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

孟愷琳（Kathleen）與宋博穎（Robert）

推薦序
誰的戰爭歷史？

這本專書的英文版，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現任費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主任的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2008年出版的學術著作。事隔多年，中文譯本問世，終於可以讓中文讀者通過他的細膩觀察及精闢分析來了解關於金門的冷戰歷史。

2001年9月，在清華大學名譽教授王秋桂的召集下，於金門召開了「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會議是金門有史以來第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王秋桂教授邀請了不少具有學術聲望的國外學者與會。這是宋怡明初訪金門，並發表了他當時關心的福州宗族之論文。我當時任教於金門技術學院（金門大學前身），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正值會議結束時，紐約發生了「911事件」，接下來的一個禮拜，各地飛機停擺。參與會議的學者「被迫」留在島上，進退維谷，宋怡明也是其中一位。在瀰漫著不安的氛圍下，作為東道主的我，為大家安排了田野考察，細細地走訪戰火已經遠離的金門的歷史文化遺產，從宗族村落、華僑洋樓到戰地景觀。透過這個「意外」的假期，大家對金門留下深刻的印象。

等到情勢明朗、大家重新安排機位返國之後不久，我就收到宋怡明的電郵，他告訴我他對金門的冷戰歷史非常感興趣，希望來年暑假能夠再來，請我協助一些田野調查的工作。我表示歡迎，並期待合作研究的開展。於是，接下來的幾年間，宋怡明經常利用假期或研究休假，長時間在金門島上進行文獻蒐集、口述訪談、田野觀察。他善於思考發問，待人真誠親切，華語說得極好，加上高粱酒量絕佳，具備了所有田野調查的優越能力。不多久，島上居民也就不把他當成「老外」，而是一位常常穿著T恤、短褲及涼鞋，走訪鄉間的「自己人」。一個小故事可以說明：在他成書之後，大約隔二、三年才會到訪金門一次。有一天，他來到後浦武廟對面的冰果室，坐下來吃刨冰。店中的阿嬤像是對著久未歸鄉的遊子說：「你回來了喔！」對那位阿嬤來說，宋怡明在島上作田野調查的那幾年，也彷彿昨日般的清晰。

在那段共同研究的時光中，我們經常討論一些理論觀點，分享一些田野資料。宋怡明的研究視角與執著精神，令我十分佩服。我記得很清楚，2005年夏天我意外找到一大批裝在塑膠袋、堆放於烈嶼鄉公所的民防檔案，本來一如其他鄉鎮公所準備要棄置，時任公所課長、我的學生邊金靜告訴我能否協助整理，使之成為文化館與鄉史館的展示資料。我和翁沂杰助理一方面分類整理、掃描建檔，一方面通知太平洋彼岸的宋怡明。他得知後立刻安排行程，飛來金門一起整理、閱讀檔案。這些資料，被充分地運用在這本書的主題討論之中。

事實上，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的金門，歷經了極為戲劇性的歷史轉折，也使金門這個地域社會，與區域發展、國族歷史、國際地緣政治有著高度的關聯。金門在1949年之前，是人口流出、外來僑匯、開放流動的僑鄉；1949年以後直到1992年11月7日解除戰地政務，金門變成人口流入、內需產業、封閉禁錮的戰地。戰地生活經驗，成為二、三個世代的金門人及軍人的集體記憶與公共歷史，軍事治理高度動員了地域社會，當然也壓抑了民間自主力量，空間地景的軍事化也相當徹底。

傳統的金門戰爭史研究，主要以軍方觀點、國族立場陳述戰爭事件。這些研究關心敵我雙方的戰略布署及戰術應用，說明軍隊交戰細節及其影響，進而宣揚反共意識與愛國主義。代表著作如國防部史政處《金門戰役》（1957）、國史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1979）與其續輯（1982）等。在西方著作中，金門被放在美國外交政策、美中臺關係研究，以及關於現實主義（realism）、軍事威嚇（deterrence）與戰爭邊緣策略（brinkmanship）之下探討，是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的熱門課題。不過，在這些討論下的金門，僅僅是一個具有國際地緣政治與戰略價值的地理名詞，而非一個地域社會。

隨著研究視角的轉移，學術界不再局限於單一國家話語或國際外交觀點，轉而注意不同歷史主體對戰爭史的差別看法，以及關注地域社會的微觀歷史（micro history）。這種傾向，以金門來說，進一步有四種趨勢：第一、雖仍以常規軍史研究的角度發問，但開始援引、比較海峽兩岸的文獻、檔案、報章，並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分析戰爭背後的決策過程；第二、採擷與整理當年在金門服役的官兵之口述歷史；第三、擺脫常規國族史、軍事史的寫作模式，從社會史與人類學研究的取向關注軍事治理下的地方社會文化變遷；第四、以戰役遺產保存為目的之相關研究。

宋怡明的專著就是其中最全面且重要的著作，試圖回答在冷戰這個國際地緣政治結構下，一個地域社會的變遷過程。他具體分析軍事化、現代性與地緣政治化（geo-politicization）等三個具有全球普遍性之力量，如何在島上運作，以及對金門居民所造成的衝擊；同時，也分析居民如何回應軍事治理下的對策，具體說明國家與地域社會複雜的互動關係。這種「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militarized utopian modernism）——以三民主義模範縣為目標之前線基地，如何實踐及抵抗。他也處理了國家如何通過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的產生與實踐，規範及再現戰地婦女的社會角色，討論地方政治之軍事化／現代化／性別關係（gender relations）三者的關係。換言之，他分析了冷戰時期金門軍事現代化中的政治，在地方的脈絡下說明人們對全球冷戰、國家衝突、追求現代化的顧慮以及利益被理解和利用的方式，並且討論它們如何在今天被記憶下來。這些學術觀點，一方面為金門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一方面也提供了人文社會學一種整合式、跨領域的方法論。

宋怡明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存在著一個深刻的理論議題。亦即，歷經戰爭的恐懼及威脅、高壓的軍事治理、甚至是白色恐怖迫害的前線居民，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幽暗歷史（dark history），如何繼承、叙述或再現這些歷史遺產（dark heritage），以及如何進行悲暗觀光（dark tourism）？什麼樣的集體記憶選擇遺忘或重新編寫？金門人又是如何重新看待近在咫尺的廈門及二百海浬外的臺灣本島？這些複雜的社會過程，都是「後戰地」金門所必須進行的歷史反省及值得深化的學術課題。

最後我想問的是，「金門學」該如何成為一門有效的、被認可的學科？與臺灣研究的關係為何？其實，「臺灣」作為一個人文社會研究範疇，具有高度的複雜性。今日臺灣這個政治共同體是在世界冷戰國際局勢所形成，而1949年的金門古寧頭戰役、1954年的九三砲戰（第一次臺海危機）、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第二次臺海危機）等，更是組成這個政治共同體的關鍵歷史事件。事實上，殖民史之外的臺灣現代史，金、馬不應該被忽略。金門、馬祖的戰地歷史，不僅是當地人的生活經驗，也是大量臺灣服役青年的共同記憶。同時，當前臺灣的認同危機，不僅表現於所謂的族群政治、政黨衝突、南北地域差異而已，還有金門、馬祖的問題。金、馬與臺灣本島的疏離，除了百年來歷史經驗的差異外，還有晚近二十餘年來臺灣共同體建構過程中刻意切割的部分。解決臺灣認同危機、凝聚臺灣共同體意識，可以從金門、馬祖開始。也就是說，通過金門研究，這個反身性的角色（reflexive role），可以豐富臺灣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也能為臺灣社會的轉型正義提供貢獻。

宋怡明教授的著作，以其精闢的觀點、貼切的觀察、豐富的故事、優美的寫作，提供我們了解金門冷戰時期的變遷，也提醒我們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的歷史經驗，值得向大家推薦。

樂為序。

江柏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主任
2016年7月8日，於金門

重要的著作有：1.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2. Jian Che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3. Li Gong,“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1950s: Chinese Strategy and Tactics,”in Robert Ross and Jiang Changbin ed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4.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等。​​​​​​​​

如（中國）沈衛平原著、劉文孝補校，《金門大戰：臺海風雲之歷史重演》（臺北：中國之翼，2000）；（中國）洪小夏，《血祭金門》（香港：新大陸出版社，2001）；（臺灣）田立仁，《金門之熊：國軍裝甲兵金門保衛戰史》（臺北縣中和市：大河文化，2007）。​​​​​​​​

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古寧頭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編者自印，2009）；國防部，《烽火歲月：823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編者自印，2009）等。​​​​​​​​

包括1. 余光弘、魏捷茲（James R. Wilkerson）編，《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2. Chi, Chang-hui,“Militarization on Quemoy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ist Hegemony, 1949-1992”，王秋桂主編《金門歷史、文化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2004），頁523—544；3. 周妙真，《官方影像中的金門戰地婦女形象（1949—1978）》（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以下簡稱閩南所碩論，2007）；4. 蔡珮君，《從傳統聚落到「戰鬥村」：以金門瓊林為例》（閩南所碩論，2008）；5. 林美華，《傾聽戰地的聲音：金門的戰地廣播（1949—1992）》（閩南所碩論，2008）；6. 李瓊芳，《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學校教育》（閩南所碩論，2008）；7. 李雯，《從漁村、軍港到商港：金門料羅村及其港口之空間變遷》（閩南所碩論，2009）；8. 李皓，《金門戰地政務體制下的民防自衛體系》（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2006）；9. 江柏煒，〈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vs.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民俗曲藝》第156期（臺北：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7），頁85—155；10. 呂靜怡，《「出操」的記憶與認同：金門婦女隊員的生命經驗敘說（1949—1992）》（慈濟大学人類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等。​​​​​​​​

如1. 黃振良，《金門戰役史蹟》（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3）；2. 江柏煒、劉華嶽，〈金門「世界冷戰紀念地」：軍事地景的保存與活化芻議〉，江柏煒等主編《2008金門都市計畫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77—124；3. J. J. Zhang & Bo-wei Chiang,“‘Normandy’or‘Las Vegas’? Positioning‘Kinmen’in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Era”，江柏煒等主編《2008金門都市計國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187—220。​​​​​​​​

這個部分，除了在本書的討論外，可進一步參考江柏煒、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阿部由美子譯，〈国家、地方社会とジェンダー政策：戦地金門の女性役割及びイメーの再現〉（國家、地方社會與性別政治：戰地金門的女性角色及形象再現），《地域研究》第11卷第1號（京都：京都大學地域研究統合情報センター發行，2011年3月），頁88—128。​​​​​​​​

之後宋怡明針對記憶政治主題，進一步提出了四種明顯的論述來討論軍事化與去軍事化經驗如何被回憶，包括：正式的官方論述、以及三種社會論述——英雄記憶、苦難記憶與鄉愁（懷舊）記憶，進而指出地方行動者如何以策略性（entrepreneurial）的方式來操弄集體記憶。參見宋怡明著、李仁淵譯，〈戰火下的記憶政治：金門，1949—2008〉，《考古人類學刊》第71期（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2009），頁47—69。​​​​​​​​

中文版序

2001年9月是我初次到訪金門，緣於當時與我亦師亦友的王秋桂教授邀請我參加一場學術會議。1980年代當我還在臺灣求學時，金門是距離臺灣很遙遠的神祕之島。十多年後，要去金門似乎容易了些，但它神祕依舊，所以我欣然接受了王教授的邀約。會議的最後一天，發生了件始料未及的事件——那天是2001年9月12日，美國遭受到911恐怖攻擊。當時的情勢渾沌不明，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舉頭一望便能看見廈門，我也在那兒讀過書，也許我該游過去避難？在我能搭機回家前還有一些時間，於是我和其他外國訪客在島上參訪了幾天。我漸漸為金門的許多事物所吸引，傳統的閩南文化、華僑聚落裡的洋樓都讓我眼睛一亮。但我從沒想過，我對金門的興致會細水長流，更沒想過我會寫一本關於金門的書，並且在十五年後坐在這裡為中文版寫序。

美國的朋友得知我在研究金門時，通常都很好奇。老一輩還記得八二三砲戰，以及當時美國曾考慮參戰，甚至要對中國使用核武以保衛金門。探討金門政治事件的書籍、論文很多，但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忽略了一個事實——金門島上住著許多居民，而他們親身體驗了每一次國際事件。以金門人的角度闡述金門歷史中不為人知的面向，是我寫這本書的動機之一。

美國人和臺灣人總是問我，為何要研究這樣一個蕞爾小島？當他們跟我說金門太小，不值得研究時，我的回應是「金門雖小，卻無比重要」。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象徵，曾被稱為「亞洲的西柏林」和「中國的奠邊府」。冷戰期間人們認為它是自由力量對抗共產主義的前哨站；或被喻為是關鍵的第一張骨牌，一旦倒下，就預示著自由世界的崩毀。

金門的重要性並非僅止於此；它的歷史也饒富意義。如同我在本書所言，金門涉入了地緣政治角力，而這幾乎影響了島上居民生活的每個面向，包含看似與國際政治毫無關聯的面向，諸如宗教、家庭生活等。這並非金門獨有的現象；二十世紀晚期，世界各地的狀況如出一轍，只是細節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藉由金門的研究來探討更龐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議題。一如美籍史家喬伊納（Charles Joyner）所言，在「小地方問大問題」常能激盪出許多火花。在世界各地，全球冷戰和區域性的衝突交會在一點，影響並扭曲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金門的研究，讓我們清楚地看見這點。即便海峽兩岸服膺的政治意識形態、施行的體制截然不同，人民的日常生活卻有許多共通點，這對我來說是最顯著的研究結果之一，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大陸及臺灣現代史的新理解。

回顧過去十五年，我發現自己對「軍事化史」研究的重視，可能和今天的軍事化現象有關。比方說，因為我經歷過911後反恐戰爭，才會將注意力轉向美國今天面對的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曾發生在金門島上。正如在1950年代，金門的居民被告知，因為對岸「共匪」的威脅，他們的自由必須受限；2000年代初期，美國人也被告知，他們必須犧牲部分的自由來對抗恐怖主義的威脅。探討「緊急」概念如何扭曲人民的政治生活，是金門研究的另一重要之處。

正如我在他處所言，金門的意義並非局限於「過去」的教訓；它也可能提供指向未來的方針。過去十五年間，金門改變的速度很快。如果在2001年我第一次到金門時，有人告訴我本地居民很快就能從大陸買到飲用水，或官方正慎重考慮蓋一座連到廈門的橋，我會覺得這一切都是天方夜譚。雖然金門在過去十五年發展得不錯，但新的問題也一一浮現。過去的金門，是海峽兩岸衝突的前線，今天的金門則是另一種前線，不遠處便是蓬勃發展的中國。如何面對中國日益龐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是個難題，不僅金門的經濟想當然耳受到衝擊，但就連社會、文化，甚至環境保護方面都深受影響。臺灣的狀況毫無二致，但因金門面積小且緊鄰中國大陸，面臨的挑戰尤其明顯。如果中國繼續壯大，臺灣、亞洲或全世界有一天也會面臨相同的挑戰。金門眼前的難題，可能預示世界其他地區未來會遭遇的難題，這說明了金門的另一種重要性。

我希望這本書能把海峽兩岸對峙時期，金門居民的故事說得清楚明白，同時提出一些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教訓。在未來的日子裡，金門仍會面對許多艱困挑戰；我希望金門的人們能透過了解過去，創造自己的未來。

慣例

本書大量使用由我或其他學者田野調查所得的口述歷史訪談資料。我的訪談主要以國語進行；若受訪者使用閩南語，我的研究助理會立即翻譯成國語。當我在進行這本書的研究時，還沒想到有一天會出中文版，因此我用英文來做訪談紀錄。這本書引用的一些訪談內容，可能不是由受訪者的話逐字逐句表達而來，而是由我的英文逐字紀錄譯成中文，但我確定這些引文能準確地反映出受訪者要表達的意思。

這本書中受訪者的假名使用規則有些複雜。資助這項研究的機構要求我在研究中使用假名，以保護受訪者。這個要求合宜，且符合研究倫理，因為受訪者陳述的多是私人且敏感的主題，甚至揭露一些非法行為。烈嶼鄉公所也要求我把引用檔案中的人名換成假名。但由此而產生了以下幾個問題。其他學者出版的金門口述歷史，使用的多是受訪者的真實姓名。金門地狹人稀，我的受訪者中，有些也參與了已出版的口述歷史著作的訪談。另有一些受訪者以真實姓名發表論文、撰寫書籍。面對這些複雜的情況，我的處理方式如下：（1）對於訪談內容已出現在其他書籍中，但我沒有親自訪談，或在檔案中讀到的受訪者，我沿用已出版書籍上的真實姓名（因為他們的資訊已經公開，我只是摘錄）。（2）對於我有讀到相關，或我親自訪談，但姓名未曾出現在其他出版刊物中的受訪者，我便刪除其真實姓名，或使用假名。（3）對於我採訪過，或在檔案中讀到，且真名也已刊登在其他出版刊物中的受訪者，我使用假名或更改訪談細節來保護他們的身分。為此，我必須錯標一些已出版訪談的來源，讓它們看起來是我親自進行的訪談（否則只要交叉比對，就能找出受訪者的真實身分）。這種方法也許不能天衣無縫地保護受訪者的身分，但我想這已經是最佳的處理方式。（4）最後一類是公眾人物——曾競選或擔任公職，或曾以真實姓名出版書籍或政治宣傳品者，本書中共有六人，我使用真姓名來稱呼他們。

致謝

我要向許多金門人致上最高誠摯謝意，感謝他們邀我到村裡或家中，和我分享他們的故事，而他們的名字大都未被提及。我希望他們讀到這本書時，即使並不完全同意我的認同，但是會認為我公平客觀地記錄了他們的生活。

不論是在臺灣還是在金門，陳佳佳和張繼瑩都是最優秀的研究助理。感謝金門縣政府邊金靜的協助，讓我能夠使用烈嶼鄉檔案，同時感謝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黃子娟的鼎力相助。我也要特別感謝兩位金門的學者——戚常卉教授和江柏煒教授，他們與我密切合作，不吝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們兩位都是優秀的學者，更是我的好同事、好朋友。我也要感謝江先生在金門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特別是翁沂杰女士的協助。我還要感謝其他研究金門的口述歷史學者，特別是有著優異研究著作的董群廉教授。

我也由衷感謝許多同事和朋友的協助，他們的名字列在英文版裡頭。感謝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鄭炯文和馬小鶴，他們使得哈佛燕京成為中華民國之外，金門資料最豐富的寶庫。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一些同仁協助了英文版的編寫，他們的名字能在本書的英文版找到。我也要感謝臺灣大學的林瑋嬪和羅士傑，以及臺大出版中心的曾双秀、湯世鑄和譯者黃煜文、陳湘陽協助中文出版的事宜。

我要感謝以下機構支持我的研究：中華民國教育部贊助的加拿大籍學人臺灣研究獎助計畫、加拿大社會科學及人文研究委員會，以及哈佛大學的庫克教育基金。

這本書，獻給我的孩子宋博穎和孟愷琳。在他們年幼時，爸爸總是身在一個名叫金門的神祕之地；他們年紀稍長後便在金門島上留下許多快樂的回憶，包括和珠山的小孩一同玩耍，或是在歐厝游泳。等他們年長到能夠讀得懂本書時，他們或許就能理解金門為何如此吸引我。至於在一路上支持我的妻子孟慧蘭，任何文字都不足以表達我對她的感謝。

宋怡明
2016年7月15日

引用自Chales Joyner, Shared Traditions: Southern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1999, 1.​​​​​​​​

〈金門的歷史；東亞的未來〉，江柏煒、王秋桂主編，《歷史島嶼的未來：2015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5）。​​​​​​​​

目
次

推薦序：誰的戰爭歷史？／江柏煒

中文版序

地圖

第一章　導論：不尋常地方的尋常生活

第一部　分日益增強的地緣政治化

第二章　古寧頭戰役

第三章　戰地政治（1949—1960）

第四章　九三砲戰

第五章　軍事化與金門民防自衛隊（1949—1960）

第六章　八二三砲戰

第二部分　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的變遷過程

第七章　1960年代：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縣」

第八章　1970年代：戰鬥村與地下金門

第三部分　冷戰時期的生活

第九章　戰地經濟

第十章　女性的生活：軍妓、閱兵及動員型現代化的象徵

第十一章　冷戰的鬼與神

第四部分　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

第十二章　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

第十三章　記憶與政治

第十四章　總結：多重邊緣化

附錄

第一章　導論：不尋常地方的尋常生活

黃平生，1958年時他是一名二十一歲的農民，他回想聽到第一起爆炸聲時，他正在自家的菜園澆水灌溉——從遠處傳來槍砲聲，然後是鄰近山丘震耳欲聾的炸裂聲。當時是夏末，田裡的花生已到了收成季節。附近的田裡有幾個男人在耕作，但絕大多數的婦女都已回到村裡，準備幾天後中元節的祭品。黃平生看到士兵走進西園村，在村子的水井旁洗淨身子。起初，黃平生以為那是軍隊演習的砲擊聲，於是他繼續低頭幹活。沒想到砲聲持續不停，沿著山坡蔓延而下，來到平地，衝著黃平生而來。這不是演習，而是大戰的開始。

西方把這場戰爭稱為1958年臺海危機。黃平生與其他村民則把這場戰爭稱為「八二三砲戰」。他們的家鄉，一座臺灣海峽上的蕞爾小島，居然成為衝突的焦點。理由在本書末尾會有較清楚的解釋，在事件結束的四十多年後，黃平生與數十位金門居民參與了一系列的口述歷史訪談，因此他的陳述才得以記錄下來。黃平生對事件的冷靜描述，也許與他日後擔任警察有關，但就像許多戰爭的受害者一樣，他在描述自己的經驗時傾向於陳述事實，字句裡少有裝飾。他並未提到地動山搖，流彈四射，或者是煙霧蔽天，陰暗無光。

砲火越來越猛烈，黃平生趕緊躲進綿延田邊的壕溝裡。他趁著砲火暫歇的時候小心地往家的方向前進，途中偶然發現一座混凝土碉堡，裡面躲滿了士兵。雖然金門軍方禁止平民進入碉堡，但此時士兵允許黃平生入內避難。天黑之後，逐漸只聽到零星的砲火，黃平生離開安全的碉堡，繼續朝村子走。他的家裡空無一人，他以為家人全死光了，但幾個鐘頭之後，家人一個個從各自躲藏的地方順利返家。大多數人家做的第一件事是焚香祝禱，感謝神明與祖宗的庇佑。而祭拜的事通常是由家中年長的女性來做——黃平生沒有提到是不是由他的祖母來進行祭拜。與平日一樣，每一家的母親開始燒水煮地瓜稀飯當晚餐，但許多人緊張得吃不下飯。鄰居們聚在門階上交換一天的小道消息。想當然爾，今晚大家聽到的都是些令人吃驚的消息——誰在砲擊中受傷；誰家的房子被擊中；誰家的豬被炸死。西園村大多數人在8月23日這天的砲擊中毫髮未傷，但第二天天剛亮，砲擊又開始了。在往後幾個星期，黃平生的鄰居死了大約二十多人；其中九人是被倒塌的防空洞活埋死亡。西園村民慢慢習慣了地底下的生活，他們躲在匆促挖掘的防空洞，裡頭既潮濕又陰暗。他們揹著啼哭的孩子，老人則不斷向眾神禱告，而且有傳言說毛澤東的大軍馬上就要上岸了。

從最傳統的歷史研究來看，八二三砲戰通常被描述為外交與高階政治、政治家以及政治家致力理解全球地緣政治衝突的故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離島，背後的意義是什麼？中共為什麼選擇這個時機與這座小島來提高冷戰熱度？這麼做有什麼後果？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向美國求援。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認為蔣介石的要求符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約定，於是派遣第七艦隊前往臺灣海峽。蘇聯外交部長飛往北京勸告毛澤東停火。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與民眾都想知道，這場衝突是否會從星星之火擴大成全面性的戰爭。但到了10月6日，在連續四十四天的猛烈砲擊之後，人民解放軍的砲火突然停止。交戰雙方都宣稱自己獲勝。這段冷戰時期的危險插曲終於來到尾聲，金門也再度成為無人聞問的小島。

往後數十年，這場危機的外交敘事產生了許多分析文章。八二三砲戰與四年前發生的類似插曲差點讓美國、中國與蘇聯三方爆發戰爭，因此金門的故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國外交政策、中蘇與中美關係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對威嚇與邊緣理論作品產生深遠的影響。

雖然討論這些問題時，偶爾會引用威嚇與邊緣理論作品，但本書並不是為了這些討論而寫。更確切地說，本書是從非常不同的視角來觀看金門，我們想知道金門居民對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何感受，時至今日，他們又如何回憶這段過程。本書把金門這個人類社會放入更廣大的世界中來理解其意義。因此筆者使用了最近數十年來廣泛採用的史學方法。本書處理的主題是臺海衝突，這在過去是屬於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與國際外交的內容，但本書不打算採取這樣的進路，而是從社會史的視角來檢視。不過本書與過去的研究也有共通之處，我們認為金門研究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可以說明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金門社會的轉變與當時主導的國際體系——冷戰，密不可分。本書嘗試把金門安放在廣泛的冷戰社會與文化架構下進行討論，試圖描述冷戰時期的生活經驗，同時從人類經驗與記憶的層次來檢視地緣政治的對立。

在本書中，我以金門作為研究案例，來探討四個內在彼此聯繫的現象：軍事化、地緣政治化、現代化與記憶。軍事化最常見的內涵，是指國家加強作戰或自衛能力的過程，或兩者兼有。從本書的目的來說，比較有用的做法是對軍事化採取更廣義的理解，不僅要考慮軍隊對社會的影響，還要思考軍事利益、價值與論述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從這個意義出發，辛西亞·恩洛（Cynthia Enloe）描述軍事化是「一步接著一步的過程，許多事物逐漸受到軍隊體制或軍隊尚武精神的控制，並且開始仰賴，甚至連價值都受到軍隊影響。廣義的軍事化，有時會被誤解成是實現狹義軍事化的手段」。也就是說，廣義的軍事化經常被誤解是一種創造軍事力量的方式。事實上，廣義的軍事化可以更一般化地創造與運作政治力量。恩洛認為，從廣義的軍事化來看，其實任何事物都可以軍事化。在金門，可以軍事化的東西竟包括了老鼠尾巴、女人的身體，還有籃球。新的軍事化經濟興起了，以滿足金門駐軍的需求。對一名溺死女性的精神進行崇拜，這種宗教信仰也被軍事化，並且被軍官奉為反共的象徵。金門的歷史猶如一個縮影，讓我們看到軍事化如何改變一個社會。

金門的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有著緊密關係。我所指的地緣政治化，是金門的生活與全球政治局勢連結在一起，而這個連結過程可以表現在幾個方面。最明顯的是，金門受到與國際政治有關的外在事件影響，例如北京、華府、莫斯科與其他地方所作的決定，往往牽一髮動全身。金門經常因為島外事件而蒙受周期性的砲擊。八二三砲戰兩年後，人民解放軍再次砲轟金門，落彈十七萬發，七名民眾死亡，四十人受傷，兩百棟民宅損壞（史稱六一七或六一九砲戰）。這是他們表達「歡迎」美國艾森豪總統訪問臺灣的方式。另一個地緣政治化的例子，是美國或美國資助的組織來到金門，它們的活動是為尋求美國地緣政治利益，卻影響了金門民眾的生活。這些組織包括美軍顧問團（MAAG），負責指導正規軍；西方公司，是中情局的代理人，於1950年代初期負責訓練游擊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JCRR），是美國資助的開發機構。有時地緣政治的影響是反向的。在196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辯論中，尼克森（Richard Nixon）指控甘迺迪（John F. Kennedy）質疑美國協防金門，顯示甘迺迪沒有對抗共產主義的決心。為了反擊尼克森的指控，甘迺迪的團隊發表了挑釁聲明，表示甘迺迪決心介入已經處於劣勢的古巴革命。因此，我們可以把金門與1961年胎死腹中的豬玀灣事件（Bay of Pigs）連結起來。

地緣政治化也意謂著正式而明確地將金門建構成較大的國際鬥爭的象徵。從1950年代以降，金門在媒體的廣泛宣傳下，被賦予了地區與世界事務樞紐的意義。金門成為亞洲廣大遭奴役民眾的自由燈塔，也是未來爭取自由的戰爭跳板。金門成為中華民國決心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是冷戰中以美國為首的聯盟抵抗共產主義的標竿；甚至還代表了人類進步的歷程。在眾多標榜誇讚的說詞中，最冠冕堂皇的莫過於前古巴駐中華民國大使在1959年說的：「金門的存在，使人性原則得以保存。在金門，人們為了人權、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信仰而戰。」金門被建構成地緣政治的象徵，有關這方面的描述必須考慮到不同時空使用的不同媒介所傳達的象徵內涵及其被接受的程度。但這些問題並不是本書的重點。金們被建構成地緣政治的象徵，絕不只是一種再現的手法，如同一篇文字描述一樣，它也是一種社會過程。本書的宗旨主要是了解這些過程與它們對金門居民的影響。金門生活的地緣政治化是因為在金門發生的一切都被認定具有地緣政治意義。

這種現象也影響了當地生活。對本書來說，最重要的是，金門生活的地緣政治化不僅指地緣政治深刻影響了社會關係的許多面向，它也成為金門人了解自身經驗的重要架構。對金門民眾來說，地緣政治化並未排除反倒是影響了他們的日常作息耕作、買賣、繳稅與撫養孩子，地緣政治化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日回想起冷戰，已然少了幾分意識形態的對立，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各種細節的奮鬥與努力——民眾如何處理宵禁、燈火管制與人口登記規則；目不識丁的農民如何學習新的農耕技術以生產販售給士兵的商品；家庭還需面對男性士兵聚集後普遍的社會問題：性的商品化以及婦女可能遭到強暴的危險。大環境的衝突是造成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它創造了新的互動模式、新的生活韻律與對各種事物的新態度。

冷戰，以及國共內戰，從某種層次來說是一種群體烏托邦的鬥爭，亦即雙方對於社會如何組織存在著不同願景，因而彼此競爭。格雷格·格蘭丁（Greg Grandin）描寫拉丁美洲衝突時提到：「這場鬥爭被賦予了超驗的力量，是因為日常生活與平日熟悉的事物都被政治化與國際化。」本書的宗旨之一，就是顯示國際衝突如何內化成家庭生活、宗教儀式與經濟交換的一部分。本書試圖呈現一部具地緣政治內容的社會史，以顯示社會史在了解事件上的重要性。少了社會史，事件產生的意義將極為抽象，不足以呈現民眾對事件的體驗與感受。

目前有一種研究趨勢為地方史如何被嵌入全球史中，本書也是如此。全球與地方的交流使金門接觸到另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這種引人注目的轉變我們通常稱之為現代化。過去一百年以來，如何讓中國現代化，以及現代中國應該有什麼樣貌，一直是中國政治菁英關切的核心議題。就像建立國家問題一樣——現代化與建立國家有著密切關係，現代化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對一個複雜目標進行廣泛追求。在本書，我用現代化這個詞描述的不只是一套源自西方經驗的狀況與價值，而是一個渴望轉變的綜合體。這不是說現代性是一個空的符號，任何意義都可以附著其上；歷史與當代的因素會對現代性概念化的過程加諸限制。在中國，一如在其他非西方的社會裡，如何協調現代性與中國傳統的挑戰，是許多將成為現代化改革者的隱憂。現代化的意義不斷處於協商乃至於爭論，並且受到全球論述與各地方派生的見解影響。無論哪一種政治傾向的菁英，他們希望的改變有許多或許可以稱之為規訓體制：教育，用來創造現代公民；公共衛生，創造出身心健康的人口；戶口普查與登記，讓國家可以監控人口。在可能的軍事威脅下，這些措施確實有著特殊而迫切的重要性。金門的特殊處境使相對放寬的現代化議程得以在此地施行，使特定的鎮壓與規訓形式獲得推動與正當化。軍事化與現代性的連結產生了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特殊模式，而現代性本身就是一種群體烏托邦形式。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也影響了現代化的定義，例如哪些目標是核心，哪些目標是邊緣。這些過程匯聚產生的現象，我們可以稱為「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這顯示，訴諸外在政治環境可以讓威權主義推動特定社會轉變計畫時獲得正當性，而這些社會轉變計畫則是由更廣泛的現代化議程形塑出來的。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可以理解為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威權下高度現代主義」（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的分支，其特徵是可能的安全威脅與因此產生的社會軍事化議題。

記憶是本書的第四個主要主題。中華民國政府同時從多重的角度來營造金門這個象徵物，不僅向外針對中華民國的盟邦，特別是美國，也針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民眾，作為動員支持與正當化威權統治的一部分。此外，也向內針對金門民眾，使他們成為反共政策下灌輸意識形態與動員計畫的一部分。今日，我們難以得知1950與1960年代的金門人對這種象徵性的論述有何看法，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把捍衛自由的英雄形象與自己的身分結合在一起。但使用1980與199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時期的口述歷史與資料，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政策如何形塑當時的記憶與政治。冷戰時期的集體記憶是金門居民討論自身身分時的核心。與世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集體記憶也成為金門人的重要政治資源，在冷戰結束後仍繼續形塑著他們與國家的關係。雖然金門人對那段過去的記憶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但只要對他們有利，他們還是記得自己在廣大意識形態與政治對立中做出的輝煌貢獻。

世界中的金門

撰寫地方史要面對的挑戰之一，是避免陷入獨特性的陷阱。金門有許多獨特之處，但金門的歷史也具有廣泛的意義。比較金門與其他二十世紀晚期的社會，可以讓我們對幾個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首先，金門是廣大社會的一部分，這個廣大社會指的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冷戰後的勝利主義模糊了一項事實，那就是臺灣與南韓是美國冷戰干涉下唯一兩個能獲得穩定成長與民主體制的地方。金門的歷史，顯示這項成就的一些間接結果，因此有助於我們了解中華民國加入冷戰所造成的影響。金門的軍事化意謂著在臺灣實施的政策經過誇大後執行於金門，因此從中可以一窺中華民國政治的內容。我們將會看到，許多金門人提到金門與臺灣的分工關係，金門負責軍事防衛，讓臺灣能集中發展經濟，享受經濟成果。研究顯示這種為人熟知的見解需要調整：1949年之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經濟快速發展，政治開始多元化。

其次，金門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案例研究，讓我們思考1949年後毛澤東統治的中國與蔣介石統治的臺灣之間的異同。這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這兩個政權頻繁地向對手——可以說是他們的另一個自我，分享或實際上借用了規訓與鎮壓的技術。金門當局界定問題與思考解法的方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問題與解法的方式有著驚人的類似性。有些類似性可以從兩者的源頭相同來解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都是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政治動亂中興起的列寧式政黨。其他類似的地方更可以從兩岸六十多年（還在持續增加中）的對立來解釋。這兩個社會都是以與對方立異來界定自己。我們可以借用約翰·波恩曼（John Borneman）對東西柏林的描述，透過互為鏡像的過程，這兩個國家「把自己塑造成雙重組織的另一半」。另一方面，雙方也彼此借用，他們刻意這麼做以避免另一方獲得優勢。制定金門政策時，通常目的是為了讓人注意到金門與對岸的差異，但這個過程也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我們可以從金門歷史上看到許多例子，很多政策清楚地意圖展示金門與大陸的不同，但實際上卻恰恰相反。金門與大陸發展的類似，顯示我們對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理解：它超越明確的意識形態，或個別統治者的狂妄。

金門也可以與世界上其他高度軍事化的社會進行比較。無論金門與大陸，東柏林與西柏林，高度政治化的邊界突然固定下來，造成的失序與創傷是類似的。駐軍的建立與擴張造成經濟崩潰與經濟機會，這種狀況類似於其他許多地方的軍事基地社區，例如菲律賓的蘇比克灣與北卡羅萊納州的布拉格堡。互為鏡像的過程在世界各地都找得到，但在冷戰分裂的國家特別明顯——韓國、越南與德國。

金門的冷戰經驗並非獨立現象，而是在各方面都與國共內戰的遺緒有所連結。冷戰時期，每個地方都有冷戰的在地經驗，這些經驗往往聯繫著地方與國家的衝突與關切。當在第一與第二世界中，冷戰是一種廣泛地爭論現代性意義的表徵，冷戰在第三世界的狀況則通常是以反殖民鬥爭的面目出現。許多地方，冷戰通常反映了在地既有的衝突，也增強了對現代性的追求，而且合理化在追求現代性過程中的軍事化。面臨急迫的危險時，國家意識到現代化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實行現代化因而擴散至亞洲及其他地區。

近年來，全球冷戰研究呈現了兩個大趨勢。由於前蘇聯集團的檔案部分開放，於是開始有人對冷戰時期重新進行評價。但是如帕屈克·梅傑（Patrick Major）與拉納·米特（Rana Mitter）指出的，這個「新冷戰史」的關鍵要素並不是真的那麼新穎，主要的題材依然是外交與政治史。其次，時下出現許多「冷戰史的文化轉向」，諸多學者對文化與社會如何形塑冷戰與被冷戰形塑感興趣。這方面的研究，處理的多為美國，次為蘇聯。它顯示，即使在沒有戰爭的狀況下，地緣政治的緊張還是會產生許多破裂的結果。同樣地，冷戰的遺產在世界許多地區依然很重要。在一些地方，挑戰來自於處理冷戰留下的有形影響——環境破壞、經濟崩潰與社會失序。在其他地方，冷戰也在當代政治與記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舉例來說，在沖繩，對過去的痛苦進行賠償是地方政治的重要元素。在越南，村民與國家協議在地方上舉辦紀念儀式。金門的歷史因此也是冷戰時期社會與文化比較史的一部分。金門提供的是一個地方例子，可以用來說明更廣泛的現象——二十世紀後半巨大意識形態衝突下日常生活的地緣政治化。

或許金門的經驗甚至超越了冷戰的臨時疆界。金門軍事化期間是從1949年開始，到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才告結束，這段期間是所謂的國家緊急狀態與戒嚴時期。義大利政治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指出，國家緊急狀態——譯者使用的詞是「例外狀態」——普遍被誤解成為回應危機而採取的現實做法（de facto）。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的核心矛盾之處，在於回應的必要性被認為是一種客觀的決定，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它其實是政治決定的結果。例外狀態指的不只是單純的法律暫緩執行，而是法律與政治秩序的擱置。因此，例外狀態實際上確定的是法律的極限。這是一個無法用法律解釋的法律措施。它不單純是獨裁形式，而是某種不同於獨裁的東西，必要性成為法律最終的源頭。阿甘本也認為，雖然例外狀態的名稱本身暗示著暫時，但例外狀態事實上卻成為一般政治主權的新興典範。緊急狀態的觀念，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很長的歷史，但到了二十世紀，緊急狀態卻逐漸被當成一種政府模式。阿甘本的主要興趣即在於探討例外狀態作為法律哲學與倫理學層次的問題。不過，關於例外的議題同樣能在社會史領域中討論，關鍵在於更改掉視緊急狀態為對客觀狀況不可避免的回應，轉而把緊急狀態視為待解釋的問題。在整個戒嚴時期（直到1987年），中華民國都處於緊急狀態下，其法律基礎是《戒嚴法》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金門的獨特地位在於，即使《戒嚴法》與《臨時條款》已被認為不合時宜，當局卻依然創設了特殊體系來管理金門與其他離島。金門因此成了例外中的例外。有一種觀看金門的方式，那就是把金門當成一個展示地，「用來測試作為政府典範的例外狀態機制是否功能健全」。金門的過去，猶如一間使用了四十多年，且例外狀態不斷進行微調的實驗室的歷史；金門的現在，則顯示出例外狀態的影響仍殘存著，久久不散。

資料來源與概要

本書資料來源主要是口述歷史與檔案文件。本書使用了大約七十件口述歷史訪談，這些是我從2002至2007年數次到金門島上停留訪談的結果。此外，還有大約一百七十件由其他研究者進行且已出版的訪談。使用由其他學者收集的口述歷史時，我必須面對一項口述歷史的基本原則——訪談者的詢問技術與組織材料的方法形塑了結果。舉例來說，有些訪談基本上全都是對那個時代的正面回憶，另一些訪談則詳述政府的侵害與民眾的不滿。訪談者不太可能在偶然間訪談到蒙受苦難最深的受訪者；應該這麼說，某些特定的回應反映了訪談者對那個時代的詮釋，這種詮釋透過提出的問題與材料的呈現方式表現出來。儘管如此，我對於其他學者收集的口述歷史證言的整體可靠性很有信心。我從訪談中得到的資料，與已出版的作品內容是一貫的。當然，這不是說事實無可爭議，而是說，在這兩種類型的口述歷史證據——我自己的與已出版的資料——之間，存在著整體的一貫性。不過，這些證言是否與其他歷史文件相符，則是另一回事。事實上，當地人詮釋過去的不同方式，其本身就是本書的重要主題。總結起來，口述歷史協助揭露大脈絡與大環境變化下的私人經驗，並且顯示這些身處其中的受訪者如何記得這些變化。

第二個主要資料來源是村層級的檔案。這些資料來自六個村的辦公室，從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以來，一直保存至今。這些檔案涵蓋的時間從1964年到1992年，其中絕大多數從1970年代開始。這些檔案大多是村辦公室例行工作的文書，包括建造防空洞的預算，購買腳踏車、到臺灣旅行、蓋房子或開店的申請書，以及民防槍支的維護清單。這些檔案提供了軍事化統治的實際運作紀錄，也補足了口述歷史訪談的資訊。

1987年，臺灣本島解嚴，異議報刊出現，把四十年來壓抑的資訊公諸於世。雖然金門本身還在戒嚴之下，但金門的記者早已迫不及待想利用臺灣解嚴創造出來的言論新空間。1990年，他們創辦《金門報導》，在臺灣已相對安全之下，要求金門改變。之後，金門也解嚴了，當地的《金門日報》副刊開始向讀者徵文。島上的居民以及曾經駐紮當地的士兵開始投稿散文、新詩與故事，發表他們在戒嚴時期的個人經驗。對某些人來說，這些作品成了宣洩過去經驗的重要方式。這些第三種角度的見解通常相當武斷，但他們發表的戒嚴時期生活記憶，或多或少可以補充口述歷史與檔案的內容。中華民國的報紙副刊，文章的內容通常真實與虛構兼容；因此，我使用這些文章主要是用來探索個人記憶與詮釋，而非重建過去事件。同樣地，我使用異議報紙主要是用來探索某些問題如何成為政治議題，而金門當地對政治投入較多的居民又是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其他的資料包括了電影、小說、笑話、日記還有回憶錄。

本書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涵蓋的時期從1949至1960年，解釋金門為什麼在臺海兩岸與全球地緣政治關係上占有如此特別的地位，這樣的地位又如何促使金門建立起軍事化統治，而軍事化統治如何重新形塑金門居民的日常生活。第一部分也討論了這時期三個主要的軍事對峙事件，分別是1949年古寧頭戰役，1954至1955年九三砲戰，與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第二部分接續第一部分，依照年代順序進行描述，討論1960年代軍事化統治的兩項重大轉變。前兩個部分的主要目標，是把不斷變遷的政策以及政策對當地生活的影響，置於不斷變遷的地緣政治脈絡中來看待，以解釋金門當地社會因地緣政治化與軍事化而產生的複雜軌跡。第三部分探索戒嚴時期社會生活的幾個重要面向，並且把重點放在島上居民的軍事化經驗以及如何與軍事化政權協商。第四部分討論社會生活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的過程。這個部分的焦點是軍事化時期是如何被記憶、紀念以及為今日的政治目的服務。

地方社會史家在代表性與特殊性之間進行對話。金門雖然有許多獨特之處，但它不是二十世紀後期唯一因涉入全球地緣政治衝突而高度軍事化的社會。在本書末尾，我們將思考金門研究如何產生新架構來詮釋二十世紀後半的國際歷史，尤其是冷戰史。我們不把金門研究視為單純的政治或軍事或意識形態僵持不下的歷史，而是從文化與社會過程來省思，我們會發現在不同的地方都出現了廣泛類似的現象。在共產主義世界與非共產主義世界裡，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地方，它們在面臨真實或威脅時會產生新的軍事化與動員技術，並且在危機時期加以施行。金門只是個小型的社會，因此在這些議題的表現上會顯得格外尖銳鮮明。我們可以觀察金門與其他時代其他社會的類似之處，並且牢記在心，讓我們回到黃平生與其他村民身上，進入他們的戰爭與混亂的時代記憶裡。

這段陳述引自董群廉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13以下與其他口述歷史。​​​​​​​​

例如Morton Halperin, 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 A Documentary History; Thomas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在此我們無法一一列出各領域的研究作品，只能介紹幾部代表作，如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and Gordon Chang,“To the Nuclear Brink: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我經常用冷戰一詞來簡略表示這個國際體系以及環繞著金門歷史外圍的廣泛地緣政治衝突，包括意識形態與政經體系之間的全球衝突，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衝突。使用冷戰一詞，考量的不只是貼切與否的問題。使用冷戰這個詞彙可以讓人注意到這個時期金門的歷史發展與更廣泛的政治力量有關。當然，使用冷戰一詞會過度簡化複雜的現實，尤其在19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之後，會變得不太適切。這個問題會在結論中做更深入的討論。​​​​​​​​

軍事化不僅限於國家，但國家以外的例子並不常見。​​​​​​​​

Cynthia Enloe, Maneuver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Militarizing Women's Lives, 291.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見Catherine Lutz,“Militarization,”318-331.中文的「軍事化」反而更能掌握廣義的militarization的意涵，軍事化在二十世紀的意思包括了改變民眾的價值與行為，使他們更接近軍隊的價值與行為。​​​​​​​​

還有幾個與金門稍有關係的美國機構。例如美國的援助反共難民計畫從香港募集游擊隊員然後送往金門。“Report on the US Escapee Program for Refugees Seeking Political Asylum in the Free World,”August 17, 1954,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ervice (DDRS).​​​​​​​​

這場入侵行動最早是在艾森豪時代規畫，但真正批准的是甘迺迪。Arthur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225-256.​​​​​​​​

Rosendo Canto, Between Champagne and Powder, 30.​​​​​​​​

我們也許可以先探討幾個問題，對於數百萬曾在金門服役的中華民國男性來說，金門是什麼；對於數千名曾到金門參加戰鬥營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員來說，金門是什麼；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數聽過〈八二三砲戰〉這個相聲段子的民眾來說,金門是什麼；對於1965年《諜海雙雄》（I Spy）這個電視影集的美國觀眾來說，金門是什麼，在影集中，主角找回了被偷竊的金門防務計畫；對於在巴克利空軍基地附近，也就是住在科羅拉多州克莫伊（Quemoy Court）的居民來說（譯注：這裡指的是美國某個以金門命名的小鎮居民），金門又是什麼。​​​​​​​​

Greg Grandin, 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 Latin America in the Cofd War, 17. 也可見Susan Bucks-Morss, 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

討論現代性的作品已是汗牛充棟，最近則集中討論現代性不穩定與多重的性質。有兩部作品對於我理解金門現代性的問題特別有幫助，Michel Foucault,“Governmentality,”87-104，與Seungsook Moon, Militarized Modernity and Gendered Citizenship in South Korea.​​​​​​​​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1-4.​​​​​​​​

在描述1950至1980年代的歷史時，我使用國家（state）這個詞，不僅指的是中華民國，也指國民黨，因為這段時期，中華民國與國民黨的角色與功能是重疊的。黨國這個詞會更為精確，但也稍嫌累贅。如科偉林（William Kirby）所言，原則上，「政府存在是為了執行黨的政策」。“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the Chinese Party-State, 1928-1958,”213。田弘茂顯示這項原則如何透過類似的黨國組織的建構在大陸施行。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chs. 1-2.​​​​​​​​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404.​​​​​​​​

越來越多作品提到1949年後這兩個政權的連續性。重要作品包括Paul Cohen,“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Joseph Esherick,“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irby,“Nationalist Regime.”​​​​​​​​

John Bomeman, Belonging in the Two Berlins: Kin, State, Nation, 17; Patrick Major and Rana Mitter,“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Toward a Comparativ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2．​​​​​​​​

雖然這不是我的研究主軸，但本書還是可以跟臺灣與中國各自的地方研究進行參照比對。台灣學者指出，台灣的地方研究想以臺灣社群來理解中國文化，卻忽視了臺灣的歷史與獨特性。中國的地方研究在1949年後專注於國內的轉變，忽視了造成轉變的地緣政治脈絡。本書結合這兩種研究走向，更重要的是，本書把地方社群安放在全球與國家的脈絡下進行研究。Keelung Hong and Stephen Murray, Looking through Taiwan: American Anthropolgists' Coliusion with Ethnic Domination；中國地方研究的兩部經典作品，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和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on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新冷戰史」的例證是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見Major and Mitter,“East is East.”文化史的重要作品包括Margot Henriksen, Dr. Strangelove's America: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Atomic Age; Stephen Whitfield, The Culture of Cold War.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見Robert Griffith,“The Cultural Turn in Cold War Studies.”最近，Gaddis在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中描述冷戰是一場低度緊張的戰爭，中間曾經出現幾次瀕臨高度緊張邊緣的狀況，主要牽涉到軍事與意識形態的對立。這段說法可以用來說明金門。過度偏重歐洲，使人忽略在世界其他地區因冷戰喪生的人多達數百萬，此外，只是單純地區分誰是贏家誰是輸家，似乎規避了冷戰衝突對整個世界的複雜影響。​​​​​​​​

Giorgio Agamben, The State of Exception, 7.​​​​​​​​

訪談通常用國語進行，金門大部分說國語，只有極少數年老的女性無法使用國語。受訪者經常交替地使用國語與閩南語；研究助理在現場協助翻譯了閩南語內容。以閩南語進行的訪談，由研究助理翻譯、記錄與謄寫。受訪者極大的比例是男性，而且極大的比例超過六十歲，也就是說，都是曾經經歷過戒嚴時期的人。我並未嘗試分析不同年齡層的人對於時代的經歷與記憶有何差異。​​​​​​​​

我會盡可能提供這些已出版的口述歷史書目，讓有興趣的讀者能自行研讀這些內容豐富的資料。​​​​​​​​

Philomena Goodman, Women, Sexuality, and War, 5.​​​​​​​​

我開始使用這些資料時，這些檔案全都儲藏在數十個塑膠垃圾袋裡。引用這些資料時，我會盡可能引出村子的名稱、文件的細節與日期。​​​​​​​​

第一部分
日益增強的地緣政治化

在黃平生的驚恐經驗之前，金門人早已累積大量戰爭創傷的經驗。1949年以後的十年間，金門經歷三次重大的直接軍事對峙：最初是1949年的古寧頭戰役，然後是1954至1955年的九三砲戰，以及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金門居民對這三起事件的經驗，將在第一部分的其中三章進行討論。姑且不論這些事件的重要性，這些暴力事件其實無法告訴我們金門歷史的全貌。金門仍有其他的歷史，這些戰役其實只是這些歷史的插曲。在1950年代，我們看見金門島正逐漸被地緣政治化，軍事化的體系也於此時開始建立。在討論地緣政治化與軍事化的歷史時，我會穿插一些章節說明金門居民對這些軍事對峙的體驗。

第二章　古寧頭戰役

1949年10月24日深夜，人民解放軍第十軍團約八千人，開始在金門北方的岩石露頭大嶝島集結，搭上匆忙徵用的漁船。當時吹著強勁的東北風，漁船順利破浪前進。然而駕船的漁民沒有編隊航行的經驗，不久船隊便在臺灣海峽四散開來。海面上波濤洶湧，許多解放軍士兵第一次搭船出海，他們感到噁心、頭暈而且害怕。第一批登陸的船隻大約在10月25日凌晨1點40分靠岸，地點接近他們計畫的登陸點，也就是位於金門狹窄腰部的嚨口村附近，他們計畫在這裡將防禦的兵力一切為二。然而船隊主力卻落在後頭。最後船隊在嚨口村西邊數公里處登陸。如果說金門狀似沙漏，那麼解放軍登陸的地點恰好落在西邊的圓頭上，也就是古寧頭附近。

一隊中華民國的士兵巡邏時，發現首批解放軍船隻在登陸前的蹤影，於是響起警報（有些當地人說，其實是士兵誤觸地雷，在混亂中照明彈射向天空，意外照亮來襲的解放軍船隊）。士兵們從寄宿的民宅中驚醒，火速趕往海灘。此時，解放軍部隊已經下船登岸，海灘成了殺戮地帶。有些解放軍部隊還沒跨越沙灘就陣亡三分之一。

幾個小時之內，登陸的解放軍重新組織，並且迫使國軍後撤。解放軍發現他們登陸的地點錯誤，於是決定往東前進。但為時已晚，駐紮在金門島東部的國軍正移師西部，與解放軍相遇。解放軍遭擊，退回金門的西北角，指揮官下令士兵在古寧頭與鄰近村落挖掘防禦工事準備堅守。接踵而來的是超過二十四小時激烈的街頭巷戰。國軍軍官李光前率領士兵在劣勢下猛攻解放軍的據點。李光前，三十二歲，湖南人，在抗日戰爭中立下不少戰功。李率隊衝鋒時中彈倒地，或許是遭友軍擊中。我們將在第十一章再度提到李光前，因為他與許多英靈一樣，在戰場上徘徊流連，縈繞在金門人的心中。

在此同時，解放軍海灘上的登陸行動因混亂而發生致命的耽擱。國軍用油焚燒因退潮而擱淺的解放軍船隻。據說對岸的解放軍無助地看著這幅景象，只能朝天開槍興嘆。隔日清晨，一千名解放軍增援部隊終於抵達，他們突破包圍，與古寧頭的殘餘軍隊會合，然而大勢已定。國軍在金門附近海域也有增援部隊伺機而動，只要海面平靜到適合他們登陸時，他們就會沿著金門島西緣穿過金城鎮加入戰鬥。

這支部隊的指揮官是胡璉將軍，他未來將與金門結下不解之緣。胡璉此時才四十出頭，他一生從軍，曾參加北伐、1930年代剿共與抗日戰爭。1949年9月，胡璉受命重整被共軍擊潰而四散向南敗退的國軍部隊。在古寧頭戰役的文獻中，胡璉獲得極高的評價，這場戰役的勝利幾乎成了他個人的功勞。然而事實上，當胡璉抵達戰場的時候，兩軍早已分出勝負。傍晚時，解放軍彈藥用盡，倖存者試圖撤退到海灘，心想那裡可能有船載他們回去，但海灘上空空如也。大約一千名解放軍撤退到海灘，隨即被國軍團團包圍。夜間，大約有半數解放軍被殲滅；10月27日清晨，殘餘解放軍投降。古寧頭戰役結束。

解放軍將近四千人陣亡，超過五千人被俘，反觀國軍陣亡人數只約略超過千人。相較之下，此前國共內戰動員的人數以百萬計，這些數字實在不值一提，古寧頭戰役不過是一場小衝突。但這場戰役在當時非同小可，即便過了數十年，它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視。在經過數年的敗退之後，古寧頭大捷是蔣介石的國軍部隊睽違已久的首次重大勝利。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在日記裡寫道，「此真轉敗為勝，反攻復國之轉捩點也」。國軍一名高級軍官歡呼這是一場「精神上的勝利」。解放軍也承認他們在古寧頭得到重大教訓。這場失敗顯示要攻打臺灣後勤有多困難。「唯有認真記取金門戰役的教訓」，一名空軍高級軍官最近寫道，「我們才有把握在未來決定性的臺海戰役中獲勝」。古寧頭戰役一直被當成是個有益的教訓，解放軍在談論未來可能侵臺時，經常以此為鑑。

古寧頭戰役前的金門

金門是中國南方海岸的一個群島名稱。兩個主要島嶼——整個加起來的面積大約一五〇平方公里，分別叫大金門與小金門，其中小金門又叫烈嶼。大金門形狀像啞鈴或沙漏，兩邊是球形，中間以狹窄的腰部連結。小金門的形狀看起來剛好可以跟大金門西邊的球形組合在一起，大小金門之間的距離極近。大金門西方約五公里是廈門市與中國大陸。小金門的居民有時會說，「風向對的時候，我們可以聽到對岸的狗與雞的叫聲。」臺灣則在大金門東方約二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據說金門有人定居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好幾個世紀之前，但最早的可靠歷史記載始於唐朝（西元七到十世紀），當時皇帝首度在這座島上設官治理。今日島上有好幾個家族世系宣稱自己是這位官員僚屬的後裔。而這個官員，也被後世遵奉為恩主公，予以祭祀崇拜，據說他曾多次顯靈拯救金門當地民眾，其中也包括古寧頭戰役。十四世紀時，明朝有官員在金門修築要塞。金門就是這名官員命名的，因為這座島控扼關鍵航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名為金門。金門島上的生活，在許多方面與鄰近的大陸並無不同，金門居民與大陸居民有著共同的方言與類似的社會、建築、宗教與經濟特徵。唯一的關鍵差異是大陸的平原地區可以使用內陸山區水源來灌溉，因而能產出大量稻米，但金門卻因為太乾燥而無法種稻。然而十六、十七世紀引進的花生與番薯，卻非常適合在金門的沙質土壤種植，也因此讓金門人口首次有了長足的成長，到達五萬人左右。

十七世紀也是金門的創傷時期。十七世紀中葉，滿人占領中國，建立清朝。忠於明朝的鄭成功（國姓爺）起兵想驅逐滿清，並以金門地區為根據地。之後，當鄭成功撤往臺灣時，清廷下令整個中國自山東至廣東海岸的居民必須遷至內陸，以切斷鄭成功的補給與支援。金門居民遷往大陸，有十五年的時間不能返鄉。當他們返回金門時，開始在西岸以清兵駐地為中心發展出新的城鎮——金城鎮。十九世紀，金門人一方面受貧困逼迫，另一方面受歐洲勢力擴張創造的新機會吸引，開始往日本與東南亞遷徙。遷徙的絕大多數是男性，留下的是他們的妻兒子女。金門島於是成為廣大而稠密的人口、貨物與觀念流通網的一部分。此時金門人口也來到八萬人的高峰。

1937年，日軍從滿洲地區出兵，入侵中國。10月，日軍登陸金門，占領達八年。由於匯款中斷，日軍占領導致金門仰賴海外收入的家庭陷入困境，但除此之外，當地社會似乎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在戰爭末期，金門人被迫為日軍興建小型機場。這是金門人首次的強制勞動經驗，但不是最後一次。

金門與古寧頭

1945年日本投降，往後數年，中國陷入國共內戰，國軍由蔣介石率領，共軍則由毛澤東領軍。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國民黨一次又一次在金門徵兵。而當金門人入伍調往前線的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士兵抵達金門（圖2-1、圖2-2）。1948年初，逃離共軍兵鋒的國軍部隊開始增援金門，一開始是完整建制的部隊，然後開始出現衣衫襤褸的殘兵敗將。村民回想這些部隊抵達的悲慘情景。有時候五到六名士兵共用一把槍，許多人連軍服都沒有，穿著破草鞋，戴著竹帽。這些人營養不良；由於飲食過於單一，導致他們有嚴重的消化問題。島上公共廁所的「所有人」——依照慣例廁所裡的糞便歸他所有，可以用這些糞便來施肥，回想聽見士兵上廁所時的咒罵聲與痛苦的哼聲，「就像殺豬一樣難聽」。最早抵達的軍隊自行紮營，但隨著人數增多，就必須找到寄宿的地方。士兵於是占住空房、穀倉與公共建築物——村裡的校舍、寺廟與祖先祠堂。到了1949年秋，士兵已經多到必須與當地居民共居的局面，他們會睡在傳統民房的大廳與庭院裡。

圖2-1　駐紮在村裡的坦克（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圖2-2　1970年代的後浦街景（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士兵開始向民眾索求簡單的物資，但次數越來越多：碗筷、工具與家具。軍民時常發生爭端。此時出現新的社會團體負責調解軍民關係，而這也成為往後金門政治的一個重要模式。張奇才就是其中一位負責調解的人士。「因為我能說一些簡單的『國語』，可以和他們溝通。」除了語言，年輕也是這個團體的關鍵特徵——士兵發現很難跟老一輩的人打交道，偏偏這些人在傳統上又是代表村民做重要決定的人。1949年之後，這些調解人成為金門軍事化與現代化社會的新菁英。

古寧頭戰役之前的幾個月，逃難的部隊與金門當地居民一起修築防禦工事。為了提供必要補給，金門的空屋或廢棄房屋全都予以拆除，這是當局強制徵收的開始。數十年來，這類事件在金門人心中留下了陰影。軍官命令人員與驢子搬運物資。「部隊逕行指定要拆除的房屋，然後由村長派工來搬運拆下來的材料。」最需要的是木門，可以用來掩蓋坑洞，充當避難所。口述歷史予人一種印象，在1949年，軍方實際上將古寧頭的每一扇門全都沒收充公。起初，村民只是把木板釘在一起，但當需求不斷時，他們沒有辦法，只好拆下自家的門，交給軍方。村民感到很不高興，不只是因為失去財產，很多人也擔心遭受來自大陸的攻擊，於是自行挖了簡陋的避難所，而這些避難所也需要木門防護。「我和媽媽躲在一間小屋內，屋內挖了一個土坑，上面覆蓋門板，門板再堆放蚵殼，蚵殼上再壓上蚵石，蚵石上再放地瓜，一層又一層。」

一開始，士兵使用公共建築物作為睡眠休息之用；往後，空間的徵用開始擴大。空房與公共空間是首先拆除的對象，而這些地方恰恰是軍隊占住的地方，於是越來越多的士兵必須住進一般平民家裡（圖2-3）。隨著建材需求增加，就連占住的民房也開始被認定應被拆除。房舍遭到拆除的村民會收到一張證書，上面記錄他們對國家的貢獻，未來一旦收復大陸，政府就會給予賠償。

圖2-3　古寧頭北山民宅駐軍情形

資料來源：江柏煒，〈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vs.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民俗曲藝》第156期，臺北：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7年6月，頁85—155。

軍官顯然察覺到使用民工拆除民宅會有什麼問題，於是讓民工到遠離自己村子的地方進行拆除工作。一名來自古寧頭北山村的男性回憶：「那時飼養騾馬的飼主首先被集合起來，組成騾馬隊，負責馱運這些門板、石塊、圓木。那時的做法是本村的騾馬負責搬運別村被拆下來的建材，例如本人就被派往南山及安岐；其他村的騾馬隊就派來本村，如此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此外，即使一些問題已經解決，但強徵從事勞動的民眾不滿的聲音從未停止。「那時候附近村莊被集合的騾馬大約有五、六十匹，每天從早馱運到晚，一刻也不能閒，整整有一個多月，我根本無法照顧家中農事。雖然每天午餐由軍方提供飯糰，可以免除自己吃的問題，……但早、晚兩餐仍得自行解決，何況家中尚有父母，……下還有子女也需要吃飯，不能每天做『白工』。所以我每次向負責帶班的軍官告假，但都沒有獲准。」

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沿福建省海岸而下。他們快速攻占幾座沿海島嶼，沒有遭遇多少抵抗，因為國軍老早就聞風逃竄。10月15日，解放軍攻打廈門。兩日內戰事結束。廈門的快速淪陷使許多金門居民滯留大陸。10月17日清晨，一個名叫吳采桑的年輕金門男子，母親叫他搭渡船到廈門買炒菜油與藥，到了中午，渡船停駛，等到他能回家已是四十多年後的事。數千名國民黨守軍設法逃往金門。其餘的不是被俘就是被遺棄。接下來上演的就是十天後的攻打金門。

10月25日的前幾天，古寧頭已經有傳言說解放軍即將來犯。「用肉眼就可看到大嶝海面附近有大量的漁船聚集」，一名居民如此說。金門西北角有許多家庭決定逃往金門其他離大陸較遠的地區。親友的社會網絡開始啟動。10月24日，一聽說解放軍可能將發動攻擊，李清正的父親就帶著全家到西埔頭的外婆家。之後，他們又移動到更遠的地方——李清正後湖的姑媽家。當戰爭開打時，李金純一家趁夜逃到某個村子，但當地村民正忙著搬運軍火到戰地去，於是他們繼續前往他姊姊的家。住在尚義的王清林當時才六歲，他回憶家中收留了一些避難者。「我因年紀還小，而且離戰區還有一段路，實際的情形我並不了解，只是當時有一些古寧頭的親戚因為避難來我們家暫借住幾天。」

不是每個人都逃離了古寧頭。許多家庭都留下一個人看守房舍與財物。一名父親把孩子留在村外的壕溝裡，然後回家守護自己的屋子。通常留下的是老人。有人解釋說，這麼做是不讓年輕與四肢健全的人被強徵去當兵，還有人說是年老的父母不願離開故居。李天送在1949年時只有兩歲，他回憶：「家人因為我還小，害怕媽媽抱著我跑不動、跑不遠，所以就把媽媽和我留下來固守家園。」他們躲在家人在家中挖的土洞裡。當解放軍撤退到古寧頭時，國軍的砲火開始攻擊這個區域。一枚砲彈打穿他們家的屋頂，落在土洞裡，但沒有爆炸。所以，後來「戰爭結束，我爺爺向村公所申報戶口，承辦人員問爺爺說：你孫子要命名什麼名字？爺爺說，這是天送的，就取名叫『天送』吧！」

村民害怕被強徵勞動，其來有自。當入侵開始時，國軍軍官知道他們不可能守住沙灘，因此讓士兵撤到鄰近村落，並且逼迫村民擔任搬運工。吳五全躲在自家的防空洞裡，結果被士兵拖出來，命令他協助搬運軍火。他抓著驢子，跟著同村其他人往古寧頭走。沒走多遠，一枚砲彈打在隊伍前面，炸死了領頭的驢子。其他牲畜四散逃去。吳五全與其他人躲在路邊的壕溝裡。他們躲了一整晚，直到隔天早上（他沒有提到日期，但應該是10月26日），大約正午左右，戰火似乎平息了，他們決定回家。「我才起身站立，一顆子彈立即飛來，從臉頰劃過，一排牙齒全部被剷落。」村民也必須搬運傷者。與日後不同，我們將會看到，往後民眾的責任依照性別與年齡予以嚴格分類，但在戰火方殷之時，國軍部隊只能找到誰就使喚誰。「民國三十八年時，我二十幾歲」，一名婦女回憶，「當時不分男女，都要去抬傷兵。」

在沒有可靠資訊下，戰後很多家庭不願返家。但是，當砲火安靜下來時，躲在戶外的人覺得自己沒有其他選擇。有些人已經兩天沒吃飯，但生還的部隊也同樣沒東西吃，他們很快就被廚火引來。「母親……就用麵乾煮了一鍋湯麵，當剛煮熟時進來了數位軍人，像餓鬼般，一見鍋中有煮熟的湯麵，也就從腰間取出碗筷自撈自食，將我們驅之一邊，不會兒整鍋湯麵即淨光。下一步是，見我家有一隻母雞、二隻公雞、三隻中型雞，和一隻中型豬，都被當著戰爭勝利品被掠走了。」

有些人回家之後，發現家園已經毀了，或是被占住，或是被掠奪：

逃難借住在親戚家只能一時，無法永遠借住。待情勢穩定後，村民紛紛返家，但房子幾乎全被拆光了，只能和少數未被拆的屋主商量借住，結果很多戶人家住在一起，一楝房子常常住了好幾家，沒有床鋪，沒有桌椅，只能隨地打地鋪；沒有灶煮飯，只能臨時用泥塊架一個，其處境有如乞丐一般。

「進了家門所看到的已經面目全非，……家裡住滿了士官兵，缸內盛滿的甘藷簽、花生，和食鹽都不知去向。」李清泉的家在田裡有個小屋；當他聽說軍方打算在那附近蓋個碉堡，他趕緊到現場，阻止軍方拆他的柴房。當他走到柴房時，負責的軍官說：「你來的正好，我們現在正缺人手，你趕緊來幫忙抬這些木材，搬運這些石頭。」

到處躺著死者與傷者。李天送的母親抱著他從戰場回家，她後來告訴他，「死人像是曬地瓜簽一樣」。村長接到命令，要徵用民夫埋葬死者。從解放軍用來作為野戰司令部的房子裡，拖出了八十具以上的屍體。有些屍體一絲不掛；或許這些是國民黨軍隊的屍體，解放軍把他們的衣服剝下來穿上作為掩飾，以避免被俘。想合宜埋葬這些人是不可能的。屍體被丟進井裡與糞坑裡，或者灌溉溝渠裡，然後再用土蓋上。「那時年紀尚小，看到這樣多的死屍，心理真的有些害怕，覆土也不夠確實。」幾天後，腐爛的屍體開始發臭，許多被派去掩埋屍體的村民感到作嘔。古寧頭地區的土地，之後絕大部分都廢棄不用，有些直到今日依然休耕，因為怕攪擾了死者的安寧。

1952年秋，胡璉將軍——此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與福建省省主席，決定將古寧頭的陣亡將士另尋適當的埋葬地點。在回憶錄中，胡璉解釋當時的國際情勢有利於他作的決定。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艾森豪的外交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布，美國將支持鐵幕後的民眾獲得自由。在美國的協助下，胡璉即將離開金門反攻大陸，因此他讓部隊建立一個紀念墓園。1952年秋，墓地選在太武山谷地中，正對著廈門。找到的遺體超過四千具。國軍部隊的遺體火化後，搬到墓地安葬；至於解放軍的遺體則依然留在原先埋葬的地方。但在戰役三年之後，要區別敵我的屍骨已有困難，或者應該不可能，因為戰後這些屍體全混雜在一起。墓地裡肯定有許多解放軍的遺骨，而許多國軍官兵的魂魄依然在古寧頭的原野上迴盪。這個主題我們將在第十一章討論。早在1952年，敵我的區別——冷戰時期金門政府的主要工作，在物質上就已經變得十分模糊。

古寧頭戰役之後的數天，大陸廣播警告金門民眾，第二次攻擊即將來臨。這導致新一波的興建防禦工事（圖2-4）。金門絕大多數的漁船都被拆解，表面上是為了使用這些有用的材料，真正的理由或許是不讓島上軍民有逃亡或叛離的情事發生，逼迫他們一定要死守金門。民眾記憶最深刻的是房舍與建築物的損害程度。古寧頭地區顯然是損害最大的地方，部分是因為許多居民已經逃離。在戰前，損害的財產還有一份證明書。現在，官方宣布空屋廢棄並開始拆除前，連賠償的承諾都沒有。「看部隊大拆房屋，那時不知道拆除的標準是無人居住的房子，看到場面是如此的混亂，家人心生恐懼，也趕緊收拾行李走避，……我們走後，我們家的房子也被拆了。總計全村被拆了一百多棟房子，只剩下大約三分之一的房子沒有被拆。」最苦澀的記憶，莫過於公共或集體財產的拆除，例如祖宗祠堂與寺廟。民眾搶救祖宗牌位與神像，將其遷移到自己家中。南山村新建的學校，是旅居菲律賓的村民集資興建，也遭到拆除。就連棺木——包括所有人預先替自己準備的，也遭到徵用。

圖2-4　蔣介石加強防衛工事電文（1950年2月6日）

資料來源：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6-00017-444」。（國史館提供）

古寧頭被記憶成中華民國的大勝利，是反共戰爭的轉捩點。今日，金門人提到古寧頭戰役時充滿了自豪。但是，他們的情感複雜而曖昧，因為戰爭與戰爭後的影響造成的是深度創傷。擔負起英雄與地緣政治角色的結果，對他們的衝擊將隨著時間而逐漸加深。

金門新聞記者的紀錄顯示，李光前是後腦中彈。《金門縣志》，頁417。​​​​​​​​

暈船的士兵下船時花了太多時間；由於解放軍士兵不會游泳，因此船隻不得不開到淺灘讓他們下船，但他們萬萬沒想到整個登陸行動已經籠罩在砲火之下。清晨，海水開始退潮，領航船在岸上擱淺，其餘船隻則被海灘上的反登陸工事困住。​​​​​​​​

劉亞洲形容為「無金門之戰，便無今日臺灣」，〈金門戰役檢討〉。​​​​​​​​

這些是目前廣泛被接受的數字，比過去中華民國為了宣傳而捏造的數字少了許多。舉例來說，一部1969年出版的作品指出，來犯的共軍超過兩萬人，其中七千人被俘，其餘則完全殲滅。金防部政治作戰部編，《廿年：古寧頭大捷廿週年記》，頁i。​​​​​​​​

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48—49；張火木，《金門古今戰史》，頁47。​​​​​​​​

解放軍的官方戰史認為失敗的主因在於後勤準備不足，此外當時軍方在攻下廈門之後，突然接到管理該市的命令，因而忽視了接下來的軍事任務。莫陽、姚杰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頁340—341。最近一部作品指出古寧頭是解放軍唯一一場失敗的兩棲作戰。齊德學主編，《中外登陸作戰經驗教訓》，頁30。​​​​​​​​

我用金門這個詞來描述這兩個島，但也可能單指大金門。如果單指小金門時，我會寫出小金門。​​​​​​​​

最早的可靠人口數字來自十八世紀中葉，總人口是六萬六百二十三人。《馬巷廳志》，引自《金門縣志》，頁355。​​​​​​​​

這段時期的歷史，見李仕德，《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4）。​​​​​​​​

《金門縣志》，頁356。​​​​​​​​

李金生，《雞奄山頂談珠山歷史》，頁107—108。​​​​​​​​

張奇才，《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14。​​​​​​​​

李清泉，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李天送，《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62。​​​​​​​​

李金纯，《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19—20；李清泉，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1996年，中華人民兵和國一份專門處理與臺灣的非正式關係的檔案提到，有七千件類似的案例，但這個數字似乎太高。楊樹清，《金門島嶼邊緣》，頁5。1955年，美國一份報告提到金門與大陸之間存在著「大量的民間交流」，這種說法肯定是誤解，它指的可能是中華民國游擊隊進行的滲透任務，也可能是金門與臺灣之間的往來。A. J. Goodpaster,“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DDRS.​​​​​​​​

吳五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86；李清正，《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16；李金純，《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20；王清林，《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47。​​​​​​​​

善化，〈鄉夜悲鳴〉；李天送，《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62。​​​​​​​​

吳五全，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蔡秀簡，引自許維民等編，〈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金門岛上民防隊事蹟及國共戰役調查研究》，頁215。​​​​​​​​

善化，〈鄉夜悲鳴〉。​​​​​​​​

吳五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92。​​​​​​​​

翁雄飛，〈烽火逃難記〉；李清泉，《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44。​​​​​​​​

解放軍軍官劉亞洲表示，數十年後，當地村民告訴他，許多受傷的解放軍遭到活埋。「一個個腦袋光禿禿的，眼睛睜得圓滾滾的，呻吟聲此起彼落……有一個年輕小伙子約莫十六、七歲，被掩埋時還一直猛搖手。看起來淒慘而可怖。」（〈金門戰役檢討〉）。我在口述歷史中未曾聽過如此說法。​​​​​​​​

李天送，《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綠》，第2冊，頁63；王志場，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53—54。​​​​​​​​

杜勒斯與艾森豪的承諾，要比胡璉所想來得模稜兩可。Christopher Tudda,“‘Reenacting the Story of Tantalus’: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Failed Rhetoric of Liberation,”3-35.​​​​​​​​

胡璉，《金門憶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6），頁83—84。​​​​​​​​

吳五全，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除了金門，中華民國在1949年晚期還控制了幾座島嶼。其中最重要的是位於金門北方的馬祖列島：大陳列島位置更北，正對著浙江省，海南島則位於西南邊。海南島於1950年淪陷，大陳列島則在被攻占一座小島後，於1955年淨空疏散（見第四章）。​​​​​​​​

第三章　戰地政治（1949—1960）

古寧頭戰役之後，金門的駐軍數量快速增加，更多的大陸難民抵達，臺灣的部隊也前來支援。「他們白天多住在村子裡，夜間到海邊守候；每天都會聽到部隊長官吼聲叫罵，逃兵似乎不少，常看到被捉回來的逃兵，雙手被綁起來，壓在地上，用扁擔打屁股。……我小小年紀目睹這種場面，真害怕，迄今心有餘悸。」金門的這些變化是1949—1950年廣大地緣政治重新洗牌的在地表徵。在大陸失敗，士氣低落的殘餘國民黨政權撤退到臺灣進行重整。蔣介石開始發展一個國家存續的計畫，除了改革黨內，也確立經濟、政治與軍事基礎，讓在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重獲生機——最終反攻大陸。幾個月內，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隨後下令臺灣海峽「中立化」，除了阻止中共攻擊臺灣，也不讓中華民國攻擊大陸，這表示國共內戰未解的面向如今被國際化，成為廣大全球冷戰的一部分。

在金門，這個大議題轉化成特定的關切——守住金門，安排數萬名將士，與管理老百姓。中華民國政府嘗試了幾種方式來管理金門，最後於1956年建立一種名為「戰地政務」的體制。本章要探討金門戰地政務的歷史、起源、合理性與正當性、運作方式以及民眾的經驗。從兩個特定的政策議題——監督人民與維持意識形態統一，來說明金門地方政治與全球政治之間，以及軍事化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

暫時性的軍事化

古寧頭戰役之後，胡璉與他的長官必須想出立即的措施來維持金門安全。在臺灣防務未穩的狀況下，金門具有一定的軍事重要性。金門的位置靠近廈門，而廈門是解放軍可能發動兩棲作戰的港口中離金門最近的一個，這表示金門守軍可以遲延或破壞解放軍的入侵。但金門的重要性不只在軍事上，如果金門陷落，那麼古寧頭的勝利象徵將化為烏有，因此必須立即採取措施，進行暫時性的軍事化。隨著局勢逐漸穩定，開始加入更長期的關切：如何利用金門對大陸進行情報偵蒐與游擊作戰，準備日後的反擊；確保國際，特別是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援助。為了滿足這個國際戰略，中華民國當局試圖建構金門是自由堡壘的意象，營造它是對抗全球共產主義的象徵。第一個議題衍生出必須恢復平民政府，第二個議題則是擴大駐軍。到了1956年，大陸政權出人意表地仍存續著，這表示原本計畫的反攻必須無限延期，士兵於是持續待在金門。政治的重點開始轉變為把過去五年施行的暫時性軍事化予以形式化與系統化，以解決軍政與民政當局的協調問題，並且向世界證明金門在中華民國整體防務上的重要性，戰地政務制度因而出現。

古寧頭戰役後一個星期，金門民政單位被裁撤，民政事務轉由金防部司令官管理，往後十年這個職位幾乎全是胡璉擔任。與日後的改變不同，這次改革不只是名稱上的變動。駐軍內部創立了新單位，負責管理民政事務，由司令官指派人員擔任。即使管理民政的縣政府已經裁撤，金門還是重新建立了福建省政府。當時，中華民國唯一控制福建的部分只有金門與馬祖。但這一點對於中華民國聲稱擁有全中國的主權至關重要，如此可以維持虛構的論點，也就是中華民國依然統治著臺灣以外的省分。福建省政府的恢復，就是這個虛構的一部分。但這只是表面上，省政府完全是空殼；省主席的職位當然由金防部司令官兼任。

三年後，1953年初，重新恢復金門縣政府，沒有證據可以解釋為什麼出現這樣的變化。理由或許與中華民國領導階層對兩項地緣政治議題的反應有關。首先是韓戰陷入僵局。中華民國的決策者大概認為，解放軍正忙於朝鮮半島，加上美國主張臺灣海峽中立化，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應不可能貿然攻打金門，金門的軍事控制可以稍微放鬆。第二個議題是，除非美國持續援助，中華民國政權不可能長期存續下去。金門可以充當有用的宣傳，將金門塑造成中華民國矢志抵抗共產主義威脅的象徵，以營造出確保美援的公共關係。古寧頭戰役後幾個星期，第一位美國眾議員訪問金門，1951年《生活》雜誌派出首位駐金門的通訊記者，金門逐漸成為反共人士造訪亞洲時相當受歡迎的一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金門居民仍生活在軍方的直接統治下，很難讓外人相信金門可以作為反共的精神象徵。因此，金門縣政府的重新設立，顯示中華民國認識到金門的真正價值在於它的自由地位，它象徵自由中國，與對岸的赤色中國分庭抗禮。

然而，縣政府的恢復只是名義上的。軍方依然掌握實權，金防部司令官仍擁有絕對的權力。一名縣府人員回憶當時的狀況，「司令官就像皇帝一樣。他說什麼，我們做什麼。」另一名縣府人員回憶1954年與胡璉的繼任者開會的場景。「有一次，劉玉璋司令官問我：『金門有沒有流氓？』我答說：『流氓不能說沒有，各地總有些品行不端的人。』劉司令問我：『你為什麼不辦他。』我說：『辦人要有法律依據呀！』他說：『那你就擬幾條規定上來，我來批示。我批示過後不就是法律依據嗎？』會後我真的就草擬了數條規定，劉司令官也真的批准了。」

雖然縣政府的設置有助於提升金門國際形象，但設置之後卻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其中引人關注的是軍、民兩個當局之間的協調。軍方需要民眾提供勞動力與各項物資供應。縣政府的恢復等於在軍方採購上額外增添新的官僚層級，造成無效率與頻繁的管轄衝突。另一個問題是，金門有相當數量的人口身分不明——這些人不知道該算是平民還是軍人。1951年在金門成立的福建游擊隊，連同家屬，人數有數千人。游擊隊的軍事活動由中情局設立的傀儡機構協調，此外完全看不出他們到底歸誰管轄。政治上來說，這群人的存在可以「證明」反共抵抗運動依然持續進行，因此不能將他們併入正規軍。另一方面，縣政府也無法有效管理他們。「那時游擊隊同樣的很亂……街上喝酒、打架事件層出不窮，可以說根本沒有軍紀可言。」在這些爭議的背後，還存在一個急需處置的根本問題：駐軍數量不斷增多。1950年代，部隊數量最終來到了約十萬人的高峰，大概是平民人數的兩倍（見「附錄」）。

重新思考治理金門的最佳方式，背後存在著實際與象徵的考量。當決策者討論這個問題時，他們想到可以調整現有架構來滿足島上的需求。撤退來臺的幾個月後，蔣介石設立研究機構，研討中華民國退出大陸後如何重新建立權威。戰地政務局擬定計畫，試圖消除共產主義觀念與制度對中國社會的危害。最後，戰地政務局的工作成為金門新政治架構的基礎，不僅顯示蔣介石決心讓中華民國長期控制金門，也表示當局在現有體制下解決各項問題。

戰地政務的理論與實踐

戰地政務的概念源自中國革命初期，孫中山當時提出中國必須經過軍政、訓政而後才能進入憲政時期，以作為民主化的準備。蔣介石與他的顧問在1949年後發展這個觀念，用來合理化在臺灣的威權統治，同時也作為未來光復大陸後採行的方針。由於大陸不是敵國領土，因此不能說這種政策是軍事占領。而為了去除共產黨造成的恐怖破壞，必須有比戒嚴更進一步的做法。戰地政務——反共戰爭時期與戰後對國內領土進行暫時性的軍事控制，因此應運而生。蔣介石決定金門（以及其他離島，如馬祖）將成為戰地政務實驗區。當然，金門從未受到共黨統治，因此必須再加以控制才能實行——這個政策正式定名為「實驗戰地政務」。中華民國從1946年起已進入戒嚴狀態，因此就某種意義來說，臺灣也已經進入緊急狀態，或者是阿甘本說的例外狀態。戰地政務使金門成為例外狀態裡的例外。

戰地政務委員會把民政單位交由軍方指揮監督。金門島上最高的決策機關是戰地政務委員會，由金防部政治作戰部主任擔任祕書長，政戰部主任在金門的地位僅次於金防部司令官。戰地政務委員會是處理日常事務的常設機關。委員會下設幕僚單位，與縣政府各局處平行，由戰地政務人員督導縣府業務。戰地政務設立與民政單位對應的平行組織，獨立但位階上高於民政單位，裡面的人員完全由金防部指派。這種平行組織與臺灣的狀況類似，在臺灣，國民黨的組織也滲透到國家政治體系及絕大多數社會組織之中。但金門與臺灣還是有重大差異。在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同），這些平行組織滲透到所有政治與社會機構，它們完全控制並決定這些機構的內部任命與晉陞，這些組織屬於列寧式政黨。但在金門，平行組織則是軍隊（圖3-1）。

圖3-1　戰地政務科層組織

戰地政務委員會下主要的民意機構是上級指派的縣政諮詢代表會，這個代表會不定期集會，而且集會時間很短，毫無權威性。往後我們將看到村里與鄉鎮層級的選舉被無限期凍結。金門可以派民意代表參加臺灣的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但直到1980年代為止，金門的選舉基本上是同額競選。戰地政務委員會只推出一名候選人，而這名候選人往往會獲得九成以上合格選民的選票。唯一合法的政黨當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在戰地政務委員會裡設置特別黨部，以督導地方黨部，並且可以否決地方黨部推派的人選。特別黨部的主委由金防部司令官與政治部主任擔任——換言之，由戰地政務長官兼任。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訂定了詳細的法規與章程來釐清縣政府、戰地政務委員會與軍方三者的職責範圍。舉例來說，縣政府有正式的調查與法律制度，中央政府機構也有分支單位設在地方，例如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等等。但是諸多的起訴幾乎只要與地方安全扯上一點邊，包括偽造、謀殺與破壞，都會自動移往軍法體系。因此，金門民眾實際上等於接受軍法審判。這種法規與適用、原則與例外，以及法律與事實間的曖昧與無法區別，顯示金門是緊急狀態下微調政治的實驗室。

戰地政務明確被解釋為例外狀態，這種狀態構成國家法令擱置的理由。但例外狀態本身是一種政府形式，因此政府權威的限制某方面來說受到擱置，某方面來說又未受到擱置。政府人員必須遵守法律，但法律必要時可以改寫。推行戰地政務基本而鮮明的原則是「軍民一體，軍政一元」。但另一方面，戰地政務內部卻存在根本矛盾。金門民眾是中華民國國民，因此戰地政務必須承認對金門民眾負有某些義務，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這些義務可以用這句標語來總結：「管、教、養、衛」。由於長期的義務是要完成國家反共復國的使命，因此標語裡每項元素都必須從雙重面向來詮釋。「管」指的是防止共黨顛覆與提供地方服務。「教」指的是灌輸反共思想與基本教育。「養」指的是經濟發展，不只是為了提升民眾生活水準，也為了減少他們的軍事負擔。「衛」指的不只是監督民眾，還有動員民眾參加民防。戰地政務制度是一種戒嚴形式，它是一種占領區的統治模式，是未來反攻大陸後用來統治大陸的模式。民眾因此既是朋友，也是敵人；既是自己人，也是外人。這些矛盾，創造出特定的規訓、監視與動員模式。

村里政治

1949年底，金門縣政府首次改組，全島分成約一百五十個「村」。金防部在每個村選擇一名當地男子擔任村長。這些人基於兩個標準而中選：會說國語，有讀寫能力。「最重要的是能夠溝通，因為當時很少人會說國語。」結果，絕大多數被指派當村長的年輕人沒有當過村領導的經驗，這使得他們比較順從，願意與軍方合作。1949年對軍隊友善的年輕人，現在發現自己成了政治領袖。對於這件事，他們沒有表達意見的權利。王清標在1949年被任命為村長時是三十歲，他說：「都是義務的，還做個半死，但當時村長是派任的，如果你拒絕，就是抗命，就是你的思想有問題，是共匪，所以不能不接受」。在首批任命的村長中，有許多人在往後數十年成為金門政壇的重要人物。他們成為地方新政治菁英的核心分子。薛承助生於1924年，他是新成立的金門中學最早的學生，這所學校日後因日軍入侵而關閉。他二十五歲時被指派擔任珠山村村長，並且擔任了十一年。1949年時，他有幾個同學也都被任命為村長。直到今日，薛承助在村里仍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這些年輕村長，改變了村子裡的傳統權威模式。1949年以前的珠山，村子裡的事務主要都是由薛氏宗族的長輩以及僑居海外的富有家族家長來決定。現在，這些人大都被新的正式行政組織拒於門外，但他們還是透過非正式的管道繼續發揮影響力。薛承助提到，「任何村子裡的事，我都得尊重他們的意見。如果家族有任何爭執，或村子要從事任何集體活動，我會向他們請教。」

建立戰地政務的急迫壓力，也往下延伸到村里層級。1953年試行的村里選舉停止，往後二十年，村長全由戰地政務委員會指派。新指派的人選也傾向於挑選較年輕而且受過基本教育的人。董振漢在1958年初被任命為村長。「我不想當村長，但鎮公所說我非當不可，不然我就是不聽國家的命令。我說：『我懂什麼國家的事？』我當時才二十七歲。」村長只是掛名的職位，村裡真正的權力掌握在不是本村人的幹部手裡。從1949至1956年，這個幹部稱為村指導員；1956年後，這個位子改名為副村長。1949年底，每個村子都派了指導員。鄭世華，安徽人，他是胡璉部隊裡的士兵，他回憶：

三十八年十一月，我被派到金盤區公所盤山村擔任村指導員。……村長是官派的，不必天天來上班，也沒有薪水，……他是村裡名譽上的首長。村務實際由村指導員負責，對外也由他連繫，與部隊有關的事務也由他協調……。上級的命令通常不經過村長而直接傳達給村指導員。

新任村幹部的派遣，馬上造成村民的負擔。因為他們孑然一身前來，因此首要任務就是幫他們準備日用品與一間空房。薛承助回憶當時在珠山挨家挨戶地尋找家具，包括可以用來當床的門板。一位民眾回憶說，「村指導員初到村里都非常凶悍，對民眾的要求全是軍事動作，非常有權威，把百姓也當作軍人在管理。」指導員自己則有不同的看法：「離開了部隊，我們很清楚自己該做什麼。訓練民防隊與訓練士兵，基本上是相同的。」

薛承助在珠山的第一個村指導員名叫溫仕忠。溫仕忠甚至比薛承助年輕幾歲。1948年，他從學校返鄉的路上接受徵召參加胡璉的部隊。2001年，他在接受訪談時表示，村指導員制度是為了因應國民黨在大陸的挫敗而設計的。「當時，政府正在反省失去大陸的敗因。結論認為有部分原因是未能動員民眾支持軍隊後勤。所以政府開始組織民眾。方法是把每個民眾納入組織體系裡。」村指導員在這裡扮演著重要角色：

村指導員的主要職責是掌握村民流動、民防組訓與動員。首先是查訪戶口，著重肅奸防諜，維護治安，使戶口嚴密精確，時常不定期舉行戶口突擊檢查……。至於動員方面，主要是指揮任務隊從事戰備及公共工程，包括開路、搭橋、護路、挖壕溝、督建防空洞、造林、興修水利設施等。

村指導員改名為副村長後，職責範圍未嘗縮減。「當時有一則笑話說，除了接生小孩以外，一村的大大小小事務都與他有關。」

防止大陸滲透是最要緊的事。如溫仕忠所言，防止滲透的主要方法是戶口登記制度，這是嚴密監視民眾的基礎。這個制度加強了家戶與國家之間長久存在的緊密連結。1950年1月，進行全島戶口普查，製作戶口名簿將每個民眾與住居的家戶連結起來。村指導員利用戶口名簿進行核對，來確保沒有任何匪諜藏匿在民眾家中。「當時戶口檢查很嚴格，而且採取不定期的突擊檢查。……（他們）分成數組，挨家挨戶檢查，每一個房間都要仔細檢查，床下也不放過，以防匪諜藏匿。……突擊檢查都在深夜凌晨時分辦理，那時一般百姓都已就寢」。

查戶口也讓副村長有機會搜查違禁品，例如收音機、發報機與照相機，這些物品民眾不許擁有。此外還有一長串的限制物品清單，只要是能作為漂浮工具的東西，都列在上面：籃球與排球，腳踏車與汽車的輪胎與內胎，還有容器，例如油桶。這些物品受到管制，以確保不會落入間諜或可能的叛逃者手中。副村長會把這些物品單子貼在每一家的戶口名簿上，然後檢查時按照單子核對，確認每一件物品都沒有遺失。查戶口也讓村指導員能搜查軍用物資，這些物資可能是遭民眾偷竊，或者是遭士兵非法盜賣。

民眾記得士兵往往趁著查戶口偷他們的東西。薛留進在1950年代還是珠山的小學生，他記得：「他們封鎖了整個村子，把每個人都叫出屋子。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要找什麼。他們只是翻箱倒櫃找自己要的東西——值錢的東西，他們需要的東西……在當時根本沒有搜索票。」

通行證制度管制民眾的行動。民眾想在外頭過夜，必須向村指導員取得通行證，而且必須向目的地的指導員登記。實際上，這表示通行證成了許多社會活動的必要之物。「如果你要拜訪親戚，或參加婚喪喜慶，都必須有通行證。你必須步行前往當地，而這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你要在當地待上一兩晚。所以你需要取得通行證。通行證制度與戶口登記制度相配合。查戶口時，你必須讓家裡的人數與戶口名簿上的人數相符，如果不符，你必須有通行證。」

管制制度又繼續加強，規定五戶聯保。「如查戶口時發現像軍用物資這類違禁物品，你會被帶走並且關起來。當時，有五戶聯保制度。所以如果你被抓，那麼你會連累其他人一起被抓。」因為村裡的鄰居幾乎都是親戚，沒人想害親戚被關或罰錢，所以聯保制度可以有效地確保服從。另一方面，五戶聯保的成員也可能聯合起來讓聯保制度無法順利運作。戚常卉的一名受訪者回憶有一回已出嫁的妹妹回娘家，他們沒有登記她的名字。結果突然有人查戶口，這時候他的妹妹趕忙跑到鄰居家躲起來。然後，當查戶口的人去鄰居家時，她又偷偷溜了回來。

雖然沒有規定村長與指導員必須是男性，但實際上，在1990年代之前沒有任何女性被指派或獲選擔任這些職位。由於村指導員與副村長絕大多數是復員軍人，這些職位當然不可能由女性擔任。女性可以擔任的職位是鄰長。鄰長負責管理一個鄰，大約五到二十戶人家。鄰長是由村的官員指派，負責將命令傳達給民眾。鄰長通常是女性，不是因為刻意安排，而是因為在許多家庭裡，女性是唯一識字的人。除了一些與女性事務有關的政府部門，村以下的層級通常是一般女性在政府裡所能擔任的最高層級。

村指導員、戶口登記、五戶聯保與鄰長，這些制度結合起來創造了一種新穎而嚴密的監視體制，可以密切監視民眾的一舉一動。然而，這個體制監視的對象是家戶而非個人，而且仰賴聯保制度，從這兩點來看，它並未完全脫離傳統的村里政治模式。說得更清楚一點，這個監視體制兼採了既有做法，以及對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解。我們可以用這種體制來比較傳統中國的社會控制模式，以及中共黨國一體的體制。

古寧頭戰役之後推動的制度，賦予村指導員徵召勞力與物資的權力，對民眾的強取豪奪因此被形式化與系統化。如張奇才所回憶，這種體制也成了民眾憎恨的對象：

這些「村指導員」執行命令絕不手軟，不講情面，命令下達必定奉行到底。有些「村指導員」因品德和操守問題，成為百姓抱怨的眾矢之的。很多民眾因此私下稱「指導員」為「死不完」（閩南語取其諧音相近）。民防隊的勤務最煩的一項要算是環境衛生的打掃……每天都要檢查環境衛生，但民防隊員各為自己家庭的生計在打拼，扣除訓練、演習、集合及公差之外，哪還有多餘的時間去整理環境，因此環境髒亂似乎是必然的，所以「村指導員」走到哪裡就罵到哪裡，他罵到哪裡任務（民防）隊員才跟著做到哪裡。村指導員和民眾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也成為民眾抱怨的對象。

對強制、說服與養成紀律三者間的互動進行管理，這是村長的權力。據1970年代初期一名副村長的回憶充分地看出：「金門百姓並不是全部以打漁為生，管理漁民的方式並不能全數適用於所有的民眾，但村民不聽從命令者，副村長可以處罰他出公差或服勞役。如果不來，副村長還有很多方法加以管制」。舉例來說，副村長可以不批准村民前往臺灣工作、就學或甚至就醫。在更極端的例子裡，副村長還可以把村民關起來。「老百姓不想惹禍上身，所以每個人都養成了守法的習慣。」

另一方面，民眾很清楚指導員在調解國家影響力上扮演著關鍵角色，民眾也批評那些不想辦法庇護村民的指導員。「葉德輝擔任區公所指導員時，因各項工作都要求很嚴，引起部分民眾不滿，有人就乘他不在家時，跑到他寢室的床上便溺。」戶口登記與通行證制度，使指導員與他們常駐的村子產生緊密的連結。1960與1970年代曾擔任烈嶼鄉鄉長的洪福田，在1950年代時負責鄉裡的戶口登記工作。「因長期負責戶政業務，讓我有機會去認識烈嶼鄉的很多人；也因業務上的關係，結了許多善緣，建立深厚的人脈關係。例如那時候按戰地政務的規定，任何人外宿必須申報流動戶口，有的夫妻口角，妻負氣回娘家不回，夫家就會來拜託我，我就會藉著檢查戶口的名譽〔義〕到該妻的娘家，善意告訴留宿戶戶長說：『依規定未申報者不得留宿。』並好言勸和，順便將她帶回夫家。」洪福田提到，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因此許多夫妻數十年來一直很感謝他在執行公務時解決他們婚姻的問題。

村長僅握有小部分的實權，副村長才是真正掌握村民「生殺大權」之人。在戒嚴時期，村長與副村長的關係在村子生活上有著關鍵的政治影響。長期擔任村長的薛承助可以把歷任的村指導員與副村長的名字如數家珍地唸出來。村長發現很多人希望他們扮演指導員與民眾之間的中介角色。當有村民被關起來，村長與指導員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於村民能否獲釋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副村長可以隨意把村民關個幾天（更長期的拘禁則需要請示上司，以及相關公文）。「因為副村長還有簽報關禁閉，甚至簽送管訓的權力，凡是不參加民防訓練或不執行清潔任務而且屢傳不到的人；槍枝保管、保養不良的人；甚至時常醉酒發酒瘋的人，只要副村長將事情原委簽報上級，經過縣長批示，就可以將不聽命令者關上二個星期的禁閉，或直接移送去管訓。」村民可以關在村辦公處（早期一般指的就是被占用的房子）、豬圈、公共廁所或最近的警局監獄裡。「有時候，他會指著地上某個地方，然後說，『不要動，待在這裡。』那麼你必須待在那個地方，不能移動。」一般來說，當村民被副村長關起來時，他的家人會去找村長，由村長向副村長說情放了村民。所以，如果村長與副村長處不來，那麼受罪的就是村民。

副村長經常輪調，可能是為了避免他們與村民形成緊密關係，因而忽略維持紀律的工作。當許多副村長發現反攻大陸無望時，開始特別關注且擔心結婚的問題。與許多村長一樣，薛承助開始為指導員與副村長尋找合適對象，而他最早幫忙作媒的對象是溫仕忠。從作媒與結婚的故事可以看出，村指導員與村民的關係並非完全敵對。相反地，村民有時認為指導員與國家的關係對他們有利。符文敏在珠山服務一年後被調往料羅——位於金門東南方海岸的村子，透過村長的介紹，他認識了未來的妻子。符文敏向軍方說情（他才剛復員，在金防部仍有許多朋友），讓軍方允許漁民天黑之後到海灘上放置淺水漁網。村民們送魚給他表達感謝。「其實金門的百姓很單純，生活背景我都很清楚，會不會出事我都知道，漁民管理重在平時考核，要看他的忠貞程度。」

在金門對岸的大陸村落，正進行著更深刻的措施，最後將摧毀傳統農村生活的結構。雖然統治金門的軍事官員並未著手進行相同的社會變遷運動，但軍事動員的需要也對農村社會造成顯著的破壞效果。正如同在大陸，許多舊結構留存下來，但已轉變成新的形式與擔負起新的政治角色；金門也一樣，戒嚴無法把既有的權威與關係模式完全消融。最明顯的例子是聯保模式的持續存在，國家政策依然刻意地加強這個模式。要建構現代的政治控制體系，重點不一定放在自主個人的關係上，相反地，可以強調家庭這個植根於當地社會生活的傳統單位。金門的獨特性質深刻形塑了新統治模式的出現。舉例來說，監視、監控民眾是為了防止共諜滲透，但實際上這個系統卻用來進行更廣泛的規訓功能。因此，在說明戒嚴初期金門政治上的監視、規訓與暴力性質時，必須將其放在金門當地特有的治理模式來看。其中有前現代的性質，也有現代的性質，更重要的是，還需要考慮整個國際地緣政治的情勢。

監視與打壓

儘管今日金門絕大多數居民可以輕易指出，與大陸政權相比，金門的戰地政務相對寬鬆，但他們也表露記憶中不乏打壓與恐懼：親戚被帶走，因為被懷疑與共產黨有關而被打得半死；有同學被關起來，因而錯失唯一一次參加大學聯考的機會；寡婦數十年來不斷追查「失蹤」丈夫的下落。幾乎每個人身邊都有著類似的故事。民主化以來，地方政治人物為了回應選民的要求，開始將這些例子編纂成冊，而這些資料也充實了口述歷史的內容。

我們看到，戰地政務的基礎是聯保制度。戰地政務的情報工作建立在相互猜忌與恐懼上。戰地政務與軍方，在島上都有情報人員。「九三砲戰前後時期，政治氣氛非常嚴峻。情治單位利用一些線民打探百姓的大大小小消息，有些貪小便宜的百姓變成線民，大事、小事都往上報，甚至沒有事也往上報，甚至於只要三、五個人聚在一起聊天，就會被調去問話，『談些什麼內容』、『何人主其事』、『有那些人參與』、『做那些事』」。與其他實行過白色恐怖的地方一樣，金門因此籠罩在恐懼與保守的氣氛之中。「若有人較愛出風頭，愛講話，好表現的，就會被認定是『思想有問題』（思想偏激），往往一被抓去都回不來了。」民眾記憶中那是一個隨意懷疑與拘禁的時代，最微不足道的違紀都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而民眾甚至不確定什麼是違紀——一句被誤解的陳述，哼的歌被懷疑是共產黨的歌曲。有幾個人提到自己在1949年之前曾與大陸往來，於是就成了被懷疑的對象。有人說了自己父親的故事：他父親有親戚住在廈門，在金廈交流還沒中斷前，親戚寄了一封信過來，線人在垃圾堆裡找到了這封信，他父親因此在軍事監獄裡被關了四個月，甚至還一度被迫為自己挖墳。

1953年7月，三十五歲的李久立從古寧頭自宅被士兵抓走。一年多以後，他的屍體被送回來，他的妻子得知先生因為成為共諜而被處死。此時九三砲戰才剛發生一個星期，在槍林彈雨下未能舉行喪禮，只能草草將他埋在村外頭的淺坑裡。1990年代晚期，當李的遺孀接受記者訪談時，她依然不知道丈夫到底做錯了什麼，她長久以來一直懷疑是鄰居出賣了他。這個鄰居曾經賣輪胎給某個士兵，士兵進而發現他正在製作木筏，想返回大陸。鄰居為了脫罪，把罪全推給了李久立。軍方最近將檔案交給家屬，證實了輪胎的事，而且提供了鄰居指控的細節。他宣稱李久立是從事刺探與破壞的共諜。我們沒有辦法評估他的指控是否屬實。在1950年代初的金門，這些指控足以構成死罪。

有時候，整個村子都被懷疑與共黨接觸。西園村，也就是本書一開始提到的農夫黃平生的村子，就曾遭受這樣的懷疑。西園村由於接近對岸的大嶝島，因此許多村民的親戚留在對岸。有受訪者說，由於西園村民依然與親戚保持聯繫，因此整個村都受到懷疑。另一些受訪者則表示，1949年後不久，西園村有一名女孩被士兵強姦，村裡的人不願依上級指示息事寧人，而要求賠償，因此引發當地駐軍的敵意。軍官把他們貼上標籤，稱他們是「匪諜村」。

跟在臺灣一樣，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經常被懷疑具有親共傾向（當然，在大陸，知識分子也同樣因政治傾向與階級背景而遭到迫害）。在金門，唯一的知識分子是老師。1940年代晚期，王芳茗接受以前同學的邀請，從家鄉到金門小學教書。1949年10月，廈門陷落，王芳茗跟許多人一樣，隔著海峽與家人斷了聯繫。儘管如此，王芳茗卻順利在金門發展，1950年代中期他成為金城小學校長。1958年，他娶了當地老師為妻。但1968年9月的某一天，王芳茗被縣級的金門調查局情治人員帶走。他另一個來自大陸的同學，於1949年跟隨國民黨到臺灣，也因同情共黨而遭到調查。為了自救，他的同學提到他們曾經在戰時一起唸書，王芳茗參加的讀書會其實是共產黨的前沿組織。王芳茗否認這項指控，但讀書會其他成員都在大陸，因此無法證明他的說法為真。在拷問下，他「坦承」在大陸加入了共黨組織，因此被判十年徒刑。由於遇到大赦，王芳茗於1973年獲釋，在往後的戒嚴歲月裡，他持續受到警察的監視。1990年，臺海兩岸政治自由化，王芳茗得以回鄉探親。他得知在1968年，也就是他被逮捕的那一年，年邁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與殺害，理由是他的兒子在國民黨政權下擔任公務人員。

結論

到了1956年，金門在中華民國整體戰略下的地位經歷了幾個階段。首先是不計一切代價，守護突如其來的勝利，金門成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此後，金門持續扮演著情報蒐集與敵後騷擾的軍事功能。但逐漸地，金門的實質意義開始轉為政治層面：作為政府反共復國的象徵。實驗戰地政務即是為了滿足這個目的而發展的政治組織。處理民政的縣政府依然存在，用來顯示中華民國與對岸政治體制的不同。但縣政府的存在只是名義上的，所有權力全掌握在軍事單位手中。軍事優先與軍事關切支配了公眾生活，也逐漸滲透到私人生活，到最後連公私的界線也抹滅了。戰地政務制度試圖養成服從的民眾，以實現地緣政治的目的，它發展與運用新的規訓形式來監控民眾與他們的一舉一動，藉此維持意識形態的統一。就在金門發展出這種政策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約而同採行相同的做法。舉例來說，當戰地政務嚴格執行通行證制度後的幾個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推行了通行證制度。這顯示，在金門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島上當局做的孤立決定，而與整個大環境有關。雖然國家在地區軍事威脅的陰影下尋求發展，但也與廣泛的冷戰衝突有關。現代化的過程因此特別強調滲透、顛覆與破壞的危險。監視民眾與訓練民眾的身心使其服從，成為最主要的關切。對金門民眾來說，備戰的需要深刻形塑了他們對現代化的建設與經驗。

善化，〈鄉夜悲鳴〉。​​​​​​​​

胡璉擔任兩任司令，從1949年12月到1954年4月，從1957年7月到1958年11月。​​​​​​​​

當時也有浙江省政府，管轄北方離島，直到1950年代才放棄這些島嶼。​​​​​​​​

金門當地的報紙《金門日報》對於每個外賓的來訪都詳盡地予以記錄描述，為此還特別設了「重要人士來訪」專欄。《金門縣志》，頁1659—1699。世界各地媒體只要有提到金門的文章或報導，金防部都會予以收集翻譯，《廿年：古寧頭大捷廿週年記》，頁43—76。​​​​​​​​

陳揚進訪談（所有訪談均由作者在金門進行）；徐榮祥，《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64—65。​​​​​​​​

吳宗器，《金門地區實驗戰地政務及其制度轉型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2004），頁101。​​​​​​​​

絕大多數的游擊隊員來自兩個地方。有些是原本居住在其他離島的居民。這些人當中有許多從事的行業相當於今日的私掠船。這群海盜與盜賊被中華民國政府收編之後，授權讓他們打著反共的旗號侵襲沿海船隻與到陸上進行掠奪。另一些則是難民，許多逃往香港的國民黨士兵與軍官。1950年代初，由於擔心有人受到共黨滲透，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對這些難民設下嚴格條件限制，通過才允許他們前來臺灣。凡是找不到保證人的，都必須留在香港，這些人絕大多數只能過著貧困生活。胡璉曾派人到香港招募這些人擔任游擊隊軍官。在美國資助下，總計招募了兩千百餘人。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Report to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August 17, 1954, DDRS.​​​​​​​​

游擊隊的軍事活動，見Frank Holober, Raiders of the China Coast: CIA Covert Operati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霍洛伯（Frank Holober）是中情局僱員，除了訓練游擊隊員，他有時也隨他們進入中國大陸從事破壞工作。​​​​​​​​

張奇才，《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15。​​​​​​​​

原本的名稱是革命實踐研究院，1952年，研究院更名，然後併入國防部總政治部，當時的部主任是蔣經國。國防部之政編譯局，《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頁6—7、187。​​​​​​​​

戰地政務背後的關鍵法律文件是1956年頒布施行的「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這個辦法的法律基礎是1948年國民大會制定的憲法附屬條款《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法允許總統因應國家緊急危難而為緊急處分。吳宗器，《金門地區實驗戰地政務及其制度轉型之研究》，頁38。​​​​​​​​

Bruce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金門縣志》，頁598；楊肅獻，《金門近代史》（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137。吳宗器，《金門地區實驗戰地政務及其制度轉型之研究》。雖然縣政府與戰地政務委員會的預算都對外公開，但1992年以前金門縣政府的財政預算並不完全透明。可得的數據不包括從國防部與其他中央部會撥給戰地政務委員會的款項。此外，許多基礎建設是由軍方執行，而統計數據並未區分純軍事建設與學校、道路這類有益民眾的建設。楊東文與林金偉訪談；《金門統計年報》；國防部檔案，00002716，「金門防衛司令部四十三年度市政計畫」，1955年。​​​​​​​​

傅崐成、李金振，《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金門：金門縣政府，2004），頁323。​​​​​​​​

以孫中山的軍政原則作為理論源頭，使戰地政務獲得了顛撲不破的合理性。例外狀態除了客觀上有其必要，國父的權威也賦予其正當性。​​​​​​​​

林天生，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金門：金門縣烈嶼鄉公所，2003），頁134。​​​​​​​​

王清標，〈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64。​​​​​​​​

薛承助訪談。​​​​​​​​

董振漢訪談。​​​​​​​​

鄭世菩，《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458。​​​​​​​​

薛承助訪談；顏伯義，《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271；倪鳩靖，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溫仕忠，《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00—201。​​​​​​​​

吳貴海，《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513。​​​​​​​​

鄭世華，《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460—461。​​​​​​​​

如果有人家多了或少了一件物品，必須立刻回報村辦公處。村辦公處自己也有一份記錄所有漂浮物品的冊子。留存的小金門登記冊，顯示這個制度實施得相當嚴格。烈嶼鄉檔案，西口，「西口村漂浮登記列管冊」，1969年10月到1981年7月。​​​​​​​​

薛留進訪談。​​​​​​​​

陳長慶訪談。​​​​​​​​

目前留存最早的聯保檔案是1967年。上面提到：「聯保者及其家庭成員宣示，若違反戶口登記或第五條規定聯保與保密防渫事項者，成員將接受嚴厲懲罰。」烈嶼鄉，西口，「戶籍」，1967年，「西口／戶籍／各種戶籍登記申請書」。​​​​​​​​

楊綠茵，〈社區組織與動員之探討——以官澳村為例〉，收入於余光弘、魏捷茲編，《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頁226—227。​​​​​​​​

徐榮祥回憶：「在剛推行通行證制度時，違反的人最長可以關三個月。」徐榮祥，《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73—74。​​​​​​​​

Chi Chang-hui,“The Politics of Deification and Nationalist Ideology: A Case Study of Quemoy,”117.​​​​​​​​

張奇才，《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18。​​​​​​​​

許明鴻，《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88—289。​​​​​​​​

李金練，《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252—253；洪福田，《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92。​​​​​​​​

薛承助訪談；董光心，《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17；許明鴻，《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88—289；薛奇進訪談。​​​​​​​​

薛承助訪談；符文敏，《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64—365。​​​​​​​​

大陸傳統社會形式的留存，見Sulamith Heins Potter and Jack Potter,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陳滄江編，《金門白色恐怖個案檔案資料匯編》。​​​​​​​​

許明良，《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131。​​​​​​​​

張璋源，〈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77；韓正平訪談；楊綠茵，〈社區组織與動員之探討——以官澳村為例〉，頁226。​​​​​​​​

潘叔期訪談。陳榮昌，《浯土浯民：浯島金門人的真情故事》（金門：金門縣立文化中心，2002），頁124—126。楊樹清，《金門島嶼邊緣》，頁159-162。檔案見陳滄江編，《金門白色恐怖個案檔案資料匯編》。​​​​​​​​

Chi Chang-hui,“Politics of Deification,”112；江柏煒與我之間進行的討論。​​​​​​​​

王芳茗故事的主要來源是陳榮昌，《浯土浯民：浯島金門人的真情故事》，頁118—123。王的故事，也在潘叔期的訪談中提及。​​​​​​​​

江柏煒註：1956年福建省政府遷至臺灣本島的新店，直到1996年才遷回金門。​​​​​​​​

第四章　九三砲戰

1954年，鄭慶利十四歲。一天下午，他在自家附近打籃球。鄭慶利的家在金門城，金門城前身是明朝建立的千戶所城，是座軍事要塞。

突然聽到隆隆的砲聲，落彈的地點最初都集中在水頭碼頭和小金門之間的海域。我們一票人蜂擁到金門城的城牆上觀看，看廈門海岸中共的火砲射擊，砲彈一出口即發出陣陣的閃光，畫面非常好看；砲彈落水後形成一條條的水柱，非常壯觀；我們的軍艦則是在這片海域，來來回回躲砲彈，很像我們小孩子玩捉迷藏一樣，覺得很有趣。……到了傍晚五、六點，突然「咻！」一聲巨響，一顆砲彈飛越我們的頭頂，落在金門城的北門，並直接命中我一位嬸嬸，造成我嬸嬸及背上的一名小孩當場死亡。原本站在城牆觀看熱鬧的人群被這顆突如其來的巨響，驚嚇得四處逃散，這是我第一次體驗砲擊的經驗。那時候我的知識很幼稚，逃回家之後因為沒有地方可躲藏，只好躲在床下，只是在床上多加了幾條棉被，以為這樣就可以得（到）安全的防護。

九三砲戰就此揭開序幕。海峽兩岸的緊張情勢早在1954年的夏天就不斷蓄積，但在金門卻似乎感受不到任何的跡象。9月3日下午三點，中國大陸開始猛烈砲轟金門。首日就有兩名美軍顧問團軍官陣亡。猛烈的砲轟不斷持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亞瑟·雷德福（Admiral Arthur Radford）很快將金門與剛提出的骨牌理論聯繫起來。「如果我們不能抗拒這種威脅，我們將讓美國進一步走向消極政策。而消極政策將導致自由世界的力量逐漸屈服於地區性的威脅，直到全面性的衝突撲向我們為止。」雷德福敦促艾森豪總統考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核武，以遏止即將發生的入侵。美國駐臺北大使藍欽（Karl Rankin）比較樂觀，不認為入侵迫在眉睫，「我猜測他們只是在試探……如果全世界因此產生一種印象，以為美國沒有能力或沒有意願針對這些離島斷然採取行動，那麼紅軍的計謀就成功了。」

中華民國一直要求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協定，以確保臺灣安全，抵禦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臺海危機促成中美雙方進行正式協商。9月9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臺拜會蔣介石，而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也前往華府。12月2日，雙方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然而條約只規定美國協防臺灣與澎湖。1955年1月，人民解放軍殲滅一江山島的國軍駐軍。一江山島位於金門北方，是浙江省的離島。蔣介石於是決定放棄浙江省其他離島，也就是大陳列島，以避免再次遭遇羞辱性的挫敗。艾森豪要求國會通過所謂的「浮爾摩沙決議案」，不僅授權總統使用武力防衛臺灣與澎湖，也可基於防衛，必要時以武力防衛臺澎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浮爾摩沙決議案」於一月底通過，即使美國仍不願明確承認，但表面上看，金門應已進入美國的保護傘下。

蔣介石原本希望自己放棄大陳列島的決定，能換取艾森豪針對金門發表公開聲明。就像1949年一樣，蔣介石再度對美國感到失望。他不願再讓中共奪走任何一寸土地，而且仍心存反攻大陸的希望。蔣介石很快就想到一個法子，為了讓金門成為防衛臺灣的「必要」之地，他故意把不相稱數量的部隊部署在金門。如此一來，一旦中共成功攻下金門，將重創國軍，也會嚴重傷害臺灣的民心士氣，美國因此不得不協助蔣介石防衛金門。在金門部署重兵，乃是蔣介石拖美國下水的一項策略（見「附錄」）。

金門仍繼續遭到猛烈砲擊。3月初，美國官員為了化解危機，於是以擴大危機相脅。杜勒斯公開表示，美國準備動用核武來威嚇對金門的威脅。美國的恫嚇似乎奏效。5月1日，解放軍對金門的砲擊趨緩，但往後數年，砲擊還是零星出現。1957年，中華民國針對臺海危機以來砲擊造成的損失提出報告，金門總共落彈59,923發，61名平民死亡，128人受傷，近2,000棟民宅損毀。

今日，學界主流的看法認為，美國當時考慮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及打算讓臺灣加入東南亞多國防衛計畫，引發毛澤東的不滿。毛想藉由砲擊金門向美國表達中國不希望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的訊息，並且警告一旦美國與臺灣簽訂防禦協定，美國捲入戰爭的危險將大幅升高。亦即，毛澤東選擇砲擊金門來回應美國的挑釁。然而，這種回應方式卻弄巧成拙，中國決策者固然正確認識到金門在美國的安全戰略上並不重要，卻忽略了美國必須維繫對戰略堅持與決心的重要性。砲擊金門甚至可以說帶來反效果，因為這麼做反而讓美國對臺灣安全做出更堅定的承諾，超越艾森豪的預期。

戰爭的記憶

政治人物與將領的各種盤算，不太能告訴我們實際的衝突經驗。九三砲戰也許只是政治上的虛張聲勢，但對金門人來說仍是一場戰爭。金門口述歷史的蒐集是從1990年代晚期開始的，此時離危機已有四十年，在這期間金門人也經歷了軍事化與軍事威脅。危機後的經驗，形塑了他們對過去事件的記憶。許多人描述九三砲戰時，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同樣的感受，他們都自嘲自己的天真。雖然他們經歷了古寧頭戰役與軍事化初期的措施，但9月3日那天，金門人的反應仍相當天真。許多人和鄭慶利一樣，也提到他們被砲聲吸引，冒著生命危險去看這場煙火秀。

1954年，村民的天真與恐慌，惹出了不少笑話——往後他們的經驗增多，也就見怪不怪。據說有個珠山人到金城理髮，理到一半，砲擊開始，他顧不得頭只理了一半，馬上衝出理髮店，狂奔回家。這個故事有很多版本，砲擊開始時，許多人剛好在井邊打水，他們在驚慌之下，沒把桶子拉上來就直接拋在井底，日後還得花很大工夫才把桶子拿上來。金門人談到，九三砲戰之後很多人都學會了一項技能，這項技能在往後數十年產生極大的效用，那就是他們能聽聲辨位，推知砲彈行進的方向。「砲彈落下來的時候，我們在民防隊的人可以聽出砲彈是從哪邊射出來的，會在哪邊落下。如果你聽到砰一砰一砰的聲音，你知道自己不會有事，因為砲彈會落在別的地方。如果你聽到嘶一嘶一嘶的聲音，你知道砲彈會落在附近，也許離你不到十五公尺。」

除了驚慌，老居民分享的另一項記憶是民防隊的立即動員。軍方在水頭囤積了許多彈藥，那裡也是海軍基地所在。金門的這個地區鄰近大陸，暴露在砲火之下，因此必須將軍火運到金門東部較大的軍事基地，那兒太武山能夠屏蔽阻擋來自大陸的砲火。董戊南是民防隊的一員，協助搬運軍火到島的另一頭。「九三砲戰那天晚上，我們一人要搬一箱子彈（約四十五公斤）。九點從古崗出發（古崗是董戊南住的村子，離水頭約一公里半），搬到太武山，走到的時候，天已經亮了。那時有一整隊的隊員有五人被打死。」平民在戰爭中總是最脆弱的，但對金門民防隊來說，戰爭一爆發，他們有責任前往前線，而非遠離。

與之前的古寧頭戰役一樣，九三砲戰的經驗也因地不同。這是因為第一波的砲擊目標是水頭的海軍基地，而許多砲彈未打中目標。因此最初對砲火感受最強烈的是金門西部、水頭鄰近地區，以及小金門，因為這裡離大陸最近。許多民眾往東逃。金城人陳宗論決定往東逃個幾公里。「最初我們以為中共的砲火打不到珠山，於是我們全家連夜走避珠山，投奔親戚薛清國家避難，那時已有簡陋的防空洞。在珠山大概停留了一個星期，珠山也開始遭到砲擊，我們開始評估，全島可能均已落入中共的砲火射程範圍，果真如此，那與其寄人籬下，不如回自己的老窩，於是待砲火稍歇，我們全家就回到金門城。回來後就自己挖防空洞，再過幾天，竟傳來薛清國在防空洞洞口被擊中死亡。」

9月17日，共軍砲火直接命中水頭附近的古區（古近）彈藥庫，整個古區村瞬間灰飛煙滅。一名年長村民最近在當地報紙寫下他對這場災難的記憶：

我們全失去知覺。全村一片漆黑，煙霧瀰漫，不見五指，從床下爬出，不分西東，只顧往外跑，到東沙途中回看村莊，黑煙沖天，遮蓋整個天空。有人說房屋有樑神，當我們在漆黑村中往外跑出時，村裡連連不絕繚繞悲鳴聲飛揚升空，其聲悽涼無比，事後請教長老其為何聲，得之其悲鳴聲為房屋倒塌，中樑樑神飛散，如今回想其聲，毛髮悚然，當夜寄宿親戚家中，第二天一大早來，真不相信自己眼睛，全村房屋沒有一間完整，東倒西歪，全村散落破瓦斷樑，及被震飛出來硫磺與未炸的彈藥，幾顆兩三人合抱大榕樹也連根拔起，那威力驚人，全村焦黑，彈藥氣味，似如人間煉獄。

雖然古區彈藥庫爆炸是當時地方上最慘烈的災難，不過1954年也標誌著金門的社會、經濟與軍事重心全面遷往東部防禦工事較完善地區的開始。古區事件之後，最大的變化是水頭村的沒落。1954年以前，水頭村是金門海軍基地與胡璉司令部所在地。黃錫安過去都會幫母親向看戲的士兵們兜售小吃。現在士兵人數大量縮減。1954年後，海軍基地與司令部移往東部，水頭就再也沒恢復過。

水頭居民談起1954年後村子的衰微，總認為砲戰是破壞村子繁華夜生活的元兇，在此之前，戲臺表演與露天茶館讓整個村子燈火通明。但水頭村沒落還有別的原因。為了讓在大陸的砲手更難瞄準目標，1954年底，金門開始實施燈火管制。這道命令實施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1954年，島上一般民眾居住的地區仍無電可用，居民多用蠟燭或油燈照明。當時，家家戶戶都必須準備燈火管制用的布簾以遮蔽門窗。民防隊負責定期檢查房舍，巡邏社區，注意家戶的燈火是否從簾縫透出。1960年代，金門開始使用自來水，同時啟用另一種新的監督方式：居民必須證明他們已經裝設燈火管制的布簾，才能接通自來水。

九三砲戰也加深了金門在地理上孤立於外在世界。1949年後，金門與大陸頻繁的接觸完全中斷，只剩下與中華民國掌握的其他離島及香港有船運往來。在胡璉的同意下，游擊隊利用香港貿易資助軍事活動——他們在香港購買奢侈品，例如香水與絲襪，然後在金門販售獲利，而這些奢侈品再從金門轉運到臺灣。水頭是游擊隊卸貨的地方，黃錫安記得金城的店家會牽著驢子來這裡載貨，然後返回金城。1954年砲戰提高了貿易風險；水頭碼頭的破壞使游擊隊必須另覓新港卸貨。為了避免貿易影響軍隊運補，金防部司令索性禁止香港貿易。隨著中華民國棄守北方離島，沿岸貿易也跟著消失。金門數十年來一直仰賴複雜的貿易、金錢與人員網絡，此時完全與其他世界斷了聯繫，唯一接觸的只有一個地方，那就是透過海空與臺灣連結，然而，即使是這樣的連結也飽受限制。（圖4-1）

圖4-1　蔣介石禁止金門與香港貿易手令（1955年9月1日）

資料來源：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351-078」。（國史館提供）

雖然砲擊在幾個月後逐漸歸於沉寂，但民防隊仍維持高度動員。他們現在的新任務是擊退傳言中即將進犯的解放軍部隊。其中一項任務令民防隊員印象深刻，那就是在全島的海岸線設置軌條砦。使用軌條，頂端磨尖，呈四十五度斜角設置於混凝土方之中，然後將軌條連同土方一起沉陷在海灘上。軌條砦可以讓敵軍登陸艇無法靠岸，迫使敵方在深水區域卸下人員，成為易受攻擊的目標。軌條砦會對船隻造成損壞或困住船隻，使船隻無法返航載運援軍與物資。每個民防隊都必須負責一定數量的軌條砦。這些軌條砦只能利用夜間退潮時設置，若是在白天，民防隊很容易成為對岸砲火的目標。「當他們發現我們在夜裡設置時，他們也開始在夜裡朝海灘砲擊。」

在民眾記憶中，九三砲戰也是挖掘防空洞的轉捩點，而這也成了民眾的另一項新的艱鉅任務。然而挖掘與強化防空洞，並不是此時才開始，許多人家早在古寧頭戰役後就建造了簡單的防空洞或挖掘了坑洞。金防部規定民眾在自家附近挖掘防空洞。「只是大家都存應付的心態，況且當時挖掘的工具非常簡陋，農家只有鋤頭可用，所以挖得不深。」「那時的防空壕（洞）都挖得很淺，只要能蹲在裡面就算合格。」鄭慶利遭遇砲擊時，他的反應是躲到床底下，然後在床上疊了好幾條棉被，這是當時普遍的做法。現在，軍方下令在兩個月內，每個村要建造更深、更大的防空洞，必須容納得下整個村的村民。這些命令引發不少民怨，但幾年後防空洞的存在將成為民眾願意支持戰地政務的關鍵。黃平生說，「九三砲戰之後，民防隊也曾挖過土洞，……記得那時候我們還罵政府，因為民眾平時就已經忙得要死，還要增加挖洞的任務。」身為民防隊隊長，徐榮祥負責執行這項政策。「到砲戰發生時，因為我事先要求做了許多防空壕（洞），使民眾減少了很多傷亡，後來他們才對我心懷感念。」因為三年後的八二三砲戰，這些防空洞拯救了無數生命。建造防空洞是金門加強軍事化的面向之一，這也影響了金門民眾的組織與生活方式。雖然金門民眾當時未能體會，但往後幾十年，防空洞將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部分（圖4-2）。

圖4-2　防空演練時民眾進入防空洞（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九三砲戰對於金門的地緣政治化，有深遠影響，而影響的層面也出乎意料之外。中美協定並未明文將金門列入美國的保護傘下，但的確授權美國總統協防有防衛必要的中華民國領土，這種弔詭的狀況使蔣介石有強烈的動機鞏固金門的地位。一旦他在島上集中越多的兵力，就越能說服美國，金門有防衛的價值。軍隊人數從1954年的六萬人，增加到高峰的十萬人。1957年，杜勒斯承認，「防衛離島已成為防衛臺灣完整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三年前懸而未決的狀態已不可同日而語……如果中共對金馬發動全面攻擊，美國絕不能坐視不理，因為喪失這些離島必將危害臺澎安全。」蔣介石藉由在金門部署重兵，使美國不得不協防金門，從而將這座小島的命運與全球冷戰連結在一起。軍事化也從狹義的增兵演變成廣義的大規模軍事化。隨著士兵人數逐漸超過金門居民的總數，島上的生活元素也越來越受到軍事目的所形塑與決定。

九三砲戰已被記憶塑造為金門軍民齊心贏得的金門第二次大捷。儘管今日的證據已充分顯示當時中共絕無進犯金門的可能，但這項結論顯然與金門居民的記憶格格不入。民眾記憶最鮮明的是一開始砲擊造成的震撼與恐慌，人們四處逃命尋找防空洞，還有生命與財產的損失。民眾的記憶也受到日後各種事件的影響，他們回想當時的狀況，往往只記得9月3日砲擊開始時，自己有多麼天真無知。他們清楚記得的各項發展，其意義也是日後才逐漸體會，例如海軍基地的遷移、水頭碼頭的式微、疏散到防空洞、夜間的燈火管制或民防隊負責的新任務。然而，從長期的角度來看，無論這場危機對國際關係與金門人的個人記憶有多重要，它的意義與其說是地方軍事化歷史的關鍵點，不如說它反映了一個持續強化的過程，民眾逐漸隸屬於軍事利益，而民眾的福祉完全取決於軍事價值。

鄭慶利，《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409-4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2-1954, XIV: 600.​​​​​​​​

Karl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205.​​​​​​​​

外交協商也清楚表明，美國不支持中華民國反攻大陸，這項計畫必須加以推遲。「起初，口號是這麼說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然後，口號改成，『今年是反攻大陸的決定年。』但反攻從未發生過……於是口號又改成，『少則三年，多則五年，我們一定會反攻。』」王溫德訪談。另一種反映變化的表現，是胡璉決定賠償在1949年遭到損壞或拆除的民房。胡璉，《金門憶舊》，頁44；韓正平訪談。​​​​​​​​

Chang,“To the Nuclear Brink,”106.​​​​​​​​

《金門縣志》，頁1250。Chrisiensen, Useiful Adversaries, 194-195. 近來，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試圖扭轉學界對毛澤東政策的負面評價，他們認為毛除了測試美國的決心，也利用這場危機重申解放臺灣的承諾。此外，毛也奪取了中華民國的北方離島，並且讓華府與臺北的關係陷入緊張。從這幾個方面來看，到了1955年春，這場危機已成功達成目標，因此緩解緊張是合理的做法。Gong Li（宮力）,“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1950s: Chinese Strategy and Tactics,”Chen Jian, Mao's China, 175-181，大力支持這項分析。​​​​​​​​

李金生，《雞奄山頂談珠山歷史》，頁117。​​​​​​​​

李育民訪談。​​​​​​​​

董戍南，〈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60。​​​​​​​​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67—68；李金生，《雞奄山頂談珠山歷史》，頁119。​​​​​​​​

他回憶自己躲在床下，這表示他應該是住在鄰村，而非古區村民，要不然就是他把別的事件混淆成這起事件。逾平，〈沉思古區彈藥庫驚爆與村民傷痛〉。​​​​​​​​

黃錫安，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吳貴海，《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510。​​​​​​​​

黃錫安，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今日我們很容易忽略，美國當時其實不只是關切大陸的威脅，中華民國在海峽進行的挑釁行為也可能讓美國捲入戰爭。因此，原本在1950年代協調游擊隊的美國，現在轉而要求蔣介石約束游繫隊的行動。於是游擊隊遭到解散，隊員不是到臺灣，就是在金門本地定居。​​​​​​​​

洪植地，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140。​​​​​​​​

陳金鎮，《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154；符文敏，《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68；李清泉，《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55；黃平生與徐榮祥，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FRUS, 1955-1957, III: 617.​​​​​​​​

第五章　軍事化與金門民防自衛隊（1949—1960）

每個金門人都知道這則笑話：有個老村民穿著民防隊制服在路上走著，一路走到了崗哨。崗哨的憲兵因為他的軍服不乾淨又破爛，於是攔住他，盤問他的部隊番號。老村民既困惑又害怕。在其他的版本裡，這則笑話又添入了誤解憲兵講的國語的元素，老村民結巴地說，「八〇五」。之後，憲兵寫了報告，提到八〇五部隊的紀律渙散，然後呈交司令部。令大家吃驚的是，金門並沒有八〇五部隊。那個村民是民防隊員，不是正規部隊；而且八〇五不是部隊番號，而是他的軍服價錢八十塊五毛。對於經歷過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居民來說，這則故事講述的是一個鮮明的主題——金門人屈從於他們不太了解的軍事紀律，且努力地以順從來回應。

八〇五的故事是個極具說服力的隱喻，以非常特定的角度描述了軍事化的軌跡，也就是金門民眾被併入武裝民防之中。范亞倫（Aaron Friedberg）表示，「在現代國家的所有活動中，對一般民眾生活衝擊最直接與最巨大的，莫過於徵調人力。」

本章要討論1949年後金門民防隊的早期歷史，我將展示1949年的特殊措施逐步形成的形式化、體系化與制度化。此將說明，形式化不只是將民力用於軍事用途的過程予以理性化。民防隊的發展反映出分類的思維，這種思維持續將民防隊與正規部隊區別開來，但實際上兩者的軍事功能是重疊的。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民防隊不僅成為動員的手段，也成為徵調民力與監督民眾的工具。換言之，民防隊除了軍事功能，也具有政治功能，它是建設金門成為反共堡壘這個計畫的一部分。最明顯的證據是代服民防義務。一方面，初期的民防隊員可以找人代服勞動義務，例如可以僱人代役，或者付錢給村的官員由他們幫你僱人。之後，這些做法漸次淘汰，民眾越來越難擺脫這種民防義務。另一方面，基於效率考量，原本由民防隊員處理的任務，很多都轉由僱用的特殊勞力來執行。至於其他的任務，例如參加軍事檢閱，以及與政治功能有關的事務，通常不可豁免。隨著民防逐漸成為一種政治義務，戶口登記制度的功能也跟著反轉過來。我們在第三章曾提過，戶口登記制度原本是為了防止共諜滲透，確保不該在金門的人都不在。到了1950年晚期，戶口登記制度的功能反而成了確保沒有人可以規避民防責任，以及該在金門的都必須在。

民防隊的故事將繼續在隨後的兩章說明討論。戒嚴時代中期，也就是從196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民防隊的功能逐漸軍事化。民防訓練不再是為正規軍提供後勤支援，而是實際參與戰鬥。參與民防，把金門居民塑造成保衛國家、維護自由的英雄。起初，金門人對於這種形象充滿矛盾，他們總是盡一切可能想降低參與民防對他們生活的衝擊。金門人面對各種要求，從一開始的抗拒與憤怒，到最後逐漸遭到壓制而沉默無聲。然而我們將在第四部分看到，這些經驗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並且隨著民防制度在1990年代結束而再次浮現，並帶來重大的後果。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研究兩岸的民防制度，她發現二十世紀兩岸的政權都試圖運用民防來達到建立國家與破壞國家的目的，而這種過程說明建構公民身分的重要張力。金門民防隊透露了現代中國民防史的另一個面向。民防工作不僅讓民防隊員轉變成公民，也扮演著一種間接的角色，使某些民眾成為全民的政治表率。民防隊員成為自我犧牲的象徵，是全民應該仿傚的對象。當政府讓兵役成為公民理所當然應負的義務時，政府又繼續投入政治資源，試圖掩蓋公民身分和軍事化之間的區隔。在金門，中華民國試圖將成本在地化，把政治資源投入的範圍限縮在島上，讓金門成為向臺灣民眾傳達訊息的工具。

1949年10月，古寧頭戰役爆發，當時軍官只要看到人就抓去搬軍火與運傷患。這種做法延續了國軍在大陸的經驗，而在戰時也無暇考慮這種行為是否適切。當國民黨的軍隊需要中華民國的勞動力時，往往逕行取用。等到情勢穩定，顯然軍隊將長駐金門，而且數量龐大，必須將一些做法予以形式化。在戰爭時期，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不分男女，都要去抬傷兵」。之後不久，開始以年齡與性別來進行任務編組，青少年與老人組成「護路隊」；「婦女隊」則支援野戰醫院，成年男子則組成「任務隊」，在和平與作戰時期負責廣泛的業務。1950年，又更進一步細分，有騾馬隊、運輸隊、救火隊等等。

許多居民試圖規避民防役。這不是因為懶惰，而是有傳言指出，國軍很快就要撤離金門，而且要帶走金門島上所有役齡男子。此外，瘋狂的防禦準備，以及大陸方面頻繁廣播警告要「血洗」金門以報古寧頭之仇，使許多金門居民相信，就算蔣介石並未計畫放棄他們，他們也可能在日後的大戰中成為砲灰。1949年，陳永財十二歲，他的父母把他藏在樹林裡，以免被徵召參加任務隊。

居民擔心為軍方服役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種顧慮使得1950年初的戶口普査成了一場鬧劇。今日，許多六、七十歲的受訪男性提到，「我出生於某年，但我的身分證卻寫著另一年。」換言之，他們的父母故意延遲他們的出生年月，或是向戶口普查人員謊報。由於任務隊需要滿十八歲，因此兒子已經十九、二十歲的父母會宣稱他們只有十二到十五歲。杜天生記得村裡的村指導員會脫下每個青少年的褲子，檢查他們的睪丸是否降下。如果已經降下，他會直接加兩歲，並且登記在戶口上。

當局勢穩定之後，民眾規避民防的念頭仍未消失，而且千方百計想迴避。1950年代早期金門口述歷史顯示，雖然民防的負擔因時地而異，但基本上仍會占去許多時間。老一輩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每年要受訓三到四個月。但部分受訪者可能誇大受訓時間，以強調所做的犧牲。（我們將會看到，一旦討論起參與民防的賠償事宜，民眾更有理由這麼做。）接替溫仕忠擔任珠山村指導員的符文敏回憶1950年代初是每兩年受訓一個月。曾擔任民防隊隊長的徐榮祥說，固定每兩個星期要訓練四小時，每年的訓練期間是十三個星期。但他也提到，每年的訓練時數約一百小時。所以或許老一輩的居民描述訓練期間是精確的，但他們忽略了在這段期間他們並不是整天訓練。在這個時期，訓練的意義相當有彈性。被分派到護路隊的年輕人與老人，他們的工作是修補被砲火毀損的道路。金門並沒有鋪設的道路；這些夯實的泥土路很容易因為雨水或重型軍事車輛經過而流失損壞。對護路隊來說，訓練通常只是個藉口，實際上就是修路。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民防的要求變得例行化，於是發展出詳細的管理架構。建立民防總隊，由縣長指揮。就像戰地政務委員會在縣與縣以下政府設有與民政單位對應的副手職位，民防總隊的副隊長就是副縣長，而副縣長除了主管縣內軍事事務，他同時也是戰地政務委員會指派的人員。在民防總隊以下，則是簡單的軍事組織結構；每個鄉設有大隊；每個村設有中隊；每個村的中隊又分成小隊，小隊又分成班，一班約十到十二人。民防中隊由副村長領導。戰地政務委員會以下的單位也設有民防隊，例如經濟與文化組織，還有學校。民防大隊依功能予以區分，而且也依性別與年齡來區分。1949年後，分類越來越詳盡。十六、七歲的青少年（不分男女）與四十五到五十歲的男子組成預備隊，負責監視、情報蒐集與通訊工作。十八到三十五歲的女性組成婦女隊，負責宣傳、支援與照顧傷者、支持老弱、教育孩子與支援軍方。十八到四十五歲的男子構成民防主體，分成防衛、後勤與醫療三個部門。濱海的村落，漁民則編成船隊。

曾經擔任民防隊的村民，對於早年的民防組訓與操練內容說的並不多。這些訓練多半單調而且毫無意義。典型的回應是，「我們只是不斷操練——立正、稍息、立正；行進踏步，如此而已」。於1950年代初期擔任民防隊總隊長的徐榮祥，把訓練分成三個部分：政治教育、軍事教育與軍勤教育。「政治教育包括精神講話、保防常識、兵役常識、共產暴行，國父遺教和總統行誼；軍事教育包括基本教教練、兵器教育、射擊教練和戰鬥教練；軍勤教育則有擔架訓練、防諜訓練和戰場救護。男隊員偏重戰鬥技能，最少要有自衛戰鬥的能力，基本的武器拆解、保養及射擊能力（圖5-1、圖5-2）。婦女著重在救護能力的培養，因戰時一定會有人負傷，救護課程教導婦女如何包紮及急救方法（如現在的心肺復甦術）等。」至於演習，「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只是走一走而已，主要是給我們習慣，萬一戰爭，就是這樣。」

圖5-1　民防隊操練情形（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圖5-2　民防隊的博擊訓練（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雷霆演習

最令金門人難忘的演習，是雷霆演習。演習內容是封鎖全島，進行大規模捜索。眾所周知，雷霆演習不像字面上所言是軍事活動，相反地，它是臨時性的鎮壓與控制，目的通常是為了找出逃兵。戰地政務實施初期，叛逃最頻繁，這是因為此時從大陸到金門的士兵發現自己或許再也不能返鄉。「金門的阿兵哥逃兵最出名，以前每年平均十次，逃兵以為游泳到大陸很近，其實根本游不到，因為臺灣海峽中間有海溝，人會被浪一直打回來，可是不試試看回來被抓到也是死路一條。」1960年代到1980年代曾多次實施雷霆演習，但演習結束的原因多半是因為失蹤士兵已經自殺，這種現象構成嚴重問題，直到軍方允許士兵更常休假回臺，逃兵問題才漸趨緩和。

對一般民眾來說，雷霆演習可能是非常危險的事。民防隊員如果被人發現未仔細檢查責任區，可能會遭到監禁。再加聯保制度，他的鄰居與同村的官員也會連帶遭殃。逃兵有時會因為逼上絕路而做出可怕的事。1953年8月，一名士兵與長官爭吵後擅離職守。他逃到吳厝，躲在一間民宅裡，並且擄了一名十九歲的女孩當人質。幾分鐘內，數百名士兵已來到村裡，將民宅團團包圍。女孩的祖母跑到門口求逃兵放過女孩，卻遭到射殺。此時響起更多槍聲，而屋裡也傳來槍響。等到軍方破門而入，發現士兵與女孩都已經死了。

民防隊員也要負擔守衛任務。孫炳樹回憶當時要在鄉公所外站崗，一個星期兩次，一次兩個鐘頭。民防隊員四人一組巡邏村子，確保每家每戶都做好燈火管制，以免吸引解放軍砲擊。這些任務只局限在村的層級，因此民防隊員居住的地方決定了他們的軍事義務。一名高級軍官回憶：「有些海邊村莊的民防隊比較辛苦一點，有時他們晚上也要巡邏，配合部隊晚上巡邏，以防止水鬼摸上岸來。」海岸巡邏與守衛任務特別容易引發民怨，因為在假日時，為了避免對岸趁守軍休假發動攻擊，民防隊員反而要加強巡守。假日巡邏，對於居民社交活動的影響特別巨大。

1950年代，民防隊領有的槍支不足以讓所有隊員使用。「每一個村莊大概有一、二十把槍吧！……班長以上的幹部是一定有的，其他的隊員就只有步槍班才有，像擔架隊、運輸隊並沒有發槍，因為他們的裝備主要是擔架、扁擔和繩子，即使發給他們槍枝，他們也沒辦法拿。」這種安排在當時相當合理，因為民防隊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後勤補給。早期，為了進行武器訓練與演習，鄰長會到山上砍木頭削成木槍來練習。

最後，更多的槍支分發下來，不過都是從大陸帶來的舊式步槍。1962年，戰地政務委員會發布民防隊武器保養與檢查條例。現存的村檔案，有許多是這類武器檢查的紀錄。當烈嶼鄉鄉長洪福田進行武器檢查時，他會在早上召集所有民防隊員，除非把武器保養完畢，否則不許回家吃午飯。實際上，即使適當保養武器，對於動員與自我紀律的維持也沒有多大助益。民防隊不常親自保養武器。李清正生於1949年，他提到自己經常幫父親保養槍支。但這麼做也引發其他服從的問題。謝顧隆，2006年時他已高齡八十七歲，是我訪談的民眾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提到當時武器保養是村民最常遭到懲罰的原因，而這也顯示制度的反覆無常。「你可能被迫行軍或跑步或參加演習，完全要看軍官的心情而定。」一名前縣府官員也提到，民眾最常因為沒有好好保養武器而遭到懲罰。「人民從來沒用過槍，他們當然不知道怎麼保養槍支。」為了確保武器能受到完善的保養，於是引進了獎金與罰款的制度。

民防勞動

民防隊除了軍事功能，也可充當組織結構來協調民眾從事廣泛任務的勞動（圖5-3）。溫仕忠是珠山村首任村指導員，他依然記得這些任務的內容：

過去民防隊任務多，如到料羅搶灘、構工，搶救傷患、民糧、軍事勤務；而且民防隊隊員都沒有薪餉，沒有提供吃，沒有提供衣服，……很多位在村子附近的公路也都由民防隊來做，平時保養道路也都由民防隊，一般大工程由部隊做，小工程由民防隊來做，土洞、防空洞保養都由民防隊來做，造林種樹，山上營區是阿兵哥種，村子附近由民防隊負責，挖水溝、打掃環境是由民防隊負責。

圖5-3　民防隊勞動情景（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不管是平日還是戰時，運送軍需品一直是民防隊的重要任務。為了補給駐紮在金門的大軍，必須定期從臺灣派遣船艦運補。運送的物資包括了糧食、煤與軍火。每年大概要從臺灣運送兩千噸的米到金門。海軍船艦起初停靠的地點是水頭，後來改往料羅港。軍方的船在金門東南方料羅附近的新頭卸貨，他們認為這裡可以免受共軍砲火的侵襲（我們將看到，這個想法在八二三砲戰中證明是錯的）。搬運物資是勞累而艱困的工作。在料羅港完成之前，必須先用漁船接駁，漁船再到海灘卸貨，物品還要運過沙灘。一袋米重約四十五公斤；有些村民回憶當時剛出學堂的大學生或者城區商人要扛起重物是很吃力的事。每個人每天有規定搬運的重量，沒搬完不准休息。民防隊員負責搬運的這段期間，被分配住在當地的人家或海灘上臨時挖掘的防空洞裡。他們分到的只有米，因此他們很快就想到要自行準備鹽蚵、油蔥，這樣才能配著飯吃。

與其他的工程一樣，領導階層最關切的是完成任務，而不是完成任務的人。勞動責任的分配是依據民防登記簿。早期，找人代服勞役相當常見，通常是找親戚或鄰居幫忙。由於漁民不出海就沒收入，因此找人代役的現象很多。有時候，民防隊員會直接拿錢給村幹部，由村幹部幫他僱人。一名前民防隊員回憶說，官員一拿了錢，就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畫掉。這表示其他在名單上的人必須輪值。「有人做了一個星期，隔了一星期又輪到的現象。……我曾就此事向家父詢問：『即有此不公平的現象，不要去就好了嗎！』據家父說，他們曾向該軍事幹事大吵力爭，但軍事幹事只撂下話說：「名冊已經送到上級了，去不去隨你！」之後至少在一些村子，這種做法被形式化，由所有村民出錢一起僱挑夫幫他們搬運。

總勞動量非常龐大。董群廉在報告中提到，他看到的文件顯示，從1954年底到1956年中戰地政務建立為止，用來支援軍事建設日用人次超過三十萬。當時民防隊的總數約一萬人，所以這表示除了訓練與演習，民防隊每年還要花三十天服勞役。

不是所有的勞役都能代服。有些勞動需要民防隊或期望由民防隊從事的，通常帶有象徵性。1951年，胡璉為紀念蔣介石復行視事（蔣介石曾於1949年因為大陸淪陷而引咎辭職）而下令在金城鎮外興建中正堂（即金門中學中正堂）。中正堂建於非常高的高地上，因此從對岸就能看到這座建築物，而這也使得它必須面對強風的吹襲。於是，胡璉決定在外圍興建一道石牆。他決定自己與其他軍官，還有當地學生把做晨操的時間拿來砌牆。當地居民被胡璉的努力所感動——至少他的回憶錄是這麼說的，於是大家也加入砌牆的行列，這道牆因而在一個月內就建造完成。民防隊的勞動也以別的方式展現象徵性。一名前隊員回憶：「遇有臺灣來的表演團體如康樂隊，或籃球隊來金門舉行友誼賽，不能太冷場，為了撐住場面，上級會指派民防隊去觀賞，如果你不去，他到現場點名，沒點到你的名字，可以立刻把你送警察局的拘留所關上三天。」

政治訓練占了民防隊活動的主要部分。古寧頭戰役後的幾個月，司令部成立了兒童團來從事情報蒐集與宣傳工作。他們的做法明顯仿傚共產黨，後者的宣傳工作顯然更為有效。每到假日，政治作戰官會把寫著標語的彩色旗幟發給孩子們，讓他們上街呼口號。孩子也被教導寫下自己的標語。「現在有一些老人能寫漂亮的毛筆字，那是他們跟當時的士兵學的。」孩子也學習表演反共短劇、歌曲與舞蹈，並且在村子與軍營裡表演。孩子也被教導辨識解放軍的武器與飛機，一旦戰爭爆發，他們就可以進行監視工作。「學習愛國主義與自我犧牲，為國家犧牲自己。孩子認為這是一件光榮的事。他們八歲入學，然後開始學習這些東西。」與臺灣一樣，村裡的小學生每天早上上課之前都會動員起來，在老師的引導下進行檢閱，並且呼口號：「反攻大陸」、「反共抗俄」、「打倒毛澤東」。（圖5-4）

圖5-4　烽火下的學校與學童（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除了民防隊的基本條例外，國防部又於1957年發布相關的民防隊獎懲辦法。該辦法列出獎勵與懲罰的事項，以及獎懲的內容，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國家對民防隊的期望。雖然副村長施加懲罰不可避免帶有獨斷而多變的問題，但辦法的公布終究提供了法律基礎。民防隊員與一般民眾的獎賞事項包括「表現出保衛鄉土與國土的精神，在反共抗俄光復國土的戰爭中英勇協助國軍作戰。」一般民眾可以表現出積極的英雄主義，例如防止敵方破壞、奪取敵方物資或擄獲敵軍士兵；另一方面也可以藉由被動的方式來表現，例如遭到殺害、受傷與被俘。可能的獎賞包括公開褒揚、立碑紀念、獎金或撫卹金，以及教育補助金。對於不遵守上級命令，或者妨礙他人執行命令，或者發現敵方滲透卻未採取行動，該辦法也列出了相應的懲罰，從公務人員的警告、停職與解職，到罰款與強制勞動三十天。在整個戒嚴時期，金門民防隊除了砲戰，並未經歷真正的戰鬥，因此真正符合懲罰規定的行為只有「規避法律義務，不履行或未及時履行民防隊職責。」雖然很少有金門人知道這套獎懲辦法的存在，但曾經經歷過這個時代的人都曉得其中的意涵。

民防隊的紀律很嚴格。民防隊幹部最常遭受的批評是把民眾當成士兵一樣，申訴的對象從副村長一路往上到金防部司令——他們不知道其中的差別。一名民防隊成員回憶自己穿著不合規定的軍服前去集合，當場遭到毆打，並且被關禁閉。紀律架構於意識形態之內——集合遲到，會被貼上匪諜的標籤，被認為意識形態出了問題，會被關禁閉。

口述歷史裡雖然充斥著獨斷的懲罰與紀律，卻也不乏反抗的內容，這點並不令人意外。鄰長接到命令，要求民防隊百姓交出磚頭給部隊蓋碉堡，但實際上已無磚頭可交，於是他們等士兵忙別的事時到工地偷磚頭，然後把偷來的磚頭交給士兵。民防隊運送物資，也出現許多偷竊的事。有人偷月餅時被抓到，他的朋友辯解：「沒有辦法，誰叫部隊不給我們東西吃。」有個偷竊的例子引發了我所見資料中最接近集體抗爭的事件。有個民防隊隊員在新頭碼頭工作，他因非常饑餓，忍不住在自己卸下的鳳梨罐頭上鑽了一個洞。他被抓到之後，軍官不僅威脅要把他關起來，還要把他送到軍部的民政處。於是一名民防隊員攔著軍官，其他一百多人放了那個偷東西的人，並且護送他離開現場。

民防隊的創立與民眾的動員，深刻影響了金門民眾，而究竟如何深刻地產生影響，正是本書探討的主題。在民眾的記憶中，有兩種感受特別鮮明，一是持續的緊張感，另一是農業生活的崩解。緊張感的主要來源，其實不是害怕對岸來犯或軍事對峙，而是履行民防義務所帶來的壓力。一名金城鎮居民回憶八二三砲戰時，「在聽見匪砲三十分鐘內必須到達公車站集合，點名未到者，以戰時軍法處理，真的很嚴格，為了保住一條命，根本就不敢把軍服脫下來，槍也都掛在牆上，一聽到警報，就放下手邊工作，抓住槍便跑去集合」。一名漁夫的妻子回憶村子裡也一樣緊張，「平常在作息時，若剛好叫集合，就要到。即使是在吃飯，也得把碗筷放下；若叫集合沒到，就要懲罰。罰老爸不能出海捕魚，有一次我就被關起來；只有生病才能請假。」

民防勞動對傳統農業模式的傷害很大。許丕謀很明確地說：「由於我是一位農民，平時要播種、插秧、施肥、去除害蟲、收割……等。一旦去訓練或出任務，就會因農作物疏於照顧而造成嚴重的損失，使我是否能吃飽都成問題，影響之大是難以估計的」。唯一解決的方法是更辛苦耕作。「一開始訓練的時候，高粱的幼苗才剛種下去，又不能放著不顧，所以早上要趁著民防訓練未開始時，先去澆水，晚上回來之後，再澆一次。」

結論

金門民防的前十年，經歷了許多變化，其中最明顯的是從起初的特別措施逐漸成為定式，結果造成了高度軍事化的社會。人民是主要的勞動力來源，就算不是完全系統性的，也是定期徵調，無論男女老幼。平民的軍事化，看起來純屬軍事議題，但其實不然。民防的例行化與形式化與外在事件有關，甚至是受到較大的外在事件的觸動。韓戰使臺灣獲得喘息的生機。金門依然是蔣介石實施短期計畫的關鍵，例如以小規模軍力騷擾大陸與蒐集情報。上一章曾經提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浮爾摩沙決議案」激勵蔣介石在金門屯駐重兵，以迫使美國保障金門的安全。地緣政治力量的匯聚，意謂著中華民國軍隊將無限期在金門駐守，也因此必須創設出形式上的組織架構來統治軍民之間的關係。民防隊訓練的目的是為了在戰時支持正規部隊的後勤，在和平時期也能用來進行其他運補。民防也具有政治功能，國家可以透過民防訓練來灌輸反共思想。如果從軍事化創造新的規訓與控制模式來看，那麼軍事化也帶有政治性。隨著戰地政務從單純完成任務，轉而重視以勞動作為軍事動員的機制，個別民防隊員僱人代役的自由也逐漸受到限縮。

戰地政務的建立與社會的軍事化，使現代化帶來的各種緊張關係在金門鮮明地顯現出來。舉例來說，兩種時間模式的互動——亦即傳統農業時間與工業時間，在金門不是以農業工作與工廠工作衝突的形式出現，而是表現在農業工作與軍事訓練及強制勞動之間的拉鋸。戰地政務與民防制度，隱含的人際關係科層化與理性化，實際上只有部分實現。真正迫使民眾順從的措施，也就是監禁，在現實上總是不斷受到個人關係的斡旋。最終有權決定監禁的是村指導員或副村長，監禁的根據不僅在於違反法令，也在於官員與違反者之間的關係，更確切地說，監禁與否往往是看官員的心情而定。一般來說，村民監禁的時間都不會達到法令上限；他們的家人會向村長說情，然後村長再跟副村長或指導員說情，希望能早點放人。放人的時機甚至比關人的決定來得重要，時機的選擇往往是由一連串人際關係決定，有些是村子內的關係，有些是村代表與國家代表之間的關係。雖然這一切都可以用地緣政治安全威脅與理性化的現代化來解釋，但在與日常經驗的軍事化緊密交織之下，依然留下了可協商的空間。

隨著訪談者不同，數字也有所差異。如果受訪者是老人會說八〇五；是中年人，會說一〇八，或許是因為通貨膨脹的緣故。有幾個比較年輕的受訪者依然說八〇五，或許是因為這則故事是從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聽來的。絕大多數的版本提到的老人是無名無姓，但有些版本則出現了具體人物。其中一個例子是許丕謀，引自〈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54。另一個版本出現在歐陽揚明的《懷憶金門》，頁144—145。​​​​​​​​

Aaron Friedberg, In the Shadow of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s Anti-Statism and Its Cold War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9.​​​​​​​​

Elizabeth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h. 1.​​​​​​​​

每年的「戰鬥夏令營」，會讓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臺灣青年到金門，這是讓臺灣民眾親自體驗這項訊息的重要方式。​​​​​​​​

陳永財，《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432—433。​​​​​​​​

杜天生，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97。​​​​​​​​

前金門縣長陳水在也聽過類似的數字。陳水在訪談。​​​​​​​​

杜天生，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97。​​​​​​​​

其中最重要的法規是國防部於1957年底制訂的「金馬民防隊組織條例」，此時戰地政務已成立一年多。​​​​​​​​

條例也規定民防隊與鄰近正規部隊的關係。在和平時期，地方指揮官「透過地方戰地政務委員會進行監督與支持。」戰爭時，民防隊直接聽命於地方指揮官。傅崐成、李金振，《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頁285—287。​​​​​​​​

徐榮祥，《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59—60；董啓明，〈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9；林金樹，〈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211—212。​​​​​​​​

許清啓，〈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67。​​​​​​​​

一份1984年戰地政務文件為雷霆演習的目的下了定義：「追捕滲透共諜或失蹤的叛逃者，沒收達禁品，以確保防區安全。」烈嶼鄉檔案，西口，「法規」，「雷霆演習村落搜索計畫實施規定」，1984年12月。​​​​​​​​

楊綠茵，〈社區組織與動員之探討——以官澳村為例〉，頁231。​​​​​​​​

士兵叛逃到對岸的例子實際上越來越少，其中最著名的是1979年林毅夫上尉從金門叛逃到大陸的事件。林毅夫後來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而且成為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2008年，他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烈嶼鄉檔案，西口，「法規」，「雷霆演習村落搜索計畫實施規定」；楊綠茵，〈社區組織與動員之探討——以官澳村為例〉，頁231。​​​​​​​​

楊樹清，《金門島嶼邊緣》，頁203以下。​​​​​​​​

孫炳樹，〈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1—142；徐榮祥，《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78。​​​​​​​​

徐榮祥，《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62—63；鄭成達，〈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80；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洪福田，《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96；謝顧隆訪談：吳三進訪談。​​​​​​​​

溫仕忠，見石馬祥、莊鎮忠、陳秀竹合著，《榮民口述歷史——用生命寫歷史的英雄》（金門：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03），頁83。​​​​​​​​

The Defense of Quemoy and the Free World, 14.​​​​​​​​

王發榮，〈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96。​​​​​​​​

不願具名的李先生，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董光心，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胡璉使用歷史類比的方法來正當化他在金門的政策，石牆只是諸多例子之一。他把建造石牆與陶侃的故事相比擬。陶侃是西元四世紀的人物，他即使在流亡時，也不忘搬磚來鍛鍊自己的體魄。胡璉說，「陶侃搬磚，我們搬石頭，時代不同，但意義相同。」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幾年後，中共領導人也被拍攝了照片，顯示他親自參與公共工程的工作，以加快共產化的腳步。江柏煒註：1951年的中正堂建築誌碑記中載，該棟建築物僅費時三個月完成，胡璉當時親自從二公里外的山前村搬運構築石牆的石頭。​​​​​​​​

吳媽福，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李錦樑訪談；許明鴻，《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85。​​​​​​​​

傅崐成、李金振，《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頁293—294。​​​​​​​​

孫炳樹，〈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1；許丕謀，〈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55；林火才，〈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5。​​​​​​​​

許乃諭，〈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页165；鄭成達，〈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81；王振春，〈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91—192。這則故事的可信度獲得1958年9月25日另一項事實的證實，蔣介石下令空投月餅與香菸給金門前線士兵，幫他們過中秋節。〈蔣總統關懷前線將士〉，《中央日報》，1958年9月27日，重印於《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58年7月至9月，頁989。​​​​​​​​

王發榮，〈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96。​​​​​​​​

陳進步，〈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3—144；歐甘目，〈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61。​​​​​​​​

許丕謀，〈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53；莊火坤，〈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86。​​​​​​​​

第六章　八二三砲戰

1958年，柯惠珠當時十五歲，她回憶：

有時打得連頭都不敢往外探……聽那彈片咻咻的滿天飛，嚇得連尿急也不敢出去解。躲砲彈肚子也會餓，……沒有三餐也得要有兩頓才行，……膽子大一點的人，就利用夜晚砲彈較少的時候，偷偷摸摸跑到田裡去挖番薯，沒一會兒砲彈又來了，火光觸天甚為恐怖，提著半麻袋番薯，連爬帶跑回……到洞裡，已是上氣接不了下氣，話都講不出來，腿都軟了，也不聽使喚。

我們現在回到本書一開始的場景，1958年8月23日開始的猛烈砲擊。正如九三砲戰一樣，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短暫而令人難忘地凸顯出金門與全球地緣政治的緊密連結。世界許多國家的政治人物與民眾都擔心，金門（一個名不見經傳幾乎沒有人知道的地方，更想不到它會對世界產生影響）情勢突然緊張，很可能引發嚴重的衝突，甚至引發全球的核子戰爭。連續六個星期的猛烈砲擊，大約五十萬發砲彈落在面積一五〇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金門本島幾乎是每平方公里落彈一千五百發（圖6-1）。1958年的衝突，通常稱為「八二三砲戰」，幾乎成了金門民眾口述歷史的中心主題，它是許多民眾記憶的轉捩點，也是很多人回憶時用來參考的指標。對一些居民，例如在防空洞裡出生並因此被命名為「李進洞」的民眾來說，名字讓他每天想起砲戰的事。許多人雖然未在砲戰中受傷，心裡卻留下永遠的傷痕。舉例來說，鄉長洪福田的長子從烈嶼疏散到金門島上，卻因高燒不退，以致大腦受損。儘管八二三砲戰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與人民記憶的核心，卻未對金門軍事化經驗造成根本性的轉變。事實上，這場砲戰反倒加強了既有的過程，而且確保往後數十年金門的持續軍事化。真要說有什麼重要的轉變，那就是進一步軍事化的根本理由有了變化。1958年後，軍事化逐漸與軍事威脅脫鉤。

圖6-1　八二三砲戰作戰檢討（1959年3月25日）

資料來源：王叔銘，〈金門砲戰作戰檢討總講評〉，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2-00100-009」。（國史館提供）

學界對於中共發動九三砲戰的動機有一致的共識，但對於毛澤東為什麼掀起八二三砲戰，至今說法仍莫衷一是。有些分析家強調是中國的內政因素，有些人認為是國際因素。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想除去臺灣將發動攻擊的真實威脅，另一些人則認為毛澤東利用砲戰進行「戰略試探」，可能的話可以動搖美國支持臺灣的決心。毛澤東也許想表達他對中美雙方加強軍事合作的不滿，包括美國在臺灣部署可使用核子彈頭的鬥牛士飛彈。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想彰顯中國已經與逐漸走向修正主義路線的蘇聯分道揚鑣，或者，這場砲戰是毛澤東為了表達他的國際主義路線與第三世界的團結。此外，毛澤東可能是針對美國對中東的威脅作出回應，美軍在同年早些時候出兵干預伊拉克與黎巴嫩。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陳兼與大陸史家徐焰認為這場危機必須從內政與國際因素之間的互動來理解。1958年，毛澤東發動不尋常的社會革命——大躍進。為了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毛澤東動員中國人民，企圖釋放他們潛在的能量與天分，但大躍進實際上只是加重了民眾的物質與經濟負擔。柯慶生認為，毛澤東為了解決大躍進帶來的挑戰，「刻意挑起衝突並將整個社會軍事化」。這個論點認為，毛澤東砲擊金門的動機之一是為了創造對外的緊張與威脅，好激勵國內民眾投入大躍進。不管毛澤東砲擊金門的動機為何，很清楚地，他想利用砲擊來支持他的內政方針。這項說法可以從最近解密的文件得到證實。舉例來說，9月5日，當砲戰進行之際，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表示，「緊張局勢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大躍進顯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走上高度軍事化，這點最明顯表現在1958年底的「人人都是兵」的運動中。柯慶生指出，民眾熱情的動員或許是大躍進帶來的災難外唯一成功的面向。但這場動員，卻讓金門民眾付出慘重的代價。

與1954年一樣，臺海之間的緊張狀態在1958年夏天開始升溫。當時連接廈門的鷹廈鐵路已近竣工，屆時軍隊與物資將能更快地部署到沿海地區。6月，人民解放軍在金門南方展開大規模演習。金門島上的國軍接近十萬人，進入高度警戒。民眾的行動被迫中止。8月20日，蔣介石飛抵金門，提振官兵士氣。據說有民政官員跪下來懇求蔣介石以國家為重，希望他立刻返回相對安全的臺北。他待在金門太危險了。在此同時，毛澤東對政治局說，挑起國際緊張有助於支持大躍進。這種緊張「可以讓我們增加鋼鐵與糧食〔產量〕……如果有敵人在我們前頭，緊張對我們有好處」。

從近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與解密的檔案得知，毛澤東獨自一人判斷金門的局勢。8月18日，在反覆思索之後，毛澤東寫信給國防部長彭德懷，要他「準備打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在此之前，毛已考慮數日，到了8月23日下午，他下令砲擊。

之後金門居民才曉得，人民解放軍從廈門發動的首波砲擊擊中了座落在太武山陡峭峽谷的軍官餐廳，胡璉的三名副司令官被炸死。儘管解放軍砲火準確，時機卻不對。胡璉與從臺北前來視察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此時仍在地下掩體內，因此逃過一劫。當時廣泛流傳著一個說法，在第一波砲擊結束後，有人聽見一名上校自言自語地說：「他媽的！早了幾分鐘。」這名上校遭到逮捕，結果發現他是共諜。首波攻擊有許多軍事細節至今仍未公開，但砲擊開始前幾個小時造成的軍人傷亡大約介於兩百到六百人之間。由於攻擊火力集中在太武司令部，因此第一天平民的傷亡輕微，大約二十人死亡，二十人受傷。往後六個星期，大約有一百四十名平民死亡，數百人受傷。數千棟民房損毀（圖6-2）。

圖6-2　砲戰過後的斷壁殘垣（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戰爭的記憶

金門民眾說了許多故事，提到九三砲戰時自己有多麼天真無知。不過當他們談起八二三砲戰時，雖然也說了一些幽默的故事，內容卻多半是嘲弄士兵，而不是談自己。1958年5月初，某個村子的軍人搬離了寄宿近十年的民宅，遷移到附近新蓋好的碉堡（這讓一些村民猜疑，這樣的軍事調動是否表示對岸即將發動攻擊，而軍人打算拋下民眾不管）。然而，士兵有時還是會離開軍營，下山到村裡的水井旁洗澡。8月23日下午砲擊開始的時候，一群士兵正在井邊洗澡。他們有的半裸著，有的身上還滿是肥皂泡沫。村民們邊笑邊看著他們跑回軍營。民眾的回憶並未輕忽當日的恐怖，不過他們也對於自己的冷靜感到自豪。雖然不是軍人，但金門民眾承受戰火壓力的能力甚至高於經驗不足的士兵，他們會躲進自己挖掘的防禦工事裡。「胡璉司令官告訴我們，遇到砲擊應即臥倒，在他第一任司令官任期就規定，在每一畦田地的田頭或田尾至少要挖一個散兵坑，以備不時之需，萬一在耕作時遇到砲擊，馬上可以迅速跳入散兵坑避難。民防隊訓練時也教我們如何臥倒，並迅速找掩蔽。」

雖然民眾傷亡的絕對數量不多，但死者卻成為民眾八二三砲戰記憶最鮮明的部分。親戚在砲擊中受傷的民眾講述了自己的故事。親朋好友毫髮無傷的人則講述了婦女與孩子受傷的故事。他們是因為義憤填膺而說，還是事後的誇大宣傳，我們難以判斷。我們因此經常聽到這樣的故事，說中堡村有一名婦人在跑向防空洞時被炸死。每個人也都知道有一名老婦人因為愚蠢地離開防空洞，返回自家拿首飾而被炸死。除了人的死傷，民眾記憶的另一個重心就是防空洞生活。八十二歲的李金純記得八二三砲戰初期幾天的許多細節。「防空洞裡，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位子。你無事可做。老太太是最害怕的。她們可以坐在那裡發抖一整天。老人不斷地向上蒼與祖先祈求，但沒有用。不管你有多少祖宗，砲彈還是不斷地從東邊與西邊射過來……每一家都在防空洞外挖了坑，夜壺滿了就拿出去倒在坑裡。防空洞裡非常擁擠；只能剛好讓你坐下。我們拿了一些木板鋪在地上，然後躺在木板上。每個人都很害怕。」

許多人的砲戰生活記憶圍繞著食物——種植、收成與烹煮。柯惠珠提到利用砲火暫歇之際偷溜到田裡挖地瓜的經驗，幾乎是每個金門人都有的記憶。她記得老鄰居在防空洞旁的斷垣殘壁裡堆起爐灶。有一天，她正在煮飯，猛烈的砲火突然來襲。當她把鍋子拿回防空洞時，大家驚訝地發現，鍋子居然是空的。等到鍋子冷卻之後，他們發現湯裡有兩塊砲彈破片，大概是彈片掉到湯裡，在高熱下，液體全蒸發一空。「事後在防空洞裡，大家還打趣說：怎麼煮的蕃薯湯變成煮彈片了。」民眾回想砲戰時，都會記得那時吃得到肉——平常要等特殊的節日才吃得到。1958年，能吃得到肉，是因為大量牲畜被炸死。

躲在擁擠而不舒服的防空洞，裡頭一片黑暗，又與外在世界斷了聯繫，民眾很容易感到恐懼。「當砲火最猛烈的時候，經常會有謠言說，共產黨已經上岸了；廈門有登陸艇，隨時可以渡海；金門守不住了。」此外，也有傳言提到共諜與化學武器，提到敵軍的蛙人襲擊海岸崗哨，殺死了所有守軍，他們就像鬼魂一樣來無影，去無蹤。還有人說砲彈直接打中了地下堡壘，許多人被埋在裡面，民防隊員甚至沒有辦法挖出屍體。「所以只要有點外來的馬路消息，就會互相傳播，一傳十、十傳百，似真似假，就這樣在暗地裡傳開，謠言在這個時候最容易產生，打擊民心士氣，造成心理恐慌。」

正如古寧頭戰役與九三砲戰一樣，傳統的人際網路是渡過危機的關鍵。許多家庭向鄰居與遠親尋求避難。有一戶人家沒有自己的防空洞，「我父親受傷，母親才剛生完孩子。所以我們只能借用鄰居的防空洞。」隨著砲戰持續，鄰居間的關係也變得緊繃。「我媽最近提醒我，因為我們沒有幫忙蓋防空洞，所以我們被趕了出來。」在遭遇危機的時期，姻親關係也會重新活躍起來。大家族可向數個世代的親戚求助。舉例來說，黃永團住的村子在第一晚遭到猛烈砲擊，他和祖母與父親回到祖母的娘家村子。他的弟弟與三個妹妹還有母親則去陳坑投靠母親的親戚。當親戚逐漸負擔不了這一大家子人時，他們有時會讓幾個人到姑姑家待幾天。總計黃家找到三個姻親可以依靠。

與九三砲戰一樣，金門民眾除了要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還要服民防役。砲戰初期，共軍入侵似乎迫在眉睫，士兵從海岸要塞撤往內陸的二線堡壘，他們依循著事先預定的防禦計畫行事。「八二三砲戰時叫民防隊去顧海口，好聽是保民衛國，其實是把我們推到前線，國軍自己退到馬山，……一夜輪流站衛兵守海口，既怕鬼也怕那邊的水鬼摸上來。」有些村民利用軍隊撤往內陸的機會，躲進比自家防空洞堅固的國軍碉堡與掩體。不過等到情勢逐漸明朗，共軍顯然沒有登陸意圖，於是士兵又返回海岸要塞，把躲在碉堡裡的民眾趕回他們自家的防空洞。

雖然民防隊在九三砲戰中已開始擔負任務，但金門民防隊的傳奇地位，卻是在八二三砲戰時建立的。當局把民防隊塑造成不屈不撓、自我犧牲與愛國主義的象徵，藉此作為宣傳的工具。八二三的最後幾個月，國防委員會副祕書長蔣經國頻繁視察金門。據說他曾如此表示：「如果全國民眾都像金門民防隊這樣勇敢，我們國家很快就能反攻大陸。」

如果金門遭到入侵，民防隊必定能做出符合期望的貢獻，他們可以讓軍隊無後顧之憂，全力迎戰敵軍。然而我們現在知道，自始至終，毛澤東從未考慮進攻金門。無論這場砲戰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是向美國提出警告，還是向蘇聯示威，抑或是動員國內民眾，總之到了9月，毛已經確認攻占金門有害無益。中華民國控制金門，顯示兩岸政權都同意世上只有「一個中國」，而中國總有一天會再度統一。如果解放軍占領金門，這很可能是兩岸政權邁向「兩個中國」的第一步。9月22日，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建言，繼續「打而不登」與「斷而不死」的政策。

灘頭搶運

人民解放軍攻擊國軍的運補，將砲火集中在金門的港口，國軍因而認為無論共軍是否入侵金門，至少確定共軍是要進行封鎖。由於無法確保海空運輸的安全，中華民國暫停了運補工作，物資開始堆積在平日的轉運點澎湖的碼頭上。不到一個星期，物資累積到八千公尺長與數公尺高。同時，在華府，艾森豪總統認為美國不應對中國示弱，他下令增加對華軍事援助（包括能發射核子武器的大砲），並且要求鄰近水域的第七艦隊開赴當地。柯慶生表示，美國第七艦隊是歷史上首次集結的「規模最大的核子海軍」。9月3日，杜勒斯向艾森豪提出建議，由第七艦隊護航中華民國運補船隻前往金門。艾森豪同意，次日，由杜勒斯在羅德島州紐波特宣布這項行動。毛澤東之後表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大勝利，他們已經成功引誘美國上了絞索。

9月第一個星期，中華民國運補船隻在美艦護航下從澎湖出發。漁船裝著穀物與煤，海軍運送砲彈、軍火與其他軍需品。在開往金門的公海上，艦隊並未受到騷擾。當他們接近金門時，美艦停下來，不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為了避免誤擊美艦而使危機升高，人民解放軍暫時停火，等待護航與運補艦隊分道揚鑣。於是，解放軍的砲火集中在金門鄰近海域，尤其是民防隊從船上卸貨的灘頭，民防隊員必須徒手搬運數個小時，這是相當艱困的任務。

民防隊最危險的任務就是灘頭搶運（圖6-3）。9月26日，一名村長接到指示，第二天他村子的民防隊要負責搶運。第二天早上，吉普車過來載民防隊到料羅海灘。中午過後，有村民回報說，民防隊遭受猛烈砲擊。村長回憶：

那時隊員家屬守候在家裡，原本就心急如焚，一聞知有消息，紛紛趕到村公所來打探家人的消息。有人問：「有誰被打死？」村丁回說：「圓仔！」那時村中有二位綽號「圓仔」，一位姓許，一位姓王，姓許隊員的母親一聞被打死的是「圓仔」，遂放聲大哭。我趕緊安慰他說：「還不知是那位『圓仔』？你先不要著急，有可能不是你家的『圓仔』。」過不久，確定被砲彈擊中的是王姓『圓仔』，全名是王天生。王天生被打中腹部，肚破腸流，運回時還沒有氣絕，但當時沒有醫學常識，沒有緊急處置，結果枉送一條人命。

同一天，村裡還有兩名隊員陣亡。根據戰地政務的統計，在八二三砲戰中，有十一名民防隊員因公殉職，十四名重傷。這些死傷幾乎都是進行灘頭搶運時造成的。

圖6-3　民防隊灘頭搶運物資情景（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砲擊開始後四十四天，1958年10月6日，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宣布單方面停火七天。我們現在知道他的《告臺灣同胞書》其實是毛澤東寫的。毛宣稱這是一場勝利，因為砲戰使美國自投羅網。「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砲〔金門與馬祖〕，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裡，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手段。」逐漸升高的緊張關係也許有助於大陸動員國內民眾，但可能損及其他國家利益，例如美國可能說服蔣介石放棄金門。金門是臺灣與大陸相連的象徵，中華民國若放棄金門，將使兩岸分治成為永遠的現實。如果金門被人民解放軍占領，那麼就等於朝「兩個中國」大大邁進了一步。因此，對金門施壓時必須小心謹慎，要利用金門讓美國與臺灣吊在毛澤東的「絞索」裡。但毛澤東確實對美國反應之大，感到驚訝，他說：「你看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砲，我就沒有料到現在這個世界鬧得這樣滿城風雨，煙霧沖天。」

疏遷

中華民國政府很早就發現到，除卻其他因素不提，金門居民英勇對抗共黨威脅具有很高的宣傳價值。如果只把金門當成軍事基地，那麼共軍的攻擊將成為單純的軍事行動。但是，只要金門仍是平民生活的地方，那麼共軍的攻擊一定會予人負面印象。砲戰期間金門的各種報導與故事，凸顯了這些面向：戰爭帶給民眾的恐懼，與守軍的無懼危險。9月27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登載了金門的故事，標題是〈金門無懼砲火，誓死抵抗〉。幾天後，報紙頭條寫著〈防空洞裡的兒童〉，這篇報導提到冬日來臨，孩子正面臨疾病與寒冷的威脅。小金門有一千五百名兒童生活在地底下，缺乏食物，也沒有醫療物資。這種成對的說詞充分捕捉了金門軍事化的特質以及平民與軍人間界線的浮動。一方面，為了軍事利益，可以用各種方式讓社會軍事化。另一方面，還是必須維持一道界線，在軍事與政治上都讓平民扮演他們應扮演的角色。在砲火還沒減弱的狀況下，要將居民從島上安全疏遷是不可能的。但停火也引發兩難，雖然蔣介石不打算放棄金門這些島嶼，但當局一定討論過是否疏遷民眾的問題，不僅是基於民眾的安全，也不希望留給外界一種政府不管人民死活的印象。這很可能是政府遲遲無法決定疏遷的主要原因。停火後幾天，戰地政務委員會宣布金門中學的學生與教職員撤往臺灣。但一兩天後，疏遷的規模擴大，允許所有島上居民自願疏遷。

金門居民回想時提到，撤到臺灣的人很多是比較富有的。「砲戰過後，我們沒有錢。我們是農民——我們能怎麼處理羊、豬還有雞？我們種花生，但每個人都離開了，我們花生能賣給誰？我們只能待在金門。」。今日，已經有兩個世代或更多世代的金門孩子是在金門與臺灣有著密切聯繫的世界裡成長，金門人飛往臺北購物，在臺灣工作的金門人週末飛回金門，他們很難回想過去曾有一段時期，金門人對臺灣完全陌生，而且充滿各種想像的危險，那些危險甚至比砲彈還要可怕。許多人記得，他們在疏遷時心裡想的就是這些事。「停火期間很多人遷臺，我們原本也想疏遷到臺灣，但當時經濟不好，父親對臺灣也沒有任何概念，不知道是否容易討生活，因為待在金門，再差的情況都還有地瓜可以維生。」「當時大家的想法是不去怕被打死，出門怕餓死。」

大約六千五百人，也就是總人口的15%左右，參與了疏遷。九百名中學學生與老師於10月9日搭乘運兵船；其餘民眾於10月11與12日搭乘三艘船。珠山村有大量的疏遷者，一共約三十戶人家。其中一名村民說，他們相信中華民國很可能放棄金門，所以他們決定趁早離開為妙，不要等到最後一刻。他們一抵達高雄港，馬上就得到安家費三千元，相當於普通金門家庭數年的收入。在那些留在金門的人的記憶裡，1958年疏遷到臺灣與階級有關，因此安家費的發放令他們很不是滋味。他們說，離開的是有錢人，政府又發錢讓他們更有錢。然而，絕大多數疏遷者過的並不好。董文舉找到了住在臺北郊區的親戚，對方幫他找了份賣水果的工作。但董文舉退出民防隊，必須服兵役，於是他在軍中待了兩年。退伍之後，他去當建築工人。其他的疏遷者找到的都是勞力工作。許多人待在臺灣，直到安家費花光為止。「當三千元用盡，而又找不到謀生手段時，這些人只好甘冒風險回到老家。」人口統計可以讓我們粗略估算返鄉的規模。1959年底，金門人口來到四萬一千人的低點。兩年後，回升到四萬七千五百人。增加的人口中大約有一半是返鄉者。

疏遷本身產生了多重的社會衝擊。鄉鎮的房地產大跌，因為很多店主想賣掉店面，舉家遷往臺灣。今日金門有許多富有家族的發跡，是靠著當時以低價買進這些店面。在1958年房市正值谷底時，山外一間店屋連同存貨只需要幾千元就能買到。趁這個機會逢低買進的人，日後將獲得龐大的報酬——而這還不包括做阿兵哥生意獲得的利潤，關於這點我們將在第九章討論。「當時膽子大的人後來都發了財。」為了確保新鮮肉類供應無虞與避免囤積居奇，戰地政務委員會下令宰殺豬隻與限價出售。而這正好與大躍進時代大陸發生的事相符，當時大陸民眾知道他們必須宰殺豬隻時，每個人都停止餵豬，等到豬要宰殺時，每一頭都又瘦又輕。

10月13日，中共延長停火兩個星期，不過在10月20日卻砲擊了一小時，這是為了抗議杜勒斯訪問臺灣。兩個星期過後，毛澤東再度以彭德懷的名義發表《再告臺灣同胞書》。這份文告再次重申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美國無權置喙。它指責美國居中生事、煽動危機，最後又暗示中華民國領導階層對此心知肚明。10月中之後，除了少數例外，砲擊的強度明顯減弱。往後中共又決定，以在空中爆炸散發宣傳紙的宣傳彈來取代實彈，而且砲擊也改成每兩天一次，這項決定後來成為金門的象徵。最近出版的資料顯示，這也是毛澤東個人的決定。《再告臺灣同胞書》表示將容許金門守軍每兩天進行一次補給，但也再次提醒臺灣與美國，金門與臺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金門最古怪的生活面向於焉展開，每隔一天被砲擊一次。「單打雙不打」不僅成為低度衝突的代名詞，也成為金門的象徵。從1958年10月到1979年12月，共軍每隔一天就會砲擊金門一次。每次砲擊大約有數百發，通常是在傍晚前。「你還是照常過自己的生活，只是看誰運氣好誰運氣不好而已……不過那個時候我們都很會聽砲彈的聲音。我們只要聽見聲音，就能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打中，或砲彈會飛去哪裡。每天，砲火會鎖定特定的區域。當第一發砲彈打在某個地點時，你知道今天一整天砲彈都會打在那個區域。第二天，又會移往另一個區域。」就算是宣傳彈也具有殺傷力。有時候砲彈裡的少量火藥未爆，整顆砲彈就這樣重重摔在地上。另外砲彈爆炸後四散的破片也非常危險。「可以鑽進地裡好幾公尺，也能穿過好幾道鋼筋水泥的牆壁。」因此金門人對於砲擊，一點也不敢大意。每到單數日，家家戶戶會在傍晚之前躲入最近的防空洞，待上幾小時，直到夜晚確認砲擊已經結束為止。

結論

中華民國政府宣稱在這場砲戰中，人民解放軍總共發射五十萬發以上的砲彈。平民死亡一百三十八人，受傷三百二十四人。七千棟以上的建築物損毀，絕大多數是民房。雖然這場砲戰在國際地緣政治上的意義不久即告消退，但它持續影響金門民眾的生活長達二十多年。八二三砲戰真的是轉捩點嗎？它非但沒有為金門軍事化的生活模式帶來巨大變化，反而強化了既存事實。這種強化表現在每兩天就要躲一次防空洞，使金門人過著一種古怪的生活韻律。砲戰使當局擴大動員民力來協助軍方，軍事關切與軍事目的也更進一步地擴展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新領域，從生活時程到民宅建築。無論毛澤東發動砲戰的動機是什麼，也許他是為了利用這場危機帶來的外力威脅，更進一步動員國內民眾，但他的做法卻無意間促使敵方做出類似的回應。亦即，統治金門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基於大陸的武力威脅，而推動了類似政策，結果更加強了金門的動員與軍事化。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內政政策，實際上是連鎖在一起，毛澤東的外交政策牽動了兩者。另一方面，八二三砲戰確實改變了軍事化與軍事威脅兩者間的關係。在砲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沒有攻占金門的意圖，因為這麼做不符合毛澤東的期望，他不希望兩岸分治的局面因攻占金門而變質為「兩個中國」。因此，1958年後金門進一步的軍事化，其主要動力不是來自於軍事顧慮，而是更廣大的政治脈絡。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深入探討這項轉變。

柯惠珠，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蜂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190—191。​​​​​​​​

洪福田，《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91。​​​​​​​​

我的分析主要採用了柯慶生的說法，不過我的分類跟他稍有不同。關於每項解釋的作品例子，見Useful Adversaries, 201-204。耐人尋味的是，當時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干預伊拉克與黎巴嫩是八二三砲戰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公布的中國資料證實了這項說法。吳冷西，〈武仗與文仗〉。但柯慶生表示，砲戰的時間再早一個月，這個說法才合理；8月下旬，中東的緊張早已緩和，見Useful Adversaries, 237-240。​​​​​​​​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217；Chen Jian, Mao's China, 179-180；徐焰，《金門之戰：1949—1959》（臺北：風雲時代，1992），頁189。​​​​​​​​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344。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與我通信時提到，他認為這些話只是毛澤東回溯地合理化自己的做法。事實上，即便他讓中國瀕臨戰爭邊緣，也無法對蘇聯或美國產生訓示效果。最近出現的翻譯在文章末尾出現一句「因此可以促進大躍進，從事經濟建設」，然而我在原文並沒有看到這段話。Li Xiaobing, Chen Jian, and David Wilson, trans,“Mao Zedong's Handling of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58: Chinese Recollections and Documents,”216.​​​​​​​​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185-188.​​​​​​​​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75；毛澤東，《學習文選》，頁297—298。​​​​​​​​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第7冊，頁348。​​​​​​​​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76。根據大陸普遍流傳的說法，戰前幾天，當地人民解放軍指揮官詳細審問俘獲的三名國軍士兵，這是為什麼首波砲擊如此準確的原因。沈衛平，《823炮擊金門》（北京：華藝，2004），頁132。​​​​​​​​

軍人傷亡較低的數字是當時媒體報導的，然後由金門縣政府官員加以引用；較高的數字則是中國學者提出的。“Quemoy Casualties at 229,”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1958；楊肅獻，《金門近代史》，頁115；徐焰，《金門之戰：1949—1959》，頁222。平民傷亡數字也存在不同記載，見《金門縣志》，頁252—253。​​​​​​​​

老番颠，〈砲打美人山〉；王琦濤，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洪福田，《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89—390。​​​​​​​​

潘樹八訪談。這個時期的個人口述歷史內容經常雷同，也許是每個人都有類似經驗，也許是平日大家就經常談論這些故事，一直延續至今。砲戰發生時還是孩子的金門人，很多人的記憶都與砲戰離不開關係，不過有時這些人似乎是把集體記憶內化成自己的記憶。洪春柳是小學老師，地在1990年代初開始發表個人經驗的文章。她的描述顯示出她感受到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複雜關係。「兩歲多的戰地孩子，親身暴露於戰火的洗禮下，但對這場戰火卻又完全地無復記憶。唯一的勉強記憶，可能是：只要隆隆的砲聲一打起，母親就抱起他，跑過一段長長的小路，混在防空壕的人群中。」洪春柳，〈戰地35〉。​​​​​​​​

柯惠珠，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190—191；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金門與大陸的生活經常拿來對比，這裡出現了一個非常不尋常的落差，大陸農民對砲戰時期的記憶是他們吃很多肉。這與金門的狀況顯然天差地別。在大躍進初期，農民為了不讓自己養的牲口成為共有的財產，寧可將牠們宰殺一空，自己吃掉。​​​​​​​​

有些傳言留存在鬼故事裡，一直在金門流傳著。例如新頭有個廢棄的坑道網，有許多八二三砲戰死亡的士兵靈魂依然在那裡流連徘徊。王魁，《金門軍區鬧鬼檔案》；洪萬源，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200。​​​​​​​​

翁水涉，〈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7；楊綠茵，〈社區組織與動員之探討——以官澳村為例〉，頁219；李炎傑，《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13。​​​​​​​​

楊世英，《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36。​​​​​​​​

Chen Jian, Mao's China, 197-198；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頁424—425。​​​​​​​​

徐焰，《金門之戰：1949—1959》，頁198；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1960。​​​​​​​​

毛澤東在國務會議中提到，「美國現在在我們這裡來了個『大包幹』制度，索性把金門、馬袓，還有些什麼大擔島、二擔島、東碇烏一切包過去……。它上了我們的絞索，美國的頸吊在我們中國的鐵的绞索上面……。我們哪一天踢它一腳，它走不掉，因為它被一根索子絞住了。」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頁341。​​​​​​​​

許加壯，《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280—281。​​​​​​​​

楊樹清，《金門島嶼邊緣》，頁295。郝普林（Halperin）使用機密的美國軍事史料，計算出從9月7日第一批美軍護航物資運抵金門，到10月6日停火為止，總計運送了2,455噸的物資。我們不知道這些物資有多少比例是民防隊或軍隊搬運。此外，有2,132.5噸的物資是透過空投。Halperin, 1958 Crisis, 頁298以下、305。口述歷史也提過搬運空投物資的任務，但數量極少。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民防隊比較少負責搬運空投物資，還是因為搬運空投物資屬於比較不危險的工作，所以由軍隊來做，或者是因為較不危險，民眾因而很少留下記憶。​​​​​​​​

Chen Jian, Mao's China, 199; Gong Li,“Tension,”164.​​​​​​​​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頁344。​​​​​​​​

“Quemoy Unbowed Despite Shelling,”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58;“Children Live in Caves,”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1958.​​​​​​​​

林美蘭訪談。​​​​​​​​

黃錫安，《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69；董文舉，《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28。​​​​​​​​

薛留進訪談。​​​​​​​​

董文舉，《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28—29；薛崇武，〈八二三大疏遷〉，《金門薛氏族譜〉。​​​​​​​​

1960年晚期開始進行詳細的人口統計，估計每年人口自然增加一千六百五十人。如果這是相對穩定的數字，那麼或許增加的人口數有一半是來自於自然增加，其他則多半是返鄉的疏遷者。《金門統計年報》（1961），頁13，人口總數；《金門縣志》，頁370，出生與死亡數字。​​​​​​​​

陳長慶訪談。​​​​​​​​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86。​​​​​​​​

Gong Li,“Tension,”170.​​​​​​​​

《人民日報》總編與毛澤東政治秘書吳冷西提到，在10月21日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毛澤東提到了單打雙不打的概念：「從軍事上看，這似乎是開玩笑，中外戰史上從未有過，但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這樣打。」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89。​​​​​​​​

參文範訪談。​​​​​​​​

陳順德，〈勞軍電影救了我一命〉，《金門日報》，2003年5月1日。​​​​​​​​

《金門縣志》，頁252。​​​​​​​​

江柏煒註：戶外用餐之處名為「翠谷」，後更名為「明德公園」。​​​​​​​​

第二部分
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的變遷過程

1960年代初期，全球冷戰進入了新的階段。特別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證明世界正瀕臨核子戰爭的危險之後，兩大強權勉為其難地朝緩和政策靠攏。中蘇分裂使原先的兩極秩序變得更加複雜，但西方還需要一段時間才真正意識到這個政治現實的意義。（八二三砲戰與大陸的大躍進，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對蘇聯在共產集團裡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兩位俄國史家認為八二三砲戰是全球變遷的前兆，「這件事意義重大，因為它顯示冷戰初期兩大超強的絕對對立已開始解體。」）柏林圍牆的興建始於1961年8月，與1949年廈門陷落一樣，圍牆的出現造成許多親朋好友分離的悲劇。

成功的土地改革、美國的財政與科技援助、進口替代的經濟政策以及產業投資，這一連串措施使臺灣從1953年到1982年，國民生產毛額年平均成長率達9%，造就了驚人的經濟成長。經濟發展支持更高的生活水準，改善了醫療、教育與其他社會服務。工業成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而工業的主流產業也從紡織轉變成電子、機械與石化。金門的經驗與臺灣不同：金門雖然也推動許多社會發展，但島上並未進行工業化。金門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雖然年年增加，卻遠落後於臺灣。隨著國民黨對臺統治漸趨穩定，臺灣也開始實行徵兵制度。金門人不用服兵役，因為他們要負擔民防隊的義務。這種差異造成兩個重大影響：首先，隨著服兵役成為臺灣年輕男性的成長經驗，金門男性的生命歷程也走上與本島分歧的路線。其次，當來自大陸的老兵屆齡退伍，駐守金門的士兵也逐漸轉由臺灣徵集的士兵充任，這些短期駐紮於金門的臺灣士兵，他們的經驗與期望都與過去的老兵大不相同。

早在1950年代晚期，金門的軍事重要性從狹義來看已大不如前。美國的臺海中立化政策，意謂著即使中華民國擁有必要的軍事實力（事實上中華民國並無這樣的實力），金門也無法作為反攻大陸的跳板。另一方面，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冒著美國干預的風險發動攻擊（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無此意圖），中華民國控制金門對於防衛臺灣而言，並不是最緊要的事。隨著臺灣本島防衛加強，金門守軍預警、阻滯與擊退共軍進犯的能力也隨之衰減。此外，中共領導人也無意攻占金門，因為此舉只會促使臺灣永遠與中國分離（這種狀況不僅中共不樂見，國民黨也不希望如此）。中國、臺灣與美國三方的政治人物與將領都體認到上述各項因素，認為從純軍事的角度來看，金門已不再是戰略要地。金門的重要性逐漸反映在政治上。金門的大量駐軍是蔣介石為了迫使美國防衛金門而做的決策。金門因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鬥爭的一部分。此外，因為美國與中華民國結盟的緣故，金門也成為全球冷戰的一環。本書第二部分將繼續追溯在這些衝突中，金門的政治意義產生什麼變化，而這些變化又為金門當地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金門面臨最大的一次軍事危險是八二三砲戰，此後，除了少數例外，金門未再遭受來自大陸大規模與毀滅性的砲擊。但從廣義來說，軍事化在往後數十年依然施行不輟，也產生新的方向。下面兩章，我將概述其中兩種新的方向：首先，在1960年代初，金門開始重視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其次，到了1960年代晚期與1970年代，金門又再度強化軍事準備。這個時期的金門歷史進一步顯示出軍事化的複雜軌跡，以及變遷的地緣政治如何影響軍事化與現代化的取徑。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210.​​​​​​​​

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4-5.​​​​​​​​

臺灣方面，見顧維釣的文件，引自Steve Tsang,“Chiang Kai-shek and the Kuo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57-58；美國方面，見Robert Accinelli,“A Thorn in the Side of Peace,”112-113；中國方面，見第六章毛澤東的評論。​​​​​​​​

第七章　1960年代：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縣」

前福建省政府祕書長翁明志是土生土長的金門人，他回憶1977年十歲時曾經參與狩獵麻雀的行動：

當時金門島上的鳥類非常多，吃掉了不少高粱。因此鎮公所買了一些獵槍，出借給居民獵麻雀。你會去借把槍，拿來對著麻雀射擊，我們小孩子就拿彈弓來代替。你必須交出一定數量的麻雀爪子和麻雀蛋，直接從鳥巢裡偷蛋也行得通。夜晚來臨時，我們會把手電筒的光照進鳥巢，鳥巢裡的麻雀會一動也不動。若是在白天，牠們會飛走，但在晚上牠們會僵在那兒，你便能對準牠們開槍——碰、碰、碰，一隻隻應聲摔落在地上。當時我們還必須繳交滿滿一個火柴盒的蒼蠅，如果孩子們不照規矩交出麻雀爪子、老鼠尾巴或蒼蠅，就會被打手心。當時整個金門都這麼做，因此獵殺了非常多的鳥類。而隔年，木蟻肆虐了整座金門島，你可以看到牠們一排排橫行在馬路上，開車時更會輾過牠們——啪、啪、啪，空氣裡瀰漫著螞蟻。我的父母告訴我們，牠們是古寧頭戰役中陣亡士兵的靈魂。

在1960年代早期，金門引進了眾多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動員當地居民根除麻雀等「害蟲」的行動是其中一部分。這也許讓人聯想到當時政治重心已轉移至民生議題，然而追根究柢，那些政策仍是因為軍事議題及地緣政治學上的優先考量而產生，並以其為依歸。以上二者，換句話說其實就是軍事化，一種軍事發展的形式。這兩個詞的並置促成了一種概念——即便是農業推廣、學校建設或甚至禁賭法令等與軍事領域幾無關聯的政策，實際上也都和軍事扯在一塊。在本章和第九章，我會探討國家政策兩個最根本的目標——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如何在考量軍事及地緣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在金門這塊土地上被定義、付諸實行。這兩個目標必定是息息相關，甚至相輔相成，然而政府頒布的政策及居民對此兩目標的反應呈現有趣的差異，因此我仍將兩者分開來考慮。再次重申，這裡的「現代化」指的是一系列發生在二十世紀，被認為是切合時宜的社會變遷，但其確切的定義仍備受爭議。國家政策及大眾對這兩個目標的回應，反映出軍事考量和追求現代化的糾結，而在金門島上苦心策畫的軍事性現代化，即是一種以特定利益和執念為依歸的現代化形式。儘管海峽兩岸的相對位置截然不同，採取的部分政策卻十分相似。這暗示了地緣政治背景並不足以解釋那些政策，共同的政治文化及自我形塑的鏡像思維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發展計畫

1960年4月，蔣介石指示建設金門、馬祖為「三民主義模範縣」。他稍後解釋道：「金門是處於戰爭最前線的島嶼，卻幾無開發，十分貧窮。」新的建設行動將使島上的經濟和社會現代化，以彌補當前的狀況。這樣的想法該如何實踐？戰地政務體制以一系列的多年計畫來回應蔣介石的要求，藉以「在戰區發展現代化政策」。這些計畫的最終目標是「以建設取得勝利」，亦即「訓練民眾、提升生活水準，進而減輕他們對軍隊造成的負擔」。即使金門與敵軍間僅有咫尺之遙，發展不易，上述的計畫仍然相當重要，不容忽視。如果施行得宜，將有辦法「打擊敵人、影響世界、振奮民心士氣」。明確的計畫內容則是進行公共建設：道路、學校、水庫、發電廠等等，讓當地居民的物質生活現代化是計畫的一部分，將他們塑造成現代化公民則是另一項目標。

如同之前發生於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這項把金門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縣的運動，必須和同一時間發生在中國大陸上的事件一併理解。截至1960年，大躍進的敗跡漸露，生產倒退，全國各地青黃不接。大陸上發生問題，正是中華民國政治宣傳的大好機會。模範縣計畫將金門政策的焦點轉向社會和經濟發展，意圖彰顯中華民國的現代化及開發政策勝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和1958年大陸的政策影響金門當地的政策道理相同，只是影響的方向相反罷了。1958年大陸上的改變催生了一些政策，使得兩地的社會變得更為相似；1960年時，中華民國的反應則意圖將金門與大陸劃清界線。官方對模範縣計畫敘述如下：「我們自由、民主的政治建設將會給予匪黨的人民公社最致命的打擊。」毛澤東和其他共產國家的領導人經常指示：「轉而奉行共產主義，便能享受富裕的物質生活和社會福利。」金門的模範縣計畫意圖告知大陸民眾，社會主義正帶著他們誤入歧途。另一方面，金門逐漸被視為一種象徵，被用來動員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全體人民，「讓後方國民如前線的人們團結一心，共同努力」。因此，金門高度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另一面，便是當地居民的節儉、自我犧牲和紀律。模範縣運動既是種政治作戰的形式，也是一項為地緣政治議題及考量所支配的發展計畫。

模範縣運動同時也是一種涉及政治宣傳工作、大眾合約、村里競爭及組織性討論的大眾動員運動。要完全了解它所代表的意義，就必須將它置於「創造現代公民」這個較大的過程中，這個過程被視為欲創造一個現代社會的一切基礎。運動中所採取的措施就某一部分來說，也能視為現代生命政治的興起——不只透過處罰和鎮壓，也透過創造及調節風俗習慣的手段來建立一個控制系統。「能同時使身體服從並達到人口控制的手段」，亦即由構成（生命的）身體的內部及外部來調節生命。這種生命政治由一些現代化的論述所形塑，這些論述在中華民國控制大陸的幾十年間及一些可感知的地緣政治推力下發展出來。因此金門島上現代公民的形成，與將現代化設定為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然而金門並非特立獨行，在全球冷戰時期，世界各地都把現代化和軍事考量連結在一起。

模範縣運動在思想上呼應了1930年代首先在大陸上實施的新生活運動。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述，這是場反動、保守的運動，意圖藉由提倡現代公民的自我塑造來提升國家的力量，並嘗試動員人民，使其成為「自願替政府機器服務的一員」。到了1950年代，新生活運動在臺灣本島上的實行已大不如前，但在金門，近在眼前的威脅、正常政治的暫止，以及領土面積的狹小，使得這項運動不僅要繼續實施，甚至還須擴展。金門島上的新生活運動，以提升個人道德和強化動員大眾為目標。其主要的運作方式為競賽活動、民眾會議及認定好榜樣或壞榜樣。其他政策動員公民的財產和勞力，然而新生活運動是一種精神上的動員，旨在建立人民的自信，相信勝利終將水到渠成；提倡愛國精神，並對抗謠言及敵方的政治宣傳，各方面都和金門獨特的地緣政治情勢密切相關。散播軍事機密、與敵軍通訊，以及逃避強制性的勞動，是軍方嚴加注意的目標。互助，也是模範縣運動另一個重要的部分，然而實際上指的是民眾必須幫助軍方以及遭到敵軍砲擊的受害者。雖然1960年代的金門並非奢華之地，模範縣運動仍要求居民在食、衣上必須節儉，更要求減少婚喪喜慶等儀式的花費。此外，有些行為模式被特別指稱為「新生活」行為：政府要求居民與其親屬和諧相處、尊敬長輩，並幫忙照顧晚輩。「現代行為」被定義為存在於傳統中國文化中，具有整合及復甦性質的行為。

衛生一直都是定義中華民國現代公民的核心字詞。在1960年代，政府花費不少心力處理這個議題，頒布了「現代國民基本知識」以及「國民禮儀規範」，提供極其詳盡的現代衛生教育。國民用餐時應使用乾淨的餐具，坐姿端正，不應太靠近餐桌。他們必須等待他人到齊才能開動，談話必須控制音量，不可把骨頭直接吐在餐桌上，用餐完畢必須等待主人起身方可離席。蔣介石個人對提高衛生程度頗感興趣，他在數次視察金門的過程中，特地給予一些指示，因為他深知那些指示會被隨行的官員記錄下來，並全力推動。例如在1970年的一次視察中，他指示幼稚園和小學生應學會用紙巾擤鼻涕，並將用過的紙巾丟棄於垃圾桶內。或許對衛生的密切關注與防範共黨滲透有所連結，共產主義被認為是一種必須防備並予以消滅的病毒，正如現代公民消滅害蟲一般。前述的餐桌禮儀只停留在規勸的層次，然而衛生和傳染病等其他方面的議題轉變成更積極的社會政策（圖7-1）。即便滅鼠的議題在創建模範縣的目標正式宣告前就已出現，它讓我們能更詳細地檢視這些政策及其背後的論述。

圖7-1　金門中小學生每日必行的衛生檢查（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老鼠尾巴和公共衛生

胡璉的回憶錄裡有一段可信度存疑的紀錄，詳細描寫他在1949年時如何注意到金門的老鼠問題。當時軍隊配給的主食是蒸饅頭，用從臺灣運送過去的精製麵粉製成。來自中國南方的軍人常常抱怨這種不熟悉的食物，但當他們發現能抓些蛇回來加菜時，個個都雀躍不已。幾個月後，金門爆發瘟疫，造成軍民死亡。一位醫學專家受命從臺灣被派至金門，隨後找出了其中重要的因果關係：「以往因為蛇蟒在野捕鼠為生，鼠類不易繁殖，現在我軍吃蛇，無異助鼠為虐。」

瘟疫長久以來一直是金門島上的威脅。上一次瘟疫大流行發生於1890年代，據說造成超過八千人死亡，接近當時總人口的五分之一。1946年大約三百人死於瘟疫，其中瓊林村就占了約一百人，隔年據報又有六十人死亡。1949年以後，戒嚴令和指揮官的絕對力量，能針對爆發的瘟疫做出迅速而果斷的反應。當瘟疫襲擊某個村莊時，胡璉會下令所有居民撤離，接著進行消毒、噴灑殺蟲劑、為居民接種疫苗，疫情很快便獲得控制。

在金門開始實施軍政的前幾年，官方在探討瘟疫時，將其視為一個須以技術來解決的問題：接種疫苗、隔離，並根除帶原者。僅在1950年，就有十二萬人次接種疫苗，幾乎包含了島上的每一位軍民。瘟疫是個軍事議題，視察團隊一致認為瘟疫可能削減金門的軍事實力，對這個「占有極重要戰略地位」的地區構成嚴重威脅。更嚴重的是，若流行於金門的瘟疫傳播到臺灣，後果將不堪設想。1951年5月初瘟疫爆發時，政府採取了隔離措施，暫時切斷金門的海空交通以限制瘟疫傳播到臺灣本島的風險。

然而滅鼠防疫的計畫馬上也成了牽涉大眾動員及軍民關係的事務。胡璉頒布了一道政策，要求島上每一戶居民捕殺的老鼠須達到一定的數額，最後訂為每人每月至少一隻。為確保民眾遵守規定，政府要求每一戶人家都須繳交老鼠尾巴。在1954年的第二季，民眾共繳交了超過24,000條尾巴。即便瘟疫造成的後果被以軍事的角度看待，疫病蔓延的起因及島上老鼠的猖獗卻被認為是島上居民無知落後的結果。視察該地的團隊曾說：「金門地處偏僻、民智閉塞、不重視環境衛生，亦可說不知衛生怎麼一回事。遇有疾病，則請巫求神醫治，可見其知識水準之低。」

雖然胡璉的回憶錄認為老鼠數量增加與其天敵消失有關，其他資料來源則以大眾衛生不良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只要利用常識便能得到第三種詮釋方式。在古寧頭戰役結束後的幾年間，軍隊進駐了金門島，大量的糧食因此必須由臺灣定期運送並貯存在島上，儲備的糧食便成了鼠輩們取之不盡的食物來源。島上建造的大量壕溝、碉堡和地下掩體創造出無以數計的老鼠藏身之處，使得毒鼠行動難以徹底深入。因此，困擾軍隊的老鼠問題，至少有一部分是來自其本身，因為他們在島上反而讓金門成了老鼠的安居之所。金門的軍事化，有時反倒創造出軍事政權認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到了1954年，老鼠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轉變成動員的問題。村長須向家家戶戶收取老鼠尾巴，一位當年的村長回憶道：「政府命令我收集什麼，我就必須去收集，譬如老鼠尾巴。」居民的遵守程度是政府考核村幹部的重要標準。另一位村長語帶驕傲地回憶道，他在1958年4月的捕鼠行動中表現優異，獲頒模範獎狀。村長可選用數種不同的方式來處置沒有繳納規定數量老鼠尾巴的村民。1964年時，村民被警告若他們繳交的數量不能達標，便會被處罰，進行三天的強制性勞動。一位副村長也回憶，沒能達標的人會「發現他們很難做事」。在小金門，繳交數額不足的居民被要求在村公所想辦法補足，才能拿到往金門的渡輪之登船許可證。

金門的居民也被動員進行其他與衛生相關的運動，例如消滅跳蚤和麻雀。一些歷史檔案顯示，若不考慮其他面向，這些運動在狹義上達到了原訂目標。許多害蟲，包括老鼠、麻雀和蒼蠅，紛紛被居民捕殺。然而作為大眾動員的重點，這些運動的成果則可說是好壞參半。居民會利用各種方式來應付各種獎懲規定，即便這些規定的原意是鼓勵民眾遵守。一位小金門的居民若達不到規定的標準，隨時都能向鄰居借條尾巴來充數。更狡獪的欺騙方式也所在多有，陳華錦回憶自己曾把老鼠尾巴剪成數段，並謊稱每一段都是不同老鼠的尾巴。1982年，衛生局發出了一份文件，對於近來有人拿葦草充當老鼠尾巴繳交的行為表示憤怒。當地居民也將這些「計策」運用在其他的運動中，1977年時衛生局曾通知幹部，如果在繳交的死蒼蠅中找到其他物品，重量直接打對折計算。陳華錦記得他曾用茶葉和香灰填滿裝著蒼蠅的火柴盒，再上繳官方。把這些尾巴的故事冠上「反抗」這個詞似乎太重，但要說居民們想法天真，是被動的受害者，也不大對。一直以來，金門的居民津津樂道如何用計來矇騙愚蠢的政府官員。他們的民間智慧中帶有的幽默，在某種形式的對抗記憶中至關重要，穿越了金門晚近的歷史。即使它並非公然挑戰官方，卻動搖著官方把滅鼠當作公民對國家志業的無私奉獻的華麗詞藻。

違反規定最簡單的方式，便是不去捕殺規定數量的老鼠。村辦公室的統計數字說明這是不斷發生的問題，隨著時間變本加厲，表示政府在嘗試創造全新形式的自我紀律時完全失敗。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這些運動中的投機行為有一大部分來自村幹部本身，因為他們認為比起教育、責罵或處罰轄區內的民眾，用作弊的方式更容易達到政府為他們設定的標準。小金門前代理村長及退休警察李振華回憶道，有一次居民繳交的蒼蠅數量不足，他和同事便到垃圾場丟魚頭、噴殺蟲劑。「然後用掃把將蒼蠅趕到草蓆來沾食沙丁魚頭，一直等到了那天傍晚，我們才湊齊應繳的數量，又完成了那些任務。又如繳交老鼠尾巴，各家戶如果沒有繳交足夠的數額，我們就得花高價到市場去購買，每尾三元、五元不等，否則達不到規定的數量，幹部就要接受申誡、記過的處罰。」

在第九章我們將會看到，金門的居民在戰地政務體制之下變得非常有企業頭腦。這樣的企業家精神也擴及到老鼠尾巴上，很快發展出一個市場。這個市場最初被創造出來的原因，在於軍人們也被要求繳納一定數量的老鼠尾巴。他們達標的需求比當地居民更為迫切，因為若達不到標準，返臺假就會被取消。於是老鼠尾巴的價格隨著供需狀況波動，到了1970年代，一根尾巴的價格幾乎和一包香菸不相上下。一旦臺灣的發展較金門來得迅速，使兩地的經濟差異拉大時，軍人通常會比平民來得富有，價格因此上揚。吳貴海記得當時有人相中了這樣的市場，專門抓老鼠來賣錢。那些人比較喜歡賣給部隊，而非像李振華這樣的官員，因為部隊給的價錢較好（部隊高價收購老鼠尾巴的現象全島皆然，成為金門小規模經濟體的一部分，我們在第九章會再次提到）。後來老鼠尾巴又形成了一種次級市場，伙房兵和採買兵在為部隊買菜時，會要求菜販附上一定數量的老鼠尾巴，否則他們會威脅要換別家菜販，因此菜販也願意用比較高的價錢收購老鼠尾巴。

對於衛生不佳會導致疾病，進而造成軍事威脅的說法，金門的居民並不買帳，他們反而認為官方對於衛生運動的重視程度起伏不定，再次說明了戰地政務政策的反覆無常。「再則每一位新縣長上任，就會有新的作風、新的措施。戰地政務體制下，擔任縣長的都是一些軍人，每一個人的作風又大不相同，上級想到什麼就規定什麼，上山下海你都要設法達成，叫你捕鳥，你就得捕鳥；叫你拍蒼蠅，你就得拍蒼蠅；叫你滅鼠，你就得滅鼠。擔任村里幹部可以說非常的可憐，」如同部隊一般，當地居民體認到，既然這些運動不知實施到何年何月，他們也不想花太多力氣在捉老鼠上面。1991年，對政策持反對意見的報紙《金門報導》收錄了一篇刻意以幽默口吻寫成的報告，裡頭寫到部隊只殺公老鼠；若抓到母老鼠，最好的做法是切下尾巴然後放了牠，如此一來牠就能繁衍更多後代，確保金門有取之不盡的老鼠來源。於是島上有許多活生生的老鼠跑來跑去，每隻都沒有尾巴，這便是故事最後的結局。

就官方把害蟲問題建構在「居民生活落後、亟需現代化」之上的作法來看，衛生運動本身就含有失敗的因子。動員運動意圖灌輸某些態度或行為，然而運動的執行則牽涉到監控和調節。1978年，一次針對當時運動召開的會議觀察到：居民也許一直都有在捕殺老鼠，但他們已經不願意配合運動的執行。「民眾生活水準提高，捕鼠後不願割取鼠尾送繳，致工作推行困難」，但這並不代表農村居民已經與「現代」畫上等號。衛生視察團隊仍會針對一些被標記為「落後」的行為來找碴，例如村民讓家禽四處走動、沒有為茅坑加蓋、沒有打掃家門口等等，如此一來就能把政策的失敗怪罪到人的問題上，而非政策本身。

到了1970年代後期，手段和目的已經完全混淆。1970年代中期，為了達到既定目標，村辦公室推行了一種象徵性的獎勵方式：若繳交的老鼠尾巴數量超過規定數額，每條可換得新臺幣一元的獎金。然而在1978年的8月，有個村子沒有繳交半條老鼠尾巴，其他村也沒有達到規定數額，於是負責滅鼠運動的縣委員會召開了特別會議。當時的狀況在流行病學或軍事上可能導致的結果並不是主要的議題，該次會議也沒有考慮到數額的減少可能反映了運動的成功，或老鼠的滅除；運動本身反倒成了問題的根源。未能達到規定的繳交數額，表示有許多幹部會受到處罰，為未來做計畫成了不可能的事。主席提出了一成不變的解決方式：延長繳交期限、調整資金、針對獎勵和動機的平衡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項研究得到以下的結論：若老鼠尾巴的市場價格高於運動提供的獎金，解決方式即是提高獎金。一個曾經牽涉動員大眾的問題，現在又只被當作單純的經濟問題看待。

老鼠問題的解釋，呈現金門政治中軍事與現代化進程的交互作用，農村衛生不佳造成這個問題，但賦予它影響力的則是戰略上的考量。運動形式的動員能夠同時顧及軍事和現代化，在促使當地公民現代化的同時，使金門保有作戰能力。這項運動以家庭為行動單位，並私下維持非正式的村里關係以確保民眾遵守，因此也深植於政務執行的歷史模式之下。個人與家庭用不同的方式與運動斡旋，規定繳交的害蟲數額有時遭到抗拒，有時被打折扣，也有時被忽略。兩種改變足以說明金門島上動員型現代化的發展：第一，隨著遵守與監控的議題成為最主要的考量，最初訂定的目標卻完全消失，此運動最終成為了自己的目標。第二，運動在嘗試將居民的意識現代化時未果，或與失敗畫上等號，因此變得極易受市場力量左右。有關單位於是開始相信，只要增加財務獎勵，民眾不遵守規定的問題就能解決。最後，對大眾動員的強調以及利用運動來改善環境問題的作法，引發了一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類似政策的比較，中共於1960年代實施的「除四害運動」常被作為不當政策的例證。金門滅鼠運動的歷史，也說明了戰地政務時期發展出的一些方法和手段為何在地方自治恢復後仍徘徊不去：1995年，金門縣衛生局宣布老鼠的數量正在增加，縣政府因此下令每位公務員每月必須繳交兩條老鼠尾巴，直到問題解決。

現代軍事化公民的生命政治

除了消滅害蟲和一些衛生運動，戰地政務同縣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其他計畫，目標是把金門居民改造成一群現代、文明、動員化的公民。如同前述的滅鼠運動，這些計畫也是既通用又在地化的。換句話說，它們被建構為能夠達到通用的正面成果的策略，而賦予它們重要意義的，是金門所處的特殊地方脈絡——它位在與全球共產主義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的戰爭前線。即便政府對金門的嚴密控制，使一份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的、極具雄心壯志的日程表得以開始運作，該日程表的內容仍會受到其撰寫者的假設左右，而那群要被現代化的人們積極或消極的反抗，也會對其造成影響。

其中一項「正名」的政策，重塑了金門的地理。中國人長久以來認為一項政策的成功，跟給予其中的各種現象適當的名稱有很大的關係。在金門，政府以數種不同的形式來進行正名。創造「文明的金門」的目標，與藉由為數個村重新命名以提倡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意圖互相靠攏。有些村落名被認為過於俚俗而落後，因此改為較能引發政治意識的名稱，例如「蚵殼墩」被更名為「复國墩」。有些村落名字被帶有政治訊息的同音字或音近字取代：「陳坑」被「成功」取代。1950年代中期的金門防衛指揮部司令官劉安祺解釋道，這些改變是為了混淆敵軍、建立士氣。正名運動的對象也包含人名，1973年，洪龍眼改名為洪敏儀，洪大象也更名為洪大威。他們的本名被認為是不雅的，因此必須改掉。官方對於不雅姓名的定義相當廣泛，舉凡擬人化的、與農具或農產品相關的、因指稱性或其他身體功能而帶有粗俗意味的字眼，或是任何這類會容易引起困惑的同音名字，都必須替換。

與名字相關的政策是調節與規訓系統的一部分，意圖將金門的居民改造為現代、軍事化、自我調節的臣服者。除了國家發起的白色恐怖及民防組訓任意處罰人民之外，行政拘留和管訓以及中華民國刑法也包含在系統之內。管訓系統以個人和行為來劃定可接受行為的界線，使得「應處罰之行為」的界定範圍遠遠超越刑法的限制。此類行為包括阻撓或妨礙政府官員、造謠、誹謗軍官或政府官員、姓氏不同之三人以上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偽造訴訟案件、賭博、未付費潛入戲院或電影院、引誘女子為娼、掮客或允許娼妓寄宿民家、聚眾飲酒，以及各種與軍人的「不正當往來」，例如共謀取得並販售軍用品，或趁軍隊移師時盜取物資等。這些法規不只針對行為本身，也針對犯行的「不良分子」——流氓、遊民、慣犯。而為了一網打盡，就連「非藉由拘留無法矯正其行為」的人也包含在內。上述行為，有許多是違反刑法的，而理論上行政拘留系統並不適用於觸犯刑法者，因其應該由司法系統來審判、量刑，但兩者的界線在當時卻相當模糊而反覆無常。一位戰地政務時期的高官說：「在戒嚴時期，金門的每位居民都由司令官管轄。他，或者是副村長，會決定你是不是有罪，如果他們認為是，你就會被關在警察局或被拘留。」有犯罪行為卻沒被控告，或在審判時獲判無罪的「不良分子」仍可能在當地官員的命令下遭到拘留。拘留也因此成為「備用」的處罰系統，確保那些在幹部眼中違反規定的人無法透過法律程序逃避處罰。

一旦村子裡的官員判處居民行政拘留，警方便會將其移送至太武山上主要營區裡一座高牆環繞的設施——明德訓練班。簡而言之，「訓練班」其實就是金門的軍事監獄兼勞改營。該設施由軍方營運，原本絕大部分的拘留者都是一般的軍人。在勞改營內，軍人與平民的界線變得模糊，因為管轄平民的官員不必提出明確的理由，就能將其拘留在軍事監獄中。（然而在財政方面，軍民的界線相對清楚，因為縣政府會為拘留在訓練班內的平民付一筆錢給軍方。）事實上，舊時的金門官員表示，那些被送到訓練班的平民，違反的事項和被送到那裡的軍人如出一轍，特別是賭博慣犯、輕微罪行或不當得利等。在訓練班裡，居民被重新教育，並從事強制性的勞動。「重新教育」指的便是思想上的規訓，而強制性的勞動則是無窮無盡的操練以及公共建設計畫下的粗活。

拘留暨改造系統概括了該時期幾個重要的主題，包括結合規訓以及個人教育的方式來達到治理性、即使在極端權威環境下仍存有反抗的可能，以及在地緣政治的考量或國家的緊急狀況下，這種「非常狀態」證明日常政治的暫停及精巧造作具有正當性。

跨越邊界

金門的軍事性現代化，特別是三民主義模範縣運動，對邊界另一方的中國大陸的發展而言，至少是種回應和挑戰。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談及太多關於邊界的事。就像任何其他邊界一樣，它不只是在金門和廈門間的淺淺海域上劃條線而已，而是富含多元意義的環境現象與框架，供世界更多遙遠地方的人們（不只海峽兩岸的人民）詮釋的重大議題。邊界建設一直都是問題重重的事業，在冷戰時期分裂的狀態下或許更是如此。邊界不可能滴水不露；它永遠都會有漏洞，不管是實體上、修辭上，或觀念上的漏洞。當邊界兩方的人們，同時屬於同一個民族，意識形態卻分歧的情況下最為明顯，且韓國人、德國人或中國人都跨越了這條意識形態的界線。

三民主義模範縣運動，是應用於中國大陸的一種政戰或宣傳形式，就此而言，通訊對於其成效相當重要。因此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間的邊界在概念上向來模糊，但在金門島上，官方必須利用相當明確的方式，使得兩個社會間的界線能夠穿透。跨邊界的溝通工作是金門軍事化計畫中相當重要的部分，調節和溝通主要透過三個主要途徑：準叛逃者的遣回、當地漁民，以及正式的政治宣傳。

鄰近的中國大陸的第一批流亡者或叛逃者，首先於1950年來到金門，而最後一批據報於1980年代中期抵達。那些到金門的「義胞」總數之統計並不完整，一份官方文件表示在整個戒嚴時期人數超過一萬人，而金門的年度統計數據列出1954至1985年，有三千一百九十九人來到金門。其中的分類本身就有問題，它包含真正的叛逃者、被沖上岸的大陸漁民和海上俘虜的平民百姓和軍人等。不管這些人動機為何，金門官方對這些人在政治上的功能向來十分敏感。1950年代，叛逃者為了自由奮力一搏的勇氣受到讚揚，也受邀敘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野蠻和殘忍。這些叛逃者的自述，使他們成為有說服力的政治發言人。1953年，逃到金門的十四名船夫一抵達就說：「蔣總統在大陸的時候，大家生活自由，生意好做，共匪盤據大陸後，民眾生活極端艱苦，因此我們決定投奔自由祖國，擁護蔣總統早日打回大陸去。」

到了1960年代，義胞也成為回頭向大陸宣傳的傳播媒介。大部分的準叛逃者和流亡者終究被遣送回國。一千一百名義胞中，超過90%在1955至1964年回到了中國大陸。「大陸同胞接待中心」在1967年建造，用來暫時收留準叛逃者。根據某前長官對接待中心的敘述，他說「那是一個軍事單位……它叫做接待中心，但其實是個拘留所。有個團隊小組負責質問調查這些人，決定他們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我們會把這些人放上一艘小船，划到臺灣海峽中間，告訴他們回去大陸。離開前告訴他們，未來要向在匪區的同胞傳遞蔣總統的消息……用這種方式宣傳給大陸漁民效果很好，贏得了大陸人民的青睐。」

對於其他人口的流動，這個邊界則較不具滲透性。金門戒嚴時期最悲慘的幾個故事，都跟1949年戒嚴後邊界密防導致家人分離有關，這樣的情況直到1990年代都幾無改變。當然，這種分離在中華民國撤退臺灣後很常見；金門人因為長期旅居海外，對此也相當熟悉。由於金門和大陸的地理位置鄰近，如此的分離特別辛酸慘痛。在第二章中，我提到了吳采桑的故事：1949年10月17日，他媽媽要他到廈門買花生油，卻因為城市淪陷而困在那裡，一困就超過四十年。類似的案件有數百例，甚至數千。

另一種與中國大陸溝通的方式是透過金門的漁夫。他們在邊緣地帶工作，跨越邊界，成為特別管制的對象，政府使用比一般居民更為嚴密的監督系統來管制他們。約在1950年代中期，金門無法繼續全面禁止捕魚，雖然逐步開放漁業，但仍有許多限制。老漁人洪榮壁先生回想早年補魚時的艱辛：

我們通常跟著潮水漲退活動，但在1949年以後，我們必須遵守軍隊的時間表。沿海的開放時間是早上四點到下午五點，如果你沒有準時回來，就會被他們質問……我們的船隻每晚都必須拖上岸，而且槳和舵都要鎖在檢查哨……做釣餌用的貝類或沙蟲必須在日出前取得，如果我們太早到岸邊收淺水魚網的話，就必須閃躲檢查哨的探照燈，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諷刺的是，中國大陸對於船隻和槳等推進工具的嚴格管控，在中華民國卻被拿來宣傳敵方政權對人民的壓抑。1961年美國記者訪問一位從中國大陸叛逃的漁夫，他說公社幹部每晚都會收回所有的槳和舵。他趁公社成員正參與一場關於「製造戰爭的美國人」的大型會議時，偷走並私藏船槳，這是他逃向自由的第一步。同質政策矛盾的詮釋，代表對於大陸共產壓抑的控訴，而在金門卻是必要的安全措施。這正是金門官方邊界政策的宗旨。理論上，這道邊界應該是無法滲透的，但實際上為了完成金門的政治作戰工作則必須如此，滲透的方向和內容則受到嚴格管制。

年紀較長的漁人仍不願承認他們和大陸人在海上有任何的聯繫。洪榮壁說：「有時候我們會看見共產黨的船隻，但我們不敢接近他們。我們正受到監視。總之我只在近海捕魚，所以很少遇見他們。」但有一次他告訴我：「七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偶而會跟大陸的船隻買魚。但我們的魚比較新鮮，賣的價錢也比較好。他們的魚看起來不新鮮，而且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東西當防腐劑，所以這種行為並沒有持續很久。」

雖然這在漁人之間仍是禁忌話題，但軍隊和戰地政務體制將漁民視為對大陸同胞政治宣傳的方式和蒐集敵方情報的目標。1970年代早期發行的手冊指導漁民，假若他們在海上遇見大陸海軍艦艇，他們要「利用這個對話的機會告訴敵方金門的繁榮盛況，同時詢問大陸的情況。」如果不幸被抓或被質問關於金門的情況，漁民應該「指出人民的繁榮、自由和安全感，敘述軍隊如何愛護保衛人民，且一切都比以前來得好。」如果他們遇見大陸漁民，則要「友愛地歡迎他們，說明我們幸福快樂、安全自由的現況。把握機會刺探敵情，並鼓勵他們投降（換言之，背叛）」。

第三種溝通方法是直接的宣傳。這種方法的核心問題，也是資訊流量的控制與管理。雙方用完全相同的招數：擴音器、電臺廣播、氣球、浮球和宣傳彈。從1950年代早期開始，據說金門架設世界上最大的擴音器，日以繼夜地廣播。大量的氦氣球和裝滿宣傳物資的浮球從金門施放（圖7-2）。到金門參訪的外籍訪客常會拍到施放物資、氣球的照片，顯示他們正為反共付出一己之力。金門在每年夏天放出數以千計的浮球，因為這時候的洋流會將浮球往中國大陸的方向沖去。除了宣傳物資，浮球內還裝著食物、衣物、香菸、肥皂、玩具、手錶、收音機等所有他們認為大陸缺乏的物資（金門對面的大陸居民曾告訴我，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是為了誘殺，而且裡面的食物有毒）。宣傳單上的內容多為「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的繁榮與進步；自由世界的活動；義胞（叛逃者）回到祖國（指臺灣）的生活條件。」留存下來的例子，還包含中國共產黨受到臺灣人權、民主、自由、經濟發展攻擊的漫畫，以及臺灣流行女歌手帶有光澤的照片。類似物資都密封在宣傳彈裡。空心的大砲彈殼，設計要在空中爆炸，將裡頭的素材灑落地面。

圖7-2　訪問金門者參與氣球空飄作業（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軍事化早期，金門物資嚴重短缺，宣傳浮球也時常亂漂。根據洪榮壁所述：「我們會撿浮球，拿走裡面的毛巾、牙膏、內衣褲和餅乾，然後把容器和宣傳單丟掉。」他讓我看了棚內亂擺的容器之一，說：「它就長得像這樣，用蠟密封，這樣水就不會跑進去。」到現在，許多老漁夫的家裡都還可以找到這樣的容器，通常有打洞且繫著一段繩子。漁夫一般用它們作為裝魚網或陷阱的浮球。這是金門人操作地緣政治政策相當具體的例證。

金門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彈、氣球或浮球的接受方。1980年代早期，除了宣傳單外，裡頭的物品包含錄影帶、風箏、球、公仔和季節性水果，比如中國西部有名的哈密瓜。跟中國大陸幹部告訴人民來自金門的政治宣傳物品可能有陷阱一樣，金門政府也警告人民來自大陸的物資有毒。宣傳物品的危險性在於可能「企圖毒化我防區軍民思想，麻痺我反共抗俄之鬪志。」敵方的狡詐似乎毫無上限。1977年村子裡的官員得知四名軍人吃了大陸宣傳物品中的食物罐頭後喪失理智。正如衛生問題與共產疫病的感染相互連結，對於罐裝食物的疑慮則是從字面或甚至實質的角度來表達對共產毒素的恐懼。

關於宣傳單的基本政策在1962年提出的一系列規範中訂出：軍民不閱，不講，不傳，不藏，片紙不見，隻字不漏，徹底搜檢，迅速呈繳上繳處理。」金門人民交出了大量宣傳單，1975年到1978年間，每年共交出超過一百萬張的宣傳單，平均大約每人交出二十五張。雖然交出政治宣傳物資是每個人的責任，但顯然有些人並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很多政府辦公室的員工都只是意思一下，根本沒有盡力，1978年接近兩百萬張宣傳單到了金門，民政科卻只交出一張。相較之下，這種運動在校園裡的成效非常高。同樣在這年，兩所小學交出超過五十萬件物品。老師鼓勵學生撿這些宣傳單，交最多的可以得到小獎勵，這是金門整體少年意識形態教育中的一部分。我們在第九章會看到，小孩子有興趣撿宣傳單和宣傳彈的彈片，不只是因為可以得到老師的誇獎，還能拿去賣，掙點零用錢。

金門邊界滲透和模糊的危險性，以蛙人（俗稱水鬼）的象徵表現出來。敵軍的蛙人不單只是種想像而已；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有潛入金門的意圖，但要記錄他們的所作所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感興趣的部分可說是「蛙人形象的政治工作」。也就是說，金門人談到蛙人時都說些什麼？人們相信蛙人是常客；據流傳說法，解放軍蛙人訓練的畢業考就是要游到金門帶回一個紀念品。「如果你帶回一顆頭，你就是（班上）第一名；如果你帶回一個罐子或海上漂流的東西，你就是最後一名。」蛙人在軍事任務中索取的戰利品便是受害者的耳朵。敵軍蛙人有時被拿來解釋海岸巡防點上反覆無常的動靜。「有一次蛙人過來殺光了碉堡內的整隊軍人。軍隊隱瞞事實，但我們其實都知道。如果整個單位都被蛙人破壞，軍隊便會用混凝土把碉堡封起來。」蛙人的形象，幫助中華民國軍隊掩蓋其他醜陋的事實。在1949年前，有多次重大的共黨軍隊滲透，而在1949年後也有一些廣為人知的間諜活動。如果把金門發生的破壞事件或是夜空裡亮起的信號彈都想成是蛙人做的，比想成任何其他可能情況都來得令人安心。蛙人的危險性，也被用來解釋意外事件，比如夜裡迷路的軍人誤闖沙灘而遭到射殺。蛙人的形象很模糊，因為中華民國也有自己的蛙人，他們在官方紀錄中卻是英雄（圖7-3）。正如解放軍蛙人訓練的畢業門檻是要能在金門上岸，中華民國的蛙人也必須登陸廈門。一篇廣為流傳的、關於金門蛙人訓練且完成最終任務的故事，反映出雙方的雷同。故事中，他們在海床上前進，碰巧遇見也在進行相同任務的解放軍蛙人，正準備登上金門索取紀念品。雙方馬上察覺情況，遠離對方，繼續完成各自的任務。因為邊界可滲透，敵方蛙人的政治工作最終成為危險的象徵，以及需要隨時保持警覺。可以說，不是因為有蛙人才有危險，而是因為有危險才有蛙人。

圖7-3　蛙人「英雄」（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結論

在1960年代早期，官方策畫者針對金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擬定一項全面性的計畫。這項計畫有一大部分是由地緣政治及軍事考量催生，想凸顯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優於大陸，尤其大躍進在大陸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因此，這個全新的發展重點不該被詮釋為軍事化的暫停，而只是變換方向。我將它貼上軍事化發展的標籤，來傳達一種想法：連民間的經濟發展都能和軍事考量及優先順序扯上關係。這樣的軍事化發展，也能代表大陸的改變開始以不同的方式影響金門社會。我在上一章指出，1950年代晚期軍事化的加劇與毛澤東外交政策上的冒險主義有關，其他學者進而指出，這樣的外交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政策有所連結。此種冒險的外交政策引起了連鎖反應，形塑了中華民國國家政策，進而影響了島上居民的社會經驗。軍事化發展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政策，尤其是大躍進的失敗的直接回應，與1958年八二三砲戰觸發的軍事化不同，當時是外交政策牽動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政策和金門的社會生活。若結合上述兩階段來考量，金門的軍事化就等同於一種國內政治上的軍備競賽或安全困境。換句話說，當其中一邊加強國內動員時，另一邊也會以同樣的動作應對，而在其中一邊察覺到對方弱點時，也可能增加國內動員。

金門的社會政策最基礎的目標，在於創造出一個動員化的反共社會群體。就連這個目標也帶有些許「做門面」的動機，意圖顯露中華民國政權有能力要求，並達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同程度的動員。在動員的過程中，金門發展出許多與現代化相關的現象——全新形式的監控、自律以及記錄或分類居民資訊的全新方式，這為我們對現代化的通盤性理解提供了一些暗示。大部分的文獻仍繼續將現代化視為一種知識體系，首先出現在西方。若以這樣的角度詮釋，世上其他地區的現代化便是利用這種知識體系的過程。經濟或國內政治因素、工業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通常被視為這個龐大過程中關鍵的驅力或指標。但對金門或亞洲大部分的地區而言，不管現代化的意義是什麼，都是在戰爭或戰爭動員的情況下進行，同時被眼前的國安威脅所驅策。現代化因此與軍事化密不可分。在金門，全球冷戰在地方上的變體以及尚未結束的國共內戰，定義了軍事性現代化的過程。全新的，攸關於全體公民的生命政治引發了與其他許多現代化中的社會之相互比較，其中對於衛生和意識形態教育的關注尤其值得一提，因為海峽兩岸在此兩方面的政策十分相似。這些相似點不應被解釋為這兩個政權皆服膺某一種對立思想，而應歸因於雙方的領導者及思想家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現代化的實踐及論述，以及冷戰的鏡像過程中取得的共同經驗。此外，若要將軍事化發展作為一種政治宣傳工具，它的成效也必須取決於是否成功地將訊息傳達給目標對象。因此如何操縱與調節金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理論上無法跨越的邊界，以及大陸上的人民，也是金門發展現代化時重要的一環。

在權力高於法律的情境下，金門的居民被塑造成為現代公民。國家的緊急狀態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當然，這同時也是中華民國拿來批評臺灣海峽對岸的共黨敵人的利器之一。

翁明志先生訪談。村檔案室證實了他對於1977年運動的敘述，該次運動設定了20萬隻麻雀爪子的數額，以四個月的期間來估算，大約是每位居民每個月一隻。烈嶼鄉檔案，西口，「建設雜件」，1977年，烈嶼鄉公所至西口村公所修訂「獲發各鄉鎮捕鳥網」，1977年6月25日；烈嶼鄉檔案，西口，「捕殺麻雀方法」，1979年3月30日。​​​​​​​​

三民主義指的是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思想。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名義上皆宣示服膺三民主義。蔣介石的演講摘錄於國防部，戒嚴，I：191。​​​​​​​​

「如何建設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1963，《金門縣志》，頁559—560。​​​​​​​​

該政策造成的大飢荒，在之後才為人所知。​​​​​​​​

雖然該運動意圖將金門及大陸劃清界線，有許多相關的言詞似乎都與大陸上的口號有異曲同工之妙。金門的人民被要求「克服自然上的限制因素，打破環境上的困難；以精神補物質之不足，以勞力補金錢之不足，抱著服務的態度，幫助民眾指導民眾」、「如何建設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1963，《金門縣志》，頁559—560。即便與金門之間沒有因果關係，在幾年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僚制度的恢復」也代表了大陸的去軍事化。​​​​​​​​

《金門縣志》，頁558。​​​​​​​​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提醒我們這樣的動作並非自然。甚至在國家「內部」，轉換全體民眾身分的動作也相當近似於「文化帝國主義」。不去認清這個事實就等同於將民族國家自然化及標準化。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18-19.​​​​​​​​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140.​​​​​​​​

Mark Berger, The Battle for Asia: From Decolo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Arif Dirlik,“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945-980.​​​​​​​​

傅崐成、李金振，《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頁347以下。​​​​​​​​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金門縣志》，頁403。​​​​​​​​

同上，頁113。​​​​​​​​

胡璉，《金門憶舊》，頁16。​​​​​​​​

國史館擋案，081-1083-14，「四十三年防治金門鼠疫工作報告書」，1955年5月。​​​​​​​​

國史館檔案，081-1083-2，「防治金門鼠疫工作總報告書」，1950年5月24日；裘孔榮，〈金門鼠疫防治淺見〉，《正氣中華報》，約1952年（插入於國史館檔案081-1083）。​​​​​​​​

國史館檔案，081-1083-3，臺灣省衛生處致內政部，1951年4月18日。​​​​​​​​

國史館檔案，081-1084-2，劉永茂，「金門軍事區快速衛生調查」，1952年2月8-9日；國防部檔案，00050794，「軍民臨時聯合防疫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1951年5月11日。​​​​​​​​

國史館檔案，081-1083-14，「四十三年防治金門鼠疫工作報告書」；《金門統計年報》，XXXII（1985）提供每年度繳交的老鼠尾巴數量。數量最多的一年是1973年的226,396條。​​​​​​​​

國史館檔案，081-1083-9，「福建省金門縣防治鼠疫計畫書」，1951年4月。​​​​​​​​

徐加壯，《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278；烈嶼鄉檔案，上林，「金門烈嶼鄉重要政令宣導綱要」，1964年。​​​​​​​​

李振華，《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524；吳媽福，《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493—494。​​​​​​​​

烈嶼鄉檔案，上林，「毒鼠滅蠅」，1982年8月13日；烈嶼鄉檔案，上林，「滅蠅運動計畫」，1977年6月16日；陳華錦訪談紀錄。​​​​​​​​

李振華，《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526。​​​​​​​​

李錦樑訪談紀錄。次級市場在吳華生的〈金門的山老鼠沒尾巴〉裡得到證實（雖然此文章以幽默為目的）。亦可參照徐雨村，《國家力量、人口流動與鄉民經濟變遷——以金門官澳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96），頁70。​​​​​​​​

李振華，《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525。​​​​​​​​

吳華生，〈金門的山老鼠沒尾巴〉。​​​​​​​​

烈嶼鄉檔案，西口，「金門地區滅鼠計劃檢討協調會會議紀錄」，1978年8月11日。​​​​​​​​

烈嶼鄉檔案，西口,「民教股·衛生」，1975年6月30日至9月1日。​​​​​​​​

這是檔案中給予的印象，其中紀錄「額外繳交」能得到獎金。烈嶼鄉檔案，上林，「烈嶼鄉公所致上林村辦公處」，1977年6月22日。​​​​​​​​

烈嶼鄉檔案，西口，「金門地區滅鼠計劃檢討協調會會議紀錄」，1978年8月11日。​​​​​​​​

徐雨村，《國家力量、人口流動與鄉民經濟變遷——以金門官澳為例》，頁70。​​​​​​​​

張玉法等，《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頁169。​​​​​​​​

烈嶼鄉檔案，上岐，縣政府致上岐村辦公處，1973年6月1日。​​​​​​​​

潘叔期訪談紀錄；陳揚進訪談紀錄。​​​​​​​​

董振漢與王孝東訪談紀錄。​​​​​​​​

《金門縣志》，頁1261。​​​​​​​​

同上，頁659。在統計總數的3,199人中，只有554人被列為曾經送到臺灣。即便並無提供在金門落腳的實際人數，但數量應不會太多。《金門縣志》，頁1261；《金門統計年報》，XXXII（1985），頁523。​​​​​​​​

陳水在訪談紀綠：《金門縣志》，頁1263。​​​​​​​​

根據楊樹清所言，大陸金門同鄉會一份1996年的報告描述了7,000個類似的案例，但這個數字並不可信。參看第二章，註解15。那些案例的時間點並非都是在1949年廈門陷落時。在1965年，印尼爆發了大規模的排華示威運動，與當地謠傳的共產黨政變有關。鑒於華僑成為了群眾暴動的攻擊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船隻協助海外華僑回國，其中有些來自金門的華僑顯然以為他們已被准許回鄉，然而他們被安置在廈門附近的農場，接下來的數十年內，他們都未能完成回家的最後幾里路。《金門島嶼邊緣》，頁32。​​​​​​​​

除了天氣以外還有其他的危險：「有一次我們出去捕魚捕了好一陣子，我們把網聚集起來再灑網等待它裝滿，在這期間我們會用釣竿；那些部隊不會隨時都盯著我們。他們有時會朝著船隻周圍射擊，我們會（因為子彈撞擊水面濺起的水花）全身濕透。我們回去時就會抱怨。他們就只會說：「喔，不是我們阿；一定是那些剛到（金門）的部隊。老外省人（即1949年由大陸撤到金門的老兵）射得最準了。有個人在1960年代還被一顆子彈繫中了腹部。」李凋宇訪談紀錄。​​​​​​​​

DeWitt Copp and Marshall Peck, The Odd Day, 11.​​​​​​​​

《金門地區漁民手冊》。戒嚴時期最悲劇的故事，是金門漁民為支持中情局發起的中華民國游擊隊在大陸的活動，而在當地被俘虜或殺害。楊樹清，《金門島嶼邊緣》，頁43以下。​​​​​​​​

在一部1958年左右出版，由臺灣作家暨退伍軍人朱西甯撰寫的小說中，金門島上有一群士兵被大陸日以繼夜傳來的廣播弄得難以成眠。廣播內容包括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年老的母親的哀求，要她的兒子回家。《八二三注》，I，頁95—98。朱氏的小說在某方面能為本書做補充，因其以虛構的軍人角度描述本書中以平民度討論的議題。​​​​​​​​

王艾美訪談紀錄。​​​​​​​​

《金門縣志》，頁1258—1259；金門八二三戰史館中展示的宣傳品。​​​​​​​​

李凋宇訪談紀錄。​​​​​​​​

烈嶼鄉檔案，「安全股·檢繳匪偽宣傳品」，約1984年。​​​​​​​​

烈嶼鄉檔案，「警衛综合」，縣政府致上岐村里辦公處，1978年5月2日。​​​​​​​​

烈嶼鄉檔案，上岐，「金門縣政府令修訂為令轉查察私藏匪偽宣傳品由」，1964年10月19日。​​​​​​​​

烈嶼鄉檔案，上林，「安全股·檢繳匪偽宣傳品」，約1984年；吳增棟訪談紀錄。學校及政府辦公室定期保密檢查的報告時常提及在他們質詢的部門中發現共產黨傳單。例如1974年10月的報告，烈嶼鄉檔案，上林，「保密檢查」，1974—1985年。​​​​​​​​

李錦樑訪談紀綠。​​​​​​​​

桑品載，《岸與岸》，頁102；朱西甯，《八二三注》，I，頁107；李錦樑訪談紀錄。​​​​​​​​

這裡的分析，我參考了Bonnie Honig, Democracy and the Foreigner。​​​​​​​​

第八章　1970年代：戰鬥村與地下金門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不久，他的兒子蔣經國接任中華民國總統。1980年，有一家新旅館在金門落成，蔣經國特別撰文以茲慶賀。迎賓館座落在山外村外，位於金門防衛司令部附近，它是一間豪華賓館，可以容納約九十名訪客。這間旅館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座落於太武山挖空的花崗岩洞裡。蔣經國在文章裡提到興建這座迎賓館的目的：「我們不曾消極地去忍受橫逆，而是積極地化橫逆為力量。因之，金門已為世人立了一個榜樣……為了一睹這個巍峨海上的反共長城，海內外同胞與全世界各地的反共人士，都以身臨聖島，親探神奇為榮。每年嘉賓絡繹不絕，於是建設一座賓館至有必要。」

迎賓館的大廳是1960年代晚期與1970年代許多重大建設計畫之一。開挖空間足以容納海軍小船隊的巨大坑道。位於太武山底下的中央坑道也予以擴大。金防部也興建世界第一座完全從花崗岩開鑿的醫院，據說可以抵擋原子彈的直接攻擊（圖8-1）。金門村民也被要求建造更多更大的防空洞，在某些村落，還要在家底下挖掘坑道。這些改變，連同賦予民防成員積極戰鬥任務的改革，被稱為「戰鬥村」制度。

圖8-1　於2006年關閉的花崗石醫院（作者攝）

這段時期整個軍事處境有什麼改變？1958年後金門島未再遭到進犯的嚴重威脅（我們現在知道，事實上，即使在1958年，中共也不可能入侵金門，但當時的金門民眾無法得知這點）。19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爆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次動員社會，但幾年後卻開始與美國改善關係。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在經過一段不確定的時期之後，鄧小平接任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並且推動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政策。無論鄧小平對臺灣擬定什麼計畫，我們可以合理推論他無意在廈門灣附近投下原子彈。這就是說隨著金防部與戰地政務投入大量金錢、精力擴充與加強金門防務，大陸對金門的直接軍事威脅也已經逐漸減弱。金防部與戰地政務的努力使金門社會軍事化的程度提高。本章將討論這些新政策的來源、內容及其產生的效果，然後試圖解決其中的矛盾之處。

戰鬥村的理論與實踐

金門民眾軍事化再度加強的轉捩點，可以明確追溯到1968年。蔣經國當時宣布金門政策將出現重大轉變，將實質放棄八年前他父親提倡的三民主義模範縣模式，不再把重心放在社會與經濟發展上。3月12日，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下令，「今後金門建設，要著重戰備方面，凡建設與軍事無關者，最好少花錢，要以更多的經費用在戰場上，以加強戰備設施。」

執行蔣經國命令的是蕭政之。他負責民政領域，是國民黨政治作戰專家王昇將軍的副手。1968年4月，蕭政之擔任金防部政戰部主任，因此兼任戰地政務委員會祕書長。他隨即著手制定計畫，對民防隊進行全面重組。重組計畫於8月12日公布，這個時間點剛好呼應即將來臨的八二三砲戰十週年紀念，因為有傳言說，人民解放軍誓言十年內要雪恥復仇，島上的局勢變得十分緊張。危機升高的情勢，也明確地與更大的區域性冷戰衝突連結起來。1968年1月，越共發動春節攻勢，以及兩韓非軍事區的動態，都被視為更大的共黨威脅計畫的一環，因此必須加強戰備以為回應。

蕭政之推動計畫的基本原則，是「人人是戰鬥員，村村是戰鬥堡」。民防隊的功能原本主要是支持後勤，現在也成為戰鬥隊伍，民防隊與正規部隊之間的職責區別因此變得模糊。現在，更多的金門居民必須負擔軍事職責。雖然在戰鬥村制度下，正式民防隊的徵募原則並未更改，但許多原本免役的民眾現在卻必須併入預備隊中。已婚婦女被編入勤務隊，接手之前由民防隊負責的後勤，同時還要進行心理戰與照顧傷患。十二到十五歲的男孩女孩，組成「幼獅隊」，負責巡邏村落與管制交通。未滿十一歲的孩子與超過五十六歲的老人要接受疏散訓練，負責幫助留在防空洞裡的民眾。某方面來說，這等於倒退到1950年代的強徵勞力，每個人都必須被徵召服役。不同的是，民眾的責任現在已有明文規定。戰鬥村制度，實際上讓所有金門居民都必須擔負起軍事角色。擺脫了之前的後勤責任，民防隊主體現在必須承擔新的任務，直接與人民解放軍交戰。敵軍入侵時，十六歲到三十五歲的男子組成「機動隊」，必須分四個階段進行反擊：「於村外攻擊敵軍……阻止敵軍進入村裡……在村裡消滅敵軍……追擊敗退敵軍。」如果傘兵空降於鄰近地區，由老人與未婚女性組成的「防護隊」應擊殺、捕捉或拖延敵軍，直到正規部隊抵達為止。

民防隊訓練在實務上原本是指以訓練為名的操練、演習或一般的工程建設，現在卻必須訓練民防隊，使其擔負起各種戰鬥任務：如何對各種狀況做出適當回應，如何埋伏與設下陷阱，如何固守陣地，如何看守犯人。最生動的例子是1971年在小金門教導的民防隊課程，裡面提到如何設立與移除陷阱。民防隊員要學習如何將砲彈吊在樹上，並且在地面裝設引線，以觸動砲彈掉落（圖8-2）。日常物品，例如農具，可以裝上彈簧並藏於家中，用來傷害疏於戒備的敵軍。

圖8-2　導民防隊設陷阱的圖解（作者攝自民防隊訓練手冊）

為了從事戰鬥，民防隊需要適當武裝。「凡是能持槍作戰的人一律配發武器，並利用年訓及機會教育施予必要的訓練演習。要大家會射擊，瞄得準、打得準，彈無虛發。」我們在第五章提到，雖然武器的保養與訓練長久以來一直是民防隊訓練的一部分，但軍方卻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提供民防隊足夠的武器。現在，每個民防隊員都能得到現代步槍，「性能甚至於優於正規部隊的武器」。

其他的重大改變是防務建設出現新的做法。過去，民防隊從事防務建設主要是提供軍方所需，現在連村子本身也成為要塞。每個村子，甚至村子周圍的土地都要重建。「村子周邊地區的地形都必須改變，使敵軍沒有藏匿之處。」金門地形長期以來一直因應軍事需要而改變。現在就連村子的環境也要軍事化，依照軍事計畫者的目標加以改造。村子內部要建立核心據點與一個以上的堡壘化防空洞。村子的空間配置不僅限於防務工事，連民宅也要加以協調安排。民房要設置隱藏槍孔。坑道與無人使用的建築物也必須加以規畫，避免被敵軍利用。金門人長久以來已經習慣土地被軍方徵用與房屋被砲擊損毀。現在國家力量對私人與集體村落土地的使用與改動也予以形式化。今日的金門人大概感受不到箇中的諷刺：從金門投向大陸的宣傳品高喊私有財產制的神聖，但金門人自己的權利卻遭到重重限制。

建設戰鬥村的前幾年，民防隊成員在金門村落下方挖掘超過十六公里長的坑道，建造了數百座極為堅固的碉堡，這些碉堡可以架設機關槍攻擊敵人。1976年，時任總政戰部副主任的蕭政之回到金門進行視察，並且下令進一步擴大體系。他提出建造「地下金門」的構想，用坑道網路連結既有的碉堡，使民防隊可以撤退到地下進行防衛與藉由突襲來進行反擊。瓊林被選為第一個執行地點。瓊林位於金門島最狹窄的腰部，這個戰略位置當然使它成為符合邏輯的選擇。江柏煒在1990年代初對瓊林村進行研究，他得知在1950年代初，一名士兵在村落附近遭到殺害。為了懲罰整座村子，瓊林村被冠上「匪諜村」的稱號，而且受到最嚴格的監視。村民與鄰近軍事基地的關係一直相當緊張，村民認為軍方選擇瓊林作為第一座戰鬥村是為了報復村民。

建設剛開始時，蔡福林擔任瓊林村的副村長，他回憶：「坑道出口處很多，散布在全村各處，可能是碉堡，也可能是住家的廚房，也可能在公眾集會場所。指揮所在村公所的地下室，那時是先挖好指揮所之後，在指揮所的上方再蓋一棟建築物，後來才把村公所遷來這裡辦公。」最讓村民生氣的是坑道挖掘到祖先宗祠下方，然後出口設在宗祠裡面。瓊林模範戰鬥村完成於1978年3月，是金門當時規模最大的戰鬥坑道。往後五年，其他十七個戰鬥村依次設立。「兵力保存於地下，再發揚火力於地面」成了金門社會另一項指導口號。

村裡的警察會監督民宅之間陷阱與逃生通道的設立。1970年代，許多金門居民的經濟能力已經有辦法自建新宅。建造者必須在地下室建造防空洞（圖8-3）。在民宅的防空洞連結水力供應或電力系統之前，必須先獲得村落警察的批准。警察也必須確保新的建設不會妨礙戰鬥村整體的防禦能力。舉例來說，如果新結構擋住了村落碉堡的射擊線，那麼警察要不是撤銷民眾的建築申請，就是要求屋主付費重建新的碉堡。

圖8-3　1970年代民眾在家中挖掘的防空洞（作者攝）

前往臺灣的規定變得更加繁複。金門居民，尤其是年輕人，從1958年大疏遷之後就有為數眾多的居民遷往臺灣（見「附錄」）。與今日許多金門人的想法不同，1960年代，法律幾乎沒有明文禁止金門人永久遷往臺灣。計畫遷往臺灣的人，必須先將戶口遷到臺灣的新住所，同時出具證明，顯示他並未在金門留下債務，也未拋棄家中需要扶養的親戚長者。短期去臺灣的金門居民必須向戰地政務委員會申請許可證。此時，為防止民防隊員規避民防義務，前往臺灣的規定變嚴格。1975年後，除非重病，否則在排定的民防訓練計畫前兩個月，或者是民防隊建築防禦工事或從事其他後勤補給時，均不發給許可證。許可證制度原本與戶口登記制度相輔相成，現在功能卻完全相反。當初創立戶口登記制度是為了防止共諜滲透金門，亦即戶口登記制度使外人無法進入金門。現在，戶口登記制度的主要功能則是管制金門民眾前往臺灣，以確保他們不會逃避民防責任。換言之，這個制度現在主要是為了把人留在金門。許多金門民眾表示，繁複的管制程序，「去一趟臺灣比臺灣人出國還要困難」。

戰鬥村模式的起源

戰鬥村很快就成為當地計畫論述的主導模式。雖然金門當地其他的發展計畫並未因此而被正式放棄，但確實因為戰鬥村計畫的實施而遭到調整與延後。因此，在1976年，當開始為三民主義模範縣運動的下個階段擬定計畫時，計畫在一開始就提到，「現階段金門之建設，以配合軍事作戰為要務，在戰鬥中展開建設工作，從建設中達成作戰要求。」

蕭政之轉調金門之前的職務是與中華民國軍事顧問團一同派駐南越，這個組織從1964年10月開始向南越政府提供政治作戰顧問、醫療團隊與農業諮詢。

蕭政之在越南時顯然對南越政府的反共計畫很有興趣，這個計畫稱為「Ap Doi Moi」或「Ap Tan Sinh」，也就是「新生邑」。這個農村綏靖計畫始於1960年代中葉，取代了成效不彰的戰略邑計畫。1968年，中華民國國防部針對新生邑撰寫了長篇報告，並予以廣泛流通，認為這項計畫可以在金門推廣。因此，文獻證據予人一種印象，蕭政之是在越南服役時學習了這種防止共黨滲透的方法，並且將相同的模式應用在金門，然後改名為戰鬥村模式。

實則這個解釋完全不合理。「新生邑」計畫的主要內容是正規軍掃蕩某地區的共黨戰士，然後讓政府人員進駐，訓練村落民兵，改善行政體系，建立福利制度，提供農業貸款。這種做法與戰鬥村制度毫無類似之處。我認為，「新生邑」只是用來掩蓋蕭政之在越南受到的真正影響，即越共的游擊戰術。戰鬥村制度試圖仿傚越共將力量藏入地下，即使敵人攻下村落也無損己方戰力。這在金門的政府官員之間是公開的祕密。蔡福林回憶說，「當初的構想是源自越南的坑道戰，也就是戰爭時先把兵力保存於地下，再發揚火力於地面。」瓊林的地道系統——今日已開放讓民眾參觀——近似越共在胡志明市外挖掘的古芝地道系統（這兩個地道系統還有一個相似之處，那就是後來為了讓遊客安全參觀，當局都將地道拓寬，並且將粗糙的壁面整理平整。圖8-4）。金門的民防訓練也同樣將目標放在教導游擊戰與全民動員上面，越共在越戰時期把這些戰鬥技巧運用得出神入化。當然，在政治上不能承認戰鬥村是向共黨敵人學習得來，因此必須虛構戰鬥村是受到南越政府與美國盟友的啟發。想將似乎有效的軍事化手段移到不同的環境來實行，最後證明這種做法是為了改善創造與運用權力的技術，並不是為了鞏固意識形態立場。一名已經退休的副村長語帶嘲諷地回憶，這個制度實際上難以滿足金門的需要。「戰鬥村的構想來自越戰，但兩地的環境完全不同，地形地貌的差異也很大，唯一可行的就是挖掘地下坑道，因此他（指蕭政之）動員戰鬥村警員，督導民防隊員大肆挖掘地下坑道。」

圖8-4　瓊林的地道系統（作者攝）

戰鬥村的地緣政治學

越共軍事暴動的戰術，目標是推翻南越政府及趕走南越的強權盟友。在金門，當局面對的並非暴動或反暴動，不是要破壞與超級強權的盟友關係，而是要加以鞏固。金門的軍事化在1970與1980年代達到巔峰，這可以詮釋成一項鐵證，用來支持阿甘本針對緊急狀態核心的混亂所提出的論點：緊急狀態本身並非單純只是安全考量，它更是政治考量。即使中共對金門的威脅已大幅下降，金門卻高度軍事化，每個公民都是潛在的戰鬥力，每個社區都是潛在的戰鬥區。中美關係解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聯合國席位，造成中華民國外交上的嚴重挫敗，但與此同時北京當局對中華民國的態度也趨於緩和。鄧小平上臺與改革開放，使得共產黨力量退出社會，並且承諾打造和平的外在環境。社會軍事化與動員程度這兩項要素的降低，以及國家決定避免衝突以專注於經濟發展，大大減少了對金門動武的可能。金門對臺灣安全的保障早已相對不重要，現在連金門本身受到的安全威脅也逐漸減少。即使戰鬥村制度改變了金門的地形地貌，這個制度接受考驗的那一天恐怕來臨的可能性也不高。

如果金門的軍事威脅明顯減少，那麼為什麼還要加強金門的軍事化？答案是這個階段的軍事化背後的推力主要來自於政治而非軍事考量。而這裡的政治考量不僅來自於國際，也來自於國內。文化大革命，加上有傳言說中共將利用八二三砲戰十週年大舉來犯，這是促使金門建立戰鬥村的最初原因。戰鬥村在演變了十年之後，它的主要推動力卻轉變成為了滿足兩個目的，一個是誇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的威脅以穩定逐漸動搖的國際支持；另一個是建立國內統治的正當性。這牽涉到將兩岸衝突視為美蘇全球冷戰的一環，只是到了1970年代初期，基於冷戰的兩岸衝突已不存在。建立戰鬥村的目的是為了讓金門成為冷戰世界的象徵，使金門與早期冷戰目的一致。這個時期戰鬥村與金門的政治工作，旨在傳達兩岸持續緊張與威脅的印象，以及支持早已過時的將金門與全球冷戰連結在一起的地緣政治學視角，而不僅僅強調中國內戰所引起的問題。

這項宣傳策略對國際的影響微乎其微，無法挽救土崩瓦解的臺灣外交與國際地位。美國與臺灣絕大多數的盟邦在外交上都轉而承認北京，中華民國逐漸被排除或僅能參加有限的國際組織，但這些不會使金門喪失作為宣傳象徵的地位，只是重新調整方向而已。這是漸進的過程，如果一定要定出明確的轉捩點，那麼這個時間點會是1979年1月1日，此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此舉顯示美國已無意支持中華民國作為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在這種狀況下，中華民國並未放棄對金門的宣傳，主要與國內情勢有關。國民黨政權在國內遭遇急迫的挑戰。簡單地說，經濟發展創造出大批中產階級，其中絕大部分是臺灣人而非外省人，有些中產階級越來越傾向於要求政治開放。逐漸地，國民黨領導階層開始讓步，願意進行政治改革，但這不表示國民黨將全面棄守，任由新生的反對黨予取予求。一方面，改革的步調必須快得足以避免社會動盪，另一方面，步調又必須慢得足以維持穩定，確保國民黨能在政治上掌握主導地位。在這個脈絡下，1970年代金門的軍事化提升到不尋常的地步，主要是為了合理化對內的政治宣傳，強調外在威脅的持續存在，藉此使威權統治正當化與政治改革停擺——即使無法停擺，也要使改革牛步化。在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於1977年下令進行宣傳，強調對金門的威脅仍持續存在。宣傳工作必須「揭發共匪對我們復興基地的統戰陰謀，鼓勵全國同胞，以警覺對滲透，以團結對分化，不受壞人挑撥，不因壞話影響，竭誠擁護政府堅決反共到底。」為了讓這些訊息確實傳到他們希望聽到的人的耳裡，中華民國教育部要求國防部恢復舉辦已經中止的「夏令戰鬥營」，讓臺灣的青少年有機會體驗金門的軍事化生活與支持灌輸愛國主義。金門的軍事化狀態顯示確實存在著不可忽略的威脅。與之前加強軍事化的階段不同，此時的金門越來越軍事化，但大陸社會卻逐漸去軍事化。然而，影響軍事化程度的關鍵獨立變數已不在大陸，而是在臺灣。

當金門作為宣傳象徵的地位更為重要，一方面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持續威脅，另一方面顯示中華民國對這項威脅的提防警戒漸形重要，民防隊也因此成為國內外觀察家的展示櫃。1977年，瓊林地下坑道完工之後，經常有訪客參觀村子，造成村民諸多不便。當時擔任副村長的蔡福林回憶：

來金門參訪的中外來賓，瓊林坑道成為必定參觀的地點，而戰鬥村自衛演練又成為必看的項目之一……一般參觀都會事先通知，在賓客參觀坑道工程結構時，我才利用村公所的廣播器進行廣播說：「緊急狀況！緊急狀況！各位自衛隊隊員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戴鋼盔全副武裝到村公所集合。」隊員通通會在數分鐘之內趕到村公所領取槍支彈藥，然後集合完畢。來訪嘉賓也大約在這時候從坑道出來，開始觀看本村的自衛戰鬥演練。然後我就下達命令，第一班到幾號、幾號堡，第二班進入坑道，第三班進入家屋或掩蔽部……等等之類的命令。命令下達後，各隊員就快步進入定位。隨後，我就用廣播器發布敵情狀況：「敵人如何如何……」、「敵機如何如何……」，演練的項目很多，有村落固守、消防救火、心戰喊話……等等。

持續在訪客面前操演成為村民的沉重負擔，也造成村民與副村長之間的緊張。蔡福林不久就發現這項工作難以負荷，並且要求調職：

擔任演練的隊員是沒有任何待遇的，最多只能排班輪流而已，不過外賓參訪的頻率很高，平均一個月都有一、二次，訪客絡繹不絕，自然造成村民沉重的負擔，村民抱怨四起。……我夾在中間，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戰時生活總是混亂而令人疲憊，而且總是造成社群間的緊張。但蔡福林的問題並非源自於嚴峻的軍事處境，而是來自於他的家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廣泛衝突中，以及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的國際與國內問題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

意識形態教育與群眾運動

金門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的新一波軍事化，也採取了一系列的群眾運動形式。這些意識形態運動有三個目的。首先，這些運動是為了維持金門的紀律。其次，這些運動是為了凸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對比，用來影響國際輿論。第三，這些運動是用來強調金門軍民意識形態的團結，以作為提升臺灣社會紀律的範例。在這些運動中，最重要的是「莒光」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今日，「莒光」一詞已成為中華民國各種事物的名稱，從地理名稱如莒光村與莒光街，到各種商品的品牌名稱。然而，無論莒光這個詞被冠在什麼事物上面，它都能追溯到一個明確的時刻，而這個時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根據胡璉的說法，1951年時，金門當地有一名傑出人士懇請蔣介石能留下墨寶，以紀念他來金門巡視（由於這全是胡璉個人的說法，我們不禁懷疑是否真有人主動提出這樣的要求）。之後，出乎胡璉意料之外，蔣介石不辭辛勞地在1952年初做了回覆，他寫了四個字：「毋忘在莒」。這句成語出自戰國時代，齊國國君被燕國軍隊攻下大片土地，最後只能退至莒城避難。但他靠著這座城池，竟然能反敗為勝，光復國土。胡璉把放大的蔣介石墨寶刻在太武山山坡的岩石露頭上，之後又下令興建紀念性建築——莒光樓（圖8-5）。以1920年代後期在南京發展的「民族風格」建築形式建造，樓呈東西向，主要入口朝西，可眺望中國大陸。不久，莒光樓便成為金門最知名的象徵之一。

圖8-5　「民族風格」的莒光樓（作者攝）

1964年，駐紮金門的年輕士兵自行發起運動，想重振逐漸衰微的「毋忘在莒」精神。他們的努力得到國防部的注意，之後獲得蔣介石的親自背書，蔣還用相同的名稱發起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擔任起領導角色。「我們的努力帶來十年的和平繁榮。但承平日久，有些人不可避免逐漸忘了我們還處於戰爭狀態，而城市裡也一副歌舞昇平的景象。」毋忘在莒精神很快就在社會上消失，但在軍中仍具有重要性。在軍隊裡，每個星期進行一次的政治教育，名稱就叫做「莒光日電視教學」。從1976年開始，金門所有民防隊員，連同學校與政府機關的職員，「為加強民眾政治意識，強化愛國觀念」都必須參與莒光訓練。實際運作顯示，金門的民眾動員已到了極限。政府機關與學校也跟軍隊一樣，每星期撥出四個小時，集合起來舉辦演講與討論。但民防隊員只需要自行研讀政治作品與補充資料。由於民防隊還要負責挖掘戰鬥村坑道，這種狀況下還要他們每星期撥出半天接受政治教育，也許負擔太重了些。莒光日長期以來一直定在每週四，現今的莒光日似乎成了平靜休息的代稱，所有人都不許四處走動，而且要放下手邊的事。莒光教學資料清楚顯示戰地政務委員會對於當前重大政治教育挑戰的看法。1970年代，主要的議題是解釋中華民國國際地位何以日漸低落，以及鼓勵民眾持續警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懷柔政策。因此，每當中美關係出現進展時，就會產生大量文件，將這項改變解釋為中共野心與威脅的明證。

1968年，當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雷厲風行之時，蔣介石也在臺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前數十年，文化論述早已有意識地訴諸中國傳統。國民黨政府為了讓黨的現代社會觀點獲得正當化的基礎，於是試圖「喚起、復興與再造傳統」，而文化政策也因此與民族主義交織在一起。蔣介石與其文化官員主張，國民黨是傳統中華文化的守護者，也是中華民族的捍衛者。他們的文化定義極其保守，這是為了與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推動的激進觀點互別苗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基於政治目的，對於想像的傳統進行揀選挪用，並加以推衍與形式化，藉此「以文化為前驅，爭取國際人士了解與同情，以轉變國際間姑息妥協言論與行動。」1968年7月，戰鬥村計畫即將啟動，金門設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辦公室，以推廣村落教育、公民訓練與重建重要歷史紀念碑。這種公民訓練形式讓人回想起新生活運動，以及隨後推廣的將現代科學衛生與傳統倫理規範結合起來的公民形式。今日我們仍可在許多金門民眾的住宅內看到牆上張貼的海報，上面寫著：「國民生活須知」。裡面規定家家戶戶要維持乾淨衛生，要孝敬尊長，要節約儉樸。科學與傳統的混合同樣也落實在教育上——除了國語、英語與數學，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也試著推廣中國古代聖賢的知識與智慧，讓學生學習儒家經典四書。這項運動也期望金門成為新的象徵角色。「大家都知道金門防禦工事堅強，武器犀利，給養充沛，士氣高昂，它像一把鋒利的匕首，正刺中在大陸共匪的心臟。……大家也都知道，金門政清人和，軍民合一，社會安寧，民生樂利，它像一個光輝燦爛之柳暗花明的樂園，鄉里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社會則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壯有所用，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給大陸苦難同胞以無窮的羨慕與無限的嚮往。可是大家也許還不盡知金門文化復興的工作，卻做到了仁義之風，社會盛行，禮義之事。普遍可見。」這篇文章提到金門的三個美德，全都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到了1970年代，這三個美德卻反過來針對臺灣。

為了維持軍事化紀律，從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金門的意識形態教育反映了威權時代晚期的典型問題，也反映了同時期臺灣的狀況。金門意識形態教育最有趣的部分在於它明顯交織了地緣政治的關切、國內議題與企圖以金門作為中華民國社會典範。早在1960年代中期，我們已經發現有人針對色情書刊走私問題提出警告，認為這「對戰鬥精神有害」。1978年，縣府下令對男性幹部與民防隊員進行檢查。由於處於「戰時狀態」，因此留長髮的人必須把頭髮剪短。這個時期，無論是臺灣還是外島，男性都禁止留長髮；在金門，長髮與國家安全的連結是相當明確的。1980年，金門高中生在暑假時必須接受數天的軍事訓練，目的是「精練戰技，堅定殲匪信心，加強自衛作戰力量，以達保家、保鄉使命。」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男學生不許留長髮。軍事化制度總是強調要警惕外部與內部敵人。在軍事化的初期階段，內部敵人指的是滲透進來的共諜。而現在，外部敵人卻受到內部敵人的激勵。1977年莒光日政治教育的教學資料提醒警惕共產黨的盟友，也就是臺灣獨立運動。共產黨與臺獨是中國人不共戴天的大敵。這些活動顯示，戰鬥村的基本轉變也反映在政治教育領域。十年前，金門在面對中國大陸社會時已建立了差異模式，現在，金門逐漸建立的差異模式卻是針對臺灣社會而來。

然而，這是個沒有成功希望的行動。1970年代晚期，金門島上對軍民關係開始產生強烈的絕望感，就算公開承認問題也難以撫平。當地的官員表示，「軍民一家，水乳交融，但最近少數無知青少年，連續與軍人發生不豫事件，對軍民關係頗有影響，今後不可再有類似事件發生，各單位應全面加強宣導教育，培養敬軍愛國精神，增進軍民情感。」這個宗旨很快就會消失殆盡。我們將在第四部分看到這一點。

結論

金門民防隊的戰鬥力在1968年後大幅提升。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金門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增加；事實上，在1968年後的十年間，金門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反而大幅縮減。金門民防隊戰力的提升，反映了民防隊在政治角色上的變化。1950年代，民防隊成立的功能是動員金門當地居民；現在，民防隊是用來動員金門以外的人，它被當成中華民國反共的國內外象徵。

1960年代晚期金門面對的直接軍事威脅已大幅減少的同時，我們看到金門軍事化的性質發生基本的重新定位。民防隊的主要職務從提供正規部隊後勤補給轉變成與敵軍接戰。金門的村子不再是軍隊保護與防衛的平民人口中心，其本身就是軍事設施。新的軍事化意識形態運動試圖建立與宣傳英雄式的軍事化觀點，藉此來鼓吹金門民眾尚武的反共精神，以及讓中華民國其他地區的民眾與國際社會動員起來。其他的運動也試圖強調所謂的中華文化傳統中某些揀選出來的元素，藉此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差異。即使軍事威脅已經降低，這些不斷變遷的政策依然結合起來加以實施，箇中原因在於，軍事化的宗旨有了根本性的變化。1960年代中期，軍事化過程不是由軍事議題決定的，而是政治議題，特別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際地位逐漸動搖，而國民黨政府在中華民國也面臨正當性的危機。戰鬥村制度與莒光運動以及其他活動為了回應這些挑戰，因而強調共產黨的威脅並且將金門及金門居民塑造成抵抗威脅的英雄。戰鬥村制度源自於另一場冷戰衝突，也就是越戰。但越戰中給予靈感的並非中華民國的盟友越南共和國，而是兩國的共同敵人共黨民族解放陣線。這個從意識形態敵人借用技術的故事，顯示軍事化不僅是有效的權力技術，也是意識形態啟迪的信念。不管它的起源為何，這個時期的軍事化仍持續干擾金門居民的生活。這個階段的發展進一步證明軍事化是個複雜的現象，它可以滿足多重目標，但也會產生複雜與出乎意料的結果。

戰鬥村動員制度，使人注意到冷戰軍事化一些核心弔詭之處。軍事化的說詞，特別是在施行戰鬥村制度期間，要求將金門民眾塑造成自動自發獨立行動的英雄。然而，為了維持戰鬥村，當局必須推動超乎尋常的監視與規訓體制。用來對抗敵人的意識形態運動必須持續讓民眾順從領袖的政治念頭。金門民防隊對大陸進行心戰喊話時曾說：「中國共產黨把你們當成人肉靶子，要你們前後左右四處作戰。等到仗打完了，死的可不是共產黨高層，而是你們。」然而這種說法完全可以用來批評國民黨對金門人的態度。這種處境充滿了諷刺，當地人心裡雖然清楚，卻很少公開提出。即使有人提出，也會歸因於緊急狀態，這種非常態處境合理化了常態秩序的中止。儘管緊急事態已經緩和，但政府依然對生活在緊急狀態下的民眾提出更多要求，這不僅顯示冷戰金門的緊急狀態完全是一場扭曲反應，也顯示亞洲其他地區乃至於世界的錯亂。緊急措施被視為是對環境的一種純粹客觀的回應，但事實上，緊急措施卻是一種政治決定，因此可以把它當成政治決定一般來進行分析。

《金門縣志》，頁276。​​​​​​​​

同上，頁125。​​​​​​​​

地方當局接到命令要逮捕「不法陰謀分子」，這些人散布謠言，「擾亂軍心」，但謠言本身並不是那麼容易平息。烈嶼鄉檔案，上林，「民防隊」，1968年，金門民防指揮部，烈嶼旅部發函上林中隊，1968年4月4日。​​​​​​​​

烈嶼鄉檔案，上林，「民防隊」，1968年，縣政府發函中隊，1968年2月9日。​​​​​​​​

楊世英，《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48。其構想見諸戰地政務委員會於1968年9月1日發行的《戰鬥村戰鬥手冊》，也就是正式建立這項計畫的幾天後。《戰鬥村戰鬥手冊》，頁1。​​​​​​​​

《自衛戰鬥手冊》，頁11—13。​​​​​​​​

《危機之設置與排除手冊》，頁2—31。​​​​​​​​

《戰鬥村戰鬥手冊》，頁1。​​​​​​​​

林金偉訪談。​​​​​​​​

《戰鬥村戰鬥手冊》，頁2。​​​​​​​​

楊世英，《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49—251。​​​​​​​​

江柏煒，《宗族移民聚落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金門瓊林與澎湖興仁的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94），頁172。​​​​​​​​

蔡福林，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楊肅獻，《金門現代史》，頁144。​​​​​​​​

聯保制度仍繼續施行以確保民眾服從。民防隊員申請前往台灣的許可證，必須找到保證人。如果旅行者沒有依照時間返回，或宣布緊急狀態後未立即返回，那麼保證人就必須接受強制勞動的懲罰。「金馬地區役男乙種國民兵後備軍人出境管制規定」。根據居民的說法，有一段時間，已婚婦女也需要丈夫允許才能申請許可證。震撼，〈打開天堂的鑰匙〉，《金門日報》，2004年4月19日。​​​​​​​​

翁雄飛，〈追憶過年臺金交通〉，《金門日報》，2004年1月22日。這段對話確有其事。1970年，一名師專畢業生暑假時被分派到金門的小學教書：「好不容易辦好了出境手續（當時要到金馬前線，出境手績和出國一樣）。」游建鵬，〈難忘金門歲月〉。​​​​​​​​

烈嶼鄉檔案，黃埔村，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金門縣三民主義實驗縣六年建設計畫大綱」，1976年7月1日。​​​​​​​​

Stanley Larson and James Collins, Allied Participation in Vietnam, 115.​​​​​​​​

國家安全會議戰地政務委員會，《越南新生邑之研究》。中華民國出版品用Ap Tan Sinh一詞來表示這項計畫（中文為「新生邑」）。​​​​​​​​

關於Ap Tan Sinh與Ap Doi Moi，見John Donnell,“Pacification Reassessed,”567-576.​​​​​​​​

蔡福林，引自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即將接任的民防隊隊長回憶軍事長官對他說的，民防隊必須學習「越戰中越南人使用的方法」。曲知平，《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88。​​​​​​​​

張奇才，《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20。戰鬥村制度撷取自越南，移植到金門實行，這個制度或許可以充當一個例子來說明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說的「不變的移動體」（immutable mobiles）。Science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227.​​​​​​​​

另一個政治解釋，是加強金門的自我防衛力量可以讓中華民國軍隊部署在別的地方。但沒有證據支持這項解釋。金門駐軍的確切數量屬於機密，但從1961年7月到1982年10月，金門駐軍的整體數量大約是五個戰鬥師與加強部隊。重大的變化是1976年美軍顧問團有少數部隊撤離金門。​​​​​​​​

烈嶼鄉檔案，上林，「慶祝六十六年雙十國慶金城地區懸掛標語分配表」，1977年10月。​​​​​​​​

國防部檔案，00035750，「金門戰鬥營」。這項宣傳活動還包括讚揚早期的金門軍事化。1980年代中期，中央電影公司拍攝了電影《八二三砲戰》。電影的劇情主線是1958年一群士兵的故事，金門居民的故事則是支線。舉例來說，1958年夏天，王奶奶因為士兵攪亂了村子裡的生活而生氣。但當砲戰開始時，她卻要求班長把她的積蓄交給司令官，用來購買槍弹。王奶奶疏遷時，她的女兒告訴地，自己待在後方自願參與了陸軍女兵大隊。臺灣民眾對這些訊息有何反應，我將另以專書討論說明。​​​​​​​​

蔡福林，《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539—540。​​​​​​​​

《金門縣志》，頁106；胡璉，《金門憶舊〉，頁90—91。蔣介石的批評者認為蔣混淆了兩則完全不同的歷史故事，這顯示出他以中華文化的捍衛者自居完全是鬧劇一場，實際上，蔣不過是個毫無學識的粗人。李敖，《醜陋的中國人研究》，頁5—8。​​​​​​​​

胡璉，《金門憶舊》，頁89；江柏煒，《金門莒光樓：戰地精神與民族形式》（金門：金門縣政府，2002）。​​​​​​​​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綠旗飄揚三十年》，頁389—390。​​​​​​​​

這個運動呼籲全國民眾學習齊國國君在莒城的三項作為：雪恥與復國的信念、擊敗多數敵軍的能力、甘願忍受巨大的困苦。​​​​​​​​

《金門縣志》，頁853。​​​​​​​​

Allen Chun,“From Nationalism to Nationalizing: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ostwar Taiwan,”128.​​​​​​​​

烈嶼鄉檔案，上岐，「國社教」，1971年；「金門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再推進計劃綱要分工實施進度表」，1971年8月20日。​​​​​​​​

《金門縣志》，頁1606。​​​​​​​​

烈嶼鄉檔案，上林，「安全業務」，1965年，上林村副村長，「五十四年五月分村民大會日程表及宣等綱要」，1965年5月17日。​​​​​​​​

烈嶼鄉檔案，上岐，「警衛综合」，縣政府發函上岐村辦公處，1978年5月29日。​​​​​​​​

烈嶼鄉檔案，上林，司令官兼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發函村辦公處，「金門縣民眾自衛總隊七十年度學生暑期訓練實施規定」，1980年8月1日。​​​​​​​​

烈嶼鄉檔案，上岐，「莒光日」，1978年，「金門縣六十六年十二月分莒光日教育教材資料」，1978年1月5日。​​​​​​​​

烈嶼鄉檔案，西口，「雜件」，1979年，縣政府發函村辦公處。我們可以對照傑雷米·蘇里（Jeremi Suri）的討論，他提到西柏林的教育投資有助於顯示非共產模式的優越，但在此同時也培養出政治上的反對者。蘇里改寫了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名句，他把這群特權者的反叛稱為「冷戰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old War Education: The Case of West Berlin,”2.​​​​​​​​

《金門戰士心戰稿件》，頁24。​​​​​​​​

第三部分
冷戰時期的生活

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冷戰歷史可分成三個時期：冷戰的緊張情勢趨緩；一般所說的「低盪」；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緊張情勢再起。從概括的角度來看，這種分期似乎有效，但頂多只能反映超級強權在外交上的角力互動。一旦遠離華府與莫斯科，轉而貼近美國、蘇聯與其他國家的地方社區，我們往往更能用寬廣的角度思考冷戰的社會與文化效應，並且發現上述的歷史分期無法自圓其說。第三部分包含三章，分別探討冷戰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並且把焦點放在金門居民對戰地政務委員會的感受，以及金門居民如何與戰地政務委員會協調。這三章的首章討論經濟，主要處理軍事化的物質層面；其他兩章則分別討論性別與宗教，重點將放在論述層面。這幾章的目的，不只是顯示金門民眾如何在壓迫與規訓他們的體制下進行反抗，以及在這種體制下表現出主動性。更重要的是，這幾章顯示「軍事化的毛細管」如何和看似與戰場無關的廣泛社會制度連結起來。這三章顯示了軍事化的計畫與實現，如何受到金門特定地緣政治的影響。此外，每一章也針對其他受地緣政治影響的社會進行比較，可以作為冷戰較大的社會與文化比較史研究的一環。

Lutz,“Militarization,”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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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戰地經濟

吳宗山是金門最知名的企業家。他原來是個巡迴的打鐵匠。1944年，當美軍飛機轟炸金門的日軍陣地時，吳宗山發現轟炸後的彈殼碎片的鋼材遠較島上的為佳，於是他開始撿拾這些碎片來鍛造。九三以及八二三兩次砲戰，更提供他近乎無限的頂級原料來源。十年後，打鐵的家族事業蒸蒸日上。他的兒子吳增棟回憶：「我們跟民眾買彈殼。小孩子會去撿彈殼，然後拿來跟大人換糖果。你可以在村子的商店裡用彈殼買蛋或其他東西，然後店鋪老闆再轉賣彈殼。」農村鐵匠必須懂得製造與修理的許多產品中，刀具最為重要，特別是厚重的菜刀，這是中式烹飪必備的工具。軍中的伙房需要菜刀，而吳宗山的菜刀品質最好。他的菜刀逐漸成為到金門服役返回臺灣時必備的紀念品，不僅伙房的人，每個士兵都會購買。1960年代，金門每年都有數萬名士兵輪調，因此市場相當龐大。有些批評者說，今日的吳家就像其他菜刀店一樣是從批發商購買一般鋼鐵。然而吳家的店裡依然是堆積如山的鏽彈殼，吳宗山的兒子吳增棟有本事在幾分鐘內就將鏽彈殼磨成光亮的菜刀（圖9-1）。他駁斥那些指控。「落在金門的彈殼足夠讓我們做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生意。我們幹嘛騙人？」

圖9-1　金合利製刀廠（作者攝）

吳增棟正在切割彈殼碎片，用來打製菜刀。

在地緣政治與軍事化造成的經濟環境下，吳宗山的故事其實與其他數千戶金門家庭一樣，只是適應這種特殊條件的眾多例子之一。金門經濟出現的一些變化，在我們看來並不陌生——比如年輕男女受到遙遠城市工作機會的吸引而離開家鄉。另外一些改變則較具金門本地色彩：地方產業因為政府規畫與市場運作而興盛，以滿足士兵的生活所需。此外，當地居民也因為農產品需求大增而重新投入農業。金門的經濟發展，與其他位於大型軍事基地內部或附近的社區極為類似。金門的經濟故事有兩個主要特色。首先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這些干預可以理解成國家主導發展的全球潮流反映在地方上的現象，而這種國家主導發展的做法又稱為「發展型國家」。在金門，地緣政治的條件與關切限制了國家計畫者的選擇，也使某些結果特別受到支持。這是龐大鏡像過程的一環，在金門推行的政策總是為了與大陸針鋒相對。雖然國家政策確實帶來影響，但在整個經濟轉變的過程中，當地民眾的決定與行為也有著同樣的重要性。社會的軍事化為當地居民創造出新的誘因，在這些誘因刺激下，當地居民的行為完全出乎國家計畫者的意料之外，許多小型商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

中華民國雖然極力詆毀醜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計畫型經濟，但國有企業在臺灣經濟發展卻占有極重要的分量。另一方面，中小企業也為臺灣本島的經濟轉變貢獻了一己之力。從這點來看，臺灣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其實與金門是一致的。就像國家經濟計畫一樣，企業家精神往往因環境而異。金門的地緣政治環境相當特殊，因此當地興起的企業家精神如同金門的經濟發展一樣，充滿歧異與多樣的色彩。企業主義對國家控制地方社會構成挑戰，並且在村民與地方政府以及村民與軍隊之間引發緊張關係。金門這種與整體局勢息息相關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這種特殊的依賴關係，與世界各地仰賴軍事基地為生的社區頗為類似，而且持續對國家經濟計畫者以及當地家庭構成挑戰。

傳統經濟

1949年以前，金門傳統經濟給人的一般印象是民眾普遍貧困，農民面對有限的資源、掠奪成性的地方菁英與持續不斷的天災威脅，僅能勉強糊口維生。有句俗諺用來形容這種貧困的情形：「女人長到出嫁，才不過吃到一斗米。」但是，另一段傳達金門人貧困與孤立的俗諺，實際上卻顯示金門更為複雜的處境。人們常說金門生產的糧食僅能維持四個月所需；剩下的八個月，金門必須向大陸進口糧食。饑荒很少出現，那麼這句話真正說明的是金門與廣大的商業網絡有著緊密的連結，民眾可以販售他們生產的貨品——花生、番薯、鹽與魚，並且購買適當的糧食供自己食用。

金門也透過自身的勞動網絡與廣大的世界連結起來。十九世紀中葉之後，越來越多金門人離鄉背井到海外謀生，因此整個東南亞到處都有金門人的社群。很少有移民真正實現發財的美夢，但他們匯回故鄉的金錢卻讓鄉里大為繁榮，連帶促進金門的經濟發展。1940年的調查顯示，金門八千個家庭中，幾乎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員在海外生活。除了海外華人村落之外，其他位於金門的繁榮聚落首推金城。1952年，一名派駐金門的美國中情局年輕幹員表示，金城的街景「完全停留在中世紀，狹窄的街道兩旁全是木造房。房屋往道路突出，就像莎士比亞時代英格蘭的村子一樣。」唯一的例外是一條由磚造屋構成的商店街，這條商店街又叫模範街，是1924年時由商會出資興建的。商會的領袖絕大多數是返鄉的海外華人，他們希望藉由這條街來催化金門經濟的現代化。1945年日本投降後，昔日的商業網絡再度復興，生活水準也開始提高。然而，1949年讓一切全變了樣。

軍事化的發展型國家

古寧頭戰役後的幾個月，金門的經濟嚴重崩潰，這點我們已在第二章提過。戰火的摧殘，讓金門島西北部夷為平地，新地緣政治的局勢也讓金門居民無法重拾過去他們熟悉的生計。我曾經描述金門島的漁船遭到摧毀，表面上是為了取得原料，實際上是為了防止士兵叛逃到對岸。軍方拿走許多與村子的生計息息相關的原料，例如用來養殖牡蠣的石條，以及用來固定鹽盤的石堤。到了1949年底，由於與廈門供應商及市場斷了聯繫，許多金門商人發現傳統的經商方式已無以為繼。另一個不穩定因素是人口，到了1949年底，金門包含士兵在內的總人口已超過十萬人。物資短缺非常嚴重。短缺導致通貨膨脹，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從大陸來的國軍掠奪戰利品造成的。竊盜、脅迫使軍民之間的關係緊張。農民必須保護農田，以免未成熟的作物被士兵盜取。「他們偷走我們的作物，害我們血本無歸。」

胡璉將軍指揮的金防部很快穩定了經濟局勢。除了貨幣與物價管制外，還成立了物資供應處來協調臺灣方面的運補作業。當整個局勢變得比較穩定時，長期計畫也隨之展開。經濟上最周詳的干預措施就是土地改革，從1953年底開始，中間曾因1954年九三砲戰而一度中斷，最後在1955年完成。金門的幅員狹小，要實行「耕者有其田」相對容易。大多數佃農直接取得自己耕作土地的所有權，而原地主則依照標準的地價獲得補償。這種做法與臺灣大不相同，在臺灣地主是用長期國債支付。「故農民無須用奪取流血手段而得土地，甚覺安心，而地主所得的地價又能一次全部領到，無須分年攤還，更感色喜。」由美國資助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提供貸款來補償地主。統計數據說明了這個過程未曾造成嚴重衝突的原因：絕大多數農戶擁有的土地很小，只有11%的農地是出租地，全金門僅十三戶能稱為大地主，也就是擁有四十畝（二點七公頃）以上的土地。土地改革之前，89%的農地是自耕農所有；土地改革之後，這個數字增加到92%。換言之，這個過程的結果根本無關緊要。軍方領導高層肯定知道這點。有些人甚至認為，鑑於當前的軍事局勢，土地改革只是徒勞無功。然而，全力投入土地改革的決定背後充滿政治算計，其真正目的是為了凸顯對岸土地改革的失敗。「金門的土地改革，乃實現民生主義的土地政策，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其方法是溫和的，科學的，及不流血的。……這種辦法，在金門前線實行，與金門相隔咫尺鐵幕內血腥的『土改』，將成為一個強烈的對比。」換言之，金門土地改革是一項宣傳措施，用來吸引人們注意大陸土地改革的殘暴，藉此製造國際對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同情。土地改革主要不是用來進行經濟發展，而是作為「與共產黨進行政治與經濟作戰的最佳利器」。

口述歷史證實土地改革對於一般百姓的生活影響不大。幾乎沒有人對這件事有任何看法。如果繼續追問下去，對方也只會用輕蔑的態度指出金門土地太貧瘠，幾乎毫無價值可言。在金門，光靠種地無法生存。不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可以解釋在民眾記憶中土地改革為什麼如此不受關注，因為即使金門實施土地改革，絕大多數土地仍被軍方占用。關於土地總數，並無可靠的統計數據，但1990年代初針對土地被占用的居民進行補償時，檔案紀錄顯示有八千多戶提出了補償訴求。前金門縣長估計，即使過去十年來許多土地已歸還民眾，但至少還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掌握在軍方手中。於是，兩個未明書的事實——一個是歷史事實，另一個事實與1949年後的局勢有關，削弱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第一，金門的生態環境意謂著很少有人能光靠土地過活，因此即使是最徹底的改革也不可能讓金門民眾脫離貧窮。第二，這一點更為重要，決定土地分配的壓倒性因素恰恰就是軍方獨斷占用民眾土地，土地改革完全沒解決這個問題。口述歷史不僅很少提到土地改革，而且很多人記憶鮮明的反而是家園被毀，特別是門板被軍方搶走。這種失去門板的憎恨，逐漸演變成一種可接受的隱喻，反映出民眾對軍方獨斷占用民脂民膏的不滿。過去五十年來，對絕大多數金門人來說，這一直是個不可談論的主題。

如果拿金門與大陸和臺灣相比，可以注意到大環境與政治意志在形塑土地改革上的重要性。在大陸，土地改革有著深遠的政治影響。中國共產黨藉由土地改革實現基本承諾，藉由暴力讓數億中國農民經過火一般的洗禮，迫使他們接受新秩序。土地改革為社會帶來齊頭式平等，把地主這個社會階級完全摧毀。土地改革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影響難以估計，因為緊接其後馬上推動了集體化。在臺灣，一般認為土地改革有助於大幅增加農業生產力、釋放勞動力與過剩的投資資金，促使臺灣在1960年代獲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長。臺灣土地改革的政治效應雖然不像大陸那麼驚天動地，但的確具有重要性。傳統農村菁英的權力基礎遭到動搖，產生的權力真空被另一群人所填補，而這群人又被吸收到國民黨內。金門的土地改革完全沒有這類效果，它既未增加經濟生產力，也沒有導致社會轉變。儘管如此，金門的土地改革依然算得上極為成功。土地改革是金門地緣政治化產生的另一個出人意表的結果，它不是基於經濟發展與現代化這些主流論述，而是基於既有的地緣政治需求，有時進行狹義的軍事化，有時在廣泛軍事衝突逼迫下進行政治或宣傳活動這類廣義的軍事化。

工業化、國有事業與農業推廣

金門土地改革主要是政治議題，旨在吸引世人目光，讓他們了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統治上的差異，而不是為了改善當地民眾生活。不過，經濟福祉本身很快也成為政治議題。今日，當人們談起1950年代初時，他們的回憶完全集中在貧困與不足上面。村民經常向軍人乞討食物。一名退伍士兵回憶說，「每次我們用餐時，村中的小孩子常拿著碗盤在旁邊等著，我們一用完餐，他們即將剩飯、剩菜帶回家。」小學生則靠美國救濟單位的捐贈才能填飽肚子。「有麥片與奶粉。麥片裡到處都是蟲子；你必須煮沸，把浮在上面的蟲子撈掉才能吃。奶粉硬得跟磚頭一樣。你必須砸牆壁才能弄碎。我們在學校有饅頭可吃，但我們會把饅頭藏在口袋裡帶回家，因為父母沒東西吃。」裝救濟食物的粗麻袋可以回收做成衣服。「你會發現自己的胸前寫著『美國人民的禮物』。」因此，「已將昔日貧瘠土壤，砂近荒野，變為肥沃綠洲，造成社會繁榮與自由之堅強堡壘」，在政治上漸形重要。當然，金門的幅員狹小，想創造繁榮的假象只需從臺灣加強援助就能做到。然而這麼做會增加治理該島的成本——主要由國防部負擔，而且在政治上並無太大益處，無法彰顯中華民國統治的優越。

推動工業化的努力——包括國家與私人，從一開始就因為軍事局勢而遭受挫折：除了整體政治環境的不穩定，也包括供應前線時遭遇的危險。缺乏工業發展是1958年疏遷之後，金門人口減少的第二個主因。從1960年代晚期開始，越來越多年輕人離開金門到異鄉尋找工作機會。金門人傳統的移民目的地，因東南亞新獨立的國家採取較嚴格的排華移民政策而遭到封閉，臺灣於是成為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從1960到1980年代晚期，將近兩萬名金門居民移居臺灣，臺灣本島南部農村人口此時也正值工作年齡，金門居民於是與他們在臺灣合流。有些金門人的家人早在1958年疏遷來臺，他們是來臺依親；但絕大多數來臺的還是年輕人，他們來這裡找工作或接受高等教育，主要定居在臺北附近的工業郊區，例如永和、中和與三重。他們在這裡從事加工出口業的工作，為臺灣的經濟革命貢獻心力。（金門人移居臺灣的另一個理由是加入軍隊。對金門窮困家庭的孩子來說，加入軍隊通常是唯一能接受教育的方法。1990年代擔任金門縣長的陳水在回憶：「我是金門中學在金門復校〔1958年疏遷之後〕的第一屆學生。我家沒有錢供我唸大學，所以我決定去讀政治作戰學校，但代價是要服十年兵役。」）

努力發展在地產業，這種做法並非毫無建樹。其中重要的成功例證是胡璉於1950年引進高粱。在軍事化的條件下，高粱成為金門經濟基礎的象徵。據胡璉自己的描述，他推廣種植高粱，不僅能充當燃料，還可以作為防風林防止土壤侵蝕，也可以提供糧食。然而不久他發現，雖然可以讓金門人種高粱，但金門人卻不吃高粱。就像來自廣東的士兵吃不慣饅頭，金門村民對高粱很陌生，也不喜歡吃高粱。他們比較喜歡傳統食物番薯。跟胡璉過去遭遇的許多爭議一樣，高粱也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政治問題。地瓜粥或番薯簽是絕大多數金門人熟悉的飲食，這顯示金門整體的貧困。在中國飲食文化中，番薯是受到鄙視的，它被視為窮人的食物，體面的人家會用番薯來餵牲畜而不是給人吃。1949年以前，島上的有錢人家吃的是米，米透過廈門從大陸進口。在度過1949年最初的危機之後，擴增的金門駐軍絕大多數仰賴臺灣供應的稻米。因此當時士兵吃的是白米，而民眾吃的是番薯。兩種主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價值，完全否定了牆上的標語與公開宣傳的觀念：「軍民一家」。

胡璉於是想出另一種利用高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高粱也能用來製造蒸餾酒。在軍隊與村民擁有其他娛樂之前，酒一直是部隊最主要的消遣所需，每個月有超過十萬瓶酒運到軍中。胡璉因此想到，何不在金門當地釀酒（圖9-2）。1950年底，第一瓶金門高粱酒在當地上市，價格比臺灣的酒便宜。高粱酒很快就主宰了市場。胡璉這個計畫的效益開始顯現，軍方利用酒廠收入向臺灣買米。白米運到金門後，再用白米與農民交換相同重量的高粱。金門農民一年一度的大事就是酒廠代表到每個村落拜訪。代表們載著一車車的白米前來，然後用白米交換高粱。在臺灣，高粱的市價大約是白米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金門農民馬上看出種植高粱的好處，以重量進行交換對農民有利，同時也等於國防部對農民進行間接補助。然而，好處不只是這些。白米交換計畫意謂著金門民眾可以在不增加軍方後勤負擔的狀況下吃到與士兵一樣高品質的糧食。不到幾年的時間，許多金門農民已經讓大部分農地改種高粱。（他們一般會留下一小塊地種番薯，一小塊地種植像蔬菜這種高價值作物。我接下來會解釋為什麼蔬菜屬於高價值作物。）

圖9-2　早期金門酒廠工人裝瓶情形（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高粱酒計畫的成果遠超過胡璉的預期。到了1950年代中期，金門高粱酒在臺灣變得極受歡迎。初期，酒廠由戰地政務委員會控制管理，酒廠的營業利潤占了委員會絕大部分的收入。1970年後，營業利潤直接歸入縣庫，而且占了金門全縣收入的一半。（實際上這個比例是未知的，因為縣府與戰地政務委員會並無確切的預算數字，而且統計數據也未呈現國防部與中央政府移轉的絕大多數款項。）

種植高粱只是整個金門經濟發展計畫的一環。經濟發展本身即是目的，但也連結著其他政治與軍事事務的利害相關，例如證明金門的政策比大陸來得優越，以及減少臺灣對金門的運補負擔。於是，經濟發展本身也被軍事化。經濟發展的概念化，充分說明金門島地緣政治處境與更一般的發展論述之間的互動關係。一方面，不安的政治局勢使投資乃至於物質供應不穩定，從而使工業難以在金門獲得重大進展，金門的經濟因此必須絕大部分維持農業形態。另一方面，國家在協調發展上扮演核心角色，這樣的假定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一直是討論臺灣乃至於世界發展時的重要主軸。

經濟發展的問題也顯示現代化與軍事化原本想解決問題，卻造成更多問題。金門經濟的核心問題，例如金門的落後與貧困，就是金門人過於仰賴單一主食番薯，以及伴隨而來經濟上缺乏多樣性。但這個處境的產生，不是源於經濟落後，反而是政治環境切斷了金門島過去所處的商業與勞動網絡。

1950年代初期，針對金門基礎建設所做的重大投資，經常被說成是國家推動經濟發展計畫的一環。舉例來說，鋪設密集的道路網以及龐大的灌溉改善工程，特別是儲水設施。但在這些建設背後，主要的關切基本上還是軍事；經濟發展只是附帶效果。國家建設對民眾經濟最有幫助的主要是農業政策，而這方面最重要的單位就是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農復會首次視察金門後，指出三個重要問題——瘟疫與疾病防治、造林預防土壤侵蝕，以及農業擴展增加生產力。疾病防治已經在第七章提過。造林至少有一部分是軍方關注的問題，因為胡璉認為造林可以為軍事調動與設施提供掩護，但卻歸類為發展建設。造林也與人民動員息息相關，因為民防隊員與士兵都要種植與照顧幼苗。某位前縣長回憶說，「四十年代，造林是非常辛苦的，每一棵樹都要掛一塊小鐵牌，上面寫種植人的名字。」農復會第三個重點是農業，「農業技術與知識，均甚落後，所有農、林、漁、牧各項生產，應依循現代化農業進步方法，參酌當地農村習俗」。但是，政治關切總是擺在優先位置，「金門鄰近大陸，戰事隨時可以發生」。在農復會協助下，農業實驗站引進了數百種新作物。農復會也支援在1953年創立的農會。當時傾向於建立與大陸同類型的組織以互別苗頭，農會的成立即是反映這個潮流，顯示金門的農會不會像大陸那樣具壓迫性，而且也較具成效。但是，到了1950年代晚期，農復會轉而將農會當成改良農業生產的主力。在農復會資金協助下，農會提供大量肥料、殺蟲劑、種子與飼料給金門農民。農復會也提供農業貸款，而這是金門農民增加產量的關鍵。除了農民，農復會也向當地駐軍推廣農作。1955年，國防部要求農復會接受「勝利菜園」的提案，提供士兵工具與知識，讓他們利用空閒時間在基地周圍的農地耕種，減少進口，緩和當地市場壓力，改善士兵的生活水準。

農業發展計畫的目標，具有經濟與政治意義，想評估這些計畫，我們必須從經濟與政治兩個領域入手。以農業來說，戒嚴時期最大的發展是高粱產量大幅提升，但這點與農業推廣工作本身沒什麼關係，高粱的增產是為了滿足酒廠近乎無止盡的需求。其他主食作物如大麥、小麥、大豆與花生，增加幅度遠不如高粱。番薯是例外，平均年產量從五千到一萬噸增加到三萬五千噸以上。這是因為農復會從臺灣引進高產量的番薯品種所致。

政治領域反而沒有那麼複雜。農復會印製了無數小冊子宣揚金門的成就。「今日的金門是全國軍民團結一心打造出來的成果，也是國際合作最具體與最輝煌的表現。金門島在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士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金門島讓自由世界的人們分享它的榮耀與驕傲。」1956年，《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提到「一則自然與人為災難、勇敢堅忍以及人民命運終於由剝而復的故事。」農復會在提高自給自足方面初步獲得成功之後，開始訂定野心更大的計畫。「為什麼不把這座位於紅軍砲口下到處都是沙土岩石的島嶼，改造成針對赤色大陸的進步訓示實例？」為了證明農業推廣的成效卓著，宣傳資料上還有年輕農夫抱著大番薯與大西瓜的照片。這些照片類似美國四健會農業推廣計畫（US4-Hagricultural extension program）的出版品，但更像是大陸大躍進的文宣。冷戰時期海峽兩岸的對立，營造出一種耐人尋味的鏡像過程，它使任何一方都無法承受畏縮怯戰的代價，無論是多麼天馬行空的戰爭。舉例來說，對岸宣稱栽種出巨大的蔬菜，適當的回應方式絕非否認有這種事，而是宣稱自己能種出比對岸更大的蔬菜（圖9-3、圖9-4）。

圖9-3　金門出產的大蘿蔔（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圖9-4　巨大的高梁（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這種宣傳邏輯透露了許多內在的弔詭或矛盾。首先，金門民眾是自由的，但他們必須接受軍隊的保護以及生活在美國讚揚的和平表象之下。兩名美國評論家指出，「總之，這一切都是假象，儘管眼前的海峽風平浪靜，但大陸依然醜惡而危險，金門人心知肚明，而且金門屯駐了重兵，士兵的數量甚至超過了居民。是軍人管理這座島。他們負責金門的改善，道路、樹木、井水、灌溉系統、學校……與安全。在美國農復會的技術支援下，軍隊使金門成為肥沃菜園與龐大軍事陣地的混合物。」其次，堅忍不拔的精神成為金門人性格的核心部分，是他們英雄主義的象徵。他們如何在忍受物質貧困的同時，又能享有如此巨大的經濟發展？要解決這種弔詭，必須了解忍受物質貧困與蒸蒸日上的繁榮既是打擊共產黨的利器，也是中華民國政權正當性的表徵。

儘管有這些成就——有真實的部分，也有宣傳的部分，金門的農業發展仍面臨一些明顯的事實，那就是農業推廣無法解決金門島孤立下的基本生態限制。國家介入發展，產生的潛力是有限的。高粱酒與其他國有企業為當地勞工提供了工作機會，也為當地政府帶來財源，然而金門要工業化或發展出口導向的商業型農業是不可能的。金門島經濟成長的真正關鍵，取決於稍縱即逝的經濟機會、誘因，以及當地家庭面臨的限制。軍事化的效果就是如此，但成果的產生完全是不經意的與出乎意料的。就跟臺灣一樣，個人與家戶在市場驅使下做的選擇是促成經濟轉變的主因。但在下一節我們會看到，金門的市場是獨特的，它並未與全球資本主義整合在一起，而是地緣政治決定了市場。

阿兵哥生意

1970年代中期，金門有登記的商號將近四千家。當時金門人口大約六萬人，家戶數量約一萬戶。也就是說，大約有四成的人家經營生意。這肯定是人類有史以來企業家比例最高的社會之一。但實際的企業主比例，絕對高於此數，因為有許多家庭經營小本生意，他們根本沒想過要登記。在登記的商號裡面，幾乎有一半是「特殊店鋪」——冷飲店、茶藝館、小吃店、理髮店與撞球店，這些店鋪做的幾乎都是駐軍士兵的生意。按照金門當地的說法，這些生意稱作「阿兵哥生意」。阿兵哥指的就是士兵。我知道這麼做可能讓人產生不同的感受，不過我還是把士兵翻譯成阿兵哥，因此士兵生意又稱為阿兵哥生意。金門由於士兵數量比居民多，造成金門人口的獨特現象，許多居民成為靠士兵維生的小商人。雖然有國家支持的各項發展計畫，但真正維持金門經濟的還是阿兵哥生意，而這也對當地生活產生多樣的影響。

其實金門當地與駐軍關係最密切的經濟活動首推農產品買賣，雖然金門人並不把這一項歸類為阿兵哥生意。這種商業性農業缺乏可靠的統計數據，但確實有許多（或許是絕大多數）農業家庭從事農產品買賣，進而見證了大量駐軍對金門的企業主義有著推波助瀾的效果。商業的繁盛甚至早在大陸淪陷之前，也就是1949年大量軍隊移防金門時就已開始。許多人回憶時提到，由於需求大增，糧食價格高漲，他們在激勵之下開始與軍隊做生意。有人回憶說，「當時兵多，吃、用消耗量十分驚人，以賣菜的來說，再多的菜也很快賣光……因此賣菜的一天要賺個三、五兩金子，可說是易如反掌。」商品農業，對許多家庭特別具有吸引力，因為這種做法不需要資本，而且很快就能獲得報酬。「當時金門已經住了很多軍隊，我原本打算做一點小生意。和媽媽商量，但她不同意，家裡也沒有資本，因而作罷。那時部隊需要吃蔬菜，但當時金門種菜的人很少，因此蔬菜的價格飆的很高。那時伙房買菜，一塊白銀才買三斤的菜葉，我種了一小坵的高麗菜。」農民專注種植成長快速的蔬菜，從種子到收成運往市場販賣只需要幾個星期。農復會支持的農業實驗站提供協助，輸入並且傳布新作物的品種資訊。洪宏成在1950年代初期是個輟學的青少年，他記得當時種菜是個非常賺錢的工作。「那時，公務人員一個月的薪資才三百五十元，但種菜的收入，如果菜價好時，一擔菜就可能有四、五百的收入，雖非天天如此，但以天數平均來說，實在比公務人員的收入好得太多了……。我大舅子歐陽金章，他高中畢業，縣政府聘他去當職員，我親家母不讓他去，親家母說：你（歐陽金章）去當公務員，月薪收入根本不夠弟妹生活開銷。」當洪宏成結婚，並且分到1961年分割的地產時，家族的土地已完全用來種植蔬菜。

金城很快發展出每日營業的農產品市場。每天早上，全島各地的農民都會聚集來此。王英川回憶：

民國六十年前後，我就種了很多菜，大部分賣給部隊。每天都要很早起床，一般都是凌晨三、四點出發；早的時候，十二點多或凌晨一、二點就要出發。那段時間金門尚在宵禁中，從后盤山挑到后埔，要繞道走小路，走山路，避開檢查哨，但還是必須攜帶身分證，以備臨時查驗。早到可以占得好地點，早到也可以在市場走道打盹。開市之前，菜販會來看，整擔整擔賣給菜販，由菜販再賣給部隊；也可以自己賣，不過較浪費時間，有時會賣不完。早期很好賣，一擔一百五、六十斤，一個連就買走了。一般都是整擔成交，今天買白菜，就全部吃白菜，明天買高麗菜，全連都吃高麗菜。

對軍方來說，將軍火、糧食、燃料與加工食品運往金門，以供應守軍需求是刻不容緩的事。金門農民決定種植與販售蔬菜，確實緩和軍方的頭痛難題。另一種需要運補的食物是新鮮肉類。金門幾乎沒有養豬的傳統，1952年時島上的豬不到八百頭。（與1949年相比無疑減少許多，因為在古寧頭戰役後的混亂時期，許多牲畜都被士兵偷走了。）1950年代初期，金防部每月運送兩千頭豬到金門以滿足當地需要。金門農民也在這個時候呼應駐軍創造出來的新誘因，開始飼養豬隻，從而減輕了國家的負擔。1958年，胡璉回到金門二度擔任司令官，他評論說，「這裡的豬比人還多。」這句話說得誇大了些。1950年代中期，金門農民飼養了大約兩萬頭豬。「當時，如果你養了八頭豬，那麼你的家境已經算不錯。我們家養了十二頭，有四頭在八二三砲戰時被炸死。」

在高度軍事化社會的經濟活動模式裡，最成功的養豬戶與養豬數量最多的地方通常位於鄰近軍事基地的村落裡。農家把高粱或番薯打成泥來餵豬，如果再加上餿水與剩飯剩菜，那麼豬會長得更快。營養價值最高的餿水來自軍方的伙房，靠著這些餿水，小豬仔可以長到九十公斤重，大約六到八個月就可宰殺。有個笑話說，一名農夫到軍營裡收集餿水餵豬，等到部隊換防時，他擔心接下來可能沒有足夠的餿水，於是他開始愚蠢地打聽即將調來的部隊人數。可想而知，他因此被懷疑是共諜而被捕入獄。

為了實行模範縣計畫與改善農村衛生，農民接到命令，必須將豬隻從住家或住家旁邊的臨時豬圈搬移到專門設立的豬圈裡。豬圈本身成了更大衛生工程與檢查體系的一環。鄰長楊水和回憶表示，衛生要求完全不切實際，充分證明戰地政務系統的獨斷。「那時金門很注重環境衛生，一星期就檢查一次，嚴格的程度甚至連豬舍也不能有蒼蠅，如發現豬舍有蒼蠅就說是妨害衛生，一定要處罰。」即使人們認為衛生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但針對豬圈設下的規定，卻再次顯示軍事化政權本身就是問題的元兇。金門村民把豬養在家裡不是因為他們粗鄙落後，而是因為他們擔心豬被偷走——他們的擔心絕非空穴來風。軍隊紀律的改善與軍隊糧食供應的確保使金門農民接受命令，在住家之外另外興建豬圈，這與文明水準的提升毫無關係。

兩位企業家

阿兵哥生意的另一面，是零售與服務業。這些商業絕大多數存在於島上的村子裡。1950年代初，他們提供商品與服務給住在自己家中的軍人；當軍隊搬到新建的基地時，村子的店鋪就成了軍人主要的娛樂地點。同樣的商品與服務，村子的店鋪要價竟是鎮裡的兩倍，但村子擁有難以抵擋的優勢，因為士兵可以不用搭乘巴士到鎮上，一有空閒時間就能直接到村子裡消遣娛樂。

翟芬生於1953年。十四歲時，雖然義務教育已經實施，但「我只上了幾天學，因為我沒有時間。」母親在她八歲時去世，翟芬必須照顧兩個年幼的手足。翟芬十幾歲時已是家中重要的經濟支柱，她靠著幫附近士兵洗衣維持家計。二十二歲那年，她嫁到鄰村。「我父親覺得他不錯，就選了他。經過媒人介紹，我嫁了過去。但我其實不想嫁人，我想當個尼姑。」翟芬婚後搬到夫家的村子，那裡的士兵較多。「那裡的軍營比較多；到處都是軍人。」於是她洗衣的生意大增，從一天二十件制服增加到兩、三百件。很快她就存足超過新臺幣五千元，開冰店。她在店裡放音樂，自己則利用唱片封套的文字學習閱讀。之後，她把冰店的獲利再投資，另外開了一家小吃店。大約十年後，丈夫到臺灣當建築工人，不久翟芬也跟著到了臺灣。她結束掉金門的生意，在臺灣開了一家路邊攤，專賣金門小吃。夫妻俩用積蓄在臺北買了間房子，她的四個孩子現在仍住在那兒。但翟芬不喜歡城市生活，她結束路邊攤的生意，回到金門重新開了洗衣店。今日，她在金門某個主要博物館外開了一間紀念品商店（她的商品包括從大陸偷渡過來的違禁品——我們將在最後一章討論）。「現在我經常往返於臺灣與金門；如果我不在這裡，我就直接拉下店門……哪裡我最喜歡？不管哪邊我都喜歡。」

小金門的三層樓故事，充分顯示阿兵哥生意在戒嚴時代晚期的變化。三層樓的經營者蕭勝益生於1949年，他的父母跟其他居民一樣，在1949年後開始以洗衣與販售飲料、香菸為生。蕭勝益只上過小學，在1960年代初就開始做生意。1970與1980年代，蕭將商店交由妻子經營，自己則利用貨車做起了無照計程車生意。蕭勝益想開計程車是源自過去的習慣，他常常開車載著來店光顧的士兵回基地。士兵一放假，蕭當天就得早起。「我要開車載他們從所屬單位到營部（好讓他們在通行證上蓋章），然後再到團部，再到師部，最後抵達碼頭。然後我回家開始準備吃的。」他們回憶說，那個時代過得十分辛苦。「我們舊曆新年也照常營業。事實上，過年比平日還忙。每個部隊爭先恐後，我們不斷端上酒菜。唯一的休息日是莒光日（每星期一次的政治教育課程，所有部隊都必須待在營區）。」新兵抵達是生意最忙的時候。「軍官帶著士兵過來，讓他們知道店鋪的位置。每次過來的士兵大約七、八十位。他們都是一整個隊伍帶過來，我怎麼有辦法一個一個認識這些人？」當部隊在島上輪調時，「對我們來說也真的是件好事，因為剛換防的部隊什麼東西都要採買。移防的部隊什麼東西都不會留下，就連燈泡也要打碎。」

1987年，蕭勝益與妻子用做生意賺來的錢，蓋了一棟三層樓的建築物。一樓是雜貨店，二樓是賣吃的地方，三樓則是家人居住。整棟建物花費約新臺幣兩百萬元，以現金支付，因為銀行不發抵押貸款。這是金門最高的建築物。一名軍官過來檢查房子，確認這裡設了防空洞與射擊孔，「他對我們說，『你們這麼有錢，為什麼不乾脆搬到臺灣？』別開玩笑了，如果我們搬到臺灣，誰賣東西給軍隊？」蕭勝益說，生意最好的時候，每個月進帳約三十萬元。他們從村裡僱用三名年輕女孩來幫忙，月薪兩萬元。「以前賺錢的方式很多。如果你想找老太太幫你打掃，你每個月必須付她一萬元，而她還不一定肯來。」

根據1959年的紀錄，當時普遍的生意是理髮店、澡堂、茶藝館、小吃店、洗衣店、撞球店、租書店與販售日常用品的雜貨店。洗衣店可能是數量最多的。這些非正式的商業都未經過登記，因此我們無法得知總共有多少家庭為士兵洗衣。官澳村的人口約一千人，人類學家張明純發現有十八戶負責為軍隊洗衣。在所有的阿兵哥生意中，門檻最低的就是洗衣，它幾乎不需要資本，只需要公開表明自己願意洗衣就可以。「我不算是自己開店，我只是很努力工作。我立了一個牌子，上面寫了幾個字，然後阿兵哥就把衣服丟給我。我一天可以洗二十到三十套衣服。」洗衣店也必須做點縫補工作，於是縫紉機變成了村裡女性必備的嫁妝。「我太太洗衣服；我女兒補衣服。我不記得她一天要處理多少套衣服；我只記得她整個早上都在洗衣服，整個下午都在熨衣服。」

除了洗衣店，另一種到處可見的行業就是雜貨店。與洗衣店一樣，無法確定雜貨店的數量，因為許多店完全沒有登記。但張明純在官澳村找到十三家，占了所有阿兵哥生意的三分之一以上。不過這顯然是低估，因為有些雜貨店其實只是在自家庭院前面擺張桌子，就做起生意。他們賣的東西包括乾貨，如米、罐頭食品與食用油，還有日常用品，如肥皂、香菸、衛生紙、文具，之後還有電話卡。在阿兵哥生意中，村子裡的雜貨店算是比較特殊的一種，雖然它們存在是為了滿足士兵需要，但當地村民也是它們的主顧。開雜貨店的家庭，家中典型的分工方式是由丈夫到金城鎮向批發商採買，然後挑著扁擔步行回村子，至於妻子則負責顧店。許多雜貨店還兼賣小吃，絕大多數是非正式的，沒有固定菜單。家中女性只是簡單炒個飯、麵，或煮水餃。當軍中不開伙，士兵們只能吃野戰口糧時，就是這些店生意最好的時候。小吃店也能提供像樣一點的菜——駐守金門的士兵已形成一個慣例，會在一定時間請同袍弟兄吃飯：當服役滿一年、役期只剩一百天（俗稱「破百」）或退伍前夕，士兵要請大家吃飯。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提供娛樂的生意越來越多。1980與1990年代出現卡拉OK與電玩店之前，金門最流行的娛樂是撞球，許多村民在自己家中擺了一兩張撞球桌，就成了一家小型撞球店。1960年代，撞球桌與撞球設備的成本約要新臺幣三千五百元。相形之下，開撞球店顯然需要更多資本，通常只有生意興隆的店家才有能力多角化經營撞球生意。撞球店另一個與洗衣店和雜貨店不同的地方，是在店裡工作的通常不是家人，而是另外僱人。士兵喜歡年輕女店員，因此許多撞球店的店員通常由少女擔任。

金門絕大多數的生意都是家族生意，地點就在家中，店員全是家人。一般來說，店家勞力的來源絕大多數是女性，此外，女性還要照顧孩子與負擔家務。男人在外受僱工作，返家後也會幫忙家務，務農的人則收入普遍不佳。孩子放學後會幫著做生意，許多人中途輟學，主要是因為他們必須在家裡工作。阿兵哥生意通常由家族經營，這與資本的來源有關。資本通常來自農業收入或存款，或者向家族成員借貸。在軍事化的巔峰時期，阿兵哥生意成為家戶所得的大宗，不過絕大多數家庭仍兼做阿兵哥生意以外的工作。金門的公部門由於監視與規訓的需要、各方要求基礎建設的呼聲，以及推廣教育進行宣傳，隨著整體經濟的發展而大幅擴充。1954年，公部門的僱員已超過四百名；到了1960年代晚期，數字增加到一千名以上，這個數字維持了二十年。1960年代到1980年代，金門總戶數大約在六千到一萬之間，也就是說，金門大約有10%至15%的住戶，家中有一名成員領取政府的薪水。張明純發現，家中有人擔任公務員，最有可能開店。

阿兵哥生意把家庭所有的勞動力組織起來，讓他們生產士兵需要的商品與服務。從這點來看，這跟軍事化沒什麼兩樣。阿兵哥生意的勞動體系類似於其他軍事化較低的亞洲社會，家族生意使用低成本的女工與童工，使工作與家庭之間喪失了界線，而且少了一股純粹的生產氣氛。阿兵哥生意也對金門家庭的性別安排與期望，產生複雜的影響。我的印象是，中等規模的生意最容易造成不穩定的影響。在家庭裡，妻子只是做點洗衣的工作，或者在家裡擺攤賣點雜貨，商業參與以及女性在家庭收入上扮演的角色日漸吃重，但並未導致傳統父權社會的崩解。從事大規模商業（如吳宗山的製刀廠）的家庭，男性成員整天工作，女性則負責經營店面，顧客看不見的家務反而退居第二位。儘管如此，傳統安排仍未受到劇烈破壞。這類商業形式類似臺灣的家庭工廠，新的經濟行為並未削弱既有的家庭模式，反而產生加強的效果。阿兵哥生意真正產生影響的是像翟芬這樣的家庭。她的生意是家中主要收入來源。雖然她的婚姻是經過父親之命媒妁之言，但她的經濟角色使她在家中擁有難得一見的權威。「家中大小事全由我決定。他（我的丈夫）不用擔負這麼多責任；他比較像是我的員工。」翟芬的丈夫同意她的說法，他進一步指出，翟芬的權威並未局限在生意上，家中的事也都得聽她的。「因為賺錢的人是她，當然由她來決定……例如買土地。從選地到拍板定案，全都交給她。我支持而且尊重她的決定。」

阿兵哥生意雖然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這些經營者無不處心積慮進行創新與多角化經營。為了避免局限在低門檻的生意，大多數家庭必須結合各種形式的行業。一般來說，阿兵哥生意是從洗衣開始，然後擴展到其他領域，例如小吃、娛樂、雜貨店、理髮等等。有些家庭同時進行五到六種生意。「我們賣飲料、洗衣服、賣冰、經營撞球店。我們家就像百貨公司一樣；士兵需要什麼，我們就賣什麼。」一些比較成功的零售生意日後進展成批發商，他們在1950年代取得資本與人脈，1960年代後進一步擴大生意。由於小生意的門檻太低，競爭激烈，因此許多家庭不得不持續擴展販售新的產品，甚至開展新的生意以維持利潤。近年來小吃店風行的最新吃法是炒泡麵——就是把維力炸醬麵炒過一遍，然後加上蛋、菜與肉絲。正如一名小吃店老闆寫的，「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炒泡麵、如果你還沒吃過，那麼在金門可就真的落伍了。」

由於阿兵哥生意絕大多數未受規範管理，因此整體的商業規模多大，並無可靠的統計數據。異議報紙《金門報導》轉引報導，在1980年代晚期，軍隊消費每個月可以讓金門經濟獲得兩億元的收入。撤走一個師，也就是近萬名兵力時，每月收入至少遽減了五千萬元。對軍隊的依存，造成金門社會在軍事化與當地生活地緣政治化的巨大矛盾。地緣政治造成的緊張對生意有利。局勢越緊張，表示有越多軍隊駐紮，越多軍隊駐紮，當地經濟就會越繁榮。反過來，局勢要是越平靜，島上居民的生活就會惡化。這個矛盾在1990年代初達到頂點，去軍事化威脅金門整體經濟的發展，並且迫使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金門民眾必須尋求新的方式營生。

阿兵哥生意的問題

戰鬥村計畫與地雷的埋設，重塑了金門島的地理環境，阿兵哥生意也起了一樣的作用。山外村主要就是因為阿兵哥生意而發展起來的。起初，山外在1951年被規畫為古寧頭戰役離散家庭的移居地。但隨後阿兵哥生意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居民移居此處（圖9-5、圖9-6）。在戒嚴初期，還有其他五個村子也曾出現過大幅成長。理由顯而易見：所有生意興盛的村子全位於師部附近。一名居民說：「我們頂堡以前稱得上是一個繁榮的聚落。在金門駐軍很多的時期，頂堡是金西師師部所在地。那時村裡設有戲院，軍隊消費人口很多，那時候很多外鄉鎮的人跑來頂堡開店，人潮很多。」

圖9-5　1950年代的山外（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圖9-6　2016年的山外街景（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平民聚居在軍事基地附近，在全球各地不乏其例，因為軍事基地能提供防衛保護或經濟機會，也可能兩者兼具。但與軍事基地為鄰也有危險：戰時，軍事基地會吸引敵方砲火；即使在和平時期，軍事基地也存放了武器與重設備，很容易發生意外。此外，士兵本身也經常對平民造成危害。金門人口為了商業目的而往軍事基地周邊移居，這個重要指標顯示金門日常生活的軍事化。一旦士兵離開寄居的民宅，搬進自己的軍營裡，阿兵哥生意就成了士兵與民眾交流的主要媒介。1980年代駐紮金門的一名士兵提到，他對金門當地軍民互信的程度感到驚訝。「對於義務役士兵來說，這些店家形同避風港」，使他們能躲避軍官的監督。有許多故事提到士兵與他們光顧的商店之間的溫情；老一輩的居民記得曾受邀到軍營吃飯，或者是交換當令的食物。軍民的關係完全是非正式的；常客會在店裡煮飯，而在電視與錄影機普及之後，他們還會留在店裡看電視。士兵與老闆也是理所當然的盟友，他們共同的敵人是憲兵。「宵禁時，憲兵會前來搜查士兵。他們躲在我們店的後頭看電視……我們就像哨兵一樣，如果看到憲兵來到村外頭，我們會馬上通知士兵……快點，到裡面來。有一回，有人從窗子朝憲兵潑了一桶水。有時，我們會把卡車直接停在門口，把士兵藏在裡面。如果被查獲，我們會說，我們是做生意的；如果士兵在裡面，全是士兵的錯。」

但是，阿兵哥生意也造成軍民之間的問題與緊張。造成緊張的一個普遍來源是賒帳。士兵經常向當地店老闆賒帳，往往每個月結清一次，通常是在領到軍餉或臺灣的家人寄錢給他們的時候。每一家店都有一本祕密帳冊，上面記著客人的姓名與賒欠的數目。蕭勝益估計，軍人在他店裡賒的帳，普遍在兩百萬元左右，每個士兵賒個幾千元，但賒帳的士兵總數竟接近千人。帳冊並不公開，主要是因為當局不允許賒賬。警察經常提醒村裡的官員與店家，賒帳是禁止的，「這樣才能端正軍中風紀與防止軍民衝突。」每隔一段時間，店家會被要求簽下絕不允許賒帳的切結書。這些店家心知肚明，如果不讓士兵賒帳，恐怕就要面臨關門大吉的命運。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士兵無法到基地附近的商店舒展身心，恐怕難以忍受苦悶的金門生活，因此士兵賴帳不還的事相當罕見。蕭勝益只記得三件嚴重的賴帳事件，士兵累積的債務居然超過了十萬元。因此，賒帳與還債一直是阿兵哥生意中一個引發衝突的來源。

地方官員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軍事物資往民間經濟散布。陳炳仁提到，在他任內曾經出現兩起重大的軍紀問題，其中一項就是軍事物資的非法買賣。一般而言，買賣規模並不大，尤其在一開始。老舊汰換的軍服大量出售到社會上，造成軍民不分的景象。或者，賣菜給軍隊伙房的小販，開始買進軍中過剩的庫存或過期的用品，例如罐頭肉品，然後再轉賣出去。每個人都把轉賣軍中物資的規定當成耳邊風，然而等到小販開始從事非法的油品交易時，就無法等閒視之了。1963年，操作農業機械與行駛漁船需要燃油的民眾，受到嚴正的警告，如果非法買進軍事用油，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但問題仍懸而未決；十年後，村民大會上村民又受到警告，不許購買軍方油料。

更令人擔憂的是，轉賣軍事物資可能危及軍紀與軍方的權威。一份針對店家與士兵共謀違反宵禁與妨礙憲兵執法的治安報告指出，應該對民眾進行教育，「使民眾不破壞軍紀與公共秩序」。說得更清楚一點，由於店家成為遠離軍隊的避難所，很容易成為違法犯紀的地方，例如賭博。店家「自主」簽下切結書，表明絕不會讓士兵賒帳，當中也附帶禁止賭博。金門有一則鬼故事充分說明賭博如何與軍紀以及軍民關係交織在一起。故事發生在一間雜貨店二樓的麻將間裡。參與的人士表示，「金門到處都是麻將間。」故事的主角是三名士兵，他們跟一位陌生人打了通宵的麻將，他們贏光他的錢，那人離去後，士兵贏來的錢突然變成了冥紙。他們詢問店家，但老闆沒看到有陌生人進去或離開。當他們告訴老闆陌生人的名字時，老闆這才想起那是過去的一個老客人，他積欠士兵與地方流氓大量賭債，走投無路之下，在役期即將結束之前自殺。

除了賭博，阿兵哥生意也引發喝酒鬥毆。翟芬解釋說，她自己的小吃店就曾發生過打架事件，她甚至要親自介入排解。「有一回，一群士兵正在吃飯。其中一人即將離開金門，於是所有人打算一起為他送行。不知何故，他們突然打起來。我們把他們拉開，試圖讓雙方冷靜下來。如果當時送交調查的話，他們一定會遭受處分。不僅如此，他們還會被禁足，這樣反而影響我們的生意。所以我們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如果民眾捲入鬥毆，情事嚴重者，士兵還會交付管訓。戒嚴時代晚期，這類事件逐漸形成問題，而且也變得越來越棘手，因為它讓軍民的緊張關係浮上檯面，破壞了長年營造的團結形象，金門最核心的政治功能變得岌岌可危。

民眾極為仰賴阿兵哥生意，這點成了當局控制民眾的新手段。由於這種控制是由軍方直接行使，因此在縣政府檔案中並無相關記載。這方面的細節只見於口述歷史與異議刊物。單張印刷的《金門報導》曾在1990年代初刊載了幾篇故事描述這類控制。例如1991年5月，五名喝醉的士兵與兩名民眾發生鬥毆事件，第二天村民接到通知，往後一個月士兵不許進入該村，憲兵在村子的出入口站崗，防止士兵進村。兩年後，小金門碼頭也發生類似事件，導致憲兵禁止士兵進入當地阿兵哥商店裡。

管制阿兵哥生意，不僅可以確保居民自我監督，也能用來緩和軍民的緊張關係。基於軍事理由，汽機車引進金門受到嚴格管制，太多民用交通工具會妨礙軍用交通。1980年代，接續數任金防部司令批准進口八十輛汽車作為計程車。檔案資料指出，當時是用抽籤的方式決定誰能拿到計程車執照。1984年，官方統計金門有兩百輛計程車。但《金門報導》卻表示事實上有兩百零一輛計程車營運。多一輛計程車是因為有一名在軍營外收集酒瓶的婦女遭士兵強姦殺害，為了平息此事，她的丈夫獲得了計程車執照。

仰賴阿兵哥生意的結果，一旦軍隊人數出現變化，金門人的生計便大受影響。第一起爭議發生於1979年，為了回應金門物價比臺灣高的怨言，軍方決定擴大軍方商店網絡，讓士兵可以用補助價格購買個人用品。此舉引發村民的嚴重關切，他們要求官員不要這麼做，以免危害他們的生計。然而更嚴重的是軍隊從特定基地撤離，乃至於整個離開島上。蕭勝益記得軍隊撤出小金門是他們家族生意衰微的開始，而且從此未再恢復。「1997年，整個營都撤掉了。這是小金門撤軍的開始。事前完全沒有預警，命令一下，一個月後軍隊就離開了。於是我們開始減少存貨。」軍隊離開就永遠不再回來。昔日圍繞基地興起的市街，現在成了荒蕪之地。

結論

除了勞動力移往臺灣，軍事化現代性並不表示金門被併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相反地，1949年後金門完全孤立於世界其他地區。但金門並未與流通全球的觀念絕緣，金門當局在1949年後實施的經濟政策是全球發展論述在當地的變形。在這個地區，無論是共產主義政權還是非共產主義或反共產主義國家，都由國家一手主導與指示土地所有權的改革與工業發展。但在金門，這些政策主要的目標卻不是經濟發展，唯一與經濟有關的是在滿足軍事需要上盡可能減少金門對臺灣的依賴。這些政策也不是針對狹義的政治目標，如支持國內政權與防止革命團體的滲透，而是證明金門政府比對岸的宿敵來得優越。戰地政務委員會推動發展，是為了進行地緣政治宣傳。整體而言，這些政策不是非常有效。從各方面來看，臺灣的經濟奇蹟完全忽略了金門。由於金門經濟絕大多數是非正式的，我們因此很難做出有意義的比較，而金門的所得水準也遠遠落後臺灣。根本的原因不言而喻，地緣政治的考量使島上幾乎無法進行工業發展。雖然曾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但主要是基於軍事目的。經濟資產去國有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大量民營企業，不僅是臺灣發展的關鍵，近年來也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但這些現象完全未發生在金門。島上少數大規模企業仍屬國家所有。許多年輕人離開金門，絕大多數是前往臺灣，即使人口不斷外流，許多居民依然選擇務農。金門普遍流行的家庭分工模式是家庭成員中有人擔任公務員、老師或軍人，其他人則繼續務農。許多孩子放棄學業幫家裡從事阿兵哥生意，這種做法讓金門的現代化之路更為複雜，促使金門走上一條另類之路。雖然國家主導的發展，無法讓金門經濟現代化的程度提升到跟臺灣一樣，但居民的生活確實有顯著的改善，只不過這種改善不盡然是國家的功勞，更大原因來自於個人與家庭的努力經營。小資本主義無可抵擋，這是數千家庭在新產生的誘因驅使下做的決定，目的是為了提高所得。民眾的行動導致國防部的經費透過採購預算與士兵薪餉而大量移轉到民間經濟（圖9-7）。

圖9-7　臺灣與金門特定年分人均所得的比較

在這種狀況下，金門的故事也反映出全球化對當地的影響。馬克·伯格（Mark Berger）認為，全球化計畫實際上可以理解成以國家為主體的發展論述的衰微，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義取向則轉而以獲利最大化與消費導向的個人作為全球發展的主體。伯格又說，這並非如某些人所預測的，將導致民族國家的終結，相反地，民族國家只是轉換角色而已。地緣政治化與軍事化使金門發展過程中產生獨特的色彩。

金門這種獨特的經濟局勢導致一些政治影響。1970與1980年代，金門居民整體所得提升，但新興的中產階級卻必須仰賴軍方。金門相對而言擁有較多的政府人員，這些人員來自於縣政府與軍方兩大單位。然而這些人絕大多數在臺灣置產，或者打算遷往臺灣，因此金門的中產階級無法像臺灣或其他地方的中產階級一樣扮演推動政治改革、民主化與去軍事化的中堅角色。最後，對軍事支出的高度依存本身，就是地緣政治化的現象之一，這種現象使金門居民極容易受到地緣政治環境改變的影響，而這些改變也將深刻形塑1990年代的金門。從這一點來看，金門經驗與世界各地（包括世界超強）的軍事基地經濟非常類似。國家安全威脅（也許是真實，也許出於想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在不同地區產生類似的不確定性與挑戰，雖然確切的結果可能有所不同。在金門以及在其他地方，民族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鬥爭決定了居民面對的環境，但真正決定居民經濟命運的終究還是居民自身的抉擇。

吳增棟訪談。收集彈殼是這個時期成長於金門的人的幼年回憶。金門島上沿街叫賣的小販，個個都成了收購彈殼的人，你拿彈殼給他們，就能換得糖吃。楊樹清，《番薯王》，頁33。​​​​​​​​

中共的宣傳品也是很受歡迎的紀念品，當然，收集這類物品是違法的。烈嶼鄉檔案，上林，「安全」，1984年，「檢繳匪偽宣傳品」。​​​​​​​​

吳增棟訪談。​​​​​​​​

關於發展型國家的研究文獻，簡要介紹見禹貞恩（Meredith Woo-Cumings），“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洪湘明，《血島：八千壯士戰死金門紀實》，頁69。​​​​​​​​

與Michael Coe個人通信。東南亞對當地文化有著些微影響，金門人把市場稱為「巴剎」，其實就是bazaar這個字的音譯。​​​​​​​​

林曼清訪談。​​​​​​​​

胡璉，《金門憶舊》，頁21以下。​​​​​​​​

林詩旦、林列，《金門土地改革》，頁2。​​​​​​​​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設立於1948年，是負責處理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經濟援助的機搆。農復會隨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臺灣於是成為農復會活動的重點，直到1965年為止，農復會一直接受美國政府援助，總數以1979年的美元幣值計算為四億美元。根據援華法（China Aid Act），中華民國政府每年必須撥出與援助金額相同的經費到特別基金裡。當美國於1965年停止援助時，農復會便仰賴這個特別基金繼續運作。中美斷交之後，農復會更名為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農復會的活動必須放在當時全球發展經濟學論述的脈絡來理解；事實上，農業建設的關鍵人物晏陽初仍持續在菲律賓、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印度與泰國等地的鄉村復興機構服務。Joseph Yager, Transforming Agriculture in Taiwan: The Experience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林詩旦、林列，《金門土地改革》，頁27。自耕農的數字之所以未達到100%，是因為海外華人或華人家庭可以豁免不用出售多餘土地。相較之下，台灣在土地改革前，61%的土地是自耕農所有，之後則提升到85%。《金門土地改革》，頁40。​​​​​​​​

戢仲玉，〈序〉，《金門土地改革》。​​​​​​​​

《金門土地改革》，頁33。​​​​​​​​

湯惠蓀，《臺灣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統計數據在無意間使人對土地占用的規模產生初步的理解。經丈量後，全島土地有三成被列為公有地。這些土地是無主地。在訪談中，前戰地政務委員林金偉解釋說，許多居民認為土地丈量只是用來徵收新稅的手段，所以他們否認自己的土地所有權。理論上，這些無主地應該重新分配。但實際分配的只有其中的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之二，也就是金門所有土地的兩成如何配置使用，統計中完全沒有提到。這些土地很可能跟其他未丈量的土地一樣，都由軍方占有。林詩旦、林列，《金門土地改革》，頁16，23，53—54。​​​​​​​​

陳水在訪談。​​​​​​​​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45.​​​​​​​​

張銘齋，《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168。​​​​​​​​

吳三騰訪談。​​​​​​​​

沈宗翰，《臺灣農業之發展》。​​​​​​​​

傅崐成、李金振，《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頁469—473。​​​​​​​​

《金門縣志》，頁373以下。​​​​​​​​

陳水在訪談。前線離島居民投入國防具有一定的象徵價值，這表示來自金門的士兵通常會獲得選拔，在臺灣擔任特殊且能見度高的工作。蔣介石的貼身侍衛中，超過一百個成員是金門人。林怡種，〈金門一百零八條好漢走過歲月〉，《金門報導》創刊號，1990年9月6日。​​​​​​​​

胡璉，《金門憶舊》，頁17。​​​​​​​​

見第三章，注13。《金門統計年報》，XXXII（1985），頁314、327。這些統計數據也包括其他國有企業的營利。其中最重要的是製陶工廠，該廠其實是製酒業的一部分，因為它的主要產品是酒瓶。至於其他的都是一些小型產業。​​​​​​​​

溫仕忠，珠山的政治指導員，他回憶當時民防隊員每年規定要種五棵樹。其他民防隊員記得的數目比較多。李清正，《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5；溫仕忠，《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01；陳永財，《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433。​​​​​​​​

《金門縣志》，頁1008。​​​​​​​​

The Invincible Island: Ten Years of Reconstruction on Kinmen, 10.​​​​​​​​

Ibid., 57.​​​​​​​​

“Tight Little Island-Off China,”New York Times, August19, 1956.​​​​​​​​

Copp and Peek, The Odd Day, 5.​​​​​​​​

見Susan Reid,“Cold War in the Kitchen: Gender and Consumption in the Khrushchev Thaw,”211-252.​​​​​​​​

《金門統計年報》，LI（2004），頁29。​​​​​​​​

傅自珍，引自李金生，《烽火紅樓模範街》，頁196。​​​​​​​​

陳永果，《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159；洪宏成，《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136。​​​​​​​​

王英川，《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211。​​​​​​​​

《金門縣志》，頁946。​​​​​​​​

胡璉，《金門憶舊》，頁34。​​​​​​​​

《金門統計年報》（1961），頁13—14。​​​​​​​​

馮進三訪談。​​​​​​​​

《金門縣志》，頁946。​​​​​​​​

白頭翁，〈硝煙下的見聞軼事〉。​​​​​​​​

楊水和，《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170。​​​​​​​​

翟芬訪談。​​​​​​​​

蕭勝益訪談。​​​​​​​​

同上。​​​​​​​​

張明純，〈由金門單人消費性格看官澳商店的發展過程〉，頁189—191。​​​​​​​​

張明純，〈軍人消費〉，頁190—191；翟芬訪談。​​​​​​​​

薛奇進訪談；陳長慶訪談。​​​​​​​​

張明純的一個受訪者親自顧店，不願另外僱人，他希望藉此多省點錢。但士兵卻因此不願上門，不久他就關門大吉。張明純，〈軍人消費〉，頁196。​​​​​​​​

《金門統計年報》，XXXII（1985），頁116—117是公務員數量，頁483是家戶規模；LI（2004），頁29是人口統計。​​​​​​​​

張明純，〈軍人消費〉，頁202。​​​​​​​​

見Ping-Chun Hsiung（熊秉荃）, 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 Class, 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翟芬訪談。​​​​​​​​

薛留進訪談。​​​​​​​​

陳向鑫，〈比營為鄰，逐軍而居的童年〉。​​​​​​​​

《金門報導》1990年9月6日，轉載《醒世報》之〈金門能向「軍管」說再見？〉。​​​​​​​​

這些村子是陽翟、下莊、頂堡、小徑與東林。市場發展的建設統計數據足以說明一切。陽翟市場於1966年重建，有五十九個店家：小徑市場建於1968年，有四十二個店家；東林市場建於1964年，有一百四十五個店家。《金門縣志》，頁252—253。​​​​​​​​

翁天鎮，《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231。​​​​​​​​

高康文訪談。​​​​​​​​

蕭勝益訪談。​​​​​​​​

烈嶼鄉檔案，上林，「综合」，1970年，金門縣警局發函村辦公處，「嚴禁官兵向民間商店賒欠」，1970年6月21日；烈嶼鄉檔案，上林，「综合」，1980年，烈嶼鄉公所發函村辦公處，「檢送防區對民間各商店辦理切結書範式」，1980年6月23日。​​​​​​​​

烈嶼鄉檔案，上林，鄉長發函上林村辦公處，「嚴禁非軍人穿著軍服軍帽」，1965年5月14日；震撼，〈大頭的傳奇〉；烈嶼鄉檔案，上林，縣政府發函辦公處，「嚴禁購買举用油料」，1964年10月1日，頁1—398；烈嶼鄉檔案，上林，「村民大會」，1965年，「村民大會指導要點」，1965年4月13日。​​​​​​​​

王魁，《金門軍區鬧鬼檔案》，106—122。​​​​​​​​

翟芬訪談。​​​​​​​​

金孟人，〈戒嚴下槍聲大作〉；洪大海，〈烈嶼軍民進入冷戰時期〉；林根本，〈金門「百萬」計程車〉。據說戰地政務委員會以禁止買賣要脅阿兵哥生意，藉此左右金門的地方選舉（只有一名候選人，而且是戰地政務員會提名支持），這說明為什麼金門的投票率非常高。羅德水，《兩岸關係發展與金門定位變遷之研究》，頁168；〈島孤人苦，神秘恐怖〉，《時代週刊》，1988年2月，收入劉家國編，《我的家鄉是戰地：金馬問題面面觀》，頁17。​​​​​​​​

烈嶼鄉，上岐，〈村民大會〉，1979年，〈烈嶼鄉六十七年第二次村民大會建議事項分班表〉。​​​​​​​​

蕭勝益訪談。​​​​​​​​

這個過程也許能與周曉（Kate Xiao Zhou）的中國農業經濟成長研究進行有用的比對，後者提到中國農村出現的自發性、無組織、無領袖、無意識形態與無政治性的運動（SULNAM）。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erger, The Battle for Asia, 1-2.​​​​​​​​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民所得，2001年，頁115；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4/94yb/indexl/indexl-2.xls（瀏覽於2007年11月22日）。​​​​​​​​

Catherine Lutz, Homefront: A Military City and the American Twentieth Century.​​​​​​​​

第十章　女性的生活：軍妓、閱兵及動員型現代化的象徵

在履彊1984年的短篇故事〈兩個爸爸〉裡，一位任教於南臺灣村莊的小學老師嘗試了解一位學生複雜的家庭狀況。這個孩子在嬰兒時期被棄養，後來由兩位軍人和他們「共同的妻子」組成的家庭收養了他。孩子的媽有酗酒的習慣，常常醉到幾近語無倫次，她說自己十三歲時就被父母賣去當妓女。幾年後她發現自己身處離島上（必定是金門），在一間由軍方經營的妓院工作。她在那裡認識了兩個客人，後來成了她的丈夫。他們到臺灣嘗試開始一段即便不太尋常，卻也算是嶄新的生活。雖然履彊沒有描述得太詳細，但故事中的女性可能是在沙美的妓院工作，該建築是尚遺留在金門島上數間廢棄妓院之一。如今要攀過它的水泥牆極其容易，裡頭有兩棟長形的建築，每一棟都被分隔成許多一模一樣的房間，每個房門上都有一個號碼。小房間的地上散布著瓦礫堆，而大部分的房間都還存留著當時的家具——一張雙人床、一個臉盆和一個衣櫥。其中一間房裡，則散落著檔案和帳簿。這兩種資料來源：文本和實物，讓我們得以認識金門的一項設施——軍妓院，即俗稱的八三一（八三幺）。它的歷史勾勒出戒嚴時期軍事化、性以及性別之間的連結。

金門島上的軍事化是一種性別化的現象，亦即男性和女性會經歷不同的過程。女性如同男性必須參與動員，報效國家，但男女被動員的形式有所不同。形塑此種差異的是意識形態和其下的文化邏輯，這些邏輯說明了男性和女性應該具有何種不同的身分，從事何種不同的行為，而軍事化也促成「哪些事物適合哪種性別」的想法，且這些想法不斷在改變。官方的文件或政治宣傳，基本上把女性描繪成兩種典型或象徵：軍人和家庭主婦。從男性及女性受訪者的口述歷史中，又定義出另外兩種類別：娼妓和阿兵哥生意的老闆娘及女工人。這些並不只是意識形態的建構；它們緊密地對應到女性與社會的真實面貌，特別是與軍隊之間的關係。被軍事化的女性並不僅止於軍人，也包含了上述四種類型（阿兵哥生意在前章探討過，不再詳述）。然而辛西亞·恩洛指出，以不同方式服務軍隊的女性，通常不會將自己透過女性身分或軍事化而連接在一起。但不論身為何種類型的女性，都必須以特定的方式表達出「女性犧牲小我，服務國家」的理想。在這一章裡，我將探索女性被賦予的不同角色，並將注意力放在三個主題上。第一，軍事化仰賴社會的性別化，朝向某些形式的女性化或男性化邁進。第二，金門如同其他地區，見證了針對女性的新父權概念的建構，將女性視為「傳統與文化的真實性在現代化中的體現」，而軍事化使此種概念更加複雜。第三，軍事性現代化的性別化並非僅由國家造成，女性參與亦有影響。對她們來說，此種性別化在她們主體性的形成上，可能扮演關鍵的角色。在戰區，對兩性的期待有所差異的議題在這本書中不斷出現，將性別與性別角色的議題分開討論，仍是有助益的，因為把性和性別劃分開來，將它們視為獨特的、具有個別意義的領域來規範和改造，正是軍方和文職當局的做法。藉此我們能更清楚地看見，這些由國家努力造成的結果，如何與其他議題交織在一起。

1949年是性別關係以及當地生活許多面向的轉捩點，然而把戒嚴前與傳統性別體制、戒嚴後與現代化並置，全然是過度的簡化。即便人們常說島上的生活在1949年前非常傳統，金門並非自始至終一成不變。1930年代的報紙就有許多紀錄，記述著在金門島上創造現代女性的嘗試。然而當軍隊抵達時，他們見到的是一個婚姻由家人安排，女性盡可能避免與家人以外的男性接觸的社會。因此軍隊借宿民家隨即挑戰了當地的行為規範，破壞了親近關係的二元性——非公即私、非內即外。而不論在何處，身在軍事化社會裡的人們都有著一個更大的隱憂——性暴力的威脅。軍隊這個同性社會與平民社會交集的無聲後果，便是強暴。

在1950年代早期的緊張氣氛中，軍人對平民的性暴力似乎十分普遍。「在山后、山外和金城有很多女性遭到強暴，大家都議論紛紛。施暴的軍人會被處以相當嚴重的刑罰，但這樣的事還是會發生。受暴的女性往往出走臺灣，她們沒辦法待在金門，因為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受訪者回想起一些駭人聽聞的故事，如一個女人在新婚之夜被她先前拒絕的軍人槍擊；一位海外華僑的妻子因為拒絕一位士兵的求愛，連同她的兩個子女一起遇害：一位婦女的公公為了保護兒媳免於被軍人強姦而慘遭殺害。胡璉在當地居民心中留下正面印象的一大原因，在於他加強軍隊紀律有功，使居民無須擔憂女性被強暴的威脅。在眾多當地受訪者的眼中，胡璉處理強暴問題的主要方式，是創造一個讓軍隊官方能夠提供性交易的媒介。

女性：身爲娼妓

軍妓體制的故事，讓我們能夠了解軍人和女性之間的性關係如何被管制。在我能確認的範圍內，金門島上沒有一位平民女性直接成為性工作者（有些當地男性曾與性交易的執行有所關聯，詳下述）。本書的主要範圍限於金門老百姓在戒嚴時期的經驗。本書探討軍妓體制的原因有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軍妓體制是整個軍事化政權以及軍民關係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二，即便金門的女性沒有直接參與其中，這個體制仍對她們造成重大影響。我刻意不去訪談過去的性工作者，即便沒有她們的證詞，當地男性與女性的回憶錄和口述歷史，以及其他來源各異的文件，使重建金門軍方提供性交易的歷史成為可能。但由於排除了最核心、最脆弱的參與者的聲音，這種研究方式的主要缺點是使體制中更殘忍、非人道的成分可能被稀釋或隱蔽。

於金門山外村經營書店的陳長慶，在1965年成為金門防衛司令部政務辦公室的職員，當時他十九歲，負責該駐紮地的各項社會福利措施，包括福利社、電影院、基地附設的理髮店和洗衣店。但他最重要的任務是管理軍妓院，較正式的名稱為「軍中樂園」或「特約茶室」，但人們往往以「八三一」稱之。很多人說八三一是妓院提供的電話號碼，但陳長慶表示這是錯誤的說法（他同時回想舊時妓院的電話號碼來佐證）。他說八三一的名稱來自中文電報碼中的83111，代表的是指稱「女陰」的粗俗字詞。他說，在軍中八三一也成為了對女人的俚俗稱呼。

人們常以「大幅削減強暴事件」來誇讚軍妓院的設立。「『茶室』……對於金門的治安大有改善。」「部隊剛到金門，軍紀非常的亂，打架、搶劫、強姦案件層出不窮。……四十年並開始在金城設立軍中樂園，……強姦案件才大幅減少，社會治安才獲得確保。」隨著部隊人數增加，新的妓院陸續建立，到陳長慶任職時，共有十間妓院，每間各有十至四十名不等的性工作者（圖10-1）。早年八三一體制的頭頭是一位來自上海的老鴇兼妓院老闆，員工大部分是退伍軍人，但有些當地居民也擔任保鑣、簿記員和看守人。他們都是戰地政務體制下的僱員，而負責管理八三一的單位是政戰部政五處。不同於二十世紀一些其他的社會，大多謹慎地製造出軍隊抑或國家與性交易沒有直接關係的印象。但這些妓院很明顯就是軍隊的一部分，毫無掩飾。於是要在軍事化這個更龐大的計畫中定位八三一，以發掘它與戰略、行政組織和利益的關聯，成為相對簡單的一件事。金門防衛司令部1954年的預算中可以看到一系列關於軍妓院的項目，包含建造新妓院、招募性工作者以及監督她們個人衛生和政治意識的費用。但根據陳長慶的說法，八三一事實上是由前述那位老鴇經營的私人企業。「只要奉承好相關單位的長官和承辦人，每月把剩餘的款項往上繳，就可高枕無憂。」

圖10-1　1950年代的軍妓院（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大門橫楣寫著「金門軍樂團」，兩旁為「服務三軍／鼓舞士氣」。

金門島上的許多人相信，八三一的性工作者是在臺灣本島公娼制度之下非法從事性交易被定罪者。一篇1960年的雜誌文章收錄了一位少女的訪談，她表示自己在臺灣被以拉客賣淫的罪名逮捕，而她只有兩種選擇——坐牢或到金門八三一服務。但更多的證據顯示性工作者是自願前往的，招募過程的相關資料也非常多。當然，其他時空背景的娼妓史告訴我們，從娼鮮少是自由選擇下的結果，而通常是暴力、貧窮、別無選擇等因素所導致。陳愛玲是一位當地女性，她的父親曾在其中一間妓院裡經營小吃部，她記得大部分的性工作者都有一段相似而悲慘的過去——有些在青少年時期就被推入火坑，其他則是因為貧窮、不識字、缺乏其他選擇才開始從事性交易。她們來到離島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些因為年紀太大，無法在臺灣吸引到顧客；有些則希望金門島上簡約的生活能讓她們較容易存到錢，早日離開這個行業。儘管軍妓院的制度相當殘酷，但許多人正是看上金門不為人知的特色。「沒有人知道她們在這，這就是她們來的原因。」放學後，陳愛玲會幫她們寫信給家人。「她們只想說：一切都很好；我希望家人都平安；我有一個好工作；我會寄些錢給你們。」

除了娼妓的悲慘過去外，八三一的體制和亞洲許多其他地區的軍事化性交易有不少共通點，在韓國或其他地區服役的美軍對其運作方式應該十分熟悉。當一位軍妓（或稱「侍應生」）初到金門，她的照片會被掛在售票處旁的板子上，每張照片下都有一個號碼，對應她分配到的房號。顧客必須指定號碼，購買票券，依序等待。軍人們把頭盔放在標有號碼的房門外排成一列；熱門的性工作者，門外總是放著很長一排的頭盔。規模較大的八三一在庭院裡設有撞球桌或小吃部，供士兵打發等待的時間。在1950和1960年代，妓院總是生意興隆，在全單位都休假的日子，院子裡「比電影院還忙碌」。妓院隨時都營業，營業時間有三個時段：早上八點到十一點半、下午一點到五點、晚上六點到九點的宵禁時間。唯一暫停營業的時間是每週四，因部隊要忙政治意識形態教育。在八三一裡，週四早上進行環境清潔，下午由醫官對軍妓進行強迫的醫療檢查，檢查結束後晚上照常營業。

因為沒有訪談性工作者，要徹底了解她們服務多少顧客是不可能的。李敖寫道，她們每天接客的數量通常是三十到四十位，如果超過五十位，就能獲得妓院的獎賞，而當有人破紀錄時，那家妓院就會放鞭砲慶祝。當過娃娃兵的桑品載曾於1950年代後期在馬祖的一家妓院工作，他提供的數字是一天六十位。李敖也提到，如果接客的數量低於某個標準，侍應生便會被處罰，甚至挨打。陳長慶則反對這種說法，他表示一天一、二十位就已經言過其實，而服務的顧客數量未達標的侍應生，最後只會被送回臺灣。1980年代中期，妓院完全私有化，當時的規定要求一名妓女每天至少接待十位顧客，如果連續三個月在一個月內賣不到300張票，便會遭到解雇。

在1950年代，性交易的價格為士官兵每次新臺幣十元，軍官每次新臺幣十五元。當時士官兵月薪為新臺幣七到十二元不等，軍官則是新臺幣十八元起跳。陳長慶回憶，有些老兵吹噓他們把全部的薪水都拿去上八三一了。下一個有確切資訊的是1986年，一份金門防衛司令部的報告寫道，當時消費的價碼為校官一次新臺幣二百五十元、尉官二百元、士官兵一百五十元。即便士兵的月薪當時已提升至數千元，並不一定代表購買性的花費降低了。一張票只能換得一「節」七分鐘的娛樂時間，所以顧客通常會買好幾張票。在八三一存在期間，收入總是照著侍應生和妓院六四分帳的規則來分配。這給了侍應生強烈的動機去規避售票體制，她們也在正常營業時間外以較低的價格接客，這是「眾所皆知的祕密」。

在極盛時期，金門的八三一體制內共有約250名性工作者。因為顧客數量並無可靠的數據，不可能算出這個體制所產生的收益。即便粗略計算，保守估計每位性工作者每天接待十名顧客，且所有顧客均為士官兵，每月的總收益也有新臺幣七十五萬元。經營妓院的人可以大賺一筆。「內行人都知道，辦軍中樂園成敗之機，最主要是營業的環境，最好的營業環境，自無過於金門了！……把臺灣褪時的貨色送往金門軍樂園，都具有極高的營業價值。」根據陳長慶的說法，繳交給金門防衛司令部的利潤，成了島上駐軍其他福利措施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洗衣、淋浴、理髮、圖書館、戲劇娛樂及各類競賽的獎金。

八三一最興盛的時期是1950年代晚期，當時島上的軍隊數量達到頂峰，其中有許多是較年長的大陸人，在國民黨長期敗於共產黨的景況下，他們幾乎無緣於婚姻及家庭生活，要回大陸老家也機會渺茫。據報八三一也提供一種「結婚式」的服務，即便這種試圖解決問題的方式看起來有些諷刺。士兵付出較高的費用，便能與侍應生共餐，並在她的房間過夜。妓院的規定禁止侍應生與顧客發展私人關係，但偶而仍有侍應生和顧客交往甚至結婚的情形。許多這樣的男女移居臺灣，但最後仍回到金門。「老一輩都知道，但沒人說什麼。」年長的士兵向侍應生要求進一步發展時則常常被拒。有個相當知名的案例：一位侍應生答應嫁給一位軍官後向他借了一大筆錢，之後卻拒絕和他結婚，那位軍官因此將她殺害。八二三砲戰爆發時，如同金門島上其他所有的生活面向，妓院停止營業。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宣布停火，妓院隨即重新開張，於是便有了一個笑話：共產黨是「單打雙不打」，八三一則是「雙打單不打」。但整個妓院體系，不久便走入為期甚長的衰落期，到了1960年代早期，越來越多派駐金門的士兵是來自臺灣的義務役，他們較大陸軍人來得年輕，在軍隊裡短暫服役便退伍，許多人在臺灣有女友等著，大部分的人希望能回臺灣結婚。所以即便八三一仍是當兵階段發洩性慾唯一合法的管道，他們的狀況並不像來自大陸的軍人一般，餘生中可能的發洩途徑就只剩下八三一了。駐守金門的士兵，不再吹噓自己把薪水全部砸在八三一的侍應生上。隨著生意開始減退，招募的人數隨之減少，侍應生的年齡也上升了。

性工作者和當地居民的關係，似乎隨時間和居民的年齡層而有所不同。較年長、八三一創立前的居民，通常回憶表示自己與她們關係融洽：「她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何必去批評她們？」「我們從她們那裡賺了些錢，沒有理由對她們不客氣。」但歧視似乎與日俱增，較年輕的受訪者評論道：「我們老百姓對妓女印象很差。她們的香水刺鼻，穿著太過裸露。但她們花錢花得很闊，所以沒人敢當面對她們不禮貌。除了在市場以外，妓女和老百姓鮮少有接觸。」「我們歧視她們。如果你坐在一個妓女旁邊，別人會講話。」甚至在今天，當地居民看到來自臺灣的女性觀光客穿著不得體、太咄咄逼人，或過於性感開放，仍會評論道：「她看起來活像個八三一的。」

對住在金門的大部分男性居民來說，八三一是個極其神祕的地方。當時平民嚴禁使用八三一的服務，因此在八三一工作的當地人常被迫帶朋友去一探究竟。然而這是非常嚴重的違規行為，如被發現，兩人都可能被送去管訓。村子裡的官員經常被指示，要確保平民百姓和性工作者間有明確的界線。一份1965年的司令官備忘錄，指示看守妓院的憲兵要特別警惕溜進妓院的非軍事人員。警察也必須謹慎地監視當地的「不良分子」，以防他們慫恿性工作者在妓院外與平民進行交易。這樣的界線一直存在，十年之後，金門縣的官員再次重申平民與性工作者禁止「從事非正當之性行為」，其餘的規定也暗示軍人和侍應生之間不宜有不正當的行為。如同軍人商店不准借錢給阿兵哥，平民也被明令不准借錢給侍應生，或和她們一起賭博。

這樣一個性產業，還透過分類、分級和組織，來確保某種類別的男人只會跟某種類別的女人發生性行為。軍官和士兵、軍人和平民、公職人員和非公職人員的區分，都必須被維護。軍隊裡的性，是種紀律嚴明的性。妓院外張貼的規定要求消費者頭腦清醒、穿著整齊。軍隊裡的性，也是種「科學」的性，藉由許多不同的方式來維護健康及個人衛生。有些方法並不一定能達到它們預設的共同目標——預防性病，例如要求消費者事前飲水、事後小便，卻反映出軍方為了更崇高的公眾利益，對性進行強力的管理和規範。李敖在臺灣的一家軍妓院裡發現了數條規範，其中有一段的內容是關於「享受」。以下數條規定旨在確保性事的歡愉：

先檢驗侍應生的健康檢查證。

生殖器要慢慢插入陰道以免擦破。

娛樂時不要忘記自己的職責。

性愉悅作為一種知識、規範和自我約束，這用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論的生命政治——「生命進入了歷史」來表述，再清楚也不過。

即使任何對性關係的具組織性的安排，都帶有政治的本質，金門軍妓院體系的政治化則在意義上更為狹隘。軍事化的首要目的「警戒敵人，恢復國家」，被層層嵌入軍人與侍應生的性接觸上，雙方都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貼在妓院牆上的口號提醒著軍人，追求娛樂不該和他的終極目標互相牴觸。「有所節制；節省時間精力；盡情娛樂但莫忘職守」等等的口號旨在警惕士兵，不要因為身體上的歡愉而被削弱或心不在焉。李敖提到他在一家妓院裡看見一段別具詩意的口號，意圖提醒軍人還有反攻大陸的重責大任等著他們去完成：

憐惜枕邊紅粉，

記取故國佳人。

把握歡樂高潮，

莫惹終身遺憾。

對性工作者本身而言，她進行的交易，則代表她們對國家的犧牲奉獻。一家八三一外頭的對聯寫著：「大丈夫效命疆場，小女子獻身報國。」軍妓院裡的性，被建構成一種「人民的貢獻」，而官方的一項措施更加鞏固了此種建構——挑選出少數表現優異、恪守規範的性工作者，比照其他扮演母親或妻子角色的傑出女性，在婦女節頒發獎項。

「軍隊需要娼妓來確保軍事化形式的陽剛之氣。」軍妓院便是此種假設下的產物。士兵們的性需求必須被滿足，才有辦法好好打仗；娼妓們則必須滿足那些需求，以保護女性平民。如同陳長慶所言：「八三一是金門歷史中重要的部分，因為它幫了金門一個大忙。如果在1949年後，男人沒辦法發洩他們的性需求，暴力便會因而產生，就會出現層出不窮的士兵殺人或自殺案件。如果沒有八三一，當時一定會多出不少暴力事件。」曾有一段短暫的期間，撞球間被下令禁止雇用女性服務生，這個舉措重申了對強暴事件的憂慮。一位官員表示：「我們從臺灣引進一些貌美的女孩子來提升八三一的服務品質。」由此看來，在官方眼光，軍隊中的性慾純粹只是技術性的問題，需要一些特別的手段來解決。這句話也提醒我們，金門島上的政治權威也是性別化的。根據辛西亞·恩洛的著作，政治菁英不只是菁英，而通常是「男性菁英」。史學家較容易在不具太多權力的人們身上看見性別的差異。考量決策者如何依據自己對性別的看法來下決定，是相當重要的。

官方關於軍妓的說詞，可能是戰地政務政權對軍隊的掠奪本性，以及平民的脆弱性最坦白的一部分。八三一保護了那些需要保護的平民。這樣的保護是必要的，除了顧慮到百姓，也顧慮到性侵犯會傷害民心士氣，造成軍民關係緊張，因此軍妓院可說是針對軍隊社會關係所提出的先見之明。軍事化最基本的手段之一，便是施加嚴格區辨的邊界，例如：在提供軍人性服務的女性和其他女性之間；以及在那些允許利用娼妓和不允許利用娼妓的兩群人之間。當這些邊界變得模糊或不夠明確時，便會產生問題。然而試圖把八三一從它們所在的社會中隔絕的一切努力，注定會失敗；軍方需要當地軍民到八三一裡提供服務，而八三一對當地居民來說，永遠都如此令人著迷。百姓對八三一性工作者的看法，既有好奇也有鄙夷，且通常不會與他們參與的民防隊有所連結。然而二者其實非常相似，都和女性以特定的方式報效國家有關。換句話說，二者都是軍事化中性別化的一部分。

軍人之妻

辛西亞·恩洛把國家讓不同群體的女性感覺彼此分離的手段，稱為「操作」（maneuvers）。戰地政務體制的「操作」策略大部分是成功的，當地人民對八三一的妓女及當地女性做出強烈的區隔。但在戒嚴時期的金門，婚姻與八三一息息相關，因為兩者皆提供軍人與平民間主要且合法的性關係模式。尤其是早年，更有相當多的相似之處——兩者皆與性服務的商品化有關。金門（或別處）的婚姻，不只是制度化的親密形式，也是各種交易行為發生之處，且這些交易深受軍事化的影響。金門島上的宣傳素材，常把毛澤東及其黨羽視為是破壞家庭的罪魁禍首，如果給他們機會，也會對金門如法炮製。然而，金門島上傳統家庭所面臨的挑戰，反而較少來自大陸，大多來自內部，來自戒嚴令下當地社會的互動。

1949年起，大陸來的軍人開始與當地女性結婚。這個現象在統計數據上並沒有自成一類，因此確切數字不詳。根據陳宗論詳細的口述證詞，這個數字十分可觀，而以下我也會多次引用他的證詞。「1949年，中華民國軍隊在金門札根，軍人與平民同住一個屋簷下，所以很難避免產生情感。許多女性與軍人結婚，總共超過一千人。我自己的估算是，女性中大約每五人就有一人嫁給軍人。這是一個可觀的數字。」舉個金門地緣政治化在生活中的明顯例子，婚姻數量隨著國際情勢穩定而攀升。許多老軍人原本在大陸就有配偶，在金門陷入長期戰役，一切暫時停擺的時候，不管已婚未婚，眾人都對結婚興致缺缺。「你在開玩笑嗎？」這是一個老兵初到金門時被問到是否考慮結婚時的回答。「我怎麼可能結婚呢？我們要打回大陸，怎麼可以討老婆？怎麼可能有心思照顧妻小？」然而，情勢逐漸轉變，他們明顯回不去大陸了，所以越來越多大陸軍人娶當地女性為妻。因此，在軍事化的地緣政治變動的情境下，金門女性的婚姻型態有了改變。

無論是退役軍人或是他們的當地配偶，這些受訪者大多不願談論自己的婚姻觀。儘管如此，我們仍可透過觀察哪些軍人娶了金門妻子，了解軍人與平民的婚姻動機和結果。很多軍人嘗試與當地女性培養感情，洗衣女工翟芬回憶：「每次我洗衣服的時候，都會在他們的口袋裡找到情書。他們不說一字，只是把字條放在口袋裡，約我去看電影之類的。每次洗衣服的時候都會找到字條。」但就像從事阿兵哥生意的大部分女人一樣，她假裝沒看到那些字條，也從未對這些殷勤做出回應。高層官員和幹部與當地年輕女性交往的成功率較高，在1960年代，假設一個鄉村姑娘和高層官員結婚，「他家便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一類的夫婦大都調派到臺灣的其他崗位上，至今只有少數留在金門。第二類是像鄭之初這種官階較低的軍官和老軍人，也包含成為村指導員或副村長的軍人。他們通常娶年紀較大的女性、寡婦，或是海外華僑的棄妻。村長通常會把這些女性介紹給此類軍人，希望藉此讓他們更為忠誠，與村莊的關係更加緊密（見第三章）。這些男人很多在大陸就結過婚，所以在幾十年後開放退役軍人回大陸探親時，情況變得相當複雜。第三類，也是受訪者最愛討論的一類，是伙房兵和廚師，他們不需要媒人。在1950年代，他們是搶手的結婚對象，因為能在物資匱乏的時候提供食物，即使只是廚房剩下來的。陳華錦講了一個上尉和廚師同時追求同一個當地女子的笑話：那女子最後選擇了廚師。為什麼呢？「我們（平民）吃番薯，他們吃米飯。早上他們還有饅頭可以吃。」許多受訪者提到，在1950年代，就連長官找老婆都不容易，軍事餐廳的伙房兵卻如魚得水。年輕女性拒絕前來獻殷勤的追求者，常會說：「我連伙夫班長都不嫁了，還會嫁給你這個窮小子！」

當地女性與駐軍的婚姻對金門社會有變革性的影響，但這些婚姻的動機對研究早期中國家庭的學者而言相當熟悉。婚姻必須由女方父母安排才算有效，如果是寡婦再婚，則必須由婆家認可。這些婚姻，不論是寡婦為自己和孩子尋找依靠，或是年輕女子和伙房廚師結婚，都符合古今男女利用後代作為一種家庭策略的傳統邏輯。「如果（把你的女兒）嫁給軍人，你就不愁吃穿了。這就好比犧牲一個女兒，讓她所有的弟妹都能溫飽。」

雖然與當地女性談情說愛，是對到金門服役的軍人的刻板印象，與軍人結婚的數量在1950年代達到高峰後逐漸下降，隨著金門經濟好轉，當地家庭不再將嫁女兒視為生存策略。這個轉變的主要原因在於當地駐軍大多由臺灣徵召而來，他們並沒有把金門女人視為唯一可能的結婚對象。官方也逐漸認為軍人和當地女性的關係，對士氣有不良影響，為軍隊與當地社會間的關係帶來問題。這是創立八三一體制背後邏輯的延伸。如同妓院的設立是為了管制性行為、防止性侵，兩情相悅的性關係亦是一種問題的來源，官方覺得需要回應。解決方式似乎是刻意造謠，謠言開始到處流傳，說臺灣軍人如果與當地女人結婚就必須在金門待個十年才能回家。「這是唬人的，只是要降低軍人在這裡結婚的意願。」

雖然婚姻的數目下降，軍人與當地女性的戀情造成的緊張情勢，從未完全消失。直到1978年，我們還在檔案中找到金門男人和太太爭吵的案件，因為男子不同意太太到小金門，太太於是離家出走。男子開始懷疑她跟一位剛轉調到小金門的陸軍中尉外遇。這事件會收錄在檔案是因為這個戴綠帽的丈夫，顯然因為受挫而圖報復，向政府官員提出他的揣測，說他的太太沒有正式的出境許可證，非法離開金門。

眾多當地女性嫁給了軍人，對金門當地男人的男子氣概是一大挑戰，因為在金門文化中，婚姻是男子氣概的重要象徵，也是成為成熟男人必過的關卡。如陳宗論所說，新的情勢改變了長久以來男性勞動力外移造成的男少女多的情勢。「到了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早期，男女比例不均的情況逐漸反轉，婚姻市場呈現男多女少的情況。由於男女比例如此不均，很多男人找不到結婚對象，獨自生活。」當地女性與軍人結婚造成的人口不平衡，直接衝擊婚姻市場。當地家庭開始為自己的兒子和尚未進入婚姻市場的女孩安排婚姻，因此女性的結婚年齡開始下降。在一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的國民黨組織的主要刊物裡，登出一篇1959年的報告，其中提到馬祖女性人數不足已經到達非常嚴重狀況：「大部分的漁夫因為社會性別問題，面臨一輩子孑然一身的危機。所有的年輕少女幾乎都有未婚夫，這些年輕女孩根本還沒來得及發育成熟。」如今，許多金門的中年夫婦，丈夫與妻子相差十幾歲甚至超過更多。許多中年婦女十幾歲時就結婚了。表10-1反映出未婚男性比女性多，有數據佐證有兩個因素是不可忽略：女性與軍人結婚，及結婚年齡的下降造成。同樣地，1949年前的華僑婚姻造成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多，且後來又與軍人再婚，但這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現代化通常和女性結婚年齡上升有關，然而，金門的軍事現代化卻剛好相反，早婚的情況反而變本加厲。宣傳人士把女性在發育為「成熟女性」前提早成婚，犧牲童年，視為戰地女性自我犧牲的期許之一。

表10-1　金門人口婚姻狀況

對婚姻市場造成衝擊的第二種影響是對地方社會的。自大陸淪陷之後，婚姻無法將對岸列入安排的對象，嫁給軍人剛好可以彌補這樣的裂縫。1949年以前，許多古寧頭的女性嫁到大陸的村莊。陳宗論評論道：「嫁給軍人的女生聽說以古寧頭最多，因為古寧頭適婚年齡的女生最多。這有特殊的背景因素，因為金門許多小家小姓，不敢娶古寧頭的女兒為妻，因怕娘家人多勢大，遇有家庭糾紛，娘家不易應付。……因此古寧頭的女生，很多超過適婚年齡還找不到婆家，剛好國軍進駐，也因此找到好歸宿。」

影響婚姻市場的第三種效果是女性相對價值的提升。1949年前的金門，沒有聘金的習俗，但在1949年後就十分盛行。當地稱嫁妝為「三八制」（三個八）：新臺幣八千元、八百（有些人說八千）斤豬肉、八兩黃金或八百兩白銀。事實上，聘禮多寡並沒有一定，「三八制」只是下重聘的委婉說詞。

戰地政務官僚開始注意到暴漲的聘金所帶來的負擔和社會壓力，著手對「三八制」和其他需要改革或廢除的習俗展開調查。這些習俗被視為傳統村莊生活的落後行為，以及現代國家必須處理的問題。在許多情況下，包括殖民的脈絡，權力與知識的緊密連結成為社會調查的對象。後殖民社會中的威權政治移植的方式之一，就是明確劃分殖民知識的生產和國家知識的生產。前者的權力知識關係被預設為較強烈的，其生產也與統治和控制的計畫緊密相關。但這樣的區分，在金門過於簡單。中華民國幹部面談、寫報告、提出他們對金門結婚習俗的建議時，便是在進行某種文明化的任務，與其他地方的殖民任務相當類似。他們開啟監控、規訓和懲戒來建構問題。雖然報告中偶爾提到軍隊的角色導致了問題，但更重要的議題仍是要改造村民的意識。這必須藉由規訓與處罰去完成：以法律禁止；派遣幹部到村莊指導、教育村民，而那些不服從指示堅持繼續要求或給予嫁妝的人，就會被迫進行義務勞動。「三八制」問題代表著又一個現代化建立其介入目標的例子。也是現代國家定義現代化，否定「現代化其本身所創造」的另一種例子。金門的高額聘金其實並非一個正在現代化的國家做出的落後行為，而正是國家滲透的產物。

除了廢除「三八制」，縣政府也制定政策消除其他被視為過於傳統或浪費的結婚禮俗。胡璉認為婚姻是對當地居民私生活重要介入點，或者說，這是一個機會，提醒他們公眾與私人、個人與政治之間的連結。為了向要結婚的新人致意，他出借自己的吉普車，用在新娘出嫁到新家這段儀式性的路程上（圖10-2）。這表示每一位金門的新娘都可以「坐轎子」，這在傳統上是有錢人才能負擔的禮俗。每個月他會留意新婚的夫妻，致上恭賀之詞和「建國齊家之道」。

圖10-2　軍用吉普車迎娶新娘情景（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1951年，縣政府更進一步提倡集團結婚（圖10-3）。金門的集團結婚並不是中華民國第一次舉辦的集團結婚。葛思珊（Susan Glosser）指出，中華民國在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晚期為了提倡節儉而舉辦集團結婚。如同新生活運動的續章（見第七章），在金門重新實施聯合集團結婚，顯示國家緊急情況所造成的結果，也可能是恢復先前拋棄的社會建設政策。因為緊急情況而對國家進行的高度控制，讓這些政策比起在他們原先的形式下更容易成功。第一次在金門舉行的集團結婚非常成功，從此成為每年元旦的年度盛事。到了1970年代中期，這自創的習俗已經相當完善。穿著規定十分詳盡：新郎穿黑西裝、皮鞋，帶一條白手帕；新娘穿「白色正式服裝」和白色高跟鞋。換句話說，這是西式婚禮的理想再現，是現代化的婚禮。舉行集團結婚是展現政治層級的一種儀式，因為金門防衛司令部的司令官作為證婚人，戰地政務委員會祕書和縣長則分別擔任其他較不重要的角色。如同葛思珊提到的早期婚禮，集團結婚排除了家長或其他親友的角色，因此國家心照不宣地扮演了家人的角色。雖然官方認為集團結婚相當於自動自發表現節約和現代化意識，但新人卻是被迫參加集團結婚。有份文件年復一年地出現在檔案中，列出訂婚男女的名字，好讓鄉鎮官員說服他們參加下次的集團結婚。集團結婚不一定能達到節儉的目標，因為有些新人在婚禮過後仍然舉行宴客，將集團結婚轉換成更細緻的傳統活動，完全顛覆了它的初衷。為了因應這種情況，縣政府開始要求參與的新人同意不舉行其他儀式，倘若他們希望宴請親朋好友，則必須提報並限制來賓人數、每桌的菜餚數量以及總開銷。為了鑽這個規定的漏洞，新婚夫妻通常會安排幾桌親友到宴客餐廳或禮堂附近的私人住家中用餐。最大型的集團結婚是在1971年那次，有六十六對新人參加。到了1978年，集團結婚停止舉辦，官方表面上說「社會風氣漸開，民間婚嫁均知節約隆重。」

圖10-3　金門的公辦集團結婚（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大量平民女性與軍人結婚，是軍事化社會常見的現象。雖然兩者鮮少被聯想在一起，但這個議題與軍妓院的問題緊密相關，因為不管透過妻子抑或妓女來接觸女性，都是軍事化觀點下的男子氣概皆能獲得肯定的方式。金門狹小的面積使我們從軼事而非數據的角度，看見女性與軍人結婚在人口組成上造成的結果：當地男人因而缺少結婚對象。這導致了兩種完全可預見的後果，女性結婚年齡的下降和女性在婚姻市場中價值的提升。在金門的案例中，這種升值很明顯，甚至可以在婚姻的交易中量化。女性結婚年齡上升和與婚姻相關經濟交易次數的下降，通常被視為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在金門島上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不但顯示現代化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展現，而且顯示軍事型的現代化可能造成多種不同的結果。戰地政務體制，將人民的婚姻視為政府治理計畫中的一種手段，用以規範、教育人民，使他們更加服從。金門的狀況會如此耐人尋味，在於現代化與軍事化進程中的個人與政治面向有所連結。集團結婚被視為消除不良的習俗，這些習俗被視為傳統所遺留下來的成分而非它們真實的面貌，亦即軍事型現代化的產物。

爲妻爲母的女性

一旦結婚，女性為妻為母，便進入另一個階段，成為國家用來改變家庭的重要工具。如其他現代化政權，金門的家庭既是政府治理的目標也是治理工具。為了塑造個人，政府的政策意圖使家庭合理化、標準化、制度化。女人在這個計畫中扮演了特別的角色。以1976年的婦女節時貼在村莊周圍的標語為例，第一個標語是一般性的呼籲：「全國婦女，動員起來，矢志反共愛國。」其他標語則明確指出女人的任務：

管家就是報國，報國必先齊家。

發揚孝親，尊長，敬老，慈幼美德。

響應政府號召，貫徹節約儲蓄。

致力社會革新，實踐國民生活須知。

這些標語讓我們對女性參與政治的基本目標做些總結。首先，已婚女性公民的主要責任屬於家庭範疇，她們對國家的貢獻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如同許多其他社會一樣，大家期待女人扮演雙重角色，為現代改革乃至個人行為引路，同時作為國家傳統的守護者，或至少選擇性地挪用特定的文化元素和習慣，這些文化元素認可威權主義，而可視為是國家傳統元素。一種能與家庭共同實踐，將人妻與性工作者一視同仁的美德便是節儉，在前線上更別具意義。在這些對傳統美德的性別化訴求背後，有兩件事情正在進行：第一，這些政策與大陸的中國傳統崩解以及無道德社會形成對比；第二，由於連結起女性與維護美德的關係，金門當局強調處理性別問題的反差：大陸試圖消除性別差異；金門反而支持與生俱來的性別差異。

如同其他冷戰下的情境，家庭開銷屬於女性管轄的範圍，將女人置於「政權努力與百姓斡旋的核心，以便監督生活水平的關鍵領域」。家庭規範包括維持家裡的環境衛生，關於如何實踐也有詳細的指示：貯物規則、住家打掃、周遭環境維護和飼養牲畜。維持住家環境整潔的責任軍事化了，因為這是指派給民防隊成員完成的任務。如果環境髒亂，就必須受到軍事處分，而且副村長一聲令下就能隨時拘留百姓。由於各種理由女性婚後便離開民防隊（詳見後文）。因此，夫妻當中，通常只有丈夫是民防隊的正式成員，但維持居家衛生主要還是女性的責任。在1960年代的美國，要成為一位好妻子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領導家庭進行防禦準備工作。至於金門，由於有民防組織，人民防衛十分嚴謹，在某方面來說身為一個好妻子就是確保丈夫盡到國民的防衛責任。許淑培因結婚而退出民防組織，當被問到民兵的義務時，她回答：「我除了幫忙掃地或整理物品之外，並沒有擔任其他的工作，至於演習及訓練也參加不多。」她將丈夫的衛生任務視為自己的民防義務，內化成自己的國民責任，確保指派給丈夫的打掃工作確實完成。家庭管理制度逐漸塑造她的個人主體性。

大多數情況下，女性政治活動局限於住家和家庭範圍。然而，有一種被認可的如性活動使女性走出家門，並踏入軍營，那就是「勞軍」。這點明確顯示出民防隊是依照性別分配工作。如同其他國家，勞軍的工作被認為讓女性來做最恰當，因為她們暫時彌補軍人因從軍而失去的家庭感。綜觀金門的勞軍歷史，越來越多當地居民加入勞軍行列。1950年代早期，勞軍任務主要由職業藝人和來自臺灣的特別來賓負責。到了1970年代，一般人民、特別是平民婦女，經常到軍營提供康樂活動和支持軍隊。就連那些不直接「勞軍」的人民，也透過捐贈金錢和物資予軍隊的方式參與其中。金門島上參與部隊經濟的洗衣婦已被軍事化，但當平民婦女被要求洗滌軍人衣物作為一種國民義務時，這件事又更加的軍事化了。香菸和手巾亦是如此，村民被迫購買並交給副村長，供軍隊使用。

1957年，陳宗論被指派為村長。「當時村莊裡已有女性民防隊，且她們已經開始從事勞軍活動。但這基本上就是在元旦或其他假日時，把這些女民兵送進軍事基地，為軍隊洗衣補衣。」在許多情況下，這跟婦女每天生活中做的事情一模一樣。唯一的不同，是以「勞軍」的名義洗衣服，而且沒有酬勞。「當時還沒有唱歌或表演。我當上村長之後，我們開始挑選一些音感不錯的女民兵，組了『小辣椒』康樂隊……她們每天在村辦公室集合，教女人唱歌、表演。」這種活動造成當地人民的反彈，認為這不是女人該有的行為表現。「早期百姓比較保守，一般家長對女兒從事歌舞表演，雖心生反感，內心不太能夠接受，但也無法阻止，因為政府這樣規定，誰敢抗議。政府要求這樣做，不做也不行，如果你不依命令行事，政府就會處罰。」勞軍的結果，就是重新塑造了傳統的性別期待，在不抹去女性差異的情況下，為女性活動創造新的可能性。

實際上村長和學校老師都協助勞軍。勞軍，理論上是婦女組織的責任——婦女聯合會（後改成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這個組織的歷史與其他革命性社會類似，金門女性政治活動的合法性取決於國家的首要目標；組織的努力，主要針對分派任務、動員婦女以服務國家政治計畫，而不是改善婦女生活。婦女聯合會在1946年時由國民黨支部創立，經費來自縣政府。1958年，活動因砲擊而停擺，隔年才又繼續。這些活動包含勞軍、籌畫婦女節慶祝活動、提倡女性教育、教導女性製作手工藝品。其後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是由金門防衛司令部軍人的女性親屬組成的大型組織。這個組織在蔣夫人宋美齡的要求下成立，它的活動目的主要都是支持軍隊。這個組織似乎把金門婦女運動發揮的淋漓盡致。反殖民和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等軍事緊急情況或是反共運動，強加了嚴格限制，使可接受的政治行為大為縮減。各團體都必須提出固定的階層性目標，而最高層級必須是國家安全。任何想改變這個層級或是削弱現存社會安排的想法都被暗指為貪小利而不顧大局，是非法、毫不相干且具有潛在破壞性的。

女性：身爲軍人

除了軍妓和家庭主婦以外，第三類金門女性便是軍人。在官方的表述中，這個類別得到最多的關注。戒嚴時期出版了許多關於金門、光鮮亮麗的相片集，其中總是能找到一張女自衛隊員正在操練或行進的相片（圖10-4）。在一張1971年出版的相片裡，一隊女隊員朝著鏡頭跑來，她們端著步槍，穿著布裙和白色短襪，而身著迷彩服的男性軍官騎著摩托車在旁一同前進（圖10-5）。女性和軍事化形象的並置，說明這一切的背後存在著一些更複雜的事物，而不只是女性成為軍人而已。

圖10-4　女自衛隊員演練投擲手榴彈（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圖10-5　女自衛隊員操練情形（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幾乎在每個現代社會裡，女性從軍的問題都充滿政治意味。辛西亞·恩洛的研究顯示軍方領導人通常反對女性的參與，即便是因臨時需求而同意女性參與其中，也會盡力限制其時間長短，並維持兩性在從軍上的明顯差異。相反地，對許多女性主義者而言，從軍是公民權和平等的重要代表形式。但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女性在軍隊中的參與並不代表公民權中的性別差異因此消失。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等學者提到，為何在殖民和後殖民社會中，父權制不能說是瓦解，而是重新組合成一種現代的形式。他認為，這樣的重組可能以兩種主要的類型進行。第一種類型是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論關於南亞認同問題，女性被描繪成體現國家的可靠核心，女性所在的家庭場域則被認為是脫離殖民控制的庇護所。杜贊奇在二十世紀的滿洲地區探索第二種類型：現代的父權制允許女性離開家庭場域，「卻必須用自我犧牲和美德等歷史的詞彙來表達文明的真實性，並以此大旗來掩藏公眾場合的女性」。金門與其他二十世紀高度軍事化的亞洲社會，則呈現第三種類型：女性被要求扮演近乎史無前例的軍人角色，活躍於家庭之外。在某些狀況下，革命性的改革是促成女性軍事化的原因；若非如此，便是威脅國家生存的緊急狀況需要更高層次的犧牲奉獻。但不論是哪一種，女性動員的實施方式，都不一定會消除性別差異。

在這一節裡，我從數種角度來探討女性參與民防隊的議題。前兩個議題是女性參加的規定和女性民防隊員的工作內容，清楚地闡釋兵役的性別化如何融入較其龐大的軍事化政權。第三個議題是關於女性在個人方面如何處理她們的軍事義務，探索順從這套制度的女性怎麼感受。要求女性參加民防隊的決策，是在金門島上建構現代女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這種參與的本質，是由軍隊和平民領導者的假設，以及女性本身與民兵制度斡旋的方式塑造而成。結果造成性別關係的重鑄，而絕非性別差異的消除。舉例來說，女性一旦結婚就必須退出民防隊的規定，本身就是某種性別角色假設下的產物，對於將金門的人民轉變成中華民國的公民，有重要的意涵。女性參與最終成為金門兵役最廣為宣傳、眾所皆知的一部分，而金門的女性民兵的確成為這個小島遠近馳名的象徵。對金門女兵的讚頌，目的並不在於彰顯當地女性取得與男性的平等。它是完全軍事化的暗示和緊急狀態的指標。

在宣布戒嚴的頭幾個月，成年女性如同男性，為軍隊提供勞力。這個現象通常被理解為針對緊急狀況的自然反應，也被合理化為政治對大眾動員的需求，而大眾動員的失敗被視為大陸淪陷的原因之一。但隨著民防隊正式成立，平民的支援變得系統化且制度化，一些被認為在生理或社會上適合女性的職務被分派到她們身上，每個村的民防隊隨即創立特殊的女性單位來執行這些職務。如同男性單位一般，女性單位的職務被劃分為和平與戰時兩種。在1950和1960年代，分派給女性單位的職務包括和平時期的政治宣傳及心理戰，以及戰時的急救、照料傷員與看守戰俘。那些戰時職務背後的想法，不外乎女性應該遠離前線和實際戰鬥，因此用擔架運送傷員的任務由男性來負責。可以想見，女性從事的職務與男性區隔，並且被認為是較不重要的，以致於有些女性受訪者不認為她們的工作是民防隊職務的一部分。當一位女性被問到她是否參加過民防隊，她回答：「沒有，我參加婦女隊的。」

1968年以前女性參加的規定不時在改變，這闡釋了軍事化、現代化中的階級政權，和傳統文化習俗及期望的相互交織。女性民防義務要求重新調和數種女性在公共場合適宜扮演的角色。軍事型現代化要求每位國民加入動員，為國防事業盡一分力。1950年代民防制度甫被創立時，強制所有女性參與其中，直到她們懷上第一個孩子才退伍。這是由於傳統的社會期望認為扶養兒女是女性的工作；女性隊員在懷孕期間無法參加訓練，在產後必須專注於育兒的種種事務。一位女性說：「婦女隊員只要結婚懷孕的以後，挺個大肚子給『鄉軍事幹事』檢查，確認是懷孕後，就可以退伍，也就是大家常說的笑話：想退伍，就要給郷軍事幹事摸摸肚皮。」

對已婚女性來說，在民防隊繼續服役，便是在眾人面前怠忽傳統身為妻子的義務——生兒育女。「結婚生孩子就不用參加婦女隊，如果結婚仍未生孩子就要繼續下去，我因結婚九年尚未生育，看到結婚已生孩子的一個個退伍，每年都有新面孔加入，也隨時會有人懷孕退伍，自己還留在婦女隊裡，心裡頭會非常尷尬。我的婦女隊員年資十幾年，可說是最為資深。」這樣的評論概括對於女性民防義務的兩難情緒。如同男性一樣，女性抱怨民防義務造成的負擔與不便。女性必須面對的還有其中的矛盾：即使繼續服役是光榮履行國民義務，卻也代表她在父權家庭中沒能扮演好女性的角色。

在1960或1970年代之間，免除民防義務的標準從懷孕改為結婚。雖然沒有書面證據能證實改變的原因，我懷疑與行政程序的簡化有關。金門島上用來監控居民的官僚體制，包含戶口登記制度和民防役資格制度，不容易應對婚姻造成的人口變動。金門島上同姓不婚、婚後從夫居的慣例造成了問題。若她在原來的村莊有登記領取步槍或其他武器，那些紀錄便需要修改，並由其他人負責保管槍枝，而她新入住的村子必須再為她找來一把武器。這些事務不難做到，但村幹部卻因此多了很多工作。況且，人們認為一位新婚女性很快就會懷孕並永久離開民防隊，這一切不外乎是浪費資源。也許是村幹部的抱怨造成了政策的改變，也就是說，女性結婚就退伍是一種行政程序上的簡化，肇因於基層行政人員技術能力上的限制。

傳統思想慣性下的理想女性行為，以及勢在必行的全面動員持續互相作用，一直形塑女性參加民防隊的規定與訓練內容。1968年以後，「戰鬥村」制度的引進讓更多女性負責戰鬥職務，已婚女性則照舊，免除年度的訓練標準。自此以後，所有十六歲到四十五歲的女性都正式成為民防隊的一員。她們和年紀較長的村民聯合組成「防禦隊」，這個隊在戰鬥中的任務是干擾傘兵的著陸並保衛村莊；「機動隊」則由未婚女性和較年輕的男性組成，職責則是到村外襲擊敵人。但女性會忙於照顧兒女，因而不得不怠忽職守的假設，使官方傾向於限制她們的職務，因此規定擁有兩個以上、五歲以下孩子的婦女在戰鬥時不予配發武器。

在較早的年代，村裡大部分的女性都是文盲，這是進行軍事訓練上的一個問題。要成為合格的民防隊隊員，女性必須學會閱讀。因此政治指導員組成了女性識字班，並且「強迫所有婦女隊員都要參加」。有些當時的教材今天還找得到，它們顯示出識字班不只是獲得讀寫能力的媒介，也是動員以及灌輸軍事化價值的工具。在早期有名為「自我防衛，就是現在」的課程，把民防隊和動物的防衛本能作比較。就像動物一樣，「人類也必須利用他們的能力，爭取生存的權利……朋友啊！我們不能像野獸一樣，愚昧地看著共產黨員傷害我們。我們怎能忘記親戚們流下的鮮血？血債必須血還。」課程內容如此，結果可想而知。「當時的婦女隊員都心存應付，不管老師怎麼教，只枯坐等待時間混過去，老師發問都是一問三不知，大家把頭盡量放低、排斥抗拒，結果什麼也沒學到。」把民防體制作為現代化主要手段的決策，造成一個未料到的結果——未參與這個體制的人民，實際上被排除在創造現代公民的過程外。更明確地說，1949年時已經有小孩或處於適產年齡的女性並不屬於那個教導女性讀寫中文的組織，使她們在生活中只能擁有部分的公民權。性別角色的傳統思維因為行政決策變得更根深柢固，這些決策最終削弱了全面動員及現代化這個顯而易見的目標。

民防婦女隊不識字的問題，至1970年代已大致消失。作為「將金門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縣」計畫的一部分，縣政府開始大力投資學校教育，而金門其實是中華民國第一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地區。即便如此，女性的就學率持續低迷，有些人也質疑教育是否能達到成效。一位在1970年代早期滿十八歲時加入民防隊的女性評論家寫道，在她年度訓練的第一期裡，她和其他的婦女一起聽課，接著便針對教材進行測驗。「但我們沒受過什麼教育，而且很少寫字。所以我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最後講師就叫我們拿戶口名簿起來看（照著抄寫）。考試考是非題，所以我們都還好。」

女性生育的生理機制、由文化建構的「得體行為」思維和民防義務間的連結，給了她們一些協調的空間。男性幹部接受月經會影響女性執行軍事職務的邏輯，因此只要女性能提供醫生證明，證實她們正處於生理期間，就能免除運動或操練。據報導者說，當地診所的員工樂於縱容婦女欺騙民防長官。許多年長女性回憶當接到民防隊的義務役通知，當時還是少女的她們和她們的父母都嚇壞了。「有些女孩害怕待在民防隊裡。所以她們很快就訂婚，很早就結婚的例子相當多。然後她們一旦結婚，就想要馬上懷孕。」因此逃避民防義務，可能是另一個導致1949年後結婚年齡下降的因素。讓一位女性免服兵役的，並非懷孕生產這件事本身，而是之後的扶養兒女，因為這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如果妳不想待在民防隊，就要有小孩。如果妳沒有小孩，可以去收養一個，這在珠山很常見。妳要在小孩才幾個月大，還沒登記戶口時就領養他。」這種領養通常由近親來安排，其實只是傳統的族內過房習俗的另一種做法。這樣的習俗目的在於延續男方的血統，或更廣義來說，是一種家庭和親族為了實行個人或家庭策略能夠採取的彈性手段。「這種事在當時很常見，而且它並沒有違法。」

金門的女性軍人

今天不管是男性女性，很多人抱怨民防義務。這樣的抱怨加上各種逃避民防義務的紀錄，留下一種印象：金門居民對這種制度的反應是完全負面的。但在讀完當時出版的資料後，我們就會產生非常不同的印象。這些出版物褒揚金門的女性民兵，讚揚她們體現了嶄新的現代女性特質。一份由戰地政務出版的官方期刊《今日金門》，在1974年出版了以民防隊為主題的特刊，裡頭介紹了十九歲的李孟奇，她是金城民防隊南門里的高級軍官。「她不只長得漂亮，更以嚴肅的態度看待自己的職務。她不僅孝順父母，也無微不至地照顧她的兄弟姊妹……她真是傑出現代女性的代表。」就像李孟奇一樣，翁束回既擁有非常傳統的美德，更是位優秀的動員化公民，她利用空閒時間縫補衣服，來幫助父母扶養弟妹。她非常的傑出，因為她對國家大業的付出遠多於她應盡的義務。「只要國家需要，就是結了婚，她仍願挺身而出，為保家保鄉而獻出一己之力，加入戰鬥的行列。」

把這種情操視為完完全全的政治宣傳是再容易也不過的事。即便這種驕傲參雜著對嚴厲體制的不滿，並且需要適當的補償措施（詳見之後章節），但至少有一群女性民兵一直都為她們的軍事義務感到驕傲。這群人就是被挑選出來，每年10月10日赴臺灣參加國慶閱兵典禮的女性。在1975到1987年間，包含400位士兵，男女各半的一支金門民防隊，每年都出席國慶典禮。體格條件是挑選隊員的主要標準——男性170公分以上，女性158公分以上，由鎮級的民防單位先選出符合標準的隊員，他們接著便被送到一處訓練營來測試他們的訓練潛能。再次挑選出來的隊伍，於八月底開始全職的訓練。大部分的隊員記得開訓的日期和8月23日有關；在八二三砲戰週年紀念日後，訓練隨即開始。在十月初，儀隊前往臺灣，與馬祖民防隊的同儕進行最後一週的訓練，並在10月10日國慶時一同行進（圖10-6）。

圖10-6　參加國慶典禮的女自衛隊方陣（金門縣文化局提供）

一開始，人們對成為儀隊的一員相當熱衷，他們覺得被選上是種榮譽，也很享受到臺灣走走，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但這種新鮮感隨著時間逐漸消失，到了1980年代早期大家都已興趣缺缺。男性軍官通常指出這種現象是訓練內容和女性特質不協調的問題。「國慶閱兵對金門的民眾來說也是很痛苦的，……需要集訓三、四禮拜，不論風吹、日曬或雨淋都無法推辭。」許明鴻回憶：「不過在大太陽底下訓練非常辛苦，尤其女生更是不能適應，因為女生喜歡美白，在大太陽底下出操訓練，皮膚都晒黑了，所以都沒有意願參加。但因當時是半強迫性的，一戶人家如果有姐妹二、三人，就必須派出一人，所以不得不參加。」隨著人們不再熱衷，官方開始擔憂女性逃避義務的可能性。在1950和1960年代，戰地政務官必須處理相關的問題——男性居民企圖在年度訓練開始前離開金門，官方因此把出入金門的管理體制變得更加嚴密。同樣的措施，被套用到那群國慶閱兵隊員的身上。在當時，只有十八歲以上的未婚女性待在民防隊，她們因此成為目標族群。未婚女性成為夏季月分不被允許核發渡臺許可證的類別之一，而擁有戶籍，暫時前往臺灣的居民被下令及時返回金門，以便參加閱兵隊的篩選。

即使逃避和怨言越來越多，有些成員把民防義務視為女性平等和投身國家大業的表現。林金豆說：「我們婦女隊雖然不用像男子一樣，要參加那麼多軍事演習或軍事任務，但我們不但要受包紮訓練，有些婦女還要參加因國慶閱兵而舉辦的各項演習，……其中辛苦的程度絕不下於男子。不過因為那時國家的情勢特殊，共軍仍可能渡海來犯，能多學一些保護自己的戰鬥技巧，或幫助他人的護理技術（是件好事），一旦發生緊急狀況，對自己及家人都有不小的益處，所以不管訓練再辛苦，我都盡量逆來順受，盡力去完成每一項任務。」

就像高粱酒和「毋忘在莒」的勒石一樣，民防女儀隊在臺灣成為金門有力的象徵。（和大陸有幾分相似，高度軍事化的女性在大陸也是強力的政治象徵。）如同1981年的民防隊總督導所言，她們的參與對金門來說相當重要。「一般人要在地圖上找到金門並不容易，可是現在大家對於金門這塊小小的土地，還是有蠻高的認識，因為我們這個民防隊的表現一直都相當的好，也有很多的媒體紛紛來到這個地方採訪。閱兵典禮上，有很多其他的國家會來參加，也會引發國際媒體的注意。」

曾在1980年代早期參加儀隊的女性，常說她們最風光的時候，是在一部1982年以民防隊為主題的電影《霹靂戰士》中臨演。沒人認為這部電影是什麼大作，但無論如何它對我們來說相當有用，因為電影中描繪了一些金門女兵複雜的象徵以及刻板印象。就像其他同時期的臺灣電影，這部片包含了數段以配角帶出的支線劇情。主要的故事情節發生在碧桃身上，她是漁夫的女兒，也是一位蛙人的女友。當她的父親在海上被人民解放軍的士兵殺害時，她發誓要報仇。她的指揮官劍英非常嚴厲，大部分的女兵都討厭她。但劍英適時安慰碧桃，並解釋她也受過共產黨的摧殘。她的家庭在八二三砲戰中全部罹難。在一段倒敘中，我們看到劍英還是個嬰兒，她的頭髮被剪得很短，四周盡是爆炸和火焰。雖然金門島上並沒有鐵路，因為某種原因，她似乎坐在一根鐵路枕木旁。這一幕是參考眾所周知1937年被日軍襲擊的上海的照片，也因此把人民解放軍和日軍，金門的英雄人物和抗日的大陸人民雙雙畫上等號。劍英悲慘的過去解釋了她的命令為何總是如此嚴格，她要大家一刻都不要放下復仇的決心。她飽受折磨的男友從臺灣來信，信中說若她不離開民防隊去臺灣與他相聚，就要和她斷絕關係。但劍英拒絕了他。碧桃在她父親死後要她的軍人男友教她如何上戰場打仗。碧桃最後在晚上的海灘遇見一位敵軍蛙人，她犧牲了自己未來的幸福和她的生命，用一顆手榴彈和那位蛙人同歸於盡。

其他兩段支線劇情的重點放在女性從軍可能導致的離經叛道的結果。素月忽視家人的期望和所有的規矩，堅持追求一位來自臺灣的士兵。小玉也有一個臺灣男朋友，但當男友的父親到金門來看她時，她的舉止卻像個野人一樣，對他非常沒有禮貌，吃東西像個男人一樣。她們兩個不把服役當一回事，把它視為認識男人和咒罵劍英的機會。在一次演練中，兩個女孩被困住了，劍英隨即趕來救援。她嚴重負傷，截去了一隻腳。素月和小玉到此才體悟到她們犯的錯誤，同時發誓要獻身民防義務和保家衛國的重責大任。女性士兵的叛逆最後被她們為國家大業做出的自我犧牲所包容。故事的結尾是劍英和小玉的男友彼此哀怨，要等女友完成漫長的民防義務才能結婚。當然，如我們所見，事實正好相反。金門女性通常不會為了在民防隊服役而延後結婚，而是以提前結婚來躲避或減少服役時間。但藉由讓觀影者聚焦於性別關係軍事化導致的深遠結果，這部電影的確凸顯了意義重大的主題。

結論

我希望在這章裡，闡明金門緊急情勢下的性別區別、男性與女性對軍事化的不同體驗，以及軍事化如何強化或改變性別期許及角色。娼妓、妻子兼母親，以及軍人，這三個類別定義了女性在軍事化社會裡的潛在地位。（從事阿兵哥生意的老闆娘屬第四個類別，在前一章已經討論過，且此類別在官方眼中並不存在，因此沒有必要重提。）初次瞥見時，你會覺得驕傲的女兵在國家領導人面前進行閱兵儀式，和娼妓在環境嚴苛的軍妓院中工作生活，這些類別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彼此卻又息息相關。但事實上，在軍事化狀況下，每個類別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使軍事化政權能更順暢地運作。不論被指派到什麼樣的崗位上，女性都被期許要捨己報國。的確，不論是八三一的侍應生或是民兵，自我犧牲成為定義成年女性的元素。再者，女性被視為國家傳統的守護者，她們的社會地位也被視為現代化的重要指標——拋棄過時的陋習，追求科學和理性。杜贊奇寫道，民族主義的父權制把自我犧牲的女性建構成國家精神的象徵。金門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如此，公認的中國文化傳統被選擇性的分派到女性，以及需要保護的家庭範疇裡。然而，女性不能完全封閉於家庭生活。在國家存續受到威脅的緊急狀況下，女性也因為軍事目的被動員，例如娼妓為了維持軍隊的性活力而被動員，妻子兼母親為了提供支持和家庭服務，女兵為了參與戰鬥而被動員。在大多數的社會中，女性通常被視為不願為了滿足臨時需求而擔任軍事職務。將時間劃分為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讓「這種思維變得更容易理解，那就是所有動員的女兵都是短期的且基本上是非尋常的。」在金門，緊急的情勢模糊了戰爭與和平的區別。女性不但要保護國家傳統、詮釋軍事現代化，也要遵守身為軍人的美德。這是現代化的指標，也是緊急情勢的指標。

金門女性民兵的角色，與金門島在國際地緣政治中的角色同時變動。金門從原本強大的軍事功能，轉變成為共產威脅和反共警戒的政治象徵，對臺灣的政治體或全世界皆然。同時金門女兵的重要性也從支持軍隊轉變為展現女人在全球地緣政治競爭中也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不令人意外的是，在1980年代中期，地緣政治競爭情勢又開始變化的時候，金門的女性民兵，停止扮演在國慶遊行中那引人注目的角色。

就如許多其他方面，金門在臺灣和大陸之間的地理位置能夠反映海峽兩岸的進程。金門島上管理娼妓，便處於這兩個社會的分歧處。大陸在1949年後廢娼，是其成為健康的現代化國家的象徵。金門特殊的軍事化情境需要不同的定位，一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中常見的定位。儘管許多社會將娼妓視為對社會秩序的威脅，軍事基地內的娼妓常被認為有利社會和經濟秩序。重點不在於廢除娼妓，而在於它的控制和調節。另一方面，金門民防隊內的男女歡慶著平等主義，這與毛澤東思想對性別差異的回應類似。和在大陸上一樣，平等主義以角色特定化的形式表達，常被合理化為對生理差異的直接回應。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女性參與勞動，理論上應該消除了性別不平等，然而實際上卻製造更多性別期待的負擔。金門女性的政治地位通常和國家安全有關，所以從來沒有解放婦女的明確允諾。不管如何，兩岸的結果仍相近。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臺灣試圖讓女性回歸到家庭中，恢復中華文化的節操，結果卻成了小型家庭創業無酬勞工的主要來源。金門也有類似的狀況，由於軍事情勢的關係，創業精神指向部隊經濟而非家庭式小工廠。如同女性角色變化的相似性，有些沒有改變的事情也有其相似的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金門流傳下來對於性別差異的刻板印象持續存在。大陸通常將這些差異冠上科學的光環，而在金門，緊急狀況排除了這種合法化的必要。在這兩個社會中，國家被認為應該指出並管制性交易合法化的情境。大陸只允許一種情況，那就是結婚。金門與眾不同的特色，在於假定有維持軍事男子氣概的必要，因此讓另一種情況合理化——妓院，這表示女性性慾不僅僅定義在婚姻關係和生育上。大眾對女性的婚姻和生育有著相同的觀念，那就是將其視為女性無可避免的過程，這是金門女性結婚後就退出民防隊的原因。

就如許多社會中，女性成為關於國家類別的建構和轉變的言談中的指標。金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女性，特別是軍事化的女性，是另一種指標，是政治差異和自我犧牲的公民身分的指標。在軍事化時期，金門的社會關係因為軍事威脅而重建。這種威脅是性別關係改變的理由，卻也限制了改變的深度。因此，軍事化並不單純只是權力和機會的擴張，也可能使它們受到限制。軍事化和動員女性參戰代表的並非父權制度的結束，而只是一種重置。

履彊，〈兩個爸爸〉，《履彊集》，頁121—147。故事中有多處暗示那位女性是臺灣原住民部落的成員。「性別」以及「可敬的女性與娼妓之問的關係」的政治通常透過種族和次種族的概念來編織。原住民、來自臺灣的漢人以及來自大陸的漢人之間的區別，如何在金門的性交易史中被消泯，是個未被探索但在故事中相當重要的議題。​​​​​​​​

借用Jon Solomon的理論：戒嚴時期的臺灣在勞動上仰賴性別的劃分，男性被動員上戰場作戰，女性則論為「社會中非娼即母的非動員」。“Taiwan Incorporated: A Survey of Biopolitics in the Sovereign Police's Pacific Theater of Operations,”237.​​​​​​​​

Enloe, Maneuvers, xii.​​​​​​​​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使性別呈現不穩定的，不只是男性軍人的出現，還有女性軍人的存在。要了解女性軍人的觀點，參見《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

林曼清訪談；林美蘭訪談；王珠盤，《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182。​​​​​​​​

陳長慶訪談。​​​​​​​​

吳五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96；張奇才，《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214—215。胡璉設立這個體制的靈感不得而知，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未曾提起這個主題。可能的解釋包括他受到日本軍隊在二戰時期設立慰安所的影響；該解決方式為美軍顧問團的建議，以及他模仿澎湖軍官為了處理平民性侵案件而設立的體制。謝輝煌，〈軍樂團的創議人〉。​​​​​​​​

國防部檔案，00002716，「金門防衛司令部四十三年度施政計畫」，1955年；陳長慶，《走過烽火歲月的金門特約茶室》，頁16。​​​​​​​​

贾燕，〈軍中樂團探秘〉，頁16—17；陳長慶，《金門特約茶室》，頁36後。一些受訪者，包括戰地政務官員及在妓院工作的人員，十分堅持侍應生來到金門是出於自願。不論準確與否，這樣的堅持可能是過去記憶受到當代考量形塑的另一個例子。如同我們將在第十二章裡看到的一樣，在1980年代晚期，臺灣的反對黨政治人物開始批評國民黨經營軍妓院，他們將其和日本軍隊二戰期問的慰安婦相提並論，當時慰安婦要求賠償的國際性抗議行動聲勢漸漲。因此當受訪者強調八三一侍應生的來源是出於自願，他們真正的意圖其實是否定這種比較的正確性。​​​​​​​​

陳愛玲訪談。​​​​​​​​

試比較Katherine Moon所著的Sex Among Allies: Military Prostitution in US-Korean Relations第一章中對American Town的描述。​​​​​​​​

陳長慶訪談。​​​​​​​​

李敖，《中國性研究》，頁229；桑品載，《岸與岸》，頁100；金門警察局檔案，物件75，才幹1191，1986年11月2日；陳長慶訪談。​​​​​​​​

陳長慶訪談；金門警察局檔案，無物件編號，「國防部金門特約茶室管理原則」。​​​​​​​​

李敖，《中國性研究》，頁268；陳長慶，《走過烽火歲月》，頁46。​​​​​​​​

李敖，《中國性研究》，頁287，註13。​​​​​​​​

陳長慶訪談。​​​​​​​​

陳長慶，《走過烽火歲月》，頁49—50。​​​​​​​​

這樣的轉變可見於侯孝賢1986年的電影《戀戀風塵》裡的一幕。在營區的娛樂中心裡，兩位老兵在討論他們最愛的八三一侍應生，用編號來指稱她們。電影的主角，一位來自臺灣南部鄉下的義務役士兵並沒有加入他們的對話，而在一旁思念故鄉村裡的女友。​​​​​​​​

鄭明新訪談。​​​​​​​​

陳長慶訪談；陳愛玲訪談。​​​​​​​​

多位受訪者提到八三一票券的非法交易。​​​​​​​​

烈嶼鄉檔案，上林，「村民大會」，「村民大會指導要點」，1965年4月13日；烈嶼鄉檔案，上岐，「安全業務」，1980，縣政府指導修訂「民眾不得與防區特約茶室侍應生涉及賭博……」，1980年3月21日；陳長慶訪談。在1980年代，允許來自臺灣的公教人員使用軍妓院，首次打破了平民禁止使用軍妓院的規定。隨著金門公務的擴展，平民長官因此認定男性公務員如同軍人，也需要發洩性慾的管道，以維持社會和諧。但軍妓院另外設置了專供公務員使用的時段，以確保公務人員和軍人都能獨立使用服務。​​​​​​​​

李敖，《中國性研究》，頁252。​​​​​​​​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140.​​​​​​​​

李敖，《中國性研究》，頁274。​​​​​​​​

同上，頁278。另一副妓院對聯更為生動：「大丈夫效命沙場磨長搶，小女子獻身家國敞蓬門。」陳長慶，《走過烽火歲月》，頁40。​​​​​​​​

金門警察局檔案，物件75，才幹1191，1986年11月2日。​​​​​​​​

參見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cupation, ch. 6; Enloe, Maneuvers.​​​​​​​​

陳長慶訪談。​​​​​​​​

林金偉訪談；與辛西亞·恩洛直接通信。​​​​​​​​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61；林炯福訪談。​​​​​​​​

翁雄飛，〈古早的三八新娘〉。​​​​​​​​

翟芬訪談。​​​​​​​​

奎山，〈轉運ㄟ「哮呆進仔」〉。​​​​​​​​

陳華錦訪談；林炯福訪談；樂山，〈飲水思源頭——軍民情深篇〉。​​​​​​​​

鄭明新訪談​​​​​​​​

這樣的刻板印象出現在許多臺灣電影中，例如《金門女兵》（1983）；《八二三砲戰》（1986）。​​​​​​​​

也曾發生過軍人利用婚約把當地女子引誘到臺灣，並強迫為娼的恐怖故事。沒那麼令人震驚卻令人失望的另一個故事，是有些士兵誇大他們的財富，以欺騙當地女子答應與他們的婚約。「其中有一位信誓旦旦地說他非常富有。他的太太到臺灣探視，回到金門後，她說他在那兒的生活甚至比在金門還窮困。」陳華錦訪談。​​​​​​​​

陳華錦訪談。退伍中華民國軍人線上討論區的貼文顯示，當時的軍人相信這個傳言。​​​​​​​​

烈嶼鄉檔案，西口，「戶籍·综合」，1978年，縣政府致村辦公室，修訂「住民〇〇〇因夫妻不睦」，1978年2月19日。​​​​​​​​

The Defense of Quemoy and the Free World, 16.​​​​​​​​

《金門統計年報》，LI（2004），頁4647。金門人用虚歲來計算年齡，因此通常比實際年齡大一歲。總人數也包括少數離婚和鰥寡的案例。​​​​​​​​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62。​​​​​​​​

在楊天厚、林麗宽所著的《金門婚嫁禮俗》裡，並沒有提到任何聘禮的相關資訊。謝玉萍，《金門傳統生育禮俗之探討》；許敏華，《明清時期金門傳統婦女家庭生活研究》。一本十九世紀晚期的地方誌提到結婚的花費起初很微薄，在當時已經增加，但並不清楚這裡指的是聘禮還是嫁妝，後者的可能性較大。林焜熿、林豪著，《金門志》，頁350；翁雄飛，〈古早的三八新娘〉。​​​​​​​​

與他們的長官不一樣的是，被要求填寫表格的村幹部，完全有注意到聘禮價值上升的原因：「因為該區太多的年輕女子都被軍人娶走，造成供應短缺。」烈嶼鄉檔案，上林，「風俗調查表」；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63。嚴格來說金門並不算是殖民地，但它經歷了許多常會與殖民主義連結的過程：全面性的空間重劃（包含公共與私人空間）、抽取包含勞力在內的資源，以及全新的督導、分類以及控制模式。關於殖民與現代化計盡的相似之處，參見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qypt, ix；以及Bruce Cumiings,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72-73.​​​​​​​​

《金門縣志》，頁422。​​​​​​​​

Susan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 1915-1953, 頁128後。​​​​​​​​

烈嶼鄉檔案，上林，「金門地區第十五屆集團結婚實施要點」，1977年12月30日；Glosser, Visions, 129.​​​​​​​​

烈嶼鄉檔案，上林，烈嶼鎮致上林村辦公室修訂「薦送本鄉現已訂婚對象鼓勵參加第十七屆集團結婚」，1979年12月5日。​​​​​​​​

〈欣聞縣府舉辦集團結婚〉，《金門日報》，1965年12月4日。​​​​​​​​

烈嶼鄉檔案，上林，「金門地區第十五屆集團結婚實施要點」，1977年12月30日。​​​​​​​​

王文山訪談。​​​​​​​​

《金門縣志》，頁629。​​​​​​​​

傅柯提出的模式：「家庭從一個管理的模型轉移到被管理的對象」似乎適用於此處。“Governmentality,”87-104.​​​​​​​​

烈嶼鄉檔案，上林，「婦女節標語」，1976年。​​​​​​​​

Reid,“Cold War in the Kitchen,”252.​​​​​​​​

《金門縣志》，頁683。​​​​​​​​

Kenneth Rose, One Nation Underground: The Fallout Shel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吳媽福，《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493；李罔詩，〈女自衛隊憶往〉；許淑培，〈金門民防隊的田調紀錄〉，頁152。​​​​​​​​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73；毆贊隊，《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263。​​​​​​​​

Elaine Tylor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Michael Sherry, In the Shadow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30s, 150-151.​​​​​​​​

明秋水編，《金門》（蔣總統與金門），頁56。別具特色的女性制服並非金門民防隊的專利。「女青年大隊」是模仿美國女子輔助軍團的輔助部隊，也穿著類似的制服。《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頁21。​​​​​​​​

Ilene Feinman, Citizenship Rites: Feminist Soldiers and Feminist Antimilitarists.​​​​​​​​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139;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h. 6.​​​​​​​​

大陸上女性的動員在許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女性紀錄中都被提及，即使並非往往與軍事化相互連結。​​​​​​​​

歐甘目，〈金門民防隊的田調紀錄〉，頁161。​​​​​​​​

林蔡款，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峰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104。​​​​​​​​

同上。​​​​​​​​

許慧文（Vivienne Shue）探索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類似案例，把集體化的快速傳播連結到半社會主義農業造成的複雜問題超越了農村幹部所能駕馭的範圍。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ch. 1.​​​​​​​​

《戰鬥村戰鬥手冊》，頁63—64。​​​​​​​​

林蔡款，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104。​​​​​​​​

烈嶼鄉檔案，上林，「初級民教班國文補習教材·下」，1966年。​​​​​​​​

林蔡款，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104。​​​​​​​​

李罔詩，〈女自衛隊憶往〉。​​​​​​​​

潭淑玲訪談。​​​​​​​​

杜天生，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98。​​​​​​​​

林美蘭訪談。​​​​​​​​

許淑培，〈金門民防隊的田調紀錄〉，頁152。​​​​​​​​

〈戰鬥的多面手李孟奇〉；〈盤山村婦女隊長翁束回的才藝超人〉。​​​​​​​​

王延卿，《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127。​​​​​​​​

許明鴻，引用於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

林金豆，〈金門民防隊的田調紀錄〉，頁157。​​​​​​​​

陳秀竹，〈金門民防隊的田調紀錄〉，页231。​​​​​​​​

林金豆，〈金門民防隊的田調紀錄〉，頁157。​​​​​​​​

這張著名的相片參見www.princeton.edu/〜nanking/html/image_1.html（瀏覽於2007年9月20日）。​​​​​​​​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133.​​​​​​​​

Enloe, Maneuvers, 123.​​​​​​​​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305.​​​​​​​​

 第十一章　冷戰的鬼與神

在金門島上，全球性和地方性交織下產生許多不同的結果，其中之一屬於超自然的領域。1949年的激戰、不曾停歇的砲擊行動和客死異鄉的大陸軍人（或民兵），讓金門成了無限亡魂寄宿的土地。金門軍旅生活的種種傳說，包含了和那些鬼魂的遭遇，而金門的鬼故事也成為流行於臺灣當代的靈異小說中，一種獨特的次文類。在一些故事裡，陣亡士兵的鬼魂在島上徘徊，不斷糾纏著居民：另外一些故事則和村民的亡魂有關。有更多的實物能夠追溯這些鬼魂的淵源，那就是在島上處處可見祭祀他們的廟宇。這些廟宇不只是傳統在現代化的進程下存續的證據，更反映了國家利用記憶及信仰的力量形塑社會的種種行為。它們既是國家監控性政權和社會生活交會的地點，也是金門居民的日常生活被地緣政治化的一個例子。金門的民間信仰，是國家官員和平民在地緣政治情境創造出的議題上，各自詮釋，互相競逐的另一個領域。

愛國將軍廟

走在古寧頭四周的原野上，常能看見一些簡單的建築，大小約數平方公尺，由幾面水泥牆和瓦楞屋頂構成。每一棟建築的前方都有個提供遮蔭的平臺和一座香爐，建築內通常只有一座祭臺，上頭擺放著神像，前方還有一張供桌。在側邊的牆上或許能看到心懷感激的祈願者捐贈的幡，他們的願望在神明的幫助下終能實現。這些神壇的外觀，則和無數位於中國東南及臺灣，供奉當地神明的祭壇十分相似，那些祭壇紀念餓鬼的靈魂，以及在令人難解的狀況下死亡或客死他鄉的無名者。在金門的許多祭壇裡，神明的形象與其他地區的廟宇有所不同，祂們並非身穿中國古代官服的天官，而是穿著軍服、戴著中華民國軍帽，有時還拿著一把衝鋒槍或其他武器的軍人。在金門，這些神明被稱為「愛國將軍」，人們相信他們是島上陣亡士兵的靈魂。古寧頭一帶密集的寺廟，是1949年戰役造成的結果。

戚常卉是一位研究金門民間信仰的傑出學者，她指出了金門島上四十多座愛國將軍廟的位置。一般而言，那些祭壇是因為靈媒通靈時受到告誡而出現。幾個世紀以來，男女靈媒一直都是金門居民與往生者的靈魂或神明溝通的途徑。在1950年代，當地的靈媒表示他們開始被陣亡士兵的靈魂糾纏，那些亡魂要求居民建造祭壇並提供祭品，否則他們就會到處作亂。他們有時無名無姓，村民們也不認得；有時他們明確表示自己的身分，喚起村民們共同的記憶。例如在湖下，一位在村莊裡自殺的士兵的靈魂找上了當地的靈媒，要求建造一座祭壇。另一座小廟則蓋在1958年時碉堡所在的地點，當時守在裡頭的一個班在受到砲擊的當下全軍覆沒。通常是在發現遺體後，廟宇便開始建造。約在1976年，有兩具遺體被沖到後豐港附近的海岸上，身上只穿著短褲，因此居民知道他們是蛙人，將他們草草埋葬。過了一段時間，埋葬地點附近田地的女主人生了重病，尋求村裡的靈媒協助。兩位死者的靈魂便向靈媒託夢，要求供品和妥善的埋葬，婦人於是蓋了座小祭壇。「她不知道他們是中華民國的蛙人還是共產黨的蛙人，所以她就用愛國將軍來稱呼他們。」

規模最大的愛國將軍廟，座落在往古寧頭的路上，是一座雄偉的神壇。裡頭祭拜的是古寧頭戰役的英雄——李光前將軍，他在戰役首日下午率領弟兄朝著一處解放軍據點衝鋒陷陣，中彈殉國。數年後，附近居民在夜晚常被不尋常的噪音驚擾，於是請求女性靈媒幫忙找出原因。她被李將軍的亡靈附身，要求居民建造祭壇並祭祀。靈媒提供關於亡靈的資訊，和死去的英雄李光前完全相符，使居民們非常訝異，上報並徵詢金門防衛司令部長官的意見後，便遵從了亡靈的要求。1970年代，亡靈要求擴建祭壇，居民便向國軍請求經濟援助，司令官命令行政長官核發大量資金，足夠蓋一座規模龐大的廟。擴建後的廟有著壯麗的大門，一排炯炯有神的動物石雕，在主祭壇後方還有會議室和博物館。到了1970年代晚期，這裡不只是當地居民奉獻祭品、祈求庇護的神壇，也成為政治教育和紀念中華民國國軍英雄的地點。縣政府在慶祝古寧頭戰役三十週年時，下令舉辦大規模的團體奉獻儀式。慶祝活動的計畫文件如此指示：「應安排兩干人以上之民眾（男女老幼）、學生，並包括各界長官及機關首長紳耆，以供拍攝電影。」國家利用和轉移李光前力量的手段，只是控制和監視金門民間宗教習俗計畫中的一小部分。對宗教政策更詳盡的檢視，能進一步說明軍事化和現代化在金門島上的連結。

民間信仰的控制與監督

早在1949年之前，中華民國便致力於改革中國民間信仰，作為現代化這個遠大目標的一部分。杜贊奇和張倩雯（Rebecca Nedostup）提及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1912—1949）經歷了周期性的改革運動，意圖劃清宗教和迷信的界線，並削弱制度性宗教的力量，但卻完全失敗。在1949年後的臺灣和金門，官方規範民間信仰的政策著重在消除被判定為落後或浪費的習俗，並確保宗教組織不會對政府的控制力造成威脅。有些儀式隨即遭禁，例如許多村子裡都有供奉王爺的寺廟，為了保護村莊不受瘟疫肆擾，這些寺廟定期舉辦儀式，將神明請到華麗的紙船上，漂流出海，禁止在海岸上進行團體活動的法令讓這些儀式成了違法行為。1949年以前，金門許多廟宇舉辦的年度慶典都包含了跨村莊的遶境，擡著主要神明的轎子走過一村又一村，同時也讓不同村的居民有一起宴會、聯絡感情的機會。1949年後，有些慶典被禁止，有些儀式也被限制在一天內完成，跨村莊的神明遶境於是無法再舉辦。中元節是另一個在1949年被間接限制的節慶，該節日的重頭戲是一個送走亡者靈魂的儀式——普渡。傳統上，鄰近的村莊會在不同的日期舉辦慶典，讓居民能不只一次參加活動，加強社會聯繫。為了安全考量，軍方限制儀式只能在某一天舉辦，使得人們無法再到他村莊參與活動。這道政令的另一個目的，在於減少節慶的開支，避免浪費戰爭預算。削減花費因此被視為對反共戰爭的一大貢獻。

對民間信仰表現形式的規範和限制，也遭到人們的反抗。村民們假借其他名義，照常舉辦儀式性的戲曲表演。他們以娛樂士兵而非神明的名義，贊助戲曲表演，這被視為一種愛國而非落後或浪費的行為。隨著人們逐漸富有，也出現了公然反抗的案例。1977年，一位居民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僱用歌仔戲團到他的宗祠表演，他知道自己會因此被罰款，大部分的款項會充當鎮上的社會福利基金，仍然執意為之。

王玉蘭崇拜

在小金門所有的信仰崇拜中，王玉蘭崇拜是一個饒富意義的研究案例，我們能藉此探索對民間信仰迥異的詮釋方式。1954年夏天，一具女屍浮上金門的岸邊，整個故事就由從安撫她的靈魂開始。村民安葬了這具遺體，並且在尋獲遺體的地點供奉她的靈魂。她的墳墓發出怪異的光線和啜泣的聲音。有些受訪者表示，軍隊的吉普車經過她的墳墓時，引擎總是會熄滅。幾個月的時間內，她的靈魂附身在當地的一位女性靈媒身上，而她悲慘的故事被記錄在碑文上：

姓王名玉蘭，廈門人，年十七，家境清寒，六月九日午間，於海濱拾蚵之時，為朱毛匪兵數名，包圍汙辱，誓死不從，玉蘭百般抗拒，匪兵以獸行難逞，惱羞成怒，乃便施殘暴，將衣服脫光，殘之入海。

她的遺體被沖上小金門岸邊的過程，跟傳統中國民間信仰中的一種說法一致：意外死亡者或來路不明屍體的靈魂被視為某種令人恐懼的邪惡力量或餓鬼，人們為了阻止不幸的後果而予以祭祀。自從最初這樣的傳言和這具遺體有所連結，金門一些獨特的狀況就在其中反映了出來。有些村民說，王玉蘭的遺體最初由軍人發現，他們的長官與村長開會討論，亟欲了解是否有當地女孩失蹤。村長堅持她不是從他們的村莊來的，然而這具遺體擁有生前和親人待在一起的跡象，因此村民相信他們之間有某種緣分，決定將她安葬。早在1950年代，金門人民就由軍隊掌權統治，而在這個故事中，軍隊強制召集村長問話，顯示出人民真正的恐懼和危險來自軍隊。即使軍方的權力看似無限，但熄滅的引擎諷刺地訴說著，雖然軍人使村民生活困難，他們就和其他人一樣，也屈服於神明的力量之下。另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在軍人捲入這件事之前，遺體其實是由兩位當地人民發現的，其中一人是阿宏，他在村裡經營一家照相館，擁有一臺相機。據說他拍了幾張裸體女屍的照片（女屍離奇地沒有腐爛），並將這些裸照賣給當地軍隊。王的靈魂非常憤怒，不久阿宏就生怪病過世了。阿宏的故事，觸及了這具遺體和性相關的面向。我之後會再提到她的造成的影響，以及對金門變化中的經濟抱持的反覆無常的態度——島上人民越來越仰賴與軍隊之間的商業行為。

一位負責管理這座廟的八十一歲失明老先生洪多瑜說，王玉蘭的靈魂附身在女靈媒身上後，居民希望蓋一座廟以示尊崇，但他們實在太窮了，所以王便託夢給小金門的高級軍官第81師師長田樹樟，尋求協助。於是田派遣他的部隊在青岐這個村莊蓋了一間小廟。（2002年訪談時，洪多瑜提到，從此之後，王的靈魂再也沒有附身在靈媒身上，這種說法完全反映出一個在當時地方政治上分歧的議題，將會在第十二章討論。）田親自為廟宇題辭撰序，將其命名為「烈女廟」。（圖11-1、圖11-2）在說明王玉蘭的死時的狀況、遺體的外觀和建廟的過程後，下了這樣的結論：

嗟乎！鐵幕之中，孰無姊妹，生也何恩，殺之何咎，誠可痛也，金廈之間，虎魚出沒，胡為漂來斯土。泣訴冤屈也。夫生而能抗，死且投向自由，赤匪暴政無道，天人共憤。神矣！奇矣！今日世界反共怒潮澎湃，革命抗暴風起雲湧，極權必敗，暴政必亡，事實昭然。為悼芳魂，爰為之序，以旌表其貞烈焉。

圖11-1　烈女廟外觀（作者攝）

圖11-2　烈女廟內的王玉蘭像（作者攝）

王玉蘭像前的整排供品，為美白保養品。

田樹樟認同王玉蘭的「純潔與貞潔」以及最終為了守護那些價值的自我犧牲，符合官方長久以來提倡的傳統女性美德。中國歷來就有表揚寡婦守節，甚至以死相守的系統性規範。自1911年革命後，女性美德的追求已然消失，然而官方支持建廟並不只是延續這項傳統，這種支持更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前十年中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自覺性訴求，形成文化論述的一部分。陳奕麟（Allen Chun）提出文化政治如何在這個時期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連，而國民黨政府希望「喚起、復興、再造傳統，使其對現代社會的願景合理化。」蔣介石和他的文化官員聲稱國民黨是中華文化的捍衛者，也是中華民國的守護者。他們對於文化的定義非常保守，與中國共產黨的激進思想恰好相反。因此王玉蘭對於性的自我約束，在中國傳統道德觀裡，只有在父母同意結婚後才能合理地得到解放，並且只能以丈夫為對象，這和據傳在大陸流行的放蕩不道德的性自由大相逕庭。就連民族主義的惡鬼或神明所做出的選擇，都訴說著國民黨保守的文化論述。雖然早期共產地區對宗教進行嚴格管制，作為控制和現代化的手段，但在1949年之後，管制開始鬆綁，鬆綁到中華民國能以傳統中國文化保護者的新形象出現，並且與疏離、無神主義的共產運動兩相對峙。蔣介石在1953年點明了這樣的改變，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添加了兩個章節，成為臺灣較早的民族文化政策的主要論述。蔣寫道：「共匪要瓦解我們的社會、滅亡我的國家，首先要摧殘宗教，箝制我們的信仰。……我們要看清了共匪為什麼要摧毀宗教，纔能達成他征服世界奴役人類的目的，我們就能夠了解宗教對於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了。」

田樹樟對於王玉蘭的詮釋是一種官方文化言談的表述，和把惡鬼神化的通俗故事大相逕庭，同時也反映出金門地緣政治的獨特性。田將她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美德的象徵和對抗中國共產主義的英雄，她也因此成為中華民國的比喻。臺灣作為反攻大陸、消除共產勢力的基地，中華民國國民盡心盡力，獻身於這個目標，同時秉持自我犧牲的精神服膺中國革命的理想。田樹樟把王玉蘭塑造成民族英雄和愛國烈士，是朝這個目標邁進的有效宣傳。

即使中華民國為其自身塑造傳統捍衛者的形象，傳統卻被重新定義。舉例來說，日本對臺灣文化的影響、臺灣的獨特性，都被官方的文化論述洗滌得一乾二淨。陳奕麟表示：「不管傳統如何被創造或是重建，它必須擁有傳奇化的本質，與國家形塑的支配性過程恰好吻合。」這種傳奇化對小金門的人民而言，並不完全有說服力。一位曾任村里官員、現為道士的受訪者，對廟宇的興建發表了這樣的看法：「她為了政治因素被救了……在那個時候，中國大陸正在摧毀廟宇，因此她顯現了臺灣的不同。」

軍人、村民與道教儀式

1950年代中期以來，王玉蘭崇拜沿著兩條相互交織的路徑發展。第一條與軍事有關，軍事計畫直接影響崇拜的歷史。舉例來說，受訪者表示王玉蘭的遺體原本安葬於一個叫做銅山的地方。軍方在那兒準備設置雷區，為了防止居民反抗，軍人們挖出王玉蘭的遺體，移葬到廟旁他們新蓋的水泥墳墓中。

然而，軍事與傳說的關係並非這麼簡單。官員和金門駐軍也親自參與王玉蘭崇拜儀式。中華民國官員經常參與派駐社區的儀式，在當地的主要廟宇祭拜。對軍方而言，這種膜拜擁有雙重特性：信仰作用和社會作用。信仰作用在於讓長官祈求保護他指揮的軍隊，而社會作用則是鞏固軍隊與社區之間的關係。（高級軍官捐贈匾額給當地的宗祠也是類似的道理。）

我們不清楚軍官們定期到烈女廟祭拜的習慣從何時開始，但可能在田樹樟下令建廟後不久就開始了。這種崇拜仍存續到今天，即使小金門的軍隊在1990年代晚期的規模從一個師縮減為一個旅，主持儀式的是旅長而非師長。現任的指揮官是一位職業軍官，以貴賓的身分參與年度的廟會慶典。他也會在農曆的初一和十五，在一位年輕義務役士兵的陪同下到廟裡祭拜。那位士兵會先到達現場，在盤子上擺好作為供品的水果，準備好線香和要燒的紙錢。指揮官乘坐他的黑色轎車抵達。他為廟裡每個香爐和一旁的墳墓上香。為了節省時間，他的助理會在墓旁的火爐幫忙燒紙錢，而官員在廟前敬禮後，回到在一旁等候的車上。在這個儀式的詮釋上，指揮官認為他的參與包含了數個不同的面相。他在這座廟祭拜的原因是入境隨俗。「這原本是駐地指揮部開始的傳統……我剛到這裡的時候，是交接給我的前輩帶我來這裡解釋給我聽的。我延續了這項傳統，也會傳承下去。」他也在這當中看見了可供利用的手段層面，由於底下的軍人祭拜神明，身為他們的指揮官，理所當然地必須對她表示尊敬。「我原本不信這個的，但現在既然被派到這裡，我來的目的就要讓我的軍人感覺好一點。」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偶爾也會參與當地基督教會的禮拜。在廟裡祭拜有助於增進與社區的關係，這也是他到訪小金門另一座重要廟宇——保生大帝廟的原因。最後，軍官也在自己的參與中看見公眾思想層面。他在這裡直接觸及王玉蘭由鬼成神的議題。「任何美麗或值得讚揚的人事物都能成神。這不單只是因為他們能幫助我們，也是因為他們能教育我們。我們欣賞且敬佩他們生前的道德感。」軍官在這裡指的是五十年前，前輩田樹樟就提過的王玉蘭的美德。她呈現的傳統女性美德——為貞潔不惜犧牲性命，使她成為傳統中國價值下備受褒揚的代表。然而，這同時也使她成為對抗某種政治勢力的代表，因為在中華民國官方的文化論述中，這股勢力便是亟欲打破傳統中國的價值觀的中國共產黨。因此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軍方對王玉蘭的崇拜是中華民國民族計畫中大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這個計畫希望將全體人民的認同連結起來，尤其是像金門這種前線島嶼的人民，以達成共同捍衛中華民國的目標。

即便儀式的基本架構相同，那位軍官對於他進行儀式的詮釋和當地人民相差甚遠。村裡的女性每個月初一和十五也會到廟裡祭拜，也有人每天都來，而少數男性也會參與祭拜。信徒雙手合十，在廟宇的五個地方（外面的香爐、兩側的聖壇、中間的聖壇以及墳墓）直接與神祇對話。一般而言，信徒直接尊稱神祇，道出所有家人的名字，祈求神明保佑，偶爾也會為個人因素而特別祈求。這樣的儀式對在臺灣或閩南廟裡祭拜過的人來說，應該不陌生。他們祈求生意興隆、遠遊親人安全賦歸、青少年學子學業順利、新婚夫妻早生貴子。最後，信徒告知神祇自己的身分，「我是來自某地的信徒某某某」，信徒可能擲筊得到神聖的籤條。洪多瑜能解釋籤條上抽象的內容。燒紙錢是另一個必要的步驟，因為這代表信徒與神明進行的雙向交易。因此，即使軍方希望將王玉蘭的形象轉化成民族主義的抗拒象徵，對當地人民而言，她依舊是位與社區連結、幫助人民解決個人困境的靈驗神明。

小金門的人民相信就是她的力量導致對她的崇拜如此盛行，值得一提的是她協助富有且傑出的林德甫的故事。出生於1910年，林跟許多小金門的人民一樣。依從父志到外地打拼，在汶萊尋找自己的出路。他成為了成功的商人，且在1958年被蘇丹指派為當地的華人領袖「甲必丹（kapitan）」。1976年，他和家人回鄉到廟裡祭拜。根據當地的民間傳說，在他生意不好時只要到廟裡祭拜，生意又會開始變好。為了表達感謝，他捐錢重建了一座更大的廟。根據重建的廟上的刻文，「惜乎原遠之際，蓽路草創，廟堂狹小，香火遊人時有擁擠之感」，然而林重建之後，「廟貌寬敞堂皇，煥然一新。」因此，對金門的人民而言，祭拜人數的增加不是因為王玉蘭是種政治象徵，而是因為她很靈驗。

大部分關於祭拜的民間故事會挑戰官方說法，說明對王玉蘭的崇拜是平民的儀式，將她視為道德典範來尊崇。許多故事將她塑造成軍方和平民百姓靈驗的守護神，而這些故事總是與地緣政治有關。村中有位女性解釋道，軍人首次建造王玉蘭廟是九三砲戰時，有個官員，很可能是田樹樟本人，受到神明的營救。他在轟炸時被困在外頭，恰巧在她的墳墓旁邊，他抱著墓碑，最後平安無事，因此決定建造一座廟。根據洪多瑜的說法，「要不是因為她，金門和小金門在兩次砲戰，可能早就被摧毀了。當時炸彈如蜜蜂一般落下，卻都正好掉在山間，與人們距離甚遠。」

王玉蘭的性別和性徵在民間故事和儀式中皆有提及，但都非常隱晦，模糊了軍事和大眾對神明的詮釋之間的界線。大部分關於王玉蘭的民間故事中都和性有高度的關聯。多數受訪者相信她要不是被性侵就是差點被軍人性侵，否則她的遺體沒有理由一絲不掛。如同廟裡的碑文〈烈女廟誌〉:「遇不法之徒，觀其姿色，心懷不軌，加以施暴，投海殯難。」她的性徵也在拍攝裸照那個故事中被特別強調。然而，軍方的詮釋卻將她去性別化，不把她當成性的受害者，而是貞潔的英雄象徵。也有些受訪者試圖輕描淡寫她的故事中有關性的部分。舉例來說，洪多瑜這位盲人廟祝，對信徒說的便是「無聲色版」的故事：

王玉蘭出遠門，到廈門找在那邊工作的父親。那個時候人們還將木頭作為燃料，她因此必須到海邊撿浮木。她越過了檢查哨，有個共產黨士兵看見她走到岸邊，但他正好下班，忘了跟接班的人說明她的身分。在回程的路上過檢查哨時，看守人要求驗證身分。當時她只有十七歲，沒有任何身分證明文件。她試著解釋，但共產士兵指控她是國民黨派來的奸細。他們侮辱她。她說：「你們把我當成畜生，而不像一個人來對待。」她於是投海自盡。

桑高仁（Steven Sangren）表示，女性神明的形象是由純真與玷汙，以及女性汙點與中國性別觀念中的女性社會角色間的連結構成。因此，女性神祇必須克服生理期、性行為及生產等不潔的聯想。將王玉蘭與一位青少女的大義殉節相提並論，使這種淨化成為可能。

如同當地許多中國民間宗教的神祇，王玉蘭的膜拜也被納入道教儀式傳統，且在某種程度上，她被去性別化了，因為她越像神，就必須越不像人，不能呈現人類的性徵。當地只要預算允許，每年農曆五月十四日舉辦大型的「公祭」，那天是王的遺體被發現的日子。跟中國民間信仰的許多廟會活動一樣，這個習俗用兩種儀式同時慶祝。當地的道士會作簡易版的「醮」，或是供奉儀式。由於醮的儀式以往研究很多，這裡唯一要提的是，在儀式的過程中廟宇被重新建構為宇宙的代表，而榮耀則讓與道教的元始力量。儀式的重點不是王玉蘭，而是廟裡的表演，表示道教將她視為眾多神明之一，而未來也許會更清楚地揭示她在其中的特殊地位。洪多瑜更進一步將王玉蘭與道教眾神之廟連結，解釋說她是玉皇大帝的親生孫女和西王母（王母娘娘）的姊妹。王玉蘭又俗稱為「仙姑」，這也反映出她屬於神明中範圍更廣的眾神。

儀式的第二部分由社區同時進行，人們樂於對守護神致敬。一位廟方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提供社區儀式流程。這個流程包含十二個步驟，有上香、供奉酒、水果、肉品；朗誦祝文、列隊膜拜的順序，和儀式前後的伴奏。雖然道教儀式跟其他民間信仰儀式的做法相同，但社區儀式在兩個層面上反映了王玉蘭的特別地位。第一，在中國寺廟祭典儀式中，不管是佛教還是道教的宗教人員通常優先進行，而表演奉獻的長者遵從主持的僧人或道士，但是王玉蘭祭典的重要環節通常由社區優先進行。這反映在儀式的第二步驟：「主祭者就位。」這位「主祭者」由小金門的軍事高官或文職官員擔任。他們不可能接受由道士告訴他們怎麼做，為了方便起見，社區奉獻儀式在這兩位官員抵達時才開始。根據一位道士的說法，「他們一到，我就得停下來。」儀式的另一個特色是由道士準備的祝文，內容包含首先由軍事言談提倡的民族思想。一個晚近的版本如下：

祝文

維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歲次己巳蒲月十有四日戊申

金防部副司令官韋將軍率烈嶼各界代表委員

等謹以牲禮果品清酌香楮之儀敬獻于

烈女王府仙姑之前曰　欽維

懿範　四德咸臻　臨危不屈　抗暴捨身　冰清玉潔

志節堅貞　不甘受辱　殉難輕生　巾幗丈夫　遐邇咸欽

魂安樂土　立廟欽旌　萬人崇拜　香煙鼎盛　屢顯靈跡

庇佑軍民　共匪殘酷　禍國殃民　神人供憤　終必潰崩

欣逢冥誕　拜奠虔誠　伏維

尚饗

這些年度廟會儀式中的模稜兩可，一方面呈現了上面強加的宗教詮釋，另一方面體現了銘文詮釋如何影響民間儀式。軍方在當地人民的儀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人民對於神明的虔誠信仰，無疑使得軍方繼續贊助。即便如田樹樟這一類型的歷任軍官，試圖將王玉蘭定義為愛國烈士、傳統中國美德的化身，中華民國最終會以這些美德戰勝共產黨，但很少有信徒願意相信這樣的詮釋。顯然信徒們願意將她的犧牲視為她獨特的地方，但對他們而言，她是因為有能力影響他們的生活，而受到尊敬。這兩種詮釋，在某些層面上同時被鞏固，也在一些方面上互相牴觸，並在私人和公開的膜拜儀式中緊密連結。膜拜歷史的早期可被詮釋為金門身分認同上的掙扎，它到底只是單純的反共基地，或是從金門當地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共同見證了神蹟，忠實地傳達歷史和儀式，將自己視為過去的產物，因此堅持自己的身分具有多重面向。而將當地社會視為軍方利益附屬品的種種，使他們產生嚴重的矛盾情緒。

地緣政治與詮釋手法：王玉蘭作爲浮動的意符

1950年代，許多當地靈媒被愛國將軍附身，並出現在一般民眾的夢中。同時在南歐也出現一連串的幽靈和靈異事件。威廉·克里斯蒂安（William Christian）主張靈異事件其實稀鬆平常，但它們若能夠引起大眾的注意，就是件不尋常的事。如果這樣的事件發生，就表示那個時間、地點擁有「對天降信息的需求或警覺性」。歐洲的靈異事件和愛國將軍的出現，都能放在一個較廣大的情境下來理解。根據克里斯蒂安的看法，歐洲的事件和幽靈是「戰後的嚴重分歧導致的情緒平衡手段」。換句話說，它們是針對冷戰的一種回應。克里斯蒂安把重點放在那些事件具有統一社群和國家的潛力。對王玉蘭崇拜的詳盡分析讓我們能夠超越這樣的概括，探索詮釋她的不同方式。

在《中國宗教的一體與多元》（Unities and Divers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一書，魏樂博指出對於某種儀式的不同詮釋可以在一張詮釋手法的光譜上標示出來。就王玉蘭崇拜而言，我們能在一張較為廣大的光譜上，找出數種不同的詮釋軸線。第一條軸線是由鬼成神。當王的遺體被發現時，她在外觀上被認為是與社群毫無關聯的「外人」，她的靈魂被視為潛在的危險來源，人們因此將她安葬並供奉她。今天她的崇拜者則將她視為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能夠協助並保護人們。換句話說，她是位神明。這大致上也是主持她的慶典儀式的軍事長官或道士所抱持的觀點。因此這條軸線基本上與時間的層面合轍。王玉蘭最初被當作鬼魂看待，但隨著時間流逝，她成為了神明。第二條軸線是從具體的靈驗事蹟到抽象的象徵。在當地信徒的眼中，她很靈驗，所以她是神。但她同時也是貞潔的象徵，以及反共的象徵。當詮釋角度隨著時間由軸線的一端往另一端進行，將她視為象徵的詮釋方式並沒有抹滅對她力量的詮釋。因此與這條軸線平行的是社會層面，軍方和文職官員傾向將她詮釋為一種象徵。然而也存在著重疊的狀況，洪多瑜便是一個例子，他同時抱持著這兩種觀點。另一條相關的軸線來自韓明士（Robert Hymes）的研究，他提到帝國晚期有官僚式和非官僚式二種與中國神明互動的形式，這條軸線是從個人關係到非個人關係。女性村民與王玉蘭有著親近的個人關係，這在她們說出自己的姓名，為家人祈求福祉時更為明顯。但對道士和軍官而言，王玉蘭是非個人的靈界力量，值得尊敬，但通常會保持距離。因此這條軸線也平行於社會層面，但也可能是那些將神明視為非個人象徵的人故意為之。舉例來說，司令官代表著中華民國的現代化，也代表他的屬下，他這樣詮釋王玉蘭崇拜的原因，目的可能是防止自己或他的部下採納其他被認為是落後或迷信的詮釋方式。

最後，我們找出了第四條軸線，它把王玉蘭、李光前和其他金門島上的鬼魂與更寬廣的人世互相連結。這條軸線的一端是「將死者視為客體」，另一端是「將死者視為媒介」；一端是把死者作為政治控制對象的國家觀點，另一端是把死者視為有意識的歷史行為者和媒介的大眾觀點。在越南，權憲益（Heonik Kwon）和尚恩·馬拉尼（Shaun Malarney）探索一項傳統的宗教制度——對死者的紀念，如何成為一種「國家整合的工具」。國家對於王玉蘭崇拜的扶助，就如同越南的那些例子，是民族主義儀式政治的一部分。這樣的儀式政治，與生者與死者之間互動的舊式政治交織在一起。

理解崇拜史的一種方式，是將它視為在不同的軸線兩端游移不定的結果。正是鬼與神之間的模糊性，導致了王玉蘭的遺體被發現後的一連串事件。在具體的靈驗事蹟和抽象象徵以及個人與非個人之間類似的模糊性，催生了當地居民或軍隊推廣提倡王玉蘭崇拜的意願，並促成了廟宇的建造與重建。在詮釋上的模糊性，使一位神明同時被理解為源自於惡鬼崇拜的守護神，以及在全球地緣政治衝突前線上的民族英雄。在較早的階段中，王玉蘭崇拜的歷史即為兩種詮釋模式互相滲透的過程，一種發源自大眾文化，另一種為軍事性的官方文化所提倡。詮釋上的彈性具有理解現代民間信仰的涵義。即便否定現代化與世俗化的直接連結，民間信仰的存續仍被視為在現代化的威脅與挑戰之下倖存的結果。王玉蘭崇拜的歷史，以及隸屬國家明確現代化進程之下的當地官員的支持，以相反的方式顯示出，在某種情境之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也能對民間信仰的元素有所貢獻，在它的存續和闡釋上提供協助。很明顯，國家將地方文化習俗轉換為政治資源的行為，並不會讓那些儀式在信徒眼中失去它們原本的意義。在金門，詮釋王玉蘭和其他神明崇拜上的協商，於日常生活的地緣政治化中浮現出來，顯示出島上社會和文化軍事化的另一個面向。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看到，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樣的協商只會變得更加複雜。

王魁的《閙鬼檔案》是此類故事的一個系列。現在也常能在退伍義務役的部落格中找到金門的鬼故事。例如bbs.yuhome.net/thread-316579-1-8.html（瀏覽於2007年3月27日）。​​​​​​​​

Chi Chang-hui（戚常卉）,“Politics of Deification,”ch. 5.​​​​​​​​

Ibid., 155.​​​​​​​​

李凋宇訪談。​​​​​​​​

見本書第二章。​​​​​​​​

烈嶼鄉檔案，上林，「社交活動」，「金門地區慶祝古寧頭戰役勝利卅週年實施要點」，1979年。​​​​​​​​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 3; Rebecca Nedostup, “Religion, Superstition, and Governing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林曼清訪談。​​​​​​​​

烈嶼鄉檔案，上林，「民間拜拜」，1977年，縣政府致上林鄉辦公室修訂「居民〇〇〇違規處罰」，1977年9月8日。​​​​​​​​

田樹悻，〈貞烈祠記〉；楊天厚、林麗寬著，《金門寺廟楹聯碑文》​​​​​​​​

田樹樟，〈貞烈祠記〉，楊天厚、林麗宽著，《金門寺廟楹聯碑文》，頁197。​​​​​​​​

Mark Elvin,“Female Virtue and the State in China,”111-152.​​​​​​​​

Allen Chun,“From Nationalism to Nationalizing”, 128.​​​​​​​​

蔣介石，《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頁311。​​​​​​​​

島列昱訪談。​​​​​​​​

列章貫訪談。​​​​​​​​

鈞思凌訪談。這樣的回應與魏樂博（Robert Weller）定義的，中國民間信仰中的「菁英式詮釋」兩相對應。Robert Weller, Unities and Divers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 125.​​​​​​​​

〈烈女廟重建記〉。​​​​​​​​

陳莉莉訪談；洪多瑜訪談。​​​​​​​​

〈烈女廟誌〉。​​​​​​​​

戚常卉察覺，這很明顯是洪和其他村民對於中華民國軍方胡亂以匪諜之名逮捕或控訴居民的恐懼，以及「生活在權威統治下的夢魘」的投射。​​​​​​​​

Steven Sangren,“Female Gender in Chinese Religious Symbols: Kuan Yin, Ma Tsu, and the‘Eternal Mother,’”4-25.​​​​​​​​

例如Kristofer Schipper的The Taoist Body。​​​​​​​​

島列昱訪談。​​​​​​​​

這部分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太史文（Stephen Teiser）教授對本章節修改前版本的評論。這一節的標題也由太史文教授提供。​​​​​​​​

William Christian,“Religious Apparitions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rn Europe,”239-266.​​​​​​​​

Weller, Unities and Diversities, 158-160.​​​​​​​​

Robert Hymes,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m China.​​​​​​​​

Heonik Kwon, After the Massacre: Commemorafion and Consolation in Ha My and My Lai; Shaun Malarney, Culture, Ritual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第四部分
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

即便軍事化體制帶來的各種結果，在1980年代完全成型，然而將其推向瓦解的力量早已勢不可當。去軍事化造成的結果，和軍事化一樣重大，也一樣難以預測。去軍事化過程——如同對軍事化過程的關注，展現出金門社會和國家、區域和全球地緣政治緊密連結的方式，以及在千里之外一些不相干的理由做出的決定出乎意料地影響著島上居民的日常生活。去軍事化的結果，肇因於強大地緣政治力量與地方媒介和情境的互動，與軍事化無異。

「去軍事化」這個詞有兩種不同的意義，這點也和軍事化如出一轍。狹義的去軍事化，指的是中華民國縮減原先為了承擔或抵禦金門島上戰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亦即從島上撤軍。廣義上，則是指社會生活的其他面向與軍事利益及論述脫鉤。我們想探討的主要是後者，即便這兩種定義無法完全切割。

從國際上來看，導致金門去軍事化的一些變遷，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體制中獲得了新的角色，尤其中美建交、成為聯合國代表二事，影響甚鉅；臺灣在外交上從此被孤立。中美建交代表金門逐漸與全球冷戰脫鉤，然而經歷了美國數十年的介入後，兩岸關係以及國共內戰的餘燼，仍待處理。可以說，1970年代後金門仍處於冷戰的疆界上，但這是場截然不同的冷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其開始著重經濟發展，當時的兩岸關係因而緩和。即使中國仍保留武力犯臺的可能性，其領導人在整個1970年代基本上採取較軟的政策，尋求和平統一。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動武的可能性降低，無法直接解釋金門的去軍事化，原因正如我在前述章節所言，金門的軍事意義最晚從1960年代開始就相當薄弱。自彼時起，島上的高度軍事化絕大部分源自於政治而非軍事因素。到了1980年代初期，國民黨透過彰顯對岸共黨威脅，以鞏固國際支持的做法得不到回應，正如我在第八章提到，金門軍事化的主要政治目的已轉變為呼籲臺灣大眾關注來自對岸的威脅，並藉此將國民黨持續的威權統治合理化、正當化。因此，導致去軍事化的關鍵主要不是兩岸關係，而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內政治變遷。

毛澤東過世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方向的重大改變使這個議題更加複雜，但並不改變中華民國國內變遷的影響力。我也忽略了另一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著對臺灣架設飛彈，是否削減了金門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即便臺灣承受的威脅加劇。如同前述章節所言，單靠軍事威脅無法對軍事化作出解釋。​​​​​​​​

第十二章　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

1978年12月，金門進入高度警戒。民防隊指揮官收到警告：「防範匪偽及不法分子乘機陰謀滲透，破壞與肇事。」沿岸地區也特別加強戒備。提升平民士氣成了當務之急，金門防衛司令部於是發行了一本小冊子，呼籲人民在逆境中團結一心，謹慎應對中共全新的詭計。這樣的焦慮肇因於國際事務的發展——中美關係的正常化。1979年1月1日，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中華民國斷交。這對國民黨政權而言是個嚴重的打擊。就在同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要求在貿易、交通、郵政上建立直接連結，同時希望兩個政府（聲明內是以「臺灣當局」來指稱中華民國）能進行會談，作為和平統一的序幕。為了釋出誠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聲明的最後表示，將終止對金門、馬祖持續超過二十年的隔日砲擊。在另一份聲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防部長宣告他已下達停火命令。「臺灣是我國的一部分，臺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為了方便臺、澎、金、馬的軍民同胞來往大陸省親會友，參觀訪問和在臺灣海峽航行、生產等活動，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部隊，從今日起停止對大金門……的砲擊。」但就如同我在前面探討過的，這段時間大部分對金門的砲擊，使用的都是宣傳彈而非砲彈，也不會以平民為目標。當地居民對危險早已習以為常。「我們不太受（砲擊結束的）影響。我們已經習慣每逢單日就躲進防空洞的日子。最大的差別是之前只有雙日有電影看，現在每天都可以去看電影了。」但是砲擊的結束，的確標誌金門歷史一個階段的結束，以及為軍事化的生活步調畫下句點。島上的居民不再過著每隔一天就要夜宿防空洞的日子。

這些改變並沒有在短時間內造成金門島上重大的去軍事化。島上大量的部隊快十年後才撤回本島。這進一步說明金門的軍事化，有很長一段時間與實際的軍事威脅是脫離關係的。兩岸關係的緩和必然是縮減駐軍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因素是臺灣島上的政治變遷。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第八章提到的國內政治更進一步發展，隨著反攻大陸顯然已經不可能，國民黨執政的正當性面臨日益嚴重的危機，其宣稱國家處於「緊急狀態」的合理性備受質疑。蔣經國及其他中華民國的領導人也確信政治改革勢在必行。到了1980年代，經濟上的富裕創造了大量的中產階級，他們開始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利。有些本地臺灣人希望臺灣獨立，組織反對運動，聲勢漸漲，他們的領導者在1986年成立了民主進步黨。於此同時，國際上要求民主化的壓力也日趨龐大。1987年，蔣經國解除了戒嚴令。在他次年逝世後，繼任的李登輝總統表明了繼續改革的意念。

上述改變發生的同一時間，與大陸接觸的限制也開始鬆綁，這樣的政策轉變在某些方面來說是回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善意表現。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案，希望將臺灣納為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藉此達成統一的目的。次年，鄧小平進一步闌釋了這項政策，並提出「一國兩制」的口號。即便中華民國政府仍禁止直接的官方接觸，隨著鄧小平的國內改革政策生根、臺商開始對陸投資，非官方的經濟關係在兩岸之間逐漸發展。1987年，退伍軍人發起了示威運動，急切希望能在死前有機會回大陸老家探親，迫使中華民國政府解除探訪大陸的禁令。為數眾多的臺灣人開始前往大陸，兩岸之間的投資與貿易也同時暴增。

金門的民主運動

比起臺灣，政治變遷來到金門的腳步慢了一些。兩地政治結構上的分歧在1980年代早期就相當明顯，當時到訪金門的蔣經國開玩笑地對一些當地官員説，臺灣的議員一直都對金門的節儉、富足、低犯罪率和整潔的環境印象深刻。他們問這一切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得到的答案是金門島上沒有縣市議會。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的當下，政府隨即宣布因為安全考量，戒嚴令在金門、馬祖仍具效力。但在臺灣，戒嚴令的解除為政治異議創造出嶄新的空間，在臺北街頭常能看到各種示威運動和遊行。如同我們所見，積極參與政治的金門人善加利用這個空間，若他們在金門島上做同樣的事，必會遭到鎮壓。在臺灣解嚴的數週後，一位來自金門，年輕有魅力的記者翁明志（前面已提過，他是位射殺麻雀的好手）領導新成立的「金馬團結自救會」向政府請願，要求解除離島地區的戒嚴。幾個月後，該團體發表了十八點聲明，將壓抑已久的不滿一吐而出，抗議的內容包括民防義務、對媒體的限制、軍隊對私人生活的多方面介入，甚至還有釀酒廠和其他國營企業員工的待遇。金門官方隨即駁斥，質疑自救會是代表金門民眾發言的說法，並讚許戰地政務體制的成就。官方回應的結尾運用了將「緊急狀態」合理化最耳熟的策略——「若不……將會導致……」。他們表示解除戒嚴或甚至質疑政府現在的規畫，都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金門、馬祖及福建沿岸僅一水之隔，完全暴露在共匪大砲打擊範圍內，百分之百屬於戰區，怎能隨便談論解嚴？對金馬居民而言，戒嚴的維持、戰地政務的執行以及民防隊的組織等，與人民的安全、利益、福祉，甚至是臺灣和澎湖的繁榮皆密不可分。

1989年，中華民國等同於議院的機構——立法院，首次在多黨制選舉中納入金門的席次，即便金門當時仍處於戒嚴狀態。翁明志獲選為民進黨候選人，但戰地政務體制將他和其他異議人士列入黑名單，拒絕核發入境許可證給他們，翁因此無法回金門拜票。極其諷刺地，翁明志只能模仿過去反共宣傳的作法，把競選傳單貼在氣球上，到臺北的中正紀念堂施放升空，希望它們能飄過臺灣海峽抵達金門。國民黨的政黨機器開始運作，其候選人不費吹灰之力勝選。翁明志和其他政治活動家繼續組織示威運動，其中許多活動以諷刺為主要手法。例如在1989年，他們在立法院前舉辦了一個「違禁品展覽」，擺出籃球、錄音帶、輪胎的內胎，以及其他在進口和使用上仍被嚴加限制的物品。隔年，一群來自金門，身在臺灣的年輕知識分子，在幾位較資深記者的背後支持下，創辦了《金門報導》，倡議政治改革。這份報紙流傳於在臺金門人的社群之間，卻禁止帶入金門。

為了鞏固民眾的支持，金門縣政府決定回應1989年請願運動中提出的訴求。例如撥打電話到臺灣在一年前會被以「有洩漏軍事機密之風險」為由拒絕，但現在解禁，對許多家人在臺灣工作或就學的家庭而言，是一大方便。這些改革雖然微小卻饒富意義，它們是種指標，代表戰地政務體制初次順應了民意。更多的改革接踵而至，為民眾所厭惡的出入境許可證制度在1990年廢除，居民能自由往返臺灣和金門之間。關於這個議題當時不需要多討論。隨著大量的臺灣人經由香港前往大陸，以及少數的大陸人來到臺灣，這項體制最初的目標——防止滲透或叛逃已然不合時宜。後來附加的功能，例如確保居民善盡民防義務，並藉此強化金門堅不可摧，足以防衛時時存在的軍事威脅的形象，也因兩岸關係及臺灣內部的變遷漸失意義。以現在的觀點回顧，許可證制度的廢止，可說是去軍事化的真正開端。一個為軍事考量而控制人民社會生活的重要面向，在歷史上首次與那些軍事考量脫鉤。然而接下來的，是政治活動家無法達成的重大突破。

1991年4月，李登輝總統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法令自1949年開始生效，賦予總統極大的權力，甚至能有效扼制憲法。次日，國防部長再次宣布金門馬祖仍實施戒嚴。「金門臨時戒嚴，在中共不放棄武力之前不會消失。」對金門的人們來說，1987年的狀況再度重演，在臺灣喜獲龐大自由的同時被告知島上的現況不會改變。金門似乎仍為大環境下的地緣政治競爭所囿。

經過多年經驗的淬鍊，反對運動人士這次立即做出反應。新創立的聯盟組織前往立法院靜坐抗議，他們的訴求包括立即終止金馬的戒嚴並徹底實現立憲政府、保障基本人權、解除戰地政務、縣長直接民選。其他更具體而迫切的訴求，還有取消媒體限制、取消非當地居民的旅行限制，以及觀光業的合法化。異議分子拿金門和其他冷戰的邊界地區（例如板門店）作比較，主張觀光業對當地的經濟有所助益。如果國家政策已經把金門隔離在原先的網絡之外，這些後至的比較和接觸便是開始構想全新網絡的標記。在接下來的十天，抗議人士憂慮臺灣的改變會使金門停滯不前的狀況被忽略，利用各種各樣的行動來引起大眾對金門的關注。一群民防婦女隊員焚燒她們的制服；其他抗議人士帶著唐朝官員陳淵的像上街遊行，希望這位開闢金門的「恩主公」能在這場政治抗爭中協助他們。

即使兩岸之間官方或非官方的接觸漸增，曾立志以統一為原則的國民黨，卻一味拒絕鄧小平的統一訴求，此事在金門島上以相當具體的方式呈現：在廈門的岸邊，鄧小平的方針「一國兩制統一中國」被貼在一個巨大的看板上，大到金門島上的居民都能直接讀得出來。廈門居民則能看到金門岸邊的標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金門的政治活動家把同樣的口號用來嘲笑中華民國政府：金門島上還在戒嚴，導致的一切結果，不就是「一國兩制」嗎？

1991年的示威運動如同1987年，催生了幾個規模不大卻具體的改變，參與者因此認為他們的策略是成功的。但他們其實誇大了自己的成就。根據當時的金門縣長陳水在的說法，國防部在1991年5月示威運動開始之前，就已決議撤銷戰地政務並解除戒嚴。同年5月3日，原本的金門縣長無預警辭職，陳水在以陸軍上校的官階被派任。當時他還在國防部祕書長辦公室服務。他說，縣長辦公室「有很多議題要處理」，像是「如何發展這個縣、處理軍隊撤出後的影響。這個職位需要有處理金門事務的經驗，以及軍事背景的人才能勝任。」他的前任是1949年後首位金門籍的縣長，他就任後數個月便辭職，據報是因為無法承擔這個職位的壓力。陳水在於是持續見證了許多1990年代的去軍事化作為。

緊急狀態的解除

異議人士期盼已久的重大突破在一年後到來，政府突然發表聲明，宣布自1992年11月7日起解除金門島上的戒嚴令，戰地政務和民防隊也隨即廢止。兩種幾十年來建構著金門居民生活的體制就這樣消失了。

回頭來看，民防隊的廢除其實沒有當時居民認為的那麼突然。由於隊內的怨言、臺灣異議分子的批判，以及民防隊本身在政治和象徵上漸失重要性，十年之間，民防義務的負擔已經減輕不少。年度訓練的時程逐漸縮短，政府也發給隊員零用金來補貼花在義務訓練上的時間。但民防隊的解散仍是非常重大的進展。

如果金門的年輕男性不再需要到民防隊服役，照理說他們應該被徵集到一般軍隊。關於這樣的義務何時開始生效仍有許多爭議。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隨即出現的議題，像是如何處置民防隊淘汰的武器。一位曾任職於民防隊的官員提到：「裁撤自衛總隊，考慮的問題很多……金門的自衛部隊有一、二萬人，比一個重裝師的兵力還多……任何部隊的解散（會引起很多）傷腦筋的問題。」

戰地政務的解除至少在行政上造成了直接的改變。雖然縣政府是個之前就存在的機構，但它一直到戰地政務解除後，才在各個領域從先前的有名無實而擁有實權。縣長與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及其祕書長的關係在政治上仍然重要；他們現在能夠直接合作，無須以戰地政務委員會成員的身分來行事。但如同民防隊般，戰地政務的撤銷也製造出許多新問題，例如必須找出數十萬枚地雷埋放的位置並予以清除。而其他問題雖不那麼重要但也相當複雜，比如金門道路原先建造的考量，是以便利軍事運輸、混淆侵略者為主，現在必須拉直並拓寬。因為這些改變的規模太大，要這個縣立即恢復憲政統治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但「恢復」這個詞本身就有誤，因為自從中華民國撤退到臺灣以來，金門從未經歷憲政統治。國防部於是擬訂一項計畫來減輕這段過渡期的陣痛，事實上就是正式終止緊急狀態。「金馬安輔條例」在1992年夏季，即解除戰地政務前不久發布。這在反對運動中被熱烈討論，參與者懷疑這些條例是否等同於引進另一種全新形式的控制，只是一種「半解嚴」？

因為戰地政務的撤銷，軍方和縣政府雙方關係遽變，在制度上的連結突然消失，陳水在的軍事背景和人脈變得更為重要。其中最明顯的改變是大量軍隊從金門撤出，亦即狹義的去軍事化。中華民國政府在1980年代中期便開始討論將軍隊縮編，表面上是鑒於兩岸關係的逐漸改善，但事實上臺灣的政治改革也是政府的重要考量，因為當時共產黨威脅賦予的執政正當性正日益消減，國民黨想藉由擴大國民政治參與及民主化來建立全新的執政基礎。1983年，金門的五個師有一個被調回臺灣。整個1980年代，有四個師一直駐紮在島上，但兵力幾乎被一掏而空，不論是在當地服役的義務役士兵、商店店員或其他依賴部隊營生的服務人員都注意到這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在金門當兵時，部隊的數量少了非常多。但他們的做法是減少每個單位的人數，而不是把整個單位裁撤掉。當時我的連大概只有三十位士兵，原本應該要超過一百位。這讓站哨和巡邏非常吃重，因為之前單位比較大時在做的工作，我們現在還是得做完。很多崗哨只好棄而不站了。」這位義務役軍官是在1993年派到金門，當時軍隊的數量已被裁減了一半，剩下約三萬一千人。1997年，中華民國軍方實施整體性的軍隊縮編，將金門的四個師降級為旅，部隊總人數減至約一萬六千人。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部隊總人數再次縮減，減至不到一萬一千人。

世界上有許多經濟極度依賴軍隊的地區存在，去軍事化經常導致預料之外的結果——經濟困難或崩潰。陳水在面臨的第一個重大挑戰，便是要引領這個島嶼走出軍隊撤離造成的經濟動盪。戰地政務的撤銷，縣政府不再能保證取得國防部的大量補助，穩定財政狀況是當務之急。前往臺北遊說中央政府提供資金成了金門縣長極其重要的全新職務。「我們必須嘗試發展社會福利制度；我們希望它能跟西方國家一樣完善。但我們需要資金。因此我的態度就是，我們要自力更生。」縣政府於是商借資金擴建酒廠，期能以之為長久之計。酒廠每年數十億新臺幣的利潤成為縣政府主要的財政收入，使縣政府能夠建立優良的社會福利計畫，讓金門的所有居民享有免費的醫療照護和教育（雖然後者在中華民國很普遍，但金門的學校連營養午餐都免費供應）、免費的大眾運輸，此外每月還提供老年人少量的津貼。幾十年以來，金門的居民不時想把戶籍遷到臺灣以規避民防義務，而本世紀初期有些臺灣的居民也開始想把戶籍遷到金門來獲得這些福利，島上長期以來人口減少的狀況就此告一段落。

雖然財政狀況不良可能是現代政府常見的本質，酒廠的獲利讓問題變得相對容易解決，但島上整體經濟這個更龐大的問題依然存在。整個1980年代，仰賴阿兵哥生意維生的數千戶人家收入大幅下降。解除戒嚴時，金門的人均GDP約四千美元，只有臺灣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家都知道這個數字並不準確，因為大部分的生意都是在地下進行的。許多做阿兵哥生意的老闆都有兩本帳簿，一本拿來自己用，一本寫給稅務機關看，但島上經濟和居民生活水準明顯不如臺灣，臺灣的經濟奇蹟似乎把金門遠遠拋在後頭。隨著軍隊繼續縮編，金門的經濟每況愈下。它的落後，與數公里外的廈門比較之下格外明顯。1990年代的廈門在鄧小平的改革下躋身首批開放的經濟特區，成為繁榮的經濟中心，外商投資和建設急遽增加，人口和生活水準也迅速上升。「人們看著廈門明亮的燈光和高樓問道：為什麼我們的金門在夜裡還是靜謐而漆黑呢？」

即便兩岸關係逐漸緩和，自1950及1960年代就阻滯經濟發展的問題，像是地理上的隔絕和地緣政治上的不穩定等，持續存在。1990年代早期，臺商投資以飛快的速度轉向大陸，執政者連挽留國內投資都有困難，更不用說把資金導向金門了。嘗試發展觀光業作為當地經濟的基礎是當時想得到的解決方式，金門如同其他地緣政治上極其重要的地區，冷戰結束後留下的資源甚少，經濟發展不易；觀光業似乎是最佳的選擇。其實從1980年代起，觀光業就開始在官方訪視的助力下暗中發展。原本用來讓臺灣和外國訪客體驗前線生活、提醒人們注意共產黨威脅的公共設施，被有商業頭腦的官員重新定位，轉而以獲利為目的，開放在金門服役的役男家屬到島上一遊。在軍事化必須依賴普遍徵兵的其他情境下，允許父母到軍中與役男見面被視為一種有效的手段，能使民眾支持，或至少抑制他們反對持續的軍事化。在觀光業合法化之前，據估計每年就有一萬五千名訪客透過上述兩種模式從臺灣前往金門。觀光業在1993年解禁，島上人們的反應並非完全正面，因為阿兵哥生意的業主隨即發現，如果他們的客戶從駐留數月的士兵變成到訪數日的觀光客，對自己並不一定有利。

基於此，縣政府和立法院提出在金門設立國家公園。觀光業的發展若未妥善管理，常會造成負面的結果，有關當局在臺灣的幾個地區已有這樣的經驗，因此希望金門莫再重蹈覆轍。金門的環境必須不受遊客的干擾，而遊客在金門的環境下也須受到保護。島上有些軍隊撤離後遺留下來的區域，環境十分脆弱且有嚴重的安全疑慮，包括地雷、未爆彈、廢棄的軍事基地等等。而因為都市和村落發展長期受到嚴格限制，金門儼然是間博物館，擁有眾多的傳統建築，以及由歸國華僑建造的中西混合式的洋樓。鑒於觀光限制解除、許多老建築遭到棄置，保護歷史文物成了最迫切的考量。中華民國營建署國家公園管理組原先的簡報要求金門大部分的地區——大金門的百分之三十五及小金門的百分之七十，改由新成立的國家公園管轄。這道消息一走漏就引來大眾的反彈，人們擔心國家公園會阻礙當地的經濟發展，與解嚴冀望達到的目標背道而馳。相關單位於是在1994年與居民進行公開協調會，計畫團隊最後縮小了預定地的範圍。1995年底，計畫與協調大功告成，國家公園終於正式建立。

國家公園正式設立前夕，金門的觀光業已經相當發達。僅1994年就有超過35萬名遊客到訪，隔年遊客數量更激增至50萬人左右，其中有許多是曾在金門服役的役男或退伍軍人，因此懷舊情感是影響觀光業的重要因素。古寧頭的一間博物館以放映一部舊時戰役的紀錄片為特色，該片以一位老兵回憶過去，帶著孫子重返戰場的方式呈現。曾有學者提及觀光和進香在結構上有所相似，都是藉由空間的過渡來得到改變。對大部分的臺灣遊客而言，到金門觀光是一段具有重大歷史意義而非精神意義的旅程；這座島嶼因為軍事衝突而成為神聖地。金門也提供一個遙望中國大陸的機會，這是一種有條有理卻截然不同的視覺遭遇。（今天許多到金門旅遊的臺灣人已經去過大陸，通常是廈門，他們也能在那兒回望金門。）觀光業常常擔負「把事物的真實面貌商品化」的罪名，但在金門島上被商品化的不是原始和純淨，而是軍事化和動員化。如果「真實」指的是堅守一套在某個地點，為了某些無關市場過程的目的而傳承下來的習慣，金門島上的真實指的不是開放前的過往陳蹟，而是地緣政治的歷史。

依賴懷舊情感的產業，在發展上明顯受限。也許是因為如此，進一步發展觀光業的計畫越來越煞費苦心，甚至到了過分的地步。在1994年，縣政府官員委託其他單位進行一項研究，評估在金門建立國際賭場的可能性，期能作為增加當地收入及促進觀光和經濟的手段。為了迎合需求，島上的旅遊基礎設施如雨後春筍般興起。1994年，各村莊裡非法營業的旅館不計其數。在缺乏管制的情形下，新興的商行太多，能做的生意太少，導致競爭者太多拉低了所有業者的收入。運輸業便是個明顯的例子，觀光業開放的一年內就有十家客運公司陸續設立，在島上接送遊客，每天能運送的遊客人數瞬間達到四千人左右。然而當時到金門旅遊的人數每天只有一千人，總容量遠大於需求量，行情因此下滑。最後的結論便是觀光業雖然對金門的整體經濟有所助益，卻無法讓每位居民都受惠。「從觀光業獲利的是誰呢？」王玉蘭廟的盲廟祝洪多瑜道：「飯店老闆、餐廳老闆和客運公司。一般人只有忍受價格上漲。」

觀光業的興起給了人們全新的發展機會。隨著島上由砲彈彈殼製成的菜刀遠近馳名，吳宗山的家族企業發展得如火如荼。他們特別為遊客開設新的零售商店；國內與國際媒體相繼光顧並採訪吳增棟。「媒體讓菜刀成為了金門的象徵。」菜刀的市場總額達到每年三千萬新臺幣，吸引了數家競爭廠商的加入，但吳家仍然占據大約一半的市場。菜刀市場的擴展如此鉅大，引起人們懷疑那些菜刀不再是用老舊的砲彈彈殼，而只是用一般的廢鋼製成。花生糖和高粱酒等其他觀光導向的產業也發展得相當成功。作為「高粱換米」政策的一部分，金門的農夫逢年過節時總是會收到幾次高粱酒，一次就是幾瓶。隨著遊客數量增加，當地居民開始把他們拿到的「配給」轉售給鎮上的商店，同時也開始尋找能藉此獲利最多的方式。答案不外乎成為握有執照的高粱酒零售商，能夠用金門的批發價更大量地採購，再轉賣給觀光購物商店。至1994年中，島上合法的高粱酒零售商已經超過七千家，大約每三戶就有一戶從業。那些商店絕大部分都只是形式上的，它們在買賣的過程中甚至不必實際擁有任何一瓶酒。金門的居民一如過往數十年的做法，在軍事化和去軍事化的制度中逮到了漏洞，並藉此竭力攫取一己之利。

然而以阿兵哥生意維生的家庭企業大多在解嚴後榮景不再。「自部隊撤走後，沒有人潮，店家生意已大不如前，少了軍人消費，根本沒有外來人口購買東西，很多店面都已關門。」一位小金門的商店老闆蕭勝益說：「自從軍隊撤走，經濟就變差了。旅客每天一到晚上就會離開小金門，只有幾家店有賺到錢——賣菜刀、糖果和高粱酒的。過去賺錢的方式很多……現在大家都要競爭那區區幾檔生意了。」在島上的每個村莊，都能看到廢棄的阿兵哥生意商店。蕭的敘述讓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去軍事化和觀光業導致的另一個結果——1950年代的地理變遷開始逆向進行。在當時，島上的經濟中心從金城轉移至太武山周邊的主要軍事營地。山外因為鄰近軍隊的聚集地，且受到山丘的保護，不受大陸的砲火侵襲，發展尤其迅速。其他城鎮如小金門島上的東林，則由於靠近師部而繁榮起來。如今山外、東林、小徑等較不熱鬧的地區幾乎都已沒落（圖12-1），而金城則接續了多年前的地位，再度成為島上最熱鬧的城鎮。

圖12-1　小徑村大門深鎖的商店（作者攝）

新金門的八三一

隨著這些發展重塑金門社會的眾多面向，理所當然能預期島上的性產業也會有所改變。1980年代晚期，金門的軍妓院八三一轉為私營；中華民國軍隊從性產業中淡出。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能證實其原因，但臺灣輿論的風向改變以及國防部和軍方對輿論不同於從前的敏感度，顯然是主要的爭議點。唯一明確的證據是一份法律文件，紀錄將八三一經營權轉讓給私法人。1986年底，一紙合約將六間妓院轉交給金門的一家公司管理，並換取定額月費。該家公司擔保會僱用五十到七十名「面容姣好且在三十歲以下、健康且高品質的」性工作者。招聘、管理、計酬、衛生、健康和進入管制等規定沿用現存的條例。國防部政戰局則保留對整個妓院體制的督導權。即便妓院已經私營化，有幾種考量仍然存在，需要軍方的持續監督。不管妓院由誰經營，都要確保性交易不至於削弱士兵的戰鬥體魄，因此性傳染病的防治仍是重要議題。軍方監督妓院的另一個考量，在於確保親密行為不會對安全有所侵害。同時，作為與平民社會隔絕的處所，軍方也有責任不讓收音機、相機、浮具和色情書刊等違禁品進入妓院。確保妓院內外安全的另一個例子，在於性工作者本身必須表現出自己與「共產黨、臺獨（支持者）和破壞分子無所關聯，並對他們毫無同情之心。」

在士兵、娼妓和平民之間，也與先前的體制相同，注意劃清界線，明訂能夠使用服務的對象：服役中的士兵和軍官，以及沒有家庭的退伍軍人。後者大多是未婚的大陸老兵，也是主要的顧客群。離島的公務人員則是模稜兩可的族群，他們不是軍人，但未婚且非居住在金門者也被允許在固定時段進入軍妓院，因為無論職業，島上的未婚男性都被視為威脅平民女性的潛在危險。其他平民則完全禁止進入軍妓院。妓院的管理合約上也明令禁止「良家婦女」進入妓院「從事不檢行為」。此外，即便已經私營化，八三一的侍應生仍被視為以獨特方式為國家志業動員的女性。因此，將表現優異的員工選為「模範女性」的傳統仍然存在。在每年的婦女節，軍方都會頒發獎勵給模範性工作者。

即使部隊人數開始減少，妓院和侍應生的數量及收費仍維持不變，因此在1980年代晚期，妓院還是相當賺錢的行業。毫不意外地，1989年約期將屆時，負責的公司仍欲續約兩年，但臺灣本島的事件介入了其中。隨著二戰時期的慰安婦進行抗議，慰安婦議題成為臺灣大眾關注的焦點。在慰安婦悲劇訴諸大眾的同時，反對黨的立法委員以八三一仍持續存在的問題批評政府的軍事政策。1990年底，八三一的營業合約被廢止，金門島上的軍妓院在營業了約四十年後終於熄燈（圖12-2）。

圖12-2　改經營卡拉OK的軍妓院（作者攝）

此處於2007年因私營娼寮，而被警方勒令停業。

因為百姓的生活與八三一體制之間受到嚴格的劃分，關於妓院結束營業，似乎沒有任何支持的聲音，但反對的聲浪倒是不少。先前從性交易得到經濟利益的人們，抱怨他們深受其害。妓院的員工大多是退伍軍人，突然失業讓沒有一技之長的他們無所適從，因此向縣政府請願，希望妓院重新開張。他們堅持這樣的考量不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更是為了整個平民社會。他們寫道：「金門長年以來治安穩定、社會平和，鮮少有性犯罪發生。這必須歸功於妓院的存在。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公廁，大家就會到處便溺。妓院的關閉會傷害金門的社會，而人們對此非常擔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妓院能避免當地女性被軍人強暴，實為必要」的軍方說法，現在也為當地平民所接受了。次年有人向警方通報一位平民女性遭到軍人強暴，而據傳已有數例強暴案件發生，駭人的是其中一位受害者是孩童，然而官方完全隱瞞實情。平民百姓要求重新開放妓院的聲音日益擴大。縣議會於是要求設立以平民為對象的性交易體制，與軍方無任何正式關係，以回應軍事化導致的壓力。他們的提案中寫道：「現階段要在離島平民和軍人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很困難。我們擔憂軍民之間爆發衝突，強暴及其他犯罪大幅增加，導致危機」這項提案遭到駁回，但平民和行政官員明顯能接受其中的思維。對於強暴案件，縣長陳水在表示，島上男性軍人的存在是「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未爆彈」。

金門軍妓史的最後一頁，顯示了軍事化對社會與文化的扭曲很可能在去軍事化後仍然持續。1950和1960年代軍方對「軍事化男子氣概」的理解完全為社會所接受，最後甚至造成反撲——人們希望軍方說服領導者不要採納對當地社會有害的政策。由此看來，軍妓院逐漸被視為金門島上的必要措施，為了保護平民不受男性士兵的侵擾而存在。這樣的思維必然和能從體制中得來的物質利益密不可分，這點和其他許多同樣與軍人進行性交易，並以此為重要經濟來源的地區別無二致。然而就此而言，為娼的女性並無具備妻子或女兒的角色，而只是局外人，因此娼妓議題與其他關於女性角色或地位的考量不具關聯性。

軍妓制度的改變，並非去軍事化在金門島上影響性別的唯一方式。在呼籲民眾共同討論民防婦女隊的補償措施時，翁明志提到參加國慶閱兵的婦女，為了接受訓練「放下家務」，然後去「踢一腳漂亮的正步給大官看」。這可能是民防婦女隊的性徵首次被直接提及。有趣的是，翁的說法暗示在民防婦女隊解散後，女性就能繼續在家庭裡不受干擾地扮演合宜的角色。這種說法也清楚地認定，是緊急狀態將女性從家庭場域之中抽離。既然緊急狀態已經解除，她們便能回到崗位上。去軍事化訴說了一種可能性：一旦「犧牲小我，報效國家」的角色被消除，金門的女性便可能繼續受到傳統父權的宰制。

走私者、遊客、小三通

如同第六章提到的，戰地政務數十年來的首要目標就是控管金門與大陸之間的往來。兩岸之間漁船的小規模的走私，已經進行了一段時日。李育民記得他在1980年代曾和大陸漁人在海上喝著啤酒交換資訊。解嚴後，金門居民大量申請漁業許可證，希望透過走私謀利。官方的作為僅是最後一搏，且官方早已對走私睜一眼閉一眼，因為走私早已無從禁止，且能在某種程度上舒緩居民的經濟困境。約在1990年代中期，《紐約時報》記者估計島上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物資來自走私。走私成了公開的祕密，而當地因此出現了新的語彙，人們把那些來自大陸的物資叫做「漂過來」。

到了2000年，維護沿岸地區安全的責任，從海軍轉移到海岸防衛隊，而大陸物資的走私也從海上轉戰到金門海灘上。廈門來的漁船每天都會到小金門一趟。村裡的長輩開始穿起精緻毛料的中山裝和由大陸裁縫師製作的傳統旗袍。大陸來的漁人甚至有手機，能把訂單直接傳回大陸，確保立刻出貨。隔年，兩岸關係持續緊密，中華民國政府核准金門和廈門間直接往來。這個政策又稱「小三通」，與政府仍禁止的大陸和臺灣之間的往來有所區別。每日營業、往返兩地的渡輪服務開始出現。金門與鄰近的大陸地區間從1949年後就中斷的關係，以及曾經密切的社會與經濟連結開始復甦。當地居民連絡上失聯的親人。定居在金門的中華民國士兵回到大陸，娶沿岸窮困漁村的年輕女子為妻。富有的金門居民開始在大陸投資，也有不少人在廈門置產。金門今日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老一輩的當地人用當地方言彼此問候時，不再問「哩呷飽未？（你吃飽沒？）」，而是問「最近有去廈門嗎？」

觀光和走私結合，成為居民收入的新來源，這在王玉蘭的廟宇外特別明顯。1990年代早期，遊覽車開始停靠在烈女廟的時候，青岐居民便搭起簡陋的攤位販賣當地產品，像是花生、零食和金門菜刀。往後幾年，遊客數量從數十人暴增到數百、數千人，當地居民募資，在他們搭的攤位上方加蓋鐵皮屋頂。他們的生意也轉型了，現在販賣的大部分是從大陸走私來的物品，比如中草藥，香菇和干貝等特殊食材，以及衣服和玩具等加工品。攤位主人大多是曾經從事阿兵哥生意的當地女性，如今重新在觀光事業中立足。從販賣當地產物到販賣大陸走私物品這樣的轉變全島皆然。他們做生意的地點也有所改變，從軍事基地轉移到觀光景點附近。雖然很多臺灣遊客也去大陸旅遊，但購買大陸走私物品成為去金門旅遊的真實體驗。有位店主告訴我，他金城店裡的商品，例如茶壺或陶瓷塑像，都是透過香港公司，將物品從大陸經由香港和臺灣，合法進貨。然而很重要的是，他必須讓客人以為他的商品是直接從大陸偷渡過來的。

在王玉蘭廟，除了能夠探尋走私的興起外，也能進一步了解金門在解除緊急狀況後其他的變遷。現在到廟裡來的人以遊客居多，平常每天大約會有一千名臺灣遊客，大多以團體的形式參訪。烈女廟有三個景點：廟宇本身、戶外市集和販售當地商品的連鎖店。遊客一下遊覽車，就會被領進這些店裡（領隊擡面上沒有收回扣，想必是為了凸顯此景點的重要性和行程中店家的亮點）。遊客在逛完商店之後就到外面的市集或廟裡看看。基本上所有的團員都會去逛市集，而一輛遊覽車約是四十到五十人，其中只有一半左右的人會到廟裡參觀。大部分參訪的人不進行儀式，只是站在神像前，然後就到外頭參觀王玉蘭的墓。只有少數團體會進香，他們到捐款箱前添香油錢，換取鄰桌上需要用到的線香和金紙。（廟裡其實有兩個箱子，一個是用來養廟，另一個是廟祝自己的。）在上香敬禮過後，他們會留下供奉的物品，比如美白保養品，接著便擲筊杯（見第十一章）。遊客通常會把參訪廟的過程用錄影機記錄下來。

我與遊客的訪談必須非常簡短，因為通常會被遊覽車司機按喇叭，示意要拋下受訪者，只好打斷訪談繼續他們的行程。他們對王玉蘭的感想和對臺灣廟裡祭拜神明的行為解釋都很類似。這座廟對他們而言，是來到金門的道地體驗，因此祭拜的目的其實在於追求一種真實體驗。他們冀望受惠而祭拜神明，具體上是希望神明保佑並實現願望，精神上則希望得到神明慰藉並「補充能量」。透過供奉化妝品，遊客不自覺地將自己的創新融入祭拜儀式。他們這樣的做法源自於在臺灣的經驗，因為在臺灣供奉已故未婚女性的姑娘廟很常見。人們認為這類的亡魂就如同在世的未婚女性，會喜歡化妝品和流行服飾。透過供奉化妝品給王玉蘭，遊客再次使她有了性別色彩，用不同於國家軍事象徵和保佑村民的神明的角度來重新詮釋她。

王玉蘭與其身分中的政治學

自從金門去軍事化開始，王玉蘭膜拜的政治學逐漸成為辯論的標的，人們藉此對金門的地位及未來提出不同的主張。那些對金門的未來想法歧異的人逐漸分裂。前面提到洪多瑜表示神明在第一次開示後，就再也沒有附身到靈媒身上了。但實際的狀況要複雜許多，自從1990年代晚期，來自青岐的一位年長女士，曾在廟會市場擺攤的陳美馨，就宣稱曾經被王玉蘭的靈魂附身多次。如同金門許多靈媒，陳大約在三十五年前曾被一位陣亡軍人的靈魂附身。透過其他靈媒給她的訓練，陳逐漸取得與靈魂溝通的能力，也知道如何製作能治病的符咒。幾年前，陳意外地被王玉蘭附身，她希望能舉行一個「轉葬」儀式，來撫慰她的靈魂。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在以捕魚為主要謀生方式的島上，這是很常見的儀式，通常是在海上喪生者不斷回來打擾人民生活時進行，整個過程包括道士做法、供奉衣物和其他死者可能想要的東西。王玉蘭的開示或許和當時觀光的興起有關，因為是遊客把臺灣的習俗帶到金門，供奉一些他們認為適合女人的東西。這使她的性別受到關注，同時強調了王只是個亡者，並沒有從鬼魂變成神明。自彼時起，王玉蘭便多次附身到陳的身上。2002年6月，陳美馨表示王玉蘭希望回到大陸的家鄉。宣稱自己是大陸廟宇分支的儀式，在臺灣的廟宇越來越常見。信奉海上女神媽祖的臺灣信徒，常會專程前往位於福建的首座媽祖廟進香。但洪多瑜將王玉蘭的神性，視為對共產的反抗，拒絕接受她想回中國大陸這件事。他因此也不願承認陳被附身的合理性，這也是他表示自從神明首次開示以後，王再也沒有附身任何靈媒的原因。對此，青岐居民的想法各異。王玉蘭的回歸，是個辯論的媒介，探討金門的未來是否與大陸有更親密的關係。很像凱瑟琳·維德里（Katherine Verdery）書寫的後社會主義的東歐，遺體可以是人們「在劇變後……重構他們意義世界」的工具。

洪多瑜不同於陳美馨的想法，反映出他並不認為金門和大陸有任何關係。他和其他負責廟的人，在金門和臺灣關係的議題上，也對王玉蘭有其堅定看法。洪對大部分來參訪烈女廟的遊客大肆批評，有人只是走馬看花，有人根本不想走進廟裡。「他們為什麼要來這裡祭拜呢？他們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了……臺灣的旅客，每一百人中只有兩人會祭拜。大部分只鞠躬，甚至不奉獻。這座廟根本只是個觀光景點而已。」洪很介意鞠躬和奉獻之間的不同，因為他的生計仰賴信徒為了換取線香與金紙所供奉的香油錢。然而，他認為遊客的態度反映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臺灣社會道德的崩壞。「偉大的中華文化已經崩壞。臺灣教育已淪為流氓教育，而非儒家教育。臺灣甚至有多起兄弟互相殘殺、弒母和亂倫的事件。」他認為臺灣島上的中華民國拋棄了傳統中國文化捍衛者的角色。拋棄傳統文化和充斥在臺灣文化中的貪婪與實利主義有關，而臺灣商人就是貪婪的代表，他們「紛紛出國，讓其他人一貧如洗。」他想指責的對象其實是將資金轉移到中國大陸的商人。他表示政治領導人也要對此負責：「我們的領導者對於現況無動於衷。」

王玉蘭是否想回歸大陸的爭議，和洪多瑜對於臺灣社會的批判，都源自金門人民逐漸增長的身分認同危機。這樣的危機有部分是數十年的軍事化和地緣政治化的後續影響。緊急狀態持續讓當代社會與身分認同蒙上一層陰影。

早在戒嚴時期，就有政治運動者開始為臺灣的特殊地位發聲，反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想法——「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意圖使他們臺獨的想法合理化。這種新的身分認同在社會中越發詳盡且逐漸生根。在此思想建構中，主要的歷史元素包括十七世紀以來大陸居民移居臺灣的獨特歷史、1895年到1945年的日本殖民時期，和1949年以來快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原住民歷史也是臺灣敘事中相當獨特的地方）。臺灣人民的此種身分認同，對金門人來說難以接受。他們與臺灣的經歷相差甚遠。金門的家族據說在一千多年前就移居島上；日本在金門殖民八年的影響也不大，且臺灣快速經濟發展，把軍事化的金門遠遠拋在腦後。

對於如此的兩難，有一種解決方式，那便是試圖將金門作為兩個社會之間的中介或橋梁。如同身為縣長繼任者的陳水在在縣政府網頁上的言論：

從外在環境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的不穩定造成金門的定位不明。在政治上，我們應該將金門的地理優勢，發揮最大的效用，開發兩岸資源，將這座島塑造成兩岸互動的實驗區域，建立一個自由繁榮、具有機能的文化城市。就現階段而言，金門必須拋棄過去作為反共和恢復國家的堡壘形象，重新建立一個開放繁榮的城市意象，作為連結兩岸的橋樑。

這是地方政府提出的觀點，也是許多金門居民實際上的作法——恢復先前與大陸的關係、到對岸投資，並且頻繁往返。鑒於金門的近代歷史中發生了眾多事件，這種方式是否能成為金門長久的未來展望，仍然不得而知，因為這將取決於金門居民和長官所無法控制的龐大力量。例如臺灣與中國大陸開放直航，這種拉近兩岸關係的作法，讓金門作為兩岸之間橋樑的角色顯得十分多餘。

一小部分的金門居民，決定歡迎臺灣的新狀態。他們支持民進黨這個從臺獨運動之後，民主化以來最重要的政黨。與金門相關的政治活動也充分利用臺灣異議分子創造出來的空間，且在1980年代晚期，兩個團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利益關係。翁明志剛加入民進黨時受到許多批評，為了回應這些批判，他寫了兩篇有指導意義的回應。在第一篇裡，他解釋「為什麼我想加入民進黨」。那是因為他希望多黨制，如此才能確保人民的最大利益，防止貪腐。他支持民進黨單純只是為了支持民主轉型。他認為金門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強大的黨國軍團」，他也認為政治運動分子人數太少，不足以有效對抗這個軍團。他們需要找到盟友。在金門很少有人支持他，一部分是因為懷疑民進黨政策提倡臺灣獨立，一部分則是因為金門的主要機構大多都仍由國民黨掌控。數量眾多的公務員和國營企業員工不願支持反對黨。1992年11月底，民進黨在金門組織的第一個黨團，人數只有二十個人左右。

隔年，金門對民進黨的疑慮有增無減，因為民進黨參訪美國時，兩位黨的領導人告訴記者金門的未來由金門人自己決定。這似乎無所冒犯，但其立場表明了金門和馬祖不是臺灣領土的一部分。這立即引起金門民眾及海外人士的不滿。民進黨中央黨部與這些評論切割，再次強調民進黨立場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包含金門。這個議題在1995年時再次提起，當時黨主席施明德呼籲軍隊全數撤出金門。他說：「為什麼臺灣子弟要冒險，在金門被俘虜？」雖然民進黨試圖安撫輿論，拿出一份金門經濟發展的報告，施的說法被廣泛詮釋為呼籲中華民國拋棄金門。謠言到處流竄，說民進黨與共產黨私下交易，用外島為籌碼協議兩岸和平。

民進黨是在野黨的時候，忽視它是一回事；當它成為執政黨的時候，又是另一回事。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在2000年當選總統，對金門人而言相當難以置信。金門居民發現，他們不能假設國民黨帶領的政府團隊會一直捍衛他們的權益。金門民進黨辦事處迅速成立，一位黨員回憶：「我們發現失去了與中央政府的連結……當我簽入黨同意書時，我眼光泛紅了，我覺得我背叛了自己。但加入民進黨可以幫助我土生土長的金門。我們只是需要增加（民進黨參選人在不同層級選舉的）得票數，如此一來，中央就會開始重視我們。」支持民進黨也能得到一些潛在的個人或職業利益。由於翁明志曾在民進黨內外參與多年的反國民黨運動，他隨後被派任為福建省政府祕書。

然而，金門整體的投票趨勢仍傾向國民黨。在中華民國現今的政治環境下，這表示島上具有泛藍的政治傾向。比起它的競爭對手，泛藍陣營雖逐漸遠離兩岸統一的初衷，但仍主張跟大陸保持較親近的關係。就因當地人民的政治傾向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他們冀望恢復與大陸在1949年後斷裂的關係，並建立新的關係。如同其他冷戰時期分裂的社會，當中共不再是形塑金門的鏡像或反鏡像角色後，兩地在物質上的關係也才開始拉近。

結論

其實從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晚期，金門的戰略位置不曾改變。但它在這段期間經歷了數十年來軍事化的反向過程，以及當地社會的去軍事化。造成改變的起因是政治而非軍事。這些轉變與北京、華盛頓和臺北的計畫和議題息息相關，與後者的連結尤其緊密。因此去軍事化並不表示金門已經與地緣政治上的考量脫鉤，而只是其地緣政治化的嶄新階段。然而金門在地緣政治決策上的重要性明顯不如1950年代，但地緣政治持續以直接且迅速的方式塑造當地的社會。這樣的影響直接而快速，但並非刻意為之。金門島上生活方式的改變，包含居民營生及組織家庭的方式，基本上都不在預料之中，而是規模較大的地緣政治變遷與當地居民和團體媒介互動的結果。軍事化，與當地官員、平民和軍隊追求及提倡現代化的方式緊密連結。軍事化的遺留，成為達成某些現代化成果的嚴重問題，在經濟層面尤甚。當觀光業取代阿兵哥生意，成為當地經濟的主要來源，金門只是改變一種依賴的形式，經濟的現代化對社會的長期發展而言仍是重大的挑戰。軍事化的過程和接踵而來的去軍事化也在當代政治與當地人民的身分認同中留下足跡。我們在下一章節將會看到，去軍事化對深度參與軍事化人們的記憶方式，以及對個人和團體的主體性，都產生深刻的影響。

烈嶼鄉檔案，西口，「安全防護」，「縣政府致村辦公室修訂為因應中美斷交之局势變化」，1978年12月29日；烈嶼鄉檔案，上岐，「社會教育」，1979—1980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止後，國內宣傳工作的作法」，1979年12月13日。​​​​​​​​

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4/content_705059.htm（瀏覽於2007年3月7日）。​​​​​​​​

陳金花訪談。​​​​​​​​

楊樹清，《金門社會觀察》，頁109。​​​​​​​​

楊肅獻，《金門近代史》，頁195。​​​​​​​​

楊樹清，《金門島嶼邊緣》，頁328—329。​​​​​​​​

見本書第二章。​​​​​​​​

這樣的對比經常出現在1980年代晚期的臺灣報紙上。相關的例子被重新編入劉家國的《我的家鄉是戰地：金馬問題面面觀》，頁22、28、54。其他關於金門民主運動的文件收錄在楊樹清的《金門島嶼邊緣》和《金門社會觀察》，以及翁明志的《浯潮澎湃》裡。​​​​​​​​

陳水在訪談。​​​​​​​​

當沒有人負責收錄民防隊的檔案時，即將失業的幹部們便直接將現存的檔案燒毀，對研究者來說是個壞消息。許明鴻，《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09；董巖山，《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186—187。​​​​​​​​

在撰寫這本書時，由私人企業負責的地雷清除工作仍持續著。陳水在認為清除島上重要經濟區的大部分的地雷是他任內的主要政績之一。在2006到2008年，中華民國政府分配了400萬新臺幣的預算來清除地雷，目標是將進一步發展經濟的地區。陳水在訪談：「地雷監督報告2005——臺灣」於www.icbl.org（瀏覽於2007年3月19日）。​​​​​​​​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頁94以下。​​​​​​​​

楊樹清，《金門社會觀察》，頁33。​​​​​​​​

高康文訪談。​​​​​​​​

〈金防部組織系統遞嬗對照表〉，見「附錄」。​​​​​​​​

《金門統計年報》，LI（2004），頁293。其他來源提供的數據稍高於此，為5228美元（1991年）。陳水在，《金門解嚴前後》，頁65。​​​​​​​​

蕭勝益訪談。​​​​​​​​

覃克齊訪談。​​​​​​​​

黃世明，《一九八〇年代後金門與南投社會力的浮現：臺灣發展經驗中兩個地方社會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1995），頁94以下。​​​​​​​​

其中有些優缺點在陳自強，〈為觀光，先開光〉中有所討論。​​​​​​​​

參見Robert Weller, 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Taiwan and China.​​​​​​​​

楊樹清，《金門社會觀察》，頁382—383。江柏煒註：金門國家公園正式核定的範圍約占大小金門的四分之一。​​​​​​​​

江柏煒，《金門戰事紀錄及調查研究（二）》，頁76。​​​​​​​​

Catherine Bell,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242.​​​​​​​​

John Shepherd,“Commodification, Culture and Tourism,”192.​​​​​​​​

金以蕾，《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1994），頁63—77。​​​​​​​​

洪多瑜訪談。​​​​​​​​

該公司的記帳員表示他們的產業規模達到1,800萬新臺幣。吳會計訪談。​​​​​​​​

翁天鎮，《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231；蕭勝益訪談。​​​​​​​​

金門警察局檔案，物件75，才幹1191，1986年11月2日。​​​​​​​​

同上。​​​​​​​​

陳長慶訪談；金門警察局檔案，「來自三個退伍軍人的信」，無物件編號；顏晨、董惠芳，〈「八三一」裁撤後9月7日金門發生首宗軍人強暴民婦案〉。​​​​​​​​

翁明志，《浯潮澎湃》，頁34—35。​​​​​​​​

李育民訪談；“For Taiwan's Frontier Islands, the War is Over,”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1995.​​​​​​​​

覃克齊訪談。​​​​​​​​

林富士，《孤魂嶼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黃萍瑛，《台灣民間信仰「孤娘」的奉祀：一個臺灣社會史的考察》（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0）。​​​​​​​​

凱瑟琳·維德里對於遺體在後社會主義社會中為何會有此種影響的討論，能和金門做有趣的對照。在其他的因素中，她引用了「關於某個政權的政治議題……財產的返還、政治多元化、宗教復興以及與建立民族國家相關的國內衝突」。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Reburial and Postsocialist Change, 50, 52-53.​​​​​​​​

www.kinmen.gov.tw/English/eng_main2.htm（瀏覽於2002年11月24日）。​​​​​​​​

翁明志，《浯潮澎湃》，頁25—26。​​​​​​​​

這在楊樹清的《金門社會觀察》中有所記錄，頁11以下。​​​​​​​​

吳增勻訪談。​​​​​​​​

第十三章　記憶與政治

一個地方的歷史，並不只是過去事件的紀錄，還包括了人們記憶這段過去的方式。因為人們的歷史記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們對現況的考量所形塑，歷史學家至少必須從三個面向看待歷史：歷史本身，記憶中的歷史，以及在政治中呈現的歷史。前面的章節，我們著重於第一個面向，而在這一章我們會探討後兩個面向，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先假設對歷史的感受是一種事實，能夠獨立而有效地被分析，並藉此回顧一些上面討論過的歷史現象，探詢人們今天記得它們的方式。

金門民眾的共同記憶有很多都與歷史記載有出入。舉例來說，大家都記得當時禁止移民到臺灣。然而我在官方的規定中找不到任何相關的證據，此外也有上萬名移民否定了這個說法。我們看到的是，移民到臺灣是受到規範的，與「禁止」完全是兩回事。移民需要一些手續，包括找一位保證人、填寫表單、獲得許可。此外還有些重要程序旨在確保移民到臺灣不是為了逃避軍事義務。對金門的男性居民而言，到民防隊服役是義務，而對臺灣的男性居民而言，兵役只是暫時徵召，所以原則上，人們可以利用這樣的差異投機取巧，比如住在臺灣時謊稱自己是金門居民。有很多個案，是不准某個人移居臺灣的。即便如此，禁止移民的相關規定從來就不存在，然而很多居民記得的並非如此。他們常說儘管島上處境危險，大家百般不願，還是被迫留在金門。我們沒有必要直接認定這些關於「限制移民」的民間記憶不正確，而是試著去探究這樣的記憶如何且為何在人們心中形成。

一個金門居民集體記憶的核心元素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如同前面章節所提到的，軍事化將金門公民建構成動員化公民的典型。要了解人民如何記得這件事，我們必須先關注「主體性」的議題。霍米·巴巴（Homi Bhabha）區分了國家主體性在訓導面和展演面上的不同。前者是一系列的手段和論述，旨在建立主體性的國家認同；後者是一種媒介的展現，並不完全由製造的論述而來。在金門，國家主體性以訓示的方式製造出來，並且是有方法且相當蓄意的，因為它的目標不僅在於創造出公民，而是創造出能成為他人典範的公民。在戒嚴和戰地政務結束後的十年間，展演面成為了當地政治的核心元素。金門的例子說明，訓示和展演之間的互動會因每一地的情境各有不同。

近期關於社會或集體記憶的文獻，著重於主流、官方記憶和個人、民間記憶的差異。在官方記憶中，歷史通常用來使現況合理化與合法化，而民間記憶可能是批判或抵制當下安排的一種手段。金門的情況，符合這樣的通用模式，但其中又帶點饒富興味的複雜性。民間記憶在過去的十年間，為了自身的目的，挪用了許多官方記憶中的元素。被挪用的官方記憶，成為當代政治鬥爭中重要的工具；通常國家不會以官方記憶來反對人民的說法，人民則會利用官方記憶來支持他們對國家的看法。用霍米·巴巴的話來說，人民利用以訓示方式製造出來的主題當作遺產，來展演現今的政治。

關於金門的記憶，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其匯聚的程度，它們在口述歷史中甚至完全一致。我們很難再現人們當時如何理解自己的經驗，但他們現今記得那些經驗的方式卻相當雷同，或至少他們在口述歷史採訪者面前呈現記憶的方式是如此。前面章節提過的常見主題，不論受訪者或收集者是何人，總是在口述歷史記錄中一再出現。1949年的沒收門板、必須自行購買民防隊制服，或訓練時須自備伙食的不公平待遇；八二三砲擊時養家活口的困難，幾乎是每位受訪者，不論年紀、性別或階級，都曾提到的議題。這些例子，為一位極具影響力、研究歷史記憶的史學家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的看法提供了佐證。他認為雖然這些記憶來自個人，但決定哪些事情會被記住的卻是社會團體。有些集體記憶顯然擁有強烈的象徵層面，這可能是因為它們是口述歷史中最常被揭露的事情，戒嚴之下，生活中的其他面向，比如任意拘禁和強暴的威脅，對局外人說起來都是太痛苦、太冒險的話題。然而，我認為這種一致性至少有一部分和當代的政治抗爭有關，特別是針對補償或是其他救濟形式而出現的抗爭。大部分的居民在抗爭中擁有相同的立場，因此人們認為他們理當在相關的議題上有共同的記憶。

提到這些共同點，並非表達歷史記憶只有一種。相反地，金門人有多種記憶過去的方式。他們可以同時將過去面對生命威脅時的經驗視為報效國家的光榮歷史，也能將其視為一段壓抑的歷史。數種不同版本的歷史反映出金門在軍事化時期，為了內部或外部消費，在官方言談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現。政治宣傳通常自相矛盾，與其相關的記憶也是如此。舉例來說，要把金門的形象建構成富有繁榮還是貧窮落伍，取決於宣傳的目的。1955年經歷九三砲戰後，對臺灣人民的訴求如此說：「有許多居民，房子被匪砲接二連三的打毀，現在到了食無糧，居無屋的山窮水盡狀態。」然而，幾年後的一份農業發展報告卻提到，雖然共產黨意圖使平民和軍人挨餓，逼迫他們撤退，他們「以金門歷年致力農業建設，已將昔日貧瘠土壤，砂坵荒野，變為肥沃綠洲，造成社會繁榮與自由之堅強堡壘」。造成如此差異的原因，並非時間的先後，而是不同的政治目的使呈現出來的金門形象相去甚遠。沒有人比金門人自己更受這些形象的影響，密集而誇大的宣傳，影響了他們對當時情況的理解，進而影響他們往後的記憶。

雖然金門人接受到的宣傳，重點大多放在對岸的敵人，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共產統治下的生活在民間記憶中卻不那麼深刻。這樣的空白，可能是全面禁止與對岸聯繫的結果，此外人民也被明令一拿到大陸的宣傳素材就要上繳，連看都不能看。所以了解或記得關於對岸的任何事情，明顯表示你違抗命令。但口述歷史受訪者和作者，並不忌諱探討戒嚴時期生活中的其他敏感話題。更重要的因素或許是，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是大家共同的敵人，與當地人民每天互動或起衝突的卻是中華民國的軍隊和這個國家本身，而這些在個人和集體記憶中占據的比例遠多於對岸的事情。年輕的受訪者，的確記得學校的反共教育，卻不一定記得其原始意圖。「那年的霧季，記憶中來學校參觀的大陸漁民好像有三、四回，每次看見他們瑟瑟縮縮的連步伐都不敢大步走，都要暗地裡慶幸還好我們沒有出生在對岸，不然，從小，男的就被送去打漁，女的留在家裡剝蚵仔，打漁的人碰到大霧的季節，不小心迷航靠錯岸，還要被帶著到處走當樣板，擔心著不知道能不能回得了家，憂慮著會不會連小命都不保。」換句話說，他們學到的是大陸人民也被作為政治宣傳中的主角，與金門人的經驗如出一轍。

雖然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居民在金門人的記憶中不怎麼重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地緣政治上的互動卻在那些記憶的塑造上扮演關鍵的角色。「軍隊撤退到金門時」、「八二三砲戰之前」、「民國49年砲擊發生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關係的正常化」，這些都是居民建構歷史記憶的方式。地緣政治議題與事件訂出了每日日常生活的步調，以及個人和集體記憶的步調。在本章，我會探討同時存在於現代金門的三種記憶：苦難論述、英雄行動論述和懷舊論述。接著我會利用兩種方式，一是當代的，一是歷史的，來詮釋這三個模式。

苦難論述

戒嚴時期所承受的痛苦，是許多金門居民記憶中的重要部分。對這些記憶加以分析並不是要評判他們的經歷，而是將這些記憶本身視為這段歷史的一部分。苦難記憶分為兩種：一種是戰爭帶來的創傷；另一種則是國家政權或機構的行為，比方說戰地政務、民防政令造成的痛苦。這兩種類型發生於1949年左右，如今仍在傷痛的記憶中有所重疊。有位較年長的受訪者，雙眼噙著淚水，回憶他和家人如何在戰爭開始後逃離古寧頭的家：

當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的房子被清空了。所有的東西都被偷走。當我們回來的時候，軍人看管我們的房子。他們拿著刺刀指著我們，問我們要幹麼。他們不讓我們進去……我們當時有兩棟房子，是用從菲律賓來的匯款蓋的……他們毀掉了我們原來漂亮的房子，我……沒辦法再說下去了。

除了徵用和毀壞建築物外，人民對於奪走某些財產的記憶也十分強烈，特別是家裡的木門。其他被記得的，則是那些為受訪者在他們的個人歷史中定位的物品，而這段歷史同時也是村莊和家庭的歷史。「有的碉堡（建造時）用墓碑，百姓抱怨也無法」。就連祖先牌位都被毀掉了，或許是要拿去做燃料吧。「現在我們連一些祖先的名字都不知道了。」

與官方表面上以國防建設為由徵收截然不同的，便是關於偷竊的記憶了。「在當時，國軍對於不會拿走的東西有三個標準：看不到的、動不了的和不值錢的。」有些軍人會象徵性地給幾個錢來隱瞞自己的偷竊行為。「阿兵哥愛啥就拿啥，好一點的話，就給幾個白銀意思意思。」古寧頭戰爭後艱困的幾個月裡，軍人偷竊除了出於劫掠戰利品，為的更是迫切的需求。但這對村民來說沒甚麼關係，因為他們的房子被清空，農作物在長大之前也都被拔走了。「有時候高麗菜心都被他們割去，那我們要吃啥？」一位農人表示：「說好聽是服務民眾，說不好聽就像做奴才一樣。」

關於砲擊的記憶，不管是砲戰時的密集轟炸或是接下來幾十年的隔日砲擊，大都相當公式化且去個人化。中華民國的政治宣傳致力於將砲擊和共黨敵軍的殘暴連結，但對民間記憶的影響不大。除了那些負責搬運彈藥和傳遞訊息等在陸上工作的民防隊成員外，大部分的人對這個時期的印象是就是恐慌、防空洞裡擁擠髒亂的環境，和養活自己及家人的困難。今天人們比較敢說出自己對國家和當地官員的憎恨。的確，這些說詞讓前述的文本生動不少。「那時任務隊只有義務，根本沒有權利，更沒有好處，連每日三餐都要自己解決。叫你做工，你就要做，叫你去出公差，你就得出，不能有遲疑，否則軍法侍候。」人們記得他們被迫勞動的艱苦。「一旦出任務，吃的米都是用挑糞的桶子運過來，我們吃的時候只好捏著鼻子吞下肚子就是了，否則怎麼有力氣執行任務？」嚴苛而任意的懲罰方式，也是當地民間記憶重要的一部分。孫炳樹記得有次參加民防隊集會時，沒把布帶繫好：「當場就被打，之後還送到民防總隊關三天禁閉，三餐還得家人送來。」就連那些沒有被處罰的人都認為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段日子裡，如果你想自找麻煩，他們就直接把你關起來。」「若是不能夠在30分鐘之內趕到（民防隊集會），不但要挨值星一頓揍，還要關禁閉，並且貼上匪諜的標籤。」

眼前共產黨搞破壞的危險以及衍生而來戒慎恐懼的氛圍，是許多人記憶中的一部分。「隊中有國民黨指派的政訓員，暗中監視著我們的言行舉止，絲毫沒有言論自由，稍對上級有什麼不滿與抱怨，就會被認定是間諜或叛者。」「我們很害怕：我們甚麼都不敢講。」除了在第三章討論到較嚴重的案例之外，金門的白色恐怖也對許多人造成影響，有些甚至導致長期的後果。陳愛玲提到她一位表哥的故事：他在1980年代無心地發表了一些批判國民黨的言論，調查這個案件的期間，他坐了三個月的牢，讓他錯過了大學入學考試。在很多類似的事件中，無心的評論或舉動都可能讓你被視為可疑人物。

很多痛苦的記憶，只有隨著時間的流逝才能被完全理解。也就是說，這些記憶的意義只有在成為歷史後才會顯現出來。民防隊成員被要求貯存米糧。因為這些存貨基本上來自過期的軍方庫存，所以當這些米粒到村民手中的時候，都已經放了好幾年。「米永遠都黃黃的，上面還發霉；幹部告訴我們這是因為裡面加了維生素。」為了避免米腐爛得更嚴重，村民會先吃囤積最久的米，所以剛拿到的米基本上又會再放上幾個月再吃。一份1996年關於馬祖的醫療研究發現，當地居民的死亡率和臺灣差不多，但癌症的發生率卻明顯高很多。這份報告表示罹癌率和久置大米中的黃麴毒素有關。雖然金門沒有做類似的研究，但許多居民認為，他們長期以來的健康問題也是由戒嚴時期所導致。

將這些記憶串聯在一起的，就是苦難的主題。這些記憶與金門人民承受各種形式的不公不義有關，有些來自共黨敵軍，更多來自中華民國政府、戰地政務和民防隊長官。這種模式將居民表述為被動的受害者，幾乎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暗示了一種對地緣政治性的認知，亦即人民的苦難與政治衝突密不可分，而這些政治衝突並非他們造成的；這是種完全消極的認知。

英雄行動論述

就和其他地方的人們一樣，金門居民說明自己歷史的方式，和當地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相呼應。在這個版本的歷史中，人民解放軍在古寧頭戰役中敗北的原因不是因為後勤或援軍不足，而是神明的介入，把人民解放軍的船隻吹離預定的登陸點，讓退潮困住他們，任由中華民國士兵焚燒。在這個版本中，瘟疫會在1950年代早期爆發並不是因為官方說的個人衛生落後，而是因為軍隊吃了原本可以控制老鼠數量的蛇。

這類的民間記憶並不一定和官方紀錄不同。舉例來說，較年長的居民通常表示，有許多當地男性在1960和1970年代加入常備軍，是因為當地孩童與寄宿家中的軍人發展出緊密的關係。這些記憶呼應了當代的政治宣傳，讚揚軍人與百姓之間的友好關係，形成「軍民一家」的景況。這種說法不但削弱了這個時期軍民關係中的緊張和敵意，更忽略了戒嚴時期軍事化政權之下一個預料之外的後果，那便是實際上排除大部分取得高等學歷及升遷的管道。對窮人家的金門青年而言，從軍是最好的出路。

但在其他方面，民間記憶和官方說法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因保衛島嶼而殉職的中華民國軍人被官方譽為值得仿效與紀念的烈士。他們的遺體埋葬在太武山山腳的軍人公墓。該公墓由胡璉將軍在1952年底建造，他同時在公墓前方建造了「忠烈祠」，並樹立了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建造這些建築，很明顯是為了將金門構築成一座「精神堡壘」，鞏固中華民國人民的向心力。它們是進行政治教育和國家儀式的地方。軍人、居民、訪客常到祠堂敬禮和上香，弔祭那些英雄的亡靈。雖然軍人公墓和忠烈祠將這些亡者的靈魂封為值得崇敬和作為榜樣的英雄，但民間文化卻將他們視為具侵略性而十分危險的餓鬼。這樣的形象出現在島上廣為流傳的鬼故事中，這些士兵的亡靈糾纏人們，調皮、偶爾作惡多端，給當地人們的生活添加麻煩和困擾。許多小的「將軍廟」也以更為實質的方式呈現這點。我們看到這些將軍廟是由傳統社會中為了應付未知超自然的威脅力量衍生而來。這種亡靈形象的再現，反映出民間對於烈士公墓格局的理解。在他們眼中，胡璉將軍多才多藝之外，還是一位出色的風水大師。有人說公墓前的孫中山銅像就是由他所放置，如此一來，國父就可以看管著這些軍人的亡靈，防止他們出來對陽世人間造成困擾。

諷刺、幽默和性暗示在這種記憶模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老人家聚在一起談論戒嚴時期的生活時，有個共同的主題：早期軍民之間如何溝通，因為那時候當地居民很少會說國語。我們常會聽到這個故事，通常是記述最高指揮官對當地人民善行的一部分——胡璉將軍命令軍用車輛供居民乘坐。「你只需要揮手，他們就會停下來。老婦人國語說不好，所以他們會問『部隊將軍，我可以做你的妻子嗎？』而不是『我可以坐你的車子嗎？』」軍人以相同模式捉弄和嘲笑村民，但適得其反，如同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一位老太太要軍人教她怎麼用國語說「謝謝」，軍人告訴她要說「王八蛋」。後來她終於有機會在一個正式場合對胡璉將軍大聲道謝。

當地人的機巧也讓他們在與中華民國政府及指揮官的斡旋中以智取勝。舉例來說，1949年禁漁後，大部分的漁船被銷毀，表面上為了提煉防禦工事的材料（如第二章提到的），真正目的可能是要讓中華民國士兵不易叛逃大陸。最後這道禁令終於解除。年長的漁民解釋這是怎麼發生的：關閉海岸線「對我們漁夫來說很辛苦。有一次，有些漁夫偷偷出海，然後把漁獲送給指揮官。指揮官來自中國內地，從來沒吃過鮮魚這種東西。他覺得很好吃，所以他必須讓漁夫重新出海捕魚。」為了規避宗教活動花費限制的命令，村民學會在申請戲劇演出時，不用宗教儀式的名義，而是以勞軍，娛樂附近駐軍的名義申請。

村民也回想他們如何越來越擅長運用動員和愛國命令，以對抗戒嚴的控制和規範。有人超過宵禁被擋在回家的路上，他告訴守門人員他晚歸是因為他在看孫中山的傳記影片。理所當然，他不可能影片看一半就離開，守門人員因此讓他通過。這些小聰明說到底要表達的是：村民比那些士兵聰明許多，很容易就把他們哄騙過去。「如果軍隊要建碉堡，也會要求百姓捐磚頭，有時實在找不到這麼多的磚，就趁著中午阿兵哥忙碌的時候偷回再交出去。」其他記憶，比如民防小隊在八二三砲戰中從船艙卸貨時，私下偷走了原本要給美軍顧問團的啤酒，人民的冷靜沉著可見一般。這種幽默的事件常在《金門日報》的副刊文章中出現。這類故事在中國媒體中，早就以短篇幽默軼事的方式呈現，但同樣類似的故事也出現在口述歷史中，說明這並不只是一種文類的產物而已。

大眾的記憶有種廣泛且普世皆然的現象，那就是用大眾都能理解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來解釋每次事件。金門記憶模式獨特之處，在於它對當地人民行為舉止，不但有行政機構上，也有地緣政治上的意涵。換句話說，在這種模式的記憶中，不只是地緣政治影響人民生活，他們的生活也影響著地緣政治。他們面對共產侵略的勇氣，是在未完的國共內戰、兩岸關係，以及全球冷戰歷史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古寧頭戰役，以及九三和八二三砲戰被金門人民認為是重大的勝利。這是一位曾在大陸服役，後來定居金門，娶當地寡婦為妻的軍人，回憶八二三砲戰的方式：

毛澤東說，如果他們可以掌控金門，我們就不可能守住臺灣……8月23日他們開始砲擊。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砲彈都已經裝好，但我們沒有開槍。我們等待指令。他們的槍很爛，子彈都掉進海裡。我們並不害怕……我們把他們的飛機逼退。他們的損傷比我們多很多。他們有更多傷亡。我們只損失一架登陸艇；而他們損失很多架。二十天後，他們仍然沒有獲勝。所以毛澤東被迫下臺，換劉少奇上任。最後是劉決定改為隔日砲擊……我們真的打得很累。如果你打了兩、三個，或五個小時的仗，就已經快累死了。你是美國人，你就會需要去看看心理醫生。但我們打了二十天，真的很累，但我們打敗他們了。

毛澤東在1960年代早期的確離開原先的絕對領導地位。但大部分的史學家將這個決定歸咎於後果慘烈的大躍進，而非金門人的英勇表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用隔日砲擊的方式回應中華民國1958年的勝利」，這想法在島上很常見，因為這次勝利的功臣，不只是軍隊。也是所有人民。「共產黨開始隔日砲擊。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贏不了我們」，保住金門這件事持續讓敵方覺得棘手，「視金門如眼中釘」。

在這種記憶模式中，保住金門對於臺灣的國防安全至關重要。回想1950年代，共產宣傳不是還在擴音器中說著要「血洗臺灣」？但金門人阻止了他們，終止他們邪惡的動機，讓臺灣平安地享有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先有金門的軍事奇蹟，才有臺灣的經濟奇蹟臺灣。」當地的史學家董群廉這麼認為：「八二三砲戰由於民防隊配合國軍作戰，才贏得八二三最後的勝利，八二三的勝利才使得臺澎地區利用這幾十年來的安定，促進了它的經濟繁榮、社會的民主自由，臺澎地區的這些成果與八二三砲戰的勝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前政府官員更進一步闡釋，將美國及其同盟國的冷戰行為歸功於金門。「這真是個策略的議題。是美國整體策略的一個小環節。美國需要臺灣來捍衛太平洋，不讓共產分子進到太平洋地區，因此必須保衛金門。」這個行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保衛金門被記憶成是自願的行為。如同陳水在說的：「金門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還效忠國家，因為他們總是受到大陸的威脅。他們在前幾十年中損失慘重，因而逐漸產生報復心理，是一種生死哲學。如果你不提槍，那你就得死。你沒有選擇，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宣傳或是政治教育；也沒有思想控制。每個人都知道必須手握武器才能生存。」

或許定義一個地方的獨特性是藉由當地意識中一種普及元素。然而，金門人憶起金門時，並不只是把它當作一個特別的地方，還是個重要的地方。雖然在苦難論述中，人們把戒嚴時期視為一段艱苦、受到不公平對待、任意榨取和懲罰的時期，在英雄論述中，這個時期則被當作一段充滿英勇事蹟、因愛國而貢獻的年代。今天這兩種論述在金門人的心中共存。

懷舊之情

第三種出現在口述歷史中的記憶模式是懷舊之情。很多人在抱怨戒嚴時期的民防義務時，都會穿插一些美好的回憶。那是一個大家都很無私、互助的時代。「當時地方有難，大家多少出一份力，互相幫忙。」這種互相幫助扶持的記憶也見於軍民之間的關係。「我們會和軍人閒話，我們互相幫助。要收成的時候，我們也會請他們幫忙。我們幫忙他們挖戰壕，也會借給他們一些工具。」因此儘管軍事威脅隨時存在著，生活中總是有種安全與穩定之感。「那個時候沒有強盜，治安很好，也沒什麼交通問題。大家都很團結。」退休的幹部表示這有一部分源自於政府的權威。「那時跟現在不同，現在下個命令就有很多意見、很多不同的聲音。那時候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金門人在其經驗中反映出懷舊之情，他們常會發現自己所經歷的政策和對岸實行的政策如同鏡像。「他們的思考方式一樣，只是名稱不同。我們會說（幹部必須）改革；他們會說要批鬥幹部。但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事情。」前縣長陳水在也有類似的看法：「民防隊有軍事和政治上的功能。這是用來控制金門的人民。假如戰爭爆發，那麼金門的所有居民就會變成一支軍隊。這種作法和共產黨很類似，重點放在如何控制人民。」透過這樣的評論，陳表示他很清楚知道戰地政務並不只加強軍事後備，而是創造和使用權力。

詮釋三種論述

這三種論述並非完全獨立，偶爾有所交集。舉例來說，在回憶民防隊對金門防務的貢獻時，洪福田十分懷念早期純樸的時光。「自衛隊員的犧牲奉獻和保鄉衛國的決心從未改變，只是臺灣民主化的結果，每一個人強調的都是個人的利益，這股浪潮也開始讓自衛隊隊員反省，國家加在我們金門百姓身上的任務為什麼這樣沉重？法令上的限制是否合理？國家到底為我們金門百姓做了什麼？我們前線居民為國家犧牲奉獻是否值得？」翁水涉在回憶八二三砲戰布防狀況時，帶著英勇氣概和痛苦情懷，因為民兵被要求守在沿岸檢查哨，而一般士兵只需要退到較安全的地點守著。「阮百姓竟然站在第一線，阿兵哥只站第二線，您娘哇鬼！共匪開始打的時候，我們又不能馬上開槍，還要一邊等通報一邊挨打，……不然臨陣脫（逃）還是要用戰時軍法嚴辦的，我當時做副班長，向上級抗議，結果呢？被關二個月的禁閉。」雖然這三種記憶之間有重疊，但將它們獨立分析仍有所助益，因為這讓建構這些模式的背後原因更容易辨識。集體記憶建構在過去經驗和當代議題的基礎上。我們能去找出一個過去或當代的政治議題，藉以詮釋這三種記憶模式中的任一種。

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的前幾天，翁明志向縣政府請願，要求進行三類補償：遭掠奪或破壞的財產、民防隊的無償服務和勞動，以及共產黨及中華民國政府所造成的傷害。當政府剛開始發放補償金給在國民黨執政時受到欺壓的臺灣居民時——特別是二二八的受害者，這類要求首次在金門出現。二二八事件造成臺灣人民長期的不滿，因而決定調查真相，這被視為國民黨與臺灣人民和解的機會。一位投稿金門報紙的作者在把他透過電視得到的觀察當作文章的開頭，他看到「臺灣的每個人都在說二二八的故事，但沒有人想聽我們金門的故事。這個專欄沒有電視好，但至少它給了我們機會訴說我們的故事。」其他人想要的就不只是說故事的機會了：

回想我年輕時協助國軍馱運彈藥受傷，當時縣政府只發給一百二十元，還有一包米作為慰問，說起來真是可憐。我們小老百姓也不敢要求什麼。後來臺灣各種事件補償金陸續發放，我也才開始在村民大會提起當年往事，每次開村民大會，我就建議政府應對因戰功受傷之人補償，但是上級只是記錄記錄，都沒有下文。

翁請願後的幾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補償制度適用於過去幾十年間各種不公不義的事件，以此解決地方上的歷史問題。雖然政府並沒有告知發起促成決定的主導者是誰，但這和翁明志的請願有明顯的關聯，因為發放補償的類別跟翁的要求相呼應。居民開始申報自己被軍隊奪走的土地和毀壞的房子。總共有八千多筆申報資料，但陳水在懷疑有些是假的。大部分的解決方式都對申報者有利——讓現在的土地所有人購買、出租或是歸還土地。土地問題不難解決，因為這個過程恰好在軍隊加速撤退的時候開始，所以大部分的土地，軍隊也沒在用了。第二種是補償戰爭時期死亡或傷殘的人。只有中華民國軍隊造成的傷害才有補償，而不適用於九三和八二三砲戰的受害者。死亡訴訟超過一百起，而傷殘人數更多。受害者家屬最高可收到新臺幣一百五十萬的補償金，而傷殘者根據受傷程度，發給較低的補償金額。第三種補償的對象是民防義務。1995年，縣政府公布將根據民防隊在伍軍人服務的時間、面臨的危險程度以及是否受勛來授予積分。這些積分決定補償的多寡，最高可達新臺幣二十四萬五千元。總共有超過四萬人收到補償，這個數字包含馬祖的受益人。陳水在估計補償金的總額大約在新臺幣六十億元左右。

有些補償的要求仍未收到回應。在金門和其他離島服役的上萬名游擊隊和前反共救國團成員，沒有收到任何補償。理由很明顯，若要付給他們相同的軍事薪資，花費將會非常龐大。也有許多人持續對補償金的金額感到不滿。林水居的父親在八二三砲戰時為軍隊傳遞訊息而受傷，他活了下來，直到1990年代早期才過世。林水居尋求傷害賠償，卻被告知他父親已故，就算他提供再多的醫療紀錄，也無法判定傷害程度。他為此憤憤不平：「顯見法令之不合理，未能真正落實對當年犧牲奉獻的民防隊員要做補償的美意。」其他人則抱怨補償金分配不均。「當時（在民防隊服務的）公務員照辦公，照常領薪水，都沒有出操，居然跟我們樣賠償，民防隊的冒死在做，只賠這一點。」

在大眾的記憶中，分配補償金的標準與苦難論述緊密相關。現在金門人會藉由回憶這些苦難來面對過去，有部分是因為這正是中華民國政府的處理方式。金門人區分其苦難的分類，以及他們記憶中或有或無顯著影響的苦難種類，恰好對應著補償的分類。在爭取補償行動的情境下，那些苦難的記憶依舊深刻，金門居民因此拒絕接受之前的政治說詞——呼籲要為國家犧牲小我。為民防義務爭取補償的訴求巧妙地利用了官方說詞中的矛盾。民防義務是金門公民的基本義務，就像臺灣成年男子有服兵役的義務一樣。但臺灣的義務役有薪資；金門的民防役卻沒有。那些要求補償的人利用臺灣的新自由政治經濟來對抗政治說詞，要求為勞力和物質上的損失提供補償。這種記憶模式是一種受到當代議題驅動，卻以過去為內容的公民論述？

在金門人的記憶中，苦難論述和將島上居民轉化成英雄的英雄論述共存。我們常會聽到1949年的戰役、九三和八二三砲戰，百姓協助軍隊獲得勝利的故事。也許這些記憶聽起來很天真，但與其議論金門受訪者口中戰勝版本的來龍去脈，不如去了解這些記憶在當時的意涵。我們從上述中可以看到，英雄主義的觀點在戒嚴早期開始在政府宣傳中出現。要理解這種英雄觀點如何在民間記憶中生根並不容易。在1987年到1992年間，首次以非政府宣傳演講或非政治活動者寫作的方式收進官方紀錄中。但它在成為政治工具之前，或許是影響當地身分認同強而有力的元素。1993年在臺灣提出的抗議宣言中，有完整而詳細的觀點：

從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迄今，我們為了國家安全、為了保障臺澎的安定與繁榮，許多鄉親的生命因無情砲火而傷亡犧牲；更有許多鄉親被徵召義務勞動、民防隊、搶灘、運補彈藥……看看如火如茶的「六年國建」，成千上兆億元的經費預算，一塊、又一塊的「大餅」，連世界各國都垂涎而來了！而金門呢？依然是「戰地」；依然是「前線」！依然是民生困頓、百廢待興的金門！……而金門？為國家付出無數犧牲的金門人呢？

類似的觀點在今天廣為流傳。當一位前民防隊隊員被問到他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感受，他說：「痛恨啦！我最不平的就是——八二三時金門的百姓對政府付出那麼多，戰史館居然沒有我們（的）紀錄，也沒有給我們妥善的賠償。……多虧我們如此犧牲，才有現在的臺灣。」在要求中央政府增加對地方經濟的資助時，英雄論述是最常使用的工具。陳水在於1993年當選金門縣縣長的就職演說中，歸納了自己任期內的當務之急：「其一，是對累積四十年的民怨問題，必須加速解決與克服。其二、是對創造未來的理想金門，必須加速投資與建設」英雄論述因此與苦難論述無法分離。不管是在政治宣言或個人回憶中，這類說詞將過去和現在連結在一起。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政府為了使金門政策合理化，採取了特定論述。今日，同樣的說詞也為金門人所修改，以符合自身的目的。這是官方記憶的衍生，以顛覆的方式運作，而不是指大眾反記憶的行為。軍事化官方的歷史被挪用成為政治人物的中心論述。它也成為當地民間記憶的重要元素，但每次挪用因當代現實變化而轉換得不很順利。

這些當代的變遷也有助於解釋大眾記憶中的懷舊之情。這種狀況不只發生在金門；那些正經歷突然而不穩定變遷的社會也常對過去充滿興趣。對戒嚴時期的懷念，大部分反映了對當地社會的現況不滿，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金門居民懷念過去純樸的時光，當時他們被表揚為模範公民，這與一些經歷社會經濟變遷及文化邊緣化的族群十分類似。羅麗莎（Lisa Rofel）表示，大陸國營企業的退休工人也有類似的記憶。他們原本是以國家英雄而被頌揚，如今卻大多在物質上及思想上均被棄如敝屣。對他們乃至於金門人而言，過去似乎比現在更美好。

英雄論述和懷舊之情融合，將先前的壓抑，重建為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我們很難評估此種重建的範圍，因為當地居民在某種程度上認同國家宣傳，這種宣傳甚至在開始消失之前就使他們成為了英雄。但自從當代政治開始劇烈變遷，重建對主體性的影響便明顯增加。在這整個過程中，中華民國做了許多聲明，試圖使金門島上的政策合理化。這些聲明已由金門居民依據自己的政治想法量身修訂。這些聲明，許多與過去、與1949年之前大陸與臺灣之間的連結，以及與金門實際或象徵上作為臺灣及自由世界捍衛者的功能，有所相關。這些記憶模式，因而成為當今金門身分爭議的一部分。這樣的辯論透過政治行動在公開的場域進行，內部則是透過混和三種記憶模式的個人主體性來發展。

讓情況更加複雜的是，這些記憶模式因為政治因素而被公然展開時，就像在射擊一個移動的目標一樣。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是永恆不變和統一的實體。自解嚴這些年來，國家本身也經歷了巨大的改變，比如民主化和多黨化。有時候，政府會否定過去的主張。第十二章曾提到，臺灣認同曾被民進黨鼓舞而逐漸茁壯，但如今則不單純只是個政治運動。幾十年來亟欲收復大陸，防止兩岸分裂所付出的一切，對許多人來說似乎嚴重耽誤了臺灣的建國之路。隨著歲月的流逝，金門人民的英雄主義對臺灣人來說，好像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在鞏固投資和要求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面，越來越沒有說服力。換句話說，這裡提到的不同記憶論述，是歷史在關於公民權和民主化的當代運動中展開的不同方式。在金門，這些運動為補償、交換和公平的說詞所塑造，它們因此將地緣政治和冷戰的說詞，和自由與市場經濟的說詞結合。但地緣政治與中華民國越來越不相關，因此作為政治工具的效果也日益低落。就算在1950年代的英雄還未銷聲匿跡，我們仍會懷疑他們是否會在當地人的記憶中漸失地位。

結論

過去的五十年間，金門歷史的核心元素是它被建構為政治象徵的過程。要更了解這段歷史，我們不能只探究這個象徵是如何形成的，也要看看當地居民如何詮釋這個象徵。如我們所見，中華民國政權和它的官員在塑造大陸持續威脅的危機感上一直沒有很成功。反之，在金門人的生活中，最重大的挑戰是要適應中華民國體制施加的限制並找出生存的策略。一直到軍事威脅減緩之後，金門人才開始將國家為他們創造的形象，運用在與國家的對話之中。這也表示金門的歷史展現其將全球議題融入當地情境的另一種方式。這些圍繞著全球議題的論述，本身能成為一種政治資源。當地人在利用這些說詞以及作為政治運動者的表述上，並沒有很成功，大家對於臺北政府處理這些未解議題的方式也不太滿意。這是島上全體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感的一部分。他們對於現在的矛盾之情，以懷念過去的方式表現出來——當時的政治不穩定和軍事威脅反而造成經濟和社會上的穩定。金門戒嚴時期的故事也包含了對這些不同記憶模式的分析。

Homi Bhabha,“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297. 安娜諾斯特（Ann Anagnost）指出霍米·巴巴的區分方式重述了傅柯對該主題的兩種想法，作為個人身分的媒介或統治的主體。“Constructing the Civilized Community,”347.​​​​​​​​

Michael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John Bodnar,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胡鐵痕主編，《從保衛金馬到反攻大陸》，頁213。​​​​​​​​

沈宗瀚，《臺灣農業之發展》，頁237。​​​​​​​​

楊文瑋，〈來去吃便當〉。​​​​​​​​

李尚文訪談。​​​​​​​​

骆建發訪談，收入石馬祥、莊鎮忠、陳秀竹合著，《榮民口述歷史——用生命寫歷史的英雄》，頁37。​​​​​​​​

林曼清訪談。​​​​​​​​

吳華亭訪談，收入石馬祥、莊鎮忠、陳秀竹合著，《榮民口述歷史》，頁28；歐甘目，〈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62；林曼清訪談。​​​​​​​​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86。​​​​​​​​

洪福田，《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84；林火才，〈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6；孫炳樹，〈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1；蕭勝益訪談；林火才，〈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5。​​​​​​​​

林金樹，〈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212；薛祖耀訪談。​​​​​​​​

陳愛玲訪談；楊樹清，《金門社會觀察》，頁142。​​​​​​​​

李天送，《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61。​​​​​​​​

陳水在访談。​​​​​​​​

胡璉，《金門憶舊》，頁83。​​​​​​​​

潘叔期訪談。​​​​​​​​

李育民訪談。​​​​​​​​

潘叔期訪談。這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可在金門居民歐陽揚明的回憶錄《懷憶金門》中找到，頁262。​​​​​​​​

李凋宇訪談。​​​​​​​​

林曼清訪談。​​​​​​​​

迎曦，〈當年夜幕低垂時〉；鄭成達，〈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80。​​​​​​​​

陳宗論，《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3冊，頁82—83。​​​​​​​​

林炯福訪談。​​​​​​​​

潘叔期訪談；羊試音，〈刻骨銘心的八二五〉。​​​​​​​​

洪福田，《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冊，頁385；董群廉，〈戰地金門史話〉；陳揚進訪談；張琪珠訪談。​​​​​​​​

陳水在訪談。​​​​​​​​

林火才，〈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6；陳大鼎訪談；潘叔期訪談。​​​​​​​​

李錦樑訪談；陳水在訪談。​​​​​​​​

洪福田，《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员訪談錄》，第1冊，頁396—397。​​​​​​​​

翁水涉，〈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7。​​​​​​​​

翁明志，〈三大要求·五大希望〉，於翁明志，《浯潮澎湃》，頁53。​​​​​​​​

翁雄飛，〈805部隊的故事〉。​​​​​​​​

吳五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2冊，頁96—97。​​​​​​​​

陳水在訪談。​​​​​​​​

林水居，引自林馬騰、呂允在，《細說烽火話烈嶼：從東坑談起》，頁179。歐甘目，〈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62。​​​​​​​​

楊樹清，《金門社會觀察》，頁99—100。​​​​​​​​

翁水涉，〈金門民防隊的田調記錄〉，頁148。​​​​​​​​

陳水在，《金門解嚴前後》，頁97。​​​​​​​​

Lisa Rofel,“Liberation Nostalgia and a Yearning for Modernity.”​​​​​​​​

完整的分析亦應含括金門官方的立場，像是戰地政務時期及其後的博物館與紀念館（碑）所傳達的歷史。江柏煒在其〈誰的戰爭歷史？〉（《民俗曲藝〉第156期，2007）已進行過分析。​​​​​​​​

第十四章　總結：多重邊緣化

1949年部隊首次寄宿民家時，他們的長官就把口號油漆在村莊的牆上，把軍方的價值觀灌輸到軍人和平民百姓心中。政治指導員接著發展出更永久的宣傳媒介：把口號標語直接以泥塑施作在民宅的牆上。我們可以透過這些雕刻和島上刻意塑造出來的環境，追溯金門軍事化的整個過程：「消滅朱毛漢奸」（1949）；「解救大陸同胞」（1950年代）（圖14-1）；「軍民同心」（1956）；「毋忘在莒」（1966）；「實踐三民主義，收復大陸國土」（1984）。為了撰寫本書，我仰賴不同史料來源，其中最主要的資料是當地居民的口述歷史。對今日的金門居民及其他時空的人來說，未來的不確定性引發了對過去的濃厚興趣。他們的記憶創造了資源，讓我們能夠不受官方紀錄局限，探索金門社會與最近半個世紀國際上龐大力量的互動。

圖14-1　金沙鎮民宅的「解救大陸同胞」標語（江柏煒攝）

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呈現金門的社會生活如何受到金門當地和區域或全球衝突不斷變化的關係影響，我把這個現象稱為「地緣政治化」。重建戰地政務的地緣政治情境在分析上非常關鍵，因為我們能藉此理解政策本身和它們造成的社會衝擊。地緣政治化和軍事化的互動，是金門自1949年以來歷史中最重要的關係。這個關係的發展進程相當複雜，本書第一部分提出的論點大致如下：早期的軍事化是臨時措施，為了因應突如其來的古寧頭戰役，以及捍衛那場象徵性的勝利。隨著局勢穩定，臨時措施逐漸由更為正式的政策取代。1953年，島上重新建立地方政府，以強化金門是自由堡壘的主張。蔣介石努力維持中美關係，確保美方支援，共同保衛中華民國諸島嶼，造成駐軍數量激增，很快便超越平民人口。蔣有意把大量軍力投資在金門，因此若金門陷落，對軍隊士氣會是致命的打擊，也將威脅中華民國政權的存續。這正是他確保守護金門是個冷戰議題，而不只是兩岸議題的方式。他的決策使軍事化更加精煉和制度化——透過益加精密的實驗戰地政務政權，明令縣政府隸屬於軍方之下。因此至1950年代，金門軍事化已經與狹義的軍事議題越來越脫節，反倒是與較大規模的冷戰政治角力較為相關。這些變化為當地人民帶來龐大的社會後果。

如果八二三砲戰確實是毛澤東試圖增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危機感，以動員大眾，使他們軍事化並支持大躍進的手段，那麼其中一個後果便是對方也會有相同的動作。中華民國政府隨即強調敵國的威脅，導致金門島上動員化和軍事化的另一個高峰。在這個階段，大陸和金門島上的軍事化基本上同進同退，毛澤東的外交政策把兩者連結起來。

兩年後，雙方的關係反轉。1960年將金門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縣的訴求也是在回應大陸上的發展。雖然中國大陸早期的變化造成金門和大陸的社會越發相像，1960年的政策意圖強調兩個社會的差異。中華民國發現大陸的經濟危機是宣傳的好機會，於是將金門的政策重心轉移到平民社會與經濟發展，就是我所說的軍事化發展。這些新的政策並未代表軍事化的結束，因為它們終究是為軍事和地緣政治的考量所驅動，並導致另一種型態的威權統治和勞力搾取。這不是備受壓抑的平民政治的復辟，而是軍事化走向的轉變。

1960年代晚期，金門的軍事化進入另一新階段。戰鬥村體制成立，這個制度起源於另一個冷戰和內戰交會的情境下——越共發起的武裝暴動。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個階段的前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與十年前不同，這次使金門有類似反應的並非大陸的高度軍事化。反之，在1960年代晚期，金門面對的軍事威脅開始減弱。接下來的十年間建立戰鬥村體制的靈感，主要來自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造成的威脅，期望國際間增加對中華民國的支持。把兩岸衝突，捲入已經不存在的、刻板的兩極化冷戰世界中來呈現。然而，這項國際宣傳策略顯然沒有奏效，臺灣的外交和國際地位，持續下降。國民黨政府對內也面臨了日益龐大的挑戰，而金門的軍事化也逐漸被用作持續獨裁統治的合理化工具，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力威脅迫在眉睫。隨著大陸社會軍事化的程度減少，金門的軍事化程度卻節節升高。影響軍事化程度的關鍵因素，不再是大陸，而是臺灣。

因此金門的軍事化，一直都與更龐大的地緣政治力量密切相關，但其關係並非以某種穩定的形式存在。早期國內政策對大陸的考量形塑了外交決策，進而塑造了金門的軍事化政策。後期相關政策單位的規模「擴大也縮小」。前者指的是全球性的中美關係，後者指的是臺灣內部的政治。雖然整體的趨勢仍是比以往更高度的軍事化，但軍事化和軍事威脅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在這個階段反轉了。這個關係的進程，整理在表14-1中，早期兩者的關係較為直接，後期則反之，因為驅動軍事化的因素逐漸由軍事考量轉變為政治考量。

表14-1　金門軍事化年表

金門軍事化的走向相當獨特，同時也說明了更廣大的現象。冷戰時期任何國家和當地社會的歷史，都是全球地緣政治與區域、國家及當地議題相互作用下的產物。在《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書中，史考特認為改變社會的大計畫基本上由四個要素組成：國家與社會的行政命令、「高度現代化的意識形態」與相信國家計畫能達到目的、專制的政體，以及民間社會的衰弱；而四種要素的結合，通常導致災難的發生。本書對金門的研究指出，在二十世紀後半可能有第五個要素存在，那就是地方對國際衝突的連結。一個國家的策略，不只是由國內的野心和利益所促成，地緣政治因素也參與其中。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塑造、提倡了金門島上的發展方式，但此關係與島上居民的利益可說是毫無關聯。國民黨對金門的計畫只有部分和史考特所言「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關。國民黨的計畫也回應不斷變化的敵國政策、強調敵我差異、博取強大盟國的同情。因此，即使政府的計畫沒有導致一場徹底的災難，其成敗仍取決於地緣政治利益，並使計畫盡可能朝向社會工程的實質目標邁進。有時當外在情境改變，計畫便會失敗，或無法達成既定目標。即便今天金門人民的生活水準比1949年時高，但廈門的摩天大樓，讓人們質疑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作為展現中華民國體制優越的一種模式，是否真的獲得成功。

地緣政治發展和當地軍事化之間複雜的內在關係，只是金門故事中的一小部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金門都處於緊急狀態，這讓充滿企圖、自覺是現代化的計畫能夠實行，我稱之為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這個計畫的綱要不只和中華民國其他的計畫相同，也和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的做法如出一轍，深刻影響政府及其媒介，如何把權力深入個人和社會生活，甚至是民眾的私生活中。計畫的內容則依當地的情境和當權者的假設來調整。國家和地方官員把他們對健康、落後和紀律的理解，灌輸到「現代化」的建構上，著重特定的議題而忽略其他議題。很多由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和其他學者提出的「中國人的覺醒」和現代化的重要論述，例如衛生、動員、民間習俗和教育等議題，都被軍事化重新塑造。而這些論述大都被工具化，套用於金門之上。先前現代化的目的，如今成為追求國家安全的手段——確保軍事上準備就緒、防止敵人滲透，以及提倡國內團結並增強國際支援。地方和國家官員的思想，也為他們理解中的「中國傳統元素」所形塑。他們對家庭的核心地位、相互責任的思維和個別族群的訴求，和傅柯所說的「現代自律」大相逕庭。隨著軍事化的觸角延伸到地方社會，冷戰和地緣政治便在日常生活的不同面向中無所不在。軍事化改變了性別的概念和經驗，重塑而非消弭刻板印象。新的宗教形式出現，並受到政府的管控及操縱，創造出國家和社會互動的全新場域。為了因應特殊狀況，關於全球經濟的言談被重塑，而當地人民也依照自己的決策來回應那些狀況創造出來的動機。就連生活中看似與政治最無關的面向，其建構都受到冷戰的影響。

我在導論中探討了「地緣政治化」這個詞的三種意義：作為影響力、作為象徵、作為日常生活。本書的最後一章提到了第四種意義：記憶。在金門居民的口述歷史和書寫中，地緣政治化顯然已成為他們身分的一部分。地緣政治化能夠描述一種主體性，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從他扮演的角色，和他在地緣政治事件中的共同責任取得生命的意義。這種地緣政治化，能夠與近來對全球化的討論相比較。在主體性的討論範圍之下，全球化多半表示人們的生活因為參與全球經濟，而失去穩定或甚至喪失價值的一種方式。地緣政治化代表國家或國際舞臺上的事件會不斷影響金門人的生活。雖然有時要不把金門人當作政治進程下的犧牲者看待很困難，但這並不是他們記憶這段時期的方式。他們在每個重要的時間點都擁有所謂的反記憶，把自己放在事件的中心，他們的理智和決心削弱了身邊利用他們的朋友或敵人。把這種反記憶視為一種抗拒並不是個好方法，我們也不該把他們對政權許多面向的默許視為一種責任轉移：把政府的責任移轉到當地人民身上。反之，如馮珠娣（Judith Farquhar）和張其成（Qichen Zhang）所論，我們必須體認到，人民可能「沉默地」接受社會中的權力分配，並以帶政治意味卻非正面衝突的方式回應。在軍事化體制下，金門居民不只是犧牲品，他們也在不同場域中，發揮自己的力量。雖然利害關係明顯是一面倒，軍事化就像其他國家政權一樣，也是一種接受和協商的過程。戚常卉認為，金門人民成了全球冷戰下的一種「政治資本」，我們或許會將金門不同的政治用途視為一種去疆域化，一種將金門公理化的手段，目的在於維護最大的政治價值。人民與官僚政權的協商，便是提出重新劃分當地社會的訴求，並希望藉由這些訴求的重新編製，以恢復並重新調配文化與社會形態。

長期來說，金門人民不斷被提醒他們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使欣然接受這種說法的人們形成一種獨特的記憶模式，我稱之為英雄論述。它與苦難論述共存，後者記述著當地人民的無能為力與犧牲。在今天，同一群人利用這兩種記憶模式批評過去，也批判現在。他們的記憶塑造了島上民主轉型的過程，並繼續影響他們現在的生活。今天人們挪用過去的官方說詞及盡可能地利用在政治鬥爭中，都為史考特關於國家轉型計畫的研究結果提供更豐富的內容，並作出另一種貢獻。在他更廣大的主張中，他著重於一些失敗的計畫，原先的出發點是好的，最後卻以悲劇收場。但金門的案例揭示了一些預料之外的結果，可能是更龐大的現象的一部分。當代金門社會對記憶的運用，顯示參與這些計畫能成為一種政治資源，被當地居民用來與國家進行協商。宣稱堅守國家轉型計畫政策因此能被不遵守計畫的人利用於政治抗爭中，即便那些計畫早已被揚棄許久，但仍然發揮其作用。這些宣言的效力，不只由當地平民的行為塑造，也受到那些計畫融入當代國家形象的方式影響。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長期遺留下來的事物，也因此擁有多重面向。

世界中的金門

歷史上的軍事化研究，大多為導致戰爭爆發的目的論所形塑。敘事的目的通常在於解釋軍事化、軍國主義和戰爭如何連結起來。其中最重要的議題便是找出軍事化的起因，抑或軍事化在社會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以致無法避免戰爭的發生。但就像軍事化不一定與軍事威脅有關，它和軍國主義——在政治和外交事務上對武力的依賴，也沒有必然的關係。當然，軍事化在金門並沒有導致戰爭，這讓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檢視軍事化的現象，探尋的不是它如何導致戰爭，而是它如何塑造和扭曲文化及社會。

一位我數次採訪談的金門資深地方官員，總是要我別在研究中用看笑話的方式來描繪金門的居民。「金門的很多事今天聽起來都很荒謬。」他對我說了好幾次。「你不要嘲笑金門。」當他發現金門某個時期的生活狀況跟大陸差不多時，他常會這麼說，因為他擔心金門人會因此被視為拙劣的模仿者。這樣的敘述或許是當地表達赫茨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所謂「文化親密」的方式，亦即「對文化認同面向的認知，這些面向在表面上被視為可恥的事，但能確保群體內的人擁有共同的社會性」。同時這位官員也用自己的方式闡述代表作和特殊性的議題，這兩個地方文史家都會思考的議題。我所追溯的金門變遷，是二十世紀軍事化國家的變遷，有時規模甚小，有時則以非常誇大的形式進行。軍事化造成金門地理上的變遷：有些地方人口銳減，也有些地方蓬勃發展。軍事化也導致了跨區域地理的改變：有些舊時的網絡被摧毀，新的網絡被建立，後來建立的網絡又和先前的不盡相同。金門和臺灣的關係，就如同許多高度軍事化的社會，和殖民地或大都會中的依賴關係有相似之處。軍事化也帶來政治經濟上的變遷，官僚權力擴張，小型阿兵哥生意企業家興起。有些社會群體從中得利，有些則蒙受損失。但每個群體的地位，則視他們與軍事威脅的關係而定。軍事化無法解釋金門這個時期的歷史中的所有面向，但幾乎每個生活面向都多多少少受到了軍事化的影響。這並非金門獨有的現象。

由於國際因素在整段期間都至關重要，我用了「冷戰」這個詞來描述從古寧頭戰役到1990年代初期去軍事化之間的國際情勢。當然在中共解放戰爭後，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持續的對抗仍是金門歷史發展的核心。但美國等超級強權的利益和干預，也有力地形塑了這場對抗發生的框架。金門獨特的地位，首先來自1950年國共內戰的國際化，這樣的初步地緣政治化塑造了未來四十年的大環境。1958年，毛澤東決定不再強攻金門是由於美國和中華民國成為同盟。在美國已經保證維護臺灣安全的情況下，奪取金門等於贊同臺灣不是大陸的一部分，與統一的終極目標背道而馳。單打雙不打的砲擊，肇因於毛澤東認清這個事實。1958年後的十年間，中華民國的金門政策持續受到美國外交關係的影響，美國經濟和政治變遷的模式促成了政策上的選擇。更重要的是，把金門建設成反共象徵的政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針對美國。我使用「冷戰」這詞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能引發一些比較。當然比較的可能性是受到限制的。金門有許多特別、甚至獨一無二的地方。兩岸關係並不只是美蘇對峙的地方版本。深入來看，即便我們追求的是一個以冷戰的全球社會文化比較史為主題的陳述，我們必須承認世界上不只有一場，而是存在著許多場冷戰。兩者的差異，在世界上發生熱戰的冷戰地區最為明顯。此外，發生在歐洲的冷戰和發生在其前殖民地的冷戰，歧異的程度也非常大。以冷戰時期為對象正在發展中的研究指出，把冷戰衝突作為詮釋去殖民化的主要方式，是一種東方主義者使非西方族群噤聲的新典型，這種典型被薩伊德（Edward Said）完美地揭露出來。金門的地緣政治化與拉丁美洲不同，它主要的表現形式並非根深柢固的特權及社會革命兩種力量的衝突。金門的地緣政治化也和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不同，它與去殖民化的努力幾無關係。另一方面，堅持臺海衝突只是國內事件，是種長久的政治導向策略，一種自我參照或將自己東方化的動作，把中國和臺灣從全球網絡以及二者長期參與的過程中抽離，無所助益且毫無必要。透過從突發的軍事對峙，或紛擾的國共內戰以外的角度來看待金門歷史，我們能夠清楚看見，這段歷史不只是政治、軍事或意識形態的僵持，這種僵持和相當普遍而可能在不同地區都相似的社會過程密切相關。

我們想到金門時，首先會想到它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關係。布魯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辨別出一種獨特的、區域性的國家形成模式，臺灣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他以「官僚威權工業化政權」（BAIR）來指稱這類的國家。BAIR國家的特徵是相對的國家自主性、高程度的中心協調和官僚計畫、涉入或移出工業部門的高度彈性、將勞力泯除於政治之外、社會福利的支出較低，以及權威式的鎮壓。康明思的論述超越了關於發展型國家的文獻，說明了BAIR政權的形成不能只放在國家的情境下，也要放在區域的情境下看待，並且和美國霸權密切相關。即便康明思專注於政治經濟的議題上，金門的研究讓許多BAIR政權的社會意義更加具體化。此外即使康明思提到外部霸權的力量（美國）和國內社會的互動在不同的國家造成了不同的政治結果，金門的歷史提醒我們，即便在同一個國家內，一個政權的建立和結果，都可能有非常大的差異。據禹貞恩（Meredith Woo-Cumings）所言，中華民國有能力駕馭人民的能量，使他們為國家的發展計畫服務，而這有一部分是透過強調安全上的威脅。禹貞恩提及，在許多國家之中，中華民國的「天才之處」在於「駕馭對武力威脅的真實恐懼和不穩定心理，以及對卓越的發展型能量」。就這段論述而言，金門主要的意義，特別是在它的軍事重要性下降後，在於把臺灣民眾的焦慮集中起來，使他們更心甘情願地為發展型國家服務。我們在金門所見的種種，大致上都能套用到臺灣。在金門和臺灣社會中，政府都刻意將平民大眾建構為反共的群體，這個過程同時牽涉到生產和專制的力量。其他如男性老兵的待遇和安置等較平常的議題，也是兩地雷同。但隨著時間流逝，臺灣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越來越開放，兩地的狀況便開始分歧。金門在非常狀態下正式成為一個非比尋常的地區，一種明顯為地緣政治衝突而存在的，極端政治的地方型態。因此中華民國建設金門是種嘗試，嘗試把受威脅驅動的軍事化集中或地方化，最好能讓大眾惦記在心中，同時不讓它影響到經濟發展。金門另作為一個地方化的地點，使集中的資源能應用回收或重啟威權領導者的個人計畫上，去翻轉這些計畫過去的失敗。

金門也是個有用的研究個案，能夠探索海峽兩岸政權發展的異同。我們已經提過，金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策上極為相似的多個案例，包含戶籍體制、動員大眾消滅害蟲、政治宣傳的模式甚至是這些政策的結果。類似的顧慮，例如倡導衛生和控制邊界兩端資訊的流通，使雙方官員費盡心力。這兩個政權也用了相同的方式來處理它們找出的問題，通常是發起結合物質上的誘因和意識形態規誡的大眾動員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金門官方也不時辨識出「習俗落後、未現代化」等問題，但經過更詳細的分析後，便會發現這些問題其實是官方自己創造出來的，它們創造了自己介入的標的物。

兩岸政權的一些相似點，似乎來自共有的中國政治文化傳統。雙方都把政策上的問題怪罪到民眾身上，也因此把道德教化視為政策順利執行的關鍵。在許多金門和大陸的政策中，都能看見儒家視「教化」為己任的影子。在遇到問題時，優先考量的解決方式往往是讓國家直接介入。這種根深柢固的國家主義，暗示了一種吳才德（Alexander Woodside）追溯到中國早期現代史的治理方式，亦即把政治議題轉換成技術上的議題，認為找到適當的因應政策就能解決政治議題。兩個政權都透過這種方式讓行政上的目標成了政策的最終目的，而非解決問題的途徑。服膺蘇俄和列寧主義的相同背景，讓它們自詡為動員大眾和改變社會的先鋒，這點也能解釋二者為何有這麼多的相似之處。

但兩個政權之間的共同點不只來自它們相同的過去。約翰·波恩曼在東西柏林親屬的研究中提到，這兩個社會無法分開來理解，而必須透過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兩個德國一樣，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只把對方想像成和自己相反的敵人，更積極地把自己塑造成和對方相反的個體。這種「鏡像」的過程可能採取兩種相當不同的形式。本書中探討的變遷，有許多來自把金門建構成大陸的「反鏡像」的作為。中華民國官方眼中的「中華文化傳統」被有意識、選擇性地挪用，成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劃分的手段之一。差異被當作一種「表示合理性的工具」。然而在一些案例中，金門也被建構為大陸的「鏡像」。這有時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宣傳模式的相似就是種刻意的做法，確保敵方無法從中取得任何利益。戰鬥村體制則仿效自另一個冷戰中的敵人，因為官方認為該體制的成效卓越。其他兩岸相同的作法還有消滅害蟲運動，是個雙方都毫不知情的巧合。

兩岸政權相似的事實，並沒有把毛澤東時代慘絕人寰的惡果壓抑下來，而透過關注兩岸極其相近的政策和對政策的回應，我們能更深刻地了解1949年後的中國政治文化。這說明政治行為的模式，並不足以完整解釋兩個政權所遵循的發展軌跡，這些模式的重點在於政權所服膺的、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每個領導人的行事風格，或政權內部的官僚政治。其他要考量的因素還有：共同的傳統、兩個政權的前身都是列寧式現代革命組織、對動員和現代化的相同觀點，以及在互相對立情境下近似的自我定義過程。緊急狀態中的軍事化，造成兩岸在政策制定和實行形式上有非常多的相似點。

比較金門和其他高度軍事化的社會，也極具意義。因全球冷戰而出現的巨型軍事基地和新邊界，在世界各地的社會造成類似的結果，從北卡羅萊納州布拉格堡外的費耶特維爾（Fayetteville），到菲律賓的蘇比克灣（Subic Bay），皆是如此。舉凡環境的破壞、對地方經濟的干擾、性交易的興起，以及從軍成為重要的生涯選擇等，在許多不同地區都如出一轍。根據文承淑（Seungsook Moon）的主張，軍事化的影響經常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方說國民的性別化。上述的相似點，也擴及到那些社會的政治用途，及其遺留至今的事物。例如沖繩就像金門一樣，被用作集中軍事化的地區，也可能因此在它從屬的社會中被降級。

地方認同以及它和國家認同間的關係，對兩地的官方而言，都是重要的考量（雖然在沖繩島上，這個議題發生在十九世紀）。拿兩地的後軍事化時期來比較，似乎更為適切。麥考馬克（Gavan McCormack）描述沖繩今天的處境和金門非常相近，就它們邊緣化的程度和當地官員天真樂觀的態度之間的鴻溝而言，甚至到了互為鏡像的地步。現在的沖繩猶如金門，正面對著「一個選擇，不是融入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區域和全球秩序，成為邊緣性高、依賴性高的窮鄉僻壤……就是成為一個基地，讓二十一世紀全新、去中心化、永續而自然平衡的秩序能在其上創造出來」。

除了直接比較外，我在前面的章節也試著概述冷戰時期軍事現代化中的政治，在地方的脈絡下說明人們對全球冷戰、國家衝突、追求現代化的顧慮和利益被理解和利用的方式，以及它們如何在今天被記憶下來。這裡討論的，並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直接受到地緣政治上特定時空形塑的政治，我稱之為冷戰軍事現代化中的政治。這種政治一直都以軍事化為核心，亦即軍事考量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現象。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亞洲，在特定緊急事件（與全球地緣政治議題相關的國家安全威脅）的基礎下，將社會的軍事化合理化是相當普遍的。尤其是在該區域三個（或六個？）分裂的國家，以及其他權威式的政權之下。二十世紀亞洲的許多其他國家裡，軍事化也一直是一個影響因素，也的確在一些國家中成為政治經濟的重心。軍事化形塑了整個亞洲理解和追求現代化的方式，這也是為什麼金門只應被視為冷戰的變形，以及全球現代化等廣大現象中的一個例子。在一些國家中，造成持續軍事化的是未完的內戰；在其他國家中，則是超級強權的介入。但無論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導向為何，軍事化現象造成的結果大都相去不遠，其中包含社會的地緣政治化，以及對某些現代化手法的追求。臆測中的軍事威脅，提供國家官員相當大的空間來執行想要的政策，無論資源上有何限制或需要多少大眾的支持。如經濟發展、教育和衛生等現代化政策，被從現代化的目標——現代化意欲達成的結果，轉換成在地緣政治上求生存的方式。（這也許是後殖民時期對於亞洲反殖民和帝國主義抗爭這些常見議題的回應。在這些議題中，最終的目標也被轉變為推翻殖民政權的手段。）在此狀況下，公民的不服從或逃避，比反抗更為嚴重，等同於和敵人合作。這些政策造成了許多預期外的結果，直至今日仍徘徊不去。在那些遺留物之中，我們能看見人們參與和遵守國家政策將成為他們將來的政治資源。

不只在亞洲，這些地緣政治化的軍事化，複雜且經常產生出乎意料的結果。我的討論依賴一個前提——金門的軍事化程度，與其面臨的軍事威脅狀況完全不成比例；這在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在冷戰未升溫的地區，不論狹義或廣義而言，何謂「適切」的軍事化程度並無具體標準。即便回應特定的威脅可能需要大量的軍隊，然而展現決心和鞏固同盟的作法更是毫無局限。邁克爾·雪利（Michael Sherry）主張美國的軍事化力量有部分來自一個事實：軍事化在美國並非如同在納粹德國一般，受到中央的監控與協調，它是達成不同利益的工具而非目標。「它的力量，來自各種衝突歸入或依附到對國家安全的強烈焦慮的形式。」雖然金門位於雪利所暗示的軍事化光譜的中段，但島上軍事化的結果仍無法事先預測或臆想。在世界各地，冷戰威脅存在於內部也存在於外部，因此它對社會控制及監督的議題有深遠的影響。軍事化也使日常生活的許多面向政治化，因為它既是一種創造及運用力量的方式，也是一種國家安全策略。軍事化不只引發社會變遷，也決定了變遷的形式，迫使一些變遷去約束其他的變遷。正如伊萊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對美國的描述：「冷戰的政治及其促成的意識形態和公共政策，在塑造戰後的家庭生活和性別角色上十分關鍵。」

總之，從冷戰時期的地方史研究中，關鍵在於了解打破國際關係史和國內社會史之間的傳統界線。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早已認知到國內考量在制定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但社會史學者也須意識到國際考量對於國內政策上的決定，以致於對人們的親身經歷，都可能造成深遠影響。要完全了解冷戰在地方上的體現，我們必須在數種分析的尺度之間不斷轉換。依據地緣政治來寫的社會史，和依據社會狀況來寫的地緣政治史一樣重要，否則歷史發展就會以抽象的方式恣意產生意義，與它們實際被體驗的方式脫節。金門的故事，不只是外交和軍事危機的故事，也是描寫全新形式的日常生活的故事。此外，全面的冷戰社會文化史，應該收錄的不僅是強權國家的生活型態，也不應遺漏第三世界的歷史——在那裡，冷戰演變成了熱戰。許多其他的地區，地緣政治的衝突和超級強權的介入，也形塑了當地的社會和家庭，並扭曲了社會和文化。這些歷史，也應該納入考量。

貫串本書正文的主題——地緣政治化、現代化和軍事化，仍是思考金門自1992年以來的劇變很好的切入點。在戒嚴時期，戰地政務是讓人們關注金門的地緣政治意義的手段之一，意圖強調金門在邊界上的位置。這不只是軍事上的邊界，也是意識形態的邊界：全球共產主義力量和自由力量遭遇的地點。即使這個邊界常以不可滲透的形式呈現，但事實上它不只能夠滲透，還必須被滲透，以讓金門扮演它想扮演的角色，因而戰地政務極力地劃分並嚴格管制這道邊界。甚至在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之前，這個邊界就逐漸成為「交界地帶」，一個人口、貨物、資金和思想流動與互動頻繁的區域。從邊界成為交界地帶，是從地緣政治化演變成全球化的具體表現。在地緣政治化之下，不同地區間的連結奠基於民族國家的力量和它們的發展排程。在全球化之下，這樣的連結（至少在理論上）則是奠基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關係。今天在金門，有著非常普遍的懷舊情感，部分是全球化的浪潮下，針對地緣政治化錯置所造成的干擾的一種回應。今日的金門官員，希望過去十年間發展出的新潮流會把金門帶向在戒嚴之下錯過的繁榮。他們定義現代化的方式，不同於來自軍方的前輩們，希望在實現現代化之後，經濟自由和社會福利能接踵而來。曾是贏得宣傳戰爭的一些手段——教育建設、健保和公共設施，現又再一次成為現代化計畫的目標。

金門終究逃離了周而復始的軍事化，但它在遭遇中留下的傷疤依然存在。它的景觀、人民或未來發展的潛力，都已受到傷害。在1960年代，島上的人們確信他們是國際事務的核心。1970年代，中華民國在臺灣被加速地邊緣化，動搖了他們的信心。隨著臺灣的人民開始敘說歷史，而不僅是與政治連結的認同，金門也更加被臺灣邊緣化。今天金門遭受著雙重的邊緣化，無論是連結著臺灣或者來自臺灣。這種被雙重邊緣化的感受和與其對抗的意念，已經成為金門人認同的一部分。在現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很難想像金門邊緣化的程度已經達到了極致。金門已經不可能再像1958年時一樣，成為世界的中心。也許這麼說無法安慰當地的居民，但金門的意義在於告訴我們軍事化和緊急狀態的實施所能造成的結果，並讓我們記取歷史教訓。

在本書的開頭，我敘述了隱喻為何是呈現金門最常用的修辭。這些關於金門在比較歷史中的重要論點，在某種意義上顯示了我把這座島嶼視為冷戰經驗的一種隱喻，或許這樣的隱喻能繼續擴展。軍事化和戰爭暴力，成為二十世紀全球社會的特徵，就連那些提出許多偉大思想，到今天仍影響我們的十九世紀社會理論家也未曾預料到。金門經歷了極端的軍事化，因此能刺激對一些較尋常狀況的反思。金門的故事說明，不論背後的意識形態為何，軍事化發生的原因有可能和軍事威脅或軍事野心幾無關聯，在不同脈絡下的軍事化可能產生類似的政策或社會結果。這段故事也告訴我們，軍事化和現代化可能交織在一起，共同創造出獨特的政治形式。在真實的或有名無實的民主之下，緊急狀態往往是軍事化的藉口。緊急狀態中的困境本身，顯現出來的急迫性，以及它在法治和毫無法治之間的位置，使軍事化能夠將觸角深入人民生活的諸多領域，並將這樣的做法正常化。緊急狀態不只能使威權和鎮壓合理化，也能使各式各樣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政策合理化。這些「發展」從來就不是對客觀狀況的自然反應，它們往往受到地方、跨地區或甚至全球政治的制約，並與之密切相關；受到它們影響的個人或社會，也會與之斡旋。阿甘本主張自從現代民主思想誕生，政府就開始宣稱要擴展人民的自由，但同時卻透過所謂必要、緊急的訴求來削弱自由。基於這個詮釋，非常狀態或戒嚴可被視為是現代政府一種常見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軍事化是二十世紀的普遍現象，而緊急狀態的援用仍是今日關注的議題之一。就此而言，與其說金門和島上人民的經驗不盡尋常且無關緊要，不如說他們是種象徵且寓意深長。

這些和其他口號的相片，收錄在林保寶的《牆上烽火》。​​​​​​​​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4-5.​​​​​​​​

根據一些普遍的觀察，在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民族國家的形成通常遵循某種獨特的路徑。在緊急狀況威脅下獨特的國家形成過程可能是此種現象的現代版本。​​​​​​​​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換句話說，軍事化政權試圖利用古老形式的生產或製造力，來支持其規誡措施。​​​​​​​​

Judith Farquhar and Qicheng Zhang,“Biopolitical Beijing: Pleasure, Sovereignty, and Self-Cultivation in China's Capital,”310.​​​​​​​​

Chi Chang-hui,“Politics of Deification,”73. 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概念引自Giles Deleuze和Félix Guattari，即使這個論點將它們的用途擴展不少；Aniti-Oedipus, 34-35.​​​​​​​​

一個經典的例子是Richard Smethurst, 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這個問題少見地被翻轉，變成成「一個社會中的何種元素能使其成功避免戰爭」，例如在Friedberg的Garrison State裡。​​​​​​​​

李錦樑訪談。​​​​​​​​

Michael Herzfeld,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3.​​​​​​​​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30 ff.​​​​​​​​

Jeremi Suri,“The Cold War, 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 Social Awakenings: Historical Intersections,”354; Matthew Connelly,“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 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of Independence,”739-769;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1-40. 關於臺灣的發展型國家，參看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Meredith Woo-Cumings,“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336.​​​​​​​​

Alexander Woodside, Lost Modernities: China, Vietnam, Korea, and the Hazards of World History, ch. 3-4.​​​​​​​​

Bomeman, Belonging, 17.​​​​​​​​

參看Lutz, Homefront;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 3; Moon, Militarized Modernity, ch. 5-6.​​​​​​​​

Gavan McCormack,“Okinawan Dilemmas: Coral Islands or Concrete Islands?”278.​​​​​​​​

Sherry, Shadow of War, 177; May, Homeward Bound, 208.​​​​​​​​

我認為讀者可參閱Zygmunt Bauman對納粹大屠殺的詮釋，作為對這個論點較特殊的看法，他將大屠殺視為現代化的一種特性，而非現代化前野蠻行為的殘留。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Agamben, Exception, 11-22.​​​​​​​​

附錄

表A-1　平民人口與駐軍規模（部分年分）

* 平民人口的數據來自數本書籍的統計資料，可信度應很高（《金門縣誌》，頁355—362；《金門統計年報》（1961）；《金門統計年報》，LI（2004），頁29；駐軍人數則較為概略。為保護軍事機密，中華民國政府沒有公布1990年代以前的確切數據。1954年的數據來自一份美國中情局的報告（中央情報局：動態情報辦公室，〈中國離島〉（“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1954年，解密文件參考資料庫（DDRS），頁3。這個數據的可信度受到質疑，因為這份報告將當時的平民人口估計為6,000人，少了六倍以上，這並非作者的優先考量。）情報比較正確的毛澤東，在1958年8月中舉辦於北戴河的會議中使用了95,000人的數據（吳冷西，〈武仗與文仗——砲轟金門內幕〉，頁6）。美國政府1958年9月的資料來源則提出了86,000這個數字（“US Military Policy and Objectives in Formosan Area—Draft Script for McElroy-Sandys Talks, September 22-October 3 1958,”DDRS, 5-6 ）。在學術文獻中時常出現的一種評估，是1958年時金門和馬祖的駐軍占了中華民國陸軍的三分之一。我認為這種說法來自艾森豪在危機初期發表的言論，他的依據可能是中情局的統計數據。但因為中華民國陸軍當時的總人數超過45萬人，所有的武裝部隊則約有60萬人，這種說法顯然言過其實，並在當時造成了一些疑惑。一份被郝普林（Halperin）引用的中情局國家情報特別評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似乎是結合金門的86,000名和馬祖的23,000名駐軍，與估計的32萬名戰備部隊比較，才得出「三分之一」的數據。艾森豪指的可能是「單位數量」而非「軍隊人數」。中華民國的21個師中，有6個在金門，1個在馬祖。艾森豪也可能是在操作其中模糊之處，來達到政治目的（“Transcript of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n Foreign and Domestic Matter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1958; Morton Halperin, 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 A Documentes History, 4-5 ）。1993年後的單位及軍隊數據來自〈金防部組織系統遞嬗對照表〉，這份影印文件是一位金門的受訪者給我的，因此它的真實性無須質疑。它的封面印著金門防衛司令部的盾牌，不當使用這個標誌被視為嚴重的冒犯。以中華民國陸軍而言，一個「師」包含10,000到20,000名士兵，師的數量乘上這個數字，與外來訪客和媒體所見的相符，約6到10萬的駐軍人數。1983年，1個師移到臺灣，島上剩下4個師，接下來的十年間師的數量沒有變動。到了1997年，那4個師被降級為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