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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作者：【日】深町英夫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ISBN：9787108058386
本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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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町英夫

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日本中国研究中生代代表人物，著述颇丰。出版著作有《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孙文革命文集》（编译，岩波书店2011年版）、《中国议会100年史：谁代表谁？》（编著，东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孙文：近代化的歧路》（岩波书店，2016年版）等。

序章
扣好钮扣，勿吐痰！

1934年2月至3月期间，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江西省南昌市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对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做出了如下描述：[1]

比方说，江西的中学生，现在虽然大多数都比较好了一点，但是我去年初来的时候所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

你看吃饭的时候，不要说一切食物、食具零乱、污秽，而且吃的时候，有的将身体靠着墙壁或门板上来吃，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地下，有的站在门外。吃完以后，菜汤饭屑弄得狼藉满地，甚至使人家不敢进身。……再讲普通一般中国人的穿衣，十个有九个是钮扣不扣齐的，帽子歪戴的。还有对于自己身体不仅不知洗澡，甚至连脸也不洗的。……再讲住房子，普通一般中国人，没有几个知道住房子是怎么住的，尤其是中国人住洋房，笑话更多。就是洒扫，也只知扫除房子中间一块，至于屋角或门后，就不堪言状，堆满垃圾，布满尘土，甚至一年半载，没有人去过问，听他发臭、生微菌。试问知此住宅，安得不发生疾疫？还有一般人随便吐痰，到处解手。[2]

为了改善中国人的这种日常生活习惯，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2月21日正式成立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他的心腹邓文仪任主任干事，由邓文仪起草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以“规矩、清洁”两项为目标，还规定了表1所述的《新生活须知》95条。[3]这些围绕日常生活中各项行为的极其具体、广泛、细小的一系列规定，就是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内容。

表1《新生活须知》（95条）

一、规矩

衣服要整齐，钮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鞋子要穿好，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喝嚼勿出声，房屋要整理，墙壁勿涂污，家具要简洁，居家要清静，行坐要正直，眼要向前正视，约会要守时刻，等人家说完了再说，邻人失火要去帮助，人有丧事勿嬉笑，别人打架要劝解，见人跌倒要扶救，开会看戏要肃静，不要开口骂人动手打人，凡事要讲道理不要吵闹，坐车坐船不要高声谈笑，〈在〉饭馆茶店不可大声喊叫，说话态度要和气，走路要靠左边走，走路不要争先，走路不要吸烟，走路不吃东西，走路不要大喊，走路时误碰别人说声“对不起”，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上下码头上下车船一个一个顺着走，公共场所出出进进一个一个顺着走，早晨相见要说“你早”，相别之时要说“再见”，不要去嫖赌，不吃鸦片烟，拾到东西交还原人，爱惜公物废物利用，升降国旗要敬礼，唱党国歌要起立，见了长辈要敬礼，对于妇孺要礼让，上下车船要帮助妇孺老弱，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集会场所要脱帽，进了房屋不带〔戴〕帽，[4]对朋友要讲义气，做买卖必须公平，无谓应酬要减少，婚丧喜庆要节俭。

二、清洁

早起早睡，脸要洗干净，手要洗干净，要漱口要洗头，要吸新鲜空气，头发要梳理，指甲要常剪，常常要洗澡，衣服要干净，衣服破绽要补好，被褥要常晒常洗，小孩要干净，不要吃零食，物不洁不食，水不沸不喝，不酗酒，不吸烟，房屋要常常打扫，沟渠要常常疏通，窗户要多开，桌椅要干净，厨房要干净，碗筷要干净，厕所要干净，苍蝇要扑灭，蚊子要扑灭，老鼠要捕杀，不要到处吐痰，不要随地小便，垃圾倒在垃圾桶，字纸不丢马路上，果皮不要随地乱抛，晒衣服不挂在街上，广告不乱贴，要种痘防疫，车站码头要清洁，公园戏院要清洁，饭馆旅馆茶店要干净，洗澡堂理发馆要清洁，家家天天要打扫门口的街道，人人时时要讲究各人的清洁。

蒋介石主张：“我们现在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饭’之中，就是要从‘蔬米布帛’‘家常便饭’做起。”继之言道：“我们要有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就要从不乱吐痰做起”“我们要提倡新生活，就可以从扣扣子做起”[5]。在3月至6月期间，南京、北平、福建、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浙江、山东、湖南、陕西、绥远、山西、云南等省市，以及江西省内二十余县相继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7月1日，为了统一指导全国各地的运动，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任会长。[6]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在江西省进行第五次“剿共”战，试图歼灭共产党在该省南部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九一八事变已过去约两年半，东北四省已成为沦陷区。而经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直至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统治结束为止，新生活运动共持续了十五年之久（虽其性质和内容有所变化）。对此，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个既简单又根本性的疑问——面临如此深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何故发动并持续了这种略带肤浅、琐碎之嫌的启蒙运动？而且，它何以发展成为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此时，整个民族是否忽然患上了集体性神经质或洁癖症？抑或此运动只不过是独裁政党发动的强迫性群众动员而已？简而言之，国民党政权何故且如何企图介入、干预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对于蒋介石发动的这场不可思议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虽出现了不少赞同的文章，但也有一些表示否定态度的言论。例如，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批判。他赞扬蒋介石的人格说：“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烟卷。”但是，对新生活运动本身，他毫不客气地加以批判。

他的第一个论点是生活礼仪的改良不能解决国民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写道：

《须知》小册子上的九十六〔五〕条，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做到了这九十六〔五〕样，也不过是学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人样子。我们现在所以要提倡这些人样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里还有许多人不够这种人样子。九十六〔五〕件，件件俱全，也只够得上一个人的本分。

第二个论点是生活习惯的改良应该是教育运动，不是政治运动。

把一些生活常识编到小学教科书里去，用一些生活常识做学校考绩的标准，用政府力量举办公众卫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与公共卫生的行为，官吏公仆用一些生活标准来互相戒约，这些是政府所能做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与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了。……若靠一般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摸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

第三个论点是中国经济水准过低，缺乏倡导提高道德的物质条件。

父母教儿女背着篮子，拿着铁签，到处向拉〔垃〕圾堆里去寻一块半块不曾烧完的煤球，或一片半片极污秽的破布。……大学学生——甚至于大学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处托人弄火车免票，他们毫不觉得这样因私事而用公家的免票就是贪污的行为。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生活太穷，眼光只看小钱，看不见道德。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7]

胡适的议论可简述为三点，即：（1）在国难当中，（2）即便开展政治秀，（3）也不能靠文明礼貌吃饭。这些论点几乎把新生活运动所包含的所有问题都分析得淋漓尽致。虽然如此，新生活运动如上所述扩大到全国，并持续了十五年之久。胡适对这场运动所持有的诧异和疑虑后来并未得到解决，甚至遗留至今。

中国大陆学界对新生活运动的评价大致上继承了胡适的看法，并根据正统史观进行批判。例如：“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于用封建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整治人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8]这意味着，虽然生活习惯的改良和抗战时期的各种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然而它毕竟是不合时宜、有利于掌权者的运动，因此其成果较为有限。[9]

就近年来的研究而言，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批判渐趋淡薄，但讨论新生活运动的基本框架仍未发生变化。关志钢虽批判“复古”“反共”“失败”等过去对新生活运动的定论，是“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但其对这场运动之“缘起”“发端”“鼎盛”“转轨”“衰败”的叙述亦大致始终重复定论而已。[10]温波则认为，由于蒋介石政权未能得到国民的支持，故此为了获得新的“合法性【正统性】”，通过行政系统推进了新生活运动，但这场运动既排斥市民社会又背离民众利益，不得不以失败告终。[11]

除此之外，孙语圣高度评价了新生活运动在卫生领域的贡献；[12]汪思涵对基督教会和此一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13]皇甫秋实描述了基层社会对此次运动之富于灵活性、多样性的反应；[14]刘文楠则对主张强制干涉的蒋介石和提倡道德感化的汪精卫进行对比，并指出当时的舆论具有同样的分歧，据此认为这场运动是近代中国从专制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企图“规训”民众的过渡性尝试。[15]然而，对上述笔者的既简单又带根本性的疑问——国难之中何故掀起如此略带肤浅、琐碎之嫌的运动，并大规模地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些研究不能说是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16]

与此相反，台湾学界的解释是：“此一运动的目的为：涤除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亦即求国民生活之合理化……综观新生活运动，于发起之后，全国同胞，闻风景从，其宗旨与精神，深及于每一家庭与个人。”[17]毋庸讳言，这是根据国民党正统史观的官方见解，故此大陆学界指出的新生活运动之消极面多被忽略。[18]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儒教、法西斯、日本、基督教等因素的合成物”，[19]也是蒋介石谋求独裁的表现。[20]但是，这些论述即使指出了这场运动的非民主倾向，亦未能阐明上述的单纯性的“何故”。[21]

日本学界对新生活运动的关注度一直很低，只有少数学者略微进行了一些研究。[22]虽然近年作为首册专著，有段瑞聪的著作出现，但其主要探讨的对象只是围绕该运动的政治问题，并未对它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亦未关注上述的单纯性的“何故”。[23]

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而新生活运动有如鸡蛋里挑骨头般琐碎，的确既不可思议又似乎不合时宜。其实这场运动不仅包含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还涉及社会、文化、军事、对外关系等侧面，甚至还凝聚了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趋向。若将其视作一个窗口，则可观察到民国时期中国五花八门的现象。这场极为奇妙的运动，其焦点聚集中国人的“身体”。具体而言，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政权“教养”或“抚慰”人民的身体，并由此适应近代的尝试。[24]

因此，新生活运动可谓以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等国民党高层为主，以邓文仪、杨永泰、黄仁霖等蒋介石心腹及晏阳初、曾毅、徐维廉等民间知识分子和宋美龄等显贵妇女为辅，并由成千上万的官员、商人、工人、农民、学生、将士、主妇、儿童，还有日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传教士、军人等所扮演的“围绕身体的政治”的一台群戏。此书将对此做出如下描述：

前篇《主题》从下述三个侧面讲述新生活运动的前史及早期状况，由此阐明运动的基本性质。在新旧、东西各种思想浑然交错的民国时期的中国，新生活运动源于何种思想系谱？提出了何种主张？（第一章）国民党政权虽在表面上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但在其内部却进行着极为激烈的派系斗争，因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为何新生活运动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第二章）当时的中国社会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但同时在城市里又大力进行着近代化建设。新生活运动对此产生了何种影响？一般群众对其如何反应？（第三章）

中篇《插曲》分析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过程中，促使新生活运动发轫的幕后主角，即日本人对该运动所做出的反应。（第四章）

后篇《变奏》介绍在从抗日战争爆发至国民党政权崩溃的过程中，从新生活运动中派生出来的三种活动，均为试图对应当时的时代状况所进行的尝试。此三种活动即：第一，是在家庭形态的转变过程中以女性和儿童为对象的各种活动，尤其是为促使妇女就业而推展的托儿事业（第五章）；第二，是在官民各界的支持下，为因战争而日益增多的伤兵提供各种服务的“伤兵之友”运动（第六章）；第三，是给驻华美军提供住宿、饮食、娱乐的战地服务团的活动（第七章）。

末章通过“围绕身体的政治”这一活动的展开过程探讨中国近代化的宏观意义，以及近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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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中出现的有关人物的经历及职位，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辞典》，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1987年；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山田辰雄編《近代中国人名辞典》，東京，霞山会，1995年；刘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真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关于史实日期，参见林养志、宋正仪编：《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2]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3日，第2张；《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8日，第2版。

[3] 《新生活须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6日，第2张；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5年，第106，110-112页。有些奇妙的是，蒋介石自己和其他有关人物皆称《新生活须知》共有“96条”。其实如此处列举所示，仅有95条。究其原因，或许是将“要漱口要洗头”视为两条之故。

[4] 以下，笔者所加文字置于【】内；订正文字置于〔〕内；增补脱字置于〈〉内；衍文加［］。

[5]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3日，第2张；《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8日，第2版。

[6]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118—119，139页。

[7] 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第2、3版。

[8] 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真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1818页。

[9] 参见左玉河：《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仇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生活运动》，《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何友良：《论新生活运动与复兴文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顾晓英：《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林颂华：《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特点及效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欧阳雪梅：《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董文芳：《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等。

[10] 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海天出版社，1999年；关志钢：《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6期，2002年。

[11] 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学苑出版社，2006年。

[12] 孙语圣：《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从卫生防疫角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2005年。

[13] 汪思涵：《1934—1937年间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以〈教务杂志〉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4] 皇甫秋实：《新生活运动的“变奏”——浙江省禁吸卷烟运动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5] 刘文楠：《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刘文楠：《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6] 参见曹明臣：《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新生活运动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7]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辞典》（史事部分）第2册，第197—198页。

[18] 谢早金：《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上册。

[19] James C. Thomson 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 152.

[20] Lloyd E. 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 66-70；Samuel C. Chu，“The New Life Movement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A Reflection of Kuomintang Limitations in Thought and Action，”in F. Gilbert Chan 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0；Stephen C. Averill，“The New Life in Action：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1934-1937，”London，The China Quarterly，No. 88，1981；William C. 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chap. 6；Carlton Benson，“Consumers Are Also Soldiers：Subversive Songs from Nanjing Road during the New Life Movement，”in Sherman Cochran ed.，Inventing Nanjing Road：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1900-1945，Ithaca，NY：East Asia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1999.

[21]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新生活运动的思想侧面进行了极其透彻的分析，认为它不是单纯的保守、复古运动，而是近代性反革命运动，但与欧洲法西斯不同，它缺乏作为“牺牲羊”的外敌，是故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但是，至于琐碎、具体的生活规范和崇高、抽象的政治理念之间的必然性内在关系，他也并未关注这一根本问题。参见Arif Dirlik，“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nn Arbor，MI，Vol. 34，No. 4，1975。冯乐怡（Federica Ferlanti）虽利用档案资料，据此强调这场运动促进国民形成的积极意义，但仍未脱离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之概括性介绍的阶段。参见Fedcrica Ferlanti，“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1934-1938，”Modern Asian Studies，London，Vol.44，No.5，2010。

[22] 酒井忠夫：《近現代中国にぉける善書と新生活運動》，立正大学史学会創立六十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編《宗教社会史研究Ⅱ》，東京，雄山閣，1985年；酒井忠夫：《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化中国的新儒教文化》，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第3册；奥間一輝：《世界華僑と新生活運動について》，つくは《東洋史論》第9号，1996年；奥間一輝：《新生活運動の起源について》，大阪《歷史研究》第38号，2001年。

[23] 段瑞聡：《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24] 与台湾学界的传统评价截然不同，黄金麟认为，新生活运动将中国人的身体和生活描绘成“丑怪”（grotesque）的形象，国民党政权由此把国难的责任转嫁给人民，试图将国家的介入和控制正当化。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0期，1998年。援引来哈伊尔·巴赫京（Mikhail Bakhtin）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这种见解极其新颖，笔者也得到了不少启发。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经过的分析，且始终仅使用抽象理论，它很靠近大陆学界的传统看法，这不得不说是有讽刺意义的现象。

前篇
主题

第一章
苹果的回味——思想

日本明治时代文豪森林太郎（笔名森鸥外）于1909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大发现》（日文题为《大发见》）。其主人公“我”（似为森林太郎本人）年轻时留学德国，谒见日本驻德公使“S. A．阁下”（似指青木周藏）时，两者之间有如下对话：

“你来干什么？”

“我是被派来专修卫生学的。”

“什么卫生学？这要求有多傻！脚的大拇趾〔指〕和二拇趾〔指〕之间夹着绳子走路、在人家面前抠鼻子的国民，有什么卫生学可说呢？好，你做学问不要过分，不知看看欧洲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虽即时想到了古代希腊人、罗马人穿凉鞋的先例，但“我从来没想到不该抠鼻子”。从此以后，在三年留学期间，“我和德国所有阶级的人交往”，回国时还路经伦敦、巴黎，既坐了地铁又登了埃菲尔铁塔，然而一次也没碰到过有人抠鼻子的情景。是故，“我”不得不承认：“果然，欧洲人不抠鼻子。总的说来，抠鼻子是我党人士不介意之事，但好像是不太好的习惯。”可是，过了几十年后，“我”阅读丹麦作家古斯达夫·维德（Gustav Wied）的短篇小说《信函往来》时，终于发现了一个船夫抠鼻子的场景。于是，“我”在《大发现》小说末尾写道：“前任驻柏林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公使S. A．子爵阁下，我谨向您报告，欧洲人也抠鼻子。”[1]

美国文学家赛珍珠（Pearl Buck）生于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母长期侨居中国，在中国大学教过英语，也发表了许多取材于中国的作品。在她的长篇小说《分家》（《大地三部曲》的第三部）中，主人公王源结束了六年的留美生活回国后，在列车上看到了难以容忍的场面。一个乘客不堪炎暑脱光衣服，又随地吐痰；许多苍蝇穿过窗户飞进来，落在人的皮肤及地板、食物上；服务员用脏手盛饭，用脏布刷碗。王源忍耐不住而骂服务员、骂苍蝇、骂充满污物的地板，而服务员却生气地喊：

这儿就我一个人，我只应该做一个人的事，地板和苍蝇不关我的事！谁会浪费他的生命在夏天打苍蝇？我敢打赌，如果全国的人一辈子都在打苍蝇，也制服不了它们，因为苍蝇是天生的！

别的乘客们也对服务员表示支持，说：

苍蝇真是没底的多。不知它们从哪儿来的，但毫无疑问它们也要活。

唉，它们有权利活。我连一只苍蝇也不愿意伤害。

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学生，想把外国观念加在我们身上。

稍后，走过来一个白人传教士，用英语安慰王源说：

“朋友，不要丧气！我也要与苍蝇进行斗争，并将不断地斗争下去。”

王源无以言对，但让他最痛苦、最难受的是：

一个白人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事，知道了他这天意识到的事。[2]

这两段情节都是经过润色的文学作品，未必是历史事实，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方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的一个问题，即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身体的举止动作是否美观。从西方人对自己身体的视线而言，中国人首先意识到的焦点问题是辫发、缠足等身体的形态。众所周知，这两种传统习惯逐渐被中国人自己看作带有落后性、野蛮性的象征，并在辛亥革命以后急速地消失了。与此同时，举止动作也成为部分中国人试图按照西方人（以及模仿西方人的日本人）的标准来进行改良的对象。

第一节
前史

有人在瞧着我的身体！

中国人之举止动作的“不美”早已为一些早期革命家所意识到。

1896年，居住于日本横滨的第二代华侨冯自由（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经历了极其痛切的一次体验。他当年虚岁十四，由父亲冯镜如（后来任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派往东京，和另一个中国少年一同肄业于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晓星学校。该校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学生中居住于横滨的西洋人子弟占三分之二，其余是日本人，中国人仅有他们两个。于是，西洋学生“恒歌中国人污秽（Chinese people，too much dirty）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两个中国少年不得已每于休息时间藏在厕所附近的小院里，西洋学生则“扬言华人多患腹泻”。冯自由在此校学习四个月后，“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但不敢告诉父亲实际情形，仅说不愿意学法文而已。[3]

1899年，章炳麟为了摆脱戊戌政变后的弹压而亡命日本东京，逗留在梁启超的寓所，但不了解日本习惯，“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冯自由当时亦下榻于该处，故而获悉了这一奇闻。[4]亲身经历过以卫生为借口的种族歧视之后，又亲眼目睹了被视为祖国、民族传统文化代表的“国学大师”的如此举止动作，不难想象当时年轻的冯自由所受到的心理打击之大。

1908年，孙中山在新加坡逗留时，有一天与汪精卫、胡汉民、邓慕韩、张永福等一些同盟会会员聊天，谈到外国人之善于清洁。有人赞赏欧美人，有人称赞日本人，得不出结论。于是，孙中山说道：“若以清洁论，中国人亦有一部份〔分〕之人其净洁逾于其他各国，或可谓各国不能及也。……二三子不留心耳，我国好洁净之人，自成一族，不啻有数万人，汝等均所深知熟见者也。……其人迩在目前，即广州河下之蛋家是也。蛋家一族之讲求洁净，自衣服以至寝处，无不惟净惟洁，一尘不染，是其素性，为外国人所不能及。彼等虽穷无立锥，而其爱洁净之习惯并无少懈，此人所常知而彼等反忽之，此亦中国人每好舍近求远之弊。如我人能择己之长，去已所短，发扬光大之，则中国人社会乌至于停顿而不能进化也。”[5]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举三个实例来说：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毯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毯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

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跻〔济〕跻（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

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倒〔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迷。”[6]

上列逸事都显示出，这些早期革命家已意识到了中国人的举止动作成为外国人惊讶、困惑、蔑视的对象这一事实。但是，他们未必认为中国人在本质上劣于外国人。例如，孙中山对这个问题持有独特的解释方式，即将其解释为《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被忽略的结果。他说：“象〔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知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然而，他通过外国人的眼光才发现了自己民族之身体的“不美”，故而提倡云：“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举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7]这意味着，中国人要按照外国的标准来注意自己身体的美观，以此改善外国人心目中自己的形象，进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而且，孙中山自己的生活习惯与章炳麟完全相反，“经月不见唾涎，不见吐痰，遇有稍咳以巾掩口，遇有嚏涕，亦以巾承拭，巾一日两换为常。”[8]这无疑是他们海外生活经验的多寡所导致的差异，即曾在夏威夷、香港受过教育的孙中山和初次走出国门的章炳麟在经历上的不同，而与两者对中国传统学问、文化（“修身”）的了解、素养程度无关。孙中山的此种担忧和期望后来都传递给了他的继承者——蒋介石。

学习如何教养身体

1906年，正值清末留日热潮的顶峰时期，年满18岁的蒋介石在负笈东瀛的船上遇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中国同学漫不经意地吐痰在船头的甲板上，其时被一位中国水手看到，就走过来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者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扔掉。’”[9]

蒋介石在东京清华学校学习了半年多的日语之后回国。1908年，他再赴日本进入振武学校，这是日本当局于1903年专门为了收容希望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等的中国留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教育学校。[10]蒋介石此时的生活状况可从该校的《斋房条规》得以了解，这份资料显示出了当年日本人试图促使中国人接受的公私生活规范。

为了维持身体的规矩和清洁，“每日设有汤【热水】浴，以备洗澡”“学生装扮，务须齐整洁净，从起床至就寝时，必应照制装扮，为要”。学校要求学生们在满足其生理欲求时（睡眠、饮食、排泄等），也要控制住自已身体的欲望，以维持周围环境的秩序和卫生，即“每晨闻有起床号音时，急速离床，照制装扮，并将寝具，按式整顿；起床后，非有就寝号音，不得擅自就床，……不得互相搅扰安眠；每日三餐，自有号音，早餐及午餐，须以半点钟内食毕，惟晚〈餐〉准一点钟内食毕；食饭时，不妨彼此间谈，惟不得喧哗杂乱；厕房内，各须留心，不可污秽；斋内及廊下，不得吐痰，或抛弃尘芥”。

如此，振武学校的《斋房条规》所提到的范围虽局限于该校内部，并未涉及一般社会，但它明确地要求全体学生须对整个学校的规矩和清洁负责。最具象征性的规定是义务清扫，即“每【自习】室，设置值班，令其办理左开事项。一、每日早餐前，［将］必将各自室内，打扫洁净。二、整顿公〔共〕同所用物件”“每【寝】室设置值班，令其早餐前，打扫室内”“除每早打扫外每值星期六，所有学生协同打扫，即将地板、壁厨〔橱〕、窗户玻璃等，均行擦净，并将寝具晒于日光之下，以期洁净，而重卫生”。[11]蒋介石亦回忆云：“每个星期学校的校长要亲自来检查内务，他来的时候，抽开抽屉，带〔戴〕了白手套，将手指插进角缝里，如果有灰，就是不清洁。”由于蒋介石很佩服如此重视规矩、清洁的日本陆军的生活习惯，他也事事学他们。日本人每天用冷水洗面、擦身，他每天也用冷水洗面、擦身；他们不吐痰，他也不吐痰；他们处处要整齐清洁，他也就处处做到整齐清洁。[12]

蒋介石于1910年毕业于振武学校，后入驻屯于新潟县高田的野炮兵第十九连队，实习了一年多的时间。此时，他的日常生活受到了陆军省编纂的《军队内务书》的约束。此书详细地列举了兵营生活的规则。例如，为了维持身体的规矩、清洁，“除了规定的时间及场所之外，不许任意吃喝”；“起床后到点名为止，日夕不许躺在床上”；“纽扣、风纪扣、带扣等皆不准解开不理，穿着裤裙时尤其要注意”；“时常洗澡，洗涤头发、脸面、手脚，剪指甲，刷牙齿，全身要维持清洁”。关于周围的环境，同样需要注意秩序和卫生，即“起床后，开窗户，将毛毯及床单挥动并精心地折叠，把枕头夹在褥子和卧床中间，洗脸，擦武器，整顿衣服，照料马匹，给其喂草”“熄灯后，不准妨碍别人的安眠”“室内要经常维持清洁、好好整顿，物品不要乱放或带到规定以外的场所”“不要在室内、走廊及从窗户上向外吐痰”。[13]

为了监视各项规则的执行情况，“中队长要于每周六下午进行清洁检查，以便查看其所属物件的保存、维修状况是否良好”；“军医要时常巡视兵营内外，注意各项卫生规定是否确实得到执行，并视察士卒在练兵中的动作，注意其对健康的影响”。[14]蒋介石又回忆云：“他们军队官长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有无尘土，并且带〔戴〕了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手套沾上尘埃，即是内务整洁尚未作〔做〕到实在，必须重新作〔做〕过。其次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到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求合乎规定——限定其容积总量三分之一。”[15]

如此，日本陆军要求每个人员在日常生活的所有行为上注意自己身体和周围环境的规矩、清洁，简言之，需要控制个人的生理和欲望来维持集团的秩序和卫生。尤其是饮食、排泄等伴随体液（口水、粪尿等）的生理行为和身体洗涤，以及屋内用水的地方（食堂、厕所、盥洗室等）都受到了关注，可知他们对细菌传染疾病的危险性甚为忧虑。

日本陆军对规矩和清洁的这种讲求一部分来自德国。例如，曾留学德国的军医森林太郎于1889年撰写的《陆军卫生教程》，就是根据当时德国最先进的卫生学及细菌学的研究成果。这一文件除了极其详细地讲述过滤、换气、采光、排水等的必要性和方法之外，在第十八编的《养生》中还写道：“兵士平素不可忘谋肢体之清洁。脸与手每朝要以肥皂洗之，亦要细心地漱口，用牙膏、牙刷刷牙。……沐浴每周不可少于一次，夏天尽可能每日行之一回。”可见其十分重视预防军队里的疾病蔓延。[16]这种对日常生活中之秩序、卫生的讲求，甚至于对饮食、排泄、睡眠等生理现象也要定时实行的观念，伴随着西餐、西装等习惯的普及，通过兵役一同普及到日本社会之中了。〕[17]

近代日本亦展开了以一般民众为对象的卫生知识的启蒙、教育。例如，森林太郎将上述的《陆军卫生教程》简化为《卫生学大意》，1891—1892年连载于《女学讲义录》上。[18]1900年创作的《卫生唱歌》提倡云：“晚8时就寝，早7时起床，好好漱口、洗眼、擦脸、梳头。……所有食物饮料，都常吃八分饱，食后休息一会，然后开始运动。吃饭后勿立刻洗澡，洗澡时要用肥皂，好好除掉身上污垢。”[19]由此可见，一般民众也要和军人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讲求规矩、清洁，以便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国民。[20]而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和野炮兵连队服役过程中学到的，正是明治时期日本正在引进、普及的对身体的“教养”。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不仅把日常生活中的规矩、清洁看作身体美观的条件，而且将其视为管理、锻炼身体的要点。在冬天普降大雪的新潟县高田，新兵们“每天早晨5点钟以前就得起床，起床之后，就得自己拿着面盆，到井旁提冷水来洗脸”。蒋介石“少年时的体格就不好”，但是在高田期间，“用雪满身洗擦，或是用冷水，这样洗澡临苦锻炼，后来这身体才能够慢慢强健起来”。此外，“每人每餐规定只许吃一中碗的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饭的上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他当初“肚子里常常觉得饥饿……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来充饥”，可是“到了第三星期，虽不到酒保去购食饼干，也就不觉饥饿了”。[21]

根据这种亲身体验，蒋介石提出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如下见解：

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常常洗冰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能终年用冷水洗脸呢？普通那〔哪〕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往往因为没有热水而不洗脸，或因为等热水而耽误几个钟头。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将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所以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通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饭。普通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穷的人家，就只早晨烧一次，日中出去工作，就带一包冷饭。……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不然，打仗的时候，你要等水烧热以后来洗脸，又要等饭烧热再吃，敌人已经将你包围好，还了得吗？[22]

这意味着，即使在进行洗脸、饮食等这种私人行为时，个人也要牺牲自己对身体舒适的追求，以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在日常生活中讲求秩序、卫生的意义，在于个人通过自己身体的“禁欲”“苦行”，由此最大限度地增加其为集体利益贡献的潜在力量。蒋介石认为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学习的富强之源。简言之，他在日本学到了将军队式的规矩和清洁普及到全体社会，由此“教养”人民的身体、为国家动员做准备的必要性。孙中山等先行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人之举止动作的美观，而蒋介石则意识到了“教养”身体的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即创造近代国民的必要性。

神经质、洁癖症的领袖

蒋介石于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时说：

我过去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现在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都是由于少年【时】受过最严格的教育，从小刻苦努力做出来的。我从前在家里，每天一定要扫地、洗地板，还要烧饭，吃饭的碗筷，也统统要自己洗涤，吃完饭的时候，不仅桌上、地上不能有半点饭屑，就是饭碗里有一点不干净，也一定要受父母很严格的教训，甚至打骂。穿也是一样，如果有一颗扣子没有扣，父母要骂的，洗脸有一点没有洗洁净，父母一定要叫我再洗。……我很愿意各界同胞晓得我蒋介石是受父母、师长很严格的教出来的，一个很整齐、清洁的人。今天我特别将我的为人以身作则来告诫大家，很希望各界同胞，尤其是一般青年学生从此不再自暴自弃，不再污秽、偷惰〔懒〕，晓得现在的蒋介石是从小时在家里扫地、洗碗、擦筷子做出来的。你们如果要为国家来做一番事业，为民族来争一口气，能做中华民国的革命领袖，就要学我蒋介石的整齐、清洁、勤劳、刻苦。现在中国只有我一个蒋介石，我希望从各位做起，将来能造成几千几万蒋介石，能做革命领袖，为国家、为民族而效力。[23]

蒋介石虽然在此没有提到他的留日经验，但是以自己为榜样培养出“整齐、清洁”的人才这种愿望，在新生活运动发起之前即已萌发增长。[24]

蒋介石在留日期间，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回国，以后一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献身于革命运动。1924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进行以其留日经验为样本的教育。[25]他强调起居、饮食、内务、服装之纪律的重要性，并对学生们言道：“你们现在在寝室扫地，总算是你们学生自己做的一件工作。但是你们要晓得，我们在校里的生活，不单是扫地一样，凡是烧饭、煮茶、挑水、洗衣、揩地板、出粪缸这种事，将来都要自已来做。”[26]

由于“暑期最易发生疫症”，他命令云：“军医处长、院长须切实督责各部队军医等于清洁卫生认真办理。尤须于厨房、厕所、暗沟、浴室、仓库、饭厅、寝室等处，每日派军医轮流检查，洒石灰粉或避疫水，而对于饮料及蔬菜会同管理处切实注意。”此外，军校亦有规定云：“每月施行全校清洁检查一次。”由校长、副校长或教育长任检查官，对“寝室及办公厅、讲堂、图书室、物品置场、厨房、浴室、厕所、俱乐部，并其他处所均须一一检查”，而且对于“屋角、床底及不易瞥见等处”，皆须注意。[27]

据说，当时蒋介石自己的书房也“都狠〔很〕整齐清洁”。[28]而且，在黄埔军校及庐山军官训练团，他偶尔用戴白手套的手去摸摸门窗，若摸出乌黑的灰尘，他会恼怒发火，当场不讲情面地训斥负责人，这不用说是仿效振武学校校长的行为。他不吃点心，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牛奶及咖啡，而喝矿泉水或蒸馏水。每天早晨5至6时起床，做体操、洗澡；中午睡40分钟，睡后喝鲜橘汁一杯；晚上9至10时就寝。他日常穿戴注重仪表整洁，从不解扣敞胸，即在热天，连风纪扣也不松开，衣袖也不卷起，从无不修边幅之态。[29]如此，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陆军形成的生活规律，到晚年为止，一直对其身体起到了约束作用。[30]

1929年，蒋介石改组黄埔同学会，成立励志社，并将其托付给黄仁霖经营。黄仁霖是长期负责安排蒋介石个人及国民党“衣食住行”的后勤专家（详述于第七章），1937年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作为蒋介石的代理人主导运动。

黄仁霖曾就读于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在苏州开办的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附属中学，后毕业于该会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设立的文特贝尔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其后他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习政治、经济，亦曾在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的福特汽车高原公园（Ford Motor Company，Highland Park）工厂受到培训，继而又到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参加了青年会（YMCA）社会服务工作的训练。回国后，他先任职于上海青年会，后由在美期间相识的孔祥熙（国民政府工商部长）介绍就任励志社副总干事，后升为总干事。励志社的戒条为：“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该社以为将校官提供日常生活上的各种服务、娱乐为主要活动内容，而它反映出来的则是与蒋介石的留日经验相同的理念，黄仁霖留美期间学到了各种有关生活上的规矩、清洁的习惯和观念，并希望在中国普及这些习惯和观念。[31]

黄仁霖曾对福特汽车厂的福利劳务制度产生兴趣，此即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被提倡、推广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一个典型事例，即对来自东欧、南欧的移民和从美国南部农村移居到北部城市的黑人实行语言、生活习惯教育的“启蒙”，促其成为以白人中产阶级为标准的“美国市民”。福特汽车雇用大量的移民、黑人工人，并以日常生活上的规矩、清洁为领受津贴的条件，企图由此促使他们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工人。其倡导云：“员工要在家里使用充分的肥皂和水，也要叫孩子们时常洗澡。清洁最有利于正规的生活和健康。不要忘记，最进步的人最清洁。”为此该公司社会处（Sociological Department）的调查员要挨户检查员工的家庭。

高原公园工厂聘请青年会教育家彼得·罗伯（Peter Roberts），为移民员工开办了英语培训班。[32]他编纂的教科书《新美国人的英语》（English for Coming Americans）的《家庭篇》（Domestic Series）之《第1课：早上起床》（“First Lesson：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列举出如下例句：“我醒过来。我睁开眼睛。我寻找手表。我找到手表。我看现在的时间。现在是6点。我该起床。我挪开被褥。我从床上下来。我穿上裤子。我穿上袜子和鞋子。我洗脸。我梳头发。我穿上衬衫，打好领带。我穿上背心和上衣。我打开卧房的门。我下楼去。”[33]这些例句无疑地描绘出构成近代工业社会之主流的城市居民既规矩又清洁的生活。[34]

黄仁霖在励志社进行了这种寻求秩序、卫生的“启蒙”活动。在南京总社，为了改掉随地吐痰这个陋习，每扇门的背后挂一个小拖把，若有人在地板上吐痰，干事们就拿拖把来，当着这个人的面把地板上的痰擦干净，然后请他不要再这样做。大门入口处装有一面大镜子，并悬挂着一条标语，写着“整衣冠”。该处亦有简易淋浴室，设置一只五加仑的洋油桶盛满水，挂在一人高的钩子上，用一个水龙头和一根绳子控制着，这种设施很受人欢迎。[35]

1933年开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育内容还包含日常生活之衣食住行的规矩和清洁。蒋介石指出，中国人“这几项做人必不可缺的基本生活，都是不会”。然而，“许多人在一处共同生活”的军队“非格外注意整洁不可”！他说：“军队里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有枪有炮的敌人，一个就是小到看不见的微生虫，但是这种无形的敌人，其危害军队之大，比较前一种有形的敌人还要厉害！而我们要防御它、消灭它，就只有讲究整齐清洁，注重卫生。”[36]他的这段话很可能源于其在日本陆军留学之经验。

他又说：“随便吐痰，就是妨碍公共卫生、有犯公德的事，所以要他能够养成不乱吐痰的习惯。又如两个人可以坐的地方，你一个人占住，妨害人家坐的时候，就是不讲公德，不能合群；应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你还在那边乱七八糟，大声讲话，妨害公共安宁，这也是不讲公德，不能合群。”[37]在此我们可以听到曾向蒋介石的头脑里灌输集团生活之纪律、卫生的振武学校《斋房条规》及日本陆军《军队内务书》的余音。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认为“剿共”战役失败的原因在于军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不佳，因而对其进行改良才是使军队强大的途径。他主张云：“你们过去一切的生活，不是军人的生活，一切的行动，不像军人的行动，所以‘剿灭’不了‘赤匪’，来蒙受这样大的耻辱！现在我们要想雪耻，要想救国救民，完成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基本生活——衣、食、住、行四项重新学好！”[38]

在蒋介石心目中，他的敌人不仅是共产党。他说：“现在一般军人随地吐痰，甚至大小便也没有一定的地方，这就是表示我们军人没有知识，不知道爱清洁、讲卫生。还有身上穿的衣服，房里摆的东西，以及其他无论什么地方，可以说是乱七八糟，全谈不上整齐！外国人就是从这些地方，说我们的军队教育不够，是野蛮的军队——是乌合之众！”[39]

由此可知，与正在企图从东北向华北逐渐扩大势力的日本军队比较起来，他认为中国军队缺乏日常生活上对纪律和卫生的要求，而且这才是中国军队脆弱的原因。然而，对于中国人之举止行为的这种忧虑并不只限于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

由下而上的启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晏阳初于1918年赴法国参加由北美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的工作，进行了开设识字班、创办《驻法华工周报》等启蒙活动。他于1920年归国后得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相继在湖南长沙、山东烟台、浙江嘉兴等地开展了平民识字运动。1923年8月21日，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以《平民教育》为题做了如下报告：

一国的程度就看国民的程度。自1917至1918年，华工到法国服务有二十多万人，其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是目不识丁的。他们在那里做出许多有失国体的事，例如至火车上食花生，弄得满地皆皮；车上吐口水；法人风俗，男女携手而行，华工指而笑之之类。法人初未见中国人的，便把这些华工当作中国人，彼此相告说：“哦！这就是华人！”他们就是拿些未受教育的人去代表中国。中国程度与对于中国的态度，全以此为标准。中国人见黄发虬髯的，即称为外国人。华人至美做小工的、洗衣的，也被美人看作代表中国人。其实上流社会的人，才能代表中国。但是上流人不往外去，因为这些人不往外去，往外国去的多是下流，所以代表中国的就是此辈。鄙人到法，乃知所谓真正的中国。从前我以大学生自豪，那时往来无白丁。中国是怎样，自己以为知道。那是拿少数大学生代表中国，而不知有平民。中国贫苦，但是怎样的穷苦，我国人无知识，但是无知识是到什么地步，我们知道不知道？中国人必知中国，然后能救中国。兄弟有一特殊机会到法国去，与平民接近。诸君要知道“民为邦本”的古训，平民是代表我国家，可是人民居下流的有百分之八十。我国文化发达最早，物产最丰富，人口最多，但是现在三等国也占不到，现在弄成无等了，弄成下流的国去了。我们想把中国弄成上流，非我们具有牺牲的精神、服务的精神去提高下流的程度不可。[40]

此时正式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晏阳初就任总干事。[41]从1926年开始，他在河北省定县进行了史上著名的“定县实验”，即开展文艺（识字）、生计（农业）、卫生、公民等四项社会教育工作，试图解决中国农村的“愚、穷、弱、私”。[42]他的这种担忧和期望，即按照西方标准纠正一般中国人的举止行为，以此来改善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进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也正是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所担忧和期望的。[43]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纂的识字教科书《市民千字课》中包含着有关衣食住行之规矩与清洁的内容，即“食物要新鲜，食器要清洁，食时要有定，食量要有节，乱食会生病，生病不值得，衣服能合身，做事才方便，不必求新奇，只要常洗换，房屋要清洁，窗户要常开，浊气放出去，阳光放进来，街道常修整，家家扫干净，方便往来人，预防传染病，又利己、又利人”。[44]这种社会教育运动的思想来源很可能是黄仁霖在福特汽车厂接触到的“美国化”，而且上述英语教科书似乎是《市民千字课》的榜样。在美国，青年会很积极地进行移民教育，晏阳初便是其会员。[45]

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既勤勉又健康的国民，这种尝试首先由欧洲各国所推进。18世纪至19世纪资产阶级产生了寻求日常生活上之规矩、清洁的观念和习惯，后来随着供水、污水处理系统及保健、医疗制度的发达，这种重视身体之纪律、卫生的观念和习惯通过军队、学校、医院、监狱等集体生活逐渐浸透于工人阶级。[46]如上所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也进行了同样的“教养”，但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级之间，而且也出现在不同族群之间。[47]

为了对抗列强的压迫，日本人和中国人企图仿效西方各国推动近代化的发展，为此两国都需要“教养”人民的身体，将他们改造成勤勉、健康的近代国民，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潜在实力。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成效，而蒋介石就在其影响下认识到了日常生活上的规矩、清洁不仅关系到个人举止动作是否美观，而且也是强化国民身体的必要条件。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来源于这种创造国民的运动，这正好符合蒋介石的爱好和需要，因而给了蒋介石很大的启发。晏阳初于1931年春天应邀赴南京，蒋介石称定县实验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1933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核定各省设立实验县办法，同年秋天先后成立了江苏江宁、浙江兰溪、山东邹平及菏泽、河北定县五个实验县。[48]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平民教育更是有迫不及待的需要。他于1933年夏天，为了促进“剿共战”而倡导发展“匪区”教育，以便“组织本地民众来保卫本地方”[49]。他通过宋美龄呼吁基督教会在江西省参加乡村复兴工作，于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派遣美国公理教会传教士牧恩波（George W. Shepherd）赴南昌，他向蒋介石阐述了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牧恩波于1930年、1933年参加定县识字运动研究会、农村建设研究会时受到过极大的启发，他也曾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毗连的福建省建宁县按照定县模式着手开展过识字运动。

国民党政权和基督教会都愿意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文化水平，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以此对抗共产党的影响力。因此，1933年秋天，由牧恩波等成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Kiangs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翌年在刚从红军手中收复的江西省黎川县设立实验区，晏阳初也派员协助这项工作。[50]

就在这种情况下，江西南昌掀起了试图“教养”中国人民的身体，并由此创造出近代国民的尝试——新生活运动。

第二节
发轫

耻于你的身体！

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之际，蒋介石在2月至4月之间屡次发表演讲，倡导此次运动的理念。他主张云：

大家要晓得，我们国家何以要被外国人侵略压迫？我们民族何以要被外国人轻视、欺侮？何以我们中国人比不上外国人，要被外国人目为野蛮？我们个个人都应当自己反省。首先从自己本身来看，我们的体格和精神是不是比得上外国人？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高大、一样强壮？再看我们一般同胞的智识行动，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懂规矩？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一举一动能循规蹈矩、有理守法？是不是事事物物，都和外国人一样有条有理、清洁整齐？比方讲，我们穿的衣服、家里住的地方，或是学校里的课堂、宿舍、操场，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整齐？在街上走的人是不是都和外国人一样有规矩？一〈样〉都靠左边走呢？是不是我们的同胞能够和外国人一样不随地吐痰？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同胞的生活，毫无规律，连这些很小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做到，而外国人都能做到，所以我们一般同胞要被人轻视，甚至整个民族，要被人家欺侮。你看一般人那〔哪〕怕穿了很好的衣〈服〉，也穿得很脏，有扣子不扣，穿了〈很〉好的鞋子，却拖着不穿好。吃饭的时候，不仅桌上乱七八糟，而且菜汤饭屑浪〔狼〕藉满地。再如各人的大门口，多是堆满尘土垃圾，臭不可当〔挡〕，到天暖的时候，微菌繁殖，便发生瘟疫。因此种种，我们一般同胞的体格精神，统统不如外国人，人家的精神和力量既强过我们，便随时可以来侵略我们，压迫我们，而我们体格不行，一切的力量没有，更无法抵抗。[51]

如此，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也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低劣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本身的身体，即它既不如外国人强健，且因其在日常生活中之举止动作的“不美”而引起了外国人的侮蔑。

至于国民的生活礼仪与国家的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蒋介石认为“衣食住行”这四项基本生活的状况表现出“一般国民智识道德的高下，即文明和野蛮”的程度。而且，他也坦率地承认中国人的身体在美观上不如外国人。换言之，生活礼仪才是近代文明国民的标志，因此，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之高低取决于每个国民的举止动作是否美观。他说，“我们中国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国平等，也就是我们一般国民的智识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国民平等，赶不上他们”，而德国虽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它“要求平等，而各国不敢拒绝他〔它〕”，是“外国人看了才晓得他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才肃然有所敬畏”的缘故。[52]

与此相反，“我们中国何以始终不能获得平等，而且还要一天天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一般国民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或现在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是故，他主张：“今后我们要求平等，要想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要根本上先从提高国民的智识道德这一点来做！”[53]他甚至说道：“现在一般中国人以为自己一切都很好，外国人是故意来欺压我们。我以为这种观念，在许多方面是不对的。要知道‘物不〔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不知道有几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太不争气，一般国民的德性和智能要逊人一筹。在做人尤其是做现代的国民各种条件上，不能如人家的完备，即不能和人家平等！”[54]如此，他认为中国人之举止动作劣于外国人，故中国当今的状况是自食其果。

但是，对于中国人的举止动作如此“不美”的原因，他和孙中山一样，试图以传统道德理念来了解近代生活礼仪。他指出：“这种文明做人的生活，本来是我们祖先向来所过的，不过最近因为社会的堕落、教育的腐败，一般国民将他固有的礼义廉耻忘掉了，不去用他〔它〕，连得〔带〕衣食住行也不会了。”[55]与此相反，“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总而言之，统统合乎礼义廉耻。不要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要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他们无论起居食息，一言一动，统统有规律，合乎做人的道理，表现现代文明国家的国民之智识道德”。[56]他也说：“现在我们提倡新生活，并不必勉强一般国民做特殊的‘洋派’生活，只要拿‘礼义廉耻’的道理，来指导他们，他们便自然会照着这礼义廉耻的德性去过生活的！”[57]

在此一点上，对蒋介石而言，正在威胁中国之独立和统一的日本才是通过生活礼仪的改良成功地成为“文明国家”的先例，值得中国人仿效。他将日本兴盛的原因归于“礼义廉耻”，其言道：“我过去在日本学陆军，受过他们的学校教育，也受过他们的军队教育。他们虽然口里从没有提出‘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他们以这样的教育几十年教下来，然后才造成今日这样富强的国家。”

根据这种见解，蒋介石主张：“我们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要报仇雪耻，不要什么强大的武力，就只看在衣食住行上能不能做到日本人那个样子！”他还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58]换言之，“若用新的名词更明显的〔地〕来讲，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军事化运动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一步一步的〔地〕确实做到‘全国总动员的程度’”。[59]

新生活运动企图实现、维持日常生活中的规矩、清洁，由此将中国人民改造成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近代国民。此亦意味着，蒋介石要根据自己的留日经验对中国社会进行军队式的组织化整顿。

如何显示我的身体？

《新生活须知》有三种版本，第一种是序章已引用的版本，即新生活运动开始时由蒋介石的心腹邓文仪起草，并由程时煃、黄光斗（亦皆为蒋介石心腹）审查的《新生活须知（初稿）》（以下简称《初稿》）。[60]第二种是由蒋介石亲自重订后于5月15日发表在全国各大报纸上的版本。[61]第三种是7月30日载于《中央周报》上后并未流传的版本。[62]与仅列举95条规定的初稿不同，第二种版本是以四字一句的形式写成的《千字文》式的韵文，也明确地表示要以四维（“礼义廉耻”）为此一运动的理论根据，但其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与初稿大致相同。第三种版本的形式和性质则居于前两种之间。就围绕衣食住行之具体规定的内容而言，后两种与《初稿》几乎一致，是故笔者将对《初稿》进行分析，探讨其有关身体和举止动作之规定的含义。

《新生活须知》寻求维持、实现“规矩、清洁”的对象，可分为下列四个范畴。

（1）自己的身体

新生活运动要求每个人检点自己身体的卫生状况（“人人时时要讲究各人的清洁”），这包括照顾尚未具有自我检点能力的儿童（“小孩要干净”）。首先，身体的各部分及整体要受到日常的、定期的净化（“脸要洗干净”“手要洗干净”“要漱口要洗头”“要吸新鲜空气”“头发要梳理”“指甲要常剪”“常常要洗澡”），而且饮食清洁（“物不洁不食”“水不沸不喝”）、接种防疫（“要种痘防疫”）也要得到足够的注意，以防止各种异物混入身体损害健康。同时，人人要操作其身体模仿几何学图形（“行坐要正直”“眼要向前正视”），身体的外表要经常服从衣着的形状（“衣服要整齐”“钮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鞋子要穿好”），而且衣着也要尽量保持其原来的形状、质量（“衣服要干净”“衣服破绽要补好”）。然而，各种身体欲望（食欲、性欲、睡眠欲等）要时常抑制（“不要去嫖赌”“不吃鸦片烟”“早起早睡”“不要吃零食”“不酗酒”“不吸烟”）。

如此，新生活运动提倡每个人不断地用精神力量来管理、控制自己的身体，换言之，即把身体看作被动的客体，把精神看作主动的主体，并由精神经常对身体进行保护、规范。故此，这种管理、控制、保护、规范的标准不是自己身体内部自然产生出来的欲求，而是通过别人的眼光，并由精神来规定的人为秩序，即身体美学。[63]

（2）与别人的关系

每个人虽需要努力同亲人（“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邻人（“邻人失火要去帮助”）、友人（“对朋友要讲义气”）等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也要节制其私人交往（“无谓应酬要减少”“婚丧喜庆要节俭”）。此外，人们不仅对熟人要有礼貌（“早晨相见要说‘你早’”“相别之时要说‘再见’”“见了长辈要敬礼”），而且对于所有的外人，与其交往时也要采取殷勤的、诚实的态度。具体而言，在见面、说话、工作等方面，都得控制自己尊重对方（“约会要守时刻”“等人家说完了再说”“不要开口骂人动手打人”“凡事要讲道理不要吵闹”“说话态度要和气”“走路时误碰别人说声‘对不起’”“做买卖必须公平”），且要为非特定多数的陌生人（尤其是遇到困难的人）着想，考虑、谅解、满足他们的感情和利益（“人有丧事勿嬉笑”“别人打架要劝解”“见人跌倒要扶救”“拾到东西交还原人”“对于妇孺要礼让”“上下车船要帮助妇孺老弱”）。

如此，新生活运动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外人看作跟自己一起构成共同体的伙伴。具体而言，他们不但要扮演亲人、邻人、友人等人际关系的具体角色，而且要作为抽象的一个个人维持并调和整个社会的秩序。换言之，每个人要把自己视为其所属社会的一个成员，需要具有公共意识。[64]

（3）周围的环境

即使在人们满足其生理欲求时（饮食、排泄等），也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举止动作，以免影响到周围环境的规矩和清洁（“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喝嚼勿出声”“不要到处吐痰”“不要随地小便”）。这种规矩和清洁不仅需要经常在自己的居室内（包括家具、什物等在内）得到维持（“房屋要整理”“墙壁勿涂污”“家具要简洁”“居家要清静”“被褥要常晒常洗”“房屋要常常打扫”“窗户要多开”“桌椅要干净”“厨房要干净”“碗筷要干净”“厕所要干净”），而且在自己住宅的外围需要同样执行（“沟渠要常常疏通”“苍蝇要扑灭”“蚊子要扑灭”“老鼠要捕杀”“垃圾倒在垃圾桶”“字纸不丢马路上”“晒衣服不挂在街上”“家家天天要打扫门口的街道”）。

如此，他们不仅要维持自己身体的美观，也要注意到周围的环境，以求将周围空间的规矩和清洁优先于自己身体的生理欲求。这意味着，新生活运动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身体看作周围空间的一部分，由精神（理性）管理、控制身体（欲望），思考、寻求整体环境的秩序和卫生。换言之，他们需要根据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把自己的存在相对化，使其服从于周围的空间。

（4）公共的场所

每个人利用公共场所和参加公共活动时，要节制自己的声音来维持周围环境的肃静（“开会看戏要肃静”“坐车坐船不要高声谈笑”“〈在〉饭馆茶店不可大声喊叫”），也要对其规矩和清洁负责任（“公共场所出出进进一个一个顺着走”“爱惜公物废物利用”“集会场所要脱帽”“进了房屋不戴帽”“果皮不要随地乱抛”“广告不乱贴”“车站码头要清洁”“公园戏院要清洁”“饭馆旅馆茶店要干净”“洗澡堂理发馆要清洁”），而且移动时要以抑制自己服从公众，来维持公共交通的秩序（“走路要靠左边走”“走路不要争先”“走路不要吸烟”“走路不吃东西”“走路不要大喊”“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上下码头上下车船一个一个顺着走”）。此外，人人要操作其身体来表示对党国的忠诚（“升降国旗要敬礼”“唱党〈歌〉国歌要起立”）。

如此，每个人要由精神（理性）管理身体（欲望），控制自己的举止动作，以维持公共场所的秩序和卫生。换言之，他们把超越个人的公共观念内在化，从此把自己视为整个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这意味着，个人应该遵守的身体美学的标准，亦适应于其所属之共同体的公共意识。

这种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无疑是企图通过起源于西方各国的身体之规矩、清洁的观念来创造近代国民。[65]然而，如上所述，蒋介石屡次强调新生活运动是源于“礼义廉耻”这种古代中国的道德理念。那么，对于来自西方的身体观、社会观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关系，这场运动是如何解释的呢？[66]

抽象精神主义

阐述新生活运动之基本方针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也有三种版本，但都主张此次运动符合古代中国的道德理念。运动开始时由邓文仪起草的初稿指出：“此运动为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之始。拟以规矩、清洁二项为之首倡，如施行有效，乃进而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运动，及作〔做〕到自然，去过太阳、空气、水之生活，最后不难使国民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武力之习练与整备。”[67]

由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拟定但并未流传的另一种版本引用了蒋介石的演讲，即“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又写道：“礼义廉耻的作用是在遏乱、止暴、弭贪、防滥，所以我们要使乱、暴、贪、滥的社会不致产生，就非倡导礼义廉耻不为功。以上所述的礼义廉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就是新生活的中心理论、中心信条，我们不但要认识些〔这〕这〔些〕，而且要将它们纳入实际生活之中，就是要从食、衣、住、行、待人、接物、日常生活做起。”[68]

但是，对于抽象的道德理念和具体举止动作之间的关系，这两种版本的纲要均未加以任何解释。

蒋介石亲自重订后于5月15日发表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很详细地阐述了“礼义廉耻”的含义，并主张这些概念对国家、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定义云：“‘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这些德性关系到整体国民的命运，即：

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则，本极高尚，时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状态，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我中华民国有三千五百万方里之土地，其食衣住行之资源，本极丰富，时至今日，反多争盗窃乞之现象，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我中华民国有四万万之人民，其食衣住行之组织，本极巩固，时至今日，反呈乱邪昏懦之现状，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

如此，《新生活运动纲要》把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礼义廉耻”的丧失，因而倡导：只有提高人民的道德才能改良人民的生活。

据此，其对两种批判意见进行了反驳。第一种是“‘礼义廉耻’不过是一种美善的行为，但恐智识技能不若人，则德行虽美善，亦不足救国”，第二种是“‘礼义廉耻’不过是一种节文，冻馁不给，节文何用”，这些均属于物质主义性质的批判。对于前者，其反驳道：知识、技术只不过是手段，德性才是目的，即“人因求行为之完善，而后有智识技能之需要”。对于后者的反驳则是经济、物质问题需要先改善，道德、精神问题才能解决，如“盖有‘礼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仓廪不实，可以人力实之。无‘礼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争之盗之仍不得足，仓廪不实，为窃为乞仍不得实”。总之，其认为伦理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

然而，对于“衣食住行”之具体的、个别的行为和“礼义廉耻”这些抽象的、一般的德性之间的关系，其记述仍不明确，亦不详细。它只不过把“食衣住行之遂行”分为三个方面论述：第一，“资料之获得应合乎廉……食衣住行之资料，须以自己劳力换得，或以正当名分取予。若争夺依赖，固所不可，即施让赠与，亦所不屑”；第二，“品质之选择应合乎义……老者衣帛食肉，不负载于道路，宜于饱暖舒闲，而少年仅以不饥不寒为足，宜于刻苦锻炼也”；第三，“方式之运用应合乎礼……（一）须合乎自然的定律。（二）须合乎社会的规律。（三）须合乎国家的纪律”。据此，它倡导云：“如三者有一失礼、忘义于不廉之事，即成为生活污点，皆当引为耻也。”[69]

除了这些暖昧、模糊的记述之外，共并未阐释“衣食住行”怎样做才能符合“礼义廉耻”。换言之，从几千年前的经典里如何才能得出“钮扣要扣好”“拾到东西交还原人”“不要随地吐痰”“上下码头上下车船一个一个顺着走”等规则？简言之，孔夫子曾吐痰吗？

孔夫子曾吐痰吗？

对于如何操作、展示自己的身体这一问题，中国的传统思想并非缺乏这种思维，不少古典文献即对此有许多记载。因此，新生活运动屡次试图借各种典故来解释其所提倡的身体观、社会观。蒋介石强调古代中国和近代世界的生活礼仪之相似性，他说：“古人的教育始于‘洒扫应对’【《论语·子张》】而终于‘立身行道’【《孝经·开宗明义》】。这洒扫应对就是今日之所谓食衣住行，立身行道就是今日之所谓礼义廉耻的实际效用之所在。”[70]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民间人士进行了最全面、具体的考察，即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历史教员曾毅。[71]他于1934年6月1日出版《新生活论证》一书，把“孔子所主张的生活”叫作“旧生活以前的古生活”，认为它和“今日西人所有的合理生活”一样，“是有意义的，是颇文明的”，而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如此堕落的原因在于传统道德观念的丧失。[72]

于是，他把《新生活须知》初稿的95条规定分为31个范畴，对各个范畴指出了与其相类似的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记载。在此列举其中的一些范畴，并检验其逻辑。

（1）“衣服要整齐”“钮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鞋子要穿好”

关于衣着的纪律，曾毅引用《礼记·内则》的如下记载：

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笄，，拂髦，冠，缨，端，，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大觿、木燧。偪，屦著綦。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笄，，衣绅。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线、纩，施縏衷；大觿、木燧。衿缨，綦屦。

这里虽然很详细地解释了如何打扮，但其主旨在于儿子、媳妇对父母、舅姑表示敬意的方法，不能说是所有的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的一般规矩。[73]

（2）“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喝嚼勿出声”

关于饮食上的纪律，曾毅引用《礼记》的下列规定：

〈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辞“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辞以“窭”。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曲礼上》）

燕侍食于君子，则先饭而后已。毋放饭，毋流歠。少〔小〕饭而亟之。数噍，毋为口容。（《少仪》）

这两段记载确实解释了聚餐时要遵守的礼节，但前者以主人的地位高于客人的场合为前提，后者则是在宴会上陪君主进餐时表示敬意的方法，都不能说是日常生活的一般规矩。[74]

（3）“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上下码头上下车船一个一个顺着走”“公共场所出出进进一个一个顺着走”

关于这些规定，曾毅只能指出“鱼贯”一语及《礼记·学记》之极其抽象的教训，即“不陵节而施之谓孙”而已。他据此写道：“‘孙’，古‘逊’字。今人之不能鱼贯而行者，是不有逊顺之德也。”[75]

（4）“拾到东西交还原人”“爱惜公物废物利用”

曾毅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及《后汉书·独行列传》的记载写道：“史称孔子为鲁司寇三月，德化流布，道不拾遗。后汉王列居乡，感化一盗牛者，后拾白布一匹【剑一把之误】，坐守路旁，交还原人。”然而，这些轶事只是孔子、王列的高尚品格对当时的社会发挥影响力的特殊事例，未必表明古代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道德心。

至于爱惜公物，他仅说：“英人电车，［有］但有司机一人，开停车辆，而无售票员。乘车者，按照定价纳钱于匦内，然无有一人肯苟且者。此其廉耻之心，为何如哉。”[76]

（5）“早起早睡”

曾毅引用的一些典故的主旨与《新生活须知》的这一条稍有出入。《礼记·文王世子》的“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日，今日安否？何如？〉”，以及《礼记·内则》的“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孺子早寝晏起，唯所欲，食无时”等，都仅描述早起，并未提到早睡，而且前者是表示周文王之孝顺的逸闻，后者则意味着孩子不须早起。此外，《诗经·小雅·小宛》的“夙兴夜寐，无泰尔所生”是劝人早起晚睡、勤勉用功，以免使得父母丢脸的一段。[77]

（6）“手要洗干净”“要漱口要洗头”“要吸新鲜空气”“头发要梳理”“指甲要常剪”“常常要洗澡”

曾毅引用的一些典故，其意趣又与《新生活须知》的这几条规定略微有些不同。《论语·宪问》的“〈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以及《孟子·离娄下》的“〈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都表示对君主或上天的政治性、宗教性的敬意。《荀子·不苟》的“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及《楚辞·渔父》的“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都确实意味着身体清洁，但其主旨是清高人格的道德性比喻。

《礼记·内则》的“〈贵人则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浣。男女夙兴，沐浴衣服”描述初次与新生儿见面时的礼节；“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靧，足垢〈燂汤〉请洗”则解释如何孝敬父母舅姑。如此，这些记载的意趣都未必是日常生活上讲究的一般清洁。[78]

（7）“房屋要常常打扫”“沟渠要常常疏通”“窗户要多开”“桌椅要干净”“厨房要干净”“碗筷要干净”“厕所要干净”

曾毅认为：“古于清洁，其对家庭各处情形，虽不［可］详，但观其于洒扫，列以为教子弟之正课。”因此，他引用的一些典故都以晚辈替长辈打扫为前提。例如，《论语·子张》的“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等。《管子·弟子职》极其详细地解释如何使用水、扫帚、簸箕，但这也是门生替老师打扫的方法，可视为前者对后者应有的礼节，而并非劝每个人自己打扫其私宅。

凡拼之道，实水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执箕揲，厥中有帚。入户而立，其仪不忒，执帚下箕，倚于户侧。凡拼之纪，必由奥始。俯仰磐折，拼毋有彻。拼前而退，聚于户内。坐板排之，以叶适己，实帚于箕。〈先生若作，乃兴而辞。坐执而立，遂出弃之。〉既拼反立，是协是稽。

与此相反，《诗经·大雅·抑》的“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章”劝王者自己打扫，来做人民的榜样。此外，他引用的《庄子·人间世》之“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其主旨是空虚的哲学性意义，而与清扫完全无关。[79]

（8）“不要到处吐痰”“不要随地小便”“垃圾倒在垃圾桶”

曾毅引用《礼记·内则》的如下记载：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洟，〈寒不敢袭，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亵衣衾不见里。〉父母唾洟不见。

这一段的主旨也是儿子、媳妇对父母、舅姑的敬意，并非是讲究一般性的公共卫生。[80]

如上所述，曾毅为了证明“古生活”和“新生活”的相似性而提到的许多古典文献，其中确实有与《新生活须知》的各项规定类似的一些记载。然而，大部分典故并非是所有的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的普遍规定，而是以父子、君臣、师生、长幼、主客等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特殊礼节。不仅如此，他有时还会忽视原文的前后关系，任意引用各种典故，因而我们不得不认为其有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之嫌。

但是，这种倾向并非只限于曾毅一个人，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的领导人物亦或多或少地有这种倾向。如此强调古代中国早已拥有近代西方文明的这种逻辑，或许可认为源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里将孔子描绘成一个改革者的做法。后来，孙中山主张《孟子·尽心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民权主义的滥觞，并说：“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芥〔莽〕想行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81]

此种认识可视为在不得不承认西洋文明之先进性的情况下保持、慰藉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尝试，也是使这种通过西化实现的近代化获得正当性及正统性的论述技巧。然而，这种论述具有把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转换为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危险性。换言之，这种尝试很容易陷入阻碍、回避、拒绝革新的自我欺瞒的陷阱里。

古代中国人确实早已拥有高度发达的身体美学，但其性质与起源于近代西方的生活礼仪迥然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人们要于何时、在何处操作自己的身体，以显示何种形象。古代中国的礼法基本上是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非日常性仪式上相互扮演各自的具体角色之做法，而并非是抽象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与非特定多数的陌生人共同构成、维持一个社会的方法。换言之，古代中国的身体美学要求人们断断续续地用自己的身体来确认、体现人际关系的道德理念，故而它所追求的美感意味着人们如何操作各自的身体来显示其特殊的、个别的社会地位。与此相反，近代西方的身体美学却促使每个人持续地、不断地用其身体来表现、证明各自人格的伦理美德，因而其所追求的美感也意味着他们如何通过检点自己的身体来满足普遍的、一般性的个人责任。

对于中西、古今身体意识之间的这种差异，我们可以指出其两个来源。第一是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中国的传统思想把个人看作人际关系网络的结点，社会则是各种各样的具体人际关系的积聚、总和，即如孟子所倡导的“五伦”的总和。与此相反，正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近代西方思想则认为个人是互相独立的、等价的“原子”，社会却是包含、超越所有个人的抽象场所。第二是对身体与精神的关系的看法。正如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身心二元论，西方思想认为精神与身体各自根据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属于各不相同的世界，而且双方之间存在着贵贱、圣俗的对立和矛盾。然而，如朱子的理一分殊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并未把精神和身体截然分开，而是将两者视为同一原理、同一世界的两个侧面，故而认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对立和矛盾。[82]

这与其说是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同（垂直差距），不如说是身体观、社会观之性质的不同（水平差异）。但是，由于这些独特的性质，中国的传统思想难以产生个人把自己看成整个社会中的一分子的近代性公共意识，以及经常由精神（理性）控制、管理身体（欲望）来构成、维持社会空间的近代性身体美学。

那么，孔夫子到底是否曾经吐过痰？我们虽然对此无法做出结论，但至少可以这样解释——对于孔夫子来说，“礼”并不意味着不能在公共场所吐痰，而是意味着不能在长上面前吐痰。

小结

总之，新生活运动在抽象的理念方面，是要继承中国的传统思想，但在具体的礼仪问题上，却是要求中国人的一举一动完全仿效近代西方（及日本）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是故，中国人的举止动作是否美观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其在西方人的眼里是怎样被认识的。[83]换言之，新生活运动要求中国人把西方人的眼光内在化，以此来管理、控制自己的举止动作，由此体现近代性身体观和社会观，此即通过身体之“教养”而实现的近代化。

虽然如此，但不管实际的举止动作如何，这种判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绝对不能颠倒的。因为作为判断举止美观标准的身体观、社会观取决于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阶层秩序，即现实力量的差距。[84]例如：

蒋介石夏季住在庐山。为了把他行宫附近的新生活运动搞出点名堂，调在新运促进会当过指导组长的蒋志澄为庐山管理局长。盛夏之际，大官巨商聚集匡庐，尤以妇女为多。新生活的宣传指导，看去好似忙的〔得〕不亦乐乎。新生活标语贴满牯岭街道。“妇女不得袒胸露臂，裸露大腿”“不准当街赤膊”，更是显目。但是在庐山的妇女，不但外国的只穿短裤叉〔衩〕戴乳罩，让长满汗毛的肢体露在外面向太阳直接争光，就是国内一些大官的太太、小姐，也竟相把擦了粉的大腿和涂了寇丹的足趾显露在外，坐在藤轿上招摇过市。其中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第四小姐和熊式辉的老婆顾柏筠，就经常为群众所看见。宪兵警察只好装作视而不见。新生活对妇女衣着的规定，也因为有外国佬破例在先，国内一些“摩登”女郎，也便竞相仿效了。[85]

此外，1934年7月14日晚8时许，陈嘉庚橡胶公司派到南昌分公司查账的雇员英国人名丁克兰（原音不详）者，“在中山路大丰京果店购物之时，适有宪兵第五团巡查队经过该地，见该丁克兰赤膊出外，有违禁令，乃向前婉言开导，并请其以后出外，须穿衣服，不料该丁克兰不讲情理，一言不发，即将该队宪兵殴打，拳脚交加，该队宪兵以丁为外国人士，其举动虽属不合，为尊重外宾计，虽被毒殴一顿，亦未反击半手，祗〔只〕得任其暴行而已”。该队宪兵向上级报告请示处理，但也如石沉大海，不见下文。因此，群众讽刺说：“新生活就怕洋人。”[86]

总而言之，国民党政权为了“教养”中国人之身体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本质上必然地把中国人民及其生活习惯作为否定、侮蔑的对象，并对其表示出敌对态度。故此，该运动可能会引起一般人民对国家的怀疑、反感，以致削弱、破坏它的统治正统性。

这正如亚当和夏娃虽在伊甸园里一直过着天真烂漫的生活，但被蛇引诱吃了禁食的苹果后，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被别人看见的可能性，首次感觉到自己的自然身体是可耻的、丑恶的。从此以后，他们不能在自我完结的、前定和谐的乐园里生活，而狡猾奸诈但富有智慧的蛇则变成了被诅咒、厌恶、畏惧的对象。换言之，中国人如果能够获得近代性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就能成为近代国民，并可要求获取与西方各国国民平等的国际地位，但同时也必须学会否定、蔑视自己的生活传统和自然身体。如此，中国人（乃至东方人）对苹果的回味，不得不说是既甜蜜又苦涩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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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発見》，木下杢太郎等編《鷗外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1—1975年，第4卷。

[2] 赛珍珠（Pearl Buck，王逢振等译）：《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856—858页。

[3] 《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1978年，第1集，第76页。

[4] 《章太炎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第80页。

[5] 《孙先生起居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第96—97页。

[6]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第9卷，第248—249页。

[7]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页。

[8] 《孙先生起居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第96页。

[9] 《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卷29，第390页。

[10] 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2001年，第268页。关于蒋介石的留日经过，刘凤翰的《蒋中正先生学习陆军经过》一文，收入黄自进主编的《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其记载非常简洁、适当。

[11] 《振武学校規則（附斋房条規）》（無日期），《清国陸軍学生取扱及教育規程他》，東洋文庫藏，6936。

[12] 《留学生之责任与基本修养》，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85页。

[13] 陸軍省：《軍隧内務書》，武掦堂，1908年，第109—111，113，116，137頁。

[14] 陸軍省：《軍隧内務書》，第106，129頁。

[15] 《军事教育的要务》，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487页。

[16] 《陸軍衛生教程》，木下杢太郎等編《鷗外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1—1975年，第28卷。

[17] 吉田裕：《日本の軍隧兵士たちの近代史》，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序章、第1章。

[18] 《衛生学大意》，木下杢太郎等編《鷗外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1—1975年，第30卷。

[19] 小野芳朗：《〈清潔〉の近代「衛生唱歌」から「抗菌ワッズ」ヘ》，東京，講談社，1997年，第116—118页。

[20] 虽然如此，一般民众对这种启蒙运动未必完全是被动地服从，而是采取了自律的、选择性的回应。参见宝月理惠：《近代日本における衛生の展開と受容》，東京，東信堂，2010年。

[21] 《合作人员的革命责任》，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557页；《对从军学生训话》，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20，第316—317页。

[22]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3日，第2张。

[23] 《蒋委员长训词》，《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2日，第2版。蒋介石曾对日本记者回忆说：“我父亲在世时相当严格，不让我冬天穿棉袄，连寒天也只许穿一件背心或长衫而已。这种严格已成家风，虽然家里雇有佣人和厨师，但是我母亲总是亲自烧饭，所以学校放假期间，我在家老帮她烧饭。在农忙期间，我也帮他们插秧、收割、施肥等。”蒋介石：《動乱の波に漂ふ支那及日本》，《中央公論》第548号，1933年，第 147页。

[24]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前在日记里写道：“今日之我是由幼年时家庭教育父母所锻炼，青年时代日本军事教育所琢磨，壮年时代总理革命教育所陶冶而成也。”《蒋介石日记》，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1934年2月1日。

[25] 蒋介石于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后，对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演说云：“我们到了外国，一方面要注意考察外国人实际生活的状况及其特殊精神之所在，一方面要注意改良自己的生活习惯。”他提到自己的留日经验时说：“人家到外国只注重学术科，我却更要去学人家的实际生活，更要去看人家的房子，特别是厕所、厨房如何清洁，如何管理。后来就根据自己观察的心得来办军官学校，本着革命的精神从实际生活中来训练一般学生，就收了很大的效果。”《留学生之责任与基本修养》，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84—85页。

[26] 《军校教育方针与军人生活》，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11页；《说军纪》，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45页。

[27]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黄埔军校史稿》（影印版），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9编，第81—82页。

[28] 《新生活运动开始以后本市党员的使命》，《中央日报》，1934年3月20日，第2张第3版。

[29] 汪日章等：《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62，87—88，92，96，116页；陈三井访问：《我做蒋介石“御医”四十年：熊丸先生访谈录》，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4—65，92页。

[30] 他曾对日本记者说：“我在东京的士官学校读了炮兵科【其实是毕业于振武学校后被分配到野炮兵第19连队】。就内务而言，多亏冬天用冷水洗脸、用抹布擦地板的劳苦，我养成了抵抗苦难的习惯，现在仍然厉行冬天洗冷水脸、6点起床。”蒋介石：《動乱の波に漂ふ支那及日本》，第147頁。

[31] J. L.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chaps. 1-4.

[32] Stephen Meyer，“Adapting the Immigrant to the Line：Americanization in the Ford Factory，1914-1921，”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Berkeley，CA，Vol. 14，No. 1，1980；Robert Lacey，Ford：The Men and the Machine，London：Heinemann，1986，pp. 117-118，123-126；Ray Batchelor，Henry Ford：Mass Production，Modernism，and Desig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pp.48-53.

[33] Peter Roberts，English for Coming Americans：Teacher's Manual，New York，NY：Association Press，1918，pp.21，25.

[34] 另一本与此相似的英语教科书《外国人学英语》（English for Foreigners）也列举如下劝告，即“不要在路上或地上吐痰。这很危险，也是违法的。为了我们和别人的利益，让我们都努力遵守不吐痰这个好习惯。……不要用脏手吃东西，要洗手”“每星期至少用肥皂洗一次热水澡，每天洗凉水澡。经常换衣服。好好刷牙，因为健康的嘴意味着良好的消化和良好的外表。……指甲和头发往往显示出一个人的健康习惯。为了清洁，好好剪指甲。要洗头、梳头，但不要擦油或掸香水”等。参见Sara R. O'Brien，English for Foreigners，Boston，MA；Houghton Mifflin，1909-1912，Book 2，pp. 104，111-112。

[35] 励志社总社设置书报室（备有各种报刊）和娱乐室（备有撞球台、乒乓台、棋桌），也组织了排球、篮球、足球、网球等体育活动。后来新建的宿舍是拥有六十间住房的三层楼，各层设有淋浴设施。新总社楼则设有书报室、会议室、餐厅、娱乐室、教室、理发室，以及可以容纳一千人的大礼堂，还有网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手球场、田径赛运动场和骑马场。每人缴纳一元入社费和一元年费，即可享受各种福利待遇，例如餐厅九折，宿舍两人一间，每人收费一元，其他娱乐、运动设备一律免费等。励志社后来又在南昌、北平、成都、兰州等地设立了同样的设施，并以各地部队为对象进行了英文、日文、数学、科学、美术、音乐等教育，以及运动会和电影欣赏会等活动。J. L. Huang，“A Memoir of Modem China，”chap. 4，pp. 5-6，9-13；侯鸣皋：《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黄仁霖：《我做蒋介石“特勤总管”四十年：黄仁霖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36] 《革命军官须知》，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299—300页。

[37] 《带兵练兵教兵用兵和成功立业的要诀》，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490页。

[38] 《“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384—385页。

[39] 《革命军人首当崇尚气节》，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414页。

[40] 晏阳初：《平民教育》，《新教育》第7卷第2—3期，1923年，第383—384页。

[41] 吴相湘编：《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81年，第25—73页；Charles W. 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 22-31，39-46，51-53；宋恩栄編著（鎌田文彦訳）：《晏陽初その平民教育と鄉村建設》，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00年，第58—76頁。

[42] 关于“定县实验”，参见汤茂如主编：《定县农民教育》，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学校式教育部，1932年；Y. C. James Yen，The Ting Hsien Experiment in 1934，Peiping：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1934.

[43] 据说，“华工多来自农村社会，传统习惯欠缺时间观念，故作息时间散慢〔漫〕，且动辄席地而卧，显得疏懒，致令雇主不满。此外，华工喜生食大蒜葱头，口臭难闻，随地吐痰或以空手抹鼻涕，随处大小便，或大便时不关厕门等生活小节，亦令人生厌。又如华工平日衣服不整，钮扣不结，油泥尘垢，秽气难堪，所过之处，路人掩鼻。再者，华工在街闲游，伸腔胡唱，高声笑谈，行走不定，东倒西歪。见有男女同游者，即视为荡妇妓女，尾随其后，口出难听之言”。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第136—137页。

[44]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市民千字课》，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册，第16—23页。

[45] 参见Pamela Bayless，The YMCA at 150：A History of the YMCA of Greater New York，1852-2002，New York，NY：YMCA of Greater New York，2002，pp. 104-108。

[46] 参见コルハン，ァラン（Alain Corbin，山田登世子、鹿島茂訳）：《においの歴史　嗅覺と社会的想像力》，東京，藤原書店，1990年；クセルコン，ジュリァ（Julia Csergo，鹿島茂訳）：《自由·平等·清潔入浴の社会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2年；川越修：《社会国家の生成　20世紀社会とナチスム》，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许宁舒译）：《洗浴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Virginia Smith，Clean：A History of Personal Hygiene and Pur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s. 8-10。

[47] 参见Suellen Hoy，Chasing Dirt：The American Pursuit of Cleanliness，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Nancy Tomes，The Gospel of Germs：Men，Women，and the Microbe in American Lif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Linda J. Rynbrandt，Caroline Bartlett Crane and Progressive Reform：Social Housekeeping as Sociology，New York，NY：Garland Publishing，1999。

[48] 吴相湘编：《晏阳初传》，第207，311—314页。

[49] 《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238页。

[50] George W. Shepherd，“The China 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pp.118-119，135-149；Thomson Jr.，While China Faced West，chaps. 3-5；吴相湘编：《晏阳初传》，第204—206页；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7—328页。

[51] 《蒋委员长训词》，《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2日，第2版。

[52] 英国政府于1934年1月29日向各关系国家发出备忘录，“表明其正式承认德意志在军备上平等之权利”。《英国正式承认德军备平等权》，《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日，第2版。

[53]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3日，第2张。

[54] 《新生活运动应注重礼乐与时间》，《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8日，第2张。

[55] 《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8日，第2版。

[56]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3日，第2张。

[57] 《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8日，第2版。

[58]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3日，第2张。

[59] 《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8日，第2版。

[60] 《新生活促进会昨开干事会议》，《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3日，第2张；《新生活须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6日，第2张；内外通讯社编：《南昌之新生活运动与其实行》，内外通讯社，1934年，第40-42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106，110-112页。

[61]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5月15日，第2版。

[62] 《新生活须知》，《中央周报》第321期，1934年，《专载》，第1-3页。

[63] 关于新生活运动，“身体美学”这一概念初见于黄金麟的《丑怪的装扮》（第191页），即将国民党政权极其丑陋地描绘中国人民之日常生活的言论，描述为“身体美学的政治斗争”，但并未对此概念做出具体定义，亦未将其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展开讨论。笔者把这一词语定义为“关于人体之美观的观念系统”，但主要考究的对象不是身体本身的形态，而是对其进行操作、管理、展示的方法。美学（aesthetics）作为哲学的一个领域确立于18世纪，在此之前也出现过各种美学性思维，但均未关注这种操作、管理、展示身体的具体方法，这或许是由于如下所述的身体观所导致的现象。

[64] 至于“公共意识”这一概念，笔者将其定义为：“把自己视为其所属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且对这个社会的福利负责的观念。”

[65] 美国记者卡尔·可柔（Carl Crow）在其有关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之中国的著作中写道，蒋介石通过新生活运动“成为讲究礼貌的权威人士，也是对古代中国伦理进行近代化阐释的人物，又是中国的埃米莉·波斯特（Emily Post）”。Carl Crow，China Takes Her Place，New York，NY：Grosset & Dunlap，1944，p. 128．埃米莉·波斯特是美国女作家，其著作《礼仪》（Etiquette）从1922年起重印了几十次，论述了社会、家庭生活中极其广泛、详细的礼仪问题。

[66] “礼义廉耻”这一概念起源于通常被认为属于法家著作的《管子·牧民》，但蒋介石等以儒家为传统中国思想的代表，很少注意到儒法两家之别。

[67] 内外通讯社编：《南昌之新生活运动与其实行》，第24页；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34年，第63页。

[68] 《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丛书社编：《新生活运动须知》，新生活丛书社，1935年，第222-224页。

[69]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121-135页。

[70] 《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8日，第2版。

[71] 《视察省立松江中学报告》，《江苏教育》第3卷第5，6期，1934年，第3页；吴仲炳、钱元道、张源潜、陈文虎：《省中旧事（中）　兼忆1936级乙班（初）的学习活动》，《校友》第46期，2006年（上海市松江一中网址http：//school.sjyz.sjedu.cn/yz/Articlc/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1572）。

[72] 曾毅：《新生活论证》，出版社不详，1934年，第4页。

[73] 曾毅：《新生活论证》，第6-7页。

[74] 曾毅：《新生活论证》，第8-10页。

[75] 曾毅：《新生活论证》，第17-18页。

[76] 曾毅：《新生活论证》，第19页。

[77] 曾毅：《新生活论证》，第22-23页。

[78] 曾毅：《新生活论证》，第23-24页。

[79] 曾毅：《新生活论证》，第27-28页。

[80] 曾毅：《新生活论证》，第29-30页。

[81] 《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72页；《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页。

[82] 孙中山提到的中国人对于放屁的说法，即“有气必放，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表明他们并不把自然的身体及其生理欲求视为可耻的、丑恶的存在或现象。参见《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页。西方身体观与此迥然不同，即身体代表着虚伪的、邪恶的、丑怪的现世、此岸，而精神则代表着真实的、善良的、美丽的来世、彼岸。关于传统中国的身体观，参见石田秀実：《中国古代身体思想》，福岡，中国書店，1995年；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史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张艳艳：《先秦儒道身体观与其美学意义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83]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具有两面性，即对中国人是判断主体，但对西方人则是判断客体。

[84] 森林太郎作为陆军军医参加日俄战争时，曾作诗《黄祸》，以批判这种关系的独善性、伪善性，他说：“胜则黄祸，败则野蛮，白人辈之伪批判。纵被褒赏，谁高兴，纵被谤骂，谁忧愁？”木下圶太郎等《鷗外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1-1975年，第161页。

[85] 陈贻琛：《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3年，第91-92页。

[86] 《英人丁克兰蛮不讲理　赤膊行走街道》，《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7月15日，第4版；陈贻琛：《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第92页。

[87] 1935年，新生活运动以“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其第二年“主要任务”，但运动旨趣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483-484页。

第二章
星火燎原／乐队花车——政治

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起后，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在南京对此表示了赞成的态度。他和蒋介石同样担忧着中国人缺乏规矩和清洁的生活习惯的情况，对其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如下描述：

（一）譬如我们到了中国式的戏院子里，立刻便会看见满地的瓜子壳、果子皮，以及各种食物的残馀〔余〕等等，以及鼻涕抹在椅子旁，以及口水、痰吐在地板上，以及泡开水的，大声疾呼，横冲直撞，以及抛热手巾的，在人头上，燕子般飞过，大约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眼花的。这种现象，只要将〔和〕电影场里现象比一比，立刻就会觉得整齐是适于团体生活，不整齐不适于团体生活。

（二）譬如我们到了中国式的旅馆，任你看见他〔它〕的门面如何堂皇，设备如何华丽，但是旅客们的讲话声、脚步声，全都是旁若无人，似乎他以为这一间旅馆，只是他一个人住的，其馀〔余〕各种的嘈杂，可以令你昼间坐不牢椅子上，夜间睡不着枕头上，只要将〔和〕外国人开的旅馆比一比，立刻就会觉得整齐是适于团体生活，不整齐不适于团体生活。

（三）譬如我们到了火车上，无论是那〔哪〕等车位，或是到了轮船上，无论那〔哪〕等舱位，不要说别的，只要你到茅厕里看一看，立刻便会发现了中国人的特色。我说这句话，自知近于无礼，但我不得不说。总而言之，不替别人谋一个干净，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这是江山可改本性难移，是不适于团体生活的。

（四）譬如我们到了码头，或其他热闹处所，看见那〔哪〕一种喧嚷拥挤的情形，可以立刻发见〔现〕一个原则，是人人都要占便宜，人人都要自己占便宜而使别人吃亏。在这种热闹场中，脾气好的，只有吞声忍受，将就过去；脾气不好的，随时有打架的可能，然而无论脾气好的与不好的，总而言之，都不适于团体生活。

汪精卫进而警告说：“如果这样，中国人就只有做各人生活，以各人生活与团体生活相遇，是寡与众相遇、弱与强相遇，除了灭亡，再没有第二个结果。”[1]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也在新生活讲演会上演说云：

新生活运动这件事，我认为是中国现在甚为需要的，甚为适当的，并且是苦心孤诣的。……一个国家，如政治腐败，即不能存在，故须赶紧以新生活运动刷新之。……再就社会上说，大家试闭目自想，是些什么现象？各人先就自己村中想想，除发现腐败与自私以外，还有些什么？列强通能生存，无人敢欺，并且要欺侮别人，是此腐败与自私所能做到么？今日我们要想保存自己的体面，不至于教人家看不起，非先去此腐败与自私不行。说到个人，我自愧做儿子不够个儿子，做父兄不够个父兄，做国民亦不能尽国民一份〔分〕子的责任，为人群主张公道，为人民发展生计，该起时不能起，该劳动时不能劳动。如此一个人，处今日列强以实力、经济及主义三者锐意侵略之环境中，如何是可？故必须加以改良，即厉行新生活运动是也。[2]

如此，阎锡山和蒋介石同样地担忧着由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而受到列强之压迫的现状。

国民党政权虽然通过国民革命统一了全国，但在其内部却进行着很激烈的派系斗争，因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3]虽然如此，新生活运动得到各派系的赞同，发展成了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尤其是作为蒋介石最大的竞争对手的汪精卫和阎锡山的支持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本章将要阐明国民党政权的宿疴——派系斗争和新生活运动之间的关联。

第一节
南昌行营争宠记——黄埔系vs政学系

争先恐后

20世纪30年代前期，蒋介石的心腹们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派系。第一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的黄埔系，1932年2月29日成立了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以绝对服从蒋介石、推行“安内攘外”政策为宗旨。[4]第二是由陈果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立夫（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兄弟统率的CC系，1933年初成立了秘密组织“青天白日团”，也以服从蒋介石为宗旨，掌握了对党组织的控制权。[5]第三是以熊式辉（江西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及杨永泰（南昌行营秘书长）为代表的政学系，但这是一些官僚、军人等的松散集团，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宗旨。[6]以往的研究著作同样指出，在这三个派系中，黄埔系和政学系扮演了发起新生活运动的主角。[7]对于各派系之间的竞争与此运动之展开过程的关联，以及这场企图“通过身体的近代化来创造国民”的运动给国民党政权的派系政治带来的影响，本书将要更加仔细地进行分析。

蒋介石于1933年5月21日设立南昌行营作为“剿共”战的大本营，10月16日正式发动第五次“剿共”战，并改组南昌行营，熊式辉仍任办公厅主任，杨永泰为主管党务及政治、经济的第二厅长（第一厅主管军事）。11月13日，蒋介石根据杨永泰的建议，在行营内成立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14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该委员会下分党务、政治、军事等三组，主持政治组者为熊式辉及杨永泰。稍后，又实行组织改编及人员调动，翌年夏则拥有五十八名委员。[8]这些委员包括政学系的范争波、程时煃（江西省政府教育厅长）、文群（江西省政府委员）、萧纯锦（江西省政府委员）等，CC系的蒋志澄、许绍棣（浙江省党部常务委员）、吴开先（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邵汉元（天津特别市党部整理委员）、王星舟（河南省党部整理委员）、庞镜塘（北平特别市党部整理委员）等，黄埔系的徐庆誉、吴寿彭、梁颖文、邓文仪、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郭寿华、贺衷寒、李焕之、刘百川、阎宝航等。[9]那么提议发起新生活运动并规定其性质时掌握主导权的是黄埔系还是政学系？对此有两种说法（关于这一系列经过，《蒋介石日记》里没有明确的记载）。

根据张彝鼎的回忆，为了指挥镇压在福州建立独立政权的第19路军，蒋介石于1933年12月23日离赣赴闽，他于翌年2月9日返回南昌时，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需有成绩表现”，因此，政治组的一些委员想到发起新生活运动。此时，张彝鼎认为：“环境卫生太脏，应以清洁改善之；社会秩序太乱，应以规则纠正之。”吴寿彭首先提出“新生活”之名词，“其中包括各种改良意见”。邓文仪在此方面也有很多贡献。经蒋介石同意后，由政治组中的邓文仪、张彝鼎、李焕之、萧纯锦、蒋志澄等五人负责起草，邓文仪为召集人，起草了九十六条（似指《新生活须知》九十五条）。可是，蒋介石认为“其中并未把握到中心思想”，因此最后以“社会改造中，要培养出抗战干部；礼义廉耻中，应表现在衣食住行”两点为中心思想，但为了避免引起日本的猜疑，后来主要强调了第二点。草案拟定后，蒋介石委任陈立夫等人对其研究修订约两个多月之久，始正式付诸实施。[10]然而，“蒋介石同意”以后的部分似乎意味着运动刚开始后的经过，“正式付诸实施”指的则是5月15日的改订版《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之公布。[11]

根据熊式辉的回忆，他于2月15日晚9时在家中召集各设计委员开会，决定了“新生活运动”的方案。他所拟定的四个基本标语，即“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对于“廉”字的解释，众说纷纭，熊式辉再三进行说明，力主不加修改，得到杨永泰支持后始得通过。17日在行营举行设计委员会会议，由蒋介石担任主席，此方案得到通过。[12]此时，虽不能否认由熊式辉、杨永泰提出“礼义廉耻”之定义的可能性，但不久由邓文仪起草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并未将此定义包括在内，而在5月15日发表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中给出的定义却与此完全相同。故此，熊式辉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时即扮演了积极、重要的角色，此一说法，似乎值得怀疑。

总之，在新生活运动发起之际掌握其主导权的人物，可以推测为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的黄埔系委员。[13]当时有一个颇有意义的事实，即在新生活运动发起之前，政学、CC两系各自控制的江西省政府、省党部相继进行了与该运动类似的一些活动。[14]为了秉承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熊式辉于1933年10月18日命黄光斗（公安局长）及程时煃（教育厅长）以警察、学生、公务员应遵守的礼节为题发表训话，又于11月11日指示公安人员改善南昌的交通、卫生状况，并下令由民政厅、教育厅对市民进行卫生启蒙活动。[15]此外，在熊式辉的指挥下，省政府各机关相继着手开展各种活动，例如清洁检查、交通指导等，省党部也与之合作。[16]

如此，掌握省政府、省党部的政学、CC两系积极展开了各种活动，黄埔系也如上所述“需有成绩表现”，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来对抗其他两系，且最后得到了蒋介石的承认。蒋介石于2月12日在南昌行营发表演说云：“我们要建设国家复兴民族，就要努力于教养卫三件事……关于教，要以礼义廉耻为基本要义。关于养，要注重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的修养，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为原则。关于卫，要从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做到共同一致。”[17]在17日召开的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会议上，蒋介石指示发起新生活运动。[18]

为了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邓文仪、萧纯锦、蒋志澄、刘百川、李焕之五人（均为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被推为筹备人。18日召开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内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书记一人，并分宣传、指导、纠察三组，推邓文仪（主任）、萧纯锦（副主任）、李焕之（书记）、蒋志澄（指导组长）、刘百川（宣传组长）、贺衷寒、程时煃、邵华、黄光斗九人为干事，亦选张彝鼎为纠察组长，定于3月12日举行市民大会。[19]除邵华、黄光斗之外，这些人物均为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委员，而且属于黄埔系者居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与省政府、省党部之间，虽然有程时煃、萧纯锦、黄光斗、邵华等兼任者，但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制度化。

青年将校出风头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为题进行演讲，以此正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20]21日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22日召开第一次干事会议，决定为了举行市民大会，将要得到公安局、教育厅、行营政训处、省党部的合作。[21]从2月底到3月初，教育厅指示南昌市内各学校推进新生活运动，[22]公安局与省党部、南昌市党部组织讲演队及化装宣传队，以提倡新生活运动，省党部亦组织卫生队来管理、改进党部职员的日常生活。[23]

与此同时，省政府、省党部独自进行的清洁检查及交通指导仍未停止。[24]但是，新生活运动毕竟是蒋介石亲自发起、推进的运动，省政府及省党部亦不得不参加。蒋介石于2月24日致电熊式辉，指示在南昌、九江厉行新生活运动，[25]熊式辉亦在收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请求后，下令省政府全体职员于3月11日参加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26]教育厅于3月13日在南昌市内70多所学校举办新生活运动游艺会，号召学生、家长、邻近居民前来参观。[27]省党部及南昌市党部则于4月3日决定在邵华的领导下动员南昌市内全体党员推进新生活运动，5日开始对党员进行生活调查。[28]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环，公安局亦于3月18日举行市民大扫除时担任宣传、指导、检查工作，4月5日举行清壁运动[29]。此后，蒋介石于4月25日电饬各省政府每日、每周必须用一定时间推进新生活运动，[30]此道命令由江西省政府转饬所属各机关。[31]《新生活运动纲要》于5月15日公布后，由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将其函送省政府所属各机关，要求遵守、厉行。[32]从此以后，由政学、CC两系所掌控之省政府、省党部进行的各种活动逐渐被吸收到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系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内部去了。

当黄埔系发起、推进新生活运动之时，其最重要的前提是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邓文仪说：“我们现在则已有蒋介石先生作〔做〕最高唯一的领袖，领袖所有主张我们就要身体力行来做，并使全体国民都身体力行做起来，现在领袖对新生活运动已经具体提出来，从前领袖讲礼义廉耻，只有原则，今天则方针、纲领、办法都有了，只要我们去实行。”[33]如此，他把新生活运动定义为实现蒋介石思想的群众运动，要求全体国民接受这种领导关系。贺衷寒将孙中山倡导的“亲爱精诚”与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互相对置，提到儒家孔子崇尚的“诚”是内心省思的表露，宜于改善私生活，其方法是教育，而法家管子重视的“耻”是外感刺激的反应，宜于改善公生活，其方法是政治。[34]这意味着他把蒋介石视为和孙中山对等的领袖。由此可知，因为黄埔系在江西省政府、党部内缺乏势力基础，故此他们企图以蒋介石作为象征性领袖而发起自己的群众运动，超越原有的党政统治机构，直接动员人民群众，借此超越掌控政府及党部的政学、CC两系。

他们认为当前中国之精神颓败的原因在于传统道德的丧失，故而对新文化运动表示出极为强烈的敌意。贺衷寒说：“自从自由主义介绍进来之后，就都把中国弄得不能统一了；自从阶级斗争的学说介绍进来之后，就把中国社会弄得不能够安宁了，这都是大家所共知的陈独秀、胡适之诸君所做的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35]邓文仪慨叹云，“我们的国魂是什么？就是礼义廉耻。礼义廉耻是我国祖先遗下来的精神生活的规范，也就是我国数千年文化之所系。可惜近数年来，一般人醉心欧化，把祖宗遗留下来的固有文化，都遗失了”，也是同样的旨趣。[36]如此，他们主张新生活运动要把新文化运动破坏的传统价值恢复起来，并以此改良社会生活及国家政治。

虽然如此，但他们并非把新生活运动视为单纯的复古运动。邓文仪起草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开宗明义地规定云：“此运动为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之始。拟以规矩、清洁二项为之首倡，如施行有效，乃进而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运动，及作〔做〕到自然，去过太阳、空气、水之生活，最后不难使国民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武力之习练与整备。”[37]这反映出三民主义力行社对于创造近代国民之方法的思想。据说，力行社员胡轨于1932年被派遣出国考察时，看到德国人的生活井井有条，到处显得整齐清洁，反观中国人生活的糜烂杂乱、无规律，故而归国后提交一份报告书建议云，德国人的生活接近“太阳、空气、水”，应模仿之。[38]

1933年夏，力行社员在江西省星子县召集社员组织党政训练班之际[39]，蒋介石于9月8日演说云：“现在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各国有一个锻炼体格的共同口号，就是‘空气、日光、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时与自然环境相接触，和一切自然的压力抗争，以锻炼成功我们钢铁般的身体和精神！”[40]蒋介石已于7月23日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提倡云，一定要与自然界的“日光、空气、水”斗争，由此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并仿效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新兴国家，促使全体国民致力于“劳动、创造、武力”，才能战胜“赤匪”和“倭寇”。[41]

这些“太阳（日光）、空气、水”及“劳动、创造、武力”等词句的出处不详，但将起源于青少年徒步旅行（Wandervogel）的德意志青年运动一边压抑一边吸收进去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以及纳粹政权为了给国民提供体育、旅行等娱乐而组织的欢喜力行团（Kraft durch Freude），似乎符合曾在日本陆军军队中学会禁欲、苦行的蒋介石及受其熏陶的黄埔系心腹们的口味。[42]而且，正如有关著作指出的，他们愿意仿效法西斯体制的军国主义式的群众动员[43]。

然而，新生活运动需要致力于更基本的课题，即通过“身体的教养”（日常生活的“规矩、清洁”）创造出近代国民，为此采用群众动员方式，这一点正是史无前例的新生活运动之独特性，并最终导致这场运动的归宿。

官僚大反击

对于黄埔系主导的新生活运动，CC、政学两系也基本上表示出支持、合作的态度，共同推行了此次运动。[44]尽管如此，但他们在对其的了解和看法上表示了既微妙又重要的分歧。尤其是政学系，如下所述，逐渐浸透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故对其态度值得加以分析。

熊式辉把蒋介石称作“我们的最高领袖”，并承认在中国普及近代性公共意识的必要性。他说：“从前中华民族的人民，各人所过的生活都是旧生活，不合乎时代、不合乎公共团体的生活。现在从今天以后，大家便要将过去的旧生活改变为新生活。惟有新生活的纪律，才是合乎时代、合乎团体的公共生活。中国向来有句俗话叫做〔作〕‘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现在我们新生活的口号要变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还要扫除他人瓦上霜。’”[45]但是，熊式辉于3月4日发表的如下演讲，或许暗示出他作为负责公共卫生的行政长官，对非制度性的群众运动怀有的诧异，即：

我们觉得新生活运动是一种革命运动！用旧名词说，革命运动是一种革故鼎新的运动；用新名词说，革命运动即是加速度的进化；进化是自然的，革命是人为的；我们的革命运动是要以人的努力在短促的时期内获得最普遍而且最伟大的效果。譬如讲求卫生一事，学校教师以此教学生，家庭长辈以此教子弟，卫生行政人员和警察以此指导一般的国民，这种卫生习惯的养成、卫生知识的灌输，收效往往要三年五年。我们要在几个星期之内，用广大的宣传、强制的力量，发动全体市民的总动员，使全体市民个个都知道卫生、注重卫生、学习卫生、实行卫生，这种以大力求急效的运动，实在不能不算是一种革命运动！[46]

熊式辉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即古代繁荣和近代衰落，此与黄埔系大致相同，但亦表示出其对新生活运动较为复杂的心理。他指出：“北平故宫博物院里所陈列的清朝康熙时代的盔甲，不仅我们现在的人不能穿着，连背也背〔它〕不动！再就中国人和现在的西洋人比较，他们简直个个都比我们高大强壮。就是历来以矮小著名的日本人，现在他们也个个胸部挺起、背骨笔直、长度增高了。”加之，他举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故事及西伯利亚铁道、巴拿马运河等实例，据此认为：“我们现在不但赶不上我们的祖先，而且也赶不上我们同时代的外国人！”他甚至说：“中国的狗几乎和西洋的猫一样大小，中国的马几乎和西洋的狗一样高矮，中国的橘子不及美国的橘子好，中国的苹果不及美国的苹果好，甚至中国的花生也比不上外国的花生！”[47]这种极端的言词或许含有他对这场运动的讽刺意思，即民族自省转变成崇洋心理的楷模话语。

杨永泰则对此次运动的历史背景做了甚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由咸同末年谈时务、洋务专从技术的追求做起，演进而成戊戌、庚子以后的政制维新，由政制的维新再演〈进〉成辛亥政体的改革，都失败了。于是民国八九年间新文化运动代之而兴，自是而后，国民革命像成功而实在尚未成功，共产革命则完全惨败了。”[48]如此，他连对孙中山、蒋介石主导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也做出了比较消极的评价。尤其是辛亥革命“把西洋的民主制度所谓‘德谟克拉西’搬了进来，什么议院制、内阁制、总统制，闹得乌烟瘴气，每届选举，贿赂公行，国民卖票，议员卖身，选举一次，国民道德、政治道德，就破坏一次，弱点就暴露一次”。

杨永泰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略显复杂，既批判其过于急躁的破坏性，但亦指出它与国民革命的连续性。他说：

五四运动以后，高唱思想解放，末流之弊，甚〔什〕么自由主义，甚〔什〕么社会主义，驯致〔至〕马克斯、牛克斯这一套的东西，就在〔对〕一般青年智〔知〕识份〔分〕子的思想操了绝大的权威，麻醉一时，固有的学术、思想和道德完全被其排斥与破坏，所谓新的文化、新的道德却并没有替中国从〔重〕新建设起来。……但是，这样一闹之后，国民革命运动确得到不少的帮助，使一般的人容易获得了解革命主义的机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到了国民革命军事成功之后，也以为非从文化上澈〔彻〕底改造一下不可。[49]

杨永泰认为一系列政治变动均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的病根，既不在工艺、技术之不如人，那可以迎头赶上的，亦不在政制、政体之无作用，那不过是施政的工具，与施政的原动力无干。……我们的病根［实］别有所在，实在于风俗、人心之颓败，绝非这些药方所能医得好的。……我们现在既知道人心、风俗之坏，确是病根所在，所以要革命必先革心，要变政必〈先〉变俗。”[50]此种认知在逻辑上很接近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即“要改造政治，就要先改造思想，要改造思想，就要从文化上用功夫”，[51]也有低估新生活运动之独特性的含义。这种看法很可能与杨永泰对新文化运动的上述认识有关。他或许是看透了黄埔系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无非是一种“近亲憎恶”罢了。

至于具体方法，杨永泰虽以孔子为例，提议“德高望重的人”应该“在位来改革风教，一方面赏以劝之，一方面罚以惩之”，但也主张云，“我们不是圣贤，多数国民更不能期望他都做圣贤……故我们要转移人心，就要注重外形的训练，来陶冶他们的好品性，就要改良日常的生活，来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如此倡导“以武力和政权来扫除社会恶习”，此即倾向于荀子、韩非子的办法。[52]

这与杨永泰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密切相关，即对儒教伦理持有相当消极的态度。他的如下见解虽很冗长，但值得引用：

我们中国社会的本身几千年以来就是徘徊于家族主义的范围，所讲究的是私德，所以现在讲私德最注重的也首推中国。所谓五伦总不外乎家族主义之产品，唯长期停留在家族主义的社会，所以私德也格外发达，所谓私德者，乃特定人与特定人间的一种关系，而达到很圆满的表现。例如，父慈子孝，慈是时自己的子女而言，孝是对自己的父母而言。兄爱弟敬，爱是对自己的弟弟而言，敬是对自己的哥哥而言。夫和妇顺，和是时自己的妻而言，顺是对自己的夫而言。再讲到君明臣忠、朋友有信，所谓明、忠、信，也都是特定人时特定人的关系，应有圆满的表示，而且是双方的、相对的，各有其应尽之责任，并非任何人对于泛泛的一般人之关系。[53]

礼义廉耻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公德，而国家、社会都是无形、无声的东西，是一种法人而非自然人，我国人向来只知道自然人的关系，根本就没有法人的观念。现在民族国家主义下最流行、最需要的就是法人的观念。外国人重视法人，所以爱国家、爱民族之心远出于爱家族之心之上。而我们的先哲却没有法人的观念，不知道国家是一个法人，也和一个人一样的，所以看社会、国家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名词，不知道怎样直接对他〔它〕负责任，只知道对于自然人中之人与人的关系讲究的〔得〕很圆满。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君明臣忠、朋友有信，这些私德发挥得很透彻，很知道互相得尽义务、尽责任，却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一个无形的法人，也应该对他〔它〕直接负责任、负义务，以为“君”是国家的代表，“国”是“君”的私产，只知忠君，不知忠于国，只知效忠于特定的自然人，而不知效忠于公共的法人。[54]

如此，杨永泰将儒家中心思想之“五伦”视为不适合于时代的落后思想，而认为法家的“礼义廉耻”才是适合近代社会的例外性传统观念。换言之，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致命弱点，即缺乏公共意识。[55]他或许还看透了新生活运动提倡恢复传统价值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又意识到了借助这些古代理念来促使中国人通过此次运动彻底改变自己精神的必要性。

总之，政学系尽管承认、支持新生活运动要普及的近代身体美学、公共意识的意义，然而对于其动员一般群众的方法及借助传统价值的修辞，则很可能持有较为消极的、怀疑的看法。这无疑与他们的政治性质有关，即政学系虽与黄埔、CC两系共同构成了拥蒋派，但不像后两者（尤其是黄埔系）那样作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对其怀有非常浓厚的个人崇拜情绪，而只不过是通过政治交易结成了一种“庇护与忠诚”的关系而已，故对蒋介石首倡的此次运动能保持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这却促使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的展开过程中更加重用他们了。

1934年5月15日，由蒋介石亲自改订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在全国各报纸上发表，但此文件原来由张彝鼎负责草拟，后来杨永泰因文笔流畅成为该文执笔者。[56]如第一章所述，新版《新生活运动纲要》沿袭了蒋介石、黄埔系所提出的将当前中国的混乱状态归咎于传统道德的丧失这种逻辑。然而，杨永泰似有故意卖弄文才、大肆鼓吹“礼义廉耻”之迹象。例如，其在“新生活运动之内容”中如下写道：“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形之于礼，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礼无义则奸，礼无廉则侈，礼无耻则馅〔谄〕，此奸、侈、馅〔谄〕，皆似礼而非礼者也。义无礼则犯，义无廉则滥，义无耻则妄，此犯、滥、妄，皆似义而非义者也。廉无礼则伪，廉无义则吝，廉无耻则污，此伪、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耻无礼则乱，耻无义则忿，耻无廉则丑，皆似有耻而无耻者也。”[57]

对此，当时参与《新生活运动纲要》部分起草工作的王又庸（省政府委员，政学系）后来回忆说：“对这段妙文始终没有读懂，至今引为遗憾。”[58]加之，新版《新生活运动纲要》所附带的《新生活须知》也与仅列举九十五条规定的初稿有所不同，是由四字一句所构成之《千字文》式的韵文，其内容亦含有解释“礼义廉耻”的较为抽象、空洞的美文。这或许暗示了杨永泰对此次运动之挖苦的、冷眼相看的态度。[59]

此时，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但其组织形态各不相同，为统一全国各地运动起见，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被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一些中央党政领袖及包括熊式辉在内的各省市政府主席和杨永泰任指导员，干事会由熊式辉（主任）、邓文仪（副主任）、阎宝航（书记）、李焕之（助理书记）、李厚征（调查股长）、范争波（设计股长）、邵华（推行股长）、张彝鼎、刘百川、吕咸、李毓九、黄光斗、萧赞育、高传珠、袁守谦、程时煃、萧纯锦、贺衷寒、徐庆誉、罗君强、蔡劲军、文群、龚学遂等干事构成。[60]如此，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委员又占多数。至于派系背景，尽管力行社员仍占一半，即邓文仪、阎宝航、李厚征、张彝鼎、李毓九、萧赞育、高传珠、袁守谦、贺衷寒、徐庆誉、蔡劲军十一人，但是不仅熊式辉、杨永泰掌握了总会的枢纽，而且文群、龚学遂亦加入干事会，可见政学系对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力大幅度提高了。

与之同时公布的《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规定云：“各省市如有发起新生活运动者，为推进工作便利起见，得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切实连络，并受其指导。……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之，得设干事七人至九人。以左列各机关、团体长官或负责人充任之。一、省政府。二、省党部。三、民政厅（或社会局）。四、教育厅（或教育局）。五、公安局。六、各军事机关。七、社会各公法团。”[61]

如此，新生活运动虽然当初企图在超越原有党政机构的基础之上，对这些机构发挥领导作用，但却变为由党政当局主导的运动，可谓群众运动的官方化。在江西省，因熊式辉身兼省政府主席及省党部监察委员的双职，致使政学系从黄埔系手中夺走了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此事还意味着作为总会长的蒋介石，通过新生活运动得以领导全国各省市党政军机关。

第二节
首都攻防战——拥蒋派vs非蒋派

星火燎原

当时，南京党政中央内部的拥蒋派（蒋介石心腹各系）和非蒋派（西山派、改组派等）混在一起。为了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林森、居正、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和石瑛等于1925年11月16日呼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以此对抗当时仍位于广州的中央党部，于是形成了西山派，其主要宗旨为“清党”。然而，在1927年4月12日由蒋介石发起的“清党”运动实现以后，西山派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派系的凝聚力量，其核心人物也一个个地和蒋介石和好，1932年以后就与其一同担任了中央政权的职务。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成为蒋介石的最强有力之竞争对手，两者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1928年冬，陈公博、顾孟余等组成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于是正式成立了改组派。他们抵抗蒋介石所掌握的党政中央，屡次策动地方军事势力举兵，企图由此夺取蒋介石的权力，但未能成功，经过1931—1932年的九一八、一·二八两场事变后，才形成了所谓的“汪蒋合作”体制。[62]

这可视为以西山派为缓冲者的三派鼎立体制，即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居正任司法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兼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邵元冲任立法院副院长，石瑛任南京市长。而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交通部长朱家骅、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则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心腹或亲信。于是，新生活运动的性质被这些派系之间的关系所规定，而且运动的性质又给派系关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南京的新生活运动亦由黄埔系开始筹备。任觉五从3月2日到9日征求发起人，[63]市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张元良则于5日提倡云，“我们现在继南昌之后开始来做，我们在南京方面，尤其在全体党员联合其他知识份〔分〕子开始宣传这个运动的意义。我们把蒋委员长的谈话多多发挥，使民众都能了解。至于如何使个个〔人〕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这在党部方面要有一个组织，由党部领导这个组织进行。”[64]此时，南京市党部由CC、黄埔两系各据其一半，即常务执行委员三人中，除了张元良以外，其他两个（周伯敏、雷震）都属于CC系，常务监察委员周复则是黄埔系。[65]然而，CC系对黄埔系所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并未反对，且立刻成为在首都展开此项运动的核心力量。其理由大概是两点：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及对蒋介石的遵从，CC系和黄埔系之间原本毫无分歧，两系的关系可谓是争先恐后地为蒋介石尽忠的争宠关系。

此后，由市党部发起筹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不久就发表了《促进会缘起》及《简章之草案》。《促进会缘起》仿效《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提倡云：“拟以规矩、清洁二项，为之首倡，施行有效，乃进而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运动，及作〔做〕到自然，去过太阳、空气、水之自然生活，最后更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武力之习练与整备。”但是，《简章之草案》则规定云：“凡本市市民及各机关公务人员愿遵守本会运动纲要而又能以身体力行者，不分性别，均得加入为会员。……本会为求宣传、检查实行有效起见，另以会员组织新生活队数队，以为表率与监督。”[66]这是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没有的制度，可见赣宁之间未必联系紧密，南京的运动尽管是呼应南昌，然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其独特的面貌。

可是，此时又出现了不和谐音，即南昌市政府社会局长王崇植提议云：“京市倘能由各院部会长官发起，以身作则，则当能收实际效果。”他又说新生活运动需要“在不化〔花〕闲钱之规范下努力促进”。[67]虽其派系背景不详，但作为行政当局负责人，他似乎希望此次运动不会影响、改变原有的统治机构，而是在其框架内开展下去。果然，此后应征做发起人者包括朱家骅、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罗家伦（中央大学校长）等拥蒋、非蒋两派的著名人士。由这数十人发起组织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呈请市党部颁发许可证书，定于14日举行成立大会。[68]

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以某些理由被延至3月16日。15日发表的发起人数增至200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西山派的叶楚伧、邵元冲及改组派的陈公博等，而且改组派头目汪精卫亦于15日签名加入了发起人的行列，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关系民族前途极为重大，且新生活运动所规定〈的〉各种办法与彼向来之生活习惯相符合。”[69]如此，拥蒋派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首都逐渐开始吸纳非蒋派的党政领袖。[70]3月16日举行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大会，此时选出理事31人、候补理事17人、干事17人、候补监事9人，其派系比例与发起人相同，即除了汪精卫、叶楚伧、邵元冲3人为监事、陈公博为理事之外，黄埔系、CC系仍居多数。[71]此后，朱家骅、王崇植、张元良、任觉五、陈焯、侯志明、胡轨7人被选为常务理事，汪精卫、叶楚伧、褚民谊、赖琏、雷震5人被选为常务监事，亦组织设计委员会，陈立夫被选为主任委员，可见黄埔系、CC系、西山派、改组派均混于其中。

但是，第一次监事会议决议云：“关于新生活运动应注重于感化及力行，不宜过度干涉，致起骚扰。”而且邵元冲提议说：“组织应力求简单化，避免机关化，其他如处分须注重感化、教育、劝导，避免似行政之处分、司法之惩罚。”[72]由此可见，对于由拥蒋派发起的新生活运动，非蒋派希望防止它获得、行使实际权力来影响、改变原有统治体制，试图将其限制在宣传活动的范围内。

此后，南京的新生活运动主要由党政机构推行下去。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暂向交通部商借500元作为开办费，会址暂设市政府内，人员亦大部分由交通部、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调用。[73]3月18日，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致电全国各省市党部及各民众团体云：“自南昌各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还，遐迩响应，风靡一时，足征此救亡图存之基本工作，为时代所急需，而为人心所同具。本会有领导全国民众运动之职责，尤希与各级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同加倡导，移易颓风。”[74]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交组织、宣传、民众运动三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会拟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75]4月4日，宣传委员会召集组织、民众运动两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开会讨论新生活运动的范围和内容。[76]如此，对于原在其外部发起的这场群众性运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追认”它为其正式活动。

由于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采取会员制，也征求各机关、社团、学校加入，使其成为团体会员，从4月1日起至5月底为止，应征者共计93个团体，又由各会员组织新生活队，以作为该团体会员内所属人员之表率，至7月6日为止，已有54个团体组成新生活队，其人数达4945人。[77]国民政府由文官长通告全体职员，遵照规定办法实行新生活，[78]亦于6月13日通饬各机关努力新生活运动训令。[79]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于28日通过《各级党部推行新生活办法大纲》，规定其原则云：“一、各级党部推行新生活运动之意义与目的，在指导党员、推动民众、修养个人德行、转移社会风习，以期复兴民族、建设新中国。二、各级党部推行新生活应根据中央关于新生活运动一切规定及蒋委员中正所发表之《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参酌所述党部及党员情形，拟具详细办法。”[80]

由此可知，中央政府、党部成为推进新生活运动的主体，也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蒋介石在此次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各自的盘算

首都党政领袖如此积极地参加新生活运动的理由，似乎与其派系背景有关。他们包括拥蒋派和反蒋派，前者（主要是CC系，黄埔系、政学系则缺乏中央级人物）对以蒋介石名义发起的运动表明支持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但后者（西山派、改组派）亦并未反对，而是要加入运动的枢纽来对此发挥影响力。

对于CC系，新生活运动很符合其素来赞扬传统、反对西化的言论。朱家骅在谈及黄埔系同样批判新文化运动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时说：“外来的政策制度，不问其是否合于国情，多拿他〔它〕作救治中国的良方，一切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弄到结果，把中国的制度文物，整个崩溃，发生一大混乱底〔的〕局面，因此在此时期所制造出来的青年，又散到社会里去，播下多少祸根，损伤了国家多少元气，这不是已往教育的罪过么？”故此，他从“二十年来不曾离开教育界”的立场主张云：“我们要知道新生活运动，要从教育上下工夫，必要使纯洁青年们，在染习未深的时候，养成新生活的习惯。”[81]

陈立夫则企图把新生活运动包含在他的唯生论、民生史观的框架内，来获得这一运动的理论家地位。他主张云：“新生活是民生史观在现阶段中的实施办法，民生史观是新生活的哲理基础。”[82]如此，他几乎忽视了黄埔系提起的礼仪、卫生等具体问题，却用其很抽象的理论来解释此次运动。

总之，CC系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较为被动，且很少提及它所提倡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尽管如此，他们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却积极地参与首都的运动，试图趁此机会扩大势力，来对抗其他派系。

首都新生活运动会包括两个属于西山派的监事，即叶楚伧和邵元冲，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之故。[83]

尤其是叶楚伧（国民政府委员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新生活运动。1934年5月，正中书局出版由其主编的《新生活丛书》（十册），这一丛书经呈请中央党部审定，特由其秘书处函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转知各地组织广为介绍，该会于7月3日转知购阅。[84]此后相继出版了下列书籍：7月有汪精卫的《新生活与民族复兴》及潘公展（CC系）的《学生的新生活》等六册；8月有朱培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军官的新生活》等四册；翌年7月有刘振东（CC系）的《新生活与国民经济》等四册；9月有叶楚伧的《新生活与情操》及徐庆誉的《新生活与哲学思潮》等五册。[85]如此，叶楚伧不论派别，召集同人编著了此一系列丛书。

叶楚伧在《〈新生活丛书〉发刊旨趣》里写道：“像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散慢〔漫〕、颓唐、顽固，决不能接受近代科学的、文化的，决不能使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具体地实现的。”如此，至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未能成功的原因，他和蒋介石一样，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换言之，他认为精神重于制度。然而，他也说：“到此刻列强均在殚心竭虑求科学的进步，使一切文化、生活咸受科学的洗礼，而我们还是墨守成规，夸耀祖宗的遗产而自豪，从不进求‘推陈出新’的方法，是万万不能存在的，迟早归于灭亡的。”由此可见，他与黄埔系、CC系不同，对新生活运动的复古主义侧面持有较为消极的看法。

邵元冲虽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但由于运动逐渐转变为强迫式的，故对其危险性表示出警惕的态度，其云：“我们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期中间，要注意推行的方式，衹〔只〕是诚意的劝导、感化，决不能用强力去干涉，因为这种运动的推行不是靠政治、军事力量，而要用教育、劝勉的方法使人自己明白了去实行。”[86]

此外，林森虽并未亲自参加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但与蒋介石同样强调了在中国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的必要性。他说：

譬如看戏购票，在欧美各国，无论人多拥挤到怎样，还是顺次购买，很有秩序的。记得本席有一年在伦敦时，刚刚有一个新戏院开幕，那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戏院，所以看的人很多，可是售票时候，秩序井然，毫不扰乱。回顾我们中国怎么样呢？一定是争先恐后，人声鼎沸，这不是中国人做不到秩序，实在习惯如此，没有人注意纠正了〔罢〕吧〔了〕。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新生活运动立场看去，我们今后应有积极纠正的必要。其次我们看到卫生局的报告，知道近一年来，有数万人患肺痨病，现在假使大家来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就是不要随地吐痰，那末〔么〕一定可以减少无数的肺痨菌在空气中横冲直撞，逢人便噬的毛病了。[87]

不仅如此，他也和蒋介石一样，认为这种对规矩、清洁的追求符合古代中国思想。他说：

新近蒋委员长在南昌提倡新生活运动，其着手办法也离不了衣食住行，而表现的精神则以礼义廉耻为纲领，这是很对的办法。就衣来说，我们固然用衣蔽体，但是还要穿得端端正正，古人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四年》】，可见穿衣也有一定的礼。食字也有一定的礼节，古人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二程全书·遗书二十二》】，这可见古人重礼节、不苟食的重大意义了。至于住，古人虽一椽一屋，必求适用，不可过于华美，孔子赞美“公子荆，善居室”【《论语·子路》】，就是中于礼节的意思。行是总理所最重视的，他满想举国之内，南北东西，无往不利于行，所以在初年，就有十万里的铁路计划，与百万里的公路计划，固然行要求道路的畅达，尤其要遵守一定的礼节，古人说“徐行后长者”【《孟子·告子下》】，就是一种行的礼节，如果没有礼节，在马路上争先恐后，疾趋而过，那末〔么〕即使不至撞倒人，他必很容易为人所撞倒的。[88]

总之，西山派人物虽未必如拥蒋派那样推崇蒋介石为精神领袖，且其对传统道德之提倡和运动之推进方法的态度亦各不相同，但对于改变中国人之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则未有异议，故而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此次运动。

汪精卫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认知极其透彻，值得加以具体的分析。至于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规矩、清洁”的意义，他如上所述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他说：“我也认为规矩、清洁两项是新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共赴国难、共挽危亡的基本条件。”[89]其理由是：

整齐的反面是散慢〔漫〕、零乱，我们要知道，散慢〔漫〕、零乱是个人生活所容易发生的现象，而整齐则是团体生活所必须〔需〕的现象。民族能否复兴、国家能否生存，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组织力，我们的组织力能否健全，于我们能否进于团体生活见之，所以我说整齐是民族复兴、国家生存的关键，决不是夸大之论。我们中国人习于散慢〔漫〕、零乱的原〔缘〕故是因为惯于个人生活，而不惯于团体生活，如果要进于团体生活，那末〔么〕整齐实有必要。详细些说，团体生活必要整齐，若不整齐，便不能适于团体生活。[90]

汪精卫虽如此全面地承认通过新生活运动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与公共意识的必要性，但对于依靠政治权力推进运动的方法，却表示出很消极的态度。他主张云：

照普通定例说，社会上制裁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是道德，道德是定人生最高的标准；第二是法律，法律是定人生最低的限度。譬如救济穷人是合乎道德，伤害他人是违反法律，所以比较起来，道德对人的希望还是高过法律。有人以为对新生活，最好用“政治”和“法律”的力量去推行、去制裁，要知政治的制裁、法律的制裁仍旧是一个最低的限度，只有社会制裁才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深信新生活，如果增高社会制裁的力量来促进、来推行，那是最有效的方法。譬如一个人在欧美各国戏院子里要随便的〔地〕涕吐谈话，他一定要被同看戏的人制裁，这就是社会的制裁，这种制裁比法律制裁更大。社会制裁的力量怎样去增高呢？那末〔么〕，就要一般知识阶级能制裁自己、坚固新生活的基础，然后才能〈有〉希望。[91]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主动的反省、改善，他也并不乐观。他写道：

我所不解的，从甲午败于日本算起，兴办学校，于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学校里头是实行团体生活的，是有了团体生活、训练的，但是为什么学校的训练不能影响及于社会呢？不能惟是，如今我们所碰见的人，三四十多岁的不少，这些人都是受过学校训练的，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受于学校的训练影响之于社会，为什么反而受了社会的影响，把所受于学校的训练抛之于九霄云外呢？这样一想，真会使人不寒而栗。我所尤其不解的，一般留学欧美的朋友，他们在欧美时候，那些零乱、散慢〔漫〕的习惯，断不能容于欧美社会的；但是为什么回了中国以后，却又依样画葫芦起来呢？彷佛听见他们说在欧美的时候，不能不学些欧美的派头，回到中国便回复于中国的派头了。中国派头比较舒服些，什么都可以随便，什么都可以不拘。哼！这是中国派头！何不说是亡国派头！[92]

这种看法大概是促使他决定亲自参加由党政当局推进的此次群众运动的因素。[93]然而，他断然拒绝新生活运动的复古侧面，即不仅并未提到“礼义廉耻”一语，而且说：“所谓新生活，很明显的就是现代生活。……试问中国如果不努力于做成现代国家、现代社会，难道要复古吗？复古可以救亡图存吗？……现代的社会道德、社会纪律与复古思想是不能并容的。我们是以现代的社会道德、社会纪律来训练民众呢，还是以复古心理来阻碍一切的进步呢？”[94]这无疑是对通过鼓吹传统道德来发起、主导新生活运动的拥蒋派的批判。他似乎是要警惕他们欲把蒋介石推崇为倡导精神价值之“教主”的意图。

如此，汪精卫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他既深刻了解它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必要性，即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的意义，又非常害怕其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的势力均衡所具有的危险性，即蒋介石会利用这场群众运动成为全国唯一领袖的意图。

然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7月聘请陈公博、邵元冲、石瑛三人为指导员（后加聘褚民谊、朱家骅），并嘱咐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依照《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进行改组。加之，赖琏（常务、书记）、张元良（常务）、王崇植（调查股长）、谷正伦（常务）、陈焯（推行股长）、任觉五（设计股长）、吴贻芳等被选为干事，8月14日举行了干事会成立会。[95]如此，拥蒋派（黄埔系、CC系）及非蒋派（西山派、改组派）仍然混在一起，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汪精卫已从新生活运动中被排除出去了。这意味着，蒋介石已在首都对各个派系确立了独自的指导权，由此削减了竞争对手的势力基础。

第三节
逼其表态——中央vs地方

遍布全国各地的蒋介石之亲信在各省市扮演了发起、推进新生活运动的角色。[96]不仅如此，有不少与蒋介石对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也对南昌的蒋介石表示呼应，在各省市推进了新生活运动。

共鸣与互惠——山西

当时，许多省份虽在名义上服从国民党政权，但实际上维持着独立的状态，山西省便是其典型。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就任山西都督后，一直拥有他独自的军事力量，保持了该省的自立地位。他以“保境安民”为口号，在山西省内进行了各种近代化政策，故而该省被称为“模范省”。然而，他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对国民革命表示支持，率领晋军参加北伐，占据华北一带，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兼平津卫戍总司令，于是统治了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四省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此后，阎锡山一面承认中央政府的正统性，一面与汪精卫等合作，试图挑战蒋介石，夺取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他于1930年4月1日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发动中原大战，又于9月9日声明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但不久战败，被迫下野逃往大连。

虽然如此，山西省政府主席一职仍由阎锡山的部下商震、徐永昌等相继担任，故而他可以发挥影响力。而且，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央政府成立汪蒋合作体制，他于1932年2月29日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正式恢复了统治山西省的地位。不仅如此，趁着发生抗议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学生运动，他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令其亲信党员组成了“中国国民党山西党员通讯处”。自此以后，他又采取了“保境自主”政策，编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提倡该省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近代化，1933年1月送交省政府审议。[97]如此，蒋介石和阎锡山之间当时存在着极其微妙的势力均衡关系，即前者未能垄断中央权力，彻底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后者也仅能巩固地方势力范围，拒绝中央政府的干涉。

是故，当新生活运动发动之际，山西省内并不存在可以与此呼应的蒋介石代理人，然而该省领导人物不久就亲自发起并参加了此次运动。首先由徐永昌提案，经省政府委员会议通过后，3月22日由绥靖公署、省政府召开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大会，选定阎锡山等十四人为名誉理事，赵戴文（国民政府委员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十四人为名誉监事，荣鸿胪（太原市警备司令）等十三人为监事，孙奂仑（省政府民政厅长）等十五人为理事，更推选常务理事五人、常务监事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织的名称似乎被定为“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可见此时未必将其与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之间的关系视为“中央一地方”的关系。

对此，阎锡山电令云：“应采取有效办法，切实进行，扩大宣传，期收宏效。”于是，省政府决定于4月2日召集各机关、团体、学校在绥靖公署自省堂举行第一次宣传大会。当日有各机关长官及全体公务人员千余人出席，“当日到会者，均服装整洁、精神严肃。大会散后，复依坐次前后，鱼贯而出”。为了扩大组织，由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通过工作进行大纲，通令各县限期成立分会，并准许太原市各学校、工厂、团体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该会先定《新生活宴会规约》，改革滥事应酬之风；继定《新生活清洁规约》，铲除社会污秽肮脏之习；又定《新生活扫除节须知》，规定春节、端阳节、中秋节前五日，必须将室内、室外、街道阴沟分别扫除干净。[98]由此可见，山西省的新生活运动完全是由阎锡山领导的省当局发起的运动。

7月8日，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收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蒋介石通告，按照《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实行了改组。阎锡山、徐永昌被任命为指导员，邱仰浚（晋绥财政整理处长）、王谦（省政府秘书长）、党德懋（太原绥靖公署秘书）、程树荣（省公安局长）、冀贡泉（省教育厅长）、孙奂仑、杨贞吉（山西党员通讯处常务委员）、李崇才（省政府秘书）、王肇泰（太原市商会会长）等被指定为干事。30日，在省政府召集第一次全体干事会议，选邱仰浚、王谦、党德懋三人为常务干事，并推邱仰浚任书记、王谦任推行股长、党德懋任设计股长、程树荣任调查股长。该会亦通令以前成立的各县分会及太原市各学校、工厂、团体的新生活运动组织一律撤销。[99]

如此，阎锡山接受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及其会长蒋介石的指导，但亦由此巩固了其在省内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是故，由其部下们组成的干事会需要屡次请求其批准、核定各种事项。例如，关于促进会的经费决议云，“实支实销，请示阎指导员核发”；该会组织章程修正通过后，“呈请指导员核定”；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指导员“由本会指导员聘请各［该］县长充任之”。他也对干事会指示云：“日常事务由常务干事会议议决办理，其重要者仍应呈经指导员核定执行，本会拟议事项均由指导员核定执行。”[100]

在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当中，阎锡山对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最早表示赞同，其理由或许是他了解了当时全国形势的缘故。如上所述，蒋介石的亲信部下在各省市相继发起新生活运动，对地方割据势力而言，这种情形应该构成了某种心理压力，故而阎锡山与国民革命北伐时期一样，对此表示呼应尽忠，试图由此确保自己的地盘。是故，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正式成立的日期，列为全国第四，即仅次于南昌、南京、北平（与河南省同日）。虽然如此，阎锡山对新生活运动的支持未必完全是出于利益打算，还可能是根据他对这场运动产生的共鸣，因为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动机、目标是阎锡山同样具有的。两者早年均在日本陆军留学，由此意识到中国人的缺点。阎锡山后来回忆云：

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之〕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的〔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101]

阎锡山到东京后肄业于振武学校，从1906年起在青森县弘前的步兵第31连队实习，翌年返回东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归国。可能是他在弘前的步兵连队实习期间，“见有一上等兵摘采人民的桐叶，排长即集合士兵训话说‘日本要亡国了’，士兵听见都很奇怪”，排长就向他们解释说：

中国的败仗是由于军人不好的缘故，军人的不好是由于中国社会上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批评，社会上有这样的批评，是由于军人欺侮人民，可见军人欺侮人民，就是打败仗的起点，打败仗就是亡国的起点。今天你这一举动是教人民不痛快，把你这举动演开，就能使日本全国人民不痛快，全国人民对军人不痛快，社会上也要有了“好人不当兵”的批评，此批评一出，日本国就要亡了。所以我说，你这一举动，就把日本亡了。[102]

在此，阎锡山虽不表明要管理、控制身体的念头，但与蒋介石一样，他认为个人能否为集团利益服务，才是日本之强盛和中国之衰弱的原因，因此中国人应该在这一点上向日本人学习。他掌握山西省政权之后，屡次慨叹中国人缺乏这种公共意识（“公德”）。他的如下言论酷似本章开头引用的汪精卫之发言：

如前清之主考学台，其考棚之设备，及其临去，则无一处不作践无一物不损毁，甚至作践损毁，某项人应攫何物，似有规定者，事之可怪，熟〔孰〕有过是！山西各公署，每换一长官，则其房屋器具必毁坏一次，此后接任之人，无不感其痛苦，而交却之际，又无不效其所为，真可怪可叹也。政界知此，军队亦然，每迁移一次，必向军署领款若干，因其新迁之处，一切均为去者所毁，势非从〔更〕新设备不可。作〔做〕官者如此，即百姓亦复同然，凡旅客入店之时，必嫌店房破坏，及其去也，则必尽情作践，使后之入此店者，亦如伊初入此店之感想。人人如此，处处知此，直成公例。驯至社会上无一良好之官舍，官场无一好衙署，军界无一好营盘，人民无一好旅馆。好衙署，好营盘，好旅馆，谁不愿住？然竟至于无一完美者，无他，以群无公德之过也。若论其究竟，官不能住好衙署，是官吃亏；而使官吃此亏者，则仍为官也。军队住不上好营盘，军队吃亏；使军队吃此亏者，仍为军队。人民住不上好旅馆，人民吃亏；使人民吃此亏者，仍为人民。是真所为〔谓〕狐埋之而狐掘之，毁坏者等于毁坏自己，作践者等于作践自己，若非至蠢之人，谁肯为此。可知无公德之人群，不能有个好旅馆，尚何有人群幸福之可言。即我辈讲政治，讲法理，均可不必。盖凡一切之先决问题，均在有公德，人民无公德，则无论何种政治，均无所附丽，故提倡社会上之公德，诚最要事也。[103]

为了提高山西省民的道德、知识，阎锡山采取了各种措施。1917年10月1日成立六政考核处，专司水利、蚕桑、种树等三项“兴利”，及禁烟、缠足、剪发等三项“除弊”。[104]。翌年8月17日，他令六政考核处编成发表了《人民须知》，这是由民德、民智、民财、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地理图说八章所构成的生活百科事典。[105]其中有关于卫生的下列记载：

还有一件最不好的习惯，就是夏天在街前吃饭，及门前安设厕所；沿大路的村庄，多是这样，实在不好看！须知吃饭，须在家中团坐，长幼也有个次序，且免的〔得〕尘土入饭，于卫生极不好的。至于厕所，尤宜在院内偏僻些的地方安置，街上既干净，自己也方便。[106]

从一家上说，房屋要干净，通空气，见太阳，自不受病。从地方上说，门外街道要勤打扫，不要堆积下不干净的物件，要是有这些物件，经太阳一晒，一股臭气就起来了，人要碰上，容易生病。[107]

这里可以看出要给人民的私生活带来饮食、排泄的秩序，由此改善地域社会之公共卫生的意图。此外，还有“因为国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是故应该“爱国”，并为此“凡是中华民国人民，都有当兵、纳税的义务”；由于“国家的命脉全赖经济”，故此必须“提倡国货”等记载。[108]此外，太原市“早起会”的会员们挨户敲门，并警告6点以后仍未起床者。[109]

如此，阎锡山对山西省民进行了由上而下的启蒙运动，虽其范围及内容与新生活运动有所出入，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即试图介入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来改善其弊病。是故，当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之际，阎锡山很可能怀有某种“既视感（de javu）”，加之其没有理由表示反对，于是其全面地承认通过这场运动改善中国人的缺点、进而抵抗外国压迫、提高中国之国际地位的必要性。然而，阎锡山对新生活运动的支持似乎有一点保留，因为他很少亲自参加或提倡此次运动，而是令其亲信部下担任推行运动的任务。他唯一的实际行动是：下令特制“重六百余斤，声闻十余里”的大铜钟一口，定名曰“醒钟”，在太原市内悬挂，企图由此统一民众的起居时刻，实现新生活，这或许与上述的“早起会”有关。[110]

蒋介石于1934年10月4日离开江西，游历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河北、察哈尔、绥远等各省，11月8日抵达山西太原，此时阎锡山被迫对新生活运动更加明确地表态。10日，由绥靖主任公署、省政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等共同召开欢迎大会，阎锡山在欢迎辞中称赞蒋介石说：“第一，我们清楚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蒋委员长是第一有功的人。第二，蒋委员长是现在国家第一有关系的人。第三，蒋委员长是现在中国第一个辛苦的人。”[111]蒋介石也表扬新生活运动在山西省的进展说：“此次由陕甘而晋绥，视察新生活；惟山西进行甚为严厉，成绩甚佳。……山西向来没有种烟，不但为实行新生活的基础，更为新生活的模范。”但是，他也指出山西省民的不足之处：“总之，要从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做起，过合乎现在时代的生活，也就是模仿外国现在一般人的生活。就在山西，也可看到外人的生活，衣食住行，都比较要整洁。……晋民多足不越娘子关，接触外间空气极少，是一大缺点，嗣后当与外间多方接触，勿落时代之后为要。”[112]

如此，双方之间似乎围绕着新生活运动圆满地形成了“指导—服从”的关系。阎锡山于12日发表演说时，强调新生活运动与他曾施行的各种政策之间的共同点，他说：“蒋委员长说，新生活之对象，是缠足、吸烟、嫖赌。天足前在本省，列为六政之一，亦曾雷厉风行。不过现在偏僻小村，间仍有此等恶习。此次应再列为新生活运动之一，切实肃清。禁烟一事，委员长说西北各省禁种事，限至二十六年肃清，并望同时肃清吸食。山西禁种一项，早已肃清。对于吸食与贩运二项，应本委员长二十六年肃清之意，规定办法，努力去做。”[113]

然而，这是阎锡山直接提到新生活运动的最后一次发言，故而他似乎是此时姑且为蒋介石帮腔的。他如此尽量减少亲自参加这场运动的机会，这种态度或许是出于他对蒋介石抱有竞争之心。除了中原大战的宿怨之外，他很可能把新生活运动看作自己已在山西省施行了十几年的各种措施的翻版。无论如何，阎锡山赞同蒋介石的呼吁，成功地获得了对自己在山西省之统治地位的公认，与此同时，蒋介石则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加强了他作为全国性领导人物的权威。换言之，新生活运动要求地方领导人物对中央领袖表态，由此确认了这种双方互惠的“恩庇—侍从”关系。[114]

浸透与困惑——四川

四川省与山西省截然不同，20世纪20年代以后并未出现能够统一、独霸该省的唯一领导人物，而为许多军人所分割统治。每一军事派系掌握一个“防区”，虽在名义上处于中央及省政府的领导下，但在实际上正如一个独立王国，互相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以重庆为根据地的刘湘于1926年转向支持国民革命之后，逐个打垮其他派系，终于在1933年得以控制四川全省，但仍旧维持着该省的独立地位。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党组织屡次成立于四川省内，但一直处于中央、地方双重派系斗争的影响下，也经常受到当地军事派系的排斥，故而其地位极不安定，无法对地方政权发挥领导作用。

虽然如此，共产党从1933年到1934年相继在川南、川北建立苏区，国民政府则于1933年7月7日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翌年11月刘湘亲自访问南京，接受了蒋介石提供的军事、财政援助，从而于12月21日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1935年1月12日，由南昌行营组织的参谋团（成员共200余人）进驻重庆，着手推进行政、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与此同时，康泽（黄埔系）率领该团政训处人员360人，派他们到四川各军从事政训工作，他也拥有别动队约2000人，使其在省内各地扩大复兴社组织。蒋介石亦于同年1月结束南昌行营，3月2日亲自赴渝逗留近半年；7月在该省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企图由此拉拢川军军官；11月1日将参谋团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115]如此，他尽量将其势力浸透于四川省，企图由此削弱当地军事派系的势力基础，从而引起了后者的警戒、抵抗。在此情况下，新生活运动自然带有双方之间权力斗争的象征性意义。

新生活运动于1934年在南昌发轫后，四川省内开展了一些对此进行响应的活动。省府成都出现了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但它仅具名称，仍未能切实推动。其他交通较为方便的县亦发起组织，但省县之间毫无联络。[116]在重庆，由刘湘麾下的第21军的郭文钦（参谋长）、陈怀先（政务处长）等发起，5月4日召开了新生活运动筹备会，在黄应干（市党部代表）、周开庆（省党部代表）的提议之下，决定了党政军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新生活运动的筹备活动。[117]10日正式成立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2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选举郭文钦为理事长，石体元（市长代理）、周开庆为副理事长，陈怀先、黄应干、李根固（重庆警备司令）、龙文治（党部后援会）、佘子立（公安局长）等为理事，潘文华（市长）等为监事。此时通过的《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简章》规定云：“本会以提倡改进日常生活、适合礼义廉耻为目的。”[118]27日，在重庆市内的公共体育场举行新生活运动实行大会，动员了各机关团体及民众团体。[119]

稍后，刘湘被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任命为指导员。[120]与山西省的阎锡山相同，此即意味着，企图把自己的影响力浸透于各省的蒋介石和愿意确立自己作为四川省最高领导人之地位的刘湘之间达成了利害一致的共识。参谋团入川后，1935年2月19日，由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等召开了新生活运动周年大会，[121]由此显示出双方之间的融和关系。

蒋介石抵渝后，由省政府召集省党部、教育厅、重庆市政府、重庆警备司令部等开会，重新组织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推定刘湘为主任干事，谢作民（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四川省党务特派员）、李根固为常务干事，康泽、甘绩镛（民政厅长）、杨全宇（教育厅长）、费东明（保安处长）、石体元（市政府秘书长）、范崇实（市公安处长，又云佘子立）、龙文治（市党务指导委员）、潘昌猷（市商会主席等）为干事，并聘定李厚如（省党部）任书记，杨乃斌（民政厅）任推行股长，李裕生（市政府）任设计股长，邹笋吾（市政府）任调查股长。于是，该会致电蓉市的省促进会令其结束，改组为成都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接收、改组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3月23日在重庆市青年会召开了成立大会。[122]如此，四川省的新生活运动在表面上由中央、地方携手发起。

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成立宣言强调该省所占的独特地位及其重要角色，它说道：

吾川古称天府，地力之充实、品物之丰饶、人口之众多、幅员之辽阔，较诸其他各省，得天独厚。且地临长江上游，形成高屋建瓴之势，高山屏藩于外，河川交注于内，所有西南、西北诸省，莫不以此为绾毂之中心。……今则国难深矣，国际风云亟矣！我国家民族兴衰存亡，已达最严重之关键矣！惟于川人，其所得于天者既独厚，则其所当效命于我国家民族之责任，自亦较他省为尤重。究之，宜如何开发天然宝藏，以为充实国力之基础；宜如何利用天然天〔地〕位，以为巩固国防之最后根据地；宜如何发挥天赋特殊优越之本能，以形成整个民族救亡图存之惟〔唯〕一的中心！

既然如此，由于“生活革命乃为拨乱反治之基本方策”，它主张云：“吾川对于新运之急待努力，乃视其他任何省分〔份〕为尤感需要；盖非人人澈〔彻〕底改善其生活，充实其能力，以为适应现代环境、负荷将来大任之起点，则不惟建设崭新之四川无由实现，即整个中国之现代式的国家建设，亦将无由完成。”[123]

除此之外，该会机关杂志亦提倡云：

吾川地处边陲，物产丰饶，二十余年来，因受封建军人之割据，兵匪之交相侵袭，致使天富之西蜀，顿成凄惨之魔窟，今欲挽救此破碎川局，而恢复其过去繁荣，又实非厉行新生活运动不为功，何况于此世界风云紧急时期，全国上下，均认定四川为复兴中华民族最后根据地，吾人于此，尤应及时努力厉行新生活运动，澈〔彻〕底改造川局，以不负此光荣之期望。今省新运会已正式成立以来，厉行新运，我七千万民众，得此领导，努力迈进，必能获得实际之效果。[124]

由此可见，对于十年来一直远离中央政治的展开过程、实际上维持着独立地位的四川省，将其改造成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之一省区，使其为整个国家做出贡献，此次运动的目的之一即在于此。

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亲信部下也提到四川社会的各种弊病，强调通过新生活运动扫除它们的必要性。例如，蒋介石在成立大会上的训词中指出重庆市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第一，现在渝市各处香烟广告极少，此为至可欣慰之现象。但在另一方面，关于医治各种不名誉的疾病的灵丹圣药的广告极多。而各种与学术、文化、教育有关之广告，却不易发现。且各处广告，不制挂于规定地点，又毫不注意整洁，即此可见社会道德文化之堕落，与警察之无能，实为政府与我各界民众之耻辱。……第二，现在渝市之无业游民，以及乞丐甚多，政府当局与各界领袖，以及新运促进会各同志，应共同设计，本劳动服务之宗旨，予以劝导、组织和训练，使其从事各种建设事业，人人有工可作〔做〕，有饭可吃，一以救济同胞，一以增益社会，其利实大。

此外，蒋介石还建议四川省民要仿效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在中国内地，一般普通外侨，其生活习惯、精神行动，无不合乎新生活之原则，吾人应取人之长，补人〔己〕之短，以外侨之新生活为新生活实际模范，并应与各地外侨联络，藉〔借〕其精神经验之协助，以其生活习惯相观摩，共同推行新运。”[125]这种说法稍微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即与他在山西省的发言一样，强调四川社会的落后性，由此主张通过新生活运动寻求发展的必要性。

身为四川人的康泽尖锐地指出了该省的落后性，他说：“四川这里交通比较不方便，政令比较不统一，所有一切社会的习俗，不消我说，应该改革的地方很多，可是今天怎样才能够改革起来呢？没有旁的办法！只有确确实实来推行新生活运动。”[126]不仅如此，他在青年会演说时，还对该省社会进行了彻底的丑化，其言道：

重庆在过去是四川一个万恶之库，因为他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军事的中心、政治的中心，所以一切商人的坏处、军阀的坏处、官僚的坏处，统统集中在重庆，把重庆造成了一个奢淫、残酷、虚伪、欺骗、肮脏、污秽、腐败、堕落的源泉。青年会在这样一个政治、社会、军事的恶劣环境之下，仍然能够表现出青年会自己的特色——整齐、清洁、朴实，实事求是的〔地〕去为社会服务，这是确为难得，更使我们钦佩的。……可是，仅仅靠这样一个力量，充其量只能在小的范围之内受〔收〕到改造的作用；在一个腐败、堕落的四川，充其量只能容许在青年会的大门以内，是整齐的、清洁的、有秩序的。所以尽管我们怎样清洁、怎样整齐、怎样有秩序，也不过如像粪水当中的一颗明珠罢了。我们要使得青年会这种为社会服务的效能，能够成为粪水当中的一块白矾，能够成为一个开关机，我们拿这块白矾放到粪水里面，能够澄清就澄清，不能够澄清就使用开关机，把秽水放了，从〔重〕新放清水进来。这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要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而且要有整个的政治的改造的精神！

于是，康泽要求青年会“更进一步把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扩充到为国家尽忠”，因为“在这个过去很腐败、很堕落的四川，青年会的同人，仍然能够保持整齐、清洁，努力为社会服务，合乎我们今天新生活运动的条件”。[127]由此可见，他企图以启蒙家的姿态来推进四川省的新生活运动，由此清除当地社会原有的各种弊病。

对于这种外来势力要改造四川社会的构想，当地领导人物的态度似乎含有两面性。甘绩镛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作用及四川省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区推进此一运动的意义。他说：“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几乎随时都可以陷于灭亡，这明白如火一般的事实，是早已为国人所共见了。近来不少识时之俊劳心焦思于救亡的筹画〔划〕，而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其主潮。现在呢，连僻处西陲的四川，也和其他省区一样的承流奉化，这真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一件事。”[128]

刘湘的反应则有所不同，他虽很积极地承认这场运动的意义，但对于它在该省的推进不如其他省市之迅速的情况，他则辩解云：“以吾川今日民众之苦痛，‘规矩、清洁’两项，尚待吾人多大之努力，因吾川社会‘乱’与‘污’，实为普遍现象。在东南各省，欲实现规矩、清洁于都市，尚非甚难，在吾川则都市亦属不易实现。盖人民习于放浪生活，几成第二天性，遽绳之以规矩，必处处感觉苦痛，至渐生知识，渐生设备，更限于地理、经济环境，而绝无基础，不洁之生活，更安之若素，凡此皆为新运之普遍阻力。”[129]如此，他以四川社会的落后性为借口，为新生活运动在该省的迟滞辩护，由此可见企图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的运动给近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带来的困惑，以及地方当局对中央权力之浸透的警惕。

此后，别动队员被派往省内各地对民众进行组织训练工作时，新生活运动就是其主要活动项目之一。例如，他们在各城市组织商民劳动团，由此配合新生活运动的推进，并每天要老百姓升旗礼、做早操，亦组织“新生活服务总队”。[130]有一个外国记者报道云，参加峨眉山训练团的高级将校、行政长官、教育家及各界领导等2000人，不仅每天早上4点半就起床，用冷水洗脸，而且以挺直的姿势坐在硬凳上，听8个小时的新生活运动主义课。如果有人随地吐痰，他将被迫把痰和底下的尘土刮去，然后将其咽下。结果，帐篷和公用房间都维持着很清洁的状态。[131]

总之，新生活运动在四川省与山西省的推行同样具有逼迫地方领导人物对中央权力表明忠心的意义。蒋介石率领心腹亲赴四川省，作为先进性、近代性的体现者，通过新生活运动推行各种改革措施，由此把自己的势力浸透于当地社会，并要求当地势力与自己合作，对其发挥领导作用。刘湘虽然承认以进行新生活运动来寻求近代化的必要性，但对中央权力削除其势力基础的意图，他以当地社会之落后性为理由，表示出困惑及抵触之意。[132]

小结

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蒋介石于12月7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为行政院长，于是正式取代汪精卫，掌握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力，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亦于1936年1月1日随之从南昌迁至南京。[133]这很可能与蒋介石通过新生活运动塑造的精神领袖的形象有关。凭借领袖威望（charisma）来获得权力的做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具体而言，蒋介石成功地煽动了他的亲信各派（黄埔系、CC系、政学系）之间的竞争关系，来促使他们尽力向他效忠。不仅如此，他还迫使其竞争对手（西山派、改组派）对此次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表态，即迫使他们认为与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不如亲自参加，并将他们拉入由自己掌握的运动体制之中。此外，他还要求地方领导人物亦对新生活运动表明赞同、参加之意，以承认其在各省之统治地位为交换条件，迫使他们确认了“恩庇—侍从”关系。如此，在党政机构之阶层秩序的外部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塑造出了蒋介石的“教主”形象，提高了他的威望和地位，并导致了对原有统治体制的改编。

如此，新生活运动仿佛星火燎原般地扩大到全国各地，这主要是“乐队花车（bandwagon）”效应所导致的结果。与此同时，正如汪精卫和阎锡山的例子所示，不能否认蒋介石的竞争对手也大致上承认了普及身体美学、公共意识，并由此创造出近代国民的必要性。故此，新生活运动成为国民党政权团结一致地对中国人民的身体进行“教养”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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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活与民族复兴》，汪兆铭：《新生活与民族复兴》，正中书局，1934年，第4-8页。

[2] 阎锡山：《新生活运动与自强救国》，《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2期，1934年，第1-2页。

[3] 参见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4，10章。

[4] 参见干国勋等：《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文闻编：《我所知道的复兴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三民主义力行社以“蓝衣社”的俗称驰名，作为其外围团体组织了中国文化学会。关于力行社正式成立的日期，参见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台湾“国史馆”，2003—　年，13，第311-312页。

[5] 参见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6] 参见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0年；姚甘霖：《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9辑，1982年。

[7] 例如，张瑞德：《运筹帷幄：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与南昌行营的政策制定》，走向近代编辑小组编：《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湾东华书局，2004年，第337-341页等。

[8] 《行营组织党政军设计委员会》，《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0月15日，第2张；《行营成立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1月18日，第2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职员录》（1934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藏，33/1/344/2，第151-156页；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97-299，310-311，315页；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23，第418，422页。

[9]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第92页；姚甘霖：《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第145页；陈贻琛：《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第90页；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311页；庞镜塘：《CC系反对杨永泰的一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关于个别人物与三民主义力行社及其下属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复兴社）的关系，参见外省調查部：《藍衣社調查》，東京，外省調查部，1937年，第4，5章。陈敦正：《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一个“复兴社”参加者的自述与观察》，干国勋等：《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第66-68页；康泽等：《中华复兴社的内幕》，文闻编：《我所知道的复兴社》，第6-15页。

[10]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315-316页。

[11] 张彝鼎也回忆云，对于“运动纲领项目九十六条”，蒋介石说道：“这么多项目，一下子怎么能同时推行得了！应提纲挈领，重新删改。”此后，熊式辉领导《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编纂，并由杨永泰写成了四字一句的《新生活须知》。张彝鼎：《鉴秋忆往录》，出版社不详，1981年，第27-29页。但是，张彝鼎的回忆也有可疑之处。例如，他自己不在五名筹备人中，而且他还提到《新生活运动纲要》由刘百川起草等。

[12]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155-156页。《蒋介石日记》仅有1934年2月15日条“预定……设计总会”及17日条“到设计会训话”等记载。

[13] 根据邓述堃的回忆，蒋介石、熊式辉、杨永泰于1933年秋组成“新生活运动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令邓述堃及其他两名教会领导人物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此会，并邀请曾任沈阳青年会总干事的阎宝航为书记。但是，“新生活运动筹备委员会”这一组织毫无实际成立的记录，而且阎宝航于1934年7月任职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后才开始参加此运动。邓述堃的回忆有不少错误，例如“在南昌大肆宣传了一阵之后，即正式成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各省市设‘新运指导委员会’，联合组成‘中央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任主席”等，故此其可靠性不高。邓述堃：《宋美龄—基督教—新生活运动》，《文史资料选集》第93辑，1984年，第71-73页。

[14] 除了熊式辉（主席）、程时煃（教育厅长）、文群（省政府委员）之外，龚学遂（建设厅长）和王又庸、王次甫（翌年相继任民政厅长），以及公安局长黄光斗亦属于政学系。姚甘霖：《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第145页。据说，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等三名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皆原属CC系，但他们受到熊式辉的压制，于是陈立夫派青天白日团员邵华作为中央特派员赴江西省党部，但他亦不得不与熊式辉合作。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江西年鉴》，江西省政府统计室，1936年，第114页；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柴夫编《CC内幕》，第42，45页；张任石：《国民党江西各派系的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158-159页。

[15] 《养成礼义风尚　熊主席规定礼节》，《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0月19日，第2□；《熊主席昨召公安人员训话》，《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1月12日，第2□；《熊主席注意市民卫生》，《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1月26日，第2版。

[16] 《公安局筹备卫生运动》，《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9日，第2张；《省公安局检查职员眷属家庭卫生》，《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11日，第2张；《本届卫生运动清洁检查办法》，《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11日，第2版；《省会公安局冬季卫生运动大会》，《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13日，第2张；《全市自昨日起开始冬季卫生运动》，《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15日，第2张；《公安局冬季卫生运动昨举行假装遊〔游〕行》，《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17日，第2张；《省公安各局清道伕〔夫〕昨举行比赛》，《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18日，第2张；《邵特派员暨省党部全体职员明日开始指导马路交通》，《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4日，第2张；《邵特派员暨胡书记长等商定改善酒馆办法》，《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5日，第2张；《省党部实行训练市民》，《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6日，第2张；《省公安局督促浴室改善设备》，《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6日，第2张；《省党部全体工作人员指导交通之第二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7日，第2张；《教厅定期举行省会小学清洁比赛》，《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7日，第2张；《省党部全体工作人员指导交通之第三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8日，第2张；《省党部全体工作人员指导交通之第四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9日，第2张；《省党部全体工作人员指导交通之第五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10日，第2张；《本市酒楼饭馆不讲卫生》，《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10日，第2张；《省党部全体工作人员指导交通之最后一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11日，第2张。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994年，第5辑第1编，政治，第5册，第752页。

[18] 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24，第441-442页。

[19] 《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会决议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0日，第2张。这条新闻未写出邓文仪的名字，而是以“□□□”表示，但根据前后文关系，可断定为邓文仪，但该报为何采取如此写法，理由不详。市民大会后来改期为3月11日（星期天）。《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讲演各队昨开始大规模宣传》，《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4日，第2版。

[20]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其理由不仅是此日为国民党政权实行“总理纪念周”的星期一，而且是农历甲戌年之正月初六日的“岁首”。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本日到纪念周训话。要社会军事化，学日人洗冷面、吃冷饭，先与其生活作〔做〕比较，然后再言其他。”《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9日。

[21]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开干事会议》，《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2日，第2张；《新生活促进会昨开干事会议》，《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3日，第2张；内外通讯社编：《南昌之新生活运动与其实行》，第27页；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66-67页。

[22] 《省教〈育〉厅长程时煃积极实行新生活运动》，《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5日，第2版；《教育厅召各校长谈话》，《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3日，第2张。

[23] 《公安局组织宣传队》，《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8日，第2版；《省执委会积极提倡新生活运动》，《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3日，第2张；《省党部实行新生活》，《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6日，第2版；《南昌新生活运动》，《中央日报》1934年3月6日，第2张第2版。

[24] 《教〈育〉厅定本日起至廿二日止检查省会小学清洁》，《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0日，第2版；《邵特派员范秘书等拟定指导饭店酒馆办法》，《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0日，第2张；《省党部定今日召集中西菜馆业谈话》，《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1日，第2张；《省党部暨公安局昨召集酒馆业代表谈话》，《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2日，第2张；《省党部暨公安局指导菜馆之第一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5日，第2张；《省党部暨公安局派员指导菜馆工作详情》，《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7日，第2张；《省党部暨公安局派员指导菜馆最近情形》，《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3日，第2张；《纠正剧园电影院设备》，《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4日，第1版；《省党部暨公安局派员指导菜馆最近情形（续）》，《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4日，第2版；《省党部全体职员昨日继续指导交通》，《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4日，第2张；《纠正剧园电影院设备（续）》，《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5日，第2版；《纠正剧园电影院设备（续）》，《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6日，第1版；《省党部昨召集游艺场所负责人谈话》，《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8日，第2版；《省公安局定期举行清道伕〔夫〕大扫除比赛》，《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4日，第2版；《省党部昨日召旅馆业代表谈话》，《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7日，第2版；《各娱乐场所指导员昨开第二次谈话会》，《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5日，第2版。

[25] 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24，第495-496页。

[26] 江西省政府建设厅：《准省府秘书处函奉主席谕本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在公共体育场开市民大会促进新生活运动并进［游］行所有各机关职员一体参加等因转令遵照由》（1934年3月9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江西省政府、省水利局等关于开展新生活运动的训令、公函、呈》，J023/1/00434（以下略记为《江西省政府》）。

[27] 《南昌新生活运动》，《中央日报》1934年3月6日，第2张第2版；《省会公私各校昨举行新生活游艺会》，《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4日，第2版。

[28] 《南昌市全体党员将总动员推行新生活》，《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4月4日，第2版；《昨开始调查党员》，《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4月6日，第2版。

[29] 《十八日全市大扫除》，《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6日，第2版；《大扫除总检查情形》，《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0日，第2版；《省公安局积极整顿市容》，《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4月6日，第2张。

[30] 《蒋委员长手拟电文饬各省府实施新生活指导》，《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4月26日，第2版。

[31] 江西省政府：《奉委员长电令新生活办法望以此意晓谕所属各机关努力施行等因令仰遵照实施由》（1934年5月1日），《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建设厅：《奉省政府奉委员长电令新生活办法望晓谕所属各机关努力施行等因转令遵照由》（1934年5月4日），《江西省政府》。

[32] 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为函送新生活运动纲要一册即希察收由》（1934年5月18日），《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建设厅：《准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函送新生活运动纲要二十册分发所属一体遵守由》（1934年5月25日），《江西省政府》；江西水利局：《呈报奉发新生活运动纲要日期伏乞鉴核由》（1934年6月5日），《江西省政府》；江西省政府秘书处：《为检送蒋委员长新订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函达查照并希转发所属遵照进行由》（1934年6月9日），《江西省政府》。

[33] 邓雪冰：《新生活运动之发动及其进行》，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90页。

[34] 贺衷寒：《“礼义廉耻”之社会学的认识》，《中央周报》第321期，1934年，《选录》，第9页。

[35]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第198-199页。

[36] 邓雪冰：《新生活运动之发动及其进行》，第187页。

[37] 内外通讯社编：《南昌之新生活运动与其实行》，第24页；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63页。

[38] 蒋京访问、记录：《滕杰先生访问纪录》，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34页；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315页。

[39]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干国勋等：《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第127-128页；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190-191，267，305页。

[40] 《党政工作人员须知（二）》，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472页。

[41] 《现代军人员须知》，秦孝仪主编：《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320-323页。

[42] 参见Walter Laqueur，Young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London：Routledge & K. Paul，1962；山本秀行：《　日常生活第三帝国》，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年，第148-186頁；原田一美：《独裁下子体制》，東京，講談社，1999年；平井正：《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

[43] 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p. 176-185；Chung Dooeum，Élitist Fascism：Chiang Kaishek's Blueshirts in 1930s China，Burlington，VT：Ashgate，2000，chap. 4

[44] 据说，熊式辉和杨永泰开始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较冷漠，三四月份才开始热心起来。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325页。

[45] 《赣省之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02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1-2页。

[46] 《熊主席邓文仪等在体育场总检阅讲演纠察各队》，《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5日，第2张；熊式辉：《我们对于新生活运动应有的认识与努力》，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81页。

[47] 熊式辉：《我们对于新生活运动应有的认识与努力》，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83-184页。

[48] 杨永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中央周报》第320期，1934年，《选录》，第15页。

[49] 杨永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第12页。民国初年，杨永泰本身作为参议院议员，在这种情况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参见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章。

[50] 杨永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第15页。

[51] 杨永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第12页。

[52] 杨永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第19-20页。

[53] 杨永泰：《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中央周报》第322期，1934年，《选录》，第6页。

[54] 杨永泰：《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第10页。

[55] 对于中国人偏重私德轻视公德的倾向，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说》里提到过。

[56]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325页。

[57]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

[58]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第90页。上述的熊式辉自称由他提起的“礼义廉耻”之定义，或许也是此时由杨永泰执笔的。

[59] 蒋介石于3月17日着手修改“新生活运动具体说明”，他尤其对散文体的《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初稿不满意，希望将其改订为既词藻华丽又带有古典味道的文体，28日他向熊式辉询问了有关“礼义廉耻”的史实。4月上旬，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开始重订《新生活须知》，16日，蒋介石在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训话云：“这一次设计会所规定的《新生活须知》九十六【九十五】条，却笼统的〔地〕编列，弄得杂乱无章。试问这种条规，如何可疑〔以〕使人看了拳拳服膺，发生效力呢？”4月下旬，蒋介石进行了《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的修正工作，这大概是根据由杨永泰拟定之草案的。参见《蒋介石日记》1934年3月17日、3月22日、4月10日、4月25日、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4月30日、5月7日；《新运促进会刘百川等拟草国民常识》，《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4月8日，第2版；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25，第370，485-487，548，560页。

[60] 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为已将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上月一日起在豫章公园办公请查照由》（1934年7月I日），《江西省政府》；《南昌新运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7月1日，第3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第1-3，第139页。

[61]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第139-140页。

[62] 参见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1—3章；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台湾“国史馆”，1999年，第1—4章；土屋光芳：，2000年，第5，6章；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香港集成图书，2001年；土屋光芳：，2004年，第3章；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4章。

[63] 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269页。

[64] 《京市党委张元良讲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01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6页。

[65] 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第46页。此外，执行委员谷正鼎、方治及监察委员赖琏属于CC系。胡梦华：《国民党CC派系的形成经过》，柴夫编：《CC内幕》，第9，16页；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第42页；赵澍：《CC的扩张活动》，柴夫编：《CC内幕》，第98页。

[66] 《京市筹备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中央周报》第301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3页。

[67] 《京市社会局长王崇植讲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01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6页。

[68] 《朱家骅等发起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12日，第2张第3版。CC系此时对朱家骅“以宾友相待”。胡梦华：《国民党CC派系的形成经过》，第34页。罗家伦亦倾向于CC系。袁英林：《“二陈”与国民党CC派》，柴夫编：《CC内幕》，第79页。褚民谊似乎靠近改组派。他于1932年初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时被任命为该院秘书长，亦于1935年底与汪精卫一同辞职，20世纪40年代则参加了汪精卫政权。

[69]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发起人朱家骅等二百馀〔余〕人明晨在励志社开成立大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15日，第2张第3版；《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今晨举行成立大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16日，第2张第3版。

[70] 邵元冲虽属于西山派，但于1934年5月就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副理事长，此为CC系的外围组织之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理事会理事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第2册，第773—774页。

[71]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昨晨开成立大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17日，第2张第3版。可确认为黄埔系者有桂永清、唐国桢、曾扩情、李秉中、笠鸣涛、程登科、萧文哲、张元良、周复、潘佑强、任觉五、刘健群、梁干乔、王慕尊、胡轨、韩文焕、侯志明、买国民、赵范生、胡靖安、张辅邦、林桂圃、乐干、顾谷宜、张镇、陈烈甫、李国干、仇硕夫、萧彝等。属于或靠近CC系者则是陈立夫、方觉慧、赖琏、梅思平、雷震、罗家伦、程沧波、朱家骅、周伯敏、方治等。赵澍：《CC的扩张活动》，第90，94，96页。

[72] 《首都新运之近讯》，《中央周报》第306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5页；南昌新生活运动会编：《新生活运动》，第271—272页。

[73]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暂设市府》，《中央日报》1934年3月22日，第2张第3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363页。

[74] 《中央民运会为促进新生活运动通令各省市党部团体努力倡导电》，《中央周报》第303期，1934年，《专载》，第1—2页。

[75] 《今晨中常会决议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央夜报》1934年3月22日，第1版；《中常会决议新生活运动交五会部拟推行办法》，《中央日报》1934年3月23日，第1张第2版。

[76] 《中宣会正草拟办法》，《中央日报》1934年4月6日，第1张第3版；《首都之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05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3—4页。

[77]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364页。

[78] 《首都之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10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12页。

[79] 《国府通饬各机关努力新生活运动训令》，《中央周报》第316期，1934年，《专载》，第2页。

[80] 《各级党部推行新生活办法大纲》，《中央周报》第319期，1934年，《专载》，第12—13页。

[81] 朱家骅：《新生活运动与教育》，《中央周报》第303期，1934年，《选录》，第6—7页。

[82] 陈立夫：《新生活与民生史观》，正中书局，1934年，第67页。

[83] 他们俩虽属于西山派，但早已于1926年靠近蒋介石，做了双方之间的调停人。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16—18页。

[84] 《新生活丛书》，《中央日报》1934年7月4日，第3张第2版。

[85] 附于新生活丛书各册卷末的一览表中的还包括邵洵美的《新生活与家庭》、谷正伦的《宪兵的新生活》、梅思平的《县长的新生活》等十一册，但没有实际出版的迹象。这三个作者皆属于CC系。

[86] 邵元冲：《怎样实行新生活》，《中央周报》第305期，1934年，《选录》，第9页。

[87] 林森：《新生活运动的起点》，《中央周报》第305期，1934年，《选录》，第1—2页。

[88] 林森：《民生主义与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13期，1934年，《选录》，第1页。

[89] 《新生活的真义》，汪兆铭：《新生活与民族复兴》，第42页。

[90] 《新生活与民族复兴》，汪兆铭：《新生活与民族复兴》，第2—3页。

[91] 《新生活的真义》，汪兆铭：《新生活与民族复兴》，第50—51页。

[92] 《新生活与民族复兴》，汪兆铭：《新生活与民族复兴》，第9—10页。

[93] 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影响知识分子之改革努力的社会环境。他说：“譬如到上海天蟾舞台去看戏，他也很‘随便’的〔地〕满地吐痰，丢蔗皮、柑皮、瓜子壳、茶叶，他在座位上也很随便的〔地〕吵闹说话，假如你要去干涉他，他必定要说你是读洋书的，学来这副外国脾气。”《新生活的真义》，汪兆铭：《新生活与民族复兴》，第43—44页。

[94] 《“摩登”应作“现代”解》，汪兆铭：《新生活与民族复兴》，第54，57，59—60页。

[95] 《首都新运会干事会昨日成立》，《中央日报》1934年8月15日，第2张第3版。

[96] 北平、上海、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福建等即是其实例。《杭州之新生活运动》，《中央日报》1934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豫省新生活运动》，《中央日报》1934年3月11日，第2张第2版；《沪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定期成立》，《中央日报》1934年3月14日，第1张第3版；《北平各界发起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15日，第2张第2版；《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沪杭平鄂各地已积极筹备》，《中央日报》1934年3月16日，第1张第2版；《苏省党部召集新生活运动大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18日，第2张第2版；《平新生活运动成立促进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19日，第1张第2版；《津推行新生活运动：开封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24日，第1张第2版；《苏省会昨举行新生活运动大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27日，第1张第3版；《全国各地励行新生活运动》，《中央日报》1934年4月1日，第1张第2版；《新生活运动沪汉促进会成立》，《中央日报》1934年4月2日，第1张第3版；《苏成立新运促进会》，《中央日报》1934年4月18日，第1张第2版；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25，第379—380页。

[97] 参见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章；唐纳德·G．季林（Donald G.Gillin，牛长岁等译）：《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10章；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8章；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1章。

[98] 《山西之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05期，《一周大事汇述》，第11—12页；《新生活运动　太原成立促进会》，《中央夜报》1934年3月23日，第1版；南昌新生活运动会编：《新生活运动》，第349页；文：《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之改组前后》，《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1期，1934年，第15—16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326—327页。

[99] 文：《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之改组前后》，第16—17页：《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1期，1934年，《会务》，第5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328页。

[100] 《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1期，1934年，《会务》，第5—7页。

[101] 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第4—5，9页。

[102] 《整理军队之方法》，阎锡山：《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1937年，卷7，第22页。

[103] 《无公德之国民至蠢之国民也》，阎锡山：《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卷2，第85—86页。

[104]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册，第242页。

[105]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第277—280页。

[106]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第294页。

[107]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第305页。

[108]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第308，314页。

[109] 季林：《阎锡山研究》，第29页。

[110] 《各地新运汇志》，《中央周报》第310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18—19页；《蒋委员长亲拟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央日报》1934年5月12日，第1张第3版。

[111] 《欢迎蒋会长大会盛纪》，《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2期，1934年，《会务》，第6页。

[112] 蒋中正：《新运对象与实行方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3期，1934年，第1—5页。

[113] 《奉行总理遗教以谋人类幸福国家安全》，阎锡山：《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卷7，第141—142页。

[114] 此外，对中央政权持有独立倾向的地方领导人物，例如韩复渠（山东，1934年4月1日）、龙云（云南，4月9日）、于学忠（河北，5月5日）、王家烈（贵州，5月5日）、何键（湖南，5月12日）、马麟（青海，6月4日）、宋哲元（察哈尔，6月19日）等，相继组成新生活运动促进会，7月被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任命为指导员。《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同胞书》（无日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483/19/2；《山东之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05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11页；《河北之新生活运动》《各地新运汇志》，《中央周报》第310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15—17页；《云南新生活运动进行概况》，《中央周报》第323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第14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第1—2，313—314，344—345，347—349，352—353，355—356页。

[115] 参见罗伯特·A．柯白（Robert A．Kapp，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11章；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四川国民党史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9，10章；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395—399页；今井駿《四川省と近代中国 軍閥割拠から抗日戰の大後方へ》，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第1篇；家近亮子：《蔣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国民党の權力浸透に關する分析》，東京，慶応義塾大學出版会，2012年，第73—97页。

[116]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6年，第679页。

[117] （1934年5月5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録），，I/4/5/1/12件》）。

[118] （1934年5月14日），《一件》。

[119] （1934年5月28日），《一件》。

[120]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第2页。

[121] （1935年2月20日），《一件》。

[122] 《四川省重庆市廿四年度新生活运动总报告》（1936年7月），重庆市档案馆藏，0053/30/7/1；严肃：《本会之过现未来》，《新生活半月刊》创刊号，1935年，第1—2，8—9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680页。

[123] 《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宣言》，《新生活半月刊》创刊号，1935年，第25—26页。

[124] 《本刊勖川中同胞文》，《新生活半月刊》第2期，1935年，第19—20页。

[125]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半月刊》创刊号，1935年，第3页。

[126] 康泽：《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和方法》，《新生活半月刊》创刊号，1935年，第10页。

[127] 康泽：《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尽忠》，《新生活半月刊》第2期，1935年，第1—2页。

[128] 甘绩镛：《实践新生活之两种途径》，《新生活半月刊》创刊号，1935年，第13页。

[129] 刘湘：《本会之使命》，《新生活半月刊》创刊号，1935年，第5—7页。

[130]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396，399页。

[131] Dryden Linsley Phelps，“Chiang Kai-shek Cleans Up in Szechwan，”Asia，New York，NY，July，1936，p.441．

[132] 广东省成立了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军事领导人陈济棠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从1932年起维持着半独立状态。胡汉民于1936年5月去世，陈济棠的反蒋军事行动于7月以失败告终后，省党部和省政府都进行了全面改组。蒋介石于8月11日抵达广州，22日组成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任命余汉谋（广东绥靖主任）、黄慕松（省政府主席）、曾养甫（广州市长）为指导员，黄慕松为主任干事。《粤省市推行新运近况》，《新运月刊》第37期，1936年，第150页；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1—803页；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38，第70—77页。这也是新生活运动象征着蒋介石统治地方政府及地域社会的例子。

[133] 《新运总会已迁京》，《中央日报》1936年1月8日，第2张第3版。

第三章
蒋公的新衣——社会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1934年7月1日在江西南昌成立后，制定了如下一系列《办法》和《须知》：

旅栈公寓厉行新生活办法

菜馆酒楼厉行新生活办法

娱乐场所厉行新生活办法

澡堂厉行新生活办法

理发业厉行新生活办法

公路汽车及车站厉行新生活办法

菜场厉行新生活办法

公共厕所改造办法

人力车厉行新生活办法

冷食店及冰馆厉行新生活办法

肉店厉行新生活办法

豆腐店厉行新生活办法

商店厉行新生活办法

清理街道墙壁办法

摊贩厉行新生活办法

行路须知

社会团体办公处所一般设备须知

市商会设立各业店员厉行新生活讲习会办法

市工联会设立各业工人厉行新生活讲习会办法

码头厉行新生活办法

女佣厉行新生活讲习会办法

整理市容办法

职员须知[1]

由此可知，国民党政权将中国人民视为各种职业集团和非特定多数的群众，是故企图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教养”他们的身体，以此促使其成为近代国民。

新生活运动是怎样策划、实行“身体的教养”的？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此又做出了何种反应呢？

第一节
应被创造出来的国民

职别目录

与日本、欧洲等近代以前的封建社会不同，传统中国社会缺乏根据全面性的、持续性的身份制度来世袭职业的习惯和观念，为获得并维持权力、威信及财富，各家族或个人颇具策略性地选择、运用多种资源，即功名、土地、商业、学术、祭祀、治安等展开竞争，因此职业种类之间只是暂时性的、流动性的分离。[2]但是，到了近代以后，从西方传来了将职业集团视为基本社会单位的观念，因此国民党、共产党均组织学生、农民、工人、商人等同业团体，作为革命运动的一环，对其进行群众动员，同时亦企图创造出作为其总和的近代国民。[3]

国民党通过国民革命控制全国以后，企图普及近代西方的身体观和社会观。在将中国人民“教养”成为近代国民时，除了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言论以外，亦进行了促使各职业集团参加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活动。新生活运动对各种职业的认知和态度最鲜明地可见于从1934年开始由南京的正中书局相继出版的《新生活丛书》。如上章所述，其主编由叶楚伧担任。关于刊行这套丛书的目的，可见于各册卷首的《发刊旨趣》，其中写道：“就现代的各种职业的内容，从经验上、性质上研究其特点，讲述各种业务员应该具备底〔的〕条件，说明各种业务员分〔份〕内应做的事，分〔份〕外可做的事，以及对社会国家无可逃避的责任，使一切生活习惯，均不背〔悖〕于新生活的精神和原则，作我们生活的标准。”

这套丛书原拟由四十一册构成，但可确认其实际付梓者仅有三十册。丛书的内容可分为两种，即对运动进行总体论述或分别论述，以及针对不同职业或集团解释运动的必要性及实践方法。各册的题名和著者（及其最终学历、职名）如下：[4]

（1）运动理论

《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振武学校。

《新生活运动与民族复兴》汪精卫：法政大学。

《新生活与心理建设》陈剑修：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江西省政府教育厅长。

《新生活与民生史观》陈立夫：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新生活与公共卫生》（未发行？）刘瑞恒：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长。

《新生活与健康》刘瑞恒。

《新生活与情操》叶楚伧：苏州高等学堂。

《新生活与礼乐》唐学咏：不详。

《艺术与新生活运动》林风眠：法国国立美术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 Arts），杭州西湖艺术学院院长。

《新生活与妇女解放》陈衡哲：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北京大学教授。

《新生活与娱乐》沈钟灵：不详。

《新生活与乡村建设》邹树文：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东南大学教授。

《新生活与世界潮流》（未发行？）。

《新生活与国民经济》刘振东：哥伦比亚大学，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财政系主任。

《新生活与哲学思潮》徐庆誉：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上述。

《新生活与旧社会》束世澄：不详。

《新生活与政治改革》章渊若：巴黎大学（Université Paris），中央大学教授。

《新生活与优生》（未发行？）潘光旦：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新生活与家庭》（未发行？）邵洵美：牛津大学，时代图书公司。

《各国青年训练与新生活运动》沈介人：不详。

（2）职业、集团

《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新生活运动》陈立夫：上述。

《学生的新生活》潘公展：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上海市教育局长。

《店员的新生活》王汉良：不详。

《儿童的新生活》胡叔异：不详。

《银行行员的新生活》张公权：庆应义塾大学，中国银行总经理。

《农民的新生活》范苑声：明治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

《文艺家的新生活》王平陵：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中央日报》。

《戏剧家的新生活》唐槐秋：不详。

《电影家的新生活》洪深：哈佛大学，暨南大学教授。

《音乐家的新生活》萧友梅：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国立音乐学院教授。

《劳动者的新生活》（未发行？）

《政务官的新生活》（未发行？）

《公务员的新生活》（未发行？）

《军官的新生活》朱培德：云南讲武堂。

《教育家的新生活》（未发行？）汪懋祖：哥伦比亚大学，苏州中学校长。

《校长的新生活》胡朴安：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警察的新生活》周代殷：不详。

《宪兵的新生活》（未发行？）谷正伦：陆军士官学校，首都宪兵中将司令。

《士兵的新生活》（未发行？）张治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

《县长的新生活》（未发行？）梅思平：北京大学，江苏省江宁县长。

《妇女的新生活》溥岩：加州州立大学。[5]

如此，各册著者中还广泛地包括具有留学经验、专门知识的各界人物。是故，此一丛书不仅反映着国民党当局的职业观，而且明确地显示出各界代表人物如何了解新生活运动与自身职业之间的关系。在此，笔者欲对以居住于城市和农村的一般群众为对象的《银行行员的新生活》《店员的新生活》《农民的新生活》三册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

银行行员

《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的著者张公权主张云：“银行与普通的商店不同，他并不是专事谋利的地方，而是为社会服务的一个机关。所以，银行乃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事业，他与一地或一国之工商民生，都有莫大之关系”“银行行员，他的活动，当然也就是和〔为〕社公作〔做〕一种服务。”[6]此外，他强调银行业和新生活运动的关联：“诚以银行司管金融，工商各业的血脉，均藉〔借〕以流动。银行界在国家上既占了这样重要的地位，则我们从事于银行事业，献身于服务社会的，对于这种以救国为目的的新生活运动，自当更加励行。”[7]

张公权认为，与一般的中国人民不同，银行行员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带有近代性质，但他在这一点上持有保留态度，即：“在比较上说来，银行行员在社会上，总算是列入于知识阶级里的人物，所以对于健康，应该有一种自动的重视。”具体而言，银行行员的近代城市化工作方式与传统商店的店员不同，比较容易从事有序、健康的生活，不过他对其实际状况的评价却是较为慎重的：

银行是一切商业中生活比较有规律的职业。譬知星期日以及一切假日，都是停止办公的，每天办公也有一定的时间，所以空闲的时候便比较多，空闲的时候一多，娱乐的机会自然也就多了。过去中国一般人的娱乐，都着重在嫖酒烟赌上，这是极不好的一种习惯。这种娱乐与〔于〕身心毫无益处，银行事业是中国近数十年来的一种最新的事业，则银行行员似乎在一切生活上也该有一种新的精神，不应该有过去一般人的腐化行为。中国普通一些商业店员，限于环境，也许没有什么规定的时间可以给他们有一种娱乐或休息，同时限于经济，也没有机会可以给他们去寻找一种较为高尚的娱乐，但银行行员不同，银行行员在工作上既比较有规律，而在待遇上，也较一般商业店员为优良。

关于提倡健康的生活、娱乐的理由，张公权指出脑力劳动者有必要保持身体健康，从而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他写道：“我们要事务做得有秩序、有系统、有效率，非有良好的精神不可。可是要有良好的精神，便必须〈有〉强健的体格，身体不强健，做事必多疏忽，同时对于一切也比较缺乏兴味而少活泼之气。……娱乐并不是一种浪费，进一步说，也可以说娱乐简直是一种生产。因为娱乐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都是必要的。工作长久了，必须有相当的休息，身心疲倦了，必须有合理的调剂。”[8]如此，由于近代城市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在时空两面都有明确的公私区别（工作和休息），他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

然而，银行行员虽能得到定期的假日，但他们的实际状况未必反映出这种城市生活的特点，张公权如上所述的保留态度或许与此有关。他指出：

普通旧式商店，星期日是不休假的，但银行以及其他一切新式商店，星期日大都是停止办公的，这如何来利用这个星期日，如何来消费这个星期日，实在是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星期日的目的，本来是因为做了六天的工作，有一天的休息，以恢复六天来的疲劳。所以在外国，一到星期日，无论什么公园里，都是拥挤不堪的。中国人对于星期日都不大重视，普通爱在家里睡睡觉，或者约朋友来打打牌，和〔于〕身体毫无裨益。中国人对于自然，从来就缺少一种嗜好和趣味，不懂得领受，所以社会上对于公园这一类地方也没有良好的设备，而一般人对于公园这种地方，也不感到兴趣。同时，一般人在星期日即使去玩，也是和朋友们一起去玩，很少能带着全家的老幼一起上公园里去走走的，使得一个家庭，对于这一类事情，没有一种习惯。这实在是一个缺陷，要知道我们一个人，平时将精力集中在事情与工作上，而余下来的时间，便完全融化在家庭里，所以家庭必须有活泼的朝气。家庭如其是太沈〔沉〕闷枯躁了，我们的精神上，也必定受到相当的影响。[9]

张公权认为，银行行员虽然属于在当时中国社会尚为稀少的从事近代城市产业的高学历脑力劳动者，但未必采用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既有序又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于银行行员的就业态度，张公权进一步明确地批判道：“有许多银行行员在行里，整天的〔地〕谈天，作〔做〕许多无聊的妄想，而不认真做事。我们知道银行行员在一般的观点上，以为是很傲慢的，很自大的，甚且有喻之谓‘铜栏杆里面的铁面孔’的。有一部分行员，栏杆外面来了几个顾客，自己视若无睹，祗〔只〕管做着自己手里的事，不站起来招呼。”他亦批判一部分银行行员的“官僚脾气”说：“一些些小事，都爱差仆役去做，或者自己搭着架子，仿佛让顾客来求教似的……对于顾客，有时甚至用近乎命令的口气，毫不明白自己的职务，毫不尊重顾客的身份。”[10]

对此，张公权再次强调银行业的公共性质：“一个银行行员，他每天到银行里去，决不是为了和一个银行的经理作〔做〕一天的工作，乃是为社会作〔做〕一天的服务。”他提倡云：“现在我们要讲求服务社会，那末〔么〕这种社会上对于银行行员的求全之毁，就该使之一扫而尽，来一种新生活运动，处处表现守礼，处处能和气待人。”其理由是：“我们银行行员，守礼可称是服务生活的天经地义，譬如在柜台上工作，每天接触的顾客，程度不同，个性不一，必定要处处接之以礼，循规蹈矩，和颜悦色。”[11]如此，他要求属于“知识阶级”的银行行员要表现出殷勤的态度。

进一步具体而言，张公权如下举例说明如何操作、显示身体的方法：

一家银行，要使个个顾客满意，第一便不应该让顾客久立伫候。一个顾客来了，银行行员应当立刻打起笑容，很殷勤的〔地〕来招呼，自己手里有事，便应当放了下来，先去招呼顾客，因为顾客来了，他办完了事情，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实在不宜使之久候。自己手里有工作，尽可先搁置下来，况且如要先等自己手里的事情完了再来招呼顾客，则顾客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他心中一定十分不愿意，因而对于这一家银行便不会有好感。并且，一个银行行员，如其遇到一个顾客，问事问得很繁〔烦〕琐的时候，也绝对不应该有一种厌恶不耐烦的表示。我们知道，顾客每个人的智慧不一，个性不一。有的人聪明，一问便知，有的人愚蠢，解释了好几遍都不清楚。有的人爽快，什么事情都十分简单，有的人细心，必须嘱咐千万才放心得下。遇到比较愚笨一些的人，遇到比较细心一些或者老实一些的人，自然问也问得噜苏，而银行行员，在那时候，并应当尽自己所知道的，告诉顾客，代顾客解释，甚或要替顾客打算，务必使每个顾客都满意而后已。[12]

如此，张公权期待行员在银行这个非特定多数的顾客来访的公共场所扮演启蒙、教导群众的角色。

为此，张公权认为行员之间需要“互助”和“合作”。例如“有一些顾客站在外面，但是别的同事忙得没有时间，你如空闲，你便应当跑上去招呼，虽则这招呼也许不是你的本份〔分〕，但你切不可抱一种不管的态度”。[13]这意味着各个行员应该对整个单位的经营负有责任，换言之，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单位视为一个共同体，对此具备公共意识。除此之外，他亦指出：“现在一般社会上，一切机关或者团体里的分子，单就写信一端而论，不论公私信件，都是用［的］公家的信纸、信封。严格的〔地〕说来，这种都是国民道德上的缺陷，都是国民教育不足的缘故。”于是，他提倡说：“一个银行行员对于银行里面的公物，应当有一种公德心，要晓得爱惜。”这也是同样的旨趣。[14]

总之，张公权虽然指出了银行行员的就业态度并不符合新生活运动提倡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并暗示他们的私生活仍处于尚未实现规矩、清洁的现状，但他并未像下述作者对店员、农民那样严格地指出银行行员应该具备何种“教养”。由此可知，他只是一味地期待着这些正在出现于中国城市社会的脑力劳动者能够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模范市民。

店员

《店员的新生活》的著者王汉良认为：“既然国家与国家之间，都靠商业贸易之发达与否，为其国家强弱的标准，则商人的教养好不好，就与整个国家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此强调商业作为国力源泉的重要性。“商人”这个概念包含“店主”和“店员”，但由于后者占大多数，“一个国家的店员的一般教养好不好，和那一个国家的商业很有影响”。具体而言，“店员的最大的功能和职务，就是将店里的货品销售到顾主〔客〕的手里去。所以，店员的和气与否、礼貌与否、谨慎忍耐与否，和店里的营业发达与否，有很关切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国家商业的发达，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般店员的训练”。如此，他强调每个店员的日常工作态度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王汉良也关注店员在社会上所具备的维持、办理公共领域工作的能力。他写道：“‘店员’这一种人，在任何的都会城市或者镇村上，都占了相当的数目。店员们的举动嗜好与性情，和当地的风气文化，都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我们为了一个社会上的改进，我们对于店员的教养，实在不能不重视。”因而他主张云：“做店员的，因为想到自己和国家社会有如此的关系，更须努力励行新生活，在国家社会上做一个良好的分子。”[15]总之，王汉良把店员个人改善工作上的对人态度（操作、显示身体之方法）视为促进一般社会及整个国家发展的因素。

虽然如此，王汉良从雇用条件、私生活和就业态度三个方面，将中国店员的现状描绘得极其消极。

关于雇用条件，他指出，“过去中国一般的店员，可说都是过［的］一种非人〈的〉生活。他们的饮食起居，完全没有规律”，即是“缺少合理的生活”。他们“从很早的时候起身，一直到很迟很迟才上床，其中完全像一匹牛马，没有一点休息”。而且“一天工作的多少，全视生意的忙繁与否而定”，因而其饮食“没有一定的时间，也没有适当的营养”。加之，“许多人睡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有时甚至不过是一间矮矮的阁楼。白天终日辛苦，晚上一上床，便立刻打鼾，第二天一醒，立刻起身，又去终日的〔地〕坐在柜台里面，没有散散步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他如此详述极不健康的劳动条件。

此外，王汉良还指出店员如同店主的“私产”“私人奴隶”，且“生活没有合法的保障”。具体而言，“店里的一切打扫茶水，都是小店员负责的。有时甚至店主的夜壶都由小店员倒。店主家里的杂事也由小店员管”，如此指出对店里的业务和对店主的服务这种公私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别、店员需要从事公私两种工作的现状。但是，以“中国百业方兴，资本主义还在极幼稚的时代”为理由，对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缺少合作互助的精神”的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他则表示明确否定的态度。这也反映了国民党提倡通过阶级融和进行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16]

王汉良认为：如此苛刻的雇用条件和“缺少正当的娱乐”“缺少读书的机会”之恶劣的私生活形成表里一体的关系。由于“大部分的小城市里面的店家，仍然是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故而“下级的店员，完全是一种奴隶，根本谈不上娱乐，就是在店里比较待遇好一些的店员，平时也没有什么去作〔做〕正当娱乐的机会”。而且，“一天到晚的劳动，没有时间可以使你能够偷偷的〔地〕读些书”。因此，在文化和精神上如此缺乏启发机会的生活毕竟会使得店员“缺少上进的观念”，即成为“不关心国家社会的大事，对于自己的前途，似乎也没有什么希望”的颓废人物。[17]

就业态度良好与否最深切地关系到店员这个职业的特质。王汉良指出的第一点是“缺少商业道德”，即“专门欺骗人，一点儿也不老实，将坏的货品假冒为好的货物卖给人家”“不和气，也没有一点［忍］耐〈心〉”。例如“一个顾客这样看看，那样看看，多问几声，店员便似理不理，爱睬不睬的了”“好像‘你爱买即买，不爱买即算’似的神气，使顾客发生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与此相关的弊病是“缺少爱国思想”，即“一般店主与店员，常常会将外国货改冒为国货，卖给同胞”，因而“中国几次抵制日货的运动，都没有什么特效”。

第二点是“缺少卫生上的常识”，即“有时已经是很不干净的东西了，但是还要卖给人家”“尤其是夏天，旧式店员，都爱赤膊。殊不知赤膊一事，既不雅观，又不卫生。将自己身上的汗，随便的〔地〕染在吃的东西上面，或者随便什么污秽的手，总是向自己身上一抹”。此外，王汉良还指出了“缺少一个公民所应有的修养”这种倾向，即“不时常洗浴、不时常理发、不勤换衣服、随意吐痰、不守时间、不守秩序、在公共场所放声谈笑、将污水倒在街上”等。[18]

这两点都是新生活运动对所有中国人提起的课题，但就以非特定多数的顾客为工作对象的店员职务而言，这种操作、显示身体的方法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都市社会的公共领域之规矩和清洁，此即其所担忧的问题。

与上述现状相反，王汉良还描绘出店员应从事的新的生活方式。关于在店里的就业态度，店员需要对顾客“和气”“诚实”“有信用”，他们本身和店铺内部则要“清洁”“整齐”。“和气”意味着“即使顾客选来选去，仍旧没有满意，因而没有买什么，做店员的也应该仍旧很殷勤的〔地〕招待，切不可有一丝怠慢轻蔑之意，说话必须低声，脸上必须常有笑容”。至于“诚实”“信用”，千万不可“将假的货物冒充为真的，将坏的货物假冒为好的，将腐烂的货物假充为新鲜的”“同是一样货物，卖给熟人老主顾，是这价钱，卖给新主顾又是一样价值〔钱〕，卖给本地人是这价钱，卖给外乡人又〈是〉一样价值〔钱〕”“定〔订〕做一件东西，说明今天下午交货的，但等到今天下午去拿的时候，他们又用种种的理由推托，叫你到明天或后天再去拿”。

“清洁”“整齐”即指“特别是在夏天，易染疾病，切不可赤膊”以及“在店里面，应该将货物放得很整齐，不要乱七八糟。一桌一凳，不可纵横歪斜”。[19]由此可见，王汉良期待若能改良店员个人操作、显示身体的方法，就会给店铺这一非特定多数顾客来访的公共领域带来良好的影响。

此外，店员当中或店员和店主之间要“知互助”，即不要如“你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不管”，而“要有一种舍己助人的精神”。“对于店主应当有一种尊敬的态度”“对于同事都应有一种慈和的友谊”“店主必须以一种‘人’【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店员……必须给他们一种合理的保障”“店员对于店里的生财器具，应当十分当心，不可存一种并非自己的东西的心理，而毫不爱惜，任意破坏”。加之，王汉良也提倡在“有是非”时，即“如有什么争论，尽可论理，不必动不动就用手足”[20]。这意味着由店主和店员所构成的商店应该成为一个共同体，各个人则需要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部分，对全体商店共同持有一种公共意识。

至于私生活，王汉良很重视其在劳动力再生产上所具有的意义，即“极度的疲倦之后，必须有所休息，生活长久枯燥之后，必须有所调剂”。具体而言，“桌凳器具，各有一定的地方，不要乱放”“屋里的窗子要时常开着，让空气流通，太阳光晒进来”。他如此提倡要注意身体、住宅的“规矩”和“清洁”。此外，店员也要在经济上“简单”“朴实”，即“家用的器具，以及日常穿的衣服，不必太多，祗〔只〕要够用即可以了；家用要有预算，每月必须有一些储蓄，以作子女的教育金”。加之，店员也需要有适当的娱乐，例如“和几个友人到郊外去散散步，可以强健骨格，舒展脑筋，是很好的一种消遣，或者弄弄琴棋书画，听听音乐，和朋友谈谈天，都是消遣”。[21]

除此之外，店员“要爱国”，即与上述的商店一样，将国家视为一个共同体并需对此具备公共意识，如“要知道国家是大家的，每一个国民，对于国家，都有一种权利与义务”。具体而言，店员万不可“将仇货冒充为国货，从中图利”，或者当“国家有一种灾难的时候”，他们却“捐钱不肯捐，参加不参加”。[22]

总而言之，新生活运动要求全体中国人民具备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即精神（理性）要管理身体（欲望）、个人要服从集团，此即店员在私生活和就业态度上都要实现的目标。这一运动期待店员能有效地再生产支撑国民经济的劳动力，并能用其维持、经营公共领域的功能，将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的效果从店员个人影响、扩大到一般社会乃至整个国家。

农民

《农民的新生活》的著者范苑声承认有不少人以为：“大概新生活，是要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趋向于彻底脱离旧的生活方式，而从事生活上新的花样”“新生活运动多在克制个人的享受欲，所以这种运动祗〔只〕可行之于都市上的有闲阶级，而不适宜于农村中的劳苦农工，因为目前的中国劳苦农工生活，已陷于不能支持的状态，似已用不着再来克制，以绝其生路”。他对此主张云，由于“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中国土地也是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林”，因此“农民的生活样态，是可以代表并左右全体国民的”，既然如此，“如果农民不能实行新生活，仅有一部分少数人的生活是新的，而占绝对大多数人的生活仍是旧的，那末〔么〕，中国国民的生活终归不能算新”。[23]

如此，范苑声要求农民参加新生活运动的理由主要是农民和农村在中国的人口及国土中所占比例甚高，而几乎忽略了农业所具有的特质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积极功能，即以自然环境为直接劳动对象的生产活动，以及给都市居民提供初级产品。是故，如下所述，其将中国农民视为一种非常消极的族群，即不过是居住于尚未都市化的农村地区之下层群众而已。

范苑声所描绘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从头到尾都是消极的。由于他们“在穷之外，还有许多恶劣的习尚”，因而“只会懒惰、颓唐、腐败、污秽、敷衍下去，而不能挣扎出一种新的生气和出路”。换言之，他们“陷于‘麻木不仁’”的状态，“比一般国民生活的形态还要奇怪、可怜、危险”！

范苑声首先指出农民“迷信鬼神”“听天由命”之消极的人生态度，即“他们在一年之中，不知化〔花〕了多少金钱在膜拜木偶的香烛纸锭之上，不知化了〔花〕多少时间和心神在求签卜卦之上”。其结果，由于“神鬼不过是种绝无生气的木偶，多疑他们的生活也就成了‘枯木死灰’了”！而且，“他们的生活既然是受了命运的支配，这那〔哪〕里还有生气可言！振作进取，更谈不上”。如此，他把农民描绘成处于超自然力量支配下之被动的存在。

此亦与农民“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生活态度有关，即“他们遇到庄家〔稼〕收获不好的时候，也不知道求来年耕种方法的改良，只存着‘过一天算一天’的心理；他们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也不打算事前设法补救，反只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忧’的念头以自宽”。而且，“鸦片烟和赌钱这两椿〔桩〕事，许多农民被迷惑着，任凭饭吃不饱，甚至于没有得吃，衣服穿破的，甚至于破衣都没有得穿，而他们依然醉生梦死的鸦片烟不能不吃，钱不能不赌”，从而“陷于‘败家荡产，丧德忘身’”。如此，他认为农民对自己的生活缺乏任何合理的计划。[24]

总之，范苑声把农民和农村描绘成与先进的都市居民和社会相反的因袭、无知的群众和区域，毫不考虑农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而且，关于与私生活截然分开的就业态度，他亦未具体地提出操作、显示身体的方法及个人和集团之间的关系。由此可知，他仅关注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等农民的负面特征，并不认为农业是与其他产业对等的生产事业、农民也是与都市居民对等的国民经济之支撑者。

范苑声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详述农民应该从事的一种新生活，但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即“中国农民因为丧失了中国固有道德的礼义廉耻，精神生活失去凭依，从而物质生活更是无法维持”“要刷新物质生活，首先要从振作精神生活做起”。但是，至于“所谓精神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他仅提倡要恢复“礼义廉耻”，并未对农民的特殊性给予充分考虑。他只不过以“农民知识有限”为理由，提议通过“左右农村里面的老百姓之风俗习惯思想行动”的“士绅和‘子曰先生’们”，即地域社会原有的精英阶层，并引用“古人的遗教来作标榜”，由此促使“中国固有的美德……向一般农民的脑子里灌输”。[25]

至于物质生活，范苑声主张“衣食住行”要符合“礼义廉耻”。然而，他所列举的共46项规定中的大部分是围绕着私生活的内容，而提到就业态度的项目则仅有“要勤恳劳作”一项。而且，除了新生活运动要求全体中国人遵守的衣食住行之“清洁”和“规矩”之外，只有“牛栏和猪圈，不要做在住屋的前面，尤其不能靠近厨房”“不要抚养童养媳”“不要弃溺女婴”“染病时要找医生，不要去求神”“天气大旱时，要设法子换种，不要去求雨”“年成丰收时，要设法储蓄，不要去酬神”等少数项目与农业经营或农村房屋、因袭、迷信有关而已。但是，范苑声提倡的农民新生活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涉及与非特定多数的别人之关系或公共场所的规定时，仅有“走路要端正要守秩序”“不要随地大小便”“在屋子里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买卖人口”“要爱惜公共物品”等项目，而涉及国家的规定也只有“不要买外国货做衣”一项。[26]

如此，范苑声的看法具有一贯性，即他所描述的农民与其说是务农者，不如说是农村居民，而且与对农民的就业的态度相比，他更重视其私生活。这种看法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的现状，即经营、劳动和家计、家庭仍未分离。而且，农村、农业原本在社会上直接参与构成公共领域的机会较少。因此，与要求精神（理性）管理身体（欲望）的身体美学相比，个人服从集团的公共意识及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

除了这些“主观条件”之外，作为影响农民实行新生活的“客观条件”，范苑声指出两个障碍，即“在地方杀人放火的‘赤匪’”和“官厅榨取的‘苛捐杂税’”。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先行于新生活的实行，反而主张实行新生活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具体而言，农民“当‘赤匪’来‘杀人放火’”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的贫困，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固有的道德心——礼义廉耻”，故而促使“农民内心里能够恢复起中国固有的道德”才是“从根本上消灭‘赤匪’的主要工作”。而且，“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地〕要废除苛捐杂税，而地方长官不但没有尊令废除，还依然在那里变本加厉的〔地〕榨取”，这也是“因为地方长官们没有了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是故，“要想他们不再去贪赃枉法和横征暴敛，就要使他们能够明礼义、知廉耻”。[27]

由此可见，范苑声不仅认为农民是共产党搞破坏活动的受害者，而且还将他们视为可能构成其势力基础的、搅乱社会秩序的潜在因素。故此，他虽然企图通过新生活运动对农民进行教化、镇抚，但为改善其经济状况以防农民支持共产党，只能依靠地方统治者之自发的合作。

如上所述，新生活运动对银行职员、店员和农民提出的“教养”的要求有所不同，这或许可以归于张公权、王汉良、范苑声的个人思想差异，但这毕竟反映了新生活运动本身之性格。正如《新生活运动纲要》里的“运动之程序”规定“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院、公园、会场……等作〔做〕起，再求之于全体社会”，[28]普及近代西方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来创造国民的尝试，应该从国家对社会的监视较为容易的公共领域开始，逐渐扩大、深化到这种较难监视的私领域。换言之，国民党政权企图在非特定多数的群众聚散、接触、交流的都市社会之公共领域（亦为奉职者的就业场所）实行“身体的教养”，由此创造出近代国民。

是故，对于被视为公共领域之支撑者的店员，以及代表脑力劳动者之银行职员，新生活运动制定了本章开头所列举的一系列《办法》和《须知》。《新生活丛书》也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并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屡次进行了下节所详述的检阅活动。新生活运动并未将农民视为承担部分国民经济的务农者，而是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的农村居民，对其实行以识字、卫生、打破迷信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服务工作”，但其在整个新生活运动中所占的地位并不高。[29]这意味着，因为农民出现于城市社会之公共领域的机会较少，因此国家很难对其进行改良/控制，并促使其转化成为近代国民，是故国民党政权对农民的态度是较为轻视、消极的。

第二节
教养人民的身体

检阅方法

为了检查人民在日常生活上的一举一动是否符合《新生活须知》及各种《办法》《须知》，国民党政权屡次进行检阅活动。这种活动有时在“检查”“调查”“纠察”“指导”“劝导”等名义下举行，但都是国家权力试图直接介入社会生活中最细微的部分。在此，笔者将对1934年各个城市实行的检阅活动中可阐明其详细状况的几个事例进行分析，由此探讨检阅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法。

在南昌，被动员起来的行营政训处、宪兵营及学校工作人员等组成了指导队、纠察队，自3月12日开始，“男指导员纠察马路，女指导员指导家庭”。[30]省公安局各分局、分驻所巡官及巡逻长亦兼任纠察队长或队员，“于舟车轮船开行、到达，与公共娱乐场所开演暨散退时……分赴车站、码头及公共场所切实纠察，务使人人严守纪律，毋违背《新生活须知》各项规定”。[31]3月18日举行全市大扫除，由市内各学校、宪兵营、省党部、文化学会南昌分会等选拔、组成的纠察队、指导队及公安局警士共有七百余人，每三人一组，由一名警士领导，共有一百八十九组，分别挨户检查了二百五十至三百所住户。[32]3月下旬亦调查了四十六个教育机关、四十个政务机关、二十七个驻赣军师办事处、二十三个民众团体、五个商业团体。[33]自6月至8月，中小学生被动员组成江西青年假期服务团，将南昌市划为十个区，各团员则按其住址分配到各区，暑假期间每日在上午7时至9时、下午5时至7时之间，从事宣传、指导、检查、辅助等工作。团员由宪兵或警官率领，对南昌市内的住宅、商店、旅栈、公寓、茶馆、酒楼、餐厅、戏院、街道、公园、码头、车站、邮局等进行调查、指导活动。[34]

在南京，由宪兵、警察、童子军组成的新生活队自5月5日起，每日上午9时至12时及下午1时至4时、7时至9时在街道上实行“普通劝导”，并在码头、车站、公共游艺场所按其车船开停次数及开放时间进行“特别劝导”。[35]6月施行总检查，18日上午9时至12时及下午2时至5时在各行政机关，19日上午8时至12时及下午2时至5时在各学校，20日上午8时至12时在各车站、码头，下午3时至5时、7时至9时在公共娱乐场所，汪精卫、邵元冲、陈公博、朱家骅、叶楚伧、罗家伦、褚民谊、谷正伦等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理事、监事亲自会同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员和警官进行检阅活动。[36]从7月20日至29日，划市内为八区，各区警察局、区党部、区公所、清洁总队、宪兵司令部进行了规矩、清洁检查。[37]

在武汉三镇，除了行政院直辖市汉口之外，武昌和汉阳于5月由湖北省公安局实行了清洁、规矩运动。前半段为清洁运动周，10日开始宣传活动，11日检查机关、团体、学校及其所属职员住宅，12日检查菜场、饮食店、理发室、浴堂、旅栈、戏园及其他公共场所，13日、14日检查商店、住户，15日召集各界代表大会，举行了全市大扫除及总检查。检查任务由关、团体、学校代表分别担任，就省会区分为十二区，每区分为四组，每组均由当地公安分局遴派员警参加、协助检查。经过检查之住户均于门上张贴“清洁检查讫”纸签，以资区别。后半段为规矩运动周，挑选各分局优秀长警一百八十人组织劝导队，各劝导长警一律佩戴“劝导新生活”袖章，各分局休班员警亦出发协助进行，从24日至31日，每日上午7时至下午9时，于辖境内采取流动方式，或分别立于路旁及适当路口，执行劝导、整理交通等任务。[38]

除此之外，南昌（1935年11月7日—9日）[39]、广州（1936年10月15日、12月4日—5日、1937年2月19日）[40]、南京（1937年2月20日—22日）[41]、重庆（1938年2月22日—24日）等[42]城市也举行了检阅活动[43]。

这些检阅活动有三个特点：

一、全面性——不论官民、公私，城市社会里几乎所有的职业、阶层、年龄段的居民的上班和上课的空间，乃至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成为检阅活动的对象。党政军当局亦与一般群众同样地受到检阅，这表明新生活运动的一个性质，即它虽然依赖于原有的统治、行政的框架，但这些机构本身也是这场运动的对象。由此可知，为了由上而下地监视、改造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国民党政权要促使精英阶层“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此次运动，其后方可要求一般群众与其合作。换言之，通过新生活运动创造出近代国民这种构想，原不是采取单方向的强制手段，而是统治者要率先垂范，感化、教导被统治者，这与《新生活运动纲要》里的“运动之程序”规定“由公务人员作〔做〕起，再推之民众”的旨趣相同。[44]

二、从事检阅活动的人员是从作为检阅对象的各种社会群体中选拔、组织起来的，并需经常与治安当局合作。这是为了促使城市居民主动参加此次运动而采取的方式，但它因依赖治安机构，导致检阅活动和警察行政之间的界限趋于不明，治安业务中有一部分是由城市居民承担的。这含有当局和民众之间的相互嵌入或相互浸透，以及全体城市社会的非制度性或超制度性的相互监视之意。换言之，虽然国家试图浸透于社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因此增加了前者对后者的依赖程度。

三、许多城市重复实行了多次检阅，但几乎都是有期限的一时性活动，而且经常伴随着提灯游行或化装游行等宣传活动。[45]其结果，使得改良／控制日常生活的活动未能成为恒常性、持续性的制度，而始终只是暂时性、间断性的运动而已。因此，这种活动回避了对原有统治机构、结构的改造，而是带有节日般的喧闹、娱乐的成分。[46]

检阅内容

如上所述的检阅活动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在此笔者将其分为屋内和屋外加以分析，因为前者包括机关、学校、餐厅、游艺场、住户等，都是为了某种目的度过一段时间的地方，而后者则主要意味着马路、车站、码头等，都是移动中暂时经过的地方。

（1）屋内

表2是1934年秋天对南昌的一家餐厅“六扒馆”实行的检阅工作的报告之一部分。[47]

表2　教导商店工作报告

原有缺点 | 教导改善事项 | 改善情形
礼堂走廊木柱粉渍甚多，颇不雅观 | 将粉渍洗抹干净，以后每日抹拭一次 | 已照办
走廊桌椅零乱，未铺台布 | 加铺台布，排列整齐 | 已照办
走廊相片、镜架悬挂不整齐 | 摘除改挂 | 已改挂齐整
走廊屏风围布破坏 | 将围布换洗、木架洗抹 | 已洗抹更换
走廊地面污浊，未拖洗 | 每日拖洗一次 | 已拖洗，但未甚洁净
走廊壁上油画已污损 | 用石灰将油画粉刷洁白 | 已粉刷洁白
走廊置放茶炉水桶，有碍观瞻 | 用围布遮围 | 已加桌屏风
礼堂墙壁污损 | 重新粉刷洁白 | 已重新粉刷洁白
礼堂字画悬挂太多 | 将劣画摘除、字画改挂 | 已改挂齐整
礼堂地面污浊未拖洗 | 每日拖洗一次 | 已拖洗，但未甚洁净
礼堂礼台台布污浊，满沾油渍 | 立即换洗，以后每周至少洗换一次 | 已换洗
礼堂穿衣镜未洗 | 洗抹干净 | 已洗抹干净
休息室窗户、门柱均污浊，地板未拖洗 | 窗户、门柱、墙壁立即洗抹，地板每日拖洗一次 | 已洗抹干净，并油漆整洁、拖洗干净
楼上墙壁已污损 | 重加粉刷 | 已全部粉刷洁白
楼上地板未拖洗 | 每日拖洗一次 | 已拖洗干净
楼上走道堆置食物零乱，［齐］有碍观瞻 | 装置长台一方，将零碎物件放人柜内 | 已装置木柜
楼上天窗木板污旧，满布尘垢 | 重新粉刷、油漆 | 已粉刷、油漆
菜单镜架尘垢满布，未加洗抹 | 立即洗抹，以后每日洗抹一次 | 洗抹干净
小便处未挂字牌，内部肮脏 | 悬挂小便处牌，并将内部打扫干净 | 尚未悬挂，但内部已打扫
楼上及门首、门前玻璃尘垢甚多 | 每日洗抹一次 | 已洗抹
台上摆饰花瓶未洗抹 | 时加洗抹 | 已洗抹
茶房未穿制服 | 以后必须穿着 | 已穿着
厨房手指甲未剪除 | 应修剪 | 已修剪
菜牌污脏不洁 | 重新油漆 | 已油漆

检阅项目如此具体、广泛、细小，我们由此可知检阅人员尽心尽力，并尽可能多地指出了需要纠正的缺点。他们或许是为功名心所驱使而进行了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检阅，但也可认为是虚心坦白、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当时城市社会确实不规矩、不清洁的真相。但是，世界上并不存在众人皆能公认的公正、客观的“规矩、清洁”的标准，因此我们只能得知检阅人员认为这家餐厅存在许多毛病这一点。

虽然如此，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些检阅项目，就能明白检阅人员最关注的是人的身体和周围空间的纪律和卫生，即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在此，对于其他检阅活动的事例，亦加以分析。[48]

在与公共卫生直接相关的服务业，职工的身体清洁受到了关注，例如“厨房工人指甲头发不常剪剃”（南昌的名称旅馆等：C、D、E），“赤膊”（南昌的普安客栈、青莲阁等：D），“理发师代客修〈发〉而不戴口罩”（南昌的龙海水：F、南京的永记青年：G）等。至于建筑内部的空间，食品及什物、备件的秩序和卫生状况都是检阅的对象，例如“大厨房食物杂陈……大地上潮湿”，“食物及肉类蝇集，虽备有纱桌布桌而不用”，“调味用料（如油盐酱油等类）盛具不加盖”，“食具随意搁置（如碗筷之类）”（南昌的春林楼等：C、D、E，南京的聚兴饭馆：G），“未备消毒物品”（南京的新民、永记青年：G）等。此外，建筑设计本身的问题也受到了关注，例如“空气不疏〔流〕通（面积小，座位多，容易发生传染）、座位太不整齐（太小）、无卫生设备（随地吐痰及食物渣皮抛弃满地等）”（南昌的民乐园等：B）等。

对于未成年人，教育机关应该对其身体清洁予以恒常性注意，例如“制有个人检查清洁表，逐日登记”（省立南昌女子中学附属小学：A），“学生指甲，每周由大学生帮助小学生剪下”（南昌的普贤寺小学：A），“每周举〈办〉两次整洁检查，如有不合［格］规定者，即予警告”（南昌的环湖路小学：A），“学生衣服、手脸均不清洁，皮肤病、眼病患者尤多，亟应设法改善”（南昌的私立女子平民补习学校：F）等。

在学校及官署，对身体施以华丽装饰的行为受到了批判，例如“女生宿舍衣物乱放，毫无秩序，且装饰品甚多”（南昌的私立章江中学：F），“女职员烫发占多数”（南京的外交部、三民中学：F）等。此外，在上班、上课场所必须实行规格化，并严格分开公／私空间、时间，由此尽可能将私生活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一心一意地从事工作和学业。例如“学生服装过于杂乱，上课时间竟有带〔戴〕睡帽者”（南昌的江西中学：F），“教师亦有穿大衣上课者”（南昌的私立豫章中学：F），“不遵守办公时间，有上午10时，职员仍未到齐的”（南昌的各政务机关：A；南京的参谋本部、龙王庙分驻所、姚家巷派出班：G），“办公时间内有职员沐浴”（南京的司法行政部：G）、“办公室看报、吸烟……办公时间打拳游戏”（南昌的财政厅营业税总局：F；南京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G）等。

很有意思的是检阅人员格外地关注饮食、排泄等伴随体液的生理行为和身体的清洗，以及厨房、食堂、厕所、盥洗室等用水的地方。例如“厨房狭隘，但内部尚干净，厕所无积秽，并时洒石灰”（南昌的经堂小学：A），“设有盥洗处为学生洗手之便。教职员所用茶杯及待客室之茶杯都有号数，一人规定一个，其余如碗筷等都有规定”（南昌的普贤寺小学：A），“不用痰盂改用纸裹火化”（南昌的私立义务女学：F），“痰盂用盖办法殊佳”（南昌的北营坊小学：F），“疏通阴沟，以防腐臭”（南昌的烟酒牌照税南新烟酒稽征分局：A）。与此相反，亦有“厨房淘米水缸发生嗅〔臭〕味”（南昌的公安第二分局：F），“厕所湫隘，粪蛆蠕动，臭气四散”（南昌的毛家桥小学：F），“厕所污秽，尿溢满地”（南昌的天后宫小学：F），“间有教室内随地吐痰者”（南京的辎重学校：G），“面盆内污垢未除”（南京的珠江路分所、将军巷分所：G）等现象受到了批判。加之，建筑设计本身的问题又屡次受到了关注，例如“室内水井与厕所相连”（南昌的营业税总局：F），“二楼、三楼上小便处，［并］应加以障蔽以免外露”（南昌的公安第三分局：F），“以礼堂兼作［会］食堂”（南昌的民政厅：F）等。由此可见，新生活运动企图把个人的饮食、排泄等行为隔离起来，定位、隐藏在特定的领域里，并使这种场所处在不断的净化、监视下。这很可能是为了预防疫病的公共卫生措施，同时也含有警惕、厌恶、畏惧自然生理现象的美学性身体意识。

对于这种屋内的检阅活动，一般群众的反应如何呢？上列的“六扒馆”大致上接受了检阅人员的批评、教训，翌年4月公安局举行“考察”的结果，该餐厅“登优良公告牌”（F）。但是，南昌的合顺茶社、咸福茶社、义顺茶社、益乐天、茂盛祥、合盛号、环城公寓、二品楼等旅店及食堂受到检查时的态度是“和颜悦色，不时急躁，惟解释尚不明白”，“大多采一时敷衍接受之满诺，能否实行尚系问题”（D）。由此可知，一般群众时常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因为检阅活动经常是依靠公安当局的强迫力量进行的。

（2）屋外

表3、表4、表5是湖北省公安局于1934年5月24日至31日的规矩运动期间在武昌、汉阳的街头实行检阅活动（“劝导”）的记录。[49]

表3　湖北省会规矩运动周被劝导人数与接受劝导人数统计表

表4　湖北省会规矩运动周人民被劝导事项统计表

表5　湖北省会规矩运动周被劝导人身份统计表

由此可见，劝告、指导的对象几乎包含所有的社会集团、阶层，故可推测这些统计反映了当时城市居民的人口组成。简言之，新生活运动要求他们把马路、车站、码头视为公共交通的领域，使得社会秩序优先于一切（公共意识），并把它视为非特定多数的公众聚散、接触、交流的公共空间，注意自己的身体及举止动作是否得体（合乎身体美学）。

在南昌，检阅人员提议云：“多竖‘行人靠左走’之标识，以资提醒；凡车辆行于市内，必须执照，在领取执照之先，必须经过考试，譬如靠左边走、大转弯、小转弯之类；宪兵及警察巡查队等，应养成时时靠左走的习惯，以为人民之表率。”然而，这种“靠左走”的规定也有问题，如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指出：“最初指导行人向左走的办法是来的人走一边人行道，去的人走另一条人行道，如此虽然人行道上的秩序良好，但行人有时须在这一边走路，在那一边买东西，又回到这一边来走路，这太不方便了！所以本会立即决定改变办法，只在一条人行道上分左右。”除此之外，亦有“一班苦力辈，每不着衣，只披布巾一块，确有不得已之苦衷，但于观瞻上大有妨碍”“菜坊不清洁，宜制止菜贩兜售，以重卫生”“取缔小挑摊者”等建议。

与公共交通无关但会影响到周围环境的私人行为（饮食、排泄、娱乐）亦受到检阅人员的告诫，要求他们必须在住宅内进行这些行为。马路不仅是公共交通的领域，亦被居民当作私人住宅之延长部分为其利用，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陋习。例如在南昌，“德章路内贫民住宅……便溺污水，任意洒倾，应由公安局多加劝告，并设法改善”“帅家坡等处，住户多养猪，放行街中，粪便狼藉满街，应由警局查禁”“多备垃圾桶，函公安局令清道夫认真清道。垃圾桶并须加盖”“各街巷厕所，多无遮蔽，不仅臭溢难堪，且于观瞻不雅，拟由公安局于各厕所之门前，树立门壁”“拟由省公安局，于距城较远之地，掘蓄粪池，雇用大批挑粪夫，每日清晨将公私厕所净尽粪便，……计所售粪之钱，用给挑夫工资，亦可相抵”。[50]

对于这种屋外的检阅活动，一般群众的反应如何呢？上列报告又表示大部分城市居民接受了劝告和指导。另一份有关南昌情况的报告写道：“往日马路上之来往行人，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奇装艳服，一般穷苦小民，又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流氓土棍，则袒胸露臂，鞋不拔、钮不扣……近已不复见上述种种怪情，惟衣西装男子、艳服女子虽不全免偶尔有之，亦不过凤毛麟角。”[51]此外，在南昌的平民住宅区域，“过去巷口多不洒扫，即室内亦百物杂陈，沟渠不疏通，乃顿成污浊气象，喻为人间地狱”，但“自新生活运动推行之后，市民对清洁常识略有了解，而公安局亦家喻户晓，督促励行，渐至初步成功……已不复有当日之气象，巷口亦颇清洁，各户亦井井有条，然其房屋腐烂、倾斜，则非人力所可及，而房亦因收费至微，不能修葺，此其缺点耳”。[52]

虽然如此，但有些报告暗示一般群众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南昌，“一般市民都认为，星期六或星期日【纠察队】工作，届时多有准备，纠察队过时〔后〕，则故态复生”。而且，“执行纠察时，见怨于愚，见慢于黠，见慰于贤，而狡者则嗤我癫。奔波市中之队员，几成市民所厌弃之对象”。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检阅人员建议云：“警察不负责任，已成公评，为治本计，应设警察训练班，造就推行新生活之专才。”他们还建议：“一，予黄包车夫以小惠，使之领导低级社会。二，由教〈育〉厅有计划的〔地〕训练各学校，使智〔知〕识界负起领导责任，并以此为各校考绩标准之一。三，再由警察界负责推行。”[53]

与此同时，检阅人员本身的态度亦似乎时有问题，对于从1934年6月1日起在安徽芜湖开始的检阅活动，日本驻芜湖临时代理吉竹贞治如下报告：

多数军警定时刻巡逻市内，促使行人励行：一、靠左边走，二、整顿服装，三、戒烟，但其取缔态度完全误解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弊病甚深。例如，声称此运动根据蒋介石的严命，不论是本国人或是外国人，胡乱强制实施，甚至拿着手枪威胁行人使其停住脚步，倘若发现酷暑中不得已解开一二个钮扣乘凉者及吸烟者，就毫不客气地责难。与此相反，在街上撒尿者及商店里或住房里的裸体者，则置之不理。他们的取缔情形如此矛盾，尤其是对外国人采取这种态度，甚不妥当，我国人中亦有二三个受到牵连者云。[54]

如此高压、恣意、敷衍的检阅态度很可能促使一般群众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甚至做出消极抵抗的反应。

小结

新生活运动的检阅活动不仅逐个暴露日常生活中所有部分的混乱、污秽，而且企图“教养”群众对此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改良／控制，并由此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如第一章所述，这种尝试正如蛇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使其感觉到自然的身体是可耻、丑恶的。而且，由于这是在原有的统治关系的框架中间歇地、断续地进行的“身体的教养”，因此对群众之“生”的否定和蔑视或许可以促使他们相应地反省、觉悟，但也可以引起他们采取暂时的、表面的阳奉阴违的反应，甚至酿成对当局的反感、怀疑。换言之，这场运动期待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进行自律的、恒常的、持续的改良／控制，但其成败只能通过以权力为背景的他律的、暂时的、断续的监视而得到验证，此即检阅活动的难处。如上所述，有些报告很自豪地叙述了丰硕的成果，但这种记载是否是虚伪、夸张的自卖自夸，抑或是公平无私的真实描述，则甚难判断。即便是后者，其为群众自愿的积极参与，还是受迫于当局的消极顺从，或许包括报名者自己在内亦无人知晓。

就此点而言，日本驻长沙领事代理高井末彦的如下报告，颇耐人寻味：

此案开始以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属于政、党、军者不仅在官衙内，即使在宴会及其他公私聚会上，也绝不吸烟，这种努力看来颇不容易。最近曾向交往密切的要人询问对此之感想时，他们似乎对此次运动不抱很多希望，有人很直率地挖苦说：“这场运动确实很好，可是根植于长年传统中的官民生活，不会用一篇宣传文章或一次演讲就能得到改变，况且其要求过高。现在官员不得已仅实行戒烟，在宴会上节酒，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办法，而在自己的家里或不被外人看到的地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这场运动不以所谓的‘五分钟的热情’告终则幸甚。”[55]

如此，新生活运动提倡的“规矩、清洁”这些理念及其试图普及的近代性身体美学、公共意识的意义似乎得到了当时多数官民的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赞同。但是，若将第一章所提到的别人看自己的眼光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论的“超我（über-Ich）”般地内在化，即在日常生活中恒常、持续地关注自己的行为，则不得不需要有极强的心理紧张，如果没有来自外在的凭借权力实行的监视，这种态度则很难持续。是故，正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样，新生活运动似乎仅能产生阳奉阴违的反应，其“身体的教养”亦只不过是短暂性的行为而已。

如上章所述，汪精卫将“社会制裁”与伴随强迫力量的“政治制裁”“法律制裁”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并提倡“一般知识阶级”通过制裁自己来做群众的榜样。这种主张符合西洋历史的展开过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对黑人和新移民，都是以“启蒙”的名义实行“社会制裁”或改良／控制，即通过日常生活的规矩化、清洁化进行国民化。然而，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固定的阶级和大规模的移民，意识到别人眼光的机会不多，因此在创造近代国民时所需要的均匀化压力只能由国家对社会的伴随强迫力量的统治来施加。简言之，缺乏“社会制裁”的中国只能通过“政治制裁”“法律制裁”创造出近代国民，但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具有根本性矛盾，即它会导致如上所述的运动本身的戏剧化。

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在南昌召开，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回顾一周的情况时写道：“新生活运动有效。”[56]但是，当新生活运动于1936年2月19日迎来两周年之际，他则说道：

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虽然推行的区域一天一天的〔地〕加广，工作的项目和范围一天一天的〔地〕加多，推行团体和人员也随时都有增加……可是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不但如此，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我们现在到处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推行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食衣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励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爱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是更少了。……各地推行新运，往往逢到有人将要考察的时候，临时特别紧张一下，过后随即松懈下来，无人过问。又或在容易察觉的地方，则注意整洁，略为偏僻一些的所在，就不去认真实行。像这种一暴〔曝〕十寒的做法，祗〔只〕做表面的行为，一般人民自然也相应以伪，不来真切听受指导了。[57]

经历西安事变后，在中日全面冲突渐趋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于1937年2月19日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三周年广播演讲，其云：“我看到各地新运会的刊物，其中大半是公函、开会纪〔记〕录和演说词，而关于工作成绩记载倒少。……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过去的许多方案、办法就犯了这个毛病【好高骛远】，表面上非常周到，事实上一点都做不到。”当蒋介石企图将中国人民“教养”成为具有近代性身体美学、公共意识的国民即“几千几万蒋介石”的运动遭遇到群众“阳奉阴违”的反应而落空时，他不得不如此痛感、慨叹“蒋公的新衣”之景况。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开始。作为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政权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自1939年称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就任主席。此时，他在日记里写道：“以倭寇有组织之国家，其全国动员，人人能发挥其战争之效用。惟我无组织之国家，事事皆须以一人当敌国之全体。可不惧乎？”[58]在日本近代化进展的刺激下，他曾企图将中国改造成与日本同样的近代国民国家，但这一构想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则不得不作为孤独的领袖率领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近代化的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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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第272页。

[2] 参见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3] 参见Michael Tsin，Nation，Governance，and Modernity in China：Canton，1900-192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结论。

[4] 早期发行的著作后附一览表上仅有四十册，未见《各国青年训练与新生活运动》一册。关于著者的职位，亦参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职员录》，第151页；江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宁县志》，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576，969页；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山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976页；余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余姚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5页；梅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梅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第2012页。

[5] 溥岩历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教授等，但《妇女的新生活》出版时的职位不详。

[6]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正中书局，1934年，第54，62—63页。

[7]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第15—16页。

[8]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第18—21页。

[9]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第21—23页。

[10]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第27，52，65，68页。

[11]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第51—53页。

[12]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第65—67页。

[13]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第56—57页。

[14] 张公权：《银行行员的新生活》，第73—74页。

[15] 王汉良：《店员的新生活》，正中书局，1934年，第27—30页。

[16] 王汉良：《店员的新生活》，第31—32，38—39，41—42页。

[17] 王汉良：《店员的新生活》，第32—33，40—41页。

[18] 王汉良：《店员的新生活》，第34—37，39—40页。

[19] 王汉良：《店员的新生活》，第43—45，47—48，51页。

[20] 王汉良：《店员的新生活》，第50—51，59，63页。

[21] 王汉良：《店员的新生活》，第54—57页。

[22] 王汉良：《店员的新生活》，第49—50页。

[23] 范苑声：《农民的新生活》，正中书局，1934年，第2，5—6，22页。

[24] 范苑声：《农民的新生活》，第13—18页。

[25] 范苑声：《农民的新生活》，第31—32，38—39，45页。

[26] 范苑声：《农民的新生活》，第39—44页。

[27] 范苑声：《农民的新生活》，第49，54—57页。

[28]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

[29] 牧恩波、林天鹤：《暑期农村服务手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出版年不详；萧继宗编：《革命文献（第68辑）：新生活运动史料》，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第246页。

[30] 《新生活运动定期开始指导》，《中央日报》1934年3月3日，第1张第2版；《南昌新生活运动》，《中央日报》1934年3月3日，第2张第2版。

[31]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各纠察队即分赴各机关实行检查清洁卫生》，《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5日，第2版。

[32] 《十八日全市大扫除同时举行总检查》，《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6日，第2版；《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规划全市纠察工作》，《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2日，第2版；《全市清洁总检查经评定》，《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9日，第2版；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03—104页。

[33] 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05—113页。

[34] 《江西青年假期服务团工作概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1期，1934年，第72—79页；《江西青年假期服务团工作概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2期，1934年，第43—62页；《江西青年假期服务团工作续志》，《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3期，1934年，第37—48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242—243，247页。

[35] 《新生活队今日开始劝导工作》，《中央日报》1934年5月5日，第3张第2版；《新生活队劝导时间与方法》，《中央日报》1934年5月6日，第3张第2版。

[36] 《首都新生活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6月14日，第3张第2版；《新运会团体会员十八日起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6月15日，第3张第2版；《新运促进会团体会员明日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6月17日，第3张第2版；《新运促进会今日起施行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6月18日，第3张第2版；《各机关新生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6月19日，第3张第2版；《新运会昨举行各学校新生活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6月20日，第3张第2版；《新生活总检查昨告竣》，《中央日报》1934年6月21日，第3张第2版；《新生活检查今开评判会议》，《中央日报》1934年6月26日，第3张第2版；《新生活总检查评判结果》，《中央日报》1934年6月27日，第3张第2版。

[37] 《新运会决议举行整齐清洁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7月7日，第3张第2版；《新运促进会清洁总检查之意义》，《中央日报》1934年7月10日，第3张第1版；《全市清洁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7月14日，第3张第2版；《新运会定后日举行全市清洁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7月18日，第3张第2版；《首都新运会今日起举行全市清洁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7月20日，第3张第2版；《清洁总检查第一日》，《中央日报》1934年7月21日，第3张第2版；《京市清洁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7月24日，第3张第2版；《清洁总检查第五日》，《中央日报》1934年7月25日，第3张第2版；《清洁总检查日内即可蒇事》，《中央日报》1934年7月27日，第3张第2版；《清洁总检查昨竣事》，《中央日报》1934年7月31日，第3张第2版；《全市清洁总检查》，《中央日报》1934年8月9日，第2张第3版；《首都新运会清洁总检查报告》，《中央日报》1934年8月11日，第2张第3版；《首都新运会清洁总检查报告》，《中央日报》1934年8月12日，第2张第3版；《首都新运会清洁总检查报告》，《中央日报》1934年8月13日，第2张第3版。

[38] 《湖北省公安局努力推行新生活》，《中央日报》1934年5月30日，第2张第3版；湖北省公安局编：《推行新生活运动　附清洁运动、规矩运动、员警新生活训练》，湖北省公安局，1934年，第2—4，10—14页。

[39]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6年，第501—516页。

[40] 广州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广州市新生活运动辑要》，广州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37年，第59，65—66，71，74—75，78，253—289页。

[41] 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首都新运三周年纪念特刊》，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37年，第40—89页。

[42] 《重庆新运四周年纪念会筹备经过志略》，《新运导报》第13期，1938年，第44—79页。

[43] 虽然时期不详，云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规定纠察队工作时间为“每日上午七时卅分起至十时止，下午十二时卅分至四时止”，并对于“人民违反新生活办法规约之行为，得施以劝导或限期改正，其不服从遵行或反抗抵制，得按其情节轻重”，采取“口头警告”“文书惩戒”“公告惩戒”“行政惩戒”等措施。《云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纠察队服务规则》（无日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483/13。

[44]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

[45] 《各界化装宣传》，《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12日，第2版；《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万馀〔余〕人热烈参加》，《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3月20日，第2版。

[46] 1935年开始的“劳动服务”运动作为新生活运动之一环，动员党政军机关职员、学校师生和各种社会团体进行教育、调查、宣传等活动，可视为是继承检阅活动的动员方法并扩大其活动范围的运动。

[47] 《教导商店工作报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10期，1934年，第15—17页。

[48] A：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05—113，130—135页；B：《南昌市戏院业调查报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2期，1934年，第35—38页；C：《南昌市中西菜馆业调查报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3期，1934年，第28—36页；D：《江西青年假期服务团工作续志》，《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3期，1934年，第37—48页；E：《南昌市面饭业调查报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5期，1934年，第15—18页；F：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501—535页；G：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首都新运三周年纪念特刊》，第72—89页。

[49] 湖北省公安局编：《推行新生活运动》，附表。百分率之错误已由笔者纠正。

[50] 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30—133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第114—115页。

[51] 《南昌新运实施后社会有显著进步》，《中央日报》1934年6月27日，第2张第3版。

[52] 《南昌市平民区域住宅调查报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2期，1934年，第34—35页。

[53] 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31，134—135页。

[54] 《新生活運動本邦人強制実施関報告件》（1934年7月4日），《一件》。

[55] 《長沙新生活運動促進会成立件》（1934年5月11日），《一件》。

[56] 《蒋介石日记》1934年3月11日。

[57]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中央日报》1936年2月19日，第1张第2版。

[58]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7日，《本周反省录》。

中篇
插曲

第四章
敌乎？友乎？——日本人

1934年3月20日，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事务代理松村雄藏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介绍新生活运动时说，这是“最近在当地民间广为盛传的新名词”。他说：“看似平凡陈腐的题目，如今重新附上新意，并由党政要人大肆提倡。就其理由，说法不一。”他又写道：“当支那目前内外多事之际，大肆宣传如此消极的内容。”对于当局的这种态度，“有人认为这是真正认识到支那内部的腐败、堕落，痛感从根本上须要重建的结果，也有人说这只不过是中央当局以此掩饰其政策转换而已。要之，无论此一问题，或是已报告的中国文化学会之成立的问题，皆外观茫然，不得要领，但认为对其动向必须充分注意”，如此表示其兴趣和困惑。[1]

对于此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相关研究，可大致概括如下。1933年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军事冲突由此暂告结束。之后，在日本，广田外相提倡“协和外交”，将驻华公使馆升为大使馆，试图使两国关系趋于安定，而在中国，蒋介石倡导“安内攘外”政策，优先推动“剿共”战，被视为亲日派的汪精卫采取对日绥靖政策，但关东军及中国驻屯军却敌视国民政府，进行华北分离工作，其结果导致中国的亲日派失掉国内舆论的支持，而实行币制改革的欧美派逐渐抬头。日本的广田外交对中国、欧美均陷入僵局，经过二二六事件之后，两国的对立日益加深。[2]

如第一章所阐明的，日本是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而且蒋介石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对中国人民进行“身体的教养”，由此创造出近代国民，并抵抗日本的对华侵略。既然如此，日本人对这次运动有何种认知？其对当时的日中关系具有何种意义？本章将要探讨日本的外交当局及对其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舆论对新生活运动的认识，由此描绘出走向对华全面战争时期日本人之中国观的一端。

第一节
疑心生暗鬼——外交当局

这是怎么回事？——接触运动

对于新生活运动，驻扎在中国各地的日本外交官做出了非常敏感的反应。他们怀疑这或许是20世纪初以来屡次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的重新出现。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激烈排日运动，虽已逐渐减弱，但仍时有发生，各地使馆再三要求中国当局加以取缔。[3]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心灵创伤（trauma）”，因而他们关注的是这次奇妙的群众动员是否带有反日性质。

运动开始后不久，驻长沙领事代理高井末彦即报告说，在新生活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领导人物“与以前不同，毫无玩弄排日言辞者，皆始终持有颇为认真的态度”。[4]但是，驻天津总领事栗原正却表示忧虑：

新生活运动的条件有“人民须使用国货，不许使用外国货”一项，而新生活运动开始后不久，南京、杭州等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却大肆兴起，由此可知，它所说的“外国货”指的即是日货。在华北，北平人民自卫会、抗日会等近来相继开始活动，天津市内的商民救国会也召开总会，决议了抵制日货的方针。随着新生活运动的普及，抵制日货运动逐渐复发，将来会否出现犹如往年的激烈状态，甚为悬念。要之，不难预测，新生活运动中的部分作用，今后很可能会导致抵制日货运动的激化。[5]

这种忧虑的背后似乎有日本外交当局对蒋介石的警惕。驻华公使有吉明报告云：“此运动不用说是蒋介石追求独裁的中国‘法西斯’运动，担任其领导者的是作为蓝衣社之文化运动指导机关的设于南昌的中国文化学会（另有报告），但时常与蓝衣社系统对立的CC团看来也对此运动完全采取合作的态度。”[6]关于“蓝衣社”及“CC团”，日方都深信其存在，将其视为蒋介石心腹的秘密组织。当时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后来回忆说，特别是“蓝衣社的行动，排日性质是相当强的，故而与企图分离华北的当地军部之构想完全冲突”。[7]根据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的回忆，“我军部极其仇视蒋先生。他是巧妙地利用排日、抗日来确立自己之霸权的中日邦交上之障碍，这就是他们对蒋介石的看法”。[8]。

其实不仅军部，一部分外交官同样对蒋介石表示出警惕性，这种警惕性随着新生活运动而表现出来。上述的栗原正写道：“此新生〈活〉运动者，有不少人认为，其一个侧面即是蒋介石早就企图实行的独裁政治的一个手段，并正在将其作为新政治运动的烟幕来加以利用、宣传。”[9]他如下解释蒋介石发起此运动的动机：

新生活运动是效法德意志的纳粹运动，促使国民在实际生活上明确民族意识，在国家主义思想下团结起来，由此确立独裁政权的手段；为了实现蒋介石目前所追求的独裁政治，这是极为恰当的手段。……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不是真正地寻求国民福利之增进、国家之兴隆的计划，而是作为实现其政治野心（即独裁政治）的方法而设想出来的，故当然带有不纯之处。[10]

此外，如上章所述地方当局进行高压的、恣意的检阅活动，致使日本侨民中亦发生身受其害的事例，被驻芜湖临时代理吉竹贞治报告给了外务省。新生活运动中发生的这种暴力、压制事件，或许符合蒋介石的“反日独裁者”形象。

如此，新生活运动起初被日本官方人士解释为蒋介石企图由此确立其独裁权力的群众动员活动，日方亦警惕它会伴随着抵制日货运动。这种看法与其说是基于他们对新生活运动之思想、活动的全面性分析、探讨，不如说是由对蒋介石的成见及有关此运动的片断见闻所引发的，从而一味地关注这场运动是否带有反日性质。

1934年12月，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部向广田外相提交了题为《中国新生活运动概观》的报告。这大概是利用各地领事馆的报告写成的，但与上述的片面性、表面性的臆测截然不同，这份报告进行了极其慎重的、透彻的分析。此份报告由以下各节构成，即《概说》《新生活运动之理论及内容》《运动方法及对各地之实行命令》《各地之运动概况》《新生活运动与教育及孔子诞辰纪念日》《本运动实施上之插话》《左派对新生活运动之评论》《新生活运动之对日意义》《结言》等。

它首先指出，“为了振作民心，尽可能进行生活的改善，以此成为拯救民族的基础”，新生活运动是“触及到最浅近而作为中华民族积弊最深的衣食住行之生活革新运动”，与此同时，“倡导者蒋介石作为此道德运动的核心人物受到国民的欢迎和支持，或以之减少对他的反对，由此使其能够自由地推行‘剿共’、压制国内反蒋势力、对日外交等诸项工作，并使五全大会以对其有利的方式展开”，是故此项运动是“出于一举数得的远大意图而开展起来的”。这份报告虽这样指出此次运动和蒋介石个人的权力确立之间的关联，但也写道：“蒋似乎相信强有力的独裁政治才是拯救中国之路。”如此亦承认其超越利己动机的积极意义。[11]

此外，它还认为，新生活运动“虽自称采用了儒教道德，但未必是固陋的国粹复古主义，而提倡要顺应时势进行转变，又提倡要利用欧美的科学技术；这是比较稳健的、进步的一次文化运动”，且“对于民众，尤其是对知识阶级，它成为一大警钟，使其颇有反省，故而在民心转向及蒋介石拉拢人心的意义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如此给予积极的评价。[12]

但是，对于这一运动的实际效果，此报告却表示出怀疑的见解。它介绍了颇为过头的检阅活动的例子，如“汉口被称为苦热之都，该市市长兼任新生活运动委员长，偶然于7月上旬巡视市内时，发现三名赤膊者，便使其背着书有‘野蛮人’字样的旗帜游街示众，市民则戏言说他们是‘幸福的野蛮人’”。[13]此外，它亦指出，官民均缺乏追求日常生活上之规矩、清洁的意志和条件，新生活运动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14]

这份报告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前途遥远”，但“蒋介石作为一个拥有政治、军事权力的人物，有利己的动机，亦有如上所述脱离常规的实际情形，对其效果不能奢望，但他发起并极力倡导的是这一场远大的伦理性实际生活运动，其心腹也能体察到他的意图，并努力推进此运动，这在中国可视为一种健全的倾向”，如此积极地承认运动的意义。这份报告甚至写道：“其理论及规范对我国亦具有作为他山之石加以研究的价值。”[15]

这份报告还分析了该运动对日本的态度，“《〈新生活〉须知》【改订版】明确规定，衣食住之材料需用国货，且按目标区分的运动类型中有‘国货运动’这一部门”，因此，“作为此运动之反面效果，可以预测抵制日货运动的发生，而且或许有些运动领导人物凭借此运动煽动激烈的抵制日货运动”。但又写道：“按照此运动原来的旨趣，很难认为它是以抵制日货为直接目标的，因而很难推测出此运动的进展会引起抵制日货运动更加急剧的恶化。”如此将这场运动和过去的抵制日货运动明确地区分开来。[16]

这份报告并非采取单纯的、表面的“亲日／反日”二元对立图式，而是援用了“长期抵抗”这个概念，正确地理解出蒋介石通过“安内攘外”政策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意图：

若从中国对日政策之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内政策姑且不论），此运动与蒋介石停止抗日努力“剿共”的态度，或与九一八纪念日等不直接提倡恢复失地，而主张尽全力充实国力的态度，如出一辙。即避免无益的抵抗，先专心平定国内充实国力，巩固内部之后再一致对外，则必可得胜。因此，可以承认其作为出于长期抵抗之意图的基本运动的意义（而仅就现时效果而言，可说是为了削弱民众之抗日气势而转向此运动的）。[17]

日本陆军也已看透了蒋介石“长期抵抗”之意图，且将国民政府的亲日政策视为“伪装”[18]，但值得往意的是这份报告并不认为“长期抵抗”是具有反日性质的敌对态度。

总之，《中国新生活运动概观》的作者与一般日本外交官不同，并未把蒋介石草率地看作反日独裁者，却对其企图通过新生活运动根绝中国人之弊病、进而提高中国之国力的真意，以及此运动所面临的令人近乎绝望的艰难，均公平准确地描绘出来，甚至可以看出对敢于向此等难题进行挑战的蒋介石这位领导人物所表现出的一种敬意。

这种见解在外务省内部得到了多大程度的认可，目前不详，而表达广田外相或重光次官对新生活运动之看法的资料也不存在。然而，与这份报告表达出来的对中国人努力于创造国民、建设国家的理解、同情相比，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是对“长期抵抗”会否损坏日本国益的疑虑和警惕，且似乎影响到了其后外务省的对华决策。[19]

袈裟下露出铠甲——对付运动

对于蒋介石的“长期抵抗”，当时日本人确实有所警惕。[20]1934年9月26日，驻华公使馆一等书记官若杉要与蒋介石心腹、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会见时说：“对于控制以国民党为背景之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我国民之一部分怀疑其对日本真意之所在。”并询问道：“根据招聘德国之军事顾问，并购买美国、意大利之武器等事实，蒋之最终目的是否为完成国内统一后，对日本实行报复性之反抗或挑战？”[21]

11月2日，若杉要在直接与蒋介石会见时说：“至于我方之根本方针，朝野均盼望日支提携，但一部分国民，尤其是军部之一部分，对于支那究竟有否统一之可能性，且阁下（蒋）实现统一之际，究竟是否要与日本提携肩负东亚【脱字】之责任，持怀疑态度者不少。是故，当地政军机关往往采取与上述国策相互矛盾之行动。”[22]由此可知，关东军、中国驻屯军的对华敌视态度的背后存在着这种对蒋介石的警惕性。11月中旬，日本驻中国各地的陆军武官在青岛、上海相继召开秘密会议，商定“要推行打倒国民政府、扩大亲日区域的国策”，[23]且向蒋介石、黄郛传达了“纵然诉诸武力也敢于改变蒋介石之排日态度的旨趣”。[24]这种认识即被表现在翌年的华北分离工作上。虽然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敌意一直未变，但是他们因新生活运动而对蒋介石怀有的上述看法或许起到了刺激作用。

当时，外务省在广田外相的“协和外交”方针之下追求中日提携，但除了将驻华公使馆升为大使馆之外毫无实际进展，却强硬地要求中方更加明确地表明亲日态度。这可以解释为是为了消除陆军敌视中国的依据、阻止其擅自行动的手段。但对于蒋介石，外务省似乎怀有与陆军同样的疑惑，即将其看作隐藏在汪精卫背后的排日运动之引导者。在日本外交当局看来，袈裟（即汪精卫）下面或许露出了铠甲（即蒋介石）。

1935年1月30日，有吉公使与蒋介石会谈时说：“不少日本国民认为，蒋介石对支那政界，尤其是对党部拥有绝大的权力，但主要由党部指导的排日、抗日至今仍未停息，这是蒋没有改善对日关系之诚意的证据。”并要求说：“为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增进，须要用事实解除此等疑虑。”[25]于是，蒋介石于2月2日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人发表声明，批评了国民的反日行动。[26]该月20日，驻重庆领事中野高一即报告说，新生活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的参与者“皆仅表示对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及将来的希望等，毫无任何玩弄排外言辞者”。[27]

虽然如此，敌视蒋介石的日本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却趋于激化，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于5月29日会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时说，东北、华北的抗日活动是“蒋介石之反日工作的反映”，并要求云，“日本是敌国或是友邦，蒋介石应该就此表态，并放弃其对日双重政策”，且要求“蓝衣社”及国民党党部等一律从华北撤退。[28]

关于蒋介石之对日态度，不仅陆军怀有疑虑，部分外交官亦有同感。6月10日，国民政府公布邦交敦睦令，禁止排外言论、行为，[29]并签订了以从河北省排除国民党党部等为内容的《何梅协定》，[30]驻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对蒋介石心腹、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表示出如下之忧虑：

对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怀有疑虑者，未必像阁下所说的那样仅限于日本军部，此外还有多数有识之士，连对日支关系持有相当稳健之想法的我自己亦不能不说是同样如此。……假若蒋介石的根本方针是要真正和日本握手，党部则应当体察其意图，率先指导党员及民众向此方向前进，然而各地的事例与此完全相反。……中央党部在全国各地发起与排日运动相差无几的提唱〔倡〕国货运动、学生国货年运动等（汉口有个学生将其理解为排日运动，撰写此种旨趣的文章向某报投稿）比比皆然，蒋介石若真正有志于日支亲善，其热情之奔放想必为日本有识之士所能理解，因此就不会有与军部认识相同与否之差别。

张群避重就轻地解释说：“新生活运动毫无干涉妇女之服装或发型的意图。”[31]这句话的含义即新生活运动并未带有责难爱用外国货的“摩登女郎”的排外性质（包括抵制日货），可见此运动激发了日本陆军军人及外交官对蒋介石的警戒感。总而言之，外务省对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袖手旁观，甚至犹如体察到了陆军之意图而提倡“广田三原则”，要求汪精卫政权采取更“亲日”的政策，其原因或许在此。

该年11月1日，一直采取对日绥靖政策的汪精卫以被刺未遂事件为契机辞职，于是蒋介石就任行政院长，张群就任外交部长；12月25日，作为汪精卫心腹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遭到暗杀。与汪、唐有不少来往的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对此表示怀疑说：“蒋介石以何目的出现于幕前，何故让张群就任外交部长？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他们将要对日本采取何种政策？”关于日益激烈的抗日学生运动，他猜测“蒋介石等暗自庆幸并企图以此为理由调整对日政策”，并批判说：“蒋介石应该更加庄重才行。这一年来，蒋汪合作也好，对日亲善也好，尽说大话，但他自己却什么都不打算干，而让蒋〔汪〕、唐等站在前面，让他们牺牲了。”须磨责难蒋介石，说他是“机会主义者”，这不仅意味着蒋介石的亲日态度不如汪、唐巩固，也表示须磨觉察到袈裟（即汪精卫）下面出现了铠甲（即蒋介石）。[32]

此后，有一份报告介绍了中国当局的解释，即新生活运动对使用国货的宣传“不是出于抵制日货的目的，只不过是限地、限时的运动而已，故而过了几天就会自然消灭”。[33]驻芝罘领事代理田中做报告说：“〈我们〉正在关注新生活运动是否包括排日言行。……但并未见到排日言行。” [34]如此，新生活运动会否转化为排日运动，仍为日方警戒的对象。驻福州总领事内田五郎向林铣十郎外相提交的如下报告表示，为了防止这种转化，日方曾向以蒋介石心腹陈仪为主席的福建省政府施加压力云：

须要注意的是此运动的排日化。由于福建省政府正在严厉地取缔排日运动，故而一般的排日底流往往假借此种合法运动之名义流露出来。本馆特别注意此点，去年8月实行夏季卫生运动时，正值日支关系紧张，故而要求公安局停止游行、提灯游行等，使其中止。当秋季节约运动之际，假借提倡国货，强迫将摆在铺面的商品分为国货、非国货，暗中煽动抵制日货，而日货之销售则由此锐减，于是即时唤起陈仪的注意，使其中止。[35]

西安事变之后，驻宜昌领事田中正一仍写道，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巧妙地掌握民心，并扶植自己的势力，这是众所周知的”。[36]驻九江领事白井康亦认为：“由于西安事变，群众将要再次转向抗日。对此强迫大众重新提倡、重新研讨此运动，这似乎是党政干部费尽心机想出的为保持蒋介石威望的方策。”[37]由此可知，将新生活运动视作蒋介石确立独裁权力之手段这种解释，已成为驻华日本外交官的共识。[38]

总而言之，日本外交当局接触到新生活运动时，未能理解其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国民、建设国家之真意，亦未能探讨该如何应对（在此意义上，《中国新生活运动概观》属于例外）。基于“汪精卫＝亲日派＝袈裟／蒋介石＝反日派＝铠甲”的成见，他们采取了与陆军一样的对华高压政策，即更加警惕后者，强迫前者进一步退让。是故，汪精卫的对日和睦路线在中国国内失去支持而以失败告终，而对两国关系之改善仍抱期望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坚定其抗日意志，如此导致的结果即是疑心生暗鬼。

第二节
石蕊试纸——民间舆论

毁誉褒贬——政治论

当时日本的民间舆论也有不少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报道及评论，其中将此运动视为国民党政权之根本性政策转换者居多。

例如，《东京朝日新闻》指出：“国民党一直提倡民族复兴，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其具体的实行方法，不是过于抽象就是无法实行。与此相反，作为民族复兴的新路线，蒋介石着重于日常生活的改善，这被视为各方面正在讨论的国民党修正之第一步，受到关注。”如此把这场运动看作摆脱反帝国主义政策的决策。该报并写道：“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权〉首先打算继续进行幼稚病式的抗日、抵制日货运动，以将日本逼入绝境，但却导致支那本身的衰弱，如此下去就会陷于破灭，蒋汪等军政要人无疑意识到了此点。”如此指出反日路线的失败。该报认为：“考察过去屡次失败的‘剿共战’和福建事变之经过，其结果是在支那领导阶级中逐渐出现了重新认识支那本身的议论，新生活运动是这种重新认识支那的结果。它主张要改造支那就先要呼吁群众改善其日常生活。”这意味着中国之窘境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己。又云：“它所主张的理论不够彻底，但以家常便饭为起点的改革表现出蒋介石脚踏实地的作风。”如此对新生活运动的自我革新给予积极的评价。[39]

此外，受到关注的是“在此次运动中，蒋介石先生经常强调需要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为模范”。[40]如第一章所述，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时确实主张云，中国人被外国人轻侮的原因是知识、道德的缺乏，故而应该模仿日本人进行“身体的教养”，由此改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于蒋介石这种谦虚的“自食其果”论及“日本模范”论，日本人屡次表示出颇为自满的好感，例如：

他提倡此运动时，援用其自己的日本观，称赞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公众卫生思想之发达，国民生活之所以有规律、有统制、合乎礼义廉耻之精神的情况，强调模仿日本的必要性。这次新运动的特质在于首次认识到支那最大的短处和弱点。民国以来，支那的革命运动之所以肤浅、不扎实，反复出现幼稚病式【两字无法辨认】，其原因是缺乏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毫不顾虑其统治下的国民之劣根性。此系对外日益趋于幼稚病，对内毫不修明，本末倒置，疯狂从事所谓的革命外交，导致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日益背道而驰的结果。首先从内部，并从浅近的生活问题重新做起，这种新运动的开始，虽然晚了，但仍不失为是对支那甚有意义的尝试。……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是它扎根于支那的现实。……此运动极不显眼，并非能通过一时无谓的嘈杂或乱吵乱闹达到目的。……新生活运动的本意在今日支那算是最浅近的、最适当的，此运动若能成功，可能会给支那之前途带来巨大的光明。[41]

对于有些新生活运动的参与者“化为暴力破坏团，抵制外货，尤其是日货”时，该报写道，这是“提倡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受到蓝衣社系统的操纵，变为一种秘密结社组织”的结果，于是蒋介石“致电各方面云，切勿误解新生活运动采取越出常轨的行动”，如此认为抵制日货并非是此运动的旨趣。[42]

1934年5月，《东京朝日新闻》记者木下猛访问新生活运动之发祥地南昌，虽把蒋介石叫作“独裁官”，但对于这座城市由于他的威望“开始具备宏伟的近代都市规模”，则赞不绝口。其对此运动的成果描述如下：

至少在面对干线道路的地方，很少看到支那城市特有的那种黑板上写着金字的招牌，或挂在屋檐下的幡旗等花哨刺目的广告；路面的清扫、交通管理做得都很周到，散步也很舒服。但与这种外观相比，更能引起外人注意的是行人脚步之轻快、表情之开朗。此市几乎无外国人居住，是地道的支那城市，我从未见过如此清新、充满活力的地方。……我所钦佩的是胡同、小巷里没有一张碎纸，没有垃圾堆，也没有支那城市皆有的臭气。真不愧为蒋介石先生足下的、现今正以燎原之势扩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发祥地。蒋介石先生为了把现在的支那从危亡中拯救出来而提倡精神运动，首先以其足下的南昌为试验基地。新生活运动的六项标语中也有“规矩”和“清洁”，将这些标语化为现实的正是今日南昌。我素好吸烟，出门就定要点上一支。但是，我的导游曾君每次提醒我说：“不好意思，请不要吸烟，巡警很严格。”在南昌街上，严禁当街抽烟，竟能如此贯彻到底。怪不得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如果说无序、不洁、迟钝、不守时是今日支那的弊病，那么蒋介石先生不仅企图认真地贯彻新生活运动，而且正在付诸行动，他的着眼点的确高明。若能期待将来此计划变成一场大的运动，真正地促使全支那团结起来，那么支那一定能够以蓬勃之势得以更生。[43]

一般而言，日本舆论对新生活运动要求守规矩、讲清洁的内容本身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但也有指出这场运动具有压抑性的言论。[44]《东京朝日新闻》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介绍新生活运动是“用‘礼义、廉耻’掩饰起来的法西斯运动”，并报道云：“一部分评论家在报纸上批判此运动说，蒋介石以国民生活的军事化为运动之目的，由此可知蓝衣社是阴性的法西斯，新生活运动则是阳性的法西斯。他们还挖苦说，这一定会促进蒋的独裁。”[45]有一个在夏季访问中国的日本女士写道：“支那夹的服装热得要死，但这或许是属于新生活运动中的‘礼’一项，严格要求钮扣要扣好。我看到有些人在路上被叫住，因服装或靠左走路出问题的人，听说大多是学生和苦力。”[46]此外，将赛珍珠的《大地》翻译成日文的文学家新居格也批判国民党政权“正在新生活运动的美名下弹压自由思想”，并写道：“作为保持其政权的手段，南京政府正在采取独裁形式，企图助长蓝衣社一派的法西斯趋向。这种愚蠢的行为就是对一切进步主义进行弹压，做统一控制的白日梦。”但新居格误以“蓝衣社头目陈立夫等”为运动的核心人物，可见其判断依据并非正确。[47]

1935年出现了不少对蒋介石之独裁志向表示消极评价的舆论。《读卖新闻》记者田中幸利在《东亚》杂志上发表对该年中国动向的展望说，“除了巨大的武力之外，作为其独裁路线的旁系拥护机关，蒋介石亦有蓝衣社组织、新生活运动，以及孔教复活运动”，并如下批判蒋介石的反民主倾向：

至于新生活运动及孔教复活运动，不禁令人立刻想起孟德斯鸠的话，即：“专制国家不存在法律，仅存在道德和仪礼。”……五四运动以来，孔教之所以在支那受到抨击，难道不是因为它是具有封建性的“奴隶教义”之故吗？蒋介石自己不也曾在北伐革命初期说过与此类似的言论吗？以此论之，可以说他们摇身一变，现在强迫群众接受这种“奴隶教义”。我们虽并非不能理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及孔教复活运动，是出于更加单纯、简易的动机，是以提高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理念为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运动会起到强化其独裁路线的作用。[48]

京城帝国大学“支那”语言文学副教授辛岛骁也认为，新生活运动只不过是企图加强国民党政权之统治力量的反共、反民主的文艺政策。他消极地评价说：

“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无非是说：“回归中国教义！”如果翻译得讽刺一点，亦即：“抛弃洋气十足的洋鬼子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暂勿采取对国家社会异常关心的态度，换言之，毋须监视、批判我国民党的政治问题。诸君不要夸夸其谈，姑且把一切政治托付给我们。诸君首先要反省你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对礼义廉耻要一日三省。只要奉行下去，中国人将来都能成为正人君子，那时中国就能轻易地恢复国权，诸君就能更加体面。不要左顾右盼，要关注自己的眼前！”[49]

如上这些观点与日本陆军对蒋介石持有的敌对态度不同，这些批判的着眼点不是根据他的对日态度，而是根据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国内政治方面的意义。

与此相反，《改造》杂志社长山本实彦于新生活运动两周年之际访问南京，在与蒋介石见面后，他对吸毒、饮酒、嫖妓的严格取缔和新生活运动之成果，以及蒋介石本身的功绩，都做了积极、正面的介绍。

我一直以为民国的官员差不多都不规矩，是典型的无所事事的，不过这完全是不中肯的。从上级的部长到下级的雇员，都早上8点就准时到衙署办公，这就是我很惊讶的。高官们好像比我国的官员更勤奋。我记起第一次【辛亥】革命时期和后来北京官署的情况来，感觉到这是出乎意外的。“一人以兴国”的古谚不适合现代，但目前的情况未必违背这句古谚。我并没想到蒋介石努力提倡的“新运”会引起如此多方面的反响。……在南京，除了外交部之外，我也访问了教育部和实业部。或许由于正当新运两周年之际，他们都为一种敌忾心所触动而积极地办公，没有一个人是惺忪睡眼的，似乎怀有某种精神。

山本也很积极地评价蒋介石说，“他不如理想家孙文那么会对某种理论进行系统化（孙文也未必是一流理论家），但孙不如蒋那么会将一套计划付诸实行”，并认为“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政权”与其说是“走在孙文提倡的三民主义之轨道上”，不如说是“走在趋于专制独裁主义的路线上”。他对蒋介石的这种倾向给予理解说：“像民国这样有很多无知、无教育者并缺乏训练的国家在此阶段……为了扫除政治不平等及其他弊病，他须要把新生活运动作为群众一致合作的基础。”但是，关于民间人士对新生活运动的反应，山本较为慎重地说：“一般有识之士在此标语下倾往多少热情，民众在此运动中表示多少觉醒，这都是疑问。”作为其原因之一，山本指出有违蒋介石之初衷的运动实况，介绍某个“扬子江沿岸的省长【省政府主席？】……仅为了爱大官的面子”给一个日本雏妓大钱的小插曲说：“这种误爱面子的人物当新运领袖，这是很大的错误和失望之所在。”[50]

日本的民间舆论对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表示了肯定、否定等各种各样的反应。总而言之，他们以“稳健/激进”“亲日/反日”“独裁/民主”等二元论、两者择一式的框架为前提，讨论此运动属于哪一方，并对其给予了肯定或否定的评价。然而，这往往是每个议论者在时代不同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思想、政治立场而提出来的稍显机械式的评价。换言之，他们未必对新生活运动的逻辑或实际情形进行详细分析后再做判断，而是对此运动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正如石蕊试纸一般，表现出了议论者本身之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倾向。

自卖自夸——文明论

新生活运动宣扬传统道德的意义，这一倾向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关注。例如，《读卖新闻》在其有关国民政府之复兴孔子祭祀的报道中说，“民国〔国民〕革命以来20馀〔余〕年，此东方圣教被执政者几乎禁止，徒然委于泥土之中而无人顾及，现在从尘垢中重新拯救出来，以此作为国民精神的指标”，如此表示出亚洲主义式的同情。又云：“无疑地，这与新生活运动相关联，或是作为其归结而发起的。……以蒋介石的名义在全国宣布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简言之即意味着回归孔孟之教。”[51]

《东京朝日新闻》也写道，“孙文时期的国民革命以来，儒教被看作落伍过时的道德，因而无人顾及，但最近通过蒋介石先生的新生活运动，又被认为是国民道德的基本，成了指导新运动的原理”，如此关注新生活运动的复古侧面。又云：“在孙文先生之三民主义革命的全盛时代，摩登支那先把孔子当作偶像破坏的牺牲品，但由于最近内外的各种情况，须要从根本上修正三民主义思想，并企图把儒教道德的原理融入于新生活运动，由此从欧化支那回到东方支那。”如此把追求西化、近代的三民主义和回归东方、传统的新生活运动放在互相对立的位置。[52]对于这种路线转换，该报认为这“意味着蒋介石先生的思想飞跃，以及现任南京政权将其曾经坚持过的唯物三民主义和已失败的民主主义转向王道主义”，如此给予极其肯定的评价。然而，它也注意到其与政治动机的关系：“但又可视其为现今的南京政权企图利用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在实际政治上之混淆而进行法西斯化，作为蒋介石先生确立独裁政治的准备工作，故而值得关注。”[53]

与此不同，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太田宇之助在“《支那》”杂志上披露了较为慎重的解释。关于孔子祭祀的复兴，他说：“将其看作国民党修正三民主义的大转向是有些轻率，这与其说是国民党修正三民主义，不如说是重新认识孔子。”他虽承认云，“一般而言，国民党原来是注重政治革命，把主要力量放在此方面上，埋头研究西方式的政治组织，而对支那固有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诸问题，略有等闲视之之嫌，无暇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深刻的省察”，另写道，“国民党并未反对孔子”，而“世上传说国民党好像一直反对孔子，这是出于武汉政府时代共产党方面极力推行反对孔子运动的误解”，认为在国民党内部强烈批判儒教者属于例外。但又云：“曾经血气方刚的国民党革命青年，现在成为党的领袖，达到成熟老练的地步，逐渐开始寻求支那内部的精华了。因而开始重新认识孔子。……随着时代的变迁，并在国际关系上经历了重重的苦难，国民党的主义也逐渐趋于稳健、现实，与此同时带有国粹主义色彩。”如此指出国民党的保守化、稳健化，并将新生活运动视为其表现。又说：

蒋先生最近首倡的新生活运动不外是鼓吹支那固有的旧道德，传布孔子的教义。长年来支配着支那民族思想的深奥根底绝不是能用新来的欧美思想或国民党的力量在短期内即可改变的。故此，国民党近几年认识到，以此作为支那民族结合、统一的方策是最有利的。国民党在内忧外患中得到磨练，且备尝苦难之后，才想到了重新认识、利用孔子。

然而，对于融和三民主义和儒教思想的可能性，他表示忧虑说：“即使牵强附会地说孔子的思想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之间有相互一致之处，恐怕支那青年也不肯接受。……如果国民党把孔子宣扬到极端的话，不得不预期此会引起反动之反动。”[54]

评论家室伏高信于该年夏天被读卖新闻社派往中国采访，[55]他称赞说，因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年轻党员不喝酒，不打麻将，且鸦片、妓女都被从南京这座城市驱逐出去了”。[56]他也写道：“在此点上同样，所有的偏见在日本的所谓支那通当中构成了某种不易除掉的因缘。猜疑、臆断、政略性的解释——其实，除了妨碍日中两大国民间的善意理解之外，这些解释起不到任何作用。充满恶意的解释，或者左倾幼稚病式的解释过多地妨碍了我们【对中国】的真正理解。”如此批判了视蒋介石的独裁志向为新生活运动之目的的议论。上述的田中、辛岛等人的主张确实未必对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活动做出详细的分析，而仅以“独裁／民主”的单纯二元论为前提，较为草率地把蒋介石认定为坏人。

虽然如此，室伏高信同样未能超越二元论、两者择一式的框架，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提出完全否定的看法：

我们首先要说，它是破坏的原理，而不是建设的原理。它曾经成为打破封建主义的一个原理，也成为打倒帝国主义的一个原理。但是，国民革命之后的八年经验明确地告诉我们，在革命以后的一个大建设的时期，不能否认三民主义暴露了它的软弱无能。直率地说，三民主义只不过是西方文明穿旧了的敞履。这是落伍过时的舶来思想。它至少是19世纪的东西，是19世纪西方的东西，不是20世纪的东西，也不是东方的东西。

他接着说：“国民党忘掉了从支那的历史和现实中寻求道理和方策。”如此认识到复古性的新生活运动具有现代意义。[57]他指出明治维新、纳粹运动、“苏维埃的教训”与新生活运动之间的类似性，写道：“世界最新的动向和支那几千年的传统发生冲突，打破并将其调和，使东西文明在现实中得到协调，这就是此次运动的世界性意义。”如此站在反近代西方主义的立场上，对这场运动表示好感。[58]他也称赞说：“新生活运动也是改变个人及社会的旧习惯的生活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它还是恢复旧道德、重新评价支那文化、唤醒孔孟精神的一次巨大的复古运动。……我们在此能看到新生活运动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59]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小说家立野信之于1939年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对新生活运动完全不同的见解：

支那年轻男女的那种崇洋媚外的洋派头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流行的呢？我一直想问长期居住于支那的人，但至今未能做到。如果我个人的判断没有错的话，那是不是由蒋介石之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引起的，抑或因其而促成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一种模仿先进的欧美各国的运动，努力于促使支那成为资本主义近代国家，并重新组织民众的运动。从某种观点上来看，抗日意识也同属吸收西方文明的范畴。由于误解了东亚的特殊性，蒋介石的政策目前处于极大的错误之中。现在看到北京〔平〕等地支那青年男女的洋派头，对其落后于时代的姿态，不免产生怜悯之感。[60]

如此，立野信之立论的前提同样是“东方＝传统＝亲日”“西方＝近代=反日”的二元对立图式，但却认为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并不属于前者，而是属于后者。换言之，虽然其采用的框架与运动开始时的日本舆论相同，但是从中日两国完全处于敌对关系的现状来回顾，对此运动予以了完全相反的评价，由此可见两者择一式的认识、评价的恣意性。

总而言之，有一个奇妙的现象，即与驻在中国各地小心翼翼地关注着新生活运动是否会转化为排日运动的外交官相比，日本的民间记者们对此运动的思想内容做出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和评论。新生活运动的对日态度也确实是舆论关注的对象，但其与宣扬儒教之间的关联是外交当局几乎不予关注的问题。[61]虽然如此，关于新生活运动之性质、意义的民间评论，不免有自卖自夸之感。具体而言，民间评论根据“东方=传统”“西方＝近代”的二元文明论的框架，设想与此对应的“稳健＝亲日”“激进＝反日”这种两者择一式的国民党政权所采取的两条路线，并把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视为从后者向前者的政策转换，给予较为同情的、积极的评价。这不用说是一种肤浅的议论，即忽视了新生活运动之“长期抵抗”的真意，同时也忽视了日常生活的纪律化及清洁化这种运动的近代性质。在此意义上，民间舆论也带有和外交当局同样的偏颇倾向，即以“亲日／反日”两者择一的认识为主要评价标准，过早地认定新生活运动的性质。

小结

蒋介石于1934年秋命其心腹陈布雷以徐道邻名义执笔的论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极为有名。他主张云，“日本人终究不能作〔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并写道，“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继而问道，“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62]

与此两者择一式的题名相反，此论文虽以日本正在威胁中国之独立、统一的现状为前提，但仍劝告中国人不要急躁地敌视日本人，并提倡持久地、有耐心地建立友好关系。这才是上述“长期抵抗”之真意。然而，有吉公使向广田外相报告该文被转载于中国各报的情形时，虽承认这是非敌对性的议论，它“并不胡乱玩弄过激的言辞……具有与从前的煽动性论文稍有不同的样子”，但又云：“毕竟将罪咎大致上归于日方，因而认为其打开局面的原动力完全在于日本。”如此对其友好色彩之不足表示不满。[63]

而民间的反应亦与此大致相同。1935年3月，《国际知识》、“《支那》”两家杂志相继刊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日文版，并均猜测该论文是由陈布雷执笔。4月1日，《中央公论》杂志亦登载该论文的日文版，并以《〈日本为敌乎？友乎？〉之总批判》为题，刊登了言论界著名人士长谷川如是闲和伊藤正德的评论。他们均对该文做出了很高的评价。长谷川写道：“它代表着现在中华民国最高水平的舆论。”伊藤认为：“它是担忧日支关系的国人必读的好参考资料。”但是，对于归还东北的要求，长谷川认为：“像徐氏这样的现实论者，在谈到该问题时，亦是从‘现实’层次一跃而跳到‘理想’层次。”伊藤认为：“他忽视了‘满洲国’存在的严峻现实，对政治外交的现实勉强进行反抗……若拘泥这一问题，日支提携则是绝对不能实现的。”两人均对此未加一顾。[64]

如上所述，接触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时，日本的外交当局和民间舆论都急于对此运动给予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尤其是两者择一式地判断其对日本的态度是敌对还是友好，而真正了解上述“长期抵抗”之真意者为数不多。换言之，无论是源于亚洲主义立场之好感，抑或出于自由主义观点之嫌恶，或者是对排日运动之恐怖，日人均未慎重地、详细地分析这场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发起、推进的意义，而往往是仓促地判断其对自己的利害得失。

一般而言，不论是外务省官员或是民间论者，都只臆测在中国发生的每件事对当时的日本具有何种意义，且因之一喜一忧，并未考虑到更加重要的本质性问题，即正处于国民创造、国家建设的近代化过程当中的中国和已较早地建立起近代国民国家的日本应该如何相处。外务省对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采取妥协或赞同的态度，难道不是因为其囿于这种只拘泥于短期国益而目光短浅、只顾及利害的观念吗？大部分民间人士同样急于辨别蒋介石是目前的敌人还是朋友，但对日本当局的膨胀政策给予批判，并对中日关系提出长期构想计划者为数不多。

由于对中国如此缺乏理解，日本人最终倾注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积累了长达七十年并令蒋介石怀有羡慕和畏惧的国家能力，陷入了甚欠斟酌且自以为是的侵略战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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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新生活運動其他件》（1934年3月20日），《一件》。

[2] 对此研究最具经典性的著作是島田俊彦：《華北工作国交調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道　開戦外交史　新裝版》，東京，朝日新聞社，1987年，第3卷。围绕华北分离工作，日本外务省、陆军中央（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当地陆军（关东军、中国驻屯军）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换言之，对于日本的对华膨胀政策究竟是由谁推进的这个重要课题，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参见酒井哲哉：《大正崩壤　内政外交》，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井上寿一：《危機協調外交　日中戦争对外政策形成展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4年；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研究　昭和前期》，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鹿錫俊：《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政策1931—1933》，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盧溝橋事件　一九三〇年代華北日中对抗》，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内田尚孝：《華北事変研究　塘沽停戦協定華北危機下日中関係　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服部龍二：《広田弘毅「悲劇宰相」実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年。

[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東京，外務省，昭和期Ⅱ，第1部第3卷，第192—219页。

[4] 《長沙新生活運動考察報告件》（1934年4月9日），《一件》。

[5] 《新生活運動卜外货駆逐策卜関係》（1934年4月17日），《一件》。

[6] 《上海新生活運動促進会成立件》（1934年4月9日），《一件》。

[7] 重光葵：《外交回想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第247页。

[8] 石射写道：“我们外务省的看法完全相反”，蒋介石在“劝解弥漫于国内的抗日论”，又云有吉大使曾说：“关于中日邦交，他是我们的同志。”但这是战后的回忆，故需将其时代背景考虑在内。石射猪太郎：《外交官一生》，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第257—258頁。

[9] 《新生活運動概要及当地状況報告件》（1934年3月27日），《一件》。

[10] 《新生活運動卜外货部逐策卜関係》（1923年4月17日），《一件》。

[11] 《中国新生活運動件》（1934年12月13日），《一件》，附《中国新生活運動概観》，第2—3頁。

[12] 《中国新生活運動概観》，第67頁。

[13] 《中国新生活運動概観》，第62頁。

[14] 《中国新生活運動概観》，第68頁。

[15] 《中国新生活運動概観》，第70—71頁。

[16] 《中国新生活運動概観》，第65頁。

[17] 《中国新生活運動概観》，第66頁。

[18] 島田俊彦：《華北工作国交調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七年）》，第72—73頁。

[19] 很奇怪的是现存的《中国新生活運動概観》的《概说》《结言》全文上打着大“×”标记，栏外亦写着“削除”两字。这意味着什么、对以后的决策是否有影响，均不详。

[20] 蒋介石避免与日本人进行直接接触，这种态度也似乎成为日方对其产生疑虑的原因。《蒋介石連絡强張群湖北省主席仲介方依賴》（1935年1月12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4卷上，第4頁等。

[21] 《蒋介石对日協調方針不変旨黄郛言明》，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3卷，在中国若杉公使館一等書記官發広田外務大臣宛（1934年9月28日），第37—38頁。

[22] 《中国側日中関係改善努力日本側態度蒋介石不滿表明両国理解增進幣原元外相訪中私的提議》（1934年11月2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3卷，第40—41頁。

[23] 《上海陸軍武官會談内情陸軍部内蒋介石·若杉會談内容問題視旨報告》（1934年12月12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3卷，第48頁。

[24] 《青島上海中国駐在陸軍武官会合討議内容公使館付武官中国側接触振注意喚起》（1934年11月27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3卷，第43—44頁。

[25] 《一月三十日有吉公使蒋介石会談》（無日期），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4卷上，第15頁。

[26] 《蒋委员长谈中日问题》，《中央日报》1935年2月2日，第1版第2张。

[27] 《新生活運動一周年紀念日状況報告件》（1935年2月20日），《一件》。

[28] 《酒井支那駐屯軍参謀長中国側孫永勤軍問題天津新聞経営者殺害事件責任追及要求事項申入》（1935年5月［30］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4卷上，第325頁。

[29] 《国府重申敦睦邦交明令》，《中央周报》第367期，1935年，《一周大事汇述》，第1页。

[30] 《酒井参謀長要求對何応欽全面承諾旨回答》（1935年6月10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4卷上，第349頁。

[31] 《蒋介石对日態度関張群意見交换》（1935年6月［1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4卷上，第38—39頁。

[32] 須磨弥吉郎：《唐有壬之死》，《現代史资料》，東京，書房，1964年，第8卷，第114-115页。须磨后来回忆说，汪、唐等“认为，如果忍所难忍，避免日华外交趋于恶化，那样就连日本军部也会逐渐软化，对中方产生同情。为达此目的，他们努力给日本提供方便”。須磨弥吉郎：《外交秘錄》，東京，商工財務研究会，1956年，第28页。

[33] 三浦羲秋至廣田弘毅報告（1935年12月17日），《一件》。

[34] 《支那新生活運動二周年記念大会状況報告件》（1936年2月26日），《一件》。

[35] 《新生活運動状況報告件》（1937年3月1日），《一件》。

[36] 《新生活運動三周年紀念日状況報告件》（1937年2月22日），《一件》。

[37] 《新生活運動三周年紀念大会状況報告件》（1937年2月23日），《一件》。

[38] 驻汉口武官似乎格外警惕，他写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副主任邓文仪在“法西斯团”（指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会议上训示说：“新生活运动应将以前的‘不要当街抽烟’等标语作为枝叶末节，党将来须要废除如此形而上的虚伪表现，把重点放在抗日实力的培养上，在质与量上彻底训练国民，以此防备突发事态。”漢口武官至次官、次長報告（1937年2月4日），《一件》。他又写道：“由蒋介石提唱〔倡〕后逐渐风靡全支的新生活运动，已结束其以遵守规律公德为目标之文化运动的第一期，现已暴露其真面目，化为救国训练，再转为抗日战线之加强扩大。而值得注意的是其重点在于生活之军事化。”如此认为运动本身逐渐变为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漢口武官至次官、次長報告》（1937年2月21日），《一件》。

[39] 《支那民族：》，《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3月29日夕刊，第4面。

[40] 《日本人》，《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3月18日朝刊，第3面。

[41] 《支那の新生活運動》，《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4月8日朝刊，第3面。

[42] 《支那運動　暴力団》，《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4月7日朝刊，第2面。

[43] 木下猛：《厳戒南昌（三）流石、蒋氏膝下　新生活運動具体化》，《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6月10日朝刊，第3面；木下猛：《厳戒南昌（四）完　遷都説》，《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6月11日朝刊，第3面。

[44]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实行状况，居住于上海的日本侨民里有互不相同的见解。《中国资料月报》社长日森虎雄很积极地评价说：“穿得花里胡哨的比以前少，女生和太太差不多，非常整齐了。……带〔戴〕耳环的也少了，走南京路就能明白。有人对此说这说那，但这场运动并不坏。大家搞卫生，旅馆等场所的厕所多干净，在路旁撒尿的也少了，励行得很不错。……当官的里面没有不赞成这个的。”与此相反，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表示怀疑说：“日本人对此闹得很利〔厉〕害，但我很怀疑，一直认为这是政策。……它能获多大的成功，需要从长远看。……【有关此运动的刊物】有是有，但卖不出去，只有日本人买。”《日支紛争　上海現地座談会》，東京《中央公論》第588號，1936年，第310-311頁。

[45] 《支那民族：》，《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3月29日夕刊，第4面。

[46] 《電灯》，《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8月9日朝刊，第11面。

[47] 新居格：《》，《改造》第16卷第8号，1934年，第11，15页。

[48] 田中幸利：《蔣介石を中心とする一九三五年の支那》，《東亜》第8卷第1号，1935年，第27-28页。田中幸利于1937年9月就任该报上海总局长。読売新聞社社史編纂室：《読売新聞八十年史》，東京，読売新聞社，1955年，第368页。

[49] 辛島驍：《国民党政府の文化政策と中国文壇の動向》，《東亜》第8卷第1号，1935年，第36-37頁。关于辛岛骁，参见京城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一覽　昭和十年》，京城，京城帝国大学，1935年，第187頁。

[50] 山本実彦：《蒋介石会見記》，《改造》第18卷第4號，1936年，第315-316，323-324頁；山本実彦：《南京》，《改造》第18卷第5號，1936年，第344，347，351-352頁。

[51] 《孔子祭の復活と新生活運動》，東京《読売新聞》1934年8月28日朝刊，第3面。

[52] 《三民主羲思想根本的に修正》，《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6月3日朝刊，第2面。

[53] 《蒋氏独裁の準備に》，《東京朝日新聞》1934年8月27日朝刊，第2面。

[54] 太田宇之助：《孔子祭復活と国民党》，“《支那》”第25卷第10号，1934年，第207-212页。太田宇之助于1929年9月就任上海通信局长，1934年被调到该报设立的东亚问题调查会。朝日新聞百年史編修委員会編《朝日新聞社史　大正•昭和戦前编：大正元年（1912）～昭和20年（1945）》，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第374，422页；太田宇之助：《中国と共に五十年》，東京，世界情势研究会出版局，1977年。

[55] 《》，《読売新聞》1935年7月6日朝刊，第2面。

[56] 室伏高信：《支那游記［18］親善》，《読売新聞》1935年8月14日朝刊，第2面。

[57] 室伏高信：《支那游記［20］新生活運動とは何か暴露された民族的弱点》，《読売新聞》1935年8月16日朝刊，第2面。

[58] 室伏高信：《支那游記［22］「服務区」運動成績》，《読売新聞》1935年8月20日朝刊，第2面。

[59] 室伏高信：《支那游記［23］「最新」と「最古」の握手　儒教復興の機運漲ゐ》，《読売新聞》1935年8月21日朝刊，第2面。

[60] 立野信之：《西洋人の顏と东洋人の顏（三）欧米依存心の衰微》，《読売新聞》1939年12月17日朝刊，第6面。

[61] 据笔者所知，唯一的例外，是1936年3月从外务省退休的有吉明，他于该年8月3日在一次座谈会上如下表明了与民间舆论同样的看法。他说：“革命时期的思想发生逆流，因此要宣扬孔子教，实行新生活运动了。……日本也曾经过度依靠西洋，虽然最近有所相反，但是在这一点上是与此相同的。……【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先生亲自提议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转移了排日运动。我很感谢当年这一运动的开始。大家闹排日的时候发起新生活运动，结果热情转移到那个方向了。我对此很感谢。”《蒋介石（座談会）》，《改造》第18卷第9號，1936年，第112頁。

[62] 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1934年，第1，20，22页。

[63] 《中国各紙揭載日支関係檢討、敵力、友力》（1935年1月3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1部第4卷上，第17頁。

[64] 長谷川如是閑：《日支関係》，《中央公論》第569號，1935年，第199-201頁；伊藤正德：《他山》，《中央公論》第569號，1935年，第202-204頁。

后篇
变奏

第五章
谁该教养孩子？——家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多后，广州于1938年10月21日沦陷，广东省会移至曲江（韶关）。1941年7月，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为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之夫人吴菊芳）的机关刊物《广东妇女》登载了如下投稿：

广东妇女诸先生鉴：

生在这多难的时候，我也和许多不幸的人儿一样，给日本鬼子毁了家，杀害了我的丈夫，一年来我带着一个未满两周岁的孩子，到处流浪，好像水上的浮萍一样，随着风浪漂流。我是曾受过初中教育的，为了仇恨，我可以加入任何一个救亡团体去洗雪这样的冤仇，但最苦的是还有一个孩子，我没有亲戚朋友，孩子寄托给谁教养？孩子既不能安置，我因为不能做什么事情，连食饭也发生问题。先生，在这战时的省会里，我是一个陌生人，先生们是为妇女解除痛苦与困难的，请指示一条路给我，那我永生也会感激你们的！祝公安

月娥

该刊对此的回复所载如下：

月娥女士：

接读你的来信，使我们想起了无千无万的无家可归到处飘流的姊妹们，她们也和你一样，也许比你所遭遇的更悲惨，这些完全是日本强盗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血债这样的仇恨，当然有一天会与日寇清算。在这战时省会里，如女士曾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欲找寻一个工作岗位，参加救亡工作，并非难事，但女士既有孩子的牵累，而目前又未有托儿所之设立，参加工作的确成问题。现我们只能告诉女士，韶关现有妇女生产工作团，内专收容战区妇女及征人家属，学习生产技术，为便于妇女起见，并有托儿所之设立。女士如果愿意，可加入该团技术训练班学习生产技术，孩子也可安置于托儿所，这样既可增加国家生产，又可解决女士目前困难，这是我们所能提供于女士的！

谨致

民族解放敬礼

编者[1]

这个叫月娥的女性究竟是实际存在的人物，还是为了宣传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而被创造出来的假想人物，难以判断。无论如何，我们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中国国家与女性和儿童的关系，即当局要替母亲分担抚育孩子的任务，以此促进妇女为社会做出贡献。

一般而言，近代中国历史上母子关系之变迁，过去似乎多被视为女性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并争取“解放”的过程。换言之，女性过去扮演的只是为婆家生育儿子的角色，但随着她们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和男人同样拥有工作、收入、社会地位，因此公共托儿设施逐渐普及起来，以完成育儿任务。既然如此，上述的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活动应该说是对女性“解放”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可是，对于新生活运动有关女性的思想及活动，过去学界对其评价并不高。因为该运动虽有妇女在卫生、识字教育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它否定妇女的社会参与，赞美“贤妻良母”，并过于批判奢侈、华美而限制妇女的装扮及行动之自由，“反动”“抑制”性质十分浓厚。与此相反，宋美龄主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抗战时期有共产党员参加，并开展了各种活动，因此得到较为正面的评价，即认为它曾为“抗战建国”做出贡献，并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2]

既然如此，妇女新生活运动是否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从“传统、保守、压抑”变为“近代、进步、自由”？上述的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的事例是否为这种转变的结果？有些学者提出的观点与这种根据较为单纯的二元对立图式之进步史观有所不同。例如，丹野美穗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要求妇女能够生育作为未来国民的健康婴儿，试图由此进行“身体之国民化”的“国家建设运动”，但是，“当公共卫生的网络逐渐浸透时，此地居民的身体不再可以‘仅为自己’而存在。健康的自立性受到威胁”，如此认为“近代”等于“压制”。[3]白水纪子主张云，新生活运动起初以“基督教徒家庭”为榜样，称赞贤妻良母的近代性、合理性、科学性，认为其“不仅照顾儿童的身体，亦有足够的知识能够注意其智能、心理之成长”，企图由此介入、干涉国民的日常生活，从而进行“妇女之国民化、近代化”。但在抗战时期，它要求妇女扮演家务、育儿及社会参与的双重角色，故此“近代主妇”这种类型并未在中国得到普及。[4]严晓珮认为，虽然国民党人和摩登女郎都同样地信奉、提倡身体近代性，但其含义未必一致。前者企图通过新生活运动对妇女的身体加以控制，由此使其为国家做出贡献；后者则寻求个人身体的自由，厌弃传统道德和国家权力的束缚。[5]据谷秀青所说，新生活运动推进的集团结婚是“国家‘公’权力对个体‘私’领域——婚礼的直接干预”。[6]

如此，围绕家庭最基本功能之一的育儿问题，女性角色的变迁及国家在此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似乎无法用上述单纯的二元对立图式或进步史观来归纳。妇女新生活运动表现出国民党政权被拥有压倒性国家能力的日本卷入到总体战时所经历的艰苦奋斗。

第一节
运动的发起

家庭要整洁

新生活运动发起时，妇女被期待在家庭中扮演使家庭“规矩、清洁”的角色。因为正如第三章所述，人们在单位、学校等公共场所的行为，可以通过“检阅”活动得到改良／控制，该运动试图以此实现普及近代身体观、社会观之目的，但对于私生活空间的家庭，公权力的启蒙／监视却难以达到。

1934年4月17日，李敬斋（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曾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在江苏镇江的崇实女子中学发表演讲，明确地表明了这一旨趣。他说：

刚才到贵校来的时候，看见铁路道旁的许多小户人家，家家都污秽、肮脏得不堪。这样的家庭，怎么会产出优良的民族，更怎么会建设健全的国家？这种污秽肮脏的现象，在世界各文明国家是绝对没有的，我们看世界各强国如英、德、法，乃至于日本，他们国家之所以强盛，民族之所以健全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齐家。说到这里，我们凡是中国人谁都觉得惭愧，觉得不如人家。不过齐家的责任，决不是男子所能担负的，俗语说：“男子对外，女子掌内。”家内的一切事务，是要有〔由〕女子去处理的。……如果妇女能够注意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对于家庭内一切事务，自必处理完善，凡是洒扫、应对、进退以及成衣、做饭，家具之设备，房屋之布置，花木之培植，乃至于很琐碎的地方，都可以不请求人家，要能这样做去，才能够齐家。如果我们中国的家庭，个个都是整齐清洁，我们的国家自然会强盛，我们的民族自然会健全。[7]

这种将近代民族主义嫁接在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上的议论，后来引起了如下所述的争论。

为了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这种旨趣，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动员妇女团体、女学校、教会女布道员、医院女医生及女看护组织了“家庭宣传队”，每队有队员两人，对家庭妇女、儿童进行个别谈话。[8]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1934年7月1日成立，正如第二章所述，掌握省政府的政学系从以军人为核心的黄埔系那里夺取了运动的主导权之后，动员对象亦由民间人士转移到了公务人员。为了“先由职业妇女做起，再推之家庭、社会”，在进行了女公务员的人数调查及个别访问后，10月19日政府成立南昌市女公务员服务团，团员三百四十七人按照服务机关或住址分为三十七组，从11月1日起着手进行了“家庭改良”及“社会服务”两项活动。

在家庭改良方面，关于服装、饮食、居住、卫生等方面应该遵守的新生活运动原则，该团于11月、12月两月编纂（家庭改进工作指导）发给各团员，务期“新生活运动先由各公务人员之家庭做起，然后以公务人员之家庭为一般家庭之表率”。在社会服务方面，该团编发《妇女》作为一般妇女之读物，并自11月至12月举办“女公民训练班”，名额定为一百五十名，年龄限制为十岁至五十岁，每星期日下午2时至4时上课，以六周为一期，主题有新生活、个人卫生、公共卫生、规矩、新家庭、育儿常识、生产卫生、党歌、识字等。虽然不识字者占听众的十分之九，但是对育儿常识、生产卫生等科目，“皆觉津津有味，较听其他各课，更为专心”。[9]这些活动试图普及有关日常生活之科学知识，充分体现出新生活运动的近代主义性质。

该团翌年仍然继续活动，除了生产卫生、家庭经济之外，育儿亦成了“指导”的主题，例如“玩具之选择”“有伴的选择”，以及“诚实”“廉正”“守秩序与整洁”“勤劳”“谦和”等“德行与人格”的养成。她们提倡云：“母亲与子女朝夕相处，子女的思想行为，一一模仿其母亲。为母亲者应时时刻刻及事事物物上以儿童为对象，先以己身作则，再循循诱导，谆谆教诲，如此才会有善良的儿童，将来的社会上，才会有优良的份〔分〕子。”[10]该团认为育儿不仅是私人行为，而且也有公共意义，妇女应当为此负责。

翌年4月1日政府又成立了以熊式辉夫人顾伯筠为代表的南昌妇女生活改进会，会员多数为知识界妇女。[11]熊式辉于5月11日在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如下要求公务员的妻子参加运动，其旨趣与上述的李敬斋完全相同。他说道：

你们的家庭，比较起来是合于新生活的。……南昌市住居有五万户，家庭能达到你们家庭这样水准，实在太少；大部分的家庭生活，是不合理的、非人的生活，你们不仅仅要注意你们的家，尤其要利用你们的知识，帮助各家的主妇改造一般的家庭……国家是由家庭集合起来的，家庭生活不合理，国家也不会強盛。换言之，必须有好的家庭，才有好的国家。日本及欧美列强，国家之所以能够强盛，就是因为组成国家的家庭健全。中国人何以被人欺侮，就是因为家庭不合理、国家太弱的关系。所以改良政治，亦不能忘了各家庭的主妇。[12]

南昌妇女生活改进会设有“慈幼组”，“开办幼稚园”为其活动项目之一，但实际情形未详。[13]此外，由于“近年来天灾人祸交相煎迫，无人抚养婴儿，数量剧增”，该会成立福婴委员会，协助南昌慈善总会整理育婴所，其“初步工作为训练奶妈给 〔以〕育婴常识，并向殷实家庭募捐布疋〔匹〕棉花，替换污秽破滥〔烂〕襁褓”。[14]根据1937年的报告，此育婴所收容四百多个儿童，其中“仅有几个男孩，大都是残废，或者患有恶疾不能医治的，以及是私生子，父母不能明显地养育他们，这样情形的男孩子，才送到育婴所，不然的话，纵而父母贫乏得以至于要饭，都不愿意把男孩子送掉的。女孩则不然。尽管是家庭经济能力还可以养赡的，而一般没有智〔知〕识的父母，多认为女儿是赔钱货，不愿意抚养，生到两个女儿，便要送掉一个，不必说再多了”。[15]由此可见儿童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境遇。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1935年4月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通告全国各地将所有新生活运动服务团体一律改编为劳动服务团，在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察哈尔、绥远、甘肃、陕西、青海等各省及江西省内各县成立妇女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宋美龄就任全国妇女新生活劳动服务团指导长。这些组织的活动内容与上列各团体略同，但在河南省“间有溺女之恶俗，当地妇女劳动服务团则注重宣传拯救溺女，并设立育婴保护所”。[16]

由此可见，新生活运动期待妇女在家庭这种私生活的空间里实现“规矩、清洁”，由此培养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国民。其前提虽为传统性别观念，但亦要求妇女通过家务、育儿对社会、国家做出贡献，与仅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的传统妇女截然不同，因而带有近代民族主义性质。至于托儿设施，其主要目的是收容孤儿，而关于代替职业妇女抚育孩子的托儿所的必要性，此时似乎尚未有人提倡。

理想的妈妈

对女性角色的如此认识，不仅是发起和推进新生活运动的国民党政权高层人物所倡导的，而且是参与该运动的知识妇女所共有的。她们的这种见解充分表现在第三章探讨的《新生活丛书》中收录的陈衡哲《新生活与妇女解放》及傅岩《妇女的新生活》这两本小册子上。

关于妇女对家庭生活的责任，陈衡哲指出：

生活的大本营在家庭，而家庭的钥匙却又握在妇女的手中。她把一个家庭依了她的人格，范成了一个格式，造成了一个风气，等候她的丈夫和子女的来临。那个格式和风气若是优美的、整齐的、简洁的，即是合乎新生活的标准的，那么，她的丈夫和子女便能过那美洁、严肃的生活，便能毫不费力的〔地〕去实行他们的新生活。反过来说，假使这位女子不懂得什么叫做〔作〕生活，更不用说新生活，那么，那个家庭在她的势力之下，自然便不能引导那一家人向着优美、光明的新生活的路上走去了。[17]

关于儿童的抚养，陈衡哲强调母亲角色的重要性，要求妇女克制自己、献身于育儿。她写道：“一个解放了的女子，是不能以丑恶下劣的榜样给予她的子女们的。故假如她是性急的人，她也能为了她的儿童之故，不再疾言厉色的〔地〕对待下人。假如她是一个喜静爱卧的人，她也得为了他们的缘故，多走一点路，多玩一次球。”[18]

与党政高官有所不同，陈衡哲承认云：“一个女子应负的责任，岂仅以她的家庭为限？除了教育一个民族的未来主人翁之外，她自然还有对于其他人类的种种责任。”[19]关于“女子结婚与职业的问题”，她写道：“在一百年前，它的解决方法是很简单的，那便是结婚。在六七十年前的欧美，和一二十年前的中国，它的解决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那便是职业重要于结婚。”对于“希脱列【希特勒】和他的信徒在喊着‘回到你的育儿室去’的口号，即在女子的自身，也尽有不少对于独立的生活发生怀疑与厌倦”的现状，她将其描绘成“一个复活了的旧鬼，在和一个新鬼争霸，女子们却不幸做了它们的牺牲品”。可是，她对此的建议却较为庸俗，即“一个人最有成功的希望的路，是那一条他或她最内行和最心爱的路。在我的眼光中，结婚育儿不是旧式，飞渡重洋也不是新式，只要各做各素习，各做各素好，便是一个人对于社会与人类的最大贡献”！[20]

傅岩亦与陈衡哲同样地指出妇女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她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是男女生活的大本营，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中心。家庭组成的份〔分〕子，是夫妻与儿童。而妻实占最重要的地位。”其理由是：“因为夫妻是分工合作的，男子的工作，大部份〔分〕是对外的。女子的工作，大部份〔分〕是对内的。家庭里主要的工作，如主持家庭日常事务，教养儿女，无一不是妇女应有的责任，妇女重要的工作。假使无妇女，根本就无家庭，假使无贤妻良母，就根本无良好的家庭。”[21]

傅岩也承认妇女有自己职业的意义，云：“贤妻良母，是妇女的天职……但妇女不仅是家庭的主角，也是社会组成的一份〔分〕子。”[22]因此，“对社会活动，妇女不仅有参加的权利，同时也是她们的义务”。她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家当此危难之秋，救国工作，需要四万万同胞合力奋斗……救国救民族的工作，让男子单独去担任，是我们妇女的耻辱，改良社会为社会服务，让男子单独去担任，也是我们的耻辱。”[23]虽然如此，她仍提倡女性要扮演帮助男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她说：“家庭内两性的夫妻，是分工合作的，夫是对外的，妻是对内的，一个丈夫得一个贤妻，一切家务，都由妻负责，使我不要分心对内，就可以无‘内顾’之忧。对他本身事业，就有间接的帮助。否则丈夫在外工作，时时刻刻还要顾虑家庭事务，使他不能专心做他的职业或工作，那么，他的妻，不但对他无帮助，反成他丈夫的累赘了。”

值得注意的是，傅岩将性别分工视为先进的状态，并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描绘成理想的妇女形象，即：

妇女料理家务，不仅在中国如此，就是欧美文明各国的妇女，环境比中国妇女自由的〔得〕多，亦无不如此，而且她们料理家庭的能力，都比中国妇女高强，家庭以内的事务，无不处理得井井有条，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望尘莫及的。欧美各国的家庭，因为生活程度过高的原因，非资产之家，不能雇用仆人。家庭扫除、清洁、洗濯，无一件杂务，不是主妇躬亲其劳。每日上午早餐后，丈夫出家工作，主妇即开始工作，料理后，又亲赴街购物准备用膳，及至丈夫回家，家内的事务，无一件不料理的〔得〕整齐清洁、富有条理，使人乐而忘倦。[24]

不仅如此，傅岩亦强调妇女作为母亲的角色对民族、国家具有的意义，她说：“生产儿女，是妇女最艰苦的工作，也是妇女对民族最伟大的贡献。现在世界上强盛的国家，要发扬光大本国的民族，无一不奖励妇女的生产，远如欧洲的德法，近如东邻的日本，无不如此。我国民族有四千年久远的历史，有四万万健康的同胞，就是妇女的特殊贡献。”[25]

但在傅岩的眼里，中国妇女并未具备近代国民应有的生活观念、习惯。她极其尖锐地指出：

我们男女素不讲究卫生，不注意清洁，尤其是我们妇女。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不时常沐浴，欧美日本妇女，几乎是每日必浴。虽然是我们家庭设备不完备，不能同她们那样的讲究卫生，但我们妇女界实在太不注意这件事。有人说，西北边省，因为水量的缺乏，妇女一生仅沐浴三次。第一次是呱呱堕〔坠〕地出世的时候，第二次是出嫁的时候，第三次是死的时候。此话未必可靠，但我们不说边省，就是江浙一带，一年除了夏季外，妇女沐浴的次数，实在是不多。这是妇女身体不清洁最显著的一件，其他如洗头、洗脚等虽是小事，但与个人清洁极有关系，都是不可疏忽的事。中国妇女有一个通病，大都是喜欢漂亮，不讲究清洁，她们外表、衣服很华丽，搽粉施胭脂，装饰很美观，至检查她们的个人卫生，则缺憾多端，这是我们妇女界可耻的事。今后我们实行新生活，宁可不讲究服饰的漂亮，但不可不讲究身体的卫生。[26]

除了妇女应在家庭里担任的围绕衣食住的家务之外，傅岩亦很重视育儿上的“规矩、清洁”。她说：

我国妇女对儿童卫生平素缺乏常识。有许多母亲，或因儿女成行，自己精力不逮，或因自怕麻烦，将抚育儿童的事务，交给无智〔知〕识的奶妈或女仆，对儿童衣食住不加注意。有许多母亲对儿女太爱惜了，但不知注意儿童卫生，小孩要吃什么东西，就给他吃什么东西，饮食无定量，起居无定时，衣服无节调，到了小孩子长大时候，听他吃零食，这是最坏的事，街头巷角的零物摊上的东西，是最不卫生的食品，容易染疾病，而且小孩子吃零食，到了餐时就不肯吃饭，能养成不良的习惯。

傅岩于是要求母亲对孩子的生活给予合理的关怀，她说道：“我们妇女真正爱惜自己儿女，万不可疏忽儿童卫生。儿童卫生最简单的几件事，就是衣食清洁，饮食有定量、有定时，起居有定时，服着要节调。”[27]

如此，参与新生活运动的知识妇女虽并未否定妇女的社会参与，但她们所描绘的理想女性，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卫生知识且对家务、育儿负责任的“贤妻良母”或“近代主妇”。但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围绕这种女性形象，运动内部发生了分歧。

第二节
运动的发展

“女独主内”或“女亦主外”？

蒋介石于1935年12月7日被选为行政院长，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随之于翌年1月1日从南昌移至南京，而后2月10日成立了以党政高官夫人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吴贻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任副指导长，张维桢（罗家伦夫人）、钮有恒（戴季陶夫人）、马育英（张群夫人）、萧德华（王世杰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沈慧莲（马超俊夫人）、赵懋华等任指导委员。[28]

此外，全国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开始组织妇女工作委员会，3月11日成立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沈慧莲（主任委员）、张蔼真、张默君、陈逸云、唐国桢、谈社英、刘衡静、傅岩、徐闿瑞、刘芬资等知识妇女和国民党员就任委员。此后到1936年10月为止，浙江、江苏、陕西、湖南、青海、广东、山西等省亦相继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实际活动主要由各地妇女工作委员会担任，即促使党政机关及学校、医院等组织妇女劳动服务团，进行了识字、卫生、家政、职业等教育活动。[29]

与此同时，妇女新生活运动却被卷入从1933年起言论界进行的“妇女回家”论争中。沈慧莲说道：

有一般自称觉悟的女子，她们稍受过一点教育，就自命不凡起来，好高骛远，不问实际的心理亦渐渐养成……这一般女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她们认为家庭妇女就是落伍的女子去做的，她们口口声声的〔地〕反对贤妻良母，反对妇女回到家庭，提倡女人应该为社会服务。……在中国（空间）现在（时间）的环境下，贤妻良母未尝不可以提倡，我们所患的不是贤妻良母阻碍了女子替国家民族任责，而是缺少真正的贤妻良母去间接帮助国家服务。一般自称为觉悟的女子看得很机械，以为女子一定要进了政府机关或军事机关，当个女公务员或女兵，才算真正为国家服务，要不是这样，就是女子的过失。

如此，她与上述的陈衡哲、傅岩同样地承认近代主妇的意义，指出云：

我以为为国家服务的范围是很广的，我们只要做一个克尽厥职的贤妻良母，能够好好的〔地〕处理家事，使得丈夫能专心于社会服务，同时又好好的〔地〕教育孩子，使得孩子成为将来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算她们替国家负了莫大的责任，我们袛〔只〕有奖励她们，怎么可以说她们是过失呢？最机械的看法，就是把家庭和社会看成两个完全隔开的世界，好像女子一进了家庭就不复有为国家出力的机会，女子一进了社会才算是真正为国效劳。要知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互相关联的。[30]

徐闿瑞强调妇女在家庭进行的教养对国家、民族具有的意义，他说：“妇女为国民之母亲、家庭之主干，将来国民之健全与否，今日之妇女，自应负其责。……家庭为儿童最初之学校，亦为较长时期之学校，一切习惯嗜好均自此学校养成之，做母亲者，必须先养成善良之习惯、优美之性情，然后儿童有所模仿。”[31]刘芬资亦说道：“母亲常在家内与儿童接近，所以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会在儿童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直接可影响到儿童的人格。所以一个奉行新生活的女子，须知治家教子，并不是开倒车的举动，切不可推给外人及无知识不懂得‘礼义廉耻’之女仆。”她提倡云：“女子具有天赋之母性，有耐性训导儿童，使有规规矩矩的态度，及正正当当的行为。”[32]

与此相反，刘蘅静提起完全不同的女人形象。她批判“妇女回家”论说，“家事实在不足消磨一日的时间”，其主要理由是经济合理性。她写道：

如果经济能力足以备得起用人的话，不幸中国〈的〉工价是如此的低廉，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便可以用上两三个。主妇几句话便可把家庭一日的事打发清楚。中国工业虽然落后，日常用品的生产也渐渐集中起来，而且也都用机器制造了。买几尺布替小孩子做件衣服远不如买一件机器织成的价钱来得低廉。自己买材料来做一瓶雪花膏，就比买一瓶贵。难道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能够反对大规模的制造，主张主妇各自在家里纺纱织布、做盐做醋吗？

刘蘅静亦否认家庭教育的必要性说：“儿童教育已经集中到学校了，由早上以至下午5点钟是用不着母亲的。你想，家庭主妇的时间怎样用法？不搽脂抹粉、打牌跳舞，还做什么？”她还写道：“照新生活的标准，家庭生活应该简单朴素。”如此以新生活运动的标语为根据，提议简化家务及育儿，并由男女平等地分担。[33]

刘衡静并不承认家务、育儿能够通过“规矩、清洁”的实现来为社会、国家做贡献的积极意义，却将其视为仅有消极影响的负担，故而为此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应该尽量减少。对于儿童的教养，虽其看法较为暧昧，但她似乎认为此任务应该由学校教育完成，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种议论。

如此，沈慧莲等主张妇女要对私生活的秩序和卫生负责任，以此培养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国民；刘蘅静等要求取消性别分工，使女性获得个人自由。双方之间似乎没有共同的论点，这或许反映了在此争论中屡次被视为榜样的发达国家妇女的多样性。

沈怀珍提出三种妇女的类型，即德国式、苏联式、美国式。在德国，“妇女与儿童，在国家的立场上，最为重视。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而母亲即是一个忠良的教导者，所以国家之爱护母性，实是与国运的前途有莫大的关系”，如此对女性、儿童之国家主义的定位给予肯定。“希特拉〔勒〕所广布的法西斯〔蒂〕主义，对于妇女的重视，似乎更加一层力量——命妇女退守家庭，表面上使妇女牺牲职业，剥夺了地位，也许会使她们感到无限的痛苦。然而，在实际上正是提倡母性和儿童保护，使每个德意志的家庭，进展到健全的阶段。”她虽认为这是“野心政治家的一种手段”，但也承认“在齐家治国的原则下，却是万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此关注妇女通过育儿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在苏联，“女子担任各种行政事务、社会事业及科学、农村、工厂、服役等”，她们“有希望、有兴趣而含有刺激性的事情，都是团体生活，即‘学校、工厂、工人俱乐部、集团农场’等。她们‘在法律上、经济上，得到绝对的平等和自由。她们已变成自由的人，国家设立的托儿所、婴孩学校，缩短了母性职务的时期，而儿童处在国家的保护下，并不许视为私有，直截〔接〕也就改轻了妇女对家庭的负担和责任’”。她如此称赞国家把妇女从家庭里解放出来的积极意义。

在美国，“她们对于社会与家庭的观念没有固定，往往随着环境而起变迁。如果是中等的家庭，要以服务自给的，那么她也一样能克尽厥职，去做一个忠诚贤良的主妇，竭尽其能力去抚掬〔育〕儿童、管理家务，这是环境不允她放弃职守”。然而，如果她们的家庭一得到安定，或是转变到富有之后，她们“改变得骄奢淫逸，既逃脱了厨房和孩子〔的靡系〕，那末〔么〕资本主义的国家，反正财力是操纵着一切的权威，不惜将一切责任，遣人代庖”。虽然如此，一般美国妇女“有卫生的智〔知〕识和母性的教导，所以直接是为家庭服务，间接也是国家的功臣”。[34]又云，美国女人“在孩子未生以前就读很多关于管理婴儿的书籍，所以小孩子也很少会有坏的习惯。……有一定的时间喂奶，有一定的时间睡觉，每天弄得整整洁洁，把时间分配得十分恰当，过着极有秩序的生活”，这种描述亦有同样的旨趣。[35]。

如此，各不相同的发达国家的妇女形象被介绍到中国，这很可能成为围绕女性角色之争论的背景。按照沈怀珍所提出的类型而论，沈慧莲等提倡的妇女角色与陈衡哲、傅岩一样，是以“美国（中产阶级）式”妇女为模范的，但若由国家通过由上而下的教化奖励这一类型，则接近于“德国式”妇女。而刘蘅静批判这种来自国家的强迫性，提倡妇女要从家庭里“解放”出来，并参与社会，但若要通过国家权力实现此目的，则与“苏联式”妇女相近。作为其具体的方策，托儿所则逐渐受到关往。

关注托儿所

中国首家托儿所是1929年设立于北平的香山慈幼院，但其目的是训练保姆及收容孤儿，即与上述的救济孤儿事业相近。[36]江南地区农村和城市则都已出现与原有之救济孤儿活动不同的托儿事业。新生活运动着手调查其实际情况。

高桥是位于上海郊区的一个乡镇，由于“成年的男子，大都到了上海经商或是做工，剩下妇女，对外要入田操作，对内要张罗柴米琐事，以是一到农忙，便愈加分不开身子来照顾自己心爱的孩子了。任凭他（她）们随便地过着那种不合教养地〔的〕浪荡生活，整天弄得像一条泥鳅似地〔的〕跌交〔跤〕打滚混着”。于是，为了“（一）解除他们做父母者的精神上之负担，（二）而使孩子们获得合理的教育、合理的生活”，高桥农村改进会得到上海慈幼协会与地方热心人士的捐款，开办了西凌、高桥、新港、高行四个托儿所。每个托儿所有女教员一人，高桥卫生事务所每日上午派来卫生护士一人，前者担任教育，后者则负责卫生，以期达到“教育”“卫生”两大目标。女职员事前被派往各乡村家庭访问招生，贫苦者免费，其余概收月费二角，富裕者则收五角（只高桥一所）。

每早8时，车夫到各家用车将儿童接来，接送车有两种：一种是用独轮车改造而成的推车，两面各设座位三座，有扶手、靠背、遮篷，另一种是用双轮车改造而成的拉车，内分三格，可坐六人，亦有扶手、靠背、遮篷，前者用于路窄的乡间，后者用于路宽的镇里。儿童到所以后，由护士施以晨间检查，将体温、脉搏、饮食、大小便等一一记之簿册，以便查考。如发现有疾病者，即予治疗，并矫治其缺点，此为“卫生”项目；至于“教育”项目，则有自由活动（如积木、假烧饭等游戏）、吃早点（如饼干、豆腐浆等类）、唱游、谈话（讲故事及识字）、用午膳、午睡、洗手、清洁奖励、吃点心（如绿豆粥、番薯汤等类）、团体游戏、户外活动、洗澡等。下午5时，举行“晚别礼”后，将儿童们分送回家。凡足能传染疾病的东西，如盥杯、牙刷、手帕、围胸等，均一律发给每个孩子一份，并编加号码，不使混用。由于高桥没有自来水设备，河水又太浑浊，是故将大水缸装在楼上，下设小水缸若干，在小水缸中先将水滤清后，即行吊灌大水缸中存贮，大水缸下开一小孔，接以铅管，分别通达盥洗处和设有莲蓬头的淋浴间。

这种设立经过及保育内容表现出与新生活运动相同的近代主义性质，即不仅替父母抚育孩子，而且对儿童施行家庭所缺乏的“规矩、清洁”之教养。但是，一面要配合农家的劳动方式，一面要使孩子们掌握有关卫生的生活纪律，这种托儿事业并不容易。各托儿所的情况如下：

表6　各托儿所概况

〔1〕十位的数字无法辨认。

有沙眼和牙齿病的比例均达到30％左右，这大概意味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不够规矩、清洁，父母缺乏卫生知识。据说“农村里的孩子，十分之十都没有受过家庭中好好地〔的〕教育。所以他（她）们带来的习惯，都是很不好而且种在脑子里已经很深了的积习。一下子要改变它固然困难，就是放足了精力来教他（她），还是得不到满意的效果”。而且“往往有不少父母，在农忙时把孩子送来，在农事稍闲或者下雨天田里没有事做的时候，就把孩子留在家里”，是故第一、第四托儿所于1936年11月至翌年4月之间关闭了。又云，有些孩子“过了五六天后再送来，以前教成的好习惯又换成了一身积习，于是全所的儿童在‘习惯’上便显出了参差不一的现象来，教学上乃无形中增起〔加〕不少的周折与损失”。有些父母不愿意负担午饭费，故此所方不得已叫他们“送饭”来，由此可见很难全面地管理儿童之生活习惯。上表中“已矫正缺点的比例”极低，其原因很可能即在于此。[37]

城里的情况，与其似乎相差无几。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得到捐款，并从市党部、市政府获取津贴，于1935年4月4日开办了第一托儿所，这是市内唯一的托儿所。该所分全托、半托两种，共计有儿童二十六人，每个乳儿均有一个奶妈管理，另有保姆一人、护士一人、女佣三人。由于南京的气候变化剧烈，往往半夜里突然冷气袭来，窗户关得晚些，孩子便要伤风，所以每天都有人值班，例如赵姓护士为了照料孩子们，晚上都没有好好睡觉。但是，这些人员未必具有足够的知识，给婴儿喂饭时，“奶妈们也各自喂自己管理的小孩，看她们把食物先放在自己的嘴里舐一下，然后送给小孩吃”，有个参观者指出：“这实在太不卫生了。但想到这些奶妈，均来自乡村，本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根本谈不上什么是卫生，更那〔哪〕里会用科学方法来管理孩子呢？”

该所负责人李峙山（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理事）强调托儿事业能“减少妇女对儿童之负担”，并强调其对于“妇女解放的前途”所具有的意义。这确实符合上述刘蘅静等人的主张，亦可推测该所成立的背景就是城市职业妇女的增多。但是，父母未必很配合托儿所的工作，该所原有母亲会的组织，但已久未举行活动。有个孩子生病时，该所负担医疗费，可是他的家长“连一个钱都不肯出”。[38]这些例子显示出，父母对托儿所仅期待减轻自己育儿负担的消极价值，而并未了解其能使儿童生活“合理化”“近代化”的积极意义，故此托儿所的教养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下一个时期，父母的这种态度在有关托儿所的议论中，开始带有独特之意义。

第三节
运动的转换

倾向于托儿所

抗日战争爆发，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及妇女指导委员会从南京经汉口退至重庆，[39]其组织和活动也得到重编，企图以此为“抗战建国”做出贡献。1938年5月20日至25日，宋美龄在庐山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民间著名妇女开座谈会，决定抗战期间妇女运动应受到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并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7月1日，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改组，下设总务组、干部训练组、文化事业组，以及生活指导组（担任女工疏散等）、慰劳组（担任伤兵慰问等）、战地服务组（从事农村活动等，后并入乡村服务组）、生产事业组（动员妇女兴办养蚕、纺织、缝纫等事业）、儿童保育组（担任孤儿救济、儿童疏散等）、联络委员会（联络其他组织与各省妇女工作委员会）。[40]。

这种体制意味着一方面援助、救济生活在战时社会的妇女，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妇女那里尽量征发抗战需要的人员、物质资源。宋美龄在重新发行的机关刊物《妇女新运》创刊号上主张：“我们有不少热诚爱国而辛勤服务的妇女，但同时还有一部分的女同胞不曾尽她们的义务。”她如此责难不肯参与战时事业的妇女，提倡尽早动员她们的必要性。[41]

抢救战时孤儿是中心事业之一。到1943年4月4日为止，该会在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所抢救的儿童约计两万余名，并在后方各省设立战时儿童保育院46所。截至1942年底，全国离院习艺的保育生共有1094名，升学者计2500余名；升学的保育生中，升入大学者1名，升入专科学校者42名，升入军校者47名。[42]在河南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准备开办儿童训练班，招收失学及流浪儿童，予以训练，并组织儿童剧团、歌咏队，分赴各地表演，以期“用孩子的天真与热忱去提高民众的抗日情绪，使其明了抗战的意义”。[43]

除了与以往的收容孤儿事业一样的人道意义及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之外，这些活动亦根据“今日的儿童，即他日的国民”的观念，因此认为应由国家对他们进行保育、教养。为此，有人提倡云：“本来慈母爱子，是古今中外的妇女们的天性，现在我们要把这母爱的范围扩大起来，扩大到〈把〉每一个难童都当自己子女一般的〔地〕爱护他、教养他、抚慰他，使他成为一个健全的国民。”[44]这意味着为了国家进行这项事业，需要跨越血缘、家庭的界限，才能从社会里动员妇女。宋美龄亦主张“儿童是未来的国民，是民族的幼苗”，又云“妇女的性情一般较慈祥、较细密，也比较能不厌烦琐，所以妇女最能和儿童接近，儿童们也不〔少〕少〔不〕了母性的保护和教导”，以此为理由要求妇女参与收容孤儿事业。[45]

但是，促使妇女参与“抗建”事业的最大障碍是她们在家里担任家务、育儿的事实。

农村妇女终年劳动，除了农事操作外，还有育儿、烧饭、洗衣等杂事。她们没有知识，不知什么叫做〔作〕抗战，要是有人告诉她，她们也会送几个鸡蛋，或者缝几双鞋子送去慰劳英勇将士。她们也希望能识几个字，抽空去读书，可是翁姑的打骂和小孩子的放不下，使她们终日在困苦的圈子里生活，和〔如〕牛马般的〔地〕劳苦。女工在厂家利用抗战时期加紧生产的口号下，每天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此外还要带孩子、洗衣、做饭、管理家务，工资不能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辛劳所得，也不过仅足自给。她们没有时间读书，也没有娱乐，除了捐几个钱慰劳外，还能做什么抗战工作？

为了能使对家庭和社会“负着双重责任”的妇女“有余暇从事抗建工作”，需要创办托儿所、公共食堂来减少她们的家庭负担，并“把妇女从困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46]亦有人主张云：“职业妇女一旦结婚，便发生许多问题。管理家务要分散精力，孕育孩子要耽误工作，孩子生下来又没处安置，弄得十分狼藉和苦恼。而主管当局更有借口来拒用女职员。其实，职业妇女一面为国家服务，一面为民族孕育后代生命，负起了双重的社会任务，我们有权利要求社会注重母性保护的实施，政府也应当给予种种扶助和爱护。”[47]况且，正值“抗战时期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际，若果“设置简易托儿所及工人子弟学校”，由此“减轻女工负担，可以增加工作的效能，厂方能拨一部分金钱办理此事，这不特是造福工人，而且增加生产，于国家、于厂方均有利益”。[48]

于是，生活指导组在重庆北部的北碚成立妇女生活改进实验区，开办工厂并附设托儿所，“使工人孩子寄放在托儿所内”，由此“减轻妇女家务负担，增加生产效能，以便推行家庭教育、儿童保健的工作”。[49]生产事业组在重庆西南地区的永川县松溉镇设立纺织实验区，收容应征士兵家属，兴办生产事业，并为了能使她们安心工作，开设免费托儿所，进行了重视“规矩、清洁”的“合理的幼稚教育”。[50]

此后，中央政府也开始鼓励开设托儿所，内政部于1940年9月颁布《私立托儿所监督及奖励办法》，[51]政府各机关的妇女工作队（妇女指导委员会之下属组织）相继为女职员开办了托儿所。教育部于1942年1月将原有的幼稚园扩大，8月间招收新生，“保育组”收二至四岁的儿童四十名，“幼稚组”收四至六岁的儿童六十名，并添办小学一年级，招收幼童五十名，共计一百五十名。军政部的新生托儿所也是收养两岁以上的儿童，成都的航空委员会亦办有托儿所，收养空军遗属的子女三十多人及在职空军家属的子女二十余人。[52]妇女指导委员会也于1943年3月1日开办托儿所，收容该会及其他两个组织之职员的子女十六人（幼童七人及婴儿九人）。该所努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和礼貌习惯”，并以“饮食有定时定量”“休息睡眠大小便定时”为方针。[53]

在农村地区，战地服务组致力于托儿事业。湖南祁阳有许多难民妇女，该组派遣工作队，促使当地一家工厂雇用她们，并在取得厂方的同意之后附设一个托儿所，收容六十至七十个孩子，后来儿童数增至二百多人，年龄一岁至六七岁不等。在该省宁远县，工作队开办训练班进行识字、卫生教育时，亦设立托儿所，“每个母亲把小孩交托给我们的托儿所后即去上课，当她们下课时，来领一个很不洁净的孩子变成的干净的、可爱的小孩子，后来母亲们惭愧了，都把小孩子洗干净方带来”。[54]

农村托儿所不仅能“使农民的生计安定、劳动的功效增高”，而且可“改进农村生活的一切不良习惯，俾达到施行清洁卫生、注意健康等好习惯”“使农民知道养护幼儿的各种方法及合理的知识”，且能“使农民对于国家民族有深切的认识，并知道自身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此种教育意义亦颇受重视。[55]男人应征当兵，女性需要填补其空白，故此农村孩子们的处境是：“当他们的母亲被繁重的工作拖累时，他们便只得在老祖母的纺车旁边的地上打着滚，幸运的或被他的小姊姊猫儿捕鼠式的〔地〕夹钳着，每日饱馁无常、寒暖无定的〔地〕挨着日子。”可是，服务队组织的生产合作社之托儿所里有“受过护士教育的保姆，她规定时间让母亲们来哺乳，规定时间给以〔予〕补充食物，照料他们的寒暖清洁，断乳的婴儿，定时、定量的〔地〕给他们以膳食，备置玩具给他们玩耍，这和前此他们的生活比起来，简直是天堂和地狱之差了”。[56]于此，保育事业仍有如上所述的近代主义性质。

地方尝试

抗战时期，国统区各地相继改组或重新组织妇女工作委员会。到1943年年底为止，湖南、陕西、广东、河南、贵州、四川、绥远、广西、甘肃、吉林、云南、福建等省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着手致力于托儿事业。[57]

贵州省贵阳市于1939年2月4日的大空袭后，妇女工作委员会（省政府主席吴鼎昌之夫人陈适云为主任）创办二四妇女工厂，收容难民及士兵家属，使其从事纺织、绣花、缝纫、竹工、木工等生产事业，并在工厂对面设立了二四托儿所。然而，该所当初仅设一间能容五十人的卧室，一间除了桌椅外什么都没有的课室，一间盥洗室，除了主任以外，只有护士一人、教师一人，管理所内一切事务。而且，由于这是贵州的首家托儿所，人们对此尚未了解，家长不愿意将子女送进去，因此开办时只有九个儿童。可是，“当孩子们枯瘦的脸上都染上苹果色，干瘪的小手逐渐肥壮起来时，工人们欣然的〔地〕将子女送了进去。……非但二四工厂的工人，就是连外面的职业妇女们，也纷纷请求将子女寄托在所里”。最初仅能收容儿童五十名，后来宿舍扩充，1942年床位增至一百二十个。“先生”（指保姆）亦由三人增至十三人，其中初中毕业或肄业者六人、高中毕业者三人、师范毕业者三人、护士专门学校毕业者一人。而且，“因为女佣们智〔知〕识不够，不谙儿童的心理，负责人不愿意女佣们有太多接近儿童的机会，乃将原先女佣们经管的职务悉数交到保姆的手里”，即识字、游戏、饮食、睡觉、穿衣、盥洗等。

奉职于二四工厂之工人们的子女，凡是年龄六岁以下者，该所悉数收容，至于一岁以下的婴儿，每隔三小时叫母亲来喂奶，但厂外寄托的儿童，以一岁只能行走者为限，因为奶粉价格昂贵。工人们的儿童，免收一切费用；厂外送托的儿童，除了特别贫苦者外，每月要交十元。其保育内容仍注重生活之纪律、卫生、身体健康以及智力发展。其膳食内容如下：

表7　儿童的食表

儿童早上7点起床，晚上7点就寝，就寝前由保姆负责盥洗干净。每个儿童睡一张小床，值夜班的保姆从晚上到天亮为孩子们把尿、盖被。较大的四十三名儿童编入“幼稚班”，有专门的幼稚教师每天早晨8时半行升旗礼后，做早操、唱歌、游戏、讲故事、劳作、学习（认字及算学），下午4点至5点为自由活动时间。该所有专门护士一人，每星期并有省立医院的医师两人到所为儿童检查健康，如有疾病，即先行送入隔离间，由护士照料，病情稍为严重的，则送入医院诊治。每至春夏时期，所里还延请医师为儿童注射各种防疫针。其结果，该所的儿童经常生病者极少，自成立至1942年2月为止，没有一个儿童病死。[58]

如上所述，广东省会从广州退至曲江（韶关）后，妇女工作委员会在该地成立妇女生产工作团，以便于难民妇女和士兵家属学习生产技术。[59]“为了减轻工作人员之牵累、增加生产工作效率起见”，该团于1940年5月15日创办托儿所。该所的工作原则为“以合理的方法保育幼儿，作为一般妇女育儿的示范”“以科学的方法保育幼儿，使幼儿的身心获得健全的发展”，据此仍注重生活的规矩、清洁和身体健康。由于受过专门教育的保姆尚少，因此该所聘用了幼师毕业或师范毕业者。

该所收容八十个儿童，按照年龄分为三组，即一至二岁为“婴儿组”、三至四岁为“幼稚组”、五至六岁为“幼童组”，分别由指定的保姆负责看护。婴儿组“每日规定时间用膳及饮开水，经常注意其睡眠及大小便之变化，至身体之发育与疾病的发生情形，每月称其体重及度身长一次，以便考察儿童每月的发育状态”。幼稚组与幼童组“规定生活日程表，经常指导其学习与活动的时间，并注意集体训练，每日举行健康运动、清洁检查及自我检讨”。幼稚组每天有识字、故事、唱游各一小节，幼童组则已达小学年龄，故施以初级小学教育，选定教授国语、算数、抗战常识等，“注重灌输救国杀敌的智〔知〕识，使养成爱国家、爱民族及热心服务的伟大精神”。儿童之着装、膳食由工作团补助，但“为减少传染疾病及增进儿童健康起见，已实行分菜办法。中餐西食，每人一小碗，并规定适当的饭量，以儿童年龄之大小而决定，饮食适量之开水，以免过饱或太饿而生疾病，每日由值日保姆负责检查食物之清洁，方准膳食”。

该所重视宿舍的卫生管理，“每朝举行清洁检查，并经常指导其家长注意床褥、衣服及食物的清洁，宿舍内空气的流通，灌施卫生常识，使儿童疾病减少”。该所亦规定云：“（1）每日上午6时，由儿童家长把儿童送到托儿所。（2）每日下午5时半，由儿童家长到托儿所领回儿童。（3）家长须注意儿童身体衣服的清洁，不能将肮脏的儿子〔童〕送到托儿所。（4）家长于托儿时，如遇染有疾病，应作〔做〕详细报告。（5）家长对婴儿的保育，应随时遵照托儿所的指示改进，否则取消其托儿权。”

但是，该所似乎苦于缺乏财源，即原定预算每月为五百元，内以膳食费二百八十元为最大宗，办公、教育、医药及活动费共八十五元，薪俸工资一百三十元。儿童每人膳费三元五角，但由于物价上涨，自1940年8月至12月止，儿童膳费增至六元，但仍入不敷出，故此1941年度预算，将其增至八元，每月经费总共九百五十七元。设施亦未能按照计划修建，仅能建搭一座棚场，内分生活室、小礼堂、休息室、办公厅和职员宿舍等。[60]

虽然如此，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吴菊芳批判“妇女回家”论为“法西斯独裁者的主张”，提倡设立托儿所，“以减轻妇女家庭儿女之牵累，使妇女可尽量供〔贡〕献其能力，以提高工作效率。并予以补救无知识妇女对于教养卫生缺乏之便利。为国家培养体格良好〈之〉未来主人翁，受〔授〕以集体现代化之教育”，促使省内各县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创办托儿所。[61]于是，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准备于1942年度开办十个托儿所，并设立保姆训练班，以便培养人才。[62]

在广西桂林，最早成立的托儿所为陈葆真创办的育英托儿所。[63]1943年4月20日，广西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郭德洁（李宗仁夫人）开办新生托儿所，收容三个月至一岁半的婴幼儿，仅收最低限度的营养费。该地区附近机关、商店的许多女职员愿意将其孩子送托，但是由于经费有限，以致不能大量收容。该所的创立宗旨是：“便利职业妇女，使她们能够在日间摆脱孩子的牵累，把优越的才能贡献到社会事业上去，而不致‘大材小用’，把足为千百人服务的能力只用在一个孩子的身上。”郭德洁主张云：

我们晓得，在教育落后的中国，几千几万人中，才有一个中学生、大学生，而女性的中学生、大学生，则更占少数人中之少数。假使一个女中学生或大学生，由于结婚以后有了孩子的牵累，而不能再到社会去服务。那么，在他〔她〕个人方面，一定会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学习上的彷徨，而在这抗战艰苦当中，更可能受到生活的压迫。至于国家方面，平白地失去这从几千几万人中选出可为社会服务的优秀份〔分〕子，其损害也相当严重。托儿所的设立，恰可补救了这一缺点，所以这解除〈了〉职业妇女重担，增强社会服务力量。[64]

如此，在“抗战建国”的国家号召下，中央、地方均着手致力于创办托儿所。

妈妈不如保姆好

这种托儿事业之所以得到“公认”，不用说是因为欲求“解放”的妇女与试图动员她们的国家之间，出现了利益一致的结果。如下话语里“抗战建国”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争取妇女的社会参与的手段。

一面是家事与子女的束缚，一面是事业与前途的诱惑，何适何从？抗建伟业正在开展，能任妇女为丈夫和孩子就弓了背、白了发吗？痛苦自然是妇女的，但损失却是国家的。合理的、大量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一方面是解除妇女本身痛苦，妇女得能自由加入社会去工作，使抗建事业更增加些力量。此外，站在教育与社会的立场上，儿童公育是有速设的必要。在历史演进历程上，人们由个人主义迈向集团主义。儿童则由家庭而社会，成为将来“社会的主人翁”。社会愈进步，儿童教养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愈密切。人是居〔群〕群〔居〕的动物，儿童尤其如此，孤独的生活、父母的纵容姑息，会养成儿童偏僻古怪的惰性。在合理的团体生活中，在专家的管理之下，儿童更能获得适合于身心发展的正当教养。所以多设儿童公育亦可增加社会的进步性。[65]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以不能对孩子尽教养之责为由受到责难，而“公育”则被视为代替手段。亦有人提倡云：“有了托儿所，儿童才可走出单调、沉闷、狭隘、污浊的家庭环境，接触到丰富、愉快、新鲜、活跃的事物，心身都得到良好的陶冶。有了托儿所，妇女才可以专心工作、为社会服务，并以工作所获与男子共同赡养家庭。……有了托儿所，儿童政策才易于推行，国家对于儿童卫生、儿童营养、儿童训练的计划，通过托儿所设施更为利〔便〕便〔利〕。”[66]

对于束缚、牵累妇女的旧式家庭之“腐朽性、顽固性、自私性、狭隘性”，有人进行了批判，并提倡让家庭改革成为“发展个人的场所，个人转到社会化的机关”，这种“家庭社会化”的主张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较为典型的妇女解放论。[67]但是，此时期围绕托儿所的话语有所不同，即把父母之爱，尤其是母爱视为不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负面情绪。有人主张云，子女爱母亲总比爱父亲强些，因为母爱比父爱“能体贴”“细腻”“周到”。结果导致子女屡屡妨碍、限制母亲在工作、学习上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即使子女成长起来，渐能独立生活，母亲也将其视作孩子，且母亲的知识增长不及子女，故子女或许会疏远母亲。加之，子女受爱国情绪的影响，热血沸腾，自愿参加宣传、募捐、救护、慰劳等工作，或应征当兵，但母亲却往往阻止、反对他们。[68]

不少妇女缺乏教育，此亦成为“公育”论者的重要根据，他们认为：“不是个个妇女都是善于育儿的母亲。何况我国大多数妇女皆是目不识丁的，若新社会后一代的继承者，纯由这批无知无识的妇女负培植的责任，不消说是民族国家前途的损失！”[69]此外，亦有人主张云：

如果不抹杀事实，我们得承认中国家庭教育的失败，儿童在家庭的教养，主要是倚靠着母亲，而在封建社会生长起来的母亲们多属无智〔知〕识的人，虽然过去曾有岳母、孟母育儿美德的事例，但这些人物却是极少的。因此，对于儿童的训练，除了加以风俗上的或习惯上的指导外，便是任其自然生长，更谈不到如何启发儿童的智力与体力，因此托儿所的建立可以聘用专门的人材〔才〕，给予儿童集体的、适当的教养，培育适应将来社会需要的“有如钢的精神与铁的筋肉”的战士。[70]

这种无知无学、易感情用事、缺乏理性的母亲与近代“贤妻良母”不用说是正相反的。换言之，多数中国女性不具备将子女教养成为近代国民的能力，此即需要公育的理由。

亦有人提出疑问说：“母亲看护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一个良好的办法？这一类型的妇女，对国家的前途、儿童的福利，可能发生怎样的影响？”对此的回答是：

第一，一个母亲只看顾自己的小孩，在社会方面是非常浪费的。谁也不能否认，大规模集体的生产力，要比手工业的生产力高过数十倍，这对于儿童的抚养也是一样的。在科学化的集体生活中，可以同样的时间来养育数十倍于个别抚养的儿童人数，只要几个受过专科训练的妇女，便可以负起抚养几十个儿童的任务。这可以减轻几十个母亲的牵累，使几十个母亲能安心地去发展她们的事业。

第二，教育儿童不是每一个母亲的特长，有许多母亲，不明了儿童的卫生和心理的变化、智力和感情的发展，而加以引导和训练。只有特别受过训练的妇女，才会好好地教育儿童，使他们有健全的发展，而成为有用的人才。

第三，因为国家所需要的儿童，是未来社会的有用人才，是要富有爱大家、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这种人才，就须要生长在集体生活中，受过特殊的训练，才能达到，如果只在家里做父母的私有品、受着特别溺爱的儿童，是不适应我们的要求的。

故此，须要“把儿童集中起来，由专门人才去训练、去抚养”。若是，“在托儿所内儿童和褓〔保〕姆之间，没有像父母对子女般的溺爱，也不似育婴堂里所给予的冷淡待遇，他们所接受的是团体的爱好、公物的爱护、个性的活泼、态度的忠实、精神的勇敢。渐渐地，这些儿童，就不会有自立〔利〕自私的个性和依赖父母的劣根性”。[71]可以说这是否定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父母养育子女的方式，以工业生产的经济合理性为根据，提倡通过“公育”方式，培养能为国家服务之人力资源的构想。

当然也有比这种极端的主张更温和的、折中的公育论。例如，有人虽然承认家庭并非是“使人堕落的地方”，家庭妇女亦“在支持家庭，稳定国家的基础，教养子女，培植良好的国民”，然而又指出“个别独立”的家务劳动效率过低。即云：“如这里有二十个家庭，则每日必须有二十或十个以上的妇女从事于家事操作。同样地做饭、洗衣、缝纫、带小孩以及其他的杂务。设如将此二十个家庭联合起来实行集体生活，大家分工合作，便家庭社会化，则无论在时间上、金钱上、劳力上都比较节省多多。”故此，他们提倡设立公共托儿所、食堂、成衣处、洗衣房，各家妇女轮流担任育儿、烧饭、缝纫、洗衣等工作，并利用余暇对妇女实行识字教育、抗战宣传，组织家事研究会、生产技术训练班，联合多数家庭兴办纺丝、织布、造纸、制革、榨油、制茶、养蚕等事业。[72]这个有如人民公社的构想，虽未必否定家庭，但企图将其尽可能地集体化、共有化，由此使作为私生活单位的家庭逐渐解体，使其对国家尽可能地提供人力、物力资源。

虽然如此，各地实际开设的托儿所未必具有足够的保育能力。例如：“几个托儿所，不但设备简陋，教育大成问题，有的连小孩子们应有的营养都不能充分供给……有的设备比较完善，小孩的食物也比较充足的，却收费特高，在经济的条件上拒绝了低级职业妇女的孩子们参加。”[73]又云，一部分托儿所“没有玩具，没有音乐，没有生动活泼的图画，不是让孩子睡着，就是强〈迫〉他坐着，最多在手上抱一抱，不但不能在集体教育方式下启发婴儿的智慧，使之活泼天真，反而迫使成为不敢声动的小呆木瓜了”。[74]甚至有人说“托儿所在中国（长期的）试验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死亡率大到不可思议”，故此主张停办。[75]

由此可见，托儿所未必能够如新生活运动期待的那样把孩子们“教养”成为近代国民。但是，这些议论并未否定托儿所的必要性，而是要求国家更多地干预育儿事业，使人才、经费均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改良教育、卫生条件。总而言之，在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中，托儿所的必要性在社会上得到了“公认”。

小结

新生活运动在发起时虽未必否定妇女的社会参与的意义，但主要主张她们要担任在家庭内实现、维持规矩和清洁状态的角色。然而，在中产阶级仍未成熟的当时的中国，能够专心从事家务和育儿的近代主妇极少，而且，关于谁该承担家务、育儿责任的问题，提倡妇女积极的社会参与的思潮引起了新生活运动的分裂。在性别分工仍未消除的情况下，或为获得个人自由、或为生活所迫，多数妇女不得不苦于工作、家庭的双重负担。是故，儿童是“牵累”的慨叹，经常出现于妇女新生活运动的机关刊物上。例如：

家庭及孩子像两条铁链捆缚着妇女们活跃前进的心，限制她们献身社会事业的宏志。[76]

儿女之累，像沉重的链索束缚着妇女。[77]

“孩子是一把锁”，开除这把锁，已成为今天推进妇运工作的必要步骤。[78]

故此，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新生活运动以承担育儿义务为条件，需要妇女成为“抗战建国”的人力资源时，她们亦接受了这种动员。实际开办的托儿所，在数量上、质量上均不理想，但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为了增加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妇女的社会参与得到了肯定和鼓励。若将前述的三种类型作为理念型来分析，则可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式”妇女无法实现，“德国式”妇女受到否定，“苏联式”妇女最终获胜。而“苏联式”妇女确实是欲求“解放”之妇女的胜利，但同时似乎也显示出国家对家庭的胜利。当然，其进展过程并不顺利，而“苏联式”妇女的实现及国家对家庭的全面彻底的胜利，则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尽管如此，但这种发展趋势早在抗战时期即已出现，这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这意味着，由于在经济并未发展、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中国被迫卷入总体战，故此国民党政权未能有充足的时间等待近代式主妇的出现，以“教养”其子女成为近代国民。而为了尽量增多能够暂时动员的人力资源，它提倡妇女走上社会，并推进了托儿所的开办。[79]如此，新生活运动不得不放弃其当初的目的，即普及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并由此创造出近代国民，而是逐渐转向了弥补性质较强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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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箱》，《广东妇女》第2卷第11，12期，1941年，第37页。

[2] 何思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之研究（民国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9期，1990年；周琇环：《蒋夫人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一九三四—一九三七）》，秦孝仪主编：《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前山加奈子：《復古•新生活運動論1933-1937年》，飯能《駿河台大学論叢》第27号，2003年；周蕾：《国民政府对女性的塑造和训练：以抗战前新生活运动为中心的考察（1934-1937）》，《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3期；末次玲子：《二〇世紀中国女性史》，東京，青木書店，2009年，第282-304页；夏蓉：《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日战争》，人民出版社，2010年。

[3] 丹野美穗：《民国期中国における「清潔」「国民」創出　新生活運動婦婴衛生工作》，京都《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第10卷第5，6号，1999年。

[4] 白水紀子：《中国における「近代家族」の形成　女性の国民二重役割の歷史》，横浜《横浜国立大学教育人間科学部紀要Ⅱ（人文科学）》第6集，2004年。

[5] Hsiao-pei Yen，“Body Politics，Modernity and National Salvation：The Modem Girl and the New Life Movement，”Asian Studies Review，Nathan，Qld.，Vol.29，Issue 2，2005.

[6] 谷秀青：《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28卷第3期，2007年。

[7] 李敬斋：《新生活运动中妇女应有的认识》，新生活丛书社编：《新生活运动须知》，第117-118页。

[8] 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69页。

[9]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268-271页。

[10] 《女公务员服务团家庭改进组第七次工作指导》，《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18期，1935年，第168-170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382-384页。

[11]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72，769页;《会务概要》，《妇女新生活月刊》第4期，1937年，第32页。

[12] 熊式辉：《妇女生活之改进问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95-96页。

[13]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74页。

[14]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769页。

[15] 一个参观者主张云，如果女人将来能自己工作，不再依靠男人而生活的话，“生下来的女婴，父母们也决不致再弃送到育婴所去了”！朱剑华：《参观南昌市育婴所后的感想》，《妇女新生活月刊》第5期，1937年，第11-14页。

[16]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765-769页。

[17] 陈衡哲：《新生活与妇女解放》，正中书局，1934年，第28页。

[18] 陈衡哲：《新生活与妇女解放》，第56页。

[19] 陈衡哲：《新生活与妇女解放》，第57页。

[20] 陈衡哲：《新生活与妇女解放》，第73-74页。

[21] 傅岩：《妇女的新生活》，正中书局，1935年，第3页。

[22] 傅岩：《妇女的新生活》，第9-10页。

[23] 傅岩：《妇女的新生活》，第49-50页。

[24] 傅岩：《妇女的新生活》，第44-45页。

[25] 傅岩：《妇女的新生活》，第6页。

[26] 傅岩：《妇女的新生活》，第37-38页。

[27] 傅岩：《妇女的新生活》，第38-39页。

[28] 《新运总会组织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央日报》1936年2月15日，第2张第3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790页；《会务纪要》，《妇女新生活月刊》第1期，1936年，第34-35页。

[29] 《本会一年来工作简报》，《妇女新生活月刊》第4期，1937年，第33-36页；《会务述要》，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编：《首都妇女新运年刊》，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1937年，第1页；《首都新运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录》，首都新运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编：《首都妇女新运年刊》，第1-4页；《劳动服务团团员人名录》，首都新运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编：《首都妇女新运年刊》，第7-50页。

[30] 马沈慧莲：《当前中国妇女应有的觉悟》，《妇女新生活月刊》第1期，1936年，第6-7页。

[31] 闿瑞：《新生活运动中妇女应负之责任》，首都新运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编：《首都妇女新运年刊》，第13-14页。

[32] 刘芬资：《妇女与新生活》，首都新运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编：《首都妇女新运年刊》，第19页。

[33] 刘衡静：《妇女职业与妇女生活》，首都新运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编：《首都妇女新运年刊》，第2-4页。

[34] 沈怀珍：《妇女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责任》，首都新运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编：《首都妇女新运年刊》，第11-13页。

[35] 《异国情趣　美国母亲》，《妇女新生活月刊》第1期，1936年，第24页。

[36] 关瑞梧：《托儿所与战后社会建设》，《妇女新运》第5卷第4期，1943年，第27页。

[37] 王揆生：《高桥农村改进会试办农村托儿所报告》，《妇女新生活月刊》第2期，1936年，第23-27页。

[38] 卫：《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第一托儿所参观记》，《妇女新生活月刊》第2期，1936年，第28—30页。

[39] 萧继宗编：《革命文献（第68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202，2014页。

[40] 《本会五年工作之回顾》，《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第25—49页；刘静、萧扬：《抗战初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3辑，第61—63页。宋美龄巡视干部训练班时，纠正学生起、立、行、坐的姿态，教学生洗碗抹桌、收拾房屋等，见刘清扬：《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文史资料选集》第85辑，1983年，第62页。

[41] 蒋宋美龄：《妇女新生活应有的精神》，《妇女新运》第1卷第1期，1938年，第1—5页。

[42] 擎明：《当前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及应行努力的途径》，《广西妇女》第3卷第4期，1943年，第6页。

[43]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河南妇女工作委员会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大纲及乡村工作报告》（无日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87/5/6。

[44] 钮珉华：《对于办理难童保育的几点意见》，《妇女新运》第1卷第1期，1938年，第12页。

[45] 蒋宋美龄：《战时的儿童保育》，《新运导报》第14期，1938年，第1—2页。

[46] 黄佩兰：《战时的妇女生活指导》，《妇女新运》第2卷第9，10期，1940年，第4—5页。

[47] 左诵芬：《生活指导工作　总的报导·检讨·和展望》，《妇女新运》第2卷第9，10期，1940年，第19页。

[48] 黄佩兰：《改善重庆纺织女工生活增加战时生产的一点意见》，《妇女新运》第1卷第3期，1939年，第8页。

[49] 《生活指导组的工作计划与工作过程》，《妇女新运》第1卷第1期，1938年，第32页；《生活指导组的工作概况》，《妇女新运》第2卷第2期，1940年，第15页；《妇女生活改进实验区的报告》，《妇女新运》第2卷第9，10期，1940年，第37页。

[50] 《生产实业的第三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第27—28页；薛明剑：《新运纺织厂三周年感言》，《妇女新运》第5卷第1期，1943年，第29页。

[51] 关瑞梧：《托儿所与战后社会建设》，第28页。

[52] 张蔼真：《一年来的妇女工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1期，1943年，第7页；《中央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工作一斑》，《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第69—70页。

[53] 《本会五年工作之回顾》，《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第42—43页。

[54] 《训练战地服务两组工作成果》，《妇女新运》第1卷第2期，1939年，第18—19页；《战地服务组的工作》，《妇女新运》第1卷第3期，1939年，第53—54页；《战地服务组工作在湘前方》，《妇女新运》第1卷第4，5期，1939年，第67页。

[55] 《倡设乡村托儿所的试验计划》，《妇女新运》第2卷第1期，1940年，第68页。

[56] 文宣：《如何动员全国妇女》，《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第15页。

[57] 《附表》，《妇女新运》第6卷第7期，1944年。吉林省妇女工作委员会设于陪都重庆。自战争结束至1948年为止，湖北、南京、上海、台湾、北平等省市及东北区亦相继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联络》，《妇女新运》第8卷第5期，1948年，第47—76页。

[58] 《贵州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妇女新运》第1卷第2期，1939年，第66页；周叔昭：《托儿所事业在贵州》，《妇女新运》第4卷第2期，1942年，第24—26页；《贵州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第56—57页。

[59] 陈明淑：《抗战四年来广东妇女工作的回顾》，《广东妇女》第2卷第11，12期，1941年，第9页。

[60] 陈冠仪：《一年来的托儿所》，《广东妇女》第2卷第11，12期，1941年，第41页；生活辅导组：《本会托儿事业》，《广东妇女》第5卷第4，5期，1944年，第38—39页。

[61] 吴菊芳：《妇女运动之理论与实际》，《广东妇女》第2卷第11，12期，1941年，第5页；吴菊芳：《一年来本会之工作》，《广东妇女》第3卷第5，6期，1942年，第4页。

[62] 《妇女动态》，《广东妇女》第3卷第5，6期，1942年，第40页。

[63] 之：《希望于托儿所》，《广西妇女》第3卷第7期，1943年，第6页。

[64] 《最近国内外妇女动态》，《广西妇女》第3卷第5，6期，1943年，第41页；李郭德洁：《抚育我们民族的新生代》，《广西妇女》第3卷第7期，1943年，第25页。

[65] 周叔昭：《托儿所事业在贵州》，第23页。

[66] 擎明：《当前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及应行努力的途径》，第9页。

[67] 燕歌：《家庭社会化的必须》，《广西妇女》第4期，1940年，1—2页。

[68] 季平：《战时妇女工作与儿童问题》．《广西妇女》第4期，1940年，第9—10页。

[69] 高：《托儿所与妇女》，《广东妇女》第3卷第8期，1942年，第1页。

[70] 杨蘅芬：《论托儿所》，《广东妇女》第3卷第8期，1942年，第9页。

[71] 陈冠仪：《托儿所的理论与实际》，《广东妇女》第3卷第8期，1942年，第11页。

[72] 饶藒林：《战时家庭妇女生活之改进》，《妇女新运》第3卷第3期，1941年，第83—84，88—90页。

[73] 黄素秋：《职业妇女的生育问题》，《广西妇女》第19，20期，1941年，第21页。

[74] 之：《希望于托儿所》，第6页。

[75] 王捷三：《集体保育事业的设施》，《妇女新运》第4卷第2期，1942年，第8页；刘蘅静：《给女学生们的信》，《妇女新运》第4卷第3期，1942年，第15页。

[76] 《生活指导组的工作概况》，《妇女新运》第2卷第2期，1940年，第15页。

[77] 周叔昭：《托儿所事业在贵州》，第23页。

[78] 《最近国内外妇女动态》，《广西妇女》第3卷第7期，1943年，第51页。

[79] 从抗战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一女性联盟”导致“苏联式”妇女获胜的结果，中国传统家庭趋于解体，但西方式近代家庭亦未得到普及。在西方各国及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女性的社会定位经过了一系列缓慢转变的过程。此即首先出现专心从事家务、育儿的“近代主妇”，然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对社会有某些参与意识的“现代主妇”日益增多，将来“主妇”这一类型或许会消失。与此迥然不同的是，中国大陆至此为止一直是兼具“主妇诞生以前”和“主妇消失以后”两个侧面的独特社会。参见瀬地山角：《比較社会学》，東京，勁草書房，1996年。

第六章
谁为国捐躯？——军事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11月13日凌晨长沙发生大火，之后大量的伤兵集中地流入到原来拥有数十万人口的湖南衡阳。[1]据说，“时衡阳各医院均有人满之患，一部分伤兵，呻吟街头，以待后运”，他们“在饥寒病苦之下，病伤转剧”，而且“寒衣、被褥、医药用品等均感不敷应用，所以当时到处可闻负伤将士的呻吟”。圣诞节迫近之际，有一位基督教徒对此惨状实在看不过去，开始进行救恤伤兵的活动。这位有似圣诞老人的人物叫徐维廉，生于辽宁绥中的贫农家庭，因父亲是基督教徒而就读于教会学堂，1917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密歇根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密歇根州底特律近郊的福特汽车厂接受培训。1925年归国后，徐维廉就任美国卫理公会在河北昌黎开办的文中学校长，但不堪该地处于亲日政权的统治之下，而于1938年南下参加工业合作运动，之后为逃避日军而辗转来到衡阳。

徐维廉与当地的基督教会和红十字会，以及湖南省伤兵管理处处长（亦为福特汽车厂培训班的同学）汪伯平和湘桂铁路局局长石树德等人合作，着手救恤伤兵的活动。1938年12月17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到会的有各银行代表和各界人士，现场捐款达到四千余元，当时的主要工作为征募寒衣，但伤兵达一万余人，寒衣仅有一千件，僧多粥少，欲求公允、公开极不容易。徐维廉又于圣诞节率领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及汉口女青年会（YWCA）服务团人员发动了积极的慰劳工作。

翌年3月3日衡阳伤兵之友社成立后，伤兵之友运动逐渐扩大到国统区各地，进而发展成为中央政府主导的群众动员运动。[2]1940年2月19日，正值新生活运动六周年之际，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将伤兵之友运动作为第七年度的中心事业之一，并成立了伤兵之友社总社。蒋介石于2月18日演说云：

受伤士兵们为我国家民族，已经尽了光荣奋斗的责任，我们国民对于他们应该在精神上给予安慰，在物质上应该尽量供给帮助。新运总会为策动一般社会替伤病官兵服务，曾经在各地组织了很多的伤兵之友社，现在乘〔趁〕六周〈年〉纪念的机会，成立总社，举行征求伤兵之友运动，以征得十万伤兵之友为目标，当然多多益善，希望各位同胞要一致响应，热烈参加，直接可报答受伤将士之功绩，间接就更可提高前线作战的勇气。[3]

对应征赴战而受伤变残的将士，民众伸出援助之手，这似乎是很自然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表现。然而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情况，有位曾对此运动做过研究的学者描述如下：

抗战初期，因伤兵医院数量不敷或者医药器材设备匮乏，从前线运送至后方的受伤官兵得不到及时治疗和妥善管理，被迫流落街头，甚至寻衅滋事。在一些伤兵教养院里，伤兵滋事扰民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伤兵不仅滋事扰民，还贩运鸦片及走私，危害社会。……对于伤兵的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民众怨声载道，提起伤兵几乎是谈虎色变，尖刻地称他们为“伤老爷”。一些地方还流传着诸如“伤兵是害群之马”和“伤兵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东西”的说法。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军民关系形同水火。

伤兵如此被民众厌弃的原因是“伤兵自身思想素质不高，文化素质偏低，又缺乏必要的教养”，而且“各级政府的善后措施不到位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力”，但“新闻媒体呼吁民众尊重伤兵，关心伤兵”后，包括学生、华侨在内的各界人士对此积极响应，故而提高了前方将士和伤兵的士气。[4]

士兵理应是捍卫祖国的英雄，而他们实际上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为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发起的伤兵之友运动进行了何种具体活动？有何成果？在企图进行“身体的教养”并由此创造出近代国民的新生活运动中，伤兵之友运动具有何种意义？本章将对此进行探讨。

第一节
“伤兵问题”的发生

回到后方的伤兵骚扰民众的事件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便屡有发生。一·二八事变后，江苏无锡附近的小市镇发生了一件惨案，即有一个伤兵为了抢劫一个女人套在手臂上的金制品而砍断了她的手，解出金制品后远走高飞，女人当即惨死。[5]除此之外，1932年陕西西安开设“残废军人教养院”，被收容的伤兵最多时达到一千多人，他们“自恃在前线有功，目无法纪，加之该院又疏于管理，致使其经常出外打架滋事”。1936年4月12日，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市内汉墓闯入该院伤兵十余名，受到公安人员制止后大骂：“妈拉巴子！老子在前线流血打日本，竟然不如掘人祖坟的盗墓贼！”他们亦向发掘人员扔砖瓦、碎石，导致数人受伤。[6]

抗日战争爆发后，亦曾到处发生过伤兵骚扰民众的事件，[7]例如国军从南京撤守时伤兵大闹镇江等。[8]孔祥熙于1938年就任行政院长后，致函蒋介石云：“初抵汉时，正值前方军事失利，后方极形恐慌，难民流离于途，伤兵到处滋事，救济不及、安置无方、人心浮动、怨言丛生，大局几有不可终日之势。”[9]由此可见，国民党政权上层已认识到伤兵问题是当务之急。于是，为了促使伤愈的伤兵早日归队，不致留滞后方、扰乱社会，并处置残疾的伤兵，促其均能谋到职业，则须要进行足够的医疗、看护、管理、教育等工作。[10]

关于伤兵滋事的原因，当时已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是他们在身体上、精神上的痛苦。

负伤将士由前方转倒〔到〕后方来，我们看到他们肢体残缺，洞穿炸破，肉体上极端痛苦是不用说的了，可是由于生理的影响，心理上往往会引起畸形的变态，或者因为流血过多，创口深大，陷入极端的悲观与愤恨中，或者因为震动过剧，神经失常，性情变为躁急易怒，其他由生理而招致之心理的变态，种类甚多。[11]

战斗员因为流了血，脑子及神经受了猛烈的刺激，心理上起了畸形的变态，性情温和的变为暴躁，软弱的变为强硬，凡事乱发脾气，好打、好骂。[12]

有一个被日军炸弹炸掉了一只脚的伤兵向医生诉说：“医官！我一只脚没有了，怎么办呢？”他还指着旁边的另一个伤兵叹道：“也是同我一样的不幸，不！他炸断了两只脚，比我更不幸，唉，可怜！”[13]

他们担心病死、伤死或再上火线战死等残酷的命运，尤其是身体伤残者，很容易产生颓唐心理，自暴自弃地说：“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就这样混一天算一天，像我们成了残废，还有什么用呢？”故此，为了逃避身心痛苦而沉湎于饮酒、赌博、嫖妓等不良娱乐的伤兵为数不少。与此相反，后方民众仍然安居乐业，其生活状况与风餐露宿、衣食简陋的前方截然不同，而且他们对受伤士兵既无敬意，尤少同情。再者，地方当局对于伤兵的招待，或者全无措置，或者机构不灵，或者互相推诿。在这种格外孤独的处境下，伤兵屡屡怀念远离已久的亲人。

此外，交通、医疗、生活等各方面的物质条件常常不够周到，故而极其琐碎的事情也很容易刺激伤兵作为“抗战英雄”的自尊心，引起他们和周围人之间的冲突。例如，民众所种植的水果、蔬菜或所养之鱼类等，伤兵就随意采摘捕捉，民众与之理论，反报以恶声；有些地方的流氓地痞想利用伤兵的势力欺压良民等。此外，伤兵殴打车站站长、妨碍开车时间、对医院院长提出无理的要求、聚众寻衅、开枪滋事等事件亦层出不穷。[14]

如此残暴的伤兵理所当然地受到民众的厌弃，但并不为非作歹的伤兵也每每受到忌避。民众看到了伤兵就尽量避开；伤兵要买一点东西，商店便关门拒绝；伤兵想喝一点茶水，住户就吝而不与；伤兵想找个对象谈天来安慰枯寂的心灵，民众畏之如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忘记的事实，即伤兵的身体本身就是民众忌讳的对象。伤兵不是打瞎了一只眼睛，就是折断了半条腿，民众对此觉得不顺眼而讨厌地走开。伤兵溃烂未愈的伤口，或者披着数月不换的血衣，都发出恶臭，于是民众掩着鼻子赶快走开。在民众的眼里，伤兵仿佛成了“世界上最讨厌的人”，甚至连照顾伤兵的工作人员也同样受到人们的鄙视。[15]

有个少年虽然“还没有看见过伤兵”，但听说“他们很丑，常常打小孩子”，一天在放学后和同学们一起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几个伤兵，看到“他们有的被锯去了一只脚，拄着拐杖走着。有的不是没有手，就是打伤了脸，或是伤了腿。每个人身上都扎着绷带和纱布”，一个同学就“向着另一个方向，飞跑去了”。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是很可能会发生的情况。[16]这意味着针对在前线受到损伤的士兵之身体，安居乐业于后方的民众怀有厌恶和畏惧心理，由此可见：围绕着身体的军民之间的疏离、矛盾是“伤兵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一所后方医院，由院长、管理员和全体官佐发起光头运动，全院的伤兵也照样做，这不仅是为了卫生上的考虑，而且很可能还具有另一层意思，即让他们的身体尽量容易被民众接受。[17]

除此之外，不可忽视的另一个事实是士兵早已在中国社会受到民众的嫌恶。尤其是“军阀割据”时期的士兵大部分是贫农出身，也包括流氓地痞之类，被召募则成兵、被遣散则成匪的“兵匪”为数不少。他们往往缺乏教育、纪律，时常发生掠夺、暴行、叛乱，故此“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的观念非常普遍。抗战爆发后，士兵虽然为捍卫国家、国民而奋斗，但这种成见不易消除，甚至有人说：“残废军人，好歹不管，无事不为，幸亏少了一个腿子，或一个臂膀，使他们行动不便，否则便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18]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其实际统治下的沿海、华中等省份试图确立近代征兵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死伤者数目庞大，而且被追逼到征兵制度仍未普及的内陆省份，故此补充兵员日益困难。在分担提供兵员义务的地方社会，冒名顶替、兵贩子等现象横行，甚至经常绑架穷人或外来者等社会弱者充其名额。[19]换言之，当兵赴前线、身处险境、捍卫国家等，这种义务理应由全体国民公平地、平等地分担，但有地位或有财产者往往将其强加给没有地位及财产者。结果，处于中国社会之最底层者应征被送到保卫祖国的最前线，若身心受伤而被遣回后方，则被视为社会秩序之扰乱者，受到民众的歧视、厌恶。征兵制度含有对国家“缴纳”身体之意，但其不公平、不平等的执行方法使得士兵的身体成为牺牲品。从而导致伤兵对社会进行打击报复——这或许是“伤兵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二节
官方运动的开始

从地方到中央

1937年10月以后，国民政府相继在中央、各省及战区设立了伤兵管理处，[20]与此同时亦陆续成立了各种为伤兵服务的团体。1937年8月8日，黄仁霖（第一章已提到）兼任总干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与励志社联合组织战地服务团，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轮流赴各地军医院、车站、马路等，替伤兵办理洗衣，供应茶、粥、药，代写书信，以及娱乐、慰劳等工作。黄仁霖又于该年秋奉命组织伤兵慰问组，让他们从事发放犒赏、慰问伤病将士、视察医院等活动。翌年武汉会战之际，伤兵为数甚多，而医疗机关都已后撤，于是他令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联合战地服务团组织救护队，此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新运医疗队。[21]这些团体都是政府在民间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承担了当局的各种后方支援活动。

与此同时，徐维廉的伤兵之友运动如上所述已在湖南衡阳发起，但1939年3月3日以战地服务团衡阳服务所为会场召开的衡阳伤兵之友社成立大会，徐维廉似乎没有出席。此时他已赴战时首都重庆，应福特汽车厂培训班的同学黄仁霖之邀，担任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秘书。徐维廉向黄仁霖建议把伤兵之友运动划入新生活运动中，并赴国统区各地以扩大伤兵之友运动。[22]对于被迫应付“伤兵问题”的地方当局及地域社会而言，这种服务活动必定有“急奔渡口，恰有停舟”之意义。

1938年冬天，湖南省伤兵后撤，广西桂林成立广西省伤兵管理处，但衣食、医药、娱乐等都需要民间的援助，故此陈思元处长及各界人士响应徐维廉的提倡与鼓吹，发起设立伤兵之友社，1939年1月23日正式成立了广西省伤兵之友社。此时，推举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名誉理事长，白崇禧（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任仁（省政府委员）为名誉副理事长，黄旭初（省政府主席）、陈恩元为正副理事长，汪止豪（省政府参议）为总干事。该社得到社会自由乐捐八千余元，并请省政府附加戏票捐百分之六，由此每月收入约有一万七千余元，作为事业费用。[23]

徐维廉亦在四川万县组织伤兵之友社，6月16日转赴湖北宜昌，22日与第六战区伤兵管理处宣慰科长宋新民共同设立宜昌伤兵之友社，7月6日举行征友活动，以一万人为目标。[24]在贵州贵阳，8月4日成立伤兵之友社，由省政府主席吴鼎昌任理事，并于镇远、炉山两县设立分社。此后，通过党政军及各种团体、机关征求社员，约半年后每月可收三四百元捐款，亦有娱乐场所每月提供一次义资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元。[25]此外，在由浙江、福建两省构成的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奉顾祝同司令长官之命，1939年4月22日开会，筹备成立伤兵之友社，顾祝同任名誉社长，并设立了十九个支社及九十个分社，但徐维廉似乎并未干预此一系列活动。[26]

徐维廉在重庆国际扶轮社讲演介绍伤兵之友运动时，认识了当时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顾问的牧恩波，并经牧恩波和黄仁霖的介绍，见了宋美龄。这很可能是伤兵之友运动受到中央政府之认可的一个契机。12月1日发行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机关刊物《新运导报》上有记载云，“现在伤兵之友社，正预备扩大范围，征求社员”，亦载有《“伤兵之友”社社章草案》。[27]由此可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企图将已各自成立于全国各地的伤兵之友社统一起来，并使其处在该社的管辖下。黄仁霖于9日举行座谈会，决议成立筹备委员会，17日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为会场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与会者有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女青年会、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救世军等团体的代表二十余人。[28]

1940年1月3日，国民党秘书处、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了《全国人民尊敬负伤将士办法》：

一、凡遇大队负伤将士集体行动或担架队运输时，应自动旁立让路，向负伤者注目表示关切尊敬之态度。

二、或在途中乃车船上遇负伤将士发生困难时，应尽量援助或安慰之。

三、凡遇负伤将士接近之际，应以和蔼亲热之态度掬诚相待，不得有厌恶及回避等情。

四、公私机关及社会人士应绝对尊重负伤将士之人格，不可稍存利用心理。

五、各地公共场所及公用事业，应各视力之所及，酌定优待负伤将士办法，以示优异〔待〕。

六、各地慈善团体及法团，每遇国庆或重要纪念日，对附近医院之负伤将士，酌量派人员慰问或赠送物品。

七、前项各机关、团体及民众，凡遇附近医院有负伤将士伤愈出院，仍赴前线工作时，应予以热烈之欢送及宣传。[29]

由此可见，国民党政权企图启蒙民众，由此提高伤兵的社会地位。

招募社员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生活运动不仅通过“教养”中国人民的身体来创造近代国民，同时还努力“抚慰”他们在战争中受伤的身体。

例如，日军于1940年8月19日、20日轰炸重庆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市内各地设立10所茶粥站，招待人数总共达41785人之多。此外，该会与市政府及地方人士共同在已成瓦砾的市内夫子池创立“新运模范区”，开设寄宿舍、书报室、问讯处、义诊所、礼堂、理发室、浴室、餐室，并主办了培训班、体育比赛、文艺活动。[30]加之，对于从英属缅甸摆脱日军进攻而由陆路逃往云南昆明的华侨，该会于1942年开始在沿途各地提供食宿及交通等服务。[31]

随着运动内容的扩大，伤兵之友运动成为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心工作之一。[32]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将已成立于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伤兵之友社纳入到其管辖范围内，在西南各省开展的伤兵之友运动由此开始接受中央权力的指导。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2月5日开始招募十万“伤兵之友”，[33]于是成立了伤兵之友社总社，设名誉总队长、总队长、总干事各一人，并分设党务、政务、军警、教育、农工、商业、妇女、实业、青年、国际十个队，目标是要在2月19日至3月10日期间，招募十万“社员”（或称“社友”）。该社对每个社员要求至少捐款一元，一次捐一百元以上或每月认捐十元以上者为特别社员，一次捐助十元以上者为普通社员，一次捐助五元以上者为赞助社员。各队征求之社友的数额及捐款数目，每五日公布一次，并于新运总会宣传场设置征求社友比较表，随时揭晓。对前三名征求社友的成绩优良队或个人，将分别给予奖励。[34]

宋美龄任名誉总队长，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任总队长，黄仁霖任总干事。各队队长及副队长如下；

党务队　队长：叶楚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副队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潘公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政务队　队长：张群（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副队长：魏道明（行政院秘书长）、徐堪（行政院财政部常务次长）。

军警队　队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队长：俞飞鹏（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长）、刘峙（重庆卫戍总司令）。

教育队　队长：陈立夫（行政院教育部长）副队长：张伯苓（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吴国桢（重庆市长）。

农工队　队长：谷正纲（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副队长：王秉钧（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洪兰友（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商业队　队长：康心如（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副队长：温少鹤（重庆自来水公司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李奎安（不详）。

妇女队　队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副队长：王文湘（何应钦夫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沈慧莲（马超俊夫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

实业队　队长：张嘉璈（行政院交通部长）副队长：彭学沛（行政院交通部政务次长）、钱新之（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常务理事）。

青年队　队长：陈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副队长：卢作孚（行政院交通部常务次长）、康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长）。

国际队　队长：王宠惠（行政院外交部长）副队长：于斌（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理事长）、董显光（国际宣传处长）、锐朴（不详）。

如此，党、政、军、商等各界的头号人物带头进行征友活动。此时，党务队的征募方法最能象征性地表现出这一运动的性格。该队设总办事处于重庆中央党部秘书处，并成立各省市队，各设队长一人，以省市党部主任委员充任，省市队以下及市县亦设分队。征募方法是：以区分部为单位，每分部至少征求社友三十人，即每个党员除本人应参加外，还须负责征求社友至少一人。此外，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以下的党职员须要按其阶层各捐一定金额，由此分别成为特别社员、普通社员和赞助社员。[35]这不用说是通过已浸透于中国社会各部分的国民党组织由上而下地进行的动员活动。

但是，在征友运动于2月19日正式开始之前，这种竞争方式早已暴露出了其弊病。20日，启事以孔祥熙总队长名义发出，确认愿否入社成为“伤兵之友”及加入何队均应各自决定，亦劝告募集人员切勿向已入社者重复募捐；在马路、街巷、茶坊、酒肆及公共场所切勿拦阻素不相识者，劝其应募；此外，在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号、加印后发给各队的志愿书及收据上自行添印以示郑重。[36]由此可知，有不少征募人员采取过不正当的方法虚报社员人数。

的确，正如叶楚伧所说，“同样的国民，要负起同样的责任，假如劳逸不同、甘苦不均”，后方民众则理应受着良心的呵责支援前方将士。[37]虽然如此，如果这种良心是被当局逼着表现出来的话，那么运动的性格就变得比较复杂了。2月22日，以被分为五百八十保的全市九万多个住户为对象，重庆市党部对每保指派党员一人会同保长，按户征求社友，劝每一户加入一人，应征住户的门框上则被张贴上“伤兵之友”的标志。显而易见，这种按户征友的方式实际上已转变为强迫加入。加之，市党部商请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准备宣传车一辆，这可能是为了向居民施加无形的压力。按户征友以征求赞助社员为原则，其捐款为最低金额（一元），并且定为：“如确实困难者可量力捐助。”这种措施有双重含义，即降低要求水准以便低收入者亦能加入，同时创造出少额捐款是“逃脱不掉”的状况。[38]

然而，党员程朱溪被分派到“贫寒住户”汇集的第七区第十保后，汇报了当地居民出人意料的反应。住户们看见他的臂章或听见“伤兵之友”四个字，就说“帮忙伤兵，这是好事情”，遂从裤腰里或胸怀里拿出包好的三角五角纸币来。程朱溪把他们的姓名、门牌号码和捐款数目记录下来后，说声：“谢谢！”他们则回答说：“不要谢的，这是应该的！”他看到一位坐在茅屋门口的老太婆，保长说她姓王郑氏，是个很穷苦的女人，故此没去向她征求，而她自己走过来说：“你们是帮忙伤兵的吗？我的儿也在前线呢。我喜欢我儿子在前线打鬼子。我也要捐点。”但是，她掏口袋也掏不出钱，于是向邻居借了两角，便递给程朱溪。还有一个正在洗衣服的中年妇人也主动地问过来，知道来意后，就用湿手卷起裤脚，从袜筒里翻出一张五角纸币，说：“我也要帮忙伤兵，五角钱，多洗五套衣服就成。”[39]这种“动人”的逸闻究竟是国民党机关报的“官方报导”呢？还是备受日军空袭满怀抗战欲望的重庆市民的真实表露呢？

根据2月24日的第一次揭晓，党务队征募到15486名加入者，但其大部分很可能是挨户征募的成果。[40]3月2日的第二次揭晓、3月9日的第三次揭晓及3月19日的最后揭晓之数量如下：

表8　征募社员活动成绩表

如此，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激励各队之间的竞争心，由此使加入者、捐款额均达到了最高程度，其意图获得了提成效。结果，伤兵之友社的加入者大大超过当初的十万人目标，于是“每一个伤兵有六个朋友了”。[41]这期间所征得之社费全部移交该社保管，且征求竞赛结束后还有不少加入者及捐款，故而社费总额于1940年年底达到了四百万元以上。[42]

4月18日，伤兵之友社总社选出三十七个理事，除了上述的宋美龄、孔祥熙、叶楚伧、朱家骅、张群、徐堪、何应钦、刘峙、陈立夫、张伯苓、吴国桢、谷正纲、王秉钧、康心如、李奎安、李德全、王文湘、沈慧莲、张嘉璈、彭学沛、陈诚、卢作孚、康泽、王宠惠、于斌、黄仁霖、徐维廉之外，亦有宋蔼龄（中国工业合作社顾问）、宋庆龄（国民政府委员）姐妹及谭祥（陈诚夫人）、王文山（行政院交通部人事司帮办）等，多半仍是党、政、军高官或民间著名人士。此时，孔祥熙、宋美龄、叶楚伧、何应钦、张群等五人任常务理事，孔祥熙任理事长，黄仁霖任总干事，徐维廉任副总干事。[43]

但是，理事会仅于1940年12月12日召开第二届、1943年3月召开第三届、1945年2月20日召开第五届、1947年3月16日召开第七届会议而已（第四、第六届会议的召开日期不详），但在此期间未见有进行过恒常性活动的迹象。吴铁城（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金宝善（行政院内政部卫生署长）、卢致德（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处长）、张蔼真（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魏益三（军事参议院谘议）、宋子文（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长）、王世杰（国民参政会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相继就任理事。[44]由此可知，著名人物担任了一时性捐款的广告角色，通过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等）进行公关活动，呼吁民众参加此运动。换言之，伤兵之友运动的官方性并不意味着它隶属于恒常性的军事行政，而是国家为获得其所缺少的资源对社会实施的一时性、间歇性的征集行动。

担任该社平时工作的人物，以与黄仁霖、徐维廉同样具有基督教信仰或美国教会学校等背景的知识分子居多。1944年增设财务组，组长崔成章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会计师，曾任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导会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共同组织的办理新兵服务工作的中国战时服务委员会的会计主任。秘书兼推行组副组长李清贤历任天津等地中学校长达十七年，亦曾执教于燕京大学。[45]训练组长黎离尘是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基督教徒，任职于励志社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后，当时还兼任伤兵慰问组长。总务组长谈家栋亦在战地服务团、励志社、伤兵慰问组工作后，兼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务组长。[46]

地方组织

已成立于全国各地的原有的伤兵之友社处在总社的管辖下，并相继成立了新的地方组织。1942年度前设立的组织如下：

湖北：省伤兵之友社（恩施）、勋县分社、襄阳分社、沙市分社、老河口分社、种归分社。

广东：省伤兵之友社（曲江）、乳源分社、开建分社、番禺分社、河源分社、乐昌分社、阳江分社、信宜分社、台山分社、陆丰分社、蕉岭分社、连县分社、仁化分社、大埔分社、潮安分社、南雄分社、化县分社。

广西：省伤兵之友社（桂林）、兴安分社、柳江分社。

江西：省伤兵之友社（吉安）、上饶分社、浮梁分社、南城分社、宁都分社、赣南分社、新淦分社、遂川分社。

贵州：省伤兵之友社（贵阳）、图云关分社。

陕西：省伤兵之友社（西安）。

河南：省伤兵之友社（汝昌）。

四川：省伤兵之友社（成都）、万县分社、宜宾分社、长寿分社、涪陵分社、李渡分社、忠县分社、丰都分社。

浙江：金华分社、衡州分社、方岩分社、绍兴分社、宁波分社、温州分社。

福建：福州分社、南平分社、建瓯分社、闽南分社、龙溪分社、龙岩分社、长汀分社。

湖南：衡阳分社、沅陵分社、漵浦分社、芷江分社、浦市分社、辰溪分社、邵阳分社、沪溪分社、洪江分社、安江分社、晃县分社、东安分社、零陵分社、桃源分社、祈阳分社。

安徽：屯溪分社、立煌麻埠分社。

宁夏：磴口补隆淖分社。[47]

如此，伤兵之友社的地方组织几乎分布于整个国统区，但运动的官方性质仍未改变。

在此笔者欲对广东省的情况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如上章所述，省政府已移至曲江县韶关，各机关长官及各界人士于1939年3月发起组织伤兵之友社，5月11日正式成立，推定丘誉（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伍智梅（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郑丰（省参议会秘书长）、王作华（保安副司令）等二十人为理事，何彤（民政厅长）、顾翔群（财政厅长）、许崇清（教育厅长）、邹洪（保安处长）等八人为监事，张发奎（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李汉魂（省政府主席）、余汉谋（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其伟（第四战区总司令）为名誉理事，并由理事会推选丘誉为理事长。[48]

翌年，该会响应伤兵之友社总社的征集社员活动，以10万人为目标，联合党政各界扩大运动。[49]前一年的12月，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决议云：“（一）请省政府伤所属及各县市乡镇机关公务人员，为慰护受伤将士，以身作则起见，应加入伤兵之友社。（二）为要达到普遍之目的，请省动员委员会发动各县市民众参加伤兵之友社，负责慰护受伤工作。”省参议会全体驻会议员及全部工作人员一律加入。[50]加之，该会组织60个募集队，敦请上述名誉理事4人为名誉总队长，截至该年秋天，征得了荣誉社员350名、基本社员217名、普通社员11003名。[51]

与此同时，由省政府、省党部、省动员委员会伤省内各县政府、党部、动员委员会设立伤兵之友社分社。其结果，1940年在蕉岭（5月14日）、乳源（6月25日）、番禺（7月7日）、河源（7月8日）、阳江（7月10日）、台山（7月10日）、开建（7月15日）、乐昌（7月15日）、潮安（8月10日）、化县（9月23日）、南雄（9月26日）、信宜（成立日期不详）等县相继成立分社。此时，县党部或县政府的最高负责人就任理事长的事例颇多，亦有不少商业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参加：

乳源分社　理事长：陈荣魁（县长）理事：江子韶（经营“江源记”）常务监事：许苇航（县党部书记长）。[52]

番禺分社　理事长：黄兰友（县长）。[53]

河源分社　理事长：吴式均（县长）。[54]

阳江分社　理事长：谢维骐（县党部计划委员会书记长）理事：林洁予（县商会理事长）、陈炳霈（县立模范小学校长）。[55]。

开建分社　理事长：韩继中（县长）理事：李辅豪（县简易师范学校原校长）。[56]

潮安分社　理事长：陈说义（县党部书记长）理事：庄嵩岳（县商会主席）。[57]

化县分社　理事长：李亮（县党部书记长）常务干事：庞成（县长）。[58]

南雄分社　理事长：黎超骏（县党部书记长）副理事长：赵沛鸿（县长）。[59]

征集社员活动往往通过原有组织开展。乐昌分社以各机关、团体主管长官及负责人为基本社员，且须负责征求社员4人至8人；阳江分社分请各机关、学校、团体主管人员为队长，征求所属工作人员一律入社；河源分社则拟函请县政府转伤各乡长、镇长、保长、甲长及学校教职员一律加入。[60]除此之外，广东省三民主义青年团亦在省内各县开展征集社员活动，在曲江、连县、清远、台山、惠阳、茂名、普宁、合浦等各县征得了社友5000余名及社费8000余元。[61]

根据1940年度的工作统计，此番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如下：荣誉社员450人、基本社员223人、普通社员15556人，共计16229人；社员成分为党员239人、政界2828人、军人4756人、学校5067人、商人2594人、工人24人、农民46人、其他675人；收入为入社金等共计26557.69元。[62]但是，大多数社员是从事服务性工作及学生、公务员等较为容易接受当局指示的群体，又云：“一般的民众不但在实际行动上还未有参加，而且对于这个运动，根本没有认识。”[63]

1941年年初，李汉魂主席在新生活运动七周年广播词里提到：“盼望各界同胞一致奋起，积极的〔地〕、普遍的〔地〕为‘伤兵之友’运动而服务。”[64]此后从化（4月14日）、五华（6月1日）、连平（6月4日）等各县相继成立了分社。虽然如此，广东省伤兵之友社除了入社金及零星的捐款之外，没有固定的收入，各种活动不易开展，因此第三届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仿照广西省伤兵之友社的先例，联络韶关的戏院或电影院，在门票内附加一成或二成娱乐捐，充当该社经费。[65]该社将此办法分别呈请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及省政府批准，但以该办法抵触财政系统为理由未能获准，省政府财政厅按月拨助200元。[66]由于物价上涨，该社翌年请求省政府将补助金增为440元，然而全省预算经中央核定无法变更，补助额仍按上一年的标准支付。[67]

于是，广东省伤兵之友社决定举行第二次征友运动，敦聘余汉谋、李汉魂为名誉征求总队长，各机关、团体主管人员及社会名流为征求队长，并要求各县分社与之合作，自该年1月至9月征得社员10629人、社金19879元。[68]但是，1943年，该社以余汉谋为名誉总队长、李汉魂等为名誉副总队长，举行第三次征友运动的结果，仅征得了社员267人、社金1248元，而且函请韶关市政府筹备处向市内各娱乐场所戏票附加一成半娱乐捐时，又未被省政府批准，可知该社仍然苦于财政困难。[69]

其他省份的状况不明，但可推测与广东省大致相同。在江西省，伤兵管理处于1940年3月发动各界成立了江西伤兵之友社。[70]之前，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蒋经国等已于同年元旦发起运动，以该区伤兵教育委员会全体委员为基干，并邀请各界人士组织赣南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进而展开征求社员活动，蒋经国亲自任总队长，第四、第八两行政区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及赣县各界领袖任大队长。[71]其结果，蒋经国于4月骄傲地说已征得了五万人以上，[72]但是，翌年3月有人慨叹说：“伤友为数仅八千八百馀〔余〕人，我们感到赣南民众的情绪不够热烈。”由此可知其实际情形并不明确。[73]因此，自1941年4月1日至30日为止，举行第二次征友活动，以征集五万元为目标，[74]在第四、第八两行政区组织五十五个征友大队，由各县党部、动员委员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充任大队长，并聘请各县商会人士任副大队长。[75]赣南伤兵之友社由蒋经国亲任理事长，[76]但似乎即使以蒋介石长子的威望，也难以继续推进运动的开展。

除此之外，宜昌伤友之友社如上所述，已于1939年6月22日成立，翌年10月则移至恩施县改组为湖北伤兵之友社，选定省政府主席陈诚为名誉理事，代理主席严立三为理事长，宋新民为总干事。[77]1940年3月1日陕西伤兵之友社成立，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就任理事长。[78]衡阳伤兵之友社于1942年2月由市长朱玖莹负责，翌年市长赵君迈就任理事长。[79]由此可知，地方伤兵之友运动与中央一样，带有很浓厚的官方性质。

第三节
服务活动的现场

服务队的组织

由官民名流带头，并得到各种媒体的配合，伤兵之友社的征集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利用征集到的资金在医院等设施为伤兵服务的实际活动收效却并不显著，且进展困难，例如特别营养与供给开水、灭虫沐浴治疥、洗缝衣被、补充卫生用品等“四项中心工作”等（详述于下项）。

为伤兵服务的“服务队”之业务由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101人）、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102人）、青年会军人服务队（30人）的人员兼任，亦有下列组织派遣专人担任。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5人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伤兵服务队　150人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成都军校妇女救护队　77人

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2人

战时儿童保育会　20人

中华慈幼协会　34人

基督教会谊会　1人

中国红十字会　300人

四川省伤兵之友社　63人

除此之外，救世军派遣4人到总社及服务队工作，又雇用了1100多名公役人员。[80]

训练这些公役人员首先成为伤兵之友社的主要活动。1940年3月、5月各开设第一、第二期服务生训练班，从上述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及中华慈幼协会挑选15岁以上的战灾孤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训练。其方法为上午讲授办理“四项中心工作”的基本知识及服务办法、精神态度等，下午则到第五陆军医院实习。训练完毕后，他们赴指定医院开始服务，第一期服务生38名分往涪陵、长寿、合江、江津等各县后方医院，第二期服务生16名分往白沙镇、忠县等后方医院及陆军医院。如此，对于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后得到慈善团体保护的孩子们，国家进行训练并派他们到陌生的重庆周边各地，抚慰素不相识的士兵们在战场上受到的伤痛和不安。

除此之外，40名干部人员受到训练后，于5月被派到四川省内各地医院，但人员仍然缺乏，因而6月决定由四川伤兵之友社征求100名服务员，一年生活费6万元，由伤兵之友社总社负担。第一期服务员36名自7月1日开始训练，定期10日，内容比上述的服务生训练更为详细高深，训练期满后便分赴省内各医院。此后亦有陆续参加者，至年底已达到63名。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则设立军校妇女救护队，77名队员被派往伤兵之友社，亦于10月受到为期两周的“四项中心工作”的技术训练，11月上旬全员分赴合江、江津、合川、白沙、宜宾、泸县等医院。

此时，以伤兵500人为1个单位，先拟推行100单位为初步工作，受过训练的服务员、服务生先后组成25个服务队，每队服务员6—15人，分往四川全省及湖北、贵州、陕西等28所医院。由中国红十字会派遣的300名服务员组成30个服务队，被分派到各野战医院从事“四项中心工作”，青年会军人服务队的30名服务员组织成6个服务队，被派往河南、陕西两省的伤兵医院工作，其与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及战地服务团共同组织的20个服务队亦分赴各省医院。但是，地方组织苦于经费不足，总社派遣的服务队也一时不能遍及全国，故此由总社提供给省伤兵之友社及分社共计132682元，使其推进“四项中心工作”。[81]

自1941年至1942年，为了招收有志青年并加以训练，总社与各省伤兵之友社派员赴桂林、零陵（湖南）、吉安（江西）、金华（浙江），在零陵（113人）、吉安（101人）、江山（浙江，83人）、均县（湖北，78人）等举办了训练班，毕业人员被分派到各地医院服务。[82]

抚慰不快和痛苦

与极其引人注目的公关活动迥然不同，伤兵之友运动的实际服务活动却是既不显眼又不容易的。它的“四项中心工作”为：特别营养与供给开水，灭虫、沐浴、治疥，洗缝衣服，补充卫生用品（如棉背心、衬衣、蚊帐、毛巾、牙刷、维他命、代乳粉等）。

（一）特别营养与供给开水

特别营养对于重伤患之裨益，实属重要。各院主治医官根据实际需要酌情为伤患者提供特别营养，人数则以不超过住院人数百分之十为原则，开水则为全体伤患者一律提供。

（二）灭虫、沐浴、治疥

除了全国300所医院灭虫站之修建费由总社负担外，湘桂赣黔川滇陕各省灭虱工作，均由总社多派服务队，或由各省分社直接负责办理。至于人力不足之处，则由总社委托其他机关协助，但所有工作费用，均由总社负担。沐浴治疥，亦由各服务队在医院照常办理。

（三）洗缝衣服

为了身体及居室的整齐、清洁，衣物均由各服务队经常驻院清洗，各地亦不时发动当地妇女洗缝。

（四）补充卫生用品

总社不仅提供卫生用品，如棉背心、衬衣、蚊帐、毛巾、牙刷、维他命、代乳粉、草纸、肥皂等，还负责监督管理环境卫生。

此外，鉴于各地物价高腾、伤兵营养不足，总社举办“普通营养”活动，即每逢星期日赠送每个伤兵猪肉四两，每月赠送四次或五次，则每个士兵每月可吃到一斤或一斤四两猪肉。总社也办理其他一般事项，如代写书信、娱乐、慰劳，并在交通据点设立招待站，向负伤将士赠送茶粥、帮其换药。[83]

这些活动当然并不容易。有些政工人员认为伤兵“穿了脏破的血衣，臭气熏熏，不愿接近，只叫个兵夫招待”，但他们理应亲自为伤兵“倒茶、盛饭、铺床”。即使伤兵“因受伤病的刺激而成骄傲愤怒以及思家等变态心理”，亦须再三忍耐地去慰问、说服，亲为照顾。[84]其实，如此解决伤兵之饿、疼、痒等身体的不快，才是伤兵服务人员的任务。因此，伤兵之友社总社编的《伤兵之友服务手册》劝告说：“过去有少数同志的服务意志太不坚定，初来的时候，热度非常之高，不久之后，就对于工作松懈下去，甚至于脱离我们的也有，这种现象，实在是我们服务人员之羞耻。所以在此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互相勉励。”[85]

他们的服务活动确实受到了伤兵的欢迎。有一个服务队员赴医院，看到一个重伤者在屋角里发出低微的呻吟：

“你吃饭了没有？能吃干饭吗？”我问。

“唉！饭粗糙得很，又没有菜，连一点汤也没有，那〔哪〕里能吞得下呢？”

“你饿吗？”

“饿！有何办法？”带着绝望的声音：“我几天都不〔没〕吃饭了。”

于是，我说：“有办法的，明天我做特别营养给你们吃。朝上食豆浆，八点半钟食白米稀饭，添猪肉、青菜。中午食米粉条，也有鸡蛋和青菜。下午呢，也是同早上八点半钟一样的稀饭。如果再病重不能吃稀饭，还可做豆浆、鸡蛋汤、猪肝汤、葛粉等等东西。”

我才住口，坐在火堆边的伤患们都异口同声的〔地〕喊着：“要吃特别营养。”

我看见他们的衣服都没有洗过，就是那唯一光荣的血衣，也没有见过水，肮脏得不像样子，高贵的人看见，是会作呕的。于是，我说：“明天我们替你们洗衣服，用开水烫，把那些食人的虱都烫死。”他们都高兴T。“每天我们还要送三次开水给你们吃〔喝〕哩！”

这个服务队员又说：“今天，我先在这里替你们写信。”伤兵们则把他围起来。这个要说：“帮忙写一封信给连长，说我已经到后方来了，伤口未好，等好时，再回来跟连长，不要挂念。”那个要写信给妈妈说：“儿和〔被〕鬼子打伤了，叫她不要挂心，不久就好的。”一时弄得异常热闹。[86]

但是，服务队有时需要自己准备工作条件。驻于贵州省贵阳市图云关的第20队由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及护士组成，由于该地离河流甚远，挑水甚感困难，故此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泉水，他们在距医院半里处之山坡下挖出一个人工池，旁边亦设有烘衣房及晒衣场，每月平均洗衣6000件。[87]由于战时物价波动异常，有些服务队自力更生，种植蔬菜、养鸡、养猪、养羊，争取能够自给自足。[88]

以下是工作队的各种业务实施成绩。[89]

表9　四项中心工作成绩表

此外，1944年度的成绩是：特别营养358103人，灭虫95798人，沐浴126852人，治疥21508人，洗衣245167件，缝衣76650件，供给开水19190190磅。加之，为庆祝“双十节”，支出288515.5元，给11058名伤病士兵各发4两食肉，共计2746.5斤。[90]

伤兵之友运动在如此减轻伤兵身体之不快、痛苦的同时，亦给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由此预防其进行反社会行为。1940年5月1日，政府下令含有“伤兵”字眼的机关一律将“伤兵”改为“荣誉军人”，如“伤兵管理处”改为“荣誉军人管理处”。[91]当局提倡云，伤兵“为直接抗战分子，保国卫民的责任，较一般人为重”，故而为了保持“自身过去光荣的历史及完成前此未尽的任务，尤宜切实认识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身体力行，作〔做〕一般民众的模范”，即“在医院的举动言语、起居饮食，处处以适合‘礼义廉耻’为依归，互相监视，互相督促”，由此“大家都能为国家尽忠，为民族祖先尽孝，为痛苦同胞尽仁爱，为受难受辱的同胞和在前线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92]

但是，这种服务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伤兵体验身体的快感，而是要求他们恢复健康后重上前线。是故，伤兵之友运动呼吁受伤士兵要“把受了伤而不能再在战场服务的身体，好好地休养，伤势痊愈了，再为国家出力”，并为了珍惜他们作为“抗战的一个工具”的身体，切勿耽于酒、烟、赌、嫖等有害健康的娱乐，耽误痊愈。[93]此时，有一句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话，即“我们军人以身许国，我们的身体，不但是父母的身体，并且是国家的身体。所以我们要爱国家，必先爱自己的身体”。[94]然而，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具有这种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是不容易主动地“为国捐躯”的。故此，“伤兵之友”运动每每强调伤兵的身体苦痛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鬼子”“倭寇”“日本军阀”带来的，并激励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报仇。[95]这意味着，士兵的身体是在战争中受到的损伤，其结果则是将身体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

然而，似乎有些伤兵拒绝这种“身体的国有化”，企图恢复“私有”性。从1941年1月至8月，第三战区各医院所报告的逃亡伤兵总数达8803人之多。至于一般原因，有人指出“国族观念的薄弱”“营养上的缺乏”“受外界的引诱”“管理上的疏忽”等，但当局还意识到了如上所述的兵役本身的缺陷。由于“所征募入营的壮丁，不是顶替的兵贩子，便是强拉充数的壮丁，通过这种违法的方式当兵者占多数，他们等到负伤归来治愈以后，安得不逃哩”！而且，潜逃回乡的壮丁被亲族隐藏起来，无法检举。为了防止逃亡，有人曾建议除了要加紧施行政治、军事训练，改善伤兵待遇等措施外，亦提倡要监视伤兵平时的交际关系，鼓励储蓄，使他们身边没有多余的现金，甚至对家属、朋友寄来的信札加以检查，如果发现有劝其逃亡的内容，则将它扣留起来，或者将原信抽出，捏造鼓励重上前线的信，放入原信封内。[96]由此可知，对于从社会里“征发／缴纳”出来的士兵之身体，国家企图尽可能地将其与私人关系隔开，使它彻底成为国家的所有物。

“虽残不废”

如上所述，为伤兵的服务活动的第一目的是促使他们伤愈后重上前线。但是，对于身体伤残丧失战斗能力者，则需要进行职业训练，以便他们退伍后能够自谋生路。

1940年4月20日，在结束征友活动的会议上，宋美龄提议云：“社会应该帮助政府，做复员的工作。”于是，5月12日成立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蒋介石任名誉会长，孔祥熙、宋美龄、陈诚、陈立夫任名誉副会长，何应钦任会长，许世英（行政院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谷正纲任副会长。[97]10月26日，该会与伤兵之友社总社、中国工业合作事业协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共同设立荣誉军人生产合作事业委员会，徐维廉任主任委员，开始了“虽残不废”的运动。[98]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担任技术训练，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担任矫形外科及健康保护，伤兵之友社总社拨款12万元（后增加到20万元），促使举办合作社，在贵州贵阳、镇远的教养院着手展开活动。1942年，伤兵之友社总社又拨款16.3万元，在中渡（广西）、兴国（江西）、贵阳、宝鸡（陕西）等组织合作社，镇远、城固（陕西）、重庆的教养院及吉安的医疗队亦举行了同样的活动。

根据1943年1月24日之统计，全国共有32所教养院、临时教养院等设施，分驻于湖南者10所、四川者7所、陕西者4所、福建者3所、江西及广西各2所、甘肃、贵州、江苏、安徽各1所，计伤残将校4951名、伤残士兵38818名，另有住在其他设施者8113名，总计51882名。

每个伤兵之组训费需800元，生产贷款需2200元，共计3000元，但伤兵之友运动发起时募捐得来的750多万元资金，经过3年后已减到86万元，故此须再次筹集资金，才能展开“虽残不废”运动。于是，1943年3月召开了第3届理事会，决定以1000万元（500万元用于服务队工作费，其余用于“虽残不废”运动经费）为目标，从7月7日到8月31日为止，举行扩大征求社友活动。为此，中央党部及行政院通令全国各地同时发动，以“不强迫，不摊派，由下而上”“务使人人各本良心，自动捐输”“促起旧有社员，补缴社费”为原则。[99]

欲使消费人群变为生产人群，将仰给于国家的士兵改为自给自足的国民，这确实对伤兵和国家、社会均有益处。[100]然而，士兵中出生于农村者居多，虽具有农业经验，但识字率不高，据说步兵队中不识字者占1/3到1/2。故此，除了曾受过教育者能够就职于各种机关、团体之外，亦须开设伤兵集团农场，且要为了伤残严重难以务农者创办各种手工业，让其利用仅有的一手或一足工作，以便使其能够独立生存，从而减轻国家负担，扩大后方生产。[101]

而且，“有的因为感到生活上不识字的痛苦，愿意学识字；有的略识些字，或已经上过小学或初中的，也愿意更进一步，求得一技之长”。[102]因此，为了提高伤兵的教育水准和服务能力，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于1941年呈请教育部准许伤兵免试免费升入中等以上各级学校，8月2日得到了该部批示核准。[103]此后，亦有人主张要对教育水准较低的伤兵进行初步教育和生产技能训练，以支持他们就业。[104]

然而，身体伤残者的生活似乎并不容易。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为伤兵开办会计班，1943年9月30日将如下学员名单寄给重庆市商会，请求录用这些伤兵：[105]

表10　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第六期会计班应征学员名册

由此可见，能否担任工作未必取决于身体伤残的程度或部位，而与各人的学历有关。具体而言，可从事会计工作的伤兵多半是曾受过中学教育以上者，而学历低者，只能做传达、保管、收发等更简单的工作。由此可以推测他们要想重返一般社会并不容易。

由于这种困难，伤兵们独自从事集体生产、生活的“新村”则成为屡次被选择使用的方法。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在毗连江西省的广东省内某地筹建的“荣誉军人新村”即为其中之一，伤兵及其眷属从事垦殖（稻、麦、杂粮、蔬菜）、畜牧（牛、羊、鸡、兔、鱼）、手工业（纸、革、糖、缝纫、编织、修械）等工作，政府在村内开办小学补习学校暨设备合作社、公共礼堂、戏院等。[106]伤兵“为着担荷了保国卫家的使命，抛了父母妻子”，是故应该帮助他们回复家庭生活，“使原有家室的，在可能范围内，把他们接到一处，重叙天伦之乐，倘使家乡情况不明或无家室的，那末〔么〕，我们要替他们择配成亲”。[107]福建邵武于1941年1月10日创办开垦区，省当局担负经费筹措、技术指导和土地及工具供应的责任，临时教养院拨出280名伤兵，但其家属状况不详。[108]无论如何，这些措施都可以说是在远离一般社会的地方组成伤兵独自的共同体，以此避免与民众之间发生摩擦，并恢复、创造出他们“私有”的、“日常”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尝试。

民众的反应

如上所述，当局屡次呼吁后方民众参加伤兵之友运动。这意味着以兵役义务之公平、平等负担之原则为前提，在免“缴纳”身体者与已“缴纳”身体者之间，前者应当负责抚慰已受损伤之后者的身体。换言之，那些对不公平、不平等状况坐视不管的“蹭车者”则要受到道义上的责难。[109]然而，两者之间的隔阂仍然很难消除。民众躲在后方，其生活未必由于抗战而蒙受黯淡的影响，仍然“吃得饱，睡得安”“照样有妻儿安慰，有快乐享受”，甚至沉湎于酒色，或吃喝娶嫁，升官发财，忘掉了前方的将士们“天天辗转在雨雪风霜里、硝烟炮火里、冻冷饥荒里”。[110]

而且，这种生活条件的差距所带来的身体差距仍是双方之间产生负面感情的一个原因。有一次，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结业时，学员表演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如下短剧：一家饭馆里有个摩登小姐遇到伤兵，就掩起鼻子来说“这不是伤兵医院”。伤兵则顶嘴说“这不是跳舞场”。[111]由此可见，民众虽在原则上承认救济伤兵的意义，但在实际上，由于其身体“与众不同”，未必希望伤兵进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里来。重上前线的伤兵部队被称为“荣誉大队”，屡屡由荣誉军人管理处或伤兵之友社为他们举行欢送活动，[112]但参加这种活动的民众则会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地方当局似乎也怀有同样的心情，有一次，六百个伤兵奉命从江西省转到湖南省，但湖南省当局担忧他们纪律不良，一时不肯允其入境。[113]

1941年发生了地方当局、居民与伤兵之间的摩擦达到极限的事件。第三战区决定在浙江省遂昌县开设第十六临时教养分院，该县农会等七十八个团体便联衔致电该战区司令长官，表示反对。该院成立后，虽收容人数仅有五十余人，但浙江省政府及省党部先后电请司令长官，要求将该院迁至福建省。遂昌县政府亦“列举少数有实据之事件”，呈请司令长官惩办该院负责人员，由此可知被收容的伤兵确实有某种不良行为。然而，该院组织开采铁矿合作社，以便伤残士兵能够从事生产事业，亦通知军政部及县政府请求合作，试图由此在地方社会巩固伤兵的生活基础。此一计划的内容是：在云峰乡一个叫上市的地方（离县城三十里），分队长葛华率领一部分伤兵掘矿淘沙；而在一个叫九盘岭的地方（离上市二十里），分队长曹炳贵率领一部分伤兵设窟烧炭、熔炼铁砂。

6月28日，由于葛华缉捕冒充伤兵者（详细经过不明），故与云峰乡保长郑法祥发生了冲突，并将其禁闭在上市伤兵驻地，同时有“暴民”项火余持刀直驱，刺杀了伤兵邹体和。此后，外间谣传伤兵已杀害郑法祥，并将开放水塘使良田龟裂，于是乡公所及各保鸣锣聚众一千余人，由各保保长指挥，分途持械包围上市、九盘岭的伤兵驻地，杀死曹炳贵及其他七名伤兵，遗尸藏匿灭迹。此后，这些“暴民”数日未散，所有公仓积谷均被打开食用，整日戒备森严，各道路口均设步哨，各高地置瞭望哨，如临大敌。此种做法一则是因有人造谣，谓伤兵将有报复举动；一则是为防止调查人员进来。

得到遂昌县政府关于此案之报告后，第三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派员会同浙江省政府、军管区司令部及遂昌县政府、党部等机关人员，进入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挖掘出了部分遗尸。此后，各机关与第十六临时教养分院开会决定，当地党政机关等汇发抚恤金，通过被害者之原籍所在的地方当局转发给其家属，并定期举行追悼大会，慰劳在院伤兵，在出事地点建立纪念碑或在城区附近建立公墓。至于“凶首及要犯”，“正凶”项火余经审讯供认罪行后被处枪决，但遂昌县政府为缉拿其他“要犯”，仅派警士两名前往云峰乡，且由该乡甲长出面做保他们未在家而了事，这无异于给凶犯以消息，促其逃亡，对此该县县长被指定应负重大责任。由此可见，地方当局及居民对搜查活动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此外，政府亦决定“其余盲从者一律免于追究”，并发出告示要求当地民众将凶犯所在地及藏尸地点报告给政府，但亦强调用“匿名信方式”密告即可，由此可知同情犯人的居民占多数。换言之，伤兵实际上并未受到地方当局及民众的欢迎。

第三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处长冯剑飞由该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后，向当地居民发出了如下布告；

在这次争取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中，许多的前方将士，浴血奋斗，被敌疯狂炮火的摧残，变成不幸残废了。国家轸念他们的功勋，所以在后方各地设立教养院，使他们锋镝余生，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一方面增进国家抗建的物资，一方面学习谋生技术，解决他们自己的生活问题。

溯事变之起，因荣誉军人素以御侮救国为职志，一旦负伤而来是邦，人生地疏，与民众发生误会，自所不免，纵彼等行为或有不惬人意，亦何至报以如此凶狠手段？揆之人情法理，均属不合。盖彼等均出自民间，激于敌寇侵凌，冒万死以抒〔纾〕国难，今乃不死于前方枪林弹雨之中，而死于后方从事生产之所，不死于杀敌之日，而死于归休之时，彼等在九泉之下，宁能暝目？即当地民众，追忆当日情景，亦安能无愧于心而悲恸流泪乎？[114]

伤兵与地方当局、民众理应团结一致共同敌视侵略者，但实际上未能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具有共同意识，而在日常生活中成了互不相容的仇敌。如此极端的案件，此后似乎未再发生。但是，大部分民众对于伤兵“不但没有半点感觉，且还怀着恶意仇视的心理”的情形却依然存在。[115]直至抗战末期，在伤兵之友运动的机关杂志上仍然载有如下短文：

报上说，陕西街出现一位断足的荣誉军人，仅能以膝代步。一群孩子跟在他的后面嘲笑他：“矮子，矮子。”可怜的孩子们，竟还不知道“荣誉军人”之所以荣誉的所在。可怜的教育，竟还不能传授给他们的孩子以一点“荣誉”的观念！[116]

1947年3月16日，伤兵之友社总社第七届理事会决议，结束该社活动，3月底遣散职员，所有的“虽残不废”运动的工作，均交由荣誉军人生产合作事业委员会办理，但其决议案中有如下一节：

盖先进各国对社会伤残服务，皆举办不遗余力，年来对假肢安装、心理矫正、职业介绍，实有深足进步。回顾我国社会人士，对此漠然视之，偶遇伤残，非卑视，即怜悯，均非合理态度，应转移风气，普遍改正。[117]

这似乎意味着，伤兵之友运动的目的，即实现伤兵与民众之间相互理解的融洽关系，始终未能实现。

小结

如下章所详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战线指挥美国航空部队与日军作战的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对其好友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麾下的中国士兵的生活条件描绘云：“军队里并没有医疗设施。大部分受伤的士兵都因缺乏医治而死去。”[118]大战末期在中国指挥美军的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亦曾叹息道：“一般而言，伤兵被扔在战场上，不久就腐烂而死。”[119]亦有一份驻华美军报告指出，美国人无法纠正中国人低估人命的意识，换言之，即征调新兵比抢救伤病员更为合算这种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120]在前线负伤的被送往后方接受治疗和看护的士兵所占的实际比例毫无史料记载，因此，这些说法是反映现实的正确记载抑或是充满偏见的误解谬传，则无从得知。

虽然如此，对从前线回到后方的伤兵，尤其是对残疾者的处置，即使在美国其实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早在殖民地时代，1636年已有法律规定当局要支援残疾士兵；独立后，联邦议会于1789年通过法案，决定给残疾退伍军人支付养老金；19世纪南北战争爆发，各州则相继设立了收容残疾军人的设施。进入20世纪后，当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邦议会制定了残疾补助、职业训练等制度，此次战争动员了470万人参加，10万人以上因战斗或伤病丧命，同时也产生了20万以上的残疾军人。在战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难以就业，政府财政亦窘迫，无法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退伍军人事务由多数机关分别担任，垂直行政效率低下，公文手续烦琐异常，是故多数残疾军人得不到像样的医疗看护及职业训练。

于是，为了要求政府倾听他们的心声，1920年相关人士组织成立了美国世界战争残疾军人会（Disabled American Veterans of the World War），在该会要求下，翌年退伍军人局（Veterans' Bureau）设立。残疾军人会于1921年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翌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时，福特汽车公司（总公司设于底特律）在交通上对与会者给予了协助，此后该公司成为残疾军人会的有力支援团体。[121]恰在此时，黄仁霖、徐维廉、汪伯平等在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厂接受培训，当时的亲身见闻或许对本章探讨的他们日后的活动给予了某种启发。

此外，在日本，第一章提到的森林太郎于1889年撰写的《陆军卫生教程》里有《废兵》《伤病兵之看护》两节，讨论了收容伤兵设施的建筑、设备、卫生。[122]日俄战争结束后，多数伤残军人复员，1906年则制定、公布《废兵院法》，据此翌年东京设立陆军省管辖下的“废兵院”，收容了残疾复员军人。该院于1928年被移交给内务省，1934年制定《伤兵院法》后改称为“伤兵院”，1936年移至神奈川县小田原。1938年设立厚生省之际，伤兵院被移交给该省，同年财团法人大日本伤痍军人会亦成立。[123]

战争是相互摧残对方身体的集体暴力，即使在通过国民总动员进行的近代总体战中，就身体受到损伤的概率而言，前线和后方大不相同。正因为如此，国家努力致力于征兵制度的公平、公正，以免因身体“征发”不＼均等而引起社会分裂，并为伤兵提供各种福利措施，作为他们已“缴纳”其身体的代价。此时，为使这种措施正当化，“伤兵所损失的身体已捐给国家——为国捐躯”的观念须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承诺。

中国抗战时期之“伤兵问题”具有特殊性，即由于自己国家的领土成为战场，前线和后方比较接近，故而伤兵和民众在地方社会里接触的机会较多。为了编制近代国民国家的“国军”，全体国民理应公平地、平等地负担“缴纳”身体的义务，但中华民国的征兵制度并不完备，这种义务往往强加于最下层的民众。是故，已受到损伤的身体所引起的军民背离和矛盾屡屡构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会阻碍抗战的进行。这才是国民党政权发起伤兵之友运动并由此进行群众动员的真正理由。

虽然如此，下层民众的身体受到不公平、不平等的“征发”，被当作战争所需要的人的资源，而在前线受到损伤被送回到后方后，此运动则努力试图抚慰其身体的不快和苦痛，以免他们变为搅乱社会秩序的因素。换言之，这种做法最终不过是临渴掘井的措施。在国家将伤兵美化、圣化为“荣誉军人”，并要求社会提供此运动所需要的资源时，后方民众确实有所响应。但是，他们究竟是作为免除“缴纳”身体的国民在积极地尽其道义上的责任呢？还是敷衍塞责、应付一时、阳奉阴违呢？对此很难做出判断。

无论如何，伤兵之友运动并未试图转换社会结构及民众意识，创造出“均质的国民化的身体”（这是新生活运动未能实现的目标），并借此使伤兵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中华民国在未能组成真正的“国军”之前是被迫参加近代战争的，故此高唱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官方领导的群众运动，相反却具有默认、隐藏那些潜伏于中国社会中的差异、裂痕之意。

1949年元旦，在国共内战胜败逐渐分明的状况下，蒋介石乘坐汽车巡视南京市内，慨叹云：“伤兵满街，杂乱无状，不胜忧虑，应急加整理。”[124]此时，他或许再次痛感新生活运动未能创造出“均质的国民化的身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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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2年元旦，衡阳县城及近郊8个乡镇被指定为衡阳市，其人口有249700人，但多数企业从日军占领的华北、沿海各地逃难至此地，结果使城内人口剧增到45万。衡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衡阳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册，第1236页。

[2]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四年来工作报告》（1943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87/5/52，第1页；J．L．Huang，“A Memoir of Modem China，”chap．5，pp．5-6；李秘：《广西伤兵之友社的发轫》，《伤兵之友月刊》第9期，1940年，第8—9页；李秘：《踊跃参加伤兵之友运动》，《伤兵之友月刊》第12期，1940年，第9页；《每月人物》，《伤兵之友通讯》创刊号，1944年，第13—14页；《记衡阳伤兵之友社》，《伤兵之友通讯》第3期，1945年，第15页；《本社史话》，《伤兵之友通讯》第6期，1945年，第11页；昌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黎县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510，651—652页。

[3] 《新运六周年纪念前夕蒋会长广播演词》，《中央日报》1940年2月19日，第2版。

[4] 苟兴朝：《抗战时期海外的“伤兵之友”运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苟兴朝：《抗战时期成都的“伤兵之友”运动》，《文史杂志》2006年第3期；苟兴朝：《抗战时期的“虽残不废”运动》，《文史杂志》2007年第5期；苟兴朝：《论新闻媒体在“伤兵之友”运动中的作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63—64页。

[5] 黄侠生：《关于防止荣誉军人滋事的研究》，曲江《伤兵之友》第7期，1941年，第12页。

[6] 罗宏才：《陕西民国时期文物大案（六）“伤兵友”滋扰兴隆巷考古发掘肇事案》，《文博》2000年第2期，第74—75页。蒋介石曾视察该院时，在日记里写道：“悲感顿生。”《蒋介石日记》1934年10月15日。

[7] 叶润石：《伤兵心理的改造》，《军人魂月刊》创刊号，1940年，第25页。

[8] 秦曼：《荣誉军人政治教育面面观》，曲江《伤兵之友》创刊号，1940年，第6页。

[9] 杨天石：《蒋孔关系探微：读孔祥熙致蒋介石书》，《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第115—116页。

[10] 张天一：《伤兵问题的研究》，《伤兵阵地》第2期，1939年，无页码。

[11] 倪弼：《慰劳将士的意义和方法》，《军人魂月刊》创刊号，1940年，第21页。

[12] 范荣堂：《漫谈伤兵问题：研讨伤兵问题意见之一》，《军人魂月刊》第6期，1940年，第5页。

[13] 喻誓章：《为两个可怜的伤兵呼冤》，《伤兵阵地》第5期，1939年，第9页。

[14] 徐子平：《如何管训伤兵》，《伤兵阵地》第2期，1939年，无页码；叶润石：《伤兵心理的改造》，第26页；俞昌时：《伤兵的管训问题之商讨》，《军人魂月刊》第2期，1940年，第8—9页；潮潜：《荣誉军人心理的考察及其反省》，《军人魂月刊》第11期，1940年，第3页；仲夷：《伤兵生活与教育》，《伤兵之友半月刊》第3期，1940年，第5—6页；剪：《如何抚慰伤兵》，曲江《伤兵之友》第5期，1941年，第9页；李传莲：《如何预防荣誉军人的滋事》，曲江《伤兵之友》第8期，1942年，第9页。

[15] 邵仲宜：《民众敬爱伤兵问题的研讨》，《军人魂月刊》第5期，1940年，第2页。

[16] 夏一栗：《向伤兵致敬：小学生南子的日记》，吉安《伤兵之友》第39期，1939年，第7页。

[17] 《一三七后院提倡光头运动》，吉安《伤兵之友》第44期，1939年，第6页。

[18] 顾钧：《残废军人应〈有〉的认识》，《军人魂月刊》第6期，1940年，第4页；范荣堂：《漫谈伤兵问题：研讨伤兵问题意见之一》，第5页；梁中暹：《伤兵和民众应该打成一片》，《伤兵之友半月刊》第5，6期，1940年，第17页；冯剑飞：《第×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冯处长对第六重伤医院荣誉军人暨编制官兵训词》，《军人魂月刊》第21，22期，1941年，第5页；休平：《伤兵教管者的自我检讨》，曲江《伤兵之友》第3期，1941年．第7页；晨：《漫谈军民合作（随感）》，曲江《伤兵之友》第6期，1941年，第9页；李传莲：《如何预防荣誉军人的滋事》，第9页；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章。

[19] 笠原十九司：，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民国後期中国国党政權の研究》，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第274—278，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第II部。

[20] 张天一：《伤兵问题的研究》，无页码；王耀庭：《政府对荣军管教实施及善后计划》，《残不废月刊》，第1卷第2期，1947年，第1页。

[21] J．L．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1；《每月人物》，《伤兵之友通讯》创刊号，1944年，第12页；《我们的友军》，《伤兵之友通讯》第4期，1945年，第9页。

[22] J．L．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5，p．7；《本社史话》，《伤兵之友通讯》第6期，1945年，第12页。

[23] 《桂“伤兵之友社”正式成立》，《中央日报》1939年1月25日，第2版；李秘：《广西伤兵之友社的发轫》，第9页；《记广西伤兵之友社》，《伤兵之友通讯》第6期，1945年，第16页。

[24] 《每月人物》，《伤兵之友通讯》第2期，1944年，第12—13页；《湖北伤兵之友社》，《伤兵之友通讯》第2期，1944年，第15页；《本社史话》，《伤兵之友通讯》第6期，1945年，第12页。

[25] 《伤兵之友社在黔踊跃服务》，《中央日报》1940年1月23日，第3版。

[26] 钟焕全：《伤兵之友社业务之报道》，《军人魂月刊》创刊号，1940年，第6—7页。

[27] 《伤兵之友》，《新运导报》第23期，1939年，第49—50页。

[28] 《本社史话》，《伤兵之友通讯》第6期，1945年，第12页。

[29] 《尊敬负伤将士》，《中央日报》1940年1月19日，第3版；《全国人民尊敬负伤将士办法》，《伤兵之友半月刊》第2期，1940年，第3页；《全国人民尊敬负伤将士办法》，曲江《伤兵之友》第2期，1940年，第20页。

[30] 《陪都新运模范区三十二年度工作总报告》，《重庆新运模范区一九四三年度工作总报告及一九四四年度工作计划大纲》（194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87/5/9；《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战时工作简报》，《新运总会战时工作简报及业务概况等》（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87/5/37；黄仁霖：《前言》，陪都新运模范区周年纪念特刊筹备会编：《陪都新运模范区周年纪念特刊》，陪都新运模范区，1942年。

[31] 《滇缅路新运服务所服务归侨工作总报告》（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87/5/47。新生活运动于1942年2月19日迎接八周年之际，黄仁霖把“为避难返国之侨胞服务”列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第九年度的主要工作之一。黄仁霖：《一年来本会工作概况》，《新运导报》第43期，1942年，第8页。

[32] 《新运六周年纪念期迩》，《中央日报》1940年1月11日，第3版；《新运倡导六周年》，《中央日报》1940年1月21日，第3版。

[33] 《新运总会征求十万伤兵之友》，《中央日报》1940年2月6日，第3版。

[34] 《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伤兵之友社”扩大征求社友办法》（1940年3月13日），《函寄本校附中主任杨春洲伤兵之友社办法由》，云南省档案馆藏，1016/10/989/2。

[35] 《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伤兵之友”扩大征求社友党务队须知》（无日期），重庆市档案馆藏，0051/2/664/16。

[36] 《伤兵之友征求大会总队部紧要启示》，《中央日报》1940年2月20日，第1版。

[37] 叶楚伧：《努力为伤兵之友》，《中央日报》1940年2月22日，第4版。

[38] 《渝市征求伤兵之友》，《中央日报》1940年2月22日，第3版；洪兰友：《重庆市党员按户征求伤兵之友的意义》，《中央日报》1940年2月22日，第4版。

[39] 程朱溪：《万户争作伤兵之友　参加按户征募经过》，《中央日报》1940年2月23日，第3版。

[40] 《征求伤兵之友　首次成绩揭晓》，《中央日报》1940年2月25日，第3版。

[41] 《征求“伤兵之友”第二次揭晓》，《中央日报》1940年3月3日，第3版；《伤兵之友第三周征求结果》，《中央日报》1940年3月10日，第3版；《征求伤兵之友》，《中央日报》1940年3月20日，第3版。上段为加入者，下段为捐款额。累计数目错误之处，由引用者订正。

[42]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二十九年度报告》（1940年12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87/5/51，第6—7页。

[43]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二十九年度报告》，第1—2页。

[44]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工作报告（三十一年度）》（194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87/5/5，第6页；《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四年来工作报告》，第3页；克然：《记今年的理事会》，《伤兵之友通讯》第6期，1945年，第6页；《祝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成立》，《残不废月刊》第1卷第6期，1947年，第1页。

[45] 《总社动态》．《伤兵之友通讯》创刊号，1944年，第7页；《我们的友军》，《伤兵之友通讯》第4期，1945年，第9页；《每月人物》，《伤兵之友通讯》第4期，1945年，第14页。

[46] 《每月人物》，《伤兵之友通讯》第3期，1945年，第12—14页。

[47]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二十九年度报告》，第2—4页；《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工作报告（三十一年度）》，第26—29页。亦有美洲、东南亚等海外组织，但在此省略。

[48] 李君诺：《广东伤兵之友社工作报告》，曲江《伤兵之友》创刊号，1940年，第11页。

[49] 《伤兵之友　各地响应》，《中央日报》1940年3月14日，第2版；辛森：《万人争为伤兵友（代发刊词）》，曲江《伤兵之友》创刊号，1940年，第3页。

[50] 吴鼎新：《“伤兵之友”应负之责任》，曲江《伤兵之友》创刊号，1940年，第5页。

[51] 李君诺：《广东伤兵之友社工作报告》，第11页。社员称呼与总社不同，可见地方组织的自立性。

[52] 乳源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乳源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2，511，794页。江子韶翌年就任县参议会副议长。

[53] 番禺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番禺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54] 河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源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42页。

[55] 阳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阳江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7，724，1275页。

[56] 封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封开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923页。

[57] 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潮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5，1330页。

[58] 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化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6，669页。

[59] 南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雄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7，527页。黎超骏于1941年就任县党部书记长。

[60] 《各县分社活动概况》，曲江《伤兵之友》第2期，1940年，第12—15页。

[61] 黄鲁慧：《广东青年争为“伤兵之友”》，曲江《伤兵之友》第2期，1940年，第7页。

[62] 《本社一年来几项工作统计》，曲江《伤兵之友》第3期，1941年，第21页。

[63] 秦曼：《荣誉军人政治教育面面观》，第7页；张叔秀：《关于推广伤兵之友运动的几个问题》，曲江《伤兵之友》第2期，1940年，第10页。

[64] 李汉魂：《扩大“伤兵之友”运动新运七周年广播词》，曲江《伤兵之友》第3期，1941年，第4页。

[65] 《短论》，曲江《伤兵之友》第3期，1941年，第3页；《社务动态》，曲江《伤兵之友》第5期，1941年，第11页。

[66] 在1940年6月至12月期间，广东省政府饬该省振济会按月拨助200元。《社务简讯》，曲江《伤兵之友》第6期，1941年，第20页。

[67] 《社务动态》，曲江《伤兵之友》第8期，1942年，第21页。

[68] 当上年征友运动之际，正值中央总社亦分别在各省市举行征友，广东省公务人员大半将社金缴到中央。《社务动态》，曲江《伤兵之友》第7期，1941年，第22页；《社务动态》，曲江《伤兵之友》第8期，1942年，第21页。

[69] 《社务动态》，曲江《伤兵之友》第9期，1943年，第23页；《广东省伤兵之友社第三次征友征信录》，曲江《伤兵之友》第9期，1943年，第24—25页。

[70] 《江西荣誉军人管理处二十九年工作概况》，吉安《伤兵之友》第75期，1941年，第2页。

[71] 叶竞民：《赣南伤兵之友社成立感言》，《伤兵之友半月刊》第2期，1940年，第3页。

[72] 蒋经国：《伤兵之友工作的第二阶段》，《伤兵之友半月刊》第2期，1940年，第2页。

[73] 柳昕：《踊跃为“伤兵之友”》，《伤兵之友月刊》第14期，1941年，第2页。

[74] 《伤运简讯》，《伤兵之友月刊》第14期，1941年，第13页。

[75] 《“赣南伤兵之友社”第二期征友运动办法》，《伤兵之友月刊》第14期，1941年，第14页。

[76] 《记赣南伤兵之友社》，《伤兵之友通讯》创刊号，1944年，第15页。

[77] 《每月人物》，《伤兵之友通讯》第2期，1944年，第13页；《湖北伤兵之友社》，《伤兵之友通讯》第2期，1944年，第15页。

[78] 《陕西伤兵之友社》，《伤兵之友通讯》第5期，1945年，第4页。

[79] 《记衡阳伤兵之友社》，《伤兵之友通讯》第3期，1945年，第15页；衡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衡阳市志》上册，第549页。

[80]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二十九年度报告》，第10—13页；《我们的友军》，《伤兵之友通讯》第4期，1945年，第9页。

[81]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二十九年度报告》，第12—17页；《伤兵之友社　派员出发服务》，《中央日报》1940年5月30日，第3版。

[82]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工作报告（三十一年度）》，第48—51页。

[83]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工作报告（三十一年度）》，第44—47页；《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四年来工作报告》，第17—19页；J．L．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5，pp．6-7；《伤友服务队员须知》，《伤兵之友通讯》第7期，1945年，第4—5页。

[84] 杨宗禹：《如何做荣誉军人招待工作》，《军人魂月刊》第26期，1942年，第8页。

[85]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编：《伤兵之友服务手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出版年不详，第1—2页。

[86] 潘起：《慰问》，《伤兵之友通讯》第2期，1944年，第10页。

[87]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工作报告（三十一年度）》，第54—55页。

[88] 《自给自足问题》，《伤兵之友通讯》第3期，1945年，第4页。

[89]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工作报告（三十一年度）》，第46页。单位为服务次数，1942年度的数字系截至6月底。

[90] 徐维廉：《去年一年》，《伤兵之友通讯》第5期，1945年，第2—3页。

[91] 《小智识》，曲江《伤兵之友》第9期，1943年，第26页；王耀庭：《政府对荣军管教实施及善后计划》，第1页。

[92] 钟焕丹：《伤病官兵与新生活运动》，《军人魂月刊》创刊号，1940年，第28页。

[93] 亦萍：《赠给负伤同志几点（续）》，吉安《伤兵之友》第79，80期，1941年，第6页；许国天：《告忠勇而光荣的受伤将士》，吉安《伤兵之友》第93，94，95期，1942年，第19页。

[94] 今明：《怎样保持我们的“荣誉”》，《伤兵之友月刊》第13期，1941年，第13页。

[95] 倪弼：《慰劳将士的意义和方法》，第21页；钟焕全：《七七三周年告荣誉将士》，《军人魂月刊》第7期，1940年，第5页；丁永存：《我们的生活》，《伤兵之友半月刊》第5，6期，1940年，第19页；江俊生：《伤残是日本军阀赐给我们的》，曲江《伤兵之友》第8期，1942年，第15页。

[96] 陆九畴：《防止住院荣誉军人逃亡的我见》，《军人魂月刊》第21，22期，1941年，第11—14页。

[97] 《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中央日报》1940年5月9日，第3版；《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中央日报》1940年5月12日，第3版；《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中央日报》1940年5月13日，第3版；郇瘦梅：《荣誉军人职业协会之过去及将来》，《残不废月刊》第1卷第5期，1947年，第1页。

[98] 《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二十九年度报告》，第17—18页；《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工作报告（三十一年度）》，第60—61页；《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四年来工作报告》，第19—20页。又云，荣誉军人生产合作事业委员会成立于该年6月。徐维廉：《荣誉军人生产事业委员会概况》，《残不废月刊》第1卷第1期，1947年，第2页。

[99] 《伤友总社经济审核委员会会议纪录》《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第三届理事会提案》，《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会议纪录及一九四三年度办公费支付预算书、经济报告》（无日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87/5/3；《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四年来工作报告》，第4页；《新运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扩大征求社友办法》（无日期），《为转发新生活运动会伤兵之友社征求社员及其它办法六份请为宣传电昆明中央日报社》，云南省档案馆藏，1046/4/7/3；《虽残不废计画书》，《残不废月刊》第2卷第18期，1948年，第26—28页。

[100] 徐梓楠：《处理残废机障荣誉军人之我见》，《军人魂月刊》第21，22期，1941年，第7页；竞亚：《为残废荣誉军人生活而发的呼声》，《军人魂月刊》第23，24，25期，1941年，第72页。

[101] 李伯鸣：《荣誉军人的教养问题》，曲江《伤兵之友》第2期，1940年，第2—3页；刘畏三：《荣誉军人自力更生问题之研讨》，《军人魂月刊》第14期，1941年，第1页；许蟠云：《荣誉军人的职业准备问题》，《军人魂月刊》第23，24，25期，1941年，第21页。

[102] 宣中：《伤兵的教育和娱乐》，《伤兵之友半月刊》第3期，1940年，第4页。

[103] 《荣誉军人福音》，曲江《伤兵之友》第6期，1941年，第19页；《荣誉军人就学公立中等以上学校办法》，《残不废月刊》第2卷第18期，1948年，第32—33页。

[104] 凤千：《荣誉军人服务问题》，《军人魂季刊》第3，4期，1943年，第2—3页。

[105] 《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第六期会计班应征学员名册》（1944年9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伤兵之友社总社工作概况》，重庆市档案馆藏，0084/1/377。姓名由笔者删除。

[106] 《荣誉军人福音》，曲江《伤兵之友》第6期，1941年，第19页。

[107] 陆九畴：《荣誉军人与生产建设》，《军人魂月刊》第19，20期，1941年，第16页；锡范：《安置残障荣誉军人刍议》，《军人魂季刊》第1，2期，1943年，第36—37；翰亭：《怎样开展荣军生产事业》，《军人魂季刊》第3，4期，1943年，第5页。

[108] 周蔚然：《荣誉军人的乐园　邵武垦区素描》，《军人魂季刊》第1，2期，1943年，第48—51页。

[109] 叶楚伧：《如何扩大伤兵之友的运动》，《伤兵之友半月刊》第2期，1940年，第7页。

[110] 陈忆君：《伤兵之友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伤兵之友半月刊》第2期，1940年，第11—12页。

[111] 梁中暹：《伤兵和民众应该打成一片》，第18页。

[112] 《江西荣誉军人管理处二十九年工作概况》，吉安《伤兵之友》第75期，1941年，第7页；潮潜：《第十临时教养院　荣誉军人的动态》，《军人魂月刊》第16期，1941年，第22页；国雄：《荣誉聚餐纪》，曲江《伤兵之友》第5期，1941年，第17页；《荣誉的荣誉》，曲江《伤兵之友》第6期，1941年，第17页；《社务动态》，曲江《伤兵之友》第8期，1942年，第15页。

[113] 姚永安：《勖勉转送第十四临教院残废员兵词》，吉安《伤兵之友》第99期，1942年，第2页。

[114] 《遂昌云峰乡六二八事件之始末》，《军人魂月刊》第19，20期，1941年，第62—65页；遂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遂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746页。

[115] 啸：《怎样慰劳伤兵》，吉安《伤兵之友》第90，91，92期，1941年，第19页；篆良：《做伤兵之友的新认识》，曲江《伤兵之友》第9期，1943年，第7页。

[116] 《可怜的教育》，《伤兵之友通讯》第3期，1945年，第5页。

[117] 徐维廉：《倡办伤残服务第一年》，《残不废月刊》第2卷第13期，1948年，第1页。

[118] Claire Lee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New York，NY：G．P．Putnam's Sons，1949，p．263．

[119] Albert Coady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NY：Henry Holt＆Co．，1958，p．336。

[120] “Notes on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Our Mission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Joseph Warren Stilwell Papers，Box 23，Folder 7，File 24（hereafter cited as JWSP 23/7/24），table H．

[12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http://www.va.gov/about_va/vahistory.asp）；Disabled American Veterans（http://www.dav.org/about/History.aspx）．

[122] 《陸軍衛生教程》，木下杢太郎等編《鷗外全集》第28卷，第334—337頁。

[123] 軍事保護院：《軍人援護事業概要》，東京，軍事保護院，1940年，第275—276，368—369頁；國立病院機構箱根病院（http://hakonehosp.com/about/history）．

[124]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

第七章
奢侈的保镖？——美国人

1941年11月17日，英领缅甸当局在检查华人Wei Chee从北缅城市腊戍（Lashio）寄出的一封航空信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谣传。信中说，中国政府为陆续从缅甸调往中国参加抗战的美国志愿飞行员，都已准备好了可以使他们获得“一切抚慰（everything comfortable）”的特别场所。英国当局似乎认为如下一句甚为不妥：

最有趣的事情是政府在上海和香港征募了二百到三百个会说英语的年轻女人。据说，这些年轻女人的任务是抚慰美国人的单调生活。

删除了这一段话之后，该函件被寄给了上海的收件人T．C．Chien。[1]

26日，昆明M．C．Cheng女士用英文写给住在新加坡的友人K．H．Yapp的信件也受到了检查。她写道：

我在空军第五路任打字员，有时来访的外宾要我当翻译，但我为自己的英语不好意思，只能竭尽全力，即使有些错误，他们也会原谅我的。上月，四个英国飞行员从仰光来到这里，我们的司令在冠生园【位于昆明市内的粤菜馆】宴请他们，那夜我当翻译，他们当中有一个又年轻又有魅力，我跟他说了很多话，我比弗雷德（Fred）更喜欢他。美籍志愿队即将来到这里，大观园里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很大的舞厅。我想或许有不少和他们结识的机会。我要学会跳舞，我不愿意像个来自小岛的姑娘。哈哈！多傻！

英领缅甸当局认为这封信将会“透露出英美飞行员调动”的信息，故此决定废弃之。[2]（弗雷德究竟是谁？）

这两封信很值得关注，理由并非只是其所包含的军事机密。抗战期间的美国对华军事援助除了具有击退日军保卫中国的战功之外，通过这些书函我们还认识到了另一个问题，即许多美国士兵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与中国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往往是被忽略的一个史实。

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始于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向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提出请求。据此，陈纳德于1941年夏天组织了仅有200多个成员的航空部队，即美籍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俗称“飞虎队（Flying Tigers）”。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实施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因此向中国提供贷款购买飞机。[3]陈纳德是退役的美国陆军上校，自1937年起作为中国空军顾问参加抗日战争，因而成为中国可靠的“保镖”。美籍志愿队于1942年被吸收到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麾下的中缅印战区的美国正规军中，1944年由魏德迈接任此职位。战争结束时，美国驻华军事人员的总数达到4.8万人，若将非战斗人员也包括在内，其数量据说达到了7万人。[4]

与居住于沿海地区及长江流域的西方记者、学者、商人，以及深入到边疆农村从事传道、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外国传教士等所谓的“中国通（China Hands）”截然不同，这些军人大多数是普通的美国市民，未和中国有过任何接触，故而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等一无所知。他们忽然要奔赴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国家参战，而其生活水准、生活方式和美国迥然不同。

生活方式以在日常生活中维持、管理身体的方法为其主要内容，尤其在战争这个相互摧残对方身体的集体暴力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和美国人如何认识双方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水准的差异，并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为了中美两国并肩作战，后勤（logistics）工作便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美籍志愿队招收队员时，“陆军飞行员想要知道吃得怎么样，机场有多大，气温有多冷或多热，雨下得多少，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拿到多少工资，以及飞行员是否每周须上七天班”。[5]陈纳德认为，为了振奋士气，“书信、肥皂、衣服、剃刀片、纸烟”等与“升迁的机会和嘉奖勇敢作战的勋章”是同等重要的。[6]

对驻华美军提供住宿、饮食、娱乐的工作是作为新生活运动之一环进行的。该运动发起的首要目的是“教养”中国人民的身体，将其改造成为近代国民，但抗日战争爆发后，该运动逐渐开始负责“抚慰”国民在战争中受伤的身体。而新生活运动如何对待美国军人的身体？其方式与对待中国人民之身体的态度有否差异？[7]

第一节
杰瑞与克莱尔

这篇故事始于两个男人的邂逅。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国军并肩作战的克莱尔·陈纳德，另一个是第一、第六章所提到的杰瑞·黄（Jerry Huang），即黄仁霖（J．L．Huang）。正如第一章所述，黄仁霖一直担任国民党政权的后勤工作。例如，1929年1月1日举行励志社成立典礼时，他以在美国学到的自助餐方式为与会者提供膳食，3月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励志社则以同样的方式为数百名代表提供了膳食。除此之外，当丹麦王子访华之际，修缮政府房屋、陪同外国记者采访刚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的江西宁都、接待为调查九一八事变由国际联盟派到中国的李顿（Victor Bulwer-Lytton）调查团等工作，亦均由黄仁霖或励志社承担。黄仁霖后来受到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的称赞，后者称其为“中国首席迎宾招待专家”（China's number one meeter and greeter）。

黄仁霖确实适合这种任务。例如，1929年6月1日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宋美龄又热又渴，他就走下365层石阶，在茶水供应站取来柠檬水，再重新登上石阶，把柠檬水给宋美龄解渴。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1936年从南昌移至南京后，黄仁霖被任命为干事兼总务组长，翌年则升任为总干事。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只是把励志社运动扩展到民间去的一种运动而已”，如此明确地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8]正如第六章所述，七七事变爆发后，励志社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1937年8月8日共同组织战地服务团，其任务为给士兵提供各种服务。这个组织还负责接待一位美国人，即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伍后就任中国空军顾问的陈纳德。

13日爆发淞沪会战后，陈纳德身为中立国公民指挥中国空军作战，并担任首都的防空工作，如此成为中国的“保镖”。此时，他居住于南京的战地服务团招待所或首都饭店，黄仁霖等开始为其提供各种服务。陈纳德征募十二名外国飞行员（国籍为美国、法国、英国、荷兰等），组成国际志愿队（International Volunteer Group），与中国空军一同参加抗日战争，战地服务团就承担了接待他们的任务。[9]国际志愿队仅仅支持了几个月即被打败、消灭，之后苏联派来由四百多名飞行员组成的轰炸机队及战斗机队与中国空军合作，并将大量的援助物资运送到了中国。为此，战地服务团于1938年5月成立了空军招待组，10月成立了公路招待组，在南昌、汉口、洛阳、西安、兰州、武威、酒泉、安西等地设有招待所。[10]

1940年10月，陈纳德被蒋介石派遣回美国，与宋子文一起合作，成功地获得了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以往仅以英俄两国为对象的租借法案从此亦适用于中国，宋子文用此资金设立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购买了一百架战斗机，并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的名义征募美国陆海军及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与地勤人员一同组织了美籍志愿队。[11]1941年8月1日，蒋介石正式命令陈纳德成立美籍志愿队，并批准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提供所需要的中方人员。[12]

美籍志愿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受到日军攻击的滇缅公路，即自腊戍（从仰光北上之铁路的北端）至昆明的公路，由于沿海地区皆已被日军占领，此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物资供应路线。美籍志愿队的飞行员及地勤人员首先在位于仰光北部的东瓜（Toungoo）接受了训练。日本于12月8日与英美两国开战后，加大了滇缅公路受到日军攻击的危险性。美籍志愿队第三飞行大队的十五架飞机于12日飞至仰光，与英军一起担任滇缅公路南端的保卫工作，第一、第二飞行大队则于18日将其基地移至昆明，该队的大量物资经滇缅公路被运送到“春城”。

蒋介石命令战地服务团为美籍志愿队服务，于是其团部从重庆搬到昆明，翌年春设立了招待外籍空军总管理处。[13]然而，陈纳德以“战地服务团对西洋人的个人习惯完全陌生”为理由，并没有听任黄仁霖安排一切。他在美国招收美籍志愿队队员期间，提出“须事先极其详细地设计为队员们建设的招待所，甚至要考虑飞行员需要多大的房间、淋浴需要多少热水、各招待所需要多少厕所，以及喜欢食肉的美国人每月需要消费多少牛、猪、蛋、鸡”等，这些后来都成为黄仁霖须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战地服务团不仅要准备武器、弹药、飞行制服，还要负责供应夹子、墨水、打字机、复写纸等文具，以及剃须膏、刮胡刀、药品等卫生用品。为了购买这些物品，宋子文已将“空白委任状”交给陈纳德，允诺说：“要什么就买什么，把账单送给我。”他此时购买的磺胺剂和疫苗后来挽救了许多美国军人的生命。[14]

当驻扎在昆明的美籍志愿队通讯士官J．M．威廉斯（Williams）被问及寝具筹备的状况时，回答已得到了250人的毛毯、床单、枕套等。[15]除此之外，在陈纳德的要求下，战地服务团须供应下列文具：

桌子（150张）、椅子（450把）、文件柜（150个）、打字桌（55张）、信纸（200磅）、白信纸（300磅）、复写纸（100盒）、墨水（黑红各150品脱）、便条簿（1000册）、钢笔及圆珠笔（600支）、铅笔（1200支）、橡皮膏（300个）、打字机（50台）、加法机（1台）、油印机（4台）、速记簿（1000册）[16]

这些要求和建议意味着，陈纳德并不是把战争看作只是发生在前线的战斗，而是将其视为包括后勤工作在内的综合性组织运作。如此，杰瑞和克莱尔，一个是通晓近代西洋生活习惯及观念的“中国首席迎宾招待专家”，一个是即便在中国也要坚持美国式生活和行动方式的“保镖”，由此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接待剧”。

第二节
宾至如归——住宿

热水浴、软床铺

在美籍志愿队于1941年移至昆明前，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将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全部校区拨给战地服务团，作为安置该队的招待所。[17]但是，关于招待所的设备，陈纳德并未将其全部委托给战地服务团进行筹备，而是提出了如下极为详细的要求，由此可知他深刻地理解到队员生活中的关键问题在哪里。

能给100个飞行员和170个技术、行政人员提供宿舍、食堂、浴室、厕所的建筑及什物的建设、布置应该遵守下列各项。

1．应该给每个飞行员提供单人房。房间不需要很大，但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即放得下单人床、书桌、衣橱、衣服架、洗脸池和两把椅子。

2．应该给技术、行政人员提供双人房。双人房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即放得下两张单人床、两个衣柜、两个小衣服架、一张书桌或餐桌、一个盥洗台和三把椅子。在紧急情况下，技术、行政人员可被安置于既宽敞且开放的起居室或兵营房。如此，各床之间的间隔须至少有四英尺，而且每个人应该有一个衣服架或衣柜及一把椅子。每个起居室或兵营房应该有独立的阅览书写室。

3．可给全体人员提供分隔、独立的浴室及厕所。浴室应该有可使用冷热水的淋浴器和浴缸。每十个人应该有一个淋浴器和一个浴缸。每五个人应该有一个厕所。为了维持浴室及厕所的高水准卫生条件，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

4．每队应该有一座食堂。队总部和一个训练队将要合用一座食堂。因此，根据目前的计划，应该共有三座食堂。每座食堂应该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飞行员和参谋的，一个是技术、行政人员的。一间厨房可为一座食堂的两个部分服务。故此，根据目前的计划，须有三间厨房和六座食堂。除了这里所说的食堂和厨房之外，还有医疗部门及医院的食堂和厨房。

5．为了同时给全体人员提供伙食，食堂及厨房的设备应该有足够的装备，即炉、盘、碗筷、桌、椅等。如此，每座食堂应该有足够的设备，估计可以为九十个人提供伙食。

6．所有的食堂及厨房应有围墙，为了维持最高水准的卫生条件，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7．若有足够的条件，应该给每五十个人提供一间游戏娱乐房。这些房间里应该有打牌桌、游戏桌或乒乓球桌[18]。

加之，为了给自来水加氯消毒，除了不需处理的抽水马桶用水以外，还须设置可清扫的水槽，供给足够的药品，并适当地处理厨房、浴室的排水，由此防止环境污染和蚊子、苍蝇的繁殖。[19]这些要求暗示：（1）隔开各人的生活空间，（2）维持用水处周边的卫生，（3）提供休闲的场所等。除了隐私之外，第一点很可能也意味着避免人员密集所引起的不良卫生状况。如此，包括第二点在内，维持队员身体的清洁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居住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具有何种意义呢？我们可以参考上海的中国汽车偕行社（Automobile Club of China）在其发行的英文刊物上登载的一览表，即为在华外国人介绍当时中国旅行社在全国各地经营的“招待所”的设备状况。[20]

表11　中国旅行社经营招待所一览表

由此可知，外国游客同样关注浴室、厕所等用水场所的卫生，陈纳德提出的各项条件意味着他需要的是与这些对外招待所同等的居住条件。

在“宾至如归”的标语下，战地服务团设立的招待所似乎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威廉斯于1941年10月中旬入住昆明的一所招待所后，在写给陈纳德的信中说：“我们住在招待所，伙食是海滨饭店（Strand Hotel）【仰光的著名饭店】样式，服务员很出色，淋浴和配管〈也好〉，有丰富的热水。”并赞赏黄仁霖“在厨师、服务员、招待所等方面做了精心的工作”。招待所亦附设篮球、棒球、网球等运动场，威廉斯要求陈纳德把清洗运动用具的洗革皂送给他。[21]

10月底，云南省内相继落成了昆明第一（可收容200人）、昆明第二（可收容120人）、云南驿（可收容80人）、沾益（可收容50人）4所招待所。12月上旬，该省保山亦大致落成了招待所（房屋是旧寺院）；同月中旬，从东瓜移至昆明的美籍志愿队开始入住昆明第一、第二招待所。[22]

飞行员查尔斯·小邦德（Charles R．Bond，Jr．）于12月18日抵达靠近昆明机场的第二招待所，如下描述了该所的状况：

每个飞行员都有一个无污迹的房间，带有舒适的卧铺、椅子、餐桌、衣柜和小书桌。屋子中间有煤炉，这里很冷。服务很好，我的首位服务员姓马。他总带着微笑。伙食是美国式的，比东瓜的好多了，气氛也很好。另一件事：热水！哎哟！！我觉得我永远不想离开淋浴，刮胡子不再是问题。连我们的酒吧也〈比东瓜〉更舒服、迷人。他们为我们准备好了（这一切）。[23]

电讯员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Moody Smith）于1942年1月1日抵达云南驿招待所时，在日记中写道：“房子又新又干净。餐桌上有白布和辉煌的餐具，以及很不错的美式火腿、鸡蛋、咖啡。招待所里买得到骆驼牌（Camel）香烟。浴室有淋浴和热水。……我7点起床，用了炒鸡蛋、猪肉、热肉饺和咖啡的早餐。”他翌日抵达昆明后入住的该地招待所“有热水淋浴，二楼还有真正的酒吧。伙食很好，是很舒适的地方”。关于逗留四个月的沾益招待所，他又写道：“这里的生活太不费力。我的饭总是热的，上菜适时，也很好。我把脏衣服扔在地上，服务员把它拿走，洗干净后再拿来，放在适当的衣柜里。我吃午饭或早饭时，两三个中国佣人在给我洗车。”[24]飞行员乔治。柏格德（George Burgard）同样赞赏了“软和的卧具、家具和淋浴设施、很好的伙食、可爱的酒吧，中国人发挥了优秀的接待本领”。[25]但是，这一切均好景不长。

久居为安？

1942年，美国当局开始研究将美籍志愿队编入正规军，该队总部须随之由昆明移至重庆，此时上述的三项条件再次受到了重视。1月31日草拟的迁移计划举出一系列需要的房屋，即办公室，工作坊，仓库，防空洞，备有30床的医院，全体人员能同时用餐的厨房及食堂（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要分开），室内娱乐场，清洁、舒适的浴室及厕所等。此外，宿舍要给飞行员提供单人房，其他人员亦要住单人房或双人房。[26]

用水场所的卫生问题仍受到美方的关注，例如在2月21日提出的有关正在修建的宿舍的报告中，美方建议多设水井、水塔、室外厕所，并安装水龙头、小便处、脸盆，莲蓬头和配管从昆明运来，水槽和锅炉在当地制作。此报告亦指出：该地没有照明设备和停车场，食堂未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分开。[27]这些问题被转达给黄仁霖，战地服务团随即赴当地调查，并允诺将在3月中旬完工。但是，直至4月，整修电气及水管的工程仍未完成，陈纳德遂将其不满之意告知宋美龄。[28]

陈纳德于6月7日抵达时，六所招待所已落成，被分给参谋将校（第一）、飞行员（第二）、医院及秘书（第三）、地勤及行政人员（第四及第五）、中国职员（第六），参谋将校和飞行员要在第一招待所用餐，地勤、行政人员则在第四招待所用餐。[29]然而，此时又被指出兵营的莲蓬头、厕所及医院的洗衣房均不够用。[30]此外，他们亦有将总部设于林森公馆附近的计划，但由于缺乏带有淋浴设施的浴室、厕所和适合用作食堂的房子，电灯设备也不够，水必须从1.5英里远的地点运送，因此该地被认定为准备不充分。[31]

靠近中缅国境的云南雷允建有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工厂及美国式俱乐部，还为美籍志愿队储藏着72万立方英尺的粮食，但没有足够的队员宿舍，因此须将飞行员安置于该公司的外国职员宿舍，地勤人员则安置于基地内原有的宿舍。此时，卫生条件再次受到关注，有一份报告指出原有的食堂没有冷藏设备，基地附近的河流湍急，不易繁殖蚊子，还建议云：（1）须要给全体人员提供寝具及蚊帐，（2）由于浴室、厕所没有自来水，须要暂时动员中国劳工运水，（3）由于没有足够的医生和救护车，须要把一名军医及一辆救护车从昆明调来。[32]

美国正规军于1942年7月4日吸收美籍志愿队时，将其改组为中国航空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又于1943年3月11日改组为第十四航空队（Fourteenth Air Force）。随着驻华美军的增强及其作战范围的扩大，战地服务团在全国各地设立、经营的招待所日益增多，其总数最后达到194所（四川34所、云南29所、贵州20所、广西29所、陕西4所、甘肃3所、湖北2所、湖南14所、江西14所、广东4所、浙江2所、福建2所、江苏19所、山东1所、河北16所、辽宁1所），可收容人数为88853人。[33]

在物资本来就并不充裕的中国，由于大多数招待所（除了战后设立者之外）位于交通极不发达且较为贫穷、偏僻的内陆地区，故而数量的增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服务质量的下降，也使得战地服务团更不容易满足美军的要求。例如，云南羊街的招待所是用土墙和土瓦盖成，而后装上从印度买来的玻璃窗，卧铺则使用军用帆布，也没有俱乐部、电影院、酒吧等娱乐设施。[34]广西柳州的招待所则是对破旧的原苏联空军宿舍重加修葺的，由于“外国人对于清洁是特别讲究的，所以，他们的棉被、垫单，不论是否用过，每星期至少要洗涤两次，他如淋浴、盥洗、理发、抽水马桶，以及滤水池等用具，都是他们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卫生设备”。湖南衡阳的招待所是由衡阳第五中学旧址所在的三层楼改建的，而该省零陵的招待所原来是用泥、竹、瓦盖的破庙，也没有西餐厨师，因此美军要求优先修建厨房和食堂。[35]

美国人对其居住环境之卫生的不断寻求并非是没有理由的。美籍志愿队于1942年3月6日、7日对全体队员进行了预防接种，以免伤寒、霍乱蔓延。[36]但是，第三航空大队于4月28日抵达云南芒市时，不清洁的住处位于疟疾猖獗的地区。两个地勤人员第一天就得了病，全体人员希望他们不要在此地逗留很长时间。[37]此后，痢疾、黄疸病、疟疾等疾病均时常发生，有一次第十一轰炸机大队的几乎全体飞行员停止工作一周，因为大部分飞行员都得了痢疾。由于军医不够，伤病人员有时须委托住在附近的医疗传教士治疗、护理。[38]招待所的煤油灯既熏人又昏暗，为了节省煤炭，夜间须熄灯使用蜡烛，这些又引起了眼睛疲劳。热气蒸发时，连卧铺都很潮湿，鞋和装备就发了绿霉。[39]在中国航空特遣队总部，地板上尘土飞扬，灯火不够明亮，透过油布窗吹进来贼风，使得人人都眼睛发红、揩着鼻涕。[40]

美军当局认为：“中国人对维持卫生的观念仍有很多不足之处，故此在战地服务团的招待所里吃、住的美国人中有不少人发生过腹泻、痢疾等病。”进而警告说：“应在驻华美军各部队里由指挥官及医疗人员进行定期监视。”[41]的确，许多中国房子的用水场所设备不够好，重庆的史迪威公馆原来是宋子文用水泥修建得很雅致的住宅，但他的浴室位于住在地下室之幕僚的卧室正上方，而且配管上有十美分硬币大的孔，因此每次史迪威在二楼拧开把手时，住在楼下的那个幕僚就会“拼命地跳起来”。[42]

美军注重士兵的健康，因此试图尽可能地维持其身体的清洁。如果战地服务团想要达到这种卫生标准，该团经营的招待所就必然要接近于接待外国游客的宾馆。在战时中国（尤其是内陆地区），要给几万人提供这种设备及服务，不用说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第二节
家乡味道——饮食

在云南吃西餐

对于美国人而言，能否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似乎是一个关键问题。美籍志愿队到达昆明之前，上述的威廉斯于1941年10月底受命赴滇，调查伙食安排及当地可购的食品种类。他报告说，昆明已准备好了250个人能吃喝3个月的装罐粮食和威士忌及能抽1个半月的香烟，还有更多的物资（5700支英国香烟等）正由陆路从缅甸运来，战地服务团也在香港购买物资。[43]

但是，这在起初只不过是杞人之忧。如上所述，战地服务团在昆明的招待所提供的伙食能够使美籍志愿队员们感到满意。有一个中国厨师曾经供职于美国海军的长江战舰突图伊拉（Tutuilla）号，因而熟悉美国人的饮食嗜好。他做的早餐是煎蛋（用三个鸡蛋做）、腊肉、美式烙饼、奶油、果酱和美式咖啡。午餐和晚餐有汤、四种蔬菜、肉和甜品。英国式下午茶带有各式点心和三明治。此外，还有冰激凌、啤酒、威士忌和泡泡糖，最新的美国杂志和爵士唱片也已准备妥当。[44]

沾益招待所有全方位的佣人，藏有大量的葡萄酒，伙食、房间也很好。曾为西洋人服务过的厨师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厨师之一”。他做的早餐是火腿、鸡蛋、烤面包片、美式烙饼和咖啡。晚餐则是浓菜汤、鸡肉馍、薯片、本地绿豆（像利马豆）、奶油芹菜，以及绝佳的乳蛋糊和真正的械糖汁。最后，服务员拿出香蕉和咖啡。[45]即使在昆明郊区的通讯地点昆阳，也有一个很好的厨师。他做的早餐是一个大煎蛋和蔬菜、咸牛肉、两片美式大烙饼、草莓酱（当地德国传教士制作的）和咖啡。[46]

在供应美国军事人员的膳食时，战地服务团遵守了美国军医署（United States Surgeon General's Office）提供的伙食标准表。自1942年7月4日美籍志愿队编入美国正规军至1945年12月31日大半美军离华为止，战地服务团为美国军人供应的伙食总量如下：[47]

表12　战地服务团供应伙食成绩

由此可见，战地服务团在各地招待所提供的伙食确实几乎完全满足了美军的规定。[48]为此，战地服务团和美国陆军军需部（United States Quartermasters）商定，凡属在中国能买到的主要食品，均由中方供应，至于奶酪、牛奶、奶油、咖啡、发酵粉、香料，以及其他中国不生产的东西，必须由美方空运过来。[49]于是，昆明、羊街、沾益、楚雄等招待所增设了西菜灶、面包灶、咖啡炉等设施。[50]云南驿招待所的士兵餐厅昼夜营业，进餐时间规定为凌晨4点至9点、11点至下午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其他时间也备有鸡蛋、烤面包片、咖啡等。[51]

如此，为使美国军人能在地球的另一端享受到家乡口味，战地服务团确实竭尽了全力，而且这里并不是殖民地香港或天津、上海等租界，而是内陆省份的云南！尽管如此，飞虎队员们未必充分赞赏战地服务团的伙食。

黄牛→水牛→牦牛

陈纳德的评价简直可以说是消极的。由于战地服务团提供了伙食服务，美国人得以削减从国外运送的食品而增加运往中国的军火，因此他说：“战地服务团的食物并不合胃口，但足以维持生命，这样也增加了我们在日敌上空如雨点般投下的炸弹的数量。”[52]

陈纳德生于法裔移民家庭，并在拥有食都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州长大，或许对美食格外爱好，但其他美国军人似乎也对中国的伙食并不满意，正如陈纳德提到1937年在南昌的亲身体验时说：“我住在洪都招待所，伙食真是坏透了。后来美国空军人员来华，每逢听到他们对中国伙食的抱怨，我便告诉他们曾在南昌经历的伙食之恐怖，使得他们感觉愉快，并给他们讲现在吃的东西比洪都招待所的伙食好得多，让他们感到安心。”[53]

美军当局也抱怨说：“虽然战地服务团招待所的伙食比中国军队对其士兵提供的粗糙伙食好多了，但是还是经常劣于美军平均的伙食维持标准。”1939年9月13日，关于昆明第五招待所，有一个美国上校指出：“人员不够，设备不足，伙食供给（尤其是蔬菜和肉）不够。”1944年8月，一个美国准将也对战地服务团的伙食提出抗议，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改善状况。[54]

如同上述的住宿问题，伙食如此不受欢迎的最可能的理由，是驻华美军作战范围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导致战地服务团服务质量的下降。毋庸讳言，派遣“中国最好的厨师”到每一所招待所是绝对做不到的。据说零陵招待所的西餐厨师非常优秀，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上校爱吃他做的南瓜排，这个逸事或许反过来意味着精通西餐的中国厨师非常稀少。[55]很可能是在美籍志愿队成立之前，有一次陈纳德要中国厨师煮三分钟鸡蛋，端上来的鸡蛋却仍然是生的。因此，陈纳德要他多煮一会儿，而后端上来的鸡蛋却是煮老了的。陈纳德通过翻译问他如何衡量三分钟的时间，厨师则回答说：“看太阳（by the sun）。”[56]零陵招待所有一个中国厨师用桐油炸鱼，结果使得全体人员均患上疾病。[57]

更重要的是驻华美国军人的数量日益增多，故此出现了粮食不足的情况。特别是从国外空运极其困难。缅甸于1942年5月为日军所占领，滇缅公路被封锁后，物资空运只能依靠极其危险的“驼峰（Hump）”，即从英领印度的阿萨姆跨越喜马拉雅山脉飞至昆明的空路。此后不久成立的中国航空特遣队的美国军人只好吃当地产的大米、豆芽、猪肉、鸡蛋、鸡肉，喝茶而不喝咖啡。陈纳德回忆说：“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食物是上好的，可是美国人却吃不下总是不变的肥猪肉、山芋、豆芽和大米。”[58]可见从国外运送粮食之艰难。

尤其是嗜好品时常缺乏。围绕“驼峰”之空运量的分配，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发生了矛盾，其焦点主要在于史迪威瞄准缅甸的地面作战和陈纳德以中国为基地的航空作战的优先次序问题。但是，陈纳德抱怨说，为了给史迪威的参谋将校们在重庆战区总部食堂供应美国制造的罐装食品及啤酒、香烟等，输送机经常被征发，使得中国航空特遣队两三个月都得不到肥皂、刮胡刀、香烟的供给。[59]史迪威也批判有些人不了解运送困难而提出不现实的要求，即抱怨罐装啤酒不敷分给他们。[60]

羊街招待所的状况如下：

大约每人每月只能买到香烟二至三条，火柴、口香糖两三打，牙膏、香皂及一些极端简单的日用必需品，连巧克力之类的点心都很少能买到。……近五百余人的基地食堂，常常是连肉也供应不上，面包是土制的，有时吃馒头片。鸡鸭很少吃到，连鸡蛋也是定量每人每天两个，牛奶靠空运。主食品是这样，副食品如牛油、奶酪、果酱之类就极少了。[61]

但是，陈纳德似乎能享受到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等洋酒及香烟，他也曾给驻屯于桂林的第十四航空队供应过香烟。[62]第十四航空队成立后，已归国的原队员格兰特·马霍尼（Grant Mahony）托其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瓦列霍的母亲筹集了五筒雀巢咖啡，邮送一个月后，经过昆明的陈纳德转送到了马霍尼曾任队长的第七十六战斗机大队（驻屯于衡阳）。[63]

战时缺少粮食的状况不待赘言。滇、黔、蜀等较为贫穷的地区涌入无数的难民和政府各部门、军队的人员，以及几万名美国军人。因此，陈纳德努力自己为自己供应粮食。他在昆明逗留期间喜欢出去狩猎，他的餐桌上常常有缅甸鹅、野鸭、野鸽、野鸡、沙丘鹤等猎物。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尝到的烤野鸭和黑咖啡是“一生中最好的早餐”。他曾用老家路易斯安那州的朋友们每年寄来的罐装牡蛎调制“真正极好的野鸽派”，还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秋葵熬汤。宋家三姐妹则送来了他喜爱的胡椒和辣酱。[64]第十四航空队的队员们也“总是用休息日，扛着鸟枪，上山打鸟，或下河捕鱼”，捕获了山羊、野猪、野鸭等。在湖北省老河口，当地居民自己吃黑面或杂粮，让美国军人吃白面和细粮，并购买鸡、蛋和新鲜蔬菜、水果、鱼、虾，廉价卖给美军。[65]

战争末期的通货膨胀使得战地服务团陷于缺乏资金的状况，其在昆明地区的赤字于1944年10月底达到国币4200万元[66]。于是，战地服务团经营农场，生产番茄、洋芋、洋葱、花椰菜、胡萝卜、草莓等，也组成消费合作社，共同购买物品，由此削减了开支。[67]1945年2月20日，黄仁霖收到四川省梁山招待所发来的请战地服务团合作社代购糖5000斤、面粉300袋等的要求。[68]但是，通过合作社供应粮食并不容易，故此在合作社的请求下，黄仁霖于22日致函粮食部民食供应处云：昆明地区、贵阳及黄平、重庆及白市驿各有美国军人2万余人、500余人、约700人，三地面粉均极缺乏，请求紧急供应4000袋、350袋、500袋。虽然重庆面粉产量有限，已不敷给军队及各机关供应，但该处答应了这一要求，3月便供应面粉，驻屯于重庆、白市驿的美国军人激增，是故合作社又于4月请求将供应量增至700袋。[69]合作社在购买美军每月需要的400斤红茶和100斤绿茶时，亦要求黄仁霖函请中茶公司照数售货。[70]此外，湖南省芷江招待所常住500余人，每月需盐700斤，为此黄仁霖须请求财政部盐政局下令湖南省盐务管理局及芷江分局售货。[71]

对于战地服务团的这种困境，陈纳德或许不是很了解，但他写道：

为美国人提供膳食，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平均来说，中国的南方人多食米，北方人多食面。通常食用这些主食配一点蔬菜，只在节日才有少量的肉吃。美国人一餐所吃的肉即比多数中国家庭一年所吃的还多。因此不久，第十四航空队的肉类供应，便成为严重问题。鸡蛋是主要的食品，但中国的鸡却供给不上每天早晨要吃两三个鸡蛋的美国人。[72]

仅在昆明地区便驻有美军2万人左右，每天需要鸡蛋8万个、黄牛近100头。后来由于这一带的黄牛全都被消费掉了，战地服务团改用水牛肉；再后来连水牛也供应不上了，美国军人就不得不吃牦牛肉。但是，据黄仁霖说，经过适当的饲养后，牦牛肉的味道也很不错，故此美国人分辨不出其味道有何不同。[73]

在保卫中国的战争中，美军当局主张其参战人员应该得到足够的营养；在捍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中，战地服务团遭遇到粮食不足和通货膨胀。于是，双方之间产生不满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人即使身在地球的另一端也要寻求家乡味道，很少愿意接受举世闻名的中国菜肴。结果，像牦牛肉这种奇妙的菜肴也被想象并制作出来，这使得双方暂时都感到满意。

第三节
丢丑丢在陌生地——娱乐

健全且正当的娱乐

美籍志愿队在成立时便认识到了为其队员提供各种娱乐的必要性，因此招待所的娱乐室里会备置英文书籍、杂志，亦如上所述设有各种运动场。早在该队抵达昆明之前，为了组成垒球队、网球队、排球队，他们准备了各种体育用品，陈纳德自己不仅去狩猎，还打棒球、羽毛球等。[74]在即将被编入美国正规军时，昆明的美籍志愿队总部决定从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情报部收集各种有关美国国内体育等方面的新闻。[75]

此外，当先遣部队司令官威廉斯被问及有否电影放映机时，他回答说有设备但没有影片拷贝，于是决定把影片拷贝空运到昆明。[76]从此以后，昆明、重庆等招待所里放映的作品有《左拉传》（The Life of Emile Zola，1937年）、《飘》（Gone with the Wind，1939年）、《蝴蝶梦》（Rebecca，1940年）、《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1940年）、《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年）、《守望莱茵河》（Watch on the Rhine，1943年）、《吾土吾民》（This Land Is Mine，1943年）、《居里夫人》（Madame Curie，1943年）、《出水芙蓉》（Bathing Beauty，1944年）等，皆为较新的影片。[77]

战地服务团的活动还包括提供各种娱乐。例如，该团发行题为《战地服务团日记·公报》（WASC Diary and Bulletin）的日刊英文报，发给各招待所，并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小册子。此外，该队还举行林语堂、梅贻琦等学者的演讲会及音乐会、汉语培训班，亦有当地的公共团体在中美两国的节日设宴接待美国军人或举办看戏等恳亲活动。[78]中国当局及市民的屡次款待对美国军人来说也是一种娱乐的机会。

美籍志愿队抵达昆明后不久，就于1941年12月20日与日本十架轰炸机交战，除一架之外将其他日军战机全部击落。自1938年9月28日日军首次空袭以来，对昆明进行了多次轰炸，因此当地居民和中央政府对美军的支援行动充分进行表彰、赠送礼物，以此反复表明谢意。[79]早在12月20日晚上，中方便举办感谢宴会；参加这场战斗的14名飞行员于23日接受勋章，龙云亦亲自列席；24日中方在基地举行庆祝典礼，昆明市长和市民向队员们赠送勋章；29日由中方举办圣诞宴会，接二连三干杯的结果，令不少队员酩酊大醉。[80]

1942年4月2日，龙云招待美籍志愿队到其公馆参加了中国式的晚宴。[81]4日正值儿童节，云南省妇女联合会儿童部拜访昆明第一招待所，赠送了一面镶边的旗子和一个花罐。[82]5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支团部为了醵资救济华侨难童，邀请美籍志愿队和当地球队假昆明市内金碧路海关球场举办了一场篮球赛。[83]此后，队员们在桂林、衡阳等地亦被当地政府或市民邀请参加各种欢迎宴会；[84]美籍志愿队被解散的7月4日，林森在其公馆举办晚餐会，接待了陈纳德等人。[85]

中国航空特遣队成立以后，8月在云南驿举办了庆祝击退日本航空部队的宴会，[86]11月在白市驿进行了庆祝感恩节的活动，战地服务团向他们赠送了科涅克酒等。[87]12月10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向昆明市内的美国空军医院捐赠了179条毛毯。[88]当第十四航空队成立一周年之际，云南省民代表赠送了1头牦牛、100缸酒、3头猪。每逢美国节日或发生战斗后，驻屯于全国各地的分队都会收到纪念丝巾等礼物。该队阻止日军侵入桂林时，当地商人们把几卡车的象牙、绸子、漆器等送到了位于郊区的基地。[89]

有些中美军人托交为友。如第六章所述，陈纳德和薛岳格外合得来，由于身材大小悬殊，各被称为“大虎（Big Tiger）”、“小虎（Little Tiger）”，陈纳德把肯德基波旁威士忌和美国香烟送给薛岳，薛岳则把湖南蘑菇送给陈纳德，比起低度中国酒，薛岳更喜好这种高度玉米威士忌。[90]亦有一些美国军人和以海量闻名的薛岳及其参谋们比赛喝酒或猜拳，并自豪地说自己赢了。[91]

然而，除了首都及省会以外，驻扎于偏僻城镇的美国人未必能够享受到足够的娱乐。如上所述，只身驻屯于沾益的史密斯没有可阅读的书刊，只好请住在隔壁的中国医生（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中国上校（其夫人是华英混血儿）借给他英文书籍、杂志。他慢慢地、仔细地阅读了各种英文书刊。例如：《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七个尖角的阁楼》（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以及中国中学生的英文教科书《新中国》（The New China）和带有中文注解的英文论文集《讨论共产主义》（A Debate on Communism），此外还有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书等等。对他而言，1935年出版的杂志和三四个月前刚发行的杂志同样可贵。连载故事即使是从中途开始，他都无所谓，但他很讨厌“待续（continued in the next issue）”。[92]

中国航空特遣队的队员们渴望娱乐，在没有声音设备的地方看有声电影时，他们通过看演员的嘴形变化来猜测他们讲的是什么。[93]羊街招待所如上所述没有娱乐设施，最重要的娱乐是一周或十天观看一次由昆明派来的巡回演出队放映的露天电影，有时因下大雨或刮大风而中途停止。此外，每两周举行一次慰问宴会，此时可以痛饮一番。基地有播音设备，但播放的就是红十字会的老妇人每天中午或傍晚哑声哑气地告诫大家说要注意使用蚊子药、打预防针、理发洗头等，音乐则只能听到法国《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和《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94]

背德且危险的娱乐

美国军人未必对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各种娱乐感到满意，乖乖地待在招待所里。早在1941年11月，已抵达昆明的一些美籍志愿队员就曾引起过一场纠纷。中方报告写道：“这几个星期，我发现美籍志愿队的有些人员经常在招待所里喝醉，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情况。有时，他们在城里喝酒醉得太厉害，甚至曾经有个人完全昏过头，拿出厨师的菜刀试图杀死某个女人，但幸亏被另一个人阻止了。也有些人开车开得很粗鲁。”[95]

不仅如此，四个队员曾被先遣队长威廉斯罚款二十五美元，由于他们把女人带到招待所的寝室里。[96]1942年2月，志愿队做出一个规定，只允许第一招待所来宾可以过夜逗留，但须首先得到正副指挥官或副官的准许，来宾到后即时登记，尽快向战地服务团办公室报到，安排结账事宜。[97]根据另一项规定，招待所酒吧及食堂的营业时间为下午4点至9点，销售酒类时间为下午6点至9点。[98]“安静时间（hours of silence）”是从晚间10点至早上6点，这段时间不许大声讲话、唱歌或发出其他噪音。[99]

但是，美籍志愿队并未禁止队员们在业余时间外出。昆明第一招待所和机场（及第二招待所）均位于郊区，并分别位于市区两边，轮班人员上岗单程需要三十分钟，因此早在美籍志愿队抵达昆明之前，陈纳德就已忧虑这会影响到工作效率。[100]不仅如此，这种状况对队员们还意味着另外一个问题，即他们下班后不易进城娱乐。是故，自1942年1月3日起，每日下午3点开行自第一招待所开往市区的巴士。但这似乎依然既不便且不够用，因此自22日起每晚从7点半到11点半，每隔一小时有一班巴士从第一招待所出发，经过市区抵达第二招待所后，再由同一路径返回第一招待所。自3月15日起，行驶时间又改为每晚从5点到11点，每隔一小时有一班巴士从第二招待所出发，往返于第一、第二招待所之间。[101]

1942年，昆明市内有两家西餐厅，一家“既乱又脏”，另一家“还可以，但价格贵得吓人”；另有两家电影院，即南屏大戏院和昆明大戏院，放映带有中文字幕的美国电影。[102]1942年1月，昆明市内的欧洲饭店（Hotel de1'Europe）和女青年会宣布不准美籍志愿队员入内，这似乎是由于有几个队员擅自把别人的威士忌酒瓶带走等，“滥用（misuse）”了这些设施的缘故。[103]第十四航空队成立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受到了市政府和省会警察局的警告，即有些美军人员的汽车不遵守速度规定（每小时十公里），“致有碾伤行人或撞坏车辆”的事件发生，[104]亦有一些美国军人“深夜游行市郊及僻静街巷”。[105]又云，有些美国军人“驾驶吉普车在郊区路上架抢青年妇女进行强奸”。[106]

对美国人而言，最严重的问题是与女人接触的机会稀少。美籍志愿队被解散并被编入美国正规军时撰写的一篇队史写道：战地服务团实际上免费提供了“很舒适的宿舍和娱乐设施，以及绝佳的美式伙食”，对此“全队非常感谢”。但队史撰写者也很直率地坦白：“唯一的缺点是没有与异性相处的机会，全体队员很怀念曾在美国享受到的舞会等娱乐和消闲。”[107]在美籍志愿队抵达之前，战地服务团在昆明第一招待所设立临时邮局。[108]中国航空特遣队时期，由于气候不正常导致“驼峰”空运停顿，家信三周收不到，部队的士气明显地颓丧了。[109]在羊街，“每人一个月能收到一封家信就算是幸运的了”。[110]

大概由于这个理由，似乎有一些“弗雷德”试图将他们爱上的中国女人带到美国去。对于一些美籍志愿队队员口头询问美国国籍法一事，美国驻昆明领事帕金斯（Troy L．Perkins）给陈纳德做出如下回答：

根据我国国籍法，外国人和美国人的婚姻并不【原文如此】将美国公民资格给予外国人。为了成为美国公民，外国人须要有合法资格在美国定居（不是作为暂时性游客），又须要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归化。……为了申请公民资格，须要有白种、非裔或双方的血统占优势。若有白种、非裔及双方之外的血统占一半以上，便无资格申请公民资格。最高法院曾裁决云，日本人和印度人不是自由白种人。中国人的归化受到具体法令的禁止。……上述的消息提供给您和您的组织里对这一案件有兴趣的人员。但是，我希望这封信不要公开地被发表或引用。[111]

有些美国军人是昆明、桂林红灯区的常客，故而不少队员传染上了性病，导致不能执行任务。[11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纳德派医疗人员前往印度，进行医学检查后，由“驼峰”送来十二个未曾感染的印度妓女到中国，使她们为中国航空特遣队服务；他的另一个士官也被派到桂林，挑选十三个妓女，将其空运到昆明，在美国军医的卫生管理下开办一家妓院，专门提供给队员们。陈纳德说：“小伙子们需要有这个，而且对他们来说，干净的比脏的好。”但是，史迪威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随即致电其驻印属下说：“不许送女人来中国。”但这家妓院似乎并未关闭。[113]

有时候，“为讨好盟军及企图巩固其职位起见”，招待所的中国职员会给美国军人介绍女人。1945年7月4日，四川广汉的第一招待所举办美国独立纪念日音乐会时，该所主任“在成都接有女性十余名……会毕后，每一女性即陪六七美员，或到田间，或喷坝，或进入帐蓬〔篷〕，当地农民及警卫士兵称，作〔做〕出许多丧失人性之事”。8日，广汉第四招待所人员“在华西坝接有女生数名，在该所举办音乐会，并放烟火”，此时似乎又发生了“丧失人道、国格之事”，是故“一般民众对此亦深切愤恨”。因此，有一份报告建议云，当各招待所举行中美两国纪念日之际，事前须由各所制作名单，将参加活动的妇女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详细填入表内，报请上级备查，参加活动的妇女当夜应回原地，不得在所内外住宿等。[114]

总之，中美两国当局给美国军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消闲机会，其内容大致上是根据战地服务团的标语“宾至如归（A home away from home）”，让美国军人在其故乡享受到的娱乐亦能尽量在异乡得到享受。换言之，即把招待所建造成“虚拟美国式”的空间，尽可能地让美国军人囿于其中，试图使他们的娱乐活动（包括不道德者在内）处于当局监视之下，由此维持其作为战斗集团应有的规律。尽管如此，如上所述，各个美国军人未必能够老老实实地按照当局的此种意图行事。

第四节
主与客

让我请客！

自七七事变以来，中国与国家实力悬殊的日本侵略军单独进行了四年半之久的抵抗战争后，美国成为中国的盟友，其战略性意义极为重大。中国政府负担美籍志愿队的费用，总共800万美元（薪饷和人事费用约300万美元，飞机和装备约500万美元），超过了原来的预算，但宋子文曾经对陈纳德说过：“美籍志愿队乃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妥善之投资事业。”[115]

中方基本上愿意承担驻华美军的费用，但根据陈纳德的强烈要求，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即美籍志愿队为了食宿、洗衣及其他服务每人每天付1美元，这当然是象征性的数字，而除此之外的全部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责。[116]美国正规军开始抵华后，也被安置在战地服务团的招待所里，而黄仁霖于1942年3月14日做出决定，美籍志愿队对招待所的设备持有优先使用权，食宿价格也仍然是每人每日1美元，其他宾客则在得到许可后须付食宿费国币80元。[117]美籍志愿队于7月4日被美国正规军吸收后，价格改定为国币85元，[118]但蒋介石于12月1日下令云，应让全体美军人员在所有的战地服务团经营的招待所享受到免费的食宿服务。虽然如此，但随着驻华美军人员迅速增多，1944年3月1日又达成一项协议，即战地服务团用中国政府拨给的资金来给他们提供食宿，而招待所的器具、修理、更换等则由美军负责。[119]

然而，中方的这种态度引起了美方的诧异。美军当局预测，战后临到结账租借款项时，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将这些服务的账单交出来。由于混乱不堪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他们也担心这一账单的总数或许超过美国根据租借方案为中国提供的金额。这种忧虑一部分是中方不允许美方查阅战地服务团记录的结果。中方虽然屡次宣称驻华美军是他们的“客人（guest）”，但是并未明确指出他们“是投宿在饭店里的收费客人，还是寄居在主人寓所里的免费客人”。[120]

例如，战地服务团于1943年1月1日将1942年7月至11月的食宿费用共计国币2697475元的账单拿出来，但美方付款时，战地服务团却不肯收这笔钱。此后，为了避免战后出现未付的债款，并确保可以干预制定卫生标准及伙食质量等重要事项的权利，美方屡次提出缔结支付费用的合同，但中方根据“驻华美军是中国的客人”这一原则，始终拒绝此项建议。其结果，战地服务团如上所述继续免费提供食宿，美军则负担了建设招待所、交换食堂设备和检查卫生设备的费用。[121]

从美国正规军吸收美籍志愿队到美国军事人员离华为止，经营4年招待所的全体费用达到国币33803425768.34元，累计住客数为23741003人。[122]根据当时的官方汇率，即国币20元可兑换1美元，这一金额大约相当于1766195000美元[123]。对于中方提出来的这些数目，美方早在战争期间已颇为怀疑。财政部长孔祥熙于1944年4月19日向美国财务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说，中国政府已为驻华美军花了100多亿元，其中有机场建设费约80亿元、兵营建设费约4亿元、战地服务团经费约15亿元、物资运送费约4亿元、根据美国当局要求的马路修补费约6亿元，若按照上述的官方汇率计算，则相当于约5亿美元。中方亦主张云，截至1944年6月30日的预算年度又花了20亿元。

但是，黄仁霖于1943年8月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说，截至该年7月1日的费用是5800万元。据此，即便将物价上涨及提供伙食量考虑在内，自1943年7月1日至1944年7月1日的费用也不过是约15亿元。在蒋介石不亲自批准的情况下，美方不能查阅战地服务团的账簿，而且美方作为“客人”不能过度要求稽核。罗斯福于1944年1月21日声称，当美国表示愿意承担维持其驻华部队的全体费用时，蒋介石则提议说，美国若给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便能以此填补翌年军事预算的一部分赤字，也能为驻华美军的开支（包括食宿费用在内）实行“倒租借（Reverse Lend Lease）”，这或许是蒋介石的本意。[124]

如此，美方担心中方或许是企图夸大驻华美军的费用，由此抵消租借贷款的。不论此一猜测是否正确，美方也意识到了中方屡次不肯接受美方付款的另一个侧面。

给我面子！

早在美籍志愿队抵达之前，昆明已有35名翻译等待着为其服务，此后战地服务团为驻华美军培训了2436名翻译。[125]1943年6月5日，黄仁霖在战地服务团第6期干部训练班的毕业典礼上演说云：

我们以前干训班毕业的学员，派到盟军方面去服务，有少数人员不明自己的立场，不顾国家的体面，换句话说，也就是不顾自己的人格，不顾国家的国格，去向外员诉说待遇不高，生活清苦，饮食不佳等等的事，在他们自己以为因此或者可以得到外员的同情和帮助，更有少数无耻之徒转托外员来向我们要求，各位想想，如此的举动，那〔哪〕能不为外人所轻视？这是何等伤心的事！[126]

中美两国之间有明显的国力差距。换言之，“又贫又弱的中国”得到“又富又强的美国”的支援，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有不少中国人拼命地与美国人拉关系，以饱私囊。美军运送到中国的军需物品经常成为盗用、走私的对象。美籍志愿队抵达昆明之前，陈纳德已警告宋美龄说，若不提高华人司机、工人的薪金，他们很难抗拒伸手盗窃的诱惑。[127]果然，美籍志愿队的一辆军械卡车从缅甸抵达昆明时，枪械箱都已被盗空了。[128]从1942年1月9日到3月11日，美籍志愿队的通讯电线在昆明至少被偷了21次。搜查的结果，查出5个中国盗窃犯，他们被枪毙，而购买被偷电线的8个人也被抓捕下狱，此后同样有类似事件连续发生。[129]对于这些贫穷的中国人而言，美军的存在意义与其说是军事性的，不如说是经济性的。

虽然如此，中方同时也经常强调中美同盟的平等性质，喜欢用“并肩作战”这个词。1942年11月13日，战地服务团在重庆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及励志社召开联席会议，决议云：“本团与美国空军之关系嗣后应以不卑不亢之态度力求互相谅解避免意气。”[130]1944年2月22日，中方在新生活运动10周年之际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盟军之友社，此时制定的《盟军之友须知》亦含有“与盟军谈话要不卑不抗〔亢〕”一项。[131]总之，中方想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援助，而且还有精神上的尊严，换言之，即作为“主人”的面子。

黄仁霖命令励志社美术股将招待所为美军供应的物资及经费绘成统计图表，送交史迪威、魏德迈、马歇尔及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等阅览。本章屡次引用的资料，即“A Graphic Report of Four Years Service to the USF Personnel in China by the War Area Service Corps，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China，July 4th 1942-June 30th 1946”，则由黄仁霖于1947年应马歇尔之邀赴美，在谒见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Truman）之际，为了介绍战地服务团的成绩而制成的15张图表所构成。[132]此时，不用说他是企图强调自己扮演的是主人翁角色。

美方也认为，中方屡次拒绝接受付款意味着他们想要“声誉（publicity）”，故此驻华美军不该摆出“雇主（hirer）”或“上司（boss）”的架子，而引发对方的恶感。[133]在这一点上，正如史迪威围绕指挥权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而被罗斯福罢免一样，美方须给中方一个面子。

小结

陈纳德对其好友薛岳麾下的中国士兵的生活条件描绘如下：

兵士大部分是农家子弟，赤足，冬天穿棉袄，夏天穿薄的棉布衣服。他们只吃饭，间有蔬菜，营养不足的情况很坏，使得他们容易患疟疾、黄疸症、坏血病、痢疾和霍乱。战地厨房不过是竹担杆上面的乌黑铁镬。当上战场作战的时候，他们靠一小袋干饭，横放在肩膀及胳膊上，像一条长长的香肠。……军队里并没有医疗设施。大部分受伤的士兵都因缺乏医治而死去。……他们的作战损失是巨大的，而因患病死亡的损失更为惨重。兵员的损失较装备更易于补充。[134]

如上章所述，魏德迈及一份美军报告同样指出了中国人轻视人命的倾向。

与此相反，美军具有不断地关注其人员身体（卫生、营养）的哲学。然而，这并非是单纯的两国经济差距的反映，亦不是因为两国人权观念的不同，而是美军企图通过保护士兵的健康，尽可能地提高战斗能力。为此目的，即使是各人的娱乐也须要受到管理，以达到维持集体的“身体教养”的目的。

如此书屡次所述，注重日常生活中之规矩、清洁的身体观，其目的是要将人民“教养”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国民，并由此提高国家的军事、经济潜在能量。驻华美军不仅要把美国的生活方式、习惯，而且还要把隐于其后的这种思想带到中国来。但是，在拥有过多人力资源的中国，这种为了集体而尊重每一个人的思想极难得到接受，中国士兵的身体并未受到与美国军人同样的待遇。

黄仁霖回忆云：“我们情愿束紧我们自己的腰带，而让美国青年们享受到充足的粮食。”[135]由此可见，连杰瑞这个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首席迎宾专使和招待专家”也似乎把驻华美军只视为“奢侈的保镖”，而并未了解克莱尔等美国人为何如此讲究卫生、营养。换言之，国民党政权未必彻底追求新生活运动原来的主旨，即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而是在物资难以供应的状况下尽可能给驻华美军提供良好的待遇，期望由此能够保住“大方的东道主”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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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i Chee to Chien，”11/11/41，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hereafter cited as CLCP），7/4．

[2] “Cheng to Yapp，”11/18/41，CLCP，7/4．关于冠生园，参见黄丽生、葛墨盦编：《昆明导游》，中国旅行社，1944年，第191页。

[3] 《美赴华志愿空军成立经过》（无日期），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V Soong Papers（hereafter cited as TVSP），45/3；Claire Lee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chap．7．

[4]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11；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38．

[5] “Aldworth to Currie，”11/18/41，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Laughlin Currie Papers，Box 2，AVG Correspondence＆Memos，Nov．，41．

[6]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01．

[7] 对于驻华美国军人的日常生活，有关中美军事合作的历史研究未曾表示足够的关注。参见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Tuchman，万里新译）：《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新星出版社，2007年；武育文、单富粮、刘焯：《陈纳德将军传》，沈阳出版社，1993年；金光耀：《宋子文与陈纳德和战时美国驻华空军》，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东知的空间の再发见と构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下卷。曾经探讨这个课题的唯一著作是Duane Schultz，The Maverick War：Chennault and the Flying Tigers，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87．它对飞虎队员的喝酒、打架、嫖娼、走私等与其赫赫战绩并不相符的缺乏纪律的日常生活做了片段性的描述。

[8]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s．4-6．

[9] 据说，他们老是泡在汉口的酒馆和妓院里。Charles R．Bond，Jr．＆Terry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College Station，TX：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84，p．10．

[10]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工作报告》（1941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56；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chaps．3-5；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p．1-7．苏联军人的具体生活状况不详，但据陈纳德所说，这些招待所有“足够的伏特加和中国妓女的供应”。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62．

[11] 《美赴华志愿空军成立经过》（无日期），TVSP，45/3；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chap．7．

[12] 《蒋介石致陈纳德函》（1941年8月1日），CLCP，2/8．

[13] 《本团会计组工作概况》，《团讯》第2期，1943年，第25页；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7．1942年2月19日，正值新生活运动八周年之际，黄仁霖将招待盟军作为新年度的首项工作，他倡导云：“为并肩作战之盟友服务。”黄仁霖：《一年来本会工作概况》，第8页。

[14]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98．

[15] “Carney to Williams，”10/10/41，CLCP，1/16；“From Williams，”10/14/41，CLCP，1/16．

[16] “Chennault to Wang，”10/29/41，CLCP，1/14；“Wang to Chennault，”10/30/41，CLCP，1/14；“Chennault to Wang，”n．d．，CLCP，4/3．

[17]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p．7-8．

[18] “Buildings for Housing Personnel，”n．d．，CLCP，4/3．

[19] “Sanitary Problems in Kunming，”n．d．，CLCP，5/10．

[20] “China Travel Service Hotels and Guest Houses，”China Highways：Organ of the Automobile Club of China，Shanghai，Vol．4，No．1，1937，pp．21-22；台湾中国旅行社：《中国旅行社简史》，台湾中国旅行社，1963年，第17—20页。

[21] “Williams to Chennault，”10/14/41，CLCP，4/3；“From Williams，”10/18/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0/20/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1/24/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1/29/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2/01/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2/02/41，CLCP，1/16．

[22] “Williams to Chennault，”10/29/41，CLCP，1/16；“Wang to Chennault，”12/11/41，CLCP，1/14；“Point X，”12/19/41，CLCP，7/8；Bond，Jr．＆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162．

[23] Bond，Jr．＆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p．58-59．

[24] Robert Moody Smith，With Chennault in China：A Flying Tiger's Diary，Blue Ridge Summit，PA：TAB Books，1984，pp．43-46，91．

[25] Schultz，The Maverick War，p．134．

[26]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Occupation of Szechuen Area，”01/31/42，CLCP，4/3．

[27] “Adair to Chennault，”02/21/42，CLCP，4/3；“Gentry to Chennault，”02/21/42，CLCP，4/3．

[28] “Chennault to Huang，”02/21/42，CLCP，4/3；“Chennault to Wang，”n．d．，CLCP，4/3；“Wang to Chcnnault，”03/09/42，CLCP，1/14；“Chennault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04/06/42，CLCP，1/13．

[29] “War Diary，”06/07/42，CLCP，7/8．

[30] “Adair to Wang，”06/04/42，CLCP，4/3．

[31] “Adair to Chennault，”07/18/42，CLCP，4/3．

[32] “Harris to Chennault，”02/22/42，CLCP，4/3；“Harris to Chennault，”02/26/42，CLCP，4/3；“Harris to Chennault，”03/07/42，CLCP，4/3；“Harris to Chennault，”03/12/42，CLCP，4/3；Bond，Jr．＆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130．

[33] “A Graphic Report of Four Years' Service to the USF Personnel in China by the War Area Service Corps，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China，July 4 th 1942-June 30 th 1946，”attached to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rts 4，6．

[34] 王同星：《我参加中美空军抗战的经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8年，第91-92页。

[35] “Vincent to Chennault，”07/29/43，CLCP，8/48；欧阳炯：《招待盟军工作在东南》，《团讯》第2期，1943年，第18—19页；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186；Bond，Jr．＆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199．

[36] “Smith，Jr．To All Members of the Group，”03/06/42，CLCP，3/1．

[37] Schultz，The Maverick War，p．247．

[38] 从美籍志愿队抵达昆明之时起，美国军人若不满意中国医生，就依靠当地的法国医院。“Williams to Chennault，”11/24/41，CLCP，l/16．

[39]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187；Joseph Warren 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New York，NY：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1948，p．194．

[40]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p．200-201．

[41] “War Area Service Command，”n．d．，JWSP，19/11，p．2．

[42] 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p．111-112，182．

[43] “Chennault to Williams，”10/10/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0/29/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1/26/41，CLCP，1/16．

[44] Schultz，The Maverick War，p．135．

[45] Smith，With Chennault in China，pp．65-67，78．

[46] Smith，With Chennault in China，pp．58-60．

[47] “A Graphic Report of Four Years' Service to the USF Personnel in China by the War Area Service Corps，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China，July 4 th 1942-June 30 th 1946”，attached to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rt 5．鸡蛋以个为单位，其他食品均换算为磅。括号内数字为住宿人数，单元格第二行为用供应量除以住宿人数的数值。百分率之错误已由笔者纠正。

[48] 栏外注记云，在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期间，每人供应量稍为减少，原因是战地服务团和美军同意修改了伙食标准。但是，若将这份资料如下所述的性质考虑在内，其可信度则不无质疑余地。1945年下半年的白糖、食盐、花生、茶叶、调料的每人供应量正是标准的十分之一，这或许意味着这些数值是经过“调整”的。

[49]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12．

[50]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承揽书》（1943年12月18日至1944年4月3日），《战地服务团及译员训练班承揽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118。

[51] 《云南驿》（1943年12月29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关于译员训练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15。

[52]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38．

[53]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39．

[54] “War Area Service Command，”n．d.，JWSP，19/11，pp．2，8．因此，上列的表11之可信度未必没有质疑的余地。

[55] 欧阳炯：《招待盟军工作在东南》，第19页。

[56]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76．

[57]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187．

[58]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p．183，186-187．

[59]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p．201-202．

[60] “Stilwell to All General Officers of China-Burma-India Command，”09/28/43，CLCP，8/45．

[61] 王同星：《我参加中美空军抗战的经历》，第93页。

[62] “Trumble to Chennault，”11/26/42，CLCP，8/10；“Chennault to Trumble，”12/17/42，CLCP，8/10；“Vincent to Chennault，”07/12/43，CLCP，8/48．

[63] “Mahony to Chennault et al.，”08/21/43，CLCP，8/42；“Chennault to Mahony，”09/28/43，CLCP，8/42；“Chennault to Commanding Officer，”76th Fighter Squadron，Hengyang，09/28/43，CLCP，8/42．

[64]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29．

[65] 王同星：《我参加中美空军抗战的经历》，第93—94，105—106页。

[66] “War Area Service Command，”n．d.，JWSP，19/11，p．8．

[67] 侯鸣皋：《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第249，267页。

[68] 《严传馨致黄仁霖电》（1945年2月19日），《国民党政府战地服务团关于购领员工招待外宾主副食与服装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29。

[69] 《粮食部致战地服务团函》（1945年2月）、《战地服务团致粮食部民食供应处函》（1945年2月22日）、《王竞祥致黄仁霖函》（1945年4月2日），《国民党政府战地服务团关于购领员工招待外宾主副食与服装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29。

[70] 《王竞祥致黄仁霖函》（1945年4月9日），《国民党政府战地服务团关于购领员工招待外宾主副食与服装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29。

[71] 《马永梁致黄仁霖电》（1945年2月10日）、《财政部盐政局致战地服务团函》（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战地服务团关于购领员工招待外宾主副食与服装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29。

[72]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38．

[73] Huang，“A Memoir of Modem China，”chap．10，pp．6-7；侯鸣皋：《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第248，252页。

[74] “Williams to Chennault，”11/24/41，CLCP，1/16；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p．229-230．美籍志愿队员领得许可后才能狩猎。“From Smith，Jr.，”01/19/42，CLCP，2/30．

[75] “Fisher to Chennault，”04/17/42，CLCP，7/4；“Adair to Fisher，”04/28/42，CLCP，7/4．

[76] “Chennault to Williams，”11/07/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1/13/41，CLCP，1/16；“Williams to Chennault，”11/15/41，CLCP，1/16；“Chennault to Williams，”11/20/41，CLCP，1/16．

[77] 侯鸣皋：《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第235页。昆明第一招待所的放映机杂音很大，观众听不清楚电影的声音。Bond，Jr．＆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67．

[78]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p．11-12．

[79] “Political Report for the Month of December，1941，”National Archives，RG84，Entry 2292，China：Yunnanfu Consulate（Kunming），General Records，1938-1949（hereafter cited Yunnanfu），Box 50，p．1；US Consulate，Kunming to US Embassy，Chungking，03/06/42，Yunnanfu，Box 50；“Political Report for the Month of February，1942，”Yunnanfu，Box 50，pp．1，3．

[80] “War Diary，”12/24/41，CLCP，7/8；Bond Jr．＆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p．64-65，68．

[81] “Smith，Jr．to All Group Personnel，”03/30/42，CLCP，3/1；“Smith，Jr．to All Group Personnel，”04/01/42，CLCP，3/1；“Chennault to Lung，”04/11/42，CLCP，7/4；“Political Report for the Month of April，1942，”Yunnanfu，Box 50，pp．2-3；Bond，Jr．＆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149．

[82] “Chang to Chennault，”04/04/42，CLCP，7/4；“Chennault to Chang，”04/07/42，CLCP，7/4．

[83] 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支团部致美国领事馆函（1942年4月3日），Yunnanfu，Box 48．

[84] Bond Jr．＆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p．196-197，201．

[85] “War Diary，”07/04/42，CLCP，7/8；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p．173-174．

[86] 马肇元：《中美空军在云南的抗战》，《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8年，第86页。

[87] “Trumble to Young，”11/27/42，CLCP，7/13．

[88] “Young to Trumble，”12/10/42，CLCP，7/13．

[89]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p．240-241，299．

[90]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62．

[91] “Vincent to Chennault，”07/24/44，CLCP，8/48．

[92] Smith，With Chennault in China，pp．67，74-75，78，91．与此相反，七个住在沙市郊区的美国神父三年多没看到美国杂志，因此中国航空特遣队离开白市驿时，这些神父要求队员们给他一些杂志，即便是“相当旧的”也好。“McGrath to Trumble，”11/25/42，CLCP，7/10．

[93]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187．

[94] 王同星：《我参加中美空军抗战的经历》，第92页。

[95] “Lin to Chennault，”12/06/41，CLCP，1/15．陈纳德对此辩解说，这是由于队员们被中国朋友逼得喝多了的缘故。“Chennault to Lin，”12/12/41，CLCP，1/15．

[96] “Williams to Chennault，”11/24/41，CLCP，1/16；“Chennault to Lin，”12/12/41，CLCP，1/5．

[97] “From Smith，Jr.，”02/04/42，CLCP，2/30．

[98] “Adair to All Group Personnel，”02/27/42，CLCP，3/1．

[99] “From Smith，Jr.，”03/16/42，CLCP，2/30．

[100] “Williams to Chennault，”10/14/41，CLCP，4/3；“Chennault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10/31/41．CLCP．1/13．

[101] “To All Concerned，”01/03/42，CLCP，3/2；“Smith，Jr．to All A．V．G．Personnel，”01/22/42，CLCP，3/1；“Dean to Personnel of the First Pursuit Squadron，”03/15/42，CLCP，3/2．

[102] Smith，With Chennatdt in China，p．62；Bond，Jr．＆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72．1944年，昆明市内的西餐厅已增为五家，电影院亦有五家。黄丽生、葛墨盦编：《昆明导游》，第192，201—202页。

[103] “From Smith，Jr.，”01/09/42，CLCP，2/30；“From Smith，Jr.，”01/13/42，CLCP，2/30；“War Diary，”01/09/42，CLCP，7/8；“Briggs to Perkins，”01/16/42，CLCP，Yunnanfu，Box 48．

[104] 《王占祺致大美驻滇总领事官卢》（1943年8月19日），Yunnanfu，Box 52．

[105] 《王占祺致大美驻滇总领事官林》（1943年12月21日），Yunnanfu，Box 52；“Ringwalt to Dorn，”12/24/43，Yunnanfu，Box 52．飞行员小邦德写道：“中国人毫不顾及汽车开过来的速度，跑到前面来。”Bond，Jr．＆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148．

[106] 曹觉迟：《回忆航特旅第五团在昆明片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8年，第128页。

[107] Thomas G．Trumble，“American Volunteer Group，”07/04/42，CLCP，7/7，p．6．

[108] “From Smith，Jr.，”01/09/42，CLCP，2/30．

[109]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02．

[110] 王同星：《我参加中美空军抗战的经历》，第92页。

[111] “Perkins to Chennault，”03/11/42，CLCP，2/22．

[112] Bond，Jr．＆ Anderson，A Flying Tiger's Diary，pp．74，177，193-195．

[113] Joseph Warren 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p．116；“Stilwell to Marshall，”06/25/43，in Riley Sunderland ＆ Charles F．Romanus eds.，Stilwell's Personal File：China，Burma，India，1942-1944，Wilmington，DE：Scholarly Resources，1976，vol．2，p．734；Theodore H．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New York，NY：Harper ＆ Row，1978，pp．139-140；Schultz，The Maverick War，p．303．仰光于1942年5月沦陷，美籍志愿队牧师逃到昆明时，把各种各样的物资及大量的威士忌，以及二十个与队员们有亲密关系的欧亚混血姑娘一起带走了。Smith，With Chennault in China，p．88．

[114] 《关于广汉第一招待所主任勾结驻华美军人员［俘］借跳舞与音乐会机会引诱污辱良家妇女罪恶行为密报》（无日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18。

[115]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174．

[116]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38；Huang，“A Memoir of Modem China，”chap．9，p．8．

[117] “WASC Hoste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Guests，”03/14/42，CLCP，4/3；“Huang to Chennault，”03/17/42，CLCP，4/3．

[118] 由此发生了一些混乱，即留在中国航空特遣队里的原美籍志愿队员被要求支付与正规军同额的食宿费。“Trumble to Young，”09/16/42，CLCP，7/13．

[119] “War Area Service Command，”n．d.，JWSP，19/11，p．3；“A Graphic Report of Four Years' Service to the USF Personnel in China by the War Area Service Corps，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China，July 4th 1942-June 30th 1946，”attached to Huang，“A Memoir of Modem China，”Chart 15；《美军人数及招待费用统计表》（无日期），《战地服务团组科长发呢军服、招待美军人数统计、开支报告表等文电及领款收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110。陈纳德于1944年4月6日提出负担添补供应粮食的费用，战地服务团则于翌日接受了此项建议。“Moy to Chennault，”04/07/44，CLCP，8/23．

[120] “War Area Service Command，”n．d.，JWSP，19/11，p．1．

[121] “War Area Service Command，”n．d.，JWSP，19/11，pp．4-7．

[122] “A Graphic Report of Thirty Two Months' Service to the USAF Personnel in China by the War Area Service Corps，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China，July 1942-Feb．1945，”n．d.，TVSP，40；“A Graphic Report of Four Years' Service to the USF Personnel in China by the War Area Service Corps，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China，July 4th 1942-June 30th 1946，”attached to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rt 7；《美军人数及招待费用统计表》。

[123] Huang，“A Memoir of Modem China，”chap．9，p．14．这不包括美军在1942年7月至11月期间每人每天付国币85元（相当于4.25美元）的金额。

[124] “War Area Service Command，”n．d.，JWSP，19/11，pp．9-12．

[125] “Chennault to Shu，”11/03/41，CLCP，4/3；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13．

[126] 黄仁霖：《黄主任对本团第六期干部训练班毕业典礼训词》，《团讯》第2期，1943年，第3页。

[127] “Chennault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10/28/41，CLCP，1/13．

[128] “Williams to Chennault，”11/24/41，CLCP，1/16．

[129] “Lin to Chennault，”03/21/42，CLCP，1/15；“Williams to Lin，”03/22/42，CLCP，1/15．

[130]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励志社总社三机关联席会议纪录》（1942年11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79/100。

[131] 《新运总会“盟军”之友社重庆分社基本社友通讯录》（1944年7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84/2/68；《孔祥熙任理事长　盟军之友总社成立》，《新运导报》第11年第2期，1944年，第50—51页。

[132] Huang，“A Memoir of Modem China，”chap．9，p．11；侯鸣皋：《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第249页。

[133] “War Area Service Command，”n．d.，JWSP，19/11，p．7．

[134]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p．262-263．

[135]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9，p．14．

末章
中国人是爱迪生吗？

国民党政权在与共产党进行内战之际，开始实施宪政，蒋介石于1948年5月20日就任总统，但显见败势已明，遂于翌年1月21日下野，在浙江奉化老家静观局势变化。当渐近2月19日新生活运动15周年之际，黄仁霖向蒋介石询问有关运动前景的问题，蒋回答说：“目前暂时把新生活运动的一切活动停止办理。”[1]2月12日，蒋介石听取了黄仁霖的“接收美援此次到台之武器数量以及军费之报告”，上述的对话或许就发生在此时。[2]对于正在准备撤至台湾的蒋介石而言，新生活运动的使命已经结束。此时运动本身已处于低潮，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机关报《新运导报》第15年第2期，即自上一期后，间隔了半年之久，才于1948年10月31日发行，但此后似乎处于停刊状态。[3]

新生活运动于1934年2月19日发起后，旋即以星火燎原之势扩展至全国各地，并将蒋介石推举到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即使在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亦未曾中断，但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之际，随着蒋介石的下野，运动默默地拉下了帷幕。

在本书序章中，笔者介绍了胡适对新生活运动所持有的诧异和疑虑，即“在国难当中，即便开展政治秀，也不能靠文明礼貌吃饭”。对此，笔者欲提出自己的见解。

笔者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是时代的必然。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原为最强烈地认同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而不是特定的区域、阶级或传统文化的革命精英集团，企图通过党国体制（party-state regime），即作为前卫革命政党单独掌握权力，并将其组织浸透于各个阶层，由此成为国家、社会之间唯一的媒介，进而由政府驯化人民，普及民族共和国的观念，简言之，即创造出近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4]然而，国民党通过国民革命掌握全国政权以后，蒋介石采取了“重军轻党”的方针，使得孙中山的体制构想，即由革命政党指导国家及社会的构想，逐渐趋于形式化。[5]

虽然如此，国民党的统治正统性使其自认为是创造近代国民的典范，是故正如模仿自己而创造出人类的上帝一样，其始终不能放弃创造国民的责任。尤其是蒋介石，为了对抗正在威胁中国独立和统一的日本，企图以曾在日本接受过“身体的教养”的自己为典范，将中国人民改造成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国民。但是，与主要通过军队、学校等集体生活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公共意识的欧美、日本（及其殖民地）不同，中国采取的全民皆兵及国民教育的制度非常落后，[6]因此仅能通过由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身体的教养”，于是发起、推动了新生活运动。

赞同、参加这场运动的人物中不仅有邓文仪、杨永泰、黄仁霖等蒋介石的心腹，亦有与蒋介石同样怀有近代化志向的汪精卫、阎锡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以及曾毅等民间知识分子与牧恩民等西洋传教士，蒋介石由此作为“教主”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但是，尽管新生活运动主要在城市实行，对于提倡、强调与传统观念不同的近代性身体观、社会观的由上而下的启蒙/监视，一般人民却往往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应对，导致了这场运动的戏剧化和空洞化。总之，正是为了应对国难，才需要普及文明礼貌——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从而创造出近代国民，为此所采取的方法是注定将以失败告终的尝试，但除了发动政治秀般的群众运动之外，国民党政权毫无其他方法。

新生活运动发动后不久，日本人就浅薄地认为这是一场排日阴谋，于是动员了曾让蒋介石羡慕不已并非常畏惧的绝对性国家能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得国民党政权在未能创造出近代国民之前被迫卷入近代总体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筹集当前所需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抚慰”在战火中受伤的中国人民之身体的活动在新生活运动中所占的比例则日益上升。

妇女起初是被期待成为在家庭中将孩子“教养”成为近代国民的角色，但宋美龄等提倡男女应平等地参与社会，在其倡导下，妇女逐渐转化成“抗战建国”的劳动力，新生活运动则推动了托儿所的开设。此时，为了“抚慰”作为盾牌而受伤的下层民众的身体，国民党政权开展了徐维廉首倡的伤兵之友运动；对于成为中国救世主的驻华美军，黄仁霖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则积极进行了各种接待工作。这两种活动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中美两国军人之身体所受到的待遇差距之大，清楚地反映了国民党政权的苦恼，即在未能成功地完成近代国家军队编制的状况下，不得不依靠比敌军更为强大的盟军，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抗战的胜利。

总之，国民党政权虽然确实未能成功地创造出近代国民国家，但勉强保住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尽管如此，天意和民意对其还是过于刻薄。正如唆使亚当和夏娃使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可耻之物的蛇，成为人们诅咒、厌恶、畏惧的对象那样，在与至今尚未形成的想象中的“中国国民”进行比较的状况下，对中国人民的身体进行蔑视、否定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权终究被人民大众唾弃、排斥，最后被迫撤离大陆。与此相反，另一个前卫革命政党因代表占中国人民最大多数之特定阶级的现实利益为正统性原理，成功地策动、利用了社会内部的竞争关系，从而取代了国民党的统治。

然而，对于1949年以后相隔于台湾海峡而相互对峙的国共两党政权而言，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这个课题仍然很重要。

由日本殖民地转为中华民国一个省份的台湾，于1947年8月21日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日益激烈的国共内战中，作为动员工作的一环推进了这场运动。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1952年1月1日发动“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其内容中有“社会改造运动”“文化改造运动”，即开展了民族精神教育和清洁运动等。以蒋介石为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1966年11月12日发起，并于翌年7月28日成立，其主要活动为颂扬传统文化和孙中山思想。[7]《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第六项规定云：“积极推行新生活运动，使国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维八德熏陶之下，走上现代化与合理化，同时政府应积极研究制定完整之礼乐与礼仪，使中外人士均能体认我为礼义之邦。”1968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国民生活须知》99项，其大半酷似30多年前的《新生活须知》。[8]

当时大陆正在进行着否定传统思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以继承中华文明为己任，以此主张自己的正统性。这种以传统文化作为国民统合的精神依据的做法，正是继承了新生活运动的源流。但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具体成果、影响并不明确，蒋介石亦终究未能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于1975年4月5日逝世，其后这场运动似乎不了了之。对于曾受到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并成为自己离世之处的台湾之社会及其人民，不知晚年蒋介石持有何种看法。[9]

在大陆，出于对美国可能会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恐惧，共产党政权于1952年7月10日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党中央及国务院于1958年2月12日指示驱除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之“四害”。[10]。“文化大革命”之后，1981年2月25日开始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倡“五讲四美”的运动。[11]进入21世纪以后，2003年“非典”（SARS）蔓延时，仿佛新生活运动复活一般，批评了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纪律、卫生上所特有的“陋习”。[12]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际，北京市政府规定每月11日为“自觉排队日”，并对随地吐痰的行为进行了批判。[13]2010年举办世博会之前，上海市政府呼吁居民不要穿着睡衣出门，其是与非引起了争论。[14]而2012年的流行语就是“中国式过马路”。[15]

这些运动和言论的效果及影响虽不易评价，但60多年来反复指出同样的问题，此一事实本身即意味着近代性身体观和社会观在中国社会的普及是何等之难！那么，在新生活运动发起8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难道仍未成功地实现近代化吗？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的目的确实不能说是已经完全实现了。虽然如此，在此期间中国经过多重磨难不断发展，毫无疑问现在已成为对全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军事、经济超级大国。与先进诸国的事例比较起来，对中国的这种近代化过程，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近代化”的概念很难定义，但在非西方世界（至少在东亚），它似乎可以说是与国民国家的自我建成或被列强殖民化（或双方并行）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具体而言（尤其是前者），为了对抗列强、维持独立和统一，须加强社会编制（普及教育、振兴产业等），由此必须尽量增加从社会上筹措的人力、物力资源。与此同时，对于原来仅为征发赋税及维持治安之对象的人民，为了促其转化成为主动致力于国家发展的“国民”，须逐步进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的这种尝试，是试图培养出既勤勉又健康的士兵和工人，并以此提高国民国家之军事、经济潜力的社会编制之一环。

若将这种“身体的教养”或近代化过程本身单纯地描绘成是充满希望的或是暗淡无光的，均过于片面。应该认为这既是启蒙、改良，又是监视、控制，正如章炳麟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的“善恶并进，苦乐并进”那样，是善恶苦乐与时代并进的过程。[16]“身体的教养”确实具有个人服从国家的含义，不过前近代社会中的个人亦并非独立于血缘、地缘、宗教等规范而能享受到自由的个体。从长远来看，近代国民的创造促进了对个人的尊重，即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而已确立了参政权和社会权的先进国家成功地建立了尊重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法治社会，此亦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极其耐人寻味的是中国虽然绕开了以“身体的教养”创造国民这一阶段，但却成功地加强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并提高了国际地位。换言之，21世纪的中国并未按照先进诸国曾经走过的近代化路程行进，而是成为特异的“后近代（post-modern）”超级大国，以富强为目的的国家高于个人的方式，正在崛起。这种现象与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变过程如出一辙，即民国时期的议会民主主义以失败告终后，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实现了相对的稳定，今后长久持续的可能性非常大。正如“中国模式”及“北京共识”等概念所示，中国是否要树立新的“近代化”榜样？

若将中国的这种“近代化”过程与同样受到西方列强冲击后开始推进近代化的日本经验比较起来，笔者不得不想起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众所周知，爱迪生少年时期不能适应学校的教育，但长大后却成为著名的发明家，由此显示出曾将其排斥的教育之缺陷。

中国终究是通过其爱迪生般的独创性的成功迫使人们改写陈旧的“近代”教科书呢？还是现在的发展方式在不久的将来失去其有效性，不得以重新接受“近代”的补习呢？——此一问题尚未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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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ang，“A Memoir of Modern China，”chap．5，p．14．

[2] 《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12日。

[3] 《编后记》，《新运导报》第15年第2期，1948年，第20页。

[4] 参见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笔者援用木畑洋一的见解，将“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定义为：“由以国境线划定的一定领域构成、具有主权、其居民作为一体的国民拥有共同的认同意识的国家。”木畑洋一：《世界史の構造と国民国家》，歴史学研究会編，東京，青木書店，1994年，第5页。

[5]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6] 1934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26.27％。佐藤尚子、大林正昭編《日中比較教育史》，横浜，春風社，2002年，第81頁。

[7] 菅野敦志：《台湾の国家と文化「脱日本化」·「中国化」·「本土化」》，東京，勁草書房，2011年。

[8]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主编：《国民生活须知画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

[9] 关于日本殖民当局和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施的身体的“军事化”，参见黄金麟：《战争、身体、现代性：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休（1895—200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关于日本殖民当局的卫生政策，参见董宜秋：《帝国与便所：日治时期台湾便所兴建及污物处理》，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10] 参见罗芙芸（Ruth Rogaski，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章；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52年—1959年期间大事记》，2010年（http.//www.bjaw.org.cn/dsj.aspx? id=18）．

[11] 人民网：《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66）“五讲四美”》，2001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25/496625.html）。

[12] 梁勇：《礼仪之邦呼唤行为文明的复兴》，2003年（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lxfs/355224.htm）；士心：《非典让“文明底线”浮上水面》，2003年（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526/1000200.html）；汪金福、黄庭钧、张旭东：《非典为镜重新审视生活习惯　“弱点”被个个击中》，2003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ct.com/misc/2003-05/15/content_870907.htm）。

[13] 新华网：《北京将每月11日确定为自觉排队日》，2007年（http://news.sina.com.cn/c/2007-01-18/173012074196.shtml）；徐学江：《北京迎奥运应从改掉随地吐痰做起》，2007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7-03/09/content_5818984.htm）。

[14] 甘杏章：《上海世博会“睡衣”政治可悲可笑》，2009年，（大江网http://www.jxnews.com.cn/jxcomment/system/2009/10/30/011235807.shtml）。

[15] 李力言：《破解“中国式过马路”的规则困境》，2012年，（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2/1016/c1003-19271116.html）。

[16] 近年来有不少观点认为近代社会中身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压抑的、受监视的。此可谓是对曾占优势的乐观性进步史观的反弹，尤其是受到了福柯理论的影响，即援用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比喻近代性的支配。黄金麟试图将福柯模式适用于中国近代史，但并未注意到“身体的教养”未能在中国取得充分成果的意义。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　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　1895—1937》，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

参考文献

档案按号码顺序，其他中文文献按拼音顺序，日文文献按五十音图顺序，英文文献按字母顺序，网页均为2014年12月27日浏览。

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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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河南妇女工作委员会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大纲及乡村工作报告》，587/5/6。

《重庆新运模范区一九四三年度工作总报告及一九四四年度工作计划大纲》，5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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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关于译员训练事项》，779/15。

《关于广汉第一招待所主任勾结驻华美军人员［俘］借跳舞与音乐会机会引诱污辱良家妇女罪恶行为密报》，7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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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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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政府、省水利局等关于开展新生活运动的训令、公函、呈》J023/1/00434（略记为《江西省政府》）。

（三）重庆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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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云南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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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

《云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纠察队服务规则》，4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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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

，I/4/5/1/12（略记为《一件》）。

（七）东洋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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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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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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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妇女》，曲江。

《广西妇女》，桂林。

《江苏教育》，苏州。

《江西民国日报》，南昌。

《军人魂季刊》，铅山。

《军人魂月刊》，上饶。

《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太原。

《伤兵阵地》，金华。

《伤兵之友》，吉安。

《伤兵之友》，曲江。

《伤兵之友半月刊》，赣县。

《伤兵之友通讯》，重庆。

《伤兵之友月刊》，赣县。

《团讯》，昆明。

《新生活半月刊》，重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南昌。

《新运导报》，南京、武汉、重庆。

《新运月刊》，南京。

《中央日报》，南京、重庆。

《中央夜报》，南京。

《中央周报》，南京。

（二）日文

《改造》，東京。

“《支那》”，東京。

《中央公論》，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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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朝日新聞》，東京。

《読売新聞》，東京。

（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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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籍、论文

（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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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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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北京）

长谷川如是闲

陈果夫

陈衡哲

陈立夫

陈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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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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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

重庆

朱家骅

CC系

后记

此书封面的3张照片均选自题为《新生活挂图》（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商务印书馆印行，1938年）的36张海报集。

1994～1995年，我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当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库里首次看到这份资料时，对这些写在古色古香的美丽的图画上的标语，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既视感”，因为它们与我曾在1985年、1989年的三次中国旅行中看到的各种标语非常相似。在我完成撰写、出版有关国民党组织之形成过程的博士论文及其专著后，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生活运动作为下一个研究课题，这无疑是出于对追溯60年之“既视感”的冲动。

其后，在教学、校务及育儿、家务等内外“本行”之余，我对此课题进行的研究工作，其进展慢如牛步，自2002年夏天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首次发表了《苹果的回味：身体美学、公共意识、新生活运动》的论文，已历时13年，而从首次怀有的那种“既视感”以来已经历了20年的时光。在此期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现在依然还能在中国各地看到类似《新生活挂图》的标语，这或许意味着此书付梓并不过时。

这十多年来，我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及中央大学特定课题研究费，并作为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国民党时期中国研究”小组）、经济研究所（东亚综合研究会）、政策文化综合研究所（“两次大战之间东亚国际政治”“近现代日中关系史”“跨学科中国研究”等项目）的研究员及日本蒋介石研究会的会员对此课题进行了探索研究。已发表的有关论文如下，有些经过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后收录于此书。

《林檎の后味　身体美学·公共意识·新生活运动》，八王子《中央大学论集》第24号，2003年。

《近代中国の职业观　新生活运动の中の店员と农民》，八王子《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年报》第34号，2004年。

《日常生活の改良/统制　新生活运动にぉける检阅活动》，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民国后期中国国民党政权の研究》，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

《新生活运动系派背景》，首尔《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30辑，2006年（崔恩珍译）。

《赘泽な用心棒？　抗战期在华米国军人の日常生活》，服部龙二、上田哲夫、后藤春美编著《战间期の东国际政治》，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07年。

《身体美学、公共意识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敌か？友か？日本人新生活运动》，斋藤道彦编著《日中关系史の诸问题》，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09年。

《师か？敌か？蒋介石、阎锡山の留日经验と近代化政策》，贵志俊彦、谷垣真理子、町英夫编《模索近代日中关系对话と竟存の时代》，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　日中战争期の“伤兵之友”运动》，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华民国の模索と苦境1928—1949》，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10年。

“Prairie Fire or the Gimo's New Clothes? Chiang Kai-shek's New Life Movement，”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Vol. 17，No. 1，Indiana，PA，2010．

《　女性·托儿所·新生活运动》，《中央大学政策文化总合研究所年报》第13号，2010年。

《奢侈的保镖？　飞虎队的日常生活》，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谁为国捐躯？　抗战时期的“伤兵之友”运动》，欧阳恩良主编：《近代中国　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孔子　新生活运动の思想的来源》，斋藤道彦编著《中国多角的》，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12年。

《南昌行营争宠记　新生活运动の发动と蒋介石の派阀操纵》，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编著《蒋介石研究　政治·战争·日本》，东京：东方书店，2013年。

《南昌行营争宠记　新生活运动的发轫与蒋介石的派系运作》，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2册。

《谁该教养孩子？　女性、托儿所、新生活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陈红民（浙江大学）、王奇生（北京大学）、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勇（江西财经大学）等诸位专家曾热心为我斡旋。此外，承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茅海建先生的介绍，得到了罗康编辑的理解和支持，欣然接受了此书的编辑工作。此书的日文版于2013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该公司编集部的马场公彦局长及松崎一优先生亦欣然支持中文版的刊行。在此我谨对所有的这些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对我来说，最大的精神鼓励还是来自支持我的研究并促使我思考、了解何为生活的家人。故此，我谨以此书献给先父深町进、母亲深町瑞枝、岳父张跃、岳母王素清、妻子张玉萍（她帮助我修改了此书的中文稿）、长女深町缘、次女深町阳。

2015年4月12日

于东京都稻城市若叶台私宅

深町英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