝赦免了金刺盛澄。此外，梶原景时还向源赖朝申请，饶恕其余六十余名源义仲的同党，后来这六十余人也全部获得了赦免，最终他们得以与金刺盛澄一起返乡。

在梶原景时遭到追讨时，作为其同党被捕的胜木（香月）则宗原本也是平家一方的武士。胜木则宗生于筑前鞍手郡，是曾经活跃在平家一方的山鹿秀远的亲戚，传言称他曾与源范赖一同远征西海，随后为梶原景时所降，于是便跟从梶原景时来到镰仓。

除了金刺盛澄、胜木则宗之外，《武藤系图》中记载的武藤资赖在奥州合战中被准许从军；《吾妻镜》中记载的源义仲的家臣皆河权六太郎被赦免；《古今著闻集》中记载的都筑平太经家和渡边源次番的故事，都让我们了解到梶原景时不仅会看守俘虏，还会尽力救助和征用俘虏。

在这些俘虏中，城长茂与本吉高衡二人非常值得关注。

越后的城长茂是一员猛将，平氏与藤原秀衡曾一同拉拢城长茂并希望他能从背后给源赖朝一记重击。不过作为平家麾下的一员，平家败于源义仲之后，城长茂就遭到了源赖朝的囚禁，梶原景时负责看守城长茂。在源赖朝准备发起奥州合战之际，梶原景时向源赖朝提议，允许城长茂从军。在该提议获得源赖朝许可后，城长茂便高举自家军旗冲锋陷阵，据说在奥州附近的新渡户驿站，其随从已达二百余人。不知是不是城长茂想要报答梶原景时的恩情，在梶原景时死去近一年后的建仁元年（1201）正月，城长茂率兵包围了小山朝政位于京都的住所，并闯入仙洞御所[11]要求降宣旨追讨镰仓幕府，但却并未得到敕许，于是城长茂逃之夭夭，行踪不明。由于该事件与梶原景时的事件属于同种性质，故而城长茂的行为似乎继承了梶原景时的遗志。城长茂与其党羽被捕后皆遭诛杀，该事件的影响逐渐波及越后，受其影响城资盛发动叛乱，直到五月上旬遭到镇压之前，城资盛方面的势头一直十分强劲。

在这次的事件中，本吉高衡是与城长茂共进退之人。本吉高衡是藤原秀衡的四子，他在奥州合战中被俘，后被发配至相模国。而本吉高衡与梶原景时应该也是从此时起彼此产生了联系。虽说城长茂与本吉高衡在很早以前便很有可能凭借着城氏与奥州藤原氏的关系彼此相熟，但这两人之所以能在此次事件中共同行动，普遍认为其中少不了梶原景时的运作。

梶原景时因其军奉行、军目付等工作，负责看守过诸多俘虏。不过，梶原景时之所以能这样做，应该也与其超越本职工作的主观意愿有关。我们从前文列举出的俘虏名单可知，原本从属于平家一方的武士，大都来自信浓、越后、摄津，或是奥州、九州等地。可以说，他们的籍贯、出身与之前源赖朝军的核心——东国在地武士阶层大为不同。源赖朝借助梶原景时，通过向这些俘虏提供帮助并将其再编为一股军事力量，使其成为源赖朝的直属部队，这样的直属部队与东国武士的性质不同。如果说源赖朝想要建立的是与东国的实力派御家人无关的将军权力，那么掌控此股军事力量，即是源赖朝有能力构建上述将军权力的一个要素。

除此之外，在有关梶原景时的若干传闻中，有的传闻已单纯超越了传闻的性质。例如，前文中已提到的，《愚管抄》中关于上总介广常因做出轻视朝廷的发言而遭到源赖朝诛杀的记述。据说梶原景时在与上总介广常玩双六[12]时，不露声色地越过棋盘杀死了上总介广常，并斩下其首级，将其首级带至源赖朝跟前。尽管我们只能从《愚管抄》获悉上总介广常遭到斩杀的具体情节，但我们不禁想问，源赖朝为什么会将梶原景时选作执行斩杀之人呢？上总介广常是东国的实力派豪族，他曾帮助源赖朝夺取天下，且历史上有不少逸闻都表明上总介广常极具叛逆精神。因此，斩杀这般的上总介广常，其执行者必然得对斩杀行动本身无异议，并能理解源赖朝在这一点上的想法，且能脱离以往东国武士的思想体系。梶原景时只身一人便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这项任务，正表明他满足了以上条件。

除此事外，在下一节将会提到的御家人的认定问题上，西国当地武士在加入源赖朝的远征军时，需要凭借梶原景时下达的奉书在日后证明其御家人的身份。由此可知，在西国武士逐渐组织化之际，梶原景时所做的奉行工作，有助于幕府权力在全国范围内生根。

跨越以东国武士集团为基础的出发点，驱散朝廷方面的反抗之声，最终建立起全国性的幕府权力机构，这一切的一切仅凭源赖朝的一己之力难以达成，可就在源赖朝重用梶原景时并开始探索建立全国性政权的路途中，源赖朝却离世了。诚如下一章内容所言，源赖家虽然看似为实现将军集权，承袭了源赖朝的路线，但却因失败告终，至此之后的幕府反而朝着确立东国统治权的方向发展。而且由于该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北条政子及北条氏以下的实力派御家人等，皆对东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所以等到幕府再次提出该课题，已是承久之乱、蒙古袭来等事件发生之后了。

第二节　御家人制度的确立

从家人到御家人

在源赖朝起义之后，为了尽早统领全国武士，源赖朝摸索着建立了御家人制度。

那么“御家人制度”究竟是什么呢？在御家人制度下，那些直接与镰仓幕府的将军缔结主从关系的武士被称为“御家人”，将军承认（安堵）御家人持有其原有领地（本领），并会赐予其新领地（新恩），但与此同时，御家人需要履行义务，即战争时期必须从军参战，服兵役，或担当将军身边的警卫，或驻守镰仓、京都，并且他们还必须在幕府担任一些日常性职务，为幕府供给钱、粮等财政所需的物资。

在源赖朝确立御家人制度前，人们将效力于贵族或武士的侍从称为“家人”，自平安时代起，“家人”这一称呼便已被广泛使用。通常来说，在身份上“家人”的从属性较强，一旦主人遇事，“家人”便会是与主人同呼吸共命运、不离不弃的存在。

可以说，“主人-家人”之间存在一种家人只忠于一位主人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需要依附人际交往。所以在这种关系中，即便家人不能经常侍奉主人左右，他们也仍然需要与主人维持一种相互见面、彼此熟识的社会关系。主人与家人之间通常会举办一种名为“见参”的会面，以及一种需要捧呈“名簿”的仪式。通过这些形式，家人臣属主人的关系得以显现出来。

在武士社会，侍从与主人所结成的关系，除“家人”外，还有另一种名为“家礼”的类型。这两种类型已通过佐藤进一先生的研究得以定型。简单来说，“家礼”对主人的从属程度较低，与此同时也相对较有独立性，例如“家礼”就不需要为主人殉葬。笔者认为，我们将此类侍从视作“门客”应该更为恰当。

据《吾妻镜》的记载，治承四年（1180）十月，机缘巧合之下平知盛身处京都的手下加贺美长清兄弟，为了加入源赖朝一方的势力，以母亲病重为由，向平知盛提出了请假申请却遭到拒绝。不过，就在此时，他们恰好有机会见到平家的侍臣高桥盛纲。加贺美长清向高桥盛纲就请假一事发出感慨。高桥盛纲听罢一脸羞愧，他立即写信给平知盛说，你将源氏之人当作“家礼”差遣已然令人十分顾虑，更别说你还阻拦其回国，想将他们当作“家人”使唤。故此加贺美长清得以回国。这件事充分展现了“家礼”与“家人”的差异。纵使身处同一武士社会，但在独立性这一问题上，家礼与家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吾妻镜》养和元年（1181）六月十九日条，记载了下述之事，该事件在讨论独立性问题上极具启发性。某日，为了纳凉，源赖朝去了三浦半岛。在那里，他受到了三浦义澄及其族人的热情款待。上总介广常也在佐贺冈海滨参加了集会。尽管上总介广常的五十余名随从全部在海滩上下马行了跪拜礼，但上总介广常本人却还是只在马上敬了一个礼。于是，佐原（三浦）义连命令上总介广常下马，上总介广常却回答道：“于公于私，我三代皆无此种礼仪。”此事被众人解读为：上总介广常傲岸不羁，根本没把主人放在眼里，也正因如此，寿永二年（1183）十二月诛杀上总介广常一事才显得更具正当性。不过，上总介广常在此表现出的态度并非单纯的傲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上总介广常不接受其家人身份，无论如何也想要成为家礼的一种意愿的表达。毕竟作为源赖朝的家人，行下马之礼是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在源赖朝看来，若是让上总介广常这样的实力派豪族，在自己的根据地东国内获得相对独立的身份，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御家人制度之时，自己岂不是会遭遇巨大的阻碍。所以，即便从这一点看，源赖朝也必须要除掉上总介广常。所以，继1180年佐竹秀义败北、1183年志田义广灭亡之后，上总介广常亦遭到诛杀，凭此东国武士悉数成为源赖朝的家人，源赖朝在东国成功建立了集权统治。

就“御家人”一词的由来而言，在原本是一般名词的“家人”之前，加上一个对其主人表示敬意的“御”字，便形成了现在的“御家人”一词。所以在镰仓幕府的“御家人”这一称呼逐渐普遍化之后，那些无须向镰仓将军表达敬意之人，如南朝重臣北畠亲房等人，便在其著作《神皇正统记》中，就镰仓幕府的实力派武将足利氏简单地写道：“高氏（足利尊氏）等……只位列家人。”也就是说，待到那时已无须再刻意区分是否为镰仓将军的家人。此外，在镰仓幕府成立之前，正如《高野山文书》记载平氏的侍从“召集近国的御家人”那般，为了表达对该家人之主的敬意，有人也会特意将此家人称为“御家人”。

不过，对于处在镰仓幕府统治下的武士而言，“御家人”这一称呼已由最初的敬称发展成一种指代特殊身份的代称，这种特殊身份不仅与贵族、僧侣、庶民等阶级不同，而且即便是在武士群体中，其身份也不同于那些被称为“非御家人”的武士。

政治构想

镰仓幕府成立之后的“御家人”，其概念、性质与镰仓幕府成立之前的“家人”有很大的不同。如上所述，在“家人”与主君之间存在着一种需要依附人际交往的从属关系，即便“家人”无法经常在主君身旁侍奉，但至少他们也能与主君保持一种相互熟识的关系。而对于“御家人”而言，尽管源赖朝过去也同东国武士一度维持着这种关系，但是当西国武士也被纳入该体系后，这种以面对面社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便愈发淡薄，甚至消失殆尽，主从关系也开始从一种单纯的人际关系转变成一种抽象化的框架概念。此后，不同于古代国家的组织框架概念，家臣的组织框架概念出现了。而源赖朝所创出的这种新的社会组织架构，正是御家人制度。

那么，御家人制度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自从《吾妻镜》治承四年（1180）六月二十四日的条项中第一次出现了“御家人”一词后，该词便成了高频词。不过，《吾妻镜》是后世之人编纂的书籍，所以它无法成为我们追溯语源的根据。“御家人”一词初期出现在文中时，其前后表述大致如下：“颁御书召见累代[13]御家人”（治承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条），“（大庭）景亲乃源家谱代[14]御家人”（治承四年九月三日条）等。正如这些句段所言，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在谈论与源氏相关的武士时，才会比较常用“御家人”一词。用“家人”一词称呼谱代、累代的御家人符合历史实情。但如果连那些原本便与御家人没有渊源，亦和源赖朝素不相识的武士，也成了“家人”，那么“御家人”的概念实则应该发生了变化。

为了研究该问题，笔者在现存文献中查阅“御家人”一词的始源，结果发现是源赖朝送往“诸国御家人及各关隘、码头、港口负责人处”的袖判下文（《伊豆山文书》），首次提及了“御家人”一词。不过，这一文书的真伪目前尚且存疑，事实上与源赖朝相关的文书本就少有真品，所以其真伪也确有难以认证之处。不过，如果我们暂且搁置对《伊豆山文书》的质疑，那么最早出现“御家人”一词的文段，即是寿永二年（1183）十月十一日幕府承认一位名叫平保行的人具有领地所有权时写入下文[15]的“伊贺国御家人等”。此后，在寿永三年即元历元年（1184）三月一日，即大约是在治承寿永之乱（源平合战）中东国方面开始正式向西国方面扩张之时，源赖朝下达给镇西九国[16]居民等的袖判下文中亦写有“尽早成为镰仓将军之御家人，获得领地所有权，各自率领（国内官兵等），讨伐平家贼徒”（《吾妻镜》同日条）。而此处之所以会使用“御家人”一词，应该是因为如前所述般，该时期的东国武士已基本拥有了“家人”的身份。

笔者整理了记有“御家人”一词的相关文书，并依据其所属年代及关联者的居住国信息制成了下面的表格。这些文书的收件人全是西国之人。在该时期，1184年年初源义仲势力被剿灭。此后，平氏逐渐收复了一之谷范围内的失地，为了讨伐平氏，源赖朝方面军一面稳固畿内周边地区的情况，一面为了第二年二月、三月分别展开的屋岛之战、坛浦之战，努力集结西国兵力。所以，西国武士在该时期会收到如此之多的文书，倒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御家人”一词只在该时期被频繁使用，似乎也意味着，那些身处远方且无法与源赖朝本人依靠人际交往维持主从关系的武士，在该时期同样亦可收归源赖朝麾下。换言之，源赖朝最初的政治构想成立了。

记有“御家人”一词的相关文书

那么，源赖朝为什么会心生这样的政治构想呢？从当时的局势看，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便于调遣追讨平氏的军事力量。

1183年10月14日，朝廷授予源赖朝东海道和东山道的军事、行政权，这即是所谓的寿永二年十月宣旨。凭借该宣旨，朝廷实质上已承认源赖朝拥有了统治东国的权力。然而，尽管战争行为本身已依据其后于1184年1月26日收到的讨伐平氏的宣旨而获得合法化，但支援战事所需的调遣军粮、筹措军费的行为却并未获得朝廷的认可。不仅如此，同年2月下达的宣旨开始禁止源赖朝从诸国的公田、庄园调遣军粮。取而代之的是，朝廷又于1185年3月赐予了源赖朝五百余处没收的平氏领地。基于这一系列的措施，再结合前一年的宣旨综合分析可知，朝廷表面上是在命令源赖朝追讨平氏，实则却只是想利用源赖朝麾下的武士，以及源赖朝领地中筹集到的军费来达成朝廷的目的。

如此一来，源赖朝若想动员西国武士，便只能与西国武士缔结私人间的主从关系。换言之，即源赖朝需要通过御家人制度来团结西国武士。由此，源赖朝动员家人参战的情况便会转变成一种武士自愿参加追讨且自愿负担军费的情况。例如，正中元年（1324）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广峰神社文书》就记载称：“西国之辈，虽未携带本御下文，但以景时奉书，便可为御家人之证明，为常例。”因此，即便并不与源赖朝相熟，但只要能主动向梶原景时等源赖朝方面的外派指挥官请愿，武士便可获得“御家人”的资格。综上所述，通过把直接的人际关系转变成抽象的忠诚概念，御家人制度一跃成为一种能统一全国武士阶层的政治架构。

御家人彼此之间的平等性

关于御家人的政治构想，除了将互不相识的武士组织在一起之外，源赖朝还有另一个构想，即御家人彼此之间要具有平等性。接下来，笔者将介绍一段在奥州合战时期发生的与此相关的逸闻。

文治五年（1189）七月，源赖朝抵达了位于奥州合战必经之路上的下野国古多桥驿站。在下野国宇都宫，源赖朝向神献上了供品并许下心愿，随后回到了住所。此时，一位身着藏青色直垂[17]的人前来拜见源赖朝。正巧站在一旁的小山政光便问源赖朝：“此乃何人？”源赖朝答曰：“此乃本朝天下无双的勇士熊谷小次郎直家。”小山政光之子结城朝光听罢，继续问道：“此人凭何天下无双？”源赖朝答曰：“因为在一之谷及其之后的战役中，其与其父熊谷直实几度出生入死。”小山政光闻及此言后大笑：“为君舍命本就是勇士之志，您怎能眼中只有熊谷直家呢？”像熊谷直家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家臣可供差遣，所以必须得依靠自己立功才能扬名立万，但是像小山政光这样拥有众多家臣的武士，却只需派遣家臣出战便可效忠于主人。不过，在此之后小山政光便命令其子小山朝政、长沼宗政、结城朝光，以及其养子宇都宫赖纲等人：以后必须亲自上战场作战，只有这样才可从宇都宫赖朝处获得无双的勇士称号。据传源赖朝听闻此事十分高兴。

然而，我们真的应该只依据字面意思来理解该故事吗？换言之，笔者认为对于那些在东国武士社会生活了若干年的人而言，上述传闻所想表述的道理在他们看来皆属常识，他们不应该非得等到源赖朝推翻平氏之后，即在那一较晚的时间点上方才幡然醒悟。

《平家物语》中亦有源义经手下的河原太郎、河原次郎兄弟在生田之森合战中打头阵，却因没有得到后援而惨死的故事。兄长河原太郎曾向河原次郎感慨：“即便大名不亲自动手，亦可通过家臣立功而赢得声誉，但我等如若不亲自动手，则难以扬名天下。”该故事与上述小山政光的故事有共通之处，两者皆将该时期的某种常识表露了出来。

那么，这些故事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在小山氏这样的大领主面前夸赞身为御家人的小领主时，源赖朝不可能不明白二者之间的差距。毕竟在现实情境中，大御家人与中小御家人之间的区别大到根本无须经由小山政光指出。但源赖朝却故意无视这样的差距，他将大御家人与中小御家人全部统一至“御家人”这一共通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出一个御家人的命运共同体——源赖朝政权，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虚构共同体。随后凭此构想，源赖朝先是集结了一批以东国为主的武士，随后又纠集了一众西国的武士，并使他们参与打倒平家的战争。从此种意义上说，御家人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构想。因此，当小山政光向儿子们表明，以后必须亲自作战，只有这样才能从源赖朝处获得无双的勇士称号时，小山政光便已中了源赖朝的圈套，使自己与熊谷直家等人处在了相同的境地中。

笠松宏至先生在其《中世的“朋辈”》一文中指出，以镰仓将军和御家人之间主从上下一对一的人际关系为起点，源赖朝设立了御家人制度，在此御家人制度之下，御家人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脱离现实的“御家人皆朋辈”的观念，因此，御家人制度的成立有一根本条件，即御家人彼此之间某种意义上存在平等、对等的关系。

那么，这一观念是如何深入人们的意识之中的呢？熊谷直实的故事恰好能说明这一点。文治三年（1187）八月，正值鹤冈放生会之际，源赖朝举办了一场骑射比武大会，熊谷直实接到命令，要求他负责立靶子。这让熊谷直实非常愤慨，他认为既然御家人皆朋辈，那么射手骑马而立靶人步行的安排，岂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优劣。因此，熊谷直实表示自己恕难从命。对此，源赖朝再三解释说，这样的安排完全是基于个人才能来分配的，与孰优孰劣完全无关，若是非要探究个中缘由，立靶子的任务反倒是更为重要。但是，熊谷直实仍不听劝解。最终，他被源赖朝处罚没收了领地。由此可见，在熊谷直实心中，御家人平等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可以说，就社会层面而言，“除镰仓将军一人之外，御家人众人皆平等、对等”的思想观念体现了镰仓幕府成立的最大意义。如果说镰仓幕府的成立仅仅意味着统治阶层由贵族向武士发生了转变，那么从社会层面上看，其改革的意义几乎微乎其微。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镰仓幕府的成立还表明，具有政治话语权的阶层已有了社会性扩张。

以镰仓将军为支点，大小御家人能够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以往被单方面统治的武士阶层也拥有了政治上的话语权，他们可以根据情况影响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向，这就是镰仓幕府成立后带来的最大变化。把武士归为被统治者一方或许会令一些读者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排除像平氏一门那样已经贵族化的武士，古代国家武士的地位只能算是“在国服从目代（地方官），在庄园效力于预所[18]，被公事杂役缠身”（延庆本《平家物语》）的程度罢了。就社会整体而言，武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也使得社会阶层的差异进一步缩小了。由此可见，与上一个时代相比，镰仓幕府的成立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次革命。

率先勾勒出“武士参政形态”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之人，毋庸置疑是镰仓幕府的创设者——源赖朝。幕府是从贵族政治的机构中独立出来的运营机构，源赖朝通过掌控幕府并将其大本营设在镰仓，而使得武士参政的形态付诸实现。如果源赖朝将政权移至京都，自己则在原有的贵族政治机构中任职，那么其政权将与平氏政权并无太多差异。正因为源赖朝将政权设立在了东国这片新天地之中，且东国距离京都路途遥远，所以源赖朝才有空间实现他的构想，而其构想毫无疑问也是源赖朝的根基——东国武士阶层的夙愿。

第三节　守护、地头的设置

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地头制

据新的御家人制度团结武士阶层所遇到的首要问题，即如何用军功回报为其浴血奋战之人。除了提高武士们的政治地位，经济上的财富再分配问题亦是源赖朝不得不着手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为了解决该课题，源赖朝实行了地头制。

如前文所述，被源赖朝一怒之下禁止踏入镰仓的源义经，于1185年10月强行要求后白河院下达追讨源赖朝的宣旨，决意举兵反抗。但由于兵力不足，源义经与叔父源行家只得一起乘船前往西国以期东山再起。

因该宣旨恼怒不已的源赖朝，派给北条时政千名骑兵，命其前往京都。而后，源赖朝对京都方面态度强硬，他以搜查源义经、源行家为由，要求朝廷准许他在诸国任命总追捕使与地头，获得朝廷允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史学界已针对总追捕使或守护、地头的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即便如此，也仍有许多尚未达成共识的地方。限于篇幅，且以笔者的个人之力将难以尽述这些论点。于是，笔者在此仅介绍与当前论述相关的概括性内容。

关于总追捕使，后文将展开叙述。地头则是在诸国的庄园、公领地[19]，维护当地治安、履行警察任务、征收管理年贡、鼓励当地居民务农之人，他们能够获得一定分量的年贡收益。但是，于1185年年末设置的“地头”，却不是后世普及的以庄、乡为单位的地头，有学者认为它是以国为单位的地头。进而，关于一国之地头与总追捕使的关系及其各自的权限，学界呈现出了一种众说纷纭的态势。

在此之后，从被朝廷没收的平氏一门的领地开始，各地庄园、公领地都设置了地头。此外，源赖朝的武士们此前所拥有的领地也获得了认可，他们本人还当上了地头。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以往担任下司、预所等庄园下级管理职位的武士也被委以了地头之职。由此看来，担当地头之人的成分虽各有不一，但能够授予该职务的主体是镰仓幕府才是建立该制度的关键所在。因而，从事该职务就必须效忠其任命者——幕府将军。也就是说，源赖朝可以通过补任地头来赏赐拥护源赖朝政权及为此立下功勋的武士。

这些地头大都被安置在源赖朝获赐的原平氏一门的领地和其他被没收的领地上。与此不同的是，如果要在新的领地上设置地头，那么拥有该领地的贵族与寺院、神社便会被夺走一部分年贡，有的地方还发生过地头压制年贡不交付领主的事件。因此，最开始抗议地头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但仅从武士夺取庄园主收益的角度来讨论地头制，似乎仍为时过早。

到了古代末期，由于缺乏人身强制力，寺院、神社、贵族等庄园领主阶层实际上已很难统治当地。在保元平治至治承寿永年间的内乱期，该问题的严重性上升至顶点。在这一时期，地方的年贡及其他贡品难以送达京都，贵族阶层中也出现了贫困现象。《玉叶》中甚至记录了部分贵族亲自前往领地插手庄园管理的片段。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因为地头的分成，庄园领主所获利益有所减少，但是由于这样做可以确保获利稳定，所以庄园领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损失。相反，从长远来看，地头制反而算得上是一种保护此类庄园主获利的最佳制度。

虽然新建庄园的数量在12世纪以后有所增加，但是想要确保这些庄园每年都能源源不断地进贡，就必须得采取某种形式为其提供保障，而守护地头制正是这样一种保障。

集团统治与守护

与地头同时被设置的还有总追捕使。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只有“五畿、山阴、山阳、南海、西海”等地认可总追捕使的统治。根据寿永二年十月宣旨，东国地区已纳入了源赖朝的统治。

一般而言，总追捕使多被理解成是一个过渡性的职位，它为后来幕府制度下的守护一职奠定了基础。然而，与“地头”一词相同，“守护”一词早在很久以前也已经被使用了，“守护”被用来指代一种军事指挥官，这类军事指挥官主要负责维持东国诸国的治安、调集士兵应对平氏的进攻，以及征收粮草等。

寿永二年十月宣旨以前的守护与总追捕使，和该时期与总追捕使同时设置的一国之地头，以及其后正式成为镰仓幕府官职的守护，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关联性。除了缺乏史料外，动乱时期的形势变化致使制度本身并不稳定，这也是该结果产生的诸多原因之一。大体上说，直至12世纪90年代，守护才逐渐被制度化。

至于该时期设立的总追捕使到底有多大的权限，该问题至今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总追捕使有权向庄园、公领地征收每反[20]五升的兵粮米[21]，并有权支配诸国的在厅官人、庄园下司和总押领使。不过如前所述，在此后源赖朝当政期间，他并没有行使其所获的全部权力。

其后确立的守护则主要有如下任务：向管辖范围内的地头与御家人传达幕府的命令；肃清国内的犯罪案件，尤其是叛乱事件。除此之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守护的职责还包括：承制记录国内田地面积、领属关系的大田文，以及处理与寺院、神社、驿路相关的诸事务等。

镰仓初期的守护统治图

基本上可以说，守护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地方而建立起的制度。截至设置守护时为止，源赖朝历来统治地方的方式显示，源赖朝存在一种将日本划分为几大地区，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政策的意识。这些地区包括：①白河以北的奥羽，②东海道沿线诸国及包括信浓等在内的东国，③北陆道诸国，④京都周边的畿内五国，⑤中国、四国地区，⑥九州等。此外，各地区在设置守护的时间上早晚有别，也体现了统治政策的地区差异。

在这些地区中，东国作为源赖朝的举兵之地和最大的根据地，自然也是最早在行政上整备齐全的地区。治承四年（1180），源赖朝直接利用旧有律令国家的统治机构——国衙机构，以国为单位建立了统治体系。

与此相对的，那些在源赖朝与源义仲及平氏的攻防战中逐渐被收归源赖朝统治的北陆道、中国、四国、北九州地区，却无法以国为单位实行统治。当然这种情况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此后也有可能会统一成更大的统治单位，总之那时最紧迫的问题即为如何掌控某一地区，因而源赖朝才选择不以国为单位而是以集团为单位，任命其指挥者。这种集团统治的先例是平家在治承寿永之乱中临时设置的总官职。从这一点上看，源赖朝倒是模仿了平家，不过一个新制度的形成通常来说也大都始于模仿，毕竟连平家的总官职也算是一种对天平三年（731）所设之官职的模仿。

在此背景之下，源赖朝任命比企朝宗为北陆道集团的指挥官，且北陆道范围内不设守护。这表明北陆道应该是源义仲与源赖朝过去争夺霸权的焦点。由此可见，掌控区域权力始于集团化的军事统治。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自平氏势力之下夺取而来的中国、四国、九州皆属同种情况。据《吾妻镜》元历元年（1184）二月十八日条的记载，当梶原景时和土肥实平二人被任命为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五国的守护之后，即开启了源赖朝统治这些地区的先河。次年五月，源赖朝的弟弟源范赖、源义经又被任命为追讨使。源范赖负责管理九州，源义经负责管理四国。总而言之，这些地区大致由集团进行掌控，特别是九州。文治元年（1185）十二月，天野远景被任命为镇西九国奉行，负责管理九州地区的御家人。因此，较之其他地区，九州地区即便到很久之后仍有很大趋势被当作集团来对待。

而京都周边地区，因为处于朝廷膝下，寺社势力原就十分强大，源赖朝从一开始似乎就没有打算以国为单位控制该地区。可另一方面，该地区是平氏的地盘，又不能在军事上对其置之不顾。于是，驻扎在京都的幕府代表便担负起了监视该集团的重任。中原久经与近藤国平于1185年，下河边行平与千叶常胤于1187年9月分别被派至京都，他们所担任的临时使节，经发展变为京都守护，终于在承久之乱后固定成为六波罗探题[22]这一官职。

另一方面，对于和平氏、源义仲作战的源赖朝而言，奥州藤原氏的统治地——陆奥、出羽两国很有可能成为其身后之患，由于暂且不能对这两国下手，于是源赖朝只得等到奥州合战结束之后再行处置两国。如前文所述，奥州合战之后，源赖朝既不在陆奥、出羽地区急速改革奥州藤原氏的统治机构，也不在该地区设立守护，陆奥、出羽变得犹如殖民地一般。

作为基础的地头一职

源赖朝创立的御家人制度并设置守护、地头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国家的行政体系。此后，尽管日本的南北朝时期曾有过一段反动期，但源赖朝所设定的框架实际上仍然界定了室町幕府至江户幕府建立起的武士政权。

如果说御家人制度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的制度，那么新设立的守护地头制则应该是基于地区建立起的制度。由此可见，基于人与地域的双重原理，镰仓幕府巩固了统治。不过，其实在继承方式上，守护与地头两种制度大有不同。

无论是认可原有土地，抑或获取新的土地，总之，因为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已转移至武士阶层手中，所以地头的宗旨实际上就是一种源赖朝对辅助自己建立政权的武士阶层的恩赏。虽然设置地头还存在其他的具体目的：维护当地治安、充实警察职能、使征收年贡更加顺利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担任地头之人皆为武士，且这些武士尤以从属于镰仓将军的御家人为中心。所以作为恩赏，只要担任地头之人没有因为谋反等其他罪行使得地头一职遭到褫夺，其职位便可世世代代地继承下去。

与此相对的，守护则负责代替源赖朝在军事、行政活动中指挥地方上的御家人。换言之，守护起源于代官一职，它由幕府单方面任命，而且被任命之后，守护一职不可代代传承，虽然后来也出现了特定的某一家多为守护的倾向，但该倾向实际上是有违守护制初衷的。佐藤进一先生的研究显示，从幕府开创时期起，至承久之乱的时期为止，守护基本上是在短时期内，由被任命者轮流担任的，守护作为一种被任命的行政职务，其所具备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综上所述，守护与地头之间的性质差异，决定了幕府统治的基础始终是地头。

第四节　作为组织的镰仓幕府

简单的机构

镰仓政府的职级是在将军之下设立政所、问注所、侍所等机构，其后又增加了评定众和引付众。从整体上看，镰仓幕府的职级和官制十分精简，其规模与拥有八省百官、外加令外官的律令国家完全无法相提并论。本书尝试使用下面的图表，力图更加直观易懂地比较古代国家的官制与镰仓幕府简单又偶有临时性的官制，图表的上半部分显示的是镰仓幕府的职级，图表的下半部分显示的是古代国家的官制。

幕府的职级和古代国家的官制

最早被记载的幕府机构是治承四年（1180）设置的侍所。侍所内附别当（长官）、所司（次官）等职位，负责统管御家人。寿永三年即元历元年（1184）十月设立的问注所是诉讼机构，尽管问注所下设执事（长官）等职，但由于当时幕府的裁判事务通常都交由将军亲自裁决，所以问注所至多也不过是做一些诉讼准备，抑或负责办理一些相关事务的手续。

与问注所同时期设立的还有公文所，公文所后来又转变成政所。尽管如此，公文所与政所之间的关系却仍然不是十分清晰。在当时，政所主要负责管理名为“关东御领”的将军直辖地及将军一家的日常所需。除此之外，政所还负责处理镰仓的市政工作，管理由将军直接控制的寺院、神社，以及掌管分配御家人领地及承认领地所有权等的相关事务。

如同六波罗探题与镇西探题等外派机构那般，地方职级几乎就是幕府职级的微缩版。除此之外，图表中还列出了守护、地头等职务。

幕府机构之所以如此精简，毫无疑问是因为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人才不足，组织整备不周，这都是新政权出现之时的普遍现象。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幕府本身的性质是战时作为将军大本营的军事性组织。换言之，幕府是一个优先军事与速度的组织。由于源赖朝把提高有效控制作为首要目的来统治各地区。所以如前所述般，不同的地域集团对守护的处理方式也各有不同。除此之外，幕府的统治机构也并不拘泥于名称，源赖朝在考虑到实效性的基础上，直接照搬了古代国家的国衙机构。这种实效、迅捷性的标准体现在幕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它们甚至还适用于式目[23]等幕府的法规条款。

任职之人非固定化

在镰仓幕府中就职之人大体上有文人与武将之分。不过，其身份的划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好的，而是根据需要随时决定的。事实上，即便是包括北条时政等人在内的京都使节，也是根据需要任命的。代表幕府的京都使节人选要等到承久之乱之后才逐步固定下来。实力派御家人不一定只从事特定职务，在幕府初期，临时受命可谓是一种常态。例如，因谋反或其他罪名需要讨伐某人或对某人行刑时，负责讨伐或行刑的人并不一定是专职人员。源赖朝不依赖特定的人，通常来说他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在朋辈御家人中择时选择合适的执行者。

其实不仅是负责讨伐之人，前往京都的使节和幕府初期的守护亦是同样，在特定职务供职的人变更频繁，这样的大环境除了会造成人才难觅、草创期充满不安定感的影响外，源赖朝的某种心思亦隐秘其间。换言之，源赖朝十分警惕特定的人长期就任某一特定职位。对职务紧张感的丧失、对特权和利益的麻痹、职务的既得权力化、世袭化等各种现象，全都潜伏着新生组织会遭腐蚀的危险性。若是想要避开这些弊害且令任职之人保持紧张感，非固定化的职务确实更为有利。

此外，一旦任职之人固定下来，御家人之间便会产生优劣之分，而这正有违御家人平等的理念。即便在现实中担任官职的御家人人数十分有限，但由于选拔的基准仅限个人能力，且人选依据有非凡洞察力的优秀领导——源赖朝亲自选拔产生，所以御家人之间很少出现不满的声音。

人际关系的体系

镰仓将军统治御家人，御家人又统治其家臣，像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连锁关系构建起了镰仓幕府精简机构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一套人际关系的体系即为镰仓幕府的体制。镰仓幕府的统治领域经承久之乱与蒙古袭来之后，即从原本的东国范围扩张到了全国，其统治机构也随之变得复杂。但是其根基，即将军与御家人之间的关系是并没有发生改变的。

在源赖朝死后，如何填补源赖朝的缺位，成为镰仓幕府面临的最大课题。正是由于幕府的本质在于人际关系体系，因此将军的地位不可空缺。与源赖朝有亲缘关系之人坐上将军之位尚且还说得过去，可一旦其亲缘关系断绝，独霸执权[24]、连署[25]地位的北条氏将变得尤为突出，待到那时，即便多有不悦也不得不接受北条氏政权掌控幕府的事实。不过话虽如此，北条氏却是无法坐上将军之位的。首先，北条氏并非摄关家[26]以及源氏这样的贵族，只不过是东国一介小豪族的北条氏，别说主张合法性了，就连想让周围的武士抛开所谓的同格意识都并非易事。此外，尽管北条氏在镰仓时代逐渐将守护、地头等地域性统治职务收归己有，使得从这一角度看北条氏手握最高权力，但这种权力实际上却并非以人际关系上的结合为中心。

因此，即便镰仓幕府实质上已归北条氏掌控，但北条氏也不得不打着清和源氏、九条流藤原氏、亲王等象征合法性的旗号，隐藏在历史舞台之后。其实，从镰仓幕府灭亡到江户幕府被推翻的这段时期，无论是武士社会中的执政者，还是图谋夺权之人，皆无人打着镰仓北条氏后裔的名义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性。这一点恰好能间接表明北条氏在观念上所处的地位。不过，后北条氏应该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们并非想用全国当权者的名义，而是想用武藏、相模统治者的名义来做奠定自身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其含义是不同的。

不过，如果北条氏及其周围的武士都无法让北条氏占据政治体系的中心，那么最终的决定权将会在形式上落入将军手中，而当将军没有实质性的执政能力时，将军便需要御家人来加以辅佐。而这便是北条氏占据的执权、连署职位需要做的工作。在将军和其他御家人的关系中，如若辅佐将军的御家人不具有单独辅佐将军的强大实力，那么则须采取多位御家人合议的方式进行辅佐。这便是在北条泰时执政时期设立的镰仓幕府的中心政务组织——评定众。

为了弄清合议制，我们首先须从评定众的构成入手。至少在初期之时，评定众还是能够贯彻御家人彼此平等、相互对等的理念的。镰仓时期的前半，除了实力派御家人之外，评定众中还有不少人是从京都迁至镰仓的官吏后代，以及中小御家人等，可以说各阶层都有不少势力独立于北条氏之外。虽说评定众主要还是由实力派御家人组成，但这并不只是因为实力派御家人家世好，事实上只有那些精通政务的元老及判断能力出众之人才能当选，而且即使当选，如若后期被判断为不适合担任该职，该御家人依旧会遭到罢免。这一原则即便对北条氏也同样适用。而且，鉴于过去并未爆出过评定众与执权激烈对立的事件，这表明评定众作为合议政体的机能实际上发挥了作用。

虽说评定众制是一种合议制，但如果北条氏及偏袒其意向的势力霸占了评定众的人员名额，那么合议制的实质将会遭到破坏。佐藤进一先生指出，自北条时宗担任执权的文永、弘安年间起，年纪轻轻便被任命为评定众的官员呈明显增加的态势。这一情况出现与北条一门独霸上级官职，以及幕府裁决理念的变化联系紧密。可以说，幕府政治发生了质变。

设置评定众之前，在源赖家被剥夺亲裁权[27]一事中，幕府首次出现了政治合议的情况。紧接着，放逐梶原景时的决议也采取了政治合议的形式。据《吾妻镜》记载，在放逐梶原景时之事中，共有六十六名御家人联名上书。总而言之，这是一份联名信，是御家人们团结一致、共同进退的结果。在政治合议尚未订立规则的形态下，针对讨伐幕府强权者的问题，御家人们以对等的立场共同署名表达自己的意见，由此得以改变将军的态度和看法。这表明御家人参加幕府决策有其实质性的意义。可以说，政治合议也是源赖朝御家人制构想的成果之一。

在上述精简的幕府官职体系中任职之人，其经济来源并不由幕府提供，而基本上通过其领地所得来支付其相关的活动费用。可以说，这是御家人对认可其旧有领地或因功授予其新领地的将军所给予的一种回报。

另一方面，基于行政机构与将军个人密不可分的事实，幕府财政本身要来自领地收入和其他收入。

这些收入如下：

①关东御领，即镰仓将军在直辖庄园取得的收入。

②关东御分国，将军从知行国主[28]处获取的诸国收入。关东御分国的区划虽然随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但自幕府体制确立的文治年间以后，镰仓幕府辖下的骏河、相模、武藏等东海道诸国与越后通常也包括在关东御分国之中。

③关东御公事，镰仓幕府的御家人所承担的费用。这里包括建造将军住所的费用、修建鹤冈八幡宫的费用，以及举办各种活动的费用等。关东御公事本来属于临时课征的项目，但后来却成为惯例。记载有国内田地面积及其领属关系的大田文，最终决定赋课的基准。

在古代国家末期，为解决朝廷礼仪活动与建造事业的经费问题，古代国家建立了一种名为“成功”的卖官制度，或是一条叫作“劝进”的民间资金筹集渠道。可以说，这是律令国家原有的财政制度崩盘的直接表现。这也是在此之后出现的镰仓幕府必须建立一套精简体系的原因。

幕府的秩序原理

本书将以源赖朝为中心辐射到的各御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阐述为理念上的对等关系。尽管在镰仓幕府法中，也有武士与庶人、御家人与非御家人的区别，但在御家人彼此之间却没有像古代国家那样，根据位阶、官职等细微地去区分御家人的不同。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地位差异具体会带来怎样的差别。而且，镰仓幕府的最高决议机关——评定众内部的规定也表示，御家人彼此之间不存在位阶、官职，或是领地规模大小的区别。

总而言之，较之此前京都朝廷的政治形态，幕府体制下从政阶层的内部人员是相对平等的。

不过，无论观念上如何平等，实际状况中也难免会有不平等的事态发生。例如，在仪式的行列、落座等场合，纵使相当不情愿，也不得不进行排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依据身份、阶层来排序，那么最合理的排序应该根据生理年龄或是依照资历来排序。所以，宝治二年（1248）正月，幕府便首先根据年龄大小决定了评定众的落座次序。此外，关于镰仓僧侣的规定也主张尊重僧侣的资历，式目第四十条指出，由于僧侣的等级优先于其受戒后的年数，所以产生了德高望重的高僧不被少年无为的小辈尊重的弊害。

这种以年龄和资历来排序的方法，其基础是日本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年龄阶梯制度，它不同于以位阶或以官职为基础的排序原则，能够促进相对平等主义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优先年龄、资历排序的原则，因符合那些组成幕府的御家人的等级意识而最终被镰仓幕府下的政治社会所接纳。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与地方社会紧密联系的政权，采用优先年龄、资历排序的原则，也可以说是镰仓幕府的一个特征。

不过据推测，源赖朝与东国武士在这一点上，似乎存在着微妙的感觉差异。据文治二年（1186）正月的《吾妻镜》记载：这日，在鹤冈参拜之时，跟从源赖朝的御家人分别落座在庭院两侧。其中，千叶胤赖虽然坐在列席靠后的位置，但是因为他与父亲千叶常胤相对而坐，千叶胤赖便由此收获了人们不好的评价。人们的这种评价基于认定长幼顺序的立场。然而，千叶胤赖是因为源赖朝的指令才坐在这一位置上的。千叶常胤虽为父亲，但他官居六位，而千叶胤赖虽是儿子，但他官居五位，其官位由天皇授予，故此需要予以相应的尊重。

由此可见，重视长幼有序的御家人与重视朝廷官位的源赖朝之间存在思想差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很多御家人憧憬官位，希望有朝一日获取官位。因而，这种思想差异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差异，它展现出源赖朝自身贵族与武士两面性中贵族性的一面。

此外，在提到源赖朝与御家人之间的差异时，虚构的“御家人之间彼此平等”的理念会在排序之时不得不被具象化地展现出来。稍显讽刺的是，较之该理念的创造者源赖朝本人，东国的御家人们似乎更加忠于“彼此平等”的理念。

[1]政所，政务机关。

[2]落书，批评讽刺政治、世态、个人等的匿名文章。

[3]大番役，镰仓时代御家人的一种执勤义务，主要承担皇宫、将军御所的警卫工作。

[4]知行国，为皇族、贵族、寺院、神社等划定的特定的国，其所有人拥有国司任免权且能从该国获取收益。

[5]大田文，镰仓时代记录每国田地面积、领属关系等内容的土地登记册。

[6]建久年间，即1190年4月11日至1199年4月27日。

[7]天台座主，比叡山延历寺的最高僧职，统辖整个天台宗宗门。

[8]逆橹，为便于船向后划行，把橹安装在船的前部。

[9]军奉行，镰仓和室町时代于战争发生时临时设置的掌管一切军事指挥权的官职，类似于现代的总参谋长。

[10]军目付，相当于军阵监督员，负责监督全军将士的行动，纠察违章违纪，同时也会记功。

[11]仙洞御所，退位的天皇（上皇、法皇）的御所。

[12]双六，一种游戏，在盘上各置十五枚棋子，一方为白，一方为黑，两人通过从筒里摇出的两枚骰子的点数来行棋，全部棋子先进入敌阵一方为胜。

[13]累代，即世代。

[14]谱代，即世袭。

[15]下文，上级官员下达给下级官员的公文。

[16]镇西九国，指九州地区的筑前国、筑后国、肥前国、肥后国、丰前国、丰后国、日向国、萨摩国、大隅国。

[17]直垂，武家社会常见的男性装束。

[18]预所，亦称中司。庄园职务之一。

[19]公领地，公元10世纪以后直至中世，由国司支配管辖的土地，与私领地庄园相对。

[20]反，日本度量衡制的土地面积单位，反约为992平方米。

[21]兵粮米，为军队征收的稻米。

[22]六波罗探题，镰仓幕府官职名，承久之乱后为监察京都的政情、维持治安而设置。

[23]式目，日本中世的法规条文。

[24]执权，镰仓幕府的政所长官，是辅佐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官职。

[25]连署，镰仓幕府的官职名，负责辅佐执权，参与处理政务，相当于副执权。

[26]摄关家，公家的门第之一，指可升任摄政、关白的门第。镰仓时代分为九条、近卫、一条、二条、鹰司五家，因此又称“五摄家”。

[27]亲裁权，将军亲自裁决的权利。

[28]知行国主，拥有一国知行权的实力派贵族及寺院、神社势力。

第三章
源赖家、源实朝与北条政子

第一节　源赖家的失势与废位

赖朝之死

正治元年（1199）正月十三日，源赖朝在五十三岁之际撒手人寰。一些史料，诸如《吾妻镜》，并未就源赖朝之死做详细记载。不过，综合各方史料判断，源赖朝的死亡日期应该就是这一天。

稻毛重成为了给亡妻祈求冥福，便在相模川上新建了一座桥，供养活动于前一年的10月举行，源赖朝也前去参加。正是在参加完活动回程的路上，源赖朝从马上跌落，之后没过多久便去世了。至于源赖朝为什么会从马上跌落，这究竟只是一场单纯的意外，还是因脑出血般的重病诱发，又或者其背后另有不可告人的内情，我们皆无法给出判断。

总而言之，源赖朝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猝然死亡。京都之人那时听闻此消息，无不惊诧。慈圆在《愚管抄》中形容这种状态是“似梦非梦”。在《明月记》的记述中，藤原定家亦曾表示：“想来应是急病突发所致。”由于源赖朝的猝然长逝略有些非比寻常，所以众人都猜测这或许是源赖朝生前所杀之人的怨灵作祟所致。

例如，《保历间记》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在供养活动结束后的归途中，当源赖朝快要抵达八的原时，志田义广、源义经、源行家等人的亡灵现身，并与源赖朝进行了一番对峙，在源赖朝到达稻村崎之时，海面上出现了一个约十岁孩童模样的亡灵，那是安德天皇的亡灵，他大叫：“终于让我找到（源赖朝）了。”正是因这些平家之人的怨灵和其他的刀下亡魂，源赖朝回到镰仓之后不久便疾病缠身一命呜呼了。八的原位于今藤泽市辻堂附近的海岸处，这里曾经是被俘虏的平家相关人士往返镰仓的必经之路。同时，此处离腰越（源义经因被源赖朝禁止踏入镰仓，于此处呈递辩解书信）也不远。除此之外，八的原还位于源赖朝的大本营镰仓以西。这些情况完全符合怨灵现身并阻击源赖朝的条件。掌权者身上的不幸之事，皆因其害死之人的怨灵作祟而起，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稀松平常、十分普遍。尤其是在保元、平治至治承、寿永年间，纷争不断，牺牲者众多，这种怨灵作祟的传言一时流传甚广，以至于人们开始认为，治承寿永之乱其实就是崇德上皇、藤原赖长等保元平治之乱中的失败者，在死后堕入魔道，化作怨灵，为祸人间所致。

位于镰仓市西御门的源赖朝墓

哪怕是挺过了战乱年代寿终正寝的后白河院，在死之前也逃不过痢疾和怨灵带来的恐惧，而不得不为崇德上皇、安德天皇这些战争的牺牲者祭祀、祈祷。虽说源赖朝生前也曾竭力安抚过崇德上皇和在奥州合战中丧命之人的亡魂，但在源赖朝死前数年的《吾妻镜》的记载中，各种怨灵作祟的怪谈记录便已经出现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曾经驱逐平家、肃清源氏一族，杀死自家兄弟的源赖朝的死亡，才难免会被人们议论为与怨灵出没有关。

“人心不安，世人谴责……”

源赖朝死后，其长子源赖家继位。源赖家于正治元年（1199）正月二十日任左中将，于二十六日继任家督，时年十八岁。就在源赖家继任的一两个月间，大批武士涌向京都，整个京都戒备森严。在这个源赖朝亡故的政权交接期，此番措施的目的便是预防有人趁机生事，以图排除不稳定因素防患于未然。事实上，该时期还是爆发了三左卫门之变。曾经追随一条能保、一条高能父子的后藤基清、中原政经、小野义成三人，因愤慨一条家日渐势衰，便想联合起来排挤源通亲。而源通亲因害怕遭遇袭击一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至于该事件为何会被称为“三左卫门之变”，大抵是当事者三人皆为左卫门尉的缘故。不过，目前该事件仍然真相不明。

源赖家于建仁二年（1202）七月二十三日被正式任命为征夷大将军。继任家督意味着源赖家已掌握幕府的最高权力，所以将军一职除源赖家外，再无更合适的人选。可以说，此次任命算是一种追认措施。

清和源氏谱系略图②

但遗憾的是，源赖家的政途从一开始便可以预见将是坎坷一片。就在承继家督之后不久的四月，源赖家不再直接裁定诉讼事件，转而改由北条时政、北条义时、大江广元、三善康信、中原亲能、三浦义澄、八田知家、和田义盛、比企能员、安达莲西、足立远元、梶原景时、二阶堂行政十三人，共同商议再做决断，“外人”不可参与诉讼裁决。由于源赖家子承父业为时尚短，此时断言他是否适合担此重任，不免操之过急。因而，此事虽多有唐突之感，但是也不能完全只赖源赖家年纪尚轻，又或者武断地将其视为北条氏为夺权而走的一步棋。

在整件事中，除了源赖家被禁止直接裁决诉讼外，“外人”亦不可参与裁决。也就是说，源赖家身边的小笠原弥太郎、比企三郎、比企弥四郎、中野五郎能成、细野四郎、和田朝盛等人也将无法插足政务。后来，源赖家夺走了安达景盛的小妾。有谗言说安达景盛心生怨恨。于是，源赖家企图讨伐安达景盛，却遭到了北条政子的制止。可以说，这件事将源赖家无道的一面显露出来。

然而实际上，源赖家似乎又并未被剥夺全部的决定权。所以上述《吾妻镜》的内容似乎也存在些许疑点，例如据《吾妻镜》记载，正治二年（1200）五月，源赖家亲自裁决了陆奥新熊野社僧人坊领问题的诉讼，同年六月源赖家又认可了梶原景高的遗孀所拥有的领地所有权。

进而同年十二月，源赖家命令政所统计诸国上交的田地账等账目。在此基础上，源赖家又让大江广元没收治承、养和之后赏赐的超过五百町大小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自己没有领地的近侍。但是，这一举措却让当时的宿老们慌了神，得亏三善康信进言，该命令才被转而延缓至来年春天执行。世间评论此事：“人心不安，世人谴责，究竟为何。”毕竟这项举措关系到御家人的统治基础——恩给制这一大前提，而且该举措针对的都是源赖朝过去赏赐过的土地，所以那些早在源赖朝执政期便奠定了地位的宿老，自然不可能认可这一决定。虽说从结果上看该举措被延期执行了，但最终多半也不了了之。此外，该举措提及的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源赖家的近侍”一项，似乎与前文所述的“禁止源赖家直接裁决诉讼”一事多有关联之处。所以如若情况果真属实，那么“源赖家被禁止直接裁决诉讼”一事，的确存在合理性了。也就是说，《吾妻镜》的记述，确实令人生疑。

源赖家　源赖朝长子，十八岁时继承了家督之位，但由于劣迹斑斑，被认为不适合做幕府将军（建仁寺藏）

至此之后，《吾妻镜》中表露源赖家不适合做将军的故事可谓到处都是，特别是从建仁元年（1201）起，这类叙述尤为突出。例如，源赖家总不参加鹤冈的临时祭与放生会，源赖家不带随从便自己乘着牛车出门，这种标新立异的行为实在令老臣们皱眉不已。此外，《吾妻镜》还记载说，源赖家素来便喜欢狩猎与蹴鞠，甚至过度沉迷其中。例如，源赖家会让同样喜爱狩猎的近侍每日换班给自己的狗喂食。此外，因连日在御所沉湎蹴鞠荒废政务，源赖家还曾多次受到母亲北条政子的劝谏，以下两件事可谓流传甚广：

第一件是新田义重死后没多久的1202年1月末，源赖家打算外出参加蹴鞠大会，北条政子以新田义重乃“源氏老臣，武家栋梁”为由，劝谏源赖家不要此刻出去游玩以免招来流言蜚语。起初源赖家百般不愿，但最后他还是听从了北条政子的话。第二件是同年6月，北条政子到源赖家住的御所观看蹴鞠，谁料却目睹了坐在源赖家身旁旁若无人的壹岐判官平知康。平知康曾为源义仲袭击后白河御所创造条件，他还曾肯定过源义经，这令源赖朝盛怒，向朝廷申请罢免其官职并将其流放。可如今平知康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深得源赖家的宠爱。这简直有违源赖朝的意志，令北条政子十分不快。

敬神观念的欠缺

上述这些有关源赖家品行不端的故事都有以下三个共同点：①喜欢带着一群吹捧献媚之人沉湎蹴鞠、狩猎与酒宴，②漠不关心政务，③懈怠祭祀、祭神活动。其中，①②即为昏君的共通之处，无论在哪个时代都非常常见。而③则可以说与源赖家身上所发生的悲剧直接相关。对此，《吾妻镜》中有详细的记载，接下来笔者将稍作介绍。

源赖家对祭祀、祭神活动的懈怠，表明他十分缺乏敬仰神明的意识。《吾妻镜》中记载的一系列文章都预示着不祥之事的发生，如：自然或其他异常现象、源赖家身体不适、巫女预言等。与此同时，《吾妻镜》也记载了很多源赖家的不当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源赖家是因为忽视要敬畏神明而遭到“天罚”，遂被赴下将军宝座甚至丧命的。

而最能体现这一因果观念的事例，即是建仁三年（1203）七月二十日关于源赖家生大病的记载，该事件后来成为源赖家主动让出地头和总守护职位的契机。据《吾妻镜》记载，源赖家当时突然患病，身心备受煎熬，于是便找人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显示，这都是因为有“神灵在作祟”。《吾妻镜》并未写明“神灵”究竟为何物，不过同年五月末源赖家一行人前往伊豆狩猎场的两篇记录却似乎与此事有关。

这两篇记录有相似之处。其中一篇在《吾妻镜》的六月一日条，说的是源赖家派和田胤长前去探查名为伊东崎的大山洞，结果发现此洞竟深数十里，且洞内光线昏暗，和田胤长在洞中遇见一大蛇，大蛇欲吞食胤长，故胤长拔剑将蛇斩杀。另一篇记录则在六月三日、六月四日条，说的是源赖家派仁田忠常带着源赖家的宝剑去探查富士山脚下一个有名的人穴[1]。经过一天一夜的探查，仁田忠常回来报告说，人穴中有一条大河，随从四人由于看到了河对岸奇怪的标志而命丧黄泉，而自己因为按照神灵的指示将所携之剑投入河中方才得以保命而归。按照老辈流传下来的说法，这第二篇记录中提到的大河，应该就是浅间大菩萨的居所，人们不可随意观看，因为此种行为极其危险。可以说，此文预示着源赖家将会因天谴而丧命，它并非只是一个惊悚的故事。这篇记录之后，据记载，六月三十日、七月四日、七月九日鹤冈连日皆有怪异现象发生，这些记录也算是对此前的预示进行了侧面的补充说明。

而在上述故事中领受源赖家之命的和田胤长及仁田忠常后来也全都死于非命。和田胤长因挑起和田合战而在流放地被斩首，仁田忠常则因被牵扯进比企氏之乱而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虽然这些内容在《吾妻镜》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神明作祟的结果。

此处所述之“神”有一种自然神的形象，这种神是有东国特色的神，是能与自然界所拥抱的生命形式融为一体的神。《吾妻镜》中有记载称，当时的武士在狩猎之前都会先举办名为“矢口祭”的山神祭祀活动。但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源赖家并没有东国武士那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这也更说明了源赖家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东国武士的支柱。从这一意义上说，《吾妻镜》以叙事的形式体现了东国御家人的价值观，同时这些价值观也是构建《吾妻镜》的基础所在。

此外，如果追溯源赖家的童年，那么以下这段故事似乎也表现出某种预兆。建久四年（1193）五月，源赖朝在富士山脚下的原野上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在这次狩猎活动中，源赖家初次展现了他的勇武。当源赖朝看见儿子射中了一只鹿，他顿时欣喜万分。石井进先生认为，正是此次事件让源赖朝确信儿子源赖家正是天赐的武家继承人。另一方面，仁田忠常也在此时射中了一头野猪，同样表现了惊人的勇武，而此后这两人皆死于非命，恐怕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吧。

祭祀乃是将军之大任。与源赖家相比，源实朝当时更勤勉于鹤冈等地的祭神之事。而在源实朝死后，祭祀活动便转而交由承袭了源赖家血脉的竹御所分管，而非交由京都钦定的将军藤原赖经掌控，这表明镰仓祭祀原本就应该由源氏之人把控。

源赖家手抄的《般若心经》　1203年，突然生病的源赖家为祈求病愈手抄经文（三岛大社藏）

因此，就在源赖家开始失去神明庇护，逐渐陷入没落之途时，阿野全成的谋反事件彻底动摇了源赖家的地位。阿野全成是源赖朝同父异母的弟弟。1203年5月，因涉嫌谋反，武田信光生擒了阿野全成，并将其送至宇都宫朝业处看管。其后，阿野全成被流放常陆国，最后却在下野国被八田知家杀死。同年7月，京都的御家人也在东山延年寺杀死了阿野全成之子——身处京都的阿野赖全。由于此事缺乏史料记载，所以阿野全成当时是否真的打算造反，目前仍然没有定论。

另一方面，在历经前文所述的种种事态后，身患重病的源赖家于1203年8月27日将关西三十八国的地头之职交给了其弟千幡（即源实朝），同时亦将关东二十八国的地头之职及总守护之职交给了其子一幡。至此，源赖家可以算是把幕府的根基——东国成功交到了儿子一幡手中。对于源赖家所做的两个决策，一幡的外祖父比企能员对源实朝及其拥护者北条氏产生了不满。于是，比企能员便想拉拢源赖家，共同谋划追讨北条氏。只可惜此事还未实行就败露了。1203年9月2日，北条时政以供奉佛像之由招徕比企能员，随后将其当场杀害。比企能员死后，剩余的族人躲进了一幡所在的小御所中，他们同北条政子派来的追讨军进行了一番防守战。而后，追讨军一把火点燃了御所，剩余的族人同一幡一道全被烧死了。

之后，源赖家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9月5日他与和田义盛、仁田忠常等人密谋讨伐北条时政，可惜事情败露，计划最终流产。源赖家因病已无力治理家门，于是在9月7日依从北条政子之命剃度出家了。在此之后的9月10日，千幡被立为将军，而源赖家则被送往伊豆国的修禅寺，翌年即1204年的7月18日，源赖家离世。

赖家的悲剧

《吾妻镜》并未详细记述源赖家人生的最后时刻，至于一幡是何时被杀死的，源赖家又是以何种状态离世的，目前多方的记录也并不一致。不过综合史实记录和一些故事性内容来看，源赖家并非死于疾病，而是为人所杀。据《愚管抄》的记述称，刺客起初未能一刀了结源赖家，所以改用绳子勒住了源赖家的脖子，一刀阉了他之后才将其杀死，画面可谓十分凄惨。《增镜》则记载，源实朝和北条义时合谋在修禅寺将为治病而去泡温泉的源赖家杀死了。

以上主要是《吾妻镜》记述中将军源赖家灭亡的故事。但是，这些资料尚且不足以判断源赖家的失势是否由缺乏政治资质造成，因而我们还需要解读其背后政治路线的冲突问题。毋庸置疑，源赖家肯定是政治冲突的其中一方，而另一方则是幕府创立时便存在的东国武士集团，他们以北条氏、三浦氏等实力派御家人为首。

除了沉湎于放荡和娱乐的部分，源赖家的行为理解起来其实十分简单，总结起来大概只有两三条要素。首先，在反对源赖家的人看来，源赖家提拔与自己一同行乐的近侍，其实是为了建立起直属于将军的军事力量。而关于源赖家身边的这些近侍，石井进先生指出，在《吾妻镜》中，作为源赖家近侍的中野五郎能成受到了惩罚，可依据其他文献的记载，中野五郎能成在比企氏倒台后，即刻便从北条时政处得到了领地的所有权，此外北条时政之子北条时房其实也一直作为源赖家的亲信在活动……鉴于这些内容在不同文献上的出入，石井进先生对《吾妻镜》的内容提出了质疑。

与此相关的是，梶原景时奉源赖家之命以确保源赖家的近侍在镰仓行动自由，梶原景时此时所负责的工作与其在源赖朝时代所做的工作多有重合，这一点不容忽视。此外，考虑到掌控经济基础是培养直属军队的必要条件，所以在再分配领地时，也难怪源赖家会尽可能地将领地分给自己的近侍了。

总而言之，源赖家那些看似不断重复的愚蠢行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尝试，其目的在于把权力集中在幕府将军手中并建立起一种相对独立于御家人联盟首脑之外的权力。可以说，如果要把东国政权发展为全国性政权，那么控制东国御家人思想一事将变得势在必行，因为这是东国政权发展成全国性政权无法避开的问题。实际上，该问题早在源赖朝时代就已被提出。而正如前章所言，梶原景时正是负责解决该问题之人。不过，对于那时的源赖朝而言，完全脱离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控制东国御家人是相当困难的，更别说包括其妻北条政子及北条氏在内的实力派御家人，应该也会对此表示反对。就连源赖朝都没能实现之事，更何况如今年轻的源赖家呢？

源赖家虽然具有作为武者的个人天赋，但当他把这种对自己身体素质的自信，转移到其政治能力方面，这种自信则变得有些过头，甚至招致了悲剧。然而，源赖家如果想要将权力集中在将军一人手中，却选择对自源赖朝执政期起便是将军近侍的梶原景时见死不救，那么源赖家确实铸成了大错。

放逐景时

梶原景时作为源赖朝的近侍，过去曾活跃在诸多方面。但在源赖朝死后，梶原景时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最后他甚至被驱逐出了政权中枢。在源赖朝去世一周年后不久，梶原景时连同族人在孤立无援之下遭到追杀，全军覆灭。下文将根据《吾妻镜》的相关记述，介绍梶原景时从源赖朝过世至全族被灭期间的往事。

首先，如前文所述，正治元年（1199）四月十二日，源赖家不再直接裁定诉讼事件后，诉讼事件转而交由北条时政、北条义时等实力派御家人共同商议决断。那时梶原景时也是裁决团的其中一员。同月二十日，梶原景时与中原仲业等人以奉行身份下达政所命令，该命令规定源赖家及其近臣五人可在镰仓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动，且其他人不可以对他们有敌对行为。此外，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可参见源赖家。从内容看，十二日下达的决定似乎是北条氏等实力派御家人为了限制源赖家的权力而使出的一种手段。而与此相对的，二十日的命令则似乎有种强化源赖家近侍权力的意味。在这短暂冲突中，梶原景时对待双方的态度十分模棱两可，这也有可能是此时的梶原景时还在犹豫哪一边才是自己追随的方向。

这之后的八月十六日，正值鹤冈八幡宫照例举办祭祀活动之时，梶原景时与和田义盛等人一起负责八幡宫的安全保卫工作。九月十七日，梶原景时与大江广元一同提醒各国守护切不可怠慢京都大番役的工作。到这一时间节点为止，梶原景时的地位尚且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到了同年十月末，骚动便出现了。

十月二十五日，结城朝光在御所悼念源赖朝时表示：“忠臣不事二主。”听到此番发言的梶原景时认为，这是结城朝光对源赖家不忠的表现，于是他紧急向源赖家报告了此事。十月二十七日，结城朝光从女房阿波局处得知自己将会面临杀身之祸，随后去找三浦义村商量对策。三浦义村感叹道：“文治以来，丧命于梶原景时谗言之下的无辜之人不计其数。”三浦义村认为此事不可小觑，应当去找其他宿老共同商议。十月二十八日，众多实力派御家人在鹤冈的神明前共同起誓对抗梶原景时，中原仲业还宣读了自己写好的诉状，此状共有六十六人署名。和田义盛与三浦义村等人把此状交给大江广元，想拜托他尽快将其呈递给源赖家，可大江广元却因为顾及梶原景时对源赖朝的忠心而变得踌躇不决。十一月十日，和田义盛再次面见大江广元，再次请求他尽快将此状呈给源赖家，于是十一月十二日，大江广元才终于把此状送至源赖家跟前。源赖家看过诉状后，直接将诉状递给梶原景时，命梶原景时禀明情况，可梶原景时却不作任何解释。翌日即十三日，梶原景时带着一家老小回到自己在相模国一宫（今神奈川县寒川町）的领地。十二月九日，梶原景时一度再返镰仓。十二月十八日，梶原景时再遭镰仓方面驱逐，重返一宫，不料却发现自己的房子已被拆除，并被赐给了永福寺的僧人，播磨国的守护也易主成为小山朝政。至此，梶原景时彻底失势。

翌年1200年1月20日，源赖朝的一周年忌刚结束，便有消息称梶原景时带领族人暗中离开了一宫的大本营，人们认为梶原景时此时是想奔赴京都策划谋反，于是幕府方面派出了追讨军。不过在那之前，梶原景时一行人行至骏河国清见关时，同当地武士发生混战，混战中梶原景时、梶原景季、梶原景高、梶原景茂、梶原景国、梶原景宗、梶原景则、梶原景连等一族之人几乎全军覆没。

因受到此事牵连，加藤次景廉、能势高重等人受到处罚。此后，人们逐渐发现该事件的影响实则更为广泛。甲斐国的伊泽信光上报称，有传闻说自己的兄长武田有义要去京都赴梶原景时之约。于是，伊泽信光前去确认该传闻是否属实，却没想到武田有义已经逃走，其住处留下了一封梶原景时写的信，信上称为了立武田有义为大将军并获得朝廷方面的许可招揽九州武士，自己（梶原景时）将前往京都。另一方面，在源赖家身边做事的胜木则宗因被疑为梶原景时的同伙而遭到抓捕。据胜木则宗供述，由于收到了一份命令他统治九州的院宣，所以胜木则宗根据梶原景时的建议写了一封信送去九州，让九州同族尽快前往京都相会，但胜木则宗自己并不知道梶原景时所言是否属实。

从梶原景时遭到放逐的原因，以及后来被赶下台的经过看，《吾妻镜》的记述实在令人难辨真伪，但无论如何，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梶原景时为何会落入这般田地。

按照《保历间记》的说法，梶原景时在侍奉源赖朝期间，源赖朝虽不排斥梶原景时的谗言，但他也会有选择性地听取梶原景时的意见。而源赖家则不同，他年纪尚轻，做事也不太三思而行，由于源赖家对梶原景时言听计从，导致多人受害，所以众人才会联名呈交诉状，驱逐梶原景时。不过，书中也解释道，梶原景时在此之后也依然忠于源氏，甚至还计划让武田有义代替源赖家一统天下。不过，与其说是梶原景时自身的原因招致了最终的结局，毋宁说是听取梶原景时进言的源赖朝和源赖家拥有的不同器量造成了最后的结果。另一方面，《玉叶》中则说，因为受到其他武士的嫉妒与憎恶，梶原景时转而跑去跟源赖家打小报告，称这些憎恶他的武士想要拥护源实朝掌权。源赖家听罢便一一向这些武士询问情况，并让他们同梶原景时当面对质，然而在对质过程中，梶原景时哑口无言，只得任由自己虚伪的假面被一层层剥落。因此，梶原景时一族最终被逐出了镰仓。

不过根据这些记载，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被源赖家抛弃后，梶原景时依然想要拥立其他的源氏血脉。既然梶原景时有此打算，那么为了寻求某种合法性的保证，梶原景时一定会试图联络京都朝廷。不过，姑且不论梶原景时谋反的成与败，在此次事件中，源赖家抛弃了谋臣梶原景时，这使得其自身的权威遭到进一步的削弱，甚至在之后被强行罢黜将军职位，甚至被人暗杀。因而，此次事件可以说是该时期政治史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源赖家被暗杀一事，慈圆在《愚管抄》（第六卷）中这样写道：“正治元年……景时离开相模国，在前往京都途中被杀。其子无人逃脱，镰仓真武士梶原均遭难。赖家不觉今日之事终会使自己死于暗杀。”慈圆认为，源赖家的覆灭与梶原一族覆灭有关。这一观点与“镰仓真武士”一起，构成了一种慈圆对梶原景时在政治上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该观点亦透露出，梶原景时的灭亡似乎为源赖家、源实朝之死，甚至是北条氏的最终夺权奠定了基础。

梶原景时之所以会在源赖朝死后彻底失势，是因为其权力来自将军的委任，其权力直接建构在将军权力的基础之上，而源赖家继任后，将军权力遭到削弱，梶原景时的权力自然也随之弱化。因此，基于强化将军权力的立场看，梶原景时和源赖家本应该通力合作，但源赖家却并没有理解双方合作的重要性，这才造成了梶原景时的悲剧。

第二节　将军源实朝

多舛的开端

当初不听源赖家劝阻，执意出家的千幡，便是源氏第三代，也即源氏最后一代的将军——源实朝。

比企氏之乱后，源实朝曾一度移居北条时政的宅邸，但后来北条政子之妹阿波局告诉源实朝，北条时政的继室牧之方似乎对他怀有恶意，于是源实朝又回到北条政子身边。此事在之后牵扯出牧之方阴谋事件，也让人预见源实朝今后的治世之路必将命途多舛。

按照编年史风格记述，元久元年（1204）二月至四月间，平家余党在伊贺、伊势两国引发了史称“三日平氏之乱”的叛乱；如前文所述，源实朝的兄长源赖家遭到残忍杀害；源赖家的家臣企图谋反之事败露；因牧之方诬告畠山重忠谋反，畠山重忠于元久二年（1205）六月被杀身亡。同年闰七月，牧之方企图立自己的女婿平贺朝雅为将军，因而不断制造阴谋，以失败告终。而后，北条时政前往伊豆北条出家，北条义时接替北条时政担任执权，平贺朝雅在京都伏诛。八月，宇都宫赖纲因被指控为谋反而出家，之后他赶赴镰仓呈上发髻谢罪，获得谅解。

这些阴谋和叛乱，有的情况并不明朗，但是也有像畠山重忠事件那般，发生之时便已被证明清白的例子。但抛开真假不谈，源实朝执政初期的社会的确相当动荡，尤其是平贺朝雅谋反事件。平贺朝雅乃是幕府宿老兼信浓源氏一族重要成员平贺义信之子，他成功镇压过“三日平氏之乱”，是一名卓有功勋的武将。如果由他来代替源实朝就任将军一职，恐怕亦并非无稽之谈。如若北条政子和北条义时没有成功除去北条时政，平贺朝雅谋反事件想必将会是源实朝人生中的一项重大危机。

源实朝（木像）　在人们眼中，源实朝是一个文弱的人，但实际上其政治能力相当优秀（大通寺藏）

然而，尽管这些事似乎给源实朝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实际上，源实朝作为幕府将军在幕府内部的地位不仅并未遭到动摇，而且随着源实朝的逐渐成长，他的地位甚至变得越来越稳固，北条政子和北条义时也退居幕后，北条氏和御家人也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源赖家执政期的恭敬态度。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迄今为止大多数叙述源实朝的内容大都着墨于其吟咏和歌、踢蹴鞠等贵族方面的教养，而对源实朝作为政治家，担当幕府将军的一面却给予了较低的评价。就作为武士的素质而言，源赖家的勇武至少是能够被肯定的，如果《愚管抄》的记述属实，那么即便在源赖家生病之后，他也仍旧保有难以被刺客打倒的战斗力，但面对源实朝，人们的评价更多还是“一个柔弱的人”。

信浓源氏谱系略图

例如，建保元年（1213）九月畠山重忠的小儿子阿阇梨重庆企图谋反，源实朝得到消息后便命长沼宗政去下野国生擒阿阇梨重庆，然而长沼宗政违反了活捉的命令，他直接取阿阇梨重庆的首级回去复命。源实朝看到后，叹曰：“本应捉住他，审问清楚再行裁决。”而长沼宗政方面则认为，阿阇梨重庆的谋反之心毋庸置疑，若是活捉其复命，想必将军会因女子和尼姑等人的影响，原谅阿阇梨重庆，所以这才就地处决了他。较之源赖朝，长沼宗政唾骂源实朝：“终日吟咏和歌、玩乐蹴鞠，此等不务正业，无异于荒废武艺。以女子为重，无武士气概也。”后人亦常常借用此话以印证源实朝的文弱书生形象。

正因为源实朝有这样文弱并憧憬着京都公家文化的一面，从古至今，斋藤茂吉、川田顺、太宰治、小林秀雄、吉本隆明、中野孝次等人，无一不从诗歌文学方面入手讨论源实朝，历史学者对源实朝的论述也几乎没有连贯、完整的形象。

《吾妻镜》承元三年（1209）十一月的记载也写道，北条义时和大江广元向源实朝进言称，当以武艺为重，强化朝廷区域的安保戒备，这才是镰仓幕府维持长治久安的基础，可源实朝却对武艺没有丝毫热情。此外，建保二年（1214）二月的记载表示，源实朝爱好各种技艺，其中最喜和歌与蹴鞠。根据这些内容看来，源实朝应该确实是对“武艺”不怎么上心。

然而，1207年8月15日，源实朝准备赶赴鹤冈放生会时，却因随行士兵不足只得延期。到了8月17日，人数终于凑齐了，可吾妻四郎助光却辩白称，为了此次出行，自己特地准备的铠甲惨遭老鼠啃食，因害怕有失风范，故无法出发。源实朝听罢，狠狠斥责道：“你虽为此次出行特意准备了铠甲，但你可知随行士兵的意义并不在于铠甲有多花哨，而在于担当警卫的职责本身。正是因此，在源赖朝执政时期，只有谱代武士才可担任此职。你既是习武之人，肯定时刻都备有一套铠甲。世间的骚乱往往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可你却放弃祖上流传下来的铠甲而另造新甲，如此说来代代相传的铠甲还有什么意义呢？像你这样每次例行祭祀便要重新打造铠甲，简直有违勤俭节约的宗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源实朝作为武士统帅毅然决然的态度。

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统帅，并不取决于其在战场上个人能力的高低，毕竟就连源赖朝也不总是亲自提刀上阵杀敌吧？

关于前述吾妻四郎助光的故事实则还有后话可言，据说举行酒宴的正殿上突然飞来一只苍鹭，深感异样的源实朝命人射下苍鹭，可在场之人却无人会射箭。徘徊在御所周围的吾妻四郎助光，认定这是一个能让将军疏解怒气的好机会，于是便遵照源实朝的命令，射落苍鹭却未伤及其性命。经过此事后，吾妻四郎助光不仅重新返岗，成为源实朝的近侍，还获得了源实朝钦赐的剑。此外，前面提及的长沼宗政，尽管他直言不讳地评判了源实朝，但大约不足一月，长沼宗政还是官复原职了。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窥见源实朝的器量。

就这些记录而言，源赖家与源实朝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这一差异清楚地表明了同时代之人对源实朝这位将军是否合格的评价。而我们所说的这一差异即是，源赖家在当上将军后不久便被禁止亲自裁决，其权力受到了御家人合议制的限制，而源实朝却能在排除宿老干涉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志执行政务。

身为统治者的自觉

据《吾妻镜》记载，1204年7月，爆发了有关安艺国壬生庄地头一职的争论，这是源实朝当上将军后第一次亲自处理政务。源实朝当场做出了决定，北条时政、大江广元等人随侍左右。在现存的有关源实朝的文书中，有一份1204年3月的下知状（《市河文书》），我们据此推断源实朝很有可能早在《吾妻镜》的上述记录前，便已开始亲自参与诉讼裁决。由此看来，源实朝在从政这件事上，并不像传闻所述那般无能，抑或漠不关心政事。较之源赖家，源实朝至死都保有亲自裁决的权力。

此外，源实朝一旦做出决定，即便是大江广元等幕府建立以来的功臣，抑或其他堪称宿老的重臣，也很难改变其主意。例如建保五年（1217），源实朝在持佛堂供奉文殊菩萨时，曾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牛王宝印赠予当时担任首座的寿福寺高僧，大江广元对此想要表示制止，但源实朝却并未听取其意见。

源实朝曾在上任后潜心研究源赖朝执政时期的先例，这一点我们从其就任将军之初命御家人提交源赖朝时代的文书一事便可知。“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源实朝而言，源赖朝就是其唯一的一面镜子。不知道以源赖朝为镜子的源实朝，在这一时期是否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他的为将之道和为政之道。

此外，源实朝通过和人交涉以实现自身想法的能力也十分突出。例如1217年5月，寿福寺的高僧行勇前来参见源实朝，希望他能裁决一件领地争端的问题。由于这种情况层出不穷，源实朝似乎已对此厌烦不已，于是他命令大江广元转告行勇：“既然身为一介僧侣就不应当过分涉足政事，赶紧断了念想回去专心修行佛道。”然而，虽然当面态度十分严肃，但是三日后，源实朝却亲自前往寿福寺宽慰行勇。这一次，行勇在席间并未提及政治话题，两人专注于“佛法”，相谈甚欢。源实朝这样的做法，既安抚了行勇，亦未丝毫打破自己的原则。

考虑到当时的源实朝不过二十多岁，如此态度想必正是因为源实朝的身上流淌着源赖朝的血脉。但如果我们总是认为，源实朝的行为必定受到了其母北条政子及北条氏的影响，那么我们将会误解源实朝自身具有主体性的一面。

承元三年（1209）十一月，北条义时提出，希望源实朝将伊豆国居民中常年追随自己的有功之人升作武士。源实朝则以“等到他们的子孙继任之时，恐怕早会忘记祖辈缘何成为武士而直接意图成为幕府的御家人”为由，严词拒绝了北条义时。由此可见，源实朝并不是一介傀儡，他的决断会以自己的想法为主。从此时起直至1210年至1219年的建历至建保年间，源实朝在政治方面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种积极性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寻找前人的功绩及前车之鉴，其二是通过这些基础工作所孕育的信念来坚定其决策。

在第一个方面，如上所述源实朝先是收集了源赖朝时代的文书，虽说这只能算是准备性的工作。此时，源实朝还从各方收集到了藤原泰衡的家宝、遗物以供阅览，他甚至还命源仲章记录下中国和日本有名将士的事迹，并让三善康信等人将这些事迹读给自己听。

另一方面，建历元年（1211）五月，甲斐小笠原牧的牧士与奉行三浦义村的代官发生纠纷，源实朝没有庇护较有实力的三浦义村，他承认了牧士的正当性，并罢免三浦义村的奉行一职，转而改由佐原景连担任。翌年五月，北条朝时想要引诱侍奉源实朝妻子的侍女，源实朝得知此事后，下令处罚了北条朝时。从这些事例看，成年之后的源实朝在处理政务时，并没有给母亲娘家北条氏及诸多幕府宿老特别的优待。

北条义时希望奖赏随从一事，以及小笠原的牧士一事，无不记录着源实朝的功绩，从这些数量不少的史料记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源实朝显然有其身为“统治者”的自我意识及公平感。建历二年（1212）十月，幕府曾向关东分国派出过奉行人以调查各地民情。建保三年（1215）三月，幕府曾命各国关隘、渡口的地头准备好用于提供船费来源的公田，以免旅人苦于船费，从这些事件中，我们能够明确感受到源实朝的行事态度。

和田合战

在这样的日子中，源实朝迎来了其统治生涯中最大的事件，即建保元年（1213）的和田合战。

此事的开端是因为信浓国的泉小次郎亲衡于两年前曾企图拥立源赖家的儿子为将军。后经调查发现，此次事件的“主谋共有一百三十余人，其他参与者也多达两百人”。于是，但凡与此事有所牵扯者皆遭治罪。这些人当中包括和田义盛之子和田义直、和田义重及其外甥和田胤长等和田一族的人。为此，住在上总国伊北庄已年过六旬告老还乡的和田义盛前往镰仓拜见源实朝，向源实朝当面求情，最终和田义直、和田义重等人得以免罪，唯有和田胤长一人未获赦免。于是，和田义盛带着一族九十八人，坐在幕府南庭，企图逼迫源实朝放过和田胤长。但源实朝以“和田胤长乃此次事件之主谋”为由，最终不予赦免。这样一来，和田义盛等人非但没能救出和田胤长，反倒眼睁睁地看着双手被缚身后的和田胤长就这样被转交至刑吏手中。

如此一来，此事便成了和田义盛其后企图谋反的导火索。同年五月二日，和田义盛举兵起义，作为亲朋好友，土屋义清、涩谷高重、中山重政、冈崎实忠、梶原朝景、大庭景兼、大方政直，以及稍晚加入的横山时兼、波多野三郎等人皆投靠其阵营，和田义盛方面军已有数千骑兵，对战双方的战斗相当激烈，一时间旁观之人甚至难分其胜负走向。不过，由于同族的三浦氏并未与和田氏站在同一阵线，再加之幕府方面的援军及时赶到，从当日黄昏持续到翌日黄昏的激战，最终以幕府方面军获胜告终。在这场激战中，和田义直不幸丧命。大将和田义盛因失去继承人，逐渐丧失斗志，最终为江户能范的部下所杀。除去经由海路逃走的数百人，和田氏及其同党全部被剿灭。

起初，源实朝赦免了和田义直，且和田义盛也曾立于阵前对源实朝派来的使者表示，自己对源实朝并无半点恨意。因此，源实朝与和田义盛对待彼此大抵还是十分友好的，只不过北条义时拿和田胤长杀鸡儆猴一事，完全不给和田义盛台阶下，这才使得战争一触即发。有人认为，这即是和田合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泉亲衡之乱中身处险境的可不止北条义时一人，将军源实朝自然首当其冲。因此，无视和田义盛之请求，不予赦免和田胤长，多半还是源实朝自己的决定。纵使源实朝与和田义盛关系再怎么亲密，这层关系在此事上显然毫无插足之机。

让我们再回到此前和田义盛之言：“近来有许多年轻人在暗中谋划起义一事，尽管老朽曾多次告诫他们勿做此事，但他们根本不听老朽所言，既然他们早已心心相印，老朽我也无能为力了。”或许，此番发言已表露出和田义盛的真实想法。和田义盛本就是御家人中的老资格，甚至还被传言是武士之长，按理说他本该处于统领御家人的地位，但当和田一族的成员与其他族之人产生矛盾之时，和田义盛就是那种会毫不犹豫站在家族一侧的人。

正是和田义盛一直以来的这种行为模式，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这次事件中出手制止族人胡作非为。我们甚至能感受到和田义盛的某种不甘心。而当源实朝听完和田义盛这一席话，他也知道和田义盛的起义在所难免，当时的情势亦不可避免会对和田义盛造成影响，而这种“情势”是一种非个人情感或思想能够控制的强大力量。

和田合战结束那年的年末，12月3日，源实朝前往寿福寺礼佛，其目的就是为在此战中牺牲的和田义盛等将士们祈祷，让死去将士的魂魄不会在转世期间飘荡迷茫，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脱离苦难。12月30日，源实朝以遵从梦中预言为名，命令三浦义村将自己亲笔抄写的《圆觉经》沉入三浦的海底，这或许是为了让和田一族安息吧。

对东国的热爱与执着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源实朝仰慕京都、珍重朝廷。对此人们经常引用的例证便是源实朝娶了坊门信清的女儿，还有《新敕撰和歌集》中的这首和歌：“纵使海枯石烂，对君亦无二心。”

不过，若说和歌，源实朝还写过诸如“雄伟宫殿立万代，盛世镰仓是吾乡”这般赞颂镰仓繁荣的和歌。此外，当长井时广向源实朝申请希望前往京都为朝廷效力时，源实朝不悦道：“既已归镰仓却又言欲返京都，此等行为莫不是瞧不起关东？”弄得二阶堂行村这个中间人愣是无言以对。这些例子都能看出，源实朝尊重镰仓的独特性，更深爱着东国。

《金槐和歌集》中收录了很多源实朝描写东国风景与武士英姿的短句，其中有名的“在那须筱原，武士正理弓箭，天上的霰飞落，箭筒上嘈杂地飞溅”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较之《新古今和歌集》，源实朝的和歌风格更直接、有力，有人说这是一种接近《万叶集》风格的作品，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呈现的结果，笔者认为这倒更像是远离京都歌坛生活的源实朝，独自培育出的东国式和歌风格，这种风格甚至还融入了防人歌[2]的精髓，是一种扎根东国大地的和歌风格。

乍看之下，源实朝似乎对京都更加情有独钟，但其志趣实则却与东国风土紧密交缠，想来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与源实朝从未曾离开过东国的人生境遇有关，但最根本的因素恐怕还是源实朝自身的个性及其承继自母亲北条政子的东国血液使然。

从这种角度来看，笔者推测所谓的“京都趣味”不过是源实朝使出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源实朝可以把自己从深陷其中的东国价值观中相对剥离出来。此外，源实朝身上完全看不到那种曾经致使源赖家倒台的将军集权倾向，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源实朝目睹了源赖家的悲剧。另一方面，源实朝自身对政治权力的无欲无求，以及其对东国的深深眷恋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所在。而正是这样的源实朝，才成了幕府的核心——东国御家人阶层所期望的将军。

虽然笔者认为，源实朝更像东国武士，但这并不意味着源实朝擅长舞刀弄枪之道。首先，源实朝并不擅长这种需要依靠体能的竞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源实朝拥有驾驭和歌的能力，但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能力仅仅当作是一种文人的闲情逸致。创作诗歌的能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而诗歌又与先知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对于那些在源实朝身边做事的幕府御家人而言，源实朝的这种能力使他获得了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形象。

拥有神秘能力之人

在零散的有关源实朝的故事中，有几个奇特的故事传达出源实朝拥有某种预知能力和其他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能力。

承元四年（1210）十一月，骏河国建福寺的镇守神——马鸣大明神附身在一小儿身上，借其口告诉世人酉年将会发生战争。大江广元进谏源实朝，是否可以就此事试行占卜，而源实朝却表示，自己已在数日前的拂晓时分梦见将有战事发生，且已获得神谕，故不再需要占卜，自己已向马鸣神社捐赠宝剑。该故事虽出自《吾妻镜》，但在此段之后，书中再未提及此事。不过，所谓酉年将会发生的战争，毫无疑问就是和田合战，源实朝的梦因此得到了应验。另外一例是在和田合战开战前不久，源实朝召见了在御所附近徘徊的两名御家人，并对他们说：“近期之内，你们必将丧命，你们之中一人将会是我的敌人，而另一人则是我的盟友。”二人听罢感到十分害怕。然而有趣的是，《吾妻镜》之后并未跟进该预言的应验情况，但是在和田合战的两军伤亡者名单中，这两人中的其中一人追随和田军，另一人则出现在幕府军中，并且两人最终都战死沙场了。可以说，这一结果与源实朝预言的完全一致。听闻此事后，源实朝身边之人都重新认识了源实朝所具备的神秘能力，更对其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敬畏的情感。

据《吾妻镜》记载，建保二年（1214）六月，因为全国很多地方干旱，源实朝请求荣西一边诵读《妙法莲华经》，一边受持八戒，结果天空落雨。此事最初源自皇极天皇求雨显灵的著名先例，因而人们认为是因为幕府将军的恳切祈祷才最终使得天降甘霖。因此，源实朝被称赞为是与皇极天皇志同道合之人。虽不知《吾妻镜》以何为据撰述了这一段内容，但是既然生活在需要依靠自然力量谋生的社会中，那么治病救人与掌控降水便与政治统治力同等重要。源实朝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掌权者，在众人心中他还是一位拥有造雨灵力的人。暂且不论真假，显然这是那时的人对源实朝的最高赞赏。因而，这篇记述值得我们倍加重视。源实朝的这种能力在天皇当中都属十分罕见，恕笔者孤陋寡闻，恐怕在武将之中这样的人更加难寻，加之源实朝自身的能力的确给这些传说赋予了真实感，因而切不可将该记述单纯视为一代名君的传说。

在《金槐和歌集》中，比《吾妻镜》记述时间更早的建历元年（1211）七月，亦有“洪水漫天，百姓愁叹，一人面向佛祖，潜心祈祷”这样的叙述。除此以外，《金槐和歌集》中还收录有和歌：“审时度势民怨声声，八大龙王速速停雨。”这也与上述源实朝的传说有所关联。

正如我们能在这些记述中看到的，源实朝既有祈雨的能力，又有止雨的本事，有时他甚至还会利用和歌方面的天赋来达成祈雨、止雨的目的。由此可见，源实朝确实不是一位寻常人物。当和田合战的两军进入最后一决胜负的攻防战阶段时，源实朝在献给鹤冈的愿书背面亲笔写下了两首和歌。这表明源实朝相信和歌的力量，并确信自己拥有创作和歌的能力。

有一位宋人工匠名为陈和卿，他曾负责建造东大寺的大佛殿。陈和卿认为源赖朝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人命，罪孽深重，于是始终拒绝面见源赖朝。可等到了源实朝这一代，陈和卿一改往日之态，称源实朝乃“佛祖神明的再世化身”，甚至主动请求面见源实朝。见到源实朝本人后，陈和卿便表示源实朝是曾住在宋朝医王山的高僧转世，而自己曾是高僧的弟子，故痛哭流涕叩拜源实朝。而源实朝也说自己在六年前做梦时曾梦见一位高僧，自那以后便已知晓此事。以上为《吾妻镜》建保四年（1216）六月十五日条所述之内容。1214年，一本经书在四天王寺被发现了。这本经书在圣德太子于梦殿中闭关期间，从唐朝带回，据闻乃前代太子持有之物。陈和卿之所以有前述表达，多半是受到了此事的影响。

既然说到六年前，那也就是1210年。笔者在源实朝当年的活动中，找到了一些可能与上述事实相关联的事件。首先是10月15日，大江广元呈上了源实朝探听已久的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以及四天王寺、法隆寺的宝藏。10月22日，源实朝在持佛堂供养了圣德太子的画像。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圣德太子多被认为是中国南岳慧思禅师（或念禅法师）的转世，这一说法记载于《三宝绘》等书中，流传广泛。那么源实朝为何突然想要了解圣德太子呢？其实是因为源实朝梦见了前世发生之事，于是他便想要搜寻同样有前世故事流传的圣德太子的资料，以做参考。即便此时陈和卿说的全是假话，源实朝也一定有他自己相信的理由。

据说，源实朝听了陈和卿的话之后便想远渡宋朝，于是他命陈和卿造了一艘大船。可船建成了，源实朝却从未漂洋过海，最后只得任船在由比滨朽坏。这一传闻让源实朝不同于常人的梦想家形象跃然纸上。而这种异于常人的特质也让源实朝多少感到自己的天命已不长，或者更加夸张地说，有时候源实朝似乎表现出了一心求死的迹象。

对死亡的预感

有这么一则有名的故事能够说明源实朝其实一直活在死亡预感之中。1216年9月，北条义时找来大江广元表示，源实朝好像要被立为大将。源赖朝过去接到朝廷的官职任命时，总是一推再推，说是这样才可以把好运留给儿孙。可源实朝年纪尚轻，若是直接升任大将未免有些为时过早。因而，北条义时希望大江广元能够劝谏源实朝推掉朝廷下达的大将任命。对此，大江广元表示，若是源赖朝遇到此事，必定会向众臣征询意见，可此事要是落在源实朝身上，他大概只会一言不发，难过地表示赞成。于是9月20日，大江广元作为北条义时的使者前往御所，劝说源实朝为子孙后代思虑，暂且不要担任征夷大将军，待到一定年纪，再考虑担当大将一职。源实朝听罢，感慨大江广元的一番苦心，继而说道：“源氏的正统血脉皆注定不长命，若是暂缓受命，子孙后代将再难接受前人荫庇，既然如此，不如借着官职提升家门地位。”源实朝的回答让大江广元无言以对，于是大江广元便将此事如实禀告了北条义时。

《吾妻镜》则记载了上述故事的后续之事。源实朝为拜谒前世所住之医王山，决意远渡宋朝，他命陈和卿造一艘唐船，并定下六十余人随行，北条义时、大江广元等人虽进谏劝阻，但未被采纳。那么源实朝命陈和卿建造大船的真实用意究竟为何？笔者认为源实朝这样做的动机，绝非是想远渡宋朝抑或拜谒医王山，源实朝真正想去的，恐怕还是“那个世界”。就如同《熊野年代记》中补陀落渡海[3]之人乘坐的船那般，源实朝建造的船是一艘有去无回的船。

此外，关于源实朝远渡宋朝的传说，还有一些后话。大致是说源实朝曾梦见自己的前世乃是住在宋朝雁荡山的高僧（玄奘之类），于是源实朝想要在日本建一座模仿雁荡山的寺庙。为此，源实朝派遣自己最爱的近侍葛山（藤原）景伦去宋朝寻找图纸。然而，领命后的葛山景伦赶赴镇西博多，在等待有利风向及宋朝船只驶入之时，不幸收到了源实朝的讣报。葛山景伦悲痛不绝，他剃发为僧，法号“愿性”，为源实朝祈祷冥福。感受到葛山景伦这份忠心的北条政子，将纪伊国由良庄的地头职赐予葛山景伦，以此来解决葛山景伦在高野山的生活费用。综上所述，虽然这些故事千奇百怪，很难令人信服，但也只有围绕源实朝这样的人，此类传说才会大量涌现吧。

承久元年（1219）正月二十七日，源实朝前往鹤冈参加右大臣的任命仪式，结果为源赖家的遗子公晓所杀，其预感果然应验。

在此事发生前，有几件事宛如不祥之兆。首先是自成年来便从不落泪的大江广元，却在源实朝身旁不禁泪如雨下。由于此事非比寻常，大江广元甚至劝说源实朝要在束带[4]之下穿上腹卷[5]，但是文章博士源仲章却认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位大臣、大将这样做过，于是此事只好作罢。紧接着是当随从秦公氏帮源实朝整理头发时，源实朝拔下了一根自己的头发，说是作为纪念赠予秦公氏。此外，当源实朝在庭院中赏梅时，他吟咏了一首不吉利的和歌：“枝头的梅花，我将要离开，不要忘记曾经盛放的春天。”源实朝走出庭院南门时，作为鹤冈神使的鸽子发出了一声啼鸣。继而当源实朝下车时，夹在车辕间的剑竟然折断了。

这里提到的和歌，让笔者联想到了菅原道真被流放至大宰府时所吟咏的和歌，笔者实在不觉得这是一首佳作。即便撇开这些超自然现象般的预兆不谈，当时公晓的行为已然有很多令人生疑的地方了。

1218年9月13日，月明之夜，御所正举办和歌会，精神高度紧张的鹤冈值班警卫与赏月走动的童仆、年轻僧侣发生了争执，警卫遭到殴打。翌日，查出此事主谋为三浦义村之子驹若丸（后来的三浦光村）。驹若丸亦为公晓的门下弟子。12月5日，公晓在鹤冈参拜一番后并未立刻离开，而是又进行了好一番祈祷，那时他一直披头散发，相当令人生疑。此外，在暗杀事件之前，除了派遣白河义典前往伊势太神宫供奉之外，公晓也向其他各神社派出了使者。此事传遍御所，比常人敏锐数倍的源实朝绝不可能毫无想法。

公晓的期待与实朝的虚无主义

那么，暗杀源实朝的这位公晓究竟是何方人物呢？公晓生于正治二年（1200），幼名善哉，其父是源赖家，其母为贺茂重长之女。建仁二年（1202）十一月，三岁的公晓初次来到鹤冈参拜，并以将军家少主的身份在神社供奉了人马。第二年，源赖家让位给源实朝，公晓的哥哥一幡也同比企氏一道覆灭了。第三年，父亲源赖家为北条氏所杀，这一切给公晓的人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元久二年（1205）十二月，公晓在北条政子的安排下成为鹤冈别当尊晓的门下弟子，并搬入寺中居住。第二年六月，他在政子亭参加了着裤之仪[6]，继而十月，公晓又按照北条政子的安排做了源实朝的义子。建历元年（1211）九月，公晓在尊晓继承人定晓房中削发出家，定法名为公晓后，与定晓一道前往京都登坛受戒。

从其经历看，祖母北条政子一直十分庇护公晓。在源赖家遭到废职后，北条政子担心公晓会做出觊觎将军之位的危险举动，于是她试图通过安排继承有源赖家血脉的公晓出家担任僧职，以回避政事。建保元年（1213）和田合战之后，公晓之弟荣实悄然落发出家亦可体现北条政子的这一考量。

但是，北条政子的方针与最初相比，似乎也在发生变化。1215年前后，已快逼近二十五岁的源实朝仍然膝下无子，北条政子开始意识到必须得找出合适的继任者以备不时之需，于是北条政子开始着手处理此事。毫无疑问，除了源实朝与北条政子之外，任何一个对幕府未来感兴趣之人都一定会考虑继承人人选的问题。与此同时，那些或多或少有资格继承将军之位的人则恐怕更加关注此事。

建保五年（1217）六月，公晓听从北条政子安排，从园城寺返回镰仓以填补鹤冈别当的空缺。若是体弱多病、膝下无子的源实朝有个万一，北条政子的脑海中应该有一条让公晓还俗继任将军之位的路线。

不过，北条政子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一种防备源实朝出现意外的未雨绸缪。倘若源实朝后继得子，抑或平安长寿，这位只比源实朝小八岁的侄子公晓自然也就没了出场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倘使公晓是一位不满足于现状的野心家，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做出杀害源实朝、坐上将军之位的举动。待到那时，公晓所依靠的也就是把他推往高处的北条政子的默许和庇护了。

通过就任鹤冈别当后不久的千日参拜及1218年12月5日在鹤冈八幡宫的长时间祈祷，以及派白河义典前往伊势太神宫供奉的行为，公晓开始真正对外彰显其狼子野心。白河义典属于波多野氏一族，并在大庭御厨内保有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他似乎还同太神宫保持着某种联系，想必这些都是公晓最终选择白河义典做使者的原因。公晓此时派遣使者前往伊势太神宫，无疑是希望神明能够认可自己承袭将军之位，众人竟未识破如此的司马昭之心，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至于公晓将暗杀的地点选在源氏氏族之神的所在地——鹤冈八幡宫，多半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承继将军之位乃是神明钦定。

关于暗杀事件，《愚管抄》中的如下片段，恐怕根据自京都前去参加仪式的诸位公卿的口述写成。入夜后，敬献完币帛的源实朝走下神佛前的石桥，即将来到众公卿面前。这时，装扮成法师样子、戴着头巾的公晓，在源实朝身后狠狠捅了一刀，源实朝应声倒下，公晓补上一刀，取走其首级。之后，公晓和三四名同伴一起赶走了源实朝身边的随从，而走在源实朝前面引路的源仲章，则被错认成北条义时惨遭杀害。据在场的公卿表示，公晓在挥刀斩向源实朝时，口中曾大喊：“父亲之仇，血债血偿！”其后，公晓联络三浦义村，向其宣称如今的将军已是自己，且自己准备投奔三浦义村。三浦义村将此事告知了北条义时，并派人在大雪中伏击提着源实朝的首级前往三浦义村家的公晓。公晓奋力抵抗，刺客未能得手。而后，当公晓抵达三浦义村家的木板围墙前，正准备翻越墙板时，公晓被杀。

坊间传闻，源实朝之死其实是北条氏或三浦氏策划的阴谋，当然这并非没有可能。但是，从公晓成为源实朝义子再到担任鹤冈别当，这一切皆为北条政子的手笔，从这一点看，杀死源实朝的公晓所真正期望的，或许还是北条政子的认可。加之，后来被称为“尼将军”的北条政子，在源实朝被杀之后，自然就变成了镰仓的最高权力者。有人认为，公晓在暗杀源实朝后立刻联络了三浦氏，这表明公晓十分重视与三浦氏之间的关系。而其实，在之后的伊贺氏之乱中，三浦氏既没有攫取政权的想法，亦没有那个胆量，而且在伊贺氏之乱中，三浦氏还与北条政子联手粉碎了伊贺氏的阴谋。由此可见，公晓当初与三浦氏联络，多半还是想借此与北条政子取得联系。

当然，人们对此事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在这其中，笔者最不能认同的就是第三者阴谋论，这种论调忽略了源实朝与公晓二人相互冲突的个性，而直接把问题归咎于操控二人成为傀儡的所谓“真正的”力量。笔者认为，首先公晓继承了源赖朝的血脉，所以他有足够的动机消灭源实朝，坐上将军之位，再者纵使源实朝方面很可能预先猜到了公晓的行动，但却没有多加防备，或者说是源实朝主动选择做了公晓的刀下鬼。

其实，在源实朝的和歌中，我们有时能够感受到一种明确的如虚无主义般的沉思。笔者相信源实朝具有相当的政治才能，但源实朝之所以能够公正透明地执政，却不仅因为这些政治才能，根植于其思想深处的虚无主义及对利害关系毫不关心的那种性格，亦是源实朝能够做到公正透明的部分原因。溯其根本，从源实朝自知短命且膝下无子，再加上他先前对官阶的一番言辞，笔者推断源实朝或许并不具备将自己身上的将军血脉延续下去的生理能力，他自知这一点，也厌倦了周围人关于这一点的猜测。所以他最终才会走上迎合暗杀的结局。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笔者的一种推测。

第三节　源实朝的继承人与北条政子的作用

黑暗中的主角

源赖家虽为将军却没有实权傍身。源实朝虽有较好的从政资质，可从成年到被暗杀，其执政期不过短短十载左右，加之在遭到暗杀前，源实朝也并不怎么关心政务。由此来看，在这两代将军的统治下，幕府并无较为积极的变化。

上一章我们提到，源赖朝在后白河院死后，曾想过要建立包括西国在内的全国性政权，然而这一构想非源赖朝不可完成，且不论是否要继续完成这一“未完成的任务”，现实情况就是一心想要实现将军集权的源赖家，最终上演了他的死亡悲剧。加之，以北条氏为代表的东国武士阶层从最初开始便对统治东国以外的地区，持有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且，源赖朝之后的将军权力并不稳定，其精力只够集中在东国本土。不过正是在这期间，经过北条氏等众人的一番努力，东国的统治得到了整顿与发展。可以说，东国武士的目标就是要把东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另一方面，据史料记载，幕府在承久之乱前，并未在西国施行过任何新的政策。虽说伊豫的河野氏一事多少令人感到一些幕府的动向，但对于此事，目前尚无明确具体的记载。到了这一时期，在源赖家和源实朝这两代将军之后，一直以来隐于丈夫与儿子身后的北条政子，终于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了实际上的将军。

这位衔接源实朝与藤原赖经的“尼将军”，在夹杂着承久之乱的一段时期内，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接下来，笔者将带领读者进一步回顾掌握实权的北条政子在幕府中起到的作用。

源实朝死后，关于在实质上掌握将军权力的北条政子，《增镜》记述道，由于源实朝膝下无子，后继无人，这位“失去二子（源赖家、源实朝），泪流不止，失落之至”的母亲不得不担上将军一职的重任。不过，暂且撇开作为母亲的悲伤不谈，“失落之至”一词多用来形容京都人心中固有的女性形象，但实际上北条政子的形象却是与此截然不同的。大姬（1197，以下均指死亡年份）、源赖朝（1199）、乙姬（1199）、源赖家（1204）、源实朝（1219），在接连失去丈夫和孩子之后，北条政子的一举一动早已超越了丧夫丧子之痛，而完全专注于整个幕府的未来。如果说源赖朝之后镰仓初期的政治史中，存在一位暗中推动政权发展的主角，那么这位主角既非北条时政，亦非北条义时或三浦义村，而是北条政子。

《曾我物语》中有这么一段涉及源赖朝与北条政子最初结缘的故事。在北条政子二十一岁那年，她同父异母的妹妹梦见自己登上了一座不知名的高山，在高山之巅收日月于左右衣袖，她还将橘树上结有三个果实的枝条插在自己的头发上。当妹妹将这个不可思议的梦告诉北条政子时，北条政子意识到这是个好兆头，但她却花言巧语骗妹妹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梦，想要摆脱困境，就必须把噩梦转变成好梦，于是北条政子买下妹妹的梦，使之转移至自己身上。在这之后，源赖朝在给北条时政之女写情书时，原本收信人的署名是北条政子的妹妹，而担任信使的安达盛长却将其改成了北条政子的名字，并将情书送至北条政子处。于是，北条政子和源赖朝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最终甚至喜结连理。以上便是梦之预言事件的前后经过。

北条政子　源实朝死后，实质上掌控将军权力之人是被称为“尼将军”的北条政子（安养院藏）

不巧的是，北条政子的父亲北条时政完成大番的任务后，从京都归来，得知了北条政子与源赖朝之事。起初北条时政联想起先祖平直方也曾招源赖义为婿，从此家族走向兴旺之事，故而认定此番姻缘未必是一桩坏事，但由于此前已与平家有约在先，许诺将北条政子嫁给平家的山木兼隆，若是破坏约定，遭到平家控诉，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于是，北条时政便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把北条政子送到了山木兼隆处。可北条政子心系源赖朝，不出一夜，她便从山木兼隆那里逃了出来，一路翻山越岭奔赴源赖朝身边，决意与源赖朝厮守终生。据《大日本史》记载，二人应该于治承元年（1177）喜结连理。

上述逸闻虽不知有几分属实，但从北条政子对源赖朝深深的爱慕以及大胆表露，甚至她那坚定的意志与果决的判断力看，北条政子晚年的行事风格，实则并无令人诧异之处。

在与北条政子相识前，源赖朝曾和伊东祐亲的女儿有过一段情，趁伊东祐亲在京都期间，两人之间甚至有了孩子，此事彻底触怒了身处平家一方的伊东祐亲，他把二人分开，甚至杀死了那个孩子。源赖朝和北条政子在一起后，源赖朝还在北条政子怀上源赖家时，与爱妾龟前私会于中原光家的宅邸中，甚至也给新田义重的女儿写过情书，新田义重担心此事传入北条政子耳中，于是赶忙将女儿嫁了出去。当北条政子从父亲北条时政的继室牧之方口中得知龟前的事后愤慨不已，于是她便让牧之方的父亲（也有可能是兄长）牧宗亲前往龟前的藏身之所——伏见冠者广纲家当面羞辱龟前。为此，源赖朝甚至还责骂了牧宗亲，源赖朝与岳父北条时政的关系也一度几近决裂。

虽有传闻称，岛津氏先祖惟宗忠久也是源赖朝之子，但该说法并无太大的可信度。除此之外，鉴于后文将会提到的贞晓等人亦并非源赖朝与北条政子之子，故源赖朝应该还同除北条政子以外的女性保持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从龟前一事及贞晓被送往京都出家一事可以看出，北条政子绝不允许源赖朝拈花惹草。所以这些风流史，大概都是源赖朝背着北条政子弄出来的吧。

强大的尼将军

尽管源赖朝与北条政子因男女关系问题有过摩擦，但在经营幕府一事上，源赖朝仍十分需要北条政子的支持。如果说源赖朝是在某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压抑了自己对京都的向往，安心以镰仓为中心建立长久的东国政权，那么东国武士团结一致的集体意识及北条政子的个人力量，便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那时，东国社会中尽是些没有骨气的武士，笔者以为，那个时代的女性所具有的力量远比我们在史料中看到的更为强大。在私生活中，北条政子谴责源赖朝的女性关系，并无情打压任何与源赖朝纠缠的女性及这些女性产下的孩童。然而，史料文献中却没有明确提及北条政子在政治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其所扮演的源赖朝妻子的角色。因此，我们只能从北条政子在源赖朝死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反向推测，北条政子似乎是一个就如同源赖朝暗处分身般的存在。

到了源赖家的时代，北条政子不仅多次在重大场合向源赖家进谏，还给予了尚且年幼的源实朝以最大限度的支援。在没有获得北条政子许可的情况下，北条时政和北条义时甚至都无法自由地活动。

北条政子的信函（上）与北条政子所使用的梅莳绘手箱（前者出自《神护寺文书》，神护寺藏。后者三岛大社藏）

在源赖家与源实朝相继离开人世后，支撑整个幕府的正是这位“尼将军”北条政子。在此后不久的承久之乱中，北条政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幕府成立为御家人的境遇带来的变化。其言辞的力度之大、正当性之无可挑剔，足以让臣服于京都朝廷权威之下的御家人团结一致地赶往京都。源赖朝死后，执掌整个幕府政权的北条政子，最担心的必然是源实朝继任者人选的问题。由于源实朝向来体弱多病，可以说早在源实朝遭到暗杀之前，北条政子就已经对此有所思虑了。除了如前所述的公晓之外，北条政子似乎还与其他人有类似的接触。

据说承久元年（1219）正月，在源实朝遭到暗杀后，幕府方面曾希望后鸟羽院的皇子就任将军之位，但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取而代之的是，藤原赖经被送去了镰仓。那么招皇子为将军一说是怎样产生的呢？

据《愚管抄》记载，源实朝尚且健在的建保六年（1218）二月，北条政子为去熊野参拜而前往京都时，曾与卿二位（藤原兼子）商议源实朝没有子嗣之事。于是，卿二位对北条政子说，自己的养女也即坊门信清之女西御方与后鸟羽院所生的皇子赖仁亲王，继任天皇自是不可，但至少可以当上将军。此次前往熊野参拜的同行者，还有二阶堂行光，二阶堂行光之所以会在1219年招揽皇族将军之事中负责交涉工作，多半也与此经历有关。据说在同一时期，后鸟羽院还召见过北条政子，只不过北条政子以“自己只是一介农妇不足一见”婉言谢绝了后鸟羽院的召见。由此看来，若不是为了与卿二位商量将军的继承问题，北条政子应该也不会特意去一趟京都。

佐藤进一先生认为，源赖朝之所以送长女大姬进入后鸟羽院的后宫，就是为了要让大姬之子成为东国的统治者。由此可见，北条政子此时的计划部分继承了源赖朝的部分遗志。

招揽皇子一事最终未能实现，但即便如此，似乎很久之前，北条政子就在尝试与某个人接触。这个人就是住在高野山的镰仓法印贞晓。贞晓是常陆介时长之女大进局与源赖朝所生的庶子。文治二年（1186）二月出生，比源赖家小四岁，又比源实朝年长六岁。贞晓出生之际，由于北条政子的不悦，分娩仪式等皆无。悄悄养育贞晓的大江（长门）景国受到北条政子的责难，不得不在深泽隐居。最终在源实朝出生后的建久三年（1192），年仅七岁的贞晓被送往京都仁和寺，成为隆晓法印的弟子。从这一经过来看，其后北条政子与贞晓之间毫无联系亦是必然。但是根据《纪伊续风土记》的记载，承元二年（1208），北条政子在熊野参拜结束后的归途中，路过天野（奈良县），便趁此机会拜访了贞晓。北条政子暗中询问贞晓是否还有还俗之念，若是有此想法，自己必当竭力为此操办。但贞晓却闭上眼睛，表现出对俗世弃之如敝屣的态度，于是此事不了了之。《高野春秋》的记载也称，同年十月，去熊野参拜的北条政子与贞晓会面后，成为建设天野三宫、四宫及御影堂的大施主。除上述两书之外，《历代编年集成》《传灯广录》等书中亦有北条政子与贞晓相见之事的记载，只不过其记述内容多少存在偏差，所记录的年代也各有不同。不过，尽管《传灯广录》所记载的，在源实朝死后北条政子想要立贞晓为将军并亲自前去说服的故事不可尽信。但是贞应二年（1223），贞晓在北条政子的援助之下，在高野山中建造了阿弥陀堂（寂静院）并为三代将军祈求冥福的故事，仍有较高的可信度。而且，从承元二年（1208）北条政子前往熊野参拜的情况属实来看，建保六年（1218），北条政子在熊野参拜时，就像密会卿二位那般，面见贞晓并试探其是否有继承将军之位的意向，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贞晓一事对源实朝而言尚不构成任何威胁，毕竟那时人们还未顾虑继任将军人选的问题。不过鉴于北条政子心思缜密，提早做好预案倒也符合其行事风格。

另一方面，在藤原赖经被确定为源实朝的接班人后，北条政子似乎仍在物色别的候补人选，此人便是交野宫。据《明月记》记载，嘉禄元年（1225）四月，就在大江广元和北条政子相继离世之前，一个奇怪的传闻传遍京都。高仓院的皇子惟明亲王曾与后鸟羽院同为安德天皇的继承人候补，惟明亲王有一子被称为交野宫。交野宫曾收到过从关东送至其乳母处让其不要出家的消息。据说，源通具听闻此事后，曾表示自己想要秘密照顾交野宫的生活。

关于此事再无其他详细的记载，只有四年后交野宫突然来到关东鹤冈若宫的前殿内，恳请能够留下来住在镰仓周边，最终却被送回京都的记录。

1225年即为北条义时的继室伊贺氏欲将女婿一条实雅拥立为将军的第二年，北条政子看中了交野宫，欲将其作为出身于九条流藤原氏并继承了源实朝地位的藤原赖经的继任，或干脆取而代之的将军候补人选。如果说北条政子最初请求的是让后鸟羽院的皇子做幕府将军，而非立藤原家之人，那么前述交野宫之事便不能仅被视为谣传，因为它与幕府的决策有关。我们已无从知晓到底是北条政子本人有此想法并联络了交野宫，还是别人的主意使然。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北条政子最后的工作应该与此有关，而今这一切都成了谜团。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公晓暗杀源实朝一事并非一种计谋。但是，包括北条义时、三浦义村乃至源实朝之母北条政子在内的许多人，对此事皆不阻止，从头到尾都如同默许了暗杀之事般，只是袖手旁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乍一看，源实朝与北条政子是母子关系，虎毒不食子，似乎北条政子不可能默许公晓施行暗杀计划。但是，如果北条政子从未默许过暗杀源实朝的计划，那么源赖家遭遇暗杀一事又作何解释呢？源赖家所遭遇的已经不能说是暗杀了，那根本就是公开处决。而且，在此事中，连同比企一族一道，北条政子还杀死了自己的孙子一幡。如果北条政子多少反对暗杀一事，想必源赖家将很难丧命，北条政子与北条义时的关系也将变得有所不同。但是，现实情况是，在源赖家遭到排斥到被暗杀期间，北条政子和北条义时始终都保持相同步调。

较之北条政子对待长女大姬的感情，其对源赖家和源实朝的感情可谓相当淡薄。源实朝曾给其所写的和歌加过名为“心怀慈悲”的序言，其和歌曰：“即便是不善言辞沉默的野兽，亦有令人哀怜的母子之情。”在笔者看来，这首和歌乃至源实朝所有和歌中透露出的孤独寂寞，皆源自源实朝与北条政子之间冷漠的母子关系。

源实朝本就与北条政子不亲密，而元久元年（1204），源实朝没有按照北条政子的要求娶足利义兼与北条政子之妹所生的女儿为妻，而是娶了坊门信清之女一事，则令双方之间本就不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坊门信清是后鸟羽院的舅舅，而坊门信清之子坊门忠信又娶了牧之方的女婿平贺朝雅之女为妻，所以，源实朝迎娶坊门信清之女一事，恐怕与牧之方不无关系。当然这只是笔者的臆断。然而，这场婚姻类似于前述提及的京都情结，实则是源实朝对北条政子约束的一种反抗。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了使自己在以北条政子娘家北条氏为代表的东国武士社会中保持相对独立性，源实朝便希望利用这场婚姻来回避其与他们的关联与纠葛。

承元三年（1209）五月十二日，和田义盛私下向源实朝表示，自己想做上总国司。为此，源实朝特地去征询了北条政子的意见。北条政子表示，若在源赖朝执政时期，这样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但如果源实朝想要打破前例，许可此事，那么其中就不能有“女性的干涉”。从结果来看，此事最终未获批准，这恐怕也是诱发和田合战的间接原因之一。北条政子婉转表述自己希望源实朝不要首开先例的真实目的是，北条政子在试图通过源赖朝这一挡箭牌限制源实朝的行为。

自从源实朝有悖北条政子之愿，娶了坊门信清的女儿，北条政子便觉得源实朝已经不是那个听话的傀儡了。加之，北条政子作为母亲很有可能早已知晓，碍于身体因素，源实朝将无法生下新的继承人，所以北条政子才会过早思虑源实朝继承人的问题。加之，源实朝疏于政务的态度，亦使得北条政子对源实朝之死选择了袖手旁观。据《承久记》记载，在承久之乱兴起之时，北条政子回顾了自己见证亲人们相继离世的一生，她曾百感交集地感叹道：“想必天下没有比我更忧虑之人了。”事实上，这的确也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不幸之中，北条政子为了悼念三代将军，决意保卫幕府。正是北条政子身上的那种坚强，才使得她能够在看似无情的决定中保全一族之人，这也即是在承久之乱来临前，北条政子能够指挥一众武士的力量所在。

第四节　女性参政的构图

女性与政治的结合

源赖家与源实朝死后，二者的谱系中皆无继承人，加之皇族将军的希望落空，在此种情况下，无论是在素质上抑或是在威望上，北条泰时在家族内部都已成长为具有当权者资质之人。于是，北条政子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一幅三位一体的幕府运作图：从京都派来的傀儡将军、北条氏的执权，以及负责接管祭祀的与源氏和北条氏一脉相承的源赖家之女竹御所。

在没有男性继承者的情况下，北条政子的上述构想图应运而生。在源实朝尚且在世之时，北条政子的脑海中恐怕已有此构想。北条政子思维缜密，为接踵而至的不测风云未雨绸缪是其惯有的行事风格。

文治二年（1186）四月，源义经的爱妾静御前遭到逮捕，后被送至镰仓。静御前曾应北条政子之请，在鹤冈的神前起舞。然而，由于静御前的舞蹈中流露出了其对源义经的爱慕与思念之情，源赖朝看罢十分不悦。于是，北条政子开始向源赖朝诉说，在起义之初，由于不知源赖朝的安危，自己也曾惴惴不安，以此安抚源赖朝的心绪。如为静御前说情这般，北条政子一生曾庇护过无数的同性。北条政子的这种行为，一方面源自其对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同性的侠义之心。另一方面，北条政子恐怕也想要在政治上统一那些置身其势力之下的女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条政子对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女性的态度。

首先是北条政子的妹妹阿波局。正如前文所述，阿波局是源赖朝的异母弟阿野全成的妻子，同时也是源实朝的乳母。梶原景时在源赖朝死后遭到排挤一事，也因阿波局告知结城朝光梶原景时向源赖家进谗言诬陷他而起。除此之外，将牧之方有意加害年幼的源实朝一事告诉北条政子之人也是阿波局。当阿野全成背上造反的嫌疑时，源赖家要求把阿波局抓起来问话，北条政子拒绝了，她说这种事情女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而且自从阿野全成去了骏河国之后，阿波局便从未与他有过联络。在北条政子与阿波局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北条一族和源赖朝一族的双重结合，但与此同时，两家男性之间的关系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却又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各自发展。

北条政子之所以想让源实朝娶足利义兼的女儿，是因为其母亦为北条政子的妹妹。可以说，北条政子希望通过女性之间的团结来加强双方的联系。在元久二年（1205）发生的畠山重忠因莫须有罪名惨遭杀害的事件中，问责后遭处死的稻毛重成的外孙女是北条政子的养女，于是北条政子将稻毛重成留下的领地授予此女。此外，如前文所述，建保六年（1218），北条政子还在去熊野参拜的途中造访了京都，定下了此女与土御门通行的亲事。

除此以外，北条政子还有其他的养女，如源义仲的妹妹宫菊。宫菊于文治元年（1185）从美浓前往京都。因是北条政子的养女，很多人利用宫菊，对其巴结奉承，给宫菊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人们向朝廷申斥她是“疯狂的女人”，北条政子则劝宫菊前往镰仓。因此，同年五月，宫菊抵达镰仓，在对北条政子说明情况后，通过北条政子的求情，宫菊得到了一个村庄。宫菊的哥哥源义仲生于久寿元年（1154），第二年其父源义贤为源义平所杀，按照兄妹次序来算，宫菊应该出生在1155年或是1156年。如此一来，宫菊作为保元二年（1157）出生的北条政子的养女就有些蹊跷了。因此，宫菊应该是源义仲的女儿，而非源义仲的妹妹。源赖朝的长女大姬虽然曾被许配给以人质身份住在镰仓的源义仲长子源义高，但源义高在源义仲战败死亡之后逃出了镰仓，元历元年（1184）四月，源义高为追兵所杀。那时，大姬憔悴无比，北条政子愤慨之下，处死了杀害源义高的凶手。从北条政子与源义高的关系可以看出，宫菊显然受到了北条政子的庇护。

此外，后文将会提及的源赖家之女竹御所，虽不是北条政子的养女，但建保四年（1216），正是因为北条政子下令，她才得以成为源实朝之妻的养女。由此推测，静御前生下的应该是一个男孩，所以源赖朝才会下令处死这个孩子，如果是一个女孩，想必便会交由北条政子来抚养了。

北条政子通过庇护女性或是将她们收为养女，再让她们嫁给合适的对象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关系网络的行为背后，大概潜藏着其重视通过女儿而非儿子来团结女性的意识。

北条氏地位的提高

北条政子最关心的是东国武士、北条氏以及其盟友的生存问题。在这一点上，北条政子比北条时政或北条义时更为上心。

在《吾妻镜》所描述的镰仓初期的政治史中，与源赖朝这一代有关的源家兴隆史及衰败史背后，都潜藏着北条氏的兴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无论是北条时政还是北条义时，抑或三浦氏等人，没有人的形象被塑造得完美无瑕，但北条政子和北条泰时，他们仿佛是完美的化身。《吾妻镜》更是通篇都在论证，北条政子和北条泰时才是北条氏崛起的大功臣。

无论是源实朝执政初期，北条时政的继室牧氏拥立平贺朝雅为将军，还是在藤原赖经正式继任前，北条义时的继室伊贺氏想将一条实雅推上将军位，其共同之处都是政治上有实力之人的妻子意图拥护自己的女婿，而在这两件事中，牧氏与伊贺氏皆与北条政子处于对立的状态。伊贺氏的事件是其趁北条义时死后局势混乱掀起的，所以北条义时自然与此无关。但是，在牧氏的事件中，北条时政则一直在近处旁观。在这种情况下，北条政子始终代表着整个北条氏的利益，也尽可能地保护着源氏的利益。北条政子就是北条氏。虽不知是哀叹还是赞叹，但慈圆在《愚管抄》中用“女人打造的日本国”巧妙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源赖朝死后至承久之乱这段时间内，幕府方面所发生的内讧或是反叛事件（参见此处）。这些事件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发于京都周边地区，二是涉事之人均与源赖朝或源氏一族有关。

其中，带有后者特征的事件，诸如：阿野全成谋反事件（源赖朝之弟）、比企氏之乱（将军源赖家）、牧氏的阴谋（信浓源氏平贺朝雅）、泉亲衡的阴谋（源赖家之子千手丸）、和田义盛余党事件（同前）、源实朝暗杀事件（源赖家之子公晓）、伊贺氏的阴谋（一条能保之子一条实雅）等。括号内标注的是与源氏相关的涉事之人，当时以北条政子为中心、以北条时政-北条义时为代表的北条氏，负责代表幕府处理这些事件。

北条氏只有通过维持自身与继承了源氏血脉的将军之间的稳固关系，同时防止其他氏族与将军交往过密，才能够很好地防止动摇幕府根基的事件发生。这意味着北条氏需要回到原点，即通过接纳源赖朝为女婿，使自身成长为御家人势力的核心力量。

北条氏这种无法通过自身血统来体现统治者合法性的家族，必须把女儿嫁给源氏成员，使其诞下带有自身血统的后代，然后再以外戚的身份获得权势，这就类似天皇家与摄关家的那种模式化关系。而与北条氏展开争夺源氏血脉大战的其中一个家族，便是上述提到的源赖家之子一幡的外戚比企氏。而北条时政的继室牧氏收平贺朝雅为女婿，北条义时的继室伊贺氏收一条实雅为女婿，实际上属于选择和源赖朝系统以外的源氏结缘，为家族带来兴旺。镰仓时代的武家社会看似以父系为重，但实际上，像这种以招女婿来继承贵族血统的“母系兴家”的方式亦占有相当的地位。

正如前述所言，北条氏之所以能在镰仓幕府占据主要地位，源赖朝这样的女婿功不可没。再往后，北条政子的儿子——源赖家、源实朝，既有源氏的血脉，又有北条氏的血脉，他们延续了北条氏的地位，属于古代常见的父系继承。然而，由于源实朝遭到暗杀，源氏与北条氏之间的联结已不可能再通过父系承继下去。

在这个阶段，北条政子决定重新贯彻母系继承的原则。为了家族利益，北条政子与其继任者致力于通过母系来维系将军与北条氏之间的关系，当新的将军被任命时，她们便会尝试与其建立新的关系。北条政子之所以时常庇护族内甚至族外的女性，是因为她十分重视母系传承，同时她会有意识地通过这种庇护行为来增强其与被庇护女性之间的联系，以此来巩固北条氏在幕府中的地位。

源实朝被暗杀后，北条氏已找不出下一个带有自身血统的将军候选人。其间，北条氏虽请求过后鸟羽院的皇子承袭将军一职，但该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藤原道家之子藤原赖经来到镰仓，承袭将军之职。从父系来看，藤原赖经是藤原兼实的曾孙，从母系来看，他还是源赖朝同母妹的曾孙，所以对于北条政子而言，由藤原赖经继任将军一职，倒也并非坏事。不过，既然藤原赖经与源赖朝在母系上一脉相承，那么北条政子顺理成章也就有了后面的计划，而她计划中的主角，便是承继源氏血脉与自己血脉的源赖家之女竹御所。只要能撮合竹御所和藤原赖经，再由他们的儿子承袭将军之位，那么源赖朝与北条政子双方的血统将再次回归至将军体系中。

关于竹御所母亲的身份，目前仍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竹御所的母亲是源义仲之女，也有人认为其母是比企能员之女。倘若后者的说法成立，那么竹御所便是一幡的妹妹。而提倡前者的《尊卑分脉》《承久兵乱记》二书所述的源义仲之女，我们在史料中却无法找到能与之相对应的女性人物。不过，如果前文中提到的宫菊真的是源义仲之女，那么她与源赖家之间的关系倒也不足为奇了，这种说法还是有可能的。此外，《河野氏系图》记述称北条时政之女嫁给河野通信后所生的女儿乃是竹御所的母亲，该观点则完全没有其他资料能够佐证。

从北条政子到竹御所

竹御所初次在史料中登场，是在《吾妻镜》建保四年（1216）三月五日条的“已故金吾将军（源赖家）之女”的相关记述中，该段文字叙述的是竹御所依照北条政子之命，成为源实朝之妻的养女，为此竹御所乘轿前去源实朝的御所，以便双方见面。这条记述并未提及竹御所之名，只写有“芳年十四”的介绍，如此算来竹御所应该生于建仁三年（1203），这一生辰年份也与之后竹御所和藤原赖经结婚时所记录的年龄完全符合，所以人们判断，上述文字所述的源赖家之女就是竹御所。

再往后，《吾妻镜》中有关竹御所的记述便开始逐渐增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在这些记述中，竹御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军家的神佛祭祀之事均由她掌管。这项工作是在北条政子死后不久开始的。嘉禄元年（1225）八月二十七日举行的北条政子七七四十九日的佛事便由竹御所主持，这也是其名“竹御所”初次出现在史料之中。其后，作为孙辈虽无须为北条政子之死戴孝一年，但竹御所仍然这样做了，而竹御所之所以这么做，想必不仅是因为其有作为血亲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彰显自己将军家正统的地位。此外，安贞元年（1227），竹御所还出席了北条政子的三回忌活动，以及为北条政子祈福所建寺庙的供养活动。此后，竹御所还独自前往鹤冈，参加了放生会，并向伊豆山神社及箱根神社派出了供奉币帛的使者。

竹御所与藤原赖经于宽喜二年（1230）十二月结婚，此时藤原赖经年仅十三岁，而竹御所二十八岁，这一年龄差异表明，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婚姻。在正式成为将军家御台所[7]之前，鉴于竹御所有着源实朝之妻养女的身份，北条氏等幕府相关人士便已对竹御所怀有相当的尊重。例如，竹御所在忌方向[8]时可以使用朝时亭，生病时也有北条时房安排祈祷。《吾妻镜》关于竹御所的记述，如火势是否蔓延以及御所的异常情况等，也都表达了对竹御所的尊重。

北条氏母系谱系图

藤原赖经的谱系

综上所述，藤原赖经与竹御所的这桩婚事正是北条政子早就规划好的既定路线，对北条氏而言，如果这桩婚事能使将军家的谱系延续下去，那自是再好不过。但无奈造化弄人，文历元年（1234）七月二十七日，本就看似病弱的竹御所在产下死婴后精神紊乱，撒手人寰。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重挫了北条氏的计划。翻阅当年的记录，从“京都、镰仓皆为之哀叹”这样的词句中，我们不难看出竹御所之死给当时之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此后，如下一章所述，藤原赖经的将军一职被撤销，其六岁的儿子藤原（九条）赖嗣在元服[9]的同时接任将军一职。然而，从父亲藤原赖经的系统看来，藤原赖嗣虽勉强算得上有源赖朝的血脉，但其母是藤原亲能之女，在母系血缘上却与北条氏毫无瓜葛。于是，宽元三年（1245）七月，北条氏令七岁的藤原赖嗣娶了北条泰时的孙女，当时十六岁的桧皮姬，以图再次融合北条氏与源氏的血脉。只可惜婚后不到两年，桧皮姬便开始卧病在床。虽自她患病时起，祈祷康复的修行法事时常举行，但桧皮姬的病情却依旧不见好转。宝治元年（1247）五月十三日，年仅十八岁的桧皮姬离世。

事已至此，藤原赖嗣与藤原赖经相同，不再具有利用价值。换言之，流着源氏的血的藤原赖嗣将来极易被那些反北条氏势力利用，他变成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建长四年（1252）在祖父藤原道家死后，藤原赖嗣与妻儿一道被遣返至京都。

应幕府方面的要求，后嵯峨院的大皇子宗尊亲王代替藤原赖嗣，来到镰仓，继任将军一职。此后，直至镰仓幕府灭亡，便进入了与源氏和北条氏皆无血缘关系的皇族将军时代。在此过程中，嫁给宗尊亲王的近卫兼经之女，乃是北条时赖的养女，故而北条氏通过母系血统维持与将军家关系的思想，在镰仓时代也算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贯彻。

[1]人穴，因富士山喷发形成的熔岩洞穴。

[2]防人歌，驻防士兵及亲属吟咏的和歌，内容多表现离别、思乡之情，多使用东国方言，风格粗犷率直。

[3]补陀落渡海，日本中世舍身取道的一种方式，指为去补陀落的净土参拜而仅带少量食物随风漂渡南海，后演变为水葬习俗，将遗体装在船上，使其漂渡到观音的极乐世界。

[4]束带，平安时代以后男子的正式礼服。

[5]腹卷，简式铠甲，原为省去头盔和大袖的铠甲，有时也可穿在礼服内。

[6]着裤之仪，庆祝幼儿首次穿和服裤裙的仪式，在五岁时举行。

[7]御台所，对将军正室的称呼。

[8]忌方向，日本民间习俗，指外出之际，当目的地处于禁忌方位时，在前一夜去别的方位住宿，改变方位后再出发。

[9]元服，日本古时男子的成人仪式。

第四章
京都朝廷与承久之乱

第一节　后鸟羽天皇的即位与倒幕计划

新设西面武士

行文至此，我们已围绕源赖朝、源赖家、源实朝以及北条政子，追溯了以镰仓为中心的历史。接下来，笔者将对京都朝廷方面的动向展开论述。

回顾以往，安德天皇及其弟守贞亲王跟随平家逃至西海后，面对天皇之位空缺的问题，以后白河院为中心，人们展开热议。

继任天皇的候选人有高仓院的三皇子惟明、四皇子尊成，以及当时在京都相当有势力的源义仲推举的北陆宫（以仁王的皇子）。最后在上述三位候选人中，尊成通过抽签的形式被选中，而他便是后来的后鸟羽天皇。关于这次选拔，《增镜》描述了另一个不同于抽签版本的故事。后白河院在选人之际，先将惟明与尊成唤至身边考察。起初，后白河院打算依顺位立惟明为天皇，但是惟明却似乎并不喜欢法皇，在一旁哭闹磨人，而尊成则坐到法皇膝上十分亲昵。于是，后白河院感叹道：“这才是我的亲孙子啊！”四岁的尊成坐上了皇位。据《玉叶》记载，虽说抽签的结果似乎早已内定，但在抽签之前的阶段，前述《增镜》中的那段故事或许的确曾有发生。

其后，后白河院撒手人寰，后鸟羽天皇的统治时期开始。《增镜》评论道：“四海升平，风不拂枝……那么国家将人才辈出，这会是一个无愧于过去的时代。”后鸟羽院统治时期编撰的敕撰集[1]在元久二年（1205）三月二十六日的竟宴[2]上被命名为《新古今和歌集》。下令编撰了《古今和歌集》的醍醐天皇、村上天皇曾创造过被称为“延喜天历之治”的太平盛世，如果《新古今和歌集》有意沿袭《古今和歌集》之名，那么后鸟羽院显然具有一种热情，想要重现天皇家历史中理想的政治时代，简而言之即后鸟羽院表现出了一种“石上，今昔相比，追寻旧时踪迹”的复古姿态。

后鸟羽院　从后白河院掌权转变为由后鸟羽院治世，后鸟羽院一方面意图恢复旧有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水无濑神宫藏）

但是，后鸟羽院的这种热情并未带来多少政策上的革新，而是多被倾注在充实武力、积蓄实力方面。这一点似乎为其后承久之乱的悲剧种下了种子。

而这种充实武力政策的代表即为新设西面武士。过去，御所北面通常设置有直接听命于院的直属武士，后鸟羽院在此基础之上，又在御所西面增设了新的武士。

但西面武士具体于何时创设，却并无记录可查。不过，由于建永元年（1206）至承元元年（1207）期间已可确定存在西面武士，那么具体创设西面武士的时间可能离那一时期并不遥远。西面武士由身处京都的镰仓御家人担任。这表明镰仓御家人被纳入到院的直属军事力量中。

有记载称，1206年，河内国新设牧场，野田庄、兴福寺的狭山庄等均被编入新设牧场。虽无法准确比对相关资料，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后鸟羽院武力充实政策的其中一个环节。

在后鸟羽院之下，北面武士、西面武士自不待言，就连侍奉后鸟羽院左右的上达部[3]、殿上人[4]都开始勤于练习刀剑。该时期也多有后鸟羽院尚武的逸闻传出，例如：后鸟羽院本人因参加赛马，从马背上摔落而一度昏厥；后鸟羽院不仅骑马射箭，还在鉴定刀剑上颇有造诣，他曾亲自锻造过一把名为“御所烧”的刀，等等。《古今著闻集》记载了一个展现了后鸟羽院性格特征的故事：在今津，后鸟羽院曾亲自出马在船上指挥西面武士追捕一名名为交野八郎的强盗，交野八郎看到后鸟羽院一面手执沉重的船桨，一面指挥作战的场景后，认为已无可挽回，于是束手就擒。关于此事，《明月记》的说法是后鸟羽院悄悄避开众人出游，或许该说法更准确，不过如果同时代的人没有给予后鸟羽院的体力及武艺高度评价，那么也不会有《古今著闻集》所述的那种故事吧？

天皇亲自狩猎从平安初期以来就一直存在，后鸟羽院也曾多次前往自古以来便是朝廷狩猎场的河内交野狩猎。

对寺院的强硬态度

后鸟羽时代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即后鸟羽院对京都周边包括山僧在内的寺院势力持较为强硬的态度。

具体而言，1206年9月，在后鸟羽院身边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众多武士匆匆赶往御所。因为有人报告称，比叡山的数百僧人手持武器正在集会。第二日，这些武士根据院宣，奔赴园城寺及其位于小仓的分寺称妙寺，以征讨这群僧人。第三日，这群僧人的同伙——近江源氏的八岛冠者率领家臣固守观音寺后一带，检非违使[5]小野义成奉院宣实施抓捕，双方展开战斗。小野义成及其子皆负伤。其后，三名暴徒被杀，两人被生擒，还有大约三十名僧人在比良山山脚被杀，后鸟羽院的武士也有多人负伤。

承元三年（1209）六月，后鸟羽院前往日吉社参拜并参加了赛马活动。后鸟羽院所在看台的西侧下方，聚集了一大批人。当大力士想要驱散人群时，他们与比叡山的群众发生了争执，群众向大力士投掷碎石，碎石甚至砸到了后鸟羽院的看台，于是大家慌作一团。后来，群众登上大宫门楼，齐声呐喊，气势磅礴。为了平息群众的积愤，大力士被移交至检非违使处，侍候在看台的天台座主也前来安抚群众，但群众却依旧没有作罢的迹象。于是，后鸟羽院不得不离开。后来，后鸟羽院将在此次骚乱中带头肇事的觉缘、昌范、严庆等人判处流放之罪。建保元年（1213）八月，因与清水寺发生纷争，延历寺众百余人聚集在长乐寺，企图烧毁清水寺。后鸟羽院命令众武士与四面武士驱散众人，结果双方均有人负伤。后来，朝廷方面的人虽因此事遭到处分，但该事件却仍然展现了后鸟羽院不向僧徒妥协的姿态。

实际上，在承久之乱中，如此强硬的姿态恰恰适得其反，它导致寺院势力不再大力支持朝廷。那么后鸟羽院为何态度如此强硬呢？后鸟羽院对寺院势力似乎并无什么政治上的企图，他只是希望借此机会动用北面武士、西面武士以及检非违使等直属武力，毕竟在京都周边，只有面对强盗、对抗的僧众时，后鸟羽院才能以正当理由行使武力。而后鸟羽院想要通过这些机会练手，以备将来倒幕之需。

那么，后鸟羽院的直属武力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呢？在承久之乱中，除直辖军以外，还有不少从诸国召集而来的武士，因而战局的最终走向并不由直辖军单方面决定。从这层意义上说，只讨论西面武士，以及那些院近侍的行动是十分困难的，不过由军记物语的记述看，这些人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成就。

对于后鸟羽院而言，比起现实力量，“武”被看作一种装饰王权的要素，一种审美诉求。后鸟羽院的“武”，是身披华服、佩戴太刀的武士在骑射比武中展现精湛武艺艺术的场面。而俯卧山野、缺少食粮、忍受寒暑、为刀箭所伤而痛苦呻吟等战争中的真实情况，在后鸟羽院看来却是虚幻、遥远的世界。例如，左近卫权少将藤原为家曾带领少将亲通、藏人康光等人骑马去往云林院，但是在途中，由于后鸟羽院饲养的马匹需要吃品质优良的草，于是藤原为家这种官职的人便被派去割草。藤原定家听闻此事后表示十分诧异，他感叹道：“真乃古今未闻之事。”这即是一个温室栽培式武力的绝佳之例吧。

不过，不论实情如何，重视发展武力的朝廷将不免会与统辖全国武力的幕府产生冲突。可以说，后鸟羽院从一开始就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宝剑的执着

后鸟羽院对三神器[6]之一的宝剑所产生的执着，象征性地表现出其反幕府的情绪。在治承寿永之乱中，安德天皇死于西海，原本的宝剑也消失在大海之中。为此，后鸟羽天皇在位期间，夜御殿内并无宝剑，只有一把藤原基通献上的昼御座剑，后鸟羽天皇行幸时也须兼用此剑。到了土御门天皇在位时期，昼御座剑完全变成了夜御殿剑的替代品，然后另一把不知是谁献上的剑，成了新的昼御座剑。到了承元四年（1210）年末，当土御门天皇让位给顺德天皇时，后鸟羽院又用后白河院时代伊势神宫献上的剑替换了过去的夜御殿剑。在此期间，昼御座剑一直被当作夜御殿剑使用。因此，后鸟羽院才在顺德天皇即位前，特意命人取出了收藏于莲华王院的伊势神宫献上的剑，置于夜御殿内。据说，起初此剑乃伊势神宫的藏品。后来，伊势神宫的最高神官遵循梦境指示将此剑呈献给了朝廷。于是，后白河院便将其收藏在莲华王院宝藏中。而后，到了后鸟羽天皇、土御门天皇在位期间，因是权宜之计下临时使用的宝剑，故而在天皇行列的神器中，以玉为先，以剑为后。而成功启用此剑后，又改回以剑为先的顺序。

另一方面，建历二年（1212），后鸟羽院下达命令，派遣其后承久之乱中朝廷方面的主谋之一藤原秀康的弟弟、检非违使藤原秀能前往镇西，搜寻在坛浦之战中遗失海中的宝剑。藤原秀能五月出发前往筑紫，九月返回京都，虽耗时耗力仔细搜寻，但是最终还是难觅宝剑踪影。

在三神器中宝剑象征武力，故而后鸟羽院的上述行为实则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它意味着后鸟羽院极力希望收回朝廷在治承寿永之乱中丧失的军事统治权。同时它也象征着后鸟羽院反对慈圆所主张的政治路线，即朝廷与幕府必须通力合作、和谐共融。慈圆曾在《愚管抄》中表示，宝剑之所以会丢失，是因为“武士（赖朝）若守君主之世则宝剑遗失”“当今武士大将军得天下，国主与武士大将军若不齐心恐难治国”。换言之，宝剑丢失的原因是，源赖朝作为保卫朝廷的军事力量出现，从而幕府与朝廷必须通力合作。

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使后鸟羽院相信，倒幕有其成功的可能性。源赖朝死后，源赖家与实力派御家人之间产生对立，其继承人源实朝又年纪尚小。这一时期，谋反事件层出不穷。笔者将列表梳理其具体情况（参见下面表格）。这些事件的主要特征是，大都由源赖朝的亲族或是有清和源氏血统的人挑起，虽然镰仓乃至关东地区的叛乱起义较少，但在京都地区，此类事件却异常集中。

承久之乱爆发前的谋反、叛乱事件（◎表示该事件与京都方面有所关联）

如果不是爆发了和田之乱那样的大规模叛乱，恐怕那些谋反者也不会在镰仓附近引发骚乱，毕竟镰仓一直都是幕府的大本营所在，不过话虽如此，各地情况并不相同。京都之所以时有叛乱发生，有其自身的原因。笔者认为，在源赖朝执政时期，东国的独立化倾向加剧。对此，京都朝廷尤其后鸟羽方面一度大力反抗。在此形势之下，谋反者为了得到朝廷的认可，纷纷在京都周边发动了这些暴乱。

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这些叛乱的主谋曾与后鸟羽院有过直接的联系，抑或得到过其支持。不过在后文中，通过分析承久之乱中京都朝廷方面的兵力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承久之乱是这些事件的延续。

第二节　幕府、朝廷之间的倾轧及承久之乱

“藤原将军”赖经

承久元年（1219）正月二十七日，在源实朝遭到暗杀的一个月之后，幕府方面邀请后鸟羽院的皇子赴镰仓承继源实朝的将军之位。接下来，笔者将详细介绍一下具体经过。

首先，二月中旬，北条政子意欲迎后鸟羽院的皇子六条宫或冷泉宫至关东。二阶堂行光为此专程赶赴京都，幕府的宿老及御家人也都联名上奏，表示有相同的意愿。《愚管抄》称，将军麾下的武士失去主人后难免心生忧虑，为了安抚众人心绪，迎皇子坐镇镰仓可谓合情合理。

但是，幕府与朝廷的交涉并不顺利。在奔赴京都约一个月后，二阶堂行光向朝廷方面表示，虽无须即刻动身，但务必送出一位皇子前往镰仓。随后三月上旬，内藏头藤原忠纲作为后鸟羽院的使者抵达镰仓，在一番吊唁后，藤原忠纲向北条政子提出，欲罢免摄津国长江庄、仓桥庄的地头。随后，镰仓幕府的北条义时、北条时房、北条泰时等北条氏成员及大江广元，就此事在北条政子的府邸展开商议。十五日，北条政子派北条时房率领千骑兵力奔赴京都。可后鸟羽院依然拒绝派遣皇子。最终，经双方妥协，藤原兼实之孙藤原道家的儿子、年仅两岁的三寅（后来的藤原赖经）被送往镰仓。三寅的家族谱系如第三章给出的谱系图（见此处）所示，他是源赖朝的妹妹与一条能保所生的两个女儿的后代，即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三寅都可算得上是源赖朝的亲族。因此，人们认为三寅继承将军之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那么，后鸟羽院为何不允许皇族就任将军之位，却允许藤原氏这样做呢？后鸟羽院曾表示：“日本国将会一分为二。”因此，如果藤原氏就任将军之位，不管其如何专权，都将不具有取代天皇的合法性，但如果是皇族乃至皇子就任将军之位，那么他们则有可能取代天皇。谁也不能保证两个血统相同的皇子是否会为了争权而将日本分裂为东西两半。所以，当时便已想推翻幕府的后鸟羽院，决不能容忍这样的风险发生。再者，藤原氏本就具备辅佐天皇执政的身份，所以根据实际的权力关系，藤原氏甚至有可能将幕府重新规制于朝廷的控制之下。

六月三日，天皇正式下令派遣藤原赖经前往镰仓。于是，藤原赖经于六月二十五日从京都出发，七月十九日抵达镰仓，成为所谓的“藤原将军”。由此，新任幕府将军的政所开始运转，不过由于将军年幼，实际政务仍交由北条政子打理。其后，直至嘉禄二年（1226），藤原赖经才正式就任将军一职。

关于指定藤原赖经的经过，据《增镜》的记述称，北条政子曾向西园寺公经表示想迎一名皇子坐镇镰仓，于是西园寺公经便遵照北条政子的想法，开始着手操办此事。在此过程中，西园寺公经的女婿藤原道家建议，可以让其子藤原赖经担任幕府将军，西园寺公经认为此事亦可，于是选了藤原赖经。

不过，这件事对西园寺公经和藤原道家来说或许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对于北条政子和北条氏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藤原赖经虽是摄关家与源家的后裔，但他却与北条氏毫无血缘关系上的纠葛。如此一来，源赖朝至源实朝三代将军的外戚——北条氏，将丧失其原有的地位与权力。不仅如此，如果藤原赖经与源氏的相关势力结合，那么北条氏将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而且，仅凭源赖朝远亲的身份，在武士社会中，藤原赖经将难以主张其具有继任幕府将军的绝对合法性。据《明月记》的记载称，嘉禄二年（1226）正月，佐佐木信纲作为使者前往京都，申请任命藤原赖经为征夷大将军，他来到藤原氏守护神所在的春日社，询问神明是否可以让藤原赖经改姓为源赖经，结果天意不允，故而藤原赖经无法改姓。恐怕天意即为抽签的结果吧。不过，我们亦可从中窥见，幕府希望藤原赖经改源姓的诉求，以及藤原氏方面碍于脸面所持有的反对态度。不过，经由此事，我们可以看到幕府方面对藤原赖经的合法性多少持有些危机意识。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合法性上的缺陷，藤原赖经的名字才与源赖朝、源赖家保持一致，取了其中的“赖”字。此后，由于天气无常的宽喜二年（1230）闹灾荒，人们对将军合法性的怀疑也好像烟消云散一般，藤原赖经与源赖家之女、源实朝妻子的养女竹御所成婚。也就是说，藤原赖经以源氏养子的名义继承了将军之权。

承久之乱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随着源实朝的离世，源赖朝一脉绝嗣，幕府的向心力也开始减弱。于是，后鸟羽院决定趁机推翻幕府。如此一来，镰仓初期政治史的分水岭式事件——承久之乱爆发了。

承久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前文亦有提及，即承久元年（1219）三月，后鸟羽院在吊唁源实朝之际，向幕府提出撤销其赐予宠妾白拍子龟菊的摄津国长江、仓桥两处庄园的地头职务，因为这些地头拒绝服从龟菊的命令。但北条义时却断然拒绝了后鸟羽院的请求，他认为纵使下达院宣，亦不可收回源赖朝作为战功奖励赏赐给功勋者的地头职务。另一方面，被赐予这两处庄园的龟菊又称伊贺局，据说她曾是平安时代淀川与神崎川交界处繁华的江口、神崎码头的一名妓女，故而可能与该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笔者认为不论后鸟羽院如何宠爱龟菊，单单此事也似乎很难成为后鸟羽院决意推翻幕府的契机。我们稍后将会讨论，在此事件背后，恐怕还隐藏着某些尚未浮出水面的理由。此外，如果将此事作为承久之乱的导火索，那么从此事发生直至举兵，中间间隔了近两年的时间，笔者认为这样的时间间隔未免过长。

总之，在此事之后，后鸟羽院开始实施倒幕计划。首先，他唤来藤原秀康，命令他制订计划讨伐违背院宣的北条义时。藤原秀康受命，并建议拉拢在京都的三浦胤义加入，三浦胤义是相模三浦氏之人。于是，藤原秀康便假借酒宴之名邀请三浦胤义，并一面向三浦胤义打听其留守京都的真实目的，一面向其不经意地透露后鸟羽院的决定以寻求配合。由于三浦胤义原本就受后鸟羽院之命，企图在幕府中掀起叛乱，故而此院宣可谓正中下怀。于是，三浦胤义向藤原秀康提议：“如果你写信给我的兄长三浦义村，三浦义村必会响应，待到那时讨伐北条义时，将会变成小菜一碟。这种计划不能耽误，事不宜迟，你们应该尽快展开商议。于是，藤原秀康把这些情况禀报了后鸟羽院，后鸟羽院火速下令，召开军事会议。

就这样，承久三年（1221）四月二十八日，朝廷一方面宣称要在伏见的城南寺举办骑射比武大会，并以此为名召集了各地的武士，另一方面又向坊门忠信、叶室光亲、源有雅、中御门宗行、一条信能、高仓范茂、僧正长严、法印尊长等人直接传达了旨意。据通行本《承久记》记载，共有大和、山城、近江、丹波、美浓、尾张、伊贺、伊势、摄津、河内、和泉、纪伊、丹后、但马十四国的武士，共计一千七百骑参加了此次骑射比武大会。据慈光寺本《承久记》记载，则有大和、近江、丹波、美浓、尾张、伊势、摄津、纪伊、丹后、但马、播磨、三河、伊豫十三国，共计一千余骑加入其中。其中的主要人物有藤原秀康、佐佐木广纲、大内惟信、后藤基清、三浦胤义、河野通信、大江亲广等。

在此之前，后鸟羽院向金峰山供奉了一件淡绿色丝线的腹卷以祈祷计划成功。与此同时，四月二十日，基于与后鸟羽院齐心迎战的考量，顺德天皇悄悄将皇位让与仲恭天皇。于是，以后鸟羽院为首，包括土御门、顺德在内的三位上皇，以及六条宫、冷泉宫皆聚于高阳院之中，他们命诸国士兵把守四面大门，准备迎接战斗。

盲目乐观的京都一方

战斗伊始，后鸟羽院命令藤原秀康讨伐北条义时的亲族——身处京都的京都守护伊贺光季。于是，藤原秀康前去跟三浦胤义商议，伊贺光季十分勇武，若是直接冲入其住所，恐难实现将其剿灭的目的，于是二人决定，先将伊贺光季唤至高阳院，然后再在前庭将其杀死。万一伊贺光季不从，则视情况而动。藤原秀康与三浦胤义将行动日期定为五月十五日。到了那日，伊贺光季三次无视了院宣传召，据说是因为佐佐木广纲无意间向伊贺光季走漏了风声，又或者是因为西园寺公经曾因后鸟羽院不寻常的动向提醒过伊贺光季要提高警惕。总之，最后藤原秀康、三浦胤义、大江亲广等后鸟羽方面的军队，为了剿灭伊贺光季，全部涌进了高辻京极的住所。

因为身负京都守护的身份，伊贺光季放弃了逃往镰仓的念头，他决心以不足三十人的兵力迎战。据说，后鸟羽院方面来了八百骑到一千余骑的士兵，抵达战场后，双方展开激战，大概过了两刻钟时间，伊贺光季手下的兵将几乎全军覆没，伊贺光季本人也身负重伤。最终，被逼入绝境的伊贺光季与次子伊贺光纲一起，点燃居所自杀了。此外，在此之前，朝廷中的亲幕府派——西园寺公经、西园寺实氏父子也被召入宫中软禁。伊贺光季的手下为了把消息送往镰仓一路疾行，但三浦胤义在结束战斗后便依照商议结果，遣使给兄长三浦义村送了一封信，劝他投靠后鸟羽院一方。此外，后鸟羽院又再次命令藤原秀康，向五畿七道诸国下达追讨北条义时的院宣，尤其是对镰仓的武田信光、小笠原长清、小山朝政、宇都宫赖纲、足利义氏、北条时房、三浦义村等实力派武将，为了传达后鸟羽院的旨意，还特地派遣了部下押松赶往镰仓。

此时，后鸟羽院问：“在关东有多少人会与北条义时同生共死？”三浦胤义回答说：“不会超过一千人，因为恐怕无人愿与朝廷的敌人结盟。”然后，恰好也在场的另一位武士却直言道：“恐怕不止一千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一万人，倘使我也置身关东，应该会加入北条义时一方。”此番发言引得后鸟羽院大为不快。该故事表明京都方面的认知不过如此。

五月十九日，伊贺光季的信使到达镰仓，西园寺公经派遣的信使几乎同时抵达，京都方面的严重事态也都为镰仓众人所知。于是，幕府方面在镰仓搜寻押松，并成功将其擒获，没收了其所持之宣旨。另一方面，三浦义村并未给三浦胤义的使者回信，而是将其直接赶了回去。而后，三浦义村拿着三浦胤义寄来的书信去找北条义时，以示对镰仓方面的忠诚。京都方面企图通过怀柔政策笼络镰仓幕府的实力派将领，来从内部瓦解镰仓幕府，实现倒幕大业。然而，这一设想却将京都方面盲目乐观、过于天真的姿态暴露在大众眼前。

此时，镰仓诸将集中在北条政子处共商对策。北条政子历数了源赖朝自开创幕府以来对诸位将领的恩情大义，她指出了京都方面下达“不义”的纶旨，讨伐幕府的不公，并敦促御家人们决定到底是投靠京都，还是留在镰仓战斗。在北条政子慷慨激昂的陈词之下，没有一人表示愿意投靠京都一方，于是众人同仇敌忾，前往北条义时的宅邸共商军务。在会议中，诸位将领各抒己见，其中“固守足柄、箱根两个关口，静待京都方面进攻”的意见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针对此意见，大江广元表示，如果不团结一心，只一味守关，不出几日，镰仓方面定会败北。所以，大江广元积极主张应火速派遣军队攻进京都。于是，北条义时就“应该采取哪一种方案”向北条政子征询了意见，北条政子赞同大江广元的看法，她任命北条泰时为大将，待武藏国军队到达，便即刻出兵京都。

东国武士十九万骑开拔

据《吾妻镜》记载，这一天，北条义时颁布指令，要求东国诸国率领族人参加远征军，指令下达的对象包括远江、骏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信浓、上野、下野、陆奥、出羽等。

二十一日，军事会议再次召开，出兵京都的积极对策又一次遭到了部分与会人员的质疑。大江广元表示，都已经决定派兵且已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出现这样的反对意见，即说明等待武藏军队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而且如果再这么继续等下去，武藏军队也难免会心生变节。如果北条泰时独自一人出兵，东国势力必定汇聚、跟随。北条义时认为大江广元言之有理。而后，北条义时又向幕府宿老入道善信（三善康信）征求了意见，结果入道善信与大江广元的意见高度统一。既然如此，北条义时便下定决心让北条泰时率兵在深夜开拔，无论如何，当日之内先赶往稻濑河的藤泽清近家即可。第二天即二十二日，北条泰时大军总算正式向京都进发。那时，北条泰时的主要追随者有包括其子北条时氏在内的十八名将领。而后，北条时房、足利义氏、三浦义村等人也相继出兵，朝京都方向进发。另一方面，北条朝时也作为北陆道大将挺进京都。

承久之乱：幕府军的进攻路线

二十三日，北条义时、大江广元、入道善信、小山朝政、宇都宫赖纲等宿老留守镰仓，负责部署军队并为前线将士祈祷，而其他的东国武士，在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清晨之间，也都陆续出发。一时间东国兵力总计约达十九万人。他们兵分三路：东海道由北条泰时、北条时房、足立义氏、三浦义村带领，有十万余人；东山道以武田信光为大将，由小笠原长清、小山朝长、结城朝光带领，有五万余人；北陆道由北条朝时、结城朝广等人带领，有四万余骑。据古活字本《承久记》记载，当时幕府军队的组编已存在“父亲前往京都则儿子留守东国，儿子前往京都则父亲留守东国”的趋势，换言之即已有父子兄弟各自分离以留下“人质”的设置，不过该记载真伪不明。

另一方面，携带院宣而来的后鸟羽院部下押松，被幕府暂时扣留，有人建议先让押松看看东国军队的壮观场面，随后再令其返回京都，恐怕更为妥当，所以押松并没有被立即释放。终于到了二十七日，押松带着北条义时回应院宣的信，踏上归途。据慈光寺本《承久记》记载，在这封信中，北条义时无所畏惧地表示：“每年进贡两三次染绢、金银、鹫羽及马匹，朝廷有何不足，需要颁布此等院宣？倘若朝廷想要召见武士，吾将派遣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共计十九万武士与西国武士战斗，以供御览，倘若如此仍不足够，请再次派遣押松这样的官吏前来送信，到时北条义时自会再领十万武士参见。”

在此之前的十九日，为了防备镰仓方面的进攻，京都方面在各处排兵布阵。二十六日，被派遣至美浓的藤原秀康之弟藤原秀澄向京都报告说，东国军队犹如黑云压城之势袭来。院中众人顿时慌作一团。二十八日，清水寺的僧人将后鸟羽院的祈愿文放入新造好的胜军地藏、胜敌毗沙门像内供养，以祈祷战争能够获得胜利。

六月一日，押松回到高阳院。他带回了北条义时的回信，并将镰仓的情况及归途中所见无数东国军队的情景传达给众人。此时，院中“上下万人，皆俯首，目光低垂”，人人垂头丧气，被吓得魂飞魄散。纵使如此，万般无奈下，京都方面仍然不得不想办法部署防卫。于是，藤原秀康受后鸟羽院之命开始部署，他将大内惟信、藤原秀康、藤原秀澄、三浦胤义、佐佐木广纲等主力军一万二千人派往东山道、东海道，将宫崎左卫门尉等七千人派往北陆道，京都方面兵力总计一万九千人。剩下约七百人则负责固守宇治、势多。较之此前以城南寺骑射比武大会为名召集而来的兵力，此时京都方面的兵力还多出了增援部队，但目前增援部队的人数、出身地域均不详。只不过，在追讨伊贺光季的战斗结束后，后鸟羽院方面也仍不放弃召集兵力。据《吾妻镜》记载，宫中曾派遣过五名使者前往但马的法桥昌明处，召集武士奔赴京都，但法桥昌明将其全部斩首，表示自己誓不从命。为此，法桥昌明遭到了但马国内追随京都方面势力的袭击。

美浓、尾张三川地区的攻防战

六月五日，东海道幕府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尾张一宫，幕府军向木曾川、长良川等多处渡河地点派兵布阵：鹈沼渡方面由毛利季光等人负责，池濑方面由足利义氏负责，板桥方面由和狩野介入道负责，大豆户方面由北条泰时、三浦义村等人负责，墨俣方面则由北条时房和安达景盛等人负责。另一方面，与东海道军并行、向偏北方向进发的东山道军，则于木曾川的河合、大井户等渡口处与京都方面军交战。当日晚，大井户之战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东西两军在周边各渡口展开激战，战斗持续至第二日。京都方面的山田重忠等人虽一度浴血奋战，但大多数的京都军仍选择不战而逃。于是，幕府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

据慈光寺本的《承久记》记载，当时藤原秀澄曾提出可以将一万二千人的大军分别布置在大井户、板桥、伊义、大豆户等十几处战略要地，但山田重忠却反对该计划，他认为这一万二千人的军队应该横渡墨俣，一口气打下尾张国的国府，拿下东海道军的首领北条泰时和北条时房，继而突入镰仓。藤原秀澄素来胆小，因害怕山田重忠这种积极应战的策略会遭到北陆道军和东山道军的包抄，他最终还是选择坚持自己的持久战策略。不过，由于此事并无其他的史料记载支持，所以事实如何，真假难辨。但是，考虑到该地区的战事对整个承久之乱而言极为重要，所以上述记载恐怕也并非无稽之谈。

从地势上看，东山道军及东海道军都受到了木曾川、长良川及揖斐川这三大河及其中小支流的阻挡，所以在这一地区幕府军难以摆开阵势。然而，只要通过墨俣，便会有能让东山道军、东海道军汇合后排开阵势的地理条件。所以，对于京都方面军而言，想要更加有效地守住西侧，比起将兵力分散至各个中小渡口，不如集中全力死守墨俣。此外，若是想用少量兵力进攻东侧，就应该趁东山道军和东海道军汇合前，选择其中一路军，将其击破。撇开山田重忠的策略不谈，藤原秀澄这种兵分几路的做法，反而更容易让敌方逐个击破。因此，无论怎么考虑，藤原秀澄的计谋都不是上策。

从兵力上看，纵使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东国方面的兵力毫无疑问占有绝对优势。但是，东国大军果真如我们所见这般团结吗？例如，在美浓东大寺的对话中，东山道的大将武田信光就曾向小笠原长清表示，身为武士自当是京都和镰仓哪一方获胜了就跟随哪一方。由此可见，武田信光的自我盘算可谓相当清晰。正因抱着这种“识时务”想法的人影响力十分巨大，所以大江广元、入道善信和北条政子等人及经历过治承寿永之乱的人才会不约而同地主张早日攻打京都。

正如后续章节将会提及的，京都方面军几乎全都来自畿内近国，若是来自中国、四国及九州的兵力支援能够及时赶上，想必承久之乱的结局也就不如今天这般了。因而，为了争取时间，在美浓和尾张的三川地域打一场漂亮的攻防战，对京都军而言本就十分重要，但相当遗憾的是，京都军的第一道防线，很快就被幕府军攻破了。六月七日，东山道军、东海道军两军合流，共同驻扎在野上和垂井。两军在当日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攻打京都的人员配置问题。最终会议决定：势多由北条时房负责，手上由安达景盛和武田信光负责，宇治由北条泰时负责，芋洗由毛利季光负责，淀由结城朝光、三浦义村等人负责。

最终防线——宇治川渡河

八日，京都方面的藤原秀康、筑后有长等人，身负战伤，返回京都，并带回了六日战败的消息。院中闻讯之后，一片骚动。仲恭天皇与三位上皇及二位亲王，移驾法印尊长的押小路河原宅邸，紧接着又借助比叡山的力量，转移至坂本。然而，比叡山的兵力并不足以抵御幕府方面军。十日，他们不得不再返高阳院（或四辻殿）。

十二日，京都军将兵力分散配置到以宇治为中心的三穗崎、势多、真木岛、芋洗及淀等地，以迎接幕府方面军的攻击。可以说，这已经是京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在小路上稍作休息后，幕府军在十三日的大雨之中，按照计划奔向了各自负责的地点。山田重忠及其手下将桥上的木板拆了做盾牌，他们与比叡山僧众组成的军队联合，和幕府军方面负责势多的北条时房军队展开对峙。毛利季光与三浦义村等人则分别前往芋洗和淀，北条泰时也在栗子山布下了军阵。

然而，负责宇治的足利义氏和三浦泰村并未征得北条泰时的同意，便在宇治桥周边开战，该决定导致多人丧命于京都军的箭雨之中。当日深夜，收到宇治战报的北条泰时大为震惊，于是连夜冒着大暴雨赶赴宇治，命令幕府军停止战斗。次日即十四日，整夜的暴雨使得宇治川水位上涨，众多准备渡河与京都军展开战斗的幕府军将士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一时间死者超过八百人。身着铠甲一路杀向京都的幕府军，原本就已经十分疲劳，再加上粮草补给的不足，一旦丧失士气，劣势必将逐渐扩大，甚至将会面临溃不成军的危险。一面犹豫是否要渡过宇治川，一面眼睁睁地看着湍急的水流冲走士兵，北条泰时甚至一度做好了“大将军将葬身于此”的思想准备。

距离承久之乱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时，高僧日莲这样记述在承久之乱中前往宇治和势多的东国军队：“同年六月十三日夜晚戌亥时，乌云压顶，宛如车轴声般轰鸣的雷声在武士的头顶响起，随即大雨如注，从天而降。十九万士兵长途跋涉，已然兵荒马乱、弹尽粮绝，乡间的屋舍皆不见人，头盔被大雨淋湿犹如棉花一般。”作为后世之人，日莲对那时发生之事不可能知道得如此详尽，毫无疑问这些内容应该都来自传闻，不过其中对东国将士的描写，应该写得八九不离十。正如日莲所言：“过了今日，将士之心恐生叛变。”当时，若是再过数日仍无法横渡宇治川，那么庞大的军队将被层层瓦解，甚至如雪崩般四散分裂。因此，幕府军的胜利并不是易如反掌的。

北条泰时为了闯出一条新路，决意渡河。于是，他派芝田兼义先去探明各处河水的深浅。在此基础上，佐佐木信纲、中山重继及其率领的武士得以成功渡河。而后，幕府军拆了许多民房，做成木筏，并凭借这些木筏成功渡河。一时间两军局势发生逆转。京都方面，源有雅、高仓范茂及安达亲长等将领，纷纷逃窜。剩下的藤原朝俊、八田知尚等人不是被杀，就是溃败而逃。于是，承久之乱中规模最大的战事，就此落下帷幕。

毫无大义可言的战争结果

京都军全线溃败后，藤原秀康、三浦胤义、山田重忠等将领返回上皇御所门前，报告了战败的情况。谁知得到的却是无情的回答：“若武士皆聚于此处，镰仓方面定将围攻此处，尔等还是尽早散去罢。”听闻此言，三浦胤义不禁自嘲，当初自己为何要背叛幕府，跟随一个毫无责任感的主君。随后，京都方面的将士各自散去，三浦胤义在木岛自杀，山田重忠在嵯峨的般若寺山自尽，而藤原秀康则被敌军擒获并处死。

六月十五日巳时，北条泰时、北条时房等人进入六波罗，从北陆道进军的北条朝时也于十七日午时，抵达六波罗。而早在北条泰时等人尚未进入六波罗之前，后鸟羽院便已经派遣敕使大夫史国宗，前往樋口河原解释：“此次战争，绝非吾之计谋，而系谋臣之意。吾已命人下达院宣，望东国军队绝不要在京都寻衅滋事。”北条泰时和北条时房等人抵达六波罗后，一面搜查、处死京都军余党，一面派遣使者火速赶回镰仓传达战报，以便询问北条义时如何论功行赏，如何处置后鸟羽院等上皇及仲恭天皇。虽说承久之乱中的死伤者人数并不确定，但根据慈光寺本《承久记》记载，约有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名从东国出发进攻京都的幕府军将士战死或溺亡。而之所以会有这样惨烈的结果，全是因为专横的后鸟羽院引发了这场毫无大义可言的战争。

谋划了承久之乱的公卿和僧侣：叶室光亲、中御门宗行、源有雅、高仓范茂、坊门忠信、一条信能、长严、观严等人在被送往六波罗后，皆被处以死刑或流刑。后鸟羽院的宠臣叶室光亲，因为是下达追讨北条义时院宣的责任人，因而遭到问罪。但实质上叶室光亲曾多次劝阻后鸟羽院，放弃这种轻率鲁莽的计划，无奈后鸟羽院依然一意孤行，叶室光亲只得被卷入其中。据说，后来当北条泰时看到留在御所中的叶室光亲的数十通劝谏奏折，一度为当初自己所下之决断感到分外后悔。

七月七日夜，关东派出的使者二阶堂行盛抵达藤原基通的宅邸，向其传达了镰仓方面的请求，即罢免九条道家摄政一职，并让前关白近卫家实担当摄政和氏长者。于是第二日即七月八日，近卫家实就任摄政一职。七月二十日，根据幕府的奏请，朝廷给予前内大臣源通光、权大纳言源定通、权中纳言源通方、参议藤原亲定、参议藤原信成、前权大纳言藤原定辅、前权中纳言藤原教成等人“禁闭”处分。另一方面，素来亲近幕府的西园寺公经，在这样的新朝廷体制下，成为内大臣，手握实权。

另一方面，搜查在逃的尊长、藤原秀康、大内惟信等人的工作仍在继续。藤原秀康与藤原秀澄两兄弟在逃往奈良后一度销声匿迹，后来当他们逃到河内时被擒获，随即就地处决。大内惟信则在隐姓埋名近十载之后，因假扮僧人藏身于日吉八王子的庵室之事暴露，于1230年12月被比叡山恶僧擒获，送交武家。最终，大内惟信死罪得免活罪难逃，被判流放西国。至于尊长的结局，此处暂且不说。

而这一连串事件的焦点，毫无疑问落在了如何处置后鸟羽院等三位上皇及仲恭天皇的问题上。幕府在这一点上态度十分强硬。纵使后鸟羽院在院宣中宣称：“此次战争，绝非吾之计谋”，幕府也没有让后鸟羽院免除问责。最终，后鸟羽院被流放隐岐，土御门院被流放土佐（后称阿波），顺德院被流放佐渡，而被迫退位、年纪尚小的仲恭天皇则被交由九条家抚养。后鸟羽院的宠妾龟菊，一度被视为承久之乱的祸首之一，直至延应元年（1239）后鸟羽院离世，龟菊一直侍奉左右。

此时，高仓院的皇子，即安德天皇之弟、后鸟羽院之兄——守贞亲王，逐渐步入舞台的中心。守贞亲王原本是随安德天皇去了平家一方，并且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被列入安德天皇的继承人候选之列。所以，当他平安返回京都时，人们几乎已经忘了他的存在。然而，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已被人们遗忘的守贞亲王之子，当时仅有十岁的茂仁亲王，却于承久三年（1221）七月九日，经镰仓幕府批准后，即位成为新任天皇。其已经出家的父亲守贞亲王，也由此直升为上皇（法皇）。而此处的茂仁亲王即是后来的后堀河天皇，其父守贞亲王便是后来的后高仓院。

第三节　京都方面的兵力组成以及战后处理

打倒幕府的决心

在上一节中，笔者已详述了承久之乱的经过。然而，当深入思考承久之乱爆发的原因时，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后鸟羽院从何时起企图推翻幕府？

据《承久兵乱记》记载称，后鸟羽院在三条白河建了一座名为“最胜四天王寺”的寺庙，并将四天王安放于此，用以震慑关东。在听闻源实朝被杀一事后，后鸟羽院认为此为四天王显灵，已了却其心愿，便悄无声息地拆毁了寺庙。而此处所言之“最胜四天王寺”，便是指承元元年（1207）由后鸟羽院建立的最胜四天王院。

由于最胜四天王院于1219年遭大火焚毁，后又被迁至五辻殿，所以《承久兵乱记》的记载应该不可尽信。不过，书中记载从1210年4月起，后鸟羽院便以“天魔现世”为由，命各家寺院、神社祈祷，并请了一百多位僧人在最胜四天王院诵读《仁王护国经》《妙法莲华经》以及《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如果此处所言的“天魔现世”只是一个借口，而后鸟羽院真正的目的其实是震慑关东，那么从最胜四天王院建立时起，后鸟羽院恐怕已经在盘算如何推翻幕府了。若是果真如此，那么后鸟羽院意图推翻幕府的想法，恐怕形成于更早之前的1207年。

“踏过深山的荆棘，告诉人们这世上何处都有路走”，这是后鸟羽院创作于1208年的一首作品，该作品似乎暗自向外界传达出后鸟羽院为向世人证明“世间有路”而决意推翻幕府的决心。正如后文将会讨论的，因为后鸟羽院前往熊野参拜的开销问题，1207年和泉国与纪伊国被撤销了守护一职。而综合后鸟羽院设立西面武士等措施，我们可以认为建永至承元年间（1206—1210）可谓是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

在这期间，源实朝身亡。此后不久的1219年7月，又发生了后鸟羽院下令追杀源赖政之孙源赖茂一事。由于源赖茂当时正好担任内廷守护一职，于是他躲入内廷的大殿中，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自焚而亡。关于此事的起因，古活字本《承久记》称，源赖茂是源氏一族之人，所以后鸟羽院毁灭关东计划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杀掉他。但也有人表示，源赖茂之所以会被追杀，是因为他太过觊觎将军之位。至于真相究竟如何，一切皆已不得而知。

源赖茂虽与源实朝走得很近，但此事明显与源赖茂失去源实朝这一靠山无关。源赖茂在源氏一族中享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他才会成为后鸟羽院小试牛刀的祭品。此外，据《愚管抄》记载，在承久之乱中，源赖茂曾试图拉拢“伊豫武士河野”入伙，但是这位河野通信却加入了京都军的队伍，恐怕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河野通信开始与后鸟羽院有所接触，并泄露了邀请之事，最终导致源赖茂被杀。

京都军的成员有中御门宗行、源有雅、前述提及的北面武士藤原秀康等人、后鸟羽院的近臣、西面武士和北面武士，据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后鸟羽院推翻幕府的计划。其中，战死在宇治川合战的藤原朝俊擅长弓马相扑，深得后鸟羽院的喜爱，相传为了捕鸽子，他曾带着火把爬上朱雀门，结果点燃了朱雀门。

指挥系统的核心当然是直属于后鸟羽院的西面武士与北面武士。接下来，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至今从未提及过的一些主要武士。

后藤基清是上北面武士，同时担任播磨守护一职。承久之乱以后，幕府借其子后藤基纲之手将其处刑杀害。后鸟羽院命令幕府召集武艺出色之人，八田知尚那时脱颖而出，于是成为西面武士。山田重忠曾在京都军大势已去之时，仍坚持浴血奋战，《沙石集》曾赞赏他懂得欣赏八重杜鹃花的风雅。

前述我们也提到过，若按照动员兵力的地域分布（见此处图）看，幕府一方的兵力主要来自远江以东的东国诸国，而与此相对的，京都一方的兵力则主要来自三河以西的诸国。尽管史料记载难免有所出入，但幕府军与京都军兵力来源的分界线，仍可以说相当清晰。由此可见，承久之乱可以说是东国与西国的对决。另一方面，由于这场大战的时间较短，九州地区来不及参与其中，仅有北九州的部分势力加入了京都一方，因而我们不能将整个九州地区全部划入京都阵营。此外，关于承久之乱以后地头分布的情况，田中稔先生分析了京都方面武士的籍贯，他认为京都方面的武士多是西国人，其中又以畿内近国、山阴道、濑户内海沿岸及北九州地区的武士为主。

追随京都方面的守护

除了整体的趋势外，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探究武士个体参加叛乱的动因。

守护一职原本由幕府指派，但在叛乱中，某些担任守护的武士却加入了京都一方，这实在值得玩味。这类武士的名字大致如下：大内惟信（美浓、伊贺、伊势、越前、丹波、摄津，由于不知大内惟信承袭其父大内惟义之位的具体时间，本着便于研究的原则，权且全部归于大内惟信所有）、佐佐木广纲（近江、长门、石见）、小野盛纲（尾张）、安达亲长（但马、出云）、后藤基清（播磨）、宗孝亲（安艺）、佐佐木经高（淡路）、佐佐木高重（阿波），等等。这些守护大都分布在近江以西地区，与京都方面兵力的分布情况一致。由此可见，京都方面基本拿下了畿内近国的战力。

就京都方面的战力而言，有几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点。首先在畿内地区，除去就在京都的山城外，承久之乱后即将发展为六波罗探题的京都守护，一开始就没有设置在大和以及河内（尚无确证）。和泉与纪伊虽然当初都设置过守护，但是1207年6月，后鸟羽院去熊野参拜，由于路上需要各方面的开销，致使和泉与纪伊的守护遭到废除。这件事表明京都方面已经打通了与南海道各国相互联络的通路，且绕道前往伊势、伊贺方向的路线也得到了保证。从该观点来看，熊野参拜只不过是一个用来废除和泉国、纪伊国守护的幌子，废除两处守护的深层动因，不过是在为推翻幕府做准备。

此外，在山城、大和、河内、和泉以及摄津这五个畿内国中，有三国自始至终都没有设置守护，所以只要能够拉拢京都守护和摄津守护，京都方面一来会变得比较稳固，二来更无须惧怕幕府利用这些守护来招兵买马。从整个承久之乱的经过看，摄津守护大内惟信自城南寺聚众起便已加入京都一方。至于京都守护伊贺光季与大江亲广，在被招入后鸟羽院的御所后，大江亲广迫于无奈答应了后鸟羽院想让他们打头阵的请求，而伊贺光季却由于对后鸟羽院有所警惕而拒绝了此事，不料却因此被杀。由此可见，对京都方面而言，掌控畿内五国是何等的重要。

接下来，在考虑地域条件的基础上，让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被称为承久之乱导火索的长江庄、仓桥庄一事。从地理位置上看，龟菊的长江庄、仓桥庄十分靠近摄关家领的长江庄，且其地理位置处于淀川的河口，可以说是连接畿内地区与濑户内海地区的重要枢纽。建保三年（1215）五月，后鸟羽院在高阳院逆修[7]二十一日，人们纷纷献上供奉之物，龟菊献上的是“八种唐药”。龟菊之所以有机会入手此等奇珍异宝，正是因为该地区有便利的交通。因此，当京都方面需要从各地调集兵力，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时，该地区的军事重要性随之凸显。据说，长江庄和仓桥庄由地头北条义时亲自掌管，所以京都方面才视北条义时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正因如此废除地头才变得更加具有军事意义。换言之，较之承久之乱的导火索一说，长江庄、仓桥庄事件倒更像是后鸟羽院决意推翻幕府后，为剔除军事障碍下的一步棋。加之，仓桥庄这块地的所有权与承久时期京都方面的主要人物法印尊长有关。可以说，该领有关系更加印证了笔者的上述推测。

承久之乱：两军兵力分布图（包含推测部分）

虽不知摄津守护大内惟信何时接触了后鸟羽院，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只要该地区的地头还是北条义时，那么对京都方面而言，拉拢大内惟信这位摄津守护将毫无意义可言。从承久之乱的经过看，虽然我们并不明确幕府掌控该地区的意义何在，但双方争夺该地区的行为至少能够说明，该地区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

那么，以摄津守护大内惟信为首的投靠京都一方的诸守护，为何要在沐浴幕府恩泽的同时，吃里爬外，投靠京都方面呢？在这些守护中，大内惟信兼任的守护职位最多。不过据说，这些守护之位大部分继承自大内惟信早在承久之乱前便已去世的父亲大内惟义。1215年，大内惟义与糟屋有久等人，获赐了部分后鸟羽院领地的知行权，一时间可谓享受着镰仓御家人与后鸟羽院的双重恩惠，正如之前在平贺朝雅事件中提过的，大内氏是信浓源氏中有名的一支，然而在源实朝去世后，源氏与幕府的关系逐渐淡薄，这可能导致大内惟信产生了想要脱离幕府束缚、更加独立地行动的想法。

本来在承久之乱以前，逮捕强盗、镇压叛乱以及镇压山中僧人乱斗等军事行动，皆由院厅而非幕府下令执行，所以京都的武士们也习惯于听从院厅的命令展开行动。比如元久二年（1205），在诛杀平贺朝雅的事件中，讨伐军的核心人物——五条（藤原）有范、后藤基清、安达亲长、佐佐木广纲、佐佐木高重等人，无一不是后来承久时期京都方面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除五条有范以外，其余四人在承久之乱时全都兼任着守护一职。

反北条氏的思想

除守护外，其他武士也各怀理由，才会在承久之乱中选择跟随京都一方。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是在源赖朝死后至承久之乱前的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倒幕运动的余党。笔者将在下文中逐一列举。

首先是曾在第三章中提及的筑后武士胜木则宗。正治二年（1200），梶原景时发动叛乱，胜木则宗加入梶原景时一方，因而受到惩罚。而后，胜木则宗获准成为后鸟羽院的西面武士，并在承久之乱中再次与幕府为敌。此外，糟屋氏一族与为北条时政所灭的源赖家的外戚比企氏存在姻亲关系，比企能员的女婿糟屋有季及隶属于后鸟羽院的武士糟屋有久、糟屋有长皆死于承久之乱，而他们的姊妹嫁给一条高能后所生之子一条能氏，也在承久之乱后被枭首。另外，还有源实朝的宠臣和田义盛之孙和田朝盛，他在和田合战中幸存下来，之后奔赴京都，随后在承久之乱中加入京都一方。

军记物语常常强调，这些京都方面的武士有其共同特点，即他们都拥有反北条氏的思想。《承久兵乱记》就曾列举出藤原秀康、三浦胤义、仁科盛远、佐佐木高重等人的名字，然后写道：“这些人对北条义时皆心怀怨恨。”其中，三浦胤义在接到藤原秀康邀请他加入京都一方的消息时，不由得想起了妻子的前夫源赖家及其子荣实均为北条氏所灭之事，于是表现出怨恨北条氏的态度。再说仁科盛远，他在带着孩子前往熊野参拜的路上遇到了后鸟羽院，后鸟羽院见其子相貌俊美，便招其子为西面武士，仁科盛远自己也借此缘由做了西面武士。北条义时听闻此事后，认为仁科盛远蒙受了关东的恩惠，却跑去为后鸟羽院效劳，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便没收了先前赏赐给仁科盛远的两处领地。至此，仁科盛远开始对北条义时心生怨恨。

伊豫的河野通信似乎也与北条氏多有争执。据《河野系图》记载，河野通信虽娶了北条时政之女，但不知为何，由于夫妻二人感情不和，于是河野通信远离了镰仓，加入了京都一方。而河野通信与北条时政之女所生之子河野通久，在承久之乱中一直跟随母亲一方行动，作为幕府军的一员，他曾在宇治川打头阵渡河，并因此立功获得了赞岐国富田庄（之后换为伊豫国石井乡）的赏赐。接着再说说热田大宫司能范及其同族的有范，因与源赖朝的母亲一方保持有姻亲关系，所以他们同样反感北条氏。

除了前述提及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不少人是因为家族内部发生矛盾，于是家族成员分道扬镳，分别加入了京都一方与幕府一方。佐佐木广纲之子势多伽在承久之乱后被抓，本以为可以保住性命，结果却因佐佐木广纲之弟佐佐木信纲的强烈要求而遭到斩首，佐佐木信纲曾对势多伽说：“这一切全因为你父亲对我下手太重，毫不留情。”由此可见，此事皆因家族内部矛盾而起。再比如，三浦胤义在自杀前，曾与哥哥三浦义村及其手下人马遭遇，三浦胤义抱怨说，自己原本可以在镰仓安度余生，但却因为怨恨三浦义村，故在京都受到后鸟羽院的邀请后便参与了叛乱。三浦胤义说罢，兄弟二人皆投身于战斗中。

修行者与后鸟羽院

总的来说，京都方面兵力由一个个的贵族与武士组合而成，而作为集团的西面武士，其核心军事力量却相当薄弱。不过在这其中，虽具体情况仍不清晰，但后鸟羽院与修行者的结合仍然相当惹人注目。

后鸟羽院频繁前往熊野参拜之事早已人尽皆知。但事实上后鸟羽院频频造访熊野的真正目的在于，他希望利用熊野同时具有的圣俗两界的力量即修行的灵力与僧兵的武力来推翻幕府。然而，正如源平合战时期源氏与平家从内部分裂为两方相互对抗那样，熊野的僧兵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虽说在承久之乱中，熊野别当小松法印快实加入了京都一方，但他在整场战争中究竟有多大的贡献，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无论怎样，将熊野的势力收归己用，绝对是后鸟羽院的策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那时，替后鸟羽院镇守熊野的是其护持僧[8]刑部僧正长严。此人于元久元年（1204）被任命为熊野三山检校。此后的承久元年（1219），他又担任了后鸟羽院时期熊野参拜的先导修行者。

此外，后鸟羽的谋划不只考虑了熊野，羽黑山也赫然在列。此处我们必须提及长严的弟子，同时也是承久之乱中的一位主要人物——二位法印尊长。尊长身为僧侣，武艺拔群，据说他十分喜欢牛车竞速，或许正是尊长身上这种特别的气质吸引了后鸟羽院。在承久之乱中，尊长作为京都方面的中心人物活跃于战场，据说他还差点灭了亲幕派的西园寺公经。在承久之乱发生前的1220年12月，尊长被任命为出羽国羽黑山总长吏，我们不知道该职位究竟拥有何种权限，能掌握多大的权力。但总的来说，自镰仓时代以来，人们通常称东三十三国为“羽黑山的领地”，称西二十四国为“熊野的领地”，而九州九国则被称为“彦山的领地”。纵使这些名称与各地域实际由谁统治无关，但只要让长严和尊长分别统领熊野和羽黑山，除彦山的领地九州地区外，一个能够控制全日本修行组织的体系将得以形成。虽说叛乱终未成大器，但我们仍不可轻视叛乱中的潜伏力量。

尊长是一条能保之子，他曾在延历寺修行，还曾当过法胜寺的执行。由于一条能保娶了源赖朝之妹的缘故，一条能保与其子一条高能都是亲幕派成员。然而，在承久之乱中，一条高能同父异母的弟弟一条信能与尊长都选择了追随京都一方，甚至一条高能自己的儿子一条能氏也追随了母系的糟屋氏，他们都表现了极为鲜明的反幕态度，因而在承久之乱后，一条信能与一条能氏均被处死。一条家对幕府的态度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与其说是因为人各有志，倒不如说这是在源赖朝死后，一条家与幕府的关系变得疏远所致。1197年与1198年，一条能保和一条高能相继去世。而1199年源赖朝去世之后没多久，第三章所提过的三左卫门之变便爆发了。如果说三左卫门之变的起因是一条能保与一条高能死后，一条家对自身的没落感到愤慨，那么一条家之人与作为三左卫门之变当事人之一的后藤基清在承久之乱中选择加入京都一方，应该也是出于相同的理由。

承久之乱失败后，尊长从追兵手中逃脱，随后销声匿迹，想来他多半是得到了熊野或是与其相关的吉野方面的暗中相助。据《明月记》记载，安贞元年（1227）年初，有传言称尊长在吉野的奥十津川，以还俗之人的身份做了十津川居民的女婿，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同年六月，因他人告密，尊长与和田朝盛被六波罗的武士围困在京都油小路附近的小屋中。尊长进屋本想避开追兵，在此自尽，不料却遭擒获并被装上车送往六波罗。在这之后，尊长曾要来一些冰块，吃毕换上寿衣，洗净双手，高悬佛像，大声念经。据说，当时看到他这副静待死亡之态的人，无不赞叹。由此传闻隐约可见，尊长似与吉野、熊野之间有所关联。而且同年，熊野方面也好像出现过某种异动。据《吾妻镜》记载，六波罗方面曾得到消息称，在这年二月，熊野山发生混战后，僧众曾一度起事，他们移动神圣之物，准备出发前往京都。除此以外，《明月记》也记载有传言称，为了迎接被流放的土御门院，熊野的恶党聚集到阿波，意欲挑起大战。

迈向全国政权的第一步

尽管事先做了各种努力，但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京都方面还是惨败了。且不论每个人的动机如何，通过承久之乱，幕府算是清扫了引起内部纷争的武士，以及反对北条氏当政的武士，从而以北条氏为首的幕府中枢得到了稳固与统一，幕府方面终于可以更加稳定地实行统治，这是承久之乱最大的成果。

可以说，京都朝廷与维护东国武士利益的源赖朝政权，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一种相互妥协的关系，而如今这层相互妥协的关系有了一道新的裂痕，这道裂痕就是承久之乱。过去，源赖朝曾在心中设想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而如今，通过承久之乱，以北条氏为首的幕府，终于向着这一设想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在整个天皇与朝廷的历史中，承久之乱具有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并能影响思想史般的重大意义。在承久之乱结束后，后鸟羽院下达了这样一份院宣（承久三年六月十五日）“此次战争，绝非吾之计谋，而系谋臣之意。而今听凭请愿下达院宣”，想必此时后鸟羽院就像后白河院当初听凭平氏、源义仲、源义经的意愿那般，不过是效仿先例，随意颁布院宣罢了。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天皇与京都朝廷便两次将如此不负责任且缺乏判断力的行为暴露在世人眼前，人们痛感天皇与京都朝廷已经没有政治责任感可言了，天皇不过是一枚可以交由政治势力随意取舍的棋子。

据说，天福二年即文历元年（1234）五月，四条天皇出席了新日吉的小五月会。活动结束后，四条天皇准备打道回府，结果却发现武士们的车正争先恐后沿道路飞驰而去，丝毫没有要顾及天皇在场的意愿。这令当时前去供奉的人十分慌乱，一些前来观看活动的民众爬上庭院内的大树，却导致树枝折断，砸坏了天皇所乘之车。此事虽小，但我们足可窥见天皇威严一落千丈的事实。

承久之乱以后，为了强化京都守护的功能，幕府便指示叛乱中曾待在六波罗的北条泰时和北条时房，继续驻守当地，负责监视朝廷的一举一动，同时管辖以京都为主的尾张以西诸国。这便是幕府统治西国的核心机构——六波罗探题之始。此后，六波罗逐渐发展为可以自行裁决诉讼、如小幕府一般的机构，直至幕府灭亡。

后鸟羽院失势后，幕府将后鸟羽院所拥有的大片领地赐予了后高仓院，但这些领地的处置权仍然收归幕府所有。此外幕府还没收了支持京都军的贵族、武士的领地，并把它们赏赐给御家人，据说这些领地共有三千多处，其中大部分位于西国地区。借此东风，幕府开始将统治领域扩张至西国，并委派御家人成为各片领地的地头。为了与以往的地头（本补地头）有所区别，这些新设置的地头又被称为“新补地头”。而有些地头的所辖区域，因为此前从未设置过地头，所以在抽取所得的问题上并没有前例可以参照，故多与其更上级的土地所有者围绕所得问题产生争执。于是针对这种情况，幕府规定每十一町田地，须分地头一町，每一反土地，须征收五升加征米，这就是所谓的“新补率法”。

承久之乱后的守护、地头统治图

东国的武士在西国获得了新的领地，其族人有时也会前往新的领地，这便带动了东国与西国之间的人员交流，算是一种战乱后不可忽视的现象。不过，虽然统治权开始延伸至西国，但幕府并没有改变不干涉本所[9]与领家[10]诉讼的立场。因此，我们很难说幕府已经开始正式建设全国性政权了。

第四节　荒凉的京都与饥荒

强盗与盗贼团伙横行

承久之乱后，天子脚下的京都一片荒凉，这既是指众人眼前所见之景象，亦是指人们心中对作为政治主体的朝廷的一种绝望。

朱雀大路本是通往大尝会的重要道路，它与大极殿的正门相连。所以朝廷会对其进行修缮并严禁人们在此耕作。但是，就在承久之乱结束后第二年的四月，有人开始在此耕作。这一时期之后的京都更是展现了一种社会衰退的景象：强盗、盗贼团伙出没，山僧横行作乱，与时代脱节的贵族们更是骄奢淫逸、愚蠢怪诞、腐败至极。

和歌歌人藤原定家十分关心京都的此类社会现象，他凭借自己对社会变化敏锐的观察，将所见所闻全部事无巨细地记入日记之中。可以说，藤原定家的日记《明月记》是记录当时京都风俗最为全面的史料。以下记述多出自《明月记》。

先是强盗与盗贼团伙横行作乱之事，正如前文所述，盗贼横行，接连不断，故下文将以类似年表的形式一一举例叙述。

嘉禄元年（1225）三月十五日，嵯峨洞院殿的女儿于夜半从广隆寺返程时，在广泽池附近遇上了盗贼团伙，随行的武士丧命，驾驶牛车的童子被斩首。此前不久，盗贼团伙闯入位于嵯峨的某左卫门尉的宅邸，当这批盗贼正欲返程时，遇上了这辆牛车，于是他们赶走随行武士与牛童，并扒去了车中女子的衣服。

嘉禄元年（1225）十月四日，昨夜有六十多个盗贼闯入七条院的太秦御所，致使三四个警卫受伤。

嘉禄二年（1226）二月十四日，有京都的赌徒在前宰相中将信盛家门口至筑垣一带设座聚众玩双六，信盛家的家仆前来制止，但那些赌徒全当家仆所言是耳旁风。于是，信盛将此事禀告了六波罗，最后这些人全被逮捕，每人都削了鼻子，断了两根手指头。

藤原定家　和歌歌人，《新古今和歌集》的编撰者之一，留有日记《明月记》（藤原信实绘）

嘉禄二年（1226）十月六日，几日前的晚上，窃贼冒雨闯入源通具家的土仓，抢走了三百贯钱、一壶沙金、六十匹浓州桑丝及若干铁锹和锄头。

安贞元年（1227）正月五日，天刚亮时，鸭社的族人犬王大夫家中进了盗贼，一番大闹之后，盗贼团伙朝着一条的方向逃走了。

安贞元年（1227）正月二十八日，昨夜，长伦朝臣位于近卫之南、京极之东的家中来了一伙盗贼。

安贞元年（1227）八月十三日，住在九条道家宅邸附近的闲散人员合伙商量，意图闯入九条道家家中实施抢劫，最终计划泄露，四名主谋被抓。

安贞元年（1227）十月四日，深夜，藤原定家宅邸以西不到一町远的某户人家遭了贼，有一女子被杀。

宽喜二年（1230）四月九日，近来盗贼活动异常频繁，盗贼不仅闯入某僧都[11]白川的房中，还杀死了僧人近卫法桥的妻子。

宽喜三年（1231）二月六日，昨夜，北边的毗沙门堂以南，有一户人家进了盗贼，这一区域似乎常有盗贼团体出没。

宽喜三年（1231）二月二十五日，某前任大臣带着一名侍从正欲通过鹰司河原，结果遇上了强盗，主仆二人被扒去了衣裳，最后不得不光着身子回家。整个京都的男男女女想要出入郊外变得十分困难，并且就在上个月，某位大纳言在鸟羽造路上也遭遇了同样的事，随行的侍从三人皆被夺去了马鞍。

宽喜三年（1231）六月三日，夜半时分，盐小路西洞院附近发生了火灾。据说是因为盗贼团伙想要围攻这一带的富豪宅邸，未曾想宅邸守备森严，盗贼团伙无机可乘，于是只得放火离去。

日记内容大致如上所述。盗贼之所以十分猖獗，是因为战败后京都朝廷已经完全失去了兵权，因此他们也不再拥有能够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备力量。但事实上，竟也有不少贵族和僧侣做着窃盗之事，可他们毕竟不为生活所迫，所以比那些无名的盗贼更为人所唾弃。

贵族社会的衰退

举个例子，由于人们在由后鸟羽政权台面下的实权者卿二位一手带大的前右中将忠嗣的住所，发现了盗贼经常使用的器具，如：铠甲、弓箭、火把等，致使忠嗣参与盗贼团伙一事败露，于是卿二位命其剃度并将其送入高野山。堂堂右中将竟会做出此种与盗贼同流合污之事，实在令人震惊，但就当时的贵族社会而言，这确实算不上稀罕事。又比如，负责取缔违法行为的检非违使别当藤原实基，曾出手打伤自己的随从青侍。此外，还有前右马头公广，因偷偷娶了自己的侄女，而被父亲实教断绝了父子关系。

在这些事件中，权大纳言藤原基嗣在前往日吉神社朝拜的路上，命骑马的侍从围住平光盛的女儿并将其劫走一事，可谓最为恶劣。据说，藤原基嗣是因为听闻平光盛之女继承了家产，十分富有，于是才起了夺财之心。最终，此事促使藤原基嗣的父亲藤原师家特意从天王寺的别墅骑马赶到京都，专程解释此事。除此之外的其他小事件，例如：源通具要在较小的地方新建住宅、于是源具实借天皇之命前去二条大宫的泉水中盗取奇石，等等。综上所示，这些都还只是贵族社会衰退现象的冰山一角。

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早已不遵守法律规则，更不分地位高低，众人皆靠实力来满足一己之私。在检非违使行兼二儿子的家中，正当仆从准备趁主人外出期间把堆在路上的草料搬入门内，便有一个男人冲过来，抱上草料就逃跑了，仆从一边高喊“偷草贼”，一边往外追，其他家臣却拦住了仆从。于是，偷草的男人就这么跑掉了。没想到的是，这个男人之后又带着一堆同伴回来了，这一伙人闯入门中，还向别人家扔石头。这下，遭人愚弄的家臣坐不住了，他们一个个拔剑而出，冲了上去。最终，十多个闯入者逃的逃散的散。据说，这些闯入者还是参议右大弁平范辅的随员。

这里提到的平范辅是当时仗势欺人的贵族之一，不过比起与幕府勾结且被人们称为“只要大相（西园寺公经）愿意，福原平禅门（平清盛）亦不在话下”的西园寺公经，平范辅根本上不得台面。据说，西园寺公经丝毫不顾及民众之悲苦，在建造新堂时，他下令强拆了欢喜光院以北及四周二町的民房，当时宽喜饥荒将至，如此行径更加展露出高级贵族目中无人的姿态。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关于西园寺公经骄奢淫逸的传闻，比如：西园寺公经曾每日命人运送二百桶有马温泉的热水至吹田的住处；西园寺公经曾派出唐船将桧木造的三间四面建筑物进献给中国皇帝，作为回礼，中国给了西园寺公经的使者十万贯钱、无数珍宝，以及一只会说人话的鸟（鹦鹉）和一头力量足以以一顶二十的水牛。

当然，不只西园寺公经，据史料记载，其他贵族的生活也十分奢靡。1226年，当时担任六波罗探题的北条时氏，将一只羽毛带绿、头顶泛红、脖颈有一圈白的“唐鸟（鹦鹉）”送给了待在镰仓的藤原赖经。当时，京都十分盛行饲养中国渡来的鸟兽，所以达官显贵们争先恐后从商人处入手这些鸟兽，竞相把玩。据说，在源通具下葬时，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家眷身着各种布衣，骑马随行，每匹马前均有火把照明，下葬队伍浩浩荡荡，宛如天皇出行。这也算是当时贵族崇尚奢靡之风的一种表现吧。

在临近官职任命的时期，贿赂行为愈发猖獗，想必人们都认为，在这一时期行贿赂之事最富成效。藤原定家曾为此慨叹道：“人脉甚广之人沉湎贿赂，却不晓贫穷之人的哀叹。”可以说，如何才能出人头地，成了当时全京都人最关心的事情。

凭借不断更换妻子而一步步飞黄腾达的前大纳言藤原实宣，可谓是这种风潮的引领者。起初，藤原实宣做了藤原基宗的女婿，后来他又抛弃前妻改娶平维盛的女儿。再后来，到了壮年期，藤原实宣竟然与名震关东的北条时政成了翁婿。不仅如此，藤原实宣后来又将家中的土地赠予了后鸟羽院身边的卿二位，以此换回了藏人头、参议之职，紧接着在担任了检非违使别当之后，藤原实宣顺利爬上了纳言之位。其后，藤原实宣的妻子亡故，他娶到了卿二位抚养的源有雅年轻的女儿，顺便兼任了左卫门督一职。然而，在承久之乱中源有雅被处死，藤原实宣便立马将这位年轻的娇妻扫地出门，继而仗着自己是后堀河天皇乳父的身份，继续耀武扬威。由此可见，藤原实宣见风使舵的功力真可谓是无人能出其右。

僧侣们的恶行

世道皆如此，僧侣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那时僧侣们同样也在四处作恶。

据说，曾有一位住在奈良北山的僧人擅用花言巧语欺骗女性，当他欺骗到第三个人时，不巧被人察觉，后被斩断了脖子。此外，法胜寺的承仕法师有两个孩子，他们为了有钱赌博，登上了九重塔并偷走了塔顶的九轮五金装饰。另外据传，大和葛上郡有一位名叫显识的僧人，他曾被查出在大雨夜放火烧过东大寺的敕封仓，以此偷走了其中的宝物。

宽喜元年（1229）三月，一位日吉二宫的杂役僧人在京都杨梅町附近的一幢民房内为催债做了很过分的事，因而他与六波罗武士的随从爆发了争斗，结果该僧人被杀死。为此，比叡山的山僧聚众闹事，可六波罗方面也绝不让步，于是双方矛盾激化。在比叡山，山僧穿上盔甲准备随时开战。而在京都城内，来来回回的武士穿梭在大街小巷。最终，在比叡山方面扬言要终止日吉祭的威胁下，朝廷只得低头。但就这样，事情也仍然没有终结，一直不肯屈服的六波罗探题北条时氏遭到收押，左卫门尉三善为清被流放到了日向，前左兵卫尉大江贞知则被流放至大隅。至此，事情才算是告一段落。此次事件的起因是僧人放高利贷，那时僧人放高利贷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即便有些事没有闹出很大的动静，但抓住叫嚣着从路人手中夺剑的四名僧人，并将他们扭送去六波罗之事，已经算是日常之事了。

此外，携带武器的僧人也常常互相打架斗殴。

安贞二年（1228），兴福寺的杂役在多武峰割草料时被多武峰的恶僧所杀，结果南都的僧侣为了报复，便一口气烧毁了多武峰六十多间僧房。此外，天台宗的僧徒也曾因一报还一报而火烧了清水寺。天福元年（1233）二月，在比叡山，无动寺门徒袭击了东塔南谷的两幢房屋，而南谷方面也不甘示弱，他们又反攻了无动寺，双方你来我往，交战了数个回合。当时南谷方面兵分三路进攻，虽其中两路被截，但从谷底进攻的一路还是成功突围，并毁坏了无动寺的两幢房子，返程途中，这群僧人甚至唱起了“快乐啊水”的歌。在此次事件中，双方死伤惨重。据说后来无动寺甚至还想再偷袭一次南谷。现在回想起来，此次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南谷的杂役僧因在无动寺境内砍柴，所以遭到了无动寺僧人的袭击。但单从事件的发展过程看，这哪像是两个佛寺，这根本就是两个暴力团体在互相打架斗殴啊！据说，当时的天台座主——尊性法亲王尤爱武艺，于是其身边侍奉的僧人也都难免身披铠甲、携带弓箭，家臣簇拥。

僧人作恶的事件频发，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除这些僧人的武装。1228年11月，幕府下令各山各寺的僧人都不许携带武器。随后，实检使从六波罗拿着命令书来到高野山，将高野山的大小寺院全都翻了个遍，把搜出来的武器堆到大塔的庭院中，将它们付之一炬。尽管此后幕府仍然禁止僧侣携带武器，并规定逮捕的僧侣必须送至关东，但是阔绰的僧侣仍旧可以携带武器、逍遥自在，被抓的却全都是贫穷的山僧。这种取缔武器的措施在实践层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正如解除僧人武装之事所展现的，荒废的京都只能靠拥有武力的镰仓幕府的代理机构——六波罗探题来维持治安。由于内廷中没有足够的泷口武士担当警卫，于是院厅要求各家祖上当过泷口武士的家庭必须选出一名男子担任泷口武士，加之将军也下令支持，于是小山、下河边、千叶、秩父、三浦、镰仓、宇都宫、氏家、伊东、波多野等氏族纷纷响应号召。但是综合来看，这些兵力完全无法维护京都的治安。

据史料记载，为了应对盗贼团伙作恶，当时京都半夜各处均有骑马的武士把守，有时候武士们还会燃起篝火，彻夜警备。然而正如藤原定家等人所言：“武士巡逻毫无作用”“即便有警卫，盗贼们依然连夜害人”，从表面看，人们似乎并不认同武士巡逻的效果。宽喜二年（1230）六月，随着北条时氏离世，身为六波罗探题的北条重时欲返镰仓。此时，京都城内流露出一种北条重时一旦不在，京都必然“夜间大乱”的不安。接受朝廷挽留，决意留在京都的北条重时写道：“没有什么比京都的安全更为重要。”由此可见，人们对武士的警备多少抱有些信心。

此后的嘉祯四年即历仁元年（1238）六月，北条泰时决定在京都市内各十字路口设置篝屋，并由御家人在此担任警卫。《民经记》评价，该项措施实施后，“近年来，家家户户入夜平安，高枕无忧”。《叶黄记》也写道，多亏北条泰时在京都各关键地点设置了维护治安的武士，令整夜篝火通明，大家才能睡个安稳觉。但与此相反的是，平经高等人却毫不信赖这些武士的警备。这些警备究竟有多少成效，说到底还是看各人自身的体验。

“宽喜大饥馑”

公元13世纪上半叶还发生了一件波及整个社会的重大事件，即粮食收成不好，大饥荒随之爆发。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尚不稳定，因此因气候异常所引发的饥荒也很难避免。前一次全国性的大饥荒发生在源氏与平家刀光剑影的1181年至1182年间。如今，时隔约半个世纪，大饥荒再次席卷全国。1230年旧历的6月，武藏、美浓降雪。7月，诸国纷纷降霜。异常的气象导致全国性粮食大减收，最终被人们称为“宽喜大饥馑”的饥荒，从此时一直持续至第二年方才有所缓解。

据《百炼抄》记载，1231年，从前一年开始的全国性大饥荒导致尸骸遍野。《百炼抄》评价说，此次饥荒堪称“自治承以来最严重的饥荒”。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饥荒并不是突发性的，其实从数年前起，收成锐减、风水不顺之事就已时有发生。据说，1227年便已出现过饥荒、天象异常变化及麻疹蔓延等情况。在京都，川原一带的死尸更可谓是多如牛毛。另有记载称，1228年秋，镰仓及京畿地区[12]甚至还刮起了台风。还有记录写道，1230年6月，朝廷下令每石米定价一贯钱，西国方面遵照执行。这也是朝廷为抑制飞涨的米价而做出的决策。

关于1230年诸国的情形，《明月记》在同年11月的内容中有如下记载：“近来坊间传闻，诸国各处的麦子长势喜人，适宜食用。我对此深表怀疑。今日，我亲眼见到麦子结穗，仿佛置身三月间，听闻今年的草木与往年大有不同，樱花还没到花期便猝然绽放，竹笋也冒了出来，还有很多人用它来果腹。”由这段文字可见，1230年的春夏两季十分寒冷，秋冬两季却异常温暖，这完全颠覆了季节循环往复的规律。其他史料也有记载称，1230年降霜降雨致使农作物无法成熟，12月时竟有蟋蟀鸣叫，幼雀与麦穗时常可见，布谷鸟的啼鸣不绝于耳，这一切的“异象”引发了饥荒。再如“12月18日前所未有地听到了蝉鸣”等，很多史料都记录了那时的气候异变。

正因为1230年粮食收成锐减，京畿地区才会在第二年出现那般惨状。接下来，让我们借《民经记》的内容，感受一下当时的状况。

三月十三日，牢狱中的囚犯因食物短缺已精疲力竭。

四月六日，饿殍遍地。

五月三日，每町基本上都有一两个被抛弃的孩子。

六月四日，经过这段时间连日的大雨后，鸭川水位暴涨，已没及两岸，原本弃置于川原的死尸在两岸堆积成山。

七月一日，今夜天皇外出至持明院殿忌方向，而后听闻大宫大路尸横遍野，其情形已无法用语言形容。给天皇抬肩舆的轿夫，因饥饿力尽倒在半途之中，于是临时换了武士替上。

关于当时的饥荒情况，《立川寺年代记》在“宽喜三年夏季，全国饥馑蔓延”一篇中写道：“人们开始食用平时不吃的牛马，全天下的人口也减少了三分之一。”此外，在这篇记载中，还有一处记述引人注目，即“各国大鼠大量繁殖，吞尽五谷杂粮”，不过文章中并未写明鼠类数量暴增的原因，这或许与每六十年至一百二十年才开花结果的竹实有关。《民经记》也记载了鼠类过度繁殖一事，据说就是因为山中的竹子结果后，鼠类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因而鼠群得以大肆繁殖。然而，当鼠群过度繁殖后，竹实已不能满足其日常需要，于是鼠群便将目标转向了农作物。

在大饥荒中，京都市内竟然有人拉帮结伙前往富豪家中蹭吃蹭喝，甚至强行借走钱粮，然后再私下分配。在当时的情况下，已有不少人对次年农作物的收成情况丧失了信心。《民经记》里也有记载称，“明年应该也是饥荒”，在麦种的价格升至“一石二斗米可换三斗麦种”的地步后，不仅是大米，麦子也陷入了供应危机。饥荒一直持续到贞永元年（1232），即便到了当年五月，京都的鸭河原地区也仍然是饿殍满地。

鸭长明曾在《方丈记》中如此描述养和饥馑：“京城之内……路上皆是饿死骨，其数四万二千三百有余……加之周边各地，总数不堪设想。”可以说，这幅宽喜大饥馑的地狱图卷，较之之前的养和饥馑，实在更胜一筹。

不过，民众受苦归民众受苦，京都的贵族却依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1231年4月，秀仁亲王御所成立的庆祝仪式在内廷举行，有两三个下人从东边公卿座位前的楼梯爬到御殿，想要偷走座前的食物，结果他们被庭上的侍者从勾栏上推下，逮捕，赶走。即便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下人的叫喊声依然清晰入耳。毫无疑问，当时的贵族对这种由“全国饥馑”引起的“一片狼藉”早已是司空见惯。

记录下此事的广桥经光，在这一日的内容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社会十分不安稳。”然而，距此两个月之后，秦久清为了满足中宫九条竴子（藻璧门院）产后的愿望，在北野的右近马场举办了赛马大会。此时的情况较之以前有了些许不同。当时九条竴子的父亲九条道家及外祖父西园寺公经都参加了大会，但是由于前来观赏大会的车马多到影响了赛马的地步，虽然前面一两个人成功出发了，但是侍从却落马了，于是最终只得终止了比赛。对此，广桥经光曾自问：“在这遍地尸骸的饥荒时期赛马，是否有违神明的意志？”这说明当时的贵族社会似乎也有反省的迹象。

面对这样的大饥荒，当政者倒也不是毫无作为。即使抛开已“鼓励发展农业”这种临时抱佛脚、远水不解近渴的举措不谈，朝廷也曾提倡人们不要用麦子代替草料喂牛马，以确保人类能拥有足够的食物供给，更决定开仓发放稻谷以供赈灾之需。但朝廷真的实施了这些政策吗？这些政策又是否富有成效呢？

在这一时间点上，幕府的举措反倒是比朝廷的举措来得更加切实有效。据说，北条泰时在伊豆、骏河等地给饥民发放出举米，之后还宣布1230年8月8日之前的出举[13]全部利息减半。如此看来，还是幕府施行的政策更加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藤原定家所撰写的记录称，据闻在大饥荒中，据说在执权北条泰时级别以下的幕府掌权者，全都必须减少自己的日常饮食。鉴于《吾妻镜》早就写过幕府明令禁止御家人过奢侈的生活，所以藤原定家所述的这段传闻多半属实。不过，如果该传闻有虚，那么它想必也是那些祈求能有代替寻欢作乐酒池肉林的朝廷和贵族的当政者出现之人所编造的吧。在跨越了承久之乱后，此时的幕府已经成了能够代替朝廷秉“公”行政的机构。

[1]敕撰集，奉天皇、上皇等的命令编撰的和歌集和汉诗文集。

[2]竟宴，进献敕撰集后在宫中举行的宴会。

[3]上达部，摄政、关白、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中纳言、参议及三位以上者的总称。

[4]殿上人，获准进入宫中清凉殿的人，为三位以上官员和四位、五位中的部分官员以及六位的藏人。

[5]检非违使，官职，有“检察非违（非法、违法）的天皇使者”之意，管辖京都的治安维持和民政。

[6]三神器，即八咫镜、天丛云剑、八尺琼勾玉，是日本天皇代代传承的宝物。

[7]逆修，生前为自己死后做佛事。

[8]护持僧，在清凉殿二间护持天皇的僧人。

[9]本所，日本庄园制下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庄园领主，位居领家之上。

[10]领家，庄园领主，日本庄园的上层占有者之一。

[11]僧都，日本僧官之一。

[12]京畿地区，京都及其周围地区。

[13]出举，日本中世的一种有偿借贷制度。

第五章
幕府的确立与武士社会

第一节　北条泰时继承职位

源赖朝期待之人

贞应三年即元仁元年（1224）六月十三日，执权北条义时自知病入膏肓，在得到将军藤原赖经的允许出家后，北条义时于巳时离世，享年六十二岁。北条义时过去患有脚气病，后来又患上肠胃病，身体自是不堪重负。不过承久之乱的核心人物尊长在被押送至六波罗后曾大叫道：“快砍了我的头，不然就用北条义时的妻子给北条义时吃的毒药杀了我。”有传言便称，北条义时是遭妻子毒害而亡的。数日后，北条义时去世的消息传至京都。

当时继承北条义时之位，担任执权一职的便是主导镰仓幕府的北条义时的嫡子北条泰时，此时的北条泰时四十二岁。目前我们只知道北条泰时的母亲被称为“阿波局”。此外，我们对阿波局的详情一无所知，或许是因为她去世过早吧。

《吾妻镜》记述了数段赞颂北条泰时的佳话，尽管内容多少有些美化，不可尽信，但它们不失为一份了解北条泰时的资料。例如，北条泰时幼名为“金刚”，十岁的金刚在玩耍时，巧遇了一位骑马而过的御家人，这位御家人名为多贺重行。多贺重行见金刚还是个孩子，便未行下马之礼，策马扬鞭而去。源赖朝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他认为所谓的礼仪并不在于对方的长幼，而在于地位的高低。于是，源赖朝怒斥多贺重行，怎能将金刚视作是与自己地位相同之人。多贺重行听罢，慌张辩解绝无此事，而此时北条泰时也站出来袒护多贺重行。最终，源赖朝决定对多贺重行的这种不诚实的态度施以重罚。与此同时，源赖朝却很欣慰北条泰时能够袒护他人。于是，源赖朝赏赐了北条泰时一把自己常年佩带的刀。且不论此事真伪与否，当时的源赖朝的确对北条泰时抱有很大的期待。在北条泰时元服之时，源赖朝还曾亲自给北条泰时戴上乌帽子，甚至北条泰时最初的名字北条赖时，也有一字取自源赖朝之名。北条赖时把名字改为北条泰时则是再往后不知何时之事了，也有记载说，改名之事发生在源赖朝去世的一年之后。

北条泰时的信　承久三年七月十二日的信（出自《岛津家文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而另一方面，北条泰时也十分尊敬源赖朝。在源赖朝去世后，北条泰时每每去法华堂为源赖朝吊唁祈福，皆不曾踏入堂上。有人问其缘由，北条泰时表示，源赖朝生前便不与自己处在相同地位，而今源赖朝亡故，自己更加不能这么僭越。再看这一段，北条泰时随将军藤原赖经一起前往京都时，坊门忠信曾前来求见，北条泰时以风寒为由拒绝了请求。那么，坊门忠信为何要求见北条泰时呢？那得追溯到承久之乱时，坊门忠信曾因追随后鸟羽院一方差点被定罪，后来北条泰时从中斡旋，坊门忠信才得以脱罪。而坊门忠信此次求见，正是希望借此机会向北条泰时表达谢意。北条泰时知是如此，故回绝了他。

这些记载无不展露出北条泰时正直、谦逊的一面。《吾妻镜》以外的史料也都对北条泰时的为人持同样肯定的态度，想必这就是北条泰时较为真实的形象了。正因为北条泰时有如此秉性，所以他才是能稳住幕府的不二人选。

建保六年（1218），北条义时担任统治御家人的要职侍别当。北条泰时似乎巩固了其作为北条义时继承者的地位，但1224年北条义时死后，北条泰时却并没有顺利就任执权之位。那时，北条泰时在京都收到北条义时不久于人世的消息，马上便于6月27日返回镰仓。而此时距离北条义时逝世，已过了大约两周。北条义时的继室伊贺氏与其弟政所执事伊贺光宗等人，那时预谋将伊贺氏的女婿一条实雅推上将军之位，以便让伊贺氏之子北条政村担任执权一职。曾在北条政村元服时赐予其乌帽子的三浦义村，也被伊贺氏等人拉入其中，因为三浦氏是自幕府创立以来便颇有实力的豪族。有传闻称，北条泰时从京都赶回镰仓正是为了讨伐北条政村。因而，北条政村的周遭一片哗然。

最终，对北条泰时有较高评价的北条政子，妥善处理了这一危局。6月28日，北条泰时抵达镰仓，初次拜见了姑母北条政子。随后，北条政子命北条泰时、北条时房二人为将军监护人，担任执权。那时，北条泰时认为姑母的决定为时过早，便去与入道觉阿（大江广元）商量，入道觉阿也表示当下人心惶惶，确实应该早做决定。

另一方面，北条政子深夜拜访三浦义村，劝其打消别的念头，并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意欲让北条泰时继承北条义时之位。经历该过程后，北条泰时最终成为北条义时的继任者。成为执权的北条泰时处置了一条实雅与伊贺氏。在遗产分配的问题上，北条泰时则厚待了弟妹。即便对待其弟北条政村，北条泰时也本着促进族人和谐共处的原则，流露出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执权从北条义时转变为北条泰时，即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创立幕府的先辈们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北条义时死后的第二年，嘉禄元年（1225）六月十日，入道觉阿去世，同年七月十一日，北条政子也离开了人世。亲眼看到优秀的北条泰时成为北条义时的继任者，北条政子心中的石头想必早已放下。据记载，入道觉阿享年七十八岁，北条政子享年六十九岁。

承久年间，藤原赖经从京都赶赴镰仓就任将军一职。1226年1月，藤原赖经被任命为右近卫少将，继任征夷大将军之职，并被授予正五位下的品阶。1225年12月，由于掌握实权的北条政子离世，为了稳定幕府的政权，必须得有人来担任将军一职，于是年仅九岁的藤原赖经元服。

设立评定众

在北条泰时最初治理国家时，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北条泰时于1225年年末设立了评定众一职，任职人选从熟悉政务且资历较老的御家人中选定。在此制度下，幕府的运营及御家人诉讼事件的审理都须交由评定众合议决定。最开始即被任命为评定众的人有：中原师员、三浦义村、二阶堂行村、中条家长、町野康俊、二阶堂行盛、矢野伦重、后藤基纲、太田康连、佐藤业时、斋藤长定，共计十一名御家人。随着评定众的设立，幕府的诉讼处理变得不易受到权力者的影响，也相对更为客观。最终，幕府将这些诉讼经验积累成了《御成败式目》（后文中将简称为“式目”）。

评定众运行到第七年贞永元年（1232）的八月，式目公布至第五十一条，式目开始与其他单行法[1]一同构筑起较为完整的幕府法体系。式目以外的单行法，包括较之式目更早颁布的单行法，全部被统称为“追加法”。

编纂式目的北条泰时，曾写信给正在京都担任六波罗探题的弟弟北条重时，借此留存的书信，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北条泰时编纂式目时的想法与心境。书信共有两封，一封写于1232年8月8日，另一封则完成于同年的9月11日，内容大意并无太大的差异，其中的要点如下：

① 诉讼时，遇到相同的争议问题，不可因当事人地位的高低与权力的大小，得出不同的判决结果，应预先建立式目。

② 依据式目，纵使是不识字之人，也能预先有所思考，判决更不会被太过草率地随意更改。

③ 原本应依据律令格式等公家法进行裁决，但由于在地方上知晓公家法之人甚少，所以在不知法的情况下，地方多有因谋划偷盗或是夜袭等重罪行为而毁掉人生之人，原本不知法之人，若是事后依据公家法来裁定，仿佛不知不觉中落入了某种圈套。因而，源赖朝甚至历代将军都未曾依照过公家法来进行裁决。尽管京都等地会嘲笑式目是无知的蛮夷武士七拼八凑制定出来的东西，但如若不事先制定式目，今后恐怕将更是无法可依。

④ 让关东的御家人、守护所、地头学习式目。

⑤ 式目所不能覆盖的点，可在日后补全。

⑥ 式目的内容并非参照具体的法典而作，它是一种对合理性的说明，供武家之人使用，因而式目不会影响到京都朝廷的决策及律令规定等内容。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纵使已经预想到会招来贵族“无知的蛮夷武士七拼八凑制定出来的东西”的嘲笑，但北条泰时的态度依然不卑不亢。甚至“它是一种对合理性的说明”一句表明，北条泰时自信于新的武家法必将优于不切实际、毫无效力的公家法。

镰仓幕府初期，少有文章抒发东国人的情感。所以从这一点看，式目和北条泰时的书信可以说是极其稀有之例，它们表现出东国人自认是“蛮夷”的一种意识。

式目的最后是幕府负责裁决的奉行人的联署：①判断是非时，不能受亲疏远近与个人好恶的影响；②但凡认为合理的，无须忌惮其他奉行人及有权势之人的判断，可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③对于已做出裁决的事件，如果出现问题，所有参与裁决的奉行人均负有连带责任，且参与判决时需要以虔诚的态度向神佛起誓。此处的署名人是，此前提到的十一名评定众，再加上北条泰时和北条时房，共计十三名成员。正如石母田正先生所评述的，这段文字彰显了裁决团的责任感与道德观，它富有崇高的精神色彩。

在幕府裁决中，除了政治背景外，并没有硬性指标能够衡量奉行人的公正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但是“非勘”，即在进行了错误的裁决后会受到相应处分的事例，倒是证明了幕府重视裁决公正性的态度。譬如其中一例：仁治二年（1241）五月，担任问注奉行的大江以康和纪伊五郎兵卫入道寂西，以及同七左卫门尉重纲，在处理陆奥国小田保追入、若木两村的争端时，因为做出了错误的裁决，而各遭没收了一处领地，以示惩罚。纵使没有详细记载可以查证该裁决的具体内容，但由该事例可见，在裁决中裁决人必须具备相当严格的公正性。

第二节　《御成败式目》与幕府诉讼的特征

简洁的武家法

除《吾妻镜》及其他文书的记载之外，从源赖朝到源实朝的源氏三代将军在处理纷争时，由于并无一种成型成文的法律规范，所以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程序上，每个个案都必须依照其纠纷的不同，逐一下达新的判决。

因此，可以推测，只要源赖朝的裁决与京都朝廷的权限不发生冲突，裁决基本上都可以被即刻执行。例如，鹿岛神宫的神主[2]中臣亲广与下河边政义，围绕常陆国橘乡的问题多有不快，文治元年（1185）八月，双方被“召至御前（源赖朝面前）进行裁决”。在一年半之后，夜须行宗与梶原景时又因为坛浦之战论功行赏的问题爆发了争执，源赖朝同样将二人招至面前裁决。每次做出裁决，源赖朝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建久四年（1193）大江行义之女上诉称，美作的领地遭梶原朝景抢夺，源赖朝在询问梶原朝景后，反而觉得梶原朝景更占理，但梶原朝景并非穷困到非要这领地不可，于是源赖朝决定“抛开谁更占理的框架”，说服梶原朝景让出领地，梶原朝景最终也为源赖朝所说服。

但是，这种没有统一标准的判决，更多取决于下达判决的将军的自身能力，若是像源赖朝这样优秀的领导人自不必说，但如若换成别人，判决时恣意妄为，便会失去民众的信任。

因此，从这种法律制度转变为具有普遍性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是镰仓幕府所面临的课题之一。源赖朝死后不久，建久十年（1199）四月一日，问注所独立设置在将军御所之外，这更直观地表明诉讼裁决不再由将军一人独揽大权。在同月十二日的诉讼事件中，源赖家被要求停止直断也证明了这一点。源实朝比源赖家更具政治能力，在源实朝的时代，非人格化的法制进程曾一度停滞不前。但在源实朝遭到暗杀后，经由北条政子，再至最后有名无实、年纪尚幼的藤原赖经，这一课题不得不再次浮出水面。而式目也算是镰仓幕府面对该课题所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

评定众的设置和式目的制定，减少了幕府初期不稳定的法律制度对特定个人的依赖，它标志着幕府向建立稳定的法律制度迈出了第一步。但在此之后，武士的法则却并没像古代国家的律令那样被编撰得包罗万象，其法律体系也形成得相当缓慢，武士之法在形式上没有统一性，在手续的流程上也缺乏严密性。接下来，笔者将举例说明幕府初期法制的简洁性究竟何在。

完成阶段的幕府之法采取三问三答的流程，即原告（诉人）和被告（论人）各自分三次提交书面诉讼材料，然后交由幕府法庭的奉行人进行审理。但是，第一次的审理若不能立刻给出裁决，且被告也不反驳原告所提出的诉讼内容，那么幕府将给出质问书（问状）来代替裁决。此时质问书中出现的“如若属实”，即表明若情况确如原告所述，那么被告则应顺应原告所提出的要求。如果被告对此没有异议，那么诉讼结束。

如上所述，这样的诉讼发生在式目颁布不久后，即仁治年间（1240—1243）较为常见。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法律制度仍不够完善，但如果诉讼双方能通过裁决达成一致的意见，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社会纷争。但武家之法之所以如此简洁且条目较少也不全面，是因为武士社会对于烦琐的诉讼流程，甚至诉讼行为本身，都抱持着一种潜在的厌恶感。据镰仓末期成书的《沙汰未练书》记载，熟练的裁判官会主导和解，而能力较差的裁判官则以下达判决为要务。在中世的武士社会中，处理纠纷最理想的方式便是使其自然平息，尽量避免纠纷双方对簿公堂。

这一时期的纠纷，除了京都等地的庄园领主与当地地头之间的纷争，或是御家人彼此之间的纠纷，其余大都是爆发在兄弟、族人、邻居这种社会内部的小纷争。可以说，如果这种小社会自主处理纷争的机制功能健全，上述小型纠纷也就不用一一对簿公堂了。

五十一条式目的价值观

那么式目文本的具体的内容究竟如何呢？事实上，针对式目是否在颁布之初就有五十一条内容，其内容和篇目是否就是其最初颁布时候的样子等问题，目前仍有诸多不明之处。除此以外，式目的文本也很难归类，因为式目中有很多地方的编辑意图，以及排列顺序，我们都不太明白。

算上为处理承久之乱战后问题所专门编撰的条款，式目共计五十一条，这五十一条无法彻底应对广泛的诉讼事件。所以，式目更像是解决当下问题的一种具有最低限度实用性的原则，而非一部从编撰起就包罗万象、具有完整体系的法典。为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式目作为一种法制规范应运而生。因而，我们可以透过其内容，发现其编撰年代的社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一讨论这些问题吧。

首先，式目中有条款反映了幕府的地位，在经历了治承寿永之乱及承久之乱后，幕府不仅在东国，甚至也可以在西国行使行政权力，其目的是作为行政主体维护统治及治安。这些条款具体是：鼓励寺院与神社修缮及举办祭祀活动、佛事活动（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守护人的职责与权限（第三条、第四条）；禁止地头的违法行为（第五条）；谋反者的具体处置措施（第九条）；藏匿盗贼、恶党的罪责（第三十二条）；惩处强盗、窃贼、纵火犯的相关措施（第三十三条）；规定总地头的违法行为（第三十八条）；规定领主对百姓的违法行为（第四十二条）；抢夺他人领地的相关处置措施（第四十三条），等等。

此外，式目中也不乏能体现其特点，且同公家法背道而驰的条款。例如，涉及主从关系问题的第十九条就与公家法中“转让给他人的东西不可再取回”的规定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人因为对主人尽忠尽力而得到赏赐与领地，那么此人同样必须服从主人后代的意志，否则主人的后代有权力收回领地。与此类似的还有很多与亲子关系相关的条款，例如：若女儿违抗父母，则父母有权收回过去让渡给女儿的领地（第十八条）；父母有权收回赠予已逝子女的领地（第二十条）；父母可随时收回让渡给儿子的领地（第二十六条），等等。此外，关于夫妻关系的条款也有：丈夫犯重罪致使夫妻离异的，妻子无法获得前夫让渡领地的知行权（第二十一条）；妻子改嫁后，亡夫让渡给妻子的领地将归亡夫的儿子所有（第二十四条），等等。

前述提及的，全是基于主从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制定的条款，这些条款皆符合式目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之前写过，北条泰时曾在信中说“重要的是仆从要忠于主人、子女要孝顺父母、妻子要顺从丈夫”，这表明管理好主从、亲子、夫妻等人际关系，是式目的核心价值观。据此价值观，式目规定：“摈弃人性的扭曲，奖励正直之心，关心民生之事。”

在这样的道德价值观下，如式目第二十二条所述，“长子若为幕府肝脑涂地，但其双亲却不视该长子为嫡子且不给予其任何领地，幕府将从嫡子所得的部分中割出五分之一给长子”，较之幕府结构中最根本的主从关系，式目更关注更为私人化的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这是式目的特点之一。可以说，与式目处于同一时代之人亦认可该观点，这一时期的某份文书就曾写道：“在（式目）全部的五十一条中，我们发现，领地的处置之事完全听凭父母的意愿。”

基于土地所有权建立起的人际关系

如前文所举的条款显示，土地之间转让与被转让的关系体现了人际关系之间的规范。换言之，不仅是式目，包括其他追加法在内的幕府法都有“人际关系通过土地这一媒介表现”的特征。在式目中，包括处理承久之乱战后相关情况的条款在内，以不同形式涉及土地及收获物归属问题的条款至少共有二十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如果再囊括“没收领地”这类的刑事处罚，那其条款的数量就更多了。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与土地相关的条款，是因为此前并没有设想到，人们会围绕土地问题产生纠纷，这也是幕府有必要制定式目的原因之一。而究其根源，最根本的还是镰仓幕府是一个以土地所有权为媒介来安排农业生产与人际关系的政权。

但是，在式目阶段，与土地相关的法规只涵盖了土地转让、继承、分割、没收等变动方式，以及用武力强行扣押、抢夺土地的行为。而对于商业性的土地交易，仅有第四十八条表示，禁止买卖幕府因功授予的土地。除土地交易外，式目也没有关于一般金融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货币借贷和交易中的产权转让成为问题，也已经是13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了。

由于幕府法最初所预想的借贷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借贷关系，就像律令国家发放借贷粮食（出举）的形式那般，它并不适用于中世社会的新态势。出举是一种在借贷后收回本息的营利性借贷，它也是由律令国家强制收取的。出举原本是一种为了帮助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农业耕作困难的农民，而将储备的水稻种子借贷出去的福利性的借贷。其基本理念在幕府法例如于式目颁布前后公布的追加法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中关于出举的规定处得到了继承。

关于利息的概念，同样继承自出举。出举的利息细分起来有很多种，其利息最多只有本金的一倍，时间期限为一年，但即便超过期限，也不会因此加息。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或许有些难以理解，简而言之，当时之人缺乏计算定期利息的概念，即他们并未考虑到利息会随贷款期限有所波动。但这并非当时之人的计算能力有问题，而是因为这种借贷方式本身就遵循向求助之人伸出援手的概念，所以出举的本质是集体内的互帮互助，而非一种营利的手段。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放贷之人谋求利润，而借贷之人也并不将其用于农业生产。于是，恩惠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导致的结果就是，由于利息过高，一些借贷的御家人无法将本息全数奉还，于是他们不得不割让自己的领地。而这种情况则动摇了幕府的统治根基，最终事态演变至为了保住御家人的领地，幕府不得不颁布德政令。说到底，幕府之所以重视金钱借贷，无非因为金钱借贷关系到了领地的归属问题，而并非关心金钱借贷的营利性。

据推测大约是在13世纪中叶稍前，幕府法将诉讼处理分为裁决领地所属关系的所务裁判及裁决金钱借贷纷争的杂务裁判。这意味着杂务裁判将要处理更多的案件。但正如前述所言，幕府对于金钱借贷的态度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其实，幕府这样操作的理由，无非是在金融、商业活动方面，东国较之京畿地区起步较晚，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根源在于，幕府的骨子里存有一种蔑视金融、商业活动的观念。所谓杂务裁判，其“杂”字正体现了幕府的这种藐视观，而这种观念之后也影响到了江户幕府构建的武士社会。

给用武力解决（私斗）的方式画上休止符

在式目这样的法律规范变得必要的社会背景下，处理好当时武士社会长期存在的以武力解决纠纷的思想，也十分重要。通常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间的冲突，无论是否形成文字表达，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自然形成一种非武力解决纷争的习惯。而且，越是安定的社会，这种自然形成的习惯就越有约束力。但如果社会关系因动乱或其他因素发生变化，想要再次恢复这种自然形成的解决纷争的习惯，便又需要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治承寿永之乱后，镰仓时代的武士社会正失去了这样一种习惯性解决纷争的力量。此外，所谓武士，本身就是一群靠武力吃饭的人，在遭遇到纷争时，他们也难免会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史书上更是不乏此类事件的记载。

例如，建久四年（1193）二月，由于听说武藏国的丹党与儿玉党之间，因为一些摩擦准备开战，源赖朝便命畠山重忠前去平息此事。两年后的正月，藤原季光和中条家长爆发了争吵，双方召集族人准备开战，源赖朝派和田义盛制止此事。再后来，因为中条家长是八田知家的养子，于是源赖朝便撤销了八田知家的官职，而藤原季光也被召至幕府，源赖朝直接告诫他，让御家人参与战斗甚至丧命的解决办法很不仁慈。

同年五月，随同源赖朝前往京都的三浦义澄的侍从与足利长氏的侍从，在六条大宫一带发生口角。因此，和田义盛、佐原义连等人汇聚至三浦义澄的旅馆处，而小山朝政、长沼宗政、结城朝光等人及大胡太郎、佐贯广纲等人则在足利长氏的旅馆中集会。听闻此事后，源赖朝命梶原景时前去两边劝和。入夜后，双方才纷纷平息怒火。

源赖朝死后，类似事件仍旧时有发生。

进入源实朝当政的时代，承元三年（1209）十二月，家住对门的美作藏人朝亲和小鹿岛（橘）公业，因美作藏人朝亲之妻爆发争执，意图开战，双方族人各自为营、摆开阵势。三浦一族声称要加入小鹿岛公业一方，而武田信光、小笠原长清等人则为美作藏人朝亲到处奔走。源实朝听闻此事后大吃一惊，由于担任侍别当的和田义盛一早就站在了小鹿岛公业那面，于是源实朝只能派遣北条时房前去从中斡旋，所幸事情很快平息了。紧接着到了第二年的六月，相模国丸子河的土肥、小早川一党与松田、河村一族爆发冲突，双方家臣皆负伤并躲入城中，闭门不出。为此，源实朝派和田义盛与三浦义村前去调停。而后两人回报，事件的起因是双方在纳凉时闲聊，当论及谁家先祖武功更胜一筹时，爆发了争吵。后来经过劝诫，双方达成和解，集结的众人也纷纷散去。在北条义时的建议下，源实朝写信给土肥、松田等人告诫双方，若今后再发生此类争执，幕府将没收双方的领地并剥夺其御家人的身份。

此类事件在当时实则多如牛毛，上述案例只不过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为了遏制幕府御家人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私斗）的风气，建立成文法这种明确的规范可谓势在必行，这也从侧面促进了式目的诞生。在式目的各项条款中，例如：杀害、刀伤罪（第十条），诽谤罪（第十二条），殴打罪（第十三条），私通他人妻子罪（第三十四条），参与暴乱罪（第五十条）等，都是为解决与预防私斗行为设立的条款，它们对应的是现代的刑事处罚条规。此类争斗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即虽然其起因都是一些个人行为层面的口角、摩擦，但是随后通常会有当事人以外的人加入双方阵营，继而小小的摩擦就会演变成群体性的冲突。因此，如果不能在早期平息当事人双方的怒火，争斗事件的事态很可能朝着一发不可收拾的危险方向发展。

而正如上述案例所显现的，幕府并无专门负责调停或镇压的个人及机构，而是每当遇到问题时将军临时派人前去解决。当然这种活儿也不是谁都能胜任的，按理说此类工作应该交由和田义盛、梶原景时，以及畠山重忠、三浦义村、北条时房等幕府重量级的元老去解决，但问题是，这些人也难以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脱离自己一族或一党的集团利益单独行动。且其中还包含着各人不同的特点，例如：较之和田义盛、三浦义村这种会以和田氏或三浦氏为中心思考问题、展开行动的人，梶原景时这样的人就更加不受集团拘束且能相对自由地行动，因而也未必非得将他们相提并论，但无论怎样，人通常还是都会先将自己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因如此，将军必须根据对方的情况，派遣适合当下情况之人，换言之，即担此重任之人必须与当事双方皆无瓜葛，且无任何的私人恩怨。

以上便是式目及初期幕府法制的要点。式目及法律制度在武家法思想史上的革新之处，即在于它们强调实用性与合理性。而这种实用性与合理性的根源，正是北条泰时曾在信中透露出的那种不信任律令及烦琐公家法的态度，以及武家在战场上磨炼出的武士社会独有的风格。

第三节　武士社会中的临场判断力

随机应变，摆脱窘境

日本有一个词叫“武士道”或“士道”。人们常把“武士道”与勇猛、廉洁、正大光明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近代，“武士道”甚至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形象。为此，人们很容易下意识地把这种形象投射至中世初期的武士身上。但是，如果我们反观源平合战等战场上的武士，其行事风格务实且合理，他们以获取胜利为目标导向，所以用后世武士道的观点来理解该时代的武士，往往是错误的。

接下来，笔者将举两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其一，为了讨伐占领京都的木曾义仲军，东国方面朝京都进发的先头部队要横渡宇治川时，佐佐木高纲与梶原景季因谁第一个渡河的问题起了争执，这便是有名的“宇治川头阵之争”。明治时期的史学家黑板胜美曾称赞此为“忆起关东武士英勇的面孔”。但据军记物语记载，事实却并非如此。宇治川头阵之争的起因是源赖朝分别赐予准备渡河的佐佐木高纲和梶原景季名为“生飡”“磨墨”的宝马，但最终佐佐木高纲抢在梶原景季前，率先渡过了宇治川。接下来，让我们来详细追溯一下其过往。

在向京都挺进时，梶原景季先去参见了源赖朝，并表示希望得到被誉为第一宝马的生飡。但源赖朝舍不得生飡，于是便把第二宝马磨墨赐予了梶原景季。其后，佐佐木高纲也参见了源赖朝，他同样想要生飡。源赖朝认为，自己当初拒绝了梶原景季，若现在转念就把生飡赐给佐佐木高纲，梶原景季难免心生恨意，因此十分纠结。但佐佐木高纲却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向梶原景季解释，于是生拉硬拽要走了第一宝马生飡。此后，事情果然如源赖朝所料，佐佐木高纲和梶原景季在前往京都的路上碰面了。梶原景季看见生飡，一脸怒色，他质问佐佐木高纲生飡从何而来。佐佐木高纲谎称生飡是自己偷来的。于是，气氛得到了缓和。对于武士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武艺，像这样随机应变摆脱窘境的能力同样十分重要。佐佐木高纲和梶原景季就这样克服了一触即发的危机，抵达了宇治川畔。

到了宇治川河边，梶原景季趁着佐佐木高纲换马的时机，抢先下河前进了三十多米。发现自己落后的佐佐木高纲非常着急，自己骑的可是第一宝马生飡。于是，佐佐木高纲便对梶原景季大喊：“宇治川看似水流平缓，实则湍急无比，且河底有石头和防御马匹渡河的粗绳，一不小心便会踩空马鞍，所以渡河前务必重系马匹的腹带。”信以为真的梶原景季，一面感谢佐佐木高纲的“好意”，一面重系腹带，佐佐木高纲便趁此机会抢先渡河。见此情景，梶原景季怒斥“卑鄙小人！”，随即立刻追了上去。但是，由于佐佐木高纲是近江人，十分熟悉宇治川的环境，加之他还骑着生飡这匹关东第一宝马，所以最终还是佐佐木高纲抢了头阵。

如果说当时武士必须光明正大地作战，那么佐佐木高纲的这种行为显然是有悖于武士道精神的，但军记物语却没有指责此行为。

东国武士的行动模式

另一个有名的例子则是军记物语中的名场面，屋岛之战中那须与一一箭中扇的故事。

当时平家方面从战船中放出一艘小舟，舟上有一女子手持扇子，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于是，总大将源义经便问众武将，谁能射下那把扇子。后藤实基提议说，下野国的那须与一宗高虽是小兵，但射鸟却能三发两中，可命其一试。于是，那须与一受命，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众人赞扬并被传为佳话。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当时在平家的战船中，有一位名叫伊贺家员的武士，对那须与一的身手相当叹服。于是，他在扇子被射落的地方，戴上乌帽子，犹如水车转动般舞动长刀。如果说那时的武士道有“光明正大”一说，那么伊贺家员的行为应该表现出了一种率真的超越敌我的感动，这应受到好评。但是，源氏方面在讨论是否应该射杀伊贺家员时，却因为若只射下扇子而未射中武士，便会让人产生一箭中扇不过是种凑巧的想法，所以大多数人赞同射杀武士，因而伊贺家员被那须与一一箭射死。

此处也或可见平家所代表的西国与源氏所代表的东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事实上，源氏一方还有很多通过策略战胜敌人或盟友的故事。但这并不是说平家就不懂得使用谋略，例如：在坛浦之战中，平家命士兵登上只有重要人物才可搭乘的唐船，而平宗盛等将领则乘坐普通兵船以骗过敌军，趁源氏一方攻击唐船之时包围敌军，给其一记反击。因此，其实除了上述地域差异之外，源氏只追求务实和利益（杀敌制胜），展示战斗者本来的姿态，而平家则在武士与武艺的世界中无法放弃对审美的追求，体现了一种都市人的价值观，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此处源氏的态度是其务实性、合理性行为模式的基础。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分析东国武士在战场上的行为，深入探讨一下在久经沙场的经验中，为了取得胜利，东国武士最看重的是什么。

首先，即是选马。坂东武者常常骑马作战，因而选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前文所述的佐佐木高纲与梶原景季的宇治川头阵之争，正体现了一匹良驹对建功的价值。所以在上战场前，武士们才会在选马一事上激烈竞争。但在前述的逆橹之事中，梶原景时为了说明在船头装上逆橹可以使船自由进退，取了“对陆军而言骑一匹好马才能进退自如”的比喻。由此可见，马真正的价值在于武士能够操控其自由进退。如果武士无法真正驾驭这匹马，那么无论马有多好，武士都没有选它的意义。

在开战不久后的石桥山之战中，源赖朝询问诸位御家人，谁来与率领平家先头部队的大庭、俣野兄弟对战？冈崎义实推荐了自己的儿子佐奈田与一义忠。于是，佐奈田与一奉源赖朝之命，率领骑兵十五人打头阵。此时，佐奈田与一所乘之马是东国的第一悍马——毛白壮硕的夕貌，此马原在三浦介处，但由于其性格野蛮，只有佐奈田与一才能驾驭它，所以夕貌便与佐奈田与一一起上了战场。在前进途中，佐奈田与一骑马斩杀了一名武士，并砍下了其首级。但该武士穿着铠甲掉落的身体却惊吓到了夕貌。受惊的夕貌不受控制地狂奔起来。无论佐奈田与一怎么拉辔头，夕貌都无法停止奔跑。最后，就连缰绳也断成了三截。佐奈田与一也只好任其四处疯跑。在此过程中，佐奈田与一遭遇了俣野，双方几个回合下来，佐奈田与一将俣野打倒在地，但由于夕貌一路狂奔，佐奈田与一此时已脱离自己的阵营，单枪匹马、孤立无援。而俣野一方的援军在此时及时赶到。于是，众人合力，三下五除二便解决了佐奈田与一。

由此可见，上战场并非一味需要好马，像佐奈田与一那样，最后因无法驾驭好马而被马驮着四处奔走，闯入敌阵，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最终被杀的例子，其实一点也不少见。

佐奈田与一的悲剧还揭示了另一个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装束。在佐奈田与一出征前，源赖朝曾表示其装束过于华丽，应该更换。但佐奈田与一却说，如此重要的场合穿成这样并不为过。于是，佐奈田与一就这么出征了。那日薄暮，战场上敌我难辨。而俣野之所以能够发现佐奈田与一，并与其交战，是因为俣野之兄大庭告诉俣野说，佐奈田与一身着白色斗篷，其盔甲上的金属饰物闪闪发亮，且骑着一匹白马，十分好辨认。也就是说，佐奈田与一的这身装束在战场上成了十分明显的标志。由此可见，过于醒目的装束反而会给自己带来诸多祸患。

在坛浦之战中，隶属于平家军的越中次郎兵卫盛嗣，曾在战前向熟人打探源氏大将源义经是一副怎样的装束，熟人答曰：“源义经身着一副不起眼的普通铠甲且每日朝夕两次更换。”由此可见，就连源义经这样骁勇善战的大将都不敢穿特定的铠甲，且每日勤于更换，以防被敌军认出。按理说，如果遵循倡导“正大光明”的武士道精神判断，源义经这种换铠甲以欺骗敌人的行径，应该属于十分狡猾的行为。但事实上，这种“正大光明”的武士道精神本来就是后世的产物，人们之所以会给出上述判断，正是因为将这种后世的观念投射到了古代末期的武士身上。

思虑与狡诈

屋岛之战前，梶原景时曾向源义经提议，在战船上安装方便自由进退的逆橹。源义经听罢，极其不客气地拒绝了该想法。这便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逆橹之争，该事件使得梶原景时和源义经的关系急速恶化。源义经认为，从离家的那日起，战士便只剩下一个目标，即同敌人厮杀，直至同归于尽。所以，源义经表示，贪生怕死之徒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上战场。因此后人认为，正是因为源义经的这番话被夸大理解了，所以在源平合战中，众武士才会如此拼命。

不过，如果翻阅军记物语，就可以发现，虽然逆橹之争中源义经的那番话过于出名，但在现实生活中，武士其实并非都是大无畏的。东国武士的勇猛，也并不是不经大脑、横冲直撞的勇猛，这一点我们从源义经频繁换装的行为中即可窥见一二。

源赖朝对战争十分谨慎。文治元年（1185）正月六日，源赖朝写信给在西海追讨平家的弟弟源范赖：“多事之秋，凡事须妥善稳重处理。切勿遭当地（出征所去的中国、九州地区）人怨恨。……切记不可轻敌、辱敌。行事须谨慎。战前要做充分准备，绝不可放过任何一个敌人。”信中，源赖朝让源范赖莫要鲁莽，切忌与当地人为敌，处事须三思而后行，亦万不可小觑敌人，由此可见源赖朝也并非有勇无谋之人。

文治五年（1189），在讨伐奥州藤原氏的奥州合战时，源赖朝在其于八月二十日所写的信中说道，乘胜追击固然很好，但也万不可轻敌，做出危险的举动，务必要在两万骑兵汇合后一举歼灭敌人。继而，建久元年（1190）正月，奥州藤原氏的余党大河兼任引发骚乱，镰仓方面收到的回报称，小鹿岛公业为大河兼任所迫，一直在逃亡。但是，小鹿岛公业主动请见源赖朝称，自己并非在逃亡，只不过是逃离了大河兼任的包围圈后，正谋划下一步的战略。听罢，源赖朝与众御家人也认为，仅凭一腔建功立业之心打仗，确实缺乏谋略，小鹿岛公业的行为是妥善的。

综上所述，这些例子全都表明：武者之“勇”并非有勇无谋之“勇”。

更进一步说，武者并非只需单纯地多思考，有的时候武者更是需要一种狡诈。猪俣则纲便是这样一种人。在一之谷之战中，猪俣则纲与平家的越中前司盛俊对战。当时，猪俣则纲中了越中前司盛俊的埋伏，差点被砍头。猪俣则纲请求越中前司盛俊放自己一条生路，并同越中前司盛俊约定，自己回去后将向源赖朝求情，以后绝不对盛俊一族下手。但后来，猪俣则纲看到自己的族人人见四郎已赶来，便趁着越中前司盛俊大意之时撕毁约定，从背后毫不犹豫地将他刺倒在沼泽之中，并一刀取了其首级。

此事在我们现代人听来，总有一种无法释然之感，但军记物语的作者却对此毫无批判之意。而且在传本中，甚至还记载有如下的桥段：被越中前司盛俊捉住的猪俣则纲，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越中前司盛俊，尽管猪俣则纲实力不如人，但他足够“刚毅”，稍做歇息后，猪俣则纲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像没事人一样杀了越中前司盛俊。可以说，传本中的此段记载非但没有批判之意，反倒是充满了对猪俣则纲虎口脱险的赞叹。

如果说，猪俣则纲的这种行为，在传本中被称为“刚毅”，那么此处的“刚毅”在语感上已与其本意有所不同了。据《承久记》记载，在杭濑川之战中，京都方面的武士蜂屋藏人预感败局已定，他认为大丈夫能屈能伸，便策马出逃了。所谓的“刚毅之人”作为武士应有的姿态，不仅要擅骑射、擅舞刀弄剑，有时还得擅用狡诈的计谋，懂得随机应变，杀敌制胜。所以，此处的“刚毅”还包含着一种能够看清局势、避开不必要战斗的逃脱能力。

此外，这种狡诈的计谋，不仅要骗过敌人，更得骗过自己人。前文所述的宇治川头阵之争，即佐佐木高纲为了挽回劣势，骗梶原景季系好马匹的腹带，继而趁机抢先渡河之事，便是其中一例。再有《平家物语》也描述了很多武士们用计骗过敌人与自己人的场面，例如：在一之谷之战中，平山季重和成田五郎二人曾尔虞我诈争抢头阵。开战前夜，久经沙场的平山季重为争先抢功，连夜出奔。结果却在途中遇上了同样出奔的成田五郎。成田五郎解释说，因为自己的马比平山季重的马更瘦弱，所以不是要先行一步，而是怕跟不上他。此外，成田五郎还表示，即使打了头阵，若无人证明也毫无意义，所以不如一起等等后面的部队。平山季重信以为真，于是便停下来休息，而成田五郎却趁机抢先赶路了。

从古代末期到中世，武士的战斗方式多基于一种务实、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只趋向于实现“获胜”这一最终的目标。源赖朝在古代末期的内乱中获胜后，其政权的目的也从“胜利”转变成“治理”。随着目标的转变，武士那种务实、理性的思维方式也转而趋向于为“治理”服务。换言之，统治者的意识建立在武士的务实智慧之上，幕府的法律制度也诞生于武士的务实智慧之上。因此，从仪式化、形式化的战斗方式向务实化、理性化的战斗方式转变，由公家法向式目转变的过程，从历史角度看，其实多有类似之处。

第四节　东国社会的自我主张

东国与京畿地区

前述提及的北条泰时在制定式目之际所写的书信，可以很好地向我们展现东国人的自我主张。孕育了幕府的武士社会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征，在研究该问题时，我们需要回溯东国当时的历史环境。“东国”一词所指代的范围，多少会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从古代国家的行政区划来看，三河、尾张以东的诸国大致都可以划入东国范围。但是由于与畿内地区接壤的美浓和尾张自古以来就与朝廷方面联系紧密，它们甚至在壬申之乱中为天武天皇发动的政变提供了军事援助。所以，美浓、尾张两国所受之待遇也与他国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在这些被划入“东国”的分国中，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一带大致对应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东地区，它们又被称为“坂东八国”。接下来，笔者将以坂东八国为主要对象，进一步研究东国的历史。

东国自古便被称为“吾妻[3]”（东），在和歌中，流传下来与“吾妻”相关的枕词[4]便是“鸟鸣”。那么为什么是“鸟鸣”呢？有一种说法是，东方较早破晓，所以报晓的鸡鸣就演变成了枕词；另一种说法则基于京都人的文化偏见或歧视，他们认为东国人说话就好似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般，完全不知所云。在这里倒是没有必要深究语源，不过到了近世，日本人常鄙夷欧洲人说话宛如“侏离287-1舌（说话宛如鸟鸣，听不明白在说什么）”。由此可见，“鸟鸣”这一枕词也很可能是出于类似的鄙夷情感。甚至在平安时代中期的京都，人们普遍认为东国长大之人的发音，听起来像卷着舌头，可以说这种看法也受到了上述偏见的影响。

关于东国和京畿地区对立的背景，近年来，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京畿地区的国家是在弥生文化的基础上建成的大和国家，而东国所在的地域虽然之后也被纳入了大和国家的版图，但其文化依然深受绳纹文化的影响，两者的文化传统是不同的。因此，京畿地区与东国的对立，实质上还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

尽管京畿地区的贵族们一直鄙视东国人未开化、野蛮，但是另一方面，即便上溯至律令国家成立前，东国的军事实力也无疑相当强大。稻荷山古坟发现的公元5世纪下半叶的铁剑铭文也证明，东国豪族之所以能够代代作为“杖刀人首”侍奉大和朝廷的大王[5]，正是因为他们十分强壮彪悍。此外，大化改新之际，在苏我入鹿被暗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朝廷一共向东国派遣了八名国司，因为东国潜在的军事实力强大，朝廷必须趁早控制整个东国。

东国的豪族也可以通过为大和朝廷效力获得官职，或是在当地拥有与其他豪族竞争的优势，所以东国的豪族也纷纷积极支持大和朝廷的统治政策。此外，律令国家在东国征召军事力量的范围还扩大到了东国豪族之外的普通民众阶层。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设置“防人”。所谓的“防人”，即被派遣至对马、壹岐、筑紫等北九州沿海地区，用以防御外敌的士兵。这些士兵远离家人与故土，从东国经长途跋涉汇集至难波，然后又从难波起航，被船舶运至各地。《万叶集》中的防人歌，便是防人悲惨境遇的真实写照，例如：

遵天皇之命，翻越岩滩，乘舟渡海，撇下双亲独留故乡。

旅途艰辛，亦可忍耐，然吾妻清瘦，携子留于家中，每每念及，不禁潸然。

防人歌多吟咏思乡之情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实质上表达的却是东国人对律令国家恣意支配民众的怨恨，以及防人背井离乡的哀叹。

此外，北方的虾夷为反抗律令国家的统治，英勇奋战，但律令国家派去的征伐军却并不来自西国，而是全部来自东国。例如，宝龟五年（774），陆奥的虾夷揭竿而起，袭击了桃生城，光仁天皇对坂东八国下令称，如若陆奥发来不利战报，则坂东八国必须照其等级，派遣五百至两千名不等的援兵。

在东国豪族之中，较早通过支援律令国家的征讨，提升了社会地位的有：镇压了藤原仲麻吕之乱且其后参与了东北地区远征、最终升任征讨副将军的入间宿祢广成，以及镇守副将军安倍猿岛朝臣墨绳等人。不过，他们得到的官位最高也不过从五位下或是外从五位下，基本上都是很小的职级。安倍猿岛朝臣墨绳在延历八年（789）因战败遭到问责，死罪虽免，但却被剥夺了官职，而当时担任征东大将军的纪古佐美却丝毫没有遭到问责。由此可见，东国豪族在朝廷眼中始终只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走狗罢了。除了安倍猿岛朝臣墨绳和入间宿祢广成之外，上毛野、漆部等东国豪族也遭遇过相同的情况。

平安时代前期的宽平元年（889），桓武天皇的后代高望王来到上总定居并因其贵族血统受到优待，其子孙即所谓的“坂东八平氏”开始逐渐发展壮大。出身于坂东八平氏的一个分支的平将门，自行组织东国的军事力量于承平元年（931）至天庆三年（940）间，率众反叛律令国家。本丛书中的《武士的成长与院政》一卷将详述此次叛乱的内容，故笔者在此不做赘述。平将门之乱之所以能够被镇压，靠的是以下两个人的兵力：其一是平将门的同族平贞盛，他在常陆保有一定的势力；其二就是定居下野国的藤原氏一族的藤原秀乡。平将门之乱起于族内争斗，因而此次叛乱亦表明当时的律令国家并没有能够应对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常备军。

平定平将门之乱的两位功臣：平贞盛在叛乱后离开了东国，其后成为伊势平氏的始祖；藤原秀乡则留在东国，其子孙便是下野至北关东一带拥有较强势力的小山氏等实力派豪族。

源氏与镰仓的渊源

大约一百年后的长元元年（1028），平忠常之乱爆发。平忠常身为前上总介，原本在上总及下总都有一定的势力，但是由于平忠常既不愿听命于国司，过去又曾讨伐过安房守藤原惟忠，故他成了此次被讨伐的对象。鉴于此前任命的追讨使平直方并未成功完成任务，所以当时的甲斐守源赖信便被任命成了新的讨伐使。平忠常原本是源赖信的家臣，所以平忠常没有战斗就选择了投降。源赖信因此威名大振。此后，源氏以此事为契机，扩张其在东国的势力。再后来，到了源赖义、源义家的时代，东国的势力在奥州的前九年之役与后三年之役中选择追随了源氏，源氏与东国的关系也愈加紧密。如前所述，镰仓幕府的政权所在地——镰仓与源氏的渊源也始于源赖义的时代。

源氏与镰仓颇有渊源，最能象征这段渊源的人即为镰仓权五郎景政。正如镰仓权五郎景政的名字所示，镰仓权五郎景政是一名居住在相模国镰仓的武士，相传此人十分勇猛。据传言称，镰仓权五郎景政十六岁时便从军参加了后三年之役，由于作战十分勇猛，他的右眼甚至被敌军用箭射中，当时箭射穿了镰仓权五郎景政的头，差点射穿整个头盔。镰仓权五郎景政当即折断了箭，扔到一旁，随即拉弓射杀了敌人，然后退回自己的阵营，仰面朝天地躺了下来。此时，同样来自相模且相当有名的三浦平太郎为次，用穿着皮制浅口鞋的脚直接踩上了镰仓权五郎景政的脸，准备帮他拔下箭头，而镰仓权五郎景政却一面拔刀，一面用手抓住了三浦平太郎为次的护腿，欲自下而上刺向三浦平太郎为次。三浦平太郎为次顿时大惊，责问镰仓权五郎景政此举意欲何为。镰仓权五郎景政则表示自己很想被弓箭射中而死，但活着的时候，决不允许别人的脚踩上自己的脸。因此，镰仓权五郎景政要与三浦平太郎为次为敌，意欲战死此地。三浦平太郎为次听完此番话，一言不发，他屈膝用膝盖顶住了镰仓权五郎景政的脸，把箭拔了出来。看到这一幕，四周之人无不叹服镰仓权五郎景政的刚毅勇猛及武者之魂。

御灵神社（镰仓坂之下）　镰仓权五郎景政死后，很多地方都把他奉为御灵神（御灵神社提供图片）

这一故事的来源，最早不可能上溯至镰仓初期之前，从时间上看，它应该发生在后三年之役后的一百多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编撰的故事。换一种更合理的思考方式，其出处或许来源于某些史实，这些史实通过居住在镰仓权五郎景政的故乡——以镰仓为中心的相模一带的其子孙代代相传。特别是镰仓权五郎景政的子孙——大庭氏，他们极有可能将该故事作为夸耀武士家族威势的佳话，使其代代流传。

据谱系图显示，勇武的镰仓权五郎景政所属的镰仓氏，也是定居关东的桓武平氏的一个分支，他们与三浦平太郎为次所属的三浦氏有着较近的血缘关系，而大庭、梶原等诸多姓氏都是其后代子孙。镰仓权五郎景政之所以享有盛名，并不只是因为其英勇无敌，更在于其死后成了御灵神，以相模为中心的各地区都会祭祀御灵神。其中，镰仓的御灵神社最为出名。据《吾妻镜》记载，因为先祖与镰仓有着不解的因缘，故源赖朝将幕府的大本营设在了镰仓，而镰仓权五郎景政也就因此变成了幕府的守护神。

东国势力的共识

纵观东国的历史，以夷制夷是律令国家的基本政策。在东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东国势力的核心人物，通过为律令国家的上述政策卖力而获得了社会地位的跃升。这些核心人物与古时不同，自平安时代中期以来，生于东国长于东国的京都贵族子孙并不少见，因而他们大都怀揣欲在京都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然而，在此过程中，东国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建立一个单一的政权，但其势力实际上不过是一盘散沙，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庞大军力的领导者，所以东国势力只能为京都的朝廷和贵族所分割和控制。而源赖朝最具革命性的地方，便是打破了这种东国只能被统治的局面，建立了东国自己的政权。统一东国后再建立独立于京都之外的政权这一大任可以说是历史给源赖朝和继承自他的镰仓幕府的一大课题。

正如第四章所提及的，承久之乱爆发之际，北条政子通过慷慨激昂的演讲令整个东国军队士气大振，一众武士一鼓作气杀到京都。这场演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东国人长期以来对律令国家的统治所产生的不满。正因如此，它才能如此牵动东国人的心。北条政子的演讲说出了东国人蕴藏在防人歌之中的心声，因而在之后广为流传。接下来，笔者将简述一下北条政子此次演说的要点。

据《承久记》记载，北条政子曾表示，过去的日本武士会带着随从、眷属做三年的大番，但就在三年任期结束时，这些武士精疲力竭，却还要戴着蓑笠赤脚徒步回乡。源赖朝见状心生怜悯，他下令将三年的任期缩短至六个月，并要求根据每位武士的特点来分配工作（古活字本）；此外，当时还有一种被召集到京都担任宫内大番的武士，他们不分晴雨地在庭院内收铺兽皮垫子，三年来思念家乡、心系妻儿。最终，是源实朝改变了这种状况（慈光寺本），这一系列的措施也使得东国迅速崛起。由此可见，不同出处的《承久记》有着完全不同的记载，其真伪一时难辨。不过，不同版本《承久记》所记录的朝廷对待东国武士的态度大致是相同的，不希望重返上述的时代，必定是东国武士能够达成的共识。

在被发配前，源赖朝十几年的少年时光是在京都度过的。此后直至去世，源赖朝又都生活在东国。可以说，源赖朝的人生受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因而，源赖朝既受京都方面的影响，具有和歌之类的贵族素养，又受东国方面的影响，具有狩猎、武艺等的武士素养。正是因为源赖朝的这种人生经历，才让他能够更清晰地察觉到不同地域所带来的文化差异。

反观京都的贵族，他们对东国一无所知，甚至毫不关心。例如，藤原兼实的弟弟慈圆与源赖朝是同时代之人。在这一时代中，他们均是十分杰出且相当博学多才的人。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慈圆，他也根本不关心且不了解东国的情况。

据《拾玉集》第五卷的记载称，慈圆与源赖朝曾围绕和歌展开了如下的一番谈话。建久六年（1195）三月（《增镜》中的记载则为1190年年末），源赖朝为重建东大寺及举办供养活动一事，莅临京都。六月，源赖朝欲返镰仓时，慈圆吟咏了一首和歌：

东国有一勿来关，意为请君留都城。

听罢，源赖朝答曰：

京都近有逢坂关，意为将会再相会。然则勿来关之地，实与吾相距甚远。

慈圆吟咏的和歌意思是：东国有一个名为“勿来（即不要来之意）”的关口，该关口名是让源赖朝你留在京都，不要回东国。慈圆这首和歌的本意是劝源赖朝留在京都。而源赖朝回复给慈圆的和歌则意为：京都近处有一个逢坂关，该关口名暗示你我还会再相会，不过我希望你能明白，勿来关其实离我住的地方很远。这两首和歌竟然很巧妙地展现了东国人与京都人在地理观念上的差异，京都人认为镰仓与勿来（福岛县地名，以歌枕[6]著名）一概属于“东国”。有趣的是，在关东人看来，即便是在“东国”，也应该对“白河以东”有区别对待。由此可见，慈圆这样学富五车之人，对东国的了解也不过还停留在歌枕之中。

正因为源赖朝具有连慈圆等京都人都不具备的对不同地域文化差异的认识，他才能最终在东国范围内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实际上即便到了晚年，源赖朝也仍然拥有想要建立跨文化的全国性政权的心愿，只不过随着承久之乱与蒙古袭来两个事件的爆发，东西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也愈发蓬勃，因而该心愿最终只能作为一个课题，被留至镰仓时代后期之后才能着手解决。

[1]单行法，就特定的事项设置的特别法律。

[2]神主，神社的神职人员之长。

[3]吾妻，在日语中，“吾妻（あずま）”的发音与“东（あずま）”的发音相同。

[4]枕词，一种日语修辞法，多用于和歌等韵文，与主题无关、冠于某词之前起导引作用的固定表达。

[5]相关内容详见本丛书中的《从大王到天皇》一卷。

[6]歌枕，写和歌时必不可少的和歌用语、枕词、名胜古迹等。

第六章
北条时赖登上历史舞台

第一节　后嵯峨天皇即位

借助天变

在制定了《御成败式目》后，幕府的统治基盘得以稳固，北条泰时也步入了晚年。但这时，人们开始对国家政治日后的走向略感不安。那些在承久之乱中一败涂地的京都贵族，这二十多年来在幕府的干涉下，失去了自主权。这令那些外强中干、高傲自负的贵族实在难以忍受，所以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会暗自祷告，希望不吉利的征兆将会给幕府的统治带来动荡与不安。

后鸟羽院在承久之乱中败北的现实，使后堀河天皇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贞永元年（1232）十月，在位十二年、时年二十一岁的后堀河天皇，将天皇之位让给了年仅两岁的四条天皇，《冈屋关白记》称“两岁接受禅让，本朝除六条院之外，尚无先例”。据说，两年前起接连不断发生的天灾异变，是后堀河天皇让位的直接原因。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述，宽喜二年（1230）气候异常致使全国农业一蹶不振，大饥荒一直持续至次年，史称“宽喜大饥馑”。紧接着，宽喜四年（1232）八月，大风致使农作物没有收成。同年闰九月初，天空东南方有彗星出现，其色如白云，虽不可见包裹在其中的星体，但那应该就是彗星。由于彗星出没是不吉之征兆，于是天皇想方设法做了各种祷告，但这些祷告并无成效。后堀河天皇因此悄悄让位。那时有观点认为，为政者德行不好才会招致天灾，所以天皇必须要为天灾负责。

九条道家（出自《天子摄关御影》，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但事实上整件事背后，其实暗藏着九条流藤原氏的阴谋。四条天皇的母亲中宫竴子是九条道家之女，其母则是西园寺公经之女。所以，这件事不过是一场阴谋，即外戚九条家利用天象异常，意图东山再起的阴谋。

接下来，笔者将回溯一下九条家的历史。首先是摄政关白藤原兼实，他曾以源赖朝为靠山，但在建久七年（1196）的政变中落马，于是近卫基通代替藤原兼实继任摄政关白。然而没过几年，摄政关白的位置又转到了九条良经手中。只可惜好景不长，九条良经还没来得及焐热摄政关白之位便离开了人世，于是近卫家实又成了九条良经的继任者。九条良经之子九条道家，曾在其日记《玉蕊》中记述过自己迫切渴望获得摄政关白之位的心情，例如：建历二年（1212）二月七日，今晨梦见一宫中女官告知，余将两次荣登摄政关白之位，第一次在位时间共十一年，第二次则长达二十二年，如此美梦着实让我感激涕零；承久二年（1220）五月二十三日，由于今晨梦见一宫中女官唤我前去接任摄政关白之位，故醒来后诵经念佛，向八幡、春日、北野和三宝祷告。

在九条家与近卫家的摄政关白角逐大战中，1121年九条良经的外孙仲恭天皇即位，九条道家由此成为摄政关白。然而，在承久之乱后，仲恭天皇被废，九条道家不得不应幕府的要求让位给近卫家实。尽管九条道家因其子藤原赖经担任将军一职的缘故，看似与北条义时等幕府权贵有所来往，因而被外界视作亲幕派，但九条道家在承久之乱中，既没有支持后鸟羽院一方，亦未曾明确表示过反对，其立场可以说是相当微妙了。

假使镰仓方面在承久之乱中败北，九条道家亦不会有太大的损失，甚至这种情况恐怕对他更为有利。九条道家在顺德天皇让位给仲恭天皇后方才当上摄政关白，想必他本人其实也并不想改变这种状况，纵使儿子藤原赖经将来有望成为将军，但目前后鸟羽院所针对的对象也不过只是以北条义时为代表的北条氏，四岁的藤原赖经自然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政治责任，更别说倘使能够打倒北条氏，儿子将来反而更有可能掌握实权。因此，九条道家选择从中观望可谓是一种上上之策。

九条道家这种暧昧不清的态度令幕府很是不满，最终较之因反对叛乱而遭后鸟羽院幽禁的西园寺公经和西园寺实氏，幕府方面给予九条道家的评价相对较低，这也致使摄政关白之位最终落入近卫家实手中。承久之乱后第七年的安贞二年（1228），九条道家再次当上关白，之后其子九条教实继任。嘉祯元年（1235），九条教实患病，九条道家再次出山，成为摄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九条道家急于让年幼的四条天皇即位，可幕府方面却不是十分赞同后堀河天皇让位给四条天皇一事，于是九条道家再三上书，终于得偿所愿。在世人看来，九条道家、九条教实父子与西园寺公经都获得了想要的政治权力。

天皇之位的空缺

其实早在彗星出现之前，九条道家已有所谋划，甚至还爆发了近卫家实意图反击的事件。贞永元年（1232）六月，九条道家抢取了北野朝日寺中的观音像，其理由为观音像腹中疑有诅咒之物，须交由佛像工匠打破后再做调查，并表示此不祥之物疑与近卫家实有关。此外，同年十一月，藤原定家宅邸的一棵橘树上被挂上了一个生绢制的小袋子，其中装有一张写着梵文的符，符内包裹着一尊不动明王的画像。发现此物之人认为此物一定非比寻常，于是将其交与僧人评断，结果发现这是诅咒之物。这或许意味着藤原定家可能已被卷入了当时京都朝廷暗斗的旋涡。

然而，尽管九条道家费尽心思才让四条天皇坐上了天皇之位，但四条天皇却在仁治三年（1242）因突发事故离世，年仅十二岁。据说，四条天皇是因为看到仆从跌倒，于是急忙前去查看情况，但是由于走廊上铺有滑石，结果自己也摔了个四脚朝天。尽管这样的事故听上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四条天皇的猝然离世，天皇之位一时竟不知该由何人来继承了。

此时，九条道家与其岳父西园寺公经意欲推举顺德天皇的皇子、仲恭天皇的异母弟——忠成王上位。为此，九条道家甚至还跑到祖父藤原兼实的坟前献上祷告文。另一方面，土御门天皇的母亲（承明门院）是源通亲的养女，而土御门天皇的皇子邦仁王的母亲是源通宗（源通亲之子）的女儿。因此，源通宗之弟、前内大臣土御门定通便多次上奏幕府，希望能让邦仁王继任天皇之位。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势力互相对峙，僵持不下，所以天皇之位空缺了十一天。最终，北条泰时的决定对于大多数京都人而言简直出人意料，为了规避在承久之乱中与后鸟羽院保持相同步调的顺德家系，北条泰时选择了亲幕派的土御门天皇之子邦仁王承继天皇位，而这位邦仁王也就是后来的后嵯峨天皇。综合承久之乱战后的处理情况看，武士已经手握将天皇宝座交至何人手中的决定权。在等待这个决定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天皇之位空缺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个能让京都的公卿们意识到朝廷已然走向衰亡的事件。对此，平经高曾在自己的日记《平户记》中愤慨道：“皇位空缺数日，皆是关东所为。”

关于此时北条泰时的决断，据传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四条天皇驾崩的消息快马加鞭传至北条泰时耳中时，北条泰时正在酒宴上畅饮。知悉该消息后，北条泰时一言不发便关上拉门，坐在位子上，三日三夜不寑不食，思虑不休。尽管北条泰时本人希望能让土御门天皇的皇子即位，但此事恐难独裁，于是北条泰时便前往鹤冈八幡宫求签，求签的结果一如所愿。于是，北条泰时派安达义景前去与朝廷商议此事。安达义景途中曾一度折返，他向北条泰时询问，如若京都方面已让顺德天皇的皇子即位，该作何打算？北条泰时答曰：“若果真如此，硬将其从皇位上拉下来即可。”可以说，该故事如实地表述了承久之乱后幕府与朝廷的“幕朝”权力关系。

村上源氏谱系略图

另一方面，《平户记》也事无巨细地记述了京都人等待幕府决策的样子：经过日复一日的等待，正月十七日，京都的人终于等到了传递关东决定的信使，土御门天皇的皇子因与武士有亲缘关系而被选为新任天皇。至于此处所说之亲缘，即指土御门定通此人。土御门定通之妻是北条泰时、北条重时的姊妹。土御门定通私下派遣使者前往关东，就即位一事与幕府方面恳谈。正月十九日，在得知幕府欲让土御门天皇的皇子继任天皇一事后，平经高再次慨叹：“此事从一开始便是关东的计谋，真是世衰道微、人心不古！”据传闻称，邦仁王在祖母承明门院的庇护下，由已故的源通方抚养长大。此后，在承久之乱中，因作为土御门天皇的亲族，邦仁王负罪受罚。土御门定通方面希望邦仁王能承继天皇之位，并由自己来执政，于是他不断向各地派出信使，九日后，传来了幕府方面决意让邦仁王继任天皇之位的消息。

1242年1月20日晚，在元服后，邦仁王搬入冷泉万里小路的四条大纳言隆亲宅邸。随侍左右的十位殿上人，定平以下，除一人外，其余皆为源姓之人，该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皇位之争的结果。此外，在邦仁王即位成为后嵯峨天皇后不久的同年四月，朝廷举办了官职任命仪式，源显定被任命为权大纳言、源显亲被任命为权中纳言、源通行被任命为参议、源仲贞被任命为安艺守、源兼赖被任命为藏人、源雅家被任命为右近卫中将、源亲赖被任命为少将、源通成被任命为藏人头、源春光被授予正四位下、源则长被任命为左近将监，真可谓是一派“源氏党之繁昌”的盛况。

北条泰时之死与动荡的局势

后嵯峨天皇即位后不到半年时间，1242年5月，北条泰时因病卧床，从其发病至离世期间，围绕北条泰时，整个镰仓的情势变得十分不明朗。据京都方面的记录称，其间的情况大致如下：4月27日，北条泰时患病。5月5日，北条泰时的病情似乎稍有好转，于是众人服侍其沐浴更衣。次日，病情再次恶化，故征得将军的同意后，北条泰时出家。其后，听闻北条泰时的病情又一度有所好转。5月14日，担任六波罗探题的北条时盛与北条重时从京都出发前往镰仓。在北条泰时出家时，曾有五十多名家臣随其一同出家。此后，其弟北条朝时也于5月10日晚出家。据传，兄弟二人素来往来甚少，故听闻此事后众人皆惊，人们认为北条朝时此时的行径可谓十分可疑。

在此过程中，有传闻称，有一个于5月20日将在关东发动战争的计划遭到泄露，朝廷周边变得一片哗然。此外，还有诸如将军御所的守卫都穿上了盔甲之类的小道消息，也陆续传入京都。5月28日，九条道家派出的使者在路途中遣人回报：幕府下令在所有关卡设置守备，纵使派人前去交涉了三日，使者一行人也依然未获放行，于是特此回报等待指示。5月29日傍晚，关东方面的使者前来拜访九条道家，说是因北条泰时患了痢疾，希望朝廷方面能派遣一位好的大夫。6月4日，将军的使者于前夜抵达九条道家处，宣称关东一切安泰，但后有消息流出，称该情况实属捏造。

如上所述，在那一时期漫山遍野都是有关北条泰时平安与否，以及关东方面政治情势不稳的传闻。终于，到了6月20日晚，从关东赶来的信使抵达六波罗报告称，北条泰时已于6月15日晚逝世。

由于北条泰时之子北条时氏英年早逝，于是北条时氏的长子北条经时承袭了北条泰时的执权一职。不过，据京都方面的史料记载观察，应该有一股以将军藤原赖经为主的势力曾暗潮涌动，这股势力反对北条经时承袭执权一职，所以北条泰时去世前后的情势才会有所动荡。对此，北条经时在袭职后，直接采取了明确表示“只有执权才可行使幕府裁判权”的措施，直言不讳地将限制将军权力的意图公布于天下。甚至其后，宽元二年（1244）四月，将军藤原赖经之子藤原赖嗣年仅六岁便举行元服仪式，同时接替了父亲的将军之职。

关于此次仓促的将军职更替一事，《吾妻镜》大致有如下记述：因大旱等天象异变接连发生，藤原赖经即刻决意欲将将军之位传与其子，由于五月与六月这两个月是藤原赖经的不吉之月，所以四月的藤原赖嗣的将军就任仪式就这么赶鸭子上架般地仓促成形了。不过，该故事并未在明面上被录入史书中，人们多认为藤原赖经是因为被卷入了围绕执权一职的争端，策划了某些阴谋活动，这才被迫退位。

不过，新上任的执权北条经时是否有能力担任该职位，此问题亦成为当时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仁治二年（1241）十一月，三浦一族与小山一族在镰仓若宫大路下马桥一带的酒宴上起了冲突。于是，北条经时派遣家臣身穿护具、携带武器去支援三浦一族。不过，北条泰时认为此种行为过于草率。于是，北条泰时命北条经时好好反省。而另一方面，面对同一件事，北条经时的弟弟北条时赖却表现得相当慎重，因而北条时赖获得了北条泰时的赞许。由此可见，兄弟两人的能力的确有很大的差别。

在执权一职引发的如此动荡不安的局势中，藤原赖经辞去了征夷大将军之职，并开始怀揣自己的目的独自行动。例如，在辞去将军之职后的六月，为了给已故的后鸟羽院做法事，藤原赖经将后鸟羽院的笔迹雕刻成木板模型，印制出一百部《妙法莲华经》以便供养。八月，藤原赖经开始在御所修行五坛法。到了决意返回京都的九月，藤原赖经又将此前为给后鸟羽院祈福而印制的《妙法莲华经》带至持佛堂念诵。

藤原赖经做这些事情的意义究竟何在？《吾妻镜》关于这点并无任何记述。不过，藤原赖经供养后鸟羽院，既有可能是为了防止后鸟羽院的怨灵作祟，也有可能是想借怨灵之力诅咒幕府的相关人士，以给他们带来灾难。后文我们也将提及，以执权北条氏一族为代表的镰仓幕府相关人士是在承久之乱中败北的后鸟羽院的最大怨敌。因此，想要击垮北条氏之人，都把借用后鸟羽院的怨灵之力视作一种打击北条氏甚为有效的手段。所以，这一时期藤原赖经的行动很有可能是想要诅咒北条氏。事实上，在北条经时死后，京都坊间也有传闻称是藤原赖经的诅咒杀死了北条经时。

1244年8月，辞去将军之职的大殿藤原赖经决定于翌年之春返回京都。但不可思议的是，到了12月末，政所发生了火灾，藤原赖经的行李物品等全部付之一炬，原定于翌年2月出发返京的计划只得向后推延。

后鸟羽院的怨灵

北条经时自宽元三年（1245）五月末患黄疸以来，身体一直不好。北条经时这样的身体状况也为幕府的统治增加了几分不安定的因素。笔者已在前文中阐释过藤原赖经为后鸟羽院祈福的原因，如今就连幕府方面也认为，北条经时的病似乎确实是因后鸟羽院的怨灵作祟而起。据《吾妻镜》北条经时发病一周前的记述称，北条经时所管辖的武藏国所缴纳的年贡粮食都被堆放在一间仓库中，有一条小蛇在这间仓库中挣扎了五六日后死去，幕府方面对此特意进行了占卜与祈祷。尽管《吾妻镜》并未谈及该占卜的结果，但从详细记述了“北条经时所管辖的仓库”这点看，《吾妻镜》似乎也是在暗示，此事应与北条经时身上所发生的变故有关。正因如此，北条经时发病后，幕府方面才会在久远寿量院特地举办了七僧法会、法花五种妙行、金泥妙法莲华经五种行等供养法事，以悼念后鸟羽院的在天之灵。

京都方面则时时刻刻关注着关东方面混乱动荡的情况。《平户记》宽元三年（1245）五月末至六月间的相关记述，不断提及自关东而来的信使及传闻，其内容大致如下：

五月二十八日，听说了各种关东方面的传闻。

五月三十日，为了打探关东方面的情况，与某人相见。

六月一日，有人前来告知已知悉关东方面的情况，并详细告知了细节。

六月六日，关东的快马赶到六波罗，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而甚感奇怪。据说是要准备开战，这相当令人怀疑。

六月十八日，平经高前往九条道家处，与其商讨关东事宜，譬如北条经时病情加重，天皇欲让九条道家明年在关东办一些大事，望九条道家早做打算。

根据上述《平户记》的记述，我们不难推测在这一年的五月、六月间，幕府方面应该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之事。但是，由于记述全部采用了“事”“重事”“此仪”等字眼，所以具体情况不明，着实让人倍感焦急。

此时，藤原赖经依旧身处镰仓。五月之后，其七岁儿子藤原赖嗣的迎亲吉时最终确定。七月，北条经时十六岁的妹妹桧皮姬成为将军正室，正式移住将军御所。显然这场政治婚姻是幕府为强化统治所走的一步棋。大约在这个时候，京都则流传着一个传言，说佐渡院（顺德天皇）给奈良一位大小姐的侍女下了一道神谕，告诉她七月上旬会发生一件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七月五日，藤原赖经于久远寿量院出家。据《吾妻镜》记载，出家也算是藤原赖经一直以来的心愿，再加上这年春天恰有彗星异变，藤原赖经的病情也在不断加重，因此藤原赖经这才决意出家。鉴于其后也有政变动荡发生，恐怕幕府也想要除掉藤原赖经这一危险因素。另一方面，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的六月，藤原赖经就已经开始修习六字供、日曜供等密教特有的修法，似乎也是为了诅咒北条经时。

北条经时的病情在八月中旬曾一度转好，但取而代之的是，将军藤原赖嗣却突然发病。藤原赖嗣的病征是脖子肿大，由于担心这是邪气入体所致，藤原赖嗣还专门修习了阴阳道之法。同年九月四日，北条经时之妻（宇都宫泰纲之女）去世，年仅十五岁。此后，将军的病依然不见好转，而北条经时的病却复发了。到了十一月，藤原赖经决定翌年二月返回京都，与此同时也确定了随从的人选。

就这样，在惶惶不安之中，时间流转至第二年宽元四年（1246），藤原赖经原定重返京都的计划又因为一些原因不明的事情延期。到了二月，将军的正室桧皮姬患病，疑是邪气入侵所致，于是幕府做了很多祈福与祓[1]的法事，此时病魔仿佛交缠在执权的四周。三月二十三日，北条经时料想自己已时日不多，加之膝下两儿尚且年幼，于是他将执政权一职移交给了其弟北条时赖，北条时赖接受了委任。从执权位置上退下的北条经时于四月十九日出家，紧接着在闰四月一日去世，时年二十三岁，其遗骸被葬于佐佐目山山麓。

第二节　流放将军藤原赖经与宝治合战

北条光时等人的阴谋

北条经时死后，前任将军藤原赖经与执权北条氏一度剑拔弩张。北条经时死后没多久，宽元四年（1246）闰四月十八日戌时，镰仓突然十分混乱，满街都是身着盔甲的武士。闰四月二十日，近国的御家人纷纷涌入镰仓，夸张地说恐有上千万人参与其中，这种混乱持续了数日。

五月二十二日，围绕秋田城介安达义景家中之事，甘绳周边爆发骚乱，影响范围巨大。五月二十四日，各十字路口已均有人把守。当狩野为佐想要过下马桥时，奉北条时赖之命严守此地的涩谷一族警告狩野为佐，如果加入北条时赖阵营则放他离去，但这也就意味着不可再投奔将军御所，故此双方发生争执，这场争执此后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骚动。午夜时分，众人身披铠甲、高扬旗帜奔向各自追随的阵营。追随将军之人奔向幕府，而追随北条时赖之人则汇聚在北条时赖身旁。翌日即五月二十五日，这种动荡的情势仍未发生任何改变，北条时赖的居所在警备上毫不松懈，其宅邸四周皆有身披盔甲的武士戍守。此时，藤原赖经的近侍但马前司藤原定员，自称是藤原赖经的使者来到时赖亭，但却被告知不可入殿，于是只好折返。

在北条氏一门中属名越流的越后守北条光时，原本待在将军御所中，但那日清晨，因有家臣前来呼唤，所以北条光时早早便离开了将军御所且再也没有返回。据说，北条时赖听闻是名越一门的人纠集众人写下了讨伐自己的联名信，这封信是一篇起请文，旨在宣誓不会变心。于是，为解释其中缘由，北条光时出家，并向北条时赖献上了自己的发髻。北条光时表示，其弟北条时章、北条时长、北条时兼等，自始至终皆无叛变之心，因而这些人没怎么受到处罚。此外，由于藤原定员已经出家，且被交于安达义景看管，所以当时北条时赖身边的实力派，大概也就是北条政村、北条实时、安达义景和三浦泰村了。

北条时赖（木像，建长寺藏）

六月一日，与北条光时一同出家的弟弟北条时幸自杀。六月七日，担任评定众的后藤基纲、狩野为佐、千叶秀胤，及评定众兼问注所执事三善康持，因参与了北条光时的阴谋而遭到罢免。继而六月十三日，出家后法号“莲智”的北条光时，被流放到了伊豆江间，其家庭和职位的大半财产被充公。另一方面，千叶秀胤则被流放到了上总国。据《保历间记》记载，北条光时叛变的原因是，北条光时在藤原赖经身边做近侍，自认记忆力十分惊人并以此为傲，加之自己是北条义时之孙，北条时赖不过是北条义时的曾孙，故而北条光时认为，执权一职应交由自己来担任。将军对此似乎也颇为赞同。

北条氏谱系略图

以上是镰仓方面的史料所见之状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京都的公家一方这一年的记录作为参照。

根据近卫兼经的日记《冈屋关白记》，事件的经过如下：

六月九日，关东有事发生。藤原赖经暗中谋划，企图命武士讨伐北条时赖，甚至还对北条时赖施以诅咒，但其阴谋败露，并在关东引发了骚动。藤原赖经的亲信藤原定员被逮捕，在一番拷问后，藤原定员承认了罪行。据说在那之后，藤原赖经就遭到了幽禁。不过，因为那时使者无法轻易获取信息，所以京都方面的人并不清楚实情如何，但想必藤原赖经的父亲九条道家应该处于恐惧状态之中吧。六月十六日，近来全国骚乱四起，一众武士愤慨不已，据说下个月十一日，藤原赖经将从关东被流放至京都。听闻是因为藤原赖经与其父九条道家暗中合谋，欲讨伐已故北条泰时的儿子，才引发了此次全国性的混乱，藤原赖经与九条道家不仅拉拢了各路武士，还找来了僧侣举办诅咒仪式。北条经时之所以英年早逝，恐怕也是因为发现了这一阴谋，因此招来了大祸。以上便是京都方面的传闻，其内容难免会有不实之处，不可尽信。这些事莫不是天魔在作祟。

另外，同一时期权中纳言叶室定嗣的日记《叶黄记》记载有如下信息：

六月六日，关东的信使到来。藤原赖经的御所四周戒备森严，其近侍藤原定员遭到抓捕。北条光时出家并被流放伊豆国，其弟北条时幸自杀，千叶秀胤则被逼回其家乡上总国，其他投降之人皆被圈禁。以上大致便是北条时赖下达的处分。六月十日，世间混乱，谣言四起。今晨，九条道家身边似乎发生了令人担忧之事，上前问其情况，却回答说：“一切安好。”这都是天狗在作祟吗？六月十五日，北条重时的使者安达泰盛昨日从关东赶来，说是藤原赖经将于下月十一日返回京都。尽管谣言依旧满天飞，但总算有一条确切的消息了。

尽管笔者无法保证上述二人所述之内容全都属实，但通过这些记述，我们多少还是能洞悉到一些镰仓当时的政治情况。

九条道家的恐惧之心

上述事件告一段落后的七月十一日，藤原赖经从镰仓出发踏上了归京之途。藤原赖经一行人于七月二十八日抵达东海道以西地区，自粟田口前往京都。同日寅时，藤原赖经在北条重时的若松别墅，歇息落脚。康元元年（1256）八月十一日，直至因患痢疾去世，藤原赖经再未重返政界。

前述所提及的两本公家方面的日记，都十分关心该事件对藤原赖经之父九条道家的影响。不过，其实最关心这件事的人，恐怕还是九条道家自己。在记述九条家历史的史料中，我们能看到一封九条道家于该年六月十日所写的愿文。在这篇愿文中，九条道家全盘否定了自己与此次事件的关系，其内容大致如下：“我向两部界会的诸尊圣众梵天帝释、四大天王、镇守日本国中王城的诸大明神起誓，近来关东骚乱一事，赖经从未告知于我，其中缘由我亦一概不知，更未曾参与其中有所谋划，抑或同意任何决断。此外，赖经并未托我行诅咒经时之事，我亦从未做过或命人做过此类事情。如若我之所言皆为谎言，那么诸位神明明察秋毫，我愿遭受天谴惩罚。”

六月二十六日，九条道家写了一封同样的愿文，除上述内容外，从愿文的内容看，九条道家似乎有想法欲将后鸟羽院的皇子雅成亲王推上天皇之位。雅成亲王是顺德天皇的同母弟，在承久之乱中，雅成亲王因一度与后鸟羽院为伍，最终被流放至但马。除此之外，藤原氏的氏神所在的春日神社中，还收藏有一篇九条道家于七月十六日所写的长篇愿文。据愿文的记述显示，九条道家将誓文上奏给上皇的同时，亦向幕府传递了信息，或许这两篇六月的愿文正印证了某些问题。鉴于并无别的史料可供确认，因而我们无从知晓镰仓所发生之事到底与九条道家是否有所牵扯。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九条道家十分在意且害怕幕府方面对他生疑，否则他也不会留下这么多篇愿文了。

上述一连串的骚乱，直接致使九条道家与其次子二条良实断绝了父子关系。二条良实原本就与父亲不睦，由于其母是西园寺公经之女，所以他才靠着外祖父的支持坐上了关白之位。但在宽元四年（1246），碍于九条道家的强烈要求，二条良实才被迫将关白之位让给了弟弟一条实经。后来，在名越光时事件与藤原赖经废职事件错综复杂的影响下，原本即对二条良实心存芥蒂的九条道家，开始怀疑二条良实是否欲同北条氏串通一气，谋害自己。于是，九条道家便同二条良实断绝了父子关系。建长三年（1251），北条时赖给二条良实送去亲笔书信，希望今后能够密切往来。由此可见，二条良实确与北条时赖等幕府相关人士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仅凭于此，亦难断言二条良实确实曾与他人联手，意图构陷自己的父亲。事实上，该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九条道家当时正处在一种十分惊恐的状态之中。不过，与九条家分道扬镳的二条良实后来成了五摄家之一的二条家的始祖。从结果来看，二条家的壮大也的确削弱了九条家的力量，且不说这是不是幕府所下的一步棋，冥冥之中，只得感叹造化弄人啊！

伏笔

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幕府，为防止京都朝廷发生混乱，幕府方面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在藤原赖经返回京都一个多月后，带病的叶室定嗣受到了六波罗探题北条重时的召见。那时，北条重时给叶室定嗣看了北条时赖写给自己的书信，并向其说明了藤原赖经出家与返回京都的来龙去脉，北条重时表示藤原赖嗣安然无恙，阴谋的策划者均已遭到处罚，目前关东情势稳定。除此以外，北条重时还传达了一些有关叙位、官职任命的指示给叶室定嗣，请其代为上奏。

不知是否与叶室定嗣的上奏有关，还是因为九条道家自己的决心，正如他在愿文中所写的那样，同年九月四日，曾任职摄政的九条道家决定退隐西山。八月一日，此前随同藤原赖经返回京都的北条时定等人都已踏上归途，唯独三浦光村却在告别时，驻足于藤原赖经的御帘前潸然落泪，久久无法离开，大约是因为三浦光村曾在藤原赖经身旁陪伴了二十多年。据说，三浦光村此后还曾跟别人说，有朝一日希望能在镰仓迎接藤原赖经的到来。

三浦光村告别藤原赖经的态度，为此后三浦一族遭到剿灭埋下了伏笔。当然伏笔还不仅限于此，例如：八月，鹤冈照例举行放生会，藤原赖嗣莅临现场。在骑马射箭环节时，一位射手因病无法出场，于是经现场讨论，三浦家村被指定为替补射手，可三浦家村本人并不受命，其理由是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练习过骑马射箭的技艺了。于是，三浦家村的哥哥三浦泰村只得领命前去说服弟弟上场表演。但三浦家村这次又以没有马为由，意图再次拒绝，可三浦泰村却已经备好了马匹，于是三浦家村无路可退，只得领命登场，并精彩地完成了骑射任务，实在令人大为赞叹。如若我们重新审视此事就会发现，此事其实就是反抗新政权的三浦家村、为保护三浦一族而选择做和事佬的三浦泰村，以及故意试探三浦一族忠诚心的北条时赖，三方博弈的一个场面。

此时，至少从表面上看，北条时赖似乎并没有把三浦泰村看作十分危险之人，甚至在九月，北条时赖还特意找来三浦泰村商量施政之事。那时，北条时赖觉得自己一人辅佐将军，难免有些独断，因而欲把身在六波罗的北条重时招徕镰仓，共商大事。但三浦泰村却并不赞同此事。于是，此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

年末的时候，北条时赖收到了藤原赖经从京都寄来的书信，其内容具体如何，我们已无从得知。

同一时期，西园寺实氏也独自派遣使者前往关东，似乎是想同幕府方面有所沟通，作为沟通的结果，翌年宝治元年（1247）的正月，摄关之位从九条道家之子一条实经处传至近卫兼经手中。其实自从藤原赖经返回京都以来，围绕幕府如何看待九条道家的问题，坊间一直多有传闻，所以摄关易主之事倒也都在意料之中。但是，一条实经担任摄关仅仅一年，且发生变动之时正值正月，那时的京都处在一种“门户紧闭，只开北侧小门”的封闭状态，因此人们推断这次政治变动并非上皇本意，而是幕府方面的意愿。

另一方面，据《吾妻镜》记载，从刚过年的时候起，镰仓便总有一些不太平之事发生，例如：源赖朝的法华堂前发生了火灾；冬日听到了惊雷；大批飞蚁聚集在一起；天空飞过不明的发光物体；鹤冈八幡宫神殿的门出现了故障；北条时赖之妹（足利泰氏之妻）离世；由比滨沿岸爆发赤潮灾害；巨大流星划过天际；黄蝶成群乱舞，等等。总而言之，正月至三月间，不吉利之事接踵而至，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这样不太平的日子里，出家后一直居于高野山、法号“觉地”的安达景盛，来到了镰仓。一连几日，安达景盛都在与北条时赖商谈要事。除此之外，他也告诫儿子安达义景与孙子安达泰盛，三浦氏之人武艺超群，如若安达氏要与他们对抗，必须强化自身武装。

五月十三日，将军北条赖嗣的正室、北条时赖之妹即年仅十八岁的桧皮姬离世。与竹御所相同，桧皮姬肩负着融合将军血脉与北条氏血脉的重任。桧皮姬的离世令人隐约感到北条氏似乎受到了某种诅咒。除此以外，桧皮姬的死亡也使得藤原赖嗣的利用价值在北条氏眼中已大打折扣。

桧皮姬离世后不久，五月十八日，有一发光物体自西向东从天空飞过。在其光芒消失前，有人看到位于甘绳的安达义景宅邸出现了白旗。五月二十六日，在鹤冈八幡宫的鸟居前，不知是谁立了一块告示，告示上说：三浦泰村傲慢自大，不听命令，近期之内必遭诛伐，望谨言慎行。根据《吾妻镜》的记录，五月末至六月初期间，三浦氏一直在强化武装。相应地，北条时赖方面也呈现出一种召集御家人的姿态，其形势愈加紧张。

同一时间，返回京都后的前将军藤原赖经在关东鬼门的方向上修建了五大明王院，并在那里敬奉了灵力高强的僧侣与阴阳师。与此同时，藤原赖经还用各种方式拉拢谱代武士，似乎想要夺回政权。前文提及的三浦光村，因年少时与藤原赖经交往甚密，故而有传闻说三浦光村与藤原赖经有十分牢靠的承诺。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三浦一族的首领三浦泰村则一直在向北条时赖求情，尝试通过这种办法阻止灾祸的降临。

宝治合战

六月五日，形势已一触即发。北条时赖派使者去找三浦泰村，告诉他自己无意灭掉三浦氏，三浦泰村也准备接受北条时赖的这一说法。而觉地则告诫安达义景和安达泰盛，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和平状态，三浦氏的力量将不断增强，最终安达氏将无法与之抗衡。于是，安达义景和安达泰盛便在北条时赖收到三浦泰村的回复前率先举兵。以此为契机，双方的军队突然就进入了对战状态。

北条时赖一方先是派人在三浦泰村宅邸以南的一户人家放火，浓烟随着不时吹起的南风，全部吹进了三浦泰村的宅邸，三浦一党不堪忍受，只好全都奔进了源赖朝的法华堂，并固守其中。最初在永福寺安营扎寨的三浦光村也逃无可逃，所以他听从三浦泰村的建议——既已无处可逃，那至少要死在源赖朝的画像前，于是三浦光村也赶到法华堂同族人汇合。在与北条时赖赶来的军队大战三刻后，三浦氏的军队矢尽粮绝、疲惫不堪。最终，包括三浦泰村在内的五百余人全部自杀。后世称此为“宝治合战”或“三浦氏之乱”。

宝治合战结束后，北条时赖给身处六波罗的北条重时陆续派出信使，其中两封信告知朝廷具体情况，以及告知西国地头、御家人的情况，还有一封则以“一、关于谋反之辈”为题。

在镰仓的战斗结束后，北条时赖方面在清理那些支持三浦氏之人，如三浦泰村的妹夫、居于上总一宫宅邸的千叶秀胤及常陆的关政泰等人时，意外发现了一位僧人。这位僧人在三浦泰村等人闯入法华堂时，没来得及逃跑，于是便躲进天井，偷听了三浦泰村等人的对话。北条时赖方面对其进行了盘问，根据其供述，三浦光村似乎是整个家族的总管，那时三浦氏在讨论，如果趁着藤原赖经还是将军之时，听从九条道家的话，立即有所谋划，现在三浦泰村肯定已经是执权了。正因为三浦泰村没有当机立断，所以三浦氏才会沦落到今天的田地。此外，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三浦光村甚至切掉了自己的脸，喷溅而出的血液弄脏了源赖朝的画像。不仅如此，为了藏匿自杀后的尸体，三浦光村还差点点燃了整个法华堂，幸亏三浦泰村及时制止，法华堂才没有燃起熊熊大火。另一方面，三浦泰村则十分平静地回顾了三浦一族的种种功绩，并对被讨伐的现状感到遗憾与挫败。三浦泰村还表示，在讨伐之后，北条时赖一定也会抱有同样的心情，只是那时自己早已走在黄泉路上了，事到如今自己并不怨恨北条时赖。三浦泰村一边流泪，一边感慨。

六月十五日，三浦泰村的遗孀表示，开战前三浦泰村交给了她一封北条时赖写给三浦泰村的书信，因为三浦泰村说此信十分重要不可遗失，于是她一直随身携带，如今特意返还。另一方面，六月二十四日，北条时赖收到了一封三浦光村自述策划阴谋的书信。据此来看，三浦氏内部应该已经存在着某种矛盾，即以三浦泰村为首的稳健派与以三浦光村为首的激进派之间呈现出了一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尤其是三浦光村，即便在其还被称为驹若丸的时代，他便已是杀死源实朝的公晓的弟子，因而其内心难免有一种强烈的反权威倾向。

自从北条经时承袭执权一职以来，将军亲信的势力与北条得宗（北条氏嫡系）家的势力之间的对立趋势日益严重，而宝治合战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对这两股势力的总清算。就结果而言，通过宝治合战，将军亲信的势力被一扫而空。

第三节　北条时赖的政治与皇族将军

谋反事件

宝治元年(1247）七月十七日，北条重时从六波罗返回镰仓，居于北条经时的宅邸。七月二十七日，北条重时被任命为将军家的别当及幕府的连署。

每年八月一日的八朔节原是武家礼仪中互相赠送礼物的日子，但这一年的八月一日，幕府却下令，除北条时赖与北条重时之外，所有人禁止向将军家赠送任何礼物。该措施意在防止执权与连署等权力中枢以外的人与将军保持过于特别的关系。

另一方面，八月十四日，为了安抚三浦氏的在天之灵，幕府在相模国的一宫供上了神马、宝剑等物品。幕府方面之所以供奉这些物品，最直接的原因便是，不久之前有报告称，此地有几棵杉树不明原因地燃烧起来。由于三浦氏是相模国的一大豪族，因而有人解释说，这是一宫的神明因三浦氏遭到剿灭倍感愤怒所致。此次负责供奉的人，是北条时赖身边的三浦氏遗族——佐原时连。按照古代的惯例，必须挑选与怨灵血脉相连之人负责祭祀，才能安抚怨灵，使其安息。到了八月二十日，幕府下达命令驱逐所有居住在镰仓街头的浪人，这大概是想要除掉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吧。

此后，宝治合战的后续处理告一段落。十二月二十九日，论功行赏之事被排上了日程。

作为幕府创立以来的功臣，三浦氏的实力并不输于北条氏，因而三浦氏遭到剿灭后，一连串的后续事件便被牵扯而出。宝治合战结束四年多后的建长三年（1251）十二月，自月初起镰仓便笼罩着一种诡异的气氛，各种谣言、传闻四起，整装待发的武士随处可见，幕府与北条时赖的宅邸也加强了警备。到了月末的十二月二十六日，骚乱终于爆发了。这日未时，据说通过诹访兵卫入道莲佛的详细询问，了行法师、矢作左卫门尉及长久连等人被判定为有明显的谋逆之心，于是武藤景赖等人便活捉了他们。随后，越来越多的御家人竞相聚集至镰仓，整个镰仓变得愈发混乱。

据《北条九代记》记载，前将军藤原赖经返回京都后，暗中拉拢了各方武士意图造反，这些被拉拢的武士也都对此表示了支持，他们还欲与三浦一族商议此事，但时机不对，就在这些武士等待时机变化之时，事情败露，所有人尽数被抓。二十七日，这些参与谋反之人的处置得以确定，因此事聚到京都的御家人只得来到北条时赖面前，在向北条时赖极尽礼数地表达敬意后，才各自散去。《北条九代记》关于此次谋反事件细节的记述其实多有不明之处，但无论如何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的是，此次谋反事件与藤原赖经流放事件及宝治合战都有一定的关联。不过，这样一来，与九条道家、藤原赖经皆有血缘关系的现任将军——藤原赖嗣难免变得疑心重重。

据《吾妻镜》记载，建长四年（1252）正月七日，子时至丑时，人们身披甲胄、高扬旗帜奔赴幕府与北条重时的宅邸。但该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如何？《吾妻镜》却并未多言。不过，在翌日即正月八日条中，《吾妻镜》却写道：“将要继承下任将军之位的上皇大皇子宗尊亲王，在仙洞御所元服。”由此可见，正月七日所爆发的事件应该与废除藤原赖嗣一事有关。

二月二十日，二阶堂行方和武藤景赖以使节身份赶赴京都，并以北条时赖与北条重时的名义，向后嵯峨院递交了请求书，希望后嵯峨院能将大皇子或三皇子（后来的龟山天皇）送入镰仓，以取代藤原赖嗣成为新任将军，该请求书由北条时赖亲笔书写，北条重时联名签署，旁人皆不知该请求书的具体内容。至于幕府想废掉藤原赖嗣的理由，大致如下：藤原赖嗣文武不精，不务正业只好玩乐，毫无将军之威严，更不关心民众死活，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国家必将动荡不堪。事实上，自从藤原赖经遭到罢免，幕府方面就在与包括九条道家在内的京都各方势力不断周旋，而废除藤原赖嗣，正是为了给这种周旋画上一个句号。

宗尊继任将军一职

藤原赖嗣被罢免后不久的二月二十一日，九条道家去世，享年六十岁。事实上这期间，九条道家因藤原赖经一事遭遇重创，加之三浦氏灭亡后，九条道家又被怀疑与三浦光村暗中勾结。因而此时，九条道家与幕府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达了冰点。而另一方面，西园寺实氏与幕府的关系则日益紧密起来。那时，西园寺家的实力已经从清华家[2]的层级中脱颖而出，几乎凌驾于摄关家之上，可谓如日中天。相较之下，九条道家在京都的势力却日渐式微。最终，九条道家在失意之中离世。尽管发生了藤原赖经一事与宝治合战，但由于其时，九条道家仍是将军藤原赖嗣的祖父，所以幕府方面也并未对九条道家施以什么特别的处置。然而，由于九条道家去世前不久，了行法师等人才于镰仓被抓并有所招供，所以其中关联令人生疑，有人甚至认为九条道家死于幕府暗中操控的谋杀。

三月五日，镰仓方面收到京都方面的来信，信中称二阶堂行方和武藤景赖在上皇面前讨论了将军继承人人选的问题，上皇询问六波罗幕府方面究竟希望由大皇子还是三皇子继承将军之位。最终，北条时赖和北条重时等人经商量决定让大皇子继任将军。而后，此决定被即刻回报京都方面。紧接着翌日，藤原泰经启程前往京都传达命令，他让在六波罗的北条长时及其他在京都的实力派御家人打点好皇子前往镰仓的行程，并确定好随行人员。三月十九日，宗尊亲王乘八叶之车[3]从仙洞御所出发，途经六波罗前往镰仓。翌日，宗尊亲王沿着东海道一路向镰仓进发。四月一日，宗尊亲王一行人抵达固濑宿。在这里，他们和从镰仓出发迎接的队伍汇合。随后，队伍整装待发再次踏上旅程，一行人沿着稻村崎经由由比滨的鸟居，再经下下马桥、中下马桥、小町口，最终抵达北条时赖的宅邸。

另一方面，被罢免的藤原赖嗣终日忧郁不振。三月二十一日，藤原赖嗣从镰仓的御所搬至位于佐介的越后守盛时家中。而后，四月三日，藤原赖嗣带着妻子返回京都。尽管这两次出行的日子都被阴阳师认为甚不吉利，但其行程仍旧照计划执行，由此可见幕府态度之强硬。其后，在拆除旧将军御所、建造新将军御所时，北条时赖同样无视了阴阳道的禁忌，果断做出了决定。

四月五日傍晚，六波罗派来信使表示，由宗尊承袭将军之位一事已正式确定。在宗尊抵达镰仓后，除重建将军御所外，幕府还专门从北条一门及御家人中抽调人手，设立了格子番，使其成为将军御所内的番众。此后的正嘉元年（1257），幕府又效仿院御所设置了厢番，其番头从公卿、殿上人中选拔而出，而番众则从出身名门的御家人中选拔。综上所述，幕府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对宗尊表现出了敬意。

其后的文应元年（1260）二月五日，近卫兼经之女来到镰仓，被北条时赖收为养女。三月二十一日，此女成为宗尊的正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算是贯彻了“北条氏出身的女性嫁给将军”的母系相承的原则。

另一方面，因藤原赖经谋反之事的前车之鉴，北条氏开始进一步限制将军权力的发展，使其逐渐趋于形式化。如建长四年（1252）四月，在鹤冈临时祭上原本照例应由将军向神明供奉祭品、完成参拜，但幕府将其改为由专人负责供奉、参拜。幕府方面给出的理由是，亲王出行不便，不宜亲自参拜。该措施使得将军成了名义上的镰仓祭祀负责人。可以说，不仅在政治方面，在宗教方面将军的权力也遭到了架空。

不过由于御家人尽忠的对象始终都是“将军”其人，所以将军难免会拥有超出北条氏限制范畴的权力。宗尊之所以被迎至镰仓，正是因为那时幕府需要其取代藤原氏将军的位子。而文永三年（1266），当宗尊被查出有谋反之嫌后，幕府便罢黜了宗尊的将军之位，随即宗尊便被遣返京都。而与此同时，此前在藤原赖经一案中受到处分的北条（名越）光时的弟弟北条（名越）教时，又企图举兵谋反。这些登场人物之所以会在历史中不断上演重复的戏码，正是因为幕府体制的本质使然，即没有“将军”这一人格中心，幕府将不复存在。

新设“引付”

北条时赖担任执权期间不仅爆发了宝治合战，同时还有将军更替等令人目不暇接的状况发生。在此期间，有如下几项政策值得我们关注：

其中之一便是“引付”的设立。建长元年（1249），为处理御家人之间或本所、领家与御家人之间的诉讼，北条时赖设置了“引付”用以辅助评定众裁决诉讼问题。引付最初被分为一番至三番，其头人（长官）是北条政村、北条朝直、北条资时，而引付众则由二阶堂行方、二阶堂行泰、二阶堂行纲、大曾根长泰、武藤景赖等人担任。北条时赖设立“引付”这一审判准备机构的目标正是为了能够快速、公正地处理诉讼案件，这展现出北条时赖对御家人阶层利益的重视。

但是，该机构的设立却在另一方面滋生了此后被称为“得宗专制”的北条得宗的专制政治体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首先是因为评定众的构成人员大多都是北条一门之人，且北条氏占评定众的人数比例有日渐增加的趋势，而在新设置的引付众中，北条氏之人也在逐渐增多，加之引付头人均由评定众中北条一门的实力派来担任，所以最终才出现了“得宗专制”的现象。除此之外，北条时赖担任执权之后，特别是宝治合战之后，北条一门独霸守护之职的倾向也愈发显著。

另外，从制度层面看，原本决定幕府最高意志的执权、连署，外加评定众“评定会议”的权限，也逐渐趋于形式化，成了一具空壳。而北条得宗私邸里召开的会议却逐渐具备了某种实质性的权力。建长年间北条时赖在私邸中召开的秘密会议即是这种会议之肇始。当只不过是北条得宗家私人佣人御内人之首的内管领被任命为幕府侍所的次官（所司）之后，北条氏在实质上也掌控了侍所。此外，同样是在建长年间，负责镰仓市内行政的地奉行也开始由御内人担任。简而言之，随着将军职权的形式化，以北条得宗为中心，幕府权力的私有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而这种现象最初发端于北条时赖当政期间。

同样也在北条时赖当政期间，幕府与朝廷之间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种新的变化，即以藤原赖经为中心的将军近侍势力与执权势力的冲突开始变得愈发激化。宽元四年（1246）正月，后嵯峨天皇让位给后深草天皇，开始实行院政。与此相对地，随着藤原赖经的遣返，北条时赖方面的事态稍有好转。同年八月，北条时赖派遣使节前往京都向后嵯峨院汇报局势的进展，并提前告知京都方面，幕府将会实行德政，并更换新的关东申次。同年十月，幕府将关东申次由九条道家替换为西园寺实氏，并再次提出将实行德政。对此后嵯峨院开始实行新的制度，即院评定制。作为院政的最高决议机构，其评定众有西园寺实氏、土御门定通、德大寺实基、吉田为经、叶室定嗣五人组成。

对于后嵯峨院政时期开始的评定制，佐藤进一先生更关注评定内容中的领地裁决一项。尽管幕府的裁决制度原本只适用于御家人阶层与武士阶层彼此之间的诉讼，抑或御家人阶层、武士阶层同庄园领主阶层之间的诉讼，但是由于朝廷的诉讼制度并不完善，加之适用范围之外的阶层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诉讼需求，于是在该时间节点上，幕府方面开始敦促朝廷方面出台具体的对应措施，因而朝廷导入了院评定制。此外，与之同时实行的，还有武士不再代替朝廷检非违使维持京都治安的篝屋废止政策。佐藤先生认为，篝屋废止政策和新实行的院评定制具有相同意义。这些政策表明，幕府与朝廷之间的统治范围仍然划有严格的分界线。

第四节　北条氏与怨灵

根深蒂固的怨灵思想

前述内容已多少涉及了部分镰仓幕府与怨灵的故事。接下来，笔者将在本节进一步解读镰仓时期前半幕府与怨灵信仰之间的联系。

在幕府的开创者源赖朝的时代，世间普遍盛行一种传言，即在保元之乱中战败而亡的崇德上皇与藤原赖长等人的怨灵作祟，最终导致治承寿永之乱爆发。《玉叶》《吉记》《百炼抄》等记录类书籍及《平家物语》《保元物语》等军记物语类书籍，皆不乏对此类怨灵故事的记载。不仅限于后白河院等京都朝廷方面的人士，正如《吾妻镜》所记载的，源赖朝也倾力于镇抚崇德上皇的怨灵。如果说怨灵只向生前有仇之人作祟，那么源赖朝等幕府方面的人士最为惧怕的，恐怕还是治承寿永之乱中溺死于西海的安德天皇等平家人的怨灵、在奥州被杀害的源义经和奥州藤原氏的怨灵。

正如本书第七章内容所述，幕府的祭祀中心——鹤冈八幡宫，即具有镇抚怨灵的功效，其镇抚的主要对象是平家相关人士的怨灵。与此相对的，永福寺则建于奥州合战之后，源赖朝将藤原泰衡的陆奥、出羽两国纳入其知行国范畴之时，所以源赖朝于文治五年（1189）建立永福寺的目的是镇抚源义经、藤原泰衡的怨灵，以使关东长治久安。所以，永福寺坛场的装饰风格皆模仿平泉中尊寺而造。

上述这些为镇抚怨灵所做的各种举措本身，即表现出当时之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怨灵信仰。特别是当源氏或北条氏遭遇不测时，人们多多少少会认为那是怨灵作祟的结果。

正如前述所言，据《保历间记》记载，正治元年（1199）正月十三日源赖朝离世一事，大概也是志田义广、源义经、源行家、安德天皇等人的怨灵出现在海上作祟的结果。想必源氏或者北条氏最惧怕这种传闻了。

而承久之乱又为这种怨灵信仰添置了一些新的内容。三位上皇遭到流放、天皇被废，这些前所未有之事告终后，距承久之乱结束约二十年的延应元年（1239）二月二十二日，承久之乱的主谋后鸟羽院在流放地隐岐离世。后鸟羽院的谥号最初为隐岐院，很快又被改成了显德院。该谥号想来是在模仿崇德院。恐怕那时候后鸟羽院的怨灵已使人感到了恐惧。加之承久之乱以来，朝廷的贵族因被幕府夺去了实权，难免心生怨恨，所以后鸟羽院死后，只要政局出现动荡或有不祥之事发生，人们马上便会联想到，这一定是后鸟羽院的怨灵在向北条氏作祟所致。

后鸟羽院的怨灵作祟

《平户记》中有关后鸟羽院怨灵的记载尤多。以下引用几例。首先，介绍一下后鸟羽院死后第二年，也即仁治元年（1240）正月出现的有关北条时房之死的传闻：

那时，六波罗收到幕府方面传来的消息称，北条时房突然离世。北条时房平日不曾患病，虽然身体偶有不适，但也不太严重，所以家中之人并无太多提防。谁曾料想正月二十四日戌时，北条时房却突然离世了。北条时房是北条义时之弟，自承久之乱以来，兄弟二人可以说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幕府政治的左膀右臂。现如今北条时房突然离世，实在令人感到可疑。于是，人们谈论说，去年年末同北条氏一道主导幕府政治的三浦义村才突然离世，今年北条时房又上演了相同的悲剧，这多半都是显德院作祟的结果。加之，北条时房的家臣曾在去年年末梦见死去的显德院及其护持僧长严僧正前来捉拿北条时房，后来北条时房果真亡故了。这样的事情难免不使人产生联想。自此之后，关东的运势也日渐衰落。

接下来是同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关幕府衰亡一事的猜测。这日恰是后鸟羽院的忌日，供养仪式结束后，刚参加完仪式的大藏卿菅原为长在闲聊中提到了怨灵一事：

昨夜，菅原为长收到关东的亲戚发来的消息，说镰仓发生了诡异的事件，令人联想到似乎有天魔在镰仓作乱。例如，由于一连几个晚上皆有纵火事件发生，于是幕府在每个十字路口都安排了一名守卫值守，后来一名杀人犯遭到抓捕并被捆绑起来，但是到了早上，木桩和绑绳依旧在原处，杀人犯却不见了。除此之外，火灾接二连三地发生，甚至有场大火一直燃烧了四天，六波罗似乎也有天魔降临。

平经高在记录这些事件时，似乎十分兴奋，他认为自承久之乱后起，武家掌控天下二十载，这些异象恐是武家灭亡之兆。其后，《平户记》又将天狗、天魔的出现与后鸟羽院的怨灵两相结合，数次将其解读为幕府衰亡之兆。其中，僧正觉教所讲述的，高野奥院见到某位德高望重的高僧的梦境就宛若传说一般：

高僧攀登至山顶，发现山顶上有许多身份高贵之人，不知此处是何人住所？此时恰逢一贵人前来拜谒。于是，高僧问仆人：“来者何人？”仆人答曰：“此人乃是贺茂大明神，伊势太神宫唤其前来，是想派他作为使者前往尼野大明神处。”随后，伊势太神宫披露，显德院向其诉说，自己因遭遇不测而奔赴远方实乃前世的宿报，但由于无法再见到故乡京都，心中满是怨恨，所以才想用干旱、疾病、饥饿等天灾来毁灭人间。显德院希望得到神明的宽恕。伊势太神宫觉得其言之有理，于是便差遣贺茂大明神前去转告尼野大明神。高僧本想等待贺茂大明神回来后，询问他尼野大明神的回复，但因受到责备，还未听到答复，高僧便被轰了出来。

在如此前后文脉的逻辑之下，前文提到过的北条泰时之死，应该不能被视为正常的老死。据《平户记》记载，北条泰时临终之际意识混乱，全身如火焰般发烫，无人可近其身。在长时间的痛苦煎熬中，北条泰时终于撒手人寰。僧侣们有传言称，将军送往奈良的信中曾写道，因显德院显灵，所以才有怪事发生。北条泰时死前的模样与《平家物语》对平清盛临终之际“热死”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北条泰时离世不久后的六月，九条道家告诉平经高，后鸟羽院的谥号已改为显德院。由此可见，北条泰时之死在那时已被认为是与后鸟羽院的怨灵作祟有关。北条氏即便曾在承久之乱中获胜，其后更是实力大增，甚至强大到可以自由决定天皇的人选，但是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怨灵，除了祈祷镇魂外，北条氏几乎束手无策。

后鸟羽院的遗书

后鸟羽院之所以被认为是作祟的怨灵，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本人的遗书。后鸟羽院于嘉祯三年（1237）八月二十五日写下的遗书被收录在《水无濑神宫文书》中，其内容大致如下：

吾是在《妙法莲华经》的指引下，试图超脱生死境界之人。万一被此世的妄念吸引而成为魔物，势必会为世间带来灾厄吧。吾辈子孙若有千万分之一的幸运坐拥天下，那定是吾倾尽全力所致。正因为吾将吾之善根功德全部施以恶道，如此难事才能得以成真。不过，如此一来，吾身将不再拥有善根，吾亦将在恶道愈陷愈深。如若吾辈子孙能够治世，较之求神拜佛，祈求吾之冥福是为正道。后白河法皇曾对吾说过此番话，但吾并未深想。若是有人拜吾所赐成为治理天下的天皇，请务必为吾乞求冥福，否则休怪吾从中作祟。

在有关崇德上皇的传说中，已经出现了将佛道之中所积累的善根之力，反用于魔道的想法。仍抱有重返京都之期望的崇德上皇，在被流放至赞岐后离世，他曾用血写下五部大乘经，其用意并不是为了来生转世抑或治世安民，而是为了毁灭天下。与此类似的内容在延庆本、长门本《平家物语》和《源平盛衰记》等军记物语及《吉记》中均有所记载。此外，倾力于供养崇德上皇怨灵的后白河院之所以会将这些想法告诉后鸟羽院，正表明后鸟羽院的想法与崇德上皇十分接近。《明月记》曾写到文历二年即嘉祯元年（1235）春，九条道家与九条教实原本希望能让后鸟羽院与顺德院（土御门院此时已亡故）返回京都，可北条泰时却来信说，家臣们一致表示反对，于是此事最终只能不了了之。如此看来，后鸟羽院的遗书中饱含其返京无望的怨恨，就这一点而言，将其与崇德上皇相提并论是十分恰当的。

后鸟羽院的遗书　嘉祯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的遗书中可见“灾祸”“作祟”等词语，后鸟羽院已不再期望能重返京都，大抵心中多有怨念吧（水无濑神宫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提供图片）

怨灵招致短命

尽管人们认为北条氏之死皆因怨灵作祟而起，但北条时房却活到了六十六岁，三浦义村与北条泰时也都活过了六十岁，只不过从北条泰时再往后看，在自然死亡的条件下，即便考虑到当时的卫生条件等情况，北条氏的男性后代似乎也都短命，这难免让人联想到怨灵作祟的情境。笔者在下图列出了北条氏男性去世年龄一览表。竹御所与桧皮姬两位对北条氏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女性，其死亡时的年龄仅为三十二岁和十八岁，综合表中北条氏男性后代的去世年龄情况分析，隐约之中难免让人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从中作梗。

北条氏男性去世年龄一览表

北条时赖的乳名是“戒寿”，北条时赖之后的北条氏男性通常也会选择一些比较吉利的字，如“宝”“福”“松”等，融合“寿”字取乳名，如北条时赖之子宝寿（北条时辅）、正寿（北条时宗）、福寿（北条宗政），以及幸寿（北条贞时）、成寿（北条高时）、万寿（北条邦时）、全寿或龟寿（北条时行）、菊寿或兼寿（北条泰家之子）、金寿（北条泰家之子）、松寿（北条友时），等等。可以说，北条氏起乳名的特征表现出了北条氏对怨灵的恐惧，以及希望后代子嗣能够长寿的心愿。

北条泰时离世数年后，1245年至1247年期间，北条氏开始愈发重视镇抚怨灵的行为。其间，镰仓常有口角之争与打架斗殴之事爆发。此外，北条经时夫妇也相继离世，将军正室桧皮姬更是卧病在床。桧皮姬究竟患上了什么病？对此，《吾妻镜》也只有“身体不适”这般简单的描述。总而言之，如此事态总让人觉得是有怨灵之类的超自然力量在制约北条氏的发展。自桧皮姬发病以来，幕府为祈祷其康健举办了各样的法事。此外，由于宽元四年（1246）发生的北条（名越）光时阴谋事件也被人们认为是后鸟羽院的怨念所致，于是宝治元年（1247）四月，幕府在鹤冈八幡宫西北方向的山麓上建造了今宫，以祭祀后鸟羽院、顺德院及后鸟羽院的护持僧长严，并将上野片山庄划入今宫领地。今宫即今日之鹤冈新宫。然而，所有努力似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宝治元年五月十三日，年仅十八岁的桧皮姬也去世了。

桧皮姬死后第二年即宝治二年（1248）的二月，永福寺的殿堂得到修缮。自文治五年（1189）创建以来，永福寺已经历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房舍整体已破败不堪。宽元二年（1244）永福寺虽得到过小范围的修缮，但其后便无人再行维护之事了。而永福寺之所以会在宝治二年（1248）二月得到修缮，则是因为第二年（1249）是己酉年，那时距离永福寺建寺整好一个甲子，加之北条时赖梦见神明托梦让他重振永福寺，于是幕府才会对永福寺有所修缮。

其后的宝治二年（1248）十二月，幕府下令地头必须在神社、寺院的领地严格按照规章、先例行事，且在收到伊势神宫等重要神社领地的庄官递交的报告后，必须即刻呈送。这些新规并非单纯出于一种对神佛的敬重之情，包括当时为驱邪在时赖亭举行读《大般若经》的活动在内，一切的一切皆是幕府应对怨灵作祟的策略。

北条家历代之墓（神奈川县立金泽文库提供图片）

到了建长四年（1252）正月，长严的幽灵附身在一名十三岁少女的身上，降神谕自称是后鸟羽院的使者，自关东前来住在时赖亭，因隆弁法印在时赖亭念经而遭到驱逐，现要前往京都的后鸟羽院御所报告，来年再前来降神谕。因此，幕府方面为了祈祷关东安泰，于二月十二日在时赖亭举办了如意轮法的法事活动。而后，建长六年（1254）四月，幕府为以北条时赖两个儿子之名作为寺号的圣福寺的镇守神殿举行了上梁仪式。据《吾妻镜》记载称，幕府此举的目的是，祈求幕府长治久安，以及北条时赖的两个儿子能够延年益寿。圣福寺建在与镰仓守护神镰仓权五郎景政颇有渊源的相模国大庭御厨境内，由与御灵信仰有关的鹤冈若宫别当僧正担任大劝进一职，想来这也是镇抚怨灵措施中的一环吧。

北条氏上述这些镇抚怨灵的措施，其实与古代末期镇抚崇德上皇与藤原赖长怨灵的措施如出一辙，只不过古代末期以前的怨灵通常带来的是疾病、战乱、饥荒等对社会产生大范围影响的灾难，而镰仓的怨灵则更多只是在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换言之，镰仓的怨灵更倾向于个人性质的复仇。这其实是受到了宗教精神变化的影响，因为那时社会经历了大动荡的时期，且人们的宗教信仰总体上也比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更具有个人主义的特点。

[1]祓，指驱除灾祸、污秽与罪障。

[2]清华家，公家的门第之一，位居摄关家之下，大臣家之上。此出身者可兼任大臣、大将，升至太政大臣。

[3]八叶之车，一种牛车。

第七章
新时代的气息

第一节　都市镰仓

以鹤冈八幡宫为中心

第一章至第六章主要按照时代的变迁探讨了镰仓前期的历史，即便不一定能严密地限定到某一时期，但是在谈及该时代的历史特征时，某些社会现象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因而，本章将选取幕府大本营镰仓如何成为都市、该时代女性的地位及镰仓佛教的性质这几个角度做概括性论述，并以此结束全书内容。

治承四年（1180）十月，源赖朝从安房国回到武藏国后，听取了千叶常胤的建议，将相模国的镰仓定为大本营。十月六日，源赖朝入驻镰仓，暂先借住百姓家。十月九日，原位于山内的知家事兼道的宅邸被改建在大仓乡，打造新邸的工事动工。北条政子也择吉日，在稻濑川短暂逗留后，于十一日进入镰仓。大约两个月后，大仓新邸完工，举行了乔迁仪式。大仓的赖朝亭也被称为“御所”，由于之后源氏三代将军均在此掌权，所以此处也被称作“大仓幕府”。至此，镰仓向着政治都市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将以《镰仓市史》为首，再依据石井进、大三轮龙彦、河野真知郎、马渊和雄等人的研究，以及镰仓考古学研究所的调查等资料，综合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两方面的成果，概略性地讲述镰仓的历史。

位于镰仓东北方向的鹤冈八幡宫自然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吾妻镜》中说道，源赖朝在到镰仓后不久便决定在小林乡的北山建造宫庙“祭拜祖先”，并于1180年10月12日从由比乡搬至鹤冈。最开始神社的大殿并没有现在这么精致，只是很粗糙地建造了社殿，直到养和元年（1181）七月三日，才开始在如今鹤冈八幡宫本宫的位置建造社殿，八月十五日举行迁宫仪式，源赖朝也出席了这一活动。翌年（养和二年即寿永元年）三月，从八幡宫大殿直通由比浦的若宫大路开通。在源赖朝的亲自指挥下，这条路由北条时政以下的御家人搬运土石修造而成，其目的是祈祷怀孕的北条政子安产。四月，神社前大约三万平方米、名为弦卷田的土地被挖作池塘，大约从这时起八幡宫的方形区划便大致形成了。

清和源氏的祖先源赖义在前九年之役讨伐安倍贞任后，于康平六年（1063）秋季秘密向京都的石清水八幡宫请神，并在由比乡建造了鹤冈最初的神社。在此基础上，源赖义的嫡子源义家又于永保元年（1081）对其加以修缮。然而《吾妻镜》中并无关于鹤冈最初神社的明确记载，对于建久二年（1191）鹤冈的神社发生火灾后重建一事，《吾妻镜》仅仅记述道：“鹤冈若宫之地，宝殿本为从八幡宫请神供奉而造。”按字面意思理解，以前的鹤冈神社与八幡宫有着不同的神格，这是因为以前鹤冈神社的神格本是若宫。

鹤冈八幡宫的复原模型

虽在此不再赘述，但笔者在整理相关史料后得出下述结论：①1063年，源赖义于由比乡建造了一座宫殿（今下若宫）；②源赖朝于1180年10月将此宫殿迁至小林乡北山（今鹤冈新宫若宫）；③1191年4月，在已有若宫的基础上首次将神从八幡宫（今上宫）迎接至此。笔者将上述记载解读为，源赖义最初迎接的便是石清水的若宫，而1191年所迎来的则是石清水的本宫。笔者这么说的根据是，当初源赖义之所以特地向新宫请神，正是因为希望借此求得前九年之役死者的安息，而拥有防止怨灵作祟祭祀性质的若宫信仰则恰巧符合这一需求。后来源赖朝将其迁至鹤冈，也是为了能让保元、平治时期以来死于动乱之人获得安息。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前述二者具有相同的神格了。至于鹤冈神社在创建时便已设有僧职这一点，更能体现其神宫寺的性质特点，由此可以想见，人们会在这里举行佛教的安魂仪式。此外，死后容易化为怨灵作祟的战败者子孙，也大都会被选为鹤冈神社的供奉僧，例如平家的末裔或是曾我兄弟的亲戚等。该情况亦从侧面说明，鹤冈神社的确拥有镇抚怨灵的性质。

鹤冈八幡宫　以源氏的氏神构成了镰仓幕府的中心，源实朝在这里被公晓暗杀（鹤冈八幡宫提供图片）

八幡宫始建时，大庭景能以俗人身份被任命为俗别当，负责掌管鹤冈的相关事务。大庭景能之所以能担当此职，正是因为大庭一族原本即是镰仓一带的土著武士集团。前文已介绍过，平直方因感动于源赖信、源赖义父子平定平忠常之乱的勇武，而将源赖义收为女婿，清和源氏与镰仓的缘分亦由此开始。此后，源义朝侵入伊势神宫领地内的大庭御厨，以此为契机，御厨当地的庄官大庭一族便归顺了清和源氏。源义朝移居京都后，其长子源义平统治了整个镰仓。由于源义朝死于平治之乱，而源义平因策划暗杀平清盛一事，也于永历元年（1160）被杀，所以在源赖朝入主镰仓前，镰仓已无源氏一族的踪影。而在这段没有源氏的空白期中，据说正是大庭氏掌管了整个镰仓。大庭氏是镰仓权五郎景政的后裔，而镰仓权五郎景政又是御灵信仰中重要的祭祀对象之一，加之鹤冈的神社具有御灵祭祀的性质，因此由大庭氏担当鹤冈的俗别当一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源赖朝入住镰仓之后，都市镰仓便有了现在的构造：从由比滨至材木座海岸一带，向平原部的东北山脉方向延伸，直至最深处鹤冈八幡宫的位置。从鹤冈出发直通海边的若宫大路是城市的中轴线。其实，源赖朝时期的镰仓街道比后世窄得多，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发现，那时街道最南端的位置是当时的海滨大鸟居（从八幡宫大殿向南约1.15公里）。但是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海滨附近也逐渐发展成了居住区。

源赖朝之前

那么，源赖朝入主镰仓之前，镰仓是什么样子的呢？根据文献记载称，镰仓的历史始于《古事记》的时代。《古事记》中记载倭建命和山代之玖玖麻毛理比卖的孩子足镜别王的后裔有着“镰仓之别”的豪族名，不过遗憾的是，关于“镰仓之别”，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详细的记录了。再往后，镰仓再次出现在能明确年代的史料中，已经是天平七年（735）的《相模国封户租交易账》（《正仓院文书》）中记载的“从四位下高田王食封，镰仓郡镰仓乡三十户”一句，以及《万叶集》第二十卷中作于天平胜宝七年（755）的这首东国防人歌了：

今日我于难波港整装待发，可母亲却已不能看到我的英姿。

其作者为“镰仓郡上丁丸子连多麿”。再有就是第十四卷中吟咏镰仓山的一首：

你既说镰仓山上繁茂的薪木名曰等待[1]，我又为何于此为情所困？

如上述这般，《万叶集》一共收录了三首有镰仓这一地名出现的防人歌。由此可见，镰仓这一地名在律令国家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了。据说，镰仓这一地名起源于中臣镰足在参拜鹿岛神社时得到的托梦，在梦中中臣镰足将多年使用的镰刀埋在了此地，不过这种说法听来未免有些牵强。从语源的角度来说，吉田东伍先生认为，镰仓（Kamakura）一词起源于“灶谷”（当时“谷”的发音为kura），也就是说，因为此处的地势与灶很像，由此得名。镰仓的地形特征是南方面朝大海，北、西、东三面环山形成天然要塞，确实地如其名。贞应二年（1223）的《海道记》这样写道：“东南角一道港口买卖的商人熙熙攘攘，北、西、东三面，高高低低的山脉宛若屏风浑然天成。”再例如14世纪中叶的《梅松论》则说道：“镰仓之南为海，三面环山。”可以说，这些描述都捕捉到了镰仓的地理特征。

《不问自语》的作者后深草院二条曾于正应二年（1289）到访镰仓，她的“越过化妆坂的高山向镰仓望去，所见与立于东山眺望京都有所不同，层层峦峦，宛若被笼罩一般，一片侘寂”常被引用，其实描写的也是镰仓为山所包围，人烟阜盛的景象。尽管地势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镰仓就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地方。镰仓南面临海，依靠海路，近有伊豆、房总，远可联系东北、九州，陆路方面也与当时东海道的路网相连，交通实则相当便利。

正是因为这样的地势条件，加之平直方及其后继的清和源氏皆曾在此设立大本营的历史，有观点便认为，镰仓是11世纪中期相模国实质的中心。若果真如此，那么《吾妻镜》形容源赖朝到来以前的镰仓“此地较为偏远，除了渔夫和老翁，少有因为卜居于此之人”的描述，反倒是夸大了源赖朝到来后镰仓的都市化进程，其实镰仓早在源赖朝到来以前就已经具备了都市的性质。

镰仓的道路情况，较之源赖朝到来之前，并无太大的变化，两条东西向的道路和三条南北向的道路自古以来就是镰仓的主干道。首先，第一条东西向的道路相当于现在的国道134号线（湘南道路），它是一条沿海的道路。在平安时期，这条路从相模国府出发，经由稻村崎，最终抵达沼滨（今逗子市），而沼滨也因源义朝当初在此修建别邸而闻名。另一条从镰仓北端的山脚下出发，从山内延伸到鹤冈八幡宫附近，再经由朝比奈抵达六浦的道路，与上述穿越镰仓南端的道路相对。这条从北端山脚出发的道路，在平安末期便已能越过朝比奈山岭抵达六浦，后世开凿的朝比奈山路，也只不过是再次修整了此路。据推测，过去此路曾因建造鹤冈八幡宫而遭截断，此路原从当时的东海道方向出发，进入山内，越过化妆坂，继而直抵相当于源义朝宅邸遗址的寿福寺，然后一直通往大仓方向，最终抵达六浦。

镰仓的主干道便是这两条东西向的道路，以及与其交叉的三条南北向的道路。由这些道路勾勒出的镰仓的整体构造，在源赖朝入主前便已近乎成形。而其构造的萌芽期则可上溯至弥生时代。按照马渊和雄先生的说法，在镰仓四周，东南有八云神社（祇园天王社），东北有荏柄天神社，西南有坂下御灵神社，西北则有佐助稻荷神社等诸神社守护着镰仓。至于每座神社的建造年代，八云神社建于永保年间（1081—1084），荏柄天神社建于长治元年（1104），而坂下御灵神社与佐助稻荷神社的建造年代则尚不明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几座神社在源赖朝入主镰仓前便已经存在。包括这些神社在内，据推测平安末期此地共有近二十座寺院、神社，所以镰仓并不像《吾妻镜》所记载的，只是一个贫瘠的山村。

从大仓到若宫大路

北条政子去世数月后，源赖朝时期修建的大仓幕府便被迁移至别处。嘉禄元年（1225）十月，幕府迁移的问题引发了讨论，北条泰时和北条时房等人立即实地考察了宇都宫辻子和若宫大路等候选地。尽管由于众说纷纭，且阴阳师的占卜结果亦无法达成一致，导致在最终决定搬迁地点时，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但十月的月末人们还是举办了地镇祭，且新的幕府也于十二月落成，面向宇都宫辻子。随后没过多久，将军藤原赖经也搬迁至此处。据《吾妻镜》记载，宇都宫辻子的新幕府，南北长为六十一丈，东西宽达二百五十六丈五尺。不过由于东西方向的数据实则存在五十六丈五尺的错误，所以新幕府的规模大约也就是比平安京的内郭略小一点而已。此次搬迁意味着幕府的政治中心从大仓转移到了若宫大路。

在幕府搬迁期间，北条泰时和北条时房考察了市内并测量了镰仓的房屋面积，当时他们导入了京都、奈良使用的丈尺制作为测量单位。一丈大约是3.03米，而一尺大约是一丈的十分之一。虽然同是以这两个单位为基准丈量市区的区划，但测量镰仓时所用的丈，据推测在数值上与京都、奈良所使用的“丈”略有不同。镰仓的一丈比京都、奈良的一丈多了十分之一，约为3.3米。不过至于该推测是否属实，目前我们暂不可知。总而言之，按上述丈尺制的测量方式推算，镰仓市内的街道东西宽一百七十五丈，南北长三百丈。此外，与丈尺制一同被导入的还有计算房屋面积的基本单位，即以房屋正面的宽度五丈×进深十丈为一户主。

除此之外，“保”还被规定成了市政单位。文献中“保”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历二年即嘉祯元年（1235）幕府下达的命令中。在该命令中，幕府不许裹着头巾的僧人在镰仓市内四处游荡，更不许念佛者吃鱼吃肉或是与女性共进酒宴，幕府让“保”的奉行人严格执行此命令。据推测，“保”这一制度与户主制度应该实施在同一时期。

在北条泰时担任执权的时代，幕府搬迁至新址，土地规划亦得以实施，镰仓在都市构造和行政制度上皆趋于完备。至于连接镰仓与外界的道路，仁治元年（1240），由鹤冈八幡宫的一侧向北，修筑、整修了通往山内的小袋坂（巨福吕坂）；翌年即仁治二年（1241）又修筑了一条向东越过滑川谷源流、直通六浦津的六浦道。

在现在材木座海岸饭岛崎周边建起的和贺江岛，是劝进僧往阿弥陀佛在得到北条泰时的许可后，于贞永元年（1232）施工建造，并于次年正式完工的人工岛。镰仓海岸平浅，大船出入此地多有不便，但和贺江岛的落成让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此后，和贺江津作为能装卸米、木材，以及中国舶来品的大港口欣欣向荣，材木座之名也由此得来。建长六年（1254）四月，幕府向问注所和政所下令禁止五艘以上的唐船同时靠港停泊。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镰仓港口应该时有五艘以上的唐船停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镰仓港口的繁荣。文永元年（1264）四月，尽管幕府下令禁止在东国卖酒，但仍有大批酒走海路从筑紫被贩运至镰仓。镰仓时代后期至末期，由比滨附近到处都是存放商品的仓库。除此以外，镰仓遗迹也曾出土过大量的中国陶瓷和常滑烧大瓮，由此可见镰仓当时是何等的兴盛繁荣。

关于镰仓那时的人口，我们并未掌握十分明确的线索，因此只能依据资料进行推测。河野真知郎先生按照神社、寺院的领地，武家人的住地，商人家等区域的划分，计算14世纪前半的人口：神社、寺院领地大约有15000人，武家人住地则有17500—29000人，而商人家则有31600—56900人，总计64100—100900人。尽管从数据上看，浮动范围较大，但也得不出更精确的数据。石田进先生则以《吾妻镜》记载的建长四年（1252）九月幕府禁止镰仓市内贩酒，调查百姓家中酒壶的数量为37274个进行推算，如果一户人家约有三四个酒壶，那么大约就有一万户人家，如果每户人家大约有五口人，则庶民的人口约有五万人。当然，这一组数据同样不够精确。除此以外，也有以《镰仓年代记里书》中记载的永仁元年（1293）四月镰仓大地震中的死亡人数23024人为依据，推测当时镰仓的人口应该在此之上的方法。

第二节　从法律看女性地位

女强人们

本书的第三章中曾介绍过，源赖朝的妻子北条政子的权力有时甚至在源赖朝之上。这不单单是因为北条政子是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强人，还象征着这个时代的女性对男性拥有权力。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当时女性的地位问题。

尽管并无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去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史料之中也尽是概括性的记述，但若单从镰仓时代前期看，女性的确有着和男性同等的活跃表现，有时甚至能对自己丈夫的去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例如治承寿永之乱中，巴御前曾跟随木曾义仲一同作战，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巴御前是木曾义仲的乳父中原兼远的亲戚，后来她又成了木曾义仲的妾。《平家物语》形容巴御前是一位“肤白貌美，长发及腰”的女性，上了战场却可“以一当千”。此外，建仁元年（1201）城长茂挑起叛乱，越后国的板额举兵呼应。这位板额正是城长茂之妹，亦是一位男人都须让她三分的武者。当时，她与侄子城资盛在鸟坂城与幕府军激战，惨败后被押往镰仓。最终，甲斐源氏的浅利义远救了板额，娶她为妻。

除了上述两位亲自上战场的女性，还有女性在战争中为犹豫追随哪一方的丈夫做了决断。

前文已经介绍过，在承久之乱中，京都方面曾想拉拢三浦胤义，三浦胤义之妻原本是源赖家的妾，她曾遭到北条氏的迫害，那时源赖家被杀，其子荣实也惨遭毒手。此事实乃三浦胤义之妻的心头大恨，所以三浦胤义表示愿助京都方面一臂之力。或许这样的理由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着实有些荒谬，但这件事至少表明，三浦胤义之妻有着能够左右丈夫抉择的权力。

再者，便是《吾妻镜》记载的宝治合战中毛利季光（入道西阿）之妻即三浦泰村之妹的故事。开战在即，毛利季光之妻身穿套着褐色帷子的白小袖，仅带着一名侍女，突然出现在兄长三浦泰村位于西御门的住处。她此次前来，既是为了给兄长打气，同时也是为了告诉兄长，自己的丈夫毛利入道一定会和兄长统一战线，纵使毛利入道有二心，自己也会说服他助兄长一臂之力。翌日，毛利季光身着铠甲正准备前往御所参拜，却被妻子拦下。其妻拽着毛利季光铠甲的袖子说：“抛弃三浦泰村，转而帮助北条时赖，实非武士所为，且违背我们一直以来的约定，此等行为必当为后人耻笑。”于是，毛利季光转而加入了三浦泰村一方。同样是在宝治合战时期，还有一个人也和毛利季光一样，娶了三浦泰村之妹为妻，此人便是关政泰。关政泰曾一度想要离开镰仓返回常陆国，但在途中听闻三浦泰村被追讨一事，考虑到妻子是三浦泰村的妹妹，自己也免不了承担连带责任，于是便连夜返回镰仓加入了三浦泰村一方。

在镰仓时期的战争中，像毛利季光和关政泰这样，协助妻子娘家而非父系亲戚的例子不在少数。在比企氏之乱中，比企能员的女婿笠原亲景、中山为重以及糟屋有季等人也是因此缘故才加入了比企氏一方。除此之外，在和田之乱中，横山时兼的女婿波多野三郎、横山时重的女婿涩谷高重等人，也曾加入和田氏一方。

笔者已在前文中指出北条氏与将军之间的关系依靠母系来联结，但事实上这种母系联结并不仅限于北条氏，这种现象在当时应该说是十分普遍的。

围绕着领地的女性权利

接下来，通过《御成败式目》等幕府法及被称为裁许状的镰仓幕府判决文书，笔者将对镰仓时期女性的地位问题做进一步分析。幕府法原本旨在解决围绕地头和御家人所产生的领地继承、争夺等问题，而不在于解决人际关系所引发的各种争端。不过，在涉及继承所带来的领地变动问题时，则必须要调查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然后才能判定领地真正的所有者。作为调查结果，判决文书上也会留下关于人际关系的记录，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

那么，女性从父母处获得的领地，以及婚后从丈夫手中得来的领地，其固有权利是否可以获得认可呢？对此，我们需要分别考虑从父母处获得及从丈夫处获得这两种不同的情况。

按照式目规定，父母把领地转让给女儿后，若是女儿有违抗父母之行为，则父母随时可以将领地收回。仅看此规定，式目的出台似乎削弱了女性固有的财产权。但是，该规定以公家法等条款为基础制定，原本的法律规定在父母将领地转让给女儿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以再将领地收回，这一点也从侧面说明女子的所有权有时甚至超越了男子。但另一方面，这种法律也有其弊端，曾有女儿仗着这条规定，在得到领地后不再孝顺父母，还有某些父母因害怕日后产生纠纷，而故意不将土地转让给女儿。因此，可以说式目出台之后，女子的固有财产权变得和男子相同了。

实际上，从不孝女手中收回领地之事在当时并不稀奇。延应元年（1239）十一月五日的关东裁许状中，记录了小鹿岛公员和伊豆守赖定因领地问题发生争执之事。此二人分别是小鹿岛公业的儿子和女婿。该事件的起因是小鹿岛公业曾将领地转让给自己的二女儿，即赖定之妻药上，而药上直至临终之际都未曾对父母尽孝，所以幕府判决该领地收回并将其转让给小鹿岛公员。

除了上述这种围绕亲子关系所产生的纠纷外，还有因配偶过世或离异而出现的“再婚”问题，由于产生了新的夫妻关系，前妻之子和继母之间容易发生此类争端。

另一方面，女性婚前所有的财产在婚后仍属女性的固有财产，其丈夫是无权处置的。特别是领地以外的财产，如果夫妻之间有了孩子，丈夫可以拥有处置权。若是没有孩子，丈夫则无权处置该财产，需将其归还妻子的娘家。然而，若是婚后女性从丈夫处获得了领地，其相关权利则需分“配偶去世”或“两人离异”这两种情况分别予以讨论了。

如若女性遭遇丧偶的情况，其丈夫在生前转让给妻子的领地，或是在遗言中转让的领地将依然可归妻子所有，只不过这种权利也有其限制。若是女性丧偶后再婚，则其从前夫处获得的领地，或归前夫之子所有，或交由他人（多是幕府）处理。换言之，站在女性的视角，该规定实则考虑了非自己亲生的丈夫之子，即丈夫与前妻或妾的孩子等也可成为继承人的情况。

丧偶后继承了丈夫领地的女性，再婚时便会丧失领地的继承权，该规定对于妻子以外的继承人而言，可谓是大好的机会，因此该女性是否已经再婚，便成了此类事件诉讼的争论点。宽元二年（1244）的关东裁许状中，记录了肥前国御家人益田通广与山代固出家为尼的遗孀之间的争端的判决结果。这起诉讼最大的争论点是，益田通广认为山代固的遗孀已经再婚，而她则对此表示否认。最终，此案以幕府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遗孀已经再婚而告终。其实在此之前，山代固之女源氏（益田通广的母亲）对山代固出家为尼的遗孀（推测是源氏的继母）亦提起过诉讼，而上述案件正是此次诉讼的后续案件。该案件的争论点在于遗孀是否再婚，因为如果遗孀不再拥有领地的所有权，山代固之女源氏便有了继承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便开始寻找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这种办法既能再婚，又不至于丧失领地的所有权。于是，一种新的方法便应运而生，即丧偶的一方尽管年纪尚轻且健康无恙，却谎称患病，然后再将领地转让给自己的孩子或亲人，以获取将军对土地归属的认可，然后再婚。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实在是太不成体统了，所以幕府法便规定，若非重病告危，否则将不承认这种转让。此外，妻子在生前因丈夫转让而获得的领地，若是妻子先于丈夫而去，则领地将归丈夫自由处置。

再者，妻子从丈夫处获得财产后，如若两人决定离婚，式目规定，因妻子的重大过错造成二人离婚的，妻子须归还所得领地；因丈夫拈花惹草导致离婚且妻子一方没有过错的，则妻子从丈夫处获得的领地仍归妻子所有。不过后来，式目又对该项规定进行了补充，即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添加了限定条件：若女性在离婚后同其他男性再婚，那么其从前夫处所得领地将被没收。

另一方面，在文永元年（1264）宫城广成出家为尼的遗孀与那须资长的诉讼案件中，关东的裁许状写道：婚后丈夫从妻子处所获之财产将不再返还妻子。幕府法原本并无明文规定妻子给予丈夫的财产将无法收回，而只是列出了丈夫须返还妻子的具体情况。所以，该裁许状应该是在裁决人判断此案与幕府法所列情况不符的情况下，给出的裁决结果。

“秘密仪式”与家内统治

在有关女性的法规中，还有一条关于私通的规定。式目规定，御家人与他人之妻发生性关系属于犯罪，无论是强奸，抑或通奸，其一半领地都将遭到没收，并被施以停职处分。若该御家人没有领地，则将遭到流放。此外，女方亦将遭受同样的处罚。单从内容上抽象地看，这只是单纯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规定。但是，在御家人社会实际的争讼中，它却多与领地及财产去向相关。正因如此，这样的事情往往会趋于复杂。

接下来，笔者将介绍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伊豫国的河野通时与其死去的弟弟河野通继之子河野通义，争夺伊豫国石井乡的归属一事。据文永九年（1272）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关东裁许状显示，河野通时与河野通义因领地归属问题，转而控诉彼此与女性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甚至牵扯出了双方同河野通继之父敬莲的继室及小妾的关系。具体而言，河野通义状告河野通时因与其继母私通而被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河野通时对此予以驳斥。另一方面，河野通时则提出河野通义之父河野通继与河野的继室及小妾也均有私通之嫌，在河野通义表示否定后，河野通时又说河野通义同敬莲的继室也有私通。不过幕府对于这些辩词倒是一概皆未深究。在这个时代，继承问题已不限于单偶婚小家庭的亲子或兄弟之间了，它有时候甚至会牵扯到祖父祖母、伯父伯母、叔父叔母或是继母与小妾，乃至其孩子的权益。这意味着把握双方的人际关系在诉讼中已变得尤为重要，诉讼已不仅是互相揭短的比拼了。

让我们再回到此前提到过的丧偶与离异的问题。如前所述，只有在没有再婚的情况下，妻子才能继续保有从前夫处获得的领地，但是那时并没有可以被用来判断两个人是否结婚的官方证明。况且，原本也没有判断是否再婚的明确基准，因此再婚与否问题所引发的诉讼层出不穷。对此，幕府在式目制定后不久的延应元年（1239），明确了改嫁（再婚）的基准：当女性在新的丈夫家“处置领地并处理家中杂事”，即表明该女性已再婚。在此种情况下，虽与法规有所抵触，但该女性若是“秘密举行了成婚仪式”，则纵使有传闻称该女性已再婚，幕府也不会给予处分。

然而，这条规定却在实际应用中起了反作用，社会上很快便出现了一种风潮：纵使女性与新的男人有了关系，只要不处置领地不处理家中杂事，不为人所知，也就无所谓了。于是，在弘安九年（1286）式目增加了“关于寡妇改嫁”的新规定：女性即便不处置领地、不处理家中杂事，只要被查出有不忠于亡夫的行为，就将按式目规定定罪。

在这里，幕府判定再婚的基准是女性是否处置领地以及是否处理家中杂事。姑且抛开杂事不谈，由于当时处置领地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十分重要，既然幕府法明确规定该项事务需交由妻子来打理，即证明在该时代执掌家中事务的的确是女性。

在武士和御家人的阶层中，上述问题较为常见。平安时代之后，武士需要进京赴任，或是从事在镰仓幕府服兵役等需要长期离乡的军事性工作。承久之乱期间，北条政子的那场著名的演讲即着重强调了源赖朝（或源实朝）将大番役的期限从三年调整至六个月为武士带来恩惠一事。且不论其中数据是否正确，实际上不仅是在治承寿永之乱期间，甚至在镰仓幕府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御家人也都仍然必须承担镰仓或京都的警卫工作。正是在这种男性长期不着家的情况下，除了大户人家会专门雇佣打理事务的管理人，其他的小户人家则大都只能依靠女性来代替男性管理领地、操持家中一切杂事，这在当时司空见惯。北条政子之所以会对家内之事态度坚决，大概也是因为经常主持家政吧。

丈夫或父亲由于军事行动或为了侍奉君主，长期不在家中，这种情况不仅使得家中事务由女性主宰，还使得男性对女性的约束力有所下降。《曾我物语》就曾多次提及，那时常有与男女之间被称为“不义”的不正当关系相关的传闻流出。就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惊奇，毕竟北条政子和伊东祐亲之女都是在其父前往京都任职期间才与源赖朝走到一起的。加之有些家庭甚至是继母而非生母在家主事，这无疑也会增添女儿对家庭的反感，如此一来自然会出现北条政子这样的情况。

在距离京都及镰仓较远的边境地区，青壮年男子因军务傍身长年不在家的情况一直存在。特别是在东国，男性被迫远赴他乡服役的现象，自古代国家设置防人以来已有很长的历史。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东国。部分都城人由于赴任或是流放等原因不得不移居地方，他们到了当地，大受欢迎，最后甚至成了豪族女婿。自古以来，这类例子便已屡见不鲜。这种情况还促成了贵种流离谭[2]这种文学类型诞生。这是因为在招揽这些贵族子弟的豪族看来，贵族出身的女婿或多或少确实可以提升自己的家门地位。所以，这些家庭似乎也把女儿看得比儿子更为重要，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武家一直重男轻女。

综上所述，在这个时代女性因掌管家中事务且能与贵族子弟缔结姻缘而受到重视。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审视北条政子和西阿之妻等东国女强人活跃于世的例子，便会发现她们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并非鹤立鸡群般的存在。

男性地位的上升与自由的余地

前文主要围绕女性的财产权问题展开了论述，其间并未发现特别不利于女性的情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镰仓时代的法律多了一些针对女性领地财产的限制条件。

例如，式目中本规定因膝下无子而收养养子的女性，可以将领地转让给养子，而宝治二年（1248）式目又增加了一条规定，即如若其丈夫不承认该养子，则领地将无法转让。

延应二年（1240），幕府法规定，在向女性转让领地时，关东的御家人若是招了殿上人为女婿，则其领地将不能转让给其女。而后的文永四年（1267），幕府法在此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条“成为寡妇后依然坚守贞操则可获得转让”的规定。不过，非御家人之女及白拍子等身份卑微的女性，则不被允许从其丈夫处获得领地。到了弘安七年（1284），幕府法又再次新增规定：为了防止御家人的领地通过女性转移至京都贵族手中，拥有关东领地的寡妇和女儿将不得滞留京都，如有违反则其领地将全数充公。

在御家人家中，随着男性逐渐主导领地所有权，与之相对的，女性掌控领地所有权的情况则变得越来越少，这种趋势尤见于一家之中的嫡子身上，以及一族之中的总领身上。

当然了，致使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站在御家人社会的角度看，武士阶层在掌握政权后，地位得到了提升，甚至可与京都的贵族平起平坐，加之父系嫡传的思想在御家人阶层中成为定式，如此一来，为确保家主之位传男不传女，御家人便不得不维持总领制度。另一方面，蒙古袭来事件后，幕府需要更多的人参军，这致使御家人当时无法继续扩大其所有的领地，因为领地是有限的，由于幕府要应对军事危机，所以幕府不可能将领地的所有权分散到与军职无关的女性或是贵族阶层等武士以外的阶层手中，毕竟这样做会使得领地的军事利用率有所下降。

总而言之，当时的幕府需要确保军事力量充足，所以幕府必须尽可能保证参与军事活动的阶层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为此，幕府才削弱了女性的财产权。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女性在家中的统治权，也使得丈夫在家中的决定权愈加稳固。

尽管在武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确实有所下降，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女性都陷于同样的境遇。正中二年（1325）镇西的裁许状就呈现了这样一位自由女性的形象。

判决书中写到安心院公泰的前妻所生之子安心院公时，要与同父异母的弟弟安心院公宣争夺丰前国安心院内的上松井村。公时称上松井村是母亲惟宗氏在离婚时从丈夫公泰处所获，而后才转让至自己手中。而且，公泰在弘长三年（1263）所写的转让书中提到，有碍于父母之命，公泰才与惟宗氏离婚，此次离婚并非因为夫妻缘尽。因此，公时主张，离婚时母亲一方并无过错，所以转让的领地有效。

但是公宣方面则指出，公时的母亲趁着公泰去镰仓赴任期间与一个名叫越中法师的阴阳师私通，此事闹得人尽皆知，于是公时的母亲被驱逐出了领地。公宣还拿出了两封文书，其中一封由公泰于永仁六年（1298）写下。这封文书提到因为公时行为不端，公泰欲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后虽经人劝阻不了了之，但是日后如若公时做出反抗自己兄弟的行为，公泰则将即刻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另一封则是公泰于弘安八年（1285）写下的转让书，这封转让书写道，尽管公时的母亲自幼便有大恩于公泰，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一些不像话的事，所以公泰决定将多年前转让给公时的上松井收回，并将其转让给公宣。

根据裁许状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以下情况。

1250年前后，安心院公泰只身前往镰仓赴任，其父母与妻子留守故乡。公泰之妻惟宗氏乳名善哉，惟宗家因某些原因有恩于公泰家，因此二人结为夫妻。惟宗氏在公泰赴任期间与一个名叫越中法师的阴阳师私通，此事一度甚嚣尘上，但是刚回到家乡的公泰却并不信以为真，不过由于父母的责备，公泰与惟宗氏于1263年无奈选择了离婚。而后，公泰与公宣的母亲再婚。此后，公泰开始认为前妻与他人私通之事似乎属实。于是1285年，公泰决定收回先前由惟宗氏转让给公时的上松井，转而将该领地所有权转让给公宣。其后的1298年，因公时行为不端，加上公时之母惟宗氏的原因，公泰本想与公时断绝父子关系，但经人劝阻，放弃了这一想法。

其前妻惟宗氏方面，据诉讼公文记载，惟宗氏在与公泰离婚后，又与丰前国的鹰并弥太郎入道西信和吉松九郎公真等人有了关系。鹰并氏大概来自安心院近旁今天的高并。尽管惟宗氏因不忠贞而遭到驱逐，但她却在前夫所居之地的附近又同别的男人发生了新的关系。不过，当时惟宗氏的行为并没有引发什么大的问题。由此可知，至少在镰仓时期，幕府对武家女性在忠贞方面意外地并无过于强制性的要求。幕府也判决过诸多涉及私通的案件，但当事人均未因此受到迫害，这似乎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上述观点。在该时代社会的某一角落，女性还是可以像惟宗氏这样，有不受法律和道德束缚、自由奔放生活的余地。

第三节　新佛教的兴起

末法时代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镰仓时代前期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即佛教的新动向。从院政时期开始，民间宗教人士与巫师活动频繁，现有宗教出现异端教义，与大陆佛教展开交流，成为宗教史上的潮流。在古代向中世转变的时期，随之而来的社会剧变使得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根本性的威胁，所以人们祈求能从不安中得到救赎，这样的愿望衍生出了上述现象。

古代佛教世界中的末法思想，是这种宗教潮流产生的前提。其内容是将释迦牟尼过世后的时间分为三个时代，即教、行、证共存的正法时代，只有教与行的像法时代以及仅有教的、没有行与证末法时代。这种思想源于佛教信徒的危机意识，他们认为从释迦牟尼在世的时代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将会越来越难以得到解脱。佛法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如果解脱变得困难，则是因为信仰佛教之人自身发生了变化，问题的焦点便在于如何宣传教义以顺应信仰佛教之人的变化。

话虽如此，可是对于释迦牟尼去世的时间以及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代的持续时长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人们甚至对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代的开始年份也说法不一。从宏观来看，如果说末法思想是佛教信徒对佛教衰退所产生的一种危机意识的表现，那么每个信徒认为的衰退时间则各有不同，他们危机意识中的紧迫感自然也就会有强弱之分。

例如，景戒在其8世纪末9世纪初所著的故事集《日本灵异记》中写道：“时代一分为三，其一为正法时代五百年，其二乃像法时代一千年，其三是末法时代一万年。自佛祖涅槃以来，到丁卯年的延历六年，已经过了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已过正法、像法时代，进入末法时代。”也就是说，景戒认为延历六年（787），世界进入末法时代。《春记》代表了平安时代较为普遍的末法思想，其中永承七年（1052）八月二十八日条记载道：“长谷寺已被烧毁殆尽……未曾想在末法之年竟有此事，着实令人恐惧。”仅上述两种说法对末法时代的判断就存在着近三个世纪的差距。

《春记》虽然提及长谷寺烧毁事件，但是据此便认为这是末法意识的现实性体现，实在难以服众，毕竟末法意识在当时是否存在现实性根据，这一点其实本就无从判断。末法思想是佛教世界中的共识，但如若想要用其诠释现实世界的危机状况，并使其为大众所接纳，那么就需要让整个社会和佛教界一样感受到危机。只不过想要让社会确实地拥有这种危机感，则还得等到12世纪中期，即保元平治之乱后，治承寿永之乱开始时的那种乱世才可以。

即便全社会都对末法时代的到来达成了共识，但每个人对“末法”的理解其实也不尽相同。换言之，人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即便进入了末法时代，但前人传下来的救赎法依然有效；另一种认为旧时代的救赎法已无任何作用，当下需要的是想出新的解决法。简而言之，前者代表了旧佛教的观点，而后者则代表了新佛教的见解。

提到镰仓时代的佛教，“镰仓新佛教”一词便会跃入人们的脑海。镰仓新佛教大致指的便是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临济宗、曹洞宗等各宗。但这并不代表各宗占据了镰仓时代佛教界的主要地位。佛教界的中心依然是此前渗入贵族阶层和朝廷、一时繁荣无比的比叡山延历寺与兴福寺等位于京都、奈良等地的大型旧佛教寺院。被总称为镰仓新佛教的各宗，则受到了这些旧佛教寺院的弹压与迫害，几乎被逐出了畿内地区。自然，镰仓新佛教在佛教界中的势力并不足以取代旧佛教。

尽管如此，从社会学层面上说，镰仓新佛教依然有着旧佛教所不具备的革新性特点，笔者将这些特点的共同点大胆概括如下：

①新宗教不再服务于国家或团体性祭祀，而是更偏向于对个人的救赎。与旧佛教相比，其信徒更多地来自社会底层，并且相较于京都及其附近地区，新佛教在地方更有优势。

②其意向看似旨在来世，但正是有来世的保证，就结果而言，信徒们才能更专注于现世的作为，所以其旨可以说实在现世。

③修行方法得到简化，修行只需咏唱阿弥陀佛的佛号或是南无妙法莲华经的题目即可，而不用像旧佛教那样，需要信徒修建寺庙、举办法会、捐赠钱物、抄写经典。因为免除了这些负担，所以一般的平民百姓也能够入教。

④除临济宗等部分宗派外，大多数的新佛教不依赖于政治权贵，因此也就不像旧佛教那样，需要通过自己的庄园来经营寺庙，以及供给僧侣们的衣食住行。新佛教的专业宗教人士大都只靠信徒的布施来维持生活。

法然提出的“称名念佛”

最能代表新佛教的人，便是净土宗的法然。法然认为末法时代已不能够通过贵族社会中常见的那种建寺庙、供佛祖、捐领地的传统来得到救赎了，获得救赎的唯一方法就是专注于念佛。

法然以前的其他宗派同样重视念佛。只不过在其他宗派中，念佛只是救赎的方法之一。也就是说，念佛只被视为是与学习佛教教义、修行、抄写经典、建造寺塔和捐赠领地等并列的救赎方法。而法然则认为，念佛且只有称名念佛才是获得救赎的唯一方法。尽管看起来只是不同的宗派选择重视不同的方法，但在此时排斥其他宗派、唯我独尊的教义理论却已经开始出现。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史上首次出现了性质上不够宽容的宗教。

与其他的救赎方法相比，称名念佛最为简单，即便是既无佛教知识也无修行经验之人，也能轻松完成。法然将其称为唯一的救赎方法，这让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也能够感受救赎的光芒。在法然最根本的认识中，无论庶民、武士抑或贵族，在寻求救赎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平等的。

法然于长承二年（1133）出生，是美作国稻冈庄地方官漆间时国的儿子。其父漆间时国由于得罪了稻冈庄预所的代理领主明石定明，于永治元年（1141）惨遭夜袭杀害。据《法然上人行状绘图》记载，漆间时国临终前对法然说：“不要怨恨，更不要为我报仇，要出家追求往生极乐之道。”后来法然遵照父亲的遗言，到了舅舅观觉所在的天台宗菩提寺，开启了自己的僧侣生涯。天养二年（1145），法然转至比叡山修行学习，法号源空。此后的久安六年（1150），源空拜西塔黑谷的叡空为师，改法号为法然房。

保元元年（1156），法然告别了师父叡空，在嵯峨的清凉寺斋戒祈祷七日后前往南都，向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等宗派广泛学习。法然渐渐不满足于当时的僧侣们那种对于荣华富贵的追求，开始专心摸索能够真正通向极乐往生的道路。最能体现该时期佛教界与世俗界的结合的一点是，天台座主、兴福寺别当以及三会讲师这类佛教教团核心人物的出身阶层。按照田村圆澄先生的说法，正历元年（990）以前，在此类人物中，庶民出身者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兴福寺别当十二人、讲师七十八人皆为庶民出身。而正历元年（990）年以后，下层贵族的占比显著增加，有四成座主、别当以及讲师为下层贵族出身。总而言之，当时佛教界的地位可以替代世俗的地位，抑或补充世俗的地位，而法然对这种风气则表现出了批判的态度。

法然来到比叡山后，毫不懈怠地钻研佛教经典。除治承寿永之乱木曾义仲进入京都的那天以外，法然每天都在研究学问，那些从国外传入的佛教经典和传记他也都一册不漏地看完了。据说最吸引他的，便是源信所著的《往生要集》，正是这本书写的通过念佛就能达到极乐往生的教导深深地影响了他。但是，源信书中所说的念佛是指在心中努力描绘阿弥陀佛与极乐净土样貌的观想念佛，即便有修行积累的僧人或是贵族能够依照这种方式做，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让所有人都到达极乐往生。后来法然吸收了中国善导的称名念佛教义，提出只要咏唱“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便可以被阿弥陀迎入极乐净土。承安五年（1175），法然离开了比叡山，在东山吉水构筑居社，开始了布教活动。这便是净土宗的起源。

文治二年（1186）法然举办的大原谈义使其名声大噪。当时法然面对三百余名各宗僧侣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他宣讲了末法时代唯有称名念佛才能获得救赎的教义。文治五年（1189），关白藤原兼实成为法然的信徒。据说藤原兼实皈依的契机是因为他时常患病，而法然所著的《选择本愿念佛集》回应了藤原兼实的诉求，法然将自己的教义系统性地记入其中。

法然的信仰核心有两点：一是即便没有想要顿悟的菩提心，只要坚持念佛也能得到救赎；二是称名念佛乃唯一能获得救赎的途径。上述两点从根本上威胁到了专业佛教人士的地位，因此遭到了旧佛教方面的强烈反对。

法然与善导的对面图（局部）　法然遵循了中国的善导提出的称名念佛的教义

元久元年（1204），延历寺的僧众要求天台座主真性禁止专修念佛。而此时法然则为自己的弟子们制定了七条制诫。到了第二年，这次换作兴福寺的僧众向后鸟羽上皇要求禁止专修念佛。佛教界对专修念佛的抗议愈演愈烈。后来在建永元年（1206）爆出了一桩丑闻，据说后鸟羽上皇身边的两位女官松虫和铃虫出席了法然弟子住莲和安乐举办的念佛会，并与法然的弟子们发生了关系。于是后鸟羽上皇一怒之下判了住莲和安乐死罪，法然则遭到流放。

承元元年（1207），法然被迫改回俗名源元彦，并被流放至赞岐国。他在流放期间住在九条家的领地内，但具体何处已不得而知。同年年末，法然虽得获赦免，但仍不被许可返回京都。在摄津生活了四年后，法然于建历元年（1211）年末返回京都并定居在大谷。不幸的是转年初他便患病并于正月二十五日离世。法然临终前于病榻上写下《一枚起请文》记录其教义的核心：“为往生极乐，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而无疑，思决定往生而称念之外，无别事也……欲信念佛之人……勿现智者之相，唯一向念佛”。

法然的各类弟子

法然期望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救赎，因而其弟子遍布各个社会阶层，其中不乏出身卑微或职业卑贱之人，这也是他为旧佛教排斥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笔者就介绍一下《法然上人行状绘图》中所出现的远江国久野的作佛房、阴阳师阿波介以及强盗天野四郎吧。

作佛房是一名山僧，他曾反复四十八次跨越大峰前往熊野进行参拜。每次在熊野本宫的证诚权现殿前，作佛房都会祈愿不执着于现世的因果报应，寻求超脱之道。直至第四十八次，他听闻京都有一位名叫法然房的得道高僧能教授超脱之道。于是，作佛房前往京都拜见法然。在接受了法然念佛往生之教后，作佛房成了专修念佛的行者，后来他回到远江以卖布料为生。作佛房的境遇十分孤独，周围没有念佛的同伴，更没有可以依靠的指导者，从他的生计来看，他也并不出自富裕阶层。

阿波介是一个在法然身边侍奉的信徒，他提出应当手持两串一百零八颗的念珠念佛，这种念佛方式得到了法然的赞赏。天野四郎则在河内国以杀人夺财为生，上了年纪之后，他选择出家并皈依法然，其法号为“教阿弥陀佛”。

法然的弟子除了山僧、阴阳师以及强盗之外，还有前文已提到过的藤原兼实，以及于建永元年（1206）出家的内大臣藤原实宗等高级公卿。可以说，法然弟子的阶层是多种多样的。法然弟子中最瞩目的，当属武士阶层的东国御家人，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在领地纷争中失利，从诉讼场合遁走，随后选择出家的熊谷直实（莲生房），以及大胡隆义、津户为守、薗田成家等人。

大胡隆义是上野国秀乡流藤原氏末裔的御家人，他在京都期间曾去吉水听过法然传教，于是便对念佛产生了强烈信仰，后来其子大胡实秀也皈依了法然。

津户为守是武藏国的一名御家人，自十八岁参加石桥山合战以来一直都在源赖朝身边做事。建久六年（1195），为东大寺再建供养之事，津户为守随源赖朝前往京都。在京都法然的禅房内，津户为守忏悔了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业，并接受了法然念佛往生之教，成了一名专修念佛的行者，法号尊愿。在返回故乡后，津户为守招揽了法然的门徒净胜房和唯愿房等人以求指导。此后，津户为守穷尽一生传播念佛之道。而津户为守与谷保天满宫神官家的关系也值得关注。

薗田成家是上野国山田郡出身的御家人。身为武士，骑马射箭，自然少不了犯下杀生的罪业。正治二年（1200）秋，薗田成家在赶赴京都任大番一职的途中，偶遇法然并受其指导，于是二十八岁的薗田成家毅然出家，决定追随法然。五年后，薗田成家返回上野国，与家人随从二十余人同信念佛。为了教化，他甚至在须永御厨内设置了禅房。附近的山中有很多鹿，为了防止鹿糟蹋农作物，人们在田地周围设置了篱笆，而薗田成家却可怜动物，于是他专门开辟了三町沃土，为动物提供食物。

这些东国的武士几乎都在机缘巧合下去了京都，接触了法然的教义后，成了他的信徒，这说明这些武士在东国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新的救赎理论，同时也证明法然的宗派十分开放，能够接受偶然前来的东国武士。作为法然的弟子，东国武士成了先驱式的人物，而宗教界的革新势力正需要这种新的支持者。正因如此，宗教界的革新势力在逃离京都时，大都选择了前往东国。

由于源赖朝政权的建立，对那些曾在京都落魄隐居或遭迫害的人而言，曾经是东夷之地的东国无疑是一块崭新的应许之地、自由之地。虽然当时的镰仓幕府并未积极鼓励人们专修念佛，不过从法然写给北条政子的《进镰仓二品比丘尼御返事》来看，相较于容易为旧佛教左右的京都朝廷，镰仓幕府对专修念佛的态度是善意的。在亲鸾的时代，如法然弟子所见，净土佛教与东国的融合现象变得更加明朗起来。

亲鸾的信仰

承安三年（1173），开创了净土真宗的亲鸾，在名为日野有范的下级贵族家出生。不过，有人质疑日野有范是否真实存在，也有人认为日野有范是因为参与了以仁王的起义，为逃避问责，这才选择出家。因此，关于亲鸾的出身，目前尚有较多的疑点。但无论如何，亲鸾的世俗地位应该不怎么高。

亲鸾　被称为镜之御影的亲鸾画像（西本愿寺藏）

治承五年即养和元年（1181），九岁的亲鸾出家并来到比叡山。据说此时亲鸾的戒师是慈圆，但目前该观点尚且存疑。并没有详细的史料记录亲鸾在比叡山的生活，那时亲鸾似乎只不过是延历寺常行堂中一个普通的下级僧罢了。亲鸾的家庭在世俗社会中没什么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做了和尚，亲鸾的前途依然渺茫。加之亲鸾对于性有所烦恼，这促使他在此后的人生中，只想潜心寻求极乐往生之道。

某天亲鸾在京都六角堂斋戒祈祷时，发生了一件不一般的事。救世观音竟然出现在他面前，并告诉他，他将因前世因缘和某一女子结婚，该女子将会是观音的化身美颜如玉，今后二人将相伴一生，生活富足，而观音会在亲鸾临终前指引他前往极乐净土。在得到让其娶妻并在家修行的神谕后，为进一步确认观音所言，亲鸾于建仁元年（1201）前往东山吉水皈依法然，专修念佛。

此后，法然成了亲鸾至高无上的师父。《叹异抄》写道：“即使我发现自己被法然上人所欺骗，因念佛而坠入地狱，亦无遗憾。”元久元年（1204），亲鸾在法然所著的七条戒律中以僧绰空署名。翌年，法然允许他抄写《选择本愿念佛集》，可见法然对亲鸾的信赖之深。

惠信尼是陪伴亲鸾一生的伴侣。她先于亲鸾成为法然的弟子，也因同门而与亲鸾结成连理。此女乃三善为则之女，与亲鸾一样出身于下级贵族家庭。

前文提到，承元元年（1207）住莲和安乐被判死罪，而法然及其弟子亲鸾、行空、幸西等人则被流放。在这场承元年间的法难中，亲鸾被流放到了越后国府。在流放时，亲鸾被迫还俗，改用俗名藤井善信。在这段流放越后的生活中，亲鸾自称愚秃亲鸾，并决意要在这非僧非俗的境遇中活下去。

建历元年（1211），亲鸾得到赦免，不过他仍留在越后。建保二年（1214），亲鸾带着惠信尼和两个孩子前往东国，他们途经上野，最终在常陆落脚定居。此后，亲鸾一直住在常陆的笠间，致力于布教，直至贞永元年（1232）才返回京都。在东国期间，亲鸾在各地成立了很多门徒组织，如常陆东南部的鹿岛门徒、下总西北部的横曾根门徒、下野东南部的高田门徒以及陆奥南部的大网门徒等。《叹异抄》中比较有名的唯圆，正是常陆河和田的弟子。亲鸾亲自教导的弟子，有很大一部分都在东国，常陆、下总、下野和陆奥四国的亲授弟子就占到八成。

今井雅晴先生对亲鸾的东国弟子颇有研究，他的研究显示亲鸾东国弟子的增加，有赖于东国的武士阶层。例如，以导信为中心的出羽国长井的门徒与常陆国鹿岛的门徒存在关联，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统治出羽、常陆两国的武士所拥有的关系之上。那时，长井庄是大江广元之子长井时广的领地，而长井时广又与宇都宫赖纲之子宇都宫泰纲关系亲密，长井时广的妹妹还是宇都宫泰纲的小妾。而宇都宫泰纲的堂兄弟笠间时朝是笠间的领主，宇都宫赖纲的弟弟稻田赖重则是亲鸾居住过的常陆稻田的领主。或许正是领主之间的交流，才使得亲鸾的门徒广泛分布在相隔甚远的地点。

亲鸾认为世人皆为凡夫，凡夫至死也不可能抛开欲望、愤怒与嫉妒。凡夫虽不能凭一己之力在这个充满烦恼的世界中顿悟，但只要坚信阿弥陀佛想要拯救众生的誓愿，来世便可往生阿弥陀佛之净土。“无须待到临终时，也不必祈祷（佛祖）前来迎接，只需坚定信仰，便可得往生之道。”总之，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是否对阿弥陀佛有坚定的信仰。正因如此，在亲鸾看来，与其说念佛是一种获得救赎的手段，倒不如说念佛是确信自己会得到救赎后，对佛祖表示感谢的一种方法。

然而在亲鸾的后半生，这种让人确信自己必会得到救赎的思想却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恶果。一些弟子认为既然自己肯定能得到救赎，那么无论做什么也都无所谓，这些人开始对生活抱持一种放浪的态度，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肯定这种态度的异端学说。最终，亲鸾在这种与儿子、弟子的痛苦纠葛中，于弘长二年（1262）十一月末圆寂，享年九十岁。

荣西和道元与比叡山的迫害

在镰仓其他新佛教的祖师中，年龄仅次于法然的，便是临济宗的开山祖师荣西。荣西生于备中吉备津宫的神官贺阳氏，十四岁时上比叡山，此后便一直在比叡山和伯耆大山等地修行。仁安三年（1168）四月，为了完成多年以来的心愿，荣西从博多乘船渡宋。在宋朝，荣西结识了此后重建东大寺的俊乘房重源。同年九月，荣西返回日本，并期待能够再次渡宋，但却遭到了当时大宰府大贰平赖盛的阻止，于是荣西便留在筑前。平家灭亡后，荣西于文治三年（1187）再次渡宋。荣西在天台山万年寺等地学习了临济禅后，于建久二年（1191）归国。

三年后，荣西开始在京都传播禅宗的教义，却因比叡山的僧众向朝廷抗议而遭禁止。连比荣西更早开始传播禅宗的大日能忍等人，也都遭到弹压。为了回应比叡山等对禅的批判，荣西写下《兴禅护国论》一书。正治元年（1199），荣西移居镰仓，并得到了北条政子及源赖家等人的支持。由于做过源赖朝一周年忌及永福寺多宝塔落成庆典等供养活动的主持，所以在源赖家的援助下，荣西于建仁二年（1202）在京都的东山建造了建仁寺。建永元年（1206），荣西接替俊乘房重源担任东大寺的大劝进，后于建保元年（1213）升任权僧正。

荣西　临济宗的开山祖师（寿福寺藏，镰仓国宝馆提供图片）

在日本禅宗中，与临济宗齐名的便是曹洞宗。曹洞宗的开山鼻祖是道元。道元于正治二年（1200）出生于山城木幡的名门贵族家庭，其父是内大臣源通亲，其母是摄政太政大臣藤原基房之女。道元幼时，其父母便已亡故。建历二年（1212），道元在叔父良显法眼的引荐下，进入比叡山般若谷的千光房，翌年剃发出家，法号佛法房道元。道元并不满足于在比叡山学习天台宗的教义，于是他便向园城寺的公胤以及建仁寺的佛树房明全等人请教。贞应二年（1223），道元还曾随同明全一道远渡宋朝。

道元　曹洞宗的开山祖师（宝庆寺藏）

道元到了宋朝，先是在天童寺学习临济各派的教义，而后游历了径山、天台山、大梅山等地，最终又回到天童寺深入修行，后得顿悟。安贞元年（1227），归国后的道元认为，在建仁寺中坐禅才是佛法的真髓，于是他写下《普劝坐禅仪》，以此劝说世人学习坐禅。不幸的是，他与曾经的荣西一样，遭到了比叡山的迫害。宽喜二年（1230），道元被逐出了建仁寺。道元在移居深草后，开始撰写《正法眼藏》，明确对其他宗派的批判。之后他修建了一座寺庙作为道场，整顿了布教体制。由于曾经为比叡山敌视的大日能忍的门人，大都加入到道元门下，所以道元再次遭到了比叡山的迫害。终于，比叡山方面向朝廷告发了道元。然而祸不单行，因圆尔在月轮山庄新建了东福寺，并决定修行临济禅，道元受到的迫害加重。后来在越前国门人的帮助下，道元在宽元元年（1243）转移至越前国，翌年进入大佛寺（后来的永平寺）。宝治元年（1247），道元受北条时赖招揽，前往镰仓，不过最终还是返回了越前。

法然、亲鸾、荣西以及道元四人的境遇相似，他们都曾受到以比叡山为中心的旧佛教的迫害，这也使得亲鸾、荣西和道元，不得不开拓布教的新天地。而日莲与他们不同，日莲诞生在接纳新佛教的东国。

激进的日莲

日莲于贞应元年（1222）出生于安房国的东条。他一直以“贱民之子”“渔民之子”等词自称，不过不知这是否属实。在日莲十几岁时，日本正处于佛法兴盛的年代。但不知为何安德天皇在逃亡中坠海而亡，三上皇也在承久之乱后遭到流放，且佛祖明明只有释迦牟尼一人，但佛教却分出了那么多的宗派。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日莲在天福元年（1233）前往距离家乡较近的天台山清澄寺，随后跟随清澄寺的寺主道善房修行。日莲十六岁时剃发出家，法号莲长。延应元年（1239），为学习各宗真髓以便研究真正的佛法，莲长前往镰仓游学。他花了四年的时间在镰仓学习净土宗和禅宗，并且可能还学习了真言宗和天台宗。学成之后，莲长曾一度返回清澄山，而后于仁治三年（1242）又前往比叡山修行。在比叡山跟随俊范学习天台学期间，莲长一直住在东塔无动寺谷，而后为了更好地研究各宗，他又将园城寺、高野山、四天王寺以及京都的各寺庙都游历了一遍。

日莲　日莲曾激烈地抨击净土宗和禅宗，并与之对立（净光院藏）

在比较、研究了各派之后，莲长回到了比叡山。此时的莲长认为，《妙法莲华经》才是真正的佛法教义，其主旨已凝聚在“（南无）妙法莲华经”这一题目之中，所以只需吟咏此标题，即可成佛。回到清澄寺的莲长基于这种信念，于建长五年（1253）开始法华信仰的布教。但是，莲长这种反净土教的教义遭到了周围净土教徒的排斥，在受到净土教信徒地头东条景信的压迫后，莲长离开了清澄寺，动身前往镰仓。据推测，莲长正是在此时将法号改成了日莲。

抵达镰仓后，日莲在名越的松叶谷搭了一间草庵，并在此专心诵读《妙法莲华经》。在此期间，日昭、日朗舅甥二人拜入其门下。后来，日莲开始在镰仓街道一角的小町广场上每日坚持说法。其言辞中充满了对净土宗和禅宗的猛烈抨击，这虽然给他带来了不少唾骂甚至攻击，但也有人愿意听他教化，最终皈依。截至建长八年即康元元年（1256），皈依日莲门下的信徒有下总的富木胤继、太田乘明、曾谷教真和安房的工藤吉隆，以及北条（名越）光时的家臣四条赖基、甲斐的波木井实长等人，其弟子多为以御家人阶层为中心的武士。由此可见，东国这片佛教新天地的特点。

13世纪50年代后半的日本天灾不断，因雷雨和长时间降雨等引起的山体塌方、耕地毁坏、麻疹蔓延、京都火灾、镰仓地震、各地饥荒……面对这种事态，日莲声称，天灾不断皆因人们信仰净土教，若人们不皈依正确的法华信仰，那么日后“自界叛逆难（内乱）”和“他国侵逼难（来自他国的侵略）”将会发生。日莲于正元二年即文应元年（1260）撰写了《立正安国论》，并将其交给前执权北条时赖。那些自日莲街头说法以来就受到他强烈抨击的念佛之人，开始对日莲的信徒施以迫害。1260年8月，这些人仗着执权北条长时之父北条重时是念佛宗的信徒，纵火烧毁了日莲在松叶谷搭建的草庵，更企图杀害日莲。日莲好不容易躲过此劫难，但并未屈服，再次开始街头说法。那些念佛之人向幕府状告日莲的说法触犯了幕府法律，日莲于文应二年即弘长元年（1261）五月，被流放至伊豆的伊东。

两年后，日莲获得赦免，便又开始在安房、上总、下总等地布教。文永五年（1268），大蒙古国送来国书要求日本臣服。六年后，蒙古军来袭，印证了日莲所说的“他国侵逼难”。这虽然坚定了日莲与其信徒的信仰，甚至还为日莲带来了更多的信徒，但是由于他们的言论过于尖锐且加剧了与周围的对立之势，日莲与其信徒又一次遭到了幕府的压迫。文永八年（1271），由于日莲攻击极乐寺的忍性（1217—1303），忍性一方状告日莲正在蓄兵企图谋反，致使日莲被流放至佐渡。其实，日莲当时本应在镰仓的龙之口被斩首，但就在斩首前，日莲奇迹般地获得了赦免。但日莲留在镰仓的弟子却受到了种种弹压，日莲的教团因此蒙受了沉重的打击。

文永十一年（1274），当时的执权北条时宗原本就对日莲的处罚十分消极，他决意赦免日莲，日莲得以重返镰仓。但是，此时幕府和遍布镰仓的各宗对日莲的态度却依然如旧，于是日莲只得于年内离开镰仓，去了甲斐国。在附近的地头波木井实长的援助下，日莲将身延山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身延山天气酷寒，在这里度过了九年的日莲，身体每况愈下。于是，日莲于弘安五年（1282）以疗养之名下山，同年十月十三日在武藏池上与世长辞。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镰仓新佛教的代表即为上述的法然、亲鸾、荣西、道元和日莲等人，但其实真言律宗的叡尊（1201—1290）与忍性（1217—1303）师徒二人，以及时宗的一遍（1239—1289）等人也是镰仓时期佛教界的重要人物。

叡尊在高野山和醍醐寺学习了真言宗，而后振兴了早已荒废的奈良西大寺。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投身于救济贱民和病人的慈善事业，并且呼吁人们杜绝杀生。忍性是叡尊的弟子，他于建长四年（1252）来到关东，在得到北条氏的援助后，广泛传播西大寺系律宗。文永四年（1267），他成为镰仓极乐寺的始祖，并以此为大本营设置了病房、汤药房、医院等医疗设施，全身心投入医疗事业，直至乾元二年即嘉元元年（1303）圆寂。

一遍本是伊豫河野氏出身，其母之死成为其出家的契机。而后，一遍在九州修行。其父去世时，一遍曾一度还俗，但是后来他再次出家。一遍提出无论信仰与否，不分男女贵贱，不论念佛次数的多与少，人人皆可获得往生之道，并为宣传佛法一直奔波于旅途之中。《一遍上人绘传》描绘了他游走诸国时的情形。

虽然由于篇幅关系不能在此做过多介绍，但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人物以外，曾多次提到的藤原兼实之弟天台座主慈圆、重建了东大寺大佛的俊乘房重源、法相宗的贞庆，以及华严宗的明惠等人也都是镰仓时期杰出的佛教人物。

[1]在日语中，“松（まつ）”与“等待（まつ）”同音。

[2]贵种流离谭，“贵种”指拥有高贵血统的人，“流离”指因故离开家乡流落异地，“贵种流离谭”即指出身高贵者因流落他乡，并遭遇种种艰难试炼的一类故事。

结束语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本书取名之缘由吧[1]。

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镰仓幕府，是历史上首个有组织地反对以京都的天皇、上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政权。但是，天皇与上皇并非因古代末期的内乱才突然丧失了官方政治的主体机能。俗语有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情况在很早以前便已有所发展，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内乱只不过是这种过程的一个结果。

从这层意义上说，早在镰仓幕府诞生以前，便已产生了一种模糊但普遍的观念，即需要一个新的政治主体来取代京都朝廷，并且这种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深入人心。

正是因为这种观念盛行，平清盛才得以掌握政权。只不过平清盛没能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形式，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观念表现出来。因此，平清盛的抗议只能算是传统朝廷秩序框架内的一种异常升迁，或是对后白河院个人的反抗。

但是，源赖朝则有所不同。源赖朝通过建立镰仓幕府，用一种有目共睹的政治形式，将这种普遍的观念表达了出来。而这正是源赖朝的天才所在，同时也是笔者之所以在本书中特别突出地去介绍源赖朝这个人的原因。

本书中关于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以及思想之效用的阐述，如果借用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观念的冒险》之书名来说，那么本书也算是笔者自身“观念的冒险”的一次尝试了。

纵观全书，从艺术、文学领域至政治、经济领域，笔者有很多内容都未能尽述。此外，较之整本书的篇幅而言，本书之叙述也更加偏重政治过程等特定方面的话题。抛开笔者个人能力有限的问题暂且不谈，哪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如果读者能够体会到本书算是笔者前段所述“观念的冒险”的产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笔者的意图已然达成。

[1]这里指本书原版书名『頼朝の天下草創』，直译为《源赖朝的天下草创》。

附录

表年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全书相关

石井進『鎌倉幕府』（「日本の歴史」第七巻、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五年）

大山喬平『鎌倉幕府』（「日本の歴史」第九巻、中央公論社、一九七四年）

五味文彦『鎌倉と京』（「大系　日本の歴史」第五巻、小学館、一九八八年）

入間田宣夫『武者の世に』（「日本の歴史」第七巻、集英社、一九九一年）

『貴族政治と武士』（「日本歴史大系　普及版3」、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武家政権の形成』（「日本歴史大系　普及版4」、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岩波講座日本歴史』中世1～4（岩波書店、一九六二～六三年）

『岩波講座日本歴史』中世1～4（岩波書店、一九七五～七六年）

『岩波講座日本通史』中世1～4（岩波書店、一九九三～九四年）

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2·3（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〇年）

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歴史』3·4（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四～八五年）

北爪真佐夫·黒川高明編『鎌倉政権』（「論集日本歴史4」、有精堂出版、一九七六年）

『石母田正著作集』第五·八·九巻（岩波書店、一九八八～八九年）

佐藤進一『日本の中世国家』（岩波書店、一九八三年）

佐藤進一『日本中世史論集』（岩波書店、一九九〇年）

石井進『日本中世国家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七〇年）

網野善彦『日本中世の非農業民と天皇』（岩波書店、一九八四年）

網野善彦『日本中世土地制度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一年）

大山喬平『日本中世農村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七八年）

黒田俊雄『日本中世の国家と宗教』（岩波書店、一九七五年）

政治史、法制史、经济史

田中稔『鎌倉幕府御家人制度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年）

上横手雅敬『日本中世政治史研究』（塙書房、一九七〇年）

上横手雅敬『鎌倉時代政治史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年）

安田元久『地頭及び地頭領主制の研究』（山川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義江彰夫『鎌倉幕府地頭職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

関幸彦『研究史　地頭』（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三年）

奥富敬之『鎌倉北条氏の基礎的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〇年）

奥富敬之『鎌倉北条氏一族』（新人物往来社、一九八三年）

本郷恵子『中世公家政権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八年）

佐藤進一『鎌倉幕府訴訟制度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笠松宏至『日本中世法史論』（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九年）

笠松宏至『法と言葉の中世史』（平凡社、一九八四年）

山本幸司『頼朝の精神史』（講談社、一九九八年）

勝山清次『中世年貢制成立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五年）

『講座日本荘園史』全十巻（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九年～二〇〇五年）

武士论

福田豊彦『平将門の乱』（岩波書店、一九八一年）

福田豊彦『中世成立期の軍制と内乱』（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年）

石井進『中世武士団』（「日本の歴史」第一二巻、小学館、一九七四年）

石井進『鎌倉武士の実像』（平凡社、一九八七年）

高橋昌明『武士の成立武士像の創出』（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九年）

野口実『中世東国武士団の研究』（高科書店、一九九四年）

川合康『源平合戦の虚像を剝ぐ』（講談社、一九九六年）

近藤好和『弓矢と刀剣』（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七年）

都市镰仓

石井進·大三輪龍彦編『武士の都　鎌倉』（「よみがえる中世」第三巻、平凡社、一九八九年）

網野善彦·石井進編『都市鎌倉と坂東の海に暮らす』（「中世の風景を読む」第二巻、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四年）

河野真知郎『中世都市鎌倉――遺跡が語る武士の都』（講談社、一九九五年）

佛教史、女性史及其他

田村圓澄『日本仏教思想史研究　浄土教篇』（平楽寺書店、一九五九年）

平雅行『日本中世の社会と仏教』（塙書房、一九九二年）

佐々木馨『中世仏教と鎌倉幕府』（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七年）

佐々木馨『執権時頼と廻国伝説』（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七年）

速水侑編『院政期の仏教』（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馬淵和雄『鎌倉大仏の中世史』（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八年）

今井雅晴『親鸞と東国門徒』（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松尾剛次『鎌倉新仏教の誕生』（講談社、一九九五年）

田端泰子『日本中世の社会と女性』（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原島礼二『古代東国の風景』（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小林清治·大石直正編『中世奥羽の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

大石直正『奥州藤原氏の時代』（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

人物传

安田元久『源義家』、渡辺保『源義経』、高橋富雄『奥州藤原氏四代』、渡辺保『北条政子』、安田元久『北条義時』、上横手雅敬『北条泰時』、橋本義彦『源通親』、多賀宗隼『慈円』、田村圓澄『法然』、赤松俊秀『親鸞』、多賀宗隼『栄西』、大野達之助『日蓮』（いずれも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

安田元久『源頼朝』（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六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记》的时代：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日）新田一郎著；钟放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46-0

Ⅰ．①太…　Ⅱ．①新… ②钟…　Ⅲ．①日本-中世纪史-南北朝时代（日本）-室町时代　Ⅳ．①K3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0653号

《NIHON NO REKISHI 11 TAIHEIKI NO JIDAI》

© Ichiro Nitt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 09-2021-009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序章 作为历史的《太平记》

第一章 动乱前夜

第一节 “蒙古袭来”的遗产

第二节 “德政”的归宿

第二章 帝王后醍醐

第一节 后醍醐亲政

第二节 建武政权的建立

第三节 建武政权的结构

第四节 建武政权的理念

第三章 将军足利尊氏

第一节 建武政权的反作用力

第二节 “内乱”的爆发

第三节 回归“传统”

第四节 初期室町幕府的构造

第五节 足利氏的内讧

第四章 《太平记》的世界

第一节 京童的视角

第二节 内乱再起

第三节 南朝的颓势

第四节 二代将军义诠的时代

第五章 社会整合的转换

第一节 “法”的确立

第二节 文书的渗透

第三节 货币与流通

第四节 认识世界的方式

第五节 知识和古制

第六章 北山殿源道义

第一节 幕府体制的稳定

第二节 公武关系的重组

第三节 南北朝统一

第四节 “日本国王”与天皇制

第五节 “北山殿”的政务

终章 南朝的去向——作为物语舞台的历史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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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序章
作为历史的《太平记》

《太平记》的成书

良史不采传说与臆测，而是依据文书和日记等同时代的优质史料，以事实为基础，构建符合逻辑的历史。然而，这只是理想状态，实则难以实现。因为依据史料推断和复原出来的历史只是“点”而已，若想重构“线”与“面”的历史，还原某一时代的历史图像，还必须填补“点”与“点”之间的空白。这并非“说谎”，各类历史叙述的背景中都包含着无法从史料直接推导出来的“物语”。物语作为历史的大背景，赋予孤立的历史事实以不同的意义并使其相互关联。物语的差异即“历史认识的差异”，往往造成政治问题。以物语为媒介，对照现在与过去——历史就诞生于这种行为，而并非存在于某处，等着被人发现。对我们来说，有必要意识到历史背后的物语，并不断向其提问。

占据了14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是“南北朝时代”，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绕不开《太平记》。现存通行本的《太平记》从后醍醐天皇的治世（文保二年［1318］践祚）写起，到足利义满接管政务、细川赖之就任管领的贞治六年（正平二十二年，1367）为止，描写了约半个世纪的历史。现行的四十卷（但是第二十二卷在16世纪已散佚，通行本的该卷是根据前后卷的内容补写的）鸿篇巨制生动再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众多形象。通过以水户藩《大日本史》为代表的近世修史事业，以及以这些史书为蓝本的近代历史叙述，《太平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时代的基本框架，也规定了我们面对过去的方式。

例如，关于镰仓幕府的灭亡，我们经常能看见这样的说明：末期的镰仓幕府政治衰败，引发了社会不安，各阶层对镰仓幕府统治的不满化为倒幕运动，直至建立起以后醍醐天皇为核心的建武政权。实际上，集结在后醍醐天皇身边的倒幕各集团利益诉求种类杂多，仅在“反幕府”一点上一致，而战前[1]的“皇国史观”却将其功利主义的一面包装成“尊皇”思想，认为镰仓幕府从衰退走向灭亡是必然的历史潮流，而且这种观点基本上没有变过。这与《太平记》的看法一脉相承，是将“太平”的到来作为物语结尾，从现在回顾过去。《太平记》承载着诸多现代历史的认知——南北朝对立的基本构图，室町幕府在北朝的成立，“下克上”所表现出的旧有秩序的崩溃，等等。

原本就个别事件来看，《太平记》的叙述与更为优质的史料阐述的史实相比有所出入。近代日本的历史学是从推敲和批判《大日本史》开始的，而《大日本史》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太平记》。其中，重野安绎断定《太平记》描写的南朝忠臣儿岛高德是杜撰的人物，并因此得名“抹杀博士”；另外，久米邦武逐一指出了《太平记》中的虚构之处，并道破“《太平记》无益于史学”。然而，《太平记》原本就不是从超然的立场来记录的、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事实，而是叙述者根据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来讲述的、与其生活的“现在”有关的物语。毫无疑问，在物语成型的过程中，细节时常遭到扭曲，作品中加入了润色和虚构。

《太平记》第一卷序　“蒙窃采古今之变化，察安危之来由，覆而无外天之德也。”庆长十四年（1609）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尽管如此，却很难认为其中存在某个叙述者一以贯之的意志。《太平记》本不是个人作品，也不能被归结为某个特定集团的构思。其初版自问世以来便不断遭到加工，根据不同加工者的“现在”，吸收了多种不同的意图，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形成现在的样子。

《太平记》的初版成书较早，这可以从长期出仕于足利氏的九州探题今川贞世（了俊）的《难太平记》（应永九年［1402］成书）中得知。据记载，法胜寺的惠镇上人携三十多卷《太平记》进献给足利直义，而直义让玄惠法印审读书稿，发现了很多错误，于是下令修订。因为直义在贞和五年（正平四年，1349）失势，所以这则逸闻应是发生在那之前，也就是说，《太平记》在14世纪上半叶就已成型，后来又经过修订。有学者推测，初版的写作意图可能是为在延元四年（历应二年，1339）去世的后醍醐天皇镇魂。关于后来的修订工作，《难太平记》说：“（《太平记》的修订）中断了，至近代又不断续写。”中断可能是由于直义失势，以及玄惠（观应元年/正平五年［1350］去世）、惠镇（延文元年/正平十一年［1356］去世）相继死去。一度中断、脱离直义掌控的《太平记》修订工作直到今川贞世所说的“近代”才重新启动。现在的《太平记》写到了直义死后的事情，便是此事最好的证明。

很难判断究竟是谁主导了重启的《太平记》修订工作。可以猜想足利义满和细川赖之曾参与其中，也有学者猜测第二十二卷的缺失可能就与政治压力有关（兵藤裕己《解读〈太平记〉的可能性》）。就算不谈室町幕府是否曾直接参与，在修订过程中，初版的构思遭到了多少改动，修订者的意图又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体现，这也不好判断。《难太平记》中说，“因为不断有人希望增加内容，结果不知道记载了多少人的功绩”，“这项记载十有八九是虚构吧？虽然大体不错，但人物功绩有很多是假的”。诚如《难太平记》所说，很多人要求将自己的“大名”写入书中，吸收了这些人的意图，《太平记》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

《难太平记》指出了《太平记》的错误，并说：“想必有很多作者既未寻访，我们也未指出的事，结果疏于记录。”可以推断书中确有遗漏之处，但反过来，这段叙述也让我们能够推测，在进行修订时，作者有可能直接访问了相关人员并搜集材料。而关于实际参与这种修订的“作者”，有“近江国人”之说和受比叡山庇护的“物语僧”之说，总之，可以推测很多人参与了修订。《洞院公定日记》应安七年（文中三年，1374）五月三日条记载：“传闻去廿八九日之间，小岛法师圆寂云云。是近日玩天下《太平记》作者也。”长期被视作《太平记》的作者而真实身份不详的“小岛法师”，只不过是参与修订、使物语成型的众多作者中的一人而已。

新井白石《难太平记》抄本的开头（宫内厅书陵部藏）

另外，《难太平记》本是今川贞世根据他从父亲今川范国那里听来的今川氏历史以及从参与了应永之乱（参见第六章第一节）的自身立场来叙述的作品。书名最初并非如此，只因其中有一部分是对《太平记》的补订才被后世这样称呼。例如，《难太平记》批评《太平记》“作者是与宫方（南朝）亲近之人，对很多不熟悉的事情也乱写”，是从足利方立场出发来批判支持宫方的《太平记》。但实际上，这是在责难《太平记》作者对足利方的战果和功勋记载不详尽，信息过于偏向宫方，对足利方的事情并不熟悉，推测过多。《难太平记》指出，虽然经历了“近代”的修订，《太平记》中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不足之处，对由于作者调查不彻底而没能提供详尽信息而表示遗憾，并说“希望有所补充”，期待对此书做进一步的修订，但并未否定《太平记》的总体构想。

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太平记》的现存文本（缺少第二十二卷的原型）是何时形成的，还没有定论。有人推测最终“定稿”是在应永年间（1394——1428）。生于乱世之人那些鲜活的记忆，被雕琢成更多人所共享的物语。而这样编织出来的物语，就成为人们认识时代的样板，流传开来。

描述世界的物语

这不仅仅是后代回顾过去时的历史认识的问题。人们对现代世界的认识也与这类物语密切相关，往往具有政治意味。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人们特别关心《太平记》对自己族人和相关人士的描写。《难太平记》担心那些虽有战功但“未被《太平记》记录姓名”的人物，并说“他们的子孙很可怜”，还说：“若写得不好，此人的子孙会很丢脸。”后来在永正十四年（1517），前权大纳言中御门宣胤从三富宗观处借阅了《太平记》的抄本，发现其中记录了自己的五世祖中御门宣明照顾后醍醐皇子之事（第四卷），当即大喜，说这是“我们家的名誉”，还做了摘抄；发现书中并未记载他家流传的足利义诠上洛时曾下榻于宣明府邸的逸事，又很不甘心地说“太遗憾了”，为《太平记》对其祖先的描写而忧喜参半。不论对武家还是公家来说，《太平记》中的描述都不仅仅是一种怀古趣味，而且与各自家族的“名誉”有关，具有相当现实的意义。

中御门宣胤还根据《太平记》判断他持有的《屏风和歌并御游等绘》是贞治年间（1362——1368）的“古董”，大喜过望。且不论宣胤对屏风画年代的判断是否准确，他把《太平记》作为判断的标准，是值得注意的。

江户时代，水户藩为编纂《大日本史》收集、校对了多个版本的《太平记》，收录于《参考太平记》，其中“今川家本”的跋文中，可见称《太平记》“实我朝之《史记》也”的评语。这条评价，说中了《太平记》的特征：它是一个讲述家族来历的共同舞台，是人们讲述自身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一部众人共享的“历史”。《太平记》的叙述形成了某种“公共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世界的框架。正因为人们拥有共同的物语，世界才得以安定。因为被当作人们行动的前提，物语规定了对现实的解释和评价。借用兵藤裕己的话说，“物语创造了现实”（《解读〈太平记〉的可能性》）。

《太平记》的故事背景常被批评为过分强调“君德”与“忠孝”等大义名分，从其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儒家的“名分论”，但并非一贯如此。例如，第一卷的“德治论”把镰仓幕府的灭亡归结为最后一任得宗[2]北条高时的恶政，就与儒家思想有关。类似论调在整部《太平记》中时有出现。但这个主题并未贯彻始终。实际上，《太平记》虽然渲染了楠木正成、楠木正行父子等为大义名分殉节者的悲壮，但他们的行动在现实面前经常是无力的。可以说，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无常论”和“末法论”等曾经出现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各种思想之碎片都可见诸《太平记》的字里行间。但是，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足以从根源上统领《太平记》的物语世界。总而言之，《太平记》并非形成于某种一贯的原理原则之上。借用丸山真男等学者的说法，这本书是在接受了“既成事实”（なる）与“大势所趋”（なりゆく）之后，不断与现实妥协而形成的。正因如此，人人都能从《太平记》具体的故事中发现自己的来历，将各自的“现在”寄托于这种具体的连续性，并从中发现重要意义。

那么，这样的“物语”又创造了怎样的“现实”呢？实际上，这部名为《太平记》的书，不仅仅是对南北朝历史进程的简单叙述。诚然，故事的主线是从后醍醐天皇践祚至足利义满继承将军、细川赖之就任管领之间五十年左右的历史。但是，在叙述过程中，经常有各种言论插入，有时甚至会牺牲故事全体的流畅性。例如，从《史记》和《汉书》等中国史籍中采录的逸闻、各种佛教说话、关于《日本书纪·神代卷》的各种中世异说（日本当代学者称之为“中世日本纪”），等等，这些复杂繁多的物语群以在主线剧情中登场的语言和构思为线索，插在全书各处。例如，第十六卷讲述了南北朝分立初期，足利尊氏与后醍醐天皇决裂、转而尊奉持明院统的光严上皇的经过。在这一节之后，马上以这件“立定皇统”之事为线索，插入了“日本朝敌事”，回溯“日本开辟之始”，讲述“朝敌灭亡”的故事和“中世日本纪”中极具代表性的“第六天魔王”（日本原是魔王的领地，天照大神隐瞒本意与魔王订约，建立国家）的传说。《太平记》中遍布此类插话，宛如对主线的批注，引出各种值得参考的信息。

通读《太平记》，大概看不到一贯的统一性。不如说，这部作品缺乏物语的统一性，需要极大努力才能通读。然而，重要的并非评价《太平记》作为一部作品的完成度。《太平记》之所以不是一部一以贯之的“作品”，是因为这个故事不断与“现在”发生关联，被重新讲述，逐渐演变。再加上前文提到的那种穿插信息的手法，故事的结构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结果，就像有学者形容它是“最全面的教科书”和“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大隅和雄《中世——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太平记》成了一部方便的指南书——“只要读了它，就能掌握一套世间的常识”，在中世后期和近世得到广泛阅读。数百年来，《太平记》不以文字为媒介，而是由被称为“太平记讲师”的说书人在人群中传播。借由反复的讲述，《太平记》中收录的故事最终成了“谁都知道的故事”，甚至可以说作为对世界结构的思考，被反映在政治思想上（若尾政希《〈解读太平记〉的时代》）。

中世后期陆续成书的许多“军记物语”也反映出《太平记》的影响。例如，讲述室町时代关东争乱的《镰仓大草纸》（作者不详，室町时代后期成书）也被称作“《太平后记》”就是因为它的构想源自讲述《太平记》未收录的逸闻。还有，以应仁之乱为题材的《应仁记》（作者不详，文明年间［1469——1487］成书？）也多处运用了《太平记》中的插话和描写技法，有时甚至会原封不动地借用《太平记》中的文章。总之，这些作品都是以《太平记》中世人皆知的常识为前提来构思并形成的。

类似的现象也体现在近世文艺作品的改写技法中。例如，《太平记》第二十一卷中有一则逸闻说高师直因觊觎盐冶高贞之妻而谗言陷害高贞。人形净琉璃《假名手本忠臣藏》（二世竹田出云、并木千柳、三好松洛合著，宽延元年［1748］初演，后被收录进歌舞伎剧目）取材自“赤穗事件”，剧情方面则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只不过将浅野内匠头换成盐冶高贞，将吉良上野介换成了高师直。[3]借用因《太平记》而为人所熟知的恶人形象——高师直，这部戏剧就在不公开浅野和吉良真名的前提下，既让观众领会，又提升了表演效果。

这样，小到一个个具体事件和人物形象，大到“日本开辟”以来的宏观历史，《太平记》的物语世界作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常识”被固定下来，对人们的思考方式和社会构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般常识是由对世界的认知构成的，而这种认知的框架则来自物语。尽管物语不具备一以贯之的主题和系统性，而只是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但这种现象本身便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人们接受了这些故事，将其当作常识并彼此分享，而这关系到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但是，《太平记》又是因何而生呢？作为普遍世界观线索的物语，为何会诞生在这个时代？吸收了各种故事而形成的《太平记》，又怎样改变了日本社会？

本书各章追寻《太平记》诞生时代的历史，探讨14世纪日本社会的巨大结构性变化，最后再回到这里，尝试思考《太平记》这种“物语”在这个时期形成且为人们所共有的意义。或许，这也将有助于我们回顾支撑着现代社会的物语及其本质。

[1]战前，指二战前。

[2]得宗，北条氏嫡系的家督。

[3]浅野内匠头即浅野长矩，江户时代赤穗藩的藩主。吉良上野介即吉良义央，在1701年的赤穗事件中被浅野长矩砍伤，后遭其家臣报复而殒命。赤穗事件即“忠臣藏”故事的原型。盐冶高贞、高师直均为南北朝时代武将。人形净琉璃，日本传统表演艺术，是一种傀儡戏。

第一章
动乱前夜

第一节　“蒙古袭来”的遗产

公武均衡

镰仓时代幕府与朝廷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且富于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幕府“支配”朝廷。

例如，在镰仓后期，每当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争议的时候，朝廷都会向幕府征求意见。这种意见具有决定性的分量。在某些场合，幕府的意见以“天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公家内部往往借“天意”否定政治对手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皇统分裂导致皇位继承之争激化的镰仓末期，为了让有利于自己阵营的“天意”出现，朝廷曾频繁地对幕府做工作。正中二年（1325）正月，皇太子邦良亲王希望早登大位，而后醍醐天皇则极力阻止，双方明争暗斗，都不断向幕府派遣使者，请求支持。花园上皇在日记中写道：“近年两方使者同时驰向，世号竞马。”打算在邦良亲王之后继承皇位的量仁亲王（花园上皇的侄子）也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的命运被卷入了这场“竞马”。皇嗣之争使京都的政治空气紧张而诡谲，“东使”（关东的使者）带来的消息，常常令相关人士忧喜参半。

但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皇位的继承必须经过幕府同意或者说皇位继承的决定权在幕府手中，却是不正确的。左右公家社会的“天意”虽然来自幕府，但并不意味着幕府像“天”一样居于众人之上。幕府的意向作为令“天意”显现的手段被导入当事人之间，起到牵连所有当事人的作用。在争夺皇位的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之间，以及两大皇统内部都是矛盾重重。有时因为没有可以协调各类主张的准则，在关系内部无法形成均衡，于是便从外部导入变量，以形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镰仓末期的天皇谱系路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幕府在积极干预皇位继承。承久之乱（承久三年，1221）后，幕府废掉了仲恭天皇，倒幕派的主谋后鸟羽与顺德两位上皇遭到流放。后鸟羽的哥哥行助法亲王执掌院政，即后高仓院[1]，其子茂仁王被立为天皇，即后堀河天皇。无疑，幕府的主导思想是排除后鸟羽上皇系的继承人。此后，幕府对皇位继承并没有积极介入，对于来自公家的咨询或其他举动，宣称要依靠“圣断”即天皇或上皇的判断，最终还是由公家社会自行决定的。

对公家社会的成员来说，关东带来的“天意”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例如，仁治三年（1242），四条天皇没有立皇太子就去世了，邦仁王（后嵯峨天皇）的即位就是幕府假托“鹤冈八幡宫神签”做了推荐后才确定的。本来，忠成王因受公家的实力派九条道家支持而被视作后继者，但他是承久之乱中被流放的顺德天皇的皇子；另一方面，邦仁王是与承久之乱没有直接关系的土御门上皇的皇子，于是外戚土御门家做了各种工作，并获得成效。如果称之为“权力”，那也是公家社会催生并依赖于幕府的这种权力。

从维持所谓的庄园公领体制就可以看出，正因为幕府存在于其外部，公家社会才能灵活行动。幕府在全国的庄园和公领设置地头[2]，这些人经常因为在庄园推行“新法”而被斥为“非法”，他们还试图实行苛政，结果不断引起摩擦。然而，地头也是庄园公领体制的一部分，与其利益分配有关。话说回来，幕府的首长“镰仓殿”本身就是一大庄园领主，在维持庄园公领体制的问题上与公家社会一致。由此，公家社会希望幕府能够统领、驯服武士阶层，使之成为庄园和体制的守卫。朝廷与幕府出于各自的立场，希望“无为”地度过每一日，并为此而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作用，以此为前提，双方互不侵犯，这种平衡正是镰仓时代社会成立的基本条件。

战时状态的建立

而改变这种社会构造的契机是来自大陆的外部压力。

蒙古兴起于中国北方的草原，吞并了中国本土的平原地区，横扫东起朝鲜半岛、西至黑海沿岸的大半个欧亚大陆，建立起巨大的统治区域。蒙古大汗忽必烈（后采用中国式的国号“元”，初代皇帝元世祖）隔海向日本列岛发出了敦促臣服的国书，由高丽使者交给镇西奉行（大宰少贰）武藤资能，再由资能递送给幕府，而幕府没有处理此类事务的经验，只能依据先例由“关东申次”（负责与幕府联络和交涉的公卿）西园寺实氏呈奏朝廷。

当时，日本并无应对外事并做出政治判断的专门机构。即便如此，幕府至少意识到朝廷继承了从隋唐至宋的交涉先例，于是将蒙古的国书转给了朝廷。但中世朝廷的官僚机构只能处理每日例行公事，缺乏应对预想之外事态的行动模式，面对久已断绝的外交，还是绝对称不上友好的要求，究竟该如何决策，谁也没有信心。最终，朝廷遵照幕府的意见不予回复，数次让使节空手而归。而蒙古将之视作事实上的拒绝，在文永十一年（1274）十月率大军来到了北九州（文永之役）。

文永之役的时候，幕府动员住在九州的御家人参加“异国警固番役”，同时，动员居住在东国但有领地在九州的御家人，要么派代官、要么亲自前往九州，在各国守护的指挥下准备防御，但这仍不足以对抗强大的蒙古军队。

这时，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的动员方式，于是要求御家人以外的“堪武勇之辈”也加入守护麾下，承担军役。在朝廷支持下，幕府获得了动员所有人——无论他是否和“镰仓殿”有主从关系——的可能性。幕府因为蒙古袭来的“天下大难”而获得了大义名分，宣布将惩罚不服从命令的人，另外，还向朝廷要求了在九州和山阴地区征收“本所领家一圆领[3]”的收益以及富人贮藏米为军粮的权限。不过，即便做了以上准备，也不能说就足以应对弘安四年（1281）的蒙古军再次进攻（弘安之役）。这次进攻的规模远超文永之役。众所周知，是由于气候等外因，日本才勉强免于被征服。

虽然如此，“针对外敌入侵的国土防御”这种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意识。不仅对那些身处战场的北九州人、远赴西海“抵御外侮”的御家人及其随从来说如此，就连远离战场的人们也无法置身事外。西日本各地的领地都要承担“异国警固番役”并提供军粮，包括东国在内日本各地的诸国寺社也受命祈祷敌国投降。就这样，这场战争以应对“天下大难”为共同目标，将众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并使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需要守卫的“日本”和其外部之间有一道不算明确的分界线，防卫民众之归属——“日本”的职责则被界定为一种公共义务。于是，蒙古袭来扩大了武家权能的涉及范围，迫使公家和武家的关系、武家与民众的关系重组。

战时状态的延续

文永、弘安之役后，日本社会并未恢复平静。谁都说不准蒙古人何时会发动第三次进攻。事实上，也有学者认为确实存在第三次进攻的小规模尝试（海津一朗《神风与恶党的世纪》），或许不是有组织的征讨，而只是小规模的掠夺。重要的是，蒙古袭来后，日本社会始终很担心“下一次”。在这种状况下，战时状态没有迎来明确的终点，而是一点点地向和平时期延续。

弘安四年（1281）闰七月初，接到蒙古军队再度入侵的战报后，实务官员之间流传着这样的消息：为了防备外敌，就连寺社本所一圆领的庄官都必须依武家之命奔赴战场，这是朝廷在幕府授意之下下达的命令。然后，同月下旬又传来蒙古军队撤退的消息，便有人说这种防御措施已经没有意义，尽管如此，据记载，幕府还是实际下达了上述命令（《壬生官务家日记抄》）。而且，包括非御家人在内的九州常驻武士仍要继续承担多项义务，如筑造、修缮为防御蒙古袭来而设置在北九州沿岸地带的石墙（即“元寇防垒”），以及负责沿岸的警卫工作。为了应对不可知的下一次“蒙古袭来”，在战争时期临时扩大的武家权能就这样被延续为常态。另一方面，御家人和非御家人之间的制度性差别也逐渐变得模糊。

由于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日本社会中被众人当作“理所当然之事”不断实践且相互期待的行为模式，也即所谓言行举止的规范，便逐渐被重组为与过去不同的形式。在这里，不仅需要摸索军事指挥权的新规范，为防御外敌而从东国移居到九州领地的所谓西迁御家人就是典型。他们迁往西国领地，在新环境中面对新的邻人，构筑起新的关系。这些御家人将出生地东国的习惯带到西国，与本地的习惯产生了摩擦。例如，东国御家人惯于驱使隶属性很强的农民经营其领地，而西国居民的独立性很强，反对他们带来的新做法，双方经常因此发生纠纷（网野善彦《中世再考——列岛的地域与社会》）。

本来，这类问题在镰仓前期创设地头职时就存在。也有人认为制定《御成败式目》[4]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古泽直人《镰仓幕府的法与裁判》）。然而，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社会融合使上述问题更加普遍。结果，为了在战争状态下更迅速高效地处理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习惯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幕府就被频繁要求介入。这种事一多，幕府的职能便更加深入人心，逐渐将社会关系的规范推广至各地。

话说回来，蒙古袭来时，众神也参加了对异国的战争。“诸国神灵举行作战会议，让天野大明神打头阵奔赴战场”“香椎之神在战斗中负伤”，这类传说广泛流传，煽动了人们的危机感和对神灵的敬仰之情，并促使他们为鼓励众神奋勇作战而祈祷（海津一朗《神风与恶党的世纪》）。其中无疑也有神官意图趁机获得恩赏和信众并有意操控消息。但是，另一方面，动员众神参战，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变成了信仰众神之人的战争，通过这种方式，众人之间出现了一条以公共性为媒介的通道。不同的敬神观念在朝廷和幕府的主导下融合，成为政治整合的“关键词”，给中世之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谓神国思想，是在后来才形成了明确的形式，即“日本是受众神加护的神国，由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统治”。但是，动员众神进行政治整合，这种行为的源头之一无疑就在这里。

在这种新环境下，人们摸索着新的均衡，形成了新的规范和新的职责分配形式。通过幕府与朝廷的协作，政治整合力与凝聚力增强，“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成了即将到来的“南北朝动乱”的前提。

第二节　“德政”的归宿

德政——社会结构的重组

弘安之役后，朝廷进行了被称作“弘安德政”的政治改革，幕府也采取了相应形式的改革。所谓“德政”，并非像室町幕府的“德政令”那样，指制定废除债务的措施，而是指这个词的本义——“有德的政治”，关键在于重建社会秩序，纠正社会的存在方式。

弘安德政的内容繁多，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领地纷争的裁决机制上。

说得通俗一些，在中世，特别是中世前期的社会中，对“领地所有权”而言，最重要的是它是“在与谁的关系之上成立的”。某块领地是谁转让的、从谁手中购买的或者谁委托管理的，领地所有权的根据与由来只在相关当事人之间有效，而对外人来说其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社会势力。因此，所谓“权门”这种强大势力所提供的根据就格外重要。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职”，指与经营权门领地相关的职务及其附带收益，而只要担任这种“职”，就可以在权门的庇护之下保全领地。这样，就形成了授予“职”的本所与担任“职”的“代管人”之间的关系。领主将自己的土地暂时进献给权门，再从权门手中获得“职”——这种做法也广为流行。围绕这种关系发生的争执，实际上是代管人要求作为本所的权门对“本所-代管人”的关系进行确认并提供庇护。当代学者称之为本所裁判。本所裁判独立存在于“本所-代管人”的关系之中，照惯例，不受公家和武家政权干涉。

让本所裁判发挥“正确的”作用，在两者之间重建肉眼可见的关系，这正是镰仓后期德政的特征之一。弘安之役六年后，也即弘安十年（1287），正月，在龟山院政之下，朝廷要求统治众多领地的各个权门“究理非之渊奥，行成败之道理”。据此，从前只在个别社会关系中作为惯例实行的本所裁判就成了朝廷公认的规则。德政不是指分别处理在社会各处相继发生的纠纷，也不是指委托给地方法律，而是让各本所明示应遵守的秩序及其标准，以便从地方社会的外部普及规范。

因此，公家德政的目的是让作为本所的权门切实发挥其职能。结果，因为受到执政的治天[5]（亲政的天皇或者行院政的上皇）的制约，权门职能的自律性被削弱了。这样，对从前一直由本所管理的“众人家领”的内部事务，治天要求“不论是非，一概裁决”（断然介入纷争），而本所则谴责这种行为是“不妥当之事”（《花园天皇宸记》），两者发生了权能上的冲突。

另一方面，在治天的统治下，德政无疑从更广阔的语境中赋予了权门合理性。而这又催生出政治权力的新作用，并不断向地域社会渗透。这里所说的“政治权力的新作用”并不是某种需要依赖于主人与仆人、本所与代管人之类个别社会关系的作用，而是对任何人都有效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公共权力的作用为社会提供了新秩序的模型（新田一郎《日本中世的社会与法》）。

与公家相呼应，镰仓幕府在北条贞时担任执权时也开展了名为“德政”的改革。永仁五年（1297）发布的“永仁德政令”虽然常被当作债务废除法的前身，但其要旨实际上在于“只要得到幕府承认，御家人就对其知行[6]领地拥有正当权利”。这项法令虽然暂时只限于御家人的领地，但镰仓幕府的意图在于让“知行领地”成为一种正当权利，在幕府的统治下得到普遍认可。

于是，全国统一的秩序逐渐形成，人们与政治权力关联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当然不是朝廷或幕府能够单独完成的改革。在这里，朝廷与幕府尝试通过紧密协作推行结构性改革，重组公武关系，结果诞生了主宰新秩序、维系众人的新存在，也即所谓“公方”。朝廷和幕府都被重新定义为能够承担公方职能的主体。

作为反作用的“恶党”

从外部规范地方社会，构筑全国统一、均等的秩序，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这种尝试而改变。但不了解地方情况，强行从外部介入的行为起到了反作用，时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有些人试图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扩大现有利益，于是抵抗外部干涉，被当时的政权称作“恶党”。但所谓“恶党”的上述行动并非从这个时期才开始，而是原本就存在于各自的地域社会和当地事务中。正因为朝廷和幕府试图规范并合理化本所统治，这些人才会在相关政策的对照之下被评价为“恶党”。恶党的实质是时代变化中地方社会对新秩序的反抗。

实际上，被判定为恶党的人有不少曾是经营庄园的庄官。本所想要将地方实践所积累的习惯做法替换为公方的“正确”模式，但仍有人试图用惯例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例如，德治二年（1307），关于京都红梅殿旧址（菅原道真旧宅），北野宫寺提出“虽然并无先例，但因为现在是敬神的时代，所以应该下令进行神事”，打着当时公方的政治口号“敬神”，将该地置于北野宫寺治下，并将本应由北野宫寺承担的税役转嫁给当地居民，还得到了当时的治天后宇多上皇的院宣许可。于是，抵抗的居民被定性为“朝敌”“恶党”，六波罗探题[7]通过动员武士、行使武力，断然修改了当地规则（海津一朗《中世的变革与德政》）。

“东大寺文书”中的“恶党名单”　这份“名单”列出了镰仓末期元德二年（1330）在东大寺领地伊贺国黑田新庄反抗该寺统治的“恶党”。其首领快实曾在该庄园担任“预所[8]”，后以未缴纳大米为由被解职（东大寺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影写本）

学界向来十分关注在将抵抗者判定为恶党、进行打压的过程中，“敬神”的观念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打着所谓“敬神”的旗号，让人很难从正面对抗，实现这个口号的政策被正当化，众人都被卷入“敬神”的话语体系中，整合在掌握话语权的公方之下。其代表就是神领兴行法。该法规定：“过去曾以某种形式与神关联的领地，不论现在情况如何，都应归还给神。”这既是为了犒赏击退蒙古大军的众神，也是为了以公方的标准来规范领地知行、大规模重组社会秩序。抵抗者被视作与“敬神”敌对的恶党，受到严厉处罚，该法则被强制执行。神领兴行法是由公武共同构想、武家负责执行、公方主宰的物语，正是它催生出了反抗物语的恶党。

重要的是，这些恶党的行动并不一定是“反幕府”的。将他们的立场视作“反幕府”，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因为镰仓时代的国家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朝廷被排除在外），所以镰仓幕府的倒台是恶党反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不如说恶党行动的特征是“反本所”。公方规范诸本所并与之协作，庄园公领体制的性质改变，其反作用就是恶党。因为实际应对恶党行动的是统领全国武力的幕府，所以形成了这种“幕府对恶党”的构图。

确实，自13世纪末以来，幕府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并非幕府独自的问题，它来源于社会结构为寻求新平衡而产生的动荡，而这种社会结构正是幕府与朝廷共同的存在基础。可以说，幕府和朝廷正在携手重建“公权力”，若其反作用造成了不稳定，并使幕府陷入危机，那么朝廷自然也会面临同样的危机。然而，幕府最终倒台，朝廷暂时掌握了政权。这种命运的不同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和镰仓幕府一起消亡的是什么，代替它登场的又是什么？

话说回来，镰仓幕府的倒台和朝廷的夺权是历史必然吗？还是说其中偶然的因素比较多呢？在了解后续发展的现代历史学家看来，14世纪初叶的镰仓幕府已然行至“末期”，但其同时代的人却未必看出了什么末期症状。比如说，在元亨四年（1324），后醍醐天皇企图讨伐幕府，而近臣吉田定房以“关东未现颓势”为由表示反对，劝谏主君不要草率行事（《吉田定房奏状》）。在定房眼中，幕府仍然坚如磐石。结果，那之后过了不到十年，幕府就轰然倒塌。这件事恐怕并不能被简单归结为身处历史旋涡当中的人视野受限。

以这种时代状况为背景，本书最初的主角——后醍醐天皇就要登场了。同时，他也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他掀开了“南北朝时代”的序幕。

[1]院，指日本的太上天皇（上皇、法皇）及其院号，原本是指上皇或法皇（上皇出家后即称法皇）的御所，后引申为御所之主。

[2]地头，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所设统治、管理庄园和公领的职位。

[3]本所、领家都是庄园制下的庄园所有者、领主。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庄园的开发者（开发领主）为了保护自己对庄园的支配、管理权，避免庄园被国衙没收，会将庄园进献给势力较大的贵族或寺社。接受进献的一方就称领家，其中地位最高、拥有实际统治权的则称本所。一圆领，也叫一圆知行地或一圆领地，是为单个领主所有的一片土地（庄园），不受国衙或其他领主干涉。

[4]《御成败式目》，也叫《贞永式目》，是镰仓幕府在贞永元年（1232）制定的武家法。

[5]治天，“治天之君”的略称。

[6]知行，原意是指执行事务、行使职能；平安时代，其含义延伸为获得知行国并执行国务；中世时指直接支配土地、财产，行使其用益权；近世时又指将军或大名将土地支配权作为俸禄授予家臣，亦指这种土地。

[7]六波罗探题，镰仓幕府的职务名，设置在六波罗，南北各有一名，负责警卫京都、监视朝廷，一般从北条一族中选任。

[8]预所，在庄内代替领主对庄地、庄官、年贡等进行管理的职务。

第二章
帝王后醍醐

第一节　后醍醐亲政

后醍醐的立场

文保二年（1318），后醍醐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讳尊治，是大觉寺统后宇多法皇的皇子。原本，后宇多法皇的后继者是尊治的兄长后二条天皇，但因后二条天皇早逝，在其子邦良亲王继位前，身为旁系的尊治便被推举为过渡性天皇。出生于正应元年（1288）的尊治时年三十一岁，在这个时期算是以高龄践祚。邦良亲王被立为皇太子，按执掌院政的后宇多法皇的意见，不仅后醍醐天皇之后的皇位，连后宇多法皇让给后醍醐天皇的领地都应传给邦良亲王，后醍醐的子孙应向邦良亲王及其后代行臣子之礼。后醍醐天皇仅为“一代之主”，大觉寺统的嫡系依然是后二条天皇-邦良亲王一系。

早在延庆元年（1308）后二条天皇去世时，随着持明院统的花园天皇践祚，后宇多院政停止、持明院统的伏见院政开始，大觉寺统的尊治被立为皇太子，两皇统间的政治主题就变成了尊治亲王何时践祚。文保元年（1317）四月的所谓“文保和谈”，就是两皇统在幕府的暗示之下进行交涉。其时幕府提出一项调停方案：花园天皇让位、尊治践祚后，立大觉寺统的后二条皇子邦良亲王为皇太子，邦良亲王继位后，再立持明院统的后伏见皇子量仁为太子。因为该方案对大觉寺统更加有利，所以持明院统无法接受，最终未能解决问题。

南北朝时期天皇谱系略图

数字是皇统谱系上的代数。括号内是北朝的代数。后醍醐的后代参见图表。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文保元年（1318）九月，持明院统的中心人物伏见法皇逝世，大觉寺统一派借机逼花园天皇让位，并得到幕府支持。翌年，尊治践祚，后二条皇子邦良亲王也被立为太子。虽然后伏见上皇主张立量仁亲王为太子，但遭到拒绝。这时，从结果上来看，事态的解决方式恰与上一年和谈中的草案相符。后来，也有人将其解释为“文保和谈”确立了两皇统迭立的原则。然而实际上，这么做只是为了解决眼下的问题，对后宇多法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立邦良亲王为太子。随着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即位，院政的主导权也从持明院统的后伏见上皇转移到了大觉寺统的后宇多法皇手中。

在父亲后宇多法皇的院政之下，后醍醐继承皇位，但只是“一代之主”，他本身不过是大觉寺统和持明院统皇位继承斗争中的一颗棋子，并非游戏的主角。按当时的惯例，天皇在位时间不大会超过十年，还可能因为持明院统期待“下下任”天皇尽早继位而进一步缩短。只要平安度过在位期间，把皇位让给邦良亲王，后醍醐天皇在游戏中的任务就结束了。

然而，为何最后事情没有这样发展呢？网野善彦等学者认为后醍醐的个性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种个性之所以开花结果、起到重要作用，无疑是因为后醍醐的立场及其身处的政治环境的变化。

元亨元年（1321），另一个重要转机出现了。这一年，后宇多法皇结束院政，将政务交给后醍醐，然后隐退，并于元亨四年去世。虽然晚年的后宇多法皇倾心于真言密教，对政务的热情大幅减退，但他的隐居和去世无疑打破了政治上的平衡，造成巨大变动。自此，后醍醐天皇开始亲政，而失去了祖父这个后盾的皇太子邦良亲王一方则希望尽早确保皇位，于是大觉寺统内部的矛盾浮出水面。另一方面，持明院统也希望邦良亲王早日践祚，这样下一任天皇的位子才能尽早轮到持明院统。就这样，邦良亲王派和持明院统从各自的立场和想法出发，为了尽快让后醍醐让位于邦良亲王，不约而同地、积极地对幕府展开了工作。

后醍醐天皇亲政后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也有学者把他的行动解释成对王权危机的自觉。但是对后醍醐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克服自身地位的不稳定性，保全皇位并将其传给子孙。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与之对抗的对手是谁呢？当然，具体来说，希望邦良亲王早日践祚的势力和期待立后伏见上皇的皇子量仁亲王为太子的持明院统，都是后醍醐天皇的敌对势力。类似的对抗关系曾在这个时代多次出现，但是，后醍醐天皇没有必要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公家社会的内部斗争。只要既有的皇位继承法则不变，就很难防止幕府的意向被当成“天意”提出来，而他在践祚时参照的依据——“文保和谈”草案，也并不能帮助他保全并延续皇位。因此，必须否定公家社会内部的现行惯例，改变皇位继承的规则，也就是说，不能甘心接受于己不利的游戏规则，而必须改变规则本身。

正因为后醍醐是皇室的旁系，所以他可以、也有必要不遵从既有规则，将规则本身作为审视对象。那么，对这种既为其地位提供存续依据、又妨碍他贯彻自身意志的既有规则，后醍醐会怎样认识，又会怎样处理呢？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解读后醍醐那有些特殊的、对公家社会规则的态度。

王权的思想

虽然只是作为“一代之主”继承皇位，但后醍醐以父亲后宇多院隐退为契机开始亲政，积极推行政策。亲政从主管记录所开始。顾名思义，记录所原本是记录、收集和管理文书的机构，出于整顿庄园的需要而在11世纪时设置。该机构收集的文书是处理诉讼时的重要参考资料，组织成员中也有很多弁官、藏人阶层的实务官员和律令[1]专家——明法家，于是处理政务、提出意见就成了记录所的核心机能与任务。中世天皇亲政时设记录所，院政时则设院文殿代之，并形成惯例。很多人将这些机构解释成诉讼审理机关，但是，中世时，理论上很难明确区分诉讼审理和除此以外的政治判断。事实上，记录所和院文殿并不仅仅负责审理诉讼，而是要为所有政务调查先例、提供建议。

后醍醐天皇亲政下的记录所基本沿袭了伏见天皇亲政时期确立的架构。记录所各部门的上卿（长官）被称作“番”，身边配备有公卿，其下还有许多弁官和藏人，多由劝修寺流的藤原氏等中层贵族担任。具体工作则由以明法家为中心的实务官员承担。这些人被从以摄关家为代表的权门贵族和以太政官为中心的官制机构中划分出来，直属于天皇，堪称天皇的“智库”。

在具体政策方面，首先应指出流通政策。京都公家社会的存续，是以从诸国流入的财富为必要条件的。后醍醐试图对从诸国流入京都的交易物资进行管理，包括废除各所的新设关卡、向京都的米店及酒店征税役、制定京都的米和酒的公价、开设政府特许的米市等。另外，他还任命自己的心腹北畠亲房为检非违使别当，管理京都市政；免除京都神人（神社承担杂役的下级神职人员）对本所寺社承担的税役，让他们成为供御人[2]，以便控制他们。可见，后醍醐政策的核心就是维持王权，也即京都的都市基础，并为此掌控财富流通。

不过，解除神社对京都神人的支配权这项政策，可以理解为本所职能规范政策的一环。本书第一章提到，作为龟山院政期德政的结果，以本所-代管人的个别关系为基础成立的本所职能，通过治天的介入而规范化。在这种条件下，关于本所裁判的作用、各大家族的继承这些原本属于权门内部的问题，治天的裁决就变得很重要。于是，通过在必要时请求治天介入，公家社会的均衡得以维持，而这也正是治天权能的基础，是后醍醐的立足之本。

尝试干预财富流通，也可被解读为治天想要回收原本由各大权门承担的流通维持机能。后醍醐的目标在于维护并重新确立他所认为的“应有秩序”，只要这件事被限制在公家社会内部，镰仓幕府就不会过问，公武之间也不会因为实行政策而产生矛盾。另外，即使在公家社会内部，后醍醐的政策也可说是德政的延长，在此阶段并未显出什么新奇之处，他提出的“回归延喜、天历”口号也具有一定说服力。

延喜（901——923）、天历（947——957）分别是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在位时的年号，也是后世所认为的平安朝鼎盛时期，是众人憧憬的“圣代”。后醍醐非常在意这两个时代，最明显的表现是，他生前就将自己的谥号定为“后醍醐”。从“延喜、天历”时期寻找公家社会的理想、“原本应有”的姿态，对于此事，持明院统的花园上皇等人也给出了积极评价。但是，与其说“延喜、天历”指的是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治世的具体状态，不如说是一种笼统的“理想之世”，那个时代的具体样子未必被当作模范与目标。

比如，13世纪末担任六波罗奉行人、与京都儒学家过从甚密的斋藤基茂（唯净）著有一本《关东御式目》，是《御成败式目》的注释书，其中，古代中国传说中的贤帝——尧舜的盛世、日本的“延喜、天历之上世”与“源右幕下、武州禅门之德政”都被举作公武双方为政者应追求的“德政”典范（“源右幕下”指源赖朝；“武州禅门”指北条泰时）。但是，人们并未总结出这些所谓盛世的共性，也没有将其具体制度或政策当作应遵循的样板。对“延喜、天历”的这种认识，也体现在后文将提到的《建武式目》中。因为制定《建武式目》的主体是公家系的儒学家和明法家，所以上述认识恐怕正是公家社会的广泛共识。

就算笼统地说公家社会的结构和天皇的权能应该“回归正道”，也没人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还处在各说各话的状态。既未能测量出现实与“理想之世”间的差距，也未能认识到实现“理想之世”的具体道路，就这样，社会的姿态不断变化。天皇和公家社会没有从他们所经历过的历史中寻找所欠缺的具体样板。与之相对，为了填补这种空缺，后醍醐似乎选择了中国宋朝专制皇帝的权力形式。据《太平记》记载，后醍醐天皇很早就对儒学感兴趣，即位之初就重用精通朱子学的学僧玄惠。玄惠讲授朱子学时，日野资朝、日野俊基等很多后来参与后醍醐倒幕计划的公卿都在场。由此，也有学者认为宋学（朱子学）才是后醍醐政治理念的背景（佐藤进一《南北朝的动乱》）。

但是，要想在宋学的思想内容与后醍醐的政治理念之间找到直接关联并不容易。对于后醍醐及其近臣来说，宋学与此前的儒学有何不同？宋学的何种特质与后醍醐的政策有关，这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还未得到充分研究。话说回来，“儒教”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儒教性质”的，什么又是“宋学性质”的？特别是在日本史领域，儒教乃至朱子学均被视为“封建体制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其政治性就被过度强调了。实际上，朱子学是从根本原理出发，解释世上所有现象的普遍性学问体系，是认识世界的思想体系。日本是否存在这个意义上的朱子学——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后醍醐如何消化宋学，宋学如何影响了其政治思想的形成，关于这些问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切实的评价。

另一方面，中国宋朝的政治体制和后醍醐的政权构想之间有对应关系——这种说法也有一定说服力。唐末五代战乱之后，在贵族势力衰退的时代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宋朝，为加强皇权而改革科举制度，不分门第选用人才，构建起由忠于并直接受命于皇帝的能干官员来辅佐政治的体制。后醍醐通过宋学文献了解到宋朝的这种组织方式，并将其作为政策样板，以天皇的身份回收秩序的存立依据——这种设想的确很吸引人。或许，后醍醐确实从宋朝的政治体制中看到了皇权专制的样板，并将之投射在“延喜、天历”时代，试图赋予天皇亲政具体形式。

《太平记绘卷》所绘文观的祈祷场面　文观（中间）表面上在祈祷中宫安产，实则祈祷镰仓幕府灭亡，后醍醐天皇在垂帘之后（埼玉县立历史与民俗博物馆藏）

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天皇的股肱、能干且忠实的官员。后醍醐在亲政初期，就已从世代以学问侍奉朝廷的日野家起用了资朝和俊基，让他们分别担任参议和藏人头，这种人事选拔是没有先例的。但是，日本与中国宋朝不同，“贵族势力”仍然如磐石一般坚固，要想避开他们，完全按天皇的想法进行人事安排是很难的。这时，后醍醐并未插手由太政官及八省等机构构成的令制官司，他凭借理念来解构、重建现实状况的尝试才刚刚开始。

近年来，后醍醐与密教的关系逐渐受到关注（网野善彦《异形的王权》）。天皇与密教的关系并非始于后醍醐，大觉寺统的龟山天皇和后宇多天皇也对兴盛密教极为关心。另外，研究者还发现，中世的天皇即位仪式上有一个被称作“即位灌顶”的密教仪式（上川通夫《中世的即位仪礼和佛教》）。可见，后醍醐和密教的关系来源于这种普遍的潮流。但是他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受密教的修法护持，还在于他亲自参与真言密教的修法，祈祷幕府降服。后醍醐与密教的这种关系，被认为受到了兼修真言密教的西大寺系律僧文观的影响。但是，后醍醐是如何将宋学和密教整合或者并列起来的呢？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进展。

大概，对于后醍醐来说，宋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具有一贯性和体系性的思想，而在于它是记述了宋朝政治体制的实践性知识。假托“延喜、天历”来构筑一种“应有状态”，并以其为标准，衡量“现有状态”的位置、展开批判——这种行为的思想根源不就来自对宋朝政治体制的认识吗？衡量“应有状态”和“现有状态”之间的距离，在强烈意识到两者之间对抗关系的基础上，从理念出发，断然介入现状。这种举措在日本史上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本书将在后文中一步步阐明。

倒幕计划受挫

正如前节所述，后醍醐天皇的政策基调，并不一定会发展为倒幕行动。但是，后醍醐天皇的政策意图在于收回“治天”的职能并将其切实地传给子孙，这接近于削弱镰仓幕府在公家社会中的重要性。至少，这会让人认为，为了改变皇位归属受外来“天意”左右的现状，就要从根本上改革镰仓幕府在公家社会中的职能。

然而实施起来并非易事。公家政权将“王朝国家警察官”的职能全面委托给武家，自身没有军事力量，要想亲自从军事上打倒武家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公家社会内部也没有准备好一致推行激进的、根本性的现状改革措施。幕府的职能是实现和促进政治均衡，而其依据恰恰存在于公家社会内部。

因此，为了制订倒幕计划，后醍醐让心腹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负责拉拢各地的实力派和武士。然而，正中元年（1324），这项计划还未实现就被六波罗探题察觉，日野资朝等人被作为主谋逮捕（正中之变）。后醍醐天皇虽然逃过一劫，但不难想象，他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十分艰难。

后醍醐天皇近臣的一系列举动在当时似乎被称作“谋叛”。本来，天皇“谋叛”是不成立的（律令制下的“谋叛”指的是勾结外夷、拥立伪主而危及天皇安全），这里却用了这种说法，充分说明秩序存立的依据并未集中在天皇手中。花园上皇在日记中记录说，后醍醐天皇对镰仓幕府提出了自己并未参与正中之变的辩解书，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率土之民皆承皇恩，不可称圣主谋叛。”这种说法表现出后醍醐天皇的自我认识与矜持——天皇应该是秩序的主宰者，但是，另一方面，“圣主谋叛”一词又说明后醍醐天皇的自我认识与日本社会的认识不一定一致。

尽管如此，若将其解释为“谋叛幕府”，似乎也不恰当。当有人想要将普遍存在于各种状况中的“权力”收归天皇手中时，天皇的位置就会受到重新审视，相对地，秩序存立的依据也会被重新审视。后醍醐天皇反抗的对象不单纯是幕府，不如说是公家社会的现状。“谋叛”这种说法，并不表明“国家权力存在于幕府手中”。

另外，后醍醐天皇及稍后的护良亲王曾多次称“关东者，戎夷也”，或称北条氏为“伊豆在厅”，强调其出身低下，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宣传。确实，北条氏是以伊豆国北条为大本营的“在厅官人”（负责国衙行政实务的当地官员），是桓武平氏的一支，其嫡系家督世袭的官位是相模守、武藏守和左京权大夫等职，不过相当于四五位，并未进入公卿行列。不论是其出身还是位阶，以公家的标准而言都不高。另外，源氏嫡系断绝后[3]，北条氏没有以武家形式上的领袖自居，而是先后从京都请来了摄家将军[4]和皇族将军[5]。关于此事，常见的解释是“北条氏掌握实权，但因出身低微而未能获得形式上的地位”。但是，公家社会的尺度和以镰仓为中心的武士社会中北条氏的存在本就是两个问题。

比如，近年来，作为显示东国“王权”所在的史料，中世之人应对日食与月食的举措逐渐受到关注。当时，一旦发生日食或月食，人们就会用席子将天皇御所包围起来，守护天皇不受异变影响。而在镰仓，将军御所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因此，黑田日出男提出了天皇与将军并列为“王权”主宰者的说法（《王的身体　王的肖像》）。但是，在日食和月食的时候保护将军御所是摄家将军以后的事，可以认为只是对京都“王权”的借鉴和模仿。这是因为“将军”被安排在镰仓与京都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对武士社会来说是外来者。

镰仓时代公家社会对北条氏的看法，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对“关东秽”的处理方式上。当时人们认为，天皇或院驾崩、天灾与动乱都会造成所谓“天下触秽”，而将军或北条氏当主去世时产生的“关东秽”也是其中一个类型，届时京都朝廷会停止一切公事活动作为应对。也就是说，在京都的公家社会看来，北条氏主导关东政务，因其死亡而造成的“秽”会波及天下（黑田日出男《王的身体　王的肖像》）。但与将军不同的是，就像北条氏的认识与公家社会的标准不同，在书札礼（以官位和门第等标准来规范往来信件的格式）等问题上，公家社会的尺度不能原样适用于北条氏（本乡和人《西园寺氏再考》）。

实际上，关东政场采用一套独立的门第标准，北条氏正是根据这种标准建立起自身的地位（细川重男《镰仓政权得宗专制论》）。若按照这一标准来看，即便与最接近源氏正统的足利氏相比，北条氏在礼仪上的级别也明显更高。京都的标准则认为北条氏出身低微，从这个时期开始，这一套标准逐渐成为东西通用。因此，北条氏和足利氏的立场也被以别的形式重新解释。有资格担任“将军”的人必须是“源氏的正统”——这种言论的形成也与之不无关系。

这样，正中之变后，后醍醐与幕府的关系恶化，皇太子邦良周围的人开始借机筹划并展开活动，想让太子早日登基。结果，邦良却在嘉历元年（1326）三月病死，这下轮到持明院统以“文保和谈”为依据，提出立后伏见上皇长子量仁亲王为太子的主张。与此相对，后醍醐则希望立皇子世良亲王为太子，也有部分人支持邦良亲王之子康仁王成为大觉寺统的嫡系，但最终还是量仁被立为太子。后醍醐未能成功改变现状，于是便让皇子尊云法亲王（后还俗，更名护良）上比叡山，任天台座主，试图在南都北岭[6]的各处要地发挥影响，并通过吸收僧兵建立起对抗幕府的核心势力。

就这样，后醍醐准备发起第二次倒幕。但吉田定房害怕仓促起兵会失败，导致皇统断绝，于是向武家告密。元弘元年（1331）五月，六波罗探题逮捕了以日野俊基为核心的倒幕派众人，押送到镰仓，后醍醐在从南都到笠置山（今京都府笠置町）一带募集的士兵也被幕府军包围并击败（元弘之乱）。

后醍醐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他本人被废黜，流放到隐岐，持明院统的后伏见上皇开院政，皇太子量仁亲王践祚，是为光严天皇，后来被视作北朝的第一代天皇。话说回来，这并不单纯是“镰仓幕府拥立”光严天皇的问题。正是为了维持公家社会礼法规范的平衡，才必须代替后醍醐，拥立一位稳健的天皇。

第二节　建武政权的建立

北条政权的灭亡

后醍醐虽然尝到了废黜、流放的苦头，但在畿南地方还俗的护良亲王仍在进行游击式抵抗，河内国的楠木正成也以赤坂和千早（今大阪府千早赤阪村）的山城为大本营，与幕府大军对峙。楠木正成在《太平记》中被塑造为一名兵法家，虽兵力微弱，但长于奇谋，这个形象在后世流传甚广。幕府未能轻易镇压这种小规模的抵抗，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代的人也看出了现状有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而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镰仓幕府能够存续的原因就在于它与世间礼法规范相结合，其中没有可以质疑的余地。对抗幕府的行为没有被镇压，人们就会期待进一步抵抗的成功，而这希望将越来越大。与现状不同的、别的形式的平衡将有可能出现——当这种期待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幕府的存续根基就不稳定了。

推翻镰仓幕府的战役

实际上，在正庆二年（1333），播磨的赤松则村就响应护良亲王的檄文举兵，九州的菊池和阿苏、伊豫的土居和得能诸氏也随之响应，反幕派的势力逐渐扩大。看到这种情况，后醍醐也在闰二月逃离流放地隐岐，从出云进入伯耆，得到名和长年接应。幕府的统治本已摇摇欲坠，足利高氏的叛变则为其画下决定性的转折点。高氏为镇压赤松叛乱而率军西上，但据说他在离开镰仓时就有了背叛北条氏之意。怀抱着这种意图，他暂时进入京都，后经山阴道赶赴伯耆，在途经丹波国筱村（今京都府龟冈市）时，终于对幕府举起了叛旗。

足利氏的血统最接近源氏正统，在镰仓幕府中也是地位仅次于北条氏的武家名门，其背叛对镰仓幕府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幕府麾下的武士临阵倒戈，也有很多人为了对赢家下注而早早投向足利方。进而，仿佛与之呼应一般，新田义贞在东国举兵，九州也有很多武士加入反幕府军，幕府与反幕府军的拉锯战迅速倒向后者。五月，赤松则村、千种忠显和足利高氏的联军占领六波罗，新田义贞的军队从上野南下，击败各地幕府军，攻陷了镰仓，九州的镇西探题北条英时也在反幕府军队的进攻下灭亡。

“大部分武士应该都会效忠于镰仓幕府”——这种预测及以其为前提的武士行为模式转瞬崩溃。人们眼前出现了行之有效的其他选择，在这种现实面前，镰仓幕府体制就好似“皇帝的新衣”，很快就崩塌了。

失去了幕府这一方的向心点，日本社会为寻求新的平衡、新的框架而开始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最终会落脚何处？事态仍处于变动之中。

元弘一统

后醍醐天皇在伯耆国船上山（今鸟取县琴浦町）接到六波罗探题灭亡的消息，立刻决定返回京都。他否定持明院统的光严天皇的正统性和正庆年号，宣布自己仍然在位并改元元弘。另外，他还宣布解除鹰司冬教的关白职位及光严天皇授予的一切官职，意在将这段时间内公家社会发生的所有变化都一笔勾销，让公家社会的状况恢复到他被迫让位于光严之前。

返京途中，后醍醐一行在播磨遇到赤松则村、则祐父子，在兵库受到楠木正成迎接，并且听到了镰仓陷落的消息。六月四日，后醍醐回到了在足利高氏军事统治下的京都，五日，入住二条富小路的皇居，宣布复位，废掉了光严天皇立的皇太子康仁，并且废除了此间获封的崇明门院（后宇多天皇皇女、邦良亲王王妃）的院号，将她降为内亲王。遭废黜的光严天皇被称为“新院”，于当年十二月接受了太上天皇的尊号，享受“前天皇”的待遇。原本，授予太上天皇尊号的诏书称“光严”为“皇太子”（光严即量仁，过去曾为后醍醐天皇的皇太子），后醍醐天皇复位时也没有举行重祚的仪式，从中可以看出后醍醐的坚持，要将并非出自本意的让位一笔勾销。

后醍醐回京后，也没有任命别人接替此前被解职的关白鹰司冬教，而是将一直以来被院和摄关分享的、调动官方机构的权能全部集中到天皇手中。世界在一位君主的手中统一、存续，而在君主不知道、未参与的地方发生的变化通通被视为“不存在”。在具体的时间之流中，各种各样的事实不断涌现，如何将它们组织进一种秩序，这体现了社会秩序的构造，而后醍醐想要将这一切都掌握在天皇手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贯彻、优先自己的理念，这种严格的态度正是后醍醐的一大特点。

元弘四年（1334）正月，恒良亲王被立为皇太子。撇开尊良、护良等更年长的亲王，立恒良为太子，是因为他是后醍醐宠妃阿野廉子所生皇子中最年长的。后来，廉子所生的其他皇子中，成良亲王跟随足利直义去了镰仓，义良亲王在北畠亲房、显家父子的拥戴下前往奥州。关于这些安排，有人认为是廉子经过冷静观察，在政情尚未明朗的阶段，将自己的儿子分派到各处，以确保不论情况如何变化都能有人生存下来，是十分现实而周到的策略。另一方面，后醍醐的构想则是将相当于自己分身的皇子安排到各势力中，以构成政权的轴心。

元弘四年（1334）正月二十九日，改元建武。这是直接挪用了曾灭新复汉的光武帝的年号。一部分廷臣认为这与向来从中国典籍中寻找嘉字的做法不同，且其中的“武”字可能招来兵乱，所以表示反对。但后醍醐强行压下反对之声，仍然采用了这个年号，可以说是将自己比作消灭了篡位者王莽并光复汉室的光武帝。同时，这也表现出他强烈的意志：损害了天皇权能的镰仓幕府既已崩溃，秩序就应重新收归天皇手中，这既是社会原本应有的样子，也是必然结果——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后醍醐从现实之外寻求理想样板，以确保天皇的地位与权能。建武政权就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样的政权当然不会依其表面形式运转。回到京都的后醍醐天皇，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打倒了六波罗探题后驻军京都的足利高氏。高氏已经设置了奉行所，处理战后问题。各地的军功报告汇总到高氏手中，旧幕府的许多武士和奉行人也归顺了他，他正在广泛收揽人心。后醍醐归京之后马上对高氏的功绩进行封赏，允许他内升殿[7]，封他为镇守府将军，并将大片北条氏旧领赏给他。与之相对，护良亲王在父亲后醍醐流放隐岐期间，一直高举反幕大旗主导抵抗运动。六波罗陷落后，他马上自任为“将军”，在后醍醐归京之后仍留在大和，与控制了京都的高氏对峙，甚至要求后醍醐将高氏排挤出政权。后醍醐派敕使催促护良亲王再次出家，但遭到拒绝，结果只好任命护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这才控制住事态。

后醍醐的子女及其生母　（括号内为生母，出自《本朝皇胤绍运录》）

这一连串的措施是后醍醐天皇对现实的最初妥协。应该如何对待实现了倒幕的主力——武士？是否要在政权构想方面让步？可以说，建武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早期就已显露。护良与高氏之间的紧张关系终将爆发，酿成动乱的根源。

后醍醐天皇的亲信

虽然建立起了完全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权，但不用说，后醍醐身边有各种人承担着各种职能。在公卿阶层中，后醍醐的亲信代表有被称作“后三房”的万里小路宣房、吉田定房和北畠亲房，与平安后期后三条天皇时代的“三房”（即藤原伊房、藤原为房和大江匡房）相对。万里小路宣房和吉田定房是劝修寺流的藤原氏，北畠亲房出身村上源氏，都是从镰仓末期后醍醐亲政时代开始就在他身边担任要职的。

北畠亲房在持明院统的伏见院政期担任检非违使别当，到了后宇多院政期，开始接近大觉寺统。后醍醐亲政不久，再次被任命为检非违使别当，主管京都市政，兼任后醍醐所宠爱的世良亲王的乳父（负责养育），但未参与以日野资朝为中心的倒幕计划。元德二年（1330）世良亲王去世后，北畠亲房出家，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建武政权成立后，他又成为准大臣，与担任陆奥守的儿子北畠显家一起陪同义良亲王前往陆奥国多贺（今宫城县多贺城市），参与管理奥州。后成为“南朝的柱石”（后文详述）。

万里小路宣房的署名与花押　正中三年（1326）二月所抄经文末尾的署名与花押（天授院藏）

万里小路宣房曾侍奉龟山天皇以来历代大觉寺统的天皇，正中之变时，为保护后醍醐不受连累，他自任为敕使前往镰仓交涉，被称赞为“忠臣”，得到很高评价。建武政权建立后，宣房担任杂诉决断所（后文详述）的头人[8]，还作为近侍担任天皇与官员之间的联络人（传奏[9]）。建武二年（1335）辞官，翌年以七十九岁高龄出家。

吉田定房是后醍醐天皇的乳父，元弘之乱时，正是他将倒幕计划泄露给六波罗探题。但正如前文所述，这被解释为出于担心后醍醐的安危而采取的行动。后来，他也在后醍醐仓促起兵时进行劝谏，是一位能向主君直言的、值得信赖的忠臣，因而得到建武政权重用，被破格提拔为准大臣、内大臣，历任杂诉决断所头人、恩赏方（后文详述）头人和传奏等要职，在建武政权垮台后跟随后醍醐迁往吉野。

这些人深得后醍醐天皇的信任与重用，亲房与定房虽说超越父祖先例，获得高位与高官，但原本就出身公卿之家，在公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话说回来，所谓“元弘一统”对公家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也不过是治天的轮换，是在已知框架内发生的事。各官司日常事务的连续性并未被切断，在后伏见院政下活动的公卿和官员也没有受到排挤。后文还将讲到，打破惯例录用人才虽然在公家社会中造成了不和谐的声音，但是后醍醐无视公家社会的惯例，寻求有能力的人才，他的这种本领还将发挥在其他地方。

吉田定房的署名　上写“内大臣定房”（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藏）

后醍醐天皇的亲信里有四个人地位特殊，被合称为“三木一草[10]”，分别是结城亲光、名和长年、楠木正成和千种忠显。《太平记》第十七卷说：“如今天下有结城、伯耆、楠木与千种头中将四人，被称作“三木一草”，只因朝恩而获得荣耀。”正如书中所写，他们是因为后醍醐信任才得到如今的地位，若非如此，便无法登上政治史的舞台。

结城氏是秀乡流藤原氏，是以下总国结城（今茨城县结城市）为大本营的结城氏的分家，祖上是镰仓幕府的御家人结城祐广，曾占据着关东与奥州之间的要冲之地白河（今福岛县白河市）。结城亲光是和新田义贞一起攻打镰仓的结城宗广的次子。他在元弘之乱初期曾响应幕府的军事动员，参与攻打赤坂城，后来又和足利高氏一起攻打六波罗。

名和长年有“伯耆”之称，他的大本营在伯耆国名和（今鸟取县大山町），是富裕且势力强大的地方豪族，宗谱不明，但从其帽徽[11]是帆船图案来看，应该与海上交通和商业有关。他曾前往接应逃离隐岐的后醍醐，以船上山为大本营举兵，在后醍醐返京时率全族随行，是后醍醐重要的亲信。

关于楠木氏的来历，有人认为永仁三年（1295）以前曾参与经营东大寺领地播磨国大部庄（今兵库县小野市附近）的“楠河内入道”即是正成一族，元德三年（1331）在临川寺领地和泉国若松庄（今大阪府堺市附近）押妨（妨碍领主知行）的“恶党楠兵卫尉”据说就是正成本人，因此可以认为他是河内的地方豪族。但是近年也有学者提出楠木氏是武藏出身的御家人，后来成为得宗的被官[12]，定居在河内的得宗领，并从事该地区的商业活动。正成在元弘之乱时参与后醍醐一方，在后醍醐流放隐岐期间，与护良亲王携手展开游击战，以奇谋袭扰幕府军，是《太平记》中的主人公之一。虽然战前所谓的“皇国史观”强调其“忠臣”的形象，但在后来足利尊氏背叛后醍醐时，他曾进言后醍醐抛弃与尊氏对立的“忠臣”新田义贞，与尊氏和解，可见是一位通透且信奉合理主义的战术家。

和“三木”不同，“一草”不是武士出身。千种忠显出身村上源氏，父亲是权中纳言六条有忠。虽然出身于公卿之家，但他本人不喜欢学问，而是“专好笠悬（以笠为目标的骑射）、犬追物（在马场放狗，当作骑射目标）、博弈、淫乱之事”，因此被父亲视作不孝（断绝关系）。或许是因其武学才能受到了认可，忠显得到后醍醐重用，虽在元弘之乱时被幕府逮捕，但后醍醐流放隐岐之时，他被允许随侍左右，后醍醐东山再起后他成了头中将（藏人头兼近卫中将），还参与攻打六波罗。建武政权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参议，获得诸多恩赏，显赫一时。

“三木”不是精通武略，就是熟悉交通和商业，因其在公家社会内部少有的才能和地位而受到重视，被从外部招募进来，以所谓亲卫队的身份侍奉后醍醐。“一草”虽然出身于公家，但气质和行为方式却与寻常公家不同。此外，在六波罗探题手下担任引付头人[13]和评定众[14]的伊贺兼光也转投后醍醐一方，在建武政权担任各种要职。据推测，从正中之变到元弘之乱期间，他一直在六波罗担任后醍醐的密探。后醍醐天皇近臣的这种“非公家”特性近年来受到关注。另外，在展开如此广泛的人才招募时，文观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他向后醍醐引荐了楠木正成和伊贺兼光。文观是西大寺系的律僧，兼修醍醐寺报恩院流的真言密教，深受后醍醐信任，在为倒幕而进行祈祷时承担了重要职责（参见图片）。建武政权建立后，他成为“东寺一长者[15]”，兼任醍醐寺座主。不仅被破格提拔，还在身边聚集了一群由武士和恶党组成的“手下”，在佛教界内部招致了强烈的反对，被人传说惯用咒术、好勇斗狠、随意破戒，被斥为“异类”“异人非器”，尽管如此，他还是依靠后醍醐的青睐而进入佛教界的核心，是一名异端僧侣（网野善彦《异形的王权》）。像这样，后醍醐的“王权”涵盖范围广泛，聚集了众多恶党和边缘人，被评价为“异形的王权”，这种评价或许的确说中了后醍醐的某些特点。

后醍醐的“王权”无疑与此前天皇“传统的”王权存在方式有很大不同，然而，能否将之归结为后醍醐个人超越前后时代的特殊性，则是另一个问题。后醍醐从外部更广阔的世界里寻找亲信人才，而没有限制在公家社会这个小团体中，这与他的自我认知——君临天下、万民之上的帝王——相符，也不违背“治天”的模式和理论依据。可以将“王权”的新形态视作“治天”模式过早的展开，但不能草率地将其判断为后醍醐的特殊性。

第三节　建武政权的结构

政治机构的改组

后醍醐返回京都之后开始改组政治机构。首先，取代早已停止的后伏见院政，重新设立记录所。天皇亲政时设立记录所是惯例，后醍醐上一次亲政时也是如此，记录所召集了许多实务官员。只是，它的职能在于为天皇的决断提供先例或参考意见，并不形成决策。其参考意见实际上重要到何等程度，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后醍醐时期，记录所的职能只是辅助性的，提出的报告要经后醍醐裁决才会以纶旨（表达天皇意旨的书简）的形式发布。总之，记录所承担着从太政官机构分离出来的天皇事务代理人的职能，类似于现代智库。虽然伊贺兼光、名和长年和楠木正成等人也加入了记录所，但建武政权各机构在成立之初基本上是以原有的公家机构为样板，依据后醍醐的裁决运行的。

再者，因为倒幕的最大功臣足利尊氏（足利高氏于元弘三年［1333］八月获赐后醍醐名讳“尊治”中的“尊”字，改名为尊氏）没有进入记录所，《梅松论》（14世纪中叶成书，描写从承久之乱到室町幕府建立时期的历史物语，作者不详，参见图片）将这件事与“公家口口相传”的“排除尊氏之语”联系起来，也有学者认为后醍醐因恐惧尊氏的实力而试图将他排挤出制度。但记录所并非政治舞台，尊氏本无必要亲自参与。这一点在后述的杂诉决断所一事上也一样，尊氏就算不亲自参与，也在其中安插了上杉氏和高氏等谱代[16]被官。事实上，尊氏在更高的层面上发挥着政治影响力。《梅松论》在引出“公家与武家水火不容”一节时提到的“排除尊氏”之语，虽然暗示后醍醐与尊氏之间的政治关系产生裂痕，但那其实是稍后发生的事了。

后醍醐亲政的机构

元弘三年（1333）九月前成立的杂诉决断所起初下设四个部门，至翌年八月改为八个部门，并规定各部门分管一个地区。各部门长官由公卿充任。至于寄人[17]和奉行等职务，除了由公卿或明法家等公家官员担任外，还有武家奉行出身的人或上杉氏、高氏这种足利的被官武士加入。因为搜罗了三教九流的人而被嘲讽为“有无能力都把官当”（《二条河原落书》）的杂诉决断所，实际上聘用了公武双方的人员，应注意其中有极多人来自武家奉行的家系。

例如，太田道大（时连）、太田贞连父子以及二阶堂道蕴（贞藤）等人。太田氏世代担任镰仓幕府的问注所[18]执事，太田道大是问注所工作日记《永仁三年记》的作者，也是《建武记》的作者，该书被很多人认为是重要的建武政权法制史料。另一方面，二阶堂氏世代担任镰仓幕府的政所执事，据推测，镰仓幕府末期的诉讼手续指南《沙汰未练书》就是二阶堂一族某位成员的作品。二阶堂道蕴在镰仓末期曾多次作为“关东使”（幕府的使者）上京，斡旋于公家与武家之间。这些人都是镰仓幕府实务官吏的代表，持有许多文书记录，熟悉武家社会的实践案例，且长于实务，所以受到建武政权重用。

关于这样大量任用武家官吏的杂诉决断所，《梅松论》认为它掌管着“前代判决的案例”。例如，关于“本领安堵”（承认原有领地）一事，虽然申诉人可以向记录所或决断所中的任意一处提起申诉，但实际上也有人指出，记录所主要为寺社权门服务，决断所主要为地头御家人阶层服务（森茂晓《南北朝时期公武关系史的研究》）。杂诉决断所是镰仓幕府为处理“所务沙汰[19]”也即领地知行相关案件而设立的引付的后继机关，可见它被设计成一个专门处理与武士领地有关案件的地方。“杂诉”这个词是指与各机构本职以外的杂事相关的诉讼，杂诉决断所就是一个不依据原来的职权范围，也不限于公家社会的规矩，涉及广泛的领域，为形成判断而办理各种手续，并提供实践知识作为判决素材的机关。

例如，恩赏倒幕功臣一事，最初是在上卿的指挥下咨询记录所的官吏、进行审查，然后上呈给天皇，再由天皇下达纶旨。但纷至沓来的赏赐请求超过了记录所的处理能力，建武元年（1334）年初，恩赏方被按照负责区域划分为四个部门，分别审查申请。分配给恩赏方的实务官吏，其组成人员与杂诉决断所一样，也有学者认为恩赏方实际上是决断所的一部分。同样，对于记录所，也有学者认为其职能逐渐被决断所取代，为裁判提供素材的职能已经集中于决断所。

此外，还设立了负责守卫天皇住处的武者所，由头人领导、武士组成。还有一个名字古怪的机关——“洼所”，一般认为其职能与武者所类似，负责守卫内里，也可能是一个谍报机关。另外，笠松宏至从“洼”（窪）字与“问注”的草体相似这一点，猜想它与问注所有关（《重新认识日本中世史》）。但记录所与问注所的职能相似，洼所与记录之间的关系不明，且洼所与武者所的成员有所重合，具体情况无从判断。

这些令制官司以外的机关正是建武政权在构造上的特征。后醍醐天皇对既有的官府机构也进行了改革。

建武元年（1334）十二月，后醍醐进行了人事调整，将包括现任大臣在内的公卿任命为八省卿（长官）。从律令制原本的官位对应制来看，八省卿相当于正四位下（只有中务卿为正四位上），比大臣（相当于一位或二位）或大纳言（相当于正三位）等议政官的官位要低。实际运用官位对应制时并没有这么严格，公卿中的中纳言或参议被任命为八省卿的例子也很多。然而，从未有过将大臣或大纳言任命为八省卿的先例。佐藤进一认为这不仅是官位品级的问题，而且与律令官司体制的基本构想有关（《南北朝的动乱》）。大臣、纳言原本是太政官议政官会议的成员，承担着辅佐天皇、参与策划国政机要的职责，与之相对，八省卿是在太政官指挥下执行实务的各机构长官，两者之间有明显区别。后醍醐天皇就是从此处着手改革的。

《梅松论》记载的洼所　见于第三行所写“又号洼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也就是说，这项改革是要否定辅佐（有时是阻碍）天皇决策的议政官会议，让大臣及其下官吏全部变成实务官员，令其成为实现天皇意志的执行机关。可以认为，建武中央政府官制的基本构想是，作为智库的杂诉决断所和作为执行机关的政治机构都直属于天皇。

另一方面，地方官制的特征是各国国司与守护并列。

令制国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从院政时代到镰仓时代都是上级贵族可以收取贡纳品的领地，在概念上与庄园并列。他们让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担任名义上的国司，采用“知行国”制度，以便获得这种领地。这是因为在官位对应制中，国司的官位很低，从惯例上来说不可能由上级贵族担任。然而国司的盈利化和形式化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令制国的机构被架空。国衙（令制国的政厅）被“承包”给有官职的当地势力，他们除了统治国衙领以外，还要指挥修缮、建造国内寺社，征收平摊给庄园与公领的一国平均役[20]，以承担伊势神宫的迁宫费等费用，另外还要负责编写、管理记载着国内庄园、公领田地面积和领有关系的“大田文”等杂务。

在这种情况下，后醍醐虽然没有全面废除知行国制，但是与八省卿一样，他无视官位对应原则，将包括上级贵族在内的亲信任命为国司，还任命足利尊氏为武藏守，起用有实力的武士，以让国司实际掌管国务为目标。虽然这样一来，有的家族会失去数代相传的知行国，但后醍醐的意图在于让中央控制实质上已经委托给当地势力的国衙机构，并以此实现国司职能的实质化。

另外，他还设置了与国司并列的守护，常被并称为“国司、守护人”，负责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制止滥妨（武力侵害）行为，国衙则在国司和守护的命令之下处理国务。镰仓时代守护的职权主要由重犯检断（抓捕和审判谋反、杀人等重大犯罪的嫌犯）和对国内御家人的军事指挥组成，但在蒙古袭来以后，由于军事动员方式的变化，军事指挥权的形式也随之变化。另外，守护还参与“使节遵行”，也即督促当地相关人员履行幕府的裁决。根据各国情况，也有守护实际掌管国务。建武政权之下，还有人兼任国司和守护，两者在制度上的权限关系并不十分明确，但与运营国衙相关的实质指挥权一般倾向于由守护掌握。结果，守护吸收了国衙机构，逐渐被确立为室町幕府体制下以“国”为单位的行政体系，后文还将详述。

建武政权的国司与守护

1 东大寺料国，指周防国，为东大寺提供经济收益，由东大寺管理。

（主要出自吉井功儿的《建武政权期的国司与守护》）

官司运营的方法

建武政权最显著的运营特点是对门第秩序和官司垄断的否定。

构成公家社会的氏族首先分为能够成为公卿（三位或参议以上）的上级贵族和其下的中下级官吏。上级贵族又可以被分为摄政关白辈出的摄家，能升至大臣的清华家、大臣家和能升至大纳言的羽林家、名家，等等。根据门第，一名贵族能升任的最高官职（极官）和晋升路线都已固定。另一方面，中下级官吏的晋升路线与官司垄断一体化，特定的家族承包特定的实务和现场作业部门，负责业务运营，并世袭职位。这种方式虽然没有制度上的依据，但通过反复的实践成了公家社会的固定规则。

后醍醐将能够官至大纳言的名家成员吉田定房任命为内大臣，以超越门第的人事晋升优待自己的亲信。不仅如此，在做人事安排之时，他故意无视晋升路线的固定模式。安排大臣级别的公卿担任八省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之所以把没有担任过实务官的摄家、清华家的人安排到这些位置上，无疑就是要逐渐瓦解门第秩序。

在官司运营方式上，尤其重要的是废除官司垄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让名和长年担任由中原氏垄断的东市正[21]一职，让伊贺兼光担任由丹波、贺茂、和气诸氏垄断的图书头[22]一职。可以认为这是在尝试通过任用公家社会外部的官吏，瓦解氏族独占（或寡头垄断）官职的体制，将实际统领官司机构的权能回收至天皇手中。

但是，这样一来，官司运营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中世的公家社会，各官司应如何运转，并没有像律令那样成体系的规范可依。各官司积累实践案例，并据此推导出一套准则。各机构成立于“一直如此”的事实之上，一边摸索着与周围环境保持平衡，一边积累实践经验。但是，在将“这么做没问题”作为条件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也总是蕴含着运转准则被一点点改变的可能性。某个官司在某个时间点上的工作准则，是以此前的实践为积分，以当时的环境条件为函数来决定的。为了按后醍醐的意图重组以这种原理运转的各官方机构，就只有分别进行调整，这就导致整个计划的工作量变得十分庞大。

这件事与实务官吏的产生方式密切相关，进而还可以说和当时社会中的实践知识的存在方式相关。运营各官司的实践知识并未被概括为原理原则，而是作为具体指南被各个机构积累和继承。也就是说，被垄断了各官司的家族作为推行家业的家产独占、继承，而这保证了支撑着官司垄断体系的各家族的专业性。因此，各家族新一代的官吏被以与各自家业相符的固定方式培养起来，很难替代。

这种继承实践知识和产生实务官员的方法，既代替了律令制下的官吏培养系统，也适合于官司垄断制度。但是，官司垄断这种官司运转方式，对想通过该机构发挥作用的“权力者”来说形成了严重的制约。后醍醐想要否定官司垄断制度，但并没有提出能够取而代之的官吏培养系统或官司运转原理。即便他曾做过类似尝试，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也很难说。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到底能以怎样的形式实现呢？

天皇的“权力”并没有制度上的界限。这是因为在近代以前，日本的国家机构并非由轮廓明确的“权力”来操纵，但也并不是说这种“权力”是没有上限的“专制”。天皇实际行使的权力，其界限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情况变化的。其中，各官司的运转原理从实际上制约着形式上看来没有界限的“权力”。而要想改变这些制约条件，就只有在不断累积的具体实践中一点点完成。

领地政策的特质

接下来分析建武政权的领地政策。虽说近年来学界对中世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评价越来越高，但对当时与政权有关的人来说，领地知行的问题无疑才是他们最关心的。这样一来，能够整顿领地关系的政治作用就变得非常必要。

后醍醐以维持当知行（现在拥有知行权的）领地的现状为原则，开始整顿土地所有权。首先，回京后不久，后醍醐便在元弘三年（1333）六月十五日发布宣旨，禁止在没有纶旨的情况下以武力改变现状。这件事一般被解释为防止有人依据护良亲王的令旨行使武力，同时认可后醍醐的纶旨为唯一改变现状的依据。随后，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官宣旨称，为避免各国人都根据纶旨上京来请求领地安堵（承认领有权），造成混乱，不再以个别纶旨的方式给予当知行安堵。换言之，除了曾帮助北条氏之人的领地外，不再对当知行地授予个别纶旨，而是统一给予承认，同时禁止对当知行状态下的领地行使武力，只有在得到敕令的情况下才能改变现状。这种新的方式被称为“一同之法”，它为建武政权下的领地知行秩序设置了初期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复杂的领地知行关系立刻变得井然有序了。尤其是那些曾归属于北条氏、被当成“朝敌”的人，关于他们的领地，上文中的规定并没有明示其归属。过去曾与这些领地有关的“本主”要求恢复知行权，而一些领地在没收后又被赏赐给了新的主人，如何处理“本主”的要求并调整他们与新主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要依靠个别的判断来进行。“治天、得宗”体制曾在镰仓末期承担起公方的职责，一定程度上整顿了领地的知行秩序。而由于业已失去这条准绳，潜在的各种历史依据便一齐浮出表面，导致了各种矛盾和对立，这时便需要有人裁决，而这个任务就被交给了杂诉决断所。

按照后醍醐最初的构想，要裁决这些问题，应该依据以后醍醐自身判断为基础下达的纶旨。也就是说，对每一种权利关系，都要给出具体定义，而做这种定义的方式就是纶旨。这件事常被评价为后醍醐无视现实、谋求“专制”的最典型表现，但它本身是在镰仓末期形成的，可以说是对公武各自采用的“法式”（规范、做事的方法）的继承。问题是，人们以个别特殊事件和诸多先例为依据产生的主张和期望，在得到整理之前就被带进诉讼现场，这导致突然出现了许多问题，而要想不依据一般准则，恰当而高效地判断每一个具体事件则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条件下的诉讼，不用说仅凭借纶旨，就是根据记录所提供的先例和知识也无法完全处理，还必须参考武士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实践案例。设置、扩充杂诉决断所，就是为应对这种状况。

多数情况下，案件处理结果是通过落有杂诉决断所职员署名与花押的文书“牒”来通知的，形式上与后醍醐天皇的关联性减弱了。这也显示出将政务处理权集中到后醍醐天皇手中的制度是有局限的。有人指出，像这种即便持有纶旨，若无杂诉决断所牒文，国司、守护也不会遵行的原则，早在建武元年初期便已形成了。其中虽也包含应对“假纶旨”泛滥的意图，但无疑，杂诉决断所的牒文被授予了从制度上确定并表现知行关系的功能。

后醍醐天皇纶旨和杂诉决断所牒　纶旨（上图）表示将丰前国内领地作为功勋赏赐给上岛惟赖，牒（下图）则根据纶旨命令丰前国衙将该领地交给此人。这是“授予权限”的纶旨和“执行命令”的牒的组合（“阿苏文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影写本）

另一方面，规范地方领地秩序成了诸国国衙或者说守护的任务。例如，建武元年（1334）五月三日，检非违使厅命令诸国国衙对“借债以及买回抵押品的票据”进行“处置”，并提出了评估准则，还提出了判断田地买卖是否有效的准则。这是效仿镰仓幕府的“永仁德政令”，为辨别土地抵押、买卖是否有效设置了标准。特别是“承久以来的卖出”一项，否定了承久之乱以后镰仓政府对被售土地领有权的认可，也就意味着否定了镰仓幕府在军事压制朝廷以后的正统性，“元弘以来”即后醍醐天皇流放隐岐期间的土地买卖也都被视作无效。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事例都直接表现出“后醍醐天皇的秩序”意识。像这样按规章向诸国国衙下令，是为了让诸国以肉眼可见的形式整顿领地知行，并且分担这种职能，也可认为后来室町幕府中守护的职能正是沿袭自此。

因此，获得杂诉决断所的牒文就成了制度上的“正当性”的指标，再由国司、守护施以各种手续，建武政权下的领地知行秩序就在诸国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建立起来，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当涉及与“下职”即在地性较强的“所职[23]”有关的争论时，若其领有关系是独立于“本所-代管人”而存在的，比如是开发领主[24]以来代代相传的，或是依据历代天皇或治天的“上裁”行使知行权，就由杂诉决断所处理，除此之外都由“本所判决”。另外，若拥有“下职”的人或者百姓行使武力，则由各本所以“领主处分”的形式严格规范。上述制度表示政府和本所各自承担不同职能，保留“本所-代管人”的关系，并将其吸收进官方规范以维持秩序，带有妥协的色彩，或许也可视为后醍醐构想的一种倒退。

财政政策的构想

不用说，要想让后醍醐构想的新官僚机构正常运转，需要有物质支持和相应的财政基础。而后醍醐想要将运转官司的权力回收、集中于天皇手中，与此意图相应，新的财政体系也必然被建成以天皇为中心的结构。

在中世公家社会，支持官司运转的物质收益来源于各官司的业务和与之配套的官司领地，这样，对于被垄断的官司，其财政来源实际上就是承担其业务的各家家领。而不以特定官司为家业的公卿阶层，则如字面所示，以自家家领来支撑其活动。遇到天皇即位仪式、伊势迁宫等临时活动时，则会征收作为临时特定财政来源的一国平均役和役夫工米[25]等税役。无论如何，公家政权不具备通过国家财政进行预算和分配的功能。

建武政权的财政政策是从流通领域开始的。平安京的左京和右京分别设有东市和西市，由东西“市正”负责管理，一般由检非违使中的明法官员（以中原氏为主）担任，但在建武元年（1334），后醍醐让心腹名和长年取代了“东市正”中原章香的职位。虽然在亲政前期，后醍醐也曾在二条町东西两侧新设市场（绕过既有市场），尝试插手流通领域，但这时是更进一步，意图通过回收和重组来完全掌控负责管辖的官司（当然，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起作用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另外，同样在建武元年，建武政权还尝试发行货币。众所周知，自律令国家的“皇朝十二钱”以后，日本就再也没有铸造过货币，而是使用以宋钱为主的中国钱币。镰仓时代以后，宋钱的流通规模进一步扩大。后醍醐在建武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布诏书，下令“铜楮并用”，也就是宣布要发行铜钱（乾坤通宝）和纸币（楮是纸张的原料）。发行纸币的主意大概源自元的纸币“钞钱”。然而实际上，虽然能找到设立铸钱司的记录，但无证据表明实际流通过相关铜钱和纸币。关于此事，比较有力的解释是新币还未流通，建武政权就已崩溃，但即便真的发行了新币，也很难说它能否产生和既有宋钱同等的信用。后文还将详述。总之，可以推测国家财政在流通经济全体中的占比很小，这形成了很大的障碍。

这项货币发行计划似乎和大内里营造计划关系密切。平安京的大内里自承久元年（1219）被烧毁后就没有重建。建武元年正月，重建一事被提上日程，新的财政政策规定由安艺、周防两国提供资金，计划“征收日本国地头御家人领地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还讨论了“发行我朝自古未曾有过的纸钱”一事”（《太平记》第十二卷），另外似乎还征收了役夫工米。关于大内里营造，翌年六月开设了管理相关业务的“造内里行事所”，除此之外没有具体行动，不过，很多学者认为建武政权想以这项计划为契机来重建“国家财政”。

例如，关于前文提到的“领地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同年十月出台了具体规定：诸国庄园乡保，一律要将各本所各领地中各种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上缴给“御仓”，如逾期不纳，“应增缴一倍”（增加100%）。关于“御仓”是什么，史料语焉不详，但无疑是新设立在京都的财政收取及分配中心。有史料显示若狭国确曾征收过这种税。可以这样解释，后醍醐将这种在性质上与各大家族所承担的年贡、公事完全不同的税役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来推广，谋求规范财政再分配，改变经济凝聚力的构造。

但是，如何才能通过“克扣”领主实现财富的聚集和再分配呢？实话说，作为其前提的年贡等租税为何能成立，中世的人们为何每年都向领主缴纳年贡，这些问题的理由实际上还无从判断。一种有说服力的看法是，年贡的征收与缴纳是一种契约关系，领主整顿好农业再生产的条件，与之相对，领民则缴纳年贡，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根据这种说法，年贡的原型是特定领主和领民之间个别的征收、缴纳行为，后来作为理所当然的规定形成习惯，被确立为制度。与此相对，“领地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这种收税方式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是来自个别领主与领民的关系，那么，或许我们就能从中发现另一种关系、另一种确保了财政再分配路径的构造。

在财富暂时汇集并被再分配的过程中，建武政权占据了特殊的中心位置，并试图据此主张自己与普通领主不同。那么，建武政权是凭借什么占据了这样的位置？它准备了什么样的说明？我们将从中发现支持建武政权的理念问题。

第四节　建武政权的理念

革新与复古

“朕的新法将成为后世的先例”——这句话常被用来概括后醍醐的政治思想。在任何事都要以先例来评价、规范的中世，与先例不同的“新法”一般会被指责为“非法”。但后醍醐偏要标榜“朕之新法”，宣布自己的“新法”打破惯例，将在未来成为新的先例，很多人认为其中流露出他与中世的“先例主义”相抗衡的、“专制的”政治思想。

只是，后醍醐的这段话还有前半部分。他说“今日之先例乃往昔之新法”，也就是说，以先例为标准的、现行的规范，最初也是没有先例可依的“新法”。回溯现行规范的先例，追根问底，就会迷失其最初的依据。他进一步考虑到更早之前应该存在某种原型，并据此设想出应有秩序的样板。有学者指出，后醍醐的所谓“新法”其实也在很多地方参照了传统（笕雅博《论中世王权的相关问题》）。所以他并非完全否定将先例当作依据的做法，而是通过设想最初的原型，追问现行惯例的成立依据——先例的合法性，分辨其中可以采用的部分和不可采用的部分，并将这种判断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参照旧例，划定今后应遵循的“先例”。

在这方面，据说是后醍醐敕撰的《建武年中行事》一书最具代表性。该书与同样被视为后醍醐敕撰的《日中行事》（原本还包括《指图》和《临时部》，已失传）是一组仪式书，依次讲述了朝廷应举行的年中行事[26]和日中行事。《年中行事》似乎参考了平安后期的仪式书《江家次第》（大江匡房撰），《日中行事》则参考了记录摄关政治时期藏人职务的《侍中群要》（撰者不详）以及承久时期根据古例批判宫中混乱的《禁秘抄》（顺德天皇撰）等书，并根据上述规范，展示应复兴的旧法样貌。

话说回来，虽然中世的“先例主义”常被人提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社会的实践都被累积的先例、习俗所禁锢。恰恰相反，遵循先例的实践反而更富于变化。对先例的选择和解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不断生成符合情势要求的、新的先例，具有不断变化的可能性。过段时间回头再看，人们经常会发现现行规范早就偏离了过去的实践。但是，在比较“过去的实践”与“现在的实践”时，哪一种实践才是应采用的正确规范呢？关于这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先例主义”来回答。

例如，在中世初期的公家社会，年中行事的基本结构来源于9世纪的《年中行事障子》，但是，在反复的实践过程中，与之并存的是各官司和各家族在各自现场实践并积累起来的、不一定具有体系性和统一性的礼仪规范。渐渐地，人们不再事事都向《年中行事障子》确认依据，这本书与实际规范之间逐渐出现了隔阂。另一方面，12世纪后，以负责太政官书记局——外记局实务的中原家为中心，形成了细分化的年中行事认识。这些认识不断吸收实践中的变化，得到修正，并不断为正在实践的年中行事提供可依据的框架。

另一方面，礼仪规范吸收了不断涌现于实践现场的新事态，不断变化。对这种规范，人们不时提出过去存在的“正确”做法，追问现在做法的“合理性”。这便是德政。所谓德政，是这样一种尝试——将过去当作一面反射出秩序存立的“合理性”的镜子，与现在对照，并以过去为样板重新讲述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所谓“过去的合理状态”并不真正存在于过去某一具体的时间点上，而只是人们从现在的视角创造出来的、拟制的东西，也没有关系。关键在于通过假借“过去的存在”来展示一种样板。一提到德政，人们就容易强调它是一种“回归现象”，但实际上，设想“回归到哪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后醍醐意识到这种“新法”生成的连锁现象，将现行规范看作反复实践的一种结果，使其相对化，另一方面则提出根据《建武年中行事》复兴旧法，力图回归假托于“延喜、天历”的“过去的正确姿态”。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与德政思想的相通之处。在现状之外假设一种“正确”的状态，并试图据此进行改革。在这样的行为中，革新与复古实际上非常接近。后醍醐的“新法”，正是意味着回归现实时间之外的假想样板。

后醍醐这种政策与旧有德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样板参照了宋朝皇权的形式，将天皇的至高权力吸收进来，并试图将秩序的存续根据集中到天皇手中，然后使其普遍化、日常化。旧有的德政，是在德政这种特殊状况下，根据具体情况指定不同的“回归点”，但不会将这种暂时的“正确性”从现状的推移中剥离出来，保存为一种样板，所以也不会阻碍新的变化和背离出现。与此相比，后醍醐则是与现状对抗，将约束现状的理念化为一种常规，让秩序始终在自己的手中得到规范。在这里，现状与理念的对抗关系表现得尤为鲜明。

永世与更替

现状与理念对立这种图式，也可以用来解读后醍醐的其他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职”的两种形式——“永世”和“更替”的关系。

“永世”与“更替”都是指“职”的存在方式。“永世”表示“职”一旦成立，就可以不依靠与本所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即便不通过本所，也可以进行继承、转让或售卖。与之相对，“更替”则是指“职”始终以本所为存在根据，在进行继承或其他形式的变动时，必须得到本所的允许。

“职”原本是在“本所-代管人”的关系中成立的——若从这种道理来看，那么“职”自然应以更替为原则。但实际上，本所为了确保实质上的补任权而主张更替，知行者则想要把暂时获得的“职”变成既得利益，因而主张“永世”，这样，两者之间就时常发生摩擦。现实中，由知行者主导的继承（也需要本所事后承认）反复发生、形成定例，结果造成了事实上的“永世”——这样的现象也是有的。每一种“职”往往通过在两极之间取得平衡而存在。话说回来，要分辨某种“职”是“永世”的还是“更替”的，一般来说很困难，也没有必要。只要能解决出现的具体问题就行。

镰仓后期的德政突出了这个问题。当治天试图从外部插手，规范这种随具体状况而变化的平衡关系时，就需要界定本所与知行者之间的关系。针对某一种“职”，知行者主张它是“永世之职”，是从其父亲手中继承的，而本所却主张它是“更替之职”，想要将其收回并让别人补任，这样两者之间就有可能产生矛盾。但是，因为治天的介入，知行者与本所之间的这种对立构图发生了变化。在这里，本所与知行者之间原有的“本所-代管人”关系被切断，在治天的统治下，“永世之职”与“更替之职”被区分开，本所对“更替之职”享有的权利和知行者对“永世之职”享有的权利，都在与天皇的关系中被重新界定。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结构成为可能：两者各自以治天为本所，作为“职”获得权利。

后醍醐则更进一步，他构想了这样一种结构：取消一切“职”与本所的关系，让天皇代替本所，而在这种关系里，“职”是更替的，只有天皇是永世的。废除寺社权门在诸国一宫、二宫[27]中的本家职、领家职，改革国司制度，取消官司垄断制度等行为，实际上是要将各官职的存立根据回收至天皇手中；在否定官司垄断制度的同时，也回收事实上作为家领世代相传的官司领地；否定永世，将更替化推行到底。另外，门第的相对化也可被理解为其中的一环。而在现实中，“下职”与本所之间的关系并未被切断，这清楚地表明，后醍醐的构想并未得以实现。不过，尽管如此，他确实曾经尝试建立一种立于万人之上的“天皇的权力”的样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人与天皇之间的关系重塑，天皇占据了人际关系的中心位置，并以此为基准点，赋予这个世界一种放射状结构。后醍醐构想出这种世界结构，并试图将各种财富的集中与再分配过程也重组为放射状结构。

事实与规范

前文使用了“天皇的权力”一词，而后醍醐的特殊性恰恰在于他尝试建立这种“天皇的权力”的样板。

话说回来，追溯“何谓天皇”“天皇何为”的依据，并明确表达，这样的尝试不能说很多。至少，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将“天皇的权力”确立为制度，这种行为恐怕直到近代才首次出现于宪法体制中。

比如说，律令并没有直接规定天皇的权能。可以认为，律令制下的天皇权能，被界定为律令所规定的各官司职能的总和。但在平安中期以后，随着官司机构的重组，这样的界限变得相对化了，天皇的权能具体指什么，可能是什么，都是在具体情况中作为事实存在的，并根据其先例不断变化。政治体制的变动具有连续性，天皇与摄关的关系，或者天皇与院的关系，在未经过明确制度变更的情况下，就以一种“平调”的方式，让摄关政治和院政作为“新法”相继出现。

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情况并不一定有理论上的必然性依据。例如，官员的晋升路线就没有什么必须这么做的依据，而只是因为至今为止都是这样做的，才存在于实践的积累之上。以不断出现的具体实践案例为基础、能够被预测的“下一次”，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变化。某一时间点上的规则，总的来说是以“现在是这样”为根据成立的，并将在不断重复的实践中逐渐变化、被相对化。不过，这些规则仍然能为后续的实践提供“那样也行”的依据。

所以，后醍醐的构想与原来公家社会的存在方式之间，并不存在“理念对理念”这样同一水平上的对立。从这里能够看到的是，是以在现实之外设想的理念来规范现实呢，还是以无数实践案例为前提条件来改进现实？这体现出世界组成方式的不同，以及是否存在某种应该经常参考的设计图。后醍醐一边继承了创造出中世天皇的种种先例，一边参照宋朝皇帝的存在方式来定义“天皇”，并通过引用这种设计图，暂时切断现实，尝试重新构建世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后醍醐的构想是相当有逻辑性的。当然，这种“逻辑性”到底有多大说服力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学者评价这是在“恶搞”。也有不少学者给出严厉的批评，说后醍醐因为憧憬“古代”而脱离现实，追求不可能实现的、脱离时代的梦想，结果遭到挫败。不用说，这些评价确实捕捉到了后醍醐的某些重要特点：他提出“回归延喜、天历”的口号，将天皇存在的样板寄托于过去，不仅如此，还从令制官司里收集素材来构筑政权，伪装成“复古”。

但是，后醍醐并非企图系统性地重建律令体制，而只是利用古代素材来实现与旧有的社会存续原理不同的理念。很多学者根据这一点强调后醍醐的“冒进性”，也有人认为正是后醍醐给了“古代”残余决定性的一击，从而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世”的大门。与这种看法相近，还有人认为后醍醐的大多数政策都对后世政权有影响。

这些乍看互相矛盾的解释之所以能够并存，与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对抗关系有关。后醍醐是这种关系中的一方，那么另一方是什么呢？与后醍醐有关的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是因为重新提出并具体化公家社会理念中的“古代”而暴露出的公家社会内部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假借“古代”提出样板而引起的公家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立。

这种乍看很奇妙的事态，逐渐发展为与后醍醐在不同问题上对抗的势力互相勾结起来。看上去难以相容的势力，因为被迫在后醍醐设定好的位置上与其理念对峙而产生了接触，他们吸收不断出现的各种事实，将事态导向新的平衡。我们能够从中看出的，并不是新旧之间的对立，而是理念的特权性与平衡的偶然性之间的对立。

从理念出发、与现状对峙的后醍醐在中世十分特殊，而来自现状方面的反作用则召唤出足利尊氏，并赋予了他重要的使命。足利尊氏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构想或按照这种构想来建立秩序，而是置身于具体情况之中，通过接受不断变化的现状，在维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不断变化的秩序。贯穿于这个时代的争议焦点并非存在于不同的理念之间，归根结底还是存在于“原理派”的后醍醐与“现状派”的足利尊氏之间。

[1]律令，日本古代国家的基本法。律相当于刑法，令相当于政治、经济等一般行政规定。形成于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以唐朝法律为原型，先后颁布了《飞鸟净御原律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以律令为基础的制度就是律令制。

[2]供御人，日本中世时，向天皇、皇族进献山海特产等食材及各类手工艺品的集团。

[3]建保七年（1219）镰仓幕府三代将军源实朝被暗杀。

[4]摄家将军，指藤原赖经，又名九条赖经，是源赖朝嫡系血脉断绝后，镰仓幕府从摄关家之一的九条家迎立的将军，和赖朝有血缘关系。

[5]皇族将军，又称宫将军、亲王将军、镰仓宫家，指担任将军的亲王，先后有四位皇族将军：宗尊亲王、惟康亲王、久明亲王、守邦亲王。

[6]南都北岭，指兴福寺与延历寺。

[7]内升殿，登上宫中的清凉殿。清凉殿位于平安京内里（皇居），是天皇的日常居所。

[8]头人，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的职务名，一般指长官。

[9]传奏，平安朝后期设置的职务，负责将亲王、摄关家、武家和寺社的奏请转达给天皇或院，在室町时代、江户时代职能略有变化。

[10]结城亲光、名和长年和楠木正成的名字或官名都含有“ki”（木）的发音，千种忠显的名字含有“kusa”（草）的发音，故合称“三木一草”。

[11]帽徽，原文写作“笠验”，指打仗时插在头盔或者帽子上用以识别敌我的标志。

[12]被官，原来写作“被管”，中世时指侍奉上级武士的下级武士。但不仅限于指称武士阶级，也可以指广义上的随从。

[13]引付头人，即引付众的长官。引付众是镰仓、室町幕府的一种职务。引付即专门的诉讼机关。

[14]评定众，镰仓、室町幕府的一种职务，负责在执权手下进行裁判并商议政务。

[15]东寺长者，是指身为东寺（教王护国寺）管理者兼长官的僧侣，其中地位最高的被称为“一长者”。

[16]谱代，即世袭。

[17]寄人，镰仓、室町幕府时代，在政所等机构从事一般事务的官员。

[18]问注所，镰仓、室町幕府的诉讼机关。

[19]所务，职务及其收益；沙汰，裁决，判断，处理。

[20]一国平均役，中世日本在朝廷的认可下以一国为单位征收的临时税役，原则上不分庄园还是公领。

[21]东市正，东市司的长官，律令制下负责管理、监督平城京、平安京等地东市的官职。

[22]图书头，图书寮的长官，相当于从五位上。图书寮是律令制下隶属于中务省的机关，负责收藏、管理官方书籍，修撰国史，筹备纸、笔、墨等物，也负责宫中佛事。

[23]所职，中世时庄园的本所职与名主职、寺社的别当职、铸工职等职务。后来被物权化，成为继承、让渡、买卖的对象。

[24]开发领主，日本庄园公领制下，开发并拥有田地的人。

[25]役夫工米，中世日本每二十年征收一次的伊势神宫迁宫营造费，征收对象是诸国公领和庄园，是一种临时课税。

[26]年中行事，每年在特定时期举行的各种仪式与活动。狭义特指宫中的公事（政务）。

[27]一宫、二宫，某个地域中级别最高的神社。

第三章
将军足利尊氏

第一节　建武政权的反作用力

公家社会内部的不和谐音

后醍醐的政策试图改变向来的政治习惯，以新的形式整合公家社会，要求从结构上改变公家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这就会不可避免地招致不和谐的声音和反作用力。话说回来，后醍醐之所以从非主流派系招揽人才，就是因为他在公家社会中相对孤立，所以不得不这么做。对于那些因后醍醐的改革而既得利益受损的人来说，后醍醐的权威到底拥有多大效力是相当可疑的。后醍醐“回归延喜、天历之治”的改革，因为沿袭自前代所提倡的口号，所以别人也很难从正面去反对，但也正因如此，这里产生的摩擦就更显复杂。

例如，被视为南朝理论家的北畠亲房，不仅在其记录官职形态和规范的作品《职原抄》中批判了后醍醐无视门第的人事政策，而且还在其主要著作《神皇正统记》中感叹世家大族的没落。不过，《职原抄·准大臣篇》评价由名家出身的吉田定房出任大臣一事“实在遗憾”，这句话被认为是后世的改写，还有人认为改写者就是16世纪的儒学家清原宣贤（加地宏江《中世历史叙述的展开》）。也有人指出亲房追求唯才是举，并不一定重视按门第任官。无论如何，对于各种官职的存在方式，亲房认可历史的依据而不是天皇的任性妄为，这就明显与后醍醐的观念相悖。亲房想要根据实践经验来建立具有整体性的官职秩序和规则，并期待天皇也能遵循相应规则。与之相对，后醍醐则想让天皇的意志占据世界中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两者对公家社会存立基础的认识有很大不同。

另外，虽然亲房想要按才能选官，但官吏的来源却十分有限。亲房之所以重视能提供“能吏”的累世之家，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即便在北朝一方，《神皇正统记》和《职原抄》也未被视作南朝正统论，而是被视作表现公家社会规矩的书，得到接受、讲解、注释甚至增补，还被当作官制的样板，以资参考。

出自《职原抄·准大臣篇》　第三至第五行是感叹定房就任准大臣一事（庆长十三年［1608］本，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此外，在大约三十年后的北朝，本来最高只能升至大纳言的名家子弟劝修寺经显被任命为内大臣，当时被当作先例的就是同样出身名家且升任为内大臣的吉田定房。对此，三条公忠在日记里表示了非难，认为后醍醐时代有很多“疯狂的行为”，不适合用作先例。从这件事上，一方面可以一窥后世公家对后醍醐构想的评价，另一方面，只要符合己见，公家也不排斥将之视作先例——这种思考方式也相当耐人寻味。

对于官府和官吏来说，当日常实践的连续性被切断，被要求根据抽象的原理原则重新确立规则时，如何恰当地回应这些要求就成了让人头痛的事。毕竟，现场积累的规则是在反复实践当中不断调整的。而这些抽象原则，具体来说将会如何改变规则，某种规则的变化又会对其他现场规则造成怎样的影响，要如何应对才能保持全体机能的统一性，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无从得知。换言之，要想恰当地替换现有程序，必须拥有备选方案，但这备选方案并不存在。所以，至少在短期之内，官府运营方式的变更是欠缺统一性和预见性的，这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困扰。

总之，这时人们便开始想要回到他们所熟悉的规则上去。实际上，不论后醍醐的构想如何，整个建武政权时期的实务官司运营方式都没有过较大变动的痕迹，只有各自现场的日常实践中出现过个别的妥协案例，这是为了弥补前后矛盾。

例如，建武二年（1335），松浦山代龟鹤丸在肥前国宇野御厨[1]（今长崎县北部一带）内的地头职知行得到了承认，相关太政官符在十月七日签发，同年十二月十日，又下达了命令同国守护所将上述内容告知当地的杂诉决断所牒文。这件事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象征着后醍醐理念的后退，表现出公家社会回归习惯性规则的倾向。换句话说，要想调动官司，必须经过太政官，而后醍醐否定了这种操作模式，想要直接调动八省以下的诸官司，那么从他的设想来看，使用太政官符这种文书样式就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森茂晓认为，既然使用了这种文书，就表明申请确认知行的人比起纶旨更喜欢太政官符，“这意味着以纶旨万能为象征的后醍醐天皇亲政体制失败了”（《南北朝期公武关系史的研究》）。后醍醐从理念出发，试图建立新的规则，结果却未能驱逐旧的规则，也未能在世人之间创造出期待与实现的良性循环。

公家社会内部郁积的不满和矛盾，大部分并未表现为表面上的反抗，而是一点点地渗透进实践规范中，无声地但切实地侵蚀着后醍醐的构想。

公家社会周围的不和谐音

另一方面，在被建武政权排斥的公家社会外围，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反作用力。建武二年（1335）六月，发生了最后一任关东申次西园寺公宗与北条高时的弟弟时兴（曾用名泰家）联手扶持持明院统的后伏见上皇、背叛后醍醐的事件。过去，关东申次在公武关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关东申次被废除，西园寺家也失势了，有人说这件事就是西园寺家为恢复自身地位而谋划的。但是，因为公宗之弟公重的告密，事情败露，公宗被捕，并在发配出云的途中被杀害。关于公宗的谋叛，也有学者认为与关东发生的中先代之乱（拥立北条高时的儿子时行，后述）有关。

建武初年的内乱

实际上，地方上经常发生拥立北条氏相关人员的叛乱。从建武元年到建武二年，在奥州、关东、九州，还有纪伊、长门、伊豫等地，都发生了伺机收复失地的军事叛乱。建武政权完全不是建立在稳定而平衡的状态之上的。

同时，这件事也说明，谋划叛乱的人是希望以这种行为改变现状，通过铸成既成事实来使现状变得更加有利，换句话说就是想趁乱占便宜。他们期待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结果不会被全盘否定，而总有一些会被接纳为现状。当然，如前所述，建武政权并不承认不按规定程序改变现状行为的效力，而且这是继承自镰仓幕府末期的法规。尽管如此，这种法规还在形成过程中，并没有成为武士的行为规范。应该如何控制不断出现在社会各处的既成事实以及对这些事实的接纳，如何约束武士的行为，都是后醍醐继承自镰仓幕府的任务。

后醍醐的构想是将秩序的依据收归天皇手中，表现为天皇的意志，并以此来驾驭难以撼动的既成事实。而在“公家一统”的建武政权之下，武士与公家同台竞技，所以公家的标准也适用于武士。原本，镰仓时代的体制就是通过幕府这种装置来驾驭、解释武士的行为模式，使其间接地与公家社会相联系。而后醍醐撤走了镰仓幕府这种装置，直接面对武士阶层，甚至想用自己的标准来统一要求武士。

这对武士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最典型的问题是，许多武士对倒幕及其后的秩序形成、维持有功，应如何给予他们恩赏？武士行使武力来造就既成事实，而后醍醐则试图切断这些事实，并要求在其中加入天皇的意志，两者之间的认识差距非常大。所以，当我们将后醍醐的构想视作对立关系中的一方，就自然会重新意识到位于另一方的“武士的存在”。

《太平记》第十三卷记录了这样一则逸事：“后三房”之一的万里小路宣房之子藤房向后醍醐谏言，指出他的为政之道有失偏颇，特别是赏罚不均，并警告说若是武家出现堪为栋梁之才，天下大势可能会倾向于武家，结果触怒了后醍醐，藤房被迫出家。这段叙述或许为了突出足利尊氏登场的必然性而有些添油加醋，但至少从结果上来看，可以说尊氏登场的条件确实越来越完备了。特别是关东地区的现状，人们正在寻求一个后醍醐以外的聚力点。

关东的动向

毫无疑问，倒幕的核心力量原本就是足利氏。新田义贞攻打镰仓时，尊氏年仅四岁的幼子千寿王（足利义诠）对关东武士的集结起到了很大作用。尊氏作为幕府一方的将领出发时，千寿王被扣留在镰仓做人质。之后，配合尊氏为倒幕而举兵，千寿王也逃出了镰仓，在纪五左卫门的拥戴下来到武藏国，与新田义贞的军队汇合，以此为契机，关东诸将纷纷加入了新田的队伍。《增镜》（描写镰仓时代到南北朝初期的历史物语，14世纪中期成书，作者不详，一说为二条良基）和《梅松论》都记载说义贞拥戴千寿王为大将军，似乎很多与义贞一同攻打镰仓的武士都是为了千寿王而来。

镰仓陷落之后，尊氏派同族的细川和氏、赖春、师氏兄弟辅佐千寿王，但与义贞产生了矛盾，于是义贞只好上京。北条氏灭亡以后，武家故地镰仓被足利氏掌握，虽然足利和新田都有源氏的血统，但两者在关东武士中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正因如此义贞才不得不通过效忠后醍醐来确保自己的地位。

足利氏、新田氏谱系略图

另一方面，护良亲王得到了征夷大将军的官位，想要与尊氏进行军事对抗，与父亲后醍醐天皇之间也产生了嫌隙，结果在元弘三年（1333）八月被剥夺了将军的官位，发布的令旨也都被宣布无效。护良亲王贵为皇子还渴望得到武家栋梁地位，这引起了后醍醐的不信任感。另外，后醍醐重用宠妃廉子所生的皇子，这种构想对出自他人的护良亲王（母亲为北畠师亲之女，一说为日野经光之女）也是不利的。《太平记》第十二卷记载，尊氏通过廉子向后醍醐报告护良亲王有反意，导致护良亲王被捕。建武元年（1334）十一月，护良亲王被流放到武家故地镰仓，佐藤进一推断，这个流放地点实际上是依据武家社会中私斗的解决方法——“人身引渡”来选择的（《南北朝的动乱》）。

在这件事发生前后，元弘三年（1333）十二月，足利尊氏之弟直义依后醍醐之命，拥戴皇子成良亲王前往镰仓。后醍醐天皇的意图是设立一个驻外机构，以维持镰仓幕府崩溃后关东地区的秩序。成良亲王年仅八岁，掌握实权的是直义，也就是说，这就是室町幕府在关东地区的驻外机构“镰仓府”的前身。关东武士足利氏的名字来源于下野国足利庄（今栃木县足利市），他们之所以选择镰仓，是因为本就十分熟悉这个关东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这里也象征着武士社会的凝聚力。与后醍醐的意图不同，足利氏逐渐在关东站稳了脚跟。随后发生的一件左右政治史发展的大事也是从武士之地——关东开始的。

建武二年（1335）七月，镰仓幕府最后一任得宗北条高时的遗孤时行受原得宗被官诹访赖重拥戴，在信浓起兵，史称“中先代之乱”。镰仓的北条氏被称作“先代”，足利氏被称作“后代”，中间的时行就被称作“中先代”。时行的军队迅速进入武藏，击败各地的足利氏军队，逼近镰仓。到了这时，镰仓守将足利直义只好亲自迎击，却在武藏国的井出泽（今东京都町田市）败于时行的军队，只得暂时退回镰仓。或许是因为担心被幽禁的护良亲王被劫走、被时行一方利用，他在离开镰仓之际杀害了护良亲王，和千寿王、成良亲王一起向西逃往三河国的矢作（今爱知县冈崎市）。时行则在七月二十五日进入了镰仓。

三河在镰仓时代是足利氏的守护国，散布着许多足利氏的领地，一族中也有吉良、一色、今川这种来源于三河地名的姓氏。直义想要在此整顿军队，伺机反攻。他拜托大江时古将一路跟随的成良亲王送回京都，并派使者去向京都的尊氏报告事态。接到报告后，尊氏向后醍醐请求东进，并要求得到征夷大将军、总追捕使的官位，但均未如愿。后醍醐任命了成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在这件事上，足利氏想要通过送还镰仓名义上的主人成良来谋求征夷大将军和总追捕使的官职，以便提高自身行动的独立性，而后醍醐却想通过让亲王占据大将之位来维持统治体制，双方的分歧已经很明显。八月二日，尊氏未得到敕许就离开京都东行，在三河与直义会师，然后在远江击败了时行的军队。这成为“南北朝内乱”下一阶段的开端。

第二节　“内乱”的爆发

尊氏的叛旗

针对没有敕许就出兵的足利尊氏，后醍醐在事后给予了他“征东将军”的封号，但在许多史料中，这个称号都和征夷将军混为一谈。这是后醍醐无奈之下想出来的安抚之策，未必符合尊氏本人的意愿。尊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过这个称号也不明确。据《镰仓大日记》（成书于南北朝末期的编年史，编者不详）记载，尊氏驱逐了北条时行，在建武二年（1335）八月十九日进入镰仓，自称为征夷大将军。尊氏作为镰仓之主和武家栋梁，向寺社进献领地，下令举行祭礼表演，封赏诸将并追剿时行的余党，开始凭借自身的判断来恢复关东秩序。

在八月三十日的除目[2]中，后醍醐为奖赏尊氏的功勋而授予他从二位。他的目的是想把尊氏留在建武政权的秩序中，但尊氏为了与后醍醐天皇派遣到奥州的义良亲王和北畠显家对抗，在同一天任命了斯波家长为奥州管领（后改称奥州探题）。后醍醐将上述行为视作脱离建武政权的意思，于是派使节敦促尊氏回京。据说尊氏本想从命，但被直义制止。十月，尊氏开始在镰仓幕府旧地修建新的府邸，并设立侍所以处理恩赏等政务。

话说回来，在如何处理与后醍醐的关系一事上，直义和尊氏的想法有很大不同。直义拥有明确的构想，认为应该离开后醍醐，继承镰仓幕府并建立武家政权。十一月二日，他向诸国发布了追讨新田义贞的檄文，并开始招募士兵。另一方面，尊氏则在同月十八日上奏后醍醐，请求天皇下达追讨义贞的檄文。尽管不断受到直义的催促，但尊氏仍在与后醍醐决裂一事上犹豫不决。朝廷会议以杀害护良亲王和私自动员军队为由，决定追讨尊氏，任命尊良亲王为上将军、新田义贞为大将军，然后出动了征讨大军。到了这一步，尊氏仍未起兵，而是将政务委托给直义，表达了隐退的意思，闭门不出，似乎陷入了抑郁状态。

讨伐尊氏的两条理由其实都与尊氏没有直接关系，不如说直义才是当事人。同样，虽然这段时间的各种行动都被算在了尊氏头上，但其实是出自直义的想法。实际上，尊氏并不想与后醍醐对抗，这件事对后来事态的发展意义重大。不如说想要与后醍醐对抗的是直义。在事态背后，尊氏和义贞围绕武家主导权的矛盾、直义对后醍醐政权构想的反抗微妙地交织在一起。

接到追讨军东来的报告，尊氏仍然毫无动静，他身边的诸将终于失去耐心，在与直义商议之后展开了军事行动。但是，以高师泰为大将的军队在三河国矢作川被义贞军打败，直义率领的军队也在骏河国手越河原（今静冈县静冈市）受挫，退回到关东地区，义贞则继续向伊豆进军。直到这时，尊氏才终于慢悠悠地起身，于十二月八日离开镰仓，同月十一日又在骏河国竹之下（今静冈县小山町）打败义贞的军队，直义军也在箱根（今神奈川县箱根町）击退了义贞军。尊氏追击向西败退的义贞军，在骏河国府中（今静冈县静冈市内）与直义会合，并继续西行，于第二年，即建武三年（1336）正月进入京都。后醍醐逃往近江国坂本（今滋贺县大津市）。

此前在奥州侍奉义良亲王的北畠显家接到了与新田义贞联系并夹击镰仓的命令，但由于调动军队需要时间，等他到达镰仓时，尊氏和直义已出发前往竹之下和箱根了。显家马上展开追击，只比足利军稍晚一点到达近江，来到坂本与后醍醐、义贞和楠木正成等人会合。两军数次在京都附近交战，但足利一方终于没能保住京都，只得逃向丹波，尊氏、直义兄弟更是经摄津国兵库（今兵库县神户市）和室津（今兵库县龙野市御津町）逃到了九州。

后醍醐从坂本返回京都，在二月二十九日宣布改元延元，三月又任命义良亲王为陆奥太守，并派北畠显家作为东国镇守和义良一起再度前往奥州，还派新田义贞前往西国。但义贞在途中播磨国遇到赤松则村的抵抗，难以前进，这给了九州的尊氏、直义兄弟东山再起的机会。

其间，后醍醐的亲信之间似乎也产生了动摇。据《梅松论》记载，楠木正成看出武士的心都向着尊氏而不是义贞，于是劝说后醍醐舍弃义贞，与尊氏联手。这不仅是为了谋求军事上的胜利。他冷静地看出，尊氏并未抱有与后醍醐对立的想法，反而仍在谋求和解。然而，后醍醐却拒绝接受。面对执着于自身构想、不肯妥协的后醍醐天皇，楠木正成丢下一句“这场战争必败无疑”便奔赴兵库战场。

另外，深受后醍醐倚重的“后三房”之一万里小路宣房和“三木一草”之一千种忠显在当年正月相继出家。具体情况不详，据佐藤进一推测，两人是因为人们对建武政权的不满爆发而被迫辞职（《南北朝的动乱》）。虽然克服了最初的军事危机，但后醍醐身边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不稳定了。

尊氏的东山再起与军事胜利

虽然京都暂时失守，但足利尊氏早已准备东山再起。在经海路奔赴九州的途中，尊氏曾停泊在备后国鞆津（今广岛县福山市），并通过醍醐寺三宝院的僧人贤俊，接受了持明院统的光严上皇的院宣。关于其中经过，《梅松论》认为赤松圆心（则村）曾从中斡旋，《太平记》则记载说是尊氏在从丹波国逃往摄津国兵库的时候，曾派与日野（柳原）资明有交情的人为使者请求院宣，另外，田中义成推测尊氏在京都时就已和光严上皇谈妥（《南北朝时代史》）。总之，出身日野家的贤俊（日野资明的兄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也被认为是后来日野家与室町幕府结下亲密关系的缘由。

即便如此，从事后看来，得到光严院宣一事成了“南北朝对立”这种构图形成的标志，正如《太平记》中记载的尊氏所言：“要让这场战争成为天皇与天皇之争，然后我们再参与战斗。”但是，院宣的内容似乎是命令尊氏去讨伐“新田义贞一党”，并没有否定后醍醐的政权，也没有直接与他敌对。在获得院宣以前，也有很多武士归顺尊氏，让后醍醐一方的北畠亲房与楠木正成叹息不已，所以对军事动员来说，院宣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本来，尊氏就对与后醍醐直接敌对一事心怀疑虑，甚至可以说是胆小怕事，虽然受到直义激励，又被卷进不断发展的事态，但仍时不时吐露不安的心情，烦恼不已。与后醍醐和解、驱逐新田义贞才是他的本意，在现状的推动之下被迫与天皇为敌则让他满怀不安，结果一直都对战斗没有信心。这让人不禁觉得，尊氏只是想从院宣中寻求行动依据，换句话说，就是在替自己找借口。或者也有这种可能，那就是院宣一事是直义为激励尊氏而策划的。

在没有明确构想的情况下，尊氏请求院宣，并且承认其意义重大，这无疑为他的“旗帜”身份增添了重量。武士们从足利尊氏身上找到了凝聚力，在“天皇与天皇之争”这块招牌之下，他们的期待获得了另一种实现形式。以此为契机，人们逐渐被卷入以天皇为主线的王权物语中。

足利尊氏推翻建武政权的路线图

尊氏一行在延元元年（1336）二月二十日到达长门国赤间关（今山口县下关市），受到少贰赖尚的迎接，然后渡海，于三月一日进入筑前国，二日在多多良滨（今福冈县福冈市）击败菊池武敏，占据了大宰府。以此为根据地，尊氏、直义与大友、岛津等九州实力派豪族结盟，在四月，以光严院宣为旗号踏上了东进之路。此时，一色范氏被留在博多，以统辖足利氏的军队，这成了室町幕府体制下九州探题的前身，后世之人在回顾历史时，常将范氏视为初代九州探题。

东进的军队在备后国鞆津兵分两路，尊氏从海路、直义从陆路两个方向逼近摄津国兵库。据《太平记》记载，这时京都召开了关于防御策略的会议，楠木正成建议暂时撤出京都，然后夹击足利军，但遭到坊门清忠等公家反对，他们批评说天皇在一年之内两次离开京都、逃往山门[3]，是对帝位的轻视。结果，虽然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分别在和田岬和凑川（两地均在今兵库县神户市）布阵防御，但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凑川之战中，正成阵亡，义贞暂时撤退到西宫（今兵库县西宫市）试图反击，失败后逃回了京都。后醍醐接到凑川战败的报告，预计足利军快要进京，便于五月二十七日离开京都，逃到了近江国坂本。此时，新田义贞、新田义显父子和名和长年等武士，吉田定房、万里小路宣房、洞院实世等许多公卿官员都陪伴在他身边，但光严上皇称病留在京都，在尊氏派来的武士保护之下暂时躲进东寺。直义进京，准备攻打山门，尊氏则在八幡布阵并接应光严上皇及其弟丰仁亲王。

在直义的指挥下，足利军从六月五日开始对比叡山后醍醐一方展开攻击，但由于山门地形险峻，且山门僧兵武力强大，要想直接攻下并不容易，足利军在二十日一度撤回了京都。此后，京都周边的战斗又持续了数月。其间，后醍醐一方虽然还不时派兵攻打京都，但由于千种忠显、名和长年战死，反而遭到重创。然而，比叡山脚下的坂本之地位置险要，扼守着从东国、北陆流入京都的物流要道，而且因为从事物流业的人大多受山门管辖，可以说这里能够威胁到京都人的生活。尊氏和直义看出此地是后醍醐一方的命脉，便于七月下令信浓的小笠原贞宗进攻近江国，并联合佐佐木高氏和斯波高经等人，切断从北陆、东国经近江至山门的物流线路。结果，这一策略奏效，后醍醐一方及山门军的粮食告急，大势已定。

公家社会的应对

在此之前，六月中旬，光严上皇随尊氏进京，避开成为战场的洛中，在尊氏的警护下与丰仁亲王一同进入东寺，建立御所，并宣布废除延元年号，恢复建武。之后，留在京都、没有追随后醍醐的公卿大多来到东寺觐见。光严上皇通过院宣开始执政，如承认寺社领地和补任僧职。光严院政正式开始。

一般而言，八月十五日丰仁亲王践祚（光明天皇）向来被视作“北朝”成立和光严院政开始的标志。但在自平安末期以来的“治天”体制下，上皇与天皇并存，都拥有执政的权力，就算天皇出于某种原因而不能理政，也可以依照院的意见推进政务。再加上院政的开始并不需要经过明确的手续，只要上皇宣称总揽政务或者公家社会默认就行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虽然后醍醐不在京都，他的在位也没有遭到否定，只是由光严上皇实际执政，京都的公家社会予以承认，院政就开始了。《太平记》第十九卷记载说：“建武三年六月十日，光严院太上天皇重祚，登上御位。”这里的“重祚”一词并不准确，实际上是指光严开始实行院政。另外，也有《保历间记》（记录从平安末期保元年间至南北朝初期历应年间武家动向的史书，成书于南北朝中期，作者不详）等史料将丰仁亲王践祚的时间误写作六月，大概是和光严上皇开始执政的时间搞混了。

在后醍醐与足利方进行拉锯战时，公家社会的详细情况并不是很明确。关于跟随后醍醐前往坂本的人和留在京都的人都是谁，怎样处理政务和公事，都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虽然公卿和官僚似乎大部分都留在京都，没有去坂本，但由于后醍醐迁往坂本，京都就没有可以执政的治天了，政务和公事不免停滞。对当时的公卿和官僚来说，保持政务和公事的连续性才是他们存在的意义。这恐怕也是他们促成光严院政的原动力。

据《太平记》记载，有人因为光严天皇在位三年就发生了镰仓幕府覆灭这样的凶事而对其院政提出异议，但是被足利尊氏态度强硬的奏请压了下去。书中还记载，对这件事，当时也有人讥讽说：“皇位是将军给的。”因为足利氏的奏请也见于其他史料，所以足利氏的意向对实现光严院政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应该没错。但是，公家社会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个人（不是说谁都可以，而是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执政，这一点也没错。如果后醍醐只是短暂离京还好，但若因其与足利方的军事对立而极可能长期不在京，那么不管有多大困难，请出有资格执政且与足利氏关系亲密的光严上皇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对公家社会而言，从后醍醐和光严之中二选一，并不意味着加入对立皇统中的某一方。重要的是恢复政务和公事、确保各自家族的延续，说得极端一点，只要能保证这两点，治天是谁都无所谓。

话说回来，也有不觉得“无所谓”的人。实际上这段时间里，三宝院贤俊凭借光严院宣登上了醍醐寺座主之位，大概是因其在光严上皇和尊氏之间斡旋有功。贤俊隶属于三宝院流，但他的前任文观则属于报恩院流，两派为争夺真言宗的主导权而产生对立，所以文观坚定地支持后醍醐复出。文观虽然兼任东寺一长者，且从事宫中修法，但在足利军入京后就跟随后醍醐离开了京都，此后也一直隶属于后醍醐阵营。为与之对抗，贤俊则接近足利氏。实际上，类似的对立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各个家族的内部，为了争夺家族主导权，一方追随后醍醐，另一方就接近足利氏，这种事例非常多。赌上自己的命运，选择对立双方中的一方，这就使得是后醍醐还是光严不再是“无所谓”的问题。这些情况给南北朝的对立涂上了多层色彩，下一节还会讲到。

且说，此时尊氏正在为回应公家社会的现实要求而颁布种种政策，承认诸家族和诸寺社的领地、禁止武士暴力掠夺，等等，为重建公家社会的秩序而辅佐光严院政。他一方面吸收了公家社会对后醍醐改革构想的反抗，另一方面则将武士势力编入秩序框架，开始摸索新的平衡。

第三节　回归“传统”

拥立“北朝”

建武三年（1336）八月十五日，在光严上皇的命令之下，丰仁亲王元服，随后又依“传国宣命”举行了践祚仪式，成为光明天皇。但因为剑、玉、镜“三种神器”都被后醍醐带到了坂本，所以这个践祚仪式缺少“剑玺渡御”的仪式，是仿效“寿永（后鸟羽）、元弘（光严）之例”举行的。皇位的象征——“三种神器”是皇位继承不可缺少的要素，不久之后，北畠亲房在《神皇正统记》中宣称没有神器授受的践祚是不合格的，批判之声随之流传。光明天皇的践祚无疑是不合常规的事态，所以更加需要先例。经过这种不合常规的仪式，同日，被后醍醐天皇废除的关白职位由左大臣近卫经忠接任，公家政务的存在方式迅速回归到“后醍醐以前”的时代。

然而，事已至此，足利尊氏仍在寻求与后醍醐和解的方法。他派使者催促后醍醐回京，于是在十月十日，后醍醐下山返回了京都。担任天台座主的后醍醐皇子尊澄法亲王出逃，和北畠亲房一起前往伊势，后伏见皇子尊胤法亲王代替他成为天台座主。这项议和交涉是在后醍醐的独断之下进行的，新田义贞等人在他马上就要回京时才得到通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于是后醍醐将皇位让给皇太子恒良亲王，计划与尊良亲王一起，在新田义贞的陪同下经北陆道前往东国。这是《太平记》中记载的。因为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恒良下达了追讨尊氏和直义的纶旨，可见后醍醐让位一事应是事实（森茂晓《〈太平记〉的群像》）。

关于后醍醐与尊氏的议和条件，并无直接的史料记载，只能依据后来的经过推测。十一月二日，后醍醐将神器转交给光明天皇，表示让位。后醍醐获封太上天皇，十四日，皇子成良亲王被立为皇太子。《保历间记》解释说，成良过去曾在直义的陪伴之下滞留镰仓，“原本就是尊氏养大的”。政务则继续由光严上皇执掌。看上去，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以镰仓末期的两统迭立为样板，使两统融合。后醍醐天皇被软禁在花山院第。另外，也有人说他转交的神器是假的，为后来的诸多问题埋下了隐患。

就这样，光明天皇的治世采取了光严上皇执政的形式，暂时稳住了京都公家社会的局势。另一方面，在尊氏和直义身边，人们也展开了关于武家政权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重要讨论。关于这一点，儒学家和实务官在十一月七日提出了名为《建武式目》的报告。这份报告经常被称作“室町幕府的基本法”，与中世后期镰仓幕府的《御成败式目》（《贞永式目》）合称为“贞建之式条”。《建武式目》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武家政权是否应如前代一样设在镰仓，第二部分讨论应该如何处理政务、如何应对眼下的问题。这里先分析一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的大概内容是：“因为转移政权很麻烦，而且镰仓对武士来说是吉祥之地，所以适合做大本营。虽然有人认为北条氏的灭亡是凶兆，但这完全是他们骄傲自大、施行恶政的结果，政权的兴废还是取决于政道的善恶。”这似乎是在说应选择镰仓。但是报告马上话锋一转，总结说，“如果众人都希望转移，那就应该遵从”，好像得出了结论，又好像没有。关于这份不可思议的报告，笠松宏至认为，这反映出直义和尊氏的方针分歧，前者想要在远离公家社会的镰仓建立起具有较强独立性的政权，后者则对京都抱有亲近感（《重新认识日本中世史》）。也就是说，虽然报告的原案受到了直义意向的强烈影响，但在最后，它还是不得不顾及尊氏的意见。

关于直义与尊氏的不同立场、尊氏选择京都的理由，人们已经做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关键在于，尊氏和直义，或者说拥戴他们的武士，想要在这个以京都为中心的构造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想以怎样的形式干预朝廷。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差别，导致他们对庄园公领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最终引发巨大变动。

不论怀着怎样的志向，足利氏都在实质上促成了光严院政和光明践祚，同时也是京都一带军事抗争的当事人，所以不论情愿与否，他们无疑都必须承担起维持京都秩序的责任。《建武式目》的第二部分主要列举了维持京都秩序的相关事宜，比如提倡节俭和禁止“群饮佚游”（聚众饮酒作乐）等。一方面对在建武三年十一月这个特定时间点上还未解决的事宜提出建议，比如禁止在京武士的种种暴行，减轻对随后醍醐前往山门之人的处罚等，另一方面发布了施行政务时的规范，包括官吏的选择标准、规则，处理寺社、诸人诉讼案件时的注意事项，等等。这说明足利氏从事实上确立了自己京都政务负责人的地位，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室町幕府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创造“传统”

《建武式目》时常引用“格条”和“律条”[4]来说明镇守京都的新政权的职能。例如将守护比作“上古之吏务”，也就是以国司为样板，认为其负有左右“国中之治否”的责任。另外，在“上之所好，下必随之”的认识基础上，要求为政者拥有清廉之德。然后总结说，“远访延喜、天历两圣之德化，近以效义时、泰时父子之行状为近代之师，施万人归仰之政道”，并以此为“四海安全之基”，试图勾勒出一种朝廷和镰仓幕府共同继承的理念，来说明为政者的心得。

可以认为，《建武式目》的这种口吻反映了其起草者的身份。在式目末尾，记载了八名参与起草之“人众”的姓名：前民部卿（日野藤范）、是圆、真惠、玄惠、大宰少贰、明石民部大夫（行连）、太田七郎左卫门尉、布施彦三郎入道（道乘）。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各人的情况。

日野藤范是出身于公家、仕于镰仓幕府的儒学家，他的儿子有范后来跟随足利直义，担任室町幕府的禅律方[5]头人；是圆俗名中原章贤，出家后法名是圆房道昭，中原氏是以解释律令为家业的明法家；真惠是是圆的弟弟，兄弟二人都在建武政权的杂诉决断所供职；玄惠正如前文所述，是当时著名的学僧；“大宰少贰”不详；明石、太田、布施都是世代为镰仓幕府服务的官僚之家，其中，太田一族一直担任镰仓幕府的问注所执事，明石行连和布施道乘都曾在建武政权的杂诉决断所任职。

起草者来自公武两方，都有担任实务官僚的经验，而且至少有一半曾供职于后醍醐的杂诉决断所。其中，是圆和真惠是起草式目的核心人物。是圆受到关注是因为他在镰仓末期写了一本《御成败式目》的注释书。虽然已经失传，但从相关史料中可以得知，这本书主张律令和《御成败式目》的根本理念一致。实际上，这是镰仓后期式目注释的共通特点，是从公武实务官员的交流中开始的。在公家和武家共同理念的基础上，以“延喜、天历”和“义时、泰时”为模范的“政道”，就被当作了足利氏政权存续的样板。

之所以会提出这些口号，是因为在镰仓后期以来公武关系的变迁当中，处理政务的实际手续，特别是“诉论之法”，逐渐成了公武大体上共通的规则，实际上，公武两家的政道不断同质化，双方的实务官员也一直在交流。武家的诉讼处理手续是从反复的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一套模式，而公家则在这方面参考了武家，自镰仓后期以来，经过数次整理，终于形成了《历应杂诉法》这部集大成之作。就这样，公武两家大致共通的法式形成，为整合政务处理方式提供了契机，而公武之法同根论，就是赋予其依据的言论。这并不意味着恢复过去曾有而现已丧失的统一，而是假设过去曾经存在这样一种统一模式，并以此创造出所谓的“传统”。

顺带一提，这一时期经常出现“天皇（代表着旧秩序）丧失权威”的说法。比如，《太平记》第二十三卷记载，土岐赖远撞上院的出行队伍，被要求下马，却说：“院是什么？是狗吗？[6]是狗的话就用箭射下来！”然后弯弓射箭。这件逸闻常被当作上述现象的代表。土岐赖远因为这件事而激怒了直义，于是被诛杀，但这还没完。据说有一个听说了此事的武士路遇贫穷贵族的车子，心想：“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院’吗？这个可怕的人，连土岐赖远碰到他都丢了性命，更不用说我这样的了。”于是慌忙下马跪拜。另一边，贵族则心想：“这该不会就是土岐一族的人吧？”也吓得跪地还礼。《太平记》将这个故事当成笑话写下来，想以此说明“众人皆不知什么是院，什么是国王”。但其实这一系列逸闻表明了这样一种新情况：那就是平时丝毫没有交集的武士与贵族开始出现在同一个场所。

话说回来，在实践现场中原本就不存在能够约束双方行为举止的礼仪规范。所以，当武士们在以京都为中心的政场上更深入、更直接地参与政治时，如何规范他们在新环境中的行为就成了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建武式目》有“可专礼节事”的条目，其中规定“君可有君礼，臣可有臣礼，凡上下各守分际，言行必可专礼仪乎”，表示为了“理国”而必须让武士们参与到礼节的世界中来。这并不是说原本高高在上的天皇在乱世就丧失了权威，而是公家社会的标准和礼仪规范终于可以适用于武家社会了。这等于向武士们重新讲述一遍“天皇”的地位和职能。

《建武式目》颁布两年后，历应元年（1338）八月十一日，足利尊氏就任征夷大将军。不难想象，此时人们参考的先例是源赖朝。只有被人意识到、被人谈及，先例才会被重新塑造为“传统”。这样，镰仓幕府就成了能为室町幕府的存立提供样板的“历史”，而朝廷则作为不可欠缺的要素为其提供物语的基本框架，逐渐变成一种“传统”。

“南朝”的成立

后醍醐与尊氏之间的和平没能维持多久。仅仅两个月后，建武三年（延元元年，1336）十二月二十一日，后醍醐就携神器逃出了京都，经河内来到吉野（今奈良县吉野町），宣布恢复自身皇位和延元年号，并号召诸国征讨足利方。据说这是在北畠亲房的劝说下实现的，而楠木一族担任了向导。就这样，京都有光明（北朝），吉野有后醍醐（南朝），两位天皇、两个朝廷对立，也即“南北朝”的时代拉开了帷幕。世人将其实质视为足利氏与后醍醐的对立，所以也有人分别称双方为“武家方”和“宫方”。皇太子成良（后醍醐皇子）被废。

据《公卿补任》——记录每年被称作“公卿”的、三位或参议以上贵族官位任免情况的书——记载，同月之内，四条隆资、洞院实世、北畠显家和堀川光继四位公卿也被解职。他们都追随后醍醐，其中，北畠显家在奥州侍奉义良亲王，洞院实世在北陆侍奉恒良亲王，四条隆资则在后醍醐归京之际奔赴纪伊，从事游说当地氏族的工作。由于离京匆忙，追随后醍醐的公卿似乎并不多，不过，当年年末，后醍醐与楠木正成之间的联络人——前醍醐寺座主道祐也去了吉野，翌年又有近卫经忠、坊门清忠和吉田定房迁往吉野。

南朝相关地区略图

值得注意的是，关白近卫经忠也逃亡吉野。自建武三年（延元元年，1336）以来，经忠一直表示想辞去关白的职务。建武四年四月五日，经忠出奔，其堂弟近卫基嗣被任命为关白。据说经忠曾与基嗣争夺近卫家家督之位，还曾向后醍醐谗言构陷基嗣。一边在光严院政下担任关白，一边又舍弃职务去投靠后醍醐，恐怕是与基嗣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经忠在南朝被任命为左大臣关白，但后来又离开了吉野。兴国二年（历应四年，1341），他游说小山氏等关东藤原姓武士，与北畠亲房对抗，企图掌控东国，还策划了被称作“藤氏一揆”的、独立的派系行动。

此外，虽然能得知此时“南朝”的成员很多，其中包括吉田光任等遵奉后醍醐纶旨的实务官员，他们同后醍醐一起，或是在他之后前往吉野，但遗憾的是，南朝具体有哪些人、组织形式如何、怎样运转——关于其全貌，我们不得而知。

后醍醐的皇子们带着各自的任务奔赴各地。如前所述，当后醍醐从山门返还京都之时，恒良、尊良在新田义贞的拥戴下前往北陆，尊澄法亲王与北畠亲房一起去往伊势。第二年年初，尊澄还俗，改名宗良，先前往远江，后又一度回到吉野，并在延元三年（历应元年，1338）九月与前往奥州的义良、亲房、显信父子一起从伊势大凑（今三重县伊势市）出海，途中遭遇大风，船只失事，好不容易到达远江，却在那里接到了父亲后醍醐的讣报。

关于怀良亲王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的时间，有很多说法，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编年史料集《大日本史料》认为是后醍醐在坂本的时候，即延元元年九月，其依据是后醍醐的纶旨，但也有人认为这份纶旨是延元三年颁布的。史料《元弘日记》记载了义良、宗良等人从伊势出海、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岸上的经过。这份史料的背面还记载了“牧宫”于四月到达四国，计划前往“镇西”之事。这里的“牧宫”大概就是怀良亲王（森茂晓《〈太平记〉的群像》）。另外，森茂晓还将出现在延元元年史料中的“阿曾宫”和“镇西宫”也视作怀良亲王，并认为他可能早先就与九州的阿苏氏有联系。不管确切日期如何，被派往九州的怀良亲王实际上曾在四国停留，兴国三年（康永元年，1342）才到达九州。

建武四年（延元二年，1337）九月，奥州的义良亲王在北畠显家的拥戴下西进，与足利军对峙，但显家在翌年五月的和泉堺浦之战中身亡，此后，义良虽然又和北畠亲房、北畠显信一起第三次前往奥州，但从大凑出海之后遭遇了海难，义良与亲房等人分离，漂流到三河湾口的筱岛，此后未再东进，而是返回吉野当了皇太子。后来，南朝的东国治理策略就被全部委托给了北畠父子。

在南北朝分裂的延元元年（1336）冬天，气候格外地严酷。新田义贞拥戴恒良、尊良进入北陆道，在那里遭遇了酷寒与暴风雪，很多人被冻死。虽然好不容易到达了越前金崎城（今福井县敦贺市），但军粮不足，又遭到高师泰率领的足利军猛攻。翌年三月六日，城塞陷落，尊良自杀，一条行房、新田义显等人也自尽。义贞、（胁屋）义助和洞院实世虽然得以逃脱，但恒良被抓住并送回了京都。据《太平记》记载，延元三年，恒良与成良一同被毒杀。不过，也有人认为成良死于兴国五年（康永三年，1344）（森茂晓《皇子们的南北朝》），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太平记》的记载。此后，义贞在延元三年闰七月战死于越前国藤岛（今福井县福井市），义助继续在越前抵抗了一段时间，无果，最终回到了吉野的后醍醐身边。实世也回到后醍醐身边，作为南朝的左大臣得到重用。

然后，延元四年（历应二年，1339）八月十六日，南朝之主——后醍醐天皇终于未能实现返回京都的愿望，以五十二岁之龄在吉野死去，临终的前一天让位给当时只有十二岁的义良亲王，即后村上天皇。

另一方面，京都的公家社会在光严院政和光明天皇的统治下逐渐恢复了常态。建武四年（1337）正月，虽然许多公事和诸如白马节会、踏歌节会、叙位等定例仪式都由于战乱而暂停举办，但是对公家社会的众人来说，井然有序地遂行公事正是他们的存在理由和规则，公家社会在京都的持续运转已是不言自明之事。除后醍醐的皇子以外，隶属于所谓大觉寺统的众人，如常磐井宫、五辻宫和后二条源氏等人，都在京都维持其家系存续。当然，他们与公家社会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第四节　初期室町幕府的构造

足利政权的机构

后来被称为室町幕府的足利政权，在建武三年（1336）参照镰仓幕府的基本结构，设立了政所、侍所和问注所这三个主要机关，迈出了整顿机构的第一步。

政所是足利家家政机关的核心，主要负责管理家族领地等财政事务。侍所统领武士，参与检察与审判，尤其是在刑事案件的审理方面，主要由附属于侍所的部门“检断方”负责。而问注所则负责提供与诉讼处理等政务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虽然“三所”是仿照镰仓幕府的先例设置的，构成幕府机构的核心，但各机关的实际职能和地位与镰仓幕府有细微差异。而且就算只看镰仓幕府，各机构的职能在镰仓初期和室町幕府所直接效仿的末期都有很大差异。不过，室町幕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这些既存机构，而是通过一点点改变其原本作为镰仓殿家政机关的职能，来应对各个时期的需要。

初期室町幕府的机构

例如，政所原本就是镰仓殿的家政机关。幕府由镰仓殿的族人构成，政所总揽其经营。但是，随着幕府功能的复杂化和细分化，政所以外诸机关的比重加大，结果政所就成了专门负责财政等家族经营事业的机构。新功能的分化，在诉讼处理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问注所常被解释成诉讼处理机关，“问注”这个词的意思是审问并记录，问注所的职能就是审问诉讼当事人，制作、保管记录，并据此向镰仓殿提供有助其判断的材料。但是，镰仓中期以后，评定[7]开始辅佐甚至从实质上代替镰仓殿行使职权，再加上需要裁决的政务案件增多，参与所务沙汰（领地关系的诉讼）的引付方[8]和审理越诉（重新审理败诉案件）的越诉方便代替问注所，在各自的专长领域为上级提供辅助其判断的报告。问注所则作为“武家之记录所”，发挥着收集文书记录以备不时之需的功能。而在室町幕府时期，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在评定之下，除引付方以外，还设立了处理领地安堵申请的安堵方、处理禅宗或律宗寺院及僧人相关诉讼的禅律方和处理武士叙位和任官申请的官途奉行等部门，各自承担专门的职能。

侍所在镰仓幕府是为统辖御家人而设立的，但是中期以后随着幕府对维持社会秩序负有更多的责任，侍所开始参与检察审判和刑事案件的审理。再加上内乱时期审定战功成为一项重要职务，后来（历应时期［1338——1342］？）设置了专职部门恩赏方。

这样，室町幕府的机构就以权门镰仓殿的家政机关为原型形成了，并被赋予了为公方处理相应政务的功能。但是，这些机关的构成能否体现出一以贯之的制度设计思想或成体系的管辖关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这点下文会略微涉及。

顺带一提，这些机构中的主要成员是旧镰仓幕府和六波罗探题的官吏及其族人。问注所执事太田时连曾在镰仓幕府担任问注所执事，政所执事二阶堂行珍也出身于曾担任镰仓幕府政所执事的家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来自饭尾、清、布施等家族的人，这些家族中曾出现过很多镰仓、六波罗的奉行人。实务上的重要官职由镰仓幕府的官僚集团继承，保证了实务运营方式的连续性。

担任禅律方头人的日野有范是个特例。他是《建武式目》的起草者——儒学家日野藤范的儿子。《太平记》说他曾被直义任命为“禅律奉行”，应是看中了他的儒学学识。

评定的职能就是在上述诸部门报告的基础上，辅佐执政者做出决策或者制约执政者。评定的成员是评定众，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身于足利一门（如细川氏和吉良氏）及其被官武士（如上杉氏和高氏）的人，另一类是实务官吏中的主要成员（大半来自于镰仓幕府评定众辈出的家族）。这表示足利幕府的评定与镰仓幕府有共通之处，其职责并非处理需要专业知识的法律实务，而是要在政治场合协调各种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侍所头人由高师泰担任。高氏是足利氏的谱代被官，师泰的哥哥师直担任尊氏的执事，是亲信中的亲信。考虑到统率被官武士是侍所本来的职责，师泰大概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应注意，在镰仓幕府中，担任这个职位的也不是实务官吏，而是北条氏一门。

关于地方的官职制度，也是由继承自前代的各国守护担任骨干。守护的作用将在后文中详述。另外，在偏远地区则设置了管理广阔地域的驻外机构。武家故地镰仓有镰仓府（亦称关东府），大致掌管关东十国（武藏、相模、伊豆、甲斐、上野、下野、安房、上总、下总和常陆），其首长镰仓公方（亦称关东公方）最初由尊氏的儿子义诠担任，后来变成由义诠之弟基氏的后代世袭。另外，九州有镇西探题（亦称九州探题），奥州有奥州管领。

初期室町幕府的官职制度大致如上所述，只有实务处理机构基本上模仿了末期镰仓幕府的制度。但是，使用这些制度、主宰政务的执政者，其职能的存在方式却具有明显特点，下文将针对这一点进行论述。

“两将军”的政务

室町幕府的初代将军无疑是尊氏，但其胞弟直义的作用不在其下。所以，二人常被并称为“两将军”，而且，可以说实质性的政务大部分由直义掌握。如前所述，一般认为，在初期室町幕府的众多机构中，政所、侍所、恩赏方等部门由尊氏管辖，而评定及其下的问注所、引付方和禅律方等部门由直义管辖。关于室町幕府权力的分割，佐藤进一提出，以“主从制的支配”为核心的军事指挥权由尊氏掌握，而以诉讼处理为中心的“统治权”则由直义掌握，从中可以看出“将军权力的二元性”，后来尊氏、直义兄弟的矛盾之所以表面化，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异质权力的冲突（《日本中世史论集》）。

然而，对此也能做另外的解释。两者之间的权限分割类似于镰仓幕府的将军与执权。镰仓幕府将军（镰仓殿）的根本职能是与御家人结成个别的主从关系，并通过这种私人关系来普及规则。而执权是“代替镰仓殿掌权”的意思，镰仓后期，幕府的权能扩大到普通人的领域，镰仓殿退居象征性地位，于是，处理众多未与镰仓殿结成主从关系之人的相关诉讼等新权能，事实上是掌握在执权手里的。也就是说，幕府的机能从镰仓殿的家族扩展至公方中枢，执权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效仿这种先例，尊氏继承镰仓殿成为将军，掌握实权和自己的家族，而直义作为执权则被委任管辖公方幕府的政务。

如前所述，尊氏将政务委托给直义，表达了隐退的意思，所以《建武式目》等文书中表现的初期室町幕府的政务形式，更多带有直义而不是尊氏的色彩。另一方面，足利家的当主一直是尊氏，而在其管辖之下的机构——政所和侍所，前者自不必说，是家政的核心，后者原本也是家政机关，统领足利家的侍从，也通过审理刑事案件参与统治，两者都由足利家的执事统一管理。结果，这里反映出了足利家当主尊氏与政务负责人直义的关系。可以这样解释：两人的权限分割并不是以和权限实质相关的、一以贯之的制度设计思想为基础，而是延续了二人负责的具体事务。关于尊氏和直义的政治矛盾，下一节还会涉及。

另外，各国守护在镰仓幕府之下受侍所管辖，但在室町幕府之下，他们与侍所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十分明确。镰仓幕府的守护职权包括以“大犯三条”为象征的重犯检断和对国内御家人的指挥权，都与侍所的职权密切相关，而室町幕府的守护职权则在三方面得以扩大：第一是“刈田狼藉”（主张他人的知行田为自己的领地，并从中收取作物）被纳入守护的检断对象；第二是军事指挥权从御家人扩大到国内的一般武士，御家人这种身份的定义在室町幕府中本就不甚明确，军事指挥权也不再仅仅沿袭私人的主从关系；第三是增加了新的职权——在当地执行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幕府指令（使节遵行）。

其中，可以说第一条是和侍所有关的职权。从不一定依据私人主从关系这一点来看，第二项职权也并非完全属于足利家，不过，从统领武士这点来看仍然与侍所关系密切。但是，第三条就与侍所职权没有直接关系了，正如下文所示，不如说与涉及公家的所务沙汰关系更紧密。

将幕府的这些职能分别授予负责实际执行的各国守护，表示室町幕府的职能从专门化的“武家权门”转向更加广阔的政务。尊氏和直义间的权限分割，正是为了应对幕府职能的转变。但是，因为还没有一个独立于足利家机构的公方政务机构构想，所以只能利用现有机构来应对不同情况下的所需——上述现象正是产生于这一过程。后来，到了14世纪下半叶，足利家的统治机构才被重组为公方的统治机构。辅佐足利家当主、总揽家政的“执事”被替换为辅佐将军、总揽幕府政务的“管领”，这时转型才算完成。关于这一点，后文还将详述。

幕府与朝廷的关系

在这种形式下，幕府就同时具有足利家的家政机关与承担政务的公方两种性质，同时在与以朝廷为中心的公家社会的关系方面，幕府也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关于其实质，下一章还将详述，这里就先简单整理一下公武关系的手续与形式。

虽说需要与足利氏紧密合作，但北朝的日常政务依然是按传统指示的规则独立运转。在执掌院政的上皇身边，安排有由关白及其下主要公卿构成的院评定（成员是评定众），在评定机构现场，杂诉等案件被提出、审理，然后报告给上皇，再由上皇裁决。各类案件由兼任评定众的传奏、藏人和弁官视具体情况分担，他们一边与上皇保持联络，一边指挥推进手续，还要遵照上皇的意旨下达院宣。院文殿负责在审理和判断形成的过程中提供参考资料，其成员被称作“文殿众”，由平安时代以来负责解释律令的明法家世家中原氏和坂上氏、儒学世家清原氏，以及小槻氏等实务官吏组成，在各自奉行的指挥下提供先例和参考意见。应注意，在这一点上，朝廷与幕府的政务规则大体对应。

那么，关于以上述模式进行的公家政务，幕府又是如何参与的呢？让我们简单看看初期模式。

在前代的镰仓幕府中，幕府与朝廷表面上的联络人是由西寺园家世袭的“关东申次”，但实际上利用了很多非正规渠道来保持必要的联络。同样，在初期室町幕府和朝廷之间也有被称作“武家执奏”的公卿作为联络窗口。朝廷联络幕府的手续是：先由传奏将院宣传达给武家执奏，命令“武家听令”，然后武家执奏再向武家递交书简，传达旨意。反过来，武家联络朝廷时，先派使者联络武家执奏，再由武家执奏提出请求。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足利氏沿袭了镰仓幕府的做法，作为公家社会外部的武家，用有限的几种方式与朝廷联络。接到武家的请求，朝廷要实行怎样的政策，是作为公家社会的问题来独立处理的。相反，公家社会联络武家的途径也有限制，如果公家社会的个别成员想要联系武家，需要先经过公家社会的处理手续，再以朝廷意向的形式传达给武家，若公家社会的个别成员想要直接联系武家，则没有事先定好的手续。

然而，与遥远的镰仓幕府不同，足利氏政权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京都，而非遥远的镰仓，从空间上更接近公家社会，这样两者便在许多事上利害相关，在日常事务上也不得不结合得更紧密。更重要的是，以京都为中心的财富流通结构是双方共同的生命线，所以双方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协作，通过协作，双方逐渐形成了日常的、紧密的关系。因此，实际上公家社会的成员很早就尝试直接向武家提出诉讼，作为回应，武家向朝廷提出的请求也通过反复实践而从事实上限制了朝廷的决定。就这样，武家与公家缔结了紧密的联系，两者间的联络途径也在中世后期一点点发生变化。

第五节　足利氏的内讧

直义和师直

并称“两将军”、分掌政治权限的尊氏和直义两兄弟各自建立起不同性质的人脉，相应地，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构成了室町幕府初期政治史的主轴之一。现在在学界拥有很大影响力的一种见解是，认为被称作“观应之乱”的足利氏内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不过，尊氏一方并非矛盾的起源，矛盾最初出现在直义和尊氏的执事高师直之间。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确实形成了对照。

足利尊氏的胞弟直义从尊氏举兵时就一直追随其左右，还在各个关键时刻激励兄长，促使他建立武家政权。中先代之乱的时候，又敦促尊氏与后醍醐决裂，并一度代替闭门不出的尊氏指挥战斗。如前所述，很多学者认为能从《建武式目》的起草背景中看出直义的意志。比起尊氏，不如说直义才是室町幕府政治秩序的设计者。

关于直义的政治秩序构想，有人认为，因为《建武式目》将“义时、泰时父子之行状”看作“近代之师”，所以可以认为其构想的本质是“回归执权政治”。还有人认为，因为直义录用儒学家出身的日野有范为禅律方头人，而且积极维持公家社会和庄园公领制的秩序，所以他的态度是“尊重传统秩序”。尽管如此，若据此认为他是想恢复“镰仓时代的秩序”，这种想法就过于简单了。虽说举出了“义时、泰时”的名字，却找不出相对应的具体政策。不如说，这是假借过去的样板来提出作为制度设计图的理念，与现状对峙，并试图构筑新的秩序。这并不是与革新相对立的保守。将“延喜、天历”和“义时、泰时”、律令和式目视作同源，并将武士吸收进这种秩序结构，以确保参与政务的武家的立场，这才是直义作为“天下执权之人”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与后醍醐的立场类似，都是试图假借过去来创造新的现在。

另外，还可以从直义与梦窗疏石的关系中看出他的一部分个性。梦窗疏石是临济宗的僧侣，虽未曾访问中国，但仍以其丰富的学识闻名，门下优秀学僧辈出，如春屋妙葩、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等人，正是他们共同缔造了五山文化的鼎盛时期。足利尊氏和直义兄弟也曾皈依梦窗，并因其劝说而建了天龙寺，请梦窗作为开山，来为后醍醐天皇祈求冥福。但是两人皈依的方式并不一样。尊氏为梦窗而倾倒，“缠着梦窗，与之建立起十分感性化的关系”；而直义的态度则正如梦窗与直义的问答集——《梦中问答集》中表现出来的，非常知性而理智（西村惠信《梦中问答》）。对老师的教诲，他不会全盘接受，而是会指出疑点和矛盾之处，有时甚至会提出批判。举例来说，直义曾追问梦窗：“禅门宗师教导说，只有自己先行开悟，若有余力才能帮助他人。但菩萨的宏愿是比起自身，先拯救众生。那禅门的说法岂不是与佛教教义相矛盾吗？”对此，梦窗疏石列举了“三种慈悲”——“众生缘”“法缘”和“无缘”，并说小慈悲有时会妨碍大慈悲，以此将直义导向新的认知地平线（第十三段）。直义和梦窗的问答主题不仅涉及禅宗，还涉及儒学。直义正是以禅宗和儒学为思想基础来构想世界秩序的。

五山版《梦中问答集》第十三段开头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而直义的竞争对手，就是足利氏谱代被官中地位最高的高氏一族，特别是尊氏的亲信高师直与高师泰两兄弟。师直担任尊氏的执事，师泰担任侍所头人，主要在军事方面代尊氏行使权限。他们不仅是足利氏的谱代被官，也是应募而来的众多直辖军实质上的指挥官。作为军事指挥官，高氏兄弟战功赫赫，曾攻破新田义贞驻守的越前金崎城，在和泉堺浦歼灭北畠显家，挫败了威胁京都的各处南朝军队，甚至侵入南朝的大本营吉野，将后村上天皇和廷臣赶往贺名生（今奈良县五条市），并烧毁了他们的行宫。师直和师泰兄弟靠着显赫的战功，确立了在足利氏麾下指挥众武士的地位。

演员画[9]中的高师直（18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师直的行事特点是，试图无条件地认可依靠武力得来的既成事实。当麾下武士抱怨恩赏太少的时候，他就说：“何必抱怨呢？附近要是有寺社的领地，越过边界去占领就好了。”当犯了罪的人被没收了领地，来向他哭诉时，他就说：“那你就装作不知道，不管下了什么命令只管赖着不走。”像这种出馊主意的例子经常被人提起。此外，《太平记》第二十六卷中也有很多描写师直、师泰兄弟放浪不羁的故事。他们毫不顾及公家对神佛的敬畏，还议论天皇和院说：“实在需要的话就用木材或者黄金给他们塑像，然后把活着的院和国王扔掉。”《太平记》中的师直就是这样一个口无遮拦、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到了近世，又成了《假名手本忠臣藏》中恶人的原型。

当然，故事中的师直形象和其真实形象是有区别的，也很难推测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考虑到《太平记》这个物语世界的视角和性质，可以看出师直、师泰兄弟宛如逐渐建立的秩序形象的底片。也就是说，武士的行动产生激烈的作用力，秩序化作用则是其约束，《太平记》的主题之一就是两者之间的摩擦。力量逐渐改变现状，而规矩则制约着力量，与其对抗。社会不能只靠力量来塑造，而是应受法律制约——这种想法，正是直义所构想的新秩序，而师直则代表着武士对这种构想的不适应。当这种秩序结构被确立为社会规范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师直就被赋予了恶势力代表的含义。

政策的对立

实际上，直义和师直最明显的分歧是在领地知行的秩序方面。在公家看来，秩序就是让寺社本所来统治，而在武家看来，秩序则是依靠武力获得、维护领地，两者之间应该如何维持平衡正是直义和师直矛盾的焦点。

历应三年（兴国元年，1340）四月，幕府对强占寺社本所领地的人下达了驱逐命令，对方却拒绝服从，负责此事的奉行人决定直接将情况报告给直义。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禁止强占强取寺社本所领地的命令，也有很多政策将针对领地的武力行动视作犯罪，可以认为这反映出直义的意图，他作为政务负责人与实务官员密切联络，并有责任处理公家社会的要求。

然而，在和南朝军队对峙时，如何筹措军粮以维持军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人们还没有形成建立军需物资补给站的思想，自行筹措物资是一般原则。军事指挥官不仅要指挥军队，还要供养士兵，从他的立场上来看，确保就在身边的粮草，也就是从附近的庄园、公领征粮的做法是最切实可行的。实际上，不论是师直、师泰还是其他守护，都会基于自身判断征收庄园、公领的年贡作为军粮。以筹措军粮为名义，武士们频繁地扣留田地和作物。对军队指挥官来说，这是为了完成职责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满足这种迫切的需求远比“但这是上缴给京都某个人的年贡”这种借口更为重要。此外，给予有军功者应得的恩赏（有必要时甚至会教唆他们强占领地），也是维系武士的忠诚和维持军队必不可少的手段。

这样一想，高师直的行为其实非常符合一名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的做法。在师直看来，守护是军事指挥官，也是他基于军功（军忠）而获得的官职。但是，《建武式目》批评了这种“凭军功获得守护职”的观念，要求守护行“抚民之仪”（以德爱民），效仿“上古之吏务”，左右“国中之治否”，这与师直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而公家社会所追求、直义所期待的，正是作为行政官吏的守护。

另一方面，这些事也说明，京都的公家社会及其周边众人都没有将南北两朝或者说“武家方”与“宫方”的战争视作切身相关之事。实际上，《源威集》（参见第五章第五节）就描写了京都争夺战时，京都市民甚至把五条大桥当作看台，兴致勃勃地观战。无视个人意愿，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所谓“总力战”是在战国时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大部分人都觉得战争与己无关。如何支援战争、如何规定旁观者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都还没有公认的标准。这种认识上的隔阂也体现在对守护的看法上，整顿其间的秩序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为了适应这种现实问题，后来人们便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案——“半济”，也就是说，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征调从田地里收上来的一半年贡作为军粮，这项政策作为室町幕府的法令在文和元年（正平七年，1352）初次颁布，当然，将庄园年贡强充作军粮的行为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而是早就泛滥成灾，如果放着不管只会变成既成事实。颁布这项政策正是为了给凭武力推进军粮料所[10]化的行为施加一定限制。

现实和秩序构想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象征着这个时期的政治主题。一方是以高师直为代表的、从事战斗的武士的直接要求，另一方是以“延喜、天历”“义时、泰时”为象征的和平时期的秩序，以两者为样板，直义试图一边与公家社会结合，一边规范武士的行为。而尊氏的烦恼则在于如何找到自己与直义之间的妥协点。

观应之乱

面对着扩大领地权益的机会，武士们心怀期待并提出要求。尽管如此，高氏兄弟凭借军功获得的权势还是在足利政权内部引起了反感。贞和五年（正平四年，1349）闰六月，出身于足利家旁系的畠山直宗、足利家的姻亲上杉重能等人带着当时深受直义信任的禅僧妙吉，向直义进言说应该赶走师直和师泰。直义则逼迫尊氏罢免了师直的执事职务（代之以师直的侄子师世），进而又谋划流放师直。这样，直义和师直之间就形成了决定性的对立。

八月十二日夜，得知了直义计划的师直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召集军队袭击了直义。直义虽然逃进尊氏的宅邸，但师直又包围了宅邸，并要求引渡重能和直宗等人，尊氏与师直经过交涉，决定流放重能和直宗等人，直义也被禁止插手政务，取而代之，当时身在镰仓的尊氏嫡子义诠被命令上京处理政务，这样师直才解除了包围。后来由于梦窗疏石的斡旋，直义重掌政务，师直也重新担任了执事。表面上一切恢复了原状。但是，重能和直宗等人在流放越前的途中被杀，本应重掌政务的直义也在十月义诠上京以后被迫远离政务，相当于隐退，终于在十二月出家，法号惠源。

另外，尊氏的庶子、直义的养子直冬也在当年四月离开京都，赴任管理西国的长门探题[11]，途中停留在备后国的鞆津。据传，直义与师直冲突之际，妙吉曾作为使者造访直冬，但事实上是直冬想要东上帮助直义，途中却被接到师直命令的赤松则村阻止。师直进而促使尊氏下达了讨伐直冬的命令，直冬好不容易才逃到九州。

有传言说，关于这一连串事情的经过，尊氏和师直事先就达成了共识，现在也有不少学者采用这种解释。确实，从结果来看，尊氏的儿子义诠取代直义登上了执权的地位，而义诠上京后，他的弟弟基氏则被派往镰仓，东西两府的政务都由尊氏的儿子把持。时常有人据此推测，这是尊氏为削弱与其对立的弟弟直义的势力、巩固自己继承人义诠的地位而谋划的。也有学者认为师直之所以能调动大量兵力也是因为得到了尊氏的事先许可。

但是，笔者认为，即便尊氏曾消极地允许自己的执事行动，也不能说他进一步积极地试图排挤掉直义。可以认为，尊氏并非本着某种原理原则来处理直义和师直的对立，而是迫于不断变化的现状，不得不做出回应，为了收拾事态而摸索阻力最小的妥协点，不断重复能暂时控制住场面的应对方法。尊氏和直义之间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权力斗争，而这说明正是直义和师直两人的对立及其后的事态发展大大改变了尊氏的立场，将这个时代的“内乱”导向了新的阶段。

翌年，北朝改元观应。直义的养子直冬逃至九州，受到肥后的豪族河尻氏的欢迎，中国地区响应他的人也不少。尊氏虽然派高师泰镇压，但事态并没有好转，不仅如此，少贰、大友等九州豪族还投向了直冬。十月，尊氏让义诠留守京都，决心亲自率军西征。但在尊氏出发之前，直义逃出了京都，师直虽然要求先行搜捕直义，但尊氏并未许可，而是按最初的计划出发了。直义又从大和逃亡河内，受到畠山国清的欢迎，为“诛伐师直、师泰”而举兵。直义呼应直冬一党，与尊氏对抗。至于尊氏这边的反应，有传言说尊氏和师直之间有嫌隙，虽然获得了追讨直义的院宣，但有很多人怀疑尊氏的真正意图。在直义的号召之下，石塔赖房、细川显氏等人纷纷举兵，关东地区的上杉宪显也加入直义一方，驱逐了高师冬，形势愈发紧张。尊氏虽然不顾直义逃出京都而执意西进，但也不得不在备前国折返，师直、师泰也紧随其后。此后的一系列动乱被称为“观应之乱”。

观应二年（正平六年，1351）二月，接连在京都和摄津战败的尊氏以让师直、师泰出家为条件与直义议和。议和成功后，尊氏带师直、师泰返回京都，但在途中遇到上杉能宪的埋伏，师直、师泰被从尊氏身边引开、被杀。关东的高师冬已在同年正月被消灭，至此，东西的高氏一族都灭亡了。观应之乱的第一阶段结束。

观应之乱前半段的经过

从客观上来看，尊氏似乎是失败者，但对尊氏自己来说，这一连串事件都只是执权直义与执事师直之间的斗争。直义的军事行动也只针对师直和师泰，争夺尊氏之下的政务主导权，而并未与尊氏对抗。因此，在议和时，尊氏仍维持着首长的姿态。尊氏和义诠的立场也没有发生变化，除掉执事师直之后，直义以辅佐义诠的形式回归政务，细川显氏、石塔赖房等直义派主将成为引付众，协助直义处理政务。

另外，这次事件还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在逃出京都并举兵之时，直义为了与追讨自己的光严院宣对抗而投降了南朝，获得了后村上天皇的纶旨，试图与南朝联手。这件事为南朝开创了先例，赋予其战略上的新选项，并为南朝的延续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1]御厨，神社的庄园。

[2]除目，平安时代中期以后，朝廷在任命大臣以外官员时举行的仪式。每年春、秋季各举行一次大的除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临时除目。

[3]山门，原指寺院或寺院的大门、山居之门，这里特指京都郊外的比叡山延历寺，因为位于比叡山山麓的三井寺被称为“寺门”，所以位于山顶的延历寺也被相应地称为“山门”。

[4]格条、律条均为日本模仿唐律制定的法律的一部分。

[5]禅律方，是管理禅宗、律宗寺院相关诉讼案件的机关。

[6]日语中院（いん）与狗（いぬ）的发音相近。

[7]评定，镰仓时代的最高政务机关，由有实力的御家人和熟悉实务的官吏担任。

[8]引付方，镰仓、室町幕府的裁判机关，最初负责处理御家人之间的诉讼，后来专门处理与领地相关的诉讼。

[9]演员画，描绘歌舞伎演员舞台形象的浮世绘版画。

[10]料所，指征收特定费用的领地。军粮料所，指中世时期，被指定为军粮征收地的领地。

[11]长门探题，为抗击蒙古袭来而设立的官职。

第四章
《太平记》的世界

第一节　京童[1]的视角

《二条河原落书[2]》

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政权建立后不久，建武元年（1334）八月，在离后醍醐政厅所在地——二条富小路殿不远的二条河原，出现了一篇落书，世称《二条河原落书》，被收录进据说是室町幕府问注所执事町野氏所著的《建武记》（又称《建武年间记》）中，其抄本流传至今。这篇文章以“京城何事最流行？夜袭、强抢、伪造圣旨”起头，以“那京都的新鲜事，再给京童我三天也说不光”结尾，以八五或者七五为调，共八十八节，用讽刺的口吻描写了京都人眼中的新世相。大概是对建武政权持批评态度的贵族或僧侣所作，尖刻地讽刺了当时的世情和政情，被评价为落书史上的杰作。

京城何事最流行？
夜袭、强抢、伪造圣旨。
抓人、吵架、快马乱闯。
见惯了僧人还俗，俗人出家，人头落地。
有人一夜得势，成为大名；
有人一落千丈，街头流浪。
捏造战功又何妨，为了领地与恩赏。
乡下人为讨回领地，
背着文书一竹筐，
去城里对簿公堂。
拍马谗言是家常便饭，
干政的禅僧与律宗和尚四处奔忙，
暴发户下克上，有无能力都把官当。
不习惯乌纱与蟒袍，反拿笏板，
在御所排队上朝，一副穷酸相。
他们故作忠臣与贤者，
之乎者也，面奏天皇。
得意吹嘘，巧舌如簧，
实则百无一用，笑话一桩桩。
京都侍卫酒足饭饱，
歪戴官帽，到处横逛。
夜幕不能遮丑，
数不清的好色之徒，
色眯眯地盯着人妻，
干着逼良为娼的坏勾当。
这些登徒子呀，
还口口声声“要见圣上”！
小猎鹰秃毛断尾，
站在猎手的胳膊上，
谁知道猎物在何方？
铅做的大刀比太刀还长，
耀武扬威不自量。
五个骨架，一把华丽扇，
薄款小袖是标准装。
只可惜，瘦马载着的家臣又有何风光？
私下里每天去当铺，
武士饿着肚子把勇武装，
王侯布衣都难保口粮。
公家的头盔不离身上，
纨绔紫衣玩射术，
强弓拉不动，战马不驯良，
哪里有百发百中，有谁见百步穿杨？
只见得滚鞍落马，出尽了洋相。
无师自通，小玄笠时兴在大街小巷。
新近还时兴连歌会，京都镰仓闹嚷嚷，
不稼不穑，手摇脑晃，
不伦不类，连歌的作者一大帮。
不务正业，连歌会一场接一场，
若是要点评，谁都可以当。
自由狼藉，不可想象！
人皆说“犬田乐”毁关东，如今田乐师反更忙。
斗茶斗香发源于镰仓，最近在京都也开了张。
到处都大兴土木，
三块板支着五间房。
帐篷官厅数不完，
多亏了去年火神来造访，
不盖新的又能怎样？
火神祝融没到家，
又被武士占了房。
老百姓无居所，
民间流行自备武装。
任他车水马龙、百花飘香，
街头相遇只是各自忙。
曾随赖朝公南征北战安天下，
如今成了暴徒一小帮。
朝为田舍郎，暮登公卿帐。
寸功未立——飞黄腾达又何妨？
溜须拍马成了正道，
天下哪还有统一的希望？
我生于斯，长于斯，见多识广。
你全当某家信嘴胡说、随口吟唱，
那京都的新鲜事，
再给京童我三天也说不光！

原作总计八十八节，虽然内容繁多，但贯穿全文的主调特征鲜明，那就是京童对陌生的所谓新法的不信任和不悦。说到“京城何事最流行”，作者列举了“一夜大名”和“街头流浪者”，表现出京都社会原住民对闯入者的严厉看法。

政治和文化中心京都确实迎来了很多新人。比如说，“乡下人为讨回领地，背着文书一竹筐”，为寻求领地知行的依据而云集，也有人为求“领地与恩赏”而奔走。于是为了处理集中于京都的诉讼，相关机构也汇集了三教九流的人才，被揶揄为“有无能力都把官当”。这些人的举止也显得很冒失：“不习惯乌纱与蟒袍，反拿笏板，在御所排队上朝，一副穷酸相”“武士饿着肚子把勇武装”，遭到严厉批评。关东武士对京都文化一知半解，他们的技艺则被毫不留情地评价为“小猎鹰秃毛断尾，站在猎手的胳膊上，谁知道猎物在何方”“强弓拉不动，战马不驯良”“新近还时兴连歌会，京都镰仓闹嚷嚷”。他们这种“无师自通”、看上去“时兴”的技艺，既不合规范，又随心所欲，被指摘为“自由狼藉，不可想象”。虽说他们也不是为了破坏既有秩序而来，但他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公卿帐，寸功未立——飞黄腾达”，因屡得破格提拔而遭非议。因为他们的加入，规则和礼仪受到挑战，引起人们的叹息：“民间流行自备武装”“街头相遇只是各自忙”。

京童的慨叹也不仅针对礼仪和秩序。“多亏了去年火神来造访”，是说前一年战争的余烬仍未熄灭；“火神祝融没到家，又被武士占了房”，武士又来布阵，预示着新的战争即将爆发。如今，京都成了来自公家社会外部的武士进行军事活动的场所。在京童的眼中，无疑这才是最大的时代变革。

回溯至镰仓时代，幕府虽然在京都的六波罗地区设立了驻外机构，但包括武家地六波罗在内的鸭川以东地区被称作“河东”，以区别于洛中，武家和公家各以河东和洛中为领地，分栖共存。在洛中，武士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这里依然是公家之都。武家主要在京都以外的地区开展活动。然而，到了镰仓末期，武家和公家的分栖状态逐渐被消解，自南北朝以后，河东和洛中的区别实际上已经消失了（高桥慎一朗《中世的都市和武士》）。建武年间，这种变化又伴随着政治、社会乃至军事上的变动，清晰地映在京童眼中。

此时，京童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京都社会风貌的变化。但是京童所回顾的那个“有秩序的世界”，并没有覆盖镰仓时代的整个日本社会，在南北朝时代也没有濒临崩溃。京都与地方的关系发生变化，在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人与京都文化发生直接联系。京都向着以武士阶级为首的新来者敞开了大门。而那些了解从前京都的人，则彼此交换着揶揄的目光，回顾京都社会向来的存在方式，并以此为范本，重新设定了叙述世界的视角。这就是某个京童在《二条河原落书》中描写世相的含义。

新来者对既存秩序形成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古代秩序的范本便以回顾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中。以武士为代表的新来者，并不是既有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立体的既有秩序，发挥着照明灯一般的作用。以京都为中心的世界不断扩大，其新成员不断被吸收进新的时代，而新时代的创造不外是古代范本的再现。伴随着动荡，人们以回顾的方式重新认识旧有世界的范本，在各色人等不断加入所带来的动态变化当中，旧有的范本也赋予了世界新生。

“下克上”的时代

象征着这个时代的词语之一是“下克上”。《二条河原落书》也在说到“京城何事最流行”时举出了“暴发户下克上”。这个词经常被解释为既有的身份秩序被消解，自由竞争扩大。上位者被下位者取代，说明上下秩序松弛甚至崩溃——这种解释是很好懂的。

但是，实际上只有当“上-下”这种坐标轴成为共识的时候，上述表述方式才能成立。社会中不断扩大的斗争，并非单纯将以实力压倒对手作为目标，而是被理解为抢占坐标轴上的位置。人们看出了占据“上”位的价值，并由此设定了标示社会价值序列的尺度。武士们在加入以京都为中心构成的社会之时，并没有凭实力创造出新的序列，而是占据了既有序列中的“上位”，并将之当作个人成就，“下克上”就是这么来的。例如，只要从朝廷获得官职，或被幕府任命为守护，那么不管他的出身如何，都能占据“上位”，成为公方的一员。下克上的结果是在社会内部获得了“上位”的人会一下子变成这种坐标轴的拥护者。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坐标轴上，他才能处于“上位”、他所获得的地位才有价值。《二条河原落书》列举的“暴发户下克上”反映出京童的上下意识，从另一方面象征着这种坐标轴被众人所使用，或者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范本。

有了这种坐标轴，社会序列便以肉眼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并不同时意味着序列固化。不如说，它为人们指出了发迹之路。因为武士从外部进入公家社会，旧有的门第秩序产生了漏洞，包括武士在内的公家社会以外的人获得了发迹的可能。这让老资格的京都人感到不习惯，以至于讽刺其为下克上，但是，凭实力获得“上位”的人牢牢地占据着这个位置，在这种事实面前，双方便有可能逐渐接受、彼此妥协。或许可以说，正是下克上的可能性不断将人们卷入这个坐标轴，促使社会序列不断再生产。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主从关系在内容上的变化。比如说，原本，源赖朝和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是赖朝与每一个御家人之间个别的、相对的关系，“御家人”这种地位是建立于他们同赖朝的关系之上的，若赖朝或者代替赖朝的镰仓殿不存在，御家人也就不复存在。然而，在这种相对性关系的外部，出现了可供依据的坐标轴，作为主君的“上位”者和作为仆从的“下位”者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般性的位置关系而得到人们认可。因为各人的地位都不需要依附于与主君之间的人情关系，所以就能够打倒主君、取而代之——战国时代的下克上也正是在这种“上-下”坐标轴上才有可能实现。

后文还将提到，关东执事畠山国清失势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东武士要求罢免他。对此，镰仓公方足利基氏虽然叹息：“下位者要求罢免上位者，是因下克上所致吗？”却仍回应说：“若真违背他们的要求，东国恐将永无宁日。”佐藤进一则认为批判下克上是《太平记》一贯的主题，所以与其说这种叹息发自足利基氏本人，还不如说表达了《太平记》作者的意见（《南北朝的动乱》）。若真如此，那么《太平记》就以回顾性的视角展现了下克上的前提——“上-下”坐标轴的形象。换句话说，当社会平衡发生动摇，人们在不断接受新要素的过程中摸索、总结出新的秩序，而足利基氏的地位——“镰仓公方”就在这种新秩序中占据着“上位”。通过在社会秩序的坐标轴上摸索新的平衡，新的“太平”终于实现——《太平记》这个不确定叙述者、不断被回顾的物语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构图。

“婆娑罗”文化

这个时代文化的关键词——“婆娑罗”或许也一样。“婆娑罗”也可写作“婆佐罗”或“婆沙罗”，其语源常被解释为梵语“vajra”（金刚石，也即钻石）的音译，但意义的转化过程并不明确，原本用来表示钻石坚固性的词语是如何同“婆娑罗”的意思联结起来的，实际上没人说得清。

作为14世纪日本文化的象征，“婆娑罗”一词经常出现在《建武式目》“可被行俭约事”条中：“近日号‘婆佐罗’者，专好奢靡，绫罗锦绣、精好银剑、风流服饰，无不惊目，颇可谓物狂欤？富者弥夸之，贫者耻不及。俗之凋敝，无甚于此。尤可有严制乎？”总的来说，这是在要求制止奢华服饰的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风俗败坏。这类“禁奢令”继承自平安时代以来朝廷新制的模式，在这个时代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但此处的“婆娑罗”一词，却突显出这一时期京都社会的异常状况。

“婆娑罗”的代表人物首推佐佐木（京极）高氏（导誉）。他出身于近江名门，曾在建武政权担任杂诉决断所奉行人，后追随足利尊氏、义诠，历任近江等地的守护、评定众、引付头人、政所执事等职，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不过，此人最大的贡献还是作为“婆娑罗”的代表，在文化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笔。

导誉最为人所知的“婆娑罗”事迹是在历应三年（兴国元年，1340）十月发生的“妙法院暴行”。据说，导誉一行人在尽情游猎之后，于归途中与白河妙法院的法师发生争执，导誉之子秀纲等人挨了打，导誉一怒之下带着三百名手下烧了妙法院。妙法院号称南叡山，是山门三门迹[3]之一，在天台宗里也算有影响力的寺院。迫于山门态度强硬的控诉，幕府只得将导誉、秀纲父子流放至上总国。而关于其离京时的情形，《太平记》第二十一卷是这样描写的：“三百余骑年轻郎党为送行而列队于其前后，皆以猿皮为箭囊，以猿皮裹腰上，手执鸟笼，路设酒席，宿招娼妓，有意别于寻常流放之辈，铺陈豪华，只为蔑视公家责罚，嘲弄山门郁愤。”此外，贞治五年（正平二十一年，1366），导誉于大原野设花宴，“召集京中诸艺高手”“所行游乐，世间罕见”，是一场格外盛大的飨宴（《太平记》第三十九卷）。

导誉在连歌、田乐、茶道、香道和花道方面都有比较高的造诣，是这一时代的文化人代表。他对各类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因此，导誉的“婆娑罗”，实质是对产生于公家社会及其周边的诸艺与文化产物的热爱，以及想要尽情享受的心情。然而，虽然当时的公家社会不断孕育出灿烂夺目的各类文化，但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俭约”的政治方针作为平衡。这么做或许是为了防止诸艺与文化产物脱离政治制约，创造出独自的价值观。导誉的“婆娑罗”的作用便在于打破公家社会文化的这种政治性平衡，将诸艺与文化产物从政治性语境中解放出来，使其光辉更加耀眼。

虽说如此，导誉的行为无疑违背了公家社会所继承的、以“礼节”“俭约”为代表的价值尺度，威胁到了正在形成的社会秩序与平衡。这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是以公家社会的规则来驯服武士阶层，而试图导入不同价值尺度的“婆娑罗”自然就成了限制的对象。《太平记》以一位遁世者的口吻列举出“有悖于政道者”，其中就有“无礼”“不忠”和“拔折罗”（婆娑罗）（第三十五卷）。另外，导誉的行为有悖于《建武式目》所提倡的方针，有可能因此而与直义产生嫌隙。

然而，不管有多少批判之声，导誉并未被驱逐，而是在政治世界里生存了下去。妙法院事件后，他只是暂时离京，不久即返回，仍然受到尊氏和义诠重用。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导誉自身的政治处世能力。他几乎一直是尊氏、义诠的亲信，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历任各种要职，在政治史上的紧要关头支持尊氏和义诠，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文还将详述其中几项事迹。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尊氏和直义兄弟的对立背后能看到导誉的影子。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佐佐木导誉都可算是一面反映出席卷了武士阶层的新秩序的镜子，承担着物语中的旁白一职。

放荡不羁、下克上、“婆娑罗”，通过不断吸收这些新要素，历史潮流创造出新的动力，点缀着《太平记》的时代。京都从公家之都变成公武共同之都，又变成普通人的都城，但始终在这个过程中占据着历久弥新的中心地位，而上述历史动力为这样的京都添加了新的色彩。

第二节　内乱再起

北畠亲房的活动

稍早之前，南朝的柱石之一——北畠亲房正在东国谋划重整南朝方局势。延元三年（历应元年，1338），他拥立义良和宗良两位亲王，从伊势大凑扬帆出航，但在海上遭遇风暴，一行人失散，义良漂流到三河湾口的筱岛，宗良漂流到远江，只有亲房勉强到达了常陆。后来，亲房一直待在常陆，苦心经营东国，不断劝说关东和南奥州的武士归顺南朝，直到兴国四年（康永二年，1343）。

对亲房来说，经营东国是为了明确南朝方甚至世界的存在根据，并让人服从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启发“童蒙”而撰写了记述神代以来日本历史的《神皇正统记》和记述了诸官职由来的《职原抄》。有人说这个“童蒙”指的就是后村上天皇，也有人认为是众多关东武士，细节虽然还须讨论，但无疑与说服关东武士的工作密切相关。

《神皇正统记》白山本的跋文　左起第一列写有“为示或童蒙所驰老笔也”（这是年老的我为了启发童蒙所写）（白山比咩神社藏，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提供图片）

教导关东武士为“大义名分”献身，恐怕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武士们为什么要服从没有直接主从关系的南朝天皇？为什么不能选择现在占优势的北朝和足利氏，而只能选择南朝天皇？为了说明其中的必然性，亲房以“无德者不可为君”这种中国的“帝德论”为样板，试图将名分论扩展为人人都应遵守的规矩。为此，他回溯神话的世界，以他的视角来重构历史，从中找出皇统的连续性，并以此为世界存在的根基。对亲房来说，“帝德论”是“现在的统治者正是德之所在”的反转形式（即前提条件的逆否命题，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他一边据此解释历史的发展，一边以同天皇宗谱一起传承下来的德为依据，构筑起“世界应有的样子”。正是为了实现“世界应有的样子”，亲房才要求关东武士贡献力量。

北畠亲房在关东的活动

特别是对占据着关东和奥州之间的交通要道——白河的结城亲朝，亲房写了许多信——现存的就有七十余封，劝他遵奉大义名分，催促他出兵。因为结城亲朝是“三木一草”之一的结城亲光的哥哥，所以亲房无疑对他抱有极大期待。但是，结城亲朝却不为所动，被亲房斥为“不过是商人”。亲房首重大义名分，而亲朝比起名分更看重实际利益，两人之间的嫌隙最终也未能消解。对于关东武士来说，大义名分与自己的生存现实相距遥远，没有必要克服阻力去实现它。

亲房请求占领了常陆国小田城（今茨城县筑波市）的小田治久做说服工作。但是，历应二年（延元四年，1339），高师直的堂弟及养子高师冬被派来征讨亲房，形势于是为之一变。历应四年十一月，小田氏投降，亲房从小田城逃往常陆国关城（今茨城县筑西市），向关城城主关宗祐和邻近的大宝城（今茨城县下妻市）的下妻氏求助，又经过两年的攻防战，两城终于陷落，亲房逃回了吉野。

北畠亲房的亲笔文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提供图片）

这样，南朝方就丧失了重要的据点，而这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亲房采取的劝说方式最终没能打动关东武士。否定现有的社会存在方式，提出一种与现状对抗的“世界应有的样子”——这种言论并未抓住武士的心。那么南朝到底能为武士提供什么呢？一方面，关东武士有时会因为希望获得亲王或大将军这种领导者的头衔而举起南朝方的旗帜，但这更多的时候只是为了保全自身利益而想要一个集结的契机，选择南朝而不是北朝和幕府并没有必然的依据。在当前的局部对抗关系中，若对手支持北朝和幕府，那么自己就会寻求与南朝结盟的可能性——这样的选择也是存在的，总之，他们只是在寻找当前情况下的战术依据。

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士的行动模式是一种随机应变的处世智慧。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世界的存在方式蕴藏在“现在如此”的具体性中。不论南朝还是北朝，都只是因为能被利用才存在，其中，南朝和北朝的差异是相对的。他们大概也会采取另一种形式来解释天皇。

正平一统

南朝虽然在后醍醐天皇死后呈现颓势，但正如前文所述，此时恰逢足利氏内讧，南朝被拉进对抗关系中，遭到利用，也因此有了复兴的可能。

观应二年（正平六年，1351）二月，尊氏和直义兄弟达成和解，因为与直义对立的高师直和高师泰兄弟被杀，事态终于趋向平静。但是，反对直义的人依然不少。三月末，深受直义信任的奉行人斋藤利泰被杀，五月，桃井直常在访问直义的归途中遭到袭击。这些事件背后的关系并不明确，但人所共知的是，从属于直义的人和反对派之间的不和仍然存在，一有风吹草动京城便谣言四起，惹得人疑神疑鬼。

高氏兄弟死后，反直义派的核心人物就成了和直义一起执政的义诠，两人在政务上有分歧。七月上旬，有传言说因为直义在政治上被孤立，南朝想要趁机发起军事行动。于是在七月十九日，直义以与义诠之间的“不愉快”为由，向尊氏表达了辞退政务的意向，以求“四野太平”。同月下旬，义诠麾下的许多武士离开京都，准备战斗，政治形势急速恶化。到了月末，尊氏以讨伐与南朝勾结、在近江筑城的佐佐木导誉为名前往近江，义诠也为讨伐在播磨发起叛乱的赤松则祐而从京都出发。有学者推测，导誉的行动是事先与尊氏、义诠合计好的，不论如何，可以认为这一连串动作都是尊氏和义诠互相配合，为了在京都夹击直义而采取的策略。

了解到尊氏和义诠的行动，直义在八月一日拂晓逃离京都，经若狭进入越前国金崎。跟随他的有斯波高经、上杉朝定、桃井直常、石塔义房、畠山国清、山名时氏和吉良满贞等直义派武士，还有与直义立场相同的儒学家日野有范、日野言范，以及二阶堂行纲、问注所太田显行等自镰仓幕府以来的谱代实务官僚，甚至还有不少奉行人。虽然尊氏似乎直到此时还在寻求与直义和解的道路，但未能成功，九月，直义在近江的合战中失败，于是经过北陆道，在十一月进入了镰仓，受到上杉宪显的迎接。另外，参考记载了足利氏旁系喜连川氏宗谱的《喜连川判鉴》可知，这时，在镰仓受上杉宪显辅佐的足利基氏曾试图在父亲尊氏和叔父直义之间斡旋，但没能成功，于是为避战乱而退往了安房国。

另一方面，尊氏和义诠为与直义决战也极力安定后方，试图与南朝和解。和谈从七月开始迅速进展，在十月下旬终于达成一致，南朝承认了尊氏武士管领的地位，下达了讨伐直义的纶旨。南朝宣布废黜北朝的崇光天皇和皇太子直仁亲王，并停止使用北朝的“观应”年号，统一为南朝的“正平六年”，史称“正平一统”。尊氏接受了这些条件，拜托义诠留守京都，然后向镰仓进军。尊氏先后在骏河、伊豆和相模国的早河尻（今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击败了直义的军队，然后在翌年正月五日带着直义进入镰仓。直义被软禁在宅邸中，在二月二十六日突然死亡，虽有传言说他是被毒杀的，但是否与尊氏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足利氏内讧与正平一统

追随直义的武士中，畠山国清很快归顺了尊氏；上杉朝定曾试图在直义和尊氏之间斡旋，未果，在随直义东进的途中战死于信浓国。其他许多武士，比如石塔义房、桃井直常、山名时氏和吉良满贞等人都投降了南朝，后来让尊氏和义诠头痛不已。另外，足利直冬去往九州，暂时与幕府、南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最后还是迁往长门，与南朝结盟。

其间，南朝与幕府和解，开始在京都接管政权。南朝先是解除了关白二条良基的职务，将洞院公贤任命为左大臣并命其执政，然后派敕使进京，宣布了接管政权的基本方针。主要有两条：①宣布北朝的“神器”是“伪器”并予以没收；②废除北朝的全部官位任命。这相当于完全否定了北朝的正统性。在此前后，京都的公家社会流传着各种谣言，一说废帝与上皇被南朝绑架，一说为了继续政务而将任用少数北朝公卿。也有很多人为自保而慌忙前往贺名生的南朝行宫，接受了官位任命。

一方面，留守京都的义诠因为武士的待遇问题对南朝产生了不满和戒备。不久，正平七年（1352）二月，义诠被告知后村上天皇即将返京，同月下旬，有传言说公武不和、南朝要发动军队讨伐义诠。实际上，后村上天皇在二月二十六日从贺名生出发，经过河内国东条（今大阪府河南町附近），于二十八日到达了摄津国住吉（今大阪府大阪市），又于闰二月十九日进入八幡（今京都府八幡市），占据了可以暗中窥探京都的位置。另一方面，最迟在闰二月上旬，直义的死讯就传到了京都，对幕府来说，已经没有勉强维持和解的理由。正平“一统”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北畠亲房率领南朝军队进入京都，义诠被逐至近江，这是闰二月二十日的事情。翌日，北朝的三位上皇（光严、光明、崇光）和废太子直仁亲王被从京都强行带往八幡的阵地，三月又迁往河内东条，随后更迁至南朝的根据地贺名生，这么做是为了断绝北朝重建的可能性。此外，为响应进军京都，在关东拥戴宗良亲王的新田义兴、新田义宗也举兵攻陷了镰仓，南朝暂时取得了胜利。

被赶出京都的义诠认为和谈已破裂，于是宣布恢复观应年号，并动员各国武士展开反击，终于在三月十五日夺回了京都。在关东地区，尊氏也在稍早的三月十二日夺回了镰仓，南朝方的胜利仅维持了不到一个月。南朝退守八幡，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防守战，但由于缺乏军粮，不断有武士逃脱。经过两个月的攻防战，五月十一日，八幡阵地失守，四条隆资、滋野井实胜战死，许多朝臣投降幕府。后村上天皇勉强逃回了贺名生。

但是，因为三位上皇被带走，北朝方此时既没有天皇也没有上皇，不仅如此，关白二条良基也仍处于停职状态，公事已不可能继续。以处理公事为纽带的京都公家社会面临着运营上的空前危机。为复兴停滞的公事，必须确立新的治天。幕府请求即将出家、进入妙法院的光严上皇皇子践祚，而为了代替不在的治天履行践祚之前的一系列手续，幕府恳请光严上皇的生母广义门院（西园寺宁子）总揽政务。最初，女院坚决推辞，但在受佐佐木导誉指派的劝修寺经显的劝说之下，她先恢复了二条良基的关白官职，让他处理政务，又促成了八月十七日弥仁王的践祚。这就是后光严天皇。

可以认为其间女院的立场就相当于治天，但后光严践祚时仿效继体天皇的先例，采取了受群臣推戴而登上皇位的形式，也就是说，人们认识到此时本应以院宣让弥仁王登基的治天并不在场。另外，后光严践祚之后马上就开始亲政，所以可以认为，广义门院只被要求推动践祚之前的一系列手续，相当于紧急避难措施。总之，为了让公家政权的各机构开始运转，必须拥有作为“启动键”的“命令”，无论将其定义为广义门院的“政务”，还是为重建北朝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其意义主要在于让公家社会正常运转，而不是保证幕府的正统性。

在重建后的北朝，公家最关心的是复兴公事。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是通晓古代典章制度，且一向热衷于复兴公事的关白二条良基。他精力十足地推动公事复兴，经常与近年来的习惯对立，有时甚至被批评为偏执，与周围的人发生摩擦。但即便如此，他也高举复兴旧法的旗帜，毫不退让。他并不隐瞒自己对推进“公事兴行”的后醍醐天皇的敬意，始终倡导回归“正确的状态”，从某种角度上可说是后醍醐天皇的后继者。二条良基后来还指导足利义满古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矩，帮助义满登上公家社会的舞台。

南朝的存续

正平一统时，公家社会因南朝方接管政权而产生的变动，为我们了解南朝的特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随着政权的交替，南朝更换了关白等主要官员，还换掉了天台座主、石清水八幡宫别当等大寺社的负责人，让接近南朝方的人取而代之。几个家族的家督也被替换，比如，近卫家的家督从近卫基嗣变成了其堂弟近卫经忠，西园寺家的家督从西园寺实俊变成了其叔父西园寺公重。自镰仓末期以来，这些家族不断分出旁系，围绕着家督和家领争执不断，嫡系若支持北朝一方，旁系就会为了对抗而投靠南朝。这也是对公家社会而言南朝的存在理由之一。

对大多数公家来说，南朝还是北朝并不重要，各自家族的存续才是第一位的，南朝也好，北朝也罢，朝廷的存在只是赋予了家族存续某种意义。典型的例子就是洞院公贤的异母弟洞院实守。实守深受父亲洞院实泰宠爱，但长期生活在异母兄长公贤的阴影之下。观应之乱时，他为了扭转形势而投靠南朝，在接到兄长病危的消息后，又因期望成为家督而回到北朝，但是，由于武家的干预，公贤之子实夏继承了家督，实守便再次投靠南朝，然而实夏的继承人公赖早逝，他便抱着继任的期待再一次回到北朝。因为像这样在南北之间摇摆不定，他被批评为“颇非忠贞之仪乎”（近卫道嗣日记《愚管记》）。

公家的南北朝分立

总之，两个政权之间并不存在“正”与“伪”的“理念之争”。姑且不论位于各自朝廷中枢的当事人，对于聚集在其周围的公家来说，南北两朝的机能和应有规则并无不同。问题在于，到底哪边掌握了京都各家族的存在依据——公事，并能维系公家社会的运转，哪边才是现在的朝廷。

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实务官僚的变动中。无从得知究竟有多少文官和明法家等实务官僚在南北朝分裂时从属于南朝。在担任实务的官僚中，以统领外记局（相当于太政官的书记局）的大外记为首，掌管太政官事务中枢——弁官局实务的左大史（亦称官务）、管理并维护宫中各种设备的主殿寮、担任宫中财政中枢的内藏寮等职位，被称作“要剧诸司”，作为公家政权运营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官职得到了公认。正平一统时，在这些官员中，大外记由向来在南朝任职的中原师言接任，左大史由在北朝做过官的壬生匡远接任。另外，明法家坂上明清在南北朝初期曾从属于南朝，但在康永元年（兴国三年，1342），又出仕于北朝的检非违使厅，正平一统时被任命为南朝内藏寮的年预（实务负责人），一统崩溃后，又再次归于北朝。类似的“南北往来”并非仅限于坂上明清一人，而是常见于实务官僚，也并没有特别遭非议。实务官僚们并非忠于哪个朝廷，而是忠于自己的家业，不论南朝还是北朝，他们只对能保证自己家业及其运作场所的一方抱有期待。反过来说，不论南北哪个朝廷，只要遵守应遵守的规矩，都能役使他们推进公事。

另一方面，对远离京都的地方武士来说，南朝则是可以选择的集结中心。虽然“南北朝内乱”这个词很常见，但“内乱”的实际内容是一族内部的领地纷争或者相邻武士集团之间的斗争等局部的对立抗争。不论南朝一方（宫方）和北朝、足利一方（武家方）如何组织他们，从武士的角度来看，都相当于将自己身边的对抗关系放到“宫方对武家方”这种构图当中，并以此为自己的行动依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比如，多数在观应之乱时追随直义的武士都并没有在直义死后马上投降尊氏，而是为寻求依据而暂时归顺了南朝，但其中的大多数后来也回归了幕府一方。也有人如后文所述的仁木义长那样，在幕府内部出现对立时投向了南朝。再比如，在东国，占据着下总结城的结城氏加入了足利一方，于是同族的白河结城氏就加入南朝与其对抗。但是，一旦南朝在关东的形势恶化，如前所述，白河的结成亲朝就决定从旁观望，而没有回应北畠亲房的援助请求。正是武士的上述行动导演了“南北朝内乱”。

另外，当秩序以京都的公家武家为中心，逐渐形成并开始渗透各地之时，南朝也发挥了缓冲地带的作用。比如，海盗和木匠这种公家武家向来难以准确把握的“非农业人口”，就聚集在南朝周围以维持生计。希望读者还能想起，后醍醐天皇也曾将这类人召集到自己身边。这些人与逐渐建立起秩序的京都社会关系加深，却无法从旧有规范中找到自身的社会地位，于是就将南朝当作眼下可供利用的手段，创造出网野善彦所说的“异形的王权”。对这些人来说，南朝也相当于收容者或者说秩序世界的入口。

另外，失去了京都这个当时日本的经济中心，南朝只有在财政上依靠畿南领地的收入，以及摄津、河内诸氏，特别是摄津住吉社社家、控制着难波津（今大阪府大阪市）的津守氏的援助。建武四年（延元二年，1337），堺浦的鱼商等人因被怀疑与南朝有联系而被尊氏下令停止买卖。可以想象，还有很多类似的非农业人口可能都参与了南朝一方，但遗憾的是无从判断具体情况。

第三节　南朝的颓势

镰仓府与东国

前文提到，武家故地镰仓设有幕府的驻外机构镰仓府，原本驻守此地的尊氏嫡子义诠在观应之乱初期进京，代替直义执政，而尊氏的末子基氏则东去镰仓。自此，基氏的子孙代代都作为“镰仓公方”统治东国，镰仓公方这种身份也须从基氏算起。话说回来，基氏东去时还是年仅十岁的少年，本应辅佐他的上杉宪显和高师冬两位执事，受京都政局的影响，也产生了矛盾，镰仓府体制在安定下来之前颇经历了一番周折。

观应之乱中，直义派的上杉宪显讨伐了高师直的养子高师冬，然后迎接直义进入镰仓。但直义又败于尊氏，然后死于牢狱，上杉宪显遂退隐上野。之后，在正平一统之时，镰仓府一度被拥戴宗良亲王的新田义宗一行占据，后来又被尊氏逐出关东。就这样，尊氏清扫了眼前的主要敌人、犒赏了麾下的将士，然后将关东政务委托给基氏，并派畠山国清作为执事辅佐，自己则于文和二年（正平八年，1353）八月离开镰仓返京。基氏为防备南朝的进攻，曾在连接镰仓和上野国的镰仓街道要地武藏国入间川（今埼玉县狭山市附近）筑起防线，后来返回镰仓。延文三年（正平十三年，1358），逃亡越后的新田义兴经上野袭击武藏，战败身死，自此，南朝方面成规模的行动暂告一段落。然而，许多旧直义派的武士仍与基氏保持距离，这种不安定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贞治元年（正平十七年，1362）上杉宪显被赦免并再次担任上野和越后的守护。

以执事身份辅佐足利基氏的畠山国清的立场也十分微妙。延文四年（正平十四年，1359），畠山国清率领关东武士前往畿内[4]支援义诠，然而所率武士之中，有很多人因疲于长途跋涉而擅自离队并回国，畠山国清自身也因与仁木义长不和而在军中招致诸多不满。翌年八月，他因担心会在京都造成不良后果而秘密返回了关东地区。原本就对远征十分不满的关东武士们强烈要求基氏罢免畠山国清的执事之位。康安元年（正平十六年，1361）十一月，畠山国清撤回旧守护国伊豆，试图反抗基氏，但在翌年贞治元年（正平十七年）九月战败并向追讨军投降，后又逃亡，最终死于奈良附近。

继畠山国清之后，高师有（高师冬之兄高师秋之子）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执事，贞治二年（正平十八年，1363）三月，上杉宪显就任该职。其后，关东足利氏的执事（后称“关东管领”）地位一直被上杉氏把持，以镰仓公方足利氏和关东管领上杉氏为支柱的镰仓府体制形成。但是，关东管领上杉氏并不仅是镰仓公方足利氏的助手，还与幕府密切联络，在京都和镰仓之间周旋，有时甚至会为京都代办事务。同时，下野的小山氏、常陆的佐竹氏、下总的千叶氏等自镰仓时代以来的豪族在当地依然拥有极大势力，如何掌控他们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关东管领和各国守护的补任状由幕府颁发，这对镰仓公方的实质性权力形成了制约，日后幕府和镰仓府发生对立时，这将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镰仓府是足利政权在关东的代表部门，基本继承了镰仓幕府的构造，效仿幕府设置了政所、问注所等机构，以政所执事二阶堂氏、问注所执事太田氏为首的奉行人等主要官吏之家也继承自前代幕府。同时，关东地区的镰仓幕府直辖领和得宗领大半都被编入镰仓府的直辖领。镰仓幕府灭亡之后，镰仓也依然是关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凭借着从镰仓府直辖领和镰仓各寺社所属领地流入的财富而持续繁荣。

九州的动向

南朝的势力在畿内和东国日渐衰落，只在九州地区维持了比较长的时间。后醍醐天皇派遣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得到濑户内海海盗的帮助，于兴国三年（康永元年，1342）在九州上陆，于正平三年（贞和四年，1348）与九州的南朝方势力中心——肥后的菊池氏和阿苏氏会合。此前，建武三年（延元元年，1336）东征之时，尊氏派一色范氏为镇西总大将留守博多，又在贞和二年（正平元年，1346）派范氏的儿子直氏担任镇西探题，与南朝方对抗。但南朝在正平十年（文和四年，1355）控制了博多，又在正平十六年（康定元年，1361）控制大宰府。幕府派斯波氏经取代一色氏，后来又派出涩川义行，但都未能挽回局势。应安四年（建德二年，1371），幕府起用今川贞世（了俊）为九州探题，作为最后的王牌。了俊不负期待，努力恢复幕府方的势力，逐渐在九州经营方面取得成果。

此间，该地区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那就是身在大宰府的怀良亲王被明太祖洪武帝册封为“日本国王”。中国史料《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的“日本国王良怀”无疑便是怀良亲王。

明洪武元年（应安元年，正平二十三年，1368），明朝打倒元朝，建立了新王朝，然后向周边诸国派遣使者，告知此事。对明朝来说，让周边诸国臣服并接受其朝贡，是体现明王朝“正统性”的必要手段。同年及翌年也三次向日本派遣了使者。最初的使者在路上遭遇强盗，第二次的使者虽然见到了大宰府的怀良亲王，但被怀良亲王依蒙古袭来时期的先例处斩。两任使者都未能完成任务。第三次的使者赵秩成功说服了怀良亲王。明洪武四年（1371），怀良亲王的使者僧人祖来到达明都城南京。册封“良怀”为“日本国王”的册封使仲猷和无逸则在翌年五月到达博多。

这次册封是明朝为求“正统性”而主导的。因为同一时期倭寇猖獗，明朝需要一位“日本国王”来取缔倭寇。对明朝来说，这位“日本国王”必须具备按照明朝的要求来取缔倭寇的意识和能力，但和他能否从实质上统治全日本、是否拥有正统性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怀良一度命人杀害明朝使者。令其改变态度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关于这点，值得注意的是村井章介的推测（《中世日本的内外视角》）。他认为怀良接受明朝的册封，可能是希望通过宗主国明朝的军事介入，使九州脱离日本中央的政治体制。这一时期，以中国东海为主要舞台、从事贸易和掠夺活动的人，被中国和朝鲜史料称为“倭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以日本列岛为根据地的“日本人”。“那么他们是哪国人？”——这种问题原本就没有意义。当时，九州、琉球列岛、中国大陆沿岸、朝鲜半岛通过环绕东海的航路相互联结，在这片海域上活动的人流动性很强，不能被归入某一个“国家”。这里不存在清晰的“国界”。这片海域周围各个政治中心的影响力都随着距离向其外围递减，而在这种空隙里，就诞生了一片模糊的边境领域。过去曾覆盖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在中国，明朝取代了元朝；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日渐衰落；日本列岛则出现南北朝对立。进入14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动荡期，各政治中心都难以掌控的边境领域扩大了。村井推测，这里有可能形成一个能让“国家”概念相对化、具有一体性的地域。明朝建立册封体制，就是尝试在这个具有可塑性的环东海地区建立秩序。村井推测，或许怀良是想以统治九州的“日本国王”的身份参与这个秩序构想，并因为想到这种可能性而改变了态度，向明朝派遣使节。或许九州各豪族也有支持这种构想的意思。

14—15世纪中国东海地区

但是，即便怀良真有如此意图，最终也止步于一种未能实现的可能性。为册封“良怀”为“日本国王”而到达博多的明朝使节，被占据了博多大宰府的今川了俊扣押，册封诏书也未能送到怀良手里。明使了解到“良怀”已不再是九州地区的统治者，于是前往京都与北朝、室町幕府交涉，在收集了关于日本现状的各种信息后回国。另一方面，幕府因怀良被册封为“日本国王”而担心明朝可能进行军事介入，于是也与明朝建交，以切断怀良与明朝的关系，确保对九州的控制，还派遣使者与明使一同回国，但被对方以未携带“良怀”的正式国书为由拒绝。一旦明朝和“良怀”之间建立起册封关系，能与明朝交往的就仅限于正统的“国王良怀”，这是明朝坚持的原则。这种情况使得萨摩的岛津氏在向明朝派遣使节时也使用了“良怀”的名号。[5]后来，足利义满想要与明朝建交，明朝也是先承认义满为“正君”以取代“良怀”，并将他册封为“日本国王”，然后才同意建交。

《倭寇图卷》中倭寇上陆的场面　以16世纪倭寇为题材的17世纪中国画（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南朝诸帝

后醍醐天皇未能实现夺回京都的夙愿。而后村上天皇继承了他的遗志，多次派兵攻打京都。正平一统崩溃以后，他在正平八年（文和二年，1353）、正平十年（文和四年）和正平十六年（康安元年）三度进京。正平十年那次，是投诚南朝一方的足利直冬率领着山名时氏、桃井直常等人进京。

表面上看，整件事的经过是两股势力围绕京都角力、抗争，重复着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总的来说，京都的地势易攻难守，过于依赖从周边地区输入粮食等物资，一旦近江的重要粮道被切断，马上就会陷入窘境。即便通过单点突破夺回京都，对南朝来说，要想确保周边地域也很困难。因此，每次南朝军队突破防线、逼近京都，尊氏就拥戴后光严天皇逃往近江，让南朝军队进入京都，自己则在重整旗鼓后发动反击，夺回京都，而南朝每次都会疲于应对。

在武士们看来，南朝逐渐失去了作为反幕府势力集结据点的魅力，于是纷纷抛弃了南朝。“宫方认为，只要打败京城的敌人，天下武士就会像元弘之乱时那样四分五裂，纷纷归顺朝廷，但事与愿违，不再有新的武士前来谒见。”（《太平记》第三十七卷）这里讲的是南朝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京时的情景。武士们想要站在赢家一边，一时的胜利已不能满足他们。事情并未朝着南朝方期待的方向发展。旧直义派的武士要么没落，要么回归了幕府。南朝作为一种选择的价值降低了。

每次南朝方夺回京都的时候，公事就会陷入混乱或停滞，公家官员对此深感不安，纷纷在私下表示不满。而仕于北朝的公家官员往往遭到解职或没收领地等严厉处分，也逐渐积累起不满。其间不断传出双方进行和解交涉的谣言，后村上天皇周围的人虽然确实努力以有利于南朝的形式达成和解并统一，但上述举措切断了公事的连续性，结果让京都的人心更加疏远。

在这段时间里，正平九年（文和三年，1354）四月，北畠亲房在贺名生死去。晚年的亲房不再以领导者自居，而是隐居于大和国宇陀郡，靠近其子显能占据的伊势。对南朝来说，亲房的死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在被南朝软禁的北朝上皇中，光明上皇在文和四年（正平十年，1355）回到了京都，光严、崇光两上皇及废太子直仁也在延文二年（正平十二年，1357）回京，其背后或许有日渐衰落的南朝寻求融合之道的影响。另外，延文四年（正平十四年），畠山国清、土岐赖康等人率军进入京都，南朝方从中预料到足利方的攻势，产生了动摇，有传言说正平一统以来出仕于南朝方的大部分公卿将要回到京都，但实际上，只有中院通冬、二条为忠等二十余人投降了北朝。

在这种状况中，后村上天皇于正平二十三年（应安元年，1368）死去，继承皇位的宽成亲王（长庆天皇）似乎是相当坚定的强硬派。后村上天皇晚年不断尝试的和解交涉在长庆天皇的时代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代表天皇参与和解交涉的重臣楠木正仪也在正平二十四年（应安二年）离开南朝，投降了足利方，由此可见长庆天皇的态度有多么严厉。

长庆天皇的愿文　“今度之雌雄如思者”，祈祷胜利。但关于其敌人，一说是北朝、足利方，另一说是后龟山天皇，文书内容被看作南朝内部对立的证据（金刚峰寺藏）

长庆天皇在弘和三年（永德三年，1383）让位于（关于时间有不同说法）弟弟熙成亲王（后龟山天皇），在他让位前后，弘和二年（永德二年），楠木正仪又回到了南朝，有学者据此推测长庆天皇和后龟山天皇在对北朝及足利方的方针上有嫌隙。

形势日益严峻，留在南朝的廷臣也对京都产生了憧憬。《新叶和歌集》表现了南朝廷臣对京都的看法。这部和歌集是由宗良亲王奉长庆天皇敕命编撰的准敕撰和歌集[6]，于弘和元年（永德元年，1381）成书。宗良亲王年轻时热衷于和歌，曾拜二条为定为师。宗良亲王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入选二条为定在北朝方编撰的敕撰集《新千载和歌集》，但因身为南朝方歌人而未能实现，不甘心自己的作品被埋没，于是策划编撰了《新叶和歌集》。从内容看，《新叶和歌集》中多是表达对京都风景的憧憬和描写颠沛流离之苦的作品，在此列举几首：

暮年秋色美，月从古都来。谁解离乡苦？

——后村上天皇

吉野孤枕畔，犹响捣衣声。谁言古都风，不来吉野山？

——宗良亲王

若无京都月相伴，良辰美景总难眠。

——二条为忠

尽管其序文表示不承认北朝敕撰集的正统性，但是，南朝众人内心想必也很清楚，自己身在远离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

顺带一提，《新叶和歌集》也是供我们一窥南朝廷臣构成的重要史料。这部和歌集收录了一千四百余首和歌，包括从建武初年到弘和年间一百五十余名南朝方的作者。这并未网罗全部的南朝廷臣，另外也有不少无法确定真实姓名、宗谱或活跃时期的作者，即便如此，仍可从中看出，与北朝相比，南朝歌坛里的高级官员多，下级官员少，是一个“头重脚轻的歌坛”（井上宗雄《中世歌坛史研究——南北朝时期》）。若认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朝官员的构成特点，就可以从中看出南朝的致命缺陷——远离京都，缺少基层机构，无法作为政权自立。

在《太平记》所记载的延文、康安年间（1360年前后）的一则故事里，也有一位“看起来像是儒学家的云客（贵族）”登场，他说“直到今年春天为止我都出仕于南方，但我看出自己既不能倾覆天下，也不能守成治国”（守文），于是离开了南方（第三十五卷）。对以儒学为业的人来说，“守文”无非就是维持和继承先祖留下的家业，而朝廷官员只有在京都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这明确表现出京都的中心地位，要想在吉野山建立另一个中心终究是不可能的。南朝正是以夺回进行公事的场所——京都为目标而存在，但这也逐渐失去了现实意义。

《新叶和歌集》抄本第一卷开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在这种情况下，后龟山天皇积极推动与北朝、足利方和解，最终让南北对立的局面落下了帷幕。

第四节　二代将军义诠的时代

幕府官制的整顿

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在延文三年（正平十三年，1358）四月三十日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据记载，直接死因是背部肿块，发病十五日后去世。

此时，其子义诠已经积累了不少从政经验，作为继承人无可置疑，于同年十二月接受了天皇的将军任命诏书。尊氏去世四个月后，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后来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出世。义满出生时，虽然战火还未燃尽，但局势已渐趋平稳，他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

义诠继承了尊氏的职位，他的任务是巩固室町幕府的政权体制。尊氏去世两年前，观应之乱中投靠直义、后来占据了越前的斯波高经归顺幕府，北陆的形势终于稳定下来。

尊氏死后过了两年左右，延文五年（正平十五年，1360）七月，历任伊势、伊贺守护、侍所头人等职的仁木义长由于同畠山国清、细川清氏发生冲突而背叛幕府，翌年归顺了南朝。然后，赶走了仁木义长、掌握了实权的执事细川清氏又与佐佐木导誉发生矛盾，后来也背叛幕府，投降了南朝。政治情势中仍然蕴藏着流动性。有实力的武将因为政治矛盾而离开幕府、投降南朝，而南朝一旦获得力量便会试图夺回京都。幕府内部矛盾的主因是武将关于守护职和领地的争斗，而上述事件则体现出调节这些矛盾的体制还不成熟。

然而，与南朝联手获得的军事胜利都不长久，南朝的利用价值便明显降低了。然后在贞治二年（正平十八年，1363），山阳的大内弘世和山阴的山名时氏相继归顺幕府，自此以后，大规模的反幕府行动基本上消失了。

随着体制基础逐渐变得稳固，义诠开始着手整顿幕府的官制。贞治元年（正平十七年，1362）七月，斯波高经之子斯波义将奉命担任自细川清氏叛离以来一直空缺的执事。此事的经过在《壒囊钞》（由室町时代中期的僧人行誉编写，是一种百科辞典）中有记载。据说斯波高经再三推辞，但将军恳请他“务必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于是高经让嗣子义将担任该职，自己则从旁辅佐。与之相对，义将的兄长氏赖则认为相当于足利家家宰的执事应该由高氏那样的谱代家臣来担任，而由同族的斯波氏担任会有损家名，于是愤而出家（《壒囊钞》说此事发生在义满的时代，若发生在义满的时代则与时间不合）。这则逸闻似乎来自斯波家的家传，所以有可能为了强调斯波家的门第而进行了修饰，但学者普遍认为，它说明在这个时期，足利家的执事正在逐渐转变为一个管理天下政务的官职。

管领之职承担着幕政，从足利家的家政中分离出来。关于其权限内容，可以认为是负责“政务”的官职，继承了镰仓幕府的“执权”，在室町幕府初期曾由直义承担，后来则是义诠。

像这样，管领制就被确立为一种承担幕政的机构。管领制的确立将足利本宗家与旁系各家区别开来，幕府首长的地位从此成了足利本宗家的家业，代代相传。管领制还使足利一门的其他各家承担起辅佐本宗家运营幕府的职责，甚至让其他各家也参与幕政，将他们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斯波、畠山和细川三氏都属于足利一门，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管领由三家中某一家的成员担任。山名、大内等足利一门以外的大名也从各自的立场参与幕政。除了关东足利家这个特例（此后数年，实际上关东足利家的当主总是参与京都本宗家的继承权竞争），足利家的职责和其下各家的社会位置关系都逐渐被固定，规范各家关系的礼仪也得以确立。武家社会效仿公家社会，终于在义满的时代确立了门第秩序。

另一方面，管理家领等与足利家家政相关的职责由政所承担，从以管领为核心的幕政指挥系统中分离出来。另外，有研究者认为，镰仓时代负责统领御家人的机构侍所，在这个时代开始参与检断等维护京都治安的事务，也作为将军直辖机关而从管领体制中分离出来（佐藤进一《日本中世史论集》）。从这里可以看出足利家家政的形成与幕政密切相关，但仍作为独立部分被分离出来。从义满的时代开始，幕府加强了对奉公众（直属军）的整顿，可以说是上述现象的延续。另外，因为京都是幕府脚下的特殊领域，在统治京都的方式这个问题上，幕府与公家政权特别是检非违使厅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后文还将谈及这一点。

诉讼手续的整顿

在二代将军义诠的时代，对诉讼手续的整顿仍在进行。其中的典型就是研究者所谓的“特别诉讼手续”。这是要求返还被强占领地的手续，只要当事人能出示证书，提供某种有力的历史渊源，证明该领地当由自己知行，就可以获得知行权，这比通常的手续简单许多（石井良助《中世武家不动产诉讼法的研究》）。

在这里，希望读者能回忆起本书第一章谈到的，与领地和所职的知行权有关的权门及其职能（的变化）。权门通过任命、承认领地和所职，为当事人提供行使知行权的依据，而当有人对这种依据提出质疑的时候，就要重新进行裁决，然后再将裁决结果当作新的依据使用。这就是被研究者称作“本所裁判”的权能。但是，本所裁判提供的依据并不排斥继承、买卖和转让等与本所无关的依据，也不排斥来自其他本所的依据。在镰仓后期登场的公方，就是从外侧来规范本所裁判的，还要不时调停本所裁判造成的矛盾。这正是人们期待公方承担的职能。

一方面，室町幕府具有本所的特性——赐予麾下武士领地，让他们补任所职，并为其提供有力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又承担着公方的角色，要调停来自不同地方的依据与依据之间的矛盾。像这样作为公方的室町幕府，其权能特征就是所谓的“施行”或者说“遵行”手续。拥有知行权的人，依据某种历史渊源，在当地知行领地和所职，而要想改变这种知行现状，就需要采取“遵行”手续，也就是前一章第四节曾提及的“使节遵行”。镰仓末期采用的这种遵行手续的原型，就是派遣使节到当地执行命令，并告知周边地区的人，而室町幕府则将这种手续规定为守护的职务，并确立为制度。

“特别诉讼手续”就是以这种遵行制度为前提构成的。它的模式是，当拥有有力依据但并未实际知行领地和所职的人，要求实际知行的时候，可以不回溯并检验这种依据的真伪，承认其有效性并马上启动遵行手续。但是，通过了这种手续的依据并不会马上获得排他的正确性，没有被采用的依据也不会遭到全面否定。这种手续的作用并不在于对以各种形式提供的各种依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决定性判断，而是以暂定的形式进行调度整理，曾一度被拒绝的依据，也仍有可能被接受。

在义诠的时代，要求启动遵行手续的诉讼会被提交给义诠本人，由义诠直接裁决，然后守护再据此启动遵行手续。因为不再回溯依据的根源，也就不再需要审理证书、报告先例，这样，引付就不必出场了。可以认为，在室町幕府的政务处理过程中，引付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趋向专制”。来自各种地方的依据具有相对性，而遵行手续抛开了这种相对性，独立进行知行认证。这样，“是否通过了遵行手续”就成为能否拥有知行权的指标，无须再回溯、验证各种依据的根源，而是以暂定的形式表明权利所在。领地的知行权则由公方视具体情况、以不与依据相抵触的另一套标准来决定。发生在领地知行的秩序、诉讼的作用以及公方职责上的变化，可从上述现象中窥见一二。

尽管如此，不论这种制度有多么完备，若是对通过武力颠覆现状的行为置之不理或者给予默认，也无法发挥实际效果。只有采取某种手段，让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失去效力，制度才能有效运转。

事实上，室町幕府早就准备处理上述问题了。贞和二年（正平元年，1346）二月，室町幕府提出被称为“故战防战法”的方针。“故战”是指发起战斗，而“防战”是指防御。“故战防战法”就是禁止武士私自以武力解决与领地相关的纷争，不论缘由如何，发起战斗一律被视作犯罪，防御的一方若无充足理由也是同罪。总之，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听从上意并通过遵行手续；不经过正规手续，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被视作犯罪，将受到惩罚。提出这种方针是为了支持遵行，使其作为改变现状的必要手续发挥实际效果。其中或许也包含着令南朝方提供的依据失去效力的意图。但这种意图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以这种制度性保障为杠杆，进行领地知行的再定义、再整理。幕府的诉讼处理制度作为中世后期的公方权能范本，在义诠的领导下得到了重组。

守护分国的形成

在室町幕府体制下，守护承担着重要职能。在镰仓幕府中，守护负责统领国内御家人、执行犯罪检断。而在《建武式目》中，守护则被称作“上古之吏务”，意思是守护的职能被按照古代国司的标准重组，参与维持管国内的领地知行秩序。

在室町幕府中，除了前节所述的使节遵行以外，守护有时还承担着授予阙所地的职能。所谓的授予阙所地，就是对因犯罪或其他事由而遭没收的领地（阙所）进行再分配。这项职能与遵行的职务相结合，守护便承担起了统领管国内领地知行秩序的职责。

正因为如此，如何控制守护就成了幕府体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幕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表现在其安排守护的原则中。另外，原则上守护以一国为单位设置，室町幕府将守护的管辖国称为“分国”，但有时也视情况将其称作“分郡”，也就是说，在国内下设不同的郡，将守护的权能分别给予不同的人。

在政权成立初期，足利氏还不具备能在各国设置守护的人员基础。为了让守护最重要的职务——军事动员具备实际效力，足利氏录用了许多当地有势力的传统豪族为守护。其中，既有下总的千叶氏和甲斐的武田氏、萨摩的岛津氏这种从镰仓时代起就担任守护的家族，也有相模的三浦氏这种过去曾担任守护，但被以得宗家为中心的北条氏一族夺走了职务的家族，还有像常陆的佐竹氏、信浓的小笠原氏这种没有在镰仓时代担任过守护的家族。室町幕府的守护体制，就是从这些外样[7]守护开始的。中央政府要想控制在各国拥有独立势力的守护，经常会遇到困难。

虽然以这种情况为出发点，但足利氏仍抓住各种机会，任用一族中的各家系和高氏、上杉氏等谱代被官为守护，努力确保对各分国的直接统治。不过，因为与南朝方对立，也很难无视当地的势力关系来任命守护，有时，为了让像山名时氏这种南朝方的武将归顺幕府，还不得不采取承认其守护职的妥协办法，事情未必会依足利氏的意愿进行。纵观整个14世纪，幕府、守护体制就是在不断寻求政治平衡的过程中一点点构筑起来的。

其间，有不少家族像桃井氏、石塔氏和高氏那样，以足利族人或其被官的身份被录用为守护，但在观应之乱中没落了。也有像石桥氏、仁木氏这样在其后的历史中体验到没落之苦的家族。在守护管国，没有独自地盘的同族守护遭到了严酷的淘汰。其中，管领辈出且参与幕府政务中枢的细川、斯波和畠山三氏确保了各自的世袭分国。另外，隶属于足利一门的一色氏、今川氏，一门之外的山名氏和赤松氏也被称为“大名”，负责为幕政上的重要事宜提供建议，他们也都确保了各自的世袭分国。此外，上杉（越后）、大内（周防等地）、富㭴（加贺）、土岐（美浓）、河野（伊豫）诸氏也基本确保了各自的世袭分国（参见图片）。单看个别家族，似乎一直在变动，但从大框架上来看，守护家世逐渐固定，被公认为武家社会中门第的重要指标。

义诠将军继位时的守护配置

进入15世纪后，守护原则上必须在京。守护门第形成，分国也已固定，守护和分国当地代官之间的联络渠道逐渐建立并稳定下来，成了维系中央政治与地方秩序的纽带。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以与领地知行秩序有关的诸项权能为杠杆，国内武士的被官化、国内领地收益的确保与再分配也都被守护以“守护请”的形式承包。在守护的领导之下，各地都在对分国秩序进行重组。在此过程中，关于前者（守护的被官化），幕府想要以守护为媒介来统治分国，同时又担心分国过度独立；关于后者，庄园领主（本所）想要利用守护，以高效的方式确保收益，但又担心领地变成实质上的守护领。守护与两者的上述关系就造成了种种摩擦。

在这种守护体制中，只有东国与九州是例外。在这些远离京都的地区，传统豪族的势力得以保存，守护的在京原则也并不适用。在关东，以镰仓府为核心，上野、武藏、伊豆等地守护都由上杉氏世袭，此外，常陆的佐竹、下总的千叶等传统豪族也被任命为守护。奥羽两国不设守护，足利一门的吉良氏和斯波氏作为奥州探题和羽州探题被派遣至当地，后来也被纳入镰仓府的管辖之下。但是，在南奥羽，实际的统治权被以“分郡检断职”等形式分割，委托给当地有实力的武士，如相马氏等。而在北奥羽，以镰仓时代被任命为“虾夷管领”的津轻安藤氏为代表，当地势力通过贸易与北方世界紧密结合，以京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在这里的影响力极为有限（海保岭夫《虾夷的历史》）。在九州，继今川了俊之后，同属足利一门的涩川氏被任命为九州探题，但岛津和大友等镰仓时代以来的守护并不会轻易听命于九州探题。他们与东海世界联系紧密，有可能谋求脱离以京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在与京都的关系中，这些地方豪族都拥有较强的独立性，这为其后的时代遗留下需要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

[1]住在京城的特别能说长道短的年轻人称为“京童”。

[2]落书，是一种讽喻政治、社会或个人的匿名文章。

[3]门迹，日本佛教用语，指继承了一个宗派的寺院，或由皇族、贵族出家当住持的寺院。山门三门迹，指天台宗山门派的圆融院、妙法院、青莲院。

[4]畿内，指京都附近的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五国。

[5]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1374），岛津氏久曾遣使入贡，呈上“表文”，但是明太祖以其“无本国之命，而私入贡，仍命却之”，拒绝了岛津氏入贡的请求。具体记事详见《明太祖实录》第九十卷，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朔。

[6]敕撰，指天皇下令编撰，南朝方的敕撰和歌集被称作“准敕撰和歌集”。

[7]外样，非谱代家臣。

第五章
社会整合的转换

第一节　“法”的确立

“天下一同之法”

中世的人不时会用到“法”这个词，但它与近代所说的法含义稍有不同。

简而言之，这里的“法”是指“做法”和“规则”。被称为“法”的事物，是现行的某种做法，但不一定意味着“正确”或者拥有制度依据。

虽然现代的“钟摆式打法”和“不正当的经营法”等词语中的“法”也是指“做法”，但这在中世是一般用法。从这种种“做法”当中将作为制度的法区别开来，赋予它有别于其他“做法”的特殊效力，近代法就是这样产生的。与之相对，中世的法未做这种制度上的区分，是并存的。尽管如此，遵从现行的、有序的规则也被认为是社会生活平稳运行的基础。究其原因，若众人都对现行规则进行观察，就会从中发现规律，这种规律又会为众人的言行举止提供某种标准，使他们能够协调一致，从而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进行。

因此，中世的法虽不具备普遍的通用性，但能在不同场合发挥相当于当地规则的作用。做法、规则一旦被认定为上述性质的法，就能为实践提供依据。每个村落有每个村落的法，商人也有商人同行的法。至今为止一直采用的做法，就作为“先例”“习惯”被引申为各种场合应实践的法，为各种主张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但是，这样的法，即便在本应共同实践的人群内部，都未必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比如，在近江国，某商人集团在某地进行交易，他们推崇以“古法”为依据的“古来惯例”，指责别的商人集团脱离了“古法”，实行“新法”。像这种对立时常发生，往往不是通过武力解决，就是靠有权力的人来调停（樱井英治《日本中世的经济构造》）。在这个过程中，商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逐渐更新法。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实践不同的法，并且不断创造出新的法。

幕府和朝廷的法，基本上都是在各种现场实行的法。因此无须另行通知众人，无论是谁，只要与幕府、朝廷接触，就能当场观察并体会到。例如，只要接触到幕府的诉讼，就能从实务官员的行为中体验到诉讼法，也可以从公示的判决当中观察到幕府的法。当然，这些法都有可能成为更广阔人群之法的源头，但必须有人参照幕府之法，将其导入自己的行为现场。这里并不存在像近代法体制中的立法和公布这种能将诞生于某地之法的效力普及到全社会的程序。法不断产生于不同的实践现场，是应现场之需而产生的。

不过，到了中世后期，史料中经常出现被形容为“天下一同”的法，它与适用于个别场合的法不同，拥有独特的运作范围。换句话说，它是指天下各种势力都应遵守的、内容相同的法，其中的代表就是13世纪末期以后经常有人提倡的“天下一同之德政”。与个别场合的实际情况无关，从外部引入，适用于天下所有的场合——这样的法，为不能共享地方法的众人提供了可以共享的规范。“天下一同之法”的近义词是“天下之大法”。

13世纪末期以后，“公方”开始广泛提倡“天下一同之法”，使其在最广泛的人群中发挥媒介作用。关于公方，正如第一章所述，相当于朝廷或幕府，它能超越个别场合，调停各种相互对立的法。参照“公方之法”，人们可以调整法与法之间的冲突；公方经手之后，也可能对不共有地方法的人群行为做某种程度的预测。以这种“公方之法”为媒介，通过各种场合的反复实践，“天下一同之法”的“天下一同”性增强了，事实上发挥了相当于众人皆知的共同法的作用。这样，中央制定的法被公方使用，就有可能产生“天下一同”的影响。

地方法的变化

有别于地方实践传统的“天下一同之法”被从外侧反复引入，应用于地方法的领域，成为地方法标准化的契机。

比如，知行某块领地的现象。在镰仓初期成为高野山领地的备后国大田庄（今广岛县世罗町附近），领主高野山将庄园管理委托给了僧人鑁阿。鑁阿根据“置文[1]”“下文”，向当地庄官公布了庄园管理方针，而庄官则提出“请文[2]”，表示同意。此时达成的具体协议就形成了大田庄的法，其中所包含的对各种职务的知行权，是在与本所的关系之上成立的。

“僧鑁阿下文”与“请文”（右起，金刚峰寺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影写本）

然而，因为中世后期“天下一同之法”的登场，这种地方法被逐渐改写。如第一章所述，在镰仓后期弘安德政的过程中，权门在国制上的职能被重组。在弘安德政颁布的宣旨里，有“应停止将寺社领地捐赠给其他寺社及个人”的规定，而且，这条规定还说：“若以土法代替制度，岂不反而阻碍新法。”从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若总是采纳地方法，政策的推行就会受到阻碍；还能看出这样一种意图，即要让中央制定的法超越地方法之间的差异，在各地通用。

以此为开端的领地秩序重组进程，最终催生出新的知行方式。有关领地知行的纷争须仰赖公方裁决——通过在各地重复、积累这样的实践案例，“公方之法”就为各地的规则提供了一贯的根据与说明。例如，关于前文提到的大田庄领主和实际经营者的关系，镰仓末期的誓约书中提到，忠于“京都和关东的指令”是承包领地的前提条件。到了14世纪下半叶，守护似乎承包了大田庄的经营，应永九年（1402），幕府也对此予以认可，作为领主的高野山实际上仅参与经济分配，而不再与现场的法直接相关。

诚然，地方法并未因此崩溃。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地方法与其他各种法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常见，于是人们引用共通的“天下一同之法”作为回应，这样一来，地方法也就逐渐变得相似。但是，公方之法渗透地方法的程度并不均等，另外，即便以公方之法为前提，也有人试图以改编地方法来抵制公方之法的渗透。从南北朝到室町时期，出现在“国人一揆[3]”承诺书中的法便是其中一例。逐渐接受公方之法，并在这个框架之内调整一揆成员相互之间的法——这种地域性法规的形式就被称为“地域性一揆体制”。

这样，“天下一同之法”就赋予了秩序的应有状态一种统一的形式。法虽然依旧产生于各种具体的实践，但是由于这个过程中有了统一的规则，一种能让许多人依靠的稳定性就出现了。这件事也为领地知行以外的多种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环境条件和参考范例。

村落和“法”

作为生活场所的村落，也不能置身于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之外。在村落这个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即村庄法的存在方式，也因外来的“天下一同之法”而产生了变化。

先看看人们对德政令的反应。镰仓后期，幕府颁布的德政令准许原主收回未得到幕府认可而被出售、典当的御家人领地，这被称作“天下一同之德政”，逐渐扩大到御家人领地以外的土地，成了人们取回自己已放弃领地的依据。尤其是在永仁德政令时，有人收回已经卖出的土地卖给别人，或者又交还给同一个买家（不限于再次卖出）。

在买卖土地时，人们本就会采取各种保证手段，比如安排保证人、让子孙在交易证明（卖券）上签字画押，或者让卖主在“追夺担保文言”中写下保证：“这块土地没有被子孙和他人提出异议的危险。”各个地域的法就这样形成了。

而此时登场的“天下一同之德政”干扰了既有之法。作为回应，13世纪末的地契中出现了“德政担保文言”。卖主表明“即便有天下一同之德政的命令，也不要求应用于该土地”，14世纪以后被广泛应用，最终定型为交易证明的范本。不过，这种声明原本也不是特别可靠。到了15世纪下半叶，在认识到“即便有天下一同之德政”这种话本身也会被德政推翻之后，人们又开始写下“由于这是特别商量好的协议，所以必须遵守”这样的话。然而实情是，就算是特别协议，一旦发布“天下一同之德政”，也很有可能作废。另一方面，也经常有人写下发生纠纷时会请公方调解一类的话。就这样，在进行土地买卖时，人们吸收了德政的要素，有时还会搬出公方，当事者之间的法就被逐渐改写了。

这种法的改写并不仅限于土地买卖关系。中世后期，“大犯三条”——给重大犯罪分类的法、“故战防战法”——禁止私自动用武力的法也都属于公方规定的“天下一同”之法，在村落和国人一揆中发挥着制约地方法的作用。例如，在明德三年（元中九年，1392）肥前松浦党一揆的契约书中，有一条写着“应坚守大犯三条与本条之要旨”；永正十一年（1514），在法隆寺领地播磨国鵤庄（今兵库县太子町）发生的砍人事件被判定为“难逃大犯三条之罪”（《鵤庄引付》）；天正二年（1574），在奈良近郊的九条乡发生的砍人事件被判定为违反了“后佺方佺”（与“故战防战”同音）（《药师寺中下腊检断之引付》）。

这种环境变化也规范了领主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庄园领主抚民劝农，百姓则上缴年贡杂税，这种个别的相互关系形成了各个庄园的法。但到了中世后期，领主和农民的关系不再是个别的关系，而是被笼统看作“相当于领主之人的职责”和“相当于百姓之人的职责”这种普遍性的关系。

美国的日本史学者托马斯·基尔斯特德（Thomas Keinstead）将形成这种人际关系的场所称作“抗议的剧场”（the theater of protest）。它意味着，对庄园领主的抵抗不再直接发生在个别领主与百姓之间，相反，这种抵抗是在“领主与百姓的关系理应如此”的共同认识之上被构想出来、被实践的；另外，其依据也会在社会上公开，让“他者”看到、听到。

从南北朝到室町时代，人们对领主与百姓关系的认识恰如“百姓申状”所示。例如，建武元年（1334），东寺领地若狭国太良庄（今福井县小滨市）的百姓向领主和东寺提出申状，其中，关于百姓的责任是这样说的：“依百姓习俗，不论是否有未缴纳的年贡，在农月都应专事农耕，完成农业，尽量缴清年贡”；与之相对，领主的责任是：“依以往惯例，在百姓衰微之际，应下赐农米，以使其完成农业”，要求领主以“御哀怜”的形式减免杂税负担。百姓提出缴纳年贡与劝农抚民这种相对的职责关系，并以此为前提，要求减免而不是废除百姓的义务。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做法也将出现在后来的所谓“百姓一揆”中。

领主和百姓双方所共享的原则，成了对话和交涉的前提。这样，“剧场”中可能发生的事态在范围上就受到了限制，同时，可能使用的手段也受到了限制。将各自的职责当作原则，保持势均力敌，这种状况对双方而言都既是武器也是制约，且能起到固定双方关系的作用。这种情形，造就了日本社会从中世后期到近世的根基。

正如网野善彦所极力主张的，上文中那种将领主与百姓的关系视作日本社会根基的认识，没有考虑到非农业要素，因此是一种虚构。另外，也无法判断领主和百姓内心是否相信这种关系。但正因为它是一种虚构出来的原则，所以才表现出了全社会共享的自我认知——“应该如此”，这种认知正是法的前提条件。

在日本社会从获得这种自我认知，到共享一种虚构出来的“规范”的过程中，文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节　文书的渗透

从口传到文书

进入14世纪，流传至现代的文书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学者估计，和镰仓时代相比，室町时代制作并保留下来的文书数量增加了一位数。这不仅是因为新时代的文书更易保存。单就文书的质量而言，14世纪以后，文书在多样化的同时，其样式也出现了解体的倾向，看上去像伪作的文书也一下子变多了。总的来说让人感觉和前代相比，有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开始使用文书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无疑有远超前代的大量文书诞生于远超前代的多种场所。

中世前期社会使用的文书样式，大部分来自令[4]的规定，是在公家社会中通用的公文样式。话说回来，正因为与国家机构相关，使用文书的行为才形成了制度，公家社会以外的人也会通过官司国郡的行政、与权门的关系加入到文书的世界中。只有在与官司或各家族业务有关的场所，也就是说，在由“职”构成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才会用到文书。那么，与此无关的人自然就不会用文书的形式来表现社会关系。

例如，在自己开垦并耕作土地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特意制作证明文书。在土地从父祖到子孙代代相传的过程中，通常也不会出现文书的授受。将土地卖给他人的时候，虽然有时也会制作文书并让村里有影响力的人签字证明，但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由卖方在买方准备好的东西上简单签字，这一般是只记录了必要事项的文书样本，也有人一次性制作大量样本来收集土地。也有很多买卖和转让行为并未留下任何文书证明。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接触到文书的人来说，偶尔才用到的文书是非常陌生的事物。

像这样，原本并不依赖于文书而存在的关系，逐渐采取了和先前不同的表达方式，文书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正是14世纪的一大特色。

例如，从“百姓职”的买卖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百姓作为直接耕作者或者年贡承担者的立场原本并不是“职”，一般也不需要制作文书。“百姓职”这个词是在中世后期才登场的。也是在这个时期，“百姓职”才成为买卖的对象，买卖时才开始制作文书。这种情况下的“职”，并不表示受托于本所，而是表示对土地拥有权利。

另外，在以近江国为中心、广泛从事商业的人群中，每个商人都会以“卖场”“立庭”的名义宣示自己的地盘，并得到同行认可，遭到侵害时则会动用武力。就这样，通过反复的实践，习惯性的秩序形成并维持下来。这种秩序被称作“古法”或者“古制”，但没有形成文书，外人很难看出来。不过，14世纪以后，这些商人之间的秩序也被写入文书，卖场、立庭变得肉眼可见，到了战国时代也成了买卖的对象（樱井英治《日本中世的经济构造》）。

总的来说，在中世前期，不经过本所、只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局部关系被称作“杂务”，在处理这类杂务时，出现了使用文书的倾向。其实质是以公方的秩序表现形式为样板，重新认识并规范社会关系。

这样一来，第三方参与这种社会关系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另外，由于产生了书面语这种以当事者之外的第三方为对象的表达方式，一种即便换了当事人也仍能存在的社会关系就形成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以公方建立的“所务”世界为样板，形成了稳固的结构。原本只涉及当事人的口头承诺被写成文书，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在这里，文书正是面向社会的语言，通过文书来讲述的事情，逐渐形成了社会规则。文书表达这种行为模式便形成了。

伪文书的效力

文书效力的扩大提高了文书的产量。但是，大量生产对文书的质量造成了消极影响。

首先，因为过去从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文书的阶层也开始使用文书，人们在读写能力上的差距就拉大了，固定的用语、格式等也渐趋消解。过去，在公家社会及其外缘，各种文书被按照不同的场合细分成不同的格式和书札礼，这种形式上的区别本身也成了重要的交流手段，但是因为其用途和使用者的扩大，有时复杂的格式和书札礼就不再适用，这导致了格式的瓦解。与此同时，因为人们不再共有使用书面语这种文化基础，结果产生了大量无法从和汉典籍中引经据典、使用相关惯用表达及措辞的文书，简而言之，就是幼稚而拙劣的作品。这导致了不同于过往的文书样式的诞生。

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想要以文书表达过去从未以这种形式表达过的事物时，总会有意无意地造成错误、歪曲或者谎言。例如，在以文书表现商人之间的秩序——比如说各自的地盘时，就要将这种由具体实践界定的疆域视作一种明确的界线而不是模糊的范围，这种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新认识的形成。话说回来，记述的基础——记忆原本就受记忆者的关注点和认识能力等因素制约，包含着模糊性，另外，选择性地描述过去的实践也会改变过去的样貌。总而言之，以现在的观点来描述过去这件事本身，不外乎以反映现在关注点的方式来塑造过去。

另外，人们不仅会记述从过去到现在的实践，还会通过说明其依据的正确性来增加自身主张的说服力。有时甚至会假借用明、天智、天武等古代天皇以及源赖朝这样的武将来讲述起源，并回溯过去，制作能够证明其依据的文书。如果将这种文书称为伪作，那么在14世纪以后，像这样伪造出来的文书明显增多了。像铸工、木匠之类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融入文书世界的时候，往往会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回溯其营业传统，并制作文书。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文书都是出自恶意的伪作。实际上，有些确实是前代流传下来的起源故事，有些则可能是以史实为背景的。比如被铸工当作诸国经营权之依据的藏人所牒，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在中世后期通过回溯时代制造出来的伪作，但是也有研究者（网野善彦《日本中世的非农业民和天皇》）认为其上加盖的“天皇御玺”有不少是真货（也就是说朝廷自身也参与了制作伪文书）。总之，不可能马上判定回溯年代制成的文书是伪作，要想准确把握文书内容背后的情况，对当时的人和现代的学者来说一样不容易。即便有人因为可能是伪作的文书发生争论，要求幕府和守护进行裁决，凭当时的书面证据鉴定技术也经常无法应对（樱井英治《日本中世的经济构造》）。因此，即使是伪文书，也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再者文书的存在本身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后白河天皇宣旨案”　承认“近江国保内商人”通商和买卖自由的伪文书（南北朝以后）。当地商人据此从守护六角氏处获得了有利于自己的裁决（今堀日吉神社藏，滋贺大学经济学部附属史料馆提供图片）

在这种情况下，制作或收集文书这种行动模式延伸到了农村。当某个村子与邻村发生争端时，或者与庄园领主和武士进行各种交涉时，有记录的先例和类似案例就可能影响争论的走向与结果。从这一认识出发，在中世后期，制作记录、收集并保存相关文书以备不时之需，有时甚至伪造必要的文书，就成了普遍现象（田中克行《中世的总村和文书》）。即便这些文书不能直接证明人们的主张也无妨。由于他们也不清楚什么种类与形式的文书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要先将文书收集起来，根据使用方法，说不定能派上用场——也就是说，总之要先采用文书的形式。这种认识反映在人们的行动模式中，造成了一种特别珍视文书的心理状态。学者们将这种行动模式和心理状态称作“中世的文书主义”。

这样，社会对文书的需求增加了，人们对文书作用的认知也提高了。于是，人们对文书的供给源——朝廷和幕府的期待和看法发生了变化，统治方式也随之大为改变。

读写能力与统治技术

认识、使用文字的能力在英文中叫“literacy”（读写能力，日语中常写作“识字率”或“识字力”，但不一定准确）。欧洲国别史学科非常重视全社会的读写能力与统治技术的关系。例如，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在英格兰，从11世纪到13世纪，使用文字的记录和交流技术渗透进了全社会，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因为文字有形体，所以比声音语言更容易再现，也可以为第三方提供事后参考，这使得高度均质化的统治成为可能，甚至会对人们的心理状态和世界观产生影响。

当然，不能将这一观点简单套用于日本。毕竟，日本中世发生的变化并不单纯是“开始用文字记录声音语言的内容”。日本中世文书中经常使用的汉文、汉字是与声音语言没有对应关系的符号群。使用汉字写成的文章原本就可以用各种语言来训读，它不是语言的媒介，而是意义的媒介。在中国，地方割据集团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而汉字使统治者能够超越地方性，是一种意义重大的技术。使用汉字书写文章，是与统治作用相关的政治行为，和一般人的日常语言性质不同。中国王朝用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其要求之一就是拥有古代典籍的相关知识，以便在制作文书时能引经据典。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修养，还是一种根据情况选择并组织恰当语句的实践技巧。这点与西欧使用表音文字记录声音语言的文书技术有很大差异，若对这点进行比较无疑会相当有趣。

日本中世的书面语，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汉文，而是日本风格的改编版，被称作“和式汉文”或“变体汉文”，不过基本特征是一样的。但是，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比中国更加明显，于是，以正确的格式来使用书面语这种技能就成了少数人的专利，赋予了文书系官吏专业性。阅读书面语的能力也并非人人必备。可见书面语与人们的日常语言相异，是一种政治性的技术。

到了16世纪初期，出现了这样一个事例：从京都西郊梅津长福寺前往加贺国的僧人用混合着假名的文书报告当地情况，他自感其文书“极为不雅”，因而心怀惶恐，解释说自己“久居地方，忘记了文字”。所谓“忘记了文字”，是说按照一定规则书写汉文的能力下降了。所以他根据声音语言的结构，用汉字、假名混合的文字来写信，这种行为与“使用文字”是不同的。所谓“使用文字”，不仅意味着记录声音语言，还意味着用不同的符号体系来表达思维，与此相应，思维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地方”的语言生活并不要求他每日进行这种思考，所以他长期居住在地方，就“忘记了文字”。

长福寺僧人绍鹤的书信　永正元年（1504）五月，写给同寺塔头清凉院侍真禅师的书信（东京大学文学部藏）

鉴于这种情况，很多人在想要使用书面语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此前并不重视的实践性知识。文书的范文集出现得很早，尤其是其中被学者称作“往来物”的往来书信集，经常被当作语汇和公文格式的范本使用。初期的往来物主要流行于公家社会及其周边，而据说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庭训往来》（相传为玄惠法印之作，实为后世假托，具体写作过程和作者不详）明显扩大了其传播范围。这部作品吸收了之前种种往来物的形式，还在往来书信中添加了词语注释等知识，是最为普及的往来物，也是面向初学者的标准化教材，在近世得到出版，并广泛用于寺子屋。其传播情况很快便见于室町时代的多种史料，还出现了多种注释本。就这样，基础知识标准化，书面语获得了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参见本章第五节）。

因为要在各种场合使用文书，所以为了适应不同的场合和用途，原有的格式和用语就被施以种种调整，书面语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御年貢無懈怠御沙汰候て永代知行あるへき者也”（遵照命令，不懈怠年贡者，便可永世知行），人们开始书写这种混合了汉文与日语语序、兼用汉字和假名的文章。到了战国时期，文书里经常能见到方言词语，大名家的家法中也使用了很多方言。另一方面，因为在实践现场，书面语和日常语言的交集扩大了，书面语的词语（特别是汉语）和措辞被日常语言吸收，出现了改变口语的可能性。国语史指出，汉字的用法正是在中世逐渐扩大的。例如，从和语的汉字表示中，和制汉语被创造出来（从“物騒がし［读作monosawagashi，闹闹哄哄］”到“物騒［读作bussou，不太平］”），和语的假借字（用“荒猿”表示“あらまし［读作aramashi，与‘荒猿’同音，意为‘大概’］”）、汉语活用为动词（“敵対”被活用为ハ行四段动词“てきたふ”）等用法在中世逐渐普及。这些情况或许标志着汉字使用的日常化。

不过，就算经过了这些调整，人们也不是马上就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文字。在书面语世界的边缘，有许多接触得到、却不能熟练使用书面语的人。他们能够不同程度地获取文书里的信息。有的人虽然理解不了具体的词句，但能根据文书的形式和固定用语了解到大致的内容。还有的人虽然知道那是文书，但完全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即使是对这些人而言，“这是文书”这件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威信和说服力。很可能曾有人盛气凌人地挥舞着文书吓唬反抗者，嘴里还说着“看看这是什么”。也许文书被认为具有某种魔法般的效果。因为人们认为并期待文书技术能对他人发挥作用，所以，使用文书与他人交流就成了他们行动模式的一部分。

《近江名所图屏风》中描绘的告示牌　可以看到宽文二年（1662）之前江户时代膳所城附近町中立起告示牌的样子（三得利美术馆藏）

对于以幕府为代表的公方来说，这意味着统治条件的变化，受此影响，传达命令的对象和方法也都发生了变化。15世纪，幕府的传令文书会下达给村中的“名主沙汰人中”“名主百姓中”，由被称作“触口”的使者转达；或是用墨水将文章写在名为“高札”的告示牌上，立在十字路口等重要地点，向不特定人群传达其旨意。以书面语为媒介传达的信息，能被人切实地接收到——在这个前提之下，这种方式被各国守护和战国大名继承下来，进而又为近世幕藩体制下的文书行政提供了基础。

重要的是，文书作用的均质有效性为建立制度提供了条件，近世社会确实是在这种条件之下成立的。而14世纪正是实现这个遥远目标的标志之一。

第三节　货币与流通

城市和流通

从文书这种社会语言中，可以看出社会形成了固定结构，而其原因一般被认为是人和物的流动性增强。近年来，中世时远距离地区间流通经济的发展程度常被过高评价，不过，以京都及畿内地区为焦点、具有一定方向性的远距离财富流通确实意义重大。包括另一个焦点镰仓在内，财富流通中心都市的政治意义十分重要。

财富流通的这种方向性至少可以追溯到律令国家的征收体制，若再向前探寻起源，或许还可以上溯到律令国家建立以前。尽管如此，中世的远距离流通，与畿内和地方之间的放射状政治结构方向一致，都是从地方流向畿内。畿内的公家社会经济，就建立在这种稳定的财富流通之上，维持这种流通结构就成了公家社会的命脉。饥荒和战争时期，物资尤其是粮食供应的停滞，给京都社会带来了最严重的危机。

集中居住在畿内的中世庄园领主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单独来看都面临着收不到年贡和被人非法侵占土地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大体上还是能从遥远的领地收取到年贡，或者说可以指望收取到年贡。和中世纪的欧洲相比，这很令人吃惊。中世纪欧洲的封建诸侯为了确保领地收入，原则上要住在当地，或者不断巡视分散各处的领地，还要投入莫大精力才能确保自己的领有权和土地耕作者，并进行管理和经营。与此相对，日本中世的庄园主把领地经营权委托给当地势力，自己几乎从不去领地。不仅如此，耕作者拿出一部分收获充当年贡和其他杂税，当地管理者也会千里迢迢将其送往京都，双方都从各自立场上维持着庄园体制的运转。

而其中原因为何，实际上无人知晓。到底是什么在维持着年贡的缴纳，支撑着这种流通结构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目前来看，最关键的恐怕是所谓“预期可能性”。人们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行为模式，但并未追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只是认识到这跟自己有关，也就是说，周围的人都在按照这种模式行动，在这个前提下，他们选择了合适的行为，以便平安无事地度过每一天。从事耕作的人、负责征税的庄官、以运输为业的人彼此形成联系，从各自立场出发，每年都反复实践着同一套规则，正因如此，具有一定方向性的流通模式才得以维持。

暂且不管最初的依据为何，这种共同的行动模式支撑着京都作为中心城市的特殊地位。从中，既能看出以京都为中心的这个时期日本社会结构的特征，也能看出集中于京都的公家社会的存在根据，还能看出南北朝或者说尊氏和直义两方军队争夺京都的重要意义。

信用经济的发展

且不论理由为何，总之，只要人们确信上缴的年贡会在来年送到领主手中，信用就会产生。因为每年都要缴纳贡物，所以可以用贡物的收纳权为担保来借款；因为每年都在特定时期运送年贡，所以可以进行买卖与结算分离的信用交易，比如汇款和结算，类似案例早在镰仓时代便已出现。信用交易是基于这样一种预期：就算现在不结算，下一次也可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预期，就是因为同样的模式被不断重复。

从14世纪至15世纪，汇票主要是在从偏远领地向京都周边的领主运送年贡时使用。庄园开出汇票，送到京都的领主手中，领主用汇票结算。也有人使用“割符”，这是堺或京都等畿内地区的金融业者开具的、可以重复流通的定额汇票。有人在庄园当地卖掉年贡米，得到割符，然后把割符送到京都，庄园领主拿到割符后，就可以到金融业者那里结算（樱井英治《日本中世的经济构造》）。不管哪种方法，其前提都是财富最终会流回畿内，并在那里结算。中世的信用经济，是以稳定的财富流通为基础，也就是说，是以财富集中的畿内地区为支撑。相当数额的财富从地方流向领主聚居的畿内地区，形成惯例和预期，于是人们就可以通过汇票来计算交易额、进行结算。在这个时期，也有个别庄园领主的领地面临着武士侵略的危险，但总体看，比较稳定的收取和再分配还是可以期待、也的确实现了的。

“东寺百合文书”的割符案　开票人是大山崎广濑“大文字屋”，收票人不定，在各地流通的割符，被东寺领地备中国新见庄庄官得到之后用于运送年贡。此处的“案”是指抄写的副本（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藏）

汇票以稳定的财富流通为前提，与之相对，货币则与随机的财富流通关系密切。下文将对货币流通进行理论性描述。

货币是发行主体的债务标识，它以发行主体最终将回收、结算为前提，是发行主体与接受者所交易之物。交易不是只有一次，而是重复发生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这样，在重复的交易行为中，货币就可以被用作度量手段。另外，不止一人和发行主体维持这种关系，若这些人之间也存在财富的交换，那么他们也可以通过共有的符号——货币，来计算或估算财富，但也可能因此将结算推后。在此，货币的发行主体承担着总有一天将回收货币这种债务指标的特殊职能，同时支撑着货币的自由流通。可以说，因为债权债务关系的一方是固定的，另一方是开放的，就产生了货币自由让渡和流通的可能性。另外，因为预想到将会有更多的人以货币接受者的身份加入这个体系，最终的结算就有可能在事实上被无限延后。实际上，与固定的一方无关，货币开始作为度量手段流通。到了这个阶段，与国家的保证无关，货币正在流通这个事实为流通提供了依据，但前提是这种或许实际上并没有依据的循环过程不被切断。

这种循环是否发生，与货币能否成为财富交换过程中的度量手段有关。在这里，与货币发行主体有关的财富量占社会财富流通总量的比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初期条件。以发行主体为中心、以货币计量的财富流通能让多少人参与其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滑轮”的作用，关系到货币的产生。

古代律令国家发行的铜币“皇朝十二钱”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很早就不再流通了。直到镰仓前期，在日本社会中实际发挥着货币功能的是米和绢布这种用于缴纳年贡的、流通量巨大的物资，也有很多用米来购买土地和家屋的例子。平安时期的朝廷财政也并不依靠货币来运转。另一方面，从平安末期开始，宋朝流入的铜钱盛行。朝廷原本想要制止宋钱流通，但在整个镰仓时期，主要的支付手段还是逐渐从米和绢布转向钱币。幕府和朝廷也逐渐倾向于消极认可，到14世纪初时，货币已被用于衡量各种财产的价值（中岛圭一《日本的中世货币与国家》）。

以宋钱为主，进口货币的流通是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开始并定型的。也有人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货币流通结构中的一环。要想在这种既有的财富流通结构中投入新的货币，并使其流通，就需要一个能大大改变现在趋势的“滑轮”，而建武政权的货币发行计划没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以遭受了挫败（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对此，室町幕府没有采取铸造并流通新货币的政策，而是选择不改变现状，维持现有的财富流通结构，将京都的中心地位当作自身基础。

也有研究者认为，建武政权和室町幕府都依赖从中国输入钱币，没有也无法发行自己的通货，所以作为“王权”而言是不完整的。实际上，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日本，直到近世国家建立，才出现具备这种“王权”资格的政治权力。

财富的流通和政治

镰仓时期的庄园公领体制有畿内近国和镰仓周边两个中心。财富从分散各处的领地流向这两个中心，且彼此交错。两个中心在镰仓幕府倒台后仍然存在，只不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从各地流入镰仓的财富汇至镰仓幕府直辖领和得宗领，这些领地的主要部分都被足利氏继承。其中，关东的领地被编入镰仓府直辖领，关东以西的领地则被编入室町幕府的料所，这样，足利氏领地的财富流通也被重组为东部以镰仓为中心，西部以京都为中心。之后，在整个南北朝时期，东西两地域间不断进行领地交换，比如说，京都的领主有领地在东国，镰仓的领主有领地在西国，两者就会交换领地，使年贡收取和运送变得更加方便。例如，永和三年（天授三年，1377），一直担任镰仓府问注所执事的太田氏被召到京都，就任幕府问注所执事。太田氏马上就用上总国的领地交换了武藏国金泽（今横滨市金泽区）称名寺在加贺国内的领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整体趋势而言，东边的镰仓和西边的畿内近国成为两个中心，而指向两个中心的财富流通则倾向于在各自领域（东国和西国）之内完成。

畿内领主的东国领地和东国领主的西国领地都逐渐难以维持，但这不一定意味着难以收取当地的年贡。因为东西地域中的财富流通越来越倾向于在各自地域内完成，要想通过跨地域的定期财富流通来运送年贡就变得困难了，从这里能看出流通与再分配结构上的问题。从以畿内为中心的流通来看，在南北朝和室町时代，与年贡相关的信用交易——以年贡来偿还借款、以汇票为凭证运送年贡等，其案例的出现范围东至信浓和远江，西至周防。以京都为集散中心的、稳定的财富流通被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东国和九州之间的信用交易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镰仓为中心的财富流通范围也逐渐被限定在关东。东西之间领地的交换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是政治情势的变化及领地秩序重组。这个时代的财富流通状况是由政治秩序决定的。因为政治整合的形式发生变化，各种变化也随之而生（新田英治《中世后期东西日本领地的交换与相关问题》）。

中世的庄园公领体制在这种条件的影响下发生了质变。如前所述，领主与百姓的职责关系形成了一种固定结构，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缴纳年贡成了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年贡应该上交到哪里，又该如何再分配，这些问题逐渐脱离了个别领主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被赋予政治色彩，最终决定了财富流通的大趋势。随着时代发展，到了战国时期，大名领国建立，各领国内都形成了向心点，财富的稳定流通被进一步细化，再分配的结构发生变化，身在远方的领主终于再难确保收取年贡，汇票等远距离地域间的信用买卖也逐渐失效了。

另外，到了江户时代，虽然据说票据交易等贸易形式高度发达，但实际上远距离地区间的信用贸易主要发生在大坂和江户之间，也就是说，这样的贸易是在上一代的政治中心暨财富集散地和新政权建立的大型消费地之间，沿着从幕藩体制这一政治秩序中衍生出的大规模财富流通方向进行的。近年的历史学研究比较强调中世和近世信用经济的兴盛，但不可忽略，这种信用正是建立在其与政治状况的关联之上，流通经济则被包含在政治秩序之内。

第四节　认识世界的方式

认识世界的尺度

和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一样，人们在测量、认识周围世界时使用了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又以何种形式为大众所共享，这些问题关系到社会形成的根基。尺度多种多样，比如测量时间的历法，测量空间、重量的度量单位，甚至包括衡量社会关系的官位。京都也是提供这些尺度的文化中心。

以测量时间的历法为例，各个地域社会使用农事历和民俗历，将各种活动镶嵌在每一年的四季流转之中，形成生活的周期。但是，要想精确测量年月日，估算超越特定时代的时间，需要精密的知识和计算技术。制作历法的基础知识与技术最初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7世纪以后，每年的历法都由京都的历博士制成，提供给官司和官吏。至于官司、官吏以外的历法情况，虽然尚不明了，但最晚在镰仓末期已出现了木版印刷的历法，可见中央提供的历法在中世前期以后流传到了更广阔的地区。另外，最晚在14世纪初期，伊豆三岛大社的历法就已形成（三岛历）。据说在16世纪，武藏国的一宫冰川神社又制作了历法（大宫历）。到了中世后期，各地方也开始制作历法。将三岛历与中央历法对比，可以发现在闰月（阴阳历中，为调整一年的长度，每隔两三年设置一次的第十三个月份）和大小月的设置上略有差异，但基本上是依据9世纪从唐朝传来的“宣明历”制成的。这说明作为时间尺度的历法向地方上渗透，中央和地方间的关系被赋予了时间性，时间的尺度逐渐标准化。

近年，栃木县真冈市的庄严寺出土了康永四年至贞和三年（1345——1347）的假名历，就是地方编纂历法的一个例子（段木一行《中世东国农事历的考察》）。康永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改元贞和，这份历法将第二年记作康永五年，将再下一年记作贞和三年，除此之外与中央历法并无不同。在历法中加上“破土”“播种”“插秧”等农事方面的注释，这种标准历法就以假名的形式传播开来，成为农事历的基础。这种历法上虽然有“草木萌动”“桃始华”“温风至”“玄鸟归”等显示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方面的注释，但都来自日本历中记载的“七十二候”，而日本历则来自记录中国季节仪礼的《礼记·月令》，所以并没有展现出与本地人切身相关的季节变化。农事和季节变化被赋予了可以测量的标准尺度，这样，人们对时间和季节的意识也一定产生了变化，可惜这方面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

关于物理量的量制，“升”方面的研究尤其丰富。在中世，升是经营庄园时用于测量授受米麦数量的单位，大体上以后三条天皇在延久四年（1072）制定的宣旨升为标准，但根据不同庄园和不同用途，也会使用各种不同的尺度。例如，在法隆寺领地播磨国的鵤庄，收缴年贡时有五种升可以使用，收上来的年贡被换算成其中一种，然后再分配下去。不过，到了中世后期，因为商业贸易介入年贡的收缴和运送，人们开始寻求标准化的尺度。在京都一带贸易活动中使用的“京升”，逐渐成了事实上的标准。到了16世纪末太阁检地时，京升被采用为标准升，这样一来，计量尺度的标准化就大体上完成了。

庄严寺的假名历　康永四年（1345）正月。画圈的部分，右边是“草木萌动”，左边是“二月桃始华”（庄严寺藏，栃木县立文书馆提供图片）

另外，中世前期，百姓的名字大多由氏[5]和实名（多数时候由两个汉字组成，是一种固有名称，也叫“讳”）组成，如“绫部时安”“凡海贞守”等，到了14世纪则主要以假名（借用了官职名或兄弟排行的一种别称，如源义家被称为“八幡太郎”，就是与实名不同的一种通称）相称，如“清九郎”“又太郎”等，特别是“清大夫”中的“大夫”、“善右卫门”中的“右卫门”这种与律令官名组合成的“官途名型”十分常见。这类官途名型的名称，只有通过了仪式、获得了一定地位的人才能使用，是借用律令官制的用语来表示社会地位关系和村落社会中的身份。从中可以窥见人们对官位——衡量众人社会位置关系之尺度——的感觉。

总之，14世纪以后，尺度的标准化现象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不是由权力强行推动的，但也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现在通行的尺度，于是造成了事实上的标准化。即使没有必然性，被广泛采用的标准最终还是会对人形成事实上的制约。人们甚至认识不到还有别的选择，理所当然地在被给予的尺度之上认识这个世界。

作为文化中心的京都

常有人说，中世社会以公事为纽带，也就是说，人们以完成年中行事和各种仪式为共同目标，社会则成立于这种共同意识之上。这里所谓的公事并不仅限于朝廷的行为。比如，在庄园或在村落，人与人以包含祭礼及诸多仪式的公事为媒介结成联系，赋予世界一种稳定的存在方式。

近世的大多数村庄都起源于南北朝以后形成的所谓“总村”，是一种自治型村落。在这里举行的祭礼等各种民俗活动都产生于总村的形成过程，可以看作共同性的表现形式。而其参照样板正是京都的公家社会。村庄年中行事的大框架源自庄园领主的公事动员或者国衙和一宫的祭礼，而后者则源自对京都的模仿。在村落的中心神社里，形成了被称作“宫座”的组织，负责举办活动，由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村民组成。这种社会地位表现出村落中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举行的祭礼则作为公事赋予了村落统一性。“承担公事”不仅是一种负担，更是地位的表现，是进入社会的证明。年贡等贡物也同样被认为是职责与地位的体现。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体现在礼仪规范中。大多数情况下，各种礼仪规范都以京都及其周边社会为样板，所以日本各地的民俗活动常常会表现出相似性。另外，应注意，正因为是模仿，所以原原本本、毫无纰漏地实践形式化的礼仪就被看作最有意义的事情，就不会有人质疑其依据，提出“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而且，人们会格外在意作为样板的京都，用自己与京都之间的差距来衡量礼仪规范是否得当。

京都也是各种艺能的发源地。比如说，相扑虽然被称为“日本传统的格斗竞技”，但并不是说各地区自发产生了相同的竞技方式，而是因为奈良、平安时代的朝廷从诸国召集膂力过人的相扑选手，举办相扑节以供天皇观赏，于是各国的多种格斗技彼此融合，形成了相扑。各种各样的格斗技能暂时被中央整合，形成供观众欣赏的观赏性技艺，被诸国寺社在祭礼中模仿，再经过一种放射状的集中与扩散过程，最后形成具有统一性的格斗竞技“相扑”。

虽然相扑节在平安末期被废止，但在镰仓时代，继承了相扑节与相扑手的传统、以相扑为职业的团体出现，通过为地方提供正宗的“京都相扑”而获取高收入。播磨国有一个名叫妻鹿孙三郎长宗的人，曾随赤松则村攻打六波罗，“十二岁有志于相扑，六十余州无人出其右”，率领一族之人在《太平记》中登场。镰仓初期的建永年间（1206——1207），“妻鹿四郎”被从播磨国召集到石清水和北野，表演奉纳相扑，在不久后的弘安年间（1278——1288），又有“妻鹿三郎”在今熊野的六月会上表演相扑，从中可以看出，妻鹿是一个相扑手辈出的家族，且与京都关系密切。在室町时代，来自全国各地的相扑手都聚集在其发源地京都。他们怀着对古时相扑节盛景的期待，凭借其技艺过活。于是，京都作为发源地，成了人们仰慕的对象，而相扑则作为一种技艺，具备了固定的形式。在近世和近代，相扑成了一种营利表演，也在各地举行祭礼时上演。就这样，在以京都为中心的统一结构中，人们争相模仿相扑，有时也加入些许变化和装饰（新田一郎《相扑的历史》）。

相扑以外的各种艺能也多少与之相通。中世发展起来的艺能当中，有不少起源于古代朝廷举办公事时附带的活动。例如，能、狂言起源于猿乐，最初则是在朝廷仪式上表演的杂艺之一——散乐，来自中国，是年中行事的余兴表演。其中，有些艺能还像南九州的隼人舞那样，具有臣服仪式或神话的含义，但都逐渐摆脱了原本的仪式性，作为供神佛或世人观赏的艺能，在神社的祭礼中表演，或者成为专业艺能人的生计，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形成于中央、流传于地方的情况，表现出日本社会的“高度均质性”。技艺的价值在以京都为中心的放射状结构中得到评估，相关人员也通过模仿、学习京都来磨炼自己的技艺。人们以憧憬的眼光看待京都，这为以京都为中心的文化整合提供了基础。

物语的流传

各种礼仪都以京都为样板形成。而讲述这些礼仪结构的言论，则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物语。

例如，中世的许多神社都有讲述自身历史渊源的传说，被称作“缘起”。其中大多数都讲述了其祭祀神灵镇守本地的经过，宣传神威灵验，以吸引信众。提到神社，现代人对它的印象是神道的、具有统一性的宗教组织或设施，然而原本镇守各地的神社信仰，并没有作为神道的系统化教义。各个地方祭祀的神灵，都在当地拥有固定的传说，可以说是土地的精灵。缘起中讲述的，正是这种被包含在当地风俗中的神祇信仰如何传播到地域社会之外、被更多的人接受并逐渐改变的。这时，讲述神灵由来的物语会吸收佛教的教义和传说，比如说，将本土众神看作改变了形象的佛，这被称作“本地垂迹说”，然后以所谓的神佛习合教义为切入点，讲述本土性背后的普遍性与体系性。

就像这样，在8世纪，人们开始借用外来的、具有普遍性的佛教言论，将本土神灵置于更广阔的世界（义江彰夫《神佛习合》）。另一方面，进入中世后，地方的信仰开始以伊势神道为中心，蜕变为拥有更广阔社会基础的宗教。为此，不仅教义得到补充，在镰仓初期和中期的伊势，人们还编纂了被统称为“神道五部书”的教典，结合佛教，尝试向更广泛的人群传播众神的故事。例如，在镰仓中期以后伊势信仰的传播过程中，伊势之神被当作宇宙最高神大日如来的垂迹，其他地方神灵则环绕在其周围。以此为样板，讲述其他地方神灵由来的物语也被改写，更加强调其与其他神佛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神话与佛教传说相结合，为新的物语提供了素材，从而获得了新生。

收录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物语群，在形成时曾包含讲述天皇及律令国家正统性的政治意图，可以确定从8世纪就开始流传了。但要说镰仓时代的人是否普遍了解这些神话，答案则是否定的。在镰仓时代，各种与所谓“记纪神话”不同的、讲述世界神话性起源的异说广泛流传，其中的代表就是关于象征天皇地位的神玺由来的故事，据说神玺原本在日本的旧主、仇恨佛教的魔王手中，天照大神骗过魔王，抢走了神玺（新田一郎《说谎的神灵》）。研究者将这种在佛教传说影响下诞生的异说称作“中世日本纪”。这些异说存在许多版本，乍一看具备很多共同要素，细看相当不同。这一般被认为是某个传说与各地的原生故事相混合，然后衍生出多种版本。各种版本的故事内容交错，互相影响，产生共鸣，进而形成了讲述世界起源的大型物语。

在南北朝时代，这类物语被大量创作出来，在民间广为流传。所谓的八百万神灵就以佛教教义为媒介，相互联系，获得了各自的位置。而《太平记》对这类物语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序章所说，《太平记》的结构是主线中点缀着许多插话，它们来自古今和汉，有时作者为了讲述这些插话甚至会牺牲掉主线，但只要了解它们，就能大概了解世界的构成。其中有日本的诞生（第十六卷“日本朝敌事”）、三神器的来历（第二十五卷“自伊势进宝剑事”）、神功皇后出兵朝鲜半岛（第三十九卷“神功皇后攻新罗给事”）、北野天神与藏王权现的历史渊源（第二十六卷“芳野炎上事”）等故事，另外还穿插着伊势、北野众神显灵的逸闻，使整个物语更加丰富多彩。以天皇宗谱为中心，原本分散各处的故事形成了一个认识众神的体系，为世人所共享。

一方面，《太平记》作为文本广泛传播，和下一节还将介绍的“往来物”一起，成为初学者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从中世后期到近世，活跃于各地的所谓“太平记讲师”则以声音为媒介，向人们转述《太平记》的故事。《太平记》的物语世界是构建世界观的物语之集大成，一方面，它为人们提供了所谓的一般常识，另一方面，正如人们非常关注书中如何描述与自己相关的人物，它如镜子一般反映出每个人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这种常识也反映在诞生、流传于室町时代到江户初期的“室町物语”和被称为“说经节”的说唱故事中。前者的代表是《文正草子》（主人公“文正常冈”向鹿岛大明神许愿，得到一个女儿，后来他让女儿嫁给天皇，自己也成为宰相，飞黄腾达），后者的代表有《山椒大夫》（安寿和厨子王的故事，因森鸥外的《山椒大夫》而出名）等。这些物语的特征之一是，经常以主人公“被任命为国司”“成了天皇的中宫”“当上宰相，一门繁荣”作结，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是否发达的标准认识来自京都的公家社会。同样的情况也能在能和狂言中看到。可见，无论是文艺和艺能的创作者还是其受众，都从以天皇为中心的公家社会中寻求发达的形象。

人们共享对世界的某种认识，生活于其中，彼此联系，然后走向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的世界就始于这个时期。

第五节　知识和古制

实践知识的形态

有一种被统称为“往来物”的文本。它通常采用往来书信范文集的形式，举例说明公文格式、词语、古制和礼仪等多方面的知识。其中，本章第二节提到的《庭训往来》从正月问候开始，展示了在一年的生活周期里需要用到的各种书信对话范文，还穿插讲解了各种实用词语和杂学知识，包括日用品、农具、佛具的名称，职业的种类，农产品与海产品，各地特产，疾病的名称，幕府和国衙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和书面称谓，等等，在中世后期广泛流传，被武士和庶民使用。与之相应，根据初学者的水平，一定的学习模式也逐渐形成。概括来说，一般先从基本读写入手，根据《庭训往来》《御成败式目》《童子教》《实语教》等入门书，学会使用基础词语和表达方式，然后再研读儒家经典与和书。不论这些入门书是否采取了往来书信范文集的形式，都被统称为“往来物”。

据推测，上述入门书籍中，《童子教》形成于镰仓时代，《实语教》则出现在更早的平安末期，都由从佛教、儒学典籍中选出的文章构成，是面向初学者，讲述处事伦理和心得的教训集，在近世被寺子屋广泛采用。收录于前者的“口是祸之门”“入乡而从乡”，收录于后者的“山高故不贵，以有树为贵”等格言沿用至今，正是通过这类书籍为世人所熟知。

人们通过将提供这种标准化一般性常识的文本与《太平记》中的物语群重合，获得了对世界结构的共同认知，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起与各自职能相符的行动模式。那么，支撑着各自行动模式的知识又是什么形式的呢？

在中世社会里，佛教寺院发挥着知识中心的作用。例如，有人指出，像比叡山延历寺和高野山金刚峰寺等大寺院，汇集了金工与服饰等手工业、建筑与土木，甚至是运输与金融等经济活动方面的人才，成为实用知识和技能的中心（伊藤政敏《中世的寺社势力和境内都市》）。众所周知，有很多俗家人士为钻研学问而进入寺院，这也是令寺院成为中世社会一大势力的原因之一。

相对于自平安时代以来即占有这种地位的比叡山和高野山等所谓旧佛教势力，以“五山”为中心的禅宗寺院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五山是禅宗的官方寺院，是镰仓幕府模仿宋制，于13世纪末引进的，最终确立于室町幕府。经过创建新寺院时的若干变动，在至德三年（元中三年，1386），南禅寺获得了“五山之上”的地位，京都和镰仓五山的顺序则被确定为天龙寺、建长寺第一，相国寺、圆觉寺第二，建仁寺、寿福寺第三，东福寺、净智寺第四，万寿寺、净妙寺第五，这成了后世五山顺位的标准。之后，在五山之下又确立了十刹，但包括“准十刹”在内的寺院数量不断增加，到15世纪末时已有四十余座。十刹之下又设诸山，总共有超过二百座禅院被授予了官方寺院的地位。室町幕府对这些禅院设置了名为制符、规式的规则，还设立了专管禅院的部门来处理人事和诉讼案件，试图将其置于管理之下。

以京都、镰仓的五山为中心，禅宗寺院与中国禅林的交流日渐繁盛，大陆的许多文化产物都经由禅僧传入日本。禅院不仅搜集了被称作“内典”的佛教文献，还有儒家典籍、以医书为代表的实用书、史书和诗文集等“外典”，并对这些作品进行讲解，刊行了被称作“五山版”的书籍。被后世称作“五山文学”的汉诗文也十分盛行，出现了一个文艺兴盛的时期。在实用领域，禅僧欢迎交流，他们以情报收集能力和文书处理能力支撑着室町幕府的外交，另外，在金融和庄园经营技术方面，禅宗寺院也提供了各类知识。

五山十刹

从禅院是讲解、传授各种知识的宗教组织和设施这一点来看，似乎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很相近，但“学问”的性质却不太一样。例如，禅宗寺院讲授的儒学，主要是以经典注释为中心的训诂学，缺乏对意义、根据、原理的综合性反思，因此并未形成系统解释世界的学问。或许正因如此儒学才能与佛教共存，但总的来说，中世的儒学让人感觉只是被笼统看作了世俗知识的源泉。

与之相应，中世社会中的知识作为实践性知识存在于各个具体的场景当中，没有被总结成普遍的原理原则，也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学识。对实践现场中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不断积累具体的先例，并不断从中总结出有效的方法。为此，不论公家还是武家，任何家族和官司都要记录先例、收集授受文书、制作并保存范文集，以便日后参考。像这样积累起来的史料，就因为具备“对照”“核对”的功能而被统称为“引付”。以引付的形式积累起来的信息，会被按需分类、整理，然后通过不断吸收实践案例得到更新，以应对各种现场状况。

就这样，不同的地方积累起不同的专业知识，然后规定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行为方式。正是实践知识的这种现场性和神秘性，保证了老手拥有比外行更优越的地位。

言行举止的形式

在不具备普遍性原理原则的地方，只有礼仪和规则能教会人们恰当的行为方式。在公家社会的官司与官司、家族与家族的相互关系中，礼仪和规则的标准被称作“古制”。

前文提到的《建武式目》规定“可专礼节事”，要求武士以公家社会的古制为行动依据。武家以京都为大本营，和京都公家的交际、交涉已成日常，因而不得不适应有礼、节俭等公家社会的价值观，京都周边社会中的武士也被要求言行符合古制。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回顾了镰仓时代武士的行为规范，并从中提取出古制。例如，骑马和箭术等武艺的规矩，以及武家在殿中的日常生活、仪式、宴席中的规矩。话说回来，这些规矩有不少来自鹤冈八幡宫的祭祀礼仪，而鹤冈八幡宫又是模仿石清水八幡宫，追根溯源，还是来自京都文化，但都被改写为武家古制。

有一部《源威集》，据说是常陆国武士佐竹师义所著。在书中，他以长年追随足利尊氏、转战各国的亲身感受为依据，述说足利氏作为源氏嫡系拥有统治的正统性，评价足利尊氏对从弓马等武艺到歌道、管弦技艺等各种古制都表现出强烈兴趣，并且在上述各方面都十分卓越，堪为武士领袖（加地宏江《中世历史叙述的展开》）。也即是说，武家栋梁应该通晓古制，掌握京都文化世界的言行规范。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了解京都文化的作者试图将京都文化纳入公认的行动准则。

在继承了古制的武家栋梁——足利氏的领导下，武士们在创造文化价值的中心——京都，以公家社会为样板建立起新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伊势氏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势氏是平姓，也是足利氏的谱代被官，康历政变（参见下一章）之后，伊势贞继取代了曾在镰仓和室町幕府世袭政所执事的二阶堂氏，成为新的政所执事，该职后由伊势氏世袭。一方面，职务上，他需要深入参与室町幕府周围的各类礼仪，积累实践经验和知识；另一方面，他又从二阶堂氏等镰仓幕府以来的官僚、奉行人家族借阅、抄写、收集了许多世代传承的书籍，积累了各种信息。原本就靠近幕府中枢，又进一步巩固了其立场和职能。以这些积累的知识与信息为基础，建立起言行举止的规范，后来被称为伊势流古制。

包括伊势流在内，武家古制的核心是书札礼。对人们在通信时应如何写作的问题，根据写信人和收信人的不同立场和不同的事情性质进行详细说明——这就是书札礼。其雏形是镰仓后期以来公家社会使用的礼仪准则——《弘安礼节》。就这样，武家社会建立起书札礼，武士们以被纳入公家社会关系类型且反映在书札礼中的社会关系为尺度，认识、表现并规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书信不仅是信息交换的媒介，也是以肉眼可见的形式表现社会中自他关系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整个中世，公家都在试图“驯服”武士群体，这一过程就此进入新的阶段。

伊势氏主导了武家古制的形成，在15世纪下半叶足利义政的时代，这个过程是由伊势贞亲及其子贞宗推动的（二木谦一《中世武家仪礼的研究》）。整个南北朝时期，武士不断融入公家社会，到了足利义满的时代，公武两社会的融合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参见下一章）。而在义政的时代，人们回顾义满时代实践的各种礼仪规范，将其表现为古制。

实际上，在15世纪中叶，外记和史等官员与幕府奉行人等实务官僚实现了在先例等实务方面的情报共享。他们在同一个地方讲解和汉书籍，共同举办连歌会，还同台欣赏能和猿乐。就这样，奉行人与官员拥有了共通的文化心理，从实务方面支撑着武家，于是武家也和公家社会共享京都这个文化空间，被纳入同一个文化修养的世界。

武家古制的流传

过去，在公家社会，古制的相关知识仅传授给继承家业的子孙，家传书籍大多作为“秘书”被隐藏。不过，这种被独占继承的知识也会根据需要向外界提供一小部分，主要是为了彰显其家族的存在价值。但是，伊势流古制却被积极地提供给外界，并因广泛流传而成为标准，价值也随之升高。

这大概是因为，武家古制是以自身社会外部的公家古制为模型形成的新事物。因为公家社会已然共享公事规范的大框架，所以各家族——比如九条流和小野宫流两个流派的争论，就集中于古制的专业性——谁能提供更精细的解释、应该选择哪种先例作为依据这种层面上。与之相对，武家社会则需要建立能够在整体上与公家古制共存的新规范。为此，首先必须将标准化的基本规范广泛地提供给全社会。

根据武士的需要提供古制、指导礼仪规范就是古制家族的任务。但伊势氏自身处在公家社会的礼仪之外，甚至处在前代武家政权的实务之外，是外来者，可能正因如此才会着眼于标准化古制的商品价值。在这种古制的供求关系中，包括地方武士在内的古制化进程不断深入。掌握了古制，就可以参与以京都为中心的文化世界，也可以在统一的文化世界里，披上符合武士身份的、“正确的”外衣。这种“文化上的正确的外衣”自然包括了与骑射等武技相关的古制，还包括书札礼、岁暮、八朔（阴历八月初一的赠答礼仪）等表现、规定相互关系的礼仪规范。武士不能仅凭武力立足，还必须表现出符合古制的礼仪规范。这种文化上的要求受到认同，伴随着类似于“婆娑罗”那样的反作用力，不断地渗透进武士群体。

因下述内容远远超出本书所描写的时代，所以仅做简单交代。

15世纪下半叶，武家古制在伊势氏的手中逐渐成形，作为标准广泛传播，还派生出细川流、小笠原流等分支。在将军身边担任申次的大馆氏等人，搜集了各种引付和伊势流的古制书，努力学习幕府实务现场中的各种礼仪规范。

另一方面，在远离幕府的地方，由于书信规则和赠答礼仪的形式性，大名与大名之间的关系被以肉眼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得到规范和调整。因此，各大名都努力学习古制。例如，16世纪初，周防的大内氏命令家臣饭田氏、龙崎氏向伊势氏咨询与公家、门迹（有实力的寺院）、各大名交往时的礼仪规范，以及举办能、猿乐活动时的古制，其中要点被记录在《大内问答》这部文献中。习得伊势流古制后，饭田氏又将其传授给肥前松浦氏的家臣笼手田氏，另一方面，《大内问答》本身也成了古制书，受到各方重视，丰后的大友氏还想得到其抄本。就这样，伊势流古制传播到各地。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需要具备古制素养的人，例如伊势氏及其被官蜷川氏、参与幕府实务现场的奉行人及其一族，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地方大名邀请，前往各地传授古制及其附带的各种文化。

古制所表现的并非社会规范本身。规范是看不见的，古制指导人们的言行举止，使其符合规范，而这些言行举止在事实上得以通行，反过来证明了其“正确性”。通过这样间接的推导，人们创造出能够维持人际关系、保证安稳度日的处世智慧，这就是礼仪规范的实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人所奉行的“社交礼仪”，其基本形式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这件事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室町幕府在大名关系方面拥有的政治凝聚力。更进一步说，正是这种关系体现了天皇所拥有的职能与社会地位。这一事实规定了中世后期的政治结构，甚至可以说影响到后世日本社会的构造。

[1]置文，古文书的一种，表示应遵守的规则。

[2]请文，在日本古代和中世，地位较低的人向地位较高的人提交的一种文书，表示知悉、同意并保证执行对方的命令。

[3]一揆，中世武士团的一种组织方式，不分宗族关系，由小领主们联合组成的军事同盟组织。

[4]令，指律令中的令。

[5]氏，在古代日本指拥有同一位男性祖先的同族集团，也就是氏族，如物部氏、大伴氏、源氏、平氏、藤原氏等。到了中世，出现了专指家族集团的“名字”（苗字），以区分于专指血缘集团的“氏”。例如，足利指的是源氏当中以“足利”为苗字的家系，新田则是指源氏当中以“新田”为苗字的家系。两家虽然在血缘上同源，但在中世已发展为两个不同的家族，之后，随着家族的发展壮大，下面又各自分出不同的家系，如隶属于足利氏一门的今川氏、一色氏等。

第六章
北山殿源道义

第一节　幕府体制的稳定

康历政变

贞治六年（正平二十二年，1367）十一月，足利义诠把政务委托给年仅十岁的继承人义满，召回身在分国赞岐的细川赖之，让其辅佐义满、接任管领一职，以代替由于前一年斯波高经失势而辞职的斯波义将。同年十二月，三十八岁的义诠去世。义满继任足利家家督，但暂时由管领细川赖之实际总揽政务。如前所述（序章），《太平记》说细川赖之就任管领后，人人服从其施政，并以“天下太平的时代到来，可喜可贺”结束全书。虽然南朝还在吉野山中主张自己的正统性，但天下大势正在向北朝、幕府倾斜，并逐渐形成平衡。此时，政治史的主题已转向各势力在这种渐趋稳定的体制下得到了怎样的安排。

细川赖之推行的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应安大法”。应安元年（正平二十三年，1368）六月十七日，室町幕府发布了关于“寺社本所领事”的命令，当时的史料称之为“大法”，研究者时常将其称作“应安半济令”。所谓“半济”是指只缴纳一半庄园年贡，言外之意是说另一半会被征收为军粮。虽说类似法规已在战乱中实行，或被视作仅限部分地区实行的军粮征收法的前提，但此处的“应安半济令”并不是指缴纳一半年贡，而是指建立分割领地的制度和规范。也就是说，其主旨是划分出可以征收军粮的领地和不可以征收军粮的领地，对前者规范管理，对后者禁止征收。具体来说，天皇与院的领地、寺社一圆领、摄关家领一概不可成为军粮料所；其他领地，已经设立了军粮料所的，只承认其中的一半为军粮料所，超过一半的部分要还给本所，而在没有现存军粮料所的一圆领内，不得新设料所。

原本而言，凡是有地头的领地都应承担相应军役，但是在南北朝对峙的特殊条件下，武士们也要求向没有设置地头的领地征收军粮，于是出现了“半济”这种方式。“应安半济令”的目的在于让特殊条件下实行的紧急措施适用于和平时期，保全以寺社为代表的主要庄园领主的领地，调整其与已成既得权益的军粮征收法之间的关系，并维护和平时期的领地秩序。

当然，很难说这些目的都达到了。配给军粮料所是各国守护为掌控国内武士而采取的手段，为了维系武士的忠诚，恐怕很难否定、限制他们的既得利益。虽说“应安大法”被寺社本所视作保全或恢复其领地的论据得到推崇，但实际上负责实施的各国守护却消极怠工，所以法令的实际效力取决于各个现场的具体情况。

尽管如此，“大法”仍然象征着战时体制终结、太平之世到来。在此前后，楠木正仪代表南朝参与南北和谈，甚至在贞治六年（正平二十二年，1367）促成了南朝敕使与义诠的会面，但或许是由于后村上天皇去世后南朝内部的路线对立，他在应安二年（正平二十四年，1369）离开南朝，归顺了幕府。南朝因此失去了军事支柱，已不再可能与北朝、足利方进行军事对抗。这样，北朝接收南朝就被提上了具体的政治日程。

当然，并不是说此时幕府内外的各种势力相安无事。在幕府内部，同出于足利一门的实力派细川氏与斯波氏共同支撑着足利氏，且彼此对抗，这成了最明显的政治不安定因素。斯波义将曾与父亲斯波高经一起被义诠赶走，短暂流落越前。贞治六年（正平二十二年，1367）七月，他回到京都，隐隐与主导政务的管领细川赖之形成对抗之势。永和三年（天授三年，1377），两者之间的对立浮出水面。在当时义将的分国越中，一些国人与守护代斯波义种（义将之弟）发生冲突，逃到细川赖之领地内的太田庄（今富山县富山市附近）寻求庇护，守护代方面的军队便随之闯入了太田庄。细川赖之愤而出兵，试图与守护代方一战。赖之与义将各执己见，导致京都市内气氛紧张，谣言四起，都认为众大名各自袒护一方，参与其中，终将导致天下大乱。

虽然此事最后得以和平解决，没有酿成严重后果，但人们对义将的期待与对赖之执政的不满相结合，事态愈演愈烈。康历元年（天授五年，1379），大和的十市、越智、秋山等当地豪族叛乱，在被派去镇压叛乱的军队中，反赖之派的武将公然倡议赶走赖之，最后土岐赖康返回了分国美浓。义满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下令追讨赖康，并命令大和战场上的诸将回京。但斯波义将没有服从，于是义满罢免了他的越中守护职位。结果，义将率军进入京都，义满马上赦免了他，不久之后又赦免了赖康及其同党京极高秀。至此，反赖之派的优势已经很明显，诸将更进一步包围了义满的府邸，逼他罢免赖之。当年闰四月，义满终于下令罢免赖之。于是赖之回到分国四国，管领一职由斯波义将接任。这就是“康历政变”。

有实力氏族的谱系略图①

这件事的背景之一是，应安五年（文中元年，1372），十五岁的义满举行“判始”仪式，开始使用自己的花押（签名）处理政务。这意味着他摆脱赖之的庇护，开始摸索政治上的独立。应安六年（文中二年），自建武以来一直侍奉尊氏、义诠，且活跃于各种政治事件背后的佐佐木（京极）导誉去世，这件事大概也为义满的政治独立提供了条件。罢免赖之是斯波派的要求，并不一定出自义满的本意。但是，斯波与细川两派争夺幕政的主导权，试图诱使义满下达有利于己方的命令，从而排挤掉竞争对手，以结果而言，这实际上确立了义满作为幕府首长、立于两派之上的地位。正是通过调节、操纵两派的斗争，义满看出了确保自身权力的可能性。

不过，义满原本也并非单纯依赖于幕阁内部各势力的平衡，而是有意构筑自己的权力基础。义满扩充了名为“御马回”的直属亲卫队，成为后世以奉公众为主的将军直属军队的前身。义满及其后继者将直辖领的管理委托给这些直属部下，赋予其从国内征收段钱[1]的特权，并以此牵制守护。

另外，义满身边有被统称为奉行人的实务官僚，其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多出身于曾担任镰仓幕府和六波罗探题奉行人的实务官僚世家，从事制作并保存文书记录、调查先例、提供建议、管理日常事务等工作，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其业务范围也日渐扩大。可以认为，这是因为幕府的政务内容逐渐日常化，并作为规则渐趋稳定。

驱逐对抗势力

细川赖之回到四国后，曾一度被幕府下令追讨，但在年末就得到赦免。赖之的弟弟，同时也是他的养子兼继承人赖元在永德元年（弘和元年，1381）进京，出仕于幕府。明德二年（元中八年，1391），赖元代替斯波义将出任管领，赖之也随之进京，重回幕府中枢。明德四年，义将代替赖元，再次出任管领。可以认为，这一系列事件是义满主导的，他利用斯波家与细川家的对立使其互相牵制，以防止他们坐大。

这种煽动对立以削弱双方的策略，也同样适用于幕阁之外的世界。从前，在南北朝对立的情况下，幕府经常通过承认或授予敌对者领地、守护职的方式来使其归顺，但这就让守护变得难以控制，给政治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因素、削弱外样守护的势力，义满经常采取的策略就是挑起一族内部对立，再派兵讨伐。

首先，美浓、尾张和伊势三国的守护土岐赖康在嘉庆元年（元中四年，1387）去世，其养子康行继承了职位，但义满却任命赖康的亲生儿子满贞为尾张国守护，尾张国恰好位于三国中间，从而挑起了两者间的对立。翌年即嘉庆二年，满贞与康行的堂弟兼女婿诠直开战，康行加入诠直一方，一切正如义满所料。于是在康应元年（元中六年，1389），义满下达了追讨康行的命令。翌年即明德元年（元中七年，1390），康行被诛杀，康行的叔叔赖世被任命为美浓守护，仁木满长被任命为伊势守护。

随后，幕府又将矛头转向山名氏。贞治二年（正平十八年，1363），山名时氏从南朝投诚北朝，其丹波、丹后、因幡、伯耆、美作五国的守护职得到承认。自此，山名氏在室町幕府中的势力日强，时氏死后分给诸子的守护国除上述五国外还有但马、和泉和纪伊，再加上“康历政变”之后获得的出云、隐岐和备后三国，总数达到了十一个。这相当于日本六十六国的六分之一，山名氏也因此被称为“六分一众”。义满担心其过于强大，于是抓住康应元年（元中六年，1389）山名时义死后家族内部对立的机会，在明德元年（元中七年，1390）三月，利用旁系的山名氏清、山名满幸攻打山名时义之子时熙、氏幸。然后在明德二年（元中八年），又反过来将满幸赶出京都，迫使其与氏清一同举兵。经过京都内野[2]的激战，氏清最终被消灭，满幸也一蹶不振，这就是明德之乱。结果，山名时熙等山名一族只保住了但马、因幡和伯耆三国的守护职，其余都被分给了其他家族。

有实力氏族的谱系略图②

土岐、山名两氏都是斯波一方的实力派守护。有人认为，明德之乱的背后，有刚刚代替斯波义将担任管领的细川氏的影响。不过，考虑到动乱之时，斯波义将之子义教和原来反对细川氏的大内义弘、土岐一族都加入了讨伐山名的军队，可以认为斯波与细川对立的格局正在义满的主导下逐渐解体。再加上义满直属的三千余名御马回在内野战场上十分活跃，说明义满通过明德之乱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地位。

接下来，北朝接收南朝之后，应永六年（1399），大内义弘也被幕府诛伐。大内氏最初从属于南朝一方，贞治二年（正平十八年，1363），大内义弘的父亲大内弘世归顺了幕府，于是得到周防、长门、石见、丰前的守护职，控制了濑户内海的西部，明德之乱后又得到和泉、纪伊的守护职，控制了濑户内海航线东部的要冲之地堺。这样一来，细川氏就与大内氏在濑户内海贸易线路方面形成了竞争关系，义满也开始警惕大内氏的势力扩张。另外，大内氏自称百济王的子孙，李氏朝鲜在壬申年（明德三年，1392）建国后，大内氏与其建立了单独的外交关系。据李氏朝鲜正史《李朝实录》记载，定宗己卯年（应永六年，1399）七月，“日本左京大夫六州牧义弘”派遣使者来确认自己的宗谱，并请求赐予领地。经过考证，定宗认为大内氏的宗谱“无征”，但还是认定其为“百济始祖温祚高氏之后”，想要赐他领地，但由于近臣怀疑义弘的真实意图而作罢。义满大概也很戒备大内氏的举动，不仅动员九州诸氏，还试图没收大内氏的纪伊、和泉守护职，借此挑衅义弘。

义弘察觉到义满的意图，一边努力经营九州，一边呼吁在应永二年（1395）被解除九州探题职务、成了骏河半国守护的今川了俊（贞世），镰仓公方足利满兼，山名氏清之子时清，旧南朝系的桥本、菊池等对义满不满的势力起兵，自己则在堺筑城，举起叛旗。经过激战，义弘身死，其弟弘茂投降了幕府。足利满兼本想响应义弘的号召而起兵，但被关东管领上杉宪定劝阻，今川了俊则引咎隐退。这就是应永之乱。

结果，大内弘茂虽然保住了周防、长门两国的守护职，但是其他各国被分给畠山、仁木等家族，大内氏的势力遭到大幅削弱。就这样，除了东国和九州之外，外样大守护势力的威胁被解除。作为武家的政治中心，室町幕府的实际统治领域基本确定。

花之御所

永和四年（天授四年，1378）三月，义满从继承自父亲义诠的三条坊门第搬到了位于北小路室町的、正在营造的新府邸。这座府邸建立在前一年烧毁的崇光上皇御所与菊亭家宅邸的遗址之上。同月，义满就任权大纳言和右大将，正式加入公家社会。翌年即康历元年（天授五年，1379）七月，寝殿完工；永德元年（弘和元年，1381），整个工程结束，新府邸迎来后圆融天皇、关白二条师嗣及其下多名公卿官员，举办蹴鞠、诗歌、管弦等活动。因为这座府邸正面对着室町小路，所以被称作“室町殿”。为了行文方便，本书一直称以足利氏为首领的武家政权为“室町幕府”，实际上这个称呼是这时才出现的。另外，室町幕府的首领、足利家当主也被称作“室町殿”，理由同样源自此处。这座庭园在建造时引入了鸭川的水，栽种了四季的花木，因其壮丽的景色而被称作“花亭”“花之御所”（也有人说这一美称来自崇光上皇的御所），象征着君临京都社会的义满的威信。

应永之乱后的守护分国

《洛中洛外图屏风》上杉本中的室町殿　描绘了16世纪中期的情景（米泽市上杉博物馆藏）

足利义满时代京都市街略图

中世京都的街道已不再具备条坊制下的井然秩序。右京的城市化进程早已被废弃，成了荒芜的农田。与之相对，左京则被分为上京和下京两个性质迥异的部分，上京以当时位于土御门东洞院的皇居（土御门内里）为中心，是权门的聚集地，而下京则以四条大道为中心，在祇园社门前形成一片商业区。花之御所所在的北小路室町离土御门皇居不远，义满从靠近下京的三条坊门第迁到这里，得以进出权门之地，并将其变成了自己的大本营。这件事无疑正是公武关系重组的一次展示。正如下一节还将讲到的，公武关系的重组表现出义满的政治意图：他不满足于武家首领的身份，还想进一步对公家社会也发挥直接影响力。通过此事，上京进一步巩固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

足利义满的诸国巡游

若说室町殿的上述姿态是面向京都公家社会的所谓内部展示，那么，自至德二年（元中二年，1385）开始的、盛大的诸国巡游则可说是面向京都以外广大地区的外部展示。这年八月，义满参拜了奈良的东大寺与兴福寺，以此为开端，他于嘉庆二年（元中五年，1388）春天造访纪伊国，同年八月又来到骏河，翌年即康应元年（元中六年，1389）三月从安艺严岛出发，经赞岐巡游周防，九月又参拜高野山，明德元年（元中七年，1390）九月则参拜了越前气比宫。以这种节奏，义满在数年内巡游了各地。可以推测，这种巡游包含着视察并怀柔大寺社、考察地方政情并昭示权威的意图（田中义成《南北朝时代史》）。用这种形式炫耀自己，重新确认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以维持自身的政治凝聚力，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手段。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巡游王国版图内各地的行为相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地，确认与国内各地掌权者的个人关系，并通过他们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义满的巡游也包含着类似意图——以肉眼可见的形式表现室町殿的立场，并昭告天下。

这样看来，义满东起骏河、西到周防的巡游范围就非常具有暗示性。在这个范围之外的东国和九州都是外样守护势力依然强大的地区。针对这些地方，室町幕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凝聚力呢？据说义满巡游周防时原本计划涉足九州，但因天灾而没能实现，正如后文还将讲到的，因为与明朝有来往，义满绝非不关心此地。至于东国，因为镰仓府和镰仓公方的存在，这里逐渐变成了京都幕府所不能直接统治的地域。

到了15世纪足利义持和足利义教的时代，甚至在室町幕府周边，与镰仓府管辖领域接壤的骏河也被称为“关东国堺”。至于九州，则被认为“毕竟是远国，即便稍有不遂意之处，也应该点到即止，至今为止代代都是这么做的”。对遥远地区的这种固有认识，或许说明室町殿的权力基础——政治凝聚力虽然看似强大，其实在结构上格外脆弱。

但是，只要这种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弱点还未被很多人认识到，就无法对义满形成实际的威胁。以花之御所、诸国巡游时的华丽衣饰为代表，室町殿的壮丽姿态一时间震慑、迷住了众人，成为一种权威的标志，君临以京都为中心的社会。

第二节　公武关系的重组

作为公家的义满

足利义满出生于祖父尊氏去世的那一年——延文三年（正平十三年，1358），被足利氏的谱代被官伊势氏养大。儿时曾因战乱一度逃往播磨，后来回到京都，在京都社会中长大，深受京都文化的熏陶，年轻时就继承了足利家督之位。虽然出身于武家，但义满的特殊之处不如说在于其官僚生涯，仅仅将他看作武家栋梁是不合适的。

义满作为官僚晋升得极快。贞治五年（正平二十一年，1366），他以九岁之龄叙从五位下，后又晋升，在应安六年（文中二年，1373）担任参议左中将，位列公卿，两年后又升至从三位，进而在永和四年（天授四年，1378）升任为权大纳言兼右大将，康历二年（天授六年，1380）升至从一位，永德元年（弘和元年，1381）成为内大臣。其祖父尊氏、父亲足利义诠均官至正二位权大纳言，虽然位列公卿，但没有实际职务，不能从内部参与朝廷的仪式和政务。而义满不同，他拥有公卿的实质性职务。在永德元年正月的白马节会上，义满担任外弁（负责承明门外仪式的公卿）上首，被人评价为行止极其优美。以此为契机，他在永德二年就任左大臣，此后也多次担任节会内弁（负责承明门内仪式的公卿），并开始作为公卿上首领导朝廷的仪式和政务。

出身于武家的义满就这样确立了自己在公家社会内部的地位，并逐渐掌握了公家社会的言行举止规范。在这件事上，二条良基起到了极大作用，他通晓古制，在朝廷中主导公事复兴，是公家社会的重臣。义满在永和四年（天授四年，1378）被任命为权大纳言兼右大将之后，时常造访良基的府邸，也常将良基请到花之御所，向他请教公家社会的礼仪规范。良基还是连歌方面的内行，在和歌、连歌和管弦等文化修养方面给了义满许多指导，充当他在公家社会的引路人，并因此被称作“扶持大树（将军）之人”。据说良基热衷于恢复在战乱中停滞的公事，且对去世的后醍醐天皇怀有敬意。他大概是希望以统率武家、拥有强大领导力的义满为媒介，用公家文化驯服武士，并复兴公事。

足利将军的花押（出自平凡社《书法的日本史》）

另外，以永德元年升任内大臣为契机，义满开始使用所谓“公家样”花押。这种花押在设计上与尊氏、义诠使用的“武家样”花押不同。起初，义满根据不同事由分别使用两种花押，但从康应年间（1389——1390）开始，他废除了武家样花押，开始只使用公家样花押。统一花押的直接原因不明，但可以推测这种变化与义满的重心从武家社会转向公家社会相应。这说明，义满这个人在公家社会的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其代表性事件就是武家执奏职能的废除。在北朝、室町幕府体制下，公家向武家传达要事时，会将院宣或纶旨下达给相当于联络窗口的公卿，随后再由该公卿传达给武家，而武家联络公家时，同样要通过负责联络的公卿才能向院、天皇提出申请。这种申请手续和负责联络的公卿就被称作“武家执奏”，相当于前代的关东申次，是公家社会及其外部武家之间的联络渠道。然而，在义满于永德元年就任内大臣以后，武家执奏的职能就被废除了，据说义满本人开始承担起在公家社会内部联络传达的职责（家永遵嗣《室町幕府将军权力研究》）。与之相应，新的手续与规范产生了，第五节将详述。从这种变化上也可以看出，义满的立场已经不仅限于武家。

义满作为公卿，在永德三年（弘和三年，1383）被册封为“准三宫”。“准三宫”也可以称作“准三后”“准后”，原本是指给予皇族和摄关等人相当于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的经济待遇，但在这个时期只是一种表现身份地位的虚名。尽管如此，这个称号向来只授予摄关和天皇外戚。对于这项例外的册封，后小松天皇的外祖父、前内大臣三条公忠在日记中写道：“左大臣成为‘准后’，这还是头一遭吧？”随后又说：“但如今武家之事已不再考虑先规旁例，别人也不好插嘴。”此后，义满在嘉庆二年（元中五年，1388）一度辞去了左大臣之职，又在应永元年（1394）升任太政大臣，位极人臣。

义满作为公卿，得到了少有的晋升，这或许与其宗谱上的特殊位置有关。义满的母亲纪良子（义诠之妻）是顺德天皇的第四代孙，与后圆融天皇之母崇贤门院（后光严天皇典侍）是姐妹。也就是说，从母亲那方的血统而言，义满是顺德天皇的第五代孙，和后圆融天皇是表兄弟。不少学者推测，这件事决定了公家社会对义满的态度。也常有人说义满的功绩是“作为武家政权，接收了王朝权力”，但这种说法是否妥当，还须慎重考虑。

礼仪规范的重构

足利义满逐渐在公家社会确立地位，这也迫使公家社会的门第秩序发生了一些变化。究其原因，足利家一直以来处于公家社会的外部，但义满以公卿的身份不断晋升，就他的立场而言并不存在可依照的先例。总体上来看，自平安时代以来，公家社会里一个人能够晋升的最高官位和相应的晋升途径都是由家族门第决定的，有各种不同的模式。而若有人脱离了这些模式，就会在社会内部造成不和谐的声音，成为非难的对象。然而，关于义满的登场和晋升，就像三条公忠对敕封准三宫的评论一般：“武士是例外，没有办法。”公家也放弃了追究，结果成了一个先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件事的确象征着“武士以实力战胜了公家旧例”。然而，义满在开此先例之际也并不是不需要依据的。家族门第不同，相应的官位晋升途径就不同，就连外出时的装束、礼仪规范都有区别。义满在处理公事时一般参照摄关家的言行规范。

例如，在康历元年（天授五年，1379）七月的右大将拜贺奏庆（任官后向天皇表示感谢）上，义满效仿摄关家，让公卿官员和随从跟随其后，装束和礼仪也以摄关家为标准。前一年三月任官，过了一年多才举办拜贺奏庆，实在是不同寻常。原因之一可能是其间发生了康历政变，另外准备礼仪大概也需要时间。义满的任官与迁居上京花之御所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从那时起，他招募了许多摄关家的随从担任“武家兼参”，让他们同时侍奉自己；其间还一直接受二条良基的建议和指导，以摄关家的礼仪规范为标准来构建足利家的礼仪规范。此后，义满在出行时都仿效摄关家，身着公家式样的装束。

另外，在就任内大臣的永德元年（弘和元年，1381）前后，义满组建了以公家官员为家臣的组织（后被称作“室町殿家司”），派他们做各种事。这个组织以洞院等大臣家的子弟和山科家、中山家、万里小路家等中层贵族为中心，在室町殿与公家官员之间规定了保护和服从的双重关系：前者为后者的晋升提供后盾和经济扶助，同时将他们组织为室町殿家的政所别当，让他们在仪式上作为侍从装点门面，并参与政务，依据室町殿之意行动。这也是对摄关家制度的模仿。由此，掌管足利家家政的政所就成了支持室町殿作为公卿活动的据点。足利的谱代家臣伊势贞继取代了自镰仓幕府以来兼任武家官吏与幕府评定众的二阶堂氏，就任执事，总揽政所实务，这件事或许也反映出室町殿家政所的性质变化。

此外，因为足利氏是清和源氏的后裔，义满还被任命为源氏长者与淳和院、奖学院两院别当。淳和院原是平安初期淳和天皇的离宫后院（天皇私邸），奖学院是为源平两氏等从天皇家分出来的诸氏（所谓“王氏”）子弟设立的大学别曹（宿舍），两院别当都位列公卿，虽然在这个时代已仅仅是名誉职位，但仍象征着地位最高的王氏后裔，在过去，和源氏长者的称号一起，都是由村上源氏中院流诸家担任的。自义满在永德三年（弘和三年，1383）被任命为源氏长者和两院别当以来，两院别当由足利家当主担任就成了惯例，后来的德川氏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就这样，室町殿家以公家社会的规范为基础，作为源氏领袖获得了堪比摄关家的最高地位，并借此吸收了一批家臣，两者形成保护与服从的关系。从能给予社会生活上的扶助这点来说，室町殿义满也被认为拥有与摄关家同等的利用价值。在众人的期待之下，他凝聚公家社会，以自身为中心构建起“权力”。

室町殿义满的“权力”形成，也意味着公家社会的政务规范被重新确立。公家社会的重臣二条良基正是因此才积极支持义满，众人也是为了寻求庇护才追随义满。但若因此就认为武家压倒了公家、嘲笑公家的行为，则不一定合适。

然而，集中于义满手中的“权力”，并未止步于重新确立公家政权的政务规范。恐怕在嘉庆二年（元中五年，1388）二条良基去世之后，这种集权过程也并未停止，反而远远超过了良基的预估。最终，权力要求获取摄关家之上的地位，在院和天皇之间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关系。相关内容将在本章第五节讲述。

今谷明认为，以“康历政变”为界，兴福寺的嗷诉[3]“突然停止”了（《天皇家为何能够延续》）。作为当时的惯例，藤原氏的氏寺兴福寺一旦发生嗷诉，春日大社的神木就会被抬进京都，藤原氏的公卿就无法进行公事（仪式和政务），上述事态频发也是公事停滞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现象却突然停止了。其理由虽然不甚明了，但或许说明南都也屈服于公家社会新统治者义满的权威。若果真如此，就意味着义满并未辜负二条良基的期待，复兴了公事，实现了后者的嘱托。

京都市内的行政

义满迁居上京的花之御所，以他为核心，京都市内的统治机构也得到重组。在平安时代以来的所谓王朝国家体制下，京都市内的行政管理，特别是司法和警察等治安维持功能主要由检非违使承担。尽管如此，镰仓时代的检非违使，实际上是受六波罗探题领导的武士辅佐。室町幕府也从这种状况出发，逐渐深入参与京都市内的治安维持。

事实上，从足利义诠的时代开始，京都市内的司法和行政权就逐渐从检非违使移交给了侍所和政所。关于各种权限的移交时间，佐藤进一指出：①市内的关所管辖权是在贞治二年（正平十八年，1363）；②市内的风纪的管理权是在应安二年（正平二十四年，1369）；③市内的警察权在应安三年（建德元年，1370）之前由侍所掌握，后来移交给义满；④市内的土地相关的裁判权是在至德元年（元中元年，1384）；⑤买卖借贷相关的裁判权是在至德三年（元中三年，1386）；⑥对土仓[4]和酒家征税的权力是在明德四年（1393）。移交对象不是侍所就是政所（《日本中世史论集》）。其间，在至德二年（元中二年，1385），山城守护一职从侍所独立出去，侍所的管辖范围被限制在包括京都市内及其周边地带的“洛中边土”。这些地区截然区分于山城的其他地区，成为室町殿的直辖领，其治安维持的职权也被侍所掌握。

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一支由负责实务的奉行人领导、由被称为“小舍人”和“杂色”的下级职员编成的行动部队，以支撑侍所运转。检非违使厅内也设置了一支行动部队，由被称为“使厅下部”的下级职员组成，不过，据推测，这些人有一部分同时也是侍所的下级职员。总之，可以认为，检非违使厅的部分业务需要使用武力，这部分业务就由室町殿家承担，负责这部分业务的机构则通过重组公家、武家的机构形成。

另外，与京中房地相关的纠纷处理及遵行手续则被视作“地方”问题。正平七年（1352），中条秀长作为“地方管领”被要求处理祇园社和建仁寺之间的纷争，可知幕府的人很早就参与了和“地方”有关的案件，但直到康历元年（天授五年，1379）室町幕府任命二阶堂行元为“地方头人”之后，这个职位才成为管辖“地方”的常设职位。二阶堂行元此前担任政所执事，这次任命与政所改革相关，曾经由检非违使厅负责的京都市内行政及其相关职权被重组，上述任命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环。

如前所述，此时的京都已经不再是一座具有一体性的都市。从前的左京向北方和鸭川东侧（河东）等地扩展，形成市区，且被重新规划为上京与下京两个性质不同的区域，而一度被废弃的右京也以北野社神人（为神社承担杂役并接受神社保护、拥有种种特权的人）为中心，建立起被称作“西京”“西郊”的地区。以公家为中心的上京，以祇园社及其背后的山门为中心结为一体的下京，以及以北野社为中心的西京。义满主导重建京都市内行政，也是在尝试重新统一分开来各自发展的京都。

与此同时，为了从经济上支撑室町殿的统一及统治职能，新的税种被引入。以房地正面宽度为标准征收的“地口钱”，向洛中、西京的重要产业酒、酒曲征收的“酒屋役”，向金融业征收的“土仓役”等，虽然大多曾有过检非违使厅的征收先例，但很多本应承担税役的地主、酒家、土仓以有实力的权门和寺社为本所，试图在他们的庇护之下逃避缴税。山门的抵抗尤为强硬，要想向他们征税，必须有武家介入才可能实现。明德四年（1393），义满指示，关于“洛中边土散在土仓并酒屋役”，即使是“诸寺诸社神人并诸权门扶持奉公人事”，也要“悉悉勘落”（废除所有特权），“平均沙汰”（一律处理），并大致实现了目标。重新统一京都社会，就意味着解除寺社本所的统治和保护。

山门扼守着从东国、北陆方面经琵琶湖向京都运输物资的要道，庇护了大量从事物流的运输业者，可以说控制着京都的生命线，对公家社会有莫大影响。这正是过去白河法皇所说的“三不如意[5]”之一，对公家政权来说，驾驭山门是一个长期重大课题。至此，义满政权对山门的控制可以说暂时成功了，以五山为中心的禅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以山门为代表的既存寺社势力与新兴的禅院之间，不仅有显密佛教与禅宗这种教义上的对抗关系，更有庄园领地的集聚、以所积累技术为基础的领地经营承包、以捐赠金钱（祠堂钱）为资本的金融经济活动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在幕府的庇护之下，以五山为中心的禅院不断发展经济实力，各寺社在经济领域的所占比重发生了变化，禅院参与的财富流通越来越重要，以各种名目从禅院征收上来的资金成了幕府财政的重要支柱。当然，不能忽视，由禅僧承担的对明外交对幕府来说意义重大。禅院既是经济中枢，也是令室町幕府有可能与山门等寺社势力对抗的条件之一。

第三节　南北朝统一

统一的条件与交涉

在义满主导下，京都社会日趋稳定，剩下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处置南朝。先来看看南朝的情况。

由于和解路线上的分歧，楠木正仪曾一度归顺幕府，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弘和二年（永德二年，1382）闰正月，他再度回到南朝，被任命为参议。然而，当月下旬，他在河内被山名氏清打败，失去了很多族人、郎党，自己也逃走，从此再无活动的迹象。

北畠显能（北畠亲房之子）自正平以来数次参加京都争夺战，后据守伊势的多气，在弘和三年（永德三年，1383）去世。其子北畠显泰继承父业，被南朝任命为伊势国司。伊势离吉野不远，在这里，纪伊熊野氏等海上势力频繁出入伊势大凑和志摩泊浦等航路要地，因为他们的协助，南朝势力得以保存。北畠氏大概控制了云出川以南地区，与幕府任命的守护土岐赖康、康行等人对峙，但在南北朝统一以后，他们与幕府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很长时间里一直保存着自己的势力。

另外，明朝皇帝册封的“日本国王”——怀良亲王仍以征西将军宫的身份留在九州，在被今川了俊夺走了博多和大宰府之后，他无力挽回颓势，终于在弘和三年（永德三年，1383）去世。宗良亲王曾作为“征夷大将军”转战于东国和信浓，但在弘和元年（永德元年，1381）编撰并进献了《新叶和歌集》之后便再无消息，记录了南朝历史的《南山巡狩录》说他死于元中二年（至德二年，1385）八月十日，但这部书成书于江户后期，细节上不是那么可信。

弘和三年（永德三年，1383），长庆天皇让位，后龟山天皇践祚。至此，一直支持着南朝的重要人物大多离世或不再活动。被视为对北朝强硬派的长庆天皇让位，暗示着南朝的路线转换。实际上，与稳定的义满政权相比，南朝每况愈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已是不可避免。不过，在南朝内部，以长庆上皇为代表的势力似乎仍然态度强硬。

明德三年（元中九年，1392），双方再度展开关于统一具体问题的谈判。室町幕府方面，首先由和泉、纪伊两国的守护大内义弘承担起安排交涉场所的任务，这大概是因为其守护国接近南朝的大本营，且其父大内弘世曾一度仕于南朝。随后，南朝方面派出后龟山天皇的亲信阿野实为和吉田宗房（吉田定房之子）参加交涉。出身于神祇官[6]家族的吉田（卜部）兼熙在南朝与义满之间担任联络人，十月，双方关于统一的条件基本达成了一致。

南北统一的条件主要有三项：①通过“让国之仪”归还南朝方手中的“三种神器”；②今后以“两朝御流相代”的形式继承皇位；③天皇家领中，诸国国衙领由大觉寺统继承，长讲堂领由持明院统继承。除了最后一项是经济问题以外，前两项都是有关南朝正统性的条件。

执行条件①中的“让国之仪”，就意味着认同南朝后龟山天皇的正统性，而北朝后小松天皇则通过后龟山天皇的“让国”即让位获得正统性。条件②意味着再现镰仓末期充满争议的两统迭立原则，后小松天皇之后将由南朝大觉寺统的天皇继位。无论哪条都承认了南朝的正统性，这也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对义满来说，这样就能从南朝手中收回“正统性”了。而对南朝来说，他们自后醍醐天皇以来一贯坚持自己为唯一的正统，所以这算是主张上的倒退，但从客观形势来看，到这里为止都还算是可以妥协的部分。

不过，在交涉过程中，本应是当事者之一的北朝究竟参与了多少？事实上，一些情况表明，北朝或许成了谈判的局外人。

例如，南北统一后的第三年，朝廷授予后龟山“太上天皇”的尊号，当时北朝方面对既不曾继承皇位也并非天皇生父的人被授予尊号一事提出了质疑。结果诏书中出现了这样的话：“虽无旧例，但特垂礼敬新制，敬奉太上天皇尊号”，强调这是前所未有的特例。尊号的事对北朝廷臣来说似乎十分唐突。关于这件事，左大臣一条经嗣在日记中写道：“据说，如此大仪竟未经敕问或群议就径直决定了。”也就是说，敕封后龟山尊号一事，是在群臣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的。事实上，在这件事发生的前一天，后龟山与身为南朝皇太子的弟弟惟成亲王会见了义满，有学者据此认为，当时后龟山曾要求义满履行南北统一时定下的条件，于是义满没有咨询廷臣就决定授予其尊号，并指示了如何应对（森茂晓《暗之历史，后南朝》）。一条经嗣在日记中又说，“这个尊号真是前所未有的稀罕事”，批评幕府没有断绝后醍醐天皇的血脉。半个世纪之后，这件事被列举为“未承帝位之人获得尊号之例”，可见北朝廷臣并不认为后龟山是天皇，也不承认南朝是皇统。

关于三种神器的移交，也没有实际举行“让国之仪”，而是依义满之命，参照“文治之例”——源平合战时被平家和安德天皇带去西国的神器，在平家灭亡之后又回到了后鸟羽天皇手中——进行的。这样一来，神器的移交就不代表让位，而是表示一度离开正统天皇的神器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实际上，这种对“文治之例”的模仿甚至也并不完全，有几项仪式被义满下令省略了，整个过程都很轻描淡写，结果引起了官员的质疑。

至于义满自己，虽说他向南朝方提出了可能接受的条件，努力实现了统一，但为了之后双方都能保全颜面，恐怕也颇有些为难。

南朝的终结

虽说交涉是义满独自进行的，北朝也没有参与制定统一的条件，但后龟山天皇总算表示了同意，在明德三年（元中九年，1392）十月二十八日携神器从吉野出发，途经奈良，在闰十月二日进入了嵯峨大觉寺。神器在同月五日交到了土御门内里的后小松天皇手中。

记载了当时后龟山天皇出京过程的《南主御出次第》说，一同出行的人有后龟山天皇的弟弟“三宫”（惟成亲王）和似乎是其弟的“福御所”（怀成亲王？），随行的南朝公卿官员有“关白近卫殿”（近卫经家？）和“阿野前内府”（实为）等共十七人，此外还有“伯耆党六人”“楠党七人”等武士，总计不过四十人左右。当然，除了列举在此的人之外，还有许多皇族、官员直到最后都与南朝同在，他们都另行返回了京都。

另外，长庆上皇没有与后龟山天皇同行，在两年后的应永元年（1394）八月殁于纪伊国。此外，四条资行、日野邦氏和中园宗赖等官员也没有随后龟山天皇出行，而是留在了大和。但他们是否追随长庆上皇则不清楚。

进入嵯峨大觉寺后，后龟山上皇被称为“南主”或“大觉寺殿”。他与曾负责南北统一交涉的吉田兼熙及其子兼敦还有来往，但平常身边只带着少数近臣，过起了隐居生活。公家社会的官员构成与礼仪规则几乎没有因为南北统一而受到影响。抱着实现两统迭立的期待，后龟山上皇与以上京为中心的北朝方公家社会保持距离，在应永初年出家，成了法皇。

曾参与南北统一交涉的阿野实为（南朝内大臣）、六条时熙（南朝中纳言）、三条实兄（南朝权大纳言）在陪同后龟山入京以后也没有出任官职，而是随侍隐居在嵯峨的后龟山上皇。实为和时熙负责奉后龟山之意经营领地，下达院宣。另外，实为之子公为也随侍上皇，虽然有史料称他为“阿野前中纳言”（应永九年，1402）和“内府公为”（享德四年，1455），但他实际上并未在统一后的朝廷中任官。实兄之子季久似乎也随侍后龟山上皇，没有任官的记录。不过，实为的孙子实治曾在朝廷任官，官至权中纳言。

菅原为兴是少数任官的南朝方官员之一，他在应永八年（1401）出仕贺茂祭，叙四位。据《吉田家日次记》记载，他曾“多年祗候南朝”（书中还说“不知官”，无从得知他的具体官职是什么）。尽管为兴的宗谱和在南朝的做官经历不详，但菅原家是文人世家，祖上曾出过菅原道真等一干学者，为兴或许也是因其家世和才华而被看中。另外，同族的菅原为基是《新叶和歌集》的作者之一。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花山院持忠，此人虽在《尊卑分脉》等宗谱图中被记载为“忠定之子”，但实际上是“南方近卫息”。据伏见宫贞成亲王的《看闻日记》记载，应永二十三年（1416）忠定去世，时年三十八，无嗣。此时“南方近卫息十二岁”（他在宗谱图上的位置关系并不明确，但从年龄推断，可能是陪同后龟山天皇出京的经家之孙），曾一度成了花山院长亲（南朝内大臣，此时已出家）的养子，随后又以花山院持忠之名成为花山院忠定的养子，并继承家业。持忠后来官至内大臣，于文正二年（1467）去世，被追封为太政大臣。

这些例子都是少数，曾在南朝出仕的官员大多未在北朝担任新职，就这样消失于历史中。以近卫家和西园寺家为代表，争夺家督之位的两个派系往往分属于南北朝，家族在京都公家社会中的位置大多已被北朝方家系占据，曾在南朝方的人即便回到京都也不再有立足之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南方近卫息”通过继承花山院家、改换姓名，在公家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可以说完全是侥幸。

统一的意义与结果

义满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占压倒性优势，却苦心协调南北两朝想法上的分歧，尽力接收了南朝，他的意图又是什么呢？首先，某种势力能代替天皇行使职权，不受义满掌控且能为反抗现状的人提供名分，这种状况显然不是他乐见的。而且，这也说明义满意识到，要想通过接纳南朝来切断这种反抗的源泉，将其纳入自己的掌控，不是只能依靠武力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政治来实现，其媒介就是以正统性为主题的“物语”。序章也曾提及，义满很有可能参与了《太平记》的修订，所以这点十分重要。

但是，义满的这种认识和意图恐怕并不是北朝方众人所共有的。关于接收南朝的条件，义满并未与北朝方的廷臣认真沟通，这从神器的让渡仪式和尊号问题中都可窥见，恐怕义满也并未在事先做过详尽的设想。这件事最后主要影响到了南朝方。

例如，在应永初年，后龟山上皇对纪伊、若狭等国国衙领的统治提出了指示，说明在三项统一条件中，至少由大觉寺统管辖各国国衙领这一项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执行。尽管如此，其间，播磨国衙领从持明院统传给伏见宫家，近江国衙领由今出川家世代继承，周防国衙领在此前后都受东大寺知行，成了造营料所，关于这些领国的归属，持明院统似乎并未与大觉寺统发生纠纷。

两统迭立的问题也是如此，义满在世时，后小松天皇没有确立皇太子。近年来，有人认为其背后原因是义满有“篡夺皇位”的企图，但若果真如此，又该如何解释义满并未断绝后龟山天皇的期待，保留了立大觉寺统后嗣为太子的可能性呢？后小松天皇和廷臣们想必不会接受立大觉寺统的后嗣为太子，但如果公然无视统一条件、从持明院统中选择太子，必然会导致旧南朝势力的反对，事态的发展将难以预料。曾身为南朝方皇太子的惟成亲王早已进入禅院，但其子成仁王和后龟山皇子小仓宫恒敦等人都有可能提出由大觉寺统继承皇位。这些人仍未遭到明确的排挤。关于统一的条件，虽然很难说义满曾在公家社会中力排众议以求实现，但另一方面，就像曾在尊号一事上考虑到了后龟山的要求，他并未追求最终解决这颗定时炸弹，而只求延续当下的平安无事。至少在义满的时代，旧南朝势力并未公开进行反抗，可以说义满的意图暂时算是达成了。

这种胶着状况是在义满去世后才被打破的。义满死后两年左右，在应永十七年（1410）三月，后龟山法皇拜访了义满的继承人义持，同年十一月离开嵯峨，前往南朝故地吉野。此前一年，成仁王进入东寺地藏院，不再是皇嗣候补，小仓宫恒敦的动向虽然不明，但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立后小松天皇皇子为嗣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后龟山法皇拜访义持，大概与之进行了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且得知皇统迭立无望，于是突然出走。在传奏广桥兼宣的斡旋下，后龟山法皇在六年后，也就是应永二十三年返回了嵯峨。但在他出走期间，后小松天皇的皇子躬仁被敕封为亲王，践祚并即位（称光天皇）。与此同时，曾被义满压制的后南朝活动也带着新的政治意义活跃起来。

第四节　“日本国王”与天皇制

“日本国王”的登场

解决了接收南朝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义满在应永元年（1394）十二月十七日辞去将军职位，让给儿子义持，同月二十五日就任太政大臣，以三十七岁之龄位极人臣，但在翌年六月三日就辞去了这个职位，同月二十日出家，法号道义。进而，在应永四年四月，他又将室町殿的位置让给义持，移居京都西北的北山第。这里原本是西园寺家的山庄，现在是鹿苑寺，通称金阁寺。义满也因这个地名而被称为“北山殿”。

不过，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义满从政界隐退了。从公家官职的任免，到领地承认、幕府管领的任免，不分公家还是武家，北山殿的指示涉及全部国政。明德四年（1393）四月二十六日后圆融上皇去世后，形式上是后小松天皇亲政，但实际由义满总揽政务。这样一来，义满在公家武家的官制上就没有明确位置了。可以认为，他正是为此才在位极人臣之时辞职出家，以便获得不受官制制约的自由立场。人们为参与义满的政务而聚集到北山，形成了新的都市，区别于以土御门内里和室町殿为中心的公武之都上京。成书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初期的史书《春夜之梦》（作者不详）描写道：“公家武家门庭若市，卿相布衣享尽繁华。”这就是义满的都城。

以此地为中心，室町前期文化，也就是俗称的“北山文化”开花结果。这种文化以传统的公家文化为主体，禅僧和艺能人又为其增添了新的形式和色彩。说到北山文化的特征，首先可以举出禅僧从中国带来的工艺品（唐物）及其他各种文化产物、禅画、汉诗文、饮茶的习惯与造园技术。另外，在义满细心的保护之下，观阿弥、世阿弥父子成为能乐的集大成者，以他们为代表的专业艺能人、专供观众观赏的技艺在京都社会扎了根，这也是这个时期的特征。“观客”——支付报酬、观赏专业人士提供的高超技艺的人——出现了，猿乐、能、相扑等艺能展开劝进兴行（为修建寺社、道路和桥梁募捐的表演，也即慈善表演），承担这些表演就成了艺能人谋生的手段。义满也作为这些新文化的资助人立足于京都社会的顶点。

那么，该如何说明义满所获得的政治立场呢？研究者的见解不同，此时常被引用的一种比较方便的解释就是，明朝皇帝授予义满的“日本国王”的封号。

过去，义满曾数次向明朝派出使节，但明朝每次都以没有被册封为“日本国王”的“良怀”的正式表文，且足利氏并非日本君主，而仅是“持明”（持明院统的天皇）之臣为由拒绝。但是，在明洪武十三年（康历二年，天授六年，1380），明朝左丞相胡惟庸的谋反计划败露，局势大为改变。胡惟庸试图勾结北元（中国史书称元顺帝北归后的政权为“北元”）和日本起兵，据说“良怀”也响应了。弄清这一连串事件之后，明洪武十九年（至德三年，元中三年，1386），明朝停止与“良怀”往来，义满与明朝建立外交的最大困难消失了。另外，义满辞官出家，尝试从并非天皇之臣的立场与明朝建交，满足了明朝所要求的资格。结果，应永八年（1401），使节携“日本准三后道义”的表文被派往明朝，终于达成目的，翌年，与带着写给“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建文帝诏书和大统历的明朝使节共同归国。义满在北山第迎接明使，态度极其郑重，据说还亲自跪拜接受了诏书。然而，明使逗留日本期间，传来明朝发生政变（明成祖永乐帝即位）的消息，于是义满让人制作了以“日本国王臣源表”开头、写给永乐帝的表文，在应永十年委托使节送到了明朝。继位不久的永乐帝对使节的到来非常高兴，赐予“日本国王源道义”诏书和刻有“日本国王之印”字样的金印以及通好所必需的勘合（分写“日”“本”两字以备与底簿核对的证明书）。

就这样，义满得到了“日本国王”的封号，明朝皇帝将“源道义”看作中华皇帝的外臣，并承认其为外交对象。义满也对明朝皇帝称“臣”，天皇则不在讨论范围内，与明朝皇帝保持官方外交关系的仅限于“日本国王源道义”。

此后，基于这种宗主和外臣的关系，义满几乎每年都向明朝派遣使船，明朝皇帝则要求日本取缔倭寇，并回赐铜钱。过去，倭王曾接受册封，律令国家建立后，天皇则成为对中国关系的主体。而义满作为“日本国王源道义”重建了这种关系，在这种局面下，相当于取代了天皇。

义满的意图

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认为，义满这些行为的背后隐藏着篡夺皇位的意图。早年田中义成曾认为义满试图篡夺天皇之位（《足利时代史》），近年今谷明又大胆提出论断，认为义满出家之后执政，是想让自己的儿子义嗣坐上天皇之位，天皇制在这个时期遭遇了最大的危机（《室町的王权》）。

当然，因为义满突然死去，这些猜想都无法被证实，要想窥探义满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很困难的。被今谷明视为皇位篡夺意图证据的材料，有许多可说并不充分，其中之一就是义满与“百王说”，即“皇统百代即断绝”的传播有关。

“百王说”是平安时代以来流传的一种可疑的预言诗。《野马台诗》中有“百王流毕竭，猿犬称英雄”的句子，有人将之解释为皇统延续到第一百代就会结束的预言。镰仓时代的僧人慈圆在史论《愚管抄》里也写道：“虽不知神之御代如何，但在人的时代，听说神武天皇之后只有百王。现已有八十四代，所余无多。”这种说法在中世社会似乎颇为流行。

虽说在中世有好几种计算天皇代数的方法，若将上文中《愚管抄》成书时的顺德天皇或后堀河天皇算作第八十四代，第一百代就是后圆融天皇或后小松天皇（当时普遍视仲恭天皇为废帝，不算入历代天皇），恰好是义满掌权的时代。今谷明注意到此事，认为《野马台诗》中的那句话因为预言天皇家将终结而引起了义满的注意。另外，关于后半句“猿犬称英雄”，室町中期的禅僧瑞溪周凤在其日记《卧云日件录》中解释为，义满生于戌年，所以“犬”是指义满，而“猿”是指镰仓公方足利氏满（足利基氏之子）。今谷明引用了这部分内容，认为义满自比为在“百王”之后登场并掌握霸权的“犬”。另外，因为在义满死后，鹿苑院主大岳周崇为追悼他而草拟的佛法讲义中有“寻百王坠绪”的句子，今谷明推断义满生前曾四处询问亲信“百王说”，借机散布这种说法，以此酝酿天皇家即将灭亡的预感。

但是，将“猿犬”解释为氏满和义满是五十年后才出现的事。而且氏满出生于亥年而不是申年。再者，“猿犬”之称也包含了对那些在末世登场、自称为英雄、祸乱世间之人的批判（比如，描写了应仁之乱的《应仁记》称两大乱军之首山名持丰［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为“猿犬”），义满自称为“犬”就显得很不自然。佛法讲义中的“寻百王坠绪”也是想表达“继承诸王业已衰微的事业”之意，虽说是在称赞义满的霸业，但跟百王说无关。将这些事当作义满想篡位的证据是很勉强的。

当然，尽管如此，要想论证义满并无篡位意图也很困难。比如，义满在世时没有决定后小松天皇的皇太子，这件事既可被解释为顾虑旧南朝，也可被解释为准备让义嗣继位。总之，要想窥探他的内心意图是很困难的。

比起义满的意图——是否想自己当天皇，或者是否想让义嗣当天皇，笔者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义满在构建权力时是以天皇的政治角色为样板的。也就是说，天皇的地位和职能被看作值得篡夺的目标和值得仿效的范例。义满作为公卿置身于公家社会的礼仪规范中，以相当于摄关家的身份凝聚身边众人的期待，然后以天皇（或上皇）为样板，建立起总揽政务的立场。在这里，并不存在能从根本上改变公家社会的另一种结构，义满的权力是在现有政务体系中建立起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天皇制最大的危机”，但可能是“天皇家最大的危机”。如果义满篡夺了皇位，那么天皇制就将丧失“万世一系”的神话，发生重大变质。但也有可能，顺德天皇的五世孙义满将成为皇统继承人，回溯历史，重新讲述“万世一系”。不管怎样，义满重新发现天皇或治天处理政务的方式是可供依据、可资利用的样板，不如说这件事反而肯定了天皇制。义满有改变这种构造的意图或构想——这种说法笔者无法认同。

中华世界体系

或许，现在依然有人认为不是这样，义满确实准备好了与天皇制对立。例如，正是为了取代天皇，义满才从拥有更高权威的明朝皇帝那里寻求支持，获得了“日本国王”的封号。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明朝皇帝赐予的“日本国王”封号，到底能在什么场合、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近年来，关于这个“日本国王”的封号，有人提到了“中华世界体系”的概念。在当时的东亚世界，朝鲜国王与越南国王的关系，要由他们各自与中国皇帝的关系为标准来衡量、规范，这种以中国皇帝为中心的体系就被称为“中华世界体系”，以这种体系为媒介形成了某种国际社会。有人从这种观点出发，争论说“日本国王”的称号能够广泛通行于中华世界体系，比仅在日本一国内使用的地方性称号“天皇”更具权威。所以义满是依靠东亚世界的中心、中国（明朝）皇帝的权威君临于日本的。

然而，册封原本就只意味着中国皇帝与外臣之间建立了私人关系。皇帝将某人称为“王”，表示选择他为外交对象，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指定他为代理商，期待他代表当地人民维持并整顿与皇帝之间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支配地方事务的依据。当然，因为举着皇帝代理商的招牌，所以他比周围的竞争者更具优势。

就算义满从明朝皇帝那里得到了“日本国王”的封号，也并不能保证他拥有统治的正当性。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个称号只被用于对明关系，而完全没有被用于国内政治特别是中央政治。义满在中央政治中的权力并不是“日本国王”这个称号赋予的，而仅仅建立于公家社会的规范之上。

实际上，“日本国王源道义”这个称呼甚至引起了公家社会的反对。二条满基得知明朝皇帝诏书中有这样的措辞之后，在日记中批判道：“这封回信的写法真是荒谬。这可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另外，对于义满接待明使一事，也有人批判当时幕府的重臣斯波义将等人的态度过于郑重。因此，不能说明朝皇帝的册封发挥了权威作用，装点了义满在国内的立场。在当地的政治语境中，只有当地的言论具有意义。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华世界体系内部跨国境的财富和人员流动十分受重视。在货币流通等经济方面，有人指出东亚世界各地区间的联系紧密，尤其是九州地方，中世后期，在以东海为舞台的人、物、财产的流通当中，诞生了跨国境的地域一体性。这种构图十分吸引人（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在考虑中央和东国时，夸大中华世界体系的影响是很危险的，但在九州和西国，倭寇等跨国势力反复聚合离散，则不能轻视明朝这个巨大势力对他们的政治磁场效应。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自称为百济王后代的大内氏，（似乎）采取了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岛津氏和其他九州豪族，九州、西国地区随时都有可能背叛中央、投靠大陆，以“日本国王”称号为象征的对明关系，正是在维系这些地区的稳定方面拥有巨大效力。或许，对想要“跨越国境”的西海之人来说，“日本国王”的称号能起到“限定国境”的作用。

另外，也不能轻视对明关系带来的经济利益。在中华世界体系里，中国皇帝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常被描述为“朝贡贸易”，但这并不是互通有无的贸易，而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外臣因为仰慕皇帝之德而派使者远道而来，向皇帝问好，而皇帝为了嘉奖其恭顺、犒劳使者，赠予其大量回赐品。皇帝需要的不是贡品，而是外臣通过恭顺的态度来向天下宣扬皇帝之德，外臣则可承受皇帝之德与中华文明的恩泽，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在这种关系里，基本上是外臣单方获利，只要能安全往来就一定能获得巨大利润。义满也利用了这种关系来支撑其财政，特别是利用回赐的明朝钱币，使之作为货币在日本广泛流通。

第五节　“北山殿”的政务

义满的“院政”

义满在建构权力的过程中，以天皇与治天的礼仪规范为前提，不断实践、吸收先例，在不转换构造的前提下改写了规范。

据说，与义满同龄且处于治天地位的后圆融曾多次尝试反抗义满。在行院政的后光严上皇于应安七年（文中三年，1374）正月去世后，后圆融天皇开始亲政，然后在永德二年（弘和二年，1382）四月，他让位于皇子干仁亲王（后小松天皇），开始行院政，最后去世于南北朝统一后的明德四年（1393）四月，其间当了超过十九年的治天。关于后圆融天皇与义满的对抗关系，今谷明的著作里有详细介绍（《室町的王权》）。关于后小松天皇的即位礼日期与时刻，义满未征求治天后圆融上皇的意见就直接做了决定。以此事为开端，他开始经常架空治天，与摄政二条良基联手主导政务。辅佐后圆融上皇院政的院司也大多由身为义满“家臣”的公家担任，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决定政务的不是上皇，而是义满，公家社会的人也都服从他。这样的事实不断积累，形成了义满的权力。

北山殿义满实际执政，立场与此前的武家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述，义满任内大臣以来没有采用过武家执奏，而是作为公家社会的一员，言行举止皆遵从其规范，现在又辞去了太政大臣的官职并出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公卿之首的身份参与政务。尽管如此，政务的实权仍掌握在他的手中。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政务规范。

这时，人们使用“传奏奉书”这种文书。被称作“传奏”的公卿奉主政者之命用文书向特定对象传达其旨意，主政者若是天皇就相当于纶旨，是上皇就相当于院宣。若同时存在多个天皇和院，主政者就是治天，传奏奉治天之意下达的政务文书就是传奏奉书。

足利义满时代的政务机构

义满利用了这种系统和模式，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传奏，再通过传奏奉书的形式准确传达，效仿天皇亲政、院政，实现了以北山殿为实际治天的体制。奉义满之意的传奏奉书第一次出现在其出家后不久的应永二年（1395）九月，自此，义满在公家政权的政务处理手续上就与院、天皇平起平坐了。明德四年（1393）四月后圆融上皇去世后，本应由后小松天皇亲政，但义满却建立起了相当于“院政”的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曾承担后圆融上皇院政实务的院厅下级职员也作为“厅官”出仕于义满，支持义满的“院政”。

与此相应，义满出家后，在出行比叡山时的行装、受戒礼仪及与公卿往来的书札礼等事上几乎全都使用了相当于上皇的礼法。义满辞去官职、出家为僧之后，就不再有礼法上适用的模式了，若要采用比摄关家更高级别的礼遇，就只有参照上皇。时人的日记中，对于义满的举措和礼遇，有“准御幸”“奉准上皇”“效仿龟山法皇御迹”之类的描述。就这样，北山殿获得了与天皇、院平级的地位。

此外，应永十三年（1406）十二月，义满之妻日野康子被册封为后小松天皇的“准母”，翌年三月又获赐“北山院”的女院号。女院号一般只赐给与天皇关系深厚的女性，获封者所受礼遇和太上天皇同等，赐予非皇族且非天皇、院配偶的女性女院号是前所未有的事。到了应永十五年（1408）二月，曾一度出家三千院的义满之子净文还俗，更名义嗣，同年四月元服，仪式参照亲王的标准。义嗣似乎被拟定为北山殿的继承人，若义满多活一些时候，义嗣顺利继位，那么，与天皇、院平级的政务主体——“北山殿”的角色或许就能被确立为公家社会的规范了。义满死后，公家中有人提议追赠他太上天皇的尊号，从北山殿在公家社会中得到的礼遇来看，这种提议其实非常自然。

义满与武家

就这样，北山殿义满建立起执政体制，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武家战胜了公家”。武家出身的义满重新调整公家社会的秩序，巩固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不如说这是巩固了以公家社会规范为模板的统治体系。

义满作为北山殿君临公武之上，而继承了将军之位的义持则作为室町殿，获得了幕府首脑的地位。在礼仪规范上，武家举行的年初政务开始仪式——沙汰始，新管领上任时举行的评定始，都是由室町殿和北山殿双方举办。但是，北山殿与室町殿的并立仅仅是官制上的，日常召开评定的是北山殿，实质上的政务也是根据义满的指示来进行的。

北山殿举行的武家评定，参加者有管领和评定众等主要幕臣，会上除了要决定守护职与侍所等与武家相关的人事安排外，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启动遵行手续。经过评定，管领表面上奉室町殿义持的“命令”，实际上依北山殿义满之意，起草被称为管领奉书的文书，递送给相关分国的守护，下达命令。而且，对北山殿义满来说，伺候室町殿的奉行人也和传奏及其下公家系官员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员工”。比如，所谓“御判御教书”，就是以义满的名义发布的、直接表示其旨意的文书样式，由武家奉行人起草、签上义满的花押后，被广泛用于给予、承认武士或寺社本所领地及所职等事务。也就是说，幕府这个组织形式上是由义持主导，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执行义满决策的机构。

就这样，在北山殿义满主掌的政权之下，形成了两个并立的官僚机构：执行公事的公家机构，与负责向京都内外传达遵行的武家机构，但义满也经常通过传奏来指示武家奉行人的业务，这里采用了治天通过传奏来接触、调动官僚机构这种公家政权的模式。另外，在义满周围的政治世界里，也建立起以公家社会的官位、门第为标准的礼仪序列，同样适用于武士。武家并没有压倒公家，而是被吸纳为公家社会的边缘部分了。

其间，在应永六年（1399）的应永之乱（第一节前述）中，大内义弘被诛杀，此后，京都内外稳定了一段时间。足利一门及其下担任诸国守护的武将大体上都服从义满的政务，在政治上达成了平衡。但是，在这种稳定的背后，是诸国守护不断积蓄的不满，他们目睹大内氏的败北，意识到军事抵抗是不可能成功的。义满经常干涉守护家的继承问题，比如说，应永十三年（1406）畠山基国去世后，他拒绝将继承权授予其长子满家，而是给了次子满庆；他还撤掉和泉守护仁木义员的职位，让宠童御贺丸取而代之，随意安排人事，提拔自己的亲信，对待违背其意的人则十分严苛，压下武士的不满，行使专权。

而这不是仅仅针对守护。应永十三年（1406）三月下旬，义持遭到义满叱责，惊慌失措地跑到北山院之弟、传奏日野重光处，请求对方从中调停。叱责的原因不明，但义持身为将军却无法收拾事态，还不得不依靠义满的亲信。就连武家栋梁——将军的命运也只在义满的一念之间，不难想象义持对父亲义满的反感，另外，因为义满宠爱义嗣，兄弟之间似乎也有嫌隙。

这样看来，欢迎北山殿强势政治的不如说是公家，武家则心怀不满。

义满之后

正因为义满与武家之间存在这种意识上的背离，应永十五年（1408）五月六日义满突然去世之后，公家想要追封他太上天皇的尊号，其后嗣兼武家代表义持却表示谢绝。义满于五月初发病，不到十天就去世了，所以并未指定继承人。经武家长老、重臣斯波义将裁定，义持继位。这时，公家社会的一部分人预测甚至期待义嗣能成为继承人。在义满心中，继承北山殿地位、统领政务的人选大概是义嗣，但直到此时仍未建立起一套北山殿政务相关的继承规则，而义持已作为武家足利家的后嗣就任将军之位，可以认为，排挤义持的势力尚不足以登上舞台。

而拥戴义持的武家为调整公武关系，暂时解除了北山殿的政务，他们需要重组以武家为核心的政务模式。据说谢绝追封义满“太上天皇”的尊号是出自斯波义将的判断，他让儿子义教与孙子义淳先后继承管领职位，自己则作为监护人辅佐将军义持，主导幕政，直到应永十七年（1410）因病去世为止，其间一点点推翻了义满的政策。义满晚年的守护人事安排被撤销，对明外交也被叫停。

义满的后嗣义持最初住在北山第，但在应永十六年（1409）十月便迁到了祖父义诠的旧邸三条坊门第，义嗣也于同年末离开北山，只有北山院还留在北山。北山院于应永二十六年（1419）去世后，部分建筑被拆除并移至等持寺、建仁寺、南禅寺等地，旧址成了寺院即鹿苑寺。据说这是义满的遗命，但难以判断是否属实。实际上，这恐怕出自义持的意向，目的也是瓦解义满的政务体制。

因为义持从北山第搬到了三条坊门第，“首都”北山也就丧失了政务中心的地位，经义满一代而解体。有趣的是，义持没有居住在上京的室町殿，而是住在下京附近的三条坊门第，似乎是想与公家社会保持距离。不过，指代足利家当主的称呼“室町殿”仍被义持沿用，花之御所被称为上御所，与三条坊门的下御所一样，都是足利家的宅邸。

再来看公家方面的情况，由于执政的北山殿不在了，就需要新的政务主体，这成了后小松天皇让位于其子称光天皇的契机，院政也得以复兴。另一方面，此事露骨地表明两统迭立的协定已完全作废，导致“后南朝”掀起暴动。另外，在公家社会中支撑政治实务的下级职员经历了后圆融院政和义满的“院政”，最后被后小松院政继承，政务处理的主体结构也被公家重新掌握。义满的模式——在公家政权内部，通过“传奏”直接调动公家官僚机构的模式被改变，从义持开始，武家采取了从公家政权外部、通过由武家担当的“传奏”与公家沟通的模式。这样，在重新调整公武职能关系的过程中，义满“院政”的部分遗产被后小松院政继承。

就这样，在后义满时代，公家与武家并存，各自继承了义满的部分遗产，形成了分担政务的体制。天皇制何以超越动荡的南北朝时代而继续存在，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其中大概有大量的偶然因素，同时也是不断变化的事态所需。天皇这样一种机制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模式与样本，实际上也被人利用且发挥了机能。伴随着具体机能的变化，这个事实在重复与持续的过程中终于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不断为天皇制提供存续依据。

[1]段钱，中世日本征收的一种税，起始于镰仓时代，最初是一种临时税，向部分地域征收，到室町时代成为惯例。原则上缴纳钱币。

[2]京都内野，原本是大内里所在地，1177年大火后荒废，在镰仓时代成了一片原野，被称作内野。

[3]嗷诉，也写作“强诉”，是指平安时代中期到室町时代，中央、地方的大寺社僧众、神人以宗教权威为背景，拉帮结伙，强行向朝廷和幕府提出各种要求的行为。

[4]土仓，镰仓、室町时代从事金融业的人。

[5]三不如意，据《平家物语》第一卷记载，白河法皇曾感叹：“贺茂河的水、双六比赛、山法师，总是不如我意。”当时，比叡山延历寺的僧众（僧兵）经常抬着日吉山王社的神舆涌进京都，向朝廷强诉。

[6]神祇官，律令制下负责朝廷祭祀的官厅。

终章
南朝的去向——作为物语舞台的历史

后南朝与王权物语

南朝被北朝统一，最后一批廷臣也销声匿迹了。足利义满死后，公家的政务都被天皇家回收，皇位将由持明院统继承——这件事已不言自明，成了京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南朝的痕迹也并未完全消失。中世后期，“南方末裔”仍然不时被人提起，作为旗帜对抗以京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研究者将其称作“后南朝”。

义满死后，后龟山法皇出走吉野，其间，后小松天皇在应永十九年（1412）让位于躬仁亲王（称光天皇），之后，南朝开始采取明显的行动。新皇趁大觉寺统上皇不在的时候践祚，南北统一的条件被公然废除，对此，旧南朝方的伊势国司北畠满雅在应永二十一年起兵反抗，这是后南朝早期的活动之一。同时，楠木某（应为正成族人）也在大和、河内地方发动叛乱，各地都出现了不稳定的形势，且有扩大的迹象。警觉的幕府一方面与满雅和解，另一方面又与后龟山法皇约定归还其领地，并请求他回朝，试图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应永二十三年（1416）九月，后龟山法皇返回京都，事态暂时平静下来，但是，此后也不时出现反幕府势力，且背后总有后南朝的影子，这让幕府头痛不已。

后龟山法皇返回后不久，应永二十三年（1416）十月，在关东，前关东管领上杉氏宪（禅秀）公然反叛镰仓公方足利持氏（上杉禅秀之乱）。据说此事与后南朝势力有关，义嗣也参与其中。他曾经备受义满宠爱，但在义满突然去世后却遭到排挤。不久，义嗣被捕，随后出家且遭到幽禁，最终被杀害。于是关东之乱得以平定，但在如何处置支持禅秀的武士的问题上，镰仓公方持氏又和幕府产生了嫌隙。应永三十年左右，传来持氏与满雅联手拥戴“南方宫”起兵的消息。

后南朝关系简图

病弱的称光天皇没有皇子，他的弟弟小川宫也暴病而亡，于是持明院统陷入了嫡系断绝的危机。应永末年，武家方的将军义量（义持之子）也英年早逝，前将军义持只好在没有后继将军的情况下领导幕政。公家、武家共同面临着后嗣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后南朝又开始活跃起来。应永三十二年（1425）七月，称光天皇病倒之后，后南朝就皇位问题表达了“御所望”（要求），却未被理睬。正长元年（1428）七月，称光天皇去世，崇光天皇的曾孙伏见宫彦仁王被立为后嗣（后花园天皇）。但是，称光天皇死前，后龟山法皇的孙子小仓宫圣承出走，北畠满雅将他迎入伊势，然后起兵，有消息说他和觊觎幕府将军之座的足利持氏联手，据说还得到了在京都的大名响应。在称光天皇去世半年前，足利义持还未确定后继者就死了，结果他在青莲院出家的弟弟义圆被签抽中，还俗后改名义宣（后又改名为义教），京都政局一度陷入极度的不安。

吉野的小仓宫庙所　祭祀住吉大明神的神社后面有圆形古坟（川上村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不久后，永享九年（1437），大觉寺门主义昭（义教之弟）在逃跑时据传曾与后南朝联络，义教去世后，嘉吉三年（1443），又发生了禁阙之变——号称“后鸟羽院后裔”的源尊秀和号称“南方护圣院宫之子”的金藏主、通藏主兄弟，以及日野有光、资亲父子等人闯入皇居，夺走了神剑与神玺。虽然这伙人在逃往比叡山时遭到讨伐，神剑被夺回，但神玺直到十四年后的长禄元年（1457）都掌握在“南方”手里。其间，文安元年（1444）、文安四年（1447），都出现了“南方宫方”在纪伊国举兵的传言。另外，应仁元年（1467）发生应仁之乱时，山名持丰（宗全）率领的西军拥护足利义视，为了与拥护将军足利义政、后土御门天皇和后花园上皇的细川胜元的东军对抗，曾设想推举“南帝”（小仓宫的后裔）。

当然，这些行动号称的“尽忠南朝”，有时也只是抵抗行动的一种宣传口号而已，就连被推举为“南方末裔”的人是不是真货都不好说。但是，为了对抗拥戴天皇和将军的京都政权，后南朝确实经常被拿来当作招牌。为了与现在的中心对抗，需要举起某种旗帜，后南朝之所以被人提起，就是因为它能够成为这种旗帜。也就是说，抵抗行动也形成了相应的规范，抵抗的旗帜逐渐集中在天皇手中。

另一方面，位于政治权力中心的室町幕府也认识到，要想消灭抵抗、主张自身的合法性，天皇的存在非常有用。永享十年（1438）永享之乱时，镰仓公方足利持氏公然反抗幕府，而将军足利义教请求后花园天皇下达纶旨，将持氏定性为“朝敌”，赋予追讨行动正当性。嘉吉元年（1441），义教被赤松满祐谋杀，将军之位空缺（嘉吉之乱），管领细川持之也被授予了追讨满祐的纶旨。上述两种情况中，幕府都在后南朝的阴云笼罩之时，为维持凝聚力而向天皇寻求能够赋予政治行动意义和名分的物语。

就这样，人们共享以天皇为中心的物语及其宏伟结构，历史也以其为中心展开。在这里，以“南朝对北朝”为对抗轴，将人与人的争斗变成“天皇与天皇之争”，并借此获得大义名分——这种《太平记》中的世界观被不断再现，逐渐形成历史。南朝的残影作为一种未然的可能性，始终萦绕在拥戴北朝的现有体制背后，作为一面镜子，反映出其存在。

因为“王权”这个词常被用来表达多重含义，所以有招致误会和曲解的危险。但是，当人们想要表现拥有各种物语的天皇的政治作用时，“王权”一词的确极具吸引力。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带着不同的动机靠近、集中、支撑着王权，这才是存在于世人之间的“正统王权”的形态。

我们的物语

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14世纪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它是一个“历史”成为众人的活动舞台，并逐渐被承认为“正统”的过程。人们参与到历史当中，而其参与方式形成了固定的礼仪规范，为记述、联系起发生在这个舞台上的各种事件提供了形式与素材。就这样，各人的行为赋予彼此意义，其总和创造出历史。不断积累的历史，总是被人从当下的视角回顾，被认识为一种归结于现存世界的物语，作为前提条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就像看不出接缝的纺织品一样，在不断重复当中，一点点改变着质地与纹样，保持着连续性，记录着世界。

只要这样思考，就能明显看出后醍醐的特殊性——他试图切断历史，从历史时间的外部引入新的结构。对后醍醐来说，世界的存在方式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他从连续性的外部设想了一种准则，并试图以此批判现有世界的存在方式。这种准则和现有的存在方式对抗，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大义名分。与之相对，对足利义满来说，世界就是“现有的”世界，其存续基础恰恰在于“一直都存在”，也即连续性，“正统性”也体现于其中。义满所继承的各种物语都表现出这种连续性：从镰仓幕府继承的武家物语、王朝物语（“寻百王坠绪”）、从中国引进的物语（“日本国王源道义”），甚至连足利氏的对手——后醍醐的物语都没有被排斥，而是被不断积累的历史所吸收。

另外，也有学者关注义满和《平家物语》的关系。《平家物语》讲述源平的兴亡，也为《太平记》提供了许多故事素材。中世时有被称作“平家说书人”的艺人向民众讲述《平家物语》。兵藤裕己指出，就在源氏长者的地位从久我家转向足利家的同一时期，义满也从与久我家同属村上源氏中院流的三条坊门家继承了相当于“平家说书人”的管理者——本所的地位（《〈平家物语〉的历史与艺能》）。可以想象，或许义满意识到了物语与历史可能拥有的政治作用。

政治与历史不可分。或许正因为明白这点，义满才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想要回避和南朝方进行决定性的对抗。公家武家所承载的种种物语，后醍醐“异形”的、甚至触及“边缘人”的构想，都被编入历史的织锦，而义满则不断从中提取物语的素材，获取政治资源。他从具体的历史积累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中发现了政治作用与可能性。这对义满来说是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但也成了他和后继者的制约。

足利氏及其拥戴的北朝并不具备否定南朝的对抗性教义。这是支撑足利氏政权和北朝的物语的结构性特点，也正因如此，南朝并没有被明确排除在物语之外，而是沉潜下来，成了一种边缘性的传说。后南朝也并未迎来明确的终点，而是作为未然的可能性始终延续。

其实近世时，将南朝奉为“正统”的观点十分常见。其中的代表就是德川光圀下令编纂的《大日本史》。关于这点，常见的解释是，因为德川氏将自己的宗谱与新田旁系得川氏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想要正当化新田氏的立场，把德川政权的建立说成是新田氏遗德的体现（比如兵藤裕己的《解读〈太平记〉的可能性》）。三河的松平氏原本姓贺茂——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是松平氏之所以自称清和源氏后裔并改名“德川”，背后或许存在这样一种物语意识，即认为源氏和平氏交替守护国家。足利氏和新田氏争夺源氏正统，而平姓的织田信长承袭了源姓足利氏的霸业，源姓德川氏又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德川政权的物语就是在这种双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支撑这种物语的，是世人所共享并共同讲述的对世界结构的认识。若尾政希将近世的政治社会称作“解读《太平记》的体制”（《解读〈太平记〉的时代》），而不是“《太平记》的体制”，这种差别包含着深意。流传甚广的并非《太平记》的原文，而是各种人在各种场合的朗读和讲解，正是这种“解读《太平记》”的活动塑造了世人对世界来源的共同理解。而这种理解又被纳入众人对现存体制的认识中，形成一种常识，不断被重新创造，建立起政治工作的基础。

那么，近代日本又是如何继承这些不同版本的物语的呢？明治历史学继承了律令国家作为正史编纂的《日本书纪》等“六国史”，以编写、叙述正统的历史为己任，其第一步就是重新审视从《太平记》到《大日本史》的物语群（关幸彦《天皇之国的历史学》）。对《太平记》中记载的各种逸闻，历史学家通过对比文书、日记等一级史料，首先确定叙述上的真伪，然后检讨事实上的错误和年份、日期及登场人物的名字、官位、宗谱上的出入，逐渐修正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正如序章所述，日本的实证主义史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在明治日本，“国体”的主轴——天皇的正统性和“万世一系”的连续性密不可分，作为物语的历史构想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因为它和人们对社会的来历、结构的认识相关。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撼动整个历史学界的“南北朝正闰问题”：明治四十四年（1911），围绕着小学教育所用的国定教科书，出现了应该将南朝还是北朝记述为正统的问题。这个问题被政治化，在议会内外都引起了争论，最后，政府继承了《大日本史》的记述，以明治天皇敕定的形式确定南朝为正统，对平等记述南北朝的教科书作者之一——文部省教科书编修官喜田贞吉做了停职处分，教科书中的“南北朝时代”也被改称为“吉野朝时代”，以南朝的主要所在地吉野命名。这件事经常被定性为政治干预学问，历史学败于政治，此后，学院派历史学就开始避免与创造出物语的机制对抗，并退出了以“正统物语”为核心的政治性争论。

当然，在那之后，随着欧洲近代文明及思想的引入，出现了各种从正面对抗天皇物语的其他物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很少有人从正面宣扬天皇的物语。在历史学内部，人们以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描述未来的图景。而在政治场所，人们也尝试暂时撇开来历的问题，以“宪法”的言论来阐释社会结构。然而，不管哪种物语，都没有成为公认的、讲述人与社会结构的正统性言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生活其中的地方社会似乎并未得到根本上的重新审视，而是维持了原样。

到了现代，一直以来束缚着人们的各种物语的虚构性被揭露，最近，常有人说全民共有的“大物语”已经消失了。但另一方面，论坛上还有人在提倡复兴“国民的物语”，巷间也仍有人在寻访与创造物语的机制有关的地方物语。在其他方面，我们也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厉的拷问：应该如何面对拥有不同物语的人？

我们绝不可能生活在与物语隔绝的世界中。今后，我们将走向何方？所谓的当下，是历史暂时的结果，而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又该如何接受继承自前代的物语？是继承这个物语，还是继承那个物语？这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有关，而这些决定，正是我们需要不断面对的课题。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主要史料　史料集

後藤丹治·釜田喜三郎·岡見正雄校注『太平記』一～三（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36）（岩波書店）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六·七編（東京大学出版会）

佐藤進一他編『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下（日本思想大系21·22）（岩波書店）

菅政友編「南山皇胤譜」『菅政友全集』（国書刊行会）

村田正志編『風塵録』（村田正志著作集7）（思文閣出版）

村田正志校訂『花園天皇宸記』第一～第三（史料纂集　続群書類従完成会）

矢代和夫·加美宏校註『梅松論·源威集』（新撰日本古典文庫3）（現代思潮社）

本卷涉及时代相关史料

網野善彦編『シンポジウム日本歴史8　南北朝の内乱』（学生社、一九七四年）

佐藤進一『南北朝の動乱』（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五年）

佐藤進一『日本の中世国家』（岩波書店、一九八三年）

佐藤進一『日本中世史論集』（岩波書店、一九九〇年）

佐藤進一·網野善彦·笠松宏至『日本中世史を見直す』（悠思社、一九九四年）

田中義成『南北朝時代史』（講談社学術文庫、一九七九年。原著一九二二年）

田中義成『足利時代史』（講談社学術文庫、一九七九年。原著一九二三年）

永原慶二編『南北朝内乱と室町幕府』上·下（日本歴史大系5·6）（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森茂暁『南北朝期公武関係史の研究』（文献出版、一九八四年）

森茂暁『太平記の群像』（角川書店、一九九一年）

『岩波講座日本通史9　中世3』（岩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序章

長谷川端他編『太平記の成立』（汲古書院、一九九八年）

兵藤裕己『太平記〈よみ〉の可能性』（講談社、一九九五年）

若尾政希『「太平記読み」の時代』（平凡社、一九九九年）

大隅和雄『中世　歴史と文学のあいだ』（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第一章

網野善彦『中世再考　列島の地域と社会』（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一九八六年）

海津一朗『中世の変革と徳政』（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海津一朗『神風と悪党の世紀』（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九五年）

笠松宏至『日本中世法史論』（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九年）

笠松宏至『徳政令』（岩波新書、一九八三年）

小泉宜右『悪党』（教育社歴史新書、一九八一年）

新田一郎『日本中世の社会と法』（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五年）

古澤直人『鎌倉幕府の法と裁判』笠松宏至編『中世を考える　法と訴訟』（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森茂暁『鎌倉時代の朝幕関係』（思文閣出版、一九九一年）

第二章

網野善彦『異形の王権』（平凡社、一九八六年）

筧雅博「中世王権の周辺をめぐって」『思想』八九三号（一九九八年）

上川通夫「中世の即位儀礼と仏教」『日本史研究』三〇〇号（一九八七年）

黒田日出男『王の身体　王の肖像』（平凡社、一九九三年）

田島公「延喜·天暦の『聖代』観」『岩波講座日本通史5　古代4』（岩波書店、一九九五年）

細川重男『鎌倉政権得宗専制論』（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本郷和人「西園寺氏再考」『日本歴史』六三四号（二〇〇一年）

本郷恵子『中世公家政権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八年）

百瀬今朝雄『弘安書札礼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〇年）

森茂暁『皇子たちの南北朝』（中公新書、一九八八年）

森茂暁『後醍醐天皇』（中公新書、二〇〇〇年）

吉井功兒『建武政権期の国司と守護』（近代文藝社、一九九三年）

Andrew E. Goble, Kenmu : Go-Daigo's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三章

加地宏江『中世歴史叙述の展開』（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高柳光寿『足利尊氏』（春秋社、一九六六年）

玉懸博之『日本中世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一九九八年）

西村恵信『夢中問答』（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八九年）

平田俊春『神皇正統記の基礎的研究』（雄山閣出版、一九七九年）

第四章

網野善彦『日本中世の非農業民と天皇』（岩波書店、一九八四年）

石井良助『中世武家不動産訴訟法の研究』（弘文堂、一九三八年）

井上宗雄『中世歌壇史の研究　南北朝期（改訂新版）』（明治書院、一九八七年）

小川剛生「『園太暦』と北朝の重臣たち」五味文彦編『日記に中世を読む』（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小川信『足利一門守護発展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〇年）

小木喬『新葉和歌集　本文と研究』（笠間書院、一九八四年）

海保嶺夫『エゾの歴史』（講談社、一九九六年）

高橋慎一朗『中世の都市と武士』（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村井章介『国境を超えて』（校倉書房、一九九七年）

村井章介『中世日本の内と外』（筑摩書房、一九九九年）

森茂暁『佐々木導誉』（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四年）

第五章

伊藤正敏『中世の寺社勢力と境内都市』（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桜井英治『日本中世の経済構造』（岩波書店、一九九六年）

田中克行『中世の惣村と文書』（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段木一行「中世東国の農事暦に関する一考察」芥川龍男編『日本中世の史的展開』（文献出版、一九九七年）

中島圭一「日本の中世貨幣と国家」歴史学研究会編『越境する貨幣』（青木書店、一九九九年）

新田一郎「『虚言ヲ仰ラル、神』」『列島の文化史』六号（一九八九年）

新田一郎『相撲の歴史』（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新田英治「中世後期、東西両地域間の所領相博に関する一考察」『学習院史学』三七号（一九九九年）

二木謙一『中世武家儀礼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五年）

義江彰夫『神仏習合』（岩波新書、一九九六年）

Michael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omas Keirstead, ‘The Theater of Protest’,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16 No. 2, 1990

第六章

家永遵嗣『室町幕府将軍権力の研究』（東京大学文学部日本史学研究室、一九九五年）

今谷明『室町の王権』（中公新書、一九九〇年）

今谷明『天皇家はなぜ続いたか』（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一年）

臼井信義『足利義満』（吉川弘文館、一九六〇年）

富田正弘「室町殿と天皇」『日本史研究』三一九号（一九八九年）

ブルース·バートン『日本の「境界」』（青木書店、二〇〇〇年）

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校倉書房、一九八八年）

村井章介「徳政としての応安半済令」安田元久先生退任記念論集刊行委員会編『中世日本の諸相』下（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九年）

森茂暁『闇の歴史、後南朝』（角川書店、一九九七年）

终章

後南朝史研究会編『後南朝史研究』（新樹社、一九五六年）

関幸彦『ミカドの国の歴史学』（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九四年）

兵藤裕己『平家物語の歴史と芸能』（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战国时代/（日）池上裕子著；何晓毅译.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45-3

Ⅰ. ①织…　Ⅱ. ①池… ②何…　Ⅲ. ①日本－中世纪史－战国时代（日本）　Ⅳ. ① K31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0675号

《NIHON NO REKISHI 15 SHOKUHOU SEIKEN TO EDOBAKUFU》

© Hiroko Ikegami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09-2021-0095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前言

第一章 天下布武

第一节 信长上洛

第二节 将军与信长——打错算盘的双头政治

第三节 反信长同盟的结成与解体

第二章 信长与都市、流通

第一节 长岛、长筱、越前攻略

第二节 修筑安土城

第三节 使用金银的经济

第三章 遭遇挫折的人间之神

第一节 濑户内海势力集结

第二节 本能寺之变

第三节 天下人的构想

第四章 关白政权成立

第一节 天下布武路线的转换

第二节 就任关白

第三节 总无事令与平定战

第五章 检地与刀狩

第一节 重新研究太阁检地

第二节 刀狩令与海盗停止令

第三节 身份法令与基督教禁止令

第六章 村落社会

第一节 村落自治与领主

第二节 百姓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节 农道与兵道

第七章 丰臣秀吉的重商政策与都市发展

第一节 对流通和贸易的促进和掌控

第二节 创造新的都市空间

第三节 豪商的活跃与町人自治

第八章 出兵朝鲜与政权动摇

第一节 丰臣秀吉的外交政策

第二节 侵略战争的强制实行与破产

第三节 丰臣政权的末路

第九章 江户幕府成立

第一节 关原合战

第二节 征夷大将军的政权

第三节 大坂之阵

结束语

附录

表年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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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 B. 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前言

本卷记述从永禄十一年（1568）织田信长抵京，到庆长二十年（1615，元和元年）大坂夏之阵丰臣家灭亡，其间大约五十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织田信长因本能寺之变覆灭；丰臣秀吉官至关白，统一天下；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开启江户幕府。本卷将以这三个人的事迹为中心，尽可能详尽地论述他们统一天下、完成霸业的全过程。另外，对他们为何能实现霸权、社会如何变化等问题，也尽可能加以探讨。

象征这五十年的关键词是“天下统一”，给人的印象也是一个实现了“和平”的时代。但实际上，这个时代与之前上百年同样，也是一个充满长期战争和大量杀戮的时代。几十万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疯狂的杀戮甚至波及朝鲜半岛。但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只要中央政权能统一国家，统治范围能延伸到国内的每个角落，就是好政权，就值得评价，所以我们会在无意识中把结束战乱、统一国家的这三个人尊奉为英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胜利者的思维去评价历史。我们甚至把他们看作进步与正义的化身，轻视并认为与他们敌对的一方是误判历史潮流的愚者。奋起抵抗但以失败告终的一揆[1]众、被侵略者残杀的大量朝鲜人、血染战场的众多士兵等，在此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命丧黄泉？别忘了所谓的英雄是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掌握了权力，不要丢失被统治者的视角——笔者希望用这种基本观点来看这个时代。

但是，仅仅列举英雄的残虐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们的出现，给处于转折点的社会指出了明确的进步方向，大大改变了社会体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影响延续至今日的社会。如此壮举何以成为可能，他们又做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重新探讨的问题。

有一首从江户时代流传至今的狂歌说：“织田捣年糕，羽柴团年糕，德川坐着吃年糕”，形象地表现了他们三人的所作所为。在众多战国大名中，织田信长是最初明确提出统一天下的目标、最早付诸实践并向着目标一路迈进的大名。他为实现目标而设计的政策被丰臣秀吉继承，秀吉是信长政策最忠实的继承人。德川家康几乎全面继承了秀吉所创造的基本统治制度，到了晚年则专注于设计能让德川政权长期维持的政治体制。

笔者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织田信长在他统一天下的政权构想中，最初的目标是掌握流通和都市（长远目标是掌握外贸和外交权）。不可否认，早已有人指出并高度评价过这种掌握在推进统一大业时的巨大作用，是先见之明。但是也仅仅到此为止。这是因为受到了这样一种观点的局限，即将这个时代置于近世中央集权封建制（幕藩制）社会的形成期。从这一观点出发，强大且专制的统一政权为何能成立、封建制的各种关系又如何形成等问题被作为探讨研究的核心，而探讨时的关键词则是“检地”（土地丈量）和以“石高制[2]”为基础的“知行制”。这一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但因为过于重视这些关键词，流通问题就被放到了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封建制和石高制以农民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基础，所以一般认为掌握权力的一方肯定会采取政策维持这一经济基础，并想方设法把流通控制在为石高制服务的范围内。

但是，笔者并不认为从织田信长到德川家康的掌权者都是如此。笔者认为他们采取了促进流通和贸易、扩大商人活动范围的政策。这不仅是为了强化自己的财政基础和军事力量，其本身就是一项与石高制并立的、国策级别的政策，是政权构想的重要支柱。只有这样认为，我们才能超越一直以来从政策层面上评价信长政权的做法，将信长与秀吉所发动的战争、以安土城为代表的城池和城下町建设、关所撤销、乐市政策、秀吉强烈的独占贸易[3]志向和征服大明计划以及外交政策都放到一条一贯的主线上加以说明。

这是因为，在平定国内各种势力的过程中，他们与贸易商人、贸易商品、传教士、基督徒[4]等人和事物的接触增多，敏感地意识到了国际关系的问题。他们认识到，统一政权的构想不可能回避与国内流通问题直接相关的贸易和外交问题。室町幕府主导的名为日明贸易的国际关系已经破裂，君临东亚世界的大明势力已经开始衰落。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势力已经开始进入亚洲，他们以强大的国家政权为后台，在亚洲建立殖民地，排挤一直以来主宰中继贸易的倭寇和琉球，掌握了主导权，在日本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为了将来以武力征服日本，热衷于传播基督教和扩大基督教势力范围的传教士们登陆日本，大量招募信徒。

传统的以中国、天竺（印度）和日本为中心的世界观开始崩溃，以佛教和儒教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也受到冲击。在对抗新出现的世界、新出现的宗教和思想的同时，正视大明开始衰落的现实，日本必须摸索自己今后在东亚世界的位置，并构筑新的外交战略。秀吉通过捏造自己是“日轮之子”来主张自己的正统性，同时从神道教中寻找日本的独特性，向世界主张日本与儒教的中国、佛教的印度、基督教的其他国家不同，是一个独特的“神国”。这是一个国际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到统一政权的特性和政策，甚至对国家意识也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

除上述问题之外，统一政权还要直面如何整合武士身份、如何统治存在自治组织的村镇等问题。“检地”和“石高制”就是应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策略。而至于村镇，统一政权是否否定了自室町时代以来的自治传统，并将其吸收为末端的统治机构——在这个问题上一般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村镇的自治基本上得到了继承，并没有被否定。笔者认为向来被视作严厉统治象征的“村请制”是对前代的继承。但是他们采取了一些策略，比如解除农民的武装、向农民灌输专注于农耕的身份意识，并将他们限制在石高制的范围以内。最近有人似乎想把当时的掌权者说成是村落和穷人的大救星，但秀吉直到临死前都很害怕农民起义，始终在与村镇的自治意识对抗。两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本书将把权力的逻辑作为统治的逻辑来看待。

[1]一揆，有组织的武装起义、武装暴动。

[2]石高制，日本战国末期至江户时代，不按面积而按法定标准收获量来表示（或逆算）封地或份地面积的制度。高，日语表达方式，指数量、金额、钱数。

[3]贸易，本卷的“贸易”均指与外国的商品交易。

[4]此时来日的多为耶稣会士，即天主教徒。

第一章
天下布武

第一节　信长上洛[1]

拥戴义昭上洛

永禄十一年（1568）七月，织田信长将朝仓义景庇护下的足利义昭迎到美浓。九月七日，他终于动身上洛。此时是信长三十五岁的秋天。他以拥戴义昭为将军、再兴室町幕府为名义，率领尾张、美浓、伊势[2]各地的大军经琵琶湖东岸南下。敌对的江南[3]战国大名六角承祯（义贤）、义治父子不战败退，本城观音寺城被信长接收。

二十六日，信长进入京都，但为了攻打三好三人众[4]的城寨，他继续挥军西进，跨越桂川，攻陷山城胜龙寺城（今京都府长冈市），然后又进军摄津，攻陷芥川城（今大阪府高槻市）和越水城（今兵库县西宫市），打退了三好三人众。盘踞在池田城（今大阪府池田市）的池田胜正献上人质投降。由此，信长控制了京都的西大门，于十月十四日携义昭返回京都。十月十八日，义昭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第十五代将军之位，并出任从四位下、参议左近卫权中将。

战国乱世由此迎来最大的转机。这并不是说信长名副其实地复活了中央政权——幕府和将军，而是说他在摸索构筑新政权的同时，以统一天下为明确目标不断前进——这样一种战国大名权力挺进京都一事本身具有意义。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信长上洛最初的目的是复兴幕府和朝廷权威、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幕府体制，而并非要建立独立的政权（至少在天正三年以前如此）。确实，此时信长实现了幕府形式上的复兴。但笔者认为信长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此。为了说明这点，让我们把历史的指针往回拨一下。

将军及上洛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将军和上洛对战国大名来说具有何种意义。

实际上，信长初次上洛是在此前的永禄二年二月，当时只带了很少的人。时间是桶狭间之战的前一年，信长连尾张一国都还没有完全平定。他为何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洛，其目的并不明确。据《信长公记》（信长的臣下太田牛一所著信长传记）记载，当时信长游览了京都、奈良、堺等地，拜会了第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从两个月后以及六年前曾两次上洛的越后长尾景虎（上杉谦信）的行动来看，《信长公记》的记述应该基本无误。

足利义辉在前一年的冬天结束了近江朽木谷的亡命生活，回到京都，但细川等管领家已经失去统治能力，三好长庆正在着手创建自己的独立政权，所以足利义辉的权力基础非常脆弱。因此，他试图模仿室町时代各国守护驻京拱卫将军那样，让战国大名上洛来支持自己的政权。足利义昭后来也是这种想法。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直属部下、没有常备军力的战国时期将军，这也是无奈之举。所以他一直催促各国大名上洛。

足利义昭木像（等持院藏）

永禄二年，长尾景虎拜见足利义辉，表示愿意效忠。足利义辉非常感激，也对长尾景虎寄予很大期待。但是长尾景虎也和其他战国大名一样，更加看重本国的安全，没有在京长居的余力。于是将军命令互相敌对的大名和解。他的逻辑是：大名因为互相争斗而不能长时间离开自己的领地，所以只要他们和解，就可以全体上洛、效忠将军。

将军的这一行动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诸大名大概会回答说，虽然想听从将军的命令，但无奈敌人挑起战争，所以不得不应战。他们并非故意无视将军，只要于己有利，大名们也有意响应将军的召唤。毕竟，他们也需要大义名分来正当化自己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的行为。而在他们的认识里，能给自己提供这种大义名分的便是将军和朝廷。比如说，长尾景虎就因为向将军表示效忠而获得了正当化其出兵关东和信浓（川中岛）行为的“御内书[5]”，而他上洛的最大的目的就在于此。织田信长家虽然坐拥那古屋等城寨，但从门第上看也不过是一个守护代[6]的家臣，是从其父亲织田信秀一辈才开始发家的。所以信长上洛，目的大概也是为了和将军搞好关系，正当化自己对尾张的统治。

织田信长像　图中有天正十一年的诗文（狩野元秀绘，长兴寺藏）

尽管如此，也不能说战国大名们想要维持室町幕府和守护体制。长尾景虎和织田信长已经从守护家篡夺了领国的统治权，对室町时代的体制来说，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异质的存在。重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对领国的统治——这一点与其他时代不同，是战国时代的特征之一。然而事实上，在凭实力夺取之后，或者在夺取的过程中，很多人还是会从与朝廷、将军的联系当中寻找正当性，甚至向朝廷索要官位（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不想给予敌人这种正当性和名分、想要夺走甚至独占的意向。因此，战国大名为了不失去与中央政权和权威的联系，就变得对中央政局非常敏感，从不怠慢收集相关情报。这是很多战国大名的共同特征。

志托麒麟

在这一类大名中，信长是第一个不单致力于辅佐将军和复兴室町幕府体制、还抱有建立自己统一政权（虽然想法还非常不成熟）的梦想并成功上洛的大名。此外，武田信玄也与信长抱有相近的梦想，具体体现在这样几点上：娶公家[7]之女为妻，与本愿寺、一向一揆[8]勾结、为连通日本海而攻打信浓，后又试图征服骏河、趁信长上洛时加紧平定骏河、扩充水军、试图西上，等等。他后来成为反信长同盟的核心，也并不仅仅是响应义昭的请求。他与以守住领国为主要目标的浅井和朝仓不同。但信玄还是起步晚了，而且他的地理位置与信长相比也非常不利。

以“麟”字为原型的信长花押（出自吉川弘文馆刊《国史大辞典》第二卷）

但是，信长拥戴义昭上洛时，不管是义昭和包括上杉谦信（景虎）在内的很多大名，还是朝廷和寺社（寺院和神社），谁都没有注意到信长的真正意图，他们都认为信长上洛就是为了帮助将军复兴幕府。信长也这样标榜自己。但笔者之所以认为他的真实意图不在于此，主要是考虑到他在上洛前的两个行动。我们只有将他上洛前后的行动放在同一条行动脉络中去观察，才能看出其合理性。下面笔者就将论述这一点。

永禄八年（1565）五月十九日晨，以三好长庆养子三好义继为首的三好三人众和松永久秀率兵袭击室町御所，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在乱战中被杀，其弟奈良兴福寺一乘院的门迹觉庆[9]被幽禁。足利义辉被杀的结果是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幕府没有将军。此时信长身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佐藤进一考证，织田信长一改原来的花押，开始使用以麒麟的“麟”字草体为原型设计的花押。其后直到信长去世，这个花押的形状都基本没有变化。麒麟是中国人想象中的动物，被认为只有盛世才会出现。因此有人推测信长正是抱着追求盛世的政治理念开始使用这个花押，另外足利义辉被谋弑的事件对他也有影响。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正是以这件事为契机，信长决心上洛并开始自己统一天下的大业。

同时，觉庆在足利义辉近臣细川藤孝、一色藤长的帮助下成功出逃，翌年二月还俗，改称足利义秋（永禄十一年改名义昭）。他通过吉田神社的吉田兼右与朝廷秘密联系，四月二十一日获封从五位下左马头官位。他的目的在于昭告世间自己有意就任将军。然后他向上杉谦信、武田信玄、岛津等全国各地的大名发出御内书，希望他们出兵帮助自己上洛，但大名们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的领国。只有信长早早回应说若有需要随时奉陪，甚至在永禄九年七月与义秋明确约定下个月行动。但结果谁也没动，义秋只能寄身于越前一乘谷的朝仓义景门下。

此时三好三人众为了对抗足利义秋，试图拥立足利义荣（其父为第十二代将军足利义晴［义辉和义秋之父］之弟足利义维）为第十四代将军。义荣于永禄九年从阿波出发前往摄津，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朝廷任命为与义秋同样的从五位下左马头。翌年，他向朝廷做工作，望其授予自己将军之位，但没有成功。直到永禄十一年二月八日，义荣才被任命为第十四代征夷大将军。这样看来，义昭和信长上洛时的敌人就是义荣和三好三人众。

永禄十年（1567）八月十五日，信长攻陷美浓稻叶山城（今岐阜市），驱逐斋藤龙兴，完全掌握了美浓国，实现了其父织田信秀的夙愿。他将此处地名改为岐阜，又将自己的居城从尾张小牧山搬迁过来。天皇向成了尾张和美浓两国大名的信长送去最高级别的赞辞：“今度国国属本意由，武勇之长上，天道之感应，古今无双之名将”，期待他能恢复两国中原本属于天皇家的领地（缴纳年贡[10]）。转达天皇旨意的女房奉书[11]也希望他献上诚仁亲王的元服费用和御所的修理费用并恢复其领地。其实就是想要钱。因为信长曾在永禄九年四月向天皇献上过骏马、大刀和钱三千疋（三十贯文[12]），所以天皇方面大概也对他抱有期待。另外，关于天皇此时的文书，有一种解释说其中包含着对信长平定全国并恢复全国天皇家领地的命令。这恐怕并非异想天开。

当年十一月，信长将自己的决心又悄悄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开始使用一枚刻有“天下布武”字样的印章。“天下布武”就是表明要用武力统一、统治天下。拥戴义昭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在心中发誓要用自己的武力平定天下，同时也想清楚了利用义昭的益处——笔者认为印文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意图。

然而，并不是只要宣称拥戴义昭就能得到所有人的主动帮助，保证沿途平安。信长在永禄五年已经与三河的德川家康结成同盟，减少了西进时的后顾之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同盟关系非常坚固且有效，对两者的政权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信长还与武田信玄议和，也与上杉谦信交好，还劝说这两个人和解。他与江北的浅井长政结为同盟，把自己的妹妹阿市（小谷之方）嫁给他，还拉拢奈良兴福寺的僧兵和国人[13]、与三好三人众对立的松永久秀和江南的国人，答应将来给予他们恩赏。他与松永父子交换誓约书，结为同盟。就这样，信长精心地为上洛做准备。不过，虽然他亲自劝说江南大名六角承祯、六角义治父子，他们还是与三好三人众结成了反信长同盟。

既不当副将军，也不当管领

奈良兴福寺多闻院的英俊在其《多闻院日记》中记录说，信长上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果，“山城、摄津、河内、丹波、江州”暂时表示服从。但仅根据这一记述便认为信长飞速平定了畿内近国[14]是错误的。此次上洛时发生的战争，是拥戴足利义昭的信长军与杀害十三代将军、拥立十四代将军（于义昭上洛时病死）的三好三人众之间的战争。所以信长只不过是攻陷了包括六角的观音寺城在内的三好三人众据点，并将其势力驱逐出城而已。信长与他们的战争在这之后还将一直持续。

但是，许多没有与三好三人众勾结的大名和国人都出仕将军，而且，不管其统治形式如何，他们从来的统治范围——从一郡到一国——都得到了承认（安堵[15]）。信长的平定只是这个意义上的平定，还不能说是完全掌握了五国的武士和村镇。但即便如此，这对信长来说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正因为拥戴足利义昭，这些人才会出仕。公家[16]、寺社也是如此。若只以军事镇压为目标，必定会遭到相当激烈的抵抗，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这正是信长当时的弱点，也是他不得不拥戴义昭的最大理由。但是，正是通过这一步棋，信长掌握了对这些人、对其统治地区和京都发号施令的大权，再来只要除掉义昭即可。这是信长下一步要做的事。

看不出这一点的义昭，对信长拥戴自己为将军一事至为感激，甚至想封信长为副将军或管领[17]作为奖赏，还对信长许诺，只要他愿意，可以给他近江、山城、摄津、和泉、河内五国的知行[18]。但信长拒绝了。据说他希望把和泉的堺和近江的大津、草津变成自己的直辖领，并设置代官。这种说法虽然出自后世的军记物语，但事实上信长在第二年就将这些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了。笔者认为这才是这一时期信长政权构想的特征所在（参见第二章第三节）。信长拒绝了副将军、管领和守护，也没有担任任何朝廷官职。

“天下布武”的印章（讲谈社资料中心提供图片）

第二节　将军与信长——打错算盘的双头政治

新筑室町御所

信长没有进入幕府机构，保持了独立的立场。但是，正因为有将军，信长才能把京都和畿内收入囊中。而将军也正因为有信长做后台，才保持了自己的地位。所以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但同时，在政治实权到底由谁来掌握这一点上，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对立。下面就让我们具体看看这种关系的两面。

信长上洛那一年的年底，三好三人众开始反击，于永禄十二年（1569）正月四日攻入京都。被信长从美浓驱逐的斋藤龙兴也加入了这一阵营。他们火烧胜军山城，在栗田口等地放火，五日开始进攻义昭居住的六条本圀寺。交战开始后，双方都死伤惨重。三好三人众虽然最终被击退，但他们在京都内外肆虐了三天，充分表明反信长势力不可轻视。

为了确保义昭的安全，信长决定在义辉御所的遗址上为义昭修筑新御所，并于二月二日开始砌石墙。城馆四周环绕着护城河，里面是石墙，被公家山科言继称作“武家御城”，西边的石墙竟有8米之高，坚固程度远超义辉原来的御所。昭和五十年（1975），京都市在修筑地铁时发掘出了城馆遗迹。遗址南侧护城河宽达26米，北侧护城河也有8.5米宽。石墙所用石材中有大量石佛、石五轮塔、石碑、石灯笼等与宗教有关的物品，有些石佛的脖子还被砸断了。将这些物品当作单纯的石材使用，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风潮。从那以后，也经常可以从城寨的石墙中看到同样情形。

工程动员了尾张、美浓、伊势、近江、伊贺、若狭、山城、丹波、摄津、河内、大和、和泉、播磨等地的大量人力，并从洛中洛外[19]召集了大量铁匠、木匠等匠人。利用朝廷名义向武士及其下属发布命令，集中人力砌筑城馆，表明信长的统治权已经触及权力中心，而这也正是信长所追求的。另外，信长也没有忘记以自己的方式造声势，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了从管领家细川氏的宅邸里搬运一块名叫藤户石的巨石，放到自家院子里，他亲自指挥人们用绸缎包裹巨石，并装点各种花束，绑上粗大绳索，锣鼓喧天地进行搬运。从那之后，信长和秀吉经常用这种方法造势，甚至到了江户时代还有人效仿。另外，他还把慈照寺（银阁寺）一块名为九山八海的巨石以及洛中洛外的大量名石名木集中起来，于四月十四日搬运到足利义昭的新筑室町御所，还在御所周围给义昭的家臣们新建了宅邸。接着，他又着手修缮天皇居所，任命日乘朝山、村井贞胜为奉行（执行人）。这也意味着信长改造了京都。

殿中掟[20]

新筑义昭御所，一来是为了保障义昭的安全，二来也是为了信长自己。对信长当时采取的统治方式——通过将军义昭掌握京都及畿内近国——来说，如果义昭本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便意味着信长的统治缺乏稳定性。修缮天皇居所，也是因为天皇及公家对信长有利用价值，所以有必要整备其居所和基础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被限制在不对信长的政权构想造成负面影响的范围内。

在新筑室町御所之前，信长于一月十四日制定了九条殿中掟，十六日又追加了七条，并让义昭承认。最早的九条中有四条是将军的亲信、公家、番众[21]等人拜见和问候将军时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各寺院的坊官、山门徒众、医师、阴阳师等人不得随意拜访将军，足轻[22]、猿乐[23]若无将军的命令也不得随意来访。这显然是要限制义昭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第五条到第八条是有关诉讼的规定。

五、诉讼时，未经正规手续不得向将军告密；

六、将军在征求奉行众的意见时（应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得自行判断善恶；

七、审理和判决日期依照惯例；

八、诉讼结果由专人通报，他人不得随意公开。

应注意，信长并没有想否定幕府的审判权。这是因为幕府的判决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官衙和奉行人积累了丰富的法律、判例以及审判经验，也有很多人期待由幕府来处理各种纠纷。在历史悠久、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洛中洛外，新来的信长不可能有处理各种纠纷的经验和能力。既然幕府的判决权不可能被否定或吸收，那么对信长来说，上策就是保证将军不在时也能以官衙和奉行人为中心行使审判权，且这种权限不会被义昭随意扭曲，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因此，信长才规定了审判日程、审判结果由专员通报以及采纳奉行人意见等审判制度，目的就是防止义昭随意判决。

上述殿中掟规定了幕府内的秩序与手续，与之相对，追加的部分则规定了与幕府政策相关的基本法。第一条为“严禁随意侵害寺社本所[24]领内当知行地之事”。这说明幕府和信长采取了对寺社、天皇以及公家领地中当知行（实际统治并征收年贡等税役的状态）之地实行承认领有（安堵）的方针。也就是说禁止任何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强夺和占领这些土地。第七条规定，对该类当知行地的认定要以提交保证书为前提来执行。第四条是“严禁不合理的催促”，也是与所领[25]统治有关的问题，禁止无正当权利者强行征收年贡和公事[26]，或者在违反惯例的时期、以违反惯例的方法征收。这样看来，第三条“禁止斗殴争吵之事”似乎也是针对所领纷争的规定，但是因为后面又说应依据法律惩处争吵斗殴、参与者同罪，等等，所以似应将其看作独立的喧哗[27]停止令。

上述法令是审判的依据，与殿中掟及其追加条款关系紧密。幕府和义昭都只能遵守信长制定的这些法令。虽然不论在政治形态还是审判方式等方面，信长都还不得不依赖幕府，但义昭却没有操纵幕府的力量，实际上还是信长控制着一切。而这一开始就是信长的目的。

幕府以应仁之乱为分水岭走向衰落，到了15世纪末，经历过以明应政变为标志成立的细川政权及其激烈的权力斗争、天文年间的一向一揆和法华一揆、三好政权的成立及衰落等动乱，寺社逐渐失去了对领有土地的控制。尽管如此，靠蚕食寺社领土起家的武士阶层变动也很激烈，每次政权交替都伴随着知行人的变更。话说回来，即便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也交织着不同人的权利，从过去到现在，各种人都在主张自己的各种权利。所以畿内近国的人们都期待着出现一个能够认定土地的正当权利人并保障其实际统治的政权。要想建立政权，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信长和幕府采取了“当知行安堵”（承认土地实际统治者的所有权）的政策。因为信长和幕府历来都采取这一政策，所以两者之间基本没有矛盾。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

“当知行安堵”政策

让我们以京都仁和寺的所领承认（安堵）为例。

现贵门迹领散布于各地及其领界境内等事，遵照当知行的内容，可全部领知。将军旨意如此，传达事项如上。

| （松田）
  永禄十一 | 秀雄（花押）
    十月九日 | （松田）
      御室御门迹杂掌 | 赖隆（花押）

这是幕府奉行人遵将军之命下达的室町幕府奉行人联署奉书。它表示，仁和寺所领包括寺院境内的土地和散布于各处的土地，对其中实际受控制（当知行）的部分，承认仁和寺的领知权。此即所谓“当知行安堵”。从前拥有但当下并未实际控制的土地则不包括在内。信长也随即下发同样内容的朱印状。

现贵门迹领散布于各地及其领界境内等事，遵将军之命，领知无误。

  永禄十一 | 弹正忠
    十月九日 | 信长（朱印）
      御室御门迹杂掌 |
        成多喜御房 |

有“遵将军之命”一文，说明先有遵照将军之命下达的幕府奉行人联署奉书，然后才有信长下发的朱印状。像这样，同日发出一式两份的寺社本所领“当知行安堵”文书，是这一时期知行政策的特征。当时此类文书被发给许多寺社本所。因为需要此类文书的人认识到将军和幕府是依靠信长的力量而存在，所以在收到幕府文书的同时，也希望得到信长的保证。这种朱印状就象征着这种保证。另外，信长也通过下发朱印状，向世人昭示自己权力的独立性。

但是，如果评价信长是一个采取革新政策的革命者，或者旧体制的破坏者，那么他为何又采取了姑息旧势力的政策呢？对这个问题，人们一般解释为畿内近国的各种旧势力仍然强大，所以信长不得不妥协，另外他也觉得利用他们对自己比较有利。也就是说，将其解释为信长进行了违背自己本意的政策转变。但是，在统治尾张和美浓的时候，信长也对己方武士和没有敌对行为的寺社实行了“当知行安堵”政策。畿内的大部分寺社和天皇、公家对信长上洛都没有采取敌对态度，反而以朝廷为首表示了热烈欢迎，所以信长采取的“当知行安堵”政策只不过是原有政策的延续，并非在此时进行了政策转变。因此我们应该认为，信长在土地政策问题上，并没有彻底否定和埋葬旧势力。在这一点上，他也没有与义昭和幕府的政策产生对立。上述殿中掟附加条款的第一条也仅是确认了这一政策并以明文表述。而且，这一政策在信长于天正元年（1573）驱逐义昭后也没有改变，“当知行安堵”状也继续发布。

木下秀吉[28]的违乱停止命令

“当知行安堵”政策并没有对散落在各地的小面积土地逐一做实地调查，确认是谁在实际管辖，也没有对寺社的境内土地以及界线（四至）进行确认。这些行为都只有依靠检地才能实现，而信长在这个阶段还未进行检地。所以“当知行安堵”依据的是所有者自己的申报、主张以及提交的佐证材料，还要提交材料属实的保证书。殿中掟追加条款第七条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土地台账，所以即使得到了“当知行安堵”，还是会发生土地纠纷。某年的七月十日，信长家臣木下藤吉郎秀吉给义昭近臣一色藤长写了这样一封信：

有关多贺枇杷庄内大喜多之当知行地[29]，汝应即刻停止侵占。既有将军之命及朱印状，汝应早早醒悟。谨以言上。

在这之前，大喜多拿到室町幕府的奉行人联署奉书（“御下知”）和信长的朱印状，接受了“当知行安堵”，却遭一色违乱（侵占），于是向秀吉告状。秀吉认为大喜多的申诉正当合理，便命令一色停止违乱。一色很有可能是从义昭处得到了对多贺枇杷庄内所领的分封（宛行[30]，也有可能是“安堵”），所以才发生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正因为大喜多接受了“当知行安堵”，可以向上控诉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结果权利得到保护，违乱也被命令停止。但如果没有接受“安堵”，肯定就不会这样。这说明，以“将军之命及朱印状”为依据的“当知行安堵”具有实际效力。这也是因为有秀吉这样能命令停止违乱、执行“安堵”政策的人。

再来看一个京都市西北部松尾社的例子。松尾社于永禄十二年六月提交保证书，接受了对“松尾社领山城国境内及河上、田富、山林等诸散在之地”的“当知行安堵”。但是，元龟三年（1572），义昭却把这些土地分封给了自己的亲信上野秀政。上野秀政任命住在松尾社附近的国人革岛秀存为代官征收年贡等物，于是松尾社通过秀吉的家臣蜂须贺正胜，请求秀吉制止违乱。松尾社提交了义昭及各代将军的文书，证明该土地属于自己。秀吉查看文书后承认了松尾社的诉求。松尾社还想要信长的朱印状，秀吉也答应从中斡旋。

羽柴秀吉像（光福寺藏）

义昭奖赏自己的家臣是很自然的行为，但用于奖赏的土地应该是“当知行安堵”以外的土地，而他违反了这一原则，也就是说违反了已成为幕府法的殿中掟追加条款第一条。另一方面，秀吉对两起案件的裁判都依据这第一条。所以义昭自己也不得不遵从。

虽然秀吉在这一时期的正式官职和权限都不是很明确，但能确定他有向信长报告寺社的诉讼和请愿、发行信长朱印状副本的权限。另外还有执行信长决定的权限和某种判决权。丹羽长秀和佐久间信盛等人也拥有上述权限，信长通过他们对京都和山城等地区实行统治，发挥独立的行政机构功能。这种职能既不是来自于义昭原本有权任命的守护职等幕府官职，也不是来自于义昭的任命。

相对的，义昭身边虽然也有各种亲信和奉行人组织，却没有能实际行使行政权和警察权的组织和人才。他也没有畿内近国守护的任命权。义昭的家臣明智光秀虽有才干，但在被信长重用后具有了双重属性。幕府和将军的政治权力虽然包括“当知行安堵”权和诉讼审判权，但这些权力都不能单独行使，必须要有信长的朱印状。“当知行安堵”的申请人和诉讼人都希望得到信长的朱印状。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逐渐了解到，向幕府申诉还不如向信长及其家臣申诉更有实际效果。信长确实振兴了将军家，也复兴了幕府，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他从一开始就对将军和幕府的权力设限，并将自己置于其体制之外。因此，信长并不是想通过复活幕府及其守护体制来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我们虽然不能忽视，为了在短时期内将畿内近国置于自己治下，信长有必要利用将军和幕府，但义昭必然很快便会感到束手束脚，意识到自己被别人架空。他采取了各种手段对抗信长，希望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像前文中那样分封亲信之人领地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多与“当知行安堵”原则矛盾，时常遭到信长一方的否定。

信长的领土扩张政策

信长上洛后归入其势力范围的土地只有畿内近国内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的土地都只有依靠实力征服。

信长在临上洛前攻下了伊势北部，制服了当地有名的国人神户氏，并送三男信孝为其养子。永禄十二年八月，他又出兵南伊势，攻打大名北畠具教占据的大河内城（今三重县松阪市）。于十月完成征服后，送次男茶筅丸（信雄）为其养子，篡夺了北畠家。在进攻期间，信长命令泷川一益火烧了长期作为北畠家大本营的多气（同县美杉村），破坏了田丸城等城寨。应该注意的是，此时信长已经开始施行破城（城割、城破）政策。

信长在上洛途中，占领了伊贺国上野城，并指派胞弟织田信包为上野守。因为伊贺国原守护家仁木实际上已接受信长所派泷川一益的劝降，所以出兵伊贺只不过是为了宣告世人。但是伊贺国的大部分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服从信长。

上述行动代表了信长的领土扩张策略，即第一阶段先派使者向一国的守护家或相当于守护家的当地实权人物送劝降书，同时提出授予其“当知行安堵”状以及分封新领地等条件。接受劝降的一方为了表示服从和忠心，便择机亲自拜见信长，出仕并执臣服之礼。然后信长承认（安堵）他们的统治权或分封土地。

大和国的松永久秀也属于这种情况。松永久秀于永禄十一年十月四日前往拜见义昭和信长，于是其对大和一国的支配权得到了承认。但是大和国并没有因此被松永久秀和信长完全掌握。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国人并不愿意臣服于松永久秀。在此情况下，信长迅速向大和派出两万大军，攻击那些国人居住的城郭。此时信长派出的是义昭的部下细川藤孝和自己的家臣佐久间信盛等人，将那些反抗松永久秀的地方势力定性为不仅是信长、也是义昭（将军）的敌人。此举非常巧妙。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实行彻底的讨伐作战，而是在攻下几座国人的城池、掌握奈良后便撤军。先设法令对方臣服，不行再以武力攻取。法隆寺等势力表示臣服时，信长便要求其缴纳高额礼钱作为臣服礼仪之一。这与向堺等地征收矢钱[31]一样。是否缴纳此类金钱，成为衡量是否臣服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对于那些表示臣服并接受了所领承认或分封的势力，则会在修筑城寨和御所等建筑时对其所领知行征收知行役（一种兵役），以此确认每个武士、每座寺社与自己之间的服属关系。

委任“天下之仪”的逻辑

信长与义昭关系的恶化已经不可回避，表面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永禄十二年十月，信长在平定伊势后上洛，第七天却突然又回到岐阜。对此，《多闻院日记》中有“信长因与上意（义昭）有争执，故回领地了”的记载，说明信长与义昭之间的对立已经风传到大和国。听说信长突然回到岐阜，天皇非常吃惊，竟专门派敕使前往岐阜询问其理由，无疑说明了事态的异常。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天皇因信长的行动而一喜一忧，总是注意不去惹恼他，毫无左右其行为的能力。另外，认为信长的政治行动和权限来自于天皇的委任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当时的天皇和朝廷几乎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政治权力。即便有时看起来像是有权力，那也只是武家政权出于自身需要而让他们扮演了这种角色。所以天皇与朝廷自然会按武家政权的期待进行表演，并因此得以存续。这也意味着，直到这个时期，武家政权也没能摆脱天皇和朝廷，成立独立的政权。

信长对义昭步步紧逼。元龟元年（1570）正月二十三日，他向日乘上人和明智光秀下达了以下五项条款，并迫使义昭承认。

一、向诸国发送御内书时，必须告知信长其内容，并附上信长副书。

二、至今下达的将军义昭之命全部作废，经考虑后重新起草。

三、若欲恩赐、褒奖（向义昭）尽忠之辈，但无所领，可据上意从信长分领赏赐。

四、因天下万事已托付于信长，故不论何人何事，可不问上意，以信长之意处置。

五条文书　上面盖有天下布武的章（御茶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藏）

五、天下已太平，尽忠天皇之事，不得怠慢。

其中最应该关注的是第四条，它明确指出，天下的统治权已经归于信长，所以他对任何事都可以不请示将军、自行决定。这才是信长的最终目标。但也应注意到，信长的权限仍然来自于“天下万事托付于信长”，也就是说其逻辑在于信长接受了将军的委任。信长此时仍需要义昭。后来的丰臣秀吉则把将军换成天皇，自任为关白，采用了接受天皇委任的逻辑。

信长将义昭的所有行动都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无论是寄信给诸国还是恩赐家臣都不能单独进行。比如关于第一条，就有毛利辉元接受右卫门督一职时的例子。信长写信给毛利，告诉他将有义昭的御内书送达，最后要求他今后继续尽忠。毛利辉元虽然以收到御内书为荣，并单纯地为之高兴，但也没有忘记在回信时说“承您美言”，对信长表示感谢。这才是信长希望与义昭建立的关系。

反信长同盟

但是，义昭在上洛以前就曾写信给诸国大名，要求他们上洛并对自己尽忠，他的愿望显然是在上洛后亲率各路大名复兴幕府。此举会强化义昭的权力基础，信长是不会允许的。信长连他的通信自由都剥夺了。第二项条款则更为严厉，命令义昭将此前下达的所有决定和命令都废除。这样一来，义昭便什么也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就是维护与朝廷的关系。信长想从事实上架空义昭。

第三节　反信长同盟的结成与解体

朝仓、浅井同盟成立

在信长越过复兴幕府的形式、明确建立霸权的目标后，不愿被其吞并的势力也浮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越前的朝仓义景。信长于元龟元年（1570）四月出兵越前，试图攻陷敦贺郡的城寨，以翻越木芽岭，但位于江北[32]的浅井长政却突然举兵，对信长形成夹击。信长令木下秀吉固守金崎城（今福井县敦贺市）殿后，这样才好不容易从湖西[33]逃回了京都。

趁此机会，江南各地爆发叛乱，六角父子及其旧臣与伊贺、甲贺的武士等人联合起来对抗信长大军。为此，信长于六月十九日率军攻打浅井的主城小谷城。德川家康也作为同盟军前来助战。织田军包围浅井的支城衡山城后，不出信长所料，浅井、朝仓军南下救援，由此展开了著名的姊川合战。六月二十八日凌晨，浅井、朝仓军向南推进，在姊川之前分成两军布阵。德川家康军从西边攻打朝仓军，信长军从东边攻打浅井军。双方你进我退，陷入混战，最终信长取胜。信长写信给细川藤孝说自己“大获全胜”，“敌尸遍布田野”，并在文末让他告诉义昭，显然是为了向义昭施压。

虽然在姊川合战中败下阵来，但浅井和朝仓成立的反信长同盟鼓舞了对信长势力极速扩张而深感不安和不满的人。逃到阿波[34]伺机反攻的三好三人众马上开始行动，挥军进入摄津，据守大坂本愿寺西部野田及福岛（今大阪市）各城。《言继卿记》记载说有七八千人，其中很多是浪人。同一时期，筒井顺庆开始在大和攻打松永久秀。信长于八月二十日从岐阜出发，义昭也随之亲征。九月初，信长收缩包围网，实行炮击，展开了激烈攻势。

本愿寺起义

大坂本愿寺处于信长的包围网中，僧正显如担心一旦野田和福岛城被攻陷，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九月六日，他对近江中郡的门徒说：“此刻应效仿开山祖，毫不退让，奋不顾身，以示忠诚”，鼓动叛乱。奈良兴福寺大乘院住持寻宪也在九月六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的传闻：“世人皆说，上自大坂，下至诸国，群情激奋，一揆蜂起。”九月十日，显如回信同意了浅井长政的结盟邀请，决心守护宗门。十二日深夜，一向一揆开始攻击河川对面信长的营寨，英勇作战。显如向诸国僧侣及门徒发去檄文，要求他们奋起反抗并给予援助。由此，以大坂为中心的本愿寺、一向一揆与信长的长期抗争就拉开了帷幕。长达十一年、一直持续到天正八年（1580）的本愿寺-织田战争（大坂合战，即所谓石山战争）开始了。

十三日傍晚，一揆蜂起的消息传到京都。十五日，天皇决定派敕使去见将军，并开始敲定人选。在天皇给本愿寺僧正（显如）的敕书中有如下文字：

如今大树（将军义昭）为天下太平出征，信长亦如斯。听闻贵僧怂恿一揆，与他们敌对，不应行此不妥之事。望早日化解干戈，贵僧的想法大可上奏。

社会地位处于交战双方之上的人，认为义昭和信长是为天下和平而战，而本愿寺、一揆与其敌对。这种逻辑，信长自是求之不得。况且，这种逻辑还不是信长强加于天皇的。对信长来说，这正是天皇存在的价值。

为呼应本愿寺暴动，朝仓和浅井军也开始行动。他们摆出进攻京都的架势，信长只好放弃攻打野田和福岛城，撤回军队。事实上，如果朝仓和浅井军真的南下形成夹击，再加上一揆的游击战，信长军就有遭受重创的危险。信长率军经京都进入近江，以偿还自己分国中的山门领地为诱饵，要求比叡山协助。他还威胁说，如果出家人不愿意支持任何一方，那至少不能帮助敌人；不然他就要一把火烧掉整座山。但是比叡山没有理会信长的要求。朝仓军在比叡山及其周围布下了阵。

火烧比叡山

元龟二年（1571）八月，信长出兵江北，与一揆势力交战，然后进军江南，攻击一揆盘踞的金森寺。金森寺陷落后，九月十二日，信长断然下令火烧比叡山。

《信长公记》记载了信长军从山麓攻上山顶，沿路烧毁各种建筑的情形：

以根本中堂、三王廿一社为首，各种贡品、佛寺、灵社、僧房、经卷全被烧毁，如云霞飘散，灰烬遍地，甚为可悲。

该书还记载了残忍的杀戮行为：

僧俗、儿童、智者、上人被一一斩首，上呈至信长公面前。无论是延历寺内的高僧、贵僧、有智之僧，还是美女、儿童，皆被抓捕，列于御前，恶僧之辈不在话下，即便他们哀求饶命，也终不得饶恕，被一一斩首，其景惨不忍睹。数千具尸体遍布其地，实为悲哀之结局。

《言继卿记》则记载说杀了“僧俗男女三四千人”。信长在十三日上洛，向义昭炫耀战果。言继虽然深受刺激，但也马上去向信长请安。他在十二日的日记中写下“佛法破灭”“王法何在”等语，表现出不安和摇摆不定的心情。对他们来说，王法（天皇、将军施政的政治）和佛法（佛教教义和佛教）正如车的两个轮子。他们认为佛法兴隆也能使政治安定，所以佛法的象征——比叡山被无情地烧毁，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冲击和恐惧，常人难以想象。正因如此，他们才不得不去向信长行礼，以求保身。天皇家也不例外，《御汤殿上日记》中的十二日条对火烧比叡山一事评论道：“近日之事无以言表，可笑竟说是为了天下，简直难以下笔。”

火烧比叡山是对依靠朝廷和政治尽享荣华富贵的旧势力的镇压，给人留下佛法破灭的强烈印象。一直以来，人们以此事为代表，将信长评价为否定旧势力、开创近世新政治和新社会的革命家。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对此做不加保留的赞赏却很危险。信长近臣所著《信长公记》记载说，比叡山在前一年违背信长的意愿支持浅井和朝仓，烧山是为了泄愤，结果“一年来的积郁终得发泄”。也就是说，烧山的本质仍是针对敌对者的攻击行为。另外，之所以进行毫不留情的攻击，是因为反感、憎恶僧侣们“沉迷于淫乱、食用鱼鸟、贿赂金银”。所以不能说信长天下布武的战略中从一开始就有以武力消灭旧势力的政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与比叡山齐名的旧势力代表东寺（真言宗）、贺茂社和北野社等许多寺社都接受了“当知行安堵”，信长虽然向大和派去两万大军，但也根本没动兴福寺、东大寺、春日社、法隆寺等地。只有比叡山是例外。基本上，信长并没有采取否定寺社本所和权势之家的政策。火烧比叡山只是为了警示本愿寺和一向一揆。

十七条意见书

本愿寺显如仍在努力集结反信长势力。元龟元年年底，他写信给武田信玄，终于说服了信玄加入反信长同盟。松永久秀也加入他们，并向信玄示好。元龟二年五月，信玄回复说愿意上洛，并承诺协助。在信中，信玄指出义昭“对信长积怨已深，定会为讨伐信长而行动”，反信长阵营已预料到义昭会举兵。而义昭当时虽然表面上还没有什么动作，但已在私下与各地的反信长势力联络，准备起事。

觉察到义昭的举动后，信长于元龟三年九月向义昭发出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十七条意见书。在第一条中，信长先搬出朝廷指责义昭，让他难以反驳——说上洛的时候就提醒义昭不要怠慢朝廷，结果义昭早就忘了这回事，根本没有好好侍奉。还说第十三代将军义辉就是因为怠慢了天皇才会被杀——把整件事说成天罚，以此转移重点，掩盖两人权力斗争的本质。这样一来，即便信长讨伐了义昭，也是义昭不义招致天罚——用这种逻辑就可以将信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就这样，信长开始利用朝廷对义昭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第二条指出，两年前两人约定向诸国下发御内书时必须有信长的附文，而义昭违背了约定。这一条也令人无法反驳。他还指责义昭没有将知行分封给奉公和尽忠之人，令人寒心。除此之外，在与德政令有关的诉讼、代官职的诉讼、对纠纷的判决等问题上，他也指责义昭的裁判和处理方式欠妥。

义昭因为忙于为举兵做准备，将重要物资和诸国进贡的金银都转移到了隐蔽之处，还把城内的储备米也卖掉换成了金银。信长对这些具体行为也提出了非难。对于换金一事，信长严厉指责他说：“公方（将军）行买卖之事，古今未见。”换句话说，将军居然做起生意来了，简直是闻所未闻。他还说，义昭的这一系列行为让京都百姓不安，下面的人都觉得将军要抛弃京都了。

最后，在第十七条中，他利用世人舆论给了义昭致命一击：“世人都说将军欲壑难填，不辨是非，不顾廉耻，当地居民和百姓都叫你‘恶御所’。听说嘉吉之乱时被赤松满祐杀死的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也遭时人非议。为何人们都这么说？你该好好想一想。”

说这些话，显然是已经不打算与义昭共存了。第一条和第十七条还举出被臣下杀死的将军之名，等于宣告义昭也像他们一样，被杀也不冤枉。被逼到这一步，义昭除了举兵反抗以外已经无路可走了。而这正中信长下怀。义昭背叛恩人信长，信长只好反击——通过这种方式，信长就可将战争行为正当化。

织田、上杉同盟

元龟三年（1572）年初，以本愿寺、武田信玄、朝仓义景、浅井长政为中心的反信长同盟成立。本愿寺则推动三好义继和细川昭元等畿内势力集结。松永久秀也加入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信长包围网就形成了。信玄还试图联手遭信长火烧的比叡山势力。信长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危机。

三月十九日，上杉谦信建议信长，要想摆脱当下的危机，应该赶在信玄之前提出复兴比叡山的计划，并与浅井长政议和。在此基础上，谦信、信长和家康三人商量好一起征讨信玄，然后再讨伐浅井和其他势力即可。显然他们最害怕的还是信玄。

七月，信长纠集大军出兵江北，攻打浅井长政。恰逢嫡长子奇妙（织田信忠）首次上战场，父子共同上阵，就像是下定了攻克小谷城的决心一般。信长动员江南各村的农民，在虎御前山建起坚固的要塞作为进攻据点。对此，朝仓义景出动救援大军，于七月底进入江北。于是信长只好暂停攻势，加固了要塞，然后于九月中旬撤退。但是在八月八日，朝仓义景的重臣前波吉继父子临阵倒戈信长，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这大概是因为朝仓义景的军中也酝酿着对前途的不安。

信长撤退是为了防备信玄。他向谦信求援，十一月，谦信的使者送来誓词，信长当着他的面写下血书，双方正式结盟。信长希望谦信攻打信玄的领地信浓和上野，但北陆地区越中和加贺的一向一揆、关东地区于前一年底重新与信玄结盟的北条氏同时进攻谦信，牵制了其行动。

三方原之战

信玄在九月底先派由山县昌景率领的别动队向家康领地三河的东部进发，十月三日又亲率大军从甲府南下，进入远江后，先包围了二俣城（今静冈县滨松市），十二月十九日破城，但之后没有继续攻打滨松城，而是从城北西进，占领了三方原（同县滨松市）高地。信玄的战略十分明智。他的使命是尽最快速度西进以便夹击信长。即便此时包围滨松城，至少也要几十天才能攻克。因此他判断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把对方引诱到高地上来一决胜负。

而家康的任务，则是为盟友信长阻止信玄西进。所以他也不能稳坐滨松城内，眼睁睁地看着信玄军西进。信长派来的援军只有三千人，家康也只有八千人左右，而武田军则号称有两万多。虽然眼见毫无胜算，但在二十二日傍晚，家康军还是从武田军背后发动了攻势。这就是三方原之战。武田军立刻应战并打败了德川军。德川军溃退，以援军将领平手泛秀为首的许多人殒命，家康也只能狼狈逃回滨松城。这是家康平生最大的败仗。

信玄马上向朝仓义景报告了这场胜利，说自己打败并俘虏了三河、远江的凶徒和信长的上千名援军。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浅井和显如等人，也促使义昭在第二年年初就匆匆叛离。但是，朝仓义景却已于十二月三日率军踏上了归途。同月二十八日，信玄在给朝仓义景的信中表达了愤怒。他说如今“灭亡信长的时刻到来”，想要说服义景不要放松对江北的防备。但是义景已经出征四个多月，将士们疲劳不堪，兵粮也快要见底，恐怕难以继续在雪深寒冷的江北布阵了。不过，尽管是无奈之举，但义景的撤军却在信长包围网上打开了一个豁口。信玄和显如后来还几次要求义景出兵，但他都没有听从。

一个更大的打击是信玄的病情。信玄于天正元年（1573）年初就开始进军三河，围攻菅沼定盈盘踞的野田城（今爱知县新城市）。遇到守军顽强抵抗后，信玄军便让矿工挖地洞，抽掉城中的地下水，二月中旬终于破城。但是，信玄此时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进军到长筱（同县新城市）后便不得不放弃西进了。随后，四月十二日，在归国途中的信浓伊那谷驹场，信玄走完了自己五十三年的人生。虽不能确定他的病因，但据说是肝肺有问题，一般认为是肺结核。信玄在与信长对峙时是否抱有明确的政权构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无疑他曾试图进入权力中心。大业未竟而身先死，其遗憾可想而知。

据说，临终时，信玄曾留下遗言，命人将自己的死讯保守三年。事实上信玄的葬礼确实是在三年后的天正四年四月十六日举行的，地点在菩提寺[35]惠林寺。但实际上早在当年的四月二十五日，飞驒的河上富信就把信玄的死讯传给了谦信。对信长来说，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事了，可谓抓住了起死回生的机会。相反，对反信长阵营来说，却没有比这更倒霉的事了。

义昭举兵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义昭的行动。义昭在反信长同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一直在寻找举兵的机会。义昭最为期待的是信玄的西进作战。所以在听到三方原之战胜利的消息后，他兴奋异常，终于在第二年的二月举起了反旗。一下子陷入绝境的信长希望与义昭议和，但对方根本没有理会。从京都到近江，义昭的追随者纷纷涌现。

三月二十五日，信长从岐阜出发上洛。义昭重臣细川藤孝和荒木村重在逢坂[36]迎接他，并表示效忠。二人已与义昭决裂。四月三日，信长在洛外放火，逼义昭进行和谈，但没有得到回应。次日，信长包围了义昭的御所，并在上京[37]放火。这时天皇敕使出面调停，二人便立刻握手言和。但信长看出总有一天还会与义昭为敌，于是命人在近江建造了能一次性运送大量军队的大船。不出两个月，便造出了长50米左右、有上百支船桨、船头船尾都设有箭楼的大船。

七月三日，义昭躲进位于宇治川中洲的槙岛城闭城不出。信长率军乘刚造好的大船渡过琵琶湖，迅速从四面攻克槙岛城外围，并火攻主城。义昭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投降。信长命义昭交出幼子义寻作人质，再命羽柴秀吉把义寻送往河内若江城（三好义继守城）。《信长公记》记载说，当时人们都讽刺义昭为“贫穷公方”。后来，义昭又从纪伊国由良（今和歌山县由良町）逃到备后的鞆（今广岛县福山市）。他并没有因此失去将军的官职，此后也一直被称作公方，继续与各地大名联系，试图打倒信长。他在毛利氏的庇护下，等待着上洛的机会。有人因此高度评价义昭作为将军的立场。但是，义昭的败北意味着作为中央政权的室町幕府已经名实皆无，可以说室町幕府就此灭亡。

回到京城的信长为了复兴被烧毁的上京，免除了该地区的地子钱[38]和各种徭役；任命村井贞胜为所司代（相当于幕府要职侍所头人［所司］的代官），掌握了京城的警察权和统治权；又于七月二十八日改元天正，实现了义昭一直不情愿实行的改元。这些行动，充分显示了信长掌握天下的志向。

朝仓、浅井灭亡

不久，信长开始准备攻打浅井和朝仓。义昭的失势，引起江北各势力的动荡。及至信长出兵攻打，有些人便马上倒向他。虽然这一回朝仓义景也率大军前来援助，但一受到织田军的直接攻击就马上撤退了。义景仓皇逃回一乘谷，后又弃城，一直退到大野郡。最后遭族人朝仓景镜出卖，于八月二十八日被迫自杀。义景的母亲、妻妾、嫡男爱王丸等人也在被捕后遭处决。延续五代、拥有百年历史的战国大名朝仓氏就此灭亡，城下町一乘谷也化为灰烬。

景镜带着义景的首级投靠了信长，其他许多臣下也纷纷投降，成为织田的家臣并存活下来。正好于一年前倒戈信长的前波吉继被任命为“守护代”，统治越前国。

信长立即将大军撤回了近江。失去朝仓援军的浅井长政孤立无援，难以固守孤城。八月二十七日夜，羽柴秀吉攻进小谷城的京极丸，切断了浅井久政与浅井长政的联系，久政先被打败。次日，经过激烈的战斗，长政也自杀身亡。至此，号称下克上[39]之雄的浅井氏也灭亡了。九月，信长在写给毛利辉元等大名的信中说，信玄、朝仓义景以及义昭之所以与自己敌对，都是因为浅井父子，表露出极深的恨意。长政的嫡男万福丸在关原被处以磔刑[40]。信长的妹妹、嫁与长政的阿市听从长政劝说，带着三个女儿出城，投奔了信长。

至此，反信长同盟解体，信长终于摆脱了最大的危机。朝仓义景和浅井久政、浅井长政三人的首级被挂在京都的狱门示众，后又被涂上生漆、贴上金箔，在次年正月信长与马回众[41]的宴会上被当作装饰。

浅井家的领地被赐给了征讨有功的羽柴秀吉。这样，秀吉初次成为“国持大名”，在琵琶湖畔的长滨修建了居城。

[1]上洛，“洛”为京都代称。上洛即上京，到京都去。

[2]尾张，今爱知县西部。美浓，今岐阜县南部。伊势，今三重县的大部分地区。

[3]江南，近江南部。今滋贺县南部。近江相当于今滋贺县。

[4]三好三人众，特指三好长庆家臣三好长逸、三好政康、石成友通三人。

[5]御内书，原本为将军的私人信函，后来成为公式文书。

[6]守护代，到任国代行守护职务的代官。守护，镰仓、室町幕府的官职之一。本为朝廷任命统治诸侯国的官吏，因为是世袭，后逐渐进化成大名，称守护大名。

[7]公家，泛指天皇与朝廷，后引申为朝廷整体。武家政权成立以后，一般将朝臣称作公家，与武家相对。

[8]一向一揆，战国时期以“一向宗”（净土真宗本愿寺派）门徒和百姓、地方豪族为中心发动的民众武装。

[9]觉庆，足利义昭法号。门迹，由出家的皇族、贵族担当住持的寺院，或指该寺院的主僧。

[10]年贡，日本历史上租税的形式之一，原本是田租，按人头征收，战国末期发展为按村征收，主要支付手段是米。

[11]女房奉书，天皇亲信女官传达天皇和院的旨意，用假名书写的文书。室町时代后期成为传达敕命的主要文书。

[12]贯文，钱的计量单位，一千枚一文钱等于一贯。

[13]国人，泛指地方武士豪族。意指守护以下的地方领主。与“国众”基本同义。

[14]畿内近国，指都城京都附近的几个国。畿内指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五国，近国指伊贺、伊势、志摩、尾张、三河、近江、美浓。日本律令制将全日本分为六十六个令制国（外加壹岐、对马两岛），并按各国与京都的距离划分为畿内、近国、中国、远国。

[15]安堵，中世幕府或领主基于君臣关系，对土地所有权、领有权、执行权等权利的承认和确认。

[16]公家，指代代侍奉日本朝廷的贵族和上级官员，一般官位在三位以上且世袭。但这里泛指以天皇为核心的朝廷和贵族。

[17]管领，室町幕府中仅次于将军的最高职位，辅佐将军司掌政务。

[18]知行，指日本中世与近世领主对领地和领民的统治支配权。

[19]洛外，指京都市中心的周边地区，市中心叫“洛中”，洛外又分为“洛北”“洛南”“洛西”“洛东”四个区域。

[20]殿中掟，有关足利义昭御所的规定。掟，成规、规章、法令、戒律等。

[21]番众，在幕府中值班守护将军及御所的人。

[22]足轻，下级兵卒或杂役人。

[23]猿乐，一种自平安时代发展出来的艺能，以模仿或言语艺术为主的表演。这里指的是猿乐师。

[24]本所，日本庄园制下名义上庄园的领主、权益人。

[25]所领，领主、地主私有并行使统治权的土地。

[26]公事，日本中世时对除年贡外各项杂税、力役的统称。

[27]喧哗，吵架、打架斗殴及私下的武装械斗。

[28]木下秀吉，即后来的丰臣秀吉，木下藤吉郎秀吉、羽柴秀吉也是指同一人。

[29]当知行地，现行控制、所有的领地。

[30]宛行，分封、给予领地或俸禄。

[31]矢钱，是室町时代及战国时代幕府或诸国大名征收的军费，向村落征收时按土地面积计算和征收，向城市征收时以房屋数量计算、征收，两者标准不同。

[32]江北，近江之北。今滋贺县北部。

[33]湖西，琵琶湖之西，与京都相邻。

[34]阿波，今德岛县。

[35]菩提寺，供奉历代先祖牌位的寺院，此处菩提指冥福，也即为先祖祈求冥福的寺院，与中世以前的“氏寺”略有不同。

[36]逢坂，今滋贺县大津市。

[37]上京，京都北部。二条通以北为上京，以南为下京。

[38]地子钱，地子指庄园制下向旱田、宅地等地皮征收的税，以大米缴纳就叫地子米，但多以钱缴纳。后来地子钱特指向都市中的町人征收的地租。

[39]下克上，指身份较低的人打倒身份较高的人，即“以下犯上”、抵制其管治之意。

[40]磔刑，与中文里的含义（凌迟）不同，是指把人绑在柱子或木板上，用枪等武器刺死。

[41]马回众，在大将周围保护大将的骑马卫士，相当于亲卫队。

第二章
信长与都市、流通

第一节　长岛、长筱、越前攻略

一向宗门徒的网络

与信长对抗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坂本愿寺向全国门徒递送檄文，要求他们忠于宗派。事实上，支撑其战争的正是全国各地的门徒。在这里，笔者将先对全国各地一向宗门徒（一向宗门徒即一向众）的网络进行说明，然后再看看他们如何与信长对抗。

一向宗的寺院和道场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征集被门徒称作“恳志”的金钱和大米等物资送到前线，或者直接率领门徒到大坂参加战斗。比如越后本誓寺（今新潟县上越市）在天正二年（1574）从门徒中征集到一贯[1]黄金、一千五百俵[2]大米等大量物资，送到大坂本愿寺，还直接参加了战斗。人和物资应该都是用船从直江津港（今上越市）运送到大坂的。另外，北信浓康乐寺、净兴寺等（今长野市等）信浓国内的二十五家寺院、道场也在天正五年征集了一千俵兵粮送到大坂。这些物资应该是用船从千曲川运到越后港，然后再转运到大坂的。当时，大批量的货物只有走水运最为方便。

石山（大坂）合战配阵图　中间靠左是本愿寺所在地，据说有四万余门徒闭城不出，被织田军队包围（大阪城天守阁藏）

下面是《信长公记》中对后来成为秀吉大坂城所在地的大坂本愿寺地理位置的描述：

大坂为日本第一之地域也。因其近奈良、堺、京都，更有舟船从淀、鸟羽直通大坂城外城口，四方拥节所，北有贺茂川、白川、桂川、淀川、宇治川等数条河川，（中略）西有漫漫沧海，不仅日本之地，唐土、高丽、南蛮舟船，亦可从海上出入，为五畿七道集中买卖，利润富贵之港也。

在这里，作为赞颂大坂为“日本第一之地域”的理由，虽然也举出了其四方拥有节所（要害之地）这点，但更从经济上强调了其重要性。也就是说，它靠近流通中心都市奈良、堺、京都，是京都、近江和日本海物流大动脉淀川的水运港口，也方便海外贸易船从海上出入。大坂是河运和海运两种水运的交汇点。羽柴秀吉后来在此修建大坂城也是因为这个。所以，秀吉也与信长一样，将这里视作“日本第一之地域”。他们之所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大坂，并非仅仅为了探寻敌人何以在此处坚持多年的原因，而是为了把这个宝地收入自己囊中。太田牛一无疑是从信长的视角来描写大坂的地理位置的。

大坂形成了巨大的寺内町[3]。计有北町、北町屋、清水町、西町、新屋敷、南町等六个主要街区，周围还有桧物屋町、青屋町、造作町、中丁等附属街区。从15世纪到16世纪，以一向宗寺院为中心，各地都建起了寺内町。其中大坂寺内町规模最大，还获得了免除各种徭役的权利和自治权等特权。一向宗还帮其他地区的寺内町获得“等同大坂”的特权。其门徒不仅有在寺内町营业的商人，还包括许多在寺内町以外的淀、鸟羽、堺、奈良等都市和流通要地营业的批发商和船运商。畿内近国的都市和水陆交通被一向宗门徒像网络一样连在一起（当然也有门徒以外的人）。

门徒中也有很多农民，但是在水陆交通沿线及其据点活动的商人、运输业者、手工业者等也相当多，其网络不仅遍及畿内近国，还延伸到全国各地。

在近江，以湖上水运要冲坚田为首，包括金森寺内町和湖北十寺等地在内，有许多一向众的据点，都属于反信长阵营，给信长带来很多麻烦。此地是连接畿内与日本海以及美浓等东部诸国的流通大动脉。至于日本海一侧，则是因莲如布教而得以扩张的北陆门徒的地盘，同时也是越前、加贺、越中等一向一揆的地盘。

尾张和伊势的国境位于流经美浓的木曾川等大河川注入伊势湾后形成的轮中地带（三角洲地带），与许多岛屿一起，被称作“川内”或“河内长岛”。这里也有许多以船运与伊势湾沿岸以及东部诸国进行交易的人，也是一向众的活动据点。

在大坂战争中极为活跃的纪州杂贺一揆，其据点也在纪川河口三角洲地带。纪州沿岸有很多一向众。纪州是连接东国和西国驳船来往的海上交通要冲。再往西部诸国的方向看去，有播磨梦前川河口的英贺。安艺竹原的长善寺现在还保存着一面写有“进者往生极乐，退者无间地狱”的大旗，是当年安艺门徒的战旗，据说在大坂守城战中使用过。这说明濑户内海也是一向宗门徒的活动区域。

当然，这些还不过是一向众活动地区的一部分。实际上，通过从事贸易的人，一向众的网络遍及全国各地。

消灭长岛一向一揆

在元龟元年（1570）本愿寺举兵以前，一向众就有在各地以暴力反抗大名强化统治的历史，比如长享二年（1488）的加贺一向一揆和永禄六年（1563）的三河一向一揆等。位于上述木曾川、长良川等大小河川下游的川内长岛属于伊势国，与信长的根据地尾张相邻。信长虽然在永禄十一年镇压了伊势北部，第二年又镇压了其南部，却没有彻底平定这一地区。其原因正是以一向宗的长岛愿证寺为中心，长岛人拒绝屈服于信长的统治。于永禄十年败给信长的美浓人斋藤龙兴乘船逃到长岛，受到庇护，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事件。《信长公记》对此则记载说：“邻国佞人、凶徒等相集而住，崇敬当寺（愿证寺）”，谴责长岛地区的一向众建造几处端城[4]，窝藏侮辱大名的不法之徒。这种责难当然是出自信长一方的立场。反过来看，这些端城其实是因反抗统治者而受到迫害之人的避难所。

川内长岛由大鸟居、屋长岛等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船是主要交通工具，也是商业、运输业、渔业等行业的重要交通手段，所以没有充足水军的信长不容易靠近。信长派胞弟信兴占领北方的小木江城（今爱知县爱西市），作为进攻的前线基地。对此，元龟元年十一月，长岛的一向一揆呼应近江一揆和浅井、朝仓军的攻势，举兵攻打小木江城，信兴兵败自杀。因此，元龟二年（1571）五月，信长在火烧比叡山以前先攻打了长岛，却完全不敌，信长的家臣氏家卜全等人战死，柴田胜家受伤败退。

本愿寺极为重视这一地区，派遣坊官下间氏的族人赖成等人加强军备。天正二年（1574）七月，信长终于组织大军，从四面发动攻势。特别是志摩的九鬼嘉隆和伊势的泷川一益等水军，出动了大型军舰安宅船，还发动伊势和尾张等地海滨的所有船只和船员封锁海上，切断了长岛人的退路，也切断了长岛人的兵粮补给线。

面对大量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一揆分散兵力，要么出击，要么防守，但终于寡不敌众，最后只能退守在筱桥、大鸟居、屋长岛、中江、长岛五座城内。信长军首先集中攻击大鸟居和筱桥，炮火破坏了城墙和城楼，城中的一揆势力提出投降。但是，为了惩罚他们，信长不仅没有接受，还下令格杀勿论。八月二日夜，被困在大鸟居城内的人利用暴风雨的掩护逃跑，但仍有上千男女被杀。一揆势力在没有做任何长期坚守准备的情况下退守城内，所以早在七月就出现了饿死者，进入八月后各城都多次提出投降请求。但信长已决心将他们赶尽杀绝。九月底，信长突然同意了长岛城一揆众的投降请求，但在他们乘船退去时，却突然命令火枪对船齐射，以诈术将他们歼灭。最后剩下的中江和屋长岛两城内还有男女两万余人，信长军用数重木栅将城围得水泄不通，然后四面放火，把里面的人全部烧死。

这场象征着信长残忍性的大屠杀彻底消灭了长岛的一向一揆势力，使伊势湾全域都归入信长的统治之下。

长筱之战

天正三年五月十三日，信长率大军从岐阜出发，前往三河长筱增援家康。攻打德川和织田领地的武田胜赖为了夺回长筱城而出动大军围城，于是家康请求救援。

长筱城位于连接信浓和三河的交通要冲，建在丰川上游、寒狭川和宇连川汇合的高地上，易守难攻。作为控制三河的重要据点，武田一方无论如何也要占领这座城。它曾被信玄控制，但在其死后又转手于家康。所以武田军的目标是重新夺回这座城。家康早已预想到有这一天，便派刚归顺己方的奥平信昌作为城主，加强守城军力。

武田胜赖在河对岸修筑要塞，同时在直通长筱城的北侧山上布下本阵，然后发动矿工挖地道，把士兵从地道送进二之丸（外城）。守军被逼退至本丸（内城）闭门不出，本来连十日都无法坚持，但因为奥平信昌刚刚背叛了武田胜赖，即便投降也不能保命，所以只有顽强抵抗。他后来因此而受到赞赏，其实是有这样的背景。

据《信长公记》记载，信长于十八日到达长筱城附近，却在远离行将陷落的长筱城的西边布阵，把三万大军驻扎在从胜赖阵地难以看清的低洼地。他安排打头阵的家康在洼地东面的高松山布阵，又派遣泷川一益、羽柴秀吉和丹羽长秀镇守其左方，同时在前方（东边）设置防马栅栏，准备迎战从东边攻来的武田军。木栅前方是连子川，是阻止武田军突击的天然屏障。与之相对，很有可能因为没有掌握敌方兵力的多寡，武田胜赖犯了轻敌的错误，决定发动决战，完全中了信长的计谋。二十日，他只留下少量兵力继续攻城，亲率大军越过寒狭川，进入有海原，在与敌军越谷相望的山上布下朝西的阵势。其兵力号称有一万五千，实际应该不到。

信长看到这是消灭武田军的大好时机，便以家康的重臣酒井忠次为大将，组建了以火枪队为中心的别动队，对驻守鸢巢山的一队武田军发动了袭击。二十一日早朝，别动队吼声震天，数百杆火枪齐发，驱逐了武田军，进入长筱城，然后与守军一起烧掉了武田军的兵舍，打败了守山的部队。经此一战，武田军后方也有了敌人。

信长亲自到家康军帐，以佐佐成政等五人为奉行，组成有上千杆火枪的火枪队。二十一日日出之时，首先派出足轻发动进攻。武田军首先派出山县昌景率队边击鼓边突击，但在枪林弹雨的阻击之下只能撤退。后又连续派出武田信廉、小幡一党等人，但在信长军的火枪面前，山县昌景、真田信纲等得力部将接二连三地战死，马场信房等人虽艰苦奋战，最终也战败被杀。下午二时许，胜赖军大势已去，只能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受到信长军追击，又有大量士兵战死。对胜赖来说，这是一场毁灭性的败北。胜赖受到极大打击，威信尽失，此后只能拼命谋划东山再起。

《长筱合战图屏风》　面对从右方攻来的武田军骑兵，织田军在前方立起栅栏，以火枪迎击（德川美术馆藏）

以上，是《信长公记》中描写的长筱之战的经过。因为充分发挥了火枪的威力，信长的战术奏效，大获全胜。迄今为止，大概从来没有人如此大量使用火枪进行过野战。此战充分显示了信长作为一个军人的真正本领。但是，这里并没有把三千杆火枪分成三队、每队交替开火的记录。而小赖甫庵（1564—1640）以《信长公记》为基础创作的历史小说《信长记》中却出现了所谓三段击的战法。藤本正行在《信长的战国军事学》中将《信长公记》中的记载与小说进行比较，批评说这种战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这项记述却像事实一样受到世间公认。小赖甫庵的创作被远山信春继承，在《总见记》（贞享二年［1685］成书）里被添加上更多虚构成分，终于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写的《日本战史·长筱之战》继续引用，从而成为定论。

无论如何，这次大胜仗无疑震慑了世人，朝廷想要赐予上洛的信长官位就是其表现。

越前一向一揆的叛乱与败北

一年半以前的天正二年正月，越前发生一向一揆事件，推翻了信长在当地的统治。事件的发端是桂田长俊（前波吉继）和富田长繁的对立。桂田长俊因为最早背叛朝仓义景投靠信长有功，被信长任命为“守护代”，一跃成为一乘谷城主，而同样背叛朝仓的富田长繁则被任命为府中城将。富田心生嫉妒，两人遂产生对立，后富田与一揆势力勾结，攻占了一乘谷城，杀害了桂田长俊。以此事为导火索，被压制的一向宗僧侣和门徒们纷纷叛乱，驱逐了信长派驻在北庄（今福井市）的木下祐久等织田三人众，杀死了投靠信长的富田以及朝仓景镜、沟江长逸等各地城主。由此，越前成为“一揆所持”之国。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各地村民抵抗苛捐杂税，为争取自治而广泛结成一揆。

但是，在叛乱期间，为了指挥一揆势力，七里赖周等人进入越前，企图把越前国收编为本愿寺的分国。显如任命下间赖照为守护代、下间赖俊为足羽郡司、杉浦玄任为大野郡司等，组成完整的统治体制，而他作为领主，同样要求参与一揆的村镇居民们缴纳年贡、承担夫役和各种严苛的税役。守护本愿寺的法流是至上使命，不遵从的人都是法敌——这种逻辑统治了人们。“僧侣们以后生（死后的安乐）为重。使人或如下仆持荷，或如下人扛枪，一向之人愈渐不满。”（《朝仓始末记》）于是，在当年的闰十一月和十二月，发生了反抗下间赖照等人的一揆（史称一揆内一揆）。此次叛乱虽然最终失败，但它表达了一向宗门徒和农民结成一揆的真正目的，即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自治权，反抗领主的残酷统治。人们不仅培育了这种思想，也为此积蓄起力量。而这不仅限于越前，是16世纪村镇居民所广泛获得的力量。

天正三年八月十二日，信长从岐阜出兵，要夺回被一向一揆统治的越前。先锋是被赶出国门的越前浪人，参加将领有佐久间信盛、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羽柴秀吉等人，兵力总计有三万。同时还有粟屋胜久等若狭众和丹后众乘数百艘船只蜂拥而至。

为了应战信长军，越前一揆在从敦贺入侵的必经之路——木芽岭、钵伏、板取、今庄、府中龙门寺构筑要塞，并修筑新城迎击从海上到来的水军。但在十五日，新城和龙门寺城就已经被信长的先锋队攻克。与信长身经百战的军力相比，一揆的战力不但弱小，内部还有很多矛盾，所以木芽岭等要塞的守军一看到信长军就四散奔逃，逃到府中之后，又被羽柴秀吉和明智光秀军打败。加贺、越前的一揆势力仅有两千余人。信长在八月十七日写信给京都的村井贞胜说：“府中城内尸骸遍地，真想让你看看。今日我要搜遍山谷，把他们赶尽杀绝。”

想要投降信长的朝仓孙三郎斩下躲在山林中的一揆大将下间赖照、下间赖俊及专修寺众人的首级献给信长，但信长不但没有接受，反而砍了孙三郎的头。信长军不仅杀光了躲在城里的人，还把逃进山里的人也都搜出来，毫不留情地杀掉。《信长公记》记载说，从八月十五日到十九日的短短几日，捕杀后进献给信长的首级便有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余颗，再加上无数被小姓[5]众追杀和被士兵生擒的人，总计有三四万人。信长还向大野郡、大泷（今福井县越前市）、白山（同县胜山市，平泉寺）等山区派兵，攻城搜山，所以这一数字应该并不夸张。之后，信长军又攻打加贺，把能美郡、江沼郡都收入了囊中。

不论是在长岛还是越前，信长对于一向一揆的抵抗都回以赶尽杀绝。火烧比叡山也是如此。针对武士，当时的通行做法是在进攻前尽量说服其倒戈，战斗开始后也接受其投降。而与之相反，只要一向一揆和僧侣敢于反抗，就会遭到疯狂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和屠杀。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以儆效尤，震慑本愿寺和一向一揆的抵抗势力。但除此之外，其中或许也表现出一种身份意识，即认为武士（包括敌方大名及其家臣）以外的人不可以反抗武士的统治。信长会不会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试图开创一个由武士统治的天下呢？

制定越前国掟——权力发生质变

信长将越前国内的八个郡分给柴田胜家，并在新的势力范围内设置北庄城；将大野郡的三分之二分给金森长近，三分之一分给原彦二郎，并置大野郡；将今立郡、南条郡分给前田利家、佐佐成政、不破光治，命其驻守府中及其周边，并负责监视柴田胜家。信长还制定了九条“越前国掟”，明确了统治方针：

一、不得随意课税，如有需要，务必得到信长许可。

二、不得无端欺辱越前国武士。

三、有理有据，公正判决，不得偏袒。若双方不服判决结果，应听从信长裁决。

四、对公家等所有的庄园，乱前已领有的部分应返还原主。服从信长之朱印状。

五、依信长之分国，诸关所已废除，越前亦应废除。

六、既受委托管理大国，应多备兵器、兵粮，以备确实统治五年、十年。

七、禁止鹰猎（但可用于调查地形）。

八、为恩赐忠节者，常备无主土地。

以上八条皆是与如何治国有关的指示，但第九条却稍有不同，说的是在上述指示的基础上应有的思想准备。首先，事无巨细，必须全部报告给信长，听从信长的指示。如果觉得信长说的话做不到或有问题，可以提出。但实际上这很难办到。因为他接着又说，不仅要崇敬自己，背地里也不能怀恨，还要时刻保持对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有这样，才能“有武士之冥加，长久之命运”。“冥加”本来是接受神佛庇护之意，在这里信长代替神佛，成为保证武士身份的主体。他还要求武士们像绝对皈依神佛那样，绝对服从和崇敬自己。

在越前国，这是信长第一次以这种形式，为了统治一国而制定“国掟”，并要求大名执行。因为此前统治越前的前波（桂田）失政，才导致了一向一揆爆发，信长的领国统治才被推翻。为了不让这一幕重演，有必要明确治国方针。不论柴田胜家、金森还是府中三人众，别说统治一国，连统治半国的经验都没有。从前他们只要管好自己的领地即可，但今后就不同了，他们将头一次成为大名。一国的一切，包括审判权都会被交给他们。所以这种详尽的指示是在劝诫他们完成从一介家臣或兵队长到大名的本质上的转变，并做好成为统治者的心理准备。对信长来说，有必要将这些事一件一件地教给他们。同时，也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即便他们成为统治一国的大名，也不过是自己的臣下，而不是能与他平起平坐的人。这才是这份“国掟”的主旨。

这意味着信长终于脱离了一个分国统治者（大名）的身份，立于诸大名之上，以明确的自觉成为统一政权的代表。虽然早有人指出天正三年是信长人生的转折点，但一般是从长筱之战和越前一向一揆征讨等军事上的胜利——势压本愿寺——确立权力这一层面来看的。然而仅凭这种观点无法真正理解这一年所具有的转变意义。这是一种性质上的转变。

第二节　修筑安土城

元龟元年的上洛命令

向世人宣布“天下布武”的口号时，信长心中到底有着怎样的政权构想，无人知晓。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对这个政权构想来说，制定越前国掟的天正三年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在这一年的年底，信长把家督的位子让给织田信忠，自己则搬出岐阜城，第二年春天开始兴建安土城。此间的一系列行动表明织田政权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让我们稍稍回溯一下时空。在义昭被放逐的三年前，也就是元龟元年（1570），正月，信长向听从自己命令的各国大名以及国人发出上洛命令。命令的收件人有“北畠大纳言殿同北伊势诸侍中”“德川三河守殿同三河、远江诸侍众”等，是向大名及其领内的武士和国人发出的。涉及国家包括伊势、三河、远江、飞驒、但马、河内、纪伊、大和、和泉、播磨、丹波、丹后、若狭、近江、越中、能登、甲斐、美浓、因幡、备前、摄津等二十一国。再加上尾张和山城，可以说共有二十三国进入了信长的势力范围。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因为自己要为了“修缮禁中、听命于武家（将军）并使天下终至太平”而上洛，所以要求其他人也各自上洛来请安，且要立刻动身——就是这项命令的主旨。

事实上，三月中旬，家康、三好义继、松永久秀、但马的太田垣辉延、备前的宇喜多直家以及合州众、河州众都抵达了京都；四月，义昭举办室町御所竣工庆典时，在招待家康的同时，还招待了姊小路、北畠、畠山、一色等人，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名和武士已经上洛了。这也是信长打出侍奉天皇和将军、缔造天下太平旗号的效果，也是到此时为止信长天下布武的实际情况和成果。通过向天皇进贡、修缮御所、拥立将军等行动，信长才走到了这一步。那么，重要的是，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在信长的上述势力范围内，基本上完全受他掌握的只有尾张、美浓、近江（南部）以及伊势四国的武士和寺社，也就是领主阶级及该国土地。信长的统治方式，基本上是对在战争过程中归顺自己的领主，让他们继续领有原本的领地，而对敌对者，则没收（欠所处分）其领地，然后要么分给有战功的将领，要么自己直辖。当然，这种方式是每个战国大名都在用的，并不是信长独创。

“欠所处分”意味着否定该土地从前领主的权利，所有权暂归信长（胜利的大名）。与之相对，对愿意归顺的大名，则可承认其领有，即完全保障其既有的领地权利，表面上看，似乎信长没有统治权，实际上并非如此。表示归顺的人，必须出仕并行臣服之礼，此外还需接受允许领有的手续。若非如此，他的土地将被视作无主之地，成为没收的对象。这样，经过承认领有和没收，大名的统治权就遍及领内所有土地，只有被大名承认领有或得到大名分封的人才能确立其领主的地位。以这种方式统治的国家，被称作（大名）领国或分国。此时信长有四个领国。

此外还有同盟国，包括结成牢固同盟关系的家康所领三河及远江，还有当时暂时保持同盟关系的甲斐。虽然信长认为同盟国也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他对这些同盟国土地及武士并没有统治权，所以还不能称之为领国。

除上述诸国以外，其他地方的大名和武士大部分是所谓的“国人”（也是下克上的中坚力量），出身于守护家或守护代家系，仅统治着一个郡或者几个郡。他们大多因不谙统治，时刻有被下克上的危险，存在基础非常不稳定。所以他们都为幕府的复兴感到高兴，希望依靠义昭和信长的权力从当知行的一国内获封一郡或者更小的地盘，以便存活下去。对他们来说，其当知行权和地位不仅不会因为幕府（的复兴）而遭否定，反而能得到承认甚至增强。所以他们都前来出仕。虽然信长不战便将他们收入自己的势力之下，但对于这些土地和武士，他不能像在自己的领国那样拥有统治权，也基本上没有干涉这些大名统治的权力，最多不过将一部分都市或矿山等变成自己的直辖地。

也就是说，信长势力范围内的二十三国，不得不被分作两种：四个领国及除此以外的国。严格说来，后者之中还可区分出同盟国，不过家康实际上只是向信长行了出仕与臣服之礼，可以笼统算作后者。

土地政策的缺失

领国以外的诸国，是出仕、臣服于义昭与信长的大名和国人所统治的地方，信长通过承认其统治权（安堵）而将它们划入自己的势力圈，所以我们把此类国称作安堵型大名领地。信长知道要让他们出仕并表示臣服，没有将军的威望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次他亲自向诸国大名下达上洛命令，且以侍奉天皇和将军为名分。上洛者被视为表示臣服且出仕、服军役的人，相反，没有上洛的人则被视为信长、天皇以及将军的敌人，将成为讨伐的对象。

那么，是否应称这种状况为幕府守护体制呢？笔者不这么想。确实，既有将军，也有守护家，但即便是对山名和畠山这种旧守护家，义昭也没有守护的任免权。实质上，他们与信长之间存在臣服、出仕、承认和分封知行的关系，即使义昭行使了承认领有权，若无信长的朱印状或认可，也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效力。而且，旧守护家的人即使接受信长的承认，能继续统治一国半国，也仅仅是作为一名国持大名或城持大名的当知行权得到了承认而已，并不是被信长任命为守护。如此一来，他们就承担起为信长服军役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安堵型大名与信长之间的关系，与在织田领国内获得承认领有的给人[6]基本一样。所以在信长的意识里，自己的领国与安堵型大名的领地有多大区别还是个问题。

造成这一状况的背景是缺乏检地政策。北条和今川等人在自己的领国内广泛实施检地，实行贯高制和统一的知行制，而信长却直到天正五年（1577）都没有进行检地。在自己的领国尾张和美浓，对承认了领有的土地，也是让原来的领主继续统治，而对没收领地，则让百姓[7]申报原来的领主征收多少年贡、公务、杂役（申报内容被称作“指出”，在中世广为实行），然后让新领主继承。所以不论在承认领有的土地还是在没收来的土地上，原来的百姓和土地管理方式都得以维持。即便到了其政权末期，信长也没有表现出通过实行检地建立新的土地管理制度或者据此建立新的知行制的意图。北条在永正三年（1506）就开始检地了，与之相比，信长落后了七十年。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信长的意识里，不论是领有几个村的家臣还是领有一国的大名，都只是继续原来的统治而已，在土地制度上，领国和安堵型大名的领地之间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结果，对信长来说，天下布武的构想基本上是一种军事镇压，他所采取的策略是，以军事侵略逼迫对方选择成为伙伴还是敌人，对敌人则实行征讨或者放逐，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过程中，从本国到周边，一点一点扩大征服范围，这是战国大名的通行做法。而信长则通过拥戴义昭，一口气进入中央，利用将军和天皇一举扩大了安堵型大名的领地。信长驱逐义昭之后，马上又答应了他返京的要求，甚至一度做出姿态，要拥立成了人质的义昭之子义寻为“大树若君”，代替义昭。这意味着，直到这个时候，将军的存在对信长而言都是必需的。

正因信长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政权特征，所以他才需要以体制上的权威和权力来证明其战争不是私人战争，而是为了平定天下而进行的正义之战。前文已经指出，义昭和天皇正是发挥了这种作用。

笔者认为，虽然信长也感觉到了统治安堵型大名领地的不稳定性，但其弱点真正暴露出来并令信长感到震惊还是在天正二年正月爆发越前一向一揆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一直采取一种“承认领有（安堵）型”的统治方式，任命朝仓遗臣为“守护代”，将其他遗臣以类似郡司的身份指派到各地要塞。但在这次镇压后，他改变了方式，将自己的直属部下以大名的身份派驻各地。这是一种与自己的领国尾张和美浓、与安堵型大名领地都不同的统治方式。信长亲自制定了“国掟”，宣示一国的统治权和领有权在自己手中。亲自掌握、行使对国内武士、寺社及庄园领主的承认领有权和分封权，然后再委派他们进行实际管理。

至此，信长第一次确立了对自己领国以外诸国的新统治方式，开拓了一条超越一般大名的道路。同时，他也摆脱了以往对将军的依赖，开拓出与安堵型大名领地不同的统治方式。可以说，通过与一向一揆的对抗，信长找到了一条作为天下布武政权自立的道路。所以从越前开始检地并非偶然。

任官

信长从越前返回领国后不久即上洛，于十一月四日被封为从三位权大纳言，同月七日又被任命为右近卫大将。为了举行这个仪式，他于十月初就任命木村次郎左卫门为奉行，在禁里修建公卿的座席（阵座）；献上大量沙金和绸缎，作为叙职之礼分发给众多公家，同时还分封给他们知行地。

在此前的七月三日，信长曾拒绝了天皇的官位授予。但是他却请天皇任命武井夕庵为二位法印、松井友闲为宫内卿法印、明智十兵卫光秀为惟任日向守，让亲信和重要家臣担任官职。在这个时期，让明智光秀使用惟任这一九州望族的名字并担任日向守[8]，显示出信长平定九州的坚定信念。正好在同一时期，秀吉也自称筑前守，也是一个意思。因为筑前有贸易港口博多，也可认为上述行为表现出信长对此处的统治意图。从信长和秀吉的政权特性上来看，这一点不可忽视。另外，当时天皇方面的封官意向，也是受到同年五月三河长筱之战中信长、家康联军大胜武田胜赖的影响。虽然长筱之战是武田和德川之间的战争，信长只是作为援军参战，但天皇还是派敕使到美浓，赐予信长一枚银[9]。

无论是上洛之前还是之后，朝廷和将军都几次劝说信长接受封官，但他都谢绝了。对朝廷来说，把一个已经在畿内近国确立了霸权地位且大有夺取全国霸权之势的人纳入官位秩序之中，以保证自己任命者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事。因为朝廷在全国甚至畿内都已失去政治上的统治权，所以只有同拥有统治权的人联手才能保持传统的权威，要想生存下去，别无他法。而现在朝廷的建议得到了回应，说明信长方面发生了变化。

天正三年这一年，是信长对朝廷和寺社本所相继实行统一政策的一年。一月，他声明要保护洛中洛外的寺社本所领地，三月施行了针对诸门迹寺院和诸公家的德政令，十一月又给诸公家分封了领地。实行这一系列措施，是为了缓解他们因为驱逐义昭而产生的不安，也有公开表示想要取代义昭的幕府、建立自己独立政权的意思。寺社本所、公家是朝廷的组成部分，信长从未采取否定他们的政策，也通过上述举措再次明言即便否定将军也不会否定他们。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利用他们来确立自己的霸权。

上述天正三年针对朝廷和寺社本所实施的政策也是表明信长政权性质转变的诸多政策之一。他选择了主动加入朝廷官位体制的道路。重要的是，这不是发生在长筱合战之后，而是在再度镇压越前叛乱之后。对公家的分封也是如此。然后在十一月七日，他请天皇任命自己的长子织田信忠为秋田城介。这一行动，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征夷和对北方的统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信长转让家督之位于长子信忠。《信长公记》记载说，信长把据传为曾我五郎[10]所持的星切太刀以及他自己收集的各种金银财宝都随尾张、美浓两国给了信忠，自己仅携茶具搬到了佐久间信盛的私宅。这样，信长就要在安土修筑自己的居城。禅让家督也与安土筑城有很深的关系。可说是信长本国的尾张、美浓以及家督地位都被让出了。通过这种形式，信长完成了从一介领国统治者、战国大名到统一政权领导者的蜕变。让信忠成为美浓大名这件事的性质与让柴田胜家等人成为越前大名相同。通过这些行动，信长明确了自己是在这些大名之上的统一政权（即公仪[11]）的身份。他就是为此才接受朝廷官位的。

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于大名之上并确立了这种政治体制之后，信长才第一次自觉进入朝廷的官位体系。于是，他在一年之后的天正四年十一月成为正三位内大臣，在天正五年十一月成为从二位右大臣，又在天正六年一月成为正二位。在朝廷的官位体系中，信长平步青云，很快升至武家之中无人能及的高位。照这个势头，无疑很快就会升至左大臣、太政大臣。然而，天正六年四月，信长突然辞去了右大臣一职，此后再也没有任官。笔者猜想，信长大概对自己的政权构想感到迷茫。自从托志于“麟”字花押直到去世，他始终在摸索政权的组织形式。

安土城图（大阪城天守阁藏）

筑安土城

为了从一介战国大名蜕变为统一政权的领袖，信长在离开岐阜城后首先着手修建统一政权的权力象征——一座壮丽的城郭。这是一座大规模的城郭，修建在近江国中心，位于琵琶湖东部向湖中伸展、标高不到200米的安土山山顶，天守阁周围配有本丸御殿和二之丸御殿等建筑。与此前的城郭不同，安土城采用了许多新奇的设计，比如先建起高高的石垣，再在上面筑城。天正四年正月中旬，丹羽长秀得到动工的命令。二月二十三日，信长移居至安土，将山下（城下）划分给马回众，让他们修建各自的宅邸。四月一日，为了修建石垣，开始从曾建有六角氏城郭的观音寺山、长命寺山和长光寺山等地采石，搬上安土山。为此，尾张、美浓、伊势、三河、越前、若狭、近畿等地的武士都被召集起来，算是服知行役。据说，有一块叫作“蛇石”的有名巨石因为太大搬不上安土山，羽柴秀吉、泷川一益、丹羽长秀三人就动员了一万多人、花费了三天三夜，硬是将石头搬运到山顶的天守阁。这都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一种大气、热闹、大规模、豪华的印象。

为了筑城，京都、奈良、堺等地的木匠和各种工匠都被召集起来，起用唐人一观负责制造唐朝式样的瓦，实际制作则交给奈良的瓦匠。当年十一月，信长向近江全国的锯木匠、铁匠、桶匠、屋顶匠、榻榻米匠签发朱印状，免除了他们的栋别钱[12]、临时段钱[13]、夫钱[14]等杂税，让他们以承担国役的形式从事安土城的修筑。

近江周边地图

同时，为了在京都修建上洛时的居所，信长还接收了摄关家二条氏的宅地，命村井贞胜负责修建二条公馆（二条城，翌年闰七月入居，后作为御所进献给诚仁亲王）。天正三年，信长在就任权大纳言、右近卫大将的同时在安土和京都修建两座城，这表明，天正三年划时代的新政权构想已经开始成型了。所以可以说，安土城与朝廷官职无关，即便辞官后也能一直居住，是信长政权构想的核心之城。这座城不是修建在京都，而是修建在近江，正是信长政权的特征。

信长在选址时，当然做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考虑，离京都和敌方本愿寺都既不太远也不太近，易防守，安全性高。但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掌握物流大动脉的意图。近江的琵琶湖水运线路十分重要，特别是靠日本海一侧的越前敦贺、若狭小滨——盐津、海津、今津等琵琶湖北岸的各港口——（湖上水运）——坂本、大津——京都、畿内这条全国性物流大动脉。另外，陆路方面也有东海道、东山道连接东国与京都、畿内，还有北国街道通往北陆。联结伊势与近江的交通要道也很多，以保内商人团[15]的活动为代表。安土离这些地方都很近，若在湖岸本已有的常乐寺港和丰浦港周围修建城下町，也可以将安土建成湖上水运中心。笔者认为这些方面才是信长最为重视的。

第三节　使用金银的经济

金银重于土地

不论信长还是秀吉，都曾多次将黄金、白银等各种高价物品分发、赠送给天皇、公家、大名、家臣甚至俳优和相扑手等人。建造天皇和义昭的御所，复兴寺社，修筑安土城、大坂城、聚乐第等城池也花费了大量金钱。不但修建城郭的时候大量使用金箔，秀吉甚至还建造了黄金茶室，制造了黄金茶釜。这是一个使用黄金的政权——今天的人尚且留有这种印象，当时的人肯定更是如此。

据《信长公记》记载，永禄十二年，信长曾说“值此金银、米钱无不足之期，应购置唐物及天下名物”，然后从京都商人大文字屋宗观处搜集来“初花”，从祐乘房处搜集来“富士茄子”，付给他们金银和大米。两者都是茶叶罐，也都是唐物（中国产器物）。前者后来相继传给秀吉、家康，今为德川家的祖传之物，后者则从秀吉传给前田利家，成为前田家的祖传之物。金银无不足——这种经济力量在秀吉的时代登峰造极。太田牛一的另一著作《太阁军记之内》记载说：“自太阁秀吉公出世以来，日本诸国山野遍出金银，（中略）自古从未见过如此大量黄金。下至山野村夫，无人不持大量金银。”可见不只是权贵阶层，连农夫都随身携带许多金银。这是一个由金银推动的时代。掌权者利用这一现象，把大量的金银集中到自己手中，信长带头，秀吉模仿发扬。

信长用黄金购置了大量火枪和军粮等军需物资。比如天正十年攻打武田胜赖时，他估计将士会缺少食物，便命菅屋长赖为奉行，在深志（今长野县松本市）按人头分配了粮饷。打道回府的时候，家康尽心准备了旅途中的下榻之处，并搜罗了各地的奇珍异宝招待信长。信长心情极好，到达滨松后，就毫不吝啬地把八千余俵军粮分送给家康的家臣。这些军粮都是前年他命令西尾义次用五十枚黄金征购储备的。正是这种军需物资的征调能力支撑了信长军事上的成功。

从封建时代的角度理解近世，研究土地占有和以土地为媒介的主从制、知行制这一新型统治体制如何形成，是织丰政权研究的重要课题，也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如果仅从这一点上看，以太阁检地为代表的丰臣政权的各项政策就有非常突出的划时代意义，而织田政权的成就则显得很低。因此，对织田政权的评价侧重于以屠杀和安土城天守阁为代表的、专制的、超越性的统一政权的形成，倾向于从思想层面入手。当然，信长（包括秀吉）对都市和流通的重视、设置直辖领、建立居城、掌握商人和匠人的举措也被高度评价为独具慧眼，并被认为对天下统一有很大的贡献。即便如此，这些评价也没有跳出这样一种视角的局限，即认为土地占有是主要的，都市建设和金银货币是从属性的、补充性的，是支持权力专制化和军事成功的经济基础。或者，有时人们也从这种角度来看，即认为上述政策对统治农民来说是必需的，所以它们到底具有多大的管控力就成了评价标准。

但事实是，信长上洛后马上试图控制堺，再考虑到前文所述的他对推出新土地管理制度的消极态度，笔者认为天下布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控制都市和流通为中心的构想。下面就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对海运也即水运的控制。

统治三海

我们如果像上文那样改变一下视点，就能想起信长在掌握尾张和美浓后，马上就在永禄十一年、十二年准备控制伊势。伊势湾水运纵横联结尾张和伊势湾沿岸地区，不仅如此，它还位于联结东海地区和关东地区的太平洋沿岸，是广域物流的枢纽，控制这里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接下来便是控制近江。毋庸赘言，近江是上洛的必经之地。信长在江北与浅井结盟，在江南则驱逐六角氏，将其地纳入控制。元龟二年，在火烧比叡山后，控制坂本地区成为可能。考虑到火烧比叡山后信长马上命明智光秀在此筑城，不得不认为控制此地正是火烧比叡山的目的之一。坂本地区不仅与大津同样是琵琶湖的水运港口，也是与京都相连的陆路交通枢纽，许多马夫往来此间，负责运送物资。当然，此前信长已将控制着湖上运输和渔业的坚田纳入掌控。如前所述，掌控近江，就等于掌控了畿内、东国乃至日本海沿岸全域的物流枢纽。

于是，为了完成下一个目标——掌握日本海的水运和港口，信长很快就在元龟元年四月出兵越前。若狭大名武田义统在义昭和信长上洛后不久便出仕并表示臣服。永禄十二年二月，若狭众参与了义昭新御所的修建，同年四月，国人本乡氏获得了信长的所领承认。由此，琵琶湖西北岸的今津港等港口和若狭小滨港之间的物流动脉——九里半街道就被纳入了信长的势力范围。攻打越前正是利用了这附近的路线，从和迩（今滋贺县大津市）出发，经田中（同县高岛市），出若狭的熊川（今福井县若狭町），再经粟屋胜久占据的佐柿（同县美滨町），进攻越前敦贺郡，占领了位于敦贺港东北方向的金崎城和连接敦贺港和近江湖北各港的交通要冲疋坛（同县敦贺市疋田，与敦贺之间有笙川水运）的城郭。就在他要继续向木芽岭进军时，得知了浅井叛乱的消息，于是撤退。

敦贺有高岛屋、道川、田中等豪商，是在日本海活动的水运船主的聚集地。与小滨同样，是连接北至虾夷（今北海道）、西至山阴（重要商品为铁）整片区域与京都的重要物流中心。消灭朝仓后，信长承认了北庄商人橘屋的轻物座[16]（主营生丝和丝绸）的土地所有权，于是从一乘谷到三国凑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橘屋的商圈。他还经营药材，控制了一乘谷的染坊。三国凑是日本海水上运输的一个重要据点，从中国大陆来的唐船也在此停泊。三国凑的豪商森田在天正三年信长第二次攻打越前时及时投靠织田一方，接受柴田胜家之命，禁止从越后、越中、能登等地来的船只进港停泊。控制和掌握港口、都市等流通要冲和交通要道以及商人和运输商，对战时的流通管制、平时和战时物资的征调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另外一片海是以濑户内海为大动脉的西日本海。信长首先尝试控制这一动脉东部的流通中心堺。堺之富裕名满日本。天文十八年（1549）十一月，刚从鹿儿岛登陆不久的方济各·沙勿略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堺为日本最富之港，集中了日本国内大部分的金银”，若在堺设立交易馆则将获利无数。对于信长来说，如此富裕的都市当然极具魅力。所以他并没有攻打堺，而是要求当地人交付矢钱（礼钱）作为保障和平的代价，并借此向自由都市堺施压，以迫使其屈服。

然而，堺选择了反抗。他们以能登屋和胭脂屋为首，组织浪人深挖壕沟，拉起吊桥，在入口处撒上坚硬的菱角，向附近的平野乡寻求协助，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于是信长停止了进攻。他并不希望这里因被攻打而毁灭。同一时期，恰逢信长上洛，又马不停蹄地进军摄津、追击三好三人众，堺的豪商今井宗久谒见信长，献上有名的“松岛壶”“绍鸥茄子”[17]，与之交好。可见会合众[18]的态度开始分化了。

堺的护城河遗址　自由都市堺的四周环绕着护城河，从中世时起就是贸易、经济中心，十分繁荣（堺市立埋藏文化财产中心）

第二年二月，信长以袭击义昭的三好三人众据点为借口，出兵攻打并征服了堺。他将堺划作自己的直辖领，任命松井友闲为代官（堺政所[19]）。堺的商人们不但控制着从畿内近国到西日本的物流，还远到九州与大陆贸易船进行交易，也就是说他们同时还是外贸商人，所以控制了堺，等于在控制西日本的海上水运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濑户内海东部被以四国阿波为据点的三好三人众（以及一向众、本愿寺势力）控制。信长自上洛以来持续与之交战的最大理由就是为了控制濑户内海东部的海运。而元龟元年三好三人众等人与本愿寺结盟的理由，也在于不让信长掌握制海权。同时信长也在尝试与毛利和小早川结盟，理由是毛利控制着濑户内海西部，如果与其为敌，信长掌握制海权、天下布武的统治构想便有可能破产。当然此举也有牵制三好三人众的目的。所以对信长来说，在驱逐义昭和重新征服越前后，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任务就是征服中国[20]和四国。

今井宗久的活跃

被任命为堺政所的松井友闲，大概就是《信长公记》里记载的那个在上洛前教信长跳幸若舞[21]的清洲城下町人。如上所述，信长分别在上洛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从上京区和堺的町人手中接收了有名的茶具，当时，松井友闲就与丹羽长秀一起作为使者与町人交涉。因为他是商人出身的町人，所以信长期待他成为中间人。另外，信长也期待他与町人、商人形成人际关系网。而友闲和町人也希望为町人和商人确保一条可以向信长请求必要政策的言路。不仅如此，松井友闲作为信长的近臣，还参与了与寺社有关的争论、与上杉的外交、与义昭和本愿寺的和议等重要活动。天正三年，在信长为家臣们谋求官位晋升时，松井友闲获得了宫内卿法印这样一个极高的官位。

值得关注的是，松井友闲的活动并没有局限于町人和都市。织田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活用町人而不是僧侣来运营政权。这也与信长天下布武的构想密切相关。后来秀吉对千利休的重用也在此时埋下了伏笔。千利休与津田宗及和今井宗久等人都是信长茶会的常客，而且还是茶会的茶头。在与掌权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利休利用其与堺的町人共同培育出的茶道俘获了武家众。后来茶道逐渐深入武家的日常生活，利休也在与权力进行精神性对抗的过程中，将茶道钻研到了极致。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与信长的天下布武构想不无关系。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受信长重用的豪商今井宗久的活跃情况。今井宗久也被称作“药屋宗久”或“纳屋宗久”。他拥有纳屋[22]、仓库，经营药品、火枪、火药等生意，是堺的豪商之一，被认为是当时负责市政运营的会合众成员之一。他也是经手海外贸易品的商人，曾经到处收购进口的虎皮和豹皮。永禄十二年，他被信长任命为负责征收堺的五个庄（邻近堺北的我孙子村和花田村等村）以及淀川鱼市盐合物（鱼干）役钱（税金）的代官，还被任命为义昭料所（直辖领地）的代官。信长试图通过他，将五个庄及其周边的土地、流通、商人、锻冶都纳入自己的统治。

堺的各町成为信长直辖领之后，今井宗久和宗薰父子似乎还负责从中征收运上[23]钱和栋别钱等税钱。有记载说，永禄十二年十月，他们从南材木町征收到二百贯文运上钱，从甲斐町征收到五十贯文运上钱。可见从各个町征收到的总额将是一笔多么巨大的钱款。控制都市就能为信长带来巨额的税收。

作为采购火枪和火药的御用商人，今井宗久采取了在五庄集中锻冶、集中制造火枪等物并进行管控的政策。根据信长的命令，停止本来在远里小野、樱町、凑村等地进行的锻冶，或将其转移到我孙子村。元龟元年六月，秀吉在攻打浅井长政时，曾向今井宗久订购火药三十斤、硝石三十斤。

为了控制但马的生野银山，信长以毛利请他出兵从背后牵制尼子为由，于永禄十二年八月派木下秀吉和坂井政尚率据说有两万之多的大军进攻但马。大军陆续攻陷银山城和子盗城等地，生野银山由此落入信长之手。白银是不可或缺的贸易结算手段，很明显信长早就决意掌握白银以便控制贸易，这也与他控制濑户内海的意图相关。翌年四月，今井宗久与同为贸易商人的长谷川宗仁一起被派到银山，与当地人商量如何向信长缴纳公用吹屋（精炼场）钱。信长还任命了代官，直接控制当地。因为宗久是贸易商人，或许在此之前就与银山有某种联系。大概正因如此，但马守护山名氏归顺信长也和他有关。长谷川宗仁后来被秀吉任命为使者前往吕宋岛，递交要求西班牙当局服从并派商船往来的书信。可见长谷川宗仁与今井宗久同样，既是贸易商人，也具有极明显的政商特征。另外，据说银山在天正八年（1580）被作为恩赏分封给秀吉。在进攻中国地方的过程中，筑前守秀吉对银子的贪恋无疑越来越强烈了。

货币问题

信长的都市和流通政策中最有名的就是废除关所和乐市乐座。让我们先看看前者。《信长公记》记载说，永禄十一年信长上洛后，于十月废除了其分国内的所有关所，“不论城乡贵贱，皆表不胜感谢之意”，人们都很高兴。后来该政策又被推广至越后、越前、甲斐、信浓等地。对于商人和货运人来说，这是一项善政。信长还任命了负责拓宽、修整道路的奉行，在一些道路的两边种植了松树和柳树，修建了近江濑田的大桥及其他桥梁。

永乐通宝

信长旗帜上的永乐钱

信长上洛后马上废除关所，大概也与其天下布武的构想有关。我们前面说过，信长的首要目标是统治三海及流通。希望读者不要把这种统治解释成一个以占有土地、统治农民为基础的封建领主，限制不利于自身统治的流通、防止其渗透到村落并进行控制意义上的“统治”。废除关所、修建道路，是促进流通发展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重商（主义）的政策。信长统一政权初期构想的中心部分，大概正是发展国内流通、掌握其干线上的各重点都市并聚集金银、将贸易纳入管辖（表现为准许基督教布教）。

《长筱合战图屏风》上，骑马的信长前面有三名步兵，各执一面旗，上面绘有一枚永乐钱。这正是信长的旗帜，表现出信长对货币的强烈关心。

中世日本从中国进口铜钱，用于买卖和缴纳年贡。但是进入16世纪后，一方面铜钱进口量减少，另一方面国内钱币却因商业发展而严重不足。市面上出现大量因长久使用而磨损的铜钱和国内外的私铸钱。还经常发生因不愿接受劣币（恶钱）而将其拣出、只保留良币（精钱）的选钱行为，导致交易常常不能成立，甚至发生过筹措不到用于缴纳年贡的钱和为钱发生争斗的事。因此，在15世纪末期，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大名以及幕府均发布过选钱令，禁止随意选钱。其共同目的都是试图规定哪些残损和被市场排斥的铜钱可以舍弃，哪些铜钱应该继续使用，但效果非常有限。

信长的领地内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永禄十二年十一月，造访岐阜的山科言继在其美浓的下榻处听说，因为市场上充斥劣币，贸易受阻，甚至连酒都买不到。推行重商政策的信长，当然不能放任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在上洛的第二年（永禄十二年）三月，他两次向京都、石清水八幡宫所在的八幡总乡、摄津的天王寺、奈良等地发出选钱令。其特点是下令不论什么样的钱，哪怕是有残损的、极差的钱币都要流通。他还为此把劣币分为三类，要求“惠明、大欠、破、摺者，以五倍增用之”，即按两倍、五倍、十倍的劣币等于一倍精钱的价值流通。这是根据当时民间流通货币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虽不能说该法令与其他战国大名的选钱令完全不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却是在吸取了京都等地商人的意见之后采取的措施，这一点很有意义。

但是，因为信长强制流通劣币，结果很多人不愿接受铜钱而要求以大米或金银支付，以至于半个月后不得不紧急发布新的选钱令。向上京发出的新选钱令共有七条，其中第一条——禁止用大米作货币、第二条——在大量交易生丝、生药（十斤以上）、绸缎（十反[24]以上）、茶具（超过一百）以及其他高级唐物（舶来品）时可以使用金银（无金银可用精钱），除此以外全部使用铜钱——都是新内容。另外，第二条的附属条款规定了兑换比价，即金十两＝钱十五贯文、银十两＝钱二贯文。也就是说，这份追加规定的主要目的是禁止使用大米进行买卖和限制金银的使用，以便促进铜钱按照先前所发选钱令中的规定流通。

浦长濑隆的研究显示，信长的这份选钱令发布后十年左右，京都、奈良等西日本各地的交易手段从铜钱急速转变成大米。也就是说信长的选钱令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是完全失败了。现实中市场的变化超出了信长的掌控。从那以后，信长再也没有发布过选钱令。

大米被广泛用作交换手段，成为石高制成立的背景。黄金用于高额交易，银和铜钱用于小额交易，这种经济不是信长的政策造成的，而是流通市场自发形成的。这也与海外贸易有密切关联。当时日本的银产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以银子为世界货币的贸易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优待传教士、允许基督教传播等政策，无疑都说明信长的目光瞄准了海外。这也是他行使外交权的方式。

乐市乐座[25]与安土城下町

信长最初发布乐市乐座令的对象不是岐阜的城下町，而是附近的加纳市场。后来又向新建的安土城市街发布该令。尽管该项政策常被视为信长革新性的象征和对中世的否定，但其中存在误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在天正元年平定越前的时候，信长承认了在北庄经营丝织品生意的橘屋轻物座原有的权利。天正三年再次平定越前之后，仍承认了其权利。第二年，他又在近江承认了建部油座的权利，并禁止该座以外的人经营灯油贸易。信长的基本政策中没有完全废除座的政策。他的家臣中既有商人也有匠人，对他们，他也给予了特权，特别是赋予清洲商人伊藤总十郎在尾张、美浓两国经营唐人方和吴服方[26]的商贾司的权利，使其可在广阔的范围内对商品和商人行使支配和控制权（包括仲裁等机能）。对实力雄厚的商人和匠人，信长承认他们向来的权利，甚至赋予其更大的特权。

信长于上洛当月向加纳市场发放的制札[27]第二条为“乐市乐座之上诸商贾应做之事”。其主旨为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加纳市场自由买卖，且对他们免征一切税赋；从前无权在这里做买卖（市座）的人也好、加入了座的人也好、没加入座的人也好，均可在此做生意。但信长的乐市乐座政策并没有全面否定座，因为该政策仅在特定市场和都市实行。其他战国大名也基本如此。

针对安土山下町发布的十三条法令文书（近江八幡市教育委员会藏）

该法令的第一条规定：住在加纳市场的人可以自由通行于信长的分国；免除其偿还借钱、借米的义务；免除其宅地的年贡（地子）和诸役；即便是世代为奴的下人，只要住在这里，就不受其主人的干涉。这是一项鼓励商人移居的法令。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颁布乐市乐座令，是为了复兴因争夺美浓的战火而衰微了的市场，可以说是一部市场振兴法。这也是希望复兴町的商人们的愿望，绝不是信长为了控制町而强行发布的法令。第三条禁止强买强卖、动粗、寻衅滋事、争吵，禁止信长的使者随便进入市场、随便借宿或提出相应的非法要求。这都是为了保证市场的和平和秩序，禁止权力的非法介入。

上述不课税及保证自由和平贸易的都市政策是应当地人的要求而生，在信长上洛前后逐渐成型。它们也被应用于安土城的新城下町，以便促进新町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一种都市振兴政策。筑城开始后的第二年，即天正五年（1577）六月，织田信长向城下的安土山下町发布了十三条法令，其中第一条即是著名的乐市乐座文书。

此地中，凡被定为乐市者，诸座、诸役、诸公事等尽皆免除。

与在加纳市场发布的内容相同。此外还涉及免除普请役[28]、传马役[29]、扫除役等杂役，彻底废除了各种杂税和徭役；允许人们从别国或外地前来定居；禁止吵架斗殴；禁止随意借宿——这些也和发给加纳市场的法令基本相同。

在新增加的条文中，有要求一直往来上街道（观音寺城旁的中山道）的商人改道安土并在城下町住宿的规定，还有国内的马匹买卖必须在安土城下町进行的规定，显然都是十分明显的城下町振兴政策。另外，对放火等犯罪行为不知情的店东可免于连坐，不知情而购买了赃物的人也可免于处罚；在分国实行德政（废弃债权和债务等，虽然颇受债务缠身之人欢迎，但是对商人不利，一般不在都市实行）时市场可以除外；派谴责使[30]时，必须向福富秀胜等人提出申请，待其查明情况后才允许入内。这些规定的目的都是限制权力，让商人放心移住安土城下。

这份法令包含了各种政策以将更多的商人和匠人集中到自己的城下町，是一项城下町振兴与繁荣策略，后来成为织丰政权时期在城下町发布的都市法中的基准法。信长并不想限制商人的活动，而是意在赋予其各种特权，以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特殊的空间。他想要亲手创造出这种巨大的空间，即都市，并将其建成手工业生产和物流的中心。而将这样的都市或说首都置于自己的手边治理，才是一个天下人、一个统一政权应有的姿态——这就是他的构想。在他看来，都市不仅仅是一种调配物资的手段，也是一个能体现出政权形态与个性的场所。也就是说，他试图将自己的政权定义为一种都市政权。可以认为，这种构想正是将领主阶层和商人、匠人集中到城下町的各项政策的出发点。

[1]贯，此处指尺贯法中的重量单位，一贯约等于3.75千克。

[2]俵，用稻草编成的圆柱形袋子，用于包装米、杂谷等农产品。

[3]寺内町，一般指战国时代以净土真宗为主的宗派在寺院境内形成的居民集落（也见于其他宗派的寺院区域内）。周围有土墙和沟壕，防备其他宗派或领主攻占。

[4]端城，建在本城以外地势险要之地的城，也称枝城、出城。

[5]小姓，武士的职位之一，泛指平时在主君身边侍候，负责主君生活上的各种杂务，战时则陪伴主君作战。一般由未成年的少年担任。

[6]给人，指中世以来由幕府或主家赏赐了所领的人，或江户时代由大名赏赐了知行地的上级家臣。

[7]百姓，特指农民。

[8]日向，今宫崎县与鹿儿岛县一带。下文筑前为今福冈县西北部。

[9]一枚银相当于四十三匁（约161克）。匁是日本的计量单位，表示重量，相当于中国的“钱”。在江户时代，枚银一般是指重量为四十三匁倍数的、以正规形式包装起来的白银，也叫“包银”。

[10]曾我五郎，即曾我时致，镰仓初期的武士，军记物语《曾我物语》的主人公。

[11]公仪，朝廷、幕府或政府之意，也可作政策、意向等的代名词。

[12]栋别钱，日本镰仓时代到战国时代向住房征收的一种临时税，后来成为恒常税，一般用于天皇居所或寺社的修缮、天皇让位或继位等朝廷仪式。

[13]段钱，日本镰仓时代到战国时代向田地征收的一种临时税，按田地面积比例征收，在战国时代成为田租的附加税，每年征收，但税率不一。

[14]夫钱，代替夫役缴纳的铜钱或大米。夫役，劳役的一种。

[15]保内商人团，活跃于中世近江国蒲生郡得珍保的商人团体。原本是农民，因受延历寺僧徒、守护六角的保护，开始结成团体从事贸易，还获得了市场专卖权、街道通行权等特权。

[16]座，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协会，中世的座常以纳税等手段换取朝廷、贵族、寺社和幕府批准，独占经营权。

[17]“松岛壶”“绍鸥茄子”，均为茶具。

[18]会合众，当时个别地方都市的自治组织及其成员，多以富裕商人组成，其中堺的会合众最具代表性。

[19]堺政所，又称堺奉行。主管堺及和泉、河内一带的直辖领。

[20]中国，日本的“中国地区”。今天的冈山、广岛、鸟取、岛根、山口地区。

[21]幸若舞，室町时代流行的一种配合歌谣的舞。

[22]纳屋，室町时代，为保管海产品而在港口城市设立的海滨仓库。

[23]运上，即运送上纳的略称。中世时指将从各地庄园收取的年贡上缴给相距遥远的中央领主，后引申为杂税的一种。

[24]反，这里指的是布帛大小的计量单位，一名成人所需的和服衣料为一反（纺织品在古代日语中写作“反物”），长约12.5米，宽37厘米。

[25]乐市乐座，织田信长等战国大名在自己领地的城下町（市区）推行的一项经济政策。“乐”为自由之意，乐市乐座即放宽政策，开放市场，鼓励商人到城下町交易。

[26]唐人方，来自中国大陆（大明）的进口商品。吴服方指的是和服等商品。

[27]制札，写有禁令、法规条款的木牌，通常立在路边或寺社边境，大约起源于平安时代末期，战国至江户时代最为常见。

[28]普请役，中世至江户时代修筑城郭、河川、道路时对各大名及其领地农民等人征发的劳役、夫役。

[29]传马役，与提供驿马运输相关的劳役。

[30]谴责使，中世庄园领主派到下面催促老百姓缴纳年贡等物的使者。

第三章
遭遇挫折的人间之神

第一节　濑户内海势力集结

反信长同盟的再成立

天正三年（1575）八月，越前一向一揆暴动失败，本愿寺失去了加贺的两个郡，这对本愿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年十月，本愿寺与信长和解，但与信长的决战已不可避免。而对信长来说，阻碍自己进军濑户内海和中国地方的最大敌人就是本愿寺，所以消灭本愿寺势力也是他当前最重要的目标。

天正四年四月，信长命令荒木村重、细川藤孝、明智光秀、原田直政攻打大坂。他们从海上和陆地分头进攻，但一揆势力出动一万余兵力反击，几千杆火枪齐发，击溃了织田军的进攻，击毙了原田直政，并顺势包围了织田军的天王寺要塞。信长大吃一惊，赶紧命令各分国出兵支援，并亲率仅百余骑人马驰援，在腿部中枪的情况下冲破敌方包围，率援军进入了天王寺要塞。入城后即下令加固要塞，增筑附城，巩固海上防卫（封锁海上）。

表面上看，信长似乎加强了对本愿寺势力的包围，但本愿寺并没有后退。他们与毛利辉元联手，试图从海上获得固守要塞的大量兵粮。毛利水军以儿玉就英为大将，联合能岛、来岛的村上水军，分乘七八百艘大船，于七月十三日进入大坂湾。信长军在木津川河口组织了三百余艘兵船，试图阻止毛利水军，但对方依靠发射大量的“焙烙火矢”，成功烧毁了信长的兵船，取得胜利，然后将兵粮运入大坂并撤退。“焙烙火矢”是在瓦罐里装满火药，用布包裹后在外面涂上生漆，点火后投掷并导致破裂起火的一种兵器。

虽然毛利一直与信长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在这一年却改变了方针。同年二月，义昭从纪伊移居到备后的鞆浦，这虽然不是毛利欢迎的结果，但仍对他造成了影响。更重要的是信长势力已经逼近了他。一年以前，播磨的小寺政职和别所长治等人出仕信长。而在山阴方面，信长一直在暗中支持尼子胜久、山中鹿介等人举兵叛乱，伺机进攻山阴。随后在天正三年秋，明智光秀开始正式进攻丹波。在这种情况下，毛利在考虑了能否回避与信长决裂、战和两方的后果及其后续发展之后，天正四年，终于选择了与信长对抗的道路，同时也将这一决断报告给了岛津等九州大名、四国的伊豫河野以及上杉谦信、武田胜赖等人。同一时期，因为义昭不懈的劝说，谦信也与敌对多年的加贺一向一揆和解，加入了信长包围网。逐渐掌控越中的谦信看到前一年信长军对越前和加贺的进攻，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

这样，本愿寺、毛利、上杉终于在义昭执拗的劝说下结成了反信长阵线。他们并不是想要帮义昭实现再兴将军家的愿望，而是因为直面信长势力扩大的威胁，需要为自己寻找生存之路。但他们的团结需要一个大义名分，所以毛利提交了一份帮助义昭上洛的保证书，请求谦信和胜赖等人出马。谦信最先回信说愿意出兵上洛，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和胜赖以及北条达成三方和解，解除后顾之忧。经过义昭和毛利的努力，北条氏政和胜赖都表示同意。然而，胜赖已无力调动大军，北条氏政也并无此意。

毛利攻打播磨并攻陷上月城后，第二年又继续攻打姬路城，但无功而返。这一时期，御着城城主小寺政职的家臣小寺（黑田）官兵卫孝高极为活跃，后来在羽柴秀吉平定播磨和中国地方时受到重用。

荒木村重的背叛

反信长阵营从各地对信长发动攻击，同时不断引发倒戈和举兵，但对方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天正五年二月二日，原属本愿寺和一揆势力的纪州杂贺三缄众和根来寺的杉之坊[1]都表示归顺信长。前一年毛利水军进攻大坂时，杂贺众和和泉门徒曾联合出兵支援，现在其中一方被瓦解，对信长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他立刻下令出兵。大军首先攻打一揆势力占据的和泉贝冢要塞，然后以三缄众为向导，兵分两路，分别从海滨和山路攻打纪州杂贺众。一揆势力起先躲在要塞中抵抗，但在三个月后，以土桥平次、铃木孙一等人为首的七名杂贺众提交了誓词，宣布投降。

八月，松永久秀父子放弃天王寺要塞，据守于大和信贵山城。但遭到织田信忠大军的猛烈攻击，终于在十月十日火烧天守阁，自焚而亡。恰好在十年前的同日同一时刻，松永久秀在与三好三人众交战时曾火烧东大寺，所以人们都说这是春日明神的报应。织田信忠因为这项战功而被授予从三位左中将。

九月，进攻能登的上杉谦信终于攻陷了坚固的山城七尾城，随后又马上进攻加贺，在金泽南面的凑川（手取川）大败北上的柴田胜家大军。然而，第二年三月，他在如厕时突然昏倒病故（或为脑溢血，时年四十九岁）。之后，他的两名养子上杉景胜（侄儿）和上杉景虎（北条氏政之弟）争夺家督之位，导致上杉领内爆发被称作“御馆之乱”的内乱，持续两年，以至于上杉势力完全脱离了反信长阵营，也失去了能登。

天正六年二月、十月，播磨三木城的别所长治和摄津大名荒木村重接连倒戈，与本愿寺和毛利结盟。这样，濑户内海沿岸就形成了强大的反信长同盟。荒木村重的势力本不大，因为在义昭举兵时对信长尽忠而被提拔为大名，所以信长慌忙派遣友闲、光秀、秀吉等人前去劝说其回心转意，但村重并未回应。虽然不清楚他的理由，但从这里或许能看出信长的势力也并非铁板一块。

与此相呼应，毛利水军的六百余艘船装载着支援本愿寺的兵粮米，再次驶向木津川口。信长吸取上次大败的教训，命令志摩的九鬼嘉隆建造六艘大船、伊势的泷川一益建造一艘大船，于七月驶向堺，封锁了周边海域。当时，传教士奥尔冈蒂诺[2]恰好在堺，他称赞这些大船是日本最大最华丽的船只，并惊叹于日本的建造能力。船用铁板装甲，配有三门大炮。十一月六日，九鬼嘉隆将敌船诱至射程内，成功地用大炮击沉了对方主舰。毛利水军靠近不得，只好撤退，放弃了为大坂方面运送补给。从此，信长军控制了大坂附近海域，本愿寺失去了最重要的补给线。

在此之前的天正四年正月，丹波八上城（今兵库县筱山市）的波多野秀治举兵叛乱，抵挡住进攻的明智光秀，并将他赶回了近江。其时，光秀差一点就要攻陷荻野直正把守的黑井城（今兵库县丹波市）。他们抵抗了七年之久，在补给线被切断后，就吃树皮草根，直到吃光所有牛马，快要饿死的时候才投降。秀治等人被处以磔刑。

天正七年九月二日，荒木村重逃出有冈城、躲进尼崎城后，信长命令处死被困在有冈城内的荒木家人和家臣等人质。荒木的家人在六条河原被斩杀，一百二十二名重臣的妻儿在尼崎或被处以磔刑，或被火枪、长枪、大刀所杀。其他五百一十人被关在堆满干草的家里活活烧死。《信长公记》记载说，被害人的悲鸣随着烟火响彻天空，那种残忍景象仿若地狱鬼卒的呵斥。

别所长治、荒木村重等人是出于对毛利军东上的期待才选择举兵。毛利先送去一部分援军，天正七年正月又决定增派援军，与武田胜赖约定从东西分头展开军事行动。但是信长与丰后的大友宗麟交好，成功威胁到毛利的后方，又为大友宗麟之子义统谋到从五位下左兵卫督的官位，并于天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朱印状，将毛利领的周防和长门两国分给了义统。再加上十月备前的宇喜多直家被秀吉策反，山阴的丹波和丹后也被明智光秀等人征服，毛利军难以行动。

如此一来，别所长治和荒木村重便被孤立起来。天正八年正月，别所长治表示愿以自己、弟弟及叔父的切腹来换取被围困士兵的性命，得到秀吉许可。他们与妻儿一同逝去，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抵抗。闰三月，本愿寺也表示投降，接受撤出大坂和开放花隈、尼崎两城的议和条件。事已至此，荒木村重只能从海路投奔毛利，保住一命，后来移居堺，以茶人的身份侍奉丰臣秀吉，于天正十四年去世，时年五十二岁。

本愿寺投降

天正七年岁暮，信长计划利用天皇引本愿寺议和。这个时期，信长军在加贺、越中不断进攻，丹波诸城及有冈城开城投降，本愿寺越来越孤立。显如虽然没有即刻答应，但到第二年毛利军仍无法行动，三木城也陷落了，战局日渐恶化，显如逐渐倾向于议和。天正八年三月十七日，信长交给敕使一封按了血手印的誓约书，发誓“本次赦免本愿寺之事，愿从天皇旨意”。采取天皇出面赦免本愿寺这种形式，正是信长政略的最大特点。这是一场信长与本愿寺、一向众之间的对等的战争。虽然本愿寺在战局中已经失利，但也还没有完全失败。结果，因为信长并没能以武力征服本愿寺，所以只能选择议和并停止战斗。然而，天皇方面却完全按照信长的策略行动，以“赦免”偷换概念，等于承认了信长的正当性，而将与之敌对的本愿寺置于不义之地。另一方面，对本愿寺来说，他们不是遵从信长的命令，而是在天皇的敕命之下议和，各地的门徒，尤其是曾以性命与信长相搏的人们也比较好接受。劝说门徒听从世俗权力的支配，提倡“王法为本”——这也是作为门迹寺院的本愿寺宗主的特点。

这样，信长成功地将天皇的赦免替换成自己的赦免（虽然本质一样），在誓约书上附加了七条议和条件，以赦免者的身份向本愿寺发出了文书。第一条以“总赦免之事”开头，提到“当寺（本愿寺）既已得赦免，则将加贺国原样归还（给本愿寺）”“随赦免大坂，通行前往该寺内之路”，包括海路和陆路（给佐久间信盛），等等。结果，本愿寺也只能承受败于信长的屈辱。显如考虑到如果继续对抗下去，恐怕会像有冈城和三木城那样遭到屠杀，以开山祖师尊像为代表的各种宝物都将遭到破坏，以至法流断绝，所以不得不选择议和，避免事态发展至此。闰三月五日，显如命下间仲之等三位长老起草了五条按血印的请愿文，交给敕使。第一条说，因天皇赦免，将不违背议和条件，说服坚持对抗的杂贺众提交誓约书，并约定于七月盂兰盆节前退出大坂。显如下不了决心亲自写下这份请愿文，便换了一种方式，与敕使约定绝不违背上述五项条款。

信长的誓约书　“觉”（记事）中记载了赦免、退出大坂城等讲和条件，后面则是誓约书（西本愿寺藏）

然而，这一切遭到了显如之子教如（光寿）的强烈反对，他号召各地门徒卷土重来。一向众中不愿屈服于信长、追求对抗到底的人并不少，其中尤以杂贺与淡路岛的一揆众为最，他们马上便有所回应。显如害怕事态将发展下去，便于四月九日提前三个多月离开了大坂，撤退到纪州杂贺去了。教如的抵抗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信长接连攻陷周边要塞，于七月十七日向教如送去誓约书，要求他退兵。虽然誓约书中有保证大坂寺内町人居住权的条款，但在八月二日，人们却纷纷从海陆两路退向各地，大概是不想被法敌践踏，在退却的同时放火烧掉了众伽蓝。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自莲如以来，走过八十五年历史的本愿寺和寺内町就这样被烧成了灰烬。长达十一年的抵抗至此也终于结束。

在本愿寺表示臣服的闰三月，柴田胜家进攻加贺，攻克野野市和金泽等地，基本镇压了加贺的一向一揆。十一月十七日，一揆领袖若林长门守等十九人的首级被送到安土挂在城下示众。至此，自长享二年（1488）以来持续将近百年的加贺一向一揆也被消灭。另外，大概是在同一年的五月二十四日，越前发生暴乱，上千人在被前田利家活捉后，以“磔、釜、煎、焙”的残忍方式处死。福井县武生市小丸城遗址出土的文字瓦上刻有关于此事的记录，如其作者所愿，一向众的遗恨就这样生动地流传于后世。

第二节　本能寺之变

斥责荒废武篇道

本愿寺表示臣服后，信长面前是否就展开了一条通往天下统一的康庄大道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抛开光秀的背叛不谈，信长面前还有很多其他难题。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平定本愿寺后，信长亲自起草了“折槛状[3]”，列举佐久间信盛、信荣父子的十九条罪状，驱逐了二人（天正十年赦免佐久间信荣）。在第一条和第二条中，信长严厉谴责他们作为进攻大坂的负责人，在驻扎要塞的五年间，既没有伺机进攻，也没有施行策反和谋略，只是懒散地消磨时光，毫无建树。通篇强调的不是后者——策反和谋略，而是前者——武力攻打的必要性，信长称其为武者道或武篇道，并以光秀平定丹波、秀吉平定播磨及其他诸国、胜家平定加贺等事迹为例，责骂信盛荒废了武篇道。

具体来说，信盛家在信长家中有很高的地位，可以得到三河、尾张、纪伊等七国大量武士的协助（与力）。但他享受特别待遇却不战斗，领地增加之后也没有按其规模相应增加家臣或给家臣奖赏，只顾中饱私囊，贪得无厌又性格乖张。结果因为家臣太少，需要承担军役时只能仰仗他人援助。在列举了多条类似罪状之后，信长对他做了改易[4]和驱逐的处分。信盛父子退隐到高野山，却仍被驱逐，后来只能流浪各地。

信长分别将大坂交给信盛、北陆交给柴田、山阴交给光秀、山阳（中国地方）交给秀吉，任命各人为一个大区域的司令官，并为他们分派了大小各等级的大名作为援军，共同作战。各人凭借自己的才智和责任，实践武篇道和谋略，获取战果，努力博取信长的评价。这是信长统一战争的基本战略。具体战术则不需要一一征求信长的指示，类似一种责任制。但是，若在报告战况后仍需征求信长的意见或请求援军，信长也会迅速做出反应。另外，为了不使各部将无序行动，他还派遣了检使。

从折槛状可以看出，信长并没有根据每个家臣所领的大小分配军役，而是让他们自己决定。这比较接近镰仓、室町时期的武士，与北条、武田等人按所领贯高分配军役的方式对比鲜明。于是，武篇道和战果就成了一个问题。

折槛状最后谴责信盛竟敢顶撞“号令天下的信长”。这句话受到关注，是因为它被看作信长对自己与朝廷联手以取代将军地位一事的亲口承认。

在驱逐信盛父子后，信长也驱逐了家老[5]林通胜（秀贞）、安藤守就父子和丹羽右近。这也可以看作信长对自身权力的强化。也有人因此评价信长与中世武家权力不同，不但干涉家臣的所领，还追究他们统治领地的能力，是一种新型权力。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信长任命家臣为大名，让他们统治各分国，又任命他们为各地区的总大将，进行统一战争，这都是无奈之举。面对不断扩大的家臣集团和占领地区，未能及时组成有体系的家臣集团，未能完成军役分派、军力组编，这才出现了问题。为此，他试图以武篇道来监督、激励家臣，于是又产生了驱逐政策。这是信长一心推进武篇道，忽视了完善土地统治制度及知行制的后果，反而说明了信长的局限。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了秀吉的任务。

秀吉的才智

从天正九年至翌年，信长部将佐佐成政、神保越中守在越中与上杉势力和一向一揆交战。天正九年三月，德川家康用围困战术收复了七年前被武田胜赖夺去的远江高天神城（今静冈县挂川市）。

秀吉继续担任中国地方的大将。在短暂上京之后，他于六月率两万大军攻打因幡的鸟取城。而毛利派吉川经家进入易守难攻的鸟取城作为回应。但是，秀吉事前就利用若狭商人以高价将当地稻米收购殆尽，毛利守军根本筹措不到兵粮，这场守城战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令人不安的要素。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秀吉过人的才能。他采用了断敌补给的战术。鸟取城内除守军外还有一部分来自町中的男女，他们也没有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很快粮食见底，开始出现饿死者。他们吃光草根树皮和城内牛马，甚至开始争抢被火枪击毙之人的尸体，情况惨不忍睹，这时吉川经家终于提出投降。为了让城内守军活命，包括经家在内的三名大将自杀。十月二十五日，鸟取开城。那些消瘦、衰弱一如饿鬼的人们即便得到了食物，身体也已无法承受，据说很多人反而因为吃了东西而暴毙。

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九月伊贺国的全国一揆崩溃。虽然两年前他们曾击退北畠信雄军的进攻，但是这次，以甲贺众为首的近江众和北畠信雄从甲贺及信乐方向攻来，伊势众从加太方向、筒井顺庆等大和众也从大和方向一齐进攻，伊贺各地城塞孤军抵抗，终于被各个击破。以一宫[6]为首的许多寺社也被烧毁。继前一年加贺一向一揆失败后，伊贺一揆也被打败，至此，除纪州一揆外，从山城国一揆、乙训郡一揆开始的战国时期全国一揆全都溃散了。

武田胜赖灭亡

信长知道，要想集中兵力平定中国、四国地方，必须先消除后顾之忧。当时他最大的后顾之忧就是武田胜赖。信长派美浓的苗木久兵卫策反武田胜赖的义弟木曾义昌，结果在天正十年二月一日，苗木久兵卫写信向织田信忠报告说木曾义昌已倒戈，可以出兵。这一消息马上传达给了信长。依信长之命，木曾义昌将弟弟上松藏人送来做人质。三日，家康、金森长近、信长和信忠分别从骏河、飞驒、伊那向武田胜赖发动进攻，同日信忠军的尾张、美浓众也出发了。如此迅速的行动，正是信长军有别于其他战国大名的特点。

九日，信长对出兵和出兵后畿内近国的防备问题制定了十一项法则，其内容包括：要求大和的筒井随信长一起出兵，但为了防止高野山叛乱，要留下守备吉野的兵力；河内众与和泉众要防备纪州叛乱；三好康长向四国发动攻击；秀吉继续攻略中国地区。信长于三月五日出征。

另一方面，武田胜赖为了防备信长军进攻而营建了新府城（今山梨县韭崎市），并于前一年年底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移驻新城。结果不及安顿便听到木曾义昌倒戈的消息。于是在二月二日，胜赖父子与武田信丰亲率一万五千士兵向信州诹访前进。他们大概是认为信长军主力会从伊那北上吧。但他们没有想到，伊那郡各要地城塞守军一看到信忠军就投降或者弃城逃跑，结果信忠在三月一日就抵达了胜赖的弟弟仁科盛信防守的高远城。看到这种形势，胜赖等人只能于二月二十八日退回新府城，决定闭城不出。但是，这么做的前提是高远城能坚持一段时间。

高远城位于三峰川和藤泽川合流处，是一座坚固的平山城。信长军从后门和正门两个方向进攻，随着信忠率先冲破栅栏、入城战斗的势头，战斗于三月二日当天便告结束，城主仁科盛信和小山田备中守等重要人物战死，高远城陷落。在这种情势下，新府城众人惊慌失措，纷纷丢下胜赖逃走。三月三日，胜赖放火烧掉新府城，与夫人（北条氏政之妹）、嫡男武田信胜等人一起随小山田信茂向南逃亡。然而又遭到信茂的背叛，数百名跟随胜赖逃亡的家臣只剩下四十余人，在逃到田野（今山梨县甲州市）时被追兵包围，他们先杀死妻儿，随之展开最后的战斗，最终不是战死便是自杀。三月十一日，名门武田家灭亡。胜赖的夫人（十九岁）本可苟活，但她拒绝了这条路，在留下辞世诗“黑发乱世无尽头，相思消亡命若露”后辞世。

信长三月五日从安土出发，十四日到达伊那郡，在浪合（今长野县阿智村）亲眼确认了胜赖父子的首级。胜赖父子和仁科盛信，再加上在小诸被杀死的武田信丰，武田家四人的首级被送到京都，悬挂于狱门示众。家康接受信长命令，从骏河发动攻击，他策反了骏河江尻城（今静冈县静冈市）城主、武田家的穴山信君（梅雪），并在他的指引下沿富士川北上进攻甲斐。二十日，木曾义昌和穴山信君前往诹访，出仕于信长。二十一日，北条氏政的使者到访，二十六日，又赠送一千俵大米。北条以信长盟友的身份攻打武田的分国骏河，希望与信长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武田家转瞬便告灭亡，使得北条与信长的分国接壤，这令前者产生了危机感。

二十九日，信长对武田家原领地进行了知行分割。除穴山信君原领地（河内地方）以外，甲斐的其他部分分给河尻秀隆；骏河分给家康；上野分给泷川一益。信浓的高井、水内、更级、埴科等北信四郡分给森长可；木曾郡（原有领地）和安昙、筑摩郡（新增领地）分给木曾义昌；伊那郡分给毛利秀赖；诹访郡分给河尻秀隆；小县、佐久郡分给泷川。同时，信长还为他们制定了统治国家的基本方针，并作为甲、信两国的国法发布。

平定骏河之功未被信长认可，泷川一益还进入上野，这些都使北条氏政产生危机感。武田只不过领有利根川以西的西上野部分，但泷川一益却跨过利根川，进入厩桥，大有夺取北条领地的架势。而且，一直被北条欺压的北关东诸将也向泷川一益示好并出仕。为此，北条派遣使者，多次请求与信长结盟，并且赠送了大量礼物，但信长并未理会。

魂断本能寺

四月二十一日，信长凯旋安土。二十三日，敕使劝修寺晴丰等人送来天皇和诚仁亲王恩赐的祝胜礼物。五月四日，劝修寺晴丰再次与天皇、诚仁亲王派遣的女官一同来访，传达天皇欲封信长为太政大臣、关白或者将军的意向，但信长未置可否便将他们送回。一方面，他命令神户信孝进攻四国；另一方面，正在攻打备中的秀吉接连攻陷数城，于五月包围了毛利大将清水宗治固守的高松城（今冈山市）。秀吉在高松城周围筑起高堤，引入西部足守川的水，采取了水攻的战术。此时正值梅雨季节，高松城被围困在水中。毛利为此派出了援军。接到这一报告后，信长决定亲自出马与毛利决战，一口气平定中国和九州，并命令光秀和细川忠兴等人打头阵。分到武田家旧领的家康和穴山信君出于礼节前来安土拜访信长。在安土城盛情款待两人之后，信长于五月二十九日上洛，只随身带了二三十名小姓。第二天，六月一日，信长在下榻的本能寺设茶会招待博多豪商岛井宗室等人。织田信忠、公家、僧侣和商人也纷纷来访。按照约定，信长一脸得意地向宗室展示了三十八种有名的茶器。他已经在为收服毛利后进军前方的九州、掌握贸易港口博多和富商做准备了。据说当晚还与围棋名人本因坊算砂下了一盘棋。入夜，信长坠入最后的梦乡。

明智光秀像（本德寺藏）

同一时期，为了准备出征，光秀于五月二十六日从坂本城来到丹波龟山城。然而，大概是因为计划叛乱，光秀先参拜爱宕山（今京都市）祈愿胜利，抽了两三次签，还召开了连歌会，将“爱宕百韵”奉献给神社。参加歌会的除光秀父子外，还有连歌师里村绍巴等人，由光秀起头的句子是“时值雨从天降之五月哉[7]”。一般认为，因为光秀的家族原本出身于美浓国守护家土岐氏，所以此句表面看只是在歌咏五月雨，其实却寄托了“土岐（光秀自己）在五月统治天下”的决心。

织田信长的最终版图

光秀于六月一日出发，途中向其族人和斋藤利三等人公开了决心，然后率全军掉头东进。二日天还未亮的时候，光秀军进入京都，包围了本能寺，边呐喊边开枪进攻。这就是“本能寺之变”。只带了几十个小姓在身边的信长慌忙以弓箭和长枪应战，在肘部被枪刺伤后退入大殿深处，于大火中自刎。森兰丸等小姓也都战死。信忠离开妙觉寺，想要前往信长身边，但听村井贞胜说本能寺已烧毁，于是跑进旁边的二条御所，让诚仁亲王等人逃往内里。他防守不利，而且势单力薄，最后也只有自杀。菅屋长赖、猪子高就、村井贞胜等许多人战死，上午八时左右战斗结束。信长时年四十九，信忠年仅二十六。信长日夜战斗的人生，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而终结。此时，关东、四国、九州已经触手可及，统一天下的梦想也已近在眼前。

传说京都阿弥陀寺的开基清玉收集并埋葬了信长等战死者的遗体。留守安土城的蒲生贤秀带信长的妻妾前往自己的日野城避难。住在安土的其他人也纷纷抛下家园，带上所有能带的东西和妻儿逃回了本国。

第三节　天下人的构想

信长其人

自永禄十年（1567）开始使用“天下布武”印章以来，信长如其字面所示一路前进，在十五年后的盛夏，壮志未酬而身先死。对他自己和大部分家臣来说，这都是意料之外的事。但在九年前，就曾有一名僧侣对此做出预言。这个人就是毛利辉元派来与信长交涉，请求允许义昭返回京都的使者安国寺惠琼。天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惠琼在归途中从备前冈山向本国寄出一封信，信中说道：

弗洛伊斯的《日本史》

信长一代或可持续三年五年。估计明年可晋身公家之列。然此后恐将从高处倾覆。藤吉郎其人非等闲之辈也。

可说是独具慧眼。他预言了信长的暴毙，也注意到了秀吉的能力。那么，在他看来，信长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危机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信长的生涯。

首先，关于信长的人物像，我们会想到与他见过多面的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8]在其著作《日本史》中的描写，在此引用如下：

传教士所画织田信长肖像（三宝寺藏）

他中等个子，身材瘦削，胡须稀少，快言快语，极度好战，勤于军事训练，重视名誉，正义感极强。对敢于侮辱自己的人绝不手软。但也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他富于人情味和慈悲心。他睡得少，起得早。不贪婪，判断果决，长于战术，非常性急，虽然会发怒，但平时也未必如此。他很少，或者说基本上不听取家臣的进言，被众人敬畏。不饮酒，少膳食，待人接物极度直率，相信自己的见解以至于自高自大。他蔑视日本所有的王公贵族，对他们说话像对家臣一样居高临下。所以人们（像对待绝对君主那样）绝对服从于他。即便战事不利，他也泰然处之，坚韧不拔。他具有完善的理性和清晰的判断力，轻视一切关于神佛的礼拜、尊崇，以及所有异教徒的占卜和迷信习惯。虽然表面上曾表示要皈依法华宗，但一坐上高位就以自大的态度蔑视一切偶像。虽然认可禅宗的某些观点，但并不相信灵魂不灭或来世赏罚等事。他在家里非常爱干净，下达的任何指示都无懈可击，与人交谈时，最讨厌拖泥带水、喋喋不休、拐弯抹角，面对身份卑贱之人也能亲切地与之交谈。他特别爱好的东西有著名的茶器、骏马、刀剑、鹰猎，尤其喜欢让人不分（身份）高低在他面前裸体比赛相扑。他不允许任何人携带武器、厚着脸皮出现在自己面前。他的面相略显忧郁，在做困难的事情时特别胆大无畏，不论何事人们都听从他的话语。（日语原文引用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译《日本史》，中央公论社）

这虽然是从其他文化圈来的传教士的看法，但从前述信长的行动来看，也有许多地方令人信服。

迅速果敢的军事行动

首先让我们看看信长军事行动成功的原因。信长作为统领数万大军的总司令，直到天正八年前后还亲自率军冲锋陷阵，完全是武将的姿态。但他最强大的地方是不论面对危机还是良机都能迅速行动。这一点，胜过其他任何一位战国大名。

上洛第二年的正月四日，足利义昭遭到三好三人众袭击，信长在发出入洛告示的同时于大雪中直奔京都，原需三日的路程他只用了两日便到达。跟随他的只有十个人，主要是马回众和小姓。

天正元年，义昭举兵，信长于三月二十五日出兵，于四月初与义昭议和，当月十一日就返回居城，结果五月二十二日又到佐和山指挥建造大船。七月六日，他乘坐刚造好的大船来到坂本，七日入洛，十八日攻陷义昭困守的槙岛城，然后继续南进、放火，二十一日回京。攻打江北高岛郡的城塞后，八月四日返回居城。八日接到浅井家臣阿闭贞征倒戈的消息后，连夜出兵，赶到小谷城东北，阻止朝仓军南下。然后十二日夜，又在暴风雨中亲率马回众攻下朝仓军的两处阵地。这样，他预料到朝仓军会在十三日夜间撤退，就指示佐久间、柴田、羽柴等人前往侦察，趁其撤退之时谨慎地发动攻击，征讨或抓捕敌人。然而，这几个人却因为半信半疑而行动迟缓，反倒让信长和马回众跑到前面去了，结果信盛等人受到了严厉的训斥，而当时信盛回嘴的行为后来成了他的罪状之一。事实上，信长的预见非常准确，这一战歼灭、捕获了许多队长级别的人。

信长军继续追击，进入敦贺后停留三日，从各地接收人质以防止他们变成敌人。十七日他越过木芽岭，迅速平定了越前。二十四日，义景的首级送到信长手中，二十六日他便骑马返回江北，进入虎御前山。二十七日夜至二十八日，秀吉攻陷小谷城后，信长把浅井旧领封给秀吉，于九月四日转移到佐和山，六日又返回居城。随后，在九月二十四日出兵北伊势，十月二十六日返回居城，十一月四日上洛，十二月二日又回城。这一年从三月下旬到年底，信长仅在四月到五月之间在居城待了四十天左右，年底又待了不到一个月，其他时间一直转战各地，连坐下休息的闲暇都没有。而且，为了不错失良机，他常常亲率马回众上阵。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信长、马回众以及信长军团的特长就在于电光石火般的行动，这是其他战国大名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的。这种特点，甚至在无休止的连续作战中也没有改变。

信长的马回众

支持信长电光石火般迅速行动的是马回众和小姓众。他们不离信长左右，且负有居住在城下町的义务。小姓众不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在信长身边，照顾他的生活，主要由少年和年轻人组成。其中最有名的是森兰丸和万见仙千代等人。森兰丸战死于本能寺之变时只有十八岁，刚刚成人，正式名字叫成利。万见的正式名字叫重元。他们这些小姓，还承担着演奏者、使者、奉行等重要职责。

一般认为，小姓到一定年龄就成为马回。虽然马回的具体数量不得而知，不过除小姓出身的人以外，其来源一般被认为还有地方上的武士以及比他们地位稍高一些的武士、国人家的次男和三男等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荒子城城主的四男、小姓出身的前田利家等人。利家作为马回和信长近侍立下赫赫战功，在长筱之战中与佐佐成政、塙（后改姓原田）直政等人一起被任命为奉行。同年九月参与越前再平定，与同样身为马回的佐佐成政和不破光治一起，被称作“府中三人众”，得到两个郡的奖赏，定居于府中城。就这样，三人脱离马回身份，获得了相当于大名的地位，还被安排做柴田胜家的目付（监察），可以看出他们是深得信长信任、能够忠实执行其意旨的人。天正九年，利家获赐能登一国，佐佐成政获赐越中一国，二人作为国持大名[9]出人头地。同为马回的塙直政也早就得到信长提拔，于天正二年被命令统治南山城，第二年又被命令统治大和，成为下克上时代发迹最快的人。

因为让众多训练有素、具备战斗力的马回住在城下町，能够立刻动员，所以信长才能不等柴田胜家这个级别的大将到达就亲自出击。这些马回不仅是信长的贴身警卫和实际作战部队，有时还是主力部队。他们有时作为检使[10]被派往前线，有时像堀秀政那样指挥信长的小姓众和马回众。秀政为人知晓是因为在天正九年，他在和泉国征收“指出”时遇到抵抗，于是火烧了槙尾寺。本能寺之变时他被派往备中秀吉的阵营，其后便跟随秀吉，得到越前北庄十八万石的封赏。菅屋长赖也受到信长重用，于天正九年被任命为能登七尾城城代，负责处罚国人游佐氏等人，并负责巡逻能登、越中各城。

马回众中也有经商的人。在岐阜为山科言继提供过住宿的大胁传内就是一名卖盐的马回。信长的侧室、信忠和信雄的生母生驹氏的兄长生驹家长也是一名马回，永禄三年九月，信长恩准他可以携带一匹马分量的货物自由通行。

弓众、马回众的城下聚居政策

弓众虽然也是马回众的一种，但作为弓队形成独立集团，是信长的近侍。天正六年十二月攻打伊丹时，信长曾命令弓众平井久右卫门、中野又兵卫、芝山次大夫兵分三路，向伊丹城内射火箭。

同年正月，弓众福田与一在安土城下的家失火，暴露了其单身赴任的事实。为了能随时随信长上阵，他们都被分配了位于城下町内的住宅。但福田却把妻儿都留在老家尾张。信长认为就是因为他单身才会发生火灾，所以命菅屋长赖负责调查，结果发现有六十名弓众、六十名马回众，共计一百二十人都是单身赴任，于是遭到信长痛斥。他命令尾张大名信忠把这些人的私宅都烧掉，连竹木都砍伐干净，然后强行将其妻儿搬来安土居住。作为惩罚，还命令他们建造城下的新路，然后才赦免他们。

家臣的城下町聚居政策是推进兵农分离、培养职业兵士的重要一环。柴田、羽柴、明智等部将及大部分马回都是兵农身份相分离的，但有一部分人强烈要求维持其与出身村落的联系，他们被允许保留住宅，妻儿和族人被允许继续务农。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士兵不可能参与信长展开的战争，所以他极力推动兵农分离的政策。这也是信长军强大的原因之一。但是，真正从制度上实现兵农分离，却是在丰臣政权时期。

拒绝所有官职

天正六年（1578）四月九日，信长突然辞去了右大臣兼右大将的官职。表面理由是还未实现天下统一，所以暂时辞官，等到征服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万国安宁、四海平定之时，再应敕命叙任。他还表示，即便辞官也不会同朝廷疏远，只是将官职转让给嫡男信忠而已。因为众公家在知道这件事后感到吃惊和不安，所以应该不是信长与朝廷之间产生了矛盾。信长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而单方面决定辞去官职，正像堀新所说，他是在向人们宣言，统一天下不需要利用官职。

秀吉辞去关白的职位，成为太阁；家康辞去将军一职，成为大御所并主导政权；上皇主持院政——联想到这些例子，可以认为信长是想要摆脱官职的束缚，主持国政。为什么信长从未成为征夷大将军？这件事向来被看作谜题，甚至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认为，信长想成为将军，只是被朝廷拒绝了。但是，正像我们看到的，朝廷一心迎合信长，根本没有能力反对他。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从天正九年到天正十年间，围绕官位问题连续发生的事件。

天正九年三月一日，女官上腊局作为敕使，带着“欲封御官位”（《立入左京亮入道隆佐记》）——推任左大臣的敕书，被朝廷派到信长所在的本能寺。信长如何回答不得而知，但九日天皇再次派遣了敕使。对此，信长回答说他会在正亲町天皇让位、诚仁亲王即位后接受官位，然后于十日凌晨回到了安土。结果这一年天皇因为“金神”方角的问题而未能让位，信长也就没有任官。由此可见，推任左大臣不是信长自己要求的。

另一次是天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身为武家传奏[11]的劝修寺晴丰拜访村井贞胜，商量推任信长为“太政大臣、关白或将军”一事。有观点认为这是信长要求的。此时信长刚在二十一日消灭了武田胜赖，回到安土。敕使于五月三日从京都出发，次日到达安土。但信长没有见敕使，只是通过森兰丸询问有何事。晴丰回答说：“祝贺您平定关东，希望您担任将军一职。”但信长还是没有见敕使。后来因为上腊局态度诚恳，信长终于在六日接见了她，但仍未明确表态。

虽然晴丰说要推任信长为将军，但诚仁亲王在信（消息）中说“任何官位皆可任职，望汝全力为朝廷奔走最为紧要”，并没有指定是什么官位。或许只要是信长想要的官位，什么都可以给他。从这点上看也很难认为是信长强行要求的。

天正六年辞官时，信长说等他统一天下后再任官。朝廷本就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编入官位体系中，而在信长轻易消灭了武田胜赖、展现了卓越而残酷的军事能力之后，更是趁其平定东国之机，准备了最好的官位。也有可能是村井贞胜在考虑到朝廷想法的同时，为了讨好信长而独自决定并向朝廷提议的。

安土城构想

开工三年后的天正七年（1579）年初，安土城天守阁竣工，五月十一日信长移居安土。安土城和其城下町的营建规划反映出信长的政权构想。关于城下町，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下面让我们再看看安土城的情况。

战国大名的城寨和馆舍一般兼有官厅功能，建筑样式与幕府和管领府比较相像，基本特点是优先城寨全体的防御功能，曲轮[12]部分立体配置。安土城一方面与其相似，另一方面又有很大不同，比如它的官厅和居住区都集中在山顶，山顶以石块堆砌高台，耸立着天守阁，但建筑物本身却几乎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而信长将天守阁用作自己的居所，目的就是从视觉上超越世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为迎接天皇而设的御幸间所在的本丸御殿修建在相对下方的位置。这样的空间布置给人一种印象：城主的权力超越战国大名、天皇和将军，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安土城复原天守内部（第五层，YoShio Icohara 提供图片）

天守阁位于比湖面高约110米的山顶，砌有13米高的石垣，石垣内是地下一层（石藏），上方还有六层建筑，是一座总计七层（外观五层）的高层建筑。据内藤昌推测，包括石垣在内的总高度有45.9米，显然无论从远处的湖面还是陆地都可以看到。

内藤昌从静嘉堂文库中发现的“天主指图[13]”的形状与天守阁遗迹完全一致，他根据这张设计图复原了安土城天守阁。在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万国博览会上，日本馆展出了根据这张图复原的实际大小的第五层、第六层部分。同时还展览了狩野永德率门徒描绘的、富有朝气的壁画及装饰品等遗作。

有人认为这张“指图”不是安土城设计图，因为有与《信长公记》记载不一致的地方。但五层为八角形，内柱为金色，外柱为朱色，绘有释迦说法图（佛传图）和六道绘（饿鬼、鬼）——这些说法似乎没有错。八角形也见于法隆寺的梦殿，是堂塔的一种造型样式。平井良直根据滋贺县湖南市常乐寺三重塔（国宝）的内部壁画，推测出这一层的空间构造。据推测，中间摆放着饰有高丽边的榻榻米，是信长的座位；从入口看，信长背后是一幅释迦说法图，整体看来就像是安置在堂塔内的本尊和其后庄严的壁画。

最上层的六层是三间四方的房间，内外都贴金箔，柱涂黑漆。根据指图记载，有孔子、孔门十哲，中国古代传说的三皇五帝、老子、周文王、周公旦等以中国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壁画。这些人物都与儒教、道教有关，是中世以来将军和武将等为政者所效仿的政治榜样。它们与五层的绘画一起，表现了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天道思想就发源于此，有人认为安土城天守阁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但是《信长公记》记载说画的不是老子等人，而是商山四皓和竹林七贤等隐者）。

据传，天守阁造型也参照了足利义满建立的舍利殿（金阁），并吸收了以中国禅林为范本的日本禅林的样式，可以说是在吸收既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政治权力的象征。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在信长意识中的具体形象既有中国，也有能够媲美甚至超越中国皇帝的掌权者的形象。在五层的梁柱以及外柱上画着象征皇帝的龙，其他层也有以中国传说为主题的壁画，而为了让外观引人注目，还特意请唐人一观负责制作唐瓦。天守阁整体都是“模仿御殿唐样”（《信长公记》）。安土城选址于湖边，应该也有模仿《潇湘八景图》所描绘的中国景观的意思。

这些构想，令人联想到信长对弗洛伊斯说的话：他要在统一日本后组建大舰队，征服中国。五层和六层的绘画不仅表现了一个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理想乡，还试图创造出一种幻影，即信长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也是体现并超越了圣人君子之德的君王。只有这样的君王，才能吞并中国，统治东亚世界。但是，过于冒进的构想徘徊于梦和现实之间，最终被打碎。

安土宗论

信长于五月移居天守阁后，在安土召开了一次净土宗和法华宗的宗派论战。事情的起源是净土宗僧侣玉念从关东来安土说法，其时法华宗门徒建部绍智、大胁传介上前与其辩论。玉念回答说只愿意与僧侣讨论，于是顶妙寺日珖、常光寺日谛等众多法华宗高僧便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安土，一时信徒云集，城下热闹起来。知道这件事后，信长马上为论战指定了裁判，任命织田信澄和马回菅屋长赖等人为奉行，将这场辩论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

五月二十七日，论战在安土城下的净土宗净严院中举行，四周围着信长军。论战从早上开始，净土宗一方增加了一名安土西光寺的僧侣贞安。裁判是博学的名僧、南禅寺的景秀和尚，副裁判是因果居士。景秀和尚当时已有八十四岁高龄，耳聋眼花，几乎听不清楚论战的内容。其实这是信长为了让净土宗获胜而特意安排的人选。因果居士受信长之命，甚至在净土宗一方无法回答的时候代替他们作答。《信长公记》记载说最后法华宗因为答不出话而落败，但事实上完全相反，明明是净土宗的玉念语塞，却突然站起来大喊“胜了！胜了！”，其他人则一拥而上，把法华宗僧侣的袈裟撕扯下来，还殴打他们。

听到报告后，信长马上下山褒奖了参加论战的玉念等人，将法华宗的大胁传介和普传日门斩首，逃到堺的建部绍智也被抓住斩首。

信长逼迫日珖等法华宗高僧，要么写下承认败北的誓约书，要么杀死信长领内所有的法华宗僧侣和信徒。日珖等人走投无路，只能答应前者。誓约书有三条，第一条是承认论战时法华宗败北；第二条是今后绝不再向其他宗派挑起论战；第三条是感谢（信长）恩准法华宗继续存在。这三条文书的内容对法华宗来说都极为屈辱，是对信长表示完全屈服。妙觉寺、顶妙寺等十三座寺院的方丈都按了血手印。誓约书有两份，一份在信长手上，一份交给净土宗总本山知恩院保管（天正十三年在秀吉的命令下归还给法华宗）。后来法华宗还向信长上缴了两千六百枚金币。这是利用佛教彰显自己的威严，是一种天主思想。后文还会讲到，出于天主思想和神化自身的需要，信长必须让佛教势力屈服于自己。

天正九年八月，信长又将矛头转向了最后的佛教圣域高野山。他借口说要报复高野山曾经包庇荒木村重一方的牢人（浪人），抓住并杀害了几百名在各地布教的高野圣[14]。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否认寺院是独立于世俗权力的避难所。但高野山直到秀吉掌权的时候才屈服于世俗权力。

华丽的阅兵仪式

天正九年上半年，信长亲自举行了一场和平盛典。这表明一年前打败本愿寺、结束战争一事对信长来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正月八日，在安土城下新筑的马场举行了爆竹（左义长）大会。江州众负责燃放爆竹，小姓众、近卫和伊势兵库头、北畠信雄等一家众穿戴上鲜艳的头巾和服装，骑马绕行马场，甚至来到城下町。在小姓众之后登场的信长以墨描眉，头戴黑色南蛮竹笠，身穿红衣，外披唐锦无袖外套，套着异国风情的虎皮护腿，骑在一匹菊花青的马背上。这场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众人不分贵贱，皆为之惊叹。

正月二十三日，信长命明智光秀准备在京都举行阅兵仪式，还向各分国发布了动员令，要他们尽全力准备并前来参加。他预计到消息会传遍全国六十余州。二月二十八日，在天皇、公家、传教士等众多受邀前来的观众的注视下，阅兵仪式于御所东侧的马场举行。队伍从下京的本能寺出发，沿室町通北上，沿途有许多人兴致勃勃地围观。第一队是丹羽长秀、摄州众、若州众、西冈的革岛；第二队是蜂屋兵库头、河内众、和泉众、根来寺的大冢、佐野众；一共分为四队，后面还跟着一家众、近卫前久和正亲町季秀等公家、细川等旧幕臣、马回众、小姓众、越前众、弓众等人。公家中的近卫前久、正亲町季秀、乌丸光宣、日野辉资、高仓永孝等人，要么是在信长军中服役，要么是从信长手里领俸禄，所以信长命令光秀一定要动员他们参加。要让人们看到，作为朝廷组成部分的有名公家服兵役、领俸禄，与信长形成主从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认为信长已居于朝廷之上。

之后，信长终于登场。平井久右卫门等人先行，随后是各种骏马、扮成谣曲中山姥形象的武井夕庵、松井友闲等人和小姓众，最后是身穿金纱的信长。据《信长公记》记载，这件金纱似乎是为古时中国或印度的天子帝王织就之物，但因为信长穿着十分合身，简直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符合他统治天下之人的身份。除此之外，信长还戴着唐冠，穿着蜀江锦的小袄、白熊皮短蓑衣和由猩猩绯（一种红中带黑的颜色）的毛织物以及唐锦做成的鞋子等物，一身外国的珍奇衣饰，从气势上压倒了所有人。

与营建安土城时一样，此时信长也是有意识地采用唐国样式。他想以中国皇帝的形象出现在人前，超过日本天皇，象征东亚世界的中心，仿佛是要以游行的形式将安土城的构想展现给京都的众人。毫无疑问，信长的天下，指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信长作为全新的天下人的形象，就这样深深烙印在了京都及畿内近国之人的眼中。

太田牛一在《信长公记》中说，人们都觉得信长仿若住吉明神现世。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信长想要神化自己。举行阅兵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然而，为什么要在京都的阅兵式中以住吉明神的身份出现呢？住吉明神本是航海之神。住吉神社祭祀着神功皇后，传说她曾前往九州讨伐熊袭[15]，进而征服了新罗，同社祭祀的其他神明也曾在此过程中协助她。或许可以说，信长此举中寄托了征服西日本、出兵海外的愿望。

天皇非常高兴，说从没见过比这更有趣的游乐，拜托信长再举办一次。于是信长于三月五日和八月一日又分别举办了两次阅兵，令人们心醉神迷。天皇高兴得宛如小孩，而武士和民众则记住了这位如皇帝、如神明一般的天下人，从这两层意义上来说，阅兵仪式实在是空前成功。随着诸如此类的评价传遍全国，从想与中央搞好关系的出羽的大宝寺氏和安藤氏、陆奥的会津芦名氏、下野的长沼氏等人处不断送来了书信和雄鹰、骏马等物。这一切都在信长的计划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受信长之邀观看阅兵仪式的观察员范礼安[16]、传教士奥尔冈蒂诺和弗洛伊斯等人提出要谒见天皇时，信长对他们说：“余所在之处，不需邀他人（天皇）之宠。余即国王，余即内里。”不仅是本国人，信长想让外国人也把自己当作“国王”来看待。

欲为人间之神

信长没有理会天皇为了将他纳入朝廷官职体系而做的各种努力。据弗洛伊斯记载（《日本史》），信长希望自己成为神明，接受万人膜拜。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命人们在自己生日（五月十二日？）那天参拜安土山总见寺，并昭告天下，只要怀着强烈的信仰和敬意，一定会得到这样一些功德和利益：

第一，富裕者更富裕，贫贱者亦富裕，无后者得子孙且长寿，享受和平与繁荣；第二，人生八十，有病能治，健康平安；第三，余诞生之日即为圣日，应参谒本寺；第四条，上述诸条，信奉者必得应验，不信者当世及来世都必将灭亡。

《信长公记》没有记载此事，但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说信长在总见寺内“写下并揭示了他恶毒的野心”，所以笔者认为不完全是捏造。既然信长能在一年前的阅兵仪式上把自己打扮得好似皇帝和神明，让天皇和平民都目瞪口呆，那么就算他想要成为某种超越天皇和日本神佛的存在也一点都不奇怪。弗洛伊斯还说，信长说“我即神体”，将各国受人崇奉的偶像（佛像等物）都集中到安土，好让人通过它们来膜拜自己。

不仅要成为日本的“国王”，还梦想着成为东亚世界的皇帝，信长将自己的这种理想寄托于天守阁，同时将总见寺修建在安土城西部靠下的位置，这样，他就创造出一个能为民众带来现世幸福的神，也就是他自己，并赋予其肉眼可见的形式，以展示自己同时立于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顶点的地位。信长在天正九年逼迫天皇让位，恐怕就是想让新天皇迁居到位于自己居所下方的本丸御殿。顺着安土山山麓安置众家臣的宅邸，也是为了从视觉上表现以信长为顶点的金字塔体系。通过这种形式，信长的政权构想凝结于安土山。归根到底，它是一个仍处于摸索中的、未完成的天下人的形象。

[1]三缄众，杂贺五乡（纪川左岸的中乡、宫乡、南乡和河口的杂贺庄以及右岸的十乡）中左岸的三乡人。杉之坊是根来寺下属寺院之一。均在今和歌山县。

[2]奥尔冈蒂诺（Gnecchi-Soldo Organtino，1530—1609），意大利传教士，战国时期在京都传教三十年，与信长、秀吉等掌权者关系良好，见证了战国时期各重大事件。

[3]折槛状，典故出自《汉书·朱云传》，谴责书。

[4]改易，原意为改变身份，指武士或领主的领地和宅邸因罪被没收。

[5]家老，大名的重臣，负责参与决策。江户时代成为制度上的职务名。德川家的家老就是幕府的老中。

[6]一宫，一国级别最高的神社，每个令制国均设有一宫、二宫等。

[7]原文为“ときは今、あめが下知る五月哉”。“とき”为“时”和“土岐”的双关语，“あめ”为“雨”和“天”的双关语。

[8]路易斯·弗洛伊斯（Luís Fróis，1532—1597），葡萄牙里斯本人，耶稣会传教士，1563年到日本传教。

[9]国持大名，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令制国的统治权的大名。但也有不足一国，仍被称为国持大名的例子。

[10]检使，或称“实检使”，监督使、检查使。

[11]武家传奏，室町至江户时代朝廷官职的一种，一般由公卿担任，是武家与朝廷之间的联络人。

[12]曲轮，是指城内以土墙、石垣、壕沟等建筑划分的区域，类似副郭、防御区。

[13]天主指图，安土城的天守阁设计图。“天主”同“天守”。

[14]高野圣，镰仓时代以后，在各地云游、化缘并劝人信奉佛法的高野山僧侣。

[15]熊袭，传说中的古代九州南部原居民之一，曾对抗大和王权。见于《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等。

[16]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1573年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观察员。1579年到1582年在日本视察。

第四章
关白政权成立

第一节　天下布武路线的转换

山崎之战

本章主要讲述秀吉以山崎之战为发端、统一天下的过程。

本能寺之变发生时，秀吉正在备中攻打高松城。柴田胜家和前田利家等人在越中与上杉景胜对峙，丹羽长秀与织田信孝在大坂准备出兵四国。家康与穴山信君虽然在堺，但正在游山玩水，并无大军跟随。因此，光秀杀死信长父子后，马上给反信长阵营的毛利和上杉等人报信，劝说诸将领跟随自己，并迅速压制了安土城、长滨城、佐和山城。因为选择了最佳时机，在光秀看来自己似乎是成功了。但蒲生贤秀父子等近江众却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或许是以为这下光秀取代了信长，天皇和公家在六月七日即向安土派出敕使，计划在九日光秀上洛时，全体在途中迎接。当年殷勤迎接信长上洛的这些人，现在又准备让杀了信长的光秀取而代之。光秀对娶了自己女儿的细川忠兴、织田信澄和大和的筒井顺庆抱有极大期待，希望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可是信澄为丹羽长秀所杀，细川和筒井也按兵未动。

据传秀吉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得知本能寺之变的。秀吉按下信长死亡的消息，加快议和交涉，让对方以高松城主清水宗治切腹、开城并割让备中、美作、伯耆为条件签订了和约。而毛利因为一直避免直接与信长交战，所以稍晚一些才得到消息，这造成了两者此后命运的决定性不同。秀吉展现了冷静的判断力和巧妙的交涉能力。他于六日从高松出发，途经姬路，于十二日抵达富田（今大阪府高槻市），一边等待中川清秀、池田恒兴等人参战，一边召开军事会议。十三日午间，丹羽长秀和织田信孝也终于赶到。

另一边，光秀却在所期待兵力并未加入的情况下，把军队推进到了淀城（今京都市伏见区）和胜龙寺城，计划以此为据点，在秀吉军穿越天王山山麓的山崎隘口时攻击他们。这样，山崎之战便于十三日傍晚打响。兵力上占优势的秀吉军势如破竹，将光秀军逼退至胜龙寺城，很快便决出胜负。光秀虽然趁夜色逃出了城，但在逃到小栗栖（今京都市伏见区）的树林时遇到了正在附近追捕残党的野伏（农民），受了枪伤后自杀而亡。副将斋藤利三在近江坚田被活捉，在洛中游街后被杀。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十二天的、虚幻的“天下人”。虽然有人推测光秀举兵的背后有天皇亲信积极谋划，但证据不足。义昭是幕后主使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

安土城于十五日烧毁，原因不明。秀吉第二天进入安土，在夺回长滨城后，又进入美浓和尾张，控制了包括山城和近江等国在内的信长、信忠父子的大本营。这与安土城被烧毁一起，宣告了织田政权的灭亡。

本能寺之变时身在堺的家康来到伊势，从白子（今三重县铃鹿市）乘船逃回了本国三河。穴山信君觉得家康行踪可疑而与其分头行动，结果在途中被杀。家康十四日以讨伐光秀为名出兵尾张，在接到秀吉撤出尾张的要求后撤兵。家康又向甲斐派兵，控制了穴山领地和被一揆势力（可能为原武田信玄军）杀害的河尻秀隆的领地。至于信浓，由于信长家臣森长可和毛利秀赖逃回了美浓，上杉景胜从北方、北条氏直从东方、家康从南方分头攻进，瓜分了信浓的领土。上野的泷川一益也在遭受北条氏直的攻击后逃走。

清洲会议

六月二十七日，织田信雄、织田信孝、柴田胜家、羽柴秀吉、丹羽长秀、池田恒兴（其母为信长奶妈）聚集在织田信忠之子三法师（三岁，即后来的织田秀信）避难的清洲，在四位宿老[1]的主持下召开了清洲会议。信雄和信孝都瞄准了织田家家督的位子。胜家推举信孝，秀吉推举三法师，两人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虽然胜家在四名宿老中门第最高，也一直受到信长重用，但秀吉为信长父子报仇的功绩实在太出众，增加了发言的分量。结果，会议决定由三法师当家督，诸位宿老共同辅佐。

清洲会议分国

随后进行了分国，信长和信忠的领国、明智领国被他们瓜分（如表所示），他们还对上述决定起了誓，写了按血印的誓约书。堀秀政负责照顾三法师，四宿老联署，任命他为三法师两万五千石领地的代官。这看起来似乎是四宿老体制的肇始，但其实只是暂时的，四人也各自回了领国。随着信长去世，织田政权的统治机构、政治组织都不复存在，甚至连政府所在的安土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正好证明了信长政权的独裁性质。清洲会议实际上向世间宣布了织田政权的瓦解。

柴田胜家自杀

秀吉获得京都、山城的意义重大。他进驻本圀寺后，众公家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毛利派安国寺惠琼前来祝贺他在战争中获胜。秀吉在扼制西国街道的天王山修筑山崎城作为统治山城的据点。十月十五日，他在京都大德寺为信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棺材里放进信长的木像，池田恒兴之子池田辉政和身为秀吉养子的信长第五子秀胜分别在前后抬棺。因为朝廷追封信长为从一位太政大臣，故信长法号为“总见院殿赠大相国一品泰严大居士”。秀吉在大德寺修建安置信长牌位的总见院，并捐赠了一万贯钱等物。通过这些活动，秀吉给世人留下了自己才是信长继承者的印象，然后开始准备打倒他最大的对手柴田胜家。

十二月，秀吉算准胜家因大雪不能出动，出兵攻打了胜家养子柴田胜丰所在的近江长滨城，还顺路攻打了岐阜城，信孝投降。秀吉拥戴与信孝对立的信雄，将自己攻打信孝的军事行动正当化。第二年天正十一年二月，为了攻打信孝一方的泷川一益，秀吉出兵伊势。胜家则与加贺的佐久间盛政、能登的前田利家等人出兵至江北柳濑（今滋贺县余吴町）附近。为了结成对秀吉的包围网，胜家和信孝试图联络一心想返回朝廷的义昭、毛利、德川以及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高野山等势力，还敦促伊贺众也向南近江出兵，但没能赶上。

秀吉也出兵江北，与胜家对峙。进入四月后，信孝呼应胜家举兵，十六日秀吉紧急转移到大垣城以应对信孝。趁这个空当，佐久间盛政在二十日袭击了中川清秀防守的大岩山要塞，清秀战死。接到大岩山要塞被袭的消息后，秀吉从大垣城出发，急行军至木之本，于翌日二十一日清早就对盛政军展开了进攻。福岛正则和“贱岳七本枪”在这场战役中立下了战功。盛政军被秀吉军过于快速的反击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逃走，胜家眼看没有支援，也只好撤兵，退回越前北庄。秀吉军紧追不舍，先攻克了越前府中城，令前田利家投降，然后以此地为先锋，于二十三日包围了北庄城。二十四日清晨，胜家把妻子阿市的三个女儿送出城，托付给秀吉，然后登上天守阁，先杀死表示愿意殉死的阿市和众妻妾，然后放火、拔刀自戕，享年六十二岁。

秀吉继续向加贺进军，在平定了能登和越中后撤军。信孝在被信雄攻克岐阜城后逃到尾张，五月二日在野间的大御堂寺（今爱知县美滨町）自杀。七月，泷川一益投降。

至此，以瓜分信长的天下统一事业遗产为中心，旧织田家中的主导权争夺战就告一段落了。除旧武田领地以外，信长原有的版图被原封不动地划给了秀吉。五月，秀吉向小早川隆景详细通报了战果。其中第十七条说，东至北条氏政、北至上杉景胜都已归顺，若毛利辉元也做好归顺的准备，那么“日本之治，莫非超乎赖朝以来哉？”对天下统一做出展望。他举出武家政权创始者源赖朝之名，在将自己定位为其继承者的同时，也预言自身的政权将拥有比赖朝以来所有武家政权更强大的统治力量。这封信中没有一处提及信长。秀吉的目标是脱离信长，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为此，秀吉将大本营设在大坂。五月二十五日，他将美浓国交给本来领有大坂的池田恒兴，移居到大垣城；六月一日，进入京都；二日，在出席为信长一周年忌举行的法事后进入大坂。规模远超安土城的巨大城池——大坂城的营造工程开始了。

马回和外样[2]的配置

在消灭柴田胜家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立足之地，秀吉需要逐渐加强对畿内近国的控制。

在进行战后的论功行赏时，他首先于六月五日奖赏了有“贱岳七本枪”之称的加藤清正、胁坂安治、加藤嘉明、平野长泰、片桐直盛（且元）、糟屋武则、石川一光（战死，由其弟石川一宗继任）和福岛正则等人。他们都是秀吉的马回，除福岛以外本来都是只有三百石左右俸禄的小人物，这次因在秀吉面前立下大功而被封赏了三千石的领地。

信雄得到北伊势、尾张和伊贺三国，住在清洲城。丹羽长秀得到了原属柴田的越前国和加贺的两郡。前田利家也得到了加贺两郡，入主金泽。美浓的原信孝领地被分给了池田恒兴。另外，稻叶一铁、森长可等人原有的领地也得到了承认。其他信长重臣继续管理东国与北陆，可以说领地均有增加。筒井顺庆领有的大和、细川藤孝领有的丹后都未受到干涉。

但秀吉并没有对他们放松警惕。他派马回木村重兹入驻若狭的佐柿（今福井县美滨町），派堀尾吉晴入驻高滨城（同县高滨町），把丹波分给养子秀胜，把但马和播磨分给了胞弟秀长。他还重视控制近江，把浅野长政安排到坂本，把加藤光泰安排到高岛城。为了控制通向东国的交通要道，他把佐和山和自己的姓氏羽柴都给了堀秀政。除了大和以外的畿内诸国要么成了直辖领，要么分给了马回。在播磨，龙野已经有了蜂须贺正胜，淡路也有仙石秀久驻守，濑户内海东部已在掌控之中。虽然可以看出秀吉的族人和马回被安置在各个要冲，但这也表示秀吉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实仅限于一个不太大的、以山城和摄津为中心的同心圆。

小牧、长久手之战

西边的毛利自从天正十年的和解以来一直与秀吉交好。秀吉消灭胜家、掌握信长全部旧有领地后，毛利答应送上人质。这样，秀吉眼下的任务就只有征服东国了。

织田信雄在被秀吉利用的情况下仍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且为了对抗秀吉私下与家康接近。家康把势力扩大到甲斐和信浓一带，在天正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同样从信浓进军到甲斐的北条氏直议和，约定甲斐和信浓为家康领地，上野为北条领地。第二年，家康的女儿督姬与北条氏直成婚，两者的同盟关系加强，形成了与秀吉对抗的一大势力。在信浓地区，上杉景胜控制北信四郡，武田旧臣真田昌幸控制着小县郡，除此以外，西部还有木曾义昌和小笠原贞庆等人。家康收编了真田及其手下，与上杉对抗。北条不断侵略常陆和下野，同时试图夺取真田领地内的北上野（沼田领），结果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于天正十八年灭亡。为了对抗北条、德川同盟，上杉景胜和常陆的佐竹则向秀吉靠拢。

天正十二年三月，信雄命令三名与秀吉私通的家老切腹。因为事先约好以此为信号，家康马上带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前往清洲，十三日与信雄会合。他们与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纪州的杂贺一揆和根来众、越中的佐佐成政等人联手。为了与之对抗，秀吉与北陆的前田、丹羽、上杉等人结盟以防备成政，并命令宇喜多防备毛利。

信雄势力攻打伊势龟山城时，美浓的池田恒兴和森长可等人趁机攻占了尾张的犬山城。为此，家康和信雄在要冲之地——小牧山设下阵地，秀吉也向尾张进发。但因为纪州的一揆势力带领三万大军攻打和泉岸的和田城，另有一支队伍攻向大坂城，使秀吉动弹不得。直到中村一氏和黑田长政等人击退了一揆势力，秀吉才终于在二十八日将军队推进到乐田（今爱知县犬山市），与小牧山对峙。

四月六日，秀吉任命侄子三好秀次（后改名丰臣秀次，秀吉姊之子）为大将，率池田恒兴父子和森长可等一万六千大军向家康后方的三河出发。得知此事的家康悄悄尾随其后，于九日清早在长久手（今长久手町）发动突袭，活捉了恒兴父子和森长可，逼退秀次，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就是长久手之战。此后双方纷纷撤军，虽然也发生过局部的攻防战，但未能决定胜负。于是，秀吉尝试同信雄议和，向其施加压力，并于十一月十五日达成和解。家康也顺势响应，送次子义丸（十一岁，改名秀康）到大坂做秀吉养子（实际上是人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康败北或者臣服。

长久手之战　家康军从右方突袭，森长可军溃败（出自《小牧长久手合战图屏风》，德川美术馆藏）

秀吉并没有取胜。他的闪电作战遭遇了挫折。家康成了秀吉统一天下事业最大的障碍。一直以来，秀吉沿着信长“天下布武”——也即武力统一的道路一路迈进，但是当战局陷入僵持且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他便果断地决定转变路线。

第二节　就任关白

首度叙爵

小牧、长久手之战并未使局势变得明朗，于是秀吉转变了路线，开始接近朝廷。这个转变的时期大概在天正十二年八月末到九月初，议和的倾向从九月初开始渐趋明朗，应当与此有关。十月二日，秀吉首度叙爵，被授予从五位下左近卫权少将。虽然以此为起点，秀吉开始飞速晋升，但因为是特例中的特例，所以此次叙爵诏书的日期被写成了两年前的天正十年十月三日。也正因为这份诏书上的日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秀吉是在讨伐光秀那年叙爵的，也就是说，因其功绩而被朝廷认可为信长的继承者，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是错误的。

这样一来，可以认为在天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秀吉消灭胜家后，授予其从四位下参议的诏书也是后来才写的。这一连串叙爵文书，都是为了证明秀吉作为信长统一事业后继人的正统性，配合他转换路线后异常快的晋升过程而编造的。真正的叙爵发生在与信雄成功议和后的天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一个多月内，他从从五位下左近卫权少将一口气升至从三位权大纳言，在公家中也算是享受特别待遇的公卿。

为了准备十月叙爵，秀吉向朝廷进贡一万贯钱，并提出愿意为希望让位的、六十八岁高龄的正亲町天皇主持退位仪式，并为诚仁亲王主持即位仪式。叙爵两日后，正亲町天皇让位后的居所——仙洞御所的画地仪式便在以前信长举办阅兵仪式的马场举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十一月二日，举行了以前田玄以为奉行的开工仪式。仪式举行二十日后，秀吉作为特例的晋升便得以实现。

秀吉与信雄、家康的议和，被看作一项与上述行为密切相关的方针。看到靠武力难以取胜，便取而代之，开始追求优越地位和统治的合法性。为此，秀吉除了利用朝廷别无他法。信长当年也曾短暂地利用过朝廷，但在中途便放弃了。此时，秀吉脱离信长的路线，走上了一条更为现实的道路。

我们也不能忽视他接受家康次子为养子一事。十二月底，他为养子秀胜娶毛利辉元之女。此事是与毛利家进行京艺[3]和平交涉的成果，自备中高松城议和以来便一直在推进。但实际上，秀吉也计划从此与东西两位大大名缔结姻亲，消除军事上的敌对关系。也就是说剥夺了他们敌对与举兵的名分。他们不仅已经以某种形式交出了人质，如果与秀吉对抗，还免不了被视作对位列公卿、服务朝廷的秀吉的背叛。有了这样的前提条件，秀吉就可以不断晋升，巩固自己的政权基础。而这个目的，在第二年，也就是天正十三年内便基本达成了。也就是说，他实现了对纪伊、四国、越中的平定，并就任为关白。

出兵纪州

天正十三年三月十日，秀吉升任为正二位内大臣后，马上计划攻打纪州。二十一日，秀吉亲率数万大军从大坂城出发。战国时代，纪州成立了由国人和地方武士以及宗教势力组成的自治组织，称作总国一揆。其中的杂贺一揆和根来寺势力与本愿寺势力联合，抵抗信长统治。在天正十二年，还呼应信雄和家康的举兵，攻打了岸和田城等地。

和泉南部有权有势的地方武士都把子弟送进根来寺的分寺（塔头），与根来寺建立起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密切关系。所以纪州势力的前线其实在泉南地方，占据了千石堀城、泽城（今大阪府贝冢市）等泉南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塞。泉南的村落也都与一揆势力联合，共同抵抗大军。但是二十一日，随着千石堀城陷落，其他城塞也先后陷落。泉南诸村陷入被火烧的恐慌之中。二十三日，秀吉军攻进根来寺，大肆烧杀。根来寺境内号称两千余所坊舍，除多宝塔（国宝）、大师堂、大传法院等建筑外，基本上全被烧毁。火光冲天的景象从本愿寺显如所在的贝冢都能看到。次日烧毁粉河寺后，秀吉立即攻打杂贺一揆。这是一股在纪川河三角洲从事贸易、渔业和农业的一向众一揆势力。

看到秀吉大军来袭，守城的土桥平丞等许多一揆势力的人在夜幕掩护下乘船逃往土佐。但是，以太田二郎左卫门尉为大将的地方武士和农民固守太田城（今和歌山市），与秀吉军对抗。秀吉采用水攻战术，在城周围修筑了高达12米的堤坝。他按知行高低分配给参战者不同的筑堤长度，促使他们互相竞争，这样，在四月初便完成了工事，之后引入纪川河水。守城军没有抵抗之术，终于在二十二日开城投降。以地方武士为首的五十三名主谋被斩首示众，其他百姓则得到赦免。秀吉在没收他们的武器之后，将他们带进城内的兵粮、锄头、铁锹、铁锅、财产、牛马和小屋都物归原主，放他们回到原来的村落，并禁止他们违法乱纪。

这与信长在长岛和越前对一揆势力实行的大屠杀形成了鲜明对比。信长认为百姓对自己的反抗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格杀勿论。而秀吉不但“怜悯”百姓，留他们活口，还分给他们用于农耕的生产资料。这也体现了大一统政权在性质上的大转变。虽说信长也不是完全没有农业政策，也曾发布国掟禁止不合理的徭役，但他基本上把百姓问题都委托给了各个武士（家臣），在他看来，自己身为大一统政权的象征，首要任务是统领武士集团，征服或者消灭敌人。另外，信长生来便是城主，秀吉则出身于百姓，这种不同也有一定影响。

秀吉通过与地方武士和村落百姓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从前与柴田等大名的战争，创造出一种由大一统政权统治百姓的政策原型。也就是说，从此往后，百姓不准持有弓箭、枪炮、腰刀等武器，只能持有锄头、铁锹等农具，专念于耕作，也即一种兵农分离政策。要创造出这种新的百姓身份，必须采取强制手段。至少15世纪至16世纪的百姓不是只干农活的，他们还从事商业、运输业、渔业等各种活动，甚至还拿着武器打仗。秀吉的政策就是要固定百姓（农民）的身份和职业观。

藤木久志关注此次从守城百姓手中没收武器的事件，认为这是天正十六年发布的刀狩（收缴武器）令的原型。播磨良纪通过认真研读史料，推定秀吉在纪州实行的刀狩行动被作为一国统治政策纳入了“国中置目”（国掟）。随之，自信长时期以来就悬而未决的高野山势力也成为该项政策的实施对象，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全国。

高野山自平安时代以来就与天皇和公家关系密切，不仅是比肩比叡山的巨大宗教势力，还保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形成了一个不可侵犯的圣域。虽说若表现出抵抗的姿态，很有可能被秀吉火攻，但高野山内部仍有人持强硬主张。但是，不战、臣服派的木食应其力压强硬派，与秀吉交涉，并立誓解除僧兵武装、不在寺内窝藏叛乱分子和违逆之徒，表示了顺从。在这件事上，秀吉也宣扬僧人应专心佛事，并以这种身份制、职业观使对方臣服。高野山因完全屈服于武家权力而获得秀吉赠予的三千石领地，从而逐渐发展成近世寺院。应其因为巧妙地将事态导向有利于秀吉的方向而得到了后者的高度评价，在那之后也与秀吉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收服岛津氏和建造方广寺、大佛等方面颇有建树。

秀吉将和泉和纪伊分封给胞弟秀长，并在和歌山建城。在完全掌握畿内近国后，六月，他任命秀长为总大将，率大军从三面进军四国，逼迫即将平定四国全域的长宗我部元亲投降。因为元亲早就表示过臣服的意愿，所以秀吉把土佐国分给了他，又把阿波分给了蜂须贺家政和赤松则房，把赞岐分给了仙石秀久和十河存保。因为毛利主张伊豫地方是自己的领地，出于顾虑，这里被分给了小早川隆景、安国寺惠琼、来岛通总等人。因为毛利与伊豫守护家河野是姻亲关系，且一直试图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四国，这时便以秀吉军成员的身份，派小早川隆景和吉川元长率大军进入伊豫。加上三月攻打纪州时已经派过水军增援，这一年毛利便明确响应秀吉的军事动员，成为一名隶属于后者的大名，与家康形成鲜明对照。

关白丰臣秀吉

天正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四十九岁的秀吉终于登上从一位关白之位。关白是“诸事皆关白[4]”之意，作为国政总管，是臣子中的最高官职。因此，除了原则上不常设的太政大臣以外，秀吉在短短九个多月中，一口气升到了朝廷官职的最高位。他选择了关白政权的形式。

信长在天下布武未酬之时身先死，时年四十九岁，当时还有许多国没有臣服信长。秀吉当时四十六岁，想必对他而言，平定天下之路不仅漫长，而且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再加上在所谓的织田家继承权争夺战中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心急之下加强了对朝廷的依赖，还为达目的而采取了不择手段且强硬的措施。

自平安时代以来，关白一直是从藤原氏北家一脉的近卫、鹰司、九条、二条、一条这五家中选出来的。这年的二月，二条昭实当上关白，三月辞去左大臣官位。当时的内大臣近卫信尹便辞去内大臣官位，继任左大臣。秀吉则接任内大臣。两个多月后，近卫信尹突然提出想兼任关白一职，而二条昭实并不愿意让给他，两人由此产生争执。结果，双方谁都不愿退让，只能找秀吉裁定。秀吉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他通过前田玄以向近卫信尹表示，不论谁败诉都会弄得家破人亡，对皇室不利，所以不如由自己来做关白。信尹回答说没有五摄家[5]以外的人担任关白的先例。秀吉并未退让，他说：“我先成为信尹之父前久（曾任关白）的养子，与信尹结为兄弟，以后再将关白之位让给信尹”，并表示作为回报，加封给近卫家一千石、其他四家各五百石的永久领地。当时的贵族面临着衰落和穷困，不由得动了心，近卫前久也只有接受秀吉的要求。在前久看来，现在的秀吉已经“掌握四海”，不得不承认他与关白本来的任务——“代管天下”是十分相称的；况且以秀吉之力，要想消灭五摄家也是易如反掌；既然他表示以后会把关白之位还给近卫家，那么这也可以成为近卫家复兴的契机。

丰臣秀吉像（高台寺藏）

如此这般，秀吉摇身一变成了关白藤原秀吉，且按照过去的惯例，顺势当上藤原氏的氏长者[6]，得到了在公家里也首屈一指的名门之名和最高级的官职。更进一步，他在第二年的十二月又兼任太政大臣之位，独占两种最高官职，其新姓氏“丰臣”也得到了认可。秀吉是这样考虑的：源、平、藤、橘四姓原本是天皇赐给四家的始祖、有才能之人的姓氏，现在自己成了天下的统治者，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为何还要继承藤原这个旧姓呢？何不创造一个新姓氏，流芳百世呢？据说他与右大臣菊亭（今出川）晴季商量，取“天长地久，万民快乐”之意，创造出“丰臣”这个姓氏。当然，形式上还是延续传统，由天皇赐予。

由此，秀吉无穷的权力欲就以进入天皇、朝廷官位体系的形式得到实现。正因为将天皇置于上位，赐姓这一形式才成为可能，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秀吉利用了天皇和朝廷，但是相对地，也不能否认他对后者的依赖。天皇立于政权之上，通过授予政权官职而使其获得权威——这种中世的形式得到了再现。正如后文将要详述的，其内含虽然与中世不尽相同，但也与信长辞去所有官职时内心所隐藏的远大志向截然不同。虽然我们不能见证信长以何种形式实现他的志向，但不论是16世纪末的武家政权，还是其后继者——17世纪的武家政权，结果都未能掌握全国的统治权，只能依赖于天皇和朝廷，在其协助之下建立起政权。当然，天皇也不能独立于武家政权，而只能以帮助武家建立政权的形式存在。

编造出身

随侍在公家、将军和大名身边，陪他们聊天的人叫御伽众。秀吉的御伽众中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物，名叫大村由己。据说是播磨出身，在秀吉从播磨转任为中国地方军事司令官的时候，被要求为秀吉撰写军记和传记。这些作品包括《播磨别所记》《惟任退治记》等，一共八部，合称为《天正记》，全是对秀吉的溢美之词。

在记录征讨明智（惟任）光秀之事的《惟任退治记》中，有对秀吉生平的记载：“秀吉所生非贵，然得将军（信长）之举，蒙将军之恩，无有类比者。”这里不但没有隐瞒秀吉低微的出身，还强调他是受到信长推举，所蒙信长之恩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这一时期，秀吉将自己以及自己行为的正统性都与信长联系起来。从这里看不出他对自己的出身有什么自卑感，反而令人感受到以实力为荣的战国气魄，这才是所谓的下克上思想。

秀吉于天文六年（1537）出生在尾张国中村（今名古屋市），是弥右卫门和阿仲（后来的大政所）之子。弥右卫门本为信长之父信秀的足轻，负伤后归乡务农，不久即病死。想必他作为村里有实力的农民，原本是有望成为一名武士的，但只能放弃这条道路。据传，秀吉的小名叫日吉丸，当初曾被送进寺院，但因厌恶寺院而离家出走，身上只带着亡父留给他的一贯文永乐钱，一边行商一边来到远江，出仕于今川义元的家臣松下之纲。但据说因为待不下去又投奔了信长，负责替主君拿草鞋。后来受到信长重用。

这一时期，村中像秀吉父子这样想当武士的人很多，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人效力于大名及其家臣，成为足轻或骑兵，甚至当上大名。正是这些人推动了战国时代的发展，打破旧的身份秩序，从百姓晋升为武士。他们是下克上的中心阶层。秀吉的家臣中也有许多这类人。秀吉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文书中是在永禄八年（1565），秀吉二十九岁的时候，当时他署名为木下藤吉郎秀吉，正在以信长的一名奉行的身份活动。木下这一姓氏似乎是其妻宁宁的娘家之姓。从天正元年起，他从丹羽和柴田两姓各取一字，自命为羽柴。但自从与织田信雄议和以后，就再也没有自称为羽柴，显然是要与过去一刀两断。

之后，在秀吉成为关白的第二个月，附有注释的《关白任官记》中出现了一个捏造的故事，暗示秀吉是天皇的私生子。首先虚构出一个名叫“萩中纳言”的外祖父：“上溯出生之源，祖父、祖母均侍奉禁闱（禁宫），名萩中纳言。”然后又说，虽然原本侍奉天皇，但在秀吉之母（大政所）三岁时，因遭某人谗言陷害而被流放到远方，在尾张国一个叫作飞保村云的地方落脚。若干年后，“大政所殿幼年上洛，侍奉于天皇身边，仕于宫中，两三年后返乡，不久生一子，即为殿下（秀吉）”。

秀吉出身于尾张某个小山村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但他却将自己的出身与公家、天皇的血统联系在一起，编造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故事，可见其中包含多少令人感动的努力。虽然秀吉是下克上时代的风云儿，但他并没有依靠武力征服敌人，而是用否定自己的出身、进入朝廷官位体系的方式建立了政权。

第三节　总无事令与平定战

家康臣服

在叙任关白后的第二年八月，秀吉出兵越中，征服了佐佐成政和与其结盟的飞驒国司姊小路自纲。秀吉仅仅将新川郡留给成政，将越中国其他地方分给了前田利家之子前田利长，将飞驒分给了金森长近。由此，秀吉的势力范围北接上杉的越后，西至中国、四国地方。但家康和北条仍坚持不臣服。

为了使家康臣服，天正十四年春，秀吉通过织田信雄与家康缔结和约。五月，强迫已嫁人的胞妹旭姬离婚，然后将其送给家康作正室。即便如此，家康也未上洛。秀吉只好使出最后手段，将已经七十四岁的母亲大政所送到家康处当人质。事已至此，家康也只能上洛。十月二十六日，家康到达大坂的秀长邸，据说秀吉亲自拜访，还拉着家康的手请求他帮助自己。翌日，在大坂城前厅，家康于众多大名见证之下跪拜坐在上座的秀吉，宣誓臣服。

秀吉让家康和秀长成为正三位权中纳言，十一月七日，在他们和公家面前举行了正亲町天皇的让位仪式和后阳成天皇的即位仪式。秀吉还收近卫前久之女前子为养女，再将她送入宫中，成为新天皇的女御。由此，秀吉便成了天皇的亲戚。

九州停战令

在九州，到16世纪中叶为止，丰后的大友氏一直在扩张势力，表现出吞并九州中部和北部一带的势头。但是，天正六年，大友氏在日向耳川与从南边扩张过来的岛津氏交战并落败，从此一蹶不振，又遭到从北边扩张的肥前龙造寺隆信的压迫。在这种情势下，大友宗麟开始向信长靠近，而信长也考虑到若是让大友和岛津和解，就可以从背后攻击毛利，于是派了近卫前久等人到九州，促使两方和解。岛津义久虽然姑且表示同意，但随之发生了本能寺之变，结果就没有停止进攻大友领地。这样一来，大友连本国丰后地区都快要保不住，只好向秀吉求援。在这种情况下，关白秀吉向岛津义久等九州诸大名发布了停战命令。这是天正十三年十月二日的事。

这份命令首先强调了这是天皇的旨意：“从关东至奥州边境，均已遵从天皇的命令，归于太平。可九州至今仍有战乱，这不是好事。有关国郡分界之争，都由秀吉听取双方意见之后裁决。双方应即刻停战。因为这是天皇之命，不听从的人会受到严惩。”

这份命令是在说，战乱的源头——领土之争已经交给秀吉裁决，所有人都要立即停战。在此之前，秀吉一直是用武力消灭或征服敌对大名，夺取其领土。信长和其他战国大名也同样。但是现在，他没有使用武力，而是表示九州全域的裁定权都在自己手中，所以别人应该服从他。这正是成为关白的意义所在，秀吉编织了一套与信长完全不同的逻辑。而其根据在于，拥有日本六十余州统治权的天皇，委任秀吉为关白，实际统治（所谓“进止”）土地和人民。这种权力不是连一个小地方都掌控不了的五摄家所能承受的，而秀吉统摄天下诸侯，所以才与这种权力相称。通过赋予关白武家权力的特征，秀吉创造出了新的关白像；而这又需要天皇及其圣意为后盾，所以他也创造出了新的天皇像。

秀吉写给岛津义久的命令书　命令停战、要求答复（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针对九州的停战命令中虽然没有出现“总无事”一词，但在翌年向关东和奥羽发出的类似命令中出现了这个词。藤木久志把秀吉的这一系列停战命令统称为“总无事令”或“和平令”，并明确指出其重要意义。藤木评价秀吉政策的意义时指出：秀吉统一天下是根据和平令和领土裁定权，以分国令为基础推进的，只有当有人违反了这些命令的时候才会动用武力征讨。这与以前那种专制权力一概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形象不同，为统一过程带来了一线新的光亮。另外，和平令不仅否定了战国大名的交战权，也否定了农民使用武力的权利（喧哗停止），内容覆盖的范围很广，这样就将人们从中世以来只能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自己拯救自己（自力救济）的悲惨境况中解放（拯救）了出来。

出兵九州

大友立刻接受了秀吉的停战令。对这种受敌对势力威胁、处于弱势的人来说，总无事令比较容易让他们接受。这既是总无事令的特征，也是它能够成功的社会基础。经过激烈争论，岛津也在第二年正月决定接受停战令，同时派镰田政广出面解释说战争是为了防御大友。但是，他没有服从秀吉的分国令，反而入侵了筑后和筑前。因此，秀吉于七月发布针对“逆徒”岛津的“征伐”令，派中国势力和四国势力前去九州讨伐岛津，但没想到交战之后反被岛津占领了丰后。岛津大概是想凭自己的实力占领九州全域，然后用实力逼迫秀吉认可。

但秀吉不为所动。天正十五年三月一日，秀吉亲率两万五千大军，从大坂城出发，进军九州。四月十七日，秀吉军在日向大破岛津义久军，各地守城兵也相继降服，义久终于决定投降。在这期间，其实从前一年年底开始，足利义昭和木食应其便在秀长的授意下暗中劝降，义久也表示同意，所以秀吉赦免了他。义久削发为僧，改名龙伯，于五月八日身穿墨染的衣服（表明出家）到泰平寺（今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拜访秀吉，当面表示投降。因其冒着生命危险前来的行为，秀吉不仅赦免他，还将萨摩国分封给他，劝谕他今后服从天皇旨意，多立功勋。虽然所谓天皇旨意实际上是秀吉的想法，但他表面上还是采取了关白代天皇执行旨意的形式，迫使正统名家都听命于自己，以便推行自己的意志。

六月七日，秀吉在筑前的筥崎八幡宫（在今福冈市）举行了九州分国，分别把丰后分封给大友，把萨摩、大隅、日向分封给岛津，把对马分封给宗义调，另外还把筑前分给小早川隆景、丰前分给黑田孝高、肥后分给佐佐成政。他命令重建因战乱而变成废墟的博多。上述行动都是在为将来出兵朝鲜和大明做准备。十五日，秀吉命令对马的宗义调设法使朝鲜国王臣服并来日。十八日、十九日发布了有关基督教的命令（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聚乐第行幸

天正十四年二月，秀吉开始在京都内野营建关白官邸聚乐第。表面看似模仿信长营建的、与安土城齐名的二条居所，实际上此地从前是平安朝皇宫所在地，其重点在于，秀吉有意在律令制朝廷和天皇御所遗迹营建自己的官邸和住处。他在一块宽广的地皮周围挖掘出长二十间[7]、深三间的护城河，在其中修筑有五层天守阁的城郭。聚乐第的遗迹曾出土金箔瓦。而关于“聚乐”之名的由来，大村由己的《聚乐行幸记》中有“聚长生不老之乐”的说法，弗洛伊斯则说是“聚集愉悦和欢喜之意”。

聚乐第于第二年九月竣工，同月十三日，秀吉与母亲、妻室一起正式入住。十月一日，又在北野社社头松原举办了北野大茶会。这次茶会是秀吉七月从九州凯旋回京后计划的。当日，只要是喜欢茶道的人，不论町人、百姓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据传茶会上不仅有日本国内的人，甚至还有人从唐国赶来。从这里也能看出秀吉关白政权正视町人、百姓和中国的特征。

在此两年前，作为被任命关白的回礼，秀吉举办了禁中茶会，并命令茶头千利休准备。十月六日，秀吉把得到官位、成为殿上人的胞弟秀长以及侄子秀次、养子秀康（家康次子）、宇喜多秀家等人引见给天皇和亲王等人。七日在小御所，秀吉亲自为天皇和亲王、近卫前久等人沏茶。为众公家沏茶的则是千利休。翌日，又举行了秀长与众公家的会面，秀长等人赠送了大量的金银绸缎等物，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

这三日的所有活动，都是秀吉精心设计的。茶道并不是天皇等人的传统文化，而是町人和武家的新兴文化。信长也喜欢茶道，也在政治上利用过茶道。秀吉则更进一步，把天皇和公家等人拉进自己主办的茶会，以文武兼备的关白的形象，不仅在名义上，也在实质上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另外，他通过掌握推举权，使自己的亲戚和家臣都被纳入同一行列，成为公家社会的一员。这就是以官位为媒介的公武大融合。天正十六年四月十四日的聚乐第行幸，就是这种融合的扩大。秀吉展示了一场以天皇和关白为顶点的、公武统一政权的成立仪式。

聚乐第图（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为此，秀吉先让人调查室町时代天皇行幸将军家的先例，然后以重金筹备其数倍规模的活动。当日，秀吉亲自前往御所迎接天皇，手捧天皇衣摆，侍奉他坐上凤辇。六千名武士严阵以待，天皇、皇太后、皇后皇妃等女眷、亲王、摄家、公家等人，排着长队从市中走过。内大臣信雄、大纳言家康和秀长、中纳言秀次等人作为公家也按顺序走在队列中，备前宰相宇喜多秀家出发后，关白秀吉才出发。秀吉身后，有加贺少将（前田）利家、津侍从（织田）信兼等大名跟随。这里需注意的是，天皇等人都到达聚乐第了，秀吉一行还没从御所出发，也就是说，他故意让天皇等待自己的队伍。再联想到聚乐第的选址，可以看出，这些安排实际上都出于秀吉的考虑，他想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地位在天皇之上。但即使如此，秀吉还是需要天皇辅助构成王权，而这种政权形式就是通过这次行幸完成的。

秀吉把全京都的五千五百三十余两税银作为皇室领地的税收（禁里料所）进贡给天皇，把税米进献给上皇和亲王，还给了公家和门迹寺院八千石知行。天皇因其热情款待而大为高兴，原本预定做客三天，结果住了五天。

第二天，秀吉让各大名向天皇提交了誓约书。内容有三条，首先是为成为殿上人并得以参加行幸而向秀吉表示感谢，其次是保证禁里和公家的知行权，再次是保证不违背关白的命令。这是秀吉利用天皇，让大名发誓服从自己。在誓约书上签名的二十九人分成两组，以从一位关白太政大臣秀吉为首，从正二位内大臣平信雄、从二位大纳言源家康，到土佐侍从秦（长宗我部）元亲等人，全部按朝廷官位排列，形成等级。这样，在让大名成为公家的同时，又通过誓约书的形式将他们置于天皇和关白的臣子之位，并在行幸中让他们与历来的臣子——公家们同座，使双方融合，并由此将秀吉政权重新树立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武统一政权。此后又授予毛利辉元和岛津义弘从四位下参议的官位，从而将他们也纳入了这个系统。

他们与前田利家等二十四人被赐姓丰臣，成为秀吉的同名。所谓同名是中世以来武士将半独立的下属编入自己麾下的一种方法。但此时家康（源氏）和信雄（平氏）却没有被收编为同名。这才是秀吉不得不采取关白政权这种形式的关键原因。

关东、奥羽总无事令

在秀吉出兵九州后依然未表示臣服的就只剩下关东和奥羽了。秀吉计划派出天正十四年五月上洛的上杉景胜和十月上洛的德川家康，以“和平”的手段让他们臣服。十一月十五日，家康将秀吉的停战命令书传达给北条，并说“关于关东总无事，羽柴有言”，要求其服从。随后也向关东和奥羽其他大名和国人发布了总无事令。秀吉又派遣富田知信等人，前往要求对方停战、接受秀吉的分国令裁定、上洛并出仕。但是关东和奥羽的大名们自立意识很强，虽然表面上答应停战，实际上却都在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国范围。关白宣扬自己的领土裁判权，指责大名之间的战争是私斗，违背了天下之仪，命令他们停战，但对方认为这只不过是对关白自己有利的一套逻辑，所以无法接受。

北条一心想夺取真田昌幸的沼田领。但是，因为家康上洛并表示臣服，秀吉在承认信浓的真田、小笠原、木曾所领的基础上，将这些土地全部划作了家康的属地。当年年底，北条认识到国家（北条领国）进入非常时期，与秀吉免不了要有一战，于是抓紧加固小田原城及其支城，强化了不仅针对给人、还针对百姓和地方武士等人的动员体制。但是，北条也不是完全没有寻求与秀吉和解的意向。包括人质在内，他向秀吉提出了和家康同等的上洛条件，然后于十六年八月派胞弟北条氏规上洛。因为北条一直表示一切服从秀吉，所以秀吉赦免了他，派高级使者去实行分国，并要求关东诸将上洛。十七年，秀吉做出裁定，将沼田领的三分之二从真田手中割让给北条，再把家康所领中相当于割让部分的土地转让给真田。北条勉勉强强地接受了，并发誓年底派氏政上洛。七月，按秀吉的裁定，各领地进行了交换转让。但是三个月后，北条却用武力夺取了真田领有的名胡桃城（今群马县水上町）。

接到这个报告后，秀吉派使者去调查真相，然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北条氏直发出五条朱印状（宣战布告）。第一条先声讨“北条近年蔑视公仪”，拒不上洛，且在关东胡作非为。第二条到第四条，记述了这段时间从裁定到执行再到强夺名胡桃城的经过，以及北条使者为此辩解并请求饶恕的声明。然后在第五条列举了自己迄今为止的行为，宣称自己因遵循天道而成为关白；而氏直违背天道，对帝都图谋不轨，所以必遭天罚。最后表示对违背敕命的人不得不降下惩罚，来年定将出兵，枭其首级。

小田原合战

当年小田原城被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攻打时，北条有过固守城池并击退敌方的经验。那之后，北条修建了将城和城下町全部包围在内的壕沟和土墙，加固了防御工事，并且乐观地认为坚守一两个月丰臣军就会撤退。他大概是小看了丰臣军在兵粮和武器弹药方面的筹措和补给能力，还以为与东国的其他战国大名差不多。所以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小田原城的防卫上，加固西部国境线上的足柄城、山中城和韭山城，希望在这里一定程度上阻挡敌军的进攻。除此之外，北条领地内还有上野的松井田城、武藏的钵形城、忍城、岩付城、八王子城等其他坚固的城塞。另外，北条从各村征收了米、麦等物，作为兵粮囤积在城内，确保了己方兵粮，同时也使敌方很难从本地获取粮食补给。结合北条一向对秀吉方面采取的强硬态度来看，他们并不是做好了灭亡的准备才走上战争道路的，而是自认在一定程度上有取胜的可能，准备在战成平手时再与秀吉进行和平交涉。

天正十八年三月一日，秀吉亲率大军从京都出发。家康作为先锋，从二月开始就在伊豆的国境地带准备进攻，等待秀吉到来。三月二十九日，攻击开始。山中城当天便被攻陷，死伤者众多。虽然对北条来说这是巨大的失算，但是面对号称二十一万的丰臣军，他们依然坚持抵抗了三个多月。七月五日，北条氏直终于投降。顶住了水攻、坚守到最后的忍城（今琦玉县竹田市）也在七月十六日开城投降。北条氏直因身为家康的女婿而被赦免了死罪，被驱逐到高野山。战争责任由其父北条氏政、胞弟北条氏照及老臣大道寺政繁、松田宪秀等人承担，几人被迫切腹，其首级被送到京都，挂在一条归桥处示众。这便是战国大名北条氏的灭亡，同时也象征着秀吉统一天下大业实质上的完成。秀吉将北条领国给了家康，又进入江户，将家康原有的五国全部收公。

小田原合战图

这一战是北条败了。丰臣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北条的想象。或者也可以说误判和信息不足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但并不能说北条战败是因为对领国的统治方式落后或者存在矛盾。矛盾和缺陷当然不会不存在，但信长和秀吉也一样。北条在检地、贯高制、知行制、编制家臣团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合理的新政策，在某个时期，甚至建立起比信长和家康还系统化的统治体制。对这样建立起来的地方权力，秀吉企图用天皇和关白这种中央的逻辑去迫使其屈服。而北条拒绝服从，虽然他的逻辑也是战国大名权力的逻辑，但他反抗秀吉的傲慢态度和对敕命的大肆宣扬、保卫自己的国家（领国），这些行动还是值得评价的。笔者认为，这是战国社会的成就之一。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统一是正确且必然的道路，并据此赋予胜利者正当性，但是这样一来，不就得用这种逻辑给一揆和后来在奥羽地方抵抗的人定罪了吗？

伊达政宗臣服和处分奥羽

在奥羽中南部，伊达通过制定分国法、实行检地等手段强化了自身的领国统治，不断扩大势力。南边的芦名夹在伊达和佐竹之间，势力逐渐衰落，在天正十四年幼主龟若丸去世后，又陷入围绕继承权的争斗。翌年，曾跟随白川结城氏的佐竹义重次子佐竹义广成为家督，与伊达的关系紧张起来。天正十七年六月，伊达政宗率军一万余，出兵猪苗代湖北部的磨上原，打败芦名军，夺取其居城黑川城（今福岛县会津若松市）。芦名家至此灭亡。

这些行为违反了秀吉的总无事令。芦名是丰臣政权认定的大名，伊达却私自发动战争夺取其领土，罪状不言自明。所以秀吉命他归还会津并上洛请罪，会津的归属则由关白裁定。但是，或许与浅野长政等人从中斡旋有关，与北条那时不同，尽管伊达没有上洛，秀吉却未出兵征伐。本就犹豫不定的政宗在浅野长政等人三番五次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参加小田原之战。但在预定出兵的前一天，却发生了其母保春院（最上义光之妹）被毒杀未遂的事件。因此，他六月五日才到达小田原，先是接受关于会津问题的追究，然后据说在九日又身穿白色的寿衣前去拜见秀吉。这大概是承认违反了总无事令，向秀吉请罪并表示臣服之意。他在总无事令颁布后占领的会津等地被没收，但其他当知行地的领有权却得到承认。换句话说，所谓“处分奥羽”就是命其执行秀吉的政策。秀吉和丰臣政权肯定了政宗在奥羽统治方面的能力。

除伊达政宗外，其他还有佐竹、岩城、宇都宫等北关东诸将以及安房的里见、奥羽的津轻、最上、南部、相马、岩城等人，均到秀吉帐下出仕，接受“当知行安堵”。对于不反抗、表示臣服的大名首先进行“当知行安堵”，是信长以来的传统，也是战国大名的共通做法。

秀吉计划把原来属于家康的领地分给织田信雄，但信雄不想放弃尾张和伊势。这样一来，秀吉就以不遵从裁定为由，没收了信雄的所有领地，将其发配偏远地区。然后趁此机会，把尾张和北伊势分给侄子秀次，把三河分给田中吉政和池田辉政，把远江分给山内一丰和堀尾吉晴，把骏河分给中村一氏，把甲斐分给加藤光泰，把信浓分给仙石秀久和石川数正等人。把伊势和东海地方分给自己的家人和近臣，意味着控制东国流通渠道，加强对关东和奥羽的牵制。

然后是对奥羽的处分。秀吉八月九日到达会津黑川城后，以没有参加小田原之战为由，没收了白川义亲、石川昭光、大崎义隆、葛西晴信的领地。这些地区是近年来归入伊达政宗势力的地区，没收这些领地，也有削减政宗势力范围的意思。然后，秀吉把会津领和白川领、石川领等地分给蒲生氏乡，让他从伊势松阪搬到了会津。这样安排，是要把此地当作奥羽地区的指挥部。同时，他又把大崎和葛西领分给其直属部下木村吉清、清久父子，以便从南北两侧监视伊达领。其他大名基本上还领有旧地，上杉在天正十六年以武力征服出羽庄内地方，却未被视作违反总无事令，其领有权也得到了承认。南部氏的一支、长期试图独立的大浦（津轻）为信因为早早归顺了秀吉而得到津轻地方的领有权，成为一名独立的大名。

秀吉命令领地得到承认的奥羽大名都将妻儿送到京城常住；各领国内仅留大名居城，其余城塞即刻拆除；召集各大名家臣的妻儿，安置在大名居城内；实行检地以确保大名的直辖领地，确保在京费用的征调。大名将妻儿交给秀吉做人质，家臣将妻儿交给大名做人质，这种方式强化了他们的从属性质。拆除城寨在信长时期就已出现，这也是为了剥夺家臣的独立性和反抗据点，以强化大名的权力。让家臣集中居住在城下町则是为了促进兵农分离。检地也意味着大名全面掌握领内土地，否定家臣与其领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传统的统治方法，这样更有利于更换他们的领地或者扩大直辖地。

强化大名权力，是为了让他们在出兵朝鲜时承担沉重的兵役并承担伏见城及方广寺等处的营建，也是为了让他们随时都可以离开领国、到秀吉身边出仕。这正是全国统一最实质性的内容，目的在于加快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大名们也以秀吉的权力为背景实行这种政策，充分利用其辅助效果来强化自己的权力，也推进了丰臣的大名化进程。这是一个全国领主阶级服从于中央价值观的过程，也是一个法律、规范甚至是文化上的“统一”过程。

奥羽一揆的反击

秀吉进驻会津十天后，便命令浅野长政等人对奥州旧领主的改易土地实行检地，并让秀次、宇喜多秀家、家康、石田三成等人协助。出羽地方则交给了木村清久、大谷吉继、上杉景胜等人。为了以统一的方针实行，秀吉先规定好检地条目，再交给各负责人。上等田按一反[8]二百文永乐钱计算，以此来把握贯高，但不实际丈量，而是让各村自行申报（“指出”），展现出尊重各地实际情况的姿态。但是，将一反定为三百步，把旱田、水田都分成上中下三等，这些方式与太阁检地相同，是奥羽人不太习惯的新政策。特别是那些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领主突然改易，无疑令他们不安和恐惧。

考虑到这种情况，十二日，秀吉命长政向国人和百姓详细解释自己政策的宗旨，以使他们接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如果有人反抗，是城主就赶进城内斩尽杀绝；是百姓则整个村都斩尽杀绝，哪怕将其地变作“荒地”，哪怕追到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丰臣一方率大军进驻，以军事力量为支撑，摆出不惜杀光所有人的架势，压制反抗、推行政策。这样一来，奥羽人对新政策的反感就越来越强烈了。

奥羽一揆地图

高压政策还不仅体现在检地方面。比如，新领主木村吉清无视惯例，让村民承担传马役（运送物资的马和人夫）。村里曾身为旧武士的浪人和有实力的农民拒绝服役，和吉清的家臣打了起来。于是吉清派军队抓捕了领头的三十余人，施以磔刑示众。虽然吉清像秀吉征讨纪州时那样赦免了其他百姓，但无疑是要以强权推行新政。以这种强硬姿态为保证，检地行动得以急速推进，秀次等人终于撤军。

于是，趁着驻军减少的空当，奥羽人开始反抗丰臣新政。九月下旬，出羽仙北地方一支三万五千多人的一揆势力揭竿而起，由利、庄内地方的一揆势力也顺势兴起。进入十月，奥州的葛西、大崎旧领也发生了一揆，甚至攻陷了木村吉清领内的城寨。随后南边的黑川郡、北边的和贺和稗贯郡等地也发生了一揆，叛乱范围扩大到奥羽全境。参与一揆的不仅是因为领主被改易而沦落为浪人的原武士，正像浅野长政等人表述的那样，是“武士、农民一同”“众武士及下层民众”，各村、各阶层的人集结起来，一同为反抗丰臣的新政和京都、京阪地区的政策（上仪）而斗争。

没收的武器等物

天正十八年（1590）十月，上杉镇压出羽仙北郡一揆后没收的武器等物如表所示。可见村民虽然还保有大量武器，但大部分是缺少金属部件的腰刀之类的残次品，火枪也很少。他们就是用这些武器与拥有大量火枪的军队殊死搏斗的。京枡[9]也值得重视。强制废除当地的度量衡，采用全国统一的京枡，正是丰臣政权的象征（参见第五章第一节）。

再次处分奥羽

因为应付不了此起彼伏的一揆，长政慌忙向伊达政宗和蒲生氏乡求援。家康也派去了军队。出羽的大谷吉继、上杉景胜等人也出动了军队。这样才救出了被围困的木村父子，收复了几座被一揆势力占领的城池。但一揆势力依然强劲，十二月，秀吉命令家康和秀次也前往奥州。一揆和丰臣军就在这样的对峙中过了年。

在叛乱爆发的紧张和混乱中，蒲生氏乡和伊达政宗之间的矛盾浮出表面。这其实是负责推进奥羽丰臣化并监视政宗的氏乡与奥羽本土势力之间的对抗。氏乡向秀吉报告说政宗有谋反之心。这既表现出他因一揆势力的扩大及其顽抗而惊慌不已，并对奥羽本土势力抱有强烈的怀疑，也表现出他因怀疑政宗与一揆有关而十分不信任他。这也是秀吉命令家康和秀次出兵的原因之一。

第二年，天正十九年正月，氏乡和政宗被召唤上洛。北奥南部领的九户政实借机夺取了九户城，闭城不出。南部信直向秀吉报告了九户的罪状，并请求增援。这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因领地内发生叛乱而被追责、改易的一种策略。六月，秀吉任命家康和秀次为大将，率军出征。同时向以政宗和氏乡为首的奥羽大名以及佐竹义宣、宇都宫国纲、上杉景胜等人发布动员令，还派石田三成和大谷吉隆作为检使随军同行。各大名的城寨因此变得防御薄弱，被秀吉以留守居的名义派兵占领。这种方式与攻打小田原城时一样。这也是为了让各大名认识到，城寨不是大名的私有物，而是丰臣政权委托给他们管理的。

全国平定后的主要大名配置图

随着大军的推进，一揆逐渐被镇压，最后剩下的九户城也在九月初被攻克。其间，秀吉对奥羽实行了再处置。木村被改易，其领地被转封给政宗，而政宗原本的领地被没收，从米泽（今山形县米泽市）转封到岩手山城（今宫城县）。家康、三成等人将以新居城为首的原葛西、大崎领内主要城郭修缮一新，交给了新领主政宗。有些地方重新实行了检地。政宗的原领地被分给蒲生，外来丰臣大名的统治基础得以强化，相对地，政宗则被赶到因一揆和镇压而荒废了的地区。

如此这般，奥羽当地势力长达一年的抵抗被镇压。有人认为“落后”“守旧”的奥羽人反抗秀吉先进的政策，自然会失败。还有人认为因为奥羽人的反抗，“和平”被推迟。从丰臣政权的立场来看或许确实如此。但是，丰臣政权为了实现“统一”、加快出兵朝鲜，强行把奥羽地区编入版图并推进所谓“先进的政策”，正是引起纷争的原因。事实上，在镇压奥羽的同时，秀吉也发布了出兵朝鲜的动员令。

[1]宿老，武家重臣，见于部分大名的职名，比家老地位更高，通常指最高位的家臣。江户时代指幕府的老中、诸大名的家老。

[2]外样，指与主君关系比较疏远的家臣。

[3]京艺，京指京都；艺指安艺，是毛利的领地。

[4]关白，令外官，辅佐天皇的高官，原意为陈述、禀告，出自《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

[5]五摄家，即源于藤原家的五分家：近卫家、九条家、鹰司家、二条家、一条家，为公家之中最高的门第，可以担任摄政、关白之职。

[6]氏长者，在古代日本叫“氏上”，是一个氏族里官位最高的人，负责管理祭祀氏神和祖先的氏社和氏寺、领导氏人。平安时代以后叫氏长者。

[7]间，尺贯法的长度单位，原本表示建筑物两根柱子之间的距离，江户时代定六尺为一间，约等于1.818米。

[8]反，这里指的是土地面积单位。一反等于三百步（坪），约等于991.7平方米。亦写作“段”。太阁检地前一反相当于三百六十步。

[9]京枡，战国末期以京都为中心广泛使用的一种测算体积的度量衡，丰臣秀吉检地时曾尝试以京枡为衡量年贡与收获的全国统一标准。

第五章
检地与刀狩

第一节　重新研究太阁检地

划时代的政策？

本章主要论述丰臣政权统治全国的基本政策。首先论述太阁检地，然后论述刀狩（收缴武器）令和海盗停止令、传教士驱逐令和身份法令等法令。其中太阁检地最早出现，其他政策是秀吉当上关白以后才发布的。虽然这些法令性质各不相同，但互相之间关系密切，都是丰臣政权非常重要的政策。就任关白后，摆在秀吉面前的不仅是如何征服大名的问题，还有如何收拾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土混乱与荒废、人与人之间互相对立的问题。新领主该如何统治那些失去了战败者及其遗族、浪人、领导者（地方武士等），但仍然有村民居住的村落？又该如何应对因年贡和徭役造成的领主与村落之间的对立，以及爆发一揆的可能性？舍弃田地的人、为寻找做官途径而流浪各地的人、不断涌向都市的人群……这些难题又该如何处理？难题堆积如山。丰臣政权为积极应对、认真解决上述问题而公布了许多法令，体现出其与织田政权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关白拥有对全国土地和全国人民的统治权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秀吉计划如何统治国土和民众。

天正十七年美浓国检地规定的斗代[1]

（一石=十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1.8公升）

许多研究者认为太阁检地与信长检地及其他战国大名的检地都不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予以高度评价。而笔者的观点与他们不尽相同，属于少数派。下面，笔者想通过比较信长和其他战国大名的检地来思考太阁检地的意义。

秀吉在以信长部将的身份统治播磨的天正八年（1580）就曾下令检地，本能寺之变后，他又在山城和近江等地检地，一般认为，检地的原则就是通过这一系列行动逐渐确立下来的。也就是说，以畿内近国的检地经验为基础，秀吉制定了统一标准，并将其作为检地规定推广到全国。虽然根据地域不同而有些许变化，但基本原则如下所示：

① 统一测量水田、旱田、宅地（家屋占地）面积时的所用标准，定一间长为六尺三寸（约1.9米），面积为一间四方=一步，三百步=一反（五间×六十间）。另外，三十步=一亩，十反=一町。

② 水田、旱田均分成上中下三等（有些地方还分上上和下下），各国或地区按上表制定一反地的斗代（也叫石盛，即米的量），（一般情况下宅地不分等级，一律适用上等旱田斗代，）然后乘以面积，算出石高。枡的单位则用京枡统一。

③ 按一地一人原则，在检地账上登记拥有作职（耕作权）的人的姓名（名请人[2]），使其承担缴纳年贡之责。

④ 划定村落界线（村切），以村为单位检地，制作检地账，制定村高（村的石高）。

检地尺　上有石田三成署名（尚古集成馆藏）

这些规定把从前一反（亦写作一段）大约等于三百六十步的规定改成了三百步，统一了因地而异的一间的长度以及丈量长度的标准。当时度量米等物的容器也因地域和用途而异，此时也都统一成京城使用的京枡。就是说，对于统一政权来说，不论山城、九州还是奥羽，一反的面积必须同样大，一升的米量必须同样多。实行统一标准至关重要。下面来看一份检地账。这是天正十九年三月由增田长盛负责的近江坂田郡岩谷村的检地账（抄本）（《山东町史》史料篇）。

确定每块水田和旱田的等级，记载其实际长宽（十二间、三十六间等）和面积，然后乘上斗代，算出每块地的石高（分米，即收缴额），最下面记载所有者姓名。在账面的最后按等级计算出面积和石高，然后再算出该村田地和宅地的合计面积以及村的总石高。将写有以上内容的检地账交由村民抄写，并让他们提交承认其内容的字据，这样事后就不会有人对面积和斗代提出异议。检地奉行和官吏在这份抄写本的检地账上盖章，然后交给村民保管。以上种种，都是检地奉行和官吏的任务。

石高的功能

依照检地定下来的村高，秀吉将知行权分封给大名和家臣。比如，文禄三年（1594）有这样一项针对片桐且元的记录：

河内国交野郡奥津村内五百三拾三石六斗之事，以今次检地为准，重新扶助[3]，皆可领知。

也就是说，在检地的基础上，将奥津村以五百三十三石六斗的石高分封给他。次年又在检地后，将筑后国山门郡的四万五千二十三石、下妻郡的一万七千八百四十五石、三潴郡的五万八千六百二十石、三池郡的一万七百石，合计约十三万二千二百石，分封给大名羽柴柳川侍从（立花宗茂）。在这种情况下，郡的石高是郡内各村石高的总数。就这样，大名从自己的固定领知里拿出一部分分封给家臣，就像上例中的片桐且元那样。富有的家臣还会拿出一部分领知分给自己的家臣。

这样就形成了一座领主阶级的金字塔：以秀吉为顶点，其下分列着大名、大名的家臣以及家臣的家臣，是一种多层的主从关系。而这种主从关系得以成立的关键在于根据石高分封领知（恩赏）以及受封者的奉公（兵役），因此，石高是确定领主阶级主从秩序所必需的工具，实行检地正是为了把握石高。

既然运用检地规定的标准来统一长度和容积，并据此计算石高，那么比如说一万石的领知额，从原则上来说，不论在畿内还是在其他地区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秀吉只要计算石高，就可以把大名转封到任一地区。比如说，按照相同的标准，凡一万石的大名需要承担五百人的兵役。还可以据此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名门第及排序的体系。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各大名领的大名及其家臣之间。通过建立起这样的制度，统一政权就能成为一种超越的、专制的权力。

但是，检地并非由官吏擅自实行，而是要先接触村落，让村中的代表人物做向导，然后才能进行。如果没有村民，官吏是不可能知道村落的分界、田地的等级和田地名请人姓名的。当然，决定等级的时候，官吏若根据日照和水利情况希望将其定为上等，就会和村民产生矛盾，但这也说明村民可以在检地现场表达自己的主张。虽说领主与百姓的身份区别很大，百姓的主张也有可能不被接受，但总的来说检地账是经由双方利益碰撞后定下来的，所以村民也对检地账的内容负有责任。检地官吏盖章后将检地账交给村落，此时百姓提交证书，就表示承认检地内容，尤其是其中的村高，也意味着本村承包了年贡的缴纳。

年贡额一般以村高为基准，再乘以几成、几分这样的年贡率，以村为单位计算，针对村落征收年贡。村吏（特别是庄屋、名主[4]）以此为基准，根据每一个村民的承担额分别征收，集齐全村的年贡额之后再上缴给领主。如果有不能缴纳（未进）的百姓，庄屋等人可以垫付，总之要备齐全村的年贡额后再一次性上缴。这就是年贡的“村请”。因为村落承担责任，所以村的石高非常重要。

那么，像这样通过给予所领（土地）来确立领主阶级（武士身份）内部的主从关系、领主与农民（百姓）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身份）关系的制度，就被称作知行制，不过，狭义上用作前者即主从关系的场合比较多。另外，以这种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社会被称作封建社会。秀吉以石高为基准构建起知行制，并推广到全国，建成了以全国统一的石高制为基础的知行制，后被江户幕府继承。也就是说，很明显近世的统治机制以石高制为支柱，以太阁检地为基础。正因如此，太阁检地才被称作划时代的举措，受到极高的评价。

天正五年的越前检地与石高制的成立

太阁检地的原则是官吏赶赴现场、测量土地（尽管很多地方并没有实际测量）。与之相对，信长和其他战国大名没有实际测量，而是采用了让百姓和领主自己申报的方式，所以没能正确把握土地情况。这也是太阁检地被评价为划时代举措的理由之一。下面具体分析。

如前文所述，信长在统治从敌人手中夺取的无主土地和新征服土地时，让百姓自行上报（“百姓指出”）并依此掌握原领主的所领范围和征收的年贡、徭役等（但认为这就是“指出检地”的看法是错误的）。织田政权最初的检地行动是在天正五年（1577），由越前的柴田胜家和前田利家等人进行（比关东的北条晚七十余年）。关于越前检地，公文中有“国中御绳打”“检地”等字样，可见检地是用绳子（丈量长度的工具）测量的（也称丈量检地）。用绳子丈量长度这种方法在中世也有，江户时代的检地和测量也有用绳子或竹竿的情况，所以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而且，在越前全国实行，也表明是要在一国规模的检地基础上实行知行制。

实行检地前，胜家先让接受了“当知行安堵”的寺社等地领主以石高申报各自的当知行额（“领主指出”），检地后再将相当于其申报量的石高转交给他们。比如，根据申报，被认为与织田家有渊源的织田大明神神领的当知行额（该收缴的年贡等）为一千四百八十九石三斗，四月八日，这个石高被分配给九个村承担。

据丹生郡天谷村（今福井县越前町）遗留的资料记载，检地时规定，一反水田的斗代不分等级，一律按一石五斗计算；旱田分三个等级，分别是七斗五升、五斗和三斗七升八合。宅地的斗代与水田相同，均为一石五斗，然后乘以面积，算出全村的石高。

水田不分等级这点虽与太阁检地不同，但不能产米的旱田和宅地也以水田为基准设定斗代、算出石高这种方式，却与太阁检地基本一样。分封领主领地时是以检地掌握的石高为依据，通告村民时也是以村高为依据（以文书的形式交付）。也就是说，可以看作这时已经实行了石高制。秀吉的太阁检地和在石高制基础上形成的知行制是继承了越前检地和以石高制为基础的知行制，并不是划时代的独创。而且，越前检地划定了东南西北四方的村界（四至），检地结果也记录在坪付[5]文书中，由官吏交给村中的百姓，八名百姓代表在上面签字，然后提交承认检地内容的保证书（请状）。虽然似乎没有交给村民记载每块土地情况的检地账，但除此之外，与前述太阁检地的做法基本相同。

天正九年丹后国检地时也使用了这种“越前模式”，可以看出五年后信长的方针就是在统治地区推行以石高制为基础的知行制，秀吉则是继承了这一方针。

那么，从以上信长和秀吉的检地以及他们对知行制的建设来看，关东北条氏的检地和知行制构想与此基本相同。北条没有采用石高制，而是采用了贯高制，那是因为在关东，以货币缴纳年贡、以贯高表示所领由来已久。就像信长也在尾张和美浓采用贯高制，在畿内近国则以石高分封所领一样，这只是地域间的差异，并不能表示先进或落后。

北条大概也进行了丈量检地，最初是在永正三年（1506），以村为单位进行的。相当于斗代的一反田标准值被设定为水田五百文、旱田一百六十五文（不设等级），然后乘以面积，算出贯高，从中扣掉百姓自有的部分，剩下的就是年贡额。分配知行和军役给家臣规定了领主阶级的内部关系，制定年贡和诸役则确定了领主与百姓的关系，两者都是按贯高计算，以贯高制为基础，知行制实行得有条不紊。所以，即使秀吉的知行制并未直接模仿北条，我们也不能忽视，以战国大名为主导的检地和对知行制的构建都是其历史前提。

大和指出与庄园

太阁检地以一人一地为原则，最终否定了庄园制。相对地，一般认为信长和其他战国大名则容忍了庄园制。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信长和秀吉对兴福寺等大庄园领主所在的大和国采取的政策。

天正八年八月二日，正是主张彻底抗战的本愿寺教如从大坂撤退的那天。四年前得到信长承认其大和国统治权的筒井顺庆，在接到信长拆毁大和国中城寨的命令后匆忙归国。同时下达的还有针对摄津、河内的城寨拆毁令。在与信长的战争中，本愿寺势力直到最终阶段还在畿内一带保有五十一座城寨。拆毁城寨是为了防止它们成为国人、地方武士、百姓等人的抵抗据点。连筒井顺庆的居城筒井城也被拆除，只有信长指定的、统治一国的郡山城被保留。

强行拆毁城寨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不安。在拆除行动结束后的八月二十七日，泷川一益率领一万余大军进入了大和国。从很快就撤退这点来看，这只是一种示威行动，但也是为了让国人和寺社接受“指出”。然后在九月二十五日，泷川一益和明智光秀作为上使率领大军进驻奈良，第二天就命令全国的寺社、本所、诸寺、诸山、国人提交“指出”。领主们只能唉声叹气，毫无抵抗之力。

“指出”的内容和格式都有明确规定。领主们还被命令提交血印誓约书，发誓如实申报田地、宅地、山林的情况，若有可疑之处可以追问百姓，若有不实之处则会被没收全部所领。就这样，在上使的指示下，领主们分门别类地统计自己当知行的田地、宅地等土地的面积和收缴额，然后提交“指出”和血印誓约书。另外还制作了记录明细的账面，以便统计“指出”。收缴额原则上按前一年实际收获的数量登记，用货币缴纳的部分也被命令换算成米，全部按石高申报。

大和国最大的领主兴福寺的申报石高为一万八千二百零九石余。其中不但有其作为庄园领主，自平安时代庄园成立以来就在征收的年贡和其他物品，还有作为大和国实质上的守护而向全国征收的临时税钱和米，其收缴额虽然在最近几年大幅减少，但也有五千八百二十一石余。这大概是按照中世的实际收缴内容申报的。与兴福寺不同，申报了九百一十九石余的大乘院还留下了制作“指出”时的账面，其中记载了杨本庄、井户堂庄等庄园收取年贡的每块田地的面积和分米。一反地的收缴额情况不一，既有不少不足一斗的，也有一石五斗这样的例外。以平均值而言，比如说杨本庄的面积有七十二町一反余，收缴额共有一百三十五石八斗余，那么一反地就只收取了一斗八升八合左右的年贡。这就是庄园领主当知行的实际情况。另外，还有不少庄园的年贡征收权已经完全移交给国人或地方武士。这些庄园就由国人申报。

为了征收这样的“指出”，信长不得不使用拆除城寨、派兵威慑的手段，恰恰说明这些有几百年历史、与信长毫无关系、却拥有并独立统治土地的领主的抵抗力量有多强大，以及信长本身对他们有多么警惕和恐惧。一旦进行检地，可以预想将遭到更加激烈的抵抗。“指出”仅仅是让人申报旧有的情况（先例），检地则是否定原来的一切，把握所有土地的情况以增收年贡。所以信长在用武力歼灭越前的一向一揆后，趁国人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就一边推进刀狩（收缴武器），一边进行具有划时代性质的检地。关于检地，正如下一章还要论述的，虽然不完全是为了领主单方面的利益而强行推动，但实际上也采取了军事镇压和武力威胁的手段来强迫村民服从。

信长通过“指出”掌握了大和国所有领主的收缴额。至于如何处置申报后的所领，就端看信长一人的意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领主已经丧失了自主权。征收“指出”之后，国人中的戒重氏、冈氏、大佛供氏、高田氏很快被处刑。之后也有几个人被杀，所领被没收。这表示违背信长意志的结果就是不但会失去领地，还会失去生命。十一月八日，信长认可了大和国的寺社、国人所申报的当知行。从越前、丹后之例来看，可以认为信长是打算将来在大和实行检地，并按石高来分封已认可的当知行额。这件事最后在秀吉的时代实现了。

天正十三年，秀吉在平定和泉、纪伊后，将筒井定次转封到伊贺，把大和交给了自己的胞弟秀长。秀长作为新的统治者从各领主处征收了“指出”。兴福寺和大乘院预计这次也能得到所领承认，所以申报了比信长统治时更多的“指出额”。比如说，大乘院就把上次没有算进去的段钱也加进去了。但即便如此，申报内容也基本与五年前一样，是收缴额而不是生产量。秀长方面对这项与信长时代不同的“指出额”进行了质询和调查，几番波折之后，最终将兴福寺的知行额定为一万五千石，将大乘院的定为九百一十四石。然后在文禄四年（1595）太阁检地后，这些庄园被分配了与各自知行额相当的村落，兴福寺得到了辰市等二十三村共一万五千零三十三石三斗三升的寺领。与信长在越前和丹后实行的方式完全相同，收缴额被原封不动地置换成了检地后的石高。在秀吉的统治下，来源于庄园制的收缴额得到承认，以此为标准，旧庄园领主被授予石高制下的知行。不论信长还是秀吉都没有否定公家、寺社等旧庄园领主，而是通过赋予知行，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权。这难道不正说明，对他们来说庄园制并非必须否定的障碍吗？

斗代的特点

有观点认为，战国大名检地掌握的是年贡额，而太阁检地掌握了生产量（收获量），创造出只给百姓留下最低生活限度的收获、尽可能榨取年贡的体制，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性质。然而，笔者认为秀吉并没有试图掌握生产量。下面笔者将论述这一点。

问题在于，计算石高的基础——斗代（石盛）就是生产量吗？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先考虑当时的耕作者所负担的本年贡（领主收缴的年贡）和加地子[6]（有时两者合称为年贡）两种赋税。室町时代，村民以村为单位团结起来，组成被称为总村的自治组织，共同承担年贡，这叫“村请”（也叫地下请、百姓请）。这样一来，领主只征收规定的年贡，却无法掌握到底有多少耕地之类领地的实际情况，也无法增收年贡。另一方面，只要农民努力提高生产力，就能获得超出年贡的部分，要么以加地子（亦称得分、德分、加地子得分）的形式转化为名主、武士等有势力百姓的收入，要么被拿去买卖。加地子是一种小耕地的使用费，不是年贡。通过买卖的形式，不管是寺社、武士、名主、百姓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从耕作者手中得到收取加地子的权利。

比如说，在后来成为江北浅井氏重臣的今井氏麾下，有一个叫作井户村备后守（定阿弥）的富裕武士，据文明五年（1473）的转让书记载，他持有多种加地子收取权，一反地的加地子高达五斗、九斗、一石、一石八斗等。同一时期，还有史料记载了赠送给摄津国洞云寺的土地，其中关于水田的情况如下：

壹段者 | 在所山边极乐寺　四斗本役出也
|   斗代壹石七斗之内
壹段者 | 在所山边尾曳　三斗五升八合本役出也
|   斗代壹石贰斗之内

后面还记录了另外十块地。

此处的“本役”表示领主收取的年贡，也叫本年贡或公方年贡。斗代一石七斗中，四斗本役缴纳给领主，剩下的一石三斗就作为加地子被寺院收取。也有无本役、斗代为一石九斗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斗代就全部被寺院收走。可以看出，领主的年贡有些是零，也有些不到加地子的三分之一，占比非常低，相反加地子的占比却很高。在领主方面看来，这表示自己的统治权正在变弱。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战国大名们才开始检地，以增收年贡。

值得注意的是，洞云寺史料用“斗代”来表示本年贡和加地子的总额。也有史料用“年贡”来表示。原本斗代是指一反地的年贡收缴额，而当加地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不论是承担本年贡和加地子的耕作人，还是征收这两种赋税的领主，都产生了将两者合称为“年贡”“斗代”的意识。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明确这一点的基础上再回头看秀吉的检地规定，像前述美浓国上等水田一石五斗的石盛，就很明显是对斗代的规定。文禄三年（1594）岛津领进行检地时也有如下记载，清楚写着“斗代”：

岛津分国御检地斗代

一、五间、六十间为壹反。但田垄、水沟除外。

     二、上村 | 上水田壹石六斗代 | 中水田壹石四斗代
| 上旱田壹石贰斗代 | 中旱田壹石代（下略）

同年八月，奉行宫木藤左卫门、浅野长政发布检地规则，其中第二、三条规定了水田和宅地的斗代；第四条则说关于山田、野田、河道的斗代，可以先向村民打听从前的斗代并进行调查，然后决定新的斗代；第五条规定，若超过了上述规定的斗代，则可沿用以前的斗代。从这些用法可以看出，太阁检地的斗代与以前当地的斗代关系密切，有时甚至是继承了以前的斗代。因为以前的斗代绝不会是生产量，那么在同一文书中，不可能只有太阁检地所说的斗代是生产量。

从上述井户村定阿弥和洞云寺的史料等可以看出，15世纪时，几乎所有地方的斗代都在一石以上，甚至有一石九斗或者两石这种高额斗代的地方。越前也基本相同。所以天正五年越前检地中的一石五斗，可以说也是根据实际斗代额设定的。一石五斗这个数字也作为基准值影响了秀吉的斗代设定。

在秀吉的意识中，太阁检地的斗代是根据当时社会业已形成的斗代设定的，是由本年贡＋加地子算出的数字，也应该是新年贡收缴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斗代的含义与庄园成立时期以及中世检注[7]设定的斗代基本相同，从前斗代并没有生产量的含义，同样，秀吉也没有要通过检地来把握生产量的意思。另外，把田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或者多个等级，按等级设定斗代的方式也在12世纪庄园成立时就已经出现，也不是秀吉的独创。把斗代当作年贡收缴额的用法，直到江户时代部分村落还在使用。

征收御前账

秀吉以天正十五年（1587）出兵九州为契机，开始准备征服朝鲜、出兵大陆，预备一旦平定全国便下达出兵号令。这意味着动员全国大名承担兵役，对秀吉来说也是首次公开亮相。他也正是为此才要以统一的石高制向大名们分派兵役。但当时进行过检地的地方还很少，所以以出兵朝鲜为由推动石高制完善也是其目的之一。秀吉想要让世人知道自己以新的土地制度掌握了全国土地，建立起以自身为顶点的等级体系，并以肉眼可见的形象展示新时代的开始。怀抱着这种想法，秀吉在天正十九年向全国下达了制作并提交御前账的命令。五月三日，负责此事的长束正家等人向岛津氏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在十月以前提交御前账。看到这种情况，家康领和奥羽等地也加快了检地，说明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御前账是进献给贵人的账簿的意思。秀吉表示要将其上交给禁中（天皇），同时为出兵朝鲜做准备，两者密不可分，其目的不仅是确立石高制和知行制。制作御前账是为了寸土不落地了解日本全国土地，以备拥有全国土地统治权的天皇随时御览，而形式上则是由代为统治的关白秀吉来发布命令。因此账面不是以大名所领为单位，而是以郡为单位，统计并记载全国范围内所有田地、宅地的面积、石高和承担川役、山役、浦役的人员数。还要制作以郡为单位的地图，上面标注海、山、河川、道路、村、寺社和田数等信息，与账簿同时提交。

仅靠石高制所不能全面掌握的山野河川以至所有空间，以及在其中生产、生活的所有人，都受关白秀吉统治——上述举措就是为了让人产生这种意识而采取的手续和手段。为此，秀吉试图利用来源于律令制、与很久以前天皇的全国统治有关的国郡制，将其作为自己关白政权的支柱。他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建立起超越领主阶级的主从制和知行制的、牢固的全国统治权。

御前账是效仿太阁检地的施行规则，在把握各村石高的基础上，以郡、国为单位统计石高，并向中央政府申报的一种“指出”。但是，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经过检地，这种情况下就以旧有的收缴额为基础，算出书面上的石高。

比如，根据记载，当时岛津领的萨摩和大隅还没有进行太阁检地，而由于岛津义弘正身在京都，也不可能回国制作账簿，所以他要求身在领国内的人写下村数、田地、播种量，并按领国的度量衡计算稻米、大豆等物的收缴额，然后送到京都，再在京都换算成京枡，做成账簿。据说，其中，关于岛津从摄津、播磨获得的一万石在京经费，就是在增田长盛的指导下，来回修改了好几次才做成账簿的。由秀吉的奉行指导，通过书面上的操作，“指出”被制作出来。据说，因为石田三成又补记了八万石，岛津领最终提交了总计三十八万石的御前账。像这样，既非检地量、也远非实际情况的石高在奉行的主导下被制作出来，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岛津领。而这就是石高的实质。

由此，全国建立起了石高制及以此为基础的知行制。在此基础上，以国、郡为单位进行统计，然后进献给天皇，就形成了以村为最小单位，村、郡、国一体的另一套国制结构。对丰臣政权来说，账簿与实际石高间的差异并不成问题（大名有自己的检地方式）。丰臣政权就这样一路向着侵略朝鲜迈进。

第二节　刀狩令与海盗停止令

宣扬拯救百姓

在秀吉针对百姓的各项政策中，与检地同样重要的是刀狩令——从百姓手中没收武器，它与对大名发出的总无事令、对在海上活动的人发出的海盗停止令并列为秀吉的三大和平令。后面我们还将论及海盗停止令。

刀狩令是在天正十六年七月八日发布的。这时距聚乐第行幸刚过去三个多月。刀狩令的颁布对象不是百姓，而是大名和领主。它由三条内容构成，第一条是：

严禁诸国百姓（等人）持有长刀、胁差[8]、弓箭、枪矛、火枪及其他武器。论及理由，若令其储备无用武器，将妨碍（领主）收缴年贡，继而图谋发动一揆，对给人行非礼之事，理应予以严惩。如此一来，田地将不作，知行将荒废。故该国国主、给人、代官，应尽数没收上述武具，上缴（给丰臣政权）。

刀狩令禁止各国百姓持有刀剑等武器，理由是如果他们持有武器，就会不愿意上缴年贡，甚至发起暴乱，反抗领主。当然，对这样的人要严惩。但是这样一来，田地就会荒芜，就无法征收年贡。所以大名、官吏、代官应该收集武器并上缴。这是秀吉的真心话。一边说明为何要收缴武器，一边教诲大名和领主说这是为了他们好，并要求他们执行。这都是不能让百姓听到的话。

至于大名向百姓说明的、表面上的理由，也在第二条和第三条里准备好了。没收的长短刀不会浪费，会被熔铸成铁钉和扒钉，用于营建方广寺大佛，这样百姓不仅能得到现世的幸福，来世也将得到拯救（第二条）。百姓只要有农具，专心耕地，就能儿孙满堂。因为（秀吉）爱惜百姓，才做出这样的吩咐。这正是天下太平、万民同乐的根基。传说在中国的尧（传说中的理想帝王）的时代，天下太平之后，宝剑利刃便被用作农具，但在日本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每个人都务必充分理解此事，百姓要专事农桑（农业与养蚕，第三条）。

刀狩令（大阪城天守阁藏）

与第一条中的真心话截然不同，第二条说到与大佛结缘、拯救来世，第三条说百姓只要专心于农耕就能得到现世幸福。秀吉就这样将分别使用真心话和场面话的方法教给大名和领主，传授他们统治百姓的新方法，引导他们转型成新型统治者。为此，秀吉有必要向他们展示一种新的百姓形象。这种形象也有必要展示给百姓，以教诲他们。也就是说，与武士身份不同，百姓只要专心于农耕，就一定能获得现世的幸福和来世的拯救。

作为回应，前田利家果真以铸造大佛殿所用的铁钉等物为由进行了刀狩。据《多闻院日记》记载，在秀长统治的大和也有这种宣传：一方面，以武器铸造大佛用的钉子能为来世积德；另一方面，随身带刀就容易发生打架斗殴、致人丧命，而刀狩能避免这种情况，有益于现世幸福；所以说这项政策考虑到了万民的利益。多闻院英俊当然不可能知道刀狩令第一条里写的真话，但他还是敏锐地看出了这点，并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目的是要防止一揆爆发。”

很快，八月，收缴的武器就从统治加贺国两个郡的大名沟口秀胜处转移到了奉行长束正家手中。上缴的长刀、短刀等武器总共约有四千把。第二年，从岛津领又送来约三万把长刀、短刀。有意思的是，同时送来的还有一根大佛殿的柱子。事实上，刀狩一事也包含了为秀吉的建造大佛事业做贡献、向其尽忠的意思。据弗洛伊斯记载，毛利辉元还送来了六艘载满刀剑的船。

恐惧一揆

柴田胜家在消灭了一向一揆之后，已经在越前部分实行了刀狩。如前文所述，天正十三年攻打纪州时，秀吉降服了组成纪伊总国一揆的地方武士、百姓和寺院势力，然后没收武器，让百姓专心务农，让僧侣专注佛事，提出了新的身份和职能观念。这被认为是兵农分离政策的开端，至天正十六年发展为刀狩令。

藤木久志评价刀狩令是“丰臣和平令”之一，他认为，实际上被没收的主要是长刀和短刀，数量也并不是那么多，民间武器是否全都被没收了是值得怀疑的，并举出许多为驱除妨害农业的鹿、猴等动物而允许百姓持有枪和火枪的案例。他认为刀狩令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解除百姓武装，而是要改变中世那种百姓也可以随意佩刀的意识，并将之转变为许可制，加以限制。这样的看法，包含了颠覆向来认为刀狩令就是没收武器、解除武装这一观点的意图。这种看法的认识基础是兵农分离在中世就已实现，因此与将刀狩令看作兵农分离政策的观点格格不入。

确实，秀吉的刀狩行动是与提出专心务农这一百姓身份观并行的。不得不说，村中不想当武士或其家臣、只想专心种地的人有很多，还有很多人一边种地一边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所以秀吉的逻辑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秀吉的政权实质上是一种能够保障百姓身份的政权。这一点的意义尤其重大。但是，一旦忽视这种政权在现实社会中是怎样实现的，一味强调身份标记和意识的问题，就容易越过现实中那许多在信长和秀吉为确立自身权力而发动的战争中进行抵抗的人们，形成一种因为他们领先于时代所以获得了民众支持的印象。事实上，不论信长还是秀吉，都因为在统一战争中遭到一揆势力广泛且顽强的持续抵抗而感到棘手，在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歼灭反抗势力或令其投降后马上实行刀狩，正是因为担心百姓手中有武器就会再次发起叛乱。

刀狩之所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法令，其中也有天正十五年发生的肥后国大规模一揆的影响。九州平定后的六月，佐佐成政作为肥后国大名进驻隈本城（今熊本市），七月，领国各地便发生了由国人主导、百姓参加的一揆，甚至诱发了丰前中通一揆和肥前谏早一揆，动摇了秀吉对九州的统治。为此，秀吉本来计划举办十日的北野大茶会只一天便不得不中止。导致一揆的原因是，佐佐成政没有将朱印状上的所领交给出仕于秀吉且得到了承认的国人，而且，秀吉要求第二年才实行的检地，他打算马上就实施，还对百姓提出非法的要求。

这次一揆虽然是由隈部等有权势的国人发动的，但根据记录，据守在隈部居城的共有一万五千余名男女，其中男性八千余、妇幼七千余，而其中只有八百余名武士，也就是说90%左右的男性都是武士以外的人。据说城中有火枪八百三十支，弓五百零五把。至于刀，是几乎每一名男性都有的。国人、地方武士、百姓的大规模叛乱势力与佐佐军以及小早川、龙造寺、立花等九州大名的大军对峙半年有余，以至于秀吉不得考虑派遣两万甚至十万大军去镇压。但是，第二年一月，一揆被平定，百余名被视作主谋的国人被斩首。秀吉处决主谋的理由是，如果佐佐成政统治不当，地方武士和百姓应该向关白申诉。不申诉直接发动叛乱是违法行为。所以这场战争被视作纠纷，纠纷的另一方——佐佐成政也被勒令切腹，最后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了结。百姓则得到赦免。

作为对一揆的战后处置，秀吉派遣浅野长政、加藤清正等九名上使进行检地，然后把肥后的北半部分给加藤清正，南半部分给了小西行长。看看两人在出兵朝鲜时发挥的巨大作用，就能知道这也是在为出兵做准备。加藤清正第二年又实行了检地。虽说已不可能再发生大规模的一揆，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欢迎检地，而是不得不接受。刀狩令就是在一揆被镇压的半年后下达的。

笔者认为，秀吉还是害怕一揆。因为征服者而失去武士身份和权利的浪人和当地武士很多，而百姓也因为检地、增收年贡、繁重的徭役而对新政充满不安和不满。天正十五年出兵九州时，秀吉让本愿寺的下间赖廉同行，正是为了防止一向众发起叛乱并利用他们。只要有武器和城寨，像肥后那样抵抗半年、像奥羽那样抵抗一年也不是不可能。在进行过刀狩的九州，秀吉在文禄元年（1592）进入名护屋城时又进行了一次刀狩。据弗洛伊斯记载，拒绝的人会被处以磔刑，除武士以外的所有人都须交出武器，于是在肥前长崎一共收上来四千把刀、五百支枪、五百把弓、三百杆火枪和一百件铠甲，在有马领则收缴了超过一万六千件刀剑。他也提到，人们交出武器时很不情愿。这很明显是为了防止九州在出兵朝鲜时爆发一揆。

与没收武器密切相关的是拆毁城寨的“破城”行动。永禄十二年，在打败北畠氏之后，信长在伊势进行了“破坏国中诸城”的行动。像这种在镇压敌人后进行的大规模破城行动实际上比刀狩早许多年，大和国在征收指出时也进行过。消灭柴田胜家后，秀吉也在近江实行过改知行和破城，拆毁各国城寨，并在给侧室的私人信件中表明这样做是为了以后不再发生暴乱。也就是说，他表明破城是为了防止出现敌对行为。天正十四年，秀吉在命令毛利辉元准备出兵九州的同时，也下达了拆除毛利领城寨的命令；岛津臣服后命令九州诸国破城；奥羽平定后也命令拆除家臣的居城……凡此种种，都表明破城是平定各地以及贯彻丰臣政策不可或缺的措施。城寨不仅是家臣自立的据点，也是一揆抵抗的据点，对统一政权来说是不能存在的事物。

海盗停止令的目的

与刀狩令同时，在天正十六年（1588）七月八日，秀吉下达了海盗停止令。这份命令由三条内容构成：第一条是“诸国海上贼船之事，应坚决禁止”，是说最近听闻伊津喜岛（斋岛，今广岛县吴市）有人盗窃船只，这是不可以的；以此为由，第二条则命令各国领主调查每个海滨的船头、渔师等操船的人，让他们提交宣誓绝不从事海盗活动的联名状，并由国主（大名）收集后提交给秀吉；第三条规定，今后若因领主大意而导致出现海盗，（秀吉）将严惩海盗，并没收领主知行。

所谓海盗，就是指拥有许多船只、以水运为业、在海边或岛上建起海城并统治着某片海域的海上武士集团。他们以保护费或通行费为名，向通过自己统治海域的船只征收通航税，保障船只的航行安全，但对不服从的船只会发动袭击并夺走货物和船，因而被人畏惧。濑户内海西部有伊豫的河野氏、忽那氏，还有以能岛、来岛、因岛为据点的村上水军，十分有名且实力强大，尤其是能岛的村上武吉，在战国时期曾是毛利水军的支柱。但是，村上在服从毛利的同时仍保有极强的独立性，并没有停止海盗活动。在村上方面看来，作为自中世以来建立起地域统治权的当地领主，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但是，在天正十三年平定四国时，秀吉将伊豫分封给小早川隆景，并命令他进行破城，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村上氏统治的城寨，展现出限制其活动的姿态。第二年，秀吉任命毛利氏为出兵九州的先锋，同时指示毛利辉元对领内各城进行拆除，并关闭所有海陆役所（关所）。关闭海关就意味着禁止收取通航税。到天正十六年，又发展为海盗停止令。所以破城不仅是针对一揆的措施，也与海盗停止令密切相关。

但事实上不论毛利还是小早川，都没能制止村上水军的海盗活动。秀吉终于不得不自己出面镇压。至于这是发生在天正十五年平定九州后的事，还是发生在其他时间，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总之，村上水军从事海盗活动的报告传到了秀吉耳中，于是他命令隆景前去惩办。为此，他还特意在书信中写道：虽说惩办一事本应由他亲自指示，但考虑到这是隆景领地内的事情，所以还是命令隆景去处理。在实施处罚之前，秀吉命令村上武吉之子元吉前往大坂，给了他一个辩解的机会。另外，他宣称若隆景解决不了问题，自己将派遣大军，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而天正十六年的停止令则明确规定由秀吉来实施处罚，表明海上是秀吉的统治范围，保障海上通航安全、惩处违反者也是关白的权限。

平定九州后的天正十五年六月，肥前国高来郡深堀的领主深堀纯贤因为多次对中国船、南蛮船以及许多商船进行海盗活动而受到惩处。那时在筑前、筑后、肥前等地，已经下达了除秀吉承认的城寨以外，所有城寨，包括小型住宅建筑都要拆除的命令，同时也禁止了所有海盗和强盗活动，而深堀违反了这些命令。据弗洛伊斯记载，深堀似乎是长崎一带的大海盗，因为掠夺长崎居民、造成极大危害而遭到控诉。针对深堀，秀吉要求他交出人质、拆毁住宅，并没收了他的知行。

信长已经废除了陆地上的关所，秀吉又把这项政策扩大到海上。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起一个能保障所有人自由且安全通行全国陆海领域的体制。秀吉作为关白，主张自己拥有对全部国土的统治权。而实施上述措施，就是为了保证他的政权具备一个统一政权的实质。

除此之外，海盗停止令还有两个现实目的：一是为了出兵朝鲜，需要掌握船只、船头和水手的情况，所以停止令第二条要求调查船员并命令他们提交誓约书；另一个是为了贸易，为此，有必要命令领主以渡唐贼船为名，取缔不仅在国内、还在中国沿海胡作非为的倭寇。藤木指出，这样做是为了与大明进行勘合贸易。秀吉认为只要取缔倭寇，大明就会同意恢复勘合贸易，他还命令岛津设法让大明提出勘合贸易要求。

天正十九年九月，秀吉在发给锅岛直茂、加藤清正等九州大名的朱印状中说，他早就指示过要让“月氏、震旦、高丽、新罗、百济及诸外国回船”不论来到日本何处都能安心做生意，责备南蛮黑船对唐船实施海盗活动，并让各大名警告他们今后必须停止这种行为。这是将取缔对象从日本船扩大到了中国、朝鲜和南蛮等各国船只。

虽然保障所有船只的自由航行和安全是为了促进贸易，但同时也是为了独占贸易。为此，秀吉在天正十四年六月罢免了由信长任命的堺政所松井友闲，让心腹石田三成和小西立佐接任，强化了对贸易商人所在地堺的掌控。天正十六年，秀吉将南蛮贸易的重要港口长崎变成直辖领，还亲自恢复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试图独占以进口中国生丝为核心的贸易利益。

第三节　身份法令与基督教禁止令

天正十四年令——奉公人[9]与百姓的规范

检地与刀狩不但确定了百姓的身份，还发挥了区分武士和武士以外身份的作用；海盗停止令则从水上交通、流通和贸易中排除了武力因素。秀吉在将武士身份整合到关白之下的同时，还致力于推进由关白统治全国人民、全国国土（包括山野河海）体制的建立。但是，只有这些还不算完成。要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还必须发布许多相关法令。在此，先让我们看看与身份相关的各项法令，再看看基督教禁止令。

首先，秀吉于就任关白后的第二年正月十九日发布的十一条规定和于三月二十一日发布的三条追加法被合称为天正十四年令。这是他作为君临于领主阶级和百姓之上的关白制定的第一部天下法，由以奉公人和百姓为对象的条文组成。

第一条规定，禁止武士的下级奉公人（诸奉公人）——侍（不是一般所说的武士）、中间（最下层的武士）、小者（负责杂务的武家用人）、荒子（最下层的用人，也被称作下人）不向主人请示便逃跑，其他大名、给人若想作为新主人接纳他们，必须征得原主人的同意。这类人脱逃（逃亡）、随便更换主人的事件在室町、战国时代经常发生，这会导致要人（人返）的原主人和新主人之间产生矛盾。第一条条文就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但是，虽然它继承自上一代的政策，却还是将问题遗留到了以后。

第二条到第七条是关于大名和给人如何管理百姓的。条文首先规定百姓须定居在村里，不得荒废田地。这条规定从身份上明确区分了百姓与第一条中的诸奉公人，明文规定百姓须定居在村里并专心种地。另外，关于年贡征收，规定给人要在自己领知的村落进行检见（查看作物长势和收成），计算收获量（用枡计量），将其三分之一留给百姓，剩下三分之二上缴（二公一民）。关于这一条文有两种解释。一种说关白规定年贡率一律为二公一民。另一种解释说年贡率的决定权在每个给人手中，但如果百姓和给人在年贡率上意见相左，则可使用此项规定。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者。

第三条规定，如果遇到旱灾或水害（旱水损），则需调查收获量，若一反地的收获量在一斗以下，就全部留给百姓，要使百姓次年还能耕作；若超过一斗，则按二公一民的比例分配。另外，追加法第一条也说若出现损免出入（在因受灾而减免多少年贡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则按二公一民分配。奉行人之一石田三成在文禄五年（1596）三月向领内各村下达命令，其中也规定，如果给人与百姓在年贡征收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则按枡计量后决定。如果这样还不能统一意见，就把整块田地的水稻都收割了，再将稻米分成三等份，然后抽签按二对一分配。这种二对一分配法（二公一民）可被视作发生灾害或出现给人、百姓矛盾时的具体解决办法。

这也说明当时百姓与给人经常在年贡问题上产生矛盾。这种情况下百姓有可能逃离村落，放弃耕作。那样田地就会荒芜，年贡则会完全收不上来。这才是秀吉和领主们最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止这种事态，裁决者（关白）以超越矛盾双方的立场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二对一分配法。另外，有必要对百姓和给人双方施加一定的限制，所以又设置了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第四条禁止百姓拒绝缴纳年贡和拒绝服徭役，禁止移居邻乡、他乡，而其他地方的给人也不能包藏他们。第五条规定给人不能给百姓添麻烦，要有区分地征收年贡，不能随意向百姓提出无理和非法的要求。

第六、第七条规定要以京枡计量枡数，一石只能加收两升附加税（内米），不得征收任何其他税米；堤坝（蓄水池）在农闲时期的正月修筑，如果发生决堤这种给人和百姓无法解决的问题，则要向关白报告，由关白出面解决。

第八条转而对奉公人的服装、鞋帽做出规定：要用绢做的衬里，裤裙、足袋[10]不能用衬里，诸侍不得穿尻切（用皮包裹鞋底的草鞋），陪侍时要穿足半[11]，中间、小者平时只能穿足半，不得穿皮足袋。可以看出，给人与侍以下的人在身份上有很大差别，侍与中间以下的人也有很大差别。这是为了确立武家社会内部的身份秩序，特别是对下级奉公人做了明确规定。

如上所述，天正十四年令由对诸奉公人和百姓的相关规定组成。同一份法令中存在对不同身份的规定，是因为诸奉公人基本上都是村落出身，而且其生活基础也还在村落，所以该法令还具有村落管理法的性质。连续战争使大名和给人大幅更换，村中也有很多浪人。恐怕是因为新领主在管理各自村落时肆意而为，与村落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所以，该法令在表明奉公人和百姓应遵守的基本规范的同时，还教诲作为奉公人的主人以及管理百姓的领主，给人（或称大名）在关白政权下应如何行动。因此，该法被看作丰臣政权身份法令的基本法。

天正十八年的浪人驱逐令

这之后，秀吉还在诸奉公人和百姓政策上煞费苦心。特别是对于前者，天正十八年十二月有一份向江北直辖领地下达的非一般性法令，让我们先来看看该法。因为该法令的目的一开始被表述为“浪人停止、驱逐一事”，故被称作浪人停止令，但实际上应被称作浪人（牢人）驱逐令。此时，全国大名刚刚臣服，天下统一不久，无疑有许多奉公人看到战争结束便离开主人（欠落），回到村落。因此，法令第一条便说“无主且不耕作之武士，应予以驱逐”，命令从直辖领的村中驱逐离开主人、回到家乡但又不种地的武士（中间及其下身份除外）。第二条也与此有关，说可以不驱逐以前有过经商或工匠经历的人，但又规定应驱逐在本法令颁布后才开始经商或做工匠的人。

这条天正十八年令只将诸奉公人中的侍视作问题。他们大多出身于村中有势力的名主、长老、肝煎[12]和富裕百姓家庭，与一般的百姓、小百姓和下人等人有别，在村中甚至整个地区都被人称作“侍分”或“侍众”。他们曾是大名、给人的家臣（被官[13]），作为骑兵或足轻参加过战斗。所以不论在村中还是在大名的军队里，地位都比中间、小者、荒子高。像秀吉或秀吉的直属部下那样，只对一个主人尽忠、受到重用且出人头地的人也不少，但是也有许多人不愿意离开村落，或者因为自立意识过强而随便更换主人、返回家乡。然而，他们即便回到村里也不会放弃做官、专心种地，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会找个新主人继续挣钱。

藤木久志指出，这种侍、中间、小者、荒子等下级奉公人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佣兵和杂兵，与主人之间联系薄弱。他们上战场是为了掠夺财物、贩卖妇孺，战场对他们来说是赚钱的地方。这正表明了战争中的抢劫与奴隶买卖的实情。

这类人因为天下统一而大量返回村落，这样村中就有了许多佩带武器却不耕作的浪人。一旦他们的不满爆发，再与百姓的不满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导致一揆兴起。虽说天下已经统一，但社会是流动的，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并屈服于秀吉以武力实现的“和平”。面对奥羽一揆的扩大，恐怕秀吉自己也感到社会在某些方面十分不稳定，不知何时又会爆发不满。当然，仅凭驱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颁布法令的目的在于让他们回到主人身边。毕竟，奥羽的战争还在继续。

身份固定法令

继上述直辖领紧急对策和十四年令，秀吉又发布了三条天正十九年令。第一条禁止奉公人中的侍、中间、小者、荒子成为町人或百姓。如有在前一年七月秀吉出兵奥州以后，也即天下统一以后新成为町人和百姓的，经调查（人改）一律驱逐，如有隐瞒，则严惩整町或整村。

第二条是针对百姓的严厉政策：禁止百姓放弃耕作，转而从事商业或租赁，如有违反，不仅本人，连村民也要受罚（这是对十四年令的继承）；另外，如有既不奉公又不耕田者，代官经调查应将其驱逐出村（对十八年令的继承），若有怠慢，就处罚给人，町人如果藏匿百姓，则处罚全乡或全町。

第三条禁止收留未经原主许可便出走的武士和小者等人，这是对十四年令的继承。若接到原主的通报，要将其绑缚起来送还给原主；若违背命令，故意放跑其人，要用三颗人头换一人，交给原主；若不执行，则该主人应受惩罚。

以上为天正十九年令的内容。禁止奉公人和百姓改变身份，目的是固定各阶层的身份，所以该法令被称作丰臣政权的身份法令或身份统治令，被评价为确立了近世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划时代政策。对此，高木昭作认为这是一种还乡令，只是强化侵略朝鲜体制的一种临时立法而已；藤木久志则强调它是为了防止奉公人和百姓流入京都等都市的一种都市对策法。

把上述法令看作侵略朝鲜（唐入[14]）的暂时立法，是因为天正二十年正月以后出现了许多以“唐入”为名的奉公人对策以及统计町中或村中家数、人数的政策。可以设想，在发布天正十九年令时，秀吉确实抱着“唐入”的念头。不过，也不能据此就说该法一定是临时立法，因为它还继承了十四年令、十八年令。确保人数与禁止奉公人逃跑或迁徙并令其定居在原主人身边，对统一战争和侵略朝鲜都是必要的。总的来说，丰臣政权预测到未来还会发生战争。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年令才试图固定身份：奉公人是奉公人，町人是町人，百姓是百姓。这不仅仅是实现理念和制度这种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奉公人成为浪人流入都市和百姓放弃耕作流入都市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迫切需要从体制上加以控制，而不是暂时解决。

秀吉死后还在继续的大坂城营建，淀城、伏见城以及各地大名居城和城下町的建设，为流入都市的人口提供了打零工（日雇）的机会。以他们为对象的各种买卖也十分兴盛。大名、给人为了承担军役也临时雇用这些人，以替代那些本来就流动不定的奉公人。虽说都市繁荣是秀吉的政策支柱，但其膨胀程度已经超出了他的意图。文禄三年（1594）关白秀次领尾张清洲町的住户统计显示，一千一百十一户人家中，从国内村落移居过来的有二百六十九户，近四分之一，从其他领国移居来的也有一百二十五户，占11%还多。可以看出人口流入城市的情况。为此，四月，前者就被送回了村落。

秀吉还发布了禁止百姓打零工的日用停止令。但是，这并没能遏制人口向都市的流入和村落的荒废。

基督教禁止令

在平定九州后，天正十五年（1587）六月十九日晚，秀吉逼迫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弃教，在遭到拒绝后当场将其放逐。另外，针对时任耶稣会教省候补省长的加斯帕尔·柯艾略——当时正身在停靠于博多湾的葡萄牙船上，提出了强行对人民传教、将日本人当作奴隶买卖等四条质询。在此基础上，当日又签署了伴天连[15]（传教士）驱逐令，在二十日上午由使者当面交给了柯艾略。其内容除了传达给大名之外，还在筥崎八幡宫门前、堺、京都、奈良、高野山、伊势神宫等地竖牌布告。第一条是“日本为神国，从基督教之国传授邪法一事，甚为不妥”，将日本作为神国摆在基督教国家的对立面，禁止基督教即邪教的布教。第二条指责基督教将大名和领主变成信徒，令他们破坏神社佛阁。大名和领主的所领是暂时的，并非永久交给他们（秀吉拥有转封和更换领主的权限），所以所有人都应遵守“天下御法度”。第三条说传教会破坏“日域之佛法”，是歪门邪道，所以不能让传教士待在日本境内，限他们于二十日内回国。但第四条和第五条却说保障黑船（葡萄牙贸易船）的贸易，只要不妨碍佛法，商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可以从基督教国家来日本，明示了促进贸易的政策。

基督教禁止令（松浦史料物馆藏）

传教与贸易关系紧密、难以分开，因为秀吉想要奖励贸易，结果没能彻底执行第一条到第三条，后来基督徒数量急剧增加，据说二十年后增长到原先的三倍多，达到七十万人。但是，大村纯忠没收了献给耶稣会的长崎教会领，将秀吉想要实现的贸易独占推进了一步；一些地区还破坏了教会，对基督徒实行了迫害。另外，该法还有一点受人关注，那就是明确指出大名和领主的领地只是暂时给予他们的，随时都可以更换。这种想法在信长时代还不存在，是秀吉成为关白后，从掌握对全部国土和人民统治权的立场提出的一项新主张。从此，虽然全国土地和人民的统治权仍在朝廷手中，不会转移，但是出现了大名代替朝廷管理领内土地和人民的认识，至江户时代则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这种逻辑容许了转封和改易，也使得没收教会领地成为可能。这一点在前一天即十八日发出的十一条“觉”中阐述得更为清楚。这份文书现仅存伊势神宫文库的史料手抄本，文书针对的范围虽不可考，但可看作是以大名和领主为对象发布的。

这部法令也表示知行是暂时的，大名和给人虽然可以更换，但百姓不可替代，所以给人不得向百姓提出无理要求。允许百姓自愿成为基督徒，但大名和给人不得强迫领内百姓信教。另外，拥有二百町、二三千贯以上知行的给人若想成为基督徒必须得到政府（秀吉）的许可。第六至第八条列举了一向众盘踞各地佛寺且不缴纳年贡、加贺的一向一揆赶走国主富氏并让和尚掌握知行等事，以其为“天下之障碍”，并将大名和给人的强制信教政策和教会领视作比上述事例更为严重的“天下之障碍”。第十条禁止将日本人贩卖至外国，也禁止在国内买卖人口；第十一条禁止以食用为目的买卖牛马。

上述十八日、十九日的两种法令被合称为基督教禁止令。严格来说，前者是禁止强制改信基督教的法令，后者是传教士驱逐令，实际上既没有阻碍人们自愿皈依基督教，也没有强迫基督徒改宗。但是，法令对大名和给人的信教与传教施加了一定限制，要求他们服从天下之法而不是唯一绝对神（上帝）。出兵九州后，秀吉亲眼看到基督教大名高举十字旗勇敢战斗的样子，了解到以北九州为中心有十几万基督徒存在，再加上登上黑船后切身感受到其威力，无疑将领主和民众掀起基督教一揆的危险性与一向一揆的力量重叠起来，并感到恐惧（藤木久志）。这说明秀吉的统治还很不稳定。

[1]斗代，中世至近世确定田地一反（段）多少斗的换算率或年贡量的兑换率。

[2]名请人，江户时代，接受过检地、被登记为耕地或宅地的所有者且记录在检地账上的农民，即缴纳年贡的责任人，也叫本百姓。

[3]扶助，封建时代，主君给予武士的俸禄。

[4]名主，日本古代末期到中世，从公领、庄园领主手中承包名田、负责经营并向前者缴税的阶层。“大名”即来源于“大名主”。名田，日本平安中期（公元10世纪左右）至中世庄园公领制下征税的基本单位。

[5]坪付，中世时，记录田地的位置、面积、条件等内容的账簿。

[6]加地子，中世时名主向耕作人征收的一种额外地租。

[7]检注，从古代后期到中世，在日本庄园公领制下实行的土地调查，以确定国司和庄园领主的年贡收取量和比率。

[8]胁差，短刀的一种。

[9]奉公人，受雇侍奉武家、主君的人士。

[10]足袋，日本式短布袜。

[11]足半，无后跟的草鞋，人穿上容易跑动。

[12]肝煎，江户时代名主、庄屋、村长或领导的别称。

[13]被官，原来写作“被管”，中世时指侍奉上级武士的下级武士。但不仅限于指称武士阶级，也可以指广义上的随从。

[14]丰臣秀吉将以征服大明为目标和朝鲜半岛侵略行动称作“唐入”。

[15]伴天连，意为传教士，是葡萄牙语“padre”一词日语音译的汉字写法。

第六章
村落社会

第一节　村落自治与领主

村请的继续

关于战国时代村落和村民的详情，本章仅从实行太阁检地和兵农分离等政策后村落及村民有何变化这一视角来观察村中的情况，也将涉及村中的对立和矛盾。

秀吉作为信长的部下获得了原属浅井长政的领地，成为新的统治者，并命令各村提交指出。为了征收年贡和分派各种徭役，有必要把握村落原来向浅井及其家臣缴纳的年贡、公事、夫役的数量。像这样，新领主开始管理时，村落提交百姓的指出、申报原领主的统治内容作为先例，得到新领主承认后再由村落承担起赋税——这一整套手续是中世以来的习惯做法，也为秀吉所沿袭。

这种村落与领主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当然这还只是百姓与领主、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纳税人与收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对等契约关系。但是，以此为前提来看，掌握了先例的村落和百姓要让不知道先例的新领主认可先例，而决定两者关系的是指出，可以说主导权是掌握在前者手中。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从15世纪到16世纪，以村落（总村、自治组织）为单位承包缴纳年贡等税役的责任——也即村请（又称百姓请、地下请）的制度广泛建立。在村请制度下，领主没有必要知道村中的田地实际上有多少、是谁在耕种、谁来缴纳年贡等问题，因为记载了这些详细情况的账簿由村中有势力的阶层，如被称为沙汰人、名主、年寄、乙名[1]或者庄屋的人掌握和管理。他们负责从村民中征收年贡等物并缴纳。

很多情况下，每块土地上都有下作职、作职、百姓职、名主职等几重复杂的权利关系，而保障这些权利的责任也在村落。一般情况下，下作职或作职拥有耕作权，而在其上的作职或百姓职、名主职还拥有收取像地租这种盈余（加地子）的权利。这些权利都记载在买卖证明上，但仅凭此并不一定每年都能收到地租。耕种者不纳税、出现纠纷时，村落要么强制征收，要么进行调解，承担着保障、保护加地子收取权的责任。

像这样，以村请体制为前提进行指出征收，除了越前等实行过检地的地区以外，信长的统治也都依赖于村请和指出。但是，检地并没有否定村请。在前文提到的越前天谷检地中，检地结果是以打渡状[2]的形式通知天谷百姓的，但并没有记载每块耕地的面积和名请人。以地、字[3]为单位，统计田地和宅地的面积、石高，由能够公开代表村落的组织通知村请的主体——百姓，再让他们提交表示接受的保证书就行了。至于在此基础上，哪个村民缴纳多少年贡，领主是不需要知道的，只要在村中处理就好。

太阁检地将检地账交给了村落，同时也要求村落提交承认检地内容的保证书，按照全村的石高制定年贡，从村民手中征收然后上缴给领主，所以与上述村请的情况基本相同。

参加检地

太阁检地原则上是在检地奉行的指挥下，由官吏和书记等一行人，手持以六尺三寸（约1.9米）为一间的竹竿（棹）在各村巡回测量。以村为单位测量，所以必须确定村落的范围（村境），然后对村中所有的田地和房屋进行登记。还必须掌握每块旱、水田所在地的地名（小字）、等级和名请人。因为村民掌握着这些信息，所以检地没有村民的参加和协助是进行不了的。一定会有一名或数名村民作为向导参加检地。检地规则也会告知村民。因此，可以说检地是在领主与村民的合作下完成的，其成果便是检地账。

但是，这绝不是领主和村民出于对等的立场和共通的利害关系，边说“让我们一起检地吧”边进行的。太阁检地是秀吉和领主一方为了否定旧有的统治方法，在统一政权下建立新体制而实行的，说到底是为领主阶级制定的政策。不是出于村民的意愿，而是由领主一方强制推行。

本能寺之变后的第二个月，秀吉首先在山城实行检地，随后又连年在畿内近国实行检地。这样一来，不论在山城还是近江，都有过半百姓逃散，以村为单位进行抗争。村民结成一揆，一致逃出村落。他们不交纳年贡，到了春耕时期也不回村，放弃了耕作。这显然是对检地和年贡增收的抵抗。秀吉命令奉行将未缴纳的部分以借贷的形式宽限到秋天，想办法让村民们回村，开荒种地。他没有采取惩罚性质的强硬措施。毕竟，如果不能展开农耕，年贡是一粒也收不上来的。但是，未缴纳的部分不是被免除了，而仅仅是宽限，到了秋天则要连本带利一起返还。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这只是保护统治者利益的权宜之计。

文禄三年（1594）岛津检地规则的第一条指示领主，若发现抗拒检地、逃往他国的诸侍、百姓，必须抓捕并上交。直到晚年，秀吉还不得不预想到对检地的广泛抵制，并在此基础上一边威胁惩罚，一边制定动员所有领主镇压抵抗的体制，唯恐抵抗会发展成一揆。

近江东南部，今堀、今在家等有名总村所在的地区在天正十一年和十二年连续实行了检地。第二次检地时，今堀村的百姓被要求提交誓约书，共有六条：①不得谎报郡、庄、乡的界线；②如实申报各自田地的年贡等税，一粒一钱都不能少；③若有人向检地官吏赠送礼物、礼金（贿赂）以求通融，要如实上报；④ 检地后如有新开垦或再开垦的田地，也要如实上报；⑤不得谎报田地的上中下等级，减少斗代；⑥不得通过同给人及其代官拉关系来隐瞒土地。在文书最后，让百姓发誓若有违背，允许将其同族、家属、女眷及孩童都处以磔刑。检地官吏向各村展示文书的样本，再让他们提交同样内容的正本。

试图依靠磔刑的威慑力来正确把握边界、等级等信息，反而说明若无百姓的如实申报，检地就不可能完成。合作的媒介就是威吓和誓约书。比如说，文禄三年的检地规则中有这样的内容：山田、野田以及位于河滩上的耕地等田地，因为生产力低下，可不使用标准的斗代，可向村民打听惯例之后再决定适当的斗代。至于山手钱[4]、滨小成物[5]（小成物=小物成），也是先让村民提出申报，掌握先例后再适当决定。这都是试图以原有的斗代、公事为基础来决定新的斗代。也可以说是以村民如实申报为前提来决定检地的具体规则，绝不是按照统一标准、从上至下强加给人们的。太阁检地基本原则的这种特点很重要。因为这样一来，对村民来说，规规矩矩地向检地官吏申报前例和实情，积极参与决定田地的等级、斗代和小物成等就比较有利。

检地规则还要求仔细区别田地的上中下等级、用水情况、是不是麦田等一年两熟的田地、是否易遭旱灾或水灾等情况，然后决定斗代。领主积攒了足够的经验之后，也逐渐能看出这些区别。在检地现场，村民的主张与检地官吏的判断相遇，有时势必会因各自的利害关系而碰撞出火花，造成紧张的形势。虽然村民身为身份较低的一方，只能以“侘言[6]”的形式来向身份较高的一方提出主张，但是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利益，该提出的时候就会提出。

誓约与磔刑

将检地规则与检地结果一起展示给村民，并按手续征得他们的承认与誓约，这是以村落的力量为前提的，自中世以来，村落和百姓就主动向领主提出自己的主张，使其认可，然后承担村请。丰臣政权为了征调夫役，还进行了户数调查，确定了除寡妇、残疾人、僧侣等人以外能负担夫役的户数。在进行这种调查时，也让村落提交了如实申报的誓约书。藤木久志指出，除此之外，在发布刀狩令、报告偷盗、提交指出、发布朝鲜出兵逃跑禁止令等事上，提交誓约书也是必需的。因为依照指示和命令，进行实际调查、收集、申报的都是村落。丰臣政权的法规和政策都将村落认定为主体，并依靠其主体活动得以实现。这也是对村落自中世以来所形成的力量的一种接受。

但是，正因如此，村落自身也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检地时被迫发誓不得混淆边界、不得私自降低等级和斗代，如有违反全族人都愿受磔刑；发布刀狩令时则被要求发誓惩罚隐藏武器的人。针对上述情况，有一种评价认为：向村民解释政策及其意图，在双方认可的基础上提交誓约书，所以掌握政权的一方有正当理由处罚违反者，也就是说，丰臣政权的做法不是强权，因为村民具有主体性。侵略奥羽时下达的斩杀令也是对违反誓约行为的制裁，是正当的。确实，向国人、百姓说明秀吉的命令，尽量使双方都满意——这点是很重要。但是，掌权者接下来又说，万一出现了不同意的人，格杀勿论，不管他们是国人还是百姓，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设想违反誓约的情况。一边以大军压境，强迫对方首肯，一边又强调首肯的村民具有主体性，这其实是在否定不愿接受侵略者逻辑的人和反抗者的立场。

确实，领主的统治建立在说明与同意的手续之上，无论中世还是近世都是如此。但是，这只是领主为了统治百姓而采取的政策和手续。村民拥有主体性、是主动同意——这种说法，只是史料记录的一个方面和现象，但它同时也不得不记录另一方面的强制和强权。丰臣政权为了将自己树立为统一政权而推出了各种政策（而非由村落推出），又为了在短时间内贯彻这些政策而总是对村民采取强制手段。这是一种压倒性优势武力下的强迫，也是在严惩和暴力之下取得的一致。丰臣政权能够统治是因为获得了村落和百姓的支持——这种说法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正确，但若把这种支持形容成被统治者一般性的、自发的支持，那就大错特错了。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有关九州刀狩的记载并非虚构。秀吉“派出大量官吏执行刀狩令，耀武扬威地四处宣扬所有人都必须交出武器，不得有任何隐瞒，违抗者将被处刑。……当地的基督徒们……对此感到非常悲哀，但却无可奈何”。用磔刑来威胁人们并使其服从，恐怕才是真实的情况。

禁止斗殴和磔刑、铁火

文禄元年，摄津国的鸣尾村和河原林村（今兵库县西宫市）两个相邻的村落因用水问题发生纠纷（称作“水论”）。据酒井纪美研究，那年夏天炎热异常、持续干旱，鸣尾村的村民为了把水渠的水引到自己村落的水田里，埋了一根横穿过河底的导水管，结果造成了纠纷。双方都拜托附近的村民前来助威，用弓和枪打斗，甚至还有人骑马。15世纪到16世纪，村与村之间经常像这样，围绕用水或使用原野、林地的问题发生暴力冲突，也会造成人员伤亡。这都是因为村民耕田需要用水，要在山野间开发田地，要利用草木。村民为了主张或落实自己的权利，动用武力排除侵害。但这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人们在事前事后都会以调停者的仲介、诉讼等手段尝试了结纠纷，这是地域社会中的惯例。

这次用水纠纷中也有两村的长老（年寄）进行调停，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问题，丰臣政权的奉行便开始介入。他们把村民叫出来，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将村民投入大牢。结果，十月份，这些人被处以磔刑。听闻此事的兴福寺多闻院僧侣记载道：“夏日因水论而斗殴的八十三名摄州百姓被处以磔刑。理由据说是天下已经全面禁止打架斗殴，竟然还有人违反，实在不像话。”被处决的人中还有代父受刑的十三岁儿童。僧侣为这个孩子的孝行所感动，称赞这是与末世不相称的行为。

被处刑的人里有二十五名鸣尾村村民，还有河原林村的人，以及来为双方助威的人。这次处刑还发挥了这样一项作用，那就是它否定了当时村落中普遍存在的自行解决纠纷的习惯，将其视作打架斗殴，并对违反喧哗停止令的人处以严刑，以儆效尤。

后来，藤木久志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在刀狩令和海盗停止令发布的一年前，即天正十五年四月二日以前，秀吉就已经发布了喧哗停止令。喧哗停止令被视作“丰臣和平令”之一，也是禁止以暴力解决村落间纷争这种中世做法的法令。虽然至今还未找到名为喧哗停止令的法令本身，甚至或许真的没有这样一部法令，但是丰臣政权和大名试图禁止斗殴，并将纷争的裁判权交给领主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努力也逐渐影响了村民的意识和行为，具有了约束力。

但是，纠纷频发，各村都提出自己的传统和先例，而新领主不可能知道当地的惯例与先例，这时要判断谁错谁对，谈何容易？他们只能向村落的长老或代表询问先例后裁决，如果这样都不行，就只能交给神来判断了。因为领主不知如何判断是非，就将争执双方的代表叫到神前，让他们把手放进滚烫的开水中，这叫“汤起请”，或者让他们用手捏住烧得通红的铁，这叫“铁火”，然后判定烫伤程度大或先扔掉热铁的一方败诉。这是一种很残忍的方法。虽然喧哗停止无疑是“丰臣和平”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真的能说它拯救了人民，使其免于中世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习惯造成的各种悲惨情况（战死、负伤、战争经费的负担）吗？它直接地否定了各地惯例，认为秀吉的统一法令和法规不仅要覆盖领主阶级，还要覆盖百姓和町人。这不正是统一政权的统一理念和统治逻辑吗？

第二节　百姓的权利与义务

决定名请人

天正二年（1574）春，也就是秀吉成为江北地区的大名的第二年，他向各村宣布，去年实际缴纳年贡的人可以拥有作职。在信长与浅井、朝仓的长期战争中，浅井的家臣及其被官都忙于战争。因为有些人放弃了农耕，所以秀吉要承认除这些人以外、实际在村中种地并缴纳年贡之人的“作职”权。战争结束后返乡的武士及其仆从与实际的耕作者之间大概发生过冲突。太阁检地继承了这一方针，承认缴纳年贡者的作职，并将其登记为名请人，所以作职的规定意义重大。

第二条针对近年来重新开发荒地的人，承认其对该地的永久所有权。从这里可以看出，经过长年战乱，耕地荒废的情况日渐严重，通过对耕地的重新开发来增加年贡收入大概就是新统治者最直接的目的。这也是战国大名共通的政策。这项政策的意义在于，承认荒地为开垦人所有，无论原来的主人是谁都无权夺取，从而否定了原来所有者的权利。在这点上能主张所有权的只有浅井旧臣及其仆从。秀吉试图通过承认勤于耕作者的耕作权和所有权来复兴村落。

不同名请额的人数分布

（大和国五百井村，出自水本邦彦《近世村社会与国家》，无主地等除外）

如上所述，关于土地的权利错综复杂，所以检地时谁是名请人的问题对村民来说非常重要，也是引起纠纷的火种。在天正十一年首次接受秀吉检地的近江今堀村，村民们聚在一起制定了三条规则：在检地账上登记名字的人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不霸占别人的土地；若有人制造麻烦，就将其从总村组织中除名。从这里可以推测，在登记名请人的问题上曾发生过纠纷。不过，今堀村的人们一起商量并定下规则，以自己的力量防止纠纷发生，成功应对了检地。将谁登记为名请人是由村落决定的，这是因为在村请制度下，只有村落了解由谁承担哪块土地的年贡。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人成为名请人了呢？让我们看看名请额。上表记录了文禄四年（1595）大和国平群郡五百井村（今奈良县斑鸠町）在检地时，本村的名请额和村民前往邻村兴富村耕作时的名请额。尽管其中也有承包了五十石、三十石以上极高数量的人，但五十五人中不足五石的有四十四人，达80%。其中又有约一半人都不足一石，论面积几乎不到一反地。像这样，多数人只承担少量名请额的情况，在其他许多村的检地账上也能看到。村里还有完全没有名请地的“零额人”（也叫“水吞”）。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人从事小佃农或者用人之类从属性极强的职业，还有人从事农业之外的职业，但不可否认的是，村民之间的阶层差距非常大。

考虑到有些村把全部耕地都登记在一个人名下，那么即便数额很少，拥有名请地一事的意义也十分重要。当然，这并不是秀吉或者检地官吏好心赏赐的。应该考虑到，15世纪到16世纪，耕作权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权利。从加地子的成立过程来看，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土地所有人缴纳不起年贡等租税而请别人垫付，于是产生了借款，为了偿还借款就只有从形式上“卖掉”土地。但是，土地并不会移动，耕作者仍以作职或下作职的名义保有耕作权，只向土地购买者缴纳加地子。另外，很多情况下，耕作者也要缴纳年贡。因此可以认为，大多数情况下，耕作者即年贡缴纳者，也即检地账名请人。

但是，拥有征收加地子、佃租等租税权利的都是村中有势力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主张自己才是名请人，只是委托耕作者保管土地。所以，围绕名请与土地“所有权”的纠纷在检地后也时有发生。近江佐和山城城主石田三成在文禄五年发布的法令中规定，承认以前检地（天正十九年）时登记在检地账上的人的作职，既不得转让给他人，也不得以从前属于自己为由夺取他人的作职。恐怕在检地之后还是有纠纷发生。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江北的一次纠纷。

井户村与六和对被官的扶助

曾仕于江北浅井氏的箕浦城主今井氏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人领主，控制着米原以北的交通要冲，从湖东北上而来的道路在这里分作北陆行和美浓行两个方向。他有一名叫井户村的被官，据说是今井一族出身。井户村家族从15世纪中期开始购买了多处加地子收取权，并以替人垫付年贡、再委以其作职的形式积蓄经济实力，急速扩张（参见第五章第一节）。因此，虽然他们可能很早就拥有了武士身份，但其经济基础却是加地子和金融活动，是与村落关系紧密的武士。因此，尽管他们在身份意识上与从百姓转型为被官的下级奉公人的侍从（地侍）不同，实际上却与地侍非常相似。这个家族的人很多，有的在姊川之战中负伤，有的在佐和山城参加守城战，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个姓氏。像井户村氏这样的人，在浅井等战国大名的军事力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井户村与六就是其中一人。浅井灭亡后，与六回到箕浦村，改名为平兵卫这样一个普通百姓的名字。另一方面，与六的兄长（小二郎）秀胜虽然走上了武士之路，但据说其子武藏守和半左卫门在元和元年（1615）的大坂夏之阵中切腹（或被杀），家系就此断绝。令人意外的是，战争结束后，在实行兵农分离政策的过程中，许多战国时代的武士或者从百姓变成地侍的人都像井户村氏这样，兄弟俩分别成为武士和农民，走上不同的道路。

井户村与六拥有许多能收取加地子的土地，但自己并不耕种，即便在他的武士之路断绝之后，土地耕作权也仍属于耕种者。其中有人因为在与六身边服兵役而得到了耕作权或加地子作为俸禄（御恩）。到天正十九年太阁检地时，百姓似乎被告知了前述将拥有作职者登记进检地账的方针。若按这个方针，与六是不可能成为名请人的。另外，与六本身既不想变成百姓身份，也不想被登记到检地账上成为名请人。从中可以看出曾经身为武士之人的武士观和百姓观。

南山城的国人狛氏和近江甲贺郡的国人山中氏等人也持同样想法，他们在武士之路受挫之后便归乡，但即使一直住在村中，也与一般百姓保持距离，并不断寻找出仕的可能。与六如何不得而知，但其子喜吉似乎有出仕的志向，曾前往他国，后来因“自觉应成为百姓”而回村。这个家族直到江户初期都还很有势力，替人缴纳年贡、从事金融业，但没有当过庄屋或村官。因为只有百姓可以从事这些职业，所以可以视作他们没有这种意向。

不过，虽然不想在检地账上记名，但与六认为他的被官等人承包的土地是属于自己的。为此，他想出了一个方法。他要求被官等人向自己提交誓约书，承认这些土地的作职是与六给他们的扶助；若其子孙随意买卖，与六可以进行追究；即便在检地账上登记承包了土地，与六也可以随时收回。于是，一份日期为三月十二日、收信人为井户村与六、题名为“所得扶助的作职记录并提交”的长篇文书就做成了。上面记载着各人得到的有作职的土地，以彦三郎为首，共有二十六人署名、画押（简单的签名）。下文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三块地中，对前两块彦三郎只拥有耕作权（作职），对第三块拥有耕作和收取加地子（作职所得）两方面的权利。文中记载的土地都可以被分成这两个类型。前者比较多，可以认为收取加地子的权利（检地后被称作“作得”）在与六手中。彦三郎写下的两种土地合计有一町步[7]多，表明他依靠这些土地生活。像他这样拥有两种土地的人还有卫门太郎和与五郎，他们三人因为充军役而得到了一部分土地的得分（作得）作为扶助，其余土地与其他二十三人一样，得分都缴纳给与六。两种土地合计达八町余（包括河滩等荒地）。

这令人联想起加地子收取权占其收入很大比例的战国时期的小型武士和地方武士。像彦三郎、卫门太郎和与五郎那样的人成了与六和国人的被官，支撑着战国大名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检地。然而，检地带来了极大变化。与六的加地子收入额虽然没有变成零，但大部分被年贡吸收，遭到大幅削减。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彦三郎等人的检地账登记。与六虽然让他们发誓同意自己随时收回土地，但这份文书并没有任何效力。正如石田三成所规定的，登记在检地账上的人也即作职的所有者、耕作人，原则上一块土地只能有一个领主、一名耕作人，所以既不是领主又不是耕作人的与六的权利就没有任何官方保障。这正是检地的巨大作用。公认名请人的土地所有权、耕种权及其百姓（农民）身份，与固定武士身份的政策互相补充，共同推进兵农分离。

介若遗孀的主张

在与彦三郎等人一样得到作职作为扶助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弥七形部的人。他的孙子介若死后，其遗孀被与六之子喜吉以换代为由要求重新提交手印，以证明作职是喜吉委托给她的。但她没有答应，于是被要求返还土地，结果只好在宽永六年（1629）向代官所提出申诉。遗孀主张说，土地是自家代代相传的，现在突然说要收回，是新的说法，让人为难，无论在太阁时代还是大御所时代，检地账上登记的都是自家人的名字，至今为止也一直在承担各项徭役，从来没有人提过这种要求。

喜吉反驳说，土地是父亲井户村平兵卫（与六）传下来的，因为家里田地多，所以委托给了家臣，也有委托证书。虽然介若后人说自己才是名请人，但不仅井户村家，近江国有家臣的人大部分都在检地账上登记了家臣的名字，然而委托证书上写着即便成为名请人也可以凭主人的意愿随时交还土地。

显然，检地时登记在账上的名请人不是与六，而是从与六处得到了作职作为扶助的人们。喜吉说近江国中都是这样做的，大概不会错。而介若家后人的主张则告诉我们成为名请人一事拥有多么大的力量。在石田三成的时代，也有人说作职是自己的并要求收回。那之后过了三十多年，其间又经过了一次检地，仍然有人要求收回作职。但也有人一直坚决抵抗，表示自己才是名请人。彦三郎的第四代后人、彦作的遗孀也在宽文十一年（1671）为抗议收回作职而向官府申诉。这就是检地赋予耕作人的力量。

但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像近江这样。有的地方将井户村与六那样的人而不是耕作人登记为名请人，还有些地方用“井户村与六分弥七形部”这种“……分……”的形式将权利写在检地账上。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大概是因为原武士、地方武士、土豪一类有势力的百姓在村落或地区社会中一直扮演着比其他人更重要的角色，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他们对领主的态度、方针也产生了影响。

百姓耕作的样子（出自《洛中洛外屏风图》舟木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不应忽视，直到江户时代，井户村氏还将曾得到作职作为扶助的二十六个人称作“家臣”“被官”，而对方也将井户村氏称为“主人”。战国时代的主人-被官关系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被官除了要缴纳作得以外，有事的时候还要奉公。这种关系在17世纪后期因被官的自立而出现了消解的倾向，而其起点则可说正是名请制度。所以不论是多么小的土地，只要自己耕作过、挥洒汗水开垦过，就可以作为自己的东西登记在检地账上，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了统治者的公开承认，即便出现纠纷也有权进行合法抗争，这才是检地最终被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

徭役负担与身份

被井户村家要求返还土地的介若和彦作的遗孀在反反复复的申诉和反驳过程中坚称自己是名请人，并宣称自家人一直在耕地、承担各项徭役，每年也都缴纳年贡。百姓不仅要缴纳与其承包土地数量相符的年贡，还有承担徭役的义务。正因为尽到了这些义务，他们的百姓身份才能得到保障，也能维持对土地的权利。

但他们不仅对领主负有义务，对其所在村也负有义务。比如村里要建造或修理蓄水池、水渠和道路时，村民就要负担劳役或金钱。若因为用水或山野的权利、村落的边界等问题与邻村发生纠纷，也是村民集体承担诉讼费用。这种做法诞生且继承自中世以来的村落自治。这种时候各人负担多少一般是以其名请额或家庭为标准制定的，而村民也因为负担此类徭役而被村落承认为百姓，获得村落集会时的发言权和村中举办各种活动时参加、得到座席的权利。承担领主和村中的各种徭役（负担、义务）与百姓身份及其各种权利的认定关系密切。

从其他各种事情上也能看到这种情况。检地规则规定，在河川中捕鱼的人要承担河役，使用山野的人要承担山役，使用海滨的人要承担滨小成物（滨役），为此，要先让他们申报先例，然后据此制定新的徭役量。这些徭役并没有被包含在检地石高里。很多地方从中世起就征收这些徭役，也有一些地方是第一次征收。对村民来说，没有这些徭役当然是最好的。但是通过承担徭役，身为承担者的人和村落便获得了对这些地区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没有承担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山野河海的出产并非无穷无尽。从古代到中世，在漫长的时间里，使用者及村落的权利内容和使用规则都逐渐成型。有时是使用者和村落自发建立规则，但更多时候是通过对领主承担徭役而得到权利，比如向领主缴纳鱼蚌类产物，就获得河海的渔业权；向领主缴纳木材、柴薪、木器（或者换成钱），就获得木材的采伐权，等等。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承担徭役就成了主张自己正当性的最大根据。不但可以期待领主的支持，也容易获得邻近村落的协助。

以近江南部、琵琶湖东岸的安治村与邻村须原村为例，两村因为收割芦苇的权利，从信长治下到江户时代不断发生冲突。在诉讼时，安治村主张说芦苇是上缴给大人（信长）的杂税、是大人征收的，又说早年曾是永田刑部少辅大人的知行，总之，以上缴给大名和领主为由，宣称须原村没有权利。另外，安治村还因为用渔网从村头的湖里捕鱼而与野田村发生过冲突，那时他们也以自己缴纳御上米、拥有权利为由，要求野田村的人离开。

同样的例子也能从以海洋为生的人身上看到。安治村的例子表明，通过上缴鱼贝类产物或贡米就能获得渔业权。在此基础上，下文将论述水主役[8]。前文讲到，海盗停止令命令对在各海湾活动的船头和船员等乘船的人进行调查，目的是动员他们作为士兵和运输人员出兵朝鲜。除此之外，大名发动战争或者上洛时也需要征用他们，也就是征用船只和船员。而这些人通过承担徭役，便获得了在本海域经营渔业的权利。对这种情况，三鬼清一郎通过伊势、志摩、纪伊等地村落的事例解释得很清楚。

因负担徭役而获得山野河海的使用权，或者村落获得圈定地界的权利，这种现象在中世也有，并不是近世才出现的。但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新领主与领民之间的这种关系被重新评估、重新组织了。同时，土地经过重新调查，根据新的斗代算出新石高，再据此制定百姓的各种徭役。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匠人身上。作为匠人参与统一政权或大名的筑城事业（服匠人之役），便有可能获得匠人身份和营业权，得到官方承认。职业、身份与徭役密切相关的新身份制度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第三节　农道与兵道

大名的灭亡与再仕官

一般认为，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是通过兵农分离政策（包括兵、农、商［工］各种身份的分离）建立的。但是近年有新观点认为上述观点的根据——天正十九年八月的所谓身份法令并没有规定兵农分离，还有观点认为中世已经实行了兵农分离，甚至有研究者认为秀吉从未有过兵农分离的政策（参见第五章第三节）。那么，在此就让我们从兵农分离的视角来观察一下武士与农业、与村落的关系。

在信长和秀吉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有的大名灭亡，有的大名被改易，其家臣、陪臣就成了浪人。他们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让我们以天正十八年灭亡的北条家为例。家主北条氏直被流放到高野山后，他的族人、重臣等三百余人也跟了过去。虽然后来氏直被提拔为一万石的大名，但很快就病死了。于是，他的家名被其叔父、曾为韭山城主的氏规的子孙继承，北条氏成了河内国狭山藩的一万石大名。除此之外，相模玉绳城主北条氏胜在下总成为一万石的大名，武藏忍城主成田氏长在下野乌山成为三万七千石的大名（两者的家系后来都因无嗣而断绝）。也有少数支城主成为大名。

不要说其他支城主或本城的奉行人阶层，就连很多本城主的家臣和支城主的家臣也都出仕德川本家，成为旗本或御家人[9]，或者侍奉德川一族。也有很多人成为阿波蜂须贺氏、陆奥津轻氏、骏河中村氏等各地大名的家臣。有些人很快就出仕，有些人经过许多波折，直到大坂之阵的时候才仕官。还有人把吉良氏改成莳田氏，把板部冈氏改成冈野氏，改名换姓后重新踏上武士之路。相反，也有人继承了别人的名字，比如佐野城主北条氏忠的女儿。北条氏忠跟随侄子北条氏直去了高野山，氏直死后则隐居在伊豆的河津，不久后死去。其妻子和女儿姬路请求安艺的毛利辉元，让与姬路结婚的毛利重臣、出羽家的次子继承了北条氏名（《小田原市史》通史编　原始古代中世）。

当兵还是务农

如上所述，有许多人侍奉新主人，以武士身份存活到江户时代，大部分还比当北条家臣时的待遇更好。也有人像水野长胜这样，因为与德川家有姻亲关系而受到重用。此人出身于尾张，信长在本能寺毙命后，他转而出仕武藏钵形城城主北条氏邦。城破后，他又成为德川的旗本，得到了旧领附近的赤滨村（今埼玉县寄居町）等地，共八百石，之后又充任伏见城在番[10]等职，最终得到了大和国内的两千石。长胜聘请了氏邦旧臣做自己的家臣。赤滨村的大久保本来是北条旧臣，城破后回到老家赤滨村，后来因受长胜请求“协助”，其代代相传的名田和房子都得到了承认。其子胜家跟随长胜在伏见城工作，后因故回到赤滨村。再后来又应长胜之孙忠贞之邀成为家老，得到了百石知行。其子三人本都仕于忠贞，后来长子回到赤滨村定居，其余两人依然侍奉水野家。这一阶层的人都与村落关系紧密，不断在回村定居（暂时）和出仕之间摇摆，最后兄弟三人分别选择当兵或务农，以这种方式应对战国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到来。

从北条氏邦的重臣、上野权现山城城将吉田氏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处世法。吉田实重（真重）的孙子定重出仕于纪伊德川家，其弟重基继承家业后在上吉田定居。从家谱可以看出，这一阶层的人与村内的家族、附近北条旧臣的家族都有姻亲关系。近江的井户村家也是这样。各地都能见到这种兄弟分别当兵或务农的处世法。

但是，从总计数万的北条家臣、陪臣和奉公人的比例来看，绝大部分人还是抛弃了武士的身份，定居于村落，成了百姓。武藏的道祖土氏在归乡务农前曾领有二十五贯文知行，自己骑马带领两名步兵承担兵役，还是直辖领的代官。伊豆半岛付根的渔村狮子滨的植松佐渡守在归乡前领有四十余贯知行，服兵役时由自己乘马带领四名步兵。还有很多人像武藏荒川乡的持田四郎左卫门和野卷村的逸见藏人那样成为近世的名主。另外，有很多人不是单纯回归故里，而是移居别的村落，开发许多田地，成为名主。这些人直到江户时代还替北条氏传递其签发的知行分封状等文书，延续了北条旧臣的传统。他们号称“鸿巢七骑”“入曾村十二众”等，如其所示，一个村里通常有五个到十几个这样的人。

最先重新仕官的人基本上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是不事耕种、不经营土地的专业武士了。他们委托所领村落有势力的百姓或者家臣等人为代官，征收年贡等物，通常与村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按惯例，修建寺社等建筑物时，他们要作为大施主出资，也要参与神事祭礼，在战乱和灾害时进行危机管理，在遭受损害时允许减免年贡，在修复水渠和耕地或者重建村落时采取各种措施也都是他们的责任。而村落也将这些事看作领主理所应当的义务，所以每个领主与村落之间的联系都很紧密。而兵农分离政策就是要切断这些联系。

但是，战国大名的给人、家臣、奉公人中，只有一成多是专业武士，其他近九成都是在村落或城市里拥有房产、经营农业或收取加地子，或者进行金融与商业活动的人及其次子与三子。这些人里情况比较好的就由兄弟分别当兵或务农，剩下的基本都定居于村落，其中一部分人流入城市，走上工商业之道。

这令人联想起以福田与一为首的信长的弓众：一百二十名弓众和马回在故乡尾张建房、安置妻儿，自己则单身赴任安土。战国大名的兵力大部分是由那些既当兵却又贪恋农耕和村落的人以及经营工商业的人组成的。或者应该说，这些人在务农与经商的同时也想获得武士的身份，走上仕途。织丰时期战国大名的灭亡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一种身份。做不到的人就只能当浪人了。

上杉转封会津

转封（国替）的目的是将组成大名军事力量的人从其各自的地盘上连根拔起，丰臣时期尤其如此。典型的例子就是转封上杉并以此巧妙实现兵农分离。

庆长三年（1598）正月十日，秀吉命令越后的上杉景胜转封到陆奥会津。这是让他接替因御家骚动而被转封到下野宇都宫的蒲生秀行（蒲生秀乡之子）在会津的家业。石田三成被派去负责此事，接收上杉旧领越后和北信浓的城寨，再将从蒲生氏手中接管的会津领内城寨转交给上杉。这表示不仅领地，就连城寨也是政府的所有物，由旧大名还给政府，再由政府交给新大名。交接工作进行得十分仔细。

秀吉对景胜说：“汝家中之人，武士自不用说，下至中间、小者，只要是奉公人就全部带走，一人也不要留下”，对不走的人要即刻惩处。同时也命令不得带走任何拥有田地、缴纳年贡并在检地账上登记为百姓的人。转封明确区分了兵农，是兵农分离政策的一环。

景胜想要将包含奉公人在内的全部兵力迁到会津。这不仅是执行秀吉的命令，也是因为领知量一下增加到三十万石，需要更多兵源来承担兵役。北信的葛山众、井上众、屋代众等原住性极强、基本没有实现兵农分离的下级家臣也都被连根拔去。本来只有二十六至三十七石的人增加到百石，原来有百石的人增加到二百石，每人都增加了二至四倍的领知，成为入驻出羽米泽城的直江兼续的属下。今日，在长野市内曾属于葛山众的地区，已经看不到他们留下的痕迹，与他们有关、继承了他们血统的人也一个都不剩了。不知他们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被迫离开故乡，来到冰天雪地之中的？

搬迁时当然也要带上妻子儿女。奉公人孙七郎因为没有把妻儿带来而在四月受到了质询，被上面的人命令一定要将妻儿召来身边，他本人也不能逃跑，并为此提交了誓词。大名和重臣将菩提寺和神社也迁走了，但原来的地方并不是什么都没留下，而是以分割的形式留下了一些同名寺社。而像更级郡八幡社松田氏那样既是神职又是武士的人，则要么将其族人作为神职留下，要么让他们分别踏上武士或神职的道路。

上杉氏离去后，堀秀治从越前北庄转封到这里，在秋天进行了检地。查看检地账，会发现许多名请人旁边都写着“去往会津的给人”“给人去往会津”的字样，而他们的土地就成了“当荒”。因为给人同时也应当是名请人，所以他们去往会津之后，土地自然就被闲置、无人耕种了。有些地方约八成土地都是荒地，鱼沼郡云洞村（今新潟县南鱼沼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恰恰说明此处兵农未分离。虽然秀吉命令领主把给人和奉公人都带走，把检地账上的百姓留下，但他并没有考虑到现实。

经过此次转封，国内终于建立起只属于百姓的村落：村里没有武士身份的人，只有居住于此且在检地账上登记过的百姓。也有极少数给人留在村里，没有去往会津。还有很多人与其兄弟分别选择前往会津或者留在村里。他们可以选择走哪条路。但是，留下的人就失去了士兵的身份，去往会津的人则放弃了农民的路，二者只能选一。兵农分离政策就这样得以实现。

畿内近国的改易和转封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畿内近国的例子，这里大部分的侍臣留在了村落。天正十三年闰八月十八日，大和国领主筒井定次被传唤到近江坂本，得到转封伊贺的命令，第二天回到大和，二十三日为准备进入伊贺而上洛，二十四日便带领众多国人迁入了伊贺。这道严令完全没有给他犹豫的机会，其侍从也被一个不留地赶出了国境。同日，多武峰还实行了没收所有弓箭、长枪、火枪、长短刀、甲胄等物的行动。随后秀长与兄长秀吉率领五千人的军队进入郡山城，将留下来的武士赶了出去，“诸侍一人不落，全被赶出其所熟居的乡里，浪迹于全国山野与女人身边，疲惫不堪，悲叹不已”（《多闻院日记》）。

在这之前，伊贺国为了迎接新大名的到来，强迫所有武士选择是要当浪人还是当“百姓之属”。虽然伊贺的总国一揆在天正九年就已经溃散，但组成一揆军事力量的国人及其被官、侍从、足轻等人大半留在原地，仍保有他们长期培植起来的势力和权利。近江的甲贺郡也一样。天正十三年值得铭记，这一年强制执行了将这些人从其势力范围驱除的政策。曾经参与攻打纪州一揆的甲贺众也遭到改易，理由是其承担修建的堤坝决堤。几代人的统治领地被收回，也不被允许留在原地，只能成为流浪之身（浪人）。闰八月，信乐的多罗尾四郎也被放逐。可以认为，这一系列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将身份在侍从之上的国人和武士贬为平民，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全面否定了植根于村落的下级武士的领主权，逼迫他们选择成为浪人还是百姓。

这种否定从国人到侍，诸奉公人的领主权限以及武士身份，并使其浪人化的政策，以及认可百姓身份居住权的政策，难道不就是兵农分离政策吗？这显然与同年在纪州进行的没收百姓武器和提出专心耕作的百姓身份观密不可分。而从村落的角度来看，由原则上专事农耕的百姓构成的村落逐渐建立起来，而以武士或侍从身份留在村中则不再可能。

在这后一类人里，有不少人继续寻求仕官之路，但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兵农未分离、还在村中居住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条道路逐渐被堵死。很多人就这样留在村中，也有些人一时离开、成为浪人，但不久又回来，或者移居到其他村落。而到了江户时代，他们有的宣称自己与百姓出身不同，自称为侍众；有的成为庄屋、名主，或者成为长老、肝煎阶层的一员；有的负责佛事、祭礼、宫座[11]，维持了自己原有的特权地位和职责；也有不少人主张自己在山野河海和水利等方面的旧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寻找仕官之途。大坂冬之阵、夏之阵提供了他们所期待的出头机会和活跃舞台。特别是大坂方面雇用了很多这种人。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又只能成为浪人，回到村落。有些人接近大名，虽然定居村落，却根据自己的血统而自称“无足人”（在乡武士）、“乡士”，以独有的称呼成为与武士和百姓都不同的人群（藤田达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兵农分离政策不存在或者不彻底。正因为有否定兵农未分离、本领土著型武士身份的政策，才使得这些人不得不成为浪人，没能再度仕官并获得武士身份的人就这样被排挤出了武士阶层。

有时，这些人会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维持村中的身份制度。比如，丹波国有个村落，在战国时代将五个姓氏的家族称作侍分，而这五个家族的人虽然定居村中，仍试图维持自战国时代以来的侍分地位。为此，他们定了许多规矩，比如要求自己手下的下人和小百姓不得佩刀，不得打伞，不得穿雪踏[12]、高齿木屐，见到武士必须脱帽行礼，不得取像武士一样的名字，小孩不能对父母用尊称，女孩的名字前面不能加“阿”字，等等，以此表现村中存在严格的阶级差别、身份差别。

庄屋的作用和特权

正如前章所述，兵农分离政策不会把决定以百姓身份生活下去的人赶出村落。有很多依靠村落和地域社会经营农业或进行金融活动的人，即使在战国时代和江户初期失去了武士身份，也并没有失去村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还有像井户村那样并非百姓的租税收取者。每个村里都有几个这样的人，其中拥有百姓身份的被称作年寄、肝煎、长百姓[13]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人作为村官——庄屋所承担的特别职责。

大和国五百井村名请额排名第二的大方氏曾是庄屋，在筒井定次转封时跟随他从大和迁居到了伊贺，但在庆长十三年（1608）筒井改易后又回到了村中，据传此后代代都做了庄屋。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大方氏原本就在五百井村，但其以给人、武士级的身份定居村落，成为庄屋一事仍值得关注。这家人后来通过替人垫付年贡等活动积累了很多土地。

南山城上狛村有狛氏国人，因为出仕织田信长而获得了三百一十一石余的知行。本能寺之变后因为没有再仕官而失去了武士身份（浪人化），在村中旧馆闲居。他身为武士，既不经营农业，也没有做地主，于是只能求官。据说宽文十一年（1671）终于实现愿望，留下原来的家臣离开了村落。狛氏曾经的家臣们才是村中的侍众阶层，江户时代有的成为百姓（后有人没落），有的成了庄屋。但在上狛村，是外来定居的浅田氏而不是狛氏家臣成了庄屋。多数情况下都是原本就住在村里的人当庄屋，但像浅田氏这样从别处来当庄屋的人也不少。

领主期待庄屋完成的职责首先是按时上缴以村为单位定下来的年贡并承担徭役。此即为村请。村请成立的前提是领主不参与村中诸事，由村民自行决定、自行解决，表现出村落的独立性（独立于领主）。但是，即便统一收取年贡，村里也有交不出年贡的人。这时候，庄屋就会替他们垫付，保证领主与村落之间不存在未缴纳的状态。这就是庄屋的职责。交不起年贡的百姓就欠下了庄屋的债务。之所以常有庄屋等在村落和地区里有势力的人被提拔为代官、下代官，广泛从事年贡、小作物的征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能力替人垫付。

近年来的研究较为关注村落的法人格，强调村落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较为轻视村中的阶层差异及其造成的内部矛盾。但是，比如说在执行刀狩令时，前田利家命令“各村的长百姓”提交誓词，庆长五年（1600）五月，石田正澄命令“庄屋、长百姓、肝煎”写下保证每年都按量上缴年贡的誓约书，也就是说，领主关注的是负有村请的庄屋和长百姓。

在检地方面，文禄三年，石田三成在萨摩国进行检地时，免除了对一名庄屋和一名肝煎宅地的检地。在一国方针之外，免除对个别庄屋等人宅地的检地——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大多建有被水沟和高墙环绕的广大宅邸，这本身已经象征了他们在村中的权威，再加上免除年贡的特权，更加增强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权威。

总百姓[14]运动

摄津国东天川村（今大阪府高槻市）在江户时代初期发生了庄屋和总百姓之间的纠纷，最后发展到诉讼。让我们通过这件事来看看村中的矛盾和对立。主要问题起因于文禄三年的太阁检地。检地是在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五日之间进行的。其间，检地奉行一行人的饮食都由庄屋提供，油、酒、味噌、醋、米，甚至包括鲷鱼、章鱼、鰤鱼、鲤鱼、鲫鱼等各种鱼类，一共花费了八石米。花了这么多钱，还不算食盐和其他杂事。因为这些费用没有让村落承担，全部由庄屋个人出资，所以他从奉行那里得到了可免除年贡和检地的土地（除地）。

这是进入江户时代之后，每当发生总百姓控告庄屋的村方骚动时，庄屋正当化除地由来的一般说法。虽然不知道数字是否准确，但他们为行贿奉行而承担了额外开销一事大概是真的，因为别的村落也发生过同样的事。除地有十四石二斗六升，所以面积在一町步以上。庄屋说这是奉行赏给他个人的，百姓却说是给村落的，并控告庄屋私自占有。

庆长十三年（1608）十月，在由总百姓提交的诉状上，包括除地一事在内，一共控告了庄屋十二项非法行为：缴纳年贡时，庄屋私吞了一份贡租；不让人在检地奉行专为修建仓库交给村落的土地上建仓库，而是建在其他土地上，还让总百姓承担年贡；藏匿检地账，另做账本；征收年贡时，把自己两石的土地算作一石，把小百姓一石的土地算作两石；借条上明明写着前年未缴纳的一百一十俵年贡按三成利借米，去年却收取（让人偿还）了四成，等等。关于这些事，因为庄屋也有所反驳，所以不能说总百姓说的都是真的，但至少能看出检地账的管理和年贡的计算都是庄屋独断专行，并没有向总百姓公开。

除此之外，总百姓还控诉庄屋私自收采芦苇和莲藕；有百姓的宅地因为洪水而荒废，庄屋甚至一个人跑去收割那上面生的草。

从这个时期开始，围绕年贡的计算和庄屋的除地，全国各地总百姓对庄屋的不信任感和不满都一下子爆发出来。通过此事，庄屋的特权被重新评估，计算年贡时增加了庄屋以外的负责人，改成百姓也能够监督的形式。主导此类运动的不是庄屋，而是村中的长百姓、年寄等有势力的阶层。此后经过数十年，到17世纪后期，以小百姓为主体的运动（村方骚动）兴起，追问庄屋、长百姓等人的不正当行为，批判他们独占村政。从这些事看来，可以推断，在丰臣政权之下，所谓接受检地、提交誓约书等认同村落权力的行为，都是在庄屋、肝煎等村中大人物的独断专权下实现的。正是在村请体制下，权力与庄屋、长百姓的这种关系，以及他们在村中的特权和对村政事实上的独占才得以成立。而打破这种情况的正是小百姓自己的力量。

[1]“沙汰人”，原意为执行或传达领主等命令的人；“年寄”，在这里指村落社会或町等团体中的领导者；“乙名”，长老之意，指村落的代表。

[2]打渡状，日本中世特别是室町时代，各国守护派遣代官前往当地，将领地或职务交给幕府认可的知行人，此时使用的证明文书就叫打渡状。日语“渡”有转交、递交之意。

[3]字，市町村内的小区划。

[4]山手钱，中世时，村民从领主的山林获取物产（砍柴、收集落叶等），就要向领主缴纳税钱（或者税米），称作山手钱。

[5]滨小成物，将于海中、海边取得的渔获品上缴给领主。

[6]侘言，请愿。

[7]一町步，即表示面积的一町，为与表示长度的一町区分而加上“步”字。

[8]水主役，中世领主为军船或水运船征用的水夫徭役。江户时代是向沿海渔民和农民征收的一种税。

[9]御家人，指获公认可以侍奉将军的武士，江户时代特指没有资格谒见将军的下级幕臣。

[10]在番，守卫城郭的士兵。

[11]宫座，神社氏子的祭祀组织，与神职不同，负责统筹祭祀活动。

[12]雪踏，方便雪上行走、穿在脚上的一种竹子编的网状物。又称竹皮屐。

[13]长百姓，指近世的村官，或有势力的百姓。

[14]总百姓，江户时代本百姓的别称，他们在检地账上做过登记，耕地、宅地都得到了官方认可，承担年贡和徭役。

第七章
丰臣秀吉的重商政策与都市发展

第一节　对流通和贸易的促进和掌控

废除日本国诸役[1]

秀吉将信长刚开始着手建立的石高制统治体系推广到全国，完成了近世封建社会的框架。不仅如此，他还继承了信长计划实现的流通和贸易政策，营造规模超越安土的城郭和城下町，让全国大名都在城下修建宅邸，完成了近世武家政权“首都”的范式。这种范式也被各大名领的城下町吸收。武士阶级聚集在都市，以都市为直接的生活基础，追求新型的权力，同时推进都市与流通的改组。本章就将论述这些问题。

秀吉在天正十年（1582）的清洲会议上得到山城国后，马上于十月废除了设在京都出入口的关所（禁里领率分关）。信长的关所废弃政策并不彻底，而秀吉果断将之推行下去，免除了商人们的关税负担。天正十三年七月成为关白后，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政策，禁止向商品和商人征收役钱（税）。九月十八日，秀吉在写给毛利、小早川、吉川的信中命令道：“有个薄姓公家向诸国的牛征收役钱，我从未允许过这种没道理的事，不管他是公家还是门迹寺院的人，都给我绑了交上来。”薄诸光被捕后横死，家系断绝。同年十月，大村由己在《四国御发向并北国御动座记》中说：“从公家、武家到地下商人，停止诸役，打破诸座。此举乐者多，悲者少。”薄诸光正是违反了这项否定役钱征收和座的政策。

遵照秀吉的这一政策，浅野长政禁止北近江今津的批发商对从若狭来的商货征收役钱。今津位于琵琶湖西北岸，是日本海一侧的重要港口之一，通过九里半街道与若狭的小滨相连。另外，它还是琵琶湖船运的码头之一，位于连接日本海与京都的物流大动脉之上。关于禁止的理由，长政说是：“日本国诸役，京之收入（关钱）、兵库之关、诸滨之役，此类古来即有之役悉皆终止。”他在别的时候还说过“日本国诸役悉皆没收”。也就是说，取消了包括在关所和港口对商品征收的役钱在内日本国内所有役钱的赋课权。若有商人前来，批发商不能征收役钱，而是要通过提供食宿来赚取利润。允许对一匹马驮的货物收取一升米的庭物（手续费）。另外，长政还要求将从小滨来的商品都搬运到今津，不能放在其他港口，以保障今津的特权。

这是全盘否定了天皇、公家、寺社、武士、工商业者等人原有的征收役钱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再将权力交给实际负责流通的人和集团，由官方规定合适的手续费和运费，建立起新的流通秩序。

最初驻扎在坂本城的浅野长政于天正十四年前后移居到了大津，他将大津滨七浦的船主和坂本、坚田、对岸木滨（今滋贺县守山市）的船主整合在一起，组成新组织“大津百艘船仲间”。这个组织一直存续到江户时代以后。自中世以来，坚田一直拥有对往来船只征收役钱的权限，但似乎因为上述政策而丧失了这种权限，与此同时，水运行业进行了以大津为中心的重组。其背景是大津在流通上的重要性增加了。中世时，从坂本向京都运送物资比较方便，但在秀吉营建大坂城（后又营建淀城、伏见城）后，京都与大坂之间的物流比重增加，于是往来京都和大坂两方都很便利的大津就受到了重视。

天正十五年二月，浅野长政对新组织发布了五条规定。第一条规定说，从其他港口来的船只不得运送大津的货物和旅人，保证了百艘船对大津航运的独占；这种特权是对他们承担长政和统一政权公务（役仪）的回报，而不承担公务的船只（大津百艘船以外的船），哪怕是大津本地的船只也不能运送大津的货物和旅人（第二条）；也不能在其他港口承接公务（第三条）；长政家中的人不得随便征用船只（第五条），等等，规定了许多保护措施。这些特权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

承担公务、缴纳役钱与保障营业权、独占权是硬币的两面。为了前者，统治者需要一个固定的组织；而前者又是因为后者才得以实现。这难道不就是中世时座和本所的关系在另一种形式下的再现吗？组织的成员确实变了，其权利的保障者也变成了大名和统一政权，座这个名称也几乎不用了。但新的行业组织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也正是这种力量使座解体），在此基础上，又接受了自上而下的重组政策，成了拥有新特权的组织。而这种组织又逐渐对在其外部成长起来的经营者进行压制。我们也应该研究它与中世共通的部分。

控制近江和日本海的物流

和信长一样，秀吉也试图掌握近江和日本海方面的物流。为此，他将秀次调到近江八幡，将浅野（后为增田长盛→新庄直赖→京极高次）安排到大津，将丹羽长秀和浅野先后调到若狭小滨，在另一条物流大动脉的起点越前敦贺（以七里半街道等道路与琵琶湖北岸的海津和盐津相通）相继安排了蜂屋赖隆和大谷吉继。除此之外，他还任命了坚田对岸卢浦观音寺的诠舜为代官，管理琵琶湖水运。

秀吉去世前不久，于庆长三年六月写信给诠舜，在信中对湖上的往来船只做了五条规定。第一条制定了统一的航运费，规定从江北的朝妻、海津到大津，五十石船只的运费均为银十六文五分，然后再以此为标准决定其他大小船只的运费。这样就保证了营业和收益。作为交换，要求各船只每年缴纳七百枚银（第二条）；轮番征用各港口船只运送直辖领的稻米、木材、板材等物（第三条）；要求各船只每日上缴五条鲤鱼（第五条）。上缴鲤鱼大概是允许其在湖上捕鱼的代价。诠舜还兼任直辖地江南的志贺、栗太、蒲生郡的代官，将相当于近江全国三成石高的领地都设为直辖地，征收木材、柴薪、煤炭等物。再加上对湖上水运的控制，近江成了对丰臣政权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国。

河川上的运输（出自《洛中洛外屏风图》舟木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控制湖上水运，不仅保证了在运送藏米和筑城所需的大量木材、板材时有船只可征用（运费由官方制定并支付），还带来江州船运费银千枚这种高额收入。另外，在大津卸下的货物，运输时要依靠马借[2]才能翻越山岭，向他们课税可以让大津驮所得到银七百枚的收入。这些情况都可以从庆长三年的《丰臣家藏入目录》中看到，其中还记载着大坂过书船[3]手续费银三百枚、同新过书船手续费银七百枚。这应该是通过控制连接京都和大坂的淀川以及其他河川水运获得的运输费。另有直辖领堺缴纳的诸座税银二百五十枚、地租银千枚。

控制都市和物流带来大量收入，增强了政权的财政基础。废除关钱虽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陆地和水上的交通要冲征收役钱（银）这一方式本身最后还是被继承了下来。一直以来，以废除关所和座为例，秀吉政权与中世权力的不同得到了比较多的强调，但这样的评价是否恰当呢？虽说妨碍物流的旧有权限曾一度遭到否定，但最后还是被重组为新政权的一部分，在征收役钱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和中世有同质的一面。

当然，秀吉的政策既是对新事态的回应，也是应新兴商人、运输业者、手工匠人的诉求而生。因为他们的出现，寺内町、各地的市町等新城镇形成，门前町、港町、宿场町的发展激化了与旧有秩序的对立和矛盾。虽然战国大名手握判决权，在裁定纠纷和形成新秩序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对移动范围超出领国的物流却鞭长莫及。所以出现了会津商人司簗田氏那样的例子，不是大名，而是商人依靠自己的人脉来解决纠纷。庞大的物流网横跨割据的各大名领国，商人和运输业者自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但这是有局限的，所以他们都期待一个超越大名割据的强力政权出现。

这样看来，秀吉的政策是应新兴势力要求整顿物流秩序的政策，而并非打破现状的政策。只要不影响流通，许多负责物流的组织都没有遭到否定。不过，秀吉的政策不仅是为了促进物流发展，也是为自己谋求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让代官全面掌控湖上水运，和征调大津、八幡、大沟（今滋贺县高岛市）等枢纽城市（港口）的船只、集散物资一样，不外是令其为自己的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服务。掌控往返大坂的过书船也一样。尽早实现对这个地区的强力掌控和控制若狭、越前（讨伐柴田胜家）一样，对丰臣政权的成立来说意义重大。信长时期也是这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秀吉政策的出发点正是信长的政策。

掌控东国物流

控制东国物流的重点是掌握伊势、尾张。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得不等到天正十八年织田信雄改易。在等待期间，秀吉让秀次进入尾张清洲，统治尾张一国和北伊势。同一年又消灭北条，将德川家康迁到关东，然后将其旧领三河、远江、骏河分给秀次手下的大名们，从而控制了东海地区。另外，秀次还参与了对设在伊势国内的藏入地[4]的统治。虽然对东国及其物流的掌控被拖延至此，但作为对这个短板的补偿，秀吉统治了近江，又于天正十三年派胞弟秀长进入大和郡山城，领有了大和、和泉、纪伊和伊贺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讲到信长时说过的，伊势、尾张与东国间的物流并不仅限于这一个地区，日本海方面的物资通过近江流入，畿内、西国的物资和贸易品通过近江、畿内流入。另外，纪伊水运连通着西国水运和东国水运，位于双方的枢纽位置，而其要冲之一便是杂贺一揆的据点——纪川河口一带的港口。消灭一揆势力和控制纪伊意味着掌控东西方物流的枢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秀吉的一项重要成果。

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贸易构想

天正十一年，秀吉没有选择近江或京都，而是开始在大坂筑城。他有意在控制西国的同时也控制物流大动脉濑户内海，并在那之后还要掌控贸易（或者说参与贸易）。这也曾是信长的目标，天正十年五月，他曾准备同时出兵四国和中国地方。继承了同样目标的秀吉以议和的形式使毛利屈服，又在天正十三年征服和泉、纪伊，完全掌握了西日本物流的东部终点。在此之上，又平定了四国，把濑户内海也纳入自己手中。然后他命胁坂安治进驻淡路岛，命蜂须贺家政进驻阿波，并在沿海港口配置了从小培养的近侍部将以及亲信宇喜多秀家等人。虽然没能完全除去毛利，但是通过平定九州将贸易枢纽博多和长崎划为直辖领，又通过海盗停止令切断了村上水军及其他势力对水上物流的控制。

由此，秀吉完全掌握了以大坂和堺为中心的西国水上物流。虽然这时他已经有了为出兵朝鲜做准备的念头，但还是选择先积极参与贸易。平定九州的第二年，即天正十六年，秀吉没收了长崎的教会领地，将长崎划为直辖领，任命佐贺的锅岛直茂为代官，接待并管理源源不断入港的黑船（葡萄牙贸易船）。他还免除了长崎各村的地子钱，以促进长崎繁荣。同时他派遣小西立佐带两千贯白银前往长崎，收购了葡萄牙贸易船上的全部生丝。对于此事，葡萄牙商人最初很不情愿，但立佐利用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促成了商谈。

南蛮船来航（出自《南蛮屏风》，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另外，葡萄牙商船进入萨摩港的时候，岛津义弘将此事报告给秀吉，秀吉便立刻派石田三成为奉行，带着两万枚银去收购生丝，同时指示在这之前任何人不得进行买卖，要等奉行买完之后，剩下的部分才能开放给商人；更进一步，他又指示他们转告葡萄牙商船，他们可以自由往来任何一个港口，每年来五次还是十次都无妨，他会收购全部货物。

可见，秀吉不仅想要收购直辖领长崎的生丝，还想垄断各大名领港口外来船上的生丝，正是为此才极力鼓励贸易船来航。这项方针在天正十五年的传教士驱逐令中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买到生丝之后，再将其运送到畿内高价出售，尽情享受独占贸易的利益。秀吉死后，浅野长政曾在书信中对木下家定下令，要他将秀吉正室——北政所[5]（宁宁）通过贩卖生丝给京都商人而获取的银两上缴。另外，秀吉还曾让人把一万三千石藏入地的稻米送到石见银山去换成白银，再用这笔钱到长崎去购买进口的船只和火药等物。这样一来，直辖领村落的稻米、银山的银子就与贸易港有机联系起来了。

能够比任何人都优先收购进口商品，说明秀吉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都超过了其他人，并建立起了相应的体制。只要直辖领的银山不断产出白银，不论来多少贸易船，秀吉都能进行收购（垄断），以强化自己的权力。而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都产自日本，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产银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信长也曾有过控制贸易和外交权的强烈意向，但他所能掌握的只是前往九州收购贸易品的堺商人和负责运送、销售商品的濑户内海东部商人、回船业者以及生野的银山。所以对信长来说，保护传教士活动和基督教的政策，不但包含抑制佛教势力的意图，更是行使外交权（包括贸易权）的一种形式。这也是没能完全掌握西国的信长的局限。秀吉则超越了这种局限，在整顿好独占贸易的国内体制的同时，还尝试建立外交关系。与进行日明贸易时同样，贸易和外交是密不可分的。如何组织、促进与亚洲各国及葡萄牙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秀吉并不满足于坐等贸易船来访。在上文提到的写给岛津的信中，他表示：“收购所有生丝是为了促使贸易船来航，而不是为了自己做生意。”这是秀吉特有的说法。虽说增加外来船只与追求自己的利益密不可分，但前者本身无疑也是秀吉所期待的。秀吉想将日本变成东亚世界的贸易中心（之一）。前面我们已经述及，秀吉收购所有贸易船商品的做法同时也保证了贸易对象的利益。这是他对当时东亚世界的中心——中国朝贡贸易体制的模仿。秀吉行使外交权，要求高山国（中国台湾）、西班牙领地马尼拉、葡萄牙领地果阿向其朝贡，很明显是想创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制，以取代中国。增加外来贸易船是实现这个构想的紧要环节之一。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认识到日本在亚洲贸易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获得实际成果。

这些构想，最终发展成征服大明、出兵朝鲜的妄想。

共享贸易之利

小濑甫庵的《太阁记》成书于江户时代初期，虽说其中许多内容与史实不符，不能全部相信，但作者当过丰臣秀次的家臣，也是秀吉同时代的人。据这部《太阁记》记载，文禄三年（1594），堺的菜屋助右卫门（纳屋助左卫门）靠吕宋壶赚了一大笔钱。他从吕宋岛回来后，通过堺的代官石田正澄向秀吉献上了唐伞、千支蜡烛、两只活麝香鹿等物，另外还向秀吉展示了自己的五十个真壶（吕宋壶）。于是，秀吉将这些壶摆在大坂城西之丸大厅里，在与千利休（天正十九年自杀）商量之后，将它们分成上、中、下三等，分别定价，然后出售，不出五六天几乎全部卖掉，剩下的都被秀吉收购。菜屋助右卫门因此一夜暴富。

吕宋壶是中国南部或东南亚制造的一种陶壶，从室町时代开始在日本被用作茶壶。越前朝仓氏的城下町一乘谷也有出土。上述故事并不全然可信，但它象征着当时通过廉价收购、高价卖出而获取暴利的一种普遍现象。事实上，吕宋壶确实曾被大量进口，秀吉自己也发了大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曾委托若狭小滨的豪商组屋[6]贩卖七只吕宋壶，实际卖掉六只，上缴的代金就有一百三十四两。除了一只没有卖掉，剩下六只的价格从六两到四十九两不等，差别很大。除生丝以外，他还优先收购各种商品，然后再高价售出，不放过任何积累财富的机会。这也反映出秀吉这个人真实的一面。

尽管如此，秀吉确实保证了从日本前往海外的贸易船的利益，无疑也曾试图促进日本人的外贸活动。我们不仅能从小濑甫庵的《太阁记》中感受到秀吉这种政策的氛围，也能从他利用组屋兜售商品的行为中看出他想要将豪商纳入贸易体制的企图。让人们在自己的管辖之下尽情做生意、积累财富（同时自己也能赚钱），笔者认为，这就是秀吉梦想建立的一种体制。事实上，日本人本就抱有强烈的贸易意向。据说，从庆长九年到宽永十二年（1604—1635）间，共有三百五十六艘所谓朱印船获得了江户幕府签发的朱印状，前往海外进行贸易活动。这些船只的派遣者有岛津、加藤等九州大名，也有中国人，还有京都的豪商角仓了以父子、茶屋四郎次郎，大坂豪商末吉孙左卫门、长崎豪商末次平藏、荒木宗太郎和其他商人。没有史料能证实朱印船贸易制度是否从秀吉时期开始，但这个时期有很多去往海外的贸易船。与其说政府签发朱印状是为了管制贸易，还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该船不是海盗船、倭寇船。这是外贸对象的要求。因此，方便从日本出发的船只做生意才是该项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海盗停止令也是非常必要的。

让商人和运输业者得利

出兵朝鲜需要大量兵粮、武器、弹药等物资。秀吉提高博多和名护屋[7]的米价，以便稻米向该处聚集。装载着稻米等物的船只驶向北九州，然后再渡海前往朝鲜。主导这种趋势的是各大豪商和大名身边的特权商人、回船业者等人。他们并不是无偿为政府服务，而是旱涝保收的军火商人。做这样的布局，是为了让日本的商人和商船进出九州、朝鲜，并最终进入大明的宁波（秀吉妄想中的首府，当时日明贸易的到达港）和北京。

秀吉不仅在全国设置了藏入地，让直辖领的矿山和都市有机结合，积极参与贸易，还试图将其领国内的物流扩大到全国规模。为此，他积极录用物流要冲所在港湾都市的商人。其中之一就是若狭小滨的组屋源四郎。组屋源四郎承包了陆奥津轻（今青森县）藏入地二千四百石年贡米的销售。按金子一枚等于二百四十石计算，每年合计应向秀吉缴纳金子十枚（合一百两）。掌管此事的奉行浅野长政指示南部信直：“组屋预定在你的南部领地售卖藏米，你要设法保证他无论在何处都比其他商人优先售卖。”与权力勾结的商人，凭借权力的庇护获得商业利益，而权力也希望保证他们得利。

其结果，组屋在稻米青黄不接的六七月间，以一枚金子一百零八石米的高价卖出了一千零二十六石藏米，以承包额两倍以上的价格卖出。后来，在稻米大量上市前的八月，又以一枚金子一百二十石米的价格卖掉了七百二十石。米价虽然稍有下降，但也还是承包价格的两倍左右。组屋把剩余的六百石米走水路运回小滨，用其中二百石做运费，剩下四百石在小滨以相当高的价格卖掉。其他各种杂费以及鼠害损失共计五十四石。结果，他获得了二十三枚三两的销售额，除去上缴的十枚承包额以外，剩余获利十一枚三两。能将这份结算文书提交给浅野长政，说明丰臣政权是公开允许豪商利用地域和时期米价差获取暴利的一个政权。政权也利用这种手段获取了利益。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运费相当高。出兵朝鲜时，浅野长政让组屋和古关氏把兵粮米从小滨运送到名护屋，运费是每千石米二百石。

秀吉命人大量运输秋田、津轻、南部领出产的秋田杉等高级板材，其中包括建造自己乘坐的船“大安宅丸”的材料、建造三十艘淀船的材料、桥梁板材和营建伏见城的建筑材料等物。根据山口彻的研究，文禄四年（1595），秋田大名秋田实季受命从秋田运送八百间桥梁板材到敦贺，其费用结算书显示，伐木工人的饭米按一人一日一升计算，共需七百七十石，另外，从秋田到敦贺的船费为八百七十二石余。这些费用都从藏入地的年贡米中支付。仅单纯计算其间的船运费用，每间就需要一石多米（实际用现金支付）。若是西国的木材，从山里运到港口，然后只要水路运送即可，十分方便。秀吉却偏偏让人从遥远的东北走陆路、以极高的费用运送到大坂，其中恐怕包含了让统一政权的威严彻底扩张到最北部地区的意图。但是，这一行为的主要目的，大概还是让豪商进出并承担起这条线路上的物流，让他们与这条线路上的运输业者联系起来，建立起全国性的大规模物流系统。组屋等人成长为豪商并有效控制这条物流线路就是从丰臣政权时期开始的。

秀吉专制、利己、看似傲慢的各项物流政策，被认为是一种促进全国物流发展、刺激贸易活力的重商（主义的）政策。他命令京都的金工后藤德乘铸造天正大判、命大坂的大黑常是铸造极印银等行为，不但是上述重商政策的一环，也表明了他试图脱离中国货币圈的志向。后来德川家康发行庆长金银货币就是对这种志向的继承。

第二节　创造新的都市空间

修筑大坂城

秀吉在天正十一年（1853）四月消灭柴田胜家，六月二日在京都举办信长一周年忌法事，然后进驻大坂，开始准备筑城。虽然筑城工程九月一日才开始，但在那之前就进行了划定城郭地界和城下町区划的工作。堀秀政于六月底命令近江的佐和山运送木材，由此可见家臣和大名们的宅邸划分在六月中旬已经实行。八月七日，浅野长政动员近江国的各行业匠人前往大坂筑城，并表示会免除他们的杂役。二十八日制定了采掘和搬运修筑石墙用石材的规定，其中包括单向通行和搬运、禁止一切争斗、禁止对百姓的非法行为，等等。

大坂城修建在位于上町台地北端的大坂本愿寺和寺内町的原址上。北侧是从京都流过来的淀川与从大和国、河内国流过来的大和川的交汇处，两条河交汇后流入西侧的大海（大坂湾），此地恰好位于河川和海上交通的要冲，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论述本愿寺时已经提及。大村由己在当年十一月写成的《柴田退治记》中描写道，此地既是五畿内的中心，又是水上交通要冲，每日有成千上万大小船只靠岸。另外，从上町台地南侧至天王寺、住吉、堺、津等地的三里[8]余地间，“延绵皆为町店屋、十字路等，为大坂的山下”，在筑城的同时还修建了山下町（城下町）。最重要的是，此地有成为水陆交通和物流一大中心的潜力，地理位置十分突出，这才是一个（追求）统一的政权在选择筑城地址时最看重的。在这一点上，秀吉政权与信长的目标相同，不外认为掌握物流动脉是统一政权存续的重要条件，所以选择了最合适的大坂。从天正四年的政权统治范围内选择安土，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作为信长的继承者，秀吉放弃了与安土相似的山崎，进入更加靠近海洋的地区，试图以海洋、海外贸易、外交为政权的重要基础，并已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这表现出秀吉政权与织田政权的阶段性差异。

规模宏大的本丸

筑城工事首先从本丸的天守台开始。据说动员了大量人手从事突击作业，人数最开始只有两三万，到年底时达到了五万，所以第二年八月秀吉就正式入城了。此时，虽然包括天守阁在内的主要建筑大多已经完成，但工事在那之后还持续了一阵。然后，在天正十四年年初，第二期工程动工，本丸外侧又建起了70多米宽的护城河和二之丸，工程一直持续到天正十六年。至此，筑城工事看似结束了，但在文禄三年，又展开了把城郭和城下町都包围在内的“总构[9]”工程。从庆长三年到庆长四年，又进行了三之丸的营建，之后才终于结束。这样，在庆长十九年（1614）大坂冬之阵时令德川军感到棘手的坚固防御工事终于建成了。现存本丸和天守阁的前身，是夏之阵后江户幕府营建的，规模超过秀吉时代。幕府把秀吉时代的天守阁遗址埋在地下，在上面填土，建起巨大的石垣，从而扩大了天守阁的规模（现存天守阁是明治元年［1868］原建筑烧毁后，于昭和六年［1931］以钢筋混凝土重建的）。

大坂复原地图

今天，通过江户幕府京都大工头中井家传下来的设计图，我们可以了解到秀吉时代本丸部分的构造。本丸被巨大的护城河和壕沟保护着，南北长约530米，东西宽约200米，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最中间是被称作诘之丸的秀吉的居住空间，还有正室和侧室（人质）等人居住的奥御殿，东北角是天守阁。通过发掘得知，当时的本丸位于现今地表的约1.6米以下，比德川时代的地表低50厘米左右。其外围是中段带状曲轮（位于现今地表的7.4米以下，在其下层还发现了更古老的烧土层），下面还有下段带状曲轮，内外共三段。本丸北侧还有一圈专门用来品茶的山里曲轮（天正十二年正月曾在此举办宴会）。

丰臣时期的大坂城本丸

本丸南部是政厅所在的表御殿，其西侧是米仓等建筑。这一带与诘之丸的中段带状曲轮在一个水平面上，所以比奥御殿低大约5米。可见秀吉与信长一样，将自己的居住空间建得比政厅高一截。大坂城规模远超安土城，仅上述本丸部分就比后者从天守阁到三之丸的主要城馆部分还广阔。大坂城四周环绕着宽阔的护城河和高大的石垣，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

秀吉营造的大坂城（出自《大坂夏之阵图屏风》，大阪城天守阁藏）

天守阁从外观上看有五层，加上内部石垣中的楼层共有八层，比安土城还多一层。外观上，上半部分是黑色灰浆墙面，下半部分是黑色裙板，整体黑色，屋顶上则是贴金箔的檐瓦，金碧辉煌。室内有绘着花鸟或中国故事的屏风画。天正十四年，大友宗麟和耶稣会的加斯帕尔·柯艾略一行人为击退岛津前来拜见秀吉时，秀吉满脸得意地带他们参观了本丸。看到有三榻榻米大的黄金茶室，大友宗麟惊讶地写道：“天井和墙壁内外皆为黄金，纸拉门的格子上都贴着黄金和赤纱，实在是妙不可言。”这间茶室是预制装配式的，可以搬运，曾在禁中茶会上使用，出兵朝鲜时还被搬到了肥前名护屋。茶室里的茶具也都以黄金制成，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折服。秀吉说天守阁内装满黄金、白银、生丝、缎子、茶具等物，还有长短刀等各种武器。这令人想起信长当年在向堺的豪商天王寺屋（津田）宗及展示完所有御殿后，还特意摆出一万枚黄金的事。考虑到德川家康也积蓄黄金，想必他们是将收集黄金看作建立统一政权的一个必需条件。拥有黄金也令发行货币成为可能。

发展城下町

天正十一年十一月，弗洛伊斯记录了秀吉要将天皇和五山[10]等寺院转移到大坂城下的传闻。秀吉似乎确曾有过迁都的想法。据内田九州男研究，皇宫的备选地点大概在大坂城北侧天满宫所在之处，是一片四周被河川环绕的中岛地区。这一带的北侧建有寺町，据推测原本是五山新址。但这项计划没有实现，天正十三年，本愿寺得到了其中一部分土地，搬迁至此。这样，川中岛地区便成了寺院土地和町人地。

与此相同，大坂城南侧也建起了由寺院和町人地构成的新町。天正十一年八月，从四天王寺北侧向城郭方向开通了两条南北向的大道，其两侧划分了长二十间的长方形地块，形成了新町的宅地。然后，平野乡的居民被命令全部搬进来。为了逼迫他们搬迁，在外形酷似“城郭”、曾为市区的平野地区，竹木被砍光，沟渠被填平，居民遭到驱赶。这与信长当年的做法如出一辙——弓箭众在尾张的房子连同竹木一起被夷为平地，妻子儿女则被强制搬迁到安土。新町被称作平野町，其中也有野土町等明显来自旧平野乡的地名。豪商代表末吉利方的养子孙左卫门吉康将宅邸建在了最南边的横町。虽然并非所有平野居民都是自愿搬迁，但末吉等平野乡的大商人应是参与了新平野町的地段划分。据说从这一街区的北部往西，共有八丁目寺町等十二个寺町相连，一直延伸到南边的四天王寺。

大坂城与热闹的城下町（出自《丰臣期大坂图屏风》，奥地利埃根贝格城藏）

如上所述，有两条大路连接起南北寺町和町人町。东边一条是经过天满桥的谷町筋[11]，西边一条是经过天神桥的天神桥筋。谷町筋的东侧还开通了一条从平野町东侧直达二之丸外沟西侧的大路。这些道路显示，南北中岛地区和平野町也是城下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根据一个完整的城下町规划建成的。但是，这两个地区同时也具有防卫城郭和城下町中心部分的作用。文禄三年，以这两个地区为外郭，修建起了一道将两地之间的区域包围在内的总构。北边以大和川、淀川（大川）为壕沟，东边以猫间川为壕沟，西边新挖掘了东横堀川，南边也新挖掘了干壕（一部分有水）。这一总构的首要功能是防卫，与京都的御土居作用稍有不同。

在总构这个周长大约两公里的四方形内，东北角有大坂城本丸、二之丸，二之丸中有武家宅邸，二之丸的南侧和东侧也有大名和家臣的宅邸。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都是町人地，其中心在城郭西侧的上町。但是，在总构内的西北角（原东区京桥三丁目）发掘出了有九栋建筑物的大名级别的武家宅邸，说明总构周边可能也有武家宅邸。关于武家宅邸以及町人地区的内部结构，除发掘资料以外没有其他文字资料。在发掘东横堀川边的中小企业振兴中心建设地时，发现在南北向道路的两侧有侧沟，还检测出了朝向道路、宽七八间（约15米）、深将近十三间（约24米）的长条形町人地。长方形区域背后有排水沟，内部则发现了建筑物遗迹及其础石、水井、垃圾坑等设施。可以看出，这里是被有计划地建成一个“两侧町”——以南北向道路为基准，两侧面对面的宅地与东西向道路一起构成一个町。据说到了江户时代，这样的两侧町大多是沿着东西向道路建成的。总之，沿着南北、东西向道路划分的街区多为长方形，长方形街区是这一时期町的特征。

在计划中，这条南北向的道路从天王寺往南一直通向住吉、堺，道路两侧建有住房，与大坂相连。当时，贸易商人居住的堺被当作大坂的外港，所以有必要让堺与大坂形成一个整体。但是堺在庆长元年（1596）的大地震中受到毁灭性破坏，失去了外港的功能，其功能逐渐被大坂的船场代替。当然大坂街区，特别是沿河的住家也倒坏得很严重，据说有超过六百人被压死。

东横堀川西边的海岸上有船场町，一般认为是在庆长三年按计划建成的。此地原本就有商人和贸易商居住。同年春天，卧病在床的秀吉担心幼儿秀赖的将来，命人在总构中修建了三之丸。建造船场町就与此事有关。三之丸内建有细川、宇喜多、前田等豪强大名的宅邸，因为在冬之阵中被破坏，其大小范围不明，一般认为是建在二之丸的南面和西面。为此，秀吉命人将该地原有的一万七千间町人住房全部搬迁到船场。因为船场本为低洼地，所以人们在这里填土，在四周修建排水沟（所谓“太阁下水”），最终形成了一个具备港口功能的新城下町地区。这样，城下町就拓展为总构内和总构北、总构西、总构南四大区域。每个町内原本就有门前町、港町等街区，但经过新修道路、划分街区被建成了全新的町，待新的町人移居进来，就形成了一个拥有二十万人口的日本最大都市。

建设京都御土居

秀吉在天正十九年免除了京都的洛中和大和郡山、大坂城下的地子钱。天正十六年向天皇等人进贡的京都地子钱共有五千五百三十两白银和八百石稻米。由此可见都市的地子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却被秀吉免除了。这正是秀吉都市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吸引商人和匠人进入都市，同时否定了一直住在町内的公家、寺社、武士等主体作为领主收取町内居民地子钱的权利，把都市全域变成自己的直辖领。

秀吉于天正十五年和十七年在京都实行了检地，由此掌握了各宅地的地子钱（天正十七年以石高计算）、宽度、纵深、面积和名请人等信息。很多宅地后面还有田地，他也掌握了这些田地的面积和地子钱（石高）。在此基础上，天正十九年，他在京城外的村里，为原本从上述地区收取地子钱的公家和寺社按比例分配了替代的地皮，否定了他们在京城内的领主权，然后实行了地子钱免除政策。

在此前后，秀吉对京都实行了改造。首先，从天正十四年到十五年，营建聚乐第，同时在周围修建了由大名宅地和町人地组成的聚乐町。这等于是在京都创建了城下町。战国时代的京都，在相当于从前平安京东半部（被称作洛中）的地区划分出了上京和下京，形成了许多被称作“町”的两侧町。各町又形成町共同体，数个町共同体再组成町组，在此基础上，最后形成了上京中和下京中两个总町。在上京和下京之间，是聚乐第和城下町，它们发挥了连接上下两京的作用。天正十九年闰正月，为了扩建大名宅地区，秀吉又将禁里六丁町搬走，进行了“京中宅地替换”。

丰臣时期的京都（出自仁木宏《空间、公、共同体》，部分省略）

从前一年开始，秀吉在原有的南北向道路正中新开了一条名为“贯通”的南北向小路，在两侧划分了像大坂那样的长条形区域，并让町人移居其中——这也是实行“京中宅地替换”的目的之一。为了开通“突拔”，田地被改建为町人居住的市区。最引人注目的是，寺院也同时被搬到别处，形成寺町，还建起了被称作“御土居”的总构（总堀）。如上图所示，总构从鸭川西岸开始，不仅将上京和下京——洛中地区囊括在内，甚至将不是市区的右京和北边的大德寺周围都包进来，修建起壕沟和土墙，留出十个出入口。

总构的中心是聚乐第，天皇居住的内里和公家的居住区域则在稍微偏东的位置。从聚乐第向南是大宫通。寺町在东边，沿总构南北排开，具有抵御鸭川泛滥和外敌入侵、守卫市区的作用。特别是前者——应对水灾，是总构和寺町最为实在的功能。另外，其他大寺院被配置在南部或北部，本愿寺被从大坂天满迁至南部，北部则修建了被称作“寺之内”的地区。因此，可以说这些针对寺町和寺院的重新规划，其目的与大坂的建设相同。另外，我们还特别应该注意京都的寺、町分离政策。在京都，町人所信仰的法华宗寺院里本就存在寺内町，其他寺院门前也大都有门前町。秀吉借着搬迁寺院和划分市区的机会，采取了切断寺院同町、町人之间联系的政策。由此，町人地从公家、寺社等领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关白的统治和保护下，作为町人居住地形成一个整体，町人共同体逐渐发展成型。

天正十九年十二月秀次就任关白后，新京都作为关白的城下町得到继续发展。但在四年后的文禄四年（1595），伴随着秀次的失势和自杀，聚乐第被拆毁，大名的宅邸也被拆除。今天大德寺的唐门和西本愿寺的飞云阁都被认为是聚乐第的遗迹。就这样，京都的町失去了城下町的性质，却作为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手工业生产地和商业都市继续发展。

可以说，秀吉都市政策的目的，是创造以城郭为中心的新型都市空间，按身份划分町人地、武家宅地和寺町，形成彼此独立的町。当然，这也与他所推行的士、农、町人身份分离政策相关。

大名的城下町建设

在丰臣政权下，大名也新建或改造了各自领地内的城郭和城下町，且都表现出模仿秀吉都市政策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一边引进以石高制为基础的知行制，一边模仿秀吉的城郭建筑和都市政策、流通政策，并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领国的统治，强化了大名的权力。

例如，织田信雄对尾张清洲城进行改造，采取了将城郭、家臣团宅地、町人宅地和寺社用地分别用沟壕隔开的政策。然后修筑将上述地区都包含在内的总构，把寺院都集中到东部，强化了防御体制。与此同时，还实行了让家臣集中居住在城下町的政策、吸引商人和匠人前来居住的政策和邀请有影响力的寺院前来的政策。

天正十三年，秀次在进入近江八幡后就在八幡山修筑城郭，把家臣团的宅邸都集中在山的南麓，然后用八幡堀把南侧的町人地与北侧的武家地完全分开。町人地以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划分为整齐的长方形街区。其中又按职业种类，分别形成木匠町、铁匠町、牛马商人町等町。他强制原来住在安土城下的町人和各地的商人、匠人等人迁入城下町，试图将该地建成湖东地区最大的都市。为此，他在此地修建了像安土那样的港口，还将下街道也接入町内，计划建成一座水陆交通和物流枢纽都市。

关于东国，让我们看看市村高男对下总国结城城下町改造这个典型案例的阐释。结城氏是镰仓时代以来的名门，但在战国时代受到北条压迫。天正十八年，德川家康的次子、曾为秀吉养子的秀康成了结城氏的养子，于是家族得以复兴。就在这位秀康的指导下，当时各种身份和职业之人混居的城下町得到了改造。

秀康将家臣团的宅邸集中到城郭附近，建成户野町（殿町），同时在其西侧开通“御朱印堀”，把町人地隔开。町人地最初由十个町构成，御朱印堀就建在其四周（后来外围也形成了町人町）。中心是大町、西宫町等商人町，北部和南部则是铁匠町、染坊町、木匠町、锯工（大锯）町等工匠町。御朱印堀内侧町人地的地子杂税被免除，以吸引商人和工匠搬迁进来。寺院被集中在御朱印堀内侧的西部和南部边缘，围绕在包括武家地在内的市区四周。

近江八幡的城郭与城下町（出自小岛道裕《战国、织丰时期的城下町》，部分省略）

如上所述，丰臣政权时期，大名的城下町也按武家地、町人地、寺社地区分，形成按身份和职业分区的都市空间。这一都市空间不是自然出现、自然形成的，而是掌权者依照明确的政策创造出来的。秀吉（继承了信长）创建的都市理念，又被丰臣政权和各大名接纳，从而在全国各地建造起具有共同特征的都市：将武士从村落分离出来，集中到城下居住；把商人和工匠等人集中到统一政权或大名的城下，建立具有物流中心功能的大型都市；在都市内，将身份制以明确的、可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都市形象与政权形象是密不可分的：对试图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政权来说，都市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说都市和町人都屈服于政权的逻辑，被紧紧束缚在其统治之下。事实上，町人、豪商们正是借着新的都市政策和重商（主义的）政策，一点一点积蓄起力量。

一边让领地内外的商人和工匠都集中到城下或直辖都市居住，使他们成为町人，一边否定原有的町并将其看作村落，将其居住者看作农民——这两种政策互为表里。比如原本极具代表性的寺内町近江金森、河内富田林、大和今井等地，虽然保留了寺内町时代的区划和景观，却被改作了村落。但是，政府没能完全禁止当地居民继续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所以富田林村在江户时代也仍旧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保留了乡村城镇的特征。

第三节　豪商的活跃与町人自治

小西立佐、小西行长父子的活跃

下面，让我们从脱离政权自立的角度来看看都市、町人、豪商的形象。先看从商人成长为“海洋司令官”和大名的小西行长及其父小西立佐。

天正十四年（1586），堺政所的松井友闲被罢免后，他的职位由石田三成和堺出身的小西立佐继任。据传，天文二年（1533），小西立佐出生于堺的大商人、药种商小西家，但实际情况不明，与小西家的关系也不确定。他很早便以京都为中心活动，次子小西行长于16世纪50年代后期生于京都。立佐与在天文十九年上洛的方济各·沙勿略有一面之交，是畿内最早的基督徒之一，教名为常珍，长子小西如清（本特）、次子小西行长（奥古斯都）等子嗣也都是基督徒。堺的大贸易商人日比屋了珪父子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了珪的女儿嫁给了如清，孙子弥左卫门则娶了行长的女儿，两家关系非常密切。了珪的长子兵右卫门了荷做了行长的家臣。一般认为立佐也是商人。

立佐作为传教士的使者拜访信长，还在弗洛伊斯为了获得信长的传教许可前往岐阜时提供种种方便，大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与秀吉建立了密切联系。天正八年，秀吉平定播磨时，曾将立佐派到播磨国的港口网干（今兵库县姬路市）。行长则在某个时期成了备前国宇喜多直家的家臣，在直家臣服于秀吉、投向信长阵营一事中立了功。天正九年，行长被分封到播磨室津，受到秀吉重用。从这一系列事件推测，立佐父子应该是与濑户内海到堺之间的水运有关。

信长死后，在秀吉确立自己霸权的过程中，行长负责管理小豆岛，从姬路运送木材、锔子，保护运向四国十河城的兵粮，在天正十三年的纪州攻击战中提供船只，在同年秀吉出兵四国时运送兵员，等等。濑户内海西部被毛利控制，但东部从盐饱到堺之间的水运和水军却被行长控制，弗洛伊斯称他为“海洋司令官”。立佐还被任命为和泉、河内藏入地的代官。

天正十四年，出兵九州被提上日程，秀吉任命立佐为堺政所，正是为了保证兵粮等物资的征用和运送。行长以此为契机，从濑户内海西部进入九州，与父亲立佐一起，控制了从堺到九州的水上物流。同时还应该注意，在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的松浦臣服一事上，行长从天正十四年便开始以联络人的身份从中斡旋。平户是葡萄牙商船和中国商船的到达地，是南蛮贸易基地之一，日比屋了珪等许多堺的商人都在此经商。可想而知，行长在此地有很多人脉，所以对秀吉来说，要想尽快让松浦臣服并控制平户，行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天正十五年，行长率领水军到达长崎并南下，柯艾略、弗洛伊斯等葡萄牙商船的代表都搭乘他的船只与秀吉会面。第二年，秀吉派遣立佐去购买生丝，就是因为身为基督徒的他与传教士和葡萄牙商人有这层关系，而这对秀吉的强势商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在推行博多复兴政策时，行长还被任命为奉行，负责町的规划（太阁町割）。身为町人的博多豪商岛津宗室（宗叱）和神屋宗湛也参与其中。这项政策是为出兵朝鲜做准备。行长借此强化了同有影响力的博多町人之间的关系。另外，据弗洛伊斯记录，行长“被授予了对海岸地方各大名的监督权”，“监督西国地方”（《耶稣会日本年报·下》），负责管理九州一带诸大名。

天正十五年，肥后一带发生反对佐佐成政政策的一揆，并波及肥前。行长被派往九州镇压，成功后的第二年，原佐佐成政领地中的南肥后被分给了行长，行长从此成为国持大名。出兵朝鲜时，他作为先锋队长，率领宗义智、松浦、有马、大村、五岛等西九州大名攻入朝鲜。在天正十五年五月，行长已经成为宗义智的联络人，后来他把女儿玛利亚嫁给义智，并让他皈依基督教，两家结成了紧密关系。行长也参加了出兵前与朝鲜的交涉，以岛井宗室为使者，令其随宗义智一同前往朝鲜交涉。这三个人的交情，诞生于堺——博多和对马——朝鲜这条贸易路径，或者说诞生于连接起上述路径与中国、葡萄牙商船的贸易网络。而拥有这种背景的参与者内心深处的想法都是尽可能回避出兵朝鲜。

如上所述，行长不仅拥有贸易、流通渠道和与商人间的关系网，还拥有与基督徒大名等九州基督徒间的关系网，所以他对秀吉来说，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是统治九州、出兵朝鲜不可或缺的人才。秀吉自天正八年以来在征服西日本上取得的成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与积极利用立佐、行长父子有关。以他们为代表的商人和运输业者，充当了攻打西部的先锋。据弗洛伊斯记载，秀吉带立佐同往名护屋，任命他为“管理自己全部金银财宝的出纳官，并财产管理人”，其间，还任命立佐长子如清为临时堺政所。这充分说明，在筹措军需物资和在名护屋的生活物资方面，立佐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也说明，对秀吉来说，堺这个地方的价值不可估量。

豪商们的茶汤世界

信长和秀吉积极录用小西父子这样的商人，并让他们参与到政权中来。他们利用商人、控制商人，既是为了建立统一政权，也表明在他们的政权构想中，流通和都市都是政权不可或缺的基础，所以不得不将商人变成政商，依靠他们的能力和关系网，创造出对自己的构想有利的趋势。武士在这个领域内的能力原本十分弱小，所以通向大名的道路才向行长之流的商人敞开。

当然，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在都市和流通渠道中的特权需要由政权赋予，所以有必要接近政权。但是不论信长还是秀吉都是主动积极地接近商人。而充当两者之间媒介的，则是茶具和茶会。商人在茶汤这个精神世界中追寻着所谓的“侘茶”，茶汤是由他们培育出来的文化，从村田珠光（1423—1502）到武野绍鸥（1502—1555），直至千利休（1522—1591）手中，终于发展到顶峰。应该说，在这里，新型武家势力是被商人接纳为同伴的。

对信长和秀吉而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独立于受天皇和公家保护的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外。两人都频繁举办茶会，以便加深与堺和京都等各界商人的交流，强化相互依赖、相互勾结的关系。在他们举办的茶会上，由堺的今井宗久、今井宗薰父子、天王寺屋（津田）宗及、千利休等人充当茶头。千利休一手操办禁中茶会，还参与大坂城山里曲轮的营建，创造出恬静、闲寂的世界。信长和秀吉也都收集了大量茶具，看似沉迷于茶汤，实际上并未能开创出独特的境界，最终领导茶汤文化的还是茶头和商人们。

从天王寺屋津田家代代相传的茶会记录《天王寺屋会记》中，可以看到茶会商人和武士、僧侣间的交流，还能看到堺南北的町人和长老等人也参加茶会，而且很早就能看到对马的立石氏、博多的商人和琉球的僧侣等人的名字。宗及之父宗达的弟弟道叱是与丰后的大友交情很深的商人，天王寺屋似乎是以博多、对马和九州、濑户内海为商业圈。参与朝鲜贸易的博多豪商岛井宗室从天正八年八月起参加宗及主办的茶会，在那以后的十年间，与小西立佐、千利休及其他许多堺商人以及明智光秀、松井友闲等人都多有交流。天正十四年大友宗麟到达大坂，在乘船抵达堺之后，马上被宗及招待参加茶会。同一年，石田三成被任命为堺政所后，也马上被宗及招待参加自己主办的茶会。

在出兵九州被提上日程的那一年十月，开发了石见银山的博多豪商神屋宗湛从其避难的唐津上洛，从十一月起，辗转于京都、堺、大坂、奈良各地四个月，与商人和秀吉、石田三成等人过从甚密。据《宗湛日记》记载，他与在堺的博多商人宗传、宗及、道叱等人交往最多。宗及为他打通了很多关系。十二月，宗湛出家，师从千利休的参禅之师、与秀吉交情很深的大德寺古溪宗陈。

次年正月二日，住在大坂的宗及通知住在堺的宗湛，明日早朝茶会时可谒见秀吉，望火速前来大坂。宗湛急忙携两张虎皮、一张豹皮、两匹高级麻布、一斤沉香赶往大坂，在石田三成的宅邸受到款待。翌日，又谒见了秀吉。秀吉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茶具，让三成伺候他吃饭，还招待他品尝了千利休亲手沏的“四十石之茶”，款待之热情超乎寻常。这样，他与石田三成也拉近了关系。宗湛还被招待参加秀次以及千利休举办的茶会，顺便拜访了大和郡山的秀长。二月，又被秀吉招待参加在大坂城山里曲轮召开的茶会，由秀吉亲自为他沏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交往都发生在秀吉出兵九州的前夜。

在降服岛津并进驻筥崎后，秀吉任命泷川雄利等家臣负责复兴因战乱而荒废了的博多市街，同时让岛井宗室和神屋宗湛作为町众代表参与其中。事实上，若无这两个人的参与，要复兴并重新划分市区是不可能的。两个人因此立了功，得到宽十三间、深三十间的宅邸，并获得免除各种徭役的特权。宗及、利休、绍安父子等人当时也随秀吉前往九州，经常在筥崎举办茶会。

此后不久，宗室、宗湛等博多长老又开始为修建小早川隆景（被分封至筑前）的名岛城、建设城下町和出兵朝鲜而奔波。

士商相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天王寺屋宗及已经深入到丰臣政权内部，而千利休却更在其上。天正十四年，秀吉之弟秀长对来到大坂的大友宗麟说：“私底下的事问宗易（利休），政军之事问宰相（秀长）。”宗麟自己也深深感到“除宗易外，无人可向关白大人进言”。千利休在本能寺之变后迅速接近秀吉，曾负责向岛井宗室、岛津氏传达秀吉旨意等工作，他能在理解秀吉意图的基础上充分活用自己身为第三方商人、大名的优势，充当两者之间的联络人。千利休总是随侍在秀吉身旁，天正十八年进攻小田原时，伊达政宗因晚到前线而被秀吉责骂，是千利休在中间做了各种工作才终于让他得到赦免。直到秀吉统一全国，千利休都维持着这样的立场。

如此深受信赖的千利休，却在天正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被秀吉责令回堺蛰居。同月二十六日，又被强制护送到京都葭屋町千利休宅邸，并于二十八日被命令切腹自杀，享年七十岁。秀吉将千利休的首级悬于一条归桥狱门，并立木牌公示其罪状。这说明，千利休是作为罪人被处刑的。公示的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千利休因曾为营造大德寺出力而造了自己的木像，还将其放置在该寺的山门前；二是千利休私自买卖茶具，获取了不当的利益。

但千利休为何突然被迫自杀，真相并不是十分清楚。可以想象的是，同年正月，担任“公仪”的秀长病逝，利休失去了支持自己的人；另外，秀长与利休形成了一种平衡，没有了秀长，利休也失去了存在价值。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天下统一已经实现。统一政权的任务正在从千利休所擅长的“隐秘之事”也即政治转变为创建统一制度。武家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治与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已然显现。而努力推进这一路线的正是石田三成。

在小西行长渡海前往朝鲜之后，秀吉不也正是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吗？也就是说，他命近臣寺泽正成（广高）担任九州大名的联络人，统治博多并在立佐死后接任室津、小豆岛的代官，目的在于控制九州和濑户内海的物流。他还命令正成替代锅岛直茂担任长崎奉行，负责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交涉，管理贸易。这大概是秀吉的新策略。他想要摆脱一直以来对立佐、行长父子的流通、贸易商人关系网和基督教关系网的依赖，重新构筑近臣和官吏统治的体制。这种意在削弱日渐膨胀的政商大名势力的策略，其实和赶走千利休一事目的一致。千利休的悲剧之死，大概既是缘于他那极高的教养和能力、强烈的求道之心，也是因为他与豪商们一样，都拥有对自主自尊的追求。

町人的自治和自律

永禄十二年（1569）三月，信长在向上京下达的选钱令附加条款中宣布，违反选钱令的人，“当由该町自行处置”，町内部处罚不了时，“由总町的其余町众协力处置”，总町还无法处罚时，应及时报告信长。对于这项规定，朝尾直弘等人再三指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先由违反者所在的町处罚，若处罚不了再由总町协助处罚，而不是处罚所有町人。也就是说，有“町”这样一种与“村”（总村）相对应的町人自治组织，在此之上，还有上京、下京等总町组织。这一规定说明，以此为前提，信长把处分权（检断权）下放到了町和总町组织。

另外，为了让町人完全理解并遵守此项选钱令及其附加规定，信长还命令“由町的领导层向全町”下达指示。町与总町之间还有一个叫作町组的自治组织，各町长老借此聚集在一起，召开町组集会，发誓遵守法令。这说明自治组织像从前一样发挥着作用。然后，在自治组织无力应对时，就由信长根据町的紧急报告进行处罚。值得关注的是，町组集会还曾商定向信长提议施行能增加流入京城稻米数量的政策。由此可见，町组不仅仅是统治机构的下层组织，也是町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建立的团体。

町人町两层楼的住家连成一排（出自《洛中洛外图屏风》舟木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天正元年（1573），因为与义昭对立，信长烧毁了上京。后来在进行复兴时，在向新在家绢屋町下达的掟书中有“町中之事，应各自制定法度并下达、实施”之句，也就是说，允许町组织独自决定有关町内事宜的各种法令。

如上所述，在信长的统治下，形成自室町时代并持续发展的、以町为基础单位的多层町人自治组织并没有解体，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在丰臣政权下，天正十六年的冷泉町、文禄三年的本能寺前町等地也都独自制定了町内法令。诸如此类，町作为制定法令（掟）的主体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比如在本能寺前町，町人的打架斗殴和各种纠纷都是通过“在町中广征异见”来解决的，从中可以看出町试图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町内和平的传统。

但也正因如此，许多町内法令中包含极具排外性的条款。例如，冷泉町规定，对将町内住宅卖给奉公人或“道者”（即艺人）之人，罚款三十贯文；若有人租赁房屋，则必须向当地长老提出申请，得到同意后还需支付二百文礼金。本能寺前町规定，本町房主若想让其亲戚、熟人或者任何人在町中过夜，都必须向町组织报告；而不论租住者是房东的亲戚还是熟人，若他（她）想再转租给别人，必须向房东提出申请，禁止随便让人在租住者暂居的房子里留宿。为了限制奉公人和艺人入内，不仅限制他人购买住房，还监视常住居民和只住一晚的客人。这些规定都是町人为了将身份不明和不同身份的人赶出各自的町共同体、消灭犯罪和暴力行为、防止火灾、维持町内和平与秩序而制定的。维护和平与秩序、保卫财产和债权，对町人（商人、工匠）来说既是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最迫切的愿望。丰臣政权的都市法就是以他们的愿望和自治、自律为基础展开的。

确立町人身份

天正十一年六月，秀吉对洛中和洛外提出了七条规定，表现出作为统治者积极推动并实现都市和平与秩序的意向。其内容包括不新增徭役，处罚斗殴双方（没有动手的人可免于处罚），处罚失火者和纵火者，禁止赌博。除此之外，若诸奉公人无理欺压町人，可向奉行控告；未经秀吉许可的浪人不得留住；不得越过奉行人向他人申诉，等等。同时命令京都奉行前田玄以彻底取缔诸奉公人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秀吉、玄以以及各大名的奉公人大量进入京都，且往来频繁。浪人也大量流入。还有许多人为了成为商人和工匠，持续从各地流入京城。为此，原来的市区扩大了两三倍，出现了许多新町。据弗洛伊斯记录，本来京城只有八千到一万户左右的人口，在天正十九年已超过三万户，且仍在扩大。估计当时的总人口达到了十万人以上。据说，在那些从事营建城郭和方广寺的人里，有许多人因受伤或生病而沦落为乞丐，遍布京都街头。

在秀吉的统治下，大坂、京都和各地的城下町都作为都市持续扩张。为了统一天下而实行的各种政策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秀吉想要将都市建设成统一政权的直接基础，因此对他来说，如何维持治安就成了最紧急的任务。通过这种途径，还能向町人展示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但是仅靠奉行们的警察职能，要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玄以借助了町人的力量。他要求严防火灾并进行巡夜，还要求町人直接向自己告发违反天正十一年七条规定的人和奉公人的敲诈勒索等不法行为，不得有丝毫隐瞒，并让他们提交了誓约书。这说明他依赖于町人自治和自律的力量。七条规定同时也发给了被称作下京中和上京中的总町组织。

同时，秀吉提出了否定町人中世以来各种习惯的政策。比如规定除了在年初和八月朔日赠送贺礼之外，不得与奉行互通音信；诉讼时不得赠送礼钱；若有奉公人敲诈勒索，应立刻上告，不然一旦被发现，受害和加害双方都要受处罚。这都是为了杜绝行贿和私了行为。这也等于是在说，若不遵守或不执行上述政策，就不得批判政治，说什么“无政道”一类的话。这表明当时的都市问题已相当严重，而且在天正十一年，为了贯彻政权的各项政策，也有必要对町实行直辖统治。这样一来，町中除了町人，再无其他身份的人。町人不再受个别领主统治，也不必与个别武装力量或政权联手处理问题，町人身份被确立为一种能够与统一政权和大名的“政道”直接对峙的法律主体。

[1]诸役，中世的各种杂税。

[2]马借，中世时利用马匹运送物资的运输业从业者。

[3]过书船，亦写作“过所船”。持有通过关所许可书的船只。

[4]藏入地，战国、江户时代大名的直辖地。取年贡米等物直接纳入大名的藏（库房）之意。

[5]北政所，原本指三位以上的贵族正妻，后来专指摄政、关白的正妻。

[6]组屋，活跃于文禄、庆长时期（1592—1615）的豪商组屋氏，为福井县小滨的船运和贸易者，又名须屋。

[7]名护屋，在今佐贺县唐津市。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的前线基地。

[8]里，日本长度单位，一里约等于4千米，大约于丰臣时代确立。

[9]总构，城郭整体的外围。

[10]五山，规格最高的五座寺院。印度和中国都有特指。日本模仿中国禅寺规格，定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为京都五山。后又定有镰仓五山，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和净妙寺。

[11]筋，大街，路。

第八章
出兵朝鲜与政权动摇

第一节　丰臣秀吉的外交政策

表明征服中国的构想

天正十九年（1591）十月，秀吉开始营建肥前的名护屋城（今佐贺县唐津市），以作为出征朝鲜的基地。第二年即永禄元年三月十三日，出征朝鲜（高丽）的先锋队开始渡海。由此，长达七年的朝鲜侵略战争拉开了帷幕。本章将以出征朝鲜为中心，围绕出征前后的情况，简单介绍秀吉的外交政策。

虽然信长也曾提出过出征大明的构想，但秀吉是在刚刚当上关白的天正十三年九月，就在写给直属部下一柳市介的信中表达了不仅要命令（统治）日本国、“还要命令唐国”的意思。他后来也时不时地表达过这个意思。次年，秀吉对到访大坂城的耶稣会教士柯艾略说，待国内平定之后，他会把国内事务都交给秀长，自己则要集中精力征服朝鲜和中国。现在正在命人采伐能建造两千艘大船的木材，希望柯艾略能筹措两艘装备精良的大型军舰和训练有素的海员。他还说，征服的目的是为了留名后世，自己要做自古以来日本历代统治者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他的目标在于让中国人臣服于日本，但自己并不想住在中国，也不想要中国的领土。征服中国之后，他要下令在全中国建立天主堂（教会），命令中国人全部皈依基督教，然后自己就返回日本。这些话显然是为了让耶稣会和贸易商人协助自己而说的，但柯艾略等人本来也想以武力征服日本和中国、传播基督教，不知他们听了做何感想。

这一年，秀吉已经做好平定九州的准备，他指示毛利辉元和黑田孝高要有出征朝鲜、征服大明的思想准备。次年，天正十五年五月征服岛津后，秀吉在写给北政所的信中说，鉴于壹岐、对马已表示臣服，“高丽亦应出仕日本内里（天皇）”，他将命令高丽尽快准备船只，若对方不答应，来年必将惩罚；还夸口说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掌握唐国。事实上，秀吉果真命令从对马前来出仕的宗义调、宗义智父子想办法让朝鲜出仕日本，弄得宗氏父子苦不堪言。虽然距离实际出兵还有四年多的时间，但平定九州对推进侵略计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秀吉将九州作为政权基础，实行了“五畿内同前[1]”的强力统治，一心要将其建设成出兵大陆的桥头堡。

既然秀吉的目标是征服大明，那么朝鲜的臣服与出仕就是其前提条件，也是当务之急。他以为朝鲜听命于对马的屋形（宗氏），并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想要利用宗氏使朝鲜臣服。但是，对马的耕地很少，岛民生活所需的米、食材和其他生活物资都要通过对朝鲜贸易获得，所以对宗氏来说，与朝鲜保持良好关系并顺利进行贸易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所以宗氏父子绝对不敢将秀吉的臣服要求原封不动地传达给朝鲜。为此，宗义智想出一个计策，他请求朝鲜国王派遣一支使节团前来日本，祝贺秀吉统一全国。经过艰难交涉，双方终于约定在天正十八年三月派遣使节团。

三月，以黄允吉为正使的使节团一行从汉城（今首尔）出发，七月到达京都，下榻大德寺，等待正在从小田原出征奥州会津的秀吉回京。十一月七日，终于在聚乐第谒见了秀吉。朝鲜国王的国书内容自然是祝贺“日本国王殿下”统一日本六十余州的。但秀吉可能以为这就是前来表示臣服的使节，所以态度傲慢、目中无人。他还故意拖延回信，令使节团不得不在堺苦等。

秀吉的侵略构想及其理由

所谓出仕，原本是日本国内战争中大名和武将采取的一种表示臣服的礼仪，命令朝鲜向日本天皇出仕，就是将这种礼仪强加于外国。对拒绝出仕的人实施惩罚，这也是秀吉在日本国内采取的战争逻辑。将国内的逻辑原封不动地延伸至国外，并据此要求别国臣服，与其说是因为他无知，不如说是因为傲慢。事实上，秀吉就是将出征朝鲜和大明看作国内战争的延伸。

比如，秀吉在写给出兵朝鲜的毛利辉元的朱印状中说，自己虽本为小臣，但“或领五百骑，或率千骑，以小击大，攻克日本国中（诸大名），骁勇将士尽皆从命”，所以“讨伐处女般的大明国，则如大山压卵”，而且“不仅大明，天竺、南蛮亦将如此”。他还以同样的论调激励出征军：“即使是日本这箭雨之国（长期处于战事中的国度），我亦能以五百、一千之骑，降服众余。诸位人数众多，更应率先攻入长袖之国大明”，早日使其臣服。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自己以小臣之身，在战国乱世持续不断的严酷战争（箭雨）中，仅凭五百或一千人的军队就平定了全国。所以要想征服宛如处女一般的国家、长袖（嘲讽贵族和僧侣之语）之国明国，那还不像大山压碎鸡蛋一样简单？这种征服欲甚至延伸到天竺（印度）和南蛮。

这是一种简单得令人惊讶的逻辑。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出兵朝鲜已经是草率的暴行，想征服大明更是天方夜谭。当时的人也这么想。尽管如此，为何秀吉却生出如此想法和计划，甚至付诸行动？这实在是个不解之谜。思考其理由，还是要先考虑到当时国内问题众多，所以不得不这么做。比如，朝尾直弘指出，在统一国内的过程中，秀吉曾不止一次以“打到唐国去”为口号统领其属下大名；在强制执行总无事令的过程中，对那些表示臣服的大名，他以勾起他们对“唐国”领土的欲望来消除其不满。除此之外，朝尾直弘还举出了小牧、长久手之战失败所造成的自卑和对外知识不足等原因。藤木久志曾认为侵略大陆是为了克服全国统一后中央集权加强和大名权（地方分权）加强之间的矛盾。这与弗洛伊斯的看法相通，他认为出兵的目的是把有可能造反的人都送到朝鲜去。但藤木久志近年来又认为，全国平定后，国内战场关闭，那些以掠夺为生的士兵无处释放能量，所以要将他们强行送往朝鲜，以保证国内的和平与安定。

总而言之，上述观点认为，为了解决在统一国内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出兵成了无法避免的结果，或者说是必然。大名抱有强烈的领土欲也是事实。确实，认为内部矛盾和国内政治问题才是症结所在，这种观点是很重要。出兵朝鲜让秀吉头一次能够向全国大名统一征兵，并为此而将石高制推广到了全国。以出兵为契机，他推进了对九州的统治，实行了太阁检地。如此一来，中央集权加速进行，政权的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加强。也就是说，未完成的统一具有局限性，而秀吉试图通过对外扩张来克服这种局限。对吏僚派[2]来说尤其如此。

但是，考虑到秀吉从天正十三年起就在不断鼓吹侵略大陆，那么比起国内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会不会是以对外关系为前提来构想此事的呢？我们首先考虑国内问题，是因为将丰臣政权定义为一个确立了以土地制度、石高制为中心的近世封建制框架的政权。笔者并不否定这一看法本身，但正如前文已多次论述过的，我们应该注意到，信长及其继承者秀吉从一开始就将流通和都市定义为统一政权的基础，从而推行了重视流通和都市的政策。秀吉的政策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应该认为它与以石高制为基础的知行制同样重要。两项政策都是统一政权的成立基础。成为关白一事让秀吉真正掌握了外交和外贸权。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等于“打到唐国去”的构想，但前者几乎在出现的同时或者出现后不久就完成了向后者的飞跃，这一点恰恰体现出织田、丰臣政权的特征。

秀吉的外交

下面，让我们从大体上看看秀吉打算如何与外国交往，并以此分析出兵朝鲜的背景。首先来看看当时还是外国的琉球王国。

秀吉在还是信长的部下时，就曾提出想自称为筑前守，领有筑前国（今福冈市，有外贸港博多）。秀吉的家臣龟井兹矩也在天正十年向秀吉提出想要自称为“琉球守”，然后得到了允许。后来，龟井兹矩又计划征服琉球，并得到许可。但在文禄元年，秀吉命令停止该计划，作为补偿，将中国浙江省内的台州封给了兹矩，于是兹矩自称为“台州守”。这件事听起来很荒唐，但这就是他们当时对外国的认识。攻取出云国与攻取琉球国，在龟井兹矩和秀吉的意识里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在前文中对待朝鲜的态度上也是一样。显然，“台州守”与征服中国的构想有关。

秀吉命令龟井兹矩停止出兵琉球，是因为他正在通过岛津义久催促琉球臣服。岛津氏从战国时代以来就一直企图控制琉球，天正十六年，岛津氏假托秀吉之意向琉球国王去信，谎称秀吉已经统一全国，征服了朝鲜，中国和南蛮也准备派遣使者，并威胁说如果琉球继续无礼就要攻打并灭亡它。为此，琉球国王尚宁在翌年派遣使者前来祝贺秀吉实现统一，秀吉却认为这就是琉球表示顺服了。这和他对朝鲜的态度一样。

但是，岛津氏与宗义调父子的立场和应对措施完全不同。岛津借机将琉球当作自己的领国对待，强迫对方拿出七千人十个月的兵粮，还强求对方派人参加名护城的营建。文禄元年，秀吉终于同意他将琉球收为自己的与力[3]。当时秀吉说：“琉球之事，恰逢发兵大明国，本欲改易”，分封给别人，但因几年前岛津从中斡旋，琉球才前来道贺，所以决定不改易，而是将琉球交给他做与力；还让岛津转达琉球，如不出兵必将惩罚。于是，岛津巧妙利用秀吉的霸道逻辑，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终于在庆长十四年（1609）发动武装侵略。不过，这次行动是在德川家康的授意之下进行的。

天正十九年九月，秀吉向菲律宾吕宋岛的西班牙总督递交书函，要求对方进贡，并说：“我国战乱百年有余，然而在我诞生之日，天现祥瑞，预示我将治理天下。我步入壮年已有十年，果然统一了全国，令朝鲜、琉球等远邦异域皆表示臣服。现在我欲征伐大明国，但此事并非我之所为，而是天命所授。菲律宾至今仍未有结交之礼相送，本应派兵征讨，但念及与其地贸易的原田孙七郎正在传达我的意向、要求进贡，所以暂不派兵。因此，明年春天你们应该派使节来肥前名护屋，若有延误，必将征伐。”

秀吉每次都会先说自己已经统一全国，再宣称其武力威震海外，朝鲜、琉球已表示臣服。他将大明和菲律宾也视为这种武力征讨的对象，然后强求对方进贡、臣服，威胁对方若不服从就要发兵攻打。文禄二年十一月写给高山国（台湾）的信函也是如此。文禄元年和文禄二年又向菲律宾送去书信，威胁对方说若不服从就要征讨，还问对方是不是想落得和朝鲜一个下场，又说等征服了大明再来收拾菲律宾易如反掌（“拇指之下”），等等，不断催促对方进贡。

既然存在原田孙七郎这样的贸易商，可以想象，当时有很多日本商人活跃于对吕宋岛贸易。类似孙七郎、吕宋（纳屋）助左卫门这样与政权有密切联系的商人也不少。他们需要政权的保护，秀吉则需要通过他们了解世界形势，在他们所活跃的世界里建立起霸权，并掌握东亚全域的流通与贸易关系。他所采取的形式就是伴随着出仕与臣服之礼的朝贡贸易，并表明不惜为此动用武力，以强求别国朝贡。秀吉充分认识到以大明为顶点的东亚朝贡贸易体制（册封体制）正在崩溃，而他以取代大明为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然而，要求大明朝贡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只能通过出兵与和谈来构筑新的贸易关系。为此才需要周边国家臣服并进贡。但是，在周边诸国看来，当然完全没有必要遵从。

“日轮之子”的逻辑

秀吉认识到要想让周边诸国臣服，仅以不遵从就攻打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来威胁对方，是缺乏正统性的，于是开始为自己塑造面向外国的新形象，并赋予其新的意义。这大概是负责为秀吉起草外交文书的相国寺西笑承兑的主意。这个新形象最初见于天正十八年十一月秀吉写给朝鲜国王的回信。他说自己之所以能不出几年便令六十余州臣服，是因为“予托胎（母亲怀胎）之时，慈母夜梦日轮入怀。相士（占卜师）曰：日光所及，无所不照，临壮年，必以仁风闻于八表（八方），以威名蒙于四海，何疑之有？”他把自己比作日轮（太阳）之子，借占卜师之口主张自己拥有君临日光所及之处——不仅是日本，而且是全世界——的正统性。

然后又说，“日轮之子”将“长驱直入大明国，以我朝风俗易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亿万斯年”，将平定大明国当作平定日本的延续，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最后说自己进入大明时，朝鲜国王也应率士卒前来助阵。

在次年写给吕宋岛总督的信函中说自己出生时出现了治理天下的祥瑞也是这个意思，在给高山国的信函中也写了同样的内容。这就是他以武力威胁、强迫对方服从并进贡的依据。

印度副王的书信　天正十九年，由范礼安亲手交给秀吉，信中请求秀吉放宽传教士驱逐令并建立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天正十九年七月写给果阿的印度总督的信函却没有使用这一逻辑。大概是因为与东南亚诸国不同，他没有要求印度也服从并进贡。秀吉对基督教怀有强烈的戒备。正如天正十五年颁布的传教士驱逐令，他的核心思想是基督教是邪教，应该禁止，但可以与之贸易。他比较日本与基督教国家，在此处也使用了“吾朝神国也”一语。在这一阶段，基督教，也即南蛮世界，还不是他武力征服的对象，但在前文论及的出兵朝鲜且战况顺利之时，印度、南蛮便也成为他武力征服的对象了。说日本是神国，是用本国的独特性与他国比较；而将平定了日本的自己称作“日轮之子”，是在强调自己君临周边国家的正统性；然后据此取代大明，使日本和自己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这就是秀吉的外交政策，其目的在于重组册封体制，掌握流通与贸易。

第二节　侵略战争的强制实行与破产

准备“唐入”

天正十八年十一月，朝鲜使节团终于得到了秀吉的回信。但他们发现应该写作“国王殿下”的地方都被写成“国王阁下”，还有“贵国先驱入朝”，将派遣使节团当作从属国的“入朝”，使节团赠送的礼物也被写成表示贡物之意的“方物”，等等，以众多不恰当的措辞对朝鲜进行侮辱。据说使节团要求重写，但未能实现。秀吉认定朝鲜已臣服，要求朝鲜充当征服大明的先导（“征明向导”），并让宗义智承担起说服对方的任务。但宗义智一方的使僧景辙玄苏（博多圣福寺住持）与使节团同归朝鲜，他知道秀吉的要求不可能被接受，于是偷换书信，对朝鲜说想借道攻打大明（“假道入明”），但朝鲜还是拒绝了。

秀吉完全不顾上述情况，执意推进出兵大陆的计划。天正十九年八月，就像为了忘记悲伤一般，他在失去三岁爱子鹤松的第二天就进行了随军僧人的选定，从自室町时代以来便参与外交事务的五山相国寺、南禅寺等寺中选出了高僧西笑承兑、惟杏永哲、玄圃灵三。他把聚乐第和京都周围的直辖地让给外甥秀次，然后命令大名为来年三月一日的出征做好准备，又命令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营建名护屋城。同年八月，下达诸奉公人的身份统制令，其中也有为出兵而确保下级家臣的目的。秀次在同年十二月继任关白。而秀吉被称作太阁（关白卸任后的称呼），从此脱离朝廷的官职体系，变成自由之身，专心为侵略大陆做准备。

出兵需要从武士到包括杂务兵在内的下级奉公人，还需要从百姓中征调大量人夫、船员和水手。与此相关，在出兵当年（文禄元年）的正月，关白秀次发布有关“唐入”的五条规定：在战场上，若奉公人的侍、中间、小者、杂务兵或者人夫中有人逃跑，要将本人及其同伙就地惩办；要为人夫提供饭食；百姓受动员成为人夫后，其原有田地由所在村落负责耕种，否则全村都要受罚，等等，旨在禁止逃跑并保证耕作。

三月前后，关白秀次向六十六国（全国）发布了“人扫令”。关于“人扫”具体指什么，历来众说纷纭，还不是很明确。不过，因为同一时期毛利领、伊达领等地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了户数和人数调查，甚至制作了账本，所以有人认为人扫令其实就是以村为单位的户口和身份调查。但是，当时“扫”字并没有调查之意，一般是作为放逐之意使用。所以笔者推测，人扫令大致是对秀吉在天正十九年八月所发命令（前述）的重申或补充，也就是规定新成为町人或百姓的奉公人不得停留在各町各村，不可既不奉公又不耕田。天正二十年三月，要求各村提交不得收留相关人员的誓约书（《吉川家文书》），恐怕就是对这一命令的回应。

可以预想，“唐入”行动必将遭遇诸多困难，在秀吉的命令和正月发布的五条规定之下，为了调集兵力和人夫、强制各村负责耕种出征百姓的田地，大名就采取了调查各村户数和人数的政策。现存毛利领地的相关指示书中，有要求记录每户户主姓名及其妻室、男佣女佣、子女人数并按村统计，记录奉公人和水手中有几人“唐入”、几人留守的内容。

秀吉动员了约三十万大军，分为出征大陆和驻守名护屋两队，前者主要由九州、四国、中国地方的大名和九鬼等水军组成，后者主要由东国的大名组成。除此之外，他还在京都的关白秀次身边安排了近畿、东海地方的大名，在全国建立起临战体制。三月十三日，他正式发布了部署表，将渡海进攻大陆的十五万八千八百人分为九军（参考部署表）。第一军的宗义智、小西行长以说服朝鲜为名先行，第二军及其后各军暂时待命。但是，朝鲜当然不可能接受宗义智他们的要求，拖延战术也有限度，结果在四月十二日早朝，从对马大浦出发的七百余艘战船在当日傍晚就抵达了釜山。于是，秀吉的大军在攻打大明以前先与朝鲜交战，日本称之为“文禄之役”，朝鲜则以当年干支称之为“壬辰倭乱”。

部署表

（出自北岛万次《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部分省略）

文禄之役（壬辰倭乱）初战告捷与三国构想

第一军在十三日攻克釜山城，十四日攻克东莱城，然后继续北上，二十七日在忠州击破申砬军，与第二军的加藤清正会师。在此期间，发生了加藤清正军大将沙也可因认同朝鲜风俗和中华文明之繁荣、认为秀吉的战争没有大义而率部下投降朝鲜的事件。他留在朝鲜与日本军队作战，做出了许多贡献，后来被朝鲜国王赐予官职和姓名。

文禄之役　从左侧陆续登陆的是日本军船（出自《釜山镇殉节图》，韩国陆军博物馆藏）

但是，陆续登陆的日本军不论在战争技术还是武器装备上都超过几乎没有防备的朝鲜，形成破竹之势。五月三日早晨，第一军和第二军占领了首都汉城，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等人随之入城。朝鲜国王听到忠州溃败的消息后，已于四月三十日从汉城逃往平壤。民众一听说这件事便火烧王宫，有人抢夺宝物，也有人向北方逃亡，都城陷入一片混乱。关于占领汉城一事，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之间似乎曾发生过谁先谁后之争，加藤清正发给秀吉的汉城捷报上写的日期是二日。

在名护屋接到这份报告后，秀吉大喜过望，兴奋得恨不得亲自渡海。很快，十六日，他就向加藤清正发出九条命令，包括严禁日本军烧杀抢掠，让町人返回都城、农民返回村落，都城里只留下秀吉的马回与番众，其他大名军队均撤到都城外围，筹备军粮，修建秀吉的住所和道路，等等。

秀吉高兴得忘乎所以，认为马上就能征服大明。他在十八日写信将自己征服大明后的构想告诉了秀次和前田玄以。在信中，他计划封秀次为中国的关白，并将北京周围的一百国分给他，为此秀次要提早准备武器、兵粮、金银、装束等物，希望来年能尽快出征。后年，他要让后阳成天皇搬到北京，然后把北京周边的十国进献给天皇，也要分别给予诸公家知行。日本的天皇皇位则让给皇太子或现皇弟，关白之位让给丰臣秀保（秀长养子）或宇喜多秀家。让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留在朝鲜，小早川秀秋留在名护屋。这就是秀吉的三国统治构想（妄想）。他要求前田玄以命令诸公家做好陪伴天皇行幸北京的准备。天皇对此也兴致勃勃，亲自命令五山僧侣前来侍奉。另外，据秀吉的祐笔山中橘内[4]记载，秀吉希望在占领北京后定居在日明贸易港宁波，以便“夺取天竺”。

秀吉认为，“箭雨之国”、武家之国要想征服“长袖之国”简直易如反掌。从这种简单的认识出发，产生了让现天皇和现关白搬到中国、君临整个东亚的想法。重要的是，他自己打算定居在宁波。宁波是过去朝贡贸易的枢纽港口。这件事也体现出他重新构筑朝贡贸易体制的志向。只是，秀吉又是否知道，朝贡贸易体制就是早已过时的大明册封体制？

征收指出，要求人质

占领汉城后，各路军队分头推进，试图占领朝鲜八道。他们的任务是控制朝鲜全国，确保远征大明的道路，并储备兵粮。秀吉设想将整个朝鲜作为自己的直辖领，让其他大名分别做八道的代官。而大名以为那就是分给自己的知行，所以都勤于统治，试图做出实绩（参见表）。宇喜多秀家驻守汉城，小西、加藤、黑田军继续北上，五月二十八日，在临津江之战中击败朝鲜军，次日攻陷开城。随后兵分两路，加藤清正进军东北端的咸镜道，小西、黑田军则于六月十五日攻入国王逃走后的平壤，获得国王丢弃的数万石兵粮。加藤清正在七月底攻入会宁，捕获两个王子，又越过豆满江[5]，攻打位于境外的乌梁海，然后撤回咸镜道南端的安边营地。在此期间，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将下属分别布置在咸镜道南部到中部的各处要塞中，锅岛直茂自己则驻扎在中间的咸兴。

文禄庆长战役进军路线

大名们让禅僧随军行动，景辙玄苏和妙心寺的天荆跟随宗义智、小西行长，安国寺的惠琼跟随小早川隆景，佐贺泰长院的是琢等人跟随锅岛直茂。他们通晓汉文和儒学，负责以汉文文章的形式将日本方面的意图传达给朝鲜军民。他们宣称日本军是为了推翻苛政、施行善政、救助民众而来，服从的人将得到保护，抵抗的人则受到惩罚，所以人们可以自行回村、回家，继续耕种或者劳作，有能力的人可以获得职位，等等，试图建立起统治体制。

朝鲜八道的大名配置

据北岛万次研究，可以从加藤清正控制的咸镜道了解在上述方针之下施行的具体统治政策。咸镜道远离京城，是流配之地，本来就对中央政权抱有强烈的反感。而加藤清正改变国政，表示“从今往后，不得有无道之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政策实施成为可能。他的政策包括让农民回村继续种地，让原有的官吏提交指出，让府、郡、县等行政单位申报包括稻米、小麦、粟谷等谷类，人参等药材，毛皮、盐、鱼类等物在内所有缴纳物品的种类和数量。实际上官吏也提交了指出，并据此制定了“朝鲜国租税牒”。北岛万次对此有详细分析。加藤还命令官吏们发誓指出的内容真实无误，并让他们写下若有违背“应斩首”的字句。隶属于锅岛直茂军的田尻鉴种在《高丽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他们将人质关进大牢，以催促人们缴纳“年贡”，于是征集到了大量兵粮。

这与日本国内侵略军统治新征服地的方式基本相同。所以，很显然，加藤清正等人并不认为这是“无道”。另外也有（不得不）愿意合作的人。日本也发生过一揆势力的抵抗。对于长期以武力征讨和磔刑来处罚抵抗势力的统治者来说，像在日本那样以武力恫吓、以人质胁迫就是正义，就是“道”。但是，他们马上就会知道，这里是朝鲜，不是日本。

义军起义、明军救援

抗日义军在咸镜道掀起了暴动。在咸镜北道，从九月中旬开始，义军杀死协助日本军的朝鲜官吏，同时攻击日本军据守的城池。大明出兵救援的消息令起义迅速扩大。随后，咸镜南道也发生了“一揆”。起义军据守山中，有“数万人”向日本军射箭，还攻击日本军驻守的城寨。为此，在次年文禄二年的正月，日本军不得不放弃北道的城寨，到了二月，又被迫将所有驻军都撤回汉城。类似这样的义军起义，在日本军登陆不久后的四月下旬就已在庆尚道发生过，六月以后迅速扩大到各地。这种义军的组织者是被称作“两班”的人。这是一个高级官僚辈出的特权阶级，大部分来自地主阶层。

另外，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的活跃也值得大书特书。获得了船只和武器补给的李舜臣率领着水军，于五月七日在巨济岛玉浦击溃藤堂高虎的水军。同月底，又利用龟甲船和巧妙的战术，在泗川海战中对日本水军造成了沉重打击。他在六月击败龟井兹矩、来岛通总等人的水军，七月又在闲山岛海战中击溃胁坂安治等人的水军，连战连胜，对日本军的水上补给路线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大明的援军在文禄元年六月中旬进入朝鲜。明朝联军在一个月后对小西行长驻守的平壤发动进攻，虽然失败了，但大明继续派遣沈惟敬等人前来支援，到了年底，还派遣李如松率领三万大军前来。文禄二年正月，平壤的小西行长和宗义智军被四万明军和一万朝鲜军——共五万人的大军包围，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在确保了退路之后撤退。他们与驻守黄海岛的黑田长政军一起，暂时撤到小早川和吉川军驻守的开城，然后又同他们一起在一月中旬撤回汉城。其间，恰好驻守在平壤和开城之间的大友吉统听说小西军败退、小西行长战殁（误报），心生恐惧，于是弃城而逃。结果，大友吉统因放弃战线而受到秀吉的严厉处罚，在五月，以“胆小病”的罪名被改易，被毛利带回山口幽禁起来。这么做虽是为了警示其他武将，但更是为了趁机把丰后国变成秀吉自己的直辖领。

撤回汉城的日本军于一月底在汉城北部的碧蹄馆击败了南下而来的明军，但战局时进时退，陷入僵持，而且兵粮越来越少，士气逐渐低下。三月中旬，在兵粮仓被明军烧毁后，日本军更是进退维谷。此前明军已多次提出和谈，这时小西行长终于主动请求议和，与沈惟敬展开交涉。虽然朝鲜国王等人表示强烈反对，却被明军无视，和谈仍在大明的“敕使”（实际上并非受正式任命的敕使，而是明军总司令私自任命部下充当的敕使）和日本之间展开。四月十八日，日本军终于从汉城撤退。石田三成等三奉行和小西行长在大明使节的陪伴下，于五月十五日回到肥前名护屋城。

议和交涉

前一年六月，秀吉听从德川家康和前田利家等人的进言，推迟了渡海前往朝鲜的计划，改为派遣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前野长康、长谷川秀一等人作为奉行前去传达统治方针、修整进入大明的道路和自己的住所等事宜。一行人于七月中旬抵达汉城后，召集各大名开会，传达秀吉的意见，同时也向秀吉报告了朝鲜的情势。在此过程中，他们与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人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一般认为，这种分歧甚至影响到后来的关原合战。总而言之，关于与明军议和的问题，三成告诉身在朝鲜前线的岛津等人，是明军和朝鲜军提出和谈，现正在小西行长军帐中交涉。同样内容的报告也传达给了秀吉。

六月二十八日，在名护屋城，双方通过禅僧的翻译进行了议和。秀吉提出了以下七个条件：

一、将大明的公主送来日本，做天皇的妃子；

二、重开勘合贸易，使官船、商船可自由往来；

三、两国高官交换大明和日本世代和平的誓词；

四、将八道中的北部四道和国都（汉城）返还给朝鲜；

五、朝鲜送王子、大臣各一人前来日本做人质；

六、将去年抓捕的两位王子送回朝鲜；

七、朝鲜国王的权臣提交誓词永不背叛日本。

上述七条文书是在完全不了解朝鲜的实际战况，在日本大胜、大明和朝鲜求和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拟成的。大明和朝鲜当然完全不可能接受。值得一提的是，七条中有四条都与人质和誓词有关，其余两条则是关于返还领土（实际上已经放弃）和人质的，基本上与日本国内战争中胜利方在和谈时提出的条件相同。这样一来，七条所独有的内容就只有第二条恢复勘合贸易。关于勘合贸易，在四年前的天正十七年，秀吉就曾指示岛津设法说服大明重开勘合贸易，显然对此事念念不忘。

在上述和谈条件以外，秀吉还向大明说明了自己出兵朝鲜的理由。从“日本为神国也”到秀吉是“日轮之子”，统一天下不是凭一己之力而是天命所致，试图说明自己的正统性，与前面写给吕宋岛总督的信相同。然后又说自己取缔了在大明各村烧杀抢掠的日本海盗船，却没有得到感谢，这是欺侮日本为小国，所以才要出征大明；朝鲜派使者来，答应派兵时进行协助，并在日本与大明之间斡旋，却什么都没做，所以日本决定出兵，等等。此处值得关注的是秀吉从取缔倭寇、禁止海盗一事导出出兵的理由。小西行长也在朝鲜前线与大明交涉时多次提到希望通好。这样看来，秀吉的目的还是恢复与大明的贸易关系（但并不是恢复室町时代勘合贸易的形式）。

假“敕使”带着和谈成果，于二十九日起身返回朝鲜。同时，身在朝鲜前线的小西行长也与沈惟敬交涉，派家臣内藤如安扮作议和（投降）使节，带着与秀吉意旨相反的、表示臣服的伪造文书，前去谒见大明皇帝。于是，大明皇帝也派遣了册封使节，携授予秀吉“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的国书和印章、冠服等物前往日本。文禄四年（1595）一月底，使节团一行从北京出发，于文禄五年九月一日在大坂城谒见了秀吉。次日，秀吉得知文书中写了册封自己为日本国王，但对自己提出的议和条件（大明皇帝并未知晓）却一条也没有提及，于是大发雷霆，和谈就此破产。

庆长之役（丁酉再乱）

在日本和大明议和期间，日本军（多数大名已撤回日本）仍在朝鲜南部布阵，与抗日义军战斗。九月二日和谈破产后，秀吉马上指示加强朝鲜的筑城工事，补充武器和兵粮，并命令诸大名准备再次出兵。庆长二年二月，秀吉定下第二次出征的部署。第一军和第二军由互相竞争的加藤清正军（一万人）和小西行长军（加上宗义智军共一万四千七百人）交替担任，第三军还是由黑田长政军（五千人）担任，另外还有锅岛、长宗我部、毛利、宇喜多等人，共八军，兵力合计十二万余人，加上还坚守在釜山浦城等五处的两万余人，总共有十四万一千五百人。出兵规模与第一次基本相同。秀吉还派毛利重政等马回做督军，命寺泽广高负责船运。然后指示岛津先占领全罗道再向北推进。

蔚山笼城图　清正等人正在筑城，遭到明、朝鲜联军包围（出自《朝鲜军阵图屏风》，财团法人锅岛报效会藏）

七月，藤堂高虎等人的水军在巨济岛附近击败朝鲜水军。小早川秀秋作为总大将登陆釜山，指挥各路军队北上，从忠清道向京畿道进攻。但是九月在忠清道稷山的战斗异常激烈，日本军北上受阻。虽有一队人马前进至京畿道南端，但也只能放弃继续北上，向南撤退。宇喜多等人见状立刻引兵返回，全军在庆尚道和全罗道南部的海岸附近筑城据守，暂时维持住了侵略据点。当然，其间各地的朝鲜军及义军仍在与日本军战斗。

根据秀吉指示，十一月十日前后，日本军队开始在战略要地蔚山修筑加藤清正驻守的城寨。修筑工事由浅野幸长和毛利的家臣负责、丰后臼杵的大名太田一吉监督。突击作业不分昼夜地展开，十二月下旬，曲轮等建筑物基本完成。明朝联军恰在此时攻来，以五六万人的大军包围了城寨。几乎没有储备物资的城内马上陷入了断水断粮的困境，守城军中不断有人投降朝鲜。当时，臼杵一向宗安养寺的和尚庆念恰在城内，他是太田一吉的随军医僧。他在《朝鲜日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各种惨状。十二月二十五日，天降甘雨，他写道：

滋润城中诸人口唇。

日本神国，天降怜悯之雨、润泽众人。

正因城中众人早已陷入饥饿与口渴的地狱，才会如此感动于下雨。

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连加藤清正都倾向于议和了。但此时日本军正从海陆两路前来救援，逼近围攻的明朝联军背后。联军疲于久战，终于在庆长三年正月四日拂晓发动总攻，试图攻入城内，然而死伤无数却未成功，最后只能全军撤退。日本军虽然得以脱困，却也没有力气追击。有了这次经验，宇喜多秀家等十三名大名写信给包括石田三成在内的四名奉行，请求放弃难守的蔚山城、顺天城（小西行长驻守）等据点，并部分付诸行动。对此，石田三成派其下属的三名督军回国汇报，秀吉听说后大怒，认为救援蔚山不力，不仅不追击，还放弃了城寨，实在太不像话。他特别斥责了蜂须贺、黑田、早川长政、竹中隆重、毛利高政等人，命令除黑田以外的四人即刻归国反省，并没收了早川长政、竹中隆重、毛利高政三人在丰后国内的知行，对三名督军则予以褒奖。

秀吉与北政所（出自《醍醐花见图屏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就这样，在秀吉、石田三成一派与出征朝鲜的大名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秀吉从未想到日后这道鸿沟将变成丰臣政权的坟墓。他既不慰劳前线的军士，也不关心朝鲜民众的苦难，还在三月十五日举办了极尽奢华的醍醐赏花会。然而，他不久就病倒，并于庆长三年八月十八日结束了六十二年的人生。丰臣政权隐瞒了秀吉死亡的消息，秘密从朝鲜撤兵。但明朝联军还是得知了秀吉的死讯，趁机追击，迫使岛津军在泗川城、小西行长军在顺天城应战。行长军遭到李舜臣军队的猛烈攻击，在岛津军的救援之下才好不容易脱身。李舜臣也在此次海战中中弹身亡。日本军直到十二月才基本撤退完毕。

第三节　丰臣政权的末路

在朝鲜的残虐行为

在秀吉的征明妄想之下，有人为扩张领土而踊跃出征，也有人被强制征兵课役。他们在朝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甫一出兵就活捉朝鲜男女送往名护屋，还在船上装满人头以炫耀战功。军中人人抓捕朝鲜男女和小孩，当作土特产送给在日本的家人，或者当作奴隶买卖。秀吉虽然发布命令禁止上述行为，却又同时命令大名，若抓住手艺精良的工匠或裁缝就马上献给他。

藤木久志认为上述对人的掠夺（抓捕奴隶）和对物的掠夺，是日本战场上同样行为在朝鲜的翻版，因此生动地表现出了内外战争的悲惨情况。当时有很多日本奴隶商人渡海到朝鲜，辗转各个战场，购买俘虏，甚至亲自抓人带回日本，卖给日本人或葡萄牙商人。在庆念的《朝鲜日日记》中，庆长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有这样一条记录：

有上万商人从日本来到朝鲜，中有人贩，从朝鲜内陆购男女老幼，以绳连首，迫其前行。不能行走者，棍棒相伺，迫其行走，仿如阿防罗刹（地狱狱卒）追打罪人一般。

描述出了被奴隶商人买走的朝鲜人的悲惨境况。

长崎因此成为奴隶买卖的一大市场，据弗洛伊斯记载，庆长元年，他曾在长崎为一千三百名朝鲜人施洗。那些沦为奴隶的人，大多数不是被卖到东南亚去做苦力，就是在日本的村落里代替被征作人夫的百姓种地，或者在町人之家做下人、女佣，再也未能回到故乡。一般认为，像这样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人多达数万人。第二次出兵时的掠夺比第一次更残酷。

其中也有像朱子学者姜沆（后返回朝鲜）这样的人。姜沆对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奠基人藤原惺窝影响极大。另外还有许多陶工。朝鲜的陶瓷器制造技术远超当时的日本，是朝鲜人给日本带来了先进的瓷器生产技术，配合茶汤的流行烧制出合用的新茶具，有毛利领的萩烧、锅岛领的有田烧（伊万里烧）、岛津领的萨摩烧等，特征是大多在西国，也从侧面反映出西国大名是出兵主力。除了陶工，还有对书籍和活字等物的抢夺，令人强烈感受到战争同时也是对文化的掠夺。

大量士兵、义军以及非战斗人员被杀。岛津的下级家臣大岛忠泰在信中说，第二次出征时岛津军斩首了三万余人，其首级被葬于首冢，自己也杀了四人，还有人从死去的敌人怀中搜到大量金钱，等等。在这场战争中，鼻子（或耳朵）被用来代替首级，用作战功的证明。秀吉所派督军清点大名们上缴的鼻子数量，发给他们“鼻请取状”（割鼻清单），然后将鼻子用盐腌上，装进木桶，用船运给秀吉。京都方广寺旁边的“耳冢”（也叫“鼻冢”），就是集中埋葬这些鼻子的地方。庆长二年九月，秀吉以西笑承兑为导师，为“大明、朝鲜战死众人”举办了供养法会。然而，对于那些在秀吉的战争中无辜被害的人来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耳冢（Daderot提供图片）

我们的祖先在朝鲜犯下的残忍罪行，与近代的类似行为一起，至今仍被朝鲜人记忆、讲述。

日本人民的苦恼

出兵朝鲜的军役按大名的知行石高分配。九州大名和水军大名每百石五人，中国、四国大名每百石四人（参见部署表）。但是大名石高中，有以“台所入（家用生活费）”等名目免除军役的“无役高”（各大名不同），实际军役按扣除这一部分后的石高计算。毛利一百一十二万石，扣除无役高后剩七十三万石，按百石四人计算，共计应有三万人服军役，然后再按家臣的石高分配下去。但是，毛利征集了超出规定的士兵。这一是为了向秀吉表忠，二是想在朝鲜多得领土，所以才向家臣提出了过分要求。比如，蜷川新三郎只有三百三十六石知行，那么他所承担的军役就只有十三个人，但他却另带了二十八名“超额”士兵和八名人夫出征。相反，第二次出兵时，秋山九郎兵卫（四百三十石）未能按规定承担军役，结果被没收了知行。这样看来，渡海前往朝鲜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丰臣政权的规定。

但是，军队的实质却令人意外。第二次出兵时，岛津计划动员12 433人，其中骑兵只有262人，仅占全体的2%，就算这些骑兵各自承担的“人数”——4 806人中还有2%是骑兵，那么全部骑兵加起来也还不到全体的3%。主要从农民中征来的夫丸（人夫）、主要从渔民中征来的加子（水手），这些人快占到全部人数的48%。骑兵所承担的“人数”中也包括中间、小者、杂务等其他夫丸，所以武士及其奉公人（兵）应该不足全体的一半，而且94%左右是步兵。筑后柳川大名立花宗茂动员的骑兵也仅有4%左右，近一半都是夫丸。

所以参加朝鲜战争的不光是武士，实际上过半军役都被转嫁给了农民、渔民、町人等人。而且，为了征调大量兵粮和武器等物资，年贡征收也更加严格。不仅西国大名领如此，被命令在名护屋待命的东国大名（上杉等人最后也出兵朝鲜）也是同样情况。以大友领地为例，有人不缴纳年贡，也有人一旦被要求“唐入”就提出返还土地，以拒绝承担夫役。谁都知道一旦去了朝鲜就再也回不了家乡，于是出现了回避年贡、夫役并逃亡的人。逃亡百姓增加，大友吉统的改易更是加重了这种情况。虽然政府四处通知百姓说无人耕作的田地可由村落负责耕种，没有水的田地可以改种大豆、小豆、谷子、荞麦，借钱、借米可以延期偿还，还可以借粮食给百姓，等等，但田地的荒废还是越来越严重。在当年秋天实行的检地中，名请人一栏登记为“无主”的土地占到了30%到40%。且这种情况还在向全国蔓延。

某“无主地”检地账　文禄二年，丰后国久所村所有物（大分县立先哲史料馆藏）

岛津领在第一次出兵时应征兵一万人，但一直没有凑够。有许多人逃避军役。后来又发生了以梅北国兼为中心，包括东乡、伊集院等重要家臣参与的大叛乱，被称作梅北一揆。这是文禄元年六月的事。一揆攻打肥后佐敷城时，当地的町人、庄屋、百姓等人都同声相应。虽然这次一揆很快就被杀光政策镇压下去，但各地都在流传将要爆发一揆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

那些被赶到朝鲜去的人，其惨状也难以写尽。最后，让我们引用两段庆念的日记，看一看被动员参加修筑蔚山城之人的情况：

左右皆有铁匠、木匠棰声。手斧叮咣，吵闹至晓。

上至火枪手、旗手，下至步兵、亲卫队、船子、人足，都拨开浓雾，进山伐木，至傍晚披星而归，稍有不慎便遭殴打，或遇敌袭被砍头，因小事被训斥，可怜百姓，因为各种借口被砍头，头颅立在十字路口。

第一段是说铁匠、木匠被迫不分昼夜地疯狂干活。第二段是说步兵、水兵、百姓一大早就被动员上山伐木，一直干到天黑。不仅被迫干活，还要被同为日本人的同伴打骂，随时都处在遭遇敌袭、被杀害的恐怖中。另外，百姓遭受的身份歧视尤其严重，会因为很小的事情被定罪、处刑，首级被竖在十字路口示众。日记中写道，大名、武士“随意欺凌百姓，让他们挨饿”，连食物也很少分给他们，把他们“扔到山里”。

这真是出兵朝鲜“给无辜的朝鲜民众带来惨祸，让日本人民憔悴不堪”（藤原惺窝），同时也动摇了丰臣政权的统治基础。

关白秀次的失势和自杀

天正十九年年底，秀吉将关白职位和聚乐第都转让给秀次，自己则在第二年即文禄元年三月入住名护屋城，指挥朝鲜出兵。母亲大政所生病（秀吉未到即逝，八月埋葬）时，他曾回京探望，同时命人在交通要冲伏见（今京都市伏见区）修筑新城。这里被称作秀吉的隐居处。秀吉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身经百战、老奸巨猾的暴发户，通过排挤同辈大名建立起丰臣政权。而这样的秀吉却在天正十九年相继失去了胞弟秀长和幼子鹤松，最后只能将经验尚浅的外甥秀次（二十四岁）定为后继者。伏见城距聚乐第很近，方便秀吉作为监护人监督新关白。但是在文禄二年八月，侧室茶茶（淀殿）生下了次子秀赖，情况顿时便不一样了。

借此机会，秀吉将伏见城作为政权中枢扩建，于永禄三年正月开始动工。除了出征朝鲜的人，他向所有大名征收普请役，加快了工事。大名们也争先恐后，在城郭周围修建自己的宅邸（大部分毁于庆长元年大地震，后重建）。显然这已经不是什么隐居处了。秀吉在当年十二月将秀赖接到伏见城，朝廷也派遣了敕使祝贺。如此一来，秀次的地位就变得非常不稳定。秀次自己也陷入了窘境。秀赖出生后不久，秀吉就说要把日本国的五分之四给秀次，剩下的给秀赖，还要让秀赖和秀次的女儿结婚，等等，提倡二人共存。结果在文禄四年七月，秀次还是因为所谓的谋反罪遭到石田三成和增田长盛等人的严厉质询，被解除了关白和左大臣的职务，放逐到高野山，同月十五日被迫切腹自杀。八月二日，其子女、妻妾等三十九人在京都三条河原被处刑。近臣也遭处刑，聚乐第被拆毁，与秀次有关的一切都被抹消掉了。

丰臣秀次像（京都瑞泉寺藏）

这些不幸，都缘于丰臣政权主体结构的不成熟，权力过于集中于专制君主秀吉一人。关白负责传达天皇的意见，决定官位叙任，下达有关朝廷、官位、国郡制的命令，承担着特别的职责。秀吉将这些权力都转让出去后，自己却保留了课赋军役、分封知行等权限。然而，要让上述权限分属二人、并行不悖却是不可能的。结果所有权力还是集中到太阁秀吉一人手中。

这背后存在着想要推进中央集权制的石田三成等奉行的影响。在秀次自杀的一年多以前，前田玄以等三名奉行调查了秀次对藏入地的控制和年贡米的收缴情况。文禄四年二月，会津的蒲生氏乡死去后，年幼的鹤千代（秀行）虽然被允许继承领地和知行，但后来又被以家老申报的知行额有误为由没收。干预大名领地、试图正确把握藏入地的收支情况和大名的领知额，这正是众奉行的志向。

出兵朝鲜时，日本国内也实行了各种集权化政策。秀吉在没收丰后大友领地并将其变成直辖领后，为了控制该地，派了石田三成的女婿等三成的家臣前去管理。肥前名护屋的领主波多信时和萨摩的岛津忠辰也被以“胆小”为由没收了领地和知行。小早川隆景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即庆长三年，其养子秀秋被从筑前转封到越前，封地减少了。石田三成等人在文禄三年对岛津领和佐竹领提出大幅增加年贡的要求，实行了严格的检地，直接掌握了其石高，同时出任其中太阁藏入地的代官，还为自己在当地设置了知行地。可见，集权化与奉行自身力量的强化是密不可分的。

对此，大名们为了保护自己领地的独立性，开始对中央政权随意改易和转封的行为进行抵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川家康。这种对立在秀吉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就已经显露，后来又因出兵朝鲜等事更形尖锐，最后发展到关原合战中两大阵营的彻底决裂。

五大老[6]、五奉行制

在逼死秀次一事上，石田三成等奉行要承担很大责任。秀次切腹自杀的两天前，石田三成和增田长盛提交了按有血印的五条誓约书，表示将忠于秀赖、遵守太阁的法令和规定。这么做是为了安抚动摇的大名，并明确表示政权将由秀赖继承。二十日，织田信雄（常真）等人联署血印誓约书，秀赖的辅佐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等人也相继署名血印誓约书，纷纷提交给长束正家、石田三成等奉行。从江户赶来的德川家康也与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等人联署誓约书。需要大名们重新起誓忠于、服务于秀吉和秀赖（丰臣家），这说明抹杀关白一事对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加藤清正等二十二人联名签署的血印誓约书（大阪城天守阁藏）

秀吉仍是最高掌权者，是天下之法的制定者。但在此基础上，又重新确立了以下体制：

坂东之法令、规定、公务，顺路宪法[7]，且交由家康代理。坂西之事，则由辉元、隆景处理。

这是将日本分作东、西两部分，将执法权分别交给德川家康和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像这样，失去了关白的政权试图通过将东、西最有影响力、官位最高的大名重组进朝廷来建立新的权力体制。这也是为将来能把政权安全传给秀赖而采取的策略。但不仅如此。对于通过关白政权这种形式构建起全国统治体制的政权来说，其骨干因为关白的缺失而成了在国制上没有任何官职的人，这对政权来说是一种“异常情况”，而上述策略正是这种“异常情况”的应对法（从秀吉政权的存在方式上来说是异常。信长辞去了官职，所以有可能出现不担任朝廷官职的政权）。

但是进入八月，秀吉不得不重组政权的框架。在处死秀次妻室子女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三日，秀吉发布了由家康、秀家、利家、辉元、隆景以及上杉景胜六人联署的五条“御掟”和九条“御掟追加”。前者的主要发布对象是大名和小名，规定：①大名的婚姻必须取得主君同意；②禁止大名和小名交换契约和誓约书；③斗殴吵架以忍耐的一方有理；④禁止酗酒；⑤准许乘车的仅限家康、利家、景胜、辉元、隆景（秀家只有二十四岁，还年轻，故除外）以及年老的公家、长老、大名、病人等人，其他人只能骑马。

后追加的九条以公家、寺社和武士为发布对象。规定：①公家、门迹寺院应精于家道，专心于服务朝廷；②寺社应守寺法、社法，专心于修行、学问；③根据预估收成管理领知，按地头与百姓二比一的比例分配，不得荒废田地；④纳妾限于一两人；⑤按知行额奉公；⑥诉状应先向十位奉行提出，奉行听取原告（诉人）和被告（论人）各自的说法之后，再由家康等六人商议，若有必要，再向秀吉申诉；⑦衣服上的纹样，除许可外，不得使用菊纹、桐纹；⑧禁止酗酒；⑨严禁蒙面往来。

五大老的花押　上方从左向右是上杉景胜、毛利辉元，下方从左到右是宇喜多秀家、前田利家、德川家康（Alex He 34提供图片）

上述十四条法令的内容，后被江户幕府的“武家诸法度”以及“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继承，是以武家、公家、寺社等统治阶级成员为对象的法律之集大成。两份“御掟”由随后被称作“大老”的六位大名联名发布。虽然说只是再次改编、整理了七月组成的政权框架，但所谓的大老制（六大老制，隆景于庆长二年六月六十五岁时死去，后为五大老）在这里才头一次以明确的形式出现。由此，家康等六人在秀吉之下组成新的政府，形成了在六人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并执行法律、统辖政务的体制。虽说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应对政权的危机，但这种形式本身并不仅是为了克服危机，而且是经过反复推敲、在这种形势下所能采取的最好形式。也就是说，这种体制大概是以太政官制为原型，将秀吉和秀赖比作天皇，将家康等人比作公卿（议政官）。既然天皇、朝廷能长期存续，那么即便秀赖（天皇）还年幼，这种体制也应该能正常运转。反过来说，为了使体制正常运转，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同日，长束正家、增田长盛、前田玄以等三名奉行（财政负责人）提交了发誓严格执行藏入地审计的五条文书。此时虽然还没有形成五奉行体制，但包括上述负责诉讼的十名奉行在内，可以认为以大老为核心的奉行众制度已经整备成型。所以，可以将文禄四年八月三日视作丰臣政权末期新政权体制形成并重新开始的日子。这一体制至少将延续到关原合战。

太阁临终

庆长三年三月十五日，秀吉在醍醐寺赏过盛开的樱花之后，五月便在伏见城卧床不起。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去，他在八月五日写下了送交家康等五名大老的遗书：

秀赖顺利成长之事，就托付给这份指示书里的各位了。除此之外，我已没有任何遗憾，以上。

再叮嘱！秀赖之事，拜托你们各位了！拜托五人众！详细事宜我已吩咐五奉行。实在是放心不下！以上。

想到年仅六岁的儿子秀赖的未来，秀吉也不禁流露出真情。他将后事都托付给五人众（五大老）和五人者（五奉行），说明文禄四年创立的新政权框架运转正常。五奉行是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长束正家五人，秀吉吩咐他们负责“日本国中之仪”，并指示他们联姻。这种五奉行制大概是为了维持丰臣家与政权的集权体制而在不久前创立的。选出的五奉行是既能辅佐五大老、又能发挥独立性的有能力之人。同日，五大老和五奉行均向秀赖提交了奉公和遵守法度的誓文，后来还被要求提交过几次类似的誓文。这些行动充分说明丰臣政权并不稳定。八日，秀吉把家康和利家叫到床前，托付了后事。

在此期间，诸寺社都在祈祷秀吉早日康复。十七日，方广寺的本尊——善光寺如来被送还到原来的地方安置。这尊如来是为代替方广寺毁坏了的本尊大佛而被搬来这里。传说秀吉生病就是因为随意移动了很灵验的灵佛，所以遭了报应。然而，次日，秀吉就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辞世之诗据传提前已经作好，但不知为何，却令人感到似乎也预言了丰臣家的未来。

露落露消如我身，

难波[8]大业梦中梦。

秀吉的死讯被封锁，一是为了保证从朝鲜顺利撤兵，二是因为国内也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死讯直到第二年一月五日才公开。在四天前的元旦，利家抱着秀赖在伏见城接受了各大名的新年贺礼。十日，遵照秀吉的遗言，秀赖与生母淀殿移居大坂城。但是，以此事为分水岭，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浮出表面。

四月，后阳成天皇赐予秀吉丰国大明神神号和正一位官职。安置在伏见城的秀吉遗体被移送到东山阿弥陀峰的寺院。十八日秀吉的忌日当天，举行了丰国社（祭祀已成神的秀吉）的正迁宫[9]仪式，家康、辉元等大名也出席了仪式。

元和元年（1615）五月，家康消灭了丰臣家，七月拆毁了丰国社（明治时期再建），废除了秀吉的丰国大明神神号。后来，家康取代秀吉被封为神。

[1]五畿内同前，同前通同然，意即与畿内五国同样，直属于秀吉，听其指挥。

[2]吏僚派，亦称“文治派”或“奉行派”，与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为代表的所谓“武功派”相对，长于行政管理、熟知秀吉心意的官僚心腹，类似于今日所说的技术官僚或行政官员。本身亦为武将。

[3]与力，协助、助力，通常指势力较小的武士、领主或附属于主力大名的军团，但并非其家臣。

[4]山中橘内，即山中长俊（1547—1607）。天正十三年被召为丰臣秀吉祐笔。祐笔，指在大名家中担当记录及编写官方文体职务的人。

[5]豆满江，即图们江。

[6]大老，统管政务的最高执政官，是一种临时职位，地位在老中之上。

[7]顺路宪法，沿着正确的路走之意，按照既有规定。

[8]难波，大阪的别名。

[9]正迁宫，神社改建、修缮完毕时，将神体从临时殿迁到新殿的仪式。

第九章
江户幕府成立

第一节　关原合战

七将袭三成

本章主要论述江户幕府的成立。但我们不得不首先论述发生在庆长五年（1600）九月十五日的关原合战，因为这一战决定了从丰臣政权到德川政权的过渡。此时距秀吉去世仅仅两年，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下面就来看一看。

吏僚派奉行忠于秀吉的意志，死心塌地推进征服朝鲜和大明的政策，主要代表人物是石田三成。而且三成以侵略战争为契机，亲自对大名领实行太阁检地，实现了石高增收（与增加军役相关），还参与处分“胆小鬼”大名，对这些大名处以改易或减封，试图将中央政权的意志推向全国，实现中央集权化。所以从第一次出兵开始，三成与出兵武将之间就已产生矛盾，至第二次出兵的蔚山守卫战后，矛盾已无法调和。当然，处罚、谴责大名战斗不力的是秀吉，但向大名下达文书的是三成，而作为督军向秀吉报告大名的行动、导致他们受罚的则是三成的女婿福原长尧，身在朝鲜前线的大名自然就将矛头对准了他们。另外，对于这次出兵，加藤清正一派和小西行长一派之间也有意见分歧，大名之间的矛盾也因而加深。

庆长四年闰三月三日，前田利家去世，上述矛盾顿时爆发。福岛正则、藤堂高虎、黑田长政、加藤清正、浅野幸长等七人在大坂谋划袭击三成，展开了行动。获知消息后，三成向常陆的佐竹义宜求助，在对方的陪伴下迅速离开大坂，逃回伏见城内自己的宅邸。一般认为三成逃进了德川家康的宅邸，但是据笠谷和比古研究，他是逃进了自己的宅邸，就位于城郭内叫作“治部少丸”的曲轮中。七大将追到伏见城，家康出面说服并安抚了七将。十日，三成在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被护送回自己的佐和山城。这一突发事件，给家康带来了决定性的有利形势。

在三个月前的一月十九日，发生了利家等四大老和五奉行一起追责家康的事件。因为文禄四年家康曾试图与伊达政宗、福岛正则、蜂须贺家政联姻，他们认为家康违背了“御掟”。家康显然是明知故犯，所以利家和三成他们认为有必要阻止家康为所欲为。但是利家死了，三成也被赶回了家，无人再能阻止家康。十三日，家康搬出他在伏见向岛的宅邸，住进伏见城，更加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家康已是地位最高的大老）。从此世人都将家康看作“天下殿”。

大老家康一人独大

秀吉死后，从朝鲜撤兵的命令书、针对战功颁发的感谢状、下发给大名等人的知行分封状、海盗取缔命令等文书都是由五大老联名签署的。利家死后由其嫡子利长接任。这正是秀吉所希望的政权运营方式。闰三月十三日家康搬进伏见城，也是因为秀吉死前指示说要家康在伏见执行政务，可以说是在容许范围内。但是，庆长四年七月，上杉景胜回了领国，不久前田利长也回了领国，这样，在十月一日发给堀尾吉晴的知行分封状上就只剩下三名大老的签名。三大老体制一直延续到次年四月，但之后就再也无法确认。很可能辉元和秀家也返回了领国。不过，家康在当年二月已经单独向田丸忠昌颁发了美浓四万石领知的分封状。美浓并不是家康的领国，所以他是以大老的名义颁发的。在那之后，家康也独自分封领地、独自捐赠寺社。这意味着丰臣政权已失去了应有的政权运营形式，名符其实地转变成家康专权的体制了。但是，即使如此，家康表面上还是以一介大老的身份活动。

在此前的庆长四年七月，家康曾以源家康的名义给大泥国[1]回信，欢迎对方商船往来并保证航行安全。九月七日，家康以向秀赖行重阳（九月九日）之礼为由，入住大坂原石田三成的宅邸。同月下旬，北政所搬离大坂城西之丸并移居京都后（或为家康指使），家康把西之丸变成了自己的住所。次年正月元日，诸大名在本丸向秀赖贺年后，还到西之丸向家康贺年。然后家康命令以藤堂高虎为奉行，在西之丸增建天守阁。其间还以谋反为由处分了淀殿与秀赖的亲信大野治长，交给结城秀康看管，并命令浅野长政蛰居。长政被处分后，五奉行中最有实力的两个人被排挤掉了。接着，五奉行之一的增田长盛报告说前田利长及其姻亲细川忠兴企图谋反，家康便利用此事弹劾二人。十一月，细川忠兴将嫡子忠利作为人质送到江户，前田利长也将生母芳春院送到江户，向家康表示了臣服。

德川家康像（狩野探幽绘，大阪城天守阁藏）

庆长四年闰三月，岛津氏老中[2]伊集院忠真因对主君杀死自己父亲一事怀恨在心，在日向的都城举兵造反（日向庄内之乱）。家康派秀吉在世时便已是九州大名取次[3]的寺泽广高前往，赋予他可视情况动员九州大名镇压叛乱的权限，并通知了所有九州大名。根据山本博文的研究，这次叛乱属于岛津领国内的私战（主从间的战争，岛津氏也认为应该亲自镇压），但家康却作为“公仪”介入，并派政府的联络人寺泽广高负责镇压，实为家康尝试亲自动员大名，可以说是关原合战的预演。

就这样，实际上家康已经一人承担起了政府的职责。以丰臣政权的政务为名，排挤政敌，令其屈服，或向其他大名施恩，一步步确立自己的霸权。他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一百二十万石的会津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的抵抗

庆长三年正月十日，上杉景胜在伏见城突然接到从越后（九十万石）转封会津（一百二十万石）的命令。会津的蒲生秀行则被转封至下野宇都宫，领十八万石。蒲生氏乡死后，幼子秀行连自己家中的形势都控制不了，看到这种情况，秀吉将上杉景胜转封会津，期待他能牵制德川家康和伊达政宗。在告假数月之后，上杉景胜于三月六日从伏见出发，同月下旬抵达会津。进驻会津后，他马上在领内各要冲设置支城，安排重臣驻守，加强了国境的防卫。他虽然担心秀吉的病情，但因专心整治领内，在九月十七日秀吉去世一个多月后才动身上洛。然后，在十月到翌年七月之间，他履行大老的职责，之后返回领国。在京期间，他也一直操心着国内的事情，指示家臣加强防御国境，注意伊达政宗的动静，并加快支城营建。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战国自力思想的痕迹。不能完全依靠本应实现了的“丰臣和平”，必须防备可能来自他国的侵略，要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土地。话虽如此，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此时上杉的石高虽然增加很多，但同时因为吸收了蒲生氏的旧家臣，所以家臣也增加了。庆长五年二月，他决定新筑居城，下令将新城建在若松城西北三公里处的神指村，并为此搬走了十四个村落，然后进行了建设大规模城郭和城下町的突击作业。在上杉看来，他的行为没有任何该受指责之处。

对于此事，在景胜之后被转封到越后的堀秀治曾因收缴年贡米等问题与景胜发生过争论，于是在二月向家康报告说景胜正在修建新城、架桥造路、储备武器、召集浪人，准备进攻最上领和越后。三月，还发生了景胜家臣藤田信吉叛逃，向秀忠（家康三子，驻守江户城）和家康报告上杉领内情况的事件。家康看出这是个好机会，就派使者前去弹劾景胜，一一列举他的违法行为，并要求他立刻上洛请罪。对此，景胜的亲信直江兼续于四月十四日回信表达了强烈不满，并拒绝上洛。这正中家康下怀，或者说正是家康在引导事态这样发展。不等使者返回京都，家康就在四月中旬命细川忠兴、福岛正则等人为先锋征讨会津，同时让岛津义弘在自己出征后守卫伏见城。六月六日，家康将各路大将集中在大坂城西之丸，下令出兵会津，十六日进入伏见城，命令鸟居元忠等人留守，十八日从伏见出发。

这次出兵会津，参加者有福岛正则（尾张清洲）、池田辉政（三河吉田）、山内一丰（远江挂川）、中村一忠（骏河府中）、森忠政（信浓川中岛）、金森长近（飞驒高山）等东海道、东山道方面的大名，以及加藤嘉明（伊豫松前）、藤堂高虎（伊豫板岛）、黑田长政（丰前中津）、寺泽广高（肥前唐津）等四国、九州地方的大名。另外，家康还命令伊达政宗、最上义光、佐竹义宜、前田利长和堀秀治等人分别从信夫口（今宫崎县）、米泽口（今山形县）、仙道口（今茨城县）、津川口（今新潟县）等地发动进攻。

家康于七月二日进入江户城，七日召集诸将，发布了十五条军法，禁止打架斗殴，禁止在友军领地放火、抢掠。同日，他向奥羽诸将去信，说自己将于二十一日出征，并要求他们跟随。信中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是，越前敦贺的豪商田中清六负责向出羽的秋田、户泽、仁贺保等人传达家康的意向，说明清六与家康有密切联系。而正是因为这层关系，田中清六后来开始经营佐渡金山。

虽然毫无胜算，但上杉一方意识到除了与家康决战之外别无他路，于是停止营建新城，将所有部将配置在各支城，加强了防御。

石田三成起兵

石田三成认为家康出兵会津给了自己与上杉从两面夹击他的好机会，于是准备起兵。他首先说服了从越前敦贺出发前去参加家康军的大谷吉继加入自己的阵营。七月十二日，增田长盛向家康报告了石田和大谷的行动，同时增田、长束、前田三奉行请毛利辉元火速赶到大坂。淀殿与三奉行一样，认为石田和大谷的行为是谋反，于是也请求家康返回大坂。毛利辉元和德川家康作为丰臣政权的大老，身负镇压谋反、保护秀赖的责任，所以对淀殿和三奉行来说，上杉是造反者，而家康则是作为政府代表征讨造反者。而这也是家康一直以来对外宣传的话，正因如此，他才能动员从东海到九州、四国的丰臣大名。

但是，石田三成说服了三奉行，将十六日进入大坂的毛利辉元也拉进己方阵营，并推举他为西军盟主。宇喜多秀家也加入了西军阵营。毛利辉元赶走了家康留下来的守军，自己住进大坂城西之丸。西军于十七日向各大名发出了题为“内府（家康）违逆诸行”的十三条弹劾文，列举出家康对秀吉制定的各种法令、规定、誓约的违反，并附有三奉行联署的副文，要求大名向秀吉尽忠、加入西军。文中，石田三成声讨家康无视丰臣家独断专行，希望众人遵守秀吉的法令，奉秀赖为主，恢复丰臣政权应有的形态。这份宣言成了西军的口号。

西军立刻行动，将跟随家康出征会津的诸将妻儿作为人质送进大坂城。但是因为细川忠兴的妻子伽罗奢（洗礼名，本名阿玉，明智光秀之女）拒绝并自杀，这项计划失败了。十九日，小早川秀秋、岛津义弘等人出兵攻打伏见城，遭到守城的鸟居元忠等人顽强抵抗，直到八月一日才攻克。鸟居元忠等人从伏见城向家康发出西军叛乱的急报，于七月二十四日送抵小野小山（今栃木县小山市）阵地。家康于二十五日召集诸将召开军事会议。诸武将中受秀吉照顾最多的福岛正则和黑田长政主张与家康一起行动，讨伐石田三成，于是决定掉头朝西方进军。次日，正则等丰臣系大名作为先锋从小山出发，沿东海道西下，于八月二十三日攻克织田秀信盘踞的岐阜城后，在其西方的赤坂扎营。

家康为了防备上杉，派次男结城秀康驻守宇都宫城，命令从北关东到奥羽的大名形成包围网。秀忠一度返回宇都宫加强防御，然后于八月二十四日从宇都宫出发，经中山道向西行进。其军队共有三万八千人，除榊原康政、大久保忠邻等代代侍奉德川家的大将以外，还有森忠政、仙石秀久等信州大名。但是这队人马在信州上田城遭到真田昌幸（真田嫡子信幸隶属于东军）的顽强阻击，结果没有赶上关原合战。

关原合战

家康接到攻克岐阜城的捷报后，于九月一日，亲率三万两千余大军从江户出发，十四日从岐阜转入先锋阵地赤坂。另一方的石田三成则于八月十一日进入与赤坂近在咫尺的大垣城扎营，与东军对峙。宇喜多秀家等人也赶来支援。吉川广家、毛利秀元、长宗我部盛亲、长束正家等人也在伊势与东军战斗后赶到大垣城，驻扎在城西南宫山的东麓。由此，八万人的西军和七万五千人的东军各自集结完毕。

东军为了将石田军从大垣城诱出来进行野战，故意散布要从中山道继续西进，攻克佐和山城、进军大坂的消息。石田三成等人信以为真，急忙准备到关原一带阻止东军西进。十四日夜，他们冒着大雨，慌慌张张地将大军移动到西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家康也命令东军西进，但为了防备吉川、毛利军而将池田辉政、浅野幸长、山内一丰等人安排在后方防守。

十五日上午八时左右，东军的井伊直政、松平忠吉率军开始进攻宇喜多阵地，事先约定好的先锋福岛正则军立刻发射火枪，由此，决定天下大势的关原合战拉开了帷幕。双方一进一退，胜负难分。石田三成请求无意参战的岛津义弘出击，但岛津军却不为所动。三成按照事前约定点燃狼烟，催促南宫山阵地中的吉川广家、毛利秀元和松尾山阵地中的小早川秀秋等人发动攻击，但这些人也按兵不动。另一边，眼看到了中午都还不能决定胜负，家康开始焦虑不安，为了催促约好做内应的小早川秀秋行动而命人朝松尾山开火。秀秋这才开始进攻大谷吉继。胁坂安治、朽木元纲等人也临阵倒戈，攻击大谷的队伍。大谷吉继奋战后不敌自杀。此后，小西、宇喜多、石田等军队陆续败退，午后二时左右，西军的败北已成定局。

关原合战图（九月十五日上午八时左右）

不仅是小早川秀秋，吉川广家也背叛了西军。为了保护毛利家，吉川广家在十四日合战开始前向家康辩解说，毛利辉元是被捧上西军盟主的位置，并非出自本意，希望能保他平安。对此，家康一方由本多忠胜和井伊直政在当日联名签署血印誓约书，交给吉川广家和福原广俊，保证不对毛利辉元及吉川广家动手，并保证维持其分国领地的现状。同日，也授予了小早川秀秋同样内容的血印誓约书。合战结束后的十七日，福岛正则、黑田长政也向毛利辉元转达了家康的意思。于是，毛利辉元在二十二日分别感谢福岛、黑田和本多、井伊为自己转圜，为能够继续领有分国感到高兴，并迁出大坂城西之丸，提交了今后再无二心的誓约书。

东军攻克石田三成的佐和山城，在二十四日接收了大坂城西之丸。二十七日，家康在本丸向秀赖汇报了胜果，然后进入西之丸。关于这场战争，家康、东军诸将以及淀殿等人的公开意见是，这不是丰臣与德川的战争，秀赖与战争无关，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二十一日，石田三成在伊吹山中被捕，十月一日，与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等人一起在六条河原被斩首。宇喜多秀家在伊吹山中躲藏后逃到萨摩，投奔岛津义弘，在那里待了三年。因为他娶了前田利家的女儿（秀吉养女）为妻，前田利长、岛津忠恒都为他向家康求情，他得以免于一死，在庆长十一年四月被流放到八丈岛。

《关原合战图屏风》西军向画面左方撤退，东军追击（关原町历史民俗资料馆藏）

上杉景胜虽然还在奥羽与最上军战斗，但在听到西军失败的消息后，也于十月一日撤兵了。

第二节　征夷大将军的政权

关原合战后的论功行赏

关原合战是家康作为丰臣政权大老及政府，动员丰臣大名讨伐谋反大名的一场战争。但是，其实质是为了建立德川政权而故意挑衅碍事的人，并以政府的名义将其一举击溃的战争。也就是说，家康谋划了战争，且达到了目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场“定天下”的合战，就无法打开通往德川政权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秀吉所创立的五大老、五奉行制，是在无比困难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佳且最巧妙的政权构想。但是，这种体制只有在“丰臣和平”能够绝对限制大老、大名的权力，金字塔体制绝对固定，且领国统治绝对安定的情况下才可能维持。所以，不断推行侵略朝鲜政策，不断随意改易、转封大名的秀吉，就是在自掘坟墓。

在关原一战的论功行赏中，因为上杉、毛利、宇喜多三大老成了“谋反”方，前田仅在北陆参与攻击西军，没有什么自己的功劳，所以自然就由德川家康独自决定了。

西军一方的大名不是被改易就是被减封。被改易的主要有近江佐和山十九万石的石田三成、大和郡山二十万石的增田长盛、近江水口十二万石的长束正家、备前五十七万石的宇喜多秀家、肥后宇土二十万石的小西行长、土佐二十二万石的长宗我部盛亲、美浓岐阜十三万石的织田秀信等人，此外还有八十余家大名小名，总共没收石高超过四百万石。另外，被推举为西军大将的毛利辉元因为吉川广家等人求情，虽然避免了被改易，但是说好的继续领有分国一事却遭反悔，从安艺一百二十万石减封为周防、长门三十七万石；上杉景胜从会津一百二十万石减封到出羽米泽三十万石；佐竹义宜因与上杉有通，从常陆五十四万石减封到秋田二十万石。上述两种处分合起来，共没收六百万石以上。这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千八百五十万石总石高的三分之一左右，数量巨大。此外，秀吉病逝时在全国四十余国所有的丰臣家藏入地多达二百二十万石，也被削减到摄津、河内、和泉三国六十五万石余。从这点上看，丰臣家实际上沦落到了一个普通大名的地位。

与之相对，石高增加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一半都是将战争导向胜利的福岛正则等德川方的“外样大名[4]”，对他们追加的石高多达四百万石以上，几乎相当于从改易大名手中没收来的数量。主要加增情况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基本上是按战争中的表现及其评价公平分配的。加藤清正虽然因在九州而没有直接参加关原合战，但是他攻占小西行长的宇土城、立花宗茂的柳川城有功，所以得到了部分肥后小西领和部分丰后领地。这次封赏的特征是，浅野、池田、福岛、山内、黑田、田中、加藤等人几乎得到原先两倍或更多的石高，成为领有一国的国持大名；即便增加量没有那么多，只要是富裕的大名都被转封到西国或者更远的西部。这不能不让人认为是有意将富裕的大名都安排到西部。这样，西国就成了清一色的外样大名，没有一个出身德川家族或者是其谱代。关于为何家康要这样配置，尚待研究。

接受奖赏加增的主要外样大名（单位：千石）

德川家出身的大名和谱代大名占了增加石高的另外一半，约二百万石余。家康次子结城秀康从下总结城十万石转封到越前北庄六十八万石；四子松平忠吉从武藏忍十万石转封到尾张清洲五十二万石；井伊直政从上野箕轮十二万石转封到近江佐和山十八万石，等等。他们转封的意义都在于占领战略要地。其他四十名一万石以上的谱代家臣中有一半以上都获得了增加并作为谱代大名独立。另外二十名左右不足一万石的谱代家臣被增加到一万石以上，也成为大名身份。由此，江户时代谱代大名的原型基本确立。此外，在把外样大名都安排到西国的同时，本多忠胜被转封到伊势桑名、奥平信昌转到美浓加纳、石川康通转到美浓大垣，以防备西国大名。由此，从江户到京都，东海道沿线由家臣和谱代大名控制。家康还在大和设置了许多直辖领。为了防备北方大名，他把己方派系的武田信吉安排到常陆水户领十五万石、鸟居忠政到陆奥磐城平领十万石、奥平家昌到下野宇都宫领十万石，等等。

通过这样的论功行赏，家康突破了原来从伊豆到关东的领国界限，从陆奥南端的磐城平到东海的北伊势以及近江、越前等地，都被己方派系的大名和谱代大名控制。这相当于控制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物流要道。此外，家康自己的直辖领也得以扩大，据估计有四百万石左右。佐渡金山、石见银山、生野银山等金银矿和京都、奈良等都市也被纳入他的掌控。由此以来，家康成为国内最大的势力，远远超过了丰臣家族。“天下殿”更加名副其实。但是，此时家康还没有实行像江户时代那样，将己方派系的大名和谱代大名安排到全国，以监视其他外样大名这种敌视外样大名的政策，而是仅将分国扩大到畿内为止，稳扎稳打地巩固自己的立足之地，令人感受到家康的深谋远虑。

五奉行制度崩溃

然而，家康仍被束缚在丰臣政权的框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到，关原合战后的论功行赏没有发布正式的分封状和知行目录。比如对于战功最高的福岛正则，据说是本多忠胜和井伊直政作为使者去拜访，暗示说计划把安艺和备后两国封给他，在得到正则的欣然同意之后，两名使者当场承认了他的领有权。对山内一丰，据说是榊原康政作为使者转告他“拜领土佐国”。也就是说采取了派使者口头传达的形式。笠谷和比古注意到这点并指出，这是为了模糊掉领地分配、给予的主体而有意采取的一种策略。

事实上，在九州与加藤清正一起作为东军参战的黑田如水（孝高）就写信给藤堂高虎，希望他代为拜托家康，尽可能以“拜领自秀赖”的形式领有被自己攻占的敌方领地，还请家康从中斡旋。对于受丰臣恩惠的大名来说，这场战争是为巩固丰臣政权而进行的战争，所以所领的分封权应该还属于秀赖，家康仅仅是作为大老之一执行（代行）其旨意而已。所以，尽管在关原合战以前家康也曾几次单独授予知行分封状，但这次却特意回避了授予分封状这种形式。再者，即便以自己的名义授予，接受的一方也认为是从丰臣氏手中拜领的，在家康看来，自己也还未获得能够摆脱丰臣政权大老之一的身份、明示德川氏分封的政治立场。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也意味着五大老、五奉行体制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在关原合战以前，即便家康单独署名、授予分封状，诸奉行随后也会下发知行目录，这种手续已经制度化。比如在庆长五年春，家康将丰后的六万石领知分给了细川忠兴，随后在二月七日，长束、增田、前田三奉行便下发了知行目录。目录上写着：“奉命赐予新分封，遵内府公（家康）之旨意，阁下可领有其地知行，如本状所示。”虽然不足原本人数，但这也是依照大老、奉行制所规定手续授予的知行分封状。就这份文书而言，最初的“奉命”是指奉秀赖之命（实际决定的是家康），在秀赖的指示之下，大老家康“御一行”授予知行分封状，然后奉行再下发知行目录。

正因如此，黑田如水拜托家康从中斡旋、采取从秀赖手中拜领的形式，不是因为他是受丰臣恩惠的大名，与秀吉、秀赖的私人关系或者情感联系比较紧密，也不是因为秀赖、丰臣政权仍然存在，而是因为知行分封权归属于站在政权顶点的秀赖，授予知行分封状是以先由大老从中斡旋，再由秀赖决定这种制度化手续为前提的。但是，关原合战之后，五奉行都不在了，从制度上而言，将大老的进言传达给秀赖、授予知行目录的人也不存在了。所以家康便以派遣自己的使节口头传达自己旨意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样，秀吉发挥其非凡的政治感觉创造出的五奉行制——能够直接支撑秀赖的权威和权力、保证丰臣政权长期存续的支柱——就崩溃了，这意味着丰臣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就任征夷大将军

丰臣政权作为关白政权起步，其权力的直接基础在于统领武家。而正因为是武家政权，所以它以知行分封和军役奉公关系为轴心，再加上朝廷的官位制度，建立起统一的金字塔体系。但是，五大老制实质上已解体，五奉行制也已崩溃，统一和统治武家的基础——由秀赖来行使知行分封权这种丰臣政权的机构已经名存实亡。不论制度上的立场和权限如何，实质上行使分封权的只有家康一人。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谁都没有能力提出异议。以这种实绩为基础，家康的下一步棋就是出任征夷大将军。庆长七年（1602）正月，家康已从正二位升为从一位，从官位上来说也有足够的资格。

庆长八年二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家康在伏见城迎接敕使，接受了就任将军的宣旨，兼任右大臣。同时成为源氏的氏长者，按惯例继承了氏长者的名誉称号——淳和院、奖学院别当[5]，并被许可使用牛车兵仗。这意味着获得与室町将军同等的地位。三月，据说在家康朝觐天皇、行拜任将军之礼时，按照室町将军家的惯例设置了仪仗。家康通过自称为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相同的源氏子孙而获得了源氏长者的地位，并由此获得了以武家栋梁的身份成为将军的正统性。与秀吉的关白政权不同，他选择了传统的武家政权形式，停止了信长、秀吉对新政权形式的探索，将源赖朝推出来，自称是他的继承者。他选择了最现实的路线。考虑到对知行分封、改易等家康已获得权限的行使，这是最容易就任的职位，也是能让他掌握全国统治权的职位，甚至是一个能公开宣言的职位。但还不仅如此。

秀吉死后，武家陷入分裂和抗争的危机。关原合战就是头一场大冲突，但在那之后战争的危机也没有完全消去。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底层还有大量浪人、不能继续当武士的地侍以及原来的奉公人阶层，他们心怀不平和不满，期待着发生战争。两方面的原因结合在一起，将整个国家导向战争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武家的团结和统一，为此就需要能够约束武士阶级的权限的正统性，而家康正是从武家栋梁、源氏将军的身份中寻求这种正统性。他应该看得出，考虑到室町幕府的功绩，这种身份不但能统一武家，甚至可能号令公家与寺社。于是，“天下殿”家康通过就任将军，从制度上确立了独立于丰臣政权的地位，建立起江户幕府这个全国政权。

德川姓和自称源氏

家康最初姓松平，与源氏没有关系。下面我们简单看看家康的生平和姓氏的变迁。天文十一年（1542），家康作为松平广忠的长子生于三河国的冈崎城（今爱知县冈崎市）。松平广忠是三河国贺茂郡松平乡的一个地方领主，室町时代曾自称贺茂氏。战国时期，今川从东边扩张，织田从西边扩张，松平处于两者的夹缝中，势力被削弱，家康小时候一直给别人当人质，永禄三年（1560）桶狭间之战后才终于回到冈崎城自立。后来，因为与织田信长结盟，成功地平定了三河国、远江国，天正十年（1582）又从信长处获得了原武田领骏河国。本能寺之变后，又将甲斐和信浓（北信四郡为上杉领）置于统治之下。这种“五国领有”的时代一直持续到天正十八年转封关东的旧北条领。其间，家康最开始以松平为姓，氏名则是源氏。后来通过关白近卫前久和京都吉田神社的吉田兼右的努力，在永禄九年叙爵从五位下，获得三河守官位，同时被允许使用德川姓和藤原氏。

德川这个姓的来源，是将松平的祖先与出自清和源氏一系的上野国新田义重（与新田义贞同祖）之子得川（德川）义季联系在了一起，家康还为此专门上奏说希望恢复原来的德川姓，获天皇恩准后才公开自称德川的。尽管不清楚这是何时捏造的故事，总之，其根据是得川义季的子孙亲氏被迫随父离开所领，四处漂泊，最后流落到松平乡，入赘当地豪族后改名松平亲氏。之所以要改姓氏，是因为他以一介国人之身平定了三河国，成了国持大名。要想立于出身将军家系的吉良氏之上，与同为将军家系的邻国大名今川氏及其他诸国大名平起平坐，就需要粉饰自己的家系和出身。而早先自称源氏，后又创造出藤原氏宗谱、改称藤原氏的原因在于，在没有将军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关白获得官位。但除此之外，也因为三河国的原守护家一色、细川是足利系的源氏，还有吉良、今川也是源氏，要想自称为三河守、与他们对抗，从政治上来看，藤原氏是比较合适的选择。所以，在天正十四年十月上洛前夕，家康在九月发出的文书上就署名为“三位中将藤原家康”。

但是，据天正十六年的《聚乐行幸记》记载，在当时诸大名联署的三条誓词上，家康的署名是“大纳言源家康”（前一年八月叙任从二位权大纳言）。说明他不久之前又从藤原氏改回了源氏，后来就一直使用源氏。笠谷氏将家康这次对氏名的更改与同年正月义昭从备后的鞆上洛、出家并冠法号昌山一事联系起来，认为因为兼任源氏长者的足利将军家灭亡了，所以家康才以征夷大将军为志向，公然自称为源氏。这一观点虽然还有待深入研究，但若只谈家康的志向也不是不可能。然而，若将其上升到国家体制的层面，说丰臣的关白政权已经包含了实质上的德川将军制，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在法令、规定和公事方面，秀吉仅仅将东国委托给了家康，西国则委托给了毛利，就是要将家康的影响力限制在东国。

关原合战后，为了当上将军，家康被迫重新调整宗谱，于是又设法得到了吉良家的宗谱。足利的祖先是上述新田义重的弟弟义康，吉良氏出自其曾孙。现在足利一族已经完全没落，那么只要自称是义康之兄、新田义重的子孙，就可以取代足利，自称为源氏长者。于是，在当上将军的八年后，庆长十六年，家康在上洛时奏请天皇追赠新田义重为镇守府将军，追赠父亲广忠为权大纳言，得到恩准。由此，家康完成了对自身宗谱的粉饰。

将军的威光与权限

在家康就任为将军的那一年四月，十一岁的秀赖晋升为正二位内大臣。秀赖的愿望自然是将来当上关白，主宰政权。但是，在关原合战那一年的十二月，摄关家的九条兼孝却就任了关白一职。这当然是家康的策略。丰臣家世袭关白两代即止，关白一职回到了藤原家手中，此事受到公家欢迎。虽然这件事并没有完全断绝秀赖将来就任关白的可能性，但毫无疑问，家康正在想方设法阻止丰臣家恢复关白政权。同时家康增加天皇家、公家的领地，提出再兴朝廷仪礼，博得了他们的欢心，所以若无家康的同意，秀赖是绝不可能就任关白的。

家康就任将军一事完全改变了秀赖和众大名的关系。比如大名的贺年礼，在关原合战结束当年的庆长六年正月，大名先向秀赖行礼，再向家康行礼。但在庆长八年正月，大名为了向家康行礼而全都集中到了伏见城。不过，家康命令他们先向秀赖贺年，他们才连夜赶到大坂，在元旦当天向秀赖行礼，二日再到伏见向家康行礼。家康就任将军后，不仅是家康本人，大部分大名在元旦都不再去大坂，而是去给家康、德川氏拜年。正是武家栋梁与将军的地位令其如此。

更重要的是，在就任将军的第二个月，家康不仅下令给自己的家臣和谱代大名，还命加藤清正、细川忠兴、前田利长、伊达政宗等大外样大名营造和扩建江户市区。为了营建适合将军居住的城郭和天下第一的城下町，第一期工事通过开挖神田山、填埋湿地和江户湾岸等工程，修筑了神田、日本桥、京桥等町人地。此举清楚地向全国表示，家康将军代替秀吉关白，拥有了以军役（知行役）的形式向全国所有大名征收普请役的权力。那之后，一直到二代将军秀忠时期，全国大名连年承担江户城的普请役，一直到三代将军家光时代才终于完成。不仅如此，他们还承担了从庆长十二年到十三年营建家康居城骏府城、庆长十四年营建名古屋城等普请役。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庆长九年秋，家康命令全国大名提交记录领知额和物成额（年贡额）的乡账和国绘图（次年提出）。前面我们提到过，秀吉在天正十九年也让大名们提交了御前账和国绘图，所以家康相当于继承了秀吉的政策。他的目的在于向世人展示，将军作为武家栋梁代替关白，把握了诸大名的领知情况和军役赋课的基准石高，同时也掌握了全国土地的领有权。

第三节　大坂之阵

将军世袭

就任将军当年的七月，家康将三子秀忠的长女千姬（七岁）嫁给了秀赖，一是为了完成与秀吉生前的约定，二是为了促进与丰臣家的融合。但在十二年后的大坂夏之阵，丰臣家灭亡了。这场战争后，德川政权终于坚如磐石，并在此基础上进入了“太平盛世”。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带来如此转变的、武士之间最后的战争，如何以统一与“和平”为主题，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时代落下帷幕。

家康就任将军仅两年，就把这个职位转让给了三子秀忠，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德川政权是世袭的。为了接受将军就任的圣旨，秀忠于庆长十年（1605）二月二十四日率领东国诸大名从江户出发，于三月二十一日抵达伏见城。所率军队绕道木曾路，与信浓、甲斐的部队会合，据说总人数多达十几万，其兵力之强盛、装束之豪华，令京城中看热闹的人大开眼界。四月十六日，秀忠在伏见城接受敕使宣旨，第二代将军由此诞生。

这样一来，丰臣家让秀赖接替家康主宰政权的希望就彻底断绝了。第二代将军诞生一个月后，家康通过在京都的秀吉正室（北政所、高台院）传话，要求秀赖上洛。这显然是要求秀赖祝贺秀忠就任将军（以示臣服），淀殿表示激烈反对，并回答说如果一定要逼他们上洛，那她就和秀赖一起自杀。听到这话，大坂的町人们都担心会发生战争，甚至收拾行李准备出逃。于是家康派六子松平忠辉作为新将军的名代去向秀赖道安，算是摆平了这件事。翌年，家康在上洛后向朝廷提出，今后若无幕府推举，不得授予任何人武家官位。一般认为，此举是为了排除大名通过丰臣家获得官位的可能。

就这样，丰臣家的生存空间一点点缩小，但家康对秀赖还是采取了与其他大名不同的待遇。其一是在营建江户城及其城下町时，没有让秀赖承担普请役。另外根据白峰旬的研究，庆长十一年江户城普请役的八名奉行中有两名是秀赖的家臣，说明形式上丰臣家仍旧承担着政府的部分职能。不过，这虽表明德川政权十分谨慎，一边摆出尊重丰臣家的姿态，一边加紧确立霸权，但并不能说丰臣家与德川将军家地位平等。

与此相关，不论家康还是秀忠，都没有在当上将军后马上向大名们统一下发领知安堵（承认领有）状或分封状，不像后世的将军那样只要换代就授予大名们领知朱印状，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丰臣家灭亡两年后，元和三年（1617），秀忠在上洛时对三河以西的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不是全部）以及公家、寺社下发了领知朱印状。这是因为丰臣家已经灭亡。但是关原合战后，实质上实行知行分封和承认的是家康，不是丰臣家。家康也不是完全没有下发过分封状，但大多是派亲信口头传达，或者与奉行大久保长安、加藤政次、伊奈忠次联署发布。承认大名家的家督继承、制定寺法的都是德川家。丰臣家根本没有可能单独行使与之匹敌的权限。但是，丰臣家的存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将军对领知朱印状的授予。

大御所和将军

秀吉死后，家康以伏见城（一时曾在大坂城）为中心执行政务，秀忠则驻守江户城。这种形式在秀忠就任将军后还持续了好长时间。直到庆长十二年，家康才移居骏府城，以骏府城为大御所，实质上操控着幕府。同时，德川家的谱代重臣以及优秀的实务奉行都被安排在江户，以辅助秀忠执政。秀忠的属下有年寄（相当于后来的老中）大久保忠邻和本多正信，另外，还有江户奉行、关东总奉行青山忠成、内藤清成以及关东郡代伊奈忠次等人。

在骏府城家康的身边，以本多正信之子本多正纯为首，有大久保长安、成濑正成、安藤直次等人。不仅如此，家康还聘用了很多智囊，不但有金地院崇传和南光坊天海（僧侣）、林罗山（学者）、日野唯心（公家）等人，还有庆长五年漂泊到丰后的荷兰商船立弗德号[6]上的船员威廉·亚当斯（三浦按针）和杨·约斯滕等人。这些智囊参与了家康关于大名、朝廷、寺社、外交、贸易等许多重要政策的决策。另外，参与了幕府的金币铸造与发行以及幕府财政的后藤庄三郎光次、参与了征调军需物资和收集情报的京都吴服商和贸易商茶屋四郎次郎以及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等人也与家康关系密切，对家康的流通、贸易及外交政策都有很大的影响。

依靠这样的幕僚班子，家康主导了幕府政治。大名们甚至会请求家康承认其领知。但是在形式上，家康基本上还是先让秀忠发行安堵状、分封状，然后自己再许可，同时要求大名们效忠将军。可见秀忠所承担的将军权力作为武家栋梁、全国政权而言还有些稚嫩，家康还不得不利用前任将军的经验以及长期以来与各大名建立的个人关系来补充将军权力，说明在当时的情势下二元政治还是必要的。这既是家康从秀吉政权继承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也是家康善于忍耐、行事慎重的性格所致。

总之，对家康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外样大名以及他们集中所在的西国。他们虽然在关原合战中对家康表示忠诚，战后也接受了家康的褒奖，但那都和将军家康无关，与秀忠之间更没有任何个人层面上的关系。所以家康极度防备他们与秀赖、天皇和公家之间产生关联。家康长期居住伏见城的理由也在于此。为此，家康采取了亲自对东海以西的大名行使军役征课权和军事指挥权、让秀忠对甲信越以东大名行使同等权力的方法。这样一来，所谓的武家栋梁也成了一种二元构造。庆长十年，陪同秀忠上洛接受将军宣旨的大名成员便表现出这一点，庆长十六年陪同家康上洛的大名成员也表现出了这一点。大坂之阵也一样。家康的存在意义重大，正因为有他在，德川政权的存续基础才得以巩固。

方广寺钟铭文问题

主导并实际操控天皇的让位和即位，对统一政权来说是一种从实质上将天皇拉进己方阵营的手段，因而受到重视。庆长十六年三月，家康时隔五年上洛，是为了作为将军的名代执行从后阳成天皇到后水尾天皇的皇位交接。十七日，在京都入口处接受西国大名和公家的迎接后，家康进入了二条城。这次上洛还有两项重要的计划。其中一项是要秀赖上洛以便与其会面。他通过织田有乐（长益）向秀赖一方转达了自己的意向。在举行让位仪式的二十七日，秀赖从大坂出发，在淀住宿一晚，然后接受家康之子义直、赖宣以及池田辉政、加藤清正等人的迎接，第二天到达二条城。能够说服秀赖上洛，可谓多亏了加藤清正。而清正在见证了这次会面的三个月后便去世了。

秀赖在与家康互相行礼之后接受了盛宴款待。这次会面有秀吉正室高台院在场作陪。随后秀赖参拜了丰国神社，参观了正在重建的方广寺，然后从伏见乘船，于傍晚六时回到大坂。《当代记》记录说，当时，不仅大坂全城人心雀跃，连京畿的老百姓也兴奋不已。任谁都觉得战争的危机已经过去。

家康在举行即位仪式的四月十二日当天实施了另一项计划。他将在京的各位大名召集到二条城，让他们发誓不违背以下三条规定：第一条是“应如遵奉右大将家（源赖朝）以后代代公方（将军）的仪式一般遵奉该法令”；第二条是不得在自己的领国内藏匿违背法令和主君命令之人；第三条是如果属下武士等人犯了谋反或杀人罪，不得相互包庇。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后来被武家诸法度继承。其意义在于利用签字誓约书这种形式，让大名们发誓遵守将军的法令和主君命令。利用天皇即位之日，大概是模仿了秀吉当年行幸聚乐第时对诸大名约法三条的行为。而不得不选择这样的时机，则说明了这份誓约对于德川政权的建立来说有多么重要。

在誓约书上署名的一共有二十二人。除自己门下的越前松平忠直以外，细川、池田、福岛、岛津、森、前田、毛利、京极、加藤、浅野、黑田、藤堂、蜂须贺、山内等人都是加贺、飞驒地区以西的外样大名。而同样内容的、针对东国大名的誓约书，则在次年庆长十七年正月五日，由津轻、最上、伊达、上杉等十一位大名和佐久间、真田、小笠原、酒井等五十位大名分成两组签署。由此，除秀赖外的主要大名都在誓约书上签了名。

此后，家康开始动手消灭丰臣家。庆长十九年，他对秀赖致力于再建的方广寺大钟的钟铭寻衅。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方广寺的历史。

方广寺是秀吉在京都建造大佛时，为安置大佛而修建的寺院。为了与奈良时代天皇为镇护国家而建的奈良大佛对抗，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超越天皇的权力和财富，秀吉着手在京都建立大佛。京都大佛和方广寺不但是关白镇护国家的象征，同时也具备丰臣家氏寺的性质。

然而，这座方广寺和大佛一直很不走运。虽然在天正十四年前后就开始营建，但由于寺址变更和出兵朝鲜等原因而几次中断，其间经过九年，直到文禄四年才终于建成。秀吉迫不及待，当年九月就在方广寺为已去世的父母举办了千僧供养。但是，因为急于建成，大佛不是青铜制，而是涂漆贴金箔的木像，在第二年庆长元年发生的地震中倒塌了。为此，秀吉把信州善光寺的善光寺如来请来做本尊，但传说因此遭到报应，身患重病，于是又在去世的前一天物归原处。

秀吉死后，秀赖开始了重建工程。庆长七年十二月，在用唐铜铸造的大佛快要完成时，因为铸工不小心引起大火，大佛和大佛殿都被烧毁了。但秀赖还是不死心，又着手重建，并将秀吉遗留给他的几万两黄金都毫不吝惜地投进去，铸成了一尊高达19米的巨大铜佛。庆长十九年四月，又铸造高达3.2米的巨大梵钟，硬是完成了重建工程。

负责大佛营建的片桐且元为了举办大佛开眼供养，在当年五月亲赴骏府城征求家康同意，并获准在八月三日举行。但是到了七月底一切基本准备就绪时，家康却突然下令延期举办，并要求把梵钟铭文和大佛殿的上梁匾[7]文送来审查。结果，家康认为铭文中的“国家安康”是想用“安”字分隔“家康”，而“君臣丰乐”则有以丰臣为君、享乐天下之意，都是对德川家的诅咒。起草铭文的禅僧和片桐且元火速赶赴骏府城辩解，但家康根本不见他们。所谓梵钟铭文问题本来也不过是家康消灭丰臣家的一个借口。

方广寺钟铭文（京都市东山区）

大坂冬之阵、夏之阵

片桐且元想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办法，但是在家康巧妙的离间策略之下，他在大坂阵营中被孤立，终于在十月一日退出了大坂城。家康立刻决定攻打大坂，命令远江、三河以西的大名出阵，他自己也在十月十一日从骏府城出发，于二十三日进驻京都二条城。但是，他命令受丰臣恩惠的福岛正则、黑田长政、加藤嘉明、平野长泰留守江户。这大概是为了防止他们向大坂一方通风报信。秀忠命令东国大名出征，自己则于二十三日从江户出发，十一月十日进驻伏见城。家康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从英国、荷兰等国的商人手中购买了欧洲制造的大炮，还通过亲信商人囤积了炮弹用的铅和火药，兵粮也很充足。

而大坂一方则是在家康的挑衅之下被迫应战，所以只能匆忙征调军需物资。除了从周边地区征购大米外，还征收了福岛正则、黑田长政、加藤忠广（加藤清正之子）等大名在大坂城下町所藏的大米和商人的大米，合计二十万石左右，储备在城郭内。同时购买了许多火药。兵力方面，尝试鼓动福岛正则等曾经接受丰臣恩惠的大名加入己方阵营，但都没有成功。没有一个以自家存续为第一要务的大名加入丰臣一方，这大概就是丰臣方最大的误判。代替他们成为丰臣阵营主力的是大量的浪人和日用（短工）等人，其数量远超大野治长、大野治房两兄弟和木村重成等丰臣家的直属家臣。这些人都是以金银雇用来的。但其中也有真田幸村、长宗我部盛亲、后藤又兵卫基次、毛利胜永、明石扫部等大名级浪人，他们得到了分封领知的承诺，于是在夏之阵中表现得格外英勇。总之，包括城中的妇女、城下町的町人、周围的百姓在内，共有超过十万人在包含了一部分町人地的大坂城总构内进行守城战。

冬之阵于十一月中旬开始，德川阵营用近二十万大军把大坂城包围得水泄不通。但大坂城不愧为天下名城，四周以坚固的总构环绕，易守难攻。进入十二月，德川阵营的本多正纯、后藤光次和丰臣阵营的大野治长、织田有乐开始议和，但没有进展。十七日，敕使来到位于茶臼山的家康大本营，提议由天皇出面调停，但遭到家康拒绝。后来丰臣阵营倾向于接受非常苛刻的和谈条件，据传是因为全副武装指挥守城的淀殿居所被家康军炮击，坚强的淀殿一下子失去了斗志。

《大坂冬之阵图屏风》德川军包围了大坂城（德川美术图馆藏）

十八日，淀殿之妹——已故的京极高次之妻常高院出城，与家康侧室阿茶局交涉，三天之后和谈终于成功。和谈的争议点之一——让淀殿去江户做人质这一条虽然没有了，但增加了拆除总构与三之丸、二之丸并回填护城壕沟的条件。德川一方立刻开始拆除，甚至强行回填本来由丰臣一方负责的二之丸壕沟。丰臣阵营本来就有很多人对议和很不满意，到了三月，他们又把壕沟挖开，纠集了大量浪人准备战争。四月，家康和秀忠下令再次攻打大坂城。

四月底，大坂夏之阵开始。丰臣阵营因为大坂城仅剩下本丸，不可能据城抵抗，便在大坂南部摆开阵势，攻击德川军。后藤又兵卫、毛利胜永、真田幸村、长宗我部盛亲、木村重成等人在道明寺（今大阪府藤井寺市）、八尾（今大阪府八尾市）、若江（今大阪府东大阪市）等地奋勇作战。五月七日，真田幸村率部冲进家康的大本营，奋战至力竭而亡。大野治房虽逼近了秀忠的大本营，仍终至败退。午后四时，大坂城本丸起火。大野治长将秀赖的正室、秀忠之女千姬带出城，并请求秀忠饶秀赖母子一命，但被拒绝。五月八日，秀赖母子与大野治长、治长之母大藏卿局等人在大坂城内的山里曲轮自杀。当时秀赖年仅二十三岁，据说淀殿也只有四十九岁左右。秀赖之子国松（八岁）逃到伏见，被抓捕后在京都六条河原斩首。七岁的女儿则被送到镰仓东庆寺为尼（天秀尼）。至此，丰臣家族灭亡。

淀殿断然拒绝向家康臣服。与其母阿市相似，她的结局代表了战国女性的一种生存方式。与之相对，高台院在秀吉死后落发出家，终日为夫君祈福，在目睹了丰臣家的灭亡之后，直到宽永元年（1624）才以七十六岁高龄去世。她的生存方式，同样也是战国女性所选择的道路之一。

[1]大泥国，北大年苏丹国。明代张燮《东西洋考》称之为大泥。日本借用之，亦称之为大泥国。是15世纪到18世纪马来半岛的一个古国。

[2]老中，统管政务的职位。

[3]取次，本义为联络人，丰臣政权中专指向各地大名传达命令并令其臣服的特定人物及相关机构。

[4]外样大名，相对于“谱代大名”，一般指关原合战后才臣服于德家的他姓大名，原与德川家没有主从关系。谱代大名即世代侍奉德川家的大名。

[5]淳和院、奖学院原为王朝时代的机构，后由源氏的氏长者担任负责人，实为荣誉职，为各代源氏长者必兼之职。

[6]立弗德号，荷兰商船De Liefde号。于1600年4月19日漂流到丰后国（今大分县）。船员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日本名三浦按针）和杨·约斯滕（Jan Joosten，日本名耶杨子）受到德川家康信任，成为江户幕府的外交顾问。

[7]上梁匾，日语为“栋札”。上梁时记载该建筑各种信息的木牌。

结束语

庆长二十年（1615）五月，以大坂夏之阵的终结为标志，战争时代结束了。自1467年爆发应仁之乱起，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室町幕府灭亡，几乎所有的守护家也随之灭亡，武士取而代之，构成了新的统治阶层。他们中的大部分原本以村落为生活和经济基础，现在却成为都市生活者，居住在城郭周边的指定地区。

在京都之外，统一政权的首都以城郭为中心、有计划地建立起来，并以成为各个政权时期的全国最大城市为目标。而其迷你版则是各大名领地的城郭。这一都市理念诞生于信长时期，成型于秀吉时期，决定了各地都市的基本形态。城下町以外的町也基本上得到重建。在这个时代，武士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探索都市的理想形态，创造并改造了都市。都市作为武士和町人（商人、工匠）的居住空间，与村落明确区分开来，通过都市建设吸收了士、工、商，并形成按身份和阶层区分的空间。而除此以外的地方则被称作村落，从前的寺内町等作为市区的地方，只要没有被认定为町，也被看作村落，即使该地有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他们也不可能获得町人身份。构成村落的基础是百姓（农民）。

像这样，以村和町为基本统治单位，所有人都拥有某一种身份，不同身份之间的移动被严格禁止，并诞生了相应的身份制度，下克上的现象终于消失了。将军地位至高无上、政治权力集中于武士身份的社会体制由此形成。家康耗费了最多的心力去创造这种制度，最终形成了在将军和幕府的控制下，武士、天皇、公家、僧侣、百姓、工匠、商人、秽多、非人等人按照各自的身份或共同体与地区形成社会和组织，各司其职的社会秩序。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极端精致和巧妙的统治体制。至今仍束缚着我们的“官家”意识以及中央政府对许可权的独占都与这种体制有关。

通过将各种身份的人限制在各自的活动场所中，这种体制终于得以完成。但是，村和町这种共同体和自治组织基本上从室町时代起便已经形成，其中，有人专事耕作，有人精于经商，还有人同时从事两种行当。政权既非想要解散这样的共同体，也不是要破坏居民的自治意识。他们只不过是通过检地重新构筑了与共同体的关系而已。即便原来的市区被重新规定为村，其中的居民被规定为百姓，经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的人也并没有被从村中完全排挤出去，商业作物的制造、加工业的经营仍在继续。生产和生活在很多层面得以维系。所以其内部矛盾和对立也仍然存在。是居民自己承担起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对立的运动。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认为，这五十年来统一政权的战争和政策，将武士、奉公人从村落和町人地中剥离出来，封闭在一个狭小、闭塞的金字塔里，结果将其余更加广阔的空间（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有条件的“和平”空间）都在实质上开放给了被统治的人。

附录

表年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全书相关

朝尾直弘『大系日本の歴史8天下一統』（小学館、一九八八年）

朝尾直弘『将軍権力の創出』（岩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朝尾直弘他編『日本の近世』1～4（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一～九二年）

安良城盛昭『日本封建社会成立史論』上·下（岩波書店、一九八四·一九九五年）

池上裕子『戦国時代社会構造の研究』（校倉書房、一九九九年）

池上裕子他編『クロニック戦国全史』（講談社、一九九五年）

泉澄一『堺と博多』（創元社、一九七六年）

稲葉継陽『戦国時代の荘園制と村落』（校倉書房、一九九八年）

井上光貞他編『日本歴史大系』3（山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岩波講座日本歴史』近世1·2（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五年）

『岩波講座日本通史』近世1·2（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勝俣鎮夫『戦国時代論』（岩波書店、一九九六年）

京都市編『京都の歴史』4（学芸書林、一九六九年）

小島道裕「戦国·織豊期の城下町」『日本都市史入門』Ⅱ（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〇年）

小葉田淳『日本鉱山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

佐々木潤之介編『大系日本国家史』3（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五年）

高木昭作『日本近代国家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〇年）

永原慶二『大名領国制』（大系·日本歴史3）（日本評論社、一九六七年）

永原慶二監修『戦国大名論集』全18巻（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三～八五年）

永原慶二編『大名領国を歩く』（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仁木宏『空間·公·共同体』（青木書店、一九九七年）

林屋辰三郎『天下一統』（日本の歴史12）（中央公論社、一九六六年）

藤木久志『織田·豊臣政権』（日本の歴史15）（小学館、一九七五年）

藤木久志『雑兵たちの戦場』（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年）

藤木久志『村と領主の戦国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七年）

藤田達生『日本中·近世移行期の地域構造』（校倉書房、二〇〇〇年）

堀新「織豊期王権論」『人民の歴史学』一四五号（二〇〇〇年）

三鬼清一郎『鉄砲とその時代』（教育社、一九八一年）

水林彪『封建制の再編と日本的社会の確立』（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水本邦彦『近世の村社会と国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七年）

宮川満『太閤検地論』Ⅰ～Ⅲ（御茶の水書房、一九五九～六三年）

山本博文『幕藩制の成立と近世の国制』（校倉書房、一九九〇年）

ルイス＝フロイス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日本史』1～12（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七～八〇年）

歴史学研究会他編『講座日本史』4（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〇年）

歴史学研究会他編『講座日本歷史』4（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五年）

脇田修『近世封建制成立史論』（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七年）

第一至第三章（织田政权期）

浦長瀬隆「一六世紀後半西日本における貨幣流通」『ヒストリア』一〇六号（一九八五年）

奥野高広『織田信長文書の研究』全三冊（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九～八八年）

奥野高広·岩沢愿彦校注『信長公記』（角川書店、一九六九年）

神田千里『信長と石山合戦』（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年）

佐藤進一『花押を読む』（平凡社、一九八八年）

立花京子『信長権力と朝廷』（岩田書院、二〇〇〇年）

谷口克広『信長の親衛隊』（中央公論社、一九九八年）

内藤昌『復元安土城』（講談社、一九九四年）

平井良直「安土城天主5階の空間構成に関する一試論」『日本歴史』五七〇号（一九九五年）

藤田達生『本能寺の変の群像』（雄山閣出版、二〇〇一年）

藤本正行「信長の戦国軍事学」（JICC〔ジック〕出版局、一九九三年）

堀新「織田権力論の再検討」『共立女子大学文芸学部紀要』44集（一九九八年）

堀新「織田信長と武家官位」『共立女子大学文芸学部紀要』45集（一九九九年）

脇田修『織田政権の基礎構造』（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五年）

第四至第八章（丰臣政权期）

石井慎二編『逆転の日本史　つくられた「秀吉神話」』（洋泉社，一九九七年）

市村高男『戦国期東国の都市と権力』（思文閣出版、一九九四年）

岡本良一『大坂城』（岩波書店、一九七〇年）

北島万次『豊臣政権の対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校倉書房、一九九〇年）

北島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年）

小林清治『秀吉権力の形成』（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四年）

酒井紀美『日本中世の在地社会』（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佐久間貴士編『本願寺から天下一へ　大坂』（よみがえる中世2）（平凡社、一九八九年）

中野等『豊臣政権の対外侵略と太閣検地』（校倉書房、一九九六年）

中村栄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中（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九年）

原口泱泰『名護屋城の謎』（光陽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播磨良紀「太田城水攻めと原刀狩令」『封建社会と近代』（同朋舎出版、一九八九年）

藤木久志『豊臣平和令と戦国社会』（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五年）

藤田達生「豊臣政権と国分」『歴史学研究』六四八号（一九九三年）

山口啓二『幕藩制成立史の研究』（校倉書房、一九七四年）

山口徹『日本近世史商業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一年）

吉田ゆり子『兵農分離と地域社会』（校倉書房、二〇〇〇年）

脇田修『秀吉の経済感覚』（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一年）

渡辺武館長退職記念論集刊行会編『大坂城と城下町』（思文閣出版、二〇〇〇年）

第九章

笠谷和比古『関ヶ原合戦』（講談社、一九九四年）

笠谷和比古『関ヶ原合戦と近世の国制』（思文閣出版、二〇〇〇年）

北島正元『江户幕府』（日本の歴史16）（小学館、一九七五年）

白峰旬「慶長十一年の江戸城普請について」『織豊期研究』二号（二〇〇〇年）

辻達也『江户開府』（日本の歴史13）（中央公論社、一九六六年）

中村孝也『徳川家康文書の研究』全六冊（日本学術振興会、一九五八～七一年）

藤井譲治『江户開幕』（日本の歴史12）（集英社、一九九二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泰平：江户时代前期/（日）横田冬彦著；瞿亮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44-6

Ⅰ．①天…　Ⅱ．①横…②瞿…　Ⅲ．①日本—中世纪史—江户时代　Ⅳ．①K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0655号

《NIHON NO REKISHI 16 TENKA TAIHEI》

© Fuyuhiko Yokot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 09-2021-009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横看成岭侧成峰”——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序章 “天下泰平”的时代

第一章 乱世的终焉

第一节 元和偃武

第二节 将军上洛与大名改易

第三节 朝廷与幕府

第四节 幕府机构的确立

第二章 “锁国”——虚构的华夷秩序

第一节 走向“锁国”的道路

第二节 宗门改制度的成立

第三节 岛原之乱

第四节 东照宫的庄严化

第三章 宽永饥馑

第一节 宽永饥馑与大名

第二节 将军的改革

第三节 民政的“转换”

第四章 村落社会与知识

第一节 万改账中所见的宽永时期农村

第二节 村落的文书主义

第三节 公仪之法和村掟

第五章 都市社会的建立

第一节 武家国家的首都——江户

第二节 三都与全国流通

第三节 町自治的传统与都市行政

第六章 文治政治的荫翳

第一节 泰平之世的武士

第二节 将军的“仁政”与贱民

第七章 逐渐开拓的书籍世界

第一节 开启藏书之旅

第二节 书店与读者

第三节 书籍之知

第四节 对历史的解释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返回总目录

【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序章
“天下泰平”的时代

古活字本《大坂[1]物语》

本书将从假名草子[2]《大坂物语》说起，该书所讲述的大坂之阵是本书论述的起点。

“治天下，卫国，安家，须文武各专其责，平静之世施以文道，战乱之国用以武道”，在那个年代，这一道理已不算罕见，亲眼验证这一道理的机会也不少。

《大坂物语》由此起笔，先从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庆长五年［1600］）讨伐石田三成谋反谈起，此后日本历经十五年和平再度战乱，进入《大坂物语》的主题——大坂冬之阵。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家康拒绝“发起总攻”的提案，而是缔结和议，令大坂城“楼墙皆毁，石垣崩破，沟壕尽埋，夷为平地至二之丸[3]”，大坂冬之阵由此结束，之后百姓便迎来“年末骚动平息，进入庆长二十年……天下渐次太平，国土安稳，实乃可喜可贺”的局面。这句结语是假名草子中常见的贺词，这时还没有谁能预料到四个月之后会爆发大坂夏之阵。

虽然该书没有记录刊行信息的扉页，但川濑一马发现，此书应该是冬之阵媾和后一个月不到的庆长二十年（1615）正月刊行的。该书是古活字本，当时并未大量印刷，但从其即时性来看，学者中村幸彦认为这是“日本最早表现出新闻报道性质的出版物”和“报道文学”。中村还根据其中搜集的各武将行动信息的真实性，推测该书是在德川方的庇护下刊行的，“无非是在宣传，天下大权在此战之后完全归德川所有”。而想到可以将印刷品用作政治宣传的，正是几度尝试古活字印刷的德川家康。之后，为了与此对抗，通过改写前述作品来袒护丰臣一方的盗版也随即出版。利用出版物展开的宣传战由此打响。

在夏之阵进行之际，《大坂物语》（下）面世。它记录了丰臣秀赖与淀君母子俩的最后时刻、秀赖之子国松的处刑，以及家康、秀忠宣布“为治天下……当定赏罚严明之法度”（《武家诸法度》）一事，最后在举国上下的平稳和为家康祝寿之处停笔。此种记述，也带有“令路人皆知丰臣家已覆灭”的意味（当时已出现瓦版[4]的“大坂陷落图”作为号外在民间传播）。

最初《大坂物语》两卷是分别出版的，但之后上卷在此前的基础上稍作了些改动，以保证与下卷一致，并作为《大坂物语》（上）与下卷一同以上下两卷的形式出版。到了宽永年间（约17世纪30年代），《大坂物语》不仅有活字版，还出现雕版印刷版本，进入木版印刷的整版本时代后，随即逐次出现至少五种整版本[5]（加上覆刻本共十八种）。

川濑一马之所以得以发现《大坂物语》最初出版的时间，是因为在其他古活字本封面背面贴着的废纸上，发现了一位装订师写的“收取银子日记”。该日记中有庆长二十年（1615）正月至七月收取书籍装订费用的记录，而在正月记录中就有《大坂物语》。

“收取银子日记”是装订师等匠人的账簿，除《大坂物语》外，上面还记录了装订师经手的其他近三十种书：中国的儒学书（《大学》《中庸》《论语》），诗文集（《古文真宝》《锦绣段》），韵书（《韵镜》），医书（《察病指南》），兵书（《三略》）和辞典等。还有日本的年代记（《大年代记》《古历》）、有职[6]书、和歌书（《伊势物语》）、军书（《平家物语》）、随笔（《徒然草》）、辞典（《节用集》），以及净琉璃本和谣曲本，等等。川濑通过缜密的研究，得知这些都是当时出版的古活字本。

古活字本据说经由传教士而来，也有说法认为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从西欧和朝鲜输入日本的。原先这项技术所成就的出版事业十分有限，只运用在后阳成天皇的庆长与元和年间、德川家康的伏见时期和骏河时期因敕令而印的出版物，以及在相国寺中因寺院所需而印的书籍中。另一方面，随着儒者林罗山与俳人松永贞德等人关于《论语》《太平记》《徒然草》等书的“讲谈”（公开讲座）的开始，整版本在17世纪30年代大量出现，预示着江户时代初期是“书籍的时代”，信息和知识将逐渐大众化。

禁止无端杀人——德川幕府最初的法令

《大坂物语》也给出了本书的另外一个起点。《大坂物语》所叙述的关原之战和大坂之阵都是依靠军事力量实现了天下统一，而卷首的“平静之世施以文道，战乱之国用以武道”，则是针对两次大战之间的十五年和平：

此间天下太平、国富民安，尧舜盛世、延喜天历之圣代亦不及此。且因“若下情弗能上达，则诉讼难立，当直许诉状”之故，大御所[7]下令每年逢鹰猎之际，诉讼者可直诉。上闻下达，瞬燃宪法之烛火，晴驱愁叹之暗。如此一来，贵贱皆安乐，自关原之战以来享度十五载春秋。

这一鼓励直诉的制度，指的是庆长八年（1603）三月颁发的乡村法令，这是家康在该年二月成为将军之后首次颁布的法令，也是存续了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幕府最早颁布的法令。此时德川幕府的支配区域刚从关东扩展到东海，这一法令所针对的主要还是关东的农村，并未成为约束外样大名[8]的全国法令，但《大坂物语》的作者已经将它作为将军“施以文道”治世的重要标志。

该乡村法令共七条，直诉的法令在最后的第七条：

停止无端杀戮百姓，纵使有犯科者，应逮捕至奉行所[9]，当堂对质并判决。

法令规定，不得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杀戮百姓，即便百姓犯罪也不能动用私刑，应该移交奉行所进行审判。这一条令具有重大意义。此类法令上的保护，在过去只运用在寺院境内或是有“禁制”的特定和平区域中。所谓“禁制”，就是在特定领域内禁止滥妨（掠夺）、狼藉（暴行）、取人（拐骗）、纵火、占据家宅等行为的规定，不在法令保护的地区（如处在战争状态的地区），则放任这些行为。而家康颁布的这项乡村法令，不论“公域及私领”都包含在内，并将禁令日常化。《大坂物语》末尾祈愿“天下太平，国土安稳”，这无疑是当时的套话，但其中也包含期待社会上的“无端杀人”逐渐消失，时代从中世转向近世[10]的意味。

回过头看，日本的中世自源平合战起，先后历经承久之乱、南北朝内战、应仁之乱，一直是战乱不绝的晦暗岁月。战乱时期，不仅是作为职业战士的武士，普通民众也被卷入其中，为了守护自身的生活和家庭、经营和生产，人们自发武装起来。在这个时代，“自力救济”被视为理所当然。中世被称为武士的时代，社会陆续从战国大名割据的纷乱，朝着信长、秀吉、家康三人实现的天下统一迈进，因此也有人将中世看作以战争为业的武将的英雄时代。但研究中世史的史家黑田俊雄指出，与上述看法不同，占压倒性多数的中世人真正希望并时常讴歌的，不是“武勇”也不是合战，而是与战争意义相反的“天下泰平，国土安稳”。

但这个时代所呼吁的安稳并不是“贪图安逸、耽于怠惰的心情”，中世的人不仅饱受战乱之苦，还受饥饿、疾病、盗窃、抢夺及各种自然灾害侵扰，这些归根到底都是影响中世生产力水平和统治的灾难，还时刻威胁人们的生命及生活的安稳，不断造成凄惨的悲剧。渴求“泰平与安稳”的愿望，比单纯免于战乱的希望更加普遍且深刻。“泰平与安稳”这几个字所包含的，是现实的愿望，不仅是期望没有战争，还包含了更好地生活下去等丰富内容，具有更广泛的深刻意义。

在坪井良平的心血之作《日本古钟铭集成》中，便可以看到这时期的钟铭写的并非“武运长久”，而是“天下泰平，国土安稳”“国家安宁，人民快乐”“现世安稳，后生善处”或“天下太平，国土安稳，乡内尤为快乐”（文安五年［1448］，三河国黑濑乡牛头天王社钟铭）、“社头繁昌，乡内富贵，诸人快乐”（大永元年［1521］，近江国柿御园三河部大明神乡中总社钟铭）等语句。这些无疑不过是当时的套话，但从中也可看出，祈求天下、国土与乡里和平富饶的愿望，比战国时代更为强烈，也逐渐被更加明确地意识到。

在丰臣秀吉写给侧室摩阿的书信中，有“吾将夺取大坂城，添置人数（军势），攻破各国之城郭，使其无法再兴，以镇各国五十年”的语句。无论是秀吉向侧室许下的这一约定，还是他要求诸大名停止私斗的“总无事令”，以及他解除百姓武装，希望“百姓持农具专务耕作，可致子子孙孙长久……诚国土安稳，万民快乐之基也”的“刀狩令”，都是他作为“天下人”为实现统一而采取的军事战略，也是中世以来人们希望“泰平与安稳”并为此长期努力的结果。

家康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初便颁布乡村法令，与秀吉的想法和举措是相同的。成为将军后，家康首先与人们约定不再无故杀人。

所谓《庆安御触书》[11]，现在看来，到底是不是庆安二年（1649）颁布的尚存疑问，但在江户时代后期广泛刊行的幕府正史《德川实纪》中，都把它作为第三代将军家光的事迹传颂。从这点来看，“御触书”最后所写的“持大量米、金、杂谷者，不被地头、代官[12]强取豪夺，入天下泰平之盛世，亦无胁迫之人”，正是幕藩领主向百姓许诺的应有的社会状态。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秀吉实现国内基本统一后还曾发兵侵略朝鲜，也不能忘记家光在“岛原之乱”后曾做尽杀戮之事：“藏于死人之下者及凡牵连涉及之女子、童子、隐匿者，当皆于廿八日一日内斩杀”，“生还者亦于廿九日前杀尽”。武士终究是以杀人、破坏和打仗为职业的集团。“以军事实力守卫和平”这一点，是我们现代世界在历经日常教训后得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笔者想重新考察，为何江户时代或秀吉以来的日本近世将自身标榜为“天下泰平”的时代。

“诉”的时代——通往政治的途径

前述乡村法令的第一至六条，也得到了《大坂物语》的高度评价。其内容可概括如下：

一、若私有领地的领主“强取人质，且毫无解决办法”时，状纸虽不能直接递至家康手中，但只要递到幕府的代官或奉行所，便可向他们直诉。如果遇到幕府代官“非分”（非法）拒收直诉，则可不经代官之手，直接上呈状纸。

二、在幕府代官或领主“非分”失职，致使百姓“背井离乡”，逃散外地的情况下，即便领主请求，也不会轻易将百姓强制送还原籍。因此，百姓若要告发领主就要做好背井离乡的心理准备。

三、不受理有关年贡率的诉讼，年贡率应以“近乡”“邻乡”的状况（即社会平均水平）为标准。只要缴纳年贡，百姓可自由居住在任何地方。

根据《当代记》的记载，庆长十一年（1606）代官头彦坂元正与他管辖下的百姓发生诉讼纠纷，由奉行众[13]裁决，彦坂被判“非分”失职，并因为被发现思虑不正而遭改易[14]。庆长十二年，因卷入武士间私斗而负伤的百姓递交状纸，说明自己身受五六十处刀伤，在逃脱之际还遭背后袭击，此次私斗的武士尽管是谱代大名家臣，也依然遭到改易处置。

幕府规定不得无故杀戮百姓，不得强取为人质，不得对缴纳年贡达到一定水平者提出无理要求，总之不得对百姓采取非分之举。这一诉讼制度作为现实中的制度性保障而被设立。所谓“下情上通”也就是指设立使百姓的诉讼进入到政治中的途径，这也是该乡村法令的另一大意义。

在中世社会遇到强取豪夺时，民众是通过武装自身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村民还会集结成自卫集团，建立起“总[15]”和“一揆[16]”等共同体，形成自力救济的社会。山城国一揆则打着“侍不得居于国中”的旗号令两畠山军撤退，加贺一向一揆宣扬“百姓持国”，两者都显示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可能性。岛原之乱可被看作这种自力救济社会的最后尝试。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民众武装的一揆，全都在“天下统一”面前败北。“刀狩令”颁布之后，历史又朝着解除一揆武装的方向迈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中世民众业已建立的“总”或“一揆”的“自治”。为了弥补解除武装的民众，秀吉和家康也不得不向百姓许诺不再无故杀人，停止领主间的战争，终止战争状态，并压制武士集团经常性的武力暴乱（杀人、强取人质）。所谓“天下统一”，也就是逐步冻结这些武士家臣团军事力量的过程。

武士若从背后砍伤百姓，百姓可直诉其暴行，“天下人”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如此，从一般的诉求到直诉，“诉”的制度逐渐被广泛认可。诉意味着自力救济的传统以另一种样貌，延续到了近世社会。同时，诉也意味着不再凭借武力，而是要逐步建立起解决问题的判决、法治和民政等新的社会系统。当然，当时也还是有领主继续以战国的方式统治领地，尚未理解诉的意义，岛原之乱就以大量的牺牲为代价表明了这一点，人们通过不断地诉，令领主最终认同维持该统治体系。

近世社会推行“兵农分离体制”，武士集中住在城下町而非农村。这也是“侍不得居于国中”的一种形式。武士不居住在村落，也就意味着年贡征收等事务都由村落百姓承担（村请制）。土地登记簿等各类账簿、由村民发出的诉求或由领主发出的御触等事务，都必须以文书的方式呈现。担任此项工作的百姓，如果不具备知识能力，就无法使该体制实际运行。这要求负责人不仅要具备读写和计算能力，还必须具有书写各类诉状、维持诉讼和审判进行的法律与行政能力。由此，这个武家国家的内部开始出现一种社会制度，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在该制度中，民众开始学会不再凭借武装能力，而是运用知识能力来守卫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其中，书籍的广泛普及也与之相关。

由以上考察可知，“天下泰平”的时代首先结束了漫长的战乱，实现了冻结武力的“和平”；其次，形成了将百姓诉求反映至政治领域的各种途径；最后，使得知识、书籍和信息进一步传播和普及——《大坂物语》之类书籍的存在，正是这一现象的佐证。接下来让我们在此基础上讲述之后的故事。

[1]“大阪”在明治维新前写作“大坂”，后忌于“坂”字可拆为“士反”（武士叛乱），因此于明治三年（1870）改名为“大阪”。

[2]假名草子，用日文假名写成的通俗文学作品。

[3]日本城郭从中心向四周依次划分为本丸（核心城区，也称一之丸）、二之丸（外城）、三之丸以及远城，每部分间一般建有城墙。

[4]瓦版，用雕有文图的瓦坯印制而成的印刷品，内容多为灾害、战争、异闻等，是日本报纸的雏形。

[5]整版本，区别于古活字本，将文本刻于一张版上印刷而成。覆刻本则是根据原书翻刻而成。

[6]有职，又称有识，常与“故实”并称为“有职故实”，指与公家和武家的仪式、制度、官职、装束等相关的学问。

[7]大御所，对退位将军或将军父亲及其住所的尊称，此处指德川家康。

[8]江户时代的大名可分为三类：一是亲藩大名，指与德川家有血缘的藩主；二是谱代大名，指在关原之战前便一直追随德川的藩主；三则是外样大名，指在关原之战后才臣服于德川的大名，不能参与幕府政治且受到严密监控。

[9]奉行，本意为奉上级命令行事，后成为武家的官职名，分管政务，主要分为寺社奉行（管理佛寺与神社事务）、勘定奉行（负责幕府财政、征收年贡、诉讼处理）、町奉行（掌管领地内都市的行政、司法、治安）。奉行所则为奉行任职之处。

[10]中世一般指从镰仓幕府建立（1192）至室町幕府灭亡（1573）或江户幕府建立（1603）这段历史时期，近世则为江户时代（1603—1867）。

[11]《庆安御触书》，要求百姓生活节俭、专注于农作等家业的法令。触，即布告。

[12]代官，代替君主或领主掌管当地事务的官员，可根据职权范围分为城代、郡代等。

[13]众，接在表示身份或职位的名词之后，表示某集团或团体。

[14]改易，江户时代对武士的一种惩罚，比切腹轻，比蛰居重。受改易惩罚者，免去武士的称号降为平民，并被没收领地、房屋和俸禄。

[15]总，也称“总村”，中世百姓为实现自治而在地方上结成的共同组织。

[16]一揆，本意为同心协力，后泛指以对抗统治者为目的的农民起义。下文所说的“一向一揆”专指真宗本愿寺派的一向宗发起的宗教起义。

第一章
乱世的终焉

第一节　元和偃武

破城——《一国一城令》

庆长二十年（1615）五月，大坂之阵后丰臣一族被灭，德川军团和丰臣势力终于决出雌雄。这不仅意味着德川完成了天下统一的事业，也为民众在战乱和自力救济中度日的漫长中世打上终止符。

这一事件被称为“元和偃武”，但它离被公认为历时二百多年的“德川和平”时代，还有数十年。令当时的人记忆犹新的是，秀吉全国统一事业带来的“丰臣和平”不到十年就业已崩溃。这也意味着，大坂之阵虽然暂时终结了国内战争，但要维系和平，将之转化为国家的体制，真正地终结乱世，还必须历经数十年的时间。

大御所德川家康在见证大坂城在夏之阵中陷落之后，即日便回到将军在京都的行辕——二条城，将军秀忠翌日也进入京都的伏见城。此后立即颁布的政策，就是该年闰六月十三日出台的《一国一城令》。

但此次的《一国一城令》不仅以法令的形式颁布，还附上了酒井忠世、土井利胜、安藤重信等将军秀忠的年寄[1]众写给个别大名的联署奉书[2]，“阁下所领之御分国中，居城可留，此外诸城须悉数破却之，此乃上意也。如右所述，以至达于诸国，须心得其意也”。也就是说，摧毁大名除居城之外的所有城池，是将军秀忠的“上意”。如今这篇奉书还有收件名不同的原本和抄本，保存于鹿儿岛的岛津、长门萩的毛利、筑前福冈的黑田和肥前佐贺的锅岛等家族中，丰前小仓的细川、土佐高知的山内也有相关史料，由此可见，《一国一城令》针对的是西国外样大名。

同月二十九日，先得到回领地许可的细川忠兴回到小仓，写信嘱咐留在伏见的儿子忠利：由于“诸国城割御触状”已经送达，故“严令即日起当破门司之城池，其他城池一俟使至即拆毁”。忠兴在《一国一城令》颁布之后，即刻着手破城，摧毁主城外的其他城池。另外，该命令也被传达给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和金地院崇传，可见确实是家康发布的。而大坂之阵时，将军秀忠仅率领东国大名，统领西国大名的乃是家康，这次《一国一城令》通过直属于秀忠的年寄众以奉书形式发布，也意味着家康将军事权力进一步委让于秀忠。

该年七月十八日，诸大名得到回领地的命令，全军在家康、秀忠的军事指挥下处于准战争状态，每个大名都必须遵从将军的命令。在如此状态下，拒绝将军命令就是与幕府的全军团为敌。通过上述方式，幕府将诸大名的军队置于实际指挥之下，并趁机对个别大名处以改易。这在之后也成了十分常见的手法。一个月之后，城郭规制被列入《武家诸法度》的第六条，可见幕府利用《一国一城令》事先确认西国大名的反应，将其作为《武家诸法度》的先行试验。

然而，在日本历史上，最早提出破城举措的并不是德川幕府。庆长十四年（1609）一月，家康得知中国和西国大名“处处修缮巩固城池”，即刻便表现出十分强烈的不快。当时，在安艺广岛的福岛正则提议一定要慎重破城，好不容易才征得家康同意。

但是在当时的记载中有“今年日本国中之天守[3]共立二十五座”，“二三年内，九州、中国、四国皆专务修缮城池，距乱世不远矣”等语句，这说明，在关原之战向大坂之阵发展的紧迫政治局势中，以西国为中心的各地盛行修缮城池。秀吉在统一全国的同时也施行破城，但秀吉的死影响武士团的统一，原本被暂时冻结的城郭建设又再次开始，局势也随之趋向战乱。

然而，无论是德川还是丰臣，都不明确知晓诸大名到底营造了多少城池，所以，当时幕府并不具备全面规制大名修缮城池的力量。更何况，幕府自身也建造了伏见城、二条城、江户城、骏府城、名古屋城等城池，构建起围绕大坂城一圈的包围网，播磨姬路城（池田辉政）、伊贺上野城（藤堂高虎）、丹波筱山城（松平康重）、近江的彦根城（井伊直胜）和膳所城（户田氏铁）等大名的城郭，也是在幕府的直接管辖和支援之下建造的。

大坂之阵终结了国内战争，也令幕府再度统制城郭成为可能。但是，《一国一城令》和秀吉时代的破城政策有着根本区别。在秀吉时代，被破毁的是被征服地或战场中的占领地，而此次包括了获胜方大名的领地和没卷入战争的地区。此外，秀吉时代是对所有“未攻入之城”都施行破毁，但也保留了一些城池以增强防御力，至于留存哪座城池，则基本上交由各个大名决定。因此，各国主在破毁城池的同时，也致力于在领地境内强化一些支城。

对中世的在地领主而言，“馆”（领主居住的宅邸）和“馆回”（类似于护城区）是领主核心地区中最坚固的据点。为了增强馆的防御力而发展起来的城郭，是领地领主和作为战斗者的武士存在的证明，是他们最后的立足之处，因此也是领主自立性的保证。根据最近的考古学成果，战国时期破毁城池往往是针对在城郭入口具有重大军事功能的虎口或枡形[4]，只是破坏从外面看去最显眼的部分，并不一定要将城池全部破毁。也就是说，当时采取的做法具有先撕破“自立的领主”引以为豪的体面，再令其投降、臣服的象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秀吉时期的破城举措其实肯定了大名作为领国统治者的自立性，终究流于形式，以不彻底的状态告终。

与之相反，此次破城要求完全破毁居城外的所有城池，包括领地内的支城，否定了大名可自行决定如何设置军事设施的权限，就连居城也需要得到将军的认可，置于幕府的管理之下。而且，随后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在全国范围实行破城的同时，还规定大名修缮居城也须上报幕府。不久，到了正保元年（1644），幕府还要求各大名将被破毁的古城全部载入国绘图中，并将该图与明确记录居城内部构造的城绘图一并上交。

此时，细川忠兴破毁了除居城小仓城之外的所有城池，并称“为天下而行不得已之事”，令家老[5]长冈也随之破城，只留高台和石垣，并让他迁至小仓的宅邸。毛利辉元也破毁了萩城之外的山口城、长府城，且不顾长门、周防两国领主吉川广家（毛利的分家）的抗议，依据“天下御掟[6]”的《一国一城令》，破却其居城岩国城。播磨姬路四十二万石[7]的池田利隆，也奉命破毁了本家家老四万石大名池田由之的居城明石船上城，以及家老三万石大名伊木忠繁的居城三木城等支城。的确，《一国一城令》是幕府对大名军事力量的规制，与此同时，各个领国也借此剥夺本家和有力家老的自立性，家臣团的家宅由此聚集在大名本家所拥有的城下町内，逐渐确立起只有大名本家才拥有的“国主”或“城主”身份。

如果说武士团原本是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事战斗集团，那《一国一城令》便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剥夺领地内国主和本家一族家臣的城池，更彻底地推进了自秀吉以来的破城措施；第二则是将大名的城池也置于将军管理之下。在大名转封[8]之际，统率幕府军团的将军派遣上使，收取居城和城中武器，转交给该封地下一任大名。由此逐渐确立起一种观念：城池和领地、领国一样，都是幕府之物，大名不过是使用者而已。这与中世大名将城池等同于自己的领地或祖传之地，视为自己存在的证明的观念相比，已经有了巨大变化。而实现这一决定性的划时代转变的，就是《一国一城令》。

与破城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大坂之阵结束后的五年时间里，幕府自己也没有修缮城池。在家康成为将军的庆长八年（1603），诸大名曾奉命修缮江户城（参见第五章第一节），但在完成前开始了冬之阵，战争结束后也没有随即继续修缮。在夏之阵后即刻修缮遭到破坏的大坂城，则是要将它作为对付西国大名的幕府军事据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无论是江户城还是大坂城，真正的修缮工程都要到元和六年（1620）才开始。在《骏府记》等文献中有如下记载：冬之阵之后的庆长十九年（1614）十二月末，土井利胜向家康报告对大坂城外郭等的破坏和掩埋已经结束，家康对此做出“诸大名此番对阵劳碌辛苦，故赦免三年公役”的指示。在庆长二十年七月末夏之阵结束后，诸大名获得回归领地的许可，细川忠利也从家康近臣金地院崇传那里得知，不久之后会有“日本国内十年不得修缮城池”的命令。虽然关于这点我们无法得到更多信息，但从结果来看，之后五年间幕府确实没有发布任何修缮命令。如此一来，幕府可谓率先冻结了城郭的建设。在这项举措落实之后，到元和六年，幕府才独自再次开启大规模的建城工程。

《武家诸法度》——下克上的冻结

庆长二十年（1615）七月七日，在《一国一城令》颁布一个月后，幕府于伏见城召集诸大名，秀忠手下的年寄本多正信宣布颁布《武家诸法度》，崇传宣读。这期间，家康仍身居二条城，因此可以确定《武家诸法度》是将军秀忠发布的。它以“常习文武弓马之道”为首项条例，一共十三条。

第三条“违背法度之辈不可藏匿于领地”和第四条“各大名小名及诸给人[9]手下士卒，若被告犯有谋反、杀人，应速逐出”，严格规范了武士的言行。这两项条例实际是照搬了大坂之阵前庆长十六年（1611）四月，家康为恭贺后水尾天皇即位而召集西国诸大名，要求他们订立的“三条誓约”中的第二、三条（翌年也与关东大名订立）。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诸大名遵守将军秀忠发布的《御目录》（法典），《武家诸法度》便是对它的延续。不仅如此，《武家诸法度》还全面扩充了“三条誓约”的内容，规定不得依仗天皇权威，禁止大名采用其他起誓方式，不再容许丰臣秀赖那样不在誓纸上署名的情况，这些都是单方面对所有大名的命令。可见，歼灭丰臣家族、拒绝天皇勒令斡旋和谈的大坂之阵，对武家领主的统合具有实质性的推进意义。

第四条规定，其他领主不得收容在某领主领地犯下重罪（谋反、杀害）的武士。这一条是从战国家法[10]建立过程中武士之间因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协约而来，也得到了各领主的认同。在大名相互竞争的战国时代，家臣具有选择主君的可能性，如果与其意见不合，便能去侍奉其他主君。但这一协约在大名之间得到认可便意味着，只要家臣在侍奉一家大名时出现问题，便失去了去其他所有大名家任职的机会。于是，家臣无法在主君面前轻易提出批评，这也就确立了大名集团对家臣集团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武家诸法度》不仅使幕府确立了对大名的统制，也冻结了家臣针对大名的“下克上”，这一协约恰好迎合了各大名对家臣集团的忌惮。如果忽略这点，就无法理解德川幕府这一举措并非单纯为了德川一族，而是为了建立“公仪[11]”或与大名联合。

第五条禁止其他领地的武士与自己领地的武士交流，这是为了防范像大坂之阵那样诸国浪人抱团的情况，但这一举措不符合这个时代全国性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到宽永六年（1629）发布修改后的法度时便被废除。

第六条规定，即便是修补居城，也必须呈报幕府，并且禁止营造新城。这是在只保留居城的《一国一城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在修复居城时必须上报，是对《一国一城令》的强化。它将个别大名在自己领地内拥有的军事设施建造权以及发起军事行动的交战权，都置于将军管理之下并对其冻结。由此，这条规定使得大名不再备战，转而对领地进行日常管理。

第七条规定，邻国中若有人结党谋反，应当尽早禀报。第八条禁止私自联姻。在丰臣政权时期的文禄四年（1595）颁布的《御掟》中，就有禁止大名之间私自联姻的条例，但家康在秀吉死后打破该规定，擅自与伊达家、浅野家等联姻、过继养子，由此遭五奉行[12]责难，这在当时已经众所周知。该条例还在说明中强调“以姻缘成党者，奸谋之源也”。这条与第七条一样是幕府针对谋反者的对策。第五至第八条，是幕府为了防止大名下克上。

第九条是“诸大名参勤之作法”，有关这一条的解释较为混乱。它并不是指大名去往江户的参勤交代[13]，而是去往京都朝廷参勤时的规定。它引用了《续日本纪》中记载的天平宝字元年（757）六月制敕中对平城京参勤“不得二十骑以上集体行进”的规定，规定百万石以下二十万石以上的大名只能带领二十骑，不得率领大批兵马，而且要求“公役时亦据该规定执行”——这是将军上洛[14]、觐见天皇以及供奉神社时须遵守的军役规定，“不得二十骑以上集体行进”则是针对大名各自上京的规定。庆长时期，从江户参勤回领地途中，诸大名可以相当自由地滞留在京都；大名在被授予官职之后，除常规的谢恩外，还可自行前往皇居谢恩，如今则不得不禁止这些行为。《武家诸法度》并非由江户城而是由伏见城颁布，也暗示了当时的政治状况[15]。在后水尾天皇行幸和紫衣事件（见第三节）之后，第九条在宽永六年被废除，到宽永十二年改为“大名小名皆在江户交替”，即成了江户参勤交代制的条例。

第十条是对着装的规定。第十一条是有关乘车的规制，例如只允许身份在国持大名[16]以上的人乘车，这条在武士内部划分序列的条例在秀吉所定的《御掟》《御掟追加》中就有了。第二条所禁止的“群饮佚游”也与《御掟追加》中禁止大肆饮酒的规定类似，是对武士不正当行为的规制。第十二条令诸国诸侍节俭，基本因袭了室町幕府的方针纲要《建武式目》中包括注释在内的内容。武士身份的序列划分在战时编组军团、组织战斗中自然必不可少，但此时对武士身份的划分则是为日常的德行条例服务。

最后的第十三条“国主当选政务之器用”也因袭了《建武式目》“诸国守护人尤当选政务器用之人”的要求，认为应当选用适合做“政务”的人才。所谓“政务”，自然包括向幕府提供军役的能力，但正如注释所述“凡治国之道……”，如今比起守护领国的能力，治国能力被看得更重。这也显示出从战时转向和平时期的结构性转变。

如上所述，《武家诸法度》要改变的是政治架构，它试图将大坂之阵中通过战时动员实现的武家大名集团的统合，转变为和平时期的正常体制，即转变为下克上不再可能的武家国家。战争时期，围绕着取胜而实行的军事性要求是所有命令的根据；到了和平时期，则必须在武士间确立基于一定的一致同意基础上的规范。终结国内战争时，为了维持武士团的统合，秀吉在发动对外战争之际仍持续对大名课以“无限制军役”。对于目睹了秀吉这一疏漏的家康而言，歼灭丰臣家的大坂之阵，并不意味着解决全部问题。如何在战争结束后将军事霸权落实为新的武家制度，其中一个解决办法便是用律法来规范被统合的大名集团。

《武家诸法度》全文为汉文，调查发现，正文与各条注释不仅征引了《续日本纪》和《建武式目》，还引用了《十七条宪法》《易经》《诗经》《春秋左氏传》等各类古籍。

庆长十六年（1611）的“三条誓约”中，第一条称“当如奉仰右大将家后历代公方之仪式般奉仰之[17]”，要求今后必须坚守由江户颁布的法度，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就取自北条泰时的《御成败式目》。众所周知，家康曾将《吾妻镜》放在案头，借鉴源赖朝的执政方式。在确立“三条誓约”时，他还令金地院崇传、林罗山抄录并讨论《群书治要》《建武式目》《延喜式》《续日本纪》，并命令崇传起草《武家诸法度》。如此征引古典条文的做法，到宽永十五年（1638）家光颁布《武家诸法度》时才消失不见。从战时体制转换到和平国家制度的过渡时期，为保证这一飞跃的正当化，延续自镰仓幕府以来的传统是必要的。正如事前知晓要制定《武家诸法度》的细川忠利发出“上下武士皆应尊奉，如仰奉往昔公方之法度”之言一样，武家也经由这种方式接纳了新的规定。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18]——规制天皇

《武家诸法度》颁布之后，七月十三日改元为“元和”，七月十七日身居二条城的家康与秀忠一同召集前关白二条昭实、前右大臣菊亭晴季及武家传奏广桥兼胜、三条西实条四人[19]。广桥宣读十七条《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后，二条昭实与菊亭晴季答以“此番颁布之御法度最为神妙，无遗漏之处”，二条率先在日期下署名，其次是将军秀忠，最后是大御所家康。誊写原文的是家康身边的出头人[20]公家日野唯心。原稿之后藏于宫内，万治四年（1661）由于宫内失火而被烧毁。到宽文四年（1664），该法令由将军家纲和摄政二条光平在没有修改原本内容的基础上联合署名，再次交于朝廷，一直发挥效力至幕末。

菊亭晴季时年七十七岁，在公卿集团中最为年长。当时担任关白的是鹰司信尚，时年二十六岁，二条昭实六十岁，在这两个担任过关白的人中选择年龄更大的后者担任公卿代表，并非没有道理。之后二条昭实又于二十八日再度担任关白。到七月三十日，在皇居的清凉殿内，广桥兼胜再度于所有门迹[21]和公卿面前宣读《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听者也各自抄录并带回家中。

以“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开篇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在日本历史上首次通过法律规定天皇行为，而制定该法度的主体是幕府，这也可以看作将军权力业已确立的标志。

以下将用现代文忠实翻译法度的首条条例：

①在诸多艺能之事中，天子应以研习学问为先。《贞观政要》曾明确记载，“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在（平安时代宇多天皇赠予其子醍醐天皇的）《宽平之遗诫》中，也有“虽无法遍读经史，亦当默诵《群书治要》”的记载。

②和歌自光孝天皇以来发展至今，虽然只是谋求修饰语言的技艺，但也是我国习俗，不能舍弃。

③以上两点皆载于《禁秘抄》，专注研学最为重要。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①和②的全部内容，都是从《禁秘抄》的“诸艺能事”条目中征引抄录而来。《禁秘抄》为镰仓时代顺德天皇所著，是针对朝廷礼仪及政务的有职故实书。该法度的首条条例用法律规范天皇行为，但它不来自将军的直接命令，而是引用《禁秘抄》，将中古时期天皇对后代天皇的训诫作为条例，可见家康的深谋远虑。

世人大多将该条例解释为将天皇限定在学问与和歌等文艺活动中，令其疏远政治，但《贞观政要》其实是唐太宗所撰的政治治理著述，《群书治要》集结群书中有关治国的记录编撰而成，《禁秘抄》中的“御学问”也关乎国家统治、朝廷礼仪政务等。家康自己也从儒者藤原惺窝那里学习《贞观政要》，并刊行骏府版的《群书治要》。《武家诸法度》便是在上述书籍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结晶，因此家康自身应当十分清楚这一点。引用“诸艺能事”，却又在“第一御学问”与“和歌”中间省略所有“第二管弦”的部分[22]，还有意删除将和歌评述为“幽玄之仪，好色之道”的部分，由此可见，单纯将它理解为让天皇致力于文艺而疏远政治是不合适的。

后水尾天皇模仿《禁秘抄》和后醍醐天皇的《建武年中行事》，著写《当时年中行事》，致力于复兴荒废的古道，这是因为他深知身为天皇有专治学问的责任。由此可见，天皇也充分理解《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意味。天皇所谋求的“御学问”是以朝廷的“御政事”，即国家的祭祀、仪式、典礼等为目的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天皇所做的事情便与家康将学问作为手段运用到政治之中的做法实现了完美并立，从另一个侧面补充了新的国家体制。

但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就像大坂冬之阵时朝廷的讲和敕使被家康以“天皇之调停无用”一句话拒绝一样，朝廷直接干预武家政治的可能性已被否定，剩下能做的也就只有祭祀、礼仪等侧面。

这一时期，朝廷礼仪中最具有政治意味的问题是武家官位的确立。《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七条规定，武家的官位与公家官位的裁定无关。实际上，家康在庆长十一年（1606）就曾向朝廷提议，武家官位若无自己的推荐一律不成立。这一举措可能是模仿《吾妻镜》中的源赖朝。但在大坂之阵前，丰臣秀赖及其推选的大坂众官位都未经家康推荐，可见朝廷为了牵制将军，将秀赖放在了天平的另一侧。幕府对官位执奏权的独占，因歼灭丰臣而得到实质性的确立，也在形式上将武家官位的名额从公家中分离出来。左卫门大夫或佐渡守等朝廷官位的人数，也开始由幕府自由决定。但这并不是说将军夺取了朝廷的任命权，可自行赋予官位。向武家授予官位这一仪式性的行为本身，仍被保留为朝廷的功能之一。

朝廷机构与公家社会秩序的再编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第二、三条，规定现役的三公（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官位在亲王之上，曾任三公的大臣在亲王之下。第十三条规定，亲王出身的门迹位于摄家[23]出身的门迹之上，而为了平衡，摄家一族往往具有就任三公职位的优先权。相比于天皇兄弟血缘的关系，《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优先考虑的是朝廷机构所发挥的职能。

第十一条规定，无论堂上（可允许上殿议事的公卿）还是地下（没有上殿资格的官员），只要违背关白、传奏、奉行职事等宣布下达的命令，都将被判流放，罪行的轻重则由第十二条规定来判定。也就是说，辅佐天皇的关白、协调联络朝廷与幕府的武家传奏和主管推进朝廷诸仪式的奉行职事（藏人头[24]等）虽然在战国时期已经形同虚设，但如今又被重新确立为朝廷机构。由于只有摄家才能参加朝廷的仪式，而朝廷机构由“朝仪、关白（摄家）和武家传奏”三者构成，这便使得天皇个人的意志难以直接成为朝廷的方针。从近世国家在法律制度上制约天皇的行为来看，相比《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第一条，对机构的规制才是限制天皇的真正秘诀。而后，灵元天皇与关白近卫基熙对立，还憎恶关白为“私曲邪佞之恶臣”，以及明治维新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之际便同时废除摄家、关白与武家传奏，从中可见这一机构设置对天皇的限制。

因为公家官位的执奏需要通过摄家，出身一般的公家便会到五摄家当中的一门成为家臣，结成主从关系。庆长十八年（1613）的《公家众法度》规定，违反法度之事将由五摄家或武家传奏传达至京都所司代[25]，由武家施行处罚，因此一般的公家在官位执奏和处罚通报这两方面上从属于摄家。第九条为了再度确认公家社会的秩序，区分规定了天子、仙洞（上皇、院）、亲王、公卿以及地下各自的礼服。

第四和第五条规定，即便是五摄家出身，要担任三公和摄关，也应当是具备“器用之仁体”的有能力者，只要具备能力，任用或再度任用老年人（再任用的首例是二条昭实）也无妨。这一规定成为幕府依照是否“器用”这一标准统管官员任免的根据。另外，第十条关于公家晋升的条目还十分强调能力主义，它指出，虽然应该恪守旧例，但如果有在学问、有职、歌道等勤学奉公方面劳苦功高者，也应当给予特别晋升。这一内容与《公家众法度》的“家家之学问”、“行仪”、宫内值守的勤务状态等相对应。

原本，公家的“兵卫府”“近卫府”中就有武官，如近卫前久这样擅长骑马和鹰猎的公卿。天正十年（1582）在宫内东南方举行的由织田信长领衔的“武者聚会”中，还有骑马而来的“公家阵参众”。兴福寺的僧人多闻院英俊也曾记载近卫信尹（近卫前久之子）奔赴肥前名护屋，“以武力为秀吉奉公”的事迹，之后信尹也为此被发配到萨摩。针对如此状况，家康于庆长十七年（1612）向朝廷提议禁止公家狩猎。这表明，不管在官位裁定还是“仪式行为”层面，家康都意图实现武家与公家的分离。今天我们形成的武家勇猛、公家柔弱的印象，实际上就是在江户时代确立的。

关白和武家传奏由此被确立为对普通公家进行统一管理的机构，同时也为幕府介入朝廷的人事与公家的行动提供了根据。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法度确实成为幕府统管朝廷的手段。当时，针对伏见宫邦彦亲王和准后[26]二条昭实围绕座次而展开的争论、公家与官女秘通事件以及禁中值守懈怠等一系列事件，天皇和朝廷自身无法确立秩序，只能请家康来审理裁定，可见朝廷方面也有必要且具备充分理由接受这一法度。这一时期，家康还亲自前往朝廷，和亲王一起与被称为“武家昵近众”的家康派公卿交换有关法度内容的想法，并请求书面的意见，因此《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绝不是幕府单方面强加给朝廷的法令。但不久后，元和五年（1619）的“四辻御寮人”事件导致公家受罚，宽永六年（1629）让位事件致使武家传奏中院通村更迭等（见本章第三节），这些原本为了恢复公家秩序的条例，却在实际操作中违背了天皇的意志。

第八条是关于改元的条目。当下还是从汉朝年号中选用年号（元和改元），而该条例规定，不久后当根据《本朝先规之作法》，在菅原等人提供的备选的基础之上决定年号（宽永改元之后）。

第十四到十七条确定了天皇对寺庙神社的权限，与《诸宗寺院法度》联动。第十四和十五条针对的是门迹和院家[27]的法印和法眼等僧位的授予，以及僧正、僧都、律师等僧官的任命。第十六条针对被授予紫衣（朝廷方面所能授予的最高位袈裟）的寺院住持职务。第十七条针对上人号[28]，规定沿用先例，但也应当考虑其器用程度、学问、修行和僧龄等。这一规定虽然只是重复了庆长十八年（1613）颁布的《敕许紫衣法度》中的内容，但为幕府干预僧侣能力评价提供了依据，这一转变由紫衣事件触发而成。

综上，《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天皇与公家集团的国家性机能是负责朝廷的各类仪式与典礼、授予将军与大名官位官职、授予僧位僧官，以及改元。此外还有祈求国家与国土安宁、为将军健康进行国家性祈祷、向日光东照宫和伊势神宫等派遣奉币使[29]、制定历法，以及通过门迹和公家处理神职、阴阳师和修验者的编制等内容，由此可知，朝廷所扮演的角色与国家的仪式性方面、宗教性与巫祝性方面密切相关。

元和二年正月拜贺

元和元年（1615）[30]七月七日，德川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七月十七日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在七月二十四日进而颁布针对室町幕府官寺“五山十刹”的法度，除此之外，还一并下达了针对大德寺、妙心寺、永平寺、总持寺、真言宗、净土宗、净土西山派等的《诸宗寺院法度》。

自镰仓、室町幕府延续下来的日本中世国家体制，以天皇或上皇为中心（治天之君），在此基础上，公家、武家、寺社这三大权门势力分别发挥统治、守护、祈祷的功能。这一整个支撑国家的体系被称为“权门体制”。通过颁布规范三大权门的法度，家康将这三者之上的“将军权力”作为权力顶点，确定了新的武家国家构架。

这一权力结构的原型在秀吉时代的《御掟》《御掟追加》中便出现过，但在《御掟追加》中，规制诸公家、诸门迹、诸寺社的条目和规制武家的条目混杂在一起，仍处于新国家体制的摸索阶段。

经过庆长十六年（1611）颁布的针对诸大名的“三条誓约”、庆长十八年的《公家众法度》和《敕许紫衣法度》，以及庆长六年以来针对寺院的法度这一不断试错的过程，分别规范各大权门的法度终于得以同时颁布。

但是，与以秀忠之名在伏见城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不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在二条城以家康、秀忠和前关白二条昭实之名联署颁布，《诸宗寺院法度》则是在秀忠离开伏见城之后，单独以家康名义颁布的。这里需要注意几点，首先，秀忠作为武家权门的统帅者无法在江户城颁布《武家诸法度》；其次，针对公家和寺家的法度，在形式上都没有将军出面，而由大御所家康颁布，可见这一时期“将军权力”是有限制的，这对于并不以武家栋梁为目标，而是要成为一国之主的秀忠而言，是一个重要课题。

据《德川实纪》等史料记载，元和二年（1616），大坂之阵后的第一个正月年头礼，“今年年始拜贺之众，着乌帽子、直垂、狩衣、大纹，其余则着素袄，皆登门拜谒”，江户城举行了官员身着正装的仪式。这是因为，在元和元年末预先颁布了“诸士当着乌帽子，装束出仕”的命令，“年中诸节之礼仪，尚未备全，故据去年会议所定之仪，自今日始施行，应为当家历代之永式”，之后，如此的礼仪成了定式。

元和二年正月礼仪[31]

石高未满1万石的按四舍五入计算，无记载则为不满1万石

（参照二木谦一《江户幕府将军拜谒礼仪与大名的格式》制成）

该年，幕府细致规定了拜谒人员的顺序、日期、场所、座席、太刀目录[32]等进贡方式、演奏者、赐酒方式等方面，其概要可参考上述表格。按照规定，元旦当天首先由世子和本宗成员，以及与将军关系亲密的有力外样大名（如秀忠女儿的夫家前田利常、家康女儿督姬的继子池田利隆，见上表）拜谒将军，其次是作为近臣的谱代大名（包括作为幕府阁僚的年寄众）与其他谱代大名，再次是旗本[33]德川直属家臣团（诸番头、近习[34]、诸差役等）。次日是外样国持大名分成侍从以上、四品官员和诸大夫前往拜谒。第三天则由国持大名尚无官阶的子嗣以及无官位的大名拜贺。血缘亲疏、外样大名的顺次（谱代、近习）、是否为国持以及官位上的区别等，构成了整个仪式参谒顺序的标准。这一规定通过加入官位的区别，也与室町幕府正月拜贺礼仪区分了开来，除此之外规定还要求侍从以上身穿直垂，四品穿狩衣，诸大夫穿大纹，诸差役穿布衣，平侍穿素袄，将官位制运用到了衣着制度中。

如此一来，幕府对武士家臣团进行军事性统合的同时，也在仪礼方面将武家官位制作为统合的重要因素建立起来。为何要这样做？光从表面来看，相对于外样国持大名高水平的石高，谱代的年寄众和近习众的石高明显很低（此时谱代大名中石高最高的是井伊直孝的近江彦根藩二十万石）。尽管幕府为了达到平衡，提拔了御三家[35]等本宗大名，但像家康第六个儿子松平忠辉[36]（越后高田藩六十万石）在斩杀秀忠的家臣之后被流放到伊势朝熊，德川家中的纷争也成为影响提拔本宗的不安定因素。尽管年寄众与近习众在石高上低于外样国持大名，但在这一规定中，两方在官位和礼仪序列中却处于相互抗衡的关系。这点正是新武家国家的创新所在。新国家不仅需要战争时期编组的军团秩序和石高制，还必须在和平时代建立起礼仪性秩序。因此，《武家诸法度》必须与将武家官位制从朝廷官制中分离出来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同时制定。

得到神祝的家康

在京都颁布完诸法度后，元和元年（1615）八月四日，家康离开二条城回到骏府，接着从骏府出发一边鹰猎一边赶赴江户，到江户给予秀忠各种政务上的指导，随后没有参加正月的拜谒仪礼就回到骏府。回骏府途中继续鹰猎，顺便造访了伊豆三岛的泉殿，并决定将这里作为“隐居所”。

元和二年（1616）正月十九日，原本将由藤堂高虎组织圈划宅邸，但因前述官方停止修缮一事被叫停，将需要兴建的屋宅改为骏府竹腰山城守的宅邸地，由中井正清担任监工。作为家康的大工头，中井正清统管诸工匠，主持了对二条城、伏见城、江户城、名古屋城、骏府城以及朝廷宫内的修缮。他也是关原之战之前，在军事技术方面为家康提供支持的出头人。

然而，正月二十一日，家康在前往鹰猎途中倒下，暂时康复后回到骏府，之后病情一直时好时坏，秀忠也于二月二日赶回骏府。朝廷于三月二十日任命家康为太政大臣（之后被称为“相国公”），并昭告天下。

四月二日，家康召集本多正纯、南光坊天海、金地院崇传于枕边，嘱咐他们将自己的遗体葬于骏河久能山，在江户德川家的菩提所[37]净土宗增上寺举行葬礼，将牌位安置于松平时代的菩提所三河的大树寺，还嘱托他们在七日忌之后于日光修建一座小庙堂，意在“镇守关东八州”。根据该遗言，家康成了神道上的镇守神，但又举行佛教葬礼并安置牌位，与神佛的关系显得模糊不清。为此秀忠于四月十五日传唤京都吉田神社的神龙院梵舜询问，并于十六日决定依神道迁位至久能山，不举行葬礼。

当时梵舜所主张的吉田唯一神道是在应仁、文明之乱时由吉田兼俱所创，废止了之前以佛教为中心的神佛习合，转而以神道为中心并加以体系化，在信长、秀吉时代由吉田兼右、兼见继承，在吉田神社内再兴神祇官八神殿，并请公卿列席，在确立名实的同时，其神官也被公认为朝廷的神祇官。梵舜就是吉田兼见的弟弟，曾在祭拜秀吉的丰国神社担任神宫寺别当[38]，后被家康招纳，于伊势神宫、二十二社、大尝祭之神社等地广泛宣讲神道，还曾于庆长十八年（1613）向众官员解读吉田神道的奥秘，传授神道思想。而秀吉之所以否定佛教葬礼，正是因为吉田唯一神道。对此，崇传也表示支持，这也是因为吉田神道已被公认为朝廷的神祇官。

四月十七日早晨，时年七十五岁的家康去世，该夜下起小雨，其遗体按照遗言被移至久能山。家康的近臣本多正纯、松平正纲、板仓重昌、秋元泰朝随行，秀忠的代理土井利胜、义直的代理成濑正成、赖宣的代理安藤直次和赖房的代理中山信吉尾随其后，梵舜、天海和崇传也在其中。本多正纯率领的是家康身边的诸年寄，与很早便跟随秀忠的土井利胜不同，成濑所率领的、本都是家康的近习，之后成为后任御三家的义直下面的付家老[39]。以心崇传是南禅寺金地院的僧人，在家康手下负责寺社行政、草拟外交文书、协助起草《武家诸法度》等法典，被称为“黑衣宰相”。天海是仙波喜多院（武藏川越）的僧人，后为家康招纳，居于比叡山延历寺南光坊，成为探题[40]之后恢复天台论道，在家康出台的寺院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八、十九日之内，大工头中井正清建造了三间四方形的神庙殡宫、鸟居、斋垣等。十九日深夜，在神龙院梵舜的主持下，家康遗体依吉田神道的法式下葬，并供献镜子。梵舜念诵祈祷文：“家康公之御仪形奉葬于久能之高岭，备御神供、后菜，以此状安平镇坐，镇守天下静谧、弥安繁盛、国运长久之基，以此祝言诚惶诚恐奉于神前。”

二十日清晨，年寄纷纷下山，到骏府金地院由崇传招待沐浴，其中包括中井正清、茶屋清次、龟屋荣任、长谷川藤广、林罗山等人。林罗山当时是与崇传一道协同起草外交文书和法典的僧侣，茶屋清次与龟屋荣任都是担任代官的豪商，代表了京都的町人。长谷川藤广也是商人出身，曾担任长崎奉行和堺奉行等职务。他们都是家康亲自提拔的，并在如此受重视的情况下，在各自的领域内被赋予巨大权限，支撑着家康的统治，即所谓的出头人。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代官头大久保长安、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公家的日野唯心、外交顾问威廉·亚当斯（三浦按针），由此可见家康身边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出头人。他们因为与家康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受到重用，但是这层关系并没有延续到秀忠。由于出身低下且权限巨大，他们时常招致三河时代以来门阀谱代的反感，本多正纯不久后的下台就是标志性事件（见第二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康的死也标示着在这天早晨于金地院聚集的出头人的政治生命将告一段落。元和二年的葬礼，可以说是以出头人为中心的一场密葬（同年九月，武家昵近众的公卿二十余人曾试图奔赴骏府，但受到后水尾天皇的限制）。

家康已经“被神所祝”，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死而是成了神，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此，在他的神所被建造得“金碧辉煌”之前禁止参拜。虽然秀忠自己在二十二日就去参拜了，但随行的就只有义直、赖宣、赖房三个弟弟，是一次“秘密参拜”。中井正清受命负责神庙建造，在梵舜的指示之下兴建“大明神宫”。

另一方面，江户增上寺仅进行了“御中阴之法事”，以此替代原本应该举行的葬礼，而诵经等佛教法事则作为“御内之仪”在德川家私下开展，从上方[41]赶来的僧人无用武之地，诸大名奉上的香炉费也一律没有受领。在宫中，也没有专门的哀悼活动，贺茂的赛马和深草祭照常进行。家康的去世和一般人的死不同，是获得了神性的“祝福”。而在佛教里，人死后到再度进入新生命之间，亡魂处于徘徊游荡的状态，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之间，需要诵读佛经为死者祈祷冥福，如此便与“神祝”仪式相矛盾，但家康的遗言本身就包含着矛盾。

进入五月，为了决定家康的神号，主张依吉田神道命名为“大明神”的梵舜和主张依山王一实神道命名为“权现”的天海，展开了激烈辩论。由于被称为“丰国大明神”的丰臣秀吉这一先例中蕴含的不吉意味，天海的主张最终得到通过。山王一实神道原本是天海将比叡山的日吉山王神和天台宗教义结合起来的奇特产物，由于秀忠的支持，家康的神格化也逐渐朝着神佛习合的方向发展。

元和三年（1617）四月，家康一周年神忌之时，日光建造的神庙成为“权现造[42]”，天海违背家康的遗言，将其棺柩（遗体）移至日光，并基于神佛习合的山王神道，以住持身份动员三千五百名僧侣，举行了所有大名列席的盛大佛事。四月十六日夜，棺柩被移至本社殿，天海施行密教的法事，朝廷派来的宣命使宣读追加家康为“东照大权现”并授予正一位[43]的宣命书。“赐护佑抚恤，天下升平，海内静谧”，“令日本武威光辉，惩治逆乱，使庶民安闲……据此倍感在世之忠义，仰为神灵，敕命东之守护神”，在这一宣命书中，天皇已承认家康作为幕藩制国家的守护神“东（武）之守护神”的地位。

在十七日的神舆祭典后，十八日，作为敕使的武家传奏日野资胜以下的所有公家武家全部列席，供奉由后水尾天皇亲笔所书的佛经，并举行舞乐。二十日至三十日，三千五百名僧人一齐供奉万部《法华经》。

如此，家康的“神祝”仪式就在天皇、公家、寺院、诸大名都参加的情况之下，成为全国性的仪式。

第二节　将军上洛与大名改易

权力继承的课题

秀忠于庆长十年（1605）继任将军职位，接管江户城本丸，并在该年年初接受诸大名的拜贺之礼。但是，在失去家康这一后盾后，很难说秀忠已经向世人证明自己具备成为“天下人”的实力。因为，历经战国动乱的武士团的主从关系是依靠情谊、信赖关系和现实的御恩奉公[44]关系而建立的人格性关系。这种主从关系无法简单地从父亲手中直接继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秀赖，无论秀吉如何费心地“再三嘱托”，并让大名反复在神佛前起誓，也没有对秀赖继承这种关系起到任何作用。

丰臣秀吉所建立的政权呈现出双重构造，包含了两种类型的武士团。一种是秀吉一手培养的家臣团和提拔的大名所组成的丰臣武士团，即丰臣“家中”；另一种则是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岛津、伊达、佐竹、上杉、毛利等人，他们曾作为同辈人与秀吉争夺天下霸权，是在传统门第上比丰臣家更有资历的外样大名，但他们选择暂且服从，在秀吉统治之下形成“公仪”。丰臣政权之所以是这种构造具有多种原因，最直接的一大原因是天正十二年（1584）秀吉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败于家康，由此重新审视自信长以来依靠军事实力征服全国的“天下布武”战略，决定自己担任关白，利用天皇权威施行天下统一。这一新战略的基础就是总无事令。根据研究者的调查，以“丰臣和平令”为名的总无事令，将“天下静谧”归结为“睿虑”（天皇的旨意），向全国领主和大名发令，要求他们停止领地和国境纷争，随后九州岛津和关东北条被讨伐也是因为他们不顾命令擅自扩张领土。

与被困于小田原城、抵抗到最后才灭亡的北条相比，岛津在秀吉军队进入萨摩之后随即投降，伊达政宗也在攻取北条之际便请求谒见秀吉，在行属臣之礼后得到原谅。也就是说，只要接受总无事令，就可以避免与秀吉直接交锋。与其因军事性败北和被占领而导致军团解体，各大名选择在保持一定的自立性和敌对性的同时，服从并加入秀吉政权。这样一来，丰臣政权就获得了作为谱代的丰臣家臣和奉“公仪”之名集结的外样大名这两大要素。

秀吉一边给外样大名赐姓羽柴，试图将其组建为虚拟的“家中”，另一边则将高官赐予丰臣一族的大名，使之与外样大名抗衡，还将关白职位移交给外甥秀次，使自己从官职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太阁，并为出兵朝鲜而动员军团，最后到文禄四年（1595）秀吉又不得不肃清秀次[45]——这些都是秀吉为克服权力的二重构造而进行的多次试错。秀吉在世时以“天下人”的威慑力统合家臣，但当秀吉一族的秀长、秀保、秀胜皆因病去世，秀次又被肃清之后，年幼的秀赖便明显实力不足。在秀次事件之后，秀吉颁发《御掟》和《御掟追加》，数次要求作为有力外样大名的五大老[46]与丰臣家中的五奉行相互起誓，希望借此使二重构造如一个完整的机构般运行，并延续到下一代。

秀吉临终嘱托作为“发小”的前田利家作秀赖的监护人，又恳请以“婚礼之仪”让秀赖成为家康的孙女婿，但这样的遗言无法保证权力的转让，丰臣政权到最后也没能克服二重构造。

通过关原之战和大坂之阵将丰臣家歼灭并取得绝对军事胜利的家康，也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问题。正如近年研究注意到的那样，关原之战中因统率德川谱代大名主力军的秀忠延误参战，由家康率领的福岛正则等丰臣系有力大名成了战争主力，战后的论功行赏增加了他们的俸禄，令他们在西国站稳脚跟，大坂之阵也是如此。在德川的“公仪”麾下，旧丰臣系大名成为新的大名势力，隐藏着实力。这在元和二年（1616）正月拜谒将军的仪式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如此形成的德川政权也具有双重构造。从家康到秀忠，再从秀忠到家光，他们也不得不努力解决权力继承这一课题。

然而，在家康去世之际，秀忠的起点已经和秀吉死后秀赖的情况有了几点区别。

第一，家康在庆长十年（1605）就把将军职位和江户城以及关东的谱代家臣团移交给秀忠，这时距离家康去世还有十年有余，但国家政治的实权、确认和分配领地所属的权力自然还掌握在家康手中。在关原之战时，秀忠率领的只有关东的谱代大名，到庆长十年为就任将军一职而上洛之时，手下便增加了东北和甲信（今山梨县与长野县）的外样大名，共率十万或十六万大军。此时，江户开始建造诸大名的宅邸，秀忠专门正式造访外样大名的宅邸，与他们直接会面并赠予太刀和马匹，建立起人格性的主从关系，到了大坂之阵又统率这些大名参加战斗。这当然与大御所家康的从旁协助有密切关系，秀忠通过统率德川谱代家臣团，与东国外样大名建立主从关系，已经构建起一定的统治基础。

第二，前述《武家诸法度》业已对武家集团的“公仪”做出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人格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公仪”运作的核心不再是丰臣政权时期有力外样大名五大老的合议，而由德川谱代大名独占。这一点很重要，但此前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关原之战后家康作为“公仪”领班的地位由于“太阁样御置目”还模糊地保留在伏见城，而秀忠在江户城已形成幕阁。结果，秀忠得以避开五大老和五奉行围绕“公仪”而产生纷争的构造。

第三，丰臣家被歼灭之际，集结起来的反德川势力便丧失了政治核心。丰臣家在庆长十六年（1611）没有在三条誓约上署名，秀赖的官位也不是经家康执奏而授予的，因此大坂之阵就成了完全统合武士团路上的必经之处。但这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以西国大名为首的外样大名之间的矛盾、德川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德川家臣团中门阀谱代和新加入的出头人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有可能借机爆发。

第四点则是天皇、公家、寺社势力的问题。如前所述，《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和《诸宗寺院法度》已经确定基本战略，只是还未经秀忠之手得到实际运作。

就在元和、宽永时期的政治为秀忠创造这些可能性的同时，幕府把将军上洛一事渲染为以天皇之名的军事动员，还通过外样和德川本宗的改易来实现大名的转封和再配置，并如此反复数次。

元和三年与五年的上洛

在日光的家康一周年忌法事之后，秀忠即刻于元和三年（1617）六月上洛，进宫谒见天皇。此次上洛，除伊达政宗、上杉景胜等东国大名以及土井利胜、本多正纯所率的谱代大名之外，还有西国的蜂须贺至镇等人随行，岛津家久、福岛正则等在府的西国大名纷纷奔赴京都，其他在国[47]的大名也与秀忠一同上洛。对于岛津家久、黑田长政、福岛正则、毛利秀就、细川忠兴等领地尚未得到幕府认可的西国大名，秀忠此次发出了领知朱印状和判物[48]。但这些朱印状并非一齐颁发，而是以上洛、进宫为名目动员诸大名，在大名尚在伏见城期间发放，由此实现对西国外样大名的军事动员与领知分配。门迹、公家众、寺社也被统一颁授领知朱印状，标示着秀忠掌握了领知分配权。此外，秀忠还于伏见城召见了平户的英国商馆长、葡萄牙人理查德·科克斯和朝鲜使节吴允谦，这也标示着秀忠已经将外交权揽在手中。

此时，秀忠将播磨姬路（四十二万石）的藩主池田光政转封到因幡鸟取（领地为因幡和伯耆，三十二万石），随之又依次将因幡、伯耆、石见和伊豫的外样小、大名转封。

另一方面，在播磨，秀忠又将“德川四天王[49]”本多忠胜的长男、武功派[50]的直系本多忠政封入姬路（二十五万石），还将一些谱代大名封入明石（十万石）和龙野（五万石）。实际上在大坂之阵之前，上方地区只有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一万石），近江彦根的井伊直胜（十八万石）、膳所（三万石）、长滨（四万石），丹波筱山（五万石）、龟山（三万六千石）这几处谱代大名。大坂之阵结束后，大坂城被交给松平忠明（十万石），再加上伏见城代（五万石）、大和郡山（六万石）、摄津尼崎（五万石），上方地区的基干部分得以控制，并扩展到播磨。

随后，在秀忠元和五年（1619）的上洛期间，统治着安艺和备后（四十九万石）的广岛城主福岛正则被改易。就在上洛之前，秀忠得知福岛正则从去年以来未经幕府许可便修缮广岛城，违反了《武家诸法度》第六条。上杉景胜、伊达政宗、佐竹义宣为传达处分消息，本不用随行上洛，但到第二天，正则主动表示要破毁本丸以外的城池，暂时得到原谅。幕府命令正则留在江户，其子福岛忠胜从领地赶赴京都。秀忠五月八日从江户城出发，二十七日上洛，进入伏见城，此时接到报告，得知本丸只被“掘取城壁，抚落少许土砂”，“仅除上石”，二之丸也如此进行中，于是决定没收正则的两国领地，并将其转封到津轻（堪忍五万五千石）（之后又变更到信浓的高井野）。六月九日，江户的正则和京都的忠胜得知该决定。这大概是因为福岛正则除去本丸上石的行为沿用的是战国时代形式上投降的做法，而秀忠要求的是“连二之丸、三之丸、远城在内一律破毁”，与大坂城媾和时一样，要实质性地破毁至裸城状态。在正则收到的老中奉书中写有“此次广岛修缮之事，违背御法度”，六月十日，秀忠于伏见城召集诸大名家老，说明此次改易。由此，诸大名的独立性为法度所约束，这也是最早违反《武家诸法度》而遭改易的事件。

此时，福岛正则被留在江户，忠胜被召唤至伏见城，其家臣团则留在领地，福岛的军团一分为三。趁大名本人与留在领地的家臣团分离这一时机进行改易，原本是家康的手法。

六月二十日，幕府年寄被任命为上使，上洛的池田忠雄（备前冈山三十一万五千石）之下包括中国、四国几乎所有大名受命为收回广岛城而出兵。秀忠由此成功通过军事动员使上洛和进宫的西国大名行动起来。

接着，纪州和歌山的浅野长晟被封至改易后的安艺广岛（四十二万石），德川赖宣则从骏府进驻纪州和歌山（五十五万石），与尾张（义直）、水户（赖房）一并确立为御三家。对骏府城实现直辖化后，幕府进一步将大坂城的松平忠明移至大和郡山（十二万石），将曾为伏见城主的内藤信正任为大坂城主，开始在直辖化的大坂城开展大规模修缮工程并瓦解伏见城。其后，元和宽永时期又反复对上方地区的谱代大名进行再配置，形成以大坂城为中心的军事配置。如此，上方地区的外样藩领地除了两万石左右的小藩之外，其他领地全都变成了谱代藩所有。另外，大和郡山的水野胜成被封入备后福山（十万石），谱代大名的前线又从播磨移动到了备后。

元和八年和九年的政治危机

下一次的上洛是元和九年（1623）家光奉旨成为将军时。在此前一年，秀忠还改易了自家康以来便一直担任老中的本多正纯。

元和八年（1622）十月，山形最上被改易，本多正纯作为上使与永井直胜前往回收山形城，并指挥伊达、上杉、佐竹等受命回收城池的诸大名，然而却从后来赶上的秀忠上使那里得知自己被改易，直接被流放至出羽由利。根据时为佐竹家臣且身处山形的梅津政景的日记和情报通细川忠利的信件，在要对福岛正则进行改易之际，本多正纯认为改易正则可能会引发十名大名的反抗，因而想阻止秀忠改易，但秀忠认为正纯是在“威胁”自己。也有不少人认为改易原因在于本多正纯向上禀告，元和五年受封的宇都宫城和十五万五千石的俸禄对自己而言“不合时宜”，因而请求奉还。但归根结底还是“未合公方之御意者多”，“万事奉公之下无礼之事多”，与秀忠关系的恶化才是正纯流放的核心原因。出头人通过同主君建立的情谊关系活跃于世，而正纯与家康的密切关系自然很难维系到秀忠这一代。

撰写《三河物语》（此书详细记录了德川一家自三河以来的发迹与家康的事迹，以及大久保一族的忠诚勤勉）的旗本大久保彦左卫门忠教还曾特意在书中追加记载了正纯改易事件，并认为正纯在办事过程中遭改易，与自己的侄子大久保忠邻在受命前往京都解决天主教问题时因正纯父亲的谗言而遭改易，是同样的情况，正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忠教保持了三河以来强烈的谱代意识，“谨奉公仪，于宅邸内徘徊之勤政者”，“精于计算，为代官身形不离之人”，他们为出头而苦苦思虑，是贯穿该书的一大基调。但谱代阶层内部分裂的政治危机最终演变成改易，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质。本多正纯被改易后，为秋田的佐竹所监管，“四方设栅，掘沟，配看守”，他在如此环境下被幽禁了十三年，于七十三岁在流放地横手亡故。

《德川实纪》中也有记载：该年四月，宇都宫城主本多正纯在途中迎接在日光筹办完家康七年忌法式的秀忠，试图通过在其居城中设置活动的天花板（“钓天井”）执行暗杀，“看似万分可疑”。但已经在路途上花费四日的秀忠并没有在宇都宫驻留，而是花了两天时间回到江户，并于途中和日光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在一手史料中还有关于秀忠在江户城严防“下毒”的记载，想必这也证明确实发生了有必要如此戒备的事情。

实际上，越前福井六十三万石的松平忠直因不参谒秀忠而遭改易一事，也构成了元和八年（1622）的政治危机。忠直是秀忠的侄儿，是其兄结城秀康之子。秀康是家康次子，之后被丰臣秀吉收为养子，之后成为结城家的继承人，由此三子秀忠便成为德川家的继承人。秀康在关原之战后复返松平姓并受封于越前北庄（福井），于庆长十二年（1607）病死。继承了秀康领地的忠直，娶了秀忠的三女胜姬为正室。在大坂之阵时，他率领越前藩将士首先攻破大坂城，向幕府献上真田幸村等人三千七百五十颗首级，但在战后论功行赏时却只被授予从三位参议的职位，世间传闻忠直一直对此十分不满。

德川将军家谱系略图[51]

元和七年（1621），忠直为赴江户参勤率人马从福井行进至关原附近，但之后又称病返回居城，这一做法引来外界诸多猜测，甚至还有传言说他斩杀了胜姬等若干人。该年夏秋之际，在江户执勤的东国大名没有时间返回领地，忠直请求让在领地执勤的大名也有机会来江户，试图在江户集结全国所有的大名。从中还传出“转封或行越前之仪”的传闻，细川忠利听闻后便在自己的领地通知幕府“备战”。

元和九年五月，秀忠在上洛之前便决定将忠直流放至丰后萩原。最后，忠直五十六岁于庆安三年（1650）在丰后的住所亡故。幕府为监视忠直而安插的官员便常驻于丰后府内，并与在元和二年（1616）被安排到丰后日田任职的石川忠总（六万石）一同直接掌握九州大名的动静。

家光“在位之始”的改易

宽永九年（1632）正月，五十四岁的秀忠去世，继任将军的家光开始了他的亲政生涯。与家康把将军一职移交给秀忠时相同，权力继承问题再度涌现。

是年五月二十四日，家光召集伊达政宗、前田利常、岛津家久、上杉定胜到江户城，下令改易肥后熊本五十二万石的加藤忠广，并强调这是“在位之始的御法度”。加藤之所以遭改易，是因为他居于江户宅邸的嫡子加藤光广把土井利胜企图谋反的机密文件传了出去，这一传闻在四月时就传播了开来。作为秀忠年寄众首把交椅的土井利胜，在权力移交给家光之际，也让许多人想起了当年本多正纯的处境。但在所有人以为土井利胜会和加藤忠广一道遭受处分时，土井没有受到半点责罚甚至审讯。

家光传召居于熊本领地的忠广到达品川，给了忠广辩解的机会，但也趁他与家臣团分离之际发出改易的命令。六月一日，该命令从老中传至诸大名，为了接收熊本城，家光还令年寄众的稻叶正胜为上使，动员九州的外样大名。对旧丰臣系大名所进行的改易是以福岛正则的先例为参考，但此次已经不必趁上洛之际施以改易，而且以幕府年寄众为上使进入九州还是第一次。

对肥后加藤的改易，使九州的大名配置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加藤之后，忠实于德川家的细川忠利从丰前小仓进驻熊本，受禄五十四万石。而细川的旧领地，则由播磨明石的小笠原忠真镇守丰前小仓（十五万石），播磨龙野的小笠原长次镇守丰前中津（八万石）。小笠原一族是武功派，常驻守于谱代大名的最前线，由此幕府完全掌控了东九州。西九州则是在岛原之乱后被实际掌控，但在此之前，家光已经完成对谱代和外样的重新布局，这一格局之后也无太大变化。

到十月二十日，接到家光登城命令的诸大名奉命没收家光弟弟德川忠长的领地，并将其流放到上野高崎的偏僻之地。忠长一度深受父母尤其是其母崇源院（阿江与夫人）的喜欢，一时也有传言称忠长将继任德川家，但最终还是家康出面裁断家光为继承者。

此时，忠长是从二位权大纳言，因被授予骏府城而被称为骏府大纳言，统领甲斐、骏河、远江五十万石，与御三家待遇相同。然而，宽永八年（1631）二月开始，忠长亲手斩杀近臣等异常行动逐渐引人注目，还时常“天明时又唤斩杀之人”，看似已经失去理智，还曾在骏府试刀杀人。家光曾三度派遣使臣，自己也曾两次直接提出意见，但都只是一时好转之后又恢复原样。根据细川忠利的情报，四处开始传言忠长的下场将和被家康处置的松平忠辉和被秀忠流放的松平忠直一样。最后，秀忠与忠长断绝父子关系。五月二十九日，家光暂且将忠长幽禁于甲斐，但“恶行”依然没有改善，在处置加藤忠广之后，家光在宽永九年十月将他流配到高崎。到秀忠过世之后，忠长于宽永十年十二月在高崎自杀，相传是常患病的家光病情恶化，为防止他谋反而做出的决定。同年，家光也将御三家的妻儿迁移到江户。

全国领地的确定

从上文所述的过程来看，从家康到秀忠、再从秀忠到家光的权力继承过程中伴随着不安定要素，为了克服它，会有一段过渡期由大御所监护辅助，此外将军还可利用上洛的机会，对福岛正则、加藤忠广等丰臣系的有力外样大名处以改易，对池田光政、细川忠利等亲德川的外样大名进行转封，让谱代大名进入西国地区维护幕府统治。

其间，谱代大名的前线从大坂之阵后的摄津、丹波，到元和三年（1617）进驻到播磨，元和五年到备后，宽永九年（1632）则推进到丰前和丰后的东九州，到了宽永十五年岛原之乱后高力忠房（四万石）被派往岛原，前线由此得以到达西九州。在东国方面，关原之战后鸟居忠政入主陆奥磐城平，以此为开端，鸟居因元和八年出羽山形的最上义俊被改易，从磐城平推进至山形，鹤冈则由酒井忠胜（十四万石）、上山由松平重忠（四万石）驻守。到了后述的宽永大饥馑，幕府于宽永二十年对陆奥会津的加藤明成（四十万石）进行改易，此后会津由保科正之（二十三万石）、白河由榊原忠次（十四万石）进驻。这一系列的划时代举措基本确立了幕府对全国外样大名、谱代大名的重新配置。

对谱代大名而言，直到18世纪初为止，他们之间陆续交替更换的情况都十分常见。以在幕府就任要职的大名家为例，他们在就任老中等要职之后，便会被转封至武藏忍、岩槻、川越、下总古河、下野壬生、上野厩桥、相模小田原等特定的关东和东海地区，一旦卸职便腾出领地。而被置于军事要塞的武功派大名若后继者过于年少，缺乏军事统率能力，也会面临被转封的境遇。

后面另附两幅领地配置图。第一幅所描绘的是元和二年（1616）末家康在大坂之阵后完成处置分配时的情况。第二幅展示的则是经过前述秀忠与家光的改易、转封之后，宽文四年（1664）家纲统一分发领知朱印状时的状况。

元和二年（1616）末的大名配置

宽文四年（1664）的大名配置

幕府的直辖领地在庆长末年大概是二百三十到二百四十万石，到宽永末年时业已达到将近四百万石的水准，之后则维持在四百几十万石左右。领地的分布主要以关东、上方、甲信为中心，还分布在东海、北陆等地，基本上与谱代大名的领地分布相重合。

关东经过天正十八年（1590）德川家康入主之后的转封，东海、甲信经关原之战后的转封，上方经元和三年和五年的上洛，几乎都变成了不包括外样大名、由幕领与谱代大名和旗本的领地构成的“幕府领国”。特别在关东，有许多旗本和御家人[52]的小知行所[53]，还存在一个村落由数个领主拥有的“相给村落”。上方地区则夹杂着自中世以来就是权贵势力的朝廷领地（家康供奉的宫内本御料、秀忠供奉的新御料、纲吉供奉的增御料各一万石，共计三万石，除领地外还时而会受赠仙洞御料、女院料等）[54]、公家领地（包括门迹在内共五万五千石）、寺社领地以及在上方任职的奉行的役知领地，大名还不能完全统治自己的“领国”，因此有不少地区还属于“非领国”地带。这些地区的相给村落及领地的分布错综复杂，无法以领地为单位统计人口流动和物资流通。各领主除了收取年贡外，也有必要跨领地进行广域行政，上方地区的京都所司代、京都和大坂地区的町奉行所、关东的江户町奉行所和勘定奉行所等，不仅负责管理京都、江户、大坂三都和幕府领，还要在广泛的地域上处理行政与诉讼。

第三节　朝廷与幕府

和子入宫

元和六年（1620）六月十八日，秀忠之女和子进宫成为后水尾天皇的女御[55]。其实早在庆长十七年（1612），家康拥立后水尾天皇即位之时就曾提议让和子入宫，到庆长十九年四月，天皇才正式宣旨。让女儿入宫，自己则成为下一任天皇的外戚，在平安时代就有藤原和平清盛之女德子的先例，但对于以《吾妻镜》为典范的家康而言，令他产生这一构想的契机大概是源赖朝当初想让他和北条政子所生的女儿大姬入宫（但没有实现）。但在宣旨之后，由于大坂之阵爆发、家康去世以及后阳成院（后水尾天皇之父）去世等一系列事件，和子入宫就延期了。

元和四年（1618），幕府终于开始准备和子入宫事宜，但在营造女御宅邸之际，发生了一起“四辻御寮人[56]”事件。四辻御寮人是公家四辻公远的女儿，她在成为女官后得到后水尾天皇的宠爱，并产下皇子贺茂宫。侍奉天皇的女官产下皇子皇女，在当时其实是十分普通之事。但由于产下的是男孩，而秀忠的正室崇源院（和子之母）在男女关系上十分严格，使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元和五年五月秀忠上洛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入宫问题，但就在上洛期间，四辻女官于六月二日又产下皇女梅宫。此时，秀忠参谒了天皇，但完全没有提及入宫之事，直到在京都停留的最后时刻才有所反应——于九月十八日将天皇的近臣万里小路充房流配至丹波筱山，将四辻季继和高仓嗣良流配到丰后府内。四辻季继和高仓嗣良分别是四辻公远的次子和三子，也是四辻女官的兄长。之所以处置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宫中招揽倾城、白拍子和女猿乐，违反了《公家众法度》。在宫中招揽艺能舞者本来是稀松平常之事，只要酒宴结束便无从追究，但容许此事发生的武家传奏广桥兼胜因此被公卿土御门泰重斥为“三百年以来之奸臣残贼”。

被该事态激怒的天皇表示要退位（即取消和子入宫的计划）。幕府让板仓重宗取代之前与朝廷交涉的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其父），并派遣藤堂高虎施行恫吓；朝廷方面则派出后水尾天皇的同母之弟近卫信寻和叔父八条宫智仁亲王等人参与谈判。最终，天皇回复“处置任由公方之意”，只待决定和子入宫的日期；幕府对朝廷所做的妥协则是，在和子入宫后，将被流配的公家召回京都。

元和六年（1620）六月十八日，和子作为女御入宫。从二条城出发的队伍中有数百名随行者，第一番队是装着衣物的大箱子共一百六十个，第二番队是十箱装有食物的容器（行器），第三番队是屏风三十双，如此一直到第二十九番队。《东福门院入宫图屏风》便描绘了该华丽的景象。那年，和子十四岁，后水尾天皇二十五岁。

其后，因后水尾天皇的生母中和门院（近卫前子）的关照，和子与天皇的关系进展顺利。元和九年（1623）六月，秀忠为宣布家光就任将军而上洛之际，和子已经怀孕，并于该年十一月生下皇女。这第一个皇女（女一宫）正是之后的明正天皇，而四辻女官所生的皇子贺茂宫在元和八年十月二日五岁时夭折。

此次上洛，秀忠奉上了新的宫廷御料一万石。为与家康之前所奉的一万石御料相区别，世人称之为新御料。

第二年，宽永元年（1624）十一月，天皇册立和子为中宫。原本女御不过是天皇后宫的女官之一，绝不会得到如此高的地位，但到平安时代藤原家族的摄关家之女成为女御后，其地位便逐渐提高，并在正式进宫时举行“入内”仪式。该仪式在南北朝之后曾遭废除，到后阳成天皇时期近卫前子（中和门院）入宫时得到恢复，紧随其后的便是和子的入宫仪式。另外，“中宫”原本指的是皇后的居所，之后成为皇后的别称，而同样在南北朝被废除的中宫（皇后）册立仪式在此时得到恢复。入宫和册立两件大事，都是后水尾天皇试图恢复旧有仪礼的理想中的一环。宽永二年（1625）九月，和子生下第二位皇女（女二宫）。

而在元和九年（1623）十二月，像是与和子入宫进行等价交换一般，前关白鹰司信房的女儿孝子下嫁江户，成为刚刚继任将军的家光的正室。那年家光二十二岁，孝子二十四岁。虽然这种婚姻从夫妻关系而言是不幸的，但历代将军的正室都出自宫家或摄关家（家齐和家定的正室出自岛津家，但也都是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的养女）。而第七代将军家继迎娶天皇的皇女内亲王时，虽然八十宫吉子内亲王已决定下嫁，但因家继早逝而未实现。到了幕末，和宫亲子内亲王下嫁第十四代将军家茂，是将军迎娶皇室的唯一一例。如此联姻的结果是，正室所生的男孩将成为下一任将军，也达到了德川家血脉贵族化的目的。

二条城行幸

在幕府与朝廷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宽永三年（1626）九月，后水尾天皇行幸二条城。在这之前，秀忠就下令对二条城进行大改造，在本家一族和谱代大名的课役之下扩大为原来规模的一点五倍，拥有双重护城河，成为如今规模的城郭。幕府又命小堀政一与五味丰直担任作事奉行，将伏见城的天守移建到二条城，并修造天皇行幸时的居所。而今二条城中留存的建筑就只有家康时期所建并于此时改建的二之丸御殿，但已足以让人想象过往的模样。

六月，上洛的大御所秀忠进驻二条城，将军家光进驻淀城。其后的仪式准备事宜则交给了所司代板仓重宗和金地院崇传。到八月二十五日，家光也进驻二条城，自此之后，秀忠居于二条城本丸，家光居于二条城二之丸。

九月六日上午，前一晚的小雨停了，中宫和子首先来到二条城。大番头水野忠直率二十名衣冠束带的骑马武士为先导，随后是公家十六人、传奏三条西实条和日野资胜，以及包括内大臣二条康道在内的公卿八人，和子乘坐的牛车之后，还跟着中宫付天野长信、大桥亲胜等随身武士十一人。接着是中和门院御驾，以公家十八人、公卿六人为先导，然后是两位皇女由公家十四人和公卿三人为先导入城。

其后，家光为恭迎天皇从二条城出发入宫。此次入宫的行列以与中宫和子一同到二条城的公家、公卿为前驱，由板仓重宗领头，谱代和外样诸大夫一百六十八骑跟随其后。诸大夫行列的最后部分由松平信纲等年寄组成，土井利胜、酒井忠世跟随其后。在先驱行列之后，还有由番头与旗本守卫的家光牛车，之后是御三家与松平忠长的本宗大名，左右都有付家老跟随，再之后是伊达政宗、前田利常、岛津家久、越前松平忠昌、池田忠雄等中纳言与参议六人，再紧随以中将、少将、侍从等国持大名为中心的三十二人队伍，之后是四品官阶的大名二十二人。各个大名都配有持长刀者、戴乌帽者、引马者、白丁[57]、持伞者等侍从十人。除去要留在江户负责警备的人员外，全国几乎所有大名都基于武家官位制的顺次跟随其后。家光在到达宫中后上奏要迎接天皇行幸，于是再次返回二条城，恰好成为天皇行列的先导。

天皇乘坐凤辇出宫时一并带上了御剑和神玺（即三种神器中的草薙剑和八尺琼勾玉），上下辇时由关白近卫信寻为其整理衣裾——这也是关白的职责之一。天皇的队伍在五十名乐人吹奏的雅乐中出发，其后是五十名白丁、五十名持伞者，然后是二十名隼人[58]兵士，左卫门尉、左卫门佐、左兵卫佐以及少纳言、内大臣二条康道所率的公卿十六人，之后还有左大将与右大将、中将和少将七人跟随，接着是驾舆丁抬着的凤辇，之后跟着中将与少将九人、职事等十一人、右兵卫府与右兵卫佐二人。在天皇的队伍之后是由五名诸大夫、五名骑马人随从的关白队伍。除此之外，还有“奉公大番头九人”作为幕府方面的护卫随行，但他们的队伍与前述队伍是分开的。天皇的凤辇到达二条城正门时，神祇官进行祓除仪式，再度奏起雅乐。行至中门，天皇下辇，大御所秀忠和将军家光上前迎接。

后水尾天皇的队伍以隼人为先导，由卫门府、近卫府的武官护卫，文官同时跟进，关白的队伍在尾部跟随，这与室町时代天皇赴室町行幸完全一致，可见确实是效仿了先例。

与之相对应，天正十六年（1588）四月后阳成天皇行幸聚乐第时，秀吉时任关白，在他自聚乐第入宫参见天皇时，也曾作为关白为天皇整理衣裾。关白秀吉的队伍跟随在天皇队列的最末端，之间是武家诸大名长龙般的队伍，看上去天皇队列像是秀吉队伍的先导一般，而先行到达的天皇又花费了很长时间等待秀吉到达。在当时的公卿中还混杂着武家的家康和秀次，他们本应该在天皇座驾前头行进，但由于他们后到，就夹杂在与关白的行列队伍之间了。

与二条城行幸相比较可以看到，此次天皇的行列仅由公家集团及其随从构成。根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武家的官位、官职已经完全与公家的官位脱离，因此武家不再在天皇队伍中占有位置。整个主队伍长达2600米，两侧还密集配有3327人组成的警备武士队列（平均每隔1.5米就有一名武士），将军家光以下的大名也不再跟随在天皇之后。只有中宫和子的队伍中既有公家又有武家，前有旗本二十骑为先导，后有中宫付的武家天野长信。大御所秀忠没有进宫迎候天皇，也不在跟随天皇的行列之中，而是待在二条城内。

天皇到达的第一天，幕府先奉上恭贺的膳食；第二天（九月七日）进行舞乐；第三天则陪同天皇乘马御览、看蹴鞠演出、品和歌管弦之道；第四天欣赏猿乐并庆祝重阳。第三天陪同天皇登二条城天守阁，但当时天气多云，于是在最后一天再度登阁。二条城的五重天守是伏见城原有的天守移建而成的，为了让居于二之丸的天皇不用出到屋外便到达位于本丸边上的天守，幕府还专门修筑了跨越护城河沟的“廊桥下”，即空中长廊。

七日早晨，将军家光赠予天皇白银三万两、时服五十件、沉香一件、褴绢百卷、红线二百斤、玳瑁三十块、麝香五斤，八日大御所秀忠赠予天皇黄金两千两、时服百件、绯绫百卷、伽罗十斤、麝香五斤、蜜六十斤。女院也收到了幕府供奉，关白收到白银三千两，地下的诸大夫四十一人每人收到白银百两，光是白银总额，幕府就开出了十九万两的巨额。

此时和子正怀孕，十一月十三日行幸结束后就产下一名男婴，被封为高仁亲王，由此便有可能诞生出流着德川家血液的天皇，公武融合也因此达到顶点。崇传与岛丸光广效仿《聚乐行幸记》撰写了《宽永行幸记》，但与只留下了抄本的《聚乐行幸记》不同，后者刊行了古活字本、整版本等多个版本。此次行幸作为一种“政治表演”，由此不只是一种具有时效性之物，而且通过书籍这一载体，在不断扩大的读者群之中快速传播并积淀下来。

此次行幸是公武融合的一次大游行，虽然一次就结束了，但通过在队伍中展示武家栋梁不再是天皇的侍从，也昭示着将军权力往后没有必要再成为天皇的侍从。而之后历代天皇除了火灾避难外，也只是去临近的女院御所和仙洞御所行幸，不再出宫行幸。

紫衣事件与“顷刻让位”

宽永四年（1627）七月，秀忠在江户城召集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金地院崇传、土井利胜审议《诸宗出世法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年朝廷向禅宗僧侣颁发紫衣敕许，向净土宗寺院颁发上人号敕许，违背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秀忠想通过两位传奏请天皇重新考虑僧侣的“器用”程度。紫衣和上人号敕许原本就由天皇授予，但幕府在元和法度[59]之后让天皇重新考虑，实际上废除了天皇敕许的有效性。

受到巨大影响的大德寺、妙心寺反对声音十分强烈，宽永五年春，大德寺的泽庵宗彭、玉室宗珀、江月宗玩三人联名向幕府提交抗议书。其后，幕府方面为了表示达成妥协，承认五十岁以上的出家者享有这些敕许，同时妙心寺、大德寺也撰写了道歉的承诺书，但泽庵等人仍不屈从，到宽永六年七月，江月被赦免，泽庵被流配到出羽上山，玉室被流配到陆奥棚仓。关于此项决定，天海主张宽刑，而崇传主张严刑，当时世人大都认为崇传的评判十分不当。在细川忠兴的书信中，也有“金地院所断之事，日本国上下万民皆恶口相传，实乃拙劣之举也”的记载。

然而，与幕府根据《武家诸法度》改易福岛正则等人，以及根据《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即便违背天皇意愿也要流配万里小路充房等人一样，幕府也明确指出，寺社若违反法度将不会被赦许。家康作为大御所针对除武家之外的权门制定了法度，秀忠则作为现任将军负责实施。将军权力随着和子入宫达至公武融合，但这种权力与平安时代藤原作为外戚来支配天皇不同，是通过国家制度将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权门置于法度之下达到自立。而“嫁女入宫→外戚→将军血脉的天皇”这一战略虽然是藤原做法的延伸，但在这时，法度的问题优先于公武融合。

然而，旨在复兴古典时代朝廷礼仪的后水尾天皇对此举却无法理解。宽永五年（1628）八月紫衣事件发生之际，天皇就曾表明让位的意向。然而，同年六月十一日，高仁亲王仅三岁就夭折，幕府无论如何必须挽留天皇。九月二十七日，和子生下第二个皇子，但仅过八天便夭折。宽永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和子再次分娩，但所生的是女婴。

此时，天皇背上长出囊肿，正苦于治疗。而且那恐怕不是一般被称为疥的脓疮，而是在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痈疽，其父后阳成天皇就是因此过世，其叔父八条宫智仁亲王也在宽永六年（1629）四月七日刚刚亡故。医师通仙院虽然开出了处方，但天皇并没有马上痊愈。而在天皇在位期间，在其身上针灸又是不被允许的。到五月七日，天皇表示“欲行御灸，然在位期间不得，欲思让位一事”，并提议“可奉女帝之仪”，明确显示出让位的意愿。

17世纪的天皇谱系略图

令天皇让位的导火索无疑是紫衣事件激发了天皇对幕府做法的愤怒，但使得天皇几度表达意愿并最终让位的，还是疾病问题。而且，当天皇询问群臣意见时，包括武家传奏在内的所有公家众都答以“让位也是无奈之举”。

最后令天皇做出决断的，是十月十日无官位的家光乳母阿福以传奏三条西实条的妹妹身份强行拜谒天皇事件（也有说法认为阿福的目的是打探天皇的病情）。此次拜谒，阿福受赐天杯，并得到“春日局”之号。

十月二十九日，朝廷宣布女一宫为内亲王。十一月八日早朝，公家群臣突然受命穿着束带进宫，天皇随即决断实行“顷刻让位”。除中御门宣衡之外，无论是摄家还是武家传奏，就连正室和子事先都一无所知。

根据情报通细川忠兴在京都得到的消息，天皇退位的原因除了因紫衣事件中自己任命的僧侣长老“被迫脱衣”且遭流配而感到耻辱，“谕令一度七八十则均无所用”的境遇“深感耻哉”之外，还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公家没有授予官位的自由，这是受到《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所限而致，尽管宫内御料有所增加，也有幕府供奉的金银，但却无法自由支出，这是因为与和子一同入宫的中宫付武家天野与大桥等人作为奉行执掌了对御料的管理权。在官位授予和财政上都无法自由，也就无法对公卿进行褒奖赏赐。还有传闻称奉行以收取利息的方式借给天皇米粮，“王曾几度借取米，多次借贷金银”，此种诋毁令天皇“十分委屈”。另外还有一个隐蔽的理由，那大概是“虽令众女官几度身怀六甲，然却无所得”，“凄惨至极，无以悔恨”。

幕府在沉默一个月之后，最终认可“顷刻让位”。第二年九月十二日，举行了仅八岁的女一宫兴子内亲王的即位仪式。她是自奈良以来时隔八百五十九年的女帝明正天皇。此外，幕府责难传奏上报不及时，令日野唯心之子日野资胜顶替后水尾院的近臣中院通村，并声明此后若不及时上报，责任由摄家承担。而为了提防后水尾院恢复院政[60]，幕府恢复了当年用来限制几乎没有实权的后阳成院的措施，并事先叮嘱妥当。

如此一来，在《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等法度、摄家与传奏组成的朝廷机构以及所司代、禁里付、京都代官对朝廷财政的管理之下，不仅官位的任命权，还有对公卿与寺社的支配权也都统合在了将军的权力之下。

家光最后的上洛

宽永十一年（1634），秀忠去世之后，家光亲政并施行“御代更替的上洛”。此次上洛，加入随行行列的谱代大名和东西外样大名共三十万七千人。六月一日，以伊达政宗为首，诸大名陆续出发奔赴京都，家光在六月二十日从江户城出发，他所率领的上洛行列在东海道延绵耗费了三十天以上。家光“身着绮丽绫罗，供奉之辈皆饰以狩衣绫罗锦绣”。如果将上洛行列看作“政治表演”，此次上洛则是为了让众人知晓将军家光的“威仪”。

七月十一日进入京都二条城的家光，在十八日参见天皇。上洛队伍最前面的是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他率领从五位以下的诸大夫武家一百八十四人分两列作为前驱，家光的车马之后是幕府的年寄、侍从和四位官阶的武家。家光入宫后，先后拜谒了侄女明正天皇、后水尾院与其妹东福门院和子，并向后水尾院献上仙洞御料七千石。家光此举也是为了修复自秀忠时代以来因和子入宫、二条城行幸、紫衣事件、顷刻让位等事件而剧烈恶化的公武关系。家光在秀忠去世后施行恩赦，赦免了之前流配的泽庵等人，此次上洛之际还许可泽庵回归大泽寺，并在上洛途中召见了他。

上洛过程中，幕府还向五万石以上的大名颁发领地朱印状，而不是再像之前那样对大名进行改易和大规模转封。七月二十三日，家光还下赐京都町人五千贯银两，并造访了刚刚修缮完成的大坂城，永世免除大坂、堺、奈良地区的地子钱[61]，回到江户府内后也下赐江户町人五千贯银两，给世人留下泰平之世业已到来的印象。

以统合武家集团为目的的上洛到此已经结束，自第四代将军家纲之后的将军皆从江户城发号施令，直到幕末将军家茂为止都不再上洛。

第四节　幕府机构的确立

将军直辖军团——德川“家中”的编成

江户幕府的军事力量由本家一族和谱代家臣团构成，但在将关东纳入直接控制范围之后，则被分化到作为直属家臣的旗本、御家人和一万石以上的谱代大名身上。谱代大名姑且算是独立的大名，但与外样大名明显不一样的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德川家谱代家臣意识，与旗本共同组成德川的“家中”。

由旗本阶层编成的直辖军团中，由番头统率大番、书院番、小姓组、新番、小十人组，这五支部队合称为“五番方”；还有徒组、百人组等构成的步卒部队，以及由先手铁炮[62]组、先手弓组、枪组等持特定武器并接受物头指挥的特科部队。

大番是最早编成的队伍，也是最基础的骑马精锐部队，在家康入主关东之际被编成了六个组。率领这支队伍的大番头最初大多是“十八松平[63]”谱系出身或家康外戚所构成的自三河以来的家臣。幕府将江户城西北近郊的麹町和市谷附近的台地按家宅面积进行划分，建立起“番町”，并陆续在神田山、小川町等地建起屋舍，江户十至二十里内所谓“一夜宿”之地都被设置为知行地授予大番众，他们负责加强江户城警备、在城中安排巡逻的同时，也随从家康一道上洛。

大番原本作为直属于家康的精锐部队与家康同行，但之后，家康成为丰臣政权的大老，进而成为将军驻留于伏见城，而后又在秀忠继任将军一职后移交江户城、迁至骏府，大番就发展成为在江户和其他新直辖城郭中负责护卫的在番部队（伏见城两组、骏府城一组）。其后在元和五年（1619），伴随着伏见城被废、大坂城被直辖化，伏见城代便逐渐变为大坂城代，伏见城的在番部队也成为大坂城的在番部队。当初的六组军团最终增加到十二组，自宽永十二年（1635）起又开始在二条城设置两组在番部队。而元和九年（1623）家光成为将军之际，秀忠将十组大番众移交给家光，使得大番从直属家康或在任将军本人的军团转变为直属于将军家的军团。

而且，由于在番部队已经离开将军去守卫城郭，维持原有的规则也变得困难。例如庆长十四年（1609）伏见城的在番规定中，不仅禁止打架争执，还规定没有番头的许可绝对不可出城，不得入澡堂洗澡，不得与番众以外的人往来，不得与在上方奉公的武家结党。

另外，幕府还有两个名叫书院番和小姓组的近卫队，负责护卫将军本人，常常近侍于将军左右，与将军本人保持着人格性关系。之所以叫书院番，是因为他们常驻守在江户城白书院的“红叶之间”（宽永二十年居于“虎之间”），小姓组则常驻于黑书院的“西湖之间”，因其庭前有片花田，也被称为“御花田番”（明历三年［1657］大火之后取代书院番居于“红叶间”）。宽永二十年还设立了新番，因驻扎于“土圭间”（后为“桐之间”）而得名“土圭间组”。

这些近卫队是随着大番开始在诸城郭驻守而发展起来的，雏形是伏见城时代家康的“马回众[64]”，以庆长十年（1605）秀忠就任将军和完成江户城本丸为契机，被设置为驻守在江户城内附属于秀忠本人的部队，进而在元和八年（1622）十一月被分割再编为书院番六组、小姓组六组。此时，书院番头（兼任小姓组番头）是秀忠年少时的近臣井上正就、永井尚政、青山幸成以及家康的近臣松平正纲、板仓重昌、秋元泰朝六人，在家康过世后又吸收了家康的“马回众”，进而在之后的上洛中又召集旗本家中的次男和三男，对部队进行增强和再编。

家光的近卫队先是由他在元和二年（1616）十三岁之际从秀忠近卫队中选出的六十一人组成。元和九年（1623）家光成为将军，秀忠将大番十组全部转交给家光的同时也将近卫队移交给他，之后余留下来的部队则作为大御所秀忠身边的护卫移居到西之丸。此时，近卫队就被分割为家光和秀忠两大部分。宽永九年（1632）秀忠去世之前，与家光的本丸书院番共四组九十三名、本丸小姓组共六组一百二十二名相对，秀忠所率西之丸书院番共六组一百二十六名，小姓组共六组一百四十六名，秀忠方的人数还要更多。

宽永九年四月，秀忠的葬礼告一段落，家光将之前秀忠所率书院番全部解任，统合了两支近卫队，人数增加到原来的一点五倍，重新以五十名为一组，再编为书院番八组、小姓组六组。书院番于宽永十年，小姓组于宽永十八年（1641）都增加到十组，宽永二十年又新设四组新番（之后扩展到六组），将军的近卫队于家光时期大幅增强。

至于近卫军番头人选，原本是由将军身边的年寄众兼任，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地位也因此得到提升，但到了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通过提高番头俸禄并任以谱代大名，不再让年寄众兼任，将大番、书院番、小姓组确立为纯粹的番方组织，使得年寄众和番头都专门化。由此，书院番、小姓组也从直属于将军个人的军团变化为附属于将军家的军团。家光之子家纲于庆安三年（1650）进入西之丸之际，从家光所率的队伍中分得书院番和小姓组各四组，往后两番本丸六组、西之丸四组的配置就这样固定下来。

宽永十年军役令

家光再编直属军团的过程中，还在宽永十年（1633）二月重新修改军役令。军役令的对象是将军直属的军团和谱代大名（要求外样大名自发遵守）。与庆长十年（1605）的对象是从五百石到五千石的大名，元和二年的对象是从五百石到一万石的大名相比，此次针对的是二百石到十万石的大名，这也反映出适用于军役的谱代大名规模和势力得到了扩大。

此时，旗本番士的平均石高如下：大番二百八十五石，书院番八百四十九石，小姓组三百四十七石。该军役令的最小单位对象是二百石的旗本，他们需要在自备马匹出阵的同时，配置一名辅助他骑马打仗的战斗要员“若党侍[65]”，以及两名马夫、一名扛矢者、一名持甲者、一名持箱者、一名持鞋者和一名驮兵粮者共八名“中间”或“小者”[66]，率领这八人的是骑马的武士。到了六百石的级别，战斗要员的“若党侍”又增加四人，同时配置一名铁炮足轻[67]，驮兵粮者、持枪者各增加一人，总共需配齐十五人。上了千石，则还需要备齐一门铁炮、一张弓、三支枪，以及若党侍、足轻、中间、小者、小荷驮合计二十三人跟随出阵。

为了完成军役，配齐规定所要求的人员，旗本番士不得不在自己的知行地内动员当地人，若不如此就必须确保在江户雇足人员。宽永十二年（1635）针对旗本的《诸士法度》中，有“如军役所定，须皆具旗、弓、铁炮、矢、甲胄、马及诸色兵具，并聚齐人手，当谨慎遵行”的记载，这也标示着上文幕府对旗本的要求。然而，幕府同时又规定旗本“除兵具之外，不得喜好无法入手之具以满足私欲，万事当以俭约为用”，要求在建房、嫁娶、宴请、通信礼仪方面都以节俭为准，因此大名、旗本在居住江户期间也有不少人由奢侈变为穷困。

为此，家光对番士几乎一律增加了二百石俸禄，给在番人员分发“合力米[68]”，还将“一夜宿”之地作为授予番士的知行地，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能够“凑齐”奉公人[69]和夫役。但对那些没有知行地、靠幕府拨予给米[70]和扶持米的俸禄微薄的旗本而言，因为无法确保幕府所要求的“人”，幕府转而赋予他们地方知行权，取代原先用米粮分发俸禄的制度。

修改《武家诸法度》——“公仪”的编成

统率三十七万军团的家光在最后一次上洛的第二年，即宽永十二年（1635）六月，重新修改《武家诸法度》。被召集在江户城大广间的在府诸大名听取林罗山宣读新法度。除了第一条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之外，其余内容全部更换为假名与汉字的混杂文，并大幅修改了家康在世时候制定的元和法度。

主要修改的第一个方面是，如果江户城及周边有事，在国大名不得私自出动军团，而应该在得到幕府命令之后行事（第四条）。实际上，自大坂之阵以来，大名并未在没有幕府命令的情况下私自发起军事行动，但在元和八年（1622）和宽永九年（1632），正如细川忠利号令“准备出阵”一般，仍然存在可能爆发内乱的政治危机。这或许就是为何要再度规定把大名的交战权统合在将军的管辖之下。此项规定专门针对在国大名，因为几乎所有大名家眷移居江户住宅的工程已经完成（第五章第二节），身在江户的在府大名与领地的家臣团分离，在实际操作时不可能发起内战。这让人想起元和八年忠直没有参勤之际，幕府趁在府大名无暇出兵，要求在国大名离开领地，将他们全部召集在江户。

之后在宽永十四至十五年（1637—1638）岛原之乱时，受该条令限制的大名没能及时出兵镇压，为此幕府便重新修改解释，面对“违背公仪”和“违背国法”之事时，无须幕府命令，与近邻合议之后便可出兵镇压（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元和法度中原本有赴京都参勤的条目，到此时幕府将它定为大名、小名须到江户参勤，即所谓的参勤交代制度（第二条）。只是谱代大名可以不遵循该制度，到饥馑盛行的宽永十九年（1642），幕府规定谱代大名也要执行参勤交代的义务。

第三，元和法度中“国主当选政务之器用”的条目，在此时改为：

知行所务必清廉，不得致非法之事，不得令国郡衰微疲敝。

国、郡处处之万事皆当遵行江户之法度。

这一规定明确表明，江户的法度适用于全国，且政务的内容关键在于领国的民政。在同年针对旗本的《诸士法度》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知行所务诸事，除征缴规定年贡之外，不得行非法之事，不得致领地为流亡之地。

在确立对领主阶级的统合的同时，构建“公仪”的重心已逐渐转移到领国内部的统治问题和与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之上。上文中提到岛原之乱后对法度阐释的修改以及针对宽永大饥馑的措施，都说明时代已经开始逐渐转变。

第四，规定了“公仪”的构成成员范围及其机构。例如，“本家一族、国主、一万石以上大名”才有乘轿资格（第十一条），“国主、城主、一万石以上及近习、物头”禁止私下联姻（第八条）。此次还清晰界定了之前模糊的大名身份，规定一万石以上即为大名，同时还将“公仪”范围扩大到幕府的“近习、物头（近臣奉行和近卫队长）”。

其他一些改动则已经在《诸士法度》《番众法度》中频繁出现，《武家诸法度》所针对的大名身份与《诸士法度》所规定的旗本身份被明确地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这两者的身份在普请役[71]和参勤交代上的区别也在逐渐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公仪”的范围与性质基本上被逐渐纯粹化为诸大名的联合体。

例如，决定依据“公仪”对福岛正则、加藤忠广等大名处以改易之际，将军需要多履行一道程序，那就是面对“公仪”的构成成员宣布决定，并明确说出其理由。如改易加藤之际，便须对伊达、前田、岛津等有力大名事前说明并取得他们的认可。宽永十二年（1635）致朝鲜的国书遭到窜改，对马藩的藩主与藩中家老柳川调兴的对质也是在召集所有在府大名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过去秀吉政权五大老那样的恒常性机构。

那么，“公仪”日常决策的主体到底是谁？根据该法度，决策主体是个被称为“奉行所”的机构，它负责给出居城修缮的许可（第三条）、上报诸国主或领主间的纷争等。此时的“奉行所”，是仅由谱代大名的年寄众、“近习、物头”组成的幕阁或“评定所”。如此一来，便可排除一族大名专政的可能。“公仪”虽然是诸大名的联合体，但它的运营机构由谱代大名和近习、物头所独占，形成了一种双重构造，而这也正是幕藩体制的关键所在。之后，外样雄藩以幕末开港问题为契机，开始参与幕政，导致这一双重构造走向解体。

幕府机构的确立

如前所述，家光成为将军的前一年即元和八年（1622），老中本多正纯遭到改易。此时，跟随秀忠的年寄由酒井忠世、本多正纯、土井利胜三大家臣组成，土井和酒井是秀忠年少时就陪侍在身边的近臣，本多则原本是大御所家康身边精通万般政务的年寄。对本多正纯改易之后，秀忠的近卫队番头井上正就、永井尚政等人便加入到了秀忠的年寄众之中（井上在宽永五年［1628］因私怨在江户城内被杀害，其职位由青山幸成接任）。将年幼时就跟随自己一起行动的近习变成常侍身边的近卫队番头，进而升任年寄，这也是新将军掌握幕府中枢的途径之一。改易本多正纯，是秀忠从家康手中继承权力所绕不开的一大举措。

家光从秀忠手中继承权力也同样如此。元和九年（1623），家光继任将军、秀忠成为大御所之际，土井利胜留驻西之丸陪侍秀忠，酒井忠世留驻本丸侍从家光。在这前后，酒井忠胜、内藤忠重和稻叶正胜被任命为跟随家光的年寄。稻叶正胜是家光乳母春日局之子，在家光年少时就作为小姓侍于身边，之后历任书院番头和小姓组番头。他比家光年长七岁，成为年寄时才二十七岁。

宽永九年秀忠去世，侍从于秀忠的青山、内藤、永井相继被提拔，分别转封到远江挂川、志摩鸟羽和山城的淀藩，远离家光。另一方面，稻叶正胜在第二年被提拔为上使，前去没收被改易的加藤忠广的熊本城，其后又受赠相模小田原城（八万五千石），逐渐与酒井忠世、土井利胜、酒井忠胜等年寄并驾齐驱。接着，家光又将自己的小姓组番头松平信纲、阿部忠秋、堀田正盛、三浦正次、太田资宗、阿部重次立为“六人众”，之后又将人称“智慧伊豆”的松平信纲、阿部忠秋和堀田正盛提拔到与年寄等同的地位。家光与家康、秀忠一样，意在选拔任用自己认可的“出头人”来运营幕政。

但在多个偶然事件叠加的情况下，幕政开始朝着另一种路径发生变化。首先是家光的疾病，相传是过度饮酒导致的忧郁症。从宽永十年（1633）下半年至十四年（1637），家光长时间几乎不公开露面。提拔“出头人”的前提是将军自己主导幕政，若没有达到这一条件，依照原来的惯例和形式，旧年寄众的主导权便无法被动摇。另外一件令家光备受打击的事是，宽永十一年正月稻叶正胜病死。从年龄结构上看，在酒井忠世等旧年寄众与松平信纲等“六人众”之间的过渡人物稻叶正胜的过世也是一件大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家光首先于宽永十一年（1634）上洛之前制定规定老中、“六人众”、町奉行等各自职务的法度。针对酒井忠世、土井利胜、酒井忠胜三大年寄的法度规定，这三人负责掌管禁中方、公家、门迹众、国持众及一万石以上的大名的事务及诉讼，对奉书的审批（法令的发布），御藏入代官方御用（直辖领地的支配与年贡收入），金银纳方与大分御遣方（幕府财政），大规模的修缮工程与寺院建造，知行地的划分，寺社奉行及其下属，异国（外交），诸国绘图这几大项目，此外还引入每十五天便轮换的值勤制度，以保证权力不会集中在某个年寄手中。“六人众”则掌控旗本的事务及诉讼，诸职人的御目见[72]和辞任，医师的公务，一般的房屋修缮工程，一般的赏赐物，京都、大坂、骏河等地的值守（在番的大番）与诸役人的事务以及一万石以下武士的事务和诉讼。也就是说，在无法替换掉旧年寄阶层的情况下，将年寄众一直以来无限定的掌管事项明文化，由此规范限制其权限（下文将这一职责有所限定的职位称为“老中”）。

在家光上洛过程中，江户城的西之丸被烧毁，留驻江户的酒井忠世也因此下台，松平信纲、阿部忠秋、堀田正盛等人升任老中，他们原本兼任的小姓组番头职位被解除，专门负责老中事务。宽永十二年（1635）十一月，幕府又将十五日轮番制改为每月轮换的月番制，从老中专任的职务中又分离出留守居、寺社奉行、勘定奉行、作事奉行等事项[73]，由将军直辖管理。由此，将军设立了听取老中、“六人众”及以下诸职的公务与诉讼的日子，以及“评定所”评估奉行之间协调情况的日子，并使其例行化。其中，由于町奉行、勘定奉行、作事奉行等属于旗本的职务，因此在修改《武家诸法度》后，这些官职也被作为“公仪”的构成者，“近习、物头”也加入进来。

其后，受命去镇压岛原之乱的松平信纲有功，地位得以上升，到宽永十五年（1638）末和土井利胜、酒井忠胜一道从老中升任为大老。此时，阿部重次代替因疾辞任的堀田正盛成为老中，老中由松平信纲、阿部忠秋、阿部重次三人担任，三人的石高分别加增为武藏川越六万石、武藏忍五万石、武藏岩槻五万九千石，并获得居城。如此一来，所有老中都是家光的近臣，在这基础之上，对大名的支配以及留守居以下的诸职与诸奉行则被安排统筹在老中的管理之下。

从整体来看，老中管理“公仪”的政务，“六人众”（之后的若年寄[74]）则管理书院番、小姓组等诸役人，掌管着将军家的“家中”与“家政”，这两大机构分担着各自在幕府的职责。

宽永早期推进的改革，在权力继承过程中并没有顺畅地实现“出头人”交替的情况下，为了分化秀忠“出头人”的旧年寄众各自的权限，成立了职务不同的诸奉行，而导入老中月番制和评定所合议制，也意在用机构和制度达到规范限制的目的。但就结果而言，尽管家光的“出头人”之后得以独占老中的职位，但这一改革最后使得幕政运行依赖的不再是个别“出头人”或年寄的个人力量，而是交由老中-奉行这一整套机构和制度。新机构被确立为幕府的基础，由此就基本回避了更替将军时也更替“出头人”的政治危机，而且还使幕政得以在没有将军个人力量干涉的情况（例如尚且年幼，无法承担天下人责任）下仍然正常运行。

确立期的幕府役制

之后虽然也出现了像纲吉和吉宗那样对抗老中合议，欲发挥亲裁的主导性的将军，但他们都已经不再将个别老中提拔为“出头人”，御用取次或侧用人也都只在将军与老中、评定所之间负责传达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老中与诸奉行为中心的幕府机构也与番方一样，逐渐从对将军的人格性从属机构被确立为独立的机构。

[1]年寄，原意为老人，后指在幕府或大名家中的重臣，如家老、老中。有时也指町村层面负责指挥的人。

[2]奉书，奉上级意旨下达的文书。

[3]天守，日式城堡中最高且最主要的一类，具有瞭望和指挥的功能，也是统御权力的象征。

[4]虎口，城郭中最为重要的出入口。枡形，第一道与第二道城门之间的方形广场，常作为出阵前集合士兵的场所，也用于阻挡敌军的进一步侵入。

[5]家老，一般为幕府或大名的家臣团中最高的职位，设有数人，通过合议的方式辅佐或管理领地的政治和经济。德川家的家老被称为老中。

[6]掟，意为成规、法令、戒律。

[7]四十二万石为播磨国姬路藩的石高，是该地区的粮食产量，象征着当地的富裕程度，税贡、劳务、军役等皆依石高的多寡来课征，是为“石高制”。

[8]转封，指幕府转移大名领地的举措。转封时，家臣团随主君迁移，领地上的农民禁止移动。

[9]给人，从藩主那里得到知行地的家臣。

[10]战国家法，也称分国法，是战国时代的大名用于统治领国的基本法典。

[11]公仪，中世到近世对公权力的称呼，在江户时代一般专指幕府。

[12]秀吉当政时设有多位奉行，其中有五位尤其重要，合称为五奉行。前述家康讨伐的石田三成便是五奉行之一。

[13]参勤，指从自己的领地去往幕府所在地。参勤交代制度则是要求大名轮流在江户和领地居住，原则上一年一轮换。

[14]上洛，在战国时代特指大名率领军队进入京都、宣示霸主地位，在江户时代则指将军前往京都、被天皇授予将军一职。

[15]《武家诸法度》是金地院崇传在大御所家康命令下制定的，但为树立秀忠的威信，法度以秀忠名义发布，于伏见城宣读。

[16]除根据与德川家的亲疏关系划分大名外，还可按领地规模将大名划分为五类：一是国主（国持大名），领地覆盖一国甚至以上或与之相当的规模；二是准国主，领地不及国主，但待遇与国主相同；三是城主，只拥有居城的大名；四为准城主，不拥有城池但与城主享受同等待遇；五为无城的大名（阵屋），也称“小名”。

[17]右大将家指源赖朝，公方指幕府将军。

[18]禁中指宫廷或皇居，也称禁内或禁里。公家指侍奉于朝廷（天皇）的人，与武家（武士出身或在幕府中任职的人）相对。

[19]关白是摄政一职在天皇成年之后的称呼，右大臣为朝廷最高机关太政官的一员，武家传奏则指负责为朝廷传达武家奏请的官职。

[20]出头人，指在幕府或大名家中，在主君身边参与政务的人。

[21]门迹，指由皇族或公家担任住持的寺院，或该寺院的住持。

[22]《禁秘抄》在第十六项“诸艺能事”中指出，天子须习得艺能，第一是学问，第二是管弦（即音乐），第三是和歌。

[23]摄家，又称五摄家，是镰仓时代出自藤原嫡派的五个家族，即近卫家、一条家、二条家、九条家、鹰司家，是公家中最高的门第。

[24]藏人头，类似于天皇的秘书，负责传达圣意，撰写文书。

[25]京都所司代，幕府在京都的代表，一般由谱代大名担任。

[26]准后，待遇相当于三后（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皇族或贵族。

[27]院家，指皇族或贵族出身的僧侣，也指他们出家的寺庙。

[28]上人号，佛教中对高僧的敬称，也称“上人”。

[29]奉币使，奉天皇之命向神社或山陵供奉币帛的使者。

[30]庆长二十年（1615）七月十三日，日本改元为“元和”。

[31]表中的黑书院、白书院、大广间、白书院次间和御廊下溜都是将军宅邸的不同部分，能够入内的诸侍等级逐次递减。

[32]太刀一般与马匹一同上贡，但马匹可能造成混乱，因而一并先以目录的形式进贡。

[33]旗本，原指在战场上守护军旗的武士，在江户时代指直属将军，俸禄在一万石以下，有资格直接觐见将军的家臣。

[34]近习，在主君身旁侍奉的人，也称近侍。

[35]御三家，除德川本家外拥有将军继承权的尾张家、纪州家、水户家三支分家。

[36]松平忠辉，生来不受家康喜爱，在家康去世后被兄长秀忠处以改易，理由之一是在大坂之阵中斩杀秀忠的直属旗本。

[37]菩提所，为安葬祖先，安置历代牌位，祈其冥福而建立的寺庙。

[38]别当，在神宫寺中掌管寺务的僧官。

[39]付家老，在大名分家后，由本家派出监视和监督分家的家老。

[40]探题，研读经文时负责选定议题，判断问答妥当与否的僧人。

[41]上方，以京都、大坂为中心的近畿地区。

[42]权现造，日本神社建筑的样式之一，特征是本殿（安置神体之所）与拜殿（祭司参拜之所）一体化，两殿之间铺有石块。

[43]正一位，日本品秩制度中最高的品阶，通常在去世后追封。次一阶为从一位、正二位、从二位、正三位、次三位，以此类推。

[44]御恩奉公，武士基于互惠建立的主从关系。御恩指主君为手下武士提供领地等利益，奉公则指武士提供军役等。

[45]文禄四年，秀吉称秀次企图谋反，命他切腹，秀次一族亦被处刑。关于这次肃清的原因尚无定论，多数学者认为，是亲生儿子的出生令秀吉后悔将秀次立为继任者。该事件被视为丰臣政权瓦解的关键。

[46]大老，辅佐将军的非常设职位，只在重要决策时参政，地位在老中之上。一般只有一位，但秀吉在执政末期设置了六名大名（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小早川隆景）辅佐年幼的秀赖，小早川在秀吉过世前病故，因而实际只有五人，后合称他们为五大老。

[47]在府指大名或家臣在江户幕府内执勤，在国则指身居领国。

[48]领知，意为占领并支配，也作“知行”；领知朱印状则指确认领主的知行权、盖有朱印的文书。判物是将军或大名给予下级的文书的总称。

[49]德川四天王，确立政权过程中功绩卓著的四位德川家臣，分别是酒井忠次、榊原康政、本多忠胜、井伊直政。

[50]武功派，担任军务的将领，如加藤清正和福岛正则，与负责政务的文治派相对。

[51]家康原姓松平，之后经朝廷获准自取姓氏“德川”。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后，只限将军本人和特定亲族可使用德川一姓，其他分支使用原姓。

[52]御家人，江户时代直属于将军，俸禄不满一万石，且没有资格直接觐见将军的家臣。

[53]将军或大名将某块土地的支配权作为俸禄授予家臣，该土地被称为知行地，俸禄不满一万石的家臣的知行地被称为知行所。

[54]宫内本御料、新御料、增御料等都是幕府向天皇敬奉的领地，仙洞御料是上皇的领地，女院料则为三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或地位与之相当的女性的领地。

[55]女御，日本古代宫廷中天皇嫔妃位阶的一种，地位仅次于皇后和中宫，之后又有皇后和中宫从众女御中选出的惯例。

[56]御寮人，对权贵子女的尊称。

[57]白丁，负责撑伞、引马、持鞋的白衣随从。

[58]隼人，原为日本古代九州南部的住民，时常反抗大和政权，臣服后的部分人成为宫中的侍卫和歌舞表演者。

[59]元和法度，元和年间颁发的《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和《诸宗寺院法度》一系列法度的总称。

[60]院政，幕府政治之前的政治体制，天皇禅位予子侄，以上皇的身份摄政。

[61]地子钱，领主将所有地租借给农民耕种时收取的费用。

[62]铁炮，日语对枪械的称呼，广义上也包括火炮等大型火器。

[63]十八松平，一般指在家康一代以前分有松平血脉的松平家。有说法称“十八”是对“松”字的拆解，并非实指。

[64]马回众，大将骑马时在大将周围护卫的骑马武士。

[65]若党侍，非武士身份，在主人身边负责杂务或警卫的仆役。

[66]中间和小者都指武家中负责杂役的仆人。

[67]足轻，平时用于杂役，战时则充当步卒的最低级武士。

[68]合力米，作为加俸的米粮。

[69]奉公人，住在主人家中的用人，由于江户初期禁止人身买卖和终身制用人，因此奉公人一般指有一定契约期的仆人。

[70]给米，作为俸禄分发的米粮。

[71]普请役，大名、武士或百姓要履行的夫役，专指筑城或修造宫殿、寺社、河道等劳役。

[72]御目见，指旗本参见将军，或指这种资格。

[73]留守居，将军出行时留在城内守卫的人。作事奉行则指普请的负责人。

[74]若年寄，幕府中直属于将军的职务，仅次于老中，管理老中职权范围以外的旗本、御家人等，由谱代大名中俸禄较少者充任。

第二章
“锁国”——虚构的华夷秩序

第一节　走向“锁国”的道路

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形成

关原之战之后家康时代的对外关系，基本上是在处理秀吉侵略朝鲜后余留的战后问题，并恢复同明朝的邦交往来。这一系列“外交”措施的目的都是确认国家主权不再在秀赖手中，而是在家康或幕府的掌控之下。

当时与明朝交涉的窗口是对马－朝鲜路径和萨摩－琉球路径。

在第一条路径中，最开始与朝鲜交涉的是对马的宗氏。对仅持有一万余石耕地的对马宗氏而言，再度开展与朝鲜的贸易是事关存亡的问题。对马的宗义智和家臣柳川调信以送还朝鲜俘虏为由派遣使节，德川家也强调在文禄、庆长之役中他率领的关东将士并没有侵略朝鲜（实际上驻留在肥前名护屋）。朝鲜方面也全面送还了日本俘虏，但为试探日本再侵略的可能性提出了交涉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求家康先发出国书，二是交出“犯陵贼”，即文禄、庆长之役时破坏朝鲜先王陵墓的犯人。但先发国书意味着向朝鲜方投降，所以家康不可能同意，不知如何是好的对马随便找来对马内的一名罪犯安上“犯陵贼”之名，并伪造家康的国书。由此，到庆长十二年（1607），朝鲜方面派遣了“回答使兼刷还使”，即为了答复国书并归还俘虏而派出四百六十名使节，他们在江户谒见将军秀忠之后，又在返城途中于骏府与家康见面。但由于朝鲜国王所答复的是被捏造的国书，对马方面也窜改了朝鲜的回复。

其间，交涉之际被送还的朝鲜人俘虏超过六千人，最终合计超过七千五百人，但依然有许多人留在日本。众所周知，这些俘虏之后为日本带来了制陶和印刷技术。

庆长十四年（1609），对马向朝鲜派遣名为“日本国王使”的使节。尽管使节奉家康之意希望赴首都汉城并请朝鲜在幕府与明朝之间调停的请求被拒，但最终还是与朝鲜缔结《己酉约条》（又称《庆长条约》）。最终，除了“日本国王使”，还让朝鲜允许对马岛主派遣二十艘岁遣船[1]、三艘特送船赴釜山的倭馆（日本人居留区）开展贸易。对马得以独占与朝鲜的贸易。

元和二年（1616），幕府向朝鲜发出信号，声明大坂之阵后已经歼灭丰臣，相当于为朝鲜报了仇，于是要求朝鲜派遣前来祝贺的使者。朝鲜方面则要求日本先致送国书，向明朝上报之后再派出“回答使”，此时对马又伪造了日本国书。元和三年秀忠上洛之际，在伏见城接见朝鲜使节吴允谦，此时的回书由金地院崇传撰写，仅仅署名“日本国源秀忠”。崇传如此撰写的原因是“高丽较日本为戎国，日本国王与高丽国王之间无须互致国书”，即没有必要在落款中加上“国王”的称号。但朝鲜认为应当与同样被明朝册封为国王的日本正式统治者缔结平等的外交关系，这时对马又将秀忠的落款改成“日本国王”。在宽永元年（1624）家光就任将军之后派送“回答使”之际，对马也窜改了国书。日朝关系就这样在对马藩走钢丝般的窜改国书过程中得到修缮。

第二条琉球路径的媒介是岛津。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际，岛津就曾强行干涉琉球内政，为兵粮而在琉球征税，之后在关原之战战败后又因财政困难向幕府请求侵占琉球。幕府当时也试图通过琉球与明朝恢复邦交，但遭琉球王尚宁拒绝，于是幕府同意了岛津的请求。庆长十四年（1609），以铁炮为主力的岛津军仅用一个月就降服了琉球。第二年，成为俘虏的尚宁被岛津带着拜谒秀忠和家康。岛津将琉球北部的奄美五岛编入直辖领地，强行对琉球进行检地[2]，将琉球作为萨摩的“附属国”并赐予尚宁八万九千石，还规定了要缴纳的贡物。然而在这之后，幕府为了与明朝实现邦交往来，承认琉球对明朝的朝贡，维持了琉球分别对明和对日的两属关系。到了庆长十八年，幕府让岛津家久起草与大明福建军门的贸易书信，并试图让尚宁送至明方，但由于幕府出兵琉球一事让明朝疑心大起，该交涉以失败告终。

这时幕府也逐渐与北方的阿伊努人确定关系。庆长九年（1604），家康向松前藩授予黑印状，“自诸国赴松前出入者，不告知志摩守（松前庆广），则不可与夷人（阿伊努）直接贸易”，认可了松前藩独占与阿伊努的贸易。松前藩并没有知行石高，但这次幕府赐予其同阿伊努人的交易权，也就相当于确认了该领地的知行权。同时，幕府颁发的黑印状又强调，“夷人何时往行渡江，当任由夷人自行决定”，“停止对夷人行非分之事”，给予阿伊努人以法律方面的保护，这也意味着幕府将阿伊努人所居地区纳入国家的范围。

如此一来，幕府让对马、萨摩、松前藩负责“外交”，通过它们确立起了同朝鲜、琉球、阿伊努的关系。

家康在这一时期也向大泥、安南、吕宋、柬埔寨、占城、暹罗等东南亚诸国发出国书，表示日本内乱已平定，请求各国保护持有家康所授朱印状（渡海许可证）的日本船并允许其通商。借此，德川幕府也向东南亚诸国昭告自己是日本的中央政权，并通过获得对方回致国书，谋求外部的认可。此举被评价为家康与各国缔结外交关系的“积极和平外交”，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发给诸国的国书与给朝鲜时的落款一样，只署“日本国源家康”之名。在萨摩攻占琉球的庆长十四年，暹罗、柬埔寨等远国也“向日本致礼，每年往来贸易船只”，而距离更近的中国台湾（日本称“高砂”）则与幕府不通往来。家康不快，命令有马晴信计划攻取台湾，元和二年（1616）长崎代官村山等安率十三艘军船远征台湾（因暴风而失败）。

在缔结《己酉约条》并攻取琉球的第二年，即庆长十五年（1610）时，在林罗山所书的对明邦交的国书草案中，表示家康已经平定日本，进而称“教化之所，已令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地之蛮夷君长酋帅，各致书输宝”。但事实上，且先不说被攻取的琉球，不管是“朝鲜入贡”还是安南诸国朝贡，明显都只是日本方面极其自以为是的曲解。而此时，幕府要求恢复对明邦交，也就是将明置于自身之上的位置，但至少在日本的主观意识上，以“武威”为背景、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已经逐步拉开帘幕（藤井让治《17世纪的日本》）。

天主教禁教的展开

16世纪，在日本与实行海禁的明朝之间事实上承担贸易活动，并负责运输大量中国产的生丝的，是被称为“唐船”的中国船，在其中负责中转的是琉球，葡萄牙在占据澳门之后也逐渐加入到这一贸易活动之中。家康为了掌控同葡萄牙的贸易，于庆长九年（1604）设立丝割符制度[3]，另一方面又通过厚待在庆长五年乘立弗德号漂流到丰后的威廉·亚当斯，试图与新教国家英国、荷兰建立邦交。

此时的欧洲，随着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新教与旧教的势力均衡被打破，于1600年和1602年相继建立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荷兰也逐步进入东亚，频繁攻击掠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船只。获得家康朱印状的朱印船也在这些区域展开贸易活动，围绕着日本所需的中国生丝与绢物、东南亚苏木和鹿皮等+商品，欧洲新旧两大势力以及日本朱印船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中旧教国家将贸易和传教融为一体并谋求领土扩张，这就必然引起幕府对天主教问题的深切关注。

家康于庆长七年和十年致菲律宾总督的国书中，就向其表明禁止天主教的意向。但实际上，家康又接见传教士，采取了贸易优先的妥协态度。此时的禁教还从属于贸易。

而以冈本大八事件（家康近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收受大名有马晴信的贿赂，且二者都是天主教徒）为契机，幕府首先搜查并罢免了骏府家臣团中的天主教武士，到庆长十七年（1612）八月，家康将禁教的对象扩展到庶民，全面禁止天主教。庆长十八年十二月，幕府方面称“日本原本为神国”，而天主教“弘邪法、惑正宗，欲以此改域内之政号（颠覆国家）”，因此要崇传起草排除“神敌佛敌”这一“国家之患”的《伴天连[4]追放文》。到庆长十九年年初，持《伴天连追放文》的上使板仓重宗上洛，“总奉行”大久保忠邻在京都、大坂强制天主教徒改宗。细川领地、大村领地等西国诸藩也开展改宗，致使高山右近、内藤如庵等没有弃教的天主教大名和一百四十八名传教士被集结于长崎，流放到澳门和马尼拉。

《伴天连追放文》是关于流放传教士的对外声明，但在大坂之阵实现武力统一后的庆长二十年（1615）六月，日本的邦交请求最终得到明朝“不受理一切事务”的回绝，从结果上来说，这使得前述的日本自以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内核，逐渐被神国思想所代替。

对天主教的改宗其后因大坂之阵而暂时中断。但到元和二年（1616）八月，秀忠根据年寄众的上书通告诸大名，命令“下至百姓”禁止天主教。葡萄牙、英国因为属于基督教国家，其船只只能停泊在长崎和平户（但“唐船”可自由停泊）。此时，原本从属于贸易的天主教问题发生了决定性转变。秀忠于元和五年上洛之际，命令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再度赴京都，搜查抓捕“德乌斯町”等京都城区的天主教徒，八月二十九日，五十二名天主教徒于七条河原遭受火刑。对福岛正则改易之际，秀忠在上洛的诸大名面前表示对天主教决不妥协，以此昭示天下。

元和六年（1620）七月，日本爆发了平山常陈事件。元和三年荷兰在马尼拉施行封锁作战，元和五年，荷兰与英国缔结以平户为母港的共同防御协定，围绕东亚海上霸权的竞争呈现出炽烈状态。在如此状况之下，贸易商人平山常陈的船只在从马尼拉回日本途中，于中国台湾近海被英国船捕捉，英国人在船底发现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故将该船拖拽至平户港。荷兰、英国两商馆馆长一同赴江户参谒幕府，诉告朱印船中秘藏传教士，并要求对其进行规制。常陈方面则表示那二人是商人，并指责英国、荷兰此举是海盗掠劫行为。

幕府首先在元和七年（1621）五月发布号令，禁止赴异国的商人买卖男女和武器，同时，对英国、荷兰提出“日本近海禁掠”的要求，即禁止在将军的领海内开展海盗活动。此时活跃于海外的日本人之中，以阿瑜陀耶王国的山田长政最为有名。当时日本的杂兵中也还有很多武勇者，虽然没有像山田那样从阿瑜陀耶国王那里获得官职，但也受雇于东南亚诸国、荷兰和葡萄牙，被投入到当地进行战争（山田长政也卷入当地战争，于宽永七年［1630］被暗杀）。幕府在利用此次事件禁止输出武器的同时，也相当于在将军的领海区域颁布了海洋和平令。

元和八年（1622）七月，在长崎招供的两名传教士和常陈被处以火刑。该年八月，幕府又将之前逮捕拘留的二十一名传教士（耶稣会八人、多明我会九人、方济各会四人，其中有十三名是日本人神父和传教士）以及四名庇护者共二十五人处以火刑，还将三十名普通信徒斩首。此次被行刑者中还包括一名中国人和三名朝鲜人，可见当时长崎驻留着各国人等。后世称此次天主教徒受害为“元和大殉教”。此时正逢松平忠直的不参勤交代事件，江户正处于戒严令之下。

中国图　右端的处刑图中写有说明文字：“日本人对犯罪者采用磔刑……将手足用钢索捆绑起来，再将他们立在十字架上，用枪刺穿他们的腹部。若干名天主教徒因此为信仰而死。”本图所展示的应该是处刑“二十六圣人”事件。在此后发生的“元和大殉教”后，西欧对日本的印象就从“黄金岛”转变为“殉教岛”（洪迪厄斯·墨卡托绘，1606年刊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施行火刑的地点长崎西坂之丘，也是秀吉对“二十六圣人”处刑之处[5]。殉教一事传到欧洲，一时间却煽起传教士潜入日本的热潮。

元和九年（1623）上洛完回城的秀忠，又在江户对五十人处刑。同年十二月，幕府开始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定居、过年，并流放混血男子。长崎也开始大规模镇压天主教，宽永六年（1629）丰前府内藩主竹中重义成为长崎奉行之后，反复在云仙岳地狱谷对天主教徒严刑拷打。为竹中提供云仙岳这一场所的岛原藩松仓重政，也于宽永四年至八年对天主教徒施行苛酷镇压，最后导致岛原之乱。如此一来，几乎所有传教士都被搜罗殆尽，信徒也被迫改宗，传教士也基本不再试图潜入日本。

禁止日本人海外渡航

宽永五年（1628）在阿瑜陀耶王国，长崎町年寄高木作右卫门的朱印船被西班牙舰队击沉。当时，葡萄牙在西班牙的支配之下，幕府便将长崎两艘葡萄牙船只的货物扣押，作为此次击沉的代价，并于宽永七年中断与葡萄牙的贸易。此时的荷兰在中国台湾南部建了热兰遮城，并且对以前利用该港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朱印船课税，引发了幕府与荷兰的冲突（滨田弥兵卫事件），自宽永五年至九年，幕府与荷兰的贸易也由此中断。

将军的朱印船遭到攻击，朱印状的权威遭到侵害，因这一系列事件，幕府于宽永八年（1631）开始实施由老中奉书的“奉书船”制度。这一制度规定，渡航许可令由长崎奉行根据老中奉书下发，船只携带该许可令方可出航。但这事实上只是将之前的将军朱印状改成了老中奉书和奉行的证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荷兰、葡萄牙等国势力没有退出，日本船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种纷争之中（当然日本船也有武装）。将军的权力仍然宣称要保护这些船只，那便有必要采取报复行为。若办不到这点，就只能终止海外渡航，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宽永十年（1633），家光让今井村正和曾我古祐两名旗本担任之前由外样大名负责的长崎奉行职位，并颁布了长崎奉行需要遵行的十七条职务规定。之后每年，长崎奉行都由江户派遣，并在派遣之际颁布规定。从宽永十年至十二年的内容来看，可以看到第一次至第四次锁国令的变化。

锁国政策首先涉及日本人的海外往来，一开始是禁止奉书船以外的船只往来海外，到宽永十二年（1635）则禁止所有船只渡海。一开始，幕府允许在国外居住不满五年的日本人在接受调查之后回国，但到宽永十二年则一律禁止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归国。宽永十三年，幕府又下令放逐所有葡萄牙混血儿。

其次，该政策涉及取缔天主教，奖励举报伴天连者，并命令对所有外国船只施行严厉的改宗。幕府赋予长崎奉行即便在大名领地内但只要是有天主教的活动便可直接发出命令的权限，实行“日本国一同之改宗”，家光试图借此断绝日本的天主教。

最后则涉及贸易，运输白丝的外国商船只能在五个地方（起初是堺、京都、长崎，后来又加上江户和大坂）交货给丝割符商人，丝之外的商品则需要全部换算为丝的价格才能交易，运输白丝到达萨摩、平户等港口的商船也要按长崎交易的价格贩卖，禁止在长崎方面决定价格之前交易。由此，平户的荷兰商馆也卷入丝割符贸易之中。此时的“萨摩、平户等地”还是“唐船”自由进出的停泊港，但到宽永十二年之后，“唐船”也只能停泊于长崎。

其间，宽永十三年（1636）长崎有力町人修筑的出岛专门收容葡萄牙人。在全面禁止日本人海外渡航时期，幕府禁止所有日本人与国内外的葡萄牙人接触，天主教问题由此基本得到解决。

第二节　宗门改制度的成立

初期的改宗

对天主教进行改宗的方法发生巨大转变的，是宽永时期。

庆长十七年令否定了普通信徒的信仰，自庆长十八年（1613）末至十九年在京都和九州开始的初期改宗，到宽永时期之后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天主教改宗往往被认为是揭发潜藏的教徒，但最初的改宗并非如此。

在初期改宗时，虽然制作了“全天主教徒名簿”，但并没有制作所有住民的名簿。根据天主教方面的记载，在名簿上登记之后，传教士为了不让信徒对信仰产生自我否定，让他们不畏惧殉教，还会一户户地走访信徒，激励他们。当时的京都相传有七千信徒，在三十日内有四千名信徒被登记上此名簿。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通过拷问等强制改宗措施，令登记在册的教徒减少至一千六百人。而那些到最后也未放弃信仰的人则被流放到了津轻。

这一改宗的过程只针对登记在册并在之后改宗的信徒，并且还要求提供证明其已经改宗的证文，包括本人的证文、町人的保证，以及成为佛教徒之后寺庙提供的证明（寺请）。

此度遵从御町众忠告，我等诚以改宗，投于本能寺，绝无瞒骗，若上有寻察，则于其时率其他信众出家，诚恐申告，其后日之状与此文相同。

丑（庆长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久八（画押）

足袋屋町总町殿收

这是京都绫小路足袋屋町的天主教徒久八本人的改宗证文，由町人出示的证文更为详细一些。从中可以看出，根据“奉公仪之御改”（大概是登记名簿），町人派人监视并说服久八，最后久八夫妇与孩子一道依据法度改宗（从名簿中删去自己的名字），成为日莲宗本能寺的施主，并为了表明改宗决心写了上述证明。

南蛮起请文

若以京都为中心来看往后政策的进展，可以看到元和三年（1617）便已经下达禁止藏匿传教士或信徒的町令，到宽永八年（1631）改宗天主教徒和浪人之际，有天主教徒向寺庙谎称自己已经改宗，因此此次搜罗还调查改宗者亲兄弟年忌日的记载，看这数年内是否都照常进行，以此避免伪装改宗者的出现，确保改宗者例行年忌佛事。

宽永十一年（1634）闰七月，上洛的家光命令西国大名搜罗伴天连。而在这之前的五月，幕府就对大坂全境持有房屋或租房的町人进行改宗。所司代板仓重宗在改宗之际，一旦对“立刻投向寺庙”者产生怀疑，便派人调查其双亲的诞辰忌日等，若是移居者则去其此前居住的地方调查。在该流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无法区分伪装改宗者和普通居民，幕府也逐渐规定普通居民也要出示寺请，并接受幕府在宗教生活上的监视。

而熊本藩主细川忠利认为，常规的调查无法得知改宗者是否伪装，因而向长崎奉行询问调查时的情况，以及判断是不是伪装的证据。结果，在威胁改宗者伪装会被罚款之外，还令其踩踏画有上帝或圣子的画像（影踏）。

宽永十二年（1635）十月，幕府颁布了新的南蛮起请文[6]。

南蛮起请文究竟是什么？虽然有多种类型，但不管哪种都需要写明以下两条：第一是自己从何年起到何年止是天主教徒，何年改宗，现在又属于何宗派；第二是表明后悔成为天主教徒，并保证不再返信，不受他人劝诱，而且之后不管伴天连如何让改宗者忏悔和告解，只要写了起请文就不得返信天主教。若出现返信的情况，便要接受处罚，处罚方式如以下“罚文”所记：

若上奉圣父、圣子、圣母玛利亚，蒙受各天使之责罚，则死后至地狱，其地狱之所由诸天狗掌守，永置于五衰三热之苦，难返现世（患癞疮者），为世人所唤白癞黑癞之人。若不遵行，则如此可怖誓词所述。

这份“罚文”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向天主教神明起誓的文书，针对的是改宗者，若是普通居民则遵照前述的第二条处理。持有房产者、借住房屋者、一家上下以及负责侍奉的仆人，所有民众都要向町、村单位递交起请文。本节附上的照片，就是近江国小泽村村民全员的证文，上面记载了一家男女以及下人下女的名字，还记录了当时的个别教义宗旨。

近江国小泽村的南蛮起请文　写于宽永十二年（1635）十月（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藏）

毫无疑问，该罚文所记的向神起誓的文字对于佛教徒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佛教徒一旦改信天主教并伪装改宗且返信天主教之时，该罚文便将在他成为天主教徒的那一刻成为巨大的障碍，成为“切支丹[7]不情愿见到的书文”。与上文的久八证明相比，该罚文是进一步深入到信徒内心深处的一大对策。

为了搜罗天主教徒，幕府此时采用了举报者赏银制度和五人组、十人组相互监察措施，这些措施和针对浪人与一般人的强化治安政策也是共通的。此外，幕府还开始探查和监视墓地的状况、人们埋葬与送葬的方式、佛事的进行、安息日等节日时的行动，并且利用影踏和南蛮起请这一系列措施，惩治伪装改宗者，这些都是为搜罗并揭发“作为思想主体的个人”而开发的手段。

幕府采取这些措施的背景之一，是天主教徒方面已经跟以往有所不同。如前所述，镇压初期，天主教徒都被劝导表明信仰，但却造成了凄惨又光荣的殉教，教会方面也有明确记载。

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科拉多编纂的《忏悔录》便记载了庆长末年至元和年间九州地区的状况，采取了听信徒忏悔的问答体形式。

弟子：在这期间要遵从将军大人的法度，由奉行和都城下达命令，要求天主教信徒集体改宗，大家被频繁劝说“依据判处，先把天主教教义放到一边，至少在表面上改宗”，我们为了保全女人和孩子，最终口称改宗。

针对信徒如此的忏悔，传教士则认为“即便是表面改宗者也不能再度信教”，表面上的改宗也否定了天主教信仰，于是训诫教徒必须在持有改宗判定“日记”的奉行和已知改宗一事的“眷族和周边人等”面前宣誓恢复信仰。如此正统的信仰不能容忍伪装的改宗者。

但到了宽永时期，细川忠利指出：

无论多么难查之事，而今已查明。往昔寻问是切支丹否，皆隐匿不报。今自南蛮来者云：曾七度归来隐匿。故已无可详查之状矣。

也就是说，当时伪装改宗已经被合理化。当然，这里说的“南蛮来者”尚存疑问。不仅传教士已认可这一权宜之计，而且因元和、宽永实行镇压，传教士几乎灭绝的情况下，信徒也纷纷伪装改宗。南蛮起请、影踏以及对全体居民的改宗，也是在天主教徒方面发生质变之后，在不断试错之中产生的新对策，而非对天主教政策逐渐强化的产物。

宽永十二年（1635）的改宗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前文已经交代，在前一年将军家光上洛之际，幕府已经下令要求西国（九州、中国、四国）改宗，到该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中旬，细川忠利又向老中建言“日本国应一举改宗切支丹”。南蛮起请正是此时导入的举措，而其他方面的一些决策虽然没有以幕府法令的形式进行，但也由长崎奉行和京都所司代传达给诸藩。

到了宽永十二年“日本举国一同改宗”之时，已经规定全体居民都要取印判证明改宗。也就是在登记改宗名簿之后还要加上各自宗派、檀那寺[8]的记录、寺请印等，才算在形式上完成改宗。从岛原之乱后直至宽永末年，全国每年都要实施如此的改宗流程。

作为日本型“户籍”制度的改宗

幕府于宽文三年（1663）在《武家诸法度》中加入禁止“邪稣宗门”的条目，宽文四年设立宗门改役，将改宗纳入全国性的制度化建设之中。然而正如前所述，改宗的实质其实是宽永年间天主教成为现实的威胁之际，幕府在之前揭发天主教举措的试错基础之上创造的新措施，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特质。

第一个特质在于，新制度开始将个人思想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所有人纳入“考察”范围，不管百姓还是非人[9]、女性还是儿童。然而该制度是通过检查居民是否操办“亲兄弟的年忌”、是否遵照“先祖的宗旨”和守墓等所谓“檀家制[10]”来确认个人的思想，推进思想统治，但这种形式无法将个人作为考察单位，只能以“家”为单位来推行。当然也存在“半檀家”夫妇，夫妻两人所奉行的教义有所不同，但幕府通过逐渐将妻子纳入到丈夫的“家”中解决了这一问题。

为了防止个人思想发生变化（返宗），每年定期调查就成为必要，这种调查使得幕府完全掌握家族的再生产和变动（出生、死亡、婚姻、养子、世代关系、奉公）成为可能。

不仅是家长和土地所有者，家族内的妻儿、下人，以及包括整个地区内的寡妇、鳏夫、非人、乞丐在内的所有住民都在幕府的掌控之下，除了虚假申报之外，没人能逃脱夫役和课税。反过来说，登记在册也就成了日本人身份（属于“不得滥杀”的法律保护对象）的证明。

第二，新改宗制度并非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而是容许居民移动的制度。婚姻、收取养子、奉公之际，都要提供“宗门送手形[11]”，这已经成为众人知晓的制度，来源于宽永初年为了搜罗揭发伪装改宗者，幕府派人赴改宗者之前的住地调查状况的举措。宽永十七年和十九年（1640和1642），幕府法令以已对天主教徒完成“人口调查”为由，命令“自此取消往返的不自由”，由此，除了改宗者的旅行、贸易等活动外，婚姻、奉公等移居活动也得到承认，居民的移动和移居基本上都得到允许。这令人想到宽永六年《武家诸法度》删除禁止收容其他领地之人的条目，以及宽永十八年幕府禁止将江户住民召回出生地的举措。

如此一来，日本国内所有人自呱呱落地到下葬都在幕府处登记在册，这在当时整个世界中都十分少见。现代国家拥有管理国民的各种制度，但将住民以“家”为单位登记在户籍上，是日本和受到日本殖民时期影响的朝鲜所仅有。在日本，“作为思想主体的个人”在面对国家和“家”时薄弱的独立性，以及夫妻别姓问题等，渊源都在于此。

第三节　岛原之乱

起义——起身反抗

宽永十四年（1637）十月二十四日，在岛原半岛松仓胜家的领地有马村，百姓三吉、角内召集村民做礼拜，松仓藩士林小左卫门奉家老之命率二十名足轻逮捕二人。据说此时七百名男女立刻返信天主教，因逮捕一事而激愤的民众杀死了好几个村的代官。

三吉、角内二人行往天草的领地大矢野村，被益田（天草）四郎接纳为伴天连，并从四郎那里得到天主教的绘画。相传益田四郎十五六岁，居住于肥后国宇土的江部村，有人称他是切支丹大名小西行长旧臣益田甚兵卫之子。根据天草赤崎村庄屋[12]的证词，四郎父子于九月和十月活动于大矢野岛、天草上岛的上津浦村、岛原半岛的有马村等地。这一活动范围内的海域中央的汤岛被称为“谈合岛”。在四郎父子的手下，以号称为“天草切支丹之头目”的大矢野岛的渡边小左卫门为首，聚集着好几个浪人团队。

他们说，天草上津浦的伴天连在“大流放”中被放逐到国外时有预言称，二十六年后将有一名善人降世，他幼时无须学习便能识字，天空中会出现印记，树上会长出包子，野山坡上会竖满白旗，人人的头上将竖起十字架，火烧云将漫及东西两端，人们的住所和野山坡上皆被火烧云覆盖。他们说这名善人就是益田四郎，民间还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神迹。民众认为四郎是“天使”，他通过聆听生活不顺的信徒的忏悔，让他们“迷途知返”，人们也因此“重新站起”，“抬起头来”。三吉等人便是从四郎那里得到天主教绘像并号召民众做礼拜，这说明，四郎的团队正试图独立培养神父，将信众组织起来。

然而，事态的发展比他们计划的更快。十月三十日渡边小左卫门正试图与驻留在江部村的四郎母亲和妹妹取得联络时，却被抓到了熊本藩。四郎他们原本计划壮大组织，但被捕一事致使岛原半岛南半部（南目）的各个村落一揆起义，在天草的大矢野岛、上岛北半部也发生起义，四郎等人没能如愿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更广的地区。

岛原·天草关系地图

松仓领地石高四万三千石，但须向江户城缴纳十万石的修缮劳役，从元和四年（1618）以来民众为修缮岛原城服劳役7年，还使领地内土地在检地账上的石高增加到原先的164％。百姓除要缴纳年贡外，棉花、茶叶、食盐等物资也被课税，就连锄头和铁锹等生产工具、给死人陪葬用的“穴钱”、生孩子用的“头钱”等也被强行克扣，还被官员施以水牢、蓑舞（将人包裹在被点燃的蓑衣中）等酷刑，云仙岳等地的天主教徒也被残忍镇压。这与那些苦于军役的落后地区百姓面临的困境有许多共同点，没有参加起义的岛原半岛北半区也是如此，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益田四郎的布教，人们就不会起身反抗。

迫害下的孔法利亚

耶稣会传教士科洛斯在元和三年（1617）针对被镇压的信仰，从“指导性地位”出发所起誓的证文，如今在日本还保存有四十七篇。大矢野村的证文中就有“总代渡边·洛连佐·小左卫门”的名字。尽管这发生在起义的二十年前，但这大概与上节所述的渡边小左卫门是同一人。除此之外，证文上还有庄屋四人以及无头衔二人的署名。在同一张起誓纸中，还有上津浦村的一名庄屋、两名肝煎、一名总代、五名组亲、三名慈悲役、两名看坊[13]和其他四人，共计十八人的署名。

元和四年，传教士罗德里格斯撰成《上天圣母玛利亚之御组规章》，其中展现了耶稣会在日本建立的组讲组织（孔法利亚[14]）的基本运作方式。该组织的基础单位是小组，由五十名男子和其妻子组成，数个小组再整合为五六百人的大组，并将整个地区的全体信徒组成亲组。每个小组设置两名组亲（组长），在组亲之下再设置两名负责传达通知的总代、一到数名负责祭祀的慈悲役、一名负责收取与分配布施等会计职务的“慈悲之子”，以及由若干女信徒担任的协调员。

从人数上看，上津浦村有多个小组，他们和大矢野村署名在同一张起誓纸中，可知他们同属于一个大组。

起誓纸上的署名几乎都有姓氏，其中还列有益田治部少·西雅卡乌、马场内藏丞·罗伊斯、鬼冢监物·罗伊斯（这些名字大概是日本姓氏与天主教教名的组合）等当地豪族的名字。誓约纸上署名的地区，曾经是小西行长和有马晴信等切支丹大名的领地，因此誓纸上还有不少原先在有马直纯手下的家臣，他们没有跟随放弃信仰并转封日向的有马，而是直接放弃武士身份归农或成为浪人。

组讲在迫害之下得以扩大的原因，可用元和七年（1621）多明我会的“玫瑰经组”众信徒所言来解释：前一年因迫害而改宗的人有很多，“许多人成为出家人，无缘站起，昼夜沉浸于悲哀之中”，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福莱寿安来到这里，要求岛原、三会及其他村落大部分天主教徒“站起来”，并在之后向同门的祭司告解，接受圣礼，为了在迫害之下仍然坚守信仰，他们还组成了组讲。而对于那些因迫害而改宗的信徒而言，缺乏一位能聆听他们的忏悔并鼓励他们“站起来”的传教士，是十分深切的“悲哀”。这样一位教士和益田四郎所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耶稣会的《上天圣母玛利亚之御组规章》是在没有传教士或教会的状况之下，“人人都像组亲一样受尊重，使切支丹之家得以运行”。在组中，人们“念诵祈文、观瞻圣父圣子的御影”，“阅读圣书”，尽可能地让孩子朗诵教理，吟唱诗篇。制定该规章的罗德里格斯指出，一名传教士负责的地区太宽广，而信徒散布各地，人们难以在遭受迫害后立马前往教堂向传教士忏悔，因此需要根据日本的现状制定新的信仰规范，进而还倡导“必须将信教指南付于版上”，即印刷信教指南并分发给信众。虽然这时并不允许地下出版，但传道士还是引入了西欧的印刷术，出版了《基督要理》和《伊曾保物语》等天主教版书籍，对民众的信仰而言具有巨大意义。这些书籍多用罗马字和平假名印刷，在组讲的组亲与慈悲役之下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这些组讲并没有逃过松仓的镇压并存活到二十年后的起义发生之时。但是当三吉等人在有马村拿出“绘像”做礼拜之际，人们肯定回想起了当年的组讲。

以上由学者约瑟夫·舒特和松田毅一发现的文献，事实上是耶稣会不满后发的西班牙托钵会中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派系的扩张，两方由此爆发争论时的证据文献，后被世人保留下来。

元和六年（1620），岛原町的浪人医生加乌斯·治左卫门有如下证言。耶稣会传教士左拉·休庵对他说，“你独具智慧，之后要带领一无所知的百姓走正确的道路”，并且让他从多明我会的“玫瑰经组”中脱离出来。单看这一证言便可知，普通信徒一无所知，完全照地方上的有力者或传教士所说的去行动，或被动员起来参加起义。然而治左卫门和其他人却如此回应：无论是哪派组讲，最重要的都是信心，自身要坚信“圣父圣子是一体的，信仰在何国都是一体的，圣父圣子的律法也是一体，人们要信仰圣父圣子的所有代理人”。

岛原城　与领地石高不符的牢固石垣与沟渠保留至今，让人联想到一揆的严酷场面

这一时期，不管是村落的有力者还是贫穷者或下人，都会遭到迫害。他们内心一度自立，而后又历经挫折，最终在迫害之下选择跟随益田四郎“起身”，这些人恐怕已经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无所知的百姓”。

展开

宽永十四年（1637）十月二十四日爆发的起义到二十六日已经蔓延到城下，起义的民众开始攻击岛原城。当时正在江户参勤的松仓胜家还一无所知。在包围岛原城两天后，虽然起义方从城下夺取了军粮，但由于弹药用尽而撤退。此时，城内只有七八十名武士，足轻和奉公人“皆与百姓伙同疾行”，试图逃出城。他们大概事前做好了接应起义民众的计划，但因包括三十名铁匠在内的四十人被处斩而失败。起义方因弹药不足和内应失败，加上城池坚固（如细川忠利所述，本丸、二之丸石垣尚好，并有护城河，城池难以陷落），岛原城这才没有被马上攻破。

二十八日，天草也发生起义。根据熊本藩信使的证言，一个叫须子的村庄传言“而今已到圣父圣子统治的时代”，约五十名百姓高举十字架，扬起指物[15]，手持武器，其中还有人持火绳枪。到二十九日，根据赴上津浦的马贩子的证言，同村七百八十名天主教男女教徒中，有一百五十名男子手持武器，其中有八把火绳枪、两张弓、两支枪，其余信徒则手持菜刀或竹竿，竹竿的一头削得跟刀尖一般。天草是唐津藩寺泽坚高的领地，当时，富冈城主三宅藤兵卫请求唐津派遣援军一千五百人，守备队伍由此达到两千人。起义方虽然也有攻取长崎这条路，但他们为了向天草增派兵力，又派遣了五六十艘小舟（也有一百艘的说法）渡往天草。十一月十四日，在天草的上岛和下岛之间，起义方与守备军在本渡濑户开战，寺泽方无法控制住起义的势头，以三宅藤兵卫为首的武士皆战死，从唐津过来的船只也被起义军夺取，被击退的寺泽军只能固守富冈城。自十九日以来，起义军对富冈城发动总攻击，但由于“弹药用尽”无法攻取城池。而这弹药的不足，在差一步就能将藏有火绳枪与炮弹的两座城池收入囊中的当时，成了起义军的一大弱点。

十一月二十三日，包括从岛原前来增援的兵力在内的起义军全体撤到岛原，固守在原城之中。十二月七日，终于登陆天草的熊本藩主细川光尚（利忠之子）搜寻了整个山野，但起义军明显已经从天草撤退。

江户得知起义一事是在十一月八日和九日。九日，幕府许可松仓胜家回领地，并派遣板仓重昌（板仓重宗的弟弟）和石谷贞清为上使。十五日，幕府命长崎奉行榊原职直返回领地。九州诸大名虽然也都出兵，但此时被幕府命令返回领地的是以细川光尚为首的在府大名子弟。

十二月五日，上使到达岛原。至此，九州大名只能坐观事态发展。宽永十二年的《武家诸法度》（参见第一章第四节）规定，没有幕府许可，大名不得向领地外派兵。面对不断传来的报告，细川忠利向幕府进言：如此一来，在江户的命令到达之前，九州各大名只能“在家睡大觉”，“对（松仓）见死不救”，致使“一揆获胜”，但将军家光选择恪守《武家诸法度》。

十一月二十七日，幕府决定再次派遣上使，此次的人选是老中松平信纲和户田氏铁，这大概是因为幕府得知十四日的本渡合战中三宅藤兵卫战死的消息。九州诸大名受命返回领地，最终集结为十七家大名，共二百五十三万石、十二万人以上的军队包围原城（德川军在关原之战时才七万五千人，大坂夏之阵时是十五万人）。

一揆的展望

2001年春，笔者造访了原城遗迹。海拔三十一米的山坡三面为悬崖和海水包围，还有一面是深厚的湿田与泥土，是一座天然的要塞。第一次造访这里已经是十五年前，但这次造访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发掘调查在十几年间有较大进展，新发现相继问世。在听取当时参与调查的岛原町教育委员会松本慎二的解说时，笔者时常因此目瞪口呆。

在此之前人们大多认为，自有马晴信以来建造的原城石垣在松仓重政修缮岛原城之际就被瓦解了。实际上，在十五年前造访时确实几乎没见到石垣，但之后调查发现，本丸还留存着相当一部分的石垣，只是由于已经分崩离析，整个石垣埋在了土里。崩裂的石垣碎片位于烧土层之上。也就是说，石垣并不是毁于松仓时代，而是岛原之乱之后。原城遗迹还出土了包括花十字纹瓦片在内的大量瓦片和陶瓷器等。有马转封之后，为了处理废城，大概是清理了上方的石垣，但在起义军回到原城固守之时，石垣还存在，建筑在一定程度上还留存着，估计在岛原之乱发生之前还发挥着某种作用。

原城全景　眼前的山丘是幕府军队的阵地，从这里看到的海边山丘便是原城。对岸是天草诸岛中的大矢野岛。它们之间的小岛被称为“谈合岛”，这片海域是天草四郎等人的活动区域

一揆起义势力是何时进入原城的呢？根据山田右卫门作——他是一揆指挥部的相关人员和有马时代的旧臣，起义时在幕府军中做内应，最后只有他一人存活——的口述，一揆攻取富冈城失败之后，便计划在十二月初攻取原城。细川忠利在岛原城未陷落之际就得知起义军在“有马古城”中固守不出，可见一揆军除了向天草增援之外，十一月初便准备开始守城。忠利看到城郭在原先基础上扩大了两轮，由此判断守城人数众多，于是下令“护濠与壁皆须加强”。也就是说，起义军在岛原城失守之前，便已经在按计划逐步固守原城。

天草四郎阵中旗　在岛原之乱中天草四郎所用的旗指物，上面还残留着血痕和弹丸的痕迹（天草市立天草切支丹馆藏）

学者服部英雄怀疑一揆势力一开始就决心赴死叛乱，转而讨论起义军的诉求。考虑到他们的军粮有一定保障且可通过海路补给物资，加上益田甚兵卫在暴动发生之时滞留在了长崎，若僵持下去恐怕别处也会爆发天主教起义，最终还有可能招致葡萄牙的介入。在自己领地内逮捕到渡边小左卫门的细川忠利指出，“切支丹之事，不得波及至远国”，“若诸位皆出手，而今之一揆将不复存在也”，幕府命令中国、四国的大名返回领地备战，此时，恰好在江户参见将军的葡萄牙商馆馆长被拘禁，上使松平信纲也令荷兰船只炮击原城。

佐贺藩家老于十月三十日送至江户的书信中曾写道，岛原领地因歉收和政府催收而陷入困局，一度返信天主教，本准备等幕府下派官员，此时一揆众人再“上呈致歉”并发起直诉。对于一揆指导部的浪人而言，这或许是现实可行的策略。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诉求究竟还有哪些，无论如何，既然他们做出了武装守城的决定，即便现在是绝望地困在城中，但至少可以判断他们从一开始并没有殉教的决心。

然而，幕府方面并非如此。在最初知晓动乱是天主教徒的起义之时，幕府便不可能认可他们的直诉。如同熊本藩出台的法令声称“不可显示出与百姓不合的天下”那样，起义军没有直诉领主苛政这条路可走，而是被作为背叛将军和国法的反贼身份捉拿。

城池陷落——在二十九日前斩杀生还者

幕府方面最先的攻击始于宽永十四年（1637）十二月二十日，在得知幕府再度派遣上使后开始焦虑的板仓重昌在第二年元旦的总攻中战死。幕府军并没有抢头功，也没有趁机控制该地区。而益田四郎事前便知晓幕府将于元旦发起攻击（大概是因为有内应），便在两三天前预言了攻击一事，城内百姓皆对四郎敬奉起来，称“非常人所能为”。

第二次的上使松平信纲施行“强行攻城”。他们建起假山，搭起箭楼，并且逐渐在其上加上竹盾等防御栅栏。这是攻城战中常用的战术，但有所不同的是，他要求“同当地百姓一样，不得令武士有所损伤”，为了贯彻让武士与百姓一样不损一兵一将的方针，准备工作花费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而且最后得以彻底施行。

松平信纲建起比城池还高的假山和防御栅栏，最后在距离城墙数米的位置将整个城池包围了起来。但从外围无法观察到城墙内侧动静，他们就在假山上立起桅杆，并在上面建起“能够承受人和箱子重量”的瞭望塔。从瞭望塔内可以看到城内并狙击墙内之人。而起义军之所以没有阻止这距离城池如此之近的工程，是因为弹药已经用尽。一揆军沿着城墙内侧挖掘堀壕，并穿行其中。这众多的沟渠除了作战壕用外，也是防止幕府军入侵的陷阱。

面对急着立功攻城的诸大名，松平信纲回应说“一揆之事若处理不当，则不得再奉公”，细川忠利也对此表示赞许，认为“万事皆须沉着……家光之出头人亦明了”。一揆军最终食粮用尽。幕府军利用物资上的压倒性优势，在几乎零损伤的情况下将起义军逼到绝路。这就是公仪在对付百姓时的作战方式。而在前线打头阵的板仓重昌不过是鲁莽乱冲的“猪武者”而已。

二月二十八日被定为总攻之日。然而，前一天的二十七日，在锅岛的军队已经爆发小规模的冲突，由此进入总攻。而细川的军队从三之丸突入，一举经过二之丸并攻取本丸，取了四郎的首级。

在原城发掘的徽章　固守城池的人们所持有的东西（南岛原市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从二十八日早至二十九日，“未被大火烧死的切支丹”连同被生擒者皆被斩杀。“藏于死人之下者及凡牵连涉及之女子、童子、隐匿者，当皆于廿八日一日内斩杀”，“生还者亦于廿九日前杀尽”，幕府对起义军施行彻底屠杀。不仅如此，在本丸的细川军还目击了许多天主教徒点燃自己的衣服，或是将孩童推入炽火之后自己也随后进入的自杀场面。细川忠利还写道，“此皆下者之死，绝无须言语。”这也是公仪对付百姓的作战方式。

此次发掘调查渐次发现了这些受难者的骨骸。混杂在其中的还有用熔化的铅屑制成的粗糙十字架、通过X射线发现的印有圣母和圣体礼拜图的青铜牌，以及葡萄牙制造的念珠等。

被石头砸碎的头骨和下颚部的人骨

十字架　通过融毁铅球赶制而成（南岛原市教育委员会提供图片）

幕府方面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一般来说，在军队进入城内之后，都会以城墙为盾，逐步将阵地向前推进。但从锅岛军抢头功开始，全军为了争功而竞相疾走乱窜，最终造成幕府军一千四百人死亡，九千二百九十七人负伤，共一万零九百三十七人死伤。这与起义军在战败后被屠杀的两万或三万七千人的死亡人数相比，也是巨大的损失。实际上，起义军方面事前已经知道此次攻击的日期，为此在前一天“出海捡取石块与食物，八千男女皆出海，不在城内”。

城池陷落之后，原城的石垣被破坏，与数名死者一起埋没在地表之下，并在此后的三百六十年间都处在封印状态之中。

战后处理

岛原藩松仓胜家被追究此次暴乱的责任，领地被没收，自身也被处斩。唐津藩的寺泽坚高也被没收了其领地中的天草四万石，而后引咎自杀。佐藤藩主锅岛胜茂因违反军令而被命令闭门思过。大久保忠教因此也说，“往昔带头冲锋必获恩赏，而今则因破坏军法招致闭门，世道确已变矣”，说明公仪的战争本身已经发生变化。

宽永十五年（1638）四月，滨松的谱代大名高力忠房入驻岛原，石高为四万石。他与长崎奉行一道成为防御长崎的核心，天草地区自宽永十八年起成为幕府直辖领地，唐津自庆安二年（1649）由播磨明石的谱代重要大名大久保忠职入驻，石高八万三千石。如此一来，幕府完成了谱代大名西进的大业。

宽永十六年七月，幕府全面禁止葡萄牙船来航，并命令取缔所有入海口。宽永十七年五月，为了谋求恢复贸易的葡萄牙船只从澳门驶入日本，幕府则将船中的七十四人监禁起来，于六月对除十三名黑人和澳门当地水手之外的全员处以极刑，并用唐船将生还的十三人返送回澳门。幕府预想到葡萄牙会报复，要求九州诸大名设置瞭望番所，命令富冈黑田和佐贺锅岛加强警戒，巩固日本沿海的防卫。

在决定禁止葡萄牙来航之前，幕府曾向荷兰探询是否有意向取代葡萄牙，为日本提供生丝、绢织物、药品等货物。他们认为在排除最大竞争对手葡萄牙商船和朱印船之后，荷兰应该想将对日贸易据为己有。而且平山常陈事件和原城炮击，令幕府觉得“荷兰人尽忠节”。但是在宽永十六年（1639）五月，幕府决定放逐荷兰人的混血儿，十七年九月，在天主教改宗问题上手段毒辣的大目付[16]井上政重来到平户，下令捣毁刻写着西历年号的石造荷兰商馆。十八年五月，继被放逐的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也纷纷去了出岛。

原城陷落之后的宽永十五年（1638）五月二日，幕府向诸大名宣布修改《武家诸法度》第四条，即如果出现和此次一样“超出将军虑及之外”“违背公仪”的情况，可不用等幕府下达命令，与“近所之众”的邻近大名协力镇压。加上输送兵员耗费工夫，因此解除了只有商船才能建大船的禁令。幕藩领主的军事实力及其统合的原理，也开始将重心转移到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如何统治民众的问题上来，而不像以前那样着重于德川－外样的对立。

原城陷落之际，细川忠利上书称，“九州此次因一揆而疲敝，岛原也与此类似。”从这一年开始，九州的牛群也染上疫病而死，成为宽永饥馑的前奏。由于施行了“百姓之武具当取缔”的政策，岛原之乱成为自播磨国一揆到一向一揆的百姓武装起义历史上的最后一幕。而此次百姓武装起义爆发，有马旧臣等在地留驻的豪族地主和浪人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是所谓“扩大了的百姓身份”，但这时“国中不准出现武士”和建立“百姓所有之国”的历史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放弃武装的民众到底要以怎样的方式与武士共生，又要如何与幕藩领主的国家保持关系？下章将回答这一问题。

第四节　东照宫的庄严化

柳川事件

这一时期对外关系上的一个重大改变，是与朝鲜的关系。

前述对马的宗氏通过窜改国书致使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得以建立（第一节），其中实际负责该工作的是家臣柳川。幕府指定，在为赏赐宗氏而加赠的两千八百石中，柳川分得一千石，柳川调信之孙调兴于庆长十八年（1613）之后在骏府家康手下任职为役，其作用也得到了幕府承认。有如此业绩作为背景的调兴试图通过成为幕臣，从宗氏家臣中独立，并与继承宗义智家督之位的新藩主宗义成对立。这就造就了宽永十年至十二年的柳川事件。在调查审讯过程中，柳川调兴还揭发了宗氏窜改国书一事，事态就此上升为国家的外交问题。

在将相关者传唤至江户接受调查审讯之后，宽永十二年（1635）三月十一日，家光召集江户城御三家以下所有在府的大名列席，令柳川和宗氏当堂对供，并亲自裁决柳川调兴有罪。家光让宗义成于老中手下直接掌管对朝鲜外交的实际事务，并命令第二年派遣通信使进行交涉。这一时期的“御家骚动[17]”基本上都是通过处罚重臣、强化藩主的宗主权解决的，处置柳川调兴也是其中一环，是排除旧家康近臣集团这一系列举措的延伸。正如细川忠利认为如果对柳川和宗氏都施以惩处，会致使“与高丽断交，日本又增人数（军势）”一般，若破坏讲和便不得不出兵，因此强调有必要留下其中一方维系日朝关系。另外由于幕府处置了撰写对马外交文书的临济寺院以酊庵的长老规伯玄方，因此按宗义成的要求，京都五山禅宗寺院的高僧接替玄方的职位。以酊庵采取轮番制，幕府由此直接掌握了外交文书。

幕府通过宗氏向朝鲜传达柳川事件已经解决的消息，并针对新国书提出了以下要求。日本方的国书依旧以“日本国源某”署名，此前由朝鲜方发出的国书虽然都将日本统治者默认为“日本国王”，但之后须改称为“日本国大君”。要求使用“大君”的称号，表明日本欲从以明王朝为中心的世界中独立出来，其中看低朝鲜的意味比以往更加强烈。

宽永十三年（1636）派出的使节与发出的国书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事关幕府的威信，所幸朝鲜方面最终基本同意了幕府的要求。这大概是因为“大君”称谓在朝鲜国内看来是比国王更低的身份（而后新井白石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幕府国书一度使用“国王”这一称谓），而且朝鲜这一年即将正式迎来已将国号改为清的满洲女真族入侵，因此希望尽可能在对日关系上保持稳妥。实际上，派遣使节赴日之际，清的十万大军已经跨越鸭绿江侵入朝鲜，而明王朝无余力派遣援军，该年十二月，朝鲜国王仁祖向清投降，被纳入到清的册封体系之中。

东亚情势的变化致使朝鲜接受幕府的要求，宽永十三年，朝鲜派遣庆贺日本“泰平”的“通信使”而非“回答使”来日。大老井伊直孝将此记为“日本大平之威德”。此时的朝鲜通信使还从江户赴日光东照社参拜。

东照宫庄严

宽永十三年（1636），在家康二十一周年神忌之际，家光全面翻新了日光东照社，投入黄金五十七万两、白银百贯、米粮千石，工匠总人次达六十七万余。之前建造时所需的总人次也才八万余人，可见此次的翻新规模有多大。而今所见的东照宫就是当时翻新过后的样貌。四月，家光率领诸大名和公家、门迹参拜东照社。荷兰商馆馆长还献上了枝形吊灯，宽永二十年又献上阿姆斯特丹生产的回转灯架。

宽永十三年末朝鲜最先派出的“通信使”赴江户之际，家光要求其参拜日光。使节一开始由于是计划之外之事而坚决不同意，但还是在宗氏的强烈要求下参拜了日光。《东照社缘起》（狩野探幽执笔，供奉于宽永十七年）便描绘了此次参拜的情形。在开路用的“清道旗”之后紧随的，是印有龙形、代表国王使节的“形名旗”，持枪的武官与喇叭、太平箫、鼓乐队为先导，之后跟随着乘车的正使、副使、从事官“三使”。而到宽永二十年为庆祝世子家纲诞生而派遣使节之际，朝鲜在一开始就将参拜日光安排在了日程之中，还供奉上仁祖亲笔题写的匾额，以及梵钟、香炉、花瓶等物。而仁祖之所以接受正式参拜的要求，则是为了在加强抵抗清王朝的同时，谋求对日关系的稳定。

另一方面，宽永十一年闰七月，在家光最后一次上洛之际，琉球也与岛津家久一道赴二条城庆贺家光即位。此时岛津家久从家光手中接过的领地朱印状中，批准了萨摩、大隅、日向共六十五万五千石的石高，以及琉球国十二万三千石的领地。此时，琉球便在作为岛津的附属国的同时，又是军役体系之外的“异国”，琉球的尚氏在实际面对岛津时以“琉球国司”的名义从属于他，同时又接受明的册封，在推行朝贡贸易中是“琉球国的中山王”。宽永二十年，琉球与朝鲜一样为庆祝家纲诞生而派遣庆贺使，使节于江户城拜谒家光之后又赴日光，与朝鲜使节一道献上青铜香炉和花瓶。之后，琉球每逢将军换代都派遣庆贺使，每逢中山王换代则派遣谢恩使，来自琉球的异国风俗随着使节传到了日本。（庆安四年［1651］东照宫社殿在宽永寺建成之后，琉球使节的参拜地点不再是日光，而是宽永寺的东照宫。）

如此一来，通过接受朝鲜通信使和琉球使节的参拜——若从日本方面自以为是的想法来说——从“关东八州的镇守”发展到日本的镇守，再到东亚的镇守，东照大权现（日光东照社）已经在日本式的华夷秩序中占据中心位置。而这之所以看似逐渐成为可能，是由于当时正处于以朝鲜、琉球、明为中心的东亚秩序解体的过渡期中。

正保二年（1645），朝廷应家光的邀请，授予日光东照社宫号，进而在正保三年，朝廷恢复向伊势神宫派遣奉币使，同时也开始向东照宫派遣奉币使。之后一直到幕末，朝廷每年都派遣奉币使，未曾中断。

稍微上溯到宽永二年（1625），在天海的建议之下，幕府在江户上野忍冈建造东叡山宽永寺。比叡山延历寺被冠以延历的年号，在平安京鬼门的位置上镇护王城，而为了与之并驾齐驱，被冠以宽永年号、于江户鬼门处镇护幕府并进而成为新的宗教性权威中心的，则是东叡山的宽永寺。天海死后不久，正保四年（1647）后水尾院之女明正天皇同父异母的弟弟守澄法亲王入驻宽永寺，并于承应三年（1654）兼管宽永寺和日光山的轮王寺两寺。明历元年（1655），朝廷授予守澄“轮王寺宫”的名号。自此之后，镇护东照宫的轮王寺和镇护幕府的宽永寺，都成为代代天皇的皇子（亲王）所入的门迹寺院，并且进而兼任住持僧，统辖全国的天台宗寺院，在宫门迹中处于最高地位。

对外武威的虚构化

宽永二十一年（1644），明王朝因李自成起义被推翻。清越过长城入主中原并定都北京。其后，明朝遗族等的抵抗并没有停止（南明政权），其中有一人主张尊立唐王，他就是福建海商郑芝龙。

正保二年（1645），郑芝龙请求日本派遣三千援军，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乞师”。家光召集老中与御三家反复商议，纪州的赖宣主张出兵，但最终幕府决定拒绝。正保三年九月，幕府令长崎奉行拒绝南明的请求。十月，福建陷落的消息传来，幕府也正式通知诸大名拒绝出兵。

另外，琉球当时本准备向南明政权的唐王派遣使节，但伴随着福建陷落，琉球的宗主国便从明改为了清。庆安二年（1649），面对岛津的问询，幕府的回应是，让琉球从属于清并脱离日本支配一事将成为“日本的污点”。但到明历元年（1655）家纲执政时，岛津主张，当清的册封使来到琉球时，若被要求辫发和遵从清朝衣冠礼仪的话便要予以拒绝，但幕府却主张顺从清的命令，极力避免发生武力冲突。最终所幸清的册封使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学者山本博文在考察这一变化之后认为，在向外国展示武威变得逐渐困难之际，将武威作为原则且不能战败的幕府正在通过极力避免动用武力来维持“虚构的武威”。

但在宽永四年（1627），朝鲜首次被女真攻击，不得已将情势传达给釜山的倭馆，请求暂时避难。家光得知此事后，从对马向朝鲜输送了枪八十支、火药八十斤等大量武器。《德川实纪》称，“若王城遭急难，当面命派送援兵。”实际上，这并不可能。对比来看，前述基于武威而建立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以宽永前十年为界，已经变得不会在现实中发动武力。此前的战争体制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以东照宫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假象，进一步以天皇权威为后盾，正在逐渐被强调为一种意识形态。

[1]岁遣船，室町至江户时代日本每年向朝鲜派遣的若干船只，实际目的是为了贸易。

[2]检地，由领主调查农田面积和产量。其中，天正十年（1582）丰臣秀吉下令进行的全国性检地，被称为“太阁检地”。

[3]丝割符制度，指幕府授命特定的商人集团垄断生丝的输入权和批发权，该集团被称为“丝割符行会”。

[4]伴天连，源于葡萄牙语padre，意为神父或传教士。

[5]庆长二年（1597），秀吉下令在长崎处决二十六名天主教徒，是日本首例因信仰而处刑的案件，这二十六人被天主教会追封为“二十六圣人”。

[6]起请文，专指订立约定时向神佛起誓的文书。

[7]切支丹，日语中对葡萄牙语Christan的音译，指日本国内的基督教徒，尤指天主教徒。

[8]檀那寺，“檀那”为梵语中“布施”之意，檀那寺则指信徒所皈依、布施的寺庙。

[9]非人，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只能从事处刑、卖艺、乞讨等职业。

[10]檀家制，要求檀家（信者）一家都归属于同一寺院，并以家为单位支援并服从寺院，寺院则替檀家出示非天主教徒的证明。

[11]宗门送手形，说明移居者不属于被禁宗派的材料，有了这一证明，移居者方可得到当地人的承认与接受。手形，指用以证明的票据。

[12]庄屋，即一村之长，在代官手下负责村内政务。

[13]肝煎是庄屋的别称，总代是町村会成立以前的村民代表，组亲即一组之长，慈悲役是教会中管理教堂、照料信徒的负责人，看坊则指在寺院中负责留守的僧人。

[14]孔法利亚，源自葡萄牙语confraria，意为“友爱、兄弟会”。

[15]指物，武将背上的靠旗，书写有姓名或绘制着家徽。

[16]大目付，直属于老中，负责监督诸政务，监视诸大名的行动，揭发玩忽职守的官吏。

[17]御家骚动，江户时代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引起的内部纷争，在现代常指企业、家族等的内争。

第三章
宽永饥馑

第一节　宽永饥馑与大名

藩主的叱责——令我等蒙耻

宽永十九年（1642）二月，大老酒井忠胜从本领地家老处接到令人惊愕的消息。忠胜的领地包括若狭、越前敦贺、近江高岛郡共十一万三千石（除此之外，江户府宅还有一万石）。高岛郡领地自前一年年末开始下大雪，且不说蔬菜和萝卜，就连葛、蕨菜等都埋在积雪之下无法挖取，且不说马的饲料供应是否充足，村民中已有一二十人濒临饿死。由于备后守（忠胜之子忠朝）拒绝救济，当地只好呼求代官牧三右卫门听取情况，并请求获得些许扶持。忠胜得知此事后的回应言辞十分激烈：

为什么放任百姓濒临饿死？明明已经找代官听取情况了，为何还迟迟没有行动？如有一名百姓饿死，尔等要对此负责。此事实为罕见，本须派年寄三人其中一人赴当地指挥，或派遣郡奉行，如今又是询问备后守的意向，又是呼求代官听取情势，这又是怎么回事？蓄藏金银米钱正是为此时所用。姑且不论他藩，我等领地中若致使一人饿死，绝不姑息。自熊川米仓运米亦可，若无法用马匹载运，则使人徒步背负米粮运送。若如此亦不可能，则自大津米仓渡琵琶湖，纵使耗费五十日抑或百日，亦定能延命。若有蔑视处罚、怀有歹意的百姓，纵使有五十人甚至上百人，也可处以死罪（此与致使百姓饿死实为表里不一）。究竟要如何处理？百姓饿死乃我等之耻。年寄共同持有的“国之处罚”之权，此时不用更待何时？纵使自尔等三人之领地没收三千石抑或五千石之米粮，若有所成效亦不为过。

宽永十七年（1640）六月，由于虾夷驹岳火山喷发的火山灰影响，津轻地区开始出现十分严重的歉收，第二年全国又接连遭遇日晒、持续降雨、霜冻和冰雹等异常气象，是爆发饥馑的征兆。武藏川越的商人榎本弥左卫门曾记录，自宽永十九年正月一日起遭受大雪，寒潮致使锅釜炸裂，田地有一尺多厚的积冰，这样的大雪在该年春天出现了七次。到六月份，五畿内、中国地区、四国地区出现了被称为“特殊之日”的干旱，九月份又持续大雨，爆发大规模虫害。奥州会津地区遭遇大雨、冰雹和大雪，秋田则出现八月降霜，丰后臼杵地区遭受大洪水，北陆加贺则持续降雨和刮冷风……宽永十五年，山形藩的年贡为七万八千七百五十五石，到宽永十六年骤减至四万二千六百零六石，之后甚至在这基础上又减少了一半，长时间未得到恢复。而且，自岛原之乱终结的宽永十五年夏开始，九州一带的牛因瘟疫大量死亡，这是宽永十七年牛疫蔓延至中国和近畿地区的前兆。

如果不是看到发给本领地年寄的信件，酒井忠胜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自己领地内会出现百姓饿死的事态，真可谓“见书状而惊破肝胆”。

但忠胜即刻做出了以下细致的指示：第一，可能有些村落被迫将作为种子的谷子吃完了，导致无法种植，因此需要调查清楚；第二，若今年的麦作收成不好，恐怕百姓到了秋天就会撑不下去，夏天粮食价格定会高涨，因此要确保大津的储粮不会先行卖出；第三，北国的情况与此相同，输送到城下町小滨的北国米估计难以入仓，因此在秋收期之前须减少造酒与豆腐和面类的制作。

同时，安艺广岛藩主浅野光晟在四月十九日发给本领地藩臣的书信中也有如下的叮嘱：

相传江户已有诸多百姓饿死，自亲戚因幡阁下（备后三次藩的藩主浅野长治）处亦听闻其领地内饿死百姓数人的报告，为何不早些通报领地内百姓饿死之情状？此举实在令人困惑……通报为何迟疑？若饿死的百姓人数众多，便应当尽早通报每郡饿死的具体人数。根据情势，众人亦可将事态上报至老中。若真致使饿死，当下无论耗费多大支出和损失，都应设法维系百姓生存。

此外也有藩主斥责领地内的家老报告延迟。江户的大名之间也开始相互交换情报，老中也渐次接到关于饥馑的报告。忠胜关于北国的情报，大概也是从中获取的。

到宽永十九年（1642）五月，在家光的主导之下，幕府渐次出台对策，命令诸大名轮流返回领地应对饥馑。忠胜也被准许自七月至十一月返回领地，在本领地直接采取应对饥馑的措施，该点将在后文详述。忠胜属于谱代大名同时又任老中职位，自宽永十一年入封若狭之后，曾于宽永十三年返回领地达三个月时间，此次返回领地已经是时隔六年之后的第二次返回。

然而，该年小麦收成下降，秋收十分惨淡。根据土佐藩江户留守居收集的情报，八月二十六日会津藩降大霜，除会津藩之外的仙台伊达藩、山形上杉藩的事态比去年更加严重。西国方面，位于萩的毛利藩和佐贺的锅岛藩则因为决堤招致洪水灾害。北国方面，八月份情势尚可，但也因虫害而损失惨重。关东七月遭受旱灾，八月又因积雨而暴发洪水，进而遭受霜害。全国范围内的异常气象持续不断，连续两年收成惨淡，饥馑进一步变得严峻起来。

宽永二十年——饥民、乞丐成群

自宽永十九年（1642）末至二十年春，日本各地饿死者再度增加，饥民、乞丐开始泛滥。加贺藩的记录描述了从江户回领地途中的光景，“自江户至京洛，北国沿线人马皆饿死，道路上躺满了尸体”。

前文中所述的榎本弥左卫门对当时江户的情形有如下记述：

此时江户博劳町长约二百间[1]的街道上，乞食者成群，其中亦有头目，乞食者皆跟随之。江户城中乞食者达一万余人，其内若有人死，则投尸于川中，无限制投尸致川中遍及死人。江户町人众于日本桥等施舍粥米，亦为乞食者所偷取，其中惨事不断。

自二月七日起，幕府开始疏散和遣返流入江户的饥民和非人，第一天就疏散了日本桥地区的八百名饥民，其中有三百名不明身份者被移交给各大名的江户宅邸和所辖代官收容，剩下的则收容于马喰町的救济小屋中。被移交者之中，有三十六名饥民来自老中堀田正盛所辖领地下总左仓藩和江户周边，还有来自尾张藩等更远地区的六十人。

土佐藩的江户宅邸也收容了数人。根据土佐藩江户留守居的信件记录，其中有一个叫善右卫门的人，时年四十岁，生于摄津汤山，十五岁受雇于京都一个陶器店，三年后又在大坂工作三年，而后于土佐浦户度过近二十年的泛舟生涯，其后又到大坂当按日雇用的短工，在无法维系生计之后去了江户，最终沦为非人。还有一人叫少兵卫，时年四十九岁，生于伊豫须崎，十五岁时赴土佐鹤见，在那里娶妻后又到伊豆生活了十五年，其后赴大坂营生。在五六年前返回鹤见时遭妻子双亲拒绝，乘舟自大坂赴江户途中遇险，最终也沦为非人。还有一名女性非人，时年五十三岁，生于土佐幡多，在受雇于土佐藩主府宅之际，成为家臣若党经左卫门之妻，而后与经左卫门一同离藩，赴伊豫大洲并在那里成为浪人后前往江户。十二三年前丈夫病死，她只能每日做零工度日，去年因江户町屋发生火灾负伤，成为身体残障者，无法继续做事糊口，最终沦为非人。从中可见，当时以三都作为中转站，已经出现全国性人口流动。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土佐藩江户宅邸的询问，很多非人都不太记得出生地，因此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来自土佐藩，于是没有被领回土佐藩。

几乎同一时间，京都、大坂也开始疏散饥民。京都于一月二十九日开始调查町中饿死者和乞丐的数量。酒井忠胜在二月八日致本领地的书信中谈到京都所司代称“洛中饥民达两千人”的报告已经到达江户，其中有十八名若狭出身者，要求领地藩臣迅速将他们领回领地。彦根藩井伊直孝于二月二十三日致领地的书信中谈到他从京都宅邸的留守居中获得报告，了解到京都所司代再次收容了十七名乞丐，他称“此乃我等无所作为所致之难”，指出这反映出藩主自身在领地管理上的善恶程度。在全国性人口流动之中，每个藩地流入三都的人数成为衡量各大名领地内政策好坏的晴雨表。

处置的责任——小滨藩的对策

当然饥民不仅流入三都，酒井忠胜就为了不让领国若狭和其他领地的乞丐或化缘的高僧进入自己领地，在边境设置禁止通行的番所，自宽永十九年（1642）正月到三月，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饥民，还开始在小滨、敦贺、高滨等地施舍粥饭，其粥的制作方法如下：

取一斗六升稗磨成六升四合粉，取八升麦磨成四升八合粉，取黑海带、干菜、珍珠菜等一斗四升，取盐四升，兑入一石四斗水中合炊，分为五百份粥（一人一日两餐），供养二百五十人。

酒井忠胜还命令调配一二十具大釜。就算两千人一日两餐，让他们一百五十天都喝粥，换算成银两也不到三四十贯，属于“区区小事”。但如果出现饿死、被迫卖身或去其他领地乞食者，造成“世间流言蜚语”的话，藩主就会被问责。

该年年末，港町敦贺发生大型火灾，烧毁了五百至七百栋房屋。但准确的情报迟迟没有传来，本该派一名家老连夜赴当地指挥，结果整整五天没有任何行动，因此受到酒井忠胜的叱责。

此时，忠胜的对策已经十分体系化。对策的要点主要是“应对国中饥民”和“保证来年春天不歉收”，明确区分为维系领地民众生命和维持百姓经营两大层次，进而将对象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拥有田地、家产者。如果该村落原本拥有田地的百姓遭受饥荒，即便之前没有缴纳年贡，地方政府也要借给他们米谷和稻种，必须让他们继续耕作。总之，让农民耕作是应对措施的根本。即便出借的米谷最后跟农户欠缴的年贡一样多，也不成问题。然而，借出过多的米谷，加上之前拖欠的年贡，便很容易成为“之后措施的障碍”，需要引起注意。

第二类是村中没有田地的百姓。诸如沿街叫卖的商贩和出租劳力的短工若遇到饥荒，则让该村的名主[2]和长百姓[3]借给每个人一合[4]的扶持米，对返还的规定也十分宽松，人们可通过奉公做事来偿还，只要体格健壮便可去修缮井堤、疏通河道、开垦盐田、清理护城河等，视情况还可给予两合米的扶持。拥有田地、家产者如果还有尚无法耕作的荒地，也可以借给没有田地的百姓，并向他们提供扶持米和必要的开支，使其开垦耕作荒地。这也就是通过公共事业进行救济。

第三类则是滞留在小滨、敦贺等“大型町市”的饥民。政策规定给予他们粥饭。纵使这些粥耗费五十贯或百贯，也不算大金额。而且，炊煮配给粥饭属于“一次性的”，不会成为“之后措施的障碍”。

而假报饥荒、将百姓上缴的米粮占为己有的村落自然不会得到扶持米，谎报的主谋还将被判处死罪，如被直诉揭发的野代、生守、飞川、尾崎的庄屋便被处以囚禁，敦贺郡五名私占三千俵[5]米粮的名主中有一两人被绑在柱子上刺死，以儆效尤。村内还打起了推迟返还借米的官司，通过商议，造成小滨城下八幡社紧张不安的主谋——磨刀匠、金匠、造笔匠三人被禁足，此后被公示罪状并被钉在柱子上刺死。

为实行这些对策，忠胜还制作了以下预估清单：

给第一、二类饥民的米谷：一万五千俵

贷给第一类饥民的稻种：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八俵（其中六千五百二十八俵是每年通常借出的分量，五千俵是增加的分量）

给小滨等地的第三类饥民的救济粥所需要向町中借的米粮：八千七百五十俵

合计三万五千二百七十八俵

根据忠胜自己的估算，宽永十九年（1642）的年贡为十八万一千余俵，但到十二月五日还有六万俵未纳取，而到第二年二月仍还有两万余俵未纳，该年真正收入大概为十六万俵。租借谷米、稻种等共花费三万五千余俵，占百分之二十二。实际上，用于家臣团开支的费用通常为七万五千余俵（约三万石），剩下存入大库的为八万五千俵，占藩的实际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即便加上小物成、运上银[6]等杂税收入，这个比例也相当大。忠胜认为耗费三十贯（以平时米价计算为一千二百石米粮）用来救济的粥饭是“区区小事”，但到二月份他也不得不下令计算预计的年贡在除去家臣团开支和日常性开支，国中借贷谷米、稻种、米粮等费用，以及十月要分配给家臣团的开支之后的余额，并准备好记账的字据。藤井让治指出，以此次饥荒为契机，小滨藩的财政预算制度由此建立。

此间，与领国年寄相谈，然无一通“奏效”之言。以土免（为了提高农民积极性，于春季决定年贡率，属定免法[7]的一种）之实施为例，吾令具体探讨其善恶且报告，且核对自身之考量以决事，众人皆以无问题为由，未作任何讨论。需粥米之饥民愈增，实为烦恼，且勿论有甚多饥民，到底有如何之前景，预计耗多大之费用，而今已耗费多少程度，其数值皆无所知。小滨城多闻橹之修缮预定于三月始，但国中工匠须重建年末敦贺大火烧失之家宅，此番修缮是否当延期？救济饥民有各自方法，然众人却无任何提案……吾已有病在身，众人如此之举，无非置吾于重压之下，必令吾早因病而死也。

调查饥馑和火灾等情况并迅速应对的处理能力、在“不生即死”的极端环境中制定出具体政策的能力、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制定预算的计算能力——忠胜的以上信件明显表现出了他对这一系列行政与实务能力的渴求。而这些能力也是所有被幕府命令返回领地做“抚民工作”的大名，以及领地内制定政策主体的老中集团，还有在现场施行这些政策的奉行所渴求的。

大名、老中和奉行为何如此渴求这些才能？这是因为“工作疏忽”违反了宽永十二年（1635）《武家诸法度》第十四条“不可致使国郡衰敝”的条例。而且在饥馑期间，幕府的巡查暂且不说，若是领地内有百姓饿死，或是饥民逃散出领地，流入三都，那领地管理不当也就暴露无遗。诸大名集中居住在首都江户时也会交换信息和相互比较，领地内若是出现恶绩或丑闻便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一点他们最清楚不过。而这一点，对于拥有四百万石领地的最大的大名——幕府而言，也同样重要和严峻。

酒井忠胜称此次是“一生一度之大饥馑”，事实上，宽永末年的饥馑也是17世纪日本最大的全国性饥荒。幕府与各藩在摸索应对之策的过程中，从以往以战争军事为中心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型为以民政为本的政治架构。

第二节　将军的改革

开端

宽永十九年（1642）四月，家光在家康第二十七回神忌之际，自宽永十三年大规模翻新之后再度赴日光参拜。此时的供奉令中有“各地农民今年若穷困，当轻持行李上供”的记载，而参拜还是按计划举行。自二月份酒井忠胜为自己领地的百姓饿死而感到惊愕以来，各地开始出现相同的状况，上一年歉收的影响逐渐扩大，江户的米价开始上涨，原来洪水和饥馑等灾荒仅是某些大名的个别问题，此次也成了江户的问题。但参拜日光之际，幕府尚未将其视为国家层面的问题。到了四月二十日，从日光回到江户的家光开始着手直接指挥应对饥馑，幕府开始正式应对饥荒。

五月一日，幕府让毛利秀就以下的西国四十五名在府大名返回领地，让其在领地期间对天主教改宗，同时“各应其责，为抚民而计”。为了让他们在路途中不致人马劳累，幕府还令他们逐次返回。五月二日和九日，幕府又依次对大番头以下所有被授予地方知行地的旗本及谱代大名，下达了同样的命令。酒井忠胜时隔六年再度返回领国，就是其中的一环。

旗本、谱代大名是德川家直属的家臣团，基本上常驻江户，以在府为义务，这是为了在面对外样大名时德川家臣团能够实现军事力量的集中。宽永十二年（1635）的《武家诸法度》要求大名交替前往江户居住时，针对的仅为外样大名。但此次面对饥馑，谱代大名也开始需要参勤交代：关东八州内的谱代大名每半年交替，其余的则隔年交替。这虽然意味着为禁止葡萄牙人来航而进行海防，强化沿岸军事力量，但在国内对策上，比起针对外样大名的军事紧张，国政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领国农民的支配之上。岛原之乱后幕府修改了对《武家诸法度》的解释，认识到农民问题关系着“国家大制”。

幕府令旗本、谱代、外样大名在内的所有领主返回领地，在当地应对饥馑，推行“抚民”体制，也可看作幕府采取对策的第一阶段。

饥馑对策团队的形成

根据《幕府日记》记载，宽永十九年（1642）五月八日、十三日，家光起驾黑书院，召集老中和山城淀城主永井尚政、山城胜龙寺城主永井直清，以及勘定头[8]松平正纲与秋元泰朝、江户町奉行朝仓在重与神尾元胜、目付[9]宫城和甫。幕府命令，畿内西国由永井两兄弟、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大坂奉行久贝正俊和曾我古祐、上方郡代小堀政一和五味丰直七人，关东则由勘定头二人加上伊丹康胜、町奉行二人与前町奉行岛田利正等六人组成巡查小组，以宫城和甫为目付，在掌握各地饥馑状况的基础上，与年寄众和议出台救济对策。下面表是上方地区和关东的成员一览表，他们其后联署发布了饥馑对策法令，虽然个别对策上存在若干出入，但他们都是老中手下被组织起来负责制定政策的团队成员，与之前的老中和议及三奉行一道，是大为超出了评定所合议框架之外的体制。

宽永十九年（1642）幕阁与饥馑对策团队的构成

对策团队中的关东众主要由勘定头和町奉行构成。初期的町奉行不仅管理江户市街，还拥有管理包含江户周边农村在内的广阔区域的权限。而勘定奉行不仅管理幕府财政，还有管辖幕府领地和代官的职权，但当时的管辖区域为关东、奥州、北国（包含甲信），尚未对全国的幕府领地形成统一管理。

上方众之中，永井尚政、永井直清兄弟都曾是秀忠的近臣（尚政为年寄众），秀忠死后他们被排挤出政治中枢，为了压制上方地区，各自入驻山城的淀城（十万石）与胜龙寺城（两万石）。此次参拜，两人恰好被家光召集到江户，但一般而言他们不能同时离开上方，只能参勤交代。上方的行政中心是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幕府授予他山城、摄津、近江，以及武藏、常陆共五万石领地，但从其领地配置就可以看出，重宗须大致间隔半年往返于京都和江户。在板仓重宗手下，有居于京都、伏见的上方郡代五味丰直与小堀政一、大坂町奉行久贝正俊与曾我古祐以及堺奉行石河胜正。上方郡代和大坂町奉行各两名，这样的设置也是为了在前往江户参勤时日程不会重叠。

此时，如前文所述，外样大名几乎被扫除出上方，这片区域已经可被称为“幕府领国”。上方郡代对上方的幕府领地推行全体性管辖，同时还负责皇居、公家领地，并具有跨越其他寺社领地、旗本和谱代大名领国等错综复杂的广阔领域而进行判决的权力。一直到宽文年间，他们在京都所司代的手下组成“八人众”，在适当的时候开展集议，在广域的民政机构中负责管理上方行政。其管辖范围以上方为中心，还通过与大坂大名家宅中的粮仓[10]等的经济关系与西国全域相联系，将上方和西国全域都纳入了管辖范围。在军事方面，为了压制西国，以京都所司代与大坂城代阿部正次为中心，再加上永井两兄弟的格局也由此形成。

如此看来，无论在行政还是军事方面，上方和西国都已经从江户分离出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相比之下，上方的独立性和比重更大。这一时期的上方众直接从属于老中，形成了交替赴江户报告、参与协商并接受指令的格局。为了应对此次全国性饥馑，如此将关东众、上方众统合在老中之下的体制是有必要的，从中也可一窥家光此次的决心。

如上文所述，上方、关东或是西国、东国这种二元性，是以伏见、骏府为据点的大御所家康和以江户为中心的将军秀忠所形成的二元政治的产物。进一步说，这也是镰仓幕府与六波罗探题、室町幕府与关东公方的二元对立，是自东国发家的武家政权长期存在的课题。到了江户时代，幕府虽然在政治方面统合了全国，但是在经济方面，关东和上方之间还存在压倒性的生产力差距。最终消除上方与关东的割裂要到享保改革时期。

在这一体制之下，幕府首先于五月十四日让大名返回领地、旗本返回知行所之际，立起了以下布告牌，给出了各地效仿的范本。当时已经进入耕种时节，必须要保证秋收：

诸国所在之处，若有荒芜之田地，当精细耕作，不得令青苗损亡。妄申受难、以为年贡难交之族类，可以犯曲事（恶事）之故惩处之。

宽永十九年五月十四日

该布告牌于六月二日直接传达给诸大名，并立于各自领地之内。幕府在大名领地内直接针对民众颁布法令，也是禁止天主教之外的首次。

只是该布告牌是在旗本、诸大名返回领地时顺势交到各领主手中的，并不是在家光要求掌握实情的政策基础上做出的决策。五月二十一日，上方郡代小堀政一紧急参府，由此可见幕府的改革措施正式开始。二十三日，美浓、远江、伊势、骏河、上总、下总、伊豆、武藏、信浓等关东、东海的代官被召集，向老中禀报民间穷困的状况与去年、今年的收成情况。二十六日，由于两名丰后目付也都回来了，他们便与小堀政一协作，试图掌握全国幕领的状况。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以幕领、旗本领为对象的新法令发布，成为以后对策法令的起点。

因紫衣事件（参见第一章第三节）获罪后被赦免的泽庵宗彭，也被家光召入幕阁体制之中。根据六月三十日的信件所载，小堀政一及永井尚政“每日出入评定所”，但也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有了闲暇。岛田利正则“因此事气尽”，由于过于劳累而病倒（九月十五日病逝）。小堀政一自身也在六月十一日致领地的书信中称“我等每日俯仰于公事”，“每日出入评定所”。根据《幕府日记》，除了通常每月三次的“式日寄合[11]”之外，“大寄合”也于评定所召开，而且次数达到了五月六次、六月十次、七月七次的程度。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每日实务的各类会议。

此时评定所等机构审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当然是家光所询问的应对饥馑的对策。到六月二十九日，新的全国令出台，这将在后文中详述（第三节）。另一项要审议的，则是浅草粮仓奉行的枉法事件，这一事件以米价问题为发端，并在事态明朗之后震撼了幕府。

浅草粮仓奉行枉法事件

在小堀政一回到江户的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二日，“式日寄合”被中止，但到晚上又再次开始，席间传唤了负责管理城米[12]及负责管理浅草粮仓的七人。同日还任命了六名临时的粮仓奉行，从履历来看，他们与被逮捕的粮仓奉行一样，都是大番出身且被授予二百石知行地的旗本。被逮捕的粮仓奉行还具有武士身份，因此没有像町人那样被囚禁在扬屋（拘留所）中，而是被关押在诸大名的屋宅内。其后，诉讼者（内部告发者）接续告发，五月二十七日代官南条惣右卫门、六月十三日勘定方官员糸原甚兵卫、六月二十二日伊豆三岛代官小林定重、手形里书役人[13]高野喜三郎、勘定方鹤冈与右卫门和日野弥兵卫、六月二十五日浅草粮仓奉行伊丹胜信等人逐次被捕，除此之外，幕府还逮捕了其子弟。因为伊丹胜信是勘定头伊丹康胜的侄儿，此次搜查一直牵连至管辖粮仓奉行的勘定方官员，眼看就要将星火引至幕府中枢。

统揽搜查工作的是勘定头曾根吉次和伊奈忠治，五月二十日，幕府首先向城米和浅草粮仓的漕运所、粮仓口、账付所以及粮仓内部派遣了十名御徒目付[14]；六月八日，又对两人管辖下的城米、浅草粮仓进行改革，为了增加人员数而任命了三十名奉行（八月五日又增加了六人）。用而今的眼光来看，就是幕府任命了特别检察官。

浅草粮仓奉行枉法事件的处分者

1 手代，代官和奉行从百姓中选用、用于处理杂务的小吏。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查，到七月八日与九日，首先是具有武士身份的粮仓奉行和勘定方的官员被确定处分，十四日则是町人。

新逮捕的四名町人被处以流放，与之相对，身为谱代旗本的城米奉行、浅草粮仓奉行以下所有具有武士身份的涉罪者，除两人外全部被处死，仅有两三岁、“尚无法离开母亲”的孩童等四十人也遭连坐，处刑十分严酷，实际被处死的多达六十五人，整个事件成了大疑案。两名手代“虽犯私弊，但问询时毫无隐瞒，且罪行尚轻”而被免于死罪。六月三十日，泽庵于搜查即将结束之际得到了处刑的情报，并有以下回应：

此次事件乃粮仓奉行枉法之故，时值米价高涨之际，万民为难。故令外人究明其因果，败露其私曲之态。将粮仓奉行八人与堂堂诸侍囚于牢舍，定罪之后当于栈上处置。盖此次侍之事，令天道丧尽，令人殊外愤怒。

对上述涉事人等的处刑在浅草附近进行，虽然未施行“栈上”之刑（钉在柱子上被刺死），但场面也十分凄惨，“连幼小孩童都不留而处死”。家光之所以“殊外愤怒”，是由于作为将军直属军的“堂堂诸侍”因“枉法”引起“万民为难”，于是对此进行了严酷的处罚。

“枉法”具体是指什么？在论述此内容之前，必须先交代浅草粮仓的情况。

浅草粮仓建于元和六年（1620）。当时拆毁了鸟越丘陵，将碎石填埋入隅田川右岸，并建起石垣及防止堤坝坍塌，为了让船进入，还挖掘了八道沟渠并设置水闸。

根据《庆长江户图》，在建造浅草粮仓之前，江户城郭内有连通道三堀[15]的和田粮仓。以大久保长安、伊奈忠次等代官头和彦坂元正等诸代官之名兴建的米仓，当时也有数个。代官头伊奈忠次和大久保长安手下有许多做杂役的手代，管辖着高达百万石的幕府领地，同时还负责存放年贡的幕府粮仓。尤其是大久保长安作为家康手下的出头人，被授予了广泛的权限，佐渡、但马、石见、甲斐、伊豆等地的矿山和木曾的山林都由其管理，他还是负责城郭和宫中营造修建事务的作事奉行，即从幕领、矿山管理，到收取年贡、运输费及诸公共事务支出，大久保掌握着幕府财政几乎所有流程。这是早期由出头人担任经济吏僚的制度所具有的特征，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拥有如此宽泛的权力的情况下，出现枉法和贪污也是必然的。

秀忠成为将军，家康移居骏府之后，幕府的财政被分成江户和骏府两部分。为了监察拥有如此广泛权限的代官头敛财和侵吞的问题，骏府和江户分别任命松平正纲和伊丹康胜为勘定头。代官彦坂元正于庆长十一年（1606）由于农民直接向家康直诉而遭改易（参见序章），大久保长安也于庆长十八年过世之后被检举出枉法，幕府对其七个儿子处以极刑，他手下的手代也各自自立成为代官，为勘定头所支配。

元和六年在浅草设立粮仓，也就成了肃清代官头侵吞和偏私行为、限制其权限、整顿粮仓，并且让幕府粮仓奉行管理的直辖粮仓吸收代官头职权的契机。正保二年（1645），幕府又建设了矢野粮仓等，通过自宽永末年至宽文时期的调整，“代官头管理粮仓体制”转变为“幕府直辖粮仓体制”。

也就是说，为了管控代官头枉法，就在幕府打算将原来的制度转变为勘定头直辖的粮仓奉行管理体制时，负责粮仓管理的粮仓奉行和监督其行为的勘定方官员却被人告发“偏私”，这便是此次浅草粮仓奉行枉法事件。因此被处分的粮仓奉行、城米奉行八人当时都是在职人员，他们连同十四名手代，以及四名负责搬运米袋、再装新米的小扬头，占了宽文五年（1665）相关岗位人数（粮仓奉行六人、手代二十四人、御藏番十人、小扬头十人、杖突二十人、小扬二百八十人）的一半多，所以此次处分无论怎么看都是一次严厉的大规模处置。

到元禄年间，浅草粮仓发展到三万六千六百四十八坪[16]，拥有五十一栋大库，可收纳约三十万石米粮。矢野粮仓占地两万七千六百九十二坪，共建了二十五栋。到享保末年，浅草粮仓又在对岸新建了藏书处，二者之后合一。虽然现在不清楚事件发生当时浅草粮仓的规模，但根据庆安四年至承应二年（1651—1653）的收支记录（《竹桥余笔》），其支出水平表明至少可以容纳二十三四万石。其中的七成是关东或甲信和东海幕府领地的年贡米粮，二成是从大坂、西国地区移送到江户的部分。幕府领地当时有二百九十二万石，年贡收入为一百一十九万石，在上方和关东这两部分中，关东占到一百二十二万石，年贡收入为四十二万石（明历三年［1657］），关东方面的年贡有一半多都集中在浅草粮仓。

元禄的江户图中所画的浅草藏　中央是与浅草川相对的浅草藏。左上是矢野藏（右为北）。图片来自元禄二年（1689）相模屋太兵卫刊行的《江户图鉴纲目》（岩田康子藏，平凡社提供图片）

除此之外，武藏神奈川、相模藤泽、伊豆三岛、骏河骏府与蒲原、尾张热田、甲斐甲府、信浓伊奈等幕府领地的多数地区也有直辖粮仓。同一时期的上方，也有几乎与浅草粮仓同样规模的大坂粮仓，以之为中心，在京都二条与伏见、摄津高槻、近江大津与水口和永原等地还有直辖粮仓，如此一来，幕府收纳了全国幕领所产的米粮。其后，这些粮食逐渐集中于江户，到近世后期，全国百分之七十五的幕领年贡米粮都向江户集中。但这一时期，大坂粮仓所存比重也很高，所以上方地区在行政上能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根据庆安四年（1651）至承应二年（1653）浅草粮仓的收支来看，其支出项目（渡勘定）分为供于切米、扶持、大番的米粮，以及直接给作事和厨房的经费。切米是分发给幕府家臣团的禄米，以春夏季三分之一，冬季三分之二的比例分发（之后春夏各分发四分之一，冬季分发二分之一）。扶持米是月俸，每月以现成的米粮支出，它和切米加起来占全体支出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浅草粮仓的最主要功能是给幕府家臣团配发俸禄。此时，旗本、御家人总数约两万人，庆安三年切米、扶持米的总支出达三十一万余石，浅草粮仓占了六成以上。

然而，自宽永十年（1633）起，幕府命令幕府直辖粮仓与全国约六十位谱代大名储备军事用粮。储备总量在延宝四年（1676）高达二十四万石，大坂粮仓也被指定储藏了七万石。浅草粮仓虽然没有被指定储备军事用粮，但在该事件之后，浅草粮仓奉行和城米粮仓奉行都出自大番，支出中的两成也用于“大番渡”（大概是用作兵粮的城米），此时的浅草粮仓作为幕府直辖粮仓的军事性质进一步呈现了出来。

贪污的手法

根据评定所负责审理该事件的小堀政一于宽永十九年（1642）六月十八日的信件，粮仓奉行伙同町人，让町人买走本要分发给御家人切米和扶持米与分发给御用职人渡米的手形（票据），并将从幕领农村缴纳的米粮交给该町人，然后通过将手形改写成“御藏不诘米”（仓中无藏米）并上交，使得米价高涨。

御家人和御用职人支取夏冬的切米和每月的扶持米时，首先会从各自的管辖处得到写明支取数量的手形，他们需要持该手形前往切米手形改役（负责盖章的差役）处，在那里确认手形（盖上检验章），再前往浅草粮仓换成现成的米粮。其中，为了确保生活费，御家人和御用职人不得不把口粮以外的米粮换成现金，而为了节省其中的手续，町人便直接用现金购买他们手中的手形，再一并去浅草粮仓换成米粮（之后专门承包这一事务的商人“札差”，大概就是由此发展而来）。但事实上，这时本来应当转移到町人手中的藏米，由于年贡米尚未纳入粮仓之中，这部分便以写有“御藏不诘米”的手形的形式先交给了町人。当时也有史料称，代官众、粮仓差役和町人商议，“买下手形，从粮仓中获得米粮”（《城贰日记》），如此一来，町人仅仅通过“手形”交易，便将浅草粮仓中的米粮收入囊中，现成的米粮也不再在市场上流通。

而且根据政一的书信，当时还曾从百姓那里了解情况，得知百姓前来浅草粮仓缴纳年贡米时，差役并不马上收取，而是任由米粮在粮仓前堆置，百姓滞留江户的费用由此增加，因日晒雨淋导致的劣质米也增多，于是被迫寻求町人帮助，希望尽早让差役出示确认收取年贡的手形，结果百姓需要为此支付町人礼金，米粮也被转移到了町人手中。另外，负责搬运和装卸的小扬也趁机多收费。在将年贡米纳入粮仓中，抽取部分米粮检查品质时，差役还声称劣质米过多而抽取超出要求的米粮。

《德川实纪》中有记录称，代官南条惣右卫门“与富商合谋独占米谷，令众人艰难困苦”，但无更多详细信息。伊豆三岛的代官小林重定负责的领地上也有幕府直辖粮仓，从伊豆三岛的町人受罚一事可看出他大概也有相同的枉法行为。当时的代官和郡代一边观察行情一边买卖年贡米，还经常将米粮换成现金之后收入勘定所。宽永二十一年（1644）颁布“若无命令，不得买卖年贡米”的幕领令，并要求勘定所负责贯彻这一命令，大概与代官买卖米粮的问题相关。

前述的泽庵书信便曾说，由于京都、江户、堺等地米价高涨，诸国米价也随之上涨，“定要彻查京都商人一事”，预测到搜查会波及浅草粮仓之外的地区。上方郡代小堀政一在当时负责管理伏见粮仓和近江水口粮仓，他在致领地家老的书信中传达了此事，同时命令彻查上方粮仓，不得让町人介入，粮仓前不得堆积米粮，小扬的收费不得提高，评估年贡米质量时不得抽取过多米粮，抽取的米粮须返还给百姓。

五月二十六日颁布的幕领令中早有规定，在江户城缴纳米粮之际，诸多费用都不需要百姓承担。其后的法令也规定，在收粮过程中，手代与百姓都必须在场，诸费用须全部记录在案，并与粮仓的账本进行比照等，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到十一月二十六日，“道中大坂迄御藏米改”和“上方筋御城米改”机构在勘定方和目付的管理之下开展全国性的监察。

勘定奉行所的成立

八月十六日，幕府处分结束后，勘定头的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宽永十二年（1635），分担掌控幕府领地的“御勘定方”五人之中，两人离职，代官头谱系出身的伊奈忠治也被除名，职权被限定为只负责监督关东幕领的代官、水利工程等幕领农村生产条件的完善，即“关东郡代”。而当时负责搜查的曾根吉次和伊丹康胜两人，则与身为留守居的酒井忠告和杉浦正友两人一道，四人组成新的“御代官方，以及诸色勘定”，即管理幕领和幕府财政的勘定头（之后的勘定奉行所）。留守居原本还是“金银纳方”，即管理幕府财产的职务，如今加上“诸色入用之仪吟味”，也成了“会计监察”。有人评价，此时的勘定头制是农政部门与财政会计部门的合一（大野瑞男），但若仔细考察事态，这一变动的重大意义在于两点，一是将农政的实务分离成幕府管辖下的单独部门，二是将勘定方纯化为管理收支与财产的综合会计部门，并且在其中加入监察部门。

小堀政一的书信　图为信件的开头与结尾，该信是在向领国的家老和小堀权左卫门传达浅草粮仓奉行事件。小堀政一即著名茶人小堀远州（佐治重贤藏）

八月十八日，新选任的浅草粮仓奉行六人与城米粮仓奉行六人，是从各自的大番中选出两人，再从小十人组中选出四人组成。两名切米手形改役也是从大番和勘定众中各选一人，此外还增加了一名台所方贿役（伙食负责人），正保三年（1646）和承应元年（1652）又制定了“粮仓万作法”的职务准则。自承应元年起，结合旗本的实际情况，设置了官方认定的交易市场，人们由此可根据幕府规定的米价，用切米、扶持米的一部分换取金银。

其后，幕府于宽永二十年（1643）、宽永二十一年和庆安五年（1652）相继出台成体系的规范代官职务的法令。该条令规定，年贡须在翌年三月缴清，负责的代官所从三月五日开始结算；如出现滞纳情况，就再度盘查粮仓，没有勘定所的许可不得买卖米粮；还规定代官机构内部不得私自向村落出借或买卖米粮和金银，不得为自己准备自耕田；征收的附加税米粮作为代官机构的费用，以每一俵年贡米中抽收三升为定额（关东方面是每一俵米抽一升，每一百文铜钱取三文）；官员在向百姓征收粮食时，必须出示明确记录办事内容的手形。总之，“代官众须处好政务”，常常巡视村落，视用水状况下令修缮水利工程，于荒野处栽植苗木，裁定村落的争议，并向难以维系生计的百姓出借必要的口粮，令其精耕细作并实现糊口营生，还必须对百姓“细致教导其操守品行”。正保四年（1647）与庆安三年（1650），美浓郡代冈田善政分别出台了二十七条、二十九条详细法度，是教导百姓“操守品行”的范本。

想必大家都知道与这些条令相关的《庆安御触书》，虽然人们在其中发现了元禄时以“百姓品行之觉”为题的写本，但它不能作为了解当时的史料：是否在庆安二年颁布，是否由幕府发布，是不是法度等等尚存在许多疑问（根据丸山雍正、山本英二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幕府要求代官关心并改善自己农村的生产条件，教导百姓，总之要求代官具备处理“民政”的能力。

包括上方在内的代官最终统合于勘定奉行之下，直至享保改革期，代官都被置于全国性的一元掌控之下。由代官、粮仓奉行等封建吏僚组成的官僚机构勘定奉行所，也无疑对解决宽永饥馑具有划时代意义。

对将军的批判——落书、大黑舞、假名草子

纪州藩家老三浦家的编年史《家乘》记载了当时还存在以下批评幕府的“落书”（匿名讽刺文）。字面上写有“京田舍之辈”，说明这大概出自京都人之手。

本受褒美之辈众，却行蹩脚之政务。处处所藏之米粮，一寸一毫皆囤积，巧利钱财用伎俩……下业之众使拙计，堂堂官差用鬼谋，思寻枉法之途径，倒腾大库之米粮，巧立高价以卖出，致使世间泪满眶，如同纷乱和战世，无情令粮价更高，忧苦辛劳今之世，丧命致死已成患……唯盼大库米价安，处处库藏之米粮，积如山高当廉售……为争天下之公仪，米粮当以廉价售，纵令逢此之际人，听闻传达皆喜悦，视为梦亦尊为幻。名誉至大之将军，作为震惊世间人，知与不知皆相教，一心为民江户殿，慈悲为世受仰戴，迄至百年亦不变……

落款写的日期是宽永十九年五月十一日，正处于浅草粮仓奉行众事件爆发之前。其后，又接连出现“所憎为米粮之中间买卖人”等歌谣，责难米商。当时，民众将米价高涨视为“蹩脚之政务”，并告发“堂堂官差用鬼谋”将库存米“巧立高价以卖出”，指出保证米价低廉应为“天下之公仪”，希望“将军大人”“江户殿下”能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江户已无藏米，让京都放出救济粮的命令又被撤回。

由此幕府转而命令大坂放出藏米。长崎荷兰商馆馆长扬·范·埃斯拉克在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自己从翻译那儿听来的传闻。

在大坂……有很多饿死者……许多贫民纷纷涌入奉行的宅邸，叹请奉行下令让他们得以维系生存，奉行安慰他们，并派出急行使节呈报幕府。另一方面，大坂城内打开米谷和食物的仓库，以低廉的价格分配给贫民，镇住了骚动。

根据“大坂御城米纳并渡方御勘定目录”（《竹桥余笔》），该年“为救济大坂饥民，扶持方一日给予一人一升之粮”，在上方八人众的裁断之下，支取了三百五十五石余米粮，共计三万五千余人份，但是以土木工程所需的扶持米为名支取的。该传闻并没有标注具体日期，但从“以低廉的价格分配给贫民”来看，应该是在六月初。原本用于军事的大坂城藏米，在应对饥馑之用时被放出，这一点十分重要。而京都也有“以修缮河滩为名”的米粮放出，以此救济洛中饥民。

大批饥民涌入大坂町奉行所一事，尚无法确认是否属实，但结合京都的落书指名将军与“堂堂官差”这点来看，江户的将军权力将在何种“舆论”之中处理这一事件，已经不言自明。

落款日期为宽永二十年（1643）二月的假名草子《福斋物语》指出，之前的饥馑都是因天灾、恶劣收成导致的“无可奈何之憎怨”，但此次“领国皆有米粮，而招致饥馑，是何故哉”，“饥馑于知行地滋生，米则尽藏于库养于虫，直至成为朽土，侍不知积蓄，闻风以廉利借银，贮置米粮霸占买卖……故天下太平致使侍有欲心，令至此境地”。《福斋物语》将中世的饥馑归结为天灾，将近世的饥馑归结于人灾，展现出鲜明的对比。而对“侍之欲心”的批判，则是在大坂之阵过后二十五年的这一时间节点上，质疑身处“天下太平”时代的武士在以何种身份与民众对立。

学者林基指出，该事件数年之后，民间开始流行“大黑舞”。所谓大黑舞，是指人们在正月为了贺岁，扮成大黑天和阿福、惠比寿等财神的姿态挨家拜访，高唱祝词的民间艺能以及表演该艺能的人。当时人们改写原本的歌词，以大饥馑为背景重新填词，如下面表所示。

这一歌词点明了家光起用的堀田加贺守正盛和松平伊豆守信纲的名字，指出他们垄断米俵，不像武士而似商人般从事买卖，并接连列举饥馑、米价高涨和限制造酒令等事件，借此批判当时的幕府政治。

二十余年过后的宽文五年（1665），在尾张藩士津田房胜晚年整理自己的见闻记录而撰成的年代记《正事记》中，基本正确记录了“粮仓奉行众数十人”招致处罚的事件经过。宽文六年在京都出版的假名草子《浮世物语》作者浅井了意，在“米价高涨之事”一篇中将“官仓”改成大名的粮仓，并让在米店做事的主人公浮世坊对此事批评道：“百姓因旱涝、蝗虫而稻作受损，收成无增亦无丰收招致问责，令计算年贡，为抬高米价必须卖出仓中所纳之粮……逐渐霸市占价，锁住众人咽喉”，“君大享其荣，而百姓衰弱憔悴，此无法治国也”，“诚然每年五谷丰收，然饿殍饥死者却不少”。当人们开始认为饥馑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之时，考察国政的视角便由此产生。《福斋物语》的作者借登场人物大黑之言，道出“天下已致太平……实为可喜之代，然历经如此之事，致使编年史等书皆以怨结尾”，浅草粮仓事件也作为将军直属家臣所犯之过，长久地留驻于民众的记忆和物语类书籍中。

第三节　民政的“转换”

诸国人民皆疲敝——军役的冻结

自宽永十九年（1642）五月十四日幕府立下布告牌发布命令之后，又出台了多项法令，其中就有针对幕府直辖领和旗本领这些广义的幕府领地的幕领令，以及针对所有大名领地的全国性法令。

前文（本章第一节）所述的五月十四日布告便是一项全国法令，它不分幕领、旗本领或大名领，而是针对所有领地，是一项划时代的法令；其后在六月二十九日和闰九月十四日，幕府又将所有在府的诸大名召集至评定所，上方、九州地区以上方八人众联名，关东、奥州、北国以关东七人众联名的方式，向各大名分发法令。法令称“此令须严格嘱咐家中诸人及领内寺社之辈、町人、百姓等遵行”，这虽然并非幕府直接发布的法令，但已是针对全部国土和所有阶层。仙台伊达藩称该令“自江户出台，为天下政务所仰尊”，传达至领内，即认同将军所施行的政务乃“天下之政务”。

从内容来看，全国令是针对饥馑的基本方针，幕领令则更注重具体对策。除此之外，幕领令还针对饱受饥馑困扰的农村从根本上制定应对之策，并针对农村现状和处理农村问题的代官现状，给出了改革的命令，这是幕领令的一个重大特征。幕府自庆安五年（1652）发布幕领令，历经十年共发布近二十条法令，幕府对农村的基本政策通过这些法令得以确立。

这些幕领令并没有触及大名，但宽永十二年（1635）的《武家诸法度》规定“万事如江户之法度，国国处处须遵行”，在府的大名都想办法尽早得知法令的内容，进而传达到自己的领国内。留存于伊达家文书的宽永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令，是幕府令最早的集大成者，其改订案是八月二十六日令，由上方郡代小堀政一向小滨藩发布，并指出“此令触及幕府御领地，为保证遵守规章制度而抄写传达”。

当时的饥馑对策主要分为三大方面施行：保证百姓耕作以确保食品生产，抑制食品消费，以及救济饥民。

针对第一个方面，幕府规定“诸国人民疲敝期间，当少用舍百姓”，“不得滥意遣使百姓”，向诸大名和旗本发出不得随意使役百姓的法令。百姓则如前文布告所述，被要求精心耕作，若是未受饥馑所害的地区出现难以缴纳年贡的情况，则将受罚。

幕府令规定，除了具体的“规定性役务”之外，不使役百姓，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应通过发布代官手形，将恣意使役百姓的行为置于制度的框架之内。宽永二十年（1643）三月又规定：

若地头、代官行恶政，百姓不堪忍受，则完纳年贡，可居于近乡，若无未纳之年贡，地头、代官不可监禁。

该法令以缴纳完年贡为条件，允许百姓告发行非分之政的代官和领主并逃离领地，同时又派遣目付，处罚施行恶政的代官。家康时期允许直诉和逃散的乡村法令在饥馑之际得到再度确认。

针对限制使役百姓这一点，自庆长、元和时期以来，各大名也针对自己的家臣出台数条相关法令。但在现实中并未推行，如果说百姓疲敝是因为无力应对自然变化而招致饥馑，那就像当初命令百姓耕作的布告不起作用一样，倡导限制使役百姓也无法解决问题。使役百姓的最大要因是军役，包括普请役，若不加以抑制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幕府的军役包括普请役和参勤交代等，其中最基本的是军事动员，分为战时动员和平时动员两类。大坂之阵后，战时动员从宽永十四至十五年（1637—1638）动员十二万余人攘除岛原之乱后逐渐消失，但改易大名之际为没收其城池而进行的军事动员，也具有战时动员的性质。下面表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统计了幕府军役和普请役的情况。第一阶段（1616—1640）在史料上有不少模糊之处，表内数值远远低于实际情况。且如第一章所述，这一时期多是对安艺的福岛、肥后的加藤等大名进行改易，每次需要动员的大名都相当多，这也是该阶段的一大特征。在第二阶段（1641—1670），动员的大名数减少了一半，第三阶段之后（1671后）进入德川纲吉执政时期，除天和元年（1681）的越后骚动和元禄十四年（1701）改易浅野在短期内增加了动员人数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小规模的动员。

17世纪的幕府军役、普请役一览表

（参照藤井让治的《幕藩制下的领主经济》和浪江健雄的《论大名改易制度的实态》制成）

平时动员方面，则包括跟随将军上洛和参拜日光神社，以及在大坂城等城池执勤等，但在大坂之阵后，宽永十一年（1634）家光动员三十余万人的上洛是直到幕末家茂上洛之前的最后一次。参拜日光神社一事虽然在宽文三年（1663）还在进行，但到享保十三年（1728）六十五年间没有实行过一次，之后也只是在安永五年（1776）和天保十四年（1843）断断续续地有所动员。

普请役的动员方面，第一阶段存在许多大规模的修缮工程，每修缮一次，动员大名的人数便相当多。自庆长年间以来，民众连续被课役的情况很多，这也给各藩的财政带来非常沉重的负担。进入到第二阶段，除明历三年（1657）江户大火之后的修缮工程之外，每次修缮的动员数为两到三名，第三阶段几乎就成了每次只动员一名的小规模修缮工程。

如此一来，幕府包括修缮动员在内的军役动员，从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便急速减少。各藩也是如此。松仓为营造岛原城实行过于严苛的普请役，引发岛原之乱；明历大火之后江户城天守阁没有重建。综合这两点考量便能发现，整体而言，为规制限定旧丰臣派外样大名，基于此种紧张关系而确立的战时体制，已经以岛原之乱和宽永饥馑为契机发生巨大转变，转换成了“民政”体制。这也可以明显看出，抑制对百姓的使役、为保证耕作而冻结军事力量已经初见成效。

百姓不得多食米粮

增产粮食是饥馑对策的第一大方面，其中还有一项规制作物的条目：禁止在自己的田地中栽培烟草。在庆长十七年（1612）和元和二年（1616），幕府就曾颁布禁止吸食烟草的法令，同时禁止买卖和种植。当时的禁令主要是出于治安考虑，而此时则作为饥馑应对之策再次颁布。针对上方的幕府法令还进一步禁止在田地里种植棉花以及平时作为二茬耕种的油菜。棉花和油菜、烟草，与大众衣料、灯油、副食品一样，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变化而急速普及，能够产生高额利润，不仅在旱地，人们还为了扩大这类作物的生产而破坏载入检地账中的水田进行种植。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无论是饥馑发生之际，还是实际耕作过程中，对其进行规制都十分困难，而在饥馑告一段落之后，在实际操作上是允许种植烟草之外的其他作物的。

饥馑对策的第二大方面是颁布抑制消费五谷的条款，即百姓不得妄自肆意吃粮，町人百姓都必须节约粮食。因为百姓“为眼下之事无暇考虑后果，胡乱吃粮，所耗费者多矣”。此外，幕府还进一步禁止买卖乌冬面、包子、冷面、挂面、荞麦面、南蛮点心、豆腐等杂谷加工食品。但饥馑告一段落之后，到宽永二十一年（1644）又快速解禁。

抑制米谷消费的最后一招，就是限制酿酒。针对大名领地的全国令同以前的制度一样仅注重“减少”造酒，而幕领令针对江户、京都、大坂、堺、奈良以及其他酿酒地（摄津的池田和伊丹等）和往返于诸领地的途经之地和城下町等人多之处，设定了以下具体的标准：酿酒量减至去年的一半，一律禁止新的造酒厂出现，除此之外，禁止所有商用造酒，之后也继续保持，到德川纲吉执政时期以“造酒运上令”的方式得以承袭。

与乌冬面、挂面和酒等加工食品的规制法令一起，幕府还出台了详细规定衣食住等生活各方面的节约令。它们通过当时的教科书等读物成为路人皆知的条目。

在衣物方面，庄屋仅能穿着绢、布、棉花制成的衣服，胁百姓[17]仅能穿着布和棉花做成的衣服，庄屋和胁百姓不得将衣服染成紫色和红梅色，除此之外，还不得穿着染有“不合体统”色彩的衣服，连袖子的长度也严格规定。布和麻布是自古以来农民所用的布料。室町时代从朝鲜传入的棉花，一开始运用于兵服、帆布和火绳等军事用途，到16、17世纪急速普及，大量生产也成为可能，逐渐成为庶民的衣料。正如柳田国男在《木棉以前》中所写，棉花具有保温、吸湿的优点，十分结实且手感很好，可以制成全棉衣物，并染成各类颜色，使得近世民众对衣物的皮肤触感和色彩感觉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法令虽然禁止将衣物染成紫色和红梅色，但允许蓝染和草木染，这促使着装逐渐多样化。此外，作为衣料的绢由使用纺车编织的绢丝制成，廉价但十分结实。

町人被允许穿着纱绫、缩缅、平龟屋、绢羽二重等绢织品，手代穿着绢绸，下人穿着麻布与棉花。龟屋缟是织出菱形龟甲状的斜纹织物白羽二重，平龟屋则是它的“普及版”。町人手代的地位，相当于村落的庄屋地主，因此，町人的衣着标准比普通百姓要高。

除此之外，建房也须符合自身身份，祭祀佛典不得铺张奢侈，嫁娶不得使用车轿，禁止在鞍上挂毛皮。对于町人而言，请客招待最多三菜两汤，不得用隆重的盘子装料理，婚礼用的道具和点心也须从简，总之就是追加了许多要求民众注意身份的内容。

从这一系列规定来看，不难得知当时的百姓和町人已具有一定的消费水平。除了饥荒之际，百姓平日不食米饭而食五谷，不是因为年贡负担过重，反而可以理解为米粮商品化的结果。饥馑确实造成了惨状，但仅从饥馑之际出台的“不得多食大米”的法令便断定江户时代农民生活悲惨，恐怕与现实情况有较大的出入。

最后，第三个方面是令三都和城下町调节米价和救济饥民。尤其在江户，幕府禁止各藩的江户宅邸买米，而应当等待自己领地送来的米，此外，如第一节所述，幕府遣返了流入京都、江户、大坂三都的饥民。如果说前述对策的第一个方面是确保百姓经营，那此处的第三个方面则是维系脱离农村流入大都市的饥民的生命。

此时，江户各大名留守居被要求口头报告领地收成、去年和今年的年贡率与年贡量，这是为了确保“日本的大米生产”，同时也是对江户米价的直接应对。以饥馑为契机，幕府对所有大名领地的农政，都体现出极为慎重的态度。到17世纪后半叶，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幕府也制定了各种形式的全国政策，可视为此时饥馑对策的延续。

诉讼的百姓

宽永十九年（1642）八月二十七日，信浓松本藩小谷村总百姓中，有致“江户御奉行样”的诉状。松本藩在七月十六日还属于老中堀田正盛十万石的领地，而自这以后堀田移驻下总佐仓，石高升至十一万石。到了七月二十八日，水野忠清转封出四万五千石的三河吉田，增至七万石。在饥馑发生之际，伴随着领主的移驻交替，整理检地账和年贡账簿，以及细算该年的借米和未缴纳年贡等一系列事务也正在进行。

小谷村在小笠原秀正时期，村石高约为二百九十七石，其后历经户田康长、松平直政、堀田正盛三代领主更替，村石高上涨至四百八十一石余。该村不得不以缴纳金钱的方式纳租，但米粮的市场价的高低差距高达几倍。百姓因此疲敝饿死，三分之一的田地衰敝，导致该年年贡和夫役无法完成。以下是诉状的内容：

饿死一百四十七人，买卖人口九十二人，逃亡三十八户；

饿死马八十二匹，饿死牛八十三头。

该春领主配发稻种借予农民，但与之前未纳部分相抵，稻谷颗粒无收。盐、麻、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收成皆无，虽然返还了先前被没收作为抵押物的锅、釜、锹等工具，但无稻谷发放。因此，田地几无耕作，即便有耕作之地，豆、麦等杂谷和蔬菜皆因异常气象导致的虫害而全灭。庄屋、百姓皆难以忍受，如此之状况，当传报新（水野忠清）旧（堀田正盛）领主。

为了追回未纳年贡而将锅釜、农具都作为抵押品收走，这是否定百姓营生的做法，让人想起引发岛原之乱的松仓。转封之际，领主又催缴之前借出的全部粮食。该诉讼的结果到底如何，我们无法得知。但引人注目的是，通常的诉讼必须先向藩主禀报，但此次民众却抓住领主更替的间隙，向江户直诉。

而东北会津藩四十万石外样大名加藤明成，此时为了提高年贡率，硬性要求无石高的土地缴纳粮食，并追加各种税令百姓困窘，宽永十九年的歉收又偏偏在这时爆发。猪苗代、磐濑、安积地区的百姓流散到白河、二本松、福岛、仙台，喜多方三乡的人流亡于米泽、仙台，河沼郡、金山谷的奔走于越后，南乡、下乡、上乡地区的流亡于白河、宇都宫（日光），伊南、伊北地区的流亡于越后，两千名百姓“弃田偕妻子如流水般涌向邻国”，开始逃散于各地。如此规模的逃散也可被看作是有组织有规划的。

会津藩的邻藩将上述情况传至幕府，第二年幕府改易加藤。宽永二十年（1643）五月二日，幕府告知诸大名藩主加藤因病归还领地，此外也有传闻称改易是因为加藤与家老堀主水之间发生的御家骚动。然而，就在刚刚改易加藤之后，在决定让保科入主会津藩的七月四日之前，耶麻郡出户村的百姓和肝煎于五月二十八日向幕府的奉行提出诉讼，称加藤擅自提高年贡率，只有九十石的土地却称有三百石，原有的十栋屋舍也被“变卖”得仅剩七栋。这次直诉也是利用领主更替的间隙做出的，与之前的松本藩相同。新入主的保科在入主后的七月二十四日出台呼吁逃散百姓返回领地的乡村法令，由此可见，此时的大规模逃散与加藤改易这一背景存在必然联系。

再举一例，宽永二十年（1643）二月二十一日，土佐藩江户留守居向其领地发出信件。其中有从江户获知的情报，记录了甲斐百姓的诉讼情况。该诉讼是甲斐领地具有十一万石的某家臣所管辖的知行地中百姓协议的产物，光是带头人就有百人左右，他们前往江户，向公仪控诉“而今耕作之法令国内百姓难以忍受”，其诉状称“引异国之例，此实在并非常态”，内容据理力争，条理清晰，大概并非出自普通百姓之手。

当时的甲斐在宽永元年（1624）德川忠长转封之后，进入幕府的直接管辖范围。十一万石高旗本领地下的百姓可以向江户直诉。关于此次“代表百人”的大规模直诉，我们无法得到其他更加详细的信息，但在土佐藩留守居的书信之前，二月四日幕府就命令在国的旗本、家臣、关东代官全都入城，让他们将耕作用米和种子借给百姓，若做不到就让他们同番头商议。从时期上来看，这一安排与甲斐旗本领诉讼相关，并且是对这件事所做的反应。百姓的诉讼确实导致了政策的变更。

当然，这时的百姓也确实具有“为眼下之事无暇考虑后果”的愚昧一面，以及因饥馑带来的巨大打击而“不能多食米粮”的生存现状。然而，这些诉讼又让人看到百姓相当宝贵的另一面。他们在饥馑中的惨状确实是事实，但仅凭借这点就归结出江户时代的农民画像，也存在问题。这看似强大的诉讼形象同时也与追求棉花的亲肤触感、享受草木染色调的百姓形象重合在了一起，令人想起面对粮仓奉行事件时的落书、大黑舞和浮世草子。如此作为总体发展起来的民众力量，致使家光对六十五名武士处以极刑，冻结了战时体制下的军役，让幕藩领主将主要的政策转变为以“民政”为中心。

[1]间，距离单位，原指建筑中柱子与柱子之间的距离，一间约为一点八米。

[2]名主，掌管村务之人，庄屋的别称。

[3]长百姓，村落中的上层百姓或有力农民。

[4]合，十合为一升。

[5]一俵相当于六十千克。

[6]小物成，被检地的土地除年贡外的杂税总称。运上银，针对工商、渔猎和运输等行业的杂税。

[7]定免法，根据过去五到二十年间的收成，事先确定年贡率的制度，与根据每年实际收成确立年贡率的“检见法”相对。土免，则是每年根据前一年的收成事先确定年贡率。

[8]勘定头，勘定奉行的别称，管理财政与民政。

[9]目付，直属于若年寄，负责监督旗本。

[10]大名会在宅邸内设置一个仓库，用于贩卖年贡米或领地特产。

[11]寄合，指聚集、开会，式日寄合则指每月二日、十二日和二十日召集的众家臣商议评定会议。

[12]城米，原指幕府直辖地的年贡米，后也指幕府或谱代诸藩的藏米。

[13]手形里书役人，负责在票据上背书的差役。

[14]御徒目付，从属于目付，负责警卫和侦察。

[15]道三堀，天正十八年（1590）家康命令修建的运河，连接和田粮仓与江户港口，负责运送物资。

[16]坪，面积单位，一坪相当于三点三平方米。

[17]胁百姓，比名主和长百姓低一级的农民。

第四章
村落社会与知识

第一节　万改账中所见的宽永时期农村

碓井村“家数人数万改账”——九兵卫家的情况

以宽永饥馑为契机，幕府将重心转移到了农政之上，在作为农政对象的农村中，人们又是如何劳作和生活的呢？

宽永二十一年（1644）三月，饥馑大致告一段落，幕府勘定头命令各代官调查幕领农村的情况。调查的项目以旱灾损失、水灾损失等饥馑状况为首，还包括百姓夫役的种类和实际情况，以及每户的石高和家庭构成、家宅状况，这些调查被称为“家数人数万改账”。本节将选取河内国碓井村的万改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论证。

碓井村属于幕府领，是上方代官小野长政的统治领地，村落石高为五百八十八石四斗余，这一时期的房屋总数达四十五栋，人口为二百六十二人，作为大坂周边的农村而言，算是较大的村落，而且是典型纯正的农村。然而，此时碓井村的石高中约一百七十九石已变成“永荒”状况（无法迅速复原的耕地），还有五十五石土地成为水灾受害之地。村落所有的收成只有原先的百分之四十，从中可确知宽永饥馑导致的荒废程度。

让我们首先来看该村庄屋九兵卫的家宅。九兵卫家总石高为七十三石七斗余，在该村的石高中十分突出。记载称，其家族在“具有家宅的户数”中处于“上等”，还记述了该家族的每一栋房屋，以及九兵卫家族“共十八人”的家族结构、成员年龄及继承关系。

庄屋九兵卫家（A）与下人家（B）的家庭构成

吉村家住宅的构成图（参照林野全孝《近畿的民家》和《吉村邸修理工程报告书》制成，数字表示房间的面积）

九兵卫夫妇与其三个儿子，相当于如今的“核心家庭”。但房屋中除了核心家庭外，还住着九兵卫的侄子夫妇。相比父母和儿女组成的直系家庭，侄子一家算是旁系，整个大家族中九兵卫的血缘家族成员有七人。除此之外，还有十一名下人、下女及其子女等非血缘家族成员，共同组成“共十八人”的大家族。这样的家庭被称为“役家”，是承担夫役的单位。

九兵卫的家宅共有五栋，其中母屋“长十一间，宽五间，内有马厩”，平面面积达五十五坪（约一百八十二平方米）。此外还有长六间、宽三间的隐居屋[1]，长六间、宽二间和长十一间、宽二间的稻屋两个，以及长四间半、宽一间半的灰屋。

几乎建造于同一时期（17世纪前半叶）的河内国岛泉村庄屋吉村家的家宅如今被认定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其房屋平面布局如上图所绘。

根据建筑史的研究，江户时代典型的农家布局（以吉村宅为例，则为图中的A范围）中，从门口进入家宅时有一个名为“内庭”的空间，地面直接用三合土铺设而成，和母屋前宽敞的外庭一样都是碾米和搓绳等昼夜劳作的场地。从门口进入内庭，可以直通后门。内庭有配备灶台的灶房或马厩。居住部分则有厨房、寝间、出居、座敷四部分，大多呈田字形结构。从内庭到居住部分的入口还有广敷。出居是迎接来客之处。座敷放置了佛坛等，也是召集宾客举行各类仪式的地方，是最向外公开的房间。厨房通常有地炉，是吃饭用餐的日常空间，寝间是家庭成员的卧室。在地炉的周围，背对着寝间的是主人的座席（也被称为横座），左边是其妻子的座席，如果有儿媳妇则应坐在内庭一侧的座席或他人指定的位置。

吉村邸　重要文化遗产（羽曳野市编纂室提供图片）

与之相对，如果是庄屋等上层农民，那他们的居住部分会有六个房间（如图中的B范围），里面的两个房间一般配备有壁龛。九兵卫家的母屋从其面积来看应该有六个房间，内庭还配有马房。如图所示的吉村宅邸中，主屋屋顶的范围（图中的B范围）是最初建造的部分，除了内庭还有六个房间，约五十五坪。吉村宅邸其后又在西侧修造了供代官在巡回之际休息或留宿的屋宅，并修建玄关，另设马厩和杂屋，后者与灶屋一起往东侧扩建。

回到九兵卫家，隐居屋原本住的是九兵卫的双亲，但此时住的是侄子夫妇。稻屋和灰屋是存放农具、柴火、稻种等的仓库，或是干农活的小屋。其中，稻屋大概是长十一间、宽二间的长方形屋子，可能是下人和下女居住的地方。

像这样包括了下人等非血缘家族成员的复合型大家族，还有村内寺院圆光寺和庄左卫门等五户肝煎的家。他们在当地几乎都属中上等，拥有十至三十石石高，家宅大约有三十坪，从面积上看，应该是典型的四间屋加内庭的结构。

小农经营——善次郎家的情况

然而，村落中也并不全是这些大户人家，还有善次郎这种典型的家庭，他们家的石高为六石一斗。

在善次郎家中，夫妻加上五个孩子，是仅由直系血缘关系构成的家庭，被称为“夫妇相持”，是核心家庭的构造，也可以说是家庭结构仅有婚姻关系的一夫一妻小家庭，而像九兵卫那样还有旁系家族和非血缘家族的家庭，则被称为复合型大家族。在善次郎家中，若长子娶妻成家，不会像九兵卫家那样配置隐居屋，而是暂时三世同堂，等到长子自立，双亲亡故，又再回到这种形式。

善次郎家的母屋长五间半，宽二间半，另外还有长一间半、宽一间的灰屋。母屋不足十四坪，只有内庭和居住部分两部分，居住部分不足四个房间，宽阔的出居和厨房占了三个房间。

民俗学创始者柳田国男的出生地在播磨国辻川（今兵库县神崎郡福崎町）。其家宅有两个四叠[2]半和两个三叠的屋子，另外还有内庭，大概有十二到十三坪，柳田称之为“日本第一小家”，但事实上普通百姓的家宅普遍都是如此大小。柳田所在的这个小家中，母亲和其嫂子之间的纠葛矛盾已经为世人所知，但在江户时代，人们恐怕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发生纠葛。

善次郎的家庭架构

善次郎夫妇的孩子尚且年幼，能够从事农耕的劳动力只有夫妇二人。此时，一个成人的耕作能力大概相当于三石粮食的生产量，夫妇两人耕作所得为六石多。这种仅靠家庭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的模式，被称为小农经营。那么这能够维持生计吗？

现在假设长子长到了十五岁，能够像大人一样独当一面地从事劳动，那劳动力便增加到了三人，可以耕得十石粮食。如果善次郎将这十石作为个人所有，按照“五公五民”的年贡率缴纳百分之五十（宽永五年为百分之四十九），将五石作为年贡缴纳之后，手中还余下五石多。当时，平均一人所需的粮食大概是一年一石，如此一来就只能维系夫妇和三个子女共五人的家庭生活（从村落全体来看，村石高的一半即二百九十四石可养活二百六十二人）。但在善次郎家有五个孩子，维系生计还是较为艰苦，毕竟有孩子尚且年幼，所以当他们长大之后，次子二介也能劳作之后，生活应该就勉强过得去了。但问题是，善次郎的所有地实际上只有六石多，有四石来自租种的土地。而租种地的产量除了缴纳年贡，还要缴纳租种的费用，这对他们而言十分困难。如此勉强营生的极限状态，如果遇上旱涝，便无法周转，只能借钱（这种情况下，年贡常常由庄屋垫付）或卖儿卖女。如前所述，该村有四成以上的土地遭受旱涝，而条件恶劣的土地往往属于下层百姓，因此影响更加巨大。

柳田国男出生的家　（柳田国男·松岗家显影会提供图片）

在碓井村，每对夫妇平均有二点六四个子女，大概每个家庭有两到三个孩子，共四到五人，拥有八到十石粮食。这是典型的自耕小农家庭。

而九兵卫家除血缘家庭外，还有下人等非血缘家庭成员一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有十一人，耕作所得有三十三石余。九兵卫家所有地的总石高为七十三石余，因此其他四十石被作为租种地，进行地主性经营。宽永五年（1628），九兵卫家自耕地为三十一石一斗多，其余二十石三斗多的石高则来自将租种地贷给村内二十五人之后收取的费用。像这样使用下人和下女耕作农田并进行地主经营的，被称为家长制大型经营。善次郎所租种的土地，大概就是从这些上层百姓处借来的。

有意思的是牛马的所有权，九兵卫家有一匹马和一头牛（母屋中也有马厩），肝煎阶层也基本都拥有自己的牛。在上方地区，马匹主要用于搬运，牛用来拉锄耕地等农耕作业。而善次郎家则是“一牛三人使”，三户共用一头牛。除此之外，还有四人共用、五人共用的情况，五到十石的中层百姓大都采取这种共用的方式相互协助。

如上述，碓井村主要有以下四大阶层：① 像九兵卫家一样，拥有七十石以上土地和许多下人的家长制大型经营阶层（大多是战国时期地方豪绅的后代）；② 拥有十至十三石、在直系家族外拥有若干下人的肝煎阶层；③ 像善次郎一样只有几石到十石的自耕农，也是村的核心阶层；④ 处境在自耕农以下、生存十分艰难的阶层。

碓井村的阶层构成

下人与百姓之间

本节将考察九兵卫家下人和下女的情况。在下人和下女构成的家族成员中，还有“下人之女多祢”和“下女之子太郎”，但其父母是谁并不清楚。根据本章第一节中的九兵卫家族图（见此处），多祢的父亲大概是与七郎，太郎的母亲大概是阿夏。中世的法律规定，“奴婢”的孩子若是男孩便从属于其父的主人，若为女孩则从属于其母的主人，与图中所示的情况不同，但这都恰恰反映出奴婢的生存境遇：一代为下人、代代为下人的“谱代下人”。

从村落全体而言，九兵卫家的下人喜右卫门与其妻也构成了四名家庭成员的户籍结构（如见此处图的B部分所示），承担着石高，家宅是从主人九兵卫那里租借的长三间、宽二间（大概面积为六叠，包括一间屋子和内庭）的小屋子。

从喜右卫门的角度观察该图，便可明确得知九兵卫下人喜右卫门的家族结构。他们从主人那里租借房屋并携家带口地维系着家业。喜右卫门的母亲和儿女并不像前文所述的多祢和太郎一样是下人身份。喜右卫门虽然也是下人，但并非“谱代下人”，他原本为百姓身份（但属于没有土地和家宅的水吞百姓[3]），由于某些原因，暂且沦为九兵卫的下人，可能是“年季奉公人”（相当于长工）。同样地，下人与兵卫也与妻子有另外的户籍，他们还有一个名叫五郎介的儿子。

下女小真的家庭构成

接着，让我们来考察肝煎庄左卫门家的情况。他们有下女小真（五十一岁）、下女伊真（十七岁）、下女之子与作（二十八岁）三名下人，从年龄上看，与作应该是小真之子，而且与妻子另有户籍，与女儿小天组成三人家庭，拥有家宅和六石多的石高，如上图所示。

但是，下女小真的家庭与喜右卫门不同，与作的母亲小真是庄左卫门的下人，与作本来和母亲一样属于“谱代下人”，但到他这一代，已经可以建立和主人家不同的家庭，所以尽管与作自己是下人身份，但其妻和儿子已经成为脱离庄左卫门家户籍的“外居下人”，开始自立。而包括庄左卫门在内的十八家庄屋，在五年前的宽永十六年（1639）就已登记于宗门改账中，小真和与作也都登记在册，这可被视为他们作为“谱代下人”的旁证，但其中没有关于下女伊真（五年前她十二岁）的记录，因此伊真不是“谱代下人”而是“年季奉公人”的可能性很高。至于其他人，登记在籍的下人和用人与五年前保持一致的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在百姓身份和下人身份之间，存在以下几种状态：

①如九兵卫家的“与七郎－多祢”父子和“阿夏－太郎”母子，父母子女属于“谱代下人”。这种情况下，他们住在主人的家宅内，受主人的扶养。

②如庄左卫门家的“小真－与作”母子，直到他们母子这代都属于“谱代下人”，但与作还有身处主人家之外的“妻子－小天”，他们是拥有极少耕地的“外居下人”。

③如九兵卫家的喜右卫门，他们原本是百姓身份，拥有“母－本人夫妇－子女”的家庭构成，之后家道没落只能租借九兵卫的屋子，只有喜右卫门一人成为下人，但并非“谱代下人”，而是在九兵卫家从事十年杂务的“年季奉公人”。

④虽然具有百姓身份，但属于没有石高的水吞或收成在一石以下不得不租借耕地的小农阶层，甚至是连家都没有、需要租借家宅的阶层。

在这之上，还有像善次郎这样可以勉强自立的小百姓阶层。从①到④，从具有奴隶性质的“谱代下人”到“外居下人”“年季奉公人”，百姓在这一过程中或上升或没落，展现了人如何逐渐自立的过程。在这一时期的下人中，“谱代下人”占三分之一，而到延宝八年（1680）他们基本上都成了“年季奉公人”，而且不需要劳作十年之久，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只做一年的下人。另外如见此处表所述，下级家庭中也出现了拥有十石以上者，这表明不仅是下人实现了自立，下层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安定，朝着元禄时代的农村结构发展。

下女的命运

以下将列举几条变卖女儿的证文。这些证文都出自距碓井村很近的大黑村庄屋盐野家，分别记录了庆长五、七、十五年（1600、1602、1610）和元和九年（1623）间，加奈、阿菊、小梅、阿龟这四名女性的命运。

今请领收吾家女，加奈当永代进于领家，受领家照料，为领家所用……若逃回，当追寻遣返。

证文虽然没有写原因，但明确说明名为加奈的女孩被“永代”变卖到盐野家做“谱代下人”。书写证文的是加奈之父，从“受领家照料，为领家所用”这句话中，可感受到父亲变卖女儿的心情。

我等被官阿菊，因紧用之故，将以身换现米二石三斗，与领家共进退，若逃回，当追寻遣返。

阿菊是证文撰写者大黑村正卫门家的被官，即“谱代下人”，此时以二石三斗的价格从正卫门家变卖到盐野家。由此可见，“谱代下人”是主人可随意处置、变卖身份的奴隶般的存在。

我等借用一石二斗米完成当年之年贡，以我女小梅为质物，自亥年至申年十二月十年之间，为领家所用，若返还借米，当返还吾女。

该证文的撰写者是小梅之父与左卫门，因无法缴纳年贡，向庄屋盐野家租米，为偿还本息，将女儿租用到盐野家从事十年的“年季奉公”。若偿还租借的米粮，女儿便可得到解放。另外也有证文写明，若过了十年侍奉的年季，还未返还租米，女儿则“成为谱代下人”。为了仅仅一石二斗米，就要变卖女儿，他们与前述的善次郎一样都属于小农，收成稍有不顺就可能无法完成年贡。

吾请求将名为阿龟之下女收为永代之妻，将奉上大量质物。（阿龟）事理晓畅，万分感激收领之恩。取回吾父弥右卫门尉内同意之前，暂且交托于尔，望应允。

名为阿龟的下女和前文中提到的小梅一样，作为质物成为“年季奉公人”。但与小梅命运不同的是，该证文的撰写者理右卫门与阿龟一见钟情，并通过五郎右卫门介绍，向盐野家提出迎娶的请求并获得了许可。然而，在自己父亲弥右卫门尉内同意之前，先将其交托在盐野家。至于为什么没有直接领回家中，大概是因为阿龟背负了大量借米，无法偿还，因此父亲反对这一婚事。当然也有下人与下女之间结婚的情况，而这一例则说明下女也在逐渐得到解放。

信浓的添屋、门屋

上文所述的是当时经济发达的大坂周边农村的情况，其他地区又如何呢？事实上，同一时期信浓地区的幕领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其中有个村落名为臼田村，那是石高达一千一百三十四石的大村，田地面积达到一百零五町七反多[4]（一町产量约十石）。户数有四十六户，共五百二十人。

该村的名主长左卫门拥有六町多田地，是全村拥有土地最多的人。其家族人数有四十八人（或四十六人），也是村中人数最多的家庭。其家族构成如下。

本家长四间宽九间，共三十六坪，是直接建在地面上的草顶屋。在这个大家庭里，除六十八岁和六十岁的长左卫门夫妇之外，长子、次子、三子三对夫妇和七个孙辈一道组成十五人的血缘家族，另外还有八名下人和下女。除此之外，还有二十一坪的添屋、二十七坪的藏屋、十坪的添屋和六坪的门屋共四栋，分别住着添屋甚兵卫夫妇（父母加子女、下人共五人）、添屋市郎兵卫夫妇（长子、次子夫妇和三男、四男）、添屋八右卫门夫妇（父母加子女共四人）和门屋长右卫门夫妇。除此之外，还有四处雪隐[5]。与大坂周边的农村相比，本家和添屋的居住密度极大，这一阶段的其他家庭也一样。南信浓一带以名为“本栋造”的家宅构造最为有名，这说明自17至18世纪，上方以外地区的居住状况迅速得到改善，18世纪中叶之后，具有上述特征的“民家”构造在全国各地出现。

添屋和门屋都是家族构成的一部分，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区别，若说有的话，那大概是住在添屋的更多是子女夫妇和下人，是本家长左卫门的旁系分家，而门屋中居住的则是“外居下人”。长谷川善计与藤井胜等人从社会学立场，研究了信浓地区的村落社会，根据他们的考察，添屋大多居住的是本家同族的分家，他们是本家户籍的一部分，与本家共同组成“屋宅共住集团”，是承担夫役的单位，作为“百姓株[6]”维持发展下来。在臼田村，本家基本上都把添屋同门屋区别分属，像长左卫门等拥有三町以上的家族属于特例，半数以上的家庭还是集中于两町左右，在土地所有逐渐平均化的过程中，百姓也逐渐认同“百姓株”。这些本家（主家）与添屋、门屋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租屋关系，而是保持了浓厚的同族集团性质，这也是信浓地区农村的一大特征。

肥后熊本的细川藩，在宽永八年（1631）入封之际制作了“人畜改账”，其中也记载了相当于信浓“添屋、门屋”地位的“名子[7]”。尽管在不同地区称呼也不尽相同，但都以一户人的形式登记在户籍之上（但河内地区的“外居下人”和“门屋”在户籍上保持独立），并且以承担夫役的关系，保持着领主和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不管怎样，在这种结构中，可以看到下人朝着小百姓方向自立，或分家逐步脱离主家走向自立等各种艰苦奋斗的痕迹。

第二节　村落的文书主义

有家产的百姓与无成无业的百姓

丰臣秀吉的太阁检地并非单纯的土地调查，还禁止买卖奴婢、使役平百姓、收取租地费，而且检地账上登记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地主，而是直接耕作者，这一系列规定便是世人周知的小农自立政策。尽管如此，从太阁检地以来半个世纪后的宽永时期农村，依然存在像九兵卫家那样拥有“谱代下人”的大百姓。买卖谱代下人及收取租地费，在无法缴纳年贡时由庄屋垫付，自己则以“年季奉公”的形式在身份上沦为从属地位的下人绝不是特例，而是广泛存在的现象。这是为何？

从秀吉到家康执政期间，社会依然处于战乱，如前述，为军事动员而形成的阵夫役、为建设城郭都市等而形成的普请役，依然连年施行。信浓臼田村的本百姓株[8]之家或碓井村的四十五户中，除了寡妇、租屋者、外居下人、担任村落行政的庄屋九兵卫及圆光寺之外，剩下的二十九户都须承担夫役。

宽永饥馑之际，幕府方面出台幕领令，规定“单身百姓”若因病等无法耕作，村内应该相互扶助。美浓郡代冈田善政在向农民说明时称“有病在身，或赴他国参与公仪夫役时，可不修缮田地”，提及因参加公仪夫役而无法耕作的情况。在“百姓品行操守规定”（即《庆安御触书》，参见第三章第二节）中还有更具体的说明：

单身之百姓平整水田，准备稻苗，明日本欲插秧种稻，然被指名参加公仪役，过三至五日，之前准备之稻苗业已变恶，其他苗亦长节，失去插秧种植之时机，该年年成亦惨淡收获极少，百姓因此倒下。不单种稻之际，旱田耕作种植与播种，若错过时节亦致年成恶劣。名主、组头当深切思虑，若遇摊派单身百姓之状况，当差使拥有下人的百姓代替，且当扶持单身之百姓。

参加夫役动员而丧失农作时机的，不仅仅是单身百姓，对善次郎家那样没有富余劳动力的“夫妇相持”的小百姓而言也无疑具有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像九兵卫家这样“持有下人的强百姓”的家长式规模经营农家，他们可能让下人、门屋、添屋等代替出役，这就鲜明反映出上述农家在面对夫役时更具灵活性和耐久性。而且，小百姓与九兵卫家那样的百姓在应对旱灾水害等方面的能力上也存在差别。夫役对于一个村落里的不同人家而言并不是一样的困难，阶层不同便会造成巨大的差异，幕领令正是为了应对这一点而采取的对策。

宽永二十年（1643）三月幕府出台著名的《田畑永代卖买禁止令》，并说明出台该令的理由是“强百姓买田置地，则愈加处于好境，无成无业者卖尽田地，尤加无成无业”，这也是基于当时的现实。这一法令还命令代官指导、援助无成无业的百姓，使其有成自立。

然而，如前所述，幕藩领主一方面推进小百姓自立，另一方面又驱使百姓从事作战、城郭和城下町建设等夫役，直到17世纪中叶都是如此，成为社会中的一大矛盾。这是宽永时期农村的家长式规模经营广泛残存的结果，这也致使小农经营达到极限之后爆发岛原之乱和宽永饥馑。饥馑之际，幕府颁发全国令，禁止像之前那样役使百姓，并在实际操作层面大大减少为修缮城郭而进行的普请役动员。这已经不是为了夫役动员而保存“拥有下人的强百姓”的劳动力，而是要广泛培育“夫妇相持”的小百姓向着“强百姓”的方向发展，表明幕藩领主的农政发生了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所有夫役。虽然停止了作战、城郭修缮方面的动员，但水利工程等改善生产条件的修缮劳役，反而不得不变得繁重起来。关于这一点，学者村田路人指出，在淀川与大和川等大坂周围大河履行国家性修造劳役时，一开始每个村落都被要求提供现成的劳动力，但到17世纪中叶，出现被称为“夫头”的人，只要村落向夫头支付银两，夫头便可提供代替其服劳役的人员，到17世纪末时，这一形式进一步发展，夫役者可直接向幕府缴纳银两，而不用服夫役。“夫头”所提供的代替夫役人员大概是从大坂的日雇散工中花钱雇来，这些滞留在大都市下层的民众是这种承包业得以成立的条件。

换言之，在幕藩领主冻结战争和军阵之后，伴随着三都和城下町等大都市的发展而出现的短工阶层，是善次郎等小百姓从苛酷的夫役动员中解放出来的现实条件。

村落的文书主义与行政调查

宽永饥馑之际的幕府根据村落中诸阶层的状况，调整了农政。宽永二十一年（1644）的万改账调查明确了旱灾水害的被害状况，同时也可从中具体了解百姓夫役的实际情况并由此制定出对策，但为何我们可以通过解读万改账得知当时百姓和下人的生存境况呢？

首先，此次万改账既是一次为调查夫役状况而进行的户数调查，同时也调查了不用缴纳年贡和从事夫役的对象，包括没有石高的水吞百姓、老人、幼童、下人和下女，因而它也是记录了每个人、每户家庭的“人数账”。河内国富田林村的万改账一开始是作为宗门改账制成的，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数账”，是因为第二章所述的天主教改宗时期户数调查的经验。为了课税而制作账簿，中世庄园领主和战国大名就曾推行过，这样的人数账是自古代编制户籍以来就业已存在，但那并不单纯为了夺取，而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为治理国家而发展“民政”的意识。

另一个令人注意之处是其中记录的“百姓家居”，包括住宅（本家、添屋、门屋）、灰屋、稻屋、藏屋、雪隐以及家宅中其他所有建筑物。此次万改账不仅记载了家宅的面积，连其建筑结构状态（瓦与板、草屋顶、直接建在地面上还是建在石基之上等）都“明细地记载在案”。若仅仅从课税或动员角度出发去调查“屋宅地”或“役家”，恐怕没办法掌握租借家、添屋、门屋等的实际状况。正是通过这些详尽的记录，当时的幕府和现在的我们得以从中看到共有消费生活的家庭的现实情况。

与中世武士都是在地领主不同，近世武士如“兵农分离”政策所要求的那样，基本集中居住于城下町。中世武士拥有的领地是世代承袭的苗字之地或本领，由武士亲自培育和经营；但到近世，除一部分成为高官的家老之外，地方知行一律改为俸禄制，武士逐渐丧失在地经营的权利。代替武士在地领主制的，是各藩由大名实行的一元支配制，由代官各自负责。由少数代官进行的村落管理，除庄屋收纳年贡外，还有户籍管理等各类行政事务，而使得这些事务成为可能的手段，便是检地账、宗门改账、御触书等账簿和文书。

从幕府角度来看，关东依然维持着旗本的地方知行地，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此时大致有七十名代官（延宝元年［1673］为六十九名，宝永二年［1705］为六十三名，享保十五年［1730］为四十二名，之后大致为四十名）掌管着四百余万石的幕领，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万到六万石就由一名代官和数名手代共同负责。这些代官并不像过去那样将事务交给代官头负责，而是勘定奉行所通过各代官直接掌握四百万石的各个村落。如果要制定全体性的政策，通过这些文书来调查实际情况便更加不可或缺。继宽永二十一年（1644）的万改账之后，庆安二年（1649）幕领开始每年以村为单位进行年贡石高调查，并制成“取个乡账”，到正保三年（1646）包括诸大名领地在内的地区开始将乡账的制作与国绘图一起纳入一系列行政调查制度之中。

村落事务公开令与村方骚动

在兵农分离的村落中，文书行政不可或缺，在村落中担任这一职责并负责征收年贡等实务的，是庄屋和名主。针对幕领农村出台的饥馑应对法令，也可以说是对他们需要负责的村落事务的公开令，具体条目如下。

每年秋季，代官需要制作“免状”，在其上记录下该年检地总数减去荒地之后所得的村石高，以及用这一村石高乘以该年的年贡率（免）而得到的年贡石高。用年贡率与村民每人持有的石高相乘，便可得出各自的年贡石高，这个数字被称为“免割”。每年的“免割”都需要庄屋和所有百姓到场，在相互确认无误的基础上，在负责记载的“免割账”上盖章，提交给代官，并由代官做进一步确认。

百姓向庄屋缴纳年贡米粮之际，庄屋须将其记入名为“庭账”的账簿，载入纳粮者的名字和米粮数量，百姓也要在确认记录结果之后盖上自己的印章，庄屋同时也要将收取年贡的手形发给百姓。缴纳结束，核算全部年贡时，代官、庄屋和百姓都须到场确认，确保纳粮数与账面吻合，并由手代在“庭账”的订线处盖上对口印。

乡村和幕府方面诸役所需经费，均须记入“诸役入用账”等账簿中，每年由庄屋和小百姓到场确认，在账面上盖章并提交给手代。勘定必须在当年之内完成，在账目装订处盖上手代的对口印。实际上，从事幕府杂役与村杂役（如水利普请、年贡米的运送、道路普请、祭礼等）是一样的，经常将两者的路费和口粮等一并处理，与村中诸费用一起算作村财政。

年贡米被收缴到庄屋手中时，先保管于村子的粮仓，再运往幕府的粮仓。在储存之际，代官手代和百姓都要到场记录并对照粮仓的纳入账簿核实。另外，在运输至粮仓时所需的费用也须记录明细，不让不必要的开支成为百姓的负担。

总而言之，完善诸账簿，向小百姓公开并让他们确认，是为了防止庄屋非法侵害小百姓的利益。当时，现实中存在百姓的各种诉讼，庄屋和百姓间也因此产生许多争论。负责百姓诉讼的上方郡代小堀政一和关东郡代伊奈忠治十分清楚这其中的实态，并试图制定改良对策。

缴纳年贡时的情景　出自《丰年满作袄绘》（千辉爱子藏，农山渔村文化协会提供图片）

其中就包括了以下这场争论。庆长十二至十三年（1607—1608），摄津国芥川郡东天川村的总百姓和庄屋产生争论。总百姓向幕府代官提交诉讼状，庄屋方面也提出回应书，现对其整理并再现如下：

总百姓：庄屋在每年缴纳年贡之际，恣意将年贡率上调百分之一，这难道不是贪污私吞吗？

庄屋：那是在与百姓众人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作为庄屋费收取的。

总百姓：过去在村里检地之际，为了修正计算时的误差，检地奉行将多出来的十四石余配发给了乡里，庄屋却在检地账中将这些编入自己一人名下，侵吞了这部分石高。

庄屋：文禄检地之际，奉行的食费、油费等诸费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其中八石是作为偿还金由奉行众返还给我一人，其他六石多，我已用每年乡里的小日记（使用明细）向你们做出说明。

总百姓：庄屋隐瞒原检地账，制作了另外的账目，将自己土地所产的两石记为一石，将小百姓土地所产的一石记为两石，将一处田产记为两处，从而年年骗取额外的部分，因此致使田地荒芜。

庄屋：这一账目（应该是为了搜集年贡而整理百姓所持土地的“名寄账”）是与总中相议后，对照原有的检地账做出的，完全不存在“滥增”等枉法情况。

总百姓：在用来弥补误差的土地或总有地（村落共同财产）上长出的芦苇和莲花，庄屋私自将其变卖私吞。

庄屋：下代众（指代官和手代）不是已经划分出庄屋部分和总百姓部分的界限，然后相互收割吗？庄屋的部分确实是代官分配给我的。

总百姓：前年我们未能缴纳年贡，于是从庄屋那里以三成的利息借取了一百一十俵交上去。借用的证明也肯定是下代众联名盖章的。然而，去年庄屋却收取了四成的利息作为偿还费，而借用证明现在还没有还给我们。

庄屋：之所以算到四成，是下代众的指示，本人没有侵吞毫厘。

总百姓：总之，庄屋如此不合本分、贪污侵吞，致使我们去年不得不变卖五十六个儿女。我们实在难以忍受。

在这诉状和回应中，他们提到了另作账目、改写检地账、在催缴和计算年贡时渎职、总有地的使用分配、如何处理村落行政费用和庄屋所得等问题，总而言之，这是由庄屋被领主任命管理土地和年贡所引起的围绕庄屋专断枉法的争论，从中也可看到庄屋与下代众间存在连带勾结关系。

以上情况不仅存在于上方等所谓先进地区，宽永元年（1624），信浓国高井郡的幕领壁田村的前任肝煎作左卫门没让百姓看检地账，新左卫门直接赴代官处，借阅账簿并摘录，发现作左卫门在账目基础上将百姓每人石高增加了一到两石，合计增加了十四石，最终被罢免，新左卫门成为新的肝煎。虽然新左卫门和前庄屋处于同一阶层，这也是庄屋更换的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武藏国足立郡的幕领植田谷村十三名百姓上书诉状的例子。名主八右卫门未将年贡的分摊情况告知百姓，并且在未与百姓商议的情况下独断决定。而且，该年与去年相比，每一反田地减少了八合年贡，但这一消息也始终没有告知百姓。这发生在宽永十九年（1642）十一月，正处饥馑盛行之际。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颁布了饥馑的救济之策，若没有百姓自发的行动也无法实现。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诸账簿的公开是此时村落骚动的中心问题。村落骚动和公开账簿的要求，不管是以小百姓为主体，还是由与庄屋拥有同一经济地位的年寄、肝煎阶层发起的，类似的诉求都在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开始出现。

庆安五年（1652）指示代官为官之道的幕领令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代官的职务。“名主与百姓因公事（诉讼）相争，致使须长期赴江户奉行所告发，于村而言必致莫大负担。此乃祸之本，起因大多是名主侵吞检地或诸役费用。因此，每年代官当盖章确认评判法令、年贡率、检地账、庭账、诸役之入用账等。名主与小百姓相争之际，代官、手代多偏袒名主一侧，使名主得益，多不听取小百姓之言，此举屡禁不止，致使小百姓赴江户申诉……处理村方争论之时，必须公正对应，若无法解决，则搜集证文、证据，交由奉行所处裁决。”

如前文所述，此时已经出台命令公开村落事务的幕领令，以及规制代官举止行为的幕领令等，这些正是针对村落骚动的对策，是为了让幕府通过各地代官和郡代掌握当地实际情况而出台的法令。这次出台的法令，致力于完善全村的庭账、村务费用账等账簿，确保庄屋、名主和小百姓参与村务，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姓的运动促成了法律的诞生，也致使代官和手代的举止言行发生改变。

第三节　公仪之法和村掟

诞生出总村自治的各村落

以宽永饥馑为一大契机，幕藩领主自觉并正式开始开展农政。这致使村落中开始出台反映百姓诉讼和要求的成文法律，村民开始在法律和行政的基础之上生活。

本节将以位于近江湖东平原、在中世“总村”史料中有名的今堀村和其邻近的中野村、蛇沟村等为对象，考察幕藩领主的法令和总村以来的村掟如何发生关系又互相接纳，并由此研究村落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江户时代相当早的阶段，这些村落由德川家康两次分封给伊达政宗作为他滞留京都时的领地，石高为一万石。前章所述上方郡代小堀政一于宽永十九年（1642）七月发出的幕领令仍留存于仙台藩，证明这些飞地领地归属于仙台藩。

伊达藩的近江飞地领地

庆长十六年（1611），中野村有如下村规：

掟所定之事

一、不得于四方之□（此处因被虫啃毁无法辨认）开垦新地。

二、不得为土地划界而陷入纠纷。

三、若有人恣意争吵，有理者取三斗米、无理者取七斗米交于总中。

四、若有人赴他地言本乡之恶事，一有所闻即断绝与之往来。

五、虽有人为兴公事而不听取私下调停，但无论何事都必须双方共同解决。

庆长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总中

由此可知，村掟通过规制或禁止胡乱开发、土地界限纷争、斗殴滋事、乡内恶言和讼争，防止村民相争，维持村内秩序，是在面对外界时保护村落的努力。其内容可以说直接继承了战国时代作为“总村自治”而出台的“总掟”。在兵库的入相山规定割草、开荒等相关条目中也可看到这样的内容。制定这些条目的主体，是斗殴滋事之际接受罚粮、负责管事的“总中”。宽永十五年（1638）时，也有如下两条规定：

一、私下之事，不得在赴他乡之际相言恶语。

二、隐田之事，不得与妻子儿女相言。

该规定还有一百零七人的署名，这一百零七人大概就是“总中”的内核。这种集团性的“一味同心”，正是“总村自治”的核心。

然而，战国时期构成“总中”、在众议之下制定总掟的，是村中被称为“村人”的有力农民，村中还有“非村人”，他们无法参加众议。在前述的碓井村中，“村人”就是“上、中”级别负责村落运营（如之后出现的庄屋、肝煎等地位的人）的阶层以及拥有下人的“本百姓”，“非村人”则指处于下级的小百姓。中世的“总村自治”应该可理解为本百姓的自治。

上文中所述的一百零七人这一数字，说明核心集团已经大幅扩大。从署名来看，也不全是花押，还有简单的略押，此时也有人开始使用黑印，可见大量小百姓也参与其中。庆安二年（1649）伊达藩令规定“小百姓每人都应持有印章”。使这种众人联名印署的村掟得以出现的契机，是确立百姓身份的太阁检地——即便是租地农民，也被视作实际耕作者登记在检地账上，拥有土地所有权，直接缴纳年贡。因此，太阁检地前后，即便是同一个“总中”，其构成成员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宽永十五年（1638）的中野村村掟　（出自《八日市市史》）

但还应注意该文献中记录的“隐田”。太阁检地后进行新田开发等事业都须撰写申报上级的起请文，所有的起请文至今留存于今堀村，隐藏田地当然是不被允许的。以太阁检地为契机，“总中”构成成员得以扩大，但他们还保持着自总村以来相对于领主而言的自立性和对抗性。

法令村请

对于这种保持着自立性的各村落，饥馑盛行之际的宽永二十一年（1644），伊达藩领主开始出台最初具体系的农政法令。正文的九则条目基本都是上方郡代小堀政一等人颁布的内容，尤其是对村落事务公开和庄屋酬劳的规定，该法令最后还写到要以怎样的程序令该法普及各个村落。

首先，从仙台派遣的两名代官向在乡直接管辖的四名手代致书，发布法令L，手代再将各村庄屋召集到阵屋（代官宅邸），通告法令内容，并让他们在法令末尾写有“确认”处联署押印，以法令L′的形式返回给代官。另外，再为每个村落抄写一份法令l，由手代联署押印并交给各个村落，庄屋将这份抄写的l带回各村，传达给村中百姓。最后还须百姓表示“谨遵”，并在上面联署盖章，制成l′。即村民须对庄屋宣誓遵守法令，庄屋则作为村代表向代官宣誓遵守法令，由此形成誓约书L′和l′。

法令村请

领主的法令由代表村落的庄屋承包，全村人则向庄屋提供署名，分担庄屋的责任。这种法令与“年贡村请[9]”类似，被称为“法令村请”。领主伊达藩代官法令并不是直接传达给每个村民，而是以庄屋为代表再渗透到村落，而为了发挥该法令的机能，在村落层面就有必要建立誓约和联署。实际上，各村民联署的L′，除了庄屋的落款外，与前文提到的一百零七人联署的村掟形式完全相同。领主法令通过这一手续，被确认为村落的法令，成为约束村民日常生活的规范。

在近代国家，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无论市町村是否承认，都是规制所有国民的法律。从这一点来看，领主法令通过村落“承包接受”的手续实现了制度化，反映出贯通中世的总村和总町自治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成熟，并继续保持不被国家所统合的自立性，这大概也是近世社会的特质。学者石田善人以中世总村为研究目标，举例论证了年贡总请、总掟、总有财产的成立。在这个意义上，近世村落以年贡和法令村请的方式，继承了中世的总村。

当然，虽说是村请，但也和年贡一样，村落方面并没有自由不予接受。但正如伊达藩代官佐藤又吉在宽永十年（1633）的法令中称，“又吉所述之处、所行政务若有误者，可随时告知，当仔细一改前非之觉悟”，至少在表面上承认可以撤回不当的法令。

幕府的美浓郡代冈田善政在庆安三年（1650）出台的郡代令末尾，也称“而今我等代官申诉政务之事，若有对百姓行恶或其他所期望之事，则可将所思所望书于字条上呈，若无碍公仪大法，于自身权限范围之内可如所愿”，并为此设置了收集民众意见的“目安箱”。冈山藩池田光政于承应三年（1654）实行藩政改革，也认识到自身和诸奉行的命令会存在错误，故设置“谏箱”，建立了从家老到末流之辈都可以匿名投诉的制度。根据光政整理并留存下来的这些材料可知，从“捞取米粮”的不公事件，到指责“庄屋刁蛮”、批判诸役人等，百姓提出了各类诉讼。通常认为，目安箱是享保改革之际由将军吉宗设置的，但其实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我们通常认为，像布告牌这类法令都是领主单方面强制支配民众的法令，但如前述也存在百姓诉求实际反映到法令上的情况，还有后述根据百姓的具体要求而出台法令的情况。

寄合堂和庄屋之家

宽永末年频繁颁布农村法令，其中不光是法令的请文，连一般村掟的发出者和署名都逐渐由“总中”变成庄屋。当然，庄屋管理太阁检地后的土地，是为了将年贡收入领主手中，自此后便一直如此，但在村落的日常生活中，庄屋并非一开始就处于核心位置，倒不如说是老人阶层在集体运营总村这样的机构。例如，在前文所列举的一百零七人联署制定的掟中，庄屋排在第四十二位，与没有官职头衔者完全没有区别，村掟还规定“诸事合议，当多聚智慧”，即事务由多数决定，并没有给予庄屋特殊的权限。

然而到这一时期，庄屋逐渐从“总中”中独立出来，到底是什么契机带来了如此变化？宽文四年（1664）伊达藩令的最后，在发给庄屋部分中写道，“以上之事由代官嘱咐，当将该法令之写本保存于寄合堂，于寄合之际向总百姓宣布，若无寄合堂，则置于组头处，于寄合之际宣告。”

寄合堂是什么呢？它位于村落的镇守神社境内，被称为“庵室”，自中世以来就是村民为处理地下请[10]的年贡缴纳等各类事务而集结的据点，也是制定“总中”之法和订立誓约的地方。这里还是法令村请之处。遵照以往规矩制定村掟的众议场所，和庄屋宣读领主法令或制定年贡免割、撰写村民全员联署请书的场所，经过考察发现是同一个寄合之处，在两者重合的过程中，庄屋的指导地位逐渐在各类众议的局面中得到实体化。

中野村寄合堂的旧址　位于滋贺县东近江市的中野神社境内，现名为“中野自治会馆”

根据中野村向伊达藩说明寄合堂的史料，在众人为“向村方嘱咐之事”和“各村百姓相谈之事”参会之际，庄屋、肝煎的宅邸狭小，而且还有因为农民无法离开村子进而妨碍寄合和商议的情况。由此，村民就在镇守神社境内建造小屋，将其作为寄合堂。但由于平常需要点灯，考虑到火灾和非人进入的可能，以前往往有百姓中的隐居者或皈依僧人值守。如果寄合要处理无法跟妻儿讲述的私田，或是解决总百姓与庄屋之间的争执，百姓因为走不开而无法参与，便会影响寄合的效果。

寄合堂由于设置了隐居者和僧人，因此也被称为“庵室”或道场。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招纳僧侣，建成附属于镇守神社的宫寺[11]，而是作为寄合的场所，驻守的僧人大概可以看作守社值班者。在中世，人们以宫座[12]的宗教性纽带为核心聚集起来，但到近世的寄合，它就居于次要的位置了。在中野村，宽文十一年（1671）庵室还新设了村落的特别会计，购置庵室所用的四十张草席。这些都是新添置的物件，虽然无法明确之后是否有所追加，但可大概得知寄合的人数。

史料中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与寄合堂一并提到的庄屋、肝煎的宅邸。湖东地区的庄屋大多不是特定的世袭之家，且屋宅狭小，与其他村民没有太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当时住所的村域空间中还没有包含权威结构。与之相对，第一节所述的河内国庄屋宅邸，无论是碓井村的九兵卫宅邸，还是现存的岛泉村吉村宅邸，都具有五十坪以上的面积，完全胜过其他百姓之家。进入长屋门后，母屋之前还有外庭这样广阔的空间。庄屋的住宅中还有宽敞的内庭。但庄屋反复宣读领主命令、处理村内事务的场所并不在此处。在吉村宅邸的一角，还有村子的粮仓和布告场，但它们都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由各位村民分担的年贡集结到庄屋处，也是在庄屋住宅进行。此时，须记录每个人的缴纳状况，并逐个盖上领受的印章，制成“庭账”账簿，其中“庭账”中的“庭”指的正是庄屋宅邸的庭院。网野善彦指出，“庭”原本具有“共同作业，进行共同体活动，开展祭祀和神事的场所”之意，例如农耕收获后用于打谷、协调等农作的共同广场，就被称为“稻庭”，并且农家的“庭”正逐渐以各种形式被纳入各个家庭之中。从这点可知，由庄屋传达领主法令，并非使村落举行寄合的公共空间逐渐转变为庄屋宅邸的契机。在这样的村落中，村域空间因村民居所面积的大小而具备阶级性，庄屋庭院便是在这种转变中成为具有象征性的权威性结构。

在这一点上，一个村落的公共空间究竟是以法令村请为起点的庄屋宅邸，还是体现了总村自治传统的寄合堂，也能够反映出各个村落不同的地域历史。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总中”所保持的相对于领主而言的自立性已经丧失。庄屋主导寄合，寄合也规制着庄屋，如庄屋负责的年贡文书必须公开且盖上村民全员的确认印章，就是一大体现。

各式各样的法和掟

万治元年（1658），伊达藩称“以往虽有前例，今后不得倚仗赖母子[13]，为此寄合亦生不必要之费用，今后将坚决禁止”，出台了针对赖母子的禁令，并向村民发布请书，其后又向庄屋发布以下内容的请书：“此次公仪禁止赖母子，当坚决严守法度，然各方借贷之途径亦被禁绝，年贡弗能纳入，致使小百姓等皆困窘。赖母子亦可于隐秘处通行。然寄合之酒食当断然禁止。若为公仪方发觉，致使庄屋、肝煎被罚，村中须全员出庭辩清庄屋、肝煎无过，并赔罪道歉。”

赖母子是自中世起以“讲[14]”的形式而形成的庶民金融体系，与小百姓缴纳年贡一样是乡村耕种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视当地实情和惯例的领主法令虽然在形式上得到接受，但在隐秘处又允许这种金融借贷活动，因此法令实质被否定。而且法令要求百姓自行克制在寄合过程中产生的酒食，由此可说，人们可对法令内容做自主的取舍选择。规定还称，如果被发现后导致庄屋、肝煎受罚，村民全体可以进行辩解，这一规定虽然是针对庄屋和肝煎发出，但它与前述的“隐田”掟一样，可以看作“总中”自主规定的规矩。由此可见，应当是领主法令执行者的庄屋，却作为“总中”代表，与领主对立起来。

还有其他情况。承应元年（1652），该地区在生产和贩卖特产茶叶时，煎茶茶叶中混入桑叶等不正当交易横行，导致茶叶价格下降，因此当地出台了禁止此类行为的法令。生产茶叶的中野村和其他八个乡野村落（水田少旱地多的村落）的庄屋、肝煎联署向代官发出以下请书：

就此次桑茶之事提起诉讼，听诉分辨，遵照法度，感激不尽，自当确守法度。

该法令实际上是根据村落方面的“诉讼”而出台的。桑茶的问题，关乎乡野特产茶叶的品质与信用，由于没有茶园的村落也制作桑茶，光靠单个村落无法解决这一涉及范围较广的问题，因此，各村落请求领主颁发法令。这种触书由此成为“民愿触书”，是响应民众方面要求而出台的法令。

关于桑茶，延宝二年（1674）有八个村落制定了禁止混入糟茶和红叶、曳叶，以及将其他领国的茶叶与“乡野茶一同”贩卖的掟。它以“再度申求法度之书”为题，乍看上去如同领主颁布的法令，称“京都、大坂之茶商，当再启商谈”，实际上它是村落“相谈”后制成的“乡掟”。

正德二年（1712），又以规范“摘取、贩卖”特产柿子的“柿法度查明之事”为题，今堀村等十一个村落联名制成了乡掟。被规制的柿子是涩柿，是日野地区的特产，常被作为漆器的原料。

茶和柿这些关于商品流通的问题，有必要超出村落的范围，进行广域的监管。此时，各个村落商议制定了广域范围的乡掟，有些还直接被称为“法度”，还有些是村落向领主请愿后由领主颁布的正规法度。在这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到，“总村自治”原本就存在，它作为内部规范，具备形成掟的能力，而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便能看出它以领主法令为媒介，逐渐具备形成广域性法令的能力。

宽永年间伊达藩法令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①禁止藏匿天主教徒，禁止浪人和街道游民留宿，禁止赌博、结党等危害治安之事；②禁止因山林、土地边界线等问题与其他领地产生纷争；③为规制庄屋贪赃枉法，公开村落账簿，规定庄屋酬劳；④村内出现的公事和争论由五人组和庄屋、肝煎调停，若无法解决则由庄屋上呈手代和代官，开始诉讼程序。若庄屋徇私非分，可直诉；⑤颁布节俭令（规制赖母子和讲产生的酒食就是其中一环）等。

由此可见，②之后的各项规定并非都是抑制性的内容，而且和总村以来的村掟具有共通性。关于水域、山林等地域社会的诸问题，村内已经针对各类争论形成一定的标准，而此时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将其确立为公共性秩序。③是小百姓的诉求和行动的产物，在前文中业已论述。①中的治安条目，无论是关于天主教的禁令，还是禁止浪人和街道游民的留宿及赌博，在先前制定的总村掟中都有。

宽文六年（1666）之后，伊达藩令以“秉承公仪之御法度”为题，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六条——山野和山林的竹木、杂草的利用规范及对毁坏田地、毁坏作物者的处理规定。而这也是有总掟作基础的条款。如此一来，“公仪”不仅针对天主教徒这类国家级罪犯，还对毁坏田地和盗取草木者进行管制，这大概是在宣言要确保地域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保障生活与生产。在现实生活中从事防火差役、巡夜差役和山野巡卫的虽然都是村民，但在原则上那也是公仪的工作之一。“公仪御法度”是在总村等地域社会中诞生的规范，它吸纳了掟的规定，将其转化为基于所有人同意的公共法体系。反而言之，正因为拥有如此的公共性特质，伊达藩令被称为“公仪御法度”，并在此基础之上被视为“民愿触书”。

如上文所述，法令和掟的关系能够如此明快清晰，是由于该地区自中世以来就是拥有总村传统的上方最发达地区，而且领主是并非在地经营的仙台伊达藩飞地领主等特殊条件。而所谓的“五人组账前书”大概类似于“公仪御法度”。“五人组账”在二三十条的规定之后，由同意规定的全体村民以五人一组为单位署名，这种形式基本上可在全国村落中见到。规定的内容从禁止天主教徒到处理毁坏田地者，是前述伊达藩法令的集大成者。自此，无论领主是否对民众采取抑制政策，都可以看到法令对民众生活的各种细节做出了规制，它的确立过程应该也可被理解为法令逐渐获得民众公共性的过程。

读写能力与诉讼能力

柴田纯所介绍的天文二十四年（1555）越前国敦贺郡江良浦的史料中，谈及该渔村总百姓由于“在所之人无法识字”，故招纳“旅僧”使其“开钵”，建立寺庵并祈愿免除阵夫役，即在畿内附近的领国，自战国时期开始，民众之间就广泛出现建立寺子屋[15]的趋势。在湖东地区，天正八年（1580）的蛇沟村庵室就招纳了名为“暂官”的下级僧侣，并免除其年贡和诸杂役。河内国丹北郡我堂村于文禄三年（1594）统计的太阁检地账中，关于屋宅地的记载中“新介子共习字所”也被免除夫役，是村里公认的孩童习字之所。

天和年间（1681—1684）远江的村役人阶层所书的《百姓传记》中也称，“我等住处，招纳能确实阅书物之人，寄合扶持，令其先让幼少孩童学入门之识，当令孩童能读智慧之古语小文（练字帖和训诫本）”，“致与其身份相应之学问，勤勉于土民之职”。可见村内的寺子屋比这出现得要早许多。

以下是今堀村一个名为传右卫门的男子于宽永十四年（1637）向“总中”提交的致歉状。

（一）此次茶叶交易之事，由于过错失策，故接受总中之处罚，并向柴原御年寄众致歉，诚惶诚恐，而后不再与茶屋勾结致力算计之事。

（二）无论于总中抑或朋辈之间，不得再从事计数或书记之职。

今堀村“传右卫门托状”　（滋贺县东近江市今堀町藏，滋贺大学经济学部附属史料馆提供图片）

从字面上看，传右卫门应该是在茶叶贸易上与茶屋商人勾结，在计量和交易上有不正当行为。他承诺，而后不管在“总中”还是“朋辈”之间，都不再“从事计数或书记之职”。由此可见，在与村落和其他百姓进行茶叶贸易之际，他负责价格和交易量的交涉、撰写合同等工作。战国时期，纪州国高野山领鞆渊庄的番头也负责书记，可见总村内拥有读写能力的阶层是广泛存在的，其中还有一部分十分专业的负责人。

土佐藩宽文二年（1662）的领国掟中，有以下内容：

百姓之子无论男女，若至八九岁当“令习面面之事”。庄屋及自足富贵者令子女“能写会算”，而贫弱者却弗能致。原本贵贱万民虽有贫富之别，也应依人志向“使其学习艺能”。……然百姓仍应以百姓之职为第一要务，闲暇之时可思读写算用，亦可于夜间致学。有能者可升拔为独当一面之人。

正是以读写算数能力普及为前提，建立在“村请制”基础之上的“兵农分离体制”才成为可能。而从前述的村落骚动中可知，村落的管理者不仅有庄屋，还有检查、监视庄屋工作的人员（参见第三章第三节）。进一步说，处理村务所需的还不仅仅是读写和计算能力，理解御触书、代表村落表达诉求、备齐“证据”等文书，还要求村落管理者具备处理公共事务和诉讼的法律能力。

庆安五年（1652）幕领代官出台的法令中，有如下论述。各代官管辖下的僧侣、百姓中“或有智慧才识者，或有一技之长者，或有谗者佞人”，因此在处理公务时，稍有偏私或非法之行，就会被轻视为不公正的代官，政务也就无法再度开展。即便面对“土民”，也不能对之说出“辱其心志”的恶言，不得侮辱百姓。

在百姓当中，除僧侣和村役人之外，还存在具有智慧才识者和拥有一技之长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属于知识阶层。从具备读写能力的一般百姓到这些知识阶层，构成了村落社会民众总体的知识能力，支撑起作为村落文书主义基础的村请制，同时也使百姓具有向将军和藩主告发苛政和逃散的能力。

池田光政称前文所述的“谏箱”是“借用一国之智”。同样，且不论直诉，如何将村落社会的“知”纳入村请制和“民政”之中，正是幕藩面临的新课题。

[1]隐居屋，屋主隐退并让出家督之位后所住的屋宅，规格略小于母屋。

[2]叠，原指草垫子，后成为面积单位，长一间、宽半间即为一叠。

[3]水吞百姓，对不拥有土地又没有租种土地，只能外出打短工的贫穷小农的蔑称，意指他们穷得只能喝水。

[4]一町相当于九千九百平方米，一反相当于九百九十平方米。

[5]雪隐，指厕所。据说中国宋代著名高僧雪窦禅师曾在灵隐寺打扫厕所三年后顿悟，故得此称。

[6]百姓株，指百姓在村落中拥有屋宅之后，相对应产生的权利与义务的集合。

[7]名子，地位在一般农民以下，隶属于主家、提供劳役的农民。

[8]本百姓指拥有田产或房产，要承担年贡和夫役的村落正式成员。本百姓株则指本百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

[9]年贡村请，指年贡作为村民全体的责任，由农民以村落为单位共同承担。

[10]地下请，指年贡由农民以集团或乡村为单位承担的制度。

[11]宫寺，附属于某神社的寺院。

[12]宫座，部落中专门负责祭祀的组织。

[13]赖母子，封建社会贫民的互助性经济团体。

[14]讲，也是互助会。

[15]寺子屋，为庶民开设的初等教育机构，由武士、僧侣、医生等担任教师，教授读、写、珠算等。

第五章
都市社会的建立

第一节　武家国家的首都——江户

天下泰平、武运长久的祭典

1998年秋，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举办展览会“江户－日本的美术（1615—1868）”，其间公开了一对题为“江户祭礼图”的屏风。根据图鉴的解说，这是“最近发现的成果，且是首次公开”，在这之前几乎无人知晓其存在（战前虽有人介绍过，但其所在一直不明）。图鉴称，屏风描绘的是江户日吉山王神社的祭礼，是“江户时代的图屏风中最早或早期的作品”，比已经家喻户晓的《江户图屏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还要更早，大概是17世纪中期的产物。不久，该屏风又在日本公开展出，名为“江户天下祭图屏风”。

作为江户后期祭礼史料集编纂而成的《茉莉花》，将山王祭记录为“为了天下泰平、武运长久，在八百零八町汇集各种风雅……人们抽签占卜、豪气遍游，从早至晚”。山王神社是由家康请神的江户土地神社，祭礼之际，将军将御临江户城内，祈祷“天下泰平、武运长久”，正如松尾芭蕉的高徒其角所咏，“我等亦享有天下祭”，这场盛事被称为“天下祭”（到元禄元年［1688］之后，神田祭[1]也有了将军入城御临的环节）。

从屏风所绘的景观中还能略微看出当时的年代。画中有江户城的天守阁，右侧还用较大的篇幅描绘了城郭内的纪州藩邸，且山王神社在麹町御门外，因此这幅画无疑绘于明历三年（1657）大火烧毁这些建筑之前。自明历大火后，天守阁并未重建，山王神社移址到永田町直至现在，纪州藩邸也被移出城郭，其遗址就是今天的吹上御庭。屏风与早期的江户地图（参见此处图）也十分呼应，关于江户城诸门描绘得十分准确，图中还用数张贴纸标明大名的官位，其为明历二年所绘之物的可能性极高。

将军观览山王祭，初见于《幕府日记》宽永十二年（1635）六月十五日“于高台御览山王祭”的记录，也有观点称这是奉前一年的家光之意，作为“大祭”进行的祭典（《辑要家传书记》）。在观览后的六月十七日，则有“当社依仗我诞生所之神灵……应逐渐精祈国家之泰平”的记录，神社领地从一百石增加至六百石，这也是该年将军入城御临的旁证之一。而且家光本人正是生于江户且诞生于将军家的第一代将军。

这对屏风在中央连接在一起，祭典的行列大致自右至左，自北向南行进。右边屏风右端描绘的山王神社祭典队列，沿着城内护城河的一段向东行进，自麹町门的枡形进入城内。在右屏风中央大幅描绘的是纪州藩邸，队伍环绕在其北面和东侧。屏风还描绘了藩邸南侧穷尽金银而建造的华丽的御成门和台所门，在其西侧还能看到水户藩邸的御成门。御成门在明历大火后的重建中，由于遵照节俭令而变得简朴。通过纪州藩邸的行进队列的右手边，是御花畠（御树木屋宅）和红叶山（下）御门。其背后的红叶山当时正供奉着东照宫，但屏风并未描绘。

《江户天下祭图屏风》　（个人收藏）

左右两面屏风交汇的中央耸立着天守阁，左右分别描绘了三重（右面屏风的左端）和二重两座望楼，其上还有写着“御橹”的贴纸。根据《幕府日记》等记载，此时作为将军御览场地的有天守前橹（或干橹）、桔槔桥橹和三之丸的平川口橹，从位置上大概能够找出画上对应的橹台（但《江户图屏风》只描绘了二重橹台）。

队伍行进到左面屏风之后，便穿过竹桥御门，进入到大名宅邸区域。队伍继续沿着护城河行进，右侧有平川口御门，左侧是老中松平伊豆守信纲的屋宅。左屏风中央的大名屋宅是前田纲纪的加贺藩邸。华盛顿展览的图鉴称这两大屋宅是御三家的尾张和水户藩邸，但这是错误的。从屏风的全体构成来看，定制的买主应该与右屏风所绘的纪州藩邸相关，与左屏风两大宅邸的关系也颇令人在意。

穿过这片大名宅邸区域，队列最终从常盘桥御门出到城外，进入町市。在其左端还能看到少许町市街区。到左端町市之后，队列通过本町通行至町市中央的茅场町的御旅所[2]。在这之后神轿就要回驾。该屏风描绘了从麹町御门到常盘桥御门的队列，可以说是以将军入城这一场景为描绘的焦点。根据享保二十年（1735）的《拾遗续江户砂子》，这条路线在明历大火之后也没有发生变化。

让我们再回到队列的最前列，根据《江户总鹿子名所大全》（元禄三年［1690］，藤田理兵卫著）、《紫之一本》（天和三年［1683］，户田茂睡著）等来考察队列本身。

跟在将要进入常盘桥御门的田乐、狮子舞队伍之后的是“大吹贯（风幡）插在鸟若太鼓台上”，风幡的白布上记有“大天满町”的字样，在各町参加祭祀的氏子[3]的游行队列中位于最前头。《事迹合考》（于延享三年［1746］起笔）曾提到，见到如此祭祀场景的秀忠（也可能是将家光误写成了秀忠），发出了“今太平治世，‘谏鼓苔深、鸟雀不惊’，将此山车[4]承袭至末代”的命令。

谏鼓指的是为了接受臣民进谏（政治批评）而在朝廷门外设立的太鼓，而此时天下太平，谁都没有必要进谏，谏鼓也因无人敲击而布满青苔，停在上面的鸟雀也不会因为惊吓而飞走。俗语中的“谏鼓鸟鸣”，大概也由此而来。处在队伍最前头的插着大传马町风幡的谏鼓鸟，正是天下无事、“太平之世”的象征。

接下来位于第二序列的是南传马町的“大吹贯猿”。猿是日吉神社的神兽。第三序列的是麹町十二町所出的十二支笠鉾[5]，从队首到加贺藩宅邸二阶橹台门之间还绘有六朵金云，门前贴着“麹町”的贴纸。该笠鉾上是否有耕种作物的人偶，尚无法明确。到元禄时期，首先出现了猿和骑射的人偶，猿戴着银色的乌帽子，穿着金线织花的淡绿色直垂，下着白裤，手持银纸巾制成的扇子。而今，还留存了持有宽政十一年（1799）铭文、精致漂亮的神功皇后和大臣武内宿祢的笠鉾人偶，其中还有重建麹町九丁目时所书的“天下太平、万民丰乐、再拜祈求就中麹町之繁昌”的祈愿文。

随后行列队伍引人注目的一处，是松平伊豆宅邸的一角，人们牵拉着载有巨大秤砣的车，其后在坐着大黑天的轿子下负责扛轿的是一群“戴鼠面具者”。这大概是因为鼠、秤砣、大黑天都是富贵的象征。竹轿御门的出口处有弓町的大弓，进入城门处有太刀卖町所锻造的大太刀，这些都要被载于山车之上，大弓和大太刀大概都是祈愿将军家“武运长久”之物。其后跟随着镰仓町的牛若与弁庆[6]的山车。在三台神轿（从一之宫到三之宫）之后，骑马的是衣冠束带的神官，麹町御门枡形内的三位骑马者身穿铠甲，应该是被称为法师武者的社僧。总体而言，“天下祭”是江户町人祝贺将军带来的和平与繁荣的产物（参考久留岛浩的研究）。

祭礼自宽永十二年（1635）以来，每隔一年便于六月十五日举行一次。宽永二十年（1643）六月，家光首次与家纲一同御览。家纲是长年无后继子嗣的家光好不容易生的儿子。宽永十二年第一次御览时，家光于六月二十日在江户城召集诸大名修改《武家诸法度》后，曾表示打算立养子。而后，家纲便诞生于宽永十八年（1641）八月，正逢最初形式的山王祭。五月十四日，祭礼当前，为新筹祭典用具，家光下赐给山王神社千枚银两。有记载称家纲曾于“三之丸桔槔桥”上游览，可能就是屏风所绘平川口御门之桥的附近。家光想让年仅三岁的家纲亲眼看见供奉“我等诞生之所之灵神”的山王社祭典，这份心情并不难理解。然而，举行祭典之际正逢宽永饥馑。祭礼的行列在行出常盘桥御门时，在日本桥上还能看到遍布的饥民。

祭典这天，参加游览观赏的还有一对父子。那就是林罗山和其子林春斋，林罗山还为此做了名为“观山王祭”的诗文：

“丰年不增，凶年亦不俭，乃祭之礼也。”今年五谷不稔，物价踊贵。道中饿死之尸亦被放置不睬。富者于居室贮藏粮食待价高涨，巨室之污吏得其便，益加高腾欲待仓廪丰盈。收取民之年贡亦无稍许减免。何故致民流浪、饥荒遍地？……六月十五日受召，与春斋一并赴山王社观览。行列出门外，江户观览者遍及于市。其奢华之费不知几千百。祭典一过，锦绣华彩则皆为尘泥。巫祝交杂社僧，亦仅一日之辉。因祭典而快活欢笑者，则为百姓之血眼所睨视。民本为神之主。彼等消瘦，此处肥满。彼等饥渴，此处醉饱。然祭为政之端，可类推余事。吾虽对此书阅自若，然行而观之则无法认可。观祭而归，赋诗一首，予以告之。

肩担三神轿，尽显丑拙态。凶年弗节俭，安能令神喜。参祭之社僧，反为饥者驱。

林罗山以上一年浅草粮仓奉行枉法事件为依据，将他们比作“巨室之污吏”。自家康以来直至家纲，已经侍奉四代将军的林罗山，将祭典看作为政的基本，对家光提出了严厉批判。家光执政背后，还存在大黑舞和落书等批评（参见第三章第二节）。山王祭礼确实是彰显“天下泰平”的祭典。若该屏风描绘的是明历二年的场景，山王祭礼也可被看作庆贺宽永饥馑告一段落。然而，左屏风左下端描绘了神田桥门外裹着草席的乞讨父子悄然而坐的场景。祭典，是“政治表演”，但这种政治只有在江户庶民或百姓的生活得到现实保障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江户是位于将军膝下、集住着诸大名的首都，其和平与繁荣是评价将军政治的试金石。

首都江户的建设

自家康成为将军之后，江户开始被建设为近世武家国家的首都。

天正十八年（1590）德川家康入封江户，该城在室町时代由太田道灌[7]筑成，在后北条时代作为小田原的支城新增了城馆，但当时还只有土垒，屋顶是简陋草顶的粗糙之物。最近研究发现，连接江户湾海运和利根川水系的江户港，也是东海道、奥州街道、甲州街道的交界点，在当时应该有了一定发展。小田原作为关东八国的中心，偏于西隅，而曾是赖朝幕府故地的镰仓则过于狭小。

家康入封最初的修缮工程，就是开凿连通江户城馆和江户港并能让舟船驶入的道三堀，以及紧急整修本丸，但这些工程在当时仅被当作丰臣政权统治下某大名的城下町建设。正式开始城市建设，是庆长八年（1603）二月家康成为将军之后。该工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自庆长八年至大坂之阵开始的庆长十九年，由家康主持。第二阶段为元和六年至宽永元年（1620—1624），由秀忠主持。第三阶段则是家光主持的宽永十三年（1636）的外郭工程，并于当年大体完成。其后，在明历三年（1657），家纲对大火之后的江户进行了再改造。

庆长八年二月接受将军授令的家康在三月召集亲藩、谱代和前田利长、毛利辉元以下的外样大名等七十家，以“公仪御普请”名义要求他们提供“千石夫”。削平神田山、填埋日比谷入江和丰岛洲崎（江户前岛）的沼泽地，改建成市区街道——包含以上项目的此次工程被称为“六十六国之町普请”，每处修缮之地还被命以加贺町、尾张町等领国之名。“千石夫”指的是以每人一千石的比例承担夫役，是自中世以来的国家性课役，无论不同领主之间是否存在差别都统一课役。经过关原之战后的一系列转封，即便是家康，也无法以御恩奉公的主从关系为名，向西国外样大名要求军役。“千石夫”或“六十六国之町普请”，则是在朝廷授予将军职位基础上进行的国家性课役，这一形式在当时是必要的。到庆长九年秋，为了确立“江户御公役”的基准，幕府命令诸大名出具记录领地石高和年成石高的乡账和领地绘图，这与先前命他们制作国绘图的命令相关。国绘图原本是律令制国家以来的国家性权限，是为让天皇御览而制的。

其后，在庆长九年至十二年（1604—1607），幕府令以西国外样大名为中心的“千石夫”制作石舟三千艘，从伊豆等地搬运石料，筑造本丸、二之丸、三之丸的石垣。信浓的七大名从木曾运送瓦木四万三千根，也是在履行“千石夫”。到庆长十二年，幕府令关东、信越、奥羽的大名筑造天守阁，动员西国大名修缮骏府城。庆长十五至十六年，以东国大名为中心的西之丸修造工程开始，西国大名则被动员修缮名古屋城。自庆长十九年起，西国三四十家大名修造内堀和石垣，并修缮了名为“大名小路”的大名住宅街，但在修造期间大坂之阵爆发。

第一阶段的工程包括修造本丸、西之丸的石垣，填埋原本是沙洲的前岛，填平日比谷入江，在江户城东侧葭原的番町、麹町等地设置旗本家臣团的居住地。完成所有这些工程，也就意味着规划了半径约一点五千米至两千米范围的城下町区域，其规模已远远超过丰臣前期大坂城的规模。

然而学者玉井哲雄指出，修造城郭和城下町而进行的地形改造，在丰臣后期尤其是建造大坂城三之丸时实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大坂城三之丸的工程，不仅扩大了城下的平面规模，还削平了起伏的丘陵地带，填埋了数个峡谷，每处修缮地堆起的泥土高达九到十米。如此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地形，在之前的建造工程中还从未有过。这些信息都是通过挖掘调查发现的。削平神田山、填平日比谷入江这样大规模的自然改造，是只有“天下人”所在的首都才能具备的动员力的产物。家康或许是在看过秀吉营造都市之后，从一开始就构想着如此规模的改造。从小田原城来到江户的原后北条家臣三浦净心在《庆长见闻集》中称，此次填埋造就了三十四町，超过了平清盛填埋兵库港营造出的三町土地的十倍。

如前文所述，大坂之阵后五年间未开展公仪普请。其间虽然开展了将平川改道为神田川的工程，但这只是关东领国内的夫役。尽管神田川之后成了江户城的外层护城河，但这个时期的修缮中心主要在于城市街道应对洪水的对策，以及完善用于在家康死后收容骏府家臣团的骏河台。

接着是第二阶段。元和六年（1620），筑城事业再度开展，伊达政宗（仙台）、佐竹义宣（秋田）等东国七位外样大名受到动员，在原本大部分还是土垒的内樱田门至清水门一带建起了石垣，并重建了以大手门为首，包括外樱田、和田仓、竹桥、清水、饭田口（田安）、麹町口等地的枡形。在元和八年，浅野长晟（广岛）、加藤忠广（熊本）两位外样大名和松平忠昌（越后高田）、安藤重长（高崎）两位谱代大名等人，重建了天守台和本丸。宽永元年（1624），西之丸还在这一基础上继续修缮，这也是元和九年家光受命继任将军，为秀忠迁徙至西之丸而做的准备。第二期工程还动员了伊达、浅野、加藤等外样大名，开展了修造天守台等重要项目，但动员人数尚属小规模。

实际上，此时大坂城也在开展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在元和六年，有四十八家石高达七百八十五万石（还包括了万石以下大名分家），宽永元年至二年（1624—1625）有五十二家共七百二十万石，宽永五年有五十七家共六百六十五万石的大名加入修缮大坂城的工程中，且动员的都是西国大名。这一系列修缮工程也作为秀忠的战略，在元和五年（1619）秀忠上洛之际将大坂城直辖化，使其再生为超过丰臣时期的大规模城市，毕竟对西国外样大名确立起压制的态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课题。元和五年、九年和宽永三年的上洛，秀忠都要驻足大坂，大概是监看修缮进度。在此期间，宽永元年至二年，为了迎合后水尾天皇行幸，还扩修二条城，动员了谱代和将军亲藩共十九家大名。

到宽永六年（1629），修缮江户城的工程终于正式开展。以西之丸工程为首，幕府筑造了总长达一千七百五十间的石垣，修造了马场先、雉子桥、一桥、神田桥、常盘桥、吴服桥、锻冶桥、数寄屋桥、日比谷枡形等，完成了江户城的内郭建设。参加动员的大名中，从伊豆等地崩山取石运往江户的“寄方”达三十八家共三百四十三万石，筑造石垣的“筑方”达七十家共五百七十一万石，前者为上方、东海地区的大名，后者为关东、东北的大名，他们几乎在上一年的大坂城修造中没有过重的夫役，而且当中三分之二为谱代和亲藩大名，这也是此次修缮工程的一大特征。

“寄方”和“筑方”两方共一百零八家、九百一十四万石，加上前一年大坂城修缮，动员的大名达一百六十五家、一千五百七十九万石，基本上全国所有的大名同时被课以夫役。

最后到了第三阶段。于宽永十一年（1634）结束上洛的家光，在宽永十三年开展江户城外郭的修造工程。此次分别动员西国大名六十一家、六百五十七万石筑建石垣和枡形，东国大名五十二家、三百七十四万石挖掘外层护城河，加起来共一百一十三家、一千零三十一万石。修造范围从神田筋违桥至小石川－市谷－四谷－赤坂－虎门，下面的宽永江户地图恰好包含了此次修造的全体范围。第二阶段修造的石垣和枡形围成的内郭，包括江户城和大名屋宅。此阶段将石垣和枡形围起町人和一般家臣团的屋宅，完成了都市的“总构”。

武州丰岛郡江户庄图　图为宽永九年（1632）的地图，此处只标记了与本书相关联的地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由此来看，在庆长时期，“公仪普请役”不仅修造了江户城，还动员修缮了骏府城、名古屋城等，到元和、宽永时期则开始修缮大坂城、江户城，到大坂之阵后被中断。诸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几乎连年履行夫役。自第二阶段起，谱代大名也被课以夫役，到宽永五年、六年和十三年迎来高峰。丰臣秀吉在征伐后北条和奥州，终止国内战争之后，开始统率全体大名侵略朝鲜。军役动员是对主从关系的确认，为保证继续统合武士家臣团，继续要求“无限度军役”也是必要的。但侵略朝鲜的行动失败，事实上封闭了对外侵略之路的德川政权在元和六年之后便开始用普请役取代军役。宽永五年、六年至十三年，幕府已经无须恩赏便可动员全国大名履行军役。而令这种“无限度的普请役”终止的，应该是岛原之乱和宽永饥馑。

如前文所述，明历三年（1657）的大火烧毁了江户城本丸、一百五十家大名屋宅（只剩五十四家）、占地四百町的四万八千间町屋，死者超过三万七千人。其凄惨的状况，在四年之后的两卷本假名草子《武藏镫》（浅井了意著）中有十分准确的记载。除了没有重建天守之外，幕府仅仅动员了二十一家大名，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公仪修缮。除了将御三家的宅邸从江户城内移居到城郭外，还有大量大名的屋宅被迁到城郭之外。城内以山王神社为代表的诸寺社也被分散迁移到四谷、三田、本所、浅草、谷中、深川一带。御三家原遗址成为吹上御庭，其他大名的宅邸原遗址也作为守护江户城的防火带留存下来。

如此一来，在大名屋宅扩散的同时，江户城也得以向外郭进一步扩展，按照身份差别居住的原则就此消失，幕府也放弃了保持都市“总构”的策略。到元禄时期，江户的町方人口超过五十万人，连同武家人口一同构筑起百万人口的都市。作为“大江户”，城市的平面面积也发展到半径超过四千米的规模。而当时的伦敦和巴黎人口才好不容易达到五十万，江户俨然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巨大都市。

大名妻儿集中居住——在广阔的笼子之中

江户城之所以能够成为首都，不仅在于其建设规模。江户城不仅是旗本、御家人等德川“家中”的据地，还是“公仪”的所在地，它通过实现诸大名集中居住，而具有作为武家国家首都的政治特质，也促成了自身的巨大都市化。

秀吉时期，被聚集在伏见和大坂的诸大名妻儿，在关原之战的混乱期间，大部分都回到了领国。但关原之战结束的第二年，伊达政宗就向家康进言，将所有大名的妻儿聚集于江户，在箱根、足柄设置番守区的同时建造“广笼”，并称这是“为了天下后代”。他从家康那里得到江户樱田的屋宅，到庆长七至八年（1602—1603），亲自率领嫡子秀宗和正妻田村一道，率先迁居至江户。

家康在庆长八年受命成为将军之后，直至庆长十二年都在伏见城接受诸大名的拜谒，而针对江户城“千石夫”普请修缮工程，各大名也只是派遣奉行前往江户。庆长十年秀忠就任将军之后，前田利长、细川忠兴、黑田长政等人初次赴江户参勤。庆长十二年，家康离开伏见城入驻骏府城时，诸大名渐次赴骏府和江户参勤，为了建造参勤之际的宿馆，江户屋宅领地的建设以东国大名为中心开始推进，秀忠也依次临席伊达、藤堂的宅邸，以及蒲生秀行、上杉景胜、南部利直、佐竹义宣等大名的屋宅。

关于妻儿的移居，从庆长十年藤堂高虎声称“虽难以从命，然愿彰显忠义之志”，将妻儿移居江户并受领江户屋宅的领地之后，浅野长政、生驹一正等一部分大名也陆续同意移居。大坂之阵后，幕府对将妻儿置于江户的大名减半普请役，这也说明当时并未强制大名移居。

例如，参与大坂城普请的几乎都是外样大名，在元和六年（1620）的普请中，参加夫役的二十五家大名中有六家享受夫役减半（占百分之二十四）。尚未将妻儿置于江户而参与夫役的细川忠利在元和八年正月，见其他外样大名相继“偕妻儿移至江户”，便与年寄土井利胜商议，到该年三月、元和七年六月、宽永元年（1624），锅岛胜茂、山内忠义和岛津家久分别将正室移至江户。此时正值从松平忠直未参勤交代到改易本多正纯等一连串政治危机的时期，还有传言称有力大名要谋反，由此可将此举视为幕府将大名召集至江户，求证他们是否忠诚的举措。随后，宽永元年的普请中，五十九家参加夫役的大名中有三十一家夫役减半（占百分之五十三），到宽永五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十七家中的四十一家（占百分之七十二）。

宽永元年的二条城修缮仅由谱代大名施行，十九家大名中有两家夫役减半。到宽永六年的江户城普请时，二十七家外样大名中减半的有二十家（占百分之七十四），七十二家谱代大名中免除一半夫役的为三十七家（占百分之五十）。到宽永十一年八月，谱代大名将妻儿移至江户也被制度化。在宽永十三年的江户城普请中，幕府不再采取免除一半夫役的措施。另外，御三家移居妻儿是在宽永十年完成的。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入铁炮出女[8]”。正如宽永十二年（1635）的《武家诸法度》禁止“私之关所，新法之津留[9]”和“往返滞留”一般，“入铁炮出女”成为自由通行的全国性原则。但在箱根等江户周边地区，家康对五大街道进行军事性完善时，还设置了关所。到宽永二年，幕府命令整改关所，宽永八年幕府命令，在没有手形的情况下，女人和负伤者一律不得通过关所和码头。如此一来，诸大名的妻儿基本被围禁起来，“广笼”终于完成。

江户城武士人口简单估算大概有五十万人，这个数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实至今尚未完全明确。但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在庆长、元和时期，无论是赴江户参勤的外样大名，还是在江户定居的谱代大名，他们并未完全将妻儿置于江户。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大名的居住据点不是江户而是其领国，虽然在江户受领了屋宅土地，那也只是参勤交代之际的宿馆（相当于单身赴任[10]）。但是到宽永初年之后，随着妻儿的移居，江户宅邸对大名而言已经成为其本宅，大名一家的生活和诸大名的交际、礼仪等都在江户进行，大名宅邸的规模和质量得到迅速发展、充实和扩大。

大名屋宅与武家奉公人

大名及妻儿集中居住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家臣团和武家奉公人的大规模集中居住。例如，土佐藩在贞享四年（1687）就拥有了锻冶桥屋宅（上屋宅）、芝屋宅（中屋宅）、品川屋宅（下屋宅）等[11]，拥有的家臣团与足轻以下的奉公人共三千一百九十五人，其中参与藩主政务、居于上屋宅的达一千六百八十三人，维系藩主家族生活、居于中屋宅的达一千二百九十五人。谱代大名彦根藩的家臣团和奉公人在元禄八年（1695）也达到三千二百二十二人。

上述家臣团，并非只指在江户定府居住的家臣，还有随藩主参勤交代、从本领地单身赴任参勤交代的家臣。足轻以下的武家奉公人，也协同藩主、家臣从本领地来到江户。来到江户之后再雇用年季奉公人的情况也十分常见。

观察前文《江户天下祭图屏风》中的纪州藩邸和加贺藩邸等，可以看到这些屋宅周围环绕着具有格子窗的表长屋[12]。多数家臣和奉公人住的就是这些长屋。

细川藩邸上屋宅　（通过在《宽永度熊本藩龙口上屋宅图》中加入建筑物名称制成。永青文库藏，寄存于熊本大学附属图书馆）

在宽永十年（1633）熊本藩细川改建上屋宅之际的图纸中，除大门外，屋宅周围都建了表长屋。长屋以两至三间为单位隔开，屋宅纵深为四间，面向道路的外侧都有格子窗。各处还能看到公共厕所和公共水井。另外，还有内长屋和诘人[13]用的厨房等建筑。其居住区划，光表长屋的部分就划分出了八十八个小房间，下屋宅每小区有两到三人共同居住，因此大概一共能容纳二百余人。

被长屋包围的中心部分是御殿。它进一步分为藩主进行公务应酬、举行仪式和家老从事政务的外宅（表御殿），以及供藩主及妻小居住、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内宅（奥御殿），御殿和以表长屋为中心的诘人空间通过塀等隔开，被明确区分开来，形成二重构造。然而，细川邸的御殿空间并没有宽阔的前庭，显得十分狭小（一般在这里会有池塘和表演能剧的舞台）。这是因为以细川宅邸所在的龙口为首，江户城近边地区大多都密集分布着大名的上屋宅，无法扩大宅邸面积。细川宅邸的图纸上标有正妻的居室，但细川忠利这时让正妻和儿子光尚居于中屋宅，自己则移居下屋宅，即便将军下访，细川忠利也在下屋宅迎接，上屋宅则作为将军登城之际宿居的地方。这也是依照家光的意旨，尽量保持屋宅简素，不再建造巨大橹门和隅橹，这是明历大火之后，大名屋宅的生活据点逐渐移至城郭之外的过渡期。

具有一定等级和身份的藩士在本国领地的城下町已建有武家屋宅，他们若单身赴任去江户，就得在拥挤的长屋里生活。即便是足轻以下的奉公人，生活在如此拥挤的场所之中，大概也会想要出外寻求消遣。但是此时出外消遣还不被允许，因为武家奉公人仍属于武装集团，大名屋宅是军事基地。如何冻结奉公人日常的暴力，是近世都市尤其是首都江户最为重要的一大课题。

顺带一提，享保时期熊本藩上屋宅的图纸中，为了扩宽屋宅地进行了大幅改善，还修缮了庭院等。除表长屋外，还建造了内长屋，容纳面积成倍增长，各个小区被进一步分为两半，改造成带有独立厕所的单人房间。

都市的和平——压制倾奇者[14]

中世日本通过庇护所和“乐市令”营造出都市中的和平区域，与之相对，近世都市则在实现兵农分离之后，成了独占大量武装集团的城市。还集中居住着诸大名的武家国家首都，集合着比城下町更多的矛盾，而且为了确保国家的正当性又必须确保其和平与繁荣。以关白身份召集诸大名集中居住于京都的秀吉，将这片集中居住的区域称为“聚乐第”，从这个名称中也可看出当时都市的繁荣与和平。

秀吉以都市法令的方式，几度禁止武家奉公人对町人的“非分”（使用暴力、抢夺和强行买卖）行为，并采取了另外两大对策。一是设置奉公人的屋宅地，禁止奉公人居住于町方，对武士团和町人的居住区域进行了身份上的区隔。另一大对策是将奉公人圈住在大名屋宅（即表长屋）中。按照学者宫崎胜美的说法，在室町时代之前都是武家屋宅被圈住在瓦顶板心泥墙之中，从秀吉时代开始才变成表长屋。此外，江户还设置了番町、麹町、骏河台等下级家臣的居住区，也是出于同样的意图。

然而，虽然家臣的屋宅为表长屋所圈围，集中居住在一起的大量武士团、武家奉公人还是引发了各种问题。集中居住初期的著名事件是大鸟居逸兵卫事件。庆长十七年（1612），江户的大番众成员柴山权左卫门处斩了小姓，接着小姓的朋辈杀害柴山并逃亡。朋辈最终被捕并称：“日来曾相约称，即便为主君，若行无理之仪，则可对其报仇，故联署结识徒党，如相约所书。”幕府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他的同伙达七十余人，其中的大头目大鸟居逸兵卫被捕。逸兵卫原本是武士本多百助的仆从，由于力大且武艺优秀而被提拔为武士，但之后又请辞，在江户沦为浪人。他们“切下鬓发，染上狂纹，身带大刀、长柄，容貌非寻常人”，另外还有拥有大风岚之介、大桥剃之介、风吹八里右卫门、天狗魔右卫门等诨名的“倾奇者”。当时，相传要在江户城中对三百名倾奇者进行处刑，逸兵卫回应说，以大名、奉行子女为首的三千名诸奉公人也是同党。

随着天下统一事业的推进，大坂之阵后内乱最终平息，《武家诸法度》使得家臣无法自由地取代主君，即冻结了下克上，大鸟居逸兵卫事件则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形成新的主从上下关系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参见第一章第一节）。比起主从的上下关系，他们更重视“纵使虑及亲族、父兄、主君，较之兄弟更为信赖……仍当相互舍身弃命”的与同旁之辈的横向关系，这也可看作对抗武家社会纵向秩序的联合。逸兵卫还按照自己的喜好打造了一把三尺八寸长的大刀，将自己塑造成“年过二十五却依然活着的一兵卫”的象征性形象，因此也有研究者将他们形容为“晚来的战后青年”，但归根到底，对于庶民而言，他们就是试刀杀人、纵火、斗殴和屡犯非行的“无赖之徒”。

元和九年（1623），幕府禁止在城内的腰挂所（番士的聚集所）高声杂谈，蒙头遮面，平躺寝睡，照镜整姿，将脚放到桌面，唱诵小曲，跳舞及在道路和大桥栏杆上驻留、妨碍行人往来等等，还禁止大额、大抚付、大剃下、大剃鬓等发型，不允许携带大刀、大胁差、朱鞘、大锷等武器。如果有武士违反以上禁令，那武士服侍的主人也要缴纳罚款。虽然这些禁令反复颁布，但试刀杀人、打架斗殴、纵火等事件从未杜绝。宽永六年（1629），幕府在武家屋宅地区的各所设置了负责警卫的“辻番所”。

正保三年（1646），幕府又出台江户町例令，规定“町人持长刀与大胁差，仿效奉公人，行倾奇者之态，饰各类仪容者为不法之徒”。虽然人们说到倾奇者时也会将旗本和大名子弟列入其中，但正如大鸟居逸兵卫自称“既非町人又非武士”一样，倾奇者多为浪人。而且在这一时期，即便是武家奉公人，其中也有很多都是以一年为期的“一季居”奉公人（在奉公之际允许带刀），与町方奉公人之间也存在人员流动。倾奇者原本就是武士、浪人、町人、年寄奉公人等身份混杂的集团。随着身份统一管理的推进，旗本的倾奇者与町人的倾奇者便逐渐被区分开来。

庆安四年（1651）正月十九日，幕府派遣目付逮捕江户城中的所有倾奇者。当时年季奉公人交替的时间是每年的二月二日，因此他们也属于此次逮捕的对象。在这之后，直接爆发了由比正雪之乱（参见第六章第一节），自此之后幕府每年都在这一时期逮捕，之后在其中大展身手的是负责捉拿纵火犯和盗贼的中山勘解由直守。明历二年（1656），幕府还逮捕、处刑了以御家人子弟为中心的倾奇者组织“鹡鸰组”。明历三年，发生了民众口口相传的町人倾奇者幡随院长兵卫和旗本水野十郎左卫门抗争事件，长兵卫被杀害，宽文四年（1664）水野也切腹自尽。贞享三年（1686），幕府处罚了大量年轻旗本、町人混杂的组织——大小神祇组的成员。

在《江户天下祭图屏风》中，能够看到各町参加祭祀游行的成员中有持朱鞘大刀者。在这一时期，出门旅行和参与宗教活动一样，町人允许带刀。但在处罚神祇组后的第二年，即贞享四年（1687）的山王祭中，就禁止带刀了（之后允许以带木刀的形式参加祭典）。

如此一来，为了维持江户的治安，幕府全力彻底镇压倾奇者，鹡鸰组、神祇组等组织性活动也到此为止。在武家国家首都，为了保证町人的生活和经营，繁荣经济生活，幕府统一管制武家奉公人基层的武力和暴力，便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二节　三都与全国流通

分裂的首都——三都

在日本，有所谓“京都人讲穿，大坂人讲吃，江户人讲喝”“京都八百八寺，大坂八百八桥，大江户八百八町”的俗语，这三个城市被并称为江户时代的“三都”，到了18世纪，人们还分别冠以衣、食、酒与寺院、船运、人口几种属性加以区别。

实际上，秀吉最初的构想是将大坂发展为一元化首都。天正十一年（1583），家康的家臣本多忠胜从大坂获取的情报就涉及建造大坂城的计划。第二年春，秀吉计划迁都大坂，“从京都夺回都城之位”。这一点在当时的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那里有更为具体的证言，秀吉除了下令建造大名的屋宅之外，还迁移了“都城的市场”，将五山等寺院迁至大坂，在宫殿方面，秀吉也欲建造得比信长在安土建的宫殿更加华丽。

秀吉让诸大名的武家集团集中居住，并以其为核心统合朝廷、公家集团、寺院权门等中世以来的国家中枢，进而将身为庄园制经济中心、拥有高度发达手工业技术的京都经济机能，与在石山本愿寺基础上建立的大坂作为濑户内海交通与贸易港口的经济机能合为一体，构建出统合政治、经济、文化整体的首都。但是，当时的秀吉自然还不具备实现“大坂首都构想”的实力，导致作为丰臣家据点的大坂城和朝廷所在的京都无法完全统合，只能在伏见这一中间地带设置统合诸大名的“公仪”的首都，之后秀吉便去世了。

而这一“大坂首都构想”，差不多得等到在江户建起诸大名的屋宅，妻小也纷纷迁居至此的家光时代才算实现，由此江户这一首都成功统合了诸大名的“公仪”与德川“家中”这两大属性。朝廷、公家集团自不必说，尽管幕府创设了东叡山宽永寺和日光东照宫，但多数本山[15]的大寺院依然位于京都，传统手工业技术、金融场所以及诸大名所穿吴服的制造地也都在京都，大坂则作为全国流通中心及诸大名仓库屋宅的集中地，占据着“天下厨房”的位置。此时，国家的外交、贸易机能依然以长崎为中心，分属于对马、萨摩、松前三藩。从整体上看，“首都”机能的实现起码分摊到了“三都”身上。

现存的和歌山藩浅野于元和二年（1616）的购物账簿中，有辻藤兵卫在京都屋宅的吴服店的购买记录。记录显示，该年端午被送往江户和骏府的吴服中，有献给家康和秀忠的上等单衣和大刺绣各五件，有供秀忠正室崇源院所用的红染单物三件，供家光所用的五件，供义直夫妇所用的六件，以及二十三名骏府和江户年寄众、近习众所用的单物和帷子套装，其中有十五人的套装相同，除此之外，还有供藩主浅野长晟作为零用和赏赐给小姓的部分，这些加起来共耗费约十贯银两。如此一来，一家吴服店一年可赚得七十六贯多银两。以当时米价每石相当于二十五匁[16]来算，光这些银两就能买到粮食三千石。而且浅野长晟之妻等人所用吴服，看起来并不是女性用的正式吴服，所以应该还会向其他吴服店调配衣物。

诸大名在京都调配购买的当然不仅有吴服，漆器等高级手工制品自不用说，武器、药材等都是如此。正保四年（1647），俳人松江重赖所著的《毛吹草》这部俳谐指导书中有一卷专门写到了列举诸领国名特产的俳谐，以京都为中心的畿内特产占压倒性多数。其中总共列举了一千八百多个品目，京都的名特产约占五分之一，畿内的更是占到了半数。这些名特产被调配至江户，说明江户的生产力还处于低水平。在将军不再上洛之后所作的《宽永后万治前洛中绘图》中绘有一百四十七所大名屋宅，贞享二年（1685）的地志《京羽二重》的“诸大名屋敷付”中也列有一百五十四家大名的名字，其中有一百四十三家还有吴服店的相应记录。虽说是大名的屋宅，但其实更像是租来的差旅宿泊之所，为方便购买商品和资金调配而设。

第四章第三节所举的伊达藩近江一万石飞地领地（参见此处图），首先是大坂之阵后伊达政宗受领了家康让其驻留伏见而赐的五千石驻留费，之后在宽永十一年（1634）家光最后上洛之际又加增五千石。之后，将军不再上洛，政宗也随之不再上洛。在加增的五千石领地中，林村和鹰饲村有两千余石，在元和四年（1618）至宽永三年期间一直被用作秀忠正室崇源院的化妆费。宽文八年（1668），从村落方面关于请求延迟缴纳银两的诉状可以看出，此时还从这一万石领内拨出“京都御买物代银”充当支付给“御吴服所”的钱款。像上述这样，自秀吉时代以来作为“在京贿料”为大名集中居住于京都而授予的京都近郊领地，在大名屋宅迁移至江户之后，就作为大名在京都购物的领地发挥作用。

当然，能够受领如此特殊领地的大名有限，通常，大名从领地将年贡米粮运往大坂，在那里变卖而尽，进而筹备出钱款。随着建设江户屋宅、移居妻儿以及在江户生活的费用上涨，大名不得不增加将大米运往大坂的数量和次数，在开发东回航路、西回航路的同时，大坂大约在17世纪后半叶，即宽文、延宝时期（1661—1681）超过京都，确立起“天下厨房”的地位。而这不仅是米粮的问题。如业已在《毛吹草》中看到的，除大名所用的京都制造的高级吴服之外，在各个地域产出各自的特产和自有品牌的商品之际，以大坂为中心生产的“鹿相物”——棉花等大众衣料制品——也开始得到急速发展。酱油、酒、油等日常生活用品，也几乎是由大坂向江户输出。

如此一来，随着诸大名集中居住于江户，江户实现人口集中，另一方面，诸国年贡米粮又流向大坂，各类商品从京都或上方输入江户，形成了巨大的流动格局。

三货制度[17]

关原之战之后的庆长六年（1601），家康将秀吉命汤浅常是等人在大坂开设的银座（铸造银币的场所）迁移到伏见，为了实现“天下一统丁银[18]使用”，以佐渡、生野、石见等幕府直辖矿山收集产出的白银（公仪灰吹银[19]）为首，各地矿山开始收集精炼白银（诸国山出灰吹银），制成具有一定品质的丁银、豆板银，为了证明品质符合标准，汤浅常是还会打上“大黑”的印记。其后，庆长十一年，骏府也开设了银座，到庆长十三年，幕府将伏见银座迁至京都，庆长十七年将骏府银座迁到江户。江户银座领受了京桥往南共四町的土地，其中三町是银座差役人的居所和汤浅常是的办公所，还有一町聚集着兑换货币的商人。其后，大坂在高丽桥一丁目设立银座，但这里并不铸造银币，只是京都银座的“分号”。长崎也在庆长末年开设银座，为了防止比银座铸造的丁银更优质的灰吹银流出到海外。当时，诸领国中还有很多灰吹银，它们作为各自的领国货币在当地流通，但各藩在向上方和江户支付钱款或运呈给幕府时，必须再换成幕府货币，到17世纪后半叶，诸领国各自的灰吹银就被吸收和禁用了。

另外关于金座，文禄四年（1595），在秀吉政权下铸造天正大判[20]的后藤四郎兵卫家中的后藤庄三郎光次受命前往江户，以御金改役[21]的身份，在日本桥本町一丁目（今日本银行所在地）建造屋宅铸造小判，并在品质合格的小判上用墨写上“武藏”二字。关原之战后，为取代无法量产的墨书小判，转而开始铸造盖有印记的小判和只有原来小判四分之一的一分判。由此，以小判和一分判的形式流通的黄金，和以丁银、豆板银形式流通的银币，便被确立为幕府的统一货币，加上中世以来一直流通的从中国流入的渡来钱，到庆长十四年（1609）便形成了一两黄金=五十匁白银=一贯永乐钱=四贯劣币的兑换率。家康也效仿天正大判，令京都的后藤四郎兵卫家制造庆长大判。大判只作赏赐、赠答、军资用，四郎兵卫家之后在宽永二年（1625）于江户受领了本白银町三丁目的屋宅，但如金座、银座都不属于勘定奉行管理支配一样，四郎兵卫家作为大判座雕物师，从属于管理佩刀的腰物奉行。

铜钱币方面又如何呢？钱币属于制造成本不超过货币价值的小额货币，庆长年间幕府相继将金银铸造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但由官方铸造钱币的迹象却一直没有出现，而是靠中世以来的撰钱令[22]加以规制。但对于幕府而言，规制钱币铸造一事突然变得紧迫，是因为在上洛、参勤交代等跨越领国的武士团移动逐渐日常化的过程中，需要稳定街道宿驿的修缮、车马租赁、人员雇用等所需的费用。

宽永十三年（1636），江户和近江的坂本城开始铸造宽永通宝。第二年，铜被禁止输出海外，水户、仙台、吉田、松本、高田、备前、长门、丰后诸藩也开始依样设立铸钱所，到宽永十七年共铸造二百七十五万贯钱币。宽永通宝与之前的劣币相同，以一两黄金相当于四贯钱币的兑换率在市面通行，古钱的通用则被禁止。而与白银的兑换率，在铸造之前，自元和至宽永九年还是四贯钱币相当于六十四至七十二匁白银，比较稳定，到宽永十一年四贯相当于八十匁，至宽文十二、十三年还高涨到九十六匁。导致这一膨胀的直接契机，大概是家光率领三十万军马上洛一事。

长期来看，铜钱钱币自关原之战之后就断断续续升值，整体而言，这是面对经济的扩大发展时，作为小额货币的钱币呈现出的慢性的不足状态。而且在中世期间原本应当是大量输入的铜钱，却成了输出品，钱币如此短缺的状态，是整个东亚伴随着明末混乱而出现的整体动向。

随着开始铸造钱币，四贯钱币能兑换到的白银在宽永十四年（1637）为九十六匁，在宽永十五年降到八十四匁，宽永十六、十七年降至六十四匁，更在宽永十八、十九年降到四十八匁，一路急速下落。其中，新钱的量产和迅速上市值得关注。一开始，幕府是通过让街道上的旅馆借新钱来实现新钱的普及，宽永十九年饥馑之际，为稳定旅馆收入，又一度收购新钱。其后的正保三年（1646），四贯钱币能兑换白银四十八匁，在万治元年（1658）又上升到八十匁。明历二年（1656），江户、骏河铸造钱币五十万贯，宽文八年（1668）铸造了一百九十七万贯，之后能兑得的白银便回落到四十八至六十四匁。这不仅致使货币铸造的成本降低，还使得中世之前一直通过中国钱币来支撑经济的局面被打破，日本开始以自己的货币发展出经济圈，这也表明日本从中国文明圈中独立成为可能。

发达的金融制度

随着金银座迁移至江户，幕府对货币的统一在江户得到确立，但这未必推进了经济圈的统合，实际上到17世纪后半叶，在上方，一两黄金能兑换六十匁白银，但在江户只能换到五十匁，白银的价值大概高出两成。江户对白银的需求量远远高于上方地区对黄金的需求量，换而言之，铸造黄金的江户要向铸造白银的上方地区支付更多的钱。

江户向上方地区支付的，几乎都是购买商品的货款；而上方向江户的寄款，则是领主在上方米库卖掉年贡米粮得到的款项。也就是说，领主要从变卖年贡米粮所得的款项中，支出一部分作为在上方购物的费用，剩下的则寄回领国，同时还需要为了负担江户屋宅的消费而将部分钱款寄往江户，但与其用寄款在江户购物，领主更多还是在上方地区的江户分店购买商品。总体来看，结果便是比寄款更多的购物货款流向上方。这便是上文所述的流通，这一状况同时也表明，包含关东八州的江户经济圈与连接自上方到西国甚至海外贸易的京都大坂经济圈之间，还存在资金量上的差别。

在上方和江户之间，由江户邮寄到上方的商品货款与寄往江户的、出自大坂米库的贷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江户与大坂之间的汇兑关系。例如，鸿池家的江户店贩卖来自上方地区的酒（摄津池田和伊丹的铭酒），该店在宽文十二年（1672）结算该酒在上方的批发状况时发现，在1992樽来自上方的酒中，除了卖剩的64樽，一共收入1675两，除去200两的诸开销，其余1470两都寄往大坂本店，具体情况如下面表所示。

鸿池江户店寄往大坂本店的金额

（参照中井信彦《幕藩社会与商品流通》制成）

也就是说，青山（摄津尼崎藩）和有马（筑后久留米藩）变卖藏米后汇往江户的金额，占全部汇款的69％，加上两个商人4％的汇款，共占73％。作为在上方售卖的肥料，自关东购入沙丁鱼干等的货款占27％。这些都以商品的方式被送至大坂。而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以现成银两送往大坂的，只有1％。

如此一来，虽然锁国致使海外贸易极为受限，但上方地区与江户首都机能的分裂，反而促使金融、信用体系的高度发展成为可能。江户大名的集中居住，逐渐促成新的财富流动，上方的经济机能已经开始向包括江户在内的全国范围扩展。正如前述，江户的人口集中到宽永之后急速扩大，包括武家人口在内已经超过一百万人，各种生活产业也开始在江户及其周边发展成经济圈，到元禄时期出现全国经济发展、扩张的局面。近世的首都并没有集中、统合于一元之上，而是通过分裂的态势，创造出了庞大的经济活动。

第三节　町自治的传统与都市行政

三都的町触

江户时代对于都市来说，可被视为町触的时代。整个江户时代，京都出台的町触数量达两万三千件。此外，大坂有一万一千件，江户有一万六千件。具体如下面表所示。

三都町触每十年的数量

（参照《京都町触集成》《大阪市史》《江户町触集成》制成，星号表示不满十年的数据）

从时期来看，三都之中首先确立町触的是京都，接着扩大到大坂和江户。町触制度在秀吉时代的京都开始形成，并在进入德川时期后，在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与重宗管理的17世纪前半叶得到确立。此时，町触发布的频率还只是每年四到五件，但到了京都町奉行成立的1666年，町方的管理从所司代之下独立出来之后，町触开始急速增加，到1700年前后即元禄时期（1688—1704）达到一年内五十件的频率，到18世纪20年代的享保时期（1716—1736）达到一年内百件，18世纪后半叶宝历、宽政年间（1751—1801）每年达一百八十至一百九十件，相当于每两天便出台一则触令。

大坂和江户引入、完善町触制度是在17世纪40年代，明历大火之后的江户在复兴过程中町触激增，到17世纪70年代达到每年百件。之后到18世纪，虽然江户的町触数量大幅增加或减少，但江户和大坂的町触数量都不及京都，而是以每年五十到八十件的幅度增加或减少。18世纪的町触中，占半数左右的是入札触（后述），但它在编撰大坂的资料集（《大阪市史》卷三、四上下）时被全部省略，而江户记录触令的触留账则时精时粗，但整体来看，江户与大坂基本上表现出了以京都为准的倾向。其中还有一些意味深长的问题，如江户的触令在宽政和天保改革期大幅的增加和三都触令在幕末时期的增加等，但这已经超出本卷的讨论范围。

这些触令的发布，是由町奉行所的负责官员分别传达给京都的町代、江户的町名主、大坂的总年寄，再传达到管辖当地的町组。町组之中，当班的町再进一步将触令传达到各町，各町再通过当班的年寄、月行事[23]等传达给各个町人。如此一来，触令从奉行所颁发，不过一到两天就到达京都，跨越一千多个町传达给所有町人（约四万家），而且各阶段为了散布触令，还制作抄写本，各町将这些抄写本装订起来进行保存，制成触留账。假设一年之内出台五十件，要传达给一千个町，每件触令都要留有一份记录的话，每年就要制成五万份以上的记录，可以说是十分庞大的文书工作了。

另外，若从法治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公开所有法令，并且法令每次颁发都要得到共计四万家町人的确认，从这烦琐的程序来看，恐怕可以说是贯彻了比现代还要彻底的法治主义。如今，国会、府县、市议会制定了数百条法律、条例，并受制于这些条例，但却没有谁读过这些法律条文。与现在的情况相对比，若比拟到直接民主制中，江户时代可能更接近直接法治国家。

町触与共同体

这样的町触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身处基层的“町”。在京都，战国时期的町的共同体组织，是为了保护町成员在战乱中的生活与生产经营而设立的，一般建在道路的两侧，用木门、栅栏圈围起来，形成能够自卫、拥有掟、举行寄合的自治团体。它和农村的“总村”相同。在此基础上，町聚合成町组，町组又进一步形成名为“上京”和“下京”的自治团体。在战乱中，整个町都进入自卫状态。

德川幕府成立之初，最早与町触相关的条令，目前留存于福冈市冷泉町。它于庆长八年（1603）八月发布，禁止“赌博、双六游戏、各种比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游女揽客、（武家）奉公人宿泊、作弄戏谑、醉酒发狂”，并提出任何人若发觉“上头作恶之事”，可以上报申诉，由全体町人联名书写起请文，上呈给町中三位宿老[24]。正如条令标题“此次遵奉板藏（仓）伊贺守殿指示而定总町诸条令”所述，町人根据第一代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的口谕，制成町规。这也可被视为“法令町请”。也即是说，在有了接受这些触令的组织之后，这些条令才成为约束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从起请文和上呈三名宿老这些细节上，都可以看到自战国以来的自治传统。到明历元年（1655），幕府出台所谓的“二日触”，即每月二日宿老和所有町人举行寄合，讨论诸事，要求町中一同遵守既有的触令，令其制度化。这也正表明，寄合的场所与法令町请的场所是重合的。

在大坂，则有战国时代石山本愿寺发展出寺内町这样的前史。而江户之前并未出现过这样的町共同体。虽然江户具有市场和村落这些前提，但从根源上看，江户是幕府通过填埋日比谷入江而建造的都市，是由全国人口集中流入而成立的都市。观察宽永九年（1632）的江户地图（参见此处的地图），在日本桥等町区，共四十间的四方区划被分隔为三部分，道路周围林立着町人之家，中央是一块空地（地图中涂黑的部分），这块空地就是集会用的“会所地”。在建造町区时，测量用的基准不是农村的“田舍间”，而是京都的“京间”[25]，庆长十九年（1614）修缮町区时，主要活跃于京都的家康手下大工头中井正清，也与江户町区的建造有关，这点也十分值得探究。所谓会所，就是京都各町町人寄合的场所，也是保管祇园祭山车的场所。该会所到底发挥了怎样的机能，我们尚且无从得知（据说还被作为垃圾场使用），或许这是幕府试图将“町”共同体移植到缺乏自治传统的江户而做出的努力。宽永十二年（1635）山王祭开始之际，祭祀用品和山车以町为单位提供，明历二年（1656），所有町区都出台了设立名主的町触，并逐渐成为定规。

第一代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出台了以下町触，在思考町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这一资料十分值得注意。

一、町人若要申诉，须以书面形式投入目安箱中。

二、町人若欲诉讼，无须依赖板仓家中任何人，直接申诉即可。

三、公事（诉讼、审判）之事，若仰仗私交而提交依赖状，无论是非曲直，皆判为负。

四、纵使为所司代，亦不得赊账购买町人商品。

五、武家奉公人发布告示向町人传达所司代之令，若有可疑之处，可直接询问于所司代。

这些条令使得町人有言说或诉讼之欲，均可直接上报，即允许直诉，令目安箱制度化。虽然这一触令上没有标出年代，但可看成是板仓胜重就任所司代不久后颁布的，即序章所述家康颁布的乡村法令的京都版。从所司代发出的命令可以直接传达给町人，这也正说明，通过町组织颁布触令的制度已经形成。而板仓的家臣并没有依凭于所司代的权威，也没有充当诉讼过程中的斡旋和中介角色，这表明他们汲取町人社会的意向，通过颁布町触来推行行政，进行公正的审判，同时，町触也是作为官僚的家中武士的律条。

那么，反映町人意向和要求的町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都市基本法的制定

板仓胜重之子，第二代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在元和八年（1622）八月、十一月和宽永六年（1629）十月，分三次共颁布了包含二十一条例令的触书，被称为京都的都市基本法。第三代所司代牧野亲成在就任的明历元年（1655），承认“原奉行所触状二十一条”的延续性，还效仿前者，通过前文所述的“二日触”等出台了九条基本法。在大坂，奉行也颁布了类似的基本法，奈良则直接照搬发布。《御当家令案》等幕府法令集将这些载为最早的都市法，它们也可被视为幕府的都市基本法。

其中有“禁止伴天连门徒”“不得窝藏武士中的浪人”、可疑人物必须彻底盘问且不得留宿等与治安相关的条目，除此之外，以下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条目更为引人注目。这些法令规定：诸种买卖与诸领国商人交易是自由的，但禁止行会和结党；抵押物的当票须用“人人都能读懂的文字”注明姓名与住址；诸证文必须押上印章；印章须得到借贷者和町内成员的相互确认；交易时交换的字据不能是简单的纸条或纸片，而须制成正规的文书；没有印章或印章不清晰的证文，不能作为审判时的证据；生丝买卖中，禁止只展示样品、不即时交付货物的票据买卖形式，等等。都市经济的扩大引发了各种问题，与之相关的审判也相继出现（也被称为“乱诉”），确定经济规范就成为十分必要之事。

牧野亲成的九条法令中，除了禁止赌博、隐游女[26]的治安条目之外，还列出了“继职、分配遗产”等关于养子、入赘婿等围绕町人家庭的条目。明历二年（1656）说明“诉状之书写样式”的触书中，与继职和家宅相关的委让状、赊账和欠款、金银的交换与偿还、地界等诉讼，都要求提供原告与被告的姓名、事件发生的日期、委让状和借款状等证据、记录调停过程的文书等。这其实是在向人们普及建立在文书主义基础之上的审判制度。

到了1650年前后，大坂和江户也开始完善这些法令，通过一百五十到二百五十名所司代与町奉行手下的差役的努力，能够支撑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运行的行政体系由此诞生。

舟木本《洛中洛外图屏风》便描绘了板仓重胜审判的光景，板仓父子的若干审判案例也在稍加润色之后被编撰为《板仓政要》，虽然未被刊行，但也流出了不少抄写本。

在此举一例说明所司代的审判。宽永六年（1629），三条衣棚町一个名叫桔梗屋净云的町人患病，由于其妾有子嗣，正室便提出诉讼，要求确认净云的遗书，板仓重宗对此的批示是，遗书必须在町内得到确认，否则不能成为分配遗产的根据。在町内得到确认并按押印章，依据文书主义和证据主义的审判，这些判例的积累，也都体现在了都市基本法中，与此同时，支撑这一系统的是町共同体；其中女性的诉讼权也被认可，以上这些都十分值得探究。描绘町人经济繁荣的《洛中洛外图屏风》，也描绘了所司代审判的光景。都市经济秩序的维持，是通过所司代颁布的都市法（町触）、审判、都市行政推行的，反言之，正由于维持町人日常经营和生活的公共机能得到发挥，町共同体支配的正当性也得到了保证。

民众理解町触吗

如前所述，如金银借贷等，只是租借一间屋子也需要有文书材料。诉讼审判时所需要的证据文书也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读懂了这些町触呢？

在描绘了元和二年至三年（1616—1617）景象的舟木本《洛中洛外图屏风》之后，当时的画作中开始出现写有“药种、钱屋、扇屋”等文字的店铺看板或门帘（如在《江户图屏风》就可以看到“此处有味噌”“目医者”“竹屋”等文字）。四条河原的剧场入口处，也书写有以下文字：

此间表演歌舞伎，所望之众御请观赏。（舟木本《洛中洛外图屏风》）

由此可见，阅读文字的能力已经开始嵌入普通人的生活之中。这又让人想起序章中古活字本装订师的“收取银子日记”。

庆安元年（1648）大坂出台的町触要求审查医师和“习书孩童的字帖”，这当然跟取缔天主教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寺子屋在都市中的普及。稍加上溯便会发现，狂言中就有像剧目《伊吕波》中倾尽全力教孩子识字的父亲，还有剧目《二九十八》中用九九乘法为线索，猜出女子住所的桥段，从这些细节中也可看出战国时代京都民众的识字情况。

在四条河原剧场入口处阅读告示的人们　（出自舟木本《洛中洛外图屏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另外，与板仓重宗等人交情甚深的京都誓愿寺僧人安乐庵策传所著的笑话集《醒睡笑》，搜集了说教时用的话题和材料，是元和九年（1623）应重宗之求整理而成的。这本集子继承了《伊吕波》的作风，将其中的幽默故事分为“知文字之颜”“不识字”“文之品品”三类。以下摘出几例：

有人以“かすなぎ”（kasunagi）呼使唤侍童。客人感到疑惑，向其询问，那人对答道：“问得好！侍童的名字写作‘春长’，‘かす’（kasu）是‘春日’（kasuga）的‘春’，‘なぎ’（nagi）是‘长刀’（naginata）的‘长’。[27]”

一个喜爱钻研文字的人将饲养的犬命名为“二十四”，有人询问其原因，他回答说“因为犬是白色的”（“四六”与“白”谐音）。那人听了恍然大悟，自己也买了只白犬，叫它“二十四”，当有人问起，他便学样答道：“因为犬是贝的。”[28]

儿子正捧着《百人一首》滔滔不绝地朗读，父亲却说，“给我安静地默读，你这样很难学习诗文的返点[29]。”

冷泉町留存的町人联署状所展现的署名状况如下面的表格所示。天正十八年（1590）画花押的有十三人，用笔轴印[30]的包括名为妙意的尼姑在内，共有七人。但到庆长十八年（1613），除了署名为“婆”和“后家”这两名女性用略押之外，其他所有二十五名男性都用了花押。能够画花押，便说明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但略押、笔轴印是否就说明不具备识字能力，尚且无法判断，根据下面表格，到庆长末年（1615），几乎所有男子都基本达到画花押的水平。然而，当年参与联署的都属于家长身份，恐怕尚不足以说明全部男性的情况。但该表下端显示的是元和六年（1620）天主教改宗时期整个家族的署名，共三个家庭。虽然无法明确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但根据记载顺序可以判断出，没有画花押的男子大概是孩童和下人，因此除家长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男子已经具备画花押的知识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在识字水平上，非下人的男子与下人、女性之间的差异。

冷泉町联署状署名情况

括号内的为女性，星号指既有花押又有印（参照《京都冷泉町文书》制成）

其后，板仓二十一条触状中所用的，尚且是自己所签的花押，而自从被赐予新的印判之后，过了17世纪中叶，所有的印判用的基本都是被赐予的印判。另外顺带一提，从欧美式的签名（花押）转变为如今的印章社会，恐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其原因是这一时期识字阶层急速扩大，从借钱、租房的借贷证文到当票，日常的文书主义迅速普及，也促使花押开始向印章转变。

各类町触、请愿触

町触中关于治安的条例只占少数，而前述的经济法令和各类生活相关法令占压倒性多数。本节将介绍平日颁布的日常性町触。

第一类是被称为“入札触[31]”的条令。例如，在需要重建鸭川上的三条大桥时，为了筹集木材、资金、搬运和建筑工人等而入札，寻求合作者。在城郭建设中，幕府大工头中井家直接动员职人，再由各领主动员百姓参加夫役，在这过程中，具备一定资本的人通过资本召集短工和职人，购进木材，加入到入札之中。大工头中井家除了设计工程之外，还须计算诸经费的预算，准备入札资料，管理整个工程。除以上幕府的建筑工程之外，幕府或奉行所的物资调配、变卖仓库米粮等方面，几乎也都是以上述入札的方式完成。因此，17世纪的町触将近半数都是入札触。江户町触自17世纪60年代急速增加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明历大火之后，与复兴事业相关的入札触急增。

第二类，是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公共机能的触令。如在天冷风劲时，就会出现许多提醒民众注意用火的触令，除这种应时的触令外，还有诸如处理垃圾相关的触令。宽文十三年（1673），高濑川的船运因垃圾受阻，到延宝八年（1680）三条和五条大桥桥墩下的河流阻塞，于是就颁布了禁止向河流投弃垃圾的触令。元禄八年（1695），洛中周边地区有七处被指定为“弃置垃圾场”。元禄十二年，洛外五处又被指定为“无主墓地”，禁止将京都城外倒毙的路人埋葬在河流滩涂上。这类处理都市问题的触令，可被视为从都市规划角度出发颁布的。

宽永十四年（1637）还出台了以下的触令：“听闻混杂观览祇园祭的人群中，有幼儿走失。发现迷途幼童的町，须将之带到所司代屋宅，若幼童父母前来问询，便让其从屋宅中领走，不为民众造成麻烦，特以此令叮嘱。”延宝五年（1677），即使出现迷路孩童，也不在全町里敲锣打鼓地吆喝，而是将幼童带到奉行所，这表明，奉行所已经开始代替町中民众履行这一职能。当然，出台这一举措的背景，是有人将孩童拐卖到其他领国（宽文十三年的触令），并通过让被拐卖少女习得艺能，进而送去服侍大名（宽文四年的触令），或是将男子卖给芝居戏院或喜好男色的场所（元禄二年［1689］的触令），贞享四年（1687）还发生了以照顾养子为名，结果在收到照料费之后便将孩子杀害的事件。因此，该触令既是治安的对策，也是应走失儿童的父母所愿，发挥公共机能的一大举措。到18世纪中叶就出现了触令，要求在贸易市场或祭典会场出现走失儿童时，播报“穿着花色棉和服的四岁女童迷路了，请各位留意……”等消息。

第三类，则是根据町人诉求而出台的请愿触。例如，京都传统的西阵织是高级吴服的传统产业，宝永三年（1706）应西阵织组头和年寄的诉求，町内便出台了触令，禁止织工和从事缫丝产业的奉公人在年季结束之前去别处的织屋。

元禄十二年（1699），书店之间虽然互相约定禁止重版和类版[32]，但仍有一些书店或雕版商打破了这些规矩，众书店为此提出诉讼，禁止此类行为的触令也随即颁发。考虑到之前颁发过取缔“刊行谣言”的出版统制令，这一触令更多是在同行组织的确立与版权、著作权确立的背景之下，为了稳定书业，而开始将同行协议逐渐转换为法令的举措。

如此一来，相比于中世以来的町自治和同行组织颁布的町掟，町奉行所通过町触制度，从更为广域的视野出发担当起都市行政的职能。而中世以来的町共同体自治传统及其政治性经验，并没有受到近世都市统治者的压制，而是被加入到治理之中，成为新都市行政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

[1]神田祭，为纪念1603年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胜利而举行的庆典，与山王祭和深川祭并称为江户三大祭。

[2]御旅所，在神社祭礼中临时安置神明的地方，也是神轿途中休息的地方。

[3]氏子，祭祀同一氏族神地区的居民。

[4]山车，祭礼中的巨大彩饰花车，高度在一到十米之间不等。

[5]笠鉾，在土车正中央立起的柱子，挂有用假花装饰的斗笠和写有氏子姓名的灯箱等。

[6]牛若与弁庆，深受日本人爱戴的传统英雄，常被视为武士道精神的代表人物。

[7]太田道灌，室町时代后期的武将，因筑造江户城而闻名。

[8]入铁炮出女，指针对进江户城的铁炮和出江户城的女人，都要严加管控。

[9]关所，关隘上的哨所。津留，指禁止物资往外输出。

[10]单身赴任，指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需要长时间在外地或国外工作，但家人不能一同前往的情况。

[11]大名在江户的屋宅可按照用途和距离江户城的远近分为上屋宅、中屋宅、下屋宅和藏屋宅。上屋宅为藩主与其妻所用，离江户城最近；中屋宅为隐居的家督或已成年的子嗣所用，离江户城较近，规模更小；下屋宅可被视为庭院或别邸，位于郊外；藏屋宅则用于贮藏年贡米或特产，下屋宅常兼有藏屋宅的功能。

[12]长屋，（一栋房子隔成几户合住的）简陋住房或排房。表长屋即靠外的长屋，内长屋则靠里。

[13]诘人，住在藩邸内的家臣。

[14]倾奇者，喜好不寻常、穿着鲜艳、行为超出常识的人，一度在社会上形成风潮，既因暴行而被批判，也因洒脱的生活方式而得到赞赏。

[15]本山，指特定佛教宗派内被赋予特别地位的寺院。

[16]匁，银币单位，江户时代的一匁相当于三点七五克。

[17]三货制度，指江户时代实行的金币（大判和小判）、银币（丁银、豆板银）、铜钱币（永乐钱、宽永通宝等）并行的货币政策。

[18]丁银，海参状的银币，一枚大概相当于四十三匁，写有“大黑”“宝”等字样或盖有大黑的印记。与之相对的是豆板银，扁圆状，一枚大概为五匁。

[19]灰吹银，利用当时最普遍的灰吹法炼制而成的银。

[20]大判，椭圆形的大金币，一般没有公定价格。与之相对的小判则为稍薄的椭圆形金币，一枚相当于一两。

[21]御金改役，负责金币鉴定与检印的差役。

[22]撰钱令，禁止只收取良币、拒绝劣币这一妨碍货币流通行为的法令。

[23]月行事，每月轮流负责事务执行的差役。

[24]宿老，相当于町中的年寄。

[25]田舍间，也称江户间或关东间，一间相当于一点八米，而京间的一间相当于一点九五米。

[26]隐游女，即娼妓，特指在官方允许的妓馆区之外的娼妓。

[27]这是利用日语中一个汉字在不同词语中读音不同的特点而创作的小故事，主人公将“春”和“长”相对少见的读音进行组合，令旁人难以凭发音得知对应的汉字。

[28]此人想要模仿那人的谐音取名法，但记错了说法，将“しろく候えば”说成“しろう候えば”，将能表示“白”与“四六”的“しろく”记成了“しろう”。

[29]在阅读汉文时，“返点”是标记符号，只在汉字写成的文章中出现，而《百人一首》都是假名写成，实际上没有汉文，此处是嘲讽他父亲不懂《百人一首》。

[30]笔轴印，用毛笔笔头蘸墨水盖下的印章。

[31]入札，相当于今天的招标，公开工程或服务要求，寻求最合适的合作对象。入札触则为招标公告。

[32]重版，指私自出版其他书店刊行的书籍，也称伪版。类版则指出版与其他书店的出版物类似的书籍。

第六章
文治政治的荫翳

第一节　泰平之世的武士

提出诸多异议

庆安四年（1651）四月二十日，第三代将军家光病逝，终年四十八岁。后继者家纲时年十一岁，无法在上一代将军作为大御所的辅佐之下继承权力。家光的家臣中，老中阿部重次以及曾出任老中、后成为家光近臣的堀田正盛随之殉死。剩下的老中——松平信纲、阿部忠秋，连同大老酒井忠胜、井伊直孝等，再加上保科正之——形成了集团指导体制。保科正之是家光同父异母的弟弟，家光临终委托他监护并辅佐家纲。从这个意义上看，家纲政权前期是对家光政治的延续。

家纲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受命担任将军，而此时已经不再上洛。幕府与朝廷的关系，以及与诸大名的关系暂且已经固定，通过上洛彰显幕府的统帅并趁机改易，已经没有必要。

但是在家纲执政初期，武士团的现状引发了诸多异议。

首先，在受任为将军前的七月九日，三河刈谷藩藩主松平定政突然向幕府谏书，并携其子松平定知入宽永寺出家。据说松平定政谏书是请求幕府接济旗本，并称若将自己的两万石知行地按每人五石的标准分发，便能养活四千人。定政是家康同母异父的弟弟松平定胜的第六个儿子，他妹妹是跟随家光殉死的阿部重次的妻室。出家后的定政在江户町托钵而行，令众人惊讶。到七月十八日，幕府以定政“猖狂”为由施以改易。跟随家光殉死的堀田正盛之子下总佐仓藩藩主堀田正信，也效仿定政，为请求幕府接济旗本，提出要返还十万石领地，结果在万治三年（1660）遭改易。

进而在七月二十三日，由比正雪等浪人的谋反计划暴露，同党丸桥忠弥在江户被逮捕，二十六日，原本计划在骏府起义的由比正雪被围后自杀，八月十三日，准备在大坂起义的金井半兵卫也自杀（史称“庆安事件”）。按照原先的计划，他们准备在强风刮起之日爆破幕府的火药仓库，并在街市各处放火，打着印有纪州家家纹的提灯混入江户城内，进而占据江户，正雪自己则在骏府久能山守城。正雪在自杀前的遗书中写到了如下内容：

天下之制法无道，上下皆穷困。松平定政之忠谏，亦反被当成癫狂之人而招致处置。为放逐令天下困穷之酒井忠胜，而坚守城池。

事件之后的十二月，幕府放宽了禁止临终时收养子的禁令。一般来说，大名的继承者必须事先确定，对于临终确定的养子，幕府是不予认可的；但针对五十岁以下的藩主，只要养子血统正派，便可得到幕府认可。当时，因无子嗣而被改易的大名占改易整体的四成，这一禁令的放宽减少了这类改易，进而也减少了浪人的产生。承应元年（1652），又发生了浪人别木庄左卫门骚动未遂事件，明历三年（1657）江户大火之际，幕府也时常疑心造反者的存在，江户城中的不稳定情势始终难平。而幕府针对浪人的对策，整体上集中于逮捕和盘查包括旗本在内的“倾奇者”，以强化取缔为重点。

这一时期，相比出台新的政策，幕府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家光遗体的送葬、大猷院庙的建造（承应二年竣工）、宽永寺内东照宫的建造（庆安四年竣工）、轮王寺宫门迹的设立（明历元年）、对家康的神格化，以及强调德川“将军家”血统的措施之上——这些都是家光执政时代的延续（参见第二章第三节），为辅佐年幼的新任将军而成为当务之急。

家纲的亲政

万治二年（1659），十九岁元服[1]后的家纲，入驻明历大火后重建的本丸殿。宽文二年（1662），松平信纲与酒井忠胜去世。到此时，当年作为家光政权中的重要人物，在大坂之阵和岛原之乱中横扫沙场、军事经验丰富的老中纷纷退场。接替他们的是保科正之、阿部忠秋，以及在承应二年（1653）成为老中、出身名门的酒井忠清。恰逢同一年（1662），清朝最终消灭南明政权，身在中国台湾的明朝余臣郑成功也去世，东亚世界整体迎来稳定时期。

宽文三年（1663）四月，家纲完成了参拜日光的祭祀，在五月公布修改后的《武家诸法度》。该法度除颁布禁止引发了岛原之乱等事件的耶稣宗门的相关条款之外，还加入了处罚“不孝”者的条项。此外，虽然没有写入法度之中，但将军表示，殉死乃“不义无益”之举，并在口头上加以禁止（“口上之觉”）。实际上，在宽文八年，宇都宫藩主奥平忠昌殉死后便遭责难，幕府对继承者奥平昌能处以减封，之后殉死便几乎没有再发生。

殉死被称为战国时代的遗风，但事实上没有在战国时代发生过。庆长十二年（1607），家康四子松平忠告病死，家臣三人随之殉死，这被视为最早的殉死。家康生前虽然提拔了许多“出头人”，但在去世时无一人殉死。但“口上之觉”称“近年”经常有人殉死，也并非缺乏事实依据。宽永九年（1632）秀忠亡故，老中森川重俊殉死；宽永十三年伊达政宗亡故时有十五人殉死（还有五人跟随殉死者殉死）；宽永十八年熊本藩的细川忠利亡故之际有十九人殉死；庆安四年（1651）家光去世时，曾担任老中的堀田正盛和阿部重次等至少五人殉死（阿部重次的五名家臣也随之殉死）。殉死是建立在与主君具有强烈情感的人格性关系的基础之上，但也是在和平时期失去在战争中献忠机会的背景下，扭曲发展而来的产物。另有人指出，殉死与男子间的同性爱或类似“倾奇者”的行动有关。

松平信纲因为没有像堀田正盛等人一样殉死而遭受非难，对此他反驳道：“先代之恩深厚，但若为自身名节殉死，幼君谁来守护焉？”他强调，家臣侍奉的不是主君，而是“主君的家族”。禁止殉死是以“不义无益”之名否定了扭曲的君臣关系，也可看作试图改变主从人格关系的一大举措。在《武家诸法度》中加入“不孝”的条款，也是试图在这种新的主从关系基础上确立“家”的概念和地位。

宽文四年（1664），当时二百四十四家大名中，除去御三家、德川本家、支藩等，幕府统一向二百一十九位大名分发领地授予状（宽文印知）。此外，还为十万石以上的大名和老中、所司代授予判物（五十则），为其下的武士颁发朱印状（一百六十九则）。

通过颁布《武家诸法度》和交付领地授予状，业已成人的家纲终于确立“天下人”的统治地位。从就任将军到交付领地授予状，时隔十三年。秀忠和家光也分别用了十二年和十一年确立统治地位，但他们的这段时期基本与前将军以大御所身份辅佐监护的时间重合，而家纲所历经的十三年，并没有前将军的监护（这一任务由老中等人组成的集体领导体制负责），而是等待家纲成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授予领地原本是基于主君和家臣个人建立的个别的、人格性的主从关系基础上的产物，但如今改为家纲统一配发，表明主从关系正在向制度性规范转变。

宽文五年（1665），诸公家、门迹以及全国超过一千所的寺社也一并被授予领地朱印状。公家方面，万治四年（1661）的宫内大火烧毁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宽文四年六月，幕府以家纲和摄政二条光平之名公布并对其进行修正。宽文五年七月，幕府对诸宗派公布统一的《诸宗寺院法度》，在其中尤其明确了本末关系[2]，并且规定必须严选住持和弟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武家诸法度》纳入了有关耶稣宗门的条款，而为了推行寺请制度的全国化，便需要确定可以出具寺请的寺院和僧侣。而且，幕府打压了没有接受此次宽文印知的日莲宗不受不施派，并在同年出台《诸社祢宜神主法度》。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元和偃武以来，在将军法度之下统合武家、公家、寺社等诸权门的结构再次得到确认。

进而在宽文五年，幕府废止证人制。所谓证人，是把御三家、本宗三家和以十万石以上为中心的二十九家有力大名及家老等有力家臣的子嗣、总领等置于江户，使之处于幕府的留守居（证人奉行）管辖之下。最初，幕府中似乎有“证人屋宅”，其后，各藩在各自的江户屋宅内设置证人屋宅。这种证人制，常与大名妻小居于江户的制度混为一谈，但在当时，大名的领国统治尚未成熟，为保证大名集中居于首都，幕府首先确保将领国内的有力家臣作为人质监视起来。这一时期的《武家诸法度》还规定，未经幕府许可，不得流放或处死“陪臣质人”。而之所以废除证人制，则是因为即便领国内家臣内部发生骚动，也必须由将军亲裁或幕府评定所审理的原则已经确立。在大名的“家”被确立为制度上有所保障的机构的背景下，幕府的举措也是对这一新情势的应对之策。

门第制与俸薪制

“主君之家”内奉公的各项制度开始确立之后，“家臣之家”内的奉公也逐渐固定下来。

万治二年（1659）六月，幕府确立了旗本番士的入番制。入番制规定，大番头之子要进入小姓组，大番组头的儿子中也要有一人进入小姓组。父兄弟中若有人侍奉于书院番，那就加入小姓组；父兄弟中有人侍奉于小姓组，则加入书院番；若父亲在远国任职或就任目付、使番，其子则加入小姓组；若同时满足多个条件，需要同时加入到两番之中的“门第”子嗣，若有兄弟身处大番，则加入小姓组。并不以个人的能力，而是以父兄的差役决定晋升的起点，这一制度的反复实行就促成了“门第”的形成。七月，谱代、旗本的一百九十二名子弟入番，此外还有不少人担任诸奉行的职位，这些人大多是家中次男或三男以下的身份。

同年九月，伴随江户城本丸的重建，幕府规定了谱代和旗本在江户城内候见的殿席。高家、诘众在雁间；奏者番、留守居、郡奉行、町奉行、作事奉行等在芙蓉间；三番（书院、小姓组、大番）的番头、百人组头等在菊间。

如此一来，谱代、旗本阶层的晋升通过这种门第制得到保证，晋升路径还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为了在其他方面形成均衡的形式，幕府在宽文五年和六年（1665、1666）设置俸薪制（役料制），规定大番头、留守居的俸薪为两千俵藏米（相当于两千石知行地），町奉行、大目付为一千俵，作事奉行为七百俵等，由幕府在其就职期间支付。

这种俸薪制到了纲吉时期的天和二年（1682），暂且按当时在职者的知行石高加增，俸薪制度暂时停止，到元禄五年（1692）再度设立，原石高为五千石以下的大番头、留守居可得到一千俵藏米，原石高三千石以下的町奉行、大目付得到七百俵，进而到吉宗执政的享保八年（1723），大番头等石高不足五千石的部分、町奉行等石高不足三千石的部分，全由幕府补足，形成了所谓的“足高制”。

宽文年间的俸薪制，是对“家计贫困”的谱代、旗本阶层的接济。尽管倡导节俭，幕府还是决定补贴俸薪，可见，幕府一面推行门第制度，另一面也保持了适当余地，试图基于能力主义起用人才，体现了幕藩官僚制度的灵活性。

改易京极家

宽文六年（1666）五月，丹后宫津藩七万五千石的京极高国，因触犯刚修改的《武家诸法度》中的“不孝”条款而遭改易。这是将军家纲继位不久后进行的改易，也是较少施行改易的家纲政权时期所进行的改易中石高最大的一次。

控诉京极高国的，是承应三年（1654）以安智斋为名隐居的高国之父京极高广。幕府因为他对父“不孝”，与同族“不和、不通”，致使家中诸家臣与领国内百姓“穷困”，而施行改易。

父子不合是在父亲高广隐居后不久开始的，万治四年（1661）二月，高广请求女婿冈山藩主池田光政调停，高广之弟——峰山藩的京极高通也曾加入到调停之中。像这样通过姻亲关系解决亲戚或本宗中的矛盾，在这一时期经常出现（众所周知的有伊达家骚动，万治三年伊达纲宗被处以隐居，京极高国恰好是伊达纲宗的从叔父，是伊达一族会议的成员）。同时，京极高广也曾向老中酒井忠清寻求帮助。

同意参与此次合议的池田光政在第二年赴江户参勤之际，按照老中酒井忠清的意思尝试调停，于宽文二年（1662）六月暂且做出如下处置：高国须改变领国政策，作为交换，高广则隐居于京都。但是，高国没有接受此次调停，且不再与光政和高广往来。另一方面，在宽文六年四月，高广也没有接受池田光政等人的阻拦，正式向幕府提出诉状。五月三日，基于前述理由，幕府改易京极家，并放逐高国及其子弟。

从时期来看，宽文三年（1663）《武家诸法度》中加入“不孝”的条款，与该事件大概有深远联系。根据高广的诉状，向高国谏言的家老浅井备前被囚禁于屋宅中最终饿死，其他五名家老也不再谏言，家臣团由此分裂。这一时期，诸大名也面临大名宗主权的确立问题，在藩主的旁系亲族担任家老、藩主与家老有亲缘关系的背景之下，藩主的继承与家臣团内部的分裂便同时存在，引发诸如越后骚动、伊达骚动等影响深远的御家骚动。在这个意义上，“不孝”的加入，便可被视为在大名宗主权中确立“家”这一原则的举措。

京极父子开始对立，是因为江户城中大名屋宅在规模上的违规行为，再加上高国对谏言家老的处分、对弟弟的处置、借贷给家臣团时收取利息、对未缴纳年贡的百姓采取苛酷的催缴措施、非法向商人收取杂税等藩政中出现的问题，父子之间的嫌隙也日益加深。考虑到所谓苛政和非法的说辞都来自高广的诉状，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高国的目的是为强化藩地财政而加强集权改革，而高广更侧重于扶持家臣团。宫津城在被没收之际，城内还存有大量金银，这大致也说明高国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家臣团会议——武士道的动摇

宽文六年（1666）五月十三日，领国接到高国被改易的消息，五名家老召集全体家臣入城。十二日，奉命没收宫津城的将军上使青山幸利（尼崎藩主）已经从江户出发。此次家臣团会议中，五名家老提议，即便是将军的命令，如果没有体现藩主高国直接命令的“墨付[3]”，就不会交出城池，“侍之本望，亦为报大守之恩”，“势必守城”。

在三百名受领知行地的家臣中，受领五百石和三百石知行地的两位物头认为“此义尤佳”，率先在誓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其他人基本上以“（进入麾下）时日尚短”“还是新加入者”等理由，回避表态。但受领五十石知行地的中小姓提出：“武士仪礼之本，乃向死而生。承受天下之囚牢，侍之所望，亦不过如此。我等乃去年加入御家之新人，受五十石知行禄，然此度若未见墨付而交城，势必为浮世之耻，我等以讨死之决心奋力守城。”最终，赞成固守城池的六十余人联署起誓。

五月十四日，尽管京极高国为政恶劣，五名家老也未谏言，并称对身为“天下人”的将军没有怨恨。为了表明彼此之间不存在合谋，他们从联署者中分离出来，组成二十余人的反对守城派，并将联名状送到从伊势赶来的上使手中。家老另外表示，虽然希望看到墨付，但如果没有也不会固守城池，此外，若嫡长子京极高规“态度诚恳”，五人已有交城之后便切腹明志的决心。

上使青山幸利严厉要求，此次乃奉“公仪”行事，无论有无墨付，都要没收城池。为此，他率领负责没收城池的尼崎藩、筱山藩、福知山藩、园部藩的军队，以及在番的三田藩、备中松山藩部队，试图分别从福知山口、田边口、但马口三个方向朝宫津进发。六月五日的城池充公期限近在眼前，战争一触即发，在这关头，五月二十三日来自宫津的脚夫带来墨付的消息，冲突得以避免，看似毫无波澜地完成了城池交接。

守城派四十一人在家臣团会议上的发言被记录在案。他们和五名家老一样提出蒙受藩主之恩和“侍之本望”两大主张，认为家老提案“十分合理”的有十一人。除此之外，表示“勿想忘却日常之恩情”“若没收城池，拙者将首先赴死”等，因蒙受恩惠或情谊而与藩主保有人格性关系者共六人。还有七人强调“若交付城池，侍则无以立足”“侍若于当死之际未赴死，则无法逃脱天道惩罚”“士之所望，无疑为将日常弓马之道用于此时”“虽位居年寄，公职不过是顺手而为”等武士道式的逻辑。当然，也有人和家老一样将藩主的恩惠与自己绑在一起，另外有武士称，“日常虽未蒙受恩情，但此乃侍之仪法也”。

与他们相对，还有七名主张服从幕府的武士称“新侍之人，不得违令而相争”“不得违背命令”等，由此成为家老集团的协助者。家老子嗣等也称，“既然父亲守城，则无多言一同赴死”“次郎太夫随父亲指示行事”“同姓佐次右卫门既已守城，无须多言”等，跟随父亲、叔舅、兄弟守城者有十人。当然，也有与之相反的情况，“一族之中无一人表示守城，实无面目可对，如此之事应不论父子之别，我等以此事甚尤”（此处所提及的“面目”也属于武士道逻辑）。

梳理以上武士的言行可以发现，兼有报恩和武士道思想的有十一人，持报恩想法的六人，武士道思想的七人，服从命令型有七人，与亲族步调统一的为十人。在这场藩主家内立场分裂而导致的御家骚动中，支持高广的核心家臣被幽禁于屋宅之内，或沦为浪人，基本被排除在藩外。三百人的家臣团（此外还有领受切米的足轻等一千七百余名武士）之中，联名起誓者只有四十到六十人，联名者中存在激进派，其中主张蒙受恩情者占百分之十四，主张奉行武士道者占百分之四十四，共占百分之五十九。这一数字表明，战国式的武士道在守城之际已经失去实现的机会，只能以向主君效忠的殉死形式表现，说明武士道式的意识形态遭到撼动。为了代替武士道，就有必要通过重组强化，构建起将家臣团统合为“家中”的新型逻辑架构。

从松平定政出家事件、庆安事件，到元禄十四、十五年（1701、1702）的赤穗事件[4]，武士不仅将自身理念付诸行动，还构建出各种“武士论”。武士谋求再度返回领地，摆脱都市的消费生活，回到奋力拼搏的战斗状态——这便是熊泽蕃山的武士土著论。农工商三民各自营生，各生私欲，在这一背景之下，武士存在的意义便是唤醒人伦之道，站在公共的立场之上执掌政治——这是山鹿素行的武士职分论。还有佐贺藩士山本常朝《叶隐》等书强调“武士道者，死之谓也……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一生无落恪尽家臣之职”，以“常住死身”奉公。虽然他们在武士是武装战斗者还是统治者这一问题上存在各种意见，但正如著有《鹦鹉笼中记》的名古屋藩御叠奉行朝日重章所说，人们一面讴歌泰平，另一面也认为勤恳尽责是武士道的一个方面，在“天下泰平”的基础之上摸索武士存在的意义。

“仁政”——天下之民无一人受饥挨冻

以宽永饥馑为契机，幕府确立了农政（参见第三章），相应地，诸藩也在不久后推行藩政改革。

冈山藩的池田光政在宽永饥馑之际，提出“推行万事之法，并于诸役人、诸奉行之内推行”，宣布要进行彻底的藩政改革，但实际到承应三年（1654），改革才以大洪水为契机，得到果断执行。该藩一直以来都命令家臣必须保证知行地上的每一名饥民不再受饥挨饿，但改革的推行通过将天皇直辖地与知行所的年贡率平均化，大幅限制了家臣在地方的知行权，促进领国农政统一化。这是加贺藩的改作仕法和长州藩的万治制法等初期藩政改革共通的一大举措。

针对这一举措，光政解释这是因为大名从将军手中接过了该地的统治权。换言之，这是因为将军唯愿“全天下无一人受饥挨冻，实现国富”，“因一人无以达成，故委托于各领国”。如果“领国沦为逃亡之地，一国之民皆叹息”，“其一国人民之叹，皆指向将军一人，令将军蒙受指责，影响将军之气运”，该领地的大名便会被视为对将军“不忠”。池田光政还称，“治理领国，乃我等之奉公，我等向将军大人所尽之忠。”将军的权力，并不建立在先由大名治理领国进而对大名进行统治的基础之上，而是首先由将军握有全国统治权，并对其进行分割委任，才有大名的领国，而承担治理领地职责的就是家臣的奉公。正是通过逆转这一逻辑，藩政改革才得到实施。

伊势津藩的藤堂高次区分了乱世之中的忠义和“太平长久治世之下”的“而今之忠义”，认为后者“让领地内丰饶富庶”。不仅不得“滥杀无辜”，还不得“令人饿死”，令“天下之民无一人受饥挨冻”是将军的责任，由此，“仁政”的逻辑强化了从家臣到大名再到将军的集权，并将大名的“家”置于“仁政”的主体地位之上。家臣在兵农分离之后集居于城下，不再是以战斗者身份自立的武士，但随着知行地的支配权逐渐被名目化，家臣也不得不开始转变为附属于大名之“御家”的武士（“家”之臣）。

由此来看，以会津藩主保科正之和冈山藩主池田光政为首，这一时期好学的藩主及下任将军纲吉都鼓励儒学，揭开“仁政”的序幕，而这绝不是统治者个人性格所造就的。

第二节　将军的“仁政”与贱民

纲吉亲政

延宝八年（1680）五月，家纲于四十岁病故，由于没有子嗣，便由最小的弟弟——时年三十五岁的馆林藩主纲吉作为养子继任将军。这是旁系亲族首次继承将军之位，对于原本以为只能以馆林藩主身份终其一生的纲吉而言，出任将军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纲吉于该年八月继任将军，十二月，家纲政权的重要人物酒井忠清被免去大老职务。从此时开始，评定所已经开始重审越后骚动事件，忠清被罢免的原因也在于此。翌年五月，酒井忠清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越后骚动是越后高田藩（二十六万石）的御家骚动，藩主松平光长是元和九年（1623）在福井藩遭改易后被流配到丰后的松平忠直的长子，之后被授予高田藩。延宝二年（1674）光长的嫡子死后，家老小栗美作（光长的妹夫）和永见大藏（光长同父异母的弟弟）等反对派围绕后继者问题爆发争论。光长自己无法平复该争论，便向幕府提出诉讼，以延宝七年小栗美作一方的胜诉告一段落，但之后武士脱离藩籍成为浪人等混乱状态持续不断。在就任将军的同时重申该案的纲吉，在延宝九年（1681）六月于江户城大广间召集御三家、谱代大名、诸差役，令争论双方当庭对质，并亲自裁决。最终，小栗父子切腹，永见被流放到八丈岛，其他人也都受到惩罚，光长自己也被追究骚动的责任，领地被没收，流配到伊豫松山。与小栗方面勾结的忠清之子和当时的大目付也遭到处分。这可以说是纲吉即位之初的改易之举。

代之担任幕政核心的，是在家纲去世前一年才成为老中、因拥立纲吉而得势的堀田正俊。

纲吉就任将军之际，于延宝八年八月指出“米粮入库而诸民穷困”，命令代官肃正纲纪，令老中堀田正俊担任“胜手挂”（农政专管），命京都町奉行二人、勘定头三人、目付一人掌管幕领政务。这与家光应对宽永饥馑时的组织形式相同。

堀田正俊在该年闰八月出台七条对代官职务的规定。内容与宽永饥馑之际出台颁布的基本相同，开篇指出，“民乃国之本也，代官当常能体察民之辛苦，使民无饥寒之愁”，“民因远于上而生疑，上亦多对下生疑，万事当勿使上下生疑为念”等，首先劝说代官做好思想准备。这可被视为纲吉的“仁政”宣言（之后，在纲吉执政的二十九年间，幕府代官大概有半数，共三十四人被肃清）。

天和三年（1683）七月，纲吉大幅度修改《武家诸法度》，最大的变更是将第一条“专务文物弓马之道”改为“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此外，虽然删去了宽文法度中的“不孝”条目，但纳入了“忠孝”和“礼仪”，并加入放宽临终养子和禁止殉死的条款。换言之，此次的修改，不仅有针对“家”的孝，还增加了针对上级的“忠”。

关于这点，正如朝尾直弘指出的那样，《诸士法度》自宽永十二年起就有“励忠孝、正礼仪”的内容，此次并未颁布《诸士法度》，而是将《武家诸法度》和《诸士法度》二者相融合。这是要在理念上将全国诸大名包含到德川家中旗本与御家人所处的主从制原理中。纲吉政权将丰臣以来一直有待解决的课题——“公仪”统合在“家中”之下。对大名领地进行深度干涉的政策也相继出台。

在修改《武家诸法度》之前，天和二年（1682）五月，幕府颁布布告，“励忠孝，夫妇兄弟诸亲类和睦相处，对待众人乃至下人，皆当施加怜悯，若有不忠不孝者当行以重罪”，并向全国农村发布。这位喜好儒学的将军，不仅在江户城亲自为诸大名讲授儒学，还让全国大名对治下民众直接宣讲儒学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仁政”实际上就是将军的专制之道。

贞享元年（1684）八月，大老堀田正俊在江户城内被若年寄稻叶正休刺杀，正休也当场被杀。相传事出私怨，但真相无人可知。之后纲吉不再设置大老，只在天和元年（1681）曾将自己就任馆林藩主以来就陪伴在身边的牧野成贞提拔为侧用人。之所以没有将牧野任命为老中，是因为成为老中需要具备相应的门第条件。家光时代，将军亲临老中合议与评定所，通过亲政执掌统治的主导权；家纲时期，代替将军处理实务的，是成立于家光时代的老中合议制；而纲吉采取的是通过侧用人从外部进行统御的方式。柳泽吉保也在元禄元年（1688）成为侧用人，虽然没有成为老中，但到宝永三年获得了相当于大老的待遇和位置。

在这一体制下，幕府推进财政改革。德川初期兴盛的金银矿山产量急速下降，明历大火和纲吉时期的寺社建造等支出也十分庞大。之前的幕领政务除了恢复年贡收入之外，还要通过让铜钱结算主导长崎贸易，进而阻止金银流出（贞享二年），并为了实现贸易统制而在长崎设置会所（元禄十年）。天和二年（1682）原本是勘定头差添役（之后的勘定吟味役）的荻原重秀担任勘定奉行，并于元禄八年（1695）推行金银货币改铸。宝永五年（1708），幕府以救济因前一年富士山喷发而遭受损失的受害者这一名目，对幕领和大名领地一律以每一百石高赋税二两的标准，向诸国课以高役金。

作为政策体系的《生类怜悯令》

最能影响世人对纲吉政权评价的，大概是《生类怜悯令》。如今，《生类怜悯令》常以“犬公方”（狗将军）一词或《爱犬令》的形式为世人所知，事实上，它是涵盖了《舍弃牛马禁止令》《弃婴禁止令》《饮酒造酒统制令》《病人保护令》《鸟兽保护令》《铁炮制限令》和禁止鹰猎等法令和措施的一系列政策体系（参考冢本学的研究）。

贞享四年（1687），这些法令开始相继出台。该年正月，无论是在旅店还是圈宿牛马的马厩，如果牲口因重病遭到遗弃，遗弃者将受重罚。若牲口实在难以养育，可将其交予町奉行、代官和领主。二月，幕府禁止买卖活鸟、活鱼，并要求诸大名上献给幕府的供品不得是活鱼或贝类，上献的鸟类也逐年减少（贞享二年，幕府已停止食用鸟类、贝类和虾类）。到三月，饲养活鸟也被禁止，像家鸭这类不能直接放归山野的动物，便保持原样，好生饲养。法令还规定不能杀鸡进行买卖，也不能贩卖活鱼。四月，幕府要求登记弃童并加以保护，登记伤人的鸟类、畜类，如有家犬死亡也要登记。纲吉认为，那种认为喂养流浪犬会产生感情，反而造成不便，因而不应当加以保护的想法，其实是一种误读，并强调，“不限于犬类，对所有生类，人都须以慈悲之心为本，怜悯乃首要之事。”此处的“慈悲之心”，也可理解为“实为仁心所成，人人志趣所向”，纲吉将佛教和儒学作为两大原则，并在实际执政中灵活运用。

法令在处理各类事件的过程中逐渐具体化：①被细化为更加具体的规定，如“犬若被牛车或板车碾压所杀，车须上交给宰领（监督者）”，“禁止耍蛇人等以动物表演为生的行当”；②公开了处罚的具体实例，如对遗弃病马者处以流放之罪等；③保护生灵的责任不仅在于个人，町和村也有连带责任，也要追问代官、领主的管理责任；④开始登记弃童、伤犬、倒毙者等，制作登记所有家犬、金鱼、牛马等的记录，为防止弃童而登记所有孕妇；⑤登记并规制抵御野兽用的乡间铁炮；⑥为统一管理饮酒而规制造酒，为提高酒价而设立酒税。

由幕府直接向大名领地内的农民颁布布告，之前在禁止天主教和宽永饥馑时期也曾有过先例，但在大名领地内直接征收税金的布告，这还是首次。

由于元禄六年（1693）是酉年（鸡年），幕府于该年废止杀害鸟类和鹰猎；到了元禄七年（狗年），幕府又开始频繁颁布关于犬的触令，次年起，四谷、中野的犬屋收容了超过四万只的大规模狗群。在《三王外记》一书中有记载称，纲吉所皈依的真言僧护持院隆光曾对他说，德松（纲吉之子）亡故后无子嗣是前世杀生的报应，并劝说属狗的纲吉爱护犬类，从这一记录可见纲吉对“戌年”的过度关注。

但若在更宽广的视野之下考察这一系列政策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生类怜悯令》在元禄社会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鹰猎原本属于武士的军事训练，将获得的猎物下赐给家臣或者上献给主君，是武家礼仪中的一环，而禁止鹰猎转而保护鸟兽，反倒破坏农作物，令农民苦不堪言。这一系列禁止确实减少了饮酒引发的斗殴或对弱者施暴、吃狗肉等行为，但当时也有人批评这是试图统制“倾奇者”和“倾奇”精神的举措。

冢本指出，从禁止弃童和保护病人的举措中，可以解读出“将军作为君主庇护、管理全体人民”的理念，从规制“倾奇”精神的举措中则可以解读出“管理全体人民的精神”的理念。而这正是将军“天下之民无一人受饥挨冻”这一“仁政”责任的极端表现以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结果。

《舍弃牛马禁止令》

纲吉的“仁政”到底是什么呢？例如，《舍弃牛马禁止令》并不如其表面只是保护牛马的政策，那它究竟如何在现实村落社会中发挥机能，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贞享五年（1688）正月在近江彦根藩，各村向藩内提交请书（法令村请），要求恪守禁止舍弃牛马的布告，即便是老病负伤、无法再用于耕作的牛马，只要一息尚存，也不能将其遗弃至山野，变卖给“皮革秽多[5]”或任由其死亡，而应“对所有生类持慈悲之心”。其中，被称为“皮革秽多”的人往往附属于普通百姓所在村落的枝村[6]，村民还向庄屋提交请书，要求就算是将牛马遗弃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上报，且不得买卖老病的牛马。

当时不仅有街道搬运用或武士军事用的牛马，还有供村落社会中农耕用的牛马，而且从碓井村的情况（第四章第一节）中可看出，下至小百姓也都广泛使用这些牛马。当这些牛马失去用武之地时，皮革秽多就将它们弄断气，剥取它们的皮，通过鞣整和熏制染色生产出原皮。战国时代后，对鞍、甲胄、靫等马具和武器的需求急速增长，木工和铁匠都被编入军事用的职人行列中，而进入江户时代后，革裤、皮足袋、皮笼、皮柜、鼓等各类民用皮革制品开始被广泛利用，《毛吹草》一书便记载了当时日本全国各地的皮革特产制品（近世初期日本每年从东南亚进口十几甚至数十万张鹿皮或鲛皮的原皮，锁国后减少到只由唐船运来的数万张，这些原料都用于京都等地制作高级皮革制品）。

伴随着皮革加工生产和原皮生产的发展，不仅是死去的牛马，已经无法用于农耕的活牛活马也越来越多地被宰杀或买卖。但根据《生类怜悯令》，以上行为都不被允许。为此，村内须对所有牛马的年龄、毛色、大小进行登记，制成“牛马毛付账”，若要买卖牛马，买主须向卖主交付说明“卖主并非舍弃所持牛马”的证文（而通常情况只需卖主向买主交付货款的收据证明）。如果牛马死亡，兽医还须出具诊断书或表明已经做过充分治疗的证明。

另外，根据幕府的命令，如果发现有人丢弃牛马，不仅村镇，大坂町奉行等也要向数国发布广泛搜查的触令，在检查各村毛付账之后提交请书，牛马商贩要出具交易明细等，皮革秽多也要接受搜查。如此重复搜查和出具文书，实际效果如何暂且不论，但就结果而言，这个时代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深深植入了皮革秽多就是在屠宰牛马的印象。

《生类怜悯令》和“仁政”论构成了“将军－大名－庶民”的怜悯等级制度，其中，将军本人是最慈悲的存在，大名分担其“仁政”，民众也被要求怀有仁心。而与这一结构处于对立位置的，就是屠宰牛马的皮革秽多。

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武士才是专事打仗、杀人和破坏的人，而且中世社会的百姓都将“屠夫”的称谓冠到武士身上。武士成为领国的“守护”，是中世之后向国家转变过程中才有的，并且最终通过兵农分离，武士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武家国家原本是破坏和战争的产物，而如今标榜“仁政”，则是因为自中世向近世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侍不得居于国中”等批判武士的运动，以及源于岛原之乱的各类诉愿。由此，武士从“屠夫”这一和平与安全的破坏者，开始转变为保护者，成为承担“仁政”的统治者。而近世的“屠夫”标签便强加到了皮革秽多职人身上，使其成为将军极度慈悲的对立面。

《服忌令》——东照宫与“秽者”

与《生类怜悯令》几乎并行出台的还有《服忌令》，它最早颁布于贞享元年（1684），之后经数次修订和增补（最终于吉宗治下的元文元年［1736］确定）。《服忌令》规定，如果亲族亡故，需要根据与死者的关系穿丧服服丧，并谨慎决定丧忌的天数。比如，若是亲生父母过世，丧忌最为隆重，忌日为五十天，服丧十三个月。根据亲疏关系，丧忌天数总共分为六个等级，忌日最短为三天，服丧七天。在这范围之内的亲族都被视为“亲属”，彼此间需要履行互助等法律义务。贯穿始终的特征是以父系为中心的家长制原则（对养父母的服忌虽然轻于亲生父母，但在继承家业时不对两者做区分；不对父亲的妾室服丧；对末子的服忌轻于长子，女儿与末子同等处理。对妻子的服忌要比丈夫的轻两个等级；男方父母包含在服忌范围内，女方的却不在其中），一直辐射至父系的玄孙辈。此外还有“闻忌”一说，若是在远方亲族过世之后才得知消息，服丧的天数则从听到消息的那天算起。

这些服忌者因为与死者有血缘或家世关系（也包括养父母这种虚构的血缘）而成为“秽者”。这一范围即“亲族”，与武家社会“家”的秩序的确立息息相关。

在《服忌令》中，还有另外一种与血缘相别的“秽者”。他们被称为“触秽”，虽然与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曾靠近或接触死者或其亲族（服丧时，他们与“闻忌”一样没有接触死者。在中国，丧假是为了哀悼死者而产生的假期，原本与秽者无关）。“触秽”是在日本古代神祇令[7]规定下诞生的独特产物，人们相信，接触死者之后必须闭门三十日，而且由死者产生的污秽能够传染三次。在中世，公家阶层为保持天皇的极度纯净常常过分紧张，进入近世后，公家和神社也仍然延续这一做法。

然而，贞享年间颁布的《服忌令》认为，只有与死者同处一室的人会产生“一日之污秽”。另外，进出服丧人的家中或发生争吵、自杀、病死的人家中，虽然会产生“踏合之秽”（传染），但只要洗净身体便可平安度过（实际上在贞享元年首次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即便是死秽，也无须闭门，洗净身体即可）。

元禄元年（1688）十二月，纲吉在江户城内红叶山、宽永寺、增上寺确定了对东照社参拜者的触秽和斋戒沐浴的规定。依此规定，参拜前一天若在酉时（下午六点）后曾与秽者一同用餐，需要洗净身体（行水），若在酉时之前则不必如此。若有动物在屋内死去，产生的“一日之秽”将影响正常出勤，但过一昼夜后即可恢复；若是在庭院中死去，则完全无碍。服丧中的人须在将军返回之后再参拜，等等。

原本对杀人和战争习以为常的武士社会，本应没有余地处理触秽等问题。而如今，虽然只需花费一天时间闭门或服丧，但也将触秽视为问题，并且将其确立为与“东照宫=神格化的家康”的对立之物。随着泰平之世的到来，武家社会不再依循战争中的秩序，转而在仪礼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秩序，或是在“亲族”的尊卑亲疏之中确立起“家”的秩序，并由此完善服忌制度，且将服忌的中心从天皇改为东照宫，这一转变其实也有其必然性（林由纪子《近世服忌令研究》）。

加上之后增补的内容，《服忌令》在当时已经以町触令的形式发布。在首次颁布之后，幕府还处理了对法令随意增笔或刊行者。元禄二年，有关“忌避针忌之日”的出版物被作为“异端邪说”，到元禄七年，幕府才正式允许江户的八人刊行《服忌令》，可见其出版并非出于庶民随意的判断，而由将军和国家决定。在民间出版一事也意味着“家”开始在庶民层面确立起来，亲族秩序和家系的问题时常发生。

如此一来，在古代和中世被作为天皇对立面的污秽意识，再次被合理化为东照宫的对立面，以幕府法令的形式传达下去。与之相对，人们将专门处理死牛马的皮革秽多、送葬相关人员以及处理死秽的人（隐坊[8]、非人等）视为秽者，而且这种意识也日益加深。

宗门改与类族改

家纲在位时期的宽文三年（1663），《武家诸法度》添加了关于耶稣宗门的条目，各藩也设置负责改宗的差役，全国性的改宗业已制度化。各大名须确认家中武士和领地民众的改宗情况，并向大目付提交《大名宗旨证文》，还要附上《切支丹宗门改人数目录》，将所有改宗的人口按照家臣、农民、城下町人、贱民等分类记载。记录对象不仅是家长和土地所有者，女人与孩子、乞丐等也都包括在内。这表明，由将军和大名构成的“公仪”，统括了全体武士和民众。

贞享四年（1687）六月，幕府发布《生类怜悯令》的同时也出台了《切支丹类族改令》。但在当时，天主教徒已经全部被流放到国外或处刑，因此留在日本的只有“转切支丹”，即改宗者。所谓“类族”，指的便是这些改宗者的亲属或子孙等。

改宗者自改宗以来就是再审查的对象，因有伪装改宗的可能性而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宗者的后代也陆续出现，最迟到宽文三年（1663），对其子孙的调查登记也被制度化。贞享四年和元禄八年（1695）出台的追加令中有更详细的具体规定：①改宗者在改宗前所生之子“与本人相同”（被视为原天主教徒），改宗后所生之子则被视为类族；②类族的范围涵盖“服丧忌的亲属范围及婿舅”；③制成记载改宗者本人和全体类族改宗情况的“类族账”，其后若有出生、死亡、出家、奉公、迁移等情况，都须依次通报至各村和町，各领主有义务在每年七月和十二月向幕府的切支丹奉行通报。

此处“类族”的范围，沿用了《服忌令》中对“亲属”的规定，但其实不仅包括了父系的玄孙辈，还涵盖了母系的孙辈以及女方父母等，与《服忌令》的规定有若干区别。前文已提到幕府反复调查改宗者，是出于伪装改宗或重新信教的可能性，而彻查包括侄、妻、舅、姑、女方父母在内的亲族，则是因为他们可能受到来自本人的直接影响，但追查至玄孙辈的原因，大概与《服忌令》对血缘的考虑相同。这可以追溯到宽永年间流放日本人与葡萄牙人、荷兰人所生的混血儿，将异国血脉视为问题的时期。

如此一来，天主教徒所有亲族与一般的改宗者区别开来，进入幕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仅是当时在世的天主教亲族人数就超过四万人，遍布全国八十八处大名领地和六十处代官所（《京都觉书[9]》）。天主教徒被视为国家罪犯，类族账便是将不知何时会返信宗教的潜在国家罪犯隔离起来，并对他们实行监控的制度。

将他们从一般的改宗者中分离开来，还涉及一个将贱民区别登记的问题。登记被归为贱民的人的宗门改账，与登记一般町人和百姓的相区别。但它并不像类族账一样被置于幕府直接管理之下，而是由町、村的庄屋和名主管理，在大名向幕府汇报《人数目录》时，也要将他们与百姓、町人区分上报。

从户籍上来看，百姓与町人单纯是指居住在町区或村落的人，若移居便可改变户籍，婚姻关系也是自由的，总之就是以“平民”的身份，与改宗者类族和贱民相区分。民众由此在整体上被区分为“武士－平民－贱民、改宗者类族”这三个层次。改宗以“家”为单位，“类族”的血缘关系通过《服忌令》被制度化，区分登记的措施也规制了婚姻关系，三者间的身份转换基本上变得不可能。

根据《弃婴禁止令》，被遗弃的孩子“大多为离开城町的非人之子”，因为贱民希望通过让孩子离开自己而提高孩子的身份，对此，幕府进一步强化监视。就像《舍弃牛马禁止令》除了爱护牛马的条目外还规制“皮革秽多”一样，《弃婴禁止令》在保护弃童之外，还促使幕府强化对贱民的统制。

幕府首次颁布的有关贱民的法令（明历二年［1656］）认为，“出家者、入山修行僧、行者、虚无僧、撞钟僧”等云游的艺能者和宗教人士及贱民中，大概存在“盗贼的同类”，因此要求时常盘查。到了元禄时代，幕府则认为乞食者强乞、赖讨或在寺社境内徘徊时也有很大概率会作恶。

从天主教徒这样的国家罪犯，到小范围的社会罪犯，幕府都对其采取了措施，将军及其武士团施行“天下之民无一人受饥挨冻”政策，保护弃童和病人，保证国家与社会的和平及居民的生命，展现出作为“仁政”担当者的姿态。在朝鲜通信使和琉球谢恩使等人扮演着臣服于日本的国外蛮夷角色的背景之下，存在达四万人的改宗者类族和各村贱民，这对于泰平之世的将军与武士团而言，是论证其日常统治合理性的“内部异敌”。

宝永六年（1709）纲吉过世后，幕府不顾其遗言便撤废了《爱犬令》《鸟兽保护令》和《酒运上令》等，但《舍弃牛马禁止令》《弃婴禁止令》《病人保护令》，以及《服忌令》和《类族改令》等得到保留，且在吉宗政权之后被进一步强化。这些政策超越了“犬公方”纲吉个人的性格，与“仁政”的意识形态一同成为这一时代武家国家为重新定义身份所必需的政策体系。

元禄时代确实是被称为“顺应民势”的经济成长期。自宽永饥馑之后，出现连续性的天候不顺，到纲吉就任将军的延宝八、九年（1680、1681）期间逐渐好转，町市和村落的营生令庶民层面的“家”也得以安定，开始在经济上产生余力。但在看到繁荣经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幕府将一些人排除出去的举措。

纲吉死后五年，正德四年（1714）丹后宫津藩爆发要求减免年贡和减轻夫役的总百姓全藩一揆。除了百姓诉状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以“丹后国总头河原团左卫门”之名发出的诉状，其大意为：他在“为求来世之缘分”而周游诸领国之际，听闻有人将屠宰牛马的“皮革秽多”视为“残忍”，但要说“残忍”，难道不是藩内代官和高利贷商人对百姓的苛敛更为残忍吗？如此困窘的状况，难道不是“御上一人之奢”所致？只有彻查这些残忍之事，才能够止住“万民慨叹”，百姓才能停止发泄自己的不满。

这里所说的“御上一人”指的当然就是宫津藩藩主，这也恰恰指出了将军“仁政”构想和生类怜悯政策中的虚假之处。

[1]元服，日本奈良时代以来的男子成人礼。

[2]在日本，佛教同一宗派内的各寺庙被确立为“本山”或“末寺”，后者受前者统辖。

[3]墨付，幕府或领主向下属发布的文书。

[4]赤穗事件，指赤穗藩家臣四十七人为主君报仇，斩杀当年故意刁难藩主的一名旗本。

[5]秽多，日本的贱民阶层中从事“污秽工作”的人，皮革秽多则指从事皮革加工的贱民。

[6]枝村，因新田开发等原因，从原本的村落中分出的村落。

[7]神祇令，古代日本颁布的基本法令《养老律令》的一部分，是基于神祇信仰对祭祀等礼仪的规定。

[8]隐坊，在火葬场处理死者遗骨的人。

[9]觉书，原意为“备忘录”，后泛指记载类的史料。

第七章
逐渐开拓的书籍世界

第一节　开启藏书之旅

乡间商人三田家和柏原船

元文元年（1736）十月，一艘河舟从大坂东南方向约十五千米处的柏原村三田家出发，沿着了意川驶入大坂。舟中堆放了大大小小的柜子共十五个，里面塞着八百多册书籍。这些书将被存放在大坂天满三田家的菩提寺和妙福寺，再展示给各书店竞价拍卖，京都书商栗山弥兵卫用三百五十匁白银将书连带柜子一起买下，钱款在两个月后由妙福寺送往三田家。

记载了此事的三田家《万觉书》指出，这些书籍都是三田家上一代家督净贤特别重视和喜爱之物，尽管十分不舍，但也不得不将其卖出。

净贤是三田家的二代家督，初代家督为生于庆长十三年（1608）的净久。其父水野庄左卫门原本是福岛正则的家臣，在净久七岁时，于大坂之阵中离开福岛正则加入丰臣一方，最终在守城时战死。净久与母亲一同隐栖于堺，改随母姓而称三田。其后，净久在大坂活动，成为商人，号为大文字屋七左卫门。净久的叔父其后又侍奉福岛正则，在秀忠改易福岛正则后沦为浪人，后出家开创妙福寺。家臣在自己所依附的武将失势之后变成浪人、僧侣、町人，或归田为农，是这一时期随处可见的命运。

宽永十七年（1640），净久奉河内国幕府代官末吉孙左卫门之意，移居到柏原新町。柏原村处在众多河流的交汇处，因此经常遭受洪水侵害（参见此处地图）。末吉孙左卫门在施行防汛对策的同时，于宽永十三年，通过开通柏原船——从了意川出发经由平野川，在大坂京桥附近进入淀川——筹集施行对策的资金。他命令该地庄屋阶层各出一艘到数艘船只，建立合作关系，并在新建的柏原新町上设立店铺。为了进一步聚集资金能力，他们在周边开发新田，在宽永十七年招揽十四名大坂商人，并将船只增加到四十至七十艘。末吉以前是与朱印船商人联手的豪商系代官，但如今已经成为以推进“民政”事业为中心的代官，大坂周边的开发事业大多都由这类官员负责。

其中响应末吉招揽的大坂商人之一，便是大文字屋七左卫门，即三十三岁的三田净久。净久当时不过是大坂初出茅庐的新兴商人，通过柏原船经营肥料买卖。在河内平原一带，与前述的碓井村一样，小农开始自立自足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出现棉花和油菜等商品作物。他们把这些作物运到大坂市场，又从大坂市场上将油糟和沙丁鱼干等肥料运回农村。

根据净久对交易的记录，油糟分为荏糟、真粉糟、种糟、棉籽糟、胡麻糟，按照地域也可分为江户糟、关东糟、越后糟、北国糟、近江糟、播磨种糟、阿波种糟、伊豫糟，是大豆、胡麻、荏胡麻、油菜、棉籽等作物榨取植物油之后留下的渣糟，常用作肥料，经大坂商人之手送往濑户内海、北国、关东一带。前文所述的经手藏米的大坂豪商鸿池的江户分店，也曾试图购入荏糟和浦贺沙丁鱼干送到大坂本店（第五章第二节），但油糟和沙丁鱼干主要还是通过三田净久这些乡村商人供应给上方的农村地区。

先行采取该经商方法并大获成功的净久，在经营家业的同时，还熟知俳谐，与松永贞德、安原贞室、井原西鹤也有交往，直到元禄元年（1688）八十一岁去世。

贞享三年（1686），第二代家督净贤继承家业，时年二十岁。宝永元年（1704），当地开展了治理大和川的庞大工程，令其在流经柏原之后直接向西注入大坂湾。于是，大和川旧址的许多地方被开垦成新田，三田家也出资开垦市村的新田。但是，根据前述《万觉书》中“出资开垦新田”条目的记载，此次投资以失败告终，三田家的经营状况恶化，享保十八年（1733）净贤于六十七岁去世后三年，净贤生前尤为珍视，历经净久、净贤两代人累积的藏书全部卖出。

藏书目录

《万觉书》中记载了当时所有藏书的交易目录，这也是净贤生前自己分类整理的目录。如下面表所示，所有书籍共十六类，前十五类被分别放置在十五个大小不一的书橱中，第十六类书籍“谣古本四十七册”被特地装入箱子中。目录记录了书的名称和册数，以及交易的时间地点及价格，并附有某些书籍下落不明的情况记录。目录的末尾部分（第十七类）是之后才被发现的史料，加上此类，该记录中共有二百三十九种书，册数超过一千。实际上，当时大坂周边的村落和乡町村官、商人阶层持有数十甚至数百册藏书并不罕见，他们以书箱或书橱为单位，将藏书分类并制成藏书目录，放置在专门的藏书间中，到了六月还要专门摊在太阳底下曝晒。净贤的藏书到底有哪些呢？让我们来打开他的藏书目录，看看他书橱的藏书。

三田家的藏书目录

（书名与史料记载保持一致，书名后的数字为册数，加粗的为“益轩本”）

第一个大书橱中放置的是日莲的《御书》四十册等，基本上都是与日莲宗相关的佛教书籍。册数占所有书籍的三分之一，其中数十册都高额出售，占整个交易所得的一半，这是该藏书最具特色的部分。另外，其中五十册《启运钞》购买时花费二百五十匁，卖出时估价只有四十匁，看来内行人估价时往往将价格压到原来价格的一半到六分之一。

第二个书橱放置的是以《古今和歌集》为代表的和歌相关书籍。第三个书橱主要是《平家物语》《太平记》等日本的军记物语和中国的《汉楚军谈》等书，第四个书橱则藏有中国宋代公案小说集《棠阴比事》，还有井原西鹤的《本朝樱阴比事》、月寻堂的《镰仓比事》以及改编版的《本朝藤阴比事》等。可见净久十分钟爱军记物语和公案小说。第五个书橱有西川如见的《町人囊》《百姓囊》和贝原益轩的《初学训》《五常训》等训诫类书籍，贝原所著的其他书还散放于其他书橱。第六个书橱藏有井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西鹤织留》，江岛其碛的《商人军配团》《世间子息形气》，以及月寻堂的《子孙大黑柱》、唯乐轩的《立身大福账》、北条团水的《日本新永代藏》等，主要收藏效仿西鹤创作的浮世草子，与前述收藏训诫书籍的书橱相区别。第七和第十七个书橱收藏有《稻子草》《医道重宝记》《救民妙药集》《妇人寿草》等相对简单的医书，以及《千金方》等中国医书。这些书还与阴阳、历法、占吉凶的《大杂书》归为一类，这点也着实有趣。

第八个书橱主要收藏了儒学学者所著的《四书》和汉文诗歌选集《古文真宝》。三田家还留存了享保四至七年（1719—1722）购入、售卖、出借书籍的名目，根据这些记录可知，净贤为了购入前述的高价佛教经书，处理了其他大量书籍，如《五经》《近思录》等儒学书，《三体诗》《锦绣段》等诗文集，《诗林良才》等汉诗作法书，《订正三重韵》等韵书（也用于作汉诗）。在享保九年服部南郭校注的《唐诗选》的和刻本普及于世之前，《古文真宝》《锦绣段》《三体诗》是汉诗文集的基本文献，一般都是一并收藏。

除此之外，根据买卖记录，西鹤所撰的《武道传来记》《保元·平治（物语）》《太阁记》《石田军记》等军记物语，《介石记》等忠臣藏物的写本和《方丈记》等均被售出。换言之，净贤在元禄时期的藏书中，第八类的儒学和汉诗书十分充足，第三、四、六类的军记物语和小说数量应该更多，但到净贤晚年，这些书籍都被变卖，藏书迅速转而以佛教经书为中心（这与晚年的心境转变、经营状况不佳等因素有关）。

第九类主要是《御成败式目》等习字帖，如被称为“往来物”的儿童教科书、教授书信和证文写作的“用文章”，以及作为辞书和事典的“节用集”。第十种主要是四类烹饪书，第十一种为女性所用的教养类、实用类书籍，《伊势物语》和《女重宝记》都收藏于此，而《男重宝记》被归入第五类，这点也耐人寻味。

第十三类包括《徒然草》的注释本，在第十七类中也有，总共有七个门类，这点将在后文中论述。第十五类为俳谐相关书籍，但考虑到净久在商界的活跃，净贤恐怕正远离俳谐，这些书籍大概也已经被变卖。第十六类是一套谣曲唱本。

第十四类中罗列了三种书籍目录。如今所知最早的书籍目录是宽文六年（1666）之物，到元禄时期新增版又陆续出现（虽然跟之前一样都是出版书籍的总目录，但书名开始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别分类，并且在书名和册数之外逐渐加入作者名、发行者、价格等信息），读者根据目录购置书籍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

由此可见，三田家的藏书在儒书、汉诗文集、医学书和佛教经书等正统书籍之外，还有日本的古典、军记物语、史书、浮世草子等小说，以及训诫、习字等教育类书籍和辞书、事典等，甚至还包括料理烹饪等实用书籍，基本涵盖了所有图书领域。此外，三田家的藏书重点还从俳谐转为汉诗，又转向佛经。

这些藏书在当时并不特殊，自藏书目录现今可考的享保时期以来，这些目录为我们提供了一窥当年百姓阅读情况的窗口。例如，河内日下村的庄屋森家收藏了一百二十一种共三百九十四册书籍，以儒学和汉诗文集为主。摄津伊丹近郊南野村的在村医师笹山家藏书目录中，一百六十九种共九百三十册的图书被分为十五个门类，和汉的医书占了三分之一。根据伊丹的造酒家八尾八左卫门在享保时期的日记，也可看出他至少有八十种藏书。除此之外，甲斐下井尻村的长百姓依田家的藏书目录中，也记有六十四种共四百七十册。这些藏书都体现出多样的个性。

从中可见，与序章提及的古活字本种类相比较，此前只在贵族、僧侣和上层知识分子之间流通的古活字本，也开始在村落，至少是上层村民中传播。而且，不仅是稍微有点难理解的汉文本（“物之本[1]”），新兴的浮世草子、训诫书等“和书”也日渐充实，各种实用书籍和儿童教育类书籍也加入进来，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与书本的知识结成一体。

《河内鉴名所记》的世界——“前句付”的关系网

初代家督净久于宽永二年（1625）十八岁时走上俳谐创作的道路，曾师从于松永贞德，后者的作品被收录在宽永十九年刊出的《鹰筑波集》中。此外，净久与其门下的北村季吟、安原贞室，以及以西山宗因为中心的谈林派井原西鹤、冈西惟中都有密切来往。

井原西鹤曾在《西鹤名残之友》中对净久做了如下介绍：“那时河州柏原之里的净久自称无比爱好俳谐，老之乐趣唯此，其不问句之善恶，较之题目，此之深思犹胜。”而净久在招待安原贞室到自己宅邸时，也有过如下记载：“邻近之俳友拜访或聚会，净久家门庭若市。”安原贞室访问净久的时间为明历二年（1656），净久在后一年的记载中，记录了“贞室访问我宅邸之时，河内众俳谐颇有趣味……众人皆聚而见之”的事实。而净久与西鹤友人的关系，最早见于宽文十三年（1673）净久作品被选入西鹤编写的《生玉万句》（该作品集被视为谈林派的开创标志）中。元禄元年（1688），净久于八十一岁去世，就在他去世之前，西鹤还曾与北村季吟等人专门拜访净久。

净久与其他俳句作者的通信如今还留存有三十余封，这些“俳谐爱好者”以河内和京都、大坂的师匠间盛行的“前句付”为媒介建立联系，净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所谓“前句付”，就是由师匠先吟出前句，弟子补吟出后句（“付句”），是俳谐中最简单的连句训练。训练过后，再通过实际创作，逐渐习得俳言即和歌或连歌的规则，如不得使用汉语或四字俗语，要避免出现同样的文字、付句、意义，保持每一句独立的同时又要让句与句之间相互配合、形成照应等。为此，需要在师匠和彼此并不熟知的不特定的多名弟子间建立一种集团性的通信教育，这就是净久所负责的“清稿所”。

若将净久零散的记录拼合起来，便能更加具体理清净久在延宝到贞享年间与大坂的师匠古河定圃之间的关系。定圃寄来前句，净久将前句和应答的截止日期写在书信专用的纸张上，并寄送给六十余人。虽然有人“因忙碌而无法在年内完成”，但一般有二三十人写出对应句，净久便将这些对应句誊写在书信上，再送回定圃手中。定圃（点者）再用二三十天点评，确定名次并返还给清稿所，清稿所再给对句者传阅，最后再将该书信卷赠予最优秀者。每名对句者还会给点者评论费，大概每人每一作品十文到十五六文，清稿所也会从中收取五文左右，作为与点者联系的经费。

像这样一轮（出句、对句、点评）每年大概进行四五次，多的时候还能达到每月一次。有时候定圃的点评会推迟数月，对句者就会催促净久。这时净久便会联系别的点者出前句，让新的一轮率先开始。这些点者从参与对句的人和清稿所那里获得报酬，再加上其在大坂内点评所得，也大概可以维持生计。在著名点者举行大规模活动时，这些组织和人际关系都会被动员起来。人们怀着至少要见贞室一面的心态，聚集到净久的宅邸，井原西鹤也在创作《浮世草子》之后，时常驻足于净久的居所。这就是当时通信教育的形态。元禄时代的俳谐文学，便围绕着京都、大坂、江户三都，形成专业俳人的团队，并进一步扩散至乡村地区。

其他一些点者会直接召集弟子，在每年年初举行对句会，还会将参会者创作的俳句印刷成“岁旦账”发布。岁旦账中，有只写了“发句”（第一句）的情况，也有“三物”（发句、胁句、第三句）完备的情况；有单张印刷的情况，有时也会装订成册。岁旦账原本是代替贺年信发给门生或朋友的，有时也会用于售卖。定圃曾在天和二年（1682）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书信中写道，将于来年春天刊行大坂所有点者的俳句，并且要求出句者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提交自己所出的句子。至于费用，如果只提交发句，则一句三分银，如果提交“三物”，则为一匁银。而“板代”，即印刷费，则由对句者筹备。根据其他书信，定圃还于十二月二十日将岁旦发句附上“银五分”送至净久处。此时，号称“俳谐三物所”的井筒屋庄兵卫刊行的京版已获得全国性权威，但我们尚且不知定圃所用的刊行所是哪个。但从书信中强调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时截止并要配合元旦的对句会这点可知，类似的出版在当时已成惯例。

延宝七年（1679），七十二岁的净久所撰的《河内鉴名所记》全六册由京都书林西村七郎兵卫刊行。该书不仅是带有插图的河内国地志，还记载了咏诵各地名胜古迹、特产和传统的俳谐和狂歌，总数超过一千则。

《河内鉴名所记》　在与水分神社相关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安原贞室和三田净久的名字（参照勉诚社刊行的《古板地志编20：河内鉴名所记》制成）

《河内鉴名所记》出句者的分布　（参照今田洋三的《江户本屋》制成）

《河内鉴名所记》中的出句者共二百六十人，其中河内国占一百一十八人，摄津国四十八人（其中大坂有三十四人），和泉国的堺有七人，大和国有六十九人，其他地区有十八人。净久的俳谐老师有京都的安原贞室（四首四句）、大坂的井原西鹤（五句）和古河定圃（十句）、天满的梶山保友（十四句）。书中的序和跋分别由北村季吟和冈西惟中所作。可见净久的人际关系网横跨贞门派与谈林派，杰出之才比比皆是。

如上面地图所示，河内、大和是出句者分布的主要地区，平均各村有一到数名庄屋或上层村民担任出句者，可见他们也经由大和川、石川水系发展贸易事业。这些信息为我们呈现出净久的“清稿所”所构建起的人际网全貌。

河内野中村林正信的书信曾记载道，“岁旦之对句，以及前述‘河内鉴’之对句所用之费用，合两匁九分，特将其奉上。”据此，《河内鉴名所记》的对句费大概为两匁（岁旦的对句费中因是发句或三物而有所区别）。正信入选了一句发句和一首狂歌共两篇，这么算来，《河内鉴名所记》共收入的一千则便可筹集一贯银（千匁）的印刷费。当然，净久自身的财力也十分重要，但归根结底，支撑净久出版事业的还是广泛的影响力。

俳谐流行的分裂——扩散至女子、孩童、山贱

净久的俳友中还有大冢村的河内屋可正，《河内鉴名所记》便收录了他创作的九句俳谐。可正姓壶井，先祖是河内地区的豪族武士，祖父那一代便开始经营寺内町大冢的酿酒事业，但在大坂冬之阵盗贼袭击大冢时去世。其后，祖母妙意一人抚养两个子女，到宽永饥馑时期实在无法维系，可正的叔父于是奔走于大坂，留下的可正父亲清右卫门和可正两代人，最终再度成为大冢地区的有力农民，还担任了庄屋职务。直到宝永七年（1710）去世，可正将自己历经的大冢村诸家的荣盛枯衰，以自身体验和见闻为基础，撰写了留于子孙后世的教训书《河内屋可正旧记》。其中引用了《论语》《徒然草》《太平记》《古今集》等至少三十部书籍，由此也得以窥见可正的阅读状况。延宝二年（1674），可正还“刊行”了“自制的（楠）正成谣本”。

根据《可正旧记》卷六的记载，可正于庆安年中从代官手代众那里习得俳谐，是石川郡的首例，之后，可正将俳谐推广至邻近的庄屋阶层，并且曾与柏原村的净久一同受教于天满的西山崇因、京都的安原贞室等。换言之，类似于可正这类以小地区为中心开展俳谐活动的人，在与净久保持关系的同时，也与大坂、京都、堺的师匠有联系。由此可知，当时河内农村已经构建了网状的俳谐关系系统。

可正在卷六中写道，元禄五年之后十年间，俳谐发生了巨大变化。延宝年间之前，除了可正有意推广的人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创作俳谐，而“此间，俳谐之‘一句付’流行于各国，郡中无人不晓，女子、孩童、山贱等人也开始把玩”。俳谐向着“一句付”的方向简易化，进一步扩散至下层人民。而且，当时的点者其实不全是才华横溢之辈，能言善道，也能维持生计。如今，俳谐已经“倾心于金钱，落入邪道”。

学者中子裕子曾介绍，元禄年间的北河内、摄津国数个到十几个村落范围内，不包含庄屋在内的年寄以下阶层中，半数以上的村民参加了小规模的俳谐活动，作出的俳句数量也时常达到千句的宏大规模。人们还会从中选出十分之一的句子作为“胜句”（优秀作品），并附上排名和评论，做成仅载有“胜句”的清稿本（胜卷），以“外绢内纸里金”的规格装订成册，作出胜句者还能获得扇子或茶碗等奖品，往往还须宴请宾客。延宝到元禄年间，参加者迅速增多，点评者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也有许多批评认为这些人的目标是奖品，实则“倾心于金钱”。

可正自己也称“此时恐入邪路，暂止俳谐之游业”，将志趣转向能乐。实际上，三田净久于元禄元年（1688）去世前虽没有提出“慰灵”的要求，但也留下了“今后把玩不必要之物皆为不孝，前句付、歌仙、百韵皆无用”的遗言，净贤不久后也将志趣转向汉诗文。

在这一发展历程中，重视一定古典教养和歌学传统的贞门派与批判风格化的谈林派历经盛衰，和日渐大众化的“杂俳”交织在一起，构成俳谐的历史。而且，不满足于上方俳坛的人还前往江户，并在江户逐渐形成专业俳人这一职业。延宝三年，西山宗因下江户时刚好迎来江户谈林派的隆盛局面，不久后，江户在这种氛围中促成了松尾芭蕉引领俳句朝着芭蕉风格方向发展的革新。拥护《奥之细道》等芭蕉纪行类作品的，也是各地上层俳谐圈的人。

《徒然草》的读者——“古典”文学的“成立”

三田家的藏书中包含了七种《徒然草》注释本。日下村庄屋森家和南野村医师笹山家的藏书中也有多本《徒然草》。

《徒然草》是镰仓末期吉田兼好所书的随笔。然而在中世，其写本仅在十分有限的人群当中流传。庆长九年（1604），家康的侍医寿命院立安（秦宗巴）刊行古活字版注释本《徒然草寿命院抄》，并在庆长十八年刊行其原本。之后，经由林罗山的《野槌》（元和七年［1621］）和摘录《徒然草》并以易懂的眉批形式加以注解的青木宗胡《铁槌》（庆安元年［1648］），《徒然草》开始迅速普及。

松永贞德的注释本《慰草》（庆安五年自跋）及其具有自传性质的《戴恩记》等揭示了事情的原委。庆安八、九年间，在林罗山讲谈《四书新注》和远藤宗务讲谈《太平记》的影响下，松永贞德自己也开始讲谈《徒然草》和《百人一首》。讲谈是指在人群之中开展公开讲座，尽管招致以儒学为传统家学的清原家等的激烈反对，但得到家康的支持。而且，贞德和公家中院通胜有传承关系，还与儒者藤原惺窝就《徒然草》各段典故展开讨论，贞德、惺窝、罗山、通胜、宗巴等人由此开展研读儒学、佛教、歌学等跨学科的共同研究。他们公开讲授研究成果，并将讲义内容做成“抄物”出版。《寿命院抄》《野槌》以及《慰草》，都可被视为这些讲义的产物。经由“儒学医学的青年人”出版讲义，在中世仅作为公家家学和秘传的“古典”得以开始向外界开放。

其后一直到元禄时期，附有注释的整版本就达到二十种以上，出现了诠释角度各不相同的版本，有站在儒学立场诠释的版本（高阶杨顺《徒然草句解》、清水春流《寂寞草新注》），站在佛教立场的（加藤磐斋《徒然草抄》、惠空《徒然草参考》），站在三教一致立场的（山冈元邻《增补铁槌》），站在歌学、俳谐立场的（北村季吟《徒然草文段抄》、冈西惟中《徒然草直解》），还有综合诸种注释的版本（高田宗贤《徒然草大全》、浅香久敬《徒然草诸抄大成》、闲寿《徒然草集说》）等。这些注释不仅标示出了典故出处，还解释其意义，并且逐渐精致化，版面也往通俗易懂的方向逐步改善。

在当时，这些注释本已经在村落中喜好俳谐的人群之间流传。原本俳谐的一来一往就是依据故事或古典知识而展开的语言游戏，因此俳谐宗匠季吟、磐斋、春流、宗贤、元邻、惟中等人刊行《徒然草》的注释本，也有其必然性。

《西鹤织留》中作为“津国的隐藏地”而登场的摄津伊丹，是造酒业发达的乡镇，之后因松永贞德、松江重赖在此地开创俳谐而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根据记载伊丹俳坛七十七人略传的《在冈逸士传》（享保八年［1723］刊），从京都和大坂来到伊丹的俳谐师匠“常集合门人，读老庄之书，亦说长明、兼好之文”，“应诸生之请，说《徒然草》”。三田净久的藏书中，便有惟中所撰的《徒然草直解》等《徒然草》相关著述共七种，《河内鉴名所记》中也载有季吟和惟中所写的序和跋。

然而，《徒然草》之所以受江户百姓的喜爱，不仅因俳谐对个人学识修养的作用。

例如，可正在劝说子女和村民禁酒时，便会举因纵酒过度而怠慢家业或因内脏患疾而没落的各类实例。此外，他也诉诸“儒书”、“佛书”和《徒然草》，指出“不宜为友”的训诫之下有“好酒之人”的条目。江户时代是百姓通过经营实现自立，并开始各自构建“家”的时代。为了维系家业，就必须拥有勤勉、聪慧、正直、孝行等“通俗道德”，这些自然也成为父亲反复向子女说教的内容。无论是儒还是佛的立场，将《徒然草》视为“继承家督的年轻之人须知之事”的训诫式读物，是该时期的一大特征。

《徒然草》的注释本　（①出自松云堂书店刊行的《徒然草寿命院抄》，②至④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

可正在建造隐居宅时，有人非难其宅屋位于“鬼门”（东北门），且搬家之日是“神无月”（十月）[2]等。可正如此回应：“《徒然草》曾言：‘神道虽言但非实事。’兼好法师认为，所谓吉日的‘吉凶在人而不在于日’，此正是吾之理由。”（第二〇二段·九一段）像兼好这一理性主义的侧面，也是《徒然草》在江户时代深受喜爱的一大原因。

从作者吉田兼好的视角而言，《徒然草》确实是属于镰仓时代的文学作品，但从广大普通读者的立场来看，《徒然草》倒不如说是江户文学。

鸭长明的《方丈记》无常观浓厚，没有像《徒然草》那般普及，但也被包含在三田家藏书之中，成为伊丹俳谐师匠的讲义内容之一，当时甚至还有模仿这两本书的滑稽版本。

终日无聊，虽身向砚台，然心移至好色之事，挥之不去，将其付诸笔端，失态滑稽之情油然而生。（《吉原徒然草》，宝永年间）[3]

不求物资流动，本金皆不可得，米屋所贩之米虽此消彼长，不会长久低价。（今长明《犬方丈记》，天和二年）[4]

《太平记》此时也十分普及，可正将地主经营比作战阵中大将的指挥，思考如何在非“乱世”的“泰平盛世”中发挥“文治”的作用。延宝元年（1673），北村季吟对《源氏物语》的注释本《湖月抄》出版，但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全本读完实在不可能，所以又出现了各种摘抄版。三田家的《女源氏教训鉴》就是将《源氏物语》五十四段以一段一页的形式，取其摘要与著名的和歌编录而成的。今天我们所阅读的许多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在当时也开始被广泛阅读。

村民与俳句和谣曲——难说师匠不懂

如第四章第三节中所述，有许多村落设立有寺子屋，可正也在大冢村拜托从奈良流浪而来的宗顺开设寺子屋，后者通过教授可正子女等二十名孩童习字，维持一家生计。一个名为九左卫门、先前经营酿酒的人，因《酒造半减令》而破产，其后“依靠教授习字与谣曲营生”。在河内驹谷村，也有人在招纳能够兼顾“指导孩童习字”和“医道”的人才。

《西鹤织留》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大坂经营奈良草鞋店的夫妇因生意不景气，关店回到妻子原籍，在距离大坂六七千米的南郊的远里小野村隐居，在那里一边卖油一边经营寺子屋。起初一切进展顺利，这对夫妻在教授习字之外还被要求教授谣曲，于是不得不每天到大坂的旧友家中学习记诵，再教给寺子屋的孩童。然而，《兼平》之后有《小原御幸》，《内百番》后又有《外百番》，最终达到“难说师匠不懂”的程度，之后连庄屋都来请教《节用集》中不懂的生僻字词，“哪怕一次没解释清楚，对方便不甚满意”，不知不觉间来学习的孩子也少了。

从中可以看出，对所谓的村落知识分子而言，随着一般村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他们便陷入一种若不提升自身水平便难以维持知识权威的紧张关系之中。不光是寺子屋的老师，寺院僧人、神社神官、乡村医师，甚至庄屋和年寄也都如此。在“女子、儿童、山贱”都能随口吟诵“一句付”时，可正等人选择放弃俳谐，转向汉诗文，也是为了展现出与村民的“差异化”。

可正认为，村落的秩序（寄合时的座席顺次）应当考虑三个条件：一是来自庄屋或年寄等的职位或经济实力营造的“威势”，二是年龄上的秩序，三则是“智德”。在某些不同地区，也有仅靠第一点建立秩序的情况。但正如可正所言，“村落上下都应当学习谣曲。习得之后便十分简单，不管是睡觉走路，还是做着家务，不分昼夜，吟诵谣曲都不困难”，花十文钱投稿并满心期待传阅清稿本、在工作间隙吟咏的人越来越多，可见村落中具备知识的人员阶层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第二节　书店与读者

《元禄大平记》所见的当时书店状况

根据现今的出版史研究可知，整版本在17世纪30年代出现，自17世纪中叶至元禄时代得到飞速发展，三田家等人所收集的藏书正是整版本。

按照今田洋三对书籍目录的分析，目录上刊登的数量如下：宽文十年（1670）共3866册，贞享二年（1685）共5934册，到元禄五年（1692）增加到7181册。从宽文到元禄增加了86％。

各个目录下又划分出50多个小项目。首先，自宽文至元禄，佛教典籍由1677册增加到2799册（增长167％），儒学相关书籍（儒书、经书、理学）从247册增加至355册（增长144％），汉诗文相关书籍（文集、书简、诗文集、联句）从177册增加至340册（增长192％），医学书籍从247册增加至454册（增长184％）。被称为“物之本”的书籍也完全没有衰微，而是切实地在村落知识阶层中间扎了根。若淡忘这一点，便难以将文化的大众化和民间化，与简便化、通俗化、娱乐化画上等号。

此外，俳谐书籍也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增幅，从133册增加到677册。训诫类、物语类、草子类以及各种艺能（谣曲、音乐、插花、煎茶、料理）、地志（名所记、纪行）等日文假名图书，也从1025册增加到2456册（增长240％）。这反映出，出版状况已发生质变，如俳谐和谣曲的流行一般，文化人口出现新的扩大。

书店的数量也增加了。后文将提到的《元禄大平记》就曾记载，“京都书店七十二间皆自中古传承而来，成历历书林。仿效孔门七十二贤，其中有林、村上……此十间命以十哲人之名，专开放于世人。”此处所提到的“十哲”书店，基本上都是宽永年间发展起来的书肆，经营类似序章中提到的古活字本。宽文年间，民间书肆迎来诞生后的第一个高峰，有了以“七十二贤”命名的多家书店。从今田搜集到元禄九年（1696）的目录来看，刊行过五十部以上书籍的出版者有二十九人，十部以上的约有八十人，十部以下的约四百人。今田指出，在十部以下的群体中，包含着一部分有力书肆及其头目。京都“历历书林”周围，也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中小型新兴书肆。

元禄十年刊印的《国花万叶记》也曾提及大坂售卖“物之本”的书店达三十家，草子书店七家；江户的“物之本”书店达十六家，和歌书店三家，汉文书店一家。它们不仅再版京都已有的出版物，也为俳谐等领域的独立出版积累了一定基础。

《都鄙图卷》中描绘的书店　从中可见元禄时期的都市状况。书店的二楼为寺子屋（兴福院藏，奈良国立博物馆提供图片）

此外，还有一些书店虽然自己无法从事出版，但从上述书店采购书籍，专门向更广泛的人群售卖、经销、零售图书，这种贩卖方式被称为行商。在三田家与森家的日记（享保时期）中就曾记录道，一名贩卖书籍的行商在一个月内数次回村，不仅售卖手头上的书籍，村民还根据图书目录下订单。此外，他还利用两次回村的时间间隙，开展租书的业务。通过租书，村民得以阅读到多于自身所购图书数倍的书籍，可见，村落中的读书人口不再局限于持有藏书的家庭，而是扩散至普通家庭。

出版行业也开始出现巨大变化。

元禄十五年（1702），描绘都城繁华的浮世草子《元禄大平记》以描写京都书林书商、大坂书商和赴伊势参拜者在从伏见到大坂的夜船上对话的方式，记述了当时出版界的情况。此外，通过回答参拜者的提问，作者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该草子以为初学者提供阅读指南为旨趣，也可一窥当时读者的阅读需求（其中当然也潜藏着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宣传）。

《元禄大平记》揭露了当时出版界的两大动向。

首先，在版权问题上，尽管雕刻用的木板是书店的财产（资本），但随着重版和类版的出现，书店的经营开始难以稳定。元禄七年（1694），京都结成书店行会，决定禁止书店之间相互印刷重版书。然而，重版和类版并没有被完全杜绝，这令书店颇为困窘。最后，根据该行会的请求，京都奉行所于元禄十二年颁布禁止重版、类版的“町触”（参见第五章第三节）。该项规定与其说是出版管制条令，不如说是书店为维护自身权益，由行会主动发起的保护政策。

另一大动向是书籍的流行问题。“当世将高雅深奥之书束之高阁，而恣意增购的，乃好色之书与重宝记之类也。”元禄二年（1689），自森田庄太郎卖出《家内重宝记》，便出现了各类以“重宝记”为名的书籍，以“万宝”“谚解”“详解”“大成”“集成”为名的书籍也随之历经兴衰，其中处于引领地位的是井原西鹤的好色物[5]。当时流行的书籍分为不同种类。以“重宝记”为名的主要是传授方法和技巧的实用常识本，以“谚解”为名的是儒学、医学等汉文“物之本”的注释本，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则是自和文古典文学开放之后，进一步以世相为描写对象（以町人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

在当时的出版界，经由行会确定版权并开始谋求经营安定化的书店、为应对新读者群的急速扩大而出售新书的书店，以及在这两者的间隙中逐步没落的书店，这三类的分化日渐明显。

与这些书店一起急速成长的，还有井原西鹤和贝原益轩。

井原西鹤于宽永十九年（1642）出生在大坂的町人家庭。他将家业交由伙计打理，先求学于贞门，其后又在西山宗因门下成为职业俳谐师，逐步成为俳谐谈林派的中心人物。之后他成为对句的点评者，进入新读者的视野。西鹤多次参加俳谐活动（比试在一天一夜中能够独吟出多少句，西鹤的最终成绩超过了两万句，人称“每分十六句”和“二万翁”），确立了自己在门派中的主导权，同时也使得这类比试成为一种注重话题传播的表演。西鹤的研究者中岛隆便指出，天和二年（1682）出版的《好色一代男》之后的浮世草子也都充分考虑并利用了这种宣传效应。西鹤自己还曾弃用京都而选用大坂新兴的书店，并在插绘上下功夫。

另一方面，贝原益轩在与书肆柳枝轩（茨城屋小川多左卫门）相遇之后，便致力于在意识到读者存在的情况下，用和文创作，文体风格平易近人，从而成为当时的另一位畅销作家。柳枝轩也购买了“益轩本”的印版，并且在书籍最后附上自家的出版书目或名为“贝原先生编述目次”的“益轩本”出版目录，研发出独特的销售战略，并逐渐成为新型的书肆。

地方读者的实态——益轩与“旧识”之人

除了有流动书商的地区之外，其他地方的读者是如何获得书籍的呢？

关于俳谐书籍的流通，我们可以从井原西鹤寄给俳人下里知足——宿于尾张鸣海的酿酒师——的书信中看到十分值得玩味的事实。西鹤以一匁两分银的价格将《俳谐物种集》送于下里知足，下里再将其以三匁银的价格交由热田的俳人处理，通过这样的方式，俳人之间的联系网和俳谐同好之间的交际圈也经由图书经销而得到加强。

从筑前福冈藩藩儒贝原益轩的书信和日记中，也可看到当时的实态。贝原益轩自己跟随藩主参勤交代，多次上洛并参见幕府，并在这一过程中时常光顾一些书店。他不仅购入书籍，也趁机获得各种出版情报。回到领地后便与江户和大坂的书肆联系购买，还委托上洛的藩士交付书费，或帮忙找书。那时，福冈城下和博多也有书店，贝原也会从那里订购书籍。元禄十五年（1702）出版的《元禄曾我物语》就在第二年被贝原列入购书清单。但整体而言，在当地购入的图书中还是军记物语、浮世草子和简单的医学书占多数，专业的书籍主要还是在京坂地区的书店购得。

在贝原益轩的《家藏书目录》中，共记有八百六十一部书的书名（包括藩主下赐的八十六部），达数千册。这些藏书还曾租借给福冈的上层武士、医生、儒者等知识分子，成为藩内御文库之外的地域图书馆。

益轩也在福冈当地从事代买京坂书籍的事业。元禄十二年（1699），他曾对住在附近的弟子竹田定直（春庵）说，“新书《令义解》已经从上方地区送来。因为买主说不需要了，本来要退回，但如果你那儿有人需要的话，我可以转卖给你们。另有《古文真宝后集》和《日本释名》。”通过这样的方式，益轩将书费收齐，再一并送往上方地区的书肆。其中《日本释名》就是贝原益轩自己的著作。

益轩在晚年的书信中谈到，这些工作十分辛苦，本想与京坂地区的书店沟通（以后让书店直接送货）。在这个意义上，城下町书店对专业书籍的贩卖尚且处于不充分、不成熟阶段，地方读者与中央都市的书店建立联系还需要像贝原益轩这样的藩儒作为媒介。

宝永六年（1709）《大和本草》出版时，益轩在写给定直的书信中如此描述道：“十五部书为京都书肆所送，一部为自身所著，入银分为二十匁，尽可能在汝处售卖。已将三部福冈吴服町书肆所望书送至，书肆售价大概在三十匁以上。若赠予直方、秋月等熟友，则无余本，故考虑从书店处再要回若干。春，书肆应追加购求吾书，定会依照入银分的价格予吾。”

所谓的入银分，指的是书籍出版印刷费用由著者承担，相当于提前买下印刷出来的图书[6]。按照正德五年（1715）的书籍目录，《大和本草》的价格为二十八匁，入银分是售价的百分之七十，若是福冈的书店，售价还会有所提高。著者的入银分标准，通常是五十部书的印刷成本。元禄十一年（1698），大坂的书肆吉野屋承办出版《颐生辑要》时，著者已经准备好原稿并承诺支付五十部的费用，但益轩对售完这五十部表示担心，买卖未成，最终该书于正德四年由京都的书肆永田调兵卫出版。另外，在正德四年，定直对出版《小学集疏》最初开出的入银分条件也是五十部，但最终以二十五部成交。也就是说，“益轩本”在福冈周边书店出版时，肯定是有数十名读者买书，否则便无法成为畅销书（而每本书的读者又不是同一批，因此益轩本的读者群人数肯定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

到底是哪些人购买益轩所著之书呢？益轩制作了朋友的名簿，分为“从学”和“旧识”两类。前者有以福冈为中心的五十八人，包括藩家老以下的上级家臣和儒者、医生的门徒，这些人曾直接师从于益轩，并从他那儿借阅过藏书。“旧识”不仅包括福冈藩，还有邻藩、邻国以及京都、大坂、江户等地的数百人，包含了他藩的中下级藩士及其陪臣和浪人，城下町和三都的町人、商人（包括书肆），以及村落的庄屋、神官、医生、阴阳师等，范围十分广泛。

临近的小仓藩藩士藤井孙兵卫就是他的一位旧识。宝永五年（1708），三十岁的他首次写信给益轩，是石高为一百五十石的中级藩士。孙兵卫爱好读书，在上京之际（应该是参勤交代之际）购买了益轩所有著作。益轩对如此热衷读书之人也感到十分欣慰，曾挥毫赠予孙兵卫。对当时像孙兵卫这样的武士阶层而言，参勤交代是购买书籍的重要机会，因此他们多少认识京坂书肆的商人，可根据自身需求订购书籍。

益轩的旧识也有不少是村落的庄屋。他在奉藩主之命编纂《筑前国续风土记》而调查筑前国期间，曾到各地庄屋家借宿，由此“发现”了许多新的读者。如入地村庄屋古贺二右卫门和穗坂村庄屋藤七，都是当地爱好读书、崇尚善行的文人。而对于一开始没能将二人写入《续风土记》中，益轩感到十分遗憾，最后不顾已经要定稿付梓，仍让定直追加了有关他们的记载。元禄七年（1694），古贺二右卫门撰写《朝仓纪闻》，记录入地村等朝仓地区三十三个村落的社寺、名所、旧迹，益轩为该书作序。

益轩在元禄十四年（1701）的日记中写道，《和汉名数》由京都的书肆再版送至江户时，曾卖出七百部，其后每年卖出四百部。考虑到《和汉名数》是每册一两匁的廉价本，相比之下，对售价为二十八匁的《大和本草》二十卷本和十匁的《颐生辑要》七卷本而言，能够在福冈当地确保卖出入银分的五十部，说明购买的读者比重绝不占少数。益轩本的出版，乃至元禄时代的出版文化，不仅依靠京都、大坂、江户三都的读者，也有赖于地方读者的支持。

根据学者小林准士的介绍，在元禄时代，土佐藩的藩儒谷秦山也往返于京坂地区，为地方读者代购书籍。另外根据研究者市古夏生的介绍，盛冈藩的家老北可继在正德年间（1711—1716）的日记中也谈到，他通过在江户执勤的武士和进入江户城下町的御用商人，得到书籍目录并从江户代购书籍，再将这些书籍转卖给盛冈城下町的书店，其中就有贝原益轩的著述。

地方城下町也有售价稍高的书店，但在它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就由藩儒的代购加以补充。另外，武士也能利用参勤交代的机会或委托御用商人购书。百姓阶层则可利用西国巡礼或参拜伊势神宫的机会。例如甲斐下井尻村的长百姓依田长安，在享保六年（1721）西国巡礼之际列出要在京都购书的清单，其中包含九部著述、历法和图册（虽然一个人难以重复这样的操作，但大概可以托亲戚代劳）。由此，西鹤本和益轩本不仅在大坂周围，在筑前、土佐、甲斐、盛冈等地，都可以几乎在同一时间阅读到。

第三节　书籍之知

农书的出版——从《农人账》到《农业全书》

元禄十年（1697），日本首次出版“农书”——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这在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不是为了知识、教养或娱乐，而是为了农民而出版的读物。农业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与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这些知识往往由经验丰富的父亲传授给儿子，或是作为村落的古老智慧流传下去，而将这些变成“书籍之知”供人们学习，在农业史上也是一次巨大转机。

《河内屋可正旧记》第十二卷是六十岁的可正于元禄八年执笔写成，该卷所记述的是“耕作得失之事”等农业技术，可被视作农书的原型。

可正是拥有数十处农田的地主，自己并不直接使用农具劳作，而是像碓井村的九兵卫家族一样使唤下人来经营农田。但他认为，就如大将在战阵中指挥一样，“即便自身不持铁锹，也应当好好下达命令”，强调为了管理劳动也必须知晓“农业劳动”的知识。因此，可正决定要从“处处有功绩的农夫”那里，习得耕作的关键和秘技。

可正首先想到的便是将每日的收获写成《农人账》，这本日记记录得十分详细，诸如“这块地某月某日栽下棉花，某时施了肥……那块地许多棉花开花，这块地收成不好”，每年翻阅该日记，便可得知“那年收成不好是因为这样做，这年收成极好是因为那样做了”。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农民的经验，并将这些原本是第一人称的经验，提升为理性认识，形成基于实验的“科学”思考。

他进而写道，有人认为大雨和干旱都“非人力之所及”，若遭受这些灾难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往往正是这种国难之际，才能显示出将军的权威和家臣的忠节。在承应三年（1654）发生干旱，延宝二年和三年（1674、1675）爆发大洪水时，也有许多有能力者花费诸多工夫得到了少许收益，他们将这归结于运气，或说“蒙受其年雨露之恩”，“前世有果报之力”，总之主张“农业大计在于不破坏生产”。

接着，可正多着墨于棉花、烟草、油菜耕作，进而旁及牛蒡、萝卜、山芋、竹笋等蔬菜。注重商品作物的生产，是农业发达地区的一大特征。在给棉花施肥时，当时流行使用名为“真粉”的上等油糟，但油糟的浓度不能过高，因此在实际使用时一般会掺入品质稍差的棉籽糟和沙丁鱼干糟。烟草栽培不易，市场价格也不稳定，如不精心培育就很容易失败。有经验者可在一反田上收获三百匁的烟草，其中的二百匁将用于缴纳年贡和肥料费。书中还十分详细地记述了从农夫处听来的“秘传”，如可正从龙泉寺村的农夫那里得知，培植烟草时，为了压实土壤，一般会使用含有盐分的肥料。另外，为了让叶子染上味道，还会在酒中加入少许盐涂抹在叶子上。

可正基于《农人账》写成的备忘录，便成了农书的原型，它依据农夫的经验写成，具有地域特色，想必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的记述。

使得此类备忘录向农书飞跃的契机是什么呢？

宫崎安贞在《农业全书》的自序、凡例中写道，日本全国如此多农家，每个作物品种想必都有十分精于种植之人，他“多年来广求此事，参考诸多唐书，又游历东西，问求于诸国老农，并夹杂自身务农所得”，撰成此书。因此，它“跨越和汉，备于万事”，人们能从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即便领地、场所、气候有所不同，十之八九能够奏效。它对照《农政全书》等中国农书，听取比较诸国（从山阳道至畿内、伊势、纪州诸国）老农的经验，并根据自身务农的实际经验撰成，因此读者可从书中获得农业技术的一般性原理和普遍知识。

宫崎继续写道，“倡说人伦之书颇多，教授农业之书却无流传。致力文学之辈，因不务农，弗能对其讲授。今临泰平之世，上虽推行治农，然下不详知农术，故无农书也。”这正是专为农民服务的书籍迟迟没能出版的原因。与天下其他事情一样，农业也须注重“致知与力行”——知识和经验两个方面。

宫崎安贞生于元和九年（1623），其父原为广岛藩浅野家的家臣，后沦为浪人。安贞在二十五岁时便在福冈藩供职，享有二百石的待遇，三十五岁时（明历三年［1657］）“辞去故有之职”，之后四十年间在筑前女原“隐居于民间，致力农业”，辞职原因尚且不明。《农业全书》经由贝原益轩的斡旋，由京都书肆柳枝轩刊行，那时七十五岁的安贞已经去世。

根据贝原益轩的日记，隐居于女原的安贞在宽文元年（1661）五月认识益轩，正前往伊势途中的安贞拜访了滞留于福冈藩京都宅邸的益轩。对于从广岛流浪到福冈的安贞而言，“游历”各地似乎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之后，在益轩驻留福冈期间，两人每隔几月便来往一次，若是安贞拜访益轩，则会带上被认为是近邻庄屋的熟人，若是益轩拜访安贞，则携上其兄乐轩做伴，几人夜话长谈。

从以上描述可知，安贞花费四十年时间，先着手于农业技术和农事总论，后又分五谷、菜、山野菜、三草、四木、果木、诸木、家畜、药材等各部分，体系化整理农业知识。而之所以能从每天日常的“农事”中总结出“农术”，是因为“长居于民间，见惯农人每日勤勉劳作”，安贞从事农业，但并非农民，因此《农业全书》是作者以浪人的身份，站在更为客观的立场上观察农业活动所得的结果。

顺带一提，延宝八年至天和二年（1680—1682），东海地区的村官撰写《百姓传记》，贞享元年（1684）会津幕内村的豪农佐濑与次右卫门完成《会津农书》。《会津农书》在序文中写道，“因其国气候之故，耕作时节迟缓……作物品种相异，难为他国所用，故书名为会津农书”，将自身限定为地域农书，另附有一千七百首“农歌书”（用来记忆技术要点的和歌），尝试不仅通过文字，也借助口头传播普及农业知识。与之相对应，《百姓传记》总论的“五常之卷”中，以“天子初春躬行耕田之事”为开头，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作为具有普遍性的日本农书，内容的完整程度也不亚于《农业全书》。但是，正如此书第八卷《苗代百首》所述，它尚且没有考虑要出版。

《农业全书》由此成为农书中的先驱，在贝原益轩的协助下出版。对柳枝轩书肆的茨城屋多左卫门而言，出版当时默默无闻的安贞所撰的十卷本书籍，无疑会感到不安。为此，益轩亲自作序，让乐轩撰写第十一卷作为附录，再令其外甥好古撰写后序，通过水户藩士佐佐宗淳（此人是益轩在协助编纂《大日本史》时结识的）介绍，推荐给德川光圀。可见益轩为推广此书煞费苦心地将其包装成自己所撰的“益轩本”。最终，《农业全书》引起极大反响，从享保时期的藏书目录来看，在柏原村三田家（大概因为三田家是肥料商人）、日下村森家、甲斐依田家中都可见到其身影，之后直到幕末，《农业全书》都在不断再版重印。

医书和医疗

在伊丹近郊的南野村，笹山家族世代为医。初代家督笹山德庵的父亲曾为近江六角的家臣，在被信长打败后从主君家出逃，德庵依靠其母成为姬路藩池田家藩医笹山家的养子，并在那里习得医术继承家业，但不知为何转而闭门索居，之后又流浪于大坂周边村落和尼崎等地，等到二代玄悦继承家督之位，该家族才作为南野村的乡村医生安定下来。

享保时期的藏书目录中，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医书，有七十三种共三百三十八册。从中国古典医书（《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医方大成论》），到元明时期最新的医书（《格致余论》《正传或问》）都囊括在内，另外还有日本关于上述医书的注解书（《医方大成论谚解》《格致余论谚解》等），还有自近世医学鼻祖曲直濑道三以来的日本医书。

而在并非医生世家的三田家藏书目录中，也有二十六种共九十八册的中国医书、注解书及日本医书，这个数目也并不小。其中还有《医道重宝记》和《妇人寿草》等面向普通人的医学读物，其他各家藏书中也或多或少有一定量的医学书和本草书。

当时医学书的主要著者是香月牛山和冈本一抱。

香月牛山是筑前人，也是贝原益轩“从学”之辈中负有盛名的门生之一。他在丰前中津藩担任侍医之后辞任上京，因治疗显贵而声名外扬。在专业严肃的医书外，他还著有《小儿必要养育草》《妇人寿草》《老人必要养草》等，都是江户时代“家庭医学”的畅销书，这大概也受到其师贝原益轩的影响。

冈本一抱的父亲是越前藩武士，在父亲辞任后去京都从医，后来成为大和宇陀织田藩侍医的养子，并在该藩侍奉主君，直到元禄初年辞去职务。他的胞兄是人形净琉璃本的作者近松门左卫门。冈本在辞任前后，致力于整理注解中国医书，撰写了《医方大成论谚解》等以“谚解”“指南”“和语抄”为题的中国医书注解书、翻译书或解释这些医书的著作共五十部。然而，胞兄门左卫门劝说他，肩负生死的医生若从如此简便的医书中学习医术，势必会犯错，冈本最后听取建议，放弃了医书的著述。

当时也确实存在类似的批评意见。延宝八年（1680），纪州藩医师宇治田友春在《医学辩害》序文中便批评当时医生“读末流之书而不读《黄帝内经》”的“俗习之害”。实际上，对于笹山这些医生而言，冈本一抱的注解类医书当然不够，但这些也确实是习得中国医书的绝佳参考书。

可正在《河内屋可正记》中记述道，元禄十一年（1698）大冢的医师深尾家着火时，从家中带出了“数种书籍、药材及治疗工具”，另一方面他还描述道，在当时也渐渐有“习惯用假名书写药方，判明病状的同时收取药费，打开药箱煞有介事地配药”的医师。他们相比“俗习”医师而言级别要低得多，但既然作为医师，用假名书写药方并且阅读医书，那他们的诊断自然是依据医书上的知识。

根据摄津尼崎藩的调查，元禄时期大坂周边的农村中，大概就存在上述级别各不相同的医师，大概每一个村落（五十到一百所房屋）就分布有一名医师，由此可推测，这些医师的医疗对象也不限于村落的庄屋阶层。他们之中有的逐步定居，成为世袭的行医世家，有的游学于京都或大坂，从一个村流动到另一个村，或从乡村城镇流动到城下町。村落对医生的要求逐渐变高，医生对待遇等的要求也逐渐变高，这两个变化方向相互缠绕。

可正认为，“医者、福者、智者，若集齐三者便可成富庶之乡。”在元禄时期的大坂村落社会，评价一个村落的富饶程度，并不只看经济层面上的丰饶，还要看村落拥有的寺子屋老师等“智者”和“医者”的数量，医疗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成熟指日可待。

另一方面，可正也描述了疫病流行的场景，“在村中者一同祓除，齐声呐喊，哄送灾神”，“其领地境内或原野之中，各处都有祓除之具、榊木及四手[7]，四方拉起注连绳，祭典不可胜数”，但他认为这些神事“皆俗云之事”，并非“正说”，因此给予了否定。

可正还举了一些例子，如观心寺僧北坊称，“感觉是役行者附体，于是将袋中的米饭当作供品，用纸包好，然后在旭日之下，投入水中，若见其浮于水面，则将其吞下，诸病可祛”，还有名为“水觉”的智者“在山地近旁，于所谓星田之地，夜半金星降于深林之内，见到此星之人可祛除诸病”。但可正认为这些见闻有“巧言非正法之邪僻，蒙骗万民，咎取钱财”，并举例证明这些蒙骗者最后受到神佛惩罚和政府的处置，最后他如此描述：

当地之人须好生听取。迄今处处逢难以置信之事皆以致如此下场，今后即便遇离奇之事，亦不得相信……然世上没有比病痛更惨苦之事，医术之次祈求神佛，当地亦有药师如来、观世音菩萨、明神、天神等，此皆不可信也。

这绝非否定宗教的救济功用，而是严厉地否定用巫术代替医术的行为。可正进一步认为，如前述案内人或修行僧、阴阳师以及担任民间医疗工作的巫师都是“己欲熏心，诓骗愚人，贪图金银，迷惑良民”之辈，都应判罪，提醒人们“断不可信，当排斥藐视”，宣称要将这些人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当然，巫术式的民间疗法并非如此简单，此时的庄屋阶层也会自学医书，开展医疗活动，逐渐掌握理性的意识。受将军纲吉《病人保护令》的启发，吉宗推行普及医书，积极响应的正是这一阶层。

根据学者青木岁幸的研究，史料上有较早记载的是，元禄七年（1694）信浓福泽村的金井友竹推行医道和儿童教育。野泽村的豪农兼俳人、国学学者濑下敬忠在自传《历草》中也称，在享保时期接受医生治疗是十分“日常的生活感觉”。可见在18世纪中期后，每几个村落大概就有一个医生。

“女书”的形成与发展

三田家藏书的第十一类是专门的女性用书，在宽文十年（1670）的书籍目录中也能看到“女书”这一分类。

如下面所载的女性经营行商书店的画，没有落款，但据说出自奥村政信之手。奥村的画以充满力量的健康线条为特点，这一风格在鸟居派和怀月堂派之后在江户町画师之中流行。画中，背上的大箱子（包袱也在其中）是行商的标志，箱子侧面写有各式广告，上端为“小野阿通/琴三味线御家流/泽田阿吉”，中间是大大的“女笔折字帖/可任意散书”，右侧写有“你与我，渡天河相遇/大桥流”，左侧是“夫妇历经锤炼相遇/玉牧（置）流”，底端则是“和歌指南”。箱上还放有书籍，最上端的书箱上写有“源氏”，横向夹着的纸包上写着“短册·色纸”。上文所说的“女笔”指的是女性专用的练字字帖，泽田阿吉是《女今川》[8]的著者，因此这幅画描绘的是集女笔、琴与三味线、和歌、女训集、《源氏物语》等女性教养类读物于一身的“女书”专门书店，颇为有趣。（顺带一提，大桥流和玉置流都是书法流派，书箱上的广告将“大桥”和“渡天河”，将“玉”与“夫妻历经锤炼”联系在一起，借此吸引女性注意。）

上为《读书美人图》　在风俗画和美人画的题材中，也出现了读书的女人（出光美术馆藏）
下为传言出自奥村政信之手的《色纸短册卖》　专门售卖女书字帖、《源氏物语》、和歌指南等女性读物的女行商

小野阿通相传是秀吉正室北政所（高台院）的侍女，常被认为是净琉璃的滥觞《十二段草子》的作者，她也是一位书法家，极具传奇色彩。庆安五年（1652），以《女笔小野阿通手本》首次问世的小野阿通，是前述小野阿通的女儿，之后成了信浓松代藩藩主真田信政的夫人，于延宝七年（1679）去世，人称第二代小野阿通（高尾一彦《横笛与大首绘》）。当时被用作女性字帖的，其实大都沿用尊圆流、大桥流和玉置流等男性书法，而小野阿通是首位以女性身份创作女性字帖的人。

泽田阿吉也是位书法家，她亲自执笔撰写《女今川》，于元禄十三年（1700）刊行，享保十四年的书籍目录中便有《泽田女笔手本》和《女笔浅香山：泽田阿吉》这两部书。该目录中，泽田和小野阿通的著作各有两部，与之相对，名为长谷川妙贞的书法家的作品则有五部。在现存本和书籍目录中，妙贞的作品共有十六部，且在享保十年之后显著增加，根据京都书店行会的记录，享保十七年（1732）曾发生围绕妙贞字帖版权的争论，可见十分畅销。若说浮世绘反映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服装和发型，那行商书箱上的宣传语便不可能不列出当时最流行的字帖，因此这幅图所描绘的，应该是妙贞字帖流行之前的情形。

从现今残存的女笔字帖和书籍目录来看，撰写者除了小野阿通外，还有洼田安女、居初津奈女，之后则有林兰女、洼田鹤、田村良尾女等，但除了小野阿通外，我们无从得知其他人的经历。在西鹤《好色一代女》（贞享三年［1686］刊）中，女主角就在辞去侍奉宫中职务后，开设“女子练字所”，在门柱上张贴“女笔指南”，将一间小屋子整理妥当，还雇了一名女下人，收附近的女子为徒，教她们练字和“女子该有的举止”，享受着一个人生活的乐趣。在江岛其碛《世间娘气质》（享保二年［1717］刊）中，镜子商店的老板娘相传曾在宫廷中侍奉，因此被称为“镜屋的紫式部”。她也在门柱上张贴“女笔指南”，收附近街坊的女子为徒，教授书法，并为游女和茶屋女代笔写信。在撰写女笔字帖的女性周边，大概都会产生这类教女性练字的寺子屋。

这些女笔字帖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中世以来以平假名为中心，散书写成的消息（书信）文例，从小野阿通到妙贞的字帖都属于此类。另一种则是假名汉字并用的字帖，如泽田阿吉的《女今川》等（中野节子《思考的女人》）。元禄五年（1692）的《女重宝记》和贝原益轩《和俗童子训》中的“女子教育法”，除假名这种女文字之外，也教授汉字这种男文字[9]，因为女性若不会读写算数，也难以胜任家务和财务管理。如此一来，混杂着汉字的字帖成为必需品，女性也被要求尽早习得（宽永六年［1629］还有一桩对丈夫遗书表示异议的妻子诉讼案，参见第五章第三节）。这些现实孕育了混杂汉字的“女笔”。

另一方面，贝原益轩在撰写自己的著作时，并未使用儒学书常用的汉文体，而是采用汉字与假名混杂的写作方式，并称“为教谕世中无学之人、小儿之辈、贱男贱女，为助民用”（《大和俗训》序），男女文字间的界限在这时已经出现大面积瓦解。

河内屋可正也曾举例称，邻村的农家中难得有会写字的女子，但到了十五六岁仍没找到结婚对象，想送到武家奉公却没有门路，十分苦恼。根据可正的记述，“男子外出若无一技之长，不识字则难成事”，因此在家业之外也应适当学习连歌或俳谐，女子以“书写日记，能够默写出人名为宜，应放弃书写而专注家务”。且不论可正这种大户人家，凭借“夫妇相扶”而求得自立的小百姓也达到了一定的经济水平，在形成“小家”后不满足于“夫妇相扶”，而是催生出男女分担家庭“内外”不同职责的伦理。正是这一伦理支撑着“家”，乃至代表“家”的“村”（参见第四章第三节中“隐田之事，不得与妻子儿女相言”）。可正为子孙和村民撰写了十九卷本的《可正旧记》，但对于妻子妙正却几乎没有着墨。该时期庄屋阶层的各类记录也都是如此。

但是，可正在说“女子除家务之外便无用”后，又说“别处或许并非如此”，采取了保留意见的立场。可正的祖母妙意能够创作汉诗，《河内鉴名所记》中也出现了河内国府的久女、河内八尾的今西夫妇所创作的俳句，以及大坂游女藻川的名字，还介绍了女性点者园女的清稿本（元禄十年［1697］）。以上这些可正应该也曾亲眼见证。可正立场的犹豫，恐怕正说明当时已出现探索“夫妇相扶”新伦理的可能性，但可正并未觉察到另一侧面，即在这一阶段，民众广泛的“家”的自立观念带来的男女分工这一侧面。

“女书”的世界最初只有女笔、女训、《伊势物语》和《源氏物语》，其后在书店响应读者迫切期望的过程中，元禄五年的《女重宝记》中便加入了服装、化妆、料理、分娩、育儿、各类技能、妇科病等多个领域，并侧重实用知识。享保元年（1716），新兴书肆柏原屋清右卫门出版《女大学宝箱》。该书采取“益轩先生述”的“益轩本”形式，夹杂汉字的字帖女训《女大学》正文只占不到二分之一的篇幅。其中还有《源氏物语》《百人一首》和女性诸职业相关的社会知识，以及《小儿必要养育草》等与治病、分娩、育儿相关的各类实用知识——涵盖这些知识的书籍确实可被称作“宝箱”。而这毋庸置疑是以“家”为目的的知识。这个时代的女性对新知识的获取，从一开始便伴随着与“家”这一结构的抗争，并且一直在切实地前进。

第四节　对历史的解释

村落学者契冲——元禄文化的旗手

下文将分析元禄文化的旗手之一、日本国学之祖契冲。

契冲的祖父下川元宜是侍奉于加藤清正的有力家臣，在家光改易熊本藩加藤忠广时沦为浪人，父亲元全侍奉过德川谱代武功派的尼崎藩主青山家，拥有二百五十石俸禄，但最终下台。契冲兄弟七人中一人为了成为武士而离家，契冲自身于庆安三年（1650）十一岁时出家，被寄养在摄津国西成郡今里村的妙法寺，师从丰定。根据他之后撰写的《妙法寺记》，丰定十分亲和，深受村民敬爱，村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在他手下学习的弟子，为了“村中劝进”，这些村民还重建了正殿和佛像。

其后，契冲赴高野山等地修行，二十七岁时离开寺院四处流浪，寄住在和泉国和泉郡久井村的辻森家。在这期间，他“窥诸宗章疏，涉猎经史子集”，熟读辻森家所藏数额庞大的佛教经典和汉学书籍。之后，他又受同郡的池田万町村伏屋家的邀请，寄居于养寿庵，“偏好《皇朝实录》《日本纪》以来诸书，博探其书”（《圆珠庵契冲阿阇梨行实》）。伏屋家原本也是丰臣的家臣，之后成了浪人。

三十到四十岁阶段，契冲主要在伏屋家活动。在此之后，他埋头研究《万叶集》等古典作品，依靠庄屋阶层的藏书增进自己的学问。其后，契冲又寄住于摄津国我孙子村田端家和河内国小西见（鬼住）村。延宝六年（1678），契冲为赡养母亲，再度回到今里村妙法寺，并担任那里的住持。当时的庄屋年寄便大都成了跟随契冲学习的弟子（《妙法寺记》）。契冲开创国学研究黎明的代表作《万叶代匠记》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听闻其名声的德川光圀也曾为他提供食禄，但契冲基本上还是在村落活动的学者，到了晚年便隐居于大坂的圆珠庵（由伏屋家的养寿庵迁筑而来），在元禄十四年（1701）离世。

元禄文化的中坚人物大多出身于武士或浪人之家。人形净琉璃的作者近松门左卫门与撰写医书的冈本一抱兄弟的父亲，之前都是越前福井的藩士，成为浪人后携家上京，一抱走上了医学之路，门左卫门则在公家当差，持续接触较高阶层人群的文化，结识净琉璃的太夫[10]宇治加贺掾，并先后为加贺掾和竹本义太夫撰写《出世景清》《曾根崎心中》等净琉璃剧作，还为歌舞伎演员坂田藤十郎创作歌舞伎狂言的剧本。

松尾芭蕉的父亲也是伊贺上野藤堂藩的“无足人”（拥有武士资格但没有食禄的乡士），芭蕉还曾担任藤堂藩侍大将家嫡男藤堂良忠的近侍，希望获得武士资格，但因良忠早逝而不得，转而作为俳谐师活跃于江户下层社会。贝原益轩也是下级武士的后代，在成为儒学藩士前当过七年的浪人。

他们不是当时的豪强，本为下级武士出身，在家族浮沉中，随主君命运或大名兴亡而成为浪人、儒者、医者、公卿家的差役、僧侣，或像宫崎安贞那样经历浪人生活之后归田为农（如今多认为西鹤的父亲是大坂町人，但我们无从知晓更多信息）。

学者尾藤正英曾指出，个人理想的武士生活方式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落差，或是武士的实际生存状况与自己身为浪人的生活状态间产生的矛盾或绝望，使得自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撕裂，但他们并没有像“倾奇者”那样以外在的方式发泄情绪（参见第五章第一节），也没有像由比正雪那样采取直接行动（参见第六章第一节），而是将其沉入内心层面，在这种严苛的张力之中，洞察社会和人的生存方式，进而产生出难以停止的自我表现欲望，由此产生的文化并非仅靠平和繁荣的町人经济成果便能孕育的。

那些培育他们、而后又享受到他们创造的文化的人，如为契冲提供藏书的伏屋家和辻森家、编纂《河内鉴名所记》的三田净久、撰写《可正旧记》的河内屋可正、为冈本一抱提供医书的村医笹山家等，还有大坂周边村落广泛分布的庄屋阶层、寺子屋老师、医生，村落寺社的僧人和神官，以及在地方上支持贝原益轩的筑前藩周边居民，等等，实际上也多出身浪人，经受过或多或少的浮沉。

身份与文化

在近世社会，为何是这些人成为文化创造的中坚力量？

一直以来，江户时代的社会都实行“兵农分离体制”，武士和农民在空间上被分割在城下町和村落，在阶级和身份上也被严格区隔，并且执行从“士农工商”至贱民的严格身份制度。因而在文化领域，武士与庶民（农工商）之间自然也存在与身份制相对应的巨大落差。然而，寺子屋的普及和庶民识字率的提高，意味着身份制在江户时代后期开始变质和解体，但元禄文化充其量还只是在上方尤其是町人社会中被允许的文化，庶民所读的书至多也只是好色本之类的读物。

然而，在近世社会成立过程中，若实际考察在其中生活的具体的人——例如近江国伊香郡的土豪上坂家，哥哥成为武士，弟弟则留驻村落守家——便会在史料中发现，有很多人尽管以成为武士为目标，但最终还是留在了村落中。武士集团中的统一战争，使得主君败北的武士大多成了浪人，其中有人放弃武士身份，回归村落，也有人不愿放弃，继续留在都市。那些回到村落的武士阶层，或担任村落庄屋等官职，或承担起寺僧、神官、医生、寺子屋教师等职责，成为町村中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武士的中下阶层和农民的中上阶层，其实都是来源于土豪阶层的“双生儿”，尽管二者的经济关系和政治身份因太阁检地和刀狩令而被明确区别开，但在社会和文化的生存状态方面，他们极为近似，在有些情况下两者的立场甚至会逆转过来。

原本属于同族、同辈的二者，突然被归位于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使这一转变正当化的措施，便是宗门改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将武士、平民（百姓和町人）、贱民分别登记在册，令其看上去就像分属于不同种姓（出身）一般。更进一步，家光命人编纂《宽永诸家系图传》，将所有武士的家系接续在源平藤橘四大姓氏之后，为“武士的种姓”确立起统治社会的正统性依据。

由此一来，不管是以浪人为最底端的中下层武士，还是村中差役等中上层百姓，他们各自的实际生存状况，都与制度和身份为他们设定的社会地位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偏离，而这一偏离，恰恰催生了各种社会和文化上的欲求。也有其他研究者与笔者将这种偏离视为“身份的边缘”，并借此发掘宗教人士、艺能人士、知识分子和贱民等各类人士的实际姿态（详见《近代的身份的边缘系列丛书》）。

日本近世是武家国家，将国家的正统性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虽然严格执行刀狩令，但并没有（像中国和朝鲜的科举制度那样）独占知识领域。另外，村请制原本就以在地方上保留知识分子为前提，自中世以来的自治传统也通过各种状文和诉讼、陈情，在近世的政治体系中得以沿袭，使得近世社会在刚起步时就能确保村落社会和都市町人社会中具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并且保证知识分子的再生产。战时体制的结束，也逐渐将知识的社会价值提升到了武士之上。

家、地域和国的历史

元禄时代，庶民阶层也已经形成“家”的社会，并且通过“家”的概念逐渐意识到“国”的存在。

甲斐国下井尻村的依田家是战国时代大名武田家的遗臣，也曾侍奉家康，之后归农，作为“浪人百姓”和“长百姓”在村中获得一定地位。依田长安继承父业，扩大地主经营，稳定家业，到享保十四年（1729）隐居时完成名为“诸道具之觉”的家产目录，其中包括六十四部共四百七十册的藏书目录。该藏书也作为家产由子孙后代继承。与此同时，依田长安还完成了《依田家训身持鉴》和《他我身徒然物语》，后者是模仿《徒然草》写成的训诫书。

《依田家训身持鉴》共四十条，除孝行、礼仪、正直、节俭、匠心等“通俗道德”之外，还包括“使唤下人的方法”、农具和耕作等内容。最后还称“当勤于家务，其间读农具之书而精晓耕作，其外读俗书而详知仁义、五伦、孝行，尤其应在年轻时读养生训诫之书，使其身坚固无病痛”，突出了读书的必要性。这些内容与河内大冢村的《河内屋可正旧记》几乎完全相同。

但《身持鉴》的如下开篇是其他资料中所没有的：“生于日本，若徒度一生则羞耻万分”，因为“日本胜于唐土、天竺四方之夷国，乃珍贵之国”，之所以比其他国家高贵，是由于“自天照大神宫的嫡脉神武天皇到今上天皇共一百十五代，绵绵相传三种宝器”，强调皇统的连续性。该书指出，“往昔执兵马之权者众多，自保元、平治之乱后”，先出平清盛，后又历镰仓三代、北条家九代、足利家十三代，信长、秀吉至家康治世，数百年间虽“兵乱不止”，“也无一人试图夺取帝位”。武家从未篡夺天皇的位置，万世一系的皇统延续至今，这便是“神国的标志”。

在这一基础之上，关于武士的血脉，《身持鉴》认为景行天皇的皇子日本武尊将草薙剑传给源氏，并将其他七十余位皇子置于各地国郡，正所谓“今天下武家之栋梁，自将军至大名、小名，皆为王孙”。而且，不仅公家、武家，“士民百姓，凡氏族正统者，若欲为王孙则须心悬累代延续之事”，为保证血脉纯正，与其他普通百姓区别开，训诫子孙就算是通过纳妾等方法，也绝不能让血脉断绝。这便是依田长安对历史的解释。

在依田家藏书目录中，有二十部共二百七十六册为军记物语，所有书籍——从奈良时代的《前前太平记》到《忠义太平记》（《赤穗记》）——可按时代顺序排列，其中还有从《保元物语》到《太平记》《太阁记》《大坂物语》的史籍，涵盖了平清盛到德川家康的武家历史。若将这些军记物语按年代顺序排列，位于最前的是林鹅峰（春斋）所撰的《日本王代一览》七卷本，是记录了从神武到正亲町天皇的年代记。

幕府也参与编纂历史。在父亲林罗山的指导下完成《宽永诸家系图传》和《本朝编年录》的林鹅峰，于宽文二年（1662）奉将军家纲之命，编纂未完成的《本朝编年录》续辑。得到幕府援助后，他在忍冈的林家宅邸内设立国史馆，接收诸藩提供的丰富史料，将原书改名为“本朝通鉴”，最终于宽文十年完成共三百一十卷的编修。

水户藩的德川光圀也在林家之外着手修史事业。宽文十二年，光圀在江户小石川宅邸内设彰考馆，从全国召集佐佐宗淳、安积澹泊等学者，开始编纂《大日本史》，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史料。与林家编年体史书奉行的事实主义相对，光圀采取了纪传体，积极地站在儒家伦理立场上对人物做出评价。

佐佐宗淳在福冈藩收集《大日本史》史料过程中，与贝原益轩成为知己，并为光圀代购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村落学者契冲也应光圀的召集校对《万叶集》等文献，也正是契冲的古典研究最终催生出批判儒家史观的国学。之后，林鹅峰的《日本王代一览》刊行，进入依田长安等百姓家中。所有这些都说明，原本是幕藩领主阶层进行的修史事业，也与庶民对历史的关注有着种种联系。

军记物语几乎在所有家庭中都有，伏屋家藏有《皇朝实录》《日本纪》以来的历史书籍，森家则有《日本纪神代卷》《本朝通纪》等。《本朝通纪》为元禄十一年（1698）会津藩士长井定宗编纂，据其序文可看出，它以《日本王代一览》和《本朝编年小史》等为基础，将军记物语和稗史作为小故事加入其中，最终形成五十五卷本的综合史籍。虽然无法同《本朝通鉴》《大日本史》等考证水准杰出的史书媲美，但它也以自己的方式，在军记物语的基础上记录下了对历史的诠释。军记物语是拯救王权危机的武将事迹，也是天下走向统一的过程，其中还包括征讨朝鲜等“蛮夷”的故事（《朝鲜军记》等），与林家所编纂的《日本王代一览》等史书呼应，共同编织日本这一国家的叙事。

依田长安所做的，是在阅读《徒然草》后撰写家训，在阅读军记物语和《日本王代一览》后，将“家的历史”与“国的历史”相重合。而他试图证明家族的永续和与其他百姓区分开的愿望，从“王孙”的“种姓”这一表达中便可看出。以前在战国时代，“诸国百姓也常压倒主君……百姓乃王孙也”（《本福寺迹书》），这也成为百姓抵抗武士强迫他们在人格上处于从属地位的论据。这一“百姓为王孙”（百姓在国主外没有其他主人）的主张，在《宽永诸家系图传》将武士确立为王孙之后，又被长安这样的百姓用作与其他人相区分的理论依据。

然而，当时也并不是只有这一种叙事。河内大冢的可正也在阅读《日本王代一览》之后，将其引用到《河内屋可正旧记》中，但他并没有像依田长安那样描述家族历史。

《可正旧记》是“家的历史”，也是“大冢来由记”，即“地域的历史”。它记载了大冢这一地域内一个个“家”的沉浮，并将自己的“家的历史”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并进一步从中捕捉到日本从“战乱的中世”向冻结军事力量的“泰平的近世”转换的过程。《可正旧记》称“自元和始天下大治”，将导致祖父被杀、祖母一人维持家计的大坂之阵视为重要节点。相比于长安更强调自古以来一贯的“神国”历史与自己家族延续的关系，可正认为，中世到近世的转变、战后的和平，才是自己所在地区的家族延续的根据所在。为此，他在《可正旧记》中通过引用《史记》和《太平记》“共享天下泰平，勿忘战争之时”，告诫如今“出生在泰平年代”的世人。

这一时代所开启的书本的世界，不仅有农学和医学等提供实用知识的内容，还为人们参与政治提供行政知识，使得“从摇篮到坟墓”的文书行政事业成为可能。由此，人们得以获得新的契机，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并通过书中所传达的文字和知识，接受“日本之国”这一概念。而这也为步入新时代提供了一扇必经之门。

[1]物之本，图书的总称，也专指与学问教养有关的书。

[2]日本阴阳道认为东北是鬼出入的方向，因此东北门也被称为“鬼门”。另外据传，各地神灵于十月在出云集会，出云以外的地区“神灵不在”，因此十月也称“神无月”（出云则称十月为“神在月”），人们相信当地会因失去神灵庇佑而发生不祥之事。

[3]此处效仿的原文为：“终日无聊，虽身向砚台，然心系好恶之事，将其付诸笔端，不可思议之妙油然而生。”吉原是江户时代公开允许的妓院集中地，《吉原徒然草》实为挑逗游女的轻浮文学。

[4]此处效仿的原文为：“河水流动经久不息，并且时刻都在变化；浮在死水上的泡沫且消且长，永无停滞之惯例。”“犬方丈”指极其爱狗的纲吉。

[5]好色物，以情色生活为题材的读物，代表作是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与《好色一代男》。

[6]这是书店为避免图书滞销而采取的措施。书店在发行某本书之前，先走访各经销点，估算该书销量，之后再与作者协商，确定入银分的金额。

[7]四手，神前挂在常绿树枝或稻草绳上的纸条。

[8]《女今川》，江户时代中期后普及广泛的女性训诫、教养之书，也多被用作女性习字字帖。

[9]平假名在早期时多为女性所用，且一般用于写作抒情之文，因而也被称作“女文字”或“女手”；而男性写作多使用汉字，且一般用于述史或论文，故汉字也被称作“男文字”或“男手”。

[10]太夫，净琉璃中负责讲述故事的人。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全书相关

朝尾直弘『日本の歴史　17鎖国』（小学館、一九七五年）

尾藤正英『日本の歴史　19元禄時代』（小学館、一九七五年）

深谷克己『大系日本の歴史　9士農工商の世』（小学館、一九八八年）

藤井譲治『日本の歴史　12江戸開幕』（集英社、一九九二年）

高埜利彦『日本の歴史　13元禄·享保の時代』（集英社、一九九二年）

朝尾直弘『将軍権力の創出』（岩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序章

黒田俊雄「日本中世における『武勇』と『安穏』」『黒田俊雄著作集』三（法蔵館、一九九五年）

坪井良平『日本古鐘銘集成』（角川書店、一九七二年）

川瀬一馬『増補古活字版の研究』（日本古書籍商協会、一九六七年）

中村幸彦「大坂物語諸本の変異」『中村幸彦著述集』五（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二年）

第一章

福田千鶴「一七世紀初頭における城郭政策の展開」『論集きんせい』一七号（一九九五年）

北島正元『江戸開幕の権力構造』（岩波書店、一九六四年）

藤木久志『豊臣平和令と戦国社会』（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五年）

笠谷和比古『関ヶ原合戦』（講談社、一九九四年）

塚本学「武家諸法度の性格について」『日本歴史』二九〇号（一九七二年）

二木謙一「江戸幕府将軍拝謁儀礼と大名の格式」『日本歴史』六一八号（一九九九年）

杣田善雄「幕藩制国家と門跡」『日本史研究』二七七号（一九八五年）

藤井譲治『徳川家光』（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七年）

熊倉功夫『後水尾院』（朝日新聞社、一九八二年）

高埜利彦『近世日本の国家権力と宗教』（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九年）

高埜利彦「江戸幕府の朝廷支配」『日本史研究』三一九号（一九八九年）

高木昭作『日本近世国家史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〇年）

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の政治構造』（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三年）

根岸茂夫『近世武家社会の形成と構造』（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小池進『江戸幕府直轄軍団の形成』（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

山本博文『寛永時代』（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九年）

藤井譲治『江戸幕府老中制形成過程の研究』（校倉書房、一九九〇年）

第二章

藤井譲治「一七世紀の日本」『岩波講座日本通史』一二（岩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永積洋子『朱印船』（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

松田毅一『近世初期日本関係南蛮史料の研究』（風間書房、一九六七年）

横田冬彦「近世的身分制度の成立」『日本の近世7　身分と格式』（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二年）

煎本増夫『島原の乱』（教育社、一九八〇年）

中村質「島原の乱と鎖国」『岩波講座日本歴史』九（岩波書店、一九七五年）

深谷克己『百姓一揆の歴史的構造』（校倉書房、一九七九年）

松本慎二編『原城跡』南有馬町教育委員会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二集（一九九六年）

服部英雄「原城の戦いと島原·天草の乱を考え直す」『日本近世の地域社会論』（文献出版、一九九八年）

石井進·服部英雄編『原城発掘』（新人物往来社、二〇〇〇年）

山本博文『鎖国と海禁の時代』（校倉書房、一九九五年）

田代和生『書き替えられた国書』（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三年）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八年）

上原兼善「琉球の支配」『講座日本近世史2　鎖国』（有斐閣、一九八一年）

紙屋敦之『幕藩制国家の琉球支配』（校倉書房、一九九〇年）

真栄平房昭「幕藩制国家の外交儀礼と琉球」『歴史学研究』六二〇号（一九九一年）

杣田善雄「近世の門跡」『岩波講座日本通史』一一（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第三章

藤田覚「寛永飢饉と幕政」『歴史』五九·六〇号（一九八二号）

大野瑞男『江戸幕府財政史論』（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山本英二『慶安御触書成立試論』（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一九九九年）

丸山雍成「『慶安御触書』存否論の現状と展望」『日本歴史』六一七号（一九九九年）

林基『近世民衆史の史料学』（青木書店、二〇〇一年）

佐々木潤之介『幕藩権力の基礎構造』（御茶の水書房、一九六四年）

藤井譲治「幕藩制下の領主経済」『日本経済史を学ぶ（下）』（有斐閣、一九八二年）

浪江健雄「大名改易の制度的実態について」『関東地域史研究』一（文献出版、一九九八年）

村田路人『近世広域支配の研究』（大阪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五年）

伊藤忠士『近世領主権力と農民』（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第四章

高尾一彦「寛永期河内の綿作農村について」『研究』二五号（一九六一年）

安良城盛昭『幕藩体制社会の成立と構造』（御茶の水書房、一九五九年）

朝尾直弘『近世封建社会の基礎構造』（御茶の水書房、一九六七年）

脇田修『近世封建社会の経済構造』（御茶の水書房、一九六三年）

林野全考『近畿の民家』（相模書房、一九八〇年）

長谷川善計·藤井勝ほか『日本社会の基層構想』（法律文化社、一九九一年）

水本邦彦『近世の村社会と国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七年）

菅原憲二「近世村落と村入用」『日本史研究』一九九号（一九七九年）

横田冬彦「近世村落における法と掟」『文化学年報』五号（一九八六年）

網野善彦『日本論の視座』（小学館、一九九三年）

石田善人「郷村制の成立」『岩波講座日本歴史』八（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

柴田純『思想史における近世』（思文閣出版、一九九一年）

深谷克己「近世政治と百姓目安」『民衆運動史2　社会意識と世界像』（青木書店、一九九九年）

第五章

『国華　特輯江戸天下祭図屏風』一二三七号（国華社、一九九八年）

内藤昌『江戸図屏風別巻　江戸の都市と建築』（毎日新聞社、一九七二年）

久留島浩「近世における祭りの『周辺』」『歴史評論』四三九号（一九八六年）

水江漣子『江戸市中形成史の研究』（弘文館、一九七七年）

北原糸子『江戸城外堀物語』（筑摩書房、一九九九年）

玉井哲雄「都市の計画と建設」『岩波講座日本通史』一一（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松尾美恵子「近世初期大名普請役の動員形態」『金鯱叢書』一三号（一九八六年）

宮崎勝美·吉田伸之編『武家屋敷』（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渋谷葉子「幕藩体制の形成過程と大名江戸藩邸」『金鯱叢書』二七号（二〇〇〇年）

横田冬彦「近世武家政権と首都」『年報都市史研究』九号（山川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中村栄孝「慶長年中の戦後青年たち」『歴史と人物』（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四年）

北島正元「かぶき者――その行動と論理」『近世史の群像』（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七年）

田谷博吉『近世銀座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三年）

安国良一「近世初期の撰銭令をめぐって」『越境する貨幣』（青木書店、一九九九年）

中井信彦『幕藩社会と商品流通』（塙書房、一九六一年）

朝尾直弘「十七世紀における産業構造の特質」『日本史研究』五六号（一九六一年）

第六章

藤井譲治「家網政権論」『講座日本近世史4　元禄·享保期の政治と社会』（有斐閣、一九八〇年）

高埜利彦「一八世紀前半の日本」『岩波講座日本通史』一三（岩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笠谷和比古『主君「押込」の構造』（平凡社、一九八八年）

福田千鶴『酒井忠清』（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福田千鶴『幕藩制的秩序と御家騒動』（校倉書房、一九九九年）

塚本学『徳川綱吉』（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深井雅海『徳川将軍政治権力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年）

塚本学『生類をめぐる政治』（平凡社、一九八三年）

横田冬彦「賤視された職人集団」『日本の社会史6　社会的諸集団』（岩波書店、一九八八年）

林由紀子『近世服忌令の研究』（清文堂出版、一九九八年）

峯岸賢太郎『近世被差別民史の研究』（校倉書房、一九九六年）

塚田孝『近世日本身分制の研究』（兵庫部落問題研究所、一九八七年）

脇田修『元禄の社会』（塙書房、一九八〇年）

第七章

平林治徳編『三田浄久』（大阪女子大学国文学研究室、一九五四年）

長友千代治『近世貸本屋の研究』（東京堂出版、一九八二年）

長友千代治『近世の読書』（青裳堂書店、一九八七年）

横田冬彦「益軒本の読者」横山俊夫編『貝原益軒』（平凡社、一九九五年）

山崎喜好「河内国の前句付」『国語国文』二一編六号（一九五二年）

中子裕子「元禄期村落社会における前句付文化」『歴史評論』六〇五号（二〇〇〇年）

小高道子「古典の継承と再生」『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史』七（岩波書店、一九九六年）

横田冬彦「『徒然草』は江戸文学か」『歴史評論』六〇五号（二〇〇〇年）

関場武「徒然草の影響·享受と研究史」『解釈と鑑賞』三五編三号（一九七〇年）

村上哲見『漢詩と日本人』（講談社、一九九四年）

山中浩之「河内在郷町の文化」『関西の歴史と文化』（松籟社、一九八七年）

今田洋三「元禄享保期における出版資本の形成とその歴史的意義について」『ヒストリア』一九号（一九五七年）

今田洋三『江戸の本屋さん』（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七七年）

中嶋隆『西鶴と元禄メディア』（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九四年）

井上忠『貝原益軒』（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九年）

横田冬彦「近世村落社会における〈知〉の問題」『ヒストリア』一五九号（一九九八年）

青木歳幸『在村蘭学の研究』（思文閣出版、一九九八年）

市古夏生『近世初期文学と出版文化』（若草書房、一九九八年）

小林准士「近世における知の配分構造」『日本史研究』四三九号（一九九九年）

中野節子『考える女たち』（大空社、一九九七年）

高尾一彦『横笛と大首絵』（法政大学出版局、一九八九年）

吉田ゆり子『兵農分離と地域社会』（校倉書房、二〇〇〇年）

高埜利彦ほか編『シリーズ近世の身分的周縁』一～六（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若尾政希『「太平記読み」の時代』（平凡社、一九九九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国与幕末变革：江户时代后期/（日）井上胜生著；杨延峰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43-9

Ⅰ．①开…　Ⅱ．①井… ②杨…　Ⅲ．①日本－中世纪史－江户时代　Ⅳ．① K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0651号

《NIHON NO REKISHI 18 KAIKOKU TO BAKUMATSU HENKAKU》

© Katsuo Inoue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2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版权登记图字09-2021-0093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横看成岭侧成峰”——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序章 阿伊努的静谧大地

第一章 日趋『成熟』

第一节 富农的发现

第二节 棉纺织业的新高度

第三节 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章 民众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 作为合法运动的“国诉”

第二节 农民起义的真相

第三节 民众意识的高涨和变化

第三章 19世纪的世界和天保改革

第一节 和西欧的相遇

第二节 天保的改革

第三节 鸦片战争和改革的挫折

第四节 天保改革前后的日朝关系

第五节 雄藩的改革

第四章 开国与外交谈判

第一节 佩里叩关

第二节 幕府外交的实力

第三节 克里米亚战争与日本的开国

第四节 渐进式的开国之策

第五章 从开国到尊王攘夷

第一节 天皇、朝廷与条约批准问题

第二节 孝明天皇否决条约

第三节 萨长的幕政改革

第四节 尊王攘夷和京都

第六章 动乱的幕末

第一节 贸易的开始

第二节 攘夷战争

第三节 幕末政治斗争

终章 富贵繁昌

附录

表年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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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序章
阿伊努的静谧大地

发现间宫海峡之前

是什么从根本上推动着日本从18世纪后半期走到19世纪的幕末？值此开篇，让我们先将目光投向北方。

聚焦于北方的理由有二：一是“经济水平的提高”，二是“俄国的动向”。这一组合乍看令人意外，但阿伊努民族独有的谋生方式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经济水平的提高，促使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社会进一步走向成熟。而促进经济繁荣的要素之一，就是阿伊努人和被雇用的和人渔民在虾夷地[1]生产的鲱鱼肥。日本海（朝鲜称之为东海）和鄂霍次克海的鲱鱼资源量非常庞大。18世纪后半期的畿内和19世纪前半期的北陆与濑户内地区，开始广泛运用鲱鱼肥，鲱鱼渣被应用到经济作物上，鲱鱼干则被用于水稻种植，农业生产由此得到飞跃发展。近江出身的武士马场正通在其所著的《边策发蒙》一书中写道，“上国（上方）[2]的米谷应该有一半产自虾夷地。”如其所说，当时人们已经正确意识到，一连串的经济增长始自虾夷地的渔业。

虾夷地，包括千岛列岛和桦太岛[3]，在阿伊努语中被称为“阿伊努的静谧大地[4]”，那18世纪后半期的和人又是如何看待这片“静谧大地”的呢？

经世思想家林子平在天明五年（1785）绘出了《虾夷国全图》，他还著有《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是那个时代倡导虾夷地开发的知识分子。地图大致展示了当时和人的知识水平。

林子平《虾夷国全图》其中绘有“两个桦太岛”（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书地图均系原书地图）

如图所示，虾夷地呈纵长的异样形状，南部比实际情况要大得多。鄂霍次克海一侧从知床半岛到宗谷岬的海岸线，与太平洋一侧从襟裳岬到根室半岛的海岸线，都比实际短得多。这样看来，在19世纪之前，对于和人来说，虾夷地靠太平洋一侧和鄂霍次克海一侧的地区，是连海岸线都模糊不清的“未知大地”。另外，千岛列岛在当时被视为“群岛”，这与它其实是个又长又大的列岛这一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桦太岛甚至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岛的“萨哈林”，另一部分是与大陆相连接的半岛“桦太岛”，也就是说，这幅地图上画了“两个桦太岛”。

关于这一点，北方古地图研究的集大成者秋月俊幸阐明了，图上向东西延伸的“萨哈林岛”（实际情况是南北走向、又细又长）的形状是受到中国18世纪初期的地图《皇舆全览图》的影响，而画得比较正确的堪察加半岛则是受到西欧18世纪中期的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勒所绘地图的影响。实际上，不仅是林子平的地图，翻看19世纪之前绘成的世界上任何一幅地图，会发现桦太岛和千岛列岛以及虾夷地的形状都极其模棱两可。因此，这片北方地域被称为世界地理上“最后的混乱地带”。特别是桦太岛是“岛”还是与大陆相连的“半岛”，是世界地理学上最后的谜。

17世纪后半期，俄罗斯人为了获得海獭皮，从西伯利亚东部进入堪察加半岛，并在不久后的18世纪前半期，开始南下至千岛列岛。明和八年（1771），这些俄罗斯人在南千岛群岛的得抚岛与阿伊努人发生争端，被击退回北千岛。另一方面，和人在18世纪中叶进入南千岛群岛的国后岛开展贸易。天明五年（1785），林子平绘制出《虾夷国全图》，五年后的宽政二年（1790），松前藩在桦太岛南端的白主设置专务贸易和渔业开发的机构——运上屋。

宽政四年（1792），俄罗斯使节拉克斯曼乘船来到根室。对北方地区有所防备、同时又深知其经济价值的幕府，也派遣最上德内、近藤重藏、间宫林藏等探险家去往北方。

文化五年（1808），间宫林藏等人乘船和徒步，沿着桦太岛西岸一直行进到南部的海峡入口附近，试图确认桦太是一个岛。第二年，间宫乘着阿伊努人的小船继续前行，由尼夫赫人做向导，到达靠近桦太岛西北端的那尼欧，看到了波涛汹涌的北海。他还试图翻山越岭到桦太岛东部，以证明桦太是一个岛，但未能成行，不得不返回间宫海峡附近偏南的诺垤道。他们在当地尼夫赫人的酋长科尼家逗留时，酋长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桦太是一个岛。这是间宫口述自己发现间宫海峡的过程，之后被记录在《东鞑地方纪行》中。这是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帮助下获得的发现。此后，间宫加入要渡往大陆的科尼一行，沿阿穆尔河[5]上溯，到达北方少数民族的朝贡和贸易地德楞。

间宫制作的桦太地图经最上德内和幕府天文方[6]高桥景保之手，交到旅居长崎、开设鸣泷塾的西博尔德手里。当时的日本法律禁止将地图带出国门，文政十一年（1828）西博尔德即将乘船出海之际，当局发现这幅地图，引发“西博尔德事件”，结果多位兰学者被处罚，高桥景保死于狱中，西博尔德被软禁在长崎的出岛，后被流放海外。二十五年后，西博尔德按照七十岁高龄的最上德内的嘱托，将自己收藏的间宫所画的桦太地图等物件在欧洲展出。世界地理学上“最后的难题”由此解决，间宫林藏的名字随之不朽。

阿伊努的静谧大地

如前述，在19世纪以前，这块“静谧大地”是和人、俄罗斯人与中国人都不了解真实地理情况的阿伊努人固有的大地。

阿伊努人同桦太岛上的鄂罗克族、尼夫赫族，还有大陆上阿穆尔河沿岸的尼夫赫族、乌利奇族、赫哲族等通过山丹[7]贸易联系起来。绵延一千二百公里的千岛列岛笼罩着浓雾，刮着大风，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航海难关。在这片土地上，阿伊努人与北千岛的千岛阿伊努族、堪察加半岛上的堪察加族等互通贸易，甚至通婚。

贸易品有被称为“软黄金”的黑貂毛皮，在中国苏州织成、从阿穆尔河上游的德楞经桦太岛运到日本本州的虾夷锦，千岛列岛的高价海獭皮，被用来制作弓箭的鄂霍次克海虎头海雕的羽毛等。阿伊努人开展贸易活动时使用的是他们民族特有的板缀船。

浮冰流动的鄂霍次克海，是盛产营养盐和浮游生物的海洋。19世纪前半期，这里是鲱鱼、鲑鱼、鳟鱼等渔业资源的宝库。陆地上，鹿、熊、驯鹿大量繁衍生息，幕末十胜平原上的鹿还被喻为落满平原的红叶。落叶松、栎树、白桦、榆树等组成原始森林，这些大自然的恩惠滋养着阿伊努族等北方各少数民族。

19世纪中叶的桦太岛上，生活着阿伊努族约二千六百人，尼夫赫族约一千五百人，鄂罗克族约二百人，大约每二十平方公里才有一人。即便人口密度如此稀薄，这些少数民族之间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非必要的狩猎活动。

环鄂霍次克海海域图

生活在鄂霍次克海周边的少数民族狩猎、捕鱼、采集、游牧及贸易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共通性，最近骤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不建造大部落而是散居，开展贸易活动时遵守固有礼仪，一边慢节奏地交流，一边发展民族固有的文化。因此，这一地区的文化，被称为“环鄂霍次克海文化”。阿伊努民族的文化处于其南端，无论从人口还是土地面积来说，占的比重都比较大。

在虾夷地，松前藩控制着其南部。正如海保领夫、榎森进、菊池勇夫等学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近世之初，阿伊努人的势头是凌驾于松前藩之上的，他们可以自由出入松前城，贸易主导权也在阿伊努人一方。之后，虽然阿伊努人被禁止进出松前城，但和人前往虾夷地也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在沙牟奢允之战[8]以后。“夷地之事，由夷人自决”的原则由此得到加强。

因此，人们对宽文九年（1669）沙牟奢允之战的看法也在近年发生了变化：尽管阿伊努人因首领被设计谋杀而未能击退和人的侵略，但这场战争并非简单以阿伊努人的失败而告终，而是留下了重要的遗产。战争之后，虾夷地仍然是阿伊努人的“静谧大地”。

虾夷地的鲱渔业

在阿伊努人赖以为生的沿海而建的村落，松前藩主设立了专门进行贸易的“商场”。这种“商场”在18世纪末演变成大规模渔业的“场所”，之后，阿伊努人被置于新的事态之下。[9]飞驒屋（武川家、飞驒出身）、阿部屋（村山家、能登出身）、栖原屋（栖原家、纪伊出身）、伊达屋（伊达家、陆奥出身）等豪商（当时被称为场所承包商），从松前藩承包场所的经营权，雇用阿伊努人从事捕捞鲱鱼、鲑鱼、鳟鱼等的大规模渔业。此时，鲱鱼肥在北陆、畿内和濑户内已经被当作肥料使用，生产鲱鱼肥的渔业也颇为盛行。

北海道沙流郡平取町二风谷出身的萱野茂[10]曾讲述祖父[11]的故事，展现出场所承包制之下阿伊努人的生存状况，以下将根据他的著作《阿伊努之碑》加以介绍。

祖父在安政五年（1858）十二岁时，和村里人被强行带到北海道东部的厚岸町，据说从二风谷到厚岸走了三百五十公里以上的路，之后被分配到和人哨所的厨房打下手，负责拾柴火和打水。

为了获准回家，他决定切断手指，于是用砍刀切断左手食指，然而主家仍然不允许他回去。接着，他把挂在渔网上的河豚收集起来，挤出胆汁，再将胆汁涂满全身，假装染上恶病，这才被允许回家。

时常给萱野讲阿伊努传说和“英雄叙事诗[12]”的祖母[13]，也把祖父所经历的苦难告诉孙子，并告诫他“不能忘记”。

国后目梨之战

宽政元年（1789），阿伊努人在国后岛和虾夷地东岸的目梨郡蜂拥起义。这就是国后目梨之战。

在这场战争中，场所承包商之一的飞驒屋经理人七十一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松前或东北地区出来谋生的和人。飞驒屋使用“大网”捕捞鳟鱼，生产鳟鱼渣和鱼油。他们用低廉到无法保证冬天家庭用度的报酬逼迫阿伊努人劳动，导致冬天出现饿死者，对阿伊努妇女施加暴行也变成家常便饭。起义结果是，三十七名阿伊努人被斩首。在对第五名起义者行刑之后，牢内响起阿伊努人告急的叫声，松前藩士随即用矛和枪杀害了牢内的阿伊努人。

18世纪后半期，是拥有资本和武力的俄罗斯人与和人开始入侵环鄂霍次克海地区的时代。17世纪末，俄罗斯人试图在阿穆尔河流域入侵清朝的行动受阻，于是迂回北方，从西伯利亚东部沿着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一路侵袭，在18世纪前半期到达千岛列岛。明和五年（1768），俄罗斯人向择捉岛上的阿伊努人征收沉重的毛皮税，并在明和七年（1770）与前来得抚岛打鱼的阿伊努人发生战争。由此，在第二年，生活在择捉岛和罗处和岛的阿伊努人为了反抗向他们征收毛皮税的俄罗斯人，在得抚岛起义。数十名俄罗斯人（另据记载为二十一人）被杀，俄罗斯人撤退至北千岛。

以这一事件为契机，俄罗斯人变更毛皮税征收政策，于宽政十一年（1799）设立俄美公司，用以统辖北千岛列岛、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开始合并少数民族地区。恰好在同一年，江户幕府临时收管东虾夷地，并在不久后开始趁机对整个虾夷地区实行直辖。在宽政四年（1792）和文化元年（1804），拉克斯曼和列扎诺夫分别来航要求通商，便是大国入侵环鄂霍次克海地区这一大动向的一环。

这样看来，对于阿伊努人来说，他们针对和人的国后目梨之战，同在东北方的得抚岛与俄罗斯人的战争一样，都是守卫“民族自立”之战。

放宽视野后还不难发现，占守岛上的千岛阿伊努人与在18世纪初侵入北千岛的俄罗斯人之间的激战从未停止，堪察加半岛上的堪察加人和科里亚克人从18世纪前半期便一直在对俄罗斯人发起大规模叛乱。生活在西伯利亚东北部、饲养驯鹿的游牧民族楚科奇族，也驱使着驯鹿与俄罗斯人作战，最终保卫了楚科奇半岛的独立。

国后目梨之战，也是环鄂霍次克海区域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反抗侵略的象征，他们在与自然生产力和谐共生的过程中，缓慢地联合起来。接着，由于俄美公司的设立和幕府直辖的开始，这片区域的形势即将发生转变。

在审判中被证实的近世后期的阿伊努史

平成九年（1997）施行的阿伊努新法废止了“旧土人”的称呼，承认阿伊努的民族文化，就这点而言是一种进步，但并未认可“原住民”这一表达，为此后留下沉重的课题。另一方面，在同年进行的二风谷水坝审判中，札幌地方法院的判决具有划时代意义：将阿伊努民族“符合‘原住民’定义”明确写入判决中，引起极大共鸣。

在那场审判中，北海道近世史专家田端宏作证说，“开拓使[14]曾特意发出指示，要求将阿伊努人称为旧土人，即原住民。……明确承认了阿伊努人就是原住民”，“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关于19世纪的阿伊努民族史，他还作证说，幕府及松前藩的“同化政策”，即针对阿伊努人风俗等方面的和风化政策毫无进展；阿伊努民族在江户时代尽管在经济上遭受重大侵害，但仍保有民族独立。这场审判的原告——阿伊努族的萱野茂和北海道元平取町议会议员贝泽正，以及律师团——在诉讼要点摘录中也主张，近代以前，阿伊努民族一直坚持本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经济传统。正如联合国相关宣言（如1986年的科沃报告等）所称，在从法律上认定“原住民”资格时，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风谷审判也认可了原告的主张，同意江户幕府的同化政策“因阿伊努民族的强烈反抗而未贯彻”，这样一来，民族固有的文化得以维持。这一审判结果被视为认定阿伊努民族为“原住民”的根据之一。

在虾夷地，进入19世纪以后，场所承包商的场所经营得到发展，幕府直辖再次开始，对阿伊努民族的和风化政策也进一步推行。但是，在俄罗斯人入侵过的择捉岛等地，尽管幕府强行要求变风改俗、改名等，但由于阿伊努人反抗激烈，反而招致人心背离，和风化政策最终被撤回。正如田端证实的那样，同化政策“毫无进展”。

阿伊努的渔业　“自行谋生”的渔业十分兴盛，“秘密售卖”也非常盛行（出自《虾夷国渔场风俗图卷》，北海道开拓纪念馆藏）

“自行谋生”的鲱渔业

学术界迄今大多认为，18世纪后半期，阿伊努人的历史因商场知行制转变为场所承包制而一度陷入黑暗，继而滑入明治的同化政策。然而，二风谷水坝的审判表明，这种简单的看法与阿伊努族自身的历史认识并不一致。

就在田端宏站在证人台上的同时，小林真人和田岛佳也在民间的北海道东北史研究会上发表了关于19世纪前半期场所承包制的最新详细研究。他们发现，直到幕末，阿伊努人一直维持着在当时史料中被称为“自行谋生”的本民族独有的经济活动。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前半期的余市（小樽西面的渔村），阿伊努族有八十九户，共五百六十四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余市的渔船数。当时和人运上屋的船只共计十三艘，而阿伊努人的阿伊努船多达一百二十艘。凭借这些船，阿伊努人不仅运营着“自行谋生”的渔业，还沿日本海沿岸北上，在增毛等大渔场从事“自行谋生”的鲱渔业。

另外，尽管被禁止向场所承包商以外的人销售鲑鱼，但阿伊努人仍经常与外来务工的和人中小规模的渔民一起，向返回江差及本州等地的船只秘密售卖。

此外还有其他新的研究发现。关于太平洋沿岸的阿伊努人，佐藤宥绍厘清了阿伊努船在有珠场所等昆布场“自行谋生”的实际情况。岩崎奈绪子等人则在北海道东部的西别河等处发现，在内河渔业方面，幕府和松前藩并没有介入阿伊努人的渔场之争，尽管他们对阿伊努人的侵略并未间断，但“夷地之事，由夷人自决”的原则大体得到贯彻。

在和人的世界，经济日渐成熟，新兴的北前船[15]登上历史舞台，给阿伊努人生活的虾夷地带来巨大变化。中西聪指出，19世纪在越后、佐渡、越中等地诞生的中小规模的北前船大举进入虾夷地，特意避开由场所承包商控制的松前和箱馆，涌向尚无人管制的江差。

由于这一变化，场所承包商对流通的垄断逐渐被废止。天保十二年（1841），容量达二百石[16]的载鲱船获准进入虾夷地，场所承包商垄断的一角就此坍塌。安政五年（1858），北前船又获准直接进入石狩，捕获物（自己的货物）也开始被允许自由买卖。当然，也发生了与这些许可相呼应的运动。到了庆应二年（1866），在石狩更靠内侧的滨益场所，外来务工的和人渔民为取得捕获物的自由贩卖权，与场所承包商发生争执，最终获得部分自由贩卖权。

这些新兴的北前船满载着鲱鱼肥向本州开去。尽管大坂[17]松前批发店垄断大坂的鲱鱼肥由来已久，但这些船并不将鲱鱼肥运给他们，而是直接运往兵库、贝冢等大坂周边地区，或阿波的抚养凑（蓼蓝产地）及越后的出云崎（大米产地）等。

接下来的第一章便会讲到，这种直接贩卖到大坂周边地区或需求地的流通路径，将逐渐构筑起19世纪“日趋成熟的市场”。新兴的北前船不仅收购和人的捕获物，也收购阿伊努人的，他们“自行谋生”的活动由此得以维持。

与畿内的“繁荣”相对照，人们过去普遍认为阿伊努人是“悲惨”的。然而，这两者的命运未必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相反。简单将19世纪前半期的阿伊努社会放在“悲惨”的框架内，与阿伊努人自身的历史认识也有很大出入。正如他们自己指出的那样，阿伊努民族历史的戏剧性转折，始自明治政府依靠“官府”之手剥夺他们的土地权和渔业权，在所有大地和海洋、河流都被剥夺之后，阿伊努人的悲惨命运才真正开始。这一历史的裂缝才是重要的。

小林发现，天保元年（1830）在小樽内（今小樽市）的高岛场所，阿伊努族的男人曾全体逃散，剩下女人支撑高岛场所，最终迫使承包商答应他们的要求。在内陆地区日高的阿伊努部落也是如此。这一部落在幕末盛产旱田作物，小米和稗子的收成可达一二十俵[18]，还可以摘得大量姥百合作为重要的粮食来源。村长住在九间四方[19]的大房子里，屋内装饰着“木制容器约八十个、长刀百把、矛五支”，十分受人尊敬。旭川市内的村长也十分“富裕”，从小在村长家长大的砂泽的自传《我这一代的事》便体现了这一点。如砂泽所说，村长的“富裕”在进入明治时期以后戏剧性地衰落。但19世纪前半期，阿伊努人继续着“自行谋生”的固有营生，通过“逃散”来守护民族，尽管受到幕府、松前藩和豪商的严重侵害，也未失其民族的活力。

据中西聪推测，阿伊努人和外来务工的和人渔民捕获的鲱鱼量，在19世纪中叶进一步增大，高达二十四万五千石，已经成为畿内、濑户内和北陆地区肥料的主要来源，支撑着19世纪的日本经济日趋成熟。第一章将由此展开。

[1]虾夷地，明治以前对北海道、桦太岛、千岛的称呼，尤指对北海道的称呼。

[2]上国（上方），指京都、大坂一带广阔的近畿地区。

[3]中称库页岛，俄称萨哈林岛。

[4]这句话译自阿伊努语，“阿伊努”一词在阿伊努语中指“人、我们”。

[5]阿穆尔河，即黑龙江。

[6]天文方，负责天文、历书编制、测量、西洋书籍翻译等事务的官职。

[7]山丹，阿穆尔河下游流域。

[8]沙牟奢允之战，1669至1672年间在阿伊努人与和人之间爆发的战争。1640年前后，西虾夷地与东虾夷地的部落因渔猎权发生冲突，松前藩介入调停，但局势恶化，部落间的冲突演变为大规模的反对和人运动，幕府之后增派兵力，杀害阿伊努人的首领，镇压动乱。

[9]藩主将领地（知行地）分发给家臣，知行地上生产的粮食便为家臣的生计来源。但虾夷地气候不宜农作，因此，松前藩将特定区域内的交易权分发给家臣，家臣通过在该地与阿伊努人交易获得收入，此为“商场知行制”。之后“场所承包制”取而代之，家臣不直接与阿伊努人交易，而是将该区域承包给特定商人，再从商人的交易额中收取手续费。

[10]萱野茂（1926—2006），阿伊努语学者，曾任参议院议员，是阿伊努民族运动的领袖。

[11]祖父名为“トッカラム”，在阿伊努语中意为“好好长大吧”。

[12]此处专指阿伊努民族的英雄叙事诗，是和着乐器敲击的节奏吟唱的少年英雄冒险故事。

[13]祖母名为“テカッテ”，在阿伊努语中意为“劳动力增加”。

[14]开拓使，为开拓北海道及桦太等北方地区，于明治二年至十五年（1869—1882）设置的行政管理机构。

[15]北前船，江户至明治时代的北国货运船，由船长自己购入货物后再卖出获利。

[16]石，体积单位，表示船只容量时一石相当于十立方尺，约二百七十八升。

[17]大坂，“大阪”在明治维新前写作“大坂”，后忌于“坂”字可拆为“士反”（武士叛乱），因此于明治三年（1870）改名为“大阪”。

[18]一俵相当于六十千克。

[19]间，原指柱子与柱子之间的距离，一间约为一点八米。九间四方，则指长三间、宽三间的四方形，约三十平方米。

第一章
日趋『成熟』

第一节　富农的发现

人口变动

江户时代初期的17世纪，日本人口迅速增长，在一个世纪内几乎增长一倍。进入江户中期的18世纪以后，人口逐渐减少，在18世纪80年代因天明饥荒而触底，后又再次逐步增长。附带说明一下，享保十一年（1726）的人口为两千六百五十四万人，一百二十年后的弘化三年（1846）为两千六百九十一万人，从18世纪前期到19世纪中叶的一百二十年时间里，人口增长三十七万人，每十年的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只是微增，可见18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期。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全球气候处于寒冷的小冰期。在日本，气候异常对农业造成严重打击，出现天明饥荒（1783—1788）和天保饥荒（1832—1838）。但是，气候条件并不对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英国的产业革命便是在小冰期内萌芽的，导致大不列颠岛的人口爆发式增长，这是气候异常条件下的正面事例。

近年，学者试图通过计量经济史研究，重新勾勒江户时代的面貌。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的推算，庆应元年（1865）日本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五十四美元。而早一步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各国GNP的初期水平最低也有两百美元，可见日本初期水平之低，那些认为江户时代经济成就“乏善可陈”的观点的依据也在于此。

但对上述观点也有学者给出了有力批判，认为用GNP这类货币换算数值本身作为测算工具是不恰当的，物质文化、生活方式、健康和寿命等生活品质才值得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仅用日本三分之一的时间便实现经济增长，其起点是八十七美元的人均GNP水平。即使抛开这个例子，比较体制不同的国民经济，也不能单纯地用数值一刀切。

至于人口停滞，速水融等学者调查得知，这受到当时“晚婚”现象的影响，如西日本的男子初婚年龄为三十岁左右，女子为二十五岁左右。因此，与其说是人口停滞，认为是人口控制的观点更加引人注目。S. B.汉利甚至认为，幕末的生活水平比工业化启动时期的西欧还高，可以和同时代的西欧比肩。正如速水和鬼头宏等学者的研究和介绍所示，计量经济史的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

历史学上最近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虽然人口停滞，但社会和经济迎来成熟期。笔者也基本赞成18世纪“成熟”的说法。本书论述的19世纪前半期，正是日本社会进一步走向成熟的阶段。

在社会日趋成熟的指标中，以寺子屋[1]为代表的庶民教育水平十分引人注目。寺子屋自18世纪开始增加，在19世纪30年代（天保时期）迎来爆发式繁荣。寺子（学生）不问贫富，还包括女性。延续至今的庶民文化，如人形净琉璃、歌舞伎、戏剧、曲艺场、参拜（旅行）等也开始于19世纪初的文化文政时期。此前的研究一直将19世纪理解为由18世纪的“成熟”走向“烂熟”或“挫折”的时期——烂熟意味着过度成熟，并非肯定的评价，但这种看法开始被近年的经济史研究成果所否定。

对文化文政时期的评价

进入19世纪，日本迎来所谓“文化文政时期”。这一时期从文化年间（1804—1818）到文政年间（1818—1830）持续了二十六年。在此期间，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在天保八年（1837）让位给亲生儿子家庆后直到天保十二年（1841）去世，一直作为大御所掌握实权。因此，这一时代也被称为“大御所时代”。另外，也有说法认为文化文政时期截止到天保改革开始的大御所时代之前。德川家齐十五岁就任将军，在位五十年，为历代最长。

从宽政到文化文政这一时期是怎样的时代，对本书开篇要讲的天保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德川家齐自天明七年（1787）开始在老中[2]松平定信的辅佐下开展宽政改革，推行以“宽政异学之禁”和频频发布的节俭令为代表的紧缩政策。松平定信于宽政五年（1793）辞职之后，新任老中松平信明、牧野忠精等“宽政遗老”也继承了这一紧缩政策。此后，文政元年（1818）家齐正值四十六岁的盛年，亲信水野忠成升任老中首座之后，紧缩政策开始转而缓和，所谓“文化文政时代”由此开始。

文化文政时期的政治代表性事件是文政的货币改铸，即被称为“货币的古典”的元文金银的改铸。改铸总额达四千八百一十九万两金和二十二万余贯银，流通货币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总而言之，这一策略通过改铸，降低货币质量，并将差额收入幕府手中。幕府通过改铸获得的利润在从文政元年开始的九年时间里高达五百七十万两。此期间的年贡并未增收，财政约百分之五十的来源都依赖货币改铸的利润。负责天保改革的水野忠邦也沿用了这一手段，以弥补天保饥荒时年贡大幅减收的缺口。此后，幕末也时常改铸货币。

这种通过货币改铸谋求巨额利润的政策被评价为缺乏考虑、马虎，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此，家齐文化文政时期的政治常被形容为“颓废”或“华美”。顺带一提，家齐侧室达四十人，子女有五十五个，被揶揄为“北海的鳕鱼”。

与宽政改革相比，文化文政时期幕府财政遭受的恶评更多，但近年来研究者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文政的货币改铸以及之后的天保货币改铸并不能简单以“不健全的财政政策”一句话概括。

在宽政改革中，幕府卸下了整修河流堤防的重担，向大名收取“赞助费”，向农民征收“国家公务费”，还以开发荒地和儿童抚养补助的名目借贷以补充公款，获取年贡之外的巨额收入。这一系列措施被称为“露骨的财政填补政策”。

在宽政五年（1793）到文化十三年（1816）的“宽政遗老”的时代，幕府向大名和农民征收朝鲜通信使招待经费等国家公务费，总额达三十一万两。但这一时期的实际支出只有十九万两，十二万两的差额便直接进入幕府金库，挪作他用。这便是“隐形的财政填补政策”，躲藏在露骨的财政政策背后。如果压缩幕府经费，减收年贡，还可以称之为善政，但巧妙地增加年贡以外的收入，逃避整修河流堤防，将责任转嫁给大名和农民，增加幕府金库的金银，又如何称得上“健全的财政”呢？

但是，单就文政和天保时期的货币改铸来说，幕府获得的利润从另一方面弥补了年贡锐减的部分。说得极端一些，巨大的改铸收益可以抑制年贡的增收。虽然不值得赞赏，但也称不上罪大恶极。而且，改铸使货币流通量增加了百分之四，虽然带来通货膨胀，但也支撑了19世纪初的经济，带来的市场经济成长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形成。而且这一时期的经济恰恰需要迅速增加的货币量。

宽政改革以后的18世纪90年代，出现了通过雇用劳动力自己经营获得利润的“中农”。自营所得的利润正是经济史学家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利润”，中农也因此被称为“富农”。即使文政时期的劳动力价格和肥料价格的通货膨胀导致富农利润减少，但其经营并没有就此恶化。年贡被控制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下，富农的持续经营成为可能，直至明治“松方通缩”的动荡时期。

19世纪的棉花种植

整个18世纪商品化水平最高的是棉花、蚕茧、蓼蓝、红花、油菜、葡蟠等衣服、油、纸等生活加工品的原料作物。其中，对19世纪经济成熟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是，除东北和北陆之外，棉花栽培在全国的普及。

棉花原本不适合在寒冷地带生长，而且在雨水较多的年份收成不好，因而被称作“晴天草”，是要么丰收要么歉收的投机性作物。它不仅需要充足的肥料和精心的照料，对土质和灌溉条件也有要求，最适合栽培的地方是沙地里掺杂有土壤、日照充分的沿河堆积土地带。

江户时代的日本和世界潮流一样，追求棉纱的“色佳、细长”。大河的冲积平原能够栽培出用来制造优质棉纱的棉花，而像奈良盆地那样沙少的土质，只能产出用来制作棉袄的纤维短粗的棉花。位于大河入海口的大坂平原一带是棉花种植中心，因大和川改道而形成的河内平原北部的新田地带栽培的河内棉花便远近驰名。关东鬼怒川流域的真冈棉花、结城棉花也是在沙地的新田地带培植的，信州的千曲川（即信浓川）沿岸的善光寺平（今长野盆地）也广泛种有棉花。濑户内的播磨（兵库县西南部）、备前（冈山县东南部）、备中（冈山县西部）、备后（广岛县东部）和四国北部的滨手等沙地混杂的新田地带都是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

根据学者武部善人的估算，大坂平原发展于18世纪、延续至19世纪后半的棉花种植业中，棉花种植的平均面积占田地总面积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三，据说农民因为田里种满棉花，连自家食用、缴纳年贡用的大米都需要购买。摄河泉、大坂平原的籽棉（带籽的棉花）平均每年产量为一千三百万贯[3]，约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吨。在三河（爱知县东部）的矢作川中游地区，旱田的棉花种植面积占比达百分之五十，台地地区达百分之四五十。爱知县西部的尾张平原也是类似情况。

关于棉花种植技术的指导书籍也出现了。大藏永常在天保四年（1833）出版的《棉圃要务》被评为江户时代最高水准的农业技术书。大藏出生于丰后国的日田（今大分县日田市），去大坂后遍访各地，精确细致地考察农业，努力研究并传播农业技术，主要作品有巨著《广益国产考》。

《棉圃要务》缜密详实地记载了棉花的历史、品种、栽培技术、产地、大坂批发商等诸多内容，还包括雄蕊和雌蕊，以及使用放大镜观察到的授粉过程等兰学知识。书中搜集了二十五种棉花的信息，如摄津（大阪府北部和兵库县东南部附近）的棉花“颜色较白”，河内（大阪府部分地区）的棉花“有些发红”，但和其他地区的相比还是偏“白”；大和棉花的纤维“粗短”，适合做棉衣，摄津棉适用于纺线，河内棉被称为最好的棉，等等。

棉花在晴天多的年份会丰收，在阴雨连绵的年份虽然树木长势良好，产出的棉花却很少。因此，灌溉排水设施“桔槔”十分必要。施三次肥所必需的肥料有油菜和大豆的油渣、干沙丁鱼，以及19世纪在虾夷地捕获并加工的鲱鱼肥。其中，干沙丁鱼由于本州岛沿岸肆意捕捞沙丁鱼而价格飞涨。

日本棉花是经由朝鲜传来的亚洲品种，亚洲棉花与埃及、美国棉花相比，致命弱点在于纤维较短，不适合机械纺织。因此，日本本土的棉花种植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前后开始减少，于20世纪前二十年逐步被进口棉花取代而衰亡。

“采棉”与“桔槔”　大藏永常所著的《棉圃要务》被认为是江户时代最高水平的农业技术书（出自《棉圃要务》，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上图是《棉圃要务》中的插图，描绘了采棉的情形，离采棉人略远处便是棉田的“桔槔”。

氏田家的富农经营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19世纪初，即江户后期日本的农业发展程度。

战前，在日本社会科学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名著《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的作者——经济学家山田盛太郎，在该书中用“凄惨穷苦的茅屋”这一著名表达，象征性地刻画出近代日本的农民在寄生地主制之下的困苦。当时的研究者也出于过度的进步史观认为，德川时代的农民所承受的野蛮领主的暴政远超近代农民。在年贡和共同体的双重“枷锁”之下呻吟，“凄惨穷苦的茅屋”的形象显得更加悲惨，挥之不去。

与此相对，在战后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武库郡（兵库县）西昆阳村氏田家经营的变迁被清晰呈现在世人面前。氏田家是从中等经营规模发展成富农的农家。对氏田家经营的分析，是改变“凄惨穷苦的茅屋”这一悲惨农民形象的里程碑式研究。而且当时和近年不同，针对“野蛮暴政”论的正面批判较为罕见，因此这一研究也可称得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西昆阳村位于现在的尼崎市内北部、武库川的东岸。在这片屡遭洪水泛滥的土地上，自18至19世纪，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耕地都种植棉花。对于适宜棉花种植的洪水泛滥地区，年贡还会减征。这可以称得上是充分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发展商品作物种植的案例。棉花是丰收和歉收时收成悬殊的作物，因此当地人民也种植水稻。在这个由冲积平原形成的村子里，油菜种植面积也不小，富农通过雇用劳动力获得“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利润”，即近代的利润。江户时代的农民用双手缔造了“一个新高度”。

氏田家《万觉账》的封皮　其中详细记录了富农经营的实态，来自氏田一郎氏文书（出自山崎隆三《地主制成立期的农业构造》，尼崎市立地域研究史料馆藏）

但不可思议的是，摄津富农氏田家经营状况在今天绝对是无法绕开的发现，专业的经济史研究书籍竟从未向读者介绍其全貌。

氏田家在江户初期是拥有一町步[4]田地的中农，在18世纪90年代壮大成富农，进入19世纪后直到明治中期都是如此。在氏田家拥有的三町步田地之中，极少部分租给佃农，其余都用于自己耕种经营，这部分自耕地虽然在幕末有所减少，但一直维持着二町步以上的面积。像氏田家族这样保持自营的同时靠雇用劳动力获取利润的家族，被经济史研究学者称为“富农”。

氏田家在幕末租给佃农的土地稍有增加，别的农家也有同样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有研究者称其本质是自己想避免劳苦，寄生于佃农，因此不认为这是近代式的富民经营，由此引发争议。之所以会有这种解释，是因为在研究者看来，在年贡和共同体这双重“枷锁”下的江户日本，生产者的富农经营无法维持。

经济史学家山崎隆三通过研究氏田家族百年以上的经营账簿《万觉账》，明确指出，氏田家在明治中期以前都是自营富农，并非地主。氏田家族即使在今天也是研究江户后期经济史的经典案例。表一和表二显示了其经营内容的变迁。

如表一和表二所示，在这个时代的天领（幕府领），经营模式因稻作、棉花和油菜种植、棉纺织而集约化，由此得以将年贡支出控制在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间。这也是百姓发起减轻年贡运动的结果。而且，对于总收入来说，还产生了百分之三十五到六十五的收益。

表一　氏田家经营成本与纯收益的构成
（参照山崎隆三《地主制成立期的农业构造》制成）

表二　氏田家作物价格的变迁
（1856至1865年，由于物价高涨，表中所载的该时期数据为实际的二分之一。1836至1845年油菜的数据不明。出处同表一）

1 匁，银币单位，江户时代的一匁相当于三点七五克。

要经营三町步大小的农田，仅靠家庭成员难以维系，为此氏田家雇用了两三个男佣和两到四个女佣进行自耕经营。男佣在农田劳作，女佣则负责纺织，他们是几乎“无高”（没有自己的土地）的贫农出身。此外还会雇用日工，不忙的年份雇用的日工为二十五人，最忙碌的年份可达六十人。氏田家女工生产的棉织品，多的年份能达到二百八十反[5]有余，少的年份也有一百反有余。靠棉织品获得的收益在最繁盛的时期占总收益的百分之十左右，虽然从总体收益来看并不算大，但与占比约百分之二十的棉花收益加在一起，这一比重便相当重要了。

棉花种植与水稻种植相比，需要大约两倍的劳动力，但棉花的价格却不足稻谷的两倍。如后所示，价格与劳动相匹配的市场逐步形成，支撑着棉区经济作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利润”。江户时代的富农开展了以密集劳动、大量施肥、集约化为特点的自耕经营。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认为，18世纪后期原本处于高水平的收益率在逐渐降低。学界研究氏田家经营状况时，距离日本战败仅仅过去不足十年，研究者的关注点也因此更集中在日本近代发展的“挫折”之上。

于是，在山崎的氏田家经营状况研究成果发表五十年后的今天，从其制作的表一来看，研究者关于收益率“低下”或者富农遇到“挫折”的评价，都过度聚焦于“低下”与“挫折”，主观臆断成分太强，有必要重新审视。虽然数值本身成立，仅从表格判断也十分容易流于主观。

自耕经营的展开

从氏田家经营状况的表格来看，自耕经营平稳发展的时期是18世纪后期。宽政四年（1792），纯收益的比重维持在较高水平，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至六十。然而，到了19世纪前半期，从文化十四年（1817）到文政十二年（1829）的十多年间，文政时期的货币改铸政策导致通货膨胀，自耕地虽然维持着相同规模，纯收益比重却下跌到百分之四十五。

正如表一所示，收益减少的原因并非年贡压力增大，而是劳动力价格和肥料支出高涨。19世纪30年代，劳动力价格和肥料支出回落，纯收益再度达到百分之六十三，超过18世纪后期的水平。临近幕末，劳动力价格相对降低（事实上也下降了），肥料支出成为左右收益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如序章所述，进入19世纪后，虾夷地的阿伊努人用劳力生产的鲱鱼肥开始输入。畿内农家称之为干沙丁鱼的东西，很多实际上并不是沙丁鱼而是鲱鱼肥。

表一展现了肥料的价格变化。虽然纯收益一度减少，但从天保到安政时期，尽管劳动力价格高涨，但肥料下降幅度更大，因此纯收益再度上涨，氏田家通过密集劳动的勤奋和从虾夷地运来的大量价格稳定的鲱鱼肥，再次迎来天保元年（1830）到嘉永三年（1850）长达二十年的繁荣期。

另一方面，根据最近的英国史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海军费用大幅度增加，由此便可知英国并非通常所说的低税率、小政府。对于18世纪的英国国民来说，赋税负担很重，是法国的两倍，而且国内消费税等间接税增加，对低收入阶层造成严重影响。18世纪30到90年代，国民要缴纳的税金从收入的四分之一猛增到二分之一。与一般印象不同，当时的英国其实是向人民征收重税的“军事国家”，考虑到这点，幕府领地上农家年贡比重之低便十分值得注意。

继山崎之后，鹤冈实枝子的研究厘清了大坂鲱鱼肥的变动情况。在19世纪20到60年代，虾夷地捕捞鲱鱼的产业在松前地区从一度无鱼可捕的无节制捕捞中恢复过来。加之虾夷地腹地渔业的发展，鲱鱼肥得以稳定供给。

中西聪阐述道，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北海道生产的鲱鱼肥凌驾于此前关东地区生产的干沙丁鱼之上，在幕末晚期成为大坂市场最主流的鱼肥。虽然之后还引入了中国东北的大豆粕，但纵观整个19世纪，日本的主流肥料依然是鲱鱼肥。

在鲱鱼肥供给稳定的四十年间，氏田家族的二次繁荣一直持续着。在表格所展示的年份以外，幕末元治元年（1864）左右，收益因肥料价格高涨而减少，但在翌年恢复，可见摄津地区的富农经营绝非一蹶不振。

第二节　棉纺织业的新高度

江户后期的农村工业

如前所述，摄津的富农氏田家，在种植棉花的同时还雇了两到四个女工从事小规模的棉纺织品生产，年产在好的年份可达二百八十反以上，占总收益的百分之十。虽然不及占总收益百分之二十的棉花种植，但也是每年提高收益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

江户后期，随着棉花种植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棉纺织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19世纪60到70年代迎来近代的发展期，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和泉（堺周边），尾西（爱知县一宫市周边），关东的桐生、足利，棉纺织业迎来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时期。

和泉的棉纺织品产量在19世纪初约达一百万反，到幕末增加至两百万反。津田秀夫通过挖掘农家史料发现，在和泉，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一个村子是宇多大津村。这个村子位于堺（今堺市）南方近郊因巨大古坟群而闻名的泉北地带的海边。天保十三年（1842）村里二百七十七户村民所从事的职业，都在地方账册上有详细记载。

有十八户人家经营纺织，其中的十户专职于纺织业，不从事农业活动。该村共有八十二名纺织日工（按天计酬的通勤劳动者）和五名年季劳工（包住的劳动者）。最大的纺织家庭规模是全家六人加上日工十五人共计二十一人。村里至少有十五人是在作坊工作的手工业者。村子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农家依托批发商从事纺织或雇人纺织，将之作为农业之外的副业。在村里纺纱的人家有八十七户，其中有四十二户专门从事该职业。专门务农的仅有四十户，所以中村哲把宇多大津村称作江户后期的“棉工业城市”。

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还发现，在靠近宇多大津村的下石津村和赤畑村，无高农民会租赁八反到一町步以上的土地，雇用年工和日工从事“富农”经营。在英国，农业近代化的中心也是租借土地、雇用农业劳动者的租地农民。这一发现与摄津的富农经营一起改变了江户后期农村的形象，给予研究者很大的冲击。虽然围绕其先进与否的争论不断扩大，但在19世纪40年代（天保时期），缴纳一定年贡和佃租之后仍能雇用劳动力的“租地富农”经营模式确实存在。

浓尾平原的棉花生产

19世纪，浓尾平原中部尾张藩领地内的尾西地区是能与泉北地区比肩的一大棉纺织品产地。四十二个村子共三百二十二户织坊鳞次栉比，拥有一千四百三十五台织机，其中大作坊有八户，每户拥有十五到二十九台织机。

根据19世纪40年代调账[6]的记载，木曾川西岸下祖父江村的纹藏拥有内机（自己家的织机）十八台和出机（出租在外的织机）一台，共计十九台织机。同村的重左卫门拥有内机十三台、出机十二台，共计二十五台织机。生产平纹棉布时，如果是内机，平均每台织机需要配备织工一到两名，因此这些织坊每户都需要雇用二三十个“织女”，纹藏和重左卫门都算得上是大织坊。

这个时期，织机开始从卧机变为互动踏板机，生产率仅因此便提高两三倍。18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京都西阵中受中国影响的高端绢织互动踏板机技术，开始被运用到棉纺织机之上。进入19世纪，尾西地区开始使用互动踏板机，互动踏板机也逐渐在畿内或关东先进的棉纺织生产地普及。

纺织作业就是把挂在织机上的经纱往里拉拽，使用梭子左右穿插纬线，然后再整理拉到面前的纬线。此前使用卧机工作时，是把手边的经线像腰带一样缠在织女腰上，通过拉拽双脚上拴着的细线，让经线上下开合，然后使用梭子穿插纬线。因为受制于脚的活动范围，卧机只能平织。而且拉扯经线需要依靠织女腰部的力量，效率很低。但现在像大岛绵绸等高级织品依然是用耗时耗力的卧机织成。

而互动踏板机在织女面前安装一个用于卷经线的轴棒，将织女的腰解放出来，同时，经线的开闭简化为脚踏板的操作，被解放了腰的织女便更容易上下操作复杂的经线，生产率也因此提高两三倍。掌握技术也变得更加简单，可以说尾张的结城平纹布的代表性图案“三筋立、二崩、三崩”都是引入互动踏板机之后才织出来的。而且根据谷本雅之的调查，互动踏板机的价格只相当于二反平纹棉纺织品的价格，非常便宜。

工场手工业

文化文政时期以后，江户庶民前往伊势参拜的旅行风潮十分兴盛，各地的《名所图绘》也作为旅行指南发行面世。其中，《尾张名所图绘》下篇所载的《结城平纹布织坊图》便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中，为日本人所熟知。插图是调查尾西纺织的学者盐泽君夫和川浦康次介绍给世人的。

《结城平纹布织坊图》图中有十六人在工作（出自《尾张名所图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为了筹集出版费用，《尾张名所图绘》下篇到明治时代才开始发行，但木版其实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天保时期）就已制作完成。盐泽依据经营史料证明，《结城平纹布织坊图》准确翔实地描绘了支撑着尾西平纹棉布业发展的代表性织坊的内部情形。

图中的织机便是互动踏板机。八位纺织女工操作着八台互动踏板机。纺织工作从棉纱挂浆开始，图中近处正晾晒着挂浆纱线。然后是圈纱，右侧的台子上坐着四个小孩（一个未画出），正在将挂浆的纱线圈绕在线框之上。接下来是对圈线进行整经。图上中央靠上的位置便是整经机，用整经机拉伸经线是对熟练程度要求很高的作业。一人负责整经机，使用圈线进行整经，三名织女在一旁辅助。另外，还必须将纬线缠绕在梭子上，准备绞纱。纺织作业包括了从浆纱开始的上述所有工序。

该图描绘了从纺线开始分工操作的专业织坊的情景。据盐泽所说，拥有五台织机的织坊占地二十坪[7]，由此推断，图中织坊的面积大概为三十坪，应该是规模较大的家庭织坊。劳动力共十六人，正好每台织机分配两人，其中整理经线的整经作业尤其需要熟练的织工。图中整经机前工作的是中年女性，这也是经过仔细观察后的准确描绘。图上所附和歌为：“盈盈河汉女，望尘不可及，机杼生财事，岂无巧手织。”这是对这种经营方法所生之“财”（资本）的赞歌。中村哲还指出，尾西自家经营的标准织坊，是拥有五六台织机、八九名劳动力的纺织工场。

专业织坊是否通过聚集在同一作业场来提高作业效率，这样的作业场是否属于工场手工业等问题，尚存在争论。但如上所述，按照经验（年龄）分工作业，工作效率必定会提高。而若是用卧机那样对熟练程度要求较高的织机，则难以维系。操作更加简单的互动踏板机技术，实现了分工协作的工场手工业。

按照卧机的生产能力，五天内可以织一反白布，而如果采用互动踏板机，实现分工协作，一天之内就可以织两反白布。依托于工场手工业的棉纺织创造出十倍于卧机的能力，这的确是生财（资本）的技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后迎来工业革命的18世纪初英国出现的踏木式织机，和日本18世纪出现的互动踏板机是同样的结构。

与英国棉纺织业的比较史

经济史研究者评估认为，向工业化迈进的前提条件在18世纪的英国已经存在。工业革命前，18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绝非工业水平低的国家，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同样的情况在19世纪的日本也出现了，如后所述，当时日本市场的成熟程度也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技术史上的问题，需要关注的是“纺纱”部门的主导性问题。正是纺纱和织布生产能力的不均衡，成为工业革命爆发的契机，这在英国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事”，也是经济史大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工业革命的关键点。

当时的纺纱车生产效率远低于手织机。织布所需的原材料——纱线的生产效率远远不及织布，需求促成发明家的出现，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得到飞跃式发展，这正是工业革命的导火索。1767年，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多轴纺纱机）为开端，176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缪尔纺纱机。缪尔纺纱机进而与蒸汽机的发明相联结。

引发工业革命的棉纺织工业，本质上其实是纺纱工业。严苛的研究者将发明“水力纺纱机”的成功大企业家阿克莱特评价为没有创意的“无操守技师”。如近年英国经济史研究者所说，纺纱机器本身只是“拉丝、搓丝、缠卷”等复合运动的设计，是不需要科学的简单“发明”。

在1870年以前，英国的初等教育还没有普及，至于国家中等教育则要到1907年才出现。尽管如此，棉线的大量生产已经成为可能。由此，人类在生产领域向前迈进一大步。因为纺纱技术划时代的进步，生产用于机械纺织的纤细且结实的棉线也成为可能。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棉纺织技术实际上是对印度平纹细白棉布纺织技术的模仿，但由于纺织技术的革新，加上印度棉花被课以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进口关税，英国与印度在棉纺织上的地位完全倒转，印度的平纹细白棉布技术成为过去式。

18世纪中叶，迅速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发生大规模的人口爆炸。试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变化：1770年大约六百五十万的人口到1810年大约增长至一点四倍，达九百万以上；到1841年，大约增长至二点五倍，达一千六百万人。而在19世纪中叶的日本完全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中村哲说，在19世纪的日本，与棉纺织部门相比，纺纱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下，以白棉布为例，供给一名织布工人所需的棉线需要八名用纺锤车生产的工人。这与大约半世纪前的英国可以说是情况相同。棉线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飞涨，与英国一样，日本国内市场开始形成。

但是不同的是，霍布斯鲍姆指出，产业革命前的英国自1700年开始的五十年间，面向国内的产业的生产增长率一直止步于百分之七，但输出型产业可达百分之七十六。在产业革命准备期的1750到1770年间也是如此，面向国内产业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七，输出型产业增长率可达百分之八十。

英国商船和日本数量众多的千石船（百吨级别）不同，气密性高且船体坚固，是吨数高出一个等级的远洋船。利用这种商船，英国自产业革命前迅速扩大对外出口。在背后支撑这项事业的，是依靠沉重的间接税所维持的军事国家海军和外交部。

在英国，载六十四门大炮以上的大型武装船被称作军舰。1760年，英国海军拥有军舰三百九十七艘，到1800年增加到八百艘。以强大海军力量为后盾的英国，强迫第三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地区对英国的出口商品采取接近零关税的政策。虽然国内市场是重要的基础，但毫无疑问的是，对外出口才是促使英国产业向工业革命迅速飞跃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日本农村的棉纺织业由于18世纪国内市场的发展缓慢走向成熟，并在19世纪前半期进一步深化成熟的程度。

第三节　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买米售棉”

如前所述，日本进入19世纪后，先进的棉纺织产地引入互动踏板机，广泛形成了八九人规模的工场手工业，棉花种植、纺纱、织布三道工序已实现分工。19世纪前半期，本州周边的伯州（鸟取县）、周防（山口县）、知多（爱知县）等棉织品生产地甚至从其他藩国购入棉花来生产棉织品。

加贺藩（富山县）的新川棉布就是从遥远的泉州堺（大阪府）、备后福山（广岛县）、备前下津井（冈山县）购入棉花进行纺纱、织布生产的。19世纪前期，据说有一百万反的新川棉布销入江户市场。当时，越中国[8]的人口增长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就在于新川棉布支撑了加贺藩经济的增长。

18世纪中期到幕末，大坂平原的农村普遍从其他藩国购买大米，因为年贡米制度[9]、大面积种植棉花以及纺纱织布和外出打工者的增多，导致畿内农村大米不足。不论是中农还是规模更小的农家，买米都已成家常便饭。棉织品等商品作物的生产在18世纪后向畿内以外地区扩展，这些地区进入19世纪后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例如，在长州藩濑户内的吉敷郡小郡町（今山口市）和以宇部市为中心的周防地区等棉织品生产地带，最迟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天保时期），从事商品生产的规模在中等以下的农民也开始需要购买大米。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和19世纪濑户内农村人口的增加。如下表所示，在畿内的大坂平原地区摄河泉，18世纪的人口或是持平或是减少，与此相对，濑户内各藩国人口在18世纪以后呈现增长趋势。19世纪以后直到幕末维新时期，濑户内人口的增加倾向更加明显。到明治初期，增幅从一点四倍增长到一点九倍，由于濑户内城下町人口减少，因此濑户内人口的大幅增长，也就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治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长州藩（周防），以及艺州藩（安艺）的濑户内农村地区人口出现大幅增长。

畿内和濑户内诸藩国人口变化情况

（括号内的数字为以1721年数值为100得出的指数。摄津B为除去大坂人口的数据。出自本城正德《幕藩制社会的展开与稻谷市场》中参照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的人口构造》数据制成的表1-14）

据本城正德推断，19世纪初（文化文政时期）输入大坂的大米为两百五十万石（三十七点五万吨）至三百万石（四十五万吨），这是因为畿内中农以下农民的自家用米都是购买得来。

直至最近，近代经济史领域一直有定论称，“即便是高度发达的畿内的农民，也并没有达到买米售棉的商品生产者水平”，也即认为江户日本19世纪的社会分工发展程度仅限于此。但本城经过对近世后期粮食市场的详细调查，推翻了这种定论。

近年研究发现，在19世纪前后，其他藩国大米以堺、贝冢等地方城市的商人为中转，大量流入畿内的农村，而未经由批发商控制的大坂。而且，流入畿内的一部分米还“流回”濑户内等地因商品生产而需要大米的农村。集中在畿内的大米价格下跌，于是“买米售棉”的农民进一步增多。由此，米的流入与商品生产发展形成的经济循环开始缓慢运转。

19世纪，濑户内地区“买米售棉”的农民增加，买米的农民分布广泛，阶层扩大。到了19世纪30年代，大坂以外的贝冢、堺等地周边的摄河泉港口也不断发展。由此，不仅是濑户内农村的大米，九州、山阴、北陆、东北产的大米也开始直接卖到下关（山口县）、鞆（广岛县）、兵库等地，当时这些驶往大坂的商船被称为“国卖”或“道卖”。

如此一来，流入大坂的米量在文化文政时期为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石，但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天保时期）锐减到一百二十万石（十八万吨）到一百三十万石（十九点五万吨）。大坂的人口在天保元年（1830）左右时一度达到三十八万多，但此后持续减少，未能回到巅峰期。市场结构也发生变化，原本以中央市场为巨大核心的市场结构，开始转变为以地方市场为无数分散核心的模式。这与研究者以前的推断不同，19世纪日本经济的成熟程度其实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行商商人”的出现

18世纪，下野国盛行女工“加夜班”（家庭手工业）纺织真冈漂白棉，但进入19世纪以后，武州（今埼玉县南部）开始盛行纺织平纹棉布，取代漂白棉勇夺“关东棉布”的宝座。武州平纹棉布用的不是此前的卧机，而是互动踏板机，织女也是受雇的专业织工，而非散工。关于武州新兴平纹棉布的生产、销售等来龙去脉，可参照林玲子的研究。

在武州平纹棉布出现之前的漂白棉，一般由江户的棉布批发商转给染坊，再经由中间商和零售商，到达消费者手中，几乎没有产地直销或者不经批发商之手的情况。但先染后织的平纹棉布，都是由织坊直接卖给消费者，并且即买即用。江户周边出产的平纹棉布，也不是卖给江户的棉布批发商，而是应小宗订单的需求，直接送往零售商处或者周边农村。当时从畿内、东海地区经海上运来的棉布被称为“下行棉布”，与之相对，关东棉布则被称为“本地流转棉布”，在幕末维新时期产量大幅提升。“本地流转棉布”的代表是武州的青岛棉布，用于制作围裙、细筒裤等平民衣物。

纺织这种先染后织的平纹或飞白花纹布时，需要熟练的技巧。平民便装爱用的平纹棉布和飞白花纹布正是代表江户的服装，颜色是素雅的靛蓝色、红色、紫色、茜红色，使用的不是西方那些过于艳丽的茜素红等化学染料，而是用天然的蓼蓝、红花、紫草根、茜草等染就的柔和色彩，特别是蓝色，越洗练成色越好。

19世纪的市场变化催生了一批商人，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林玲子在研究中所提及的近江商人丁吟。丁吟本是近江国爱知郡小田刈村（彦根藩领）的小林吟右卫门，18世纪末，他从八两资产的店铺开始经商，“东下”东国行商，定期拜访老客户，经营平纹棉布等大众商品，到19世纪前半期开办名为丁字屋的江户店。

19世纪30年代，是江户批发商和市内中小批发商、零售商激烈竞争的时代。丁吟没有加入江户批发商，而是经营江户批发商不经营的武州青梅平纹棉布等大众商品，避开主要是江户批发商销售对象的城下町和主要街道沿线的城镇，走进两侧的城镇，面向靠近农村和渔村的在町零售商，还前往奥州或北陆开展商业活动。这种商人被称为“在乡商人”或“在方商人”，他们不像以往那样与江户批发商交易，而是积极前往远处的市场售卖大众商品，是19世纪在日本出现的新型商人。

地区间市场

近江商人丁吟正是发展成了这类新型商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18到19世纪人口大幅增长的濑户内地区。

在周防（山口县）濑户内地区，当地通过引入各地的棉花生产棉织品（白棉布），这种方式被称为“换棉”，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从纺纱到织布的工作。周防棉布由山口的棉布批发商通过濑户内地区的中间商集中收购，然后卖给大坂的棉布批发商人。这种做法在18世纪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销量达一百五六十万反，但是此后，大坂批发商所经销的周防棉布逐渐减少，19世纪初已经不足七十万反。

根据山口棉布批发商的证言（《御两国棉布运往大坂数量概略统计》），周防棉布的生产以及面向大坂的销售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只是通过山口棉布批发商销往大坂的数量减少，出现了新的销路。山口批发商的新销路是在“边缘港口”卸货，通过“黑批发商”运到大坂。这种走新销路的棉花被称为“黑物”。此时的大坂，有二十多家批发商与两百多家七组棉店行会（中间商）竞争其他藩国棉花的“直营”，而新的销售渠道是面向堺筋组、天满组等两百多家大坂七组棉店行会以及中间商的渠道。

周防棉布新的发货人是周防濑户内的众多在乡商人“棉屋中”，“棉屋中”直接向大坂中间商，进而向九州、周防当地送出周防棉布。“棉屋中”通过便船前往大坂直接销售棉花，大坂的中间商则直接购买“棉屋中”的棉花。这就是山口批发商所说的，从“黑批发商”（棉屋中）到大坂的“边缘批发商”（七组棉店行会）的“黑物”（白棉布）交易的真实情况。关于19世纪市场的这种结构变化，经济史领域的案例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描述这一结构变化的关键词是“直购、直销”。先前介绍的林玲子所阐明的丁吟案例、江户本地循环经济的情形即属于此类。山崎隆三所探讨的氏田家、中村哲调查的河内在乡棉花商人山胁家也属于此类。最近还有谷本雅之所研究的关东入间地区的中间商细渊家的案例，该研究包括新兴的八王子平纹棉布市场的功能，也涵盖了与丁吟交易情况的分析，详细探明了在乡商人“直购、直销”的实际情况。

市场的结构变化并非只限于棉花。津田季夫、酒井一、盐野芳夫便考察了油菜的“直销、直购”，本城正德则探讨农民新兴的大米集散市场。另外，如序章所述，中西聪也介绍了在乡商人新兴的北前船集团等开始不经大坂和江户批发商，直接进入虾夷地内地市场，原直史介绍了以江户内湾西岸为据点的铫子干沙丁鱼的“走私贸易”和“直销”的开展，新案例仍在不断被发掘出来。

19世纪前期，日本全国以大坂、江户、城下町为中心的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原本以这些大都市批发商为中心的流通结构开始与地方市场形成无数个新市场。江户、大坂、城下町的批发商也重新被吸纳进来，与中小商人形成对立关系；在周防等地，城下町商人和在乡商人也呈对立之势。当然，因为是在经济领域，所以大都市的批发商与中小商人、地方的城下町商人和在乡商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世纪的日本市场在结构变化之后继续向前发展，并没有经历“挫折”，而是已经开始形成近代的国内市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确立，而是仍处于形成期。丁吟亲自前往地方行商，周防棉布的“棉屋中”也要自己乘船从濑户内海前往大坂开展中间交易。在乡商人为追求利润，都要自身成为行商，前往远方。这种动向在全国各地如潮流般汇集，引发市场结构的变化，系统化的国内市场趋向确立。但要让这种结构变化落地生根，还必须继续积累商人打破自身地域或藩国限制而活动的经验。

七年饥渴

在市场发展的同时，饥荒问题日益严重。接下来将转而考察19世纪前期天保饥荒的悲惨景象。

天保饥荒与享保饥荒、天明饥荒并称为江户三大饥荒。18世纪前期的享保饥荒是近畿以西的蝗灾等虫害导致的。18世纪后半期的天明饥荒则是因为持续数年的气候异常以及洪水，受灾最严重的是东北地区，那里的景象尤为悲惨，仅津轻藩的死亡人数估计就达三十余万。天保饥荒也是全国范围的饥荒，东北地区也受灾严重。

天保饥荒始于天保三年（1832）的歉收，继而是翌年的大歉收——“巳年饥渴”，歉收持续了约七年，直到天保九年（1838），因而也被称为“七年饥渴”。整个东北地区的死亡人数超过十万人，全国死亡人数介于二十到三十万之间，惨状仅次于天明饥荒。

尤其在天保七年（1836），自五月下旬起天气便持续低温，冷雨、强降雨、洪水等接踵而至，农田严重歉收，全国的粮食作物减产三到七成，这场被称作“巳年饥渴”的悲剧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下章还将详细介绍，当时米价居高不下，甲州发生郡内暴动，三河加茂郡爆发加茂起义，在山沟的买米处也发生了针对粮商和村吏的捣毁和大起义。大坂内也有人饿死，导致天保八年发生大盐平八郎起义。菊池勇夫指出，灾荒翌年的死亡人数超过灾荒当年，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感染瘟疫的人数增加。而天保饥荒的死亡人数之所以少于天明饥荒，则是因为吸取天明年间的经验，改进了备荒政策。

江户时代后期，所有藩都向大坂商人大量借钱，因此为了还钱和支付利息不得不向大坂运送大米。这种忽视藩内粮食需求、强行将大米输出的行为，引发了像天明、天保饥荒这样的大灾难。

如此一来，在19世纪初，大坂的大米输入量已到最大限度，到达二百五十万石（三十七万五千吨）到三百万石（四十万吨）的峰值。畿内的米价之所以便宜，很大程度上缘于上述大米大量转运大坂的社会现状。进入19世纪，因为大坂米价下降，各藩的债务进一步加重，向大坂运送的粮食又随之增多。

大米如此廉价，大多是人为原因所致。人为控制下的低米价有利于18世纪的畿内和19世纪的濑户内形成“买米售棉”模式，带来繁荣景象。

从19世纪30到40年代（天保时期），大坂的大米输入量减少到一百二十万石（十八万吨）到一百三十万石（十九万五千吨），但这并不是因为东北和北陆等地区停止输出大米。如前所述，虽然大坂输入的大米减少，但经过大坂周边城市流入畿内的大米或者在濑户内地区“道卖”和“国卖”的大米流入急剧增加，支撑了当地“买米售棉”的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年贡米制度也使得从事商品生产的畿内和濑户内农民不得不买米缴纳年贡，本城正德即指出，正是这一制度强化了畿内和濑户内农村对大米的需求。

菊池勇夫指出，从饥荒来临的八月中旬开始，津轻藩每天都有三四百人穿过关卡到达秋田藩领地，在这些饥民看来，与其留下来饿死，不如选择逃亡。西津轻郡森田村下相野（今津轻市）的盛家文书《年中日记》中便有携儿带女、举家“逃荒”等凄惨绝伦之事的多处记录。他们逃往或南或北，穿过奥羽山脉往西或往东，藩境和关卡都无法阻挡这群因饥饿流浪的人。有人渡过津轻海峡前往松前，也有人奔赴江户。江户设有针对“逃荒”之人的“救助小屋”，由浅草弹左卫门所支配的非人[10]组织负责追捕收容。流民或被遣返回乡，或处以“非人手下”，后者是将其降为非人的一种刑罚。

天保饥荒时偷渡至松前的情况十分值得关注。根据《松前天保凶荒录》所述，南部藩、津轻藩、秋田藩等地的饥民认为，只要去盛产鲱鱼的松前藩就能避免饿死，于是乞求搭便船的人数众多，还有人为了追逐帆影而溺海身亡。因此，以天保饥荒为契机，松前和虾夷地区对东北劳动力的吸引力得以增强。

江户经济体制的基础

废藩置县后的明治前十年，各县的粮食输出、输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明治前十年各县粮食输出/入情况

（参照本城正德《幕藩制社会的展开与稻谷市场》表9-1制成。△表示输入，无△则表示输出）

东北和北陆地区除石川县，九州除长崎县，都是粮食输出地。而在濑户内和畿内，除冈山县和爱媛县外都是粮食输入地。该表清楚展示了全国粮食输入和输出的地域分工。

实际上，如本城正德指出，19世纪前期到幕末的粮食输入输出的地域分工盛况，还要远超表中所列明治十至二十年的情形。本城还举出实例说明堺这一地区从幕末到明治的粮食集散量变化，其数据令人吃惊。

与幕末相比，堺在明治维新后的明治五年（1872，前一年施行废藩置县）以后，粮食交易规模反而在缩小。假设19世纪30和40年代的交易量为一百，那1872年便降到八十三点三，1878年以后降到七十五到七十七。堺地粮食交易所相关人员也清楚地了解交易规模缩小的事实，本城针对缩小的理由解释道：“农民原本是将自种的大米用以缴纳年贡，再买入其他藩国大米以弥补粮食不足，但维新后转而食用自种大米，而且将剩余的用以销售，不再购买其他藩国的大米。”

总之，以大米缴纳年贡再购买其他藩国大米的农民，在废藩置县之后由于年贡米制度被废除，转而用货币缴纳租税，因此不再购买其他藩国的大米，粮食需求也随之减少。实际上，幕末的粮食地域分工程度与明治十年（1877）相比并没有太大不同，但幕藩原本依靠年贡米的体制，其实带来了大米的高度商品化。

19世纪前半期的市场史研究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开拓。此前较主流的说法认为，日本是在粮食市场尚未成熟的欠发达背景之下迎来明治维新，最近这种观点也在发生变化。

在本章的最后，笔者还想强调一点，19世纪畿内和濑户内商品生产的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虾夷地的存在。19世纪畿内和濑户内农业的发展，得益于投入肥料和时间的集约化生产方式，其中尤其重要的因素是，原本用青草和灌木作肥料的绿肥农业转变为使用干沙丁鱼和鲱鱼肥的金肥农业。

就金肥农业使用的肥料来看，沙丁鱼加工而成的干沙丁鱼由于18世纪后半期本州沿岸的过度捕捞而价格暴涨。因此，在19世纪前半期的畿内和濑户内，肥料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廉价且供应稳定的虾夷地鲱鱼肥，这一点在序章中已有论述。以摄津富农为例，对集约型经营的农民而言，肥料花费所占比重很大。而虾夷地鲱鱼得以大量捕捞和加工，则得益于阿伊努民族和外来务工的和人的劳动。

东北的饥荒导致许多贫穷的和人渡海前往虾夷地捕捞鲱鱼谋生。东北的饥荒由于当地忽视本地粮食需求而将大米输入畿内、濑户内而更加严重。和人务工者从事鲱鱼捕捞工作，鲱鱼肥被运往畿内、濑户内、北陆，江户经济系统的循环得以在大范围内实现运转。畿内和濑户内棉业等经济发展也依靠虾夷地的鲱鱼肥与东北大米构成的循环圈。东北和虾夷地也是棉业的市场，拥有诸多批发棉布和旧衣物的批发店。无论是从虾夷地运来鲱鱼肥，还是无视当地的大米短缺、从东北运输大量大米到畿内和濑户内，都是高度人为的经济系统运作的结果。

英国产业革命背后，有第三世界作为原棉原料地和棉布市场。根据英国最近的经济史研究，英国资本主义其实是“通过与欠发达世界之间的商业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日本的畿内和濑户内棉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虾夷地的鲱鱼肥和东北大米的“强行输出”，以及作为源头的年贡米制度对大米需求的支撑。

在这个意义上，无条件赞美经济社会的到来，无视饥荒等社会问题以及对虾夷地阿伊努民族的压迫，其实只看到历史的一个侧面。进而言之，江户经济体制的发展也使幕藩体制发生变革，不久便将东北从“强行输出”中解放出来，但又在近代形成另一种“歧视东北”的结构。遭受明治政府激烈的“同化政策”冲击的阿伊努民族的历史也同样如此。

[1]寺子屋，为庶民开设的初等教育机构，由武士、僧侣、医生等担任教师，教授读、写、珠算等内容。

[2]老中，幕府中常设的最高职位，设有数人，通过合议的方式辅佐或管理领地的政治和经济。

[3]贯，此处为重量单位，一贯相当于三点七五千克。

[4]町步，计算田地的面积单位，一町步大约为一公顷。

[5]一反相当于九百九十平方米。

[6]调账，记录诸国每年送往中央的物品内容及数量的账簿。

[7]一坪相当于三点三平方米。

[8]越中国，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地域上相当于今天的富山县。

[9]年贡米制度，将大米作为年贡上缴的制度。

[10]非人，在日本社会阶层划分中处于底层的贱民，一般只能从事处刑、卖艺、乞讨等职业。

第二章
民众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　作为合法运动的“国诉”

一千零七村集体诉讼

19世纪前半期，生产力获得发展的畿内许多村庄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五十名“总代”（村吏）作为摄津国和河内国两国共计一千零七个村庄的代表，打破郡和国的界限，聚集在一起向大坂町奉行所[1]控诉，时值文政六年（1823）。这场一千零七个村庄发起的诉讼是19世纪前半期民众运动“成熟”的象征性表现。

百姓控诉的内容是要求自由销售自己生产的棉花（“农民随意买卖扩权”），这场诉讼被称为“文政六年一千零七村国诉”。

18世纪，大坂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村庄集体前往奉行所控诉的事件。天明八年（1788），摄津和河内八百三十六个村庄便控诉大坂肥料商，掀起了要求自由购买（直购）肥料的国诉。这是一起农民要求廉价购买优质肥料的诉讼，但是该国诉并非八百多个村子集会之后一起请愿，而是约两百个村庄先后请愿，最后请愿范围涵盖八百多个村。

因此，文政六年的国诉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一千零七个村庄在大坂“寄合”（集会），按照诉讼手续，集体向大坂町奉行所控诉，借用现代语言来说便是“集体诉讼”——广泛地域团结协作的“集体诉讼”。

被控诉的是“大坂三所棉花批发商”。

“大坂三所棉花批发商”接受在乡商人等的委托，向各地销售畿内或中国地区生产的籽棉（带籽棉花）和皮棉（去籽棉花），是接受委托、进行销售的“收货批发商”，相对于“采购批发商”而言属于旧式批发商。之所以叫“三所”，是因为籽棉市场是从蔬菜市场、河鱼市场、籽棉市场这“三所”独立出来的。三所棉花批发商在18世纪后期得到官方承认。

当时，大坂除了三所棉花批发商外，还有可自由加入、成员众多的“大坂三乡棉商行会”，三乡是北、南、天满——“大坂三乡”。三乡棉商行会是从农民手中买入棉花，或者再加工成皮棉卖出的中间商人，因为是做中间买卖，所以也会将收购的棉花委托给三所棉花批发商销售。总体而言，农民在村里生产的棉花在销售去向上并没有受到限制。

但是大坂三所棉花批发商认为以下商业行为妨碍自己的经营，因此加以取缔：第一，大坂三乡棉商行会越过三所棉花批发商向其他地区销售棉花；第二，堺等邻近地区的商人进入三乡，越过三所棉花批发商，通过“旁门左道”向其他地区装运棉花。

从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为了处理流通量激增的棉花，以堺为首的全国各地出现许多不设行会的批发商和中间商。大坂三乡附近商人进入大坂，不经大坂三所棉花批发商，从堺等“旁门左道”向外运出棉花的行为，是绕过大坂批发商所开辟的一种“直购直销”，如前章所述，在19世纪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商业活动将在市场逐渐成熟的历史轨迹上占据重要位置。

关于诉讼裁决的经过，实际情况尚有不明确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裁决结果最终认可农民和在乡商人“可以自由直销、直接装船”。据详细调查过畿内物价史的山崎隆三所说，文政六年的国诉不久之后，乡村棉花价格的上涨也被认可，国诉的畿内农民取得了切实成果。

在摄津和河内，幕府领、大名领、旗本[2]领如“棋盘”般交错，所属关系错综复杂，但为对抗大坂批发商的市场控制，摄津河内两国一千零七个村庄呼吁“无论艰难险阻，所有村子一同应对”“大家都是农民，团结起来”，最终打破复杂的领主关系界限，形成声势浩大的集会。

国诉的结构

昭和二十九年（1954），津田秀夫发表论文《国诉发现》，认为一千零七村国诉超越国境组成“大统一战线”，这种高度的组织性具有划时代意义。继承了津田研究成果的薮田贯试图阐释国诉运动的结构，引入着眼于运动内部结构的社会史视角，对民众运动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将根据津田和薮田的成果介绍国诉的结构。

组织大坂平原村方大集结的主人公，是在纵横交错的幕府领、大名领、旗本领等不同领主支配下的村吏——“总代”。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村里的庄屋[3]，形成国诉的基础则是打破复杂的领主关系界限，将全郡庄屋集合起来的“郡中寄合”（全郡集会）。

首先，庄屋要选出他们的代表，即“郡中总代”。被选出来的总代在大坂集会，召开“郡中总代”和“总代庄屋”的寄合。但是，并非所有郡的庄屋都能协同一心，打破错综复杂的领主关系，选举出总代。也有地方是幕府领和大名领的各村各自召开寄合，在同一领主支配的地区之内选举总代，即“总代庄屋”。总之，人们根据当地情况灵活应对，通过这两种方式选举产生的总代最后聚集到大坂寄合。

文政六年（1823）四月，在大坂上本町的乡宿滨屋武藏方（今大阪市中央区法圆坂），郡中总代和总代庄屋约五十人召开“摄河两国御料私领”（摄津、河内两国的幕府领和大名领）的“大会”，要求废除三所棉花批发商的垄断。

所谓乡宿，就是村吏、农民因公去奉行所出差时投宿的地方，那里的负责人的职责之一便是指导或代写请愿等文书、向奉行所通报。19世纪前半期，大坂公用文书的代写费大约是八分银，对于农民而言也没有压力（以当时的大坂米价计算约合一点四公斤大米）。乡宿便通过这类公共业务，依靠村方支付的工资和住宿费用维系运营。

在江户时代后期，类似乡宿的机构也在日本全国的奉行所、阵屋（兵营）、城下町开业，这样的生意在江户被称为“公事宿”。当时，村吏进出奉行所、城下町十分频繁，农民诉讼次数之多也是经常避免官司的现代日本人所无法想象的。当时还出现了被称为“公事师”的诉讼代理人，虽然并未得到幕府或藩国的官方认可。这一职业到近代则从代理人演变为律师——这便是日本律师的起源，十分契合律师尊重自立与自治的特质。

为表现农民请愿之频繁，熊谷光子公布了河内国古市郡和石川郡拥有十多个村子、三千石领地的旗本石川家（分家）代官[4]的记录《愿诉讼留》。根据记录，在嘉永三年（1850）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到十二月末大约一个半月内，十个村庄的农民向代官提出一百四十六件诉讼请求，其中向大坂奉行所提出的公诉有十一件。这仅是一个半月的数字，可见农民平均每天向代官提出超过三件的诉讼请求。

可见，百姓“诉讼的力量”巨大无比，我们对江户后期农民形成的被动、静态的印象，与现实情况其实差别很大。

委托书

话题回到文政六年（1823）的国诉。为了实现多达一千零七个村庄的大集会，总代首先提出运动战略。但是大坂平原农村的经济基础不平均，种植棉花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种植油菜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山谷各村都参加了大会，也就是说，对棉花价格不甚关心的村庄也在其中。因此棉花问题对于参与的各村而言利害参半。

因此，大会也在筹备与种植油菜的农民和山谷农民利益攸关的请愿，废除大坂油店对油菜的垄断、要求自由买卖、下调菜籽油等生活必需的油类的价格等也被纳入请愿内容。通过增加请愿项目，大会也得以维系千村以上各村的团结。这是当选为总代的庄屋为保住自己身为地方“多数派”地位而采取的巧妙且实用的战略，可称之为国诉总代的“政治”。

棉花诉讼在七月胜诉。三所棉花批发商的垄断被废除，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放手做正当买卖”了，“事实正当的行市”形成。此后是油菜和油的相关诉讼。翌年，虽然大会进而涵盖和泉国，扩充到三国共一千三百零七个村庄，但是诉讼未被应允。参与此次集会的村庄占三国村庄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是历史上最多村庄参与的一次国诉。

一千零七村国诉的基础是大坂平原以庄屋为核心的村吏，在这之上，还有各村庄屋的“郡寄合”以及“大坂乡宿寄合”这两架“梯子”作为中介。这种国诉结构，产生自18世纪以来畿内各村诉讼运动的经验，或许是总代庄屋从先前所介绍的天明八年（1788）零星发生的国诉运动中学到的。在那些运动三十六年后的文政六年，国诉的技巧发展为大规模的诉讼运动战略，能够横跨两国、集结一千零七个村庄，甚至横跨三国、集结一千三百零七个村庄。

经验进一步产生智慧。一千三百零七村国诉三十年后的安政元年（1854），民众又一次发起与棉花、油菜、肥料相关的三项诉讼，联合摄津和河内共一千零八十六个村庄，郡中选出总代一起开会，总代中又选出四十五名总代负责诉讼运动。用薮田巧妙的表达来说，便是总代这一代表制之上又架设了一架“代表制的梯子”，共三部梯子。

十年后的元治元年（1864）围绕油菜问题的国诉中，摄津、河内两国实现了最大规模的村落联合，共计一千二百六十二个村子参加，此时也选出“总代的总代”开展诉讼运动。在此次国诉中，总代从三月到六月共三个月都在外忙碌，合计天数一千一百零六天，这一数字也十分惊人。

被选出的总代手中有各村交上的“委托书”，其上记有“将一切委托总代，不管过程如何，绝不违背”（文政六年古市郡的委托书）。各村委托庄屋作为总代，用委托书保证不管发生任何问题，村方与总代共同承担责任。

总代在大坂奉行所也表示，“我等被选为总代，须询问各村意见之后再作答复”，如有必要也会在判决途中回村询问意见，可见总代确实是地方社会的代表。

诉讼需要的经费

“委托书”还规定总代活动所需的经费，要求“除此之外不能随便支出”（嘉永七年古市郡的委托书），严格限制诉讼经费的使用。安永六年（1777）国诉的委托书便规定，总代前往大坂出差的费用为一天十匁，若有总代垫付的情况，事后须精准计算利息后返还。

明和七年（1770）左右，在河内国的村方暴动中，总百姓[5]曾提议将庄屋等村吏的大坂出差费缩减至“一天七匁”，委托书中规定的十匁想必是根据市价调整的。顺带一提，当时普通农民的大坂出差费用被要求降至四匁。

安永六年（1777），在大坂，一石（一百五十公斤）大米的价格是五十四点三匁银。虽然经济体制不同，但作为参考还是可以换算成现在的米价（十公斤三千日元）。如此一来，总代每天十匁的出差补助相当于二十七点六公斤大米，约合现在的八千三百日元。看上去不高，但当时大坂近郊的务农短工一天的工资不到一匁银，即使进入19世纪也是一匁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八百日元。一石米是一个成人一年的粮食，在18世纪后半期价值银五十五匁到八十五匁，是日工六十到九十天的工钱。相对来看，一天十匁或七匁的庄屋公务出差补助已经相当高了。

文政六年一千零七村国诉之时，出差费一天为六点五匁。米价在19世纪初稍有上涨，因此所需经费也有相当大的缩减。薮田的介绍称，也是因为总代出差变得频繁，导致郡中经费增长。即便如此，以全社会的标准来看，总代的补助还是相当高的。只是，国诉总代的补贴并没有超出通常村吏出差补助水平的特权待遇。

河内国古市郡驹谷村文政六年大国诉运动中，村庄负担的费用为三十匁七分，只是同年“村方经费”的百分之三点九。而在元治元年（1864）的国诉中，总代去大坂出差的天数惊人，所需经费也达到银七十三贯，但分摊之后各村负担的数额便少了。当时物价飞涨，与前面一样按照时价换算成大米的话，银七十三贯相当于大米三百二十六石（四十八点九吨，约一千四百六十七万日元），是一个巨额数字。

总代代表制是因为“穷困的农民大批出来，各种杂费花销巨大，迟无进展，方才选出郡中总代”（庆应元年［1865］的兔原郡委托书）。超过千村的运动，“大批出来”的集体强行上告花费较高，而且难有进展，基于这种判断，百姓才采取郡中总代制这一超越领主关系的代表制。

经费被准确地计算、记录在《村方经费账》《杂费分期付款账》《请愿诸杂费分摊账》等各村账目之上。由此可见，运动极其现实且务实。这一体制是经长年的运动积淀而成。千村规模的村落联合保守估算至少也有数十万农民的基础。国诉费用的分摊方式有根据土地多寡按比例分摊的“高割”，和每家平均交纳的“家割”，总花销通过“割方账”等由数十万人以上的所有农民分担。

总代“无论到哪里请愿，都要贯彻彼此的意愿”，为了让运动取得成功，百姓采用了“请愿总代”这种合法的斗争形式。

国诉的重要特征便是坚持合法地开展诉讼运动，事实上是实际且务实的。正因如此，才能够组织起数十万的农民，而且次数不止一次。这证明地方社会上已经出现可以集结庞大“多数派”的具有自律性的“组织力”，即“政治力”。但孕育出这种“政治力”的总代并不具有超越村吏的特权，只是从聚集到郡里的庄屋之中“民主”推选出来的代表。

利害的分裂

如前所述，总代是从整个郡中选举出来的，打破了幕府领地、大名领地、旗本领地等错综复杂的领主统治疆界。而之所以能够在郡中选任总代，是因为在国诉期间之外，郡中超越领主关系而实现的地域联合也并未中断。平时的郡中寄合会讨论决定地方社会的规约，即“郡中议定”，下表便是薮田调查而得的河内国古市郡宽政十二年（1800）前后郡中寄合和郡中议定的情况。

古市郡的议定与寄合

（带圈数字表示国诉。参照薮田贯《国诉与百姓一揆的研究》前篇第四章表一制成）

可以看到，从安永二年（1773）到天保六年（1835）约六十年间举行了十四次郡中寄合。在表中的协议事项之中，序号带圈的八次为国诉，剩余六次讨论的是奉公人[6]、日工的雇用制度（工资问题）等。如后所述，郡中议定每次都会商定各种各样的问题，该表虽然只记录了每次议定的一个项目，但也能依此了解大体的倾向。

1（1773年），3（1778年），6（1788年），7（1794年），8（1798年），10、11（1823年），14（1835年）是围绕棉花、油菜、肥料进行的国诉，总计八次。5（1786年）、12（1824年）、13（1833年）是各村商定奉公人工资问题。当时奉公人工资上涨，于是郡中议定讨论限制工资。由此，这十几次议定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棉花和油菜的自由销售，二是肥料价格的控制，三是奉公人工资的控制。但为什么是这三个问题呢？

如前章所见，这三个问题正是决定富农经营盛衰最迫切的问题。前面介绍过的摄津富农氏田家也是地方上的庄屋门第，担任村吏。摄津、河内的村吏想必也致力于开展请愿运动。

宽政元年（1789），河内国交野郡三十八个村庄在郡中议定中确定了规制奉公人的规章制度，这套规章非常“强硬”，规定郡内村落可将多余的奉公人输出到奉公人不足的村落，严禁向他国他郡输出，如有违反，甚至可以下令强行召回。对村吏或富农来说最重要的棉花和油菜的自由销售、肥料价格，以及奉公人工资这三点中，棉花和油菜的自由销售、肥料价格与整个村庄利害攸关，但是，奉公人工资对充当奉公人的贫农或无高百姓而言，则是利害完全相反的问题。

由于文政货币改铸以来的通货膨胀以及频仍的饥荒，地方社会内部的利益分化进一步加剧。直到19世纪20年代，米价等物价下跌和工资、肥料价格高涨所形成的“剪刀差现象”，导致使用金肥的商业性农业更加困难。

19世纪30年代以后形势骤变，农作物价格也因通货膨胀暴涨，“因为高物价，中上层农民经济形势大好”（橿原市的《吉川家文书》），中上层百姓因物价高涨带来的粮食、棉花价格上升而获利。肥料价格也因为从北海道地区大量流入的鲱鱼肥而趋于稳定。但是，物价上涨给购买粮食的贫农和从事各种职业的下层农民造成沉重打击，他们在饥荒和通货膨胀中开始破产，导致村里剩余人口增加，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开始形成。奉公人和日工的工资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上涨，19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30年代开始下跌。

郡中议定的内容，使得在地方社会形成历史性大集结成为可能，但内部实际上存在复杂的利益一致与冲突。议定以村吏阶层的利益为中心，相应地代表全村的利益，但压抑着贫农和没有土地的农民的需求，还加剧了对被歧视民众的歧视。

郡中议定附带决定取缔座头、劝化等游走于各村之人。座头是盲人，本来每个座头组织都有负责特定区域的募捐场，劝化是以佛的名义募集捐款。在近世后期，“流浪的盲人”等游走于各村之人增多，村里以“强行乞讨”为由加以取缔。虚无僧（旅僧）和修验（在山野中修行的僧人）也一样，原本虚无僧属于普化宗，修验分为本山派和当山派，由寺社奉行统一管理。他们在各地“化缘”（接受布施），但由于包括浪人和游艺人在内的劝化增多，在近世后期，村里也想加以取缔。在江户时代，“非人”这一被歧视的阶层，被村里雇为看守，负责警卫工作。但向监管非人的长吏上缴的税钱增加，许多村子开始拒绝。近世后期，面对更加努力反抗歧视的被歧视阶层，村子的举措反而强化了对他们的差别对待。

通向近代的代议制

村吏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将各村的请愿运动发展完善为国诉这一巨大的组织运动，将其称为“政治”的发现也不为过。村吏、富农由此成长为政治主体。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日本社会已经清楚地从明暗两方面向近代社会发展。19世纪的日本，隐藏着从地域的村落向近代代议制发展的巨大暗流。

举一实例加以说明。在国诉上比大坂更早成熟的大和国早在天明元年（1781），就有一千一百多个村子联合起来，就油菜和油的零售问题开展国诉。之后又在文化三年（1806）发生了要求全面废除株仲间（工商业者行会）、控制工匠工资等国诉，进入19世纪40年代后也仍在持续。研究这些事例的谷山正道指出，国诉高举地方“国益”的旗帜与幕府对峙，要求幕府“撤销”命令。

其实幕府经常顺应国诉的要求，有时是遵从国诉请愿的宗旨，有时甚至是直接将请愿文作为现成的法令发出。在政策实施之前，幕府也时常咨询村吏，根据得到的回复付诸实施。因此事实是村吏参与政策制定，幕府亦予以接受。于是，大和国村吏作为政策主体不断成长。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代议制在当地的暗流涌动。

只有欧洲产生了代议制——直到最近，这都是孕育了“文明”的欧美根深蒂固的世界观。甚至在战后，像奥托·欣策这样代表欧洲的历史学家依然秉持着一种亚洲论，认为“印度、中国、日本、伊斯兰诸国没有走向代议制政体的历史”。黑格尔也认为，“代议制政体是在日耳曼尼亚的森林中产生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18和19世纪的黑格尔、孟德斯鸠，但这种根深蒂固的亚洲观只是一种偏见。

如上述，各村产生了总代主导的自治性组织，即产生了“政治”。作为政治主体的村吏也成长起来，随着江户时代日本国诉中的代表委任制度逐步走出历史的迷雾，19世纪前半期地域社会内部的利益关系日渐错综复杂，却也因此充满活力。

第二节　农民起义的真相

竹枪、草帘旗的假象

说到江户时代的农民起义，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形象？或许是通过非法的直接行动制造的无政府状态，或许是宁愿自我牺牲的头领，抑或是行动非同寻常的威力和猛烈程度。

世人对农民起义的印象之一，就是高举“竹枪”“草帘旗”的武装暴动。以前有学生在校园文化节上化装成起义的农民游行，不过现在见不到了。笔者至今还有举着草帘旗的记忆，但不记得有没有拿竹枪。事实上，我们如今拥有的高举“竹枪”和“草帘旗”的农民起义形象是近代才形成的，只是起义的“假象”。

事实上，百姓起义手持“竹枪”的情况非常少，“草帘旗”也很少见到，这是薮田贯和斋藤洋一实际考察历史上对起义的记录之后得出的结论。针对起义农民“打扮”的详细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令人意外的是，对原本看似微不足道的起义农民“打扮”的研究，颠覆了众人对农民起义的传统印象和“假象”，农民起义的真相也浮出水面。

参与农民起义的人，手里拿的其实是日常农耕时使用的镰刀、铁锹、锄头、柴刀等等。薮田重新注意到，正如《秩父领饥渴一揆》所记，起义者都明确知道“不拿伤人性命的武器”。他们手持能够表明其“农民身份”的武器——农具。作为农民的那份自负与骄傲，正是起义参加者的出发点。左图是维新后不久明治二年（1869）起义的村旗，上面是一对艺术化加工后的镰刀，恰似农民共和国的象征。“不伤人命”是农民起义时自觉的克制，这是江户时代民众起义的特点。

起义的村旗　旗帜上象征性地画有镰刀。该旗是明治二年在高崎（五万石）发生的骚动中的起义旗帜（来自梅山功的收藏，复制品藏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后来，研究者保坂智指出，江户时代后期的18世纪90年代以后，起义者手拿竹枪就已经非常普遍，借此批判了薮田等人“竹枪很少”的论点。保坂的批判基于“编年百姓一揆史料集成”的编辑出版等起义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只是，保坂虽然强调农民手拿竹枪，但也同意薮田的主张，认为不能简单把武装起义简化为拿着竹枪的形象。

根据大量农民起义史料检索的结果，江户时代历史上约三千两百次的农民起义中，用竹枪酿成“杀人”事件的只有两例，分别是文政元年（1818）大和国龙门暴动中，一名代官斩杀农民，十六名农民则将该名代官刺死，以及文政六年纪伊国小渊暴动中一名光脚踩踏赈灾米的农民被刺死。农民在起义时手持镰刀、棍棒等武器，强调“农民身份”，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农具之中，镰刀是江户时代后期农民起义最主要使用的武器。

天保饥荒和捣毁起义

在逐渐厘清农民起义新形象之前，以下将先介绍文政六年畿内、摄津、河内一千零七村国诉之后，19世纪前半期农民起义的历史轨迹和特征。

从19世纪前半期的文化文政时期到幕末，农民起义、市民起义、村町暴动发生的次数呈现显著增长趋势。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前半期起义发生次数的变化如下图表所示，19世纪的起义有两大高峰，前一个高峰是天保三年到九年（1832—1838）的天保饥荒年间，后一个则是庆应二年（1866）的动乱和歉收之年。

农民起义发生次数统计
（出自青木虹二《农民起义总年表》中1751年至1877年的数据）

被称为“七年饥渴”的天保饥荒中最严重的歉收发生在天保四年（巳年饥渴之年），农民起义次数超过七十次，这场饥荒的最后一年天保九年，也发生了一百多次起义。在庆应二年这一动乱和歉收之年，农民起义超过百次，与18世纪有着显著差别。

显而易见，世界小冰期的气候异常引发的天保饥荒，以及文政货币改铸导致的通货膨胀是农民起义连续发生的导火索。另外，在19世纪商品生产发展、米价下降的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之下，各藩开始实施国产专卖和物产政策也是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

国产专卖等在不少情况下增强了各藩的经济活力，但与此相对，抑制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屡屡发生。各藩委托藩中登记在册的商人和村吏收购领国内的产品，销往大坂等领地外的地区。因此，如19世纪初长州藩的物产专卖制遭到农民谴责一样，出现了“低价收购所有”（长州藩《御书付控》三十五）农产品的暴政，反对国产专卖制和物产政策的农民起义也令人瞩目。最大规模的案例是长州藩天保二年的农民起义，据说参加者有六万或十万人，波及长州藩全境。

农民起义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下旬，相继在各郡发生。起义者捣毁了参与长州藩专卖制的官商、村吏、收购囤积粮食的米商等七百五十家左右。许多中农及中农以下经营规模的农民、小商人、购买米谷的贫农、各种工匠也参与其中，要求藩方降低年贡，废除专卖制，实现村政民主化等。下级村吏也参加了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捣毁行动中，手持短刀、面部涂黑、以奇怪形象示人的贫农或工匠成为领导者。另外，这场农民大起义的特征之一是袭击被歧视部落，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只有在纪伊国小渊暴动中有同样的案例发生。这是民众运动的弱点和问题点。

长州藩撤销了专卖制，更换了所有村吏，但农民起义中发挥“带头人”作用的十三名下级村吏被处以枭首示众、终身监禁、流放远岛等最严厉的刑罚。另外，以此次农民大起义为契机，隶属于有“八组”之称的中坚家臣团、具有行政能力的有司[7]村田清风等长州藩天保改革派登上政治舞台。他的后继者是周布政之助，周布的后继者则是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木户孝允（桂小五郎）。

在长达七年的天保饥荒中受灾最严重的天保七年（1836），全国发生了九十次以上的起义和暴动，其中，甲斐国和三河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捣毁起义。

郡内地方（今都留郡）的农民从事养蚕和织布业，生产丝织品，并以销售所得购买粮食，但因为米价暴涨和丝织品价格暴跌，他们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八月下旬下和田村（今大月市）的森次左卫门（别名武七）和犬目宿（今上野原市）的兵助等人领导发动了起义。农民向米商所在的甲府盆地的国中一带进军，强行借用大米。国中地区的贫农、佃农、流浪者也加入其中，起义队伍势力大增，数日间捣毁三百家以上米店，参加者多达五百九十九个村庄的数万人，被称为“郡内暴动”。

由于起义脱离领袖掌控，愈演愈烈，次左卫门和兵助中途便回了村子。最后，次左卫门虽然得以活命，但被处以监禁，死在狱中。兵助在与次左卫门商谈之后逃到别的藩，在四国、中国等地方化装成香客过着逃亡的生活，虽然活命，但被永久通缉。兵助在作为领导者发动起义之时，为了保护妻子，签下了“离婚协议”，并在逃亡期间留下了《兵助日记》。

另一方面，在三河国加茂郡大名领和旗本领纵横交错的地方，农民依靠棉花种植等商品生产、薪炭生产和街道上的各种活计糊口，也通过购买得到粮食，在米价飞涨过程中直接受到冲击。九月下旬，曾经作为这一带的“调解人”而远近闻名的下河内村（今丰田市）辰藏，领导发动了要求下调米价的起义。辰藏试图通过与官吏“交涉”来下调米价，却招致起义群众的不满，其家亦被捣毁。此后，起义演变为捣毁起义。根据当时的记录《鸭之骚立》，起义队伍严格规定不得偷盗，但捣毁行动十分激烈，声称“连喂猫的碗也不留下”。起义群众自称为“改造社会的众神”。在持续五天的起义之中，有一万数千人参加，二十四间屋子被捣毁。

天保七年的这两次起义，都始于借米或降价的诉求，随着起义的进行，开始捣毁周边的事物，演变成惩罚富商和村吏的起义。幕末通商口岸开放之后，一开始就高喊“改造社会”的捣毁起义再度变得频繁。天保年间因饥饿而发生的这两次大规模起义，正是民众运动发展成为以贫农、各种务工者等为核心、“改造社会起义”的幕末运动的转折点。

“兵乱”的萌发

上述两次起义都是在商品生产发展、需要购入大米的地区发生的。另一方面，在号称“天下厨房”的大坂也发生了以救助贫民为口号的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原幕臣大盐平八郎。他本是大坂奉行所的与力[8]，在三十八岁辞官，开办阳明学私塾“洗心洞”，将低级幕臣的与力、同心以及近郊的村吏收为门下弟子。

天保饥荒导致大坂都出现饿死者，十分凄惨。大盐和门人一起制订计划，试图对豪商征讨诛伐，将金钱、大米分派给穷人。他把藏书尽数变卖，给一万名穷人每人分发一朱[9]金钱，为发动群众参加起义做准备。

天保八年（1837）二月中旬，因为起义一事泄密，起义方决定在原定计划的前一天从天满的大盐家仓促发动起义，高举“救民”大旗，拉来大炮，在天满一带放火，并向大坂中心区域的船场进发，火攻鸿池屋等豪商，把抢来的金银、大米都分给穷人，起义人数达三百余人。

这次起义与此前最大不同之处是，产生了由武士组织农民和城镇居民参加起义的“兵乱”。持续燃烧至翌日夜晚的大火灾，使得大坂近五分之一的房屋共三千三百余栋被烧毁。这就是世人皆知的高举“知行合一”（思想和实践一致）和“救民”旗帜的儒学家兼原低级幕臣发动的“大盐平八郎之乱”。

19世纪前半期，秽多[10]和非人等被歧视部落的身份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领主却加深了对他们的歧视。江户时代后期，由于包括皮革业在内的加工业等多种经营和日工收入等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被歧视部落民人口也显著增加。不少秽多村积聚起超过百姓村的力量，以个人为主体的非法“脱贱”也司空见惯。被歧视的部落民参加农民起义的现象，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在和泉、大和、加贺的起义中出现，尤其在天保四年（1833）的播州起义中，被歧视部落民发挥了核心作用。另外，在丰后杵筑藩、丹波条山藩、冈山藩等，被歧视的部落民还曾通过逃散等手段，逼迫藩厅撤回要求贱民一律穿着浅黄衬领的命令。

东日本在天保十四年爆发长濑暴动（武州鼻绪暴动），五百余名部落民用竹枪等抵抗“关东取缔出役”（八州巡捕），最终四十九人死于狱中。最大的被歧视部落民起义是安政三年（1856）冈山藩的“涩染[11]暴动”。藩内下令要求贱民穿着没有花纹的涩染或蓝染衣物，面对这一强化歧视的政策，一千几百人揭竿而起，令幕府同意自己的诉求，成为部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起义。在部落民身份解放运动蓬勃之时，长州藩天保二年的大起义和纪伊国小渊暴动却对部落民发起攻击。这是农民起义的弱点，也是问题点。

天保的改革和起义

大御所时代末期，天保改革之前的天保十一年（1840），出羽庄内藩发生了反对三方领地交换的起义。幕府下令将庄内藩酒井氏转封至长冈，越后长冈藩牧野氏转封至山越，武州川越藩松平氏转封至庄内。转封也称国替，是指更换大名的领地。这次转封是依次更换三个藩的领地，因此被称为三方领地交换。其中，庄内藩要求农民承担转封的花销，由此农民开始了反对三方领地交换的起义。

大庄屋和村吏聚集起来，在各处召开数万人的大规模集会（“大寄”），十几乃至数十名代表前往江户，向幕府要人和各藩主直诉（“拦轿诉讼”）。这种藩内大集会和前往江户的直诉反复发生。三藩之中不希望转封的庄内藩也撤回了向农民征收转封费用的命令。虽然后来负责天保改革的实力派老中水野忠邦反对撤销转封命令，但大御所家齐的去世让事情出现转机，三方领地交换令在翌年七月被撤销。起义队伍仅受到轻微处罚，藩和农民的要求都得到满足。这是比较少见的成功的起义，农民影响了幕府的转封政策。

起义之后，起义领导者绘制的《梦之浮桥》翔实描述了起义的情形。这幅画共描绘了约八十个场景，包括起义领导人的密谈、大集会、直诉等，是通过绘画了解“起义的章法”的重要记录，其全貌在平成十二年（2000）春天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地动山摇——民众的斗争三〇〇年”中首次公开。

天保改革在天保十二年（1841）开始后，第二年在近江国甲贺、野洲、栗太三郡的三百多个村庄便发生了四万人的大起义，反对幕府增收年贡。在幕府领和大名领纵横交错的近江，为增收年税而被派来丈量农田的幕府官员遭到袭击。起义的领导者是村吏，事发前，人们在庄屋大集会决定反对丈量农田、提起诉讼。农民起义越过庄屋的领导愈演愈烈，百姓袭击幕府官员住宿的三上山驿馆，撕毁丈量农田的账册，又逼迫逃跑失败的幕府官员写下“农田丈量无限延期”的字据。这次大型的农民起义被称作三上山暴动或者甲贺暴动，是农民起义迫使幕府撤回天保改革政策之一的实例。但幕府的镇压也非常严酷，领导者数十人全部死于狱中，死于大津代官所狱中的农民也多达上百人。

如前所述，19世纪前期，农民起义次数急剧增加，反对的内容具体涉及长州藩的专卖与垄断、幕府的三方领地交换政策、增收年贡政策等领主发布的政治经济政策，并且不断取得成果。另外，地方上针对富商和村吏开展的大规模捣毁起义也频繁发生。由此，农民开始给幕府和藩内统治施加无法忽视的压力，天保改革在日本各地引起的社会变动远远超出幕府的预料。

“起义的章法”

在此介绍农民起义的具体面貌。

最近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号召、农民“装束”、手持工具、纪律等的研究，使得“农民起义的形象”逐渐清晰。虽然地域之间会有若干偏差，但江户时代的农民起义形成了一种统一的风格，保坂智称其为“起义的章法”。在那时的日本，“起义的章法”作为乡村世界的社会共识不断成熟，以下将根据保坂的研究介绍江户时代后期“起义的章法”的历史。

在此前介绍的天保十一年（1840）庄内藩反对三方领地交换的农民起义中，起义者留下的《梦之浮桥》是关于“农民起义的形象”绝无仅有的珍贵绘画史料。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图录《地动山摇——民众的斗争三〇〇年》收录了附有久留岛浩详细解说的全幅《梦之浮桥》。接下来将一边介绍久留的解说，一边审视《梦之浮桥》中生动描绘的“起义的章法”。

起义的章法形成于18世纪30年代，在进入19世纪前后开始发生质变。

发动起义时，起义群众签署车连判状和伞连判状[12]，隐藏起义的发起者（首领），表明所有参加者对起义承担共同责任。但在起义之后，“首领”和“策划者”被处以重罪（“枭首”），是幕府或藩内的常规处理原则，一直到幕末。在文化八年（1811）出羽国新庄藩的川内村暴动中，农民知道头领被逮捕后便表示，“没有谁先提议，而是大家一起签署，因此应该一个不漏地承担上述错误（处罚）”，“没有谁先提议”意味着农民作为参加者要求承担同样的连带责任。另外，在幕末的起义中，也有起义者以头领会被枭首示众为前提，事先许诺保证其子女的赡养费，或将其表彰为义民等。农民和首领之间通过预想起义会受到严厉处罚，形成了与国诉委托书相同的代表委任与共同责任的关系。

在庄内藩反对三方领地交换的起义中，农民决定前往江户拦轿诉讼时，会写下祈祷文互相起誓。从中世到近世，发动起义时写下向神起誓的祈祷文这一形式虽然被继承下来，但18世纪后半期就不再写祈祷文，更多的是起义者从自身出发写誓约书。这表明，百姓在商量起义时，即使不向神起誓也能够集结起来。

下图是在反对三方领地交换起义之时，百姓代表在村里的镇守堂（黑森村镇守山王堂）中决定去江户诉讼，正在写誓约书的“誓约之图”，火盆燃起，正值天保十一年十一月中旬。

《誓约之图》（出自《梦之浮桥》，致道博物馆藏）

18世纪的农民起义，需要在各村传阅文件，才能号召众人发动起义。到了19世纪，张札（海报）和落文（传单）成为号召起义的主流形式，而且这些张札和落文为掩盖笔迹几乎都用日文假名书写，有时还会故意写得幼稚拙劣，据说在武州还留存着19世纪30年代木版印刷制作而成的张札。针对这种转变，保坂认为这说明号召从针对村落转变为针对个人，以前的号召文书上一般会写有强制村子参加的语句，比如“如果有不参加的村子，大伙一拥而入，当作仇敌就是”等等。在下图的《准备大集会告示牌之图》中，人们正在制作用于号召百姓参加大集会的告示牌，为了能放置在多个地方，还特地制作了好几块。

《准备大集会告示牌之图》（出自《梦之浮桥》，致道博物馆藏）

旗、幡、打器、响器

农民起义中，高举村旗已经是18世纪中期的普遍现象。百姓在村旗下集合，以村为单位参加，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天保时期），除村旗外还出现了写有口号的旗帜，由棉布或纸制成。如前所述，经常说到的“草帘旗”其实非常罕见，只在东北局部地区出现，而且即便在东北地区，占主流的也是棉旗和纸旗。

《中川通荒宅大集会之图》是描绘反对三方领地交换大集会的名作。起义组织有统一的旗，各乡各村也高举各自的旗或幡参加集会，细看还会发现大篝火右侧竖着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插着倒悬的葫芦，这是农民起义的“标志旗”。右下方放着大鼓，大篝火的左侧竖着写有“北晨”的大旗。在另一版本（酒井神社本）中，大旗左上方还画有海螺号手，只是这张图（致道博物馆本）没有画出来。

《中川通荒宅大集会之图》（出自《梦之浮桥》，致道博物馆藏）

解说图录的久留岛浩根据致道博物馆的记录《合浦珠》认为，从有“标志旗”和大旗，以及大鼓和海螺号等打器和响器来看，农民起义是有组织的行动。这种组织性足以对我们已有的农民起义形象产生根本性冲击。

“标志旗”挥动意味着“大集结”，人群纷纷向中心聚集。“北晨的大旗”一动，起义队伍便散开，即“人员放出”。海螺号吹起，队伍就向最初的地方集合。大鼓一敲，人们就发出“呀啊呀啊”的呐喊声。列队的时候，各村在各自的旗下围成一圈，每个村落的标志都非常醒目。正中央的广场被称为“催合”，是举行“大评议”（全体会议）的地方，禁止进入。各村派一两名代表到大旗处集合，农民起义的行动在这里也极具组织性，国诉中展现的组织性和代表制，在起义现场也在灵活地运作。

19世纪30年代，写有口号的旗帜开始出现。在天保四年（1833）的播磨加古川起义中，很多人背上插着“纸幡”，上面写着“为万人舍命”“天下太平，我等生命为数万人”等，直接展示出农民起义的思想水平。天保七年的甲斐国郡内暴动中，起义百姓还制作了写有大大的“森”字的旗和绘有巨大葫芦的旗。“森”指的是死于狱中的领导者森武七，葫芦则代表犬目宿的兵助这样的领导者，“活着就要被抓捕入狱”，只好伪装成香客逃亡，留下著名的“逃亡日记”。众所周知，《梦之浮桥》留下了庄内藩反对三方领地交换起义中各种大旗的记录。如下图所示，有描绘西瓜成熟的图画，“成熟”在当地方言中有“坐着不动”之意，是劝阻藩主转封的杰作。据说在嘉永六年（1853）陆奥盛冈藩的三闭伊起义中，画有“小〇[13]”的旗帜在起义队伍前头飘扬。

画着“西瓜熟了”的旗帜　“熟”在当地方言中念作“suwaru”，与表示阻止转封的“suwari”谐音，是表达起义农民意愿的杰作（出自《梦之浮桥》，酒井神社藏，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提供图片）

保坂认为，“起义中一旦发生捣毁，就会竖起标有这种口号的旗帜”，加古川起义和郡内暴动也正是捣毁起义。

百姓的规律

起义时穿蓑戴笠这一装束的“章法”也固定下来，先前所述《梦之浮桥》中的《中川通荒宅大集会之图》便详细展示了这一点。这种蓑笠风格形成于18世纪中期，与以镰刀为主的武器和代表村子的村旗同时成为起义的“章法”。这种“章法”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依靠人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据说起义就算发展成捣毁暴动，人们也会遵守起义的规则。在《鸭之骚立》中就有典型的例子，在三河国加茂郡起义中，有人因偷了“一把锄头”而被上交村吏。

在反对三方领地交换的起义中，写有起义规则的“告示牌”上列有勿让耕地荒芜，勿对官员失敬，勿引起争执、骚乱，小心火烛，不要擅自行动，一切听指挥，禁止饮酒等标语。如图的左上方和右下方所示，在进入起义地区的左右道路入口等重要地方，就竖着两块这样的告示牌。

《活埋之刑》将行窃的百姓活埋，以警示民众（出自《梦之浮桥》，致道博物馆藏）

如图所示，在反对三方领地交换起义中，起义队伍“为了以儆效尤”，还将行窃的平民游街，“用绳捆绑，只露出脑袋”，处以活埋。图画中央偏下的部分立着一块告示牌，右下方记有告示牌上的语句：凡有盗窃行为、扰民行为者，无论罪责轻重，均处以活埋。起义队伍举着手头的木棒，整齐划一地围作一圈，传达出肃穆紧张的气氛。

农民起义并不是无政府、无秩序的蜂起，而是依据“农民起义的章法”创造出农民自身有组织的地方秩序和地方世界。

第三节　民众意识的高涨和变化

拦轿诉讼的做法

正如前一节所介绍，在反对三方领地交换起义中，庄内藩农民数次择地召开七万人或五万人的大集会，并以此集会为依托，在江户不断拦轿诉讼。

拦轿诉讼是近世的一种诉讼方式，指拦下老中、奉行或藩主等的轿子，提交诉状。这时，农民会依靠江户著名的“公事宿”纪伊国屋，后者会为百姓诉讼提供帮忙。正如前面所见，畿内发起国诉时，百姓会在大坂的乡宿滨屋举行“大参会”来决定国诉事宜。同乡宿一样，为前往江户诉讼的农民提供住宿、协助他们诉讼的地方，在江户也被称为公事宿。

拦轿诉讼也有拦轿诉讼的章法。由纪伊国屋推出的《江户宿公用留》是记录公事宿功能的书籍，对拦轿诉讼的章法进行了说明。

江户的拦轿诉讼，只有在曾向各领主直接申诉而未被采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向老中或大目付[14]请愿时，如果没有再次向领主请愿则不予接受。若是向奉行请愿，因为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每天都登城，所以农民只需要在门前等候，待其下城之时，向轿子旁边的侍从递上祈愿书，并称“有事相陈”。而向老中诉讼的时候，百姓会在申诉当天被拘留在宅邸，并在那里用餐，诉状于次日转交给负责的奉行所。这就是农民拦轿诉讼的“章法”。

拦轿诉讼　民众拦下从江户城前往地方的老中的轿子（出自《梦之浮桥》，致道博物馆藏）

庄内藩的起义农民也遵循这种拦轿诉讼的“章法”。农民两三人组成一组，对从江户城出发前往地方巡视途中的老中拦轿诉讼。上图便是《梦之浮桥》中对拦轿诉讼的描绘。当时是天保十二年（1841）正月二十日，正值冬季，图中左下方是大老[15]井伊直亮的队列，左上方是老中胁坂安董的队列，中间偏右下方是老中水野忠邦的队列，中间偏上（桥旁）是老中太田资始的队列。队伍中间稍靠前方，有人恭恭敬敬地高举着的枪，枪的前端是用动物的毛皮和鸟毛覆着的剑鞘，此人负责把跑到跟前的农民的名字一一记下。

解说《梦之浮桥》的久留岛浩对反对三方领地交换的“拦轿诉讼”如此解说道：

庄内藩的起义农民不无得意地说，去江户之前听说越诉会坐牢甚至无法生还，但实际拦轿诉讼后，还受到被拦大名和旗本的“款待”。……起码在这起事件中，尽管反复拦轿诉讼，但无一人被罚。只要身着农民的装束，遵守拦轿诉讼的“章法”，拦轿诉讼也被认可……

向老中拦轿诉讼是“越诉”的一种。所谓越诉，是不向各自藩主诉讼，而是越过藩主，向上级的幕府诉讼。除拦轿诉讼外，越诉还包括闯入幕府评定所和奉行所诉讼，这被称为“闯入诉讼”。因此，通常认为越诉会受到严厉处罚、诉讼者会被斩首示众等观点，都是错误的世俗之说，阐明这一惊人事实的，也是保坂智。

拦轿诉讼是重罪吗

保坂智调查研究了《御仕置例类集》等书中从宽保元年到文化四年（1741—1807）幕府对越诉的八十多例判决，发现其中只有一例越诉者被判枭首，而且不是因为越诉，而是因为意图通过谋书（伪造文书）获取钱财。而在江户时代，伪造文书是大罪。

根据保坂的调查，幕府的想法正如宽政九年（1797）勘定奉行根岸镇卫的判决所明示的那样，“拦轿诉讼实乃鲁莽无礼”，虽不喜拦轿诉讼等越诉方式，但仅凭此行为无法定罪。

事实上，越诉在江户后期频繁发生，其中，涉及伪造文书、集体强行上告或拒交年租等被幕府视为不当的越诉，但并不以越诉置罪而是根据是非对错给予重罚，而按规定程序诉讼合理之事的越诉，要么责罚极轻，要么不予问罪，甚至还有极少数褒奖之例。

江户幕府统治之强大不在于严禁诉讼、强压百姓，而在于承认包括越诉在内的诉讼，统治方式富于灵活性。江户时代农民诉讼之多，前述大坂旗本领的事例已经说明这点。在江户有官方的公事宿，也有非官方认可的公事师在营业，在大坂和其他藩的城下町里也有协助农民诉讼的乡宿，这本身就说明当时农民诉讼活动十分频繁。由此，关于农民起义的最新研究让积极活跃的农民形象得以复活。

保坂指出，明治以来，人们形成了“黑暗的近世”的印象，误认为旧幕府的统治完全是强权性的上传下达，民意也没有办法到达统治阶层。而且因为明治政府要推翻幕府，掌握权力，所以更有必要将幕府政治刻画成黑暗的形象。开展反政府运动的自由民权运动家也将明治描述为“黑暗的世界”，他们受文明开化的时代潮流影响，将江户时代定义为“未开化”和“黑暗”的，因而在这一点上与明治政府异口同声。无论是近代政府，还是自由民权家，都不承认江户时代广泛存在像“合法的”越诉这样下意上达的途径。到了近代，自由民权家又一手创造手持“竹枪和草帘旗”的农民暴力起义形象和虚假的义民传说，宣称有村吏为阻止暴力起义的农民挺身而出，以牺牲自我为代价进行越诉。

事实上，起义农民“不拿伤人性命的武器”，只是手持镰刀、铁锹等农民特有的农具，并且，越诉虽不讨喜，但并不会被问罪，最多只是被训诫。

反对三方领地交换的农民起义所践行的，正是这种下意上达的途径，各地动员数万农民，按照高度组织化的“章法”开展运动，农民达到预期目的且几乎未被降罪。像反对三方领地交换起义这种高度组织化的起义，也是形成代议制的前史之一。

起义的狂乱

宽政五年（1793），武左卫门在伊豫国吉田藩通过挨家挨户宣读祭文来组织起义，花费三年时间最终发起反对纸张专卖的全藩起义（武左卫门起义）。弘化四年（1847），奥州盛冈藩三闭伊起义的领袖滨岩泉村切牛（今田野畑村滨岩泉）的弥五兵卫也秘密组织长达十九年。安政六年（1859）的信州伊那郡白河藩领起义——通称南山暴动——的领导者今田村的小木曾猪兵卫通过效仿讲谈师巡回宣传佐仓宗吾的传说，同样是经过多次秘密商谈才成功组织起义。

对农民来说，起义是仅此一次的搏命之举，正因如此，我们能从中看到农民起义独有的不同寻常的“昂扬”和狂乱。起义既有基于地域社会日常性的一面，也有无法还原为日常性的、危险却昂扬的一面，以下将依据安丸良夫的研究，介绍起义这种狂乱之中表现出的“民众思想的顶点”。

举一则18世纪的事例，在记录宝历十一年（1761）信州上田藩起义的《上田缟崩格子》中，有“诚为一人贪戾（贪婪、违背人道），一国生乱之事，民之道有之”的叙述，导致一国“生乱”的抵抗思想虽然在平日里是潜流，但正如“民之道”所示，这种思想已经在农民中间扎根为人权意识。

在三河国加茂起义的记录《鸭之骚立》中便有记载称，在举母藩武士试图动员手持竹枪的町民参与防御时，起义队伍破口大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拿竹枪干什么？！面对改造社会之神，你们还想轻举妄动？我们一不曾寻衅，二不曾害人，只是想得偿所愿罢了。不答应的话，也只是去你家拜访一下，还不去招待改造社会之神？如果胆敢阻拦，必定严惩！”他们一边骂着一边“争先恐后地前进”。“不曾害人”和“去你家拜访（捣毁）”是成对的语句，还使用了“改造社会之神”这种昂扬的、具有宗教色彩的表达方式。尽管如此，民众在捣毁之时也并非处于连自己也“无法控制的亢奋”之中，始终没有失去“不曾害人”的自制。

如后所见，在东亚的民乱之中，日本的起义对杀伤行为尤其克制，坚持不害人。从起义群众痛骂武士“不知天高地厚”来看，正因为“不曾害人”，民众骄傲地认为自己在正当性上更胜一筹。

在18世纪初加贺藩的事例中曾有百姓声称，“无耻大盗，真是无与伦比地贪婪，现在我们听从自己的内心为所欲为，如果政治积弊丛生，就拒缴年贡。无论如何不能指望御公领（幕府领），我们对政治静观其变吧。”（《那谷寺通夜物语》）在此，起义农民宣称“对政治静观其变”，其实是对“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农民不仅拒绝缴纳年贡，还在思想上将领主的“政治”相对化，从“无论如何不能指望御公领”的态度来看，农民也没有对幕府抱有幻想。

从这样的记录可知，民众运动深处有坚定的人权意识，在起义愈演愈烈之时涌现，上述发生于18世纪初的加贺藩一事说明，农民的人权意识在比我们预想的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民众世界的底层涌动。

朝鲜的民乱

日本没有发生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那样在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的民众运动（1524—1525），与之不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和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1894—1895，韩国称东学农民战争）都是在全国范围内与政府和外国势力长时间的斗争，是与国家政权正面交锋的“农民战争”。以下将探寻同属东亚起义的日本农民起义和同时代的朝鲜“民乱”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在19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向村民发出“通文”，召开集会（“乡会”），向地方官厅“呈诉”（请愿），都是合法的行为。当“呈诉”不被认可时，也可以向道或中央官厅诉讼，进而向国王直诉。如果还是无法解决，则诉诸武力。与日本一样，朝鲜民众的诉讼权也被认可，且在实际发挥作用。

19世纪20年代，朝鲜发生全国性洪灾，其后还发生持续数年的大旱灾。全国饥民和流民层出不穷，“呈诉”和“壁书”事件频发。1811年，朝鲜西北部的平安道发生洪景来之乱，起义军占据清州以北的朝鲜北部长达五个月。1862年，以晋州民乱为开端，全国爆发民众起义。当时，朝鲜身份制解体，出现诸如精英阶层的两班[16]人数剧增的形势，比日本更加迅速。农民获得在全国范围内移动的自由，村庄也具有开放性。

朝鲜的民乱和日本一样，民众手持锄头、铁锹等农具和竹枪、棍棒，而不拿枪和火器，队伍在写有“面（相当于日本的村）名”或“里名”的旗帜引导下前进，也十分有纪律。

根据姜万吉和鹤园裕的研究，衙前作为下级官吏，在地方官手下从政，构成独特的阶层，他们由于直接面对民众，成为民众放火泄愤的对象，遭受暴力对待，屡次被处以“致死的制裁”。但在面对中央派遣的地方官吏即守令等时，起义者“至多”是把人“塞进轿子，抬出宅邸，丢到村边的路上”，这种“抬出”还十分常见。守令是中央集权化的朝鲜政府地方官中的最高长官，实施自治也不鲜见，灵活性超过江户时代的日本。正如赵景达指出的那样，朝鲜的民乱和日本相比，在诉诸武力上远比日本激烈。为何如此？韩国民众运动的研究者朴孟洙认为，这缘于朝鲜儒学中肯定抵抗权的思想。

在朝鲜的民乱中，政府处罚起义民众的原则是，对首犯施以“枭首”，对骨干施以“定配”（发配）。在著名的1862年咸平民乱中，百姓捣毁土豪和官吏的宅邸，对守令施暴并将其放逐，实行了两个月的自治。最后当局对六名首犯施以枭首。在1868年庆尚民乱中，数千人聚集在一起，驱逐官吏，实行自治，捣毁监狱，结果首犯四人被枭首，骨干十五人被发配。在19世纪的日本，幕府对农民起义首犯施以狱门（枭首），流放同谋至远岛，处罚的原则与朝鲜一样。

处罚的原则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察日本实际的处罚案例。文政八年（1825），信州松本藩发生赤蓑暴动，捣毁起义历经四天，最后四个首犯被判永牢（终身监禁），其中三人死于狱中。天保二年（1831），长州藩大起义历时三个月，在领地各郡接二连三地发生，参加人数有十万人和十三万人之说。据说有十人被枭首示众，八人被终身监禁，十六人被流放远岛，其余数人在审讯时死于狱中。

在天保七年的甲州郡骚动中，参加捣毁暴动的有两三千人。虽然只有短短七天，但四人被处磔刑[17]，十人被判死罪，四十二人被流放远岛，五百八十九人被处分，百余人死于牢中。发生暴动的五天内参加人数达一万数千人的三河加茂农民起义中，四人在审讯过程中于狱中自杀，送往江户的四人也死于狱中。天保十三年，近江反对农田丈量的农民起义人数高达四万人，逼迫官吏写下“农田丈量延期十万日”的字据，起义的数十名主要人物在审讯时全部死于狱中，也有说法认为是毒死，除此之外，据说在大津代官所中也有上百名农民死于狱中。

日本的处罚原则和朝鲜相同，即领导者被枭首示众，而在实际的处罚案例中，共犯不仅被流放，有时甚至被处以死刑，死于狱中人数之多格外引人注目。朝鲜的农民暴乱远比日本的激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自治，流放领导者，对下级官员施以“致死的制裁”，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依此认为朝鲜的处罚比日本严厉。

在日本，起义群众自觉且完美地克制杀伤行为，与此相反，领主对起义者的处罚却相当严厉，不仅是领导者，共犯也难以保命。正如前面介绍的那样，最近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强调幕藩领主统治的灵活性，但从东亚民众运动整体来看，幕藩领主处罚之严苛显而易见。而在朝鲜，被民乱控诉为不法的官吏也一定会受到处罚，而且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明治二十四年（1891）之后，对民乱的处罚还变得更加温和。

在日本发动起义，便意味着预设总代和首领会被治以死罪，按照惯例，所有起义人员会向受处罚者做出保证。这可以说是民众面对上述严厉处罚所采取的无可奈何的防御之策。

前述的反对三方领地交换起义的越诉，目的是希望阻止转封，乍看之下似乎是温顺保守的运动，但是反对三方领地交换的越诉之所以没有被问罪，是因为转封令被撤销，起义的越诉由此在偶然中成为合乎情理之举。合理之事按照程序越诉便不会被问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转封令没有撤销，越诉就不会被认定为合理。不能安分守己、非议公仪（幕府）政治的起义，便会被处以严酷的重刑，尽管公仪认可农民包括越诉在内的诉讼权。江户时代，农民的诉讼十分活跃，公仪的统治有其灵活性，但因为是非判断的标准由幕府独占，如果被判无理，便会受到残酷的处罚。发起越诉的庄内藩村吏为了不受处罚，就会在转封令撤销之前，执着地一遍又一遍地越诉，因为除了让他们撤回转封令之外别无他法。《梦之浮桥》中描绘的庄内藩农民起义队伍压倒性的惊人的大众组织能力，正是对抗这种严苛统治所产生的结果。正因如此，可以说19世纪前半期的农民运动和与之对抗的领主的镇压运动，两者攻防的全貌其实比此前研究所设想的更加动态化。

起义的思想

19世纪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体制，农民精神底层都广泛存在与近代人权和民主思想相通的“民众精神的发展”。从东亚范围来看，19世纪的民众运动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前述，朝鲜的起义群众十分遵守纪律，中国的民众运动也有“右脚踏入民家之门则斩其右脚”的严格纪律，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而发起的上海小刀会农民起义还贴出过这样的布告：“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

但是另一方面，三国各自的个性也非常鲜明。例如，朝鲜民乱和兵乱时会有“山呼”（放火）等传统方式，民众登山放火，为弹劾地方官而起义。无论是朝鲜王朝时代的民乱，还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三·一独立斗争，都采取过这种形式。即便是之后农民在与国内政府和地主激烈的内战中，也屡次采用“山呼”。

可以说，与朝鲜相比，日本农民起义在诉诸武力方面的激烈程度相对逊色。尽管如此，领主处罚之严厉，相对朝鲜即便难言胜出也必不逊色。比较东亚的民众运动想必将成为学界今后的课题。研究过程中，除了探讨起义类型和章法、文化上的不同点，也应该超越差异，将民众的普世价值观、民众运动的普遍性原则、人权和民主思想等作为比较的基准。

在日本民众思想中可以看到普遍性的人权思想吗？文政四年（1821）上野国那波郡东善养寺村的八右卫门在领导农民起义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他给家人写下《劝农教训录》，其中写道：“然圣上以至万民，人之为人，人字无别，虽言贵贱上下之差别，是乃政道之道具，为使天下太平而为之也。”“人字”没有区别，平等才是根本的原理，身份制的秩序只是“道具”、次要的东西罢了。这正是以人为尊的“人权”和“平等”思想。19世纪日本农村里产生的起义思想，一直沿袭到人权被讴歌为普遍思想的时代前夜。

[1]奉行，本意为奉上级命令行事，后成为武家的官职名，分管政务，主要分为寺社奉行（管理佛寺与神社事务）、勘定奉行（负责幕府财政、征收年贡、诉讼处理）、町奉行（掌管领地内都市的行政、司法、治安）。奉行所则为奉行任职之处。

[2]旗本，原指在战场上守护军旗的武士，在江户时代指直属将军，俸禄在一万石以下，有资格直接觐见将军的家臣。

[3]庄屋，即一村之长，在郡代或代官手下负责村内政务。

[4]代官，代替君主或领主掌管当地事务的官员，可根据职权范围分为城代、郡代等。

[5]总百姓，村落中负担年贡等课税的全体百姓。

[6]奉公人，住在主人家中的用人。

[7]有司，即官吏。

[8]与力和下文的同心都是辅佐町奉行的职位，负责行政、司法、警备，类似于捕吏。同心隶属于与力。

[9]朱，货币单位，一朱相当于一两的十六分之一。

[10]秽多，贱民阶层中从事“污秽工作”的人。

[11]涩染，染成茶色（的衣物等）。

[12]车连判状、伞连判状，农民起义时在署名状上将签名组成圆形的署名形式。

[13]“小〇”在日语中读作komaru，与“令人困扰、生气”的单词同音，起义者借此表达气愤之情。

[14]大目付，直属于老中，负责监督诸政务的进行，监视诸大名的行动，揭发官吏的玩忽职守。

[15]大老，辅佐将军的非常设职位，只在重要决策时参政，地位在老中之上。

[16]两班，古代朝鲜的贵族阶层。

[17]磔刑，与中国处以凌迟的磔刑不同，日本的磔刑是将人绑在十字架等柱子上，用长枪穿刺身体至死的公开处刑方式。

第三章
19世纪的世界和天保改革

第一节　和西欧的相遇

俄国的根室来航

宽政四年（1792）九月，俄国遣日使臣拉克斯曼和漂流民大黑屋光太夫等一起，乘着叶卡捷琳娜号帆船来到根室。伊势国的大黑屋光太夫曾在天明二年（1782）前往江户途中，在远州滩漂离航线，到达阿留申群岛，后来又从堪察加半岛移居到伊尔库茨克，在圣彼得堡谒见叶卡捷琳娜二世，获准回国，漂流十年之后返回日本。

拉克斯曼向幕府呈交国书，要求前往江户交涉通商事宜，在根室度过冬天。以老中松平定信为中心的幕阁做好了同意开展贸易的心理准备，第二年便为俄国颁发进入长崎的入港许可证，俄方获悉幕府意向后就返航了。

在那之后，宽政六年俄国进入与择捉岛相邻的得抚岛，十几人在岛上迎来新年，开始殖民。其后，从宽政八年到翌年，英国的布劳顿探险队乘着普罗维登斯号出现，调查从西伯利亚东端到日本太平洋沿岸、琉球（今冲绳）、中国台湾、朝鲜、滨海边疆州的广大范围，这是外国船只首次穿越津轻海峡。

两年后，幕府向虾夷地派遣了一支多达一百八十人的庞大调查队伍。以北方探险家的身份而闻名的幕臣近藤重藏也参加了调查队，还在择捉岛上立起刻有“大日本惠登吕府”的木柱。序章曾描述过，虾夷地的鲱鱼肥等提高了当地的经济价值，加之俄国和英国调查队的出现，幕府开始调查虾夷地直辖经营的可能性。宽政十一年（1799），幕府在东虾夷地开始为期七年的暂时直辖，到享和二年（1802）将该地收为上知[1]。

文化元年（1804），俄国遣日全权使臣列扎诺夫乘坐军舰娜杰日达号停泊于长崎港外，舰长克鲁津什腾是俄国第一支周游世界探险队的舰长。列扎诺夫带着拉克斯曼十年前获得的长崎入港许可证、国书，仙台藩的漂流民津太夫等四人随行。津太夫也在圣彼得堡谒见了亚历山大一世，并与克鲁津什腾一起周游世界，时隔十一年后回国。根据津太夫与西伯利亚少数民族的相遇、同伴客死他乡等见闻而写成的《环海异闻》一书，与桂川甫周根据大黑屋光太夫的旅途见闻写成的《北槎闻略》，一起被视作北方漂流记的“双璧”，特别是《北槎闻略》被评为日本研究俄国的开山之作。

正如序章介绍的那样，列扎诺夫是宽政十一年刚成立的俄美公司的最高负责人。俄美公司拥有北太平洋渔猎、贸易、殖民的垄断特权，主要业务是向北太平洋和北美西北海岸的俄国殖民地提供粮食与日用品等。列扎诺夫想要从日本进口这些商品，而当时老中松平定信已经去世，日本处于“宽政遗老”时代，幕府选择强硬拒绝，在隔绝列扎诺夫长达六个月之后的第二年，以“锁国之祖法”为借口，拒绝通商与外交。

俄国遣日全权使臣尼古拉·列扎诺夫（出自《鲁西亚国使节人物图》，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藏）

碰壁的列扎诺夫在回国途中给亚历山大一世写信，请求批准对桦太岛和南千岛群岛采取军事行动，并命令俄美公司雇用的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破坏桦太岛和南千岛群岛的日本殖民地。可是，还未收到皇帝的批准，列扎诺夫就在途中死于西伯利亚。

冲突与友好

文化三年（1806），海军大尉赫沃斯托夫率领护卫舰对桦太岛的久春古丹地区发动攻击，并于第二年和达维多夫一起攻击择捉岛的内保，以及有箱馆奉行所官员和三百余名南部津轻藩兵驻扎的该岛的沙那。枪战过后，日方战败，俄军又接着进攻桦太阿尼瓦湾内的日本人渔场以及礼文岛和利尻岛的日本船，这就是所谓的赫沃斯托夫事件（文化露寇）。一时间，虾夷地被数百艘俄国船队包围了的流言在日本四处传播，于是东北诸藩出动四千兵力，同年，幕府继东虾夷地之后又将西虾夷地列入直辖。

文化八年（1811），为报复赫沃斯托夫事件，幕府逮捕了正在国后岛上进行测量的俄国军舰狄安娜号舰长戈洛夫宁少校及其部下，并将戈洛夫宁扣押在松前两年多。第二年，狄安娜号的副舰长里科尔德在国后岛海面逮捕高田屋嘉兵卫，并带到堪察加。此后，里科尔德与高田屋嘉兵卫一起证明赫沃斯托夫事件与俄国政府无关，并赔礼道歉，日本政府予以接受，释放戈洛夫宁。

戈洛夫宁还向日本幕府天文方官员教授俄语，为日本的俄国研究做出贡献。回国后，戈洛夫宁所写的真实反映日本情况的手记《日本幽囚记》（文化十三年［1816］）立刻被欧洲各国翻译，另一方面，挑起事件的赫沃斯托夫回国之后被俄军在鄂霍次克港逮捕，在海军省军法会议上被宣判有罪。

致力于解决日俄纷争的高田屋嘉兵卫出生于淡路国的贫农家庭，参与在兵库与箱馆间从事航运的北前船经营，他曾在东虾夷岛被临时收管之时渡海前往择捉岛，成功开拓了通往择捉岛的航路，与近藤重藏一起在择捉岛开设渔场，后来在箱馆开设总店，成为虾夷地的豪商。

择捉岛比奈良县面积稍小，宽政十二年（1800）岛上生活着约一千一百一十八名阿伊努族人，为方便生产油渣、盐鲑鱼、盐鳟鱼，幕府在择捉岛的交易所将居住在那里的阿伊努人进行重组，并禁止他们像之前那样乘坐板缀船南北往来于千岛群岛。对于这个以贸易、狩猎、捕鱼、采集为生的民族来说，这一举措极大限制了他们的生计。

文政四年（1821），所有虾夷地均返还给松前藩。此前，东虾夷地由临时收管到幕府直辖历时二十二年。幕府在虾夷地的经营在最初七年里累积赤字达二十七万多两，因此，最初由幕府直辖这一方针早已被舍弃。西虾夷地采取场所承包制，将以前的渔场经营委托给商人，原本采用幕府直辖的直营制的东虾夷地也恢复了场所承包制。

嘉永二年（1849），择捉岛上居住的阿伊努族只剩五百二三十人。相比幕府直辖时的一千一百一十八人锐减了一半。虾夷地的阿伊努民族人口减少的态势在松前藩重新占领后依旧急剧恶化，从幕府直辖时号称二万七千人的人口减少至安政元年（1854）的一万九千人，阿伊努族的总人口在近半个世纪里损失了三分之一。

19世纪前半期，阿伊努族人口急剧减少，是因为和人入侵，带去了当时世界流行的天花等传染病，但正如序章所述，尽管受到和人的“严重”侵害，阿伊努族在整个幕末时期利用阿伊努船“自行谋生”，依靠渔业、狩猎、农业等支撑生计，北方土著民族固有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与文化得以延续。

俄国在处置赫沃斯托夫等人之后，又经历拿破仑战争，此后四十年间未出现在桦太岛与择捉岛。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地区日俄关系稳定。但即便是现在，也有不少文章无视这一事实，将日本在北方与俄国的相遇冠以“外患”之名。这种看法只强调了邻国俄国作为“威胁”的一面，但19世纪初期日本与俄国的关系事实上是从危机向“稳定”摆动，与俄国的相遇对于开国时期的幕府外交来说，还产生了促使其走向开国的积极影响。

英国的出现

文化五年（1808）八月，载有三百五十人的英国大型军舰费顿号悬挂着荷兰国旗侵入长崎港。当时，欧洲正处于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大动乱旋涡之中，荷兰被法国军队占领，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就任荷兰国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理荷兰总督亡命英国，宽政十年（1798）东印度公司因巨额债务而解散。当时在东亚，还飘扬着荷兰国旗的地方只有长崎，费顿号舰长珀柳企图捉拿长崎的荷兰船，拿破仑战争的余波也波及日本。

但是，荷兰船没能进入长崎港，当时驻守出岛的荷兰商馆馆员上前迎接悬挂着荷兰国旗的费顿号，结果被逮捕。费顿号转而挂上英国国旗，派武装船搜索港内，荷兰商馆馆长多夫到长崎奉行所避难。

在近代欧洲，战时国际法已经形成，在海战中悬挂敌国国旗靠近的作战方式是合法的。抓捕敌国商船也是当时海战重要的常规作战方法，但是，在中立国的港内抓捕是违反惯例的。但如后面所介绍，此时的英国并未将亚洲各国视作适用欧洲国际法的一员，因此也就未将日本视为中立国。

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动员负责守卫长崎的肥前藩等地，准备进行火攻。另一方面，珀柳翌日要求日方即日提供燃料、饮用水、粮食，宣称若日本不接受，便烧毁港内的日本船、中国船以及长崎市。但是当时长崎由几个藩隔年轮流负责守卫，而那一年负责警备的肥前藩本应该配备约一千名藩士，但实际上只有一百名。奉行只好接受要求，费顿号在第三天释放人质后撤走。因为这一事件，长崎奉行剖腹自杀，肥前藩数名家老[2]也自杀，肥前藩主锅岛直正（当时名叫齐正）被命令闭门百日。“费顿号事件”以悲惨的结局落幕。

英法的捕鲸船开始相继出现在日本近海。当时，欧美的捕鲸业处于黄金时代，工业革命时期照明和机械使用的润滑油正是海中大型哺乳类动物鲸鱼的油。宽政三年（1791），美国捕鲸船绕至南美，在智利海面发现抹香鲸渔场，之后又北上太平洋，在19世纪20年代到达日本沿岸，当时在日本近海巡游的美国捕鲸船达三十艘以上。从19世纪20到50年代，欧美捕鲸业使用数百吨的中型帆船，扬帆于北海的汹涌波涛之中，放下小船，手抛鱼叉，猎获庞大的鲸鱼，堪称冒险的产业。天保十四年（1843），由于在鄂霍次克海发现资源丰富的鲸鱼渔场，捕获速度进一步加快，鲸的数量骤减，以安房等地为中心的江户时代的日本捕鲸业因洄游鲸减少而遭受巨大打击。

首先靠近日本的是英国捕鲸船。文政五年（1822），捕鲸船撒拉森号进入江户湾，翌年又出现在常陆国那珂海面，据说在同一海域巡游的外国船一度达三十余艘。常陆的渔夫靠近英国船，登上捕鲸船，英国方面将带来的纸、棉花、丝织品送给渔夫，两者开始零散地交易，但渔夫被藩方视为走私犯而受到处罚。文政七年，英国捕鲸船的船员在常陆国大津滨登陆。

英国捕鲸船员和日本渔夫或船员之间发生的这种“接触”是重要的历史事实。当时的英国船员因为“肿病”（坏血病）需要“药用”的蔬菜，而在民众层面，异文化的壁垒也未必是个问题。

我们时常由“近代”联想到的“敌意”和“排外意识”等，并不是庶民自然产生的。大津滨登陆事件之后不久面世的排外主义之作《新论》（水户学的国家论）在一开始论述攘夷论时，便表示要极度警惕民众亲近欧美人，并被劝说加入基督教等现象，是立足于历史事实的策论。

因为要警戒外国船只，且每次警备开销巨大，幕府于是在文政八年出台“无二念驱逐令”，对靠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一律施行驱赶，甚至命令即使错将同是西式的荷兰船驱逐出去，也不会追究责任。与此相对照，在当时的欧洲，国际法确立了“对漂流船员实行人道主义保护”和“领海（三海里）无害通过权”的原则，实现了商船的安全保障。

莫里森号事件与“蛮社之狱”

文政十一年（1828），幕府在对兰学做出贡献的西博尔德的回国行李中发现天文方高桥景保赠送的日本地图等违禁品，是为“西博尔德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序章中已有论述。

天保八年（1837）六月，从澳门起航的美国商船莫里森号停泊在浦贺海面。非武装的莫里森号上载有美国贸易公司的经理、传教士、学者以及音吉等七名日本漂流民，他们要求送还漂流民、通商和传教，但浦贺的差役依照无二念驱逐令开始炮击，商船中了一弹之后离去。七月，莫里森号停泊在萨摩藩山川港，虽然有藩士接应，但亦被炮击，不得不返回澳门，漂流民也无法回国。顺便一提，音吉此后在上海的英国大贸易商社颠地洋行工作，并成家定居，作为英国海军斯特林提督的翻译在十多年后再次回到日本。

当时，关注西方情况的兰学者组成尚齿会[3]，三河田原藩的家老渡边华山身边聚集着以镇上的兰医高野长英、岸和田藩的兰医小关三英等兰学者为核心的群体，川路圣谟、江川英龙等幕臣、儒者、文人也在其中。听说莫里森号事件之后，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各自写了《慎机论》和《戊戌梦物语》，批判驱逐令。围绕江户湾针对外国船只的防卫等对策，幕府内部也出现了开明派的江川英龙和保守派的鸟居耀藏的对立。天保十年（1839），渡边华山等兰学者群体遭到幕府儒家林家的亲生儿子兼目付——鸟居耀藏为核心的幕府的镇压，这就是“蛮社之狱”。

《慎机论》描述了19世纪英国的国情，注意到“海船火技”等发达的科学技术；《戊戌梦物语》则指出，驱逐会使日本被视作“不仁之国”，声称日本应当委婉拒绝外交。《戊戌梦物语》被手抄传播，但并非幕臣的高野长英因批评幕政而遭受严厉处罚。渡边华山被命令于住所蛰居，不久后自杀。华山还通过引入西洋作画技巧，创作了《鹰见泉石像》等名垂日本画史的杰作。高野长英被判处终身监禁，越狱后潜藏在江户与宇和岛藩，翻译《三兵答古知几》等书，还行医济世，后在江户的藏身之处遭捕吏袭击，自杀身亡。

《三兵答古知几》的原著出自普鲁士军官勃兰特，天保八年被翻译成荷兰语出版发行，是当时欧洲最新的军事战略书。长英的翻译工作因该书在其去世后不断再版，对以后日本的军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村兰学”的发掘

学界一直有定论称，兰学在日本一度遭受严重迫害，面临挫折。但作为欧美近代学问，兰学在科学精神和技术等普遍知识上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认为兰学受挫的观点，不免对这种普遍性评价过低。实际上，兰学在蛮社之狱之后，也继续作为乡村兰学稳步发展，这种“在村兰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田崎哲郎、青木岁幸等人发掘出来。

从宽政十二年（1800）前后起，全国的乡村医生显著增多，乡村医生有很多出身村吏阶层，兼任寺子屋的教师。文化元年（1804）纪伊国那贺郡西野山村字平山（今纪之川市）的医生华冈青洲，便成功使用“通仙散”（口服麻醉剂）进行全身麻醉，完成乳腺癌切除手术。华冈结合中医和兰学医术，且注重实证，全国各地门生纷至沓来。但他谢绝藩主的邀请，一生在乡村行医，门生数量除壹岐和松前两地外遍及全国，达一千八百八十三人。此时正处于近代医学在地方乡村备受渴望的时代。

美浓地区的第一个兰学塾是大垣城的好兰堂，创办人是当地曾经师从杉田玄白、大槻玄泽、前野良泽的兰医江马家。截至明治初年，南起丰后北至武藏，慕名前来拜师者达三百三十一人，入门人数从蛮社之狱后的天保十一年（1840）起反而开始增多。嘉永二年（1849），进入长崎港的荷兰船带来出岛兰馆的医生莫尼凯托运的牛痘（种痘用的牛痘疮），这种莫尼凯疫苗被热盼已久的各地兰医传至日本全国，江马家也早在该年年末便从京都兰医那里得到疫苗。

在越前藩，町医笠原良策想出“村传疫苗”的方式，一个村接一个村地将疫苗传到领内各地。鸟取藩的医生群体也分摊片区，走遍藩内各个角落，实施彻底的巡村种痘。

岩代国的蚕种制造者在天保十四年自制华氏温度计，写出《蚕当计秘诀》，土浦的乡村医生制作出地球仪和浑天仪等，“在村兰学”取得各种各样的发展。青木岁幸也指出，地圆说和日心说在幕末已经为民众所熟知。

江户博物学和近代博物学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60年代这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位于欧亚大陆西部的欧洲和东部的日本不约而同地掀起博物兴趣的一大热潮。在瑞典，享保二十年（1735）林奈的《自然系统》出版，书中成功根据“林奈的性体系”，以雄蕊数、雌蕊数将植物的分类加以系统化。法国人布丰客观描述的自然学《博物志》，也从宽延二年（1749）开始出版发行。植物采集、动物探索在世界大探险时代即将到来的背景下掀起高潮，博物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石版、铜版等多色印刷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博物学的华丽图鉴也陆续出版。18到19世纪的欧洲是绚烂的博物学全盛时代。

从18到19世纪，江户的博物学也大放异彩。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摒弃务虚空谈的风格，用实证性的经验方法进行分类，因深受读者喜爱而声名远播。珍贵的草药也在博物学家平贺源内举办的东都药品会等物产会上公开展出。进入19世纪后，博物学在民间进一步繁荣。

根据生物学家西村三郎的介绍，这一时期除了高水平的园艺书纷纷出版之外，盆栽、鸟虫鱼、古钱、珍木奇石等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还有人喂养或收集千奇百怪的东西（如小白鼠、乌龟、青蛙、绿豆蝇、跳蚤）。俳谐和狂歌爱好者组成“会”和“连”，定期或不定期在成员内举行比赛和品鉴活动。还有人挑选逸品和珍品，制成带有插图的目录出版。实证的江户本草学集大成者小野兰山还被幕府起用，在江户的医学馆教授本草学，据说门生超过千人。江户的博物兴趣在学问领域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法布尔大名”

博物热在藩主中也同样流行。虽然是在18世纪，但高松藩主松平赖恭让画师所画的《众鳞图》《众禽图》便被西村视为“作为博物图，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拿得出手”的杰作。著有《昆虫胥化图》一书的熊本藩主细川重贤以成功推行藩政改革的“名君”著称，他在处理繁重政务之余，还在参勤交代[4]的轿子中饲养昆虫，观察并记录从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变化过程，被称为“法布尔大名”。萨摩藩的岛津重豪与德川家齐一样是文化文政时期的象征性人物，他爱好兰学和博物学，据说其在高轮的别墅如动物园一般，他还自己研究鸟类，编写《鸟名便览》（刊于天保元年［1830］）。

文化文政时期一度流行种类超过五百种的“变化朝颜[5]”（其中有诸多种类已经无法还原），博物和园艺在庶民之间盛行。西博尔德评价称，东亚岛国的应用植物学、栽培和育种的研究比欧洲各国更加先进。虽然现在也有不少爱好者，但在当时，居然有人为了一盆小而朴素的万年青变种而花费四百两。

欧洲和日本在同一时期掀起博物兴趣的热潮，但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坦率地说，欧洲是向科学的近代博物学及其系统化发展，与此相对，日本的博物学虽然是实证性的，但终究是经验主义、网罗主义[6]的。正如西村意识到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那样，脱胎于博物学的西欧近代科学或许是欧洲大陆大动荡的副产品，是人类历史上绽放的美丽的“硕大花朵”。只是，舍弃经验主义的西欧近代科学在聚焦于具体个别事物的人性化“亲切的视线”上有所缺失，不及日本的博物学。

《蝶之变形》，出自细川重贤《昆虫胥化图》，藏于永青文库

《鲷牡》，出自松平赖恭的《众鳞图》，作为高松松平家历史资料保存于香川县立博物馆。

《燕子花》，出自饭沼欲斋《草木图说》，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在博物学领域，接近欧美近代科学这一“硕大花朵”的日本人不断涌现，如跟随西博尔德学习的伊藤圭介。他于文政十二年（1829）写出日本第一本介绍林奈植物分类体系的《泰西本草名疏》，该书之后也不断再版。但是他将“林奈的性体系”按字母表重新排序，使其变得支离破碎，这说明圭介尚未理解林奈的真髓。

与前述江马家同样在美浓大垣的兰学家饭沼欲斋，在天保三年（1832）五十岁退休后，一边从医一边专注于植物学研究，深入学习林奈的分类学，在伊吹山、白山等各地采集和栽培植物，放到显微镜（根据兰书让名古屋的匠人制造的）下观察，还在此基础之上绘制植物的彩图加以描述，确定其学名，根据林奈的体系进行排列。从安政三年（1856）开始，他花费六年时间出版《草木图说》（共三十卷）中的前编“草部”二十卷。所有植物均附以精细的配图，有时还有花蕾部分的解剖图，配图的精确和美观甚至蜚声海外，被西村评价为“日本最早的近代博物学成果”。饭沼欲斋死后，该书于明治八年（1875）出版增订第二版，明治四十年由牧野富太郎出版增订第三版。

同样在五十岁时隐居并成就学问事业的还有伊能忠敬，他是下总国佐原的酿酒师，宽政六年（1794）退休后前往江户跟随小自己十九岁的高桥至时学习天文学，宽政十二年开始在虾夷地东南部测量海岸，在此后十六年间一共进行十次测量，完成了总计达三千七百八十六天的旅行、陆地测量距离达四万三千七百零八公里、方位测量次数达十五万次的宏伟事业。测量所使用的是道线法和交会法并用的传统方法，这些成就完全是恒心和努力的结果。

伊能忠敬得出的子午线一度的长度为二十八里[7]二分（一百一十点七五公里），与现在的测量值只有千分之一的误差。他去世后三年，弟子编集整理完成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北至虾夷地宗谷、南至九州屋久岛、东至国后岛、西至肥前五岛，共包含大图二百一十四张。西博尔德获赠于高桥景保的地图，正是该测量图。在他把此图介绍到欧洲之后，欧洲所用的地图才开始绘上正确的日本地形。这可谓通用于全世界的丰功伟绩。

第二节　天保的改革

改革的目的

推行“大御所政治”的德川家齐于天保十二年（1841）闰一月去世，他是致使文化文政时期通货膨胀加剧的代表性人物。天保八年，继位的第十二代将军家庆决定告别大御所政治，并于天保十年将被后世研究者贴上野心家标签的水野忠邦提拔至老中首座。深受家庆信赖的水野驱逐大御所身边的亲信势力，开始着手天保改革，家庆也宣布恢复“享保与宽政的改革政治”。

天保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如前章所述的撤回三方领地交换令。当时庄内农民针对转封令持续开展大规模集会和越诉，如何应对民众力量的增长，成为天保改革的第一出发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大名和将军的关系出现转折，三方领地交换令被撤回之时，外样大名[8]也接受起义群众的越诉，向上申请撤回转封令，主张“承自先祖自古世代相袭的领地”，如无特别情况不应变更，外样大名对“城地”的权利意识开始萌芽。总之，庄内农民的越诉正中大名下怀。三方领地交换令以改正“家齐政事”之误的理由被撤回，其中有难言的苦衷，而正是这一困难催生了天保改革。因此，幕府天保改革的第二个目的，便是为了对抗大名萌生的尚未成型的“权利意识”，复活幕府权威。

严苛的压制和统治

改革率先向江户的城市和农村发布节俭令。水野忠邦特意要求“严苛”管束，声称不惜江户凋敝、商人无法营业。这与曾经实行宽政改革的松平定信认为武士获益、“商人衰微”的节俭不利于“天下之治”的观点大相径庭。

农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定例活动、休息日、娱乐、庆祝活动、游艺全都受到限制。幕府最初命令七夕不许铺张，禁止在破魔弓、菖蒲刀、羽子板、人偶、装束、烟管上使用金银、雕刻、描金画，规制首饰的价格，禁止追求时髦之物，如被发现则查封商品，持有者铐上手铐，交予町内处置。

被称为“大江户之花”的第七代市川团十郎被驱逐出江户，位于现在中央区的江户三座[9]被迁往当时是偏僻城关的浅草猿若町。此时，歌舞伎正迎来完成期，不仅有了旋转舞台，从舞台底下登上花道的“推出装置”“升降装置”等也不断进步。与18世纪近松剧中常见的在义理和人情之间左右为难而牺牲自我的人物不一样，难逃因果报应、最后身败名裂的孤独小无赖和毒妇这类人物的生世话[10]狂言也十分盛行，博得19世纪江户城市居民的喝彩。

从文化文政时期开始爆发式增加的江户曲艺场本是庶民最大的娱乐，也被限定在十五家以内。曲艺场在文化十二年（1815）为七十五家，后十几年内达一百二十五家，天保改革时急剧增加到五百家以上，这次被缩减至十五家。

曲艺场通常由落语和色物组成，色物指魔术、口技、评书等表演。天保时期已有七天一循环的常规表演，还分昼席和夜席，说书艺人用“扇子和手绢”表演落语的形式也是在19世纪30年代（天保时期）成型的。江户落语、上方落语均从文化文政时期开始进入全盛期，江户出现了专业说书人的开创者——梳子匠人出身的初代三笑亭可乐，以及传承至今的三游派之祖三游亭圆，不久后的19世纪50年代还出现了以艺术境界极高的“怪谈牡丹灯笼”风靡一时的空前巨匠三游亭圆朝。在上方，桂、林家、笑福亭、立川四派名人辈出，上方落语就此成型。那时，曲艺场有八叠二间和走廊即可开业，因此多是领班在自家的二楼经营。入场费用一般为三十六文钱，外加存鞋的牌号四文，价格实惠，对庶民而言也无负担。

三游亭圆朝像（镝木清方绘，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藏）

出版控制也很严格。当时的畅销书《偐紫田舍源氏》——因为有说法称该书是以德川家齐的大奥为原型写成——其作者小普请组的旗本柳亭种彦被下令停笔，不久后去世，也有人认为是自杀。《春色梅儿誉美》的作者、专门写人情本的作家为永春水也被处以戴手铐五十日，他擅长描写男女近身谈话的主要场景，其手法后来被近代小说所继承。浪人儒者寺门静轩也因为《江户繁昌记》背离儒者之道而被禁止在武家奉公。而当时的流行作家、《椿说弓张月》和《南总里见八犬传》的作者泷泽马琴因作品劝善惩恶的倾向而免遭镇压。

富于造型美和诗意并以此博得人气的浮世绘，如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的风景画也成为管制对象。天保十四年（1843），歌川国芳在浮世绘《源赖光公馆土蜘作妖怪图》中，将推进天保改革的家庆描绘成假寐中的源赖光，将水野等幕阁描绘成四天王[11]的形象，通过将民众描写成充满怨念的妖怪形象，强烈批判天保改革。幕府学问所实行检查制度，所有出版物都要接受直接检阅，连狂歌、怪谈、游话等读物都如此，还要在封皮上标注“御学问所”的“官许”或“御免”等字样，反而让学问所大失体面。

远山的小金和歪魔邪道

19世纪的日本人口稍有增长，在天保饥荒之前超过两千七百万人。江户的城市人口约为五十五万人，但有部分增长是来自其他藩国的人口，其中还有半数以上是“勉强糊口”的下层市民。

藤田觉指出，在当时，只要去江户就能找到工作赚到钱，吃到在农村做梦也想不到的食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从文化文政到天保时期，农村贫民也去寺子屋接受教育，因此可以通过习得的读写和计算能力去城市务工。例如，著名俳人小林一茶十五岁时身无分文，独自从信浓柏原去江户，历尽艰辛活了下来，让杰出的俳谐才能拥有用武之地，成为流入江户的农民的典型代表。

勉强糊口的“货郎”（挑着扁担穿街走巷的小商人）手头的本钱只有七百文，早上从家里出来，太阳落山时回家，可卖得约一贯二三百文，扣除饭钱和房租，约剩一两百文。如果没有本钱，依靠次日早晨归还借贷——俗称“乌金”或“无日钱”——的高利贷，一家人也能勉强度日。没有农村那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扶持，这种生活极其危险，但也有其轻松快乐的一面，江户的确具备农村地区所没有的吸引力。

大城市民众的生活方式趋向“华美、享乐、繁荣”转变的劲头十分猛烈，面对这强烈涌动的生命力，水野忠邦实行的压制堪称严苛。但是，水野的政策也遭到江户町奉行远山景元（金四郎、“远山的小金[12]”）和矢部定谦等人的抵抗，町奉行远山景元为“慰藉每日劳苦”的曲艺场表演辩护，主张曲艺场是贩夫走卒辛苦一日之后悠闲自在的放松之地。据说，远山和水野的心腹——人称“妖怪”的酷吏——鸟居耀藏针锋相对。但是，曲艺场仍旧被限定为十五家，曲艺人失去着落，为生计奔波的贫穷市民也被剥夺娱乐的场所。这种对最具大众性的娱乐场所的限制，反映了天保改革的本质。藤田说，“这难以简单解释为物质性的掠夺，更确切地说是对人性的剥夺。”而文化文政时期的政策对于民众来说可谓更人性化，因此水野被骂作“滨松的歪魔邪道”。

同业行会解散令

为抑制上涨的物价，幕府于天保十二年（1841）及第二年颁布同业行会解散令，所有的同业行会，包括批发店等，无论是幕领还是私领统统彻底禁止。如前章所说，畿内的国诉也要求废除同业行会，而且取得了巨大成果，棉花等“普通人也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国诉要求高价销售棉花和油菜、低价购入肥料，是农民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基于自己的意志要求排除中间不当利润的“普通（农民）愿望”，和幕府的一纸布告有着巨大差别。

幕府想当然地认为，废除行会，排除中间利润，便可以利用竞争原理，让廉价商品从广大地区汇集到江户和大坂。幕阁在发布命令之前，曾命令大坂町奉行调查物价上涨的情况。对此，大坂町奉行提出了与幕府意向相反的详细报告，指出物价上涨是因为商品过于向大坂集中，应该加强对大坂批发商人的使用。但是，报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大口勇次郎推测这是要压制反对改革的幕僚，强行推动改革，表现出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维持权力而改革的一面。当然在现实中，因为城市批发商的商业支配能力弱化，虽然解散了行会，也没有达到降低物价的效果。

因此，幕府动员町奉行所和町名主[13]，命令他们通过强行下调物价，降低零售价格、地价、店租、日工报酬等，实行严格监管。整个江户陷入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幕府更是在天保十三年（1842）发布禁止国产品（各藩特产）的处理令，各藩的国产专卖制度被禁止。由此，幕府的天保改革也和大名形成对抗关系。大部分藩主不久后开始无视这一禁令。

恢复控制的尝试

幕府曾就强制流入江户的农民回村问题向町奉行征求意见，但后者反对这种脱离现实的政策。尽管如此，幕府仍于天保十四年（1843）发布《人员遣返法》，禁止现有农村的农民加入江户户籍，要求前来江户务工的农民提供村吏和领主的证明。这一政策与其说是“人口遣返”，毋宁称之为限制新移民进入江户的措施，实际效果令人怀疑。该政策的目的之一，是使农民尽可能留在农村，以恢复年贡收入。

恢复幕府领地的年贡收入是多年以来的问题。延享元年（1744），年贡收入达到一百八十万石的顶峰，但在改革前夜，即天保七年（1836），却跌至一百零四万石的最低水平，只有顶峰时期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八。为了恢复年贡收入，幕府于天保十四年实行御料所改革，对于每年年贡率固定的所谓“定免制”的村子，要实际调查其收获量，制成详细记录每块土地的平面图、总账以及年贡的结算台账。

幕府希望通过上述政策恢复年贡（也称“免直”）。为了落实计划，幕府官员授命巡视各村，但遭到当地代官的强烈反对，飞驒代官丰田友直在日记中批评道，“内情过于严苛残酷，安民措施欠缺考虑”，官员巡视村庄“实则严酷苛刻，罄竹难书”，“可称之为陷国民于死地，思之可将酷吏比作虎狼”，批判酷吏如虎狼一般。

天保十二年（1841），幕府召集近江国甲贺、野洲、栗太郡三百多名幕领名主，下达重新丈量土地的命令。而且，由于其目的是大幅增加年贡，因此要求名主使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手段，例如缩短丈量土地使用的竹竿等。由此，四万多名农民起身反抗，强迫官员写下“农田丈量延期十万日”的字据，这场起义在前文已有叙述。

幕府实行的政策堪称猛烈的反动攻势，一举否定了农民和代官之间长年累月形成的种种“惯例”，如定免制下年贡率固定，歉收之年进行破免（降低固定年贡率）调查，新土地收取低年贡，小规模新开地年贡忽略不计，等等。

第三节　鸦片战争和改革的挫折

“非正义战争”

天保十四年（1843）四月，德川家康忌日，将军时隔六十七年前往日光庙参拜，随行规模据说有十四五万人之众，为了提高幕府威信，还动员大名参加。在这之后，印幡沼工程、上知令、朝鲜通信使大坂易地聘礼等震惊世人的政策在天保改革最后阶段频出，最终改革失败。这实际上与中国的鸦片战争有很大关系。

天保十年十一月，英国两艘军舰与清朝二十九艘兵船在珠江入河口的穿鼻交战，清军兵船几乎全部被摧毁。这场穿鼻海战，是推动东亚历史发生巨大转折的鸦片战争的序幕。

当时，中国允许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开展贸易，还依靠出口茶叶、蚕丝、瓷器等获得巨额白银收入，使中国经济延续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英国，茶则成为工人阶层的日常饮品。英国在工业革命后作为最大的茶叶消费国，大量进口茶叶，在18世纪末几乎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但是，英国对中国的出口不见起色，而进口茶叶需要专门以白银支付，结果英国陷入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推动工业革命出现的英国产薄棉布没能取代中国原产的厚棉布“土布”。

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8世纪末起，在印度殖民地实施鸦片栽培、提炼的专卖制度，将鸦片卖给民间的英国商行，让其走私到中国。走私的数量从宽政十二年（1800）的两千箱，增长到天保元年（1830）的两万箱，由此巨额白银开始流出中国。两万箱鸦片的估值约为一千余万两白银，相当于中国约四千万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中国在宽政八年开始禁止吸食鸦片，但没有效果。而且在天保八年，美国商人也开始向中国走私主要来源于土耳其的鸦片，这时输入中国的鸦片合计达三万九千箱，吸食人数已经超过二百万。

英国在天保五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从民间商人中征得巨额的鸦片税收，控制了印度。英国公司一方面用买卖鸦片获得的收益购买中国茶叶，另一方面又向印度推销棉布。流出国外的中国白银在文政四年（1821）后的四十年间，达到一亿美元的天文数字。

天保十年（1839），清朝道光帝派遣湖广总督林则徐收缴来自英国的鸦片两万余箱（在中国的时价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在海水中销毁。其中，仅怡和洋行就占七千箱，紧随其后的颠地洋行有一千七百箱。这两家公司也在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后立即开设了横滨分店，是引领对日贸易的大公司。之后，英国两艘军舰和清国舰队在穿鼻洋一带发生冲突。

穿鼻海战后，英国国会以九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对华战争的提案。这时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发表著名的反对演说，“其原因是如此不正义的战争，永远无法洗去污名的战争，我不曾知道，也闻所未闻。”保守党的格拉汉姆也发表反对演说称，“像这样的非正义战争，即使胜利，也无法获得任何荣光。”演说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

七月四日，英军派遣四十八支军舰组成的舰队和四千兵力于舟山群岛开战，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各个城市，翌年占领厦门、舟山、宁波，第三年攻下乍浦、上海、镇江，逼近南京，清政府屈服妥协，签下《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六百万银元以及一千二百万银元军费，在追加条约中又承认英国的领事裁判权、最惠国条款，放弃关税自主权。

陈舜臣在著作《鸦片战争实录》结尾处指出，鸦片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让中国认可鸦片贸易，这毫无疑问是英国发起的“非正义战争”。他还在著作中引用了格莱斯顿有名的反战演说，指出议会表决仅存在微小差异。这些历史的印记都不容忽视。

人类历史上，英国等欧美“文明”同亚洲的关系、意义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正在于此。以下的章节将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鸦片战争的消息

日本初次得知鸦片战争的消息，来自天保十一年（1840）六月进入长崎港的荷兰船，由此，鸦片贸易的实际情形、英国和清朝的交涉、穿鼻海战中“清军水师”如同树叶般被打飞的苦战情形等传到日本。

正式的战争情报则是中国船带来的。该年十二月入港的中国船上的唐船风说书[14]准确记录了四十四艘英国军舰占领定海县，以及定海县知事和众多中国士兵死伤惨重等情况。这些消息给老中水野忠邦造成巨大冲击，他曾在私人信件中写道：“虽为异国（中国）之事，应成自国之戒。”

这时，中国在日本眼里无疑是大国，就连狂妄地将朝鲜视为“贫弱小国”的德川齐昭，也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说“清国无论怎么说都是大国”，“夷狄（欧美国家）不会轻易出手，朝鲜、琉球等贫弱小国之流当会不屑一顾，如此，第一觊觎日本，其次则欲令清国臣服”。可见在齐昭的设想中，若欧洲各国侵略东亚，首当其冲的便是日本。这是符合德川齐昭本性的“国际形势论”，相当耸人听闻。但事实上，他的预测谬以千里。

即便如此，将中国视为英国都敬而远之的“大国”，是这个时代日本对中国的真实评价。但正因如此，日本所受的冲击极其强烈，“清国的覆辙”在他们内心留下深刻的印记。

接着，天保十二年（1841）三月到六月的唐船风说书汇报了英军占领广东的消息。天保改革开始后，天保十三年六月荷兰的情报也传到日本，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新上任的商馆馆长皮兹西传达给荷兰语翻译官的信息。皮兹西在澳门与英国军人会见时，从后者那里听说“或许会进一步前往日本附近海域，如有不当之情形，一战之兆自然有之”，得知英国海军可能来袭的重要情报。幕府知道情势紧迫，却向大名封锁消息，一时流言四起。

备战鸦片战争

通过最初的鸦片战争情报得知中国兵船“如树叶般纷飞”的苦战情形半年后，幕府任用西洋炮术专家高岛秋帆为幕臣。第二年五月，广州攻防战的消息传来时，高岛秋帆在武藏德丸原进行西洋炮术演习，目的是为了备战鸦片战争。高岛秋帆是长崎町年寄[15]，也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兰书收藏家，通晓西洋枪械，拥有从荷兰购入的臼炮、步枪、猎兵枪。臼炮是高角发射的大炮，而加农炮的弹道基本上是水平的。步兵连队与大炮协同作战的战法确立于18世纪的欧洲，大炮置于前列，步兵枪队位于其间。这种战队威力强大，突破这样的阵营需要大量训练。高岛秋帆在演习中使用荷兰语号令，开明派的幕臣江川英龙也随之学习高岛流炮术，此后，幕臣以外的武士也获得学习机会。

文政八年（1825）的外国船只驱逐令在天保十三年（1842）七月下旬发生重大转变，薪水给与令[16]出台。幕府对薪水给与令的评议未留下相关史料，但在七年后，浦贺奉行的海防策意见书中有证言称，薪水给与令为“三人专断”的结果，其中的“三人”是谁，除了水野忠邦以外已不可考，但足以说明这是由极少数的幕阁专断推出的政策。

前述长崎商馆馆长向荷兰翻译传达“如有不当之情形，一战之兆自然有之”的英国来袭情报，正是这年六月二十二日左右的事。当时从长崎到江户的快件需要二十天，薪水给与令出台是翌月的二十三日，如果幕阁商议花费十余日，则先后关系正好吻合。有研究者推测，该长崎情报正是薪水给与令发布的直接原因。

翌月之初，幕府命令忍与川越两藩负责相模（川越藩）、房总（忍藩）江户湾两岸的警备，并于十二月决定重设下田奉行，新设羽田奉行。

天保十四年（1843），印幡沼沟渠工程开始动工。印幡沼是在千叶县北部、利根川下流的低地形成的面积达二十点五平方公里的宽广沼泽地，现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营排水开垦工程而缩小为五点一平方公里的北印幡沼和五点六平方公里的西印幡沼。被动员负责修筑的大名为鸟取藩、庄内藩、沼津藩、秋月藩、贝渊藩（上总）的五位大名。幕府要求在十个月内完成河面宽度为十间（十八米）的水渠，各段工程由各大名分摊。

在宽文、享保和天明时期，幕府三度尝试在印幡沼开启排水开垦工程，均以失败告终。此次工程要开凿的，是从印幡沼到检见川的水路和通往名洗浦的利根川的水渠，江面宽度被规划为十间。研究该工程计划的相关史料的藤田觉指出，该计划的目的是让航行于利根川的载重五百石的高濑船可以错开航行。在当时，尽管政策意图完全没有公开，但这一开凿工程实际上具有开辟铫子到江户的物资输送水上通道的意义。

文政九年（1826），西博尔德在著作《江户参府纪行》中写到，江户拥有“异常多的人口”，通往江户的海上运输如果中断一周，会“给大名邸宅带来显著压力，贫困的庶民阶层也会为饥饿所苦”，一眼看穿了海上停运会使江户陷入困境。日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点，佐藤信渊便在《梦梦物语》中提到，如果通往江户的海上运输受阻，“东都（江户）人将在十日内饿死”，事态被设想到“江户人饿死”这样严重的地步。

但归根结底，江户是政治都市，而不是由生产力发展造就的都市，拥有“异常多的人口”，必要物资要依靠大坂供给，因此弱点明显。江户同今日的日本一样，粮食自给率很低。19世纪前半期从大坂、东北和其他地方运来的物资，都是从浦贺水道进入品川。不久后前来叩关的佩里也注意到频繁进出江户湾的运输船。

于是，印幡沼工事提供了江户湾被封锁情况下开辟从铫子到品川的内陆水上通道的可能性。但这也是需要巨额费用的工程，有可能对被动员的藩的财政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有人提议将河面宽度从十间缩小到七间，但水野忠邦不让步。

开工后三个月，投入劳工六万人，耗费二十三万两，完成百分之九十。但由于水野忠邦失势，原本负责的五位大名在闰九月被免除义务，工程转而由幕府直辖。但事实上工程停止了，印幡沼工程第四次失败。

上知令与改革的失败

天保十四年（1843）六月，江户和大坂的上知令[17]发布。此次上知令所针对的，是江户和大坂周围方圆四十公里的地区，对此幕府只是依循前例称“为监管之便”。幕府实施上知令的目的，有说法认为是为了获得年贡率高的大名和旗本（直属将军的武士）的私有地，也有观点称是为了解决江户和大坂领地错综复杂的状况，以强化将军的统治。而且，幕府此前发布命令将江户湾入口最狭窄的浦贺和富津联结线的南边防守委任给川越藩（西岸）和忍藩（东岸），北部防御则通过新设羽田奉行由幕府亲自指挥。为了构建这种幕府直辖的体制，在军事上也有必要重新整理江户周边错综复杂的领地。

上知令针对的对象大部分是谱代小藩，五百石以上的藩主被换到年贡率低的土地，五百石以下的则按每百石黄金十两的比例折算，引发大名和旗本的强烈反对。在大名看来，自己在德川家康以来因先祖战功受封而世代相传的土地“无罪不可移封”。在江户时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旗本和大名已经与领地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是幕府也意识到不能轻易插手，只要不失政、不犯罪就不能易主的观念逐渐形成。对此，水野忠邦提出“按照现任将军的想法”“按照如今的想法”的理论与之对抗，搬出当时的将军对抗大名的领地意识。

在大坂周边的各村，藩主和旗本会向村里借钱提前缴纳第二年的年贡，因此各村和大名、旗本之间也形成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藩主或旗本将年贡的使用完全委托给知行所的村方，作为回报，由知行所承担旗本和大名的日常伙食支出和旧账。熊谷光子指出，之所以形成这个体系是由于贷款给旗本、大名的银主商人毁约，即由于旗本、大名经营的不善。就这样，领地的经营权转移到知行所的村方手中。由此可知，大坂周边村方的农民力量实际上强大得惊人。而且幕府在翌年七月以“海防方面的御用”为名目，命令大坂、堺、兵库、西宫的町人缴纳一百一十五万两的御用金，在最糟糕的时候大坂一带的村子还一度陷入危险状态。

甚至在大坂拥有上知领地的老中土井利位的地盘上，也发生了要求即刻还款的农民运动。旗本动员水户和纪州家，支持水野的土井利位等许多幕阁甚至大奥都开始反对上知令。闰九月七日，上知令以将军的名义撤销，十三日，水野被罢免，天保改革失败。据说江户民众在夜里聚集在水野宅邸周围，几千人大声呐喊，向院中投掷石头，捣毁了附近的岗哨所。

如同三方领地交换时所见到的一样，大名长达两百多年的既得权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大坂等地的农民承担了知行所的经营权，和武士、大名形成密切关系。

第四节　天保改革前后的日朝关系

和朝鲜通信使的平等外交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即“清国的覆辙”，给天保改革中幕府的政策造成巨大影响，日本与朝鲜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变化。

朝鲜通信使在正德元年（1711）、享保四年（1719）、宽延元年（1748）、明和元年（1764），分别为祝贺德川家宣、吉宗、家重、家治继位将军，以朝贺使节的身份来到日本，此时负责对朝外交的是对马藩的宗家。使节每次都有四百七十人以上，通往江户途中的各藩沿路设置住宿和休息的场所，还为大规模的接待和迎送活动花费五十万甚至一百万两。同时也有大批学者、文人、医生等拜访朝鲜通信使的留宿地，学习朝鲜文化，推进文化交流。

进入19世纪，文化八年（1811）的朝鲜通信使被限定为“易地通信”，即不再前往江户，而是前往对马并在那里接受招待。

德川家齐就任第十一代将军的天明七年（1787），正值江户时代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对马藩的使节（差倭）于该年十月向礼曹参判递交文约，请求推迟派遣使节，并表示“此时贵国大使威仪堂堂而来，百姓为接待而匆忙慌张，内心不安，其劳苦情形如同草木连根拔出”（根据孙承喆《近世的朝鲜和日本》的译文）。对朝鲜如此解释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至于导致来使规模缩小的日本国内原因，中井竹山在《草茅危言》中曾说“不远万里乘船来访实是可喜之事，然而虑及往昔，对本为属国之小夷（指朝鲜），因时势方才结以邻交，以礼相待”，由此有观点认为，是一部分文人视朝鲜为属国的“蔑视观念”导致通信使减少，但这一较为主流的观点在近年受到批判。

正如韩国的孙承喆和河宇凤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日本江户幕府持“自民族中心主义”，不以文化优越性为中心，而是以武士“武威”为中心的话，朝鲜在明朝灭亡之后，也产生了以朝鲜儒教文化优越性为中心的“自民族中心主义”。孙承喆认为，丰臣秀吉侵略战争后，朝鲜一方面希望在深受侵害的倭乱[18]后探知日本国情，另一方面也因北方女真族、清朝的威胁而考虑南方安全，于是在17世纪前半期希望向日本派遣通信使节。通信使派遣制度是日朝双方都要求实行的对等的外交制度。

18世纪后半期，朝鲜的两班体制开始动摇，旱涝几乎每年发生，饥民问题愈加严重，在对马易地通信施行的文化八年（1811），朝鲜北部发生其历史上堪称最大规模的民乱，由自称关西大元帅的洪景来发动。另一方面，朝鲜和清朝的外交关系趋于稳定，与清朝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朝鲜向江户派遣通信使的必要性变低，通信使规模随之缩小。由此可见，使节规模缩小，并不仅仅因为日本国内的情况，也是因为日本和朝鲜的要求趋于一致。

日朝关系

关于朝鲜通信使，有严厉的观点认为那是“以和平虚饰其表”的贫乏的国际关系。尽管这种主张不能忽视，但日本研究者认为是日本对朝鲜的蔑视单方面导致通信使规模缩小的观点，被韩国研究者批判为轻视朝鲜方面的主体性。

即使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国家间的平等”体系也是伴随18世纪后半期国际法的成立才形成的。近代以前，国与国之间达成“对等或平等”关系极其困难，日本和朝鲜的对等睦邻体系，从世界范围来看都可以说是极具特色。

如前所述，在德川家齐继承将军之位时，幕府以灾害为由要求易地通信。对此，对马易地通信使带来的朝鲜国王的书信上，也写有“遥闻殿下承继大统，广施文德，慰抚邦国，民心戴之如天，实乃无上之喜”（上引书译文），可见日朝关系超越了背后存在的对抗关系，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局势。

由于招待朝鲜通信使需要巨额经费，因而也有观点认为，与其向朝鲜派遣通信使，加强南境边防的财政负担更轻。孙承喆也曾指出，朝鲜方面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壬辰倭乱后对日本持久的复仇心和警戒心逐渐淡化，通信使的重要目的之一——探查日本国情的必要性也相应减少。”也就是说，深入朝鲜人骨髓的对壬辰倭乱的怨恨和同仇敌忾之心（“万世怨”“九世复仇说”）在江户时代后期逐渐缓和。

朝鲜18世纪的实学思想家逐步摆脱“朝鲜中华思想”的束缚，也是他们对日认知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一。此外，通信使带回的日本书籍，也有助于朝鲜理解日本。以下将结合河宇凤的研究对这点加以介绍。

18世纪的思想家星湖（李瀷）倾注一生收集日本地理、历史、风俗、文化、政治体制等知识和信息，并且以获得的正确知识为基础，对日本的产业和文化予以部分肯定的评价。相比雪除壬辰倭乱的旧怨，他更强调从现实角度维持日本和朝鲜睦邻关系的重要性。

星湖认为，朝鲜通信使去江户，而日本未曾派人来过汉城，是朝鲜蔑视日本的表现，因此主张恢复以诚信为基础的外交态度和平等的外交礼仪，提议“宜变更约定，三年一度互派使节，我往彼来，各各达于都中（江户与汉城），削其繁费（巨额的费用），禁其慢谲，则情相通，义相比也”（依据河宇凤《朝鲜实学家眼中的近世日本》的译文），这堪称堂堂正正进行平等外交的提议。

另外，在流刑生活中完成朝鲜实学、以“茶山学”著称于世的丁若镛读过日本古学派儒学，对太宰春台和荻生徂徕有强烈共鸣，认为他们的水平超过朝鲜。在著作里，丁若镛并不赞成日本古学派过度政治性的解释，严厉批评其愚民观，但也多次引用太宰春台和荻生徂徕，可见朝鲜方面对日本的认知也十分多样化。顺带一提，丁若镛被19世纪前半期统治朝鲜王朝的保守的势道政治[19]排挤出政界。

对日朝关系进行一元性评价是错误的，日本对朝鲜的认识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日本方面，众所周知，虽然日朝交流有限，但通信使带来的退溪学以及陶瓷器等引发了对朝鲜文化的积极关注和崇敬之心。

天保改革和朝鲜通信使

天保八年（1837），在德川家庆就任将军之际，幕府以江户城火灾和歉收为由，让前来祝贺将军继位的朝鲜通信使转而在对马易地通信，下令于弘化元年（1844）开始执行，并为此着手准备。然而，天保十二年着手进行天保改革的幕府又密令对马藩就大坂易地通信一事与朝鲜交涉，并于天保十四年正式命令与朝鲜商讨大坂易地通信。同年，水野忠邦被罢免老中一职，根据池内敏的研究，此后幕府并未改变大坂易地通信的方针。

水野之所以提出大坂易地通信计划，是因为在大坂迎接的花费更少，接待也会更加隆重。水野在给对马的命令中反复重申厚待朝鲜的原则，“如在三都（江户、大坂、京都）之一接引入城，乃与江户同等的深交、优待”，而在对马则“礼待不厚”，“两国交往日益深厚，为谋永久，唯有定为大坂之城”，对此，“应以睦邻诚信的情理进行交涉”。

接任的老中阿部正弘沿用了水野的大坂易地通信方针，对此，德川齐昭强烈反对。攘夷论者齐昭基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反对在大坂接待朝鲜，并且认为不可厚待，主张朝鲜是“如同禽兽的夷狄”，如何对待都无关紧要，甚至认为厚待将招致国内的指责。

漂流朝鲜人之图（鸟取县立图书馆藏）

与此相对，阿部正弘当初未必赞成在大坂接待朝鲜通信使，但仍然反驳齐昭称，“国内的指责是国内的问题，朝鲜人的指责（韩人诽谤）则是会波及外国的问题”，主张即使耗费资金和人力，也要在大坂接待朝鲜通信使。这说明阿部正弘充分考虑到“朝鲜人的指责”，认为应当对朝鲜人示以尊重。

关于19世纪前半期日本对朝鲜的关注，此前学界的主流是沿着德川齐昭等知识分子对朝鲜的蔑视这一路径进行解释，但是正如水野忠邦、阿部正弘等人的主张所示，这一时代对朝鲜的认识是多样的，他们对外会考虑到“朝鲜人的指责”，并未接受齐昭等人认为朝鲜是“如同禽兽的夷狄”的极端论调。

后来江户城西之丸发生火灾，日本继而在嘉永六年（1853）迎来“开国”，迎接朝鲜通信使的计划终究没有实现，文化八年（1811）的朝鲜通信使成为最后一批通信使。

19世纪的日朝关系由于通信使中断，双方的信息渠道除对马外全部断绝，商品与书籍的联系也停止了。有观点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朝鲜，茶山之后的实学家对日本的关注也随之减退。而且，朝鲜在18世纪末禁止对日输出朝鲜书籍的措施，也使日本知识分子对朝鲜多半包含敬意的关注也不断减少。

虽然通信使中断，但数量庞大的朝鲜漂流民和日本漂流民分别由对马和釜山送回故国的惯例延续了下来，送还费用由漂流到达地的地区和国家负责。

根据池内敏的统计，19世纪（1796—1872）朝鲜人漂流到日本四百三十八次，共三千七百七十六人，日本人漂流到朝鲜有三十一次，共五百五十八人。朝鲜人漂流的其中一例是，十二名朝鲜商船船员在文政二年（1819）漂流到鸟取藩八桥郡赤崎（今鸟取县东伯郡琴浦町）岸边，之后被救助送还。描绘该情形的挂轴近年在鸟取县立图书馆被发现。正如鸟取县立博物馆编纂的《漂流到鸟取的朝鲜人：文政二年伯耆国赤崎海岸漂流一事史料集》所指出，从画上毫无偏颇的写实描绘中，可以看出两国人民沟通的努力和诸多“亲切交流”。该书还指出，相比武士，庶民接待流民更加热情。虽然有部分知识分子像齐昭那样持有狭隘观点，但当时在一般的地方蔑视朝鲜人的看法并不普遍。此处所举的虽只是漂流一例，却反映出相遇即“交流”的情景，这才是近世后期的日本，尤其是平民中，占据主流的对朝认识。

第五节　雄藩的改革

萨摩藩的改革

该节将考察西南雄藩在天保时期的藩政改革。西南雄藩的天保改革与幕府的情形颇有不同。以下将先概括从天保时期到安政时期萨摩藩、肥前藩以及长州藩的改革情况。

萨摩藩（石高七十三万石）的负债在文政末年（19世纪20年代）高达五百万两，按照当时的市价便相当于大米五百万石（七十五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二兆日元）。岛津重豪将改革全权委托给城下士最低级的小姓组出身的调所广乡，后者于文政十年（1827）着手改革，采取“欠账不还，开发新的国产品以求增收”的方针，最后获得成功，被提拔为家老。

针对负债问题，调所广乡以换发为借口，收回江户和大坂商人手中的借据，还以存折，单方面地通知二百五十年分期付款，无利息偿还。结果，债权人群情激愤，闹上公堂，最后在幕阁的斡旋之下接受新的政策。

另一方面，调所广乡积极推进物产交易，核心是奄美大岛、喜界岛、德之岛三岛的黑糖收益。18世纪后半期首次实行的黑糖收购制度（专卖制）在天保元年（1830）卷土重来，人称“黑糖地狱”，萨摩潘通过残酷掠夺，在十年间获得两百三十五万两的收益。此外，通过以琉球为秘密基地的中国“唐物”走私贸易和虾夷地的海带等“俵物[20]”的秘密出口等，当地形成全国规模的走私贸易系统，从虾夷地经新潟和富山连接萨摩、琉球乃至中国，甚至染指假币制造。

在天保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后，弘化元年（1844）后英国与法国舰队相继来到琉球要求通商。因此，调所广乡开始着手西式军制改革。但在嘉永元年（1848），调所广乡因害怕走私贸易被幕府发现而自杀。

此时，世子岛津齐彬和藩主岛津齐兴侧室由罗所生的忠教（后来的久光）发生继位之争，思想开明的岛津齐彬由于老中阿部正弘的介入与支持而得以继承家督。他兴办西式的工厂集成馆，立志将藩国建设为“东亚的英国”，还在将军继嗣问题上参与拥立一桥庆喜的改革派大名运动。

集成馆的前身是矶（鹿儿岛市吉野町）的冶炼所，那里的反射炉、熔炉、水力钻开台（削出大炮内部的钻台），以及生产玻璃、糖、陶瓷器等的工厂都是当地根据荷兰书籍独立建造的，在最鼎盛的时候有一千二百名工匠和小工，并且配备有两个著名的反射炉。当时的玻璃制造工厂造出的蓝黄红的“萨摩雕花玻璃”在今天依然评价很高。

岛津齐彬在安政大狱前突然去世，岛津久光继承亡兄的遗志。为了实现公武合体，他在文久二年（1862）率领一千名藩兵入京，此后遭遇生麦事件，由这一事件直接引发的萨英战争（后述）致使集成馆被烧毁。

肥前藩的改革

在19世纪20年代，肥前藩（石高三十六万石）的负债远远超过了两万贯白银，换算成大米即是三十五万石（五万二千五百吨）以上。在藩主锅岛直正（当时名为齐正）手下，中坚家臣团掌握实权，着手进行藩政改革。

借自长崎的债务分期百年偿还，借自大坂的债务让债权人捐献本金的四分之三，又让借自大坂鸿池的债务分期千年偿还等——肥前藩通过赖账重建财政，并将每年除年贡米以外的小物成收入（杂税）作为军用存入藩主手头的“悬砚方”，用以积蓄资金，“悬砚方”的资金之后充作建造反射炉，购买军舰、大炮、枪支的费用。

作为外样大名的肥前藩拥有庞大的家臣团，在农村居住的具有武士身份的人也很多，这是肥前藩未发生村民暴乱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与相邻的谱代藩——唐津藩时常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暴乱刚好相反。在肥前藩，原本作为政务方的“请役所”统揽政务、财务、民政，彻底削减藩吏和役方的费用，削减三分之一的官员共四百二十人，人称“前所未闻的大淘汰”，由此进行官府的集中重组。

另外，肥前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生产的渗透，编制了户籍，但禁止农民商人化。为了提高生产力，天保十二年（1841）藩内着手进行农地改革，减免或全免佃农的地租；嘉永五年（1852）开始实行“均田制度”，收回町人地主的土地，重新分给地主和佃农。通过牺牲地主阶层，肥前藩一方面得以减免地租，另一方面试图尽可能多地征收年贡，年贡总额在19世纪30年代末恢复到十万石的水平，此后保持稳定。这一收入成为肥前藩军制改革的基础。

此后，外号为“经济大名”的锅岛直正设立统揽国产专卖的官方机构——国产方，在安政元年（1854）除实行白蜡、陶器、煤炭专卖以外，还在长崎设立佐贺商会，实现与荷兰的直接交易，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利用这些资金在长崎购入西式武器、弹药、蒸汽船等，发展成为让人刮目相看的军事大（藩）国。

和萨摩藩一样，肥前藩翻译了荷兰的《大炮铸造法》（原著出版于文政九年［1826］），并以其中的知识为基础，在嘉永三年（1850）设立大炮制造方，开始建造当时欧洲最新式的反射炉，为了制造耐高温的砖，还运用以往有田烧制窑的技艺和瓦匠的技术，最后于嘉永五年成功铸造日本第一门铁制大炮。另外，肥前藩在同年设置精炼方，开始研究蒸汽机等西方科学技术。

长州藩的改革

另一方面，长州藩（石高三十七万石）的财政危机虽然没有萨摩藩严重，但也在天保九年（1838）负债九万多贯白银，在当时相当于七十五万石（十一万二千五百吨）左右的大米。但是，由藩主直辖、单独结算的抚育方在幕末时期每年有三百多贯白银盈余的另项资金。如第二章所述，天保二年发生了六万到十万农民卷入的长州藩天保二年大起义，之后的天保饥荒又再次引发起义。为此，长州藩实行减半藩士知行（俸禄领地）的“半知”措施，家臣团陷入贫困的境地。

天保八年，新任藩主毛利敬亲起用村田清风，针对长州藩的困境进行彻底改革，规定由藩方承担藩士的债务，用三十七年分期偿还本金，政策近似于赖账。

另一方面，长州藩改革的一环是致力于扶植产业，设置了国产方，试图复兴专卖制度，还对藩内商人实行免札制（登记制），作为官方机构的国产方还会与其他藩的船只开展交易。长州藩的特产原本是被称为“防长三白”的米、纸、蜡，之后又加上棉花和盐成为“防长五白”，其中棉花是最主要的产品。

天保十二年，为了制作藩内地理和产业的明细簿，长州藩要求各村以村为单位编纂《防长风土注进案》，在详细调查后记录各村的再生产情况，作为管辖的基础记录账簿。

《防长风土注进案》的数据之详细令人叹为观止，甚至让人怀疑此账簿是否为江户时代的产物。其内容囊括村庄面积、行政单位区划、地势、土壤与土质、用水、施肥、气候、年贡数量、各种租税、米仓、储备粮、道路、山林、河川、堤防、沟渠、户数与人口、牛马数、风俗与定例活动、产业与物产、神社寺庙、名胜与遗迹等方方面面。

在研究者中间曾有定论称，长州藩的“商业性农业只不过是以附近农村为对象的极小范围内的商品化”，但这一包罗万象的《防长风土注进案》于昭和三十五年（1960）由山口县文书馆以全二十三册的形式出版后，极大改变了这一观点。长州藩的商业性农业产品有棉花、油菜、蓼蓝，以及其他诸种蔬菜和烟草等，在濑户内海沿岸各郡农村还发展工业（主要是棉织品生产），销往村外的销售额是商业性农业的三倍以上。芝原拓自详细分析了《防长风土注进案》，认为该地农村的发展直逼日本最发达的尾西地区的棉花生产规模。其中，小郡、上关、大岛的棉织品产量占到各自地域销售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另外，《防长风土注进案》记录的数据极其详细，不仅有村中牛马数量的总计，也计算了牛马折旧的费用，折旧年率为百分之七，寿命为十四五年，折旧被记为“仕继”或者“间欠”，学界认为这是“日本首次出现折旧”的事例。

长州藩的商品生产发达，年贡率在全国也处于极高水平。而且如第一章所述，18到19世纪，长州藩人口增长显著。高水平的年贡率看似与增长的人口相矛盾，但实际上，长州藩是基于《防长风土注进案》等基础账簿，在详细掌握各村再生产结构的前提之下，实行了更为合理的年贡征收政策，甚至完善了从产业基础、道路、堤防到船运等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田中诚二的研究表明，即便是日本年贡率最高的长州藩，在19世纪前半期之前，靠濑户内海一侧的农民的生产力显著提升，也能获得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七的收益（农民的净收入）。

同一时期，长州藩在下关设置越荷方（藩营的金融兼仓库业），还根据大坂市场行情，将仓库和资金出租给经由下关贩卖物产的运输船业者。越荷方的业绩逐渐上升，在成立第四年就还清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债务。

实行赖账的村田清风受到商人的强烈抨击，于弘化元年（1844）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深受商业资本欢迎的坪井九右卫门。坪井与村田形成鲜明对比，他采取积极的政策，从大坂商人那里借来五千贯白银（相当于大米六万八千石，合一万吨），用于偿还当地商人。对萨摩、大坂、江户、对马、长崎、越前等的藩营贸易也超出天保改革时期，但越荷方和物产交易都是与幕府冲突的政策。

在幕府签订通商条约时，村田等“正义派”（革新派）与坪井等“俗论派”（保守派）产生政治对立，这两派之后分别由周布政之助和椋梨藤太继承，集结在两派旗下的均是中下级武士的能吏“有司”。在一段时期内，坪井派和周布派轮流掌握政权，在竞争的过程中录用人才和剔除门阀。

改革的领导者、官员

实际掌握雄藩藩政的官员（有司）是什么样的人？这股日后将对明治维新产生影响的势力通过藩内的人才录用，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在天保时期。本节将试以长州藩为例来考察这一过程。

领导长州藩天保改革的是此前所述的村田清风。村田是藩士大组出身，大组也称八组，是长州藩的核心家臣团，俸禄九十石，没有随从，是所谓“单枪匹马”的武士。这一阶层的武士是藩的中坚力量。

村田清风就任御用所右笔这一要职，后升任藩地家老手元役，开始进行天保改革，此后历任江户家老手元役等要职，就任江户家老用谈役，主导改革。右笔原本是书记职务，手元役是“传达诸事的职务”，有时也兼任“控物方”（保管文书的职务）。右笔和手元役等都属于实务官员，这部分有司掌握了19世纪长州藩的实权。

根据记录幕末维新时期长州藩活动的史书《修订防长回天史》，长州藩藩政实权的变动如下：建藩初期由一门（一族）的加判役[21]，即藩主的血亲一脉掌握实权，之后权力逐渐向江户家老（当役）和藩地家老（当职）等重臣转移，不久“手元役的权势逐渐增强，随后右笔的势力增长，近年长州藩藩地政府和江户政府的实权实际上基本掌握在手元役和右笔手上”，身为书记一职的右笔开始被称作政务方，成为重要职位。由实务有司掌握藩政实权的情况，在近世后期的其他藩也能见到，幕府中虽然程度有所差别，但也有同样的现象。

这些手元役、右笔在藩主面前召开御前会议，推动长州藩的政治运行。在藩主出席的御前会议中，虽然一门的加判役、江户家老、藩地家老也列席参加，但会议的讨论主要由坐在“二之间”的手元役和右笔推进。

例如，长州藩天保改革的纲要便是在天保十一年（1840）七月七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村田清风也作为领导者呈报纲要。御前会议并不流于形式，而是如记载所示“直来直去地争论”，议论十分活跃。从记录上可以看到，村田及其继承者周布、与之对立的坪井和最后继承其衣钵的木户孝允等，都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即便有反对意见，也毫不客气地吐露真意并据理力争。这也是武士的作风。

对于实务者有司思路清晰合理、“精勤专一”的形象，村田清风论述天保改革纲要的《流弊改正意见》（天保十一年）中便有充分体现。

村田经常将毛利家的基本法典放在案头，“相比和汉之学，首治第一御家毛利家《长州藩三十三条》（万治制法、毛利家的基本法典）之学，昼夜置于座右，心念守之”。他在实务上十分干练，“地理图（《防长海陆明细绘图》）、户籍册、国郡志（《防长风土注进案》）的记录，有此三者相助，对两国（周防和长门，即长州藩）之事了如指掌”（村田意见书《海防事》），因藩士对藩政了如指掌的“精勤专一”，藩政的“统治智慧”由此逐渐成形。

如前所述，村田从手元役升任用谈役，而长州藩的用谈役正是有司村田所缔造的官职，是聚拢实务官员、接近近代官僚的真正的要职。有司在御前会议之下团结一致，形成对藩政“统治智慧”的垄断。

后来，木户孝允领导长州藩走向讨幕，也是因为他三十三岁便担任这一实务官员中的最高职务才成为可能。村田开创了实务官员的新阶段，后继者是获得村田本人和其他人认可的周布政之助。

周布也是俸禄六十八石的大组即“单枪匹马”的武士出身，三十一岁就任右笔，三十二岁就任手元役，走上有司的仕途，四十二岁自裁而亡。木户孝允也是俸禄九十石的“单枪匹马”的武士出身，三十一岁作为周布的继承者被任命为右笔，年仅三十三岁就因长州藩内战而就任实务官员中最高职位的用谈役。禁门之变和内战中，有司的同僚渡边内藏太、楢崎弥八郎、中村九郎、宍户九郎兵卫、前田孙右卫门等或自杀或被判死刑。

木户孝允继承了在藩主御前会议之下集结实务官员“有司”的实权，也继承了村田等有司对藩政“精勤专一”的“统治智慧”。

雄藩有司“统治智慧”的体制

长州藩、萨摩藩和肥前藩在天保改革中都致力于财政改革，通过形同赖账的方式处理巨额债务，重建财政。这是依靠权力实行的财政改革，与幕府通过改铸货币和征收御用金，使用货币铸造权从流通市场中获取利润以维持财政的方式有共同点。这两者均是依靠权力的财政改革，并不存在立场上的根本差异。

如第二章所介绍，大坂等地的小大名因无力还债，被商人视为毁约，于是委托村方定期上交一定的资费，使得村方掌握了领地经营权。西南雄藩和大坂小大名之间的财政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以说是因为两地大名的政治力量存在差异。在大坂等地，地方上的民力占优，而西南诸藩家臣团庞大，控制和组织民力的力量较强。

物产交易的利润在肥前藩和长州藩都是单独核算，被作为“悬砚方”（肥前藩）、“抚育方”（长州藩）等藩主的私有资金纳入管理，成为西式军制改革的资金。而萨摩藩是走私贸易，因此无法掌握其实际情况，但其利润在藩内也是另外核算，成为军制改革的资金。

其中，尤其大规模开展物产交易的是萨摩藩。当地因为农业生产力低下，所以大胆开展以琉球为中心的走私贸易，从中国进口“唐物”、让虾夷地出口海带等俵物都是明显违反幕府法律的交易。长州藩的物产交易和越荷方，也是违背幕府的政策。萨摩藩调所广乡的自杀，便戏剧性地反映了这种对抗关系。

雄藩的物产交易政策一方面对抗幕府，一方面为了成功又不得不与之共存。由此，长州藩和萨摩藩分别通过航海远略策和率兵上京的形式发起行动，企图率先就开国问题在幕政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藩内，藩政由中级家臣团出身的有司掌握，他们虽然是家臣团的中坚力量，但在俸禄上却是百石以下的下级，这个阶层在家臣团中占绝大多数，所以也不能断言他们都是下级武士。这些没有随从的“单枪匹马”的家臣，以村田清风为代表，通过实务的“精勤专一”成为藩政的“智慧”，这是他们作为有司的资本。他们在藩主的御前会议上集结部分有司家臣，形成藩政的“智慧”集团，在某种意义上垄断“统治智慧”。而领导雄藩政治运动的这些独具“智慧”的藩政有司，不久后戏剧性地成为超越藩界、统一国家的旗手。

[1]上知，被幕府没收转而由幕府直辖的土地。

[2]家老，幕府或大名的家臣团中常设的最高职位，德川家的家老则被称为老中。

[3]尚齿会，江户时代后期由兰学者、儒学者等组成的研究会。

[4]参勤交代，指大名轮流在江户和领地居住，原则上一年一轮换。

[5]朝颜，牵牛花的别称。变化朝颜为牵牛花的变种。

[6]网罗主义，指相信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考虑尽可能多的选项，便更有可能得出正确答案的思考方式。

[7]日本的一里相当于四公里。

[8]江户时代的大名可分为三类：一是亲藩大名，与德川家有血缘的藩主；二是谱代大名，在关原之战前便一直追随德川；三是外样大名，在关原之战后才臣服于德川，不能参与幕府政治且受到严密监控。

[9]江户三座，指中村座、市村座和森田座，被公认为歌舞伎的三大剧场。

[10]生世话，歌舞伎中的“社会剧”脚本。

[11]四天王，指源赖光的家臣渡边纲、坂田金时、卜部季武和碓井贞光，相传他们在平安时代斩杀妖怪，立下赫赫战功。

[12]“远山的小金”，一部以江户町奉行远山金太郎景元为主人公的时代剧的名字。

[13]町名主，受町内奉行支配的官吏。

[14]风说书是日本锁国期间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有唐船入境时，长崎奉行便派人登船盘查，了解航程经过之地、船员构成及其家乡风土人情、中国及其周边态势等情况，最后将询问结果汇总成册，转呈幕府，此为唐船风说书。

[15]年寄，幕府或大名家中的重臣，或在町村层面负责指挥的人。

[16]薪水给与令，同意为外国船只提供燃料和饮用水的法令。

[17]上知令，没收土地、收归直辖的命令。

[18]指壬辰寇乱，日称文禄、庆长之乱，是丰臣秀吉在基本统一日本后对朝鲜发起的侵略战争。

[19]势道政治，也称“世道政治”，指李氏朝鲜后期由国王信任的人物或集团独揽大权的状态。

[20]俵物，用草袋子装着的货物，也专指用于出口的水产品。

[21]加判役，在幕府或大名府内负责署名或盖章的重臣。

第四章
开国与外交谈判

第一节　佩里叩关

以激烈论战开场

嘉永六年（1853）六月三日，由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来到浦贺，身为浦贺奉行的与力中岛三郎助划着番船[1]靠近已经停泊的佩里的萨斯奎哈纳号（两千四百五十吨）。荷兰语的翻译知道中央桅杆上悬挂着旗帜的即为旗舰这一“外国之法”，于是才径直向萨斯奎哈纳号驶去。

日美最初交涉的情形被记录在《对话书》中。那是现场接待人员和奉行写成后呈报给幕府的外交交涉的正式史料，现保存于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已经对外公开。

中岛三郎助问道：“这是哪国的船，为何来到本港？”美方回答：“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船，自本国首都华盛顿而来，持有总统呈给日本国帝王的书信，有（本国）高官在船上，如无日本高官，恕难接待。”

中岛说：“虽然此前屡有异国船前来，但在日本的国法里绝无高官上船接待之事……”

在一开始，两国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佩里在《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中叙述道，关于和日本的交涉方针，他希望采取与先前叩关日本的“先辈”堪称“完全不同的方针”，坚决贯彻“一个文明国家对其他文明国家应该采取的礼貌态度”，这里佩里所说的“文明国家”便是指欧美各国。

佩里以持有国书为由要求和高官交涉，但是日本方面以高官接待不符合国法拒绝了。原本只是文明国家之间的礼仪，在欧洲却是可能引发战争的重大问题。“外交使节的礼仪”也是国际法决定的事项之一，是推动欧洲形成国际法的力量之一。

万国公法和日本的国法

那时的国际法与今日的不同：缺乏民族自决权，成员只限欧美各国，承认战争权等。今天为了将其与“现代国际法”区别，一般称之为“近代国际法”。欧美国际法在中国被译成中文时，International Law被译为“万国公法”，在开国之后的幕末（元治元年［1864］）传入日本时采用的也是“万国公法”的译法。

在欧洲，国际法形成法治体系是在近世之后，18世纪以后以主权国家观念为核心，由国际法学者加以理论化，以条约和国际惯例为基础，形成系统的法律体系，到19世纪时，欧美国际法已经明确存在。例如“外交使节”的问题便是在佩里叩关的四十年前、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欧美各国将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礼节及其细则确立为国际法，这些制度规则被通称为“维也纳规则”，之后又有若干补充，直至今日也是国际社会的准则。

《万国公法》的中国版（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按照欧美国际法的外交原则，佩里携带总统书信，作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兼遣日特使，被总统授予广泛权限，相当于特命全权大使，当然有权要求日本高官接待。而日本方面从享保五年（1720）开始，便在江户湾出入口的浦贺水道设置浦贺番所（关所），任命浦贺奉行，下令除了渔船和空船，其他所有船只都要接受与力和同心等下级武士的检查，这是严格的“成规”。以下是《对话书》的后续内容。

与力中岛三郎助的外交

美国方面仍然要求“必须高官出面”，中岛三郎助则回应说“如此拒绝会面，意欲何为……”，反而对美国交涉的方法抛出疑问，对方也当即答道“以帆船登陆，面见高官之人”，表明要宣示武力，强行登陆。这时，日本方面的回答就变得非常关键。

中岛三郎助答道：“国有其国之法，不可触犯，务请允许次官面见。”美国方面妥协了，允许谎称为副奉行的中岛三郎助登上军舰，并安排佩里的副官接见。事实上，三郎助“国有其国之法，不可触犯”的回答符合现在的国际法，也与当时的近代国际法完全符合。

正如开头所述，荷兰语翻译是了解“旗舰”制度的。在经历拉克斯曼、列扎诺夫、戈洛夫宁、费顿号等以长崎为中心发生的各种事件之后，关于法律上的主权，即便模糊不清，也很有可能是知道的。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之时，销毁鸦片的林则徐告知英国代表，“若去他国，按照惯例应遵从该国法律”，以书面形式主张中国的法律主权。而且，其论据是近代国际法大家滑达尔的《各国律例》（由林则徐命人翻译）。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我们对19世纪亚洲的“认知”水平的评价一直是过低的。

此时谎称为副奉行的中岛三郎助后来参加长崎海军传习，学习造船和航海术，致力于日本西式军制改革。在之后戊辰战争（明治元年［1868］）的箱馆五稜郭战役中，中岛三郎助与向新政府投降的榎本武扬等人形成鲜明对照，作为千代岱（函馆市千代台町）兵营的队长，与两个儿子一同战死。根据《对话书》记载，中岛三郎助在舰上询问了船名、将官姓名、船员人数等，美国方面则回答：“此船是军舰，无可奉告。”中岛三郎助强调这是“日本国法”的要求，但是美方仍然拒绝回答。佩里方面所依据的是国际法，即便是现在，悬挂军舰旗的军舰仍在他国享有不可侵犯权和治外法权等，即所谓的“军舰特权”，最后日本方面在军舰问题上让步。

半开化国家——日本

在此次交涉之前，佩里舰队停泊在浦贺海面，时值午夜过后，突然一颗“拖着红色楔子形尾巴的巨大蓝色球体”，即巨大的流星从西南向东北划过天空，光芒照亮了整个舰队，这时佩里向上帝祷告：“希望我们现在将这个异类的、半野蛮的一国国民纳入文明家族中的尝试，能够不经流血而成功。”“半野蛮的一国国民”的表达在其他地方被记录为“半开化的国家——日本”。

近代国际法将世界各国分为“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未开化”（还不是国家）三个群体。文明国家指欧美各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在理念上互相平等。

半开化国家也被称为半文明国家，指土耳其、波斯（伊朗的旧称）、暹罗（泰国的旧称）、中国、朝鲜和日本。这些国家虽被承认有法律，但这些法律不被视为“文明之法”，主权受到限制，还设立了领事裁判权等特例。而“未开化”一类则根本称不上是国家。佩里承认“半开化国家”的日本有法律，日本也以国法为挡箭牌来抗争。不久，争论的焦点转向美国总统书信（国书）的交接方法。

日本方面主张在长崎交接，佩里则主张在江户交接，最终交涉的结果是在江户湾外湾的久里滨交接。日本方面“歪曲国法”，美国方面也“违背总统要求在首都交接的命令”，双方在各自让步的情况下达成妥协。

双方由此避免战争，就这点而言值得高度评价。但是，虽说是妥协后达成一致，但显而易见的是，日本方面更明显地歪曲了国法。可见，美方以优势显著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强硬外交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黑船（西式军舰）在军事力量上的差距

日本方面之所以让步，具体而言是由于美国向江户湾派遣测量船这一威慑性行动。在浦贺海面停泊的翌日，即六月四日，佩里命令测量船进入江户湾内，并且“要求（测量船）不要驶出大炮射程以外，并派船做好支援准备，如果受到攻击，可以进行掩护”。支援测量船的是另一艘蒸汽军舰密西西比号。

密西西比号是比萨斯奎哈纳号小一号的小型外轮式蒸汽护卫舰，天保十年（1839）建造，全长二百二十五英尺（六十九米），重一千六百九十二吨，拥有船员二百六十八名、大炮十二门。四千吨级的大型战列舰出现于19世纪初，19世纪中期左右则出现九千吨级的螺旋桨式近代军舰，与此相比，密西西比号属中型舰。但日本的千石船只是百吨级，最大级别的一千六百石船也只有一百五十吨，容纳船员二十人。而且，密西西比号在叩关之前，曾在美墨战争（1846—1848）中，在佩里司令长官的指挥下参加攻占墨西哥城的登陆作战，有作战经验。日美间的军事力量极其悬殊。

密西西比号在此后也曾侵入江户湾内部，据日本方面的记录，战舰逼近了羽田海面十二町，约一点三公里。当时，近代国际法规定的领海范围为三海里（约五点六公里），有明确记载称这是根据炮弹射程确定的。但此时配备爆破弹的佩克桑滑膛大炮的有效射程已经远超三海里，从竹芝海面计算，江户城也在射程之内。

卫三畏在《佩里日本远征随行记》中记录了中岛三郎助登上萨斯奎哈纳号后询问船员的情形：“离开之时，这位目光锐利的指挥官走到船尾，看到巨炮，询问这是不是佩克桑炮，射程距离是……”可见中岛三郎助具备大炮相关的知识，非常关注射程，在军事实力差距巨大的前提下，幕府外交的真正价值受到考验。

入侵江户湾内海

然而，佩里的行动真的符合近代国际法吗？在此，有必要按照国际法探讨一下声称坚决贯彻国际法的佩里自身在江户湾的行动。

如前所示，近代国际法中有领海三海里的原则，此外便是公海，按照“公海自由”的原则，任何国家均可以自由航行，而“领海”只承认一般船舶的无害通过权。与沿岸和入口直线距离窄于八海里（约十一点一公里）的海湾或内海被认定为“内水”，等同于该国领土。江户湾的入口观音崎和富津之间只有大约七公里，因此，江户湾是“内水”，应视同日本领土。

六月六日，密西西比号侵入江户湾内部之时，中岛三郎助曾抗议道：“断难容忍进入内海。”此处中岛将江户湾称为“内海”，这十分值得关注。江户幕府将比浦贺更靠内的江户湾称为“内海”，且“日本国法”规定乘船进入是违法的。我们无从知晓中岛是否掌握国际法中有关“内水”的知识，但他主张“随意乘船进入内海”违法，也完全符合欧美的国际法。全副武装的佩里强行侵入内海，实际上是完全不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行动。

《测量江户湾》威廉·海涅绘（出自《佩里日本远征日记》，雄松堂出版社提供图片）

密西西比号侵入江户湾内海之时，日本方面四十五艘番船为阻止测量船而发生对峙，这一情形被与佩里同行的画家威廉·海涅用水彩画描绘了下来。画的中央是测量船，十五六名美国水兵划着船，也有亮出刺刀的水兵。日方番船上，戴着草笠形头盔、穿着红色和服外褂的官员正举扇制止测量船。伸着数支长矛、无数番船队列不断驶来的场景也被精彩地描绘了出来。

远处是富士山，千石船的对面便是黑船，测量船的船尾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几乎要触及水面（本书的黑白图片可能不容易分辨）。根据参与防卫的川越藩的记录，“番船用扇子做手势，异船伸出剑来”。佩里舰队的画家是为了留下记录被派遣而来，其描绘的内容与日方记录完全一致。

当时的场面剑拔弩张，极易擦枪走火。佩里方面极力避免战争，但正如前面所介绍，在巨大流星划过的深夜，正值停泊在浦贺的第一天，佩里向上帝祈祷“不经流血而成功”，同时也让测量船做好支援的准备，“如果受到攻击，可以进行掩护”。他虽然希望和平交涉，却不顾日方可能的反击，强行侵入江户湾。

美国国务院在佩里出港时下令，“除自卫上必要的情况之外，绝对不应诉诸武力”，并将之作为总体方针，然而在克制使用武力的命令之后又下令道：“如果长官或将校任何一人受辱，断不可宽恕。”美方一方面命令忍耐习俗不同的日本国民的“无礼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求不得损害长官和“合众国的威严”，佩里由此被赋予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近代的主权国家对国家的威严非常敏感，因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失衡而屡屡引发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的现实。美方的确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但如上所示，佩里叩关的本质是炮舰政策，并不是要绝对地避免战争。他们对行使武力的心理准备在《佩里日本远征日记》中有明确记录：“诉诸武力而登陆的问题将根据今后事件的进展决定。”此时，日方让步，川越藩等的番船队按照浦贺奉行“绝不可挑起事端”（《川越藩记录》六月六日）的指示开放了水路。

滨海城市——江户

幕阁中也有主张反击的声音。但在六月六日测量船第一次侵入内海之后，幕阁评议后决定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在老中下达给浦贺奉行的命令书的附加说明中，有明确记录称“连身为大国的中国也终受国土缩小之国难”，可见中国这个“大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给幕府外交造成巨大影响。

鸦片战争中，虽然英军战死者很少，但病死者多，牺牲也不小。病死者数量庞大，是动员洪水般庞大兵力的近代战争才会有的悲惨事实。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两军战死者合计二十万，因霍乱、痢疾、严寒等病死的人数远超战死者。基于当时残酷的战争现实，佩里舰队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在广州、厦门、舟山群岛、宁波、吴淞、镇江等地不断惨败，在南京防卫的要塞——镇江，八旗的精锐之师一千六百人连同家人全部覆灭，而对面的英军增援到七千人，简直等同于屠杀。尽管如此，清政府并未垮台。

与北京相比，江户是滨海城市，堪称脆弱的首都。佩里从西博尔德文库和荷兰那里购得地图，事先便以军事专家的水平周密研究了接近日本的方法。先派出测量船探水路，再直接对江户加以威慑，正是在观察江户地势之后推敲出来的策略。如前章所介绍，西博尔德等国内外有识之士已经指出江户面向大海的这一弱点。而且，江户是自给率低下的消费和政治城市，如果浦贺水道被封，就会陷入饥荒。

穿鼻海战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的皇帝那里却成了捷报——论述清朝及其政治的腐败再容易不过，但话说回来，北京位于内陆广阔的华北平原北端，正处华北与蒙古高原相连的交通要道，整体而言自有其优势。而毗邻大海的江户首战即被暴露于最前线，这是日本与中国在国土和地势上的差别。这不禁令人想起日本侵华战争之际，因领导层轻率鲁莽和难以名状的野心而发起侵略的日军面对中国国土广阔和人力物力资源庞大时切身体会到的震撼。滨海政治城市江户所反映的，正是日本在总体上是军事弱国的严峻事实。

六月九日，幕府在久里滨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美国在国书中指出，进入19世纪以来，“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并列举了加利福尼亚淘金热（1848）、美中横穿太平洋的航路、日本近海的捕鲸船等例子，要求友好通商，请求补给和保护漂流船员，最后在预告明年会再来日本之后，便启程前往中国。

第二节　幕府外交的实力

人道主义问题

佩里在翌年七月率七艘军舰进入江户湾内海的西岸，在横滨与日本代表进行正式谈判。

第一回合谈判一开始，佩里便对日本全权代表林复斋等人步步紧逼。“日本不重视人命，即便有人在近海漂流也不救助，如果靠近海岸还会开枪防御……而美国会救助漂流的日本人，还将其送回日本，到达港湾附近时却不被日本所接受。日本连本国人民都可以见死不救”，“无情至极”。美方念念不忘莫里森号事件，对日本大加批判，声称日本若不救助漂流船，那便是敌国（“寇仇之国”），言明要“倾尽国力诉诸战争，一决雌雄”，还顺带用意明确地提及美国最近在与邻国墨西哥交战，甚至攻占了其首都，最后以“日本也难保不会重蹈覆辙”作结。

天保八年（1837），莫里森号带着日本漂流民来航却在外国船只驱逐令下受到炮击的事件，前文已经有所说明。在欧美，救助和保护漂流人员，已经作为国际法的规定之一予以明文化，领海内船舶的无害通过权也已经得到承认。美国的捕鲸船也确实救助了很多日本漂流者。在当时，日本虽然是个水上运输国家，但船只的构造很脆弱，密封性很差，漂流船事件不断发生，频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

天保十二年土佐国中之滨的万次郎等五人在鸟岛被美国捕鲸船救助。据万次郎的证言，他们在孤岛上又饿又怕，后被勇敢的黑人水手营救，而且全体船员被照顾得十分周到。之后，开朗聪明的万次郎在美国被培养成船长，进入学校。

弘化二年（1845）同样是在鸟岛，美国捕鲸船曼哈顿号救助了阿波的八名水手，在送还江户途中又救助了快要沉没的八个南部藩人。前文已经介绍过，当时欧美在北海的捕鲸业严酷且充满危险，曼哈顿号这艘限乘二十八人的帆船搭载了二十二名漂流民驶往江户，颁布了薪水给与令的幕府在了解事情经过之后，破格在浦贺郑重接收了这些漂流民。

平尾信子的研究证实，在航海困难的条件下又受制于严苛佣金制度的捕鲸船在当时义无反顾地停止捕鲸，即便可能无法送还成功，也依旧驶向江户。平尾还指出，捕鲸船船长在南安普顿也是出了名的性格温和之人。

如前章所述，那珂港海面上出现的英国捕鲸船曾希望得到一些有助于治疗坏血病的蔬菜，当地渔民也与他们进行了小规模的秘密交易。此时，主张强行攘夷、驱赶外国人的“新论”，与在严酷条件下也要救助漂流民的欧美人相比，让人不由自主地感觉日本史研究者时常过于偏向“新论”的攘夷视点。

欧美近代国际法明确规定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而日本实行外国船只驱逐令，命令“大船如若近前，即予摧毁，此亦合乎时宜之举”，两者间的差别显而易见。此后因兰学家的舆论以及鸦片战争的冲击，幕府颁布了薪水给与令，但史料上也有记载表明幕府正在讨论重新实施驱逐令。但驱逐令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无论如何并非通行之法。

《日美亲善条约》的缔结

进入19世纪，商业航路发展为全球规模，日本开国势在必行，但因此就可以通过战争强迫日本废除锁国政策、实行开国吗？

近代国际法既然尊重主权国家的排他性主权，以不干涉内政为大前提，那么强制开国在国际法上就存在问题。前述美国国务院总体方针对救助漂流船员的义务是这样陈述的：“关于此项义务，国际法学者的见解至今尚未一致，因此不能据此强制其他国家国民。”但是，美国却将无视该义务的国家（日本）视为“人类共同的敌人”，这一逻辑难免牵强。

另一方面，针对幕府的全权代表——大学头林复斋的外交态度，世人多强调其无知无能，但果真如此吗？

根据《对话书》的记录，林复斋进行了长时间的答辩。他首先强调“时机不遇，亦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明示了不回避战争的态度，之后根据事实加以反驳。针对佩里认为日本是“不仁之国”的论调，林表明，日本“至今近三百年的太平”正是因为没有轻视人命才得以持续，继而说明日本的薪水给与令和经由长崎送还漂流者的路径，举出美国漂流船在虾夷地受保护的实例，言明日本的政治并非“非人道”，最后总结道，“即便是贵国（美国），遇到人命攸关之事，亦不愿结累年之遗恨，更不会强行诉诸战争，身为使节对此应三思而后行。”

将漂流船员的问题作为议题是美国国务院的命令。该命令通过“引用”莫里森号事件来要求人道保护，当人道保护都不获认可时，便“立刻转变态度”，“果断传达膺惩之意”。佩里的发言忠实贯彻了国务院的命令。

林复斋在反驳时指出并不是“累年之遗恨”这一点很重要。莫里森号事件发生在天保八年（1837），距离当时已经过去十七年。若要据此发起战争，十七年也未免过于久远，因此林不露声色地提出这一反驳，切中了要害。

林还指出，如果真的“重视人命”，那应该不至于“诉诸战争”，这一反驳也很重要。美国国务院命令的内容是以莫里森号事件为例，将日本视为“不仁”之国，因此认定其为敌国，要通过战争一决雌雄。但战争是最坏的暴力，从救助义务直接联系到发起战争，美国的三段论逻辑跳跃性过强，何况，对于救助是否可以成为强制性义务，从而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国际法的意见毋宁说是否定的。

林复斋从佩里叩关前的嘉永三年（1850）开始，以林家主事人的身份主持编纂江户时代对外交涉史料集《通航一览》（全三百四十五卷）。该书收集了每个事件的多种史料，行文客观，令人肃然起敬，在佩里再次来航之前完稿。可见，在评价幕府外交时，我们有必要排除偏见。

佩里接下来要求通商，希望通过贸易实现“各国共同富裕”。林复斋回答道，即使没有外国商品，日本本土也已足够。而且本次来航的“主旨”首先是人命，救助问题才是重点，为此他反驳道：“交易之事乃利益之论，涉及人命之事与交易无关。”根据《对话书》的记录，佩里许久没有说话，似乎在沉思，不久才表示不再要求通商。

佩里动辄以“人命”为由盛气凌人地加以威胁，林复斋则巧妙利用佩里的手法，反击其为“利益之论”。实际上如石井孝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佩里搁置通商要求的背后有欧美更重视中国贸易的策略。但林复斋精妙得当的回答，也起到了必要作用。

《日美亲善条约》于嘉永七年（1854）三月三日缔结，是日本缔结的第一个近代条约。条约共有二十二条，第一条强调“永世不朽的亲善”；第二条要求开放下田和箱馆为通商口岸，提供食物、淡水等物质补给，救助遇难船员；第九条规定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第十一条则允许领事驻扎。其中，佩里认为第九条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是“最大的成果”。

近代国际法的光明与黑暗

通过嘉永七年的《日美亲善条约》，日本成为国际法共同社会的一员，然而，如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所示，日本的定位是，同中国、土耳其一样的“半开化国家”。

19世纪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面貌的光明与黑暗，在近代国际法之中得以清晰展现。说起《万国公法》，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超脱世俗的、理想主义知识的传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国际法是记录18世纪以来欧美的外交惯例与规则、条约性质、外交使节组织、战争和中立规则等的现实事物，近似于条约集。

近代国际法中光明的部分有前述的国家平等权、内政互不干涉、条约制度、遇难船员的人道主义救助等。另外，国际法明确规定了战时对一般市民的保护（禁止加害非战斗人员）和俘虏保护等内容。

但近代国际法终究是时代的产物。在其中，国家被分成三类，最低级的被称为“未开化”，欧美以外的大部分民族都被分到这一类。正如未开化民族的共同体不被承认为国家一样，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的土地所有也被单方面否定，欧美以外的土地被定义为“无主”之地，成为文明各国“先占”的对象。先占是指通过发现、移民、开拓等手段征服和占领土地的合法化原则。于是，原住民的土地被文明国家所侵略，而在近代国际法中，这种侵略被视为合法。日本作为半开化国家所加入的，便是这一具有光明与黑暗两面性的19世纪社会。

作为后话，西周于文久二年（1862）前往荷兰留学，学习国际法后在幕府的西学教育机构开成所教授国际法，并在明治维新之后出版《万国公法》。他在《万国公法》第二卷第六章以“取有”这一独创的译名准确表达了先占原则。幕末后期，日本得以开始真正理解国际关系。

军舰上的欢迎会

留学荷兰学习国际法的西周所掌握的近代国际法相关知识，是同佩里谈判的林复斋等人所难以比拟的，然而可以因此断定林复斋无知无能吗？如前所述，当然并非如此。而且，将江户时代的日本理解为“封闭的社会”，并且将这一“封闭的社会”在面对异质世界即欧美时的反应想象成“本能的嫌恶和警戒、虚张声势和恐惧”，其实也是一种偏见。

佩里一行还从文明国家的立场考察了日本的武士。如《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便在序章中全面展开了日本论，在其中，日本被视为“切腹自杀和具有密探制度”的国家，采取恐怖体制。从欧美国家的立场来看，江户时代的日本是处于东方的宗教式专制统治之下的黑暗社会，这一叙事模式可谓根深蒂固。但佩里一行在与现实中的武士会面时，出乎其意料的情景频频出现。他们笔下的全权代表林复斋的初次登场如下所示。

身着华丽的丝绸刺绣上衣，端庄威严，神情宽仁睿智，态度谦恭有礼，仪表堂堂。

他首先与亚当斯舰长寒暄，说话时站起身来，口称得睹尊颜，幸甚何哉。日本译员将之译为荷兰语，美国译员波特又以英文复译，继而开始礼节性的会见，双方始终表现得极为友好。

《波瓦坦号上的招待》（海涅绘，出自《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从佩里的角度来看，登场的林复斋也是仪表堂堂，起身以得体的态度与舰长交流，氛围极其和谐，即佩里一方所说的“友好之情”。以中岛三郎助为代表的武士也沉着冷静，礼仪独到且充满自信，这样的形象在幕末的外交舞台上不胜枚举，随处可见。

在《日美亲善条约》成形的二月下旬，美方在波瓦坦号（两千四百一十五吨的护卫舰）上设宴招待日本的官员，《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收录了海涅描绘该情形的作品。画中，外国人和武士围着巨型大炮交叉列席，美方全体人员起立祝酒。那门巨型大炮是最先进的加农炮，炮尾厚厚捆了一圈熟铁制的固定环，使其能够经受剧烈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在画中还可以看见站着与美国人交谈的武士，旁边的武士还把酒瓶放在身后，坐在椅子上吞云吐雾。以下将根据《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的记述介绍宴会的场景。

武士“表现出一副很能吃的样子”，祝酒时“先起身祈愿健康再一饮而尽，丝毫不控制饮酒”，“不断高声呼喊，叫声中充满欢乐”，比军乐队的音乐声还要大，还“尽情欢笑”。他们把残羹剩饭包起来放入袖子里，让美国人大为惊讶，他们不断劝美国人照做，被拒绝则心生不悦。水兵献上压轴好戏，将脸涂黑跳起舞来，此前独自正襟危坐的林复斋也愉悦起来。

下舰之时，目付松崎“搂着提督的脖子”，“声泪俱下”地不断重复说着“日美心意相通”。“欢乐的一行人全部离舰而去”，萨拉托加号鸣放礼炮，“舰队再次回归平日的静寂，开始执行日常的舰务”。这一结尾的确是佩里等人的真实感受。

武士完全是“欢乐的一行人”，声音压过军乐队，给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幕末“武士形象”一记重击。他们在西洋人面前同样能大口喝酒、尽情欢乐，丝毫没有“本能的嫌恶和警惕、虚张声势和恐惧”。日本人开始畏缩是鹿鸣馆时代以后的事情。而在这里，尽情欢乐与国家主义无疑没有关系。

从林复斋和佩里讨论“人命”的阶段开始，日本人与西欧人同为人类这一事实已经成为大前提。而且如前章所述，虽然兰学在日本受压制，但“在村的兰学”由于生活所需而不断扩大传播范围，西欧的地圆说和日心说都已经广为人知，种痘技术也已普及地方的各个角落。这样的社会状况对日本人认识西欧起到了极大作用。

江户湾入海口的友情

《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还记录了久里滨国书递交后发生的趣事。

佩里舰队在国书递交不久后，又进入江户湾内海不断示威，在被命名为“美利坚·安克雷奇”（美舰停泊地）的地方停泊，并且在第二天早上放下测量船测量港湾内部，沿入海口溯流而上。岸边聚集了许多想一睹外国人的居民，“有些人手舞足蹈地向小船致意表示欢迎，并且高兴地往小船送饮用水和几个可口的梨”，气氛十分友好，还“交换吸食香烟”。有士兵拿出手枪“开了一枪，让第一次见到手枪的群众非常感兴趣，日本人又惊又喜”。回到舰上的水兵记录道：“日本人亲切的性格和国家的美丽让我们欣喜若狂。实际上，放眼望去的风光如画，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风景。舰队上的人也饱览周围海岸风景而不知疲倦。”

江户湾西岸的入海口　远处的是富士山，近处为岛屿（出自《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对于这部分饶有趣味的内容，至今似乎还无人研究。上图也出自海涅之手，被收录在《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中记述海湾的部分。画中远处是富士山和美丽的海港，近处是岛屿。有研究者认为这幅画是虚构的，美国士兵与江户湾居民的幸福邂逅恐怕也被当作虚构之事忘却了。但实际上，这一美景实际存在于江户湾西岸。根据《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的附录和江户湾测量地图，佩里一行人所停泊的美利坚·安克雷奇实为金泽岸边。

佩里的测量船进入的岛影隐约可见的港口，正是江户湾最大的名胜之地——金泽八景。画中近处的岛屿是夏岛（韦伯斯特岛），或许进行过艺术加工。右前方是“夕照”名景——伸向野岛的半岛。笔者曾手持海涅的绘画在附近漫步，但夏岛已成为企业用地，因此没有前往。登上野岛，“没有比这更美丽的地方、如明信片一般”的景色曾经令佩里等人感动，如今却被削平建成住宅，大海也被填埋，单轨电车穿过曾因“秋月”闻名的海峡，以“归帆”闻名的乙舻建起重化学工业区，当年的景色已经难觅踪迹。八景俨然已是往时的景象，这也是文明导致的后果。而居民送出的“可口的梨”现在依然是神奈川的名产，个头比普通的梨稍大。

江户近郊的梨园（出自《江户名所图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幕末民众所展现的亲切、好客、快乐的形象实际上并不稀奇。如果抛开片面化思维，这种形象其实才是正常的。文明开化之前，民众并不畏惧“外人”，“嫌恶和警惕、虚张声势和恐惧”毋宁说是近代日本精英所渲染出来的形象。《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叙述的事实可信度颇高，金泽八景入海口的村庄所发生的美国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故事或许是事实。

阿部政权的雄藩联合策略

佩里叩关之时，正是水野忠邦下台后阿部正弘作为老中首座掌权的时期。佩里首次叩关之后的六月下旬，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去世，德川家定继任。家定体弱多病，如前章所介绍，幕府为恢复对大名的威信而实行的天保改革以失败告终，为此，阿部任命德川齐昭担任海防参事，策划与雄藩进行协作。水户藩的德川齐昭曾被幕府命令隐居，但是深受有力大名的支持，此后，与德川齐昭联络的岛津齐彬、松平庆永、伊达宗城等人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不断壮大，但之后又陷入两难，齐昭作为狭隘的攘夷论者在幕府推进开国时成为绊脚石。

阿部在佩里叩关后，向幕府官员、御三家（纪伊、尾张、水户）和大名出示美国国书，并寻求意见，有人持驱逐论、避战论、有条件交易论、开国论等等，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但为了在承认大名独立的基础上梳理整合这些意见，便有必要建立征求意见的体制。在此之上，幕府也向朝廷通报了受理美国国书的情况。这一强化与朝廷合作的举动，与征求众大名意见一样史无前例。

阿部另一方面也在推进幕府的人才录用，起用筒井政宪、川路圣谟、水野忠德、岩濑忠震、胜麟太郎等开明派能吏。以下将按年龄顺序梳理他们各自的经历。筒井政宪生于旗本久世家，后成为旗本筒井家的养子，从下级武士徒士组的头目徒头一职开始崭露头角，被任命为江户町奉行，抗拒水野忠邦的改革，后又被任命为对俄外交的全权代表。川路圣谟生于徒士之家，后成为小普请组川路的养子，从支配勘定出役升至勘定奉行，同样被任命为对俄外交的全权代表。水野忠德生于旗本诹访家，后成为旗本水野的养子，就任浦贺奉行、长崎奉行，负责对英外交。

岩濑是旗本之家的第三个儿子，终生未继承家业，从徒头开始被提拔，直至担任通商条约交涉的全权代表。胜麟太郎海舟是四十一石的贫穷旗本的长子，学习兰学后于五年间在长崎海军传习所掌握海军知识，成为技术上的第一人。

此时，海防挂（负责海防的官员）的幕臣和老中之间展开了热烈且直率的讨论。总而言之，阿部和堀田的幕阁十分开明且寻求变革，而在幕府中，谱代大名主导的老中制仍然掌握实权，在人才选拔的变化上，也没有达到天保时期由实务官员主导的长州藩的水平，但幕府内部的政治结构也在缓慢产生重大的变化。

第三节　克里米亚战争与日本的开国

俄国舰队叩关长崎

获悉佩里叩关计划后，俄国派遣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作为遣日全权使节，率领四艘俄国军舰进入长崎港。事情发生在佩里舰队停泊于浦贺海面约一个月后，幕府任命筒井政宪和川路圣谟负责对俄交涉。

俄国宰相涅谢尔罗迭的书信首先论述了19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之后要求日本划定边界，开始通商，另外也言明将遵守日本国法。川路希望通过俄国拒绝各国的通商要求，因此称俄国为“国法稳妥”之国。正如前章所述，19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对俄国的认识毋宁说是非常正面的。

在长崎的谈判中，俄国主张将桦太岛的全部和择捉岛（俄称伊土鲁朴岛）的一半归为俄国领土，日本则主张将桦太岛北纬五十度作为国境线，并将整个千岛群岛作为日本领土。对于俄国提出的通商要求，川路则以“异国通商乃国之痛楚，殊为无益”为由拒绝。

在谈判中，川路始终主张对俄保持友好，因此不断推迟幕阁所要求的谈判。而普提雅廷丝毫不让步，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他国通商，也应允许邻国俄国通商”，要求“递交书面文件（予以确认）”。俄国最后取得保证最惠国待遇的备忘录。虽然川路预先知会幕阁不要在备忘录上署名，但这比佩里认为是《日美亲善条约》最大成果的片面最惠国待遇还要早两个月。被公认为“老练”的川路在军事和外交经验丰富的普提雅廷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最惠国待遇。

普提雅廷叩关约一个半月后，土耳其向俄国宣战（1853年10月4日，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舰队进入黑海对俄施压，土耳其舰队在锡诺普海战中被全歼。荷兰别段风说书[2]详细记录了持续已久的维也纳体系的“静谧”被打破的过程，其间战云密布，俄国在黑海“拥有令人恐惧的众多军舰”。克里米亚战争演变为欧洲大战，英国和法国于嘉永七年二月（1854年3月）参战。《日美亲善条约》签订是在那三天之后。普提雅廷为了躲避英法舰队，退往滨海边疆州的彼得大帝湾，半年后，克里米亚战争在世界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战役——持续了三百四十九日的大消耗战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于八月（公历10月）拉开序幕。

斯特林的布告书

闰七月八日（公历8月30日），英法舰队开始攻击位于堪察加半岛尖端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共一千人的军队登陆进攻俄国要塞，因作战拙劣而败于俄军，英军指挥官因手枪走火而死亡，也有说法称是自杀。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之战两天后，英国东印度东海舰队司令斯特林提督为追击俄国舰队进入长崎港。斯特林将维多利亚女王的宣战布告书，以及对中立国的布告书、要求获准进入日本各港口的书信送交长崎奉行。斯特林表示，“不会有任何事情违背贵国国法，因欧洲军务来到此处”，言明不会违背日本国法。当时的英国身处战争之中，与无视日本国法的佩里立场不同。

此前日英外交史研究中的一般说法都认为，斯特林要求日本战时中立，但日本因为斯特林书信的误译以及对中立制度无知，最终签订日英协定。换句话说，日本对本无必要签订的条约“用力过猛”。但是，在长崎负责日英交涉的长崎奉行水野忠德是幕臣中典型的能吏，被公认为十分“慎重”，因此外交史研究中的这一说法恐怕是低估了幕府的外交能力。

重要的是19世纪中叶之前欧美海战的实际情形。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宣战布告书一起由斯特林送交长崎奉行的对中立国的布告书，表示将维持与中立国的通商关系，其中的第五条记有与欧美海战历史相关的关键要点：

维多利亚女王不希望没收非军用违禁品和其他无关之货物，虽是敌船所持之物，但不以掠取为快，切望减少战军之灾，涉及战争之杀伐，均树立法规，以此为凭依，维多利亚女王更无欲成贼情、颁发恶贼之书简、放恣其意之意念。

要理解这条布告并不简单，不禁让人怀疑水野忠德等人是否能够理解（但如后所述，水野正确理解了布告的内容）。当时的日本缺乏英语翻译的人才，因此这一布告是经由荷兰商馆馆长库尔提乌斯将其翻成荷兰文再转译成日文的。条文开头禁止没收军事违禁品以外的货物，即使是敌船，也不能没收其所载（中立国）的货物。接下来则是为了减少战争损失的规则。内容至此尚无大碍，但是在说明规则的“以此为凭依”之后便变得难以理解，“欲成贼情”意指何为，“恶贼之书简”又是什么？

实际上，这一布告在世界海战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日语译文中“切望减少战军之灾”后面的部分，若译成正确的现代语则为：

尽可能减少战争所造成的危害，期望其行动仅限于国家正规兵力，目前暂无发放允许捕获私船的捕获许可证之意。

“成贼情”指允许捕获私船，“恶贼之书简”则指捕获许可证。如后所述，日文的翻译准确把握了布告内容的本质。

海战和私掠船

海战比陆战野蛮。即使在现代国际法中，战争中军舰捕获敌国的商船以及货物和人员也被视为合法。但在近代国际法中，截至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国家向民间船只（私船）发放敌国商船、货物、人员的捕获许可证也是合法的。中立国的船舶内如有敌国的普通货物和人员，或敌国船舶内有中立国的货物和人员，都可予以没收。而且，捕获许可证还能分发给第三国的民间船只，无论何种情况，捕获品都归全体水兵和船员所有。被称为“私掠船”的这种轻武装的商船，便由此获得巨额利润。19世纪中叶之前，欧美海战就如海盗一般。

在野蛮海战的时代末期，即使是英国这样的海军国家，保护本国商船也非常困难。为这种状况画上句号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后安政六年（1859）的《巴黎宣言》，野蛮行径终于被禁止。宣言承认“自由船、自由货”的原则，废除“敌船敌货”的原则，禁止“捕获私船”，由此宣告了海战文明时代的开始。时至今日，战时国际法的教材必定会涉及这一重要的宣言。

《巴黎宣言》的前身正是克里米亚战争宣战之时，英法同时发布的维多利亚女王布告。如前所介绍，将“允许捕获私船”译为“成贼情”，将“捕获许可证”译为“恶贼之书简”，实际上恰恰抓住了“捕获私船”的本质，堪称精彩的翻译。但俄国和美国并不赞同这一布告。不仅如此，在海上处于劣势的俄国，还向身为第三国的美国的商船，探询发放捕获私船（作用类似于现代海战的潜水艇）许可证的可能性。

由此，克里米亚战争的海上战争依然存在事实上横行霸道的海盗行为。英国也察觉到这一点并保持警惕，英国为了确保通过鸦片交易获得巨额利润的印度、中国与英国的商业航线，需要大规模的舰队巡航。克里米亚战争中，在鄂霍次克海和北冰洋对俄国舰队展开搜寻的斯特林指挥的英国舰队就担任了此项重要任务。

安政五年（1858）五月，俄国舰队在黑龙江河口南面的德卡斯特里湾被英法舰队包围，俄国舰队通过当时英法尚不知晓的间宫海峡成功向北突围。斯特林捕捉俄国舰队失败，英国爆发民怒，斯特林被罢免舰队司令一职。

英法舰队经常在北冰洋和鄂霍次克海展开对俄国军事基地和舰队的作战。当时的近代国际法禁止使用中立国港湾作为军事作战的基地，但允许未参与军事作战、只是日常航行的交战国军舰进入中立国港口，只是一般会附加仅限于灾难发生时、二十四小时以内、三个月一次等限制。

克里米亚战争进行中的安政二年和三年之时，英法许多军舰反复进出箱馆港，其中，英国军舰的入港次数远远超过美国捕鲸船。西比尔号、温彻斯特号、斯巴达号、皮克号等核载三百到五百人的大型军舰频繁现身，中型的塔塔号也在安政二年四月至六月，每个月出入箱馆两三次。军事作战中反复出入箱馆港的英法舰队，尤其是英国舰队，其行动几乎无视日本主权的存在。

水野忠德的“慎重”

斯特林写信给长崎奉行寻求战时中立，询问交战国军舰进入日本港口的条件，但书信的日语译文却称“长崎港自不必言，可否前去日本国领有的其他港口以及其他场所”，误译为普通的入港要求，因此日英外交史研究的一般说法认为，是长崎奉行误解之后，才制定了开放箱馆、长崎两港的方案。

但长崎奉行水野忠德在给老中的呈报书中的实际表述如下，从内容来看其实并没有误解。

根据荷兰别段风说书可知，克里米亚战争的确爆发了。日本当时已经开始与俄国开展外交，所以让俄国的敌国（英国）接近与否关乎信义，可能的话应予以拒绝。但在现今的“时势”下，对任何国家都不能强硬拒绝入港请求。英国因与俄国开战，所以想在近海通航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要在日本港口停泊却很可疑，有必要再次询问，如果对方提出入港请求，还需要确定具体场所。

水野确切地给斯特林的书信打上了问号，不管是开放两港还是三港都需要慎重，而且重要的是，“在现今的时势下，对任何国家都不能强硬拒绝入港请求”，这是水野依据世界形势秉持的慎重看法，是对日本国力的客观判断。

水野忠德（大义寺藏）

老中评议后下令进一步明确斯特林请求中存在的疑点，“如果同意因与外国战争而申请（入港）的要求，则会对无仇无怨之国失去信义，因此退回为了战争而要求开放长崎、箱馆、不得已则选择下田的书信的英文原本”，可见老中阿部等人的应对很慎重。这也与已建立外交关系的俄国有关。

幕府决定站在不参战的立场上，缔结一般的开港条约，这一选择是恰当的。

水野在与斯特林谈判时开门见山称，“书信的基本意思我方已经理解，还需面语（会谈）悉听详情”，如此反复向斯特林提出疑问并耐心追问。

而日英外交史的研究却忽视这样的史料，刻画了幕府外交的无能。

“军舰在日本近海上逡巡穿梭甚或在洋面之上交火，我方将不予理睬，但不可在港内交战”，水野的目的是避免港内的战争，在这个阶段，他并没有注意到其实可以禁止在“近海”即领海内发生战争。但四天后，水野在交给斯特林的备忘录里称，“港内自不必说，日本的地方、近海均不允许发生战争”，表明了领海内也禁止战争的宗旨，并且声明“既然不是为战争而开放港口，取自敌方的物品或船只也断难容留”，禁止俘获敌船和敌国货物的船只进入日本港，水野在反复交涉的过程中对“战时俘获”的理解也不断深化。

安政元年（1854）八月，日英缔结长崎和箱馆开港的协定，但与普遍观点不同的是，该条约并不是在违背日本意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安政二年鄂霍次克海的冰融化之后，正如前面所介绍的，上一年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役中战败的英法舰队从香港、上海向堪察加半岛、黑龙江方向陆续北上，日本的北方水域渐渐变成战场。

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役的详细情报，以“非常风说”（非同寻常的传闻）的形式从荷兰传到日本，当时是三月。同样是在三月，下田奉行向乘船而来的法国司令官莫拉贝鲁示意缔结友好条约，以没有权限为由被拒绝。次年四月，长崎奉行又在长崎向莫拉贝鲁提出缔结条约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当时出示的草案正是日英协议。在英法俄之间爆发世界规模的大战——克里米亚战争的背景下，对日本而言，条约反而从否定性的事物变成必要和应当接受之物。由此，幕府确定了与列强各国进行等距离外交[3]的立场。

弱国的选择

此时的老中针对如何处理俄英在日本领海内发生战争一事征求意见。

身为俄国应接挂[4]的筒井政宪和川路圣谟直言：

难以力争，（日本）并无阻止鲁夷、英夷进入内海交战的手段。（安政元年［1854］十月，俄国应接挂呈报书）

他们清楚认识到幕府没有阻止内海战争的军事能力，呈上的建议是“放任自流”（任由他们交战）。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坦承日本是弱国这一言论。如先前所见，无论是“连身为大国的中国也终受国土缩小之国难”，还是“现今的时势下，对任何国家都不能强硬拒绝入港请求”等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都可以看出幕府对日本国力的分析十分冷静，并没有过于自信。

日本外交向开国政策转变的理由有许多，如物产交易等国内商品流通的发展、对欧美认识的丰富、外交能力的提高等。这些固然重要，但考虑到日本从中国翻译的各种欧美文献中受益良多，也不能一概说是因为日本社会获得了高度发展。

可以明确的是，幕府坦率承认日本是弱国的事实。实际上，正如方才论述佩里叩关时所说，与拥有广袤大地和丰富资源的中国不同，无论从江户的地势还是经济条件上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弱国，军事力量脆弱。这样的认识看似理所当然，但这也是幕府自身转而开国，确定与列强开展等距离外交的重要的决定性原因。老中阿部、林、川路、水野等能吏关于日本是“弱国”的坦率的判断，造就了冷静慎重的外交。

与异文化的相遇

由此，幕府迈出了走向开国的坚实的第一步，在幕末的外交史上，不管对幕府外交做何评价，“文明”都是相对于“半开化”“未开化”而言更为发达的阶段。诚然，“文明”是“发展”所成之物，然而发展的方式有其复杂性。

在近代国际法光明的部分中阐述的“交战规则”，也不外是这种复杂发展过程的产物。国际法规定保护投降战俘、禁止对一般市民的杀戮等暴行、保护财产等，这些人道主义的规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人类宝贵遗产，但这种文明的国际法的诞生并不是仅靠正义的观念。

直到18世纪末，欧洲的战争都充斥着惨绝人寰的暴力，其中，被称为德国最后且最大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堪称典例。这场战争使符腾堡的人口从三十四万锐减至四万八千人。法国铜版画家雅克·卡洛的作品便真实描绘了战乱中女人、孩子、老人、病人的惨状。

据《掠夺之法观念史》的作者山内进介绍，欧洲中近世的暴力并不是一时的失控，恰恰相反，暴力与掠夺正是雇佣兵之战中被社会认可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下，欧洲为了克服宗教战争，以及皇帝军和诸侯军的可怕暴力与掠夺，创造出“交战规则”、保护战俘、战时对市民的保护原则等人类史上的“文明”。生物学家西村三郎在论述18世纪西欧的博物学时指出，欧洲大陆的剧烈动荡催生了近代科学这一人类文明的“硕大花朵”，这一观点确实令人信服。换言之，培育出“交战规则”等“硕大花朵”的土壤之中，浸染了欧洲大陆上不计其数的鲜血与悲惨。

如前面所介绍，负责对美外交的林复斋曾反驳佩里说，日本对于人命的重视优于万国，因此才得以维持近三百年的太平，如此来看林的话也有一分道理。

第四节　渐进式的开国之策

《日俄和亲通好条约》

如前所述，全权代表筒井政宪、川路圣谟等人与俄国赴日特使普提雅廷的谈判，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普提雅廷退往滨海边疆州而中断。普提雅廷虽然预想到可能会遭遇英法舰队，但依然乘坐狄安娜号再度来到箱馆和大坂湾，在下田继续开展日俄谈判，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

谈判恢复不久之后，下田港因安政大地震遭受大海啸袭击。狄安娜号搭救因地震和海啸溺水的日本人，在回航修理的途中沉没。漂流船员的救助问题前面已经叙述过，狄安娜号尽管因大海啸肆虐而受损，但仍坚持救助海啸中的溺水者。对此，川路在日记中写道：“俄人救助濒死之人，细心治疗后还施以按摩，被救助的人都哭泣跪拜，真乃可惊可叹之事。”

狄安娜号沉没之后，日本船匠于伊豆国君泽郡户田村（今静冈县沼津市）在俄国造船技师指导下参与建造新船，最终建造出西式木造纵帆船“户田号”。这是日本引进西式造船技术的开端。

在《日俄和亲通好条约》中，与日美、日英条约相同，双方同意开放箱馆、下田、长崎三个口岸，派驻官员，不同的是规定日俄双方相互享有领事裁判权。关于有争议的边界，日方主张“阿伊努由日本管辖，因此阿伊努的居住地也是日本领土”，但普提雅廷不同意，最后双方决定以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的分界为边界，桦太岛不予划分（“保持现状”）。虾夷地、桦太岛、千岛列岛上广泛分布着阿伊努人，但这场领土谈判完全忽略阿伊努民族固有的土地，这一问题被留之后世。

川路圣谟（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作为普提雅廷秘书官同行的俄国文豪冈察洛夫在《日本渡航记》中，生动描绘了针对日俄边界等问题的紧张谈判场面。普提雅廷在日本面临各种困难但仍不屈不挠，川路对此送以赞美之辞，前者也高度评价川路，冈察洛夫曾写道：“川路非常聪明，他以巧妙的辩论反驳我们，闪烁着知性的光辉，让人不得不尊敬。”

川路的“老练”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刻，是在首次会谈中就通商问题与普提雅廷论战之时。普提雅廷举出俄国的玻璃、堪察加的鱼等丰富物产，同时指出日本的盐可以补俄国之不足，双方可互相以低廉的价格交易彼此不足之物，由此富国。川路表示认同，接着提及前一天获赠的能够显示月亮盈亏和配置有温度计的台式天文钟，指出仅购买这一件物品，日本人就需要把身上的衣服都卖掉。日俄双方的所有人都笑起来，川路一边笑一边马上接着说道：“虽说如此，但请把我刚才说的话当作我中意你们赠送的钟表的表达吧。”之后又加了一句：“今天的话就权当笑话吧。”然后，“（川路）以高贵之人特有的风度悠然站起身来”。冈察洛夫深受感动地写道。虽然川路是典型的饱经沧桑之人，但是否是所谓“高贵之人”尚存疑问。

通商可以富国，乍看很有道理，但后发国家若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就与发达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其传统产业通常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川路能如此回应并不仅仅因为他机智，还因为他曾担任佐渡奉行、奈良奉行、大坂町奉行、勘定奉行等官职，具有长期负责民政与财政的实际经验，对贸易问题有其见地。

负责对英外交的“慎重”的长崎奉行水野忠德也曾担任浦贺奉行，面对荷兰要求自由贸易的劝说，他从其经验出发，以长崎的城市产业为例予以拒绝。对佩里的通商富国论，并无民政经验的林复斋也巧妙地加以反驳。与外国通商究竟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怎样的破坏作用尚且未知，幕府在外交过程中表现出的慎重应对，实际上应该得到高度评价。

普提雅廷实际上是在日方主办的宴会上向初次见面的筒井和川路提出通商问题的。当时负责应对的是筒井政宪。筒井担任的是精心准备本膳料理（由武士发展出来的最高级宴会料理）的主人角色，以能吏著称的他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他在宴席的最后“慢慢悠悠”地寒暄。“我们从数百里外（江户）远道而来，”他微笑着亲切地说，“贵客则是不远数千里而来，互相之间此前从未谋面，本是相当疏远的关系，今日却能如此近距离地同席交谈，共同进餐，实乃奇缘，岂有不快之理！”

冈察洛夫等人从一开始就深深“折服”于这位登场的老人，文豪说“那是悠长人生和现实生活的睿智所赐”，也许是由此感受到筒井作为能吏的波澜壮阔的人生了吧。继而，不甘心的普提雅廷突然要求日方答复涅谢尔罗迭书信中提及的边界和通商问题，只见筒井老人“取出怀纸一束，从中小心地抽出一张，擤鼻之后，将纸放入袖中，缓缓答”道：“初次见面不涉要谈，此为日本的一般做法，也是待客礼法之规定。”宴会至此终结。虽然在冈察洛夫的描述中，并非不能感受到他看待未开化文明的目光，但武士的外交表现出与其文化相符的练达，让俄方为之倾倒也是事实。

外交姿态的变化

在鸦片战争后的弘化元年（1844），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给幕府送来劝说开国的亲笔信，力陈动荡的世界形势、英国在全世界的扩张及威胁等，但幕府向荷兰表示不想更改传统的制度。

荷兰方面此后也要求改革由出岛统管的会所交易制度，安政二年（1855）幕府在学习西式海军方面也有求于荷兰，因而继《日俄和亲通好条约》之后也签订了《日兰亲善条约》。该条约极大程度地放松了出岛原本严格的限制，荷兰人由此可以自由离开出岛，在长崎通行，单方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也首次予以明文规定。

在留名于战史的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中，双方陷入胶着，俄国要塞陷落，英国舰队控制了波罗的海，克里米亚战争的形势逐渐明朗。此后，英国对日外交开始强硬，斯特林提督索要英国军舰一度放弃的进入日本各港口的随时入港权，并以战争为威胁，用炮舰外交迫使长崎奉行允许英军进入长崎内港。

安政三年，荷兰开始传来英国使节为签订通商条约要从中国来到日本的消息。此时，阿部正弘正将日本的贸易利益是否是“富国强兵的基础”这一问题作为幕府的要务，并向下征求意见，石井孝将其评价为幕府走向通商的划时代的信号。七十九岁高龄的海防挂筒井政宪还上书要求批准民间贸易，这是幕府要人中最早认可自由贸易的上书。

探讨通商可行性的讨论由此开始，幕府的外交姿态也逐渐发生变化。在终究要与欧美各国开展贸易的前提之下，对开国态度积极的堀田正睦取代阿部成为老中首座，并兼任外国事务官。石井抓住这一连串的变动指出，以岩濑忠震等海防挂目付等能吏为核心的幕阁开始在民间贸易乃“万国一般之法”的认识基础之上，主张通过贸易获取利益。

对此，川路圣谟、水野忠德等海防挂的勘定奉行表达了反对意见：“亲善条约乃应形势之变而不得已为之，应尽其所能守护祖法。”目付和勘定奉行的意见出现分歧，但无论如何，幕府中主张开始与欧美通商的议论开始占据上风。

哈里斯的演讲

美国的汤森·哈里斯根据《日美亲善条约》的规定，于安政三年（1856）在下田就任美国驻日总领事。翌年，日美签订包括单方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在内的《下田条约》，确定了开港细则。

哈里斯主张，外交官去江户谒见将军是通行的国际惯例，如被拒绝，则乘军舰直接前往江户。为此，幕府认可在首都谒见为“万国之常例”，于是哈里斯十月前往江户谒见将军，继而拜访老中堀田正睦，就“日本的重大事件”——通商与派驻外交官——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

哈里斯的演讲在日方的《对话书》上被详细记录为共一百七十三条的内容，包括美国与日本如同亲友的友好关系、五十年来国际形势的骤变、蒸汽机等产业革命带来的进步、鸦片战争反映出的英国威胁、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反映出的英法威胁，以及美国是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战争的和平主义国家、进行鸦片贸易的英国带来的危害、美国总统与欧洲列强的斡旋等，演讲整体上是在强调美国对日的友好外交。据说堀田正睦被演讲所震慑，事实究竟如何呢？

在将哈里斯演讲详细记录在《对话书》中的两天后，幕府在江户城评定所召集幕阁和全体海防挂，在《对话书》记录的基础之上讨论应对之策。在此，慎重派的勘定奉行和积极派的目付意见相左。勘定奉行主张“稳妥处置”，认为在“不得已”之下才能开国，目付则指出世界的“时势变革”，主张积极的开国论。

此前比较引人关注的是目付的积极开国论，尤其是岩濑忠震向幕府呈报的大胆的积极通商理论，主张开放横滨，将大坂的“天下的利权”收归江户，作为幕府“复兴”的机会。而主张“稳妥处置”的消极派勘定奉行的上书在其阴影之下看似模糊，但其实更加值得注意。

勘定奉行的外交判断

勘定奉行们将哈里斯一百七十三条的演讲内容与以前幕府积累的外交情报相对照，经过两天的检查后向幕府呈报。比如，针对哈里斯宣称美国从未侵略别国这点，即“合众国政府禁止从其他地方获得领土”，勘定奉行利用嘉永元年（1848）和安政元年（1854）的荷兰别段风说书中记述的美国在墨西哥战争中“掠取加利福尼亚”，此后又“掠取名为麦西鲁拉塔鲁（新墨西哥）之地”代替赔款的事实，否认了美国的说法。

而且，哈里斯批评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警告说“英国人认为日本同唐国（中国）一样，也会有喜欢鸦片的人，希望前来贩卖（鸦片）”，表示“合众国总统为日本着想”，认为鸦片比战争更危险，陈述了美国对鸦片危害予以忠告的友好论调。对于此条，勘定奉行以唐船风说书中的记述，以及在北京被译成中文的《海国图志》六十卷中发现的“每年美国将土耳其鸦片千余箱运到中国”的记载，证明哈里斯所言为虚。

哈里斯还提醒，若缔结条约便不会重蹈印度覆辙，勘定奉行也对此进行了批评：“听起来似乎言之有理，但听说之前西洋亦多有亡国者，保国之策在于攻守之力，而非条约。”勘定奉行根据典据文献的史料汇编逐一检视哈里斯的言论，其批评之妥当，即使在今日，也有许多值得一听的地方。

另一方面，积极开国论的上书与勘定奉行缜密的点评相比，则对哈里斯表现出过于合作的态度。哈里斯表示，如果时机合适，美国总统会充当“媒介”，目付对此说道：“对天起誓后的言论当非虚谈，即便是虚谈，按其话语，究其义理，有人心者，必当为国鞠躬尽瘁。”“对天起誓”是引用的哈里斯演讲原话，目付的言辞虽不至于是对哈里斯的美国友好论产生共鸣，但其中确实存在过度反应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勘定奉行川路圣谟、水野忠德等人的点评其实把握了当时欧美外交的本质。

在哈里斯的《日本滞留记》中，有他自己对演说的概括，与《对话书》对照可以发现，对比美国友好论与英国威胁论的内容被完全删除。这是因为，从欧美的常识来看，这部分内容并不属实，只是哈里斯对日本所用的外交手段。彻底批判美国友好论的勘定奉行切中了要害。

老中堀田最后没有采纳积极开国之策，而是认同了勘定奉行“不得已”才开国的路线。从通商开始后日本经济产生的混乱即可知，“不得已”这种慎重的开国论更为妥当。在消极派和积极派两种不同的开国论中，有必要重新评价消极派那容易被忽略的冷静且慎重的外交判断。

哈里斯在《日本滞留记》中对日本民众是善意的，但对日本官员却极其刻薄，书中频频出现“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骗子”之类的语句，可以从中想象哈里斯的极大愤怒与不满，而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中站到文明的一边，即站到哈里斯的一边，因为我们对于文明的一方更容易产生共鸣。

但是，冷静思考一下，哈里斯自己的言行又如何呢？从前面勘定奉行的检视中我们了解到，在论述美国的友好外交与和平主义、英国的威胁以及鸦片交易时，他所言并非事实。撒谎的哈里斯也就没有资格批评日本的官员。在外交手段方面，“文明”与“半开化”几乎没有差别，反倒是对“半开化”骄傲自大的言论，让“文明”大打折扣。

此后，岩濑忠震、井上清直与哈里斯多次交涉，最后在安政五年（1858）就《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草案达成共识。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外交官的常驻，民间贸易，神奈川、长崎、箱馆、新潟、兵库的开港，江户、大坂的开市，货币的等价交换，美国人的活动范围（十里以内）和禁止输入鸦片等，其中重要的是加入了片面最惠国条款以及领事裁判权，完全是不平等条约。附属章程还规定协定关税，关税的自主权也随之丧失。

近代主权国家拥有领土内的排他性法权、裁判权，在贸易方面拥有关税自主权，是即使现在也没有改变的原则，但该通商条约排除了这两项权利，而且继续沿用片面最惠国条款，这是不平等条约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另一方面，禁止外国商人在居住地以外的经商行为也很重要。

条约规定美国人的活动范围为居住地的十里之内，而中国准许欧美人在国内自由经商旅行，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日本全权代表强硬主张的结果，从之后贸易的国内影响中可看出这对日本的重要积极作用。而在中国，英国商人在境内自由通行与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一起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害，但是相比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土布（厚布），英国生产的薄棉布并没有在中国打开销路，英国棉布向中国的渗透也没有像英国产业所期待的那样顺利，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中国抵抗欧美入侵的力量。

[1]番船，从上方往江户运输新酒和新棉时争做第一艘船的大型货船。

[2]别段风说书，专门针对幕府关心的重大事件收集而得的信息汇总。

[3]等距离外交，一般指弱小国家面对均势的各大国力量时，对相互对立的几个强国采取不偏不倚、保持相等距离的外交策略。

[4]俄国应接挂，负责对俄外交事务的官职。

第五章
从开国到尊王攘夷

第一节　天皇、朝廷与条约批准问题

“聚拢人心”

自安政四年（1857）十二月上旬开始，日方代表岩濑忠震等人与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磋商条约。翌年一月中旬，关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共十四条的磋商结束。

其中值得注目的是，幕府曾反复征询大名的意见，幕府方面也对疑问加以解释。第一次征求意见是在十一月初“不得不”回应友好通商条约的阶段，幕府向御三家和诸大名展示哈里斯递交的总统亲笔信并征求意见。接下来是同月中旬，这次则是展示前章介绍过的哈里斯演讲稿全文，再次征求意见。条约谈判开始后的十二月中旬，幕府又公开条约草案和《对话书》，第三次征求意见。在条约几乎确定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将军德川家定出席的情况下，老中首座堀田正睦陈述了开展贸易的“不得已”，向大名咨询意见，这实际上是第四次咨询。

这时，主张攘夷的大名极少，大多数人认可堀田老中“不得已”的通商决断。

例如，谱代大名柳川藩主立花鉴宽上书认可19世纪世界的巨变，认为现在已是“即使远隔万里沧海的九夷八蛮之国也如同邻国一般来去自在”的时代，发生了“天地之大变革”，“清（中国）、鲁（俄国）等大蕃（大国）亦不能成为独立（孤立之意）之国”，开国是“天地之时势”。于是，幕府与大名就友好通商的“开国”达成共识，双方如此努力地达成共识，可以说是由阿部正弘老中首座开启的与大名合作路线的划时代进步。

获得大名同意的幕府表示，此次外交变革“聚拢人心，以至列侯诸藩”。为了“聚拢人心”，幕府决定也征求天皇的批准。因此，安政五年（1858）一月下旬，堀田正睦亲自率领实际负责外交谈判的川路圣谟和岩濑忠震，踏上前往京都的路途。此前，堀田等人向哈里斯要求推迟签订条约，表明即使“君主”反对，幕府也不会改变主意，朝廷的承认只不过是“严肃的仪式”，“仪式有其价值”。（哈里斯《日本滞留记》下）

堀田在二月上旬抵达京都，但天皇与朝廷拒绝批准条约，由此开启幕末的政治斗争。

文部省维新史料编纂会于明治四十四（1911）开始编纂的《维新史》，是一部正篇共五卷、各卷有八百页的鸿篇巨制，最终于昭和十六年（1941）完成。这一编纂工作被视为国家工程，史料搜寻与叙述的精度之高，有些方面在今天仍难以超越。然而，其中的叙述有政治家参与修订，这一点也已得到当时参与编纂的研究者的证实。

《维新史》的政治史叙述从孝明天皇诞生开始，第一章题为“朝权的扩张”，王政复古史观和皇国史观贯穿始终。文部省维新史料编纂会在天皇赏赐金的支持下，将元老组成的彰明会的史料收集工作官方化，在史料编纂中融入意识形态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从该编纂会设立之初，议会上就有声音批判该工作只是为了彰显萨长藩阀的功绩。

《维新史》将朝廷的天皇和贵族拒绝友好通商条约一事，描绘成反对条约的大名和志士游说的结果。如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幕末日本沸腾的舆论要求拒绝条约，不同于软弱、卑躬屈膝的幕府，天皇和朝廷听取舆论意见，坚决拒绝签订条约。这一论调时至今日仍被反复讲述。如前章所述，“软弱、卑躬屈膝的幕府”其实是一种偏见，那听取舆论意见的天皇和朝廷又如何？让我们来探究《维新史》所描述的“叙事”的真相。

天皇和贵族

在争论是否批准条约的安政五年（1858），孝明天皇还是二十六岁（1831年出生）的青年。根据贵族的说法，孝明天皇性格活泼。这一年天皇留下了许多书信，信中天皇署名为“此花”，用绵长独特的女房语言[1]书写，这是当时天皇和高级贵族的作风。天皇身边也时常围绕着典侍、内侍、命妇、女藏人、御差、御末等女官。

实际上，在堀田老中等人二月入京之前，孝明天皇便曾表态。

在一月十六日的书信中，天皇认为友好通商条约（“异事一件”）为“国之一大事”，为此“难以周全，惴惴不安”，显得极其为难。这是孝明天皇在阅读幕府送呈的哈里斯演讲稿等材料之后做出的判断。在十七日的书信中，天皇则向关白九条尚忠表达了对友好通商条约的不满，表示“朕之时代遭遇此类事，岂不为遗恨后世之耻辱”，委托关白“妥善处置”，但尚未有积极的行动。

孝明天皇又表示“无论（堀田正睦）供奉何等巨款，为之遮住眼目实乃天下之灾难”，拒绝幕府的献礼，随后又与关白向“三公”（左、右、内大臣）、“两役”（议奏、武家传奏）等公卿征求意见。江户时代朝廷的政务由关白统揽，由三公、两役共计十二名贵族执行。得到众公卿的答复后，天皇在堀田前往京都的途中于一月二十六日向关白致信，明确表示不批准条约。

开港、开市之事，无论阁老上京之后如何演说，断不可允准……愚身（天皇）难以认可……异人之辈如若不听，彼时应不惜将其驱逐，愚身心意已决。

信封在关白名字的下方还备注有“内含绝密”的字样。此后，孝明天皇不批准条约、不惜“驱逐”欧美势力、交战亦在所不辞的意向，在安政大狱中受到打压之前都未曾改变。

年轻的孝明天皇向关白九条尚忠、左大臣近卫忠熙、内大臣三条实万（清华家）言明坚决不批准条约的立场和绝不妥协的想法，而且希望公卿让自己“绝对绝对不需担心”、“务请放心”。

在朝廷中，摄关制度自10世纪以来已经持续九百多年，其核心是关白，即“总理（关）禀告（白）万机”，被贵族称为“一之下”或“殿下”，是贵族的代表。天皇被称为“御上”或“主上”，在江户时代受到幕府的强力压制。关白被幕府赋予限制和规范天皇行动的职责，并从幕府领取足有千石的俸禄，势必与天皇相对抗。而且，在幕府大名等有所求（如追赠官阶）时，关白还能得到“辛苦费”，远远超过俸禄。

幕末的公卿集团按照门第等级依次有摄家、清华家、大臣家，以及在此之下的平公家。所谓摄家指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这五家，是唯一有资格就任关白的门第，拥有压倒性的势力。仅次于关白的三公中的左右大臣也是只有五摄家的家督可以担任，内大臣则仅限于清华家。在幕末增至一百二十八家的平公家作为五摄家的分支，臣服于某一摄家。在江户时代，按照元和元年（1615）幕府（德川家康）所定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亲王家（宫家、天皇一族）的伏见、有栖川、桂、闲院四家的位次被定为“三公以下、亲王”，位于摄家之下。

摄家与势力强大的武家结成血缘关系，即姻亲。为人熟知的姻亲有近卫家与岛津家、鹰司家与水户德川家、三条家与山内家等。近卫家与岛津家的关系始于镰仓时代，幕末近卫忠熙的夫人便是岛津家的女儿。岛津一族的女儿敬子（笃姬）成为近卫家的养女，后来成为将军德川家定的夫人，这一点后面会有介绍。德川齐昭的姐姐则成为鹰司政通的夫人。此外，山内丰信（容堂）的夫人是三条实万的女儿，实万的夫人是山内丰策（第十代藩主）的女儿，丰信的妹妹也是三条家的夫人。如此，有力大名与高级贵族的血缘关系非常紧密。在探讨摄家对条约的意见之前，以下将先介绍与高级贵族有姻亲关系的有力大名对外交的意向。

改革派大名

一直响应幕府合作路线的萨摩藩主岛津齐彬、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土佐藩主山内丰信等在佩里叩关之时，与德川齐昭一样主张攘夷。此后除德川齐昭、山内丰信（后来批判攘夷论，之后将讲述）之外，都转变为积极开国派，支持堀田老中的开国之策。但德川齐昭还是坚持攘夷论，主张“砍下哈里斯首级”之类激进的外交政策，被视为“不识时务”，受到孤立。在缔结友好通商条约的磋商不断推进之时，武家的意见虽然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差别，但都不主张攘夷，而是同意开国。这里存在着幕末史中最为重要的真相。

如前所述，幕府为了“聚拢人心，以至列侯诸藩”，希望天皇和贵族认可条约。根据幕府的合作路线，在大名之外也寻求朝廷同意，是自然而然的决定，因为朝廷也是十万石的领主，而且具有授予幕府征夷大将军权威的职能。

这一合作路线承袭自天保改革后阿部正弘就任老中首座之时开始采取的与有力大名合作的动向，是通过合作推动更广泛的政治统合的开端，这一运动不久后被称为“公武合体”。而《维新史》将堀田上京请求批准条约一事定义为“朝权的扩张”，这种评价将幕府与朝廷的关系过分局限于特殊且狭隘的视野之中。

这时，围绕着将军后继人选问题，岛津齐彬、松平庆永、伊达宗城以及山内丰信等人开始拥立身为三卿的一桥庆喜。在佩里叩关之时，因将军家庆突然去世而就任的第十三代将军家定体弱多病，且无子嗣，结果从血统上看，后继将军最有竞争力的就是与家庆血脉相近的堂兄弟——纪州藩主德川庆福。在将军后继问题上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的安政五年（1858），德川庆福还只是个十二岁的少年，为此，松平庆永等改革派藩主开始拥立一桥庆喜。一桥庆喜是德川齐昭的第七个儿子，受前将军家庆重用而入嗣三卿之一的一桥家，据说家庆期望其成为未来的将军，但此说法真伪不详。一桥庆喜在安政五年时满二十一岁，乃颖慧、豁达之人，这点从其在幕末的活动即可得知。一桥庆喜个人身上承载了许多真诚的期望。

以松平庆永、岛津齐彬为首，伊达宗城、山内丰信等在大广间[2]参政的雄藩大名为中心的改革派大名被称为一桥派，他们希望拥立一桥庆喜，由此划时代地推进合作路线。一桥派除老中阿部正弘和谱代大名板仓胜明之外，还有其他幕臣，如负责外交问题的海防挂等开明派幕臣，以及负责对俄外交的川路圣谟、对美外交的岩濑忠震、对英外交的水野忠德等才俊。与此相对，谱代大名在溜间参政的领头人井伊直弼等对雄藩参政保持戒心，与松平庆永等人对抗，拥立庆福，被称为南纪派。一桥派和南纪派围绕将军继嗣问题的政治斗争由此开始。

老中阿部正弘支持松平庆永等一桥派，成功将岛津齐彬的养女敬子（笃姬）作为近卫忠熙的养女嫁给将军家定，但是动辄言行激昂、偏执又顽固的德川齐昭是一桥派的弱点。睿智的阿部正弘又于安政四年（1857）病逝，对一桥派造成重创。老中首座堀田正睦站到了佐仓藩主、谱代藩主一边，但在后来纪州藩的庆福被确定为下任将军之后，他又掀起扶持庆喜东山再起的运动，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在批准条约问题时推举一桥庆喜为下任将军。重振江户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吉宗就是纪州藩出身，从那之后直到现在的第十三代将军家定，将军家的血统都与纪州藩有很深的渊源。源于水户藩的一桥派，不管从血统还是人脉来说，形势都十分不利。

但是从大局来看，情况又稍有不同。在将军出席的情况下，大名纷纷针对条约进行解释或提议，一桥派大名和幕臣要求朝廷批准条约。最后，得到大名认可的堀田与一桥派幕臣川路、岩濑一起，为得到朝廷批准而进京。暂且不论将军继嗣问题，从大局来看，当时改革派大名所期待的朝廷与幕府合作路线、幕政改革运动都在有条不紊地稳妥进行。在这一背景之下，改革派的一桥派大名正期待天皇和朝廷迅速批准条约。为了改革幕政，公武合体的协作推进已成为大前提。

联姻的大名和贵族

在有力大名中，最早转而主张积极通商的是岛津齐彬，在哈里斯抵日的安政三年（1856），岛津齐彬就曾说：“希望（日本）贸易兴盛，武备充足，被视为世界中的强国。”（《鹿儿岛县史料齐彬公史料》二）

岛津齐彬在堀田从江户出发进京前，向姻亲的近卫和三条致信称，“迅速同意条约方是良策。”而且在动身当天，就连一向以顽固著称的攘夷论者德川齐昭也给姻亲太阁鹰司政通致信称，“难以无缘无故驱逐（外夷）。”（《水户藩史料》上）曾经批判条约的山内丰信也在两天后向身为内大臣的姻亲三条实万传达了“存在战争的危险，是为下下策，宜将此事委托幕府”的意愿。松平庆永已向幕府呈递积极开国的意见书（《昨梦纪事》二），主张成为“世界中的强国”，举国获利。他还派家臣桥本左内入京，向朝廷说明批准条约和将军继嗣的问题。总而言之，不只岛津齐彬、山内丰信、松平庆永，连顽固的德川齐昭也请求朝廷批准条约。

原本，摄家的高级贵族是通过姻亲中的大名悉知政治和外交详情的，如《近卫家书类》的记载便称，本应是幕阁独占的荷兰别段风说书等诸多情报都从萨摩藩传到了近卫家。另一方面，摄家间也频繁交换关于武家动向的情报，对姻亲大名已同意条约之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在面对天皇和关白询问时，三公和两役等担当政务的公卿，大都对条约表示同意，并称“实是不得已”（近卫忠熙）。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老太阁（前任关白）鹰司政通的存在。在孝明天皇十六岁继承皇位时，他曾因天皇年幼担任过准摄政一职。从担任上上代光格天皇的右大臣开始，鹰司政通先后侍奉了光格、仁孝、孝明这三代闲院宫系的天皇，而且担任关白一职长达三十四年，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在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时，他时年六十九岁。

佩里叩关前后，鹰司作为关白向幕府递送了强化海防的朝廷意见书，也曾就外交问题多次表态，该意见书与幕府的方针一致，支持幕府的立场。正如幕阁所评价的那样，老练且务实的鹰司政通关白拥有让幕府给朝廷最大限度馈赠的权谋术数。佩里叩关之时，传闻幕府向朝廷捐献一万两，其中获得最多馈赠的便是鹰司。朝廷贵族评价鹰司政通“相当富裕”（下桥敬长《幕末的宫廷》），鹰司也确实是公卿中最有实力的一位。

鹰司政通从佩里叩关时就已经赞同开国论，他评价美国总统亲笔信“非常平和仁慈，不应憎恶”，主张当时应尽早“开展贸易，获取利益或为上策”，并且评价负责友好通商条约谈判的岩濑忠震是“实际之人”（致近卫书简）。鹰司与幕府间建立“互帮互助”的合作关系，这与改革派大名的立场一致。

读罢顽固的德川齐昭送来的表示不得不缔结条约的书信后，鹰司将齐昭的意见告诉了“深表认同”的近卫忠熙，并将齐昭的书信秘密呈给天皇御览。对年轻的孝明天皇来说，鹰司是“如师如父般”（桥本左内评语）的存在。对于友好通商条约，鹰司政通称“太阁三十多年的成败在此一举”（《三条实万手录》一），积极同意批准条约。如此看来，老中堀田对朝廷批准条约持乐观态度，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向朝廷陈情

孝明天皇曾说，“无论幕府的供奉何等巨款，掩人耳目实乃天下之灾难。”世人大多将这一说法理解为，幕府通过巨额贿赂来控制朝廷，但事实上，江户时代的武家有求于朝廷时，给予“辛苦费”乃是通常做法，天皇不予接受的情况反倒不寻常。

堀田率领消极开国派的川路圣谟和积极开国派的岩濑忠震两位条约交涉的当事者到达京都，在二月中旬同朝廷的两役会面。川路和岩濑详细介绍了西欧的工业、军事技术与国际情势。他们从“欧洲各国在三四十年前平息战乱”开始说起，论及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维也纳体系下的产业革命、在全世界扩张的海外贸易、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导致日本成为美国和中国的通道、鸦片战争、荷兰的开国建议、普提雅廷来航、佩里叩关、斯特林来航、同哈里斯的交涉、印度民族起义、美墨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等等，并在详细解说的基础之上主张无法拒绝“亲善贸易”。

此外，他们表示欧美各国的主张“并非虚张声势”，“武备不整”的幕府“领会无法锁国之义”，如今武家“十之八九”已然同意。如同游说诸大名一样，川路将幕府掌握的国际知识和盘托出——正如他在日记里写道的——“详尽细致地介绍了西洋的情况”。

第二次会面时，堀田向朝廷提交择其要点的长篇备忘录。如上文所述，认为幕府试图通过金钱控制朝廷的观点，其实是充满偏见的彻头彻尾的俗论。然而，尽管崛田与川路、岩濑等当事者一起进京游说，孝明天皇在接受幕府预先告知的外交情况说明之前，已向公卿表达拒绝批准条约的意向，之后还呵斥了近卫和九条等摄家。

孝明天皇和鹰司太阁的对决

对于坚持不批准条约的孝明天皇来说，太阁鹰司政通是最棘手的存在。鹰司政通“聪明、圆滑”（桥本左内的评价），拥有实力，而且鹰司政通的祖父鹰司辅平是开创闲院宫的直仁亲王的亲生儿子，因此鹰司政通等同于王孙，血统承自东山天皇，以“我比至尊（天皇）血统更优秀”为傲。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天皇受关白等人的限制，孝明天皇也受到九条关白、身为前关白的实权人物鹰司政通太阁的限制。18世纪末，从旁系入继天皇的光格天皇试图授予父亲典仁亲王太上天皇（前天皇）的尊号，以强化自己的天皇血脉，但因和幕府合作的前关白鹰司辅平（典仁亲王的亲弟弟）阻挠而未能如愿。从光格天皇开始，包括孝明天皇、明治天皇在内的闲院宫系，都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属于血统较弱的旁系天皇，为此，光格天皇致力于强化天皇权力。尊号事件之后，胜利一方的鹰司家在直到幕末的七十年之中，占据关白一职长达五十余年，深受幕府信任，因此，年轻的孝明天皇唯恐干练的鹰司太阁就批准条约一事向自己进言。

此前，天皇无论何事都说“太阁所言之事，悉皆遵行”（一月二十六日天皇书简），之后却称议事之时，“太阁以多言封住予（天皇）之一言”（二月二十八日天皇书简）。天皇和太阁的这场冲突在二月二十二日于常御所的小客厅发生，九条关白也在场。两日前，天皇致信九条关白，希望他在鹰司太阁见驾时在场。该信充分说明了天皇对高级贵族中的实权人物抱有何种感情。

疾病痊愈后的鹰司政通刚复出便与天皇联络，但是天皇并不高兴，理由是：“若与太阁相对而坐，我（孝明天皇）完全无法表达意见。即便开口，依照以往的情形，我所言之事也无法通过。”因为太阁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天皇表达的意见和太阁的不一致时，也必须按照太阁的想法行事，因此天皇十分担心出现意见“极其相左”的情况。

天皇希望九条在太阁见驾当日佯作不知（不期而遇的样子）前来同席。在气氛紧张之时“帮腔”一二。因为鹰司家就在九条家的对面，稍加留意便可知太阁何时前来见驾。天皇叮嘱九条务必前来，此非私事，乃为天下计之。当时两家分别位于东宫御所的南面和堺町门，对门而居。两天后，太阁“深怒”（天皇书简），前来见驾，表示有话要说。两人果真发生了冲突，天皇面对鹰司一言不发，太阁顷刻勃然大怒，此时关白九条按照约定在场。鹰司太阁表示要辞去内览（阅读天皇文书的职务），天皇则道“（汝）诚为天之助力”，“此时不宜失去”，与关白商讨对太阁的处罚。

应对鹰司太阁的天皇，与斥责高级贵族时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这位侍奉神明的年轻君王在强势与怯懦之间剧烈摇摆，此次通过与作为摄家代表的太阁较量，幕末的年轻天皇第一次开始贯彻自己的言论。

面对面的鹰司家与九条家　公家的住处围绕着图中靠左的“禁里御所”（天皇御所）（出自《掌中云上拔锦（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第二节　孝明天皇否决条约

贵族的“列参”

此时在京都，桥本左内和川路圣谟也加入推进条约批准的队伍。同时在将军继嗣问题上，为了推举一桥庆喜继任将军，一桥派正试图请求朝廷密旨（内敕）。对于该动向，一般说法认为，南纪派的井伊直弼派遣谋臣长野义言与九条家的家臣岛田左近联合，成功促使九条尚忠关白赞同南纪派的意见，且令其对条约的态度转为赞同。但这种说法极其肤浅，只是单方面地将南纪派和井伊视为恶人。

孝明天皇为了与倾向批准条约的鹰司太阁抗衡，拼命动员九条关白。“太阁如向尊公（九条）陈情，绝对杜绝模棱两可，务必应对。”（二月二十日天皇书简）天皇不断劝说，但九条关白不顾天皇的鼓动，转而支持幕府。

天皇询问九条改变主意的理由，九条回答说，一旦“公武决裂”（后果难料），对此“担心至极”，作为“官员”（关白），无论内心如何，“断难随心所欲”。可见，拒绝天皇的要求并非因为贵族陪臣或藩士、浪人的游说，而是因为幕府赋予关白限制天皇的职责。

此时，九条关白鉴于青莲院宫与近卫、三条的“危险”言行，禁止他们面见天皇。趁此机会，伏见宫家的青莲院宫，即后来在公武合体运动中十分活跃的朝彦亲王，因为与近卫亲近，便开始作为中间人，走向条约批准问题的前台。

孤立的天皇秘密写信给近卫，吐露“实则寡不敌众”的心声，加以呵斥和鼓说，近卫和三条等人则“抽身”，闭门不出。在此期间，堀田正睦说服与九条关白有联络的武家传奏，令关白感受到强大压力。如前所述，关白制约天皇的任务是幕府赋予的，在九条关白履行职责之时，天皇没有扭转的权势。于是，九条制定了将条约委任于幕府的草案。

但天皇仍在试图反抗，他吩咐关白将草案示以现任公卿（参议以上的公卿），于是现任十二名公卿撰写了草案修订意见书。以此为契机，平公家八十八人集体前往御所和关白宅邸，进行了被称为“列参”的集体强行上告。这种行动只在江户时代光格天皇尊号事件之时出现过，而这次列参中公卿群情激昂的状况要激烈得多，如有官员在日记中记录道：“吵吵嚷嚷，实是前所未有之事，稀世奇闻。”（《桥本实丽日记》）幕末的平公家有一百二十八家，有三分之二参与了列参。

列参公卿的意见书的宗旨是要求再次征求大名意见，如果唯幕府之命是从，朝廷便无存在的意义，但又担心内乱，因此希望稳妥行事。接受列参的关白和三公两役在朝议上协商后，对堀田的最终答复是友好通商条约“难立国威”，这是比列参意见书更进一步反对条约的回答。三条实万制定了草案，天皇的意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实际上，武士也曾采取列参的措施，后来一桥派大名对井伊直弼进行的不时登城[3]，便是等同于列参的抵抗。如在农民之中所见到的一样，武家也会通过类似国诉和武装起义的列参宣示武力。在国诉中形成多数派的运动，幕府也绝不会视而不见，即使在朝廷，多数公卿宣示武力的行动也会推动朝议，这显示出近代之前社会中展现武力的重要性。

被建构的“叙事”

《维新史》以来，学界一般说法中完全没有触及的，是改革派大名对这种列参和朝廷反对条约倾向的重大意见。

例如，在由松平庆永派出的桥本左内寄给本藩的中根靭负的信中称，“此类列参出于南北朝以来官家（朝廷）的乖僻，不论事情之善恶，动辄做出此举”，“王纲不振，遂肇此端”，批评关白不“以王法”整肃，指责朝廷“乖僻”“王纲不振”，言辞十分严厉。土佐藩的山内丰信在前述堀田上京时的书信后，也不断给姻亲三条家写信。

在三月初的书信中，他引用“后醍醐帝之覆辙”，即元弘之乱（元弘元年［1331］）中导致天皇流放至隐岐的起义，直言即使天皇“英明果断，一时愤慨之余”，不批准条约，摄家也应思虑周详。山内丰信还警告，此时不同彼时，天下将不响应朝廷。

四月，在得知朝廷的答复之后，山内丰信在信中猛烈地批评朝廷的想法“如同书生之论”，询问“如果引起战端，该当如何”，“朝廷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如此，国家大事有欠斟酌”，甚至有意命令担忧“海内过半不欲征伐之势”的士兵执行“鲁莽之战”，实乃“危过累卵”（《昨梦纪事》三）。山内丰信的论述的确坦率明快。

得知朝廷反对条约的堀田询问议奏，如果拒绝条约引发纷争，该当如何？议奏答，“如彼（哈里斯）引发异变（战争），亦无可奈何”，认为与欧美发生战争也是迫不得已。为此，踏上归途的堀田向江户老中报告说，朝廷“不知理智为何物”（三月二十七日堀田书简），这应该是他的真实感受。

《维新史》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在这段历史中，幕府软弱、卑躬屈膝，相比之下，朝廷与天皇听取大名意见，坚持反对缔结条约，坚决执行正确的主张。但事实上这只是被炮制出的“叙事”，不过是基于称颂朝廷与天皇的皇国史观所虚构的事实罢了。

孝明天皇主张拒绝签订哈里斯的条约，如果美方不听，则决心“即使加以驱逐亦在所不惜”。在堀田回来之后，幕府实际上也在考虑拒绝签订条约，敦促朝廷做好引发战端的心理准备，“一旦予以拒绝，墨夷（美国）同盟之诸蛮一同来袭之事难以预料”，并命令朝廷削减经费和祈祷。

外交并不是观念和思想方面的问题，而是左右国家命运的现实问题。正如陈舜臣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是围绕毒品鸦片、事关中国民众存亡的现实战争，对中国来说乃是迫不得已。如前所述，虽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连战连败，但清朝并没有垮台，但是幕府的情况不同，幕府承认“武备不整”，并冷静地意识到，与身为“大国”的中国和俄国不同，日本是“弱国”“小国”，若事态演变为战争，幕府就会垮台，国家将不再统一，因此认识到危险的大名同意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尽管当时是19世纪，“强力国家”“大国主义”也并非唯一的道路，外交斡旋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在现实的外交问题上，岛津齐彬、山内丰信、松平庆永自不必说，连德川齐昭这样的攘夷论者也要求批准条约，孝明天皇却做出“无谋”的选择，在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上游走。在堀田等人说明国际形势，大名也同意签订条约之后，天皇又在信中说，“皆翘首拭目以待朕（天皇）之睿虑。”（二月十六日天皇书简）从这句话中可以推测，天皇对自我评价过高，以为大名对朝廷意向有所期待。

朝廷的世界

尽管岛津齐彬、山内丰信、松平庆永等人拼命游说，朝廷依然没有给出批准条约的答复，这一点非常重要。摄家之间频繁交换有关有力大名行动的情报，已周知松平庆永等人对条约没有异议，连固执的德川齐昭也向鹰司呈送意见书，言明不得不承认条约。处于狭小御所之内的摄家情报网快捷高效，公卿与武家之间的姻亲关系也如同岛津家与近卫家的关系一般极其深厚。这两家经常联络，在政治活动上也不即不离。但当出现批准条约这种具体的重要问题时，近卫家虽然充分了解岛津家的意向，但依然决定与公家步调一致，连鹰司政通最后也屈服于朝廷的大势。

九条家与鹰司家是门对门的邻居，而且如前所述，鹰司政通的亲儿子曾入继九条家成为养子，九条尚忠自身也是二条家的养子。而且，孝明天皇的夫人（典侍）是九条的女儿，鹰司也曾向一条家送入养子。鹰司、近卫、一条、九条均有亲王入继，由此成为王孙。由此，贵族在狭小的御所内形成了世代交织、错综复杂的浓厚血缘关系。

据明治维新后详细介绍幕末朝廷情况的《幕末的宫廷》一书所言，朝廷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宫家不斥责人，所以不让人觉得害怕。但若是五摄家，有人做错事（指御膳配膳之事），五摄家也不会当下斥责人，但当事人不知道会被如何对付，比如我（山科）之后有什么请求的话……五摄家便不会答应，因此大家都害怕五摄家”。旁系的摄家解手时，平公家必须站到廊下为其洗手、递毛巾，因此“没有比麝香间（摄家等待上朝的房间）更恐怖的地方”。另外，“摄家、大臣、亲王平日进宫时会用竹制轿子，在重大节日进宫时则使用马车，总之绝不步行进宫”。

可见朝廷的等级是何等森严。五摄家之中的四家均有亲王入继，以“王孙”身份为傲。原本整个朝廷社会都是在御所之内持续了数百年以上的近亲，自称为“云上”，其中尤其是五摄家与天皇形成了浓厚的血缘关系，支配着“云上”。而无论是九条尚忠还是鹰司政通，即使与天皇对立也无法脱离御所，也是因为与天皇形成了渊源深厚的血缘关系。

云上是武士难以控制的森严的等级社会、朝廷的政治世界，幕府向哈里斯言明的、一桥派大名所期望的“严肃仪式”由此受挫。一桥派肩负众望，试图推进幕末政治改革，以武家的身份拼死游说，却撞上云上这一闭塞空间而失败。

六月，天皇在写给九条关白的信中说明自己攘夷论的由来。他指出，中国选“贤才”为帝王，而日本“皇统连绵之事，诚为他国未有之例”，“日本独有之事，专以天照大神之仁虑，言语难以穷尽”，因为代代天皇乃“万世一系之血脉”，日本是优于中国的“神州”，因此与欧美友好通商是“神州之瑕瑾（瑕疵）”，无法应允。（六月二十七日天皇书简）

前文已经介绍过，幕府认为日本是“弱国”，这是秉持冷静且不盲目自信的对外认识。但孝明天皇基于“万世一系之血统”，认为日本是优于中国的“神州”，由此产生的外交论自然缺乏现实的合理性。

由上可知，批准条约问题的真相与《维新史》创造的“叙事”其实截然相反。稳重、开明、务实的幕府改革派势力受挫，因此坦率的山内丰信和颖慧的桥本左内批评天皇和贵族是“固陋”、不负责任的“无谋”。堀田正睦、川路圣谟以及岩濑忠震等开明派本预想条约会轻松获得皇室批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他们也为此失去威信。在堀田等人为批准条约徒劳地苦苦斗争之时，作为反改革派的南纪派也在加紧活动，井伊直弼升任大老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不时登城

安政五年（1858）四月下旬，堀田正睦返回江户之后不久（三日后），“无名”的井伊直弼被任命为大老。大名期待条约被批准，但堀田等人在京都受挫，消息已经传到江户。在此期间，南纪派渐渐占据优势，井伊打破先例，在就任大老即日开始在御用房执掌政务，其果断让周围人大为震惊。

五月上旬，将军德川家定向幕阁宣布庆福（后来的家茂）为下代将军，将军继嗣问题尘埃落定。一桥派的开明幕臣川路圣谟等人因“在京都的不合时宜之举”被贬，此后再也没有复职参与幕政。川路在庆应四年（1868）三月江户开城在即之时，留下署名“德川家谱代陪臣、顽民斋川路圣谟”的遗书后用手枪自杀，这是条约批准失败对幕府改革路线造成巨大打击的一个缩影。

此时在中国，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美国的蒸汽军舰密西西比号和波瓦坦号带着英军要来日本强迫签订通商条约的情报进入下田。哈里斯趁机要求日本与美国签订条约，幕府则因为朝廷拒绝批准而拖延签订，而赴京都要求批准条约的岩濑忠震等改革派主张立即签订。最终在六月十九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

条约公布后，在将军继嗣问题上策划让一桥派逆转的堀田、岩濑也被罢免。一桥庆喜、德川齐昭、德川庆恕（庆胜）等人采用“不时登城”这种等同于列参、集体强行上告宣示力量的行动，与井伊直弼对抗。他们指责井伊“违敕”签约，希望将其罢免，但没有扭转事态，反而在七月受到隐居、急度慎的处分。事实上，条约签署是一桥派幕臣岩濑等人推动的，德川齐昭等人的追究反而让井伊愕然，并且被轻而易举驳倒。一桥派大名的“不时登城”发生于将军继嗣决定公布的两天前和一天前，其中包含了改革派企图扭转将军继嗣决定的目的。他们企图利用条约这一外交问题和“违敕”这一涉及朝廷大义名分的内政问题，让幕政回归合作路线，但最终失败。

“戊午密诏的真相”

孝明天皇得知井伊直弼就任大老后表示，“（幕府）终会还击，贯彻关东（幕府）的意旨”，为此须加强戒备。他还不断申斥鼓说关白九条尚忠等人，“无论（幕府）如何说辞，绝不可心存二念。”听到江户方面签订条约的消息，天皇“愤怒不已，悲痛担心，一筹莫展，悲叹无限”，命关白召集三公和两役等担当政务的公卿商议，朝议决定要求三家和大老中的一人上京。天皇认为幕府有失“征夷之官职”，表示自己“高居帝位，对聆听万机政务、治理之事力有不逮”，暗示让位，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让位，鹰司太阁与幕府共谋拥立幼帝，从此得偿所愿。

幕府没有接受朝廷希望三家和大老中派出一人上京的请求，而是派出身为老中的间部诠胜上京，而且表示要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天皇斥责“关东刁横”，向三公等公卿发出要求其考虑对策的意向书。对于大老上京的传言，天皇恐惧地说，“如若上京，宛如进入地狱、恶鬼之中一般”，命令商议起草密诏，“设法考虑密书之事”。但九条关白对天皇的意向书有不同意见，认为“文体过于严苛”。天皇拒不相让，以让位相逼，由此产生“戊午密诏”。

密诏暂且抛开外交问题，阐述国内“治乱”，文中包含排斥井伊直弼、赦免德川齐昭、拥立一桥庆喜的意思。该密诏被送往水户藩，大久保利谦将其评价为朝廷的“宣战布告”，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九条关白在手记中推测，密诏出现的根源是近卫与鹰司的“奸计”、水户藩的阴谋、三条的推波助澜。虽然有这些原因，但事实上是孝明天皇发挥了主导作用。战前以来，《维新史》所持的一般说法是认为水户藩和萨摩藩志士在暗中活动，这种说法比九条关白的证言更加穿凿附会，是规避探讨天皇动向、无视朝廷自主性的观点。

密诏出现的背后有萨摩藩等与高级贵族、姻亲等的关联，这的确是事实。

戊午密诏发出之后，左大臣近卫忠熙告诉萨摩藩，幕府的动向“可疑”，如若“发生异变”，“秘密请求”以萨摩藩的“警卫”（出兵）作为“绝密的手段”。翌日，萨摩藩士西乡隆盛估计间部诠胜老中会“暴发”（大镇压），因此制订了联合水户藩、尾张藩、大坂城代的举兵计划。西乡在将军继嗣问题上接到岛津齐彬的密令，曾游说大奥身边的相关人物。

关于岛津齐彬的意向，前几年出版的《鹿儿岛县史料齐彬公史料》记载称，六月，岛津齐彬对近卫家说，“此与弘安、蒙古不可同日而论，请深思熟悉”，并警告会演变成“内乱的景象”。对于朝廷要求上京警卫的探询，齐彬则表示“恕难应允充分处理”，“此事亦会成为内乱之媒”，于是予以拒绝。但岛津齐彬在此信后的一个月，即密诏发布的前一个月，在萨摩藩地突然去世。

通常说法认为，岛津齐彬做好了率兵三千上京的准备，并且向西乡发出密令，但是其真假不明。岛津齐彬在密诏发出一个月前去世，当时他正在操练兵马。辅佐后继藩主岛津忠义的前藩主，即起用调所广乡进行天保改革、重建萨摩藩财政的岛津齐兴，是全盘否定岛津齐彬政策的慎重派，在对抗幕府压制上不逊于岛津齐彬，但他彻底回避进入中央。

天皇发出密诏请求大名在不测之时出兵，密诏从姻亲的摄家传达给了有力大名。从近卫家传到尾张、萨摩、津三个藩，从鹰司家传到加贺、阿波、长州三个藩，从三条家传到土佐、越前、因州（鸟取）三个藩。长州藩在收到密诏后呈交了承诺书，但没有出兵。据说土佐的山内丰信直接烧毁了密诏（《山内容堂传》），这种应对方式很符合丰信刚毅的性格。总之，在幕府对朝廷进行大镇压之时，各个藩都按兵不动。

从安政五年（1858）到翌年，在大老井伊发起的镇压即安政大狱事件中，一桥派的桥本左内等藩士和浪士、近卫忠熙等公卿、德川齐昭等大名、岩濑忠震等幕臣全部受到处置，受牵连者达百余人，桥本左内与吉田松阴等被处以死刑。

天皇虽在十月对九条关白道，“太过轻率，缺乏思虑”，“毫无疑问，一切均将烟消云散”，表示屈服，却又在十一月对近卫说，“务必秘密潜入萨州等地，必须收服逆贼。”但也如前所述，萨摩拒绝出兵是因为没有机会或机会早已丧失。于是，天皇在十二月份承认幕府的外交方针时表示，“对关东（幕府）诸老（老中）并无疑虑。大致而言，对于蛮夷的处理方式，尽管尚心存疑虑，至此亦冰消瓦解。”

间部再次说明了“清朝的覆辙”，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签订条约的结局，并约定在七八年或十年后修改条约，但天皇坚持将来采取攘夷路线，没有让步。虽然幕府的镇压波及三公、近卫、鹰司、三条及其以下，天皇曾经如此那般地申斥激励，反复言及对于拒绝批准条约“绝对无须担心”，敬请放心，必定不会“折心”，但此时并没有让位，而是继续在位。

在野的历史学家尾佐竹猛在《明治维新》（上）一书中，以其鲜明的自由主义观点评价了这份戊午密诏，称其显示出朝廷的“一大抱负”，但严厉批评其“高估水户藩的力量，低估幕府的实力，对一般政情认识不足，不得不说是方法有误”。正如他所介绍，深入来说，朝廷认识不足的重要原因是孝明天皇认识不足。纵观大局，幕府的岩濑和川路等开明派势力被葬送是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同时，孝明天皇执着于攘夷，导致通过慎重开国论构建的顺畅的公武合作难以继续推进，在外交和内政问题之间引发了难以解决的“错位”。

樱田门外之变

西乡隆盛在藩主岛津齐彬突然去世之后，也制订了萨摩藩的出兵计划。但因安政大狱事件回到藩地后，他与勤王僧侣月照计划一起跳进鹿儿岛湾自尽，最后月照死亡，西乡却捡回一命。为了躲避幕吏的追捕，他制造自己已经死亡的假象，改名为菊池源吾后，前往奄美大岛潜居了三年。在萨摩藩，安政大狱的镇压和前藩主岛津齐兴的压制，让中下级武士堀仲左卫门、有马新七、大久保利通、松方正义等四十余人团结在一起。

他们继承齐彬的“遗志”，联合水户、长州、越前等藩，计划去江户袭击井伊直弼大老，去京都袭击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藩主岛津忠义的生父岛津久光通过忠义写的希望他们不要离开藩地的亲笔信，赞扬大久保等人是忠诚之士，请求其珍重。受此鼓舞，大久保等人停止了行动，选择与藩地一起出兵，自称“诚忠组”，形成萨摩藩的尊王攘夷派，但是，与水户藩推进合作的有村次左卫门强行离开藩地。与不断下野、流放、入狱的西乡隆盛截然不同，一直走在实权派道路上的大久保登场了。西乡和大久保两人是同一町内的发小，都是下级武士。

在水户藩，高桥多一郎和金子孙二郎等激进派计划举兵，但是因为在戊午密诏的返还问题上，幕府施加了强大压力，他们于是开始具体谋划袭击井伊直弼。安政七年（1860），水户藩和萨摩藩的尊王攘夷激进派之间达成举兵的盟约。三月三日，那是一个下雪的早上，十七名水户藩士和一名萨摩藩士以手枪声为信号，从两侧袭击登城的井伊直弼队伍，其中，有村新七暗杀了井伊直弼。

岩仓具视的登场

井伊死后，磐城平藩主安藤信正就任老中首座。一桥派中曾被井伊罢免的关宿藩主久世广周也再次担任老中。截至文久元年（1861），安藤与久世执政了一年多。安藤主管外交，久世负责内政，据说安藤的外交手段在幕臣之间颇得人心。在那个政治势力版图正发生巨变的时期，他们共同肩负着稳定幕政的重任，于是两人策划让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与德川家茂将军结婚，也就是所谓的和宫下嫁。

在此之前的安政五年（1858）安政大狱时期，井伊直弼方面也曾提议公主下嫁，但朝廷以和宫与有栖川宫已有婚约为由拒绝了。樱田门外之变后，权威受损的幕府为了公武合体，重新正式请求和宫下嫁。而天皇表示，虽然幕府提出公武合体，但公武之间并不存在问题，无须担心，只是对“蛮夷之事”“终归无法同心”，（对和宫下嫁）“尚在犹豫”。这时，建议天皇响应幕府请求的便是岩仓具视。

岩仓以“恢复朝权”“王政复古”为基本方针，建议必须从幕府手里收回政权。和宫下嫁，是幕府想借朝廷威风“粉饰”自身霸权的策略。但寄希望于连大老井伊都被暗杀的幕府施行攘夷，无异于“拿竿子打落天上的星星”，是天方夜谭。虽说必须完成收回政权的“大业”，但“口舌之争”无济于事，必须“诉诸干戈”。但是天下大名的形势尚未成熟，幕府尚未衰弱，和大名结盟会“导致天下大乱”，尚非可行的时机。朝廷如今需要等待时机，筹划取得霸权的“谋策”，送和宫下嫁恰好可以消除隔阂，实现名义归幕府、实权归朝廷的目标。

就像“等待时机”一词所象征的一样，岩仓的建议贯穿着现实主义，通俗易懂，很符合他的风格，这种“聪明、成熟”是他在侍奉老练的鹰司政通时所学到的手法。如此一来，今后的政治展望不是和大名联合，而是将重点置于“王政复古”之上，这也是岩仓毕生不变的重要立场。此时朝廷追求的“王政复古”顾名思义是包括天皇、摄家在内的朝廷的“王政复古”，与明治维新时期岩仓所策划的“王政复古”不同，后者是在推翻持续九百年之久的摄关制之上的天皇自立，实际上是新型的王政复古。

天皇接纳了岩仓的建议。岩仓的“王政复古”方略虽然在这一时期尚未涉及否定摄关制，但由一介平公家岩仓来主导策划天皇恢复权力，与后来的王政复古已有相近之处。

纵观大局，摄关家的实力派鹰司政通、近卫忠熙、三条实万由于安政大狱而受罚隐退，方才开辟了岩仓活动的舞台，一直被压制的年轻的孝明天皇才有自立的可能。鹰司、近卫、三条并没有因为和宫下嫁而免遭惩罚。对于近卫、三条等人，天皇也曾如此那般承诺让他们“放心”，但到安政大狱时又对他们弃之不顾，这正是“政治的黑暗”之处。

被删减的天皇书信

对于和宫与将军的婚姻，主流说法大都认为孝明天皇是迫不得已同意的。这个问题与安政大乱后天皇的政治立场有关，直到今日仍有许多解释不清楚的问题点。

据《维新史》记载，万延元年（1860）幕府同意七八年或十年后攘夷，朝廷接受幕府希望和宫下嫁的请求，但由于和宫不同意，九条关白想要处罚和宫的生母（观行院）与兄长桥本实丽。为此，书中还引用了遭到和宫方面抵抗的孝明天皇写给九条关白的书信，信中天皇计划用皇女寿万宫替换和宫。

信中，天皇认为和宫下嫁是“一和之上之一和与喜庆之事”。宫内省编撰的孝明天皇史料集《孝明天皇纪》以及日本史籍协会发行的《九条尚忠文书》中都收录了该信。但是对比二者发现，在《孝明天皇纪》中，书信的中间部分被删除了，删除的部分如下，这些内容恰恰记录着天皇的本意。

对两人（桥本实丽和观行院）的处置，务必向幕府申请，务请（九条关白）加以处罚，如若与关东的亲事（与将军家茂的亲事）未成，亦不可善颜恩准其与有栖川宫结亲，彼有此心，朕（天皇）亦不准。岂不知尚有出家为尼之路？以上种种皆有赖尊公（关白），由予（天皇）出面，甚为有害，如尊公（关白）亦与朕同存此心，诸事拜托。

从让和宫去当尼姑这一部分可知天皇自身对公主下嫁将军的迫切意向。《维新史》的记载称，九条关白想处罚桥本实丽等人，但实际上是天皇自己秘密指示关白请求幕府处罚桥本等人。由此可知，自从因安政大狱同意幕府的主张之后，天皇对幕府的政治立场实际上骤然发生了巨大转变，急速向幕府方面靠近，但这一点是二战前《维新史》中避免触及的部分，也是战后被实证为幕末史中的黑暗部分。天皇一直对正式承认攘夷持保留态度。

第三节　萨长的幕政改革

周布政之助

安政五年（1858）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动，朝廷不批准友好通商条约（三月），井伊直弼就任大老（四月）。在这种形势下，长州藩的藩地政府（相对于江户而言的地方政府）在五月中旬确定了“藩是三大纲”。

所谓“藩是三大纲”是指，“对天朝（朝廷）忠诚，对幕府信义，以及继承洞春公（藩祖、毛利元就）以来的忠志，重视（对藩祖的）孝道。”长州藩将“对朝廷的忠义”置于首位，开始从幕府政治中独立出来。藩地政府的领导者是天保改革领导者村田清风的继承人周布政之助。依照近世的藩制，藩地政府原本是不可以越过江户政府（江户藩邸的政府）直接站到前台处理“外政”的，但是此时，周布等人的藩地政府从坪井九右卫门所在的江户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以此为契机，周布派开始自称为正义派，坪井派则被冠以俗论派之名。

八月下旬，戊午密诏的复件经由鹰司家和正亲町三条实爱，被带到长州藩厅，藩厅暂时予以接受，但是于九月秘密入京的周布与鹰司辅熙（政通的亲生儿子、右大臣）等人会面，明确表示，“古代也有朝廷和外国交流沟通的先例”，攘夷论乃“固陋之弊”。

此后，周布提拔木户孝允（当时名为桂小五郎）和高杉晋作，并且一直主导长州藩急剧变动的活动直到元治元年（1864）。物产交易政策便先后经由村田派和坪井派，以及之后的周布派和坪井派之手轮流推进，藩地的政治路线也明显向独立于幕府政治的方向转变。

周布派通过藩主出席的御前会议推出安政时期的藩政改革纲领。主持御前会议的不是毛利家族，也不是担当重要职位的加判役和家老，而是作为右笔役的周布政之助等实务官员。周布派在“本邦（日本）时运由此一变”的安政五年（1858）的形势下，主张“自国（长州藩）坚守之政道”，即主张自立崛起。

在御前会议上，周布派决心在此“内乱外患”的时代为“专心备战”而推进完善“西洋枪阵”，而且在改革纲领中规定，事关重要“大义”之事由藩主出席的御前会议决定。主导御前会议的是石高百石以下的周布等实务官员，即有司。虽然此前重要的政策也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但此“规定”（掟）制定之后，则变成必须在御前会议上决定。这表明实务官员的有司集团建立了拥护藩主、自上而下强化藩国统治的体制，御前会议体制成为明治维新前长州藩政治活动的基石。

长州藩的开国之策

如第三章所介绍，长州藩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大规模推行物产政策，激发地方经济活力，在此基础上维持较高的年贡率。文政年间的物产政策是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全部”物产的征收政策，由此爆发了第二章所介绍的天保二年大起义，农民集中捣毁了物产会所，认为那是“文政物产征收政策的大害”。如今的物产政策正是从对这次失败的反省中产生的。长州藩在藩外大力推行藩直辖的物产交易政策，一直掌握着地方经济的主导权。

天保改革设立了国产方，登记农村的在乡商人，采取向领外各地外销藩内物产的政策。但是，如前面所介绍，由于幕府天保十三年（1842）颁布的株仲间（行会）解散令，诸国的专卖制被禁止。翌年，萨摩藩的唐物走私事件被揭发，新潟领地被收回，又一年后，摄津飞地被收回。与此同时（九月），长州藩废除国产方官署，物产交易也被迫停止。

20世纪50年代恢复物产交易，下图描绘了50年代以来幕末长州藩开展的物产交易全貌。虚线圈住的部分是京都、大坂、大和周边的上方，以及浦贺、武州等江户周边地区。在江户附近的浦贺建立据点是文久元年（1861）的事情，周布也参与策划，以金钱纠纷事件为借口征收浦贺船运商的股份和房屋宅地。着眼于浦贺是因为这里有检查运输船的浦贺番所，周布计划在此建立据点，“随意操纵”运往江户的物产。

长州藩幕末的物产交易图　本图只标注主要的物产。参照田中彰《幕末萨长交易的研究》《萨州御交易录》《产物事》《忠正公传》《周布政之助传》《佐藤家文书》制成

安政三年（1856），长州藩在萩的小畑浦初次建造的纵帆船——君泽型的丙辰丸开始在萩和江户之间航行，从事长州藩与江户的贸易。为了建造藩船丙辰丸，长州藩聘请了曾为普提雅廷在君泽郡户田建造纵帆船的伊豆造船工匠，还动员毛利水军的造船工匠，通过融合日本船的造船技术建成西式帆船。该船全长二十四点五米，船员十七人，装有四门大炮。安政七年丙辰丸的首次江户航行中，萩首屈一指的豪商菊屋、产物方官员，以及高杉晋作都在船上，高杉还写下了航海日志《东帆录》。此后，长州藩又投入两万两建造更大型的庚申丸，还用江户藩邸地板下储藏的“穴藏贮藏金”，在横滨购买价值十二万美元的蒸汽船壬戌丸和二十万美元的癸亥丸。

在丙辰丸驶往江户的同时，木户孝允为了躲避幕府的追捕，秘密潜入横滨通商口岸，将外国贸易的情报呈送给领导者周布，如“平纹细棉布（金巾、英国薄棉布，进口商品第一位）一百反的价格比江户便宜约二十两”。

参与江户和大坂周边（上图的虚线部分）贸易的是豪农与豪商，图上江户贸易中出现的武州的根岸家是幕末活跃的关东草莽（在野的志士），也是曾经参加新征组、上京的大里郡胄山村的大地主，在庆应二年（1866）武州改造社会起义之时组织村落自卫团，因以武力击退起义队伍而闻名。根据《新编埼玉县史》和沼田哲等的研究，根岸家在武州改造社会起义之前也曾参与蓑负暴动——天保时代围绕荒川治水而爆发的农民起义事件——为农民出谋划策，后被幕府处以流放江户的重罪。

根岸家是相对于幕府而言的地方豪农，表现出扎根于地方发展的政治动向，拥有当地的广泛人脉。周布就曾在情况紧急之时拜托根岸家为长州藩从江户藩邸秘密逃跑的妇孺提供中转地。

图上大和的村岛家是葛下郡高田村的村岛一族。高田村被评为大和国第一的大和棉花集散地，村岛本家则是其中最有实力的大和棉花商人。长州藩通过村岛家与上方的豪农商人交易，在村岛家与长州藩之间联络的是小滨藩的浪人梅田云滨，他与朝廷的青莲院宫来往密切。安政大狱事件中梅田云滨被捕，还在长州藩引起了是否应该整肃物产交易的质疑之声。当时恰逢安政大狱最激烈的时候，长州藩令产物方官署独立，致力于大规模的藩外交易。

文久元年（1861），长州藩在幕末政局中登场，提出“航海远略策”。长井雅乐根据藩命提出的航海远略策，是在长州藩开展物产交易的背景之下生发的政论。他主张“制造军舰、振兴物产、改革军制”，认为随着世界形势渐趋开明，国策转而开国也是“自然之时势”。这样的外交论与堀田正睦等人在友好通商条约承认问题上的议论异曲同工。

在航海远略策的附论中，长井还陈述了使用藩船丙辰丸和庚申丸的“武士兼职商人政策”，即所谓的重商主义政策，从中可以窥见长州藩让幕府认可物产交易政策的意图。要增强国力，“航海之外别无他法”，由安藤和久世掌权的幕府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与幕府缔结条约时一样，让朝廷接受还是个问题。第二年，朝廷批评长井雅乐蔑视朝廷，后者被迫自杀。长州藩的周布、木户、高杉的政治出发点其实可以说就是航海远略策这一开国之策，只是当时的航海远略策并没有攻击继续否定幕政改革的安藤与久世政权，而是试图说服朝廷开国，因此才归于失败。

萨摩藩兵进京

萨摩藩主岛津忠义之父岛津久光认为，大久保利通等人进入中央的计划为时尚早，因此加以压制，与此同时，下级武士以大久保等人为中心组成了诚忠组。激进派的有村次左卫门参加樱田门外之变一事，也给萨摩藩带来冲击。慎重的大久保制订了以久光为中心的藩方上京计划，不久与高级家臣小松带刀等一起被破格提拔到小纳户役这一重要职位，推进萨摩藩的出兵计划，并且努力压制激进派。

文久二年（1862）初，大久保利通前往京都，拜访姻亲近卫家。近卫家的户主前左大臣近卫忠熙在安政大狱中所受的处罚依然没有解除，大久保与其子近卫忠房会见，表明了久光的计划。大久保批评道，和宫下嫁的问题只是幕府将和宫作为“掌中之物”，幕府并不害怕朝廷，朝廷如无兵力也只会重蹈“戊午的覆辙”（重演戊午密诏的失败）。大久保表达了萨摩藩的重大决心，若久光拥兵上京，会令近卫忠房顶替九条尚忠的关白之位，并且准备足以守备的兵力，继而在天皇的“敕命”之下前往江户。萨摩藩内也有人主张“舍弃德川家”，但如此便“首尾难以相顾”，故欲采取要求改革幕政的立场，但在不得已之时将“无暇顾及是非”，“时机在此一举”。萨摩藩的目的是让受罚的一桥庆喜和松平庆永进入幕府中枢，恢复幕政改革政策。这次他们吸取安政五年（1858）的失败教训，调动兵力以重大决心寻求实现幕政改革。

大久保利谦在传记《岩仓具视》中指出，对于萨摩藩的重大提议，近卫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是幕末史中的重要论点。面对萨摩藩的提议，近卫忠房论及朝廷的形势，“九条尚忠关白是和关东（幕府）一体的，追随他的贵族很多”，而“睿虑（天皇的表态）或不出”，由此拒绝了久光的计划。

如前所述，孝明天皇曾经在安政大狱之际期待岛津齐彬等人上京，但是此次天皇的回应只有一首和歌：“忧天下，诚心可鉴，武士无瑕之魂。”这首和歌的意思是“已了解武士无瑕（纯粹）的心情”，其中微妙且模糊的否定意味，十分符合天皇的风格，也只有和歌才能表达出来。在条约批准之前的安政二年（1855），年轻的孝明天皇曾通过近卫忠熙赠予岛津齐彬和歌一首：“武士如同心。秋津洲（日本）之国有望，携手共治乎。”这两首和歌的区别相当明显。大久保和久光肯定了解天皇通过和歌表达的消极态度，而久光并未将其视作问题。

三月中旬，岛津久光与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一起率兵一千余人从鹿儿岛出发。有马新七等诸藩的尊王攘夷派企图利用久光上京的机会，袭击关白九条和所司代酒井，计划在伏见的寺田屋起义。致力于让朝廷和雄藩推动幕政改革的久光，在入京后的四月二十三日派出平定起义的藩士，有马等拒不服从的八人被杀害，这就是寺田屋事件。

井伊政权镇压由阿部正弘和堀田正睦推行的幕政改革路线，引来全国范围内的反抗。九州和西日本各地的草莽（在野的志士）如小河一敏、平野国臣、真木和泉等人联合开始行动，岛津久光和大久保利通以妨碍藩地行动为由加以镇压。长州藩的久坂玄瑞在反对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过程中，曾号召起义，打破藩主和贵族壁垒，声称：“诸侯不足恃，公卿不足恃，唯有纠合草莽志士共襄义举，舍外别无他策。”这是安政大狱发生之际同为长州藩人的吉田松阴所提倡的“草莽崛起”的思想。因为藩地运动是有组织的战斗，不满足于此的志士登上历史舞台也是情理之中。草莽志士中有脱藩的藩士和浪人，也有豪农豪商出身者，实际上无论人员还是运动都呈现出多样性。

岛津久光经濑户内海上京之时，土佐藩身为乡村武士的豪商次子坂本龙马也像很多草莽之士一样脱离藩籍。但他没有参加京都的寺田屋起义，而是沿着相反方向从下关前往萨摩。不久后，没有去京都而是进入江户的坂本龙马，与衷心敬佩的“日本第一人物”胜海舟命中注定般地相遇。草莽之士的运动错综复杂、多彩多姿，实际上无法单纯地一概而论。

像坂本龙马一样并不尊王攘夷的开国派草莽之士的运动其实也不计其数，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在寺田屋腥风血雨、龙马漫步九州之时，长州藩尊王攘夷派的高杉晋作身在长崎，为了前往欧美列强的居留地、中国太平天国军正兵临城下的上海。

入京的岛津久光对犹豫的近卫等人表示，人数众多的家臣之中也有“偏固短虑者”，极其担心他们迟早“失控”，并且表明要充分利用自己刚刚镇压的尊攘激进派的“失控”。可见“失控”这一危险的存在也是有必要的。

萨摩藩的“尊王”

四月中旬，岛津久光拜访京都锦小路的藩邸，与朝廷的议奏会面，要求赦免在安政大狱中受罚的近卫忠熙，令近卫忠熙担任关白，让幕府方面起用松平庆永和一桥庆喜。提倡雄藩操纵论的岩仓具视受天皇委托特地出席，也被举荐为前往江户的敕使候补。五月，大原重德被确定为派往江户的敕使，其刚直不逊于岩仓，是被称为“鵺[4]卿”的年长公卿。于是，自条约批准问题以来一直担任关白的幕府派九条尚忠因为萨摩藩的要求而被罢免。

实际上，在前面介绍过的日本史籍协会丛书《九条尚忠文书》（一）收录了九条被罢免翌日，孝明天皇写给他的“敕书”。天皇对九条的辞呈表示“实是遗憾，且无可奈何至极”，“浪徒之失控，着实危险”。天皇的想法正如前几日和九条商谈之时的态度一致，重又提及“并无他虑，还望见谅”。至于依照岛津久光要求而赦免摄家，天皇表明“前右府”鹰司是“令人担忧之人”。这封书信对九条家来说是重要的文书，因此九条家在“敕书”的题目之下特意添笔写了“重要之事”几字。天皇对九条的辞呈表示“无可奈何至极”，反映出其倾向幕府、赞同和宫下嫁的心思，以及对岛津久光行动的真实想法。

根据议奏中山忠能的记录，萨摩藩曾威胁议奏，如不确定敕使则会“失控”，为此中山忠能还感叹，“危险之至，（萨摩藩）偏固之国风令人无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天皇亲信久我建通在书信中将天皇称作“玉”。关于池田家和井伊家上京的传言，幕府方面知道“浪士夺玉之计策”计划先在彦根城将天皇“幽闭”，“玉之心意，如困彦城则无力”。如亲信所表示，天皇的真心并不倾向岛津久光。

岛津久光在京都的萨摩藩邸位于东洞院锦小路的西鱼屋町，正处于如今的繁华街道，距离御所只有两公里，极易向天皇施加威慑。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控制并幽禁天皇，看似是对天皇施暴，但对武家来说，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尊王”。这和今日所谓皇室崇拜不同，对我们而言是异文化的“尊王”。

于是，萨摩藩向幕府提出“三事策”，要求将军进京，设置五大老，以及令一桥庆喜任辅佐职、松平庆永任大老。萨摩藩的目的在于庆喜和庆永的回归，为此岛津久光率兵前往江户。七月，庆喜任辅佐职，庆永排除万难后任政事总裁职。幕府还在京都设置新的京都守护职，由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担任。幕政改革在庆喜和庆永的领导下进行，隔年的参勤交代制度改为三年一次，（大名的）妻儿被允许回藩，幕府向大名要求合作的主张做出让步。

岛津久光在归途中，于神奈川近郊的生麦村（今横滨市鹤见区）与四名骑马的英国人擦肩而过。藩士以英国人对大名队列无礼为由，斩杀商人理查德森，重伤两人。横滨居留地瞬间沸腾，外国商人集会，传闻战争随时可能打响，局势最后被英国外交部和海军所压制。这场“生麦事件”导致了翌年的萨英战争。

物产交易

岛津久光到达江户是六月七日，前一天长州藩主毛利敬亲正好从江户出发，避开岛津久光沿中山道前往京都，这一擦肩而过成为幕末史上萨长对立的开端。毛利敬亲到达京都河原町的藩邸是七月初。在此之前，岛津久光在京都推进向江户派遣敕使的政治活动，掌握朝廷的主导权，与此同时，长州藩接到敕书，己方的航海远略策被斥责为诽谤朝廷的攘夷论，因此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三事策”包括启用庆永和庆喜、将军上洛、设置五大老这三“策”，是萨摩藩、长州藩、岩仓三方策略的综合，是岩仓所构思的雄藩操纵策的产物。其中，萨摩藩只是推进本藩的策略，即庆永和庆喜的启用，长州藩则在摸索着收回失地。

万延元年（1860），幕府出台的“五品经由江户令”在樱田门外之变后的翌月发布，该法令规定生丝、杂粮、灯油、蜡、布匹这五种产品必须经由江户批发商发往横滨。外贸开始后，生丝等由产地的商人直接发往横滨，以江户批发商为中心的流通体制解体，物价由此高涨，因此幕府企图通过江户批发商垄断生丝等，控制贸易。贸易因此一度衰退，但由于外国商人、横滨商人的反抗，以及萨摩藩等地的走私贸易，幕府的控制未能成功。

长州藩的航海远略策确实如萨摩藩所批判的那样，是“自己航海的自私之论”，在深层隐藏着扩张物产交易的目的。萨摩藩政治运动得以开展的基础，也是通商开始后商品流通的新形势。

如前面所介绍，萨摩藩通过走私中国唐物和松前海产品、垄断奄美的贸易等，获取藩内财政半壁江山以上的巨额利润。但与外国的贸易开始后，虾夷地的海产品开始由外国商人从箱馆出口到上海，其中出口量较多的，正是为萨摩藩带来巨大利益的海带。中国的苏木也经外国商人之手进口，糖开始从东南亚低价进口。形势对萨摩藩来说日益不利。美国南北战争导致棉花价格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横滨秘密买卖生丝的萨摩藩从大坂及其他地方收购大宗棉花。长州藩也在横滨购入舰船，木户孝允还在横滨调查英国薄棉布的行情。

高杉晋作根据长州藩的命令，乘坐幕府试行出口贸易的千岁丸前往上海。佐贺藩士和萨摩藩士都十分关心与上海的贸易，他们目睹了高杉到访上海商会的情形，后者还去拜访了商会。在这一背景下，长州藩提出航海远略策，策划雄藩参与贸易。松平庆永的越前藩也积极参与横滨和长崎的贸易。航海远略策、久光上京、庆永的幕府改革论与公议政体论等的深远意义正在于此。

第四节　尊王攘夷和京都

实施攘夷的决定

航海远略策是宏大的开国论，在这一主张受挫之后，长州藩于文久二年（1862）七月的京都长州藩邸御前会议上立场一变，选择尊王攘夷的政治路线。由此京都的形势骤然发生巨变，雄藩长州藩成为尊王攘夷运动的盟主，提议破约攘夷。

一直被压制的尊王攘夷派的活动家开始陆续走到前台。从江户回来的岛津久光面对骤变的形势，失落地向萨摩藩出发。之后不久，朝廷又派出实行攘夷的敕使。推动朝廷做出决定的是长州、萨摩和土佐三个藩的尊攘派，分别是长州藩的久坂玄瑞、萨摩藩的藤井良节、土佐藩土佐勤王党的党首武市瑞山等。九月，三条实美为正使，姊小路公知为副使，在土佐藩主山内丰范的陪同下奉天皇之命前往江户，向幕府传达实行尊王攘夷的敕旨。三条和姊小路是朝廷方面尊攘运动的急先锋。

将军德川家茂在江户城接受敕旨，同意前去京都。十二月，朝廷设立国事御用挂（国事调查委员）一职，共二十九名公卿被任命。翌年一月，近卫忠熙辞去关白一职，由孝明天皇一直十分顾虑的鹰司辅熙接任。二月，又设立国事参政和国事寄人，参政由姊小路、东久世通禧等四人担任，寄人由中山忠光、泽宣嘉等十人担任。此后，国事参政和国事寄人这两个职位便成为尊王攘夷激进派公卿的巢穴。德川家茂将军入京，与担任后见职（辅佐将军职务）的一桥庆喜和担任政事总裁一职的松平庆永一起留在京城。

三月，庆永和庆喜开始试图挽回局势，结果接到将军参内、重新对将军“庶政委任”的敕旨。但是，因为关白鹰司当场传达了朝廷也会就“国事”直接指示诸藩的意思，“庶政委任”的命令并没有挽回幕府的形势，其背后有长州藩的策划。长州藩世子毛利元德留在京都，建议天皇行幸贺茂社和男山石清水社，为攘夷祈愿，此建议后被付诸实践。幕府方面屈服于尊攘派的运动，将五月十日定为实行攘夷之日。

五月十日，长州藩尊攘派炮击经过下关的美国商船。长州藩不仅要求发布攘夷命令，而且要求攘夷亲征。此外，由于久留米的尊攘派真木和泉等人的暗中活动，朝廷也发布了大和行幸的命令。

在京都及其周边，人称“天诛”的暗杀活动十分猖獗，是针对九条家臣岛田左近等在安政大狱时期的活跃分子的报复行动。岛田在京都的四条大桥被枭首。推动和宫下嫁的岩仓具视、千种有文等与幕府合作、主张公武合体的公卿也难逃此劫，被处以免职和出家。还有人将已经被暗杀的千种家臣贺川肇的一只手砍下，扔进岩仓的官邸。

天诛的时代群像

就像在和宫下嫁部分所介绍的，岩仓是“尊王”的政治家，致力于恢复朝廷权力的“大业”，一直在等待以“干戈”（武力）实现夙愿的时机，这时却出于无奈在岩仓村隐居五年，过着连孩子都抚养不起的生活，刚毅果断的他在日记里留下“落泪”之语。大久保利谦所写的传记《岩仓具视》是首部对宫廷政治世界进行实证研究的著作，该著作在详细梳理岩仓隐居的日子之后指出，对于在庆应三年（1867）宫廷政变里表现出惊人的果断的政治家岩仓来说，这五年是必要的“冬季”。

庆应三年“王政复古”政变之际，与宫廷中的岩仓相呼应的武家领导者西乡隆盛，也一度被允许离开奄美陪同久光上京，却因为批评岛津久光的能力，以“不从主命之罪”为由，再度被流放奄美，此时正在冲永良部岛的狱中坚志苦守度日。

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受岛津久光之命进京，开始了与长州藩的对抗。其间，姊小路公知被暗杀，这是公武合体派进行的暗杀（逆天诛）。长州藩的木户孝允是长州藩政治活动的核心人物，与京都天诛的黑暗世界关联密切。

另一方面，高杉晋作于文久二年（1862）八月从上海返回后受命在江户任职，该年十二月中旬，与同藩的久坂玄瑞、伊藤俊辅（博文）、志道闻多（井上馨）等十二人在深夜穿过围栏，用炸药炸毁了品川御殿山正在建造的英国公使馆，他们还计划在横滨暗杀外国公使，被世子毛利元德和周布阻止。

此外，将于庆应二年推动萨长结盟的坂本龙马作为胜海舟家臣，在文久二年十二月乘坐幕府军舰顺动丸，从品川出发进入正处天诛风暴之中的京都。坂本龙马在土佐藩邸通过胜海舟的说情，被赦免脱藩的罪名，还将土佐藩天诛的著名刺客冈田以藏引荐给胜海舟，使之成为胜海舟的护卫，而且将入京的土佐勤王党的青年引入胜海舟门下。翌年四月，幕府的神户海军操练所建成，坂本龙马成为“天下无双的大兵学家胜麟太郎大宗师”的“类似客卿身份”（致姊乙女书简）。姊小路公知和木户孝允等人视察参观幕船顺动丸，坂本龙马也参加了，胜海舟在此力陈组建海军的必要性。坂本龙马行动领域广泛，如茫茫海洋般广不可测。

孝明天皇本身对带兵上京的岛津久光并不积极。如前所述，凭借尊攘派公卿势力而就任关白的鹰司政通亲生儿子、原右大臣鹰司辅熙从安政大狱事件中赦免，天皇对此并不感到高兴。于是，正如被暗杀的公卿家臣的一只手被扔进岩仓宅邸一样，激进派的“失控”动摇了朝廷的稳固。久光进一步利用这种“失控”，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尊王”。萨摩藩察觉到孝明天皇其实并不接受尊攘激进派。于是，萨摩藩和会津藩发动武力政变，试图驱逐尊王攘夷派。对于岩仓等人来说，终于不再是“口舌”之争，而是进入了“大动干戈”的时代。

幕末武士的御前会议

从文久二年到三年（1862—1863），京都风起云涌的尊王攘夷运动发展成文久三年五月的攘夷行动与大和亲征。也有观点认为天诛的风暴象征着政治的狂飙突进。攘夷行动也被称为“观念性攘夷付诸行动的号角”。

高杉晋作为自己取了“西海一狂生”或“东洋一狂生”等不同寻常的名号。他目睹英法军队将太平天国军队逐渐逼近的上海据为“属地”，回国后便企图暗杀在横滨的外国公使，烧毁正在建设的英国公使馆。这些行为来源于面对西欧时产生的强烈危机感。

尊王攘夷运动中涌动的这种狂热的危机意识是无法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京都因天诛而狂热之时，长州藩的高杉晋作和领导者周布政之助都在江户。因此长州藩策划的京都尊王攘夷运动，仅通过京都盆地的狂热是无法理解的。京都的尊攘激进派的核心人物有周布的继承人、长州藩的领导者木户孝允。若是翻阅其书信，我们便能感受到这位政治家身上闪耀着的沉着与理性之光，他老成持重，坊间传为“逃跑的桂”，因为生于已经领养养子的和田家，后入桂家为养子，曲折的成长经历为其政治能力笼上了一层阴影。

处于长州藩西式军制改革中心的，是木户的同志来原良藏。来原是亲身参加过长崎海军实践学习的长州藩年轻领导者，赞同长井雅乐的开国之策——航海远略策。与木户不同的是其初心不改，论调始终如一，最后于文久二年（1862）领责切腹自尽。来原也是木户的妹夫。木户自身以西式军制改革为出发点，曾师从佩里来航时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岛三郎助，一生都为自己发动的运动导致来原自杀而深感内疚，痛悔不已。

文久二年和三年，领导长州藩的是周布、木户和高杉，长州藩在天皇为攘夷祈愿而行幸贺茂社和男山石清水社之时，拒绝了幕府让其担当兵库警卫的命令，尽管兵库是进入京都的重地。这是长州藩的政治范围不局限于京都的证据之一。

作为起点的文久二年（1862）七月上旬，长州藩主为了躲避进入了江户的岛津久光而前往京都，在京都河原町藩邸召开御前会议。在此，长州藩的藩策由航海远略策一转而变为尊王攘夷、“破约攘夷”。右图是家老浦靭负在日记中对当日御前会议的座次图解。此次御前会议是秘密地“破约攘夷”，即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参加的家臣分为赞成与反对两派，会议在争论中持续数日。武士的御前会议像大日本帝国的御前会议一样，并非事先备好提纲的仪式，而是讨论实际问题的会议。

御前会议的座席分配（出自《浦日记》，山口县文书馆藏）

图的上部，倒过来写的“上”指的是藩主毛利敬亲。在藩主对面的二之间有三人并排而坐，从左至右依次为“コ”“ク”“マ”，这三人是主导御前会议的主角。“コ”是木户孝允（当时名为桂小五郎）；“ク”是宍户九郎兵卫，在两年后的元治元年（1864）被俗论派斩首；“マ”是最高领导人周布政之助，同样在两年后自刎。

持反对意见的，是二之间左列的井上小丰后（江户方用谈役，记作“コ”）、兼重让藏（江户方右笔，记作“シ”）、山田宇右卫门（江户方右笔，记作“ウ”）等。井上小丰后等人虽是周布派，却是实务派里立场中立的能吏。据说，攘夷的赞成派和反对派争论了数日，最初持反对意见的周布政之助在最后“奋然”而起，坚定表达了赞成意见，会议由此得出结论。

在战争中失去印版、战后终于出版的《周布政之助传》便详细记录道，七月一日入京途中的周布遇到前来迎接的木户，“秘密向桂小五郎吐露”转变藩策的必要。感动的木户写信给周布称，“不知不觉泪水打湿衣袖，感动的泪水禁不住簌簌而落。”两人在御前会议数日前实际上已经肝胆相照。他们还是与前面介绍的幕臣川路圣谟、筒井政宪、水野忠德等人相比毫不逊色的会议高手。

会议的议论中令人注目的是，慎重派顽强反对“我等少数者”做出的决定。与之相对，周布否定了询问“藩士一干人等意向”的必要，而是主张根据大义当场决定，由此为会议定下基调。于是，尊王攘夷的藩策作为藩主的“上意”被送往藩地，“上意”也称“御意”，对于江户时代的武士来说是要绝对服从的。由此，尊攘藩策成为藩士参加攘夷战争的动员令。安政五年（1858），将御前会议作为常规会议的意义正在于此，即可以掌握绝对的权力。

长州藩的藩地情况和京都不同。俗论派对尊攘藩策的议论十分热烈，流言不胫而走，招贴现于街头，后来被称作“御意难事件”。“上意”是绝对的，不服从就要被处刑，但也会产生非难“上意”的“御意难事件”。这就是武士的世界。

天皇在京都为攘夷祈愿而行幸、尊王攘夷派貌似气势最盛的文久二年（1862）年末，木户主张返回藩地。木户对周布说：“自今日起，下定决心割据”，“周防国与长门国乃一方天地”，“他日难免勤王之决战”。木户的信充满苦涩。藩政改革的核心人物是周布、高杉、木户三人，他们决定回藩后便以周布为“（长州藩）改革领航者”，“必须抱着必死之心志效命”，确保主导权，并与高杉商议，若是不能成功，周布、木户和高杉便“亡命”。然而，木户实际上直到九月都未能归藩。木户等人处于改革藩政或脱藩亡命“二者择一的时世”（前田孙右卫门两年后被判斩首）。

文久三年二月，长州藩发布“藩地与江户政府合并命令”，这一命令是在京都藩邸形成的，藩地政府与江户政府因此被合并，加判役和家老被缩编为加判役一个部门，财务部门、政务部门、地方统治机构、城镇统治机构彻底地精简集中化，代官也完全被废除，实务官员右笔成了“政务座役”。

用谈役宍户九郎兵卫也与木户、周布志同道合，翌年十一月被斩首。周布因与土佐藩发生纠纷，表面上被处以禁闭，名字没有出现。七名政务座役当中，木户与山田亦介以外都是政治上中立的稳健实务派，这一点容易被忽略，但非常重要。庆应时期，虽然长州藩变成讨幕派，但藩政的形式并未改变。木户坐上了宍户的位置，但多数还是稳健实务派。召开御前会议的政事堂也在六月下关攘夷战争之后不久从萩迁至山口。

长州藩文久藩政改革图　参照《修订防长回天史》第三卷下册，第352—361页《萩藩分限账》制成

奇兵队与高杉晋作

萩开始流言纷飞、招贴四出，政事堂于是被迁至山口，萩便成为俗论派的“巢穴”。俗论派是周布派赋予的称呼，该派自称“正义派”，称周布派为“慷慨派”。俗论派也不畏死刑、远流、窘迫、隐居等重罪而发动起义。

不惧幕府生疑、试图将物产交易向上方扩展的，原本是长州藩坪井九右卫门领导的俗论派。萨摩藩的调所派也大规模开展违反幕令的走私贸易。根据幕府命令被派到琉球的藩兵，也秘密返回鹿儿岛。调所完全没有考虑能否与西欧的军事力量抗衡，在对抗幕府方面不逊于岛津齐彬，但其路线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这点与岛津齐彬不同。在长州藩，坪井于文久三年（1863）十月在萩被处刑。如果观察坪井等俗论派不惧处刑的“御意难事件”，便可知这并非面对攘夷战争而心生胆怯的表现。攘夷战争中，正规藩兵比较消极的政治问题是存在的。

周布等人认识到，攘夷战争等同于“以卵击石”，“令其成为愤兵、陷我（长州藩）入死地外别无良策”。

文久三年三月，高杉晋作在京都剃度，被长州藩给予“十年之暇”，改名为“东行”。周布将自己的甲胄相赠，高杉在甲胄的内衬上挥笔写下“如有攘夷之战”，则披戴上阵，木户孝允也在场。高杉在途中尽兴游玩，直至身无分文才回到藩地，时值四月上旬。木户孝允归藩，也有京都发生八月十八日政变的缘故，这时已是九月之后。

年长的领导者周布政之助在五月九日实施攘夷的前一天刚刚回到山口，并在攘夷实施的第二天，担任政事堂勤务、政务座笔头和藩地的领导者。通常的说法认为，高杉被给予“十年之暇”后迷失了方向，但这种观点并未切中肯綮。虽然可以依仗的木户已经不在，但藩中形势整饬一新，渴望回藩的木户直到九月也未能如愿，此时才是斩断一切的高杉“十年之暇”的意义所在——高杉已抛下一切，置自己于死地。

攘夷发生于五月十日，长州藩的庚申丸在下关海峡开始炮击，从京都归来的尊王攘夷派草莽组成的光明寺党——以下关的光明寺为据点的尊攘激进派——乘坐庚申丸，趁深夜靠近美国商船实施炮击。同一天晚上，下关正规藩兵的大本营纹丝不动。在连续不断的炮击外舰事件中，长州藩炮手的熟练技能让列强震惊，但欧美军舰的反击也非常猛烈。六月一日，美国小型护卫舰怀俄明号将长州藩海军歼灭。五日，法国护卫舰塞米勒米斯号的陆战队将前田村烧成了废墟。

六月六日，高杉晋作在呼声中站了出来，于第二天在下关组建一支由武士和平民自愿参加的混编军队“奇兵队”。“奇兵队”并不只是一支志愿者聚集在一起的军队，而是作为藩厅公认的“志愿队”组建而成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久坂玄瑞等藩医和轻卒出身的尊王攘夷派三十余人，便是奇兵队的原型，他们组成了这支“不分陪臣、轻卒、藩士而同等相交”，只重视“力量”的长州藩新型军队。

虽然高杉在《队法》中写道，使用的武器不论日式或西式，但从长州藩军制改革的发展脉络来说，军队的重点是得到西式派的认同。组建九个月后，奇兵队从藩厅借来米尼枪。这是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歼灭俄军所用的步枪，在19世纪中叶引发世界史上的军事革命。

如前所述，长州藩在安政时期周布派的改革中决定实行西式军制改革。木户孝允的妹夫来原良藏参加了长崎直传习（军事讲习课程），学到了荷兰枪阵，于樱田门外之变之前在长崎和横滨购买大量步枪，但是正规藩兵对于西式军制改革反抗强烈。近代军队需要均质化的士兵构成，正规藩兵复杂的上下级关系令改革丧失可能性，来原良藏还被同藩的藩士投掷石块。藩厅不得不决定让足轻[5]以下的轻卒组成枪阵，但是“先于士队而行，有扰乱秩序之弊，由此，轻卒之操练不得已在藩地中途而废”（《修订防长回天史》），因正规藩兵的激烈反对而中止。

文久三年左右，周布甚至构思了民兵论，“百姓训练五六个月便可成为士兵”，“十八宰判（郡）可募集民兵约九个大队”，之后由于改革派强行发动下关炮击外舰事件这一“对外战争”、投入死地而终于建立士庶混编的志愿队。新的奇兵队并不是高杉晋作个人创建的，而是周布、木户、高杉等长州藩改革派的共同意志和决定的产物。

[1]女房语言，宫中女官常用的语言，特点是隐晦，多用隐语、拟态和拟声词，言辞优美。

[2]大名谒见将军时在将军殿内的不同部分落座，席次按照大名出身和官位由高至低分为大廊下席、大广间席、溜诘（在溜间的席次）、帝鉴间席、柳间席、雁间席等。

[3]不时登城，未依规定时间擅自进入将军居城。

[4]鵺，日本传说中的生物，据称会判断人的善恶，对善者加以保护，对恶者则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

[5]足轻，最低等的步兵，平时从事劳役，战时则为步卒。

第六章
动乱的幕末

第一节　贸易的开始

横滨开港和进出口贸易

安政五年（1858）《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规定开放箱馆、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为通商口岸。横滨港在东亚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际贸易港，其所在的横滨村于安政六年贸易开始之前，还只是人家不足百户的沼泽遍布的贫寒村落。幕府决定对横滨村加以城镇化，并赶建成通商口岸，还半强制性地让三井等大商人从江户来此开设分店。

另一方面，幕府按照条约向全国发布命令，让有意在通商口岸行商者提出申请。安政六年三月，建设工程开始时，分配的规划用地已经被申请者预订一空。聚集到横滨的商人分为两类，一是受命到此开设分店的江户“门阀豪商”，二是从关东周边自愿前来的“冒险投机商”。由此，占全日本贸易额七成甚至以上的横滨贸易开始了。最初入港的船只寥寥无几，欧美也没有什么期待，但此后却取得出乎意料的大发展。

从全日本贸易额的变迁来看，安政六年六月开始贸易时，出口和进口分别仅有八十九万美元和六十万美元。翌年（万延元年），出口达四百七十一万美元，进口达一百六十六万美元。开港七年后的庆应元年（1865），出口剧增至一千八百四十九万美元，进口为一千五百一十四万美元。从最初全年开展贸易活动的安政七年（1860）开始的五年间，出口增长四倍，进口增长九倍，贸易总额增长五倍。进口此后仍继续增长，维新之前的庆应三年（1867）达二千一百六十七万美元，出口则在增长到一千二百一十二万美元后便停滞不前，这一年开始日本出现贸易逆差，之后也在继续，停滞不前的出口一度复苏，逐渐开始增长。

从开港之时起，生丝一直占据日本出口商品的首位，在整个幕末达到出口总额的五到八成。位于第二位的是茶叶，占一成左右。生丝和茶叶占据出口的大部分，而且因为日本的金银兑换比率偏离国际行情，大量金币（小判）外流。第二年，幕府通过货币改铸（万延改铸），使金银汇率与国际趋于相等。此前的研究者甚至推算认为，当时日本金币的外流量为八十万两，强调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混乱，而现有推算认为，流出金币只有十万多两，只是一时的动荡现象。

贸易开始两年后，受文久元年至元治元年（1861—1864）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日本棉花代替美国棉花开始大量出口，文久三年和元治元年两年里出口的激增导致国内棉花价格暴涨。庆应元年到庆应三年，欧洲因为蚕微粒子病大肆流行，蚕种匮乏，引发从日本进口蚕种的热潮，但由于欧洲经济危机及普法战争影响，蚕种价格急剧下落，恢复稳定。无论是棉花还是蚕种，都成为一时性的出口商品。

在进口方面，推进产业革命的棉织品占第一位，毛织品占第二位。美国南北战争时，棉花出口激增，但日本棉花的纤维长度不足埃及棉和美国棉的二分之一（一至一点九厘米），属于短纤维，不适合机械纺织，出口增长也只是非常短暂的现象，之后反而因为棉花价格高涨，开始从外国进口棉纱。棉纱自此成为日本重要的进口商品，使用进口棉纱进行机械纺织的棉布生产也成为维新后日本棉产业的基础，不久后，棉业得到飞跃发展。文久三年（1863）以后，由于日本政局动荡，舰船、步枪、大炮等武器进口也盛行起来。

贸易的对象国中无论进出口都是英国占首位。开港之初，贸易额相当于英国一半左右的美国因南北战争而贸易额减少，结果英国开始相当于据压倒性地位。法国直到元治元年（1864），无论进出口都占比极低（只有几个百分点）。该年之后，积极开展外交的罗什公使就任，贸易额出现增长，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动摇英国的压倒性地位。

英国公使阿尔科克对横滨贸易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已超过“（英国方面）最乐观的预想”，也“远超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初期的发展，可谓前所未有的蓬勃”，“无论付出怎样的牺牲，无论如何不合时宜，都必须维持下去”（阿尔科克旅日见闻录《大君之都》）。备受英国重视的棉织品，在日本的人均进口额达中国的两倍以上。与贸易影响止步于通商口岸周边地区的中国相比，贸易对日本的影响深入渗透到了内地的各个角落。

推销生丝的商人

进入日本的外国商社中，有在鸦片、茶叶、生丝等对华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怡和洋行、颠地洋行等大商社，也有以长崎的哥拉巴商会为首的中小规模商社。由于英国P&amp;O汽船公司在横滨开设定期航路，东方银行在横滨开设分行等，国际金融逐渐发展完善，灵活机动的中小外国商社开始占据优势。

将占据出口商品首位的生丝推销给外国商社的商人被称为“冒险投机商”。从开港之初，日本生丝便十分畅销，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法国、意大利等生丝产地遭受蚕微粒子病的巨大打击，太平天国战争导致亚洲主要产丝国中国市场的混乱，日本生丝价格远低于世界市场水平，日本生丝具有容易上色的优点，等等。

在横滨推销生丝的商人中，有并称为“双雄”的龟屋的原善三郎和野泽屋的茂木总兵卫，另外还有甲州屋的筱原忠右卫门、吉村屋的吉田幸兵卫等，但关于原善三郎和茂木惣兵卫的初期经营史料没有保留下来。原善三郎原本是武藏国儿玉郡渡濑村（今埼玉县神川町）的在乡丝绸商人，野泽屋的茂木惣兵卫原本在上野国高崎（今群马县高崎市）经营当铺，在庆应三年（1867）从幕府的“市中融通御贷付金”（幕府的公款）中借了两万五千三百两做大买卖。

吉村屋的吉田幸兵卫等人是上野国山田郡大间间村（今群马县绿市）的富农，在乡丝茧商出身，也触及奥州（东北地方）的生丝贸易，一年投入数千两的资金。自文久元年（1861）起，川越藩允许横滨商人专卖“前桥丝”，吉村屋接受了销售委托，从横滨出口的生丝百分之几十都是“前桥丝”。根据研究者西川武臣的估算，这些推销商人每年可获得一万五千两以上的佣金。

横滨商人龟屋的原善三郎豪华的店铺（出自《横滨诸会社诸商店之图》，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藏）

石井孝细致研究了甲州屋筱原的经营状况。筱原忠右卫门是甲斐国八代郡东油川村（今山梨县笛吹市）中等规模的豪农，开港时虽然已是五十岁，面临退休，但依然与邻村的豪农两人一起在横滨申请开店，历尽艰难困苦，在文久二年抓住推销乡里生丝的商机，在元治元年（1864）和元治二年迅速发展成收入数万两的生意。另一方面，推销商人的兴衰也堪称跌宕起伏。开港之初的安政五年（1858），推销商人超过百人，但在文久三年只剩三十三户，有“大推销商人”之称的商人减少到十七户，形成横滨贸易商人的垄断格局。

初期的推销商人依赖于乡里的豪农和在乡商人的出资和共同发货。筱原忠右卫门曾在横滨开店申请书上写道：“甲州物产销往国内各地，诸种物品皆逢生意渐起之时，如上交易，诚为收获幸运之义。”对日本在乡商人来说，贸易是“收获幸运”，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不久，生丝推销商人从前桥藩等采取贸易生丝专卖制的大名和幕府或豪商三井等的押汇贷款那里募集资金，赚取巨额利润，其中的一部分人不久后成长为近代日本的代表性资本家。

“民族的壁垒”和棉织业的重组

日本的情况和中国不同，按照友好通商条约的规定，外国人在居留地以外的交易概不允许，而《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在中国进行商务旅行。但横滨的外国商社会向日本的买办商人预付巨额资金从产地直接收购，尽管此举有违反条约的嫌疑。据历史学家石井宽治所言，“他们（带着巨额资金的日本买办商人）带着生丝回来需要数月时间，在通信不发达的当时，这等待期间想必也是惶恐不安”，因此从产地收购的策略并不成功。在通商条约中禁止外国商社在居留地以外的经商行为，已被认为是日本的一种“民族的壁垒”。

在进口方面，三都商人和横滨当地的商人之间还时常进行汇款，其背景是发达的信用机构，日本的进口商进行巨额的现金交易，让外国商人放弃侵入内地的念头。活跃的在乡商人、条约的严格规定、三都成熟的信用机构等，都在阻止外国商人进入国内。第一章介绍的18世纪日本经济的成熟，以及推动19世纪经济进一步成熟的活跃在乡商人对贸易的积极应对，共同构成了日本民族自立的广泛基础。

欧美与中国的贸易正如鸦片战争部分所介绍的那样，欧美方面累积了巨额的贸易赤字，这是鸦片战争的间接原因。但是欧美方面对日本却是贸易黑字，且顺利得超出想象。

在生丝贸易中，日本的推销商人和三都商人积累了巨额资本，由于英国产薄棉布的大量输入，日本厚棉布受到挤压，部分地方传统产业衰退。但另一方面，棉丝的进口也急剧增长，国内的“纺”和“织”已经分工化，“织”不断专业化。由在乡商人掌握流通主导权的和泉和入间等地，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重组适合机械纺织的进口棉线催生的棉织业，进一步向前发展。在乡商人与担任藩营专卖的官员不同，能够巧妙应对生产者的要求。

正如中村哲和谷本雅之等经济史研究者近年指出的那样，此前的论调一味强调通商使日本传统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对社会造成“不安和混乱”的印象，如今看来这种观点实在过于片面。

但是在“纺”和“织”没有完全分离、在乡商人的主导权尚未确立的地区，如藩营中心的越中新川棉布就因为没有跟进重组而衰退，长州藩濑户内海一侧的周防棉布也没有转变换棉制这种纺和织一体化的家庭工业生产方式，进入近代以后急剧衰退，甚至今天的当地人已经渐渐淡忘繁盛一时的“周防棉布”的存在。

萨英战争

关于开放通商口岸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此前的观点一般认为传统产业受到“毁灭性打击”，社会陷入“不安和混乱”。前文已经指出这种评价过于片面，那外来的军事危机又如何？幕末日本真的遭受着殖民地化危机吗？

文久三年（1863）六月，因为萨摩藩拒绝交出生麦事件的犯人，英国派七艘军舰进入鹿儿岛湾，虽然英军认为舰队入港和扣留船舶会使萨摩藩屈服，但是由于萨摩藩开炮，战争于七月二日爆发，炮击战在暴风雨中持续了两天，这就是萨英战争。

英国方面战死者达十三名，萨摩藩虽然死伤者不多，但由于遭受到最新的阿姆斯特朗炮（后装式线膛炮）的炮击，城市街道被烧毁，损失惨重。萨摩藩希望讲和，双方于十月在横滨议和。由于英军也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有评论认为萨英战争的胜败不明。

精通日语的英国公使馆青年翻译生欧内斯特·萨道义参加了实战，他在回忆录《明治维新亲历记》中记述道，英军士兵对舰队撤退非常不满。这一回忆录以日记等确凿史料为基础，记录的幕末外交场景让人身临其境，并因此闻名。

根据萨道义的记录，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代表英国外交部的尼尔代理公使（公使阿尔科克暂时回国）说，对于派遣若干士兵登陆的要求，英军舰队的库珀提督也拒绝“一兵一卒登陆”。在英国海军迅速撤退这一决定的背后，是海军提督认为没有充足兵力可以兼顾“鹿儿岛远征和居留地防卫”的判断。

在前一章介绍的生麦事件中，英国外交部压制了要求立刻报复的群情激愤的横滨外国商人。实际上，正好在生麦事件发生时，由于有英国舰队停泊在港口，横滨的外国商人甚至集体提议，为了报复岛津久光而让一千名士兵登陆。对于这样的举动，英国外交部认为这等同于和日本开战，因此从一开始便施以压制，库珀海军提督甚至要与这些外国商人划清界限。细读萨道义的《明治维新亲历记》会发现，英国外交部对日本秉持的方针十分谨慎，以香港为大本营的英国远东舰队则比外交部还要慎重。

当时年轻的萨道义对此颇为不满，虽然之后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萨英战争翌年的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事件中，英国海军也认真考虑了兼顾“远征和居留地防卫”这两项任务。英军在远征中因收到正式公文而解除居留地防卫的任务，但在炮击作战结束后，又立刻恢复了原本的居留地防卫任务。

如历史学家萩原延寿介绍，与中国不同，英方判断日本某一地的战争会立刻演变为全国战争。想来，正如近年学界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的日本，“风闻”“风说”等消息得以迅速传播，以将军为中心的日本国家的整合程度实际上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关于萨英战争的炮击作战，英国本国的议会认为，炮击城市街道是非人道的行为，因此问责外交部，追究提督的责任称，“对烧毁鹿儿岛街道表示遗憾，英国对鹿儿岛的攻击违反了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常态，应追究库珀提督个人的责任。”英国议会的这一决议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英国海军的行为。

殖民地化的危机

对幕末日本是否面临“殖民地化危机”的争论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俄国军舰占领对马事件。在此择要点加以论述。

时间稍微往前回溯，文久元年（1861）二月，俄国军舰波萨得尼柯号来到对马的芋崎浦修建兵营等设施，占领了芋崎。这一行动是海军在箱馆的俄国领事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做出的冒险行动，显然是违反条约的行为。

这一事件之所以被反复引用并为人所熟知，是因为《维新史》介绍了对日本影响巨大的英国公使阿尔科克的如下重要发言：

假如俄国舰队拒绝从该岛（对马）撤出，英国应该占领这里。为达该目的，将强行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履行条约（友好通商条约），在大坂、兵库开市和开港，如不接受，日本便应当为违反条约做出赔偿，割让对马岛。（下略）

阿尔科克的报告是文久元年（1861）六月二十六日题为“关于在中国和日本海的俄国政策的紧急通报——兼及条约国和日本的关系”的文件。

上面介绍的部分明确透露出英国占领日本领土的意图，《维新史》以来直至现在该文件都会在围绕殖民地化危机的争论中被引用。但学界也不断有新的研究出现，以下择其要点加以介绍。

留学日本研究对马藩的韩国学者玄明喆，通过重新梳理英国议会史料原文，发现了令人意外且值得注意的事实，并在学位论文中予以阐明。

《维新史》等著作中的译文实际上是意译，原文开头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阿尔科克公使）有机会与霍普提督（英国舰队副司令官）就以上问题进行协商。我必须表明：他不同意控制或占有对马诸岛或（对马）……他的理解是，若（将对马港）作为中立港可以避免占领带来的纷争和代价，或英俄交战的危机，那便同其他的外港一样，可以如同自己的东西一般使用。他的见解和1860年2月我提交的报告意见一致。（根据玄明喆的翻译，这里的“他的见解”，准确来说应该是“他后半部分的见解”。）

就这样，霍普司令官完全没有考虑过占有对马的可能性，虽然阿尔科克考虑过，但霍普司令官断言，占领对马岛对英国而言不过是“负担和灾难”。阿尔科克将霍普司令官的这一断言作为专家（海军当局）的重要见解提交了报告。至于前面介绍的《维新史》中要求日本割让对马岛的内容，其实是幕府而非英国在提议开放对马作为港口，并希望借此避免兵库开港。事实是，英国并没有要求开放无贸易利益的对马作为港口，阿尔科克也将占领对马视为“违反条约”。

在与幕府的秘密会谈中，对于老中安藤信正提出的敏锐问题，阿尔科克也明确表示，如果自己下令让英国海军做出类似俄国军舰的行为，违反条约，“我将受到被召回的惩罚”（秘书奥利芬特的报告）。

《维新史》的译文错误介绍了阿尔科克的报告，是夸大强调英国占领日本领土欲望的误译。这种误译，最终按照《维新史》的皇国史观，导致人们过高估计当时的外部危机，有悖于事实。

若说当时到底有没有殖民地化危机，以军事力量巨大的差距来说，一般而论也不可能没有危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日本签订条约并开始通商之后，危机已经相对较小。如前所见，对于英国而言逐渐产生顺差的贸易发展也遏制了危机。在政治层面应对危机，不是抽象而论，而必须依赖于现实的具体处理。

第四章介绍了当时英国等文明国家的光明与黑暗，那部分阐释恐怕会让读者只对“文明之中的野蛮”印象深刻，但正如笔者所介绍的那样，当时欧美的“文明”是多面的，不只有野蛮，也确实存在应该予以赞赏的“发展”的一面。

正如幕府为避免战争而选择等距离外交一样，条约这种机制毫无疑问也是人类历史上的进展。如前所述，19世纪的外交是光影交错的多方位的近代国际法构成的，因此不应单方面地抽象判断，重要的是结合具体的国际形势来调整观点。本书将在留意这方面的同时，尝试考察愈加动荡的幕末后期。

第二节　攘夷战争

八月十八日的政变

前一章已经介绍过，文久三年（1863）八月中旬，京都公布了攘夷亲征、大和行幸的方针，尊王攘夷激进派的真木和泉主张攘夷讨幕。于是，萨英战争向议和发展之时，京都攘夷运动迎来最后也是最大的高潮。

上一个月还身处萨英战争之中的萨摩藩迅速展开行动，在当月为议和开始与英国接触，在英国公使馆申请购入军舰。在横滨的英国公使馆见到萨摩藩使节的萨道义写道：“我们虽然很惊讶，但仍以愉快的心情表示欢迎。”（《明治维新亲历记》）萨摩藩的立场自岛津齐彬以来就是开国论，在萨英战争中直面英国的军事力量，确立了以军事改革为目标的开国路线。虽然没有成功让朝廷承认条约问题，岛津久光率兵入京也没有实现，但是他们此时再度提出正当参与幕府改革计划的要求。与京都的长州藩攘夷激进派正面对抗的，正是萨摩藩中公武合体派的大名，所谓公武合体派顾名思义便是要求公（公家，即朝廷）和武（幕府率领的武家）协商解决改革问题。

文久三年的“八月十八日政变”，是朝彦亲王、近卫忠房和萨摩藩、会津藩的公武合体派周密计划的。十八日深夜，公武合体派的兵力在御所九门暗中加强守备，在御所召开朝议，决定推迟攘夷亲征。长州藩和尊攘激进派被赶出京都，三条实美、东久世通禧、泽宣嘉等尊攘派公卿七人和长州藩藩兵等千余人败走长州，史称“七卿出逃”。之后，鹰司辅熙被罢免关白一职，德川家族的外甥即亲幕派的二条齐敬就任关白。

这一时期的尊攘激进派中，土佐的吉村虎太郎和备前的藤本铁石等为呼应天皇行幸大和，组成攘夷讨幕的天诛组，拥戴朝廷的中山忠光，并吸收河内国的村吏加入，于八月十八日政变的前一天袭击大和国五条的幕府代官所。他们在此设置大本营，宣布五条作为朝廷领地年贡减半。但之后由于京都政变，形势骤变，吉村等人集结十津川乡士进攻高取城，但败于各藩藩兵。最终，十津川乡士也发生哗变，中山等人逃往长州藩，吉村、藤本等人战死。

另一方面，但马地方上的豪农中岛太郎兵卫和北垣晋太郎等致力于农兵的组织化。八月十八日政变后，被逐出京都的平野国臣等尊攘激进派、拥戴泽宣嘉的来自长州藩奇兵队的脱藩藩士河上弥市等人也加入其中，计划与天诛组合作，举兵攘夷讨幕。

大和天诛组被灭的消息令内部出现是否举兵的严重对立，但他们还是在十月占领了生野的代官所。与大和国一样，当地也被要求执行年贡减半令，他们召集豪农率领的两千农民组成农兵，但是被镇压的诸藩包围，翌日受拥立的泽宣嘉等诸多骨干都逃走了，剩下的河上等人也被他们召集的农兵倒戈杀害。在被处刑的二十七名尊攘派中，被农兵杀害或被迫自杀的有二十四名。此后，被动员的农民试图打倒地方豪农，可以说是极其激烈的捣毁农民起义运动。

在京都盆地，这种狂热到主张攘夷亲征的攘夷讨幕运动迎来了出乎意料的凄惨结局。这是一场由下级武士和豪农即所谓的中间层组织农民参与的运动，他们以攘夷和保卫乡土为口号，对外“防御外夷来袭”，对内“防止突然暴乱”，即防卫频发的农民起义。但高木俊辅研究后指出，防卫农民起义才是但马豪农的真正目的。

倘若日本当时正实际面临殖民地化的危机，那保卫乡土的民众运动应该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一样，由中间阶层所领导的农民组织超越地域社会的内部对立，团结一致，势力波及广大地区，声势激烈高涨，但在文久三年（1863），长州藩挑起炮击外国船只事件，之后是萨英战争后的议和交涉开始，在军事上并不存在引发保卫乡土的武力起义的具体侵略危机，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外夷来袭”已迫在眉睫。

正如本章开头介绍的那样，在乡商人欢迎通商，视其为“收获幸运”之事，开始在地方豪农的支持下积极且广泛地参与贸易。这虽然引发了地方豪农和贫民之间的分裂，但也形成了日本经济自立的广泛基础。就开国问题而言，幕末地方上并不只有对异国人的“不安与恐怖”这种贫乏空洞的感受，而是丰富多彩的。

尊王攘夷派在京都以及京都周边掀起的“攘夷”风潮，其实是一般意义上缺乏具体性的空泛的危机论，这一点从当时被尊王攘夷派评为“功名勤王”的高杉晋作即可看出。十津川乡士叛离，被动员参加农兵组织的农民高呼尊攘激进派的河上弥市等为“无耻浪人”（《山口权之助目击谈》，收于《生野义举及其同志》），进行猛烈地反攻，毫不留情地用竹刀将他们杀害，这些事实道出了幕末日本殖民地化危机的真相。

参予会议[1]

不久之后，一桥庆喜（将军辅佐）、松平容保（会津）、松平庆永（越前）、山内丰信（土佐）、伊达宗城（宇和岛）、岛津久光（萨摩）六人被朝廷任命为政治参予。元治元年（1864）一月上旬，六人开始进宫谒见。武家参与朝政是前所未有的变革，在二条城召开的参予会议使雄藩诸侯得以参与国政。

岛津久光想要确立开国论的立场，一桥庆喜表示反对，主张维持政变前幕府被迫认可的关闭横滨港的政策，并斥骂久光等人为“天下的大蠢货”“天下的大奸人”。庆喜明知不可行却主张关闭横滨港，其真正意图至今也不清楚。据说理由之一是幕府老中排斥岛津久光的意见强烈，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与文久二年（1862）岛津久光率兵上京之时相比，幕府和萨摩藩的对立进一步深化。

萨摩藩为了筹措引入西式军制所需的巨额费用，私铸天保通宝，据说铸造总额高达二百五十万两。萨摩藩在横滨做生丝走私的后盾，在大坂购买囤积因南北战争爆发而价格暴涨的棉花，再转卖给长崎的外国商社，据说长崎的棉花价格是大坂的四倍。他们为了改革军制，一边要求参与贸易，确立并强化独立于幕府的强有力的藩制，另一方面又要求幕府放弃独裁，形成合作态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然要求幕府做出更大的让步。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三十四岁正当壮年的孝明天皇身上。天皇在八月十八日政变后仍然宣扬“不辱神州，皇国辉照，永世无穷”，无疑是要将攘夷的信念坚持到底。为此，他言明要召开有天皇出席的“御前评议”，即公卿的朝议，因为在“朕（天皇）缺席的评议（会）”上，有“时时刻刻难以预料会回到十八日前”之虞。此后，朝廷的“御前评议”开始常态化，一直持续到天皇死后。如前章所介绍，试图摆脱摄关家控制的天皇开始发挥其自身的个性。

孝明天皇的发言的确很有个性，政变之前的表态“真伪不明”，宣布十八日以后所说乃“朕之真实意思”，甚至全面取消此前的表态。关于推翻前言之事，孝明天皇表示，即使觉得“（尊攘激进派）无法无天”，但因“寡不敌众”，“朕之愚言钝语亦无力反驳，徒然应付而已”，在“圣旨”中公开表明自己“无力”，承认自己没有整合政治势力的能力。元治元年（1864）二月末，山内丰信回到土佐藩，三月上旬其他参予也相继辞职，朝廷予以批准，参予会议历时两个月便告终。

随后在六月，新选组攻击尊攘激进派，引发池田屋之变。在长州藩，俗论派势力壮大，志在确立藩体制的周布政之助和高杉晋作终止向京都进发的计划。但是，尊攘激进派为了反击池田屋之变而拒绝从命，率领长州藩诸队中的游击队等进入京都。七月，在御所西侧的禁门附近，长州藩与萨摩藩、会津藩发生激战，长州藩兵被击退，这就是烧毁京都城中两万八千栋房屋的“禁门之变”（蛤御门之变）。

四国联合舰队下关炮击事件

长州藩在禁门之变中败走不久后的八月上旬，为了反击攘夷炮击的长州藩，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四国在下关集结了拥有十七艘军舰、二百八十八门大炮、五千零一十四名兵员的大联合舰队。英国舰队的最新式阿姆斯特朗炮摧毁了长州藩的炮台，两千六百人的陆战队登陆后将大炮破坏或接收。

继奇兵队之后，长州藩又组建游击队、八幡队、集义队、义勇队等士庶混编的各种志愿队。游击队等因禁门之变而上京，奇兵队成为与欧美联合军战斗的核心力量。奇兵队军监山县小辅（有朋）与亚历山大上校率领的英国海兵大队展开枪战，派长矛队冲进敌阵。联合军手持最新式的米涅步枪（首次登场的步枪），在军事装备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死伤者有七十余名，与长州藩几乎同等数量。这次战斗中长州藩方面虽然彻底战败，但奇兵队表现出了极高的斗志。

当时萨道义也参与了陆战队登陆后的白刃战（近距离战斗），他在《明治维新亲历记》中写道，长州藩是“勇敢的敌人”，“顽强地战斗”。在他笔下，和服外褂下一袭白衣的高杉晋作为了议和，“如同恶魔（路西法）般傲然”出现在英国舰队旗舰尤里亚勒斯号的后甲板。但是，高杉随后马上“态度转柔”，接受了欧美提出的全部条件。高杉当时二十五岁，在议和时诈称为“家老”。长州藩甚至婉转暗示希望下关开港。

禁门之变后，下关战争之前的一个月，征长令颁布，征长总督德川庆胜（前尾张藩主）率领西国二十一藩（兵力）进发。此时，一直被压制的长州藩俗论派转而反击，对以周布政之助为首的正义派穷追猛打，夺回了藩政的实权。长州藩三名家老被斩首，在京都开展政治活动的木户孝允在但马潜伏下来，领导者周布政之助也在写下“天性缺乏杀气之人，终归无可奈何”（九月二十四日遗书）之后自刎。

长州藩由俗论派组成的藩厅向奇兵队等诸队发出解散令，但是诸队创立了“诸队会议所”这一领导机构，自律性极强，并为获得民心发布“谕示”以强化纪律。总共七条的“谕示”中有“不可妨碍农事，不可随意进入农家”等规定。由此，奇兵队熬过了因诸队解散令而成为非法军队的艰苦岁月，在高杉等人的领导下从“长州藩元治内战”中崛起，在“绘堂之战”等战斗中打败了俗论派的藩兵。

于是，长州藩正义派夺回藩政实权，恢复之前的一元化藩制，潜伏在但马的木户被召回，就任最高职位的用谈役。

攘夷战争与民众起义

萨英战争和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事件无疑可以称为构成幕末历史转折点的事件。

诚然，长州藩战败了，“攘夷时代”落下了帷幕，但是正如前章对长州藩航海远略策的介绍，木户、高杉、周布的出发点无疑都是开国论。作为战略，故意将长州藩“置于死地”，创建奇兵队等士庶混编的军队，将民众也驱入战争态势之中。讨幕派长州藩由此登场。对此，高杉晋作如此说明：“所有家臣以至土民（庶民）……防长两国枕戈待旦。”（《回复私议》）

了解讨幕派长州藩是怎样的存在，是把握幕末维新史的关键一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逐步推进，讨幕派长州藩的细节也变得清晰起来。下文将深入剖析讨幕派长州藩，但预先声明，笔者的描述并不将长州藩视为胜者，也将明确地介绍其黑暗面。

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事件的导火索是前一年的攘夷炮击事件。原本预计实施攘夷的当日，美国商船准备通过下关海峡，因躲避强风而停泊，长州藩的下关总奉行毛利能登向前询问，对此美方出示了幕府的用状（通行证），表示幕府的领航员也在船上。因此，下关总奉行制止了长州藩尊攘激进派对商船的炮击。但是，久坂玄瑞等从京都而来的光明寺党趁着黑夜乘坐军船偷偷靠近商船并开始炮击，对其造成巨大损坏。激进派发起的攻击与日本的规则相悖，无疑也是违反当时近代国际法的行为。美国商船这次侥幸逃脱，但长州藩之后又突然对法国通信舰、荷兰军舰发起炮击。这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销毁鸦片的行动在道理上没有可比性，尽管如此，制止炮击的下关总奉行仍被指为俗论派，被攘夷派追究，后世为史家所诽谤。

当时在长州藩的濑户内一带，由于美国南北战争导致棉花价格暴涨，依赖进口棉花的棉织品生产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当地普遍存在强烈的排外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欧美的军事侵略行为和殖民地化危机，并非下关的现实情况。

观察世界民族运动的实例也会发现，单纯经济方面的受害抑或具体的军事侵略，两者之间的界限截然分明，由此也决定了是否会引发民族武装运动。越前藩的村田巳三郎对坂本龙马说，长州藩的行为是“日本对外国所施之不义无道”。高杉晋作等人所说的使欧美成为“愤兵”、自作“死地”的战略，其实是在日本并不实际面临殖民地化危机时，由日方制造危机的危险手法。反殖民地化的武装起义虽然在历史上的评价很高，但也仅限于现实存在殖民地侵略的威胁，要与侵略者展开斗争之时。

萨道义在《明治维新亲历记》中叙述道，下关战争后，联合军卸下大炮运走之时，长州藩的民众“极其热情”，毋宁说“是以自己（长州的民众）之手卸下大炮交过来的”，还听他们说战争“陷自己于非比寻常的苦境”。法国水兵鲁森的记录《英美法荷联合舰队幕末海战记》也证实了萨道义的话。

关于长州藩的攘夷战争和民众，历史学家布引敏雄发掘出了重要事实，四国联合舰队十七艘军舰为炮击下关而在丰后水道的姬岛集结是在八月二日，舰队于四日行进至海峡东端，战争开始是在五日。其间的三日和四日，在舰队集结地附近的三田尻（今防府市），由于囤积大米导致米价暴涨，拥有五六百人的岸边村庄（岸津、新田、滨方等）掀起捣毁起义。

捣毁起义的农民在深夜敲响了海滨安养寺的大钟，呼吁民众参加。四国联合舰队在姬岛集结后，封锁海峡，针对官船、商船一律派小船临检（《明治维新亲历记》）。商品流通断绝，物价飞涨。姬岛旁的三田尻是长州藩统治濑户内的中心，此时民众的捣毁起义扩散，让长州藩的临战态势崩溃。尽管还称不上是战争，但也已经成为严重事态。三年后，高杉晋作在临终遗言中也十分在意“农民的起义”（庆应三年［1867］四月，《楫取家文书》一），这是因为他曾在这种重大局势中亲身体验过民众起义的危机。

四国联合舰队下关炮击事件与民众起义（地图中的照片藏于下关市立长府博物馆）

长州藩和民众

另一方面，长州藩以大庄屋为中心，动员并组织民众参加对外战争。近世后期的长州藩允许村吏拥有姓氏和佩刀，但让其捐献资金作为回报。长州藩在文久三年（1863）决心实行攘夷时，便令通过制盐业致富的三田尻豪农时政龟藏屡次献金，将地方上的青年聚集起来成立剑术训练室。在实施攘夷之后，他们根据藩厅的指令，成立名为报国团的农兵队。在生野之变中出现的农兵队与作为常备军的奇兵队等不同，是务农的民兵，也是藩厅让豪农组织的民兵。时政龟藏属于捣毁起义攻击的阶层——豪农，如在生野之变中介绍的，这些豪农组织民兵的目的不只是攘夷，还为了防备农民起义。

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事件之际，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时政龟藏等人的农兵报国团在农民起义平息、与联合舰队停战之后不久的八月六日又开始活动，自次日起在海岸制造和埋放地雷。而且，报国团的驻地就在捣毁起义于三日和四日晚上敲响起义钟声的那个安养寺。八日，时政龟藏就任当地被歧视的部落民组成的常备诸队——“一新组”的总管职务，参加了第三年的幕长战争。这一活动的背景是被歧视的部落民寻求主体性解放的运动。

但事实上，幕长战争后，被歧视的部落民的战死者依然被区别对待，与战死的平民不一样，他们的名字不被记录在死者名单上，只是记为“屠卒”，并未从被歧视身份中解放出来。而且率先被袭击的对象也是他们，这成为捣毁起义的开端。与第二章所见的长州藩天保二年（1831）大起义一样，积极追求解放的部落民被置于与农民起义对立的立场。根据布引敏雄和北川健的研究，长州藩厅其实事先了解部落民追求身份解放的活跃动向，并将他们组织为常备军。

如此，长州藩在实施攘夷之时，也致力于组织村吏和民众。民兵组织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豪农、被歧视的部落民、百姓内部有相应的动向，而且长州藩实施攘夷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以豪农为核心的民众支持。但是否可以说超越了捣毁起义中展现出的地方内部对立，获得藩内地方民众的“广泛支持”，似乎还存在疑问。为了形成大规模的集结，有必要超越地方内部的对立。

在萨道义的记录下，有民众将攘夷战争理解为灾厄，还有证据表明，在欧美联合大舰队逼近眼前的情况下，日本民众爆发了持续两天的捣毁起义。攘夷战争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总而言之，一方面有破坏长州藩临战态势的民众运动，另一方面藩厅又动员和组织以豪农为核心的民众，并且得到响应，民众的这两种动向互相重合、竞争。被歧视的部落民寻求解放的运动也在此基础之上展开。

萨长同盟

参予会议解散后，在萨摩藩，西乡隆盛从冲永良部岛返回，指挥禁门之变和征长军。庆应元年（1865）五月，将军德川家茂为再度征伐长州而从江户出发。以再次征长为契机，萨摩藩开始疏远幕府，亲近长州藩。

长州藩的攘夷战争刚开始便经受了各种批判他们“不义无道”的声音。但是，正如坂本龙马反驳村田巳三郎的批评称，“长州藩是为国家而战”，长州藩将强大的列强舰队的攻击作为现实之物招引进来，使事态发生了变化。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事件之后，大久保利通建言道，现在征讨是“前所未有之大事”，会受到后世的批判。另外，作为最基本的问题点，雄藩寻求幕政改革，希望其正当地采纳大名的立场，主旨是希望幕府让步，而非让其强大。因此，无论是作为征长总督的德川义胜，还是越前藩的松平庆永，都反对再次征长。

巧合的是，此时，英国公使变为哈里·史密斯·巴夏礼，法国公使也在前一年由罗什接任。巴夏礼作为上海领事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清军俘虏，但他拒绝为释放而与清军交易，曾在死亡线上挣扎，其手腕强硬，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帝国派来的罗什共同要求朝廷批准通商条约（“敕许”），聚集七艘各国军舰，停泊在兵库海面。

联合舰队停泊的九月，朝廷由于幕府压力而公开批准再次征伐长州藩，一直在宫廷游说的大久保利通断言，“非义之敕命，非敕命也”，“朝廷不过如此”。联合舰队继续施加压力，如果条约不被认可，便直接与朝廷交涉。当然，当时日本的贸易总额远超三千万美元，阻碍了开国的进展，此为题外之话。反对批准条约的萨摩藩反倒站在推进贸易的最前列。当时的重要问题是，由谁，以及以怎样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开国。

对大久保利通等人而言，朝廷批准条约问题是反击坚持合作态势不让步的幕府难得的绝佳机会。为了与之对抗，一桥庆喜在小御所向垂帘另一边的天皇上陈道，外国军舰即将开启战端，试图“抚杀”天皇，日本有成为属国之虞，诚为遗憾。

一桥庆喜的发言在朝廷的记录《朝彦亲王日记》等中有明确记载，其所言确是如此。但是，联合舰队完全没有“杀害天皇”“征服日本”的计划，这只是一桥庆喜以大久保利通所说的“暴威”逼迫朝廷的政治手腕。公卿纷纷移座参加朝议，一桥庆喜趁机游说，在藏人口等候的大久保利通也不断与近卫忠房商议如何反对批准条约。一桥庆喜不断上陈，直至天亮，但结论依然是不批准，庆喜又“流泪上陈”。在激烈的拉锯战之后，第二天夜晚，从前一日开始便彻夜进行的朝议决定最后翻转，批准了除兵库之外的开港。

如萨道义所记，巴夏礼代表的英国方面十分关注萨摩藩不断推动的拒绝批准条约活动的政治斗争手段，并对此保持警惕（《明治维新亲历记》）。此前在下关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事件中长州藩慨然应允的巨额赔款（三百万美元），巴夏礼同意延期支付，并同意将兵库开港一事延后，但作为交换，英国方面在关税问题上向幕府施压，将原本从价税的关税改为对欧美有利的从量税百分之五，并于翌年庆应二年（1866）五月签订改税协议。庆应二年幕府的关税收入为一百七十四万两，占岁入的百分之十八以上，比例不小。但贸易额不断增长，关税大幅减少，对幕府甚至对日本都是重大损失。附带说明，19世纪前半期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税占国家岁入的九成以上，是当时近代国家的重要财源之一。

另一方面，大久保利通所代表的萨摩藩也承认了一桥庆喜令人恐惧的政治力量，他对朝廷以“暴威”立言，寸步不让，也深化了萨摩藩对幕府造成的危机感。同时，萨摩藩在无力抵抗的朝廷身上看到了寻求突破口的局限性，由此逐渐向长州藩靠近。

长州藩依靠坂本龙马从中斡旋，仅此一年就通过萨摩藩从长崎哥拉巴商会购入一万二千挺米涅步枪和格威尔步枪，为幕长战争做准备。按照通商条约规定，各藩不能从外国商人手中随意购买兵器，但购买兵器和舰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雄藩的威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萨摩藩的兵粮米为长州藩的下关提供补贴，萨长贸易也开始进行。

庆应二年一月上旬，木户孝允秘密潜入京都伏见的萨摩藩邸，与西乡隆盛等人会面。虽然两人曾经交火，心结不易解开，但由坂本龙马居中调和，还是达成了萨长同盟。在木户孝允为获得坂本龙马对协议内容的确认而写就的书信上，记录了木户认识到萨长同盟将成为关涉日本未来的“大事件”。坂本龙马在回信中特意记下了干支，书写奔放强劲。协议的内容在藩内秘而不宣，包括（长州藩）与幕府作战之时萨摩藩要出兵京都和大坂、即使长州藩战败萨摩藩也要继续支援、在幕府掌握朝廷之时萨摩藩以兵力而战等等。协议条款中有“幕兵”字样，显然是做好了与幕府交战的准备。

协议未言及消灭幕府，也就是说协议的目的并非讨幕，而是应对幕府攻击的防卫协定或攻守同盟。但是根据木户孝允的书信，木户、西乡与小松已经“详细了解”“未来的前景”，坂本龙马也“同座”，其回信也对木户的书信予以确认，回应道“将来也绝不改变”，讨幕一事肯定在讨论范围之内。

后来从朝廷方面参加、为木户等人所说的“未来前景”赋予形式上合法性的岩仓具视，仍然在岩仓村隐居，虽然公家几乎都被赦免，但是被诽谤为“奸物”，处于实际未被赦免的逆境。大久保利通和坂本龙马接近岩仓是该年（庆应二年［1866］）的年末。

幕长战争和奇兵队

长州藩拒绝了幕府将石高三十六万石削减十万石的要求，庆应二年（1866），幕长战争在濑户内海的大岛开始，双方继而在艺州境、石州境、下关海峡开战。长州藩的主力是奇兵队等军队，参谋是高杉晋作和大村益次郎，指挥是奇兵队军监山县狂介（有朋）等诸队干部。在将军驻扎的大坂和兵库一带发生捣毁起义。七月中旬，滨田城陷落，二十一岁的德川家茂在大坂病死，幕府秘而不宣地继续作战，但八月初小仓城也陷落，九月十九日继承德川宗家的庆喜命令撤兵。

木户孝允给坂本龙马的信（部分）

坂本龙马在该信背面用红毛笔写的回信（出自《木户家文书》，宫内厅书陵部藏）

关于打败幕府军的长州藩奇兵队诸队此时的真实情况，近来学界发现了一些新的重要事实。北川健和三宅绍宣经过详细研究发现，在幕长战争中，小队跑上山“下射”（向下射击），绕到近道从侧面用枪射击，散成三十人左右的小队单位后再度集结，在诸队领导机关“会议所”的系统作战指导下展开机动作战。

例如八月六日在艺州口的大野夜袭中，暗号是“天地”，一声笛声是集合，三声是进军。战时诸队士兵规定“军服穿着之事，和服外褂一件、汗衫一件”，其他“无须随身携带”，只带步枪和子弹的“轻装步兵”由此出现，抄近路的迅速迂回和登临高地作战成为可能。“轻装步兵”这一兵种是在欧洲进行露营和就地补给的拿破仑军队出现之后才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

四国联合舰队事件中，奇兵队使用的格威尔步枪是滑膛枪（没有膛线的枪）的一种，旧式的球形子弹不经旋转即被发射出去，弹道因空气阻力随意弯曲（与棒球的指叉球原理相同）。奇兵队用格威尔步枪和火绳枪猛烈射击，但如萨道义所记，“日本军（长州藩）……发射球形弹，但没有造成多大损伤”，命中率很低。此时，敌方的英军持有的是米涅步枪，是从枪口装填子弹的前装式，使用尖头圆柱形子弹（与现在相同），枪膛内部所刻的膛线让子弹产生自转，通过陀螺效应保持弹道稳定。

由此，可以强力狙击的革命性步枪——来复枪登上历史舞台，还引入拿破仑军队尚未采用的跑步走，战斗变成真正近代式的机动战。在幕长战争中，长州藩厅还为奇兵队等队配备了数千支英国造米涅步枪。

奇兵队士兵是士庶混编且常年在“队中”的常备军，即职业军人的军队。藩厅“不问士庶，厚其俸禄，专募强健者”，支付士兵充足的“月俸”。武器、弹药、装备均由藩厅提供，接受藩厅管理。有农民参加的“士庶混编”有时会留给人务农民兵的印象，但实际上是由藩严格管理的常备军，不是民兵。

军事训练由大村益次郎负责实施。大村自己翻译的《兵家须知战斗术门》是嘉永六年（1853）欧洲出版的荷兰军事家克诺普最新的战术书。从下图奇兵队士兵的照片来看，当时所用的确实是步兵，由此可知奇兵队作为近代军队的情形，幕长战争也证明彻底的训练非常重要。

奇兵队士兵（武广成子藏）

奇兵队的日常训练非常严格，每天从早晨五点开始，除了中午休息两小时，几乎不停地练习到晚上八点，每天训练实际达十三个小时。在剑术、枪阵、大炮的训练之外，早晚还要各花两个小时学习学问。这种严格的教育在军事上具有迫切需要。

“一种农民反抗”

奇兵队留下了正式的记录《奇兵队日记》，其中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入队经历，之所以如此参差不齐，是因为组建奇兵队时的纲领规定，“同等（对等）相交”，“尤以力量”为重，在被称为“队中”的队内承认固有的平等。

例如在文久四年（1864）七月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事件之时，小郡村上乡出身的河内市之助（本名是市惣）在队中被处以“斩首”，理由是其“明明是宫番却谎称为庄屋或畔头（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年寄），谎报姓名入队”。长州藩的宫番是被歧视部落民的一种，如第二章所介绍，部落民的身份解放运动在19世纪蓬勃发展，连出生地也谎报并以假名进入奇兵队“队中”的市惣，必定希望从原有身份中解放出来。

翌年，在村方被处以“组合看管”（交由村里看管、藩厅处刑的前一阶段）的渡边兵卫出逃，“躲入奇兵队中”，被船木郡的代官要求引渡，于是又逃出奇兵队，在营地后面的山里死去。“躲入奇兵队中”这一记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避难所”（帮助出逃妇女避难的寺院等），可见兵营也包含了个人解放的期待。

从这些入队经历可以看出奇兵队的强大，但是否可以因此说奇兵队就是解放当地的力量？绝非如此。从上面所举的两人或被处刑或逃走便可知，奇兵队中固有的“队中”平等并不是不受社会约束的自律的平等。

关于奇兵队有一著名描述：昭和十八年（1943）写出《日本的士兵和农民》的E. H. 诺曼曾经将奇兵队形容为“被统制、面向幕府的一种农民反抗”。知日派诺曼是之后成为麦卡锡主义牺牲品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若换种方式表述诺曼的观点，奇兵队便是严格贯彻长州藩厅“统制”的“一种农民反抗”的组织化。

实际上，长州藩在天保时期以后没有出现农民起义，这通常被认为是藩内统治比较成功的结果。但是在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事件中，也有规模虽小但在重要地区发生的捣毁起义。在幕长战争之时，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发生了农民起义。

战前发生起义的地点是奥阿武郡弥富村，时间是幕长战争开始的四个月前，即二月。在石州口的征长军的包围圈中，弥富村二百五十余名农民聚集在镇守社，发动两次起义，担任领导者的三名农民都是从各自被处以“组合看管”之处逃出来的。

引人注目的是，三个逃走的农民“也可以自然地进入队中”，藩厅向奇兵队下令抓捕，这与从“组合看管”中出逃、“躲入队中”的渡边兵卫非常相似。而且，奇兵队也被委托搜查逃亡的起义领导者，这些正好反映了诺曼所说的“被统制、面向幕府的一种农民反抗”。

“脱队事件”

在幕长战争开战前的四月，处于临战态势的长州藩诸队之中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事件，在此将加以介绍。

浪士出身的立石孙一郎等第二奇兵队士兵约一百三十人杀害首领后逃离营地，一部分回到村里，其余约半数逃至幕府领内的仓敷，发生了袭击幕府仓敷代官所的“脱队事件”。大肆暴乱的脱队士兵失败后又回到藩里。这一脱队举动蔓延至全队，藩厅将出逃参与仓敷事件后又回藩的士兵四十六人全部处斩，被斩首的士兵有四分之三是农民士兵。下达这一指令的是木户孝允与广泽真臣（当时名叫藤右卫门）。

广泽将逃走的士兵视为“没有宗旨的杂兵”，并不特别担心，而且认为“破坏之后始有建设”，可以在开战前“整顿纪律”，是“不幸中的大幸”。如第二章所介绍，原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大名在为镇压农民起义而杀戮百姓一事上有所克制，据说参加人数超过数十万人的长州藩天保二年大起义中，被诛伐的农民也只有十人。但此次的处刑连参与之后自杀的人也一并“斩首”“弃尸”，可见处罚极其严苛。

第二奇兵队的长官（步卒出身、维新后成为政府高官的林半七）要求，包括逃入村里、未参加仓敷事件的人在内的全部人员，都处以诛伐。若真如此，被处死者将会倍增。而且，行刑还特意选择在脱队士兵出身的郡内进行，由处刑队游街之后处斩。记有处刑宗旨的布告牌在全郡公示，让长州藩当地不寒而栗。顺便说明，维新后明治二年（1869）发生的大规模“脱队运动”后，被处刑者也是在出生地行刑。这些事件也是一般士兵对干部的反抗，清楚反映出长州藩组织和统制活跃的民众、创立“精锐军队”的另一面。

脱队事件的指导者立石孙一郎之碑

民众对此事件的反应也值得关注。被处刑的士兵，根据藩命应该被“弃尸”，但当时地方民众建了许多墓碑，现在仍保留着。山口县的国广哲也和光地方史研究会发掘并搜集相关史料，出版了《长州藩第二奇兵队脱队暴动史料集》（昭和五十二年［1977］）。根据这些史料记载，被处刑的士兵虽然没有戒名，但在领导者立石的墓碑（明治二年所建）上刻有“立石灵神社”，成为当时民众祭祀“死于非命者”的孤魂信仰的对象。就这样，面对日渐活跃的士兵和民众，长州藩厅通过大量处刑打造了严格的纪律。

虽说民众入队，但军队未必是人民的。放眼世界，在后发国家的精锐军队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但奇兵队通过藩厅支付的丰厚“月俸”、英国制造的世界最新的米涅步枪、严格的训练，成为精锐军队，也是事实。

幕长战争与脱队、民众运动

高杉晋作在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事件中败给了配备米涅步枪的联合军，此次他吸取教训，让自己的部队全队装备米涅步枪，对军事胜利几乎信心满满。

此后，奇兵队在戊辰战争时期，使用的是由藩厅配备的改良自米涅步枪的后装式史奈德步枪（依然是英国制造）。这种步枪如下图照片（北海道开拓纪念馆所藏的史奈德步枪），扳开枪身的后部填充如图所示的博克赛式实弹（现在的步枪也在使用），与现在来复枪的性能几乎没有差别。装备有这种来复枪、训练严格的步兵无疑是“令人恐惧的精锐”，是幕藩体制下的武士完全无法阻挡的。

史奈德步枪（英国制造）

博克赛式实弹

戊辰战争期间，藩厅为奇兵队配置的史奈德步枪局部图

长州藩的“神风神话”

在长州藩，则正进行着如高杉晋作所说“所有家臣以至土民……防长两国枕戈待旦”的民众动员。

例如在小郡郡，攘夷战争之际，郡内被称为“头百姓”或“十人头”的下级村吏数百人被叫到代官所，按照代官的指示，组织所有郡民每日到氏神神社参拜，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戊辰战争。代官解释道，如果“人心一致”，“如往昔弘安年间蒙古袭来之时，神风忽吹起，行覆溺夷贼军舰之事无疑”（《小郡农兵事》），明确地宣传“神风神话”。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产生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宣扬有“神灵护佑”的超国家主义。幕长战争之际，长州藩的村民便是以这种信仰与“夷贼”作战的。

军事上的领导者大村益次郎在幕长战争中确立了“人民战略”，十分意味深远。（《大村益次郎献策》，昭和十九年［1944］收于《大村益次郎》）

小濑川口（山阳道）……久波、小方处于敌兵之手，烧光之时，人民之仇恨归于敌兵……我兵固守苦坂之时，敌兵未能退，久守阵地之时，人民之苦，难以尽数，（敌兵）必与艺人生不和，不战而退敌之兵已是必然……石川口之事也……让敌予大森，我攻大森之时，大森土人不堪使役，人心自必离散，不战而让敌兵疲于奔走、内部分崩离析已是必然……

这种“人民战略”是先让敌兵烧毁村庄，将“人民的仇恨”引向敌人，由此牵制敌人。（敌兵）必致“人民之苦”，因此故意将要地让给敌兵，再通过攻打导致“人心离散”。这是“依靠”人民的战略，也是充斥着“人民的仇恨”“人民之苦”“人心离散”主题的“人民战略”，是认可人民“反抗的力量”并加以利用的冷静而彻底的战略。

从大村的“人民战略”中是否可以看到与人民共命运的认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一战略设法让人民仇恨、痛苦、不堪使役。但即便如此，大村无疑认可人民生生不息的力量。由此，从整体形势来看，历史在一个阶段站在了人民的一边。高杉晋作说“所有家臣以至土民……防长两国枕戈待旦”，木户则表达了“引领人民慷慨赴死”（庆应元年［1865］七月致大岛友之允书信）的志向。利用这样的战略，在地方上组织并统率日益活跃的“人民反抗”力量，这正是走向近代日本的崛起。

第三节　幕末政治斗争

庆应的幕政改革

庆应二年（1866）八月二十日，一桥庆喜在幕长战争中继承了德川宗家，撤走征长军，实现停战。但一桥庆喜坚决不接受将军职位，对此，松平庆永批评说：“不劝就不喝酒，非得劝到位才喝。”

朝廷方面，以天皇为首的关白二条齐敬和朝彦亲王等人支持一桥庆喜。另外也有反对的公卿势力，如中御门经之、大原重德等，被迫隐居在岩仓村的岩仓具视也暗中与反幕派的公卿联络。

尚处于战争中的八月末，二十二名公卿列参，希望罢免拥护一桥庆喜的朝彦亲王和二条关白，并解散征长军等。“鵺卿”大原重德代表列参，当着天皇的面批评“朝廷失体”。天皇震怒，从御帘后面断言道：“征长之事，不可解兵。”可见，孝明天皇对庆喜的信任没有动摇，“不劝就不喝”的庆喜更加巩固了地位。大久保利通注意到了这一列参，在日记中写道：“朝廷的态度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岩仓虽然失败，但正是此次失败为萨摩藩的大久保、中冈慎太郎、坂本龙马等人创造了接近自己的契机。

十二月上旬，一桥庆喜肩负着天皇的信任就任将军职位，推行庆应幕政改革，设立国内事务总裁、会计总裁、外国事务总裁、海军总裁、陆军总裁等，任命专职老中。这是模拟内阁制的行政机关制，幕府由此走上近代集权国家的制度改革之路。另一方面，他推进人才选拔，首先起用的是曾在安政大狱中受罚的永井尚志，将其任命为此前只有谱代大名才能担任的若年寄，令其成为自己政权中的栋梁。

另外，庆喜还效仿土伦军港开始建设大规模的横须贺炼铁厂，任命法国海军技师弗朗索瓦·莱昂斯·韦尔尼担任厂长，于十月投入生产，直至幕府垮台共建造两艘小蒸汽船。同时，在西式军事改革中，他计划将所有旗本编入枪阵，幕府已经通过怡和洋行等订购数十门阿姆斯特朗炮，这些改革对雄藩而言构成巨大的威胁。西乡隆盛曾对萨道义表示“一桥深得天皇信任”，因此三年内万事休矣，正是在这个时候说的。（《萨道义日记》）

新将军庆喜向外国公使宣布，按照条约，将于次年庆应三年（1867）实行兵库开港。

如前面所介绍，庆喜在庆应元年“流泪上陈”请求批准条约时，也唯独兵库开港一项没有被批准。萨摩藩预测，如果庆喜强行开港，或许会失去朝廷的支持。此后，尽管大久保利通多次游说，朝廷也反复就拒绝兵库开港开展朝议，但庆喜单方面宣布开港。兵库开港、大坂开市成为幕末政治斗争最后的转折点。

如第一章所介绍，大坂作为商品市场萎靡不振（即便如此也肯定是日本第一的市场），但正如经济史研究者所指出，大坂在金融和信用方面不断成长，掌握了西南诸藩财政的生命线，大坂市场向世界的开放与幕府和萨摩藩的命运息息相关。庆应二年（1866）十二月听了西乡隆盛说明之后，萨道义点头道，兵库开港是“你们（萨摩藩）最后的王牌了”。因此，萨摩藩受到牵制，庆喜的政治能力超出了他们的预测。

英国外交和庆喜

庆喜也宣布举办外国代表的谒见仪式。英法荷美四国之中，在大坂城最早谒见的是英国公使巴夏礼，萩原延寿利用萨道义日记和外交文书写成的大作《远崖》中便详细刻画了谒见情景。谒见外国公使一事是按照欧洲礼仪进行的，幕府提供烤牛肉、加了松露的火腿、红酒煮斑鸠、抹奶油的蛋白酥皮等多种西洋料理，在另外的房间还准备了餐后咖啡、威士忌等。与巴夏礼的谒见长达约三个半小时。

萨道义对庆喜的印象是“睿智的额头、好看的鼻型、典型的绅士”。庆喜气量豁达，当巴夏礼称赞墙上挂着的三十六歌仙图时，庆喜当场就要送他一幅。巴夏礼说：“英国和日本过去的关系中所有不愉快之事在今天都付之流水。”而紧张的萨道义在翻译过程中出丑了。在社交上身经百战的庆喜则表现出作为武士素日的练达。萩原指出，“庆喜以其见识和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巴夏礼这位在亚洲舞台上久经沙场的老兵。”巴夏礼向本国常务次官报告说，庆喜是日本“最优秀的人物”，值得信赖。

按照一般说法，法国亲近幕府，英国则放弃幕府而与萨长两藩亲近。幕末的这一国际关系框架也是战前的《维新史》等史书所塑造的。认为法国罗什的外交指导了庆喜改革这一观点，在最近的研究中受到质疑，学界也已查明法国外交部并不支持罗什。在此笔者仅指出下面一点。

罗什提供给庆喜的外交意见只是权宜之计，认为即使兵库开港，也要暂缓大坂开市。但是，庆喜自身的外交政策与罗什不同，他决定严格遵守条约。巴夏礼得知庆喜这一表态之后，便产生“不可动摇”的信任。

萩原否定了英国与萨长亲近之说。他认为，按照萨道义的回忆录《明治维新亲历记》所记，年轻的翻译官（庆应元年［1865］由翻译生升为翻译官）萨道义无疑对萨长抱有“亲密”之感，但公使巴夏礼与萨道义不同。

此时的英国对日外交，无论本国外交官还是公使馆贯彻的基本方针，都完全“只注重贸易发展”而不欲“施加政治影响力”。英国对日贸易正在向英国稍有顺差的方向发展，总体上是顺利的。对此，英国方面基本上是欢迎、赞赏的态度，日本严守条约正是英国对日本的要求，巴夏礼了解日本政治局势的动荡情形，收集政治情报向本国报告，但英国外交部反复严厉禁止“任何形式的内政干涉”，巴夏礼对外务省的方针也没有异议，因此英国与萨长“亲密”之事并不成立。反而是在条约批准和兵库开港问题上，萨摩藩反复纠缠不休的阻挠让英国公使馆产生警惕。

庆应二年（1866），英国海军提督欧内斯特·金访问长州藩，与藩主父子、木户等会面。萩原介绍，关于此次会面，巴夏礼并没有向本国外交部汇报长州藩欢迎英国一事。会见是在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事件之时发生捣毁起义的三田尻举行的，英国方面冷静地观察并报告称，长州藩未举行任何民众欢迎提督的仪式。（《远崖》四）如前面所介绍，长州藩不断向民众宣传“夷贼逃走”的“神风神话”，因此可以理解在三田尻很难有民众欢迎提督的仪式。

岩仓的再度登场

庆应二年十二月，孝明天皇身患天花，一度缓解之后突然去世。当时的记录显示最后病情恶化，因此关于死因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医生报告所称的急性出血性天花，另一种则是砒霜中毒，即毒杀，而且传言岩仓具视是凶手，直到今天在研究者中间仍有争论。先前说到孝明天皇因反庆喜派列参而大为震怒，虽然天皇是攘夷论者，但却如此信任庆喜。此后，庆喜被“宣下”（正式承认）为十五代将军是在十二月五日，天皇于一周后患天花，二十五日突然去世。倘若信任庆喜的孝明天皇健在，即使岩仓与萨长合作，也很难发动夺取天皇的宫廷政变。天皇三十六岁去世，毒杀说即刻流传开来，这类说法恐怕今后也不会消失。

中山忠能的外孙祐宫成为新天皇，时年十六岁，即后来的明治天皇。由于新天皇即位，岩仓、中山忠能等本应受到处罚的公武合体派和尊攘派的公卿被赦免。岩仓从翌年庆应三年三月开始终于被允许每月入京一次，在这天来临之前，岩仓已经隐居五年。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开始通信是在二十二人列参运动失败之后。四月，中冈慎太郎前去拜访岩仓，他是最早拜访岩仓的倒幕派武士，中冈在五月又前去拜访，六月又与坂本龙马同去拜访。大久保到访岩仓的隐居地则在“王政复古政变”（十二月九日）不久之前的十月六日。岩仓和萨摩藩等讨幕派的联合实际上是短时期内形成的。

决裂

在兵库开港问题上，朝廷批准的手续尚未完成，萨摩藩将此作为最后的抵抗依据。该藩为了实现岛津久光、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山内丰信的上京而活动，四大名聚齐是在庆应三年（1867）五月初。

率兵七百多人上京的岛津久光立刻向摄政要求朝廷起用人才。他的要求简单明快，就是指起用前一年二十二人列参的中心人物、被处罚的中御门经之和大原重德。但是，发生了对萨摩藩不利的新事态，岛津家的姻亲兼长年盟友近卫忠房正在以继承“孝明天皇的遗志”为由拒绝尽力协助大久保利通。

兵库开港的批准问题和长州藩处分问题引起纷纷议论，五月末的朝议持续了两天一夜。大久保和西乡的游说极其猛烈，另一方面，庆喜和老中都等候在小御所施加压力。朝彦亲王、二条齐敬、鹰司辅熙、九条道孝等摄家支持庆喜，近卫忠房也终于没有站在萨摩藩一边。两天后的早上，公卿一起晋谒天皇，最后朝彦、鹰司、九条以共同辞职要挟动摇的二条摄政，由此兵库开港被批准。

庆喜得到亲王朝彦、摄家二条、鹰司、九条、近卫的支持，完全掌控摄家和亲王组成的朝议。由于孝明天皇去世，庆喜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另一方面，兵库开港也是由于天皇去世才得以批准。于是，萨摩藩失去了通过朝议抵抗幕府的路径，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六月，大久保批判庆喜“掌控朝政，以邪讨正，以逆伐顺”。庆应二年年初的萨长盟约便达成了“倘若幕府掌握朝廷，萨摩藩举兵而战”的共识，当时设想的事态在这时成真了。大久保等决定“备兵声援”，口舌之争已无立锥之地。六月，长州藩和萨摩藩达成武力讨幕的共识，讨幕派登上历史舞台。

讨幕派的战略

讨幕派的构想充分体现在九月上旬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写给坂本龙马的书信中。

木户孝允说，京都的“戏”要上演了。这里的“戏”是指整个萨长武装暴动，而此次的“狂言”要奠定“大舞台”的基础，世间“堪堪有用之首领”自不必说，“堪堪于舞台之上奔忙之人亦引为伙伴”可称“紧要”之处，“狂言”若有偏差，则成“世上的大笑话”，“大舞台”也会崩塌，“戏”也就“曲终人散”了。

木户的主张分成从“狂言”到“大舞台”两个阶段，整体上构成一部“戏”。“狂言”是指京都即将上演的“政变”，木户的书信也正是为此而写。

与“西（西乡）座元”磋商确定“程序”乃是“急务”。“座元”是江户时代的戏剧用语，指“剧团领班”，表示西乡是讨幕派武装暴动的负责人。“大舞台”指决战，即与幕府的战争。对木户的书信，坂本龙马回信道，“一出大戏，虽早已知晓，亦知必会妙趣横生。”

“狂言”即政变，他们甚至计划将不参战者等所有势力都聚集起来，要点是“将玉（天皇）抱至我方”，详细考虑了实现夺取政权的正当性。木户在十一月写给京都萨摩藩邸同志的信中叮嘱道，“（天皇）万一落入彼手，则绝不可走错一步”，可见讨幕派细致推敲了夺取天皇的计划。

“船中八策”与大政奉还

在萨长讨幕派准备暴动的同时，也有人正在制订不使用武力的政治改革计划。此时，在土佐藩的活动下，“萨土盟约”于六月中旬签订，提出了幕府大政奉还这一避免动武的国家构想，这点后来由土佐藩撰写的大政奉还建议书所继承。计划武装暴动的萨摩藩为了将土佐藩拉入讨幕阵营也加入盟约。

萨土盟约的国家构想以坂本龙马制定的“船中八策”为基础。盟约提出，在朝廷之下设置议事堂，所有政令均出于议事堂。公卿、陪臣乃至庶民都可参加，上院聚集诸侯，将军也成为诸侯的一员，下院连庶民也可参加。“庶民”参加下院的设想让巴夏礼等人也震惊不已。盟约前文指出，将以“诸侯会议、人民共和”为宗旨，目标是“与万国并立”，认为秉此“大道理”不断前进是“今日堂堂诸侯之责”。

十月上旬，土佐藩向德川庆喜提议大政奉还。与萨土盟约一样，公议政体的构想也是在朝廷设置上下议政所，万机出于此。德川庆喜就此咨询左右幕臣和各藩，最后于十月十四日向朝廷提交大政奉还申请书，同席的萨摩藩、安艺藩、土佐藩各藩都高度称赞德川庆喜的英断，表示赞同。

德川庆喜提出大政奉还的真实意图已不可考，但是一般的推测认为，他打算在归还“大政”之后成为诸侯，再重新作为诸侯的首领在朝廷中掌握实权，为此暂且让步，同意土佐派的公议政体论。

讨幕派和英国

萨摩藩和长州藩在六月达成讨幕的共识。七月下旬，萨道义与西乡隆盛会面时，西乡表示，“贯彻日本国体之事，不敢厚颜与外国之人商谈，此处必当充分尽力”，面对英国的翻译官，陈述了拒绝外国援助的著名论断。八月中旬，“十分细心沉稳、彬彬有礼”的木户孝允对萨道义大胆宣称：“从未考虑过推翻大君之事。”（《萨道义日记》）

若要了解讨幕派对外国人的态度，还须稍加回溯。庆应二年（1866）六月下旬，在幕长战争激战正酣的下关，木户孝允对巴夏礼和罗什两位公使曾如此表态，萩原的翻译如下：

希望外国公使能够清楚了解，我们不要求外国援助，今后也相信外国将完全避免介入两方阵营。（《远崖》三）

巴夏礼将这次木户会谈的备忘录连同报告书一起呈送给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

另外，萨道义在庆应三年（1867）秋天风云激荡的时期前往土佐、长崎、下关，会见坂本龙马、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俊辅。萨长两藩的讨幕计划于六月确定，最初预定暴动的时间是九月末，萨长两藩没有任何人向英国方面透露计划。

年轻的萨道义完全没有察觉到讨幕派的动向，但公使巴夏礼感觉到了。在王政复古政变的一个月前，他注意到土佐藩大政奉还建议书的第二条，其中记有“议政局下院”将录用“庶民”，巴夏礼引用之后向常务次官进行了如下报告：

……（第二条）或许会令斯坦利阁下（新外交大臣）发笑。……现在的新动向与其说是主君（藩主）造成的，毋宁说更多是由“家臣”造成的。或许，“家臣”并不满足于只被允许表达他们阶级的意见。我只期望他们不要因为提出荒唐的要求而成为笑柄。（《远崖》五）

巴夏礼之所以说“下院录用庶民”“或许会令人（外交大臣）发笑”，是因为录用庶民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在此先不讨论其恰当与否，但正如巴夏礼所预料，“家臣”并不满足。

此时，萨长讨幕派谋划的不是“笑柄”，而是令人恐惧的计策，迫使德川庆喜陷入困境。这是一场“大戏”。木户孝允对坂本龙马说，如果“狂言”失败，有可能成为“世上的大笑话”，暗合了巴夏礼所说的“我只期望不要成为笑柄”，实在是饶有兴味。从这部分也可以感觉到，巴夏礼并不欢迎“家臣”的动向。

在朝廷批准大政奉还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十五日，坂本龙马于夜间在河原町三条的寄居地与中冈慎太郎一起被暗杀。

王政复古政变

实际上，与大政奉还同时，“讨幕密诏”已经由岩仓具视秘密交给萨摩藩和土佐藩。“讨幕密诏”经中御门经之、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三位公卿之手制成，诏书的体裁并不完备，缺少天皇所注的日期及批准；也不是亲信在天皇口述下所发的“纶旨”，因为幼帝祐宫对讨幕计划一无所知。如学者井上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告诉幼帝，讨幕计划肯定会泄露给庆喜方面或公议政体派。这一密诏是岩仓等人擅自做成的“伪诏”。此前，研究者只是指出：这一密诏不是经正规手续出台之物，而是岩仓等的“计策”，因此只能说是“密诏”。但事实上那根本不是“密诏”，不像安政五年（1858）的“戊午密诏”确定无疑地反映了孝明天皇的意志。

也有观点认为，即便是“伪诏”也无大碍。但明明是“伪诏”，却一直称之为“密诏”，难免“古怪”。历史应该正确地叙述事实。讨幕“密诏”的存在本身为人所知是在19世纪80年代，实物首次以照片形式公之于众则是在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2]被抨击、天皇神格化确立的昭和十一年（1936）之后的事情。

王政复古政变发生于兵库开港两天后的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九日。早上，岩仓具视带着发布王政复古命令的文书进入御所，与三位宫廷革新派公卿中山忠能、中御门经之、正亲町三条实爱拥戴幼帝，宣布王政复古。被迫隐居的幕后演员岩仓具视一跃成为新政治的主角。从岩仓与宫廷革新派的公卿联手可以看出，要废绝幕府的王政复古，也意味着宫廷内的岩仓等革新派打倒摄关政治，这两个剧本相互重叠。

“讨幕密诏”的诏书（玉里岛津家藏，寄存于鹿儿岛县历史资料中心黎明馆）

西乡隆盛指挥讨幕派和土佐藩等公议政体派的藩兵加强宫门防卫，处于御所军事压制的中心。天皇的居室和回廊布置了萨、土、艺、越四藩的士兵。土佐藩和越前藩等公议政体派也参加政变是为了谋取本藩的存续。如木户写给坂本的书信中所记，要纠集不能参加“大舞台”（讨幕）的势力、成功实现“狂言”（政变）的愿望。“狂言”有意识地广泛集结了萨长等讨幕派、宫廷革新派、公议政体派，将所有“堪堪”能用的角色集合起来，巧妙解决了新权力的正当化。“狂言”除了西乡、大久保、木户、岩仓外，只有几个人知道详情。

王政复古的大号令批准了德川庆喜“归还大政和辞去将军职位”这两项要求。为了奠定“王政复古、重振国威”的根基，号令宣布废除“摄关、幕府等”，立即“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既然是“暂设”，那便是“临时政府”。总裁与议定分别由五名公卿与五名藩主担任，参与则由公卿五名，再从五藩中各选出的三名藩士担任，西乡、大久保、岩仓也位列其中。这里的五藩是指萨摩藩、安艺藩、土佐藩、越前藩、尾张藩。长州藩在前夜的朝议中刚刚恢复官位等旧制，长州藩主与木户并未参加，但长州藩的奇兵队和游击队连夜入京，也加入政变的援军。

有观点认为这一政权是公议政体派的政府，但并不能这样断言，因为这一政府只是通过西乡、大久保、木户、岩仓等讨幕派之手极其秘密地策划建立的。正如巴夏礼所观察到的，它是由不满足于大政奉还的“家臣”缔造。而且政权被明确宣布为暂设的“临时政府”。决战还是要等到“大舞台”，其目的是与幕府的军事力量对决，让幕府瓦解。这就是翌年年初的鸟羽伏见之战，即戊辰战争。

天皇的“御前”

从政变当日黄昏开始，三职在小御所召开“御前评议”，小御所被重新命名为“御前评议所”。这次会议虽然以小御所会议闻名，但实际上是孝明天皇予以常规化的御前评议的重新启动。如前所述，王政复古有两个剧本，即讨幕派的武装暴动和朝廷内部革新派的配合，朝廷内部的压制由岩仓主导。

但其中也存在问题。其一，十二月九日这个时间是在明治天皇元服[3]之前，虽然这一天废除了摄政，但由元服前的天皇重开御前评议没有先例，因为元服前尚不被认可为成人。十一月二十四日，天皇的元服仪式被定在正月二十四日举行。

山内丰信在小御所会议的开头意气轩昂地说道，“拥戴幼冲之天皇，盗取权柄，此乃引发天下大乱之兆。”岩仓具视反驳称：“此乃御前会议，卿，慎言。”岩仓具视所说的是天皇权威问题，但山内丰信所指出的“幼冲之天皇”也是理所当然的疑问。

会议上众议纷纭，中途暂停休息时，席外的西乡隆盛说“如有一把短刀，立马料理妥当”，岩仓也表示“我于呼吸之间决定”，显露出决心，据说山内丰信最后让步了。“短刀”其实是指暗杀。当然会有人认为这是阴谋或不合理，虽然岩仓在“御前”加以反驳，但有些问题却让山内丰信难以认可。重新回顾条约批准问题的话，就会理解山内丰信难以接受的原因。

“原自癸丑以来，遭蒙未曾有之国难，先帝频年为之所苦”，是王政复古大号令开头陈述的废除幕府的理由。就“癸丑”即嘉永六年（1853）佩里叩关以来的外交问题等，本书前面已经介绍了许多与过去看法不同的观点。

例如岩仓具视在文章《王政复古议》——这篇文章被视为请求讨幕的“密诏”——开篇说，“方今海外万国，不拘大小，举国力致富强之术，人智日开，万里雄飞，宇内（世界）之形势大变，当此之时……”这与条约批准问题时幕府的堀田正睦、川路圣谟、岩濑忠震等向朝廷充分说明的宗旨完全相同。但是，堀田被处罚，岩濑被免职，两人都已经去世。被免职的川路则是在数月后自杀。意气轩昂陈述反对意见的山内丰信在条约批准问题上，也是以同样的宗旨批评朝廷，反复要求批准。

王政复古大号令在批判“近年幕府之失政”时，首先提及“签订各国条约”。签订条约是幕府的失政吗？需要公开讨论的问题有很多。近代日本将幕府签订条约定位为“失政”，并以此为外交的大前提，将“万国对峙”（以大国主义为目标的对峙）作为第一国策。岩仓则以天皇御前的权威压制了议论。

后来，新政府的国家建设以天皇权威的正当性为核心，以“万国对峙”为旗号。新政府对外国的布告、五条御誓文、对外国公使的谒见、政体书等，都在构建天皇的神权尊严和权威。

多姿多彩的世界

本来近世朝廷的朝议会上的讨论就常常十分活跃，持续两日两晚也不鲜见。如前所介绍，“鵺卿”大原重德曾在庆应二年（1866）八月向孝明天皇上陈“朝廷失体”，天皇大为震怒并反驳称征长军“不可解兵”。孝明天皇虽然畏惧鹰司政通，但在鹰司“勃然大怒”、面见天皇陈述意见之时，双方也曾发生冲突。可见，在江户时代的朝议中，公卿并没有必要遵循岩仓所说的“慎言”，岩仓自己也十分能言善辩，还曾被指摘为“直截了当”。在政变的小御所会议上，刚毅的山内丰信之所以沉默，大概是顾虑此时包围御所的萨摩藩，以及长州藩正在赶来的精锐兵力吧。天皇的权威和军事力量是近代史上接下来的重要问题。

议论热烈的江户时代朝议的情形，经常被用来描绘因循守旧的公卿的负面形象，这是不是偏见？据学者高木博志所述，江户时代京都御所内从九门到天皇居住的“禁里”之间的空间是京都庶民自由通行的观光景点，在那里可以见到摆摊卖东西、坐在九门内的公卿门前一边喝酒一边参观的庶民。

庶民观看即位仪式的情形如《御即位行幸图屏风》所描绘，“宣命使在宣读贺词，周围吵嚷嘈杂，有袒胸喂奶的妇女、觥筹交错的男人，一派杂乱而充满活力的风景，观众还拥到紫宸殿边上，站到宣命使身后”，江户时代的日本连朝廷也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世界”。高木所指出的下面一点也引人注目：由于幕末有各藩兵士护卫九门，御所成为“封闭空间”，多姿多彩的世界就此消失，这是近代日本的另一面。

萨道义在回忆录《明治维新亲历记》的序论中断言大名是“傀儡”，这一表达迎合了实行废藩置县的明治政府。实际上，与青年萨道义最为意气相投的武士之一是四十九岁隐居的伊达宗城。庆应二年（1866）到访宇和岛的萨道义一行被欢迎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民众“爽朗”“礼貌”地靠近。萨道义记下了从日本民众身上感受到的难以抑制的“温暖的心情”，尤其是宗城父子与整个家族众多妇孺一起出迎接待。萨道义与宗城叙话喝酒，“轮流唱歌”，宗城“陶醉于欢乐之中”，还与英国海军士官、家老三人手牵手跳起苏格兰的“里尔舞”。这里或许正萌发着日本开放豁达、多姿多彩的嫩芽，它尚未长成大树，但确实是近代时期在日本崛起的另一种力量。

如先前所介绍，以西方礼仪谒见外国公使的一桥庆喜极为豁达，甚至打动了身经百战的巴夏礼。“近代转折期的日本正受到外部极其强大压力的威胁”，“内外危机呈几何级数地增加”，这种“强烈的不安与恐惧”笼罩社会——这种强调由“内忧外患”的体制危机造成的“不安与恐惧”论，推动着我们以不自量力的“万国对峙”为国策，狂奔暴走。但这恐怕也只是此后的近代日本精英塑造并宣传的片面化印象。

[1]参予会议，幕末时期朝廷将数名有力大名或曾任大名者任命为参予，由他们组成合议制会议，实现公武合体，但由于参予间意见不一致，该会议只持续了两个月。

[2]天皇机关说，认为一国主权属于国家，天皇是其最高机关，在内阁等多个机关的辅弼下行使统治权的学说。

[3]元服，奈良时代之后日本的成人礼。

终章
富贵繁昌

幕末的改造社会起义

幕长战争发生的庆应二年（1866），歉收连连，起义和捣毁频繁发生。如在持续七年之久的天保饥荒期间，起义每年就发生百次，庆应二年又远远超过百次。总之，起义次数与18世纪相差悬殊。

这些19世纪中前期起义的特征是，基本上都是以“贫民”为主的农民针对地方村吏和特定“富民”所进行的捣毁行为。如第二章所介绍的天保七年（1836）甲斐国郡内暴动便是19世纪前期捣毁起义的代表事例。同年发生的三河国加茂郡起义中，也发生了十分激烈的捣毁行为。起义群众中，赋予幕末明治初期起义以鲜明特征的“改造社会之神”、在农民世界中潜藏的“改造社会的观念”喷涌而出。

第六章介绍了长州藩讨幕派眼皮底下的捣毁起义，从中可以了解到百姓起义与奇兵队的关系，以及脱队暴动等多姿多彩、层次多样的长州藩民众动向。在本书的末尾，笔者将介绍19世纪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改造社会起义”和“有何不可”运动[1]。

庆应二年的代表性捣毁运动恰好发生在幕长战争开战（六月七日）前后。庆应二年五月上旬，在幕府军队驻扎的摄津西宫等地，贫民的妻子聚集起来，要求低价买米，不久便演变为捣毁运动。贫民在十四日从难波村进入大坂，席卷西横堀、船场、上町，甚至天满等地，被捣毁的商铺有八百八十五家。

另一方面，在江户，继近郊的武州捣毁运动后，五月二十八日品川也发生了捣毁运动。第二天，起义波及江户府内，暴乱在芝浦一带开始，向四谷、早稻田、神田、内藤新宿、赤坂、本所等地的商铺蔓延，一直持续到六月五日。贫民在九月竖起写有“〇〇町贫民”的旗帜，向商家、大名家强行索要施舍，幕府（为了平息事态）进口了共计九十万袋的中国香港米和越南米。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农村地区。六月，武州爆发改造社会起义。十三日，山中的秩父郡上名栗村（今埼玉县饭能市）的贫苦农民掀起捣毁高丽郡饭能村粮店和酒家的起义，截至十九日被镇压，起义在关东西北部一带持续了七天，被捣毁的商家共五百二十户，遍布两百个村，参加者估计有十几万人。同在六月，由于幕府开始增收生丝和蚕种行业改换图章和营业的税金，陆奥国信夫和伊达两郡的生丝生产者掀起暴动，要求自由销售。就现有记录来看，从六月十五日晚到二十日的六天中，起义者捣毁了一百八十余户。

民众世界的“仁义”

武州的起义喊出了“看不惯不仁者，救济劳苦大众”“农民有农民的宗旨，惩戒不仁者，警示世人”的口号（“秩父领的饥渴起义”），攻击农民世界中的“不仁者”。另外，在信夫和伊达郡的起义中，起义被喻为“天魔、鬼神”和“阿修罗王”，豪农招呼着：“起义大人，起义大人，请喝酒，请吃饭团。”（《奥州信夫郡伊达郡之御百姓众一揆之次第》）地方上的社会秩序乾坤颠倒。

关于民众世界的“权利意识”，最近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在武州起义之后，农民向当地豪农要求“归还本金”——用于典当巨额救济金的质地（担保的土地）。这一要求看似苛刻，但这种激进要求并非仅仅源于起义的高涨和威力。

江户时代民众史研究者白川部达夫等人最近发现了有趣的农民世界惯例，据说有“无年季，只要有金子，便可取回的惯例”，即无论年限，只要将借了的本钱归还，农民无论什么时候（不管过了多少年，哪怕是数十年）都可以将质押的土地赎回，这种惯例在江户时代初期被广泛作为习俗或乡法。不久之后到了江户时代中期，这一惯例逐渐衰微，“字据主义”普及开来，即按字据办事，一般是在二十年内仅限典当土地者的那一代可以要求赎回质地。农民世界的惯例衰退也是在预料之内。

但令人惊奇的是，到了19世纪，“无年季，只要有金子，便可取回的惯例”又卷土重来，农民世界的传统惯例在幕末复活。武州起义“归还本金”的要求背后包含着这种巨大的历史变迁。在19世纪，惯例之所以复活，一方面是因为豪农为了保护共同体、防止其解体而让步接收“归还本金”，另一方面则出于农民对农田丈量账簿上所记土地的“权利意识”的坚持。

前面介绍过，武州起义的爆发一般被视为贫农“看不惯不仁者，救济劳苦大众”，“农民有农民的宗旨，惩戒不仁者，警示世人”的运动。在郡内暴动中，起义首领在誓词中便写有“以仁义救贫民”。这反映出民众世界里“贫民”这一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如第一章所述，因使用雇佣劳动者而导致的富农登场、“买米售棉”的农民，以及包括这些在内的经济循环的出现，使贫民这一巨大阶层应运而生。

捣毁便成为惩戒农民世界中“不仁”的行动，是民众世界的“仁义”，是领主不参与、依据“农民自己的宗旨”采取的行动。诚然，粮食的囤积不被领主视为非法，但迎合幕府改换图章的举措，便是参与幕府对生丝生产的统制和组织，这在农民眼里便是“不仁”，因此他们秉持“农民自己的宗旨”，发动有纪律的捣毁起义，惩戒特定“富农”的不仁，贯彻“农民之法”。

通过考察这种捣毁起义的思想和行动会发现，在饥荒和米价飞涨之中，解救贫民即守护人命的行动，在农民世界被视为“仁义”，是有德的行为。十多万农民因此参加武州改造社会起义，“富民”也加入其中。可见在当时19世纪中叶的农民世界中，已经广泛且强烈地流淌着与“不仁”相对的“抵抗权”和“人权意识”，毫不逊于今日。

这种贯彻“农民之法”、惩戒农民世界的“不仁”的运动，对富农也有利。与在乡商人主导的和泉、尾西不同，作为藩营而兴盛一时的越中新川棉布在开港后英国棉布涌入的形势下，因无法适应新形势而衰亡。学者谷本雅之便注意到在乡商人不同于藩营的灵活性。事实上，在民众世界，农民并不寻求藩营那样的富贵，相反，有不少富农参加了改造社会起义。

“起义的章法”的多姿多彩

如第二章所介绍，起义的章法在18世纪30年代形成，进入19世纪前后发生变化，此前写的神前祈祷文变成起义者自己的誓约书，即使不向神起誓人们也能聚集起来，章法不断深化成熟。另一方面，进入18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一些起义开始“脱离”章法。

起义群众一般都穿着象征农民身份的蓑笠，手拿日常使用的农具，不持损伤人命的工具，但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手持大刀和腰刀的起义群众。

天保二年（1831）的长州藩大起义和天保七年的甲斐国郡内暴动中，可以看到携带大刀和腰刀、面涂黑墨遮住脸庞、肩上挂着窄布条指挥起义（长州藩大起义）的起义农民形象，或者是携带长腰刀，身穿白色和服与绉绸、无袖外套加红色窄布条的（郡内暴动的）指挥者，形象稀奇古怪。

长州藩船木郡下中野村的铁匠武七“捣毁之时，面部涂黑，手持斧子，冲在前面”。美祢郡秋吉村的游方铁匠平助被“捣毁起义群众”称作“头领”，他用粗草席包裹腰刀背在身上，“威风凛凛”地指挥起义。

在郡内暴动中，巨摩郡江尻洼村的农民源八倅周吉开仓散粮，撕碎抵押品与和服，烧毁账本和字据。他穿着皮外褂，挂着红色窄布条，插着长腰刀，让手下打着纸幡指挥捣毁起义，用腰刀对抗代管的捕吏。周吉最终死于狱中，如果不死也会被处以磔刑。根据记录《甲斐国骚动一事御裁许书》所述，在郡内骚动中携带大刀和腰刀者至少有四十三名，这种起义群众经常被称为“恶党”。

窄布条和缠头巾被幕末庆应时期的起义所继承，武州起义的“蓑笠”形象已经不是主流，漂过的白色窄布条和白色缠头布成为基本的打扮，也十分有意思（顺便一提，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农民军是白色缠头布加白衣）。这一时期的起义中很少见到携带大刀和腰刀的，携带斧头、柴刀、救火钩、锯等利于捣毁的木工工具比较多。

由此看来，如保坂智指出的那样，改造社会起义并不是一味地通过大刀和腰刀等杀伤性武器制造混乱。既有使用大刀和腰刀较多的起义，也有使用木工工具较多的起义，也有白色窄布条和缠头巾的打扮等，农民起义的形象越来越多姿多彩，幕末民众“起义的章法”变得多姿多彩的佐证正在于此。

“有何不可”

改造社会起义激化的庆应二年（1866）次年，米价因丰收而下跌，政治上则发生了从大政奉还到王政复古的大变动。这一年，日本列岛中央地区流行“有何不可”群舞，民众以神符天降为契机群起而舞，这一风潮在不同的地区也被称为神符祭或丰年舞蹈。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有何不可”运动发端于七月十四日山河国吉田町附近的牟吕村（今爱知县丰桥市）的神符天降，之后沿东海道、中山道向东西扩展，东到横滨通商口岸和江户城下，西至京都与大坂，但这一风潮并未就此停止脚步，此后又沿山阳道波及安艺、广岛，在南面跨海到达淡路岛、阿波、土佐、赞岐，在北面则从丹波和但马蔓延到丹后，波及日本海侧。该运动因为新政府的禁止而逐渐平息，但有的地方一直持续到次年三月。

一开始是神符天降，人们在神佛降临之家举行祭祀典礼，男女老幼连日尽情跳舞，让村吏和豪商豪农提供酒饭。伊势神宫、静冈的秋叶社等诸国神社寺庙有神符天降，甚至还有佛像天降。人们在神符降临之家祭祀，开展敬神活动时，和着“有何不可”的号子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以怪异的形象跳舞。神符降临之家的金钱负担有时会达到几百两的巨额数字。

最近的研究者注意到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例如，江户时代有以青年为中心向领主和村吏要求“游乐日”和祭礼的运动，因此19世纪地方上的“游乐日”出现了增加的趋势。而当领主和村吏试图减少“游乐日”时，青年便会反抗。从古川贞雄等地方史研究者探明的这些事实来看，这是持续两天两夜或七天七夜的“游乐日”和祭祀活动，也是群舞，是实现贫苦民众愿望的积极的民众运动。有观点认为，这一运动中存在排外的国家主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对强调这点的观点表示怀疑。虽说其中确实存在这一个面向，但这种运动终究是扎根于民众世界中更深层的庆祝和祭祀活动。

萨道义曾在大坂难波新地的料理店目睹这一场景，留下了十分有趣的记录，读来如临其境。

在萨道义笔下，他们穿着“如火焰般燃烧的衣服”，一边跳舞一边反复叫着“有何不可”。人们沉迷于跳舞，排队打着灯笼，没有注意到萨道义一行。负责外国人警卫的别手组[2]武士粗暴地拨开人群之时也没有引起争执。萨道义等人到达料理店“TOKAKU”时发现那里已经被群舞的人占领，这时刚好有一群狂舞的青年和孩子“抬着轿子摇摇晃晃地走进来，里头放着一个身着华丽服饰的人偶”。料理店的客人也全都拥到包间的门槛处，与他们一起狂舞一阵之后，这群人又不见踪影。（《明治维新亲历记》）

萨道义和英国外交官米特福德都遇到过几次这种群舞，但完全没有受到惊扰。那是民众发起、为自身请命的“社会改造”的大庆典。大坂民众跳着舞走进富民的家和店铺，精力充沛，陶醉其中，看上去十分快乐。在这个时候若对外国人表示敌意或中断庆典，反而是渎神。民众运动在此也展开了其多姿多彩的丰富面向。

优昙婆罗花

嘉永六年（1853）有两万五千余人参加的南部藩三闭伊起义领导者之一、来自闭伊郡大槌通栗林村（今岩手县釜石市栗林町）的三浦命助在安政四年（1857）被捕入狱，未经调查即被弃置不顾，在七年后四十五岁时死于狱中。安丸良夫和深谷克己等学者研究了三浦命助的思想和行动。

起义群众写给三浦命助等领导者和总代“四十五人众”的契约书还留存于世，其中记有：“为滨南部三闭伊通各村舍弃身命之事难料，如若发生上述不幸，由村方每年收取年金十两，持续十年，作为其子孙的养育费，交予其人。”这是起义群众写给领导者和总代的“委托书”，约定若是入狱便保证他们“子孙的养育费”。

另一方面，三浦命助从狱中给妻子和三儿三女写了数册《狱中记》，主题是江户时代后半期民众的愿望，即家庭的“富贵繁昌”。

三浦命助是低级村吏（老名役），也是大槌、釜石等地买卖海产品和内地农产品的在乡商人，正好迎上东北地区19世纪经济“日趋成熟”的潮头。

他反复对家人说：“人劳动赚得的钱，可以用在很多事情上，如今应该努力劳动，赚到不比别人少的钱。毫无疑问，在这世间，无论转世到哪里都离不开辛苦赚钱。还是要诚惶诚恐地劳动。”通过不逊色于别人的“劳动”来致富，这种想法对于近代社会形成时期的独立小生产者而言十分自然。三浦还说：“人与田地相比，人是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田地则如同石川（河滩）。”优昙婆罗花是虚构的印度植物，据说三千年开一次花。由此，三浦留下了“以人为本”的宝贵思想。

他还说：“没有国守之惠泽，诸事难成。离开这一欲壑，前往松前吧。”这清楚表明了对“国守”，即南部藩主的不信任，劝说家人迁往松前。

三浦命助作为下级村吏和在乡商人，在三十四岁的盛年成为起义领导者。作为支撑一个三儿三女的家庭的顶梁柱，他接过了成为起义领导者的危险使命，这是当时的起义领导者——郡内暴动的兵助、加茂起义的辰藏等——身上普遍可以见到的情况。他们为了“金钱”（商品经济）“努力劳动”，一边衷心期望一家的“富贵繁昌”，一边参与策划起义，最后死于狱中。

三浦命助所说“人是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这句话，可以作为19世纪中期江户时代民众的人权思想象征，因此笔者想在本书的末尾加以介绍。

[1]“有何不可”运动，日语为“ええじゃないか”，关西方言，原意为“这不也挺好的嘛”或“谁在乎呢”，同时包含挑衅和宿命的意味。庆应三年八月至十二月，近畿、四国、东海等地发生骚动，民众举行狂热的宗教庆祝活动，跳着舞穿梭于城村之间，口中高喊“ええじゃないか”。

[2]别手组，幕府设置的护卫外国公使的组织。

附录

表年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序章

秋月俊幸『日本北辺の探検と地図の歴史』（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一九九九年）

秋月俊幸『日露関係とサハリン島―幕末明治初年の領土問題―』（筑摩書房、一九九四年）

上村英明『北の海の交易者たち』（同文舘出版、一九九〇年）

海保嶺夫『幕藩制国家と北海道』（三一書房、一九七八年）

海保嶺夫『近世の北海道』（教育社歴史新書、一九九九年）

中西聡『近世·近代日本の市場構造―「松前鯡」肥料取引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八年）

萱野茂『アイヌの碑』（朝日新聞社、一九八〇年）

根室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員会編『三十七本のイナウ　寛政アイヌの蜂起二百年』（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ター、一九九〇年）

萱野茂·田中宏編『アイヌ民族ト°ン叛乱二風谷ダム裁判の記録』（三省堂、一九九九年）

榎森進『日本民衆の歴史·地域編8　アイヌの歴史』（三省堂、一九八七年）

北海道·東北史研究会編『場所請負制とアイヌ―近世蝦夷地史の構築をめざして―』（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ター、一九九八年）

小林真人「場所請負制下の余市アイヌの生活と社会」『北海道開拓記念館研究報告』一三（一九九三年）

田島佳也「場所請負制後期のアイヌの漁業とその特質」田中健夫編『前近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年）

佐藤宥紹「『自分稼』について」『釧路市立郷土博物館紀要』五（一九七八年）

岩崎奈緒子「蝦夷地場所請負制研究の新たな展開のために」前掲『場所請負制とアイヌ』（一九九八年）

小林真人「余市アイヌのイケシュイ」『道史協支部交流会報北の青嵐』三九（一九九六年）

田端宏「幕末期の松前·蝦夷地」田端他編『北海道の歴史』（山川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麓慎一「蝦夷地第二次直轄期のアイヌ政策」『北大史学』三八号（一九九八年）、『幕末維新論集2　開国』（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に再録

砂沢クラ『ク　スクップ　オルシぺ　私の一代の話』（北海道新聞社、一九八三年）

花崎皋平『静かな大地松浦武四郎とアイヌ民族』（岩波書店、一九八八年）

テッサ·モーリス＝鈴木、大川正彦訳『辺境から眺める』（みすず書房、二〇〇〇年）

原直史「北前船と北国·大坂魚肥市場」『北前船と日本海の時代』（日本福祉大学知多半島総合研究所、一九九七年）

西山克典「寛政アイヌの蜂起と『少数民族』問題によせて」前掲『三十七本のイナウ』（一九九〇年）

榎森進『アヌ民族の歴史』（草風館、二〇〇七年）

菊池勇夫編『日本の時代史19　蝦夷島と北方世界』（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三年）

第一章

速水融·鬼頭宏「庶民の歴史民勢学」新保博·斎藤修編『日本経済史2　近代成長の胎動』（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年）

大口勇次郎「寛政―文化期の幕府財政―」尾藤正英先生還暦記念会編『日本近世史論叢』下巻（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四年）

古島敏雄「幕府財政収入の動向と農民収奪の画期」『日本経済史大系4·近世下』（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五年）

大口勇次郎「天保期の幕府財政」『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紀要』二二（一九六九年）

大野瑞男『江戸幕府財政史論』（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武部善人『綿と木綿の歴史』（御茶の水書房、新装版、一九九七年）

E·J·ホブズボーム·浜林正夫他訳『産業と帝国』（未来社、新装版、一九九六年）

山崎隆三『地主制成立期の農業構造』（青木書店、一九六一年）

鶴岡実枝子「近世近江地方の魚肥流入事情」『史料館研究紀要』三号（一九七〇年）

中村哲『日本初期資本主義史論』（ミネルヴァ書房、一九九一年）

塩沢君夫·川浦康次『寄生地主制論』（御茶の水書房、一九五七年）

中村哲『明治維新の基礎構造―日本資本主義形成の起点―』（未来社、一九六八年）

谷本雅之『日本における在来的経済発展と織物業―市場形成と家族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八年）

本城正徳『幕藩制社会の展開と米穀市場』（大阪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四年）

林玲子「天保期における新興江戸問屋」北島正元編著『幕藩制国家解体過程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七八年）

近江商人郷土館丁吟史研究会編『変革期の商人資本』（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四年）

林玲子『日本の近世5　商人の活動』（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二年）

井上勝生「幕藩制解体過程と全国市場」『歴史学研究』別冊特集号（一九七五年）、同『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四年）に収録

原直史『日本近世の地域と流通』（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新保博·斎藤修編『日本経済史2　近代成長の胎動』（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年）

石井寛治『日本経済史（第二版）』（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一年）

石井寛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経済史1幕末維新期』（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〇年）

菊池勇夫『近世の飢饉』（日本歴史叢書、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七年）

小山幸伸『幕末維新期長崎の市場構造』（御茶の水書房、二〇〇六年）

第二章

津田秀夫『近世民衆運動の研究』（三省堂、一九七九年）

藪田貫『国訴と百姓一揆の研究』（校倉書房、一九九二年）

熊谷光子「畿内·近国の旗本知行所と在地代官」『日本史研究』四二八号（一九九八年）

岩城卓二「御用宿」『シリーズ近世の身分的周縁5　支配をささえる人々』（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年）

谷山正道『近世民衆運動の展開』（高科書店、一九九四年）

オットー·ヒンツェ、成瀬治訳『身分制議会の起源と発展』（創文社、一九七五年）

斎藤洋一「武州世直し一揆のいでたちと得物」『学習院大学史料館紀要』創刊号（一九八三年）

保坂智「百姓一揆の作法―その成立と変質―」『民衆運動史1一揆と周縁』（青木書店、二〇〇〇年）

青木虹二·保坂智編『編年百姓一揆史料集成』一～一九（三一書房、一九七九～一九九七年）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地鳴り　山鳴り―民衆のたたかい三〇〇年―』（解説·久留島浩）（同博物館、二〇〇〇年）

岩淵令治「公事宿―駕籠訴の仕掛け人―」（同前、所収）

保坂智「百姓一揆―その虚像と実像―」『日本の近世10　近代への胎動』（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三年）

乾宏巳·井上勝生「長州藩と水戸藩」『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2　近世四』（岩波書店、一九七六年）

深谷克己『八右衛門·兵助·伴助』朝日評伝選20（朝日新聞社、一九七八年）

安丸良夫「民衆運動の思想」『日本思想体系58民衆運動の思想』（岩波書店、一九七〇年）

歴史教育者協議会編·斎藤純監修『図説日本の百姓一揆』（民衆社、一九九九年）

鶴園裕「朝鮮王朝後期の反乱」『民衆運動史5』（青木書店、二〇〇〇年）

趙景達「開国前夜における朝鮮の民乱」（同前、所収）

趙景達「李朝末期の民乱」『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三三（一九九五年）

姜萬吉『韓国近代史』（高麗書林、一九八六年）

金洋植『近代韓国의社会変動과農民戦争』（新書院·ソウル、一九九六年）

朴廣成「高宗朝의民乱研究」『伝統時代의民衆運動』下（풀빛·ソウル、一九八一年）

原田伴彦『被差別部落の歴史』朝日選書34（一九七五年）

部落解放研究所編『近世部落の史的研究』上·下（解放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布引敏雄『長州藩部落解放史研究』（三一書房、一九八〇年）

斎藤洋一「『えた』身分と一揆」『民衆運動史1』（青木書店、二〇〇〇年）

部落問題研究所編『部落の歴史』西日本編·近畿編·東日本編（部落問題研究所、一九八三年）

部落問題研究所編『部落の歴史と解放運動』前近代編（部落問題研究所、一九八五年）

部落解放研究所編『部落解放史』上巻（部落解放研究所、一九九〇年）

高橋敏『近世村落生活文化史序説―上野国原之郷村の研究―』（未来社、一九九〇年）

平川新『紛争と世論―近世民衆の政治参加―』（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六年）

久留島浩『近世幕領の行政と組合村』（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二年）

保坂智『百姓一揆とその作法』（吉川弘文館、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137、二〇〇二年）

渡部尚志編『幕末維新期萩藩村落社会の変動』（岩田書院、二〇〇二年）

須田努『「悪党」の一九世紀』（青木書店、二〇〇二年）

青木美智男『近世非領国地域の民衆運動と郡中議定』（ゆまに書房、二〇〇四年）

深谷克己監修·斎藤純·保坂智『百姓一揆事典』（民衆社、二〇〇四年）

渡部尚志『百姓の力―江戸時代から見える日本』（柏書房、二〇〇八年）

高橋敏『江戸の教育力』（ちくま新書、二〇〇七年）

趙景達『朝鮮民衆運動の展開―士の論理と救済思想』（岩波書店、二〇〇二年）

第三章

津田秀夫『日本の歴史22　天保改革』（小学館、一九七五年）

青木美智男『大系日本の歴史11　近代の予兆』（小学館、一九八九年）

ファインベルク、小川政邦訳『ロシアと日本　その交流の歴史』（新時代社、一九七三年）

藤田覚『近世政治史と天皇』（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菊池勇夫『エトロフ島　つくられた国境』（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西村三郎『文明のなかの博物学―西欧と日本―』上·下（紀伊国屋書店、一九九九年）

田崎哲郎『在村の蘭学』（名著出版、一九八五年）

青木歳幸『在村蘭学の研究』（思文閣出版、一九九八年）

青木歳幸「科学的思考の発達と蘭学」『日本の近世13　儒学·国学·洋学』（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三年）

岸武雄『幕末の科学者飯沼慾斎』（小峰書店、一九八五年）

佐藤昌介『洋学史研究序説―洋学と封建権力―』（岩波書店、一九六四年）

藤田覚『幕藩制国家の政治史的研究―天保期の秩序·軍事·外交』（校倉書房、一九八七年）

陳舜臣『実録アヘン戦争』（中公新書、一九七一年）

上原兼善『鎖国と藩貿易』（八重岳書房、一九八一年）

長野暹『佐賀藩と反射炉』（新日本新書、二〇〇〇年）

木原溥幸『幕末期佐賀藩の藩政史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七年）

田中彰『幕末の藩政改革』（塙書房、一九六五年）

田中誠二『近世の検地と年貢』（塙書房、一九九六年）

孫承喆、山里澄江·梅村雅英訳『近世の朝鮮と日本―交隣関係の虚と実―』（明石書店、一九九八年）

池内敏「朝鮮信使大坂易地聘礼計画をめぐって」『日本史研究』三三六号（一九九〇年）、『幕末維新論集2　開国』（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に再録

河宇鳳、井上厚史訳『朝鮮実学者の見た近世日本』（ぺりかん社、二〇〇一年）

池内敏『近世日本と朝鮮漂流民』（臨川書店、一九九八年）

鳥取県立博物館編『鳥取に流れ着いた朝鮮人―文政二年伯耆国赤崎沖漂流一件史料集―』（鳥取県立博物館、一九九八年）

池内敏『大君外交と「武威」―近世日本の国際秩序と朝鮮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六年）

姜徳相編著『錦絵の中の朝鮮と中国―幕末·明治の日本人のまなざし―』（岩波書店、二〇〇七年）

藤田覚『近世後期政治史と対外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五年）

第四章

石井孝『日本開国史』（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二年）

横浜市編『横浜市史第二巻』（有隣堂、一九五九年）

加藤祐三『黒船前後の世界』（岩波書店、一九八五年）

平尾信子『黒船前夜の出会い―捕鯨船長クーパーの来航―』（NHKブックス、一九九四年）

山口啓二『日本歴史叢書鎖国と開国』（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渡辺京二『逝きし世の面影日本近代素描一』（葦書房、一九九八年）

田中彰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　開国』（岩波書店、一九九一年）

呂万和『東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歴史6　明治維新と中国』（六興出版、一九八八年）

山内進『掠奪の法観念史―中·近世ヨーロッパの人·戦争·法―』（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三年）

井上勝生「『万国公法』と幕末の国際関係」『日本の近世18』（中央公論社、一九九四年）

井上勝生「日本開国と『北方水域』」『北方史の新視座』（雄山閣、一九九四年）

井上勝生「日本開国期の『文明』と『未開』」『日本国家の史的特質近世·近代』（思文閣出版、一九九五年）、『幕末維新論集2　開国』（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に再録

青木美智男·河内八郎編『講座日本近世史7　開国』（有斐閣、一九八五年）

井上勝生『幕末·維新　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①』（岩波新書、二〇〇六年）

眞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昌平坂学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変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七年）

第五章

大久保利謙『岩倉具視』（中公新書、一九七三年）

高埜利彦「江戸幕府の朝廷支配」『日本史研究』三一九号（一九八九年）

高埜利彦『江戸幕府と朝廷』（山川出版社、日本史リブレット、二〇〇一年）

藤田覚『幕末の天皇』（講談社選書メチエ、一九九四年）

尾佐竹猛『明治維新』上の二（白揚社、一九四六年）

田中彰「幕末薩長交易の研究」『史学雑誌』六九ノ三·四（一九六〇年）、同『幕末維新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に収録

井上勝生「幕末長州藩と武州豪農―民族的自立の基盤について―」『日本歴史』四三三号（一九八四年）、同『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四年）に収録

沼田哲「慶応二年の武州一揆と豪農―大里郡胄山村根岸友山の場合―」『歴史公論』三の五（一九七七年）

井上勝生「幕末における御前会議と『有司』―日本絶対主義形成の特質について―」『史林』六六の五（一九八三年）、同『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に収録

田中彰『明治維新政治史研究―維新変革の政治的主体の形成過程―』青木書店、一九六三年）

三宅紹宣『幕末·維新期長州藩の政治構造』（校倉書房、一九九三年）

池田敬正『坂本龍馬』（中公新書、一九六五年）

芝原拓自『明治維新の権力基盤』（御茶の水書房、一九六五年）

宮地正人『天皇制の政治史的研究』（校倉書房、一九八一年）

宮地正人『幕末維新期の社会的政治史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九年）

三谷博『明治維新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幕末の外交と政治変動―』（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井上勝生「幕末政治史のなかの天皇―安政期の天皇·朝廷の浮上について―」『講座前近代の天皇』二（青木書店、一九九三年）、同『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に収録

井上勝生「幕末公家の政治空間―縁家を中心に―」『公家と武家2　「家」の比較文明史的考察』（思文閣出版、一九九九年）

田中彰『長州藩と明治維新』（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七年）

第六章

石井孝『港都横浜の誕生』（有隣新書、一九七六年）

横浜開港資料館編『横浜商人とその時代』（有隣新書、一九九四年）

オールコック、山口光朔訳『大君の都幕末日本滞在記』上·中·下（岩波文庫、一九六二年）

石井寛治『近代日本とイギリス資本―ジャーディン·マセソン商会を中心に―』（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四年）

石井寛治「維新変革の基礎過程―対外的契機と『編成替』―」『歴史学研究』五六〇号増刊号（一九八六年）

芝原拓自『日本近代化の世界史的位置―その方法論的研究―』（岩波書店、一九八一年）

西川武臣「『生糸売込商体制』の確立過程―吉村屋幸兵衛を中心として―」『内陸の生活と文化』（雄山閣、一九八六年）

石井孝「初期横浜貿易商人の存在形態」『横浜市立大学紀要』八五号（一九五八年）

石井寛治·関口尚志編『世界市場と幕末開港』（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二年）

サトウ、坂口精一訳『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上·下（岩波文庫、一九六〇年）

萩原延壽『遠い崖』一～十四（朝日新聞社、一九九八～二〇〇一年）

玄明喆「幕末対馬藩政治史の研究」（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文学博士学位論文、一九九五年提出）

広瀬靖子「幕末における外国軍隊日本駐留の端緒」『御茶の水史学』一五号（一九七三年）、『幕末維新論集7　幕末維新と外交』（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に再録

石井孝『増訂明治維新の国際的環境』（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六年）

高木俊輔『明治維新草莽運動史』（勁草書房、一九七四年）

鹿野政直·高木俊輔編著『維新変革における在村的諸潮流』（三一書房、一九七二年）

澤宣一·望月茂『生野義挙と其同志』復刻版（マツノ書店、二〇〇二年）

布引敏雄「長州藩天保二年一揆の一断面―エタ騒動に見る民衆の意識状況―」『長州藩部落解放史研究』（前掲）

布引敏雄「時政亀造と一新組」『長州藩部落解放史研究』（同前）

北川健「部落民軍団『維新団』の基本像」『山口県地方史研究』六五号（一九九一年）

三宅紹宣「幕長戦争における良城隊の戦闘状況」『山口県地方史研究』八六号（二〇〇一年）

井上勝生「奇兵隊は革命軍だったのか」『日本近代史の虚像と実像1』（大月書店、一九九〇年）

井上勝生「志士と民衆―長州藩諸隊と招魂場―」『岩波講座日本通史第一六巻近代一』（岩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H·ノーマン、大窪愿二訳『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全集』第四巻（岩波書店、一九七八年）

国広哲也編『長州藩第二奇兵隊脱隊暴動史料集』（光市立図書館内、光地方史研究会、一九七七年）

井上勝生「幕末における民衆支配思想の特質―日本的マキャベリズム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五〇二号（一九八二年）、同『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塙書房、一九九四年）に収録

柴田三千雄·柴田朝子「幕末におけるフランスの対日政策―『フランス輸出入会社』の設立計画をめぐって―」『史学雑誌』七六ノ八（一九六七年）

高村直助「維新前後の『外圧』をめぐる一、二の問題」『（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三九―四号（一九八七年）、『幕末維新論集2　開国』に再録

原口清「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日本近代史の虚像と実像1』（大月書店、一九九〇年）

佐々木克『大久保利通と明治維新』（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井上勲『王政復古』（中公新書、一九九一年）

高木博志「近世の内裏空間·近代の京都御苑」『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の文化史2』（岩波書店、二〇〇一年）

小野正雄『幕藩権力解体過程の研究』（校倉書房、一九九三年）

熊澤（保谷）徹『幕末の鎖港問題と英国の軍事戦略―一八六四年の対日戦争計画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七〇〇号（一九九七年）

家近良樹『孝明天皇と「一会桑」』（文春新書、二〇〇二年）

佐々木克『幕末政治と薩摩藩』（吉川弘文館、二〇〇四年）

保谷徹「オールコックは対馬占領を言わなかったか―一八六一年ポサドニック号事件における英国の対応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七九六号（二〇〇四年）

終章

落合延孝「世直しと村落共同体」『歴史学研究』別冊特集（一九八二年）

佐々木潤之介編『日本民衆の歴史5　世直し』（三省堂、一九七四年）

白川部達夫『日本近世の村と百姓的世界』（校倉書房、一九九四年）

大塚英二「質地請戻し·土地取戻しと『家』·村共同体」『民衆運動史3　社会と秩序』（青木書店、二〇〇〇年）

田村貞雄『ええじゃないか始まる』（青木書店、一九八七年）

伊藤忠士『「ええじゃないか」と近世社会』（校倉書房、一九九五年）

深谷克己『南部百姓命助の生涯』（朝日新聞社、一九八三年）

深谷克己『増補改訂版百姓一揆の歴史的構造』（校倉書房、一九八六年）

古川貞雄『村の遊び日―休日と若者組の社会史―』（平凡社選書、一九八六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新的构想与开展：明治时代/（日）铃木淳著；李青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5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ISBN 978-7-5496-3471-2

Ⅰ．①维…　Ⅱ．①铃… ②李…　Ⅲ．①日本-近代史-明治时代　Ⅳ．①K31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42932号

《NIHON NO REKISHI 20 ISHIN NO KOUSOU TO TENKAI》

© Jun Suzuki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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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登记图字 09-2021-0205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亲眼看见大海的天皇

第一章 明治的『藩』

第一节 《五条御誓文》

第二节 公议

第三节 藩制改革

第二章 户长们的维新

第一节 从藩到县

第二节 户长的工作

第三节 户长与地方

第三章 士族的职能

第一节 对外战争的变化

第二节 民权、叛乱、巡查

第三节 秩禄处分

第四章 官与民的相遇

第一节 西乡与大久保

第二节 道路县令与民权家

第三节 《军人敕谕》

第五章 整顿内政，增加民产

第一节 造船业与外国人

第二节 企业勃兴

第三节 贯彻维新

第六章 颁布宪法

第一节 宪法颁布仪式

第二节 东京与地方

第三节 “书籍奴隶”的维新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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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

网野善彦

大津　透

鬼头　宏

樱井英治

山本幸司

“横看成岭侧成峰”
——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历史

2014年，理想国出版十卷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引起中国读者广泛关注：有人敬佩成立已达百年的讲谈社打造学术精品的底蕴与担当，有人惊叹日本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阅读过这套丛书的读者，体味到“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刺激与知识冲击，继而衍生出对日本历史的好奇与兴趣。如今，新经典文化推出十卷本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既与前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成双，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积聚多年的阅读趣味和需要。

放眼国际史学界，“日本历史”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黄金岛”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因此，日本历史研究的热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经久不衰。

以中国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历代正史专设日本传凡十七篇，时间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年，是研究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群。加之，日本古代多以汉文撰写史书，依托此种得天独厚的史料解读优势，以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为标志，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在中日关系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然而，中国史学家少有人通晓日本古代“和文”系统文献，如古代的宣命体、中世的武士文书、近世的候文等，因其解读难度大，所以迄今尚无一部获得公认的日本史丛书问世。

再举欧洲的例子，在英语读书界最受追捧的无疑是马里乌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等人主编的“剑桥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这套集多国史学精锐撰写的六卷本，在西方史学理论框架下梳理日本历史脉络，无论其宏观视域还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视角，都有颇多可取之处。然而，西方史学家的短板也同样存在。如第四卷至第六卷叙述近现代四百余年历史，而远古至中世数千年历史仅占全套书一半篇幅，薄古厚今的倾向明显；又如第一卷《古代日本》（Ancient Japan）拘泥于“成文史”的史观，将叙述重点置于弥生晚期以后，对日本历史黎明期的无土器时代、绳纹时代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欧美的日本史研究，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但存在不足。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日本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日本历史，又会具有什么特色呢？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名为“日本历史”的“山”，倘若从中国望去是“峰”，站在西方看到的是“岭”，那么映现在立足于本土的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又是何种“山容”呢？

大凡了解日本图书现状的读者都知道，历史题材受到的关注从未减弱。这方面笔者有亲身体验，但凡关涉圣德太子、鉴真、阿倍仲麻吕、最澄、圆仁等历史人物，每次演讲的听众动辄数百上千，报纸专栏、杂志特辑、系列丛书等的稿约应接不暇。正因为有众多历史爱好者旺盛的需求，日本大型出版社均有底气倾力打造标志性的日本历史丛书。此次新经典文化译介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便是代表日本史学界水准的学术精品。

该丛书原版共二十六卷，中文版萃取其中十卷，大致展示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进程。大而观之，第一卷《王权的诞生》叙述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聚焦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起自奈良时代、迄于平安时代前期，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重点置于平安时代后期，第五卷《源赖朝与幕府初创》大抵等同镰仓时代断代史，第六卷《〈太平记〉的时代》跨越南北朝时代与室町时代，第七卷《织丰政权与江户幕府》聚焦战国时代，第八卷《天下泰平》侧重于江户时代前期，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框定江户时代后期，第十卷《维新的构想与开展》铺叙明治维新时期迈入近代化的进程。

前述中国学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与美国学者詹森等主编的“剑桥日本史”，邀约各领域专家共同执笔，因而能确保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及叙述层面的完整性。与此相较，中文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各卷均为单人独著，各卷时段难免偶有重叠，每位著者叙述重点不一，但这将最大限度发挥著者“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日本史学界专业壁垒森严，史学家大多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浸淫擅长领域，积淀十分深厚，对相关史料掌控无遗，对学界动态紧追不懈，这既是日本史学界的严谨风格，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看点。

这套丛书呈现的是日本人书写日本历史的成果，既不是从中国侧视的“峰”，亦非西方人横看的“岭”，置身此山的日本人，虽然未必能俯瞰延绵起伏的山脉，纵览云雾缭绕的山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当事人”，比任何“旁观者”更能对溪流的叮咚、山谷的微风、草木的枯荣感同身受。比如在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中，“治天下大王”的“治”字读作“治（シラス）”久成定论，著者则将其训读为“治（オサム）”，二者间微乎其微的差异，绝非外国学者所能体味。而著者对此的解读是：前者“强调统治者拥有绝对性的统治权”，后者“强调互酬性……的统治权”，从而定性大王具有“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性统治权”，区别于具有“以绝对君权和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制性统治权”的天皇。关于大王称号的前缀“天下”，在著者细致入微的考证下，此“天下”与中国语境中蕴含“德治”与“天命”要素的“天下”观迥异，是指在众神群居的“高天原”之下，王权中心的所在地，与排斥“天命”且“万世一系”的天皇观一脉相承。诸如此类，抽丝剥茧地推演日本历史的内在机理，是该丛书的又一大亮点。

相对于其他学科，日本史学界给人的印象较为刻板、固守传统，连臭名昭著的“皇国史观”也尚存一席之地，右翼学者炒作的新历史教科书便属此类。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开放式、客观性、国际化的史学新风。还是以第二卷《从大王到天皇》为例，朝鲜半岛南部曾有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名为加罗，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称该地为“任那”，大和朝廷在那里设有“日本府”。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偏信《日本书纪》，认为任那是大和朝廷的屯仓，也有朝鲜学者愤而反驳此观点，双方论战火药味甚浓。本卷著者持论公允，指出加罗地区虽然存在倭人势力，但尚未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任那”一词暴露了“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立场”，所以史学家不应使用该词。在墨守成规的日本史学界，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实如惊天霹雷，让我们看到现代日本史学家的良知与果敢，值得我们赞赏。

前面说过日本史学家“博通不足而深耕有余”的特点，穷尽史料、追根问底是其优势，局限性则体现在研究古代史的绝不涉猎中世史、近世史，攻日本史的鲜少涉足中国史、朝鲜史，总体而言多在日本框架下研究日本史。然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些许不落窠臼的气象，从“从世界史和现代角度看王权诞生”（第一卷）、“东亚世界中的倭国”（第二卷）、“国际秩序构想的转变”（第三卷）等章节标题可见，一些著者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剖析文明发展的机制。虽然上述气象还比较微弱，但也是这套丛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题西林壁》下联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此山的日本史学家，能够在至近距离凝视日本历史之“山”，可以鼻闻花草之芬芳，耳听虫鸟之啼鸣，眼观云雾之聚散，手触泉水之冷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细腻、神奇，深耕之下或许还能发现地下的根须、山中的矿石、溪流的水源，这是日本史学家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正因为置身此山，未必能看清庐山真容。比如日本古代历史以“和汉”两条主脉交织而成，近代以来则形成“和洋”交叠的结构，而这套丛书呈现的基本上是“和”之一脉，甚至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忽略。然瑕不掩瑜，此不赘言。

临近尾声，笔者突然想起禅僧青原惟信的珠玑之语：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这说的是参禅的三重境界，化用到本文主题，中国人侧观、西方人横看、日本人仰视的“山”，属于第一境界；领悟到山有岭峰之姿、高低之相、远近之别，大抵迈入第二境界。何谓第三境界呢？或许等我们凝聚众人之眼，阅遍千姿万态，才能彻悟“山”之真容吧！

最后附言几句：大概因为笔者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的作者之一，又曾强烈建议早日推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文版，这两套精品丛书的策划人杨晓燕女士嘱我写一篇序言。自忖国内日本史专家人才济济，还轮不到笔者这般资历尚浅、学养未丰之辈担纲作序。但念及“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足可填补国内日本史学界的一块空白，身为行内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推介，故不揣浅薄，勉草一文塞责。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勇
辛丑槐月吉日
写于武林桃花源

前言
亲眼看见大海的天皇

明治元年（1868）十月一日，在从京都乘肩舆前往东京的途中，明治天皇第一次亲眼看见了太平洋。长州藩同行的木户孝允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至尊睿览大洋……从此皇威光耀外海，感泣不已也。”长途跋涉后终于看见广阔的大海，一定有很多人会为此而感动。不过，多次往返于江户与藩地之间、看惯了太平洋的木户孝允却并非为此动容。

不仅是刚刚年满十六周岁的明治天皇，江户时代的历代天皇基本都没有离开过京都，更不曾见过外海。天皇看见太平洋这件事本身即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而且在那个时代，外海有着特殊的含义。在没有飞机的时代，海外的所有以书籍、以人为载体的信息，均由船只带入岛国日本。代表外国军事实力的军舰、军队也来自海上。外海是连接日本与海外各国的通道，也是各国军舰、船舶炫耀军事实力与先进技术的舞台。那些能在外海航行的轮船赋予了外海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们给陆地上没有国境线、鲜有机会直接与欧美文明接触的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幕府末期的动乱始于十五年前。彼时佩里率领四艘蒸汽军舰出现在浦贺海面上，包括木户孝允在内的很多人痛感必须设法应对这样的局面。对于那时候的木户孝允等人而言，外海是最危险的领域，随时有可能出现外国军舰的身影。“海防”成为幕府与各藩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因而各地纷纷修建起用来架设大炮的炮台。长州藩在幕府开放港口后，仍采取攘夷方针。五年前在下关炮台，长州藩与四国联合舰队交战，最终以惨败收场。

然而，如今的木户孝允不再惧怕大海。他的后辈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漂洋过海前往英国考察后归来，组建起新的政府。在这一年的一月十五日，即天皇元服（加冠）之日，新政府宣布与外国和睦共处。在眼下的戊辰战争中，政府的官兵使用轮船进行海上运输，大海从危险领域变成可以获益的实用领域。回顾十五年来自己对大海感情的变化，回忆起自己的辛劳和在内战中流散朋友的音容笑貌，木户孝允难免会悄然落泪吧！

当然，自多年前起，以幕府为中心，日本也在不断发展对外贸易，普及轮船，建设近代化的海军。八天前，会津藩投降，戊辰战争的陆地战基本结束。但在这一阶段，日本实力最强大的舰队仍是由榎本武扬率领的、停泊在仙台藩领地内松岛湾的旧幕府海军。在充分利用大海这一点上，新政府只是更换了领导人，但仍旧延续着幕府的方针。天皇看见大海这件事便象征着这种更迭。

不过，维新的目的并不是让天皇看见大海，也不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传统，而是要构筑新体制的起点。面对渡海而来的近代技术与近代军事力量，新政府不再像幕府那样，一边维持旧体制的框架，一边接纳它们，而是要变革体制，举全社会之力加以应对，这是维新的开端。自此以后，这场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便以宣扬“皇威”为目的，天皇成为其象征。

此后，外海成为日本向海外直接宣扬皇威的舞台。木户孝允主张在这一年入侵朝鲜：“在其土大张神州之威。”数年内，日本向海外大展军事实力。明治十一年（1878），在江华岛事件主角井上良馨舰长的带领下，日本国产军舰“清辉”巡航欧洲各国，日之丸旗迎风招展，向世界宣告新的海军大国已经诞生。随后，日本与清朝在建造军舰方面展开竞争，把扩充海军作为在军事上、文明上发扬国威的最佳手段。此事在日本国内获得广泛支持，政府意欲以此为中心来应对议会上提出的问题。

大海的作用不仅限于此。继政府首脑为首的岩仓使节团环球考察后，许多人远赴海外，带回了新的知识。在日本国内，天皇乘坐轮船从鹿儿岛一路巡视至函馆，这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对外贸易的扩大，出口产业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进口商品。日本国内海运业的飞速发展也使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变得更为频繁。即便是偏远地区，也迅速在海上航线的重要之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西式风格的灯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明治时代始于大海。

在“明治”年号确定后的第二十二天，天皇眺望太平洋的这一瞬间，正是一个历史由“幕末”进入“明治”的巨大转折点。木户孝允正是看清了一点，才不禁热泪盈眶。

*本书中出现的人名统一使用后世熟知的表述，年龄使用周岁。

第一章
明治的『藩』

第一节　《五条御誓文》

从御誓文到宪法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这是庆应四年（明治元年，公元1868年）三月十四日明治天皇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国是”——《五条御誓文》，我们将其称为“维新的构想”再恰当不过。

其宗旨是：否定独裁，扩大参政范围。建设人尽其才的社会，加入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引入新知识，同时不被旧风俗习惯所束缚，遵照国际社会的标准行事。

御誓文发布七十八年后的昭和二十一年（1946），战败后的第一个元旦，明治天皇的孙子昭和天皇在化为焦土的东京发布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即众所周知的《天皇的人间宣言》。在诏书中，昭和天皇按照自己的意愿引用了《五条御誓文》，并写道：

此誓言公明正大，无可挑剔。朕也欲遵循此誓言努力新进，以开国运。

当然，为避免招致“复归明治”的误解，宣言做了如下说明：“遵循此宗旨，破旧来之陋习，畅达民意，官民一致贯彻和平主义，构筑富有修养之文化，并图民生向上，以建设新日本。”在战后社会重启的时刻，御誓文作为构想被再次提出。由此可见，御誓文是建设现代社会的构想，如今的社会也处于其向后发展的延长线上。

在御誓文公布两个月后，明治新政府在《政体书》中指出“制定国是，建立制度皆以《五条御誓文》之宗旨为目的”，宣布今后无论建设新国家的体制，还是统治府藩县都要“遵循御誓文的宗旨”。

另一方面，明治十年（1877）六月的《立志社建白书》及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爆发的大久保利通暗杀事件中，均出现了引用或提及御誓文的“斩奸状”，这些“斩奸状”都批判政府违背了御誓文的精神。此后，批判政府独裁、要求开设议会的人也纷纷开始从御誓文中寻找依据。御誓文呈现的构想得到了官民的广泛认可。

明治二十二年（1889）《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人们逐渐不再引用御誓文批判政府，御誓文本身也鲜少被人提及。人们普遍认为《大日本帝国宪法》实现了御誓文的构想。《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御誓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本书将论述从御誓文颁布至《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期间，日本这一国家的发展历程。

《五条御誓文》上图所示内容出自时任总裁[1]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之手。下图是江户版的《太政官日志》。《太政官日志》不但把“经纶”误写为“经论”，还给它标注了假名（宫内厅书陵部藏，《太政官日志》第五卷芝三岛町和泉屋市兵卫版）

明治维新的构想

“明治维新的构想”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幕府末期维新志士们心中描绘的蓝图。不过在这里，笔者将幕末的故事交由本丛书中的《开国与幕末变革》来叙述，而本书将从庆应四年（1868）开始写起。在与幕府对峙并将其推翻的过程中，仁人志士们的构想成为激发人们变革欲望的理想，同时也被作为推进当下政治活动的手段，用以协调各派势力之间的意见。至于构想本身是否能够实现，人们不会对其深究，人们对它的解释自然存在很大的空间。

与此相对，新政府为了确立政治框架与行政制度，则必须明确地提出具体的构想。不仅要明确“建设怎样的社会”“基于何种理念执政”这样的问题，还要详细构思“使用什么手段”“按照什么顺序执行”等落实方案。在实施过程中，负责人为了应对抵抗、解决技术难题，或改变了原有的构想，或提出了新的构想。

“明治维新”这个词，从狭义上可以说是从幕府到明治政府的政权更迭。然而，在新政府刚刚诞生的阶段，社会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就连藩与武士等政治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该时期也没什么重大的改变，只不过是德川幕府倒台，随后朝廷登台罢了。而本书所说的“维新”，则是指新政府改变武士的特权地位、制定各种全国性的新制度，建立新时代的军事力量，构建新政治、新经济活动框架的过程。

明治二十三年（1890）帝国议会设立，与此同时，明治二十二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开始实施。由此，日本的官僚制度、地方制度、司法制度基本成形，并一直沿用至昭和二十一年（1946）《日本国宪法》制定前。明治十九年至明治二十二年是日本产业革命的起始时间，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企业兴起，明治二十三年甚至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作为日本现代经济行政、司法框架一同建立。

宣读《五条御誓文》的天神地祇御誓祭（乾南阳绘，明治神宫圣德绘画馆藏）

但是，以上框架并不是基于最初的构想建立起来的。维新以引进各种新技术、新制度为中心，在此过程中，日本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构想的前提也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根据新的状况提出新的构想。这些构想及人们为实现这些构想所做出的努力，形成了明治时代的国家框架。本书将聚焦那些提出具体构想并以此推动明治维新向前发展之人，并以此来观察这一时代。

另一方面，同样打着御誓文旗号起步的战后社会，很快便否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并制定了全新的宪法。不过，即便《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在御誓文的影响下诞生，且后又遭到否定，但御誓文也依然没有失去其光芒，因为御誓文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在上文中，笔者指出，幕府末期新社会的构想与明治之后推动维新所需之构想有所不同，如若依据此种划分方式，御誓文应属于幕府末期的构想。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御誓文作为这种构想被提出的背景。

天神地祇御誓祭

戊辰年[2]三月十四日，在名为“天神地祇御誓祭”的仪式中，《五条御誓文》公布。当天正午，只有朝臣、被称为诸侯的大名，以及各藩派驻朝廷的征士，才有资格坐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中。神祇事务总督白川资训出身于世代负责朝廷祭神仪式的家族，在其主持完请神、献祭仪式后，天皇驾临，副总裁三条实美宣读了御祭文。三条实美作为长州派的朝臣，一度被朝廷流放，以至度过了一段被称为“七卿落难”的流浪岁月。王政复古后，三条实美东山再起，凭借家世与资历成为新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直至明治十八年（1885）内阁制度建立前，三条实美一直都是新政府的首脑。这一年，三条实美三十一岁。

御祭文中写道“自神话时代起，奉天津神之命，掌管天下政事”，指出天皇的统治权来源于其祖先——天神。其中，“违背今日誓约者将即刻遭受天神地祇的刑罚”一句表明，以来自上天的惩罚（天谴）作为此誓约的担保。由此可见，这是一份以传统为依据的“誓文”。而后，天皇献上玉串[3]，参拜众神。最后，三条实美代替天皇宣读了《五条御誓文》：

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咸秉此念，同心协力。

在此过程中，天皇始终保持沉默，这是出于神道仪式的传统，也充分表明了当时天皇所处的被动立场。

随后，三条实美与一名公卿、一名诸侯分别上前，先参拜了神位，接着参拜了天皇宝座，随后在写有“谨奉戴睿旨，以死宣誓，黾勉从事，愿以安宸襟”的“奉答书”上签名。在御誓祭上，人们会向神灵宣誓，追随胸怀理想的天皇。

为什么要这样宣誓？以这年一月三日发生的鸟羽伏见之战为起点，戊辰战争拉开了序幕。以萨长[4]为中心的势力，成为奉朝廷之命的“官军”，德川庆喜在意识到自己必败无疑后，于六日夜里逃出大坂城[5]，经由海路败退回江户。战斗在这一天结束。而官军则继续朝江户进发，追赶德川庆喜。他们北上东海道、中山道，逼近品川、板桥。土佐藩、因幡藩藩兵从中山道穿过甲州街道，在胜沼附近打败近藤勇等人率领的新选组，并于御誓祭当天进入新宿的高远藩藩邸（今新宿御苑）。土佐藩藩兵的总督是兼任东山道先锋总督府参谋的板垣退助，大军监则是片冈健吉与谷干城。御誓祭翌日的三月十五日，是计划对江户城发动总攻的日子。三月六日的东征大总督府军事会议，决定了这一进攻时间。因此，身处京都的太政官首脑早已获知了这一消息。实际上，举行仪式的同时，幕府一方的胜海舟与官军一方的西乡隆盛正就移交江户城一事会谈。尽管在最后时刻，双方达成一致，江户城最终避免遭到武力入侵，但该消息尚未传到京都。

朝廷打算迎来讨伐德川过程中最大规模的战斗，而御誓祭正举行在战斗前夕。因此，御誓祭的举办有如下意义：朝廷的朝臣与官军方面的各大名，明确作战目的，彼此团结一心。御誓文是以“倡导与社会现状不同之美好理想，协调众多势力间之意见”为目的的文书，也正因如此，其内容缺乏具体性。

签署盟约的人们

根据当时公布仪式的过程，所有的参加者似乎都当着天皇的面签署了奉答书。然而实际上，待诸侯、公卿中挑出来的新政府首脑签完名之后，天皇便“入御”（退席）了，其他的人都在参拜完空空荡荡的天皇宝座之后，才签下了名字。“诸侯”指大名，即各藩藩主。不过，全国的诸侯并未全都聚集于此。

此时，中部以西的藩并未同官军发生冲突，他们对新政府采取了服从的态度。这些藩的藩主率领与本藩实力相当的兵力来到京都，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仪式才得以办成。但是，关东各国的藩主却并未前往京都。经金泽向北陆进发的官军，终于在御誓祭的第二天抵达越后的高田，而肩负追讨会津、镇抚东北诸藩重任的奥羽镇抚使，当时正由大坂经海路赶来，直至十八日才在仙台的领地寒风泽登陆。

让我们先来看看位于今千叶县的佐仓藩的情况。大政奉还后，朝廷要求诸藩主前往京都。佐仓藩与东北诸藩一样，派重臣作为代理人，前往京都观察形势。佐仓藩的重臣在支藩[6]佐野藩（今栃木县内）年寄[7]西村茂树的陪同下，乘轮船“顺动丸”抵达神户，于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一日，进入京都。西村茂树这一年三十九岁。他本是佐仓藩藩士，在修习西式炮术与兰学后，成为佐野藩的年寄。他倡导奖励西式战术，实行以开国论为中心的改革。安政年间，佐仓藩藩主堀田正睦在担任负责外国事务的老中[8]时，西村茂树任其秘书，在藩内外小有名气。为此，在需要收集情报、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时，西村茂树被委以重任。

鸟羽伏见之战战败后，从大坂归来的德川庆喜遵循了服从政府的方针，佐仓藩也紧随其步调。尽管如此，三月二十九日抵达京都的藩主堀田正伦，还是因抵达时间过晚而受到了禁足的惩罚。西村茂树在四月向岩仓具视提议，不以复古之名义，而应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建立新政体。他一面向新政府展示自身的存在价值，一面为解救佐仓藩藩主奔走。而直到五月九日，堀田正伦才被允许在御誓文上签名。佐仓藩藩兵应新政府的要求，出兵大多喜，飞地[9]柏仓的藩兵应萨摩、长州方面的请求，出兵天童，有藩士英勇战死，藩主堀田正伦才得以“完成公务，洗清嫌疑”。为了藩主之罪能获赦免，藩士英勇赴死，藩主才终被获准签下姓名。如此这般，其他诸侯也在明治四年（1871）废藩之前陆续签名。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十九日，德川本家的家主德川家达，也代替德川庆喜签了名。日后成为贵族院议长的德川家达，当时刚刚年满五岁。

五月，应旧幕府旗本之请，旗本被分为两类：直接侍奉天皇的朝臣与被削弱的德川家的家臣。成为朝臣、俸禄千石以上的旗本，也在御誓文上签了名。因为在明治二年（1869）十二月前，其身份尚未转变成士族[10]，亦无须交还领地，他们与诸侯一样，是拥有领地与领民的领主。御誓祭是天皇与他身边的朝臣，以及支持天皇的领主们的盟约。

作为征士、身处新政府中枢的维新旗手们——本书下半部分登场的伊藤博文（时年二十六岁）、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长州藩的木户孝允等人，自然没有在御誓文上签名，这如实地反映了明治政府成立之初的状况。“藩”继续作为国家的基本单位存在，在公家与奉戴朝廷的藩主们的支持下，天皇建立起新的政府。《五条御誓文》正是为确认该体制而签署的文书。

在传统领主达成一致的基础上新政府成立，这使得该阶段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混乱。除部分幕臣外，也仅有部分特定的藩主及家臣成了戊辰战争中的抵抗势力，且随着战局的推移，这些人也为挽救藩主性命或保全本藩而投降了。没有一个藩主被处以死刑，也没有一个藩被完全消灭。因此，较之树立新政权表面上的动荡，实际的牺牲者其实少之又少。作为代价，新政府不得不承认多数领主原有的统治权，只有如此，新政府才可以起步向前发展。

《太政官日志》

那么，后世广为人知的《五条御誓文》，当时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宫内厅在日后编纂的《明治天皇纪》中写道：“御誓文与告谕书一同布告天下。”这里所说的“布告”是指通过新政府的机关报纸《太政官日志》公告天下。《太政官日志》于庆应四年（1868）二月创刊，当时采用的是木板（制版）印刷。御誓文刊登在第五号《太政官日志》上，同时刊载的还有天神地祇御誓祭的仪式过程，以及以天皇书信（御宸翰）形式发布的告谕书。

安场保和作为熊本藩藩兵的一员参加了东征军，并在半路上成为东海道镇抚总督府参谋，这个时候安场保和与总督一道，身在沼津。他在三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分发太政官日志。”（《安场咬菜·追忆父母》）安场保和这里所说的“太政官日志”，正是报道御誓祭过程、刊登御誓文的那期《太政官日志》。此时，新政府已决定推迟进攻江户的计划，但尚未决定是否完全停止对江户的进攻。因此，通过《太政官日志》，让军中正在包围江户的诸藩士看见御誓文，看到新政府的集结及其正统性，这件事可谓意义重大。

到了四月，为了“不分上下贵贱，使人民敬承政治之道”，《太政官日志》被定位为“广而布告天下”的手段，所以新政府必须把《太政官日志》发给新政府派驻各地的机构与各藩。因而，新政府下令“即刻”将《太政官日志》传达至“遐邑边陲，不得遗漏”（《太政官日志》第九号）。不过，在发布第五号《太政官日志》的阶段，尚无须将其传达至各村的要求。

参加戊辰战争的各藩长篇大论的报告占据了该时期《太政官日志》的大半篇幅，因此该时期的《太政官日志》无须传达至各村，任何人在京都、江户的书店皆可买到《太政官日志》，所以倒也不算政府有意隐瞒，而是民众并非这些布告的对象。这倒也符合御誓文作为公卿与领主盟约的特点，就好比在各藩内部，藩主虽然会告诉家臣缔结了怎样的盟约，但藩主却没有必要将其告知农民。

亲征的意义

大久保利谦等人指出，从布告的形式看，当时告谕书与御誓文同时公布，并被刊载于同一号的《太政官日志》，可见告谕书有着不逊于御誓文的意义。笔者赞同该观点。告谕书说明了进行维新的国际契机：在“各国竞相雄飞四方”之际，不变革则将受外国欺侮，蒙受损失，故天皇为与“万国对峙”而亲政。同时，告谕书告诫民众，由于是天皇亲政，所以天皇日后必当率军亲征，众人无须惊慌。

大久保利通与被视为告谕书起草者的木户孝允，都倡导大坂迁都论。天神地祇御誓祭结束七天后，天皇“御驾亲征”，向大坂“进发”。在大坂，大久保利通与木户孝允第一次有幸拜谒天皇。在京都时，因为受到宫中传统的制约，那些没有勋位和官职的维新旗手，根本无缘与天皇交谈。为了维新，他们必须解放天皇，让天皇挣脱以往宫中传统的束缚，告谕书正是他们的宣言。

天皇亲征大军与走陆路的官军逆向而行，朝大坂进发。就像奥羽镇抚使从大坂乘轮船出发那样，大坂是经由海路东征的根据地，最关键的是海军一直在此候命。

三月二十六日，明治天皇在大坂天保山亲自检阅了官军舰队。天皇第一次看见了大海，那片海上并排停泊着七艘蒸汽军舰。日本海军第一次发射了礼炮，瞬间礼炮声响彻海面。当时，军舰是现代技术与军事实力的最佳代表，它能让人们切身感受到文明的存在。对维新旗手们而言，让天皇亲眼看到蒸汽军舰，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能让天皇从传统的拥护者，转变为变革的领袖。

此后，明治政府不仅会用文书阐述维新的目的，还会通过让民众亲眼看到文明的成果，使之动心，从而成为维新的支持者。在此之后，天皇开始巡幸各地，此时的天皇既是让民众感受到新时代来临讯息的主体，亦是见识到文明开化成果后不得不改变意识的客体。《五条御誓文》的意义是，使宣誓的天皇、公家、诸侯明确变革社会的方针。

“五榜揭示”

御誓文与告谕书是天皇、公卿、领主世界里的文书。与此相对的，新政府向民众展示的，则是在天神地祇御誓祭翌日颁布的“五榜揭示”。

“五榜揭示”是以太政官名义颁布的五张告示牌。值得注意的是，新政府要求撤去旧幕府时代的告示牌，然后在原地悬挂这五张告示牌。在江户时代，各藩有权制定藩内法令，但正如幕府的告示牌所示，幕府也有权制定法令直接羁押各藩民众，例如基督教禁教令。

“五榜揭示”　本来写的是“切支丹邪宗门”，但因英国外交团抗议：这会让人理解为“切支丹（基督教）是邪教”，故“五榜揭示”分成如上两条阐述（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

全国各町村都设有悬挂告示牌的场所，当地领主与幕府颁布的法令皆公布于此。该构造表示这一地区由领主管理，而领主又服从于幕府的统治。因此，町村必须保护悬挂告示牌的场所，这是町村对领主应尽的义务。撤销幕府的告示牌，悬挂太政官的告示牌，即是新政府在向辖区内的民众与世人宣告，领主已服从新政府的统治。“五榜揭示”与《五条御誓文》相同，其发布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五榜揭示”被安排在御誓祭次日颁布。

“五榜揭示”本身并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

第一张告示牌明确了以下三项内容：

一、正儒教所倡之基础——五伦之道：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二、怜恤丧偶、无依无靠的老人，孤儿，病人与身体残障之人。

三、禁止杀人、放火、盗窃。

第二张告示牌要求禁止结党、强诉、逃散，检举这些行为将获得奖励。第三张告示牌要求禁止基督教、邪宗门，检举这些行为同样可获奖励。另外两张告示牌称“觉札”，属“备忘录”性质，未必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悬挂；第四张告示牌宣布与外国展开交往，严禁杀害外国人；第五张告示牌禁止民众逃离所属的藩、县，允许民众向太政官建言。

这些告示牌可见于各地的乡土资料馆与世家望族家中。上述内容除允许民众向太政官建言外，其实与幕府对民众的要求并无太大的区别。虽说国门打开了，但政府却并没有认可基督教；虽说新政府是在倡导攘夷的藩与浪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新政府也并未推行攘夷政策，或允许人们脱离藩籍。显然新政府的意图在于恢复旧有秩序，防止民众对可能出现的变化产生误解。

一方面要求天皇、公卿、领主等领导阶层有所变革，一方面要求民众暂时先遵守旧有的秩序，等待政府指示，是该时期新政府的意图，它真实展现了明治维新“自上而下变革”的特点。看见告示牌的人至多不过觉得“幕府变成了太政官”。虽然有些地域的民众对新政寄予厚望，但政府却发布告示宣布一切暂且维持不变。

对“经纶”的误解

接下来，让我们再回到《五条御誓文》上。御誓文的第二条是“上下一心，盛行经纶”。那么，“经纶”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经纶”指治理国家或治国济民的方法，目前日本使用最广泛的高中教科书也将其解释为“治理国家的政策”。

但是，御誓文的起草者对“经纶”的理解却与此稍有不同。福井藩的由利公正于一月起草了御誓文的草案，后经土佐藩与其同职务的福冈孝弟润色，再由提议采取天神地祇御誓祭形式的木户孝允修正，最终草案成形。在最初的草案中，便已有“经纶”一词。正如尾佐竹猛所指出的那样，“经纶”一词源自横井小楠，后在其弟子由利公正手中被频繁使用，他们所说的“盛行经纶”是指“振兴经济”。也就是说，“盛行经纶”的意思是上下一心努力振兴经济，而非参与国家政治。

为了确定明治政府的官方用法，笔者翻阅了《太政官日志》，在第十号中，笔者找到了“经纶”二字。作为对于下述建议的回答，它出现在四月下达的命令中：为了富国，使用水车等机械以节约人力，则必须废除有碍于此的传统习惯与制度，且不仅限于此事，政府欲广泛采纳“可稳固皇基的经纶之策”，故请有志之士大胆建言。由此可见，“经纶”在此处还是含有“富国的经济政策”之意。

上述布告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明治政府打算在横井小楠和由利公正所界定的层面之上使用“经纶”一词，因为直到明治二年（1869）一月被暗杀之前，横井小楠一直都是新政府的中坚力量，他在新政府中担任参与一职，而由利公正则是明治初期负责制定经济政策的人；第二，“经纶之策”自明治初期起便已成为新政府的政策，其内容包括不受旧习惯的束缚，使用机械，以及废除阻碍上述进程发展的体制。

虽然尚未全面允许经济自由，但政府却提出了不阻碍人们引进新技术的政策。不难想象这大大激发了致力于促进产业发展的人们对新技术的兴趣。

目前，我们通过影印版便能很容易地看到《太政官日志》。其中，“经纶”在排版时被误作“经论”。《太政官日志》最初在京都刊行，随后移至江户刊行，出现错误排版的是在江户刊行的《太政官日志》。“经论”指经书，即对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儒学经典的议论，又作论道之意。

在经过认真校对的新政府的机关报纸上，御誓文出现错误，说明除了横井派之外，新政府的其他人员对“经纶”一词并不熟悉。对于大多数在御誓文上署名的大名而言，这恐怕也是一个陌生的词。随着横井小楠的离世，以及第三章即将提到的由利公正经济政策的失败，民权家开始将“经纶”解读为“应上下一心讨论政治”之意，并以此作为扩大参政范围的依据。此外，大多数的政府人士也认为“经纶”即为“关于一般政治的议论”之意。教科书中解释人们对御誓文理解的叙述是正确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在被接纳的过程中，构想有了新的含义，该含义已不同于其创造者的意图，“经纶”一词所发挥的作用也已不同。正因为围绕“经济政策是否应该被作为国是提出”的问题，人们尚未达成共识，所以才有了如此误解。

第二节　公议

至当之公议

拥戴天皇、作为公家与领主的联合政权，明治政府最初的理念是“公议”。

“公议”这一理念在幕府末期至明治前半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三谷博的研究，在佩里来航前数年，前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提出了“公议”的概念。“公议”最初指的是，在对外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有志大名参政一事。佩里来航不久后的嘉永六年（1853）七月，老中阿部正弘垂询诸侯该如何应对佩里提出的打开国门的要求。

当时，在幕府中，中小藩主与旗本把持着大老、老中以下的职务，外样大名的大藩与亲藩[11]皆被排除在幕政之外。幕府与其说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倒不如说是一个由最有实力的大名组成的德川家政府。正因如此，“公议”才有其必要性。为了应对国难，公议主张“亲藩与身为外样大名的大藩的意见也应该体现在幕府的政治之中”，这种主张可谓极具说服力。

如若联系上述议论与朝廷的意见，包括德川家在内的各藩就能在朝廷的领导下建立政权，这就是“公议政体派”的主张。公议政体派的提案由土佐藩提出，在接受该提案的形势下，德川庆喜于《大政奉还上书》（庆应三年［1867］十月十四日）中写道：

朝权不出自一途则纲纪难立，若能改从来之旧习，奉还政权于朝廷，广尽天下公议，仰裁圣断，同心协力，共护皇国，必可与海外万国并立。

德川庆喜指出，今后要依据基于公议的“圣断”，推行能使日本同万国并立的政治。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王政复古大号令》（十二月十四日向诸藩公布）也宣称要竭力推行公议：

诸事基于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士堂上地下之别，皆须尽力发表至当之公议，圣意欲与天下共休戚。

《王政复古大号令》在这里强调，缙绅、武士，堂上[12]、地下与公家、武家相通，这超越了朝廷一直以来划分的等级。为了强调朝廷的权威，此处并未就“神武创业之始”一句做具体说明，而是提出要消灭除天皇外所有的传统权威与习惯。无论是奉还大政的德川庆喜，还是朝廷周围的势力，都不希望公家单独执政，他们希望通过包括武家在内的公议，推动政治发展。这即是政权能够顺利交接，且“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能在《五条御誓文》中成为第一条的原因。

戊辰战争爆发

在《王政复古大号令》发布的十二月九日夜里，所谓的“小御所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人有：当天选出的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议定（公卿及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大名）、参与（岩仓具视等朝臣），以及此时戍守在御所周围的名古屋、福井、广岛、高知、鹿儿岛等藩的重臣——大久保利通、后藤象二郎等人。据此时的规定，每藩需选出三位重臣出任“参与”一职，三天后确定正式人选。

在会议上，土佐的山内丰信（容堂）、后藤象二郎，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产生了意见分歧：前者认为应该认可大政奉还的功劳，让德川庆喜加入新政权；后者则认为德川庆喜如果会反省自己的失政，就应该辞官，把土地和人民还给天皇。

如果基于“公议”的理念来思考上述分歧，我们可以发现，争论双方的焦点是德川家是否可以参与公议。最终，后者不惜动用暗杀手段并成功占据了上风，倒幕派掌握了新政府的主导权，最大的领主德川家被排除在公议之外。这实在令人怀疑，“公议”是否能被称为大号令中所说的“至当之公议”。

来到京都的幕府首脑，以及负责京都警备的会津藩、桑名藩均对此感到不满。德川庆喜在安抚完众人后，撤回大坂城。山内丰信与越前的松平庆永（春岳）等尊重公议的大名，在小御所会议后，也主张认可德川家所拥有的发言权。德川庆喜方面期待他们能够从中协调。

然而，强硬派从江户前往大坂救援，幕府方面于第二年即庆应四年（1868）伊始便出兵京都，给朝廷施压。因师出有名，萨摩、长州拥兵护卫朝廷，全力阻止幕府方面的进军。于是，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四日，仁和寺宫嘉彰亲王（小松宫彰仁亲王）被任命为征讨大将军。五日，代表天皇军队的官军锦旗飘扬在前线。

一直在新政府内部从中协调的山内丰信，对这场战争十分不满，山内丰信禁止土佐藩藩兵参战，但部分武士因队长一意孤行，仍参与了战斗。此外，距战场最近的淀藩，趁藩主不在之际倒戈，投靠了新政府。那些感到时局向倒幕势力倾斜之人，也多采取了此类有利于新政府军的行动。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长州藩、萨摩藩武士的英勇战斗。两藩武士趁敌军不意率先开炮，即便在大山岩、西乡从道负伤后，他们仍然坚持战斗，最终致使幕府的法式陆军与新选组败北。

新政府早已预料到，将会有一场这样的武力冲突爆发，鉴于幕府方面亦有可能获胜，于是新政府方面一边向东面的大津进军，一边则派鹫尾隆聚带领岩村高俊等土佐藩出身的志士，前往南面的高野山，集合有效忠天皇传统的十津川乡士，做好起兵的准备。开战后不久，新政府又命十八岁的西园寺公望为山阴道镇抚总督，带领长州藩、萨摩藩武士前往山阴一带，以确保败战之际天皇有路可退。

不同于行动缺乏计划的幕府一方，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以及长州藩的广泽真臣等人，赌上了自身的政治前途与本藩的存亡，制订了相应的计划，并坚决将其执行到底。开战前五天，长州藩、萨摩藩的武士与安艺藩、土佐藩的武士共同在建春门外操练，第一次接受了天皇的检阅，这样的荣誉使得他们士气大涨。这场战役获胜后，在“尊重公议”的口号下，新政府的合法性通过军事实力得到了保障。比起重视公议的藩主，手握兵权的强藩藩士在政府内部变得更有发言权。

德川家的公议所

德川家比新政府更早使用“公议所”一词来形容实行公议的场所，这种用法带有批判新政府所提倡的“公议”之意。德川庆喜逃回江户后，于庆应四年（1868）一月二十九日开设了公议所，该公议所由幕臣担任议员，允许藩士、町人和百姓建言，是一个在“奉还上奏”的基础上，“广采众人公议”处理德川家“家政”的机构。

这一时期，在幕府内负责统率法国人军事顾问团的查诺因[13]上尉，主张让他们训练过的部队在箱根迎击官军。自庆应元年（1865）以来，一直由法国人训练并升任“步兵头并”的沼间守一、开成所[14]的西洋学者加藤弘之等幕臣也纷纷主张为抵抗而战。不过，刚刚开设的公议所却并未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它没能动摇德川庆喜和新晋陆军总裁胜海舟所制定的服从方针。从此时起，抗战派留下据守在上野山上的彰义队，先后离开江户，他们或在关东各地与官军交战，或消失无踪，或北上而去。有很多人指出，留存有海军势力又得到法国支持的德川一方极有可能在军事上获胜。然而，在已经大政奉还的前提下，即便德川家在二分天下的内战中胜出，再次掌权之事似乎也于理不合。因此，无意东山再起的德川庆喜与洞察世事的胜海舟没有做出抗战的决定。

奥羽越列藩同盟白石公议府

庆应四年（1868）五月，奥羽列藩同盟成立，在白石设立了公议府。由九条道孝率领的奥羽镇抚使于三月二十二日进入仙台，逼迫仙台藩征讨会津。但仙台、米泽两藩却希望新政府能够接受会津认罪，他们认为是长州藩的世良修藏、萨摩藩的大山纲良两位参谋的意图，迫使仙台藩征讨会津。最终，仙台藩与米泽藩暗杀了世良修藏，并于五月三日成立了由二十五个藩组成的奥羽列藩同盟。

在此前后，大鸟圭介领导的旧幕府军、会津军，同板垣退助指挥的土佐藩藩兵等新政府军在白河、今市一带多次爆发冲突。仙台藩等也加入了会津一方。另一方面，前一日长冈藩家老河井继之助与官军方面的岩村高俊在越后举行了会谈。长冈藩方面打算中立，却遭拒绝。因此，包括长冈藩在内的越后诸藩也加入列藩同盟。进而，奥羽列藩同盟发展成奥羽越列藩同盟。

该同盟旨在肯定王政复古、太政官、镇抚总督、副总督等公家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批判长州藩、萨摩藩。正如这一天签署的给太政官的建议书所言，如若放任“篡改王命，恣一己私欲”的参谋，与其背后的萨摩藩、长州藩肆意妄为，则他们将“掠财贪色、残忍强暴无所不至”，陷万民于涂炭之苦，此二藩“丝毫不曾贯彻御镇抚、御三卿仁恤之诚意，实为王政复古之大害”（《仙台戊辰史二》）。为此，在该阶段，奥羽越列藩同盟“告镇抚总督府以结成盟约”，在镇抚总督的领导下，实行了公议。然而与此同时，新政府用轮船把佐贺藩、小仓藩的藩兵送到了仙台，以保护九条总督，隔离同盟的影响。如果来的是长州藩、萨摩藩的藩兵，仙台藩或许会阻止他们登陆，但登陆地附近仙台藩的藩兵优柔寡断，他们许可佐贺藩、小仓藩的藩兵登陆，最终致使新政府在列藩内部建立了据点。

奥羽越列藩虽达成一致拒绝世良修藏、大山纲良等人强硬的要求，但在彻底否定新政府的问题上，列藩却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众人依据情况来选择应对方式，因此许多事情都要进行公议。这样的体制无论如何都不适合轮船时代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式。

五月十五日，彰义队被官军打败，宽永寺被焚，住持轮王寺宫（之后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依靠榎本舰队北逃。七月，奥羽越公议府拥戴轮王寺宫为首领。轮王寺宫下令称，因“萨贼”作恶多端，欺骗天皇，威胁朝廷中之人，故特此下旨讨伐，为天皇除忧。然而，西国的增援部队乘轮船抵达后，官军借助轮船在新潟、平潟展开登陆战，战局开始向官军一侧倾斜，许多藩都脱离了同盟。

公议制度化

同《王政复古大号令》一起发布的“御沙汰书[15]”出现了“打开言语之道”“任用人才”的说法。原本在大名之间实行的国政层面上的公议，现在在各藩内部，以及不拘泥于藩之立场的志士们的构想中，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渐有“采纳天下人所言”之意。具体而言，该公议指“创造机会去采纳非政策制定者的意见，同时提拔能给出优质建议之人，使其成为政策制定者”。新政府表现出了采纳上述要求的态度。

实际上，尽管新政府的如此态度仅针对那些在京都拥有武装力量的藩，但“任用各藩藩士担任参与一职”确实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任用人才”的表现。鸟羽伏见之战以官军获胜而告终，此后的庆应四年（1868）一月十七日，新政府出台了“征士贡士制度”。

“征士”即拔擢各藩藩士与有才之士负责“处理公议”，这些被提拔之人主要担任下级议事所的议事官或行政官，任期四年。“贡士”的人选则由藩主决定，且贡士所在藩的藩主不可担任议定、参与等职。此外，在人数上，大藩可有三名贡士，中藩两名、小藩一名。选出的贡士将被派往下级议事所。贡士负责参与议事、处理舆论公议，能力突出者将被选举为征士，这也是一种任用人才的方式。四月十一日，新政府接管江户城。四月二十五日，为了“经众议公论裁决”处分德川家的问题，新政府让各藩的贡士提交了意见书，亦垂询了亲王、三职（总裁、议定、参与）、公卿。在决定重要事务时，公议是必需的，各藩由贡士个别问询亲王、公卿等朝廷重要人物。参考公议的结果后，新政府赐给德川家达静冈七十万石俸禄。

庆应四年闰四月二十一日，《政体书》写道，为“处理舆论公议”，设立由上局、下局组成的议政官，上局由议定、参与构成，下局由贡士构成。此次，从已增加至一百零二名的参与中，严格挑选了十一人。由此，新政府建立了上局下局制度，其中上局为新政府的中枢会议，而藩主未能进入上局的各藩代表，则组成下局。

闰四月二十九日，政府询问贡士振兴陆海军之术、会计之道、平乱之策，要求贡士于五月二日提交问询事项的意见书。以此为开端，新政府又于六月、七月就租税、驿递（邮政的旧名）、货币、服饰、度量衡制度，向贡士征询了意见。其中，除服饰外，其余项目恰是《政体书》规定的十三个议政官下局议题中的前四个。除此之外，此后的问询项目还包括在同外国缔结条约及宣战、讲和等紧急事态爆发之时必须讨论的诸问题。由此可见，贡士此后的职责变成了提议，以及临时回答问询。

五月二十八日，贡士被赋予了新的名称——公务人，该称呼表明其“代理国民舆论者”的身份。当然，此处的“国民舆论”指“藩”的意见，若只称为“国”，则是藩治时代的延续了。八月二十日，公务人又被改称为“公议人”。九月二十一日，由于天皇欲行幸东京（七月江户改称为“东京”），公议人被通知前往东京集合。翌日，会津藩开城投降。十月十三日，第一次亲眼见到太平洋的天皇抵达东京。在此之前，政府军平定东北，榎本舰队为开拓虾夷地，向北进发。十月二十九日，政府就如何处置“奥羽北越诸降贼”的问题，向各藩公议人征询了意见。

公议人依田学海

怎样的人能够担任公议人呢？在公议人中，有一位名叫依田学海的人，天保四年（1833）出生于江户。此人以文采斐然著称。幕府统治末期，依田学海担任佐仓藩的江户留守居役[16]，负责同各藩展开交涉。在整个幕末维新时期，依田学海几乎每日坚持做记录，留下了许多详尽的日记。在“学海日录研究会”的努力下，我们有幸得见了这些日记。因而，下文将依据依田学海的日记展开叙述。

鸟羽伏见之战败北后，要求宽大处理德川庆喜的会谈在江户举行，依据该会谈之内容，依田学海带着由自己起草且有四十三位东北谱代大名共同签署的请愿书，前往京都。因前文所述的佐仓藩藩主受罚一事，依田学海与西村茂树一同奔走斡旋，希望能够使佐仓藩藩主得到赦免。在佐仓藩藩主获准在御誓文的奉答书上签名后，六月二十一日，依田学海被任命为公务人。新政府对依田学海提出了诸多实际要求，例如：上任翌日，依田学海即被要求提交上总国的地图与石高[17]记录；六月二十五日则是上报服饰制度对策的截止日期，六月二十三日依田学海拟定了草案，于翌日先将其上交藩主，之后再正式提交。

提交书面文件后的第二天，各藩公务人在依田学海等人的提议下，在圆山举行了集会。这些公务人几乎都是此前的留守居役，他们皆有旧交，在商讨对策的同时，必然也交换了情报。正如山崎有恒所指出的那样，各藩通过利用江户时代以来的情报收集渠道来试探新政府的意向，并以此统一步调，采取应对措施。

改元为明治那一年的九月十六日，诸藩公议人齐聚议事院，讨论今后的议事形式。在此之前的议事形式是经非正式磋商后，提交书面文件，而众人希望日后可以采取此次集会这种会场讨论的形式。

依田学海在日记中留下了“诸士竞相论之”的记录，现场似乎展开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依田学海提出，如果由大藩三人、中藩两人、小藩一人担任公议人，则公议人人数太多，将难以充分展开讨论，是故应该选举议员。在公议人展开一番讨论后，两位萨摩藩出身、负责外国事务的征士，提出了引进西方议事制度的主张。对此主张表示不满的公议人，可依据议长秋月种树的命令，在三天之内提交意见书。尽管此次议事设有可供讨论的会场，但公议人却并未当场得出结论，而是被要求以书面文件的形式作答。如此说来，此次议事采用的还是一直以来询问（对策）的方式。两天后，依田学海提交了意见书。此时，主张采取西方议事体制的征士森金之丞，即森有礼，成了令各藩公议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森有礼，生于弘化四年（1847），萨摩藩士。庆应元年（1865），萨摩藩派其前往英国留学，之后途经俄罗斯，前往美国，并于庆应四年六月归国。顺便一提，高桥是清此时正作为书生寄宿在森有礼家中。

公议所与武士

此后，议事体裁调查所讨论了议事形式之问题，于十二月六日昭告天下设立公议所，并强调此举贯彻了御誓文之宗旨：

四方渐定，如上述条款所言，谨遵“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之上旨，此番暂定东京旧姬路邸为公议所，自来春起开议会。抛彼此私见，充分协商，确立光明正大之国典，贯彻御誓文之宗旨。

然而，“光明正大之国典”不过是听着好听罢了，实则却并未明确公议所的审议范围。例如，针对政体书上规定的由下局审议的内外通商章程、宣战讲和、征兵收粮等外交、军事上的大事，公议所是否拥有审议权这一点，并不明确。至于议员，每藩（包括藩主在新政府任职的藩）须从执政、参政等能够代表本藩意见的藩干部中选出一名议员，加之中央各学校各自选出的一名议员，公议人共计二百二十七名。翌年明治二年（1869）的三月七日，议会召开。

公议所的特征是公开议事，允许每藩十人旁听，同时还将刊行《公议所日志》通报议事概要。公议所采取的议事形式是，先提出议案，紧接着在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书面报告。议案如若获得五分之三以上的公议人赞同，则该议案通过。

当时一共提交了六十六项议案，但成为审议对象的，仅有表中所示的项目。由于藩之存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因此经过认真审议，涉及分家与继承的第一项议案，以及通过整理飞地，使藩之统治更为合理的第十六项议案，最终得以通过。

大久保利通曾在六月四日寄信回乡。他在信中提到：“公议府等多为无用之议论，不适应今日之国体，据传将暂且闭会。”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公议所似乎多为保守派议员。然而，在涉及专利、里程、西式船、废除御用金[18]、禁止刺青等方面的问题时，多数议员仍会选择支持那些重视合理性且会改变一直以来习惯的意见。而废除大赦、科举等虽具有合理性但当前难以实现的议案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此外，公议所并未通过处以基督教教徒死刑的议案。因此，我们不可认为公议人在各方面都十分保守。

相对而言，问题主要集中在武士今后的发展方向上。针对“使用本名”的第四项议案，森有礼提出的草案要求各阶层共同享有这一权益，但最终通过的修正案上写的却是“武士以上阶层适用，武士以下阶层维持现状”。直至明治三年（1870）九月，平民百姓才被获准拥有姓氏。而森有礼提出的第十二项议案“允许废刀”与第十项议案“禁止切腹”也都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尽管尚有部分公议人赞成“禁止切腹”，但“允许废刀”的提案则几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对。据依田学海的日记记载，当时甚至有人提出要追究提案人森有礼及采纳议题的议长的责任。

公议所议事概要

集议院议事概要

森有礼因提议废刀遭到批判，于六月二十日辞去官职。翌年闰十月，森有礼受任“美国在勤少弁务使”，于十二月启程前往美国。

仅仅两年后的明治四年（1871）年八月，如同森有礼在议案中建言的那样，政府允许废刀断发，七年后的明治九年三月，政府下令禁止带刀。但是在此时，公议人却是坚决反对废刀的，因为作为武士，刀承载着公议人的价值观。尽管以人们常说的维新时期“四民平等”的观念看，该现象十分奇怪，但这也说明在这一时期武士还没有意识到，维新将迫使他们转变武士的价值观。

公议所的局限性

公议所的议事范围与内容有其局限性，公议所最初遇到障碍是在审议外交问题时。

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针对包括开国还是锁国在内的外国官[19]问题十七条，公议人在会场宣读了看法，但并未做出决议。公议人之所以未做出决议，问题在于，如果决定锁国，那么应该驱逐外国人出境，还是应该直接斩杀侨居日本的外国人？如果外国因此攻打日本，日本应该怎么做？与皇室共同进退吗？此外，应当如何应对日本国内持反对意见的人呢？紧要关头需要把皇室安排在哪国，调用哪些兵力来保护他们呢？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议论存在的意义便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锁国的难度巨大。御誓文的宗旨主张开国，而此前主张攘夷论的势力掌握了政权，因此掌权的势力必须向国内外说明，此后为何不攘夷，而要提倡开国。

不过，这一时期在官方场合展开这样的讨论相当困难。在关于第六项议案的讨论中，出现了“外夷（foreign barbarians）”一词，英国外交团得知此事后，提出了抗议。既然已对外展示出开国友好的方针，那么若是再去讨论攘夷论的可能，必会招来外国的干涉。因此，自由讨论是不可能的。

此外，公议所的定位与新政府是否尊重公议有关。明治二年（1869）六月六日，政府下令把价格降低后的太政官币发放给府藩县，基准为每一万石石高发放两千五百两太政官币。相应地，府藩县则需上缴同等面值的金银。府藩县被迫用票面价格购买实际价格低于票面价格的货币，对此各藩的公议人并未保持沉默。据依田学海的日记记载，六月九日，公议人聚集在公议所，发表“下发纸币，收缴金银，恐将动摇人心，酿成国害”的看法，他们强烈要求议长大原重实将此事上奏天皇。

从大原议长处得知此事的辅相岩仓具视“勃然大怒”，他表示各藩既已同意，身为各藩执事、参事的议员便不该再有异议，况且公告已经下达，切莫因持有异论而引发骚乱。得知该消息的公议人对此表示不服，他们决议将奏章上呈给天皇。依田学海在日记中写道：“策马奔驰至公议所。”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之紧急。大原议长请求岩仓具视重新考虑此事，公议所之人就此事也与担任会计官的副知事大隈重信见面进行了磋商。此后，事态有所缓和，府藩县缴纳金银的期限从八月、九月推迟至年底。此外，府藩县亦可使用太政官币代替金银，缴纳部分费用。

对于尚未成为正式议题的政策，公议所发挥了提出异议、自主公议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从岩仓具视的反应也可窥见，这并不是新政府希望看到的局面。在此次事件中，太政官于六月七日召集诸侯以说明政府的政策，并当场令其表示同意。新政府通过让藩主率先表示支持的形式，堵住了公议人代表“藩论”之口。这表明尊重公议并未明确成为规则，它十分容易就这样沦为表面文章。

奉还版籍[20]论登场

自江户时代起，人们便认识到了由大名统治领地的“封建制”与由地方官治理地方的“郡县制”的不同。“封建”与“郡县”这两个词均来自中国，模仿的是周朝与秦朝的制度。在武家的领国统治确立前，日本实行的是郡县制。在幕府末期的争论中，郡县制并未与王政复古产生直接的联系，人们提倡王政复古，但却没有以废除封建制为前提。在新政府的统治下，人们展开了关于采取封建制还是郡县制的讨论。

废除封建制、采取郡县制的前提是，各领主把土地和人民归还给天皇。早在庆应三年（1867）十一月二日，萨摩藩的寺岛宗则在给藩主的建议中就提出了上述观点。寺岛宗则强调自己曾两次前往欧洲，在当地见闻的基础上，他倡导大名效忠天皇：“为尽忠，应将其封地与国人奉还朝廷”。“奉还”不是对中国模式的学习，也不是“复古”，而是“开化”，它是学习西方政体的一种手段。

寺岛宗则的设想以奉还为目标，他提出当前的朝廷为了培养全国性的陆海军势力，应该由萨摩打头阵，让大名与幕府逐渐把领地上交给朝廷。基于上述宗旨，翌年庆应四年（1868）的二月，萨摩藩藩主岛津忠义呈递奏疏，表示愿意献上十万石俸禄。在奏疏中，岛津忠义提出：“西洋各国凡成开国之功者，皆先强盛兵势，具平乱之国力，后雄飞万里之外，威震四方，掌握攻守之权。”岛津忠义以开国、维新作为描述西洋各国现状的前提，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掌握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岛津忠义还提出尽管“封建之制下，国力分散，难以与各国匹敌，故遵从复古之义，奉还如镰仓以前”乃理所应当之事，但眼下时机尚未成熟，是故暂先奉还十万石俸禄。至此，以掌握军事实力为中心，恢复镰仓时代以前制度的“复古理论”与仿效西洋诸国制度的“开化理论”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由于新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若想拥有直辖的军队，就必须分享各藩的财源。一个月后，土佐藩前藩主山内丰信也提出了由各藩分担经费的设想。闰四月十九日，新政府下令，各藩每一万石俸禄须上缴三百两军事资金。

四藩主上奏

岛津侯上奏前数日，木户孝允向三条实美与岩仓具视提出了命令诸侯奉还版籍的建议。木户孝允指出如果不这样做，便无法任用人才，安抚人民，实现无偏无私、公平公正的“一新之名义”。木户孝允重视公平，他认为藩阻碍了公平的实现。一个月后，天皇“安抚”人民的信息，通过御宸翰中“不问一身之艰难辛苦，亲自经营四方，安抚汝等万民”之文句得以广而告之。御宸翰与御誓文同时发布，它包含着奉还版籍的理念，由木户孝允起草。据松尾正人的研究，这一时期，曾留学英国的伊藤博文以德国为例，主张郡县制，长州派的讨论中也包括向西方学习的观点。

根据诸藩公议，尽管德川家的俸禄减少至七十万石，其领地只有昔日的十分之一，但他们仍然获得了新的领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以藩为单位动员军事力量、发动战争的情形下，强制各藩奉还版籍是不可能的。

除北海道外，戊辰战争基本已经结束。在此之后的十一月，姬路藩藩主主动要求奉还版籍。兵库县知事伊藤博文向朝廷建议接受上述请求，关于奉还版籍的讨论再次兴起。该时期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统一军事力量，以及统一“使人民免于偏颇之政令，服于相同之德化”的制度。同月，萨摩藩的伊地知贞馨也提出了奉还版籍的建议。明治二年（1869）一月，大久保利通、广泽真臣、板垣退助在京都会谈，会议制定了奉还版籍的方针，最终他们同佐贺的大隈重信一起，提交了《四藩主奉还版籍奏本》：

今谨收集版籍奉上，愿朝廷处置。其应予者予之，其应夺者夺之。凡列藩之封土，更宜下诏改定。而后，自制度典刑军旅之政，乃至戎服器械之制，皆应出自朝廷。天下之事不分大小，皆应使其归于一途，而后名实相得，始可与海外各国并立。

奏本指出，各藩奉还版籍后，制度统一将向前迈进一大步，各藩也将被重新授予领地。早在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前，尾张藩藩主德川庆胜就曾提议，先奉还土地，再由朝廷重新划分新的领地。《四藩主奉还版籍奏本》包含了奉还版籍论，以划分新领地为原则。因此，关于具体如何奉还版籍，其实尚有较大的商议空间。

针对奉还版籍的公议

森有礼提交了名为“御国体之仪问题四条”的议案，公议所通过审议该议案，讨论了奉还版籍的问题。森有礼指出，当前日本的现状是封建制与郡县制参半，针对该情况，森有礼就日后应采取何种方针向大家征求了意见。各藩公议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汇总、归纳起来共有七种意见。在这七种意见中，共有一百五十名公议人、总计五种意见赞同封建制；有四十一名公议人赞成“御国制改正之议”，采取郡县制；剩余六十一名公议人赞成“郡县议”。

郡县议由依田学海于五月二日在公议所起草，依田学海认为大藩应改称“府”，中小藩改称“县”。在这一点上，“郡县议”可谓名副其实。除此之外，依田学海还提出应任命藩主为知事，“若无大罪则世袭”。该制度之所以能得到各藩的支持，是因为在形式上，郡县能够自由选派藩士在新政府中任职，而实质上，该制度又保留了藩主世袭这一旧制度的框架。不过，郡县论获得的支持仍不及封建论，可以说公议所实际上并不赞成奉还版籍。

新政府在开设公议所的同时，也在筹划设置其他的公议场所。明治二年（1869）二月二十五日，有关天皇由京都巡幸东京的诏书中有“一统公卿群牧[21]，广征众议，筑国家治安之根基”之文句，预告天皇将在东京与公卿、诸侯召开会议。五月七日，新政府决定召开上局会议，上局会议以山内丰信为议长，由不担任职务的皇族、堂上、藩主，以及成为朝臣的旧幕臣组成。作为公家与领主联合执政的新政府的公议场所，上局会议无疑是最适合公议的地方，因为它一方面实现了山内丰信等公议制度派想要把这种联合政体制度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公议所作为公议场所的重要性。

同一时期，新政府举行了行政官的“公选”。五十名高级官员投票，选出三条实美担任辅相，即行政官长。岩仓具视等从公卿、诸侯中脱颖而出，担任议定。除旧议定东久世通禧之外，其余参与则由大久保利通（萨摩藩）、木户孝允（长州藩）、副岛种臣（肥前藩）、后藤象二郎（土佐藩）、板垣退助（土佐藩），以及从旧参与中筛选出的大藩实权人物担任。尽管这一阶层的人事变动不大，但构成行政官中坚力量的参与，以及各官（后来的省）的次官，均由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肥前藩的实力派藩士担任。松尾正人的研究显示，这种情况表明宫廷、诸侯势力已经衰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选只在小范围内展开，但通过公选这种形式，行政官本身即获得了负责公议舆论的正当性。

官吏公选前后的政府首脑

选举在五月十三日、五月十四日两天进行。五月十八日，在箱馆（今函馆市）五稜郭抵抗至最后的榎本武扬、大鸟圭介等人开城投降，戊辰战争结束。五月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二日两天，五等官以上的亲王、公卿、诸侯、朝臣官员代表，召开了上局会议，天皇就皇道兴隆、开拓虾夷地、外交、财政、是否采纳奉还版籍论等问题，向与会者广泛征集了意见，并任命诸侯为知藩事[22]，要求众人直言不讳、畅所欲言，在二十五日前给予答复。诸藩主均表示谨遵皇命。

商议国是乃议员之任

六月十日，九十七位公议人联名反对废除诸侯、命诸侯担任知藩事之建议。因为这些公议人的意见与其藩主意见相左，故议长大原重实认为该意见无法代表藩的意见。对此，公议人指出：

奉承朝廷之命乃藩主之职，商议国是乃议员之任。（《肥后藩国事史料卷九》）

诚然，公议人本应是“代理藩论”之人（明治元年十二月十日之命），但就像此前反对强制兑换太政官币一样，他们又一次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上。

一方面，公议人是藩主的家臣。总体而言，他们赞成天皇治国，赞成国家统一。但是，因为他们代代效忠藩主之家，并因此得食俸禄，所以即便藩主效忠的对象由将军变成天皇，此事也与他们并无直接的瓜葛。对公议人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效忠藩主。

然而，新政府一旦采用郡县制，藩主与藩士之间的情谊将不复存在。藩士将离开藩主家，与藩主并肩效忠天皇。出于“君臣之情”，这种情况令他们难以接受。让代表“藩论”的藩士讨论是否剥夺藩主地位的议题，的确有些强人所难。因此，政府需要一个可以无视公议所之议论的制度框架。公议所是以藩之延续为前提设置的公议体制，因此如果决定改组公议所，则必须改变它的性质。

公议的变化

全体公议人的议事于明治二年（1869）六月七日告终。此后，公议所通过互相选举的方式，推选出十名议员，接受关于改变政体的垂询。此次改制根据《大宝律令》的《官员令》选定职务名称。依田学海看过名为“外国省”的草案后，批判其“不雅”，提出应将其命名为“太宰府”“外务省”或“治部省”。在七月公布的《职员令》中，只有“外务省”之名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此次垂询起到了一定作用。此次改制之后，公议所改称为集议院，成为没有太政官的指示不能议事的咨询机构。

八月十日，右大臣三条实美、大纳言岩仓具视、参议大久保利通等人制定了“三职约定”。第一，针对自古以来“以公平为旨，万机内外无别，一视同仁，却反轻易于庙议未发前泄露于世，引发物议”的问题，约定今后三职必须宣誓，机密事项自不必言，纵使是已决议事项，在其未正式公布之前，亦不可有半点泄露。按理说，若想要听取政府以外的意见，应该在正式决定前公开相关信息，但“三职约定”却并未认可这一点。

第二，该约定对御誓文第一条做了新的阐释：“万机自应经由宸断方可施行，然据万机决于公论之御誓文，大事件由三职熟议，依据事态，诸省卿辅、弁官、待诏院、集议院垂询后上奏，仰承宸断。”在此，公论是指基本上由三职“熟议”，集议院和受理相关省厅与民间建议的待诏院（八月十四日与集议院合并）相同，都被定位成了接受垂询的机构。明治政府最初由公家与藩主双方协商，联合执政的形式，此时终是土崩瓦解了。

集议院负责审议藩制，在审议过程中，集议院大幅修改政府草案，把原本占据藩收入18%的军事费用削减至9%，获得了政府的许可。尽管在与藩的利益直接挂钩的藩制问题上，集议院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集议院的作用也仅限于处理上述这类问题。明治四年（1870）九月十日，随着藩制的颁布，议员领命回到各藩，致力于在各藩进行藩制改革。

废藩置县后的政府首脑

明治四年（1871）七月十四日，废藩置县的措施颁布。在此之前，新政府并未向各藩征询过意见，亦无召开过任何正式会议以博采众议。废藩置县令是在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参议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通过三条实美与岩仓具视上奏，最终由天皇批准实施的。

废藩置县后，左院被设为议事机关，由政府任命议官。左院的事务章程规定：

左院为议员议论诸立法事之所……一切议事皆涉机密，故议论中事及送达上院未裁决之事，虽为个人意见，亦严禁向外泄露。

左院严守保密机制，是一个太政官内部不为外部所知的咨询机构。第二年，左院为了“据御誓文之义”、建立“上下同治之制”，呈请设立“集全国代议士，代人民议事”的下议院（《设立下议院之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左院并非御誓文中构想的公议场所。

此后，政府外部要求设立公议场所的趋势越发显著。御誓文中的“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成为人们批判政府的依据。那时，只依据诸侯的意见与藩论施行公议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由此，明治七年（1874）一月颁布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提出，“唯设立民选议院方可张天下之公议”，这一主张成为当时最普遍的观点。

第三节　藩制改革

藩治职制

明治四年（1871）七月，迎来废藩置县的依田学海在日记中写道：

上旨废藩置县，本藩知事公亦被免官。余早思将如此，而未料竟迅速若此。

就连已经察觉到废藩置县动向的依田学海也认为，其实施之日较之预想甚早。在公家与诸藩联合执政的明治政府内部，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留下了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依田学海所属的佐仓藩的发展历程。

明治二年（1869）三月三日，佐仓藩藩主堀田正伦将家臣召集至城内，向他们传达了藩制改革的宗旨。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踏上关东土地的明治天皇，参拜了武藏国第一的冰川神社，正是在这一天，新政府向各藩公布了藩治职制。佐仓藩的改革正基于此展开。

藩治职制提出：“天下地方，归于府藩县三治，三治一致，国体方可立。”它将藩定位为设立在旧幕府领地等新政府直辖地上等同于府县的地方统治机构。由于各藩的职制各有不同，所以有必要制定一定的标准。

“藩”一词在江户时代并非官方用语，从此时起，它才开始被正式使用。幕府在很大程度上认可大名作为领主的权力，比如幕府时代只有将军才有权做出死刑判决，奉行与代官等必须遵循将军的裁决，而大名则有权判处领地内的属民死刑。幕府基本上不会干涉作为各大名家组织的藩的职制。明治政府在平定东北地区后，迅速开始限制藩的自治权。藩治职制公布两天后，明治政府宣布，各藩在做出死刑判决时，也必须仰承圣裁。可以说，藩治职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宣告了如今的“藩”不同于以往的藩，它是新政府的一个机构。

藩治职制首先将藩的干部统一规定为执政、参政、公议人。公议人从执政、参政中选任，因此人员构成实际上只有两类。执政参与朝政，辅佐藩主处理政事；参政参与政事，处理庶务。执政与参政由藩主任命，但“不拘泥于沿袭之门阀，任用人才，竭力以公举为旨”，即任用人才不看家世，只看实力。明治政府要求各藩须把任用结果报告给太政官。尽管新政府没有规定执政与参政的具体人数，各藩可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但是其结果必须上报太政官。因此，各藩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这一要求，将直接与新政府对各藩的评价挂钩。

第二，藩主身边不再安排以往的“用人[23]”，而改设“家知事”一职。家知事不参与藩政，只处理藩主家事。长期以来，各藩政务由世袭的门阀家老掌管，只要获得藩主的信任，身份低微之人也可作为用人掌权，权力的分配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若以实力为本位任用藩干部，则无须设置用人，这种做法能明确区分藩这一职能机构和藩主家，防止混乱产生。

第三，以“需大力建立议事之制，故各藩亦应定其制”，明治政府命令各藩模仿公议所等，制定议会制度。通过这些举措，新政府希望作为下属机构的藩以政府为模板，能够贯彻任用人才、重视公议的理念。政府希望根据维新理念改变藩，将维新理念渗透到藩的层面，以改革武士社会。

佐仓藩的藩制改革

佐仓藩负责拟定改革方案之人，是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改任年寄一职的西村茂树。佐仓藩藩主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城后，即开始实行改革措施。西村茂树等八人被任命为执政，另外两人被任命为参政。在东京兼任公议人的依田学海即是两位参政之一。而执政之所以有八名，正是因为要保持门阀世家的地位。

西村茂树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指出，门阀世家已经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特权终有一天会消失，但尽管如此，门阀世家还是不希望发生剧烈的变革，所以他们才会认可“作为日后大改革之开端，先废无用之职，有用之职改其名，不拘旧格，任用人才”。尽管门阀世家已经意识到，在激烈动荡的局势下，他们将丧失地位，但西村茂数也担心社会秩序迅速崩坏将会导致道德混乱。因此，西村茂树在任用人才的同时，也保留了门阀世家的地位。西村茂树拥有西学素养，又十分注重维护道德秩序，他极力避免进行激进的改革。西村茂树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成了明治思想界的一种传统。

佐仓藩执政的任期为三年，想必是打算三年后再根据情况深化改革，可三年后，藩已经被撤销了。此外，佐仓藩还制定了议事所制度，由参政、公议人担任议长，依据不同部署、身份公选出的人将担任议员。那时各地采取的议事制度各有不同，例如：佐仓藩仅在藩士内部实施公选，而松本藩设立的议事所则包括农民代表在内。

在佐仓藩，宽文七年（1667）堀田正俊曾制定《御家三条》，它一直被视作藩士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事项（《佐仓市史》卷一）：

一、公仪法度之趣，虽为小事，也应坚守。

二、热心孝养、留意文道武艺为武士之第一要义。

三、不论何事，皆不应违背上告年寄之仪。

三月四日，即佐仓藩宣布改革藩制的第二天，藩主堀田正伦下令把上述条文中的“公仪”改为“朝廷”，“年寄”改为“执政”。堀田正伦认为，就算从效忠德川家变成效忠天皇，实施了藩制改革，也无须改变武士的基本态度。

明治二年（1869）六月十七日，政府同意各藩奉还版籍，并命佐仓藩藩主堀田正伦担任佐仓藩知事，同时下令各藩应就各项事务，进一步实施改革。

为此，佐仓藩废除执政、参政，新设大参事、少参事之职。八月十二日，由士族（下士以上）实施选举，选出两名大参事、两名少参事。这是仿照太政官选举行政官时采取的方法。西村茂树被任命为大参事，依田学海被任命为少参事，原本共计十名的执政、参政，最终被缩减为四名大参事、少参事。不到半年，门阀世家便不再享受“照顾”了。

禄制的转换

武士本有从领地收取年贡（石代纳）的权利，表明领地大小的石高就是其身份地位的代表。从幕府获得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为大名。大名的家臣可以从大名的领地中领受或千石或三十石的领地，并能得到自己领地上四至五成的石高以作年贡，这就是“地方知行制”。实际上，每年从藩主统一收取的年贡中领取一部分以充俸禄，即领取禄米[24]的家臣呈逐渐增多的趋势。奉还版籍后，领取禄米成为全国性行为。

在最初的改革中，佐仓藩把士族分为六等、卒族分为三等，一共九个等级。此外，佐仓藩还调整了藩士的持高（常禄），规定藩士的常禄与职禄加起来即为俸禄，也就是说，从所任职务的俸禄中减去常禄，所得差额即为职禄，这有点类似于江户时代的“俸禄补贴制[25]”。执政的俸禄最高，有三百五十石。

奉还版籍后，佐仓藩以税收的一成作为知事家禄，全面改革了禄制。大参事由常禄七十五石以上的人担任，加上职禄，大参事的俸禄共计五百石。大参事西村茂树的收入，较之担任执政时，有所增加。为了筹出这笔职禄，常禄被全面削减，因此不担任官职之人的收入有所减少。旧门阀世家的家老减俸约五成，石高越低的人，其收入被削减的比例也越低。

明治三年（1870）九月，政府公布“藩制”，各藩必须据此实行改革。藩制规定，各藩年收入的一成将被当作知事家禄，剩余部分的一成，即9%作为军事费用[26]，剩余部分的一半作为海军费上缴新政府。剩下的收入用来支出藩的行政费用、士族的俸禄，还可以用来偿还藩的债务。各藩据此实行了第三次禄制改革。按照改革规定，对于据职务所得官禄比常禄多的人，不再支付常禄，并将大参事的官禄减少至一百五十石。藩士的常禄则被削减至明治二年十月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江户时代石高千石（实际收入三百八十六石）的人将缩减为只有石高七十四石。在这次改革中，石高越多的人，其收入也被削减得越多。经过此次改革，各藩的家禄均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

从明治元年（1868）开始的三年间，各藩应政府要求进行了三次藩制改革。在此过程中，诸藩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如：藩士中出身优越但表现平庸的人，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参政人数增加；支出全面减少；以分离职禄、家禄为中心的禄制改革实施，等等。

各藩之所以能够产生上述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各藩执行了政府的指令，另一方面在幕末动荡的局势中，藩士对藩的贡献也能由此用很明确的评价方式体现出来，例如：是否在政治上站在官军一方，为此开展了怎样的“外交活动”，在戊辰战争中是否立下战功，等等。在该阶段，纵使是门阀世家，只要是对本藩毫无贡献之人，即会被排除在藩政之外。与此相对的是，对本藩贡献越大的人，就会越有发言权。凭借与藩主家的姻亲关系，以及江户时代初期以前的战功建立起的藩内秩序，已经随着新政治形势与新战功的叠加产生了变化。正是因为政府此时命令各藩改革藩制，所以各藩才有了产生实质性改变的可能。

各藩进行的藩制改革向人们宣告了实力主义、成果主义时代的到来。把俸禄分为职禄与常禄、削减代代相传的常禄，也是这种时代倾向的体现。武士不能再凭借家世享受俸禄，他们只能依靠实力、成果获得相应的职务，职禄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不难想象，这一情况大大激发了年轻武士的求知欲与上进心。

山口藩的流血事件

主导维新的各藩也改革了藩制。尽管这些藩没有必要为表忠心而根据太政官的要求实施改革，但它们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实践。

最早着手改革的山口（长州）藩，于明治元年（1868）十月十九日任命官员，制定了藩治职制。尽管《防长藩治职制》在新政府颁布藩治职制数日后才公之于众，但实际上山口藩的藩制改革一边以藩治职制为依据，一边已经先于藩治职制开始实施。木户孝允在庆应四年（1868）二月的上书中指出：“朝廷倾向于萨长，萨长倾向其军队，诸藩亦概如是，诚不能免尾大之弊。”木户孝允认为，在军事实力强大的藩内，手握军事大权之人，势力不断扩张，因此各藩必须在从战场归来的军队肆意操控政治前，果断奉还版籍。因为经历过战乱，木户孝允对立下战功之人掌握政治主导权，仍抱有很大的戒心。尽管奉还版籍未能付诸实现，但木户孝允仍在东北地区已结束战斗的九月，要求新政府加快公布藩治职制。他希望在立下战功之人回到各藩前，推进藩制改革。山口藩初期的应对方式，反映了木户孝允的意愿。主导山口藩改革的是广泽真臣。这一年十月，身为新政府参与的广泽真臣，以照顾患病的母亲为由，返回山口藩，就任参政。

山口藩本来实行的是地方知行制，明治二年（1869）奉还版籍后，藩主把土地、人民奉还给了天皇。家臣自然也得照办。为此，山口藩废除了地方知行制。十月十五日，山口藩规定：俸禄千石以上者，收入变为原有实际收入（四成）的十分之一，百石以上不到千石者，收入变为二十五石。原本因为藩之财政匮乏，所谓的“实际收入”就已被收走了部分，明治二年藩士的俸禄每百石能拿到手的仅有二十三石。经过改革后，俸禄在百石以下的藩士，收入稍有增加。

然而如此一来，山口藩将很难维持包括奇兵队[27]在内的各队伍的开支。奇兵队的成员不拘泥于身份制度，他们由来自各阶层的志愿兵组成，自幕府统治末期以来，奇兵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政府曾先后两次规定各藩常备军的规模，随着战争的结束，政府开始要求各藩缩减常备军人数。此时，为保卫本藩建立起大规模军队的长州藩最是为难。于是，利用与政府的关系，长州藩于明治二年（1869）十月，将两千名藩兵“捐献”给政府，因此政府将负担这两千名藩兵的开支。但即便如此，长州藩也只能从每支队伍中挑出一部分藩兵交给政府，其余人员不得不全部解散。于是，从十一月起，对此举措感到不满的藩兵开始逃跑，约有两千人或在各地安营扎寨，或包围藩厅抵抗。在木户孝允的指挥下，以士族为中心的山口藩常备军于明治三年二月讨伐了这些出逃藩兵。据古川熏的研究显示，这次讨伐导致六十名出逃藩兵战死，讨伐军也有二十人阵亡。叛乱被平定后，共有一百三十三名出逃藩兵被处以死刑。这是藩制改革阶段规模最大的流血事件。

鹿儿岛藩的改革

鹿儿岛藩制定藩治职制是在明治二年（1869）二月二十日。明治二年正月，藩主上书天皇提出奉还版籍。与此同时，拥有领地的门阀世家也开始向藩主奉还版籍。在藩主奉还版籍的请求获得同意后，门阀世家的要求也获得接纳，九个主要世家的持高被削减至一千五百石以下，其他世家则被削减到五百石以下。通过此举，门阀世家的持高从二十余万石减少至两万六千石，其家臣转变为直接从藩领取俸禄。俸禄两百石以下的藩士，俸禄基本不变，改革后其中有部分人的收入甚至有所增加，能够剩余十万多石。

与山口藩不同，主导鹿儿岛藩改革的是从戊辰战争中凯旋的立功者。这些建立起新政权、意气风发、荣归故里之人，对下述两点深感不满：其一，未对维新做出贡献的门阀世家，竟然拥有广阔的领地；其二，守旧派在身份特权的保护下，身居要职。因此，川村纯义（日后的海军卿）、野津镇雄、伊集院兼宽等曾以小队长身份参与过戊辰战争之人，向岛津久光提议，要求打破门阀、任用人才。因藩内混乱，二月，大久保利通应岛津久光与其子——时任藩主岛津忠义的要求，回到藩内从中协调。最终，藩主同意了凯旋队长们的意见，在没有执政的情况下，伊集院兼宽与西乡隆盛一道被任命为参政。

加治木是门阀世家头领的领地，由于特定的阶层垄断了重要的职位，于是对此感到不满的士兵于明治二年（1869）正月蜂拥至领主宅邸，前往鹿儿岛城下町开展运动。二月，他们获得胜利，废除了上述特权。据说加治木士兵的行动得到了西乡隆盛的支持。下级藩士因在戊辰战争中大显身手，其意向得以充分反映在藩制改革中。

另一方面，根本性的改革则遭到了反对。如同废藩置县后，各藩藩主被召集至东京一样，门阀世家的领主们也被召集至城下町，在倒幕运动中表现出色的高崎五六与战功卓著的桦山资纪等人，被派往这些领主的领地，担任相当于县令一职的“地头”。都城岛津家拥有最大的领地，其家臣恋慕旧主，请求允许他们继续留任地头，但这一请求被驳回。同年九月，新地头上任后，出现了下属们的门牌被丢弃之类的事件。

受到“粗暴”欢迎的新任都城地头，是寺田屋事件以来拥有志士[28]经历的三岛通庸。感到危险的他曾两度撤回鹿儿岛，但他并未就此屈服。三岛通庸不仅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分配了农民的耕地和当地武家乡士的耕地，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建立了新的繁华街区。他动员居民修建四间[29]宽的道路，当地景观因此焕然一新。此外，三岛通庸还要求乡士穿上崭新的西式军服，携带来福枪，并在各处设置练兵场，采用英式训练方式操练士兵。住所、工作场所、军事表现形式的更新，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三岛通庸的才干引起大久保利通的关注，此后，大久保利通为其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

高知藩面临的问题

明治二年（1869）三月二十日，高知藩藩主下令开始改革藩制。高知藩与鹿儿岛藩情况相同，在战场上立下战功的人拥有极大的发言权。他们要求改革禄制，削减高俸禄之人的收入，提高出征的下级藩士的俸禄。在高知藩，军制改革推进得最快。尽管高知藩也曾在戊辰战争中英勇奋战，但较之鹿儿岛、山口、佐贺各藩，高知藩引进西式战术的时间仍然较迟，要与这些藩并肩而立，高知藩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负责推进军制改革的谷干城，请来了旧幕臣沼间守一，沼间守一与其旧部下按照法国式的方法操练高知藩的士兵。一年以前，谷干城在板垣退助的指挥下参加了今市的攻防战，那时他曾与沼间守一交手。

然而，谷干城与片冈健吉共同推进改革的方针遭到了板垣退助的反对。三年前回国担任大参事的板垣退助，与参与起草御誓文的权大参事福冈孝弟进行了一系列废除武士身份特权的制度变革，例如：进一步削减俸禄；发放禄劵，允许买卖禄劵；允许平民骑马、拥有姓氏；禁止武士佩刀；兵士不论出身，皆可获得提拔。

尽管“士族”这一族类获得了保留，但“人民平均之理”所表现出的四民平等的理念，以及基于这一理念实施的各项政策，仍是废藩后新政府实行变革的先声。高知藩向政府上书，提出这些改革“可布行于天下百姓”，一旦政府批准，即刻于藩内实施。政府同意了上述请求，并将高知藩的上书刊登在《太政官日志》（明治三年第五十三号）中通报全国。

高知藩此前曾因执着于公议政体论，未能在新政府内站稳脚跟，为确保本藩地位，高知藩必须增强军事实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高知藩的改革得到了木户孝允等人的高度评价。山口、鹿儿岛两藩已经决定向东京派遣御亲兵，明治四年（1871）一月，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乘坐军舰云扬号到访高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要劝说板垣退助、福冈孝弟，让高知藩也加入其中。政府依靠御亲兵的军事力量，果断推行了废藩置县的政策。此后，高知藩在明治政府内部站稳了脚跟，从这一点上说，高知藩的藩制改革大获成功。

如前文所述，在各藩，于倒幕过程中承担军事重任、立下战功之人要求获得相应的回报。由此，藩内产生了激烈的动荡。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活跃于中央政府的人，纷纷归乡，致力于改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藩制改革的意义

藩制改革是明治时期的各藩在政治上的一种革新。不过从结果来看，此举对废藩置县而言，似乎并无太大的意义。那么，藩制改革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藩制改革的首要意义是培养人才。明治三年（1870），长冈藩把下属的三根山藩藩士送来的百袋大米划拨为了学校经费。由此可见，各藩在改革藩制的同时，都十分热衷于学校教育。正如御誓文中所言之“求知识于世界”的方针，各藩强化西学教育，通过改革提拔人才，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明治三年七月，新政府接手幕府的开成所（旧蕃书调所），设立大学南校，命各藩派遣贡进生，接受为期五年的教育。在政府的要求下，各藩派出经过严格挑选的学生，前往大学南校接受以语言学习为中心的教育，成绩优秀者日后可官费留学海外。

不过，各藩只派出了这一批贡进生，因为随后不久藩便被废除了。奉还版籍后，士族担任各藩的主要官员，因此各藩可以用藩的经费维持以士族为主要对象的官员培养学校。以此为前提，通过国立大学培养国家所需的官僚、技术人员与研究者的体制，在日本迅速建立起来。

许多人由此迈上成功之路，如后来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饫肥藩）、世代担任议会政治家的鸠山家鼻祖鸠山和夫（胜山藩）、法学家穗积陈重（宇和岛藩）等。此外，还有很多藩为了能把优秀的藩士派往海外，仍从贫困的财政中拨出了一笔经费。明治三年（1870）、明治四年，日本各有约两百人留学海外，在其中，受藩资助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各藩不仅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各藩负责藩政的官员也通过藩制改革，如试验各种新的政策、制定并实施新的制度，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根据官员的政绩，明治政府得以从中挑选出适应力超强的优秀人才。这种选拔不仅限于政治、行政领域，涩泽荣一从法国回到日本后，寄身静冈藩，他灵活运用新政府分配的太政官札，设立了物产会所。正因如此，日后涩泽荣一才被素未谋面的大隈重信邀请至中央任职。

另一方面，藩制改革也使武士深刻地意识到，依赖藩是有局限性的。藩被统一为政府的地方机构，只拥有很小的政策选择权。因经济状况，很多人的俸禄都遭到了削减，在这样的现实中，政策只能在作为行政单位的藩的内部实施，很多人开始感到，藩变成了一种桎梏。正因如此，废藩政策才能得以顺利实施。

明治初年，藩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动员军事力量的单位，又是组成政权的要素。在戊辰战争阶段，上述两点非常重要。但随着戊辰战争的战局逐渐明朗，新政府在短时间内已无须再动员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且其框架也已建立起来，于是这些意义便不再重要了。此后，新政府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能与外国抗衡的国家。由于集议院做出决议，新政府仅能征收各藩税收的4.5%（此前的一半）来充当海军军费。因此，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在改革制度上，藩的延续都成了一种障碍。加之藩制改革导致藩士的意识产生变化，以上诸多原因才使得政府能够比预想的更早实施废藩政策。

[1]总裁，王政复古后明治新政府的一种官职名，是为辅佐年轻的天皇而设的，可谓天皇的代理人，与“议定”“参与”并为中央政府的最高职务，于庆应四年（1868）闰四月被废除。

[2]戊辰年，即1868年。

[3]玉串，一端缠着布条或纸条的杨桐树枝。拜神时献神用。

[4]萨长，指萨摩藩与长州藩。

[5]1871年前，“大阪”称“大坂”。

[6]支藩，由本家分出者成为藩主的藩领。

[7]年寄，指在武家中掌管政务的重臣。

[8]老中，江户幕府的官职之一，辅佐将军、总理全部政务的最高官员。

[9]飞地，指与主要领地不相连，必须通过他人领地才能到达的领地。

[10]士族，明治二年奉还版籍（参考注释[20]）后，朝廷授予旧武士家系的身份称谓，与华族不同，士族不享有法律上的特别待遇，1947年被废。

[11]亲藩，德川将军家族近亲中成为大名的人。

[12]堂上，被允许升殿（进入清凉殿）的公卿，又称“殿上人”。

[13]查诺因（Charles Sulpice Jules Chanoine，1835—1915），法国人，1867年应邀来到日本担任军事顾问，训练骑兵、步兵、炮兵三军，1868年11月回到法国。

[14]开成所，1862年江户幕府设立的洋学教育机构。

[15]御沙汰书，江户时代，根据各大名的留守居役的要求，幕府的僧侣所写的记录江户城中的政务，及将军、老中等的日常行动的报告。

[16]留守居役，日本江户时代大名在领地居住时被派往江户，代表藩国处理事务的官职。

[17]石高，官定米谷收获量，日本近世根据丈量土地而制定出的稻谷标准产量。

[18]御用金，江户时代，江户幕府、藩、旗本等为弥补财政不足，临时向农民、商人征收的税金。

[19]外国官，后来的外务省。

[20]版籍，版图与户籍，转指领土与人民。

[21]群牧，众多地方长官。

[22]知藩事，明治初期的地方长官，各地藩主向朝廷“奉还版籍”后，重新得到任命，在政府领导下主管各藩行政。

[23]用人，江户时代武家的编制之一，指在主人身边管理日常生活、掌管家政的人。

[24]禄米，日本江户时代作为租米收纳储藏在幕府和各藩的粮库内，并作为俸禄发给家臣的米。日语写作“藏米”。

[25]俸禄补贴制，江户幕府的薪俸制。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进行的享保改革中的一项，即废除根据俸禄高低定职务的惯例。为录用人才，将俸禄低的人任用到高职位时，在其任职期间补发不足部分。

[26]即先用“一成”作为知事家禄，剩余“九成”的“一成”，即9%作为军事费用。

[27]奇兵队，奇兵队不拘泥于身份制度，是由藩士以外的武士和庶民组成的混成部队，非正规军。最有名的是长州藩的奇兵队。

[28]志士，牺牲自己，为国家大事奔走的人。尤指江户末期上京都、去江户，主张尊王攘夷、唤起舆论的人们。

[29]间，长度单位，一间约为1.818米。1958年后废除，不再作为法定单位。

第二章
户长们的维新

第一节　从藩到县

应称为“金札”

箱馆五稜郭开城，戊辰战争结束。明治二年（1869）五月末，新政府的布告传达至各村。

据闻妄称金札为太政官，实乃荒谬。

……应知此乃出于“天下万民买卖之道无不便”之仁恤之意而施行之事，今后一律称为金札。（《货政考要》）

“金札”指当时太政官政府发行的纸币——太政官币。上述布告禁止人们称“金札”为“太政官”。看见此布告之人恐怕不禁苦笑，我们也很难理解这一通告的逻辑。出于方便人们买卖的“仁恤之意”发行的纸币，为什么就不能将其称为“太政官”，而必须称其为“金札”呢？

如前文所述，在“五榜揭示”中，太政官宣布“旧来秩序不变”，“五榜揭示”的措施第一次直接影响全国民众，即是发行太政官币。

福井藩的由利公正提出了发行太政官币的措施。由利公正希望把自己在福井藩实施的殖产兴业政策[1]推广至全国，该政策结合了特产专卖机构——物产总会所与藩币。政府的商法司相当于物产总会所，商法司把太政官币作为生产资金借贷给生产者，生产者用产品来偿还资金。借此，政府垄断了这些产品，并使之流通。由于能够垄断产品，政府亦可操控物价。与此同时，通过调节资金供给情况，政府还能控制各种作物的产量。用由利公正的话来说，这正可谓一种“经纶之策”。

太政官币（明治元年）　大部分太政官币在明治十二年（1879）十月前，通过与新纸币兑换被回收（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藏）

然而，由于日本国内局势混乱，政府不可能立刻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流通管制。明治二年（1869）二月，随着由利公正的下台，商法司也被尝试主管外国贸易的通商司取代。但因遭到寻求贸易自由的外国方面的抗议，通商司最终也没能实现上述目标。幕府统治末期，政府实行专卖制度。尽管很多藩在专卖制度方面拥有经验丰富的人才，但能够制定全国性经济政策的人才却仍然十分匮乏。正如人们对“经纶”的误解那样，大众并不怎么关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对外国方面提出的自由贸易的要求，只能束手无策，放任国内经济自由发展。

民众眼中的“太政官”

由利公正下台后，太政官币继续发行，到明治二年（1869）七月为止，太政官币总发行数已达四千八百万两。其中，按照由利公正的设想，作为生产资金借贷出去的太政官币，只有约一千万两，太政官币过半的金额都用于填补政府的财政赤字了。

由于随意发行大量纸币，如何维持其流通与价值成了新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起初，新政府强制民众按照票面价格流通太政官币，要求用太政官币缴纳租税。然而，因流通不畅，明治元年（1868）十二月，政府要求太政官币照时价流通，缴纳租税时每一百两需缴纳一百二十两太政官币，这表明政府主动承认太政官币贬值。与此同时，为了能在地方流通太政官币并缓解各藩的财政困难，政府把太政官币借给各藩，并规定每一万石换一万两太政官币。

佐贺藩的大隈重信取代由利公正主管财政后，再次下令按照票面价格流通太政官币。为促进流通，政府把太政官币按每一万石两千五百两太政官币的基准，发放给府藩县，同时向府藩县征收等额的“正金”（幕府发行的金银币）。大隈重信采取强硬措施回收金银币，这迫使各藩不得不去使用太政官币。据山本有造的研究显示，通过此举，太政官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其价格也有所提升。

大隈重信与大藏省的干部（明治二年）　前排左起为井上馨、大隈重信，后排最右为伊藤博文（出自《日本百年的记录》）

自庆应四年（1868）闰四月新政府宣告发行太政官币以来，与太政官币相关的法令，不断被下发至明治初年的农村。明治元年（1868）到明治二年，民众的生活与以往相比，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新政府的政策大都与太政官币有关。太政官币的价值低于幕府发行的金银币，且针对如何对待太政官币的问题，政府接连发出的布告前后矛盾。这表明政府的新政策不稳定、法令亦无约束力。因此，民众才戏称太政官币为“太政官”。

政府不惜冒着太政官币被戏称为“太政官”的风险，特意发布这样的告示，可见官僚们实在无法忍受如此称呼。顺便一提，明治十八年（1885）大藏省刊行的《货政考要·法令篇》的“太政官布告”，收录了上述告示。在下文将要提及的吉野家文书中，我们亦可找到其身影。不过，这篇告示却并未被收录在《太政官日志》中。由此可知，该告示并未通行全国，它只张贴在了戏称太政官币为“太政官”的区域中。明治十八年（1885）太政官开始编纂延续至今的《法令全书》，但《法令全书》也未收录这一告示，由此可见明治政府希望忘记它的存在。

该布告通令各村后不到一个月，府藩县把太政官币分派给了使用旧幕府货币的村庄，每一万石分派两千五百两太政官币。各村被迫支付票面价格的金银币，换取改称金札的“太政官”。太政官的权力由此辐射至乡村。不过，若想通过太政官币真正改变乡村的形态，目前需要的还是先建立起相应的体制。

县的诞生

明治四年（1871）七月，新政府废藩置县后，藩改为县，日本设三府三百零二县。十一月，变成三府七十二县。到明治九年八月，三府七十二县被整合为三府三十五县。

最初新政府在接管的幕府领地上设县，取代原有的代官所。在大藩改称县及一连串改组后，县的规模扩大。“郡县制”一词诞生于中国的秦代，“县”小于“郡”，而在日本，“县”比“郡”大。

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的《县治条例》规定，县的长官改称“县令”。县令大多由出身大藩的人与讨幕运动的功臣担任，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论功行赏。佐仓藩被归入印幡县，而在宫津藩归顺一事上有功的京都宫津藩藩士河濑秀治，则由原来的小菅县知事改任印幡县县令。

废藩置县（明治四年十一月）

河濑秀治挽留西村茂树担任印幡县参事，西村茂树却主动请辞并向河濑秀治推荐了依田学海。但依田学海同样请辞，他只同意负责善后工作。无奈，西村茂树只得出任印幡县参事，并于明治五年（1872）二月辞职。依田学海指出：“西村亦敬畏县令之勤勉，然其好苛察，无宽恤之意，属吏亦多择类于己者。”他称赞河濑秀治热心工作，批评他施政过于严苛。

对于旧藩官僚而言，他们身在同一片土地上，面对同样的人民，所以很难适应新的统治者。昔日的藩，虽说财政困难，但却可以独立收取租税并决定其用途。与此相对，县则要把大半租税上缴国家。因此，在旧藩的施政者看来，县令不过是替政府征税之人。同时代的士族都知道，“县令”是“代官”的另一种说法，该称呼无疑强调了“县令”作为政府代理人的职能。

与鹿儿岛县相同，酒田县——今山形县的一部分，破例留用旧鹤冈藩的官员在县厅任职。明治五年（1872）起，全国允许用现金缴纳年贡（石代纳），酒田县却对居民隐瞒了这一消息。在米价高涨的背景下，酒田县通过贩卖居民缴纳的年贡米，增加了本县的收入，这笔收入被用于“士族授产”。该事件曝光后，酒田县从明治七年开始，同意居民使用现金缴纳年贡。从那以后，批判县政的部分士族与商人设立了石代会社，石代会社会把从各村收来的年贡米换成现金。据佐藤诚朗的研究显示，一部分农民把石代会社当作新的县，向其缴纳年贡，不再听从酒田县的指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民众实际上不过把县当作了代缴年贡的机构。

司法独立

《县治条例》规定县令的职责为：

教督保护县内人民，遵奉施行条例布告，纳租税，督赋役，判赏刑，紧急事态发生时向镇台分营禀议，进行适当处置。

但，县内若有市场则兼掌贸易事务。

然而，如何进行“教督保护”，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才是政府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明治五年（1872）政府开始制定全国性的制度。与此同时，县令的“判刑”权遭到剥夺。

庆应四年（1868）闰四月《政体书》中“三权分立”的规定，使得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从明治四年（1871）十二月司法省东京裁判所[2]设立起，各地在翌年四月就任的江藤新平司法卿的领导下，设立了由司法省管辖的裁判所。明治五年十月，京都府参事槙村正直对此表示了不满。他表示：“身为地方官未能听人民诉，未能断人民狱，何以教育人民，治理地方？”（《法规分类大全　官职门　司法省》）

“听诉”指民事裁判，“断狱”指刑事裁判。习惯了江户时代以来行政、司法一体的地方官，把“听诉”“断狱”作为教化人民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司法省不断设立裁判所，到了明治九年（1876），地方官即包括县令在内的县级官吏的裁判权被彻底地废除了。

另一方面，直到这一年，司法省法学校的首届十位毕业生才开始进入司法省工作。换言之，在此之前，司法省并无接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司法官。

因废藩的缘故，旧幕臣沼间守一失去了其在高知藩的职务。此后，沼间守一曾尝试在横滨从事生丝与货币兑换业，但结果并不顺利。于是，沼间守一应井上馨的邀请进入大藏省，在横滨海关任职。明治五年（1872）七月，司法省派出欧洲考察团，沼间守一与川路利良、井上毅随团前往英国学习法律，翌年归国。归国五个月后，沼间守一被任命为法官，但他却对日本法律一无所知。因此，沼间守一只得一面在裁判所对同僚吹嘘自己在英国裁判所的见闻，一面在市内的书店搜罗《新律纲要》《改定律例》等当时的刑法书籍。上任第一天，沼间守一只记住了“杀人者皆斩首”的条例，所以他只寻找适用此条例的案件做出判决；第二天，他记住了其他的条款，于是他再找出适用该条款的案例予以处理。如此反复，一个月之后，沼间守一方才通晓日本法律。

像沼间守一这样的人，虽然在当时被称为“司法官”，但他们并非法律专家，而多是原来的行政官。因此，在处理实际事务时，审判交由行政官处理并无什么不妥之处。将司法独立于县的行政之外，与其说是为了处理实际事务，倒不如说是为了模仿欧美建立司法组织的理念。司法独立使地方的行政负责人意识到，他们的职责与江户时代完全不同，县令也因此增加了许多新的行政工作。

理想的新国家

曾让西村茂树等人头疼的原印幡县县令河濑秀治，在明治六年（1873）二月调任群马县兼入间县县令后，开始提倡整修道路。江户时代，人们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区域内行车，如京都到大津之间、三大城市[3]的闹市区内等，直到幕府统治末期，人们才被允许在主干道上行车。在这一时期，人力车、货车等开始进入各地区。为此，整修过去仅供人马通行道路的需求应运而生，例如：要在小河上架桥消除高低差等。河濑秀治在十月三十日发布的命令中说明了整修道路的必要性：

道路，人民依赖其交通，物产随其发展，乃经国之要务，时至今日更不待言。然维新以前，各藩各区对峙，相互守护其边境，甚而闭锁关卡，在艰险之地修路亦兵马之余习，此乃时势所造就。话虽如是，因此遮挡全国经脉，妨碍人民交往，有碍物产进出，以致物价不均，民众安于孤独，惯于管见，误人生本分，失国家富饶之基。今会四海一家之世运，岂可不锐意勉励之？（县教育会《群马县史》第四卷）

江户时代的道路政策是诸藩割据的象征，它不仅阻碍物产顺利流通，还使经济活动停滞，让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变得狭隘。要建设与统一国家要求相符的社会，就必须整修道路。但县令能够动用的预算极为有限，因此河濑秀治呼吁度过秋季农忙期后，“根据各地情况，制定适宜办法”，修缮道路，修整险要之处，去除弯道，使道路能够供人马、车辆通行。

河濑秀治以新国家、新社会的要求为切入点，指出当前道路存在的问题，要求百姓提供劳动力。维新所需解决的问题变得十分明确，即县令有责任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向民众阐释理念并寻求配合，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不可使知之

尽管新政府不再需要攘夷，内战也已结束，这可以令新政府节省部分军费开支。但是，为了应对外国的要求，阻止外国商人获取特权，新政府又不得不开展造船厂、铁路、电信、矿山、灯塔等大型事业的建设。通过这些举措，政府提高了威望，同时也对外展示了开化的成果，提高了自身作为维新政权的合法性。明治三年（1870）闰十月，政府设立工部省，作为统管这些大型事业的机构。在《设立工部省之旨》中有以下一节：

今日，关于铁道、电报机等，众论纷纷。归根结底，因不知其不可或缺之缘由，故将其归入奇技淫巧之类。苟知其为国家富强之要务，人民利益之本源，则天下之人必趋而赴之，不待督责褒劝。然不应使之家喻而户晓。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大隈文书》）

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铁路、电信事业，民众也能因此获利。世人一旦理解这一点，一定会大力支持政府在这些方面投资，民间企业集资后，亦可从事这些业务。但是，几乎无人见过这些大型事业，政府也不可能向每个人说明其意义。因此，在这样的领域，政府没有必要寻求民众的理解，只能是在果断推进改革后，再向民众展示改革的成果。

当时的工部省　（出自《日本百年的记录》）

这篇文章被认为出自大隈重信或伊藤博文等长州藩开明派之手，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明治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即如何展示开化的成果。对于这些不可能求得民众理解的事业，只能通过政府首脑同意，投入可动用的官费（即国费）以获取经费支持。但官费有限，因此在那些可以获得民众支持的新事业上，政府就应尽量减少官费开支，转而让民众负担费用。所以，县令作为政府派驻各地的长官，就必须设法实现这一目标。

明治五年的变革

政府不断施行辐射全国各村的新制度。明治五年（1872）二月，政府开始编制户籍，同时解除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并向交易过的土地发放地券。七月，全国统一发行地券，未曾实施交易的土地也被囊括其中。明治六年七月，政府颁布《地租改正条例》，而大多数的县在明治八年以后才开始真正推进此项改革事业。明治五年八月，政府颁布学制，全国设立小学，到明治六年年末，全国共建立一万两千五百九十七所小学，28%的学龄儿童成功入学。明治五年十一月，政府颁布《征兵告谕》，东京镇台辖下自明治六年起、全国自明治七年起，开展征兵工作。以上三项改革，被称为“维新的三大变革”。明治五年七月，全国开始实行邮政制度。翌年四月，政府规定全国收取统一的邮费。

这些改革都需要民众的配合，因此，与河濑秀治发布整修道路的布告相同，政府也颁布公告说明了改革的意义。在明治四年（1871）四月颁布的《户籍法》前言中，政府这样阐述建立户籍的意义：

保护全国人民乃大政之本务，此自不待言。然不理清应保护人民之数量，何以施行保护人民之政策？……逃其籍，漏其数为其不受保护之理，亦乃自外于国民之举。

地券（明治十二年发行）（石川县立历史博物馆藏）

保护国民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国民”就是国家通过掌控户籍确认的应给予保护的民众。如前所述，至少在奉还版籍之前，所谓的“国家”指的是“藩”。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统一国家，向人民展示了其存在的首要目的——保护人民，即御宸翰中所言的“安抚万民”。正是为了保护人民，国家才要求民众建立户籍。

政府发行地券之际，太政官的布告上没有贴出相应的说明。木更津县权令柴原和在明治五年（1872）九月强调，在所有权确立后，作为私有财产，所有者可自由处置土地。地券是“民众拥有土地之确证”，故“拜领右之地券后，无论买卖土地，抑或典当质押土地，皆所有人之自由”（《君津市史　资料篇Ⅲ　近代Ⅰ》）。府知事、县令有责任向府县人民通报法令，因此即便是通行全国的政策，如若太政官没有说明，则府知事、县令有必要给予补充说明。

后文将言及学制、邮政制度、征兵制，但包括强调国家有义务保护人民的《户籍法》在内，为了能在施行政策的过程中得到民众的协助，这些制度都对国家、社会应有的状态做了说明。至于“国家”究竟是什么，这些制度却没有做进一步的阐释。如前所述，明治政府也并未对地方的普通民众公布《五条御誓文》。可以说，明治政府建立的国家通过解释个别政策，第一次向民众阐述了自己的形象，即要求民众肩负重任的同时，国家也会为民众推动变革。

第二节　户长的工作

户长的登场

县令希望在获得居民支持的前提下推行新政策，因此就需要能在县与居民之间牵线搭桥的机构。

自古以来，日本就有将领主意向传达至各村的机构。各村通常都有一位能代表村子、名为“庄屋”“名主”“年寄”的人与领主沟通。当一个村子的土地分属几位领主所有时，每位领主都拥有一名能与其沟通的村代表。当某位领主拥有广阔的领地时，其领地上几个村乃至一个郡的范围内，便设有一个大庄屋，大庄屋负责收缴年贡、传达领主命令、处理农民的诉求，以及其他与其身份相关的事宜。除极少数区域外，这些职务均由农民出任。

除城下町的官厅外，领主还在飞地设立了阵屋。幕府与大藩划分领地，并会在领地上设置数个代官所，由身为武士的代官负责管理。全国由武士负责管辖的区域达数百个。因此，在重组后的“县”内，会存在多个昔日的阵屋与代官所。最初，各县大多保留了这些机构，把它们当作县内官员的办事处。但与藩不同的是，府、县把大半租税交给了中央，它们并无足够的财政收入养活大量的官员。因此，不久之后，这些机构便被废除了。

取而代之的便是区长、户长。户长最初依据《户籍法》设立。《户籍法》以“臣民根据居住地编入户籍，以详细无遗为旨”。由于长期以来根据身份实施统计的方法无法确切掌握居民的数量，所以全国依照地理划分，设立户籍区。每个户籍区由专人，即户长、副户长负责编制户籍，管理居民的变动情况。区域划分的标准是市区四五町、农村七八村。各地可因地制宜，有所调整。由于各地方官的判断不同，该制度在日本各地实施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每位国民都接受某位户长的管辖”，这一点是全国相同的。

区、村的户长

山形县在任命户长的同时，还命令户长要负责发布公告、处理人民的各类请求，并规定户长只需向各名主发布公告，但人民的请求、询问、申请等，必须接受户长的“审查”。此外，山形县还要求户长“不只请求、询问，可明辨说谕一切事务之赞否善恶”（壬申七月《户长事务章程》），规定户长有责任判断民众的主张是否合理，各类事项是否恰当，并应向民众说明情况。明治五年（1872），山形县废除了派遣官员的办事处，取而代之的是户长承担了新政府基层的职能。

在山形县让户长承担各项工作的同时，太政官在明治五年（1872）四月九日的布告中宣布，将庄屋、名主、年寄等村庄的负责人改称为“户长”“副户长”，“迄今承担之事务自不必言，一切关于土地、人民之事”也由其处理，这项规定赋予了“户长”一词新的含义。此前户长、副户长负责包括几个村庄在内的一个户籍区，而新的户长、副户长则是一个村庄的代表。这种情况招致了混乱。

上述布告也废除了大庄屋。因此，府、县建议设立一般行政意义上的区，以取代户籍区，设立区长，以取代大庄屋。十月十日，政府同意设立大区、小区，设区长。至明治八年（1875），全国约八万个町村被划分为九百零七个大区、七千六百九十九个小区。

大区相当于一个郡的大小，但实际情况也因各府县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此外，户长这一称呼也因县、因时而异。在有的县，户长指小区的区长；在另一些县，户长则指一村之长。少数户长由旧藩的士族担任，如鹿儿岛藩、福冈藩。多数户长由当地有实力的农民担任。另一方面，大区的区长也多由地方士族，尤其是维新之后在藩中担任官员的有地位之人担任。关于区长、户长的制度，政府没有提出明确要求，而是让地方官根据各地实情做出尝试，之后政府再对其政绩，以及请求予以追认。这种情况使得区长、户长的制度变得十分灵活。可以说，这也是明治政府推进维新构想的一种方式。

维新的旗手

户长最基本的工作是传达布告。从江户时代起，各地都要将来自幕府、藩、代官所等“上级”的告示，收缴年贡的指示及传唤等传达至各村，布告按照“幕府——藩——代官所——大庄屋——各村的庄屋”的路线传达。大庄屋管理下的村庄，会将布告抄写在名为“御用留[4]”的记事本上，由一个村传阅到下一个村。庄屋负责将必要事项传达给村民。

进入明治时代后，有关新政策、新制度的布告，即向各村传达维新情况的“安民告示”也经由上述途径逐级向下传达，只不过，此时若再采用与江户时代完全相同的做法，则已经行不通了。今天，东京都青梅市新町的吉野家文书中还保留着自江户时代起留下来的“御用留”。在这里，让我们通过吉野家文书看看当时的情况。

吉野家过去曾担任幕府代官江川太郎左卫门管辖下的新町村名主，御用留（《东京都古文书集》第4—7卷）中记录了来自幕府、代官所或其机构、官员的布告。佩里率舰队来航前的19世纪50年代前后（嘉永二年至嘉永四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有十七份布告，每月平均有一份布告。在这样的频率下，名主尚且能在农业劳动之余，仔细阅读、抄写、传达这些布告。然而，到了幕府统治末期的庆应二年（1866）、庆应三年，布告增加至平均每年三十份，戊辰年甚至达到了六十份。由于治安混乱、统治者不断更迭，想必吉野等人一定十分头疼抄写、传达布告，以及战争期间动员村民服劳役等事。明治二年（1869），包括和太政官币有关的布告在内，共有六十五份布告。明治三年，布告的数量减少到四十二份，吉野等人得以喘一口气。然而，明治四年政府废藩置县，与户籍相关的布告等共达八十一份；维新浪潮席卷地方的明治五年则一共有一百五十三份布告；明治六年的布告数量更是多达三百七十五份，平均每天都有一份，该数量已是江户时代和平时期的二十余倍之多。

户长们需要抄写、解读这些文件，然后向民众说明其意义并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户长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变革地方的体制，自己是维新的旗手。然而，布告数量增加了这么多，此时显然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处理它们了。

那时负责管理新町村的神奈川县，是活版印刷技术发达的地区。这里发行了日本的第一份日报。从明治五年（1872）起，部分布告开始采用活版印刷。笔者曾在其他书中详细论述过相关内容（参见拙作《新技术的社会志》）。在该时期，本木昌造于明治二年引进的基于电胎法活字的活版印刷术也开始普及。这项新技术使得布告的数量有所增长。然而，紧急布告与面向特定地域的布告仍未使用印刷术。明治六年，仅新町村就抄写了九十五份布告。这一年，全国绝大多数的县还在使用传统的方式传达布告。从一月到五月，山梨县共抄写、传阅了二百零八份布告，其中政府下达的布告达一百二十三份，来自县厅的布告共有八十五份。由此可见，没有采用印刷术的县，接到布告的数量并不少。那么，乡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抄写的辛劳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保留着明治六年（1873）九月至十月，山形县南高擶村（今天童市的一部分）户长萩生田林助所写的“御用书留”。据此可知，八月二十九日，漆山小区的会所向萩生田林助下达了十九份来自新政府的布告，命其将这些布告传达给“所有农民，不得有漏”。这些布告是新政府在七月至八月三日之间发布的。八月四日到八月十三日之间，它们被分三次从县厅传达至各会所。或许是因为抄写费时，会所向各村传达这些布告的频次有所减少，时间间隔最长的一次甚至滞后了二十五天。萩生田林助抄写这些布告使用了约十七张B4大小的纸，其中包括修订海军刑律的布告、对地处内陆的南高擶村没有参考意义的建设北海道纳沙布海角灯标的布告、修订对待朝鲜漂流民规则的布告，等等。这些布告被传达至各村，向人们展示了新时代的到来。但对于传达布告的人而言，这些工作难免令人颇感负担。

布告　南高擶村户长萩生田林助抄写的师范学校的校规。这本名为“御用书留”的册子有两百多页，用时大约一个半月（明治六年九月的御用书留）

因此，会所会优先传达注明截止日期、县厅要求调查或纳税的布告。前任户长因病退职，由于他在任职末期疏于记录布告，萩生田林助只能在处理完之前的布告后，先抄写县厅于八月发布的布告，再抄写国家从三月起发出的布告。五月五日，文部省发布了位于东京的师范学校的校规，校规规定入学申请书的提交期限为七月末，而萩生田林助直到九月才抄写到这份布告。

或许是因为各地都有拖延或省略布告的情况，明治六年（1873）三月，政府命令各户长在家门前竖起布告牌，所有布告必须在布告牌上张贴三十天。而户长则至少要抄写两份布告，分别用于御用留与张贴。如果没有张贴布告，拖延或是没有抄写布告的情况将会有所暴露。

越来越重的抄写负担不仅妨碍了户长们的家业，有时他们甚至还得雇人抄写，而这笔雇用费则由包括户长在内的居民共同承担。另一方面，现存的御用留有很多笔误，有些布告甚至表意不清。为此，地方官希望能够引进印刷术，以准确传达布告，减轻居民的负担。出于这一考量，各县厅所在地在这一时期内迅速建起了活版印刷所。印刷费用虽然仍由居民共担，但是想到能省去抄写的工夫与费用，居民们应该还是乐意出钱的。

设立大区、小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加合理地传达布告。如果小区之长担任户长，则布告牌设置在小区即可。青梅的新町村被编入第十三大区的一个小区。明治六年（1873）年底，各村以往的户长、副户长被废除。此前交由各村管理的文件被移交给了“番组”，即小区的户长。随后，小区设立了户长、副户长，雇用了抄写员、勤杂工，以便直接处理需要调查之事。此后，户长、副户长只将相关布告传达给相关人员，他们判断没有必要传达给各村的布告，便不再下发。因此，明治七年传达到小区的近五百份布告中，只有六十七份传达到了新町村。

明治五年、明治六年是政府公布新制度并使人民了解这些制度的时期，随后的明治七年、明治八年则是新制度实施的时期。多数布告与其说是给民众的指示，倒不如说是给制度实施负责人的指示，加之小区的设立与其功能的强化，各村的负担得以减轻。因为各地希望通过新制度实现目标且可利用的技术日新月异，因此大区、小区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邮政制度

除了向人们传达法令，完成制度规定的工作——制作、公证与土地、户籍相关的文件之外，户长们在小学、邮政等并未明确规定其职责的领域，也发挥了极大作用。

由前岛密（其头像被印在如今的一日元邮票上）倡导而被引入的邮政制度，最初是在官员的监督下，依靠江户时代以来主干道上的驿站制度建立起来的。正因如此，邮政制度的干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驿站只负责四五里[5]范围内的配送工作，因此我们只能将其称为邮政制度的“线”。明治五年（1872）以后，邮政制度才真正在以全国为对象的“面”上发展起来。

明治四年（1871）正月，第一个官营邮政——东海道沿线的新式邮政业务开通。布告称，“自公事至士民私用乃切要之事”，较之私营，邮政作为官营事业推广起来更加迅速可靠。明治五年三月的邮政规则指出：

凡称国者，统一人民之言语风尚，政令有端绪，权利不相悖，互通友谊，忧乐与共，相隔十里之远亦如居于一区之近，同尊宪典，实现一社之友情也。

邮政规则从“国为何物”开始论述，然后得出结论——需要开展全国性的邮政业务、统一全国的邮费。此外，邮政规则更指出，列强已经派遣官员抵达横滨开展邮政业务，而“我堂堂帝国，竟缺此大典，实为国民之不幸”。由此可见，新政府将邮政事业定位为“我堂堂帝国”为“民”实施的政策。

明治五年（1872），新政府修改了邮政制度，将全国人民设定为使用对象，因此新政府需要很多人来开展这项业务，包括那些从未参与过邮政业务的人。为了动员新的人员加入邮政事业，政府有责任对此加以说明，而在基层开展此项工作的，正是负责传达法令的户长们。

邮局的窗口　（《办理邮政之图》，递信综合博物馆藏）

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区都挑选出了邮政经办人，新政府以他们的住宅作为临时办事机构发展邮政业务。这便是如今“特定邮局”的起源。长期研究初期邮政制度的薮内吉彦指出：“当时的邮政经办人采取弹性工作制，可以兼营兼职，因此多由正副户长兼任。”如果要在地方选择来历可靠之人，户长多是最佳选择。

有些地区的邮政制度与户长的关系不仅限于此。明治七年（1874）三月四日的吉野家文书中，保留了一份大区的邮政主管写给小区会所的文件。文件写道，此番大区的会所“被定为邮政经办处，责令配送邮件”，日后寄给小区居民的邮件将会被转至小区会所，请求小区会所即户长予以派送。大区会所变成邮政经办处，户长们成为所在小区会所的邮递员。大区、小区制度被邮政制度照搬使用。这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由于新政府最初只能通过一般行政途径选择全国的邮政经办人，所以新政府现在必须让区长、户长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

此后，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邮政组织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一开始，不论区长、户长是否愿意，他们都参与到了邮政业务之中，当地居民通过他们加深了对邮政制度的理解。此外，邮政的派送途径与一直以来县里向收信人寄送传唤状等公文的途径一致。邮政制度面向全国推广时，同样利用了传统路径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一点与其在主干道沿线上发展时情况相同。

《学制》的逻辑

明治五年（1872）八月发布的《学制》称：

人人自立其身，自治其产，自昌其业，并以谋生之道者无他，修身、启智、擅才艺也。不学则无以修身、启智、擅才艺。

《学制》从个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角度，论述了学习的意义并否定了以武士为中心的学问，指其妨碍文明普及，致使产业发展停滞不前：

主张为国家而学，不知学为立身之基，或趋于辞章记诵之末流，陷于空理虚谈之道。其论虽似高尚，然未能亲身实践者甚多。此即沿袭之积弊，故文明未能普及。不擅才艺而致贫困、破产、丧家之徒者多也。

学问应能带来实际的利益，因此背诵古典、做理念性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学制》从正面否定了为国家做学问的主张。因为，过去的学问“倡导为国家而为学，学费及衣食之用多依赖官费”，也就是说，武士做学问利用的是幕府或藩的经费。

而强调做学问“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即“望自今而后，一般人民（士族农工商及妇幼）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则是为了让居民承担大部分义务教育的费用。

仅在一年多前的明治四年（1871）四月，韭山县在向各村传达利用官费建小学一事时，引用了呈报太政官的文章中的话，说明了其意图：

小人闲居行不善之事，农民耕作之余暇，若无恒心则与赌徒相亲，煽动诡诈之风。故欲草创辖区内小学，教习书、数，逐渐导扬淳朴之风。（《吉野家文书》）

昔日的开智学校与致道馆　开智小学（重要文化遗产，长野县松本市）是松本县新建的近代西洋建筑，致道小学利用了鹤冈过去的藩校校舍。当时多数地区无力新建校舍，如此宏伟的建筑在农村十分少见

《学制》布告的内容与上述文章的说法大相径庭。明治四年（1871）四月，新政府希望名主也能考虑在官费提供支持的前提下统治民众的问题，而《学制》则变成了令民众同意负担费用的理论依据。

《学制》计划将全国分为大学区、中学区，以及五万三千七百六十个小学区，每区设立一所小学。尽管学校的实际数量并没有这么多，但到明治八年（1875）年底，新政府已建立起两万四千二百二十五所学校，该数量已与日本现在的小学数量基本持平。《学制》规定中学区设数名学区监督，负责建设与运营学校。但根据吉野家文书显示，明治六年五月十二日，政府并未把小学的建设交由学区监督负责，而是指示“户长、副户长斡旋，火速建设”。同年十月，各村户长被废，各小区设户长、副户长。此后，户长、副户长就肩负起了维持学校运营、援助贫困者就学，使“儿童无不就学”的使命。

各地都有这样的事例。大槻哲夫就曾介绍过负责在熊本县阿苏郡小国町建小学的大冢磨的事例。大冢磨出生于富农之家，其祖先通过捐钱成为乡士。他从幕府统治末期开始担任庄屋，一度在县里任职。明治五年（1872），大冢磨开始担任出生地黑渊村的户长，负责建立蓬莱学校，并参与村内其他两所小学的建设工作。大冢磨不仅说服村民承担费用，自己更是率先捐款数百日元。那时全国一定有许多像大冢磨这样的户长，他们不仅领会了《学制》宗旨，还率先负担了大笔的建设费用。

《征兵令》

维新的变革措施中，在军事上意义最重大的是《征兵令》。长期以来，以士族为中心的志愿者长期服役，部队即由这些职业军人组成，而采用征兵制，即意味着征兵将不再考虑身份，大量成年男子在短期服役、接受训练后，即可作为后备军回归社会，等到战时再征召入伍。

征兵制使政府无须向士兵支付供养家人、维持生活的薪俸。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用更少的开支来维持同等规模的兵力。此外，征兵制没有身份限制，这便于增加兵力，对发展军事力量而言，征兵制可谓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另一方面，如果像过去那样，由一个集团（如武士）担负国家的军事重任，那么该集团将很容易拥有特殊的话语权。征兵制的出现能够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因此，在新政府中负责建设陆军的大村益次郎，以及在他被暗杀后继任的山县有朋等人，都考虑在未来引入征兵制。

明治五年（1872）十一月发布的《征兵告谕》指出：

世袭坐食之士，减其俸禄，许其不佩刀剑，四民渐获自由之权。此为上下平均，人权统一之道，即兵农合一之基。在此士非昔日之士，民非昔日之民，均为皇国之一般国民，报国之道本应无别。

政府在此讴歌国民的自由与平等，指出在当前社会制度下，响应征兵号召是理所应当之事。作为代表明治社会变革的口号，尽管“四民平等”广为人知，但仍没有哪个法令使用过该词。还是上述的《征兵告谕》将“四民平等”的理念明确阐释了出来。正如山口县在传达《征兵告谕》的布告中要求“户长、副户长应殷勤恳切劝谕百姓”那样，户长有义务向民众说明征兵的意义。

《征兵告谕》还指出西洋也有征兵制，“西人称此为血税”。据说，正因为写上了这句可写可不写的话，反倒是引发了民众以为要被抽血的恐慌。山口县在布告中要求户长向民众说明情况，以免招致误解。山口县的布告指出“若言血税，不解其意之愚民反生疑心”，“血税”的表述不过是像战国时代授予武将的军功状上所写的“粉身碎骨”那样，是一种修辞方式。由此可见，“血税”一词的确引发了问题，加大了户长的工作量。

如同抓住救命稻草那般，征兵负责人为了多呈现一些材料，说服民众响应征兵号召，这才特意在《征兵告谕》中提了西洋的例子。如上所述，新政府实施的其他政策，于个人而言或多或少都能说出一些好处，但只有征兵制对被征召的个人及其家人而言，可谓毫无益处。因此，政府预测征兵制将会是最难为民众接纳的制度。

据藤村道生的研究显示，陆军省的草案原本暂时不打算征召贫困的百姓，而是希望先征召生活富裕的人和领受俸禄的士族，待日后再面向全民实施。政策制定者也认为，当下的情况不可能不分身份突然地实施征兵制。然而，审查这项政策的左院则认为，应该“士民平等”“贵贱上下公平统一”，故没有赞成上述过渡性政策。左院本来要求延期实行征兵制，陆军省方面则干脆放弃了过渡性措施，转而断然推行征兵制。

藤村道生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征集不到士族士兵，而大岛明子则认为这是由于出征外国的舆论高涨，士族害怕被组成新的军队派往国外打仗。总而言之，明治政府一面担心政策难以实施，一面还是如履薄冰地推行了征兵制。

辖区的守卫

基于以上论述，如果重新审视明治六年（1873）一月发布的第一份《征兵令》，我们就能看到其中那些不同于之后征兵制或日本军队概念的条文有何意义。

负责征兵的陆军会从辖下的镇台，向府县派遣与地方官协商征兵事宜的军人。实际的检查由担任征兵副使的一名尉官、一名军医，以及从府县官员中挑选出的一名议官负责，检查组将巡回各郡村，开展征兵工作。一个检查所通常设有两名由户长或副户长组成的议员，他们负责传达公文，上报民情。此外，户长可以对征兵事宜提出异议，且其提出的理由可以是各式各样的。

应被征兵者皆按照军人处理，故除适用于免役规则者外，无论有何申诉皆不予受理。由户长上交文书提出申诉不受此限。

在基层负责征兵的户长，不仅要说服居民接受征兵的宗旨，还要编制征兵对象的名单。户长需要通知被征召者，带他们前往检查所，然后在他们确定入伍后，陪伴其前往军营。若没有户长的合作就无法实施征兵制，因此在选择被征兵对象上，政府给予了户长极大的发言权。

明治六年（1873），尚且只有东京镇台的辖区真正在开展征兵活动。根据吉野家文书显示，在神奈川县，户长会参照《征兵令》列出符合条件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成为征兵检查的对象，但是没有人会去审查户长所下的判断。

针对以常备军身份入伍的人，《征兵令》设置了许多免服役条款。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项举措。除去身高不足五尺一寸（154.5厘米）之人外，户主、嗣子、已服役之人的兄弟、被处流刑及其以上刑罚的罪犯、官员、公立学校的学生，以及能缴纳二百七十日元免服役费的人，均是可以免于服役的对象。尽管地位处于官员以下的有身份、有财产之人，按照规定是可以免服兵役的，但是，根据明治九年（1876）实际的征兵情况看，在约三十万征兵对象中，只有十四人缴纳了免服役费，有七百二十人凭借官员、学生等的身份，拥有了免于服役的资格，这些人加起来仅占总人数的0.25%。与此相对，因户籍资格免于服兵役者，竟多达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一十三人。

第一批接受征兵检查的壮丁（明治七年）　中间的人或许是率领壮丁的户长（出自《“明治百年”的历史》）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免服兵役是一种重视“家制度”的措施，它能够保护作为一家之主的户主与继承家业之人。近年来的观点则更加强调其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作用，即它可以确保家庭的劳动力支柱不流失。此外，每四人中就有三人因户籍身份问题与征兵无缘，这也使得征兵制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在当时，身高超过五尺一寸算得上是很好的体格。即便到了明治八年（1875），征兵的身高要求被降至五尺，也仍然有35%的人因身高不达标而免服兵役。明治十七年，在身高五尺以上的应征者中，有24%的人身高不足五尺一寸。由此可见，在身高超过五尺的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其身高达到了五尺一寸的标准。经过筛选户籍、身高等显而易见的标准，应征入伍者的人数大约只有符合服役标准者的八分之一。

这一情况无疑给在各村“说教”的户长打了一针强心剂。很多人其实都与征兵无关，户长只需跟他们解释清楚征兵制度后，他们便可安心离去。此外，户长也有自己的高招。明治七年（1874）九月十四日，神奈川县通告各区长：许多人为了逃避兵役，做了别人的养子或上门女婿，这样的手段日后应予以杜绝。而对于户长而言，他们管理着户籍，只要他们愿意，便可以找到合适的家庭，从中撮合，让对应的家庭接收养子或上门女婿。如果上述方法行不通，还可以以经济状况为由，申请免服兵役。户长“说教”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

最初的《征兵令》还详细说明了全国六个镇台各自的征召人数，指出“由以上六镇管理全国兵备，自所属府县征募每年之定员，充任管内守卫”。征兵制部队要守卫所属镇台的下辖范围，不可出兵海外。这一情况与帝国陆军日后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因而往往遭到忽视。不过，当时的《征兵令》确实有此规定。由此，户长才得以对被征召者及其家属说“不会被派往远方”。明治八年（1875）十一月，《征兵令》被重新修订后，以上条款被删除，户长提出异议的权利遭到了剥夺。在此之前，被征召的军队也不曾被派往海外。正是在这种形式下，征兵制才为民众所接纳。

第三节　户长与地方

反对“血税”起义

成为维新旗手或被给予厚望要成为旗手的户长，在地方开展了怎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又是如何为人们所接受的呢？如果我们关注该时期农民起义的过程，即可从中窥见一斑。

明治六年（1873）五月二十六日，如今的冈山县爆发了“北条县血税骚动”。那时有诸多反对征兵制等新政策的农民起义爆发，其中“北条县血税骚动”极具代表性。起义农民称，当时有一个白衣男子以征兵为由想要抽取村民的鲜血，他在村子里徘徊，所以他们才拿起竹矛，以户长“藏匿该男子”为由，袭击了户长家，并对无路可逃的副户长施暴。随后这些农民还焚烧、破坏了周边村落的户长、副户长家。不仅如此，他们连小学、被歧视的部落和告示牌等都不放过。到了五月二十七日，这股势力直逼县厅所在地津山町。尽管县厅招来了士族，开枪驱逐了起义农民，但翌日骚动还是扩大到了六郡，某被歧视部落的十几位居民遭到了虐杀。最终，周边士族前来增员，加上镇台派兵支援，这场骚动才在六月一日以后得到了平定。

起义农民反对征兵，反对征收地券费用、小学建设资金，反对剪发、杀牛以食用牛肉。除此以外，起义农民还反对将被歧视部落居民编入平民籍。除去被破坏的一百五十五栋普通建筑物，以及被烧毁的二百七十七栋以被歧视部落为中心的建筑物外，在这次骚动中，还有五十一处告示牌遭到了破坏。这些情况充分表明，户长张贴告示牌在农村推行维新一事令起义农民感到了不满。同年于名东县（今德岛县）爆发的农民起义也致使一百四十五处村吏住宅，七十六处户长住宅、办事处，八十七处告示牌遭到了焚毁和破坏。

北条县骚动的罪魁祸首——那名白衣男子，其实是当地村庄的总代笔保卯太郎给外出打工归来的村民白衣和清酒券，让其假扮的。最终，在被歧视部落大开杀戮的十四名凶犯与笔保卯太郎一同被斩首。关于自己引发骚乱的动机，笔保卯太郎解释道：“虽感惶恐，然近来之御布令毫无根据，心中不满。”笔保卯太郎特别难以接受上述征兵、地券等制度，他希望能够恢复旧政策，于是他决定强行上告。因此，笔保卯太郎利用征兵令中“血税”之说，找人假扮了白衣男子，并放出谣言称白衣男子是前来村子抽血的。

关于征兵制，笔保卯太郎宣称，所有十七岁到四十岁的人，都将成为征兵的对象。基于国民皆兵的理念，该年龄段的男子都应该作为国民军登记在册。然而实际上，若无特殊情况，这些男子并不会被列为征兵对象，这是当时征兵制的一个特点。不过，正如上述事例所示，假如户长等负责说明制度之人，做出了煽动民众情绪的解释，那么类似的事态当然不可避免。若想煽动人们反对政府主导下的地方维新工作，恐怕没有比“血税”更好的切入点了。可以说，主要发生在西日本几个地区的“血税骚动”，其背后都有这样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大部分没有发生骚动的地区，户长大都体察到了政府之意并成功说服了当地居民。

既然户长有义务说服当地居民，那么不论户长多么顺从政府，只要此人在居民中没有威望，那么政府也不会希望他担任户长一职。明治七年（1874），酒田县向居民隐瞒年贡可用现金缴纳一事遭到暴露，居民不再相信一直欺骗他们的户长，要求深究交由户长管理的民费的用途。新上任的县令三岛通庸，一方面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罢免了原来所有的户长，并在扩大户长管辖区域的基础上，选任士族担任新的户长。尽管也有原来的户长被派至新户长手下任职的情况，但对政府而言，得不到当地居民信赖的户长是毫无用处的。

地租改革与反抗起义

明治九年（1876），反对修改地租的起义频频爆发。目前的研究认为，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对地税改革本身的反抗，不如说是在由现金交纳年贡转变为地租的过渡期，某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导致了这一后果。

“石代纳”的年贡额度按传统的石高（米的数量）决定，并按照每年规定的折算率以货币形式缴纳。米价到明治七年（1874）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后来由于粮食丰收，自明治八年下半年起，米价开始下跌。明治九年（1876），米价降至低位。按照惯例，地租也应该根据这个低价有所调整，但由于当时正实行地租改革，茨城、和歌山、三重暂且按照前一年或明治三年至明治七年平均的石代价格换算，先收缴地租，日后再做结算。为此，农民的负担一度变得沉重起来。原本这只是一个在一年内能够通过结算解决的问题，但是地租改革规定：用改革前五年间的平均价格计算土地收入，再以该土地收入为基准规定地价，地价的3%即为地租，地租须使用现金缴纳。如果米价低于改革前五年间的平均价格，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加重。这种情况致使民众对整个地租改革政策产生了怀疑。面对农民的反抗，明治十年（1877）一月，政府把地租降至地价的2.5%。

地租改革的情景　（绘马[6]《地租改革丈量图》，天神社藏，福岛县历史资料馆提供图片）

政府打着“使负担公平”的旗号推行地租改革，由户长带头，各村皆实际测量了每一笔土地，并根据预估的土地产量计算地价。计算地价时，各村需要比较各村、各区的土地价值与其他村、其他区的土地价值，以方便定位。为了确保一直以来的征税额不变，新政府给各府县制定了标准，所以府县整体的征税额是固定的。在县里官员的带领下，户长汇聚一堂，他们会代表各自地区的利益彼此协商。

如上所述，户长是当地居民的代表，又像当年和歌山县那贺郡反对地租改革骚动的情况那般，户长也是农民一方的组织者。在与那贺郡反对地租改革骚动同年爆发的伊势暴动中，由于旧度会县地区的户长曾率领农民示威，因此他们的住宅并没有遭到破坏。但在旧三重县地区，十三处户长住宅、七十七处副户长住宅遭到了破坏。根据茂木阳一的研究显示，起义农民破坏户长、副户长的住宅，并不是为了袭击户长、副户长，而是为了烧毁他们保管的账簿，以致使行政混乱。尽管酒田县的起义农民曾为追究户长的非法行为，逼迫户长交出账簿给起义农民过目，但最终这些起义的农民并未翻看账簿而直接将其焚毁了。由此可见，这些农民信赖户长，他们发动起义其实是为了向征收高额税收的县与国家抗议。

真土村事件

与上述起义情况不同，在神奈川县发生的真土村事件中，农民对户长施以了人身攻击。真土村的户长是江户时代的大庄屋，明治五年（1872）发放地券时，他在抵押给他的地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就地券发行的宗旨而言，此时应该以原土地所有者的名义发行地券，然后再进行抵押。不过，如果双方达成协议，也可以按照真土村那样的方式处理。

最初，双方口头约定，遵照惯例处理，即使超过抵押期限，只要还钱赎地，地券所有人的姓名亦可得到更换，原土地所有者对此也表示了同意。然而，到了明治九年（1876）地租改革时，真土村的户长同时测量了自己的土地和此前抵押给他的土地，领取了地券。这一举动引发了原土地所有者的反抗。原土地所有者要求以原价赎回土地，但却遭到了户长的拒绝。

于是，原土地所有者将户长起诉到了横滨裁判所。横滨裁判所的裁决认为，原土地所有者赎回土地的主张合理，但东京高等裁判所二审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原土地所有者的主张未获得认可。因无资金上诉至大审院[7]，于是原土地所有者直接向司法省上诉，但司法省以此事应交由大审院处理为由，驳回了原土地所有者的申诉。赴东京上诉的代表们返回村庄两天后的明治十一年（1878）十月二十六日夜，共有二十六人组团袭击了户长家，他们烧毁其房屋、仓库，并杀害了户长的家人与住家用人。在此次事件中，共计七人遇难，四人身负重伤，有四名杀人犯被判死刑。然而，针对此次事件，周边地区的居民写了两百多封请愿书请求减刑。县令据此多次向太政大臣提出减刑申请，最终四人被免除了死刑。

户长利用自身的地位，便可采取这种违规行为中饱私囊。值得注意的是，县里接受原土地所有者的申诉时，在“追问四邻村吏实情”之后，便解除了户长的职务，并将户长叫至县厅，劝其接受原土地所有者的要求。此外，县里还号召区长与附近地区的户长配合，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减刑请愿书一事。得不到居民信赖的户长会阻碍县行政的发展，他们或被逐出户长队伍，或被要求改正。

大审院　明治十三年（1880）三月落成，位于丸之内。建筑面积一百二十四坪[8]（社团法人日本建筑学会藏）

然而，即便县厅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已经发行的地券也不能更改所有者姓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东京高等裁判所没有接纳原土地所有者的申诉。行政不能插手处理依据法律手续发行的、保障个人所有权的地券，因此此类问题只能交由司法部门处理。尽管地方裁判所依据与行政相近的标准下达了判决，但高等裁判所更重视的，还是如何正确地运用法律，通过地租改革，土地所有权得以确立的意义即在于此。

原则上，只有拥有地券的人才是征收地租的对象。过去，村里负责征收与石高相对应的年贡（村请制度），地租改革后，缴纳租税不再是村庄的内部问题，它成了一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户长不再承担辖区内的纳税责任，而是主要负责在公证买卖土地、抵押、记账等事项时，保护与国家缔结法律关系的个人，即土地所有者，并向其征税。如果土地所有者不缴纳租税，则原则上该土地所有者的个人土地和财产将会被拍卖。即使是民间的借贷关系，也可以通过上诉裁判所，办理使负债人破产的手续。法律手续完成后，所有权就能受到保护，这种体制是资本自由积累与投资的重要前提。

区长、户长民会

根据渡边隆喜的研究显示，明治九年（1876）六月，全国80%的府县都召开了“民会”。其中，有在以区为单位的选举中被推选出来的议员组成的民会，也有由区长、户长联合起来组成的民会。明治八年，由府知事、县令参加的地方官会议提出，召开民会的人应该是区长、户长，而非被选举出的议员。

户长具有两面性：面对民众时，户长代表政府；面对政府时，户长代表民众。因此，县里的官员与区长、户长之间的会面，或区长、户长自身之间的会面，都既是“下达”上情的说明会，也是“上传”下情的场合。作为了解地方实情与居民意见的维新旗手，区长、户长的意见能够由此得到传达。可以说，民会恰好将户长代表民众的一面体现了出来。

针对某些事情，府县必须征得居民协商一致的同意。如前所述，过去的年贡，以及地租改革后，作为地租征收的租税，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资金，即官费。针对这笔官费，府县能动用的部分很少。除官费外，府县还有杂税（府县税）收入，但这笔费用也不是很多。基本上，府县的行政支出只能依赖民费，而民费则需要交由居民协商决定用途。因此，如若需要动用民费，则需要区长、户长协商一致后同意。不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根据府县与民众的力量关系、习惯等情况，各有不同。理论上，各区的支出需召开区民会决议，各县的支出需通过以县为单位的民会决议。为推进地租改革，各府县皆需召开区长、户长会议，有些地方的区长、户长会议还发展成了民会。

如前文所述，在明治初年藩制改革过程中，各地采取的方法并不相同，例如：有些藩就召开了包括大庄屋等农民代表在内的议会。通过召开民会，户长了解了县厅的意图与其他地区的情况，同时也积累了阐述自身主张、协商议事的经验。

县会议员与民权

根据明治十一年（1878）颁布的《府县会规则》，所有府县都成立了民选的府县会。表①分析的是京都府郡属地区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前，一百八十七名被选为县会议员之人的情况。其中，有一百人即53%的人，有担任户长的经验，再加上担任过区长、副区长的人，有官员任职经历的人占到了总人数的68%，达整体的三分之二以上。在毗邻京都区属地区（后来的京都市）的四个郡，这一比例为55%。若排除这四郡，该比例甚至可达71%。较之都市周边地区，农村地区有过区长、户长任职经历的议员更多。而在上述四郡，有过官员任职经历的议员较多。当然，京都是有其特殊性的。城下町等都市地区的议员，通常由有藩、县官员任职经历者担任，而农村地区的议员大半都由有区长、户长任职经历者担任。

在参加第一届帝国议会的三百名国会议员中，有64%的国会议员曾任府县会议员。有十六位此处被列举出的议员，日后在帝国议会中取得了议席。在这十六位议员中，共有十四位议员曾有区长、户长的任职经历，共有八位议员曾有户长的任职经历，其人数占了十六位议员的半数之多。

如果没有担任户长时期积累下的知识、经验与自信，很难想象这些农民也能挺胸抬头地出入议院与习惯谈论政治的士族同席议政。

①京都府郡属地区府会议员的任职经历

注：曾任区长、户长者，指有户长、区长、副区长、大区长、权大区长、副区长见习任职经历之人。毗邻区属地区的四郡，指爱宕、宇治、纪伊、葛野的各郡。（摘自京都府议会事务局《京都府议会历代议员录》京都府议会，1961年）

②京都府郡属地区府会议员中的诸会社、同业公会负责人

注：合计去掉了重复部分。其他与表①相同。

他们既有担任区长、户长积累起来的议事经验，又在地方享有声望，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各种布告中学习到了维新的理念。不仅如此，为了向居民阐释布告内容，他们还不断地从报纸、书籍中汲取知识，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因此，这些农民出身的议员不仅能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批判不符合实际状况的政策，还能以符合维新要求的县治为标准，批判县令的施政。如前所述，这些议员认为理想的国家应该为民众谋福利，要公平、平等。一部分忠于该理念的议员，被人们称为“民权家”。

宇田成一自明治七年（1874）起，便一直担任福岛县耶麻郡的副区长。明治十一年，他成立了爱身社。因聚集了当地原来的“肝煎”，爱身社又被称为“肝煎会”。“肝煎”相当于其他地区的庄屋、名主。明治五年，“肝煎”改称为“户长”。

宇田成一创立爱身社的目的是“众人相聚、相会，以此深究权利之所在、义务之所存”。爱身社的宗旨书称，人们聚在一起交换意见“正是御誓文中所谓的求知识于世界”。这虽然令人哑然失笑，但“今非卑屈，安于现状之时”的民权主张被冠上“卑屈、安于现状非天皇陛下所取”的美名，这表明自由民权运动贯彻了在天皇领导下建立新国家、推行维新的立场。

殖产兴业的旗手

从上述郡属地区选出的京都府会议员，或在茶业公会、农会等同业公会及产业振兴相关团体中担任负责人，或成为公司、银行、工厂创始人，或担任审计员之外职务的负责人。表②即揭示了各类型负责人对应的具体人数。其中，没有区长、户长任职经历的议员占28%，有区长、户长任职经历的议员达47%。毫无疑问，都市的工商业者为工业近代化的进程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在农村地区，户长则是推进近代化的中坚力量。

明治七年（1874）五月十一日，神奈川县表示“制茶为出口产品之一部，其制法与损益大为相关”，而传统的制茶方法不符合国外市场的要求，故特此公布了内务省劝业寮的《红茶制法书》。包括附录《红茶利益之告谕》在内，《红茶制法书》的总字数约三千两百字。同年十二月，劝业寮说明了西红柿、甜菜、燕麦等西洋品种的情况，并发布告询问民众，是否愿意尝试种植此类品种。内务省的殖产兴业政策是通过地方行政渠道，由户长推行的。因此，这种模式也为户长带去了大量的新信息。明治初年以来，控制生丝、蚕种生产的布告层出不穷，生丝改会社[9]和蚕卵制造负责人的分配控制，也是通过区长、户长向广大民众发布的。除此之外，区长、户长还会从事征集国内外博览会参展品等的工作。

即使不感兴趣，区长、户长也能接触到有关新作物、新产业的信息。前文曾提及，政府让内陆村庄的户长抄写建设灯塔的布告，即便是这种看似无用的工作，也能让户长对未曾亲眼见过的大海产生想象，唤起他们对海运事业的关心。

那些与经济相关的布告，始于近世。有关开港的布告，以及《五种输出品江户转运令》等传达至全国各村庄后，大多数的藩都制定了详细的特产奖励政策。但是出于各种既得利益的影响，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出口产品的产量也受到了限制。在开展外贸的过程中，出口产品需求的增加，致使国内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为缓和国内不满的情绪，幕府下令下调物价、禁止囤积居奇。元治元年（1864）五月，政府发布告称：“听闻为满足外国人生产生丝、茶叶等需求，致使国内消费品供给不足，此事实乃荒谬，今后须一律按传统方法生产。”幕府以自给自足为中心，将满足国内人民的需求放在了第一位。幕府主张使用剩余产品开展出口贸易，至少在全国性的布令中，幕府并没有主动把打开国门定位为经济发展的契机。

与此相对，明治政府一方面积极提高出口产品的品质，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的农作物，致力于将增加出口、国家富裕放在首位，而这样的政策带来了新的生产、流通机遇。户长坐在家中也能知晓天下事，感受时代的潮流，他们或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或为了完成身为地方名士的使命，都开始积极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

根据阿部武司的研究显示，藤本庄太郎于幕府统治末期开始在堺市接手生产地毯的家业。明治五年（1872）七月，藤本庄太郎就任户长。明治九年（1876），他辞去户长职务，致力于生产地毯。藤本庄太郎这么做是为了在外国产地毯进口量激增的情况下，减少对进口的依赖。阿部武司指出，明治初年全国各地有很多像藤本庄太郎这样的人，民族主义是他们旺盛企业家精神的源泉。

在建设完阿苏小国地区的小学后，大冢磨于明治九年（1876）被推选为熊本县议员。为了发展生产，大冢磨召集各地方的户长、村中官员、村会议员等人，成立了名为“生产讲”的组织。明治十四年，大冢磨与这些成员一道上京参加农谈会，并以此为契机加入了大日本农会。此外，大冢磨还发起建设从熊本到大分、别府、鹤崎的车道，这些车道宽三间，会穿越小国，横贯九州。

在地方推进制度革新后，户长中的一部分人将重心转移至经济发展领域，他们之中有的人发展家业，有的人开创新事业，有的人则致力于整合社会资本、振兴地方经济。正如阿部武司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日本各地均出现了以经济民族主义为目标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振兴地方经济。这一切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地方的维新旗手们完成了制度上的革新，他们开始将推动经济革新作为目标。

那时的区长、户长多是比较富裕且有教养的人，经济活动理应由他们主导。此外，当时传播新技术的书籍、杂志、博览会、共进会、农谈会等，也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很多的信息。不过，这些能够灵活运用的资源和可获得的信息，只是为有需要之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户长方面，不论本人是否愿意，他们都必须从布告或会场获取诸多信息并要充分加以利用。因此，上述两种情况在本质上存在不同。

研究者们已经深入研究了富农与地方名士在短暂的维新期展现出的性格，以及他们在地方社会起到的作用。在此，笔者希望强调一点，即在这些人中，有很多人过去都曾在某一时期担任过户长，并通过该职位获取到了诸多的信息。在地方改革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他们都是维新的旗手。

[1]殖产兴业政策，明治政府推行的扶植资本主义的政策。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军事工业和官营工业为核心，引进欧美的生产技术和制度，推动工业迅速发展。

[2]裁判所，即法院，对各种诉讼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

[3]三大城市，指江户时代的三大商业都市京都、江户、大坂。

[4]御用留，江户时代，幕府和各藩的役所、町村的官员记录的公文的抄本。

[5]里，日本距离单位，近世三十六町（3.6至4.2公里）为一里。

[6]绘马，为了祈愿或者还愿而向神社献纳的带有绘画的匾额或画板。

[7]大审院，日本自明治八年（1875）至实施《日本国宪法》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间设置的最高法院，未被赋予司法行政权。

[8]坪，日本的面积单位，一坪约为3.3平方米。

[9]生丝改会社，对出口的生丝、蚕卵进行检查的机构。

第三章
士族的职能

第一节　对外战争的变化

黑田清隆与加特林机枪

明治九年（1876）二月十日，明治政府任命的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在朝鲜国的江华岛登陆，迫使长期锁国的朝鲜打开国门。遵照惯例，在这种场合，应有仪仗兵陪同。嘉永六年（1853），佩里率四艘舰船驶入日本海域并率领二百五十名持枪海军陆战队队员与普通水兵在久里滨登陆。二十三年后，黑田清隆率领六艘舰船来到江华府，约两百名海军步兵中队队员任仪仗兵，提前登陆。二月十日，陪同黑田清隆登陆的仪仗兵显得非同寻常，他们由永山武四郎准少佐指挥的四十五名炮兵组成，携带四挺加特林机枪。加特林机枪于文久二年（1862）在美国获得专利，它有六个枪管，需要人力转动手柄给予动力，但每分钟能发射两百发子弹。直到明治十七年（1884）自动机关枪发明，加特林机枪一直是最先进的机械武器。

黑田清隆与朝鲜方面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又名《江华条约》，迫使朝鲜打开国门。缔结条约时，双方最后争论的焦点落在日本方面不同意遵照朝鲜惯例，以国王名义批准条约。最终，黑田清隆成功说服了对方，携带加特林机枪之举，表明了他的意图。

日朝修好交涉（明治九年二月十一日）　交涉在日本的纪元节当天进行。此画的写实程度不明，有部分与日本宣示威严的行为不符的疏忽，如：日本加特林机枪队登陆所用的小舟由朝鲜方面提供，有两名仪仗兵因小舟倾覆而溺亡，等等。（摘自《皇国一新见闻录》中的“朝鲜的条约”部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东京志料文库藏）

贵国礼典之事已知悉，然凡事不可不知变通……顺应世之开化，不应一味拘泥。如大小枪支，昔日以火绳点火，今贵国所用者即如是。其后变为以燧石摩擦点火，如今则用雷管。有来福枪，有后装枪炮，圆弹变为长弹。每变则愈精巧。大炮中最精巧者，一脉三发可达十丁。此番携来此地者即此。日新之效如是。然批准一条，拘泥于贵国礼典，不知变通，而终致有伤两国之谊，诚为可惜。（《日本外交文书》第九卷）

携带“大炮中最精巧”的加特林机枪，不单是出于黑田清隆的兴趣和威吓朝鲜的目的，此举还为了向仍处在火绳枪阶段的朝鲜，具体地彰显日本方面文明发展的程度。此外，黑田清隆还提出了“为顺应文明发展应变革社会”的开化主张。

对此，朝鲜方面给出了严肃的答复：

知悉以器物为比喻之旨趣，然器物有左，君臣之情与此相异，不可变通。

不过，对于不顾惜君臣之情，断然推行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政策的人而言，这样的道理是行不通的。兵器所象征的军事力量超越了文化，实在令人难以忽视。二十三年前，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十三年前，萨英战争[1]、下关战争[2]爆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日本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一点。一年前的江华岛事件也让朝鲜有了切身的体会。

乍看之下，黑田清隆访朝之举十分粗暴，但它却精准地再现了当时的欧美列强对待其他地区的外交姿态。在此前的江华岛事件中，朝鲜方面炮击了为补给清水而靠近的日本军舰。黑田清隆之所以进行此番交涉，正是为了追究朝鲜方面的责任。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索取赔偿，而是希望借此逼迫朝鲜打开国门。

如同佩里强迫日本打开国门那般，若能迫使闭关锁国的国家开放门户，则能强迫该国加入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因此站稳欧美社会代表者的立场。率军舰出航是列强惯用的手段，用加特林机枪瞄准军事近代化落后地区的人，在那时是最前卫的手段。

据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的研究显示，英国军队自明治二年（1869）起，开始使用加特林机枪；明治七年，沃尔斯雷将军在率领非洲远征军同阿散蒂族战斗时，第一次使用了加特林机枪；明治十二年，祖鲁兰远征军首次使用四门加特林机枪，便收获了丰硕的战果。在日本，戊辰战争中的长冈藩最早使用了加特林机枪。萨摩藩的海军紧随其后。除了发明加特林机枪的美国，日本是较早使用加特林机枪的国家。可以说，日本与欧美国家几乎同时将加特林机枪对准了军事近代化落后的国家。

江华岛事件

日本军舰云扬号遭朝鲜枪炮袭击的“江华岛事件”，是黑田清隆此番采取强硬外交态度的前提。江华岛事件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因日本方面挑衅而起的事件，目前研究者各有持论。即便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也很难说是正确的结论。因此，让我们先来确认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云扬号军舰　1866年由英国建造的炮舰，排水量二百四十五吨。明治四年（1871）六月，长州藩将该舰进献给政府。明治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云扬号在前往镇压萩之乱的途中，于纪州阿田和浦沉没。云扬号只存世短短十年。因大小适中，云扬号在当时盛行陆上作战的背景下，是最活跃的军舰（出自海军文库《大日本帝国军舰帖》）

关于事情的经过，人们通常所知的是《大日本外交文书》上所载的明治八年（1875）十月八日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所写报告书（后被称为《修订报告书》）中的内容。日本防卫厅的防卫研究所收藏了明治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书抄本（以下称《第一报告书》），该抄本由时任舰队指挥官的伊东祐麿的家人捐赠。接下来，笔者将据此再现云扬号的活动。

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少佐受命勘查长崎至中国牛庄附近的航路。明治八年（1875）九月十四日风和日丽，云扬号从长崎起航。九月十九日云扬号临时停靠仁川府济物浦的月尾岛。翌日早八点半，云扬号起航前往盐河河口，以“欲会见该国官员，询问测量及检查、搜索诸事”为由，放下小艇。舰长井上良馨亲自乘坐小船，沿盐河而上，靠近江华岛的第三炮台，随后遭到炮击。

意欲于此处登陆，然日头尚高，故决定再前进少许，返回时登陆。同三十分余欲经过右营门及炮台前时，彼之营门及炮台忽以余乘坐之小舟为目标，大炮、小炮乱射而来，弹如雨下。

因为井上良馨的目的是测量与“检查、搜索诸事”，所以小船暂缓登陆，继续前行。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半，小船上的人一面靠十四五把步枪迎战，一面后退。由于正值涨潮，直至晚上九点，一行人才返回军舰。此次交火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桅杆上悬挂国旗，而后分队列队。如诸位所知，昨日我方小舟出动测量时，第三炮台不曾询问即随意发射炮弹，为难我方，故引发今日之战争。若对此事置之不理，实有辱国体，军舰亦怠忽职守。故今日瞄准、攻打其炮台。诸位应尽忠职守，务求无损国威。战斗中，海陆军皆应肃静，万事听从号令，切勿有不妥之举。在此宣布数条军规，全体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日即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云扬号沿盐河逆流而上，在距离江华岛第三炮台一千六百米处停泊，启动一百一十磅的大炮与四十磅的大炮发动攻击。这是日本方面主动靠近炮台开展的报复战。

八分钟后，第三炮台迎战，但几乎没有炮弹打中日方军舰。两个小时内，日方发射了二十七发炮弹，随后舰船起航前往第二炮台。下午两点四十分，日方陆战队登陆，烧毁了第二炮台。

二十二日，日方军舰驶向永宗岛的第一炮台，对其实施炮击，朝鲜方面没有还击。于是，日方将军舰停泊在城郭前，在朝鲜方面使用步枪阻击的情况下，小笠原恒道中尉率领二十二名陆战队员登陆，放火杀死三十五名、俘获十六名朝方人员。日方有两名陆战队队员负伤，其中一名返回军舰后死亡。日本方面让俘虏把他们缴获的三十六门铜制大炮、步枪、矛、乐器等搬上小船，随后释放了俘虏。这天夜里，云扬号点亮所有灯火，大摆筵席庆祝胜利、慰藉战殁者亡魂。在“列队演奏缴获的乐器，各自尽兴”后，日方人员于凌晨两点就寝。

二十三日，日方再次登陆。他们将前一天没有搬完的战利品搬上了军舰。二十四日，云扬号装满饮用水，于二十八日上午抵达长崎。此次战斗几乎全是日方在单方面行使武力。对朝鲜政府而言，距首都不远处出现了一艘本国所没有的蒸汽军舰，这艘军舰发挥了绝对性的军事实力，本国炮台上的武器被洗劫一空，这些情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云扬号的排水量只有二百四十五吨，它绝对算不上大型军舰。以此为背景，当四个月后黑田清隆指挥排水量达一千四百六十八吨的日进号军舰等六艘军舰再次来访时，不难想象这对朝鲜方面的威慑有多大。

江华岛的地图

被改写的报告书

井上良馨少佐于九月二十九日在长崎完成了《第一报告书》，并于十月八日抵达东京，提交了《修订报告书》。修订后的报告记录称，日方为寻找饮用水派出小船，孰料遭到炮击，于是日方立即发出信号，招来云扬号开炮还击，并派遣陆战队登陆。

《修订报告书》增加了“靠近江华岛是为了寻找饮用水”这一条。此前在日本与朝鲜的外交交涉中，日本方面获得了朝鲜方面的承诺，该承诺表示若因“风浪柴水”暂靠朝鲜境内，朝鲜方面将给予相应的庇护。由此可见，《修订报告书》增加“寻找饮用水”一条正是为了与上述承诺相呼应。如此一来，《修订报告书》便与从长崎通过电报发来的《第一报告书》中所言“因测量而靠近”自相矛盾。于是，日本方面后来对此进行了说明：第一份报告因为弄错电报密码，误把“找水”写成了“测量”。

修订后的报告还把二十日与二十一日的活动联系起来指出，小船遭受攻击当日，军舰就发起了反击。修订后的报告之所以会这样写，或许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第一，云扬号的炮击实际上是其主动发起的报复性攻击，如此改写是为了把云扬号的行动变为遭受炮击后的自卫战斗；第二，朝鲜方面事先已知道云扬号上悬挂的是日本国旗，却仍然不断炮击云扬号，如此改写是为了对这种行为表示抗议。尽管二十日靠近炮台的小船应该也悬挂有日本国旗，但外交观点认为，炮击云扬号上的日之丸旗才是一种应战行为。顺便一提，军舰上悬挂的旗帜从日之丸旗改为旭日旗是明治二十二年（1889）的事情。

十月九日，即完成《修订报告书》的第二天，外务卿寺岛宗则据此向英国公使巴夏礼说明了江华岛之战的经过，并将这份报告送至各国公使处。此后，日本方面在对外国说明情况，以及在外交上对朝鲜提出抗议时，援引的均是《修订报告书》中呈现的“事实”，即“寻找饮用水却遭受炮击”“国旗遭到炮击”。

下令改写报告之人，推测是外务省与海军的首脑，深知《第一报告书》上记录的云扬号活动的情况，不可能被国际社会认可。但由于欧美各国与朝鲜没有外交往来，朝鲜政府也没有对内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日本单方面的说明才没有遭到质疑。

改写报告的必要性在于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与政府首脑之间产生了分歧，所以我们不能说云扬号的行动是政府周密计划的结果。不过，为了打破与朝鲜的外交僵局、提升自身在国内的威信，政府无疑希望军事威慑能够产生效果。另一方面，在事件发生前，巡视朝鲜东海岸后返回长崎的井上良馨也曾指出朝鲜的防守薄弱，他曾提交过充满征韩[3]野心的报告，直言为了赶在别国前将朝鲜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下，“日夜等待出兵命令”。由此可见，一旦接到出港命令，井上良馨便会采取行动证明，朝鲜的防卫是何等薄弱。正因如此，事件发生后，政府修改并利用了井上良馨的报告，政府依据西方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把原本强调朝鲜守备薄弱的报告，改写成了强调错在朝鲜一方。

既要满足内部征韩派[4]的要求，又要符合西方的国际惯例，明治政府的首脑无疑在走一座危险的独木桥，而通过借助军舰这一新技术，他们得以顺利“过桥”。首脑们用经过训练的舰队展示了日本的军事实力。根据保谷彻的研究显示，在江华岛事件发生的十三年前，英军曾于下关同长州藩的炮台交战，在射击舰炮后，英军登陆，最终造成五十六人伤亡。面对炮舰射击，即便是攘夷情绪高涨的长州藩藩兵也只能止步不前，他们无法展开白刃战。尽管军事上的差距能确保井上良馨获胜，但另一方面，井上良馨可以指挥的兵力只有数十人，在无特别指示的情况下，他可以调动的兵力十分有限，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登陆打响真正的战争。至于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只要井上良馨同意，怎么加工都可以。

云扬号虽是一艘小军舰，但其发射的炮弹较大，适于炮击陆地。那时，日本海军还未在制度上明确划分军舰的类型。西方将云扬号这类军舰称为“炮舰（gun boat）”。在外交上，西方诸国常常使用此类军舰向他国施压，“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一词被频频使用。而此时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名副其实的“炮舰外交”。

据笔者所知，平成七年（1995）雨仓孝之曾介绍过《第一报告书》的部分内容，但若要阅览全文，则只能回溯《第一报告书》的原文，因此笔者在《史学杂志》第一百一十一篇第十二号上介绍了该报告书的全文。

黑田舰队征韩

日朝双方缔结条约后，黑田清隆把一门加特林机枪与步枪等物赠予了朝鲜国王。朝鲜方面事后询问日本方面留下的外务官员：“进献于我国王之大炮与步枪，为贵国制，还是西洋制？”因为如果大炮与步枪是欧美制品，则不太适于进献国王。实际上加特林机枪产自美国，日本不过是用进口武器即“借来的军事力量”威吓朝鲜。为自身名誉与后代着想，朝鲜想要弄清这个问题。

针对该问题，日本方面的回答是，无论日本制造还是欧美制造，一旦进入日本的武器库，就变成了日本的武器。如果仅因武器上写着罗马字，便认为该武器产自外国，这种认知十分错误。日本方面表示，就像日本的新货币那样，为了与欧美世界保持一致，有些国产制品上写的也是罗马字。

日进号军舰　佐贺藩购于荷兰，明治三年（1870）六月进献给政府，排水量一千四百六十八吨，制造于1869年，进献政府时属于新军舰（出自海军文库《大日本帝国军舰帖》）

自幕府统治末期开始，日本便一直致力于新式武器的国产化。在黑田清隆率领的六艘军舰中，有一艘军舰产自法国技师指导下的横须贺造船厂；另外五艘军舰则和其他主要武器一道，全部依赖进口。对很多新政府之人而言，如何将新式武器国产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对于把进口加特林机枪作为礼物赠予朝鲜的黑田清隆而言，这恐怕并不是一个问题。黑田清隆时任参议兼开拓长官，负责开拓北海道。他聘请了包括开伦普、克拉克在内的美国人，在开拓方针、教育等方面广泛采纳了这些美国人的意见，并对轮船等进口机械产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黑田清隆而言，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推进开拓与国防事业才是新政府的职责所在。

逼近江华岛的黑田舰队由六艘军舰组成，分别是日进（包括舰长伊东祐亨在内，共有一百六十人乘坐）、孟春（共有八十二人乘坐）、高雄丸（包括井上良馨在内的一百四十六人，仪仗兵海兵炮兵小队八十九人，海兵步兵中队一百六十九人乘坐）、玄武丸（共有六十六人乘坐）、函馆丸（国产，共有五十四人乘坐，有四门八厘米炮）与矫龙丸（共有四十二人乘坐）。玄武丸、函馆丸与矫龙丸暂时由海军管理，本是开拓使[5]的船，乘坐的是开拓使的官员。加特林机枪仪仗队的指挥官是永山武四郎准少佐。“准少佐”是一年前设立的屯田兵的军阶。黑田清隆为了指挥屯田兵，担任了陆军中将。此次行动，黑田清隆被委以护卫舰、仪仗兵的指挥权，指挥部分海军。陆军方面则只有士官、没有士兵参加此次行动。黑田舰队是海军与开拓使组成的联合军队。日本政府对外宣称陆军不参加此次行动，以表明日本对朝鲜的领土没有野心。如前文所述，此前日本政府才刚刚修改了征兵令，使出兵海外成为可能。而日本政府为稳固征兵制，又必须尽量避免向国外派遣由征兵组成的陆军。

征韩论

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对朝鲜采取伴随武力行动的强硬外交政策呢？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的明治初年的政治举动之一，便是征韩论。那时，朝鲜仍停留在以清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构建出的国际关系中，且蔑视“变节”的日本。而对于打开国门、投身欧美国际关系怀抱的日本而言，朝鲜这样的态度显然十分无礼。

江户时代的日朝关系由对马藩居中斡旋。每次新将军继位时，朝鲜就会派去通信使。此外，日本在釜山设立了“倭馆”，对马藩官员驻扎于此，负责处理与朝鲜方面的联络、贸易事宜。新政府向朝鲜递交国书，宣告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权成立，但明治二年（1869）二月，朝鲜方面认为，日本使用了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皇室”“奉敕”等词，因此拒绝接收新政府的国书。

奉还版籍后，外务省于明治三年（1870）派遣使节意图继承对马藩的外交权，但朝鲜方面拒绝与该使节会面。废藩置县后的明治五年九月，外务大丞花房义质乘军舰春日号进入釜山，从对马藩官员手中接收倭馆，并将其改名为“大日本公馆”。但朝鲜方面拒不承认大日本公馆，也拒绝了欧美各国提出的开国要求，继续实行锁国政策。

朝鲜这一系列的回应损害了日本新政府的威信。御誓文指出：“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御宸翰则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宣扬国威于四方。”由此日本方面认为，基于上述精神，讨伐朝鲜才是明智之举。

明治元年（1868）至明治二年，木户孝允在新政府内部率先提出了征韩论。明治六年在倡导征韩论之际，木户孝允提出此前的征韩论不过是朝廷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那时奉还版籍尚未完成，各领主都拥有自己的军队，朝廷必须以此为由，组建直辖军队以镇压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如前文所言，木户孝允那时正在推行奉还版籍的政策，他认为朝廷拥有直属军队是实现该政策的一种手段。他预测即便是隶属于藩的武士，为了“征韩”，也会离开各藩，聚集至朝廷麾下。

在封建社会，武士通过为主君效劳而获得领地、俸禄。对武士而言，打仗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名誉与经济利益。即便在进入明治时代之后，这样的意识也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明治二年（1869），政府赏赐“赏典禄”（俸禄米）给在戊辰战争中立下战功的武士。在藩的内部，这些人也拥有了较高的地位，甚至连藩主的“赏典禄”也被分封给了这些“有功之臣”。战功能提升武士的政治、经济地位，只要有武士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产生不满，战争便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武士们期待通过战斗，展现对天皇的忠心，对他们而言，国内完成统一后，只要是师出有名的对外战争，他们并不在意对手是谁。倘若战败致使国家发生动乱，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越早开战便越好。朝鲜恰巧是最合适的对手。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统一国家的目标已经实现，对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山口县首脑而言，如果能够通过“脱队骚动”镇压曾立下战功的不满者，就没有必要坚持入侵朝鲜。但对出身鹿儿岛、高知、佐贺的政府首脑而言，他们必须想办法应对同乡渴望入侵朝鲜的要求。

新政府要巩固地位，就不能无视朝鲜无礼的举动。因此，新政府必须动用武力，发扬国威。新政府希望能够在既不动用一般士族的力量，又不遭受西方各国批判的前提下，解决该问题。在江华岛事件——打开朝鲜国门的过程中，新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外交理论，得以在不动用一般士族的力量，甚至不调动由征兵组成的陆军军队的前提下，巧妙地完成了征韩的目标。这是日本模仿西方开化获得的成果。于是，无法寄梦想于征韩的士族们，只好将不满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新政府。

“保护”琉球居民

日本第一次把加特林机枪带到海外是在明治七年（1874）入侵台湾之际。入侵台湾是明治政府在符合西方外交逻辑的前提下，对解决士族问题所做的一种尝试。

日本之所以入侵台湾，是因为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有船只在从琉球的宫古岛向本岛运送年贡返程的途中遇险，船只漂流到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南部东海岸地区，船上有五十四名船员被当地人杀死。事后，十二名幸存者在清朝地方行政机构的保护下，通过设在福州的琉球馆被送回。明治五年七月，有关此事的消息传至鹿儿岛。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的桦山资纪，和带着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上书的伊地知贞馨前往东京，为入侵一事积极奔走。大山纲良曾在戊辰战争中担任奥羽镇抚使的参谋，立下战功。他在上书中转述琉球方面的报告，提出：

纲良唯伏愿仰仗皇威，兴问罪之师，征讨台湾。故谨借军舰，直指彼巢窟，灭其贼首，上振皇威于海外，下慰岛民之冤魂。（松田道之《琉球处分》上）

如同与《五条御誓文》同时公布的御宸翰所示，“扬皇威于海外”是新政府的目标，保护人民则是其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因此，入侵清朝统治下的台湾类似于入侵朝鲜，为的都是达成明治政府成立的目的。但鹿儿岛县的长官大山纲良——相当于现在的鹿儿岛县知事——主动提出借用军舰这一点非同寻常，其中蕴藏着与入侵台湾有关的重要问题。

大山纲良要求入侵台湾之际借用军舰，是因为当时的琉球虽然与鹿儿岛有着藩属关系，但鹿儿岛并不负责管理琉球的一般行政事务。近世初期，岛津氏获得幕府的许可，入侵、占领了琉球。由此，琉球从幕府的附庸变成了岛津氏的附庸。岛津氏要求琉球割让奄美，以此为前提在形式上保留了琉球国。琉球除了照惯例向明朝、清朝朝贡，还要接受萨摩在番奉行的指挥监督，国王立嗣等事项都要经过幕府的批准。无论面对清朝，还是面对德川家，琉球都处于从属的地位。废藩置县后，新政府也没有从鹿儿岛藩收回管理琉球事务的权限。而且，新政府之后还通过鹿儿岛县命令琉球派遣使节庆贺新政府的成立。

另一方面，即使在废藩置县后，鹿儿岛县也借着反对废藩置县政策的岛津久光的威势，以及在戊辰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士族集团的力量，批判新政府的施政。作为鹿儿岛县的负责人，大山纲良在接到通报后主张入侵台湾，是为了确认鹿儿岛县对琉球拥有管理权，旨在强调作为县应具有行使军事力量的权力。

然而，对新政府而言，如果允许一个县出兵海外，则废藩置县的意义将不复存在。明治二年（1869）六月，鹿儿岛县以“既然已经提出奉还版籍的申请，藩就不应该再拥有军舰”为由，提出将军舰进献给国家。明治三年，鹿儿岛县已把军舰献给国家，故不能再独立出兵。明治五年九月十四日，琉球国王尚泰被封为琉球藩王，位列华族。新政府之所以这样操作，不过是为了宣告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同时琉球已与鹿儿岛分离。在此基础之上，新政府派遣桦山资纪等人考察了清朝，以及琉球，并暂缓入侵清朝统治下的台湾。

入侵台湾

外务卿副岛种臣一方面调查清朝台湾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则通过驻日美国公使德隆的介绍，聘请了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担当顾问。李仙得主张，“台湾东半部非清朝领土，故出兵使之成为殖民地绝无不妥”。在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之际，日本方面让清政府承诺，引发事件的台湾当地人是不服清政府教化的“化外”之民。日本此举的目的是，在西方外交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为入侵铺平道路。明治六年（1873）十月，“征韩论政变”爆发，副岛种臣与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一同辞职。但副岛种臣的同乡、仍留在政府内部的大隈重信，以及与兄长西乡隆盛决裂的西乡从道等人，仍然积极主张入侵台湾。木户孝允因反对入侵台湾而辞职。大隈重信等人认为，已经彻底沦为在野势力主张的“征韩”并无必要，而采取军事行动提高新政府的威信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士族的不满，才是必要之举。

就在入侵台湾前夕，太政官获知英国、美国政府对日本入侵台湾一事持批判态度，于是决定停止出兵。诸国认为，日本入侵台湾是日本对清朝采取的一次战争行动，故而选择局外中立。因此，那些因日本欲入侵台湾而为日本所雇用且已从东京品川起航的某些国家的船只，不得不在长崎卸下人员物资，选择与日本解除合约。大久保利通认为，停止出兵有失威信，他担心这会引起聚集在长崎的军队的不满。因此，尽管准备并不充分，日本方面仍然利用国内现有的，以及新购入的船只，断然选择入侵台湾。

入侵台湾的兵力有两个大队，其中一个大队是正规的镇台兵，另一个大队是临时征召来的征集队与信号队。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收藏的《处藩始末》保留了计划书《进讨生番时应逐次处分之条件》，该计划书定位了那些希望对外征战的士族的情况。这些士族能够参加的临时征召的部队被称为“殖民兵”，“殖民兵”的士官是不属于现有部队、待在家中的无业人员，兵卒是九州地区有实战经验的士族。他们在入侵台湾后，准备于各地建立小分营，以“永久居住”并“根据时宜移居”。移居时，他们可以带上妻儿亲属，可谓名副其实的“殖民兵”。由于政府并未实施正式性的招募，因此我们已无法确定实际征兵的条件是否包含上述信息。不过，最终征召到的兵力，其实不到一个大队的一半，正因征兵困难，政府才更不能让有意应征的士族从长崎打道回府。

同一时间，政府开始在北海道推行屯田兵制度。明治六年（1873）十一月十八日，开拓长官黑田清隆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该建议书提出“从函馆县及青森、酒田、宫城等地贫困的士族中，精选强壮、能耐兵役者”带领家人集体迁居，给予他们必要的援助，让他们负责开垦、警备与战时的防卫。然而，第二年实际招募之时，应征者却并未达到预期人数。纵使国家层面赋予了迁居殖民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当时的士族而言，迁居未开垦地区一事并无吸引力。

入侵台湾的部队先攻入了当地原住民的村庄，与原住民交战，随后又放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子，实现了入侵的目的。包括负伤后死亡的士兵在内，日方仅有十二人战殁。鉴于与清朝之间紧张的外交关系，日本军队一直在当地驻扎到了十一月份。因患上疟疾，日本军队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达五百四十八人，搬运工等其余类型之人约死亡一百二十人。因不断有人病死，临时征召的士族纷纷要求归国，国际形势也不允许日本把台湾开拓为殖民地。前去与李鸿章谈判的大久保利通，也因清朝对日本海军实力的高估，才勉强保住了日本的颜面。清朝承认日本出兵为“义举”，同意承担一部分费用，双方以此为前提达成和议。

据希德里克在《帝国的帮凶》中的论述，文政十年（1827）法国开始生产商用疟疾特效药奎宁。随着奎宁、先进军用来福枪、轮船等新技术的导入，欧洲人加快脚步向热带地区扩张，并在此开发殖民地。入侵台湾的日军也与西方各国步调一致，携带了奎宁与军用来福枪，并试图模仿西方开发自己的殖民地。

那时，人们已知道治疗疟疾需要持续、大量使用奎宁，同时摄取丰富的营养物质。入侵台湾之际，日军只携带了少量奎宁，奎宁在路途中就已经不够了。因加工、运输方式不当，粮食也大量腐坏了。这些情况致使士兵营养不良，大量病死。二十一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占领台湾，近千人因疟疾病死，其中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原轮王寺宫）。由此可见，人们并非有意低估当时的医疗水平。

即便在形式上采用了新的技术，但要建立起让前往某地之人能够健康活动的环境，还需要更充裕的资金和更先进的技术，但当时的日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既能模仿西方将未开拓地区变为殖民地，又能抑制士族的不满——这样的设想在征兵、外交、技术等各方面都遭受了挫折。正因如此，在下一步的对外扩张中，新政府采取了上文所述的方式，即利用军舰强迫朝鲜打开了国门。

第二节　民权、叛乱、巡查

新的公议场所

并非所有的士族都在追逐征韩梦，更多的人正在摸索一条新的道路。废藩置县前，人们曾在公议所或藩内讨论过新社会的发展蓝图，士族未来的发展也囊括其中。废藩置县后，公议机构、藩被撤销，这意味着士族丧失了公开讨论未来的场所。尽管士族能从布告中窥见政府的方针，并参加民会，但与一直以来都和政治无缘的阶层不同，士族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参政的机会，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日渐减少。

这个时候，作为新的公议场所，报纸和杂志登上了历史舞台。报纸出现在幕府统治末期。戊辰战争前后，福地源一郎的《江湖新闻》等佐幕派报纸在东京流行一时，后遭到镇压。明治三年（1870）年末，在神奈川县令的奖励下，最早的日刊报纸、采用活版印刷的《横滨每日新闻》创刊。废藩置县前，为给废藩制造舆论，木户孝允创办了《新闻杂志》。明治五年，《东京日日新闻》创刊。随着具有时效性优势的活字印刷术、用于印刷的西洋纸，以及寻求新信息的读者群的出现，这些报纸的发行有了保障与支撑。

但是，出于对政府的顾忌，以及受到规则的制约，这些报纸很少能自由刊载评论，直至明治五年（1872）三月，英国人布莱克创办《日新真事志》，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稻田雅洋认为，创办报纸是推进民权运动的一种手段，他在深入研究后指出，布莱克才是民权运动最重要的推手。明治六年九月十二日，《日新真事志》刊载了大井宪太郎的投稿。毕业于幕府开成所、当时在陆军省任职的大井宪太郎对未成立民选议院一事感到不满，他在投稿的文章中指出，报纸上的讨论应该有取代议会讨论之功效。敏锐的人已经意识到，媒体可能会成为新的公议场所。

就在大井宪太郎的投稿被刊载的两个月之前，森有礼回到了日本。

森有礼曾在公议所倡导“废刀论”并因此引发了人们的不满。此后，森有礼作为外交官，前往美国。归国后，他的言论更加激进，如：应允许基督教在日本传教；废除日语，使用英语，等等。甫一回国，森有礼就为了“谋学问之高进，树道德之模范”，开始着手建立供学者交换意见的场所。这里的学者自然是指洋学者。森有礼向西村茂树阐明了自己的构想，请他帮忙召集学者。西村茂树辞去印幡县参事一职后，来到东京开设家塾，教授英文和汉学。西村茂树与旧幕府的许多洋学者皆是知己之交，他邀请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周、福泽谕吉等人建立了一个学术团体。第二年，这个被称为“明六社”的团体，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以评论为主的杂志。

《明六杂志》

《明六杂志》第一号刊登了西周与西村茂树针锋相对的评论，二者的意见截然相反。西周的意见较为激进，他主张为便于民众习字、学外语、引进印刷与簿记技术，应该使用罗马字书写日语，明六社须以此为中心开展活动。西村茂树则表示，西周的主张从长远来看是可能实现的，但从尊重传统和便于书写同音异义词的角度出发，眼下不应论“和、汉、洋”，而应致力于“使国民有志于学”。不管依循怎样的顺序，学习过洋学的士族都认为，当务之急还是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许多士族在学校、私塾从事教育事业，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在《学制》颁布后，小学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

《明六杂志》第二号通篇写的都是对明治七年（1874）一月刊行的福泽谕吉《劝学　第四篇　论学者的职分》的反驳。《劝学　第四篇　论学者的职分》本是福泽谕吉为明六社写的论稿，但这篇论稿却并没有被刊登在《明六杂志》上。自明治五年出版以来，《劝学篇》一度被收入小学教科书，销量空前。而《劝学　第四篇　论学者的职分》则是作为《劝学篇》的续篇出版的。福泽谕吉原是中津藩的幕臣，自庆应二年（1866）刊行《西洋事情》后，福泽谕吉便以著书与教育立身。

福泽谕吉批判洋学者沾染“汉学者之恶习”，走仕途之路，欲借官方之力成事，结果导致“日本有政府而无国民”，如此以往无法“促进我国之文明，维持独立”。因此，福泽谕吉欲在教育、商业、著书等方面树立“私立”之模范。他号召其他学者也在民间活动，强调民权，使“国民之力与政府之力相互平均，以此维持全国之独立”。已经踏上仕途的其他洋学者，不得不群起反驳福泽谕吉，但他们除了主张为官与在民间活动同样重要之外，几乎别无他法。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洋学者”不仅指一般的洋学者，其中也包括有教养的一般士族。士族不可能都走仕途，所以他们必须在民间寻求谋生之路。但是问题在于，像福泽谕吉这般有才华、敢放言“以艺糊口有何难”的士族，实则并不多见。

接着，《明六杂志》第三号刊载了森有礼为反驳西周而起草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

从征韩到民权

明治六年（1873），西乡隆盛曾主张由自己担任大使前往朝鲜。他的意图究竟是不是为了“征韩”，至今仍是一个谜，或许西乡隆盛认为，不论结果如何，只要是由在士族中深孚众望的自己前往朝鲜，征韩问题便能打开新的局面。总而言之，很多士族期待入侵朝鲜是不争的事实。

同年三月，在欧洲逗留一年半的原高知藩权大参事片冈健吉归国，返回高知。他判断“征韩之日近”，故急忙上京。十月七日，片冈健吉被任命为海军中佐。翌日，他又被任命为水兵本部长官代理。水兵本部负责管理海兵队，一旦出兵，水兵本部长官代理是需要打头阵的。不过，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政变就发生了，征韩派参议下野。片冈健吉于第二年一月十二日提交辞呈，此时距离其上任仅三个月的时间。由此可见，片冈健吉是为了入侵朝鲜才走马上任的。

片冈健吉辞职那日，除回乡的西乡隆盛外，下野的参议连同由利公正、福冈孝弟等人，于副岛种臣的宅邸集会，宣誓“奉御誓文之旨意”“主张人民之通义权理”（《爱国公党本誓》）。以此为基础，五日后，他们提交了《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建议书指出，“臣等伏首，察方今政权，归根结底，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批判一部分官僚独裁，又指出“对政府有义务赋税者，即有参与、决定政府之事可否之权利，此乃天下通论”，主张参政权是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设立民选议院，以此作为参政的手段。

民选议院的意义不仅在于贯彻纳税人享有参政权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征韩论政变的意义。但是，如果能够设立民选议院保护人民的权利，便可以使人们兴起“自尊自重，与天下忧乐与共的气象”，并“鼓舞天下士气，使上下亲近、君臣相爱，维持振起我帝国，保护人民幸福安全”。比起持征韩论的士族，这些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唤起广大国民对政治的关心，以“维持振起”国家。

翌日，建议书被刊载在《日新真事志》上，迅速传播开来。如前文所述，政府内部其实也有设立民选议院的构想，作为建议书起草者之一的后藤象二郎，身为左院议长，一直在推敲设立议院的具体对策。可以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把设立民选议院的理论整理出来，使其成为民间的主张。《明六杂志》主张此事为时尚早，大井宪太郎与西村茂树则在《日新真事志》上发表了表示赞同的文章。在尚未正式成为公议场所的报纸、杂志上，人们围绕建议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从征韩论过渡到民权运动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佐贺之乱

一月十二日出席集会并在建议书上签名的江藤新平于十三日离开东京，与高知的林有造一起从横滨乘轮船西行，意欲打探鹿儿岛和佐贺的形势。在佐贺，士族结成的征韩党正寻找带头人，而以原秋田县权令岛义勇为首的“忧国党”则反对欧化。二月七日，岛义勇乘坐由横滨出发的轮船西行，恰好与林有造的胞弟、前去赴任的新佐贺县权令岩村高俊同船。据说江藤新平与岛义勇原本希望能平息骚乱，但岛义勇在船上听到岩村高俊谩骂佐贺人孱弱无能，遂改变了心意。轮船班次有限，与现代交通工具相比耗时更长，因而轮船成了人们偶遇与交谈的场所。

岩村高俊没有直接前往佐贺。他说服熊本镇台的司令官谷干城派出一个大队的镇台兵跟随他，于十五日进入佐贺城。征韩、忧国两党袭击了这支队伍，佐贺之乱爆发。

这场骚乱于三月一日基本被镇压，持续了不到半个月。当初进入佐贺城的步兵第十一大队的左半大队三百三十二人遭到了猛烈攻击，虽然他们于十八日脱险，但一天之内已有一百三十七人战死，因为急于立功的岩村高俊强迫兵力不足的镇台过早出兵。从军事上来说，两党用大炮炮击佐贺城内只有步枪的镇台兵，收效显著（陆军文库《佐贺征讨战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事态告急以来，佐贺二轩的铸造师至少铸造了两门四磅的半施条炮用于战斗，这种大炮足以与镇台炮兵的大炮相抗衡。除炮弹外，他们还制造了二十五万三千发恩菲尔德步枪所需的子弹。尽管士族手中仍有少量装配在军用枪支中的弹药，但备用弹药与大炮等军需用品还是全被兵部省收走了。在佐贺的这场战役中，铸造师们制造了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三十五发子弹，这些子弹足以与官军消耗的子弹数匹敌（佐贺县厅文书）。

幕府统治末期，佐贺军事工业发达，所以经验丰富的铸造师是有可能制造这么多发子弹的。镇台兵从熊本到早津江乘坐的轮船舞鹤丸于十六日被佐贺的旧海军兵扣押。战败后，舞鹤丸逃往鹿儿岛，于三月五日在胁元港被军舰云扬号上的陆战队缴获。岛义勇曾任佐贺藩的军舰奉行，所以他的那些旧部下也能驾驶轮船。尽管在理念上，军事力量集中在中央，但中央并不能独占军事技术。强有力的地方士族发起的叛乱，直接威胁到了新政府，这使得政府不得不调动所有军事力量进行镇压。

政府军方面，有熊本镇台的两个大队、大阪镇台来援的两个大队，以及东京镇台来援的一个炮队参加战斗，总兵力达两千六百八十三人。与此相对，据羽贺祥二的研究，以昔日的藩为单位，政府军从福冈方面征召了两千六百一十五名士族，佐贺藩有二百四十一名藩士加入政府军一方。海兵队从品川乘大阪丸到达长崎，再从长崎登陆展开进攻。之后，海兵队再次夺回被镇台兵放弃的佐贺城。他们还在途中收编了佐贺的支藩、武雄、多久、小城、须古等地的藩兵。士族对藩有强烈的归属感，作为征讨方，他们希望立下战功，为新政府做贡献，为征韩铺路，因此政府得以调动邻近藩的士族之力来弥补政府军兵力上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无法禁止士族携带枪支操练，精进武艺。

民权与对外征战

就在江藤新平与岛义勇前往佐贺的途中，片冈健吉于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东京回到故乡。他在高知接上稍晚一些回乡的板垣退助，与林有造一同创办了立志社。立志社倡导伸张人民权利，设立民选议院、学校、律师事务所，以及商局，以管理茶叶种植与土特产销售，并承包政府出售的林地。立志社发挥着帮助士族自食其力的作用。

立志社成立后不久的明治七年（1874）五月，眼见清朝对日本入侵台湾持强硬态度，立志社以“国难之际为国献身乃人民通义”为由，向县令提出了编制“寸志兵”（义勇兵）的请求。尽管立志社对政府拒绝征韩不过半年就入侵台湾的做法有所不满，但他们也深知一旦开战，士族必须展示自身作为中坚军事力量的实力。

信号队所属士官名簿

明治七年（1874）四月，海陆军文武官前往番地人员名单（陆军省第一局《明治七年　台湾处分　上》）所记录的没有所属部队的陆军士官

士族兵们被临时征召入侵台湾，征集队以鹿儿岛士族为中心，此外还辅有熊本士族。被编入信号队的无官职士官则来自全国各地（见上表）。

明治七年（1874）十一月七日的《日新真事志》刊登了青森县士族桥爪幸昌的死讯：

本年兴起征讨台湾之事，报国之念日益迫切，遂乞求官员，奔赴台湾以尽臣子义务。以水土不服，罹患重病，无奈归朝。医药罔效，先日入鬼籍。为国实不胜悼念之情。

牧原宪夫曾在《明治七年的大争论》中，详细介绍过桥爪幸昌。明治六年（1873）十一月二十三日，桥爪幸昌在《日新真事志》上刊载了自己向左院提交的建议书，这封建议书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桥爪幸昌也一跃成为风云人物。桥爪幸昌建议通过国民捐款偿还日本借贷外国的债务，但大藏省不同意接收以偿还外债为目的的捐款，不希望偿还外债这种关系到国家财政的重大问题为民间力量所左右。明治七年四月，桥爪幸昌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左院为此欲传唤桥爪幸昌，但他当时已踏上入侵台湾的征途。

桥爪幸昌倡导“报国”，他呼吁人们捐款、要求设立民选议院，这些都与入侵台湾没有丝毫的矛盾。

士族的团结

各地建立起以昔日的藩为单位的团体，支持士族自力更生。明治四年（1871），人们熟知的佐仓藩建立起相济社与同协社。相济社由西村茂树发起，依田学海和西村茂树自成立之初便是同协社的社员。西村茂树的胞弟西村胜三从明治三年开始从事制鞋业，相济社转包了他的部分工作。此外，相济社还从事机织棉布与制茶业务。文久年间，从江户藩邸回到故乡的佐仓藩士，尝试开垦田地，同协社继承了这一事业，开始发展制茶业。

藩制改革后，各藩家禄都被大幅削减，多数藩的藩士在家禄之外通过领取职禄勉强度日。但是，废藩之后，职禄也被全部废除，士族的生活变得相当艰苦。因此，士族一方面希望入侵朝鲜，另一方面则通过结社开始开展经济活动。

作为士族民权的第一个地方政治团体，立志社广为人知。与此同时，立志社也是一个经济团体。如果像福泽谕吉论述的那样，在民间活动就是强化民权，那么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团体也可以被认为是民权团体。实际上，士族团体把重点放在了经济活动、教育子弟上，通过民权思想的灌输，士族的民权团体在各地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这些团结起来的地方士族集团，政府征召了巡查，巡查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监管民权运动、镇压武装反抗。《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提交左院的当天，政府从山口、东京、栃木等十六府县招募了两千名逻卒，以上这些府县原本就有士族集团。但政府的招募范围不包括一直支持新政府的鹿儿岛、高知、佐贺，因为这些地方是为了满足当地士族的要求、因主张征韩论而被迫下台的参议的故乡，政府很难让这里的士族为其效劳。

一直以来，逻卒主要由鹿儿岛人担任，但他们此前大都先后回乡了。入侵台湾时，他们曾作为征集队的主力参战。归乡后，他们大多回到了警视厅。中原尚雄就是其中一人，他曾在西南战争爆发前夜回到鹿儿岛，后因谋划暗杀西乡隆盛而被捕。入侵台湾一事并没有消除所有鹿儿岛士族的不满，但至少它让原来的逻卒们重新为政府效力。这件事背后的原因是逻卒大多数出身乡士，其性质不同于在军队和官厅工作、特权意识较强的城镇士族。

不过，政府最初并没有让以士族为中心的逻卒——后来的巡查——担任警察机构主力军的想法。

初期的警察

江户时代，武士掌握着维持治安所需的武装力量。那时，针对民众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尚未分立，奉行所、代官所里任职的武士可以行使这些权力。武士负责逮捕刑事犯。但实际上，查案和逮捕犯人大多还是由“目明[6]”等非武士阶级的人负责。实际上，包括被歧视部落在内的平民，如江户的“木户番”与地方村落的“番人”，才是日常警备的负责者。受幕府与藩指派管理番人及负责警察事务的是庄屋、町名主等百姓或町人身份的村町官员。

明治五年（1872）一月，政府解散了此前保留在城下的旧藩常备队，并下令根据石高配置“捕亡吏”。尽管此前也有负责抓捕犯人的捕亡吏这一职务，但政府希望按照统一标准配置捕亡吏，使其能取代藩兵承担战斗部队的职能——维持治安。

然而根据预算，全国最多只能配置五千名捕亡吏，其人数仅有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警察官、巡查人数的六分之一。因此，捕亡吏的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他们只能偶尔巡视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警务活动则继续由户长、区长或其手下的番人负责。

东京在形式上被新政府占领，各藩受政府之命派遣管理部队负责城内的警备工作。明治二年（1869）十一月，东京府从中选拔出一部分人担任府兵。废藩置县后的明治四年十月，政府安排三千名逻卒取代了府兵，其中两千名逻卒来自鹿儿岛。

明治五年（1872）八月二十八日，司法省下设警保寮，管理全国警察。警保寮旨在“使国中安宁，保护人民健康，预防有碍安宁、健康者”。它不仅具有司法警察调查犯罪、逮捕犯人的功能，还具备行政警察预防犯罪的功能。

预防犯罪一直是番人、町村官员负责的工作。警保寮制定了《违式诖违条例》，根据具体的条例实施管理，它类似于现在的《轻犯罪法》，由各府县制定规则及相应的惩罚条例。条例中包括禁止贩卖腐坏的食物、禁止夜间不点灯拉车、禁止打架等，还制定了许多条款约束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可能引发刑事犯罪的行为，以期有制度性地预防犯罪。政府告知人民这些禁止条例，通过这些条例管理人民，保护人民健康，预防犯罪。

《违式诖违条例》包括禁止裸体、赤膊（脱去上衣露出肩膀）、在街上随地小便等款项，政府希望借此能够移风易俗，改变不文明的行为。对来到日本的欧美人而言，日本人在人前赤身裸体的行为令他们很不习惯，他们觉得这是日本的特色。当时，巴黎也禁止随地小便，该条例与“禁止随地扔垃圾”成了人们违反次数最多的条例。除官方目标框定的范围外，警保寮还希望能实现符合欧美标准的文明开化。警保寮制度模仿了欧洲的警察制度，在拥有统一的标准后，该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应该会更容易吧。

身处夹缝中的番人

在警保寮制度最初的构想中，番人处于最底层，每十个番人由一名巡查监督，巡查以下级别人员的工资，由受到警察保护的地方居民负担。为了构建这一体制，东京制定了《番人规则》，规定“番人既由区内居民供养，应知区内居民为雇主，接待引路时态度须恭敬有礼”。很多番人都是原来的木户番，而居民过去一直负担着木户番等番人的工资。因此，政府希望通过系统化警保寮制度，以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建起“警保”组织。横濑夜雨在《太政官时代》中回忆了东京番人制度创建之初的情况：

他头戴圆顶斗笠，身穿筒袖和服，下着肥大线裤，手持木棍。我等觉得十分新鲜，便成群结队跟在他身后。他本是町内担任番太郎的老头儿。伙伴中的捣蛋鬼故意在街上随地小便，老头儿无奈，只好出言制止。捣蛋鬼反驳道：“你说什么！以后我不去你那儿买糕点了！”巡逻的老头儿竟哑口无言，不敢再说什么。

番人身着与巡查类似的西式黑色制服。虽然逻卒也一直穿着类似的制服，但若是一群鹿儿岛士族集体巡逻，想来儿童们是不敢靠近的。正因为是町内的老熟人穿着这样的衣服，孩子们才敢跟在他身后。

“番太郎”就是木户番。江户时代每个町都有“木户”（木栅门）。木户夜间关闭，夜里有急事时须去请木户番开门，接着再由其敲打梆子通知邻町的木户番放行。除此之外，夜间木户番还负责在町内巡逻，敲梆子通报时间。町里给木户番的工资并不足以维持其生活，因此町免费将木户番小屋出借给他们，允许木户番卖些糕点。进入明治时期，木户虽被撤去，但多数木户番仍居住在町内，一边开糕点店，一边负责巡夜。由此可想而知，即便突然穿上制服，这些人应该也很难严格依据《违式诖违条例》执法，更何况还要据此改变居民的风俗习惯，肯定更是难上加难了。

川路利良与巡查的诞生

警保助兼大警视（警视总监）的川路利良，明治五年（1872）九月与沼间守一一道被派往欧洲考察警察制度。明治六年九月，川路利良归国，提议建立警察制度，并批判了番人制度：

以逻卒为巡查派向四方之际，天子脚下不应皆为番人。所谓番人者，卑弱之庸夫，以此镇守辇毂之下，非但有失体面，且人心不安，必致暴行暗杀之患滋生。

作为从鹿儿岛来东京的逻卒们的队长，川路利良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完善东京的警备体制。警保寮为了在全国实施番人制度，最初的设想似乎是把东京的逻卒分配至各地方，让他们担任巡查，负责监督番人。川路利良指出，凭借以番人为中心的警备体制守卫首都，不仅有失体面，而且不足以预防暴行和暗杀等事件。

“以军人担任逻卒乃欧洲通例，故其逻卒多为退伍之人，身强力壮，身高五尺以上，多立下过战功。”川路利良在欧洲目睹了退伍归来的军人担当巡查的景象，故在他看来，番人有失体面。“欲盛君权，须使逻卒有威严”，逻卒既然是君主权威的象征，就应该投入国费，或者像伦敦那样，“繁盛之首府，人民殷富，商业发达，人民自愿出资”。逻卒作为繁荣的象征，应以强壮的体格、威严的态度展示首都庄严的形象。可以说，穿着不合体的制服、看居民脸色行事的番人，同上述巡查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随身配刀、心怀不满的士族恣意横行之下，光凭手持木棍、不谙武艺的番人维持治安，确实很难让人放心。

川路利良指出，司法警察乃政府之义务，不应该让居民负担其开支。全国人民往来东京，而警保费用却只让东京的居民负担，这于理不合。况且，东京地方大、居民相对较少，要想配置足够的番人，必然会使得居民负担过重。基于上述理由，川路利良提出，东京的警备工作不应该让番人负责，而应该交由官费支持的逻卒承担。“欧洲无士民之别，故只得任用兵卒。本邦尚有武士，废此而不用实为失政之举”，因此川路利良主张，除了从番人中精选逻卒外，还应让士族担任此职。

同年十一月，川路利良的主张被就任内务省新设内务卿的大久保利通采纳。明治七年（1874）一月，川路利良担任警保寮（此时已归内务省管理）之下新设的东京警视厅的负责人——大警视。如前文所述，警保寮重新从十六府县招募了两千名逻卒并废除了番人制度，东京的警备工作开始由改称“巡查”的逻卒担任。

此后，《违式诖违条例》正式实施。明治七年（1874），有三千七百九十人因一般犯罪被捕，因违反《违式诖违条例》被捕的人则是前者的三倍，达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一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有三十七八人因违反《违式诖违条例》而遭到处罚，其中“在街道上非厕所之地小便者”多达八千零二十六人。由此可见，每天都有二十多人因随地小便被罚。如此一来，想必不会有人再故意随地小便了。

地方官会议与地方警察

针对是否应该将东京以外府县的警察事务交由各府知事、县令处理，地方官会议展开了讨论。

在明治八年（1875）一月至二月的大阪会议上，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协商一致，为召回因反对入侵台湾而下野的木户孝允，定于明治八年六月召开地方官会议。该会议原计划于明治七年五月召开，但因入侵台湾，会议被迫延期。府知事与县令等地方长官或代理次官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宗旨基于《五条御誓文》的宗旨订立：

召集全国人民之代议人，公议舆论，制定律法。开上下协和、民情畅达之道，以期全国人民各安其业，使人民知有义务担国家之重。故先召集地方长官，代表人民，协同公议。

御誓文的宗旨是由“全国人民之代议人”根据“公议舆论”立法。因而，这样的会议是有必要召开的，它能让人民知道自己有“担任国家之重的义务”。在短短四个月后，与《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相同的宗旨，便被作为天皇的指令，公告天下。召开会议的时间暂且不提，在有必要设立民选议院并使其成为公议场所的问题上，政府方面并无异议。

第一届地方官会议参加者　（出自《日本历史展望》，旺文社）

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地方官会议召开。除此之外，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在一定程度上谋求立法、司法独立等，通过大阪会议达成一致的基本构想，也都出自伊藤博文的考量。毫无疑问，这些观点也获得了没有出席会议的板垣退助等人的支持。实际上，在此之后于建议书上列名的板垣退助担任了参议，后藤象二郎担任了元老院副议长，由利公正担任了元老院议官。《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虽然明确批判了政府，但其宗旨仍是能为政府所接纳的内容。

召开地方官会议是设立民选议院的第一步，它要求地方官不是作为为政者，而是“代表一般人民，协同公议其可否”，这与区长、户长在此前后召开的地方民会的理念是共通的。

地方警察

然而，地方官会议上的决议并无约束力。胜田政治指出，在地方官会议召开前，针对设立地方警察的具体方案，内务省曾向太政官征询过意见，同一时间，地方官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却是与此稍有不同的政府草案。政府内部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并未制度性地定位过地方官会议的作用，因此地方官会议上讨论的议案与内务省的草案有所不同。

会议决议通过了官费和民费的负担比例、地方警察的配置标准、制服样式（仿照警视厅制服），以及逻卒的录用标准——二十到四十五岁之间，品行端正，身体强壮，读写基本无碍。它们同在小会议上决议的“逻卒改称巡查”一起，于会后迅速得到了实施。

由于《学制》的颁布，小学教育才刚刚开始发展。在这一时期，要找具备基本读写能力且正在求职的“品行端正”的男子，恐怕应该首推士族了。明治初年，士族与平民之间一度曾设定过名为“卒”的阶层，这一称呼与征兵时的“兵卒”相对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足轻”等对最下级士族的称呼。“逻卒”改称“巡查”使得一般士族更愿意从事这一职业。明治八年（1875）六月，全国的警察官员达一万六千余名，警察局、分局也逐步增加，全国的警察业务不再由身为平民的番人担任，而是改由身为士族的巡查负责。

明治五年（1872），审判事务改由司法省负责，对此感到不满的京都府参事槙村正直向政府提出，“私以为竟连逻卒捕亡事务亦不由地方官负责，实为不妥”。正如槙村正直所言，即使失去审判权，倘若警察事务仍由地方官负责，地方官便可以将此作为教化人民的有力手段。如果希望地方警察担负起改变风俗、使人民进步的义务，那么最好的方法便是也在地方建立起东京那样的有权威的警察体制。为此，不能光靠民费，使用官费征召士族担任地方警察是有必要的。既然地方官是“代替人民”讨论，那么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无可厚非。

木棍与洋服

那时，巡查的武器是被称为“手棒”的木棍。到了明治七年（1874）八月，“为与二等以下巡查区别”，负责监督一般巡查的一等巡查被允许在穿着制服时佩剑。直至明治十五年，一般巡查的武器仍只有木棍。

明治九年（1876）《废刀令》出台，当时仍有士族随身佩刀。明治五年一月出台的《枪炮管理规则》规定，只要申报并在个人持有的枪支上刻字，便可继续持有该枪支。农村有火绳枪，许多士族也有西式军用枪。西南战争爆发之际，陆军以征用为借口，收回了福冈、长崎（包含现在的佐贺）两县共计六千七百八十一支军用枪。纵使是在江户时代严格管理枪支的东京近郊千叶县，明治二十年民间的步枪保有量也达到了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九支，其中包括一千八百五十支西式军用枪（《千叶县警察史　第一卷》）。

明治初年的巡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仅凭手中的一根木棍执行公务的。那么是什么支撑他们这么做呢？明治九年（1876）五月，在警视厅制定的“盟约”中这样写道：

身为警视官者，不可不时刻保持警戒，故出门一步也须着西式衣履。

盟约要求巡查即使在不上班、因私事外出时，也必须穿着西式服装与鞋靴。根据胜田政治的研究显示，因削减洋货的需求，加上警视厅干部的建议——身穿洋装，“人民向背自不必言，视察其他诸般事项”亦多有不便，上述规定在明治十二年（1879）被废除了。但在此前，政府一直不顾民众意愿，要求巡查必须身着洋装。那时，政府官僚大多身着洋装，这能展示出正在推进开化的政府的威信。在民众面前，巡查能体现“官方”的权威与开化。尽管收入较低，但他们拥有身为维新旗手的自豪感，武艺与教养使他们能够从事巡查的工作，他们的功绩也有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些方面来说，巡查是一份适合士族从事的工作。

神风连的小筱四兄弟　明治九年（1876）十月二十四日，四人一起发动叛乱后自杀（神风连资料馆藏）

当然，也有人以身穿洋装、成为开化的中坚力量为耻。

明治九年（1876）发生了一连串士族叛乱的事件。在反对《废刀令》、排挤外国人、征韩等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各藩开始基于反政府的立场联合起来。那时，政府已缔结《日朝修好条规》，征韩的目标失去了号召力，仅凭复古的目标，是很难发动整个士族集团举兵叛乱的。

十月二十四日夜，熊本的神风连奉“神敕”举兵，一百多人趁夜色杀死了镇台司令官与县令，占领镇台。镇台兵在儿玉源太郎少佐的指挥下重整旗鼓，打败了在排外思想影响下拒绝使用西式武器的神风连。最终，神风连二十八人战死，八十六人自杀。二十七日，秋月地方士族响应神风连举兵，但他们期待的周边旧藩的士族并未给予响应，起义很快遭到镇压。二十八日，前参议前原一诚与其弟——曾任步兵第十九大队长入侵台湾的山田颖太郎在萩起兵。萩虽是大藩的城下町，但参加反叛之人不过寥寥一百五十名。

萩之乱发生的同时，十月二十九日东京发生了思案桥事件。原会津藩藩士永冈久茂接到前原一诚的消息，正打算乘船前往千叶起兵，结果被巡查发现。永冈久茂在斩杀一名警部补[7]、一名巡查后被逮捕。

被捕后，永冈久茂描绘了他打算说服千叶县的巡查成为同志并拉拢佐仓的镇台兵共同举兵的宏伟蓝图。永冈久茂之所以有此想法，是因为在海兵炮兵队解散时，有十几个会津出身的士族在他的介绍下被千叶县录用成了巡查。明治政府的精锐部队——海兵队，即曾镇压佐贺之乱、入侵台湾、在江华府担任仪仗队的士族集团，于明治九年（1876）八月解散。明治八年陆军解散了以士族为中心的军队，转而完全依靠征兵组建军队，并修改征兵令，删除了让征兵负责“管内守卫”的条文等。可以说，海兵队的解散与陆军这一系列措施是相呼应的。

征兵制的稳定

根据记录有明治八年（1875）征兵情况的《陆军军政年报》记载，东京镇台曾高度评价过明治八年的征兵工作，“本年所征士兵与两三年前相比，心志坚定，技术亦进步迅速”，并将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区长、户长至人民皆理解征兵之宗旨”。实际上，入侵台湾致使日本与清朝关系紧张，为此日本紧急征召了与预备军年龄相当的临时兵。这些人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后退伍，“各自回到家乡，述军队给养丰厚一事，教授所学技术之一二者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致力推进征兵制军队建设的陆军卿[8]山县有朋，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明治七年（1874）入侵台湾的行动。这一年，政府原本只计划在东京、大阪、名古屋镇台的辖区内征兵，但是后来急剧扩大到了全国。在东京、名古屋、大阪镇台辖区，政府征收了四千多名二十岁以上、与后备军年龄相当的人。

政府以“专为预防海外战争”的名义，征召了这些人。三个月后，日本与清朝结束谈判，这些人解散，被编入后备军。山县有朋利用此次危机，曾多次征兵，甚至组建了预备军。然而实际上，第一年入伍的士兵原本在服完三年兵役前是不能被组建为预备军的。

随后，政府很快便让这些预备军回乡，他们成为乡居军人。这些乡居军人把在军队学到的体操教给小学生，传播“以军人为荣”的理念。有研究指出，长此以往，或许会出现蔑视区长、户长之人。通过让预备军回归社会，政府让地方居民知道，军队是个每天都会供给六合米丰富膳食的地方，并不可怕。服完兵役之人还能教授被视为开化象征的体操。借此，预备役“军人”获得了比一般农民更高的社会地位。

虽然对服兵役避之不及的人也在增加，但总体而言，以入侵台湾为背景，征兵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以征兵制军队与巡查队为主力，明治政府动员了后备军，并且通过从旧藩的士族集团中征召巡查来应对西南战争。这一体系避免了佐贺之乱那般以旧藩为单位动员士族的情况发生，也避免了异己分子混入征兵制军队之中。在应征的士族中，对以昔日会津藩干将佐川官兵卫为首的一部分人而言，这场战争不仅给了他们机会攻打戊辰战争中的对手——萨摩藩，还让他们有机会使用武力为新政府立功，这是他们此前没能通过征韩实现的。

西南战争结束后，参战的巡查开始在东京和扩充了巡查力量的各府县任职。据《内务省统计书》显示，东京违反《违式诖违条例》的案件从明治九年（1876）的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一件增加至明治十一年的两万三千五百二十件，翻了一番。但这并不是因为随地小便的案件大幅增长，而是因为政府开始管理风纪并治理长期以来默许的那些违反建筑规定的行为，如：“裸体、袒胸”案件从两千三百四十六件增加至七千五百四十五件，增加了两倍多；“将房屋扩建到街道上”从六件增加至三千八百五十九件；除此以外，政府还新增了不许在街头大声歌唱的条例。通商港口之外的府县也于明治十一年起，严格实施《违式诖违条例》。借助战争获胜后意气昂扬的巡查之力，警察开始努力改变都市民众的风俗习惯。

明治十年（1877）年末，东京巡查人数为九千零四十九名，明治十一年，有两千一百九十六名巡查辞职，另有两千零六十名巡查被免职（《明治十一年东京警视本署事务年表》）。我们从中不难窥见，由于巡查人数过多，不符合要求者陆续遭到免职。有权势的“巡查”这一职务本身就是对参战士族的一种奖励，但是想要保住这份工作，士族自身也需要进行一些改变。

此前，没有人会去构想能一举解决诸多问题的方案，这些问题包括：镇压不满的士族、保障士族就业、改变风俗习惯等。但在以士族为中心的巡查制度建立并实施后，上述问题的解决之策确实得到了稳步、快速的推进。

第三节　秩禄处分

秩禄处分的构想

废藩置县后，不同于平民，华族、士族可以从政府领取俸禄。明治十三年（1880）大藏省通过计算得出，在废藩置县前，幕府统治末期的士族，其家禄减少了43.6%。但是，秩禄——家禄加上家禄二十分之一左右的戊辰战争的赏典禄——在明治五年到明治七年的两年间，占了新政府年度支出总额的近三成。从财政上说，新政府希望能够减少或停止这项支出；从理念上说，奉还版籍后，士族不再参与藩的工作，征兵令实施后，他们同平民一样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政府自然再无理由继续给他们发放俸禄。

士族的武力抵抗对新政府直接构成了威胁。为缓和士族的不满，政府必须设法为士族筹谋生计。

最初着手处理此事的是大藏大辅井上馨。大藏卿大久保利通随岩仓使节团出访时，井上馨负责留守国内。他计划在减少秩禄数额的基础上，用公债支付六年的秩禄，随后彻底取消秩禄。如果以公债支付秩禄，则领取秩禄的一方虽然只能拿到比秩禄更少的钱，但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依靠公债的利息弥补生计所需，还是卖掉公债，将其收入作为发展事业的资金。对支付秩禄的国家而言，只需发行公债而无须支付现金，这自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说，井上馨的构想成了此后秩禄处分制度的基本思路。

不过，一旦大量发行公债，公债的市场价格就会降低。这样一来，士族不但无法获得充裕的资金，而且手头宽裕的人还会把钱用来购买公债，显然这将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为此，在支付公债、进行秩禄处分前，政府必须建立起能够维持公债价格的体系。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由国家购买公债。只要能够以比公债低的利息筹措到这笔资金，不管购买多少公债，国家都不会亏本。只要能从贷款利率低的外国借到钱，这一目标就能实现。

曾与森有礼一起留学的萨摩藩人吉田清成，肩负这一使命前往美国。身在美国的森有礼听闻此事后，表示反对，他认为士族多年以来一直享有秩禄，秩禄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庭财产，不能轻易剥夺。一些驻日的欧洲外交官与森有礼持相同看法，这或许是因为从欧美的所有权观念来看，森有礼的看法更为合理。后来，森有礼在美国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阻止吉田清成的行动，这也成为森有礼被召回日本的一个原因。或许森有礼是希望借此回到日本，所以他才故意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但不论真相如何，日本政府希望从外国筹措资金一事受挫，且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意见，最终这一计划以失败告终。

推进处分

全面处分秩禄受挫后，明治六年（1873）十二月到明治八年七月，政府推行了家禄奉还政策：用一半年息为8%的秩禄公债与一半现金，向有意向者支付六年的秩禄。九万余名士族奉还了全部家禄，加上奉还部分家禄的人，政府共处理了23%的家禄。对于奉还家禄者，政府向他们半价出售未开垦的土地，以及从寺院神社没收的田地等国有土地，支持他们转而从事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以入侵台湾为契机，政府自明治七年（1874）起对家禄征收平均一成的禄税。明治八年起，支付方式从用大米等实物支付改为使用现金支付。最终，以江华岛事件造成的紧张局势为契机，松方正义再次计划全面处置家禄，决定在明治九年八月向三十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支付金禄公债后，停止支付家禄。从狭义上说，明治九年的这场变革被称为“秩禄处分”。为了让华族、士族更容易接受，松方正义以政府酝酿出的对外紧张局势为背景，推进了秩禄处分。在缔结完《江华条约》，对外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后，政府断然推行了最后的处置措施。

金禄公债冻结五年后，将分二十五年偿还。政府要支付利息，所以最开始的五年节约的经费，约为年度支出总额的一成。如上文所述，明治十年（1877），占政府财政收入大半的地租，从地价的3%降低到2.5%，这使得明治十二年至明治十三年间的地租收入，比明治六年至明治七年间的收入减少了约三成，而秩禄处分所节约的费用不到这笔费用的一半。虽说这不是政府最初的意图，但正因秩禄处分的存在，减少地租才勉强成为可能。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看，秩禄处分通过牺牲士族的利益，使得缴纳地租的人，即拥有土地的农民和商人受益。加之地租改革后，土地所有权的确定，以及土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农民与商人从事投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明治九年（1876）三月，大藏卿大隈重信提出秩禄处分的建议，为沉寂的经济界打开了“金钱融通之路”。士族以此为契机开始创业，使“无用之人从事有用之事业”。因此，在经济的总体发展中，这项制度被定位为救济士族与振兴经济的“一举两全之策”。在讨论它的意义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华族与士族获得金禄公债后的情况。

金禄公债

金禄公债有四种，利率分别为五分、六分、七分与十分。

五分利息的公债主要发给曾是大名的华族，金禄高于一千日元的五百一十九人获得了这类公债。公债的支付额度为五年到七年半的金禄，利息为金禄的25%—37.5%（扣除税费为38%—44%）。如果单纯依靠这些收入，这部分人的收入将大大减少。

如上文所述，明治二年（1869），政府规定藩主的家禄为该藩实际收入的一成。通过这一举措，藩主的收入得以从一般行政费用中剥离出来，得到了保障。明治五年，政府免除藩主偿还藩中债务的义务，藩主的家庭经济更加宽裕。这一时期，二十七家华族为购买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集资约四十二万日元，但因秩禄处分，他们的收入锐减，收购计划夭折。这笔资金后来在涩泽荣一的提议下被用于建设近代企业，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金禄公债证书　七分利息的证书，面值十日元的公债每半年能够获得三十五钱利息。下排的小票为利息兑换券（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保管资料）

六分利息的公债被支付给金禄一百日元以上的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七人。如果是这一级别的最低金禄一百日元，则可获得一千一百日元的公债，六十六日元的利息，这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为五日元五十钱，收入减少了66%。当时，东京以外府县巡查的月俸为四至七日元，这部分人的收入在巡查中处于中间水平。只有以上这两部分的人，能够依靠利息勉强生活下去，而他们仅占人口总数的5.1%。获得金禄公债的人中，有83.7%的人金禄不到一百日元，他们能够获得利息七分的公债十一年半到十四年。剩下11.3%的人，大部分是鹿儿岛的士族，政府允许他们买卖俸禄，获得相当于十年金禄额度的十分利息公债。七分公债的利息相当于金禄的81.9%到98%，十分公债的利息相当于100%的金禄。可以说，秩禄转换为公债一事，给这部分人带来的损失最小。

不过，获得七分利息与十分利息公债的人，他们每年的平均利息收入只有二十多日元。因为俸禄低，这部分人在藩制改革与俸禄转公债的过程中较受优待，但他们在江户时代无偿获得的、由藩提供的住宅与菜地开始被征税，同时，废藩后他们住宅的地理位置也变差了。总体而言，生活变得困难起来。另外，金禄是按照各人家乡的米价折算的，如果生活在米价比家乡高的城市，那么收入也相当于减少了。况且在明治初期至明治五年间，米价涨了两倍之多，人们的生活更加艰苦了。

不过，就算这些人一直领取金禄，他们也无法靠其维持生活，当金禄转换为公债后，这些人的手头反而暂时变得宽裕起来。他们拿这笔钱开创事业或送子弟上学，这笔钱成了他们日后发迹的资本。单就这一点而言，金禄公债制度是值得好评的。日本近世史研究者三上参次就曾表示，他自己就是靠出售金禄公债才获得了学费。

修订《国立银行条例》

明治九年（1876）发行的金禄公债总额为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三万日元，约为当年支出总额的三倍，高出当时的货币发行余额。为了维持金禄公债证书的价值，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政府采取措施，修订了《国立银行条例》。

这里的“国立银行”是指根据国家制定的条例设立的民间银行。明治五年（1872）政府制定了《国立银行条例》。最初，国立银行有发行兑换银行券的义务。然而，因银行券被要求兑换成价值更高的金币，银行券变得难以流通，所以国立银行最终只成立了四家。

明治九年（1876）八月，《国立银行条例》修订后，政府要求银行把相当于资本金八成的公债证书，委托给大藏省保管，并发行同等额度的银行纸币，剩下的两成资本金，银行持有政府纸币，做好兑换的准备。故此，银行不再有义务准备本位货币以应对兑换，这使得成立与经营银行变得容易起来。

最开始，政府还担心成立银行一事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没想到收到的申请数甚至超出预期。明治十年（1877）八月，大藏卿在内部文件中批判有些人：“至于士族辈，须知其辖内之士族并非必须协同结社，无意于成立银行者亦欲强行诱导。”（《明治财政史》第十三卷）全国各地的士族一方面冷眼旁观西南战争的发展，另一方面超出政府的预期积极成立银行。明治十年年末，政府开始限制银行的数量。到明治十三年年末，一百五十三家国立银行开业，发行了三千二百一十一万日元纸币。

《国立银行条例》修订后，政府要求银行发行不兑换纸币，这意味着政府放弃了以金本位制为目标的政策。受聘指导银行行政的英国银行家尚德[9]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但日方的负责人得能良介坚持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他指出，此次修订“仅关系被没收家禄之华族与士族”，实属无奈之举，且现阶段增加银行数量对经济发展有利。

国立银行券　除了银行名称、行长与经理姓名外，各行发行的国立银行券样式相同。照片中的第一百一十八国立银行于明治十一年（1878）在东京成立，资本金十万日元，发行了八万日元纸币。照片为一日元券。向银行提交申请后，可以兑换政府发行的纸币，但不能兑换成金币、银币（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藏）

《国立银行条例》没有限制创办人的身份，有些银行是以商人为中心创办的。但截至明治十二年（1879）六月，在被批准成立的一百四十八家银行中，有九十六家的主要出资人是华族与士族，资本金以金禄公债缴纳，其中八十多家位于各地过去的城下町。至明治十三年（1880）末，华族持有全国国立银行股份的43.3%，士族持有31%，两者持股共占74.3%。

从华族与士族手中收集到金禄公债的国立银行，能够获得金禄公债的利息，以及抵押公债发行的银行纸币的利息。用公债投资银行的华族与士族，也能从银行获得比单纯持有公债利息收益更高的分红。

除此之外，银行招聘工作人员，也为士族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公债集中在银行手中，也抑制了其流向市场。同时，在各地开业的银行降低了利息，这样的做法亦对维持公债价格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国立银行从华族与士族手中收集金禄公债，不仅使作为国立银行股东的约10%的士族受益，同时也惠及全体金禄公债的持有者。

国立银行的意义

成立国立银行不仅直接救济了士族，还在三方面为产业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一，普及了股份有限公司与簿记等近代公司企业的理念；第二，包括可向偏远地区汇款的金融体系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第三，纸币的发行助推了经济的发展。

高村直助曾在《会社的诞生》一书中指出，当时与公司相关的法律还不完善，基于《国立银行条例》与其细则《国立银行成规》设立的银行，是日本最早的较完备的股份有限公司。

明治六年（1873），大藏省翻译出版了尚德的著作《银行簿记精法》。明治九年（1876）在修订《国立银行条例》之际，大藏省宣布将会对愿意研究条例宗旨与银行簿记方法的人实施指导。翌年，大藏省出版了简单说明银行职能的《银行大意》一书，并命令田口卯吉创办了日本的第一本银行业杂志《银行杂志》。

明治十年（1877）十二月，《银行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国立银行创办须知》《日本国立银行事务管理办法》《银行常用语解说》等文章，介绍如何创办、经营银行，并将公司制度与簿记方法介绍给各地愿意创办、经营国立银行的人。明治十二年（1879），《银行杂志》更名为《东京经济杂志》，仍由田口卯吉主办，作为日本最早的经济杂志，直到关东大地震后，它才停刊。

关于第二点，明治二十五年（1892），时任大藏省主计局货币科长的阪谷芳郎曾有过以下论述：

政府不能坐等商业习惯改变。银行乃为帮助人们改变习惯而设立的，即便有四千万资本金，也并非为七分七厘（资本中金禄公债所占比例——引用者注）而创办的银行。完全是因为政府修订《国立银行条例》，宣传既能从公债证书中获利，又能从发行纸币中获得利息，人们才纷纷成立银行。故银行虽创立而未能有效利用纸币……银行业者不得不设法运用发行之纸币，千方百计推进工业发展，创办工业企业，继而银行董事或直接或间接担任工业公司要员、顾问、总经理，最终银行业者为运作资本只能主动从事工业生产。（《东京经济杂志》第六百三十五号）

国立银行通过对外贷款，起到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簿记的知识，也开始被运用到工业企业中。政策制定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改变商业习惯是较为困难的，他们希望通过银行“帮助人们改变习惯”，转变产业结构。

关于汇款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国立银行中，有一百二十六家银行分布在东京和大阪以外的地区。国立银行通过签署通汇契约，不仅在总行与支行之间，不同银行之间也能汇兑。

尽管一直以来，通过特定的大商人也可利用汇兑汇款，但在上述情况下，无须通过特定商人，只要利用各地的银行便能进行汇款、货汇，这无疑有利于地方新兴业者的发展。这种情况也成了异地贸易、出口产业崛起的前提。明治九年（1876），邮局也开始开展汇兑业务，可处理三十日元以下的小额交易。同时，邮局还承办外出务工人员的汇款业务。这些业务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员的流动。

如上所述，同秩禄处分有所关联、通过政策引导创办的国立银行，起到了促进各地近代产业兴起、支撑传统产业发展的作用。在对有意者进行秩禄处分的阶段，政府只想到以农业作为士族今后的谋生之道。与此相对的，这一时期政策的特点是以银行为中心，通过振兴近代产业等诸产业的发展，以增加士族的就业机会。

西南战争结束后，直到明治十四年（1881），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呈现繁荣。人们普遍认为，是政府发行作为西南战争军费的不兑换纸币，造成了这种情况。明治九年到明治十二年，国立银行发行了三千二百一十一万日元纸币，数额超过了为战争发行的两千七百万日元政府纸币。在下文中，笔者将谈到，近半数的银行纸币被用作军费。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这些纸币也会被发行，所以此时的经济繁荣是秩禄处分、发行金禄公债、增设国立银行，以及改革地租、减轻农民负担、扩大消费等一系列维新政策带来的成果。

藩的银行与第十五国立银行

在明治八年（1875）九月的建议中，大隈重信提出，江户时代各藩发行藩币推动金融发展，又以藩币作为与外藩交易的资本，它们承担了银行的职能，“言其代替三百有余之政府人民，经营银行与其他商业，绝非夸言”。

银行在维护旧藩士族集团生活的同时，振兴了地方产业。上千士族在银行及经营相关业务的士族公司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士族找到了类似于此前处理藩政事务的意义，这成为一份能令他们自豪的工作。这些士族的职业，虽然不及官员与巡查荣耀，但士族公司占早期公司的大半，以致人们在后来的银行与传统公司的员工身上，不论好坏，总能看到士族的影子。

在国立银行中，第十五国立银行尤其特殊。该银行在右大臣兼宫内省华族督部长岩仓具视的主导下成立，几乎所有的华族都成了它的股东，股东们将政府发给他们的所有金禄公债都投入其中。岩仓具视禁止华族参与旧藩士族成立的银行。因为各地士族创办的银行以旧藩人员为依托，若持有巨额公债的旧大名出资参与其中，银行很可能使旧藩死灰复燃。岩仓具视为了斩断旧大名与旧藩的联系，让他们与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创办了仅以华族为股东的银行。其资本金为一千七百八十二万六千一百日元，占全国国立银行总资本金的47.3%。该行发行的纸币将全部贷款给政府，政府计划将这笔资金用于偿还外债，建设铁路。

华族原本可以通过此举，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政府也能够确保建设铁路与政策性贷款的财政来源。然而，西南战争的爆发使第十五国立银行借给政府的一千五百万日元被挪作军费使用，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政来源，以推进铁路建设等事业。

银行的银行

西南战争后的经济繁荣因明治十四年（1881）开始的通货紧缩政策，即所谓的“松方通缩”而告终。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新兴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银行也遭遇了经营危机。明治十五年至明治十六年，以士族为中心创办的四家银行倒闭，大藏省严厉批评了破产银行的经营者，把他们的经营不善比作武艺不精，这对武士而言，可谓奇耻大辱。

归根结底，银行经营者尚未谙熟业务，其遇金融变动未能随机应变，犹如以生力军应付劲敌，终不能制胜疆场。（《银行局第六次报告》）

大藏省要求股东“时刻注意董事之举动”（《银行局第五次报告》），若经营有问题可查阅账本，或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这种情况就要求士族不仅要有能力创办银行，还要有能力进行经营和投资。

当时，只有四家国立银行倒闭。十年后，阪谷芳郎就此事回忆道：“若日本银行当时再晚些创办，国立银行还将遭遇更大的危机。”明治十五年（1882）十月创办的日本银行，从明治十八年开始发行兑换银行券，它不仅正式承担了发券银行的职能，最初还承担过根据修订后的《国立银行条例》维持国立银行体制的职能。

阪谷芳郎回首往事，指出：“推进日本经济的大的外部结构已经建立起来了，但若想要改变生活在其中的个人习惯却很困难。因此，银行虽然创办起来了，但遇到危机之时，我们还是成立了日本银行，它一直延续至今。”为了“改变个人的习惯”，即培养近代的经营者与投资者，政府先建立起“外部”的银行体制，并通过建立日本银行对其进行了完善。

士族的职能

秩禄处分后，士族被迫转型。对于士族在工业化中发挥的作用，早期的研究强调士族在工业化中起到的作用，而近年来，通过研究量的增加及主要企业家的实例，研究者指出，有观点认为平民的贡献更大。

从人数上看，便不能说占总人口7%的士族，做出了比93%的农商工业者更大的贡献。正如过去藩的商业活动本身更多依赖御用商人一样，即便是以士族为主体的银行与公司，其业务也不是由士族来单独完成的。不过，从国家利益与地区繁荣的角度出发，士族并没有与当地已有的工商业者展开直接竞争，而是尝试开拓新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合作，引入了新技术。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缺乏经验的士族创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在经营和技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各个产业的发展中，传统工商业者的投资与管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底层开始发展起来的经济”拥有很大的推动力量。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推动经济近代化发展所需的“外部结构”在此之前已经建立起来了。从表面上看，秩禄处分和修订《国立银行条例》与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金融制度架构作为“外部结构”，明显走在了经济自主发展的前面。建设“外部结构”先行，随后以建立日本银行的形式作补充，这些操作就是为了能同秩禄处分连接。国立银行的作用在于，保证士族的金禄公债安全，支持士族投身产业界，一旦国立银行倒闭，秩禄处分的理念也将宣告破产，这必将招致士族的不满。为此，政府才致力于推动这一领域的政策发展。

河野广中与片冈健吉同为明治十三年（1880）请求开设国会运动的代表，前者致力于在家乡三春创办第九十三国立银行，后者则是位于高知的第七国立银行的股东。作为经过新知识洗礼、意欲积极融入新时代的士族，河野广中与片冈健吉开展民权运动，创办银行，成为这些运动的中坚力量。

如果政府放任国立银行因通货紧缩倒闭，任由这股风潮波及各地，士族的民权运动、反政府运动便会直接高涨起来，到时候明治政府将很难控制事态的发展。因为只有几家银行破产，所以人们不会认为这是政府执政不力所致，而只会认为其原因在于一部分的士族没能尽力去适应新社会。

落合弘树在研究过明治十年（1877）至明治十九年间实施的“士族授产”后指出，该制度是变革时期稳定政治最有效的手段，它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银行制度亦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银行制度成了后来金融制度的基础，并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金融体系中的银行，行政、司法制度中的警察，以义务教育为基础的学校，这三者共同奠定了以构筑新社会为目标的维新的基础。

园田英弘在研究中指出：“士族获得不伤害他们自尊心的公职，成功转型为‘郡县的武士’，到明治十四年（1881），五万余名士族成为国家和府县的官员，担任军人、警察等职务；一万五千人成为郡区町村的官员；约三万人成为教师。”按士族总数为四十二万余户计算，转型成功的士族约占四分之一。其中，官员和教师所占比例较高，前者占到了将近七成，后者则占三成多。

这些职业发挥了江户时代以来士族通过教育与传统培养起来的能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开化。但这些制度的实施本身是为了镇压不满的士族，给他们寻求谋生之道，或以另一种形式满足士族的要求。若考虑到这一点，被视为旧时代遗毒的士族问题，也是促进社会迅速转变，即推动维新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1]萨英战争，1863年8月，英国为了促使萨摩藩出面解决生麦事件，在交涉未果之后，派遣军舰攻击了鹿儿岛湾。

[2]下关战争，幕府统治末期，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联合舰队炮击并攻占下关炮台，报复长州藩此前炮击外国舰船的行为，长州藩战败被迫求和，史称“下关战争”。

[3]征韩，指入侵朝鲜，用武力打开朝鲜的国门。

[4]征韩派，主张武力入侵朝鲜的一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等。

[5]开拓使，负责北海道开发事业的政府机构，设置于1869年，1882年废除。

[6]目明，江户时代町奉行所的官吏为捉拿罪犯而雇用的私人帮手，没有官方权限。

[7]警部补，警察（官）的职级之一，在巡查部长之上，警部之下。

[8]陆军卿，陆军大臣的前身。

[9]尚德（Alexander Allan Shand，1844—1930），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聘请他负责指导国立银行的运营。

第四章
官与民的相遇

第一节　西乡与大久保

西乡戏剧

明治十年（1877）一月二十九日夜里，私学校[1]党袭击鹿儿岛的政府机构，夺取了政府本来打算运到县外的弹药，西南战争爆发。萨摩方面出动了约两万人，官军方面出动了约四万六千人。九月二十四日，西乡隆盛在城山战役中负伤，随后自杀身亡，西南战争宣告结束。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也因援助西乡军被斩首。

半年后的明治十一年（1878）三月十七日，原佐仓藩公议人依田学海前往新富座观看歌舞伎，与他同行的是内务大书记官松田道之、著名的汉学者重野安绎。此时，依田学海担任修史馆（负责政府历史编纂事业）的四等编修官，他与修史馆的一等编修官重野安绎是同僚。十天前刚被任命为地方官会议御用挂[2]并担任干事的松田道之，连日来也一直与他们同行。

这出歌舞伎名为《西南云晴朝东风》，由第九代市川团十郎扮演主角西乡隆盛，这是一部描写西南战争的戏剧。依田学海在其日记中写道：

描绘西南战争的《萨州鹿儿岛大进击图》　右上角负责指挥的是西乡隆盛，这幅图描绘了熊本城攻防战的场景（鹿儿岛县历史资料中心黎明馆藏）

其最精妙处，乃西乡搜山时进入加治木百姓家，在农夫作藏家休息之一段。西乡身穿棉袄外褂，下着绑腿，头戴纸捻制成之韭山笠[3]，手牵一犬。以西乡一贯之朴素为旨，展示其不喜奢华之态度，说话亦带萨摩口音，使人思西乡定如是之处妙不可言。

西乡隆盛死后不过半年，在名伶的演绎下，其以“朴素为旨”“不喜奢华之态度”在东京再现，演出大获成功。这三人是以怎样的心情，观看舞台上的西乡隆盛呢？依田学海听闻西南战争爆发，在日记中写道：“逆贼西乡隆盛等谋反”，并慨叹了身为官军陆军中尉、率领后备军参战的侄女婿之死，但这次观剧也让他深感感动。

和依田学海同行的重野安绎，与西乡隆盛交往密切。两人既同龄，又是同乡，在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时，他们同在江户藩邸。重野安绎为了在昌平黉[4]学习汉学，几年前便来到江户。由于经常切磋学问，在藩邸的年轻人中，他与藩士交往最为密切。西乡隆盛受岛津齐彬之命在各藩间奔走，两人因此多有联系，关系日益密切。后来，重野安绎因小事被流放奄美大岛。岛津齐彬死后，西乡隆盛也因遭到幕府忌惮而被流放此地，因而两人得以重聚。重野安绎日后被岛津久光重用，在萨英战争前后担任与英国交涉的议和使节，于明治四年（1871）起在新政府任职。

英雄豪杰

城山陷落，西乡隆盛等人死去的电报一传到东京，重野安绎便立刻前往大久保利通府邸，说：“如今大乱平定，让我们为国家庆贺。”大久保利通回答：“战争对士民造成的困扰终于结束，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重野安绎作为西乡隆盛留在政府内的友人，深知不得不把西乡隆盛与其追随者赶入绝境的大久保利通的心境。

数月后，大久保利通找来重野安绎，与他谈起西乡隆盛的逸事。他请重野安绎把这些内容写在西乡隆盛的墓志铭上。大久保利通这么做，或许是因为重野安绎是最了解他与西乡隆盛关系的人。重野安绎在日后曾表示，虽然坊间传言西乡隆盛是个心胸开阔之人，但实际上他“鲜有宽恕世间小人之事”，为此树敌甚多：

憎恶政府中人，称参议等人敷衍塞责、贪图富贵。因憎恶政府中人，倡导征韩论……认为以大臣为首的一干人等皆沉迷富贵，维新后便开始放肆，终致西南之乱起。西乡似乎天生好与人为敌，无敌手便觉寂寞。（《西乡南洲逸话》）

重野安绎认为，西乡隆盛的性格与其对新政府首脑的不满，导致了征韩论的兴起、西南战争的爆发。他还指出：

能够与人共患难……士卒负伤时，不惜为其舔舐伤口，深受部下爱戴。故自有愿为西乡赴死之人，即所谓“死士”。这一点甚为有趣……西乡能一度获胜皆因深受士卒爱戴。然，及至西南之役，此亦成为西乡殒身之根源。（《西乡南洲逸话》）

重野安绎由此分析了私学校党动乱爆发后，西乡隆盛选择领导他们直到最后的理由。在木户孝允看来，立下军功之人乃“尾大之弊”，所以他想方设法打压他们。但同样身为维新中坚力量的西乡隆盛，则选择了另一条与木户孝允完全不同的道路。

重野安绎说：“自古英雄豪杰皆如是”，英雄豪杰对属下宽容，对贪图享乐的有权之人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由此引起士族与民众的共鸣。西乡戏剧受到追捧，使新政府的首脑们又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不得人心。在鹿儿岛，西乡隆盛门下的私学校党，在各地担任区长、户长，由此政府没能在那里推行地租改革与征兵制。明治维新的重任不再由英雄豪杰承担。因此，建立起不依赖各地当权者威信与声望的国家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松田道之

西南战争期间，松田道之代替奔走在京都与大阪之间的大久保利通，和前岛密共同掌管东京内务省。他与各县令联手，防范各地心怀不满的士族与西乡隆盛呼应。同时招募新的巡查，把他们送往在战场上领导警视局巡查队的川路利良等人麾下。可以说，松田道之也与西乡隆盛进行了战斗。只不过他的武器与西乡隆盛的不同，西乡隆盛的武器是部下的爱戴，而他的武器则是通过清晰的逻辑将事物制度化的能力，以及口若悬河的辩才。

松田道之出生在鸟取藩家老的家臣家中，年纪轻轻便前往京都，站在拥戴长州的立场上，与志士们交往。庆应三年（1867），他被擢升为藩直属的家臣，俸禄两百石。庆应四年正月，新政府任命西园寺公望担任山阴道镇抚总督，松田道之在说服藩中众人之后，担任奉迎使，于二月五日将镇抚使迎接到了鸟取。

此后，松田道之出任新政府的征士，担任滋贺县的县令。明治八年（1875），因政绩出色，松田道之被提拔为内务省大丞。当时的内务省没有大辅，在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的领导下，兼作土木头的少辅林有幸及前岛密、河濑秀治等大丞们兼任起各寮（后来的局）的头领，构成管理层。松田道之兼任户籍头，负责制定地方制度。他在内务省就职后，负责的第一件差事便是接待于八日后的三月三十一日上京的琉球使者，向其传达政府的方针：要求琉球实行与日本本土府县相同的藩制改革、使用明治年号、允许学生与刑法负责人上京等。琉球使者称无法立即回答改革职制等问题，之后返回琉球。于是，松田道之于六月十二日从品川出发，七月十日到达那霸，直接向琉球藩王尚泰提出改革要求。除了在东京提出的要求之外，松田道之还要求琉球停止向清朝朝贡，他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但是，从鹿儿岛来的轮船带来了清朝将要派出军舰的消息，琉球藩内部的意见未能达成一致。九月，松田道之空手而归。光靠逻辑与辩才，松田道之没能使得琉球屈服。

“地方三新法”

明治十一年（1878），由伊藤博文担任议长，召集各府知事、县令举行了地方官会，审议了新的地方制度。松田道之负责起草新制度的草案。此次地方制度改革有两个重点：其一，启用郡与区町村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其二，府县设地方税，并设府县会对此实行审议。在明确区分官与民的问题上，上述两点是相通的。

因为当时尚未引入速记技术，所以现场的记录员选取重点笔记组成了此次地方官会议的议事录。依田学海与福地源一郎负责处理这项工作。福地源一郎时任《东京日日新闻》的社长，他在该报上刊登了议事的概况。议事以下述方式进行：松田道之说明草案，地方官质询，松田道之从维持草案的立场上进行答辩。

山口县令关口隆吉发言称：

一般百姓不用区划之名称，唯在官吏区长、户长间通行。无论公私，皆应使用郡町村之区划。（《明治十一年地方官会议议事笔记》乾）

只看资料，大区小区制似乎已经确定，但实际上，它仅为行政相关人员所认知。松田道之也指出，大区小区制既然尚未通行，与其改变不如废止，转而在郡设郡长、郡书记等官员，在町村设民选的户长一职。一直以来，户长被视为准官员，但在新制度中，户长不再是官员了。

原则上，町村应由地方居民协商运营，因此这笔财政来源被称为“协商费”。与此相对，府县的财政来源是地方税。如前文所述，长期以来，当政府下拨的官费与府县征收的各种杂税不足以覆盖支出时，各县可以通过在辖区内征收民费解决困难。大区小区所需的费用，通过在其辖区内征税的方法筹措，但征收内容与顺序各地都不相同，因而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成为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

草案把长期以来以府县税名义征收的各种杂税，也并入了地方税中，但在会议上，有人提出保留府县税，地方税代替民费作为府县会的审议对象，持不同观点的两方对此争论不休。致力于发展生产、振兴工业的山梨县令藤村紫朗，提出了上述方案，与他同样热衷殖产兴业且经验丰富的地方官安场保和、锅岛干、三岛通庸等人表示赞同。正因为他们热衷殖产兴业，所以他们认为，拥有县令能够独自决定用途的财政来源十分必要。

然而，迟到的岩村高俊怒斥这一反对意见为“令人恶心之论”，一时间满场哗然。这一幕让人联想到昔日岩村高俊的莽撞之举，他曾断然拒绝河井继之助提出的中立方案，把长冈藩逼入负隅顽抗的境地，引发了佐贺之乱。最终，草案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府县会对府县的所有财政拥有审议权。

在地方官会议后，这些草案又经过了元老院的审议。七月，政府公布了被称为“地方三新法”的《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与《地方税规则》。

三新法出台后，在地方，官与民之间有了明确的区别。长期以来，区长与户长对下代表“官”，对上代表“民”。自此以后，郡役所成为官方的基层机构，府县会议员成为人民的代表。

顺应文明开化

在会场上关于是否保留府县税的议论呈白热化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议员一行受邀前往赤坂的临时皇居。他们远离会场的喧嚣，悠闲地漫步庭园。依田学海也置身其中。离开皇居后，他拜访了松田道之位于四谷铁炮坂的府邸，一同受邀的还有由第十二代守田勘弥率领的、包括第九代团十郎在内的四名歌舞伎演员。松田道之为了劝说他们改良歌舞伎，特意安排了这次聚会，他指出：“改剧场之旧习，顺应文明开化，演合乎世间道理之事，使高贵之人观之亦无不妥。”

出乎意料的是，参议伊藤博文也出现在松田府中，他讲述了西洋戏剧的魅力，声援松田道之。以此为契机，守田勘弥等人依据政府高官的意愿，开始致力于戏剧改良。六月七日，在新富座重新装修后的开业仪式上，以团十郎为首的演员们身着洋装亮相，他们喝洋酒，吃西餐。洋服逐渐从官员的象征转变为文明的象征。

正式的地方官会议于五月三日结束，五月四日起没有正式的议题，但众人仍举行了与三新法密切相关的地方官职制的内部会议。五月九日，内部会议结束，十日政府在皇居设宴招待了地方官。宴会后，地方官们参观了工部省工作局，依田学海听到关于“近来美国贝尔氏发明之能通话之‘电话’”的说明，他在日记中写道：“工部省占地广阔，机械精妙，实足令人震惊。”贝尔发明电话是明治九年（1876）的事情，那时距此不过两年，而工部省在贝尔发明电话的第二年就引进了这一设备，并特意在地方官的行程中安排了参观工部省的事项，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工部卿是地方官会议的议长伊藤博文。

八个月前，在明治十年（1877）八月二十一日开幕的国内劝业博览会上，器物展作为开化的象征，声名大噪。这次博览会于上野举办，在大久保利通的主导下，由过去曾令西村茂树等人哑口无言的印幡县县令、现内务省劝商局局长河濑秀治，任事务局局长。此次博览会展出了由内务省和工部省提供的象征文明开化的器物，还有区长和户长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工艺品和特产，其目的在于，展示新政府推行文明开化的成果，宣传开化的意义，同时展示各地的新旧物产及其制作方法，向人们传达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信息。

尽管当时仍处于西南战争时期，但还是有很多人支付了十五钱的门票入场观看。依田学海也在博览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前往参观，他在日记中写道：“奇珍异品，令人眼花缭乱，无暇记录。”后来，他不仅又一次前往会场慢慢参观，还让家人也前往观看。博览会的观众除了那些能够直接将参观心得运用于事业之人，还有很多儿童。这些观众不仅看到了开化的成果与日本国内各地物产的多样性，还因人们的创意而大开眼界。在博览会举办的过程中，西南战争结束。随之，包括各地地方官在内的很多人都来参观了博览会。这次博览会成了连接制度维新的时代与即将到来的社会——产业维新时代的重要活动。

会议结束后，多数地方官又在东京逗留了数日，参加了各种活动，如：五月十三日，应福地源一郎之邀约赴宴等。依田学海也加紧整理了地方官会议的日志。五月十四日早六时，福岛县令山吉盛典在返回福岛前，前往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家告别。大久保利通说：

自皇政维新以来，已历十年星霜，然直至去年仍兵马骚乱。不肖利通有辱内务卿之职，尚未一尽己职……今战事平息，故欲于此际勉力贯彻维新之盛意。（《济世遗言》《大久保利通文书　第九》）

大久保利通认为，真正推进维新的构想是在此之后。

大久保利通说这番话的同时，岛田一良等六名士族已经埋伏在纪尾井坂、北白川宫邸后的小路上，准备袭击他。

岛田一良是加贺藩足轻之子，习得西式战术后，晋升为藩常备队的大尉，却因废藩而失去职务。之后，他上京向政府提交建议书，认为政府在佐贺之乱中对江藤新平的处置不妥，并在家乡设立民权组织爱国社的分社。西南战争之际，岛田一良欲响应西乡隆盛的号召起兵，未果。岛田一良以“杜绝公议，压制民权，据政权为己有”（《斩奸状》）为由，与同乡及原本身为巡查的士族一道袭击了政府首脑的代表大久保利通。没有护卫随行的大久保利通与车夫一同遇刺身亡。

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

岛田一良等人在《斩奸状》中要求：“基于御誓文，据八年四月之诏书，改有司专制之弊害，加速兴起民会，采取公议，以隆盛皇统，保国家永存、人民安宁。”

西南战争后，要求开设国会的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在西日本地区，以立志社为中心，各地的士族组织遥相呼应。府县会召开后，议员要求开设国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千叶县山武郡的樱井静，向各地的县会议员邮寄呼吁信，号召全国的县会议员聚集起来，商议开设国会一事。以此为契机，议员要求开设国会的呼声高涨。邮政制度使得这样的活动成为可能。如果想知道府县会议员的姓名、地址并非易事，因此只能把信寄给一些名人，而樱井静的信却被刊登在了《朝野新闻》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政府本希望通过召开府县会，暂时将人民的权益限制在府县会的预算审议权上。但是，作为人民的代表，被选举出来的很多议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报纸的种类和发行量都在增加，这样的动态被报道出来后，各地纷纷建立起或以士族为中心，或以曾担任过户长的富农为中心的自由民权组织。适逢经济繁荣发展，富农手头宽裕，很容易就能筹措出活动经费与上京的费用，这也加快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

明治十年（1877），沼间守一、岛田三郎、田口卯吉等人在东京成立嘤鸣社，他们以《东京横滨每日新闻》作为机关报纸。明治十三年，庆应义塾出身之人以福泽谕吉为会长，加上大隈重信和后藤象二郎，成立了交询社。他们举办演说会、讨论会，发行杂志，努力向地方传播相关知识，为自由民权运动的舆论氛围做出了贡献。许多官员也加入了这两个组织。进入明治十四年，留学法国十年的西园寺公望回国，他与中江兆民等人创办了《东洋自由新闻》，倡导自由主义，令政府首脑震惊。樱井静创办了《房总共立新闻》，民权派的出版活动延伸至地方。

在这样的形势下，明治十三年（1880），三大臣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有栖川宫确定了开设国会的时间，“以国体为本，旁采欧美各国之良制”（《岩仓公实记》），他们决意制定宪法，征求诸参议对内容及步骤的意见。

明治十四年政变

大久保利通殁后，伊藤博文继任内务卿。西南战争前，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离开了政府。当时，木户孝允也已去世，政府内部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大藏卿大隈重信。大隈重信虽精通财政，但这一时期政府的财政状况仍日益严峻。

在纸币大量发行的背景下，经济虽持续繁荣，但纸币价值不断下降，米价上升。地租改革后，农民开始缴纳定额的地租，米价上升，实际税率随之下降，人们在生活上稍有宽裕，因此投资有所增加，消费扩大。当时稍好一些的东西都是进口商品，这也使得进口规模扩大。实施士族授产后，政府的补助金投入了士族创办的公司，促进了这类公司的发展。但士族初涉经济领域，不乏失败者，机械类产品的进口量仍在增加。在贸易上，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给那些无须通过外国商人便能直接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公司，但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公司也多以失败告终。出口增长赶不上进口增长，国际收支逐渐恶化。

为此，大隈重信寄希望于通过发展产业，扩大出口，扭转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他希望能发行外国债券，从海外引入资金，但这一想法遭到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向外国借钱很可能致使日本沦为殖民地。

解决财政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增收地租，但政府在改革地租时，定下了将来要减少地租的目标，并于明治十三年（1880）宣布，五年内使地租保持不变。在民权运动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无法从地租方面下手。

明治十三年（1880）十一月，政府放宽了对地方税的限制，同意增税。另一方面，府县的办公楼和监狱的修筑修缮费、监狱费等，皆由官费改为地方税支付，官费停止向府县支付土木工程费。国家将负担强加给府县。但根据渡边直子的研究，国家与府县的业务分工及费用负担关系由此得到调整，这有利于在财政上实现三新法的地方分权精神。从有泉贞夫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此举尽管增加了府县的负担，但出乎意料的是，很少有府县提出反对意见。各府县能够借此扩大审议范围，所以他们并不反对这一政策的框架，而是就具体问题展开了具体讨论。综上所述，这或许是在民权运动的背景下，最不会招致反对的年支出削减政策了。

当然，仅凭这一措施仍无法解决财政问题。大隈重信于明治十四年（1881）三月与福泽谕吉等人联手，主张开设国会，采取积极的财政论。坂野润治指出，这是因为大隈重信认为，开设国会讨论财政问题能够增税。笔者也持同样的看法。但由于该想法事先没与伊藤博文协商，大隈重信的主张遭到了反对。此时，黑田清隆领导的开拓使虽已超出了规定年限，却为了继续推进开拓北海道的事业，准备将官产出售给萨摩商人创办的商社。围绕这一问题，民权派猛烈地批判了政府。

明治十四年政变前后的参议、省卿

〇代表兼任参议的省卿。尽管他们之上还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右大臣岩仓具视，但仅看这一阶层的领导人，可以说称新政府为“藩阀政府”一点也不为过。

黑田清隆一直支持大隈重信提出的积极财政论，但此时他开始怀疑民权派与大隈重信的关系。同年十月发生了“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重信被赶下台。政变后，天皇下诏九年后要召开国会，新任大藏卿松方正义开始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开拓使出售官产一事被延期，暂时改由农商务省管理这些官产，日后再逐渐出售。政府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开设国会为明确目标，开始调整体制。

第二节　道路县令与民权家

创业公债

明治前期也是道路得到发展的时期。直到江户时代，驮马仍是陆地运输的主力。进入明治时代，人力车才开始普及。肩舆需要两个人抬，人力车则只需一个人就能拉动，节约了劳动力。再加上人力车的座位比肩舆高，坐在人力车上视野开阔，看上去又很新奇，也能体现文明开化的成果，因而人力车得以迅速普及。很多道路都是人力车先通行，随后运货车也可以上路。不管道路如何，只要马匹可以通过，都可以使用驮马运输的方式。与此相对，车辆对道路的宽度、硬度都有一定的要求，而且路面最好没有高低差、急弯、陡坡，因此整修道路成为明治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前所述，明治初年整修道路所需的劳动力由当地居民负担。如果连接两县之间的道路需要翻越山口，便很难使用这种方式修建。明治十一年（1878），政府发行了日本国内第一支公开募集的公债——创业公债，开始规划包括上述道路在内的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如前文所述，由于地租降低，财政收入减少，从第十五国立银行借来的钱又被用于战争，因而为了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政府需要新的财政来源。

创业公债的目的是：

充当开运输之便，奖励农业制造等之资本，使天下万民与士族无论间接直接，或蒙利，或走上自立殖产之路；使诸银行能够发展，以收有所裨益于内外商业等之功效。

创业公债将通过改善运输条件、奖励产业发展，使士族获得经济独立，银行持续发展，盘活了整体的经济。创业公债的资金共计一千万日元，它被分为三份，用于以下三个方面：以士族授产为中心的劝业，完善交通网，开发煤矿等矿山。

交通网上的投资重点是，修建从京都到敦贺的铁路，在宫城县的野蒜修建港口，开凿连接群马至新潟、山形至宫城、岩手至秋田各县的新道路。政府计划以发达的轮船海运为基础，形成全国性的运输网。

通过创业公债规划的交通网

神户至京都间的铁路业已开通，通过把这条铁路延长到敦贺，就能连通大阪与日本海一侧。野蒜是一个新港口，在吸收旧有北上河口石卷港功能的基础上，它可以通过运河，连接阿武隈川，把两者之间的河川船运与轮船海运连通起来。清水越把在河濑秀治县令指导下开凿的人行道路，整修成了车行道，使其连接关东与日本海一侧，而通过信浓川与利根川的船运，即可抵达准备整修的新潟港与东京。东北的两条干道与各县主导整修的道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通过水路把山形、秋田两县与野蒜港连接起来。至此，由轮船海运、水运、铁路、道路组成的全国性交通网络被规划齐全。其中，在暂时没有修建铁路计划的广阔的东北地区，道路的意义尤为重大。

道路县令

说起热心修建道路的县令，首推三岛通庸。由于在都城[5]的政绩出色，明治七年（1874），他在鹤冈士族势力十分强大的酒田县就任县令。明治九年，酒田县扩大成山形县，三岛通庸继续担任山形县县令。

从管理都城时代开始，三岛通庸就重视道路交通，修建新城区，深得民心。明治五年（1872）二月，银座发生大火，大隈重信、井上馨、伊藤博文等人的房屋被烧毁，因此他们计划修整银座一带的道路，用不易燃烧的砖瓦修建房屋。时任东京府知事的由利公正对修整道路表示赞成，但他对修建砖瓦建筑持消极态度。大藏少辅涩泽荣一找东京府权参事三岛通庸商议，三岛通庸立刻表示同意，并为此四处奔走。

在经济上，修整道路将使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但三岛通庸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他更重视此举对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正如芳贺彻指出的那样，重用画家高桥由一绘制道路与桥梁图，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明治十年（1877），山形县修建了一条西洋风格的政府官厅街。通过高桥由一的画，这条官厅街的样貌至今依然清晰可见。明治十五年，三岛通庸调任福岛县令。山形县内的道路修建工作已告一段落，三岛通庸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福岛的两股棘手势力——旧会津士族与在县会势力强大的民权派。在福岛，三岛通庸准备开展与主政都城时代相同的活动，从这一点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维新之举。但是，成为其维新对象的当地民众，已经完成了各自的维新。

三岛通庸最早着手推进的是道路建设。一月，在山形县县令任上，兼任福岛县县令的三岛通庸，派出部下海老名季昌（旧会津藩家老），推进结成会津六郡联合会一事。半个月后，各方达成了修建以会津为中心的“三方道路”的决议。这条道路的修建费以国家援助为主，不过当地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在此后两年内，必须每月参加一次道路修建工作，若不参加，则男性每天须缴纳十五钱、女性每天须缴纳十钱代工费。

三方道路在福岛县内只涉及会津地区，因此只要在该地区内部达成一致即可。所以，三岛通庸召开了由三十四名议员出席的八十六町、四百九十三村联合会。出席的议员包括县会议员与民权家，开会时间仅三天，大家虽然惊异于三岛通庸的强势，但仍通过了决议。庆应三年（1867），海老名季昌曾跟随德川昭武一行前往法国，参加巴黎的万国博览会。后来在戊辰战争中，他又于守城之际被拔擢为家老。回想起把道路建设作为国家事业推行的法国，海老名季昌恐怕也怀抱着同三岛通庸类似的近代化梦想吧。

三岛通庸重用了旧会津士族。据高桥哲夫的研究显示，三岛通庸在福岛县任命了六名士族为郡长，八名士族为警部。他不与民权派势力强大的县会正面对抗，而是主要利用旧会津士族的人脉，在道路建设一事上，使多方意见达成了一致。此外，三岛通庸还向会津士族提议，他们可以利用国家下发的士族授产金，重振旧藩校日新馆，最终该提议获得了士族们的帮助。对于县厅被迁移到福岛、落后于时代的会津地区而言，赞成修路之人其实不仅限于士族。

三方道路写生图　以会津若松为中心向三个方向延伸，故得名“三方道路”。隶属今新潟县的东蒲原郡当时属于福岛县（高桥由一绘，福岛县立图书馆藏）

县会议长河野广中

当时，担任福岛县会议长的是河野广中。河野广中本是三春藩乡士，曾任户长、区长。明治八年（1875），他被县里派去旁听地方官会议。当时，每个府县须派出两名民会议员或区长、户长，前去学习如何议事。明治九年福岛县成立后，他又受到县里的委托，讨论民会草案。在九月和十二月的临时县会之后，明治十一年一月，县会终于正式召开。河野广中从区长变成了负责民会事务的县官员。作为深谙民会事务的专家，他成了福岛县的官员。三新法出台后，他起草的民会规则失去意义。八月，河野广中辞职。

另一方面，河野广中在阅读了由中村正直翻译、穆勒著的《自由之理》[6]后，加深了对民权的认识。在明治八年（1875）召开的地方官会议上，河野广中与上京的各地旁听人员交流。同年，他在石川町建立了名为“石阳社”的民权组织。西南战争之际，河野广中前往高知，询问板垣退助对局势的看法，此后他致力于在东北地区建立自由民权运动组织。明治十二年十一月，他参加在大阪召开的第三次爱国社大会。会前，他在土佐确定了同板垣退助等人的立志社联手的方针。此前，河野广中在三春藩招募义勇兵倡导归顺官军时，与担任官军参谋的板垣退助接触，后来义勇兵被收编成官军，河野广中与板垣退助由此结缘。

因此，尽管河野广中以东北地区为活动基地，但他很早就开始与板垣退助等人联手。明治十三年（1880），河野广中参加了在大阪召开的国会期成同盟[7]成立大会，与立志社的片冈健吉一起，作为开设国会的请愿代表，前往东京，成为全国闻名的民权运动家。明治十四年二月，河野广中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选举为县会议员。

富农民权

在戊辰战争的战场上，板垣退助与河野广中联手攻打了会津。在会津士族中，除了一部分下级士族，其他人出于感情因素，并没有选择与他们携手开展民权运动。会津的民权运动采取了“富农民权”的形式，即以户长等富农阶层为中坚力量。如上文所述，宇田成一等会津地区的户长于明治十一年（1878）在喜多方成立了爱身社。从县会开设时起，宇田成一就担任议员，并向县会提交了议案。

宇田成一的建议包括：民选户长的工资，从地方税支出改为由协商费支出；由地方税负担的郡长不再是官选，而是改为在民选基础上由地方官批准；修建国道的费用不再由地方税支出，改由官费支出。这是在充分理解松田道之构想的三新法精神基础上提出的议案，在理论上更是彻底地实践了其精神——区分官民。不论河野广中还是宇田成一，都是充分体会政府提出的理念后，选择站在了自由民权立场上的区长、户长。

宇田成一等人于明治十五年（1882）二月设立了自由党会津分部。长妻广至的研究显示，包括宇田成一在内的许多民权家，在初期议会中都对道路建设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如在山形县，人们认为建设道路能够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联合町村会之所以同意三岛通庸的要求，或许也正因如此。

明治十五年（1882）四月七日，新建的议事堂开始召开县会，提交的预算案额度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三岛通庸没有出席会议。由于联合町村会已通过了三方道路建设的决议，且郡长、警部多由与三岛通庸有渊源的鹿儿岛县士族担任，因此县会中的民权派直截了当地表现出了对轻视县会的三岛通庸的不满。从高桥由一的那幅画上的政府官厅一条街中并无县会议事堂也可窥见，此时的三岛通庸并不认可县会制度本身。对此，河野广中以“既设立此会议代表公议，则据其舆论实施政略方为明智之举”，批判了三岛通庸的态度，他主张否决地方税预算案。会津士族出身的议员以“我等代议士为辖下人民之幸福，议定地方税收支预决算”为由，主张应该进行审议。最终，县会通过表决，否定了预算案，其中二十三票赞成，二十二票反对，结果仅一票之差。

根据规则，三岛通庸向内务卿山田显义提出了按照原方案执行的申请。内务卿要求他把前一年增加的预算额压缩一半后再次提交申请，随后命其执行。县会的表决仅有微小差别，但内务省的裁定相当于折中处理了县令与县会的意见。由此可见，内务省相当重视县会的意向。

福岛事件

六月二十九日，三岛通庸公布了三方道路线路的调查结果，下令征收五月到七月三个月的代工费。还没开始施工就要缴纳代工费，且夫妇两人一共要缴纳七十五钱，这对当地民众来说是相当重的负担。因此，部分地区，特别是被排除在规划线路覆盖范围以外的地区，爆发了反对运动。与此同时，一部分会津士族于翌日成立了日本立宪帝政党，在八月十七日三方道路动工仪式的第二天，袭击了要求再次召开六郡联合町村会的宇田成一等人。宇田成一不仅因此负伤，还被迫写下“这是自己做坏事的后果，并非受害者”的字据。在这样的形势下，当初反对征收代工费的户长，态度多转为赞成征收。

夸口县内没有纵火犯与自由党的三岛通庸，在县会召开前的三月规定，即使是不以谈论政治为目的的集会也要申报，以防止假借其他名义召开政治集会。六月，政府修改集会条例，规定各政党有提交党员名单的义务，禁止设立地方分部，禁止政党间相互联结、通信。为应对这一举措，自由党福岛分部正式解散，改称“无名馆”。在镇压自由党的同时，三方道路的建设也在强行推进。

宇田成一等人前往东京，在自由党代言人（后称律师）的建议下，他们向若松治安裁判所，提交了耶麻郡五十八村三千九百四十九人与福岛县令间的“调解申请”，采取在审判结束前不出工的态度。但是，裁判所以不接收面向地方官的调解申请为由，驳回了他们的请求。十一月十七日，郡长在新合村没收了拒绝出工之人的财产，进行了公开拍卖。民权派向喜多方警察署申请保护财产，并指出这是非法行为，却反被郡长诉以诬告罪，郡长更以“尚未提起诉讼就收每个人十钱诉讼费属欺诈”为由，逮捕了包括宇田成一在内准备再次提起诉讼的人。

反对派的农民们于二十八日聚集在弹正原，蜂拥至喜多方警察署。巡查以此时人群中有人投石为由，拔刀相向，致使一人受重伤。此人是与反对派无关的围观群众，因此不能据此认定这是有组织的袭击。一个月后，太政官才允许普通巡查佩剑，在中央看来，在这样的时刻挥刀实属鲁莽之举。

另一方面，民权家遭受暴力镇压的消息传出后，自由党从东京派出不惜采取暴力手段的壮士前往会津。以高知士族为主的壮士，没有出现在喜多方，而是留在了新合村。翌日清晨，旧会津士族担任临时巡查的巡查队包围并逮捕了这些壮士。十二月九日，三岛通庸以他们所写的日志等处有指代天皇的电报暗号（隐语）为主要依据，向政府报告了发现“政治犯”的事件。尽管河野广中没有直接参与会津的道路修建，十一月十一日，他还在为启程出国的板垣退助与后藤象二郎送行，未对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在三岛通庸的指示下，他仍然被捕了。

高等裁判所与地方的司法程序

匆忙之中，来自东京的法官赤司钦一来到了若松裁判所。若松裁判所以“内乱罪”的罪名把河野广中等五十七名自由党相关人员移交东京高等裁判所，高等裁判所判处其中三十人一年到七年的监禁、徒刑，判罚响应起义的其中三百二十三名农民缴纳罚款。

高等裁判所以无名馆的盟约书上写着“吾党以颠覆自由公敌之专制政府、建立公议政体为己任”为由，起诉河野广中等加入盟约的六人，对其余五十一人免予起诉。

把发起骚动的农民说成是政治犯，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人们认为在若松被判处实刑的人所犯之罪行比被移交高等裁判所的人轻，只让前者服刑于理不合，因此其中多数人通过向大审院检事长紧急上诉而被无罪释放。河野广中等人作为颠覆国家罪的主犯被判处死刑，因只是阴谋，没有预备，减刑二等，又因情节减刑二等。刑罚的等级分为死刑、无期流刑、有期流刑、重监禁、轻监禁，从死刑减刑四等变为轻监禁，刑期在六年到八年之间。除河野广中获刑七年外，其他人都被判处了六年的轻监禁。在可能的范围内，这是最轻的量刑，也算勉强保住了宣称他们是政治犯的三岛通庸的颜面。

当时的最高裁判所由来自大审院与元老院的法官组成。在法庭上，自由党的代表律师大井宪太郎、星亨等人展开辩护，他们主张条件不足不能立案。通过法律保护民权，是民权派的基本立场之一，他们的工作与声望成为自由党的一个支柱。像他们这样精通外国法的在野之人十分珍贵，担任律师的收入丰厚，他们能够为培养壮士提供资金，支撑自由党的发展。

三岛通庸对东京的审判结果不满。宇田成一等五十一人的无罪判决一下达，他立刻表示，发布县会否决预算案的理由书是对官员的一种侮辱，并以此向福岛轻罪裁判所提起诉讼，逮捕了理由书的执笔者及宇田成一等同意否决预算案的县会议员。

宇田成一察觉到了危险，遂逃走。此后，县会每年都按照草案表决通过土木费用的预算。同年开始实施的《治罪法》在完善司法制度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直委托地方官执行的司法警察事务，此后被裁判所收回，发放传票等文件成为法官的工作。不过，实际的执行过程并没有完全按照法规行事，如：县的警部等人有权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发放传票等文件，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掌握法律知识的司法官不足。

福岛事件后被紧急派出的赤司钦一法官，此前为工部省的官员，这一年八月他刚被调职担任法官，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做出符合三岛通庸要求的判决后，他作为三岛通庸的继任者就任福岛县令。司法制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地方裁判所却尚未建立起一种体制，能在政治事件发生后抵抗手握实权的地方官的压力，而只能容忍县令专制。由于司法独立性太差，又缺乏相关人才，所以难以通过司法制止官员对民众任意采取行动。

第三节　《军人敕谕》

西南战争与参谋本部

西南战争是征兵制军队与士族军队之间的战争。

明治政府军有近一半是征兵制军队，在参谋兼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看来，这一比例还应该有所提高。明治十年（1877）二月十九日，在征讨总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带领下，山县有朋与海军大辅川村纯义一同被任命为参军，他负责指挥政府的陆军从福冈方面进攻已包围熊本城的西乡军。当时，熊本城由镇台司令长官谷干城、参谋长桦山资纪守卫。然而，负责打头阵的乃木希典指挥的步兵第十四连队，于二月二十二日被西乡军打败，军旗被夺。

想当初，这面军旗是天皇当着看到布告前来的老百姓的面，亲手赐给明治七年（1874）新编制的连队的。此后，它一直被视为象征着陆军部队团结的圣物。那时，各镇台把以士族兵为中心的部队编成大队，把由征兵制招募的新兵组成的部队编制成连队。军旗是征兵制军队的象征，军旗被夺一事恐怕是乃木希典一生的憾事。对于致力建立征兵制军队的山县有朋而言，军旗被夺一事更是失策，这令人质疑其方针的正确性。

此时，参议兼开拓长官黑田清隆提出，从背后进攻西乡军，他在三月十四日与山县有朋一道被任命为参军。鹿儿岛出身的大佐堀基准、准少佐永山武四郎带领的屯田兵及大警视川路利良手下的巡查队前往增援。随后，陆军也从和歌山至山口的各个地区征集有军务经验的志愿兵，将其派往战场。

黑田清隆上任后，指挥权一分为二，各种士族兵纷纷进入战场。这一切想必让山县有朋心中十分苦闷。战争结束后的明治十一年（1878）十二月，山县有朋设立了掌握军队指挥权的参谋本部，就任本部长。这种做法从制度上确保了指挥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不过在此之前，征兵制军队曾两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也是官与民、太政官与被征兵者之间的激烈碰撞。

征兵制的危机

如前所述，政府在实施征兵制之际，只编制了征兵连名册与免服兵役连名册，陆军通过检查征兵连名册上的人，征集常备兵与补充兵。随着企图逃脱兵役的人逐渐增多，免服兵役的条件也越来越严格，身高的最低要求也从最初的五尺一寸降到了五尺。因此，直到明治十年（1877），被编入征兵连名册的人员都保持了一定的数量（见图）。

然而，在明治十一年（1878），被编入征兵连名册的人员数量骤减，就连充实常备兵都变得十分困难，这是因为战争时期采取了允许养子等免服兵役的措施。在与西乡军战斗的过程中，政府军死伤不断，为了让民众更容易接受征兵制而设立的免服兵役条款与所需征兵数量之间微妙的平衡被一举打破。对陆军省而言，重建这一平衡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

就在此时，征兵制军队与太政官之间突然爆发了更加直接的冲突。近卫炮兵队的下级士卒在杀害了队长与值周士官后开炮，他们蜂拥至太政官，这就是“竹桥事件”。泽地久枝经过详细的调查后，写了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描绘的就是明治十一年（1878）八月二十三日发生的这一事件。事件源于人们对服兵役，以及所获待遇的不满。

近卫兵本是明治四年（1871）鹿儿岛、山口、高知各藩向东京派遣的御亲兵，翌年改称近卫兵。之后，近卫兵从镇台兵中选拔人员进行了补充。通过征兵制进入镇台部队的士兵自明治八年（1875）四月开始被编入近卫炮兵队。东京镇台辖下的第一批征兵在服役两年后被编入近卫炮兵队。成为近卫兵后，再服役五年，可免服后备役。镇台兵服役期为七年，其中常备兵三年，在家服后备役四年。而一旦被选拔为近卫兵，则须在镇台服役两年，在近卫服役五年，在军营中的时间是前者的两倍以上。

建立亲卫部队的目的有二：一是从征兵中选拔精英，让他们承担护卫天皇的光荣任务；二是建立比最多只服役三年的镇台兵更加精锐的部队。如政府所愿，近卫兵在西南战争中成为征兵制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竹桥事件的原因

然而，近卫兵的付出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回报。西南战争后，政府论功行赏，但仅限于大尉以上的军官，并未惠及下级士卒。打完胜仗就应获得奖赏，这是武士阶层典型的思维方式。在缔结《江华条约》之际，品川丸为了给黑田舰队补给煤炭，前往朝鲜，船上的四等水兵永江松右卫门于十月十日因“跟随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前往朝鲜，尽心尽力”获得了五日元赏金（《公文录》，海军省，明治九年）。暂且不论金额多寡，由此可见最下级的水兵也得到了赏赐。正如永江松右卫门身为鹿儿岛士族象征的那样，论功行赏是士族集团军队的规矩。与此相对，为国效忠则是山县有朋想要建立的征兵制军队应尽的义务，死伤能够得到补偿，但立下战功不应要求赏赐。

另一方面，军官得到了奖赏，这是天皇基于臣子的功劳给予的奖赏。文官也获得过相应的赏赐，在欧洲亦是如此。从与文官的对比可见，那时赏赐的范围仅限于高级官僚——大尉以上级别的奏任官。通过事件发生后井上毅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件可以看出，当权者似乎认为，赏赐士兵是没有必要的。同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以军人为终身职业的军官不仅薪俸高，还能获得赏赐。与他们相比，被征召入伍的士卒虽然尽了人民的义务，却什么也得不到。尽管政府认为征兵比士族出身的壮兵更加服从纪律，但政府却没有重视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后的感受。

目前能够确认的是，政府只给了凯旋的士兵以下两项赏赐：战争期间的五月十八日发放了一日元，以及明治十年（1877）十一月二日，在京凯旋各部队列队仪式时，每人发放了十钱酒菜钱。后者甚至不及搬运工一天的收入。另一方面，在征兵制背景下，本已被压得很低的薪俸，由于西南战争后节减经费的缘故，又被平均降低了5%。其中，近卫炮兵因原本薪俸较高，二等兵的日薪从七钱七厘降至六钱两厘，减少了约20%；近卫步兵从五钱五厘降至五钱，减少了近10%。镇台兵没有被减薪；镇台炮兵从五钱降至四钱九厘，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由此可见，近卫炮兵爆发动乱，可以说是必然事件。

事发前夕，由于事情有所泄露，暴动的士兵没能获得炮弹，原以为会起义呼应的其他部队，也没有举事。蜂拥至太政官、皇居所在地即现在的迎宾馆门前的士兵，被近卫步兵逮捕，一人当场自杀。包括意图响应的近卫步兵、镇台炮兵在内的五十五人被处以死刑，除此之外，有一百一十八人被流放十年，有一人被无期流放。近卫炮兵大队半数以上的下级士卒遭到流放。政府意欲通过严厉的处罚，树立军纪。

另一方面，士兵的待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明治十一年（1878）末，政府赐予参加西南战争的士兵奖牌。明治十二年三月，天皇亲临第一批征兵退伍的“近卫各部队退伍仪式”，赐予每人两日元五十钱的酒菜钱。此后，这项活动也成了一个传统。

修订《征兵令》

明治十二年（1879）十月，政府修订了《征兵令》，这是为了应对征兵制军队面临的危机。此次修订的内容，主要是缩小因户籍、体格而免服兵役的范围，并首次征召原来没有的辎重运输兵。

包含预备役在内，政府计划征召十五万名辎重运输兵，人数是参战士兵数量的两倍。在军事上，正如西冈香织指出的那样，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西南战争之际，负责运输的军事勤杂人员薪金高涨，以此为中心的辎重费占到了陆军军费的四成以上。同时，在军事领域官方应对民众的历史上，这件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一方面，这项政策使被选为士卒的人感到自豪。一直以来，征兵的对象都是身高五尺以上的人，与此相对，辎重运输兵只需要从身高四尺九寸以上的检查对象中挑选，其地位比士卒稍低一些。此次修订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征兵不考虑体格，不过士卒是从征兵对象中被精选出来的、体格较好的人。后来民间流传着“辎重运输兵若算士兵，蝴蝶蜻蜓也属鸟类”的说法。通过设置比士卒级别更低的辎重运输兵，被征兵的士卒可能会产生“我是被挑选出来的人”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运输兵被征召后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即可回乡，还有很多人虽被列入军籍却没有受到征召，他们的实际负担很小，这让人觉得被选为运输兵也是件好事。

此外，这项政策还有助于消除士卒与军夫之间的收入差距。西南战争时被征召的镇台兵虽然得到了加薪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待遇，但其日薪也不足十钱。而在后方运输货物的军夫，其日薪则能达到七十五钱，前往战场后每天能获得一日元二十五钱（三月九日之规定《征西战记稿》下）。若是让武士上战场、农民当军夫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武士能得到常年禄，还可根据战功获得赏赐。但是，被征召的士兵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却只能获得一点微薄的收入，而同村免服兵役来当军夫的人，却比他们赚得更多，这令他们难以接受。西南战争时期的陆军体制，完全没有考虑到被征兵士卒的感受。

征兵对象与征召人员　明治十三年（1880）到明治十七年，免服兵役人员是作为第二预备役存在的，明治十八年到明治二十二年他们被延期征召。明治十三年有十一个月在征兵，明治二十年两次征兵（数据来自《陆军省年报》《帝国统计年鉴》）

近卫兵从入营两年后服役五年，变为入营半年后经过选拔服役三年。虽然入营时间比镇台兵长半年，但能够换来“通过选拔护卫天皇”的荣誉，相信他们尚且可以忍受。通过此举，近卫兵虽然选拔自全国各地，但其熟练程度却与镇台兵相差无几。比起训练熟练的近卫兵，政府优先解决的是平等承担服役义务的问题。

通过修订，征兵制再一次成为容易被人民接受的制度。不管在什么时代，为了处理不同于最初构想的事态，或是解决最初即被忽略的问题，都需要调整制度。但在那个时候，直到人民通过竹桥事件来表达不满，政府才开始真正处理这个问题，这不禁让人感受到那时官民之间的遥远距离。

《军人训诫》

虽说陆军法制规则渐次就绪，但只关乎形式，至内部之精神则未发达之事犹多。

这是明治十一年（1878）十月，竹桥事件发生后不久，陆军内部颁发的《军人训诫》中的一段文字，它表现了日后被批判为“精神主义”的帝国陆军在这一时期对自身的认识。《军人训诫》由说明性的文字构成。

维新以来，幸逢开明之治，不论何种人民皆可列入军籍。此在三民，可谓庆幸。而今之军人，纵使非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须习武家之道以示忠勇，此自不待言。

随着士族兵时代的逝去，政府开始要求征兵制军队的士兵具备武士精神。

《军人训诫》草案　由西周起草，明治十一年（1878）以《军人训诫》之名由山县有朋颁布。开头写道，陆军为“采海外之所长”新建而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军人训诫》以忠、勇、服从为军人之本，并将这三点定位为“三大元行”。《军人训诫》与《征兵告谕》都引用了西方谚语来说明“服从”：“正如西人所云，服从如建构大厦高堂时黏合砖块之石灰。”

《军人训诫》称：“遵守此规定之人，必能成为令人称誉之模范，得众人信赖钦慕，及自身之幸福。”《军人训诫》提出端正言行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这一点与《学制》相通，采用了明治初年以西洋为模板的启蒙主义式解说法。

《军人训诫》的执笔者是在《明六杂志》上倡导使用罗马字的西周，他比山县有朋年长九岁，时年四十八岁。西周为津和野藩医师之子，在幕府的蕃书调所工作后，留学荷兰，两年半后的庆应元年（1865）年末回国，担任幕府开成所负责人。幕府垮台后，他跟随德川家移居沼津，担任德川家兵学校的负责人。明治三年（1870）九月，经由胜海舟引荐，他进入兵部省任职，参与起草《征兵令》。在当时的陆军省文官中，他身居最高位——四等（相当于大佐），负责引进西方军制，建设征兵制陆军。

《军人敕谕》

《军人训诫》作为军人的基本精神存在的时间很短。明治十四年（1881），在开设议会的敕谕被颁布时，参议联名上书天皇，请求天皇亲自鼓舞振作陆海军。明治十五年一月四日，政府颁布《军人敕谕》，取代了《军人训诫》。

《军人敕谕》由山县有朋提议，西周起草，起草参议联名上书文的井上毅修改，最终由福地源一郎誊写了全文。拥有三次出洋经验的福地源一郎，理解西周的想法，加之他长期从事新闻写作，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经过他润色的《军人敕谕》直到军队解散那天，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军人敕谕》以“我国军队世为天皇所亲御”开始，提出“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强调军队是天皇的军队。随后谈及古代征兵制，因为“古之征兵者消灭于无形，转而为壮兵，以至于武士兴焉”，所以尽忠尽节与武勇并非武士独有的节操。

“夫既享生于我国，其谁复无报国之心”“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惟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须知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另有“夫武勇为我国古之所重，凡我臣民自非武勇不可”。《军人敕谕》认为忠节与武勇是日本人普遍具备的特质，必须保持下去。政府以四民之别消失为前提，创造了与新的国民军队相符的民族性神话。

过去引用西洋谚语说明的“服从”被改为“礼仪”，《军人敕谕》指出“须知下级者之承上命，实无异承朕命”，它打着天皇的旗号解决问题。

《军人敕谕》继承了《军人训诫》的忠节、礼仪、武勇三项，又加上信义、俭朴两点。在“信义”项中，后世难以理解的“苟一旦冒昧轻诺，以致进退维谷，莫知所从”“英雄豪杰，每因重私情之信义而遭杀身之祸以致遗臭万年者亦复不少，可不戒哉”，是为了提醒军人勿忘竹桥事件与西南战争的先例，谨言慎行。

那些过去被与个人幸福联系在一起、加以个人主义式说明的规则，在《军人敕谕》中被国家本位式的说明取代：

此五条为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易行且易守。愿汝辈军人善体朕意，谨守此道，以尽报国之忠。是此岂独日本全国苍生欢欣鼓舞，即朕亦为之欣慰焉。

遵守天皇所说的“天地之公道”是理所应当之事。这样一来，全体国民都会欢欣鼓舞。从这里“天地之公道”的用法可以看出，御誓文中所说的以“破除旧有之陋习”为标准的“天地之公道”，并非指一部分人所说的“国际法”，而是指世界共通的常识。

军人《读法》与民权

明治四年（1871）十二月以后入伍的军人，在宣誓时使用的是军人《读法》。与《军人敕谕》相对应，政府也修订了《读法》。原来的《读法》开头即指出军队“第一是为了发扬皇威，坚固国宪，保护国家万民”。修改后的《读法》则指出，军队是“为了发扬皇威，保护国家”而存在的。稳固“国宪”即国家体制，以及保护万民，成为内务省的职责，而军队存在的意义则是维护皇威、保护国家。

此外，修改后的《读法》在结尾处还增加了下述过去没有的说法：

除以上所提内容外，违犯法律规则，获罪于国家，有辱祖先，玷污家声，遗臭后世，不仅为其一人之耻辱。获重罪者将被剥夺天赋之公权，失去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之各项权利。

以此来严厉警告军人切勿违反规则。谋反自不必言，如果犯下严重的罪行也将会被驱逐出军队。初期，征兵主要担任下级士官，有些人害怕服役期限延长，便故意破坏规则或逃离部队。如果不利用法律限制人们的行为，那么政府将无法维持征兵制的军队。

一旦入伍就能获得“天赋之公权”这一点引人深思。人拥有天赋之公权是民权派的主张。正如《征兵告谕》所示，政府把征兵制解释成，人们想要拥有原来武士才享有的权利，甚至更大的权利所需付出的代价。既要让人们理解服兵役的义务，也必须让他们意识到其所享有的权利。实际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民权派肯定了征兵制，批判了逃避服兵役的人。

壬午事变

政府在最初实施征兵制时，谨小慎微。一开始，征来的兵只负责守卫本辖区，伴随着许多免服兵役条款的出现，明治十年（1877）至明治十四年，征兵制开始扩张、加强。同时，当权者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为被征兵者着想。明治八年修订征兵制时，“守卫所辖镇台，充当地方守卫”的表达被保留下来，而更加具体的“辖区内的守卫”的说明则被删除。另一方面，“外寇来袭或战时编入军队，或担任守卫，或为远征军”也被加入了国民军的说明，这使得成为“远征军”的可能性被隐晦地表达了出来。明治十二年的修订则只规定了常备军“负责所辖镇台”，征兵的目的不再受到限定。

然而，是否能够顺利按照制度组建征兵制军队，特别是能否让预备、后备军（明治十二年修订时分成上述两种）参加对外作战尚不明确。而壬午事变解决了这个问题。

壬午事变爆发于明治十五年（1882）七月二十三日，朝鲜军队杀害日本人军事顾问，发动政变，日本公使馆被迫全员撤离，十二名日本人死亡。日本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八月允许召集预备军，由九州第六军管负责。这次明治政府不仅召集了编入常备军的预备军，也召集了没有接受过军队教育的预备辎重运输兵。政府内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必须报复朝鲜，为此清朝可能横加干涉”……在可能派兵海外和发生对外战争的背景下，征兵一事将如何发展变得备受关注。

明治十五年（1882）八月十六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征兵结果：

关于熊本镇台此次临时召集预备兵与辎重运输兵一事，本担心兵员托病，或假称失踪逃避征召，故与警察协商，严格执行，以期解决。未曾想召集之命下后，即刻前往镇台者络绎不绝，截至五日上午已达五百余人。

八月二十三日，《东京日日新闻》的“社论”指出，“日本固有之元气不曾为制度之改革所消耗，隐然存于人心，遇事乃知有发扬之处”，举出西南战争中官军英勇战斗，各县有志之士响应号召的事例，“今九州各县之预备兵又迅速应征，更为确证”“为我国家实为可贺之事”。

此事证明了征兵制军队可以被用于对外战争。同时，它也确认了在对外关系紧张之时，征兵制的范围能够被轻而易举地扩大。从此，日本开始梦想立足于征兵制，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从这时起，直到明治二十二年（1889）修订为止，日本政府不断地扩大了征兵制的范围。

因壬午事变引发的同清朝的紧张关系，使得日本意识到有必要扩充海军与商船队。陆军随着部队的扩大，也开始真正推进海岸炮台的建设。由于财政紧缩，各项预算不断被削减，只有军事费用不断增加。政府表示，节约经费是为了扩充军备，并以此来说服因削减预算而遭受损失之人。

[1]私学校，1874年西乡隆盛下野后在家乡鹿儿岛创建的学校。

[2]御用挂，由宫内省等任命负责某项工作的人。

[3]韭山笠，用纸捻编成后以黑漆制成的小型斗笠。

[4]昌平黉，亦称“昌平坂学问所”，日本德川幕府直辖的高等学校，江户时代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

[5]都城，宫崎县西南部的市。

[6]《自由之理》，今通译为《论自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72）。

[7]国会期成同盟，为要求开设国会而结成的政治组织，前身为“爱国社”，明治十三年改称国会期成同盟。

第五章
整顿内政，增加民产

第一节　造船业与外国人

柯比之死

明治十六年（1883）十二月八日，一声枪响打破了横滨外国人居留地的宁静。查尔斯·爱德华·柯比（Edward Charles Kirby）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五十七岁。柯比并非明治初年日本常见的“御雇外国人”，他是在日本经营企业的企业家。柯比在神户经营的造船厂——神户铁工所，正在建造日本海军第一次向民间造船厂订购的大和号军舰。神户铁工所是当时日本国内工人数量第二多的造船厂，仅次于横须贺的海军造船厂。神户铁工所在建造“铁骨木皮”的大和号的同时，也在建造日本国内的第一艘真正的铁制轮船。

日本率先在一战期间实现自给自足的重工业是造船业。二战后，日本的造船数量一度达到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这一成绩。在日本造船业发展的初期，外国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和同时代中国的香港、上海一样，外国人经营的造船厂林立在通商口岸的景象，对即便不是攘夷派的当地人而言也是噩梦一场。柯比之死象征着日本人与外国造船家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希望能在日本经营造船业的外国造船家，第一次来到日本是在安政六年（1859），即日本开放通商口岸的那一年，地点是在长崎。两名英国造船工匠通过英国领事提出了建设船坞的申请。不论是轮船还是帆船，对于光凭人力无法将其拖至岸边的大船而言，若要打扫船底、维修检查，最好的办法即是把船拉进船坞，用坞门封锁入口，再用排水泵将船坞内的水抽干。在新开放的港口经营船坞，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事业。当时，香港和上海也陆续出现了外国人经营的船坞。

大和号军舰　大和号与同在横须贺建造的姐妹舰武藏号作为测量船活动的时间较长，日本海的中央堆（海底浅的地方）上留有大和号的名字（出自海军文库《大日本帝国军舰帖》）

不过，幕府并未批准此事。尽管英国领事一再强调船坞的必要性，但幕府方面仍以“将自主修建船坞”为由，拒绝了上述申请。在此前的安政四年（1857），幕府从荷兰聘请了十一名技师和熟练的工匠，建设作为造船厂、修理厂的长崎制铁所。幕府主张在此修建船坞，无须外国人插手。横滨的外国人也屡次向幕府提出修建船坞的申请，但幕府方面也都以“将在横须贺造船厂修建船坞”为由，拒绝了他们。横须贺造船厂是庆应元年（1865）年在法国人的指导下建立的。

明治四年（1871）二月，日本国内第一个船坞在横须贺开业。翌年，工部省造船头平冈通义提出申请，希望能在长崎修建船坞、在神户建造修船架。平冈通义认为，居住在长崎、神户的外国人，企图拓展造船业务，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恐将独占相关业务，届时凭借日本人民的力量将无法与之抗衡。

在海运业、造船业近代化的过程中，船坞不可或缺，但日本民间没有修建船坞的能力，政府也不希望外国造船业者来修建船坞。因此，从幕府到新政府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即依靠国家力量完善包括船坞在内的造船厂。如前所述，在新政府的职能机构中，负责处理这项事宜的是工部省。

工部省

除了造船，工部省还负责管理铁路、矿山、电信、灯塔等业务。美国曾提出要修建铁路的申请，但新政府此后一度决定要通过英国人雷筹措修建铁路用的资金，不过由于担心主导权被英方掌握，新政府后又解除了合约。最终，日本政府决定从英国系的东洋银行贷款，在政府的主导下推动铁路的建设。

矿山领域也出现了引进西式技术和依赖外国商人筹措所需资金的动向，比如佐贺藩与格洛弗商会合资开发了高岛煤矿。在电信领域，欧洲的通信线路铺设到了长崎，他们向政府申请“若日本方面不在国内铺设通信线路，希望把海底电线铺设到横滨”。此外，推进灯塔建设也是来自欧美的要求。

在这些领域，日本不得不在技术方面依赖欧美国家，不过，尽管外国技术专家、进口材料与机械设备必不可少，但新政府却可以通过全权管理推进建设，以此来防止主导权被外国掌控、权益被剥夺，以确保开化能在政府的主导下向前推进。从长期视角看，新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从短期视角看，新政府这样的做法肩负着它向人们宣告新时代到来、提高威信的使命。新桥至横滨铁路的开通，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明治五年（1872）九月十二日铁路开通仪式之际，刚刚从“御亲兵”改名为“近卫兵”的部队，仅留下一个大队负责皇城警卫，其余人员全部出动，四大队在横滨，五大队在新桥，其余大队皆在皇居前列队。除此之外，东京镇台的步兵也列队在幸桥至新桥之间。近卫炮兵在日比谷练兵场前，鸣了一百发礼炮。明治天皇在近卫骑兵队的护卫下，乘坐马车前往了新桥站。

停泊在品川海面上的军舰鸣了二十一发礼炮，海军军乐队在新桥站演奏，大街上挂满了灯笼，烟花绽放。明治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与军队演出，庆祝象征着文明开化的铁路终于开通。明治政府希望借此表明其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并展示其所取得的成果。许多人为了体会何为文明开化，像天皇一样乘坐火车，享受着在新桥与横滨之间往来的乐趣。

新桥站　明治五年（1872），新桥——横滨的铁路开通（出自《东京汐留铁道馆蒸汽火车候车图》，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当时，桦山资纪身在东京，他在为入侵台湾而四处奔走。在铁路通车仪式结束五天后的日记中，桦山资纪这样写道：“午后四时，自新桥停车场乘火车赴横滨，购衣物，进午餐。午后六时，乘车返回东京。瞬间往返。”（《西乡都督与桦山总督》）桦山资纪第一时间乘坐火车，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他特地前往横滨购买的，想必是西装。午餐想来也是西餐。虽然有一些鹿儿岛士族批判火车是无用之物，修建铁路是一种浪费，但对桦山资纪而言，铁路、西装都是象征着新时代的好东西。这种感觉，或许正是他没有变成不满的士族，而始终站在政府立场上的原因。是否乘坐火车，成了开化与守旧的分水岭，铁路的新颖与便捷则成了现代化的助推力。

轮船的时代

在铁路之前，象征着现代化的是轮船。佩里率舰队叩开了大门后，日本国内开始尝试制造小轮船与西式帆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政治、军事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进口轮船。

截至庆应四年（1868），幕府与各藩进口了超过百艘的轮船，它们被用于运输包括军队在内的人员，这也是幕末维新时期政治局势迅速变化的原因之一。戊辰战争之后，各藩仍旧继续购买轮船。明治三年（1870）前后，军舰被进献给了新政府，统一收编海军。用于运输的藩属轮船，也大都在废藩置县后，同债务一道被上交给了新政府。

明治五年（1872），新政府组建了日本国邮便蒸汽船会社，把政府拥有的十几艘轮船出售给该公司，交由其运营。其中，多数船只已老朽不堪。废藩后，曾在土佐藩负责购买、运营轮船的岩崎弥太郎，购买了官方出售的轮船。岩崎弥太郎于明治六年创办了三菱商会。新政府为开展灯塔业务，进口了现在仍保存在东京海洋大学的明治丸等船只。与此同时，新政府还完善了开拓使的船队，用于开发北海道。另一方面，很多日本人也利用外国轮船往来于通商港口之间，如：得到美国政府援助的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Pacific Mail）就在函馆、横滨、神户、长崎之间开通了定期的航线。

明治丸轮船　明治九年（1876）七月十六日，天皇乘坐该船从青森前往函馆，二十日返回横滨。昭和十六年（1941），天皇归航的二十日被定为“大海纪念日”（东京海洋大学提供图片）

明治七年（1874）入侵台湾之际，新政府使用了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的纽约号与英国轮船。利用外国船只入侵台湾遭拒后，政府转而采取购买轮船的办法，一共购入了十三艘轮船。

蕃地事务局局长、推行轮船购买计划的大隈重信提议，最初购买的两艘轮船可在满载士兵驶往台湾后，继续在清朝本土、清朝治下的台湾岛，以及日本列岛之间航行，运载民间乘客、货物，以获取运费收益，推动贸易发展。随后，大隈重信意识到，清朝方面态度强硬，根本不是发展贸易的时候，于是他转而提出“出师海外之议”，主张在清朝做好准备前开战，先发制人。同时，大隈重信又以“就近日形势观，船舶之用为第一”为由，继续购买轮船。和谈成立后，“为备后日之用”，大隈重信也没有停止购买船只的步伐（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近代日本海运生成史料》）。然而，最后十三艘船中只有七艘开赴台湾，其中三艘还只航行了一次。以入侵台湾为名，大隈重信购买的轮船数量超出了实际需求。

入侵台湾之事告一段落后，大隈重信购买的轮船队被移交给大藏省管理。大藏省照会各县，希望它们用轮船运输作为税金收缴上来的大米和其他商品，外国船只只能出入通商口岸，但日本船只只要地形允许，即可在全国任意港口停泊。此外，轮船比日本船的载重量大，如果不把货物摆放整齐，运送效率将变得很低。而如果能将货物与由政府负责搬运的贡米打包起来运送，则轮船的优势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大隈重信还利用这些轮船开通了前往上海的定期航线。明治八年（1875）二月三日，第一艘船从横滨出发前往上海。上海是中国的门户，同时也是日本与欧洲之间定期航线的中转站。正如古田和子的研究结论所显示的那样，来自欧洲的进口商品也是经由上海市场进入日本的。因此，开通前往上海的定期航线，是支持日本商人开展海外贸易的重要一步。大隈重信利用入侵台湾的政治需求，建立起了商船队，并以此作为发展日本国内现代化海运业、发展海外贸易的手段。和建立国立银行制度一样，这些政策也是为了先建立起“外墙”。

三菱

为入侵台湾而购买的商船队被委托给三菱运营。明治八年（1875）九月，政府把十三艘船无偿赠予三菱，并向其发放了运营补贴，但政府的条件是：发生战争之际，船只收归政府所有；保留上海航线；培养船员；无偿运送邮件等。此外，政府解散了业绩不佳的日本国邮便蒸汽船会社，收购了它的十五艘轮船，也将其无偿赠给了三菱。同时，政府借给三菱五十万美元，用以收购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在上海航线上的设备和三艘轮船，因为它们在该航线上与三菱存在竞争关系。

三菱收购了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的上海航线的第二年，三菱与新开通上海——横滨航线的英国半岛东方邮轮公司竞争并获胜，独占了通商口岸间的定期航线。西南战争期间，征用自三菱的四十四艘船只，成为政府军的运输主力。凭借政府支付的运费等，三菱在明治十一年（1878）获利超过一百二十万日元。通过向政府贷款，三菱又购买了十艘轮船。西南战争后，三菱在海运事业方面占据了垄断地位。三菱的活跃使得全国的流通体制迅速开始以轮船海运为主。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在被暗杀前夕，大久保利通提出，此前十年为“兵马骚扰”的时期，此后十年为“整顿内政，增加民产”的时期（《济世遗言》）。整顿内政的中心是“地方三新法”，增加民产的重点则是第四章所论述的通过创业公债所推动的一系列事业。不过，通过创业公债发展包括道路、水运、铁路、海运在内的全国性交通网络的构想，正是以兵荒马乱中发展起来的轮船海运为前提，逐步实现的。

另一方面，三菱此前是依靠与大隈重信的关系发展起来的，对三菱而言，明治十四年（1881）的政变之后，大隈重信的下台成了其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第二年的壬午事变使政府再次感到有必要在军事上发展轮船，但这次，政府没有选择援助三菱。因不满三菱独占海运，三井与涩泽荣一等人在明治十三年（1880）成立了东京风帆船会社。随后，政府整合了东京风帆船会社与购买了开拓使船队的北海道运输会社，由此成立了共同运输会社。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出资援助该公司购买新的船只。

明治十六年（1883）一月开业的共同运输会社，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与三菱展开竞争，为降低海运费用做出了贡献。明治十八年九月，这两家两公司合并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大隈重信失势”这一偶然事件导致的，但人们对三菱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政商”（作为民营企业独占了利益的个体经营者）受到政府最大程度保护的批判。将民营企业转变成像日本邮船会社那样，任何人都能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开设议会之前，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

小轮船与其建造

从日本国邮便蒸汽船会社、三菱会社、共同运输会社，到日本邮船会社，能够调拨大型轮船的公司虽不断变化，但轮船仍需依赖国外进口。由工部省的长崎造船厂建造、共同运输会社接手的小菅丸，是唯一的例外。小菅丸是一艘落后于时代的木船，它的造价高昂，所以此后再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在此领域，国内造船厂的主要工作还是修理船只。因此，对于造船厂而言，完善用来修理船体的船坞是最重要的事情。

西南战争后，日本国内建造了大量的小型轮船，这些小型轮船主要被用于运输濑户内海上的人员。濑户内海的海运要求船只能在小港口之间频繁往来。因此，数十吨至三百吨规模的小轮船最为合适，这些船只即由日本国内的造船厂建造。大型轮船装载普通货物航行之余，返航时如果能顺便绕行欧洲，就可以解决费用问题，但小轮船绕行不仅十分危险，还必须装载超过承载量的煤和水，所以小轮船不能兼作商业航行使用。

日本国内的造船厂内设有机械工厂，还拥有很多习惯使用木材建造船体的造船工匠。因此，日本国内的造船厂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建造了很多船只：在官营造船厂建造，或是在民间的小型造船厂建造，然后安装官营造船厂的发动机。就在濑户内海上的小轮船不断增加之际，经济危机来袭。明治十七年（1884）五月，五十五名船主联合创办了大阪商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旗下拥有九十二艘轮船，其中最大的轮船有五百三十五吨的吨位，而仅有两艘轮船被确认是进口船只。

加上后来新增的船只，如表格所示，截至明治十七年（1884）年末，在这些船只的生产厂家中，造船最多的是工部省的兵库造船厂和柯比经营的神户铁工所。大阪商船会社成立时，各船主用轮船实物出资，由中立的政府技师对每一艘船实施检查，给出评估价，平均一登记吨位（纯吨位）折合约一百零一日元，工部省兵库造船厂建造的船只，评估价为九十七日元，长崎造船厂建造的船只，评估价为一百一十四日元，而神户铁工所建造的船只，能达到一百六十八日元。由此可见，柯比造的船只备受好评。

九年后的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末，当初大阪商船会社的九十二艘小轮船，大部分被拆毁、转卖，最终只剩下了十九艘。神户铁工所建造的船只，绝大部分都被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其在大阪商船会社的口碑非常好。然而，也正是大阪商船会社，将柯比逼入了困境。

由于没有加入大阪商船会社的竞争者众多，大阪商船会社在清理公司内部船只的同时，还得投入比竞争船只性能更加优越的船只。因为缺少资金，大阪商船会社向政府寻求三十万日元的贷款。政府没有直接给予现金支持，而是将工部省造船厂建造的船只以分年付款的方式出售给了大阪商船会社。当时，工部省的造船厂正苦于订单不足，这样一来大阪商船会社就无法继续从柯比处购买船只了。

明治十七年年末在濑户内海上航行的小轮船的建造年代与建造地点

大阪商船会社最初有九十二艘船加盟，其中中村新次郎四艘，尼崎伊三郎三艘。①代表三轩荣太郎和三轩荣次郎（引自《明治的机械工业》）

柯比的局限性与遗产

庆应元年（1865）柯比从宁波乘船来到横滨。他曾当过杂货商，做过面包，也曾从事过建筑业的工作。明治元年（1868），他进军神户，在西南战争时期开始经营神户铁工所。

明治十三年（1880），政府制定了出售官营工厂的方针，柯比曾前去打探能否购买兵库造船厂，但随后政府以“不许售予外国人一事自不待言”为由，在《工厂出售概则》中增加了禁止把工厂出售给外国人的条款。政府本就是为了阻止外国人扩大经营，才整顿官营造船厂的，如果让它们落入外国人之手，一切便都是徒劳了。在大和号之前，明治十三年（1880）六月，柯比从工部省铁道局接到了生产航行于琵琶湖上的小轮船的订单。政府作为订购方，恰当地评价了柯比的能力。但是，柯比的工厂并不在为兴建日本国内民间造船业而制定的造船奖励政策范围内，如果大阪商船会社能够用自有资金建造新的船只，那么柯比接到这些订单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高，想必他本人对此亦抱有期待。然而，由于大阪商船会社不得不仰仗政府的保护，因此满足造船奖励政策的要求被放在了首位。

实际上，此时柯比已经开始着手为大阪商船会社建造价格适宜的铁制轮船了。这是因为就算订单额再高，仅凭建造大和号这一项工作，工厂的经营也仍然难以为继。后来，在柯比死后，这艘船被大阪商船会社的竞争对手接手，被命名成了朝日丸。明治四十四年（1911）造船协会刊行的《日本近世造船史》对这艘船第一次航行的情况做了如下描述：

成绩颇佳，初次航行既已博得好评，船主接获诸多来自各地之贺电，令时人感动不已。

当时大阪商船会社的大部分船只都是木船，它们并没有规模这么大的铁船。凭借朝日丸，濑户内海的海运迎来了铁船时代。工部省的造船厂负责制造以分年折价方式出售给大阪商船会社的船只，但它们没有建造铁船的设备。兵库造船厂接受了因出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慌乱的大阪商船会社的请求，购齐了这些设备。以此种形式获得购买设备的预算，或许正是工部省采取分年付款方式的意图所在。

神户铁工所被海军省收购，因为在外汇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扩张军备，海军省在大和号之后，仍想建造其他的军舰。后来，神户铁工所所有的设备都被转移到了吴海军工厂[1]造船部。上述的《日本近世造船史》评价了在英国技师的指导下，于建造铁船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神户铁工所的作用：

此等技师主要指导邦人工匠，讲授铁船建造技术，故对我造船界贡献颇大。在此处养成之工匠他日分赴各地，执斯界之牛耳。

明治二十年（1887）大和号完工，它被交到了第一任舰长少佐东乡平八郎的手中。昭和二十四年，在海军第二代大和号沉没四年后，大和号退役，其服役生涯比柯比的寿命更长。

外国造船家们的兴产

柯比的去世并不意味着外国经营者的绝迹。外国船只频繁往来的横滨就有很多外国人经营的造船厂。这些造船厂虽然没有船坞，但它们一度林立于外国人居留地的东端和堀川沿岸。明治二十年（1887），三家主要的造船厂合并，横滨造船铁工株式会社成立。横滨造船铁工株式会社邀请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与半岛东方邮轮公司的代理人担任董事，直至外国船只到访量锐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公司才改为交由日本人经营。

曾在柯比手下工作的亨特，于明治十四年（1881）在大阪成立了大阪铁工所，并于明治十六年建起了小型的船坞。亨特利用他与日本妻子所生之子的名义，使其产业看起来并非外国人在经营。但是，由于经营状况不佳，亨特的公司于明治十七年一度破产，第二年才重新开业，因为大阪商船会社需要这个位于其航路起点、拥有唯一一个船坞的机械修理工厂。大阪铁工所初期最大的客户正是大阪商船会社。

明治二十一年大阪商船的航线

重新开业后的大阪铁工所雇用了日本的技师。通过从英国进口原材料、引入新技术，亨特活跃于造船界，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经营才能。大阪商船会社以分年付款的方式，从官营兵库造船厂购买了铁制轮船，其造价约为一登记吨位三百日元。明治十九年（1886），兵库造船厂被租借给川崎正藏，变成了川崎造船厂，即现在的川崎重工。但改为民营后的兵库造船厂造价继续上涨，于是承租兵库造船厂的川崎正藏调整了经营方针，如：让在官营时代八九点上班、下午三点半下班的办公室人员，与工匠一起于早晨五点三十分上班。因为继承了分年付款出售船只的合约，川崎造船厂无须降低价格为大阪商船会社生产铁船。

到了明治十八年（1885）年末，大阪商船会社的业绩开始有所提升，终于能够自主订货。亨特向大阪商船会社提供了一登记吨位一百五十日元的钢船，价格仅有川崎造船厂的一半，性能还比铁船更加先进。川崎造船厂不得不采取降价措施应对。至此，五百吨位以下的国产船变得比进口船便宜。被出售给三菱的长崎造船厂于明治二十一年购入了用于生产钢制轮船的设备。长崎造船厂以每吨两百日元的价格，卖了三艘六百吨级的轮船给大阪商船会社，但前提是三菱提供贷款作为造船资金。以建造大阪商船会社所需的最大规模、最先进的船只为竞争舞台，日本的造船业得到了发展。

三菱与外国人

明治十七年（1884），三菱从工部省接收长崎造船厂，并派遣在本公司修理厂工作的外国人对其实行改革。工部省时代的长崎造船厂，虽然开设了船坞，但在修理大型船只方面仍无法与香港、上海的造船业者抗衡。三菱的船只也需使用上海的船坞。此外，在制造中小型机械方面，因工期长、价格高，长崎造船厂的订单总被曾在此工作、掌握技术后独立的中小铁工业者抢走。而且，工部省内部的三池煤矿也独立建造了机械工厂。此外，在建造大型木船小菅丸时，因实际花销大大超过预算，三菱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持续亏损。

明治八年（1875），三菱与外国人经营的、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造船厂祥生船厂合资，在横滨成立修理厂。在三菱派往长崎造船厂的七个外国人中，有四人来自祥生船厂。三菱与祥生船厂的合作只持续了四年，此后这四人一直留在横滨，运用他们在中国积累的技术、经营方面的经验，以及指导日本工匠的实操经验，帮助长崎造船厂改革。经营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即是预估船舶的修理价格，该工作由从祥生船厂、三菱转到大阪铁工所的经理科德负责，他建设的船坞为大阪铁工所打开了一条生路，其账本也由外国人按照西方簿记的方式记录。在建造第一艘钢船时，科德雇用了在神户铁工所积累过经验的日本工匠。

作为官营事业，造船业的设备得到了完善，加上人才的培养，以及技术、经营方面得到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经验丰富的外国人的支持，日本的造船业由此奠定了基础，并在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迎来了企业成形。与中国不同，这些企业大半由日本国内的资本控制，这是政府直接介入并鼓励轮船海运业发展的结果。这不仅限于造船领域，各领域都出现了真正投入资本并参与自由竞争的企业。此后，日本进入了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

第二节　企业勃兴

松方通缩

明治十五年（1882）至明治十八年，日本的经济持续不景气，人们称之为“松方通缩”。“松方通缩”的名字，是为了强调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是由大藏卿松方正义整顿纸币造成的。当然，这种结果并不是松方正义的个人责任，它也并非单纯由财政政策引发。

由于国立银行券等不兑换纸币的增发，明治十四年（1881）纸币贬值，一日元八十钱的纸币只相当于一日元银币。由于地租用纸币收缴，因此纸币贬值导致政府的年收入减少，这影响到了依靠定额公债利息生存的士族。为改善财政状况和救济士族，政府必须提高纸币的价值。到明治十八年年末，纸币几乎与银币等值。这是因为自大藏卿大隈重信的时代开始，日本推行的便是财政紧缩的政策。同时，明治政府通过提前收缴地租，消除年收入与年支出之间的时间差，节约了已发行的纸币。明治十四年，纸币流通量从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万日元缩减至八千八百三十四万日元。

削减财政支出导致官营矿业与土木工程行业规模缩小，政府对士族授产事业的补贴减少，由此便引发了各行各业的不景气。根据室山义正的研究显示，因投机而高居不下的米价开始因为提前收缴的地租而下降。明治十三年（1880）、明治十四年高涨的米价从明治十四年年末开始走低，到明治十六年、明治十七年，米价几乎只剩明治十三年、明治十四年的一半。米价暴跌致使农民的消费减少，这一影响又继续波及了其他的各个行业。

另一方面，从明治十五年（1882）开始，法国的经济出现衰退。明治十七年，欧洲整体的经济也不景气。这大大影响了以养蚕、缫丝为首且在不断扩大的出口业。这种情况致使出口量减少，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以银币计算，但银币只能在通商港口使用，因此生产者会把银币换算成纸币收取货款。政府整顿纸币后，纸币升值，生产者的实际收入便随之减少。此次经济不景气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真正弄清楚它产生的具体原因，但它招致的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米价高涨，明治十四年（1881）一度降低到11%的实际税率，到明治十七年又升高到了24%。考虑到近世“四公六民[2]”的地租水平，24%的税率并不算高，但因为人们在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后，收入又骤减了，这使得人们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出口相关产业与农村需求的支撑下，不断发展的各产业生产者为扩大生产选择了贷款，另一部分人则因政府要提前收缴地租，通过贷款来纳税。最后，这些人都因无法还钱而陷入了困境。

日本银行券开始发行时的一日元银币（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藏）

通货紧缩导致纸币升值，这对持有纸币的人而言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对于借入纸币必须偿还的人而言，他们的负担却大增。在米价与出口商品价格开始下跌的阶段，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因而想通过借钱来渡过难关。不料价格连续下降了三年，这一局面使得很多人无力应对。明治十七年（1884），尽管粮食歉收，但米价却仍然低迷，这导致农村人民的生活陷入了贫困。

困民党

明治十七年（1884）前后发生了一系列被称为“负债农民骚乱”的事件。其中，政府出动镇台兵镇压的“秩父事件”最为有名。虽然这些事件并没有发展到武装起义的地步，但各地都还是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与运动。长期以来，这些运动被认为是自由民权运动渗透到农民阶层的案例，但近年来，安丸良夫和贺卷孝雄否定了它们与民权运动的关联。安丸良夫和贺卷孝雄强调，虽然不能否认，农民们对自由党抱有期待，但这些运动却是与民权运动不同的、基于农民独特的价值观发生的运动。

这一系列的骚乱表明，为负债所苦的农民不满于袖手旁观、没有作为的政府，他们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如前文所述，土地所有权在地租改革后被确定下来，这其中包括自由处理土地的权利。此后，政府始终根据契约与法律处理相关问题，若无法纳税和偿还借款，只要能通过民事诉讼手续，确定事实关系，原则上借款人的财产便可以被公开拍卖以抵偿债务。

然而，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近世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困难时获得帮助是“人情”，负债越多的农民越发认为，把借款一笔勾销或只分年偿还本金，是政府的“仁政”。这一时期，农村中的很多借贷关系想必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被处理的。为此，有很多地主因借钱给农民而失去了土地，甚至破产。不过，也有人不认同这样的传统。

其中的代表之一，便是征收定额地租的国家，另一个代表则是被负债农民骚扰的目标——放贷公司。明治十年（1877）至明治十四年，国立银行迅速增加，几乎与此同时，放贷公司也出现了。一部分放贷公司由未能进入国立银行的士族，以金禄公债为本金创办，大部分的放贷公司由商人与富裕的农民设立。债务人如果拖延还款，放贷公司将立刻采取法律手段，或是威胁贷款者要采取法律手段以收回贷款。放贷公司遵循政府的方针做生意，但农民却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合理，因而集体前去与他们交涉。若交涉失败，农民就会采取武力解决问题，如“武相困民党”事件便是如此。

政府也并非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据丹羽邦男的研究，从明治十五年（1882）到明治十八年，在民事诉讼中被判破产抵债的案件虽然超过了六万件，但在同一时期，通过调停达成和解的案件则多达一百七十九万件。

调停是裁判所采取的一种调解方式，由法官或三十岁以上的助理法官（根据明治十七年的规则）阅读书面证据，在听取双方的口头说明后，提出不让负债方破产抵债、采用其他方式偿还的条件。当然，债权人若不同意，可以起诉。不过，在这一时期，裁判所原则上还是会先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下，双方才会付诸民事诉讼。一个人只能破产抵债一次，而通过调停达成和解，则没有次数限制。达成和解与破产抵债的案件数量，相差近三十倍。这也说明去裁判所并不意味着会被迫破产抵债。

针对农民缴纳地租困难的问题，明治十三年（1880）政府出台了“备荒储蓄制度”。各府县的府县会审议具体办法，利用从国库领取的资金及土地所有者的出资，自行储备。若农民因受灾到了不出售土地房产就无法缴纳地租的地步，政府可以动用这笔储蓄贷款给农民。明治十六年至明治十八年，共计二十一万人因无法缴纳地租，财产遭到拍卖。根据长妻广至的研究显示，明治十五年至明治十八年，共有二十万人通过该制度借到了地租钱，十五万人获得了补助。虽然该制度还不足以称为“安全网”，但为了不让农民的不满情绪动摇国家体制，政府采取了一定措施。经济不景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经过这一过程，人们在经济方面加深了对新官民关系的理解。

“官”没有一味地对负债人实施仁政，而是通过建立备荒储蓄制度，采取调停等方法要求债权人让步，让经济上宽裕的民众根据自己的判断救济负债人。备荒储蓄制度由“民”在府县会审议，基本上维持该制度的费用由民众负担。“民”的财产权没有被“官”侵犯，经济活动由民众自己负责运行。官民之间达成的这一共识，成为人们投资新事业的前提。

企业勃兴

在国际银价持续走低的形势下，到明治十八年（1885）年末，银币与纸币之间不再有差价。日本银行于明治十八年五月开始发行能够与银币交换的兑换银行券。明治十九年一月开始，政府的纸币可以与银币交换，日本成为银本位制的国家。

当时欧美国家采取金本位制，而亚洲的贸易以银本位进行。通过确立银本位制，日本国内的货币价值得以稳定，人们能够安心地开展投资活动。在此前后，银价相对金价缓慢下降。到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从银本位制转换为金本位制时，金银的兑换率只有明治四年“新货条例”规定的二分之一，即新货条例下的一日元金相当于明治三十年的两日元金。经过半个世纪，日元汇率降低了一半，这种情况带动了出口的增长。

纸币能够与银币兑换后，日本的经济开始好转。明治十八年（1885）及其之后的两年，粮食持续丰收，这种情况本来会导致米价下跌，但由于粮食用于出口，日本国内的米价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为此，农民的消费扩大，而在经济不景气时购买了土地的地主，也开始有余力在其他领域投资。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被称为“企业勃兴”的事件。在明治十八年（1885）至明治二十二年的四年间，日本的矿业生产增加了1.5倍，出口增加了1.9倍，除银行外各种公司的公开资本增加了3.4倍。出口导向型的矿业生产规模扩大，该领域内更多的公司成立了。截至明治十八年，公司的资本金有一半以上属于以国有银行为中心的银行。而到了明治二十二年，非银行公司的数量达到了银行数量的两倍以上。从只有“外墙”——阪谷芳郎所说的银行制度，到开始在墙内盖房，日本建立起了公司形态的近代产业。

日本银行与最早的日银券　被称为“大黑札”的十日元纸币。（《日本银行落成之图》与纸币皆由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藏）

明治二十一年（1888）十月十六日，《朝野新闻》刊登了社论《于我邦作业上之二三观察》，这是昭和时期农相、工商相兼藏相的政党政治家町田忠治二十五岁时写的评论。这里的“作业”用后来的话说，就是“产业”。町田忠治这样说道：

关于作业之政策非公平无私则不可，非确定不动则不可。不公平则难免利少数而害多数，不确定则民心迟疑，缺乏选择职业之基础。

要令需投资的事业繁荣，不能只给予一部分从业者特权保护，而要采取公平的政策，并且要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将来也不会发生改变，政府应在大范围内长期投资那些能带来企业勃兴的产业。此外，不仅要稳定货币的价格，还要使人们相信，政府产业政策的公平性与稳定性。

株式会社之父——涩泽荣一

日本的株式会社制度引进自西方。明治四年（1871），大藏省向各府县下发福地源一郎节译的西方经济书籍《会社弁》，还有涩泽荣一以在西方的见闻为基础写成的《立会略则》，以督促设立会社形态的银行、商社。根据马场宏二的研究显示，幕府统治末期的荷兰学学者用“会社”一词指称“学会”“同业公会”等组织，到这一时期“会社”开始被政府用作“共同出资的企业”之意。明治五年年末的《国立银行条例》提出了新的会社概念，出资人只承担有限责任，即作为股东的出资人，在会社破产时，只损失本金，无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率先尝试设立工业会社之人是涩泽荣一。一方面，他在大藏省负责普及会社组织。另一方面，明治五年（1872）六月，他与井上馨等人一起提出了设立抄纸会社的申请。这一时期，日本开始采用活版印刷，但和纸只适用于手写，不适用于油墨印刷，更难堪两面印刷的大任。因此，人们对西洋纸的需求高涨。

在平野富二等人的努力下，印刷机得以实现国产化。适逢政府需要印刷大量的通告，活版印刷事业飞速发展。但制造西洋纸需要昂贵的进口机械，于是涩泽荣一试图让当时负责兑换大藏省货币的小野组、岛田组、三井组与自己的代理人一起共同出资，成立资本金十五万日元的会社。在成立申请书上，该会社请求政府机关从自己这里购买所需的西洋纸。由此可见，涩泽荣一最初是希望建立一个与政府密切关联的特权工厂。

不过，明治六年（1873），涩泽荣一与井上馨等人一同辞官后，大藏省设立了纸币寮抄纸局，开始制造纸币及其所需的印刷用纸。因会社名称类似，抄纸会社于明治九年更名为制纸会社。因负责人的更换导致特权保护的愿望落空，这种情况与明治十四年的三菱相同。此外，明治七年政府突然命令货币兑换负责人增加抵押，未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小野组和岛田组破产。

依赖政府开展经济活动，势必会因政府改变方针而受到影响。抄纸会社的资本金已经缴纳，于是涩泽荣一只好令其亲任行长的第一国立银行提供资金。明治八年（1875）十二月，抄纸会社勉强开业。第二年起，因接到改革地租所需的地券用纸的生产订单，抄纸会社开始赢利。此后，为了从外国进口大型机械，人们开始成立会社形态的工厂。但在这一阶段，如果不是涩泽荣一这样的政府相关人员，恐怕是无力开展这种事业的。

士族授产会社

明治十年（1877）前后开始，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系列以士族授产为目的的会社，前文所述的国立银行有一大半都属于这种性质。士族们以金禄公债为本金，创建了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府县获得了政府的补助。

就出口生丝的缫丝行业而言，明治五年（1872）在涩泽荣一等人的努力下，官营富冈缫丝厂成立了。从法国进口的铁制缫丝台、锅炉、蒸汽机等象征着文明开化的机器，被摆放在官营富冈缫丝厂砖砌的工厂内。各地的士族也纷纷成立会社，在授产资金的援助下，与此类似的小工厂陆续建立。拿纺织行业来说，明治十一年大久保利通向内务省申请，建立了两个有两千锤规模的纺织厂。此后，在政府的援助下，又有十五个同等规模的纺织厂建成。政府保护这些行业，是为了士族授产，以及振兴地方的棉花种植业。

官营富冈缫丝厂　为方便采光设计的高天花板和大玻璃窗、铁制的机器设备、宽敞的空间，官营富冈缫丝厂的构造极具官营工厂的特色（石黑敬章藏）

通过直接授产给出资人或从业人员，以及振兴养蚕、种植棉花等地方相关产业的间接授产行为，各地建起了会社形态的工厂，以此来救济士族。当然，士族以外的阶层也加入了这些工厂，地方产业的振兴同样使士族之外的阶层受益。不过，政府在一个地区只会补贴一家会社，政府并不打算振兴其他的会社，以使其展开竞争。在这一阶段，政府虽说在向全国各地分配资金这一点上做得相对公平，但对企业家而言，政府的行为还是称不上公平的。

华族的资金

如前文所述，在旧大名华族获得大笔资金的时期，涩泽荣一从中斡旋，计划集中二十五家华族的资金，收购新桥至横滨间的铁路。这一计划最终因金禄公债的发行而夭折，但涩泽荣一重新规划了自己已经筹措起来的资金。明治十一年（1878），他以六十万日元为本金，成立了东京海上保险会社。当时大载重量的西式帆船与轮船已被普遍用于航海，如果不购买海上保险，遭遇海难时，船主必将遭受惨重的损失，这令船主无法安心。此外，为加快资金周转，开展以货物为担保的押汇业务也变得必要起来，而这也需要保险。

海上保险将轮船这一新兴技术与经济活动做了结合，在这一点上，海上保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三井和三菱的岩崎弥太郎，以及各港口海运业者资金的支持下，以华族的资金为主、不属于某个特定会社、没有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共保险会社成立了。

已筹措到手的华族资金还有剩余，因此涩泽荣一于明治十三年（1880）开始计划成立本金为二十五万日元的纺织会社。明治十六年，大阪纺织会社开业。据高村直助的研究显示，该会社虽然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开业，但它一开始就给股东发放了高额的分红，股东根据配额增资。到了明治二十二年年末，该会社的实缴资本已达一百二十万日元，成为引领企业勃兴的会社。

明治十九年（1886）三月，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大阪纺织会社的股票，达到发行价格的三倍，原始股东们卖掉部分股票，用获得的利润增资，于是大阪纺织会社的股东增加。最初，大阪纺织会社的华族控股率可达38%，到了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末，华族的控股率已下降至11%。大阪纺织会社的成功，成了企业勃兴的绝佳先例。以大阪为中心，纺织会社相继成立。

铁路会社与纺织会社齐头并进，成为企业勃兴的中心。这一领域的先驱是日本铁路会社。明治十四年（1881）一月，安场保和等有志官僚，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议，利用华族资金建设东京至青森的铁路，岩仓具视采纳了这一建议。同年十一月，日本铁路会社成立。

吉井友实从工部大辅（工部省次官）转任日本铁路会社的社长，他划分出五个施工区域，承诺如果明治十年（1877）至明治十五年间，日本铁路会社的利润达不到投资额的8%，则政府将补贴其中的差额。根据星野誉夫的研究显示，按照原计划，华族应出资二百五十八万日元，但是由于华族当时的资产大部分都集中在第十五国立银行，所以这其中的一百三十万日元由第十五国立银行出资。日本铁路会社以规划路线周边地区为中心，募集股东，其最初筹集到的资金并未达到预期的数额，但在开业后，从明治十六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铁路会社分红10%，股价逐渐升高。

明治十八年（1885）年末开业的阪堺铁路于明治十九年分红7.3%。在福冈县县令安场保和的建议下，政府修改了长期以来干线需由官方铺设的方针。同年，两毛铁路会社、九州铁路会社获得了政府的认可。第二年，山阳铁路获得认可。根据同年五月公布的《私设铁路条例》，以会社形态推进铁路建设成为一项制度，由此铁路会社纷纷成立。

在企业勃兴期，会社形态的企业以由华族资本为主成立的会社为榜样，不断涌现。除垄断性质的铁路会社外，其他会社并未受到政府的保护。明治二十二年（1889）与宪法同时颁布的《会计法》规定，会社以政府筹措为原则，展开竞标。因财政紧缩政策而减少的士族授产资金，也在开设议会前以偿还或放弃的方式得以解决。以长崎、兵库的造船厂为首的官营工厂，也改出租成了出售。因即将召开议会，政府不得不采取公平的政策。以此为制度背景，以自由投资为支柱，企业勃兴起来。

企业勃兴的技术

除了制度框架的建立，技术的发展也是企业勃兴的背景。

根据玉川宽治的研究显示，在大久保利通的建议下成立的有两千锤规模的纺织厂，进口了适用于加工美国产长纤维棉的机器，但这些机器并不适用于加工短纤维的日本棉。由于没有聘请外国技师，纺织厂花了很大的工夫才发现这一问题。为此，大阪纺织会社聘请山边丈夫考察英国的纺织技术，进口了适用于加工较短纤维的印度棉纺织机器，并使用了比日本国产棉更便宜、纤维更长的中国棉。除此之外，山边丈夫还聘请了英国技师，让他们指导如何安装和操作这些机器。通过将工厂规模扩大到一万零五百锤，蒸汽机的效率得以提高。于是，纺织厂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了技术人员身上。

根据高村直助的研究，在大阪纺织会社开业前，就已有部分两千锤规模的工厂开始使用中国棉了。它们采用了日夜两班倒的工作制，这种工作制度能够成倍地提升机器效率，从而使得设备的投资回报率更高。大阪纺织会社获得成功后，多数两千锤规模的工厂也开始采纳上述工作制度。作为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将经济利益摆在首位，在学习英国的同时，也汲取了两千锤规模工厂的生产经验，发展起了日本的纺织技术。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末，包括规模扩大到三万锤的大阪纺织会社在内，规模有八千锤的纺织会社已达十家。其中，由规模两千锤的工厂发展而来的会社有四家。此外，还有五家规模在一万五千锤以上的会社准备开业。在这十五家会社中，有八家会社都位于大阪。

在缫丝行业，机器缫丝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采用机器缫丝的工厂招聘了很多的缫丝工人，工厂靠动力卷取生丝，用蒸汽加热浸泡蚕茧的水。如此一来，缫丝工人只需要专心找到蚕茧的线头，将它接到已有的线轴上，并不时操作阀门、调节锅炉的温度即可。水车、蒸汽机与供给蒸汽的锅炉在动力方面支撑了这一技术的发展。

多数利用士族授产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会社，都做了与采用机器生产的富冈缫丝厂大致相同的尝试。许多农民模仿富冈缫丝厂，建设工厂，他们会将蒸汽动力更换成水车、人力，用大锅代替锅炉，使用木质缫丝台，等等。从向全国普及技术的层面上说，富冈缫丝厂做出了贡献。但从数量上说，后者的贡献则更大。农民的工厂最初使用的是做饭用的铁锅。明治十二年（1879），长野县松本的铜器制造者丸山弥平与缫丝家二木立造合作，他们使用进口的薄铁板成功制造出了西式的锅炉，该锅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得到了推广。

上述锅炉最多只能供六十名缫丝工人同时使用，因此它也限制了此后数年小缫丝工厂的规模。到了明治十九年（1886），这种锅炉被改良为多管半通式，它能够同时供三百人使用。在企业勃兴的时期，以诹访地区为中心，使用这种锅炉的缫丝工厂增加，这一情况推动了缫丝业工厂制和工业化的发展。

采取日夜两班倒的工作制后，纺织业的劳动时间虽然只有十二小时，但深夜工作与日夜轮班致使劳动者的负担加重。人们把机械效率放置在首位，并据此决定了人的工作方式。除纺织业之外，缫丝业的工作时间同样很长。明治十九年（1886），甲府的缫丝工厂爆发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工厂劳资纷争。这源于该缫丝工厂把山梨县蚕丝业公会规定的十五小时工作时间——凌晨四点半到下午七点半，延长了一小时且还不向工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时，甲府有三十八家职工在三十人以上的缫丝工厂，其中有三十一家的工人每年工作一百五十天。上述引发纷争的工厂想让工人像在短暂的农忙时期那样拼命劳作。

两种产业类型的意义

以纺织业与缫丝业为代表，两种充分利用新技术的产业类型同步发展，这是日本企业勃兴与以此为起点的产业革命的原动力。纺织业界进口了适合日本使用的西方机械，并采用会社的形态发展，从“直接照搬西方”这一点看，纺织业可被称为“移植产业”。造纸业、铁路业、外国航线海运业等也属于此种类型。缫丝业借鉴了西方工厂的模式，使用日本国内能够制造的机械，主要以私人企业的形态运营。产地织物业与集中在大阪商船旗下的濑户内海的轮船海运业与此类似。煤炭业则两种类型兼而有之。

煤炭业导入的新技术主要是蒸汽泵与卷扬机。蒸汽泵用于排出矿坑内涌出的地下水，卷扬机用于搬运沙土、煤炭。明治初年，与外资合作开发的高岛煤矿率先引进了这些机械。明治十年（1877）至明治十九年，在工部省的推动下，这些机械逐渐国产化。明治十八年年末，在工部省被撤销后，三池煤矿被移交给大藏省管理。为获得外汇，三池煤矿增加了产量，并引进了功率更大的进口机械，以“移植产业”的形态发展。同一时期，筑丰煤田则主要依靠国产蒸汽泵、卷扬机和当地人开发煤矿。

当时，可以设置在矿坑内的小型泵，开始取代自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安装在竖坑坑口的大型泵。筑丰地区大规模使用这种小型泵，使得资金不足的人也可以从事煤矿开发事业。中小煤矿一般需要一台卷扬机和几台泵。泵的数量必须根据采掘的进度、突然漏水等情况随时追加，所以采煤地区如果需要保证泵的供应顺畅，就必须聘请那些在工部省的长崎造船厂，阪神、东京地区的官营或外商经营的大工厂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熟练工匠，以满足生产需求。

在诹访的缫丝业界，会有熟练的工匠自己开业制造锅炉。官营工业培养了很多这种类型的熟练工匠。以此为背景，在这一时期，传统的产业也开始导入机械生产。诹访最大的缫丝家片仓家与筑丰当地的煤炭业者贝岛家，召集来大批工匠，这些工匠率先在当地定居、开业。由此可见，深知熟练工匠的重要性并有能力把他们召集起来的地方有志之士是何等重要。

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也在通商港口建立起大规模的缫丝工厂和纺织工厂，但只有日本把技术加以改进并迅速推广，使其运用于各行各业。国家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别，是因为日本具有以下的条件：机械工业部门官营事业先行发展；信息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出口产业亦是传统产业，生产者与通商港口之间联系紧密。在当时的日本，纺织业的原料和机械，以及铁路业的车厢和轨道都依赖进口，如果缫丝业和煤矿业等能获取外汇的产业，没有以这样的形式发展起来，日本将不可能出现后来的产业革命。

第三节　贯彻维新

“华丽江户”的终结

明治十年（1877）至明治十九年，这一阶段已很难使用“维新”一词描述，因为该阶段已不再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的阶段。但要做到大久保利通所说的“整顿内治”“贯彻维新之盛意”，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那时，官民之间虽已划分了职责，但仍需等待明治二十三年开设议会，从根本上改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框架中，那些根据维新以来的实务经验培养出专业素养的官员，构思了许多的方案来解决剩下的问题。然而，一些有足够批判能力的民众也意识到，自己也承担着维新的重任，于是他们开始反对官员的构想，并质疑这些构想是否同已经付诸实践的其他构想保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这就要求官员为了实现构想，一方面须提高专业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具备更开阔的视野与更出色的协调能力。

东京地区遗留下来的最严重的问题便是如何应对火灾。

以导致十万人死亡的明历大火为代表，江户时代的江户曾多次遭受大火的侵袭。就算家有余财，一旦遭遇火灾便将一无所有；相反，只要身体健康，灾后重建也可大有作为。因此，江户庶民形成了一种“不留隔夜钱”的风气。为了在几年内收回成本，用于出租的房屋都是劣质的建筑。巨贾富商们认为，比起精心修建房屋，在深川一带囤好木材，以便火灾后能迅速重建才是上策。

进入明治时期，东京的大火依旧不断。在银座的建筑改为砖砌建筑后，其他地区仍不断发生火灾。尤其是明治十三年（1880）、明治十四年，东京接连遭遇大火。此后，火灾明显减少。减少的火灾逐渐改变了东京人的生活习惯。

关于明治十三年（1880）、明治十四年火灾频发的原因，小木新造指出，贫民为了赖账，获得补助，多些活干，他们希望发生火灾；牧原宪夫则指出，除上述原因之外，人们为了惩戒抬高米价的奸商有时也会放火。关于此后火灾减少的原因，藤森照信指出，这是因为府知事松田道之于明治十四年制定的《东京防火令》发挥了作用。

松田道之工作繁忙，在地方官会议上大显身手之后，他又在新任内务卿伊藤博文的命令下，再次出发前往琉球。明治十一年（1878）十月，在琉球的推动下，清朝公使就琉球问题向日本外务卿提出了抗议，日本政府因此加快了处置琉球的步伐。明治八年，日本政府曾要求琉球停止隔年向清朝派遣朝贡使的行为；明治九年，日本政府要求琉球上交审判权。这些要求均遭到了琉球方面的拒绝。

明治十二年（1879）一月，松田道之前往琉球，要求琉球落实新政府的政策。在其要求被拒后，松田道之于二月返回东京。三月，他又带着废藩置县的法令再次赶赴琉球。这次他带来了三十二名内务省官员、一百六十余名警察，以及熊本镇台半个大队（三百八十名）的士兵。三月二十七日，他命令琉球交出首里城。三月三十一日，政府接收了首里城。一月，松田道之前往琉球时，政府给松田道之的命令是“此番前往琉球，以上述之宗旨妥善处理”，而到三月，政府的命令则变成了“以上述之宗旨进行处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琉球处分”。随后，首里城成为陆军分遣队的兵营，藩王尚泰于五月二十七日乘船离开那霸前往东京。此后，尚泰一直居住在东京。

松田道之在琉球停驻到六月，见证了冲绳县的起步。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松田道之就任东京府知事。两周后，东京日本桥区箔屋町发生火灾，一万零四百三十栋房屋被烧毁，这是维新后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松田道之计划在废墟上修建由道路、运河、砖砌仓库构成的防火带，这一计划得到太政官的许可，但没能得到负担相关费用的府会的同意，最终夭折。明治十四年（1881）二月，松田道之与警视总监桦山资纪联合制定了《东京防火令》，并将其作为东京府的布告发布。当时的府会没有条例制定权，只要太政官批准，他们即可根据自己的判断制定条例。藤森照信曾详细研究过该条例诞生的过程。

银座砖瓦街　不光是主干道上的建筑，后面的房屋、土仓结构的建筑等都是防火建筑，银座由此成为东京最有代表性的街区。虽然这些建筑物在关东大地震中都被摧毁了，但银座象征东京的地位并未遭到动摇（《东京银座炼瓦石造繁荣之图》，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东京志料文库藏）

《东京防火令》要求用砖砌、石造或土仓结构的耐火建筑，加固中心街区的主要街道和运河沿岸地区，使之成为防火带；用瓦片等耐火材料覆盖市中心所有房屋的屋檐、厢房、杂物间、厕所。《东京防火令》与现在城市规划中的《防火规则》以及过去的《建设砖砌街道》命令有所不同，《东京防火令》不仅要求改建新房屋，同时还要求改建既有的房屋。如若期限内未加以改建，则“立即拆除，并补征其费用”。

防火带范围内约有三千栋房屋，需要更换屋檐材料的房屋约有六万四千栋。在这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房屋需要改造，而改造费用由房主承担。明治十五年（1882），东京府表示，暂时无力负担费用之人，可按月缴纳改造费。但每月缴纳的额度与缴纳期限，将由东京府规定。如果无法缴纳，警察将会出动；如果持续滞纳，房屋将会被拍卖。

这一制度出台后，不待官方强行拆除，东京居民就在明治二十年（1887）八月前完成了房屋的改造、拆除工作。遗憾的是，松田道之于明治十五年（1882）七月逝世，享年四十三岁，他没能目睹面貌一新的东京城区。而尚泰出门时，正巧看到了松田道之的送殡队伍。

消防的近代化

除了改造房屋，使之不易起火，政府还同时推进了消防近代化的建设。当时，东京的消防工作归警视厅下辖的消防组负责，消防组则由江户时代以来的市内灭火队更名而来。大警视川路利良意欲推进消防改革，重组消防组，并增加手持泵作为消防设备，但川路利良在明治十二年（1879）十月去世了。鉴于后来大火频发，明治十三年，当时的警视局东京警视总署便在消防组之外又组建了新的消防队。

东京市改造蓝图　（《东京市区改造预想图》，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

警视总署要求消防队队员和巡查一样，要把一切与工作相关的内容记录在册。消防队队员以士族为中心，据说是“士族与书生出身”，而消防组则由江户时代以来各町担任警备、搬运工的人组成。这两个团体的性质完全不同。消防组虽然也用泵，但主要采用传统的消防方式灭火：消防组的人会身穿刺子[3]，手持消防钩，把燃烧的建筑物当场拆毁。与此相对，消防队的人则身穿西式制服，用手持泵喷水灭火。传统的灭火方式需要消防员会使用消防钩，而消防队则按照和手持泵一起从法国引入的方法训练。

大火往往出现在冬季。明治十三年（1880）至明治十四年的冬天，传统的消防组与新建的消防队一起出现在火灾现场。但这个冬天不断有严重的火灾发生，火灾的次数甚至比前一年冬天还多。消防组与消防队出现了反目，双方甚至在明治十四年的新年消防演习会上爆发了群殴事件。由此可见，双方很难携手合作灭火。

消防泵　川路利良在日本国内仿造了他在法国见过的泵。江户时代的龙吐水仿照的是17世纪荷兰的泵。两者的制动原理相同，但前者的喷水强度更大，用吸管吸水，用软管放水，这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甲号泵，出自《明治十年内国劝业博览会展品解说》）

最终东京府会解决了这一问题。以《东京横滨每日新闻》为阵地的民权家沼间守一担任议长的府会区部会，以“未经府会审议而建立的消防队无所作为，而传统的消防组更有用”为由，于明治十四年（1881）否决了消防队预算，撤销了消防队。这令警视厅颜面尽失。府会在充分了解东京实情的基础上，做了这样的行政决定。或许因为频频发生大火，引发重大火灾的场所减少，第二年冬天没有再出现大火。

引进蒸汽泵

此后，警视厅经过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以传统的消防组为中心改进消防的措施。如：明治十七年（1884），警视厅引进了更小巧、更适合在东京使用的手持泵，并在上水道设消防井，在各区设屯兵处，安排消防组员轮流值班，等等。之后，府会采纳了这些建议，同时通过了沼间守一提交的引进蒸汽泵的议案。明治四年（1871），蒸汽泵曾被引进过，但由于当时蒸汽泵还需要被马匹牵引，很难在东京通行，缺乏实用性，因而遭到了避忌。府会认为，随着道路与消防井的完善，蒸汽泵已具备了实用性。

明治十八年（1885），府会又审议增加了两台警视厅草案中没有的蒸汽泵。明治二十年，涩泽荣一等有志之士捐赠了一台蒸汽泵。人们认为如果桦山资纪总监还在任，他或许会积极支持导入蒸汽泵一事，可惜他在明治十六年被调离警视厅。警视厅不愿与消防组起正面冲突，所以警视厅并没有把蒸汽泵列入预算草案之中。

从明治二十年（1887）的年度预算开始，警视厅的方针突然转变，开始提议购买蒸汽泵，到明治二十二年，警视厅共购买了八台蒸汽泵。这是因为三岛通庸担任了警视总监，他购买了蒸汽泵，雇用专人操作，并让他们穿上西式制服，在喇叭的指挥下进退。与此同时，三岛通庸还废除了一直以来作为新年消防演习会压轴节目的梯上表演，取而代之的是用蒸汽泵进行的喷水演练。

此后，消防事务主要还是由消防组员负责，梯上表演后来虽在三岛通庸任职期间被恢复，但蒸汽泵却逐渐成了火灾现场的主角。负责操作蒸汽泵的职员，从消防组员或一般人中招聘，现在东京消防厅的消防员即起源于此。可以说，以展示新式机器威力为中心的新年消防演习会，以及三岛通庸本人，推动了消防员的诞生。

由沼间守一、福地源一郎、田口卯吉等带领的府会，为了纠正警视厅的失策，将有头有脸的城市有产阶级的意愿表达出来，对消防近代化做了规划。在重视机械力量这一点上，他们与喜欢推进有效改革的三岛通庸产生了共鸣。

工部省、农商务省与道路

明治十六年（1883）、明治十七年间，如何修建、利用道路，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因官营事业的不景气，工部省不断出售工厂、矿山。明治十六年，工部省多次提出以土木取代矿产工业作为核心业务。由内务省管理的道路建设事业被交给府县负责，但因技术的不成熟，全国性的道路网络并未形成。因此，作为技术部门的工部省提出，要投入官费整修全国的道路与河川，这样一来，像福岛事件那般，会引发县令与县会、居民对立的事件便不会发生了。

另一方面，同年农商务省要求制定《驿传法》。明治八年（1875），各驿站的陆运会社解散后，道路运输一直处于自由营业的状态。由于没有政府部门监管从事陆运的人，所以他们“放恣傲慢”，给“人民交通”造成了不便。为此，农商务省提议，在各驿站设立监管所，统一运费。

概言之，这就是要否定自由营业，恢复江户时代以问屋场[4]为中心的宿驿制度。在经过太政官讨论后，农商务卿与内务卿联名向府县下达了《驿传营业管理准则》，要求地方官以此为基础制定细则。据此，从明治十八年（1885）到明治十九年，几乎所有府县都以辖区内主干道的驿站为中心，划分出了十几个区域，要求区域内的陆运业者与客栈，服从各驿站行会的管理。由此，运费得到统一，同时遭遇事故时的赔偿制度与用于改进搬运工具的储蓄制度被建立起来，陆运事业逐步完善。这一时期，适逢经济不景气，旅客和货物运输需求的减少，导致竞争激烈，在主干道沿线谋生的人们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倘若能通过管理所得到定额的工作，于他们而言也有好处。但从明治十九年开始，随着旅客、货物运输需求的增加，管理所效率低下、征收税费引起从业者不满的问题，最终致使该制度于明治二十年被废除。

明治十九年（1886），内务省制定了与陆运相关的各项营业管理准则，府县据此制定了具体的规则。陆运业由此转变体制，遵守这些规则的从业者自此开始自由竞争。而自从有了以地域为单位掌握从业者情况的驿传行会，管理各行业才成为可能。驿传行会建立起储蓄制度，并将其用于从业者受灾时的赔偿与改良工具时的花费，它开展的各项活动成为陆运业近代化的前提。另一方面，驿传行会的垄断与死板也妨碍了经济的发展，这导致其最终被解散。

工部省与农商务省的上述尝试，也可以说是专业官僚进行体制改革的尝试。工部省强调土木技术的专业性及其在全国性计划中的优先地位。同一时期，农商务省则把在监管各行业产品粗制滥造问题上卓有成效的同业行会制度运用在了道路运输行业上。在行政上分工专业、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官员，凭借他们的专业水平，尝试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贯彻维新的理念。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

三岛土木局长

处理完福岛事件，修建完三方道路后的三岛通庸，于明治十六年（1883）十月调任栃木县令。此后，他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如：推进与三方道路相连的盐原大道的建设，将县厅从栃木迁移至宇都宫，建立起宏伟的县厅大楼，等等。当时，其他府县的县厅建设已经告一段落，三岛通庸应地方的要求，迁移了县厅，这为新建符合他喜好的三层楼的县厅，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为报福岛事件之仇，河野广中的外甥广体等人计划在县厅落成仪式上投掷炸弹，暗杀三岛通庸。然而，落成仪式后被延期，加之广体等人为筹措资金袭击当铺，炸弹发生破裂事故，他们遭到警察的追捕，这十六人在加波山宣布举兵。翌日，他们袭击警察分局失败。最终，他们因杀害巡查与强盗罪被判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加波山事件”。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民权运动中最激进、直接的抗争行动。

明治十七年（1884）十一月，三岛通庸以内务省土木局长的身份重返东京。在担任土木局长期间，三岛通庸公布了全国的国道线路，制定了《土木费准备法案》。明治九年，政府制定了国道线路要连接东京与各府县厅、通商口岸的方针，但却没有选定具体的线路。因关联军事问题，政府也征求了陆军的意见。不过，负责协调的太政官裁定，按照内务省的草案实施，太政官并未采纳陆军意见。

内务省原计划修建四间宽的道路，但陆军要求修建六间半宽的道路以便野战炮在任何地方都能调头。这属于军事技术上的要求，没有考虑道路的运输能力。况且，参谋本部没有负责运输的部门，陆军也无法从专业角度在路面修筑方式、曲线部分半径、倾斜度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要求。担任内务卿兼参谋本部长的山县有朋最清楚这一点。不过，陆军省对于道路路线的要求，考虑到了镇台、分营与辖区内各地的联系需求。相比内务省计划以东京为中心修建放射状道路网的方案，在构建全国性道路网的问题上，显然陆军省的道路计划更为合理（参照地图）。但内务省对此加以反对，提出要改变明治九年（1876）的方针，就必须增加其他内容。

此后，政府开始以铁路网为依托规划全国性的交通网，结果直到汽车交通进入人们视野的大正时期，政府才重新规划了国道路线。在这一时期，选定线路是内务省为了回应“没有考虑全国性的道路体系”的批判，应对下文所说的缩小国库补贴范围而采取的措施，所以路线不能无限制地扩张。另一方面，明治十七年（1884）五月，内务省建立起与工部省、海军省一样的技术官员制度，从制度上认可了土木技师的地位。明治十九年，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国道修建标准，要求据此整修道路。在土木工程方面，内务省承担起了技术机关的职能。

工部省与陆军的要求之所以缺乏说服力，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经费。官费无法提供支持，只能依靠地方税、协议费、捐款，而这些费用的支出都要经过地方官与居民协商。一直以来，道路、河流的施工费用要在府县会决议支出地方税的基础上，再由地方官申请国库补助。三岛通庸任职期间，确定了给予各府县国库的补助额并制定了《土木费补助法案》。该法案允许地方官使用国库补助三分之一的施工费，在此前提下，地方官可以向府县会提交整修国道、河流的议案。三岛通庸试图借助这一制度，让县令更好地控制县会。

法案本身未获通过，但这一年，内务省向八位县令承诺，只要县会同意，整修国道费用的三分之一将由国库支出。因此，各县会通过了由地方税负担道路修建费用的议案。根据在山形、福岛、栃木的经验，三岛通庸采取了引导县会推进道路建设的策略。国费有限，不开议会就无法大规模地增加税收，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岛通庸的策略是唯一一种能够推进道路建设的现实手段。

明治十八年规划的国道与明治十七年陆军省要求修建的国道联络线

当时，中央政府的构想必须依赖地方负担才能实现，管理府县的内务省更容易掌握主导权。但是，一旦将三岛通庸的方案立法，将来的支出固定，财政将失去灵活性，因此三岛通庸的构想最终没能成为制度。

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内阁制度起步，伊藤博文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与一直由三条实美担任的太政大臣不同，内阁总理大臣并没有由公卿担任的传统。这意味着站上国家政治权力的巅峰之人可以不问出身。这是维新的一个重要成果。内阁制度强化了各省大臣的权力，确立了大臣级别的管理层的主导权，它能够制约那些割据各省、不断扩张势力的专业官员。

修改条约

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三岛通庸调任警视总监。明治十九年七月起，他兼任临时建筑局副总裁。临时建筑局总裁由井上馨担任，他是三岛通庸任土木局长时的上司。正如内务卿三县有朋配合同乡伊藤博文制定宪法以及与之相符的地方制度、陆军编制一样，井上馨作为外务卿，也希望能贯彻维新盛意，在外交上即修改条约方面取得成果。明治十二年开始担任外务卿的井上馨，于明治十四年开始着手修建鹿鸣馆，以使其成为与外国人交际的场所。明治十六年十一月，鹿鸣馆开馆。另一方面，明治十五年，井上馨召开了修改条约的预备会议，为修改条约做准备。

内阁制度起步（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前后的大臣、参议

日本方面希望能够获得关税自主权，废除治外法权。在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下，日本只有一张王牌——开放内地，或曰内地杂居，即允许外国人在居留地以外的地区开展原本只允许在居留地以内开展的活动。此前，外国人借口日本的法律和审判制度不完善，称遵守这样的法律令人心中不安，因此才获得了治外法权。如果日本的目标是建立和欧美诸国相同的国家，那这一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况且，废除治外法权，也能够更好地展示制定宪法的成效。

鹿鸣馆　位于现在的千代田区内幸町一丁目，与东京府厅并列而建。宪法颁布仪式翌日，黑田首相把来到东京的地方官召集到这里，做了超然主义的演讲，表明了政府不会为议会政党动向所左右的方针（出自《东京名胜图绘》，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

完善法典与建立审判制度需要日本国内达成一致。除此之外，培养能够灵活运用法律的法律工作者也需要时间。因此，此时日本只能使外国接受日本正往这一方向发展的现状，设法使他们同意修改条约。欧化政策填补了这段时间的空白。穿西式服装，跳西洋舞蹈，展示了日本欧化的决心。临时建筑局计划在鹿鸣馆周边修建新的政府官厅街，因此他们推进了聘请德国技术人员的计划。

明治二十年（1887）四月，政府通过井上馨的草案。井上馨的草案包括以下内容：在两年内开放内地；依据“泰西主义”，完善以英文为原文的法典及审判制度；在与外国人有关的诉讼中，半数以上的审判由外国法官负责的八个地方裁判所，将采用日语和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以此为条件，五年后废除治外法权。但这一草案成为以集结反政府势力为目标的大同团结运动的攻击目标，加之政府内部的谷干城、胜海舟等人也反对，该草案于明治二十年七月被迫延期。同年九月，井上馨辞去外务大臣与临时建筑局总裁职务，修建政府官厅街的计划中止。司法省与裁判所的建筑已经动工，司法省的建筑至今仍在使用。

保留至今的司法省的建筑　（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的法务省）

《保安条例》

明治十八年（1885）年末，东京掀起了目标是在帝国议会上结成民权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井上馨辞职后，人们认为井上馨辞职正是上述运动引起政府动摇的表现。于是，以“减轻地租、言论集会自由、挽回外交”三大事件为核心的建白运动展开，各地代表或是自诩为代表的人陆续涌向东京。有鉴于此，政府于明治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布了《保安条例》。《保安条例》要求危险人物不得进入皇居周围三里范围内，即日执行。

三岛通庸认为，如果不能严格执行该条例，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于是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在政府决定实施该条例后，三岛通庸立刻在芝公园弥生社召开忘年会，对前来参会的署长、干部说明缘由，并于翌日清晨逮捕了相关人员，将他们驱逐出京。最终，三千余人被逮捕，四百五十二人遭到驱逐，其中高知县人多达三百四十四人。那些被驱逐的人主要是自由党派的壮士。星亨、林有造、中岛信行、片冈健吉等人也在被驱逐之列。条例公布当日立即实行，因此很多人莫名其妙就被驱逐出了东京。身为《朝野新闻》记者的尾崎行雄，甚至在震惊之余，把自己的号由“学堂”改成了“愕堂”（后改称咢堂）。

民权家们因此更加憎恶三岛通庸。这本来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但把相关人员驱逐出东京，反倒成了有效的对策。这一点极具象征性，它表明不同于西南战争以前的情况，人们已默认中央集权的现代化是以东京为中心向前推进的。正因为争夺围绕主导权展开，所以反对派才会集结到东京。

明治二十一年（1888）二月，政府任命大隈重信担任外务大臣，负责修改条约的交涉。大同团结运动不再是旧自由党与改进党的联合运动，明治二十一年，后藤象二郎游说地方，成为该运动的象征。《保安条例》颁布后，大同团结运动转变为以开设议会为目标的地方选民组织，开始发挥作用。

明治二十一年（1888）四月，黑田清隆取代伊藤博文成为内阁总理大臣。三岛通庸提出想担任北海道长官，希望能修建一条贯穿札幌与根室的道路，在道路沿线设屯田兵村，使北海道全岛成为皇室的御用地。然而，吟咏着“此身与雪共消融，为君深入虾夷地”的他，却在十月二十三日病危，亲朋好友纷纷赶赴他的病榻前。根据十年后问世的三岛通庸的传记所载：自萨摩藩士时代以来的同志、东京府知事高崎五六紧握三岛通庸之手，为他鼓劲。三岛通庸睁开眼，在“口呼两声‘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后辞世”。议会开设后将迎来怎样的时代？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三岛通庸惦记的或许还是这件事吧！

[1]吴海军工厂，二战时期日本海军最大的海军专用船厂。

[2]四公六民，日本江户时代，令农民将收获的四成作为地租缴纳，留下六成作为口粮。

[3]刺子，衲缝衣料。将多层棉布整片密实地缝在一起，因能保温且结实，故用于柔道服、消防服等。

[4]问屋场，在主干道的驿站换乘驿马的地方。

第六章
颁布宪法

第一节　宪法颁布仪式

宫城

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十一日早上，前一天夜里开始下的雨在夜半时分转为雪，东京一片银装素裹。上午八点，白雪纷飞，马车、人力车在泥泞的土路上飞奔向昔日德川将军家的居城——改名为“宫城”的江户城。人们终于迎来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时刻。

从德川家手中继承来的江户城西之丸的宫殿，于明治六年（1873）五月被大火烧毁。从那以后，天皇便居住在现在的赤坂迎宾馆、东宫御所附近的临时皇居。明治七年一月，刚离开临时皇居的岩仓具视，因意见分歧遇袭。明治十一年五月，大久保利通在前往临时皇居内的太政官上班途中，殒命于纪尾井坂。新的宫殿在明治二十一年十月落成，它被命名为“宫城”。

现在，人们很容易把“宫城”读成“miyagi”，其实它应该读作“kyujo”，这才是宪法规定的皇居的名称。宫城县知事很快提出，更改县名以避讳，但被告知没有必要这么做（《朝野新闻》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也认为，皇居与县名读音相同，容易造成混淆。

《大日本帝国宪法》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宪法颁布仪式在外观为日式风格、内部装潢为西式风格、已焕然一新、木香四溢的宫殿内举行，人们由此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

这一天（二月十一日）是纪元节，即现在的建国纪念日。修改历法后，人们把被视为神武天皇登基日的公元前660年的元旦，换算成太阳历的日期。一边提倡回到神武创业的时代，一边采用太阳历——作为文明开化标准的西洋历法，充分体现了明治政府的特点。明治初年，明治天皇的诞辰即天长节是在九月二十二日。明治六年（1873）采用太阳历纪元后，天长节被改定成了十一月三日，也就是日本现在的文化日。

上午九点，宫中三殿举行纪元节御亲祭，仪式开始。雪恰好在这个时候停了。每年宫中都要举行纪元节御亲祭，这一次天皇在献上玉串亲自参拜后，宣读告文“朕宣誓现在及将来带领臣民履行宪章”，宣布宪法正式颁布。这一年的纪元节御亲祭也因此被视作宪法颁布仪式的一环。

纪元节御亲祭

官僚中的干部、华族、府县知事等皆出席了御亲祭。天皇在群臣面前宣誓的情况，和庆应四年（1868）的天神地祇御誓祭相似。公卿、诸侯、征士等参加了天皇宣布《五条御誓文》的天神地祇御誓祭。这两次祭典的人员构成并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有很多人两次祭典都参加了。

不过，参加者的地位却发生了改变。御誓祭时，天皇与公卿、诸侯各自宣誓，违犯誓约者将受到天神地祇的惩罚；而在御亲祭中，只有天皇宣誓，其他参加者作为天皇的臣子，叩拜行礼。御誓祭时，天皇只负责进献玉串，祭文和《五条御誓文》皆由副总裁宣读，而御亲祭正如其名所示，天皇亲自宣读了告文。

另外，宣誓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御誓祭时，天皇是在“天神地祇面前”宣誓的，而此次，天皇仅向始于神话时代的天皇祖先宣誓。宫中三殿由贤所、皇灵殿、神殿组成。其中贤所自古就有，用以供奉天照大神的牌位神镜；皇灵殿被用来祭祀历代天皇、皇后和皇亲；神殿则被用来祭奠天皇的守护神八神[1]等天神地祇。天皇只在贤所与皇灵殿宣读了告文，即天皇只对皇祖皇宗宣读了告文。除此以外，天皇还参拜了祭祀其他神灵的神殿。

贤所自古以来就在宫中。神殿的前身八神殿自中世废除神祇官以来，一直由白川家与吉田家负责祭祀。天神地祇御誓祭由担任神祇事务局督的白川资训主持。明治二年（1869），神祇官从太政官中独立出来，八神殿被并入神祇官的神殿，天神地祇与皇灵也被合并在一起祭祀。明治四年九月，皇灵从神祇省转移至宫中的贤所。明治五年四月，神祇省被废除后，神殿被迁移至宫中。祭祀活动集中在宫中的做法，缩小了新政府中以祭神为职务的神道系人员的活动范围。虽然在倒幕阶段，神道系的保皇派出力不小，但新政府不愿给予他们政治权力。

举办了这一天祭奠的宫中三殿，是随皇居迁移的新建筑，它们在一个月前刚刚被修建好。这是宫中三殿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建筑被分离出来。宫中三殿至今仍在使用。

一年前的六月十八日，伊藤博文开始在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他指出，欧洲与日本的不同在于：欧洲有宪法政治的传统，而日本没有。在欧洲，宗教即基督教深入人心，是国家的中心。而在日本，宗教没有这样的力量。皇室才是国家的中心。所以说，祭祀集中于天皇一身，在此被赋予了新的定位。

宪法颁布仪式

正式的宪法颁布仪式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十一日上午十点四十分在宫殿的正殿举行，这是一场我们常在绘画中见到的西式仪式。

宪法颁布仪式与御亲祭一起举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展现天皇向祖先宣誓将遵守宪法的场面，另一方面是为了向全世界昭示，在宪法中被称为“臣民”的人面前，天皇颁布了宪法。除了参加御亲祭的人员，获得三等勋章以上的人，在京三等以上的奏任官、四等以下的奏任官代表，各国公使，还有各府县会议长也出席了宪法颁布仪式。政府聘请的“御雇外国人”和报纸杂志的记者同样在场。

根据帝国大学的御雇外国人巴尔茨留下的记录显示，他在身穿玫瑰红色拖地礼服的皇后身后，看见了同为德国人的女官冯莫尔夫人，他还看见了岛津忠义身穿洋装却梳着发髻的“奇妙情景”。许多外国人都见证了这场全员身穿洋装举行的仪式。明治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各国宣告日本正在向西方的立宪制过渡。不过，正如岛津忠义身穿洋装却梳着发髻所昭示的，很多人虽然赞同颁布宪法，但却很奇怪为什么要穿着洋装举行仪式。

宪法颁布仪式图　（东京大学法学部附属明治新闻杂志文库藏）

最初，政府要求府县会议长“参观”仪式，后来在埼玉、三重、大阪、兵库府县会议长的请求下，政府改为邀请他们“出席”仪式。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报纸做了如下的报道：

事关代表人民之府县会议长，待之与诸官吏不应有厚薄，右之府县会议长得此荣光不仅本人颜面有光，亦可由此推知万乘之君为四千万平民计之心，实令万民惶恐，欢喜不知该如何计。（《朝野新闻》二月九日第二版）

府县会议长是人民的代表，无位无官之人因为代表人民而与官员平起平坐，出现在天皇面前，这是前所未有之事。每个府县仅限一人参加，其中包括未能等到帝国议会召开、翌年便过世的东京府会议长沼间守一，以及在第一次总选举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而后辞职、倾注后半生在足尾铜矿事件上的栃木县会议长田中正造。想必当时他们一定都无比满足吧！

内大臣三条实美手捧宪法进入仪式现场，随后天皇将宪法授予了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

宪法的起草者

仪式结束后，天皇在凤凰宫亲自将旭日桐花大绶章授予枢密院议长伯爵伊藤博文。晚上七点开始，天皇在丰明殿举行宴会，招待一百一十九名亲任官以上的官员。据说枢密院书记官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作为宪法调查委员，在宴会上接到了特殊的命令。当时，人们已知道宪法虽然名义上是天皇制定的钦定宪法，但实际上它是由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上述人员制定的。

这一天，感慨最深的当属伊藤博文。天保十二年（1841）出生在山口县熊毛郡农民之家的伊藤博文，这一年四十八岁。伊藤博文十四岁时，他的父亲成了藩中足轻的养子，他也由此摆脱了农民的身份。文久三年（1863）因在尊王攘夷运动中表现出色，伊藤博文获得了士族身份（仅限伊藤博文本人）。同年，他与井上馨等人前往英国。随后，伊藤博文听说长州藩炮击了外国船只，开始攘夷。于是，伊藤博文匆忙回国，投身于幕府统治末期的动乱之中。

庆应四年（1868）五月，伊藤博文担任兵库县知事。明治二年（1869）七月，他被调往大藏省，作为开明派官员在大隈重信手下工作。当时的工部没有工部卿，伊藤博文便以工部大辅的身份担任工部负责人，加入岩仓使节团。从这一时期开始，比起山口人的领袖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与鹿儿岛人大久保利通走得更近。大久保利通去世后，伊藤博文继任内务卿一职。在明治十四年（1881）的政变中，伊藤博文把大隈重信赶下台，并成为在政府内与鹿儿岛人黑田清隆并驾齐驱的实权人物。黑田清隆不适合从政，他因嗜酒、酒品不好等原因，声名日下。而伊藤博文与大久保利通一样，不拘泥于同乡关系，广泛与人交往，提拔人才。因此，他获得了政府内部多数人的支持，并得到了天皇的信任。伊藤博文曾请求天皇也赐予黑田清隆旭日桐花大绶章，但天皇只将绶章赐给了伊藤博文。

在丰明殿受到天皇犒劳的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等人，从明治十九年（1886）起便与伊藤博文一同负责起草宪法。

宪法既是对未来的设想，也是对明治政府成立以来诸多构想实施后的总结，即大久保利通所说的“贯彻维新之盛意”。有一点是无须多言的，即制定宪法并不是对此前维新与开化过程的否定，而是为了开设议会。因此，在实际起草宪法的过程中，宪法能够展开新设想的余地其实很小。

天皇是国家元首，统帅权掌握在天皇手中。开设议会、司法权独立、征兵和纳税的义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规定国民的权利，这些内容都是宪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问题正在于如何才能在条文中，把它们准确地表述出来。对于一直关注宪法制定进展的人而言，宪法的大体内容是可以预测的。问题是，宪法由谁，在什么时间，如何起草。

明治八年（1875）召开的大阪会议决定设立元老院。明治九年，元老院开始起草宪法，明治十三年草案完成。但是，该草案最终并未得到参议们的审议。据鸟海靖的研究显示，这并不是因为草案中的民主要素太多，而是因为草案是由引起政府首脑不满、成为他们绊脚石的元老院起草的。

英国模式？普鲁士模式？

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在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设立民选议院的要求自然转变成了制定宪法的要求，民间也制定了宪法草案。特别是在明治十三年（1880）十一月，以河野广中为议长的国会期成同盟第二次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权家代表们决议，在第二年十月召开下一次会议前，各自拟定宪法草案。各地的个人、团体制定了许多被称为“私拟宪法”的民间草案。从个人构思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一点看，私拟宪法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现象。当然，在内容上，绝大部分的私拟宪法都与上述由国家拟定的草案总体框架一致。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让议会拥有多大的权力，以及何时实施宪法上。政府内部的大隈重信等人与在野的福泽谕吉等人主张，早期宪法应以议员内阁制为原则，采用英国模式，强化议会权力，由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与此相对，岩仓具视希望能走逐步推进的路线。井上毅拟定了符合岩仓具视要求的草案。

戊辰年，井上毅二十五岁，他出生于熊本藩家老的家臣之家，在藩校学习汉学后，他参加了戊辰战争。战争前后，他在江户、长崎学习法语。明治三年（1870），井上毅加入新政府，与川路利良、沼间守一等人一同被派往法国学习法律。身为陪臣的井上毅之所以能进入藩校学习，得益于他在汉学方面过人的才华。掌握了法国法学知识的井上毅，曾跟随大久保利通，前去同清朝交涉。此后，井上毅在新政府中负责起草各种奏请书、诏敕案。据木野主计的研究显示，明治八年颁布的、作为大阪会议结果的《渐次立宪诏书》也是由井上毅起草的。

井上毅的构想采纳了德国顾问劳斯乐的意见，他决定在初期制定普鲁士模式的宪法。较之英国模式，普鲁士模式的宪法拥有更强大的行政权。但伊藤博文并不喜欢井上毅的做法，因为身为书记官的井上毅，不仅提出了如此构想，而且还开始着手协调政府首脑间的关系，试图将构想付诸实践。

如果采取议员内阁制，今后便可以把制定政策的事交给政党。因为从理论上说，只要提出政策构想的政党参加选举并获胜，那么该政党即可组阁，实施其构想。根据大隈重信的方案，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与军队、警察、司法官，以及一般官僚，原则上终身为中立官，参议与各省的卿至局长为政党官。最终谁掌握政治实权，交由选民与政党决定。

但如果不采取议员内阁制，而选择把行政从议会中独立出来的路线，那么“谁掌握行政主导权”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也就是说，掌权者既要有能够经得起议会批判的权威性，又要具备能在议会答辩的实际能力。

奉还版籍前，政府曾在主要的行政官中实施过公选，以使得被选上的行政官能获得与公议所的公议对抗的权威性。在开设议会前，政府必须做好比前者更充分的准备，而这需要时间。

立宪领袖

为了确保在宪法的指导下，行政指导者能够从议会中独立出来并获得权威性，最好的方法便是由指导者本人或其所属集团来负责制定宪法。

大隈重信因明治十四年（1881）的政变下台。负责将大隈重信提出的《宪法意见书》付诸笔端、同时参与福泽谕吉门下交询社制定私拟宪法草案活动的矢野文雄，以及掌握邮政行政大权的前岛密等大隈派官僚也随之下野。他们与沼间守一、岛田三郎等嘤鸣社成员，共同创建了立宪改进党。大隈重信本人认为，若能够按照他的构想开设议会，由福泽谕吉和过去曾在他手下推进开明政策的伊藤博文及井上馨等人组成的政党，就能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成功组阁。谁知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反而调转枪头，把他赶下台了。

随后，政府宣布，九年之后再开设国会。这令建设有权威的、权力超过议会的行政部门的工作，有了足够的时间。各方力量同意，在新晋政府首脑伊藤博文的主导下，起草宪法。

第二年，即明治十五年（1882），伊藤博文为考察宪法前往欧洲。他与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交谈，也听了法学家格耐斯特讲课，并做了种种的调查。西园寺公望为研究宫中制度随行。驻德国公使青木周藏担任陪同翻译，随行的伊东巳代治负责记录。伊东巳代治是长崎人，修习过英文，明治四年来到东京，进入工部省的电信修技校学习。毕业后，他先任报社记者，后又成了兵库县的翻译官。明治九年，伊东巳代治回到工部省，辅助工部卿伊藤博文。此后，他随伊藤博文辗转任职，成了一个有才干的秘书。

威廉一世与格耐斯特认为，在无须议会同意的前提下，应该是能够执行预算的。但伊藤博文却采纳了德国非主流的斯坦因的学说，禁止削减在法律上已通过的支出预算。议会拥有对预算的决议权，如若预算没有通过，则可以按照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因为这样有府县会的先例。此外，岩仓具视也认为，能执行上一年度的预算标准即可。伊藤博文并没有完全照搬在德国考察的成果，他以本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为前提，做出了灵活的选择。

不是说伊藤博文等人不前往欧洲考察，就无法制定宪法条目。伊藤博文此次考察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直接学习，让自己同那些依赖书籍获取信息的民权家、政府内部人员拉开差距，以获得作为宪法起草者的权威性。坂本一登称伊藤博文是“立宪领袖”。自由党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不顾党内部分人士的反对，也毅然在伊藤博文之后前往欧洲考察。由此可见，伊藤博文此行应该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不过，没有政府当后盾的板垣退助等人，并没有获得伊藤博文那么好的学习环境。

伊藤宫内卿

明治十六年（1883）八月回国后，伊藤博文率先着手实施了宫中与华族制度的改革。在华族与宫中问题上，拥有极大发言权的岩仓具视，于同年七月逝世。翌年三月，伊藤博文成为宫内卿，他在宫中设制度调查局，亲自担任长官，并以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为中心，开始制定新的制度。天皇要制定钦定宪法，因此需要在宫中做调查，只有以此为名，草案才有可能不被大臣、参议主导，而是转由伊藤博文单独带领有能力的属下拟定。这样一来，草案将无须经由审议一般法律的元老院讨论，即可通过。

废藩后不久，金子坚太郎得到了旧福冈藩主黑田家的经费支持，与团琢磨一同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学习法律。明治十一年（1878），金子坚太郎回国。回国后，他在东京大学担任预备门教员。在嘤鸣社成员、元老院书记官沼间守一等人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元老院书记官。当时，沼间守一与田口卯吉、岛田三郎等人正在起草宪法草案。沼间守一下野后，金子坚太郎仍留在元老院，负责起草元老院对宪法的意见。此时，金子坚太郎的立场从制定私拟宪法转变成了制定钦定宪法。

伊藤博文制定了由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构成的华族制度，他自己担任伯爵。该等级划分重视家世门第，因此获得了这部分人的支持。伊藤博文从旧日的武家中，挑选华族中地位最高的公爵，德川家和在维新上有功的岛津家、毛利家并列公爵之位，他们恢复了被新政府剥夺封地以前的地位。据坂本一登的研究显示，伊藤博文特别重视宫内省的高官与深受天皇信赖的武官，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对伊藤博文的开化路线持批判态度、深得天皇信赖的侍讲元田永孚，也赞成这一爵位制度，元田永孚因爵位名称合乎《周礼》而感到高兴。当然，伊藤博文这么做，是因为这一制度是构成议会上院的前提，这样做也能使日本的华族制度被翻译成欧洲贵族的爵位制度。

明治十七年（1884）八月七日，“授爵奉告祭”在宫中三殿举行。随后，宫中第一次于夜间举办了由天皇、皇后亲自参加的舞会。包括雇用的冯莫尔夫人在内，宫中之人的着装、仪式等也逐渐西化，在形式上日本皇室达成了同欧洲各国王室的统一。与制定宪法一样，皇室这样做是为了推动不平等条约的修订工作，并为建立足以同欧美列强抗衡的国家做贡献。

身为宫内卿的伊藤博文，还通过移交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的股份，努力为皇室增加财富。虽然从当时的情形看，议会不可能不批准皇室所需的经费，但是伊藤博文仍然致力于让皇室拥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因为这些钱不仅能被用于维持皇室运转，它们还能支持皇室采取符合其“国家支柱”地位的行动。

明治二十年（1887）三月十四日，皇室从其财产中下拨三十万日元海防内帑金，以此为契机，海军共收到两百零三万八千日元的捐款。当时，甲申政变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中法战争爆发后，被履行中立国义务的德国所扣押的清朝海军的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终于到达中国，这导致日本海军与清朝海军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于是，加强海军实力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但政府财政吃紧，海军不得不通过发行公债与募集捐款的方式筹措资金，这需要得到家有余财的国民的支持。皇室在此过程中起到了表率的作用。根据《明治天皇纪》，这是伊藤博文阅读意大利首相传记，看到类似事例后想到的办法。

从明治十九年（1886）到明治二十二年，政府共发行了一千七百万日元的海军公债。在皇室内帑金下拨两天后，第二期海军公债开始发售，发售期共持续十天。三月二十四日，依田学海也积极响应，前往日本银行购买海军公债。很多人以一百一十日元购买票面价格一百日元的公债来支持海军。依田学海为聊表心意，按一百零一日元申购，共购买了一千日元的海军公债。

宪法草案

此后，政府对如何强化行政体制做了探讨。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内阁制度起步，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制度彻底将宫中与府中，即皇室与行政部门分离。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天皇不用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另一方面说得极端点，纵使与天皇意见相左，也可依靠行政部门的决定，治理国家。

明治十九年（1886）十一月，伊藤博文在德国顾问勒斯勒尔、莫泽等人的建议下，开始着手起草宪法草案，明治二十一年四月，草案完成。为审议草案，政府设立了枢密院。伊藤博文将内阁总理大臣之位让给黑田清隆，自己出任枢密院议长，负责审议宪法草案。在本书的登场人物中，川村纯义、胜海舟、副岛种臣、福冈孝弟、元田永孚等人被选为枢密顾问官。枢密院以宫中顾问官、宫中官僚与元老院的议官为中心，文部大臣森有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等大臣参与议事。天皇亲临审议现场，由井上毅说明草案，伊东巳代治等人负责记录。明治二十二年二月五日，枢密院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皇室典范》《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与《贵族院令》。

在枢密院通过审议，这意味着上述法规乃是宫中与当时的立法审查机关——元老院的代表齐聚一堂，充分讨论后的产物。

《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枢密院乃“回答天皇垂询，审议重要国务”的机构，负责审查天皇有权采取的行政措施，如缔结条约、发布紧急敕令等。依据宪法，纵使是天皇做出的决定，也无法对天皇问责，因此便需要枢密院这样一个负责做出实际决定并能承担责任的机构。

第二节　东京与地方

东京市内的庆典

巴尔茨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九日的日记经常被引用来说明《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的情景：

东京全市为迎接十一日之宪法颁布仪式，热闹非凡，难以用言语描述。所到之处皆在讨论奉祝门、照明（灯饰）、如何列队。然而，滑稽的是竟无人知晓宪法内容。

这一时期的各大报纸都在报道即将成为“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之盛典”（《朝野新闻》二月六日第二版）的宪法颁布仪式的庆祝计划。颁布仪式当日，到处都是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颁布仪式结束后，宪法颁布。

直到仪式前不久，人们才知道宪法将在这一天颁布。《朝野新闻》一月五日仍在报道宪法颁布的具体时间不详，直到十三日才报道宪法将于二月十一日颁布，那时准备时间已不足一个月。

二月五日，东京的郡区长叫来辖区内的地主、负责人，下达“当日各町每户悬挂国旗，在屋檐下挂上日之丸灯笼，出动彩车，并于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将彩车运入本丸内”（《朝野新闻》二月六日）的指示，紧急决定了市内庆祝活动的日程安排，要求各町在七日前决定举行怎样的庆祝活动，八日在府厅协商，引导各町主动提出要举办某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各町要在两三天内做出决定，并在五天内做好准备工作。日程安排十分紧张，但这很符合江户人喜欢临时起意的风格，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郁了。

这个季节本来就很空闲，各町利用祭祀时使用的彩车，动员各行各业的工匠准备。截至八日，各区表明要参加庆典的彩车达到了九十七辆（《东京日日新闻》二月十日）。因订货量大增，樱花灯笼制作粗糙，工匠的工资也从平时的每天三十钱涨到了每天五十多钱。东京产的小红灯笼供不应求，只好用出口用的岐阜灯笼代替，其价格比平日贵两成以上。“国旗销量猛涨，几近断货”（《朝野新闻》八日第三版）。日本铁道、日本邮船、东京马车铁道、东京电灯等在开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主角的会社，也挖空心思装饰起来。

当天，“街道拥挤程度有如神田山王两大祭典合并，盂兰盆节与用人请假回家的日子重叠在一起”（《东京日日新闻》十三日第六版）。依田学海的女儿表演了舞蹈，早已辞官的他，悠闲地观看了女儿的表演。东京府的小卖店从十日开始的三天内，销售了约三万四五千樽酒（《东京日日新闻》十五日第三版）。这里的“樽”指四斗樽，共计一百三十六万升。就算用全东京府的人口平均计算，每人也喝了一升多的酒。十四日的《东京日日新闻》（第三版）报道：“从前日到昨日，东京府中酩酊大醉者甚众，虽未闻总数，恐超三百人。”据报道，横滨十一日，“一百三十人醉卧港内道路之上，无一人因此被处违警罪”（《东京日日新闻》十三日第六版）。穷人也到处吃美食，喝美酒，做了一场美梦。

很多人从各府县赶往东京。负责运营仙台（盐釜）到高崎间线路的日本铁道从九日起增发临时列车，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客流。十日，日本铁道共运送一万零两百余人前往东京。即便如此，仍有人滞留小山一带，无法于当日抵达东京（《朝野新闻》十二日第三版）。东海道线也加紧施工，希望能赶在议会开会前开通全线，但这时静冈至滨松间的线路尚未开通，于是有很多人选择乘坐轮船从关西赶赴东京。

权利自由与大赦

如前所述，宪法的总体框架明确，华族与内阁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因此宪法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朝野新闻》在十日前准确报道了宪法条文共计七十六条，以及帝国议会由两院构成，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的选区如何划分，修改宪法的必要条件等内容。人们并非像巴尔茨所说的那样，对宪法一无所知。

那么，不关心政治的普通民众是如何理解宪法，参与这场狂欢的呢？

政治色彩浓厚的《东京日日新闻》称，颁布宪法是“陛下将权利自由赐予人民，乃古今未有之仁政”（八日第二版）。《东京日日新闻》认为，宪法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为中心。尽管较之《日本国宪法》，特别是从昭和战前时期压抑人权的记忆来看，现代人更强调《大日本帝国宪法》对权利的保护并不全面，但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上谕称：

朕以我臣民之权利及财产安全为重，予以保护，宣言在此宪法及法律范围内，保证臣民完全享有上述权利。

它强调了保护权利的方面。这明确表示，限制权利的是“法律”，法律不通过民选的众议院审议则无法生效。因此，其拥有依据民意限制权利的原则。

最让民权派满意的是为了纪念宪法颁布而进行的大赦。与此相关的内容也事先通过报纸得到了报道。八日，《朝野新闻》（第二版）的报道如下：

十一日当天将得到沉冤昭雪的主要人物如下：河野广中等人（政治犯）、大井宪太郎等人（准政治犯）、大石正巳等人（违反报纸条例）、片冈健吉等人（违反保安条例）、星亨等人（违反出版条例）、渡边小太郎等人（侮辱官吏）。以上人等获准特赦，不仅免遭刑罚之苦，出狱后即可得见宪法颁布，了却平生夙愿。诸氏之感怀，实非吾等可轻易料想。

此次共有五百四十名政治犯被释放，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没能来得及在十一日出狱。其中，许多恢复公民权之人，在第二年的大选中当选。在激进的民权事件中犯了罪的一部分人，因被判为杀人犯，而没有成为大赦对象。不过，当时言论界重要的民权家都悉数被释放，其中包括竹桥事件、秩父事件的相关人员。那些因竹桥事件被处死、埋葬在青山墓地里的人，他们的墓碑上刻下了这一天的日期。他们的家人认为，他们的罪行也在这一天得到了赦免。

这一天，有功于维新的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藤田东湖被授予从四位，西乡隆盛被授予正三位，获得赦免。没有人再因为西南战争以前的士族造反，被关押在监狱之中。因造反而被剥夺士族地位的人，也重新回到了士族阶层。这一次，只有西乡隆盛获得了追封，虽说这是因西乡隆盛受人民敬仰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但它也象征着在原则上所有造反的士族都被赦免了。

大赦的逻辑

关于这些人为什么被大赦，政府只说是为了庆祝宪法颁布，但《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即将实施大赦后，又在八日刊载了名为《恳求大赦恩典》的社论，指出政治犯受罚皆因“于今日举行盛典，授予国民完全之国宪之际，恐其煽动事变，破坏难得之大计”，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顾虑，所以恳请特赦这些人。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上谕称“履行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之诏命，兹制定此大宪”，这表明宪法是根据明治十四年（1881）开设国会的诏敕制定的。明治十四年的诏敕承袭了明治八年元老院开设以来一贯的理念，而下令开设元老院的明治八年四月十四日的诏敕则是对庆应四年颁布的《五条御誓文》的一种扩充。

这样追溯起来，从御誓文到此次颁布的宪法，明治政府的方针始终保持一致。此前之所以会爆发各种叛乱与反政府运动，是因为一部分人虽然赞成政府的基本方针，但他们却对现实政治产生了误解，并对缓慢的进程感到不满。明治政府实施大赦的目的，正是想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当时的人们也是这样理解的。

在许多人看来，维新以来所有的对立都是在这个时候消除的，之后便迎来了新的时代。政府传递给庶民的信息是“民权派与不满士族被赦免，西乡得以挽回名誉，实在可喜可贺”。在开设议会前，政府下令释放了这些极有可能批判自己的人，是因为当权者认为“比起运营议会的困难，获得大多数人对新体制的支持更为重要”。明治政府的威望自维新以来达到了巅峰。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

文久二年（1862）十二月二十一日，伊藤博文与日后的工部卿山尾庸三一起暗杀了幕府的和学讲谈所[2]御用挂塙忠宝（次郎）。塙忠宝是著名国学家塙保己一的第四子，当时有传言称他正在调查关于废帝的典故。伊藤博文采取的行动虽然是尊王运动的一环，但在幕府与塙忠宝身边的人看来，却是杀人之举。庆应四年（1868）一月十五日，为庆贺明治天皇成年实施大赦，“除朝敌之外”，江户时代的一切罪行皆被赦免，伊藤博文因此被判无罪。伊藤博文对因政治动机而犯罪的人持宽容态度，或许是其出于良知的必然。

不可否认的是，此次大赦使这个国家的人民认为：“只要日后他的理念被认同，政治犯不管犯下怎样的罪行都可以被宽恕。”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日后为了昭和维新，或是采取了直接的行动，或是支持了采取行动的人。

万岁、万岁、万万岁

宪法颁布的第三天，即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十三日，《朝野新闻》第三版留下了这样的记录：“陛下经过时，臣民以挥帽、拍手、高呼万岁表达祝贺之意，实以此次大典为嚆矢。”在庆应四年（1868）的京都，天皇经过时，也会有很多人拍手。我们已不得而知，这位记者是不知晓此事，还是认为神道式的连拍两次手与欧美式的连续拍手不同。不管怎么说，欢呼迎接天皇的习惯自古以来便是没有的。二月九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评论指出，英国等国的人民在迎接元首时：“挥舞帽子、手绢，齐声高呼‘陛下万岁’或‘女皇万岁’；在法国人们则会高呼‘共和万岁’或‘法国万岁’”。《东京日日新闻》指出，日本也应该设计一些类似的语言和动作。

颁布仪式结束后，天皇将前往观看纪念阅兵式。出于上述想法，与学生一同站在民众前方迎接天皇的帝国大学的教授，经过商议，决定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作为欢迎词。据担任帝国大学校旗旗手的若槻礼次郎回忆，实际上当天因迎接群众一起发出的声浪巨大，致使天皇乘坐马车的马匹受到了惊吓，最终他们并没有喊出最后的“万万岁”。自此以后，不断高呼“万岁”成为一个习惯。

民众对天皇高呼“万岁”与宪法一同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个新的习惯。正如上述社论所言，这一习惯是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迎接王室或元首时发出的欢呼而设计的。“万岁”是象征着模仿西方立宪制与文明开化的呼喊声。

第一高等中学校庆祝宪法颁布　日后的第一高等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学生聚集在宫城前。古风的旗帜与英文的旗帜并存，代表了这所学校的风格

东北某两县之知事

上述二月十三日的《朝野新闻》的报道接着写道，在对天皇高呼万岁之余，人们顺便也对报社与信赖的人高呼万岁。

不知何故，听闻东北某两县知事住处附近绝不闻万岁之声，反有破口大骂之声。若言值此庆贺大典之际不应有谩骂之声，或为听者之耳病。然闻祝声者，且无四面楚歌之感乎？

上述报道意有所指，其中提到的被破口大骂的东北某两县知事指青森、秋田两县的知事。

青森县知事锅岛干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七月二十八日《官报》刊登的《府县事务并景况》中称，由于发生了剧场被积雪压塌的事故，县里出于安全考虑制定了《演剧座设置规则》，而“即便如本县缺心眼之人民亦觉欣喜”。由于把县民称为“缺心眼”之人，锅岛干遭到批判。青森县的有志之士在辞职劝告书中写道：

夫地方乃天皇陛下之地方，非阁下之地方；地方人民乃天皇陛下之人民，非阁下之人民。（杉森文雄《青森县总览》）

他批判锅岛干的诽谤，“代表了对我政府地方自治在政略上产生影响之现象”。在这里，当地人民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批判了地方官。

明治元年（1868），幕府设立真冈县知事取代真冈代官所，年仅二十一岁的锅岛干就任真冈县知事。此后，除任元老院议官的五年时间之外，锅岛干一直担任地方长官。尽管从年龄来看，他不能被称为老练，但锅岛干担任地方长官的经验却是十分丰富的。

新的国家形态逐步形成，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于是，地方长官从长期以来的地方统治者，转变成了可以被批判的一介官僚。明治十年（1877），《太政官日志》废刊后，政府一直没有机关报纸。明治十六年七月，《官报》创刊。伴随着内阁制度的起步，《官报》被定位成了政府公布法令的正式手段。除此以外，《官报》的作用还在于，将本来仅为政府内部所知的当政者的声音传递给普通民众。开设议会的前提是，比过去更准确地展示行政状况，强调行政部门的权威，为此官僚们的意识也必须改革。或许锅岛干正是因为担任地方长官的经验太过丰富，所以才跟不上政府公开信息的步伐。

在青森，因后藤象二郎来访而开始的大同团结运动，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变得更加活跃。要想把县里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在青森县第一届大选中当选的，都是大同团结运动的领导人。

另一个被批判的人是秋田县知事。围绕整修道路的问题，秋田县知事与县会对立，解散了县会。如前所述，府县会议长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宪法颁布仪式，而处于解散状态的秋田县县会并没能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当天，担任宫内省御用挂的儒学者根本通明与被解散县会的议长等人，作为秋田县人在东京的总代表被传唤到宫内省。他们向政府呈递了经重野安绎校阅过的颂德表，随后伊藤博文枢密院长、井上馨农商务大臣单独向他们颁布了宪法。政府十分重视将宪法赐给人民这一形式。另一方面，导致县会被解散的议员在当地遭到批判，县会议长在第一届大选中落选。当时民权运动的主流是，在顺应国家目的的基础上批判地方官与行政负责人，因此那些使本县无法参加举国欢庆的宪法颁布仪式的人，自然不可能获得好评。

冲绳

有些地区因为制度的原因，无法派代表参加宪法颁布仪式。《大日本帝国宪法》在敕语中明确表示对“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宣布宪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然而，同时公布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则规定，在“一般地方制度”实施前，宪法不适用于冲绳、北海道与小笠原。由于冲绳尚未开设县会，所以冲绳并没有能代表人民的县会议长。而冲绳县的知事丸冈莞尔因病不能前往东京（《东京日日新闻》二月九日），所以他也无法参加宪法颁布仪式。北海道虽然在函馆町会所举行了六百余名官民参加的宴会（《东京日日新闻》十三日第六版），但同样因为没有议会，因而无法派出代表参加宪法颁布仪式。

明治十二年（1879）废藩置县后，冲绳基本上仍然按照旧制度统治，琉球士族的秩禄没有被处分，土地、租税制度也维持不变。这样做是为了不侵害传统统治阶级——琉球士族的权益，避免招致他们的反对。县令与少数官员由日本本土派遣，但县内的体制相对本土而言，仍然保持着废藩置县前的状态。

冲绳的维新是一个特殊的过程，它主要依靠学校的教育实现。明治十三年（1880），为培养小学教员，冲绳设立了师范学校与十四所小学，明治十九年，冲绳与本土同时开始实施《修订小学校令》。明治二十年，伊藤博文首相与森有礼文部大臣到访冲绳，他们巡视了学校，督促、激励了相关负责人。尽管冲绳的就学率有20%，但它不像本土那样拥有能够担负维新重任的势力，因此冲绳只能依靠教育，培养维新势力。

明治二十一年（1888）十二月，冲绳不再限制最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甘蔗的种植活动，农民得以自由决定种植何种作物，这相当于本土采取的自由耕种田地措施。明治二十一年，各间切[3]设立了由各村代表组成的预算协会，协商公费预算。这些措施都构成了地方制度改革的前提。

明治四十五年（1912），《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开始适用于冲绳县，大正八年（1919）起，《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开始适用于宫古和八重山。

北海道

开拓使被废除后，北海道设立了札幌、函馆、根室三县，由鹿儿岛出身的前开拓使官僚担任县令。开拓使的各项事业停止出售，被移交给农商务省的北海道事业管理局；屯田兵被移交给陆军省。而这二者的负责人，均是鹿儿岛出身的前开拓使官僚。北海道采取的是过渡性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尽管北海道解散了开拓使，但其主要官僚仍然留任下来。

在前往北海道视察的金子坚太郎的建议下，明治十九年（1886）内阁制度实施后不久，上述三县被废，设立北海道厅，岩村通俊任北海道厅的第一任长官。岩村通俊是高知人，他是岩村高俊和林有造的兄长。与总是一意孤行使矛盾激化的弟弟岩村高俊不同，岩村通俊擅长处理善后事宜。他曾任山口裁判所院长，负责审判萩之乱，西南战争后，他就任鹿儿岛县县令，明治十六年起，他开始担任冲绳县县令，在冲绳采取怀柔政策。正如前文明治二十一年黑田清隆成为首相处所言，三岛通庸希望担任北海道长官，但却未能如愿，曾在江华府指挥加特林炮队的屯田兵局长永山武四郎兼任了北海道厅长官。

据盐出浩之的研究显示，因北海道没有府县会，故居民与大同团结运动无缘。不适用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情况，使北海道人民意识到，自己已失去了作为国民的“真正资格”。以此为契机，人们开始以当地已有的报纸为载体，参与议政。明治三十三年（1900）《选举法》修订后，北海道才选出了代议士，札幌、小樽、函馆三个区才分派到议席。

另一方面，北海道煤矿铁道会社的筹建工作在不断推进中。明治二十二年（1889）十一月，北海道煤矿铁道会社成立，堀基担任社长。北海道煤矿铁道会社接受北海道厅长官的管理，其正副社长皆由官方选派，政府会为其补贴利息。北海道煤矿铁道会社是一个受官方保护的会社，它接收了被出售的旧开拓使的公有财产。明治十四年时，政府计划以开拓使官僚为主要负责人，命其接收统一出售的公有财产，继承开拓使的事业。在首相黑田清隆的领导下，这一构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得以实现。仅从这一点看，北海道也是一个与重视经济公平的本土有所不同的区域。

一般的地方制度

一年前作为一般地方制度公布的《市制町村制》，从这一年开始实施。全国的约七万个町村，被整合为约一万三千余个，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明治时期的行政村成立了。在二战后的昭和三十年（1955）前后，这些町村又被整合至三千多个。此后，市逐步增加并不断合并周边的町村，最后形成了平成大合并的局面。

如前所述，明治十一年（1878）《地方三新法》实施后，户长逐渐不再受到重视。但到了明治十七年，数个町村联合设立“户长役场”，由政府选派了户长。全国的户长由明治十五年的约三万人减少到明治十八年的约八千人。户长名义上由府知事县令选派，但实际上，户长多依靠反映民意的手段选出，如：通过选举从候选人中选出户长等。根据松泽裕作的研究显示，户长管辖范围扩大后，他们不再为居民的个人利益所左右，这一变化受到民权派与户长本人的欢迎。由此，户长的地位再次变得重要起来，各地不乏辞去县会议员职务就任户长的人。

与宪法一同诞生的新町村，大多数继承了户长役场的管辖范围，其负责人由地位提高后的户长担任。町村设町村会，町村长与助手由町村会选派。居住两年以上、缴纳地租或直接缴纳国税两日元以上的男子，拥有町村会议员的选举权。虽然有些地区町村会的选举权被授予了更多的人，但通行全国的制度中规定的是，向府县会缴纳五日元以上直接国税的人才享有选举权。也有研究指出，《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缴纳十五日元以上才享有选举权，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太大。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统一的制度，它还是扩大了包括地方参政权在内的参政权。

直到一般的地方制度施行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才开始实施。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参政权与地方参政权之间相互关联。正如没有经过修宪，《大日本帝国宪法》就直接过渡成了普通的选举制一样，由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只规定众议院由“依据选举法之规定所公选之议员组成”（第三十五条），所以选举权的范围其实是全权交由议会决定的。

明治时代的行政村还有一个构成要素——驻在巡查。明治八年（1875）前后，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开始派驻巡查，但也不过是一个郡设置一个警察局或分局。根据明治二十一年十月的《警察官吏配置及勤务概则》，全国设立了一万多个派出所（巡查岗亭），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一个，巡查就在这里工作和生活。驻在巡查通过挨家挨户调查户口等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与当地居民接触频繁。

通过派驻巡查，中央政府与府县知事能够直接掌握地区信息，过去由户长们承担的基层行政警察的工作改为直接由巡查承担。以此为背景，政府同意町村实施自治。

师团

作为宪法颁布仪式的第二阶段，宪法颁布仪式当日的下午，青山练兵场（今明治神宫外苑一带）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阅兵式。

明治二十一年（1888）五月，陆军完成了由镇台制向师团制的转轨。司令部设在东京的第一师团，由四个步兵连队组成，其中第一连队与第三连队驻扎东京。在阅兵式上，加上当天抵达的佐仓的第二连队，以及前一天抵达的高崎的第十五连队，新组建师团的总体实力第一次得以展示。

除了步兵，师团还有炮兵、工兵、骑兵和辎重兵部队。战时通过征召预备役、后备役，师团的规模能从一万多人扩大到两万五千人。师团既是独立的作战单位，也是征兵与管理预备役、后备役的单位，它的成立意味着征兵制军队的成立。预备役、后备役每年需要集合一段时间。明治二十二年（1889），第一师团命令他们于二月十三日在东京集合。大多数预备役、后备役借观看热闹的颁布仪式之便来到了东京。

第二天，《朝野新闻》刊登了题为“阅兵式之情景并批评”的评论：

第一师团司令部诸官员之位置似有所混乱。第一连队可谓表现出色，第十五连队（高崎兵）或因不熟悉地形而未能展现实力。特别是最后之大队中，中队间之距离甚狭。又同连队之步调活力不足也。

观众中有很多接受过西式训练的士族，他们能够批判性地看待这次阅兵式，他们既为师团规模之大而感慨，也能指出其技术尚不纯熟的问题。在这种理性目光的注视下，取代士族成为中坚军事力量的征兵制军队为了展示自身的实力而不断训练。

《征兵令》在宪法颁布前的一月二十二日被修订，修订后的《征兵令》废除了所有缓征入伍、免服兵役的规定，除了身体残疾、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之外，所有成年人都成为征兵对象。除此以外，修订后的《征兵令》还设立了服役一年的制度，用以吸引上流阶层参军。《征兵令》规定，拥有中学以上学历者，作为候补干部入伍，被服、装备、弹药费及武器属具修理费共计六十日元须自理（也有公费），虽然没有日薪，但允许他们住在营外。通过最终测试的人，在作为预备役被征召时可担任干部（少尉），没有通过测试的人也可担任下士。

除了函馆、江差、福山外，征兵制很长时间内并未在北海道、冲绳、小笠原地区实施。在《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全民征兵义务的背景下，这些不实施征兵制的地区有其特殊性。直到明治三十一年（1898），北海道和冲绳才开始实施征兵制。

第三节　“书籍奴隶”的维新

宫城前

宪法颁布仪式结束后，天皇亲临青山练兵场观看阅兵式。天皇乘坐的马车在近卫骑兵保护下驶过二重桥，进入宫城前的广场。各类学校的学生塞满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其中有身穿古风套装、包括冈仓天心在内的东京美术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有文部省直属学校的学生。除此以外，东京府辖下的学校自不待言，从长野、群马、山梨、神奈川各县来京的普通师范学校的学生与小学生也列队于此。这次来的学生以普通科最高学年——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和高等科的学生为主。本所区[4]四所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一千余名学生聚集在两国桥旁，他们集体过桥后，在宫城前列队等待。

一个月前的一月十一日，新皇居完工，天皇从当了十六年临时皇居的赤坂离宫，搬往皇居（当时称为宫城），由三十六辆马车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当时，宫城前的广场被近卫都督小松宫彰仁指挥的七个大队的近卫步兵、近卫炮兵、近卫骑兵及数百名宫内省官员填得满满当当。这样的阵容很符合庆祝皇居落成的皇室庆典的要求。为了使宫城前的氛围符合国家与国民庆典的要求，此次政府也让学生参加了庆典。

自《学制》颁布以来，经过十七年的发展，各地都建起了小学。但全国的就学率，即学龄儿童在校率、毕业率，仅为50%。尽管不同府县有所不同，但就总体而言，全国男子就学率为三分之二，除冲绳外，所有道府县的就学率都在二分之一以上，可以说男子的义务教育已在全国普及开来。另一方面，全国女子的就学率仅为三分之一，鹿儿岛、秋田、青森则只有10%左右，这表明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女子教育的意义。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占98%，平均每个学校有二点六名教员，一百二十名学生。

东京府辖下的小学约有八万人，其中男子就学率约五成，女子就学率约四成，男女就学率差距小于全国平均值，但其男子就学率却是本州地区最低的。比起性别差异，在东京府，阶级差别对儿童能否就学的影响更大。不过，东京府在校学生的出勤率为90%，高于70%的全国平均值。在户长们致力督促儿童入学的农村地区，入学率高，但出勤率低。在东京，只有能真正到校学习的儿童才会入学。由此可见，户长比居民更加热衷于普及小学制度。

小学生的《君之代》

北丰岛郡在郡役所举行了庆祝仪式，让郡内的三千名小学生合唱《君之代》，之后高等科的学生与其父兄一起，前往宫城前恭迎天皇。仪式结束后，集体行动的小学生们列队前进。《朝野新闻》十三日（第三版）对此做了如下报道：

京桥区内有志之士与小学生一同列队。有志之士身着各种奇异之服装，手举火把，歌唱《君之代》，在人群中缓缓前进。此景在东京实为新奇，所到之处博得阵阵喝彩。

在各处的祝贺仪式与队列中，小学生反复歌唱《君之代》，而在那个时代《君之代》并非国歌。

明治十五年（1882）前后，文部省曾尝试制定国歌。负责人西村茂树与词作者依田学海选定了五首歌曲，但他们在采用何种旋律和歌词上并未达成共识。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五首歌列为小学唱歌课的学习内容，将来再从中选取适当曲目作为国歌。在国民没有歌唱传统的前提下，文部省无法制定国歌，于是政府决定等歌唱普及后再另行打算。另一方面，作为赞颂天皇的庆典曲目，自明治十三年以来，《君之代》不断被军乐队等演奏。

在东京，一个月前天皇搬入新皇居时，很多市民在沿路两旁观看马车队，“府下各郡区内公私立学校之生徒，悉数高举写有校名之旗帜奉迎之。圣驾过处，皆唱君之代，以祝陛下万岁”。在天皇出御，即天皇登场与退场时，人们会演奏《君之代》，因此在天皇出行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演唱《君之代》来代替庆典曲目。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人们尚未在小学唱歌课堂上被指导演唱《君之代》，因此东京府大概是为了庆贺天皇出行，对辖下的小学都施以了特别的指导，或者是用当时的《君之代》代替了庆典曲目。那时的《君之代》有一部分歌词、旋律与现在的《君之代》不同。

一个月后，为了庆祝宪法颁布，这一训练的成果得以体现，人们在看不见天皇时，也开始演唱《君之代》。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这首歌。从这一点来说，宪法颁布日使《君之代》又向国歌迈进了一步。

私立法学校

宪法颁布当日，最早从雪花飘飞的银座大街上走过的，是十津川的壮士，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由身穿英国律师服、骑在马上的增岛六一郎校长带领的英吉利法律学校的学生。

奈良县十津川乡人在高野山起义后，参加了戊辰战争，所有居民都因战功被封为士族，他们是明治初期民间维新的中坚力量。英吉利法律学校即现在的中央大学，校长增岛六一郎从英国留学归来，时年三十一岁。由他率领的法学生希望能成为这个时代担负维新重任的民间力量。

当时全国有五十七所法律、医学、商业等专科学校，共计约一万三千名在校生，其中三十二所学校的近一万名学生都集中在东京，有五千多名学生就读的私立法学校，学生人数最多。

据报纸报道称，东京专门学校即今天的早稻田大学的七百余名学生头戴统一的帽子，在数十名消防员的护卫下蜂拥而出，他们十点从早稻田出发，经神乐坂到樱田门外迎接天皇，高呼“宝祚万岁”。“他日将要参与宪法问题的政治法律学部学生，充分表达了祝贺之意，以此迈出了第一步。”（《东京日日新闻》二月九日第四版）将来要灵活运用宪法和法律的正是这些政治法律学部的学生。

当天，创办于明治十三年（1880）的东京法学社（今法政大学）的出席人数也较多。而规模最大的队伍，是聚集于日比谷练兵场、由讲师等两千余人组成的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的队伍。这些学校的创办人以及教员，多是来自各藩的贡进生，他们先进入大学南校学习，后转入了司法省法学校，他们在明治十年前，于日本国内学习法学，之后又积累了留学或法律实务的经验。正因为这些既接受过充分的法学教育，又拥有担任官员、法曹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法律专家，日本的法学校才具备了兴盛的条件。

这些东京地区的学校同时接受来自地方的学生。自古以来，拥有青云之志的年轻人便多上京求学。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私立法学校的学生人数翻倍，就读私立法学校成为年轻人的首选。

选叙之法

四个月前，前往青森县视察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对县会议员们说：

颁布文官录用规则，无论东西南北，取有学术才艺者。十年前，若有萨长出身之大臣，则凭关系成为官员，同国之人亦依赖于此。然，今采用考试之法，依赖萨长关系者感叹失其依靠。若仍诬蔑政府为萨长联合政府，实为浅薄之见。

政府制定了《文官试验试补及见习规则》，将通过资格考试制度选拔官员，所以政府已不再是长州藩与萨摩藩的联合政权，而是转变成了公平的政府。

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宣布实施内阁制度的诏敕指出：“周密选叙以候有能之士”，这表明政府将采取公平制度任用官员。伊藤博文首相指出，这具体是指通过考试制度选拔官员。该制度于明治二十年开始实施。

从官立、府县立中学或法学校毕业的学生，无须通过考试就能担任作为正式官员的见习判任官。高中、法学校的毕业生则有资格参加选拔高级官僚——见习奏任官的高等考试。明治十九年（1886）的《中学校令》，确立了通过五年制普通中学、两年制高中来衔接小学与帝国大学的制度，但在新制度施行后升学的学生数量仍不足。明治二十三年，全国仅有五百二十九名普通中学毕业生，三百七十三名高中毕业生，而同一年私立法学校有一千五百八十一名学生毕业。入读私立法学校，成为取得高等考试资格的主要途径。

明治十七年（1884）的《判事任用规则》早已规定，私立法学校的毕业生拥有参加法官录用考试的资格。随着明治二十年《文官试验试补及见习规则》的颁布，私立法学校的学生数量一举翻倍，由此不难推测，有很多人是为当官选择了法学校。不过，从毕业生的实际就业情况看，有很多人选择成了代言人，即后来的律师。

以上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帝国大学法科、文科的毕业生无须参加考试便可自动拥有担任见习奏任官的资格。席位有空缺时，通过高等考试的私立法学校的毕业生才能填补。在截至明治二十三年（1890）被任用的见习奏任官中，为完善裁判制度而增员的司法科，共有七十四名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和六十四名通过高等考试的私立法学校毕业生，二者人数大抵相当。而行政科则有七十名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此外仅有九名通过考试的私立法学校毕业生。从明治二十四年起，行政科的高等考试被废除。比起考试，政府更多地依据学历任用行政官。

由于社会舆论批判“帝大阀”取代了原来的“藩阀”，明治二十六年（1893）起，政府改为采用让帝国大学毕业生与私立法学校毕业生平等参加考试的制度。

帝国大学

内阁制度起步后，为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明治十九年（1886）三月，政府整合了文部省的东京大学、司法省法学校、工部大学校，随后又兼并了农商务省的驹场农学校，成立了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是当时唯一的大学，它的各个分科大学——相当于现在的院系，是“教授符合国家所需之学术技艺”的“理论及运用之处”（《帝国大学令》）。

帝国大学原则上只允许高中毕业生入学。因此，帝国大学最初的招生计划虽然有四百人，但最后只有两百人入学。明治二十二年（1889），帝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分布如上表所示，约三分之二的新生集中在法科大学；在理科下，医科和工科的学生最多。除去西式医学校的要素，帝国大学有着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浓厚色彩。创办之初，工科大学与法科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有留学经验。那时日本正学习西方的法制体系与官僚制度，出现上述现象并不足为奇。渡边洪基出任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学习西医出身，曾担任工部少辅、东京府知事，是个有才能的官员。虽然也有人对他的上任感到意外，但渡边洪基的确符合以法、医、工为中心的帝国大学选任校长的要求。

明治二十二年帝国大学一年级学生毕业学校一览

毕业于第一高等中学校以及就读于法科大学的学生占绝大多数。高等中学（旧制）即后来的高等学校（出自《明治二十二年帝国大学一览及后年的各高等学校、大学一览》）

然而，天皇对这样的帝国大学表示了不满。明治十九年（1886），天皇在巡视帝国大学后指出：

理学、医学、法科等学术之进步虽令人可喜，然作为教育本源之修身学科究竟如何？就朕所见未有该设施……如今日，于理学、医学可得专门之科学家，而能否养成讲治国之道、堪负国家经纶之任者，实令人疑虑。和汉学者陷于偏僻固陋者虽多，然此非学问之罪，乃其人之过也。就其道之本体而言，须大肆宣传。未知总长之见如何？

虽然这段论述中也夹杂了负责记录的元田永孚的看法，但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学校教育与“修身”教育的关系在当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修身

人们常说明治初期的小学采取的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如第二章所述，那时建校与维持学校运行的费用均由地方居民负担，因此自由主义的倾向是很难避免的。小学的教学内容包括“读书、算数、地理、历史、修身”，小学会优先教授能帮助人们出人头地、有助产业发展的知识，道德教育的优先序被排在了最后。这是因为如果不优先实用之学，不允许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学校、选择教学方式，那么小学将很难被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只有小学制度得到普及，政府才有可能统一教学内容。明治十二年（1879），天皇借巡幸全国之机，接触到了各地的学校教育。担任天皇侍讲的元田永孚，体悟天皇之意，总结出《教学大旨》，主张为了矫正维新以来风俗、伦理混乱与过激言论横行之弊，应当实行重视仁义忠孝的教育。于是，“修身”这个新的课题登上了历史舞台。以侍讲身份为天皇讲解西洋书籍并在文部省负责教科书编纂工作的西村茂树也主张重视修身，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采纳。西村茂树于明治十三年辞去编辑局局长一职，他的职务由嘤鸣社的岛田三郎接替。当时的形势，可想而知。明治十四年政变后，西村茂树官复原职，“修身”这一课题也比原来更受重视了。

西村茂树曾在东京大学设立结合儒学与西方哲学的“圣学科”，主张以修身、程朱理学为基础，教授经济、政治的相关知识。文部大臣森有礼在选择渡边洪基前，曾邀请西村茂树担任帝国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为了不让帝国大学变成一个纯粹培养技术官僚的机构，这种做法看起来是一个好办法，但西村茂树却拒绝了森有礼的邀请。森有礼想要创建的是以教授西学为中心的大学，从政府需要的角度考虑，西村茂树也不得不赞同。但是，要在制度上建立一所这样的大学，恐怕连西村茂树也觉得困难。

一般的修身教育以皇室为中心，讲授仁义忠孝等内容，这种做法是无人反对的，但在讲授方式上，人们并没有达成统一。明治十九年（1886）十二月，西村茂树在帝国大学大讲堂，连续三天向公众发表题为“日本道德论”的演讲。西村茂树认为：“国民全体之品性若不良善，绝不能扬国威于海外。”在西村茂树看来，儒教、佛教失势，日本又没有像欧美的宗教、哲学那样的道德标准，日本的现状令人感到担忧。西村茂树提出具体的道德戒律，呼吁结成遵守这些戒律的“道德会”。当时的报道称，这是身为日本讲道会（翌年改称日本弘道会）会长的西村茂树为劝说人们加入该会而举办的演讲（《朝野新闻》明治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三版）。辞官后的西村茂树希望在社会大众中推广这一运动。另一方面，森有礼认为大学生的修身虽然有待其本人自身的觉醒，但他也赞同西村茂树此次演讲的内容，并考虑将此次演讲的内容列入中学以上的修身参考书。据说这一想法因伊藤博文的反对而最终未果（《泊翁丛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各方力量难以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伊藤博文或许也是为了防止某一个特定人物掌握此事的主导权。

暗杀森有礼

文部大臣森有礼没能参加宪法颁布仪式。仪式前一晚，森有礼任驻英公使时代的部下——负责协调典礼形式与出席人员的宫内官僚牧野伸显来访，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为了参加颁布仪式，森有礼第二天一大早便开始准备。但他却被来访的西野文太郎用厚刃菜刀刺伤，次日去世，享年四十一岁。西野文太郎当场被文部属官座田重秀用藏刀手杖杀死，社会舆论竟普遍同情西野文太郎。

巴尔茨在三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宪法承诺尽可能给予出版自由后，政府立即在次月要求以下五种帝都报纸暂停发行，并称此乃不得已之举。这源于这些报纸都赞美暗杀森文相的人。不仅如此，还作诗称西野计划暗杀的第二人芳川仍活着实乃憾事！位于上野的西野墓前宛如圣地！参拜者尤以学生、演员、艺人居多。此现象实属不妙，这表明这个国家还未到实施议会制度的时期。在应该由国民自身制定法律的时期，他们赞美了暗杀者。

事件发生后，各大报纸在刊登森有礼传记的同时，也刊载了西野文太郎的传记。十五日，《朝野新闻》在头版刊登了应该处罚座田重秀的投稿。西野文太郎乃神官之子，时年二十一岁，对天皇忠心耿耿。他生平倡导敬神之说，曾任山口县及内务省的下级官员。据说，因为明治二十一年（1888）森有礼在参拜伊势神宫时，用手杖掀起了神殿的竹帘，并有不敬的言行，西野文太郎才决意杀他。

文部大臣森有礼

因顾忌森有礼基督教徒的身份，天皇不赞成让他担任文部大臣，但伊藤博文不顾天皇的反对，任命森有礼为文部大臣。根据明治十五年（1882）伊藤博文写给身在英国的森有礼的信件，伊藤博文这么做的原因是森有礼有“为将来我国之治安计，确立教育基础之见识”，伊藤博文称赞森有礼是一个“并非一味醉心西学、一味执着汉学、一味为宗教所束缚”的人。森有礼认为，教育应以取得智育、德育、体育三者的平衡为目的，他以近乎一人之力规划了从小学到帝国大学的宏伟蓝图，包括后来的配属将校制度和青年学校。这些制度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逐步得以实施。

森有礼对学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在视察小学时，他看到小学生的作文，批判“除一二点外皆不合理，严格说来皆封建时代之思想”，这样严格的指导招致很多人的反对。此外，森有礼在视察地方时，直接就明治政府推进的维新进行了演讲，如前文提到的在青森的演讲。那时，在大臣中，只有森有礼不断在普通民众前发表演说，这也致使人们把对明治政府激进政策的不满全都发泄在了他身上。

为了使皇室成为国家的支柱，伊藤博文提出了“怀柔政策”，并通过仪式、选定天皇陵、设立橿原神宫等形式推行了该政策。尽管没有人反对上述政策，但人们却也以此为中心开始批判政府与高官。政府对天皇、天皇的祖先，以及供奉天皇祖先的神宫，表现出了尊重的态度，但人们仍批判政府的高官敬意不足。从经历来看，西野文太郎正是森有礼所说的“依赖萨摩藩、长州藩关系之人”，他因没能当上需要通过考试才能担任的判任官而心怀不满。在西野文太郎死后，他并非作为萨长派系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忠于天皇却怀才不遇的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从这一点可以窥见，如森有礼所言，年轻人因出身萨摩藩、长州藩而受到优待的情况日益减少。

在二战前的昭和时代发生的“天皇机关论事件”中，依据宪法行事的官僚被质疑是否尊重天皇也是出于上述原因。昭和十一年（1936）二月二十六日，前内大臣牧野伸显在汤河原的别墅被青年军官袭击，好不容易才脱险。那时，他应该会想起四十七年前与森有礼共度的最后一夜吧！

光辉国史之成迹

明治二十一年（1888）十月，编纂史书的工作被移交给帝国大学，重野安绎因此担任帝国大学的教授。重野安绎从中国的考据学传统出发，重视实证，他批判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喜爱的《太平记》并非史实。重野安绎被称为“抹杀博士”，他否定了那些常被用来宣扬忠孝的典故，如楠木正成、楠木正行在樱井驿分别一事，他还质疑儿岛高德这一人物的真实性。这与为进行忠孝教育而主张在小学张贴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画像”的元田永孚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重野安绎的思想与明治二十年文科大学上任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德国人李斯教授的德国实证史学有共通之处，因此重野安绎的史学观顺利地被“进口学问”的最高学府——帝国大学所接纳。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敕语指出，宪法是依据“传承自祖宗之大权”颁布的，天皇的祖先凭借“我臣民祖先之协力辅翼”“肇造我帝国以垂于无穷”，有赖祖宗之德威并“忠诚武勇、爱国殉公”之臣民，以贻此“光辉国史之成迹”，希望今后臣民也和衷协同，共同分担。宪法所阐述的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是对这个国家历史的一种继承，因此在宪法颁布之际，敕语有必要叙说“国史”。颁布仪式当天傍晚，重野安绎发表了演讲。

重野安绎指出，《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始自《五条御誓文》变革的成果，是继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大宝令》之后的第三部宪法，在“臣民一和，奉戴翼赞皇上”这一点上，《大日本帝国宪法》与之前的宪法一脉相承。重野安绎还指出，议会制源于《十七条宪法》，明治的太政官制度是《大宝令》的“斟酌增损”，以此来强调这一系列制度的连贯性。他主张《十七条宪法》依据的是三韩地区传入的佛法，《大宝令》是遣唐使对唐朝律令的介绍，以此说明此次参照欧美各国法律制定宪法一事，本身就有传统可循。武家政权虽然已被遗忘，但在此处重野安绎成功地把宪法定位在了国家历史的传统中。

《十七条宪法》“虽名为宪法，实皆为训诫。盖古昔以训诫垂宪法，后世立宪法以寓训诫。时世变化，人情推移，百般大率为如此”，重野安绎指出宪法已从浅显易懂的训诫转变成了具体的法律（《重野博士史学论文集》上）。

如前文所述，对推进开化、争取民权的人们而言，宪法的问世是一个极大的成果。聆听重野安绎演讲的是帝国大学的师生，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时世变化，人情推移”已经到了能够“立宪法以寓训诫”的地步，但对社会大众而言，目前的情况却远未达到这一程度。

神代复古请愿

推广神代复古请愿运动的人们自有一套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所动摇的理论。制作藤编工艺品的东京工匠小林与平于明治十八年（1885）起，开始提倡这一运动，这一运动在青森到四国之间得到推广。

这一运动也以《五条御誓文》说明自身的合理性。小林与平以“三十年丹心一片，废寝忘食，遂发现”“天照皇大神之教诲”乃“以天地之公道为基，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立万民保全之道，各尽其心，不厌其烦”的“教诲与御誓敕相当”。

小林与平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御誓文，比如对“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知识”指“不同于学习书籍、借助古人智慧的学者，乃天生之贤人”，因此没有必要从外国聘请“全因月俸才不断而来、身为书籍奴隶的学者”。此外，他还指出日本国内那些“模仿古来陋习之古人，身为书籍奴隶的顽固学者”“天生气度狭小”，无以为用，因此要“找寻一些具备全地球之天地自然知识的大人才”。

在这里，小林与平否定了外国学者与传统的知识阶级，他称他们为“书籍奴隶”。他所说的“教诲”不依靠书籍，而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传播。比如他说供奉给神的“榊”，是从对他人无用的“离去之神的树木”中取三个字构成的，这是一个告诫人们“不要在祭祀上浪费”的伟大“教诲”。

当然，小林与平等人并不认同，只有“书籍奴隶”才能理解的《帝国宪法》正确阐释了《五条御誓文》的宗旨。松本博在这场运动的德岛县负责人家中发现了《明治二十二年丑旧二月布告》，其中写道：

一　宪法颁布乃由当今大臣选定

二　五事誓愿敕乃天皇之圣意

三　神代复古乃大神之教诲

……不应以宪法颁布为由不满足国民愿望

日本的愚民们听好了，神代复古乃国祖大神所言、世界无类之教诲，快快警醒！切莫因区区宪法之颁布而震惊。

从中可窥见，该运动的领导人号召民众无视宪法，继续推广神代复古誓愿运动，也可以看出他们因宪法颁布致使运动遭遇危机而深感焦虑。宪法颁布前，该运动已经被政府列为监管对象，此后该运动则无所作为，逐渐消亡。

很多国民都对通晓外国形势和法律的“书籍奴隶”所主导的维新持怀疑态度，这是西野文太郎的暗杀活动之所以能获得支持的背景。不过，现在作为史料保留下来的资料，几乎都经过了“书籍奴隶”之手，因而史料很难证明上述观点。

重野的演讲

在演讲的最后，重野安绎罗列了那些学者出身、得享长寿的官员：吉备真备享年八十三岁、三善清行得年七十二岁……他也提出“学者不长寿则无以成大业”，由此祈愿天皇、教官与学生们能够长寿。在这里，他称大学毕业、承担着国家未来的人为“学者”。

重野安绎的脑海中想必想起了那些比他年轻却先他而去、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同僚、知己、弟子——好友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岛通庸、川路利良；生命垂危的森有礼等旧萨摩藩的藩士；受岛津久光之命视察下关时，在白石邸为他生动描述下关战争战况的高杉晋作；明治初期在大阪跟随他学习汉学的弟子岩崎弥太郎；与他同去观看西乡歌舞伎的松田道之……

重野安绎并不认为英年早逝就意味着他们未能完成“大业”，这一点从那些竖立在青山墓地、由他撰写的、彰显着“大业”的墓志铭即可看出。正因如此，重野安绎更为这些人短暂的生命而叹息，于是他忍不住对担负着国家未来发展的年轻人说出了前文所述的话。

芳川显正被视为森有礼的同类与继任者，他也是西野文太郎选定的暗杀对象。翌年，芳川显正在首相山县有朋手下担任文部大臣，他努力模仿《军人敕谕》制定了《教育敕语》。这既是明治政府对西野文太郎支持者的挑战，也是对当时现实的回应，即除了宪法之外，还需要有训诫来引导人心向善。修身教育的问题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人们却并未将其与宪法直接联系起来。

宪法作为以《五条御誓文》为起点的维新成果，虽然明文规定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基本架构，但它并不能解释社会的整体状况。有人指出，宪法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保护权利，它涉及统帅权之类的大权事项太多。实际上，宪法最大的问题是，宪法是在维新的旗手们达成一致后制定的，它缺乏被全体国民接纳的基础。因此，随着人民参政意识的提高，新的问题不断涌现。重野安绎希望人们长寿，或许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进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1]八神，即神产巢日神、高御产巢日神、玉积产日神、生产日神、足产日神、大宫卖神、事代主神、御食津神的总称。

[2]和学讲谈所，江户幕府统治后期的日本学研究所，宽政五年（1793）塙保己一经幕府批准创设。

[3]间切，琉球王朝时期的行政区划单位。

[4]本所区，位于现在的东京墨田区南部。

附录

年表

参考文献

（为方便读者检索，本书对原书参考文献各条目均予保留，作者名、书名、论文名、刊物名及出版社名等均按原文照录。）

全书相关（原则上超过四章引用）

『明治天皇紀』第一―第七（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二年）

内閣官報局『法令全書』（同局、一八八七年～、本文中の法令引用はこれによる）

犬塚孝明『森有礼』（人物叢書、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六年）

高橋昌郎『西村茂樹』（人物叢書、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七年）

学海日録研究会編『学海日録』（岩波書店、一九九〇～一九九三年）

我妻栄等編『日本政治裁判史録』明治前·後（第一法規出版、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

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八年）

飛鳥井雅道編『国民文化の形成』（筑摩書房、一九八四年）

第一章

尾佐竹猛『維新前後に於ける立憲思想―帝国議会史前記―』（文化生活研究会、一九二五年）

大久保利謙『明治維新の政治過程』「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一」（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六年）

佐々木克『大久保利通と明治維新』（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星亮一『奥羽越列藩同盟―東日本政府樹立の夢―』（中公新書、一九九五年）

大山柏『戊辰役戦史』（時事通信社、一九六八年）

三谷博『明治維新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幕末の外交と政治変動―』（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松尾正人『維新政権』（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年）

松尾正人『廃藩置県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

勝田政治『廃藩置県』（講談社、二〇〇〇年）

山崎有恒「『公議』抽出機構の形成と崩壊―公議所と集議院―」伊藤隆編『日本近代史の再構築』（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宮地正人『幕末維新期の社会的政治史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九九年）

佐倉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佐倉市史』巻一、巻二（佐倉市、一九七一、一九七三年）

関順也『藩政改革と明治維新―藩体制の危機と農民分化―』（有斐閣、一九五六年）

佐々木克『志士と官僚―明治初年の場景―』（ミネルヴァ書房、一九八四年）

古川薫『長州奇兵隊―栄光と挫折―』（創元社、一九七二年）

肥田木重文「都城と三島通庸」『宮崎県地方史研究紀要』八（一九八二年）

平尾道雄『無形　板垣退助』（高知新聞社、一九七四年）

第二章（不含前章涉及条目，下同）

岡田俊平編『明治初期の財政金融政策』（清明会、一九六四年）

山本有造『両から円へ―幕末·明治前期貨幣問題研究―』（ミネルヴァ書房、一九九四年）

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日本経済史3　開港と維新』（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年）

佐藤誠朗『ワッパ騒動と自由民権』（校倉書房、一九八一年）

石川安次郎『沼間守一』（毎日新聞社、一九〇一年）

大島美津子『明治国家と地域社会』（岩波書店、一九九四年）

鈴木淳『新技術の社会誌』（中央公論新社、一九九九年）

藪内吉彦『日本郵便発達史』（明石書店、二〇〇〇年）

千葉正士『学区制度の研究　国家権力と村落共同体』（勁草書房、一九六二年）

木槻哲夫「村の成功者と学校―明治初年教育関心の一考察―」和歌森太郎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明治国家の展開と民衆生活』（弘文堂、一九七五年）

藤村道生「徴兵令の成立」『歴史学研究』四二八号（一九七六年）

大島明子「廃藩置県後の兵制問題と鎮台兵―外征論との関わりにおいて―」

黒沢文貴·斎藤聖二·櫻井良樹『国際環境のなかの近代日本』（芙蓉書房出版、二〇〇一年）

加藤陽子『徴兵制と近代日本―一八六八―一九四五一―』（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小田中聰樹「北条県血税騒動」我妻栄編『日本政治裁判史録　明治·前』（第一法規出版、一九六八年）

奥田晴樹『地租改正と地方制度』（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茂木陽一「新政反対一揆と地租改正反対一揆―伊勢暴動を例に―」『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一』（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中山勝「明治十一年·神奈川県真土村農民騒擾事件裁判小考」手塚豊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Ⅵ』（北樹出版、一九八五年）

渡辺隆喜『明治国家形成と地方自治』（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

阿部武司「藤本庄太郎―堺緞通業の組織者―」竹内常善·阿部武司·沢井実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企業家の諸系譜』（大阪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六年）

第三章

ジョン·エリス『機関銃の社会史』越智道雄訳（平凡社、一九九三年）

雨倉孝之·熊谷光久「明治初期における海軍の活躍」海軍歴史保存会『日本海軍史』第一巻（海軍歴史保存会、一九九五年）

石井孝『明治初期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有隣堂、一九八二年）

高橋秀直「江華条約と明治政府」『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三七号（一九九八年）

牧原憲夫『明治七年の大論争―建白書から見た近代国家と民衆―』（日本経済評論社、一九九〇年）

安岡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法政大学出版局、一九九八年）

D·R·ヘッドリク『帝国の手先』原田勝正、多田博一、老川慶喜訳（日本経済評論社、一九八九年）

明治維新史学会『明治維新とアジア』（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

保谷徹『「欧米史料による下関戦争の総合的研究」研究報告書』科学研究費補助金成果報告書（二〇〇一年）

勝田政治『内務省と明治国家形成』（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二年）

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注『明六雑誌』上（岩波文庫、一九九九年）

稲田雅洋『自由民権の文化史―新しい政治文化の誕生―』（筑摩書房、一九九五年）

羽賀祥二「明治初期太政官制と『臨機処分』権」明治維新史学会『幕藩権力と明治維新』（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大宅由耿『郷土隠史―肥前の軍事と風教を語る―』（忠正社、一九三六年）

明治財政史編纂会『明治財政史』三巻（丸善、一九〇四年）

丹羽邦男「地租改正と秩禄処分」『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　一五　近代二』（岩波書店、一九六二年）

丹羽邦男『明治維新の土地変革―領主的土地所有の解体をめぐって―』（御茶の水書房、一九六二年）

高村直助『会社の誕生』（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六年）

深谷博治『改訂増補　華士族秩禄処分の研究』（亜細亜書房、一九四四年）

加藤俊彦·大内力編著『国立銀行の研究』（勁草書房、一九六三年）

落合弘樹『明治国家と士族』（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

園田英弘·濱名篤·廣田照幸『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的研究―武士の近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五年）

西郷都督樺山総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会編『西郷都督と樺山総督』（一九三六年）

初田亨『東京　都市の明治』（ちくま学芸文庫、一九九四年）

第四章

木山竹治『松田道之』（鳥取県教育会·岩美郡教育会、一九二五年）

渡邊直子「『地方税』の創出―三新法体制下の土木費負担―」高村直助編『道と川の近代』（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坂野潤治「『富国』論の政治史的考察」梅村又次·中村隆英編『松方財政と殖産興業政策』（国際連合大学、一九八三年）

有泉貞夫『明治政治史の基礎過程―地方政治状況史論』（吉川弘文館、一九八〇年）

平田元吉『三島通庸』（東京堂、一八九八年）

芳賀徹『絵画の領分―近代日本比較文化史研究―』（朝日新聞社、一九八四年）

高橋哲夫『明治の士族―福島県における士族の動向―』（歴史春秋社、一九八〇年）

高橋哲夫『福島事件』（三一書房、一九七〇年）

大石嘉一郎『自由民権と大隈·松方財政』（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九年）

長妻廣至『補助金の社会史―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成立過程―』（人文書院、二〇〇一年）

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の国家構想―一八七一―一九三六―』（岩波書店、一九九六年）

陸軍省『明治天皇御伝記史料　明治軍事史』上巻（原書房、一九六六年）

西岡香織「明治初期の陸軍後方―会計部·軍夫·輜重輸卒に関する一考察―」『軍事史学』一一二号（一九九二年）

澤地久枝『火はわが胸中にあり』（角川書店、一九七八年）

梅溪昇『軍人勅諭成立史―天皇制国家観の成立（上）―』（青史出版、二〇〇〇年）

第五章

古田和子『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〇年）

小風秀雅『帝国主義下の日本海運―国際競争と対外自立―』（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鈴木淳『明治の機械工業―その生成と展開―』（ミネルヴァ書房、一九九六年）

安丸良夫「困民党の意識過程」『思想』七二六号（一九八四年）

朝倉孝吉『新編日本金融史』（日本経済評論社、一九八八年）

脇田修『近世封建社会の経済構造』（御茶の水書房、一九六三年）

中林真幸「蚕糸業の再編と国際市場　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土地制度史学』一四五号（一九九四年）

室山義正『近代日本の軍事と財政―海軍拡張をめぐる政策形成過程―』（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四年）

鶴巻孝雄『近代化と伝統的民衆世界―転換期における民衆運動とその思想―』（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二年）

丹羽邦男「明治政府勧解制度の経済史上の役割」『商経論叢』三十巻一号（一九九四年）

馬場宏二『会社という言葉』（大東文化大学経営研究所、二〇〇一年）

高村直助『日本紡績業史序説』（塙書房、一九七一年）

星野誉夫「日本鉄道会社と第十五国立銀行」（一）（二）（三）『武蔵大学論集』第十七巻二号―六号、第十九巻一号、五号、六号（一九七〇～一九七二年）

玉川寛治「初期日本綿糸紡績業におけるリング精紡機導入について」『技術と文明』十巻二号（一九九七年）

高村直助「二千錘紡績の蘇生」『企業勃興―日本資本主義の形成―』（ミネルヴァ書房、一九九二年）

中村尚史『日本鉄道業の形成　一八六九―一八九四年』（日本経済評論社、一九九八年）

小木新造『東京時代―江戸と東京の間で―』（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八〇年）

牧原憲夫『客分と国民のあいだ―近代民衆の政治意識―』（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藤森照信『明治の東京計画』（岩波書店、一九八二年）

鈴木淳『町火消たちの近代―東京の消防史』（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原剛「明治初期の沖縄の兵備―琉球処分に伴う陸軍分遣隊の派遣―」『政治経済史学』三一七号（一九九二年）

御厨貴『首都計画の政治―形成期明治国家の実像―』（山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第六章

木野主計『井上毅研究』（続群書類従完成会、一九九五年）

佐々木隆『伊藤博文の情報戦略―藩閥政治家たちの攻防―』（中公新書、一九九九年）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宮中の制度化と立憲制の導入―』（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年）

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一、二巻（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

河西英通『近代日本の地域思想』（窓社、一九九六年）

塩出浩之「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植民地』北海道」『史学雑誌』百十一編三号（二〇〇二年）

宮城栄昌『琉球の歴史』（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七年）

松沢裕作「明治十七年の地方制度改革―埼玉県の事例を中心に―」『史学雑誌』百九編七号（二〇〇〇年）

大日方純夫『近代日本の警察と地域社会』（筑摩書房、二〇〇〇年）

松本博先生徳島地域史研究四十年記念論集·史料集刊行会『近代徳島民衆的世界の形成』（教育出版センター、二〇〇〇年）

中野実『東京大学物語―まだ君が若かったころ―』（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東京都公文書館『都史紀要一〇　東京の大学』（東京都、一九六三年）

出版说明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家网野善彦领衔撰写，邀请各领域的一流学者，讲述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平成年间的历史，共二十六卷。

在日本出版界，各大出版社都曾在不同时期出版过日本通史系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问世前，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至1967年出版的“日本的历史”系列二十六卷本，是日本通史系列丛书中的权威作品。对于这些日本通史读物，文艺评论家三浦雅士曾指出，若以时间为基轴阅读，即可窥见历史观随时代迁移呈现出的变化。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代表着战后二三十年的研究结晶，“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呈现的则是直至当代的研究动向，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之上，还有新时代独有的创新之处，兼具权威性与前沿性。

整体而言，该丛书呈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涉及各个时期的学术性问题和专题性问题。考虑到完全引进的工程量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主要选择呈现历史脉络的卷册，剔除了部分学术性或专题性较强的卷册。选取的十卷本既呈现了日本学者从内部看待自身的独特切入点，涉及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读者可从中获得对特定时代的全景式了解。

因编者和译者能力有限，本书难免出现各种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