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制造泥潭：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

群山悲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

美国与印尼“九三零”事件

“凤凰计划”与美国对越“反叛乱”政策（1967—1971）

美国颠覆吴庭艳政权的隐蔽行动

美国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

美国与1973年智利政变

U-2飞机与冷战时期美国高空越境侦察

折戟沉沙：美国“猪湾行动”始末

“清除人民党”：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

制造泥潭

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

陈晔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造泥潭：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陈晔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11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23908-3

Ⅰ．①制…　Ⅱ．①陈…　Ⅲ．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阿富汗　Ⅳ．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0328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　斌

书　　名　制造泥潭：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

著　　者　陈　晔

责任编辑　官欣欣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3908-3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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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导言

第一章　大博弈中的阿富汗，1979年之前

一、两个大国

二、三种势力

三、民族主义的衰颓

四、改弦易辙

五、从混乱到战争

第二章　棋局重开，1978—1979

一、初步判断

二、隐蔽行动的兴衰

三、“防止苏联的过度影响”

四、政策转变：一个缓慢的开始

五、“最可行和最理想”的方案

第三章　卡特的战争，1979—1980

一、制造泥潭

二、重新“发现”伊斯兰

三、方案扩大：联合巴基斯坦和沙特

四、“极其严峻的考验”

五、“尽可能高昂的代价”

六、方案升级：从叛乱分子到自由战士

七、“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

八、美巴：合作与承诺

九、谁的代价？

第四章　里根的战争，1981—1989

一、卡特主义的里根推论

二、美巴：貌合神离的伙伴

三、并不隐蔽的秘密行动

四、升级前奏：另一个缓慢的开始

五、全面升级：更多更快更强

六、尾声：戛然而止

第五章　谁的胜利？

一、制造弗兰肯斯坦

二、从全球冷战到“全球圣战”

结语

一、动机与利益

二、计划与实施

三、目标与后果

四、胜利与代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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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英雄”查理·威尔逊身穿阿富汗传统服饰

《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得“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唯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则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的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导言

“历史表明，目标有限的行为有时也会导致普遍的结果。”⁽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是这样，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也是这样。

尽管冷战大幕开启后，美苏在阿富汗的竞争也很快拉开帷幕，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在这个作为苏联门户的遥远山地国家，美国实质上只追求有限利益，默许了苏联的存在及其地缘政治优势。即使是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Saur Revolution）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后，美国最初依然不慌不忙，试图静观其变。然而，一年多的政策探索之后，美国于1979年7月决定对阿富汗实施隐蔽行动，由此开启了一场为期十年的大规模秘密援助，并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阿富汗事务。

隐蔽行动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对抗和削弱苏联阵营的重要方式。与大多数隐蔽行动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在阿富汗实施的隐蔽行动最初的目的既非推翻共产主义政权、扶植亲美政权，也非阻止苏联更多的干预，而是“制造泥潭”——通过秘密向伊斯兰抵抗组织⁽²⁾提供非军事形式援助，造成阿富汗局势的持续紧张，增加苏联援助的成本，从而诱使其出兵。1979年12月苏联出兵之后，美国加大秘密援助力度，提供致命性军事装备，维持“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状态，目的是使苏联持续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越南”。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搭建的援助框架之上，这一政策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继承和发扬，并于1985年全面升级进入“更多更快更强”的高歌猛进阶段，里根希望通过大幅增加援助金额、提供先进武器、将战乱引入苏联境内和发动意识形态战争等手段，最终达到使苏联全面撤军并恢复阿富汗独立的目的。1989年2月，在陷入战争泥潭长达十年之后，苏联以惨重代价撤出阿富汗，美国的秘密战争基本实现预期目标。

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最终成为中情局有史以来最为成功、耗时最长、成本最高的秘密行动之一，大概也是美国历史上得到最多合作、最公开、最标榜“正义”、受到最多支持的行动，也被称为“旋风行动”（Cyclone Operation）。

首先，在“最多合作”方面——巴基斯坦作为主要援助渠道，沙特作为重要资金来源，埃及作为苏式武器供应国在援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与这三个伊斯兰国家以及广大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性合作之外，美国的欧洲盟友、海湾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配合了美国的行动。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相互利用与制衡的历史，尤其是美巴这对“貌合神离的伙伴”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演变，充分展示出美国与盟友、扈从以及潜在敌人之间微妙与特殊关系的发展。

其次，在“最公开”方面——多国合作的模式无疑增加了隐蔽行动暴露的风险，但这并没有造成实质性困扰，在经历了被动泄露、不置可否和主动公开三个阶段之后，旋风行动成了一场“并不隐蔽的秘密行动”。尤其在里根时期，美国熟练运用“自由”“正义”“邪恶”等外交话语，对自身、盟友、敌人的形象进行塑造，不仅赢得了美国国内对阿富汗人民的普遍同情与支持，也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压力。

第三，在“最标榜‘正义’”方面——苏联的入侵使美国得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其行径大加谴责，美国国内逐渐达成普遍共识：援助自由战士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帮助阿富汗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秘密战争是一场好的战争。因此美国高举帮助阿富汗争取自由与和平的旗帜，在国内外大力标榜其秘密战争的道德合法性。尤其以此鼓励和煽动伊斯兰国家对苏联的抗议和敌对，试图用伊斯兰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然而，在这一利用过程中美国无视长远利益，纵容了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并在冷战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所谓的“正义”也彻底颜面扫地。

最后，在“最多支持”方面——美国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以其道德优势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媒体和公众的广泛支持，尤其难得的是受到了国会前所未有的鼎力支持。该行动草创之时，美国的隐蔽行动正处于空前的低谷时期，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它参与并见证了隐蔽行动的崛起与新的巅峰。这一过程中国会态度与立法支持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在冷战环境中美国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不断调适与平衡的。

美苏在阿富汗的博弈直接导致了“缓和”（Détente）的终结，促成了“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的出台，重新加剧了美苏的对抗，改变了冷战的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苏联的命运，成为冷战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其余波至今仍在国际社会中回荡。

然而，如果仔细追溯这场博弈的缘起与发展，就会发现诸多事态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两国决策者的初衷，成为事与愿违的选择。比如：美国原本无意在阿富汗与苏联对抗，四月革命后的一年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促使美国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尽管阿富汗共产主义的统治早已岌岌可危，但莫斯科深知入侵后果之严重，并在1979年多次拒绝了阿富汗的出兵请求，那么是什么促使克里姆林宫最终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出兵决策？出兵之后，美国强烈要求苏联撤军，苏联原本也只打算出动“有限的”军队速战速决，在顺利接管后就立即撤出，那么又是什么导致美苏在阿富汗的对抗持续了十年之久？再者，尽管“波斯湾”一词从未出现在苏联政治局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讨论中，而且大部分美国官员也认同苏联的入侵是有限的、偶然的，为什么这一事件最终仍被当作一种关乎波斯湾安全和西方石油利益的重大战略挑战来应对？秘密战争期间美国在阿富汗推行的毒品政策和圣战教育原本旨在增强对苏联的杀伤力和战斗力，但其最终何以发展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总之，是什么导致华盛顿和莫斯科做出了这些事与愿违的选择？目标有限的行为究竟如何导致了普遍的结果？

在苏联撤军三十年之后，2019年左右，美国陆续解密了有关阿富汗的一批重要档案，展示出关于此事件的许多生动过程与戏剧化情节。比如：四月革命之后美国如何认知和应对“自由世界”普遍蔓延的沮丧与不安情绪；巴基斯坦和伊朗为了自身安全，又是如何迫切地向美国寻求保障和庇护；阿明上台后与美国的频繁接触对莫斯科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对阿富汗政策转变的过程中，华盛顿又存在哪些顾虑、分歧与妥协；苏联的入侵引发了美国决策者怎样的思考、回忆以及责任感；美国在与巴基斯坦等国合作进行援助的过程中，如何判断利益与代价，分析成本与风险；等等。

因而以此为基础，本书的内容涉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塑造，安全困境的形成与影响，同盟国、庇护国与依附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战略利益与战略负担的平衡，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联，意识形态与历史记忆的影响，对国家安全、利益与信誉的维护，偶发事件中的偶然与必然，以及局势所带来的限制或机遇。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苏在阿富汗的这场博弈持续吸引着学界内外的共同关注。但在2018年之前，卡特政府时期的核心档案尚未解密，很多研究都只能基于相关人员的回忆、访谈和日记展开。因此围绕美国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政策一直存在着较多争议，比如美国在苏联出兵过程中的作用、隐蔽行动与美国整体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美国主导的国际协作中的制衡与博弈，战争形势与冷战局势的关联等问题，都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

首先，最大的争议在于美国是否有意诱使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这一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很多重要当事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相互矛盾。比如，卡特后来曾表示，鼓励苏联入侵“不是我的本意”。时任中情局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M．Gates）回忆道：“卡特政府中没有人希望苏联入侵阿富汗，至少在我记忆中，没有人曾主张试图诱使他们入侵……直到苏联出兵后，一些人才主张让苏联在自己的越南‘流血’。”⁽³⁾里根时期的副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Bush）指责卡特的让步和错误的方针使苏联最终入侵了阿富汗，“为什么不呢？民主党有什么举措让他们三思而后行吗？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卡特政府说话轻声细语，手里只拿着一根小棍子。所以苏联的坦克开过来了”。⁽⁴⁾

然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1998年的采访中，他声称，根据官方版本，中情局对圣战者组织的援助始于1980年，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卡特在1979年7月3日签署了第一份秘密援助的裁决。“就在那一天，我给总统写信解释说，在我看来这次援助将会引发苏联的军事干预……我们没有逼迫苏联干预，但我们有意地增加了他们干预的可能性。”而在苏联正式越过苏阿边界的那天，布热津斯基又告诉卡特，“我们现在有机会让苏联拥有他们的越南战争”。⁽⁵⁾

布热津斯基表示，到1979年中期，由于卡特政府未能对苏联在非洲的活动做出积极回应，他开始相信，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政策，苏联都会入侵阿富汗。尽管可能存在意料之外的风险，但支持圣战者可能是防止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布热津斯基的家乡波兰——的有效方式。约翰·怀特（John Bernell White Jr）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详细论证了布热津斯基这一“丢卒保车”的想法，即通过援助阿富汗圣战者向苏联施压，把战事引向阿富汗，以阻止苏联派兵镇压波兰蓬勃发展的团结工会运动。⁽⁶⁾

图1　1998年1月，《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的报道，题为“是的，在苏联之前，中情局进入了阿富汗”

然而，尽管布热津斯基立场足够鲜明，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美国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才开始援助圣战者组织的。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在《敌人的选择》一书中指出，布热津斯基蓄意挑起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说法被过度解读。他认为布热津斯基的目的在于从里根手中夺回功劳，强调卡特在推翻苏联方面的功不可没，因为苏联领导层失去信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无力应对阿富汗叛乱。他还认为，1979年阿富汗内部的冲突是一系列政变和起义的结果，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导致阿明战胜塔拉基，也没有导致苏联的误解。⁽⁷⁾

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曾在《幽灵战争：苏联入侵至“9·11”，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秘史》一书中断言：布热津斯基在采访中暗示他曾狡猾地引诱苏联在阿富汗陷入泥潭，但苏联入侵后最初几天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尽管布热津斯基决心通过秘密行动在阿富汗与苏联对抗，但他也非常担心苏联会占上风。这些早期的备忘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已经上当。考虑到这些证据，以及苏联入侵将给卡特政府带来的巨大政治和安全成本，任何关于布热津斯基引诱苏联进入阿富汗的说法都值得深深怀疑。⁽⁸⁾但是，科尔在书中并没有说明这些备忘录究竟是哪些、又出自何处。

坚持认为阿富汗的秘密战争不是查理·威尔逊的战争，不是卡特的战争，也不是里根的战争，而是巴基斯坦总统齐亚（Zia ul-Haq）的战争的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则试图在其著作《我们赢得了什么：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1979—1989》中论证，是齐亚主导和推动了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美国的援助主要是为了改善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⁹⁾

另有学者认为美国无意插足阿富汗事务，战略上的轻敌导致了苏联的入侵，如杰弗瑞·罗伯茨（Jeffery J．Roberts）在《阿富汗冲突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苏联不断地加深对阿富汗的干预，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渗透，而美国却因为低估了阿富汗的战略价值而对苏联的行为一再让步，最终导致苏联入侵阿富汗。⁽¹⁰⁾

虽然，在核心档案解密之前，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美国通过秘密援助蓄意挑起苏联派兵，但大多基于二手材料，主观推测多于客观论证。⁽¹¹⁾在新史料的基础上，笔者将对美国在战前的活动及其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学者们对于美国、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在秘密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产生一些争论。布鲁斯·里德尔在《我们赢得了什么：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1979—1989》一书中甚至认为这并不是美国主导的战争，而是巴基斯坦总统齐亚的战争，他重点强调了巴基斯坦和沙特在对阿富汗抵抗组织进行武器、技术支持以及培植圣战组织方面发挥的作用。鉴于当前圣战组织对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这似乎有为美国开脱罪责之嫌。还有学者认为美国的秘密援助无足轻重，是阿富汗民族固有的顽强不屈和骁勇善战打败了苏联。笔者认为，相关档案足以说明在反苏战争的十年间，剧本显然完全由白宫写就，巴基斯坦、沙特和阿富汗抵抗组织充其量只是战争前线的演员。对隐蔽行动中不同行为体角色的考察，不仅涉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效果的评估，更在国际层面涉及美国与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制衡与博弈关系，有待借助新的档案资料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最后，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也有诸多细节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方面，现有成果中，关于美国对苏阿战争整体政策和隐蔽行动政策的研究虽然各有侧重，却往往忽视了对两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的考察。隐蔽行动与其他经济、政治政策之间怎样配合协调？如果按照较为普遍的观点，肯定美国在战争中拖垮苏联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在当时美国对苏阿战争的一系列反应中，应该如何评价隐蔽行动政策的实际作用与影响呢？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不同部门间的配合与协作关系存在分歧。比如，在隐蔽行动政策的操作实施过程中，很多学者都强调和肯定中情局的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指出中情局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其情报评估缺乏准确性，并没有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而是国内反苏强硬派的态度与主张完全主导了美国涉足阿富汗的程度和范围。⁽¹²⁾

除了以上提到的研究成果外，关于冷战时期美国—苏联—阿富汗三边关系整体性研究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秘密援助问题。其中代表性成果包括：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L．Garthoff）的著作《大转变：美苏关系与冷战的终结》⁽¹³⁾，安德鲁·哈特曼（Andrew Hartman）的文章《红色模板：美国对苏联占领时期的阿富汗政策》⁽¹⁴⁾，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的著作《里根和布什的国家安全指令：美国政治与军事政策的解密历史1981—1991》⁽¹⁵⁾，道格拉斯·A．博雷尔（Douglas A．Borer）的著作《超级大国的失败：越南和阿富汗的比较》⁽¹⁶⁾，O．L．沙林（O．L．Sarin）的著作《阿富汗综合征：苏联的越南》⁽¹⁷⁾，萨拉·E．门德尔森（Sarah E．Mendelson）的著作《改变进程：观念、政治与苏联撤军阿富汗》⁽¹⁸⁾，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著作《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¹⁹⁾，莱弗勒（Melvyn P．Leffler）的著作《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²⁰⁾，罗伯特·盖茨的《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²¹⁾，彼得·施魏策尔（Peter Schweizer）的著作《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²²⁾，利亚霍夫斯基的《阿富汗战争的悲剧》⁽²³⁾，以及安东尼·泰特勒（Anthony Teitler）的博士论文《美国对阿富汗政策1979—2014：一项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案例研究》⁽²⁴⁾，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Hammond）的博士论文《争取自由：阿富汗与美国外交政策1979—2009》⁽²⁵⁾等。国内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如：李琼的《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地区的博弈研究》⁽²⁶⁾，张树明的《冷战期间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发展演变》⁽²⁷⁾，周世立的《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解体》⁽²⁸⁾，章继华的《苏阿战争中美国对苏政策初探》⁽²⁹⁾以及伊姆兰·阿里（Imran Ali）的《美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巴基斯坦的影响：1979—2010》⁽³⁰⁾。

关于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和隐蔽行动的专题研究，代表成果有：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的文章《中情局在阿富汗的战争》⁽³¹⁾，帕纳约蒂斯（Panagiotis Dimitrakis）的著作《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的中美苏情报》⁽³²⁾，柯特·洛贝克（Kurt Lohbeck）的著作《圣战与不光彩的胜利：见证中情局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³³⁾，穆罕默德·约瑟夫（Mohammed Youssaf）和马克·阿德金（Mark Adkin）的著作《阿富汗：空头陷阱》⁽³⁴⁾。较早的成果有乔·斯托克（Joe Stork）的文章《中情局在阿富汗：美好战争》⁽³⁵⁾和菲利普·波诺斯基（Phillip Bonosky）的著作《华盛顿对阿富汗的秘密战争》⁽³⁶⁾。中国学者白建才的著作《“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³⁷⁾对冷战时期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的确立、传承和实施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文章《论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政策与隐蔽行动》⁽³⁸⁾和《里根政府隐蔽行动政策文件的考察与解析》⁽³⁹⁾以当时可见的文献档案为基础，概括总结了美国对阿富汗隐蔽行动的内容、特点与成效。

20世纪80年代是美苏对抗的决胜阶段，里根政府把隐蔽行动视为摧毁苏联的重要撒手锏，在关于这一时期美国隐蔽行动、情报活动和对外干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常常被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如大卫·普里斯（David Priess）的新著《总统情报简报：从肯尼迪到奥巴马不为人知的情报史》⁽⁴⁰⁾，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的文章《里根的遗产：中情局隐蔽行动八年记》⁽⁴¹⁾，约翰·普拉多斯的著作《总统的秘密战争：二战后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隐蔽行动》⁽⁴²⁾和《民主的保障：中情局的秘密战争》⁽⁴³⁾，时任中情局驻伊斯兰堡站站长米尔顿·比尔登（Milton Bearden）和詹姆斯·理森（James Risen）的著作《头号敌人：中情局与克格勃决战内幕》⁽⁴⁴⁾，威廉·J．多尔蒂（William J．Daugherty）的著作《行政秘密：隐蔽行动与总统》⁽⁴⁵⁾，威廉·布鲁姆的著作《扼杀希望：二战后美国军队和中情局的对外干涉》⁽⁴⁶⁾，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著作《帷幕：中情局的秘密战争1981—1987》⁽⁴⁷⁾等。

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2018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中卡特总统时期的第12卷“阿富汗专辑”，记录了卡特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美国政府为回应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而采取的主要外交政策决定，包括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和隐蔽行动三个方面。⁽⁴⁸⁾2019年8月公布的第19卷“南亚专辑”记录了华盛顿限制莫斯科对该地区威胁的最重要战略，以及与巴基斯坦在支持阿富汗的反苏抵抗运动中的合作。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巴关系几乎完全围绕核扩散问题展开，入侵之后，美巴关系从国务院转移到了白宫、国防部和中情局。⁽⁴⁹⁾此外，第1卷“外交政策基础”，收录了与阿富汗相关的一些总体政策文件。第6卷“苏联”，记录了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背景以及在美苏关系处于低谷时期发生的阿富汗危机。遗憾的是，卡特时期的第25卷“全球问题”（记录了多国抵制198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情况）和第27卷“西欧”（关于卡特政府如何与其最亲密的盟友协调阿富汗政策）尚未解密。里根时期的一些重要文件，尤其是阿富汗卷也尚未解密，只能依靠苏联卷和其他来源的档案进行补充。

其次，美国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中的阿富汗专辑“阿富汗：美国政策的形成，1973—1990年”（Afghanistan: The Making of U．S．Policy，1973-1990）收集了1973年至1990年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关键文件，反映出在苏联出兵之前、苏联军队占领时期以及撤军过程中，美国政策的缘起与变化情况。“中情局隐蔽行动：从卡特到奥巴马，1977—2010年”（CIA Covert Operations: From Carter to Obama，1977-2010）专辑涉及对秘密行动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实施的具体活动。此外，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国家安全电子书（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s，NSAEBB）在2019年年初发布了《苏联入侵阿富汗1979：不是特朗普的恐怖分子也不是兹比格纽的暖水港》⁽⁵⁰⁾的电子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出兵动机的误判。另外在《大博弈的新阶段：80年代末美国、苏联、印度、巴基斯坦塑造阿富汗的竞争》⁽⁵¹⁾《苏联撤出阿富汗1989》⁽⁵²⁾等电子书中也有相关档案。原始资料集（Sourcebooks）系列的“911原始资料集”利用苏联解密档案和苏联官员的回忆录，从美国视角来审视苏联对阿富汗的政策制定、军事行动以及从这场血腥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⁵³⁾

再次，1995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与缓和的瓦解”（The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Fall of Détente）学术研讨会在挪威奥斯陆召开，一批冷战史专家学者以及与阿富汗问题密切相关的前美国、苏联官员参加了会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此项目提供了当时最新的解密档案。⁽⁵⁴⁾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电子档案“苏联入侵阿富汗”专题收录并翻译了从1968年到2004年相关的苏联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档案馆，包含备忘录、电报和政治局决定。⁽⁵⁵⁾

最后，相关人物的专门档案中也不同程度地展示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里根总统图书馆收录了里根时期所有的国家安全决定指令文件以及公开活动的档案。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收藏了卡特的第一位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及其夫人的文件（Cyrus R．and Grace Sloane Vance Papers）⁽⁵⁶⁾，其中描述了万斯和其他官员如何利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机会，争取欧洲盟国对美国领导的反苏倡议的支持，比如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以及对苏联实施实质性经济制裁。

尽管本书主要利用美国档案、侧重美国视角的考察，但仍试图尽量说明阿富汗的遭遇与选择，因为冷战对其命运的安排着实令人唏嘘，所产生的影响也的确不容忽视。阿富汗进入近现代国际舞台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初，当时英属印度和沙皇俄国横亘在欧亚大陆的南北两端竞相称雄，夹在中间的中亚地区腹背受敌，英俄在中亚地区展开了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军事与外交博弈，史称“大博弈”。当博弈推进至阿富汗，两者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最终在20世纪初划定势力范围，阿富汗作为“缓冲国”成为英俄大博弈的终结之地。

冷战开始后，阿富汗的崎岖山地间又上演了新一轮的大博弈，这次博弈是美苏对抗、全球冷战的一部分，夹杂了意识形态之争的新竞斗愈发激烈。在冷战最后十多年间，苏联及其支持下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和以美国为首多国援助下的伊斯兰圣战者之间的博弈轰轰烈烈地展开。最终苏联狼狈撤军并轰然解体，美国和西方赢得了胜利，而阿富汗作为美苏在第三世界对抗的重要战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冷战大博弈的终结之地。

冷战结束后，战争的余烬在阿富汗继续燃烧，但内战连连的阿富汗几乎被世界遗忘，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其才以震惊世人的角色回归国际视野。全球冷战的时代刚刚结束，“全球圣战”的时代却不幸到来，宣扬自由民主的美国与他们用武器与暴力制造的弗兰肯斯坦之间不得不展开新一轮的大博弈。这次，阿富汗是否会再度成为博弈终结之地呢？

发生在阿富汗的各种博弈作为一个历史剖面，集中体现了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分化、意识形态的对抗、地缘政治的竞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重要议题。不仅折射出冷战斗争的波澜起伏与宏大叙事，更展现了其纹理结构与细枝末节，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政治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在当代的生成机制与发展逻辑提供了重要参考。本书所关注的是冷战最后十多年间围绕着阿富汗展开的斗争故事，特别是1979—1989年美国以对抗苏联为目的在阿富汗进行的秘密战争。

必须指出的是，美苏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博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美国的隐蔽行动作为其中核心部分存在。在这场博弈中，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游走在苏联、巴基斯坦、阿富汗三者之间，同时在公开和隐蔽两条轨道上展开，分别是——公开层面通过政治、外交手段与苏联协商解决阿富汗问题，隐蔽行动支持抵抗组织与苏联作战；公开层面与巴基斯坦之间貌合神离的外交关系，隐蔽行动中的密切合作与安全承诺；公开层面对抵抗组织从漠然到热情，隐蔽行动中对圣战者的大量援助。本书试图在尽量完整的图景中呈现阿富汗隐蔽行动的全貌，但在有限篇幅中，并不奢求同时厘清公开和隐蔽两个层面的美国政策，仅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在必要时对公开层面的政策发展进行介绍和总结；而重点聚焦于阐明美国在隐蔽层面对抗苏联的行动，梳理隐蔽行动政策的决策过程、具体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分析行动目标的选择与利益的界定，剖析政策演变的内外动因，评估政策效果与执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特点，揭示其影响与得失。

(1) 布热津斯基语，见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77-1980，Volume 12，Afghanistan，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8，Document 194．

(2) 在苏联入侵之前，美国多用“叛乱分子”（insurgents）和“叛军”（rebels）称呼阿富汗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入侵之后，逐渐改称“自由战士”（freedom fighters）和“圣战者”（Mujahideen/Mujaheddin）。本书将根据不同语境分别使用这些称呼。

(3) Robert M．Gates，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7．

(4) New York Times，July 22，1982．

(5) Vincent Jauvert，“Les Révélations d'un Ancien Conseiller de Carter: ‘Oui，le CIA est entrée en Afghanistan avant les Russes…’” Le Nouvel Observateur， January 15-21，1998．

(6) John Bernell White Jr，“The Strategic Mind Of Zbigniew Brzezinski: How A Native Pole Used Afghanistan To Protect His Homeland”，May 2012，pp．7-8，12，29，45-46，80-83，97．

(7) Lawrence Freedman，A Choice of Enemies: America Confronts the Middle East，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8，p．99．

(8) Steve Coll，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Afghanistan，and Bin Laden，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1，2001，New York: Penguin Press，2004，p．593．

(9) Bruce Riedel，What We Won: America's Secret War in Afghanistan，1979-89，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4．

(10) Jeffery J．Roberts，The Origins of Conflict in Afghanistan，Praeger Publishers Inc，2003．

(11) 参见Gilles Kepel，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almers Johnson，Nemesis: 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7．Andrew J．Bacevich，“War of Choice”，America's War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A Military History，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2016．John Cooley，Unholy Wars: Afghanistan，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Pluto Press，2002．

(12) David Arbel ＆ Ran Edelist，Western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1980-1990: Ten Years that did not Shake the World，Routledge，2003．

(13) Raymond L．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4．

(14) Andrew Hartman，“The Red Template: US Policy in Soviet-Occupied Afghanistan”，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3，No．3（Jun．，2002），pp．467-489．

(15) Christopher Simpson，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of U．S．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y，1981-1991，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5．

(16) Douglas A．Borer，Superpowers Defeated: Vietnam and Afghanistan Compared，London: F．Cass，1999．

(17) O．L．Sarin，The Afghanistan Syndrome: The Soviet Union's Vietnam，Novato，CA: Presidio，1993．

(18) Sarah E．Mendelson，Changing Course: Ideas，Politics，and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Reprint ed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19) 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0)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1) ［美］罗伯特·M．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

(22)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

(23) ［俄］A．利亚霍夫斯基著：《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4) Anthony Teitler，“US Policy Towards Afghanistan，1979-2014: A Case Study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hD thesis，UC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16．

(25) Andrew Hammond，“Struggles for Freedom: Afghanistan and US foreign policy，1979-2009”，PhD thesis，University of Warwick，2014．

(26) 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27) 张树明：《冷战期间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发展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28) 周世立：《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解体》，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29) 章继华：《苏阿战争中美国对苏政策初探》，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0) Imran Ali，“A Study of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fghanistan During 1979-2010: It' s Consequences on Pakistan”，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31) John Prados，“Notes 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Afghanistan”，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9，No．2，History and September 11: A Special Issue（Sep．，2002），pp．466-471．

(32) Panagiotis Dimitrakis，The Secret War in Afghanistan：The Soviet Union，China and Anglo-American Intelligence in the Afghan War， I．B．Tauris，2013．

(33) Kurt Lohbeck，Holy War，Unholy Victory: Eyewitness to the CIA's Secret War in Afghanistan，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1993．

(34) Mohammed Youssaf and Mark Adkin，Afghanistan：The Bear Trap．The Defeat of a Superpower，Havertown，PA: Casemate Publishers，2001．

(35) Joe Stork，“The CIA in Afghanistan: The Good War”，MERIP Middle East Report，No．141，Hidden Wars（Jul．-Aug．，1986），pp．12-13．

(36) Phillip Bonosky，Washington's Secret War Against Afghanistan，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5．

(37)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38) 白建才：《论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政策与隐蔽行动》，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39) 白建才：《里根政府隐蔽行动政策文件的考察与解析》，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40) David Priess，The President's Book of Secrets: The Untold Story of Intelligence Briefings to America's Presidents from Kennedy to Obama，Public Affairs，2016．

(41) William Blum，“Ronald Reagan's Legacy: Eight Year of CIA Covert Action”，Covert Action Information Bulletin，No．33，Winter，1990．

(42) John Prados，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Chicago: Ivan R．Dee，1996．

(43) John Prados，Safe for Democracy: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Chicago：Ivan R．Dee，2009．

(44) Milton Bearden＆ James Risen，The Main Enemy: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IA's Final Showdown with the KGB，Ballantine Books，2004．

(45) William J．Daugherty，Executive Secrets: Covert Action and the Presidency，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

(46) William Blum，Killing Hope: U．S．Military and C．I．A．Interven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Common Courage Press，2008．

(47) Bob Woodward，Veil: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1981-1987，New York: Simon ＆ Shuster，2005．

(48)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7-1980，Volume 12，Afghanistan，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8．

(49) FRUS，1977-1980，Volume 19，South Asia．

(50)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1979: Not Trump's Terrorists，Nor Zbig's Warm Water Ports， Briefing Book #657，Edited by Tom Blanton and Svetlana Savranskaya，Published: Jan 29，2019．

(51) A New Phase in the Great Game: U．S．，Soviets，India，Pakistan vied to Shape a New Afghanistan in Late 1980s， Briefing Book #658，Edited by Svetlana Savranskaya，Published: Feb 1，2019．

(52)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1989，Briefing Book #665，By Svetlana Savranskaya and Tom Blanton，Published: Feb 27，2019．

(53) The September 11th Sourcebooks: U．S．Analysis of The Soviet War in Afghanistan: Declassified，Edited by John Prados．The Soviet Experience in Afghanistan: Russian Documents And Memoirs， Edited by Svetlana Savranskaya．

(54) The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Fall of Détente，Transcribed by Svetlana Savranskaya，Edited by David A．Welch and Odd Arne Westad，Th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Oslo，1996．

(55)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76/soviet-invasion-of-afghanistan．

(56) Cyrus R．and Grace Sloane Vance Papers， Yale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Yale University Libraries．

距离英俄大博弈结束不到五十年，二战之后，美苏大博弈又拉开序幕，阿富汗别无选择地再次被卷入其中。错综复杂的斗争主要在两个大国和三种势力之间展开——共产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的美国，阿富汗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伊斯兰主义者。最初迎来的是美苏对阿富汗的竞相拉拢，不计成本的深耕厚植使苏联在竞争中更胜一筹。其后，在阿富汗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三方博弈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苏联“赢得”了阿富汗。阿富汗由此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民族主义逐渐衰颓。接下来的斗争主要在共产主义政权和伊斯兰反对派之间进行，最终阿富汗共产主义的统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使苏联不得不出动军队来保卫革命果实。以此为契机，美国也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实质性的干涉。

一、两个大国

阿富汗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连接着三大文化和地理区域：东南部的印度次大陆、北部的中亚和西部的伊朗高原。地理位置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宿命，但阿富汗作为古老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作为外来侵略者进入伊朗、印度或中亚地区门户的特殊地理环境，在无形中设定了阿富汗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带来东西文化贸易交流的繁荣，也带来了惨烈的战争与杀戮。从英俄大博弈开始，阿富汗被迫成为帝国角逐的竞技场。据1907年《英俄协定》，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允诺不向阿富汗派遣代理人，在政治上不直接与阿富汗人打交道；而英国则保证不兼并阿富汗的领土，不干预阿富汗内政。至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近一个世纪的博弈画上句号。

然而，这场博弈深深地埋下了一个影响至今的“炸弹”，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冲突。1895年英俄划分了阿富汗与俄罗斯在帕米尔的分界线，即“杜兰德线”（Durand Line）。该线穿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领土，作为阿富汗主体民族的普什图人被分隔两地，留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反而比在阿富汗境内的还要多。虽然杜兰德线是国际公认的巴基斯坦西部边界，但它至今没有得到阿富汗的正式承认。阿富汗总统萨达尔·穆罕默德·达乌德（Sardar Mohammed Daoud Khan）在1976年8月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仅勉强承认杜兰德线为国际边界。2017年，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又明确表示，阿富汗永远不会承认杜兰德线为两国之间的国际边界。这一边界争端成为阿巴关系和地区安全挥之不去的阴影。布热津斯基在《大博弈》中断言：如果世界上的某一个部分可能以危险的方式爆炸，这个部分很有可能就是巴勒斯坦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地区。⁽¹⁾20世纪80年代以来，边界地区的走私和恐怖主义活动愈发猖獗，杜兰德线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边界之一。

1919年，经过三次英阿战争，阿富汗终于击败了宿敌英国，实现独立。但新一轮的大国竞争已悄然拉开帷幕，一方是沙俄的继承者苏联，另一方是在二战中成长起来的美国。趁着英国势力撤出的空档，苏联更加密切了与阿富汗的关系，进行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富汗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天然的抵制，直到1965年之前，阿富汗几乎没有正式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在意识形态热情的驱动下，苏联对阿富汗的拉拢从不曾停止。相比之下，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基本无暇顾及阿富汗，两者几乎没有交集，二战初期，美阿之间的联络渠道一直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直到1942年6月，美国才在喀布尔设立使团。

二战期间，阿富汗迎来了发展良机。由于在战争期间严守中立政策，阿富汗通过出口食品和羊皮积累了大量财富。战争结束后，阿富汗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政治上积极拥抱现代主义，国内呈现出一派乐观振奋的景象。然而，随着冷战的步伐逐渐逼近，两大阵营的争夺日趋激烈，阿富汗又被卷入一场新的大博弈之中。此时的阿富汗处于两大阵营的交锋前沿：北边是苏联；东边是苏联的亲密盟友中国；西边是刚建立亲美独裁政权的伊朗；南边的巴基斯坦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摆在阿富汗人面前的有三条道路：要么投入苏联阵营，要么加入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或者像南斯拉夫和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保持中立。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情结和宗教传统的阿富汗积极拥抱“不结盟运动”的构想，试图保持中立，在夹缝中同时与苏美周旋，以求生存并从中获利。为此，阿富汗甚至拒绝了加入美国主导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CENTO）。

20世纪50和60年代，美苏在阿富汗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1950年，苏联和阿富汗达成易货协议，苏联将用石油和天然气换取阿富汗的羊毛和棉花，并于两年后签订了水泥供应协议。与此同时，1952年的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开启了美国介入阿富汗发展的序幕。美国的援助迅速延伸到文化教育领域，哥伦比亚大学、怀俄明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等美国学校与喀布尔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阿富汗人积极学习外语，赴美留学的队伍呈壮大之势。美国与德国、法国一起规划设计了喀布尔各大高中的课程体系。1955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阿并带来丰厚的礼物，承诺向阿富汗提供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派遣军事专家，提供现代化武器援助并帮助阿富汗培训军事人员。阿富汗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第二大苏联军事援助受援国，在机器设备、新技术等方面深深依赖苏联。此时的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也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但是美国鉴于和巴基斯坦的亲密盟友关系，拒绝了他的请求，致使达乌德更加依赖苏联。

到了195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分析认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需要做出调整：“阿富汗已经对共产主义集团欠下了巨大的债务，甚至会影响它以后的独立性……美国应该尽力去解决阿巴争端，鼓励阿富汗减少对共产主义集团在军事训练和装备方面的依赖性，使其转向美国或其他‘自由世界’的国家寻求军事训练和援助。”⁽²⁾此后，美苏在阿富汗的竞争更加激烈。1958年和1963年，达乌德首相和扎希尔国王分别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喀布尔进行访问并带来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赠和贷款，同时开启了重要的基建项目。60年代，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增加到平均每年2200万美元，帮助阿富汗建立了国有航空公司“亚里安那”（Ariana），出资改善喀布尔机场，还计划在坎大哈建造一座全新的空港。根据美方的规划，坎大哈机场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之一和长途货运飞机的加油站，有助于使阿富汗成为繁荣的国际商业中心。

苏联扬长避短，继续在军事方面发力，向阿富汗提供坦克、米格战机、喷气式轰炸机、直升机，以及足够装备十万大军的小型武器，还帮助阿富汗建立了三座空军基地，其中一座大型空军基地位于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Bagram），另外两座位于阿富汗北部。在阿富汗北部探得巨大的天然气储量之后，苏联修建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阿富汗北部城市的发电站。同时援建了一条从喀布尔通往阿北部边境的坚固道路，还整顿了阿富汗的通信设施。

美苏在阿富汗实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在最困难的地形上修建了超过1200英里的坚固公路，建立起了连接阿富汗主要城市的公路网络。⁽³⁾1964—1974年，苏联在阿富汗始终保持着第一大援助国的地位。相比之下，美国的援助总体投入较少，直到1977年援助总额仅为4.7亿美元，而且主要集中在农业、运输和教育发展方面。尽管接受了诸多援助，到70年代，阿富汗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1974年，世界银行估计阿富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0美元，在83个欠发达国家中排名第73位。

两个超级大国的慷慨让阿富汗首先品尝到了冷战的甜头。竞赛至此，显然苏联更胜一筹，无论是援助的力度、广度还是深度。这一结果本质上是由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美国在中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并且无意在阿富汗对抗苏联。整个70年代，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是“维护阿富汗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可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限制苏联影响力的扩张；改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美国认为受制于阿富汗政府的软弱无力和阿富汗无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直接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和承诺同样是有限的。⁽⁴⁾因此，尽管阿富汗总统从未间断地寻求美国或西方的支持，试图平衡苏联的影响，但从未真正迎来美国伸出的橄榄枝。

苏联需要防范美国在其心脏地带范围内的实力扩展，并保证在该区域中的绝对优势。因而对苏联来说，地处欧亚心脏地带的阿富汗则具有双重地缘政治意义和功能：如果苏联处于守势，阿富汗就是苏联南部的一道屏障和缓冲区，可以防止美国以伊朗和巴基斯坦为依托扩大势力；如果苏联处于攻势，阿富汗则是南下的一个前进基地。同时，苏联把在阿富汗的介入视作一种试验，目标是通过几代人的友好援助来敦促一个落后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苏联在阿富汗数十年的深耕厚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得到了阿富汗的积极回应，主张现代化的阿富汗精英把苏联视为最接近和最直接的一个榜样，他们希望通过走苏联道路来推动经济和国家政权发生转型，而苏联的支持对保障阿富汗的安全、反抗美国支持下的贪婪的邻邦巴基斯坦和伊朗也至关重要。⁽⁵⁾

二、三种势力

英俄大博弈催生了阿富汗民族主义，美苏大博弈则促进了阿富汗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与崛起。这三种势力共同塑造了现代阿富汗的政治版图。

冷战期间，美苏的竞争不仅促进了阿富汗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阿富汗社会的改变。在美苏的援助下，喀布尔成为一个热闹繁华的国际化都市，人们住着苏联援建的现代公寓，在德国援建的校园里读书，观赏莫斯科马戏团的演出，接受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医护服务，甚至在酒吧里与西方嬉皮士进行毒品交易……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延伸到偏远闭塞的农村地区，险峻的山脉把阿富汗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内居住着相互隔绝的种族和部族。阿富汗99％以上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其中89％为逊尼派，10％为什叶派。2600万总人口中，近一半为普什图族，此外还有哈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孜别克族等20多个民族。⁽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各民族又分为若干个大部族或集团，下面又分成众多的小部族或家族世系。由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各部族长期封闭、难以融合，进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态，并拥有独立的武装，各部族间矛盾错综复杂。

这种时空的错位导致两个阿富汗的长期共存——一个是由技术官僚、国家神职人员、国家军队和现代化设施组成的网络结构，以喀布尔为权力中心，国家机器有效运行；另一个是由农民和游牧部落、封建领主和部落首长、乡村教士和部落游击队组成的有机网络——新旧世界壁垒分明。两种不同的土壤滋养出两种不同的势力：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PDPA）和阿富汗伊斯兰抵抗组织（the Mujahideen/Mujaheddin）。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数百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管理才能和掌握技术的西方留学生回到阿富汗，数千名留学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军事训练的留学生也回到了阿富汗，他们训练有素，已经做好进入军队的准备。在求学期间，他们不仅收获了军事知识，还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待祖国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角度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左翼思想开始在阿富汗生根发芽、开枝散叶。1965年，30多名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代表成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被誉为“阿富汗的高尔基”的左翼记者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mmed Taraki）成为党首，阿富汗共产党就此诞生。人民民主党的会员中有半数人和塔拉基有类似的经历，都出身于普什图农村家庭，成长于旧的阿富汗，通过接受教育和不懈奋斗，得以进入新的阿富汗；塔拉基最亲密的助手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人民民主党中其他的半数党员则出身城市，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代表，他出身于老普什图贵族家庭，其父与达乌德来往密切。由于政见不合，人民民主党两年后便分裂为“人民派”（Khalq）和“旗帜派”（Parcham）。人民派依然由塔拉基领导，主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施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卡尔迈勒领导的旗帜派则主张逐步引入社会主义变革，在国家体系内运作，并尽量融合阿富汗社会的不同要素。旗帜派主要由城市技术官僚组成，卡尔迈勒及几位支持者曾担任过议会议员，和当时的政权关系密切，因此也被嘲笑为阿富汗皇家共产党。两大派别水火不容，无法共存。⁽⁷⁾

像共产主义一样，阿富汗的伊斯兰主义⁽⁸⁾在伊斯兰世界里也是姗姗来迟。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开始在阿富汗萌芽。一般情况下，具有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学生是“左翼”或“自由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喀布尔，富有煽动性的校园激进分子更多地成为宗教激进主义者，而大学里的神学教授往往成为其领路人。1965年，一批鼓吹社会生活伊斯兰化的喀布尔大学保守神学家组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早期伊斯兰组织，即“青年穆斯林组织”（Organization of Muslim Youth），其中的重要成员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和阿卜杜勒·萨亚夫（Abdul Sayyaf）都曾在埃及著名的伊斯兰神学院爱兹哈尔大学就读。留学苏联的阿富汗青年带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拉巴尼与萨亚夫则带回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并将一个完全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作为愿景。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旨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当生活在统一的哈里发国，摒弃民主、自由、现代化和人文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⁹⁾与拉巴尼争夺影响力的最主要的对手是年轻的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他是一位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性格凶残狠毒阴险狡诈。1972年，青年穆斯林组织在其领导下，在喀布尔大学学生会选举中获胜，得到来自农村、面临失业的学生的大力支持，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阿富汗的这两种本土势力——共产主义团体和伊斯兰抵抗组织——具有显著的共性：从诞生之初就矛盾重重、严重分化、派别林立。而且他们的内讧往往贯穿其整个政治生命，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甚至凌驾于共同的利益诉求之上，并最终指向覆灭的结局。这一方面反映了阿富汗人民尚武好战、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格和各自为政、有勇无谋的部落习气，另一方面也是新旧两个阿富汗之间巨大裂痕的真实写照。

与年轻的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相比，阿富汗民族主义资历稍长。像大多数东方国家一样，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同样是“挑战与回应”模式的产物。英俄的争夺和英阿战争中的抵抗强化了阿富汗人的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在这种被迫的对外交往中发现了“自我”，缓冲国的地位在客观上赋予了阿富汗人国家和领土的观念，复杂的生存环境又更加强化了这种观念。19世纪末阿富汗民族主义已具雏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20世纪初，阿富汗形成了以现代官僚、军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团体。其民族主义与本土特征紧密结合，呈现出官方与民间的分层，以及多元化、世俗化、普什图化的复杂状态。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社会层面虽然存在要求伊斯兰化的宗教民族主义，但世俗的民族主义仍占据主导地位。⁽¹⁰⁾冷战期间，美苏的竞争加剧和放大了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并对其独立性形成严峻的考验。民族主义的内在诉求希望保持中立，逃离大国主导的对抗与冲突，但依赖性与脆弱性又诱导其向大国寻求利益与庇护，从而不可避免地被冷战裹挟其中。

至此，新一轮的大博弈中，在阿富汗土地上厮杀的几种力量已悉数登场，他们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的美国，阿富汗共产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三种本土势力之间本身的矛盾，加之冷战对抗中外部势力的鼓动和干预，阿富汗潜在的种族、部落和个人冲突纷至沓来，因敌对产生的分裂与动荡愈演愈烈。

三、民族主义的衰颓

尽管阿富汗民族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几经考验，具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但在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力量分别在苏联和巴基斯坦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以致民族主义在两者的夹击中最终败下阵来。

首先迎来的是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交锋。

1972年，阿富汗国王扎希尔任命穆萨·沙菲克（Musa Shafiq）为首相。沙菲克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和民族主义者，他上任后积极改善同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非常不安，于是考虑推翻王朝政府。但是，苏联又担心人民民主党两派的实力和影响有限，即使政变成功也难以控制局势，因此物色了有“红色亲王”之称的达乌德协助行事。时任内阁总理的达乌德早就不满国王的统治，认为阿富汗政府在民主问题上的改革试验已经失败。苏联通过旗帜派同达乌德共图政变，甚至就政变之后的权力分配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¹¹⁾1973年6月，扎希尔国王前往伦敦治疗眼疾，达乌德趁机联合军方和内政部长（旗帜派成员）发动政变，夺取了国家的控制权，结束了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阿富汗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受到了苏联的帮助，但是达乌德上台后继续保持了阿富汗一贯的外交风格，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寻求援助。1973年7月，达乌德甫一就任总统便立即向美国表明立场，重申新政府对不结盟的承诺，强调事发前苏联对政变一无所知，表示阿富汗希望与美国和苏联都保持良好关系，“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是亲苏联的。我们是民族主义者”。⁽¹²⁾达乌德还向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保证，新政府将采取措施防止（左派或右派）极端主义，但要根除助长左派的土壤，还需要美国“巨大的经济帮助”。此外他还表示希望能与巴基斯坦“友好地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¹³⁾

达乌德发动政变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判断：达乌德可能比扎希尔国王更难对付，因为达乌德更亲苏联，对美国抱有更多疑虑，合作机会会减少。但另一方面他应该会继续发扬阿富汗的传统外交风格，在大国间周旋。⁽¹⁴⁾ 1974年4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达乌德掌权后没有触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将继续促进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尤其是继续加强与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美国的目的是维持一个稳定、独立和不结盟的阿富汗，只要巴基斯坦局势保持稳定，就不会激化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所以应该努力改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的关系。为此，美国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援助阿富汗，开展更丰富的合作，并积极鼓励阿富汗人的觉醒意识。⁽¹⁵⁾从总体上看，美国政府对阿富汗的政权变化泰然处之——只要新政权不挑战美国的利益，继续保持外交政策的基本连续性、不反对美国，由谁来统治其实并不重要。而达乌德的政策也正好印证了美国的判断，他在外交上非常积极、灵活并且独立，显著改善了与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与巴基斯坦和伊朗实现了历史性和解，减轻了对苏联的依赖，但同时也与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

在达乌德的外交努力下，1974年7月，伊朗、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坚定地”向阿富汗提供了财政援助。8月中旬，在美国的鼓励下，伊朗决心将阿富汗拉入以德黑兰为中心的面向西方的经济和安全共同体。伊朗与阿富汗达成了为期10年、价值2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这一数额超过了二战结束以来阿富汗的受援总额，伊朗将取代苏联，成为阿富汗最大的援助国。印度和埃及还为阿富汗军事人员提供小型训练项目，⁽¹⁶⁾到1977年年底，美国为阿富汗军官提供的军事训练项目的资金也翻了一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阿富汗在军事上对苏联的严重依赖。1972—1975年，留学美国的阿富汗学生人数甚至超过了留学苏联的。与此同时，阿富汗与美国、伊朗、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各种高层互访也相继展开并取得丰厚成果。

在改善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的同时，达乌德也“熟练而有力”地处理着与苏联的复杂关系。1973—1975年，阿富汗从苏联获得1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21年签订的苏阿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又被延长了10年。1976年，阿富汗和苏联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到1980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将增加65％。⁽¹⁷⁾1977年4月，达乌德访问莫斯科时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遣返驻阿富汗的美国顾问的要求，并强调了阿富汗的独立地位，在之后的会谈中，他甚至中途离场以表示不满。不过尽管如此，苏阿还是签署了一项为期12年的协定，以促进两国的经贸关系。

美国国务院在该时期对阿富汗外交政策的评估中指出：达乌德在避免苏联对其内政进行过多干涉的同时，保持了苏联作为其主要援助国的地位，这种平衡外交非常符合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¹⁸⁾总的来看，达乌德统治时期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阿富汗的整体政策目标不谋而合，美国虽然在阿富汗只谋求有限的利益，投入有限的精力，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阿富汗从各方面严重依赖苏联开始转向独立自主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出现了亲美的转向，或者说美国的政策正好迎合了阿富汗民族主义发展的潮流。苏联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沙菲克，不料却扶植了另一个民族主义者达乌德，阿富汗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和吸引力大概是莫斯科没有预料到的。

与外交上的游刃有余相比，达乌德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达乌德的对内政策依然秉持中立的风格，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既不要共产主义也不要伊斯兰主义，而是“达乌德式”（Daoudward）的，对国内的共产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中间温和派一概不偏不倚。⁽¹⁹⁾然而，大概正是由于严重脱离了群众基础，忽视了国内不同群体的诉求，达乌德的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到1977年，他的集权统治引起各方不满，首先是遭到政府内部技术官僚和地方传统势力的双重批评与反对。但手腕强硬的达乌德并不十分担心这些来自统治内部的反对，他最担心的是立足于城市的共产党人和伊斯兰主义运动。历史证明，这两者的确成了他的致命敌人。

与阿富汗历史上绝大部分领袖一样，达乌德也是坚定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者，他追求普什图尼斯坦的野心使阿巴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巴基斯坦决定对达乌德的政策进行报复，因此对反对阿富汗政府的伊斯兰主义者鼎力相助。在巴基斯坦的全力支持下，伊斯兰抵抗力量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和武器支持，而且从游兵散勇走向联合，成为一支可以与民族主义的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重要政治力量。

1974年，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者联合封建地主对潘杰希尔和赫拉特等省的一些政府设施进行了袭击，遭到达乌德严厉镇压，200多人被捕入狱。主要领袖逃往巴基斯坦建立流亡组织，并继续指挥着阿富汗境内的地下组织开展激进的武装斗争。流亡的伊斯兰主义者惊喜地发现自己在巴基斯坦深受欢迎，甚至是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这样的高度世俗化政权也愿意支持他们的事业。布托的动机纯粹是政治性的。达乌德甚嚣尘上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言论时刻煽动着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族人，形成不稳定因素。布托扶植阿富汗伊斯兰主义者，目的是给达乌德政权制造更多更大的麻烦。1977年7月，巴基斯坦伊斯兰派军方领导人齐亚·哈克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托政权，巴基斯坦的世俗化改革由此结束。齐亚上台后积极推行伊斯兰化政策，试图以此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他迅速加大了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援助力度，把支持伊斯兰主义者视为共同的事业。

如果把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迅猛发展看作达乌德的一个统治结果的话，他的另一个统治结果则对阿富汗的命运产生了更加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即阿富汗共产主义掌权。尽管达乌德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获得了旗帜派的帮助，但是他对左派的改革要求和亲近非常短暂，在之后的政策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共产主义势力的疏远、削弱甚至是直接的打压。对此，苏联一方面向旗帜派表示希望阿富汗共产党能逐渐与达乌德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另一方面又提升了人民民主党在其政策中的重要性，甚至在一些场合直接使用克格勃的力量帮助阿富汗共产党员摆脱达乌德的特工。⁽²⁰⁾

1978年4月，人民民主党中颇受欢迎的旗帜派领袖米尔·阿克巴·海贝尔（Mir Akbar Khaibar）被谋杀，由于海贝尔是达乌德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达乌德由此遭到质疑。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参加了海贝尔的葬礼，并发展成为一场持续数天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这促使达乌德决心解决心腹之患，发动了针对左翼的大清洗，包括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在内的很多左派领导人都被逮捕入狱，其中尤以人民派居多。对此，人民派领导人早有预估和准备，4月27日，人民派在喀布尔成功地发动了四月革命，建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DRA）。达乌德和他的全部家人死于政变。⁽²¹⁾

政变之前，一方面，虽然苏联对于达乌德的离心离德心生嫌隙，但是总体上还是满意的，完全没有达到要推翻他的程度，甚至在达乌德逮捕了左派领导人之后，仍然主张和解。另一方面，尽管莫斯科一直在尽力扶植阿富汗共产主义力量，但此时他们认为人民民主党羽翼未丰，尚不足以控制国内局势，并不主张他们贸然采取行动。⁽²²⁾目前也并没有证据证明苏联参与了四月革命的谋划。苏联对政变的反应谨慎而积极，既是为了消除关于莫斯科煽动、参与政变的广泛猜疑，也反映出苏联对新政权真实情况的不确定性。⁽²³⁾但无论如何，苏联在阿富汗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换来了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坚持民族主义、强人政治的达乌德最终命丧黄泉。

图1-1　达乌德（前左）会见苏联大使馆官员
图片来源：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396/。

在苏联与巴基斯坦的双重干预和阿富汗共产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强大攻势之下，达乌德试图强化和聚合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努力彻底失败。通过政变上台的人民民主党原本缺乏执政合法性，苏联越来越多的干预更是将其政权置于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政府的权威逐步削弱乃至瓦解。⁽²⁴⁾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阿富汗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倾轧，民族国家逐渐走向瓦解，现代化进程遭到严重阻碍与扭曲。

四、改弦易辙

四月革命是阿富汗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转折，此前竭力维持中立国地位和不结盟立场的阿富汗从此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共产主义力量的掌权并没有给阿富汗带来片刻安定，人民民主党在内部党争、苏联干预和抵抗组织的环绕下疲于奔命，内外交困，根本无力处理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其混乱且无力的统治带来两个直接后果：在国内，共产主义性质的改革招致国内民众强烈的反对，给伊斯兰反对派的壮大提供了契机；外交上，塔拉基政权更加依赖和倒向苏联，苏联的干涉与日俱增，引起西方阵营的警觉，并最终引发了美苏在阿富汗的对抗。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塔拉基成为总书记、总理、革命委员会主席及各种组织的领袖，卡尔迈勒成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副总理，阿明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人民派几乎把持了内阁所有的重要位置并极力排挤旗帜派，两派的矛盾与斗争很快白热化。苏联对阿明这个二号人物并不信任，反而对旗帜派的领导人卡尔迈勒一直青睐有加。因为阿明本质上不希望阿富汗被纳入苏联阵营，他主张阿富汗学习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成为强硬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不结盟的国策。苏联一面尽量调和两派的矛盾，一面暗中扶植卡尔迈勒，帮助他提升在党内的位置。但是这丝毫没有缓和两派的斗争，1978年7月1日，经塔拉基同意，阿明发起了一场针对旗帜派的清洗运动，卡尔迈勒、努尔等旗帜派成员纷纷被赶出内阁，卡尔迈勒被流放为驻布拉格大使，人民派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²⁵⁾

通过肃清政敌、排除异己，人民派顺利掌握了阿富汗的最高权力，但在稳定国内局势、巩固政权方面却屡屡受挫。人民民主党宣称新政府建立在“崇高阿富汗人民的潜在力量”和对伊斯兰教的尊重之上，其对外政策将基于“严格的不结盟政策、和平共处原则以及伊斯兰教教义”。塔拉基甚至强调，新政府不是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党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阿富汗是独立的，愿意接受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经济援助。虽然极力回避政权的共产主义性质，但其国内政策本质上却在生搬硬套苏联模式，完全不顾实际国情，盲目推进现代化改革和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其中许多政策与有效运行了上百年的部落传统和宗教传统相违背，触动了封建地主和村庄首领“毛拉”（Mullahs）的经济利益，引起地方传统势力和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封建领主抓住机会大肆蛊惑人心，本就牢骚满腹的劳苦大众对新政府更加心怀怨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祸。显然，在伊斯兰传统中深深浸润的阿富汗人民完全没有做好迎接共产主义的准备。⁽²⁶⁾

图1-2　1978年，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前左）和当时的阿富汗副总理阿明（前右）
图片来源：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afghanistan-russia-programs/2019-01-29/soviet-invasion-afghanistan-1979-not-trumps-terrorists-nor-zbigs-warm-water-ports。

然而，塔拉基不仅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对其政权的共产主义性质越来越无所顾忌，不再像上任初始时那样刻意掩饰其共产主义倾向，人民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更加明显的亲苏态度。1978年11月7日的一次演讲中，阿明公开宣称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四月革命描述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延伸。⁽²⁷⁾12月5日，阿富汗与苏联缔结了《苏阿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设想了一个为期20年的军事领域合作的承诺。更多的援助和大批的苏联顾问开始涌入阿富汗。这些变化遭到阿富汗国内人民的普遍反对，政府对此极力镇压，反对改革的人被扣上叛国或反革命的罪名，乡村地区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则被宣布为恐怖主义行径。为控制局面，人民派决定加强统治手腕，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把大批异见分子关进了监狱。从1978年4月到1979年年末，约1万至2.7万人被关押或处决，其中大部分为毛拉、教师、学生、私营业主和政府职员等。大批的传统精英、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纷纷逃离阿富汗。⁽²⁸⁾其中，许多宗教领袖带领其信众逃往巴基斯坦，加入反对阿富汗当局的抵抗运动之中。

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ISI）的大力支持下，阿富汗伊斯兰主义者开展了更加猛烈的反政府活动，随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暗杀了数百名阿富汗教师和公务员。⁽²⁹⁾ 1978年7月，齐亚对喀布尔进行正式访问，与塔拉基讨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并在访问中得出结论，人民民主党政权不会长久，因此他决定继续支持阿富汗反对派的斗争。⁽³⁰⁾在美国插手阿富汗事务、援助抵抗组织之前，齐亚的帮助对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78年10月开始，阿富汗土地上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各种公开叛乱。首先从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努里斯坦（Nuristani）部落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区。1979年年初，抵抗运动在阿富汗农村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发展迅速。因为北方地区的很多居民是20世纪20年代为逃避苏联的统治而从中亚地区迁移至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具有长期的反苏传统。到1979年春，阿富汗28个省中已有24个省爆发了暴力事件。⁽³¹⁾在许多省份，抵抗组织与政府军的战斗数量都有所增加，但斗争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抵抗组织的众多团体大部分仍处于单打独斗状态。

此后，阿富汗叛军领导人致力于将各派游击队团结起来，一个协调一致的反对派组织的核心开始逐渐在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Sibghatullah Mojaddedi）周围形成。⁽³²⁾穆贾迪迪出身于喀布尔的一个著名的苏菲派领袖家族，与王室联系密切，曾在埃及学习伊斯兰法律和法理学，在白沙瓦⁽³³⁾流亡期间，他创立了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Afghanist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ANLF）。在之后的反抗斗争中还涌现出其他几位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盖拉尼（Sayyid Ahmad Gailani）、穆罕默德·纳比·穆罕默迪（Mohammad Nabi Mohammadi）和尤努斯·哈列斯（Yunus Khales）等。这些新领导人，连同之前的拉巴尼、萨亚夫和希克马蒂亚尔一起最终联合组建了逊尼派伊斯兰阿富汗反叛联盟，即阿富汗圣战者组织（Islamic Unity of Afghan Mujahidin，IUAM），总部设在白沙瓦。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著名的“白沙瓦七党联盟”（Peshawar Seven）。⁽³⁴⁾这些反叛领袖们共同呼吁反对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对人民民主党和苏联进行圣战（Jihad，Holy War）。在漫长的斗争中，虽然七党联盟内部斗争不断，但他们是唯一得到巴基斯坦官方认可的合法反叛组织，成为各国借助巴基斯坦对不同派别的阿富汗反叛组织进行援助的官方渠道。此外，他们还负责帮助管理巴基斯坦境内人口稠密的阿富汗难民营。

面对越来越失控的局面和越来越多的反对，苏联派出了更多顾问来到阿富汗，帮助人民派政府维持统治。仅喀布尔一地，苏联的军事、技术顾问便达5000多人。几乎每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军事指挥官，都配备了苏联顾问。苏联苦口婆心劝说人民派要扩大群众基础、尊重地方习俗、团结非党派的地方领袖，但似乎都收效甚微。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消耗了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的大部分精力，他们根本无暇认真思考如何巩固政权、治理国家。

五、从混乱到战争

1979年前后，局势变化之迅猛令所有人始料未及。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垮台，美国失去了极为重要的地区盟友，这一地区局势剧变使阿富汗对美苏的战略重要性同时得到提升。随后，一系列偶然或必然事件的发生使阿富汗形势更加动荡和危险：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大使遇刺事件、赫拉特（Herat）危机、阿明政变上台、阿富汗的解冻外交以及“四十分钟独处”事件等混乱事态的发展，最终将阿富汗引向战争的深渊。

1979年年初，美国驻阿富汗大使杜布斯遇刺事件，导致美阿关系迅速恶化。2月14日，杜布斯被四名男子劫为人质，并在阿富汗单方面组织的混乱营救行动中丧生。绑架者要求阿富汗政府释放一些宗教犯或政治犯，但没有对美国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而阿富汗方面自始至终未对绑架者的要求给出完整或一致的解释。尽管美国强烈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但阿富汗政府执意对绑架者进行袭击，杜布斯大使在枪战中身亡，塔拉基甚至还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调查要求。

迄今为止，这些绑架者的真实身份和目的仍无法确定，而且这一罪行“从来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绑架案发生后，苏联和阿富汗媒体散布的信息指出中情局或阿明应为此事负责。然而，美国国务院的电报指出，苏联顾问在遇刺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R．Vance）打电话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Dobrynin）声称，“高度可靠的”目击证人报告苏联顾问密切参与不明智的营救计划导致杜布斯大使死亡，这一事件很可能严重损害美苏关系。但苏联方面断然拒绝对杜布斯之死负责。⁽³⁵⁾安东尼·阿诺德（Anthony Arnold）指出，“只有一个大国会从这场谋杀中受益，那就是苏联”，因为这位大使的死“不可挽回地损害了”美阿关系，“让苏联垄断了对塔拉基政府的控制”。⁽³⁶⁾布热津斯基表示，杜布斯的死“是悲剧性事件，要么是苏联失职，要么是苏联共谋”，而阿富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无能的。⁽³⁷⁾由于阿富汗政府在遇刺事件中表现出的极度不友好与不合作，美阿关系几乎跌至冰点。卡特政府对其行为感到愤怒，开始疏远塔拉基政权，并对阿反对派表示同情。⁽³⁸⁾杜布斯的遇刺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重大恐怖事件”，导致美国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其对阿政策。

作为回应，2月21日，卡特政府决定大幅削减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一是表示对大使遇刺事件的抗议，二是表达对左派政府“糟糕的人权记录”的不满。⁽³⁹⁾美国将原计划1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削减了一半，并取消了原计划25万美元的所有军事援助。参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敦促卡特无限期切断美国对阿富汗的所有经济援助，并拒绝向喀布尔派遣新的大使，直到阿富汗政府为杜布斯之死道歉。7月23日，由于安全形势恶化，美国国务院宣布从喀布尔撤出非必要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大多数外交官，到12月为止，美国在喀布尔只有大约20名工作人员。⁽⁴⁰⁾ 8月14日，参议院通过了《国际发展援助法案》的修正案，停止了对阿富汗的所有援助。其中规定根据该法核准拨发的任何资金不得用于向阿富汗提供援助，直至总统向国会证明:（1）阿富汗政府已就杜布斯大使的死亡正式道歉并承担责任；（2）阿富汗政府同意为在阿富汗的所有美国政府人员提供足够的保护。⁽⁴¹⁾到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时，美国终止了所有的经济援助。

在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同时，阿富汗国内形势也急转直下。1979年春，人民民主党自己也明白，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叛乱活动已发展成为他们无力应对的燎原之势。3月15日，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发生的反对政府改革的示威游行发展成为暴力事件。城市居民、伊斯兰主义的游击队和当地驻军中的叛变者之间结成了同盟，与阿富汗的精锐部队和苏联顾问连续作战整整四天。⁽⁴²⁾其间，苏联的军用飞机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起飞，轰炸了赫拉特，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夷为平地。战争中约5000人死亡，约10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属被杀害。

赫拉特危机表明，阿富汗共产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全面的内战。伊斯兰反对派在四月革命之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迅猛，在大部分乡村地区扩大了影响力，并开始获得来自不同宗族和种族群体的支持，从而扮演了反共斗争协调者的角色，他们与地方实权派携手合作，战斗力得到了极大增强。战争形势对政府军非常不利，人民派只好不停地向苏联求援。很快，军事顾问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整编整队的苏联陆军与空降师开始进入阿富汗。

赫拉特危机对人民民主党和莫斯科来说都是一次剧烈的震荡，苏联更加担心阿富汗共产主义的未来，试图采取措施巩固其统治：首先希望通过加强训练和输送武器的方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加强阿富汗军队的力量，其次扩展经济援助计划、制订出针对农村的新计划，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扩大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基础。苏联先试图强迫人民派接受旗帜派，甚至是让无党派代表加入政府，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来缓和变革的步伐并扩大其权力基础。这一提议遭到人民派的反对。莫斯科继而寻求其他手段来引发政治变革，即策划挑动人民派两位最高领导人阿明和塔拉基之间的敌对，这次他们如愿以偿。

在政权危急存亡的关头，人民派内部的斗争再次如火如荼地展开（其实原本也没有停歇过）。塔拉基和阿明名义上是“伟大的导师”和“伟大导师的忠实学生”，但实际上两人关系并不亲密。阿明心狠手辣、足智多谋，并且在四月革命中功劳卓著。塔拉基则是一个“剃着光头、笨拙、指挥无力的人”，在阿明发起的对他的个人崇拜运动中愈发脱离群众，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实际的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阿明手中，而且阿明在党内广结人脉，还逐步掌控了军队。1979年7月，他由副总理升为总理，还控制了秘密警察组织，实现了政治权力上的决定性转折。诸多优势之外，阿明在政治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劣势，那就是苏联对他的反感和不信任。

1979年8月，在实在找不出人选替换塔拉基和阿明的情况下，莫斯科无奈地决定支持愚钝却听话的塔拉基，除掉态度强硬的阿明。8月底，克格勃驻喀布尔的代表向塔拉基明确表示，逮捕阿明是挽救苏阿关系的唯一方法。⁽⁴³⁾9月9日，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向塔拉基承诺增加军事援助，条件是要缓和阿富汗的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并进行内部改革——除掉阿明并任命一些旗帜派人士担任内阁职务。⁽⁴⁴⁾塔拉基在苏联的一再敦促下终于决心除掉阿明。

不料阿明早有准备，不仅没有被塔拉基的笨拙手段除掉，反而在9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开除了塔拉基，自任党的领袖，并且对塔拉基的支持者和其他政治敌人发起了新一轮的清洗。阿明丝毫不顾苏联的求情，于10月9日将塔拉基处死。⁽⁴⁵⁾苏联密谋铲除阿明，结果却彻底事与愿违。在政权建立初期似乎真诚地尊敬苏联领导人的阿明，现在却有了充足的理由怀疑和反对莫斯科。苏联开始疏远阿明政权，制订单独的军事行动计划。

阿明上台后面对的是更加棘手的局势，人民派政府失去了28个省中23个省的控制权，仅守卫着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的250余万人，80％的领土和近1000万人口已经被反对派控制，主要的公路和交通运输网络也被反政府力量把持。⁽⁴⁶⁾阿富汗当局自身根本无力缓解局势，而阿明政权和莫斯科之间的纽带却越来越脆弱，无奈之下，阿明只能采取铤而走险的办法来改善内外交困的局面：一边呼吁苏联接受他作为人民民主党的新领导人，一边试图与美国发展关系。显然，他没有预料到在70年代末的冷战冲突中，同时采取这两个举动将是多么的危险。⁽⁴⁷⁾

图1-3　1979年9月9日，阿富汗领导人塔拉基（中）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左）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右）。此后不到一周，塔拉基被阿明囚禁，并在一个月内死亡
图片来源：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afghanistan-russia-programs/2019-01-29/soviet-invasion-afghanistan-1979-not-trumps-terrorists-nor-zbigs-warm-water-ports。

阿明上台后积极推动与美国和周边国家的“解冻外交”。美国也热情回应了阿明的“善意”，两国间的高层往来随即频繁展开。

9月22日，万斯建议美国驻喀布尔使馆对阿明进行一次尽可能低调的“简短的、非实质性的礼节性拜访”，表明美国“同阿明一样，公开表示希望建立友好关系”。2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向国会表示，“对苏联越来越多地介入阿富汗事务感到特别不安”，尽管与阿富汗政府存在重大分歧，但“将继续向其表达希望建立正常和友好关系的愿望”。⁽⁴⁸⁾27日，美国驻阿富汗临时代办J．布鲁斯·阿姆斯图茨（J．Bruce Amstutz）在喀布尔受到阿明的热情接待。当地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阿明在会晤中再次呼吁改善美阿关系。⁽⁴⁹⁾

9月29日，美国副国务卿大卫·纽森（David Newsom）在纽约会见了阿富汗外交部部长沙阿·瓦利（Shah Wali）。双方表达了对改善双边关系的兴趣，瓦利赞同美国提出的与巴基斯坦保持良好关系的建议，但抱怨阿富汗的“逃犯”正在那里接受训练。他淡化了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并为其政府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辩护。但这次会面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成果。⁽⁵⁰⁾

10月初，美国驻阿富汗临时代办阿姆斯图茨发回国务院的电报显示，阿明积极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邀请美国政府的代表团到阿富汗访问。但是鉴于阿富汗险恶的政治环境以及阿姆斯图茨本人即将离任，他向国务院建议不要举行任何会晤。⁽⁵¹⁾

10月27日，阿明与新任美国驻阿富汗临时代办阿彻·布拉德（Archer Blood）会面，这次会面长达四十分钟而且气氛更加友好。阿明同样强调了阿富汗政府外交上的独立性与坚定的不结盟立场，希望改善美阿关系，并表示出对美国援助的强烈兴趣。同时，阿明表示对2月的杜布斯大使遇刺事件的遗憾，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多误解，表现出承认阿方责任的倾向，并承诺保证阿富汗境内美国人的安全。但布拉德认为阿明并不期待美阿关系在短时间有实质性的改善，比如恢复援助，因此，向国务院建议阿美双方减少敌意、避免对抗性行动是适当的选择。这次会面止步于“礼貌但有限”的关系，仍未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⁵²⁾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次“四十分钟独处”却向苏联敲响了警钟。苏联档案显示，莫斯科越来越怀疑阿明是一个潜在的叛徒，认为他正计划“改变阿富汗的政治路线，迎合华盛顿”。当时的克格勃首领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一直监视着阿明的这些幕后活动，阿明与布拉德的秘密接触被视为将在政治上转向西方、投入美国怀抱。这些判断导致莫斯科在是否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预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四十分钟独处”事件之前的军事援助中，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多次拒绝阿富汗提出的扩大军事支持（包括派驻军队）的要求，赫拉特危机之后，政治局会议正式对派出苏联军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与详细辩论，结论依然是反对出兵。莫斯科主要决策者都对出兵的严重后果了然于心，后来主导了入侵阿富汗决定的安德罗波夫在当时的表态是，“出兵阿富汗意味着向阿富汗人民发动战争，意味着摧毁阿富汗人民。我们会被人看作侵略者，因此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⁵³⁾对此，勃列日涅夫也深以为然。然而，在阿明执意杀害了塔拉基并向美国伸出橄榄枝，短时间内频繁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之后，莫斯科的不安与疑虑迅速增长，担心阿明步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Sadat）的后尘，后者在1972年驱逐了数千名苏联顾问，倒向西方，埃及成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受援国。⁽⁵⁴⁾11月，阿明甚至拒绝了苏联对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当时一些观察家根据这些现象预测阿明将会成为“亚洲的铁托”。

苏联的出兵决策固然是对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但这种对意识形态层面潜在危险的认知无疑发挥了最为直接和极其重要的作用。阿明接二连三地忤逆苏联意志、触碰苏联的底线，使莫斯科的态度由焦虑不安转向恼火愤怒，阿富汗国内即将失控的形势更增添了紧张气氛。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克里姆林宫坚信，一旦一个国家转向了共产主义，就要下决心把它留在“革命”阵营中。到11月底，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iy Ustinov）认为，唯有除掉阿明以及出兵干涉才能挽救乱局，保卫阿富汗革命的成果。12月初，乌斯季诺夫认为单纯依靠已经驻守在喀布尔的特种部队已无法维持局面，他不顾高级军官们的反对，坚持主张派遣7.5万名士兵到阿富汗。

12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总书记办公室的核心会议上，核心小组⁽⁵⁵⁾说服勃列日涅夫同意了这一计划，并指出阿富汗的失控会加剧苏联南部边境的危险形势，美国可能在阿富汗部署短程导弹，以实现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的战略目标；在中情局的支持下，巴基斯坦可能会吞并阿富汗部分地区，进而威胁苏联南部加盟共和国的稳定。12月12日，经勃列日涅夫同意，核心小组向政治局提交并通过了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书写的出兵决议，即“关于‘A’的形势”的备忘录（A即阿富汗，Afghanistan）。⁽⁵⁶⁾决议同意核心小组提出的看法和措施，出兵阿富汗。

12月24日，乌斯季诺夫签署了正式的出兵命令：“鉴于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阿富汗政府最近一次的呼吁被予以积极的回应。决定派遣驻扎在我国南方地区的部分苏联部队进驻阿富汗，给予友好的阿富汗人民国际主义援助，并创造有利条件防止可能来自外部的反对阿富汗的活动……”26日，勃列日涅夫再次确认了这一政策，一个影响苏联命运和冷战格局走向的决定就此成型。正如出兵令中所宣称的高尚动机那样，此时以及之后的十年间，苏联的政治家们都在不断重申：这不是侵略，而是应喀布尔政府的邀请，向阿富汗人民提供援助。

从1979年11月底开始，苏联不断增加在阿富汗和苏阿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12月下旬，零星的苏军部队逐渐开拔前往塔吉克斯坦，一支8万多人的队伍就此集结起来作为进入阿富汗的主力，即第40军。指挥这支军队的正是曾在十一年前挥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结束了“布拉格之春”的帕夫洛夫斯基（Ivan Pavlovsky）。在寒冷的平安夜，一支空降兵部队在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着陆，军队悄无声息地进入首都，军事要塞与政府机关都被占领。12月27日，第40军的工程兵先遣队在阿姆河（Amudarya River）上搭设的浮桥终于完工，与坦克和装甲车一起，苏军的大部队正式踏上了阿富汗的领土。他们脚下稳固的通衢大道，正是20年前苏联赠予阿富汗的礼物。⁽⁵⁷⁾27日夜，阿明死于苏军突击队的枪下。28日，当阿富汗人清晨醒来时，他们已经隶属于另一个政权，喀布尔被苏军完全占领。直到新总统卡尔迈勒在广播中谴责阿明是“法西斯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时候，阿富汗人民才逐渐明白，阿富汗又一次换了天地。卡尔迈勒迅速宣布成立新政府，并发表了一系列和解声明，展示了温和的形象，宣布了革命进入又一个“新阶段”。⁽⁵⁸⁾

勃列日涅夫本人似乎真诚地认为这场干涉将会是一次“有限的行动”，而且“将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行动的主要目标是除掉阿明领导集团，扶植更称心如意的代理人上台。莫斯科希望目标实现后，这个共产主义邻国会焕然一新，随着“真正的共产党员”逐渐掌控局面，苏联就立即功成身退，勃列日涅夫甚至甘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国际代价。然而，阿富汗的共产主义者未能重塑其国内外政策以结成任何类型的稳定联盟，而其面对的敌人伊斯兰主义者是一支更强大、更受欢迎的革命力量，这注定了它不可能赢得内战。文安立指出，苏联干涉阿富汗行动的基本政策的失败在于，当一个政权显然不可能依靠自己生存下去时，它还误以为外国的力量足以保证其存活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⁵⁹⁾其另一个严重误判则在于极大地低估了美国反应的强烈程度，忽视了在冷战的敌对氛围中各国紧绷的敏感神经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安全困境。

图1-4　契尔年科书写的出兵决议“On the Situation in ‘A’”
图片来源：https://nsarchive2.gwu.edu//dc.html?doc=5696258-Document-6-On-the-Situation-in-A-December-12-1979。

(1)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著：《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 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3) ［美］塔米姆·安萨利著：《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8—164页。

(4) Policy Review: A U．S．Strategy for the '70s，6/26/71，DNSA．

(5)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09页。

(6) 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387页。

(7) ［美］塔米姆·安萨利著：《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1—188页。

(8) 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其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中东地区的反殖民统治运动。早期的伊斯兰领袖寻求建立一个现代的、通常是泛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基本理念和结构必须以神圣先知的教导为基础。为此，他们设想了一种类似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状态：回归宗教的原初理念并将宗教法典作为立国之本。政治伊斯兰把正义作为其教义的核心理念加以强调，宣称如果不能重新建立起一个正义的帝国，以一个新的哈里发国家取代被西方帝国主义摧毁的一切，那穆斯林就不可能寻找到他们回归真主的道路。参见［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96页。

(9) ［美］塔米姆·安萨利著：《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7—188页。

(10) 姚大学、闫伟：《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及特征》，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6期。

(11) 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12) Meeting with President Daoud，July 22，7/23/73，DNSA．

(13) Meeting with Daoud's Brother Naim，7/20/73，DNSA．

(14) Memorandum，Harold H．Saunders and Henry A．Appelbaum，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to Dr．Kissinger，“Coup in Afghanistan，” 17 July 1973，Secret，p．2，Source: NSCF，box 591，Afghanistan Vol Ⅰ，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59/zahir15.pdf．访问时间：2018年6月30日。

(15) Review of U．S．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4/10/74，DNSA．

(16) Afghan External Relations: A 1974 Assessment，2/5/75，DNSA．

(17) Abdul Samad Ghaus，The Fall of Afghanistan，Washington，D．C．: Pergammon-Brassey's，1988，pp．171-174．

(18) Afghanistan in 1977: An External Assessment，1/30/78，DNSA．

(19) Afghan Internal Affairs: A 1974 Assessment，2/6/75，DNSA．

(20)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09—311页。

(21) The Coup in Afghanistan，4/27/78，DNSA．

(22) “The KGB in Afghanistan”，by Vasili Mitrokhin，Wilson Center Working Paper No．40，pp．25-27．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the-kgb-afghanistan．访问时间：2018年7月4日。

(2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4．

(24) 姚大学、闫伟：《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及特征》，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6期。

(25) ［美］塔米姆·安萨利著：《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1页。

(26) ［美］塔米姆·安萨利著：《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4—200页。

(2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3．

(28) Robert D．Kaplan，Soldiers of God: With Islamic Warrior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New York: Vintage Departures，2001，p．115．

(29) Robert Dreyfuss，Devil's Game: How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nleash Fundamentalist，New York，NY: Metropolitan Books，2005，pp．260-263．

(30) Ashraf Ghani at Carnegie Conference，6/9/89，DNSA．

(31) Larry P．Goodson，Afghanistan's Endless War: State Failure，Regional Politics，and the Rise of the Taliban，Washington D．C．：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pp．56-57．

(32) New York Times，May 2，1979，DNSA．

(33) 白沙瓦位于开伯尔山口的巴基斯坦一侧，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反对喀布尔政权的阿富汗人最重要的避难所。——著者按

(34) 七党联盟具体成员为：1．纳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Islamic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f Afghanistan）；2．穆贾迪迪领导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Afghanist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3．盖拉尼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 of Afghanistan）；4．拉巴尼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Islamic Society of Afghanistan）；5．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Islamic Party）；6．哈列斯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Islamic Party）；7．萨亚夫领导的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Islamic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Afghanistan）。——著者按

(3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6．

(36) Anthony Arnold，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in Perspective，Hoover Press，1985，p．79．

(37) J．Bruce Amstutz，Afghanista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Soviet Occupation， Diane Publishing，1994，p．44．

(38) Jagmohan Meher，America's Afghanistan War: The Success that Failed，Kalpaz Publications，2004，p．64．

(39) “Recommendation for U．S．Response to Killing of Ambassador Dubs”，February 22，1979，DNSA．

(40) 从1979年杜布斯大使遇刺直到2001年美国阿富汗战争的二十多年间，美国一直没有再向阿富汗派驻正式的外交大使，而是由临时代办（Chargé d'affaires）领导大使馆的骨干人员处理外交事务。

(4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68．

(42) J．Bruce Amstutz，Afghanista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Soviet Occupation，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1986，p．41．

(43)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21页。

(44) “The KGB in Afghanistan”，by Vasili Mitrokhin，Working Paper No．40．Washington D．C．: Wilson Center，p．51．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the-kgb-afghanistan．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0日。

(4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63．

(46) ［俄］A．利亚霍夫斯基著：《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47)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16—323页。

(48) Chargé's Proposed Call on President Amin，9/22/79，DNSA．

(49) Implications that DRA Seeks Better Relations with USG: A Commentary，10/1/79，DNSA．

(5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68．

(51) AmEmbassy Kabul Cable 7502 to SecState，October 15，1979，“President Amin's Desire for Better Relations”，by Bruce Amstutz，https://nsarchive2.gwu.edu//dc.html?doc=5696253-Document-1-AmEmbassy-Kabul-cable-7502-to．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0日。

(5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78．

(53) 转引自［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8、299页。

(54) 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afghanistan-russia-programs/2019-01-29/soviet-invasion-afghanistan-1979-not-trumps-terrorists-nor-zbigs-warm-water-ports．访问时间：2019年2月1日。

(55) 由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以及“顺从的”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组成。

(56) https://nsarchive2.gwu.edu//dc.html?doc=5696258-Document-6-On-the-Situation-in-A-December-12-1979．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0日。

(57) ［美］塔米姆·安萨利著：《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7页。

(5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5．

(59)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35页。

四月革命在改变阿富汗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开启了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转变进程。在此之前，美国在阿富汗只追求有限利益，并默许了它对苏联的依赖；在此之后，经过多次的判断和复杂的评估，美国逐渐开始认为阿富汗受到了苏联的“过度”影响，并决意通过隐蔽行动在阿富汗对抗苏联。在政策转变的缓慢过程中，盟友的压力、地区格局的变化、大国对自身利益和信誉的维护等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曾谈论近东地区的所谓“帝国大棋局”，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这场棋局中争来夺去，而阿富汗因为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两个帝国必争的赌注。一百多年后的1979年，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似乎认为，为了这个赌注已经值得重开一盘棋局了。⁽¹⁾

在美国看来，苏联对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越来越多的承诺、干预，直至最终做出出兵决策，讽刺地表明了苏联在阿富汗地区的黔驴技穷——由于无法通过政治手段达到目的，只能选择下策，出动军事力量。这一过程令许多美国人感到似曾相识，不禁联想起几年前他们在越南的经历：意在阻止共产党向东南亚扩张的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深陷泥潭，旷日持久的战争深深割裂了美国社会，带来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那么，能否将这种惨痛经历复制到竞争对手身上呢？在华盛顿的一些观察家看来，阿富汗似乎要成为克里姆林宫棋盘上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等国之外的另一颗棋子，但有所不同的是，这颗棋子也可以为美国所用。

一、初步判断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的几年中，尽管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美苏关系向着无法挽回的趋势发展，但美苏仍惨淡经营着濒临破产的“缓和”战略，试图小心翼翼地将冲突控制在第三世界范围内，以保证中心地带的绝对和平与安全。不料，随着革命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风起云涌，形势愈发难以掌控，第三世界的冷战对抗达到高潮。在中东、智利、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等地，美苏的对峙变得更加强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尼亚拉瓜和南也门的胜利接连给美国敲响警钟。

1977年，卡特在充满变数的环境中带着并不丰富的外交经验登上权力舞台，一同登场的还有他相互抵牾的外交顾问们——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²⁾。新总统希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致力于实施一种更具道德感的外交政策，对于把秘密行动作为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深感疑虑，希望用美国意识形态原则与共产主义及其他形式的威权主义政府做斗争；⁽³⁾通过“人权外交”，在意识形态方面战胜苏联，扩大苏联东欧各国内部矛盾，促其内部发生变化，最终纳入美国的“世界秩序”之中。⁽⁴⁾然而，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受局势所迫，“卡特主义”出台，“缓和”战略最终在卡特任内终结，并由他开启了一场美国历史上为期最长、规模最大的隐蔽行动，即贯穿了冷战最后十多年的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

美苏在阿富汗开始竞赛的时候，阿富汗名副其实地处于两大阵营的交锋前沿，北部苏联和东部中国是东方阵营，南部巴基斯坦和西部伊朗是西方阵营。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在中苏交恶后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于1979年年初与美国建交；巴基斯坦在1977年建立起了伊斯兰化的军人独裁政权；伊朗土地上伊斯兰运动正风起云涌；只有苏联政治环境基本保持稳定。

四月革命前后，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阿富汗国内各种势力的力量变化以及潜在的政治风险，因此，这一变革并没有引起卡特政府的过度不安。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阿富汗政治局势的变化有比较充分的掌握和预估；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未找到苏联干预政变的确凿证据。政变前几天，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刚刚对阿富汗的政治生态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分析，认为达乌德之后的继任者问题将非常棘手。虽然报告最终的结论是达乌德的继任者很可能从政治上的“中间派”团体中脱颖而出，但对左派继承的可能性也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尽管人数不多，人民派大概仍是阿富汗组织最完善、经验最丰富的政治力量。“达乌德的继任者问题，如果不能迅速地由中间派——军事或文职——领导的话，将会走向一个左派的力量可以发挥强有力作用的局势。”⁽⁵⁾

尽管有充分的预估，但在1978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对阿富汗政变的初步评估中，并没有十分确定这是左派发动的政变。报告指出，政变策划仓促，领导政变的军官大部分看起来很年轻，像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主要动机是推翻长达150年的穆罕默德家族统治，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参与了政变。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美国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担心，劝其不要贸然行事，因为对他们而言，阿富汗革命对区域安全的影响显而易见。其次要密切关注苏阿边界地区，追踪苏联军队调动的迹象。⁽⁶⁾4月30日，在明确了政权的共产主义性质之后，驻喀布尔的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对阿富汗共产党如此公开地掌握全部权力感到惊讶，因为阿富汗社会中大多数虔诚的传统主义者似乎很难接受相对而言力量十分微小的共产主义精英的领导。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政权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其党派自身力量的壮大和治理国家能力的提升。新政府最初标榜中立态度的声明，特别是其中对伊斯兰教信仰和民族独立的支持，清楚地表明新领导人意识到了与大多数民众的仇外心理和深厚的宗教情结背道而驰的风险。一些观察家认为，阿富汗的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与莫斯科有着长期的联系，新政府可能会采取一种至少保留一些对西方开放的政策。⁽⁷⁾在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最初传递回国的信息中，享有“阿富汗高尔基”之美誉的新领袖塔拉基被描述为“一个剃光了头，体格魁梧的男人，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丑陋”。⁽⁸⁾

二、隐蔽行动的兴衰

四月革命后的第六天，即1978年5月3日，国安会官员托马斯·桑顿（Thomas Thornton）主持召开了特别协调委员会（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SCC）阿富汗问题工作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家情报官大卫·布利（David Blee）、副助理国务卿彼得·兰德（Peter Lande）以及国防部的工作人员。

会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主题：一、外交承认。对于万斯积极主张的对阿富汗外交承认的立场，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认为应该重视伊朗因素，如果伊朗反对，应延迟外交承认。二、隐蔽行动。此时美国政府总体上对于隐蔽行动没有太大的热情，特别是中情局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布利预测由于经济状况恶化，阿富汗最疲软的时期将在6至12个月内到来。但桑顿认为有必要继续研究在短期内采取隐蔽行动的可能性。三、总体态度。会议也达成了一些共识：1．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权对美国来说是个坏消息，但不应主动与其断绝关系；2．除了有生命危险的中情局情报站站长（Station Chief）之外，时任驻阿大使小西奥多·艾略特（Theodore L．Eliot，Jr．）提出的尽快撤离驻喀布尔有关人员的建议并无必要；3．第一步的公开活动应该首先由阿富汗新政府做出；4．驳回和平队基于新形势所做出的增加其在阿富汗的存在的请求。

会议还做出了以下指示：1．如果伊朗愿意迅速承认阿富汗新政府，美国将与其保持步调一致。2．在对阿富汗新政权的态度问题上，国务院要确保所有相关机构得到适当的指导，尤其是美国新闻署（USIA）。3．国务院应与联邦德国和中国等国家进行更加积极的外交接触。4．中情局负责研究苏阿关系前景、成功发动隐蔽行动的前景以及黑色宣传⁽⁹⁾的效用，并起草一份指标清单供参考，以便对该政权进行定位。5．国防部确保与在美国的阿富汗军事受训人员进行接触，不鼓励叛逃，但要关心其福利待遇问题。6．情报部门调整在阿富汗的重点情报目标清单，特别关注军队中发生政变可能性的情报。⁽¹⁰⁾

这次会议没有涉及经济事宜，但显然经济援助是阿富汗新政权非常关心的问题。5月6日，在塔拉基与艾略特大使的首次会谈中，塔拉基表示双边关系的气氛将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向他的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他将同时请求美国和苏联提供新的援助。卡特最终听取了万斯按照常规进行外交承认的主张，表示应该与阿富汗建立良好关系，但是在经济援助方面应该谨慎行事。⁽¹¹⁾万斯在回忆时写道：如果终止给予阿富汗政权援助或者干脆拒绝承认它，几乎可以肯定，只会削弱美国在喀布尔的地位。然而，不仅是美国，其他西方大国和国际组织也对阿富汗经济援助所面临的挑战表现出普遍的担忧。因为新政府没有采取同步的行动和调整策略来应对新的变化，而且新政府官员缺乏管理援助项目所需的经验和可靠性。⁽¹²⁾经过讨论，美国决定：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喀布尔的行动正常进行，正在处理中的阿富汗毒品问题交由联合国牵头，目前已实施的援助项目继续进行，但任何新项目都将在国务院的指导下进行逐案审查。

中情局在SCC会议中表现出的对隐蔽行动的消极态度令桑顿感到担忧，而各部门之间显而易见的分歧又难免带给他几分沮丧。在给布热津斯基的会议备忘录中，桑顿把这次SCC会议描述为一次“失败的”会议。那么，为什么隐蔽行动会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为什么此时华盛顿对隐蔽行动普遍态度消极呢？这要从隐蔽行动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中寻找答案。

隐蔽行动是冷战时期美国官方提出和使用的一个新概念，指美国政府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在国外实施的秘密活动，即在掩盖自己作用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影响他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活动。⁽¹³⁾

冷战期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军事对抗、外交折冲（经济制裁手段可归于外交折冲）和隐蔽行动。在这三种形式中，军事对抗、军事干涉极易引发战争，造成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在核时代，其后果不堪设想。外交手段则又过于柔弱，在两极格局尖锐对立的状态下，通过外交对话、谈判、提出抗议、实施制裁、居中斡旋等公开外交很难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隐蔽行动就为美国实现其政策目标提供了“第三种选择”，不仅可以给实施对象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困难，而且比公开的外交活动更容易实现目标，万一败露，也可巧言脱身，不致引发军事冲突。因此，冷战期间美国大量运用隐蔽行动，把它作为实现遏制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¹⁴⁾美国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分裂苏联东欧集团。杜鲁门政府首次制定并运用了隐蔽行动政策，其后各届政府都继承并修正了这一战略。

杜鲁门对开展“心理战”的关注促使新成立的国安会在1947年12月的NSC4-A文件中授权在和平时期开展隐蔽行动。其中规定中情局局长负责心理战，同时确立了隐蔽行动完全由行政部门执行的原则。中情局控制着部分可以灵活使用的资金，以保证华盛顿被曝光的风险降至最低。1948年6月18日，NSC10/2文件取代了NSC4-A，新文件规定除了心理战，隐蔽行动也由中情局负责，并将隐蔽行动定义为“美国政府实施或支持的反对敌对国家或集团、支持友好国家或集团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的计划和执行要避免体现美国政府的责任，如果暴露，美国政府可以巧言脱身”。新文件中所列举的隐蔽活动类型包括：宣传；经济战；预防性直接行动，包括破坏、拆除和撤离措施；颠覆敌对国家，包括援助地下抵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组织，以及支持“自由世界”中受威胁国家的反共分子。1948年9月1日，中情局成立政策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负责组织和管理隐蔽行动。1951年10月的NSC10/5号文件重申了秘密行动授权，并扩大了中情局在游击战方面的权力。杜鲁门政府发起的隐蔽行动战略主要针对苏联、东欧、希腊、意大利、伊朗、朝鲜、中国西藏、阿尔巴尼亚等地。随着杜鲁门任期的结束，中情局在隐蔽行动领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都达到了顶峰。

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隐蔽行动主要针对危地马拉、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刚果、老挝等国。作为冷战期间最重视隐蔽行动战略的总统之一，艾森豪威尔执政八年间制定了许多隐蔽行动政策文件，进一步稳固和发展了这一战略。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缩小中情局的活动范围。3月15日的NSC5412号决议重申了中情局在海外进行秘密行动的责任。中情局局长负责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指定代表进行协调，以确保秘密行动的规划和实施符合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被指定为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之间协调支持秘密行动的常规渠道。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总统的代表们应事先得到中情局根据这一政策发起的重大秘密行动方案的通知，并对这些方案给予政策批准，以确保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之间的支助和协调。1955年3月的NSC 5412/1号文件将“行动协调委员会”升级为更高级别的“规划协调小组”（Planning Coordination Group）。1955年年底，NSC5412/2号文件任命国务卿代表（助理国务卿级别）、国防部长代表和总统代表负责协调秘密行动。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时，这个群体被称为“NSC5412/2特别小组”或简称“特别小组”，成为审查和批准中情局发起的秘密行动方案的执行机构。

肯尼迪总统非常热衷于隐蔽行动战略，经常亲自参加会议，直接领导隐蔽行动计划的审查和批准，他在任期间批准的各项隐蔽行动计划多达550项，实施对象包括古巴、智利、巴西、圭亚那、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越南、老挝、刚果等国。1961年4月猪湾事件失败后，肯尼迪要求审查美国的准军事行动能力，并加强高层对秘密行动的指挥。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领导，包括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内的“特别小组”（Special Group），承担了规划和审查隐蔽行动的更大责任。1963年，特别小组制定了非正式的提交审查的标准，包括行动的风险、成功的可能性、暴露的可能性、政治敏感性和行动成本（中情局采用了25000美元的门槛），以确定隐蔽行动项目是否应该向特别小组提交。1962年1月，肯尼迪签署第124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 No．124），成立“反叛乱特别小组”（Special Group Counter-Insurgency），目的是协调NSC5412/2号文件机制之外的反叛乱活动，其任务限于制定旨在防止和抵制在友好国家发生颠覆性叛乱和其他形式的间接侵略的政策。⁽¹⁵⁾

约翰逊总统基本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隐蔽行动战略，一方面继续推进肯尼迪时期发起的各项隐蔽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又在玻利维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加纳等国开展隐蔽行动。1964年6月，第30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 No．303）将“NSC5412/2特别小组”改为“303委员会”（303 Committee），但没有改变其组成、职能或职责。

对隐蔽行动有效性的评判是各届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1969年10月，尼克松要求303委员会对由该委员会批准的所有隐蔽行动进行年度审查，并自动终止12个月后仍未经审查的所有行动。由于303委员会被媒体曝光，1970年2月的第40号“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NSDM No．40）取代了NSC 5412/2号文件，并将隐蔽行动审查小组更名为“40委员会”（40 Committee），委员会成员中增加了司法部部长。1976年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的报告显示，40委员会只审议了25％的中情局单独隐蔽行动项目，其注意力集中于为所有隐蔽行动提供广泛政策指导的重大项目上。1972年“水门事件”后，国会加强了对隐蔽行动的监督，总统权力受到制约。因此，总体上尼克松时期的隐蔽行动相对较少。⁽¹⁶⁾

70年代初期，随着一系列有关情报活动的报道见诸报端，涉及暗杀外国领导人和颠覆政权的隐蔽行动被首次公开。隐蔽行动的合法性和道德性遭到大量质疑，美国官方不得不对隐蔽行动进行调查和整改。1974年12月，国会批准了《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的修正案《休斯—瑞安修正案》（Hughes-Ryan Amendment），使隐蔽行动的审批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该修正案要求每项隐蔽行动都要得到总统的明确批准，并增强了国会对中情局的监督和控制。其中规定只有在总统裁决（Presidential Finding）并告知国会拟议的隐蔽行动计划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后，中情局才被授权将拨款用于开展隐蔽行动。

接着被称为“情报年”的1975年到来。1月，美国参议院设立情报活动政府行为特别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即丘奇委员会，由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担任主席。负责调查中情局、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国税局（IRS）的滥用职权行为。2月，众议院也相应成立了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United States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一同进行调查，后由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奥蒂斯G．派克（Otis G．Pike）担任主席，也称派克委员会。

丘奇和派克两个委员会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回顾并审查了自1940年以来所有的秘密行动记录。根据其调查结果和建议，1976年5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立，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永久特别情报委员会。1977年7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立。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是国会监督政府情报活动、接受总统的隐蔽行动裁决、对隐蔽行动进行调查听证的常设专门机构，为国会对隐蔽行动的监督提供了工具和制度保障。丘奇和派克委员会的调查还促成1978年《外国情报监督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的通过，对国内的情报收集进行控制，并由国会对敏感的情报行为进行完全的监督。

在国会对中情局的活动进行重大调查之后，1976年2月，福特总统发布了第11905号行政命令，用行动顾问小组（Operations Advisory Group，OAG）取代了40委员会，负责隐蔽行动的计划和执行。行动顾问小组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情局局长组成。该行政命令还禁止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参与政治暗杀和国内情报活动。福特政府时期的隐蔽行动有所减缓，最主要的活动是对安哥拉的准军事行动。

卡特总统上台时，受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情报调查等因素的影响，隐蔽行动和中情局的发展正处于低谷期。卡特崇尚民主自由价值观，并不热衷于隐蔽行动，在其任期内，隐蔽行动在实践上和制度上都发生了很多改变。他发起了对苏联、波兰、阿富汗、牙买加、也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国的隐蔽行动，其中很多在里根时期得到延续和扩大，为里根在第三世界的“推回政策”（Rollback）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卡特精简机构的主张，布热津斯基将国安会的部门由之前的七个缩减至两个，即政策审查委员会（Policy Review Committee，PRC）和特别协调委员会（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SCC），分别由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领导。SCC负责行使之前福特行动顾问小组OAG的职能，基本沿用了其成员构成与审议程序。除了管理敏感情报和隐蔽行动之外，SCC还负责危机时期的决策制定以及军备控制政策等问题。司法部部长和管理预算办公室主任作为观察员参加委员会。后来又更进一步将管控隐蔽行动和敏感监视活动的SCC命名为“情报SCC”（SCC Intelligence，或SCC-I）。1978年1月24日的12036号行政命令取代了福特11905号命令及其修正案，再次重申了SCC对OAG的替代，并将司法部部长和管理预算办公室主任升级为SCC的正式成员。紧接着SCC-I中成立了一个低一级别的组织：“特别活动工作组”（Special Activities Working Group，SAWG），负责研究和审查隐蔽行动计划和其他敏感情报并向SCC-I报告，SAWG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大卫·亚伦（David Aaron）担任主席，在卡特政府早期的隐蔽行动审查中一直很活跃，直到1978年中期，国安会官员试图降级或取消SAWG，需要行使其职能时仅用临时工作组替代。1979年年底，隐蔽行动的审查、开展和指导工作由国安会亚伦领导的一个跨部门工作组负责，以下这些名称均是指这个工作组：副手小组（Deputies Group）、亚伦小组、跨部门小组、黑色会议室（Black Chamber）和黑色房间（Black Room）。

卡特政府使用了两种新的总统文件类型——“展望”（Perspectives）和“通知备忘录”（Memorandum of Notification，MON）——来指导隐蔽行动的开展。MON针对高风险、高成本和特殊地理条件的隐蔽行动。“展望”文件则针对“世界性”和“普遍性”的隐蔽行动，即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开展低风险的行动，以实现广泛的政策目标。这些行动利用现有资源以及与外国情报或安全部门的现有联系，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协助外国情报伙伴或美国政府的其他机构而进行例行培训或采购。“展望”为这些普遍的、世界性的隐蔽活动提供了更具体的指导，详细说明了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应强调的主题。“展望”由中情局起草并由国务院批准，这样中情局可以审查隐蔽行动项目的可行性和风险，而国务院可以评估外交风险并确认该项目是否符合总体外交政策目标。在最初阶段，“展望”不需要与OAG、SCC和总统进行更多的协调，经中情局和国务院商定后，该文件就转交实地操作，并要求有关人员定期反馈。从1978年开始，“世界性”的隐蔽行动作为特定项目由总统授权，“展望”被用来提供补充细节。

1979年11月，卡特总统秘密营救伊朗人质的行动失败，由于事先没有向国会告知营救计划，引起国会的强烈不满。1980年10月，《1980年情报监督法》（Intelligence Oversight Act of 1980）进一步完善了《休斯—瑞安修正案》。首先，新法案减少了总统隐蔽行动裁决的通报部门，由之前的八个不同的国会委员会缩减至参众两院的两个情报委员会，以降低泄密风险。在关系美国重大利益的特殊情况下，总统甚至可以只向“八人帮”（Gang of Eight）⁽¹⁷⁾进行通报。其次，如果总统事先无法通告对隐蔽行动的裁决，事后必须“及时”通知两个情报委员会，并通过“展望”文件解释未提前通报的原因。与“展望”文件一样，MON也必须在中情局和国务院之间进行协调，但它还需要在SAWG或SCC内部进行更广泛的跨部门协调。MON后来被用于指导所有类型的隐蔽行动。⁽¹⁸⁾再次，新法案将通报内容扩展到中情局、美国卷入情报活动的所有部门和机构，以及其他实体所从事的所有情报活动，还包括所有预期采取的重要情报活动。新法案既给予了隐蔽行动足够的灵活性，又赋予国会对所有隐蔽行动法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行政部门惯用的“国家安全”借口黯然失色，国会从此真正成为隐蔽行动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从美国隐蔽行动政策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在越战综合征和水门事件的阴影下，隐蔽行动势头大大减缓，并在福特政府到卡特政府前期陷入低谷。与此同时，作为隐蔽行动执行机构的中情局也迎来了困难时期。在媒体的不断揭露下和国会的不断调查中，中情局不仅在民众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在政界也遭到孤立与冷落。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自身难保，对中情局避之唯恐不及。受执政环境和个人观念影响，福特也不愿与中情局“同流合污”。卡特更是在竞选时就以反中情局著称，甚至将之称为国家的耻辱，公开表示他深受其大多数活动的困扰。⁽¹⁹⁾不仅如此，卡特班底中的很多重要成员也都对中情局心存怀疑和厌恶，副总统蒙代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伦、布热津斯基的助手里克·因德弗斯（Rick Inderfurth）以及国安会其他很多成员都曾在丘奇委员会工作，参与过对隐蔽行动和中情局的调查。

失宠的中情局不仅面临经费的大幅缩减，还面临人员的裁减，仅1973年就裁减了2000多人，1977年卡特又将从事包括操纵各种选举在内的隐蔽行动人员从1200多人减至400人。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建立政权的1978年，中情局每年用于隐蔽行动的预算比例跌至不足5％的最低点。⁽²⁰⁾在国会和舆论的持续压力下，卡特总统执政早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情局和隐蔽行动的监管，政府上下对隐蔽行动的热情普遍低下，这种气氛一直到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才真正得到扭转。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78年5月3日的SCC会议上，隐蔽行动会成为重要议题，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此时美国政府普遍对在阿富汗实施隐蔽行动没有太大热情，中情局的积极性尤其低下。当然，除了受整体的政治环境和气氛的影响外，从客观条件看，当时也的确不具备实施隐蔽行动的“地利”与“人和”。5月22日，布热津斯基给卡特的备忘录中指出，由于缺乏有利资源和地区政治环境的支持，阿富汗的情报收集工作相当困难，对阿富汗政权采取秘密行动并不现实，与在美国受训的阿富汗军事人员所接触的程度也远未达到可以真正采取行动的水平。总之，此时缺乏开展隐蔽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保持与阿富汗相关人员的联络渠道畅通、保证阿富汗的情报的重要性与准确性非常必要。⁽²¹⁾

三、“防止苏联的过度影响”

尽管隐蔽行动处于低谷期以及操作层面不利因素的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美国的政策，但在阿富汗问题上，主导美国决策的根本因素还在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半年多的政策探索，综合考量了总体战略目标、地区战略格局等不同层面的因素之后，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目标从防止苏联的过度影响逐渐转向对抗苏联。

卡特政府上台后继续沿着缓和战略的轨道前进，但做出了一些具体调整，他抛弃了前任政府权力现实主义的大国均势战略，代之以理想主义的“新世界秩序战略”。人权外交在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以建立人道、民主、和平的世界新秩序为目标。卡特认为，在后越战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摆脱冷战思维。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和推进人权应该在外交政策中占据比“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更为优先的位置，不能再惯用反苏的棱镜观察一切国际事务。与其通过在第三世界同苏联争夺霸权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不如从源头上采取措施，主动改善与第三世界的紧张关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减少冲突和敌对，从而使苏联没有可乘之机。

在新世界秩序战略的总体规划中，关于对阿富汗的政策，卡特政府最初沿袭旧例，基本没有做出调整。从二战后直到1978年年初，美国一直将阿富汗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不结盟国家，对阿富汗政策一以贯之的核心是：“防止苏联的过度影响”。美国认为受制于阿富汗政府的软弱无力和阿富汗的地缘位置，美国在阿富汗的直接利益是“有限的”。虽然阿富汗一直标榜不结盟的中立政策，但美国非常清楚并默许了它对苏联的依赖。阿富汗与苏联之间有漫长的国境线相接，长期接受着苏联势力不计代价的深耕厚植。而美国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有中央条约组织作为战略依托，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连成一线，成为一道遏制苏联的屏障。伊朗和巴基斯坦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盟友，他们帮助美国阻止苏联向西亚、南亚扩张势力范围；争夺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依托地缘优势建立军事情报基地，窥探和监测苏联南部地区。因此，尽管冷战开始后美国加强了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但仍然无意将阿富汗从苏联势力范围中拉拢过来。

整个70年代，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是“维护阿富汗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可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限制苏联影响力的扩张；改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阿富汗与苏联的适度亲近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实际利益，所以美国“不会也不应该在任何方面承诺保护阿富汗”。然而，尽管“食之无味”，也不能完全弃之不顾，因为阿富汗周边的波斯湾以及印度洋的海岸和港口直接影响美国利益，阿富汗与伊朗、巴基斯坦、中国和苏联接壤的战略地位意味着“美国在帮助该地区发展合理稳定、政治上顺应民意和经济上可行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大背景下，阿富汗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美国在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盆地的战略利益……必须考虑到阿富汗问题”。⁽²²⁾因此，美国对阿富汗政策始终服从于保持与伊朗和巴基斯坦稳定友好关系的前提之下。对苏联在阿富汗目标的评估以及维持南亚—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平衡成为影响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两个主要因素。⁽²³⁾

四月革命之后，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判断阿富汗是否受到了苏联的“过度”影响。最初阶段，美国高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亲密的，尽管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后双方关系势必会呈现更加亲密的发展趋势，但喀布尔亲苏政权的持久性，特别是短期内的持久性，将主要取决于阿富汗的本土因素，而不是苏联的影响力。甚至是政见多有不合的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这一问题上也达成了基本共识。万斯指出：对于苏联人是否策划或参与了政变，仍然值得怀疑。并且还有理由认为，塔拉基强烈的阿富汗民族主义情绪——阿明的民族主义倾向甚至更为强烈——有可能使阿富汗不至于沦为苏联的卫星国。⁽²⁴⁾布热津斯基也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观望事态的发展：“这是一场阿富汗国内的政变，没有苏联卷入其中的证据，因此美国没有理由提出抗议。新政权的性质不明确，组织松散，甚至它是否能够把握自己的权力都值得怀疑。我们只要在喀布尔有一定的影响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停止对阿富汗的援助呢？”⁽²⁵⁾

5月31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艾略特发回国务院的题为“阿富汗新政权是共产主义的吗?”的电报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其中指出“与50年代以来的阿富汗政权一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大部分经济和军事支持显然依赖苏联。自政变以来，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和影响明显增加。但总的来说，虽然阿富汗明显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但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阿富汗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苏联的卫星国，尽管这可能是其最终命运。美国的最佳战略似乎是鼓励一个独立的、真正不结盟的阿富汗”。⁽²⁶⁾

中情局也认为美阿关系应保持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冷静。并进一步做出分析：尽管阿富汗希望保留与华盛顿的一些联系，以此作为平衡与苏联关系的表象，但苏联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有限投入将阻碍两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²⁷⁾

最终，在苏联、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中国、沙特相继承认了喀布尔的新政权之后，6月2日，美国也对阿富汗新政权进行了正式承认，回应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请求，并基本保持了此前的对阿援助项目。这些友好举措目的在于消除阿富汗新领导人的疑虑与恐惧，避免将其更多地推向苏联怀抱。

自从1948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与斯大林分裂以来，铁托主义在成为苏联挥之不去的梦魇的同时，也常常作为美国的期盼与侥幸心理的化身。美国对阿富汗局势的观望态度或许还基于这样一种心理：共产主义阵营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况且阿富汗不属于苏联阵营，也不是苏联的卫星国，新生政权的立场也尚不明确，甚至其领导人不乏民族主义的言论。美国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期盼塔拉基能够成为又一个铁托，领导阿富汗成为独立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美国面临的将是截然不同的前景。事实上，美国还认为阿富汗亲苏政府上台，对苏联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会影响苏联与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甚至还会损害苏联与印度的关系。⁽²⁸⁾

然而，在阿富汗问题上，尽管美国希望静观其变，却无法摆脱地区盟友来势汹汹的求助和施压。5月9日，距离阿富汗政变才十多天，卡特就收到了齐亚的来信。齐亚指出，阿富汗左派政权的出现对巴基斯坦和区域力量平衡的影响难以估量，如果事态发展使苏联相信，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小国是可以牺牲的话，那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苏联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齐亚敦促卡特总统引起重视并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突发事件。他还提醒卡特，伊朗也面临同样严峻的形势。除非及时阻止苏联的雪崩，否则波斯湾和中东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资源可能会流失，其后果无须多言。⁽²⁹⁾而此时仍是美国重要盟友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一直将苏联视为巨大的威胁，他认为苏联试图包围伊朗，并利用他们在阿富汗的优势地位分裂巴基斯坦，从而控制巴基斯坦西南部通往印度洋的出口。阿富汗的政变更增加了他的担忧，伊朗希望能通过组织某种秘密行动反对新政府，但苦于自身能力有限，难以对喀布尔形成威胁，因此也求助于美国。实际上，美国很清楚，尽管左派掌权，但苏联与阿富汗的反共邻国间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仍然很低，德黑兰和伊斯兰堡在某种程度上是想利用这种对抗前景作为向美国寻求更多军事和政治支持的证据。⁽³⁰⁾但出于对自身大国信誉的维护，美国也不得不积极安抚其地区盟友。

然而，随着阿富汗新政府越来越依赖和倒向苏联，并推行明显共产主义性质的政策，美国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认为其切身利益，尤其是在伊朗和波斯湾地区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伊朗局势的日渐动荡又加剧了美国的担心。同时，美国发现巴基斯坦、伊朗、中国、沙特等国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即他们无法指望美国来阻止苏联的扩张。这种无形的压力和有形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促使美国无法独善其身。

在给万斯的备忘录中，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罗德·桑德斯指出，对阿富汗事件在国内、国际所产生的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国内，许多美国人会将阿富汗与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联系起来，一并视为苏联势力的扩张；在国际层面，巴基斯坦、伊朗、沙特以及该地区其他美国盟友将“把这种情况看作苏联控制下的政变”。在很多观察家看来，阿富汗从一个受苏联影响较多的民族主义国家一夕之间成为几乎要完全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南亚—中东地区战略格局平衡被打破，意味着美国与地区盟友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受到挑战，同时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将面临严重威胁。而阿富汗的反叛分子也将观察美国的态度，看其是否默许或接受共产党的掌权。因此，美国“需要重视新政权中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并设法阻止该政权像它自身希望的那样亲近苏联”。⁽³¹⁾

由此，一种积极应对的态度开始在华盛顿流行起来，认为美国应该做出协调一致的和系统性的努力，向该地区盟友强调保证其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承诺，以免鼓励苏联的冒险主义进一步向阿富汗以外扩张。这种观点首先主张美国应认真审视对该地区，尤其是中央条约组织国家的政策，以期加强它们的政治、心理和军事立场。其次，与欧洲、日本以及中国就如何应对的问题进行磋商。再次，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使其认识到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同点和利益诉求，以减少彼此间持续的相互怀疑，并且不能仅仅指望依赖美国来阻止苏联的扩张，因为苏联将会从这种沮丧和消沉的气氛中获益。总的来说，美国的策略应该是在支持地区盟友的同时与阿富汗保持关系，以期为阿富汗提供依赖苏联之外的另一个选择。⁽³²⁾

从四月革命到伊朗革命，如本书第一章所述，苏阿关系、阿富汗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同样的波谲云诡、错综复杂。对此，美国一直在观察、在揣度、在不断地试探。其实，对于当前的阿富汗究竟是否受到了苏联的“过度”影响，对于如何在支持地区盟友的同时给阿富汗保留一条后路，对于怎样做才能不纵容苏联但也不激怒苏联，美国也一直在寻找答案。因此，在最初阶段，美国对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应显得有些犹疑和踌躇，这些疑虑在之后的隐蔽行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暴露无遗。

为了安抚盟友和摸清地区形势，万斯派副国务卿纽森于1978年7月9日至22日展开地区访问，行程包括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沙特。7月13日，纽森访问阿富汗，会谈中阿富汗领导人多次强调阿富汗的独立性，表达了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并希望美国继续提供经济援助。纽森明确表示美国对阿富汗新政府的政策有许多疑问，他访问的目的在于获得阿富汗政府的直接意见，并判断是否存在妨碍美阿发展良好关系的因素。美方希望阿富汗政府真正实行不结盟政策，否则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困难。他表示美国愿意继续为阿富汗的发展提供长期帮助，也详细解释了制约援助的制度和法律因素，并表达了美国希望两国继续保持密切关系以及美国支持独立自主的阿富汗的愿望。⁽³³⁾

7月27日的总统审查委员会（Presidential Review Committee）会议上，纽森汇报了访问情况，并指出阿富汗局势非常动荡，如果美国停止援助无疑会更加降低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杜布斯于6月27日出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在了解情况后，也主张谨慎维持与阿富汗的关系，适当增加援助，但要避免激怒苏联，以免他们对阿富汗施加更大压力。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除了正在遵循的方针之外，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万斯等人认为，维护美国利益最好的策略是，让阿富汗继续在东西方之间玩弄平衡。尽管阿富汗已经明显地转向苏联，但这样的平衡会持续下去。万斯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没有多少资源，阿富汗也并未牵涉美国的根本利益。况且美国的地区盟友也采取了观望态度，无意通过支持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势力来加剧其不稳定局面。“虽然人们不时与我们谈起政变阴谋的问题，但是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参与谈论。”⁽³⁴⁾然而，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却与他不尽相同，在阿富汗问题上形成短暂共识之后，两人的分歧又开始显现。

四、政策转变：一个缓慢的开始

尽管最初的隐蔽行动提议遭到了否决，但布热津斯基所强调的保持阿富汗相关渠道畅通、保证阿富汗情报的重要性与准确性的工作一直在有序推进。到1978年夏天，美国官员开始评估阿富汗各反对派的实力，以及是否应该协助其实现推翻现政权的企图。反对派积极与美国接触并寻求帮助是促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苏联干涉的日益深入和地区局势的日益动荡，都使美国对阿政策发生转变。自四月革命起，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开始之后，到1979年年初，美国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政策终于呼之欲出。

1978年6月22日，阿姆斯图茨在发回国务院的电报中寻求指导，以应对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因为一个由阿富汗军方二号人物领导的反共组织找到他，就如何以最佳方式对抗目前的亲苏、亲共政府问题征求美国的意见。这个组织正在考虑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并认为如果没有苏联的存在，可以在6个小时内夺取政权。但“他们担心，除非美国（也许还有伊朗和巴基斯坦）愿意与苏联对抗，否则阿富汗将会重蹈捷克斯洛伐克的覆辙”。阿姆斯图茨接着详细讨论了他与Jamhuriat医院院长阿克巴（Mir Ali Akbar）医生的会面，后者声称自己代表一个由阿富汗军方参谋长、一名阿富汗军官和一名高级退役军官共同领导的反共组织，且获得大量的民众和军事人员支持以及实现了对人民民主党的秘密“渗透”。阿姆斯图茨推测，阿克巴冒险接近美国，主要是为了寻求关于秘密政变的建议，以免引发苏联的大规模快速反应。关于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回应和鼓励，阿姆斯图茨提供了一个历史镜鉴：20世纪60年代初，华盛顿拒绝了达乌德要求美国成为阿富汗主要武器援助国的请求后，达乌德随即转向苏联。阿姆斯图茨认为如果当时美国没有拒绝，塔拉基政权就不会建立，阿富汗也不会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建议采取中间路线，向这个组织提供鼓励和建议，但也不至达到像在韩国那样深入的程度。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与中情局协商讨论，并指示阿姆斯图茨“不应主动与反共组织接触”。6月28日，中情局副局长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Carlucci）向亚伦发送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中情局关于援助反对派的立场，即“不应给予政变策划者任何官方鼓励”，但是建议“出于收集情报的目的而保持联系，并让中情局负责此事”。卡卢奇认为，这种中间路线可以帮助美国施加影响力，同时承认“苏联对任何反政变都将做出激烈反应，应该尽量提前了解情况，以便事发后能更好地处理美苏关系”。但另一方面，因为担心给反对派带来关于美国意图的错误信号，中情局又被指示不要对阿富汗的消息来源刨根问底。这种矛盾状态直接导致情报收集工作的不力。事实上，这种谨慎而模糊的中间路线、对反对派真实情况的不确定以及与身份不明的组织保持联系的举动，充分体现了当时阿富汗情报收集工作的糟糕状况，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美国的决策难免信心不足、拖沓无力。

7月14日，中情局提交了关于阿富汗反对派组织的详细评估报告。指出塔拉基政权仍然控制着喀布尔和阿富汗农村地区，但暴力活动对政府构成威胁，而大量苏联顾问的存在正在侵蚀阿富汗军方内部对塔拉基的支持。评估中共统计了6次阿富汗反对派与美国官员的接触，包括一个由阿富汗人和沙特人组成的名为“阿富汗解放阵线”（Afghan Liberation Front）的团体。对此，桑顿指出，虽然阿富汗的情报收集工作正在改善，但仍然不够充分。如果未来几周内发生反政变，美国可能无法提前知晓，情报部门也无法确定苏联对阿富汗反对派的威胁的反应。桑顿认为，对反对派施以援手是不可能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谨慎行事，因为这极易引起苏联的大规模介入。布热津斯基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

反对派计划的核心是“迅速消灭”塔拉基和阿明等领导人，有效地斩除阿富汗政府的领导层。策划者认为，可以利用领导人之死造成的混乱，在24—48小时内战胜政府军，他们表示并不担心苏联顾问的存在，但害怕苏联会代表塔拉基政权进行干预。7月27日，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向布热津斯基提交的备忘录回顾了国务院、国安会和中情局的一致决定，即美国将继续与阿富汗反对派保持联系，但不会协助他们的计划。对此，杜布斯大使表示赞同，并指出美国不应鼓励反对派，以免使其对美国产生过高的期望，但即使执行不干涉路线，在苏联进行干预时，美国的威慑和谴责仍是必要的。他还提醒华盛顿注意，虽然塔拉基政权面临许多来自左派和右派团体的潜在威胁，但“确切信息的缺乏”妨碍了美国对阿富汗政府真实生存能力的准确评估，以至于“只有最疯狂的传言才被完全无视”。⁽³⁵⁾

到9月，美国评估认为阿富汗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事态持续恶化，苏联很可能进行干预。在国安会的批准下，国务院做出了一些应急计划，但对于如何应对危急情况、应该或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并没有完备的想法和方案。国务院和中情局声称已经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显然收获甚微。⁽³⁶⁾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普遍的低效状态，或者说迷茫和踌躇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年末。

当年晚些时候，喀布尔即将发生政变的传言再次甚嚣尘上。但中情局并不十分认同亲苏政府内部发生政变威胁的可行性。12月5日，一份代表中情局“现场高级官员”观点的电报称“我们怀疑目前是否存在可行的政变计划”，因为喀布尔即将发生政变的流言对阿富汗政府来说并不是秘密，阿富汗政府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逮捕异己分子并提拔忠诚人士。而反对派团体并没有比5月时更加有组织，苏联仍然致力于支持塔拉基的统治，“这个政府执政时间越长，它就越强大。它正在深深扎根”。⁽³⁷⁾

同样是12月5日，在莫斯科，阿富汗和苏联缔结了一项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设想了一个为期20年的军事领域合作承诺，允许阿富汗在必要时请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对此，杜布斯大使表示，正如阿富汗政府领导人的公开声明所显示的那样，最近几周，人民民主党内部出现了更深刻的亲苏态度，阿富汗领导层不再努力掩饰自己的信念。⁽³⁸⁾卡特政府对这些变化愈发感到不安，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三世（Hodding Carter Ⅲ）说，希望该条约不会“损害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其效果“仍有待观察……我们最初的反应是，这项条约似乎重申了苏联和阿富汗之间以往协议的基本主旨”。但官员们私下承认，美国的担忧比官方声明所表明的更为严重。

在这种低落的气氛中，华盛顿迎来了冷战后期的重要转折年——1979年。从岁首到年终，充斥着背叛、暗杀、战争、死亡等戏剧化事件，国际局势的变换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情感和认知。对卡特总统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除了中美建交、埃以和谈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带来的一些成就感，他面临着此起彼伏的挑战与危机。1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附庸美国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2月，杜布斯大使在阿富汗遇害；3月，格林纳达发生政变，建立起共产主义政权；4月，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起反美的伊斯兰政权；7月，在尼加拉瓜，亲美独裁政权索摩查（Somoza）王朝被推翻，桑迪诺（Sandinista）政府上台执政；11月，伊朗人质危机爆发，66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外交官及美国公民遭挟持，卡特政府颜面尽扫；12月末，苏联入侵阿富汗最终成为这一系列羞辱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此外，加剧了这些困难的还有史无前例的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事能力的制约以及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滞胀和能源危机。与此相对，这一年苏联在格林纳达、尼加拉瓜、阿富汗等第三世界国家继续“开疆拓土”，强化和扩展其影响力，毫无顾忌地炫耀着权势。尽管美国和苏联都不曾料到，这时的苏联其实已经抵达了它的顶峰。然而，当时看来，历史潮流显然正朝着一个对美国决然不利的方向奔涌。⁽³⁹⁾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纵使作为新威尔逊主义者仍怀有满腔的道德情怀，卡特也无法再坐以待毙，必须重整旗鼓、突出重围，扭转败局。卡特开始加强军事防务，增加国防预算，并且重新转向中情局，解除对情报收集的“无理制约”。在他下定决心绝地反击的那一刻，首先想到的也许正是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

五、“最可行和最理想”的方案

进入1979年，白宫明显加快了对阿富汗隐蔽行动政策的思考与制定。1月底形成了第一版具体的行动方案，后又经过多次讨论和博弈，最终于6月底出炉了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最可行和最理想”的方案。在加紧制定方案的同时，相关情报工作和执行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1月26日，卡卢奇给亚伦的备忘录显示，此时美国已经酝酿出了相当完备的隐蔽行动提案。在积极讨论提案的同时，国安会还安排近东和南亚司司长到实地与相关的情报站站长商议执行问题。

中情局编写的第一版隐蔽行动方案是一份主题为“阿富汗隐蔽行动的选择”（Covert Action Options Paper on Afghanistan）的文件。其中首先总结了当前的阿富汗局势：东部各省的叛乱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亲苏政府在边远地区的统治愈发困难。在阿富汗境外，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声称在白沙瓦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有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和军官。他们的反叛活动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默许以及沙特人和居住在国外的阿富汗人的支持。

其次，文件说明了阿富汗对美国的重要性。其一，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可能会对该地区，尤其是巴基斯坦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从而改变稳定的地区战略格局。其二，在其他地方，阿富汗局势将会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产生消极的心理影响，因为它预示着苏联模式的胜利和美国的软弱退让。因此，让塔拉基政府垮台，由一个非共产主义政权取而代之，符合美国的利益。

再次，文件分析了隐蔽行动的基础与前景。认为美国政府通过援助等传统的外交手段影响阿富汗政治经济的政策虽然目标有限，但基本上是成功的。而苏联由于与阿富汗地缘相近，经济、军事关系密切且享有共同的政治哲学，从而能够迅速巩固和加强其已经相当可观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中情局认为反共政变仍然是可行的。主要是因为：一、如果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苏联可能会感到必须接受这一事件而放弃诉诸军事干预。二、无论美国采取何种立场，阿富汗叛乱活动都将继续，逐渐蔓延的叛乱将带给塔拉基政权更大的政治风险。三、塔拉基政权基础薄弱，持续的不稳定无疑会耗尽政府稀缺的管理和领导资源，极易引发来自内部的反叛。中情局认为，塔拉基政府存在被闪电政变（lightning coup d'état）推翻的可能性，但似乎更有可能被叛乱分子推翻，因为他无力应对叛乱。因此，美国政府可以通过从宣传、支持到秘密武器供应的各种隐蔽行动手段来增加塔拉基政权被推翻的可能性。美国面临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所采用手段的类型。

以及，文件列出的具体的隐蔽行动项目包括：一、发起全球范围的媒体宣传运动，宣传亲苏政权的弊病，揭露塔拉基等领导人是苏联的傀儡。谴责塔拉基将无神论哲学强加于虔诚的宗教信徒，侵犯他们的基本人权。二、扩大上述计划，从邻国用达里语（Dari）⁽⁴⁰⁾向阿富汗发送无线电广播并探讨运用短波广播的可能性。三、鼓励和协助阿富汗境外流亡组织团体反对共产主义政权。中情局在适当时机与流亡领导人进行接触，探索向在白沙瓦地区活动的反叛团体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的渠道。四、与巴基斯坦奇特哈尔（Chitral）统治家族的一名成员建立联系。该邦与努里斯坦接壤，大部分游击活动都发生在那里，这使美国有可能绕过流亡者，直接利用通过奇特哈尔的天然走私路线直接支援叛乱。五、利用沙特作为掩护。

最后，文件指出，除了用于情报收集的资金和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即医疗用品），向叛乱分子提供的任何物质援助都必须从政策角度仔细权衡，因为这将表明美国决定试图推翻现任阿富汗政府。对风险与收益的评估不可或缺，中情局认为：其一，针对阿富汗政权的强化宣传计划，尽管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威胁，但成功的宣传计划将使世界更加了解阿富汗政权的本质，还可能给叛乱分子提供一些鼓励；风险在于这将引起阿富汗和苏联的注意，虽然从技术上讲广播的归属无法追查，他们仍可能归咎于美国。其二，要谨慎对待与阿富汗流亡者的合作。虽然美国有能力与阿富汗流亡者探讨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但如果无意贯彻实行，启动这样的方案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提高流亡者的期望而不进行回应的话将弊大于利。其三，巴基斯坦的配合将至关重要，美国单方面只能走私少量物资，大量的援助有赖于巴基斯坦的默许和支持。其四，叛乱分子中派系林立，有保皇主义者，有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应该通过若干独立的、分门别类的信息来源，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保持密切跟踪，以免援助被消耗在其内斗之中。⁽⁴¹⁾

1月31日，一个由中情局、国安会、国务院三方代表参加的会议显示出美国高层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达成共识的方面是：应该确保与叛乱分子联系渠道的畅通，并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同时，没有必要阻止巴基斯坦或沙特在他们认为合适的范围内继续插手阿富汗事务。分歧与忧虑存在于以下方面：首先是与盟友合作问题上的分歧——有观点认为，当务之急是达成与印度的临时协定，对巴基斯坦经济援助要让位于这一目标。考虑到印度因素，不应该与巴基斯坦建立广泛的武器供应关系。在解决沙特和巴基斯坦的短期武器供应问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解决它们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其次是对美国利益判断的分歧——大多数人对隐蔽行动的收益持悲观态度，认为它不大可能对战略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假如美国实施了隐蔽行动，阿富汗政权会越来越多地卷入其中，势必会更加依赖苏联。一些希望看到阿富汗更加独立于苏联的人认为这有悖于美国的利益。然而，另一些人认为苏联更深入参与阿富汗事务可能对美国存在潜在的好处，比如对印度和伊拉克形成威慑效应。最后是人道主义方面的担心——如果没有取得显著收益，反而引起更多杀戮的话，会引发道德上的谴责。⁽⁴²⁾此外，整个方案中，美国最为犹豫的方面在于是否要对叛乱分子进行直接援助和支持；在与叛乱组织联系的问题上，出于对于伊斯兰叛乱分子的复杂性与危险性的考量，美国始终保持足够的小心谨慎。

3月6日上午，美国再次召开SCC会议讨论对阿富汗和也门的隐蔽行动问题，几乎所有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尤其是一些中情局负责行动的官员：副局长卡卢奇、行动主管约翰·麦克马洪（John McMahon）、技术人员西奥多·沙克利（Theodore Shackley）、刚刚访问过阿富汗地区的负责行动的副局长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等。⁽⁴³⁾

会议主要讨论了中情局提出的关于加强与沙特政府的情报合作和秘密行动的建议，以及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在中东阿拉伯半岛利益的可能性。中情局为这次会议重新编写了“阿富汗隐蔽行动方案”文件。从这第二版的隐蔽行动方案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国高层官员之前存在的分歧与担心，在经过讨论与博弈之后达成初步成果。

文件首先更加明确了隐蔽行动的目的与风险：从骚扰到实际推翻，隐蔽行动可以实现对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的所有目标。主要目的是向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表明，美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又一个国家被纳入苏联轨道。实施隐蔽行动的最大风险来自苏联。如果发动闪电政变并取得成功，苏联不太可能进行军事干预。但叛乱的逐渐加剧可能会导致苏联军事反制的升级。虽然苏联不太可能向阿富汗派出部队，但他们却可以轻易地提供几乎无限的军事装备、军事顾问以及飞行员等。

其次，文件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仍是关于援助渠道的建立与选择。美国纠结的问题在于：单边行动还是多边行动？直接援助还是间接援助？与巴基斯坦合作还是与沙特合作？中情局认为，一方面，加强宣传活动、向叛乱团体提供资金等有限度的隐蔽行动可以单方面进行，但通过一些境外阿富汗流亡领导人进行资助，其优势是安全，但效果远不如联合行动。如果要向叛乱分子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持，由于地缘限制，将不得不依赖巴基斯坦政府的合作（至少是默许）。巴基斯坦可能会要求高价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回报。另一方面，阿富汗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有煽动叛乱的能力，如果巴基斯坦冒着自食其果的风险与美国进行合作，可能导致其自身局势的严重动乱。相比之下，与沙特的合作更安全。沙特与一些叛乱领导人有着良好的关系，并已经开始向白沙瓦地区的流亡者提供援助。鉴于沙特对巴基斯坦的影响，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使其成为援助叛乱分子的渠道。但缺点在于将进一步增加不可控因素。美国对叛乱分子的援助会鼓励反政府运动，但其最终效果难以预测。如果涉及大量援助将难以保密，美国可能因此受到苏联和阿富汗媒体的指责。

新的方案中关于隐蔽行动的具体手段的选择更加详细与多样。

首先，在宣传方面，除了之前第一版中提出的全球范围内的媒体宣传和无线电广播方案，又增加了阿富汗境内的宣传计划。根据阿富汗人有使用“夜信”（night letters），即秘密制作的传单进行抗议的传统，可以由中情局制作这种无法追踪的材料，在阿富汗境内分发。但中情局认为这显然会给有关人员带来相当大的风险，而且无法预测这种内部宣传的成效和对政权的影响，这一手段如果与支持叛乱分子方案相结合将产生更好的效果。

其次，新方案将叛乱支援手段分为非致命性的和致命性的两类。非致命性的手段包括向叛乱分子提供资金、医疗用品、食品和初级通信设备等物资。致命性的手段包括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中情局认为，军事培训是必需的，如果能得到巴基斯坦的全力合作，一个小型的中情局小组可以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开展这项工作。阿富汗叛军骨干分子也可以到沙特等第三国接受训练。但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训练团队越接近行动现场越好。对于致命性援助的效果，美国预估：第一，至少可以显著提高叛乱分子的军事能力，进一步消耗阿富汗政府薄弱的管控能力，并最终导致阿富汗政府军的叛乱，从而推翻塔拉基政权。第二，可能导致苏联更多地介入阿富汗事务，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共产主义政权不会被取代。第三，旷日持久的叛乱将给该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痛苦，而且不能保证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最后，新方案完善了“闪电政变”的设想。文件指出，闪电政变必须经过仔细的计划和组织，并且精确地执行。与之前的四月革命一样，必须获得军队的支持，然后迅速采取行动，推翻阿富汗政府的领导层。中情局认为如果成功，这样的政变只会造成最小的流血事件，并且在苏联做出反应之前结束。这一方案中美国面临的政治风险是巨大的，但也许并不比致命性的支持叛乱手段风险更大。在可行性方面，美国无法确定是否有反政府团体企图组织这种政变。因为美国情报显示，人民民主党采用严厉手段维持国内稳定，领导人受到严密保护，军事指挥官的政治忠诚度被仔细审查。反政府流亡者似乎只与在边境地区活动的游击队有初步接触，与喀布尔潜在的异见分子之间联系非常薄弱。尽管如此，中情局认为一个可靠的阿富汗反政府地下组织仍有可能发展起来，可以通过某些反政府的流亡者与之取得联系。理论上，美国可以为其提供包括训练、咨询、无归属的狙击步枪、炸药、反坦克武器、通信设备等专门的支持。

SCC会议讨论了中情局的第二版行动方案，与会者普遍认为，内部和外部媒体活动应该继续进行，但对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叛乱分子的可能性和援助渠道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司法部部长建议中情局制定更具体的提案，以供委员会做出更明确的判断。中情局代表强调，若要收集更多可靠信息，需要与反对派更进一步接触。在叛乱分子的援助请求得到正式回应和保证之前，他们可能不愿提供更多有关其能力和计划的信息。⁽⁴⁴⁾

4月初，中情局提交了第三版行动方案，除了更加细化了宣传项目、非致命性支援项目之外，最突出的变化是将致命性支援升级为非常规战争支援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阐述。

第三版方案首先论证了美国与巴基斯坦和沙特合作的积极前景。在隐蔽行动政策制定过程中，巴基斯坦的态度一直是美国的首要关切。巴基斯坦近期发出了很多积极信号，主动请求在美国对阿富汗反对派进行支援的过程中提供帮助和进行协调，这正中美国下怀。3月11日，齐亚在接受沙特杂志Ukaz采访时，暗示巴基斯坦愿意支持阿富汗反共分子和亲伊斯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但对其真正实力心存疑虑，认为巴基斯坦不能孤立行动，任何此类行动都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3月28日，巴三军情报局局长与美国驻伊斯兰堡情报站站长会晤，要求美国重申在1959年美巴双边协定中的立场。在该协定中，美国承诺“维护巴基斯坦的独立和完整”，并“采取适当行动，包括在双方商定下使用武装部队，以便应巴基斯坦政府的请求向其提供协助”。⁽⁴⁵⁾巴基斯坦方面还指出，阿富汗叛乱分子急需小型武器和弹药，但巴基斯坦的能力有限，而且在没有得到美国坚定承诺的情况下，不敢冒险激怒苏联。同时也做出积极保证，任何提供给叛乱分子的物资都将得到充分利用。

此外，沙特也在阿富汗问题上积极回应了美国。沙特情报局局长指出苏联在阿富汗受挫的可能性很大，沙特政府正在考虑正式提议美国援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中情局认为，由此可以提高美—巴—沙三边合作的可能性。至少，沙特可以提供资金，并利用其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鼓励巴提供援助。

以下是中情局制定的第三版方案的具体项目及粗略成本估算（具体金额均未解密）与利弊分析。⁽⁴⁶⁾同时，中情局还专门编写备忘录细致预估了苏联对方案中每一个项目可能产生的反应。⁽⁴⁷⁾在此，笔者将其评估也加以总结并附于每个项目之后。

1．巴基斯坦无线电广播

“巴基斯坦之声”（Radio Pakistan）中有几个电台定期向阿富汗广播，如果巴基斯坦政府愿意合作，可以将其用来对阿富汗进行宣传，中情局协助制作节目。

优点：广播是迅速接触到大量阿富汗听众的最佳手段。由于将使用现有的广播设施和工作人员，包括语言学家，所以费用适度。美国的角色将被很好地隐藏。

缺点：需要巴基斯坦政府的合作。巴基斯坦将被公开认定为反对阿富汗政权，这将激怒苏联和阿富汗，并遭到报复。在极端情况下，阿富汗可能试图轰炸或破坏电台，甚至在俾路支省和西北边境省份给巴基斯坦制造麻烦。

评估：苏联的反应将包含三个层面。其一，升级言辞，更加严厉地谴责巴基斯坦和美国对阿富汗叛乱负有责任，并援引广播作为证据，与伊斯兰堡进行更多的外交交涉，以示抗议；其二，在该项目中苏联所感受到的挑衅程度将大大低于下述战斗支援项目，苏联可能会因不愿意过早地毁掉苏巴关系而采取温和态度；其三，如果苏联认为广播宣传对阿富汗产生了重大煽动性影响，并使安全局势恶化，将会逐渐倾向于打出俾路支牌——通过煽动巴基斯坦俾路支部落中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活动，以谨慎和独立的方式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

2．叛乱支援

（1）直接经济援助

向叛乱分子提供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和物资等，将阿富汗移民作为资金转移渠道。在最初阶段，仅向几个团体提供少量资金，进行试点和评估。

优点：其一，这是为叛乱分子提供急需的装备和支持的最简单的方法，无须与巴基斯坦深度合作，但需要巴默许武器和军火途经其境内并在其境内进行培训等。其二，美巴面临较低风险。这将向知情国家表明，美国愿意承保阿富汗的反共斗争，对抗苏联。其三，可以借机对叛乱分子施加影响，鼓励其抛开分歧，提高抵抗效率。假如抵抗运动最终成功，美国在这一过程的贡献可以带来对新政权的影响力。

缺点：控制资金的使用将非常困难。资金可能被浪费、偷窃或用于流亡者的内部斗争。

评估：其一，按照预期，该援助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一定暴露，苏联会充分利用这些暴露进行反击，并以此为证据，证明叛乱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煽动的。其二，苏联还会利用这一点，在对西方的宣传中把美国的政策描绘成挑衅的和反动的，从而对美国的政策机制产生内部对等压力。其三，苏联制裁巴基斯坦的可能性并不会增加，因为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基本保持不变（默许但不鼓励和指导叛乱分子在巴境内的活动）。

（2）间接经济援助

仍将按照直接经济援助的方式展开，但将通过沙特或巴基斯坦进行。

优点：其一，促成团队贡献，鼓励沙特在美国的基础上增加自己的贡献；其二，美国的角色会比直接援助隐藏得更好。

缺点：美国将无法控制资金的使用，并失去对阿富汗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力。

评估：美国的安全性得以保障，但沙特和巴基斯坦的风险相对增加，尤其是对巴基斯坦而言，将更容易受到苏联的压力，苏联打俾路支牌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3）非致命性物质支援

为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异见分子提供各种非致命性物资支援，需要巴基斯坦政府的充分合作。建议装备一支2000人的部队，为期一年。所需物资包括通信设备、医疗用品，背包、指南针、服装、口粮等辅助设备。

优点：与经济援助项目相比，可以更深入地与阿富汗人接触，从而更好地影响事态发展。医疗用品等设备可以归类于“人道主义援助”。一旦建立起有效的供给渠道，可以利用这条渠道提供包括致命装备在内的各种类型物资。

缺点：需要巴基斯坦政府全力合作。安全性将难以保证。

评估：即使非常谨慎地操作，苏联也不会真正区别对待非致命性和致命性物资援助，因此，这不会降低巴基斯坦—美国宣传战术原本的脆弱性。

3．非常规战争支援

（1）实地调查

到巴基斯坦进行现场调查，制订详细的行动计划，向阿富汗叛乱分子直接提供非常规战争援助。调查小组将与巴基斯坦官员和阿富汗叛乱领导人进行讨论，调查巴基斯坦潜在的培训和支持设施，确定支持需求和控制程序，并制订行动计划。小组将由大约五名专家组成，调查将需要3—4周。

优点：实地调查会极大提高美国对阿富汗叛军能力的了解，并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就是否以及如何援助做出明智的决定。随着调查的开展，美国对反对派的承诺将加深，但也不至于达到无法挽回的程度。

缺点：需要巴基斯坦全力合作。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美国的角色难以否认。

评估：其一，鉴于目前美国对巴境内阿富汗叛乱活动的性质、范围和潜力的了解都不尽如人意，这一项目在逻辑上应该优先于其他所有项目。其二，如果暴露，苏联会将这一行动解读为美国政策的预兆，认为美国将会在阿富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更多对抗。其三，苏联会在外交上变得更加活跃：警告印度，美国即将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与巴基斯坦交涉，指出伊斯兰堡将自己捆绑在不可靠且短暂的对美关系上将给自身带来的危险。

（2）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巴基斯坦向来自五个不同地区的40名阿富汗部落成员提供组织化的抵抗培训。制定具有清晰指挥系统的抵抗策略。划分自治性区域。配备通信设备和医疗装备。确定抵抗区并指定可能的基地和安全区域。训练内容包括：抵抗基础，机动游击战，心理战术和宣传战术，远程接收和情报收集工作。时间预计8—10周。

第二阶段——培训65名阿富汗抵抗骨干担任游击战教官。所教授的技能包括：小型武器、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的使用，爆破、伏击、突袭、小股部队战术、夜间作战、陆地导航、隐蔽、远程接收、心理作战、机动作战、夜间行动、战术通信和情报收集。其中选定的成员将接受电报通信训练，其他成员将接受防空和反装甲武器训练。时间预计10—12周。

第三阶段——向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和爆破设备。在阿富汗抵抗组织基地和安全区域建立武器储备。继续开展第二阶段的培训，雇用从第二阶段培训课程中选出的15名阿富汗教员。利用第一和第二阶段受训的骨干，在阿富汗民众中发展地下抵抗力量。为运送武器和其他物资安排空中支援。该阶段将持续4—6个月，5000人将得到支援。所需费用包括军火、5架短距起降飞机（STOL）和人事等方面的花费。

第四阶段——在阿富汗境内开展协同性的抵抗行动。扩大所控制的人口区域和抵抗组织区域。继续提供培训和后勤支援。提供目标数据情报和照片处理支持。打击具有公信力的软目标，协调促进抵抗活动的逐步升级。在抵抗活动升级的同时发动进攻性心理战行动。该阶段将持续1—2年。所需费用包括空中支援活动、5000人的后勤支援和人事花费。

优点：进一步提高反政府武装的非常规战争能力，增加其在冲突中获胜的可能性。

缺点：加深了美国在冲突中的介入，推脱责任的可能性降低，可能会激起苏联强力的反制措施。

评估：在前两个阶段，其一，苏联可能会打出俾路支牌，更可能对美国采取直接行动，警告华盛顿不要扩大对阿富汗的干涉；其二，苏联可能会向一些西欧领导人提出交涉，指责美国再次采取了已在越南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冒险主义政策，破坏美苏甚至是欧苏之间的缓和政策；其三，苏联会利用自巴列维沙阿时代遗留下的伊朗对美帝国主义的妄想症，说服霍梅尼美国的秘密行动是目前伊朗与其少数族裔之间矛盾的原因，从而削弱德黑兰的反喀布尔情绪；其四，苏联将就美国即将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向印度人发出警告，并特别暗示美国将对巴核问题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

在后两个阶段，如果苏联认为来自巴基斯坦的支持对叛乱分子至关重要的话，可能会打破苏联关于是否向阿富汗派遣地面战斗部队的平衡考虑。其一，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定，不仅受到叛乱活动本身严重性的影响，而且还受其所感知到的来自美国的挑战这一事实的影响；其二，阿富汗政府军直接干预巴基斯坦境内叛乱分子根据地的可能性将迅速增加，在苏联部队支持下，他们可能会发起跨境惩罚性行动；其三，如果在此期间，美巴谈判达成一种明确且有力的安全关系，并向莫斯科传达这一协议，苏联将不太可能允许苏联军队袭击巴基斯坦，但会寻求指使喀布尔进行军事还击；其四，苏联将大力寻求利用印度对美巴之间明确军事联系的恐惧和怨恨。

美国决策者审阅了第三版行动方案。国安会情报协调小组成员保罗·亨泽（Paul Henze）认为中情局编写的这些严肃的情报文件“为实事求是的讨论提供了基础”，但他也指出，国务院并不热衷于实施这些提议，而中情局内部也存在分歧: “特纳希望取悦所有人并避免争议；卡卢奇摆出了哈姆雷特式的姿态；麦克马洪希望跨越所有人的立场。”作为中情局负责行动的副局长，麦克马洪清晰感知到同时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压力，行动处的许多官员反对所有的行动计划，因为他们认为中情局无法在实践中有效开展这些行动。其他人最大的担心在于泄密风险，即使活动顺利开展，不可避免的暴露将导致政府的退缩，并使中情局在国外暴露并再次陷入尴尬。⁽⁴⁸⁾

4月6日，美国再次召开SCC会议，讨论隐蔽行动和敏感议题。除了中情局、国安会和国防部等部门的常规参会人员外，蒙代尔和布热津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阿富汗隐蔽行动计划展开，讨论具体方案的实施，美国与巴基斯坦、沙特的关系，国会态度、制度约束与程序规范等内容。会议达成共识：只有在关于巴基斯坦的其他高级别政策框架内，依赖巴基斯坦或与其进行合作，才能开展对阿富汗叛乱的鼓励和援助工作。并授权中情局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一起探讨在以下三个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行性：1．向阿富汗进行无线电广播；2．向选定的叛乱团体提供经济援助，3．从提供培训和物资援助的角度评估叛乱活动。会议指示，现阶段不需要向国会进行备案，但如果巴基斯坦方面做出积极回应的话，中情局将根据调查结果起草总统裁决，卡特将授权执行布热津斯基所谓的“最可行和最理想”的方案并送交国会审议。⁽⁴⁹⁾除了以上这些实质性的重大进展之外，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美国决心“制造泥潭”的想法这时已经初见端倪。

然而，接下来隐蔽行动的推进工作遭遇了一些内部的反对和外部的挫折。首先是国务院的消极态度。近东局向万斯建议，目前美国不应该采取过激行动，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和公共渠道宣传美国的行动和企图。国务院有关人员还认为应首先观察巴基斯坦对美国最近就其核计划发表的意见的反应，然后再决定如何与巴方讨论阿富汗问题。同时，他们还要求，与巴方的情报联系应局限在苏联活动和阿反政府武装的信息交流上。⁽⁵⁰⁾其次，中情局奉命与巴基斯坦进行的讨论与磋商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4月26日，特纳向布热津斯基汇报了对巴基斯坦合作意向的初步调查结果。巴基斯坦在最初的耽搁之后，又有意将合作援助叛乱分子的问题政治化，希望以此为筹码，向美国争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巴基斯坦方面坚称，没有美国的坚定支持，自身不会冒险对阿富汗采取行动。⁽⁵¹⁾

终于，在两个多月的拖延之后，6月26日的SCC会议上，隐蔽行动政策的制定取得了实质进展。会议讨论商定了第四版隐蔽行动方案并要求中情局根据会议共识编写总统裁决。

第四版方案如下：

1．心理战——由第三国为叛乱分子装备“自由阿富汗之声”的国际无线电广播设施，通过“定期和可靠”的无线电广播，对90％都是文盲的普通民众进行宣传活动。建造发射设施估计需要18至24个月。同时协助叛乱分子扩大录音和印刷宣传品的传播范围。

2．物资援助——向叛乱分子提供现金援助，帮助其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季，并保持斗争势头。资金将被用于确保部落忠诚，虽然难以问责，但据判断，大部分资金将会用于所需的物资。

3．在巴基斯坦开展心理战⁽⁵²⁾——探寻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向阿富汗叛乱分子提供可靠广播的态度。如果巴基斯坦愿意配合增强叛乱分子的本土操作能力，那么建立短波广播发射设施将比项目1中所述国际广播更为有效，因为短波广播能够覆盖阿富汗近一半的地区。⁽⁵³⁾

4．人道主义援助——将第三国作为向叛乱分子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医疗用品、食品、服装、运输工具和向叛乱领导人提供的现金）的前线。沙特、阿曼或埃及等国可能会愿意合作，比起直接参与美国对叛乱分子的支持，巴基斯坦可能更容易接受与第三国进行合作。该项目中美国面临中等风险。

5．人道主义援助——通过巴基斯坦政府向叛乱分子提供人道主义物资。目标和费用与项目4相同，但预计项目5的风险略低，如果巴基斯坦同意充当援助叛乱分子的渠道，该方案将是提供这种支持的最有效手段。

这次会议达成的共识包括：一、告知巴基斯坦政府美国对阿富汗叛乱者的支持，但中情局的行动将单方面进行。二、关于项目1，授权中情局与某国政府（未解密）探讨利用其广播对阿富汗境内进行宣传的反应。三、中情局获准扩大支持叛乱活动和团结阿富汗持不同政见者的心理工作，并被授权利用巴基斯坦的现有资源。四、项目4和5（作为备选而非单独的项目）将在考虑巴基斯坦的反应和其他政治影响之后再进行审议。五、向沙特政府通报美国决定向阿富汗叛乱者提供秘密的非军事支持，并鼓励沙特将部分资金投入类似的秘密援助项目。

SCC会议最终产生了两份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总统裁决，并于7月3日由卡特总统正式签署。第一份是针对阿富汗问题本身的具体裁决，授权“支持阿富汗的叛乱宣传和其他心理行动；通过第三国的设施建立起与阿富汗人民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单方面或通过第三国，以现金或非军事形式，向阿富汗叛乱分子提供适当支持”。该裁决批准执行最终方案中的前三个项目，即心理战、物资援助和在巴基斯坦开展心理战，最多可支出695000美元。第二份是涉及世界范围内行动的一般裁决，授权“揭露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及其领导人是专制的和屈从于苏联的”，并“宣传阿富汗叛乱分子为恢复其国家主权所作的努力”⁽⁵⁴⁾。

图2-1　布热津斯基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7/05/zbigniew-brzezinski/528405/。

由此，美国正式踏上了在阿富汗为苏联制造泥潭的旅程。

(1)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修订第10版）》，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244页。

(2) 造成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以及两人各自幕僚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三点：一、国务院与国安会历来就暗中较劲，争权夺利。二、性格不合：万斯冷静理性、保守谨慎，布热津斯基则锋芒毕露，激进强硬。三、政见不同：两人不仅在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缓和战略的根本立场上意见相左，在中美建交、军控谈判、伊朗人质危机等具体事件中也多有分歧。律师出身的万斯奉行理性主义，是温和“鸽派”，学者出身的布热津斯基则奉行现实主义和实力原则，是典型的“鹰派”。但在上任之初，两人的分歧非常微小，卡特对此并不担心，而且他还相信如果让风格迥异且意志坚定的人共事，而自己掌握最终决定权，可以尽可能充分公开地讨论国事。卡特一直偏向于建立一个强势的国安会。最终，1980年4月，在营救伊朗人质的计划失败后，万斯辞职。5月9日，马斯基（Edmund Sixtus Muskie）接任国务卿一职。参见［美］戴维·罗特科普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孙成昊、赵亦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9—238页。

(3)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52页。

(4)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88页。

(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7．

(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

(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

(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

(9) 1950年的NSC74号文件“国家心理战计划”中将宣传和心理战分为三种类型：公开的（白色的）、隐蔽的（黑色的）和灰色的。白色宣传是指公开表明或确认其来源的活动，黑色宣传是指真实来源被掩盖并将来源伪装成敌方来发布信息的方式，灰色宣传是指避免确定来源的活动。——著者按

(1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2．

(1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0．

(1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5．

(13) 隐蔽行动是秘密活动中的一种，秘密活动还包括间谍活动和反间谍活动等。间谍活动旨在秘密刺探、收集、传递情报，任务较为单纯，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是秘密进行，不露痕迹，使对方根本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如窃听谈话、偷拍文件、盗窃密码等；隐蔽行动是秘密从事颠覆、破坏、纵火、放毒、挑拨离间、造谣惑众、援助制裁等各种活动，任务较为复杂，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是对方能感知的，只是要掩盖其组织者与实施者的真实身份。详见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35页。

(14)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59页。

(1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Notes on U．S．Covert Actions，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77-80v12/notes．访问时间：2019年8月20日。

(16) Briefing Book #667，“Understanding the CIA: How Covert（and Overt）Operations Were Proposed and Approved during the Cold War”，Edited by John Prados and Arturo Jimenez-Bacardi，Mar 4，2019．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intelligence/2019-03-04/understanding-cia-how-covert-overt-operations-proposed-approved-during-cold-war．访问时间：2019年8月18日。

(17) 这八个人是：国会两个情报委员会主席及高级委员、众议院议长和少数派领袖、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和少数派领袖。

(1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Notes on U．S．Covert Actions，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77-80v12/notes．访问时间：2019年8月20日。

(19) William J．Daugherty，Executive Secrets: Covert Action and the Presidency，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pp．183-184．

(20)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2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0．

(2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Annual Policy Assessment，March 9，1976，DNSA．

(23) Policy Review: A U．S．Strategy for the 70s，June 26，1971，DNSA．

(24) ［美］赛勒斯·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郭靖安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241—242页。

(25) 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4页。

(2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2．

(2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4．

(2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1．

(2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6．

(3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

(3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The Afghan Coup，April 30，1988，DNSA．

(3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7．

(3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6．

(34) ［美］赛勒斯·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郭靖安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242页。

(3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5．

(3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9．

(3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5．

(3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3．

(39)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45页。

(40) 现代波斯语的一种。——著者按

(4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4．

(4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5．

(43) FRUS，1977-80，Volume 18，Middle East Region; Arabian Peninsula，Document 187．

(4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8．

(4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1．

(4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5．

(4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7．

(4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7．

(4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8．

(50) ［美］罗伯特·M．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5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51．

(5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在Document 53中，项目3内容缺失，此处为笔者根据Document 59中情局关于方案实施情况汇报的文件中记录的项目3内容做出的推测。

(53) 短波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军事通信手段，它的显著特点是可以通过电离层的反射而达成超远距离的通信。短波经过了电离层和地面的多次反射后，信号的质量会有很大损失。但由于设备小巧，背负式短波电台就可以达成上千公里的通信，因此成为重要的军事通信方式。——著者按

(5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53．

与其他总统时期的大多数隐蔽行动有所不同的是，卡特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的目的既非推翻共产主义政权、扶植亲美政权，也非阻止苏联更多的干预，而是“制造泥潭”，诱使苏联出兵。为此，美国运用了心理战和宣传战术，并秘密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非致命性支援，增加了苏联在阿富汗的干涉成本。最终，苏联出兵以同样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成为美国面临的“极其严峻的考验”，此后，卡特加强了与巴基斯坦和沙特两国的合作、加大了秘密援助力度，开始提供致命性军事装备，以维持“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使苏联陷入战争泥潭，并持续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最终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越南。以此为契机，布热津斯基试图利用伊斯兰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构想也在阿富汗找到了最佳的发挥舞台。

一、制造泥潭

从1979年1月26日的第一版隐蔽行动方案到3月6日的第二版、4月初的第三版，再到6月26日的第四版，直至7月3日的总统裁决授权开展隐蔽行动，美国对阿富汗隐蔽行动计划的制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多次的修改、复杂的博弈和曲折的经历。不同版本方案的变化恰恰反映了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最低目标与最高追求。相较于之前的方案，尤其是最为全面和激进的第三版方案，最终的计划方案做出了相当多的妥协与折中，援助的规模和力度都大为缩减，援助总金额只有不到70万美元，而且不包含任何致命性的军事方面的援助。

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不一而足：首先，这一计划的制订不免受制于当时整体政治气氛。其一，当时隐蔽行动政策虽然开始复苏，但仍在低谷状态，中情局仍处于颓势之中，不仅缺乏资源，更缺乏信心。其二，在美国的地区战略格局中，尽管伊朗的“失守”已经极大提高了阿富汗的战略地位，但跟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局势更加动荡的伊朗相比，战略地位仍微不足道的阿富汗自然难以获得足够多的关注与政治资源。其三，当时美国南亚政策的重点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巴基斯坦向印度的转变，加上美巴在核不扩散问题、债务重组问题上的分歧，极大地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白宫受制于立法限制，无法向巴基斯坦提供令其满意的援助并作出更多承诺，而巴基斯坦由于无法得到美国的安全保证，合作积极性难以提高。在强大的政策惯性之下，以上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转变。而政策制定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激进与保守的两极，说明转变正在发生。在当时的环境中，保守的最终方案也许正是布热津斯基所追求的“最可行和最理想”的方案。

其次，白宫决策者在隐蔽行动计划的诸多核心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关于隐蔽行动的目的。美国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阿富汗，中立的民族主义政府还是伊斯兰主义政府？是否要推翻塔拉基政权？美国需要阿富汗更加依附于苏联还是尽量减少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第二，关于援助渠道与形式。直接援助还是间接援助？单边行动还是多边合作？第三，关于援助程度与风险。提供致命性的军事援助还是非致命性的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援助关涉何种道德与利益成本？是否有必要在阿富汗这一苏联传统势力范围内对其进行挑战？卡特总统班底原本就没有形成一个足够统一和集中的意见，对以上问题产生纠结与分歧是意料之中的事。事实上，这些问题贯穿了卡特剩余的全部总统任期（甚至很多直到里根的第二任期才找到答案）。但在政策制定的初期，卡特政府较为明确和清晰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即是关于隐蔽行动的目的——“制造泥潭”。

制造泥潭，意味着把阿富汗制造成一个战争泥潭，将其变成苏联的越南，使苏联在阿富汗陷入战乱难以脱身，从而付出惨重代价。从政策形成的曲折过程中不难看出，美国对制造泥潭这一构想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从1978年4月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到1979年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迷茫和踌躇状态。受国际形势所迫，1979年之后白宫开始加紧相关政策方案的思考与规划，随着阿富汗局势的风云变幻和隐蔽行动具体方案的逐步成熟，白宫对政策目的的思考也愈发深入。到4月初，制造泥潭的想法最终浮出水面。

根据1979年1月最初的行动方案，隐蔽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塔拉基政府。这时华盛顿对于政策目的还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明白隐蔽行动会使阿富汗政权越来越多地陷入战乱，势必会更加依赖苏联。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更深入参与阿富汗事务可能对美国存在潜在的好处，比如对印度和伊拉克形成威慑效应。但另一种观点认为阿富汗更加独立于苏联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2月14日，杜布斯大使遇刺事件导致美阿关系迅速严重恶化，美国国务院将其列为“重大恐怖事件”。由于阿富汗政府的极度不友好与不合作，美阿关系几乎跌至冰点，美苏之间也再生嫌隙。在削减对阿富汗的援助和谴责苏联的同时，美国也不得不更审慎、更迅速地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其对阿政策。阿富汗问题究竟该何去何从？即使是一向雷厉风行的布热津斯基这时也陷入了纠结，他要求亨泽为他概述一个连贯和系统的阿富汗计划，回答“我们应该帮助叛乱分子吗？需要什么？和谁合作？巴基斯坦提供有效帮助的可能性有多大？成功的机会是什么？如何定义成功？”等问题。

亨泽指出，美国对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权及其反对派团体的了解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以至于不可能制订出“一个连贯而系统的计划”。除了尽快弥补这一缺陷之外，美国还需要构建一个协调一致的规划框架。因为隐蔽行动只有在一系列更广泛的政策目标的框架内才能实现其意义，同时隐蔽行动能够极大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但除此之外，亨泽可谓一问三不知，反而向布热津斯基提出更多的疑问：“我不确定在阿富汗问题上是否有这样的政策。我们是否只是想骚扰亲苏政权，阻止其巩固？是否要用别的政权来替代它？如果是的话又有哪些选择？我们愿意承诺提供什么资源、多少资源来支持一个更符合我们喜好的制度？”⁽¹⁾这些问题同时也是萦绕在其他美国决策者心头的疑惑。

实际上，随着伊朗局势日益动荡，布热津斯基心中早已开始谋划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规划框架”。在1978年12月致卡特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曾提醒卡特警惕“危机之弧”（The Arc of Crisis）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如果在地球上画一条弧线，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经伊斯兰堡到亚丁，就会指出我们目前最脆弱的地区”，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出现危机，而印度、孟加拉国、沙特和土耳其的政治结构也在变得更加摇摇欲坠。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正面临着一场重大危机的开始——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社会和政治结构脆弱不堪，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况且该地区还普遍存在着一种气氛，即美国已无法再提供有效的政治和军事保护，由此产生的政治真空很可能由敌视美国的价值观和更同情苏联的人填补，那么整个西方将面临历史性的挑战，全球力量结构将发生根本性转变。⁽²⁾

布热津斯基的苏联事务特别顾问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E．Griffith）在1979年年初的时候也曾提出苏联制造的“不稳定之弧”（Arc of Instability）——也门、伊朗和阿富汗三个危机点所连成的一个地理弧线。这个弧形区域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其一旦不稳定将威胁美国对中东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资源的控制；其次，地区盟国将降低对美国能够采取措施来恢复稳定的信心与期望。因此，格里菲斯主张，美国应该与巴基斯坦和沙特（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进行磋商，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甚至可以增加对沙特和巴基斯坦的武器运输，以争取两国的支持。⁽³⁾

在此基础上，1979年2月28日，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提议，在西南亚洲地区建立一个“安全协商框架”作为重申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基础，放弃政府之前针对印度洋地区的非军事化政策。然而，和之前的诸多分歧一样，国务院并不赞同布热津斯基的设想，认为没有必要加强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安全结构，依然致力于奉行印度洋的非军事化，不希望美国过多卷入中东地区。事实证明了布氏的战略前瞻性，后来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布热津斯基在“危机之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美国需要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地区安全架构”，以此为基础维护并完善美国的地缘战略体系。11个月后出台的“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中，这一构想终于得以实现。

3月中旬，赫拉特危机之后，在苏联政治局认真思考是否出兵的同时，美国对苏联意图的揣测和隐蔽行动政策目的的讨论也进入更加深入和激烈的阶段。从SCC会议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行动主要目标已经拓展为：从骚扰到实际推翻，隐蔽行动可以实现对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的所有目标。政策目的是揭露和反对苏联的干涉，表明美国的强硬态度。赫拉特危机表明，反对派的实力和势力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迅猛发展，阿富汗国内形势对亲苏政府非常不利。那么，苏联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塔拉基政权，又会选择承担多大的后果呢？

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评估认为苏联领导人不会认真考虑向阿富汗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来帮助塔拉基政权，依据在于：首先，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在美苏各自议程上正占据重要位置，苏联出兵无疑会使苏美关系恶化；其次，出兵可能只会加剧民众对塔拉基政府的反对，并导致只有苏联作战部队的持续存在和干预才能维持稳定；再次，如果苏联出兵与伊斯兰叛乱分子直接作战，将使莫斯科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陷入不利地位，尤其是在莫斯科目前正在拉拢的伊斯兰国家，如伊朗和沙特；最后，莫斯科对该地区的主要兴趣在于其与印度的关系，而印度会强烈反对苏联的直接干预，因为这将表明苏联有意将阿富汗——像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纳入苏联的“帝国”。所以，美国预估苏联继续向塔拉基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直接军事援助的可能性更大，而派遣正规的苏联战斗部队的概率很小。⁽⁴⁾

既然出兵干预将对苏联产生如此之多的负面影响，那么，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呢？中情局分析了两种可能的前景。第一种前景建立在苏联“保护”阿富汗革命的意志十分坚决，愿意在必要时出兵相助的假设之上，那么隐蔽行动将不会改变这一进程，但对叛乱分子的秘密援助将增加阿富汗政府对苏联支持的需求，提高苏联更大规模和更显著增量援助的军事和政治成本，使苏联付出更大的代价。苏联还将被视为意图镇压出于宗教动机的叛乱，从而激起穆斯林对苏联的反对情绪。第二种前景建立在苏联“保护”革命的决心不够坚定并试图观望的假设之上，那么一个实质性的隐蔽行动可能会成为提高阿富汗冲突烈度的筹码，促使苏联出兵。尽管一些苏联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对叛乱的强化作用会增加苏联更直接参与战斗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需要额外的警惕；但更多的苏联人会将美国的支持视为对其周边国家的挑战和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从而达到诱使苏联比原计划更直接、更积极、更有力地进行干预的目的。在军事援助无效的情况下，苏联很可能选择直接军事占领。这无疑会严重损害苏联在该地区的形象，也会削弱苏联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影响力和威望。对美国来说，苏联媒体目前已经在莫须有地指控美国为叛乱分子提供援助，如果美国的隐蔽行动按计划推进，指控无疑会加剧。苏联会利用美国对叛乱分子的支持来为其深度介入阿富汗进行辩护。实际上，无论叛乱是否得到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实质性帮助，苏联都会利用这一策略来证明其干预的合理性。⁽⁵⁾

4月6日SCC会上的讨论，呼应了中情局对两种前景的预测，显示出部分决策者在“制造泥潭”这一构想上达成的共识。

蒙代尔强调了捍卫美国利益和承诺的必要性，希望在处理阿富汗问题时保持前瞻性，并指出阿富汗问题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使苏联深深地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支持一个极不受欢迎的政府，而与伊斯兰世界作战会让苏联陷入尴尬境地。“如果我们能反其道而行之则再好不过了。我一直在鼓励要尽可能地强调这一点。”卡特也认同这一看法。

布热津斯基指出：其一，阿富汗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叛乱，即使叛乱不会成功，其继续进行也符合美国利益。其二，美国从没有放弃隐蔽行动的国家政策，关键在于隐蔽行动的措施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能否促进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能否使苏联的接管变得更加困难，能否达到扭转接管并使局面持续紧张的最终目的；苏联在其他地方为美国制造紧张局面，阿富汗给美国提供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大好时机。特纳回应他，隐蔽行动不会扭转阿富汗局势，但可以帮助维持叛乱，是否要推翻塔拉基政权并非主要关切。⁽⁶⁾

国防部负责政策规划的副部长沃尔特·索坎比（Walter Slocombe）在更早的一次会议上曾表示：如果苏联决定对阿富汗发动攻击，美国完全有兴趣确保苏联被困在那里，并使其付出无与伦比的代价。⁽⁷⁾后来，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更完整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确保阿富汗的叛乱继续下去的活动非常符合美国利益，如果苏联加大干预力度，在喀布尔取得明显胜利并击退抵抗力量，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阿富汗是苏联的后院，美国的目标绝非要在喀布尔扶植一个政权，而是延续这样的一种局面——即使苏联人能够建立一个友好政权，也无法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最多只不过是在喀布尔驻军而已。⁽⁸⁾

然而，大胆的想法从来不缺少反对意见，制造泥潭的构想也是如此。反对观点主要来自一向态度温和的国务院。副国务卿纽森对制造泥潭的风险与收益提出质疑：美国的参与可能会改变苏联的判断甚至激怒苏联，而且“如果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给苏联带来了真正的麻烦，那么美国参与其中又能得到什么额外的收益呢？”⁽⁹⁾他认为美国应该扭转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趋势和军事存在，展示美国对苏联干预的关注与关切，表明美国在第三世界遏制苏联影响力的决心。他对美国目前扭转局势的潜力和苏联对隐蔽行动的反应感到忧虑，担心如果美国的干预失败，苏联在阿富汗的地位反而会进一步增强，甚至鼓励俾路支部落反抗巴基斯坦政府。⁽¹⁰⁾

苏联问题国家情报官阿诺德·霍利克（Arnold Hoelick）也指出了制造泥潭的潜在风险。他认为，塔拉基政权的不稳定可能导致苏联的出兵干涉，而苏联的入侵又会进一步导致巴基斯坦、伊朗增加对阿富汗叛军的秘密援助。齐亚可能会要求美国公开反对或阻止苏联军队越过巴基斯坦边境的任何行动。伴随着可怕的核武器升级的潜在可能，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奏。⁽¹¹⁾

在保守观点的影响下，最终的总统裁决没有批准任何致命性的援助，援助计划投入规模也只有不到70万美元。而且受到国务院对巴基斯坦整体政策的诸多限制，两国在隐蔽行动中也难以开展有效合作。

综上，虽然在执行层面上打了折扣，但这并没有影响美国对阿富汗隐蔽行动的既定目标——不是推翻塔拉基傀儡政权，也不是阻止苏联的更多干预甚至是出兵占领，而是“制造泥潭”，通过援助叛乱分子，造成阿富汗局面的持续紧张，增加苏联援助的政治和军事成本，甚至还有无形的心理成本，从而诱使其出兵。苏联出兵之后，作为侵略者，其国际形象、影响力和威望都会受到削弱。美国利用这一事实，将会获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重优势。在政治方面，一方面美国可以引导世界舆论在道义上谴责苏联，煽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对苏联的敌意和仇恨，另一方面也能够达到强化美国的正面形象并赢得更多人心的目的。在军事上，一方面通过使苏联陷入战争泥潭，消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物质上拖垮苏联；另一方面，以苏联入侵为契机，将阿富汗作为政策号召点，在波斯湾地区建立美国的“地区安全架构”，维护并拓展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势力，并在西南战线上赢得优势地位⁽¹²⁾。至此，在苏联正式入侵阿富汗的九个月之前，华盛顿为其制造泥潭的想法已确定无疑。

二、重新“发现”伊斯兰

如果将观察视角扩大，还会发现，阿富汗的泥潭其实只是一个更广阔沼泽中的一小部分，这片沼泽便是美国致力于构造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之弧”。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对抗中，美国重新发现了伊斯兰世界潜在的战略价值，试图利用其宗教信仰与苏联无神论之间的矛盾，以及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好战成分，将其作为削弱苏联的有力武器。在阿富汗制造泥潭和在苏联南缘构建伊斯兰之弧共同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利用伊斯兰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美国还着重在苏联境内发起意识形态战争，煽动苏联内部的民族独立和宗教矛盾。

阿富汗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是该时期风起云涌的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运动的一个缩影。从1977年齐亚的伊斯兰化改革到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许多伊斯兰主义者经历着同样的命运，他们先是遭受殖民列强的迫害，接着又受到取代了殖民者的左翼或右翼的世俗政权的残害，不得不转入地下，采取了一种与左翼革命运动相似的组织形式。到70年代中期，中东各个世俗政权都面临着人口增长、经济失调以及以色列两次赢得中东战争的压力，整个政治氛围急剧激进化，伊斯兰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来。尽管如此，文安立指出，如果没有发生两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他们主要关切的事件，伊斯兰主义者本来不太可能成为一支具有潜在的和实际的力量的政治势力。这两件事就是伊朗的什叶派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¹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两个伊斯兰国家政治伊斯兰化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结果原本就是美国将伊斯兰主义作为武器这一构想的题中之义。

早在1965年，早期的阿富汗伊斯兰组织就曾主动向美国寻求帮助⁽¹⁴⁾，此后不乏陆续的接触与援助请求。但美国都谨慎而友好地拒绝了这些请求，这主要因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有限，一方面为了避免引起苏联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伊斯兰叛乱分子的复杂性与危险性的考量。从前述美国对阿富汗隐蔽行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在与叛乱组织进行接触联系的问题上，美国始终态度保守并保持足够的小心谨慎。

然而，在布热津斯基眼中，危险与机遇总是共同存在，对美国危险的事务对苏联来说可能更加危险。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联境内存在真正的伊斯兰主义地下组织，而且伊斯兰文化和政治身份复苏的势力和势头都超出了美国已知的范围，这可能会成为苏联的致命弱点。⁽¹⁵⁾此外，苏联与伊斯兰世界还有2500公里的共同边界，而其周边的伊斯兰国家自70年代以来情况不断恶化。巴基斯坦在1977年建立起了伊斯兰化的军人独裁政权；70年代末伊朗土地上伊斯兰运动风起云涌；而且苏联在非洲之角和亚丁湾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使周边的埃及、伊朗和沙特等伊斯兰国家非常警惕和不安。

综合以上情况，布热津斯基萌生了用伊斯兰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通过激发种族紧张关系削弱苏联的想法。

为此，美国首先于1977年在SCC中设立了民族问题工作组（Nationalities Working Group，NWG），致力于唤醒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诉求，利用其给苏联制造麻烦。1978年，民族问题工作组的年终报告指出，中情局的情报收集部门正在修订优先事项和指示，以便更多地关注民族问题，并且加紧招聘新的民族问题人才，支持广播工作并开展更多的研究。⁽¹⁶⁾

其次，美国致力于在苏联境内鼓励和煽动穆斯林的民族独立诉求和极端主义情绪，挑起其对莫斯科的不满和对抗。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苏联多民族的特点使其必然存在着裂口和漏洞”，苏联境内5500万穆斯林是阻止苏联朝南方前进的最有力武器，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与苏联的无神论政治哲学格格不入，仅仅是表面上被征服或者说“被苏维埃化”，强烈不满和敌对依然存在。“苏联在中亚地区面临的严峻宗教和种族挑战的潜在动力就在于此。”美国认为在正确的鼓励下，这些穆斯林会将“对灭绝种族的爆炸式愤怒”对准莫斯科。因此，美国应该在作为苏联的组成部分的中亚鼓励“一个更加不同的政治意识”，“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布热津斯基强调，这一事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尚未利用的机会。鉴于这一结论，卡特政府以全然不同于以往历任政府的强度和决心，向苏联境内偷运宣传材料，渗透有关伊斯兰历史和文化的文学著作，以便使少数民族遗产得以保存。同时，大力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无线电广播，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战争。

最后，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能在苏联境内挑起对莫斯科的不满，而且是阻止共产主义向南扩张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在苏联周边地区，布热津斯基有意通过鼓动苏联西南部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建立一系列伊斯兰政府，形成一个“伊斯兰之弧”或“绿色地带”，开辟其所谓的三条中心战略战线中的西南战线，以遏制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党人的推进，阻断他们前往波斯湾水域和中东油田的道路。他认为阻挡苏联扩张的“最强大屏障”是这些国家不愿被北方强大邻居统治的政治和宗教愿望。“美国所采取的任何政策都难以取代这一愿望。”⁽¹⁷⁾

美国国务院官员亨利·普雷希特（Henry Precht）回忆说，布热津斯基的想法是“伊斯兰力量可以用来对付苏联。他的理论是存在一个危机之弧，可以将之动员形成一个‘伊斯兰之弧’来遏制苏联”。⁽¹⁸⁾ 1978年11月，卡特任命乔治·鲍尔（George Ball）为布热津斯基领导下的白宫伊朗问题特别工作组组长。鲍尔建议，美国应该放弃伊朗国王，转而支持激进的伊斯兰反对派霍梅尼。这个想法是基于英国伊斯兰教专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构想，他主张整个近东伊斯兰世界沿着部落和宗教的路线巴尔干化；混乱将扩散到所谓的危机之弧，并最终破坏苏联穆斯林聚居区的稳定。⁽¹⁹⁾

前中情局官员理查德·科塔姆（Richard Cottam）认为，在1978年伊朗沙阿倒台之后，布热津斯基赞成“与伊斯兰复兴势力以及伊朗共和国结成事实上的联盟”⁽²⁰⁾，在布氏看来，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霍梅尼政权公然反对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但美国应该与其重新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避免莫斯科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中渔利，并趁机进入中东，从侧面包抄波斯湾。巴列维亲美政权的垮台使美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盟友，但这一战略削弱得到的补偿是，莫斯科也将面临付出更高代价的风险：苏联本国境内的伊斯兰主义情绪受到鼓舞，以及在该地区一个团结的伊斯兰群体的形成。

美国秘密援助阿富汗行动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同样是军人独裁的伊斯兰政权，在之后愈益密切的合作中，美国不仅搁置了要求巴基斯坦建立民主政府的诉求，而且在核扩散问题上也网开一面。美国援助阿富汗伊斯兰反叛组织与亲苏政府和苏联进行斗争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激发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苏联的仇恨与敌对情绪。时移世易，昔日的烫手山芋对此时的美国来说则成为对抗苏联的一张王牌。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再往前追溯就会发现将伊斯兰主义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武器这一策略并非布热津斯基的创举。美国在苏阿战争期间利用穆斯林为抗苏战略目标服务，与当初纳粹德国利用穆斯林的手段如出一辙。苏德战争期间，曾有300万苏联红军投降了德军，其中相当一部分士兵来自苏联的中亚地区，德国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人信奉的是与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信仰，可以为己所用。纳粹制订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乙虎行动（Operation Tiger B），将被俘苏军少数族裔士兵编入德军，并将其派往斯大林格勒前线，该行动成效显著，以穆斯林为主来组织部队的想法由此得以推广。

二战时期，格哈德·冯门德（Gerhard Von Mende）被认为是纳粹德国利用穆斯林的总设计师，他的核心理念与布氏不谋而合：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裔少数民族是难以被同化和融合的公民，颇具战斗性和爆炸性，隐藏着巨大的战略价值。冯门德曾担任纳粹东部占领区事务部（Ostministerium，东占部）高加索事务处负责人，后又升任外国公民司司长。在他的主导下，纳粹将反苏反共的苏联流亡侨民、被俘的苏军穆斯林士兵招募进东占部，对其中的“可造之材”进行重点培养，反攻苏联。此外，德国人还培植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Mufti）⁽²¹⁾，成立了阿訇培训学校，并试图在苏联的穆斯林社群任命宗教领袖，所有这些举措都着眼于激励穆斯林士兵的战斗意志。

冷战伊始，对穆斯林这种潜在战略价值的“发现”与利用从德国传递至美国。杜鲁门时期，美国情报机关据称一直在寻找能在反共斗争中鼓动穆斯林的魅力型领袖，当时的心理战略委员会制订了中东计划，并在艾森豪威尔就职后不久的1953年2月获得批准。这份报告指出，“不考虑伊斯兰信仰对阿拉伯人思想方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传统阿拉伯人的内心”，并做出警告，伊斯兰世界并不如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付共产主义的天然屏障，对此，美国必须有所作为，加以利用。同时，艾森豪威尔的一位重要的心理战谋士爱德华·利利（Edward P．Lilly）起草了一份题为“宗教因子”（The Religious Factor）的备忘录，呼吁美国利用它的精神优势，更公开地利用宗教。1954年，著名的《162\\2报告》呼吁大规模报复苏联，再次号召要“动员应付苏联的必要的精神和道德资源”。⁽²²⁾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国对伊斯兰的政治性利用主要表现为心理战和宣传战。中情局成立了美国解放委员会（Amcomlib），在德国组建了自由之声广播电台，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对苏联境内进行反苏广播宣传。⁽²³⁾直到卡特时期，在阿富汗，美国才再次“发现”了穆斯林，并在之后的十多年中隆重地利用了他们。有学者用“穆斯林的新朋友”和“权宜婚姻”来形容苏阿战争期间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这种亲近与联系，然而，在澄清美国的真实意图和具体做法之后会发现，这只是一种纯粹的、赤裸裸的利用关系，不适合用任何温情的字眼来形容。

三、方案扩大：联合巴基斯坦和沙特

1979年，在美国加紧制订“最可行和最理想”隐蔽行动计划的同时，美苏之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各种明争暗斗也逐渐拉开帷幕。随着苏联对阿富汗干涉的日益加深，美国在公开场合的立场逐渐强硬起来，加紧了对阿富汗预防性应急政策的制定，并在10月底扩大了最初的隐蔽行动计划，确立了与巴基斯坦和沙特联合进行秘密援助的方针。

赫拉特危机之后，美苏在公开层面的互相指责和对抗逐渐增多。据《华盛顿邮报》报道，3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指控，“最近涌入阿富汗的苏联顾问和军事装备显著增加”，虽然这对亲苏政府的援助不相干，但苏联军队实际参与战斗将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美国警告苏联不要干涉阿富汗叛军和政府军的战斗，美国将把外部势力干涉作为一个有可能加强整个地区紧张和不稳定形势的事件。⁽²⁴⁾其后，苏联针锋相对地指责美国干涉阿富汗内政，援助叛乱分子。3月29日，苏联塔斯社（TASS）在《真理报》（Pravda）发表文章，谴责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参与了推翻阿富汗政府的阴谋，指责中情局援助阿富汗叛乱团体。⁽²⁵⁾

针对苏联的指控，卡特指示中情局、伊斯兰国家联盟和国务院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尤其要凸出强调苏联和阿富汗亲苏政府的无神论本质。⁽²⁶⁾3月31日，中情局要求所有外勤站“做出具体努力，揭露苏联在阿富汗的干涉的性质和程度，并将这种干涉描述为对地区稳定日益增长的威胁”。中情局局长特纳指出：这项任务升级了之前“加强旨在揭露苏联在伊朗和阿富汗的机构的秘密行动”的要求。截至4月6日，中情局的通告已经发送给46个国家的政府，相关报道“已经发布在17个国家的媒体上”。其后，这一行动持续扩大，到4月25日，已有25个国家都发布了相关报道，51个国家与美国建立起了媒体联络，发表了有针对性的简报。⁽²⁷⁾

3月30日，布热津斯基向美国国际通讯社（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gency，ICA）也发出了同样的指示。ICA报告说，他们正在继续广泛报道苏联在阿富汗的干涉和对阿富汗政府的指控，特别是通过“美国之音”等无线电广播。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已经采取措施，通过外交渠道向伊朗、印度、沙特和巴基斯坦通告了苏联的计划，即苏联将全力支持并可能参与打击阿富汗部落和宗教叛乱分子。此外，美国表示将继续就阿富汗问题与上述国家展开双边对话”。⁽²⁸⁾

4月11日，万斯与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会晤。万斯抗议苏联最近对美国介入的宣传，并质问这种宣传是否预示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多勃雷宁否认了苏联的干预，并反驳说“美国之音”向苏联播放了“敌对内容”。万斯进而发表了以下看法：首先，美国没有干涉阿富汗的内政，也不应对目前的动乱负责，这一点美国已经多次声明。其次，美国怀疑这些媒体报道受到了苏联政府的指使。最后，这些有关美国对阿富汗反政府活动负有责任的报道完全是虚假的，不符合美苏的共同利益，也不利于南亚和波斯湾地区的稳定。他强调美苏双方的利益应以确保这些动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目标，避免挑衅性的相互指责和对外部干涉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加剧区域紧张局势的举措可能导致该地区国家呼吁美苏两国更多地参与，从而使该地区的不稳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更大威胁。⁽²⁹⁾

到了夏天，布热津斯基认为越来越多的情报证明苏联干涉阿富汗领导层的企图，他提醒卡特，苏联可能会罢免阿明，选择扶植其他的领导人。卡特指示国务院公布这一信息，并授权布热津斯基发表公开讲话揭示苏联的企图。8月3日，《纽约时报》以“美国间接施加压力，要求苏联停止干预阿富汗”为标题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讲话。布热津斯基在演讲中警告苏联不要进一步介入阿富汗问题，并要求其不干涉波斯湾地区。⁽³⁰⁾土耳其等国积极响应了布热津斯基的演讲，认为这表明了美国对阿富汗问题的日益关注和重视。

8月22日，中情局汇报了7月3日签署的两份总统裁决的推进情况。

其一，针对阿富汗的总统裁决授权中情局执行最终方案中的前三个项目。

关于项目1：提供国际无线电装备和扩大叛乱宣传。

中情局正在尝试使用某国的无线电设备播发“阿富汗之声”之类的广播节目。此外，一个由宣传和语言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已经组成，已制作了六份传单和四盘磁带，在阿富汗境内分发。目前正在为阿巴边境附近的一个低功率叛乱分子电台定期制作广播材料。

关于项目2：向叛乱分子提供现金和非致命性支持。

确定了援助总金额。已将部分现金交给努里斯坦和白沙瓦的叛军骨干，以支持部落反叛和协助阿富汗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组成联盟。为叛乱分子提供50套医疗包，一套可供50人使用。巴基斯坦原则上同意作为中情局的援助渠道。

关于项目3：在巴基斯坦的心理战。

与巴基斯坦商定了合作意向。评估显示叛乱分子在当地的操作能力比国际广播更重要，因此采取了以下行动：定位并订购了一台有备用设备的短波广播发射器，并立即交付，使叛乱分子的广播能够覆盖阿富汗近一半的地区。发射器坚固轻便，将于9月10日装运。巴基斯坦已同意为叛乱分子安置发射机。

其二，卡特签署了世界范围内的总统裁决后，又制定了一份“展望”文件具体指导反苏宣传工作，并于8月3日与国务院协调实施。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中情局取得了以下成果：1．在35个国家的媒体上刊登了145项主要报道；2．向友好机构每月定期提供关于阿富汗的简报；3．已有23位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使用了简报。⁽³¹⁾

9月，一个多事之秋开始显露踪迹。阿富汗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阿明手中的权力不断上升，苏联多次敦促塔拉基除掉阿明，无比混乱的局面使苏联直接出兵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显著提高。特纳在向国安会提交的备忘录中指出：苏联领导人可能即将做出决定，派遣部队，以防止塔拉基政权垮台，并保护他们在阿富汗的可观利益。苏联现在可能更倾向于冒险对阿富汗进行实质性干预，因为他们认为美苏关系正在走下坡路，参议院批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ALT）的前景渺茫。⁽³²⁾美国国内也并不平静，9月中旬，古巴存在一支“苏联旅”（Soviet Brigade）消息的暴露，使卡特再次遭到缺乏胆量和对苏软弱的指控，以至于其不得不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寻求对策。

布热津斯基趁机敦促卡特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希望卡特认真考虑，为什么本届政府在取得了实际的巨大外交成就之后居然收到了如此之少的赞誉？为什么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尤其是来自美国盟友的评价，都认为本届政府是自二战以来最为胆怯的一届政府？为什么在世界各地，苏联都被认为是进攻方，而美国总被认为是默许方？⁽³³⁾在名为《默许与放肆》的备忘录中，他首先批评了国务院的消极态度，认为在公开场合美国应当强调国防建设是根据自身的实力需要，而不是为了SALT谈判的妥协。其次，美国应加大对苏联—古巴在第三世界国家活动的谴责力度。再次，他强烈主张向中国转让敏感性技术、销售军火并开展军事方面的对话，以此警示苏联。最后，他还迫切要求加强对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尤其是穆斯林和乌克兰人的宣传攻势，同时着手和苏联人就“相互克制”这一总题目进行谈判。⁽³⁴⁾

9月16日，阿明发动政变，推翻了塔拉基，无可争议地接管了人民民主党和政府的控制权。对此，阿姆斯图茨分析阿富汗很可能因为军队的分裂造成内战，“18个月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毁灭”。一名阿富汗官员认为这群领导人是“一群互相咬死的蝎子”，自1978年4月以来，阿内阁已经发生了25次变动，副部长变动了34次。⁽³⁵⁾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塔拉基命丧黄泉，而苏联无论扮演了什么角色，都造成了事实上与阿明政权的隔阂与猜忌。美国评估认为如果阿明无法巩固地位，苏联将转而支持其他可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替代者；如果没有出现可行的左翼替代方案，苏联将推动建立一个更温和的政权，而不是冒着大规模入侵的风险和政治代价来打击叛乱。但可以预见，由于长期的政治混乱、出现反苏政权的前景以及外国的军事干预等因素，苏联进行大规模长期干预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³⁶⁾

鉴于以上形势，华盛顿加紧推动制定预防性应急政策。9月21日，桑顿提出了一份关于阿富汗问题的预案，指出美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外交行动来防止或反击苏联的干预。不能承诺美国对阿富汗的安全负责，也不能把阿富汗问题视为苏美双边问题。美国应继续与其区域和战略盟友进行强有力的协商，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全球对苏联进入阿富汗的任何行动的谴责。该文件还主张反对向阿富汗叛军提供军事援助或在该地区进行军事行动。在苏联干预后，美国应关闭驻喀布尔大使馆，斥责苏联领导层对美苏关系构成的危险，并“公开援助叛军”。

针对这一预案，国防部表达了对SALT谈判的担忧，并显示出在军事行动问题上的内部分歧。一种不干涉主义的观点认为，为了避免夸大美国的利益和要求，需要向有关国家强调这一问题涉及苏联—南亚关系，而不是苏美关系，并进一步凸显苏联在阿富汗内战中的角色。这种宣传旨在于阿拉伯世界、伊朗和次大陆引起广泛的反苏情绪，从而避免直接对抗阿明，也避免与叛军结盟，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直接和间接的军事能力以及有限的利益。不干涉主义的观点顺应了国务院、国安会和中情局的态度：美国要“绞尽脑汁让他们付出代价”，但不要卷入阿富汗境内的混战。另一种强硬的观点认为，如果苏联干预，美国要向巴基斯坦部署部队（战术空军），并加速向阿拉伯海部署一支航母特遣部队；向联合国谴责苏联的行动是对和平的威胁；就次大陆的防御问题与印度进行磋商。而如果美国持保守外交姿态，将会引起沙特、以色列、约旦、巴基斯坦、埃及和其他国家再次对美国的信誉产生怀疑。⁽³⁷⁾

最保守的观点依然来自国务院。万斯及其苏联事务首席顾问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一向反对布热津斯基那种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危机都视为来自苏联的挑战的做法。他们认为，和平有赖于超级大国间的谈判和经济联系，如果新兴国家出现麻烦，通常可以将其视为新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而非超级大国的斗争。⁽³⁸⁾舒尔曼认为，美苏在古巴问题上的对峙，是因为过早地泄露情报，引燃了高度紧张的国内政治气氛。虽然阿富汗不是古巴，但两国都得到了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在处理阿富汗问题时，要警惕情报界的调查结果对美苏关系和美国信誉的严重影响。虽然美国一直在谴责苏联的大规模干预，但由于没有“大规模”的确切定义，很难对苏联的活动进行有效监测和衡量。因此，舒尔曼指出，提前考虑如何从美苏关系、SALT谈判和国会的角度来处理突发情况符合美国利益。否则，一个情报“突破”，一次新闻泄密就可能使美苏再次陷入对抗。

10月23日的SCC会议专门讨论扩大对阿富汗叛乱分子的秘密援助问题。国务院代表甚至建议，将支持阿富汗反叛分子的进一步行动推迟到明年春季，以便能够考察出叛乱活动在冬季的进展情况。这一观点遭到一致反对，其他与会成员认为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中情局代表指出，即使按照最好情况推进，各种各样的延误也注定会发生，尽早做出决定、确保物资及时送达，才能提高叛军度过严冬的可能性。委员会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向阿富汗反叛分子提供额外援助，并将巴基斯坦和沙特作为中介，以现金、通信设备、非军事用品和采购咨询等形式提供援助。会议还指示中情局尽快向沙特情报负责人通报这一决定。

中情局拟定了新的隐蔽行动方案，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向阿富汗叛乱分子提供额外资金，（与沙特和巴基斯坦）联合进行以及单方面进行，用于采购非军事用品；并为继续和扩大宣传活动提供额外资金。其次，向叛乱分子提供战术军事通信设备。由于缺乏无线电设备来协调活动，叛乱分子在战术上相对政府军处于劣势。如果能在若干地区进行协调一致的攻击，迫使政府军分散兵力，将大大增加叛军的成功机会。无线电设备还可以使反叛组织共享关于政府军的情报，并可用于宣传。再次，关于致命性军事援助的设想：由沙特承担军火开支、由巴基斯坦购买外国军火；或者美国提供资金、巴基斯坦购买外国军火并运送给叛乱分子；或者向巴基斯坦提供中情局库存军火和从外国军火商购买的军火，并由中情局安排向巴基斯坦运送。⁽³⁹⁾

对于美国扩大援助计划的提议，齐亚表示赞同，“叛乱活动的继续进行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武器、弹药和炸药援助对于维持叛乱活动至关重要”。（8月初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向美国施压，要求提供武器和弹药。）沙特政府承诺援助阿富汗叛乱分子，并要求中情局通报更多情况，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做出判断。沙特的担心在于：一、不了解各叛乱组织的实力和优势以及阿富汗的复杂局势；二、他们认为美国缺乏参与政治行动的意愿，怀疑美国的参与程度。针对以上情况，特纳得出结论：可以指望巴基斯坦为联合行动提供行动支持，但不能指望它带头或提供资源；而沙特，就像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美国要引导其做出坚定的决定。因此，特纳建议签署总统裁决扩大援助计划，并授权中情局告知沙特援助数额，鼓励沙特至少提供同样多的资源。而如果沙特拖延或退缩，美国则重新考虑执行单边方案。⁽⁴⁰⁾

11月7日，卡特签署了第三份总统裁决（即修正案），“直接或通过第三国向阿富汗叛乱分子提供现金、非军事物资、通信设备和采购咨询等形式的支持”，扩大了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计划。卡特还特别强调：“建议先与沙特（或巴基斯坦）进行磋商，看看在隐蔽行动问题上我们能提供哪些帮助。”

然而，尽管在中情局拟定的扩大方案中，已经对军事援助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实施细则等做出了详细阐述，但最终的总统裁决还是没有批准任何致命性军事援助的项目。这也许是因为受到了国务院保守态度的影响，而一直积极主张提供军事物资援助的国防部官员对此感到明显的失落和不满。⁽⁴¹⁾此外，7月3日的第一份总统裁决之后，虽然巴基斯坦原则上同意成为秘密援助渠道，但在多重因素制约下，两国的合作只在较低水平上进行。直到11月初第三份总统裁决的签署，美国与巴基斯坦和沙特之间的合作才逐渐步入正轨。

进入12月，在阿富汗问题上，华盛顿对苏联干涉行为的态度更加强硬，并且各部门之间的认识也更加一致，尤其是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观点在经历了承认问题上的“一致”、隐蔽行动问题上的“分歧”之后，又开始渐趋一致。发生这些变化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美国对苏联出兵情况和意向的判断。整个12月份，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务院等部门几乎每天都在高度关注和审慎判断苏联在阿富汗的动向。

12月初，中情局还比较保守地倾向于苏联不会出兵，认为莫斯科似乎听天由命地与阿明合作。⁽⁴²⁾但在12月7号，美国最早监测到了苏联的空运行动，使情况发生了重要转折，中情局开始倾向于认为苏联会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并可能除掉阿明。空运行动被视为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严重升级”，“可能是由叛军在喀布尔北部山谷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引起的”，表明局势比目前情报所显示的更为严峻。最重要的是，空运行动使美国相信，“克里姆林宫可能认为美国正全力应对德黑兰事件，因此尽管存在明显的陷阱，莫斯科仍决心在阿富汗谋求自己的利益”。⁽⁴³⁾ 12月13日，针对中情局内部仍然较普遍存在的一些保守态度，中情局战略预警办公室主任麦克伊钦（MacEachin）提出警告，苏联为了实现在阿富汗的目标，迫切需要有效的军事力量，苏联已经用行动表明愿意将作战部队部署到外国。美国不能再一厢情愿地对这些行动视而不见。⁽⁴⁴⁾

12月19日，卡卢奇向布热津斯基、万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David Charles Jones）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汇报：过去12小时内收到的情报显示，苏联进军阿富汗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很可能已经开始行动。如果是这样，这将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苏联地面部队在苏联和东欧以外的首次重大使用。与此同时，中情局正式发布了关于苏联—阿富汗局势的《警报备忘录》（Alert Memorandum）⁽⁴⁵⁾。其中指出，苏联正在苏阿边境附近集结更多部队，表明苏联对阿富汗军事承诺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更加实质性的大规模增援可能正在进行中。⁽⁴⁶⁾至此，白宫上下在苏联出兵阿富汗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

12月25日，国防部情报显示，更多的地面部队活动表明，苏联在继续推进军事干预行动。而且有关空降部队、空降设备、燃料补给、机动车队活动的证据显示苏联似乎已接近完成向阿富汗大规模投入新作战部队的准备工作。⁽⁴⁷⁾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回国务院的电报显示，苏联对喀布尔的大规模空中行动始于圣诞节早晨，持续至26日尚未停止。已经观察到大量的An-22运输机、重型喷气式飞机并装载有As-12防空导弹，总数可能为150到200架。喀布尔的街道上没有看到任何苏联部队，阿富汗军队在首都的警戒状态也没有任何显著的提高。⁽⁴⁸⁾27日，苏联各地面战斗部队抵达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并进一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姆斯图茨和一些使馆人员仍然坚守在喀布尔，并于27日晚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激烈战斗。⁽⁴⁹⁾

四、“极其严峻的考验”

1979年12月以来，面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步步推进，美国一面严厉要求苏联对其行为做出解释，一面积极商讨各方面的应对策略。苏军最终于平安夜开始进入阿富汗，跳入了美国计划中的战争泥潭。然而，在白宫决策者眼中，这一事件却又在战略上对美国形成了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12月中旬，万斯命令舒尔曼和驻苏联大使托马斯·J．沃森（Thomas J．Watson，Jr．）与苏联交涉，寻求对苏联在阿富汗最终目标的解释。万斯认为苏联应“根据1972年《美苏关系基本原则》⁽⁵⁰⁾（Basic Principles of U．S．-Soviet Relations）和其中的承诺进行协商，以避免出现冲突，加剧国际局势的紧张”。苏联代办瓦塞夫（Vladillen Vasev）同意向莫斯科转达美国的抗议，但他表示，苏联领导人可能会对这一请求感到“心烦意乱”（disturbed），将其解读为美国的伎俩，目的是转移苏联对美国在伊朗计划采取的行动的注意力。果不其然，克里姆林宫没有回应万斯的要求，其答复“本质上是一种拒绝”。苏联外交部对万斯的要求感到“不解”，表示苏阿关系“不受第三国干涉”，1972年的基本原则协定与阿富汗的情况没有任何关系。⁽⁵¹⁾苏联的恶劣态度促使国务院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态度更快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之前万斯还没有完全放弃通过谈判合作的温和处理方式，此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又渐趋一致，卡特的智囊团开始以更加团结的强硬姿态对抗苏联。

面对苏联对阿富汗如火如荼的干预，华盛顿的一些官员开始对美国秘密援助的力度和地区政策产生怀疑。12月21日，国安会官员马歇尔·布莱门特（Marshall Brement）提议召开SCC会议商讨阿富汗问题的新变化并调整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布莱门特认为必须采取公开立场和具体行动来反击苏联，并给出了详细方案。第一，利用一切手段，宣传苏联人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宣传主题包括：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界限是什么；谴责干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严重难民问题，尤其是穆斯林难民问题；谴责苏联无神论（鼓吹苏联出版了大量反宗教和反伊斯兰的文献，而美国宪法保护宗教自由，三百万穆斯林在美国自由信教）；谴责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是鲁莽的冒险主义；深切关注阿富汗人民的苦难。第二，向巴基斯坦派出调查团，调查其境内阿富汗难民营的情况。第三，直接或间接地与沙特、利比亚和其他可能同情阿富汗伊斯兰事业的国家和组织探讨加强对叛乱分子的秘密援助和利用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和难民营支持叛乱的可能性。第四，召开SCC会议，审查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政策。寻求激励和保障措施的正确组合，以增加巴基斯坦人的勇气，来抵御来自莫斯科和喀布尔的压力。总之，美国必须在具体方式、公开立场和秘密行动方面多管齐下，以对抗苏联。

国防部副部长格雷厄姆·克莱托（W．Graham Claytor Jr．）也赞同布莱门特的提议，他援引“保持阿富汗叛乱活动持续下去”的必要性，认为美国应该“挫败苏联”，并向巴基斯坦、沙特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展示“美国的决心”，阿富汗的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抛出更多钱就能解决的问题。⁽⁵²⁾

苏联出兵之后，12月26日，白宫战情室召开关于阿富汗问题的SCC会议，几乎所有与阿富汗问题相关的外交政策顾问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苏联政治局直接指挥了这次行动，苏联的速战速决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风险，美国的影响力和总统在国内的地位都将被极大损害。美国的目标是使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SCC讨论决定先采取一些可立即执行的措施，包括：允许媒体自行获取苏联最新的行动信息，并保持目前的公开姿态；迅速向该区域有关国家和其他有关方面通报新的事态发展；国务院立即向国会领导层通报计划中有关伊朗的情况；让驻苏联大使沃森重申美国的关切，并要求苏联对苏军的调动做出解释。⁽⁵³⁾

随后，布热津斯基在给卡特的备忘录中阐述了他对苏联出兵的思考。布氏指出，美国面临着一场地区危机，伊朗、阿富汗局势动荡，巴基斯坦内忧外患，伊朗危机导致了西南亚力量平衡的崩溃，苏联的存在可能会扩展至阿拉伯湾和阿曼湾边缘。因此，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层面的利弊因素之后，布热津斯基更加明确了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越南这一战略意图。

布氏认为，由于以下国内外原因，最初可能对美国不利。国内层面：一、会激起美国国内应立即对伊朗采取更直接军事行动的呼声，政府将面临更大舆论压力；二、地区动荡将使伊朗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并使美苏陷入正面对峙；三、SALT遭到破坏，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四、白宫处理苏联事务的方式将同时受到右派和左派的攻击。国际层面：一、如果美国无法将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都投射到该地区，巴基斯坦很可能因受到恐吓和威胁，最终默许某种形式的苏联外部统治；二、随着伊朗的动荡，美国在西南亚地区将没有坚固的堡垒来抵挡苏联向印度洋的进攻；三、无法有效遏制苏联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扩张将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信誉。

而对美国有利的方面在于：一、世界公众舆论会对苏联的干预感到愤怒，美国可以充分利用舆论对伊斯兰国家的关注。二、可以利用难民问题，谴责苏联造成了大规模的人类苦难。三、通过这一事件，美国的盟友将更加意识到需要为自身防御做更多的努力，从而减轻美国的战略负担。

面临苏联制造的极其严峻的考验，美国该怎么应对呢？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提出了他的主张：一、保证阿富汗抵抗运动的继续进行，向叛军提供更多的资金、武器和技术建议。二、重新审视对巴政策，安抚并鼓励巴基斯坦，提供更多保障和武器援助。解除美国不扩散政策对巴基斯坦造成的限制。三、鼓励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合作帮助叛军。四、严厉警告苏联，美苏关系会受到损害，他们的行动会危及SALT，会影响到国防部长布朗访华的实质内容。五、将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作为对和平的威胁提交给联合国。

尽管布热津斯基相信阿富汗最终可能会成为苏联的越南，但他也认识到前景不容乐观。因为这时美国对阿富汗叛乱分子的情况掌握得并不充分，对游击队的战斗力和组织化程度过于缺乏信心。⁽⁵⁴⁾

阅读布热津斯基的这份备忘录的时候，卡特正和家人一起在戴维营庆祝圣诞节。整个12月里，直到27日这天，卡特才在日记里第一次正式谈到阿富汗问题，他写道：“晚间，我决定返回华盛顿，因为苏联开始派兵入侵阿富汗，企图颠覆现在的政府。他们在最近24小时内出动了大约215架飞机。派遣了两个团的军队，现在阿富汗境内有8000到10000名苏联人——包括顾问和士兵。我们认为，事态发展极其严峻。” ⁽⁵⁵⁾

五、“尽可能高昂的代价”

尽管有准确、及时，甚至堪称出色的情报信息，但苏联真正出兵之后，华盛顿还是不免陷入一种紧张危急的气氛之中。12月31日，卡特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采访，当被问及是否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感到意外时，卡特承认，“最近一周我对俄国的看法比此前一年半或两年的时间改变得都要多……直到现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动的意义才为世界所知晓”。

虽然，在制造泥潭的构想中，苏联出兵早已是意料之中，或者说是谋划之中的事；而且，差不多半个月前，在白宫内部，苏联调兵遣将的消息就已不再是新闻。然而，美国人在情感上似乎一直难以相信苏联真的会选择出兵阿富汗，也难以相信莫斯科居然真的会做出如此不明智的决策。因此，与其说卡特感到意外，倒不如说是愤怒和震惊更加准确。毕竟，美国曾就此向苏联提出了至少五次警告。卡特后来解释说，苏联的入侵行为将使美苏在SALT谈判、古巴和其他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上的进展付之东流，并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不可信任的”，对苏联人来说，该入侵行径是“徒劳、适得其反和极具危害的”。⁽⁵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而言，苏联的入侵几乎是以同样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成为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样一个考验，布热津斯基试图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他不仅再次认真思索了美国在越南泥潭的经历，也联想到了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47年杜鲁门总统曾经面临的相似境况。

尽管阿富汗和越南的情景乍看起来十分相似，但任何想当然和简化的类比都是不可取的。阿富汗叛乱分子组织混乱、领导无力，没有避难所、组织化的军队以及中央政府，而这些都是北越所拥有的。此外，叛乱分子目前能得到的外国支持有限，而苏联和中国当时给北越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援助。

作为干涉国的苏联和美国也在政治目标、政治制约、媒体环境以及后勤运输条件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目标混乱，过于纵容和迁就南越盟友，不愿意投入可以在军事上“赢得”战争的足够力量，并且需要将部队和物资远程运输5000英里。此外，越战作为起居室战争⁽⁵⁷⁾，使美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苏联限制新闻界的报道，战争的惨烈状况不会在苏联国内引起过多关注，这将极大地减少国内外对苏联的批评。而且苏联可以在短距离和开放边界内快速运输部队和物资。苏联面临的不利因素在于：1．恶劣的气候和复杂地形；2．物资运输至阿富汗境内之后困难倍增；3．缺乏游击战方面的经验；4．由于阿富汗政府军完全无法击败游击队，苏联需要将战争“苏维埃化”（Sovietize）。

综上，美国预计苏联会速战速决——迅速采取行动，大规模地实现目标。但苏联优势能否充分发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阿富汗叛乱分子协调其活动的能力；2．美国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有效合作援助叛乱分子的能力；3．美国保持公众对苏联行为认知的能力，以及动员不结盟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对苏联施加压力的能力。⁽⁵⁸⁾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虽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与1979年的阿富汗有明显的区别，但美国认为，苏联很可能在评估风险时借鉴了在捷的经验。当时苏联的出兵干预不仅制止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恶化，而且对整个东欧地区产生了警示作用，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采取可能会激怒苏联的行动时更加审慎。最重要的是，事实证明，西方国家的民愤难以长久。虽然大多数国家对入侵事件表示震惊，但“正常化”和苏联在捷驻军很快成为事实，入侵一年后，西方国家积极参与缓和外交。莫斯科也迅速回归缓和轨道，入侵事件仅成为“缓和道路上的一次迂回”。这种一举多得的先例对苏联着实具有巨大诱惑。苏联预估出兵阿富汗后国际社会的愤怒情绪也会迅速消减，加之美苏关系处于低潮，SALT陷入僵局，美国大选在即，苏联也不会失去更多筹码。总之，美国认为，根据苏联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采取的行动推测，莫斯科可能不会因为出兵阿富汗而放弃缓和的努力，而是在风浪渐歇之后再尽力恢复。那么，如果美国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积极迎战，也许还能够长期保持对苏平衡政策的基础。如果应对不力，莫斯科的胃口很可能会越来越大，造成更多的地区动荡，损害美国的利益，并且影响未来几年内美苏之间实质性合作的开展。⁽⁵⁹⁾

如果上述历史镜鉴提供了些许线索和提醒，在杜鲁门那里，布氏则获得了全面的、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指导和启示。在考虑有关西南亚局势的各种选择时，布热津斯基提醒卡特回顾一下导致了杜鲁门主义诞生的一场危机，因为“这场危机与我们目前在阿富汗，在该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挑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整个巴尔干地区都在苏联军队的援助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处于美国意识形态团体边缘的两个国家希腊和土耳其在苏联的压力下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一地区在1947年之前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战略利益，而且此时美国国内弥漫着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获知英国打算在六周内停止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杜鲁门预言性地指出这不仅仅是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宣布美国的政策是支持那些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征服企图的自由人民，要求国会授权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巨额资金援助和人员培训并允许迅速有效地使用他们批准的任何资金，还决定派遣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协助其重建工作。

布热津斯基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一个最具创造性时期的开始，表明美国打算放弃过去的犹豫不决，在国际上承担起更积极的角色。如果当时美国没有迅速果断地行动，苏联会继续加大对土耳其和希腊的压力，南欧和中东地区的演变也将截然不同。而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局势正像1947年一样，西方国家和美国公众都在期待着美国采取积极行动对抗苏联、保护自身利益。有所不同的是，“目前苏联在南亚的挑战比1947年时更加明目张胆、更加残酷，而当前的海湾地区对西方的利益而言无疑比30年前的希腊和土耳其更加重要”。⁽⁶⁰⁾

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指出，历史的真正用处不在于使领导者在下一回变得更聪明，而在于使他们永远更明智。⁽⁶¹⁾那么，在借鉴了诸多历史教益之后，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在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和谋划下，卡特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雷厉风行地采取了能想到的一切举措。12月27日下午五点左右，在莫斯科，驻苏联大使沃森再次向苏联重申美国对苏联军队大规模进入阿富汗的关切，并要求立即澄清苏联政府的行动和意图。⁽⁶²⁾在华盛顿，白宫迅速召开总统审查委员会会议讨论苏联出兵阿富汗和西南亚局势问题，除了总统和副总统之外，其他主要的外交决策人员都参加了会议。⁽⁶³⁾第二天上午十点，在卡特从戴维营赶回白宫后，又召开了国安会会议。⁽⁶⁴⁾

根据这两次会议的讨论结果，卡特于1980年1月2日签署了《关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的总统决定》，其中规定：

关于阿富汗问题：1．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使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即使这一目标无法实现，也应该让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并将阿富汗事件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的号召点。2．大力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必要时诉诸联合国。但最好由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发挥带头作用。⁽⁶⁵⁾3．向北约盟国、中国和联合国以及不结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发出信息，提请他们关注阿富汗事件，并呼吁他们做出适当的反应。4．避免将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与SALT挂钩。但也不要因为对SALT的兴趣而阻止有力的言论和行动。5．向苏联发出公开和私下的信息，指出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对和平构成了威胁，违反了美苏1972年商定的行为原则。

关于巴基斯坦问题：1．派遣一个由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M．Christopher）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就该地区的新局势进行磋商。2．恢复和促进军售。3．请沙特协助资助巴基斯坦的军事采购。4．尽快向巴基斯坦提供两艘基灵级驱逐舰（GEARING-class destroyers）。5．迅速采取行动，提供4000万美元的480号公法（PL-480）援助。6．提供额外援助，帮助巴基斯坦处理阿富汗难民问题。7．重申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核政策，并明确立法限制。但在处理苏联—阿富汗问题时，敦促巴基斯坦先搁置核问题，待以后再解决。⁽⁶⁶⁾

在28日召开的国安会会议上，白宫新闻发言人乔迪·鲍威尔（Jody Powell）问道，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卡特回答说要让苏联撤军，鲍威尔和特纳表示，让苏联撤出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万斯、布朗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是要让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⁶⁷⁾然而，无论要达到其中哪个目标，参会人员一致认为以上措施都是远远不够的，显然还需要针对苏联本身施加外交压力，采取制裁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长远的战略调整与规划。

12月28日，卡特致电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领导人，强调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严重后果，并敦促其采取措施共同抵制苏联。⁽⁶⁸⁾同时，致函美国的盟国、主要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外加所有伊斯兰国家，敦促他们发表强烈反对苏联行径的声明，并对该采取什么措施发表意见。随后，卡特又通过热线向勃列日涅夫直接发出了“从未有过的最严厉信息”，指出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是对和平的明显威胁，是美苏关系一个根本和持久的转折点；美国政府绝不能接受苏联政府12月27日向沃森大使做出的答复，即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领导人的要求而派出的；敦促勃列日涅夫迅速采取建设性行动，撤出部队，停止干涉阿富汗内政，否则，多年来美苏之间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关系很可能受到损害。⁽⁶⁹⁾

1980年1月2日，国安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近30项抵制苏联的具体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搁置参议院对SALT的审议和表决。2．关于各种双边军控谈判，美国的立场是谈判应继续进行，但将不同程度地推迟或暂缓。3．召回美国驻苏联大使沃森，同时也削减苏联驻美国的外交人员并加强对苏联官员在美国公务旅行的限制。4．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广播将按照国务院12月31日文件中的方针加强宣传。5．加强世界范围的外交行动和国际通讯局的行动，以宣传苏联在阿富汗的作用。6．关于奥运会，美国将采取以下公开立场：“我们的欧洲盟国对是否应该继续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提出了质疑。我们将评估这一问题，并审查其他国家在做出决定时采取的立场。”7．美国将逐一收紧对苏联的出口管制。8．对苏联在美国的商业扩张进行审查，以便加以限制。9．限制根据美国《捕鱼协定》分配给苏联的资源。10．继续敦促盟友增加对伊斯兰国家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广播，介绍阿富汗的事态发展，与盟国共同编写一份关于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情况的定期通告，并在联合国分发。11．美国将联合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敦促将阿富汗局势列入议程。12．美国将根据具体情况，实施“比利时原则”（Belgian Formula），即在多边出口协调管制委员会中，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制造有利于中国的事实上的差别。这项政策不会公开声明。13．与其他国家协商，敦促他们拒绝向苏联提供进一步的信贷。14．与美国盟友合作，敦促国际金融机构和对阿富汗有援助计划的国家停止提供援助。15．对《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进行修正，将巴基斯坦排除在《西明顿修正案》（Symington Amendment）和《格伦修正案》（Glenn Amendment to the Arms Export Control Act）⁽⁷⁰⁾的限制范围之外，以便向其提供对外军售和经济援助支持。16．取消或推迟在苏联举办的或有苏联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取消将要访问苏联的美国代表团。⁽⁷¹⁾

1月4日，卡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人民发表了题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讲话，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表达了卡特政府的明确立场和坚定决心。卡特指出这种侵略是对和平极其严重的威胁，苏联有可能进一步向西南亚邻国扩张，而且这种侵略性的军事政策让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无情违反。“这是一个强大的无神论政府征服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民族的蓄意行为。我们必须承认阿富汗对和平与稳定的战略重要性。一个被苏联占领的阿富汗对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构成威胁，并可能成为控制世界大部分石油供应的跳板。”⁽⁷²⁾

1月23日，卡特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标志着卡特主义的诞生和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卡特表示：苏联入侵阿富汗，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付一个几乎无防御能力的国家，使美国在该地区面临更广泛和更根本的挑战，其影响可能构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威胁。这一地区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于：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可出口石油。美国呼吁尽最大努力维护这一关键区域的安全。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重大利益的威胁，这种威胁将被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击退。

要达到卡特主义中所制定的目标，美国需要做出重大战略调整与政策规划：增加国防预算和投入；提高美国军队的远程部署能力，加强与北约和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改善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增强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重申美巴1959年的协议，保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为其提供额外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一步加强与波斯湾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联系，与伊斯兰国家开展广泛合作，建立一个尊重不同价值观和政治信仰的合作安全框架；恢复兵役登记制；界定情报机构的法律权威和责任，在立法层面减少对情报工作的限制。⁽⁷³⁾

1月30日，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描述了“中东战略框架”的宏伟构想，为卡特主义注入了更加实质性的内容。其中指出波斯湾战略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在那里的切身利益——与欧洲和日本的共同利益。由于苏联向该地区投射的力量和影响力是目前对这些利益的主要威胁，因此，首要战略任务是反击苏联的存在，战略实质是通过以下方式加强美国的存在和能力：1．为美国部队建立设施。2．加强友好国家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3．减少苏联、古巴、东德和南也门的影响力。计划通过共同保护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叛乱分子，以及减少南也门对阿曼、北也门和沙特的威胁等途径，加强友好国家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在行动和应急计划方面与欧洲盟友、约旦、埃及进行合作。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美国海军永久驻军和增援能力的波斯湾/印度洋地区，一个恢复中立的阿富汗，一个更强大的巴基斯坦，一个更加团结合作的伊朗，以及一个不受南也门威胁的阿拉伯半岛。⁽⁷⁴⁾

至此，苏联出兵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从保卫阿富汗到保卫波斯湾，在美国外交话语的建构之下，苏联出兵阿富汗不再是一场局部冲突，而是苏联全球扩张的一部分；其影响不仅仅是危害地区安全，而且威胁世界和平；美国的对策不再只是政策性的，而是上升至战略高度。自1977年1月执政以来，卡特政府一直在其“新世界秩序战略”理想蓝图的基础上勾画外交政策的轮廓，希望通过谈判和广泛合作继续推动美苏缓和。直到三年后，卡特主义姗姗来迟，取代了新世界秩序战略，预示着美苏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以及缓和的彻底终结。

在战略家加迪斯看来，阿富汗事件令卡特行政当局大为震惊，以致接受了对称性反应所特有的、关于利益和威胁的不加区分的观点。然而，就美国如何能在一个依赖国外能源供给和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的时期造就维持此类战略必需的手段，卡特没有做出任何暗示。而且，白宫在为其新的强硬路线集聚支持方面碰到的困难——对兵役登记、谷物和技术禁运，甚至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广泛反对——不仅反映了顶层的领导力危机，也反映了来自下层的对被领导的抗拒。这即使在一个比卡特政府更有规制的政府里，对贯彻一种内在连贯的大战略也非吉兆，更不用说是一种有效的大战略了。⁽⁷⁵⁾

卡特也承认，在一连串惩罚步骤中，“两项最为难办的事情就是粮食销售和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问题”。⁽⁷⁶⁾卡特认为粮食禁运政策能够给苏联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因而支持将其作为首要的经济制裁手段。但事实上粮食禁运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美国并没有得到其他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积极配合，苏联得以从其他国家获得粮食，而美国还要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引起国内相关行业的不满。抵制奥运会的努力同样困难重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社会主义国家承办的夏季奥运会，苏联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将其视作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契机和宣传共产主义的极佳机会。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宣称“莫斯科将不是一个庆祝和平和善意盛会的合适场所”，在国内和国际同时大力呼吁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希望以此为筹码威胁苏联撤军，对莫斯科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在国际社会中孤立苏联。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苏联没有按期撤军，奥运会如期举行，最终受到了严重影响，81个国家参加了此次奥运会，以美国、西德、日本、菲律宾、加拿大为首的64个国家和地区拒绝参加，其中包括中国、阿尔巴尼亚、索马里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外，卡特政府还积极呼吁其他国家对与莫斯科奥运会有关的出口进行管制，但没有得到有效回应。总体而言，抵制和制裁加剧了冷战的紧张局势，激怒了苏联政府，后来苏联对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发起了报复性抵制。

然而，正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预示的那样，在阿富汗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公众对苏联的愤慨会逐渐消散，抵制奥运的风波会逐渐平息，各种制裁和禁运措施也将逐渐成为常态，迫使苏联撤军的各种外交手段和政治压力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但是，苏联的军队仍然驻扎在阿富汗土地上，那么，怎样才能让苏联持续和长久地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呢？

六、方案升级：从叛乱分子到自由战士

在标志卡特主义出台的演讲中，关于美国重大外交战略规划的慷慨陈词之后，在一处不太显眼的地方，卡特提道：我们还需要明确而迅速地通过一项新规定，以界定我国情报机构的法律权限和责任。我们将保证不再发生滥用职权的情况，但必须加强对敏感情报信息的控制，因此需要解除对美国情报收集能力不必要的限制。⁽⁷⁷⁾这句简单的陈述中所包含的政策意义其实和卡特之前的鸿篇大论同等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更加重要。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在卡特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制定的三管齐下的策略中，除了前述的政治、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之外，还有一项就是加强秘密情报活动。而且不仅是加强针对阿富汗的秘密活动，还包括伊朗、非洲、南亚以及其他地区。

国安会的苏联问题专家弗里茨·埃尔马斯（Fritz Ermarth）指出，美国的政策必须包含系统性的努力，使苏联为其在阿富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印度支那半岛的介入，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和痛苦。这需要美国对苏联的反对派给予广泛的支持，不论何时何地，这种支持不是基于反对派本身的价值或胜利的机会，而是基于他们对苏联实力的杀伤力。同时，美国必须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做好准备，因为其中一些反对派作为代理人将会失败，而美国的支持可能在事后会被视为导致了他们的灭亡。⁽⁷⁸⁾无论白宫的政策制定者们是否真正在意潜在的道德缺陷，秘密行动政策的强化和扩大都必然要求相应的立法支持和法律调整，因此，迫切需要国会取消对秘密行动的各种限制。

经过白宫官员，尤其是国安会官员的不懈努力，《1980年情报监督法》删减了《休斯—瑞安修正案》中关于国会监督秘密行动的规定。虽然向国会通报总统隐蔽行动裁决的规定仍然有效，但新法案减少了总统隐蔽行动裁决需要通报的部门数量——由之前的八个不同的国会委员会缩减至参众两院的两个情报委员会，并明确说明，这项向委员会“充分和及时通报”的规定并不构成国会批准秘密行动或其他情报活动的要求。此外，新法规还规定，如果总统决定“必须限制事先通知，以应对影响美国重大利益的特殊情况”，总统可将事先通知范围限制在两个情报委员会主席和高级委员、众议院议长和少数派领袖以及参议院多数派和少数派领袖——也就是被称为“八人帮”的团体。如果没有事先通知秘密行动，总统必须“及时”向两个情报委员会发出通知，并通过“展望”文件解释说明未提前通报的原因。⁽⁷⁹⁾新的规定大大降低了情报泄露的风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总统在重大隐蔽行动实际操作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在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雄心勃勃的隐蔽行动规划中，阿富汗的秘密战争无疑占据着首屈一指的位置。苏联出兵之后，在之前计划的基础上，美国积极推动了行动方案的升级。

该计划始于1979年7月3日的两份总统裁决，最初只向叛乱分子提供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11月7日的第三份总统裁决扩大了援助计划，批准了采购咨询和提供通信设备，以及更多的资金投入。特纳在12月底的总统审查委员会会议上首先汇报了行动进展情况：中情局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心理行动小组，专门为阿富汗的秘密广播提供素材；11月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阿明政府曾就此向巴基斯坦提出抗议；在国际新闻界发表了150篇文章；在非军事支助领域，通过巴基斯坦或单方面支付了695000美元中的620000美元。针对与沙特合作中遇到的问题，特纳进一步建议采取更快捷有效的方式，即在一周内将适当的物资，如高射炮、反坦克武器、AK-47步枪和82毫米迫击炮运出中情局的仓库并运往沙特，以便进一步运往巴基斯坦。而且必须向叛乱分子提供RPG-7反坦克武器的训练，先由中情局训练巴基斯坦人，再由其训练阿富汗叛军。或者由美国直接提供SA-7防空导弹⁽⁸⁰⁾。未来半年多时间里，中情局预计需要1000万美元来落实这些计划，但即使这样，也只能做到勉强维持叛乱活动的进行，远远无法达到让苏联撤军的目的。特纳指出这些计划需要总统裁决的支持，布热津斯基附议，认为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总统裁决。⁽⁸¹⁾

12月28日，白宫首先召开SCC会议拟订了一份新的总统裁决，以使美国能够加快经由沙特向阿富汗叛军运送武器的速度。之后，又召开了NSC会议，白宫决策者们在升级隐蔽行动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他们认为，加大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是有意义的，尽管叛军没有任何希望接管阿富汗政府，但苏联镇压叛乱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万斯表示，如果能保证叛军的活动一直坚持下去，就能让苏联持续付出代价。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态度和巴基斯坦的支持是抵抗运动成功与否的两个关键变量。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帮助反叛分子，孤立和无助将对阿、巴人民造成非常不利的心理影响，并会直接影响反叛活动的效果。同时，苏联军队可能会驻守城市，释放出阿富汗政府军来追击消灭叛军，叛乱分子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苏联出兵之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这对冤家的立场不仅迅即统一起来，而且万斯领导的国务院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态度甚至变得比国安会更加强硬。美国官方特意为两人的团结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纽约时报》评论说：过去，万斯比布热津斯基更加热衷于维护缓和，但是现在，由于苏联的侵略行动，万斯已经完全同意了布热津斯基的观点。⁽⁸²⁾对苏联这种明火执仗的入侵行为，万斯一方面感到愤怒和惊讶，另一方面，也心生几分自责和愧疚，大概觉得正是因为自己之前对苏联的态度过于软弱，才导致苏联得寸进尺，希望能用更积极的应战态度进行弥补。因此，国务院在对巴基斯坦的整体政策的重新规划中，尝试解除经济援助和军售方面的限制，采取平衡行动，以满足美国在该地区外交政策中几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在阿富汗叛乱可能蔓延到巴基斯坦的情况下，加强巴基斯坦的防御能力；加强巴基斯坦的经济能力，以管理因战争而在巴基斯坦境内不断增加的阿富汗难民人口；找到一个变通的办法，以解决《西明顿修正案》禁止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最后，以不会进一步加剧与印度的紧张关系的方式向巴提供军事援助。

总之，此时美国政府达成一致，坚定支持叛乱分子，并且决心扫除与巴基斯坦合作中的最大障碍。12月28日，卡特签署了关于阿富汗隐蔽行动计划的第四份总统裁决，批准“直接或通过第三国，向反对苏联干预阿富汗的阿富汗反对派提供致命性的军事装备。关于如何使用这些装备，由美国直接或通过第三国，在阿富汗境外，有选择性地提供培训”。并表示，希望总统裁决着眼于尽可能大的灵活性和普遍性，强调美国希望以最具建设性的方式实现积极目标。⁽⁸³⁾这一裁决无疑给之前一直进展缓慢的隐蔽行动注入了“强心剂”。1月8日，布热津斯基给卡特的总备忘录中，最终敲定了对巴基斯坦援助的一揽子计划，为合作开展隐蔽行动建立了相应的整体政策框架。⁽⁸⁴⁾

美国着力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加深对阿富汗反对派情况的了解与把握。苏联入侵时，美国的隐蔽行动虽然已经进行了半年有余，但白宫对阿富汗反对派的了解依然停留在笼统的印象层面。苏联出兵之后，中情局的情报分析文件中，迅速且大量增加的首先便是关于阿富汗反对派情况的报告。

反对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和苏联入侵的反对派主要由三股势力组成。其中最活跃的一股势力即各种叛乱分子团体。他们数量众多，由独立的阿富汗部落组成，除很少一部分是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计划外，绝大多数人代表部落或地理区域，驱逐所在地区的外来入侵者是其叛乱的主要动机。1980年8月的数据显示，虽然1500万阿富汗人民中的大多数都憎恨苏联的占领，但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积极参与战斗，大概为50000至100000人，其中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叛乱分子大约有28000人。他们处于与苏军直接作战的前线，依托有利的地理环境优势，发动灵活、激烈的游击战，反抗苏军和政府军。第二股势力由王室领导，以流亡罗马的前国王扎希尔·沙阿为首，主要作为一个权力象征存在，并没有实际战斗力。第三股力量，是几十个阿富汗流亡组织。其中大部分设在巴基斯坦，少数设在伊朗，其余的散布在美国、西欧、埃及、印度等世界各地。其中最有潜力、能对叛乱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数十个在巴基斯坦的流亡组织。

四月革命之后，以白沙瓦为基地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迅速增加，边缘化和低效的各种“解放团体”激增。这些流亡领导人在阿富汗有着不同的政治和宗教根基，在同胞中拥有广泛的追随者，相当数量的叛乱分子和巴基斯坦境内的许多阿富汗难民都是他们的支持者。一些流亡的宗教领袖偶尔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以鼓舞叛乱部落的士气。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财政支持，流亡组织对叛乱进程的影响仍微不足道。叛乱分子的武器和物资只有很小一部分来源于流亡组织，大部分是从阿富汗军队缴获、由政府军叛逃带出，或向巴基斯坦军火商购买。

苏联入侵以来，美国积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对阿富汗叛乱分子和流亡组织的形象进行有意的塑造与建构，“自由战士”和“圣战者”逐渐取代了“叛乱分子”和“叛军”，不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内部官僚话语体系中，也出现在不同的外交场合之中。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更多受到了巴基斯坦的带动与影响。

布热津斯基访问巴基斯坦期间，齐亚在强调巴基斯坦的重要性时，多次以极其关切的口吻谈到“自由战士”：“即使我们的资源十分匮乏，我们也一直在孤零零地帮助自由战士。”他强调叛乱是有前途的，但需要外界的支持和外部基地，由于伊朗的局势仍然动荡，巴基斯坦作为基地必须是安全的，“一个不安全的巴基斯坦将危及自由战士的未来”。⁽⁸⁵⁾4月23日，布热津斯基在SCC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把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作为一项公开的、值得尊敬的事业，而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予以否认的一项秘密活动。⁽⁸⁶⁾其后，一份给卡特的备忘录中提到，阿富汗的自由战士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好，而且很可能会继续这样做。4月30日，卡特在给齐亚的信中写到，阿富汗人民的抗苏斗争是“我们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我非常重视这场斗争，并知道你们和我一样钦佩圣战者组织……这种抵抗既符合伊斯兰世界的利益，也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益”。⁽⁸⁷⁾10月份，中情局在一份文件中专门指出，与“叛乱分子”相比，巴基斯坦更喜欢用“自由战士”或“圣战者”的称呼。在巴基斯坦的带动之下，美国在与相关国家讨论援助事宜时，也全部改用自由战士这种具有正面感情色彩的称呼。苏联的入侵使曾经在美国人眼中危险十足的叛乱分子成功转型为为正义和自由事业而奋斗的自由战士，称呼转变的同时，美国秘密援助的力度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面临的第三个（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依然是提高抵抗活动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反叛团体的联合、增强其战斗力。这是美国在隐蔽行动中一直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始终收效甚微。1978年4月和1979年8月的统一尝试仅持续了几个星期就失败了。1979年9月，国安会希望将各自为政的阿富汗团体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类似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那样的阿富汗解放阵线（Afghan Liberation Front，ALF），目的在于凝聚世界舆论，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英勇的反苏斗争。美国预期它会得到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支持，并将为很多西方人士提供机会来表明他们的一贯立场，即在越南反对美国，同样要在阿富汗反对苏联的傀儡政权。⁽⁸⁸⁾但这一构想亦无疾而终，流亡领导人难以抛开个人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团结起来反对喀布尔的亲共政府。

苏联入侵之后，叛乱分子之间以及叛乱分子和流亡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加。尤其是流亡组织逐渐成为外界援助阿富汗叛乱活动的主要渠道，负责武器和物资分发，代表叛乱分子发声，对叛乱活动的控制力也日益增加。但无数四分五裂、争斗不断的反叛组织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公认的领导人。

1月27日至29日，应沙特和巴基斯坦的要求，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The Conference of Islamic Foreign Ministers）在伊斯兰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苏联干预阿富汗问题。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大力促成流亡组织的第三次团结，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Islamic Alliance for the Liberation of Afghanistan，IALA）成立。该联盟由六个流亡组织组成，其中包括了四个最重要的流亡组织：由希克马蒂亚尔⁽⁸⁹⁾领导的伊斯兰党，由盖拉尼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和民族革命委员会（Jabbah-Azadibakhsh Islami，又称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拉巴尼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联盟，穆贾迪迪领导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在1月28日的伊斯兰会议上，该联盟被允许代表叛乱分子的立场，呼吁财政支持。齐亚强调，会议应该发出明确的信息，向苏联转达伊斯兰世界的严重关切，并呼吁其撤军。这次会议引发了各方面强烈的反苏情绪，美国驻苏联大使指出，苏联领导层显然严重误判了伊斯兰世界对其入侵阿富汗的反应，会议“对苏联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利益造成了严重挫折”。

这次团结的尝试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流亡领袖：盖拉尼和穆贾迪迪，这两个人因无法放下各自家族的历史性争斗，长期水火不容。同时这次团结也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流亡组织的第一次团结尝试。因此，IALA受到了来自巴基斯坦、沙特和其他波斯湾国家与日俱增的压力，要求他们保持团结，以作为获得军事和财政援助的先决条件。⁽⁹⁰⁾然而，希克马蒂亚尔还是在IALA成立后不久就脱离了组织。

2月初，还有五个阿富汗政治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阿富汗伊斯兰解放联合阵线（United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of Afghanistan，UILFA），被认为标志着促进团结的努力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该联盟仍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组织，其领导人仍然因意识形态分歧和个人分歧而相互抵牾。这些分歧存在于从西式民主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取向之间，包括对美苏的态度，阿富汗应该采取的政府形式等具体问题。中情局报告显示，在UILFA成立时，每个团体都从沙特政府得到了约1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沙特承诺再向该阵线增加600万美元的援助。在阿富汗境内作战的许多叛乱领导人都知道UILFA在白沙瓦得到这笔资助，但UILFA没有用沙特资金支持任何在阿境内作战的叛乱分子，这使阿富汗人民和流亡政治团体领导人之间产生了比以前更大的信任鸿沟。⁽⁹¹⁾

总体上看，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最初阶段，美国对叛乱活动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叛乱分子的组织化程度和领导能力普遍低下，叛乱活动缺乏协调，可获得的武器和物资也不容乐观，尤其是其对抗的还是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1月12日，布莱门特指出，苏军在阿富汗的两种前景：一是在短时间内消灭叛乱分子，并使用足够的武力封锁巴阿边境；但可能性更大的是第二种前景——陷入长期反叛乱战争中，被迫进入巴基斯坦开展跨境行动，以摧毁难民营的军事价值。⁽⁹²⁾美国认为苏联具体有三种选择：一、苏军用于保障城市地区和主要道路的安全，并重建阿富汗军队，以便在农村发挥平叛作用。二、在最需要的地方，直接使用苏军作为阿富汗军队的补充，参与在农村的平叛。三、以苏军为主要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粉碎叛乱分子。

中情局认为，苏军在阿富汗已经有足够的兵力（8万人）来控制城市地区，接下来可能会积极参与农村地区的反叛乱行动。关键问题是，苏联有限的反叛乱行动是否会威慑到叛乱分子。中情局评估指出，叛乱分子了解自己的国家，并且有长期抵抗外国统治的历史传统。其优势在于难以捉摸，有足够的机动性和对抗苏联的决心。而且在阿富汗的中部、北部和东部的高海拔地区，苏军的战斗力受到限制。其劣势为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叛乱活动无法阻止苏联在此建立安全基地，并对伊朗或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地区进行秘密渗透或军事行动。最后，如果苏军无法在山区农村建立有效控制权，苏联将引进更大规模的地面部队，通过空袭叛军集结地，同时派遣徒步部队进攻偏远的叛军基地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对叛军据点进行打击。这将迫使成千上万的难民，包括叛乱分子，放弃战斗，越过边境进入巴基斯坦和伊朗，并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然而，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中情局还是期待叛乱分子能返回阿富汗，一旦苏联决定停止参与平叛，就立即重新开始战斗。⁽⁹³⁾

一份特别助理致特纳的秘密备忘录代表了典型的对叛乱前景的悲观情绪：“我相信情报部门中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人会相信，阿富汗游击队能够把苏联人赶出阿富汗，他们甚至无法做到让苏军在阿富汗的驻扎难以维持。游击队充其量只是大象皮上的针孔。然而，这对游击队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严重。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只会增加游击队的伤亡人数。我们能为自己辩解吗？”⁽⁹⁴⁾

七、“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

面对苏阿政府军和抵抗组织之间的实力悬殊，美国该如何继续制造泥潭，将阿富汗变成苏联的越南呢？

对此，布热津斯基在1月17日的SCC会议上指示，关于伊斯兰国家在阿富汗共同对抗苏联的问题，“目前大规模的叛乱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相反，“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是必不可少的。美国认为鉴于苏联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叛乱分子可能会继续骚扰，但决不会与之展开大规模作战。面对游击队的不断骚扰，苏联只能选择投入更多的军队和采取更残酷的军事行动。但是，苏联在一个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国家进行长期军事干涉，必然提升其政治成本。⁽⁹⁵⁾因此，要达到让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这一目的，美国只需维持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并不需要叛乱分子与苏军激烈交战并取得胜利。大规模的叛乱反而容易激怒苏联，引起美苏之间不必要的冲突。⁽⁹⁶⁾

美国认为，阿富汗的抵抗程度将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抵抗组织通过巴基斯坦秘密获得支持的规模；第二，苏联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以阻止这种支持的程度。美国的利益游走在两条界线之间，即利用叛乱分子让苏联在阿富汗付出代价和避免苏联的进一步扩张（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对巴基斯坦的入侵）。特纳指出，对叛乱分子的支持造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即叛乱越是成功，苏联就越有可能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威胁其安全；而叛乱分子得到更多的武器，叛乱活动更加活跃，所能期望达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造成更多伤亡。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试图把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控压阀，如果巴基斯坦感到苏联施加了过大压力，就会放慢速度或停止这项活动。反之，如果苏联的安全威胁可以承受，那么则可以适度扩大阿富汗的叛乱规模，美国的援助力度也相应增加。⁽⁹⁷⁾

那么，在实施过程中，卡特政府是如何维持“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的呢？美国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通过巴基斯坦等国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苏制武器弹药以及必要的培训，增强其战斗力。第二，多次追加援助金额，1980年最终拨款达到至少3000万美元，并将1981年的财政预算提高至近8000万美元。在美国的资金之外，沙特还将匹配与美国同样数额的援助。第三，建立有效援助机制，继续巩固和扩大援助渠道。秘密援助主要由美国—沙特—巴基斯坦—埃及四国共同完成，美国出钱出物，沙特主要出钱，巴基斯坦出人出地出力，埃及出苏式武器。此外，美国还一直试图拉拢更多国家参与秘密援助，如西欧和中国。第四，保障巴基斯坦的安全。

在第四份总统裁决的指导下，秘密援助加速进行。2月15日的NSC会议上，卡特批准在1980年继续实施阿富汗隐蔽行动方案，项目预算共计3000万美元，分为秘密准军事行动、隐蔽行动、情报收集三个项目。⁽⁹⁸⁾2月27日的SSC-I会议再次追加计划预算，正式批准在阿富汗投入额外的资金用于1980年剩余时间的隐蔽行动。会议还明确指出，反坦克和防空武器仍然是叛乱分子的最大需求。原产于苏联的设备变得非常昂贵，而SA-7防空导弹的供应也非常短缺。会议指示中情局与埃及接触，购买南斯拉夫制造的SA-7，然后将其转交给美国。还要求约旦、沙特和巴基斯坦代表美国设法从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可能拥有大量库存的国家获得SA-7。⁽⁹⁹⁾

美国提供的武器有苏制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弹药、地雷、反坦克发射器和火箭。这些物资最初从中情局后备库存中提取，后来由中情局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买，用美国空军的C-141运输机运往沙特阿拉伯，然后由沙特的C-130运往巴基斯坦。驻巴基斯坦的美国人员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后勤机制或对阿富汗人的训练。训练职能由巴基斯坦人员执行，也可能有少数埃及专家在场。必要时，巴基斯坦人员在沙特接受美国人的特别训练。驻伊斯兰堡的中情局局长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和总统齐亚商讨所有行动细节。⁽¹⁰⁰⁾

中情局的仓库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武器，但只有可识别的埃及武器才能出现在阿富汗。一份中情局报告反映出几批物资的运送情况。首先，一批5.6万磅的货物正运往沙特，再转运至伊斯兰堡，其中包括50个RPG-7火箭发射器、35个12.7毫米高射炮（HMG）、500支AK-47步枪、64万发AK-47弹药和约2 000磅炸药。其次，另一批从开罗运往沙特东北部城市宰赫兰（Dhahran）的货物中也有5.6万磅物资，其中包括1000发RPG-7弹药和21万发12.7毫米高射炮弹。再次，正在用沙特的资金从埃及购买另一批武器，包括15000发14.5毫米HMG弹药、250枚反坦克手榴弹、1700枚捷克制造的反坦克地雷、4000枚手榴弹、备有2500发弹药的50门82毫米迫击炮、100个RPG-7发射器和500枚火箭弹。此外，埃及愿意出售15架SA-7发射器，并授权巴基斯坦购买。1月29日，巴方向到访的布热津斯基表示：希望美国教官在巴境内军事安全地区训练6至8名讲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的巴基斯坦人操作SA-7。然后将其派遣至阿富汗，与叛乱分子合作使用，并进一步训练阿富汗人使用SA-7。

1月4日，中情局的第一批物资即抵达伊斯兰堡，由巴基斯坦情报局接收，美国支援的首批致命性军械开始陆续交付到叛乱分子手中。16日，布热津斯基催促特纳尽快推动第二批项目，因为他担心有些人在是否应该继续提供这种支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支持的问题上有所顾忌。第二批货物中有价值100万美元的埃及武器，另外还有3.2万磅武器正在从宰赫兰运往开罗的途中，应沙特要求通过（未解密）交付，以掩盖沙特和埃及参与武器运输的事实。⁽¹⁰¹⁾

图3-1　1980年1月29日，布热津斯基访问巴基斯坦军事基地
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17/05/26/us/zbigniew-brzezinski-dead-national-security-adviser-to-carter.html。

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一些单方面的零散的证据表明，美国援助的武器正被巴基斯坦分配给各个叛乱团体：1月21日，一个身份不明的叛乱团体已经收到了50支AK-47步枪和5万发子弹；截至2月26日，已有7个流亡组织接收到了物资；2月20日，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报告1月底抵达瓦尔达克省的一支商队，带来了12门肩扛式反坦克炮、90支远程步枪、防空武器和3架可用于对付飞机或坦克的多用途武器；此外，还有一名阿富汗线人报告了过去三个月中盖拉尼定期收到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弹药和军事装备的情况。

由于情报信息的不对称，要确认美国援助的物资最终是否能抵达流亡组织和叛乱分子手中并非易事，即使是中情局，也只能通过零散的情报信息拼凑出大致的情况。巴方情报局局长表示，他们在密切监视流亡组织向阿富汗境内叛乱部落输送物资的情况，如果出现输送不力的情况，则立即减缓或停止向该流亡组织分发物资。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些武器可以通过陆路渗透到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包括哈扎拉贾特（Hazarazat）地区，武器供应和分发的承诺有助于迫使叛乱分子至少在表面上建立团结。针对以上情况，特纳评论道：总之，中情局的武器和物资似乎已经抵达叛乱分子手中，同时美国的角色隐藏得很好。⁽¹⁰²⁾

在这些援助的帮助下，叛乱分子战绩显著。苏联在阿富汗遇到的困难同时超出了美苏两方的预估。2月21日，国安会评估了阿富汗形势的变化。随着政府军的瓦解，阿富汗“民族主义”抵抗组织正在稳步扩大势力范围，控制范围开始向主要城市延伸。统治基础狭窄的卡尔迈勒作为苏联傀儡倍受鄙视和嘲笑，人民派和旗帜派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造成了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苏军占领了阿富汗城市、道路和关键设施，期望能够加强政府军的力量，使其解放出来与叛乱分子进行斗争。但是，苏联的入侵加剧了政府军士兵的叛逃，反而使其更加脆弱。不满情绪正蔓延至最高层，阿富汗政权面临彻底瓦解的危险。此外，苏军也表现不佳、损失惨重。⁽¹⁰³⁾

苏联第一次主要的反叛乱攻势一直持续到3月中旬，采用了常规的行军战术和区域扫荡，但未能困住或摧毁任何大规模的叛乱团伙。叛乱分子破坏道路，攻击苏军后方和侧翼以及政府哨所。在苏军撤出作战区后，叛乱分子又重新进入，迫使其不得不分散兵力驻守在许多难以彻底平叛的地区，从而更容易受到伏击，并造成后勤问题。⁽¹⁰⁴⁾3月份，叛乱分子相对成功地躲过了苏联在阿富汗东部的进攻。虽然伤亡很大，但许多叛乱分子得以越过边界逃入巴基斯坦，或躲进崎岖不平的山地，并在那里成功地开展了针对孤立的苏军或政府军、通信线路和军队防守不严的地区的游击行动。在阿富汗其他地区，叛乱分子的活动仍在活跃进行，几乎农村地区都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控制。⁽¹⁰⁵⁾

尽管各方援助都在涌向阿富汗，但中情局的调查显示，到3月份为止，叛乱分子的大部分武器——步枪、迫击炮、机关枪，以及少量坦克和装甲运兵车——都是通过逃兵、政府军撤退或伏击补给车队获得的。此外，叛乱分子还通过巴基斯坦西部的军火市场购买当地制造或进口的武器，以及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军队偷取武器。而各种外部援助的武器其实对叛乱分子的战斗力影响甚微。首先，巴基斯坦是迄今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目前交付的大部分装备是弹药、地雷、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其次，沙特为叛军购买武器提供了资金，但叛乱分子称，大部分资金流入了巴基斯坦中间人和白沙瓦流亡领导人的口袋。此外，还有少量来自西欧以及伊朗、埃及等伊斯兰国家的武器或援助。⁽¹⁰⁶⁾

在外界援助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叛乱分子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期待，令美国和巴基斯坦信心倍增，认为叛乱组织的战斗力被严重低估，抵抗运动使苏联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巴基斯坦表示，阿富汗自由战士的表现出人意料的好，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阿富汗的局势正是所谓的经典的“人民战争”，如果一个阿富汗人拥有一支步枪和一颗子弹，他就是一名士兵；当他失去了枪，就变成了一名平民。叛乱分子就是阿富汗海里的鱼，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损害人民利益的行动，以免削弱大规模的群众基础。⁽¹⁰⁷⁾虽然巴基斯坦边境巡逻队大量增加，但难民/游击队等人员和贸易货物可以自由通过。阿富汗人进入巴基斯坦成为难民，得到资金和武器支持，当他们返回阿富汗后，就变成了游击队员。⁽¹⁰⁸⁾

阿富汗形势的变化迫使苏联进行策略调整。4月初，驻阿富汗的苏联高级军官对他们的处境和短期军事前景感到悲观，进行了战术和组织调整。例如，苏联组织的混合旅结合了空降部队、步兵和直升机部队。他们还建立了团规模的特遣部队，由机动化步枪单位组成，配备充足的火炮，例如多管火箭发射器。此外，他们还组建了小型空降分遣队，能够对机会目标做出快速反应。⁽¹⁰⁹⁾

这一阶段，虽然美国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计划在顺利推进，叛乱活动节节胜利，但在宏观层面的美苏博弈中，美国的优势似乎并不明显。布莱门特在给布热津斯基的备忘录中总结道：接下来的9个月，将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因为苏联尽管对干预行动最初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的负面反应感到惊讶，但很可能会在阿富汗驻军，并在国际上和政治上建立起对干预行动的认可，同时在阿富汗取得战术上的成果。布莱门特指出，自1月以来，美国政策中的一系列失误已经使苏联扭转了不利局面。这些失误包括：美国与欧洲盟友在如何应对阿富汗危机问题上的分歧；巴基斯坦对苏联恐吓的持续敏感；美国用抵制奥运、粮食禁运和阻止技术转让来惩罚苏联的政策存在诸多缺陷。为改善这一局面，布莱门特建议，美国必须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加强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加大对欧洲盟国的压力，争取建立统一战线；通过隐蔽手段挑战苏联在其他地方的冒险主义；增加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存在；探索美苏高层沟通的其他渠道。⁽¹¹⁰⁾

八、美巴：合作与承诺

在这样的整体形势下，美国需要首先满足叛乱分子持续的武器和物资需求，其次谋求进一步扩大援助规模。然而，目前援助的主力国家的资源和潜力都是有限的，要达到加强抵抗力量的目的，美国只能寻求更多国家的参与和支持。但更多国家的参与意味着更多泄密风险，尤其是巴基斯坦需要承担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因此，获得美国安全承诺的程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保密的问题，从合作之初开始，就一直是美巴共同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如果将隐蔽行动公开，美国必然会受到苏联谴责和一定的反制措施，但对巴基斯坦、沙特等国的影响将是致命的，从而会大大降低其合作意愿；如果不公开，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将无法有效开展，美国还会因纵容苏联的扩张而在国际和国内受到指责。最终，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美国先是在公开化问题上无奈地选择不置可否的含糊态度，随后迅速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承诺，签署了第五份总统裁决，专门用以保障巴基斯坦的安全。直到10月初，卡特和齐亚才终于在联合援助和安全承诺之间找到初步平衡。

美巴之间的分歧首先突出表现在隐蔽行动的公开化问题上。2月中旬，白宫官员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发表了关于阿富汗隐蔽行动的报道。齐亚对这一做法感到非常愤怒，并明确表示，如果有任何进一步的泄露，巴基斯坦将停止所有的合作。齐亚的外交部部长阿迦·沙希（Agha Shahi）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胡梅尔（Arthur William Hummel Jr．）转达了齐亚“对这些明显的泄密事件深表关切”，并质疑究竟“能否信赖美国官员和领导人，并相信他们的承诺，换取表面上的价值”。27日，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阿赫塔尔·卜杜勒·拉赫曼（Akhtar Abdur Rahman）表示“对美国官员泄露对阿富汗部落人员的支持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泄密事件，我们未来的合作将受到损害”。⁽¹¹¹⁾对此，美国做出的解释仅仅是希望巴方能理解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中的独立角色。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巴基斯坦一直强烈反对任何秘密行动计划浮出水面，对阿富汗的援助在巴基斯坦内部保持高度保密状态，甚至在情报机构内部也是如此。⁽¹¹²⁾在公开场合，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一向都是正式否认在为阿富汗境内的叛乱分子提供武器或援助，但承认它无法有效控制阿富汗部落成员跨越边界的行动。

不仅是在美巴之间，公开化的问题在华盛顿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尽管知道巴基斯坦的反对立场，但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量，布热津斯基还是一直在思考隐蔽与公开之间的界限与利弊。因为隐蔽状态已经导致美国开始受到关于无所作为和纵容苏联的指控，使美国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自由世界”的声望受到损害。布氏认为如果一直保持隐蔽状态，正好给了苏联一个有力的理由，辩称美国对叛乱分子的支持是完全非法的，而苏联对其他地方叛乱的支持则是合法的。因此他坚持主张把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作为一项公开的、值得尊敬的事业，而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予以否认的一项秘密活动。对此，特纳表示强烈反对，因为参与这项工作的中东国家已经对公开报告越来越警惕，“任何公开、明确承认这种援助或暗示他们在其中作用的做法，都可能对继续提供这种援助造成致命的影响”。⁽¹¹³⁾还有观点认为，齐亚在政治上无法承受公开的计划，沙特也会抗议放弃隐蔽模式。而且如果由美国带头公开，其效果将是使该计划去伊斯兰化，目前的支援计划会因此受到危害。

经过协商，美国最终采取了折中方案，决定在公开化问题上采取不置可否的含糊态度。布热津斯基表示，除非巴、沙两国同意，否则不应该公开，但应努力促成其同意，还应鼓励其他伊斯兰国家（如摩洛哥等国）采取行动，并支持埃及已经采取的公开立场。克里斯托弗和布朗建议，美国可以不再否认对叛乱分子的支持，但公开层面最好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不做评论、不做回应，也许是最有效的选择。卡特也同意这种折中的方式。⁽¹¹⁴⁾布莱门特还向布热津斯基建议，在不发表公开评论的情况下，增加对叛乱分子的援助。因为苏联已经多次指责美国向叛军提供补给，并以此作为入侵阿富汗的借口。无论美国是否有效地向圣战者组织提供援助，苏联都会制造同样的舆论，产生大致相同的宣传效果。⁽¹¹⁵⁾

布热津斯基采纳了布莱门特的建议，放弃了联合援助的努力，转向致力于高效利用现有渠道和资源，加强援助力度，向叛乱分子提供更有力的武器。在布莱门特看来，只供应苏式武器和只保持巴基斯坦一个援助渠道是不必要和不明智的。合适的武器将帮助圣战者阻滞苏联的机动性和“空中骑兵”战术。考虑到阿富汗的战术需要，以及维护和运载方面的限制，美国应该提供以下轻型、易运输的武器：1．在85件SA-7的基础上，再提供美国的防空导弹，如红眼导弹或毒刺导弹。2．可拆卸式反坦克武器（LAW）。3．标准口径（7.62毫米）步枪（美国有大量的M-14步枪库存，美军已经弃用该武器，它们是抵抗战士的理想选择）。4．轻型迫击炮，容易拆解，可在马背上有效使用。5．简易的短波双向无线电设备（圣战者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无法协调行动）。6．小型地雷（可以非常有效地封锁通信线路，迫使苏联人在防守这些战区时付出更多代价）。此外，他还建议探索和利用传统的枪支走私路线，并向巴基斯坦边境的53个阿富汗难民营分别派驻美国特工，明为救济难民，实则确保圣战者获得所需武器。⁽¹¹⁶⁾布莱门特的部分建议（如提供美式武器）在当时看来由于过于激进而没有被采纳。

在当时的环境中，向圣战者提供苏制SA-7已经属于风险极大的选择，因为这代表着外界对叛乱分子援助力度的重大升级可能引发苏联的激烈反应。到5月中旬，巴基斯坦终于正式做出使用SA-7的政治决定。阿赫塔尔表示巴基斯坦“充分意识到其影响”，预计苏联的反应有三个级别：最轻微的可能是根本没有反应；其次是地面入侵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最严重的是对巴基斯坦机场进行空袭。并指出苏联的报复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如何和在哪里使用导弹。两个阿富汗团体已经开始在巴接受武器使用培训，计划于5月17日完成训练。每个团体将携带三枚导弹和一个发射器。目标将是辛大德（Shindand）和巴格拉姆机场。

与此同时，美—巴—沙之间的秘密援助渠道也逐渐完善，援助工作有序推进，叛军战斗力获得极大提升。中情局的报告反映了美国援助的武器的使用情况及效果。大约在3月中旬，苏军和政府军开始注意到反叛分子的地雷和反坦克火箭弹袭击明显增加。这与1月至2月中情局向叛军运送地雷、RPG-7型反坦克火箭弹和RPG-7型火箭弹发射器的情况密切吻合。3月中旬之前，苏军和政府军很少遇到地雷，但在4月上半月，仅苏军就有23辆汽车（包括12辆坦克和8辆装甲车）被毁坏或击毁。这促使苏联加紧安排空运扫雷设备进入阿富汗。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分析员指出，从3月底开始，叛军的作战能力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有所增强。⁽¹¹⁷⁾这些现象证明，叛乱分子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与中情局提供的武器完全相同，而且与中情局预计武器抵达战场的日期基本吻合。不同来源的独立证据，以及战场上的进展，同时证明了援助渠道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自从1979年12月28日的总统裁决指示中情局向阿富汗自由战士提供军事装备以来，截至1980年6月11日，半年多时间里，中情局已经订购了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苏制装备，其交付速度由巴基斯坦吸收和分发装备的能力决定。约1000万美元的武器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人分发。剩余的2000万装备将在9月30日之前交付。交付机制涉及五个国家。苏式武器主要来源于埃及，用美国空军的C-141运往沙特的宰赫兰，在那里被转到沙特空军的C-130，然后以大约每周两次的频率运往伊斯兰堡。最后，由巴基斯坦通过总部设在白沙瓦的八个阿富汗流亡组织将武器运至阿富汗境内，交到叛乱分子手中。阿赫塔尔单方面负责监督武器的分配情况。⁽¹¹⁸⁾援助前期，巴基斯坦的分配机制大约每五天才能吸收一架C-130的运量。中情局表示，如果巴基斯坦能够提高分发速度，美国将补充现有机制，用C-141直飞开罗—伊斯兰堡，这将使物资运送量增加约40％。⁽¹¹⁹⁾

与美国如火如荼的秘密援助相比，苏联在阿富汗的进展并不顺利。经过六个月的战斗，苏联在打击阿富汗叛乱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持久的军事胜利，在阿富汗的8万苏军并不比1979年的阿富汗政府军更有能力控制乡村地区；持续至3月中旬的第一次反叛乱战役失败，在叛乱分子的猛烈攻势下，苏军在4月开展的战术和组织调整也收效甚微。中情局预测，苏军可能会在夏天继续强调和改进他们的空中机动部队和步兵炮兵特遣部队的战术。⁽¹²⁰⁾苏联需要20至25万人来镇压主要边境地区的叛乱，但大概6至12个月后才能达到这种兵力积累，然而，10月至11月是阿富汗恶劣天气的开始，这对苏军是极大的考验。⁽¹²¹⁾

时至7月，莫斯科奥运会召开在即，美国抵制奥运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预测，苏联在奥运会结束后会进一步升级和扩大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因此，秘密援助的力度也必须随之增加。在这种形势逼迫下，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承诺终于取得实质性进展。

7月7日，SCC-I开会讨论了中情局关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三项建议。第一项提案获得一致通过，批准将对阿富汗叛乱活动的秘密支持增加至2000万美元。巴基斯坦早期的运量瓶颈已经逐渐被突破，巴沙两国都急于提高支持水平。第二项提案得到有限支持，该提案涉及一项新的总统裁决，要求美国与沙特分担苏制或其他手持式反坦克和防空发射器（各100个）的费用，中情局将提供必要的培训。国务院和国安会担心巴基斯坦试图利用这种方法来增加美国对他们的政治承诺，并指出这些武器中一定要排除美国产的设备。第三项提案，与沙特联合向在阿富汗作战的叛乱分子的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会议讨论发现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该提案被撤回。会议还指示，国防部和中情局在下周之前，应提出制造SA-7的具体方案。⁽¹²²⁾

7月8日卡特签署了关于阿富汗隐蔽行动的第五份总统裁决，其范围针对巴基斯坦，授权“直接或通过第三国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苏联或其他外国制造的致命性军事装备，用于阿富汗边境地区的防御目的。必要时，提供现金、采购咨询和武器培训。鼓励其他国家谨慎地直接向巴基斯坦提供资金或致命军事装备”。⁽¹²³⁾这一裁决使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承诺得到落实，极大增强了巴方的合作意愿。

随着巴基斯坦在秘密援助中的作用愈益重要，苏联对伊斯兰堡施加的外交和宣传压力也越来越大。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多次指责巴基斯坦成为支持阿富汗“反革命分子”的主要渠道，苏联媒体通过强调对齐亚阿富汗政策的普遍反对，试图增强伊斯兰堡对苏联干涉巴内政的担忧。9月26日，即齐亚前往联合国与卡特会谈的前夕，六架苏联制造的MI-24直升机蓄意攻击了巴基斯坦边境哨所，造成“数人伤亡”。这一行为可能是对齐亚的警告与恐吓，也可能是出于报复的目的，因为叛乱分子在之前对坎大哈机场的袭击中取得了重大成功，十几架苏联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许多苏联人丧生。⁽¹²⁴⁾

但齐亚完全没有因这次轰炸而胆怯，10月初，卡特与齐亚如期会晤，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美巴两国在隐蔽行动公开化问题上的分歧。此前美国一直希望联合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西欧盟友）进行援助，但巴基斯坦始终持否定态度。9月2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纽森向沙希提出某国有兴趣向阿富汗叛军提供援助的问题，沙希表示如果欧洲国家想提供帮助，首先应该保证维持公开层面对抗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回避或纵容态度“已经打破了政治战线”。特纳也一直对欧洲国家的参与表示“真正的质疑”，因为这样做会增加泄密的风险，更多的人将会知道这个秘密计划。⁽¹²⁵⁾

然而，10月3日，在齐亚和卡特、布热津斯基于华盛顿的会谈中，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齐亚主动提出，美国应该更多地鼓励欧洲参与秘密援助，并暗示卡特，希望欧洲国家积极主动地与他联系，“自由战士需要更多的反坦克和防空武器。法国有很好的武器，欧洲人应该给予更多的帮助”。但齐亚并不想将合作关系全都建立在与美国的联系之上，毕竟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不安全。国安会官员桑顿提醒布热津斯基，齐亚要求卡特指示欧洲领导人直接与他接触，表明巴基斯坦希望在武器援助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齐亚不希望美国“参与和组织其他国家对叛乱分子的支持”。⁽¹²⁶⁾

入侵以来的10个月里，苏军和叛军在阿富汗的战斗数量大大增加。中情局评估，即将到来的冬季会影响到双方的活动，苏联部队将以前所未有的持续军事压力来对抗叛乱分子，再加上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最终可能影响到叛乱分子在目前水平上继续进行斗争的能力。⁽¹²⁷⁾针对即将到来的困难，美国再次追加了援助资金。10月27日，亚伦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授权1981财政年度阿富汗秘密行动计划总额为6000万美元。但11月初，在沙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马洪从阿赫塔尔将军那里得知，巴基斯坦分发武器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且沙特情报组织负责人图尔基王子也认为，该计划应得到更多的支持。鉴于以上情况，中情局决定规划更大规模的采购和扩大现有的物流机制。11月25日，特纳向布热津斯基建议应该将1981财政年度的计划总金额由之前的6000万美元增加到8000万美元。这个总额中，包括了7月7日的SCC会议的2000万美元和10月27日的亚伦备忘录的4000万美元，而且援助资金将由美国和沙特平摊。最终，11月26日，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批准了3500万美元的支出，占新的7000万美元援助总额的一半。⁽¹²⁸⁾

相比入侵阴云笼罩的1979年，1980年的年末，华盛顿气氛安宁了许多。在感恩节前夕，卡特收到了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主席穆贾迪迪的来信。穆贾迪迪在信中感谢了卡特对阿富汗人民和阿富汗难民的所有帮助，呼吁美国提供进一步的人道主义援助，以使其“能够为遭受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的人民提供基本的生存手段”，并表示“我和自由战士以及全体阿富汗人民将对你们能够提供的任何进一步援助深表感谢”。⁽¹²⁹⁾然而，卡特任期即将结束，进一步的援助要交由里根来指挥了。

转眼之间，又一个圣诞节到来，12月24日的《总统每日简报》里写道，自平安夜入侵以来的一年里，苏联已经实现了他们在阿富汗的核心目标——维持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这是以相当大的国际政治代价和克服了诸多军事困难换取的。尽管苏联加大了军事行动的力度，并不断改进反叛乱战术，但阿富汗每个省的叛乱活动都达到了自苏联入侵以来的最高水平。所有迹象都表明苏联做好了长期交战的打算。同一天，卡特发表声明，呼吁苏联撤军并共同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在声明的最后，他说：“阿富汗人民和他们的斗争没有被我们遗忘，世界其他国家也不会忘记。”⁽¹³⁰⁾

九、谁的代价？

在读到穆贾迪迪的感谢信时，不知卡特是否感到一丝不安。毕竟，在美国希望通过秘密援助使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的政策背后，自由战士已经为之付出了真正极为高昂的生命代价，成为美国利益的炮灰，而这些流血牺牲原本就是美国政策的“题中之意”。苏联入侵后，白宫决策者在隐蔽行动问题上迅速达成共识：秘密提供致命性军事援助，让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华盛顿逐渐意识到“尽可能高昂的代价”似乎只是在一种决策冲动下形成的一个响亮却含糊的目标。在政策实践过程中，众多的技术官僚需要的是更为具体，甚至是教条的基本原则方针作为指导。宏大战略目标感召下，他们虽然对秘密援助本身未存在过多的质疑，但在援助目的和援助程度方面的疑惑与分歧却与日俱增。在决策冲动消退之后，白宫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回归关于美利坚的良心与利益的发现之旅。

在这场博弈中，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游走在苏联、巴基斯坦、阿富汗三者之间，同时在公开和隐蔽两条轨道上展开，分别是——公开通过政治、外交手段与苏联协商解决阿富汗问题，隐蔽行动支持叛乱分子与苏联作战；公开层面与巴基斯坦建立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隐蔽行动中的深度合作与安全承诺；公开层面对自由战士表现得“漠不关心”，隐蔽行动中对叛乱分子大量援助——在这六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组成的复杂网络中，华盛顿需要时刻辨别公开层面和隐蔽层面政策目标间的微妙差异，需要建立并维持两套并行不悖、协调统一的运作机制，需要不断地在最大利益和最小利益之间寻找均衡点，需要在确保苏联付出高昂代价和不能激怒苏联之间把握平衡，其复杂与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些操作要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严谨、完备和精确。如果没有明确的基本方针和操作细则时时作为指导，就很难有效运行下去。因此，在阿富汗问题上，不仅美国外交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卡特的官僚系统也面临严峻的考验。

苏联出兵之后，美国决策者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苏联行为动机和目标的判断——阿富汗事件究竟是苏联战略中的一个反常和例外，还是克里姆林宫冒险政策新阶段的一个预兆——这直接决定了美国的政策方向与力度。

公开谴责中，美国一直声称苏联的入侵是蓄意的扩张行为，是对波斯湾地区以及“世界和平极其严重的威胁”。但私下里，大多数官员其实更倾向于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目标是明确的、有限的、偶然的。因为阿富汗政府正在失去治理能力，苏联政治局的动机可能只是替换阿富汗领导人。在与沙特王子的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他准备接受苏联的动机仅限于阿富汗本身这一事实。然而，布氏强调，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理由无关紧要，其后果是制造出了一种不仅限于阿富汗的战略动态，无论其眼前利益如何，侵略的影响都具有全球意义，代表一种战略挑战。“他们将缓和变成了进攻的楔子，这些行为非常严重。历史表明，目标有限的行为有时也会导致普遍的结果。毕竟在一战中，各方一开始的目标都非常有限。”⁽¹³¹⁾阿富汗不仅是阿富汗，更是1975年以来依靠苏联上台的第七个共产主义政权（越南、安哥拉、老挝、南也门、柬埔寨、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布热津斯基认为，这种扩张是美国软弱、退让与纵容的后果，它使苏联从过往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的谴责无足轻重，因而在阿富汗问题上明显低估了美国可能的反应以及对苏联采取真正惩罚性措施的可能性。⁽¹³²⁾

围绕苏联入侵的严重性问题，白宫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并且至少持续至4月中旬。4月10日，中情局题为《苏联入侵阿富汗：反常还是征兆？》的报告总结了这一争论：苏联既不致力于在入侵后恢复缓和、回归之前的轨道，也不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更进一步的侵略政策。苏联未来的行为将更加偶然，由苏联领导人对入侵的成本和收益的衡量所决定。苏联是否会审慎地使用军事力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富汗的教训”：包括阿富汗局势的最终结果、对该地区和美国盟友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苏联对美国反应的看法。也就是说，苏联未来的态度取决于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对阿富汗的干预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¹³³⁾

因此，美国认为，当务之急不仅是要采取行动反击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更重要的是让苏联和其他国家感受到美国反击的意志与决心。布热津斯基表示，这些都是痛苦而棘手的问题，无论美国在该地区采取什么对策，都将付出代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但我们明确知道的是，如果不及时做出反应，如果反应不够充分，其后果将更加可怕，因为我们在中东的重大利益很快就会受到直接影响。”⁽¹³⁴⁾

明确了苏联入侵的性质与定位之后，美国决策者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界定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与利益。

苏联出兵后不久，1979年12月26日的SCC会议即指出美国的目标是使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12月28日的NSC会议上，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最终目标再次引起讨论：卡特说是让苏联撤军；鲍威尔和特纳表示，让苏联撤出的目标很难实现；万斯、布朗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是要让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国务院12月31日发表的题为《阿富汗：美苏关系框架中的步骤》的文件中指出，美国希望在阿富汗对苏联直接施加三种影响。第一种是惩罚性的：希望苏联为违反国际行为的基本原则付出代价。第二种是胁迫性的：希望苏联撤军，允许阿富汗恢复表面上的主权和中立。第三种是威慑性的：防止苏联打破更多界限，比如越过国际边境追击反对派，或者大规模升级与叛军的战斗。⁽¹³⁵⁾档案显示此时卡特已经改变了想法，确信美国不可能让苏联撤出阿富汗，但是认为苏联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间的行动都将受到美国在这场危机中的政策的影响。

1980年1月底，在布热津斯基和克里斯托弗访问巴沙两国之前，卡特特意叮嘱，“我们的最大目标是维持一个没有苏联军队存在的中立的阿富汗，最小目标是长期的抵抗，增加苏联的代价，激励世界舆论反对他们的侵略”。在与齐亚的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对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有四个方面的应对措施：第一，保持广泛、有力、持续的国际反应。第二，保持苏联在阿富汗境内的继续占领并防止其迅速巩固作战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提高其代价。第三，在美国的参与下进行多边努力，以加强巴基斯坦防御能力，特别是抵御苏联低级别侵略的能力。第四，警告苏联，如果苏联对巴基斯坦的挑战超出巴方能力范围，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以上四项考虑确定了阿富汗问题本身的最低和最高目标：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苏联存在的中立的阿富汗政府，最低目标是让苏联长期卷入对阿富汗人民的镇压。其中前者较难实现，因此，应该让苏联的行动继续下去，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付出高昂的代价。⁽¹³⁶⁾

最终，在2月26日的SCC会议上，关于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卡特内阁初步达成了共识：第一，让苏联为阿富汗付出代价，并防止他们在美国与盟国之间挑拨离间；第二，保持施加压力，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政治方案。⁽¹³⁷⁾然而，卡特的主要幕僚成员中，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让苏联撤军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因此撤军的目标只是作为一个幌子而存在，美国并不会为这一目标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事实证明，由于以上两个目标过于宽泛和空洞，且无法给官僚体系提供有效的和切实可行的指导，界定美国的目标与利益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政策目标的含糊直接派生出了美国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第三个问题——究竟要让苏联在阿富汗付出什么代价？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随着美国政策的实施，苏联将付出两个巨大的代价。首先，莫斯科将失去它在整个70年代所享有的来自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外交关注和对他们的吸引力。其次，美国的制裁会加剧苏联和苏联阵营内部的经济困难。因此美国应该郑重声明要使苏联为其行为付出明确代价的决心，以加强苏联政治局中那些认为对外军事冒险的代价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人的势力，从而改变苏联政策的走向。⁽¹³⁸⁾然而，上述两个代价是否“尽可能高昂”不得不令人感到怀疑。如果布热津斯基对此确定无疑并真正洞悉了这两个代价的内涵与实质的话，那么他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将全部的想法准确地、成功地传达给他的同事或者下级官员。“尽可能高昂的代价”的政策目标因为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甚至也没有最大代价和最小代价的范围界定，在官僚体系内部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免遇到各种问题。

桑顿对此表达的悲观态度代表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让苏联撤军并不是一个期待中令人真正满意的结果，让苏联为其行动付出代价——作为一个次要目标虽然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也无法成为一个长期的政策目标。而且出于以下担心，桑顿认为美国可能无法使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其一，巴基斯坦不愿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其二，新闻界的泄密事件会使巴基斯坦的合作意愿更低，从而在总体上削弱美国的地位；其三，苏联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边界安全，而桑顿毫不怀疑苏联最终会成功。⁽¹³⁹⁾

虽然美国的政策目标及其相关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答案，但随着美国对阿富汗隐蔽行动的逐步推进和扩大，极为现实的第四个问题又摆在了美国决策者的面前——应该如何认识和界定伊斯兰抵抗组织的角色与性质？以及如何在美国利益与伊斯兰合作者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在这一问题上，卡特政府大概分成了两派：一是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理性派，信奉美国利益至上，将抵抗组织的利益置之度外；二是以特纳为首的温和派，重视道德因素，将抵抗组织的利益纳入美国的利弊衡量体系之中。

2月26日，桑顿提醒布热津斯基，美国应该谨慎地暗示对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势力的支持空间，因为他们蒙昧、反动、丑陋，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而且非常反美，并不值得信赖。但除了伊斯兰势力，美国在阿富汗并没有别的选择。归根结底，美国既不得不利用伊斯兰势力进行反苏斗争，又不希望阿富汗最终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桑顿表示“如果这块不幸的土地要想重新获得任何形式的秩序，那么最好是来自半世俗主义者，如王室和任何仍然活着的所谓的现代主义者”。⁽¹⁴⁰⁾

但对布热津斯基来说，为了达到打败苏联这一最终目的，其他的所有威胁和牺牲似乎都不足挂齿。在他“伊斯兰之弧”的构想中，与美国相比，伊斯兰国家对苏联来说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世界上其他地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愤怒将被苏联五六千万穆斯林默默地分担。事实证明，布热津斯基的这一策略正切中了苏联的要害。苏联在入侵后一直在为自己辩解，试图将侵略行为合理化，将之视为对正当利益的捍卫。其中一个主要的正当利益就是需要保持对苏联境内穆斯林人口的控制，防止伊斯兰好战分子蔓延到中亚地区，威胁苏联在中亚的影响力。苏联媒体努力地试图“推销”对阿富汗的干预，将阿富汗的反对派力量与“巴斯马契”（Basmachi）运动⁽¹⁴¹⁾相提并论。5月24日，苏联海军上尉瓦伦丁·谢尔科夫（Valentin Serkov）在一次招待会上向美方表示，美国人必须了解苏联历史，才能理解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苏联曾花费二十年时间镇压中亚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在血腥而代价高昂的斗争之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因此苏联“不会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边界上由苏联支持的政府被我们之前在苏联征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推翻。这就是我们向阿富汗派兵的主要原因”。⁽¹⁴²⁾

穆斯林对苏联入侵的反应使得美国更容易在伊斯兰世界发动攻势，莫斯科的决定导致许多民族主义政权转而反对它，而且还导致左派的合法性受到伤害，使得伊斯兰主义的煽动在中东、北非乃至东南亚的穆斯林中更容易得到响应。1980年1月，35个伊斯兰国家在伊斯兰堡召开会议谴责苏联的入侵。在很多伊斯兰主义者眼中，苏联和共产主义变成了最主要的敌人，而美国则在实际上成为策略性同盟。

针对苏联的这一软肋，布热津斯基顺势而为，将对伊斯兰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巴基斯坦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应该提议由国际伊斯兰势力来促成阿富汗的中立化。这将使苏联人处于守势，并掩盖外界对美巴勾结的猜测。同时，在秘密援助中，努力促进巴基斯坦、沙特、埃及、伊朗等伊斯兰国家的参与，充当美国的“马前卒”，而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则更直接地成为美国利益的“炮灰”。

这种对伊斯兰赤裸裸的利用不免引起温和派官员的疑虑。正如在苏联入侵后不久，一位中情局官员的发问：“我相信情报部门中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人会相信，阿富汗游击队能够把苏联人赶出阿富汗，更无法做到让苏军在阿富汗的驻扎难以维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只会增加游击队的伤亡人数。我们能为自己辩解吗？”⁽¹⁴³⁾这种疑虑在1980年7月引发了政府内部对阿富汗问题的重新审视。因为当时国内政治环境悄然发生了变化，比起潜在的苏联对巴基斯坦安全的威胁，此时华盛顿更多地担心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再次卷入，毕竟当年正是“温和的步骤”逐渐将美国困在了越南。

国务卿马斯基（Edmund Sixtus Muskie）主持召开会议审查对巴基斯坦政策，对美国的秘密援助提出了诸多质疑：“正是我们向叛乱分子提供的援助帮助制造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就会导致更多的紧张。因此，我们自己的行动正在推动我们走向终极问题。我想知道巴基斯坦的立场是否坚定到了值得我们采取这样行动的程度？”特纳在会上表示，虽然苏联对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地面部队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但施加强大压力的可能性非常高，必须深刻反思挫败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对美国究竟有多重要。⁽¹⁴⁴⁾

会后，桑顿给布热津斯基的备忘录中的一系列疑问代表了很多高级别温和派官员的反思：对于叛乱分子，美国的花言巧语和秘密援助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才会鼓励他们进行无谓的自我牺牲？是否应该更公开地与叛乱分子打交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向苏联表达美国的关切，并鼓励巴基斯坦支持叛乱分子？（目前武器销售是唯一的支持项目）对于巴基斯坦，美国想做出多少承诺？是否在虚张声势？是否冒着极大的危险误导巴基斯坦人民？何时（以及如何）知道苏联对巴基斯坦的威胁超越了可接受的界限？如何才能确保伊斯兰处于突出位置？如何将其维持在东南关系之中，而不是东西关系之中？桑顿还明确表示，“我不相信美国人民和国会已经崇高到认为我们会真正支持巴基斯坦。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承诺，都有太多‘充分的理由’来背信弃义”。⁽¹⁴⁵⁾

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胡梅尔指出，除了债务减免之外，美国未能兑现支持巴基斯坦的言论。在巴基斯坦独自承担起对抗苏联的真正代价的时候，美国却在足够安全的地方欢呼雀跃。诚然，美国向阿富汗难民提供了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但这对于巴基斯坦的决策者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命运攸关的问题。

尽管温和派和理性派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对立、争辩与斗争，但正如在对阿富汗政策目标上的含混不清一样，卡特幕僚在美国利益与伊斯兰叛乱分子的安全问题上的诸多不确定，共同体现出苏联出兵之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迷茫与纠结。而且这种状态贯穿了整个1980年，直到卡特任期结束，上至国务卿，下至驻外大使，很多官员心中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种种疑问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1980年3月，驻印度大使罗伯特·戈欣（Robert F．Goheen）在电报中直言，“我们认识到，美国的政策必然在演变，特别是在苏联入侵该地区后的两个月里。然而，坦率地说，我们对没有及时收到华盛顿的政策指导和意见感到失望。这种缺陷不仅出现在华盛顿的项目方案决定中，而且在广泛的政策和战略领域中也很明显”。⁽¹⁴⁶⁾

4月30日，国安会官员布莱门特在研究了美国对阿富汗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之后指出，迄今为止，美国的努力都是试探性的、零碎的和不充分的。布热津斯基以及埃尔马斯和韦尔奇等国安会成员都对这一判断表示赞同，认为美国应该做得更多。桑顿建议布热津斯基举行更多会议展开深入讨论，以确定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未来走向。⁽¹⁴⁷⁾

12月，胡梅尔大使发回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三十年来，美国在无关紧要的关系中的政策路线让美国早已习惯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无法同时满足自己和南亚其他国家的需要。”他认为在对巴基斯坦提供最低限度和最大限度的支持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这将决定美国的立场与利益究竟存在于哪里。那么，美国的政策将走向何方？是否准备任由局势飘忽不定，或以某种方式支持抵抗势力发展壮大？还是采取一些积极的举措，帮助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或增强巴基斯坦面对巨大压力挺身而出的决心？如果能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样的发展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¹⁴⁸⁾

然而，胡梅尔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官员的诸多疑问，都留待卡特的继任者里根来回答了。

(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7．

(2) FRUS，1977-80，Vol．1，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Document 100．

(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5．

(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6．

(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7．

(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8．

(7) John Bernell White Jr，“The Strategic Mind of Zbigniew Brzezinski: How a Native Pole Used Afghanistan to Protect His Homeland”，pp．30，May 2012．

(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1．

(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8．

(10) ［美］罗伯特·M．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11) Steve Coll，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Afghanistan，and Bin Laden，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1，2001，New York: Penguin Press，2004，p．43．

(12) 布热津斯基提出三条中心战略战线，即远西战线、远东战线和西南战线。远西战线即欧洲战线，包括欧亚大陆上最有活力和工业最先进的地区和通往大西洋的主要出海口；远东战线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在于它控制着通往太平洋的主要出海口；西南战线从土耳其经伊朗北部到巴基斯坦西北部，连接印度洋。西南战线的重要性在于，苏联在这条战线上的胜利，将自动使苏联在与美国争夺另外两条中心战线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三条战线上又存在着一些“要害国家”，分别是波兰和德国，韩国和菲律宾，伊朗或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能否实现对这些战略据点的控制，决定了在三条战线的争夺成败。详见［美］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刘晓明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

(13)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96页。

(14) U．S．Embassy Kabul to Department of State，Airgram A-60，29 May，1972，“Merajuddin: Portrait of a Moslem Youth Extremist，” Confidential，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59/zahir10.pdf．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2日。

(1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4．

(16) Memorandum，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Paul B．Henze to Zbigniew Brzezinski，December 21，1978，CIA Covert Operations: From Carter to Obama，1977-2010，DNSA．

(17) ［巴西］班代拉：《美帝国的形成》（第三版），舒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0—206页。

(18) Peter Dale Scott，The Road to 9/11: Wealth，Empire，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67．

(19) F．William Engdahl，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 Pluto Press，1992．

(20) Robert Dreyfuss，Devil's Game: How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nleash Fundamentalist，New York，NY: Metropolitan Books，2005，pp．251-256．

(21) 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学者，也是乌理玛和教法官，有资格就伊斯兰教法发表不具约束力的意见（fatwa），并有权发布伊斯兰教令。——著者按

(22) 参见［美］伊恩·约翰逊：《慕尼黑的清真寺》，岳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64—66页。

(23) 参见［美］伊恩·约翰逊：《慕尼黑的清真寺》，岳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9、42页。

(24) Stuart Auerbach，“U．S．Cautions Soviets on Interfering in Afghanistan”，Washington Post，March 24，1979．

(2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5．

(2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3．

(2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51．

(2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4．

(2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49．

(30)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应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83页。

(3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59．

(3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62．

(33)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2页。

(34)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应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83页。

(3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63．

(3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67．

(3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66．

(38)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修订第10版）》，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233—234页。

(3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76．

(4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0．

(4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1．

(4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3．

(4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4．

(4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5．

(45) 《警报备忘录》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代表情报界发布的一份机构间出版物。其目的是确保高级决策者了解即将发生的潜在事态对美国利益的严重影响。它并不是对这些事态发展的预测，而是强调其即将发生。本备忘录由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务院、陆军、海军和空军在工作层面进行协调。——著者按

(4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9．

(4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93．

(4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94．

(4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0．

(50) 该原则是1972年5月29日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的，其中第二条规定“美国和苏联非常重视防止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危险恶化的局势的发展”，“双方都认识到，直接或间接地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取得单方利益的行为是不符合这些目标的”。——著者按

(5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87．

(5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91．

(5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95．

(5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97．

(55) ［美］吉米·卡特著：《我不会对你们说谎：吉米·卡特总统的白宫日记》，王海舟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56) ［美］吉米·卡特著：《我不会对你们说谎：吉米·卡特总统的白宫日记》，王海舟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第389页。

(57) 20世纪70年代正是美国电视媒体迅速发展时期，越南战争的残酷景象被广泛而频繁地呈现在电视屏幕之中，引起美国民众的关注和不满，越南战争因此也被称作“起居室战争”（Living room war）。——著者按

(5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97，Document 121．

(5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1．

(6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27．

(61) ［美］亚历山大·乔治、戈登·克雷格：《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6页。

(6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1．

(6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2．

(6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7．

(65) 此时，美国正致力于通过联合国解决伊朗问题，万斯强烈要求不要向联合国提交阿富汗问题，以免分散注意力。这一提议在白宫得到普遍支持。——著者按

(6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28．

(6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7．

(6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9．

(6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13．

(70) 1976年的《西明顿修正案》和1977年的《格伦修正案》都是对1961年《对外援助法》的修正。前者禁止美国向任何进口或出口乏燃料后处理或铀浓缩设备、材料或技术但未能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全面保障监督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后者重申了《西明顿修正案》关于铀浓缩的规定，要求美国切断对任何进口或出口后处理设备、材料或技术的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无论该国是否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该修正案含蓄地将乏燃料的后处理等同于扩散。两个修正案都赋予总统放弃援助中止的权力，但保留了国会推翻这种放弃的权力。根据《西明顿修正案》，总统需要确定停止援助“将对美国的重大利益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并得到有关国家不寻求核武器能力的保证，才能发出豁免。为了预先阻止《格伦修正案》规定的削减援助，总统需要确定，这“将严重损害美国不扩散目标的实现，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害共同防御和安全”。参见FRUS，1977-80，Vol．19，South Asia，Document 6．

(7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6．

(72) FRUS，1977-80，Vol．1，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Document 136．

(73) FRUS，1977-80，Vol．1，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Document 138．

(74) FRUS，1977-80，Vol．1，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Document 140．

(75)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45—346页。

(76) ［美］吉米·卡特著：《我不会对你们说谎：吉米·卡特总统的白宫日记》，王海舟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第393页。

(77) Address by President Carter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FRUS，1977-80，Vol．1，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Document 138．

(7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3．

(7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Notes on U．S．Covert Actions．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77-80v12/notes．访问时间：2020年1月25日。

(80) SA-7于1966年进入前苏军部队服役，是最早诞生的肩射导弹。肩射导弹是单兵使用的一种十分有效的低空防空武器，是野战部队非常重要的防空武器。它主要用来对付低空飞行的目标，比如，低空飞行的直升机、俯冲飞行等机动目标。SA-7首次参战是在1968—1970年的中东战争中，当时以色列的许多战斗机遭到SA-7的攻击，并被击落。在越南战争中，SA-7又一次名声大噪，越军用500余枚SA-7导弹，击落美军飞机45架，击伤6架，平均每发射10枚导弹就击落或击伤1架。一架战斗机的价值远远超出了10枚SA-7导弹的价格。——著者按

(8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2．

(82) 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8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07．

(8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51．

(8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93．

(8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57．

(8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63．

(8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61．

(89) 希克马蒂亚尔雄心勃勃，独立自主，心狠手辣，反对君主制，对伊朗的宗教极端主义革命很感兴趣。四月革命之前，他就开始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开展游击战，对三军情报局忠心耿耿。他领导的伊斯兰党在阿富汗有15000名游击队员，在白沙瓦和德黑兰分别设有办事处，而且是组织最好、最活跃的流亡组织之一。在未来10年里，美国对圣战者组织的援助有一半以上都流向他的派系。他的极端残忍被中情局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对抗苏联的优点。——著者按

(9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50．

(9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32．

(9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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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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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14．

(9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20．

(10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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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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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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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69．

(11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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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03．

(122) 因为现有的供应资源已经枯竭，美国决定在美国、埃及或者其他国家仿制SA-7。后来，国防部的方案是在埃及制造，作为交换，埃及将从美国获得红眼导弹。特纳指出，埃及似乎对这笔交易不感兴趣。在卡特政府结束时，这笔交易仍然没有结果。——著者按

(12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98．

(12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12、313、320．

(12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21．

(12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26．

(12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17．

(12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36．

(12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35．

(13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43．

(131)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94．

(13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4．

(13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52．

(13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52．

(13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5．

(13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93．

(13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56．

(13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4．

(139)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12．

(140)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19．

(141) 1917—1926年，穆斯林在中亚地区进行的反对苏联统治的起义活动。——著者按

(142)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75．

(143)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139．

(144)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03．

(145)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04．

(146) FRUS，1977-80，Vol．19，South Asia，Document 17．

(14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58．

(14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38．

一、卡特主义的里根推论

相比卡特政府一系列黯淡无光的外交成绩，以对苏强硬著称的里根在外交方面获得了足够多的褒扬。但实际上，卡特任期的最后两年已经直接预示了新一届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关键事项，即向激进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并在地方性反共运动中赢取新同盟。很多在卡特时期已经提上日程或开始实施的政策方针，终因各种原因而踟蹰不前、争论不休，在里根手中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和发扬。里根以其特有的魄力将卡特任期最后两年铺展开来的反共攻势推向了纵深和高潮。

发生在伊朗和阿富汗的危机催生了卡特主义——明确承诺美国将保卫波斯湾地区不受外部威胁，里根以这一战略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本质上应该被视为“卡特主义的里根推论”（Reagan Corollary to the Carter Doctrine）的观点，即华盛顿也致力于捍卫海湾石油的自由出口，抵御来自中东内部的威胁。在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方面，里根同样没有偏离卡特时期的基本方向与轨道，尤其是在其第一任期内，大体上仍在卡特奠定的框架中进行。但美苏都明白，苏联对东欧或者阿富汗的控制靠核战争的威胁是解决不了的，向苏联施加压力需要的是更为直接的和非军事的策略。⁽¹⁾因此，从第二任期开始，里根在第三世界实施政策的方式而非目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事实证明，即使目的相同，仅方式的变化也将产生截然不同的政策效果，里根推论以其独特风格远远超越了卡特主义的光芒。

1985年2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里根指出: “我们绝不能对那些在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的每一块陆地上……冒着生命危险……藐视苏联的侵略和捍卫我们从一出生就拥有的权利的人背信弃义。支持自由战士就是自卫。”1986年3月14日发表的题为《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的咨文中，里根首次提出针对第三世界的施政方针，后被称为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主要内容是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认为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势力伸展过长，内外交困，难以巩固已经取得的进展；美国应准备以“低烈度战争”（low-intensity conflicts）阻止和反击苏联在第三世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遏制它的扩张主义，把它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推回去；鼓励第三世界亲美右翼政府的活动，加强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抗苏武装的经济、军事援助，稳定局势。⁽²⁾这是里根政府在冷战后期为了压倒苏联的全球影响力而实施的一项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1年冷战结束，这一原则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根据里根主义，美国应向反共游击队和抵抗运动提供公开和隐蔽的援助，以击退苏联支持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亲苏政府。在里根及其幕僚看来，苏联直接或通过代理使用武力的最大危险出现在第三世界。美国必须打破其后越战时期的被动状态，采取反击战略，尽可能在美国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反对苏联及其代理人来夺取主动权。反击战略将寻求通过提高莫斯科参与第三世界的风险和成本、利用苏联代理人的弱点，以及通过适当使用奖励和抑制措施，削弱他们与苏联的联系，阻止代理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代理人的侵略活动和内部缺陷上，让他们处于守势。美国认为，必须提供一个积极的替代办法，取代苏联向第三世界提供的武器和采取的镇压活动。此外，美国对某些类型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支持可能造成不稳定局势，并被莫斯科所利用。因此，美国需要在诸多利益中确定优先顺序，必须能够捍卫西方国家在波斯湾和近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保护西方获取石油的渠道免受直接挑战，并应对苏联势力投下的具有政治破坏性的影响。必须扩大与该地区以外的盟友以及有能力反击苏联代理人的地区盟友之间的合作。⁽³⁾

已至暮年的里根（70岁）选择了同样年迈的威廉·凯西（William Joseph Casey，68岁）作为他的中情局局长，负责实施在第三世界对苏联的反击战略。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也由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的战争变成了里根和凯西的战争。凯西作风强硬、精力充沛、极其反感官僚作风、敌视国会和媒体，最重要的是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和单一——对苏联发动全面挑战。此时，充满官僚作风、深受国会调查和内部清洗之苦的中情局似乎正需要这样一位救星，更何况，凯西还得到了里根足够的信赖和支持。里根和凯西将隐蔽行动作为其进攻性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非可有可无的努力。不仅扩大了卡特时期所有的总统裁决，还签发了许多新的裁决。在卡特后期争取国会对隐蔽行动立法支持的基础上，里根制定了许多相关政策文件，开展了针对波兰、东欧、阿富汗、安哥拉、中美洲、缅甸、也门、埃塞俄比亚、黎巴嫩等国家和地区的隐蔽行动，将其上任时依然处于低谷的隐蔽行动再次推向高峰，彻底扭转了中情局和隐蔽行动政策持续了近十年的颓势。⁽⁴⁾

1981年12月，里根签署了关于隐蔽行动的第一份重要政策文件“12333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2333），规定国安会为对隐蔽行动进行审议、指导的最高行政机构，再次确认美国情报机构的任务之一是从事“特别活动”，并明确授权中情局局长确保“特别活动”的实施。不久，里根成立了“国家安全规划组”（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 Group，NSPG）以取代卡特的特别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中情局局长，以及白宫总管、副总管和总统私人顾问。但里根有时绕开国安会和国家安全规划组，仅和凯西或其密友克拉克私下协商隐蔽行动决定，如秘密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和阿富汗抵抗运动。⁽⁵⁾

1982年6月，里根签署了《1982年情报身份保护法案》（Intelligence Identities Protection Act of 1982）。该法案自1980年以来就在国会辩论，它规定泄露中情局秘密特工的身份是违法的，从而在法律层面为中情局的活动提供了更多保障。

1984年1月23日，《中情局信息法案》（The CIA Information Act of 1984）获得通过，该法规定，“在中情局收到的搜查请求中，某些业务文件可免于按照《信息自由法》中的规定进行搜查。行动档案包括中情局科技处、行动处及人事安全办公室的档案”。⁽⁶⁾

1985年1月18日，里根签署了第159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NSDD159）⁽⁷⁾。文件详细规定了隐蔽行动的批准、审议协调、监督、保密等程序及相关责任人和机构。 “美国需要各种国家安全工具以保护和促进其利益……这些工具包括公开和秘密的外交信息管道，政治行动，以及包括准军事行动和情报支持计划在内的隐蔽行动。”

关于隐蔽行动的批准实施程序，NSDD159文件规定，所有隐蔽行动须由总统通过签署总统裁决予以批准实施。国家安全规划组作为国安会的一个分委员会，将就每一项拟议中的隐蔽行动或就正在进行的隐蔽行动进行调整的计划向总统提出意见。NSPG的具体职责，即审议、评估、指导和指示隐蔽行动的实施，确保与其他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工具协调隐蔽行动，并将提议的总统裁决和通知备忘录连同NSPG的意见，包括其他任何成员的不同意见，经由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报告总统；定期审议实施隐蔽行动的政策，评估隐蔽行动计划和活动的妥适性与功效，对资源分配提出建议；对所有正在实施的隐蔽行动计划进行年度审议，就每项计划的继续实施获请总统批准。为了保证隐蔽行动政策的实施和功效，NSDD159号文件又设立了一个“计划协调组”（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Group，PCG）作为NSPG的辅助机构。

1987年10月15日，鉴于伊朗门丑闻暴露出的问题，里根总统又签发了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第286号文件（NSDD286）⁽⁸⁾，对NSDD159号文件进行修正。NSDD286号文件特别强调除非总统通过一个裁决授权，认为这项活动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否则不能采取隐蔽行动；中情局在国外的所有隐蔽行动都必须在总统签署裁决后才能实施；如果情况紧迫，总统来不及签发裁决，也需要有总统口谕，并当即将其记录在案，书面决定则必须最迟在两天之内提交总统签署；任何总统裁决都不能在事后授权或批准一项隐蔽行动。在就伊朗门事件向全国发表讲话时，里根总统宣称，他正在采取新的、更严格的程序，就未来秘密行动的裁决与国会进行磋商并通知国会。“我们仍将在适当的时候开展秘密行动，但每项行动都必须合法，而且必须符合具体的政策目标。”⁽⁹⁾

图4-1　NSDD159文件的第一页

二、美巴：貌合神离的伙伴

面对驻巴基斯坦大使胡梅尔在卡特离任时对美巴关系提出的诸多困惑，里根上台后首先大刀阔斧地改善了停滞不前的美巴关系。在对外援助方面，里根曾指责卡特政府把所有的行为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即美国必须反复证明它对世界的善意。里根认为，“在一个通常不怎么文明——而且对此还毫无歉意——的世界里证明我们是文明的其实根本没有必要”。⁽¹⁰⁾的确，卡特之所以在对巴援助问题上一直举步不前，不仅受制于美巴关系薄弱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其理想主义情怀和人权外交观念。

冷战开始后，巴基斯坦先后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美巴成为密切合作的盟友。但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将南亚战略的重心转向印度，尤其是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和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的立场和举措严重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直接导致美巴关系的破裂。四月革命尤其是伊朗革命之后，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卡特政府开始与之改善关系，但由于以下因素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一，1977年齐亚推翻了布托的民主世俗政权，建立军人独裁统治，美国要求妥善处置布托并建立文职政府，但1979年4月齐亚绞死了布托，有关文职政府的要求也没有得到回应。其二，尽管美国一直在谴责和反对巴基斯坦的拥核努力，但还是于1979年4月掌握了巴方秘密建造铀浓缩设施的证据，并根据《西明顿修正案》切断了除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外的其他美国援助。其三，印度因素。为了维持南亚地区关系的平衡，美国有意加强了与印度政府的交流合作。此外，一起意外的乌龙事件也损害了美巴关系。1979年11月，一群巴基斯坦激进主义者误以为是美国轰炸了圣地麦加的一座清真寺，一怒之下放火焚烧了美国驻巴大使馆，造成四人死亡。这无疑又使美巴关系雪上加霜。由于得不到美国足够的援助承诺与安全保障，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意愿极低，极大阻碍了隐蔽行动的推进。

里根并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瞻前顾后，他上任后果决地推进与巴基斯坦的援助与合作关系，打破了国会的核制裁，向巴提供了巨额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更加密切和高效的合作，全面升级了秘密战争。然而，尽管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旷日持久，但他们始终没有成为齐心协力的亲密盟友，这种合作状态直接影响了对阿富汗隐蔽行动的进程。

1980年3月27日，国务院宣布，美国在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方面正在取得“有节制的进展”（measured progress）。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表示，尽管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但两国关系已有所改善。作为关系改善的一个表现，里根政府正在考虑恢复对巴武装部队的训练计划，并增加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援助，这同时也是对一段时间以来伊斯兰堡各种敦促的积极回应。

4月，应巴政府要求，黑格和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会见了巴外交部部长沙希和其他高级官员，讨论“美国如何帮助巴基斯坦应对该地区事态发展对其独立和主权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沙希表示不希望巴基斯坦成为超级大国斗争中的一枚棋子，故之前拒绝了卡特政府的援助提议，因为这一提议最终会迫使伊斯兰堡向美国让渡基本权利，使其成为美国孤立伊朗的企图的一部分。沙希反对通过巴基斯坦建立一条美国向圣战者组织提供武器的渠道，因为此举可能会给苏—印—巴关系带来麻烦。虽然圣战者应该得到支持，但必须由巴基斯坦自己来做。如果美国卷入其中，这场危机将转化成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黑格安抚沙希称，这是前任政府带给他的担忧，而这届政府将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

6月，黑格给齐亚写信讨论对巴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和美国对阿富汗政策，双方都承认一个独立、强大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巴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6月15日，美国负责安全援助和科技事务的副国务卿詹姆斯·L．巴克利（James L．Buckley）宣布向巴提供一个为期五年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价值超过30亿美元，由沙特补贴的商业军事销售几乎使援助计划额翻了一番。

这一巨额援助终于换来了巴基斯坦的信任和热情。沙希认为与卡特政府提出的援助方案相比，里根的援助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里根政府“愿意作出更长期和更实质性的承诺”。⁽¹¹⁾在巴基斯坦的坚持下，9月15日，里根政府同意加快F-16战斗机的交付，其中40架将在12个月内交付，而非原计划的26个月之后。巴基斯坦正式接受了美国为期六年的武器和经济援助计划，价值高达32亿美元。巴基斯坦从此正式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第三大接受国。后来美国又制定了高达42亿美元的第二个六年援助方案（1987—1993年）。最终美国向巴提供的用于训练和武装阿富汗抵抗组织的资金总额超过200亿美元。⁽¹²⁾

与此同时，里根成功地说服国会和国务院暂时解除了对巴基斯坦核问题的限制。国务院发言人戴维·帕希奇（David Passage）在回答有关美国对核不扩散承诺的问题时说：“本届政府认为，通过解决那些促使巴基斯坦开展核计划的安全问题，并与之重建信任关系，从长远来看，为有效处理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提供了最佳机会。”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美国对巴政策定义为旨在与巴重建信任关系，希望在波斯湾地区实现各种形式的战略合作，包括美国快速部署部队进入巴基斯坦的港口和机场。

12月，美国签署了第97—113号公法（Public Law 97-113），允许总统推迟到1987年9月30日再对巴基斯坦实施《西明顿修正案》。《对外援助法》第620E条的适用表明，国会是在总统的敦促下，在阿富汗境内的苏联部队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采取这一行动的，里根总统被要求批准加强“苏联在阿富汗的压力”。⁽¹³⁾至此，美国对巴关系中长期悬而未决的核问题暂时被搁置。

1982年11月的美国国家安全评估报告略带遮掩地指出：“美巴关于经济援助和武器出售的交易无疑强化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位，并使它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复。”一个月后齐亚访问华盛顿，提出了更多要求，包括要求美国默认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尽管里根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都警告巴基斯坦不要发展核武器，但是美国自知“必须认识到，我们如何处理核问题，将会给我们与巴基斯坦在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问题上继续合作的能力带来深远的影响”。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塞里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对此提出警告：齐亚政权是狭隘的、专制的、不稳定的，美国在与巴军事关系中应避免对齐亚“过度认同”，军事援助应限于最适合在阿富汗边境使用的装备，而不是“主要用于改善与印度军事平衡的装备”。哈里森补充说，美国仅仅将巴基斯坦视为其波斯湾政策的“附属品”，希望在巴获得军事基地、驻扎快速部署部队，因此里根政府准备“让目前的伊斯兰堡政权主宰其与美国的军事援助关系的条款，而不考虑此举对美国在巴基斯坦或印度的长期利益影响”。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印巴两国反美主义的加剧，引起巴基斯坦的国家分裂、印巴之间的军备竞赛，最终可能导致印巴核战争，而美国也难逃干系。⁽¹⁴⁾

尽管里根大刀阔斧地增强了美巴关系，但事实上，直到1983年，美国对圣战者的援助一直停留在卡特时期所建立的框架之内。这意味着华盛顿只通过第三国给阿富汗反叛力量输送少量武器和其他供给品。冲突最初两年里，经由巴基斯坦分配的美国援助在总量上远远少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援助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务院和中情局仍然认为美巴关系过于冷淡，以致根本不可能指望通过这个国家采取重大努力。在官僚机构特别是国务院里，有相当多的人反对过于直接地对抗苏联，特别是因为似乎没有人能够拿出一套方案以供美国更广泛地介入。最重要的是中情局乃至整个西方情报机构都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圣战者不可能给苏联造成严重的伤亡。因此，对阿富汗反对派的投资将会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做法。不如花更多的钱和精力来重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此来支持那些反抗苏联在该地区进一步渗透的斗争。⁽¹⁵⁾即使是在后来日益密切的合作中，对巴基斯坦不信任的声音也从未在华盛顿消失过，自始至终美巴充其量都只是貌合神离的伙伴。

三、并不隐蔽的秘密行动

在努力扫除美巴关系中的诸多障碍，积极安抚巴基斯坦，并为其安全做出保障的同时，对阿富汗秘密援助的公开化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尽管这一隐蔽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到足够保密，也曾因是否公开的问题给卡特政府带来困扰。从1979年年初美国的隐蔽行动计划尚在酝酿时开始，美苏之间的宣传战和舆论战就导致行动处于被动泄露的状态；直到1980年4月，布热津斯基明确提出公开化问题，但鉴于齐亚的反对立场，白宫最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1981年里根上台之后，逐渐在公开层面对秘密援助进行了主动承认。总体而言，不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有心还是无意，美国对阿富汗的秘密援助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并不隐蔽的秘密行动。

在被动泄露阶段，美国的援助计划和进展多次见诸报端。1979年12月19日，苏联官方媒体《消息报》（Izvestiya）指控说，美国正在加紧干涉阿富汗的内政，支持叛乱分子与阿富汗合法政府进行武装斗争。12月28日的第四份总统裁决签署后，《消息报》进一步指控，中情局直接参与了在巴基斯坦难民营中训练阿富汗叛军，并与阿富汗境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派保持着联系。《消息报》称其信息均来源于《反间谍》（Counterspy）杂志，而该杂志与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有关联，美国国务院拒绝对此做出评论。1980年1月5日，《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报道说，卡特政府已经做出了一项未经宣布的秘密决定，即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向阿富汗的伊斯兰叛乱分子提供武器，以确保苏联的入侵将是漫长的、血腥的、昂贵的。2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与苏军作战的反叛部队提供武器，中情局已被指派执行这项秘密任务。这篇报道被认为具有可靠消息来源。《纽约时报》2月16日报道，白宫官员今天表示，美国在1月中旬开始了向阿富汗叛乱组织提供轻型步兵武器的行动。2月17日，《纽约时报》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称，苏联媒体今天突出地展示了美国报纸的报道，证实了苏联关于美国向阿富汗叛军提供武器的指控。1979年12月28日签署的总统裁决于1980年1月9日被提交给了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4月6日，《纽约时报》准确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日期和主题。

这些接二连三的披露，尤其是2月份的集中报道引起了齐亚的强烈不满。他一方面私下向美国表示抗议，另一方面，为了掩盖事实，齐亚采取了欲盖弥彰的做法，在一些场合故意谴责美国没有向他提供支持。4月17日，齐亚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庆祝罗得西亚独立，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美国对苏联干预阿富汗的行为采取更有力的军事对策。6月1日，莱斯特·沃尔夫（Lester Wolff）议员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齐亚在会晤中直言：“我们无法说服美国将阿富汗作为头等大事”，而且“从超级大国的角度看，我们已经被美国拱手相让给了对方”。这一表态给美国招来了公共关系方面的麻烦，卡特因为“未能”用武器支持伊斯兰圣战这一莫须有的指控而在新闻界和国外（尤其是法国）陆续遭到抨击。5月28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刊登了题为《法国暗示美国应该为援助装备不良的阿富汗叛军做出更多努力》的文章。

在1980年4月之后的不置可否阶段，由于无形中受到白宫的鼓励，阿富汗的隐蔽行动计划越来越多地被曝光，甚至是在“美国之音”这种官方媒体中。5月30日至6月1日，理查德·本·克拉默（Richard Ben Cramer）在《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上发表了关于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一系列文章，并在1981年因该系列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¹⁶⁾6月中旬，“美国之音”播出了《费城问询报》一篇文章的摘要，指控中情局秘密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它指出，中情局“一直在秘密向阿富汗叛军提供少量外国制造的武器，这些武器来自德国、比利时和以色列，通过巴基斯坦输送至阿富汗；卡特政府拒绝了向阿富汗叛军提供更先进武器的计划，因为这些武器可能被追溯到来源于美国”。对此，白宫一些官员表示感到不安。卡卢奇指出：美国政府对阿富汗自由战士的支持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巴沙两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的继续参与取决于该计划的保密性；美国媒体对阿富汗秘密行动计划的周期性泄露，必然会引起巴基斯坦和沙特人的质疑；“美国之音”作为政府官方广播，它的指控无疑将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巴沙两国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要让阿富汗的支援计划浮出水面；任何新的有关中情局在阿富汗活动的官方广播，都可能导致该计划被终止。⁽¹⁷⁾其后，布热津斯基和桑顿也与有关媒体进行了沟通，对此事表示关切。7月21日的《纽约时报》第2版报道说，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三世（Hodding Carter Ⅲ）指责国安会的工作人员向《纽约时报》泄密，这无疑令白宫感到不安。⁽¹⁸⁾8月1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向国务卿马斯基谈到在外交事务中保持情报安全问题，控诉了阿富汗事件在媒体中曝光的具体情况。但卡特政府并没有因为这些困扰而改变立场，总体上依然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保持模棱两可的含糊态度。

里根上台之后，阿富汗的隐蔽行动计划终于被揭开了最后一层面纱，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1981年3月8日，国防部长温伯格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如果阿富汗叛军提出要求，美国将考虑提供军事援助。第二天，里根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3月10日，里根“特别满意地”签署了第142号联合决议授权的宣言，并在白宫东厅举行的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呼吁美国各地将3月21日作为“阿富汗日”（Afghanistan Day），希望以此表达对阿富汗人民深切和持续的钦佩。里根在演讲中赞扬阿富汗是一个由无名英雄组成的国家，将其英勇斗争称为这个时代的史诗之一，指责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的持续苦难、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其无端攻击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负有严重责任。因此，美国“不能也不会放弃这场斗争”。此外，里根还强调了美国和联合国对难民的援助，以及美国的不干涉立场和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决心。他最后指出：阿富汗日的意义在于使苏联明白，世界不会忘记从东欧到西南亚等其他“被俘国家”的人民所遭受的苏联“侵略”；阿富汗人民将最终获胜。

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叛乱分子在卡特时期完成了向“自由战士”的升级之后，在里根时期又实现了向公开化和崇高化的转变。里根在这次演讲中开始集中使用美国外交中惯用的自由话语来建构阿富汗问题，比如他“呼吁所有美国人在他们的思想、祈祷和活动中纪念阿富汗日，并以他们自己对自由的新的献身精神纪念这一天……相信这一天将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庆典，不仅仅是为了阿富汗的自由，更是为了世界各地受到威胁或压迫的人的自由！”⁽¹⁹⁾此后，对自由战士的褒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官方话语体系之中，为对阿富汗隐蔽行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和舆论基础。1982年，里根甚至将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献给了阿富汗的伊斯兰自由战士，并声称，“正如我们认为哥伦比亚代表了人类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最美好愿望，阿富汗人民的斗争也代表了人类对自由的最高愿望”。1985年，里根在会见抵抗组织领导人时，对他们大加称赞，甚至将“这些先生们在道义上等同于美国的开国元勋”。⁽²⁰⁾

同时，更多关于秘密援助过程的详细报道见诸报端。1981年7月23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报道，埃及武器被空运至巴基斯坦，或者被运至阿曼，然后海运至卡拉奇，转交到叛乱分子手中。8月7日，据《纽约时报》记者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报道，苏联最近拒绝了里根政府提出的就阿富汗危机可能的政治解决方案进行秘密会谈的私人外交倡议，并补充说，美国政府正在向阿富汗叛军提供武器，但武器主要来自埃及，资金则由沙特阿拉伯提供。9月25日，《华盛顿邮报》声称埃及的武器库得到了美国新武器的补充。

最终，9月末，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表态使隐蔽行动的公开化取得了重要进展。23日，萨达特在开罗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让我来揭开这个秘密吧”，21个月前，美国已经开始秘密从埃及购买苏联制造的旧武器，然后运给在阿富汗与苏联军队作战的反政府武装。 “阿富汗事件发生的第一刻，美国就联系了我，用美国飞机开始从开罗向阿富汗运送武器。”并表示美国在支付武器方面非常慷慨。⁽²¹⁾美国驻埃及大使阿尔弗雷德·阿瑟顿（Alfred Atherton）表示，萨达特决定公布美国购买和向阿富汗叛军运送埃及武器的消息“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萨达特认为如果埃及“在一个具有直接和真正的战略意义的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具体合作”并能够引起人们关注，将使埃及受益。此外，萨达特的声明还向阿拉伯国家表明，可以指望埃及“为反抗苏联侵略的穆斯林同胞提供有效的援助”。⁽²²⁾

苏联抓住萨达特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事实不放，认为这表明美国正在阿富汗对苏联不宣而战。苏联《消息报》将萨达特的声明描述为揭露中情局在阿富汗活动的“政治脱衣舞”。苏联塔斯社宣称，“这一新证据应该足以说服联合国大会，如果有人干涉阿富汗内政，那就是美国”。⁽²³⁾对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声称，“巴基斯坦对所报道的美国和埃及的所有行动安排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巴基斯坦将继续“奉行不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政策，不会成为阿富汗圣战者的武器渠道”。

1983年5月，众议院议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在访问了阿巴两国之后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朗（Clarence Long）一起向媒体表示，应该增加对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援助，而且援助应该公开进行，而不是秘密进行。5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里根总统命令中情局增加阿富汗自由战士受援武器的数量并提高质量。随后，白宫终于向媒体公开承认，美国一直在秘密援助阿富汗的抵抗运动，以对抗苏联，并将继续下去，直到抵抗运动的目标得以实现。

四、升级前奏：另一个缓慢的开始

尽管美巴合作中的障碍已经基本扫除，隐蔽行动公开化的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为联合更多国家、开展更大规模的援助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从1981年年初里根就任总统到1985年年初阿富汗秘密战争全面升级，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开始。华盛顿的官员们花费了四年多时间，才在不断的冲突与分歧、温和与激进的博弈中摸索出了在第三世界反击苏联的具体方针以及升级阿富汗秘密战争的具体做法。

里根总统就职时，他任命的官员被告知，支持阿富汗游击队是中情局最重要的隐蔽行动。里根认为，美国在第三世界针对苏联的反击战略应该立即应用到阿富汗。美国应该和其他国家一起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苏联全面撤军，适当地鼓励阿富汗自由战士，向巴基斯坦提供重大安全援助，并通过协调一致的政治方案来揭露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侵略行为。1981年3月，里根签署了一项总统裁决，授权在阿富汗继续对苏联采取秘密行动，并继续支持阿富汗圣战者。⁽²⁴⁾4月24日，里根取消了卡特时期的对苏粮食禁运政策，因为他认为“美国农民被不公平地单独挑出来，承担这种无效的国家政策的负担”。⁽²⁵⁾

然而，除了一些政策上的修修补补和美巴关系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外，在第一任期前两年中，里根对圣战者的援助政策似乎并无重大改变，基本上都是沿着卡特时期的既定轨道向前推进。实际上，阿富汗问题正是里根总统生涯的一个真实写照：一些激进派把1981年和1982年称为“失去的两年”，因为当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与苏联支持的第三世界政权作战。文安立指出，为什么仍需要花费第一届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才能为更具干涉主义性质的美国第三世界政策制定出一些基本原则呢？主要原因包括，激进派缺乏政策制定经验、里根的高级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体制内根基深厚的官员的抵制。⁽²⁶⁾“失去的两年”的影响一直持续至1983年上半年，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Fred c．Ikle）后来表示，在里根政府的前三四年里，“普遍存在羞怯和犹豫，不愿意做出更协调一致的努力，为阿富汗自由战士提供更多的武器和战术”。⁽²⁷⁾

但与此同时，转机也在逐渐酝酿之中。到1982年年底，里根政府针对苏联的秘密攻势开始浮出水面。在中美洲、阿富汗、乍得等地方，在卡特开创的众多隐蔽行动的基础之上，美国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的反抗力量与苏联扶持的政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波兰、柬埔寨、加勒比地区、利比亚、中东、非洲、中美洲等地方，苏联及其代理人正在遭受美国支持力量越来越猛烈的抵抗。1982年11月，当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掌控最高权力时，克里姆林宫已经深深意识到，苏联帝国在70年代获得的利益，在80年代正在成为他们日益沉重的负担。

1983年1月17日，里根签署了第75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重新明确了美国对苏联的全面对抗，其中指出美国将致力于三个方面: 1．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外部抵抗；2．对苏联的内部压力，以削弱苏联帝国主义的根源；3．在严格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消除突出的分歧。文件特别强调，对第三世界，美国必须重建其承诺的信誉，抵制苏联侵犯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并有效地支持那些愿意抵制苏联压力或反对苏联的举措的第三世界国家。要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在安全援助和对外军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保护重要利益和支持处于危险的盟友。此外，还应加强外交举措，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避免苏联利用地区危机进行扩张，以及适当结合经济援助方案和私营部门举措。文件还指出，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是对莫斯科保持最大的撤军压力，并确保在占领期间，使苏联付出的政治、军事和其他代价居高不下。⁽²⁸⁾

在美国国内，政府中的激进派和国会的行动派之间也开始在阿富汗问题上结成一个政治同盟，两者都推动美国扩大介入，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装备和给养。政府激进派包括国防部一些重要的顾问，如副部长伊克尔、珀尔（Perle），以及两位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国会的行动派包括参议员保罗·聪格斯（Paul Tsongas）和戈登·汉弗莱（Gordon Humphrey）以及众议院议员查理·威尔逊和唐·里特尔（Don Ritter），他们呼吁向自由战士提供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充分的美式训练。美国驻伊斯兰堡的外交人员也曾对增加援助疑虑重重，但现在他们也开始改变看法。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认为，美国现在的政策可能不会带来理想的结果，美国必须表明能够增加苏联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长远来看，决定性的因素将会是苏联人的战争持久性和圣战者所拥有的资源。文安立指出，苏联对巴基斯坦威胁的减弱以及格林纳达行动所激起的干涉主义热情，都有助于美国政府内部的激进派在1983年秋关于阿富汗政策的辩论中获胜。尽管如此，新政策路线得以出现，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圣战者的战斗力，二是在白宫和五角大楼人员以及中情局的推动下，一个关于如何为游击队增加资金、运输武器和征募新兵的计划被制订出来。到1983年，即战争打响后的第三年，情况已然明了：圣战者不仅仅是存活了下来，而且在一些地区正在对苏联人及其盟友构成压力。⁽²⁹⁾

1983年6月10日，聪格斯和里特尔向第98届国会提交了第74号联合决议，着重强调了实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重要性，试图在事实层面达成对阿富汗人全面和果断地“为自由而战”的完全支持。参议院以97票对0票通过了该项决议。根据该决议，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是: 1．支持阿富汗人民继续为摆脱外国统治而斗争；2．支持阿富汗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3．在苏联军队全部撤出和承认阿富汗人民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战争问题。在阿富汗问题上，聪格斯和里特尔能够摈弃政见分歧，坚定地达成一致，充分体现出立法部门内部在该问题上的团结意识。这使得威尔逊和汉弗莱促进增加对巴基斯坦和圣战者的资助工作成为可能，威尔逊也由此成就了他的政治明星地位。从1983年起，在两人的持续努力下，美国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援助资金大幅增加。这个在两党之间、参众两院之间形成的共同联盟后来在1985年发展成为国会阿富汗问题工作组（Task Force on Afghanistan）。国会的支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连一向观点激进的凯西都因为没有进一步推进中情局的行动而受到批评。里根政府对圣战者的支援在华盛顿得到了全面支持。⁽³⁰⁾

图4-2　查理·威尔逊（1933—2010），美国“冷战英雄”，任得克萨斯州国会众议员长达24年。因在担任议员期间说服国会暗中提供经费、武器与人员，支持援助阿富汗圣战者对抗苏联而声名大噪。其真人实事在2008年被改编成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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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富汗叛乱武装也试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求援。1983年11月23日，伊斯兰团结组织负责人、叛军代表穆贾迪迪，要求美国国会用公开援助的方式取代此前向圣战者运送秘密武器的计划，因为“阿富汗人抱怨说，现在通过巴基斯坦到达他们手中的武器是缴获的苏联武器，不堪使用”。一位叛军领导人表示，他收到的20枚苏制迫击炮弹中，有11枚未能引爆，一枚未能击中目标。叛军使用的大多数步枪都还是一战时期的恩菲尔德式步枪（Enfield Models）。穆贾迪迪强调，“我们赤手空拳无法阻挡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力量”。⁽³¹⁾12月4日，穆贾迪迪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再次表示，“西方承诺向叛军提供价值2500万美元的武器，但叛军只得到了价值600万美元的武器，而且仍然需要美国制造的红眼导弹等地对空武器”。⁽³²⁾

五、全面升级：更多更快更强

时至1983—1984年，似乎各种蛰伏力量都开始萌动，预示着一个全新局面的到来。威尔逊与凯西的联合为已持续了近五年的秘密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1985年，援助计划终于摆脱了各种限制，进入更多更快更强的全面升级阶段。

凯西一直坚信，必须在阿富汗“让苏联人流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从不曾想到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会在国会持续获得如此广泛且有力的支持，这极大地增强了凯西的信心与斗志。1983年年末，他开始认为苏联人在阿富汗不仅可以被遏制，而且实际上还能被击败。凯西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优势在于，“通常总好像是大个儿的坏家伙——美国人——在毒打当地人。阿富汗的情形完全不同，俄国人正在欺负弱小的家伙。我们不会把它变成我们的战争。圣战者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动机。需要我们去做的，只是给予他们更多帮助而已”。1984年1月的一天，成立于1982年年末的中情局阿富汗特别行动小组接到任务：制定一个新的、更具攻击性的战略，包括给阿富汗反抗力量增加武器供应、训练并提供更多的金钱。⁽³³⁾

和凯西一样，威尔逊也是一位强硬的冷战斗士，在罗伯特·盖茨看来，威尔逊的动机非常简单——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美国具有自己的态度和足够的利益诉求，就要击败苏联人。从政治角度来说，威尔逊是被安排的，目的是极大推动美国在阿富汗的隐蔽行动——他是众议院国防拨款委员会的一名老资格民主党议员。威尔逊清楚地知道，如果一位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对某一问题特别关注并被巧妙安插在拨款委员会，就意味着他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威尔逊想为圣战者组织提供4000万美元资金援助，在他看来，中情局的谨慎策略只能让阿富汗人流血，并最终导致抵抗武装的彻底失败；而打破僵局的第一步，是向圣战者提供更多武器和更强的防空装备。⁽³⁴⁾

1983年5月，威尔逊和克拉伦斯·朗向媒体表示，应该增加对阿反政府武装的援助，而且援助应该公开进行而非秘密进行，为此他们打算与里根讨论增加50％的援助资金并公开提供援助的可能性。8月，威尔逊和朗再次前往阿巴边境，调查抵抗运动和难民情况。在访问中，齐亚明确建议美国购买一种新的防空武器供给圣战者，但是又不希望因此惹怒苏联。威尔逊返回华盛顿后与凯西一起讨论自由战士的需求，他们“花了两个星期”寻找一种“易于使用”的能击落苏联直升机的火箭弹，但没有成功。威尔逊因此致力于向中情局1984财政年度拨款中增加1000万美元，专门“用于研究、开发和盘点，只是为了找出可用于低强度战争的武器”。⁽³⁵⁾

在威尔逊和凯西的推动下，隐蔽行动的第一个显著变化是援助金额的巨幅增加。1984年2月，齐亚向凯西建议，可以考虑向圣战者“大幅增加”武器装备的供应。随后，凯西在沙特访问时，东道主同意在1984财年将援助规模增加到7500万美元，1985财年进一步提升到1亿美元。这迫使美国将自己的援助规模提高5000万美元——不包括威尔逊从国防预算拨款4000万美元的计划。1984年4月15日，一项由聪格斯发起、55名参议员共同倡议的参议院决议建议国会采取行动，帮助圣战者对抗苏联。7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向圣战者组织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新援助，将1984年的秘密援助总额提高到8500万美元。10月，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称“仅向自由战士提供用来战斗和死亡所需的援助，而不是足以推进他们的自由事业的援助，这是站不住脚的”。由此，美国的援助规模再次大幅增加。10月11日，凯西向沙特建议，两国明年分别提供2.5亿美元，以应对明年春天苏联可能实施的大规模进攻，同时加大对苏联的压力——也就是说，在1984年的基础上，再增加1.5亿美元。两周以后，凯西通报巴基斯坦和沙特，美国计划在1985财年投入2.5亿美元，并马上准备拨付1.75亿美元。1984年年底，当中情局还在努力争取2.5亿美元的目标时，威尔逊已经要求美国为1985年拨款3亿美元。⁽³⁶⁾而且此时参议院又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政府为圣战者提供更好的装备。1985年1月，国会专门成立阿富汗问题工作组，调查游击队的需求，不断举行听证会，向政府施加压力，呼吁对处于困境之中的圣战者提供帮助；还负责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每月举行两次会议，讨论如何增加媒体对战争的报道，试图引发舆论对圣战者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至此，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得到了国会的一致支持，而且几乎是历史上唯一在国会受到如此优待的行动，因为许多国会议员都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隐蔽战争是一场“好”战争，援助自由战士是一项正义的事业。⁽³⁷⁾

虽然自苏联干涉以来，美国的秘密援助一直在不断地增加投入、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然而，实际上在这场“好”战争的前五年时间里，美国向游击队提供的武器装备一直都是苏联或东欧集团国家设计和制造的武器，以便可以坚称游击队的武器都是从阿富汗政府军或苏军那里缴获的，从而辩称自己的清白。但是这种策略极大影响了抵抗力度。五角大楼的苏联事务专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Alexander Alexiev）指出，战争前五年中圣战者缺乏有效的防空武器或远程武器，尽管西方军火库中有大量优势武器，但抵抗力量主要依靠20世纪30年代的老式高射机枪，根本无法与苏联重装甲和致命的武装直升机相匹敌。在地面上，反对派的主要远程武器是苏制82毫米迫击炮，射程和精确度都很低。因此，苏联在空中“几乎享有无可挑战的优势地位”。

图4-3　1983年2月2日，里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阿富汗自由战士，讨论苏联在阿富汗的暴行。里根宣称，“勇敢的阿富汗自由战士用简单的手持武器与现代武器库作战，对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来说是一种鼓舞。”
图片来源：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尽管1982年秋里根就决定提高援助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但是，游击队称没有看到武器的明显改善。美国阿富汗行动联合会（Federation for American Afghan Action）是一个专门游说向自由战士提供军事援助的私人组织。其主席安德鲁·艾瓦（Andrew Eiva）指出，直到1984年，游击队仍然只得到质量较差的武器，比如82毫米迫击炮和苏联的SAM-7防空导弹。即使有较好的武器，比如12.7毫米的苏联重机枪，也没有足够的弹药来抵抗苏联的直升机。⁽³⁸⁾

1984年年末，依然手持老旧的苏式武器在战场上厮杀的阿富汗自由战士不会想到，他们的命运和战争形势都即将发生巨大变化。1985年，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幅提升了阿富汗战争级别，准备破釜沉舟、在一两年之内赢得战争。阿富汗抵抗组织承受住了不断增长的压力，还结成了七党同盟统一战线，同时强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武器装备。阿富汗的冲突也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国会和媒体。身穿长袍、满面长须的圣战者政治领导人频频出入美国各政府机构呼吁援助。阿富汗的冲突逐渐被华盛顿当作一个打击过度扩张、内在脆弱的苏维埃的绝佳机会，里根团队决定放弃对苏军进行低水平骚扰的政策，在阿富汗战场上释放美国的高科技和军事专长，挫败苏联的士气。在各种机缘的促进之下，美国对阿富汗的秘密援助在不温不火地进行了五年之后，终于迎来了更多更快更强的全面升级。

1985年3月27日，里根签署了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第166号文件（NSDD166）《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计划和战略》（U．S．Policy，Programs and Strategy in Afghanistan），确定了美国对阿富汗战略的中期目标和最终目标，定义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并制定了具体的方针以实现美国的利益。其中指出，美国阿富汗战略的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秘密行动支持的方案，二是通过美国的外交、政治战略，向苏联施加压力使其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增加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支持。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使苏联撤军并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地位。1985—1990年，美国将首先追求中期目标：1．向苏联证明其征服阿富汗的长期战略行不通。2．拒绝使阿富汗成为苏联的基地。3．在阿富汗问题上推动苏联在第三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孤立。4．防止抵抗苏联侵略的本土运动失败。5．坚定不移地阻止苏联对第三世界的侵略。6．尽可能地把战况传达给苏联人民，以打击他们对苏联军队和苏联对外政策的信心。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1．加强对隐蔽行动计划的情报支持。及时获取战争进程详细信息，使美国能够确定是否正在实施打败苏联的长期战略，并调整计划，以增加其有效性。2．利用情报，集中力量加强对苏联占领中的阿富汗所产生的敏感和脆弱环节的系统性打击。3．提高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效能，制定绩效目标和有效措施以保持战争对苏联的不利趋势。4．继续加强对进入阿富汗物资的管理，跟踪物资运输路线，确保阿富汗境内的抵抗组织接收到更多的物资并将其用于作战，遏制腐败问题。5．与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回应巴基斯坦因支持抵抗运动所产生的安全需求。6．鼓励出于人道主义在阿富汗境内发展的由抵抗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以减少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问题，并维持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民事后勤支助。7．通过公共外交、双边努力以及支持联合国主导的要求苏联全面撤军的谈判，增加国际社会对苏联的政治压力。8．鼓励阿富汗抵抗组织之间加强政治协调。⁽³⁹⁾

这一文件的签署表明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不再仅限于使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而是赢得战争胜利和阿富汗独立，将苏联赶出阿富汗——这在卡特政府时期被视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还签署了NSDD166附件，授权加强对圣战者的秘密军事援助。新的一揽子秘密支援计划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加强组织和后勤、提供军事技术，以及鼓励和加强阿富汗抵抗意识形态，如宗教灌输和教化等。附件规定，中情局在援助抵抗组织时应采取特别措施，向圣战者提供卫星勘测装置以及其他情报，以便确定对苏阿军队实施进攻的目标，破坏其安全通信系统。⁽⁴⁰⁾

图4-4　NSDD166文件的第一页

NSDD166文件及其附件共同赋予中情局在阿富汗扩大行动的合法性基础，也为向圣战者提供西方制造的先进武器扫除了障碍。在文件指示下，为达到使苏联撤军的目标，美国为隐蔽行动计划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建立了更加复杂高效的援助网络，提供了真正更有力的武器，并将战乱向北引入了苏联境内，在阿巴地区推行“海洛因政治”，同时还加强了意识形态攻势，对圣战者进行好战主义教育，用伊斯兰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1985年，援助预算经费从1981年的1亿美元、1983年的1.22亿美元、1984年的2.5亿美元猛增到7亿美元左右。同时，一个援助圣战者的极其复杂的国外网络搭建起来了。通过这个网络，美国和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以及志愿组织得以紧密合作，共同资助和运作了诸多重大行动。阿富汗圣战者得到的资金总量迅猛增长，不仅有来自阿拉伯人的大笔捐助，国会也向其拨出额外的资金，到1985年年底伊朗门的款项也被打入阿富汗的账户。⁽⁴¹⁾

除了继续输送更多武器装备之外，中情局还开始向圣战者提供有力的通信情报支持并改进了补养运输水平。首先，运往阿富汗的武器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显著提升：为阿反政府武装配备了用于进行城市破坏和复杂游击战的数吨C-4塑性炸弹的延时定时装置、远程狙击步枪、重机枪、SA-7、瑞士欧瑞康（Oerlikon）高射炮，与美国海军卫星相连的迫击炮瞄准装置、线导反坦克导弹以及其他设备。⁽⁴²⁾游击队在1985年还首次获得了有效的地对地武器——107毫米多管火箭发射器，射程约为5英里，使游击队可以在安全距离内向目标开火。随着可缴获的苏联装备以及从埃及等苏联前盟友处获得的武器越来越少，中情局开始通过第三世界国家的“稻草人公司”（straw companies）直接向东方阵营的国家购买武器（特别是保加利亚）。1985年年底，中情局在埃及协助设立了一个工厂专门生产苏式武器。其次，美国对圣战者的通信情报支持包括大量关于阿富汗战场上苏联目标的卫星侦察数据、基于卫星情报获得的苏军军事行动计划、截获的苏联通信情报以及维护叛军的秘密通信网络。再次，美国还改进了补养基地和运输条件，提高了向阿富汗境内运送武器、弹药、食品、服装等物资的能力（包括提供数千匹骡子执行武器运输工作），为抵抗组织在1986—1987年获得巨大胜利奠定了后勤基础。这些举措使美国向圣战者提供的武器和弹药从1983年的1万吨逐渐增加至1987年的6.5万吨，并给苏军造成了日益惨重的损失。

1986年2月，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明确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叛乱势力的承诺。他引用1984年国会通过的聪格斯决议中的一句话: “自由斗士们，你们并不孤单。美国将向你们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你们不仅有权为自由而战斗牺牲，更有权为自由战斗并赢得自由。”里根很快兑现了他的承诺，不仅为阿富汗，也为安哥拉的自由战士送去了更加强大的武器。

在华盛顿一些激进人士看来，NSDD166文件指导下的大规模升级似乎仍不足够。到1985年年底，秘密援助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应该向圣战者提供美国生产的先进武器——毒刺导弹。其实，从苏联干涉开始，提供何种强度的武器就成为华盛顿的一个重要议题。1980年，布莱门特曾提出过援助毒刺的建议，结果不了了之。1984年，中情局的克莱尔·乔治（Clair George）等一些官员也提出，应该给抵抗力量提供轻型地对空毒刺导弹（尽管还没有经过实战检验，但它被认为能在圣战者遭遇空袭时给予他们更有效的还击机会）。然而，直到1985年，大部分中情局顾问依然反对提供明确来自美国的武器。国防部出于技术泄露的担心也反对提供毒刺：一方面，如果苏联缴获一两枚发射架，极有可能借此研制出反制武器；另一方面，如果苏联成功仿制，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欧洲投入使用，产生安全威胁。行政部门的大多数人也反对援助毒刺，主要是考虑到苏联的反应以及对一旦落入“不当之人手中”所产生后果的担心。在198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议题只限于政府内部讨论，还未发展为一场激烈争论。

然而，1985年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12月中旬，凯西、麦克马洪，及国防部政治事务副部长迈克·阿马科斯特（Mike Armacost）等人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强烈要求向阿富汗提供毒刺。原本态度保守的国务卿舒尔茨在读了一份关于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可能大规模升级战争的报告之后，也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激进派一边，加入了支持提供毒刺的队伍。他后来回忆道：“在国务院，有人担心，以任何美国制造的武器去扭转战场形势，都会引起苏联人的敌视，这将使我们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见。”

1986年1月，凯西访问巴基斯坦时，齐亚呼吁应进一步向苏联施压。凯西表示，美国可能批准向阿富汗提供毒刺。2月中旬，美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国防部向中情局提供400枚毒刺导弹，供圣战者使用。4月，里根做出最终决定，给圣战者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送去毒刺。1986年9月26日的袭击中，阿富汗圣战者首次使用毒刺，击落了三架飞抵贾拉拉巴德机场的苏联直升机。不久之后，圣战者在毒刺助攻下发动了一场毁灭性防空战役，战况的不利迫使苏联开始进入夜间飞行作战。五个月以后，美国为毒刺开发出一种新型瞄准系统，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夜间作战效率。为避免被导弹击中，苏联飞机被迫提升飞行高度，但其轰炸作用和地面支持效果相应大幅减弱。

1986年，圣战者还得到了另外两种便携式防空导弹，英国的吹管导弹（Blowpipe）和美国的红眼导弹，但作战效果均远不及毒刺。由于战斗力极佳，关于毒刺的神话与推崇开始在阿富汗尤其是游击队内部流传开来，以致各个游击队都渴望得到。而拥有毒刺的圣战者将它视为一种可以保护其不受苏联伤害的“神奇护身符”，作战时变得更加勇敢。毒刺的介入是阿富汗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极大地增加了苏联飞机（和飞行员）的损失程度，和莫斯科的战争成本；迫使苏联改变战术，进而帮助了地面作战的圣战者；此外，反抗武装的士气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至此，大幅增加的援助资金使圣战者获得了充足物资，美国先进的卫星信息帮助其更精确锁定目标位置，加之大批毒刺导弹的运用，战争形势开始逆转，圣战者得以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猛烈攻势下存活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⁴³⁾

在送去毒刺导弹的同时，凯西还酝酿着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即“祸水北引”，将阿富汗战争引入苏联领土，既包括无形的心理战，也有实际的游击战。这一构想也许是受到了二战时期英法曾将“祸水东引”至苏联的启发。1984年10月，凯西秘密访问阿富汗边境的秘密训练营，首次提出骚扰苏联领土的想法，这让巴基斯坦大为吃惊。在与阿赫塔尔和三军情报局阿富汗局长穆罕默德·尤素福（Mohammad Yousaf）的会谈中，凯西表示，苏联的民族紧张关系不堪一击，“它是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终究会面临民族紧张关系的挑战”，并明确指出，阿富汗北部是通向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个跳板，是“苏联柔软的下腹部”，美国应该首先偷运印刷品，鼓动当地人民对苏联的不满情绪，然后输送武器，鼓励其发动起义。巴基斯坦同意了这个计划，中情局很快就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古兰经》、关于苏联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暴行的书籍以及民族主义历史英雄的小册子等颠覆性文学作品向苏联南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国投放。⁽⁴⁴⁾

1985年，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和三军情报局同意从阿富汗向当时被苏联控制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动游击战争，攻击苏联境内的军事设施、工厂和仓库。这项任务交由与三军情报局关系密切的阿富汗军阀希克马蒂亚尔负责。中情局购买了几百艘橡皮艇，用来运送游击队员和印刷宣传品渡过阿姆河潜入苏联。根据尤素福的说法，对阿富汗人跨境袭击的训练实际上在1984年已经开始，“在此期间，我们专门训练和派遣了数百名圣战者，深入苏联境内25公里的地方。他们的行动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机密、最敏感的行动”。

美国鼓动的跨境袭击从1985年正式开始，到1986年达到顶峰。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组织了15个阿富汗突击队执行各种破坏任务，其中包括：1．在夜间从阿姆河南岸向对岸苏联境内发射火箭炮；2．越过阿姆河攻击苏联的边境哨所；3．埋设地雷，拆毁铁路、桥梁、公路，破坏输电线路，袭击机场、水电站等基础设施；4．袭击军事设备、工厂和燃料库。1986年12月初，大约30名游击队员乘坐橡皮艇渡过阿姆河，对塔吉克斯坦的两座水电站进行攻击，使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沿途还捣毁了两个苏联哨所，导致部分地区断电了好几周。他们还对苏联边境地区的一个机场进行反复的攻击。1987年4月，一支34人的游击队深入乌兹别克地区，用火箭弹袭击了一家工厂，造成8人死亡和40多人受伤。⁽⁴⁵⁾

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游击队充分发挥了地理优势，一面传播《古兰经》等宣传印刷品，争夺人心，一面煽动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加入圣战事业，发起破坏和伏击行动。尤素福回忆，阿姆河附近发动的数十次袭击中，有时一些苏联公民也参与了袭击行动，或者跟随游击队一起返回阿富汗加入圣战组织，而且几乎每一次攻击都引发了苏联对该河以南所有村庄的大规模空袭，“苏联的激烈反应证实我们正在打击一个痛点”。盛怒之下，戈尔巴乔夫威胁巴基斯坦说，如果这种袭击继续，“巴基斯坦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⁴⁶⁾

这种极为冒险的军事行动在华盛顿内部引发了争议。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表示，多数美国官员认为此类军事袭击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升级”，担心跨境袭击会引发苏联的大规模反击，建议停止任何此类袭击。出于这一担心，里根政府决定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苏联境内军事目标的详细卫星照片，以避免授人以柄。但是，在凯西的大力推动下，秘密跨境袭击仍然持续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尤素福表示“中情局和其他机构给予我们一切非正式的鼓励，将战争引向苏联”。1987年凯西去世后，祸水北引的冒险行动随之逐渐结束。⁽⁴⁷⁾

六、尾声：戛然而止

1985年是阿富汗战争的转折点。当里根、凯西和威尔逊共同致力于全面升级隐蔽行动的时候，苏联政治局也开始考虑如何结束阿富汗这个“流血的伤口”。其后，苏联的撤军进程尽管步履维艰却义无反顾，而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与苏联的对抗却丝毫没有停歇的趋势，直到最后一刻戛然而止。

很多苏联官员清醒地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使苏联与第三世界关系走入死胡同的首要原因。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新思维”（Perestroika）改革，在阿富汗问题上，谋求体面撤军。1985年10月，政治局制定了对阿富汗的新政策，内容同1965年尼克松的越南化计划极其相似：撤军为根本目标，而在短期内则要“更有力地实施战争”，同时扩大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基础。此后，苏联大力加强了对阿富汗伊斯兰抵抗力量的打击力度；用作风强悍的阿富汗领导人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取代了孱弱无能的卡尔迈勒；还开始积极与相关各方接触，多次进行日内瓦会谈，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做出有限度妥协。然而，这种破釜沉舟式的尝试的失败和美国攻势的显著加强，最终促使戈尔巴乔夫决心尽快撤军。1986年11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军都必须在1988年年底之前回国，“必须尽快完成这一过程”。⁽⁴⁸⁾

然而，苏联体面撤军、全身而退显然不是美国想要的结果。美国的目标是让苏联全面撤军，铩羽而归。达到这一目标之前，在阿富汗惩罚苏联军队比外交解决更可取，如此能够使苏联的代价更加高昂。为此，美国一面持续不断地用各种手段阻止通过外交途径促成苏联撤军；一面继续援助抵抗组织，提高苏联占领的政治和军事代价。

关于苏联撤军的非正式谈判自1982年以来一直在推进，而华盛顿似乎从未真正表现出谈判的诚意，始终坚持从中作梗，阻挠撤军方案的达成。1982年，联合国试图在厄瓜多尔外交部部长、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迭戈·科多韦斯（Diego Cordovez）的主导下斡旋和解谈判。据科多韦斯的说法，美巴在阿富汗问题上都采取了欺骗的态度，公开层面摆出谈判解决的姿态，但私下里却认为军事升级是最好的办法。 “在试图签订有利于我方利益的协议时，我们应该继续养精蓄锐。”舒尔茨这样对里根说。⁽⁴⁹⁾随着战事的发展，在撤军问题上，美国显然越来越掌握谈判主动权，里根政府更加坚定地用“养精蓄锐”来争取更多的筹码。

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与里根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中强调他想调停第三世界的争端并抱怨了美国在撤军问题上的虚伪，“你们本可伸出援手，但没有。你们说苏联应该从阿富汗撤军，但事实上却想让他们留在那儿，时间越长越好”。戈氏深知美国并不希望在阿富汗问题上达成协议，并且巴不得看到苏军在阿富汗受到重创，像美国在越南那样大伤元气。美国秘密战争的升级使莫斯科在撤军问题上愈发为难，“华盛顿给自己设定了千方百计阻止和解这一目标”，戈氏如是说。⁽⁵⁰⁾

图4-5　1985年11月19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弗勒德奥（Fleur d' eau）会议室内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会谈，会谈时间从原定的15分钟延长至整整一个小时。
图片来源：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C31983-14A。

尽管戈氏看穿了美国的伎俩却也无可奈何，美国依然毫无诚意。1986年，拉巴尼率领阿富汗代表团访问华盛顿，试图获得更多的支援。查理·威尔逊对他们表示欢迎，并呼吁建立一个国际公认的抵抗联盟“流亡政府”（government-in-exile）与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抗衡。里根和舒尔茨还向他们保证，如果不能实现苏联军队的迅速、完全撤出，以及自决组织的自由行动的话，“美国不会参与这样的解决方案”。

面对撤军阶段的形势变化，1987年5月1日，里根签署了第270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NSDD270）。文件指出，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如果想要通过谈判达成适当的解决方案，就必须对苏联保持强大的压力。该阶段美国政策的目标是：首先，提高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军事和政治代价，迫使他们达成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从而使苏联军队迅速、完全、不可逆转地撤出阿富汗，并实现阿富汗真正的自决。其次，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继续支持以巴为主导的谈判轨道，以确保美国后续计划的实现。再次，鼓励建立更有效的抵抗政治阵线，鼓励国际社会更积极地支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抵抗力量，提高国际公众对战争的认识，支持建立一个自由的阿富汗。

为实现以上目标，美国决定在援助、公共外交和政治策略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在援助方面：制定全面的国会战略，确保为巴基斯坦后续援助方案提供充足资金；增强巴基斯坦的军事能力，增加美国人道主义援助项目资源，促进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援助机构在农业、医疗、教育和公共行政等领域对跨境人道主义援助方案的支持；帮助其他国家制订长期计划来满足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需求。

其次，在公共外交方面：成立阿富汗公共外交跨部门工作组，强调公共外交的政治重点和一致性，在外国媒体上最大限度地宣传有利于抵抗运动的内容；发起总统倡议，强调美国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事业的承诺，促进其他国家政府的共同参与；审查美国新闻署的全球项目，集中和增加专门针对阿富汗抵抗力量和难民的公共事务和文化资源，提高阿富汗的形象；增加阿富汗媒体项目，制订应急计划，以便在没有巴基斯坦干预的情况下实现目标。

最后，在政治策略方面：增加对苏联和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压力，通过谈判实现迅速完全撤军；加强与友好国家政府的磋商，以具体的政策压力或外交战略，促进抵抗联盟的政治发展；向美国政府各机构提出具体行动建议以及与巴、沙等国进行行动协商，制定关于阿富汗联盟机构发展的概念文件；制订计划鼓励抵抗力量的和平建议和其他政治活动，以对抗苏联和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努力；在巴基斯坦核问题上，研究国会、巴基斯坦和其他有关政府可能提出的新方法。⁽⁵¹⁾

这一文件阐明了撤军阶段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目标和具体措施，即争取在撤军过程中，继续使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在苏联公布撤军计划之后，依然全面推进秘密战争，援助金额不降反增，并在核问题上继续装聋作哑，对巴基斯坦做出大幅妥协、提供巨额援助。

到1987年秋，白宫已经明确知晓了苏联的撤军计划，并认为“一个深刻的、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发生”⁽⁵²⁾。然而，在之后的华盛顿峰会期间，里根有意忽视了这一变化并强调美国在峰会上的行为及其结果决不能将维持强大国防预算的努力复杂化，不能阻碍对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支持。强大的国防预算与里根主义齐头并进，而里根主义与第三世界热点地区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不一致。因此，里根决定选择乘胜追击，而非偃旗息鼓。⁽⁵³⁾

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公开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时，美国的秘密援助依然如火如荼，甚至在与苏联签订撤军协议后依然如此。4月14日，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签订了日内瓦一揽子协议：苏联撤军，巴基斯坦停止干涉，阿富汗允许难民重返家园，同时美苏保证不再加以干涉。但与会各方中只有戈尔巴乔夫真正言行一致。齐亚表示并不打算停止对抵抗组织的支持，“我们会说些谎话的。这就是我们八年来所做的事……穆斯林有权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撒谎”。美国也无意停止援助，舒尔茨公开声称：“向反抗力量提供军事援助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来执行这一权利，但我们也准备好了对策。”⁽⁵⁴⁾

图4-6　1987年，美巴情报人员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圣战训练营。前排左起依次为：三军情报局局长哈密的·古尔（Hamid Gul）将军、中情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Willian Webster）少将、负责行动的副局长克莱尔·乔治、三军情报局的一位上校、中情局驻伊斯兰堡站站长米尔顿·比尔登（Milton Bearden）。
图片来源：RAWA。

国务院和国会对于苏联的撤军承诺极不信任，国会强硬派力主在战争最后关头加强对抵抗组织的援助。国会单独拨出的援助金额从1986年的150万增加到1987年的300万，再到1988年的450万美元。1988年6月，汉弗莱号召在1989年加倍实施跨国援助计划，因为他认为“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正是帮助阿富汗人民获得彻底胜利和巩固这些胜利的时候”，而且他不希望造成一种美国只对削弱苏联感兴趣而对阿富汗重建计划漠不关心的印象。11月，布什总统还向来访的拉巴尼等反对派代表承诺，新政府对抵抗联盟的援助将超过里根政府。⁽⁵⁵⁾

戈尔巴乔夫对此深感失望，认为美国对苏联“合作解决问题的真挚愿望”视而不见，并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人是靠不住的。他解释说，尽管美国也意识到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潜在威胁，但他们绝不会放过任何推翻纳吉布拉统治和煽动苏联上千万穆斯林的机会，美国的真正意图是削弱苏联，希望利用苏联的危机获取更多利益。⁽⁵⁶⁾

最终，美国如愿以偿。1989年2月15日，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苏军在阿富汗的最后一位指挥官鲍里斯·格罗莫夫（Boris Gromov）带领最后一支部队通过苏阿友谊桥泰尔梅兹桥（Termez）回到苏联境内，苏联以26000名士兵死亡、50000人受伤、600亿卢布（约1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结束了战争。

此后圣战者投入了与纳吉布拉政权的战斗，美国的援助仍在继续。直到1991年，威尔逊还说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1992财政年度为圣战者提供2亿美元援助，加上沙特的配套资金，援助总额达4亿美元。然而，1991年年末苏联轰然解体，莫斯科终止了对纳吉布拉政权的所有援助，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也随之戛然而止。之前的日内瓦系列协定并未充分解决后占领时期和未来阿富汗的治理问题。作为阿富汗重建的潜在支持者和主要力量，美国对阿富汗的未来并不关心，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规划和安排。美国认为阿富汗将依然在巴基斯坦和沙特的掌控之下发展，不太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较大威胁。四个月后，纳吉布拉政权倒台，阿富汗人重整旗鼓再次投入内战之中。但是，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他们的命运。四年之后，一支之前由巴基斯坦支持的圣战武装塔利班（Taliban）组织占领了喀布尔，其后在其统治下，阿富汗的命运再次被改写。

图4-7　由苏联武器弹药拼出的文字，“再见，阿富汗”
图片来源：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afghanistan-russia-programs/2019-02-27/soviet-withdrawal-afghanistan-1989。

图4-8　1989年2月，苏军从苏阿友谊桥撤退
图片来源：同上。

(1)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修订第10版）》，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249页。

(2) Chester Pach，“The Reagan Doctrine: Principle，Pragmatism，and Policy”，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March 2006，p．75．

(3) FRUS，1981-1983，Vol．3，Soviet Union，Document 62．

(4) William J．Daugherty，Executive Secrets: Covert Action and The Presidency，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pp．193-194．

(5)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1—102页。

(6) http://www.foia.cia.gov/CIAinfoact1984.asp．访问时间：2020年5月15日。

(7)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archives/reference/scanned-nsdds/nsdd159.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15日。

(8)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archives/reference/scanned-nsdds/nsdd286.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15日。

(9)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10)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72页。

(11) Joint U．S．-Pakistan Statement，6/15/81，DNSA．

(12) Timothy J．Lynch，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19．

(13) Memorandum，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Richard V．Allen to the Ronald Reagan，August 4，1981，DNSA．

(14)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South Asia，9/23/81，DNSA．

(15)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64—365页。

(16)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83．

(17)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289．

(18) FRUS，1977-80，Vol．12，Afghanistan，Document 308．

(19) Ronald Reagan，Remarks on Signing the Afghanistan Day Proclamation，March 10，1982，https://www.reaganlibrary.gov/research/speeches/31082b．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

(20) http://www.globalresearch.ca/from-afghanistan-to-syria-womens-rights-war-propaganda-and-the-cia/5329665．访问时间：2020年6月12日。

(21) “Sadat Interview on Arms to Afghan Freedom Fighters”，Washington Post， 9/24/81，9/25/81．

(22) Egyptian Arms for Afghan Rebels，9/23/81，DNSA．

(23) “Soviet Media on Sadat's Statement of U．S．Arms Supply to Afghan Guerrillas”，Washington Post，9/25/81．

(24) John Prados，Safe for Democracy: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Chicago: Ivan R．Dee，2006，p．475．

(25)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4/24/81，DNSA．

(26)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48页。

(27) Robert Pear，“Arming Afghan Guerrillas: A Huge Effort Led by U．S．”，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1988．

(28) FRUS，1981-1983，Vol．3，Soviet Union，Document 260．

(29)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65—366页。

(30) Tsongas，P．E．and Ritter，D．L．（June 10，1983）S．Con．Res．74-A Concurrent Resolution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in their Struggle to be Free from Foreign Domination，Washington D．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https://www.congress.gov/bill/98th-congress/senate-concurrent-resolution/74．访问时间：2020年6月6日。

(31) Newsweek， November 28，1983．

(32)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1983．

(33)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66—367页。

(34) ［美］罗伯特·M．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

(35) Washington Post，13 January 1985 and 12 February 1989．

(36) ［美］罗伯特·M．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64—266页。

(37) Bob Woodward,Veil: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1981-1987，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5，p．309．

(38) Robert Pear，“Arming Afghan Guerrillas: A Huge Effort Led by U．S．”，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1988．

(39)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archives/reference/scanned-nsdds/nsdd166.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15号。

(40) 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

(41)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67—368页。

(42) Steve Coll，“Anatomy of a Victory: CIA's Covert Afghan War”，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9，199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2/07/19/anatomy-of-a-victory-cias-covert-afghan-war/1bd10b14-a0cc-441c-99cc-d2b5d1ba6e2d/．访问时间：2020年8月28日。

(43) ［美］罗伯特·M．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92—293页。

(44) Steve Coll，“Anatomy of a Victory: CIA's Covert Afghan War”，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9，1992．

(45)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7—358页。

(46) Peter Schweizer，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p．177，p．271．

(47) Mohammed Youssaf and Mark Adkin，Afghanistan：The Bear Trap．The Defeat of a Superpower．Havertown，PA: Casemate Publishers，2001．http://afghanwarbooks.com/category/bear-trap-book-english-version/．访问时间：2020年4月20日。

(48) Svetlana Savranskaya and Tom Blanton，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1989，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afghanistan-russia-programs/2019-02-27/soviet-withdrawal-afghanistan-1989．访问时间：2020年4月20日。

(49)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7页。

(50)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1—392页。

(51) https://fas.org/irp/offdocs/nsdd/nsdd-270.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2日。

(52) George 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New York: Scribner，1993，p．1003．

(53) Andrew Hartman，“The Red Template: US Policy in Soviet-Occupied Afghanistan”，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3，No．3（Jun．2002），pp．476-477．

(54)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7页。

(55) 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02—203页。

(56)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6、399页。

1989年2月，中情局驻伊斯兰堡站站长给总部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 “我们赢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秘密情报行动的低调结尾。

在阿富汗的这场美苏博弈中，美国不仅实现了削弱苏联的最终目标，几乎也实现了所有的阶段性目标。更何况，接下来美国还迎来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胜利。大概也只有大肆宣扬“历史的终结”⁽¹⁾才能充分表达西方世界的狂喜之情与绝对优越。

然而，如果没有发生以下两件在当时看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事情，美国的胜利原本应该可以“更彻底”和“更持久”。这两个不容忽视的插曲就是——“海洛因政治”和圣战教育，毒品和圣战最终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在阿富汗制造出的弗兰肯斯坦，冷战结束之后，它们在美国所忽略或未知的轨道上继续疯狂生长、不受控制，直接导向暴力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深渊，并在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促成了从全球冷战向全球圣战的转变。正如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书中提出的发人深省的质疑，“如果说9·11中断了（美国冷战）胜利的庆典，它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冷战的胜利付出了什么代价?”⁽²⁾

一、制造弗兰肯斯坦

1990年5月，随着中情局在阿富汗行动的逐渐结束，《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文章，指控中情局所青睐和资助的圣战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是制毒贩毒的大毒枭，并指出美国官员拒绝调查对其阿富汗盟友贩卖海洛因的指控，是“因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毒品政策完全让位于反苏战争”。那么，反苏战争期间美国对阿富汗毒品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美国对阿巴地区的毒品活动持纵容和支持态度。在美国的支持下，圣战游击队控制了阿富汗境内越来越多的领土，为了获得维持战斗所需的巨额资金，圣战领导者命令占领区的农民种植鸦片并缴纳革命税。在198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数十名阿富汗叛军领导人承认种植和销售罂粟。在巴基斯坦境内，阿富汗流亡组织领导人和受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保护的当地犯罪集团还共同经营着数百个海洛因加工厂。在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中，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量急剧增加。根据美国国务院1988年关于全球毒品贸易的报告，仅1987年，阿富汗鸦片产量就比前一年增加了至少20％，而且种植面积可能增加了一倍多。大部分罂粟种植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或者有影响力的地区。美国情报部门怀疑，运送援助物资而进入阿富汗的飞机、卡车和骡子带着毒品返回巴基斯坦。美国从1980年左右开始支持毒贩圣战者希克马蒂亚尔，当年，其占领地区内鸦片产量仅为200吨，然而到了1991年，当美苏终止援助的时候，其产量已经飙升至1980吨。在美巴两国的帮助下，希克马蒂亚尔很快从阿富汗地区势力最大的毒品走私犯变身为全球头号毒品走私犯。

尽管美国对这些情况心知肚明，但在该地区持续十多年之久的公开且猖獗的毒品交易过程中，驻伊斯兰堡的美国缉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从未开展过任何大规模的缉获或逮捕行动。美国国务院和情报分析人士称，里根政府在迫使游击队遏制毒品交易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毒品问题一直从属于里根政府支持反共叛乱的政策。1995年，负责阿富汗行动的前中情局官员查尔斯·科根（Charles Cogan）承认，中情局确实为了冷战对抗而有意忽略了毒品战，因为中情局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削弱苏联，所以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去调查毒品交易。他并不认为需要为此道歉，因为“每种情况都有它的后果……毒品问题确实产生了严重后果，但主要目标已经实现，苏联离开了阿富汗”。⁽³⁾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麦克尼尔（Francis J．McNeil）说：“你必须权衡轻重缓急，但事实是，我们从没有轻重缓急：我们总是把毒品问题放在最底层。”⁽⁴⁾

其次，美国默许中情局工作人员参与毒品活动，并授予其法律上的豁免权。1982年2月11日，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给予中情局豁免权，免除了中情局对于中情局官员、特工参与毒品走私或相关资产进行汇报的要求。3月2日，凯西对史密斯的豁免表示感谢，称这将有助于保护情报来源和进行情报操作。美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管制项目负责人马西亚·法尔科（Mathea Falco）后来指责“一些美国情报人员在战争期间深深卷入了毒品交易之中”；中情局和三军情报局共同勾结，怂恿圣战者让苏联士兵吸毒上瘾。直到1995年，克林顿总统才废除了这项豁免权。 ⁽⁵⁾

最后，美国将毒品作为武器，试图以此削弱和侵蚀苏军。里根就职后不久，法国情报部门头目、秘密情报机构“狩猎俱乐部”（Safari Club）领导人亚历山大·马伦什（Alexandre de Marenches）向里根提出了一项法国—美国—三军情报局联合进行的“蚊子行动”（Operation Mosquito），以在阿富汗对抗苏联。马伦什建议制作假的苏联报纸，刊登旨在挫伤苏军士气的文章和其他宣传。此外，他还建议美国不要将缉毒署和其他机构缴获的毒品按惯例销毁，而是秘密提供给在阿作战的苏军，试图通过让苏联士兵吸食非法毒品来削弱其战斗力。马伦什在回忆录中说，因为担心媒体泄密，这个想法最终遭到否决。但事实上，刊登虚假报道的苏军报纸后来确实出现在喀布尔，这些黑色宣传材料刊登令人泄气的文章，传播逃避厌世的情绪，宣扬和传播基督教精神。

除了精神鸦片之外，真正的鸦片、大量的大麻和海洛因也被广泛提供给苏联士兵，他们能够轻易地以极低的价格买到毒品，甚至很容易“发现”作为赠品的毒品，这导致苏军大规模的毒品上瘾。据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苏联老兵米哈依尔中校回忆，当地的年轻人可以淡定地用麻醉剂来换取饼干或青霉素，不少苏联高级军官一心一意地从事毒品转运工作，量少时就缝在肩章下，量大时就装在锌制棺材里。那些带着武器、汽油和伏特加上战场的士兵，回国后就变成了百万富翁。⁽⁶⁾十年间共有近60万苏联公民曾在阿富汗服役，这些人几乎都是在阿富汗第一次接触或了解了毒品，回国的士兵将毒品带回苏联之后加剧毒品传播。据官方统计，1987年苏联有4.6万名吸毒成瘾者，1990年达到6万名。

鉴于阿富汗境内毒品泛滥，在一定程度上，一些苏联士兵对毒品的接触和上瘾原本属于正常现象，但耐人寻味的是，一直只在南美种植的毒品可卡因，此时也开始出现在阿富汗。一些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认为，“一定有一些间接证据表明存在某种系统性的计划”导致苏联士兵吸毒成瘾。⁽⁷⁾毫无疑问，毒品的侵蚀和战斗的不利严重削弱了苏军的士气。

此外，阿富汗毒品产量对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灵敏反应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美国对毒品的掌控。反苏战争之前，阿巴两国的鸦片生产都是流向较小的区域市场，而且当地没有生产海洛因。1979年，美国开始进行秘密援助，阿富汗的鸦片和海洛因也在这一年首次打进国际市场。两年后，阿巴边境地区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产地，满足了美国60％的需求。1989年，作为中情局秘密操纵了十年的主要据点，阿巴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非法海洛因生产国。阿富汗是鸦片主要生产国，巴基斯坦为加工国和出口国。在巴基斯坦，海洛因成瘾者人数从1979年的几乎为零增加到1981年的5000人，再到1985年的120万人，增幅比任何国家都大得多。而在中情局撤出之后的1992年，吸毒者反而降至80万人。⁽⁸⁾

其实，美国对毒品活动的纵容或者说鼓励和利用，并不只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中情局和全球毒品贸易之间的勾连与共谋早已不是新鲜事。从20世纪50年代的泰国开始，美国已经习惯于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贩子，以及与其有资金往来的银行的结盟来建立和维持右翼政府。这种模式不断出现在尼加拉瓜、墨西哥、老挝、缅甸、巴拿马、越南、意大利等地，最终形成全球毒品网络。而毒品贸易的巨额利润经常被用来为非法暴力活动提供资金，助长世界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⁹⁾反苏战争期间，中情局只不过是再次轻车熟路地将其毒品政策运用在了阿富汗地区。

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W．McCoy）最早揭露了这种现象，其著作《海洛因政治：中情局与全球毒品交易的共谋》详细记录了冷战至今美国的不诚实和肮脏交易，介绍了美国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和中美洲进行非法毒品贸易的运作机制，证实了中情局和美国政府对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参与和促进。⁽¹⁰⁾尽管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并非毒品泛滥的唯一原因，但是它对毒品贸易实质性的庇护和利用，无疑是毒品这一威胁当今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历史因素。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一百多年后，美国仍然在用全新模式的“鸦片战争”谋求政治和经济利益，且愈发地不择手段。

海洛因政治网络中，资金运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阿富汗的运作也同样如此。在里根和凯西搭建起的援助圣战者的极其复杂的外国网络中，美国和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以及志愿组织进行了紧密合作，共同资助和运作了诸多重大隐蔽行动。到援助后期每年大约有50亿美元被用于维持阿富汗游击战，仅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每月就可获得150万美元，用于监督和分配武器。当时，源源不断的对阿富汗的捐助被用于不止一个目的，比如文莱苏丹（Sultan of Brunei）捐出的钱，可能同时用于尼加拉瓜、柬埔寨和阿富汗。同越战时期一样，这笔资金同样来源于地下基金会和毒品公司——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在这一网络中，中情局所偏爱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BCCI）负责了大量巨额资金的运转。该银行臭名昭著，因长期从事毒品、军火、洗钱等非法交易，又被称为“国际骗子和罪犯银行”（Bank of Crooks and Criminals International）。

图5-1　美国《时代周刊》关于BCCI的封面故事：“世界上最肮脏的银行”

70年代初，新成立的狩猎俱乐部需要一个银行网络来资助其情报行动，沙特情报头目卡迈勒·阿德汉姆（Kamal Adham）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时任中情局局长老布什的支持下，阿德汉姆将巴基斯坦一家小型商业银行BCCI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洗钱机器，收购世界各地的银行，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货币网络。BCCI最初由阿德汉姆的合伙人、巴基斯坦人阿贾·哈桑·阿贝迪（Agha Hasan Abedi）于1972年创立，由一些显要的沙特人担任股东。老布什担任中情局局长时曾在其中设立账户，沙特王室成员以及本·拉登家族成员也曾是其忠实客户。

1985年，中情局曾向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发送了一份关于BCCI及其毒品相关活动的报告，并指控BCCI与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有联系，比如当时全球头号通缉犯阿布·尼达尔（Abu Nidal）。1986年中情局再次发送了类似的报告。然而，司法部、财政部和其他部门一直对此保持沉默，没有对该银行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92年，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汉克·布朗（Hank Brown）发表了关于BCCI丑闻的报告《BCCI事件》（The BCCI Affair），其中指出：即使中情局知道BCCI作为一个机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腐败的犯罪企业，但它还是利用BCCI及其秘密控制的美国子公司First American来进行中情局的行动。除了中情局之外，报告还抨击了司法部、财政部、海关署、联邦储备银行。BCCI最终于1991年倒闭。⁽¹¹⁾

海洛因政治之外，美国在阿富汗秘密战争中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举措是推行广泛而全面的圣战教育——以阿巴两国为基地，面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将圣战思想教育和暴力实践教育并举。这一举措与布热津斯基“伊斯兰之弧”的构想一脉相承，共同致力于煽动宗教极端主义情绪，并鼓励将其诉诸武力与暴力手段。圣战教育主要通过一些分工明确、各有所专的训练营实施和推广。由美巴支持的训练营主要分为三种：设在美国的训练营，主要培训高级别指挥人员；设在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的训练营，针对大部分参与战斗人员，偏重圣战实践和作战训练；以及侧重圣战思想教育的“麦德莱塞”（Madrasa），主要面向基础教育阶段，针对难民等潜在的圣战者目标群体。

1981年秘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凯西做出承诺，中情局将支持三军情报局从世界其他伊斯兰国家招募激进穆斯林进行组织培训并参加阿富汗战争的计划。除海湾国家外，还包括土耳其、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三军情报局从1982年开始从其他国家招募激进分子，并试图将圣战扩大到阿富汗以外的国家。由中情局资金秘密支付的招募广告被刊登在世界各地的报刊上，鼓吹和诱惑加入伊斯兰圣战事业。实际上，阿赫塔尔很早就组建了训练营，不过主要针对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招募的人员予以重点培训。这些训练营主要教授游击战战术、安全通讯、城市破坏以及定点暗杀和汽车炸弹袭击等破坏技术，由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监督，教官多为巴基斯坦人，美国和英国人员也随时在场，向巴基斯坦军官传授最新武器的使用方法。为了培训招募来的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志愿者，美巴又建立了更多圣战训练营。1986年至1992年，超过10万名穆斯林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接受训练，学习掌握了制造炸弹和其他破坏技术。

1984年，中情局在弗吉尼亚的两个美国陆军特别训练营（皮尔里营Camp Peary和皮克特要塞Fort Pickett）组织运作了一个特别训练项目，对象是三军情报局人员和阿富汗圣战领导等高级别指挥人员。此时中情局还开始向给圣战者提供援助的伊斯兰教慈善组织注入资金，至少有两个这样的组织在为阿富汗战争征募穆斯林志愿者，主要从北非招募。此后中情局一直在支援为阿富汗和外国圣战者设立的位于埃及和某些海湾国家的训练中心的运作。时任中情局驻伊斯兰堡站站长米尔顿·比尔登估计，1986年总共有2000—3000名外籍穆斯林在阿富汗战斗。至今仍旧很难判断这个网络的总体范围有多大。英国也参与了圣战训练，撒切尔政府试图将阿富汗军事援助“私有化”，通过使用公共资金收买雇佣兵来训练三军情报局的特工。⁽¹²⁾1982—1992年，来自中东、东非、北非、中亚和远东43个伊斯兰国家的大约35000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加入了阿富汗圣战者的行列。

除了提供作战技术训练，圣战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圣战思想的培养与传播，主要通过侵入阿富汗基础教育体系、资助建立“麦德莱塞”和广泛推广圣战教科书等形式进行，旨在宣传极端主义思想，并为他们建立战术和意识形态联系提供场所。

在阿拉伯语中，“麦德莱塞”这个词原本是指所有类型的教育机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任何宗教），无论是初级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正如英语中的学校（School）一样，并不包含特定的政治或信仰色彩。然而，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9·11”以来西方语境中的麦德莱塞包含了负面的政治意义：当提到“宗教学校”时，读者自然会推断，这种学校都是反美、反西方、支持恐怖主义的中心，更多与政治灌输和暴力有关，而非进行知识文化教育的场所。实际上麦德莱塞的这种所谓的政治暴力倾向正肇始于苏阿战争期间，美国恰恰是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当时，美国资助阿富汗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促进阿富汗的和平与发展，而是促进暴力，鼓励和煽动反苏斗争。阿富汗的教育原本基本上是世俗主义的，美国的秘密援助彻底摧毁了阿富汗的世俗教育。数量众多的麦德莱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由极端主义党派“伊斯兰神学者协会”主持，旨在建立以更激进和更极端的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权，除了伊斯兰教之外，他们不认同任何其他事物。苏联占领期间，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很多难民）在中情局和沙特共同资助的数千所新建的伊斯兰学校麦德莱塞学习。最终，这些宗教学校从1980年的2500所增加到2001年的近4万所。⁽¹³⁾

作为反苏秘密战争的一部分，80年代早期，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Omaha，UNO）的阿富汗研究中心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充满暴力色彩和极端教义的教科书，用以促进政治宣传和灌输好战主义的价值观。这些书通过中情局和三军情报局建立的网络走私到阿富汗，并成为阿富汗学校系统的核心课程，同时也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营中被广为分发和传播。⁽¹⁴⁾这些初级读本里充满圣战话题，以枪支、子弹、地雷和战斗内容的素描作为插图。一本仅100页的书中有至少43页包含了暴力图像和文字。⁽¹⁵⁾

到1990年年初，阿巴边境地区大约有4000所麦德莱塞。⁽¹⁶⁾苏联占领期间，仅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的阿富汗研究中心就组织了1300多个教育场所，向13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课本和基础教育服务。这些活动主要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从1984年到1994年，该中心共花费了5100万美元用于在阿富汗的教育项目。苏联撤出后，该中心继续在阿富汗分发教科书，最终印刷了1400多万册。⁽¹⁷⁾1994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放弃了对阿富汗项目的资助。但即使在1996年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后，这些充满暴力色彩的教科书仍以各种版本继续流传，如今在阿巴地区的学校和商店里仍然随处可见。200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销毁了至少50万本这种“军事化”的教科书，美国也重新编写出版了阿富汗教科书。二十多年间，一代又一代的人已读着这样的课本，在无孔不入的暴力环境中成长起来，战争已经成为其生活方式。研究阿富汗教育问题的学者达娜·伯德（Dana Burde）指出，由于教育从定义上讲是形成性的，否定的、有偏见的教科书会对那些接触过它的人们产生持久的影响。美国对阿富汗教育充满偏见的援助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内战期间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在今天，几十年前的学生仍在与美国对抗，造成了持续的无意义和破坏。⁽¹⁸⁾美国支持下的圣战教育制造出了无数极端主义的圣战者，极大地促进了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冷战后的西方世界最终遭到这股力量的反噬。

在这股强大的反噬力量中，一位极其关键的人物——本·拉登，正是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巴的大力召唤下，前来阿富汗参加圣战的众多志愿者之一。作为沙特的百万富翁，本·拉登理所当然扮演了组织领导的重要角色，他召集了一万名穆斯林到阿富汗抵抗苏军，也参与了麦德莱塞的组织招募工作。1985年左右，他与他的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¹⁹⁾在白沙瓦建立了“圣战服务中心”（Maktab al-Khidamat，MAK），接待和服务了来自也门、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苏丹等多个国家的伊斯兰战士。1986年，MAK还在纽约布鲁克林成立了分支机构，负责招募阿拉伯移民和阿拉伯裔美国人前往阿富汗作战。⁽²⁰⁾有多达200人从布鲁克林被送到阿富汗。布鲁克林办公室事先安排使用步枪、突击武器和手枪的培训，帮助办理签证和机票，再将志愿者送到白沙瓦的MAK，与希克马蒂亚尔或萨亚夫领导的反对派团体联系加入圣战队伍。⁽²¹⁾

甚至在苏阿战争结束之后，仍有成千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分子来阿富汗接受训练，目的是把圣战斗争带回祖国。作为整个80年代中情局支持的自由战士的唯一胜利之地，阿富汗已然成为训练和灌输恐怖主义的国际中心，几乎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所圣战大学。自从苏联离开，内战持续肆虐，鸦片猖狂蔓延，阿富汗“基本上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没有法律、政府和秩序，只有枪支、毒品和愤怒。政治温和派军阀阿卜杜拉·哈克（Abdul Haq）控诉道，阿富汗已经被摧毁，变成了世界上所有人的毒药，任何恐怖分子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庇护。“也许有一天美国不得不出动数十万军队来处理这个问题。但如果介入，也将被困住。在阿富汗有一座英国人的坟墓，有一座苏联人的坟墓。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美国人的坟墓。”⁽²²⁾

由圣战教育培育出的恐怖与暴力的种子被广泛播撒至世界各地：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波斯尼亚、缅甸、埃及、印度、摩洛哥、苏丹、突尼斯、也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美国。⁽²³⁾成千上万的圣战者返回祖国后，依然从事各种暴力活动，很多人甚至对自己的政府倒戈相向：回到埃及的圣战者成为攻击穆巴拉克政权的主力；回到克什米尔的圣战者成为激化印巴边界矛盾的新主角；回到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成立了“伊斯兰武装组织”，不仅攻击政府，也袭击平民……而留存在阿富汗的各种激进组织在内战的权力真空中争夺控制权。本·拉登领导的塔利班从中崛起，于1997年建立了一个激进的“真主之国”，断绝了与西方的关系，并且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极端分子。

在美国圣战教育的大力扶植推广下，作为一种国际暴力现象的圣战，在消失40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活力。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被认为是当代伊斯兰圣战的转折点，从此开始出现国际性的伊斯兰武装连带与圣战运动。⁽²⁴⁾80年代后期，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Benazir Bhutto）意识到伊斯兰圣战组织网络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她提醒老布什，“你正在创造一个弗兰肯斯坦”。但这个警告被美国忽视。⁽²⁵⁾

直到“9·11”事件，塔利班基地组织劫持飞机冲撞了美国的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之后，西方世界才真正惊醒，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冷战对抗中一手创造了一个怎样的弗兰肯斯坦，曾经被扶植用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利器，现在不受控制地将矛头转向了美国。里根时期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墨菲后来承认这一行为包含的巨大讽刺性，“我们在阿富汗确实制造了一个怪物，一旦苏联解体，它就开始四处寻找其他目标，本·拉登已经确定美国是一切邪恶的源头”。⁽²⁶⁾一位西方外交官指出，“对所有人来说后果都难以估量”，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这些成千上万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训练或团结起来的。

美国充分预见到苏联离开后阿富汗会变成一个烂摊子，但从未想到它会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9·11”之后，美国将恐怖分子作为头号敌人，再次进入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但完全无力阻止恐怖主义的蔓延。2001年以来，全球圣战的时代正式开启，已有约17万人在7.3万起恐怖袭击中丧生，恐怖分子几乎成为圣战者的代名词和邪恶的象征，宣扬自由民主的美国与他们用武器、毒品与暴力制造出来的弗兰肯斯坦之间，不得不展开新一轮大博弈。2017年《耶路撒冷邮报》报道，“9·11”恐怖袭击已过去5844天，历经16年、多场战争、3任美国总统，6928名美国士兵丧生、100万人受伤，数百名美国承包商被杀，数万亿美元被消耗，41名犯人被关在关塔那摩。这是“9·11”以来美国付出的代价。⁽²⁷⁾

二、从全球冷战到“全球圣战”

在全球冷战时代——冷战不仅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力量和战略控制上的竞争，还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进程受到外来干预、是以与殖民主义稍有差别的各种方式存在的对殖民主义的延续——美苏竞相向第三世界社会引入文化、人口和生态上的变革的同时，还以军事实力击溃反抗者，试图达到控制和进步的目的。⁽²⁸⁾阿富汗战争和越南战争代表了全球冷战在第三世界存在的典型与高潮，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卷入冲突并逐步深入，达到爆发的顶点，并最终黯然离场。这一过程中存在一种规律性模式，即情报机构在其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如果代理人掌权，美苏的情报机构会帮助其巩固与大国政府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利益关系。当代理人是反对派时，美苏将提高援助扶其上位。当美苏深信自己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利益至关重要，关乎影响世界发展的能力时，便会走入下一步，直接派兵上战场。这是大国卷入的重要转折点。⁽²⁹⁾

在全球圣战时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怖主义全球蔓延成为主要矛盾。“9·11”事件标志着恐怖主义新旧范式的转换。自“9·11”以来，恐怖袭击的数量、范围和强度都大幅扩展，到2014年增加了5倍，在此之前，大多数恐怖袭击发生在哥伦比亚、秘鲁、北爱尔兰、西班牙和印度，此后多在伊拉克、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以色列等地。新型国际恐怖主义以全球圣战为旗帜，通过消除中东地区的国家边界，重新建立起以伊斯兰宗教信仰为纽带的哈里发国家，确立其对全球伊斯兰共同体的权威，以此团结对抗世界其他文明国家，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国家。国际恐怖主义以跨国恐怖袭击和全球网络运作为基本模式，通过来回穿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面，得以跨越民族国家边界而游走于全球。⁽³⁰⁾

如果美国仅仅制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而没有以下因素共同作用，也许并不足以形成从全球冷战到“全球圣战”的局面。

首先，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无意中为“全球圣战”活动的展开奠定了人财物力和思想的全面基础。伊斯兰之弧和圣战教育的推行共同给国际圣战提供了人员、技术和意识形态支持。中情局在众多隐蔽行动中遗留的毒品网络和地下基金组织为圣战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与武器支持。而原本貌合神离的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在冷战后又更进一步成为输出宗教极端主义和反西方的独立角色。

秘密战争中，虽然美国的援助对圣战者战斗力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阿富汗反对派内部政治组织结构进行直接干预则主要依靠巴基斯坦间接进行。对巴基斯坦而言，与美国的合作不啻为做大做强的天赐良机。1983—1987年，每年输送给反苏圣战组织的武器从大约1000吨增加到65000吨，大部分的援助物资都由伊斯兰堡分派，这就意味着齐亚不仅可以挟此自重，还能借机几乎是随心所欲地按照自身利益塑造阿富汗反对派的政治格局。1988年6月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尼·拉菲尔（Arnie Raphel）预言性地指出，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苏联撤军就是胜利。但“对于我们的南亚朋友来说，这只是一场更宏大戏剧中的第一幕”。巴基斯坦寻求超越撤军的目标，即塑造一个伊斯兰的阿富汗，通过一个伊斯兰大联盟来扩大其影响力，开始新一轮的大博弈。拉菲尔大使解释说，美国人过于倾向从苏联撤军的角度来考虑阿富汗问题，而伊斯兰堡和新德里都认为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战略洗牌，在印巴两国看来“一个强大的伊斯兰联盟从土耳其延伸到巴基斯坦，阿富汗是其中一个正式的积极成员，将与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形成对峙”。⁽³¹⁾

尽管表面上看美巴一直致力于促进圣战者的团结，但实际上外部的援助与干涉反而导致其统一的可能性降低，不仅是因为外部势力本身各有所谋、并不一心，还因为对外部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反而加剧了圣战者内部矛盾。伊斯兰堡的历届政府都致力于促进那些符合巴基斯坦利益的圣战团体的壮大，有意疏远非普什图人团体和与前王室结盟的团体，重点支持伊斯兰主义团体，尤其是最为激进和暴力的希克马蒂亚尔，希望借此增强自身实力和地区影响力。1986年，以希克马蒂亚尔为代表的极端主义者针对温和派在阿富汗境内和难民营中发动了恐怖战。此时，齐亚已经开始相信，苏联会被迫尽早地撤离，而这场争取掌控后共产党时代的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打响，他决心尽可能地把美国排除在局外。伊斯兰党的领导人和其他激进派人士，比如萨亚夫的伊斯兰联盟，也开始告诉他们的追随者应该同时谴责两个巨大的撒旦——美国和俄国。希克马蒂亚尔直言“我们不相信美国人所相信的”，即使中情局不断增援他的斗争。⁽³²⁾

在美苏撤出之后，三军情报局开始将囤积和截留的大量武器和资金运送到阿富汗以北的乌兹别克斯坦，从那里出发，这些援助进一步输入其他加盟共和国，如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车臣。不久之后，车臣冲突于1991年爆发，并首次出现了针对公共机构的大规模恐怖袭击行动。同年，南斯拉夫冲突爆发，资金和援助开始流向南斯拉夫，科索沃伊斯兰解放军（Ushtria Clirimtare Kosoves，UCK）获得了这些援助。这些提供给极端主义武装的援助还抵达了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地方，冷战结束后“圣战”也得以启动。

除了提供重要的武器和资金支持之外，巴基斯坦还沿袭了冷战时期的模式，始终扮演着训练极端主义武装的角色。冷战后几乎所有相关的极端主义个体与团体行动者都曾去过巴基斯坦的训练营。齐亚把阿富汗战争期间流入本国的巨额资金用于支持这种“圣战”，以便有利于本国同印度的持久冲突。1947年以来便已成为争夺对象的克什米尔地区在1990年又陷入一场内战中。当时，巴基斯坦首次把圣战者组织投入到与印度的战斗中。⁽³³⁾原本以巴基斯坦的薄弱国力根本无法为圣战提供任何有力的支持，但在苏阿战争期间获得的巨额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改变了巴基斯坦的命运，也改变了圣战者和国际圣战运动的命运。

其次，美国在对外关系中过于追求美国利益至上，完全无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导致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愈发不公正和不平等，诱发诸多安全问题。美苏之间对抗的结束并不代表他们在第三世界所扶植的代理人之间的对抗也能够戛然而止：干涉对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造成了刻意的扭曲与分裂，种下了仇恨与愤怒的种子，反而严重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内部争夺，使其成为新的暴力与动荡的策源地。

冷战期间，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充斥着傲慢、自私、短视和内在矛盾。美国惯于从上帝视角出发，选定某个组织、部落或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与苏联支持共产党政权的大量投入相比，秘密支持非国家行为体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进行游击战争的费用相对较低、性价比极高，而且无须美国军队的直接参与，使得美国能够在不造成伤亡的情况下对抗苏联及其盟友。然而，在追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美国所宣扬的官方理想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实际支持之间存在本质矛盾。不仅是在阿富汗，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都是如此。正如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指出的那样，“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不是一个反叛乱国家，而是反共产主义的雇佣军，这同样代表了用来为美国政策辩护的理想主义与其对政治恐怖主义的支持之间的脱节……因此，共和党人在外交公共政策辩论领域所信奉的理想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恐怖。在拉丁美洲最肮脏的战争中，他们对美国使命的信仰为以自由为名的暴行提供了理由”。⁽³⁴⁾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利益收缩，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出现严重断裂和缺位。美国大可全身而退，但分裂和争端遗留在第三世界，发酵出更多的战乱，干涉的灾难性后果被遮蔽和忽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中情局高官的理查德·克尔曾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表示对美国干预的反对：“你招募一批人，他们为了你的利益工作，但等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抛弃他们，让他们听天由命。比如在老挝就是如此。”冷战历史中这样的悲剧比比皆是，超级大国鼓励斗争中的国家、组织、部落或者其他团体为其利益服务，结果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成为负担时就将其抛弃。不仅仅是库尔德人被伊朗、以色列和美国抛弃，南苏丹的部落、黎巴嫩的基督徒、南越等同样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这张血腥的清单还有很长。⁽³⁵⁾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无疑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圣战时代的到来。其中，黎巴嫩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新型战争的培养皿，发展出了足以造成大规模伤亡的炸弹袭击战术。这种冷酷无情的战术后来被本·拉登充分利用。⁽³⁶⁾

当白宫庆祝胜利的时候，长期激烈斗争的遗留问题仍在布满地雷的喀布尔、拥挤的难民营和兴都库什山区饱受战争蹂躏的村庄蔓延。在冷战思维的指引下，卡特和里根为了追求战胜苏联这一最大利益，几乎丧失了底线和原则。他们试图把伊斯兰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的解药，却从来没有真正尊重和认真对待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或伊斯兰主义，必然要为其饮鸩止渴的行为付出代价。1998年，在《新观察家》杂志对布热津斯基的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对秘密援助圣战者这一决策后悔时，布氏坚持认为秘密行动是个好主意，因为它把苏联人引入了阿富汗陷阱，“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什么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帝国的崩溃？是一些激进的穆斯林还是中欧的解放和冷战的结束？”⁽³⁷⁾而且即使是在“9·11”事件之后，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依然坚持认为对阿富汗的秘密战争完全正确合理。布氏大概已经完全忘记了他在20多年前评论苏联行为时的论调：历史表明，目标有限的行为往往也会导致整体的结果。用当前的标准和影响来评判当年的决策固然略有现时主义之嫌，但决策者的态度足以说明其霸权思维之根深蒂固。

其次，在国家安全观念的影响下，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习惯于主动寻找和制造敌人，并通过战争形式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国家”的绝对安全状态。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不断确认和强化的一种观念是：干涉主义和全球改革对美国的生存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恶魔”都被消灭干净，美国的绝对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³⁸⁾从此在美国描述自身形象的自由话语之外，针对敌人形象的邪恶话语也被正式构建起来。

在美国看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政治伊斯兰主义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开始逐渐生成。苏联解体之后，伊斯兰激进主义“绿色危险”取代了社会主义“红色危险”，“国际恐怖主义”取代了“国际共产主义”在美国官方话语体系中被塑造成新的威胁。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安全机构的新保守派创立了一个新邪恶轴心概念“不负责任国家”，延续了从黄祸、红祸到绿祸的美国自由之敌人体系。为了证明高额国防开支的必要性，并使其得以继续增加，美国安全机器极力强调和夸大这一新威胁。⁽³⁹⁾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引导与塑造中，伊斯兰主义被粗暴简单地等同于原教旨主义、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反美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极端思潮，伊斯兰群体被严重地污名化、浅薄化、刻板化、标签化、妖魔化，被迫成为被防范和打击的对象。⁽⁴⁰⁾美国的这种做法不仅大大加深了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的对立与分歧，更固化了两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仇视与敌对，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最后，如果说美国的行为主要为全球圣战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发展契机和外在动力，那么当代伊斯兰复兴浪潮则是其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因。20世纪70和80年代，伊斯兰教重新成为伊斯兰政治中强有力的世界性力量，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伊斯兰复兴遍及全世界，覆盖了从苏丹到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政府和反对组织的领导人争相诉诸宗教，以寻求政治合法性和动员民众的支持。伊斯兰复兴主义导致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政治和社会中的形象更加高大。由此，先前在公共事务中似乎日益边缘化的伊斯兰力量在70年代又重新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成为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一趋势席卷了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在世界政治中对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⁴¹⁾

也许，伊斯兰的复兴原本可以以更为温和和中庸的形式呈现，但在冷战对抗的紧张气氛、美国的战略性利用以及不公平的国际秩序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矛盾遭到激化，敌对情绪遭到煽动，冲突遭到放大和利用，最终伊斯兰主义中的暴力和激进成分被极大地刺激和挑动，从而使全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用伊斯兰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做法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使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呈现出极为独特的鼓励与抑制交织、合作与敌对并存的复杂状态，同时美国对伊斯兰主义的扶植与伊斯兰的反美主义之间又形成了相互塑造和构建的过程。最终，在以上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圣战”时代不期而至。

(1) 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提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被称为“历史终结论”。——著者按

(2) Mahmood Mamdani，Good Muslim，Bad Muslim: America，The Cold War，and the Roots of Terror，New York: Three Leaves Press，2004，p．120．

(3) Alfred W．McCoy，“Drug Fallout: The CIA's Forty-Year Complicity in the Narcotics Trade”，in The Progressive（August 1997），pp．24-27．

(4) Elaine Sciolino and Stephen Engelberg，“Fighting Narcotics: U．S．Is Urged to Shift Tactics”，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0，1988．https://www.nytimes.com/1988/04/10/world/fighting-narcotics-us-is-urged-to-shift-tactics.html．访问时间：2020年5月19日。

(5) Peter Dale Scott，The Road to 9/11: Wealth，Empire，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124-125．

(6) 蜀蒙编译:《战争让士兵成为吸毒鬼》，《当代世界》，1997年第8期，第34页。

(7) John Cooley，Unholy Wars: Afghanistan，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London：Pluto Press，2002，pp．106-111．

(8) Alfred W．McCoy，“Drug Fallout: The CIA's Forty-Year Complicity in the Narcotics Trade”，in The Progressive（August 1997），pp．24-27．

(9) ［加］彼得·戴尔·斯科特：《美国战争机器：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和阿富汗之路》，蒋小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2—24页。

(10) Alfred W．McCoy，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New York: Lawrence Hill Books，2003．

(11) Senator John Kerry and Senator Hank Brown，“The BCCI Affair: A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102d Congress 2d Session Senate Print 102-140，December 1992，http://fas.org/irp/congress/1992_rpt/bcci/．访问时间：2020年3月21日。

(12)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67—368页。

(13) Michel Chossudovsky，“9/11 ANALYSIS: From Ronald Reagan and the Soviet-Afghan War to George· W．Bush and September 11，2001，” Global Research，September 09，2010，https://www.globalresearch.ca/9-11-analysis-from-ronald-reagan-and-the-soviet-afghan-war-to-george-w-bush-and-september-11-2001/20958?fbclid=IwAR1 A16eK4wQ8Ck9BrukTjY2JvSLaK-ZcN9Ucrs3c-jf2uQdlsLT8CC8iA9A．访问时间：2020年6月21日。

(14) Dana Burde，School for Conflict or for Peace in Afghanista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p．56-58．

(15) Joe Stephens and David B．Ottaway，“From U．S．，the ABC's of Jihad”，Washington Post，23 March，200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2/03/23/from-us-the-abcs-of-jihad/d079075a-3ed3-4030-9a96-0d48f6355e54/．访问时间：2020年6月20日。

(16) ［巴西］班代拉：《美帝国的形成》（第三版），舒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5页。

(17) https://www.unomaha.edu/international-studies-and-programs/center-for-afghanistan-studies/about-us/mission-and-history．php．访问时间：2020年6月20日。

(18) Dana Burde，School for Conflict or for Peace in Afghanista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59．

(19) 为抵抗苏联入侵，巴基斯坦宗教学者阿扎姆于1979年签发了名为“保卫穆斯林土地”（In Defense of Muslim Lands）的教令，呼吁发动“圣战”以恢复穆斯林对阿富汗的统治。阿扎姆全身心投入阿富汗圣战，不仅致力于发展圣战理论，而且设法筹集资金、招募国际圣战分子，发动跨国圣战运动，被称为“全球圣战之父”。——著者按

(20) Robert O．Collins and J．Millard Burr，Alms for Jihad: Charity and Terrorism in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69-270．

(21) Alison Mitchell，“After Blast，New Interest in Holy-War Recruits in Brooklyn”，New York Times， April 11，1993．https://www.nytimes.com/1993/04/11/nyregion/after-blast-new-interest-in-holy-war-recruits-in-brooklyn.html．访问时间：2020年5月21日。

(22) Tim Weiner，“Blowback from the Afghan Battlefield”，New York Times，March 13，1994．https://www.nytimes.com/1994/03/13/magazine/blowback-from-the-afghan-battlefield.html．访问时间：2020年5月21日。

(23) Tim Weiner，“Blowback from the Afghan Battlefield”，New York Times，March 13，1994．https://www.nytimes.com/1994/03/13/magazine/blowback-from-the-afghan-battlefield.html．访问时间：2020年5月21日。

(24) 张锡模：《圣战与文明：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4页。

(25) Mark Hosenball，“The Road to September 11”，Newsweek，October 1，2001．

(26) Associated Press，“US Next Superpower Foe for Terrorist Leader”，August 23，1998．

(27) Seth J．Frantzman，“5844 days later: Reflection's on 9/11”，The Jerusalem Post，September 10，2017．

(28)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408页。

(29) ［以］戴维·阿尔贝尔、［以］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孙成昊、张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

(30) Philip Seib and Dana M．Janbek，Global Terrorism and New Media: The Post-Al Qaeda Generation， London：Routledge Taylor，2011，pp．43-55．

(31) Svetlana Savranskaya edited，A New Phase in the Great Game: U．S．，Soviets，India，Pakistan vied to Shape a New Afghanistan in Late 1980s，Briefing Book #658，Published: Feb 1，2019．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afghanistan-russia-programs/2019-02-01/new-phase-great-game-us-soviets-india-pakistan-vied-shape-new-afghanistan-late-1980s．访问时间：2020年8月18日。

(32)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69页。

(33) ［德］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382页。

(34) Greg Grandin，Empire's Workshop: Latin Americ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Imperialism， 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2007，p．89．

(35) ［以］戴维·阿尔贝尔、［以］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孙成昊、张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3—104页。

(36) ［美］马克斯·布特：《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赵国星、张金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46页。

(37) Vincent Jauvert，“Les Révélations d'un Ancien Conseiller de Carter: ‘Oui，le CIA est entrée en Afghanistan avant les Russes…，’” Le Nouvel Observateur，January 15-21，1998．

(38) ［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13页。

(39) ［巴西］班代拉：《美帝国的形成》（第三版），舒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7—248页。

(40) ［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页。

(41) ［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结语

在罗伯特·盖茨看来，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计划在当时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开始”，甚至连很多中情局情报人员都对此不以为意。⁽¹⁾然而到1992年援助彻底终止时，这场秘密战争已持续了十多年，联合了多个国家，并成为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成本最高，同时也被认为是最成功的隐蔽行动。而对苏联来说，认为阿富汗战争加速或主导了其崩溃进程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和传播，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战争的确对苏联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破坏了其外交政策的道德基础，并且大大减少了苏联国际盟友的数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阿富汗战争固然是其面临的诸多陷阱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泥潭，却不能称为必然原因。而美国的秘密战争尽管有意制造了这个泥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与苏联的失败也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美苏在阿富汗的这场博弈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都远远超出了两国决策者的预期，虽然美国最初在阿富汗仅持有限目标，但事实上其政策后果无论对美国还是国际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美国为其在阿富汗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实远非按照成王败寇的单一逻辑发展，审视美国在这场博弈中的决策动机与利益判断，隐蔽行动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过程，政策目标的设定、变化及后果，以及其胜利背后潜藏的高昂代价，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一、动机与利益

美国战略家亚历山大·乔治曾指出，国际体系中时常会出现对体系有序运行和稳定构成威胁的“革命国家”或“不法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大国往往有如下选择：一、军事行动、强制施压以及（或者）隐蔽行动。用合法政权取代不法政权。二、长期遏制。旨在使不法国家的意识形态及其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并接受国际体系的规范和行为方式。三、奖惩兼施战略。旨在引起不法政权的行为和态度的基本变化。⁽²⁾

四月革命之后，阿富汗成为美国眼中的“革命国家”，尽管当时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和中情局的发展都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但在漫长的政策探索之后，卡特政府仍然决定用隐蔽行动来影响阿富汗事态的发展。在伊朗革命之前，促使卡特政府产生这一战略意图的因素主要包括：来自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地区盟国的压力，华盛顿对“自由世界”中消极舆论氛围的感知与判断、对自身利益和信誉的维护、对阿富汗情报工作的逐渐成熟，阿富汗反对派的积极接触以及苏联对阿富汗干涉的日益深入，等等。霍梅尼掌权之后，虽然前述原因仍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影响，但美国更加明确和强烈的动机在于地区格局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

巴基斯坦和伊朗是阿富汗的邻国，是当时美国的重要地区盟友，也是抗击苏联的“前线国家”。霍梅尼上台之前，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不仅为美国提供波斯湾的石油，也负责依托地理优势帮助美国监视苏联和获取情报。阿富汗事态的恶化使巴伊两国担心苏联将以阿富汗为跳板，直接威胁本国安全，因此不断要求美国做出安全承诺、提供安全保障。尽管当时美巴关系并不亲密，但美国依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对其进行安抚。伊朗革命使美国的一个地区战略支柱轰然倒塌，西方的石油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巴基斯坦的重要性开始显现，重构地区秩序和捍卫美国利益的艰巨任务摆在华盛顿面前，这促使美国决定在阿富汗用隐蔽行动对抗苏联。而苏联的入侵又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干涉的决心，并在这一时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政策号召点，成为美国力量进入波斯湾地区的完美借口。

历史学家曾总结出莫斯科与华盛顿在冷战期间通用的语言——如果没有警觉之心，敌人便会利用其军事力量施以胁迫。一步退则步步退：同盟国会丧失信心，庇护国会感到被出卖，世界大国平衡会被打破，而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也会遭受损害。⁽³⁾美苏在阿富汗的博弈中同样使用了这套语言。对美国而言，需要维护和捍卫的不只是石油利益、盟友安全，还有信心、承诺与名誉。阿富汗不仅是阿富汗，更是1975年以来依靠苏联上台的第七个共产主义政权。华盛顿认为这将被视为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扩张进行纵容的结果，并将引起四面八方的悲观情绪：国际社会会普遍将之视为苏联的又一胜利和美国的软弱退让；对美国“自由世界”的盟友和依附国而言，这意味着美国无法履行承诺、保卫盟友的安全和利益；甚至对于中国（中美关系刚刚恢复正常化）和印度（当时是苏联的盟友）这类特殊关系国家而言，华盛顿认为这也将意味着一种尴尬与难堪的不利境地。不管这些悲观情绪是否真实存在，影响美国决策的是来自华盛顿内部的判断与感知，因此，尽管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十分有限，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无法做到袖手旁观、独善其身，最终不得不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深地卷入阿富汗事务。

在追求地区战略利益、享受大国地位的同时，美国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战略负担。自杜鲁门主义把美国的国际角色确定为“自由世界”领袖从而承担起保卫盟友安全的责任之后，如何履行这一责任和兑现承诺以维护美国的国家信誉就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忧心和焦虑之事。这一焦虑与对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传播的恐惧相互助推，促使美国决心对任何地方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进行遏制，从朝鲜到越南，再到阿富汗，伴随一次次大规模干预而来的是美国的过度扩张，而最终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美国的信誉不仅没有得到维护，反而受到损害。⁽⁴⁾

尽管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一个“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极大地促进和捍卫了美国的信誉与利益，但美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国家利益观念也就此埋下了诸多隐患。在整个秘密战争过程中，遏制苏联自始至终都被美国奉为最高宗旨，战胜共产主义则成为最高利益。为此，美国可谓不惜一切代价、无所不用其极：可以接受巴基斯坦的军人独裁政权并与之密切合作、默许其发展核武器；可以将其眼中蒙昧反动的伊斯兰叛乱分子构建成为伟大无私的自由战士；可以大力鼓励与其信仰和生活方式都背道而驰的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化和极端化；可以将毒品作为武器，甚至操纵和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在这些事实面前，所谓的人权外交简直自相矛盾、不堪一击。为了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美国在秘密战争中几乎不辨是非、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无视长远利益，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美国的信誉与利益，但长远来看，美国的安全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为之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

二、计划与实施

四月革命之前，美国无意与苏联争夺其地区门户，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非常有限，认为“不会也不应该在任何方面承诺保护阿富汗”。在这种有限利益指引下，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转变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开始。尽管四月革命之后白宫旋即开始探索对阿富汗实施隐蔽行动的可能性，但1979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决策者对于介入阿富汗事务都持相当谨慎和保守态度。经过八个多月的评估和试探，中情局终于在1979年1月出炉了第一版隐蔽行动方案。伊朗革命爆发后，白宫明显加快了对阿富汗隐蔽行动政策的讨论与制定，于4月底初步形成了制造泥潭的构想。这一想法的成熟使美国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实现了从一般向特殊的转变，因为以往隐蔽行动的目的大多为操纵选举、颠覆政府、暗杀领导人，或破坏拆除等预防性直接行动，而在阿富汗，美国的目的则是要提高苏联的军事和政治代价，诱使其出兵。后经多次讨论和修订，华盛顿最终在6月26日形成了“最可行和最理想”的第四版方案。7月3日，卡特签署了两份关于阿富汗隐蔽行动的总统裁决，第一份授权在阿富汗开展宣传战和心理战，向叛乱分子提供总额不超过69.5万美元的现金和非军事形式援助，第二份授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宣传战，揭露和批判苏联，为抵抗组织伸张正义。至此，尽管最终的行动计划相当的保守和温和，但美国的对阿政策正式由“防止苏联的过度影响”转变为实施隐蔽行动对抗苏联。

阿明于1979年9月政变上台后，阿富汗局势愈发动荡，苏联干预愈发深入。11月7日，卡特又签署了第三份总统裁决，批准向阿富汗提供现金、采购咨询和通信设备等非致命性物资援助，追加了援助金额，并确定了与巴基斯坦和沙特联合进行援助的路线。这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抵抗组织的战斗力，使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更加难以为继，增加了苏联的援助成本和出兵的可能性。另外，尽管后来的解密档案证明阿明并不是美国间谍，但他上台后推行解冻外交，与美国频繁进行外交接触，极大地增加了莫斯科的疑虑，客观上带给苏联致命一击，使其最终做出出兵决定。

12月24日，苏联入侵阿富汗，面对这一“极其严峻的考验”，卡特于四天后签署了第四份总统裁决，加大了秘密援助力度，授权向抵抗组织提供致命性军事装备和必要的培训，援助金额增长到每年至少2000万美元，开始正式向抵抗组织提供苏式武器弹药以增强其战斗力，致力于使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此后巴基斯坦作为援助渠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迫切要求美国对其安全做出更多承诺。为此，卡特于1980年7月8日签署了第五份总统裁决，授权向巴基斯坦提供致命性军事装备、现金、采购咨询和武器培训。

在以上五份总统裁决的共同规定下，对阿富汗秘密援助的运作机制在卡特时期达到基本完善的状态，有效地阻止了苏联在阿富汗实现速战速决、顺利接管和稳定局面的目的，并将之困于无休止的战乱之中，持续付出高昂的代价。到1981年，苏军仍无法取得优势地位，战争形势转变成血腥的僵局。尽管苏军的作战行动计划周密，但他们始终无法进行有效的占领和控制，因为圣战者的袭击无处不在、生生不息，苏军始终顾此失彼。此后直到1985年，秘密援助一直在这一框架下运行，每年援助金额在8000万美元左右，维持着阿富汗“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状态，将苏联困在阿富汗的战争泥潭之中。

尽管1981年里根上台后即决心全面加强在第三世界对抗苏联的力度，但在最初被称为“失去的两年”中一直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针和实施原则，之后随着里根主义的逐渐成熟，美国才真正开始了在第三世界对苏联的有力“推回”（Rollback）。1985年3月27日，里根签署了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第166号文件，规定美国在阿富汗的最终目标是使苏联全面撤军，赢得战争胜利和阿富汗独立。从此美国的秘密战争全面升级，进入“更多更快更强”阶段，援助金额逐年猛增，毒刺等西方先进武器被送上战场，宗教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显著增强，战乱还被“祸水北引”入苏联境内。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抵抗组织的作战水平，顺利促成其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使苏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80年代中期，驻阿富汗苏军达到9万—12万，他们在轮替回国之前往往士气极为低落。苏联在冷战最后十年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占全部政府开支的份额约为2.5％，而阿富汗战争开支占据了其中的一半。在苏联经济不断下滑的情况下，人们对这种劳民伤财的对外开支格外敏感，苏联的继续干涉必将面临灾难性的政治代价。

1985年是苏阿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谋求体面撤军，试图结束阿富汗这个流血的伤口。面对撤军阶段的形势变化，美国的秘密战争却丝毫没有停歇的趋势，华盛顿一面继续用各种手段暗中阻止苏联通过外交途径达到体面撤军的目的，一面继续提高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援助。最终，苏军于1989年2月完全撤离阿富汗，美国的秘密战争基本实现预期目标。此后，美苏各自对其阿富汗代理人的援助还在不同程度上继续进行，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与干涉才戛然而止。

战事的长期不利使阿富汗战争在80年代末越来越成为苏联内部的众矢之的，不仅在民生方面，也在资源方面。策划干涉活动的苏联领导人被视为傻瓜或流氓，对战争及其进行方式的批评也损害了很多人对苏维埃政府的信心。人们认为政府在打不必要的战争，支持不值得信赖的政权，这和经济衰退、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东欧剧变一起在公众心中造成一种政衰事败的印象，共同摧毁了苏维埃政府的合法性。⁽⁵⁾

三、目标与后果

尽管美国的秘密战争与苏联的失败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不容否认的是，单就结果而言美国的确基本实现了其阿富汗战略的各个目标，而秘密战争作为美国阿富汗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也顺利实现了不同阶段的目标。

首先，白宫于1979年4月提出了制造泥潭的构想，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被确立为增加苏联援助和维持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诱使苏联出兵，主要通过秘密援助叛乱分子造成阿富汗局面的持续紧张等手段进行。九个月之后，苏联政治局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做出了出兵决策，步入了战争泥潭，美国的目标得以实现。

其次，苏联出兵之后，卡特政府在阿富汗的目标变得更加复杂。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苏联背景的中立的阿富汗政府。途径是保持施加压力，使苏联撤军，并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政治方案。但在卡特时期，最高目标被一致认为难以实现而遭到搁置。最低目标是让苏联长期卷入阿富汗战争，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持续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⁶⁾主要途径是通过隐蔽行动支援抵抗组织、维持低水平和持久的抵抗运动。事实上，在抵抗组织的斗争下，苏联在阿富汗的确没有做到速战速决、顺利接管，直到1985年一直在战事胶着的状态中挣扎。美国的目标得以实现。

再次，里根政府于1985年升级了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确定了中期目标和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使苏联撤军并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地位。中期目标则包括向苏联证明其征服阿富汗的长期战略行不通、拒绝阿富汗成为苏联的基地、推动苏联在第三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孤立等等。主要途径一是继续推进隐蔽行动计划，二是通过外交、政治战略向苏联施加压力以及增加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支持。⁽⁷⁾里根改变了消耗战的策略，不再满足于使苏联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而是追求战争胜利和阿富汗独立，将苏联赶出阿富汗，这在卡特时期被视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出于多方因素的综合考虑的确开始谋划从阿富汗撤军，尽管当时美苏双方互相并不知情，但美国的目标以某种巧合的方式又一次基本得以实现。

最后，面对撤军阶段的形势变化，里根于1987年再次调整了对阿富汗的战略目标，签署了第270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决定再次提高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军事和政治代价，迫使其达成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使苏军“迅速、全面、不可逆转地”撤出阿富汗，并实现阿富汗的真正自决。1989年苏联全面而狼狈地撤出阿富汗，美国的最终目标基本得以实现。

在阿富汗问题上，为达到对抗和削弱苏联的目的，美国几乎使用了除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所有手段：第一，在心理和舆论方面，谴责苏联的入侵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造成了阿富汗人民的深重苦难；指责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是无神论的傀儡政权；对伊斯兰抵抗组织进行道义支持，将之塑造为正义伟大的自由战士。第二，经济方面，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和贸易歧视，如进行技术和粮食禁运；削减或停止对阿富汗政府的各种援助，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增加对阿富汗叛乱组织的援助；解除对巴基斯坦的核制裁，向其提供巨额经济和军事援助。第三，政治方面，搁置与苏联之间的SALT谈判、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设法阻碍苏联撤军方案的达成；拒绝承认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大力改善美巴关系。第四，隐蔽行动方面，秘密向伊斯兰抵抗组织提供资金、武器、技术和人道主义援助，开展准军事行动，阻止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的帮助下顺利接管；暗中针对阿富汗人民和穆斯林目标群体进行心理战与宣传战，煽动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增强伊斯兰世界对苏联的敌对和仇恨；鼓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支援和参与阿富汗的抗苏战争，广泛开展圣战教育以增强其战斗力。在以上或公开或隐蔽的心理战、宣传战、经济战、政治战、秘密战等手段中，最为持久、有效和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无疑是隐蔽行动。

由于阿富汗一向不是美国的“必争之地”，美国冒着巨大的战略风险用隐蔽行动诱使苏联出兵，而即使阿富汗真的遭受苏联入侵后，也只是美国的一个政策号召点，而非政策重点。这决定了美国在阿富汗的目的不是保护阿富汗的安全或扶植一个亲美政权，而是绝对地服从于反苏反共这一最高目标，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尽管短期来看，美国基本实现了这些既定目标，然而，美国在追求目标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

阿富汗与美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而且各方面的联系也相当薄弱，美国开展隐蔽行动之初可以调动和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合作伙伴的选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隐藏自身角色，美国希望伊斯兰国家抛头露面、冲锋陷阵，而自己安居幕后、运筹帷幄。在美国布下的棋局中，沙特和巴基斯坦两个伊斯兰国家成为援助的中流砥柱，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人、出地、出力，埃及等国出苏式武器。此外，美国还一直致力于拉拢更多国家参与秘密援助，如西欧和一些海湾国家。

在与阿富汗的情报共享和政治联系都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别无选择地决定援助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的反对派之一——伊斯兰抵抗组织。美国的大量援助使阿富汗伊斯兰主义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当时美国对阿富汗伊斯兰势力的扶植是利用伊斯兰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宏大构想中的一部分，这一构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鼓励苏联南缘国家的伊斯兰化，将“危机之弧”动员成为“伊斯兰之弧”，阻止苏联势力向南扩张；二是煽动苏联境内的民族宗教矛盾，鼓励众多穆斯林居民的民族独立意识，加剧苏联的统治危机。为了增强伊斯兰抵抗组织的战斗力，美国还在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协助下，建立了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的圣战训练营，对圣战者进行了全面的圣战教育，不仅培训战斗技能，而且大力宣扬和灌输圣战思想和宗教极端主义。在这些举措的共同促进下，阿富汗战争成为当代伊斯兰“圣战”的重要转折点——作为一种国际暴力现象的圣战，在消失40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重要转变。继纳粹德国对穆斯林的利用之后，美国在其“伊斯兰之弧”的构建过程中，与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富汗等国的穆斯林合作，再次利用伊斯兰主义来对抗共产主义。但这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伊朗革命之后，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日益敌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明确将伊斯兰主义提升为西方社会的主要威胁，这种兔死狗烹、始乱终弃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与声誉，极大地促成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视和反美主义的盛行。

70年代末，西南亚、波斯湾的地区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美国意料之外、被动的变化，那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主动地塑造了地缘战略格局。美国对阿富汗的介入使南亚形成了清晰的苏印与美巴两大阵营对立的战略格局，巴基斯坦同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对抗是其主要形式。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对巴基斯坦在秘密战争中充当美国“马前卒”耿耿于怀，甚至认为苏联解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巴基斯坦造成的，这严重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⁸⁾冷战结束后，美国势力退出南亚，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迅速下降，美国又重新对巴发展核武器进行制裁。但此时的巴基斯坦已不再一穷二白，齐亚政府在秘密战争中截留和囤积了大量资金和武器，其国内极端主义势力借此得到迅速蔓延和扩大，使巴基斯坦在战后成为暴力与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作为代理国，阿富汗的国家命运也在美苏的这场大博弈中被彻底改变。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与创伤自不必多言，产生更为深远影响的是战争对阿富汗国内政治力量格局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基本上呈现势均力敌、三足鼎立的态势。然而，苏联致力于扶植共产主义的巩固与壮大，美国的秘密援助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主义的畸形发展，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民族主义原有的生长空间，导致三种本土力量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大国干涉的影响或阻碍。苏联的占领作为一种外来侵略必然导致侵略对象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抗争的增强，但在阿富汗，这种原本属于民族主义的角色完全被伊斯兰主义取代，反对无神论异教徒统治与反对霸权干涉的双重任务都由伊斯兰反对派承担，宗教和世俗的双重使命同时也赋予其双重力量。苏联的入侵激怒了骁勇善战的阿富汗人民，抵抗组织的人数和力量都迅速壮大，并从倒戈或战败的政府军处缴获了大量武器（事实上美国档案显示在秘密战争初期这一直是叛军最主要的武器来源）。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涉与援助，抵抗运动最终会是怎样的结局，圣战者组织又能否真正走向联合，无人可以知晓。事实是，外界的干涉虽然帮助圣战者取得了胜利，但也加剧了圣战者组织的矛盾与内讧，战后的阿富汗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状态，始终没有出现一支可以真正掌控局面的强大政治力量，当然也久久没有迎来和平。

阿富汗的遭遇代表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命运。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长期占据和吸引着全球的资源和注意力，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和宗教冲突被遮蔽或压制，在不同程度上被冷战重塑和改写并在冷战结束后集中爆发。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克罗卡特所言，冷战结束后，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作为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东山再起，不如说是暴露了民族国家的脆弱性，更准确地说是暴露了民族国家的要求同其内部种族主义组织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民族主义——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稳定因素实际上没有出现就夭折了。民族国家的危机已不限于原共产主义国家和与苏联集团结盟的国家，只不过这些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它的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将在未来数年中不得不严肃对待。⁽⁹⁾

此外，美国的干涉还完全改变了美阿关系的走向。70年代之前，美国在阿富汗几乎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美阿交往集中于经济层面。苏阿战争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美国从此全面进入阿富汗，并成为影响其命运的最重要的外部势力。苏联解体后，阿富汗的战略地位下降，美国的关注与援助也急剧减少，对阿政策出现严重断裂和长期缺位，一直到1998年都没有形成明确的对阿政策；塔利班势力得以在长期混战的权力真空中崛起，并将恐怖主义的矛头对准了美国，酿成了“9·11”的悲剧事件。此后美国以反恐之名再次干涉阿富汗，这场新的阿富汗战争自2001年至今已经持续了近20年，使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成为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

以上是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所产生的长期的、间接的、非预期的普遍后果。

那么，目标有限的行为究竟如何导致了普遍的结果？对苏联而言，一个目标原本仅限于稳定邻国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且打算速战速决的干涉行动却持续了十年之久，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自身的崩溃，其中固然有领导人认知和决策的失误，也受到了阿富汗战斗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抵抗，但美国的秘密战争无疑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秘密战争削弱苏联这一目标有限的行为却又最终导致了全球圣战的普遍结果，究其原因，美国根深蒂固的国家安全观念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冷战的零和博弈中，美国已不再是一个真正追求有限目标并理性评估代价和收益的民族国家，而是成为由意识形态和僵化思维武装起来的角斗士，简单粗暴地追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遏制共产主义，轻率和短视取代了一个大国应有的战略审慎。而且多年的霸主地位深深筑就了美国的霸权思维，使其似乎根本不在乎潜在的普遍结果，即使这一结果是美国本土遭到攻击和美国人民生命的丧失。

四、胜利与代价

作为美国对外干涉中典型的“成功故事”，阿富汗的秘密战争不仅彻底扭转了隐蔽行动的颓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其“正名”的作用。在冷战及其后的美国对外交往中，与越战综合征（Vietnam Syndrome）这类挥之不去的阴影相比，实际上有更多的“成功故事”在本质上鼓励和引导着美国外交的发展与实践。布热津斯基在杜鲁门主义的引领下，敦促卡特在苏联入侵后采取强硬举措即为一典型案例。这些成功经验让原本就崇尚乐观主义的美国人更加坚信，失败是偶然的，成功是必然的，自由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与专制。美国的秘密战争大大增加了苏联在阿富汗的代价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联的失败，这样硕大的胜利果实很难不产生巨大的示范和鼓励效应。干涉与战争越来越成为美国习以为常的国家安全观念，美国在阿富汗的成功更加固化和加深了这种观念。冷战后的和平时代，美国依然秉持冷战思维，以世界警察自居，频繁使用武力进行对外干涉。截至20世纪初，冷战期间美国参与和发动的主要战争和其他较大规模军事行动有120余次，平均每年2.8次，而冷战后的对外干涉达到40多次，平均每年4次，不降反增。⁽¹⁰⁾

对苏联来说，从阿富汗不光彩的退场成为莫斯科第三世界政策失败的一个全球性象征。苏联的失败并不仅仅在于未能在阿富汗扶植起一个长命的、强壮的左翼政权，更在于其将苏联国内和第三世界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支持破坏殆尽。由于苏联共产党合法性中的绝大部分在于其在海外的超级大国角色，所以在阿富汗的失败对其对外政策中的两个核心观念构成了致命的挑战：苏联的军事实力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推进。在整个第三世界，苏联在阿富汗的干涉加速了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脱离共产主义、转向其他各种认同的趋势。这些新的认同大多是民族主义的、部族的或宗教的。这场战争在很多伊斯兰国家打开了一道闸门，使其年轻一代纷纷从社会主义转向了政治伊斯兰。⁽¹¹⁾由此，在美国对伊斯兰主义的利用之外，苏联也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共同缘起于对阿富汗的干涉。

“温和的步骤”逐渐将美国困在了越南，“有限的目标”又将苏联困在了阿富汗。正如孔华润所言，“一国一旦获得向世界遥远地区投射力量和干预其他民族事务的能力，那么至少在其领导人因灾难而变得清醒抑或其能力消退之前，这种施展力量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¹²⁾冷战期间，美苏都希望将自己所谓的现代化模式移植到第三世界，促进其发展进程，但事实上这种干涉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偏离原有轨道，并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更何况美苏在第三世界的最终目的无一不指涉政治的意图和大国自身利益。干涉往往带来革命，革命又带来更多的干涉，这似乎成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宿命。

在美苏眼中，他们分别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世主性质，他们把两极对立的逻辑强加于世界，将其他国家、运动和意识形态统统弃之不顾。正如阿富汗的遭遇那样，冷战时期在霸权倾轧的扭曲空间中生存和成长起来的阿富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在和平时代畸形发展，由此孕育出的国际恐怖主义怪胎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蔓延全球。冷战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的干涉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分裂与内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对此，大国必须保持清醒，第三世界并非空白之地，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付出代价，在暴力与恐怖面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1) Robert Gates，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7，p．145．

(2) ［美］亚历山大·乔治、戈登·克雷格：《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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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王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李晓亮：《阿富汗战争：苏联高层决策研究（1979—1989）》，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林民旺：《南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战略格局的演进》，载《云大地区研究》，2019年第2期。

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

索尔孟：《伊斯兰制造：寻找现代伊斯兰》，阮若缺译，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

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王立新：《世界领导地位的荣耀和负担：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修订第10版）》，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伊恩·约翰逊：《慕尼黑的清真寺》，岳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张树明：《冷战期间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发展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张锡模：《圣战与文明：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依托亚太发展研究中心设立的“南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研究机构。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电子邮箱：zsforum@nju.edu.cn
电话、传真：025-89681655
中心网址：https://www.capds.nju.edu.cn
微信公众号：CAPDNJU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群山悲鸣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

代兵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山悲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代兵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10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23147-6

Ⅰ．①群…　Ⅱ．①代…　Ⅲ．①中央情报局（美国）-史料　Ⅳ．①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1009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斌

书　　名　群山悲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

著　　者　代兵

责任编辑　王日俊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10．625　字数152千

版　　次　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3147-6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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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绪论：一场改变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

第一章　“动力计划”的提出

第一节　莱尔与王宝

第二节　贡勒政变

第三节　“动力计划”浮出水面

第二章　来自泰国的援助

第一节　沙立政府与贡勒政变

第二节　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跨过湄公河

第三节　美国航空公司在行动

第三章　“动力计划”——动力十足

第一节　巴东战火

第二节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与老挝中立

第三节　“动力计划”大发展

第四章　联合政府破产与“动力计划”新阶段

第一节　老挝联合政府的破产

第二节　拉锯战

第三节　“动力计划”新阶段

第五章　两线作战

第一节　越南因素对“动力计划”的影响（1965—1966年）

第二节　中情局万象站的新站长

第三节　望路队

第四节　“成果”与问题

第六章　大打出手

第一节　富帕蒂之战

第二节　大败亏输

第三节　王宝的短暂胜利

第四节　谎话连篇

第七章　处境不妙

第一节　B-52与筑路队

第二节　龙镇告急

第三节　众叛亲离

第八章　垂死挣扎

第一节　“兰山719”

第二节　龙镇之战

第三节　王宝再占查尔平原

第四节　天际岭（Skyline Ridge）战役

第九章　“背信弃义”

第一节　签署停火协定

第二节　组建联合政府

第三节　逃跑与“背叛”

尾声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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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得“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唯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则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的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绪论：一场改变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

老挝被称为万象之国，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中央。老挝的领土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俄勒冈州，为236800平方公里。绵延纵横的安南山脉从东面把老挝与越南隔开，柬埔寨、泰国则在西面和南面与老挝毗邻。老挝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人口稀少，在历史上经常受到邻近印支大国越南和泰国的侵犯。老挝只是在16、17世纪保持了一定的自治权力。18世纪初，老挝王储争夺王位导致老挝一分为三：琅勃拉邦王国、万象王国与占巴塞王国。分裂的老挝不久就被越南与泰国统治了。一位美国分析家考察了老挝的历史，把老挝比作“大国争夺中的棋子”。⁽¹⁾

冷战时期，美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高度看重老挝的地缘政治价值，视其为阻止共产主义从中国与北越向泰国及印支其他地区扩散的重要隘口，“多米诺骨牌理论”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针对老挝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而提出的。

1961年1月19日，艾森豪威尔与新当选总统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进行交接会晤。这次重要会晤没有太多讨论古巴、柏林与越南问题。柏林问题从1958年起就紧紧牵动着美国决策层的神经，担心会酿成一场世界战争；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已经上台并在距美国不到100英里的古巴建立起共产主义政权；在南越，此起彼伏的游击战正威胁着美国支持的吴庭艳政权的存在。然而，在1961年1月19日，所有这些问题比起老挝局势都相形失色。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最为关注的是老挝正在发生着的危机：1960年8月9日凌晨，老挝第二伞兵营营长、26岁的上尉贡勒在万象发动政变，并于17日将政府权力从右翼政府首相昭·松萨尼特（Somsanith）手中移交给老挝中立派代表人物梭发那·富马（Souvanna Phouma）亲王。面对万象发生的政变，15日，老挝右翼力量领导人富米（Phoumi）在其控制区沙湾拿吉（Savanakhet）组成反政变委员会，富米控制着绝大多数老挝军队的给养，并拥有老挝5个军区中4个军区的支持。9月10日在沙湾拿吉成立以富米-文翁为首的右翼政权，反对万象的富马政府。⁽²⁾与此同时，老挝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巴特寮已经控制了老挝北部的桑怒、丰沙里二省。这样，到1960年9月10日，老挝国内事实上出现了3个政权：巴特寮的共产主义政权、富马为首的中立派政权及富米-文翁的右翼力量政权，老挝陷入严重的分裂。肯尼迪总统与其前任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样高度重视老挝局势，在其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老挝问题比其他任何国际问题耗费的时间都要多。⁽³⁾1961年3月23日，肯尼迪总统宣称：“老挝虽然远离美国，但这个世界不大……老挝的安全与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同在。”⁽⁴⁾

美国政府在老挝投下了巨大的冷战资产，其中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尤其引人注目。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情报局在海外发起的规模最大的行动。为了打击老挝共产主义势力巴特寮及其支持力量北越部队，1961年，中央情报局发起了武装老挝苗族的“动力计划”。这一计划在实施之初规模不大，1961年计划批准时中情局投入的经费为500万美元左右。但随着老挝国内形势的发展，苗族武装力量也迅速膨胀起来。苗族是老挝少数民族中最大的一个（注：苗族全族人数接近30万人，达到老挝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⁵⁾，1964年美国约翰逊政府上台伊始，苗族武装力量已经从1961年的上千人发展到接近1万人，美国政府还批准可以继续武装2.3万人的苗族部队。⁽⁶⁾老挝苗族远离政治舞台，居住在远离城市的高海拔山区（海拔约3000米以上的地区），并未融入老挝社会。美国政府从“动力计划”最初实施就认识到不可能把苗族培养成一支带有政治目的的武装力量，它只能被用于在军事上发挥反共作用。⁽⁷⁾换句话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苗族只是打算予以利用，并没有考虑苗族自身会在老挝国内的政治军事博弈中获得何种利益。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情报活动的范畴，直接插手部队组建、战役实施，甚至动用了其航空资产——美国航空公司。

“动力计划”发端于中央情报局训练苗族武装打击老挝共产主义势力的构想，随着这一计划的施行，在老挝发展出由中情局策划、由老挝多个山地少数民族参加的代理人战争。虽然苗族武装人数最多时达到4万多人，但伤亡巨大，到1975年年底老挝内战结束时，苗族死亡3万多人，⁽⁸⁾且多为青壮年男丁，这个死亡数字超过苗族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初老挝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在老挝的战争中，超过700名美国人死亡，几乎全部是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雇员或者是受雇于中央情报局的美国军人。⁽⁹⁾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发起的这场战争，深深地改变了老挝苗族的命运。它除了给苗族带来巨大的人口伤亡，还改变了苗族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老挝苗族刀耕火种、自食其力，但中情局策划的战争打响后，苗族陷入动荡流离，依靠美援过活，丧失了原有的家园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当20世纪70年代中期老挝国内的战争结束时，苗族已经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一方面是男丁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巴特寮政府存在对立情绪，大批苗人以难民身份进入泰国。同时，在老挝发起的秘密战也改变了中情局自身的功能定位。在发起老挝的战争之前，中情局的工作职能主要是搜集情报和参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其战争功能并不凸显。在老挝发起的这场秘密战是中央情报局工作职能定位的分水岭：中情局实施了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虽然此后也从事过一些类似行动，但没有一场行动在参加人员和装备投入上比得过在老挝的军事行动。美国输掉了在老挝的冷战，但是中情局在老挝策划的“动力计划”被决策层视为一个成功的典范，这个“成功”带有这样的意味：情报部门同样可以策划与支持较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动力计划”的“成功”冲淡了中情局在古巴策划的“猪湾行动”失败的沮丧。从老挝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央情报局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情报搜集这一情报部门的主要任务，而是对军事行动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一直蔓延到21世纪。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中央情报局在非洲、亚洲继续策划发起代理人战争，在中东策划无人机空袭打击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

今天，中央情报局的功能已经扩大，它的战争功能甚至受到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认可。究其根源，“动力计划”对此种认可的形成“功不可没”，随后中情局对于战争行动深陷其中、“甘之如饴”。对于中情局的战争功能，小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试图予以抵制，但是中情局利用了拉姆斯菲尔德试图加强军方海外情报搜集能力的心理，迫使拉姆斯菲尔德同意中情局负责监督国防部的军事情报活动。⁽¹⁰⁾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发起的秘密战令老挝饱受战争创伤，并深深地改变了中情局。当我们讲述这段历史时，要从1960年开始。时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罗伯特·艾莫里（Robert Amory）回忆，60年代之初，中央情报局的多数领导都认同“全力以赴投入老挝的战争”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老挝是个发起战争的好地方”。⁽¹¹⁾

(1) Victor B．Anthony and Richard R．Sexton，The War in Northern Laos：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Washington，D．C．：Center for Asia Force History United States Air Force，1993，pp．1-2．

(2) Charles A．Stevenson，The End of Nowhere：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since 1954，Boston：Beacon Prew，1973，pp．92-96．

(3) Robert Dallek，An Unfinished Life，John F．Kennedy，1917-1963，New York：Little Brown，2003，pp．144-156．

(4) “Transcript：Press Conference：March 23，1961”in Presidential Papers：President's Office Files—Press Conferences，Boston：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1961．

(5) 关于苗族人口总数的数字见Walter J．Boyne，“The Plain of Jars”，Air Force Magazine，June 1999，p．79．关于老挝人口总数的数字出自富马首相1971年9月30日与尼克松总统会谈时的备忘录，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ptember 30，1971，in 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957．

(6)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Director for Coordination，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Scott）to the Special Group，January 17，1964，FRUS 1964-1968，Vol．28，Laos，pp．1-5．

(7) Ibid．

(8) Walter J．Boyne，“The Plain of Jars”，Air Force Magazine，June 1999，p．79．

(9)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bout Fatal Casualties of Vietnam War”，National Archives，April 29，2008，www．archives．gov/research/military/Vietnam-war/casualty-statistics．html﹟water．

(10) Mark Mazzetti，The Way of the Knife：The CIA，a Secret Army，and a War at the Ends of the Earth，New York：Penguin Press，2013，pp．8-20．

(11)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America in Laos and the Birth of a Military CIA，New York：Simon＆Schuster，2017，p．17．

第一章　“动力计划”的提出

武装老挝苗族以对付巴特寮即北越部队的“动力计划”是由詹姆斯·威廉·莱尔（James William Lair）提出并具体策划实施的。

第一节　莱尔与王宝

莱尔1924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他与生俱来具有较强的说服别人的能力。这个能力为其日后的情报生涯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二战期间，莱尔参加了美国第三装甲师，从法国、比利时一直打进德国境内。

战争结束后莱尔进入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学习，大学四年级时莱尔注意到中央情报局在德州大学招募人员，便毅然决然地参加招募。被中情局录取后，经过训练，1951年3月1日，莱尔被派往泰国，负责训练泰国武装力量。通常，中情局对外派人员每过几年就要进行调整，从一个国家派往另一个国家，以防止其工作人员在一个国家待得太久对这个国家产生归属感而不再忠诚于美国国家利益。但是莱尔打破了中情局的这一工作规则，他说服了中情局远东司让他留在泰国：他在泰国积累的关于印支地区的知识能够很好地为中情局服务。⁽¹⁾

莱尔到达泰国时，一部分国民党部队残部已经进入老挝与缅甸北部地区活动。泰国政府担心中国政府会派出部队进入泰国追剿这股国民党残余部队，为此，泰国与美国政府决定合作建立一支游击战武装力量，以应对中国军队进入泰国的可能性。⁽²⁾195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示中央情报局与泰国警方联合建立一支准军事组织，能够“在敌后空降小股作战单位进行破坏、侦查活动”。⁽³⁾莱尔被指定负责实施这一计划，事实上，这是一支特种部队。莱尔培训出来的毕业生中的一部分被分配到刚组建的泰国皇家警察空中支援单位（Royal Thai Police Aerial Reinforcement Unit，PARU）。从1958年开始，莱尔在泰国边界巡逻警察的组织架构内建立起人数达100人的警察空中支援单位。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的最初职能包括训练泰国的村民在边界地区抵抗土匪的袭击、抓捕鸦片走私等。⁽⁴⁾这支力量虽然隶属泰国警察部队，但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培训的泰国最出色的武装力量。令莱尔感到自豪的是，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培训计划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此类计划中之一，警察空中支援单位的组建甚至早于美国的特种部队。⁽⁵⁾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是当时泰国最出色的能够实施空降行动的部队。⁽⁶⁾这支武装力量之所以隶属于泰国警察部队而不是归建到政府军队，与泰国接受美援的方式密切相关：泰国王国部队（Royal Thai Army）接受来自美国国防部的援助，泰国警察部队（the Royal Thai Police）则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援助。这样，中央情报局虽然建立起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但其建制只能在泰国警察部队框架内。警察空中支援单位作战时每5—10人组成一个小组，⁽⁷⁾单位成员训练科目包括跳伞、各种轻武器使用以及对迫击炮和炸弹的操作。警察空中支援单位保持警戒的状态，以便随时能够立即出动。每一个支援单位的小组包括至少一名通讯联络专家和医务人员。在招募受训人员时，莱尔注意从泰国边界地区选人，以便受训者具有多种语言能力。莱尔说：“我们从泰国东北部招人，他们能说老挝语和高棉语；从泰国北部和西部招收的人员则能说缅甸少数民族语言；来自泰国南部的受训者能够使用马来语。”⁽⁸⁾

警察空中支援单位的第一个基地在曼谷北面的华富里府（Lopburi Province），后来迁移到曼谷以南200公里的华欣（Hua Hin）。华欣距离缅甸边界不远，在训练时能够让受训人员获得亲临其境的边界行动经验。警察空中支援单位人员素质较高，必须年轻化且体能充沛。莱尔说：“如果他们不够优秀，将被分配到其他警察部门。人员年龄偏大后，也会调离，我们只要年轻人。”到1960年，警察空中支援单位的人员大约为300人。⁽⁹⁾

在整个50年代，莱尔一直从事对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的训练。他同时也在思考，能不能在其他国家也训练出一支这样的武装力量。莱尔从在老挝工作的中情局雇员那里听说了不少关于老挝苗族的情况，知道这个山地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莱尔还认真研读了苗族的历史，并制作了不少资料卡片。在20世纪60年代初，老挝境内的苗族人数大约为30万。⁽¹⁰⁾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法国殖民者从老挝撤出，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大了对老挝的介入力度，中央情报局在老挝全境派出情报人员。到1958年，法国殖民者在老挝留下的力量真空已经基本为美国所填补，艾森豪威尔政府向老挝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随着美国在印支介入的加深，莱尔日益坚信：美国政府能够帮助东南亚国家的人民追求“民主”；只要战争由亚洲人自己进行，美国就可以免除殖民者的恶名。⁽¹¹⁾

在搜集老挝苗族的资料时，莱尔了解到在第一次印支战争期间，法国殖民者虽然承认苗族善于作战，但认为其难于领导，对于苗族领导人的领导能力法国人嗤之以鼻，法国殖民者唯独对一个人刮目相看，那就是王宝（Vang Pao）。王宝在苗族与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凶狠善战、善于指挥和精力充沛的。王宝的精神导师杜比·李峰（Touby Lyfoung）是一个家境富裕的苗族领导人，他认为王宝的军事才能是与生俱来的，“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¹²⁾与许多苗族人不同，王宝表示忠于老挝国王冯·西萨旺（Sisavang Vong），王宝还认为打击共产主义力量不仅仅是为了苗族而是为了整个老挝，“苗族……是能够融入老挝民族大家庭的”。⁽¹³⁾王宝对于共产主义力量的敌视来自一个朴素但是错误的认识：共产主义将会破坏苗族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早在1945年3月，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王宝成为在老挝作战的法军情报员，在日军占领区活动。为了支持法军，当时川圹省的行政长官以及在法国殖民政府任职的苗族代言人杜比·李峰组织了一支苗族游击武装。王宝加入了这支武装力量，并学到了游击战的基本战术。二战结束后，王宝加入老挝警察部队。在当时的老挝，山地少数民族不受老挝低地民族的尊重，低地民族称苗族为“Meo”，其含义是“野蛮”的意思。但苗族自称为“Hmong”，在苗语中是“自由人民”的意思。⁽¹⁴⁾1950年，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共产主义力量进军老挝，时任老挝警察部队小队长的王宝参加了对抗越南部队的军事行动。在一次追击任务中，王宝率领5名警察杀害1名北越部队上尉及其随从。在随后与北越的战斗中，王宝为法国殖民军屡立战功并受到上级青睐。法国殖民当局把王宝送到军校培训，毕业后王宝成为老挝王国政府军的中尉。

1954年，奠边府战役打响后，王宝奉法国殖民军之命率领400人的苗族武装赶赴奠边府对北越军队进行侦查骚扰，但不待王宝赶到战役已经结束。法军撤出后，王宝在老挝王国政府军中逐级升迁到少校军衔。1957年4月，美国国防部派驻老挝的援助机构计划评估办公室选派王宝到菲律宾马尼拉参加一个为期6个月的“反叛乱”培训。1959年，王宝第一次遇到美国军事训练小组和中央情报局军官，但此时非常规战对美国军方没有太大吸引力，王宝也没有引起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¹⁵⁾

第二节　贡勒政变

1960年8月9日凌晨，老挝王国政府军第二伞兵营营长贡勒上尉在万象发动政变。贡勒在政变中发表讲话指出，政变的目的是：结束内战、剔除腐败、赶走外国军队，同时，贡勒对于美国政府干预老挝内政深恶痛绝。如前文所述，贡勒的政变导致老挝国内在1960年9月出现了3个政权：巴特寮的左翼力量政权、富马为首的中立派政权及富米-文翁的右翼力量政权，老挝陷入严重的分裂。

虽然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与国防部曾致电富米表示对其的认可，但对于贡勒的政变，美国政府并没有立即给富米以全力支持，美国试图争取把富马-贡勒中立力量与富米的右翼力量相结合。9月10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老挝局势发表政策声明，既未宣布支持富米-文翁集团，也未宣布支持富马政府，声明称美国“支持老挝人民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美国政府对老挝局势持观望态度造成美各驻老机构得以自行其是。美国驻老挝大使温斯罗普·布朗（Winthrop Brown）认为8月31日提出的联合政府方案是老挝政局最好的出路，支持富马。美国东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格雷亚姆·帕森斯（Graham Parsons）与布朗是耶鲁大学同学，支持布朗，但帕森斯基于自己任老挝大使的经历对富马不信任，认为他对老挝共产主义力量的态度过于天真。⁽¹⁶⁾国防部则认为应全力支持富米，参联会、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均主张支持富米的武力夺回万象的计划。⁽¹⁷⁾

面对沙湾拿吉的军事威胁及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游移态度，富马政府与苏联等国关系升温。10月7日，富马宣布与苏联建交，8日，美国停止给万象的现金援助。有鉴于老挝局势的分裂状态及富马与富米集团无法合作，28日，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出决定：放弃富马，支持富米。⁽¹⁸⁾11月23日，富米向北进攻，于12月中旬占领万象，并成立以文翁为首的新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随即宣布承认新政府，而中、苏、越继续承认富马政府。16日贡勒部队离开万象向北撤退，与巴特寮武装力量汇合。两支力量汇合后，立即夺回战场主动权，很快控制了川圹、查尔平原等老挝北部的战略要地，苏联则加紧空投武器给贡勒所部。到1960年12月中旬，老挝的内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国际危机：苏联、美国各自支持老挝国内交战的一方，老挝的内战实际上是东西方有关国家在印支地区冷战的继续。从1961年起，北越把一些隶属于316旅、335旅、325师、271团的步兵、炮兵、工程营输送往老挝，到1961年年初，约有1.2万北越士兵进入老挝，充当军事顾问、训练巴特寮部队，并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¹⁹⁾1月12、18日，巴特寮、北越部队合力进攻川圹省。富米的部队节节败退，其战斗力之差引起美国政府强烈不满，认为单靠富米领导的老挝王国政府军不能阻挡巴特寮与北越部队的进攻。

面对危机，艾森豪威尔政府举棋不定。1960年12月3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强调绝不允许老挝落入共产党之手，即便是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美国要么与盟国一起，要么单独走入战争。

但是在1961年1月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从美国不惜单独出兵、武力介入老挝危机的立场上后退，提出美国出兵干涉之前必须等东南亚条约组织内部拿出一致性意见，⁽²⁰⁾而东南亚条约组织陷入严重分歧，英法两国均不赞同出兵干预老挝局势。此时距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结束只剩10余天时间，总统此论实际等于说其任内政府不会武力介入老挝，将把老挝危机的残局交给即将上任的新总统去自行处理。

到1961年1月1日，从万象向北撤退的贡勒部队在巴特寮部队的配合下把听命于富米的老挝王国政府军驱逐出查尔平原。苏联的空降补给也随即跟至。美国情报部门的证据显示，不仅苏联在不断向老挝中立派与左派力量提供物资补给，北越部队也已经沿着位于越老边界西侧的7号公路进入老挝。查尔平原的丢失以及北越部队的卷入让美国政府意识到老挝中立力量与左派的联合将把老挝右翼势力从老挝北部地区驱逐出去。

在查尔平原附近的山区居住的主要人口是山地部落，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苗族。1960年贡勒政变后，由于西方力量不愿在老挝投入部队进行军事干预，老挝王国政府军的战力之弱有目共睹，在老挝北部地区能够对贡勒与巴特寮部队发起非正规军事行动的力量在美国看来就只有苗族武装了。

第三节　“动力计划”浮出水面

温斯罗普·布朗大使是在1960年夏天抵达老挝赴任的，此时距离贡勒政变不到1个月时间。布朗对于东南亚国家了解甚少，在老挝变局发生之际显得一片茫然，大使馆不能为美国决策层及时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信息，而美国决策层中熟悉老挝问题的官员十分有限，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高层对中央情报局多有倚重，中央情报局掌握了关于老挝问题的信息控制权。

1960年，中央情报局老挝站站长戈登·乔根森（Gordon Jorgensen）已经与白宫建立起直接联系。⁽²¹⁾乔根森的公开身份是大使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但他居住在大使馆之外的一个宽广的公寓里，这显示出他不是一名薪金低廉、地位不高的外事人员。

在贡勒政变发生后，老挝站甚至停止向大使馆通报其对老挝局势的所作所为。1960年年底，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老挝局势犹豫不决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命令莱尔进入老挝建立更多的情报网络，并且制订应对贡勒政变的计划。莱尔于11月率领部分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武装人员进入老挝南部城市沙湾拿吉，并在那里建立起活动基地。莱尔及其部署为富米进攻万象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支持：为其提供资金、训练部队并帮助制订夺取万象的军事行动计划。⁽²²⁾

1960年12月中旬，在富米进攻万象的炮火尚未完全停息时，中央情报局远东司秘密行动计划处处长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飞往万象。在万象中情局老挝站站长办公室，菲茨杰拉德召开了会议，并邀请莱尔参加。菲茨杰拉德赞扬了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在攻克万象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出没有该组织的顾问为富米部队出谋划策，富米集团不可能取得任何军事胜利。菲茨杰拉德还赞扬说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在攻打万象的所有战斗中都能提供精准的情报，美国政府此前从未获得过如此优质的关于老挝内部情况的情报信息。同时，菲茨杰拉德指出莱尔是保持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存在的关键人物。在攻克万象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只花费了100万美元用于援助富米，在菲茨杰拉德看来，这笔经费相对于其所取得的战果不值一提。菲茨杰拉德还指示莱尔及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再在老挝寻找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任务来完成。⁽²³⁾ 到1960年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掌握信息——居住在查尔平原附近的老挝苗族并不惧怕贡勒的中立派部队，也不惧怕巴特寮武装，他们真正担忧的是北越军事力量——北越边界距离查尔平原地区最近处不过50英里左右。鉴于苗族是一个善于战斗的民族，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尝试利用苗族在老挝北部发动对巴特寮及贡勒部队的袭扰。但是菲茨杰拉德处长还存在一些疑惑：能够武装多少苗族人？如何使用这支拟建中的苗族武装力量？苗族希望从与美国人的合作中得到什么？如何驾驭王宝？在武装苗族的计划展开后中央情报局将发挥什么作用？菲茨杰拉德已经倾向于推出支持训练苗族武装的计划，但他希望莱尔能够把这一计划做得大一些，并建议应该招募数千苗族人参加计划。⁽²⁴⁾莱尔认为，如果能够在老挝北部拥有一支有力的游击武装力量，美国政府可以借此骚扰乃至夺回巴特寮与北越部队的控制地区。⁽²⁵⁾至少，美国政府可以帮助苗族保护其控制区不受老挝共产主义力量控制。莱尔赞同菲茨杰拉德的计划。菲茨杰拉德对于拟议中的计划充满热情，他鼓励莱尔去了解王宝的勇气与军事能力，并指出这个计划如要取得成功需要一个能够把苗族各部落团结起来的苗族领导人。⁽²⁶⁾

这样，到1960年年底，武装老挝苗族打击巴特寮及北越部队的想法已经在中情局呼之欲出，并进入到实际实施阶段。1961年1月初，莱尔在中情局老挝站的办公室里会见老挝站站长乔根森，莱尔请求站长批准其会见王宝。此时，老挝站已经把王宝视为抵抗老挝共产主义力量及贡勒部队的一张“大牌”。在贡勒发起政变、中立力量与巴特寮占领查尔平原之后，中情局老挝站对于王宝对局势的看法不得而知，急需了解其想法，以评估能否实施利用苗族武装的计划。乔根森决定派莱尔会见王宝。⁽²⁷⁾

1961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之末，莱尔乘坐直升机降落在老挝中北部川圹省（Xiangkhouang）的一个村落中，在那里他会晤了王宝。⁽²⁸⁾

莱尔告诉王宝，必须阻止共产主义力量占领琅勃拉邦与万象，否则老挝就垮了。莱尔没有告诉王宝的是，美国决策层对富米领导的老挝王国政府军的作战能力十分不满，并认为其无法阻挡共产主义力量的进攻。⁽²⁹⁾王宝明确表示，苗族人憎恨共产党力量，特别是越南人，愿意打击他们。“我个人与共产党力量势不两立。目前局势下我要么离开，要么进行战斗，我倾向于战斗。”⁽³⁰⁾莱尔对王宝的态度十分欣赏，王宝继续说道，“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拥有这里所有的山脉。我和共产党人打过交道。他们在这一带的活动有年头了。我们苗族人无法与之共处。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太不相同。如果你给我们提供枪支，我们将用来和他们作战。”王宝的话语坦率直接。⁽³¹⁾事实上，苗族人绝大多数不识字，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对于何为“共产主义”根本一无所知，至于王宝所说的“憎恨共产党力量”更是无中生有。打动王宝的是莱尔所说的提供给苗族枪支弹药，“反共”只不过是王宝愿意与中情局合作的托词。王宝一生渴望战争，强烈希望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莱尔的到来在他看来是实现个人战争野心的一次机遇，为得到中情局帮助以实现个人野心，王宝非常愿意把“反共”作为与中情局共鸣合作的基础，并同时把“反共”捏造成整个老挝苗族的意愿。

“你们有多少人需要武装？”莱尔问道。王宝回答：“至少1万人。”这个数字令莱尔惊讶。他看着王宝，情报人员的直觉告诉莱尔王宝没有撒谎。莱尔问道：“如果苗人武装起来，他们会谋求自治，还是忠诚于老挝王国政府？”“美国政府与老挝王国政府都不会支持苗族独立运动。”王宝说：“我忠诚于老挝国王”，“苗族人只是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追随自己的部落领导人。他们希望打击共产党力量。苗人会跟着我走，而我忠诚于国王”。⁽³²⁾

王宝与莱尔的会晤是深入具体的。两人讨论了合作的细节问题：苗族如何接受美国空投的武器装备；中情局如何实施训练计划。但是王宝也提出一个请求：美国政府必须承诺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抛弃苗族。⁽³³⁾

当天，在暮色苍茫中，莱尔乘坐直升机返回万象使馆。中情局老挝站站长乔根森留下便条，请莱尔到其住所用餐。莱尔赶了过去，除了乔根森，中央情报局远东司秘密行动计划处处长菲茨杰拉德也在场。显然，这是一顿工作晚餐，两人在等待莱尔带回来的消息。

莱尔对两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宝可以拉起一只1万人的游击武装力量。如果共产党常规部队进入老挝的山区，王宝的武装不可能像正规部队那样用来固守疆土，但可以以游击战的形式在敌后展开军事袭扰，令敌人付出高昂代价。而共产党力量要想肃清这支游击武装也会费时费力。在查尔平原和湄公河之间能够借助的老挝本土力量只有王宝的这支苗人武装。无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保有湄公河附近的老挝城市，还是阻挠共产党力量的进一步推进以便获得更好的谈判机会，抑或是搜集情报，武装苗人都是个不错的选择。武装苗人这个选择花费不多，苗族人也期待被武装起来，并愿意与共产党力量作战。苗人的作战动机是守卫自己家园，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方案不需要把太多美国人投入老挝。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完全能够胜任为王宝所部出谋划策、提供训练。对于武装苗人问题，提供库存的二战时期的武器就可以了。武装苗人的方案整体说来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美国政府可进可退的优点。唯一的不足是如果北越决意拿下老挝，苗族武装的失败不可避免。一旦整个行动计划失败，可以把老挝位于湄公河附近与泰国接界的沙耶武里（Sayaboury）省作为苗族人败退后的迁移之地。如果王宝不愿待在沙耶武里，可以把其所部收归泰国，使之成为泰国的边界安全部队。莱尔说，根据自己的了解，对于这个收编泰国政府会乐于接受。⁽³⁴⁾

莱尔的想法非常细致深入，无论是中情局老挝站站长乔根森还是远东司秘密行动计划处处长菲茨杰拉德听后都没有立刻表态。显然，二人愿意对莱尔提出的方案进行深入思考。

第二天清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老挝站，菲茨杰拉德告知莱尔，他认可莱尔的想法，并指示莱尔立刻把这一想法写成书面的提议报送中情局总部，另备一份副件发往西贡，菲茨杰拉德即将前往西贡。得到指令后，莱尔立刻投入工作，一气打出长达18页的纸质计划书，并即刻发出。⁽³⁵⁾莱尔的计划书强调：美国政府与苗族的合作花费不多，苗族人只要有大米和当地的其他食物就能生存。苗族士兵每月的工资只需要3美元，而美国在越南的士兵每月工资是339美元。同时，苗族士兵比老挝政府军更能有效作战。⁽³⁶⁾

3—4天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回复老挝站：此议有价值。作为第一步，中情局授权莱尔可以先武装训练1000名苗族人。整个计划被命名为“动力行动”（Operation Momentum）。这样，到1961年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应对老挝局势开始实施武装苗人、借助苗族武装袭扰老挝境内共产主义力量的行动计划浮出水面。

来自中情局总部的电文也同时发往中情局曼谷站，莱尔被指定为“动力计划”的负责人。在计划实施过程中，除了必要的政策协调，莱尔不向中情局老挝站或曼谷站负责。计划实施所需经费由中情局总部直接汇入莱尔掌控的一个特别账户。⁽³⁷⁾中央情报局只对该局高层特别重视的计划才会采取绕开各分站负责人、直接把经费汇入计划负责人账户的做法。显然，“动力计划”一出炉就受到中央情报局的高度重视。菲茨杰拉德希望莱尔单独负责武装苗族的“动力计划”，莱尔能够依靠的是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对此，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已经同意。⁽³⁸⁾

(1)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January 2011，cited from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29．

(2)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 Ph．D．thesis，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2006．pp．58-59．

(3) 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U．S．Military Aid to the Royal Lao Government，1955-197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37．

(4) Roger Warner，Back Fire：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and Its Link to The War in Vietnam，New York：Simon＆Schuster，1995，p．32．

(5) Interview with James William Lair，Meridian，TX，21 February 2005．cited for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59．

(6) Interview with James William Lair，Meridian，TX，21 February 2005．cited for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59．

(7) Interview with General Vang Pao，Santa Ana，CA，7 April 2005，and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Rashane Kijavej，22 June 2005．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Amidst the Heat of the Cold War in Asia：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Cold War History，Vol．7，No．3，August 2007，p．355．

(8) Interview with James William Lair，Meridian，TX，21 February 2005，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60．

(9) Interview with James William Lair，Meridian，TX，21 February 2005．cited for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60．

(10)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32．

(11) Ibid．，p．31．

(12) Alfred McCoy，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268．

(13)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32．

(14) Roger Warner，Back Fire，pp．40-41．

(15) Roger Warner，Back Fire，p．43．

(16) Charles Stevenson，The End of Nowhere，p．102．

(17) Ibid．

(18) 拙著：《挫败中立：1954—1964年的老挝与冷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

(19) Ang，Cheng Guan，Vietnamese Communis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Conflict，1956-1962，North Carolina：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1997，p．176．

(20) 拙著：《挫败中立：1954—1964年的老挝与冷战》，第142页。

(21)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60．

(22) Joshua Kurlantzick's phone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February 2011，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63．

(23) Roger Warner，Back Fire，p．33．

(24) Joshua Kurlantzick 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64．

(25) Joshua Kurlantzick's phone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January 2011，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64．

(26) Ibid．

(27) Roger Warner，Back Fire，pp．38-39．

(28) 关于莱尔与王宝第一次会晤的准确时间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资料记载。根据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p．57与Roger Warner，Back Fire，pp．32-45的论述，以及《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64-1968，Vol．28，Laos）第3页内容记载，作者推断这次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在1961年1月初。美国学者William M．Leary在其论文“CIA Air Operation in Laos，1955-1974：Supporting the ‘Secret War’”中认为这次会晤的时间是1959年12月份，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Thomas L．Ahern，JR．Undercover Armies一书的第30页论述这次会晤的时间发生在1961年1月14日左右。在这里拟采用这个时间。能够提供这次会晤地点的资料见Jane Hamilton-Merritt，The Tragic Mountains：The Hmong，the Americans and the Secret Wars for Laos，1942-1992，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l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pp．88-89．

(29) Jane Hamilton-Merritt，The Tragic Mountains，p．89．

(30) Ibid．

(31) Roger Warner，Back Fire，p．45．

(32) Roger Warner，Back Fire，p．45．

(33) Joshua Kurlantzick's phone interview with Vang Pao，Saint Paul，MN，November 2006，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2．

(34) Roger Warner，Back Fire，pp．46-47．

(35) Ibid．，p．47．

(36)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65．

(37) Roger Warner，Back Fire，p．48．

(38) Roger Warner，Back Fire，p．48．

第二章　来自泰国的援助

中央情报局总部关于批准实施“动力计划”的电文一份发往老挝站另一份发往曼谷站，电文指示莱尔实施“动力计划”可资借用的力量是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显然，“动力计划”的实施离不开泰国的支持。

第一节　沙立政府与贡勒政变

老挝与泰国在语言、文化、民族起源与宗教背景等方面具有诸多同源性，两国边界长达1754公里。⁽¹⁾居住在湄公河两岸的两国居民经常来往，关系亲密。另外，到1960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泰国人说老挝语，而且这些说老挝语的泰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认为自己是泰国人。⁽²⁾这些说老挝语的泰国人主要居住在泰国东北部的伊森地区（Isan）。泰老两国基于地缘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亲密联系导致泰国对于老挝局势高度关注。

1958年10月，泰国陆军司令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上将发动政变，并于次年2月正式担任首相，独揽军政大权。沙立奉行反共亲美的外交政策。1960年8月9日，贡勒在万象发动政变后，泰国政府认为这是共产党力量控制老挝的第一步，在沙立政府看来贡勒不过是北越支持下的巴特寮的工具。⁽³⁾泰国政府声称，泰国官员捡到贡勒的革命委员会在湄公河上空洒下的传单，传单内容包括贡勒要求美国撤出老挝，请求苏联给予援助等；这些内容证明（贡勒的）革命委员会是共产党势力。⁽⁴⁾

8月10日，富米赴曼谷与沙立等人秘密会晤。沙立支持富米准备武力夺取万象的计划，并决定向富米提供空中运输、油料、弹药等物资支持。⁽⁵⁾但是沙立首相坚持对富米的援助只能秘密进行，以免给巴特寮及河内以干涉泰国事务的口实。⁽⁶⁾沙立认为富米成功夺取万象的把握很大，毕竟贡勒部队不超过1200人，而富米拥有25000人的部队。⁽⁷⁾

14日，老挝松萨尼特政府下台，2天后富马就任首相，并声称将组建中立政府。在富马与富米之间，温斯罗普·布朗大使倾向于前者。1960年7月布朗接替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任驻老挝大使，在与富米、富马接触后，布朗感到富马具有领导老挝的素质，而富米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奉行个人利益至上，反共只是服务于其个人目的的权宜之计；富米执政只会导致老挝分裂，从而令老挝的“反共事业”走向失败。⁽⁸⁾布朗的观点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截然相反，后两个部门强烈支持富米。

富马政府的中立倾向引起沙立首相的反感。沙立认为，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变得更为中立的同时也就在变得更为共产主义化。“如果富马政府在老挝一统天下，共产主义力量就会上台执政，并会对泰国造成严重后果。”⁽⁹⁾

富马首相上台伊始即谋求与富米的对话。8月23日，富马飞往富米老巢沙湾拿吉与之谈判，双方同意结束敌对、组建联合政府，富米任副首相及内政部长。新的联合政府将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不与中国和北越建立外交关系。富马还向英国驻老挝大使保证“在老挝内部事务中将持反共立场”。⁽¹⁰⁾不难看出，富马首相为说服富米与自己合作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的，富米也同意接受富马的中立政府安排。但是9月1日，在富米即将启程到万象就职时，围绕在他身边的中央情报局顾问们一再阻拦并成功说服富米放弃与富马政府的和解。⁽¹¹⁾中情局的顾问们认为，美国对老政策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在老挝建立起一支有力的反共军队。为说服富米，中情局工作人员承诺帮助其制定夺取万象的计划。⁽¹²⁾在中央情报局驻老人员的劝说与支持下，10日，富米与文翁亲王在沙湾拿吉成立政府，富米-文翁集团与老挝右派力量的和解随即告吹。

18日，富米攻打万象的军事行动启动，老挝陷入了一场由国内左、中、右三只力量共同参与的内战之中。泰国沙立政府对富米的军事行动予以配合。9月19日中情局向华盛顿报告，发现有支部队隔着湄公河从泰国一侧向万象附近贡勒部队进行炮击。⁽¹³⁾炮击是取道泰国向万象运动的富米部队发起的。泰国政府为富米部队向万象的运动提供了运输服务，提供车辆把富米部队从沙湾拿吉运往万象附近，其行进路线是取道泰国前往万象对面的泰国北部地区，这一地区隔着湄公河与万象相望，从而为富米部队炮击贡勒据点提供了可能。⁽¹⁴⁾

即便拥有诸多支持，富米部队的战斗能力仍然十分弱小。9月21日，贡勒部队向驻守北汕（Paksane）的富米守军发起攻击，守军稍作抵抗即溃败逃跑。此战虽小但意义重大：首先，3个连的巴特寮部队参加了战斗，这表明老挝中立派已经开始与左派联合。其次，这次战斗让支持富米的美国顾问们认识到，向富米部队提供资金、武器还很不够，必须向富米所部派出外国军事人员领导其作战方能改变军事颓势。最后，经过这次战斗，富马政府在老挝三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地位大为加强。富米集团对万象的第一次军事进攻受挫。

北汕之战后，富马政府邀请富米集团在琅勃拉邦展开停火会谈，但富米集团拒绝接受；同时，中立政府与巴特寮的关系显著拉近。10月初，巴特寮代表接受富马所请进入万象与中立政府谈判接触。⁽¹⁵⁾6日，富马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7日，苏联政府提出向富马提供财政支持，10天后富马政府予以接受。⁽¹⁶⁾更令美国政府担忧的是，11月18日富马政府宣布将接受来自中国与北越的援助，并就与两国建立经济、文化联系进行谈判接触。⁽¹⁷⁾

到了1960年秋冬，老挝局势的显著特点是左派、中立派力量逐渐实现联合，而富米-文翁领导的右派在军事上显得十分不足。为了解决富米军队的战斗力较弱问题，10月28日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的结论是：为避免引发报复行动，美国政府不能公然向富米军队派出军事顾问参与并领导其进行军事行动，但决定向富米部队派出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充当顾问，该单位顾问配属富米军中各营。作出这一决定的考虑是：泰老两国人员在外貌上并无太大分别，且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很多人员能够熟练使用老挝语，泰国军事顾问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这样，到了1960年秋，美国政府开始考虑由中情局情报官员莱尔训练的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支持富米。

第二节　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跨过湄公河

实际上，贡勒政变发生之际莱尔就在考虑让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在老挝发挥作用。

1960年8月9日，莱尔乘坐一架C-47运输机在泰缅边界飞行，在飞机上莱尔听到英国BBC播报的贡勒政变消息，他意识到“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飞回曼谷后，莱尔急忙与空中支援单位指挥官、泰国二级警督普拉内·瑞迪莱查（Pranet Ritileuchai）会面。两人私交甚笃，会晤后一致同意应当动用这支力量对老挝变局采取行动。⁽¹⁸⁾

莱尔虽然与普拉内达成共识，但真正要动用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必须得到沙立首相批准，莱尔尚需等待时机。不久，莱尔就获得了一个机会。10月，中央情报局同意向富米集团提供额外财政支持，莱尔得到消息后自告奋勇为富米送钱。他的真实意图是借机把警察空中支援单位介绍给富米，由富米向沙立提出援助要求。⁽¹⁹⁾

10月19日，莱尔飞往沙湾拿吉会晤富米。他在交付了中情局提供的现金后，向富米介绍了警察空中支援单位的情况，称这一作战力量5人一个小组，配备有医疗技师、出色的通讯专家，并表示他个人愿意向富米所部的5个营中每个营派遣1个小组。莱尔的话引起富米极大兴趣。富米表示他的部队没有医疗技师，也缺乏有效的通讯联络。莱尔在调动起富米的兴趣后进一步表示，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还能够帮助富米实施攻克万象的军事行动。⁽²⁰⁾

一方面莱尔在积极准备介入老挝内战，另一方面沙立首相也在考虑动用泰国部队援助富米。11月初，沙立首相派遣4名军官由时任泰老安全事务主任的查宁·庞贝罗特（Chamnien Pongpirot）中校率领，在莱尔与普拉内陪同下到沙湾拿吉会晤富米。查宁告诉富米，沙立首相不喜欢在老挝部署警察空中支援单位的方案，希望使用泰国部队对其援助。富米则问到：泰国部队到达沙湾拿吉要多长时间？查宁回答可能需要1个月的时间。富米又问普拉内同样的问题，普拉内回答：“我的人现在就能过河（湄公河）……如向华欣发电命令警察空中支援单位的5个小组奔赴沙湾拿吉，明天上午10点以前人员就能到达”。⁽²¹⁾两相对比，富米选择了警察空中支援单位，沙立首相只好批准。

11月4日，沙立首相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督泰国在老挝的秘密行动，委员会名称为“军事援助与顾问委员会”，泰国副首相塔内（Thanom）任委员会主管。⁽²²⁾这样，泰国军事援助老挝富米集团的意图开始逐步转变为派遣泰国军事力量进入老挝助战的行动。随着11月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进入老挝成为富米部队军事顾问，泰老关系发生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变化：这是二战后泰国第一次派出武装力量进入别国领土，⁽²³⁾也是二战后泰国第一次武装干预老挝内政。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到达沙湾拿吉后，立即对富米部队进行训练，并参与制订军事作战计划。

1960年年底，富米的部队开始向万象进发。12月9日，富马首相飞往金边，政府权力由左派政治家贵宁·奔舍那（Quinim Pholsena）执掌。10日，奔舍那对河内进行为时24小时的访问，在北越奔舍那得到苏联外交官承诺：苏联将对抵抗富米进攻的贡勒及巴特寮武装提供空运补给。⁽²⁴⁾11日，苏联对万象的空运开始。至此，超级大国美、苏两国均直接卷入老挝的内战之中。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老挝的内战正在演化成一场国际性危机。12日，在富马流亡金边后，老挝国王发布敕令，废除富马政府，任命文翁亲王为首相。

虽然苏联政府开始了空中支援，但贡勒部队仍然不能据守万象。16日，贡勒所部撤出万象向北进入查尔平原，与巴特寮武装力量汇合。在贡勒部队向北撤退及其后与巴特寮武装力量一起据守查尔平原的过程中，苏联的空中补给一直持续着。苏联副外长乔治亚·普希金（Georgii Pushkin）曾评论说：除了二战时期，“对老挝的空中援助是俄国1917年革命以来最受重视的补给行动”。⁽²⁵⁾美国国务院的档案材料显示，从1960年12月15日到1961年1月3日，苏联对贡勒-巴特寮部队的补给飞行至少达到180架次。⁽²⁶⁾

如前文所述，攻克万象后莱尔马不停蹄继续谋求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内战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在1961年1月得到中情局总部实施“动力计划”的许可。为实施“动力计划”，莱尔在1961年1—2月再次会晤王宝。随着巴特寮与贡勒部队进驻查尔平原，在查尔平原聚居、与巴特寮为敌的苗族部落迁移到平原附近的深山之中，王宝也在查尔平原附近的山区设立起指挥部。莱尔告诉王宝，美国政府打算先武装1000人左右的苗族武装；每次训练3个连，每连100人，由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训练，为实施训练计划需要一个距离巴特寮驻地较远的场地，以便于中央情报局提供空中补给。王宝提出一个叫作法科（Pha Kho）的地方可以用作训练基地，该地位于查尔平原南部的富比亚山（Phu Bia）西部，距离巴特寮部队驻防区约有3天路程。莱尔对这一训练场地表示认可。⁽²⁷⁾

图2-1　王宝，中情局支持的老挝少数民族部落总司令，在纳康附近的一个山顶位置，1965年

图2-2　比尔·莱尔，害羞、安静的中情局行动员，开启了“动力计划”，身着泰国警服，佩戴跳伞员翼型章
图片来源：Roger Warner，Back Fire：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and Its Link to The War in Vietnam，New York：Simon＆Schuster，1995．

在莱尔主持下，警察空中支援单位为苗族武装设计了为期3天的训练课程：第一天教授单兵武器的使用，主要是步枪的使用；第二天学习使用协同型武器：机枪、迫击炮、火箭筒等；最后一天是战术学习，训练如何设伏等。一些苗族青年还被选派到泰国华欣学习安全通信技术。⁽²⁸⁾所有需要的装备均由中情局掌握的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Air America）运输空投。⁽²⁹⁾

为了表示对老挝的重视与政府的强硬姿态，刚刚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春向老挝派出代号为“白星”的特种部队移动训练小组也参加对苗族武装的培训，⁽³⁰⁾以此支持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肯尼迪总统的决定令沙立政府感到美国新任总统与其前任一样重视东南亚局势，沙立随后派出更多的空中支援单位小组进入老挝训练苗族武装。到1961年中期，在中央情报局的统筹安排下，约100个空中警察支援单位5人小组负责老挝苗人的军事培训，另有10余名美国“白星”小组的教官参与指导。中情局人员和空中支援单位小组还在查尔平原派出侦查小组搜集情报，并向王宝提出军事行动建议。

为了动员更多的苗族人参加王宝的部队，中情局情报人员在查尔平原的山区中寻找苗族村落并散布消息：“越南人很快就要来夺走你们的土地，我们（美国人）将给你们提供保护家园的帮助。”⁽³¹⁾该谣言为“动力计划”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推动力，要求加入计划的苗族村庄不断增加，得到武器的苗族村民组织起乡村巡逻队，在所在的村庄附近设伏，零敲碎打地杀害巴特寮与贡勒部队的士兵，然后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³²⁾同时，被谣言蛊惑起来的苗族还不断给中央情报局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动力计划”的实施开局良好，到1961年中期，中央情报局大约训练武装了9000名苗人。据五角大楼一位游击战专家评论，苗族武装与警察空中支援单位有效合作，情报提供及时，战斗表现优秀。⁽³³⁾

在“动力计划”实施期间，苗族武装与查尔平原附近的共产主义武装力量不断发生军事摩擦。1961年3月间，王宝把指挥部设置在查尔平原附近的巴东（Ban Padong）山区。

第三节　美国航空公司在行动

“动力计划”涉及诸多方面，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空中援助行动。美国航空公司是中情局在老挝秘密援助活动的重要依托。到1970年夏天，美国航空公司在老挝投入了24架双引擎运输机、24架能短距离起飞着陆的飞机（short-takeoff-and-landing，缩写为STOL aircraft）以及30架直升机，并动用了300名飞行员、飞行技师与空运专家。美国航空公司秘密运送了数十万老挝部队和难民，还负责空投与运送在解放区与前线进行侦查工作的苗族“望路队”（road-watch team），此外，其侦察飞行还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空中照片。没有美国航空公司的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行动将陷入困境。⁽³⁴⁾

195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活动时感到需要发展空中运输能力，8月，中情局秘密购买了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CAT）的资产，民用航空运输公司随即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亚洲行动的空中支援工具。这家航空公司是美国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于二战后在中国创办的。

1950年，美国与老挝王国政府签署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日内瓦会议后，美国政府决定扩大援助计划。1954年12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万象建立美国行动使团（United States Operations Mission）负责管理对老挝的经济援助。1955年年底，美国政府又派遣由退休军官组成的计划评估办公室赴老挝负责军事援助事宜，该组织职能上类似于军事援助顾问团，只是为了绕开《日内瓦协议》关于外国不得向老挝派出军事人员的规定，才选派退休军事人员组成。计划评估办公室隶属于美国行动使团，是美国国防部在老挝的派出机构，并向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负责。

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很快卷入美国行动使团的援助项目。1955年7月，美国行动使团官员了解到老挝几个省由于缺乏稻米面临饥馑，而且一些缺米地区偏僻遥远、地处山区，只有空运才能实现救援。9月11日，3架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C-46运输机抵达泰国与老挝交界的乌隆（Udorn）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执行了200多架次飞行任务，向25个缺米地区空投下1000吨食品。这次空中救援行动开启了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在老挝的空中行动。⁽³⁵⁾

1959—1960年，老挝局势因老挝右翼与左翼力量的争执而陷入动荡，中央情报局通过其拥有的航空资产加强了对老挝右翼势力的支持。1959年2月11日，老挝右翼政府首相培·萨拉尼空（Phoui Sananikone）宣布老挝政府认为《日内瓦协议》有关规定已经全面落实，老挝将不再受该协议束缚。与此同时，老挝境内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势力也在增强，1958年年底到1959年年初，北越部队进入老挝南部的车邦地区（Tchepone）。⁽³⁶⁾1958年年底开始，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开始在老挝境内运送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员。⁽³⁷⁾1959年2月，陆军准将约翰·海恩吉斯（John A．Heintges）担任美国驻老挝计划评估办公室主任，他认为老挝王国政府军的训练不应由法国军事使团垄断，美国政府应承担对老挝王国政府军的训练。6月底，培政府接受了海恩吉斯的计划，由法美两国联合训练老挝王国政府军，两国决定各向老挝军队派出12个小组负责部队训练。1959年3月26日，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更名为美国航空公司。美国军事训练小组在老挝境内的活动以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为运输工具。从1959年起美国航空公司不仅在老挝境内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而且也对在解放区内残存的老挝王国政府军据点进行物资空投。1958年年底到1959年年初是美国航空公司在老挝活动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活动主要以人道主义救援为主，此后开始加强了与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合作，公司的许多活动都是按照计划评估办公室的命令行事。这样隶属于中央情报局的美国航空公司与美国军方的驻老机构密切配合，在老活动的军事情报色彩大为增加。

1960年8月贡勒政变后，老挝很快陷入内战。美国航空公司于9月承担起对富米右翼集团部队的空运补给任务。⁽³⁸⁾到1960年年底，在老挝形成苏联政府对贡勒-巴特寮部队实施空中援助，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美国航空公司为富米部队提供空运补给的局面。

1961年年初，在“动力计划”正式启动后，中央情报局援助苗族的军用物资囤积在日本冲绳的军品仓库中。美国航空公司负责把这些物资运送给苗族武装力量。⁽³⁹⁾

由于苗族分散居住在查尔平原附近的山区，莱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优良的交通联系方式对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他把苗族人的交通联络工作交给了美国航空公司。老挝国内飞行设施极其缺乏且十分简易。为了便于飞机起降，莱尔要求在老挝尽可能多地建立简易飞机跑道（这些跑道被称为“Victor Sites”，后来被称作Lima Sites，“利马”），以便于该公司的短距离起降飞机（STOL aircraft）的使用。4—6月，在老挝北部基本建成范围广大的简易飞机跑道网络。⁽⁴⁰⁾ 这个简易航空网络的建成对于中央情报局对苗族的支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运送人员还是物资都离不开这个航空网络的支持。

美国航空公司还为王宝吸引、聚拢分散的苗族居民发挥重大作用。1961年年初，王宝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帮助下，把200个苗族村庄居民运送部署到查尔平原附近的7个定居点，⁽⁴¹⁾并且，由于有了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中支持，王宝得以在苗族分散的聚居点之间自由穿梭。一旦王宝在飞机上发现了苗族村落，即通知地面的苗族人修建简易飞机跑道。他的通知方式是：把信息书写到纸上并放入水壶中，然后飞机低空飞行，王宝把水壶从直升机上抛下，收到信息的苗族村民即在丛林中修建跑道，在跑道修建完成后即可准备接受空投援助。 ⁽⁴²⁾由于王宝在苗族村落间飞行时会不时给一些村落带去食品与武器，王宝在苗族中的声望不断上升，“动力计划”对苗族的吸引力也随即提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苗族人参加这一计划。不难看出，“动力计划”之所以能在苗族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与美国航空公司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和人员运输是密不可分的。中央情报局在老挝实施“动力计划”高度依赖美国航空公司，在老挝缺乏公路等交通系统的情况下，美国航空公司拥有的短距离起降飞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交通不便的弊端。美国航空公司也随即成为“动力计划”的后勤支柱。

美国航空公司不仅参加了对老挝右翼武装及苗族武装的后勤保障，而且也参加了在老挝的军事行动。1961年1月，富米对在查尔平原的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实施空降作战。当两个连的空降部队被击溃后，富米对查尔平原的地面进攻也停止下来。⁽⁴³⁾富米的失败引发肯尼迪政府关于如何打击查尔平原共产主义武装力量的讨论。1月下旬，肯尼迪政府组建老挝问题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针对老挝内战的可行性方案，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三方组成的跨部门小组提交的报告认为：美国不应军事干预老挝局势。美国、泰国军事干预老挝问题将招致北越的报复，北越部队人数至少是泰国军队数量的4倍。向老挝投入美国地面部队也不可取。老挝是个内陆国，部队在老挝作战将面临补给困难，而且老挝山地丛林密布的地形地貌利于北越与巴特寮部队展开山地游击战。报告还认为，这样的地形地貌也不利于在老挝实施空中力量打击行动。⁽⁴⁴⁾但是肯尼迪总统感到有必要对共产主义力量在老挝的扩张作出回应。3月9日，肯尼迪政府得出结论，在老挝实施空中打击是风险最小的行动手段，美国应使用泰国塔欣里（Takhli）空军基地对在查尔平原的巴特寮与北越部队实施打击，行动代号为“Mill Pond”，计划打击于4月17日发起。⁽⁴⁵⁾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是哈里·C．艾德赫特（Harry C．‘Heinie’ Aderholt）。艾德赫特时任美国空军1095行动评估训练团团长，少校军衔。该组织是美国空军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专门机构。此时艾德赫特已经在为中央情报局服务，负责使用C-46运输机对老挝反共军队进行空中补给，同时艾德赫特还为“动力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具体负责在老挝选址修建简易飞机跑道（Lima Sites）。⁽⁴⁶⁾

3月，肯尼迪总统除了作出对老挝共产主义力量实施空中打击的决定外，还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即13日总统指示将老挝苗族的武装力量从3000人扩大到4000人。在这次决定扩大苗族武装力量的会议上，每一个与会者都认为富米的军队不可能击败贡勒部队及其巴特寮盟军，除非美国或其他国家向老挝投入部队。肯尼迪总统同意尽快向苗族武装提供卡宾枪、手雷、迫击炮等武器装备。⁽⁴⁷⁾显然，到了1961年3月，肯尼迪政府应对老挝局势的军事手段大致只剩下两个选择：尝试动用美国空中力量与倚重武装苗族的“动力计划”。

塔欣里空军基地位于曼谷西北250公里处，是由美国出资在泰国修建的第一个机场。⁽⁴⁸⁾修建这一机场的原定目的是应付中国军队南下进入泰国的可能性。艾德赫特是1960年1月抵达泰国的，此时塔欣里基地刚刚建成。艾德赫特最初的任务是监督美国有关部门对中国西藏的秘密空运计划的实施、向西藏山区的反叛武装力量投放补给。塔欣里基地远离城市，便于采取秘密行动，而且该基地在地缘上适于充当对西藏进行秘密空运的中转站。美国政府向西藏叛乱武装提供的军事物资囤积在中央情报局在冲绳的仓库中，塔欣里大致位于冲绳到西藏飞行路线的中点。对西藏的空运计划是得到沙立政府同意的，但沙立指示泰国飞行人员不得参与这一计划，以免招致报复。后来，对西藏的行动扩大到运送西藏武装叛乱人员到美国接受训练。反叛人员从塔欣里转机抵达美国，然后被运往科罗拉多受训。但是不久美国政府就意识到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已经不可动摇，遂结束了这一行动。⁽⁴⁹⁾

在筹措“Mill Pond”行动时，艾德赫特除了使用美国空军飞行员外还从美国航空公司雇用了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全部着便装。3月，约12架来自美国的B-26轰炸机抵达塔欣里基地，飞行员随即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封闭训练。4月16日，飞行员整装待发，准备于翌日对查尔平原的巴特寮部队实施空袭。

但是17日凌晨飞行员们被叫醒，告知“行动取消”。行动取消的原因是在古巴猪湾的军事行动失败。⁽⁵⁰⁾9月，肯尼迪总统告诉总统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特（Theodore Sorrent）：“感谢上帝，猪湾事件发生在前面，否则我们现在在老挝的处境将比猪湾糟糕100倍。”⁽⁵¹⁾

空中打击行动无果而终，投入美国地面部队使总统忧心忡忡且国会不予支持，东南亚条约组织也坚决反对出兵老挝。面对老挝危机，肯尼迪政府只能采取“两手抓”策略：军事上继续依靠富米右翼集团的军队，并通过“动力计划”的实施增强苗族武装；政治上寻求构建老挝中立，以此化解西方在老挝面临的不利局面。在整个4月份，肯尼迪总统对老挝问题的表现是只能不断地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却不敢真的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举措是指示美国驻老挝的计划评估办公室正式改名为军事援助顾问团，工作人员正式着军事制服。这些军事上的装腔作势也只能起到聊以自慰的作用。

(1) E．H．S．Simmonds，“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Laos”，Modern Asian Studies，Vol．2，No．1，1968，p．10．

(2) Bangon Piyaphan，The Lao in Early Bangkok，Bangkok：Samnakngan Kongtoon sanap sanun kanwijai，1998，pp．52-60．

(3) National Archives（Kew，United Kindom），FO 371/160069，DS1011/1，Bangkok to Foreign Office，10.03.61．

(4)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SWB），FE/410/B/12，Radio Phnom Penh，11.08.60．

(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ai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1，1960，FRUS，1958-1960，East Asia-Pacific Region；Cambodia，Laos，Vol．16，pp．783-784．

(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ai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5，1960，FRUS，1958-1960，East Asia-Pacific Region；Cambodia，Laos，Vol．16，p．792．

(7) Siam Rath（《暹罗日报》），12.08.60．

(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19，FRUS，1958-1960，East Asia-Pacific Region；Cambodia，Laos，Vol．16，p．857．

(9) National Archives（Kew），FO 371/152350，DF1015/510，Bangkok to Foreign Office，30.08.60．

(10) National Archives（Kew），FO 371/159811，DF1011/1，Vientiane to Foreign Office，21.06.61．

(11) New York Times，10 October 1961．

(12) Charles A．Stevenson，The End of Nowhere，p．98．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CIA Information Report on Laos，Declassified Date 21 February，1996，19 September，1960．

(14) National Archives（Kew），FO 371/152355，DF1015/618，Bangkok to Foreign Office，22.09.60．

(15) National Archives（Kew），FO 371/159811，DF1011/1，Vientiane to Foreign Office，21.06.61．

(16)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 Ph．D．thesis，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2006．p．53．

(17) Peking Review，Vol．3，No．48，“Support Laotian Government Decision to Establish China-Laos Friendly Relations，” 29 November，1960，p．9．

(18) Interview with Mr．James William Lair，Meridian，TX，21.02.05．，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61．

(19) Interview with Mr．James William Lair，Meridian，TX，21.02.05，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62．

(20) Ibid．

(21) Interview with Mr．James William Lair，Meridian，TX，21.02.05．，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62．

(22)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64．

(23) 不包括在联合国制裁名义下，泰国采取的军事人员进入别国的行动。

(24) Arthur J．Dommen，Conflict in Laos：The Politics of Neutralization，New York：Frederick A．Prager，1964，p．167．

(25) JFKL，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W．Averell Harriman，17.01.65．

(26)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23.01.61，pp．114-115．

(27) Roger Warner，Back Fire，p．51．

(28) Roger Warner，Back Fire，p．54．

(29) Ibid．，p．52．

(30) Undated，The Pentagon Papers，Boston：Beacon Press，1971，1972，Vol．2，pp．643-649．

(31) 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p．38．

(32) Roger Warner，Back Fire，p．55．

(33) The Pentagon Papers，Vol．2，pp．643-649．

(34) William M．Leary，“CIA Air Operation in Laos，1955-1974：Supporting the‘Secret War’”．

(35) “Rice Drop Over Laos，”CAT Bulletin 8（December 1955），pp．4-5．

(36) Arthur J．Dommen，“How Laos became involved in the Cold War，”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After the Cold War：Reassessing Vietnam，Texas Tech University，pp．26-27．

(37) http://www．utdallas．edu/library/specialcollections/hac/cataam/leeker/history/Laos2Part1．pdf，p．5．

(38) Arthur Dommen，Conflict in Laos，pp．153-154．

(39) Roger Warner，Back Fire，p．54．

(40) Leary interview with Andresevic，19 June1987，cited from William M．Leary，“CIA Air Operation in Laos，1955-1974：Supporting the‘Secret War’”．

(41) 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p．40．

(42) Jane Hamilton-Merritt，The Tragic Mountains，pp．98-99．

(43) Ben R．Baldwin，ed，Case Study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in Laos，1955-1962，McLean，Va．，1964，p．32．

(44)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Nitze）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January 23，1961，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pp．30-31．

(45)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Brigadier General Harry C．“Heinie”Aderholt，30.03.05．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79．

(46) 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p．35．

(47) Victor B．Anthony and Richard R．Sexton，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p．45．

(48) Jeffrey D．Glasser，The Secret Vietnam War：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ailand，1961-1975，Jefferson，NC：McFarland＆Company，INC．，1995，p．11．

(49)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Brigadier General Harry C．“Heinie”Aderholt，30.03.05．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80．

(50)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80．

(51) 拙著：《挫败中立：1954—1964年的老挝与冷战》，第161页。

第三章　“动力计划”——动力十足

1961年4—5月，老挝局势出现缓和，肯尼迪政府的对老政策转向谋求构建老挝中立。随后老挝实现停火，并且召开了构建老挝中立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老挝国内三方力量暂时达成妥协，建立起新的联合政府。但是，“动力计划”并没有因为老挝国内局势的相对缓和而停滞不前，相反，这一计划继续扩大发展，王宝领导的苗族武装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成为老挝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第一节　巴东战火

在“Mill Pond”行动取消后，老挝左翼与中立派武装力量继续保持进攻姿态。1961年4月23日，贡勒部队攻克万荣（Vang Vieng），26日，巴特寮武装力量进攻芒塞（Muong Sai）。到4月底，老挝巴特寮与越南人民军联军的兵锋直指万象。

就在肯尼迪政府一筹莫展之际，共产主义军事力量停止了南下的攻势，其原因是：一方面贡勒-巴特寮部队需要消化急剧扩大的战果；另一方面如果部队继续南下将失去老挝北部山区密布的山地丛林的掩护，容易遭到空袭。再有，此时老挝即将进入雨季（每年5月份左右雨季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份），雨季到来后道路泥泞难行，河水经常泛滥，不易于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外，此时贡勒-巴特寮部队距离查尔平原的补给基地已有100多英里路程，沿7号与13号公路运输补给可能遭到敌人空中力量袭扰以及苗族武装的攻击。而苏联的伊尔-14运输机已经不适宜再进行空中运输，因为在从万荣、芒塞向南的老挝空域中，美国驻扎在泰国乌隆的T-6或F-100战机能够有效对其实施拦截。⁽¹⁾这样，到了4月底，老挝万荣以南的局势就大体稳定下来。

4月24日，英国、苏联提出老挝停火提议，在新德里重新召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建立的维护老挝中立的国际监督控制委员会，恢复其在老挝的活动，并召开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²⁾25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两国的提议表示欢迎，但声明第一步应是在召开国际会议前实现停火。⁽³⁾在老挝国内，5月1日贡勒建议有关各方军事指挥官派代表到班纳芒（Ban Namone）讨论停火日期及签署停火协定，美国政府建议富米集团接受提议。⁽⁴⁾8日，国际监督控制委员会人员抵达老挝；11日，老挝三方代表会晤达成停火协议。国际监督控制委员会随即致电苏联、英国，声明老挝已经达成有效停火。5天后，东西方10余个国家的外长开始在日内瓦召开关于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⁵⁾

事实上，此时王宝率领的苗族武装正据守在巴东地区，巴东位于巴特寮解放区。到1961年春，老挝共产主义武装力量最为关注的就是在其后方巴东地区活动的苗族武装。⁽⁶⁾从4月22日起，巴特寮武装与越南志愿军就对巴东展开进攻，老挝境内的完全停火并没有真正实现。

在“动力计划”实施后，巴特寮也试图通过各种政治、军事手段并辅之以物质刺激争取老挝苗族，但是其无法与中央情报局掌握的庞大资源相抗衡。尽管巴特寮与北越顾问多次声称正在研究并争取解决苗族武装问题，但实际上在与中情局竞争对苗族的争取方面并无良策。⁽⁷⁾苏联驻河内与老挝的代表深知苗族问题的重要性，拿出了一个其认为具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高价收购苗族种植的鸦片。鸦片收入是苗族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为此，苏联政府在1961年年初向河内运送去15吨白银——这是苗族地区最受欢迎的流通贵金属，此外还运去350万英尺极受苗族欢迎的黑、绿、红布。⁽⁸⁾但是这些白银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甚至连把白银分割成可供流通的小块单位都没有做到。苏联驻河内商务参赞希望越南政府能够为解决苗族问题发挥作用，但越南政府并不热心于此，富马政府也对苏联的计划犹豫不决。在诸多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鸦片的价格。越南人坚持王宝提出的收购价格太高，无法接受，但是中央情报局对其价格并不介意。中情局与苗族一起合作促进鸦片生产贸易，并利用中情局在印度支那地区广泛分布的网络，帮助苗族扩大鸦片市场，赚取的利润又转而用来扩大苗族武装。⁽⁹⁾同时，得到巨额鸦片贸易利润的苗族也更愿意接受中情局的领导。可以说，中情局利用苗族的诱饵既包括在反共问题上与王宝等人的共鸣，也包括毒品贸易的经济诱惑。此前，老挝苗族虽然广泛种植鸦片，但直到与中情局接触合作后才知晓可以进行大规模鸦片贸易且利润丰厚，中情局在老挝苗族眼中也成了一棵“摇钱树”。

巴东位于川圹西南约20英里处，王宝率领约1000人的苗族武装据守此处。王宝在巴东的防区拥有两个小型机场，大部分补给物资都由美国航空公司空投。每天美国航空公司出动4架Dakotas（飞机型号）飞机、2架直升机运送补给、运出伤员。根据国际监控委员会波兰代表马利克·希（Marek Thee）回忆，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巴特寮不愿意接受苏联对攻击巴东的部队实施空运补给的提议。这样，巴特寮部队的补给需要只能从越南边界运到巴东，每次补给费时15天。从后方向前方运送一枚炮弹需要1天时间，撤出1名伤兵则需要5天。由于此时王宝部队已经拥有火炮，并且获得了能够发射火箭弹的飞机助战，不能承受重武器打击的贡勒部队没有参战。⁽¹⁰⁾巴特寮与北越志愿军合计500人参加了战斗，北越部队主要提供炮兵。

由于巴东地形险峻，对巴东的进攻未能速战速决。进入5月份，支持巴东战事的美国航空公司损失了两架直升机，王宝守军也伤亡100多人，巴特寮与北越志愿军则伤亡30余人。6月6日，巴东终于被攻克，王宝部队撤往查尔平原南部的龙镇（Long cheng）。⁽¹¹⁾此后，龙镇成为王宝率领的苗族武装的主要军事基地。

巴东之战失利后王宝十分愤怒，认为此战让他丢尽颜面，而美国政府却在与自己的敌人谈判。莱尔告诉王宝，虽然国务院在与巴特寮和北越谈判，但中央情报局仍然支持苗族，王宝应该想办法提高部队士气，以利再战。⁽¹²⁾回到万象，莱尔就制定了援助苗族难民的计划，此时因为战事约有4万—5万苗族难民逃进老挝北部的森林中，莱尔认为这种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救援可以帮助王宝维持对苗族武装的领导。⁽¹³⁾1961年下半年，中情局组织力量对苗族难民进行了援助，在援助这些难民的过程中约有20名美国飞行人员死于飞机失事。⁽¹⁴⁾

应该指出的是，巴东战事表明王宝率领的苗族武装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既成为老挝共产主义力量控制区的心腹大患，也成为美国政府支持老挝右翼集团的得力工具。在此后长达约15年的时间里，受到中央情报局蛊惑与利诱的老挝苗族背负起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打仗卖命的悲剧性任务，而美国政府不过视其为一颗在敌后进行干扰破坏活动的棋子而已，苗族的流血与死亡根本不在美国决策层考虑的范围之内。

第二节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与老挝中立

1961年5月16日，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开幕，会议历时14个月，直到1962年7月才宣告结束。

肯尼迪政府对会议寄望甚殷，希望通过会议实现老挝中立，化解其所面临的既不愿在老挝投入地面部队又不愿老挝被“共产主义化”的难题。肯尼迪总统任命资深外交家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为代表团团长。在挑选副手时，哈里曼选择了年轻有为、擅长化解危机的青年外交官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

会议一开始就因为巴东战火及巴特寮代表的与会资格等问题陷入僵局。1961年6月3—4日，肯尼迪总统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这是会议的第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谈使肯尼迪总统摸清了苏联对会议的态度。3日，赫鲁晓夫清楚地向肯尼迪总统表达了苏联在老挝问题上的观点：苏联政府希望实现老挝独立与中立。⁽¹⁵⁾4日，赫鲁晓夫更加直率地告诉肯尼迪：“苏联政府对老挝不感兴趣，是美国一手造成老挝今天的局面。”⁽¹⁶⁾维也纳会晤使肯尼迪总统确定苏联对于构建老挝的中立是有诚意的，美方随即在巴特寮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权问题上作出让步，加之巴东战火在6月7日大体熄灭，日内瓦会议走出僵局。

6月19日，在中国等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老挝国内三方力量代表富马、文翁与苏发努冯在苏黎世举行会晤。22日，三方达成联合公报：组建临时联合政府，执行停火协议。⁽¹⁷⁾

随着日内瓦会议取得进展，哈里曼对美国政府关于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哈里曼自二战时期就穿梭于美苏之间进行外交活动，熟谙与苏联政府打交道的外交技巧。资深的外交官资格、在美国民主党高层的人脉资源，再加上在日内瓦会议中卓有成效的活动，使得肯尼迪总统对哈里曼十分倚重，哈里曼甚至被认为是肯尼迪政府在老挝问题上的“国务卿”。

虽然日内瓦会议走出了最初的僵局，但是肯尼迪政府对会议进展缓慢感到不满，8月初，又开始考虑在老挝进行军事干预的预备方案。几经考虑，8月底，肯尼迪总统再次否定向老挝投入美国地面部队，但同意把美国派往老挝的军事顾问人数增加到500人，另从泰国再选派500名军事顾问；同时批准立即增加2000名苗族武装人员，使其部队总人数达到1.1万人。⁽¹⁸⁾

9月12日，哈里曼与苏联副外长、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乔治亚·普希金举行会晤，并由此取得其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重大外交突破。普希金邀请美国代表团参加宴会。饭后，普希金与哈里曼两人在书房单独会谈两个半小时。普希金一方面强烈表达苏联愿意在老挝建立中立政府的态度，另一方面提出在老挝组建富马任首相的中立政府。普希金进而向哈里曼保证，苏联政府将会并且能够控制北越，保证其对富马政府的中立的尊重，同时也会制止巴特寮在政治与军事上对富马政府进行挑战。⁽¹⁹⁾普希金的有力保证不仅极大地触动了哈里曼，而且也打动了华府决策层。

15—18日，哈里曼立即飞往缅甸仰光（Yangon）会晤富马，这次会晤成果超出哈里曼预计。富马表示他本人与其追随者不愿看到老挝共产主义化，如果巴特寮竞选上台他将与之斗争。富马还表示将会致力于封闭北越经老挝与南越共产主义力量联系的通道。富马的条件是在未来联合政府中富米不能担任国防或内政部长，这两个职务将由中立派人士担任。⁽²⁰⁾

至此，肯尼迪政府感到在老挝建构中立已经胜利在望，剩下的工作就是说服富米接受富马组阁并放弃国防部长职位。富米集团对美国政府十分依赖，在哈里曼对其施加的强大压力之下，富米只能接受哈里曼的要求。由于哈里曼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活动卓有成效，1961年11月，肯尼迪总统任命其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随着富米的就范，在老挝重新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大为增加。1962年6月7—11日，富马、文翁与苏发努冯三亲王在康开（Khang Khai）会晤，达成建立联合政府的协定：富马任首相兼国防大臣，彭·丰沙万任内政大臣，贵宁·奔舍那任外交大臣，富米任副首相。⁽²¹⁾

7月23日，日内瓦会议达成《老挝中立宣言》及《宣言议定书》，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宣告结束。会议有关文件规定：外军撤出老挝的最后期限是1962年10月7日。⁽²²⁾

日内瓦会议达成的协议破解了肯尼迪政府面临的两难困境：出兵老挝将是一场军事灾难，放弃老挝对美国的声望也是灾难。剩下的问题是协议的落实，尤其是从老挝撤出所有外国军事人员的问题至关重要。虽然日内瓦会议构建的老挝中立设想是否有效有待考察，但是哈里曼却被肯尼迪总统认为功莫大焉，旋即于1963年年初从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升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日内瓦会议落幕后，中情局与苗族的合作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期。大部分中情局工作人员于1962年10月撤离老挝，莱尔仅在王宝设于龙镇的司令部留下两名中情局工作人员：托尼·波（Tony Poe）和文特·劳伦斯（Vint Lawrence）。伴随着人员撤出的是美国政府对苗族武装援助的减少。日内瓦会议后，哈里曼掌控着对苗族援助的审批权。他认为日内瓦会议构建起的老挝中立机制是他的外交成就之一，不愿意因为援助老挝苗族而破坏自己的外交成果。⁽²³⁾在日内瓦会议后，哈里曼尤其限制对苗族武装的军事补给，“哈里曼（最后）很不情愿地批准给赫蒙族（即苗族）运送少量弹药，并附有严格的规定，即弹药只能用于防卫目的”。更多的运输接踵而至，但是“每一次秘密的运输飞行以及机上的货物”都必须得到哈里曼本人批准。⁽²⁴⁾虽然哈里曼坚定地致力于维护日内瓦会议关于老挝中立的规定，但是老挝中立机制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当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到国务院向哈里曼请求对苗族的援助时，哈里曼总是不耐烦地摘掉助听器与之冷眼相对。他不希望苗族被消灭，但认为更重要的是应避免美苏两国因为老挝问题发生冲突。负责向哈里曼请求援助的是中情局远东司司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科尔比此前任西贡站站长，他强烈要求援助苗族武装力量。在科尔比的坚持下，哈里曼勉强同意提供少量援助。

1963年新春到来之际，美国航空公司对在龙镇的王宝部队实施了一次空投补给。空投物资包括半吨猪肉罐头、半吨大豆与大米。这些物资是猪湾行动中的剩余物资。⁽²⁵⁾随着大部分中情局工作人员的撤离、美国的援助物资多限于非军事物资，王宝感到被美国人抛弃了。他告诉滞留在龙镇的中情局工作人员，他想终止与中情局的合作：“美国人的飞机只投下大米，而我们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我们苗族人在防御着敌人的进攻。”⁽²⁶⁾

1963年年初，随着哈里曼升任副国务卿，他的职权范围扩大了，没有太多时间管控老挝问题。新任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杰·希斯曼（Roger Hilsman）支持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行动。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悄悄去除了日内瓦协议对美国行动的限制，中情局对老挝苗族的援助与训练旋即恢复到原有水平，携带武器弹药的飞机又重降落在龙镇机场。⁽²⁷⁾

第三节　“动力计划”大发展

1962年10月7日很快到来，这是日内瓦会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从老挝撤出的最后期限。但是截至撤军的最后期限，只有40名北越技术人员通过国际监督控制委员会的检查站离开老挝。⁽²⁸⁾8月，美国侦察机发现数百辆北越卡车拖运着军人与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武器驶向老挝。到8月底在老挝约有1万北越部队，而10月7日河内却发布消息称北越从老挝撤出了所有部队。⁽²⁹⁾到1962年11月，北越部队不仅留在老挝而且每月增兵约500人。⁽³⁰⁾显然，北越并不打算遵守日内瓦会议关于老挝中立的规定。

事实上，肯尼迪政府也没有打算认真遵守老挝中立的规定。早在6月份日内瓦会议结束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就指示老挝的军事援助顾问团拟移至泰国乌隆以南地区，其团长鲁本·塔克（Reuben H．Tucker）准将将以驻泰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副团长的身份继续执掌这一部门，工作职能是：计划、调研从泰国进入老挝的物资。塔克拥有64名美国陆军人员编制、6名空军人员编制。⁽³¹⁾如果老挝中立失败，编制扩大，整个机构可以立即返回老挝。为方便这个被“流放到泰国的老挝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工作，在美国驻老挝使馆的国际发展署派出机构中增加了一个名为“需求办公室”的部门，编制25人，主要负责审核老挝的国防预算、物资接收和储备。⁽³²⁾同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还批准更多军官进入需求办公室工作，以加强情报搜集能力。到6月中旬，为美国对老军事援助顾问团服务的人员达到866人，这还不包括465名被雇佣的菲律宾工作人员。⁽³³⁾10月6日，塔克与部分老挝军事援助顾问团人员通过国际监控委员会检查站撤离老挝。⁽³⁴⁾应该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达成老挝中立的协定之后，美国政府对老挝的军事援助与干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准备扩大。

日内瓦会议后，在莱尔领导下，中情局在老挝负责隐秘行动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往泰国廊开，继而在年底搬迁至乌隆（Udorn）。莱尔将在泰国继续指挥“动力计划”的实施。1964—1966年任中情局驻万象站站长的道格拉斯·布劳法布（Douglas S．Blaufarb）评论，肯尼迪政府的上述行动标志着对日内瓦协议“有限的”“受到谨慎控制的”偏离。⁽³⁵⁾而且中情局决定在老挝留下两名情报官员继续监督“动力计划”的执行。

虽然中情局在猪湾的行动令总统大失所望，但是“动力计划”却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到1962年日内瓦会议结束时，苗族武装已经达到1.45万人。⁽³⁶⁾这支部队仍驻扎在查尔平原、老挝北部，成为在巴特寮解放区活动、支持老挝右翼势力的重要军事力量。尽管富米的部队不足以抵抗北越部队，但苗族武装在与北越部队交火时却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并能够给予巴特寮和北越部队一定的杀伤。从1962年7月到1963年4月，在莱尔策划下中情局从泰国为老挝的苗族武装进行了11次秘密飞行，投放弹药补给，⁽³⁷⁾这些飞行任务大都交给美国航空公司执行。1961年，美国航空公司在乌隆建立起为苗族武装服务的主要基地。⁽³⁸⁾美国航空公司的到来令乌隆机场的面貌大为改观：机场跑道从5000英尺增加到10000英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航空公司在印支地区有12种、70多架不同型号的飞机飞行，从其飞机数量来看这是在泰国活动的最大的飞行公司。⁽³⁹⁾另外，从1961年开始，中央情报局还雇用了美国“伯德兄弟”（Bird＆Sons）私人航空公司服务于“动力计划”。

10月7日后，泰国政府继续给“动力计划”注入充足动力，派遣了大约100个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进入老挝，每组由5人组成。⁽⁴⁰⁾王宝则继续招募战斗人员。平均计算，王宝在每一个苗族村庄可以招募到100—250名人员。招募到的人员被编制成连级作战单位，每个连104人；在每个连配备一个空中支援单位小组，军事装备由美国航空公司空投到苗族村落，然后开始训练。空中支援单位教授的内容主要是游击战技巧。一些有一定文化素质的苗族武装人员则被选中操作无线电等较为复杂的装备。⁽⁴¹⁾新招募的部队不仅用于保护自己的村庄，而且有时也用于下山对巴特寮及北越部队发起攻击。

在中央情报局领导下的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除了训练苗族，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与共产主义力量在争取更多的苗族支持方面展开竞争。虽然王宝在老挝苗族内部拥有重大影响力，但是仍有一部分苗族部落在政治意向上愿意追随共产主义力量或者是尚未有明确的政治意向。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苗族人支持，中央情报局再次祭起物质引诱的“法宝”。警察空中支援单位除了提供枪支，还向一些苗族部落提供食物等生活必需品——这些生活必需品只能在城市才能买到。虽然物质诱惑有时能够起到作用，但仍有一些苗族人不为所动。即便在已经被中情局招募训练的苗族新兵中也会发生叛逃事件。这些准备逃跑的苗族人在夜晚杀死警察空中支援单位小组人员，然后逃之夭夭。当这样的攻击发起时，5个人组成的空中支援单位几乎无力自卫，被袭击时要么被杀，要么成为俘虏。⁽⁴²⁾为了减少这种损失，从1962年开始，泰国政府把一部分苗族武装运往泰国受训，接受训练的主要是进行无线电操作的人员。到1963年，在泰国进行培训的苗族武装人员规模达到了数千人。中情局为训练提供费用与装备，泰国则提供设施场地与训练教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王宝甚至把一些苗族人派到泰国基地学习飞机驾驶。⁽⁴³⁾

另外，为了加强对苗族武装的补给能力，美国航空公司在老挝修建的简易机场数量也不断增加，到1964年年底，这种机场数量达到100多个。⁽⁴⁴⁾1963年肯尼迪政府借口北越在老挝增兵授权中情局继续扩大苗族武装规模。到1963年年底，苗族军队的人数达到了2万人。⁽⁴⁵⁾苗族部队的作战样式包括：炸毁北越军队的给养仓库、伏击卡车、在公路上埋地雷、经常骚扰相对强大的敌军。“到年底，北越派遣了4个营的兵力来对付赫蒙族游击队。”⁽⁴⁶⁾苗族武装的攻击性在增强，并引起了北越的关注。

日内瓦会议后，在泰国的支持下，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动力计划”继续发展，王宝领导的苗族武装不断壮大，成为深入老挝解放区、在老挝北部活动的反共主力军。在1963年夏天，莱尔已经确认“动力计划”是个成功的行动，“许多政府人员认为不可能在老挝的少数民族中训练出有战斗力的战士，但是我（莱尔）认为他们比美国派往海外的普通士兵更能作战”，“虽然苗族人没有受过教育……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聪明，易于接受训练”。⁽⁴⁷⁾尤其令莱尔感到欣喜的是苗族武装的战斗能力不断提升：1961年12月，苗族部队在川圹城外打退北越部队的有力进攻。次年8月，在老挝东北部的战斗中，参战的苗族部队多为新招募的士兵，训练不足、弹药缺乏，但在战场上保持了良好的战斗队形，且作战勇猛，并迫使北越部队不得不采取坑道作战的战法。⁽⁴⁸⁾1963年年初，王宝率部取得了一次大胜。苗族情报人员告知王宝共产主义力量在桑怒城中防守空虚，易于攻打。此时，桑怒城中的北越部队与巴特寮部队正在老挝其他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由于桑怒处于解放区的中心位置，老挝共产主义力量认为敌人不敢来犯，遂把主力部队调离桑怒。王宝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派遣三个营的苗族部队佯攻桑怒以北的一个据点，引诱城中不多的守军增援据点，然后苗族主力部队攻击桑怒城。战斗展开后一如预先设计的那样，王宝毫不费力地攻取桑怒城，并追击北越、巴特寮部队，给其以很大杀伤。⁽⁴⁹⁾此战之后，中情局的内部报告分析：“苗族武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实力发生变化”，“这支非正规武装力量此前除了能够针对袭击自己家园的敌人进行伏击外不能用于别种作战样式，现在则可以以较大的作战单位部署在离居住区较远的地方执行战斗任务……在专家的帮助下，他们能遂行较为复杂的、协同型攻击作战任务……”⁽⁵⁰⁾

桑怒之战后王宝声威更盛，老挝王国政府将其晋升为将官，更多的老挝少数民族加入王宝的部队。甚至轻易不愿离开琅勃拉邦皇城的老挝国王萨旺·瓦达那（Savang Vattana）也亲临王宝新的指挥部龙镇进行实地视察观摩。⁽⁵¹⁾国王在龙镇接见了苗族部落首领，带来了任命王宝为准将的委任状。中情局留在龙镇的工作人员劳伦斯认为：“国王的到访对王宝十分重要”，“这次视察给王宝提供了一个证明，他和其武装力量的作用被老挝王国政府认可了”。⁽⁵²⁾国王感谢王宝对共产主义力量的抵抗，感谢他带领的苗族听从政府指挥，鼓励王宝继续这一工作。国王还惊奇地发现王宝的无线电广播使用的是老挝语。⁽⁵³⁾莱尔对于国王到访龙镇也感到无比振奋。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与回报。国王的亲临视察表明，苗族武装已经从一支分散的山地武装发展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性军事力量，这支力量控制着自己的领地：老挝东北部的山区。⁽⁵⁴⁾

1963年12月国王的视察标志着“动力计划”的发展已经处于黄金阶段，苗族武装力量在性质上也在发生着变化：它已经不再只是一支自卫队性质的民兵武装力量，一部分武装人员已经在泰国被训练成为特别行动小组（Special Operation Team），可专门用于完成侦查及各种危险性攻击任务。此外，这支武装力量还拥有一个营的特种游击作战单位（Special Guerilla Unit，SGUs）。这种作战部队在性质上介于游击队和正规军的轻型步兵之间，可以在需要作战的任何地方部署。莱尔支持发展特种游击作战单位，这一支持实际上是打算把苗族武装发展成一支山地游击战特战部队，这成为“动力计划”新的发展方向。当然，这一新的发展方向还需要得到华盛顿与中情局总部的授权。⁽⁵⁵⁾

到1963年年底，在中情局看来“动力计划”已经成为成功的代名词。中情局官员们感到“终于找到了能够以游击战方式与共产主义武装作战且偶尔还能将其击败的武装力量”。⁽⁵⁶⁾“动力计划”也为莱尔赢得了声望，他开始以“成功者”的身份向美国驻老挝大使利奥纳德·昂格尔（Leonard Unger）传授培训苗族武装的经验：“不要让当地人认为强大的美国将会参加战斗或解决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要向当地人强调自己解决问题。”⁽⁵⁷⁾中情局局长约翰·麦考恩（John McCone）也支持“动力计划”，到1963年，按人均计算老挝得到的美援超过东南亚任何国家。⁽⁵⁸⁾1963年底，中情局西贡站站长威廉·科尔比接替菲茨杰拉德升任中情局远东司司长。科尔比清楚地知道要推动苗族武装向特战作战部队发展，需要说服政府与国会的关键人物，中情局能做的是向这些要员传递这样的信息：“老挝局势十分危险，但付诸努力仍然可以改变”。科尔比炮制的递交给国会议员的报告体现了这样的思路：不要拘泥于事实，上报材料必须表明在老挝存在着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万事俱备，只欠国会批准经费。为贯彻科尔比的思路，远东司工作人员在报告中编造出“移动攻击部队”（Mobile Strike Forces）一词来称呼王宝的武装力量，而没有使用“自卫队”等带有防御意味的词语。这支只存在于中情局提交报告里的老挝“移动攻击部队”听起来更像是一支绿色贝雷帽部队。经过远东司工作人员的捏造润色，在递交国会的报告里，王宝的苗族武装变成了一支小型正规军。⁽⁵⁹⁾

中情局的游说与欺骗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王宝领导的苗族武装在迅速发展壮大。1963年年底开始，更多的苗族青年加入王宝的部队。他们拖家带口来到龙镇，王宝在接受这些人员的同时也承担了照顾加入者家人的责任，这同时也加强了王宝的权力。如中情局龙镇情报员劳伦斯所说：“当这些家庭来到龙镇时，他们实际上也成了王宝的人质。王宝明白，这些家属有助于他掌控部队。”⁽⁶⁰⁾在部队人员增加的同时，美国的援助也源源不断，每个月都会有一架飞机飞抵龙镇，运来成箱的现金。王宝及其他军官先从现金中拿走自己的那份报酬，大约占整个现金的10％—20％。⁽⁶¹⁾在苗族部队中也存在冒领军饷的现象，有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士兵，他们的军饷为军官们自肥。虽然明知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苗族的腐败比起老挝王国政府军要好得多，而且“动力计划”发展劲头十足，王宝的部队在壮大，军事能力在提高，有了这些又何必计较那些小问题？

到1964年年初，“动力计划”的发展呈现这样的势头：一方面，苗族武装在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王宝开始受到美国决策层关注。同一时期，莱尔回美国短期休假。他在兰利市（Langley）稍作停留访问了中央情报局总部，并会见上司科尔比。鉴于莱尔卓越的工作成绩，科尔比带领莱尔拜会了中情局局长麦考恩。会见当天，科尔比打算带莱尔参加一个讨论中情局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麦考恩局长没有反对，但提醒莱尔：“如果与会者让你发言，只说你应该说的，然后保持沉默。”⁽⁶²⁾会议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主持。会上有人认为中情局在老挝的行动高度依赖王宝的存在，如果王宝遭遇不测，行动会不会瓦解？莱尔在麦考恩的示意下发言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王宝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王宝也肯定会有其他强有力的苗族领导人出现继续推进“动力计划”。⁽⁶³⁾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莱尔的发言表示满意。这次会议表明，王宝已经引起美国高层的重视，美国决策层对于“动力计划”的推进也高度关注。

在老挝国内，王宝与莱尔的合作也十分愉快，王宝说：“美国人，莱尔，他们在努力帮助我们而不是利用我们”。⁽⁶⁴⁾王宝还有更为宏大的计划，他认为如果美国战机能够配合苗族武装力量作战，苗族武装将不只是一支游击力量。他多次向莱尔提出这一建议，但莱尔没有回应，因为，这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⁶⁵⁾

(1) Victor B．Anthony and Richard R．Sexton，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p．51．

(2) Editorial Note，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p．135．

(3) Ibid．，p．139．

(4)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May 1，1961 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p．159．

(5) 拙著：《挫败中立：1954—1964年的老挝与冷战》，第161、162页。所谓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是指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朝鲜、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1961年5月16日到次年7月23日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专门讨论老挝中立问题，被称为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6) Marek Thee，Notes of a Witness：Laos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New York：Random House，1973，p．111．

(7) Ibid．，p．112．

(8) Marek Thee，Notes of a Witness：Laos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p．111．

(9) Ibid．，p．113．

(10) Marek Thee，Notes of a Witness：Laos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p．114．

(11) Marek Thee，Notes of a Witness：Laos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p．114．

(12) Roger Warner，Back Fire，p．72．

(13) Ibid．

(14) Marek Thee，Notes of a Witness：Laos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p．73．

(1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ne 3，1961，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pp．225-230．

(1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ne 4，1961，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pp．231-235．

(17) Charles Stevenson，The End of Nowhere，p．159．

(18)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August 29，1961，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p．388．

(1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tal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13，1961，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pp．411-412．

(20) Ibid．，pp．422-423．

(21) Memorandum from Michael V．Forrestal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undy），June 11，1962，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p．838．

(22) Marek Thee，Notes of a Witness：Laos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pp．296-300．

(23) Roger Warner，Back Fire，p．95．

(24)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6页。

(25) Roger Warner，Back Fire，p．88．

(26) Ibid．

(27) Roger Warner，Back Fire，p．100．

(28)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NAC），RG25，Vol．4677，File50052-B-40，46．

(29) Arthur J．Dommen，Conflict in Laos，pp．237-238．

(30) Lyndon B．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LBJL），Papers of Walt W．Rostow，Box13，Southeast Asia，Rostow to Rusk，28 November 1962．

(31) Victor B．Anthony and Richard R．Sexton，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p．72．

(32) Victor B．Anthony and Richard R．Sexton，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p．72．

(33) Ibid．，p．73．

(34) Ibid．

(35) 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p．53．

(36) CIA FOIA，Status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Southeast Asia Covert Annex-laos（13-27 June 1962），http://www．foia．cia．gov．

(37) JFKL，NSF，Box 132，Fol．Laos，General，22-30.04.63．

(38) Air America Archives（Richardson，TX，USA），Clarence J．Abadie Collection，Box 1，B1F3，Fol．Udorn，Thailand facilities and capabilities report．

(39) Air America Archives，Clarence J．Abadie Collection，Box 1，B1F3，Fol．Udorn，Thailand facilities and capabilities report．

(40) JFKL，NSF，Box 164，Fol．Thailand，General，1 August 1962．

(41) Interview with Colonel Ly Tou Pao，Santa Ana，California，9 April，2005．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127．

(42) Interview with Police Major General Jerdjamras Jitkaroonras，Bangkok，17 March 2006．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128．

(43)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72．

(44)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5页。

(45)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6页。

(46)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6页。

(47) Gayle Morrison，Hog's Exit：Jerry Daniels，the Hmong，and the CIA，Lubbock：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2013，p．72．

(48)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p．75-76．

(49)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76．

(50) Thomas Ahern，Undercover Armies：CIA and Surrogate War in Laos，1961-1973，Washington，D．C．：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2006，pp．174-175．

(51) John Prados，Safe for Democracy：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Chicago：Ivan R．Dee，2006，p．357．

(52) Roger Warner，Back Fire，p．117．

(53) Ibid．，p．118．

(54) Roger Warner，Back Fire，p．117．

(55) Ibid．，p．119．

(56)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77．

(57) Arthur Keller，“In Afghanistan，Less Can Be More，”New York Times，March 10，2009．

(58)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78．

(59) Roger Warner，Back Fire，p．120．

(60) Roger Warner，Back Fire，p．121．

(61) Ibid．

(62) Roger Warner，Back Fire，p．129．

(63) Ibid．

(64) Interview with Vang Pao，Saint Paul，MN，November 2006，cited from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78．

(65) Ibid．

第四章　联合政府破产与“动力计划”新阶段

进入1964年，老挝的联合政府走向崩溃，老挝内战全面爆发。贡勒率领的部队与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分道扬镳，后与老挝右翼军事力量合流。泰国对老挝国内局势进行了公开介入，由于美国约翰逊政府和泰国他侬政府公开军事介入老挝局势，老挝内战出现了巴特寮—北越联军与右翼军事力量、苗族武装的拉锯战。

第一节　老挝联合政府的破产

1962年，日内瓦会议后老挝建立起联合政府，但左、中、右三股力量仍然各自对自己的控制区发号施令，老挝仍然处于分裂状态。

1962年日内瓦协议签署时，巴特寮部队约为1.3万人—1.4万人；贡勒的中立部队人数为1.1万；右翼武装力量为5.5万人，其中包括苗族武装。⁽¹⁾除了拥有各自独立的武装力量，三方控制区犬牙交错，巴特寮解放区内的一些地方仍为苗族武装据有，双方不时发生军事摩擦。

富马为首相的老挝联合政府把三方军事力量的合并视为头等要务，但是不及实行，贡勒的中立派部队与巴特寮部队的武装冲突即告爆发。1961年—1962年年中，中立派武装力量与巴特寮部队是保持合作的，双方共享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需补给。日内瓦会议后，联合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推动老挝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面对这一形势台湾国民党集团与南越的所谓外交机构纷纷从万象撤离。此时，贡勒已经被提拔为少将，他坚持老挝应保持中立，对于在东西方阵营选边站的做法持抵制态度。巴特寮认为贡勒此时已经成为老挝共产主义力量发展的绊脚石。

贡勒部队与巴特寮武装力量驻地在查尔平原彼此毗邻，日内瓦会议后，后者开始逐步发展贡勒部队人员加入自己的武装力量。巴特寮的策反工作卓有成效，贡勒部队的迪万·西番修斯（Deune Sipaseuth）上校倒向巴特寮。⁽²⁾同时，巴特寮大量减少对贡勒部队的补给。到1962年秋，贡勒部队处境艰难，军火不济、粮秣不足。为此，富马首相向美国政府求援，美国政府立即决定为驻扎在查尔平原的贡勒部队提供援助。⁽³⁾1962年11月27日，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向查尔平原的贡勒部队运送补给时被击落。开火的是贡勒部队中已经加入巴特寮的西番修斯上校的部队。⁽⁴⁾贡勒部队指挥官试图处理向飞机开火的人员，但巴特寮进行了阻止。这成为中立派武装与巴特寮部队分道扬镳的导火线，随后贡勒与巴特寮的不和趋于明朗化。同时，万象的政治斗争也日益带有火药味。1963年4月1日，奔舍那遇刺身亡。鉴于形势恶化，巴特寮在内阁任职的重要官员撤离万象。

在查尔平原的贡勒部队开始分裂：一部分部队接受策反后向巴特寮投诚，另一部分被驱赶到查尔平原西北部的芒塞。由于美国政府投放补给，据守芒塞的贡勒部队才得以存在下去，此时部队员额减少到3000人左右。⁽⁵⁾在经过这次分裂后，贡勒部队在查尔平原的控制区减少了，巴特寮则解放了查尔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但苗族武装的活动仍然威胁着后者对平原的完全掌控。面对苗族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巴特寮武装力量深感头疼。在战斗中苗族武装继续发展扩大，到1964年年初已经达到2.3万人。⁽⁶⁾面对这一形势，巴特寮武装力量感到疲于应付，急需北越援助，北越部队随即身着巴特寮武装部队制服出现在查尔平原。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联合政府，1964年4月17日，富马与富米、苏发努冯在查尔平原会晤，试图加强联合政府的团结统一，但未能达成共识。次日，富马首相表示准备辞职。19日，老挝第五军区司令官库帕拉西·阿贝（Kouprasith Abhay）发动政变，富马与其他几名政府要员被逮捕，富马宣布辞职，⁽⁷⁾巴特寮参加联合政府的剩余工作人员也完全离开万象。美国驻老挝大使昂格尔在听闻万象发生政变后，立即结束在西贡的公务返回老挝面见富马。在昂格尔的恳请之下，富马同意复职。这起政变虽未成功，但引起了老挝右翼力量的分裂。富米在政变后失去了对右翼武装力量的控制力，军权落入库帕拉西之手，富米从此失势。富米失势的重要原因是：其一，美国政府对其军事能力大失所望；其二，富米的重要政治靠山、他的叔父泰国领导人沙立于1963年12月8日去世。失去沙立的支持，加之美国政府对其不感兴趣，富米很快就淡出老挝政坛，并于1965年1月流亡泰国。库帕拉西取代富米成为老挝右翼武装力量的实际控制者。

1964年4月的老挝政变让泰国新领导人、军政府总理他侬·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chorn）感到日内瓦会议确立的老挝中立机制已经完全破产，老挝右翼势力无力抵制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为了泰国的安全，必须全力支持老挝右翼势力。1964年，他侬政府决定打破泰国武装只在老挝进行秘密战的限制，派遣泰国皇家特种部队进入老挝，负责情报搜集和对苗族武装的训练，泰国皇家空军也参加了针对巴特寮及北越联军的军事行动。此外，他侬政府还派遣炮兵营进入老挝参战。⁽⁸⁾此时，泰国政府开始成建制地把其武装力量派遣到老挝参加内战。他侬政府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军事干预老挝局势，与美国约翰逊政府的支持密切相关。约翰逊总统上任不久就向他侬政府保证，美国将支持泰国抵抗共产主义扩张，并强调美国对泰国的支持不可动摇。⁽⁹⁾1964年6月18日，约翰逊总统致信他侬提出美泰联手制定双边计划，以防止共产主义力量从老挝向泰国挺进。7月，美泰制定出“22号计划”：两国海陆空部队将在必要时联合阻止共产主义力量跨过湄公河，打击共产党力量在老挝、泰国的扩张。联军兵力为3个多师。⁽¹⁰⁾

到1964年中期，一方面他侬政府决定公开干预老挝局势，另一方面老挝国内内战再起，巴特寮—北越联军和贡勒部队及右翼武装在查尔平原和老挝中部发生交火。老挝共产主义力量控制了老挝中部与查尔平原，并开始向老挝南部逼进。1964年5月，国际监督控制委员会波兰代表宣布退出这一机制，委员会活动陷入瘫痪。⁽¹¹⁾

随着老挝联合政府的破裂以及维持老挝中立的国际机制——国际监督控制委员会的停止工作，1962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构建起的老挝中立宣告破产。从1964年中期开始，老挝再度陷入内战之中。

第二节　拉锯战

1964年中期老挝的内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多方的参与角逐之下，老挝内战出现了拉锯战态势。

这一年如王宝所愿，苗族武装力量获得了一种新的军事援助——战斗机助战。1964年5月，王宝派出一名代表到万象，向老挝王国政府提出申请把停留在万象瓦岱机场（Wattay Airport）的3架美式T-28战机派往查尔平原参加战事。⁽¹²⁾老挝王国政府准其所请，T-28战机被派往老挝北部对共产主义武装力量进行轰炸和扫射。由于老挝王国政府缺乏飞行员，泰国飞行员与美国空军第一空中突击队参与了打击行动。T-28战机投入战场后立即给苗族武装以巨大的鼓舞，获得空中支持的老挝王国政府军也敢于制订带有攻击性质的军事行动计划。更令王宝兴奋的是，5月，美国喷气式战机也开始在老挝执行侦察飞行任务。⁽¹³⁾6月6日，一架美国侦察机在查尔平原附近被巴特寮防空营炮火击落，7日又一架美国战斗机在护航侦察机时在川圹附近被击落。这两起事件引起约翰逊政府的愤怒，总统授权美国飞机可以在老挝对巴特寮控制区武装力量实施报复性打击。⁽¹⁴⁾泰国空军也参与了军事打击行动。

虽然美国与泰国的空中力量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但老挝右翼与贡勒的部队面对巴特寮—北越联军的军事压力仍感吃力。美国与泰国政府感到，外交手段对于解决老挝国内的冲突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只能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而这种拖延给予了老挝共产主义武装力量以喘息机会，富马政府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在军事上挫败对手。为此，美国政府继续加强苗族武装，以减轻右翼武装与贡勒部队的压力。

如前文所述，1960年11月，沙立政府作出向老挝派出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进行秘密军事活动的决定后，遂成立了泰国军事援助顾问委员会。1960年12月，富米占领万象，沙立在万象成立了泰国军事援助顾问委员会司令部。随着1962年老挝中立的再次建构，12月该司令部迁往泰国乌隆。为增加其隐秘性，该司令部被命名为“333司令部”，1964年6月为回应约翰逊政府的“22号计划”，“333司令部”更名为“333联合司令部”。⁽¹⁵⁾在对老挝的秘密战中，泰国提供训练苗族武装的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提供装备与财政支持。1964年6月下旬，“333联合司令部”向老挝派出125名特种部队人员训练苗族武装及其他山地民族部落的军事力量，这批特种部队人员还在共产主义力量控制区搜集情报。⁽¹⁶⁾泰国空军也配合作战，轰炸了设在康开的巴特寮部队司令部，中国驻康开的使团也遭到轰炸，造成1死5伤的惨案。⁽¹⁷⁾7月，“333联合司令部”派遣的两个泰国炮兵营抵达芒塞，帮助贡勒守军抵挡巴特寮武装力量的进攻。

1964年中期，在泰国武装力量的支持下，老挝苗族武装力量的军事通讯能力获得巨大提升，实现了老挝语与摩尔斯电码的互通。此前老挝反共力量都是把法语译成摩尔斯电码进行通联，但许多军事人员教育程度不足，不能熟练使用法语，由此造成通讯障碍。使用老挝语播发摩尔斯电码克服了教育水平不足造成的通讯困难，提高了反共军队的通讯能力。⁽¹⁸⁾

在泰美两国的支持下，到1964年7月，老挝国内反共力量面临的不利的军事局面得到了改观。

1964年8月，约翰逊政府开始在越南投入美国部队参战。随后美国政府的印支冷战政策聚焦于南越，老挝则从属于越南的战争之需。此时的老挝战场出现了战局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拉锯战：当旱季到来时，依靠卡车进行公路运输的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发起进攻，扩大老挝解放区范围；雨季到来时，道路泥泞难以通行，巴特寮-北越联军失去了公路运输的依托，重型武器机动性大为降低，富马政府的反共部队趁机夺回丢失的地盘。

从1962年开始，巴特寮—北越联军的解放区主要集中在老挝的城镇与靠近公路的地区，而山区与乡村主要为苗族等山地少数民族武装所控制。到1964年，苗族武装发展到3万人，⁽¹⁹⁾给共产主义武装力量以较大的杀伤。比之贡勒和右派军队，苗族武装是富马政府领导的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巴特寮-北越联军的推进。1964年库帕拉西出掌老挝右翼武装力量后未能改变这支军队的虚弱状况，而此时的贡勒则痴迷于迷信活动，根据占星术来决定采取何种军事行动。毫无斗志的贡勒于1966年11月被库帕拉西排挤出国，贡勒部队也随即被置于右翼军事领导人的统领之下。

从1964年开始，苗族武装获得了泰国与美国战机的空中支持，因此虽然只是一支装备着游击武装的军队，但其仍能发起有力的攻击。只是由于巴特寮—北越联军是正规军善于攻城夺池，苗族武装虽然能够夺回一些失地，但一到旱季就不能固守。1964年开始的老挝内战中，苗族武装已经成为在北老挝攻击共产主义武装力量的“中流砥柱”，这是此间老挝内战的新特点。

第三节　“动力计划”新阶段

1964年是老挝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分水岭。这一年老挝联合政府破产，老挝内战全面爆发。1964年老挝国内的政治军事力量博弈从左派、右派和中立派之间的三方较量转变为左派（巴特寮—北越志愿军）与右派（老挝王国政府、苗族武装和贡勒部队）的对立，贡勒所部已经与右派合流，老挝国内的中立力量基本消失。从国际层面看，外部大国加强了对老挝内战的干预力度。如前文所述，泰国他侬政府开始成建制地把泰国军事力量派往老挝参战，美国约翰逊政府也向老挝战场投放空中作战力量，老挝内战升级。与此同时，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政府对北越开始大打出手，在越南投入美国地面部队作战也迫在眉睫，此时老挝战场并不是约翰逊政府关注的焦点，他只是希望老挝战场能够分减越南战场压力，老挝的战争成为越南战场的“副战场”。

面对这一形势，莱尔在思考如何借助老挝少数民族控制北越经老挝南部进入南越的通道，这涉及把“动力计划”扩大到老挝苗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问题。

首先是瑶族，当时老挝瑶族约有10万人，⁽²⁰⁾分散居住在老挝西北部泰、老、缅边界交汇处，即所谓的“金三角”地区。在莱尔的推动下，瑶族一些居民参加了“动力计划”，但瑶族人作战不及苗族勇敢，并且瑶族不像苗族那样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居住区。1964年，中情局组织了一支瑶族为主的民兵组织，人数为几千人。⁽²¹⁾

其次是老听族，这是苗族之外莱尔最想武装的老挝少数民族。早在12世纪佬族从南中国移居老挝之前，老听族就已经存在。居住在老挝的山地少数民族与南老挝居民歧视老听族，称之为“卡族”，意思是“奴隶”。北老挝的老听族成员大批参加“特种游击战单位”（SGU），很快老听族参加“动力计划”的人数已经跃居第二位，仅次于苗族。⁽²²⁾

在王宝帮助下，莱尔在南老挝的老听族发展起乡村民兵组织与侦查武装，泰国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负责训练这些人员。在执行侦查任务时，南老挝的老听族武装发现，越靠近越老边界地区越能发现更多的北越人员活动。但是，老听族不敢对北越人员发起攻击，只敢进行侦查。莱尔也不向他们分配攻击任务。莱尔感到困难的是，在南老挝的老听族中缺乏一个苗族王宝那样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能够把老听族充分动员组织起来。因此，此时的莱尔虽然在南老挝组织起了武装力量，但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莱尔的关注焦点还是北老挝的苗族。对于利用老挝少数民族在南老挝作战，莱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964年，在南老挝，北越部队约有3000人部署在从老挝车邦（Tchepone）到南北越非军事区的老挝境内。⁽²³⁾这支部队是北越在老挝集中驻扎的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²⁴⁾通过侦查，中央情报局认为，这支3000人的部队不是致力于在老挝攻城夺池，而是试图在老挝建立一个联系南北越的通道。河内控制车邦附近地区已经长达10年，并在车邦地区囤积了大量补给品。每年都有数百人的北越部队从老挝经过深山密林把给养运往南越，这种运输有时是徒步，有时则依赖大象。⁽²⁵⁾

1964年，中情局开始注意到北越在靠近南北越交界处的老挝地区的活动在加强。北越的宣传小组进入这一地区活动，对外宣传的目的只有一个：美国人对老挝人民不怀好意，老挝王国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通过这些宣传教育，这一地区的老挝山区民众有的拿起武器追踪美国支持下的老听族侦查小组。⁽²⁶⁾在华盛顿，约翰逊政府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担心通过老挝进入南越的运输线继续存在，那将意味着南越政府要承受更大压力。华盛顿指示驻泰国塔欣里空军基地的U-2高空侦察机展开对车邦与安南山脉的侦察飞行。与之配合，在从沙湾拿吉到巴色的地区，莱尔等人发起了代号为“硬鼻子”（Hardnose）的人力侦察行动，以加强对这一经过老挝进入南越的通道的监视。

1964年5月28日，《纽约时报》发布消息：美国空中侦察照片证实，富马政府关于北越在查尔平原与老挝中北部使用卡车车队支持巴特寮军事行动的指责属实。6月26日，《纽约时报》另一则报道使用了“胡志明小道”一词称呼从北越经老挝南部进入南越的通道，这则消息称：“美国空中侦察证实此前关于共产主义力量在南老挝改善公路交通网络的消息属实”，“共产主义力量正在加快那里的补给交通线建设”，“在这个交通系统中出现了延伸到车邦南部的卡车公路”。⁽²⁷⁾9月19日，富马首相宣布共产主义国家在把老挝作为运输走廊向南越共产主义力量提供援助，“我们有空中侦察照片可以证实这一点”。⁽²⁸⁾

进入1964年，“胡志明小道”开始受到约翰逊政府的关注，莱尔等“动力计划”的筹划者们也在向这条“小道”投以关注的目光。

1964年，美国驻老挝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H．Sullivan）开启了“动力计划”的新阶段。在此阶段，大使严格掌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美国在老挝的战争行动随即被戏称为“沙利文的战争”。

11月，沙利文接替昂格尔任美国驻老挝大使。沙利文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担任哈里曼的助手，熟谙美国政府对东南亚的政策。沙利文上任后充分行使了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5月赋予美驻各国大使的权力：总统赋予大使如下权威，在驻在国指导美国各有关派出机构的行动。⁽²⁹⁾中央情报局驻万象站站长布劳法布回忆：“沙利文的权力包括为所有参与军事活动的人员分配各种任务；提交军事援助计划预算；为美国驻老挝的顾问人员制定纪律……批准美国控制的飞机参与老挝的军事行动；甚至包括预先为即将在老挝进行的美国空中打击圈定打击目标，等等。”⁽³⁰⁾美国的军官们，从东南亚到华盛顿，都清楚知道沙利文在美国驻老挝各机构中的权威。1964—1968年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格兰特·夏普（Grant Sharp）回忆，在军事问题上，大使经常绕过太平洋司令部直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系，“沙利文在老挝拥有很大的权威，我对此乐于接受”。⁽³¹⁾

沙利文到任不久就改变了其前任在万象悠闲的慢生活模式。他通常早早起床工作，每天上午都会见美国驻老挝的武官、大使馆主要工作人员与老挝政客。上午9点他还要举行一个会议，美国政府驻万象各机构负责人一般都要到会，这些人通常包括中情局、国际发展署派出机构负责人，⁽³²⁾这个工作环节是沙利文的前任们所不曾有的。沙利文很快使美国政府驻老挝各机构负责人习惯了他的工作模式，每个工作日都出席他主持的会议，接受沙利文分配的任务，由此沙利文大使在老挝大权独揽。

沙利文到任后对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工作高度重视，他亲自批准、选择中情局在老挝的军事行动目标。他和中情局工作人员及王宝一起决定苗族武装应该向哪里进攻、怎样进攻、美国政府如何对苗族施以援手。他警告中情局在老挝的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中情局有关人员绕过他自行其是，将会把他们送到世界上其他地区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沙利文与白宫高层的联系使得他的威胁颇具威慑力。⁽³³⁾

沙利文到任数月就树立起足够的权威，中情局意识到沙利文不仅要知晓其派出机构在老挝活动的简要情况，而且要与有关人员一起参与决策。一位中情局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沙利文是美国开启对老挝军事援助的20年历史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在4年多的时间里，沙利文掌控着……老挝的战争。”⁽³⁴⁾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说：“他（沙利文）知道在老挝空投过的每一袋大米。”⁽³⁵⁾

沙利文与中情局合作密切，但他对美国军事人员十分疏远。他与中情局万象站一起把美国军方排斥于“动力计划”行动之外，大使不允许军方人员充当在老挝的战争军事顾问，分派给他们的任务最多是制订“补充大米与子弹的计划”。沙利文甚至运用自己的人脉把美国驻老挝的为数不多的军事人员送到曼谷。⁽³⁶⁾这样，在老挝的战争中美国军方实际上的参与十分有限，沙利文大使与中情局掌控了军事行动。

1965年美国在老挝展开大规模空中打击行动，沙利文的独断专行依然如故，他持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假定：外交官要比训练有素的空军人员更懂得空中力量的使用。⁽³⁷⁾

对于“胡志明小道”，沙利文仅允许少数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人员对在老挝境内的这条交通线进行秘密侦查袭击，但不允许美国空军在老挝部署战斗机。轰炸“胡志明小道”的飞机不得不从泰国、南越或航母上起飞进入老挝空域。

“沙利文大使为他的部下定了两条规矩：第一，日内瓦协定中形同虚设的条款继续有效，为了避免与老挝和苏联政府之间可能发生的尴尬局面，军事行动应该在相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第二，美国正规陆军不能介入这场战争。总的来讲，沙利文和他的后任麦克默特里·G．戈德利（McMutrie G．Godley）成功地执行了这项政策。”⁽³⁸⁾

(1) MacAlister Brown and Joseph J．Zasloff，Apprentice Revolutionaries：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Laos，1930-1985，Stand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6，p．89．

(2) MacAlister Brown and Joseph J．Zasloff，Apprentice Revolutionaries，p．90．

(3)  National Archives（Kew），FO371/169802，DF 1011/1，Vientiane to Foreign Office，15.01.63．

(4) Martin Stuart-Fox，A History of Lao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27．

(5) National Archives（Kew），FO371/169823，DF 103140/8，Bangkok to Foreign Office，17.10.63．

(6) Lyndon B．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National Security Files，Box265，Fol．Laos Cables，Vol．1，November 1963-April 1964，State to Vientiane 664，Feb 26，1964．

(7) National Archives（Kew），FO371/180257，DF1011/1，Vientiane to Foreign Office，January 15，1965．

(8)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151．

(9) Lyndon B．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National Security Files，Box282，Fol．Thailand Memos，Vol．1，November 1963-November 1964，Komer and Thomson to President，July 24，1964．

(10)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 p．158．

(11) National Archives（Kew），FO371/180257，DF1011/1，Vientiane to Foreign Office，January 15，1965．

(12) Roger Warner，Back Fire，p．135．

(13) Roger Warner，Back Fire，p．135．

(14) New York Times，June 10，1964．

(15)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 pp．161-162．

(16)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p．163．

(17) New York Times，June 14，1964．

(18)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172．

(19) Lyndon B．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National Security Files，Thailand，Box282，Fol．Thailand Cables，Vol．2，August 2，1964-March 1965，Bangkok to State 1057，Feb 6，1965．

(20) Roger Warner，Back Fire，p．129．

(21) Ibid．，p．130．

(22) Roger Warner，Back Fire，p．130．

(23) Roger Warner，Back Fire，p．131．

(24) Ibid．

(25) Ibid．．

(26) Roger Warner，Back Fire，p．132．

(27) Roger Warner，Back Fire，p．137．

(28) Ibid．

(29) 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p．78．

(30) Ibid．

(31) Ibid．

(32)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86．

(33)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87．

(34) Ibid．

(35)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8页。

(36)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88．

(37) Ibid．

(38)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8页。

第五章　两线作战

1965年开始，约翰逊政府对南老挝的重要性日益关注，掐断北越经老挝南部进入南越的运输线被美国决策层视为打赢越南战争的关键。随着1966年年初西奥多·夏克雷（Theodore Shackley）出任中央情报局万象站站长，中情局也开始加强与扩大在南老挝的活动，其关注的焦点地区是经过南老挝进入南越的“胡志明小道”。夏克雷强调必须把老挝战场与越南战场联系起来，他扩大了莱尔关注的军事范围，强调“动力计划”应同时关注南北老挝而不是只集中注意力于北老挝。莱尔在泰国乌隆的指挥部负担起南北老挝两个战场的指挥职责，“动力计划”也随即进入两线作战的新阶段。

第一节　越南因素对“动力计划”的影响（1965—1966年）

1965—1966年，美国在南越投入越来越多的地面部队，作为越战“副战场”的老挝战场也因为越战而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包括：老挝的战争从北老挝蔓延到南老挝、北老挝苗族武装与北越部队的战争样式越来越带有常规战的意味、“胡志明小道”备受关注等。所有这些都影响着“动力计划”的发展。

由于苗族武装在老挝北部的袭扰给解放区带来巨大破坏，1965年年初北越不断向北老挝增兵。1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报告：北越在查尔平原与越南交界地区的兵力有所增加，“在雨季结束前约有五六千北越部队在老挝（计7—8个营），近期增兵后兵力将达到14—16个营，人数为9000到11000人，巴特寮部队则维持在2万人左右”。⁽¹⁾显然老挝北部的战场正在吸引更多的北越部队参战，苗族武装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跨部门会议在讨论莱尔组建的老挝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能够为越南战争发挥何种作用，甚至考虑能否利用这支力量终止北越经南老挝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越的渗透。莱尔则持另一种思路：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这是一个错误。

1965年约翰逊政府对北越的轰炸行动大规模展开，美国的军事专家与情报分析部门一方面在分析对北越的空袭效果，另一方面则在关注北越向南越输送人员与补给的行动。3月20日，国务院指示驻老挝使馆，“美国空军应对老挝与越南交界的南部地区的一些道路与目标进行侦查，这些目标与北越经老挝向南越渗透的活动有关”，“国防部与国务院拟协调实施一个计划，每天对上述道路进行侦查，并实施每周3—4次的空中打击。”⁽²⁾

显然，美国高层急于搞清北越对“胡志明小道”的使用情况，但对此情况的评估不同部门基于本部门的立场给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海军部门认为北越对南越的补给主要是基于海上运输，一旦这个结论被采纳，海军可能会从国会的拨款中获得更大份额。空军部门则声称运往南越的大部分补给是通过陆地运输，喷气式战机是阻止这种运输的最好工具。中央情报局则极力降低“胡志明小道”的重要性，意图是避免引起美国陆军进入老挝。⁽³⁾面对政府部门的莫衷一是，美国驻南越部队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对空军侦查部门与中情局施加压力，要求这两个部门动用空中与地面力量搞清北越在南老挝的活动情况。

中央情报局把侦查任务下达给万象站，万象站则把任务交给莱尔。在泰国乌隆，莱尔的办公室里堆放着老听族侦查小组提供的北越部队在南老挝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称北越卡车在南老挝的山区里、在沙湾拿吉以北的不知名的小路上向东行驶。但是老听族的情报却受到质疑，因为老听族的侦查人员总是对事实掺杂进他们基于想象与迷信的主观捏造，由此造成情报失真。

3、4月间，莱尔指示美国飞行员吉姆·瑞恩（Jim Rhyne）飞行到老听族侦查的区域进行实地拍摄，以核实情报。瑞恩乘坐一架直升机飞抵越老边界的穆嘉关（Mu Gia Pass）以南30—40英里的区域，然后降低飞行高度，让飞机贴着树冠盘旋。瑞恩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对地面进行抵近拍照：镜头中呈现出推土机及其开辟出的路径，一些带着竹叶的竹子被砍伐捆扎做成伪装物掩盖着推土机和道路。瑞恩拍摄完一卷胶卷后立即调头返航，他知道太久的停留会招致地面炮火的攻击。瑞恩提供的照片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获得清晰的证据证实北越在对“胡志明小道”进行施工，并且北越正使用重型装备改善胡志明小道的通行条件。⁽⁴⁾

这些照片令中情局在与军队情报部门的技术较量中占了上风：抵近飞行拍摄的相片清晰度远远超过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侦察飞行所拍的照片。“我认为照片引起了轰动”，万象站站长道格拉斯·S．布劳法布说，“我记得在一个会议上，当我展示这些照片时威斯特摩兰将军张大了嘴巴”。⁽⁵⁾

莱尔的侦查结果表明，北越在继续加强对胡志明小道的使用，这条交通要道对于解决越南战争十分重要，但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太多的选择：驻守在南老挝的将军们对于掐断这条通道既无兴趣，也没有可资有效使用的作战力量。美国政府决定使用空中力量轰炸“胡志明小道”，行动代号为“钢虎”（Steel Tiger），行动拟于4月3日开始。⁽⁶⁾

美国政府的另一个选择是动用老挝少数民族武装力量阻止北越部队使用“胡志明小道”。莱尔到南越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军事会议，但是莱尔表示老挝少数民族武装对解决此问题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中情局训练出的最精锐的山地少数民族武装力量是苗族武装，他们驻守在老挝北部，对“胡志明小道”鞭长莫及。老听族虽然近在咫尺，但人数太少且不足以用于战事，只能用于侦查。

不管怎样，莱尔对于“胡志明小道”的侦查还是卓有成效的，并且得到了中情局上司的认可。但是成功的喜悦是短暂的，不久莱尔就遭到沙利文大使的斥责。1965年5月20日，一架伯德兄弟公司的飞机降落在巴特寮解放区，需要营救。由于莱尔此前得到前任大使昂格尔的授权，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调用飞机对老挝境内的目标发起攻击，⁽⁷⁾莱尔立即派遣驻乌隆基地的美国飞机前往营救。但是，莱尔派遣的飞机在出事区域一无所获。在准备返回时，突然出现几架美国F-105喷气式战机，在莱尔派出的飞机返航后，其中一架F-105战机误炸了一个老挝村庄，造成无辜民众死亡。事情很快反映到沙利文大使那里，虽然F-105战机的误炸行动与莱尔无关，但F-105与莱尔派遣的飞机几乎同时出现，给沙利文造成错觉——莱尔越过自己擅自调用飞机并造成恶劣后果（沙利文大使并不知道其前任对莱尔使用飞机的授权）。沙利文大发雷霆，决心惩罚莱尔。沙利文致函中情局希望中情局给予莱尔处罚，但是由于莱尔的“功劳”，中情局局长与万象站站长均支持莱尔，在上司的庇护下莱尔免受处罚，却留下了满心苦涩。从此他尽可能地回避沙利文，如果必须见面，莱尔也是低眉顺目以免激怒大使。沙利文大使并没有太在意莱尔，他在老挝与中情局的联系几乎只限于布劳法布站长，并不知晓莱尔是老挝反共苗族武装力量的创始人和“设计师”，在他看来莱尔不过是一个专门处理与泰国事务的中情局低级官员，且是居住在远离泰国大都市的乌隆机场的“乡巴佬”。⁽⁸⁾

1965年，苗族武装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据美国驻老挝大使馆报告，到5月份中情局指挥的老挝苗族武装力量达2万多人，中情局给予的秘密军事援助经费为每年5000万美元，且有美国空中力量支持，“每天这支部队都给敌人造成伤亡”。⁽⁹⁾在中情局的大力支持下，苗族武装的攻击性也得到加强，早在年初就有4—5个苗族情报搜集小组深入解放区活动，至少有一个小组与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发生交火。⁽¹⁰⁾另外，美国政府认为，苗族武装“有力地保护了自己的家园地区，并对敌人的补给线进行有效骚扰”，“共产主义武装力量目前无意对老挝军事局势进行大的改变，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地区：与中越接壤的地区、作为向南越渗透之用的越老交界的走廊地带”。⁽¹¹⁾

1965年雨季到来之前，老挝共产主义武装力量没有像往年那样发动攻势，而是在桑怒省对苗族部队发起清剿。对于清剿结果，美国《国家情报估计》得意扬扬地评论说：虽然共产党武装力量发起了清剿作战，但“许多乡村与道路仍然控制在苗族武装的非正规军手中，共产党人发现镇压游击队十分困难且代价不菲”。⁽¹²⁾7、8月份，随着雨季到来，王宝率部在北老挝对巴特寮与北越志愿军的反扑全面展开，战事集中在桑怒附近的纳康（Nakhang），王宝意图把旱季丢失的纳康夺回，并以此作为夺取桑怒省的跳板。苗族武装仍然把打击重点放在巴特寮解放区的心腹地带，由此“动力计划”成为在北老挝拖住巴特寮—北越联军使其不能南下的主要因素。此时王宝的部队包括了苗族武装、老挝王国政府军，在装备方面则拥有了大炮、老挝王国政府空军提供的T-28战斗机，以及美国空军的喷气式战机的支持。来自美国与泰国的地面空勤人员为战机提供前沿空中管制和指挥，为喷气式战机的轰炸提供目标导引，美国航空公司除了把弹药直接从泰国运抵纳康，还为王宝部队的调动提供飞机运输。在老挝北部的战争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样式：游击战+空战的联合作战。在中情局驻老挝的情报人员劳伦斯看来，苗族武装已经高度依赖空中力量支持，一旦遇到威胁就会立即请求空中支援。这是一种奇怪的游击战，一支老挝山地少数民族武装在美国飞机的支持下创立了地空联合作战的样式，而从事游击战的武装力量也拥有了飞机大炮等正规军才有的先进装备。苗族武装的战斗力不断增强，并在解放区核心地带的桑怒从北越志愿军和巴特寮联军手中夺取了纳康，这一“战果”给老挝王国政府高层留下了深刻印象。10月，富马首相访问美国，在与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会谈中特别提到：“老挝军事局势在过去10个月里有所改观”，“苗族游击队在敌后对巴特寮与北越部队的袭扰非常有效”。⁽¹³⁾

王宝的部队在美国援助之下暂时拖住了巴特寮—北越部队南下，在美国政府看来，1965年北老挝的局面是稳定的；但对经过南老挝的“胡志明小道”，美军的空中侦察仍然不够细致入微，影响侦察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志明小道”蜿蜒于深山密林之中比较隐蔽。11月中旬，美国驻老挝大使沙利文把近期的美国空军侦察照片提供给富马首相，照片显示巴特寮—北越部队在“胡志明小道”筑路以便于卡车通行。富马首相对于照片的清晰度感到不满，建议使用落叶剂以便能更好地观察与攻击巴特寮—北越部队。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会商后，对富马的建议表示认可。22日，对“胡志明小道”抛洒落叶剂的行动计划得到批准。⁽¹⁴⁾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空军在老挝的空中行动中使用落叶剂。

在1965年最后几个月里，美国对胡志明小道先后采取了“钢虎”“闪光军号”等空中轰炸行动。轰炸频率最高时达到每月出动飞机4500架次。⁽¹⁵⁾美国国务院还希望老听族情报搜集活动能开展得更为有效。更为耸人听闻的是为达成封闭“胡志明小道”的目的，美国国务院“甚至在思考泰国与南越把老挝兼并的问题”。⁽¹⁶⁾

1965年年底，美军在南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使用了落叶剂，而1966年初则开始在北老挝投放凝固汽油弹。1966年2月，北越第168陆军团第5营试图夺回纳康。北越部队横扫纳康，但在美国空军的打击下纳康成为一片废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役中美国空军第一次使用了凝固汽油弹，这是一种极为残忍的武器，一次投掷可以杀死数百名北越士兵。⁽¹⁷⁾在激烈的战事中，王宝胳膊负伤，被运往驻扎在泰国呵叨（Korat）的美国空军医院手术。沙利文大使为此专门搭乘直升机赶赴泰国看望王宝，王宝在美国当局眼中已经成为老挝战场的顶梁柱。王宝受到重视与美国决策层对苗族武装的评估也有着密切关系，3月23日美国驻老使馆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赞扬了王宝的苗族部队：“苗族武装仍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反击，并可以固守住在敌占区占领的地盘。”⁽¹⁸⁾

1966年中期老挝战场的基本态势是“北打南炸”，美国空军不遗余力地在南老挝对“胡志明小道”狂轰滥炸，而在北老挝则是王宝的苗族武装在中情局与美国空军的支持下与巴特寮—北越部队进行地面作战。8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常常忘记在老挝正在进行的一场有意义的辅助战争”，他还详细地描述了最近几个月老挝战争的情况：1965年11月至1966年6月，在952次地面冲突中（主要是难熬的丛林游击战和小股部队作战），敌军阵亡1359人，受伤783人；友军阵亡517人，受伤678人。据保守估计，在空袭中敌人至少有4300人丧生，700人受伤。⁽¹⁹⁾

到1966年，莱尔已经在中情局工作15年了，中情局总部熟悉他履职情况的人对此的评价是：“他在那里工作的时间太长了”。莱尔的职业生涯没有遵循中情局一般的工作模式：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年然后调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莱尔却觉得很不错，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中情局给了他足够的自主权，无论是在泰国培训警察空中支援单位还是在老挝开展“动力计划”都是这样。在中情局总部，他能够得到远东司司长威廉·科尔比的支持，他的活动经费也是直接从总部拨到他的对公账户上，每年2000万美元。⁽²⁰⁾总部总是尽可能地满足他的要求，包括批准给他更多经费。布劳法布之前的两任万象站站长对他的工作也很少干涉。1964年布劳法布任万象站站长，布劳法布身材高挑、戴着眼镜，拥有哈佛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显得书生意气。他起初对“动力计划”存有戒心，对于这么大的行动的掌控与管理忐忑不安。随着“动力计划”的发展，到1966年布劳法布已经十分认可王宝的领导能力，也对美国人与苗族的相处感到放心，在他看来“动力计划”运行良好，不需要做大的变动，只需要让莱尔放手行事就可以了。

1966年，“动力计划”又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莱尔原定的用二战时期的武器武装老挝少数民族的计划显得跟不上形势发展。北老挝的战事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具有常规战的意味，在战场上投入了喷气式飞机等比较现代化的武器，具有大规模杀伤威力的凝固汽油弹也开始投放。同时，战事已经蔓延到南老挝，而且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也越来越聚焦南老挝，特别是经过南老挝越老边界的“胡志明小道”。老挝的战场正在生成为南北两个部分，“动力计划”聚焦于北老挝，而美国高层越来越重视南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老挝战场的新形势需要“动力计划”扩大实施的地域范围。

9月，中央情报局评估了1965年秋季以来的老挝局势。中情局的备忘录认为：老挝的南北两个战场吸引了7万北越部队；中情局支持的苗族武装在敌后的军事行动极有价值，在桑怒（解放区）苗族武装在王宝带领下从北部和西部向敌侧翼施压、阻止其南下；王宝司令部、美国空军与中情局万象站之间合作紧密，向空军提供详细及时的情报并提高了空中打击效果；“同时苗族武装的游击战与空战结合不仅遏制了敌军的攻势，而且收复90％的失地”；苗族武装几乎每天都与敌军作战、拴住了大量北越部队并摧毁其补给后勤供应。⁽²¹⁾这份备忘录提出：应当考虑扩大中情局在老挝的行动。⁽²²⁾

第二节　中情局万象站的新站长

1966年1月，西奥多·夏克雷接到中情局指令赴老挝接替布劳法布出任万象站站长。夏克雷时任中情局迈阿密（Miami）站站长，1961年“猪湾事件”后与爱德华·兰斯戴尔（Edward Lansdale）一起负责针对古巴的行动，1965年春，夏克雷又被派往柏林从事情报活动。不难看出，夏克雷在中情局担任要职、颇受重用，是一名老资格的情报人员。

在启程去万象之前，夏克雷先到中情局总部报道。远东司司长科尔比接见了夏克雷。科尔比建议夏克雷与刚刚从老挝龙镇王宝指挥部返回的中情局工作人员劳伦斯接触，以获得关于老挝的情况。劳伦斯为夏克雷提供了总的工作思路，他告诉夏克雷：“在北老挝，苗族已经竭尽全力了，老挝工作的焦点是南老挝”，但是对南老挝局势劳伦斯提不出有用的建议。⁽²³⁾在夏克雷拜访的决策者中，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告诉他：决策层清晰地认为在南老挝加强军事行动对保护美国投入越南的部队十分重要。到1966年初，美国在越南投入的空军与地面部队人数达到30万人，预计到1966年年底美国将在越南投下40万部队。⁽²⁴⁾

夏克雷在华盛顿认识到，在采取措施抵制河内对“胡志明小道”的使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不存在原则性的跨部门分歧，分歧只是采取哪些措施、由谁负责等技术性问题。国防部希望派遣一支军队进入“胡志明小道”，尽可能地将这条交通线摧毁；国务院则仍顾及日内瓦会议关于老挝的那些中立条款，对于出兵老挝多有顾虑。关于向南老挝派出美国或南越地面部队问题，1966年1月12日，哈里曼与富马首相在老挝进行了会晤。哈里曼会后汇报说：“富马不介意美国轰炸机对南老挝与越南交界地区的轰炸，因为那里没有居民，但要求我们不能承认采取了这些行动。同时，富马也表示不同意美国派出人数较多的特遣部队进入老挝境内。”⁽²⁵⁾但是国务院与国防部有一点共识，那就是老挝王国政府军不足以完成在南老挝驱赶北越部队的任务，唯一的选择是中情局能够在南老挝动用当地少数民族组建一支准军事力量，取得苗族在北老挝那样的战果。如果中情局达不成这一目的，扩大战争将不可避免。⁽²⁶⁾基于这样的认识，1966年华盛顿决策层在老挝问题上对中央情报局抱以厚望。

前往万象的途中，夏克雷在火奴鲁鲁稍作停留，他拜访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格兰特·夏普。夏普分析了越战形势，他认为：随着战争扩大，河内的后勤与人力投入也会大为增加，如何掐断河内向南越的后勤物资与人员输送是太平洋司令部的头等战略考虑。司令部拟采取的措施包括：其一，在海防布雷，使用潜艇封锁该港，此举旨在防止苏联与中国的物资经北越循海上路线进入南越；其二，对北越铁路系统发起持续空中打击，破坏其交通运输线；其三，轰炸红河大堤，酿成洪灾分散河内的注意力。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会迫使北越在后勤物资运输上更加依赖“胡志明小道”。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对“小道”进行空中轰炸；在地面，南越与老挝的武装力量则发起地面攻击，增加河内对“小道”使用的代价，从而推动越南战争出现僵局或达成美国赢得战争的目的。⁽²⁷⁾夏普将军表示，驻越美军虽然派出部分军事力量对“胡志明小道”发起了地面攻击，但因为受到沙利文大使的节制，未能深入老挝境内，他请夏克雷记住自己的观点：必须在老挝南部抵近“胡志明小道”的地区扩大地面军事行动。⁽²⁸⁾

1966年3月，夏克雷抵达万象，在与布劳法布站长进行交接以后，夏克雷站长与沙利文大使进行了第一次会面。沙利文向夏克雷明确表示：大使是美国驻老挝的高级代表。夏克雷回答：“这一原则已经写入跨部门协定中，我无意更改。”沙利文说道：“好的，但还请阁下签署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大使在驻在国地位高于美国政府其他派出机构。”⁽²⁹⁾夏克雷虽不情愿，但面对如此强势的大使也无可奈何只能签字。

在确立起大使权威后，沙利文询问夏克雷打算如何采取针对北越部队的准军事行动。在这里“准军事行动”不过是为了掩饰美国驻老机构对日内瓦中立机制破坏的虚饰之词。夏克雷列举了他的想法：改组或扩大“望路队”（road-watch team），组成10人一组的望路队。这10个人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员组成，来自老族或老听族。中情局对这些人进行训练，然后分派到胡志明小道，侦查并通过无线电报告敌人行踪，从而为采取空中或地面军事行动提供确切情报。夏克雷认为应从王宝苗族部队在北老挝的成功行动中吸取经验，这个经验是：使用由12人组成的侦查小组发现敌人并与之进行火力接触，抓捕俘虏，搜查敌人尸体获取文件；在北越部队渗透进老挝的必经之地埋放地雷；在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对敌人哨所、通信设施及仓库发动袭击。可以断定，这些行动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河内增加对南老挝的兵力投入，从而减轻美国部队在南越的负担。同时，中情局在老挝南部的沙湾拿吉与巴色的活动必须扩大。⁽³⁰⁾值得注意的是，夏克雷站长的计划已经不是情报搜集而是策划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活动早已超出传统情报活动范畴，进入到军事作战领域。自莱尔的“动力计划”开始以来，中情局在老挝的活动焦点就是战争而不完全是情报。从“猪湾行动”到“动力计划”中情局均是在策划规模较大的军事战争行动，这表明到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工作的职能范围在扩大。沙利文大使对夏克雷的建议表示认可，同时也告诉夏克雷其在沙湾拿吉扩大中情局行动范围的设想不会遇到北老挝王宝那样的能助其一臂之力的少数民族领导人。会晤结束时，夏克雷站长告诉大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认为必须针对北越使用南老挝通道向南越的渗透行为采取更多行动，但问题是如何采取行动？早在1965年10月24日，富马首相就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地面部队进入老挝，他坚持“只要我还是政府首脑，我决不让自己的国家冒这样的风险”。⁽³¹⁾现在看来最理想的方案是既能保持老挝中立的机制不被侵蚀又能达到目的，眼下最好的办法是扩大中情局的准军事行动。

第三节　望路队

1966年中期，夏克雷飞往泰国乌隆会晤了莱尔与其副手贝特·兰德瑞（Pat Landry）。这是夏克雷第一次见到莱尔。夏克雷向莱尔与兰德瑞介绍了决策层对越南战争的观点，指出决策层强调老挝战场必须为赢得越战作出更多贡献，以减少美军伤亡。夏克雷的印象是莱尔与兰德瑞对于在南北老挝同时展开军事行动的两线作战不感兴趣，担忧会给苗族造成较大伤亡。夏克雷对两人进行说服，提出此前两人在北老挝的行动其层次好比是“乡村小店”，现在把行动扩大到南老挝，提高了行动的战略层级，使之成为越战链条上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环节，这好比从“乡村小店”变成了“大超市”。⁽³²⁾夏克雷滔滔不绝地讲了3个小时，他的中心观点是：加强中情局在南老挝的行动，为此要投入更多的美国部队、更多的经费。莱尔与兰德瑞对此并不认同。分歧的焦点是夏克雷的计划着眼点是越南，为了赢得越南战争他不惜牺牲整个老挝。而莱尔等人的着眼点是老挝：利用老挝少数民族武装阻止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南下。换句话说，夏克雷为“动力计划”带来了新的方向：关注南老挝，封锁“胡志明小道”。对于莱尔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工作思路，此前他一直思考的是如何使用苗族武装应对老挝的战事，而现在新到任的夏克雷站长要做的是如何通过老挝影响越南——老挝战场不过是越南战争的附属品。

从乌隆返回万象后，夏克雷开始与中情局总部就在南老挝开展行动密切联系。9月，中情局与万象站一起拟订了一个包括六项内容的行动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

第一部分，搜集关于北越及巴特寮在老挝行动的意图、优势与弱点的情报。具体措施为：其一，组建望路队。把经过训练的当地少数民族武装布置到靠近巴特寮—北越部队向南越运输人员与物资的道路附近，加强对道路的监控。万象站还希望望路队能够提供关于敌人的人员集中地、物资存储设施位置等可靠情报。中情局对于在南老挝使用望路队高度重视，当年9月，已经训练部署了29个望路队到“胡志明小道”。这些部队搜集越南部队在“胡志明小道”移动的战术情报，并用无线电把情报报送乌隆基地。⁽³³⁾其二，侦查巡逻。使用游击武装在老挝王国政府控制区进行侦查，用以侦获共产党武装在这些地区的活动情况，必要时可以与来犯武装交火，抓获俘虏获取情报。其三，对解放区的难民加以利用，利用难民提供的情况获取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情报。

第二部分为发起军事行动的内容。主要目的是通过袭扰与空中打击迫使北越投入更多部队用于老挝战场。拟采取的方式是以20人组成的游击战单位袭击解放区人口集中地与物资存储地。另一种作战方式是使用地雷与15人的战斗小组对北越或巴特寮军事人员进行伏击。

第三部分内容是阻止老挝落入河内控制之中。主要是使用当地少数民族武装，特别是特种游击战单位帮助政府军守住地盘。

第四部分为强调万象站应致力于在老挝少数民族中培育对老挝王国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属于加强老挝国家建设范畴。⁽³⁴⁾

为实施这一计划，莱尔和兰德瑞进行了分工：当两人均在乌隆时，莱尔主要负责北老挝的行动，兰德瑞负责南老挝的行动。当其中一人离开乌隆时，两个战场均由留下的一人负责。11月，夏克雷赴中情局总部进行工作汇报，科尔比司长对于望路队计划很感兴趣。夏克雷对此作了详细汇报：他组建的望路队队员将由老族、拉祜族与老听族人员组成。每个队10人一组，1名组长，1名副组长，1名无线电操作员，1名医务人员，6名步枪手。夏克雷表示计划1967年中期能部署40个队，覆盖整个“胡志明小道”的关键地区。在南老挝重镇沙湾拿吉与巴色，各准备35个望路队，随时保持20个队用于使用，5个队接受训练和10个队进行休整。⁽³⁵⁾

中情局总部表示全力保障计划实施，经费问题无需担忧，毕竟在老挝的军事行动花费比之越南微不足道。1966年秋，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曾在乌隆告诉夏克雷：“中情局在老挝一年投入的经费只够在越南作战一个星期之用。中情局在老挝的战争十分划算。”⁽³⁶⁾

1966年12月初，夏克雷寄予厚望的新式望路队训练完毕投入使用。万象站把至少10个小组投放到越南穆嘉关以南地区。美国航空公司为小组的投放发挥着运输作用。望路队很快为美方提供了大量优质情报，美国空军认为“望路队训练有素，凭借肉眼观察摸清敌人卡车、部队的数量，判断敌军移动方向，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³⁷⁾

到1967年12月，望路队已经发展到168个小组，83个部署在南老挝，83个部署于北老挝（还有2个小组用于机动）。这些小组每月提供约100份报告，覆盖了巴特寮-越南志愿军在老挝使用的所有的主要公路，为华府、美国援越军事司令部及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情报。⁽³⁸⁾

望路队为美军摧毁北越卡车车队发挥了巨大作用。1967年11月，美国情报部门评估，美国军事力量在经过南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上每月摧毁约700辆卡车，只有300辆卡车能逃过打击，使得北越在为南越的战争提供后勤保障时付出巨大代价。⁽³⁹⁾

望路队发挥重大作用还得益于中情局为其配备的先进通讯装备。以1967年7月7日在穆嘉关活动的望路队为例：在穆嘉关以南的观察点看到37辆北越卡车向南进入“胡志明小道”，2分钟内，望路队把情报传递到乌隆，乌隆基地把信息口头传达给基地的空军，7分钟后空军战斗机发起攻击。地空配合导致北越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6月在空袭中损失1565辆卡车，其中地面行动摧毁了40辆卡车。⁽⁴⁰⁾

1967年年初，万象站出于好奇向连接越南与柬埔寨的110号公路部署了望路队。此前，美国援越军事司令部一直怀疑北越使用110号公路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市经南老挝向南越运输战争物资，但中情局总部情报分析的结果否定了这一怀疑。万象站决定对此公路予以侦查，望路队的侦查结果显示美国援越军事司令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到1967年4月，110号公路已经被美方称作“西哈努克小道”。望路队进一步侦查到这条公路经过的地区有63个值得打击的目标，包括物资存储地、燃料库、敌军宿营地等。4月27日—4月30日，美国驻乌隆的空军对“西哈努克小道”发起第一次空中打击。这次打击的必要性也为一名北越叛徒提供的情报所证实：河内每月经过110公路向南越运输1200吨物资，包括大米、盐、鱼、酱油、炼乳、糖、咖啡、烟草、药品和弹药等物资。在这1200吨物资中，70吨左右的物资屯放于110公里沿线的老挝境内。旱季时，北越每月出动140辆卡车，雨季则出动2000辆自行车运送这些物资。河内从1965年就开始修建110公路运输系统，1967年4月基本完成。⁽⁴¹⁾

望路队的做法不仅仅限于南老挝，在北老挝，苗族与泰国部队组成的望路队在战斗中起到空中引导的作用。他们把观察到的情报直接传递给在老挝第二军区（王宝为军区司令官）辅助作战的美国战机，在打击负责援助老挝的北越第316师及其使用的7号公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对于从北越连接老挝桑怒的6号公路的破坏方面，望路队也“战果不凡”。

随着夏克雷站长的到来，到1967年南、北老挝两个战场平行展开，“动力计划”进入了两线作战的阶段。夏克雷这种“立足老挝，放眼越南”的工作思路似乎也很符合富马首相对局势的判断。1966年10月13日，在纽约会见美国总统约翰逊时，富马说：“如果明天南越共产主义化了，老挝也将沦陷，而且老挝是泰国的缓冲区，实际上是泰国的前线。”⁽⁴²⁾

第四节　“成果”与问题

夏克雷站长的到任为“动力计划”带来新的方向，同时，新站长也致力于把“动力计划”的军事行动层级从“乡村杂货店”升级到“都市大超市”，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夏克雷站长加强了对苗族武装军事行动的空中力量支持力度。1966年12月，夏克雷在莱尔的指挥部里增加了一名新成员：空军上尉理查德·西科德（Richard Secord）。西科德1962—1963年曾在南越驾驶T-28战机，先后执行过200多次战斗任务。西科德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与美国空军交涉为“动力计划”协调空中支持，还有安排直升机运输少数民族侦察部队进入“胡志明小道”进行侦查活动。美国空军空中支持苗族武装早就开始，但夏克雷到任后向莱尔的指挥部里派遣了此种事宜的专门负责人。不难看出，西科德的就任暗含有监视莱尔等人的意味，莱尔在“动力计划”施行中大权独揽的“好日子”结束了。

除了协调空援，西科德还负责老挝战场新装备的实地测试与检验。在夏克雷的压力下，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部门向乌隆派出大批工作人员解决技术装备问题。为解决侦查小组能够实现快速汇报侦查结果的装备问题，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手提式侦查报告机得以问世。望路队手持报告机，机器按键上有各种武器图标：坦克、重炮、卡车等。侦查员看到敌人的某种武器装备即按下相应图标按键，同时敲击按键的次数表示相应武器装备的件数。接着按发射键，信息随即由盘旋在空中的美国飞机接收，把攻击指令传达给空军采取军事打击行动。⁽⁴³⁾这一装备的发明与使用极大地缩短了从发现敌情到实施打击的时间。

但是“胡志明小道”并没有被掐断，美国军方认为“过去2年中对南老挝‘胡志明小道’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限制在逐步去除，但敌方的渗透活动也在快速增加。军事活动限制的去除没有带来和平，因为敌人的渗透在增速发展”。⁽⁴⁴⁾美国政府为了阻断小道绞尽脑汁，动用了老挝的少数民族武装、泰国空中警察支援单位及其特种部队以及南越部队和美国绿色贝雷帽部队。在技术上，美国政府也是计谋百出：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咨询科技人员能否在小道上设置电网阻断通行，答案是否定的。这个提议被称为“麦克纳马拉之网”。在乌隆基地，为掐断“胡志明小道”的各种科技装备也在不断接受测试。其中有用于发现卡车的远距离传感器、为飞机装备的各种夜视装备。人工造雨技术也投入试验，目的是为了制造道路泥泞增加通行难度。1966年10月，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同意在“胡志明小道”地区进行人工降雨试验。造雨效果被国防部视为十分成功。⁽⁴⁵⁾试验结果表明：82％的人造云很快形成降雨，降雨量足以令卡车不能在道路上行驶。美国国务院对这一技术也赞誉有加：“在我们看来试验无可否认是成功的，在一定的天气与地理环境下，美国政府实现了获得对天气改造的能力。试验太成功了，一方面生成了足够的降雨，另一方面是降雨范围可以较好控制。”⁽⁴⁶⁾鉴于造雨技术试验成功且降雨成本不高，国防部建议立即把此技术投入使用，但是3月18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却拒绝批准使用人工降雨技术，理由是“美国政府拥有了改变天气的能力”，应该予以保密。⁽⁴⁷⁾

除了造雨还有“泥浆行动”（Operation Commando Lava）。1967年5月下旬，沙利文大使让工作人员向威斯特摩兰等军事领导人介绍了“泥浆行动”的试验成果，这个技术是令土壤变得十分松散乃至令道路无法通行。沙利文大使的演示表明试验取得成功并具有军事价值，并引起威斯特摩兰极大的兴趣。⁽⁴⁸⁾

夏克雷的一系列新的思路似乎给“动力计划”增添了新的动力。1967年7月18日，美国驻老挝大使馆向国务院报告了在老挝取得的新“成果”：“今年不像前几年，过去共产主义力量每到旱季就会有大的军事收获，今年其武装力量不能攻占任何大的目标。”这得益于空中打击效力大增，其原因包括：望路队与侦查小组提供了质量改进的情报；较好地从北越及巴特寮叛徒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情报；地面观察人员与战机间的通联大为改进，减少了目标发现与发起攻击的时间差。⁽⁴⁹⁾7月，中情局对老挝局势的评估也上报给约翰逊总统。新上任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M．Helms）报告说，老挝的局势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好转，南老挝的进展尤为突出，望路队配合喷气式飞机给敌人造成的压力是其不再频繁地取道“胡志明小道”转而从南北越非军事区向南越渗透的原因之一。⁽⁵⁰⁾“北老挝的秘密战进展出奇的好”，“一个蛛网似的通联系统已经在那里形成并发挥作用”。中情局在北老挝支持的部队（主要指苗族武装）“每月杀死敌人300人、伤115人、40人叛变被俘。这支武装还有助于提高对共产主义部队实施空中打击的效果，在其帮助下，每月空袭杀死敌人800人，而老挝王国政府军每月平均杀敌仅70人”。⁽⁵¹⁾“几年前，北越与巴特寮联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北老挝，现在则只能控制少数地区”，“除了军事上的成功，加强政治同化的工作也在进行，最大的成功是把苗族融入老挝王国的整体社会之中。我们还建立了老挝民族团结电台”，“苗族儿童的入学率从1962年的300人上升到1967年的1.2万人”。⁽⁵²⁾

虽然中情局认为老挝的形势大好，但是美国在印支地区的军事行动缺乏统一指挥。随着老挝战事与越南战争日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在老挝战场至少存在这些问题：沙利文大使墨守成规，认为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中那些规定老挝中立的协定仍然有效，反对美国与南越地面部队深入老挝活动；美国空军认为自己不属于沙利文大使指挥；中央情报局不认为应与陆军和空军配合行动；王宝不认为他的军区应与其他军区协调行动。⁽⁵³⁾这种松散的、令出多门的战争指挥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

(1) Memorandum from Chester L．Coop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President Johnson，January 22，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318．

(2)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Laos，March 20，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p．352-353．

(3) Roger Warner，Back Fire，p．161．

(4) Roger Warner，Back Fire，p．162．

(5) Roger Warner，Back Fire，p．162．

(6)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Laos，March 20，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353．

(7) Roger Warner，Back Fire，p．163．

(8) Roger Warner，Back Fire，p．164．

(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13，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366．

(10)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Denney）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January 27，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323．

(11)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August 5，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383．

(12)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August 5，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383．

(1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18，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407．

(14) 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Bundy）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8，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413．

(15)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Bundy）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December 13，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p．418-419．

(16)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Bundy）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December 13，1965，FRUS，1964-1968，Laos，Vol．28，p．420．

(17) Roger Warner，Back Fire，p．179．

(1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23，1966，FRUS，1964-1968，Laos，Vol．28，p．449．

(19)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8页。

(20) Roger Warner，Back Fire，p．180．

(21) 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303 Committee，September 8，1966，FRUS，1964-1968，Laos，Vol．28，pp．487-488．

(22) 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303 Committee，September 8，1966，FRUS，1964-1968，Laos，Vol．28，pp．487-488．

(23)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My Life in the CIA，Potomac Books，Inc．，2005，p．105．

(24) Ibid．，p．106．

(25) FRUS，1964-1968，Laos，Vol．28，p．441，note 5．

(26)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08．

(27)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10．

(28)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11．

(29) Ibid．，p．116．

(30)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17．

(31)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Unger）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Donnelly）．October 3，1966，FRUS，1964-1968，Laos，Vol．28，p．500，

(32)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39．

(33) 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303 Committee，September 8，1966，FRUS，1964-1968，Laos，Vol．28，p．488．

(34)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41．

(35)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43．

(36) Ibid．，p．144．

(37) 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p．88

(38)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51．

(39) Ibid．

(40) 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President Johnson，July 13，1967，FRUS，1964-1968，Laos，Vol．28，p．608．

(41) 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p．153．

(4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13，1966，FRUS，1964-1968，Laos，Vol．28，p．488．

(43) Roger Warner，Back Fire，p．195．

(44)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 in Chief，Pacific（Sharp）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February 16，1967，FRUS，1964-1968，Laos，Vol．28，pp．555-556．

(45)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Kohler）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January 13，1967，FRUS，1964-1968，Laos，Vol．28，p．545．

(46)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Kohler）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January 13，1967，FRUS，1964-1968，Laos，Vol．28，pp．545-546．

(47) Ibid．，p．543．

(4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9，1967，FRUS，1964-1968，Laos，Vol．28，p．580．

(4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8，1967，FRUS，1964-1968，Laos，Vol．28，p．599．

(50) 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President Johnson，July 13，1967，FRUS，1964-1968，Laos，Vol．28，p．608．

(51) 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President Johnson，July 13，1967，FRUS，1964-1968，Laos，Vol．28，p．609．

(52) Ibid．

(53) Roger Warner，Back Fire，p．203．

第六章　大打出手

1968—1970年，老挝战事发生重大变化，北越开始认识到老挝战场对越南战场的威胁，并加强了在老挝战场的兵力投入。同时，王宝指挥的苗族武装在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有恃无恐，对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发起大规模进攻，并取得一定的战果。老挝战事的升级终于引起美国媒体关注，美国国会也开始意识到在老挝正发生一场国会与公众并不知晓的“秘密战争”，随之展开调查。

第一节　富帕蒂之战

在指挥苗族武装力量作战的过程中，美国情报人员收获的一个副产品是在老挝控制了一些地区，这些地区对支持美国向北越实施轰炸具有重要价值。1966年，美国空军批准在苗族占领区一个叫富帕蒂（Phou Pha Thi）的地方安装空中战术打击导航设备，并派出部队对此设备予以保护。富帕蒂位于老挝东北距离越南边界约20英里处，距离河内160英里、桑怒25英里，海拔5500英尺，四周多为陡坡。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之为“利马-85”（Lima Site 85）。1967年11月，美军在富帕蒂安装TSQ-81轰炸制导雷达，在此设备的支持下，美国空军能够全天候地对河内附近60英里地区进行轰炸，而且轰炸精度极高。⁽¹⁾富帕蒂空中导航设备的安装对于北越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河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拔除。

富帕蒂虽然给美国打击北越带来了巨大便利，但莱尔认为这必然会招致河内的报复。1968年1月12日下午1时20分，2架苏制安-2飞机对富帕蒂进行轰炸，投下15枚炸弹，造成包括3名苗族士兵和1名美国技师受伤，但美国导航设备未受大的损害。⁽²⁾这是北越第一次在老挝战场使用飞机攻击敌军。攻击结束后，在乌隆中情局指挥部里，西科德等人意识到北越已经开始重视富帕蒂了。

1月31日，北越武元甲将军指挥对西贡政权与美军发起春节攻势，到2月10日，共产主义力量对南越的44个省会中的36个发起了进攻，南越当局与美军发起反击。此间，富帕蒂空中导航设备引导了对北越的27次空袭，占所有对北越空袭总量的55％。⁽³⁾从这一数据不难看出富帕蒂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3月9日，总兵力达7个营的巴特寮—北越联军完成了对富帕蒂的包围。⁽⁴⁾值得一提的是，北越在这次进攻中第一次在老挝战场成建制地使用炮兵，派遣了一个炮兵团参战。⁽⁵⁾早在2月初，王宝就派出300人的苗族武装驻守在富帕蒂山脚，以加强富帕蒂防御。另外，在富帕蒂山峰峰顶还有3个连的泰国皇家陆军部队。中央情报局在峰顶的工作人员与操作设备的美国空军技师还可以通过无线电设备招来空军支持。⁽⁶⁾到3月9日，北越部队清除了驻扎在山脚下的苗族武装及少量泰国特种部队。一名参加战斗的苗族军官向北越部队投诚，没有向山顶报告越南人民军已经发起进攻。等北越部队抵达峰顶时，峰顶守军大吃一惊。一番激战，11名美国人被当场击毙，大部分是技师，泰国守军则因为其指挥官针龙·西蒙（Chamlong Srimuong，即卢金河）指挥得当，几乎完好无损地撤出。⁽⁷⁾此人后来成为20世纪80—90年代泰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此次作战，华府高层高度重视，严令一定要守住富帕蒂，但中情局老挝站站长夏克雷认为最多只能守到3月10日，并准备在失守后炸毁基地。西科德回忆：“我们埋下了地雷并准备炸掉导航设备，但华府最高层拒绝这一计划。”⁽⁸⁾北越部队的奇袭导致中情局没有来得及炸毁山顶的设备，后来虽然美国空中力量试图把设备打掉，但没有得手。这些设备最终被运往苏联作研究之用。

第二节　大败亏输

富帕蒂之战只是老挝共产主义力量攻势的序幕，美国驻老挝使馆发给国务院的电文称：“富帕蒂丢失开启了王宝与苗族武装麻烦的大门，敌人的规模与重武器比王宝部队强大得多。”⁽⁹⁾攻克富帕蒂之后，北越部队持续夺取查尔平原上苗族部队的据点，王宝所部在北越的旱季攻势之下大败亏输。

“1968年老挝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北越当局显然对巴特寮军队的进展不满意，于是将新的主力部队调到老挝，发动了当年的旱季攻势。”3月21日，中央情报局向华盛顿高级决策者提交了一份有关“共产党在老挝的意向”的特殊情报：“虽然越南军队有能力在短期内占领老挝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分析家们得出的结论是，河内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通往越南南部的运输线，并不希望破坏1962年协定的总体框架。”⁽¹⁰⁾即便如此，老挝战场上苗族面临的军事压力也越来越大，人员损失极为惨重。3月中旬，王宝向富马首相与美国大使沙利文请求予以第二军区以最大可能的空中支持，王宝提出对解放区的平民聚居区或城市目标进行轰炸。在与富马首相商讨后，沙利文大使同意对王宝所提的目标给予严格掌控下的空中打击。⁽¹¹⁾

1968年巴特寮—北越联军的旱季攻势取得辉煌战果，“夺取了过去5年里丢失的所有地盘，共产党力量自1963年以来从未在军事上这么强大过”。⁽¹²⁾变化了的战争形势引起莱尔深深的忧虑。他对战场的调研让他认识到，夏克雷所谓的“大超市战争”是一个错误的战略思路。这个错误的思路看起来是由夏克雷引起的，但细想起来夏克雷不过是美国政府中某种势力的代表，这股势力认为只要舍得对面临的某个问题投入足够的金钱就会产生想要的效果。遗憾的是，花钱就能办成事的逻辑已经不适用于苗族正在进行的战争。在正规战中，苗族部队根本不是北越志愿军的对手，即便美国政府投入再多的金钱也无济于事。1968年5月雨季到来，北越军队停止了进攻，但苗族部队伤亡惨重。

在莱尔看来，华盛顿的目的就是用老挝战场牵制更多的北越部队，但这个目标可以通过他本人此前采取的作战思路来实现：把苗族武装以游击队的作战方式投入战场，而不是夏克雷的打大仗、与敌人正面交锋的作战思路。游击战的伤亡会小得多，与敌正面交锋的结果必然是总共只有不到30万人口的老挝苗族的毁灭。对于苗族而言，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还在于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被中情局欺骗了，认为正在把他们推往死亡之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自己的朋友，是在“帮助”他们。而中情局的冷酷更是令人发指：在中情局总部，没有人关心苗族的死亡率，他们认为“动力计划”很成功，对北越起到了牵制作用；更为可取的是，“动力计划”的代价非常低廉，王宝部队的士兵每天的军饷是10美分。⁽¹³⁾每天用10美分的代价换来一个为自己卖命的士兵，这大概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事情了。

1968年，莱尔想的最多的是沙耶武里（Sayaboury），这个位于湄公河畔的地方是他在启动“动力计划”时向上级提到过的——一旦计划失败，把苗族送往沙耶武里。这里浓雾缭绕邻近泰国，也许这是苗族获得安全的最后的希望之地。

比之莱尔的意志消沉，此时的王宝仍然颇有斗志。在龙镇指挥部里，他官威十足、脱离部队、忙于应酬，相信别人对他的阿谀奉承。王宝已经利令智昏，他的目标是夺回整个查尔平原，把北越部队赶回越南。⁽¹⁴⁾

1968年9月下旬，王宝应中情局邀请访问美国。10月1日，王宝甚至在白宫秘密会晤了美国的高官们。他把访问白宫视为巨大的荣誉，并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苗族与美国人友谊的认可。作为礼物，王宝请人把一支苗族手工制作的步枪赠送给约翰逊总统。⁽¹⁵⁾11月5日，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数日后，王宝收到前总统约翰逊的来信，对他赠送的礼物表示感谢，并赞扬他的“捍卫自由的勇气”，并称“这种勇气是自由的最后保障”。⁽¹⁶⁾

面对“动力计划”日益偏离自己预设的轨道，莱尔已经灰心丧气。1968年年中，他向中情局提交调离老挝的申请并得到批准。⁽¹⁷⁾莱尔后来解释了他离开老挝的原因：“1968年我离开老挝，因为我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他们偏离了游击战战法，想把苗族武装力量作为正规军投入战场。王宝是个山民，游击战是他所擅长的……苗族部队一旦与北越步兵展开正规战必然失败，而且必然会死伤严重。我的专业是游击战，如果偏离此种战法我继续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百分之百地认为我们在走下坡路。我想回避整个行动的彻底失败，选择离开也许对我更好些。”⁽¹⁸⁾

离开泰国后，莱尔先是去了美国战争学院执教，后来到曼谷中情局的派出机构里找了份工作，主要是监督泰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毒品贸易。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支战争结束，莱尔回到美国后曾试图回中情局总部工作，但因为当年在老挝与夏克雷不和而夏克雷已经平步青云，莱尔被告知总部没有适合他的职务。1976年，莱尔退出中情局。⁽¹⁹⁾

结束了中央情报局情报员的生涯，莱尔回到故乡德克萨斯州，他虽然很少谈及老挝的战争经历，但每天都花几个小时苦思冥想“动力计划”是怎样走向失败的，很快莱尔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感到非常孤独。生活上，莱尔有一份不低的养老金足以度日，但在一次失败的投资后，他负债累累，不得不打工度日。因为喜欢驾驶，莱尔当起了卡车司机，在德州与邻近州之间跑长途。卡车司机虽然辛苦，但他因此可以在晚上安眠。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莱尔开始与一些历史学家谈及他在老挝的经历，并经常回到老挝与泰国。在美国，莱尔参加加利福尼亚州与明尼苏达州的在美苗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当年参加过老挝战争的苗族老人常常热烈地欢迎他，亲切地称其为“父亲”。但年轻的苗族人则持不同看法，认为莱尔令苗族步入陷阱甚至把苗族引向毁灭。⁽²⁰⁾

在莱尔的余生他的社会身份是一名卡车司机，他以此谋生并于2014年去世。

第三节　王宝的短暂胜利

1969年1月，尼克松政府上台执政，他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思路是以战促和。3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代表总统提出能否采取适当行动向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参联会主席厄尔·惠勒（Earle G．Wheeler）指出可以在老挝与柬埔寨发起攻击性行动。⁽²¹⁾2月，尼克松总统指示减少美军在越南的伤亡是在越美和谈中获取强势地位的基本策略，当时美军在越南的死亡率是每周200人。⁽²²⁾不难看出，美国高层高度重视老挝战场对北越的牵制作用。

进入1969年，北越与巴特寮部队继续在查尔平原展开军事行动且进展顺利。3月12日，参联会主席惠勒向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R．Laird）通报情况，指出北越部队继续在老挝北部地区加强活动；北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同伙”也是导致美军伤亡的主要因素。⁽²³⁾3—4月，北越志愿军与巴特寮部队攻克位于老挝东北部的纳康（Na Khang）。中情局认为纳康被攻克的主要影响是动摇了富马政府的士气，富马政府的正规军可能因此无心据守据点，一遇到进攻就会败退。尼克松政府的反应是向老挝提供4000支自动步枪及扩大在查尔平原的空袭范围。同时，中情局高度肯定苗族武装的价值，认为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南下的意图被苗族武装力量抵制，苗族武装已经达到40000人，王宝是老挝最能干的指挥官。苗族军队在巴特寮占领区活动，帮助富马政府据守地盘，并为在“胡志明小道”从事侦查活动的武装提供支持。⁽²⁴⁾

1969年年初，王宝则在构想对北越发起大规模的反击战。他的作战构想完全是按照正规军作战的思路设计的，其作战意图是歼灭敌军几个师。⁽²⁵⁾王宝已经丧失了理智，他全然不顾在过去的7年中苗族已经战死1.8万名士兵、兵源接近枯竭的事实，⁽²⁶⁾一心要打大仗，此时莱尔已经离去，没有人会把游击战的作战思想老调重弹。王宝的疯狂除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极端反共思想作祟之外，还来自美国空中支持的撑腰打气。王宝告诉中情局工作人员，他需要更频繁的空中轰炸，并要求能够掌控飞机何时何地飞往何处。⁽²⁷⁾尼克松政府没有令王宝失望。3月22日，尼克松政府开始考虑在北老挝使用B-52轰炸机。美国各部门一致认定B-52在打击敌人部队的集结区、密切配合战术行动方面非常有效。同时，参联会认为，在老挝与柬埔寨最为有效的战法是地面上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辅之以空中打击。参联会与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一致认为，自1968年11月份以来，对老挝的轰炸已经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运动。⁽²⁸⁾在决策层认定空袭有效的前提下，美国驻老挝大使馆策划并执行了代号为“雨之舞”（“Operation Rain Dance”）的系列空中打击行动，并将持续到雨季到来。⁽²⁹⁾

1969年老挝局势的突出特征是北越部队在老挝加大军力投入，一路攻城夺池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则在考虑减少在越南战场的兵力投入。4月10日，尼克松总统指示国务卿、国防部长与中情局局长研究战争越南化的具体时间表。⁽³⁰⁾

北越与巴特寮部队并没有因此放缓在查尔平原的军事行动。虽然雨季已经来临，但其军事进攻依然继续。6月24日，北越志愿军与巴特寮部队对查尔平原西部边缘的芒绥（Muong Suoi）发起进攻。芒绥为老挝中立派据守，有4000名守军。这次战斗中，北越前所未有地在老挝战场使用了T-55坦克。中立派守军一触即溃，泰国协同守卫芒绥的炮兵部队也立即撤出。此役之后，泰国政府担心派往老挝参战的部队被北越抓获将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不再成建制地派出正规军参战，而是从泰国军队中抽调人员以“志愿部队”的名义进入老挝作战。⁽³¹⁾

芒绥之战引起中情局高度关注。7月18日，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M．Helms）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备忘录指出：1969年的老挝局势打破了以往的模式——每年7月到11月的雨季我们的友军进攻，而旱季则是北越部队进攻——今年雨季已经开始了几周，北越部队仍然攻势不断。他们动用了两个师的兵力，甚至还使用了坦克打下芒绥，接着向西沿7号公路朝着连接万象与琅勃拉邦的13号公路机动。也有迹象表明敌军可能向查尔平原的西部与南部机动，威胁苗族主要基地龙镇。“富马政府慌作一团，请求我国采取行动，特别是对敌军进行更加密集的空袭。王宝的苗族部队被迫守卫关键据点，同时他的部队得不到足够兵员补充，只能把13—14岁的大孩子投入战斗。随着军事压力加大，王宝对苗族的领导越来越困难，一些老人已经开始讨论向老挝西部的安全地区撤离。”⁽³²⁾

到7月底，老挝的局势已经令尼克松政府感到头疼。7月29日，尼克松总统在曼谷听取美国驻老挝大使麦克默特里·戈德利⁽³³⁾汇报老挝形势：老挝的形势非常严重……接下来的3—4周里，敌人可能要夺取其1962年时在老挝拥有的控制区域，外加中立部队控制的地盘。面对敌人在老挝北部的步步紧逼，我们的空袭次数从每天50架次增加到200架次。⁽³⁴⁾

虽然北越与巴特寮的联军冒雨进攻，但大雨还是令部队陷入泥淖之中且行动迟缓。王宝意识到机会来了，认为对查尔平原上的北越志愿军与巴特寮部队发起突然袭击很有胜算。8月初，王宝向驻扎在查尔平原的北越与巴特寮部队发起了代号为“About Face”的军事进攻。攻击完全如同王宝预计的那样出敌不意。一部分苗族部队渗透进北越部队驻扎地区的内部，在查尔平原东部发起攻击，摧毁北越部队的补给线。接着6000人的苗族部队从南向北进入查尔平原。美国的空中打击也同时开始，对平原上的敌军实施每天300架次的轰炸。大雨、突袭、密集的空中打击令北越部队大败亏输。河内的312师几乎被摧毁，以该师的一个营为例，仅逃生3人。⁽³⁵⁾10月，王宝占领了整个查尔平原。“赫蒙族（即苗族）自1960年以来首次占领了整个石缸平原（即查尔平原），缴获粮食1700吨，弹药2500吨，重武器640件和25辆苏联制造的PT-76型坦克。”⁽³⁶⁾苗族部队大获全胜，王宝登上了胜利的巅峰。

但是，这个短暂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喜悦。10月，美国决策层就这次进攻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评估与指责。其一，批评中情局在老挝权力过大。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真的能够掌控政府对老挝的政策吗？中情局在老挝起着主导作用，甚至影响了总统对老挝政策的掌控。那么中情局在老挝到底有多大的自主权呢？王宝这次发起的进攻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王宝的苗族非正规军一直是中情局的行动工具。是谁下令打响这场席卷查尔平原的战役，富马、王宝、中情局还是总统？其二，指责这场战役打破了老挝的政局平衡。国家安全委员会致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谈到：这场进攻的目的何在？“我们有没有评估这场战役的结果对对方会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当我们的进攻威胁到了敌方的传统控制区之后”，对手会如何评估我们的意图。备忘录引用了戈德利大使的话：“老挝一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军事胜利会引发许多军事失败的国家”，“在发起进攻前，我们有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基辛格在其越战回忆录中概括了美国对老挝的政策意图：“河内准备在南越获胜后再来对付老挝……我们这方面也不想打破这种不稳定的平衡，把争端扩大到老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³⁷⁾王宝的胜利偏离了美国对老挝的政策意图，可能会导致北越产生美国政府准备在老挝大打出手的判断，从而基于误判发起对老挝的全面进攻。这种误判产生的对美国部署的威胁是尼克松政府不愿看到的。其三，在旱季敌人必然会发起更大的进攻。王宝此役掌控了查尔平原，甚至连敌人的传统控制区康开这样的地方都被攻克，在这样的背景下，北越可能会再派出1.2万人部队进入老挝。彼时美国又将在老挝战场上面临困境。其四，安全委员会提出质疑，“如果北越认为这场战役改变了老挝的游戏规则，不再遵循三方（指北越、巴特寮、老挝王国政府）共存的局面，转而要控制整个老挝，乃至向湄公河谷推进，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真的准备向老挝投入10万—25万美国士兵吗？”⁽³⁸⁾王宝的胜利给尼克松政府带来的是忧心忡忡。

另外，战役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万象，在万象的美国记者们很快了解到这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刨根问底地试图揭开中情局在老挝的秘密战的神秘面纱。

第四节　谎话连篇

1969年秋，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开始报道老挝的战争情况，包括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活动。媒体报道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正在老挝进行战争。在美国，宣战权在国会，而今没有经过国会允许美国政府却在老挝大打出手，这自然引起议员们的愤怒与关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此成立美国海外安全协定与安全承诺小组委员会，由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担任主席，负责对美国在老挝的战争行为进行秘密听证。赛明顿参议员此前曾经支持美国在老挝的军事计划，但在舆论压力下他一改初衷，不遗余力地调查老挝战争的真相。由于沙利文从1964年晚些时候到1969年3月18日任美国驻老挝大使，他成为小组委员会调查听证的重要人员。1969年10月20日，沙利文（时任负责远东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到国会进行听证。听证进行了3天，委员会的提问涉及美国为什么以及如何在老挝发动战争、战争是否违宪等问题。

在听证开始时，赛明顿怒斥：“是告知美国人民更多关于老挝战争真相的时候了”，“我们国家与老挝关系中的一些秘密持续的时间太过长久了”。⁽³⁹⁾面对质问，沙利文尽力为这场违宪的战争开脱，他长篇大论谈及美国政府在老挝的行动，却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毫不提及，声称美国政府在老挝的作用是监视老挝中立条款的落实。⁽⁴⁰⁾当议员问及美国是否在老挝的某些地区进行了空中轰炸，比如查尔平原、越老边界的北部地区时，沙利文矢口否认，坚持轰炸只是针对老挝东部位于“胡志明小道”上的有限目标。后来，他又改口称，空中轰炸确实包括老挝北部地区的一些目标，但是是在得到老挝王国政府请求后才进行的。⁽⁴¹⁾当议员问到报道称轰炸引发广泛的平民伤亡并造成数以万计的难民时，沙利文显得“坚定而平静”，坚持平民伤亡的报道夸大其实，“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准攻击居民区”。⁽⁴²⁾参议员罗兰·保罗（Roland A．Paul）质问：“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你们有没有对王宝将军作出某些道义上的承诺以换取他付出当前正在进行的战争努力？美国方面有没有对王宝将军及其人民（指苗族）的安全与福祉作出过任何的承诺？”沙利文的回答干脆简洁：“美国方面没有承担过任何正式的义务，没有。”⁽⁴³⁾在这里，沙利文不仅作了伪证，而且还背叛了正在为中情局卖命的苗族。

沙利文的伪证并不能阻挡国会了解事情真相，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1970年由于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曾举行过一些秘密的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获悉全部情况，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正式承认过。”⁽⁴⁴⁾虽然美国政府竭力狡辩，声称没有在老挝发动战争，1969年12月16日，美国参议院还是通过新的国防拨款法案，禁止美国政府把地面部队投入泰国与老挝。⁽⁴⁵⁾

虽然沙利文信口雌黄、谎话连篇，但是国会的听证与媒体的报道仍在继续。基辛格说：“1970年年初，老挝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了我们在印度支那的焦点，也是我们国内辩论的焦点”，“国内的批判者乘机呼吁，说我们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在印度支那承担起新的‘没有尽头的任务’”。⁽⁴⁶⁾面对公众与国会的压力，1970年年初的尼克松政府很是不安。在2月2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尼克松说：“我们必须想一想应该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展示我们在老挝的行为。我们不得不披露一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披露必须能够以最好的方式进行。”⁽⁴⁷⁾在这次会议上，国防部长莱尔德提交了1966年—1970年初美国对北老挝每月采取的空中行动的次数：1966年，513架次/月；1967年，458架次/月；1968年，908架次/月；1969年，3800架次/月；1970年，3428架次/月。⁽⁴⁸⁾莱尔德说，空中行动的首选目标是打击进入北老挝的越南人，次选目标是“胡志明小道”，最后是支持查尔平原的军事行动。⁽⁴⁹⁾莱尔德的陈述表明，沙利文在国会听证时进行了伪证。会议决定，由尼克松总统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适度展示一些美国政府在老挝的活动情况，但是总统决定不披露中情局在老挝的行动，不提供美国在北老挝空中行动的飞行架次。⁽⁵⁰⁾3月6日，尼克松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发布了一个题为“老挝的形势”的声明，声明称北越在老挝有6.7万人的部队，北越正规军的30个营在坦克、装甲车和远程火炮的支持下正在向查尔平原展开进攻。美国在老挝没有投入也没有计划投入战斗部队，在老挝美国有1040名军事和民间雇佣人员，其中军事顾问和训练人员为320人、后勤人员为323人。没有美国人在地面军事行动中死亡。在老挝王国政府的请求下，美国政府向其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提供了军事援助。美国将继续在老挝展开空中行动，首要目标是“胡志明小道”，次选目标是向老挝王国政府军提供作战支持。尼克松总统在声明末尾称将继续在1962年日内瓦协定的基础上探求老挝的和平。⁽⁵¹⁾声明发出后引起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应。国会的批评更加起劲，新闻媒体也提出尖锐的问题，不断有各种关于美国在老挝的行动的故事与战死的美国人员的数字出现。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Ronald L．Ziegler）不得不援引总统声明“辟谣”：没有美国人在老挝的地面战斗行动中死亡。9日，基辛格告诉总统助理H．R．海德曼（H．R．Haldeman）：“我知道没有美国人在地面战斗行动中死亡是不真实的”，“总统要是不发布声明就好了”。⁽⁵²⁾

国会的听证仍在继续。1970年的一次听证会上，沙利文说：“美国在老挝的空中打击有2—3次的误炸”，“（在那些极个别的误炸事件发生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出医疗队、派出美国国际援助署的工作人员去那些村庄帮助他们”。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毫不客气地反驳说：“你不可能提供帮助与派出医疗队，因为你们轰炸的村庄在敌占区。”⁽⁵³⁾虽然议员们对沙利文的谎言表示了怀疑，但他还是成功地遏制了国会的怒火，美国政府也得以继续在老挝的秘密战争。

美国飞机的空袭到底给老挝人民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呢？1968年6月法国《世界报》记者雅克·迪克尼（Jacques Decornoy）获准进入巴特寮解放区参观，并于7月初在《世界报》发文向世人披露所见所闻。“民众居住在山洞中。在苏发努冯接待我们的山洞前，弹坑如此密集以至于相互连接起来。这场战争从未被官方正式报道过，美国人试图从心理与生理上打垮老挝左派。”⁽⁵⁴⁾解放区的一名官员告诉记者，1965年2月到1968年3月，桑怒地区65个村庄被空袭夷为平地，无一处民居能够免于被毁。对桑怒城区的第一次空袭发生在1965年2月19日。1968年3月17日到19日，更加残酷的空中打击变得更加频繁，桑怒城弹坑密布，城市许多住房沦为废墟，城中还残存着一些未爆炸的炸弹。⁽⁵⁵⁾解放区的居民们有的逃往森林中居住，以期避开美国飞行员的视线。夜晚降临时，人们才敢出来行走、喂养牲口。　

迪克尼还在桑怒城外两公里处发现一架被击落的美国战机残骸，飞行员被飞行携带但尚不及投放的炸弹炸成了碎片。城区居民区损坏严重。解放区官方记载了空袭情况：1966年3月15人在某村庄被炸身死，11月又有15人在另一村庄被炸死，同一个月一座寺院被空袭炸毁6名僧人遇难；1967年9月26日7人遇难，10月8人遇难，11月1日7人、19日16人；1968年2月4人。⁽⁵⁶⁾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解放区居民们对于空袭泛滥十分不解，一个农妇不解地问道：“我都不知道美国在哪里？”她的女儿刚刚死于空袭，她在空袭中失去了所有财产。另一位农民说：“人们憎恨美国的一切。”空袭是十分密集的，1968年3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刊文指出：“在过去2个月里，美国在老挝投下的炸弹与在越南的一样多。”⁽⁵⁷⁾

空袭并没有摧毁解放区人民的抵抗意志。在桑怒解放区，生产继续进行：人们制作药品，为防止浓烟引来敌机，生产在夜晚进行；人们还用从越南运来的原料、美国炸弹的碎片制作日用品、农具；甚至建立在山洞之外简易的纺织厂，使用来自中国的机器继续为巴特寮解放军、民众生产衣物和制服。

在桑怒，人们继续生产、耕种，孩子们也在读书。学生们的教室是山洞，靠近洞口的孩子能够借助日光读写，但在洞中的孩子只能借助油灯了。“学校的教育教会孩子们保卫国家、服务人民、憎恨美国。”老师们也是宣传员，“他们必须学会召开会议、解释中央的路线方针、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学会造铁、喂牛”。⁽⁵⁸⁾解放区没有使用法国人留下的教材，他们自己编写的教材传承着老挝的文化与历史。

解放区的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在这里毁灭与新生并存。美国人在制造毁灭，而巴特寮在为这个民族的未来争取新生。对比鲜明的是右派掌控的万象。一名美国外交官在万象说：“这个国家如果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层次，把过去的一切归零。老挝人必须要去除其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是进步的障碍。”⁽⁵⁹⁾万象的官员们醉生梦死、毫无信仰。他们在麻醉自己，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这一切享受都不会长久。

在迪克尼与巴特寮干部的交谈中，他们声称：“一切美国人必须滚出老挝”，“不只要停止空袭，而且美国人必须离开，包括美国的私人飞行公司——美国航空公司、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这些公司为反动派运送补给、武器，还包括运送美国顾问到苗族居住区。”⁽⁶⁰⁾对于巴特寮而言，美国对老挝日常生活的影响应完全消除。

美国的空袭给老挝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并从反面证实了巴特寮干部的话。1968年以来美国的空袭加剧了，但是这只能证明老挝右翼武装力量更加的无能。“右派军官毫无理想可言，他们的总司令掌控着鸦片贸易，基层士兵军饷奇低。”在军事上，军官们逢战必逃，部队因此逢战必败。

在解放区，迪克尼看到了美国空袭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老挝的未来在巴特寮身上。

(1)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 p．179．

(2)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Hughes）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February 28，1968，FRUS，1964-1968，Laos，Vol．28，p．659．

(3) Jane Hamilton-Merritt，Tragic Mountains，p．182．

(4) Central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Cable，March 9，1968，FRUS，1964-1968，Laos，Vol．28，p．665．

(5) Roger Warner，Back Fire，p．227．

(6)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180．

(7) Ibid．

(8) Jane Hamilton-Merritt，Tragic Mountains，p．182．

(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4，FRUS，1964-1968，Laos，Vol．28，p．668．

(10)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9页。

(1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4，FRUS，1964-1968，Laos，Vol．28，p．668．

(12)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Hughes）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Katzenbach，October 9，1968，FRUS，1964-1968，Laos，Vol．28，p．747．

(13) Jane Hamilton-Merritt，Tragic Mountains，p．186．

(14) Jane Hamilton-Merritt，Tragic Mountains，p．202．

(15) Ibid．，p．204．

(16) Jane Hamilton-Merritt，Tragic Mountains，p．205．

(17) Roger Warner，Back Fire，p．245．

(18) Gayle L．Morrison，Hog's Exit：Jerry Daniels，the Hmong，and the CIA，Texas：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2013，p．87．此书是一本口述史，作者将参加中情局在老挝秘密战的当事人口述的内容汇编成册。

(1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November 2007．cited from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96．

(20)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January 2008．cited from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96．

(21) Memorandum of Meeting Between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and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January 30，196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45．

(22) Letter from the Head of the Delegation to the Paris Peace Talks on Vietnam（Lodge）to President Nixon，February 12，196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65．

(23)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Laird，March 12，196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106-107．

(2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Undated，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190-193．

(25) Author interview with Vang Pao，Saint Paul，MN，November 2006．cited from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18．

(26) Ibid．

(27) Ibid．

(28) Summary of Interagency Response to NSSM 1，March 22，196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149-153．

(29)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193．

(30)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36，April 1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195、215．

(31) Jane Hamilton-Merritt，Tragic Mountains，p．213；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181．

(32)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elms to President Nixon，July 18，196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305-306．

(33) 沙利文大使于1969年4月起任美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国务卿助理，戈德利从同年7月24日开始任美国驻老挝大使，中间大约有3个月的大使空缺期。

(3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29，196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318．

(35)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29．

(36)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10页。

(37)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38) Memorandum from Winston Lord of the Planning Sta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October 6，196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424-428．

(39) Hearings on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greement and Commitments Abroad，Kingdom of Laos，Vol．1，Part2，October 20，22，28，1969，U．S．Senate，91st Congress，1st session，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p．366．

(40)  Ibid．，pp．369-370．

(41) Walt Haney，“The Pentagon Papers and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Laos，”in Noam Chomsky and Howard Zinn，eds．，The Pentagon Papers，Vol．5，Critical Essays，Boston：Beacon Press，1972，p．277．

(42) Hearings on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greement and Commitments Abroad，Kingdom of Laos，Vol．1，Part2，pp．500-514．

(43)  Ibid．，p．417．

(44)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95页。

(45)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5，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26，note 4．

(46)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95页。

(47) Minut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Washington，February 27，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639．

(48) Ibid．，p．640．

(49) Ibid．

(50) Minut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Washington，February 27，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644-646．

(51) Editorial Note，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649．

(52) Ibid．，p．650．

(53) Hearings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Refugees and Escapees，May 7，1970，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p．59．，cited from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43．

(54) Jacques Decornoy，“Laos：the Forgotten War”，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2，No．3，1970，p．21．

(55) Jacques Decornoy，“Laos：the Forgotten War”，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2，No．3，1970，pp．22-23．

(56) Ibid．

(57) Jacques Decornoy，“Laos：the Forgotten War”，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2，No．3，1970，pp．23-24．

(58) Jacques Decornoy，“Laos：the Forgotten War”，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2，No．3，1970，p．26．

(59) Ibid．，p．27．

(60) Jacques Decornoy，“Laos：the Forgotten War”，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2，No．3，1970，p．27．

第七章　处境不妙

1970年，北越向老挝北部派出两个师的部队，出击查尔平原，兵锋所指尽皆披靡。在占领查尔平原后，北越与巴特寮联军攻打龙镇。龙镇的安危引起美国高层的极大关注，在泰国部队的支持下龙镇的危机勉强化解，但此时的王宝及其所部已经众叛亲离、处境不妙。

第一节　B-52与筑路队

1969年王宝在查尔平原的胜利很快就演变成为一场军事危机。1970年1月底，“北越突然向查尔平原增派了1.3万名军队，并运去了大量额外的装备”。⁽¹⁾北越部队即将对查尔平原展开大规模进攻，美国决策层感到在老挝的军事压力骤然增大。

1月23日，美国驻老挝大使麦克默特里·戈德利要求使用B-52轰炸机打击北越一个估计有4000名军人的重要集结点。⁽²⁾B-52轰炸机飞行高度较高，即使在晴好的天气状态下从地面也看不到它飞行的踪影，等到数十吨的炸弹从空中倾泻下来时，人们才会知晓B-52开始了轰炸，这种战机美国政府一般不轻易使用。考虑到戈德利的要求，26日，美国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美国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提议出动6架B-52进行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持相似立场。国务院则表示反对，理由是在攻势开始前使用B-52可能引发老挝战事升级且发起战争的责任会落在美国头上，届时国会与新闻媒体的指责将会加剧，美国政府应当使老挝问题回到政治解决问题的轨道上。中央情报局的观点是同意使用B-52，但辅之以外交手段避免打击引发局势升级。⁽³⁾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认为，查尔平原不是最重要的地方，共产主义力量有能力占有它；关键地区是苗族武装司令部所在地——龙镇及其毗邻区桑通（Sam Thong）。B-52的攻击加上王宝近期在查尔平原的大打出手可能导致对方认为我们不再想保持1962年达成的关于老挝问题的协定从而采取极端措施。中情局副局长托马斯·卡尔米森斯（Thomas Karamessines）则强调支持富马政府与苗族武装的重要性，认为苗族武装是老挝唯一一支能够有效作战的友军，使用B-52可以减少王宝所部的伤亡。会议没有就是否使用B-52问题得出结论。⁽⁴⁾

除了B-52的使用问题，这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中国筑路队在老挝活动的事宜。1962年老挝政府请求中国援建老挝公路，1968年富马首相也表示不反对中国在老挝修筑公路。⁽⁵⁾1970年年初，美国空中侦察表明中国的筑路队已经开始在孟洪（Muong Houn）以南地区活动。基辛格指出，中国筑路队在老挝孟洪以南向湄公河附近的北宾（Pak Beng）修路，戈德利大使急于知道如何应对此问题。格林认为中国筑路队的活动区域在向泰国靠近，美方必须有所行动。会议提出3种方案作为应对之策，由总统定夺采取哪一策略。2月5日，尼克松总统批准的方案是：采取小规模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辅之以老挝王国政府空军的T-28进行空中打击，或者用地雷炸毁孟洪以南的筑路队建筑。美国空中力量也对孟洪以南的中国筑路队进行战术性空中打击。⁽⁶⁾

美国政府对B-52的使用举棋不定，王宝却已经没有耐心。他决定使用自己能够调遣的T-28战机对敌发起攻击。利令智昏的王宝甚至命令其战机空袭了中国驻康开（Khang Khay）的文化使团驻地。出于对中国介入老挝局势的担忧，美方曾经禁止老挝反共力量攻击中国驻康开的文化使团。王宝的行为引起美国驻乌隆的7/13飞行联队司令官安德鲁·伊万斯（Andrew Evans）的愤怒。他的第一反应是禁止王宝的T-28战机起飞执行战斗任务，但部署告诉他，对这些飞机他没有指挥权。伊万斯又试图停止向王宝提供航空用油，但随着战事吃紧，这一惩戒措施也只能作罢。⁽⁷⁾

2月5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文件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河内将会重新夺回查尔平原并消灭王宝的部队。⁽⁸⁾ 12日，北越攻势终于在查尔平原发动。在同日致总统的备忘录中，基辛格指出：共产主义力量试图重新夺回查尔平原，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打击苗族武装力量，至少要将其削弱到不足以被视为老挝战场上一个军事性因素的水平。同时，“通过军事行动北越也在警告我们，不与河内打交道东南亚的和平就无法获得。王宝将军的苗族部队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阻止河内达成自己的军事目的”。⁽⁹⁾

北越发起进攻后，富马首相第一次经戈德利大使请求美国使用B-52打击敌军。⁽¹⁰⁾基辛格也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了美国决策层对使用B-52的不同意见。支持者认为，该型战机对敌人运输线能造成较大伤害，从而削弱敌人攻势，这样苗族的武装力量伤亡也会下降，这支武装是我们在老挝战场上唯一一支能够有效作战的部队；B-52战机飞行高度高，在云层较厚的情况下其打击效果比战术性空中打击要好。反对的理由是，国会与新闻媒体目前对老挝情况高度关注，政府不宜轻举妄动。⁽¹¹⁾

2月16日，北越和巴特寮的部队已将政府军赶出了查尔平原的大部分地区。⁽¹²⁾当天下午，总统召集基辛格、国防部长莱尔德、中情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托马斯·穆勒（Thomas H．Moorer）等人开会商讨对策。基辛格建议如果敌人越过芒绥，总统就授权B-52进行轰炸行动。“这个地方是1969年夏天（老挝）政府军发动攻势前共产党人入侵最深的地点，总统对此表示同意。”⁽¹³⁾不到24小时，北越与巴特寮部队就越过芒绥。2月17日—18日晚，3架B-52轰炸机对查尔平原的巴特寮—北越部队进行了轰炸。1965年美国在越南第一次使用B-52轰炸机，近5年后B-52轰炸机又开始了对北老挝的地毯式轰炸。这款战机带给老挝人民巨大的灾难。“此后3年里，为了援助美国支持的军队，B-52轰炸机在老挝北部共飞行2518架次，投下58374吨炸弹。”⁽¹⁴⁾但是B-52并不能扭转战局，2月21日，王宝命令部队放弃查尔平原。⁽¹⁵⁾

第二节　龙镇告急

3月18日，北越部队拿下桑通，直逼龙镇，“这是通往首都万象的最后一个要塞。他们的行动也威胁到王宝的指挥部”，在美国决策层看来“共产党向湄公河进军已经迫在眉睫”。⁽¹⁶⁾19日，美国决策层召开专门小组会议讨论老挝局势。会议认为，一旦龙镇失守，老挝王国政府将无力阻止北越部队南下或向老挝西北发起攻击。基辛格则估计，到5月份共产主义力量可能控制老挝3/4的地区。中情局长赫尔姆斯认为，北越已经打破了老挝各方势力的平衡，苗族已经完了，我们的问题将是如何稳定局势。但是，会议也重视了戈德利大使19日的请求——如果派遣泰国武装力量加强龙镇防御，可以扭转困局。⁽¹⁷⁾龙镇的危机给华盛顿造成巨大压力，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于老挝苗族的安危殷切关注，而是因为老挝局势与越南问题紧密联系。基辛格在越战回忆录中写道：“如果北越军队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使梭发那·富马相信他必须屈从于北越的影响才能继续存活，我们可以预料他会拒绝允许我们继续轰炸‘胡志明小道’，这样一来我们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将遭受灾难性打击。这才是（美国政府的）基本的考虑，其他一切都是胡言乱语。”⁽¹⁸⁾龙镇危机的一个副产品是，美国政府决定放弃对中国在老挝筑路队的袭扰计划。19日，基辛格致函国务卿罗杰斯与国防部长莱尔德，暂不实行原计划使用王宝游击武装及T-28飞机等手段对中国筑路队的攻击。其理由是，老挝王国政府更关心的是龙镇战事。⁽¹⁹⁾其实，放弃计划的真实原因是，在龙镇被北越大兵压境的情势下，美国决策层非常不愿意再对中国进行挑衅。

到3月23日，北越部队已经有1000人抵达龙镇附近，另有5000—6000人到达附近山区。美国发起了3次B-52空中轰炸，并立即研究对策。⁽²⁰⁾在23日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专门小组会议上，基辛格问到，苗族武装是否会崩溃。中情局副局长卡尔米森斯认为有此可能。王宝曾抱怨说空中打击的频率减小了，每天只有20架次，但是参联会主席则指出这不是事实，近期的空中打击是每天87架次，很多时候每天超过100架次。⁽²¹⁾

王宝拟定的战术是引入更多泰国部队帮助防御，他则使用苗族部队搭乘直升机从敌后打击敌补给线。北越存在后勤供应问题，龙镇附近没有可供使用的补给点。⁽²²⁾

出于对北越部队攻克龙镇后向湄公河地区挺进的担忧，在会议前一天的22日，泰国政府告知基辛格，老挝王国政府已经请求泰国派遣部队增援龙镇，泰国政府准备派出一个步兵营（777人），如有必要，可再增加2个营，但需要美国提供物资后勤支持。当天下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回复泰国政府，正在研究泰国派兵的问题，并将尽快给予答复。⁽²³⁾泰国政府高度担忧龙镇安危，泰国领导人知道苗族武装力量及其在龙镇的基地是阻止北越向湄公河地区推进的最后防线。如果龙镇失守，苗族武装也将随即瓦解，老挝王国政府军则不堪一击，届时泰国将会直接面对北越的军事威胁。因此，曼谷把龙镇的防御视为头等要务。⁽²⁴⁾鉴于泰国政府的态度，基辛格在会上问到，如果在龙镇增加3个营的泰国部队，能否影响整体战局。参联会主席厄利·惠勒（Earle G．Wheeler）认为有此可能，但不乐观。⁽²⁵⁾中情局长赫尔姆斯指出，引入泰国部队作战可以延长守卫时间，目下除了拖延之外别无良策。⁽²⁶⁾在这次会议上基辛格再次肯定了王宝及其苗族武装力量的价值：只要王宝在其侧翼，北越在老挝就必须小心翼翼；苗族一旦被摧毁，就没有部队能够阻止共产主义力量进入万象、控制老挝了。同时基辛格也忧心忡忡：“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前景：如果龙镇失守，老挝就完了。”⁽²⁷⁾这次会议没有就派遣泰国部队增援龙镇达成决议。

25日，尼克松总统会见基辛格，表示不希望对老挝局势无所行动。⁽²⁸⁾26日，华盛顿再次召开关于老挝问题的专门行动小组会议，会上基辛格宣布总统已经决定尽快派遣一个营的泰国部队到龙镇，中央情报局负责运送这批士兵；如果美国媒体及国会问及此事，政府的回应会是报道夸大了事实，此事应向泰国、老挝政府探询；我国将请两国政府对此事持不作评论的立场。⁽²⁹⁾令尼克松政府长出一口气的是泰国投入龙镇的第一个营没有引起公众注意。

随着泰国援军的到来，3月27日，王宝发起了反攻。“这次反攻得到了泰国军事力量的支援。泰国的干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3月31日，老挝政府部队夺回了龙镇附近的桑通，桑通机场也很快恢复使用，美国飞机开始运输补给品。北越部队第二天就从龙镇地区后撤了。”⁽³⁰⁾

为加强龙镇地区的防御，4月11日，富马请求泰国再投入一个营进入龙镇。⁽³¹⁾到5月份，泰国共向龙镇派出3个营的部队。尼克松总统也指示，最大限度地使用B-52战机及其他战术性空中打击支持友军。⁽³²⁾

泰国的部队有力地支持了王宝对龙镇的守卫。在这场战役中，泰国在龙镇投入的兵力包括2个炮兵营、3个步兵营，其中有2个营原本就驻守于龙镇。⁽³³⁾4月初，龙镇的危机终于解除，泰国部队对此“功不可没”。中央情报局对泰国部队在龙镇作战的总结报告称：“泰国部队训练有素、防御得当，缺点是进攻性不足。”6月22日，基辛格在致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中附上了中央情报局对泰国参战部队的评估报告，尼克松总统在报告上批示：“好”。⁽³⁴⁾

在对北老挝实施的战役中，越南人民军的后勤供应一直存在困难。根据越南人民军战史，“在1970年1月到2月，进入旱季，后勤保障通畅后，每人每天800克粮食（含700克大米和100克蔬菜、盐巴）”。⁽³⁵⁾不难看出人民军在北老挝的作战是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的。

在泰国帮助下，1970年旱季北越在北老挝的攻势被阻遏，同时美国国会也在继续加强对美国在印支地区军事干预的限制。1970年7月中旬，美国参议院通过《富布赖特修正案》，禁止“其他自由世界国家的军事力量”向老挝与柬埔寨提供支持。⁽³⁶⁾尼克松政府则试图绕过这一修正案的束缚，美国国务院称：“这些泰国人组成的部队都在老挝政府及军方的完全指挥控制之下，他们是老挝王国政府的部队”，虽然国籍不属于老挝，但这些泰国志愿军是老挝王国政府的部队这一事实不容改变。⁽³⁷⁾美国国务院的意思是泰国政府没有以官方名义派出部队在老挝参战，赴老作战的泰国军队是基于自愿基础上的“志愿军”性质，它们进入老挝后加入了老挝王国政府的武装力量。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但尼克松政府却因此绕过了《富布赖特修正案》，泰国5个营的部队也变成了“泰国援老志愿军”，得以在老挝较长时期驻扎。由于泰国的介入，“老挝危机到年底逐渐得到平息，老挝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平衡得以保持”。⁽³⁸⁾

第三节　众叛亲离

1970年的龙镇危机对苗族武装的民心与士气影响很大，王宝处境不妙。早在当年3月桑通失守时，许多苗族士兵已经开始逃逸，带着家人躲进深山，桑通几乎成为不设防的据点。苗族部落的老人们感到大难来临，开始批评王宝。

王宝自己也对前途感到悲观，甚至着手准备后路。3月11日，他飞往万象晋见富马首相，提出立即把苗族人空运到沙耶武里，空运人数为10万余众。富马与美国大使馆对此的反应是大吃一惊，并断然拒绝王宝所请。美国人心中清楚，如果苗族平民离开龙镇去了沙耶武里，苗族士兵将不会再去打仗，在老挝将再也没有人会为了抵抗共产主义力量为美国卖命。⁽³⁹⁾

其实从一开始莱尔就没有就苗族的未来与美国使馆及泰国、老挝王国政府达成明确协议。尽管1961年的万象站与美国大使馆领导人同意把沙耶武里作为“动力计划”失败后苗族的避难之所，但没有形成任何书面协定。沙耶武里作为苗族的最后归宿只是存在于口头上，是一个临时性的共识，但是苗族人自己却对沙耶武里念念不忘。当战事日益不利时，苗族部落派出一些人去沙耶武里探查。探查后发现，沙耶武里比苗族人原先居住的老挝东北部山区海拔略低，因此也更为炎热。另外，这一地区虽处山区但公路网密布，卡车与重武器均易于在此地机动。这样的地形地貌是利于北越部队的行动的。显然，沙耶武里不是理想的避难之所，但是此时王宝却拿不出新的方案来。⁽⁴⁰⁾当危机降临时，“动力计划”对苗族前途与命运考虑不足的弱点立即显现出来。

图7-1　苗族儿童，帽子与手镯用法国银币装饰（摄影者：让·汉密尔顿·迈瑞特）
图片来源：Jane Hamilton-Merritt，The Tragic Mountains：The Hmong，the Americans，and the Secret Wars for Laos，1942—1992，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l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

令美国政府感到幸运的是，北越的军事压力没有继续加大，苗族武装力量获得了短暂的喘息。王宝究其本质不过是个山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缺乏远见，易于受到物质诱惑。当感到来自敌方的威胁减弱时，王宝等苗族领导人就会忘记生存危机，乐于继续“享受”美援。美国人提供的物资支持在他们眼中不亚于奢侈品，他们实在舍不得放弃：飞机从空中投下大米，苗人不用种地就有饭吃；医生给病人治病，药物比苗族人自己的药更有疗效；孩子们也能上学……所有这些在战事略有好转时都会令包括王宝在内的苗族领导人乐而忘忧，沙耶武里的事情也就被淡忘了。这种缺乏远见的思想对苗族人是极其有害的。老挝苗族被陷在查尔平原南部和西南部，不得不进行着因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战争：旱季防御、雨季进攻。美援持续不断，苗人却逐步减少。

美援的确抚慰缓解了苗族人对灰暗前景的担忧，但是战争与流血把老挝战场变成了苗族人的“绞肉机”。苗族武装面临困境：战事连绵不断、人员日益减少，却没有人真正考虑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前途。5月，为了配合美军对柬埔寨的入侵，美国决策层要求苗族武装应该在北老挝加强进攻。美国决策层的决定丝毫不考虑苗族的实际情况，完全视之为执行任务的工具。即便如此，王宝还是决定执行任务、立即行动。此时的苗族武装已经不堪重负，7月23日戈德利大使在向基辛格述职时说道：“许多苗族人脱离部队照顾家庭去了，然后又一点一点地被找回来。龙镇的守军其实是一支由老挝国内的游击武装拼凑起来的军队。王宝仍然是最好的将领，但没有去年优秀。王宝厌倦了，他在苗人中的魅力在下降。一年前由苗族人组成的营级作战单位中，现在几乎已经没有苗族人了。”⁽⁴¹⁾北越部队的战斗力却依然强劲，尤其是后期补给能力大为增强，戈德利汇报说：“王宝曾经划开北越部队阵亡士兵的尸体查验他们的伙食如何，发现北越部队伙食良好。而且北越部队中没有16—18岁的士兵（兵员仍然充足）。起初316师打得不好，比如有士兵跳出散兵坑攻击飞机，但现在他们已经对战术非常熟练。”⁽⁴²⁾戈德利与基辛格的对话清楚表明，在北老挝的战争中越南人民军越战越强，后勤补给大为改观、兵员充足且训练有素；苗族则越战越弱，前途非常不妙。但是戈德利大使的结论却是：“美国在老挝的行动非常上算，每年的所有花费才5亿美元（包括轰炸费用）。在这些行动中，几乎没有死一个美国人，同时却每天杀死30名北越人。5亿美元是美国一个师在南越1年的费用。而在老挝，这笔费用牵制了两个北越师。”⁽⁴³⁾戈德利的述职是极其冷酷的，老挝苗族人的生命在他眼中不值一文，他看到的只有低廉的费用和美军几无伤亡。

在王宝把苗族引向毁灭之路的同时，美国的空中轰炸行动也在老挝贫瘠的土地上制造着灾难。单就1969年这一年而言，美国飞机对老挝投下的炸弹总量就超过整个二战期间其对日本的总投弹量。1970年8月在致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中，基辛格写道：“1969年8月以来，在南老挝战术性空中打击月平均出动8200架次的飞机，其中有4400架次攻击卡车等目标，2100架次攻击敌人的公路、桥梁，剩余架次是用于攻击敌防空火炮”，“在北老挝，每月出动5000架次的攻击（1/3由老挝王国政府空军实施），其中3100架次是直接用于支持苗族的武装力量”。⁽⁴⁴⁾“这些轰炸的主要受害者是平民，特别是老人、母亲与孩子。”轰炸的幸存者们回忆说：“我们的生活就像那些试图拼命逃离猎人追杀的动物一样”，在查尔平原上曾经存在了700多年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了。⁽⁴⁵⁾

苗族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对于他们不过是一连串的失败和后撤，还有不停歇的死亡。甚至苗族武装中的一些高级军官也开始怀疑战争是否是在帮助苗族。苗族的平民们在美国飞机的弹雨里成为亡魂，苗族的士兵们则常常触雷受伤或身亡。到1971年，老挝的民众逐渐认识到美国飞行员对老挝村庄的破坏远甚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力量的破坏”。⁽⁴⁶⁾王宝的部队在失去人心，这对于王宝的苗族武装力量十分不利。虽然苗族武装现在在按照正规军作战样式作战，但它仍然是一支游击武装。部队常常需要依靠当地农民、村民提供吃食、情报信息，或者帮助他们躲藏。同时，老挝的共产主义力量不断宣传空中轰炸给老挝带来的灾难，河内的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播报轰炸对平民生活的破坏，老挝乡村的民众日益同情与支持共产主义力量。⁽⁴⁷⁾

从1970年起，王宝开始感到到处都是敌人。苗族武装中数以百计的士兵与军官感到战争的最后失败已经为时不远，开始向共产主义力量投诚。⁽⁴⁸⁾王宝为了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在军中建立起一个情报网，这些军中特务们可以仅凭谣言就对一些怀疑对象进行抓捕，而这些谣言内容大致相同：“准备叛变”“厌战”。事实上，这种情绪已经弥散到整个苗族部队之中，只是还没有被公开承认罢了。⁽⁴⁹⁾王宝已经众叛亲离。

1970年，老挝战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北越对南老挝高度重视并加强了在此地区的活动。1970年5月1日，美国与南越伪军近8万人扑向柬埔寨境内的“鱼钩”和“鹦鹉”嘴地区，大肆破坏北越经柬埔寨进入南越的通道。曾经为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发挥过重要支持作用的西哈努克港被关闭，北越不得不加大对“胡志明小道”的倚重。“在1966年至1971年间，共产党利用‘胡志明小道’至少把63万名北越部队、10万吨食品、40万件武器和5万吨弹药，或者说是6亿发子弹运送到了南越。自从西哈努克亲王被推翻，西哈努克港被关闭以来，河内几乎完全依靠‘胡志明小道’为它在南越的部队进行后勤供应。”⁽⁵⁰⁾

柬埔寨通道的破坏导致北越加大了对“胡志明小道”的倚重。10月22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70年6月以来，河内向老挝南部地区投下了约2万人的部队，这些部队行进的目的地尚不清楚，但可能是南越或柬埔寨，抑或是扩大与加强南老挝的公路运输网络。”⁽⁵¹⁾11月初中央情报局确定：目前河内在大力恢复在南老挝与柬埔寨的后勤基地。⁽⁵²⁾美国对柬埔寨境内共产主义力量的破坏给北越带来了一定压力。10月富马访美期间曾对尼克松总统说：“柬埔寨的战争为北越制造了新的困难，北越现在三面作战：柬埔寨、南越、老挝。北越有可能降低在老挝的活动水平”，“（北越的）战争潜力受到削弱，在柬埔寨已经损失4万人，老挝王国政府的军队在老挝战场发现了北越女兵的尸体，这是前所未有过的”。⁽⁵³⁾

虽然北越对南老挝的关注令王宝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对其极为不利的形势。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认为：“虽然目前尚无太多证据，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在北老挝。北老挝是我们印支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河内认识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在北老挝的胜利可能引起老挝王国政府垮台或按照共产党所提的要求进行政治妥协，包括结束美国在老挝的空中行动。”对此报告，尼克松总统的批示是“值得注意”。⁽⁵⁴⁾

(1)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95-97页。

(2)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97页。

(3)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January 26，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541．

(4)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January 26，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544-545．

(5) Ibid．，p．549．

(6)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January 26，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550．-551，p551，note 5．

(7) Jane Hamilton-Merritt，Tragic Mountains，p．231．

(8)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January 26，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545，note 4．

(9)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February 12，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567-568．

(10)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undated，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571，note 4．

(1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undated，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571，note 4，p．572．

(12)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98页。

(13)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98页。

(14)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前言”第10页。

(15) Jane Hamilton-Merritt，Tragic Mountains，p．238．

(16)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99页。

(17)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 Meeting，March 19，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686-703．

(18)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99页。

(19)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March 24，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22，note 1．

(20)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3，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08．

(21)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3，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p．707-709．

(22)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3，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09．

(23)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3，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08，note 2．

(24) William Bundy，A Tangled Web：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London：I．B．Tauris，1998，p．147．

(25)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3，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10．

(26) Ibid．

(27)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3，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15．

(28)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5，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23．

(29)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March 26，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737．

(30)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100页。

(3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Undated，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814，note 2．

(32) Memorandum from the Senior Military Assistant（Haig）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April 16，1970，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822．

(33)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June 19，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1078，note 3．

(34)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June 19，1979，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p．1078，note 3．

(35) 一剑文化著：《兰山血 广治泪》，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

(36)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College Park，Maryland USA，RG 84，Box 2，DEF 19 Military Assistance to Laos 1971，State Department to Vientiane 100621，08.06.71．

(37)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p．189-190．

(38)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100页。

(39) Roger Warner，Back Fire，p．290．

(40) Ibid．，p．297．

(4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23，1970，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7．

(4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23，1970，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7．

(43) Ibid．，p．8．

(4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Nixon，August 7，1970，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22．

(45) Fred Branfman，ed．，Voices from the Plain of Jar：Life under an Air War，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p．1-9．

(46)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49．

(47) Ibid．

(48)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50．

(49) Fred Branfman，ed．，Voices from the Plain of Jar：Life under an Air War，pp．1-9．

(50)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154页。

(5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October 22，1970，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149．

(52)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November 3，1970，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156．

(53)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by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Haig），October 21，1970，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p．139-140．

(5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November 3，1970，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156．

第八章　垂死挣扎

进入1971年，鉴于“胡志明小道”中车邦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及美军从越南南部撤军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在南老挝发起了代号为“兰山719”的军事行动；在北老挝，北越志愿军再度对龙镇发起攻击，虽然没有攻克龙镇，但王宝所部的军事覆灭已经为时不远。

第一节　“兰山719”

进入1970年年底，美国决策层已经对北越在老挝的军事意图有了较为清楚的认知：北越正在大力恢复在南老挝与柬埔寨的后勤基地。中情局长赫尔姆斯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在北老挝，美方的对策是：其一，阻止河内在北老挝取得军事胜利；其二，限制河内把南老挝当作为南越共产主义力量提供后勤保障的通道。⁽¹⁾

美国决策层决定入侵南老挝，彻底切断“胡志明小道”，阻止越南人民军经南老挝进入南越。同时，美国也希望南越伪军承担此次进攻的重大作战任务，以检验南越部队的作战能力。1971年1月18日，在白宫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尼克松总统决定发动代号为“兰山719”的作战行动，作战区域将主要集中于南老挝的车邦地区。⁽²⁾“‘胡志明小道’实际上是由全长1500多英里的许多通道和一个密密麻麻的小道网组成的。这个系统的中心是一个小小的省城车邦，所有的小道都汇集在这里，而且供应品和人员也从这里渗入南越。驻扎在‘胡志明小道’的大约有4万—5万北越后勤部队，以及保护它的守卫部队。（渗透）活动从每年的10月开始，到第二年的5月结束。”⁽³⁾美国决策层认为：“如果能够不让共产党使用‘胡志明小道’，或加以有效的破坏，哪怕只有一个旱季的时间，河内在南越（和柬埔寨）发动重大攻势的能力也将会遭到很大的削弱。”⁽⁴⁾

“兰山719”作战行动从战术层面看，是一次进攻性军事行动，但从战役层面看，这是美军在实施战争越南化、逐步从越南撤军的过程中实施的防御性军事行动。对此，曾经参加“兰山719”作战行动的南越伪军第一军区司令黄春林中将评论说：“对柬埔寨和南寮北越据点的进攻，是美国的一项准备撤军的战略性的举措。否则，北越就会在美军撤军将要完成时攻击其最后撤走的单位。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协调和支援南越国军攻入柬埔寨的‘鱼钩’和磅堪省，及突入南寮的车邦。”⁽⁵⁾黄春林对“兰山719”行动的作战意图评估得十分透彻，这是一次为美军彻底退出越南而进行的军事进攻行动，是一次为了逃跑而发动的进攻，颇有垂死挣扎的意味。

整个作战行动在1971年3—4月进行，美国纠集的参战部队除南越的伪军外，还有美陆军第24炮兵群和第101空降师直升机群。行动对北越在车邦地区囤积的物资以及“胡志明小道”造成极大破坏，双方伤亡人数比大致是1∶1，均为8000人左右。⁽⁶⁾

为配合美军的兰山计划，1971年春天王宝部队决定对老挝北部的川圹地区进行空投渗透，但其5个营的部队被巴特寮武装重重包围。3月4日下午，美军派出50名特种部队突击队乘坐三架直升机向川圹进发，按照计划突击队降落后将会得到地面美军的策应。这一计划为巴特寮部队获知，美军突击队在降落后立即遭到当地游击队的包围打击。但是这支游击队是由25名老挝姑娘组成，火力较弱，美军突击队俘虏了4名耗尽弹药的老挝女游击队员。⁽⁷⁾由于美军降落位置距离龙镇只有25公里，所以美国突击队员指望第二天能够得到王宝部队的接应，但是王宝的援军迟迟没有到达。3天之后，缺少食物的美国突击队把一名被俘的老挝女游击队员杀害，将头颅扔到密林中去，随后肢解其身体，把肉分给16名突击队员，“篝火燃起来了，突击队员们各自用刀挑着人肉在火上烘烤着，然后放到嘴里咀嚼。”⁽⁸⁾老挝女游击队员只有20多岁，在人生的花季年华丧生于美军的魔爪之下。美国突击队员吃战俘的事件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这种行为是人类文明的耻辱，由此不难看出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残暴，老挝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苦难。笔者在这里披露这则材料，立意在于唤起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痛恨与抵制，对和平的向往和捍卫。

图8-1　苗族妇女，桑怒省的着装风格。上衣与帽子用法国银币装饰（摄影者：让·汉密尔顿·迈瑞特）
图片来源：Jane Hamilton-Merritt，The Tragic Mountains：The Hmong，the Americans，and the Secret Wars for Laos，1942-1992，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l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

第二节　龙镇之战

在“兰山719”行动正在酝酿之际，1971年初富马政府命令王宝在其第二军区辖区内尽可能扩大地盘。⁽⁹⁾但是，此时王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阻遏北越即将开始的旱季攻势问题。

美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北老挝局势发展。2月9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讨论了三个问题：其一，北越是否会进攻龙镇；其二，泰国部队增援北老挝事宜；其三，对王宝所部的空中支援。会议认为，北越可能很快要进攻龙镇，北越部队已经开始为进攻展开试探与“骚扰”。⁽¹⁰⁾关于泰国部队增援问题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指出，目前在龙镇的泰国部队包括3个步兵营、2个炮兵营，⁽¹¹⁾2个泰国特种游击作战单位（营级作战单位）能够在2月中旬抵达龙镇，但问题是美国政府需要提高向泰国部队支付的工资水平，泰国政府要求给在老挝作战的非正规部队提高工资。⁽¹²⁾显然，泰国的援军不难获得。比较棘手的是空中支援问题。负责远东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利文提出，在北老挝应该能够自由使用B-52，并且能打破规定的每月空中打击架次限制。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设定的印度支那地区战术空军打击架次为每月1.4万架次。⁽¹³⁾基辛格表示，只要空军资源许可，可以增加在北老挝的空中打击架次，并将此请求提交总统裁决。⁽¹⁴⁾

与此同时，北越部队又一次向龙镇方向发起了攻击，此次投入兵力8500人。⁽¹⁵⁾到2月中旬，北越的炮弹开始落在龙镇。16日召开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中写道：“在北老挝，龙镇的压力很大，北越的火箭炮与迫击炮打到了龙镇王宝的司令部里。1800名泰国增援部队已经加入龙镇的战斗，接下来的6—8周会有激战。”⁽¹⁶⁾

1971年的2、3月间，美国决策层为北老挝局势忧心忡忡。这种忧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美国决策层认为苗族武装已经无力再战、濒临崩溃。在3月31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情局远东司司长威廉·尼尔森（William E．Nelson）说：“今年我们在老挝的主要努力是在南老挝的战争，另一个问题是是否继续维持苗族武装的战斗力。”⁽¹⁷⁾中情局副局长卡尔米森斯附和说：“在我与王宝的谈话中，王宝说他从部落领导人那里感受到了压力。近期川圹省省长告诉王宝苗族的力量已经接近枯竭，苗族人已经多年未收获庄稼与饲养牲畜，他们必须在查尔平原或沙耶武里定居。”⁽¹⁸⁾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则试图唤起与会者对苗族武装的信心，他说：“王宝的军事状况比去年同期要好一些。”卡尔米森斯回应说道：“虽然如此，但苗族武装伤亡重大。王宝称部落长老已经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做好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中可能将没有苗族人参加”，“此前苗族人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分歧。中情局判断，王宝部只能支持到这个旱季与下一个雨季”。⁽¹⁹⁾

这次会议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美国决策层支持苗族武装的信心开始动摇。会议认为，1971年北越部队可能会对龙镇发起全面进攻，基辛格指出：“如果苗族能够支撑，美国政府就继续目前的支持政策，如不能支撑，美国将依靠泰国部队在北老挝坚守”，“无论怎样都需要考虑王宝领导的苗族武装撤出后美国应当作何选择的问题”。⁽²⁰⁾

其二，美国决策层的另一个担忧来自对老挝准军事力量的支持经费捉襟见肘。3月24日，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在一个备忘录中提出：中情局已经没有足够资源支撑在老挝的准军事行动。他建议把整个老挝的准军事力量培训计划转交给国防部，中情局继续提供指导，但由国防部提供经费与物资支持。同时，为保持与美军从印支撤出的步调一致，应减少在印度支那准军事力量的培训规模。⁽²¹⁾最后，美国政府决定国防部与中情局一起承担对苗族的物资与经费支持。

由于南老挝车邦地区战事吃紧，1971年旱季，北越对龙镇的进攻并没有全力以赴，战斗持续了2个月。到4月中旬，随着雨季来临、泰国援军的增强，北越部队从龙镇附近撤退，王宝所部才得以继续苟延残喘。⁽²²⁾

第三节　王宝再占查尔平原

1971年年初的北越旱季攻势暂时被击退了，但北越部队仍驻扎在查尔平原并继续对龙镇保持军事压力。5月初，中情局对北老挝局势再次作出评估：其一，龙镇与北老挝面临的来自北越的威胁依然严重，但王宝部仍能支撑；其二，龙镇守军目前状况较好。泰国部队士气旺盛并影响到苗族武装，现在苗族武装的表现是几个月里最好的。王宝与泰国守军指挥官认为龙镇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开始筹划6月份对查尔平原的进攻行动。中情局认为，如果龙镇在今后的战斗中能够守住，发挥关键作用的应当是泰国部队。⁽²³⁾

王宝率领的苗族武装在1971年年初的北越进攻下勉力支撑，在泰国武装力量的帮助下守住了龙镇，这令美国决策层感到苗族武装仍有利用价值，保持了对其提供支持的政策。5月17日，沙利文向美决策层提出关于应对北老挝局势的美国政策选择方案。这份报告总体上没有新意，继续强调依靠苗族武装力量在泰国军队的支持下坚守北老挝。值得关注的是沙利文对局面的严重性认识得非常清楚：“我们的两项资源已经耗尽——老挝当地人的人力资源与我们据守的地盘”，“苗族武装力量被压缩在查尔平原以西与以南的地区，一场消耗战正在发展。在这场战争中苗族必须据守固定据点，而敌人又拥有人数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守住湄公河与查尔平原之间的地盘，为此我们必须决定准备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将要再投入5000人的泰国特种游击作战单位与1500—2000名老挝王国政府军部队，还要提供更好的装备与更多的空中支持。这个方案执行起来代价高昂，但如果能够获得经费支持且国会不予反对，则此方案是守住查尔平原到湄公河地区的最确定的选择”。⁽²⁴⁾6月8日，华盛顿高级评估小组在讨论沙利文提交的报告时还讨论了报告所列的与北越谈判、谋求查尔平原中立化的政策选择。沙利文指出，谈判的可能性基本为零，“王宝告诉我们他想据守查尔平原，以此作为苗族人的永远栖居之地。这与我们以及富马首相的谈判计划不一致。富马首相设想将王宝率领的苗族武装从查尔平原撤出，以换取双方对军事休战的共识”。⁽²⁵⁾不难看出，随着战事的发展，苗族武装在战争的目的上与美国政府及富马当局开始出现分歧：王宝要夺取查尔平原的部分地区以作为苗族生存下去的栖居之所；美国与富马当局则完全不考虑苗族未来的生死存亡，只要能够与北越及巴特寮达成妥协和休战，苗族的生息之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会议得出的唯一一个结论是基辛格所提的——争取在1971年最后一个季度为北老挝守军再增加12个营的泰国特种游击作战单位。⁽²⁶⁾

即便已成强弩之末，6月初，王宝还是率领苗族武装与泰国部队向查尔平原发起进攻，攻势持续到8月份都进展顺利。王宝这次对查尔平原的进攻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将北越与巴特寮联军驱赶到距离龙镇较远的地区；其二，希望能为苗族在查尔平原打出一块永远居住之地。由于有美国空军的空中力量支持加之泰国武装的炮火支援，到8月王宝又一次占领了查尔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在9月2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告诉与会人员：“在老挝，王宝所部已经占有了查尔平原的很多地区，并缴获了大量粮食与武器，这将令北越感到棘手。”⁽²⁷⁾

第四节　天际岭（Skyline Ridge）战役

对于王宝再次占有查尔平原，富马政府并没有太多的喜悦，而是对可能即将开始的北越旱季攻势深感担忧。9月30日，尼克松总统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富马首相，尼克松总统对老挝的战事发展表示赞赏，但是富马首相却忧心忡忡：“河内可能会在下个月进攻查尔平原，因为北越认为查尔平原可以被（我们）用作入侵北越的跳板。”富马告诉尼克松总统，1964年4月，自己与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Vo Nguyen Gip）会晤，武元甲告诉他“北越绝不能容忍除巴特寮之外的老挝部队驻扎于查尔平原”。⁽²⁸⁾富马称：“我们必须加快训练非正规部队，特别是泰国入老作战的非正规部队，以应对可能于下一个旱季到来的敌军进攻。”⁽²⁹⁾会谈中尼克松总统问及王宝与巴特寮部队的士气问题，富马回答说，王宝并没有因为占有查尔平原欣喜若狂，反而是“易于陷入消极情绪”，“但考虑到自1949年以来老挝部队一直在不停作战，军队能有现在的士气就已经很不错了。”富马首相还特意强调，“老挝的300万人口中有10万人在打仗。”⁽³⁰⁾ 关于共产主义部队的士气问题，富马诋毁说：“在巴特寮内部存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听命于河内；另一种主要是低级军官，现在他们已经明白是在为河内卖命。近几个月有约1000名巴特寮士兵叛变，由于河内对老挝的态度更加傲慢，叛变的人数还会增加。”⁽³¹⁾

王宝占领查尔平原后也在为应对北越部队的反击积极准备。他以泰国的炮兵部队为依托，在查尔平原建立起5个主要的防御据点，5个据点之间相互支持、互为犄角。⁽³²⁾随着雨季结束，12月17日北越部队的大举反攻正式开始。这次进攻中，北越与巴特寮部队使用了射程达16英里、口径为130毫米的远程火炮，而泰国守军的火炮射程只有9英里。⁽³³⁾经过1天苦战，到18日上午，王宝军在查尔平原最北部占据的地盘全部丧失。⁽³⁴⁾在查尔平原战事吃紧之际，18—19日美国的战术空中支持却迟迟不到。基辛格向尼克松总统汇报北老挝局势时指出：造成空援缺席的原因是天气反常，“河内的攻势势如破竹的原因也是天气非常不好，不利于空中支持的开展。直到现在（1972年1月初）旱季的天气才回归正常（注：‘天气回归正常’是指天气转晴、云开雾散），我们的空中打击才能够有效施行。目前为止，所有的空中支援要求都得到了满足”。⁽³⁵⁾美国空中支援的姗姗来迟对查尔平原的战况影响巨大。12月20日，北越部队对查尔平原上王宝苦心经营的5个据点同时开火，在坦克的支持下，步兵撕开了泰国炮兵的防御阵地，泰国参战部队与王宝苗族武装大败亏输、向龙镇逃窜。⁽³⁶⁾31日，北越与巴特寮部队兵锋再次逼近龙镇北部的屏障——天际岭（Skyline Ridge）。北越与苗族武装第一次对于天际岭的争夺发生在1970年3月。当时，经过1周苦战，北越部队已经占领了天际岭可以俯瞰龙镇的制高点，但由于泰国援军的及时赶到以及美国的空中支援，北越志愿军未能在占领天际岭后实施对龙镇的攻取。3月26日，北越部队从天际岭撤回查尔平原。⁽³⁷⁾

1971年12月底，又一场围绕天际岭的战役拉开序幕，双方在此役的投入都非常巨大，北越投下约1.9万部队，苗族武装、泰国参战部队和老挝王国政府军合计约1万人。⁽³⁸⁾1971年年底开始的天际岭争夺战十分激烈，双方部队短兵相接，主要阵地几易其手。曾经亲历天际岭争夺战的美国中情局情报人员小詹姆斯·E．帕克（James E．Parker，Jr．）在回忆录中对这次战役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新年夜刚刚开始，猛烈的炮火就雨点般地落在山谷东端（笔者注：指龙镇所在的山谷）泰国总部附近。”⁽³⁹⁾1972年1月2日晚，“一批又一批的北越士兵朝斯凯莱恩山岭（即天际岭）的北山坡发起进攻。当天晚上早些时候，北越士兵攻克山谷东西两端的赫蒙族（即苗族）阵地”，“美国空军向正在进攻斯凯莱恩山岭北坡的敌人投掷炸弹，并试图在石缸平原（查尔平原）南面雾蒙蒙的老挝山岭中找到北越南军大炮的位置”，“最后，北越南士兵的进攻停了下来，但130毫米口径的大炮继续朝斯凯莱恩和龙镇山谷打炮”。⁽⁴⁰⁾此役中北越部队130毫米口径的远程火炮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美国航空公司和大陆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龙镇还是无法降落，因为停机坪在敌人大炮的射程内。”⁽⁴¹⁾龙镇机场在美国空军飞行手册中的名字是“利马20A”。中情局工作人员说：“利马20A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每天飞机起落架次超过500，比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还要多。停机坪的面积有一个城市街区那么大。”⁽⁴²⁾但是，北越的远程大炮令这个繁忙的机场一片萧条，这同时意味着王宝守军的补给线受到严重削弱。

龙镇已经岌岌可危，3日美国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讨论北老挝的危局。面对龙镇之围，会议并无善策，只是老调重弹：要求泰国增加兵力援助。会议的唯一新意是：“必须保持剩余的苗族武装，使其作为一支能够战斗的力量继续存在，而不能听任其被战争摧毁”，为此会议指示中央情报局，苗族武装部队只能用于游击战而不能用于固守据点。⁽⁴³⁾

1月10日，北越军队又一次向天际岭沿线的泰国阵地发起了进攻，“赫蒙族在山谷东西两端的巡逻队与大股的北越军队遭遇。北越南陆军的进攻持续了好几天。战斗越来越激烈……”⁽⁴⁴⁾14日，河内的所有报纸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北越军队占领龙镇的消息，“文章结尾说龙镇的失守是联军在军事战略和政治上的失败”。⁽⁴⁵⁾事实上，天际岭战役还在继续，此时交战双方已呈胶着状态，中情局领导的部队与北越部队短兵相接，有时甚至是进行肉搏。几经冲杀，王宝守军夺回了天际岭。⁽⁴⁶⁾

进入2月份，争夺天际岭的战斗已经表现为双方作战意志的较量。反共武装从阵亡的北越士兵身上发现了越南志愿军的作战文件：北越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在这个季节内占领龙镇”。⁽⁴⁷⁾由于美国决策层指示苗族武装力量不能用于据守据点，王宝率领着苗族别动队对巴特寮与北越志愿军的后方阵地进行骚扰，由泰国军队据守天际岭主要据点。与北越坚决夺取天际岭的作战决心对比鲜明的是美国政府对继续作战的动摇不定。2月，美国决策层提出中情局领导的武装力量从龙镇撤出。华盛顿高层对天际岭战役的判断是以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理查德·史迪威中将（Richard G．Stilwell）的观点为依据的。史迪威在对东南亚考察后向美国国防部与参联会建议，应减少龙镇守军，因为龙镇守军将会在据守该地区时遭受巨大损失：龙镇附近的守军包括了可用于北老挝作战的所有预备队，龙镇此时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泰国志愿军的大部分兵力；虽然龙镇的主要重要性在于它是苗族的主基地，但此时守军中苗族部队只占了1/4；王宝没有指挥一支多样化部队的能力与手段。⁽⁴⁸⁾但驻老挝大使戈德利认为：“从龙镇附近撤军将正中敌人下怀，北越非常希望把龙镇变成又一个奠边府。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北老挝摧毁泰国与老挝的作战部队，第二个目标是占领龙镇后获得心理上的胜利”，“我们在第二军区兵力充足，友军打得很好，老泰联军的伤亡没有去年那么高”。⁽⁴⁹⁾ 2月12日，华盛顿专门行动小组向大使馆回电：“你的观点很有说服力，我们目前同意你的判断，但委员会更为关心的是保持龙镇守军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固守一点。”⁽⁵⁰⁾。2月16日，戈德利大使致电华盛顿说：“1月16日，我认为守住龙镇的可能性是30％左右，但今天我认为守住的概率与失守概率比是3∶1。”⁽⁵¹⁾

3月，北越部队开始使用坦克，但泰国守军的反坦克地雷和火箭炮摧毁了对方的两辆坦克，进攻部队退了回去。为减轻天际岭的军事压力，王宝要求美方用直升机将苗族武装空降到查尔平原的东部与北部地区，在北越部队侧翼与后方进行军事行动。王宝拟将5000兵力用于这一行动。3月8日，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W．Abrams）致函参联会主席摩尔等人，认为王宝的计划值得赞扬，但在施行中不宜太多地要求美军给予空中支援，此时美军在印支的空军资源已经捉襟见肘。⁽⁵²⁾王宝的诡计为北越志愿军识破。北越并没有分散太多兵力用于应对王宝的骚扰。

进入4月份，由于对龙镇北部屏障天际岭久攻不克，加之雨季的即将来临，北越军队北撤，退回查尔平原，天际岭战役结束。17日，惊魂稍定的美国决策层对天际岭战役进行了简单的总结讨论。中情局越南事务特别助理乔治·卡弗（George A．Carver，Jr．）称：“北越于1971年12月在查尔平原发起攻击，在拿下平原后稍作停顿。在这个间歇里龙镇的防御得到加强，北越部队再也没能前进。”基辛格接着问道：“河内是否认为这是个失败？”卡弗说：“是的，我认为是。河内投入了2个师，外加几个团，使用了坦克、重炮，但未能拿下龙镇。”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力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U．Johnson）不无得意地说：“自从1954年以来我们似乎每年都可能失去老挝，但老挝每年都没有丢失。”参联会主席摩尔上将不忘表白美军的“功绩”：“我们在龙镇附近的空中打击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投下了数千吨炸弹。我相信北越在龙镇附近的5个团损失惨重。”负责远东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利文附和道：“面对美军空袭，在天际岭的北越部队无处可躲。”基辛格说：“我很吃惊，他们的士气仍能维持，被B-52轰炸的感觉一定很痛苦。”中情局长赫尔姆斯说：“有报告说为防止驾驶员逃跑，北越把坦克驾驶员绑在座位上”，摩尔上将则认为这个消息并不可靠。⁽⁵³⁾19日，华盛顿专门行动小组会议上，约翰逊副国务卿总结说：“老挝是一个亮点。”基辛格问道：“你是说龙镇？”约翰逊回答：“是的。”⁽⁵⁴⁾

5月19日，尼克松总统向戈德利大使致贺：“今年共产党在北老挝的旱季攻势被挫败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阁下的不辞辛劳、履职尽责。你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⁵⁵⁾帕克在评价天际岭战役时写道：“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中心始终是在越南南部。在老挝我们唱的是配角，不为公众所知，在评价战争进展时，这里的战争常常被媒体忽略”，“这是场与世隔绝的、牵制性的、个体的胜利”，“我们牵制了北越南军主力部队的两个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⁵⁶⁾

天际岭虽然守住了，但是代价巨大，苗族武装与泰国部队均伤亡过半。此役之后王宝基本上已经无法再从苗族家庭中招募到士兵。苗族面临严重的男丁缺乏。此时所谓的“男丁”指的是13岁左右的孩子。中央情报局在龙镇的工作人员却露出狰狞的嘴脸，他们威胁苗族：如果不能提供兵员将停止空投大米。但是用大米作威胁也不能从不堪重负的苗族那里挤榨出新的兵员。天际岭战役之后的苗族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继续打下去将会造成全族覆灭。苗族能够提供给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已经大不如前，苗族有些村落的大米援助也戛然而止。⁽⁵⁷⁾

王宝感到自己的灭亡已为时不远：1972年1月25日，尼克松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公开了美国与北越在进行巴黎谈判的消息。他谈到，巴黎谈判令人失望，“我将努力打开谈判死结”。⁽⁵⁸⁾4月26日，在天际岭战役结束不久，尼克松总统又向全国发表了第二个关于越南问题的电视讲话，传达如下信息：第一，“我们继续耐心地进行巴黎会谈，因为我们想给予敌人足够的机会在谈判桌上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第二，美国将继续从越南撤军。“过去2个月又从越南撤出2万美军，剩余美军为4.9万人。”⁽⁵⁹⁾ 尼克松总统的两次电视讲话令王宝得到明确信号，美国政府已经不愿意在印支继续打下去了，失去美援的苗族武装将不堪一击。6月，王宝在没有告诉任何同事的情况下悄悄飞往美国。除了华盛顿，他还去了米苏拉（Missoula）、蒙大拿（Montana）等地。王宝此行带有安排后路的意思，在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王宝最年幼的3个儿子被安排在米苏拉市上学。⁽⁶⁰⁾王宝知道自己罪恶累累，一旦共产主义力量在老挝执政就决不会放过他。他有一个庞大的家庭：6个妻子⁽⁶¹⁾、25个孩子。⁽⁶²⁾美国人在忙着从越南脱身，王宝也随时准备从老挝脱身。1972年的天际岭战役虽然以王宝部和泰国援军的胜利而告终，但胜利者却在准备逃跑，这种滑稽的场面表明，天际岭之役不过是王宝所部的垂死挣扎。

(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November 3，1970，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p．156-157．

(2) 一剑文化著：《兰山血 广治泪》，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3) 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吴继淦、刘觉俦译：《白宫岁月》（第三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60页。

(4) 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吴继淦、刘觉俦译：《白宫岁月》（第三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61页。

(5) 一剑文化著：《兰山血 广治泪》，北京：台湾出版社，2016年，第50页。其中的“南寮”即为“南老挝”。

(6) 一剑文化著：《兰山血 广治泪》，第117页。

(7) 亨利·莫尔著，金质尚译：《越战前后目击记》，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55—156页。

(8) 亨利·莫尔著，金质尚译：《越战前后目击记》，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65页。

(9) William M．Leary，“The CIA and the ‘Secret War’ in Laos：The Battle for Skyline Ridge，1971-1972，”i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July，1995，vol．59，No．3，p．513．

(10)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February 9，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382．

(11) Ibid，p．392．

(12)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February 9，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381．

(13) Ibid．，p．382．

(14) Ibid．，p．383．

(15) William M．Leary，“The CIA and the ‘Secret War’ in Laos：The Battle for Skyline Ridge，1971-1972，”p．509．

(16) 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a Meeting of 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February 16，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400．

(17) Ibid．，p．520．

(18) 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a Meeting of 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February 16，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524．

(19) Ibid．，pp．524-525．

(20) Ibid，p．526．

(21)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40 Committee，March 31，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522，note 4．

(22) William M．Leary，“The CIA and the ‘Secret War’ in Laos：The Battle for Skyline Ridge，1971-1972，”p．510．

(23)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May7，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606．

(24)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June 8，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p．693-695．

(25) Ibid．，p．848．

(26)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June 8，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857．

(27)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September 20，1971，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p．932-933．

(2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ptember 30，1971，FRUS，July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957．

(2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ptember 30，1971，FRUS，July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957．

(30) Ibid．，p．958．

(31) Ibid．，p．958．

(32) William M．Leary，“The CIA and the ‘Secret War’ in Laos：The Battle for Skyline Ridge，1971-1972，”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59，No．3，July 1995，p．513．

(33) Ibid．，p．514．

(34) Ibid．

(35)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Undated，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1021．

(36) William M．Leary，“The CIA and the ‘Secret War’ in Laos：The Battle for Skyline Ridge，1971-1972，”p．514．

(37) Ibid．，p．509．

(38) William M．Leary，“The CIA and the ‘Secret War’ in Laos：The Battle for Skyline Ridge，1971-1972，”p．515．

(39)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第81页。

(40)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第83页。

(41)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第83页。

(42)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第37页。

(43)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Johnson）to Secretary of State Rogers，January 3，1972，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pp．1026-1027．

(44)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第83页。

(45)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第83页。

(46) William M．Leary，“The CIA and the ‘Secret War’ in Laos：The Battle for Skyline Ridge，1971-1972，”p．515．

(47)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第95页。

(48) Joint Message from the White House，Department of State，Department of Defense，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Embassies in Thailand and Laos，undated，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94．

(49) Memorandu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11，1972，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91．

(50) Joint Message from the White House，Department of State，Department of Defense，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Embassies in Thailand and Laos，undated，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93，note 4．

(51) Joint Message from the White House，Department of State，Department of Defense，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Embassies in Thailand and Laos，undated，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95，note 7．

(52) Memorandum from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Vietnamese Affair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arver），to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March 13，1972，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135．

(53) Minutes of a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 Meeting，April 17，1972，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p．268-269．

(54) Message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Commander，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April 19，1972，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288，note 2．

(55) William M．Leary，“The CIA and the ‘Secret War’ in Laos：The Battle for Skyline Ridge，1971-1972，”p．516．

(56) 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第107-108页。

(57)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p．168-169．

(58) Editorial Note，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28．

(59) Editorial Note，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pp．330-331．

(60) Roger Warner，Back Fire，pp．318-319．

(61) 笔者注：当时的老挝苗族是一夫多妻制。

(62) Roger Warner，Back Fire，p．319．

第九章　“背信弃义”

1973—1974年共产主义力量在老挝赢得全面胜利已经为时不远，老挝先后实现了停战和组建联合政府。与此同时美国忙于从印支脱身，“动力计划”走向终结；王宝及其领导的苗族武装也随即解体，王宝逃亡国外。中央情报局则抛弃了为其在老挝卖命的苗族“朋友”，只允许少数人离开老挝。在对老挝苗族的抛弃过程中，中情局的背信弃义、冷酷无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节　签署停火协定

在天际岭战役结束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已经与北越代表就结束越战事宜在巴黎秘密会谈了8次。⁽¹⁾经过艰苦谈判，1973年1月27日，越美签署《巴黎协定》。协定第20条规定：“外国”应该停止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所有军事行动，并且撤离驻扎在那里的所有部队。⁽²⁾

《巴黎协定》一经宣布，负责远东与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沙利文即赴万象会晤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富马拒绝支持协定，他提醒沙利文：“美国要从印支撤走了，而美国在老挝的盟友却陷入危险之中。”沙利文并没有对富马表示太多同情，他干脆地表示：富马应支持协定，并且在美军完全停止作战前与河内达成和解。⁽³⁾2月6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沙利文向基辛格等人汇报了富马对《巴黎协定》的态度：“富马认为在老挝继续打下去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实际上他的部队一直在输。”⁽⁴⁾基辛格则明确指出：在老挝拖延战事只能意味着“我们丢失更多的控制区”，他要求立刻指示美国驻老挝大使戈德利，表明美国无意在老挝继续打下去。⁽⁵⁾7日，戈德利大使会见富马，要求其无条件停火。但富马对于停火问题仍然犹豫不决，担心北越部队在实现停火后会继续留在老挝。⁽⁶⁾9日，基辛格在飞往河内的途中在万象停留，在同富马的会晤中基辛格强调富马应接受停火，但没有承诺停火后美国继续援助万象政府。在富马看来，基辛格急于要求的停火不过是为美国从印支脱身扫清障碍，因此富马请求美国政府不要掐断对老挝的军事援助：“老挝王国的生存需要依靠您的肩头，您的肩头是足够宽广的。”但是基辛格仍然没有就继续援助老挝王国政府作出承诺。基辛格清楚这样做等于抛弃了富马政府，他在回忆录中不无负疚地写道：“对富马的哀求不予理睬是一种可耻的行为。”⁽⁷⁾

11日，基辛格飞往河内与越南巴黎谈判特别顾问黎德寿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举行会谈。基辛格认为在老挝问题上对《巴黎协定》的落实只包括两个环节：停火、撤军。但黎德寿则表示，老挝问题的解决首先是签署停火协定，然后是组建联合政府，最后才是外国军队的撤出。⁽⁸⁾也就是说，在老挝的政治问题解决之前北越不会同意先行解决军事问题。经过两天谈判，基辛格接受了越南领导人在老挝问题上的立场，并确定了解决老挝问题的大体时间表。

2月21日，万象政府与巴特寮签署《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与达成和解的协定》（即停火协定）。双方达成共识：协定签署后30天内组建全国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成立60天后外国军队撤出老挝，联合政府中巴特寮人员占比不少于50％。⁽⁹⁾停火协定达成后，老挝国内的战火大体熄灭，只不过偶尔发生一些局部性军事摩擦。由于这种摩擦并不会导致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再度发生，华盛顿也乐于表现出对老挝王国政府的支持。23日，华盛顿指示戈德利大使，继续对老挝王国政府提供空中支持，泰国在老挝的军事力量也暂不撤出，美国国防部仍延续其资金支持。⁽¹⁰⁾虽然有此指令，但戈德利大使心知肚明——对老挝的军事支持不过是终止前的回光返照，大可不必认真执行了。24日，戈德利致电基辛格，提出美国为老挝王国政府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前提条件是敌人明显破坏停火协定且空中支持的实施必须有效。戈德利设定的前提条件非常模糊：何谓“明显地破坏停火协定”、如何确定“空中支援是否有效”均无具体阐释。同日，王宝向美国使馆请求对敌实施空中打击，戈德利的回复是：“我很不愿意提供空中支持，因为我需要维护停火。”⁽¹¹⁾

在老挝实现停火之际，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已经解放了老挝绝大部分地区，老挝王国政府仅仅控制着湄公河附近区域和龙镇等少数地方。到1973年5月，巴特寮对已经取得的战果感到满意，老挝国内的停火也有效地达成了。

第二节　组建联合政府

1973年中期，随着老挝国内达成有效停火，组建联合政府成为重要议程。5月17—23日，基辛格与北越领导人在巴黎进行了为期6天的谈判。根据谈判成果，24日基辛格致电尼克松总统：在老挝问题上“从北越谈判代表那里获得承诺，巴特寮将放弃拖延战术，在较短时间内成立联合政府”。⁽¹²⁾

鉴于老挝组建联合政府的前景已经比较明朗，中央情报局开始酝酿终止在老挝的军事活动。6月19日，中情局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美国在印支的轰炸可能即将停止”，“实际上不只是轰炸停止，美国飞机在印支的3种类型的活动均要终止，包括B-52空中打击、战术性空中打击和空运补给”。⁽¹³⁾中情局作出这一判定的根据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国国会将通过《伊格尔顿修正案》（Eagleton Amendment）。该法案拒绝为美国政府在印支的一切空中活动拨款。由于修正案中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拨款内容，因此总统不可能否决此案。⁽¹⁴⁾同时，限制美国在印支地区军事活动的《富布赖特-艾肯修正案》（Fulbright-Aiken Amendment）也在国会的酝酿通过之中。26日，基辛格与新任中情局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Schlesinger）⁽¹⁵⁾通电话，施莱辛格告诉基辛格：“众议院通过了《伊格尔顿修正案》，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在柬埔寨、老挝、南越、北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基辛格评论道：“在印支我们将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了。”⁽¹⁶⁾同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伊格尔顿修正案》对老挝问题的影响作出评估，认为：老挝的军事局势不会受到太大影响。⁽¹⁷⁾此时北越在军事上关注的重点是柬埔寨与南越，在巴特寮取得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态势下，其对老挝的政策是持观望态度。⁽¹⁸⁾在老挝不发生大的军事对抗的背景下，美国对老挝反共部队的军事支持自然显得无足轻重了。7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艾肯修正案》，法案规定：1973年8月15日之后，不再为美军在北越、南越、老挝、柬埔寨的直接或间接军事行动拨款。⁽¹⁹⁾法案的通过逼迫美国政府彻底停止了对老挝与印支其他地区的空中轰炸，并在法律上终止了600多架驻泰国的美国战机的军事活动。⁽²⁰⁾同时，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大部分军事顾问也开始离开老挝。

进入8月份，万象政府与巴特寮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会谈进展顺利，连美国政府都感到巴特寮在谈判中“要价不高”、谈判前景良好，甚至于认为老挝联合政府成立后只要北越从老挝撤军，老挝还能够实现有效的中立。⁽²¹⁾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裁撤在老挝的军事存在。9月，在万象的美国工作人员聚会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何时离开”。

在一片撤离的喧嚣声中，11月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告知基辛格国务卿⁽²²⁾：中情局与老挝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的军事合作项目“动力计划”即将终结。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活动将从目前的军事模式转变为和平模式。在中情局下一个财年的经费预算中，已不再包含军事经费。换句话说，中情局对苗族武装的经费支持只会持续到1974年9月。这一意见已经得到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的同意。⁽²³⁾

1974年4月5日，老挝联合政府正式成立。早在3日，老挝爱国战线领导人苏发努冯抵达万象时就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这表明美国政府伙同老挝右翼势力进行的侵略战争不得人心，老挝民心是向着共产主义政党的。在联合政府运转近4个月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力量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联合政府”。⁽²⁴⁾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老挝的停火维持得较好，没有报告表明发生了大的军事冲突，但北越仍在老挝维持着4.7万人的部队。⁽²⁵⁾虽然北越部队没有如期撤出老挝，但进入1974年美国政府更为关心的是柬埔寨与南越的形势，在其看来既然老挝停火维持较好，就不必在老挝再投入有限的军事资源了。由于《富布赖特-艾肯修正案》限制，泰国援老部队已无法得到来自美国的经费支持，5月22日，最后一支在老挝的泰国部队离开老挝。⁽²⁶⁾6月3日，美国航空公司从老挝撤出它所拥有的飞机与飞行员，美国在泰国的空军基地此时也是人去楼空。⁽²⁷⁾在援助老挝的战争中，进入老挝作战的泰国部队死亡2200人，近800人失踪，还有1000多人留下终身残疾。⁽²⁸⁾

老挝联合政府运转1年之后，1975年5月美国国务院就老挝局势作出评估：“老挝爱国战线以温和方式夺取了政权”，“爱国战线展示出比右翼更强的政治竞争能力，右翼势力在争夺政权时表现了一盘散沙的固有特点”。⁽²⁹⁾1975年4月，在北越部队攻占金边与西贡之后，5月1日的万象街头出现以学生为主的反对老挝右翼政治势力的示威者。随后老挝右翼势力开始瓦解，其中大部分政客选择离开老挝。美国政府无奈地哀叹：“在老挝联合政府中，非共产党力量要么已经从权力中枢中被排挤出去，要么成为共产主义力量的跟班。”⁽³⁰⁾在越、老、柬三国中，只有老挝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政权交接。

第三节　逃跑与“背叛”

到1975年，巴特寮在老挝的全面胜利已成定局。5月5日，富马首相在万象办公室召见王宝，与会的还有其他一些右翼势力高级将领。富马告诉王宝，战争的年代已经结束。⁽³¹⁾富马还表示要派一名新的指挥官去龙镇帮助王宝。王宝怒不可遏，乃至口不择言：“第2军区属于我，我一直反对共产主义，我不同意别人到第2军区帮助指挥我的部队。”⁽³²⁾与会的高级军官也劝导王宝：“巴特寮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都是老挝人，巴特寮不会背叛诺言，让我们手拉手迎接他们的到来吧。”王宝固执己见。富马首相最后明确表示，联合政府不同意继续打下去，如王宝坚持己见，请其辞职。⁽³³⁾

满腔怒火的王宝离开万象返回龙镇，中情局留在龙镇的情报官杰瑞·丹尼尔斯（Jerry Daniels）劝说道：“已经没有条件再打下去了，随着美军撤出越南，第2军区将不能再得到美援，因为美国军方在老挝的任务不过是越南战场的附属物。”此时，中情局已经从老挝撤出了几乎所有人员与弹药。杰瑞紧紧地伴随着王宝，因为中情局给他的指令是让后者安全地离开龙镇与老挝。⁽³⁴⁾

5月7日，老挝联合政府派出3名人员到龙镇邀请王宝赴万象参加会议。杰瑞与王宝对此邀请都心知肚明，一旦进入万象王宝可能会被扣押。因此，王宝坚决拒绝邀请：“在万象没有人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已经从政府辞职，现在我只是苗族领导人，可以不服从首相的命令”。⁽³⁵⁾在这次“邀请”失败后，联合政府撤销了王宝第2军区司令官的职务。

至此，所有人都知道王宝将不得不离开老挝。王宝面临的任务除了自己的逃亡还包括把尽可能多的苗族人带出老挝，此时在龙镇聚居的苗族人有20万人，其中苗族部队为1万多人。关于苗族人撤离老挝的问题，美国政府已经与泰国当局沟通协调完毕——苗族人不是撤往沙耶武里，而是逃往泰国。但是美国政府只打算把曾经为其打仗卖命的主要的苗族武装军官及其家属空运出老挝，至于苗族其他平民则持任其生灭的态度。苗族武装逃跑人员的名单由王宝提供，王宝向杰瑞提供了一个2500人的苗族军官及家属人员名单。⁽³⁶⁾

5月12—14日的空中撤离中，中情局每天只提供一架运输机来往于泰国与老挝，运输机一次只能运送数十人，每天在老挝与泰国之间往返数次。当听到逃离龙镇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苗族人拥挤在龙镇机场飞机跑道的两侧等待逃亡。13日，当飞机抵达龙镇时，士兵宣布只有高级军官及其家属被运走后其他人才可登机。等到军官与家属都被运走，其他人员拥挤着奔向飞机，有位老人上了舷梯但还是被人拽了下来，其他人踩着他朝飞机上挤。⁽³⁷⁾有一位带着11个孩子的妈妈与家人一起等待了整整三天，恐惧、饥饿困扰着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但她始终挤不上飞机。⁽³⁸⁾14日，王宝在撤离的最后一天悄悄搭乘一架专门为他准备的直升机离开龙镇飞往泰国乌隆。⁽³⁹⁾此时的龙镇机场仍然人山人海，但王宝已经无暇顾及了。王宝曾承诺“把每一个为他作战的人都带往泰国”，事实是他抛弃了大多数苗族人。

图9-1　1975年5月，龙镇最后撤离时的美国C-46运输机（罗杰·华纳搜集）
图片来源：Gayle L．Morrison，Sky Is Falling：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A's Evacuation of the Hmong from Laos，North Carolina，and London：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1999．

王宝逃跑后，中情局远东司请求白宫同意再从龙镇运出约2000名苗族武装人员，但遭到拒绝，白宫同意增加的人数是数百人。

王宝逃跑了，剩下的20万苗族人被抛弃在龙镇。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剩余的苗人大部分选择逃离老挝，试图从湄公河进入泰国。1975年6月2日的《曼谷邮报》报道：当天“老挝警察开始阻止苗族人逃往泰国，约有15万人试图进入泰国”。⁽⁴⁰⁾即便如此，6月初还是有大批苗族人越过湄公河进入泰国，泰国政府对此十分不满。泰国政府认为，王宝在苗族中有巨大影响，他在泰国的居留将会导致更多苗族人的涌入，因此决定把王宝礼送出境。王宝只好离开泰国去了美国的蒙大拿。⁽⁴¹⁾

经湄公河逃入泰国的除了苗族人（约1万人）还有老挝南部山区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少数民族。中情局与白宫在对待苗族人撤离老挝的态度上冷酷无情，这种抛弃“朋友”的态度连中情局情报官杰瑞也看不下去，他拒绝执行抛弃苗族的指令，悄悄联系了一些飞行员继续把苗族人偷偷运往泰国，到1975年8月底，运送出了近2.5万苗族人。⁽⁴²⁾即便如此，还是有超过15万苗族人留在了老挝。由于苗族曾与巴特寮进行过战争，1975年12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对留在国内的苗族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政策。

进入泰国的老挝难民主要包括苗族和老族人，被安置在泰国南蓬（Nam Phong）与廊开（Nong Khai）的难民营中，仅南蓬难民营就有3万难民。⁽⁴³⁾由于泰国政府在老挝难民的安置中感到压力较大，福特政府拨款400万美元给泰国政府用于安置老挝难民，另外拨款275万美元用于把3000多人的老挝难民安置在美国。⁽⁴⁴⁾第一批安置在美国的苗族人于1976年到达美国定居。⁽⁴⁵⁾

在美国，王宝仍然在苗族难民和移民中享有较高威信，被尊为苗人领袖，并受到美国一些保守分子支持。同时，在王宝授意下，其留在老挝的残部组成老挝天神党，在老挝北部展开游击战。王宝还组织成立“美国苗人协会”、“老挝自由民主联盟”等组织，致力于推翻巴特寮，声称要带领他的老兵回到老挝，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

图9-2　王宝与家人，摄于1971年夏，龙镇（王曹搜集）
图片来源：Gayle L．Morrison，Sky Is Falling：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A's Evacuation of the Hmong from Laos，North Carolina，and London：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1999．

王宝起初被安置在蒙大拿州经营农场，而后移居加利福尼亚州。他在美国外交部门的支持下，帮助成千上万仍滞留在泰国的苗族难民落户美国，这让王宝在苗族移民和难民中继续享有很大的威信。“美国政府在王宝及其下属要员移居美国后，允许苗族人口大量移居美国。”经过几十年的生息繁衍，到21世纪初，定居在美国的苗族人总人数已经超过25万，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州。⁽⁴⁶⁾但由于移居美国的苗族人大多数不识字，在美国的境遇都比较差，很多人迫切希望返回自己的故乡老挝。

20世纪80年代，王宝利用“老挝联合民族解放阵线”的牌子，在美国、法国、泰国等国大力发展和扩大组织机构，幻想颠覆老挝共产主义政权。1986年，王宝的军事集团成立“老挝王国中央委员会”，由王宝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8年8月，该委员会改名为“老挝民族联合阵线”，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并在泰国成立了两个前线指挥部，负责指挥颠覆老挝现政权的“民族解放运动”。⁽⁴⁷⁾

20世纪90年代，王宝的军事集团加紧在泰国组织对老挝的骚扰活动，组织小分队潜入老挝拦击军车、进行破坏。在缅甸、越南等国，也有王宝军事集团人员活动，虽然成不了气候，但也对东南亚的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同期，美国与老挝的关系不断改善。1991年，两国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级为大使级，1992年8月，美国与老挝互派大使。

王宝的所作所为与美老关系的改善不能同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07年6月4日报道，当天美国检察官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宣布，起诉王宝和加州前国民警卫队中校哈里森·杰克等9名被告，罪名是“使用武力，包括谋杀、攻击老挝军方和官员等手段，推翻老挝现政府”。⁽⁴⁸⁾随后王宝被拘捕关押了38天，在其家人交付150万美元保释金后于2007年7月12日被释放。

这次指控与关押表明，美国政府不再支持王宝从事反共活动。既然不能继续反共，2009年王宝萌发了叶落归根的念头，宣布自己有意重返老挝寻求和解，但老挝政府声明，如果他回国将被执行死刑。

2011年1月6日，王宝因病于加州死亡。由于王宝当年为美军作战，北加州联邦众议员吉姆·卡斯塔等人申请将其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国家公墓，与越战阵亡的美军士兵为伴。⁽⁴⁹⁾王宝一生反共、罪恶累累，双手沾满巴特寮战士、北越人民军的鲜血，并给老挝苗族造成巨大灾难。王宝曾在1987年对美国一个智库承认他损失了大约十分之一的族人，在战争中，约有3.5万苗族人葬身于老挝的群山之中（笔者注：主要是青壮年男丁）。⁽⁵⁰⁾

(1) 关于越美巴黎谈判的历史过程参阅程晓燕著：《以小搏大：越美巴黎谈判（1968—1973）》，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 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第371页。

(3)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71．

(4)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February 6，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32．

(5)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February 6，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p．31-32．

(6)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Laos（Godley）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February 7，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38．

(7) Henry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New York：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2，pp．22-25．

(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1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12，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p．90-97、pp．106-107．

(9)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Laos（Godley）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in BeiJing，February 20，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127．

(10)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February 23，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133．

(11)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Laos（Godley）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in BeiJing，February 24，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p．139-140．

(12)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May 24，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287．

(13)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by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Vietnamese Affairs of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Carver），June 19，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357．

(14)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by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Vietnamese Affairs of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Carver），June 19，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358．

(15) 笔者注：施莱辛格于1973年2月2日到7月2日任中情局局长。

(16) Transcript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and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Schlesinger），June 26，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p．359-360．

(17) Memorandum from Williams Stearma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June 29，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363．

(18)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July 10，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p．376-380．

(19) Backgroun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Southeast Asia and Vietnam，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93rd Congress，2nd Session，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577．cited from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218．

(20)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218．

(21)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Hummel）to Secretary of State Rogers，August 2，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p．388-389．

(22) 笔者注：基辛格从1973年9月21日起任国务卿，并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

(23) Memorandum from Rob Roy Ratli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November 13，1973，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457．

(24) Memorandum from Jeanne Davi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Scowcroft），August 1，1974，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535．

(25) Memorandum from Jeanne Davi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Scowcroft），August 1，1974，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535．

(26)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 p．218．

(27) Roger Warner，Back Fire，p．340．

(28) 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219．

(29) 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ndated，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pp．957-958．

(30) Ibid．

(31) Roger Warner，Back Fire，p．342．

(32) Gayle L．Morrison，Sky Is Falling：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A's Evacuation of the Hmong from Laos，North Carolina，and London：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1999，p．18．

(33) Gayle L．Morrison，Sky Is Falling，p．18．

(34) Ibid．，p．21．

(35) Ibid．，p．43，pp．45-47．

(36) Gayle L．Morrison，Sky Is Falling，p．59．

(37) Gayle L．Morrison，Hog's Exit，p．122．

(38) Ibid．

(39) Ibid．，p．126．

(40) Gayle L．Morrison，Hog's Exit，p．127．

(41) Gayle L．Morrison，Hog's Exit，p．129．

(42)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p．178-179．

(43)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30．

(44) Ibid．，p．131．

(45) Gayle L．Morrison，Hog's Exit，p．131．

(46) 叶亭：《“苗族雄狮”王宝谢幕异乡》，载《环球财经》，2011年第4期，第80页。

(47) 叶亭：《“苗族雄狮”王宝谢幕异乡》，载《环球财经》，2011年第4期，第80页。

(48) 叶亭：《“苗族雄狮”王宝谢幕异乡》，第80页。

(49) 叶亭：《“苗族雄狮”王宝谢幕异乡》，第81页。

(50) 叶亭：《“苗族雄狮”王宝谢幕异乡》，第81页。

尾声

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策划的利用苗族抵抗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动力计划”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阴谋，老挝苗族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苗族武装人数最多时达到4万人，而战争结束时只剩下1万人左右。近30万的苗族人口在战争结束时只剩下20万左右。另外，苗族在反共战争中丧失了绝大部分男丁，也丧失了赖以生活的土地，几乎每个苗族家庭的经济收入都依赖在军中服役的男人的军饷和美国的援助。⁽¹⁾战争中因为兵员不足，中情局打起了苗族青少年的主意。据日本《外交学者》杂志2011年2月25日报道，原苗族游击战特种作战单位成员包·桑回忆：“我才13岁，一个美国人来到学校把我抓去进行军事训练。军队中有许多我的同龄伙伴，甚至有8岁的小孩被抓去作战。”国际难民组织名誉主席莱昂内尔·罗森布拉特2008年曾痛心表示，“王宝活生生地把他的同胞放进了‘胡志明小道绞肉机’中，为的是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²⁾

因为战争苗族人流离失所，离开了他们曾经聚居的查尔平原附近山区，跟随王宝居住在龙镇附近地区。他们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也因为战争变成了依靠美援而生存。可以说，“动力计划”的实施改变了苗族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活结构，但是这种改变却是把整个苗族推向几近毁灭的深渊。

除了王宝与少数苗族武装高级军官在思想深处坚决反共，绝大部分苗族人并不是因反对共产主义而拿起武器与巴特寮对抗，他们参加战争的目的更多的是来自对王宝等人的盲目追随，以及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欺骗。中央情报局利用苗族为它的反共勾当流血死亡，在战争结束后又置大多数苗族人的生死于不顾。1975年5月，一位苗族武装的军官对王宝的控诉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从1960年开始，你就需要更多的人去战斗。中情局、美国政府把年龄只有十三四岁的所有孩子都征召去打仗，而在战争结束时却只想运走几个有限的家庭。这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应该被运走，因为每个人都参加了战争，而不是只运走将军与校官”。⁽³⁾

“动力计划”留给老挝苗族的是斑斑血泪，留给老挝全体人民的是战争创伤，而中央情报局却为这个计划弹冠相庆。两任局长赫尔姆斯和科尔比均认为在老挝的行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赫尔姆斯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在老挝赢得了战争”，老挝是一个能够证明中情局可以胜任战争并且能够比美国军队更能阻挡共产主义进攻的地方。⁽⁴⁾赫尔姆斯认为中情局在老挝“干得很棒”。科尔比评论说：苗族、美国航空公司和中情局在老挝的行动十分出色，这场秘密战导致北越前后在老挝投入7万部队，如果没有在老挝的行动，这些部队将被用于越南战场。⁽⁵⁾在老挝的军事行动给中情局带来一个新自信：中情局能够进行战争。⁽⁶⁾中情局把自己策划的战争赋予一个新名词：“准军事行动”（paramilitary operations）。里根政府上台后，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就是一名狂热的“准军事行动”倡导者。凯西视“动力计划”为中情局打击共产主义行动的样板，并且积极游说美国国会为中情局采取准军事行动开绿灯。⁽⁷⁾此后，中情局在发动秘密战方面肆无忌惮、“越战越勇”。因此，中情局在老挝的秘密军事行动也深深地改变了它自身，将其从一个情报机构变成一个同时负有军事作战功能的情报机构，这是中情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21世纪，老挝的硝烟已经远逝，但老挝土地上依然残留的炸弹仍不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场战争。在那场战争中，苗族被中情局利用并遭受灭顶之灾，老挝的群山中洒满一个遭受欺骗的民族的鲜血，而同样付出巨大代价的还包括老挝的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和无辜的老挝民众。中情局在老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它以反共为由引发老挝国内不同民族间的自相残杀，这样的悲剧老挝的群山为之悲鸣。唯愿今天的世界能够日益祥和安宁，远离战争，远离阴谋。

(1) Gayle L．Morrison，Hog's Exit，p．117．

(2) 叶亭：《“苗族雄狮”王宝谢幕异乡》，第80页。

(3) Gayle L．Morrison，Sky Is Falling，p．168．

(4) Richard Helms，A Look over My Shoulder：A Life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262-265．

(5) 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p．187．

(6) Ibid．，p．188．

(7) Ibid．，p．189．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1．代兵：《挫败中立：1954—1964年的老挝与冷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美］小詹姆斯·E．帕克著，唐莹、黄群飞译：《代号骡子：为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而战》，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

3．［美］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

4．一剑文化著：《兰山血 广治泪》，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

5．［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吴继淦、刘觉俦译：《白宫岁月》（第三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6．［美］亨利·莫尔著，金质尚译：《越战前后目击记》，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

7．程晓燕著：《以小搏大：越美巴黎谈判（1968—1973）》，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二、英文参考文献

（一）美国政府相关文件

1．The State Department，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FRUS）：

① FRUS，1961-1963，Laos Crisis，Vol．24；

② FRUS 1964-1968，Laos，Vol．28；

③ FRUS，January 1969-July 1970，Vietnam，Vol．6；

④ FRUS，July 1970-January 1972，Vietnam，Vol．7；

⑤ FRUS，January-October 1972，Vietnam，Vol．8；

⑥ FRUS，January 1973-July 1975，Vietnam，Vol．10．

2．The Pentagon Papers，Boston：Beacon Press，1971，1972，Vol．2．

3．Lyndon B．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LBJL）．

4．Hearings on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greement and Commitments Abroad，Kingdom of Laos，Vol．1，Part2，October 20，22，28，1969，U．S．Senate，91st Congress，1st session，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

（二）回忆录、人物传记

1．Dulles Virginia，Shackley，Theodore，Spymaster：My Life in the CIA，Potomac Books，Inc．，2005．

2．Henry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New York：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2．

3．Gayle Morrison，Hog's Exit：Jerry Daniels，the Hmong，and the CIA，Lubbock：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2013．

4．Gayle L．Morrison，Sky Is Falling：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A's Evacuation of the Hmong from Laos，North Carolina，and London：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1999．

5．Marek Thee，Notes of a Witness：Laos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New York：Random House，1973．

6．Roger Warner，Back Fire：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and Its Link to The War in Vietnam，New York：Simon＆Schuster，1995．

（三）英文著作、博士论文

1．Alfred McCoy，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

2．Arthur J．Dommen，Conflict in Laos：The Politics of Neutralization，New York：Frederick A．Prager，1964．

3．Charles A．Stevenson，The End of Nowhere：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since 1954，Boston：Beacon Prew，1973．

4．Fred Branfman，ed．，Voices from the Plain of Jar：Life under an Air War，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

5．Jane Hamilton-Merritt，The Tragic Mountains：The Hmong，the Americans，and the Secret Wars for Laos，1942-1992，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l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

6．Jeffrey D．Glasser，The Secret Vietnam War：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ailand，1961-1975，Jefferson，NC：McFarland＆Company，INC．，1995．

7．Joshua Kurlantzick，A Great Place to Have a War：America in Laos and the Birth of a Military CIA，New York：Simon＆Schuster，2017．

8．John Prados，Safe for Democracy：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Chicago：Ivan R．Dee，2006．

9．MacAlister Brown and Joseph J．Zasloff，Apprentice Revolutionaries：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Laos，1930-1985，Stand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6．

10．Martin Stuart-Fox，A History of Lao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1．Richard Helms，A Look over My Shoulder：A Life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ew York：Random House，2003．

12．Sutayut Osornprasop，“Thailand and the American Secret War in Indochina，1960-1974，”Ph．D．thesis，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2006．

13．Thomas Ahern，“Undercover Armies：CIA and Surrogate War in Laos，1961-1973，” Washington，D．C．：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2006．

14．Timothy N．Castle，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U．S．Military Aid to the Royal Lao Government，1955-197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15．Victor B．Anthony and Richard R．Sexton，“The War in Northern Laos：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Washington，D．C．：Center for Asia Force History United States Air Force，1993．

后记

本书历时四载，终于成书。2016年，我和爱人程晓燕博士知晓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石斌教授欲主编一套“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丛书，便一起请缨参加。

我在2004—2008年在南京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挫败中立：1954—1964年的老挝与冷战》期间接触到一些资料，资料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在老挝策划了一场武装老挝苗族的秘密战争。后续研究表明，这是迄今为止中情局在海外发起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也被中情局内部视为策划得非常成功的战争行动。除了规模大之外，这个行动值得写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这场秘密战导致老挝苗族几近陷于“灭族之灾”，这种案例在中情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不太多见。中情局的冷酷无情在老挝的秘密战争中展示无余。其二，在老挝，中情局实际上是策划并领导了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成为中情局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基于在老挝实施的秘密战，中情局对于自己的战争能力自信满满，此后对于战争行动越陷越深，日益成为一个情报搜集分析与实施战争功能兼具的部门。其三，中情局在老挝的秘密战虽然规模巨大，但国人对此段历史知道的不多。

在撰写此书时发现关于“动力计划”的深层材料十分稀缺，我几近1年时间里陷入彷徨与焦虑之中，不知从何下笔。后经过艰苦的材料搜集，终于能够勉强布局成篇、写成此书。在材料搜集上，我的硕士研究生王建瑞、刘鹏辉和李琳都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在此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导师蔡佳禾教授，及我的爱人程晓燕副教授。在我陷入苦闷与彷徨时，他们给了我坚定的支持和鼓励，让我能够坚持下来。这四年来，我和我的爱人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一起“痛苦并快乐着”，相互提携鼓励、蹒跚而行，一路走来几多艰辛，终于在2019年的岁尾我们的书稿各自完成了。回顾这段岁月既感到充实又深觉不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已竭尽全力，但由于材料和水平有限，只能是对中情局的这次行动作初步的探讨，文中也肯定有谬误之处。我期待着新的成果出现以深化对此领域的研究。

代兵
2019年11月于南京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依托亚太发展研究中心设立的“南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研究机构。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电子邮箱：zsforum@nju.edu.cn

电话、传真：025-89681655

中心网址：https://www.capds.nju.edu.cn

微信公众号：CAPDNJU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美国与印尼“九三零”事件

何晓跃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与印尼“九三零”事件／何晓跃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9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23046-2

Ⅰ．①美…　Ⅱ．①何…　Ⅲ．①政变－研究－印度尼西亚－1965　Ⅳ．①D74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48261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　斌

书　　名　美国与印尼“九三零”事件

著　　者　何晓跃

责任编辑　官欣欣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3046-2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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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前言

第一章　1965年之前美国与印尼的关系网络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的新思维

一、民事行动项目

二、西伊里安问题

第二节　约翰逊政府的“低姿态政策”

一、有限援助政策

二、印马关系的“协调者”

三、印美关系的恶化

四、对印尼共夺权的预估

第二章　1965年之前美国对印尼的隐蔽行动

第一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的隐蔽行动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隐蔽行动

二、肯尼迪政府的隐蔽行动

第二节　约翰逊政府的隐蔽行动

一、隐蔽行动方案的确立

二、政策路径及隐蔽行动的功能

三、隐蔽行动的实施及进展

第三章　“九三零”事件的爆发与美国的初步反应

第一节　“九三零”事件的爆发与印尼陆军的反应

一、翁东政变的爆发

二、印尼陆军的反应

三、翁东政变的直接后果

第二节　约翰逊政府的谨慎因应

一、关键问题的初步分析

二、低调介入政策的确立

第四章　印尼陆军的初步利益诉求与美国政府的回应

第一节　印尼双强权力中心的形成

一、苏哈托的崛起

二、“纳苏蒂安副官—埃塞尔”联系渠道

第二节　美国政府对印尼陆军的回应

一、小规模隐蔽援助的实施

二、联合工作组的成立

第五章　印尼陆军的援助请求与美国政府的隐蔽援助方案

第一节　印尼陆军提出正式援助请求

一、正式援助请求与美国的评估

二、关于援助细节的商讨

第二节　美国政府隐蔽援助方案的制定

一、美国提供隐蔽援助的必要性与总体方案

二、美国隐蔽援助方案的制定

第六章　印尼新政治格局形成与美国隐蔽行动浮出水面

第一节　印尼三足鼎立政治格局的瓦解

一、美国政府关于印尼局势的判断

二、美国在印尼陆军清洗印尼共行动中的隐蔽角色

三、美国隐蔽援助走向公开化的影响因素

第二节　美国隐蔽行动的公开化

一、苏加诺政府的绝地反击

二、美国政府隐蔽援助浮出水面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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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左）和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右）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中）在一起，1961年4月25日。
图片来源: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JFKWHP-KN-C17631.aspx。

《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得“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唯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有助于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前言

印尼“九三零”事件以及该事件与美国隐蔽行动（Covert Action）的关系是庞大且充满争论的议题。本书所指的“九三零”事件，是1965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凌晨印尼发生的翁东政变⁽¹⁾及后续的与翁东政变相关的印尼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本书把“九三零”事件的结束时间定为1966年3月，即苏加诺政府、印尼共产党（下文简称印尼共）和印尼陆军三足鼎立政治格局的瓦解，及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新的准政府的建立。“九三零”事件发生后，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陆军右翼派系成功驱逐左翼派系，继而印尼陆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和清洗印尼共组织力量的行动，同时削弱苏加诺政府的执政基础，打破了苏加诺政府、印尼共和印尼陆军三股政治力量鼎立的政治格局，进而为苏哈托为首的陆军力量推翻苏加诺政府，并建立苏哈托政府主导下的“新秩序”铺平了道路。同时，在“九三零”事件中，由于印尼复杂的政党因素、国内外关系网络以及印尼陆军突破人类伦理底线的行为，大批印尼共成员、印尼共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遭到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灾难之一。

“九三零”事件是印尼国家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对印尼国内政治格局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印尼陆军来讲，“九三零”事件为其清洗印尼共力量提供了借口，事件直接导致了苏哈托集团权势的上升、苏加诺政府权势的相对下降以及印尼共作为合法政治力量的消亡；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印尼陆军掌权是约翰逊政府乐于看到和接受的结果，符合美国在印尼、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国家利益取向。

关于美国在印尼“九三零”事件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起到了何种作用的问题，虽然既有研究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仍然存在争议或是无法证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九三零”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驻印尼使馆等部门⁽²⁾与印尼陆军相互配合，联合印尼国内其他反苏加诺政府和反印尼共的政治力量，实施了一系列在美国政府看来符合实际且卓有成效的隐蔽行动。约翰逊政府在印尼实施隐蔽行动的经验被后续政府加以总结、借鉴和应用，如在智利发生的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政府的政变中，美国政府实施的隐蔽行动与其在印尼“九三零”事件中实施的隐蔽行动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美国政府对印尼的隐蔽行动主要包括为印尼陆军提供通信设备、武器装备、舆论宣传和经济物资的支持，为印尼陆军和其他反印尼共力量提供印尼共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名单，以及出面协调英国在印尼与马来西亚冲突中的立场和态度，为处于政治格局转换关键节点的印尼陆军减少外部压力。

总的来讲，美国政府的隐蔽行动对“九三零”事件发生前后的印尼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关键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政府对印尼的隐蔽行动（尤其是对印尼陆军的援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期间便已经持续存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对印尼的隐蔽行动与约翰逊政府对印尼的隐蔽行动在逻辑上是紧密相连的。本书研究的核心在于依托美国政府解密的关于“九三零”事件的档案材料及其他相关史料，厘清印尼“九三零”事件与美国隐蔽行动的关系。

(1) 狭义的印尼“九三零”事件指“翁东政变”，本书根据行文需要，在必要处将“九三零”事件和“翁东政变”两个表述交替使用。

(2) 根据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英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和日本政府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约翰逊政府对印尼的隐蔽行动中。

第一章　1965年之前美国与印尼的关系网络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东南亚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价值，在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其中，印尼又是美国东南亚政策关注的焦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20世纪60年代初指出，印尼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战略位置显著，是东西方争夺的重要对象，美国在印尼拥有诸多战略利益。⁽¹⁾在经济利益方面，印尼西接印度洋、东连太平洋，美国及其部分盟友的诸多海运贸易都须经过印尼领海所辖航道；印尼拥有储量极大的石油、橡胶、锡等战略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美国不想让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获得的。⁽²⁾二战期间，对于这些战略物资和资源的争夺是美日太平洋战争的角力点之一。⁽³⁾二战后，美国在印尼石油业和橡胶业的投资甚巨，大量美国私人企业在印尼投资橡胶和石油业，印尼大部分的橡胶种植园和油田为美国企业所占有。在安全利益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在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建立的军事基地对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成员国构成了安全方面的直接威胁，也给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军事地位带来了可见的影响⁽⁴⁾；一旦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印尼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菲律宾和南太平洋诸岛展开行动的桥头堡，同时也将严重损害西方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地位。此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印尼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极易引发共产主义作为“未来潮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这对美国来讲是无法接受的。⁽⁵⁾基于上述原因，印尼始终处于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东南亚政策议程的优先位置。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的新思维

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就任美国总统后，在美国对印尼的外交政策方面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在印尼推行民事行动项目（Civic Action Program），该项目在苏加诺政府可接受的范围内，符合肯尼迪对第三世界推行的战略框架，也符合美国政府有意扶持印尼陆军的一贯思维；二是，出面协调解决了印尼与荷兰之间的西伊里安（West Irian）问题，找到了印尼、荷兰和美国三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对于印尼来讲，西伊里安主权重回印尼令苏加诺政府感到满意；三是，肯尼迪在幕僚的建议下，倾向于与苏加诺建立较为良好的私人关系。肯尼迪政府的相关政策使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较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肯尼迪政府之所以缓和与印尼的关系，其根本动因在于压制印尼共力量的发展壮大、阻止印尼共夺权，维护美国在印尼和东南亚的战略利益，在这点上肯尼迪政府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无本质区别，只是策略不同而已。

一、民事行动项目

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和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都把政府换届视为扩大美国对印尼援助的新机会。美国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Howard P. Jones）迫不及待地给国务院发去电报，建议对美国的印尼政策及美国在印尼的行动项目进行重新评估。琼斯认为，美国对印尼的援助要强调政治效果，应具备更多的灵活性，并通过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开展心理行动以影响印尼民众的心理。⁽⁶⁾

1961年5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William P. Bundy）⁽⁷⁾向总统专门助理拉尔夫·敦冈（Ralph A. Dungan）建议重启1957年美国对印尼的援助计划。邦迪建议美国政府把大部分的援助给予印尼陆军，同时对印尼空军和海军给予象征性援助，以此避免被外界认为印尼陆军是美国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⁸⁾但这一援助项目并不是肯尼迪政府与苏加诺政府打交道过程中的最重要部分，肯尼迪政府协助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以及推进民事行动项目才是最重要的内容。这其中，民事行动项目是肯尼迪政府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新外交政策，得到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广泛支持。就印尼来讲，民事行动项目在印尼农村地区得到了良好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1961年苏加诺访问美国前夕，中情局官员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向威廉·邦迪提出，印尼和美国双方可以在苏加诺访美期间就民事行动项目进行磋商。兰斯代尔认为，该项目可以拉近印尼陆军、美国陆军与印尼民众之间的距离，提升普通民众对于印尼陆军的支持率。⁽⁹⁾同年8月，由美国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唐纳德·汉弗莱（Donald Humphrey）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沃尔特·萨兰特（Walter Salant）带队的工作组赴雅加达就实施民事行动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调研，汉弗莱在听取了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关于印尼陆军在国家建设中所承担角色的全面报告后，对于民事行动项目在印尼所具备的可行性作了积极的评价。

美国于1962年年中开始在印尼正式推行民事行动项目，在1963年全面铺开，该项目的实施一直持续到1965年“九三零”事件的爆发。民事行动项目对于印尼陆军力量的拓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借助美国提供的援助，陆军得以在农村地区发展力量、巩固威信和拓展群众基础，同时压制和打击印尼共力量。

二、西伊里安问题

肯尼迪政府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尼的外交政策是错误的。⁽¹⁰⁾在印尼外岛叛乱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叛军的支持严重损害了印尼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即使此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放弃了对于叛军的隐蔽支持，把印尼陆军作为压制印尼共的最大依托力量，其与苏加诺政府之间的关系依然糟糕。导致这种局面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印尼把美国政府不愿推动印尼和荷兰之间就西伊里安问题进行谈判的行为，视为美国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支持。

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在肯尼迪上任后几天便提交了一份7点计划，以阻止印尼落入共产党人之手。⁽¹¹⁾琼斯7点计划的核心是：推动西伊里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使苏加诺政府得到美国政府的一种承诺，即西伊里安能够重新回归印尼；与推动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同样重要的是，苏加诺与肯尼迪之间须建立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除琼斯外，肯尼迪政府内部其他一些官员也主张让西伊里安主权重回印尼。

苏加诺政府方面也感受到了肯尼迪政府可能的政策转变，并释放了改进两国关系的信号。1961年1月21日，苏加诺给肯尼迪发来贺电祝贺其当选总统。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认为肯尼迪邀请苏加诺访美是解决两国分歧的有效途径，邀请信可以对苏加诺21日的贺信表示感谢，并表明肯尼迪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致力于民族独立，决心找到西伊里安问题的和平解决之道。⁽¹²⁾2月13日，印尼方面谨慎地表示希望与新上任的肯尼迪政府改善关系，印尼外交部也已经在早先放出信息，表示理解美国再三警示印尼不能以武力解决西伊里安问题的用意。⁽¹³⁾

美国警示印尼勿以武力解决西伊里安问题事出有因。在同年1月2日至6日，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率领高级代表团访问苏联，双方于6日达成印尼向苏联采购武器的协议。印尼宣布之所以向苏联采购武器，是因为荷兰在西伊里安构建军事设施。在同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纳苏蒂安公布了印尼武器采购的具体项目，包括轰炸机、战斗机、鱼雷艇和潜艇。

1961年3月7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于印尼国内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作了评估，认为印尼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在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苏加诺会利用陆军和印尼共的相互敌对关系构建国内政治格局的平衡，并使自己处于主导地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同时认为：苏加诺的政治立场持续向社会主义阵营偏转，印尼共目前在印尼国家政府中占据诸多重要岗位，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印尼陆军抑制印尼共力量增长的努力没有产生效果；在对外关系方面，印尼也正在加速向社会主义阵营靠近，苏联领导人与苏加诺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苏联对于印尼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苏加诺政府形成了明显的影响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社会主义阵营给予印尼的贷款已经达到11.03亿美元，其中5.93亿用于军事援助，5.1亿用于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对于苏加诺落实发展国内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美国认为，这些援助并没有扭转印尼国内经济衰败的趋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印尼陆军已经从苏联获得了一定的援助。尽管印尼陆军发言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美国的装备和训练，但对于美国在军事援助方面的具体数量、项目种类的限制和援助进行的实际速度表示失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心印尼陆军抑制印尼共的效果会被苏联的军事援助和训练项目不断侵蚀。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印尼将仍以政治手段为主寻求问题的解决，但不定期的军事威胁、游击行动和小规模的渗透行动仍会继续。同时，由于在解决西伊里安问题上的沮丧感，以及苏联援助的落实，印尼会增强在该问题上的军事进攻性。⁽¹⁴⁾

西伊里安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西伊里安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覆盖15万平方英里（约39万平方千米）的世界上最原始的土地，其中一部分为人类未探索的山脉和沼泽地。70万原住民中的大多数是半游牧的、仍处于石器时代的巴布亚人。原住民的半数与荷兰政府没有接触。同时，西伊里安的人口还包括约1.7万荷兰人，以及来自印尼的1.8万华人和一些移民。西伊里安的居民中约有1.6万人在政府或企业工作。西伊里安是一个经济落后和财政赤字地区，在美国介入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之前，荷兰发起了一项经济和教育发展方案，旨在十年内使西伊里安获得半自决权地位。⁽¹⁵⁾

印尼与荷兰之间围绕西伊里安问题产生冲突始于1946年两国之间无果而终的谈判。这次谈判荷兰不顾印尼的抗议，没有把西伊里安问题列入谈判议程，而谈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两国敌对关系的产生。1948年，西伊里安重新被划为印尼的领土，但当1949年印尼与荷兰在海牙签署协议、印尼获得独立时，西伊里安的主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荷兰在1949年的圆桌会议上拒绝将西伊里安转交印尼。两国同意在接下来的一年内通过谈判来决定西伊里安的未来地位。后来谈判失败，西伊里安仍然处于荷兰的实际控制之下，荷兰与印尼的关系因此持续恶化。印尼随后向荷兰直接施加压力，表现为征收荷兰财产，驱逐许多荷兰居民，破坏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为了避免西伊里安问题失去解决的余地，双方同意暂时签订协议，规定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即荷兰对西伊里安进行控制，直至分歧得到解决，两国同意在协议签署后一年内，由谈判方式来决定西伊里安的“政治地位”。⁽¹⁶⁾但显而易见的是，在1950年和1951年进行的谈判中，印尼与荷兰无法解决彼此的分歧。1952年年初，荷兰政府通过宪法修正案将西伊里安列为荷兰王国的一部分，认为荷兰对该地区的主权已经不再受到谈判制约。印尼拒绝接受荷兰的这一行动，并且通过直接与荷兰进行协商的途径以及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来尝试说服荷兰重新展开对西伊里安问题的商谈，但两种途径均未成功。⁽¹⁷⁾1957年，亚非国家试图使联大通过决议，督促荷兰通过进一步谈判解决问题。该动议赢得大多数国家支持，但没有达到必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¹⁸⁾

西伊里安问题由此在印尼和荷兰两国国内引发民族主义感情的问题。两国政府出于维护国际声望考虑，都采取了不肯让步的强硬立场。尤其在印尼，西伊里安问题引起了各界对于西方世界极大的负面认知。荷兰与印尼都给出了诸多论据来支持各自的立场。荷兰人认为，他们在道义上有使处于石器时代的巴布亚人进入文明阶段的责任，同时赋予西伊里安的居民半自决权。荷兰人还指出，爪哇人和巴布亚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种族、文化或宗教联系，把西伊里安交给印尼只会形成另一种殖民主义。印尼方面则认为自身是前荷兰东印度群岛的合法继承人，且印尼是多民族国家，毫无疑问，巴布亚人与印尼人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巴布亚人与荷兰人之间的共同点。⁽¹⁹⁾

围绕西伊里安争端所产生的衍生影响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美国方面认为，借此问题苏加诺可以把任何反对他的挑战视为不爱国的行为，并帮助共产主义人士抵消保守的陆军领导人的影响力，同时转移各界对于紧迫的国内问题的关注。⁽²⁰⁾直到苏加诺能够与荷兰方面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否则围绕西伊里安产生的争端将强烈地影响印尼的内政外交。在对于西伊里安的主权诉求仍然要依靠苏联的政治支持，且印尼本身从苏联接受大量援助的情况下，苏加诺政府会进一步向社会主义阵营靠近。印尼共会继续拿西伊里安问题作文章，并阻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进程。印尼陆军在西伊里安问题上分散精力会削弱其抑制印尼共实力和影响力的努力。美国还认为，接下来的一年印尼的经济并不乐观。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和外汇储备下降带来的压力。但美国也认为，苏加诺并不会寻求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相反，持续的经济衰退会让苏加诺在西伊里安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²¹⁾

与西伊里安问题关系比较密切的两个西方国家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就澳大利亚而言，虽然想维持与印尼之间的亲密和友好的关系，但他们强烈支持荷兰的立场，因为澳大利亚认为西伊里安重回印尼将会威胁澳大利亚的军事安全。与澳大利亚不同，从一开始，美国就在西伊里安问题上采取了中立立场。尽管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承诺，在印尼对荷兰发起攻击的情况下将对荷兰人进行某种形式的支持。⁽²²⁾但从总体看，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在西伊里安问题上实行了不介入政策。美国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力解决西伊里安问题的处理方式，并多次向印尼与荷兰两国政府重申了这一点。印尼与荷兰两国政府也承诺不使用武力。⁽²³⁾然而，1960年10月12日在美国国务卿赫脱的批准下，政策规划室起草了一份文件，该文件对围绕西伊里安问题产生的争端及解决办法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由此美国改变了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中立政策——美国政策计划室建议西伊里安由联合国进行托管。⁽²⁴⁾

与此同时，荷兰向西伊里安派遣了航空母舰以形成对印尼的威慑；作为回应，印尼对西伊里安进行了军事渗透，与苏联签署了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协定，并发出交战声明。肯尼迪政府认为，在未来6个月内印尼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小，但到1961年年末，军事实力对比将对印尼有利。因此，肯尼迪政府认为推动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变得比以前更加紧迫。⁽²⁵⁾

在正式介入西伊里安问题前，肯尼迪政府对于该问题有以下看法：第一，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支持白人殖民国家对非白人居住的大规模海外地区进行监管，因此，这种监管必须越来越依赖军事威慑；第二，荷兰不足以在远离本土的海岸维持海上威慑力量；第三，印尼无疑希望通过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加上政治和外交行动实现其目标，苏联支持下的印尼与荷兰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第四，印尼和荷兰之间的敌对状态对西方来讲是个灾难，其将破坏北约的统一性，会在联合国内外挑起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对立，也可能使印尼彻底倒向社会主义阵营。⁽²⁶⁾

因此，肯尼迪政府相信最近的事态发展只会巩固荷兰应该从西伊里安撤出的结论。美国认为西伊里安除了交给联合国托管外别无选择，希望印尼和荷兰能够在这点上达成共识。美国不期望澳大利亚会欢迎托管方案，但希望澳大利亚能够跟随美国的步伐。在肯尼迪政府看来，荷兰有较大可能同意托管方案，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让原住民取得半自决权。而让印尼同意托管方案比较困难，因为印尼认为托管方案只能是个过渡，最终的目标是让西伊里安的主权重归印尼。⁽²⁷⁾马来西亚作为在地理、语言和种族方面与印尼最接近的国家，是最有可能让印尼接受的托管人；这点荷兰也不会反对。⁽²⁸⁾肯尼迪政府认为，如果这样的托管方案不能解决问题，则可以回到原来的联合国直接进行托管的方案。⁽²⁹⁾

可以看出，肯尼迪政府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最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尼是有利的，联合国托管方案虽然不符合苏加诺政府的意愿，但至少会剥夺荷兰对于西伊里安的控制权。后来随着事态的进展，肯尼迪的政策目标变为让西伊里安主权重回印尼，联合国托管只是过渡阶段。但是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支持苏加诺政府的政策提议受到美国国内诸多方面的批评和反对。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对荷兰持同情态度，认为应该告知苏加诺政府印尼以武力方式解决西伊里安问题不可接受。⁽³⁰⁾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赞同苏加诺与肯尼迪之间须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但不同意荷兰放手让西伊里安主权重回印尼。⁽³¹⁾中情局则准备了一份强烈的反苏加诺政府草案。⁽³²⁾与此相对应，美国政府内部倾向于与苏加诺政府合作的官员也立场鲜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柯默尔（Robert W. Komer）、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沃尔特·罗思托（Walt W. Rostow）等官员表达了他们关于印尼和美国之间关系的理解，他们接纳了智库的部分建议，认为美国对印尼的外交政策需要改变。⁽³³⁾

1961年4月上旬，国务卿腊斯克建议肯尼迪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支持联合国托管方案。柯默尔则认为该方案并不可取，因为西伊里安问题的实质在于西伊里安主权回归印尼，腊斯克的建议与西伊里问题的实质背道而驰。当肯尼迪会见荷兰外交部部长约瑟夫·伦斯（Joseph Luns）时，肯尼迪对于托管方案也持怀疑态度；腊斯克在会谈中对于伦斯持同情立场，认为联合国托管下的半自治方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白宫幕僚中支持印尼的相关人员对于腊斯克的建议颇感不悦，认为腊斯克的解决方案只会带来一场重大的“西伊里安危机”。⁽³⁴⁾

1961年4月下旬，苏加诺访问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官员按照各自的理解为肯尼迪准备了处理印尼和美国关系的方案材料。肯尼迪在与苏加诺会面的过程中发现西伊里安问题是苏加诺主要关心的议题，当肯尼迪提起以托管方案解决西伊里安问题时，苏加诺回答：“我们想借联合国机制来使西伊里安领土回归印尼。”⁽³⁵⁾

图1-1　1961年苏加诺访问美国，从左至右依次为苏加诺、美国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和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
资料来源：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图1-2　1961年苏加诺访问美国，肯尼迪与苏加诺站在白宫的北入口处。
资料来源：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会谈结束后，国务院和白宫联合寻求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办法以避免局部战事的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荷兰的利益诉求和印尼的利益诉求中找到平衡点。美国国务院建议荷兰和印尼采取开放的思维解决问题，荷兰和印尼之间应该保持秘密的双边联系渠道。⁽³⁶⁾1961年6月，在与荷兰方面进行磋商后，美国国务院认为只能通过联合国框架解决西伊里安问题。⁽³⁷⁾但印尼方面认为，通过联合国使西伊里安问题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印尼对西伊里安拥有控制权，印尼担心荷兰会利用联合国机制拖延或阻挠问题的解决。美国国内，腊斯克担心美国政府对荷兰逼得太紧，认为这是美国不应有的做法；白宫方面支持印尼的人员则认为荷兰方面受到的压力还不够，荷兰不转变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最终将促使印尼采取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在同年秋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因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西伊里安问题被搁置。苏加诺认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做法是在中立主义立场上的进一步倒退。

1961年12月1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表明其支持印尼的立场。邦迪告诉肯尼迪，腊斯克的方案带有个人偏见，如果继续腊斯克的方案，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这只会让印尼共得利。邦迪的建议得到肯尼迪的重视，美国政府在西伊里安问题上开始由中立立场转向支持印尼的立场。⁽³⁸⁾作为政策转向的结果，美国鼓励荷兰和印尼开始双边会谈，并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作为中间调停人。⁽³⁹⁾但荷兰和印尼双方各执己见，荷兰认为西伊里安的半自决权应作为会谈的前提条件，而印尼坚持西伊里安的行政权交还印尼是会谈的前提条件。⁽⁴⁰⁾为了摆脱僵局，肯尼迪派其弟弟——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出访荷兰和印尼，推动双边协商。罗伯特·肯尼迪建议苏加诺于会谈中不应附带前提条件，并向苏加诺保证会谈的结果会使印尼满意。在感知苏加诺答应了他的要求后，罗伯特·肯尼迪认为可以运用美国的影响力来促使荷兰转变立场。⁽⁴¹⁾在同荷兰方面进行磋商前，国务院和白宫联合起草了一份电报作为罗伯特·肯尼迪商谈的指导性原则。国务院和白宫方面授权罗伯特·肯尼迪可以同意美国作为印尼和荷兰磋商的中间调停者，但荷兰必须把将西伊里安的行政权归还印尼这一项加入会谈议题。⁽⁴²⁾荷兰方面对于罗伯特·肯尼迪的要求十分震惊，认为美国人提出的条件是让荷兰人投降。但在罗伯特·肯尼迪离开海牙一天后，荷兰外长伦斯软化了他的立场。⁽⁴³⁾

1962年3月下旬，荷兰和印尼双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尔堡开始就西伊里安问题进行谈判。经过5个月激烈地讨价还价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从1962年8月到1963年4月底，西伊里安由联合国委派的行政长官全权管理；从1963年5月1日开始，联合国将西伊里安的行政权转交印尼；1969年年底之前，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让西伊里安的巴布亚人自行决定西伊里安是否留在印尼。

第二节　约翰逊政府的“低姿态政策”

肯尼迪政府对印尼的外交政策由于肯尼迪遭到暗杀而中止。约翰逊政府上台后，对肯尼迪政府的印尼政策做出了进一步调整，采取了“低姿态政策”（Low-posture Policy）。约翰逊政府大幅削减对印尼的所有公开援助项目的额度，撤出肯尼迪时期派遣至印尼的和平队（Peace Corps），转向以隐蔽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对印尼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肯尼迪政府时期还是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发展与印尼陆军的关系。美国政府始终认为，印尼陆军是美国唯一可以借以打击印尼共、阻止印尼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可靠的政治力量。在给予印尼陆军援助的事宜上，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约翰逊政府虽然在“九三零”事件发生前以官方形式对外宣布终止对印尼的一切援助，但对于印尼陆军的援助还是以隐蔽方式持续地进行。

一、有限援助政策

约翰逊政府对于印尼的政策总体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改变印尼对于马来西亚的对抗性、进攻性政策；二是使印尼的长期发展趋势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约翰逊政府在上台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认为，美国对于印尼的援助项目对于实现上述两个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这些年中，美国通过援助项目维系了印尼和美国之间的政府沟通渠道，同时也使美国政府对苏加诺政府形成了可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最重要的目标在于阻止印尼脱离西方世界。虽然苏加诺政府并没有放弃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性政策，但美国的影响力阻止了两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同时能够促使印尼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协商寻求和平解决之道。⁽⁴⁴⁾但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与约翰逊政府的设想并不相符，苏加诺政府对于约翰逊政府起伏不定、表里不一的政策行为的负面认识不断增加，而约翰逊政府也认为苏加诺政府的政策行为越来越偏离美国的国家利益取向，这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一）有限援助政策的提出

1964年1月伊始，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就印尼援助事宜进行沟通。约翰逊表示，在苏加诺极力挑起与马来西亚争端且对马来西亚采取军事进攻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对于政府继续向印尼进行援助表示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自身表态继续向印尼施加援助，则面临被国会弹劾的风险。麦克纳马拉对约翰逊的观点表示赞同，并表示他会马上与国务院沟通对印尼的援助事宜。⁽⁴⁵⁾在经过会商后，国务卿腊斯克向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做出指示：约翰逊政府对于印尼的援助事宜正在进行高层会商，新的援助指令在几天内会下达。腊斯克表示，印尼政府最近对于马来西亚的军事行动使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终止援助，增加援助份额或是承担新的义务的可能性则不存在；大使馆方面应尽量敦促苏加诺矫正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毕竟缓和目前紧张氛围的主动权在印尼政府手里。腊斯克指示大使馆在与印尼方面接触时，可以明确表示：（1）只要印尼仍然支持马来西亚北婆罗洲（North Borneo）的叛乱行为，同时印尼在北婆罗洲的军事行动不停止，那么美国国会就不可能通过对于印尼的援助方案；（2）美国政府方面想要看到的不仅仅是印尼政府的表面性工作，而是真心实意地愿意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意愿；（3）美国政府尊重印尼撇开马来西亚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利，但对于印尼挑起的军事争端坚决反对。⁽⁴⁶⁾此外，腊斯克指示大使馆方面明确告知苏加诺政府，后者近几个月的行为已经使印尼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危机爆发的临界点。⁽⁴⁷⁾从中可以看出，约翰逊政府把对印尼的援助与印尼对马来西亚的政策直接挂钩，希望借此改变印尼对马来西亚的军事侵犯行为。

1964年1月6日，约翰逊致信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Diosdado Pangan Macapagal），希望马卡帕加尔在即将进行的与苏加诺的会面中，能够协助解决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问题。一方面，约翰逊在信中表示，美国从一开始就希望印尼成为自由和繁荣的国家，印尼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环境下自主决定命运，且与邻国和“自由世界”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近年来，美国积极帮助印尼争取民族独立，帮助印尼解决了西伊里安问题，同时向印尼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援助，旨在帮助印尼民众作为自由的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约翰逊认为苏加诺和印尼民众应能够感知到美国的诚意。⁽⁴⁸⁾另一方面，约翰逊对于近来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深感忧虑，约翰逊认为苏加诺政府的行为将在东南亚地区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印尼游击队对于马来西亚卡拉巴干（Kalabakan）发起的进攻行为和在北婆罗洲挑起的叛乱行为会引起不可逆的后果。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国会和公众极力反对任何对于印尼的援助。约翰逊赞赏马卡帕加尔在协调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之间关系的能力和声望，指出马卡帕加尔此前提出的马菲印多（MAPHILINDO，即Malaysia, Philippines, Indonesia的相关字母组合）概念非常具有想象力，希望其在此次与苏加诺的会面中协调目前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紧张关系。⁽⁴⁹⁾次日，该信件被送至马卡帕加尔手中，马卡帕加尔在看完信后与美方代表进行了“轻松和有用”的交谈，表示愿意为协调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做出努力。⁽⁵⁰⁾

白宫方面认为，就约翰逊政府与苏加诺政府的关系来讲，如果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到了无法回转的地步，美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钳制苏加诺政府：一是警告苏加诺政府，如果印尼对马来西亚采取直接的军事袭击行为，美国将在联合国框架下组织力量对苏加诺政府予以回应；二是美国政府将停止新的援助项目的谈判，终止新的已经制订的援助计划，而这些援助对于稳定印尼的经济形势至关重要；三是裁撤所有的武器和弹药援助项目，终止与游击队有关的印尼军官的培训项目。⁽⁵¹⁾

经过商讨后，约翰逊向国务院、国防部和国际发展局（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做出指示，根据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方在曼谷的商谈结果，以及亚洲领导人峰会的情况，在对印尼的援助事宜方面暂时不作正式的书面决定，对于印尼的民事和军事援助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⁵²⁾此时，约翰逊政府在对印尼的援助事宜上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态度，约翰逊顶住了来自国会的压力，没有应国会的要求搞“一刀切”终止所有援助。事实证明，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约翰逊政府的处理方法是有效的。

在约翰逊与马卡帕加尔开展沟通的同时，国务卿腊斯克向约翰逊陈述了关于美国对印尼援助后续计划的分析和看法。国务院认为，基于印尼对马来西亚所持有的鲜明且富有进攻性的立场，总统在关于美国对印尼援助的事宜上应该做出未雨绸缪的分析和决定。国务院认为印尼在与马来西亚关系的处理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虽然苏加诺会避免公开的战争，但他的反马来西亚且致力于粉碎马来西亚的立场是公开的，而且苏加诺公开支持马来西亚北婆罗洲的游击队叛乱行为；另一方面，印尼政府也在持续地和泰国及菲律宾政府展开联系，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这其中包括苏加诺和马卡帕加尔将在1964年1月上中旬会面。⁽⁵³⁾综合这两方面的情况，国务院认为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处理还留有空间，这也为美国对印尼实施有限援助提供了前提。

国务院反对在约翰逊政府对印尼的援助政策还没有明确前，完全切断对印尼的援助。如果完全切断援助，一方面不会对苏加诺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却会破坏泰国和菲律宾寻求协商解决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分歧的努力。同时，终止所有的援助只会使印尼完全脱离西方阵营，美国在印尼的石油投资和其他私人投资都将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⁵⁴⁾苏加诺政府极有可能侵占美国在印尼的5亿美元的石油资产，而如需联合国做出一定的回应行动，美国必然被牵涉其中。⁽⁵⁵⁾反之，如果对印尼实施有限援助，其优点包括：（1）保护美国在印尼的商业投资利益，对印尼进行援助是美国在印尼维系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如在与印尼达成的石油协议中，美国对于印尼的援助就带来了可见的政策效果；⁽⁵⁶⁾（2）继续支持印尼国内的反共力量；（3）维系美国对于印尼国家发展的影响力，只要美国在印尼有力量存在，美国就可以等待扩大影响力的机会窗口；（4）使美国政府避免承担与印尼关系完全破裂的责任。⁽⁵⁷⁾

同时，国务院方面也意识到有限援助方案还存在若干不足，主要表现为：首先，对印尼施加有限援助需要应对来自国内的批评，毕竟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缺乏对于有限援助必要性和外交细节的理解和掌握。其次，美国政府继续向印尼施加援助的行为会遭受来自英国和马来西亚的批评。在英国和马来西亚看来，美国对于印尼的援助不论数量大小，但只要有援助存在，就会增进苏加诺政府的力量。最后，印尼部分人士会认为美国政府对于印尼的政策立场不坚定，对于印尼之于马来西亚的政策不敢全面地进行限制和约束。⁽⁵⁸⁾但无论如何，国务院的建议为约翰逊政府找到了处理与印尼关系的折中办法。

（二）有限援助内容的确定

在有限援助方案得到白宫方面的默许后，国务院主张对印尼的所有援助和贸易加以严格管控，将削减援助作为约束印尼国家行为的有力手段。

在援助额度方面，国务院给出了三方面的具体建议：第一，在民事援助方面，主要包括民事行动项目中给予印尼民间组织、警察、政府官员等的援助和疟疾防治援助。1963年此方面的援助额度为1960万美元，国务院主张1964年的援助额度由原先规划的2940万美元降至1290万美元。第二，在军事援助项目方面，主要包括通信设备和军事训练的援助。1963年此方面的援助额度为1660万美元，国务院主张1964年的援助额度由原先规划的1640万美元降至210万美元。第三，在稳定印尼经济局势的贷款方面，1963年的实际贷款额为5320万美元，1964年的规划额度为8580万美元，国务院主张终止此项援助。⁽⁵⁹⁾

在以下考虑下，约翰逊政府认为可以向印尼方面提供的援助包括：40000吨大米；每月107.5万美元的技术援助、民事行动项目和疟疾防治援助；每月17.5万美元的训练援助。约翰逊政府需要延迟的援助项目包括：价值3660万美元的三年期援助项目；新达成的10万吨大米的援助计划；价值1000万美元的用于锡矿开发的贷款。⁽⁶⁰⁾在军事援助项目方面，约翰逊政府已经停止向苏加诺政府援助飞机、船只以及所有武器弹药，但对于印尼陆军的卡车、电子设备、各式零部件、制服、轮胎等援助都在继续。此外，国务院方面已经警示洛克希德公司：国务院方面不会再批准向印尼出口C-130运输机的出口许可，也不会再批准向印尼出口飞机相关零部件的出口许可。⁽⁶¹⁾

从援助实施的实际情况看，约翰逊政府对印尼的民事援助项目限制在技术援助领域，包括政府官员的培训和咨询建议服务、疟疾防治援助、警察训练和装备支援。军事援助项目限制在那些不会增强印尼军事进攻能力的项目上，主要集中在指挥、物流和管理等培训项目，不包括突击、突围、空降、反叛乱、降落伞打包、战事中加油和登陆等项目。武器弹药的援助已经终止，同时约翰逊政府终止了所有有助于印尼在与马来西亚对抗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的援助项目。从总额度看，1964年削减后的美国对印尼的民事援助项目大约为1000万美元，其中90%的民事援助项目用于培训和疟疾防治；军事援助项目大约为190万美元，所有的军事援助项目都用于培训。

约翰逊政府认为，美国继续对印尼进行有限的援助对于美国对印尼外交政策目标的达成和国家利益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到1964年6月，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印尼人包括490名民事技术员、17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50名规划民事行动项目的军官，这些人在后来印尼的领导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在印尼各机构工作的美国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到众多的印尼各界人士。约翰逊政府认为，美国政府对印尼各方面人士实施的培训为美国塑造印尼警察和军队中的未来领导层提供了机会；对于印尼防治疟疾方面的援助惠及7000万印尼人口，这有利于保护美国在印尼的投资安全，以及展示美国政府对印尼民众的关心。⁽⁶²⁾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继续向总统约翰逊建议对印尼施以有限制的援助，但坚持不能就继续援助事宜发表公开的声明。

二、印马关系的“协调者”

在1961—1965年，印尼与马来西亚关系的主基调是敌对和冲突。1961年5月，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提出的建立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砂拉越（Sarawak）、文莱（Brunei）和北婆罗洲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倡议成为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关系逐步趋紧的导火索。1963年9月，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冲突对抗走向完全的敌对化。

在苏加诺政府看来，马来西亚联邦是新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如苏加诺政府认为，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目的之一是英国欲在二战后维系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当赶走欧洲殖民者、获得国家独立后，苏加诺选择的立场基点是没有外部干涉的“纯粹独立”，国家的内外政策可以自己做主。苏加诺政府对于马来西亚联邦的对抗性政策不仅仅是针对马来西亚，同时也是针对英国和美国的。苏加诺政府认为，英国不能够再对马来西亚、荷兰不能够再对印尼的国内外事务指手画脚，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应该再干涉第三世界的事务。与此相对应，第三世界的国家应该能够在内外决策中独立自主。

印尼国内形势和政治格局变化也是促使苏加诺政府在1963年与马来西亚的对抗完全白热化的重要原因。⁽⁶³⁾1962年西伊里安问题的成功解决为苏加诺政府在道义和威望方面加分，苏加诺政府希望在其他的领土争端中再获得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从一定程度上讲，围绕西伊里安问题产生的争端增加了印尼的经济负担；在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经济状况极不理想的情况下，印尼国内社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与马来西亚对抗中所点燃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转移印尼民众对于国内矛盾和问题的注意力，巩固苏加诺的威信。⁽⁶⁴⁾

印尼共在苏加诺政府对马来西亚采取对抗性政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驱动作用。当苏加诺允许印尼共作为重要政治力量在印尼生存和发展后，苏加诺政府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也使苏加诺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变得更加靠近社会主义阵营。印尼共是印尼国内第一个反对马来西亚联邦倡议的政党。事实上，当马来西亚联邦倡议刚提出时，苏加诺政府并没有加以反对；在印尼共谴责马来西亚联邦倡议后，马来西亚问题才成为印尼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议题。

对此，美国认为，从国土面积、自然资源储量和战略价值而言，印尼是亚洲的一个关键国家；印尼是共产主义致力于覆盖的目标，且印尼本身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形势紧张的源头之一。从1963年10月开始，印尼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方面都对马来西亚采取了敌对性政策。⁽⁶⁵⁾约翰逊政府认为苏加诺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到1964年1月中旬，由于苏加诺政府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没有出现调整迹象，美国政府对于苏加诺政府的目标做了评估：其一，苏加诺政府最大的目标是把北婆罗洲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促使马来西亚出现一个更能与苏加诺政府商谈的政府；其二，苏加诺政府的最小目标是，即使没有把北婆罗洲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印尼也能够在与马来西亚的冲突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其三，消除英国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⁶⁶⁾面对印尼的进攻态势，英国重新声明对于马来西亚的防务具有保护性义务。事实上，英国在与苏加诺政府鼓动的叛乱游击队的冲突中遭受损失，为此英国在北婆罗洲地区增加了军事力量，同时要求美国方面承担义务。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英国方面正在失去应有的耐心。就澳大利亚政府来讲，其不想与体量较大的邻国印尼起正面冲突，但澳大利亚曾经对保护马来西亚做出过承诺，如果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冲突对抗继续升级且英国方面不断增兵，那么澳大利亚很难置身事外。⁽⁶⁷⁾

1964年1月13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指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合适的时间与苏加诺在东京会面。此次会面有两重目的：第一，让印尼方面知晓延续目前对马来西亚的政策的后果；第二，努力使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方坐下来谈判，寻求解决分歧的亚洲方案。依据肯尼迪与苏加诺会面的效果，肯尼迪将决定是否继续马尼拉、吉隆坡和伦敦的行程。⁽⁶⁸⁾在肯尼迪和苏加诺的会面中，美方旨在达成以下目标：第一，苏加诺同意放弃军事对抗，或是短期内停火，这是首先要完成的目标，否则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不可能同意继续进行协商；第二，如果苏加诺放弃军事对抗，那么东姑阿都拉曼同意不给谈判设置前提条件；第三，英国同意上述两项安排，同时削减在北婆罗洲的军事力量。⁽⁶⁹⁾

然而，从1964年1月到5月，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为美方的商谈和协调努力而有所缓和。苏加诺依然坚持双轨政策：一方面试图运用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彻底粉碎马来西亚；另一方面寻求公开或是非公开的和平解决冲突的路径。约翰逊政府认为，印尼游击队依然在对马来西亚的北婆罗洲发起攻击，印尼的相关人员也依然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从事恐怖主义活动。⁽⁷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对抗关系并未降温，但在双方的军事冲突前线，1964年5月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相对平静。苏加诺、东姑阿都拉曼和马卡帕加尔三者不设置前提条件坐下来商谈，苏加诺和东姑阿都拉曼都为缓和双边关系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如东姑阿都拉曼此前表示，与苏加诺进行谈判的前提是印尼游击队从马来西亚领土撤出，但东姑阿都拉曼此时明显放弃了此项要求。苏加诺也表示了在三国领导人峰会或是三国部长级会议之前撤离部队的意愿，但这不排除苏加诺有意把撤离部队当成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⁷¹⁾此外，苏加诺为了促使东姑阿都拉曼早一些无条件地参加领导人峰会，在暂停公开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有意对马来西亚采取有步骤的隐蔽军事行动，以此对马来西亚形成压力。就美国方面而言，约翰逊政府认为导致这种相对平静局面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一是英国和马来西亚应对印尼攻击行为的军事强度的增加；二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双方从前线自愿撤离若干力量；三是印尼改变了袭扰的战术；四是印尼外交政策有所改变，虽然其对外没有公开承认。⁽⁷²⁾

进一步看，印尼之所以在与马来西亚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一定程度的“收缩”态度，与其内政的发展情况紧密相关。就印尼国内局势来讲，苏加诺政府面临若干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虽然还没有达到威胁苏加诺执政的地步，但是不容小视，对苏加诺政府的对外政策形成掣肘。

一方面，印尼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而苏加诺政府应对乏力。（1）由于无法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印尼的工业产值持续下滑，工业产出不容乐观。⁽⁷³⁾由于与马来西亚的激烈对抗，加之外部援助减少，苏加诺政府只能依靠出口收入筹备进口物资所需资金，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国内生产形势的严峻性。（2）印尼国家收入的40%左右须用来偿还外部贷款，由于经济形势恶化，印尼在偿还方面因无法履约而产生的失信现象已经发生。（3）由于自身粮食产量不足，以及没有充足资金用来进口粮食，过去几个月印尼国内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虽然这种局面因4月到5月国内粮食的收割而得到缓解，但同年秋天粮食短缺问题重新爆发。面对经济运转的糟糕局面，苏加诺政府并没有拿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尽管苏加诺表面上对印尼的经济形势恶化无动于衷，但他对将要面临的挑战是十分清楚的，也知道经济形势将给政治形势带来的影响。苏加诺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已经对经济形势感到深切忧虑——虽然还没有发生印尼民众因不满经济形势恶化而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这种抗议一旦爆发，将真正威胁到苏加诺政府的执政安全。⁽⁷⁴⁾

另一方面，印尼苏拉威西岛的西南部的区域叛乱有蔓延趋势，在苏门答腊也有陆军部队发生叛乱。但是面对叛乱，苏加诺依然能够把印尼陆军和印尼共钳制在政府的框架内，在此情况下，局部叛乱并未对苏加诺政府的执政安全构成威胁。

就约翰逊政府而言，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正竭力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来向苏加诺灌输美方的观点。琼斯的着力点有以下几个：一是印尼需要通过泰国的外交渠道与马来西亚展开外交谈判，而不是通过其富有攻击性的演讲来表达谈判的意愿；二是印尼要列出更加清楚的利益诉求。⁽⁷⁵⁾

1964年6月，印尼总统苏加诺、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在东京会面，但三方会谈效果甚微：三方同意成立“亚非调解委员会”（Afro-Asian Conciliation Commission）来协助解决各方之间的分歧，由三国外长商讨协调委员会的成立事宜，在适当时机三国国家领导人再进行会面进行商谈。⁽⁷⁶⁾苏加诺和东姑阿都拉曼之间的个人关系甚为糟糕，两人在会谈后私下都对对方有诸多指责和抱怨。约翰逊政府认为，马来西亚北婆罗洲的游击队活动强度有上升趋势，应敦促苏加诺和东姑阿都拉曼之间尽快达成协议以降低对抗强度。⁽⁷⁷⁾

三、印美关系的恶化

从1964年年中开始，苏加诺政府对于约翰逊政府的负面认知不断增加，这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苏加诺政府允许由印尼共和左翼民族主义人士控制的媒体发起反对美国政府的舆论宣传。同时，在苏加诺政府推行国有化的浪潮下，除了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的投资正被挤出印尼，美国企业的投资也受到一定的安全威胁。⁽⁷⁸⁾到1964年年底，印尼已经有针对美国办公设施的暴力破坏活动发生。

1964年12月7日，美国信息局（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⁷⁹⁾在泗水市（Surabaya）的图书馆遭到示威者破坏。12月9日，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试图去该图书馆查看情况但遭到印尼警察阻止。警察告知琼斯，如果他前往图书馆访问，那么其行为将会激发更大的示威活动。⁽⁸⁰⁾在返回办公室后，琼斯得知美国信息局的活动已被当地政府中止，对方给出的理由是维护当地的稳定和秩序，同时也是对美国相关设施的保护。琼斯向国务院报告他已经向印尼方面表达了急需面见苏加诺的要求。12月11日，琼斯与苏加诺会面，苏加诺表示，他对示威者破坏美国图书馆的行为表示遗憾，称他并不支持这种行为，表示在将来会保护美国的设施。⁽⁸¹⁾

12月18日，琼斯向国务院报告称，他计划于周末同苏加诺见面就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进行坦诚的会谈，以避免美国在印尼无立足之地。琼斯希望能够给苏加诺带去约翰逊的口信，让苏加诺在沃尔特·里德医院（Walter Reed Hospital）看病，并邀请苏加诺于1965年春季访美与约翰逊见面，同时向苏加诺表示美国愿意协助解决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冲突问题。⁽⁸²⁾12月24日，琼斯与苏加诺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充分讨论了印尼与美国之间存在的问题。琼斯带去的约翰逊的口信，尤其是邀请苏加诺访美的内容令苏加诺感到愉悦。同时苏加诺表示，希望琼斯大使的任期能够延长两年，因为苏加诺觉得琼斯是美国方面与自身沟通最畅快的人。⁽⁸³⁾但琼斯与苏加诺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没有能够阻止苏加诺政府与约翰逊政府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琼斯出于修复印美关系的考虑，建议约翰逊邀请苏加诺访美。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并不赞同琼斯的看法，认为约翰逊与苏加诺直接进行会谈并无必要，派遣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前往马尼拉、吉隆坡和雅加达进行沟通便已经足够。⁽⁸⁴⁾1965年2月24日，针对苏加诺对于中情局在印尼所进行活动的忧虑，琼斯在与苏加诺的谈话中表示，中情局没有卷入任何反对苏加诺的隐蔽行动。⁽⁸⁵⁾3月15日，副国务卿鲍尔（George Ball）致电邦迪，称印尼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快速前进，建议约翰逊关注美国对印尼政策。邦迪建议鲍尔准备材料，列出政策选项。⁽⁸⁶⁾3月16日，琼斯再次回复苏加诺和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Subandrio），称中情局没有进行推翻苏加诺政府或是反印尼的隐蔽行动，虽然苏班德里奥当场表示他没有可靠的证据进行反驳，但是琼斯认为只有约翰逊出面否认才能让苏加诺政府相信自己的话。⁽⁸⁷⁾基于约翰逊政府与苏加诺政府日趋糟糕的关系，国务院建议美国政府除了削减美国信息局的活动，必须减少其他在印尼的可见存在，此外，美国政府应该撤出派遣至印尼的和平队，裁撤军事顾问小组，并且考虑撤离美国的外交眷属。⁽⁸⁸⁾

不难看出，虽然美国政府部分外交人员致力于缓和与苏加诺政府的关系，但基于以下因素的存在，美国和印尼的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好转。第一，美国方面的相关政策行为令苏加诺政府感到极度不满：（1）美国政府对于马来西亚的支持；（2）美国对越南内政的干涉，对南越政府的支持；（3）美国在世界相关区域的政治和军事存在。第二，苏加诺政府的相关行为不符合美国的政策目标，恶化了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1）苏加诺政府加入亚非国家组成的新兴力量阵营（New Emerging Forces），与老阵营（Old Established Forces）对抗，并致力于在对抗中获得关键的地位；（2）苏加诺把西方国家定位和构建为新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新兴的国家的敌人，而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导者，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号敌人；（3）在美国看来，苏加诺信奉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在印尼消除资本主义因素，建立社会主义国家；（4）苏加诺认为民族团结和国家身份的构建比经济发展重要，强调革命主义的浪漫情怀，在对外关系中强调回应民众的情感；（5）苏加诺认为他可以控制国内印尼共的行为分寸，能够把民族团结、宗教和共产主义因素统筹在“纳沙共”（NASAKOM）⁽⁸⁹⁾理念之下；（6）苏加诺相信他有上天赋予的使命，领导印尼实现国家统一和增强国力，由于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要加速这个进程。⁽⁹⁰⁾

事实上，除了像琼斯等小部分人员外，约翰逊政府大部分官员对美国与印尼的关系持悲观态度，相关部门的预案也是基于一旦美国与印尼关系彻底破裂，美国政府应该如何回应。中情局国家评估委员会主任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认为，美国政府除了需要面对已知的日益增长的苏加诺政府带来的危险，也要面临印尼没有苏加诺后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果在不远的将来苏加诺离开人世，那么印尼将陷入不遵从国际法、经济混乱且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的局面；然而如果苏加诺继续存在，那么印尼共的权势便会增加。谢尔曼并不相信印尼共会掌权，或是苏加诺会发动战争，但是认为美国情报机构应该做好预案。如果苏加诺在短期内离开人世，那么接任苏加诺政府的将是陆军和非共产主义力量。当然，印尼共会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新政府可能会是继续反美、排外以及成为对和平的威胁。进一步讲，除非印尼的非共产主义力量采取有效和团结的措施，否则印尼共在印尼政治格局中的权势增长趋势将不可扭转。就接下去的时间而言，苏加诺将延续与美国的对抗政策，为此苏加诺有以下几项政治选择：升级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冲突，做好与英国及其联邦成员国开战的准备；继续在边境部署大量军队，采取渗透和突袭的方式进行袭扰；继续减少与西方的联系。按照谢尔曼的理解，苏加诺相信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将失去立足之地，印尼会从中获益。⁽⁹¹⁾

针对上述情况和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约翰逊政府在印尼问题上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印尼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苏加诺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方面，约翰逊可以致信苏加诺，晓之以理，同时派遣政府高级官员协助解决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冲突，此外向印尼许以美国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向印尼国内处于中间立场的政府官员和军官传递信息，美国正在给予印尼最后的机会。如果苏加诺政府拒绝美国的立场、原则和条件，美国可以向英国、马来西亚提供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如果印尼继续对马来西亚采取强硬立场，那么美国会动用海空力量来支持印尼外岛的“独立运动”。

到1965年6月，美国驻印尼使馆向华盛顿报告称，印尼共正在加强对印尼国内的反共产主义力量的打击程度，民族主义者、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政治力量遭受重大损失，苏加诺对于军方的控制力正在加强。大使馆提请约翰逊政府注意共产主义力量合法掌权的可能性。⁽⁹²⁾面对形势发展，约翰逊政府详细分析了印尼国内可供美国方面利用的条件要素，认为可以借助陆军、中间派穆斯林政治团体和其他中间派政治力量制衡苏加诺政府和印尼共。

印尼陆军虽然支持苏加诺政府在马来西亚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但其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诉求：其一，只要英国支持马来西亚，印尼在与马来西亚的战争中就不会获胜；其二，战争失败会严重损伤陆军的国内声望，这将反过来加强印尼共的力量；其三，陆军会寻求与马来西亚之间缓和的办法，把军队抽调回国内，以应对印尼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带来的威胁。⁽⁹³⁾同时，约翰逊政府认为，就印尼的局势而言，如果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发生战争，那么陆军战败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印尼共会乐于见到这种结果。⁽⁹⁴⁾

就中间派力量而言，美国政府认为，这一部分力量在经济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方面与苏加诺政府之间存在重大分歧：其一，自1945年宣布独立后，印尼经济发展计划被搁浅，苏加诺政府并没有实施具有明显效果的经济发展计划以增加民众福祉，印尼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依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为印尼国内现行经济政策的反对者所诟病。其二，印尼通货膨胀严重，而且有继续恶化趋势。其三，政府在基础工业、公共设施、内部交通和通信方面占有垄断地位，中间派力量认为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其四，中间派力量对于苏加诺提出的“计划指导型”经济有不同意见。1965年4月11日，苏加诺在其演讲中指出，“计划指导型”经济包含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在这种背景下，外来投资面临消失的风险。苏加诺强调，印尼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不依靠国外力量，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力量，印尼需要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经济。⁽⁹⁵⁾对于苏加诺政府推动的“计划指导型”经济，印尼国内的诸多中间派团体也是持反对意见的。

虽然约翰逊政府分析了印尼国内可供美国利用的政治力量，但其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苏加诺的权势还无法撼动，只要苏加诺继续执政，苏加诺政府便是印尼与美国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何继续与苏加诺政府打交道，美国驻印尼特别代表艾尔沃斯·邦克（Ellsworth Bunker）的建议是：第一，基于印尼的重要性和发展潜力，美国政府应寻求在印尼的持续性存在，美国政府的长远性努力应致力于影响印尼的长期发展。第二，应清除美国在印尼的显现目标，以避免成为印尼共的打击目标。第三，在与苏加诺政府打交道时，应该表示美国政府改进关系的善意和友好态度，客观上必须承认印尼政府是双边关系的主导者。邦克认为，鉴于双边关系状况远离双方的满意水平，应该与苏加诺建立起一个对话通道，这种通道一方面是针对苏加诺个人，一方面是针对印尼总统的职位与其展开对话。第四，情况允许的话，美国政府应尽可能扩大与印尼各方的联系，不论这些力量是显性还是隐性的。第五，美国政府应该运用各种渠道，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关系网络，来阻断印尼把亚非拉国家转变为反美同盟。⁽⁹⁶⁾此外，邦克还就美国驻印尼外交眷属、美国与印尼陆军的关系向约翰逊提供了具体建议：一是美国政府须重视在印尼的外交眷属的安全问题，美国须对外交眷属进入雅加达进行限制。二是美国政府须支持印尼陆军以及陆军司令雅尼（Yani），应该帮助陆军完善通信设施，如果设备不到位，陆军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对抗印尼共方面会显得力量不足。⁽⁹⁷⁾

1965年8月，约翰逊政府认为印尼情势的发展变化似乎朝着更加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印尼国内关于美国的负面舆论呈增多趋势。苏加诺极力拓展共产主义在印尼的发展空间。苏加诺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明显为社会主义的理念所吸引，在印尼推行相关的社会主义政策。印尼民众不断从他们的领导者、新闻媒体、广播和电视中接收到关于美国的信息，这些宣传报道把美国描述为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侵略别国的国家。第三，虽然目前苏加诺政府没有对美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但未来这种可能性存在。接替琼斯的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Marshall Green）认为，有必要撤出印尼大学中的美方工作人员。⁽⁹⁸⁾到9月，美国在印尼面临的局势越来越棘手。泗水市发生的针对美国领馆的暴乱迫使国防部长腊斯克召见印尼驻美国大使，要求印尼对美国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实施有效保护。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向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保证了上述事宜，但是美国政府对苏班德里奥的表态持怀疑态度。约翰逊政府此时认为，如果印尼与美国的关系破裂，那将是印尼共的一大胜利，但印尼政府会把握住底线；美国政府的总体战略目标是能够把握住印尼局势的长远变化，能够在后苏加诺时代争取主动权。从此后印尼国内政治安全形势的演化看，约翰逊政府的目标定位是比较务实的。

四、对印尼共夺权的预估

压制印尼共的力量拓展始终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对印尼政策的核心所在。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基于印尼和美国双边关系的不断恶化，尤其是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约翰逊政府对于印尼共力量的快速增长日益感到不安。美国中情局、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就印尼共夺权的预期及其影响做了全面评估。从总体看，约翰逊政府对于苏加诺政府与印尼共的关系、印尼共力量的发展趋势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首先，约翰逊政府认为苏加诺是印尼不可撼动的领导者，他的执政将持续到其死亡之日或是病重到不能工作之时。苏加诺在印尼形成了威权型政府，苏加诺政府容许印尼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这种影响力还在苏加诺的控制之下。印尼共已经拥有300万左右的党员，是印尼国内组织力最强和政治动员能力最强的政党组织。⁽⁹⁹⁾在苏加诺的支持下，印尼共及其支持者在印尼中央政府中占据了大量重要岗位，在省级和地方政府也占据诸多要职。不论印尼共对苏加诺的影响力几何，印尼共认为苏加诺的内外政策符合其政党利益。印尼共没有制定国家政策，但会在合适的时间用适当的办法向苏加诺提供其可以接受的建议。从总体看，苏加诺政府的政策会使印尼与亚洲共产主义国家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¹⁰⁰⁾

其次，只要苏加诺执政，印尼共的发展空间就会持续扩大。过去，苏加诺会对印尼共的政治参与行为表示警惕，因为这会促使非共产主义力量的联合。但为了制衡印尼陆军，苏加诺对印尼共的思维、立场发生了改变，对印尼共的力量发展采取了默许和支持的态度。虽然苏加诺仍然是国家领导者，但约翰逊政府认为再过两三年，印尼共极有可能获得足够的影响力，从而把印尼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当然，除非苏加诺宣布让权，约翰逊政府不能预测共产党夺权的具体时间。从各方面情况看，苏加诺也不会允许印尼共掌权，但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印尼共领导人有可能获得与苏加诺相抗衡的能力，但由于苏加诺的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印尼共不会冒夺权的风险。⁽¹⁰¹⁾

再次，万一苏加诺死亡或是失去工作能力，印尼共夺权的步骤会被放缓。一方面，苏加诺的离世会使印尼存在政治混乱和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继任政府可能是由军队和文职官员联合组成的政府。印尼共会是政府中重要的力量，因为陆军不愿冒与印尼共发生内战的危险。另一方面，印尼共一旦失去苏加诺的支持，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那么他们将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公开挑战陆军。因此，约翰逊政府认为如果苏加诺数月内死亡，印尼共不会尝试夺权。⁽¹⁰²⁾

第四，苏加诺执政得越久，印尼共越能够在苏加诺死后获得有利的位置。再有两三年的时间，陆军中的反印尼共力量会被削弱，那么当苏加诺离世后，印尼共就有机会掌握国家权力。约翰逊政府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性，但仍认为到时非共产主义力量必将联合起来与印尼共对抗，甚至爆发暴力冲突。⁽¹⁰³⁾在约翰逊政府看来，苏加诺正试图把印尼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印尼对于美国的敌意超过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苏加诺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损害了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如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冲突及印尼对菲律宾的渗透，苏加诺及其继任者都不会减少这方面的努力。⁽¹⁰⁴⁾

第五，约翰逊政府认为，像印尼这种人口众多、面积广大、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的国家公开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会对东亚和南亚的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老挝、泰国和越南的信心则会被削弱。此外，如果印尼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印度会感到紧张。⁽¹⁰⁵⁾

最后，由于印尼军事力量薄弱，战略方面存在诸多可攻破之处，印尼共掌权的印尼只会对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存在以及空中航道和海上航道构成象征性的潜在威胁。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对于印尼共掌权将感受到直接威胁，它们极有可能寻求美国和英联邦的军事支持。如果印尼共掌权，马来西亚会对同印尼之间找到满意的冲突解决方案感到绝望。进一步讲，马来西亚方面会预期印尼对马来半岛渗透的加强，而印尼会加强与外部的合作以武装和训练边境的部队。同时，新加坡也会面临来自国内华人的压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都会因国内的左翼政治和劳动团体颇感压力。⁽¹⁰⁶⁾

从约翰逊政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九三零”事件之前，苏加诺在国内拥有极高的威望。苏加诺是印尼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第一次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苏加诺国父地位的确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苏加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缔造了独立自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26年，大学毕业的苏加诺目睹荷兰殖民者的残暴，感知人民的疾苦，他挺身而出，抛弃工程师的职位，投身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洪流之中。荷兰殖民当局于1928年12月下令逮捕苏加诺，苏加诺在殖民者的监牢里受到三年监禁，并于1933年再度被捕。在日本占领期间，苏加诺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发起了八月革命，争取民族独立。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苏加诺召开会议，通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并当选共和国总统。⁽¹⁰⁷⁾其二，苏加诺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团结各派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苏加诺根据印尼的具体情况和传统习惯，总结历史上革命失败的教训，创造了能使各派团体反帝的民族主义理论。苏加诺不仅在国内坚持民族团结，争取共和国的统一，而且还号召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他实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苏加诺做了题为“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的开幕演讲。1961年苏加诺参加了在南斯拉夫召开的不结盟会议，在大会上，他再次号召“新兴的力量”和“自由的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同“旧有力量”和“旧的统治势力”做斗争。⁽¹⁰⁸⁾

此外，约翰逊政府还从冷战时东西方对抗的角度对印尼共的发展态势及其夺权后果进行了评估。约翰逊政府认为，从短期看，印尼倒向共产主义会对世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会引起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会为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的说法提供新的佐证，从长期看，如果印尼共掌权并能够良好地发展国内经济、改善民生，那么这会对第三世界国家起到样本作用，对于西方国家的力量也是一种打击。⁽¹⁰⁹⁾

(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外交关系文件，以下简称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pp.443-445.

(2)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443-445.

(3) Jaechun Kim, “U.S. Covert Action in Indonesia in the 1960s: Assessing the Motiv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 9, No. 2, 2002, pp.63-85.

(4)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443-445.

(5)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443-445.

(6)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02-304.

(7) 威廉·邦迪于1964年3月14日前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64年3月16日起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与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是兄弟关系。

(8) Bryan Evans Ⅲ,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 Army（1954—1964）”, Indonesia, No.47, 1989, pp.25-48.

(9) Bryan Evans Ⅲ,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 Army（1954—1964）”, Indonesia, No.47, 1989, pp.25-48.

(10) Matthew Jones, “U.S. Relations with Indonesia, the Kennedy-Johnson Transition, and the Vietnam Connection, 1963—195”,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6, No. 2, 2002, pp.249-281.

(11)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02-304.

(12)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07.

(13)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10.

(14)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18-319.

(15)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18-319.

(16)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p.533.

(17)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533.

(18)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37.

(19)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534.

(20)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37.

(21)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555-556.

(22)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37.

(23)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37.

(24)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37-338.

(25)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38.

(26)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38.

(27)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38-339.

(28)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39.

(29)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339.

(30)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10-311.

(31)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11-312.

(32)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28-333.

(33)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26-327, 333, 335-336.

(34)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26-327, 363, 364-368.

(35)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26-327, 333, 383-390.

(36)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26-327, 398.

(37)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26-327, 408-411.

(38)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474-478.

(39)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450.

(40)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511-513.

(41)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523-526.

(42)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539-542.

(43)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544-545.

(44)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pp.117-118.

(45)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2.

(4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

(4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3.

(4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3-4.

(49)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4.

(5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3.

(51)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5.

(52)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57.

(53)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5.

(54)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18-119.

(55)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6.

(5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5.

(5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6.

(5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6.

(59)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6.

(6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7.

(61)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7-8.

(62)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18.

(63) Donald Hindley, “Indonesia's Confrontation with Malaysia: A Search for Motives”, Asian Survey, Vol. Ⅳ, No. 6, June 1964, pp. 904-913.

(64) Justus M. van der Kroef, “Indonesia's Economic Difficul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ⅩⅦ, 1962, p. 399.

(65)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17.

(6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30.

(6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30-31.

(6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9.

(69)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30.

(7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03.

(71)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03.

(72)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03.

(73) 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缺乏始终是苏加诺时期制约印尼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1962年10月，肯尼迪批准的民事行动项目所包含的紧急经济援助清单中，并未包含国务院原先建议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项目。

(74)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05.

(75)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06-107.

(7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16.

(7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16.

(7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05-106.

(79) 美国信息局是于1953年到1999年存在的机构，它在印尼的活动主要是运用文化、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手段来影响印尼民众的舆论、认知和心理。

(80)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194.

(81)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194.

(82)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04.

(83)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04.

(84)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11.

(85)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p.237-240.

(86)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50.

(87)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p.237-240.

(88)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11.

(89) NASAKOM是印尼语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缩写组合。

(9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55-256.

(91)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p.219-220.

(92)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67.

(93)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56.

(94)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56.

(95)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57.

(9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58.

(9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59.

(9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78-279.

(99) 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就认为印尼共在组织性、纪律性和统一性方面与印尼其他政党有着重大区别，参见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572。

(100)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89.

(101)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p.289-290.

(102)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90.

(103)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90.

(104)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90.

(105)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p.290-291.

(106)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91.

(107) 杨慧娟：《浅论苏加诺》，《东南亚纵横》1994年02期。

(108) 杨慧娟：《浅论苏加诺》，《东南亚纵横》1994年02期。

(109) FRUS, 1964—1968, Vol.ⅩⅩⅥ, p.292.

第二章　1965年之前美国对印尼的隐蔽行动

20世纪50年代，印尼共在印尼政坛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这成为美国政府对印尼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核心关切。印尼共是当时世界上第三大共产主义政党，加之苏加诺政府允许印尼共作为合法政治力量存在，美国政府对此感到极度的不安和忧虑，印尼共夺取印尼国家政权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为了阻止印尼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打击苏加诺政府，除了公开的政策措施外，隐蔽行动成为美国影响印尼国内政治格局发展的重要工具。

第一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的隐蔽行动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都致力于维系美国政府和印尼陆军之间的密切联系，两者虽然在援助方式上有所区别，但主要目标都是把印尼陆军作为美国影响印尼政治进程的依托点和切入点。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对于印尼陆军的持续性隐蔽援助为约翰逊政府处理与印尼陆军的关系提供了既有条件、思维方式和运作方法。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隐蔽行动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美国在印尼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印尼国内政局不稳、不断扩大的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印尼共在将来获得执政权或者是将来的执政团体倾向社会主义阵营。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要阻止印尼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只要不是印尼共执政，那么未来的印尼政府都将倾向于采取“中间路线”的政策，以便能够利用西方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衡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并能够同时从两个阵营寻求援助。虽然包括印尼陆军在内的印尼各界对于印尼共的力量增长有担心，但是对于将来非印尼共团体执政的立场依然拥有上述共识。很多印尼领导人对于西方国家的动机抱有怀疑态度，这些领导人基于西方国家的前殖民主义者的形象，对于欧洲国家所持有的对待亚非国家民族运动的立场进行强烈谴责，特别在西伊里安问题上尤其如此。他们认为，对西方国家或是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正式的政治承诺将约束印尼的国际行动自由，而区域军事安全协定增加而非减少了国际紧张形势。⁽¹⁾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印尼这个国家在若干方面具有优势：其一，其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共同的边界线；其二，虽然印尼民众的人均现金收入极低，但温和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大规模的饥饿现象在印尼并不多见；其三，自给自足的经济弥补了印尼在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不足；其四，虽然在爪哇地区存在人口过剩和普遍贫穷的情况，但土地分配的不平等较为少见；其五，西方个人自由和民主政府的观念在印尼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印尼拥有民主协商、集体决策的传统。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印尼在应对国内问题时准备不足：其一，荷兰殖民政府阻碍了本地公共服务的发展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其二，荷兰经济政策阻碍了印尼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其三，荷兰的政策倾向于保护和强调区域民族差异。⁽²⁾

美国多年来一直向印尼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自1950年开始，美国对于印尼的经济援助达到3.72亿美元左右，其中，技术援助主要集中于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培养，特别强调教育。除了技术援助，美国的援助也涉及农业、公共卫生领域，超过2000名印尼人在国际合作局的主持下接受各种技术培训。⁽³⁾

艾森豪威尔政府把对印尼的短期政策目标定为：通过公开武装攻击、颠覆、经济统治或其他手段，防止共产主义控制印尼或其重要部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尼的长期政策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能够正常运转的国家，对西方国家友好，具有反对共产主义的意愿和能力，同时确保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利用印尼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战略位置。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采用的主要政策是：第一，采取一切可行手段，包括必要时根据宪法程序适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以防止印尼及其重要部分因公开武装攻击、颠覆、经济统治或其他手段而受共产主义控制；与其他国家酌情采取协调行动。第二，尽管目前的印尼政府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并接受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在争取实现印尼最终成为西方世界支持者的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印尼的中间路线政策；但美国会努力通过印尼同西方国家的联系来平衡印尼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第三，通过官方和个人关系，以及印美之间联系的其他渠道，鼓励苏加诺形成美国是印尼的朋友的认识，将这种影响引导到建设性的渠道，并限制和控制他对印尼政治和经济发展影响的有害方面。第四，鼓励印尼叛军和印尼中央政府之间的和解以及非共产主义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间以及各政党之间的合作，以促进更有效的非共产主义政治力量的发展。第五，维护和加强美国与印尼警察和军事机构的现有联系，并通过在有限但持续的基础上提供适当的武器、设备和培训，提高维护印尼国内安全和打击印尼共产主义活动的能力。在最大可行的情况下，应扩大对印尼武装人员的培训，并努力遏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培训方案。第六，表现出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兴趣和关切，同时避免可能被解释为企图控制或承担印尼经济发展责任的行为。为此，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鼓励印尼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完善基本经济财政政策，包括完善政府支出预算，完善政府收入的税收结构和行政体系；控制通货膨胀，逐步消除通胀压力；为私人投资创造有利的气氛；减少腐败；扩大印尼国民的技术、行政和创业技能；促进经济多样化，稳定出口；保持和增加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密切友好的商业关系。另一方面，美国支持符合美国有关贷款政策的国际组织向印尼提供贷款，鼓励其他西方国家继续采取旨在促进印尼经济发展的措施，继续向印尼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继续提供符合美国相关贷款政策的美国经济发展贷款，鼓励印尼通过现代化法律和行政程序改进行政和规划。⁽⁴⁾

艾森豪威尔政府实现上述短期和长期政策目标的主要抓手便是印尼陆军和印尼国内的其他反苏加诺政府、反印尼共的力量。事实上，从1948年起，美国政府便开始对印尼陆军的机动旅提供小规模援助，从1950年起对新成立的空军提供小规模援助。⁽⁵⁾早在1952—1954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开始低调地表达其阻止共产主义力量在印尼扩张、渗透和扩大影响力的意愿，加强了对于印尼政府内部非共产主义力量的支持程度。但在实施上述行动时，美国政府避免显现任何美国干涉印尼内政的迹象，因此，大部分以对于印尼陆军的物资援助和军官训练形式进行，这对于提升美国在印尼的影响力起到了巨大的潜在的推动作用。

1953年，美国政府便在印尼国内协助制造区域性危机。1957年3月14日，苏哈托以应对“紧急事态”为由颁布戒严令，从而使军人干政合法化。1953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采纳了一个政策取向，即以合适的行动，与友好国家合作，阻止共产党对印尼的永久控制。⁽⁶⁾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171/1号文件拟采取以军事训练为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初努力表现为对右翼政党的扶持上，特别是印尼穆斯林社团委员会（Madjelis Sjuro Muslimin Indonesia）和印尼社会党（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情局在上述两个组织上花费数百万美元；1955年，美国中情局在印尼国内选举中给予印尼穆斯林社团委员会1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⁷⁾此外，1954—1957年印尼3次在联合国大会上递交议案，表达了其同荷兰之间进行关于西伊里安问题谈判的急切意愿，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西方国家从中阻挠，使印尼的议案始终未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这使苏加诺政府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持殖民主义立场。

1956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进展报告（NSC Progress Report）指出，对印尼军方援助的重要性体现于在美国接受训练的35名军官中。这35名军官有30人来自印尼陆军，而在这30名军官中，有4人在陆军总参谋部身居要职。⁽⁸⁾印尼外岛叛乱发生后，为了打击苏加诺政府和阻止印尼共力量的壮大，艾森豪威尔政府除了给予叛乱力量军事和物资援助外，还派出作战飞机帮助叛军轰炸印尼政府军的阵地。1957—1958年，中情局以输送武器和人员的形式支持印尼的区域性反苏加诺政府的叛乱，这些行动以隐蔽方式进行，且中情局的行动受到近海的美国第7舰队支持。⁽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高层批准了针对印尼的一个特别政治行动方案，呼吁维持一个力量，使其发动在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Celebes）的反苏加诺军事指挥官建立的、反共产主义、支持西方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运动（Dissident Movement）。该方案后来授权向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包括空中支援在内的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几个飞行员自愿参加这项工作，表面上他们已经脱离了美国原所在部队，以雇佣兵（Soldiers of Fortune）的身份被持不同政见者雇佣，从而展开了作战任务。1958年5月18日，其中一名飞行员艾伦·劳伦斯·普伯（Allen Lawrence Pope）驾驶的轰炸机在对苏拉威西的安汶岛（Ambon）进行轰炸时被高射炮击落，并被俘虏。1959年12月，普伯因支持印尼的敌对武装在印尼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他于1960年4月29日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军事上诉法庭于1960年12月维持了这一决定。普伯后向印尼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询问和审判过程中，普伯坚称自己自愿为不同政见者执行飞行任务，他相信这样做可以帮助打击共产主义；他的行为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影响。然而，苏加诺政府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持不同政见人士运动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飞行员被俘事件被苏加诺政府视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颠覆自身政权的有力证据。⁽¹⁰⁾

1958年年中，在中情局扶持的反苏加诺政府的外岛叛乱失败后，美国政府对于印尼的军事援助迅速上升，援助形式主要以“标志性军事援助项目”（Token Military Aid Program）进行，接受方为印尼军方，主要是印尼陆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显示此项援助是对于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试图抑制共产党力量发展的努力的鼓励。⁽¹¹⁾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如此支持纳苏蒂安打击印尼共的行为，在于其认为印尼共力量的增长使威胁日增，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印尼共力量的发展做出如下几点判断：（1）如果1959年印尼的国家选举如期举行，印尼共极有可能成为印尼第一大党并在内阁中占据诸多席位；（2）印尼共将继续以合法手段寻求掌控权力的路径，虽然印尼大部分的兵力仍部署在外岛，印尼共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寻求以武力夺权的可能性不大；（3）苏加诺对于印尼共力量的日益增长予以关切，美国中情局认为苏加诺会增强国内非共产党的力量来形成政治平衡，如果苏加诺认为印尼共已经威胁其地位，那么其将动用陆军的力量来推迟选举，但中情局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¹²⁾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深信印尼陆军是印尼国内唯一能够阻止印尼共掌控国家权力的力量。

除了遏制印尼共力量的增长，还有一个因素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强对印尼陆军的支持——苏联对于印尼的援助迅速增长，这种援助因为美国在外岛叛乱中所执行的政策而更加“名正言顺”。在叛乱中，美国一方面以“立场中立”为借口拒绝对苏加诺政府进行援助，另一方面对叛军加紧军事援助。苏加诺政府认为，美国对叛军的援助对于1958年5月18日印尼海军旗舰的沉没负有责任，同时美国在同一天对安汶岛进行了轰炸。对此，1958年5月6日，第一架苏联飞机抵达印尼，标志着印尼空军、海军与苏联军队之间广泛合作关系的开端。⁽¹³⁾

早在1958年4月15日，琼斯在发往国务院的电报中表示，美国政府应该表现出可见的姿态让印尼陆军感知到美国政府对于支持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高级军官团体的支持。琼斯特别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美国答应印尼方面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二是美国国防部邀请印尼陆军高级军官到五角大楼就援助的细节进行讨论；三是邀请印尼军官到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接受拓展训练；四是美国向印尼陆军提供降落伞。⁽¹⁴⁾

1958年6月5日，美国陆军专员与印尼陆军情报机构负责人苏肯德罗会面，苏肯德罗对之前刚刚参加的美国武器展览印象深刻，并对斯坦普上将（Admiral Felix B. Stump）的热情款待深表感谢。苏肯德罗提及5月27日其与斯坦普在东京的会面，后者曾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印尼出口小型武器、飞机零部件、通信设备的出口许可，这些出口物资将以商业交易形式进行，付款与运输通过印尼政府代表和美国私人商业公司的联系来解决。⁽¹⁵⁾6月25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对印尼陆军的额外援助，包括无线电台、传送设备、柴油发电机和无线电设备的干电池，以及为印尼陆军的情报官员提供培训。6月27日，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商讨了印尼的局势及对印尼陆军的援助问题。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D. Taylor）指出，印尼的情势已经有所改善，重要的是马上给予纳苏蒂安物资方面的支持；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够批准700万美元的援助，那么在情况需要时美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伯克上将（Admiral Arleigh A. Burke）则认为纳苏蒂安已经成为美国唯一的希望，近来纳苏蒂安的地位有所削弱，增强纳苏蒂安的地位是重要的，此外，训练十名印尼情报军官的事情应马上进行。⁽¹⁶⁾

1958年8月1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授权启动标志性军事援助项目，援助项目有两个目的：一是增强印尼陆军的力量；二是显示美国对印尼国内其他反印尼共力量的支持。标志性援助项目所含的主要装备将于同年11月底前运达。⁽¹⁷⁾8月15日，第一批标志性援助项目的物资通过海运抵达雅加达，苏加诺政府和印尼陆军对于援助的到来都表示欢迎。⁽¹⁸⁾9月初，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致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S. Robertson），琼斯认为美国政府给予印尼陆军的援助惠及印尼民众，这使印尼民众对于美国的印象大为好转。琼斯举例说，当他的车在路上行进时，民众数次朝他挥手和微笑，骑自行车的青少年甚至哭了。⁽¹⁹⁾10月15日，罗伯逊呈交给杜勒斯的备忘录指出，标志性军事援助项目效果显著，为了更好地实现美国在印尼的政策目标，罗伯逊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为印尼陆军提供三架L-20联络飞机，为空军提供三架直升机（联络飞机和直升机的援助在8月份提出时因荷兰的反对而取消）；第二，取消对印尼所有民用飞机的出口许可限制。⁽²⁰⁾11月5日，杜勒斯批准了罗伯逊在10月15日发来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增加援助建议，包括取消对某些物品的出口许可的限制，以及提供更多经济援助的方案；同意向荷兰和澳大利亚通报美国的援助计划，并向他们保证，美国将牢记他们的意见。⁽²¹⁾

美国相关部门和机构促使美国政府对印尼陆军加强援助的努力获得了成功，1959年1月，白宫承认美国工作的关键点在于依靠印尼陆军压制印尼共，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给予印尼陆军援助是必要的。至1960年，由于西伊里安问题升温，为避免印尼与美国关系在短期内进一步恶化，美国回绝了纳苏蒂安提出的进一步援助要求，但美国政府认为不同形式的、一定规模的援助仍是需要的。1960年12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称印尼陆军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尼扩张的最关键力量，而这要归功于美国陆军学校对于印尼几百名军官的训练，报告建议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印尼军队和警察之间的联系。

而在1959年8月11日，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向国务院阐述了一种观点，即印尼政府官员希望美国扩大军事援助。他认为，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美国和印尼之间签署军事援助协议是具备可行性的：第一，印尼的经济和金融正处于巨大的麻烦之中，诸如纳苏蒂安等印尼陆军领导人对此深表关切并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种局面；第二，印尼国内形成共识，即经济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强硬措施，也需要外来援助；第三，印尼国内普遍认为，技术援助和经济发展都不足以应对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第四，印尼想得到美国方面更加积极的将对印尼进行长期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承诺。次日国务院回复表示国务院正在认真研究琼斯的建议。⁽²²⁾

8月24日，印尼政府通过了一系列货币改革，包括贬值卢比、冻结银行账户、降低政府雇员工资。真正的考验在于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来制定和实施这些改革规划，以及其他必要措施，以应对严重的通货膨胀。⁽²³⁾到1959年年底，印尼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政治形势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苏加诺政府、印尼陆军和印尼共仍然是印尼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苏加诺依然是印尼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他在12月首次以政治名誉作为保证，声明将改进印尼政府。但美国方面认为苏加诺的领导力不足以应对印尼国内的形势要求。纳苏蒂安领导下的印尼陆军在国内政治和国家管理中的影响力较以前大大增强，同时采取了相关步骤来遏制印尼共的活动。印尼共发现其已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完全获得苏加诺的支持。美国方面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印尼国内政治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印尼陆军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依然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陆军和印尼共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加剧，同时两者在苏加诺的协调下不会摊牌。印尼几乎肯定会坚持不结盟政策，其与荷兰的关系处于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但以武力解决西伊里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美国认为，印尼众多的且相互交织的政治、经济、管理和内部安全问题会持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但这不会导致印尼的崩溃或者分裂。⁽²⁴⁾1960年3月10日的第436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分析赫鲁晓夫最近一次的亚洲之行时，分析了苏联对于印尼的援助问题，他认为印尼已经接受的来自苏联的援助达到了2.5亿美元；显然，赫鲁晓夫在前些年承诺的给予印尼1.26亿美元援助的基础上，又给予印尼4亿到5亿美元的援助。此外，印尼还接收了苏联援助的一艘巡洋舰、潜艇和轰炸机。⁽²⁵⁾

1960年4月2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J. Graham Parsons）向副国务卿狄龙（C. Douglas Dillon）建议，给予在安汶岛的印尼海军有关工程测量的援助。近期印尼借助赫鲁晓夫最近一次访问所给予的援助，将在安汶岛建立海洋科学研究所，帕森斯认为苏联极有可能把建立海洋科学研究所作为向印尼海军提供援助的前期步骤；该研究所可被苏联用于情报活动，而美国对此则无法监视。帕森斯认为，通过帮助修复印尼海军在安汶岛的基地，美国可以密切观察苏联的行动并增强印尼海军对苏联援助的免疫力。⁽²⁶⁾

到1960年5月，印尼陆军和印尼共之间的冲突加剧，同时经济依然极度不景气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后，苏加诺对于国内存在的紧要问题的应对并没有起到多少效果，他采取若干措施试图削弱纳苏蒂安的地位同时增加印尼共的发展潜力。越来越多的政治领导人和一部分军事领导人认为，如果国内的经济衰败趋势、政治颓废和印尼共夺权的前景要得到扭转，那么苏加诺的权力必须被削减甚至下台。⁽²⁷⁾

在1960年4月苏加诺出国访问期间，纳苏蒂安正在军方和政界中寻求更为广泛的支持，以期制约苏加诺的权力并压制印尼共的力量。同时，纳苏蒂安也在尝试争取足够的支持从而能够夺权。面对印尼陆军施加的压力，纳苏蒂安可能重组军队。⁽²⁸⁾5月24日，美国认为至少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印尼不会使用武力来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印尼更可能通过国际政治压力以及对在西伊里安的巴布亚人和印尼人进行宣传来推动问题的解决。荷兰加强了在西伊里安的防卫，并出动“卡雷尔·多尔曼”号（Karel Doorman）航空母舰进行威慑，这在印尼激起了巨大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认为，尽管小规模的武装摩擦存在极大的可能性，但不论是印尼还是荷兰都不愿意把这种紧张对立升级为武装冲突。荷兰方面的强硬态度对苏加诺和印尼共有力，这可以使苏加诺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同时使印尼共得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并成为苏加诺最忠诚的支持者，美国认为这对于印尼陆军试图削弱印尼共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是不利的。⁽²⁹⁾艾森豪威尔对于荷兰在处理西伊里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深感不悦，认为这不符合良好的外交行为所包含的要求。⁽³⁰⁾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印尼国内反苏加诺力量、反印尼共力量、外岛叛乱中叛军的支持，以及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使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959年，苏加诺开始推行“指导下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印尼政府已经日益倒向共产主义阵营。随着苏加诺政府、印尼陆军和印尼共在印尼政治权力格局中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印尼共成为影响美国对印尼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

二、肯尼迪政府的隐蔽行动

美国政府的诸多部门，尤其是中情局，欲清除苏加诺政府和印尼共力量的考虑由来已久。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其关于印尼事宜的最后备忘录里显示，对于任何与中苏发展友好关系的印尼政府都须加以反对，继任的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加紧了对印尼陆军的援助，这种援助主要以民事行动项目、军事援助计划项目和紧急经济援助项目进行。

1961年1月，琼斯向腊斯克指出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对于印尼的援助政策和行动方案，这是因为自印尼从荷兰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后，印尼共第一次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印尼的经济、军事和心理项目早先效果明显，但目前已经不能保证美国最小目标的达成。为此，美国在技术援助项目、教育交流方面应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让印尼尽可能自如地使用发展基金。⁽³¹⁾同年10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中也指出，不论是阻止印尼共夺取国家权力的短期目标，还是使印尼成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对西方稳定友好的国家的长期目标，美国政府都没有实现。有证据显示，苏联正在坚定地为把印尼拉入社会主义阵营而努力，苏联不仅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支持苏加诺政府，同时也给予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相比之下，虽然美国给予印尼的经济援助承诺额与苏联大致相当，但在军事援助方面，苏联给予印尼的军事援助承诺额为8.4亿美元，而美国只有6160万美元，仅占苏联的十四分之一。⁽³²⁾

1962年9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军事角度重新审视了美国在印尼的行动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措施，旨在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使印尼社会重新靠向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扩大军事民事行动项目，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印尼的国家利益都会带来长期和短期的正向作用。特别是在西伊里安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后，印尼必须面对国内经济复苏、解决贫困和维持社会治安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军事民事行动项目可以同时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可以改善印尼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二是可以培养和强化印尼士兵支持西方的立场。美国军队必须充分把握这样的机会，并尽可能地为民事行动项目提供支持。美国对于印尼的援助项目和计划主要是为了抵消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和满足印尼内部的安全需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虽然目前援助项目的总体情况可行，但还可以使这些援助与军事、民事行动产生更加直接的联系。美国的军事援助必须能够直接抵消印尼对苏联的依赖。⁽³³⁾

虽然美国政府各职能部门都对肯尼迪政府对于印尼的援助工作提出了改进建议，但从就任总统开始到1962年中期，肯尼迪主要把精力放在了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上。直到1962年8月16日，肯尼迪才把对印尼的工作重心转到民事行动计划及其他援助事宜上。他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中指出，西伊里安问题的和平解决呈现出可见的预期，美国应利用这一问题解决的有利契机与印尼建立起更好的关系。肯尼迪认为随着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印尼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为了抓住这个机会，肯尼迪要求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重新审视对于印尼的行动项目并提出在将来有用的措施。就肯尼迪自身的主要意向而言，他想扩大民事行动、军事援助和经济发展项目的规模，并指示国务院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将各部门的措施和建议整理好提交上来。⁽³⁴⁾8月1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援助计划主要是为了削弱印尼共的影响力和满足内部安全需要，美国可以做很多工作使军事援助与民事行动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³⁵⁾9月中旬，美国信息局提出民事行动项目中的关键一环是公共关系项目和心理项目，这些项目的作用是增强印尼军方在民众中的良好印象，信息局将通过杂志、照片和图片等媒介来达到这一目的。同时，信息局提出民事行动项目要聚焦于印尼的男女青年，美国须在印尼建立和平队组织，用于教授英语；信息局支持国务院的教育交流项目，支持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提出的在印尼建立学术机构的建议。⁽³⁶⁾

1962年10月10日和10月11日，就肯尼迪于8月16日提出的要求，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别向总统提交备忘录。按照国务院的观点，对印尼的民事行动项目可以分为紧急经济援助和长期援助两个部分。紧急援助主要包括6000万到7000万美元的食品和原材料，1700万的技术援助，聚焦于民事行动和内部安全的“合适”的军事援助计划（Military Assistance Plan）项目，建立和平队以及1500万到2000万美元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援助以使印尼启动基础工业。长期援助主要包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项目来发展印尼经济，美国出面说服其他国家援助印尼以及说服其他西方国家延期印尼的债务。⁽³⁷⁾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务院提出的紧急经济援助项目持支持立场，但对长期援助目标持保留态度，认为长期行动目标现在还难以确定。⁽³⁸⁾10月22日，肯尼迪批准了国务院所提交的紧急经济援助方案的大部分内容，但没有批准关于向印尼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建议，他也没有批准长期援助目标。⁽³⁹⁾

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政府实施的民事行动项目，其重要的依托平台是美国陆军与印尼陆军之间展开的合作事宜，该合作项目受到印尼陆军高级别将领的鼎力支持。围绕民事行动项目，美国陆军与印尼陆军之间专门成立了特别援助办公室（The Office of Special Assistant），该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维系民事行动项目的运作，使其不受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影响。⁽⁴⁰⁾

事实证明，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民事行动项目仍在运作，美国方面和印尼陆军方面在这点上有共同意愿，这是由于民事行动项目已经成为印尼陆军在农村地区拓展群众基础，与印尼共斗争的有力工具。因此，尽管美国国会停止了对印尼的公开援助，但有选择性的援助和技术训练在1964年全年持续，只是在数量和层次方面有所削减。即使在1964年8月苏加诺发表独立日演讲后，印尼陆军依然接收到来自美国的设备和技术援助。⁽⁴¹⁾

民事行动项目最初在西爪哇省实施，后在印尼全国范围内铺开。民事行动项目聚焦于农业技术和相关特别项目的发展，为了使民事行动项目顺利进行，印尼陆军想方设法改进通信条件，修缮道路网等基础设施。美国的援助主要为资金、设备和对印尼军官的训练，大型设备的提供和维修、提供农具和培训人员占据了美国政府向印尼陆军援助的大部分精力，美方在棉兰（Medan）、玛琅（Malang）、茂物（Bogor）和雅加达等地区对印尼相关人员进行相关设备操作的训练。⁽⁴²⁾与民事行动项目相结合，美国政府在美国本土对部分印尼官员进行了训练。据统计，17%到25%的印尼陆军将领曾在美国陆军学校接受过训练⁽⁴³⁾，这些训练对于增强美国陆军之于印尼陆军的影响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总的看来，肯尼迪政府希望改善与苏加诺政府的关系，这与肯尼迪本人对于美国与印尼关系的认知以及肯尼迪的相关幕僚提供的建议有很大关系。肯尼迪政府致力于改善与苏加诺政府关系的意向，典型地体现在1962年11月2日肯尼迪给苏加诺的信件中。在该信件中，肯尼迪表达了如下几个观点：第一，肯尼迪与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表明他本人重视印尼事宜。琼斯向来主张改善美国与印尼之间的关系，肯尼迪也接受了琼斯建议的相关内容，这与约翰逊时期琼斯的主张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第二，肯尼迪认为印尼与荷兰在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上采取了成熟和富有想象力的态度，而西伊里安的托管工作也是顺利的，他已经指示美国当局与联合国密切合作，为联合国西伊里安临时执行局提供后勤支援。就西伊里安问题来讲，应该说肯尼迪政府的介入迫使荷兰方面做出让步，是该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第三，肯尼迪表示向印尼派遣和平队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肯尼迪认为和平队可以为印尼的持续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而返回美国的和平队可以带回印尼的知识和文化。第四，除了印尼经济发展事宜外，肯尼迪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在东南亚事务上进行更广泛的合作。⁽⁴⁴⁾

第二节　约翰逊政府的隐蔽行动

从1958年开始，中情局在削弱苏加诺政府的执政基础方面便不遗余力，其中，舆论宣传是中情局进行隐蔽行动的有力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美国政府便以美国信息局为依托开展文化渗透项目和心理行动（Psychological Operations）。到了20世纪60年代，印尼成为二战后美国信息局在海外活动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中情局文化项目的目的是遏制相关国家内反美国的敌对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在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中构建支持美国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美国信息局在中情局的帮助下，成功渗透到印尼各地的新闻媒体中；美国信息局监视着印尼新闻媒体的报道动向，对支持美国的新闻媒体予以直接的资金支持。与在印尼新闻媒体行业中投入的精力相比，美国信息局在拉拢印尼陆军高级军官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1965年，文化渗透项目和心理行动项目的强度进一步加强。在翁东政变发生前的15天，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呼吁美国政府增加文化渗透项目和心理行动项目的强度。

根据中情局前官员拉尔夫·麦吉（Ralph McGhee）的证词，翁东政变前及政变后美国政府在印尼投资甚巨，极力促使印尼陆军采取行动。麦吉指出，1965年，中情局印发了指导美国在印尼实施隐蔽行动的一本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被完全销毁；中情局在这本小册子中指出，中情局在印尼的隐蔽行动是极其成功的，在印尼的做法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⁴⁵⁾

约翰逊政府与印尼陆军的关系是围绕印尼“九三零”事件的一个关键要素所在。当苏哈托决心推翻苏加诺政权时，约翰逊政府方面提供了关键性的设备，如无线电联络设备和吉普车。客观上讲，约翰逊政府在一开始并不十分地信任苏哈托，怕苏哈托成为另一个苏加诺。一份名为“隐蔽行动预期”的中情局备忘录显示，约翰逊政府千方百计地鼓动陆军领导者推翻苏加诺，在印尼建立军政权。中情局认为，印尼政府里存在与美方理念一致的人，美方应与这些人合作，充分发挥他们受限制的潜力。⁽⁴⁶⁾在1965年10月29日国务院发给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的电报中，腊斯克明确提到约翰逊政府会支持印尼陆军领导人建立军政府。⁽⁴⁷⁾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约翰逊政府直接主导了翁东政变的发生，但基于政变发生前约翰逊政府与印尼陆军右翼领导者、军官之间长时间的紧密联系，美国的支持是印尼陆军在翁东政变后致力于推翻苏加诺政权的深层次动因。在苏哈托领导的军人集团与苏加诺政府的角力中，美国虽然没有直接站在台前，但美国政府在幕后的隐蔽行动为反苏加诺力量提供了具有可见效果的支持。此外，印尼陆军在翁东政变后采取的军事行动只是印尼陆军和美国政府致力于推翻苏加诺政府长期工作的一部分，从逻辑上可以这样说，“九三零”事件的发生是美国以隐蔽行动方式在经济、政治、民众心理、军事和局部军事冲突方面对印尼反苏加诺政府力量进行扶持的结果。

约翰逊政府上台后执行的是反苏加诺政府的政策。与削减对苏加诺政府的援助相对应，美国政府对于印尼陆军的援助持续上升，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运用政治、舆论、情报和军事方面的隐蔽手段来削弱苏加诺政府的执政基础。

一、隐蔽行动方案的确立

约翰逊政府反苏加诺政府的政策倾向在1963年12月约翰逊政府扣押对印尼的经济援助中得到明显体现，而这种援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只是常规性援助。这次扣留事件暗示1963—1965年印尼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事实上，这种手法与中情局参与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所用的手法类似，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九三零”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内印尼经济领域发生货币流通等问题。1965年6月30号至10月1号，印尼大米的价格涨了四倍，黑市的美元价格则火箭般攀升。⁽⁴⁸⁾

与智利的情况类似，1962—1965年美国逐步削减了对于苏加诺政府的经济援助，同时对于印尼陆军的军事援助则在上升。1964年3月，苏加诺对于美国削减经济援助而增加军事援助的做法强烈谴责，这导致美国国会审批通过对印尼援助的方案变得艰难。相关议员表示无法理解美国为何要武装在经济方面国有化美国资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同时从苏联获取巨额援助并与马来西亚对抗。

在谈及更多的美国秘密军事援助之前，有必要对1963—1965年美国与印尼的关系发生的变化进行小结。在对印尼的经济援助进行削减的同时，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助流向陆军。作为1957年军事法的结果，加上1963年美国与印尼之间石油协议的影响，美国石油公司的款项也重点付给印尼陆军。美国在印尼的两大石油公司，美孚真空石油公司（Standard Vacuum）和加德士石油公司（Caltex）把大部分的款项交付给印尼陆军的石油公司珀尔米纳公司（Permina），这家公司由苏哈托的同盟苏托沃（Ibnu Sutowo）将军掌控；另外一家公司——珀尔他敏公司（Pertamin）——则由反印尼共和亲美的印尼第三副总理萨乐（Chaerul Saleh）掌控。在苏哈托推翻苏加诺政府后，《财富》杂志指出珀尔米纳公司给印尼陆军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⁴⁹⁾

与此同时，美国内部在是否需要全面削减对印尼援助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支持和反对全面削减援助的阵营分别给出了充足的理由。支持全面削减援助的阵营认为，苏加诺在美国政界显然已经是一个极度不受欢迎的人物，国会对于苏加诺的厌恶之情尤其明显，典型地表现在1963年12月生效的《对外援助法》修正案上。该修正案客观上要求，如果印尼不停止对马来西亚的“对抗”行为，约翰逊政府须做出停止对印尼进行援助的决定。⁽⁵⁰⁾大幅度削减对印尼的援助可以让苏加诺知晓对马来西亚采取冲突立场的后果，也可以让约翰逊本人免去继续对印尼进行较大援助所带来的麻烦。与此相对应，反对全面削减援助的阵营认为，是否对印尼进行援助与美国政府是否喜欢苏加诺没有关系，早先制订的援助项目的相关计划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使美国能够在这个处于重要战略位置、资源丰富的人口大国取得足够的影响力。虽然美国政府与苏加诺政府存在重大分歧，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同时，美国对于印尼的这种“援助投资”是很小的，而将来的回报却很高。如果此时贸然切断援助，必将引起苏加诺极大的反应，会对美国在印尼的私人投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也会把印尼拱手让给社会主义阵营。⁽⁵¹⁾由于没有一方的意见能够占据上风，对印尼是否继续进行援助、怎样援助的问题最终只能由约翰逊本人决定。然而，约翰逊本人在对印尼的援助项目问题上犹豫不定，这时，国务院的建议显然对约翰逊起到了重要影响。1964年1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印尼的援助事宜，国会要求约翰逊立刻签署切断对印尼援助的文件，但腊斯克在会议上坚持反对完全切断援助的立场，并表示总统不能马上做出完全切断援助的决定，马上做出决定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⁵²⁾同一天，腊斯克建议约翰逊采取一种谨慎选择援助项目的有限援助方案，因为从总体上看，继续进行援助符合美国国家利益。⁽⁵³⁾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则担心腊斯克的意见会恶化约翰逊和国会的关系，倾向于建议总统照顾国会的情绪。1月9日，邦迪告知约翰逊他并不认为印尼的事情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地步，约翰逊并没有同意邦迪的观点，坚持让罗伯特·肯尼迪尽快会见苏加诺。⁽⁵⁴⁾

邦迪指出，马来西亚不是西伊里安，苏加诺政府坚持目前的政策会对印尼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国内对于苏加诺政府做法的负面反应已经非常强烈，在苏加诺政府没有改变其既有的政策之前，约翰逊很难再维持这么多年来与印尼建立的合作项目。新通过的《对外援助法》修正案明确了只有满足了下列条件，约翰逊政府才能继续对印尼实施正常的援助：苏加诺能够在会面中向罗伯特·肯尼迪保证，印尼将改变现有的军事对抗政策，至少要同意停火谈判；印尼不能对马来西亚领土实施军事攻击行为或军事渗透行为。经过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的角力，约翰逊最终采纳了国务院提出的进行有限援助的政策，这种有限援助政策从实质上讲为约翰逊政府对印尼的隐蔽行动打下了基础。

从1964年夏天开始，美国的相关部门、单位或人员（部门、单位和人员的名称未解密）便与国务院一起，形成一种隐蔽行动的理念和实践框架，来支持印尼的中间派政治力量以抗衡印尼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该行动项目得到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美国驻印尼大使的配合。该行动项目的目的是减少印尼共对印尼内政外交的影响，增强非共产主义的力量。为达成目标，美国政府确定的政策选项是：（1）把印尼共渲染成富有野心的危险政党，该政党反对苏加诺的理论；（2）对于能够反对印尼共的个人、组织进行隐蔽援助；（3）培养和扶植潜在的领导者，当苏加诺死亡或是出局后能够掌控印尼政权。行动项目旨在达成的具体目标是强调印尼民众传统的对于共产主义的不信任感和把印尼共渲染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代理人。⁽⁵⁵⁾具体措施包括与反共产主义力量秘密联系和接触，反面的书面宣传，反面的广播报道，以及对印尼现有政治组织和制度的政治渗透。该行动项目需要特定的资金支持，但资金的数量和来源渠道并未解密。在该行动框架提出时，部分资金已经流入相关人员和组织手中。⁽⁵⁶⁾但约翰逊政府也清楚该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一，苏加诺如果知晓该行动项目的存在，且认为该行动项目会削弱自身的权力，会对印尼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二，印尼共如果知晓该行动项目的存在，则其会对印尼的相关反印尼共力量和领导人员进行打击。⁽⁵⁷⁾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303委员会批准了上述隐蔽行动计划。中情局的一位人员认为，拥有1.05亿人口的印尼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会使美国在越南取得的胜利毫无意义。可以利用该行动计划阻止美国被挤出印尼，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则认为，印尼问题是政治问题，光靠隐蔽行动无法解决。

1964年7月6日，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际发展局的建议，约翰逊总统决定终止所有对于印尼的公开援助。国务院和国防部认为，停止公开援助的同时通过隐蔽行动进行有限的经济和军事项目的援助对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是重要的，约翰逊赞同这一观点。国务院和国防部会就隐蔽援助项目不定期地向约翰逊报告。⁽⁵⁸⁾7月14日，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与苏加诺进行会谈，琼斯向苏加诺转达了美国政府的要求；苏加诺则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极度不满，对所有的美方提法表示反对。琼斯承认此次会谈是极其令人沮丧的。⁽⁵⁹⁾到7月下旬，约翰逊政府认为，由于苏加诺依然牢牢地掌握着印尼政府，短期内苏加诺改变对外政策的希望十分渺茫；约翰逊政府同时认为，苏加诺一方面继续加强印尼共力量，而另一方面却努力削减印尼陆军的力量。⁽⁶⁰⁾这些政策和行为均与美国国家利益不相符合。

1964年8月17日，苏加诺在其独立日演讲中确认印尼在内政外交方面会加速向社会主义阵营靠近。苏加诺的演讲使印尼国内的反美情绪进一步高涨。苏加诺在演讲中指出，所有的非亚洲国家都应该离开亚洲，并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为进行了最强烈的谴责；在演讲中，苏加诺还谴责马来西亚是帝国主义的看门狗和宠物。就印尼和美国的关系而言，苏加诺表示，虽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对印尼充满敌意，他还是尽全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对印尼而言，美国支持马来西亚过甚，从政府的角度讲，美国想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时保持友好关系是不可能的。苏加诺同时指出美国文化并非世界意识形态的中心标准，他强烈批评美国通过图书馆、电影和其他舆论宣传方式对印尼民众进行的文化渗透。在外来投资方面，苏加诺宣称帝国主义的资本在印尼没有生存的土壤，要彻底驱逐在印尼的帝国主义资本，将逐步对美国资产进行国有化，并将英国的商业投资完全国有化，至于补偿则视英国在印尼与马来西亚冲突中的立场而定。⁽⁶¹⁾由于苏加诺在演讲中反美情绪浓厚，美国方面对此甚感忧虑。

独立日演讲后不久，苏加诺政府承认北越政府，这使印尼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糟糕。国务院和国防部建议约翰逊进一步管控对于印尼的援助项目。1964年9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建议约翰逊接见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这是因为如果苏加诺能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琼斯的立场和观点即代表约翰逊立场和观点，那么琼斯对于苏加诺就更有影响力。⁽⁶²⁾同时，为了压制苏加诺政府对马来西亚采取的更具进攻性的行为，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积极沟通，探讨如何联合起来对苏加诺政府施加更大压力。9月11日，苏加诺告诉琼斯他愿意通过和平渠道解决与马来西亚的纷争，如果举行另外一个峰会对于缓解紧张局势有用，苏加诺表示他愿意参加。⁽⁶³⁾9月15日，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告知琼斯，印尼不会升级与马来西亚的冲突，除非英国率先采取行动，否则印尼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⁶⁴⁾

1964年9月18日，美国中情局正式提出对印尼实施隐蔽行动的建议。在与国务院的会商中，中情局认为提出隐蔽行动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在过去几个月印尼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印尼指责美方单方面撤除援助项目、通过塔尔修正案（Tower Amendment）以及美国与马来西亚之间发表联合声明以示美国支持马来西亚的立场。1964年8月17日，苏加诺公开宣称美国是亚洲的头号敌人，印尼坚决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⁶⁵⁾

第二，隐蔽行动的目标是在苏加诺政府内部和印尼的政治发展中取得主动权。中情局指出，隐蔽行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拉拢非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团体和组织；二是鼓动对印尼共采取行动，其中小规模的袭扰具备操作的可行性。同时，可以制造一起事件，让苏加诺在民众面前显得其易受压力和外界的敏感性影响。中情局认为，当下印尼的右翼力量缺乏与印尼共战斗的主动性，印尼共对于苏加诺的个人影响和对印尼民众的舆论宣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情局认为，有必要向苏加诺展示印尼国内反印尼共力量的存在。⁽⁶⁶⁾

第三，美国目前对印尼采取的政策总体上是建设性和具有前瞻性的，以经济手段影响印尼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取得了可见的效果。面对印尼国内左翼力量的不断增长，加之苏加诺对于印尼共的支持，美国需要进一步等待时机来消除共产主义在印尼的影响。美国采取的隐蔽行动要掌握好合理的力度和尺度，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扶持潜在的领导人。对于印尼共可以采取一定的袭击行动，但范围不能扩展至苏加诺身上。⁽⁶⁷⁾

在美国中情局积极谋划对印尼实施隐蔽行动方案的同时，印尼第一次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民众运动，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印尼共在政府内部以及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自称为“苏加诺主义者”，他们认为印尼共力量的扩大背离了苏加诺主义。1964年9月17日至11月5日，苏加诺出国访问，雅加达出现了攻击印尼共的媒体言论，印尼共对此予以反击。苏加诺回国后，媒体上对印尼共的攻击开始消散，苏加诺政府查封了一家“苏加诺主义者”发行的报纸，但苏加诺政府并没有施加其他的针对反印尼共力量的措施。“苏加诺主义者”感知到这一点，企图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活动。

反印尼共力量的领导者是亚当·马利克（Adam Malik），马利克曾担任印尼驻苏联大使。主要组织者还包括第三副总理查厄鲁·萨乐和印尼发展部部长。马利克和萨乐等人之所以发起反印尼共运动，是因为在苏加诺的领导下，印尼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愈发密切，苏加诺本人也支持印尼共力量的发展，这引起马利克和萨乐的不满。马利克和萨乐的立场是中间偏右，他们维护的是苏加诺早期倡导的“苏加诺主义”，而在其看来现实中苏加诺本人和印尼共倡导的理念已经与“苏加诺主义”逐渐相背离。

1964年11月19日，马利克告诉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他领导的反印尼共运动得到了印尼唯一合法的穆斯林政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简称“伊联”）（Nahdatul Ulama）的支持，伊联是印尼的右翼政党；同时，马利克称他们的行动得到政府内部和其他政党底层工作人员以及部分新闻媒体、青年学生团体、非共产主义劳工团体的支持。马利克认为，反印尼共的力量应分散存在，以避免受到不必要的打击。同时，“苏加诺主义者”也积极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取得联系，希望美国大使馆方面能够促使英国与印尼或者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展开对话。“苏加诺主义者”认为，除非马来西亚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否则在反马来西亚氛围十分浓厚的情况下，反印尼共力量势必无生存空间。⁽⁶⁸⁾

根据印尼当时的国内政治情势，苏加诺对于国内政治发展有着较为牢固的主导权，反印尼共力量能否存在和发展取决于苏加诺对这股力量作用的认知。事实证明，苏加诺在此时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认为，虽然印尼共力量有存在的必要，但印尼共的最主要功能是制衡陆军的工具，从根本上讲，印尼共的力量不能过度强大；从当时的情况看，印尼共力量的发展势头过快，这并非他所乐见，“苏加诺主义者”的立场虽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但他们支持“苏加诺主义”的口号可以接受；同时苏加诺认为，“苏加诺主义者”可以用来制衡印尼共力量，至于这股力量中的哪些人可用，哪些人不可用，他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再作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苏加诺对新生的反印尼共力量采取了宽容态度，除了出于制衡印尼共的考量，还在于苏加诺抱有一些脱离实际的想法，即他可以利用反印尼共力量与马来西亚之间展开新的对话，同时从西方得到经济援助。事实证明，苏加诺政府没有及时压制“苏加诺主义者”等反印尼共力量，所带来的弊端远大于收益，以马利克为代表的反印尼共力量的增长对印尼陆军推翻苏加诺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政策路径及隐蔽行动的功能

到1964年年底，约翰逊政府与苏加诺政府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印尼共和其他印尼左翼力量上升的速度超出美国的想象和接受范围，这导致美国重新评估对印尼的政策，并出台新的方案。

1964年12月11日，约翰逊政府与苏加诺政府各派代表专门讨论了美国与印尼之间的问题。美方的参与者是美国驻印尼代表唐纳德·图桑（Donald R. Toussaint），印尼方面的参加者是印尼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奥和印尼驻美国大使柴林·查恩（Zairin Zain）。首先，双方讨论了苏加诺的健康问题。苏班德里奥告知美方，根据苏加诺数月前在维也纳做的X光检查，苏加诺的右肾得了结石，左肾同样受到疾病的影响。美方认为苏加诺的健康情况渐趋悲观。⁽⁶⁹⁾

其次，双方讨论了美国与印尼之间的关系现状。（1）美方指出，美国与印尼的关系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困难，早前印尼雅加达和泗水的游行示威活动对美国的财产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损害，印尼方面对此表示歉意并表示愿意赔偿，对此美方在会谈中表示理解；美方表示印尼不应再发生此类事件以继续损害美国与印尼之间的关系，苏班德里奥则表示希望印尼在美国的财产不要受到报复性的对待。（2）印尼方面表示，美国和印尼双方必须承认双边关系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但苏班德里奥表示他相信可以阻止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苏班德里奥进一步指出，印尼民众强烈要求清除所有美国在印尼的情报、媒体和信息措施，但苏加诺对此表示反对；美方则表示双边关系不是仅靠一方的行为就能决定的，美国与印尼之间的关系向何方发展，取决于双方接下来的进一步互动行为。⁽⁷⁰⁾

再次，双方讨论了马来西亚问题。印尼方面认为，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寻找冲突的解决之道具备可能，但找出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则显得不务实。苏班德里奥指出，相比于6个月前，目前关于马来西亚问题的政治气候有所好转，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换届后新任政府比上一届政府更希望找出马来西亚问题的解决方案。苏班德里奥表示，他希望与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帕切科·沃克（Patrick Gordon Walker）会面以寻求马来西亚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同时表示寻求与沃克会面是他此次纽约之行的目的之一。美方则强调，除非印尼停止对马来西亚领土的军事进攻行为，否则英国和马来西亚都认为不可能通过政治渠道解决问题。美方希望苏加诺提供一个停火期，印尼方面称停火的前提是各方都真心希望寻求解决之道，苏班德里奥表示马来西亚应该停止对印尼展开的名为“马来西亚之声”的广播活动。⁽⁷¹⁾在会谈中，美方表示琼斯大使已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图桑希望早日告知印尼政府继任者人选。⁽⁷²⁾

此次美国和印尼双方的会谈并未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起到作用。基于对美国与印尼之间关系状况恶化的忧虑，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向国务院报告，他打算尽快去拜访苏加诺，与之进行坦诚的交流以避免美国在印尼彻底失去影响力。为达成目标，琼斯希望约翰逊能够带给苏加诺口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让苏加诺到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病；二是1965年春邀请苏加诺到华盛顿进行工作访问；三是美国愿意协助解决马来西亚问题。美国国务院回复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指示大使馆方面向苏加诺转达约翰逊的两点考虑：（1）约翰逊总统非常关心苏加诺总统的健康状况。约翰逊向苏加诺致以最良好的祝福，希望其能够尽快恢复健康，不致让身体状况影响苏加诺领导印尼人民的事业。如果苏加诺和他的医生觉得有必要，约翰逊会派医生到印尼帮助诊疗。（2）约翰逊对美国与印尼之间的双边关系深感关切，希望扭转过去数月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约翰逊得知苏加诺正在考虑出席1965年春天纽约世博会的事情，其认为，如果条件允许，这将是友好地讨论和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问题的大好机会。有鉴于此，约翰逊将非常乐意邀请苏加诺赴华盛顿进行非正式会谈。⁽⁷³⁾

1965年1月，琼斯再次向国务院发电报阐述关于美国与印尼关系如何处理的观点，他认为，基于双边关系的持续恶化，约翰逊邀请苏加诺到华盛顿进行访问是必要的。约翰逊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认为琼斯的判断并不具备说服力，目前的状况并不需要总统层面的会晤，另派高级官员前往印尼即可。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相关官员也与邦迪持同样的态度，他们认为，情势并不像琼斯描述的那样差；相反，如果邀请苏加诺到华盛顿与约翰逊会面，那么苏加诺便会以亚非世界民族运动的领袖自居，在华盛顿的舆论界引起风暴，而这就像“疾病蔓延一样不可想象”。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应对当前的局面可以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一是在二月中旬前派遣美国副总统访问马尼拉、吉隆坡和雅加达，如果副总统的行程取得效果，那么四月或五月在夏威夷安排约翰逊与苏加诺会面。⁽⁷⁴⁾

但与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估计不同，到1965年2月底，中情局方面认为印尼的局势变得愈发糟糕。美国不仅面临着来自苏加诺日益壮大的危险，也面连着一个没有苏加诺的印尼带来的风险。中情局判断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苏加诺过世，那么印尼将成为一个不遵守国际规则、经济面临崩溃的国家，同时这个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的进攻将没有任何的免疫力。如果苏加诺依然存在，那么印尼共掌权的可能性将会增大。在近期内，苏加诺将继续他的与西方的对抗性政策，中情局认为苏加诺极有可能提升与马来西亚对抗的强度，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边境地区布以重兵并不断发起袭击。中情局认为，苏加诺将继续增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削弱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⁷⁵⁾

与此同时，美国信息局负责人卡尔·罗万（Carl T. Rowan）向国务卿腊斯克提交了美国对于印尼展开行动的建议。罗万认为，过去六个月内，印尼发生了大量针对美国信息局的袭击事件，这让人忍无可忍。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以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威，约翰逊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让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罗万认为，印尼发生的针对美国信息局的事件是印尼和美国关系现状的缩影。⁽⁷⁶⁾1965年2月24日，琼斯与苏加诺会面，苏加诺再次表示会尽最大努力保护美国在印尼的财产，苏加诺同时表示美国新闻媒体以及中情局对他所进行的敌对性活动令他深感困惑。琼斯则表示，美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目前还进不了美国信息局的图书馆，苏加诺当即叫下属过来对此做出指示。⁽⁷⁷⁾从琼斯和苏加诺各自的表态可以看出，美国和印尼对彼此都有着严重的负面认知，即美国人认为印尼发生的针对美国财产的破坏活动受到了苏加诺的默许，而苏加诺则认为美国情报机构试图颠覆其控制的政府。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1965年2月25日，国务院向美国驻印尼大使做出指示，要求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印尼持续发生的针对美国在印尼设施和财产的破坏活动，已经超出了主权国家可以接受的限度，美国方面对此一再忍耐是因为对于扭转双边关系的持续恶化仍然抱有希望，而印尼政府方面曾一再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情，但这些保证现在看来都是毫无价值的。其二，美国政府对于印尼政府以越南战争为导致印尼国内发生针对美国设施和财产的破坏行为的借口表示遗憾，美国方面知道印尼政府并不认同美国在印尼的做法，但这不应成为发生外交破坏和外交暴力事件的借口。其三，美国国务院认为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尽管美国方面想尽一切努力来扭转双边关系，但就目前印尼政府的所作所为来看，除非印尼政府的相关行为回到美国政府可容忍的限度内，否则美国方面难以做出进一步的善意举动。⁽⁷⁸⁾

在1964年苏加诺独立日演讲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认为，苏加诺已经把美国当成了印尼的主要敌人；⁽⁷⁹⁾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则认为，虽然苏加诺的演讲毫无新意，但其演讲可以看作是苏加诺政府现阶段对美国认知的全面反映，腊斯克表示印尼与美国在国家利益方面已经处于全面冲突的状态。⁽⁸⁰⁾为了重新评估对印尼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召开了多次会议，美国政策调整的相关其他会议也都在加紧召开。约翰逊总统的私人代表艾尔斯沃兹·邦克（Ellsworth Bunker）于1965年4月花了15天时间在印尼重新评估局势。按照戴维·约翰逊（David T. Johnson）的观点，综合各方面情况，约翰逊政府对于印尼主要有6个政策选项：⁽⁸¹⁾

政策选项1：不干涉政策，任事态发展。当然，美国在印尼事务方面从来没有采取过被动态势，此项的不干涉政策只是相对于其他5项选择来讲。如此，可能的结果是印尼共夺权。如果美国官方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即任由局势发展，那么印尼共势必夺权，东南亚最重要的国家将脱离美国的控制。美国控制越南局势的努力（1965年2月开始的对于北越的轰炸）将面临暗淡的前景，美国在整个东南亚的战略利益将受到直接威胁。⁽⁸²⁾

政策选项2：试图使苏加诺政府改变其亲印尼共路线。在约翰逊政府看来，琼斯大使率领的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为此展开了多年的经营和努力，但收效甚微。苏加诺不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越来越清晰地展示了其亲共产主义政策。华盛顿大部分官员表示苏加诺政府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梗阻，苏加诺必须下台；部分人士将苏加诺称为隐蔽的共产主义人士。根据此种分析，该选项将发挥不了作用。⁽⁸³⁾

政策选项3：彻底清除苏加诺政府的权势基础，暗杀苏加诺。显然该选项纳入考虑范围，但遭到部分人士反对，原因在于该选项实施的后果难以预料。一方面，印尼共力量如此庞大，加之印尼共力量在印尼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基础，即使失去苏加诺的支持，印尼共力量同样能够坚持且发展壮大。在当前局面下与印尼共势力对抗的后果难以预测，且会引发内战，就如越南的局势般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基于苏加诺在印尼持续性的政治经营，其威望难以撼动，暗杀苏加诺的其中一个风险是行为不可信。如果把暗杀责任嫁祸于印尼共则难以取信于民众，因苏加诺与印尼共之间是同盟关系，印尼共不具备产生此行为的动机；而让苏加诺自然死亡会让印尼共成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并使其成为逻辑上的胜利者。⁽⁸⁴⁾

政策选项4：鼓励印尼陆军夺取政权。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在此方面已经进行了若干年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应成绩，但还没有达成目标。约翰逊政府认为，陆军内部的分裂使此目标的达成难以确定时间表，此外，陆军以武力直接夺取政权还存在相关障碍。印尼陆军从整体上讲还不愿意与苏加诺政府直接对抗。苏加诺清晰地表达了反对陆军进一步扩展势力范围的意愿。事实上，苏加诺在抑制作为独立的、反印尼共的势力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即使发动军事政变，如果缺乏快速清除印尼共势力和控制苏加诺的方案，内战同样可能爆发，这跟选项3的理由一样。尽管美国继续在印尼军方培养亲美官员并试图夯实他们的基础，通过陆军军事政变夺权也不是解决印尼问题的办法。⁽⁸⁵⁾

政策选项5：逐步削弱印尼共的力量，使印尼共采取自损信誉的举动，进而使清除印尼共力量行动合法化。该选项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苏加诺会起身反对，苏加诺本身不会允许陆军强有力地打击印尼共力量，即使表面上看打击印尼共力量具备的理由多么充足。美国方面曾进行了多种隐蔽行为旨在破坏印尼共的声誉，并使印尼共采取相关错误行动。这些行为试图让印尼共看起来并非真的支持苏加诺主义，此外，还包括制造文件以及在反印尼共的报纸上发表对印尼共的攻击性话语。但苏加诺对于所有有损于印尼共利益的政治和新闻行为都采取了禁止措施。印尼共在此方面也行为审慎，避免给清除印尼共力量带来口实。正如印尼共领导人艾迪特（Aidit）所言：“我们准备忍受侮辱和威胁，我们不会被激怒，如果陆军朝我们脸上吐唾沫，我们将擦干并微笑。我们不会报复。”故此选项一直在尝试，但效果不佳。⁽⁸⁶⁾

政策选项6：如果印尼共不给自己带来自掘坟墓的理由，那么清缴印尼共力量的口实只能被制造出来。该选项的最佳效果是把印尼共力量和苏加诺政府同时从印尼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事实证明，该选项是美国后来采取的最终选项，实现该选项目标的依托手段便是隐蔽行动。⁽⁸⁷⁾

结合美国在印尼的政策及其实践不难发现，削弱苏加诺政府的执政基础、打击印尼共力量、鼓励印尼陆军与苏加诺政府对抗、作为幕后推手制造清剿印尼共的借口是约翰逊政府一直在隐蔽行动中致力于同时实现的目标。

三、隐蔽行动的实施及进展

1965年4月底，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致信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前者告知印尼潜藏着发生政变的可能性。琼斯认为，美国绝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此次政变，政变有可能发生在5月或6月苏加诺出国的时候。琼斯认为邦迪有必要把此事告知约翰逊总统。琼斯告知邦迪，他的消息来自与他有私人联系的参与谋划政变的人，此人掌握着重要的印尼内政和军事信息。此事后来由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雷纳德·乌根（Leonard Unger）转告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乌根认为，虽然琼斯的信息缺乏依据，但邦迪有必要把此事告知总统。5月下旬，琼斯又告知国务院，政变发生的概率极小，因为政变的相关准备工作进展得极为缓慢。⁽⁸⁸⁾

到1965年6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国务院报告了印尼的最新情势。大使馆方面认为，目前印尼政府对美国政府的敌意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印尼将成为亚非世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急先锋。大使馆方面做出如下建议：（1）增强“美国之音”对印尼播放信号的强度，延长播放时间。大使馆认为，现在除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广播之外，印尼民众接收不到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信息。大部分的西方新闻媒体已被封禁，美国之音的信号非常弱。（2）组成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来自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华盛顿的相关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为“美国之音”在亚非国家的宣传提供充足的材料。（3）对亚非国家中与美国立场一致的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宣传应给予支持，要在这些国家中宣传印尼的进攻性和印尼支持共产主义的立场。在国际会议上拉拢亚非国家中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从而孤立印尼。（4）通过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播，以及通过美国大使馆的渠道，“揭露”印尼共企图夺取印尼政权的意向。（5）通过亚非国家中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向亚非世界宣传苏加诺的政策，以及苏加诺提升印尼共影响的行为。⁽⁸⁹⁾

在加强隐蔽宣传强度的同时，约翰逊政府也在致力于提升对印尼隐蔽援助的力度。1965年7月20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传达了一个消息，即美国政府同意向印尼陆军出售价值300万美元的通信设备，腊斯克想确定英国方面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英国大使迪恩（Patrick Dean）称已经事先得到了通知。腊斯克向英国通报，印尼陆军本来想购买1300万美元的通信设备，但美国政府没有同意。⁽⁹⁰⁾印尼共已经掌控了印尼国内的商用通信设备的供应渠道，陆军购买的这批设备将增强陆军内部通信渠道的安全性，首先用于爪哇地区。

但英国的反对态度使美国向印尼陆军出售通信设备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顺利。1965年7月28日，英国驻美国大使迪恩向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转达了英国对此事的态度，表示英国政府对美国向印尼陆军出售通信设备的行为表示不悦。迪恩表示他理解美国政府的难处，但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将导致英国的其他友好国家以此为借口向印尼出售武器，而这是英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由于美国政府开了先例，法国以此为借口准备向印尼陆军出售3架直升机，荷兰也准备向印尼陆军出售20架福克运输机。

针对英国方面的不满，腊斯克向迪恩重述了前几日即已经告知迪恩的关于美国向印尼陆军出售通信设备的理由，腊斯克强调此次给予印尼陆军的援助项目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但腊斯克表达了美国政府加强印尼陆军内部通信安全的愿望。腊斯克同时表示，美英各自的行为并不可能都让对方满意，美国政府也对英国政府的相关做法感到不满，如英国通过海上途径向古巴运送物资。腊斯克认为，美英之间更为务实的态度是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迪恩回应称英国政府会对此类的商谈感兴趣，他认为美方可以和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内政部部长伯克·特兰德（Burke Trend）商讨此项事宜。⁽⁹¹⁾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约翰逊政府给予印尼陆军的隐蔽援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印尼陆军为援助接收方实施的，另一部分则是以苏哈托个人名义为援助接收方实施的，而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容易被忽略但起到实质性影响的部分。1964年8月，苏哈托与马来西亚取得政治联系，并与日本、英国和美国建立了联系。虽然建立这些联系的初衷是为了处理与马来西亚之间的事务，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苏哈托的举动也是在为夺取政治权力做准备。1965年1月印尼陆军联合会议后，苏哈托争取到国防部部长纳苏蒂安的支持，这是其从竞争对手陆军司令雅尼手中夺得军队控制权的关键一步。

在1965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官方宣布美国对于印尼的援助已经停止，但对个人的军事援助项目却在增加。⁽⁹²⁾根据1966年的数据，1963—1965财政年度对于军方的军事援助由1400万美元降至200万美元，但对于个人的军事援助却保持基本不变。同时，对于民事行动项目的援助也在增加。在“九三零”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与中情局有着联系的瓦蓝多（Jan Walandouw）上校作为苏哈托的使节与美国政府取得了联系。自1965年5月起，与中情局有联系的美国军事供应商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先把装备卖给中间人（中间人获取报酬），再由中间人交给第三方。当时第三方还处于保密状态，但其实这个第三方就是苏哈托，并非纳苏蒂安或是雅尼。而印尼方的款项受到中情局和美国空军的资助。⁽⁹³⁾即使在1965年7月，美国与印尼的援助关系进入低谷的时候，罗克韦尔公司（Rockwell-Standard）与印尼军方达成一项协议，将200架轻型飞机运往印尼。⁽⁹⁴⁾

印尼方的中间人——奥古斯特·穆尼尔·德萨（August Munir Dasaad）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苏加诺进行财政资助，但在1965年，德萨通过亲戚阿兰斯加（Alamsjah）将军与苏哈托取得联系。自此，洛克希德公司、德萨和阿兰斯加开始把苏哈托当成明日之星。当苏哈托的政变发生时，阿兰斯加立马将自己控制的基金供苏哈托使用，博取了苏哈托的信任。在苏哈托担任总统后，阿兰斯加在印尼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1966年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指示洛克希德公司应继续使用“德萨—阿兰斯加—苏哈托”这条渠道。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相比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对于印尼的外交政策更具务实性，在约翰逊执政的早期，美国政府对印尼的隐蔽行动的目标已经明确，即致力于在后苏加诺时代在印尼政治、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足够的影响力，并为美国的整体东南亚战略服务。对美国政府来讲，对印尼采取隐蔽行动是各种政策选择中的最优选项，其要义在于：一是可以避免国际上敌对国带来的舆论压力；二是可以避免来自国内决策层中的部分人士、国会和公众的压力；三是这种隐蔽行动具有可见的效果。`

(1)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571.

(2)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571-572.

(3)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572.

(4)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571-572, 580-582.

(5) Rudolph Mraz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onesia Military: 1945—1965, Prague: Oriental Institute in Academia, 1978, p.92.

(6)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Vol.58, No.2, Summer 1985, pp.239-264.

(7) Jaechun Kim, “U.S. Covert Action in Indonesia in the 1960's: Assessing the Motiv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9, No.2, December 2002, pp.63-85.

(8) Bryan Evans Ⅲ,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 Army（1954—1964）”, Indonesia, No.47, 1989, pp.25-48.

(9) Joseph B. Smith, Portrait of a Cold Warrior, New York: Putnam, 1976, p. 205; Thomas Powers, 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New York: Knopf, 1979, p. 89.

(10)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23-324.

(11)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Vol.58, No.2, Summer 1985, pp.239-264.

(12)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258-259.

(13) Bryan Evans Ⅲ,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 Army（1954—1964）”, Indonesia, No.47, 1989, pp.25-48.

(14)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112.

(15)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215.

(16)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230-231.

(17)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297.

(18)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293.

(19)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274-275.

(20)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298.

(21)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301.

(22)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417-418.

(23)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422-423.

(24)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456-457.

(25)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472.

(26)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484.

(27)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488.

(28)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488.

(29)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499-500.

(30) FRUS, 1958—1960, Vol. ⅩⅦ, pp.506-507.

(31)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302-304.

(32)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443-444.

(33)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629-630.

(34)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628.

(35)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629.

(36)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631-632.

(37)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635-636.

(38)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643-644.

(39)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647.

(40) Bryan Evans Ⅲ,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 Army（1954—1964）”, Indonesia, No.47, 1989, pp.25-48.

(41) Bryan Evans Ⅲ,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 Army（1954—1964）”, Indonesia, No.47, 1989, pp.25-48.

(42) Bryan Evans Ⅲ,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 Army（1954—1964）”, Indonesia, No.47, 1989, pp.25-48.

(43)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curity Assistance Agency, Foreign Military Sales, Foreign Military Construction Sales and Military Assistance Facts, September 30, 1986.

(44) FRUS, 1961—1963, Vol. ⅩⅩⅢ, pp.648-649.

(45) Ralph McGhee, Deadly Deceits: My 25 Years in the CIA, New York: Sheridan Square, 1983, p.58.

(4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62.

(4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342.

(48)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Vol.58, No.2, Summer 1985, pp.239-264.

(49)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Vol.58, No.2, Summer 1985, pp.239-264.

(5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6.

(51)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3-14.

(52)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8.

(53)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4, 16.

(54)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5.

(55)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34-237.

(5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34-237.

(5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34-237.

(5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19.

(59)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22.

(6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24.

(61)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34-135.

(62)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50.

(63)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57.

(64)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58.

(65)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61.

(6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62.

(6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163.

(6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89-191.

(69)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96-197.

(7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96-197.

(71)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96-197.

(72)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96-197.

(73)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04-206.

(74)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11.

(75)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19-220.

(76)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23.

(77)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38.

(7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29-230.

(79)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251-253.

(8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p.129, 134.

(81) 参见David T. Johnson, “Gestapu: 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4b/033.html。戴维·约翰逊在印尼“九三零”事件上有着长期和扎实的研究，“Gestapu: 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一文是戴维·约翰逊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美国中情局研究报告“Indonesia—1965: The Coup That Backfired”而形成的。

(82) David T. Johnson, “Gestapu: 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4b/033.html.

(83) David T. Johnson, “Gestapu: 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4b/033.html.

(84) David T. Johnson, “Gestapu: 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4b/033.html.

(85) David T. Johnson, “Gestapu: 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4b/033.html.

(86) David T. Johnson, “Gestapu: 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4b/033.html.

(87) David T. Johnson, “Gestapu: 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4b/033.html.

(88)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54.

(89)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69.

(90)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72.

(91) FRUS, 1964—1968, Vol. ⅩⅩⅥ, p.273.

(92)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65, p.3.

(93)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Vol.58, No.2, Summer 1985, pp.239-264.

(94)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Vol.58, No.2, Summer 1985, pp.239-264.

第三章　“九三零”事件的爆发与美国的初步反应

“九三零”事件的发生使苏加诺政府、印尼共、印尼陆军之间的三角权力失衡，苏加诺构建的印尼政治三足鼎立格局不再稳固。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陆军右翼派系凭借其实力对翁东政变做出了迅速而有力的回击，同时借翁东政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印尼共。约翰逊政府在对形势做出评估后，认为“九三零”事件的发生为美国政府在印尼和东南亚达成外交政策目标、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契机。

第一节　“九三零”事件的爆发与印尼陆军的反应

1965年，印尼陆军的将领阶层已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方以陆军司令雅尼为首，该派系认同苏加诺政府与印尼共合作的政策取向，赞同苏加诺政府允许印尼共参与印尼政治的执政思路，他们无意挑战或推翻苏加诺政府；另一方是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右翼派系，该派系对印尼共持敌对态度，与苏加诺政府在政治立场上对立。⁽¹⁾

一、翁东政变的爆发

1965年10月1日，以翁东（Untung）为首的一批年轻军官率领麾下部队对陆军高级将领的住所进行了突袭行动，拉开了影响深远的“九三零”事件的序幕。参与政变的除了翁东指挥的营队外，还包括部分空军部队、印尼共产党青年组织、印尼共产党的专门安全部队和印尼共产党的妇女前线组织。政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包括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侍卫队长翁东⁽²⁾、来自陆军的素帕德加（Supardjo）将军、来自空军情报机构的亨鲁（Heru）中校以及来自海军的苏纳迪（Sunardi）中校。美国政府认为，苏加诺、苏班德里奥、艾迪特和达尼（Omar Dani）是翁东政变的幕后主导者。⁽³⁾

政变部队以不多于三个营的兵力于10月1日凌晨2点开始行动，四点封锁了总统府，占领了雅加达的电报办公室、通信大厦、国家银行和独立广场（Merdeka Square）。3点到5点之间，侍卫队、陆军营和印尼共青年组织突袭7名陆军高级将领的住所，当场击毙了庞德加汤（Pandjaitan），绑架了陆军司令雅尼和陆军将领苏拓杰（Soetojo）、帕尔曼（Parman）、哈嘉诺（Harjono）和素帕拉托（Suprapto）。在此过程中，纳苏蒂安翻墙逃脱，苏哈托因不在家中而逃过一劫。被绑架的将军和纳苏蒂安的副手被押解至哈利姆空军基地（Halim Air Force Base），后遭到虐待和杀害。⁽⁴⁾

政变发生后，翁东宣布印尼政府成功粉碎了受美国政府支持的“将军委员会”企图推翻苏加诺政府的阴谋，目前苏加诺总统处于有效的“保护”状态中。后证明翁东发表的关于苏加诺状态的声明与事实并不相符。随后，翁东颁布一项法令，根据该项法令，印尼政务将由印尼革命委员会（Indonesia Revolution Council）接手，革命委员会将延续既有的政府政策，委员会成员组成将随后宣布。⁽⁵⁾苏加诺是否参与了翁东政变无从知晓，也没有关于他的个人消息。虽然革命委员会称苏加诺处于安全的保护状态中，但雅加达存在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苏加诺仍然是国家的领导者；另一种说法是革命委员会已经成为新的国家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正在组建新的内阁，称印尼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会保持自由、主动和反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奥明显地倾向革命委员会阵营，且苏班德里奥与印尼共高层保持着密切联系。空军司令欧玛尔·达尼公开宣布支持革命委员会，命令空军部队粉碎任何威胁革命委员会的行为。

二、印尼陆军的反应

反翁东政变的领导者苏哈托将军给翁东中校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后者于10月1日傍晚前投降。苏哈托领导下的陆军信息中心宣称包括前陆军领导人雅尼在内的六位将军遭到政变者绑架，但没有指明绑架的详细情况。陆军知情人告知美国驻印尼使馆至少两名将军已经遇害，其他几位将军受到重伤。国防部长纳苏蒂安也在政变中受伤，所幸的是他侥幸逃脱，目前已经处于苏哈托的保护之下。

苏哈托代表他自己以及他的部队宣称苏加诺是伟大的领袖，强烈谴责翁东的反苏加诺行为，陆军重新确认苏加诺处于安全的状况中。在雅加达发生政变时，棉兰成立了一个区域性的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与翁东的立场保持一致。陆军得知消息后决心在打击印尼共的同时将该委员会一举清除。驻棉兰的美国领事馆没有感知到印尼共在棉兰的活动，他们认为，印尼共有可能在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陆军的打击行动。

10月1日傍晚，印尼陆军战略储备部队（Army Strategic Reserve）司令苏哈托通知所有部队，由于陆军司令雅尼被绑架，他将接管陆军。翁东政变发生后，苏哈托在最初的两次广播声明中重申陆军对于“伟大领袖苏加诺”的忠诚，指出印尼共对于陆军6位高级将领的遇袭身亡应负有责任。同时，苏哈托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翁东政变给其实际掌控陆军提供了契机。⁽⁶⁾

图3-1　1965年苏哈托出席翁东政变中遇害将军葬礼。
资料来源：美联社

图3-2　1965年印尼翁东政变中遇害的6名高级将领，上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雅尼、素帕拉托、帕尔曼；下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哈嘉诺、苏拓杰、庞德加汤。
资料来源：CIA Research Study，“Indonesia 1965：The Coup That Backfired”

苏哈托随后联合陆军和海军，组织部队开始对政变力量进行镇压，2个小时后，印度尼西亚广播宣布陆军已经控制了局势，印尼警察部队也加入了陆军和海军的队列共同摧毁这场“反革命运动”，苏哈托宣布苏加诺和纳苏蒂安已经处于安全的状态。当晚，翁东逃至中爪哇省与支持印尼共的力量组建反抗陆军的力量。

到10月2日凌晨，雅加达的局势主导权已经从翁东领导的政变阵营转移到苏哈托领导的反政变阵营，苏哈托控制了雅加达的局势。在雅加达可以听见零星的枪声，但大规模的交火事件并没有发生。苏哈托得到了陆军主力部队、海军和警察部队的支持，同时还声称得到了大部分陆军将领的支持。与此相反，支持翁东的只有一个营左右的兵力，空军则继续持支持翁东的立场，但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处于中爪哇省的由苏和曼（Suherman）上校领导的一个营也持反对苏哈托的立场。印尼共在支持翁东政变方面立场鲜明。

10月2日中午，印尼陆军已牢固地掌控了雅加达的局势。翁东中校逃往三宝垄地区。在三宝垄区域，苏和曼上校依然支持革命委员会，反对苏哈托。苏哈托调遣部队前往三宝垄处理这一情况。此时，外界对苏加诺的身体状况和安全状况依然无从知晓。最初消息称苏加诺在总统府，但那里警卫稀疏，苏加诺后被证实不在那里。媒体援引苏加诺妻子黛薇（Dewi Sukarno）的话称，她的丈夫是安全的。棉兰非常平静，但流言称印尼共和陆军之间将爆发武装冲突。美国驻棉兰领事馆称陆军打算把与翁东政变持同一阵线的印尼共铲除。苏联驻棉兰领事馆准备了一架飞机，供苏联工作人员随时撤离。到10月2日晚上，雅加达实施了宵禁，苏哈托的部队控制了所有的战略要点。纳苏蒂安已到达苏哈托的总部。值得一提的是，10月1日凌晨，当翁东政变的相关人员试图闯进纳苏蒂安的家绑架纳苏蒂安时，他的女儿受了重伤，美国方面向纳苏蒂安提供了医疗服务和交通运输工具。

在稳住雅加达的局势后，苏哈托以保护苏加诺、镇压政变、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对陆军领导层中的雅尼派系人员进行了清洗。此后，以苏哈托为首的右翼陆军派系对全国范围内的印尼共成员及其支持者、同情者展开了血腥清洗和屠杀，波及人数甚众。⁽⁷⁾有组织的对印尼共的清洗行动在陆军的组织下分阶段地进行，由萨沃·艾德（Sarwo Edhie）指挥的陆军突击队从雅加达出发向中爪哇省、东爪哇省、巴厘岛开进，使局面不断朝着复杂化发展。⁽⁸⁾在清洗行动首先波及的第一批区域（北苏门答腊、亚齐、井里汶、东爪哇省和中爪哇省）中，地方陆军的指挥官都有强烈的反印尼共情节。参与清洗行动的还包括一些民间组织和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与陆军有着密切联系，且受到美国政府的扶持。民间的反印尼共行为始于10月1日，陆军开始向穆斯林学生和工会分发武器，但此时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印尼共与翁东政变之间存在联系。⁽⁹⁾有观点认为，不应夸大陆军在武装和煽动民间力量参与清洗印尼共行动中的作用，但应该指出，部分民间组织虽然对于印尼共存在仇恨和恐惧情绪，但如果没有陆军的反印尼共宣传，民间组织不会参与到清洗和屠杀行动中。⁽¹⁰⁾从整个“九三零”事件的发生脉络看，翁东政变、苏哈托的反应和对策、陆军对于印尼共及其支持者的清洗构成了事件的三个主要阶段，这与1970—1973年智利发生的政权更迭在形式上存在共通之处。

三、翁东政变的直接后果

翁东政变的主导者认为，受美国中情局扶持的一个“将军委员会”策划在10月5日前发动另一场政变，为达成此目标，该委员会正从东爪哇省、中爪哇省和西爪哇省调遣军队前往雅加达。事实上，上述地方的军队也的确正向雅加达进发，但其原本目的是10月5日的印尼军人节检阅活动。翁东没有对外提及的是，他本人也参与军人节的检阅活动安排并负责挑选参与检阅的部队，而翁东以前服役的第454营便在其中，从翁东的真实目的看，454营将成为提前挫败“将军委员会”政变的主要力量。⁽¹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翁东政变的直接理由是提前粉碎“将军委员会”颠覆苏加诺政府的企图，但在整个“九三零”事件中，“将军委员会”是否存在始终没有得到证实。“将军委员会”的流言，部分学者认为是印尼共的“作品”，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极有可能是中情局与苏哈托集团合作用来推动“九三零”事件的准备工作之一。⁽¹²⁾不论怎样，该流言起到了多重作用：一是增加了印尼国内政治的紧张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了苏加诺与印尼陆军部分将领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这些将领是中情局旨在离间陆军与苏加诺关系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是流言激怒了印尼共，并促使印尼共采取激进行为，使公众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阴谋上；三是流言给印尼内部其他政治力量和公众提供了真实印象，即“将军委员会”就是雅尼集团，这给“九三零”事件提供了一个行动目标；四是流言帮助创造了一个氛围，即公众会认为“九三零”事件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尤其是在10月1日，流言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共识，即“将军委员会”及其势力下的士兵真的可能发生政变，这也为印尼共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提供了前提。

印尼陆军中的第454营和530营是精锐突击部队，自1962年起这两个营便得到美国的资助。⁽¹³⁾事实上，参与翁东政变的很多将领都曾接受过美军的训练。如来自中爪哇省的政变领导者萨赫曼，1965年8月其在与翁东和454营的苏柯诺少校会面前刚从美国莱文沃斯堡和日本冲绳接受完训练回国。⁽¹⁴⁾

1968年美国中情局发布的研究资料显示，实际参与翁东政变的部队非常少。三分之二的伞兵旅（苏哈托在前一天刚视察过）和陆军的一个连及一个排构成了翁东政变的全部力量，且这几支部队的指挥官都为苏哈托的支持者。⁽¹⁵⁾在政变到达高潮的时候，完全支持政变的军事力量（来自中爪哇省）只有一个营左右，且在翁东政变后两天之内，部队便撤离了雅加达。⁽¹⁶⁾

从翁东发表的声明及其行动来看，政变似乎并无不恰当之处；翁东从爪哇调遣军队也似乎是为了预防苏哈托的潜在行动。但翁东及其支持者随后的两个行动给予苏哈托发起镇压行动的托词：一是翁东宣布接手印尼政权的“革命委员会”没有把苏哈托包括在内。对于苏哈托而言，其被排除在“革命委员会”之外恰恰给了他保护苏加诺总统的最佳舆论依据，同时也可以防范苏加诺再度掌权。二是翁东政变中6名军方高级将领遇害于空军基地附近，而空军基地正是印尼共训练青年武装的地方，苏哈托借此将杀害军方高级将领的责任转嫁于空军和印尼共身上。⁽¹⁷⁾此外，翁东政变在短时间内失败也与政变主导者中的意见不统一有关。根据相关资料可以判断，翁东政变有两种可能的目的：一是全面的政变，即除了苏加诺外实现印尼整体的领导组织架构更替；二是有限的政变，即实现陆军领导层的更替。翁东政变之所以很快遭到镇压，很可能是政变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政变目标上不一致所致。翁东比较倾向于全面政变，而印尼共、达尼、苏班德里奥等人则倾向于压制陆军的势力，加速印尼的政治轮子向左转。

在翁东政变中，雅尼派系的核心将领（包括雅尼本人）在政变中被杀害，这为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右翼派系夺取陆军领导权提供了条件。从翁东及其支持者的角度看，翁东政变的“初衷”在于使苏加诺政府免受由美国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但翁东政变的结果恰恰使苏加诺政府失去了陆军中最有力的支持者。反观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派系，除了纳苏蒂安之外，其他反苏加诺政府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受到袭击。纳苏蒂安原为苏加诺的支持者，两者之间关系的破裂源自1959年苏加诺政府对于苏哈托腐败指控的调查，纳苏蒂安因牵涉其中被排挤出陆军指挥圈子。⁽¹⁸⁾翁东政变的发生使纳苏蒂安和苏哈托重新走近。

苏哈托在整个“九三零”事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其表面上意在维护印尼的宪法精神和现存政治框架，实质上却是在致力于推翻苏加诺政府，这与智利的皮诺切特在政变中的做法类似。如果说1958年受美国扶持的印尼外岛叛乱中遭受失败的民众和官员起到了直接执行者作用，苏哈托则是“九三零”事件后续情势发展的主要谋划者和推动者，并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除美国外，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不同程度地对苏哈托进行了支持，在所有介入“九三零”事件的外部力量中，美国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

第二节　约翰逊政府的谨慎因应

“九三零”事件的发生在美国政府主要决策者的预期之外，但美国政府很快做出判断，该事件的发生为美国借印尼陆军力量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尼的扩张，打击苏加诺政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约翰逊政府分析后得出明确结论：印尼陆军要在现有的印尼政治格局中取得优势地位必须借助美国政府的支持。但在印尼局势发展还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一方面相信苏加诺依然有相当的实力来维系自身的地位，另一方面对陆军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把控局势的能力仍存诸多疑虑。除了给予印尼陆军在舆论宣传方面的隐蔽支持外，美国政府在“九三零”事件发生后的初始阶段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一、关键问题的初步分析

“九三零”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在极短时间内即意识到该事件对印尼国内政治格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事件发生后，中情局以印尼形势报告的形式为约翰逊拟了一份备忘录。中情局认为，一个自称为“九三零运动”的团体称提前粉碎了一场即将在印尼发生的“将领政变”，一大批将领和政府官员被捕，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司令雅尼的家处于被看守状态。从此处可以看出，在翁东政变刚发生的时候，中情局对于翁东政变的情况颇感突然且信息缺乏，中情局认为政变力量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陆军高级将领，一大批将领和政府官员被捕的情况并不存在。⁽¹⁹⁾

在不断得到的报告中，美国官员很快认识到印尼局势正在急剧地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印尼的局势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从印尼乡村传来的消息显示，对印尼共的清洗行动已经开始，雅加达和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官员的主要关切是印尼陆军是否会错失良机。白宫紧急成立的工作组向约翰逊报告称，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尼陆军能否借将领的遇害来彻底打击印尼共。当印尼陆军犹豫不决时，美国政府在考虑如何能够激励印尼陆军。格林建议美国政府应避免公开卷入，而通过隐蔽行为来渲染印尼共的罪恶。但格林承认，印尼局势的发展并非美国主导得了的。⁽²⁰⁾

苏加诺的状态、立场和态度是“九三零”事件发生后印尼国内各方政治力量和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雅加达的政府广播最初宣称翁东政变是为了保护病危的苏加诺总统，但稍晚的广播消息称苏加诺是安全的，且在继续领导着这个国家。⁽²¹⁾对于这个消息，美国政府并不能判定其真实性。中情局在翁东政变发生后根据有限的信息得出了三个判断：第一，“九三零”事件的领导者认为其提前挫败的“将领政变”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和煽动，在雅加达的政府广播宣布“将领政变”被挫败前的三个小时，美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外部电话线被切断，大使馆周边有部队进驻；第二，“九三零”事件的直接目的旨在清除印尼陆军中的反印尼共力量并实现陆军领导权的更替，针对陆军的类似行动在雅加达之外的其他地区也在计划中，事件可能被用来激发印尼国内新的反美行动；第三，有证据显示苏加诺事先知晓了“九三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目的，事件的最初组织者和筹划者可能是印尼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奥以及与苏加诺、苏班德里奥亲近的印尼共领导人。⁽²²⁾关于苏加诺在翁东政变中的角色和作用，中情局的判断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抗和对苏加诺政府一贯的敌视态度而形成的。到底是谁主导了翁东政变的发生，目前还没有统一定论。但从中情局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于苏加诺政府的敌视态度是根深蒂固的。与中情局不同的是，美国国务院则认为印尼共是导致“九三零”事件发生的幕后主使。

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认为印尼发生的“九三零”事件蕴含着非常糟糕的征兆，根据目前的判断整个“九三零”事件越来越像是印尼共主导的事件，但鲍尔本人对此还不能完全确定。他认为这可能是印尼共夺取印尼政权的第一个步骤，事件发生后印尼共在雅加达的工作总部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反而印尼共的活动密集而亢奋，与此对应的是，美国在印尼陆军中所依赖的将领正遭到软禁或已遭处决。苏班德里奥在逮捕的名单上，但只是排在第9位。10月1日和2日，鲍尔就“九三零”事件分别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和国务卿腊斯克展开了紧急磋商。在与麦克纳马拉的通话中，由于担心在印尼工作人员、外交眷属和其他美国人员的人身安全，鲍尔问麦克纳马拉国防部在印尼附近有没有相关船只，或许应该联系英国或澳大利亚派一些飞机到新加坡以便在需要时把一部分美国人撤出来，毕竟在印尼各岛上总共有几千个美国人。麦克纳马拉问鲍尔是不是只有撤离的预案，是否还有其他计划；鲍尔称只有等局势明朗他才能确定；麦克纳马拉问局势明朗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是不是明确共产党夺权了美国才会采取其他行动。鲍尔对印尼局势的发展趋势表示悲观。麦克纳马拉称评判撤离人员的可能性，国防部会做好相关准备。⁽²³⁾

同一天下午，鲍尔与参议员富布赖特进行了电话交流，汇报了印尼的形势并称形势仍然诡异，政变与镇压政变的行动同时进行，美国大使馆方面还不清楚镇压政变的情况进展如何。鲍尔称已确定“九三零”事件由一批年轻的左翼军官发动，可以肯定的是，新成立的印尼革命委员会成员皆为立场明确的左翼人士，但还不能确定印尼共在多大程度上与此次事件有关；在过去三个小时内，纳苏蒂安已经控制了军队的大部分同时夺回了雅加达电台的控制权，救回了苏加诺，但纳苏蒂安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局势，鲍尔表示不知道。鲍尔判断，如果纳苏蒂安控制了局势他可能会对印尼共展开清洗行动，这是比较乐观的预期。富布赖特问道，纳苏蒂安这个人是否可靠，鲍尔称印尼陆军对于印尼共的敌对情绪并非来自意识形态因素，两个人都认为美国政府不能依靠任何印尼人。⁽²⁴⁾从鲍尔与富布赖特的沟通中可以看出，约翰逊政府在“九三零”事件伊始对苏哈托这个人不是非常了解，鲍尔认为纳苏蒂安是印尼陆军的主要领导者。与美国政府认知不同的是，苏哈托在“九三零”事件发生后便在印尼陆军的各项活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苏哈托1921年6月8日出生在印尼中爪哇日惹附近的一个贫农家庭。苏哈托幼年时，父母离异，父亲抛弃了他，他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他先随祖母生活了一段时间，4岁那年，母亲再婚后才把他接到身边。不久他母亲又与第二个丈夫闹翻分手，苏哈托只好寄居在姑母家。他一边念书，一边帮助姑母干家务。⁽²⁵⁾由于苏哈托的母亲三度嫁人，村里人都看不起他，经常羞辱他，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伤痛。他没有因此消沉，而是更加发奋，只用两年的时间读完小学。⁽²⁶⁾升入中学后，因为家境贫困，他被迫辍学，打工糊口。据说，苏哈托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是受教育不多。因此，苏哈托一有空就看书，甚至在街上拾到一张报纸，他也会从头到尾认真地看完。⁽²⁷⁾

在成长过程中，苏哈托认识到“只有吃军粮才能独立生活”，19岁那年，他未征得母亲同意，加入了当时荷兰殖民政府办的一所步兵学校。⁽²⁸⁾军校毕业后，苏哈托成为荷兰殖民政府的士兵，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提升为上士。1942年，日军入侵印尼后，苏哈托加入了祖国防卫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爆发了八月革命，于8月17日宣告独立，苏哈托重新进入军界。1960年，苏哈托任陆军参谋长第一助理兼陆军总后备兵团司令，5年后，他任陆军战略后备司令，少将军衔。苏哈托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攀升，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更进一步。果然，“九三零”事件成了他攀上权力顶峰的契机。⁽²⁹⁾

10月2日凌晨，鲍尔与美国驻印尼使馆成员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印尼局势，鲍尔主要咨询了4个问题：（1）印尼目前的局势如何？（2）谁控制着局面（或占优势）？（3）苏加诺的状况如何，大使馆的估计是怎样的？（4）印尼共的状况如何？大使馆方面回复道，忠于翁东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苏哈托的力量在上升；⁽³⁰⁾苏加诺的状况不为人知，但其并不支持陆军，目前其可能或已经死亡，或被剥夺权力、监禁或是等着局势尘埃落定；印尼共力量开始沉寂但仍具备与陆军的镇压力量相角逐的能力；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建议没有必要撤离驻印尼的美国人，此外这种撤离行动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³¹⁾印尼一位高级军官卢比奥诺（Rubiono）将军告诉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此时撤走美方人员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陆军控制形势能力不信任的表现。之后，国务卿腊斯克问印尼的局势有没有发生特别的变化，鲍尔称局势仍不明朗，但陆军在苏哈托的控制中，从目前情况看，局面并不是特别坏。鲍尔称印尼共明确地倒向翁东一边但不占优势。鲍尔对于没有关于苏加诺的任何信息表示奇怪，腊斯克称其已经死亡或是病重。⁽³²⁾

但苏加诺的状况并没有如腊斯克所判断的那样。在美国方面对印尼局势发展持有诸多不确定性判断的同时，印尼的局势是不平静的，苏加诺总统似乎在尽极大努力来保持团结，缓解陆军与支持“九三零”事件力量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性对抗。10月4日，苏加诺告诉陆军将领“九三零”事件是个政治问题，恢复和平与稳定是印尼局势的当务之急，陆军应该支持自己利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印尼陆军对苏加诺的态度感到沮丧和不悦。“九三零”事件中遇害的将领尸体很快被陆军找到，陆军方面认为在政变中被逮捕将领的尸体遭到了残暴性的对待，试图通过发酵这件事来争取印尼民众及其他政治力量对陆军的支持。印尼陆军希望苏加诺政府能够与陆军一道，共同谴责和惩罚印尼共及其他参与翁东政变的组织和个人。然而，苏加诺暗示其不会与参与翁东政变、试图攫取政治权力的印尼共、印尼空军、苏班德里奥及相关人员翻脸。⁽³³⁾有报告显示从翁东政变发生直到周日，苏加诺一直处于空军的庇护下，他本人并不知道外部事态的发展情况。另一份报告显示苏加诺现在清楚地掌握事态的发展情况，并意识到谁是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同时，陆军禁止了印尼共的报纸但没有对印尼共总部发起行动。已经取得雅加达内外区域陆军控制权的苏哈托通过广播发表演讲，指控空军参与了政变阴谋；苏哈托强烈谴责了政变人员杀害陆军高级将领的残酷暴行，以此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³⁴⁾这是迄今为止美方得到的第一个关于陆军试图挑战苏加诺意愿的实际信息，因为从苏加诺本人来讲，他并不想过分放大“九三零”事件以引起更大的后续性政治反应。翁东政变被镇压之后，翁东转移到中爪哇省地区，组织了若干营的兵力以待与印尼陆军的对抗；印尼共领导人艾迪特则潜藏了起来。

从“九三零”事件发生到10月4日，虽然美国政府对于印尼局势发展的大体框架有掌握，但对印尼国内政治发展的细节缺乏具体了解，没有能够做出比较明确的判断。美国政府认为，苏加诺的政治立场是影响印尼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苏加诺对“九三零”事件的认知和行为取向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苏加诺一直清楚事态的进展，只是刻意保持低调而已，或许苏加诺想在确定谁在权力斗争中胜出后再公开发声。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对于苏加诺在印尼国内容许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并推行与社会主义阵营类似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极度不满，苏加诺的本意是希望“翁东—苏班德里奥—达尼”发动的政变能够获得成功，如此陆军的高级指挥官将不再成为苏加诺奉行亲社会主义阵营政策的障碍和威胁。⁽³⁵⁾

第二种可能性是，苏加诺最初被一种假象迷惑，即翁东发动政变是为了提前粉碎美国政府支持和煽动的“将领政变”，保护苏加诺政府；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苏加诺开始相信，是空军中的印尼共力量为了打击主要的政治反对派陆军而策划了一场阴谋，进而能够获得与苏加诺政府对抗的实力。⁽³⁶⁾

约翰逊政府认为，如果苏加诺采取了第一种立场，那么苏加诺会尽一切可能来阻止陆军镇压空军和印尼共，继续与印尼共保持亲密的关系，这对于美国是不利的。到目前为止，苏加诺也似乎在引导民众认为“九三零”事件仅仅是空军和陆军之间因小事发生的争端而已，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如果苏加诺采取了第二种立场，那么陆军将会被授予更多权力，苏班德里奥、达尼和翁东等人必将从印尼的政治活动中出局。苏加诺担心若是允许陆军反对“九三零”事件，尤其是展开对于印尼共的打击行动，一方面内战不可避免，国家将走向分裂的边缘；另一方面则失去了印尼共对于陆军的制约，苏加诺构建的微妙的三角平衡关系会被打破，到时苏加诺如何制约陆军将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此外，印尼外岛面临外国势力的渗透或存在建立独立政府的风险，这客观上要求印尼国内政局不能产生动荡。苏加诺认为，通过谨慎行动维护民族团结，可以阻止印尼国家分裂，因此对于试图颠覆政府的势力应小心掌控。

美国远东地区事务主任布劳因（F．J．Blouin）认为，苏加诺从“九三零”事件发生之初就知道内在缘由，至少部分地掌握相关信息，苏加诺目前只是充当了一个笨拙的“修补者”角色，来弥合国内的政治裂痕以及保持自身的政治威望。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陆军是否有力量来削弱苏加诺的影响力。但需客观看待的是，苏加诺目前仍然是印尼国内最具维系民族和国家统一实力的人，而且印尼陆军也极其重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性，基于这一点，陆军还不敢与苏加诺政府公开对抗。⁽³⁷⁾

二、低调介入政策的确立

1965年10月5日，美国驻印尼使馆就印尼的政治安全形势得出三个较为明晰的判断：一是过去数天的事件进展使印尼共和支持印尼共的力量变得岌岌可危，陆军预计将采取针对印尼共的强有力行动；二是苏加诺政府的执政基础已不再稳固，印尼执政权力极有可能转移至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手中，这势必带来印尼国家政策和立场的变化；三是美国关键的问题是能否使印尼的局势朝着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但必须承认，目前印尼国内主要政治因素的发展变化超出美国的控制能力。⁽³⁸⁾美国驻印尼使馆建议美国国务院须遵守以下方面的原则和立场：避免公开卷入印尼日渐公开化的权力斗争；向陆军中的关键人物（如纳苏蒂安和苏哈托）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意愿，但要向他们表明美国不能公开地卷入或干涉印尼国内政局；与陆军维系或尽可能地扩展联系；避免表现出质疑陆军能力的行为，如撤离美国外交眷属或者减少工作人员；尽可能地扩大和宣传印尼共的罪状、背叛性和残暴性，这是美国政府能够给予印尼陆军的最及时援助，但不能让外界知晓消息的散播是由美国主导的；通过信息输出及其他方式来展示美国对于军方的支持；对于新的、公开的事态介入要保持低调。⁽³⁹⁾美国大使馆认为，苏联与美国的立场存在相同的地方。⁽⁴⁰⁾

相比于美国驻印尼使馆的立场和观点，国务院则表现得更为谨慎。鲍尔认为印尼陆军目前还不需要美方的物质援助，在过去这些年中，美国通过军事训练项目和民事行动项目，以及平时给予纳苏蒂安的常规援助，培养了陆军一种清晰的意识，即美国政府对于印尼陆军的支持是一贯且连续的，他们若需要援助，可以向美国提出。国务院方面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使馆方面还是不要直接与陆军取得联系为好，若需要与陆军取得联系，可以通过可信的陆军高级军官来传递信息。同时，苏加诺及其支持者会对于任何激化现状的行为保持警惕，不能给予苏加诺及其追随者这样一种证据，即西方国家会对他们发起攻击，同时美国是陆军的支持者。虽然鲍尔与格林的意见存在分歧，但鲍尔同意格林提出的关于通过“美国之音”及相关媒体渠道发动反共宣传攻势的建议。事实上，“美国之音”及相关媒体渠道已经通过印尼国内的消息源编辑整理了相关材料，通过雅加达的广播和媒体材料进行宣传，旨在使民众相信印尼共应对“九三零”事件承担责任，同时印尼共在对待被逮捕的印尼陆军高级将领时非常的惨无人道。除了在印尼国内宣传外，“美国之音”及相关媒体渠道也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愿向世界范围报道相关信息。鲍尔同意目前没有必要大规模撤离美方人员，但是要做好随时通过民用飞机或船只来撤离外交眷属和非核心工作人员的准备。⁽⁴¹⁾

在其后的若干天时间里，印尼陆军主导印尼政治安全形势发展的脉络逐步清晰。美国驻印尼使馆在向国务院发送的电报中陈述了印尼局势发展演变的乐观趋向，指出印尼陆军力量的上升、苏加诺政府和印尼共力量相对下降的格局变化符合美国在印尼和东南亚的利益诉求。10月6日，苏哈托开始利用陆军有计划地清除印尼共力量，陆军摧毁了雅加达的印尼共组织架构并逮捕了印尼共青团和妇联的主要领导人。⁽⁴²⁾次日，美国驻印尼工作小组向国务院汇报称，苏哈托派系掌控了陆军的主导权；⁽⁴³⁾印尼经济社会秩序开始恢复正常；苏加诺试图缓和印尼共力量与陆军之间的紧张态势，并巩固自身的力量；印尼共在雅加达的官方报纸被禁。⁽⁴⁴⁾

随着局势的发展，国务院判断印尼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这就牵涉撤离美国外交眷属和侨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美国国务院与驻印尼大使馆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分歧。格林坚持认为撤离美方人员并非最优选项，但鲍尔认为眷属与侨民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事宜之一。其后，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同意了鲍尔的看法。赫尔姆斯问鲍尔是否只有撤离外交眷属这一选项，鲍尔称印尼内战一触即发，应尽可能不动声色地用民用航班撤离外交眷属，他注意到印尼有几家公司在开展民用航空业务。赫尔姆斯认为鲍尔的意见是对的，如果发生巷战，约翰逊总统会深感不安。10月6日，国务院指示大使馆开始撤离外交眷属，为了使撤离行动不那么引人注目，撤离人员均以探亲、就医等名义搭乘国际商用飞机而非军用飞机离开。⁽⁴⁵⁾

(1) 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p．79-81．

(2) 美国政府认为翁东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对现有印尼军队体制怀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士。

(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35．

(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36．

(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00．

(6) O．G．Roeder，The Smiling General：President Soharto of Indonesia，Jakarta：Gunung Agung，1970，p．12．

(7) 关于“九三零”事件中遭到监禁和遇害的人数（尤其是遇害人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8) Robert Shaplen，Time Out of Han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9，p．125．

(9) Ulf Sundhaussen，The Road to Power：Indonesian Military Politics，1945—1967，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171，178-179，210，228; Donald Hindley，“Aliran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er Order”，Indonesia，Vol．25，April 1970，pp．40-41．

(10) Ulf Sundhaussen，The Road to Power：Indonesian Military Politics，1945—1967，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219．

(11) Ulf Sundhaussen，The Road to Power：Indonesian Military Politics，1945—1967，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196，201．

(12) David Johnson，“Gestapu：The CIA's ‘Track Two’ in Indonesia”，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4b/033.html．

(13) Rudolf Mrazek，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onesian Military，1945—1966，Prague：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1978，vol．2，p．172．

(14) Nugroho Notosusanto and Ismail Saleh，The Coup Attempt of the “September 30 Movement” in Indonesia，Jakarta：Pembimbing Masa，1968，p．13．

(15) U．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Research Study：Indonesia—The Coup that Backfired，1968，p．2．

(16) U．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Research Study：Indonesia—The Coup that Backfired，1968，p．65．

(17) Benedict Anderson and Ruth McVey，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1965，Coup in Indonesi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pp．19-21．

(18) Brian May，The Indonesian Traged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p．221．

(1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0-301．

(20) H．W．Brands，“The Limits of Manipulation：How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Topple Sukarno”，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3，December 1989，pp．785-808．

(2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0-301．

(2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0-301．

(2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1-302．

(2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2-303．

(25) 《解密苏哈托》，《东南亚纵横》2000年11期。

(26) 苏哈托入小学时已经15岁，早已超龄，故入学即被编入五年级，用两年时间念完了小学。参见《解密苏哈托》，《东南亚纵横》2000年11期。

(27) 吴迎春：《苏哈托沉浮记》，《时代潮》1998年08期。

(28) 《解密苏哈托》，《东南亚纵横》2000年11期。

(29) 吴迎春：《苏哈托沉浮记》，《时代潮》1998年08期。

(30) 中情局在10月2日准备了一份关于苏哈托的背景资料。

(3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3-304．

(3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3-304．

(3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12-313．

(3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13．

(3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05．

(3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05．

(3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06．

(3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7-308．

(3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7-308．

(40)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7-308．

(4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09-310．

(42) “Indonesia Working Group，Situation Report No．10，October 6，1965”，DDRS（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CK3100368480．

(43) “Indonesia Working Group，Situation Report No．11，October 7，1965”，DDRS，CK3100368481．

(44) “Indonesia Working Group，Situation Report No．12，October 7，1965”，DDRS，CK3100368483．

(4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16-317．

第四章　印尼陆军的初步利益诉求与美国政府的回应

印尼陆军与美国政府之间有着长期的持续性联系和实质性物资来往。在“九三零”事件后，印尼陆军和美国政府都希望借此机会改变印尼的政治格局：陆军意识到美国的援助能够给予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关键的支持，而美国政府也预估到了印尼陆军会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助请求。通过“纳苏蒂安副官—埃塞尔”联系渠道，陆军提出了他们的初步利益诉求，美国政府在局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进行了谨慎地回应。

第一节　印尼双强权力中心的形成

“九三零”事件发生一周后，印尼陆军对于印尼共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苏加诺政府中的左翼人士实施了强有力地镇压，印尼陆军逐步掌控印尼国内的政治安全局势。苏哈托成为印尼陆军的主要领导人物，且其具有强烈的反印尼共情绪和意志。

一、苏哈托的崛起

虽然印尼总体的局势依然扑朔迷离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以下几个特征是比较突出的：第一，印尼政治格局由先前的苏加诺政府、印尼共和印尼陆军三足鼎立的局面演化为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苏加诺政府及其支持者，一个是印尼陆军及其支持者，双方都试图削弱对方的力量但同时又需要相互合作。就印尼的局面来讲，苏加诺和陆军都需要向外界展示印尼国内的团结性并没有因翁东政变而遭受到破坏。

第二，虽然苏加诺的形象遭到严重破坏，但还没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替代苏加诺政府。苏加诺政府是印尼局势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苏加诺从民族团结统一与压制陆军势力的角度出发，希望此次事件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并由自己主导解决的进程，希望印尼共在国内维系与政变前同样的地位，以有效地制约陆军。⁽¹⁾虽然相当一部分的印尼民众私底下认为苏加诺清楚“九三零”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苏加诺自己就是“九三零”事件的支持者，然而这部分人并不想把此观点公之于众，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苏加诺的国父形象依然是维系印尼民族团结稳定以及国家统一的支柱性力量，而陆军方面也认为在目前阶段依靠苏加诺来维持国家的团结统一是必要的。

第三，陆军对印尼共组织力量的清洗行动从雅加达逐步扩散到其他地区。在东爪哇省、中爪哇省以及北苏门答腊地区，印尼共力量与非印尼共力量的对峙已经使当地局势相当紧张，诸多观察者认为内战一触即发。这种局面对于陆军来讲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作用，正面影响为陆军可以利用上述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与苏加诺讨价还价的砝码，因就苏加诺本人而言，国家分裂是其最不愿意接受的后果之一；负面作用为如果内战一旦爆发，则陆军和苏加诺之间彻底决裂，苏加诺有可能召集部队与陆军对抗，这对于陆军来讲是不利的，陆军在某种程度上须与苏加诺达成妥协。⁽²⁾

第四，约翰逊政府认为，印尼的外交政策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印尼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和实际国家利益的多方掣肘。虽然陆军以及民众中的一部分人怀疑印尼“九三零”事件及后续的政治发展进程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苏加诺不会承认这种可能性。约翰逊政府认为，“九三零”事件必然加剧印尼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张关系，但是亲密的合作还会继续，因为双方都觉得这种合作是有用的。但印尼国内的诸多民众团体，尤其是穆斯林团体，对于印尼共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³⁾

第五，虽然不排除陆军在掌权后对印尼的外交政策做出较大调整，但印尼的反帝国主义政策还会延续。苏加诺政府的实力在“九三零”事件后遭到严重损害，已经无法恢复到政变前的权势基础；印尼陆军不再对苏加诺言听计从，即使陆军将领们目前对于和苏加诺政府进行直接对抗还存在顾虑，陆军也已开始鼓动穆斯林组织展开对抗苏加诺和印尼共的行动。⁽⁴⁾

与此同时，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国务院根据各方面收到的报告，意识到印尼陆军已经从单纯打击削弱印尼共的组织力量转变为对印尼共成员及其支持者、同情者的抓捕和屠杀。印尼陆军持续地对印尼共力量展开清洗，印尼共的通信设备、网络、指挥机构和组织架构遭到严重破坏。在雅加达地区上千名印尼共骨干被捕、几百名印尼共骨干被处决。印尼共成员及其支持者、同情者已被印尼陆军逼入死角，雅加达地区的印尼共领导人那吉诺（Njono）已被逮捕并可能遇害。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印尼共成员则被强制离开岗位；在中爪哇省印尼共成员被陆军大量杀害。在持续性的对抗、冲突和流血过程中，印尼陆军想把印尼共从印尼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永远抹去。⁽⁵⁾从1965年10月27日开始，大使馆从数份报告中得知中爪哇省地区的流血冲突不断升级，印尼共内部的知情人士透露，印尼共将发起解放战争，并以暴力行为作为战斗形式之一，大使馆方面从事实的观察中也认为印尼共将增加暴力行动是毫无疑问的。⁽⁶⁾

在整个“九三零”事件中，有多少印尼共成员及其支持者、同情者遭到杀害依然是充满争议的话题。1970年，曾于1965年至1966年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员赫兰德（Richard Cabot Howland）在《情报研究》（Studies in Intellig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赫兰德试图在该文中阐述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印尼陆军是借鉴美国在越南对越南共产党的做法来采取对印尼共的做法的；第二，总共有35万到150万之间的印尼共成员和支持者在“九三零”事件中遭到杀害。赫兰德暗示，遭到杀害的印尼共成员数量被印尼本地人人为夸大，这部分人想夸大数字来讨好反印尼共当权者（印尼陆军）。赫兰德对于死亡数字做了自己的评估。他根据印尼陆军中相关军官提供的数字，认为爪哇的死亡人数为50000人，巴厘的人数为6000人，北苏门答腊的人数为3000人，总数为105000人。⁽⁷⁾

在印尼共力量遭到持续清洗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依然认为，虽然印尼共的力量遭到重创，但如果印尼陆军的打击行动就此停止，那么印尼共的组织系统很快便能恢复。虽然苏加诺对于陆军的清洗行动持反对态度并试图重新取得对局势的控制权，但他从某种程度上讲有心无力，印尼陆军主导的新政权的出现已经不可避免。约翰逊政府认为，苏加诺政府和印尼陆军目前就如何达成相互妥协正在进行谈判，以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就陆军方面而言，其有可能对于苏加诺涉入“九三零”事件保持缄默，陆军也极有可能同意延续苏加诺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但陆军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1）任命苏哈托为陆军司令；（2）依据印尼法律对涉及“九三零”事件的关键人物进行惩处；（3）重组印尼空军；（4）禁止所有支持“九三零”事件的民众组织和政党组织；（5）替换印尼共、苏班德里奥的情报组织。⁽⁸⁾与此同时，印尼的新闻媒体分成了两个阵营，即支持苏加诺政府阵营和反苏加诺政府阵营，支持苏加诺政府的新闻媒体阵营以“反帝国主义”节目为主线，引导听众维系印尼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印尼陆军对上述媒体极为不满，采取了相关强制措施禁止该类新闻媒体的活动。

二、“纳苏蒂安副官—埃塞尔”联系渠道

对美国政府而言，由于苏哈托此前并没接受过美方的军事训练，美国外交界、军界和情报界对于此人缺乏直接的了解。在此情况下，美方需要与苏哈托建立起联系渠道。基于美国驻印尼使馆的军事参赞威廉·埃塞尔（William G．Ethel）与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的副官拥有密切扎实的私人关系基础，“副官—埃塞尔”渠道成为接下来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与印尼陆军之间消息和意见往来的主要途径。很快，印尼陆军通过“副官—埃塞尔”渠道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两项利益诉求：一是请美国向英国转达印尼陆军的一个要求，即陆军不希望英国在此时促使印尼与马来西亚对抗关系的进一步升级；二是希望美国政府帮助印尼陆军评估印尼的政治安全形势。⁽⁹⁾

1965年10月10日，纳苏蒂安的副官向埃塞尔传递消息，印尼陆军希望英国不要在此阶段升级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的冲突，这会削弱陆军的实力和地位，陆军认为美国是唯一能够给英国施加压力达成上述目的的国家。同时，印尼陆军已经感知到其已经掌控了国内局势，此时如果能避免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冲突升级的干扰，则陆军便能够在与苏加诺政府的权力斗争中胜出。稍晚些时候，在与英国进行磋商并征得英国同意后，美国政府向印尼陆军传递了两层意思：一是美国保证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涉印尼内政；二是美国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不会有美国的盟友在此时采取针对印尼的敌对性意愿和行动。⁽¹⁰⁾美国政府的第二点表态实际上间接表明英国在此阶段不会升级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对抗关系。

对于印尼陆军提出的由美国政府帮助评估印尼国内政治安全形势的请求，美国国务院表现出审慎态度。鲍尔认为美国如果给予印尼陆军错误的鼓励，无异于火中取栗。腊斯克同意鲍尔的看法并认为此事应该详加讨论。⁽¹¹⁾国务院认为：（1）美国不清楚印尼陆军中现在谁是掌权人，表面上看纳苏蒂安是执掌军方的人物，但苏哈托看起来对于苏加诺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同时美国不清楚陆军中还有其他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不知他们的力量如何，陆军的领导层是否团结；（2）美国不清楚陆军的计划和打算，以及陆军内部是否存在争论和意见分歧，在清楚地掌握这些情况前，美国政府是无法对印尼的政治安全形势做出评估的；（3）纳苏蒂安的副官所传达的信息是否代表了纳苏蒂安本人的意愿，或仅仅是他个人的想法。⁽¹²⁾基于此，国务院认为美国政府需要谨慎行事。针对国务院的几个疑惑，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做了回复：有合理理由相信纳苏蒂安是陆军中发号施令的人，纳苏蒂安和苏哈托之间有着紧密的合作；大使馆同意进一步掌握陆军计划和意向的看法；纳苏蒂安副官的意见代表了纳苏蒂安本人的意见。⁽¹³⁾

美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境地是：一方面美国不打算给予印尼陆军美国将涉入印尼内政的印象，或是美国仅仅利用印尼陆军来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而不考虑印尼的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如果印尼陆军想借助美国政府的力量来清除印尼共力量，美国倾向于采取明确行动。⁽¹⁴⁾国务院建议美国使馆在答复纳苏蒂安副官的时候，应把握以下几个要点：美国对印尼陆军致力于清除印尼共力量的意向始终是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的，但在没有掌握陆军的目标和计划前，美方无法准确地评估形势。⁽¹⁵⁾基于情势的快速变化，如果副官能够传达陆军关于情势的判断和陆军的行动意愿，那么这对于美国评估印尼形势是极有帮助的。约翰逊政府认为，把皮球踢回给纳苏蒂安可以检验纳苏蒂安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

第二节　美国政府对印尼陆军的回应

从总体上讲，美国政府在谨慎的前提下对于印尼陆军的援助要求进行了积极的回应。相比国务院和白宫，美国驻印尼使馆在援助方面采取了更加主动的态度。为了更好地处理援助事宜，美国政府成立了印尼联合工作组以进行恰当的政策评估。

一、小规模隐蔽援助的实施

1965年10月14日，埃塞尔向纳苏蒂安的副官传递了美国国务院的意见，副官将内容记在一张纸上并表示会立刻把口信转达给纳苏蒂安。在获知英国不会在此阶段升级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冲突后，纳苏蒂安深感满意。副官表示，印尼陆军之所以想获得这种保证，是为了专注于国内事务以免横生意外。副官及时向美国政府带来了陆军打击印尼共的进展，称陆军正在围捕印尼共骨干，当被问及印尼共骨干成员是否在组建新的共产主义政党以代替现有印尼共的组织架构时，副官回答他不清楚这件事，但会弄清楚。⁽¹⁶⁾

就在此前一天，即10月13日，美联社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发了一篇报道，称苏哈托派遣一名中校与美国政府接触，想获取通信设备援助以应对来自印尼共发动内战的威胁。格林向国务院证实了这件事情。格林称不清楚美联社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是从印尼还是美国获得，但大使馆方面在此之前对于纳苏蒂安与美国军官的接触作了严格限制，印尼大使馆也没有人把这件事情透露出去。⁽¹⁷⁾

印尼陆军方面通过纳苏蒂安的副官向美方提出提供通信设备援助的请求，称这将有助于保护陆军领导人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格林批准了该项援助请求并向印尼陆军提供了3套摩托罗拉对讲机（Motorola P-31 Handy-talkies）、电池和充电设备。格林认为，这些设备的提供有助于降低印尼陆军领导人遭到暗杀的风险，同时对于展示美方的善意和诚意是大有裨益的。⁽¹⁸⁾美国向印尼陆军提供通信设备，以及在英国和印尼之间斡旋等举动，在印尼陆军方面看来是富有善意和诚意的，按照格林的理解，这些“小恩小惠”（small quiet gesture）对于此时的印尼陆军来讲是“雪中送炭”，对于增进美国与印尼陆军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对于格林及时给予印尼陆军移动通信设备援助表示赞同，但表示如果陆军方面进一步提出需要美国帮助修建连接雅加达地区和外岛之间的通信设备⁽¹⁹⁾，国务院建议大使馆要进行认真考虑。

事实也证明，纳苏蒂安副官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通过“副官—埃塞尔”这条渠道向美国大使馆不断传递印尼陆军打击印尼共和苏班德里奥力量的进展，在格林看来，副官传递的信息是准确的。警察部队方面称他们已经在中爪哇省抓住了印尼共首领艾迪特，但这个消息还没有对外公开。警察部队对外宣称艾迪特仍在潜逃之中，缘由之一是为了阻碍印尼共产生新的政党领袖。纳苏蒂安向苏加诺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中前两个苏加诺已经答应：（1）任命苏哈托为陆军总参谋长；（2）驱逐达尼；（3）全面禁止印尼共的组织活动；（4）重组内阁；（5）解散苏班德里奥的情报机构。⁽²⁰⁾

相比较于“苏哈托—纳苏蒂安”集团与美国政府方面具有可见效果的接触，苏加诺政府的政治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苏加诺告知纳苏蒂安他想获取关于“九三零”事件的全部事实要素，以寻求解决目前政治危机的办法。陆军和警察部队一道努力挖掘事实，找到了一系列不利于苏班德里奥的证据。对陆军来讲，苏班德里奥是其欲除之而后快的人物，陆军方面认为苏班德里奥会歪曲苏加诺的想法。同时，苏班德里奥试图在海军内部挑起政见纷争。值得注意的是，苏班德里奥和他的主要副手苏瓦托（Suwito Kusumowidagdo）之间在此节点上产生嫌隙，但后者获得了外交部门的绝大部分支持。⁽²¹⁾同时，陆军最近正在清除内部不值得信任的军官，约有40名军官遭到逮捕，其中苏瓦索诺中校（Soewasono）被指控利用他的办公室帮助左翼人士获取关键信息。

上述事实反映了两点：一是苏哈托掌权后的印尼陆军有意加强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二是印尼陆军对于印尼政治力量对比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²²⁾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在向约翰逊总统提交的备忘录中也认为，翁东政变后印尼事态的发展趋于乐观，这也证明了近年来尤其是1963年后美国对于印尼外交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邦迪进一步指出苏加诺和陆军力量的双强并存局面只是暂时的，这种短暂的平衡源于陆军和苏加诺都需要彼此的存在或是双方都不具备摧毁对方的力量。⁽²³⁾

到10月下旬，印尼局势进一步明朗，美国国务院就印尼政治安全形势做了详细的评估。国务院做出的总体判断是：第一，陆军在继续清理形势；第二，苏加诺反对陆军对印尼共的清洗行动，试图恢复控制权；第三，印尼共在犹豫于采取合法斗争形式与陆军对抗还是转向叛乱与恐怖主义行动；第四，在过去这些年中非共产主义信仰者都保持了不活跃的状态，但在最近诸多非共产主义信仰者浮出水面成为反印尼共人士，美国政府想知晓促使这一转变发生的幕后主导者，但幕后主导者未浮出水面。⁽²⁴⁾

随着印尼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演变，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和筹划后苏加诺时代的相关问题。美国政府认为，未来主导印尼政局的团体必须了解美国政府的立场。按照美国政府的估计，未来印尼政府的力量组成会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情况是恢复到“九三零”事件的局面，苏加诺、印尼共占据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印尼的关系不可能变好，甚至会变得更坏。第二种情况是彻底的军人政府。这种情况也不大可能，纳苏蒂安和陆军高层不希望出现纯粹的军人政府，苏加诺也会极力反对。第三种情况是军人主导的，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同时印尼共力量还有一定发言权的政府。第四种情况是陆军主导的，有文官政府性质的，印尼共完全被边缘化的政府。从目前情况来看，第三种、第四种情况的政府更具可能性。⁽²⁵⁾

但不论印尼在未来出现何种形式的新政权，该新政权都需处理三大问题：一是内政问题，尤其是长期以来被苏加诺政府忽视的经济发展问题；二是外交政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教化在印尼各阶层中如此根深蒂固，短期内只能是逐步地加以改变；三是共产主义问题，印尼共是一回事，共产主义是另一回事。在印尼的诸多受教育人群中，都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一定的情结，那么如何让这部分人逐步意识到，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理论，也不仅仅是民族主义问题，印尼新政权须加以妥善处理。

美国国务院认为，印尼新政权将急需外部帮助来发展本国经济。此时的印尼新政府急切地知道美国的态度和立场。美国政府希望新产生的印尼政府会致力于建设“自由的印尼”，为了民众福祉权利促进发展。国务院希望大使馆向印尼陆军传达以下信息：印尼在西方世界拥有很多朋友，印尼和西方国家能够发展双赢的贸易和商业往来，如果印尼方面愿意，美国政府将很愿意伸出援手。在过去这些年中，印尼共在印尼与美国的关系中注入了“仇恨的海洋”，美国政府也注意到双边关系中的隔阂与障碍无法在一夜之间消除。国务院认为，新政权为恢复经济必然寻求外部援助，而美国会成为印尼最为依赖的外部援助力量。同时国务院认为，即使美国应印尼陆军要求提供援助，这种援助也只能以隐蔽或半隐蔽（covert or semi-covert）的、针对性的、小规模方式进行。⁽²⁶⁾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认为，翁东政变的失败及后续的政治动态表明，美国之于印尼的长远性政策倾向是正确的，即不论在短期内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怎样的裂痕，1963年以来美国对印尼的政策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并使之朝着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驻印尼大使格林认为印尼国内现在有两个政府——苏加诺政府和印尼陆军——的判断是对的，双方目前都还需要彼此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且这种平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印尼陆军展示了可嘉的勇气，大使馆方面表现优异。邦迪认为以下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苏加诺的身体健康状况，苏加诺在“九三零”事件中的涉入程度，艾迪特的实际状况（是不是已经被逮捕）。邦迪建议约翰逊，不论印尼哪股政治力量掌权都不能指望印尼国内的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外交政策在短期内发生突然的巨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是克制和谨慎，对美国国家利益越有利。⁽²⁷⁾

二、联合工作组的成立

“九三零”事件发生前，在苏加诺对于印尼政治进程拥有主导权的情况下，陆军传统上宣称不参与政治，不会热心于争夺权力，以及承担起国家治理的政府职责。但印尼的政治发展趋势表明，在陆军领导层的观念中，苏加诺奉行的中立民族主义不具备可持续性，除了陆军外，印尼国内没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承担起领导印尼国家发展的能力。专制政府、经济混乱将是印尼未来国家发展的典型特征，同时，陆军将持续地面临来自印尼共的挑战。不论印尼陆军是否愿意，陆军都将在组建新政府中扮演主导角色。陆军将致力于恢复印尼的秩序，成立由军人组成或是军人、文官共同组成的过渡政府，这个政府可以有苏加诺的参与，也可以没有苏加诺。事实上，目前陆军已经摆脱苏加诺独立制定政策，陆军已经越来越扮演准政府的角色了。

美国政府认为，印尼陆军很快会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求朋友和支持。美国政府预计陆军会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其中肯定会包括美国；印尼陆军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提示就会清楚地明白，苏加诺和印尼共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已经把印尼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出来，经济的萎缩以及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使美国的援助显得尤为必要。但在目前情况下，陆军会对其他国家的建议和援助保持一定的恐惧和怀疑心理。印尼陆军与美国军方长期保持的亲密关系为美国在印尼政治转向的节点中发挥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接下来的时间段给美国政府提供了影响印尼民众和政治进程前所未有的机会，陆军开始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及面临的难点。腊斯克认为，美国接下来的对印尼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应致力于增强印尼的信心，即印尼能够从混乱中被挽救回来，而陆军是扭转这种发展方向的主要政治力量。美国应该让印尼知道，印尼陆军拥有随时准备帮助他们的朋友。当纳苏蒂安向美国寻求帮助时，美国可以这样回应：当陆军以合理方式处置国内问题时，美国会施以援手。⁽²⁸⁾

约翰逊政府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印尼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内急切需要外部援助的领域：一是食品；二是机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三是金融领域的货币和机制供给；四是小型武器和装备。就食品方面而言，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印尼陆军觉得直接向美国或其他国家（日本、巴西、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可提供大米）求助会使其处于尴尬的境地，美国可以向印尼指出，食品可以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供应。就金融领域而言，印尼的货币和信用混乱是目前需要立即特别关注的问题，美国可以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为印尼当局稳定国内金融系统提供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印尼真正的朋友可以提供援助，但是需要印尼执政当局改变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相关朋友的敌对态度。就小型武器和装备而言，美国政府的忧虑是，印尼陆军在打击印尼共的情况下，苏联是否会给印尼陆军提供武器装备。⁽²⁹⁾

1965年10月29日，国务院西南太平洋办公室主任柯塞尔（David C．Cuthell）召集会议，成立跨机构的印尼联合工作组，商讨对印尼可能出现的暴动局势的应变准备事宜。出席会议的有柯塞尔本人、柯塞尔的副手伍德希尔（Francis T．Underhill，Jr．），国务院印尼事务主管古兹彼得（H．Kent Goodspeed）、中情局的一位官员⁽³⁰⁾和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努西特莱茵（D．E．Nuechterlein）。

与会人员简要商讨了印尼目前的局势，同意中爪哇省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认为当印尼陆军提出援助请求时，美国政府应准备援助的应急预案。会议起草了一份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商讨的发至雅加达的电报，要求大使馆方面评估当印尼突然发生武装暴动时，印尼陆军会需要哪些装备和物资援助。此外，相关机构或人员⁽³¹⁾提交了一份报告，暗示中爪哇省的实际安全形势比国务院之前收到的报告更为严峻，印尼陆军在应对大规模的印尼共武装暴动时存在困难。很显然，印尼陆军目前最缺的是短程的通信设备，这种装备在应对印尼共的游击行动中是极其必要的。长距离的通信设备，如连接岛屿之间或是印尼与外国之间的通信设备，在大规模战事爆发的时候也是需要的。由于美国国防部驻印尼的军官中没有通信设备专家，会议决定派遣一名专家至印尼核实实际的通信设备状况，他的报告将帮助厘清印尼陆军在装备方面的真正需求。⁽³²⁾

与会人员同意，印尼陆军目前拥有应对印尼共武装暴动的大部分装备，印尼陆军请求美国政府援助的项目预计为供应短缺或是缺乏维护的小数量的专门设备。如果进行援助，印尼陆军方面预计会要求通过第三国进行，如泰国或者菲律宾。因此，通过隐蔽援助方式进行是避免暴露情况的最佳办法。如果印尼陆军承担不起援助的费用，国防部需要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国防部需要搞清楚现在泰国有多少军事装备可供援助，在印尼陆军提出紧急援助请求时，用什么方式能够尽快把装备送达。与会人员商定，关于印尼的跨机构联合工作组将于11月3日再次进行会面，届时联合工作组将收到大使馆和通信设备专家的报告，这样美国政府可以更加精确地准备印尼陆军所需的装备和物资。⁽³³⁾

(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10-312．

(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4．

(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5．

(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19．

(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75．

(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38．

(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39-340．

(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5．

(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18．

(10)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18．

(1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19．

(1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0．

(1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1．

(1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0．

(1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20-321．

(1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21-322．

(1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2．

(1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22-323．

(19)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判断，印尼陆军目前控制了雅加达地区和外岛之间的民用通信网络设施。

(20)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7．

(2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7．

(2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28．

(2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34．

(2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30-331．

(2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31．

(2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33．

(2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34．

(2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42．

(2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42-343．

(30) 该人名字未解密。

(31) 该机构或人员名称未解密。

(3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44．

(3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44-345．

第五章　印尼陆军的援助请求与美国政府的隐蔽援助方案

1965年10月底，美国国务院认为印尼陆军致力于削弱苏加诺力量的意志和势头已不可逆转。10月25日，纳苏蒂安在其演讲中公开宣称印尼陆军决心扫清所有印尼共成员及其追随者，即使苏加诺反对，陆军的意志也坚定不移。美国国务院认为，如果纳苏蒂安的讲话与事实相符，那么苏联不会对这种局面置之不理，印尼陆军不可避免地要审慎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也需要在国际上寻找朋友和支援。如果纳苏蒂安寻求美国的帮助，国务院认为美国应给予印尼陆军积极的回应：在食物、原材料、机器零部件方面的援助可以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提供（以避免印尼陆军直接向美方寻求帮助的非便利之处）；对于印尼在货币和信用体系方面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相关“真正的朋友”可以提供援助；美国政府也应该考虑对于印尼陆军的武器援助问题。⁽¹⁾

第一节　印尼陆军提出正式援助请求

美国国防部、中情局和国务院是美国与印尼陆军打交道的三个主要政府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印尼陆军方面认为，陆军可以和三个部门分别打交道，并独立地建立起三条亲密程度不同的联系渠道。印尼陆军和美国国防部在已有基础上建立的联系是友好的和专业的，是超越两国政府间政治立场差异的“服务对服务”（service to service）联系。这种联系是基于相互信任、尊重以及私人友谊网络而构建的。相比较于印尼陆军对于美国国防部的认知，国务院与印尼陆军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亲密。陆军认为上述三个部门都支持印尼陆军清除印尼共力量的行动，并且都赞成援助计划，但问题在于，印尼陆军想尽快得到美国对这种援助的确定想法和意愿，这种援助首先得符合印尼陆军利益，其次要符合印尼国家利益。

一、正式援助请求与美国的评估

1965年11月1日，印尼陆军高级将领苏肯德罗（Brigadier Sukendro）正式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美国方面对于苏肯德罗是否代表“苏哈托—纳苏蒂安”集团提出援助请求、援助能否以秘密方式进行、如果援助暴露会对印尼陆军和美国造成多大损害等问题心存疑虑。同时，美国认为印尼陆军此时有着试探美国政策的意图，美国政府还没有完全掌握陆军未来的计划和能力，陆军没有明晰地表明其对美国在印尼利益的立场（如美国在印尼的石油资源方面的利益），在清楚地知晓印尼陆军未来的计划和行动能力之前就对陆军实施援助是冒险的行为。

不可否认的是，印尼在过去几个月发生的重大变化使约翰逊政府看到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愿景。美国政府认为，印尼陆军和警察部队的思维和行动对“自由世界”来说意味深长，美国在其中也是利益攸关方。美国与其他有相似思维的国家一道，有着充足的理由伸出援助之手，只要这种援助是真实需要的、不违背陆军本意的以及无损于美国国家利益的。

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认为，如果苏肯德罗是代表“苏哈托—纳苏蒂安”集团提出的援助请求，只要在援助金额、数量、运输方式方面能够以隐蔽方式进行，那么尽快对陆军实施医疗援助是必要的。万一援助行动暴露，也可以用人道主义援助的托词进行掩盖。⁽²⁾

就通信设备而言，格林建议美国政府可以出于同情考虑的出发点，以合理的数量提供若干类型的通信设备，但美国政府需要印尼陆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关于需求数量、用途的陈述，在此之后方能进行援助，在这方面美国可能需要与英国和澳大利亚进行磋商。就小型武器援助而言，格林认为，中爪哇省的局势恶化可能使印尼陆军需要小型武器支援，若此种情况发生，美国也愿意快速地提供若干类型的武器，但美国提供的武器应该尽量是非美国制造的，这样可以避免留下任何美国政府涉入印尼权力斗争的痕迹，同时美国应该寻找进行隐蔽援助的渠道；格林认为，苏肯德罗并没有提出关于大米的援助请求，美国不必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通过各方渠道来证实苏肯德罗是否真的代表“苏哈托—纳苏蒂安”集团在提出援助请求。⁽³⁾

美国国务院认为，在美国实施援助前，有两项工作必须完成：一是美国政府与印尼陆军建立起一条独立的信息沟通渠道，来传递与援助有关的信息；二是印尼陆军拥有影响印尼内政外交的能力，印尼陆军必须表明保护美国在印尼利益的意愿。腊斯克建议格林通过各种渠道核实苏肯德罗的请求是否代表苏哈托的意愿。苏肯德罗提出美国须在11月3日前就援助请求做出明确答复，对于这个时间限定，国务院认为只能回复美国正在积极地考虑援助事宜。⁽⁴⁾与美国国务院的态度不同，国防部认为对于印尼陆军的大规模武器和物资的援助在目前并不可行，因为这种援助无法悄无声息地进行，因而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⁵⁾

约翰逊政府在对援助的方式、内容和数量进行审慎考虑的同时，对于印尼陆军政治立场的分析也是其工作重点之一。对于印尼陆军政治立场的分析主要包含三块内容：一是陆军对于印尼和美国关系认知的问题，以及陆军的外交政策倾向；二是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问题，以及印尼陆军在此问题中的立场；三是陆军对于苏联的态度和立场问题。

在印尼陆军对于美国的认知及陆军的外交政策立场方面，约翰逊政府认为，在印尼陆军与印尼共角力的背景下，在美国国务院施以援手前，以下几个问题是清楚地存在的：第一，印尼陆军反对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第二，印尼陆军偏向延续对抗氛围。在战术方面陆军会有别于苏加诺和苏班德里奥，但在基本政策方面与二者并无差别。陆军延续对抗氛围的缘由在于：对抗能够提供国民团结一致的外在动力，这种影响力非同小可；对抗提供了外在的一个敌对对象，这种敌意性认知在民众中被广泛接受；对抗提供了要求民众做出牺牲的理由，为军事预算和花费提供了合理的借口。第三，印尼陆军反对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陆军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鼓励了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意愿。第四，印尼陆军在经济政策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具有强烈地攫取西方国家经济利益的意愿。国务院西南太平洋办公室主任柯塞尔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相信印尼陆军对于强占美国在印尼的石油工业不感兴趣，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毫无疑问，印尼陆军已经仔细地评估过强占西方国家经济利益所需冒的风险，同时也已经跟日本等国家做好了应对负向结果的预防措施。交通和市场显然是发展国家石油工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日本在这两方面都准备帮忙。陆军极有可能让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和加德士石油公司出局，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每桶10到20美分的价格出售，以回报日本对陆军的合作行为，并占取剩余利润。基于此，陆军有可能认为印尼国有化西方石化工业是增进印尼外汇储备的有效措施，从政治角度看，如此强有力的国有化措施必然受到印尼民众的拥护，其可以将陆军构建为印尼反对新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核心。⁽⁶⁾

在处理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方面，美国政府认为，随着雅加达政治局势的变化，印尼陆军有结束对抗的意愿。但就印尼陆军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本身具有的反马来西亚动力而言，陆军不会就结束对抗而马上采取行动。过去两年多的对抗使爱国主义在印尼深入人心，陆军只要稍微表现出调和的立场，将被国内视为对新殖民主义者的妥协，苏加诺将会利用这一点来打击陆军。在不远的将来，这种对抗会处于一种低水平，也不会被印尼国内的政治局势影响。

虽然从1964年12月开始印尼军队在婆罗洲边境和苏门答腊地区有大量的集结，在1965年5月份这种集结已经完成，但过去6个月中印尼针对马来西亚的军事行动已经大大减少，只发生了少数几次进攻性行为。上一次印尼的武装游击队试图渗透进马来西亚半岛发生在3月份，印尼方面依然有对马来半岛进行破坏的计划，但具体的实施行动已经十分有限。同时，英国对于马来西亚的武力支持对印尼军队起到了良好的威慑效果。在婆罗洲，英国方面发起的有效跨边界行动有力地粉碎了印尼的计划，同时使印尼方面拥有17000名成员的部队处于防守状态。1963年8月开始，英国和马来西亚已经抓捕或击毙印尼游击队700人中的500人。⁽⁷⁾从总体看，局势缓和使印尼陆军不必在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边境部署大量兵力，印尼陆军最近已经把一个旅的兵力抽调到爪哇省中部和东部地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并不希望看到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关系实现正常化，因为一旦正常化实现，英国军队将撤离马来西亚，新加坡担心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华人将采取不利行动。⁽⁸⁾

约翰逊政府根据最近收到的若干份报告得出一个结论，即印尼试图寻求与马来西亚之间的相处之道。然而，印尼是否真的想结束对抗这个问题还是有疑问的。陆军虽然反对诸多苏加诺的内政政策和亲共产主义政策，但陆军接受了苏加诺的扩张主义政策，同时也认为英国利用马来西亚来损害印尼的利益。在印尼陆军的领导层中，诸多将领认为英国在发动“九三零”事件中策划了打击陆军的阴谋。

在印尼陆军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约翰逊政府认为，陆军在与美国交好的同时，会致力于与苏联维系良好的关系，因为这与陆军的利益紧密相关。与苏联之间的良好关系，对印尼打击印尼共无疑是有利的外部支撑，但陆军也同时意识到，印尼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和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会产生冲突的。苏联为印尼陆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其他物资装备，陆军也在这些硬件设施中投入了大量成本，没有苏联提供的零部件，印尼陆军的大量装备将变成一堆废品。印尼陆军在东南亚军事实力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武器装备的维护和更新。印尼陆军必须使苏联相信，他们是坚定致力于维护苏联在东南亚利益的。⁽⁹⁾

约翰逊政府认为，如果上述对于印尼陆军政治立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政策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印尼陆军与印尼共的生死斗争中，美国政府应该支持陆军。二是目前陆军虽然与美国有诸多方面的利益冲突，但是陆军和苏联之间同样存在诸多的利益冲突。三是美国政府必须承认，美国目前对于印尼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微弱的。多年来美国与印尼为敌，印尼民众、团体和组织也很难很快地对美国产生正面印象。但美国可以为印尼提供适当规模的隐蔽援助。四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印尼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没有政治偏见的政府，这个政府会意识到印尼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和谐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如此，过去这些年美国对于印尼军官的军事训练和对于相关民间的援助项目便会收获“果实”，这个过程只能顺其自然地发生，任何拔苗助长的办法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¹⁰⁾

二、关于援助细节的商讨

1965年11月3日，印尼工作组在柯塞尔的办公室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国务院的柯塞尔、伍德希尔和古兹彼得，来自国防部的努西特莱茵、来自白宫的汤普森（James C．Thomson，Jr．）、来自中情局的一位成员⁽¹¹⁾以及其他若干相关人员。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苏肯德罗、纳苏蒂安外交使者提出的关于医疗物资、技术性通信设备、大米、小型武器的援助请求，这些援助将协助陆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针对印尼共的后续行动。由于苏肯德罗提出的援助请求项目带有若干不明确之处，国务院责成大使馆核实苏肯德罗是否全权代表纳苏蒂安；如果情况属实，大使馆方面应提出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同意援助中的部分或全部要求。会议召开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大使馆方面关于此方面的回复。同时，10月29日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提出的要求评估印尼共发动武装暴动时印尼陆军需要何种军事援助的电报也没有得到回复。与会人员讨论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给予印尼陆军医疗物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务院认为苏肯德罗提出的请求是在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提供援助以及这种援助是否拥有附加条件之间打入了楔子。国防部和白宫方面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主动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支持印尼陆军清洗印尼共的努力，这是重要的，也是苏肯德罗提出援助请求的基础。最后与会人员同意，苏肯德罗应被告知华盛顿正在积极考虑他的请求。如果从雅加达大使馆获得纳苏蒂安支持苏肯德罗请求的回复，那么印尼联合工作组将会决定援助的具体款项以及美国政府支付费用的比例。⁽¹²⁾

此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与日本政府召开高级别会议来争取日本政府对印尼陆军的支持的设想。问题在于日本政府现在还与苏加诺政府合作，而目前尚不能确定苏加诺能否被说服与印尼陆军一道打击印尼共。会议认为，日本政府已经逐步从苏加诺政府的迷惑中清醒过来，转向支持陆军是有可能的。国务院将会寻求与日本政府建立高级别沟通渠道的可能性。与会人员还同意将泰国列为援助计划的组成要素之一，缘由在于泰国与印尼关系良好且泰国可以成为援助的过渡点。⁽¹³⁾

此外，联合工作组收到了派遣至印尼的通信设备专家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印尼陆军所需的援助规模并不大。如果后续的隐蔽援助涉及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国防部会处理此项事宜。下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将在11月10召开，但如果中途苏肯德罗提出紧急要求，会议将被提早召开。⁽¹⁴⁾

到1965年11月初，美国政府对于苏哈托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掌握，这对于美国政府商讨援助事宜是必要的信息补充。11月4日，格林在向国务院发的电报中指出，苏哈托是陆军真正的掌权人，拥有自己的战略意图并直接和苏加诺会面；纳苏蒂安与苏哈托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为苏哈托提供建议。纳苏蒂安和苏哈托达成默契，他们两人之间不会被打进楔子，纳苏蒂安和雅尼之间嫌隙的产生是前车之鉴。⁽¹⁵⁾苏哈托最近与苏加诺进行了一次3个小时的长谈，苏哈托想说服苏加诺印尼陆军对于印尼共采取的坚决措施是正确和必要的。苏哈托似乎获得了苏加诺的支持，但苏加诺的这种支持是真是假还不能确定。随着权势日益增长，苏哈托日益成为印尼政治和军事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此外，美国政府认为，在后苏加诺时代，纳苏蒂安可以获得穆斯林团体良好的支持。同时，如哈他（Hatta）、亚当·马利克（Adam Malik）等与陆军保持密切联系的人物极有可能在后苏加诺时代存活下来。格林同时指出，已经可以确定苏肯德罗可以完全代表“苏哈托—纳苏蒂安”集团。苏肯德罗目前尤其关心大米援助事宜，特别强调大米不能通过私人企业提供。

格林相信美国与印尼陆军之间已经埋下对话的种子，这颗种子需要精心的浇灌，但不能过于心切，如此种子在未来必能开花结果，给美国和印尼的未来关系构建带来利好。⁽¹⁶⁾格林认为，苏肯德罗代表“苏哈托—纳苏蒂安”集团传递信息的角色是完全可信的，他建议国务院对于印尼陆军进行有限的隐蔽援助，尤其医疗物资的援助是成本极小但又极具长期回报价值的一项援助。虽然印尼陆军对于美国和印尼之间关系的政治观点、意图和态度还有待进一步了解，但苏肯德罗表示他高度赞赏美国对于印尼局势的关切。苏肯德罗清楚地向美方表示：印尼陆军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清除印尼共、苏班德里奥等力量，在这个目标达成之前，印尼陆军无法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苏肯德罗同时表示，印尼陆军致力于实现美国与印尼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这种正常化会在印尼共、苏班德里奥等现行外交政策制定者被清除后自然而然地发生。

11月5日，美国驻泰国大使馆成员与苏肯德罗会面。由于苏肯德罗要赶赴仰光，所以此次会面时间较短。在会面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告知美国驻印尼和泰国使馆，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了对印尼的医疗物资援助。苏肯德罗对于他代表印尼陆军提出的援助请求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甚感愉悦。双方就医疗物资的隐蔽援助方式进行了讨论，苏肯德罗的医生苏曼特里（Achmad Soemantri）上校审校了医疗物资的援助清单。在会谈中，苏肯德罗特别强调了印尼陆军希望美国政府援助武器和通信设备的意愿。苏肯德罗建议费尔曼（Firmansjah）上校下周早些时候抵达曼谷，以磋商小型武器援助的事宜。苏肯德罗同时说苏比安托（Soebianto）上校会在周一抵达，他会带着印尼陆军所需的通信设备清单，他同时提出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给中爪哇省的穆斯林团体和民族主义青年军提供一些小型武器，这样有助于开展对印尼共的行动。美国外交人员对此态度慎重。⁽¹⁷⁾

第二节　美国政府隐蔽援助方案的制定

美国政府在经过利弊权衡后，认为通过隐蔽援助方式给予陆军支持是可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隐蔽援助是约翰逊政府支持印尼陆军的最佳方式：一方面，隐蔽援助方式可以撇清美国干涉印尼内政的口实，避免与其他在印尼有较多利益的国家产生直接冲突，同时在约翰逊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越南战争的情况下，可以让美国政府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和公众对于苏加诺政府在总体上持负面评价态度，隐蔽援助方式可以阻断美国国会政治精英和大部分公众对援助行动情况的具体掌握，从而减少国内在财政、舆论和选举方面对于约翰逊政府的制约和压力。

一、美国提供隐蔽援助的必要性与总体方案

印尼陆军领导人是在与印尼共斗争和苏加诺政府角力的过程中，向美国提出的援助请求。问题在于，印尼陆军现在还没有成为合法政府，或是一股值得美国信赖且具有持续性的政治力量。美国政府认为，在向印尼陆军提供任何公开的援助之前，对于陆军这股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场、持续性、合法性以及实际的控制能力必须做一个精确地评估。只要苏加诺与陆军仍处于有力的角力之中，那么印尼陆军成为合法政府就还需假以时日。因此，隐蔽援助是美国政府在当前阶段给予陆军支持的可接受的方式。就美国对印尼陆军进行隐蔽援助的必要性来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支持印尼陆军打击印尼共力量的角度讲，在关键阶段给予支持是约翰逊政府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印尼陆军领导人想借助目前印尼政治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摧毁印尼共力量，以及阻断任何信仰共产主义的后续政党的出现。在印尼外岛，当地陆军指挥官已经采取直接行动打击印尼共。陆军自信能够在印尼共的武装暴动变得严重前将其粉碎。在中爪哇省，印尼陆军对穆斯林青年开展军事训练并提供武器，将他们派往与印尼共对抗的前沿阵地。在雅加达，印尼陆军限制了印尼共高级领导者的行动自由，而没有对其展开直接行动。一般的印尼共成员则遭到逮捕、监禁或处决。对于苏班德里奥，陆军没有采取直接攻击的办法，而是在幕后主导其他团体攻击和损毁苏班德里奥的形象，达成目标需要更多的时间。⁽¹⁸⁾

最近美国方面获得的印尼共方面的情报源暗示印尼共已经放弃对苏加诺利用政治手段扭转局势的希望；印尼共已经决定，力量不足、组织不完善或是准备不充分等因素都无法阻止其坚决回击印尼陆军的决心。尽管印尼陆军相对于印尼共在军事力量上存在绝对优势，但印尼共根基深厚、成员广泛存在、利用舆论宣传工具培植的大量民众信仰者和支持者等因素仍使印尼陆军面临着持久的斗争形势。中爪哇省的形势尤为严峻，可靠的消息显示印尼共将在这个地区发起较大规模的反击，并在此区域建立根据地。随着印尼陆军逐步成为印尼的主要政治力量，印尼民众会把发展印尼经济、改善民生的期望从苏加诺身上转移到印尼陆军方面，而苏加诺掌权时期印尼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长期积弊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印尼共如果能够在爪哇省中部和苏门答腊西部地区建立起用于反抗斗争的小型根据地，则能够对印尼陆军发起持续的袭扰和破坏活动。因此，从持续打击印尼共力量的角度讲，约翰逊政府需要对印尼陆军进行持续的援助。⁽¹⁹⁾

二是印尼陆军要从与苏加诺政府的政治角力中最后胜出，美国的援助也是必要的。印尼陆军目前还需要继续寻找与苏加诺之间的关系处理之道，与苏加诺过早决裂并不符合印尼陆军的利益，一旦关系破裂，苏加诺可能从政治上否定印尼陆军的合法性；在与印尼共依然存在斗争的情况下，印尼陆军最终掌权还没有取得万无一失的可能，苏加诺的支持也是需要的。从这个角度讲，约翰逊政府的援助可以增加印尼陆军与苏加诺政府角力的资本。⁽²⁰⁾

三是从争取民众支持的角度考虑，印尼陆军需要美国政府的援助。当前阶段印尼陆军急需民众的支持，为此，陆军开动了战争心理宣传机制，控制媒体舆论以影响民众观点，破坏和阻断印尼共的舆论宣传。陆军对若干民众群体作了重点动员，尤其是穆斯林群体。但在印尼共能够发起反抗斗争的区域，如中爪哇省，印尼陆军并不能完全保护那些与印尼共或印尼共支持者做斗争的人员。如果这种趋势持续，那么印尼陆军在这些地区的支持度会下降。从争取民众支持的角度讲，如果约翰逊政府能够给印尼陆军输送物资，不论这部分物资被陆军用来改善民生还是鼓动相关团体打击印尼共，都会起到可见的效果。⁽²¹⁾

印尼陆军在未来能否控制或清除苏加诺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印尼陆军不会倒向亚洲共产主义阵营，但会有民族主义倾向（还会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西方人士），印尼陆军会偏向持中立立场，会以关注印尼内部事务为主；二是在事关生存的斗争中，陆军领导人对于美国对援助请求的回应以及援助实际情况的感知，会对印尼陆军未来处理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立场产生重要影响。⁽²²⁾

有鉴于此，约翰逊政府认为对于印尼陆军提供援助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只要这种援助不让印尼陆军或是美国政府处于“尴尬”的境地。同时，在向印尼陆军提供援助之前，有必要通过与苏肯德罗及其联系人、与纳苏蒂安的副官沟通，确认印尼陆军为什么需要额外的武器，他们打算如何使用这些武器，把这些武器给谁，他们打算如何控制武器的发放与注册，如何控制接收到这些武器的群体。约翰逊政府认为弄清楚上述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从一定程度讲，如果印尼陆军坚持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武器和通信设备，哪怕是陆军满足了约翰逊政府的细节要求，约翰逊政府依然要遭受一定的政治风险，同时对武器的流向也没有完全的掌控力。但是如果约翰逊政府没有在当下满足印尼陆军的援助要求，那么就需要冒一个更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在于：一旦约翰逊政府回绝了陆军的要求，这对于陆军掌权后的政治立场必定有重要影响，进而对印尼和美国的关系带来负面作用，损害美国在印尼的国家利益。从总体上讲，约翰逊政府认为对印尼陆军的有限援助都应该进行，这是为未来印尼与美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必要的基础；此外，不论是为印尼陆军提供一定的购买资金，还是通过隐蔽渠道输送武器，这都在约翰逊政府的能力范围之内。

11月10日，苏肯德罗与美国驻泰国使馆副帮办威尔逊（James M．Wilson，Jr．）会面商讨援助事宜。在会面之前，苏肯德罗的指派人阿西马德上校与美国方面确定了药品援助的细节，该细节由苏肯德罗再次确认。⁽²³⁾苏肯德罗对于约翰逊政府在药品援助方面的积极回应表示愉悦。苏肯德罗称其已向纳苏蒂安和苏哈托汇报了运输援助药品的详细安排。苏肯德罗再次提及印尼对于通信设备援助的请求，提示印尼陆军作了最好的期望和最坏的打算，他明确了三个用途的通信设备，而其中前两类是印尼陆军极其需要的：第一，印尼陆军领导人目前缺少移动的语音通信设备，这对于雅加达区域一个领导人与另外一个或两个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沟通是极其必要的，此种类型的通信设备需要十几套，分别配给于纳苏蒂安、苏哈托、乌马尔（Umar）、苏肯德罗和其他高级将领，加上一个突击营和市区的一个护卫营。第二，印尼陆军需要美国构建一个能够连接雅加达、棉兰、巨港（Palembang）、万隆（Bandung）、三宝垄（Semarang）、泗水、望加锡（Makassar）和班德尔马辛（Bandjermasin）司令部之间的通信网络。印尼陆军现在还没有远距离的通信网络，美国援助的网络将用来完善陆军目前的军用通信系统、商用电话系统和电报系统，以备在紧急事态发生时能够快速做出反应。由于在“九三零”事件及其后续过程中大量的通信设备被破坏，陆军对于此种通信网络的需求显得尤为急切。苏肯德罗表示，“九三零”事件以来印尼国内的情势发展使陆军高级将领明显感到可用通信设备的不足，这对于雅加达地区高级将领的人身安全造成了重大隐患。在瞬息万变的情势中，陆军将领觉得目前的通信系统极易被窃听，并不可靠，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通信设备援助对于陆军来讲意义重大。第三，应中爪哇省地区作战指挥官苏比安托上校提出的要求，战术作战单元之间需要有效的通信设备，但苏肯德罗对于第三类的通信设备没有提出明确的后续要求。⁽²⁴⁾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陆军并没有足够的资金（约4万至5万美元）来购买以上苏肯德罗提出的印尼陆军急需的通信设备。⁽²⁵⁾如果美国决定对印尼陆军进行援助，那么援助的方式只能以隐蔽购买和隐蔽运输方式进行。苏肯德罗确信印尼陆军有能力来接受和安排这批设备。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强烈建议国务院提供这笔援助，因为这对于陆军在与苏加诺及其支持者的力量平衡中取得优势是极其重要的。

二、美国隐蔽援助方案的制定

隐蔽援助的内容主要包括通信设备和大米两项。美国政府通过权衡利弊认为，通信设备的援助是迫切和必要的，但大米援助并非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此外，美国政府对马利克主导的民间反印尼共团体给予了一定的经费支持。

1．通信设备的隐蔽援助方案。此次援助行动的目的在于确保印尼陆军关键领导人在与印尼共力量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拥有足够的通信设备。提供这些设备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印尼陆军中反印尼共的重要领导人的人身安全保障系数，同时提升印尼陆军致力于扫除印尼共力量的有效性。⁽²⁶⁾

由相关印尼陆军领导人提出的关于通信设备的援助请求得到美国驻印尼大使的支持，同时得到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认可。印尼陆军领导层内部对于印尼共的态度和立场并不一致，部分领导人对印尼共持同情立场，因而现有的通信设备难以满足印尼陆军当下的形势需求。该批通信设备的提供能够维持印尼陆军各部门之间、印尼陆军相关部门与其他反印尼共部门、印尼陆军与美国相关部门之间联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1965年10月13日以来的若干实践表明，印尼陆军中反印尼共领导人内部通信设备不足，致使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同时给该部分领导人之间、反印尼共领导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沟通带来困难。印尼陆军部分领导人提出，他们之间需要独立的信息沟通设备。由于苏加诺的相关支持者仍然占据政府要职，同时苏加诺本人也为了恢复到以前的权势在做极大的努力，印尼局势目前仍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苏加诺在11月6日对内阁的讲话中，指责美国前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给予某个印尼人（Certain Indonesian）1．5亿卢比用来在印尼散播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²⁷⁾约翰逊政府认为，领导人自身的人身安全以及他们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恐吓、绑架等方面的威胁，这对印尼陆军清除印尼共力量、打击苏加诺政权、阻止印尼情势恢复到“九三零”事件之前的行动目标是不利的。同时，纳苏蒂安、苏哈托、乌马尔和其他若干领导人面临暗杀风险，他们需要在常规的通信渠道之外拥有独立的沟通网络。

通信设备专家和美国驻雅加达工作组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确认。此外，印尼陆军缺乏资金购买这批设备，援助必须以隐蔽方式尽快进行。1965年11月5日，303委员会通过了对于印尼进行药品紧急援助的建议，此次，国务院和国防部希望委员会基于印尼局势的紧急性，对通信设备的援助方案予以通过。

约翰逊政府认为，虽然在通信设备的运输过程中存在若干风险，但通过谨慎的运输行为把设备送至接收人的手中可以把这种风险降至最低。同时，除非美国解除出口许可证管制，否则印尼陆军无法通过公开购买的方式购得这批武器，这也暗示美国政府需要在这件事情上与印尼陆军做出隐蔽安排。如果此次援助行为的任何细节公之于众，则会使美国政府和相关印尼领导人处于尴尬的不利处境。美国政府认为，苏肯德罗须安排一个有资质的高级军官接受美国的训练来使用这些通信设备。⁽²⁸⁾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向支持对于印尼陆军尽快实施援助的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在这个阶段表现得异常谨慎。11月19日，格林向国务院发电报称，美国政府向印尼陆军进行的援助计划必须格外地小心谨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在对印尼陆军施以援手前，约翰逊政府都要确信陆军是在坚定地反对苏加诺政府，至少约翰逊政府的援助不能让苏加诺受益，因为苏加诺名义上还是印尼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格林认为，美国在印尼问题上应保持低调，不应给国际社会和印尼国内留下美国干涉印尼内政的印象。约翰逊询问美国对于苏加诺政府的公开援助（包括军事援助）是否都已经停止，格林回复是的。格林进一步建议，在印尼政治安全形势恢复到有序之前，美国的经济援助都不应该进行。苏加诺已经公开表示反对美国的任何援助，印尼陆军高层也表示目前的经济援助只会对苏加诺有利。⁽²⁹⁾国务院认为，印尼未来的新政府需要国际社会帮助来重建国内经济，但印尼现政府几乎断绝了与所有国际组织的来往，这是个不利因素。约翰逊政府认为印尼应该加入那些能够帮助印尼发展经济的组织，如亚洲发展银行。

格林认为，目前关于印尼陆军是否、何时以及怎样反对苏加诺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只要苏加诺还拥有权力，那么陆军和反印尼共力量还是会倾向于保持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政策倾向，外在表现形式就是与马来西亚的对抗以及反西方国家的姿态，虽然在陆军有实力与苏加诺取得权力平衡的情况下这种倾向会趋弱。同时美国政府也预见到，由于陆军与苏加诺政府之间的斗争，印尼的混乱局势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发展不存在任何有利条件，直到一方将另外一方驱逐。

虽然从长远看，美国政府可以在印尼获得更好的国家利益，但从短期来讲，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同时，苏加诺有可能发起反击。因此，大使馆对国务院的建议是：其一，约翰逊政府不能采取任何使苏加诺和苏班德里奥集团获益的做法；其二，在清楚地知晓印尼陆军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前，不能给印尼陆军大规模的援助。小心的有限的隐蔽援助是不同的。⁽³⁰⁾

2．关于对印尼的紧急大米援助。12月13日，美国政府远东地区事务主任布劳因告知副助理国防部长佛莱德曼：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称，有越来越多的印尼政府官员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大米援助的请求，来帮助印尼渡过未来几个月在经济方面的困难以及协助印尼陆军克服在经济方面的短板，维护陆军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³¹⁾格林询问了国务院的意见，即向印尼提供出口许可证以向印尼提供美国或第三个国家的大米是否具备可行性；如果美国政府为了支持印尼陆军的立场而需要向陆军提供迅速的和有效的援助，隐蔽方式是否可行，如果不行，有没有替代的办法。格林同时也提到，新近由苏哈托任命的陆军高级行动指挥部（KOTI）经济组的负责人阿西马德将军（General Achmad）向美国方面表示，印尼陆军希望约翰逊政府通过泰国或缅甸向印尼提供隐蔽性的大米援助。⁽³²⁾

国务院回复格林称向印尼提供隐蔽性的紧急大米援助不具备可行性，印尼的政治形势目前依然扑朔迷离，对于印尼的大米援助可能对“苏加诺—苏班德里奥”集团而非军方有利。同时，国务院表示，即使向印尼提供紧急大米援助也不能就事论事，而应与印尼对于越南的态度、印尼对美国石油资产国有化等问题联系起来讨论。虽然国务院对于大米援助事宜留有余地，但显而易见的是，约翰逊政府并不想在大米援助方面立刻施以援手，同时一旦进行援助，必须有明确的附加条件。⁽³³⁾

布劳因认为，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约翰逊政府肯定会接收到来自印尼陆军领导层坚定的援助请求，国防部应该准备预案以便与国务院讨论。布劳因认为，对于陆军的紧急援助是极其必要且不应当犹豫不决的。短期援助可以和长期援助分开讨论，但不应该有附加条件，如要求印尼停止与马来西亚的对抗。同时，美国应该停止向印尼方面警示撤出在印尼的美国石油公司的计划。此外，虽然隐蔽的金融援助太冒风险，但是印尼陆军如果可以想出不令彼此尴尬的做法，约翰逊政府也可以加以考虑。⁽³⁴⁾

时间进入到1965年12月2日，格林向国务院发电报表示，同意国务院关于向马利克提供5000万卢比的经费用来清除“九三零”事件带来的影响。在美国政府看来，马利克是个坚定且可靠的反共产主义者。近年来印尼出现的第一次反印尼共的政治行为和运动中，马利克是组织者之一。在1964年9月17日至11月5日，适逢苏加诺出国访问，雅加达的媒体上出现了攻击印尼共的言论，马利克告诉时任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他主导的反印尼共行动得到了印尼唯一合法穆斯林政党伊联、印尼民族主义党右翼、政府和其他政治党派底层人员的支持。美国政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深感欣喜。“九三零”事件发生后，马利克主导的敌对运动已经成为陆军反印尼共行动的重要部分，从结果来看，格林认为马利克等人的行动是卓有成效的。这场由陆军发动，但由非军方人士组成的运动主要在中爪哇省进行。马利克并非是运动的负责人，但他是关键的建议提供者和推进者，同时此人在努力寻找资金来源渠道。格林认为，约翰逊政府向马利克提供的资金有利于在马利克主导的群体中建立起良好的印象，即约翰逊政府既支持马利克，也支持陆军，这对于约翰逊政府与马利克、印尼陆军之间构建起良好关系是极有裨益的。⁽³⁵⁾

(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42-343．

(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46．

(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46．

(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47-348．

(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49．

(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49-350．

(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72

(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72-373．

(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50．

(10)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50．

(11) 该人员名字未解密。

(1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51-352．

(1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52．

(1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53．

(1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53-354．

(1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56．

(1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59-360．

(1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61-363．

(1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61-363．

(20)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61-363．

(2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61-363．

(2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61-363．

(2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64．

(2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65．

(2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66．

(2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68-371．

(2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74．

(2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70．

(2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74．

(30)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74．

(3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83-384．

(3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88-390．

(3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94-395．

(3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83-384．

(3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79-380．

第六章　印尼新政治格局形成与美国隐蔽行动浮出水面

“九三零”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苏加诺政府已经无力扭转印尼政治安全发展的趋势，陆军撇开苏加诺政府开始另起炉灶，陆军高级行动指挥部（KOTI）已具备准政府的功能。到1966年3月，“九三零”事件引发的印尼政治权力斗争与政治格局转换基本尘埃落定，美国隐蔽援助行动也逐渐浮出水面。

第一节　印尼三足鼎立政治格局的瓦解

1965年年底，印尼的政治局势继续朝着右倾方向发展，印尼陆军在持续性的权力斗争进程中积累了政治经验且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印尼共已不再是印尼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此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苏加诺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弱化，其在1965年11月中旬试图重新夺回主导权力的努力已告失败，苏加诺的失败预示着未来几个月印尼的权力格局将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一、美国政府关于印尼局势的判断

1965年12月中旬，中情局情报办公室就苏班德里奥的政治状况做了一个分析，认为他是苏加诺政府与陆军关系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如果苏加诺认为苏班德里奥已经不能顶住来自陆军的压力，那么苏班德里奥将很快在苏加诺政府中失势。如果苏班德里奥依然留任现职，表明苏加诺手中依然掌握与陆军抗衡的若干砝码。美国副国务卿鲍尔对印尼的局势发展甚感乐观。他认为，印尼陆军打击印尼共的行动迅速、干脆，苏班德里奥已经时日无多，苏加诺很快将流亡海外，印尼即将出现一个新的政府。虽然鲍尔对印尼局势的估计过于理想化，但“苏加诺—苏班德里奥”的联合阵线已经无法扭转苏加诺政府失势的局面。苏加诺政府的走向呈现出以下几条发展脉络：

第一，苏加诺的神圣国父形象继续遭到严重损害。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苏加诺已经不再是印尼国内政治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印尼的主要报纸和街头小报开始对苏加诺的神圣国父形象进行攻击，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相信和支持苏加诺在国内推行社会主义的做法以及苏加诺政府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结盟的做法。印尼陆军将领已经将苏加诺的指令当耳旁风，这在三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¹⁾

第二，苏班德里奥已经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力。他负责的印尼情报部门BPI不再归他管控，而是置于陆军高级行动指挥部的管控下。在以前也是苏班德里奥掌控的外交部门，其副手苏维托（Suwito）已经不再忠诚于他。⁽²⁾

第三，陆军高级行动指挥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功能日趋齐备的准政府。纳苏蒂安、苏尔坦（Sultan Hamengku Buwon）、拉斯兰（Ruslan Abdulgani）被任命为陆军高级行动指挥部副总司令，分别负责军事、经济和政治事务，这是与苏加诺政府分立而行的第一步。在三个副总司令下设有负责各领域政府事务的分支机构和组成人员。⁽³⁾

第四，陆军的内部向心力稳固。苏哈托和纳苏蒂安集团能够对中下层的关键军官保持有效的指挥力，印尼陆军不论在城市还是偏远地区都占据了主导地位。⁽⁴⁾

第五，中间派开始掌控印尼民族主义党（Nationalist Party），苏加诺对党内左翼派系的支持无法维系阿里（Ali）和苏拉希曼（Surachman）的领导地位。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印尼权力重心的转移。⁽⁵⁾

第六，既有的苏加诺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失去公信力。约翰逊政府认为，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冲突的舆论氛围也开始转向，苏加诺政府的外交路线开始失去支持和影响力。⁽⁶⁾

最后，印尼开始重新与美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很明显印尼陆军高层已经对印尼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明确的调整指示。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1965年早些时候因民众示威游行而对棉兰和泗水领事馆造成的损坏的赔偿，这是美国政府自1962年以来收到的第一笔补偿款。两名大使馆武官早先被没收的私人房产已经归还，美国教科书重新在印尼大学里使用。

虽然印尼局势发生了上述关键性转变，但苏加诺目前仍是印尼国家元首，陆军还不能将他直接移除。尽管苏加诺已失去实权，但其依然试图在不利形势中找到有利契机，而苏加诺的这种做法令陆军十分不悦。约翰逊政府认为，不论怎样，苏班德里奥已经出局，印尼的权力重心越来越转移到陆军以及支持陆军的文职官员手中。未来成立的新政府可能存有诸多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但这并不妨碍约翰逊政府与印尼新政府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探讨。12月15日，美国驻印尼大使和德国、澳大利亚驻印尼大使讨论了印尼外交办公室北美事务主任赫尔米提出的经济援助请求。⁽⁷⁾

二、美国在印尼陆军清洗印尼共行动中的隐蔽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尼共力量遭到彻底地清洗。1965年11月16日，印尼独立支持者协会青年分支机构（Pemuda Pantjasila）的两个军官分别告诉美国驻棉兰领事馆的官员，他们的组织会处死每一个被抓住的印尼共成员。该组织于11月14日发表声明称，他们不会考虑苏加诺和其他领导人发出的保持冷静、恢复秩序的号召，该组织抓获的印尼共成员不会交给合法政府，除非他们已经死亡或接近死亡。当地穆斯林领导人将他们与印尼共之间的斗争称为“圣战”。印尼独立支持者协会青年分支机构的相关领导者称如果苏加诺政府不在印尼全国禁止印尼共的组织行为，其自身将被推翻。棉兰领事馆从其他渠道获知苏加诺由于不愿意禁止印尼共的组织活动，印尼国内对苏加诺的敌意情绪正在增长。⁽⁸⁾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九三零”事件中，关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是否编制了印尼共成员的名单，以及是否把这些名单提供给反印尼共组织和印尼陆军领导人是有争议的话题。美国政府的说法是，其在“九三零”事件中的作用主要是协助苏哈托集团夺取政权，而与印尼陆军主导的对印尼共成员的大规模屠杀则没有任何关联。从表面上，美国政府没有卷入具体实践的策划和实施，但从解密文件看，美国政府是事件的真实参与者。

1990年，有记者采访了美国驻印尼使馆前官员罗伯特·马腾斯（Robert J．Martens），随后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美国官员的名单帮助了60年代的印尼血腥屠杀》。1990年6月2日，马腾斯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从‘九三零’事件发生到苏加诺政府倒台的6个月的混乱时期内，我向非共产党力量提供了印尼共领导、骨干成员名单的事是真实的。”“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我提供的整份名单（我再次强调是整份的名单）来源于印尼共媒体，这是每个人都看得见的。这是关于印尼共的一个高级骨干网络，是350万印尼共党员中的几千人。”马腾斯强调名单上的这些人不是印尼共的普通成员（not party rank and file），同时他指出：“我自己决定把这些名单交给非共产党力量，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或其他大使馆官员都没有要求或授权我这么做。”马腾斯指出，美国驻印尼使馆并不存在《华盛顿邮报》所讲的花了2年的时间来编制名单的专门团体或工作组。⁽⁹⁾

1965年12月17日、1966年3月11日和1966年8月10日，美国驻印尼使馆向国务院发了三份电报，里面包含印尼共成员的名单。1965年12月17日，编号A-398的电报附件中包含了印尼共领导成员的名单，该电报由马腾斯起草，他告知国务院，大使馆方面收到了很多关于重要印尼共领导人被捕的报告，尽管这些报告通常是基于可疑的证据。编号A-398电报所包含的印尼共成员名单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印尼共公开的非机密领导人员名单，包括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等机构或部门成员的名单，共包括95个职位的67名成员；第二部分是编制而成的名单，共有18名成员。1966年3月11日，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国务院发了编号A-564的电报，附件包含了80名印尼共领导人员名单以及他们的职位。1966年8月10日，大使馆向国务院发了编号A-74的电报，附件包含15名印尼共高级领导人名单、4名已死亡印尼共高级领导人名单，以及20名被监禁的印尼共领导人和印尼共普通成员的名单。⁽¹⁰⁾

除了马腾斯外，来自美国政府其他前官员的采访和证词也确认了约翰逊政府牵涉进印尼陆军对印尼共成员的大清洗中。中情局远东部的前官员科尔比（Colby）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中情局并没有搜集到印尼共领导人员的完整名单，这在情报系统内被指为工作不到位，中情局认为，没有印尼共领导人的名单，工作将很盲目。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承认其在印尼陆军清洗印尼共行动中扮演的角色，但美国政府以提供人员信息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印尼陆军对于印尼共力量清洗的进程中。

三、美国隐蔽援助走向公开化的影响因素

约翰逊政府总体上认为，印尼陆军取代苏加诺政府执政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陆军的政策会有别于苏加诺政府，与苏加诺政府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不同，陆军将会奉行不结盟政策。陆军是印尼国内最强有力的反共产主义力量，但陆军会需要一个文官政府，为此，陆军极有可能组建军方、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和其他相关人员联合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可能是中立的，也可能是亲西方的，但不论怎样，美国影响印尼政策的机会窗口已经打开，可以为增进美国利益服务。

1965年12月3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关于对印尼的援助事宜。⁽¹¹⁾会议认为，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新近传来的消息显示，苏加诺在1966年1月1日后可能下台，届时印尼需要美国进一步的援助。

约翰逊政府认为，如果届时印尼陆军要求美国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其中的食品援助可以通过公开方式进行；规模不大的军事装备援助也可以通过公开方式进行，这些装备主要包括弹药、便携式对讲机、轻自动武器、汽车，也还可能包含一些C-130和C-47飞机的备用零件。此外，印尼陆军还可能需要一些训练援助。⁽¹²⁾从此处可以看出，随着印尼国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向渐趋明显，约翰逊政府在援助事宜上已经显现出半公开的意愿。

然而，在局势发展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仍有若干因素对约翰逊政府对印尼陆军立刻提供显性援助形成不利条件，其主要包括：一是印尼陆军的地位还没有百分百稳固，如果现在美国提供公开性的军事援助，就给苏加诺、苏班德里奥和苏联提供谴责的借口，约翰逊政府担心印尼在舆论上被指责为美国帝国主义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二是印尼目前没有放弃“粉碎马来西亚”政策，这对于美国和英国在此区域的国家利益不利。有一点显而易见，如果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缓和，英国可以降低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投入成本，同时印尼与马来西亚关系的缓和对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者之间的商业往来有利。三是印尼对于美国经济财产的征用、对于菲律宾的颠覆性破坏活动，以及对于国际法关于海峡航行自由原则的承认这些问题都还须加以解决。四是结合美国在东南亚的整体战略，约翰逊政府须评估美国公开援助印尼陆军的衍生后果。

基于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1）如果印尼陆军需要，美国可以向印尼提供有限的食品、药品方面的援助，以显示美国对新政府的支持；（2）基于印尼陆军对印尼共的打击占有优势，美国目前还不需要对印尼陆军提供公开的军事援助；（3）国务院和国防部应就向印尼提供公开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建立标准和细则。

第二节　美国隐蔽行动的公开化

1966年年初，雅加达的学生团体开始加入公开反对苏加诺政府的行列，这给苏加诺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苏加诺政府采取了绝地反击的相关措施，但对整体的局势发展已经不能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作用。随着苏哈托主导的印尼新政府的出现，美国对于印尼陆军的隐蔽援助慢慢走向公开化。

一、苏加诺政府的绝地反击

1966年2月中旬，约翰逊、助理国务卿邦迪、格林、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柯默尔就印尼形势及美国的援助计划作了商讨。格林认为，虽然美国与印尼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不尽如人意，但“九三零”事件使印尼共的政治力量遭到彻底摧毁，苏加诺与西方世界斗争的愿望遭到抑制，“九三零”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政治进程对于苏加诺个人的声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苏加诺依然保持了总统的职位，对于政府的相关部门实施了有效地管控，等待重新掌控政治大局的机会。格林认为苏加诺是聪明、富有说服力的，同时身体状况还相当不错。⁽¹³⁾

事实证明，苏哈托并不愿意公然挑战苏加诺的决定，也不会公然与苏加诺为敌，而是选择做一个实际的局外操盘手。在过去几个月清洗印尼共的过程中，陆军已经完全煽动起针对苏加诺政府的敌对性宗教和政治情绪，如果穆斯林团体和青年团体受到陆军鼓励，那么针对苏加诺政府的反向运动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有消息显示，陆军正计划煽动游行，以此作为实施戒严令的托词，并进一步推翻苏加诺的决定。果然，学生团体公开反对苏加诺政府的游行示威行动出现了。

到3月初，印尼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明朗化。被煽动的学生团体意识到光靠他们自己的力量难以推倒苏加诺政府，只有印尼陆军才具备这种能力。⁽¹⁴⁾然而，陆军在长时间内对于是否直接与苏加诺政府对抗都犹豫不决。学生团体认为应该引入陆军参与政治斗争，持续性的游行示威和其他活动将迫使陆军采取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陆军希望学生进一步制造混乱、加剧反苏加诺的紧张政治氛围，如此陆军便能够以恢复安全和秩序为理由对苏班德里奥和其他苏加诺政府政治高层采取行动。但陆军中的相关人士认为，苏加诺目前虽然不是陆军行动的直接目标，但苏加诺肯定会极力反对陆军对于苏班德里奥采取的行动，陆军需要做好与苏加诺面对面抗衡的准备。

随着学生团体反苏加诺政府游行示威活动的持续进行，马利克称过去一个多月来印尼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学生团体参与到反苏班德里奥和其他左翼内阁部长的行动中来，这些学生的力量超过所有政党联合的力量，他们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¹⁵⁾正如马利克所言，学生游行的力量是非同凡响的，在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中，有一些是支持苏加诺的高级政府官员的子女，这些子女的行为势必影响到父母的立场。同时，参与镇压的士兵和警察都不愿意朝学生开枪，马利克举例说，在3月8日，守卫外交办公室的一名警察用枪指着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发现这名学生是他长官的儿子，这个警察是如此的震惊以致离开了镇压行动。⁽¹⁶⁾

同时，印尼很多贸易工会以罢工的形式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格林向马利克询问，如苏加诺解除纳苏蒂安的职务对后者有没有影响，马利克称丝毫没有影响，纳苏蒂安为此反而增加了行动空间。最后，格林尤其强调了印尼的安全政治形势发展会不会对在印尼的美国人和美国财产构成威胁，格林指出苏班德里奥及其负责的外交办公室受到学生的冲击，苏班德里奥不能对学生和军队采取报复行动，但他有可能利用“打手队”对大使馆采取行动。在过去两个星期内已经发生了两件这样的事情。在2月23日和3月8日，有组织的左翼人士团体袭击了美国大使馆，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袭击人员也没有进入到大使馆内部。格林同时获得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即苏加诺对美国人异常的恼怒，可能会对美国人采取一定的报复行动。⁽¹⁷⁾

虽然美国政府认为陆军针对苏加诺政府高层人物的行动还存在不确定性，但以下几方面的情况是可以确定的：一是学生和其他民众团体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他们必须动员陆军采取行动而并非等待；二是陆军中的年轻军官对于指挥官仍毫无作为深感不满，这进一步加强反苏加诺力量；三是苏哈托推动年轻军官发起请愿行动，以进一步增强自己与苏加诺对抗的力量；四是学生日益增长的反苏加诺行为对于苏加诺的镇压行为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苏加诺政府担心学生的行为是陆军涉入局势的最佳托词。

在执政权力受到多种力量威胁的情况下，苏加诺深信坚定的政治立场可以分化和减弱反对派的力量。在过去一周内，苏加诺重新启用若干立场坚定的左翼人士担任政府要职，查封了学生行动指挥部，禁止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关闭了大学。苏加诺清楚地意识到，陆军当中的很多军官和士兵并不愿意直接与他对抗，只要自己立场坚定，就可以破坏陆军联合民众一起对抗他的阴谋。

然而，苏加诺的思维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学生团体无视苏加诺的不悦情绪，坚定地继续自己的行为。在此期间，学生采取了相关直接针对苏班德里奥的行动，同时批评了苏加诺。随着形势发展，学生对于自己的行为充满自信，他们认为自身的行动正为某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推波助澜。在感受到雅加达民众对于他们行为的支持后，他们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紧接着发生的学生包围总统府事件使学生团体反苏加诺政府的激烈程度达到了顶峰。

学生包围总统府事件不仅使苏加诺深受压力，也使苏哈托深感震惊，陆军担忧国内秩序失控，对于闹事的学生、穆斯林和其他团体进行了镇压。⁽¹⁸⁾陆军的镇压行动使印尼国内的部分中立文职官员产生失望情绪，他们认为陆军行为并不可信。⁽¹⁹⁾格林认为，印尼国内局势不稳、苏加诺和陆军之间的对抗僵持不下对印尼陆军十分不利，政治形势不稳和经济局势的恶化有可能促使印尼国内爆发革命，而苏加诺可以利用乱局重新使国家回到左翼方向。中情局也认为，苏加诺和陆军谁也没有能力把对方推倒，但苏加诺深信时间在他这一边，他可以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使印尼社会主义恢复活力。与约翰逊政府的观点不同，印尼陆军对于形势发展趋于乐观。苏肯德罗一反以往的悲观情绪，在3月2日告诉新西兰的负责人：将军们很快会代替士兵成为爱国者。⁽²⁰⁾

从总体看，学生的激动情绪和英雄主义情结对苏加诺政府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使苏加诺政府陷入被动局面。此外，印尼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和持亲西方立场的学者突然出现在大街上与学生一起游行。美国方面接到很多报告，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有组织地向学生提供食物和衣物，在街道上经商的相关商人和其他普通民众也为学生提供了免费的食品。⁽²¹⁾

约翰逊政府认为，学生的政治行为打破了苏加诺构建的政治教条。学生们向比他们年长的民众展示了一种理念，即做一个爱国者不一定是要支持苏加诺或是支持现政府。学生提出的如降低物价、清除无所事事的官员的倡议道出了民众的心声。

雅加达的民众明显地站在陆军一边。中立政党和其他组织都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对于苏哈托的支持。学生团体作为推动陆军采取直接行动对抗苏加诺政府的力量，起到了推动整个事态发展的作用，他们现在是欢呼雀跃的。他们步行或坐着卡车穿过城市，震天响地喊着打倒苏班德里奥、苏玛德杰（Sumardjo）和现任内阁以及平抑物价的口号和标语。

二、美国政府隐蔽援助浮出水面

1966年1月19日，印尼外交办公室北美事务主任赫尔米（Helmi）再次向格林表达了印尼陆军希望西方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请求。赫尔米提出为了缓解印尼目前的经济困境及争取民众对于印尼陆军的支持，30万到50万吨的大米、1．5亿英尺的棉布和相关医疗药品的援助是需要的。格林建议赫尔米最好提供其与苏哈托和纳苏蒂安面对面商谈的机会，这样格林可以向他们保证美国的援助只等时机一到就会到来。⁽²²⁾次日，国务院回复美国驻印尼大使馆，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赫尔米向纳苏蒂安和苏哈托传达两个密不可分的想法：一是美国政府对于印尼人民争取政权独立、改善民众福祉的国内政治进程持续关注，准备为印尼人民实现斗争目标提供援助；二是只有印尼新政府提供了可以进行援助的条件，美国政府才会正式加以援助。国务院解释道，之前没有对于赫尔米提出的援助请求正面回复，并不是因为美国对印尼陆军的行为持否定态度，或是缺乏友谊性和同情性的关切，而是印尼的国内政治安全形势无法让美国立刻进行援助。⁽²³⁾国务院希望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对于以下事项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确认：一是美国的紧急援助和发展援助必须给予一个有政策连续和有效的政府。二是该政府能够有效利用这些援助。三是美国政府与印尼政府关于援助的商讨只能以公开方式进行。美国政府认为，基于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如果政府向国会和公众提出向印尼实行隐蔽援助计划，则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四是印尼新政府不能是一个独裁政府，这是美国公众和印尼民众所不能接受的。

2月2日，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新近的印尼情势发展报告。大使馆认为，在1965年12月的头3个星期中，陆军在与苏加诺政府的斗争中不断巩固优势地位，关于“九三零”事件的审判已经开始，左翼政府人士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窄，美国与印尼之间的关系开始好转，有消息称苏加诺即将流亡国外。同时，印尼国内经济形势恶化，通货膨胀严重，生活必需品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物价高涨，民众负面情绪反应强烈，陆军运用民意来诋毁印尼共、苏班德里奥和苏加诺的声望。1月15日，民众的愤怒和怨恨情绪达到顶点，数千学生包围了总统府要求苏加诺现身进行解释，苏加诺被迫保证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会重新评估经济形势，努力降低物价。⁽²⁴⁾在2月12日到3月12日，几千名学生持续性地在雅加达大街上游行，要求禁止印尼共的组织活动，罢黜苏班德里奥，平抑物价。此外，学生占领并破坏了印尼外交部的设施，迫使教育部停止正常的工作流程。⁽²⁵⁾

3月10日，亚当·马利克与格林会面。马利克以从未有过的兴奋情绪告诉格林，忠于纳苏蒂安和苏哈托的22个陆军营将在雅加达地区采取行动随时推翻苏加诺政府。格林问，苏加诺准备解除苏哈托的职务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马利克回答说苏加诺准备解除苏哈托和阿德杰（Adjie）两个人的职务或其中一个人的职务。马利克表示他希望苏加诺这么做，因为如此一来陆军将会直接对苏加诺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给印尼带来长久以来所需要的变化。格林问马利克，现在的军官是否都忠于苏哈托，苏加诺有没有可能召集起支持他的部队，马利克回答说苏哈托对于陆军拥有绝对的指挥效力。空军中的年轻军官也参与到了反苏加诺政府的行动中来，他们表示如果内阁左翼成员想逃离雅加达，那么他们将采取行动进行制止和破坏。就美国政府非常关心的美国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问题，马利克回应称印尼陆军会有效地保护美国人。马利克称美方人员没有撤出雅加达的必要，但最好保持低调远离公众视线，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局面会变得高度紧张。格林向马利克表达了美国希望与印尼建立一种新的双边关系的愿景，格林称这种关系将是富有效率且对印尼有利的，同时印尼国内不会发生反美行为或其他会永久性地损害美国和印尼关系的行为，如此双方能够展开富有成效的友谊和合作。马利克称他比以前更加相信双方的愿景会实现。⁽²⁶⁾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苏加诺政府与陆军之间真正的危机发生了。苏加诺罢黜了纳苏蒂安国防部长的职务，将内阁中的中立成员移除，代之以左翼人士。从程序上讲，除非陆军公开挑战苏加诺的决定，否则苏加诺将重新回到印尼的政治中心，扭转国内的政治安全形势。

苏加诺计划剥夺陆军最高领导人职权以及将左翼人士任命为陆军领导人的做法引起了陆军的反扑，陆军限制了苏加诺的权力，不过陆军在形式上还是保留了苏加诺作为印尼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以此维护国家的统一象征。3月12日，苏哈托解散并永久禁止了印尼共及印尼共支持者和同情者的组织活动。陆军颁布法令，授予苏哈托对印尼共组织及其支持者采取随时行动的权力。过了两天，可靠的消息称印尼陆军逮捕了20名内阁成员。⁽²⁷⁾

印尼陆军掌权后的当务之急是组建一个有执政效力的新政府。同时，陆军方面对于印尼近期的公共秩序失控、军官的忠诚度和深入人心的苏加诺主义仍有忧虑之心。

美国方面认为，印尼未来权力斗争的格局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目前来看陆军在角力中占得了主动权。陆军能否最终成功依赖维持现状的能力，及维持陆军内部团结的能力。同时，学生团体已经成为一股新生的印尼政治中的重要力量。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陆军能否快速有效地巩固自身的地位，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清楚地知晓陆军会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新政府，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反印尼共的团体分享执政权力。以前被苏加诺政府监禁的相关反印尼共领导人，或许会在新政府中担任咨询顾问的角色，但美国认为陆军不会与这些人共享胜利果实，也不会让他们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印尼陆军想进一步巩固权力，美国估计其会在以下几个方向努力：一是重组内阁。那些支持印尼共的人士肯定会被替换，同时内阁规模会缩小，以尽量减少支持苏加诺的人。二是镇压腐败局面，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三是重新评估和制定基本的外交政策。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和。同时，陆军也会谨慎地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四是对于陆军的地位和功能重新定义。

3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科莫在向约翰逊提交的备忘录中指出，印尼陆军在与苏加诺、印尼共角力中取得胜利的意义难以估量。⁽²⁸⁾印尼拥有比其他所有东南亚国家都要多的人口和资源。在“九三零”事件发生之前，印尼呈现被共产主义占领的趋势，如果印尼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这对于整个西方世界将极为不利，而目前这一切都被扭转。科莫指出，目前印尼新政权对于未来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还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这时美国能够给予印尼几千吨小麦或大米的援助，这将产生巨大的心理效应，同时也展示了美国的友好态度。这是美国能以极小的代价换来印尼新政府与美国良好关系的机会。科莫担心国务院方面会对援助过分小心谨慎，他建议约翰逊亲自做出给予印尼援助的指示。1966年3月3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托马森向总统专门助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约翰逊给国务院做出指示，认为应该按照国际法给予印尼一次性5万吨大米的紧急援助。⁽²⁹⁾美国的隐蔽援助浮出水面标志着苏哈托主导的印尼政治格局基本定型，美国与印尼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88．

(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88．

(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99．

(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99．

(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99．

(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40．

(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85．

(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67．

(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86-387．

(10)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86-387．

(1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91-392．

(1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91．

(1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404-405．

(1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411．

(1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414．

(1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415．

(1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415-416．

(1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96．

(1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97．

(20)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412．

(21)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413．

(22)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93．

(23)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394．

(24)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395-340．

(25)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420．

(26)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414-416．

(27)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417-418．

(28)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419．

(29) FRUS， 1964—1968，Vol．ⅩⅩⅥ，pp．425-426．

结语

1965年的“九三零”事件是印尼国家发展史上的三大事件之一（另外两件是1945年印尼建国和1998年苏哈托辞职），“九三零”事件的发生及其衍生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外交诸方面的后果是印尼国家发展史的转折点。

就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而言，苏哈托主导的镇压“九三零”事件的开始意味着苏加诺政府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诞生，随即而来的是印尼整个国家的“右转”。这种“右转”不仅仅意味着印尼致力于构建市场经济环境，否定苏加诺政府的政策、去除苏加诺的政治遗产被苏哈托认为是建立新政府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区域性的地缘政治方面，苏哈托主导的反印尼共活动正处于冷战高潮时期，对地区政治产生了战略性的后果。苏哈托掌权后，印尼立马从奉行中立、反帝国主义的立场转为美国的追随伙伴，与美国一道在东南亚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尼克松政府对于1965—1966年美国在印尼的隐蔽行动方面的做法和经验颇感兴趣，尼克松指出这种经验和做法应该被借鉴到美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甚至在全球的关系处理中都应多加应用。1970年，柬埔寨西哈努克政权被推翻涉及“九三零”事件中的隐蔽行动因素；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被推翻与苏加诺政权被推翻有诸多相同之处；此外，尼克松政府之后的美国政府在中美洲的相关隐蔽行动做法都可以在“九三零”事件中找到影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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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依托亚太发展研究中心设立的“南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研究机构。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电子邮箱：zsforum@nju.edu.cn

电话、传真：025-89681655

中心网址：https://www.capds.nju.edu.cn

微信公众号：CAPDNJU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凤凰计划”与美国对越“反叛乱”政策（1967—1971）

朱玲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计划”与美国对越“反叛乱”政策（1967—1971）/朱玲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10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23701-0

Ⅰ.①凤…　Ⅱ.①朱…　Ⅲ.①越南战争-政策-研究-美国-1967—1971　Ⅳ．①K333.52②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1018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　斌

书　　名　“凤凰计划”与美国对越“反叛乱”政策（1967—1971）

著　　者　朱　玲

责任编辑　田　甜

助理编辑　江潘婷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151千

版　　次　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3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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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绪论

第一章　美国对越政策的发展与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第一节　美国的东南亚冷战政策

一、初步规划

二、最终确立

第二节　对越政策与越战进程

一、法国势力退出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介入

三、美国破坏越南大选

第三节　“反叛乱”的由来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反叛乱”计划

二、肯尼迪政府“反叛乱”小组的成立

三、肯尼迪民事“反叛乱”的扩大

第二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的发展及“凤凰计划”的出现

第一节　军事、民事“反叛乱”的结合

一、军事“反叛乱”的开始

二、军事、民事“反叛乱”的初步协调

三、协调机制的形成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出现：战争“越南化”的初尝试

一、军事、民事“反叛乱”的融合

二、“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

三、“凤凰计划”机构设置的决策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情报基础：“召回计划”

一、由来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决策

二、“召回计划”的情报获取及与“凤凰计划”的关系

三、“召回计划”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作用

第三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调整及“凤凰计划”的扩大

第一节　背景

一、溪山战役及春节攻势的发动

二、关于是否增兵越南的大争论

第二节　调整

一、对南越“反叛乱”的调整

二、对南越周边国家“反叛乱”的调整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扩大

一、“凤凰计划”的正式化

二、“凤凰计划”情报机构的建立

第四章　尼克松政府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及“凤凰计划”改革

第一节　初期军事行动对“反叛乱”的支持

一、“反叛乱”政策的争议

二、对柬埔寨的轰炸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改革

一、评估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二、“凤凰计划”的改革

第三节　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及其失败

一、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

二、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升级

三、第一次“越南化”政策的失败

第五章　尼克松中后期“反叛乱”的转型及“凤凰计划”的衰落

第一节　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反叛乱”的“越南化”

一、对“反叛乱”的反思及第二次“越南化”的开始

二、“凤凰计划”的“越南化”

第二节　“凤凰计划”衰落前的过渡期

一、在巴黎和谈中的威慑作用

二、在撤军中的辅助作用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衰落

一、评估效果及其失败原因

二、“凤凰计划”的替代品——F6计划的实施和失败

结论

一、“凤凰计划”在“反叛乱”中的位置

二、“凤凰计划”对美国越战进程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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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得“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唯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有助于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绪论

本书主要论述了越战时期美国在南越实施“反叛乱”政策的背景下，“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事实。关于“反叛乱”的定义，学界有不少阐释。究其实质，“反叛乱”就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准军事等手段击败“叛乱”。而在越战中，具体是指美、南越运用上述手段打击北越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凤凰计划”则是美、南越实施的众多“反叛乱”项目的子项目之一，最初的目的是共享情报，准确打击越共的领导人。不过，后来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一些实施单位使用了逮捕、劝降、暗杀等准军事手段，偏离了“凤凰计划”的初始目标。

虽然“凤凰计划”采取了准军事行动⁽¹⁾，但它的性质并不是隐蔽行动⁽²⁾，主要原因在于“凤凰计划”不是隐秘事件。在创立时期，“凤凰计划”创始人孔墨（Robert W．Komer）⁽³⁾邀请记者报道宣传过“凤凰计划”。在后期，美国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William Colby）把“凤凰计划”的年终报告发给了众多相关部门。这些都说明“凤凰计划”不是保密级别高的行动，与中情局实施的隐蔽行动是不同的。而且NSC10/2号等文件规定，隐蔽行动不包括战争期间可识别行动者的、以取得战争胜利为目的的秘密活动。“凤凰计划”有徽标、有组织、有明确的执行机构，可以识别。只不过“凤凰计划”每一次的具体行动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使用了暗杀手段，这时的具体行动或可以称为一次隐蔽行动。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明确指出“凤凰计划”是“反叛乱”项目。综上所述，“凤凰计划”的性质当界定为“反叛乱”项目的子项目。

“凤凰计划”作为越南战争的一个侧面，是研究越战的一个新角度。对越战进程进行研究的成果有很多，但大多没有专门从越战“越南化”的角度审视越战进程，更不用说审视美国对南越的“反叛乱”政策，甚至“凤凰计划”与越战“越南化”之间的关系了。

国内外关于“反叛乱”及“凤凰计划”的相关研究十分有限。首先，“反叛乱”的研究权威极少。在国外学者中，最著名的“反叛乱”理论研究专家是加吕拉（David Galula）。加吕拉的专著《反叛乱战争：理论与实践》（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Theory and Practice），概述了“反叛乱”战略，是“反叛乱”理论研究的先驱。⁽⁴⁾国内研究“反叛乱”理论比较权威的是葛腾飞。葛腾飞的研究成果中比较重要的两篇文章是《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⁵⁾和《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⁶⁾前一文厘清了“反叛乱”的定义，“反叛乱”理论的来源、发展及面临的困境；后一文则是以伊拉克为个案的“反叛乱”案例研究。其次，国内对“凤凰计划”的全面研究几乎没有，提及“凤凰计划”的学术成果也屈指可数。时殷弘教授的专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中有一章提到过“凤凰计划”。⁽⁷⁾舒建中教授的文章《美国的准军事行动理论》，在文中的越南案例中提到了“凤凰计划”。⁽⁸⁾还有一篇段灵敏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在越战期间的乡村绥靖政策研究》，文中一个小节里提到过“凤凰计划”。⁽⁹⁾

越南战争是第一次在电视直播中出现的战争，加之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对“凤凰计划”进行了多次国会听证会；所以“凤凰计划”为美国公众所熟知，美国关于“凤凰计划”的研究相对较多。

在“凤凰计划”发生的当时和不久之后，出现了一些由新闻报道、对重要人物的采访、涉事者的回忆录，以及对参与“凤凰计划”实施的士兵采访汇集而成的口述史资料。这些材料构成了“凤凰计划”最初步的历史。

首先，有关“凤凰计划”的新闻报道。最初报道“凤凰计划”的新闻分为两种：一是对“凤凰计划”的赞誉，从美国角度全方位介绍“凤凰计划”及其执行情况；二是一些记者对“凤凰计划”的批评，基本是揭露美国使用残忍手段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情况。

美国新闻界从1968年开始就有了关于“凤凰计划”的报道。1968年6月29日，在《纽约客》上罗伯特·沙普伦（Robert Shaplen）使用了越南语的“凤凰”二字对“凤凰计划”进行报道，称其为全能鸟。1968年9月，《华尔街日报》记者康比德（Peter Kann）的一篇关于“凤凰计划”的报道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看不见的敌人。1969年1月6日，《纽约时报》记者杜伦孟德·艾尔斯（Drummond Ayres）对“凤凰计划”做了一个回顾。⁽¹⁰⁾1969年1月6日，国际新闻处有一篇名为《凤凰计划的目标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的文章，介绍了“凤凰计划”的来源和执行的基本情况。⁽¹¹⁾1969年7月14日，公用事业局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在越南的绥靖政策》一文，专门介绍了“凤凰计划”，并提到了“凤凰计划”的情报来源、情报协调和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成效。⁽¹²⁾1971年7月1日，《纽约时报》有一篇介绍科尔比的文章，说科尔比主要负责美国在越南的绥靖政策，他与南越紧密合作，试图有效发展“凤凰计划”。⁽¹³⁾1973年2月4日，唐纳德·柯克（Donald Kirk）在《费城问讯报》发表《为什么越南战争没有真正结束》，详细描述了“凤凰计划”的分支行动F6计划。⁽¹⁴⁾1980年11月《老爷》杂志刊载《五角大楼的重要人物》，介绍了孔墨的事迹，提到1968年春节攻势以后，孔墨和科尔比开始负责实施“凤凰计划”，并指出这个计划是用暗杀手段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¹⁵⁾

加拿大和南越新闻界也进行了相关报道。1973年1月31日，约翰·盖尔纳（John Gellner）在《多伦多环球邮报》发表题为《在越南持久和平的机会》的文章。他对“凤凰计划”误伤平民的情况有所研究，称西贡的情报部宣称在“凤凰计划”实施的一次行动中误杀了40994名平民。⁽¹⁶⁾南越特稿新闻社发表了《凤凰计划——根除共产党的影子政府》一文，给出了1967年12月和1968年前11个月“凤凰计划”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数量，也提及了“召回计划”与“凤凰计划”的关系，还介绍了协调委员会、情报分享和要消除的对象等相关情况。⁽¹⁷⁾

其次，大致介绍一些重要的访谈材料、回忆录和口述史材料。因很多访谈材料经过整理后汇编成口述史材料，故访谈材料和口述史材料归在一起进行介绍。

道格拉斯·瓦伦丁（Douglas Valentine）的《凤凰项目》（The Phoenix Program）一书用了很多访谈材料，既有对重要人物的访谈，也有对普通人物的访谈。此书对“凤凰计划”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个计划暗杀了越南平民，批评南越警察和政客的腐败。⁽¹⁸⁾《直面凤凰：中情局与美国在越南的政治失败》（Facing the Phoenix：The CIA and the Political Defe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一书也使用了访谈材料。此书作者在对负责实施“凤凰计划”的重要人物中情局情报官员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和科尔比进行访谈后，在书中诠释了美国官僚部门之间的冲突。⁽¹⁹⁾贝勒大学的硕士论文《凤凰计划：回顾性评估》（“The Phoenix Program：A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也使用了访谈材料，该文基于作者对科尔比和驻越副大使波特（William J．Porter）的访谈。该文成文于1989年，距离“凤凰计划”发生的年代不足20年，因此使用的档案材料不是太丰富，只使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几份档案。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凤凰计划”的起源、组织方式等，重点落在对“凤凰计划”实施效果的评估上。⁽²⁰⁾除此之外，还有口述史材料。《我们拥有的一切：33名美国大兵的越南战争口述史》（Everything We Had：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as Told by 33 American Men Who Fought It）是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口述史著作，书中有关于海豹突击队员迈克·比蒙（Mike Beamon）参与“凤凰计划”的口述资料。⁽²¹⁾

参与“凤凰计划”实施的负责人及士兵的个人回忆录也是重要史料，可以作为未解密档案的补充材料。科尔比的回忆录《情报生涯三十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科尔比回忆录》（Honorable Men：My Life in the CIA）揭露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很多事件的内幕，也论述了中央情报局及其政策的变迁情况，其中有一章描述了“凤凰计划”。科尔比主要回忆了“凤凰计划”实施的原因，南越当局的行动及其与美国的配合，他评价“凤凰计划”是“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子项目里最引人注目的。⁽²²⁾《情报协调：越南的凤凰计划》（ICEX Intelligence：Vietnam's Phoenix Program）是一个“凤凰计划”顾问的个人回忆录。该书作者回忆了其在越南训练、作战的经历，从个人的视角告诉人们他们的具体行动是什么。⁽²³⁾《顾问：越南的凤凰计划》（The Advisor：The Phoenix Program in Vietnam）也是一个顾问的回忆录，该书并不局限于叙事，还抒发了该书作者关于越南战争的想法。该书作者是以安县顾问，曾参与“凤凰计划”摧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书中记述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以安县和边和省的行动。⁽²⁴⁾《跟踪越共：凤凰行动：个人自述》（Stalking the Vietcong：Inside Operation Phoenix：A Personal Account）一书的作者是一名军队情报官员，在西贡附近的厚义省工作，负责从北越叛逃者和战俘那里获取信息，以便传递给南越军方。该书对越南文化和越南人民的评判很有思想性，也尝试为解决一些问题提供经验总结。比如，如何做一个地方部队的顾问，怎么对付北越影子政府，还提到酷刑在审讯中不起作用等问题。⁽²⁵⁾越南方面的回忆录有《与河内分道扬镳：一个越南官员的回忆录》（A Vietcong Memoir：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Vietnam War and Its Aftermath），这本回忆录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补充材料。作者张如藏（Truong Nhu Tang）曾经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后来又离开越南在法国生活。⁽²⁶⁾

总的来说，新闻报道、口述史材料和个人回忆录主观色彩比较浓，这些材料注定难以反映事件的全部。新闻报道具有片面性；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也容易受到质疑；个人回忆录由于个人主观性和政治因素等原因，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故纵然有新闻报道、口述史材料和个人回忆录，人们还是不能全面整体地了解“凤凰计划”。基于以上原因，需要借重档案材料来勾勒事件的轮廓，才能做到真实可信地还原事件真相。

本书主要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作为研究“反叛乱”政策的档案材料。而“凤凰计划”的原始材料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电子化越南战争档案。第二，中情局档案。根据《信息自由法》25年自动解密原则，中情局的档案也要解密。因此从2000年开始，中情局开设了一个检索系统CREST。CREST提供了一些关于“凤凰计划”的档案，并且每年都有新档案解密。第三，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简报，其中包括《分解越战之谜》和《中情局在越南的历史》等相关子集档案。此外，因为本书是研究美国外交的决策过程，所以需要倚重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美国国家安全档案主要来自《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DNSA）、美国解密档案在线（DDRS）、肯尼迪图书馆、约翰逊图书馆、尼克松图书馆。通过系统解读《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可以理清美国在1967—1971年对越南的“反叛乱”政策，再通过解读散落在各个数据库的档案文件，可以还原出“凤凰计划”的历史脉络。

(1) 准军事行动（Paramilitary Operation）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的主要子战略之一，是冷战时期美国频繁使用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主要指介于传统军事行动与非军事行动之间的隐蔽行动，包括由中情局等部门对他国秘密进行或暗中组织、训练、协助目标国反政府力量所从事的武装破坏、颠覆政权、暗杀政治领导人等活动。详见石斌：《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及其相关问题——基于新史料的重新探讨》，《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第96页。

(2) 隐蔽行动是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集团进行公开较量、秘密争夺的重要战略武器，是美国冷战遏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在外交折冲、军事干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详见白建才：《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3期，2015年5月，第95页。

(3) 1967年孔墨被约翰逊派到越南，负责“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CORDS）。在越南，孔墨得到一个外号“喷灯”。“喷灯”形容他办事的风格火爆。

(4) David Galula，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Theory and Practice，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6.

(5) 葛腾飞、苏听：《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6) 葛腾飞：《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

(7)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88页。

(8) 舒建中：《美国的准军事行动理论》，《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12期，第14页。

(9) 段灵敏：《美国在越战期间的乡村绥靖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5月。

(10) Douglas Valentine，The Phoenix Program，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90，pp.275-276.

(11) International Press Service，“Phoenix Operation Aims at VC Infrastructure”，January 6，1969.

(12) Office of Media Services，Bureau of Public Affairs，Department of State，“Pacification in Vietnam”，July 14，1969.

(13) Alvin Shuster，“Colby，U.S．Chief of Pacification for Vietnam”，The New York Times，July 1，1971.
　　科尔比在越战期间主要负责“凤凰计划”。1971年6月30日他结束了在越南的“反叛乱”工作回到美国，据《纽约时报》报道，他离开越南回到美国的原因是其女儿生病了；1973年成为中情局局长；1996年不明原因死亡。邦克（Ellsworth Bunker）认为科尔比在越南贡献突出：他在越南比较恶劣的环境中，穿梭于越南各地视察安全和发展情况，骑着摩托车了解三角洲地区，乘着吉普车了解丛林地区，坐船了解运河系统。

(14) Donald Kirk，“Why the Vietnam War Isn't Really Over”，PHILADELPHIA INQUIRER，February 4，1973.美越巴黎和谈停火协议达成后，美方以F6的名义实施“凤凰计划”的内容。

(15) “Pentagon Players Number 1 Blowtorch Bob and the Persian Gulf”，Esquire，November，1980.

(16) John Gellner，“Chances of peace lasting in Vietnam”，TORONTO GLOBE＆MAIL， January 31，1973.

(17) Vietnam Feature Service，“Operation Phung Hoang...Rooting out the Communists' Shadow Government”.

(18) Douglas Valentine，The Phoenix Program，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90，p.14.

(19) Zalin Grant，Facing the Phoenix：The CIA and the Political Defe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New York：W W Norton ＆ Co．Inc，1991.

(20) Douglas J.Brooks，“The Phoenix Program：A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Master of Arts，Baylor University，1989.

(21) Al Santoli，Everything We Had：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as Told by 33 American Men Who Fought It，New York：Ballantine，1982．

(22) William Colby and Peter Forbath，Honorable Men：My Life in the CI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8，p.266.

(23) G．LaVerne Crowell，ICEX Intelligence：Vietnam's Phoenix Program，Baltimore：Publish America，2006.

(24) John L．Cook，The Advisor：The Phoenix Program in Vietnam，Pennsylvania：Dorrance ＆ Co.，1973.

(25) Stuart Herrington，Stalking the Vietcong：Inside Operation Phoenix：A Personal Account，California：Presidio Press，2004.

(26) Truong Nhu Tang，A Vietcong Memoir：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Vietnam War and Its Aftermath，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5.

第一章　美国对越政策的发展与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二战后，美国在国内一手发展军事力量，一手发展经济。与此同时，美国在外交方面也逐步形成两大战略，一个是现实主义的遏制战略，另一个是恢复经济的自由主义战略。⁽¹⁾而苏联作为战胜国，也想增强政治、军事实力，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更多地区。因此，美苏对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在所难免。

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在与法西斯军队较量时，进入过一些东欧国家。其中，阿尔巴尼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战后不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实际执政，学习苏联模式。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此外，战后苏联不愿履行从伊朗撤军的协定。上述举动引发了伊朗危机。与此同时，苏联废除《苏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一再要求修订《蒙特勒公约》。此举又引发了土耳其危机和持续时间较长的希腊危机。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朗危机得以化解，苏联从伊朗撤军。在土耳其发生危机时，美国势力趁机进入了土耳其。在希腊发生危机时，美国向希腊政府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

苏联从上述两个地方着手构建其地缘政治安全的行为引起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随着英国等传统大国在战争中的衰落，在处理这一系列欧洲危机时，英国需要邀请美国参与解决。而美苏作为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两个国家，开始从战时的合作走向战后的对抗。不久之后，冷战开始。美苏意识形态之争愈演愈烈。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正式形成。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美国对欧洲的意识形态争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上实行“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以实现其经济复苏；政治上分裂德国。而正是德国的分裂形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在欧洲对峙的局面。

在亚洲，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规划了“两条遏制线”：位于西太平洋一线上的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等地，“由美军抵挡外来进攻”；亚洲大陆上的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由盟友进行遏制，不投入美国部队”。⁽²⁾

第一节　美国的东南亚冷战政策

一、初步规划

1948年秋，美国开始“加强扶植东南亚国家的反共力量”，拉开对中国“遏制”政策的序幕，并把对中国的“遏制”推到了中国边缘地区。⁽³⁾东南亚是美国在亚洲大陆这一条遏制线上的重要一环。美国试图通过向东南亚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政府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和顾问援助把共产主义遏制在中国南部边境。

为此，美国开始规划对东南亚的政策，以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此时美国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的激进民族主义问题无法通过全力支持荷兰和法国来解决。⁽⁴⁾1949年7月1日，上述规划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1号文件中发布。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还对之进行审议，以作为编写NSC48/1号文件的参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于1949年12月30日发布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即NSC48/1、NSC48/2号文件。该文件确定了美国在亚洲选定非共产主义国家来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以防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并最终消除苏联在亚洲的优势权力和影响力的目标。另外，该文件还强调要特别关注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问题，不惜采取行动清除越南末代皇帝保大（Bao Dai）或其他非共产主义领导人的障碍。且根据1949年《共同防卫援助法》第303条的规定，美国向泛中国区提供了7500万美元的紧急事项援助。⁽⁵⁾

美国对东亚，尤其是东南亚的关注不仅限于上述行动，在1949年12月美国还派遣国务院巡回大使菲利普·杰赛普（Philip Jessup）考察团“考察远东14国”。杰赛普认为“东南亚岌岌可危”，而在东南亚“印度支那是局势的关键”。⁽⁶⁾

此后，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专门针对东南亚的政策。国务院于1950年2月底向国安会提交了政策报告书《关于美国对印度支那的立场》，即NSC64号文件。该文件认为：因为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扩张只是共产主义计划夺取整个东南亚的一个阶段，所以美国要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大。因为印度支那是与中国相邻的唯一一个有大型欧洲军队的地区，所以在印度支那边境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是防止共产主义影响力扩展到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关键。如果印度支那由共产党主导的政府控制，泰国和缅甸等邻国可能会变为由共产党执政。然后，东南亚的平衡将被严重破坏。⁽⁷⁾

1950年4月24日，杜鲁门批准了NSC64号文件，指示国务卿协调相关事务，并让所有相关部门和机构执行。不过在具体事务（如对东南亚的援助）的实施上，各部门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如菲律宾和东南亚事务办公室就曾否决过NSC64/1号文件，认为其“太过于学术”，可以“不采用”，或者进行“修订”。⁽⁸⁾

此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最终确立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在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后，最终通过制定NSC124/1和NSC124/2号文件确立了其东南亚政策。

图1-1　朝鲜战争场景
（图片来源：https://m.baidu.com/sf_bk/item/朝鲜战争/5310?ms=1＆rid=10526650108807954925）

二、最终确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国务院情报处对局势进行了评估。首先，提出美国需要援助韩国。其次，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事先指示朝鲜采取的行动，朝鲜战争“必须被视为苏联的举动”。再次，美国不采取行动的话，将影响美国在整个亚洲乃至欧洲的声望——尤其对日本及台湾当局的负面影响较大，也将有利于中共政权。东南亚地区将对美国失去信心，“增加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渗透的机会”。⁽⁹⁾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空军和海上部队给予韩国部队掩护和支持，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增加在菲律宾的美国部队，加快对菲律宾政府的援助。同样加速向印度支那提供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特派团到印支。且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沃伦·奥斯汀（Warren Robinson Austin）向安理会报告这些步骤。⁽¹⁰⁾

1950年7月7日，安理会第84号决议决定派遣“联合国军”援助韩国。7月25日，联合国表示要向韩国提供军事援助。⁽¹¹⁾这些援助包括紧急救济援助和医疗援助。7月27日，在美国的鼓动和压力下，“十六国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在南朝鲜釜山登陆，介入朝鲜战争”。⁽¹²⁾

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对东南亚的关注。美国强化并扩大了其对东南亚的援助计划。1950年6月30日，美国组建了由国务院、国防部以及经济合作局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调查团，旨在调查东南亚国家军事互助协作情况。1950年7月3日，美国决定拨款1600万美元用于向印度支那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1950年7月10日，国务院和国防部又同意了向泰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案。⁽¹³⁾

1950年10月中国参战，经过两次战役后，美军退到“三八线”附近。1951年1—4月初又打了第三、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11日上午10点30分，杜鲁门向美国人民发表了关于韩国和美国远东政策的电台报道。他多次重申讲话的主题：美国打击朝鲜共产党的行动是征服整个亚洲计划的一部分，此举不仅能削弱共产党的势力，还能阻挠苏联接管远东。⁽¹⁴⁾

1951年5月17日，美国发布NSC48/5号文件，即《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鉴于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应该以一切切实可行的方式阻止共产主义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协助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培养抵抗共产主义的意志和能力，向印度支那提供及时和适当的军事援助，激化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并通过海军和空军对中国沿海实施封锁，旨在使共产主义的军事行动尽可能地付出高昂代价。⁽¹⁵⁾总之，对美国来说，NSC48/5号文件建构了东南亚重要的战略地位——东南亚有美国所需的供不应求的战略物资，其战略位置可以限制共产主义向亚洲其他地区扩张。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后，双方进入边打边谈的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对抗中国，1952年2月13日，美国发布《鉴于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侵略，美国的目标和行动方针》，即NSC124号文件。该文件把限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尤其是在东南亚）扩张的想法变成了实际可执行的方针，旨在达到防止东南亚国家进入共产主义轨道的目的。

至此，从最初的“杜鲁门政府无法在东亚确定一种恰当的‘遏制’范围”，演变成了东南亚最终成为美苏冷战在亚洲的前沿阵地，“杜鲁门政府赋予这一地区新的战略重要性”。⁽¹⁶⁾

第二节　对越政策与越战进程

一、法国势力退出

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对峙，在亚洲又面临着“朝鲜的僵局”；故美国将目光投到东南亚地区，尤其关注法属印度支那。其中越南紧邻中国，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前沿，其地理位置尤为重要。不过鉴于此时越南是法属印支的一员，美国并不想超越法国的领导地位。

1950年1月29日，法国批准越南自治，把行政权交给保大。美国愿意承认并倾向于使用不明显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措施加强保大的统治，⁽¹⁷⁾以期非共产主义政权能得到越南人民的支持。但此时，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1950年之前，已经有大片国土得以解放。不过北越的处境依然非常艰难，他们向中国寻求援助。在朝鲜战争打响后不久，即1950年9月，在中国的援助下，越南人民军在北越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向法国发起了边界战役。在边界战役中，法军节节败退。法军的失败导致法国在越南的存在遭到了来自美国的质疑，可法国仍不愿意撤出印度支那地区。

上述形势坚定了美国要插手东南亚，使其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决心。不过，此时美国依然认为：到目前为止，法国军队似乎是抵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唯一有效保障。⁽¹⁸⁾美国愿意增加对法国的军事援助。

1950年12月6日，法国著名军事将领塔西尼（Jean-Marie-Gabriel de Lattre de Tassigny）被任命为法国远东军总司令，兼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被派遣到越南。且法国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

图1-2　塔西尼
（图片来源：https://m.baidu.com/sf_bk/item/塔西尼/10751234?fr=kg_general＆ms=1＆rid=10684947467716575899）

1950年12月23日，美、法、印支三国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议》。法国鉴于法美关系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便向美国索要更多的技术、物资、设备援助，且对美国软硬兼施，威胁道“如果印度支那失落，结果将是灾难性的”⁽¹⁹⁾。塔西尼则说：“有时在美国，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一样要东西。”可见美国并没有全部答应法国的援助请求，法国也已经明显力不从心了。塔西尼只得跟美国说：“这不是我的剧院，这里是我们的剧院。”⁽²⁰⁾

而美国正忙于朝鲜战争。因为印度支那事务是优先级次于朝鲜战争的事项，所以美国对法援助金额没有增加。同时，美国也希望减少负担过重的维修费用，在其他相关项目上，也不愿意承担财务或其他方面的责任。⁽²¹⁾美国决定在进一步与法国合作之前，重新审视自己的远东政策。

1952年1月11日，塔西尼去世。同时，法国也面临着财政困难的问题，无法同时负担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开支，故决定削减在印支的支出。有“欧洲之父”之称的法国政治家让·莫内（Jean Monnet）曾坦率地说：“法国别无选择，因未能履行在欧洲的承诺，所以只能退出印支。”⁽²²⁾

美国可以确定其自身目前没有任何部队能来到印支取代法国的位置，所以美国只能继续向印支提供军事援助，而且要增加援助份额。虽然美国指责法国的做法，但在法国自愿撤离的情况下，美国开始考虑制定自己的印支方案。

1952年6月25日，美国最终确定了NSC124/2号文件，即《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该文件明确提出防止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轨道，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失落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东南亚国家可能与中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这将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危害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益。此外，共产主义对东南亚构成威胁，而法国无力维持其在印支的驻军会导致局势恶化。美国开始考虑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²³⁾NSC124/2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取代了法国在印支的殖民政策。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介入

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其时，美苏冷战争夺的态势激烈。尤其在东亚，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美也处于对抗状态。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度支那地区较为重视。加之法国力量在印支的衰微，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介入印支事务。

1953年5月，法国制订纳瓦尔计划以夺回印支战场主动权，并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但越方在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Võ Nguyên Giáp）的指挥及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把法军围困在奠边府。针对这种状况，美国内部关于是否出兵越南有一次争论。

关于美国介入印支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军事介入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的。共和党政府在1953年10月通过了“新面貌”基本政策。印度支那被列为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对这些重要地区的攻击“可能会迫使美国在当地用军事力量作出反应”。⁽²⁴⁾

虽然美国决策层对印支的战略地位没有怀疑，也已经有相关的政策作为出兵干涉印支的基础，但是美国内部对于出兵印支的可行性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为此，美国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来评估法国的军事实力，旨在对美国的未来行动提供参考。工作组向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报告工作。

1954年1月16日，美国发布《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目标和方针》，确认只要法国继续在印度支那履行其主要责任，美国就会继续支持下去，因为如果越南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美国连取代法国的机会都没有了。美国保证如果共产主义危及东京三角洲地区，美国将协同其他盟国协助法国部队击退“侵略”，控制印度支那并恢复其安全与和平。⁽²⁵⁾

1954年1月底，美国向印度支那提供了200名穿制服的美国空军机械师作为军事援助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的增援部队。⁽²⁶⁾但上述措施并没有扭转法军溃败的局面。1954年3月13日，越军向奠边府法军发起攻击，法军陷入困境。

在1954年3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就奠边府战役和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发表了评论，他将东南亚地区描述为“最具超越性的重要性”。⁽²⁷⁾参联会主席雷德福（Arthur W．Radford）也表示：“我们在华盛顿的所有人都对奠边府战役的进展深感兴趣”，美国正在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美国武装部队除外）；“我非常高兴”纳瓦尔将军（Général Henri Navarre）接受美国军官作为教练协助训练越南军队；如果法国要求美国出兵，将得到美国政府的迅速和彻底的审议。⁽²⁸⁾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意识到奠边府很可能将在“三到四天内陷落”。⁽²⁹⁾在参会前，美国定下基调：关于印度支那的谈判，如果法国很明显做出了令人不满意的安排，而且如果美国认为没有足够的预防措施，那么在法国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后，美国将不得不决定离会。⁽³⁰⁾

1954年5月7日，奠边府陷落。美国提出，如果满足五个条件，将向国会要求授权“出动地面部队干涉”印支事务。⁽³¹⁾

5月8日，日内瓦会议进入最后阶段。法国提交提案：越南事务和老挝、柬埔寨事务分开讨论。关于越南，法国提出将在解除战斗部队武装、释放战俘、签署协议后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关于老挝和柬埔寨，法国提出撤离所有入侵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队。以上内容均由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成员国监督实施。⁽³²⁾这项提案与美国的预期背道而驰，美国不乐意看到共产党接管东南亚。国安会特别会议立即决定“在可接受的停战协议达成之前，美国不会同意关于停火协议的任何提案”。⁽³³⁾

直至6月中旬，日内瓦会议参会各方的分歧仍不能消除。但此时法国政府更迭，新政府决心在短期内达成停火协议。为此，美国国务卿、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副国务卿、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都不回日内瓦参会。杜勒斯说：“现在感觉不回去更好。”美国代表不想违背华盛顿制定的七点协议⁽³⁴⁾，而且此前杜勒斯已经做好了对可能达成的解决方案“公开拒绝”的准备。⁽³⁵⁾

1954年7月21日，会议发布《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结束在印支三国的敌对活动，恢复印支和平。在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关系方面，与会成员国承诺尊重上述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不干涉其内政。⁽³⁶⁾

美国代表拒绝签字，美国准备干涉印支事务的决心昭然若揭。史密斯发表声明：“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包含了美国不喜欢的特征。”⁽³⁷⁾在7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指出，印度支那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参与战斗的国家”，美国不是“受其约束的一方”。且表示美国正与其他盟国讨论在东南亚组织防御，防止该区域被共产主义影响。⁽³⁸⁾

最终在1954年8月20日，美国制定了一份名为《关于美国对远东政策的研究》的文件，在此文件中阐述了“美国在印度支那排挤、取代法国的政策”。⁽³⁹⁾这份文件是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细化，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远东政策。其后，美国介入越南的程度逐步加深。最终，美国取代法国，继续介入越南事务。

三、美国破坏越南大选

日内瓦协议规定：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越盟控制该线以北的越南地区，法军则在该线以南地区集结；1956年6月，越南将举行全国大选。到1954年7月，法军有18.5万人留在南越，其他任何军队暂时无法替代这支力量。南越军队在目前的训练和纪律状况下，不能与越盟部队进行战斗。⁽⁴⁰⁾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已开始策划南越未来的“政治安排”。美国愿意承担起对南越部队进行训练的责任，但是对越南全国大选的可取性持强烈保留态度。⁽⁴¹⁾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与美国对越南的“政治安排”是有冲突的，故美国开始想办法在南越取代法国的地位。

南越保大腐败，法国也仍然在南越进行殖民统治，美国越发深信胡志明会赢得选举的胜利。美国担心其在印度支那的不作为会导致越南的选举提前以及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既然选举无疑会导致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么越南分裂才是最佳解决方案，故而美国打算敦促法国给予南越完全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并通过适当措施来强化这种独立。⁽⁴²⁾

虽然美国、法国与时任南越首相吴庭艳（Ngo Dinh Diem）之间有龃龉（吴庭艳在处理南越局势方面非常无效），但是美国仍有支持吴庭艳建立南越政权的意愿。一方面，吴庭艳持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及反共的立场，且拥有不少南越知识分子的支持，而这恰好是美国看中的“品质”。同时，美国鼓励吴庭艳将天主教徒和其他反共武装分子从北越转移到南越，旨在通过移民增加吴庭艳赢得全国选举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吴庭艳或其他人组建的政府有必要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以确立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参赞基德尔（Randolph A.Kidder）建议，“应该让南北越分开举行选举，并尽可能使其产生广泛的分歧，以增加南越获胜的机会”。⁽⁴³⁾实现越南南部的政治稳定成为更为紧迫、更为关键的问题。

直到1954年12月初，美国对帮助吴庭艳维护和巩固南越政权仍感到前景非常黯淡。而在12月18日，法国驻印度支那总司令保罗·伊利（Paul Ely）与雷德福通电话，通话内容让雷德福非常惊讶。因为伊利“坦率地”告知雷德福最终结果：他正在和美国驻越大使柯林斯（J．Lawton Collins）合作以支持吴庭艳。伊利说：“有两个强大的国家支持吴庭艳，吴庭艳应该能够成功。”⁽⁴⁴⁾同时，中情局也一直在背后支持吴庭艳。中情局打算通过制造一个“有说服力的”、“有据可查的”越盟违反日内瓦协议的案例，为推迟或取消1956年的选举创造更有利的舆论氛围。⁽⁴⁵⁾

在1954年年底，美国最终的决定是：扶持吴庭艳，在1956年举行大选。在其看来，这些措施是解决越南问题的“最佳手段”。但一直到1955年中期，美国又经历了帮助吴庭艳巩固政权、与法国一起承担培训南越军队的责任、考虑换掉吴庭艳、西贡危机，以及最终又决定支持吴庭艳等一系列事件。直到此时，吴庭艳才算刚刚渡过了非常严重的“危机”。保大解除吴庭艳对军队控制权的努力完全失败了。⁽⁴⁶⁾

为了使吴庭艳政权具有合法性，1955年5月，美国开始帮助吴庭艳在关于越南全国选举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美国认为南越应采取以下立场：选举应旨在建立一个国民议会，国民议会的唯一任务是起草宪法。⁽⁴⁷⁾这将为吴庭艳政权提供新的宪法基础。随后，在1955年6月8日，美国发表了解决越南选举问题政策声明草案。但吴庭艳反对在1955年7月20日与越盟举行磋商。原因有三：南越没有签署日内瓦协议；在国民议会选举后，南越才能考虑协商和选举问题；必须解决法国军队在越南的地位问题，以便在选举前，南越可以毫无疑问地拥有完全的“主权”。⁽⁴⁸⁾与吴庭艳协商迅速成为美国主要的政治和外交问题。

1955年6月14日，随着局势的改变和发展，美国稍微改变了态度，开始同情吴庭艳的上述立场，认为吴庭艳“在逻辑上和道德上都是正确的”，毕竟他没有拒绝越南全国大选的提议；并决定，如果吴庭艳声称有其他正当理由，“我们不会敦促他于7月20日开始磋商”。⁽⁴⁹⁾

1955年7月6日，美国国务院已准备好了吴庭艳就任南越总统的贺信。⁽⁵⁰⁾同时，美国也在为吴庭艳掌权寻找其他法律依据。“如果吴庭艳在不承认日内瓦协议的情况下默认并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存在，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因素能限制南越坚持采取额外措施来举行选举的行为。”⁽⁵¹⁾

1955年7月16日，吴庭艳在广播中声明：“我们没有签署日内瓦协议。……除非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举行选举。……我们对在北部获得自由选举条件的可能性仍持怀疑态度。”⁽⁵²⁾并开始公然违背日内瓦协议，拒绝进行越南全国大选。南越拒绝越南全国大选的实际原因是担心越盟影响力过大，从而导致南越输掉选举。

日内瓦会议后，越盟已脱颖而出，享誉国际，并且在印度支那的实力和威望也大大提高。“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越南南方的抗战骨干大都随人民军部队北撤，但仍有1万人左右留下。”⁽⁵³⁾针对吴庭艳破坏选举、不打算举行选举的态度，越盟通过宣传战、游击战等措施削弱吴庭艳政权。越盟的政治活动在农村地区以体育团体、农民协会等形式广泛存在，为越盟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北越考虑到国际舆论的影响，没有以公开的军事行动打击南越，而是决定通过心理战、政治战、准军事措施隐秘地反击南越政权。并且北越准备大量增加准军事力量，以进行广泛的游击活动。⁽⁵⁴⁾

美国的目标变成了尽可能长时间地拖延越南北南协商，同时打算在必要时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1955年8月16日，国安会制定了《北越再次入侵南越时的美国政策》，称“如果越南共产党再次进行敌对行动，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将要求国会授权使用美国武装部队进行干涉”。⁽⁵⁵⁾

1955年8月，南越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吴庭艳说，这次人口普查“有双重目的：第一，为越南南部预期的选举做准备；第二，征兵”。在讨论宗派问题时，吴庭艳认为，“实际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被击败了”。至于农村的共产主义力量，吴庭艳认为“已经减少了约50％”。⁽⁵⁶⁾到1955年8月底，美国认为除非北越入侵，否则吴庭艳在南越的地位得以巩固的概率极高。这种情况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越南缺乏有组织的反对吴庭艳的力量。吴庭艳更坚决地表示，他不会与共产党就选举问题打交道。

1955年9月16日，美国出台《北越敌对行动升级时的美国政策》，继续纵容吴庭艳不与北越进行选举磋商，暗示吴庭艳在越南南部单独举行选举。英国、美国和法国都敦促吴庭艳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举行此类选举。1955年10月5日，美国驻越大使已向南越发出了两次全民投票和国民议会选举的计划⁽⁵⁷⁾，试图说服南越尽快建立国民议会。

1955年10月25日，吴庭艳发起与保大竞选总统的全民投票。全民公投的特点是“积极、单边地”支持吴庭艳。吴庭艳得票率约为98％。美国宣称，除了在发生和好教暴乱的几个地区外，有90％以上的注册选民参与了选举。⁽⁵⁸⁾至此，美国扶持吴庭艳出任南越第一任总统，建立了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南方事实上一步步变成美国的新型殖民地。”⁽⁵⁹⁾

第三节　“反叛乱”的由来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反叛乱”计划

针对美、南越违反日内瓦协议的情况，越盟开始在南越山区和偏远地区采取一些公开的军事行动。吴庭艳在统一了南越其他几支军事力量后，自1955年开始了清除越南共产党的“反叛乱”行动。但吴庭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肯任命副总统以协调国防部与内政部的“反叛乱”工作。为了防止发生军事政变，吴庭艳亲自管理国防部，还直接领导重要军事力量国民警卫队⁽⁶⁰⁾。他甚至还把资源分散到各省，日常事务交由各省省长处理。因为省长任命权由总统决定，所以杜绝了军人政变的可能性。吴庭艳的专权埋下了与美国矛盾的种子。此外，在“反叛乱”方面，美国认为南越缺乏建设性的方案。

美国认为吴庭艳面临着北越渗透的糟糕局面⁽⁶¹⁾，所以美国对越南政策最直接的考虑是通过消除南越内部的“叛乱”来建立一个稳定的南越政权，并打算通过为南越军队创造条件及扩大南越准军事部队规模的方式来实现。

1956年，吴庭艳对进入南越的北越共产党员实施残酷镇压。尼克松回忆录记载，“吴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进行了残酷的清洗，将数以万计的南越人遣送到艰苦严酷的思想改造营地”。⁽⁶²⁾

1956年1月，吴庭艳发布了一项政令，这条政令的内容是逮捕所有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⁶³⁾此举无疑升级了清除共产党的行动。充当吴庭艳打手的有：刑警、市政警察、国民警卫队、民兵和宪兵。⁽⁶⁴⁾正是因为这些准军事力量，美国和南越产生了分歧。

1957年，美国政府内部以及美国政府与吴庭艳政权之间产生了分歧，分歧集中在自卫队（SDC，另有译为保安队）上。自卫队是民兵组织，散落在农村，是驻扎的静态安全部队，不是移动战斗单位，负有巡逻、保卫南越村庄和战略村，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的任务，向村庄和战略村的人民提供保护。自卫队负起上述责任的目的是让南越军队不再分心于“反叛乱”，专心于常规战争。最初美国资助自卫队时已打算好，当南越政权稳定后，便不再向自卫队提供经济援助。

1957年8月时，自卫队大约有51000人。吴庭艳希望扩大规模到60000人，而美国大使埃尔布里奇·杜布罗（Elbridge Durbrow）认为30000人就绰绰有余了。⁽⁶⁵⁾尽管两年来自卫队得到了美国大量的资金援助，但是民兵的表现却不佳，北越已经彻底渗透到南越各地。不过美国军方并不想放弃这支力量。1957年11月，美国决定不削减自卫队的开支。但杜布罗表示，对他们“应该给予一些警告”。⁽⁶⁶⁾经过讨论，美方最终决定：在南越当局做出改进之前，不予以资金资助。

此外，杜布罗和越南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威廉姆斯（Samuel T．Williams）关于国民警卫队的归属问题看法也不同。杜布罗不同意把国民警卫队归入国防部，为此还采取了强硬路线。威廉姆斯则采取曲线方式规避杜布罗的辖制。1958财年援越计划中，大约有500万美元的装备交付给国民警卫队。杜布罗决定代扣一部分预定转让的武器。威廉姆斯则采取了更戏剧性的措施来规避武器禁运，他干脆从美国军方资产中转移了5000支汤普森冲锋枪给国民警卫队。⁽⁶⁷⁾

关于国民警卫队，爱德华·兰斯代尔描述了南越农村国民警卫队哨所的滑稽场面：

（它们）是温馨的家庭事务。其中，国民警卫队……与家人同住。我沿着省道开车过去，似乎用田园风光来描述这些哨所更为适合。各家各户在阳光下洗涤晾晒，还有成群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⁶⁸⁾

随着南越共产党游击队实力的持续增长以及南越吴庭艳政权“反叛乱”单位的无能，美、南越开始克服他们之间的分歧。1959年3月底，威廉姆斯与吴庭艳讨论了美国顾问与南越部队一起参与反游击战的可能性。5月，美国政府授权扩大了驻越美国军事顾问的职能。军事顾问开始参与南越军队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并随军以备咨询。⁽⁶⁹⁾在美国的帮助下，吴庭艳在“反叛乱”方面取得了进展，巩固了政权。

鉴于吴庭艳政权严厉摧残越南南方革命力量的状况，南方强烈要求展开武装斗争。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议要求在南方建立一个反对美吴统治的‘民族统一阵线’。它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集合所有爱国人士，不分其阶级、阶层、政党、民族和信仰，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而奋斗”。⁽⁷⁰⁾南越的知识分子、精英、工人、商人都对吴庭艳政权不满。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下，北越在南越建立了与南越政权平行的政治机构，在南方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有自己的人民革命党（PRP）、旗帜和军事力量（游击队），对外以独立的力量示人（实际控制权在北越）。越南领导人黎笋（Le Duan）在1975年5月说：“我们党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是组织、控制和领导整个越南人民斗争的唯一领导者。”⁽⁷¹⁾

美国面对南越持续的、系统的共产党游击战的现实情况，担心南越政权因此垮台。南越已投入了约70%的军队从事“反叛乱”工作。⁽⁷²⁾南越正规军作为南越“反叛乱”的主力，在“反叛乱”工作中被严重消耗。制订系统的南越“反叛乱”计划，以改变南越混乱的“反叛乱”状况，再次被提上日程。

1960年9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提出“南越反叛乱计划”。⁽⁷³⁾军事援助顾问团建议让国民警卫队接管一部分“反叛乱”工作。⁽⁷⁴⁾上述措施的目的是帮助南越当局建立系统的“反叛乱”计划，打败“叛乱”，恢复南越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最终，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反叛乱”计划。该计划的范围大致包括：支持太平洋司令部和国防部在南越的“反叛乱”行动；调整军方人员、物资、预算和组织运营；加快培训和武装南越准军事部队及警察；改变南越政府（军事）结构，将国民警卫队移交给国防部；拦截越南边境的“叛乱分子”；协调南越警察和军队行动以及协调南越与老挝、柬埔寨等邻国的行动；高度重视情报的作用，准确及时地了解南越境内越共的组织和活动；充分利用民事方案支持安全行动；把越共和对越共的同情者区分开，通过登记、识别、食品控制、信息支持等措施来实施这项行动，以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因南越在少数民族地区无法实施“反叛乱”任务，要在边境巡逻，防止“叛乱分子”从南越以外的地区获得支持。⁽⁷⁵⁾

美国制订的南越“反叛乱”计划内容丰富，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完整的计划。在这项计划的支持下，军事援助顾问团迅速把国民警卫队纳入南越陆军。国民警卫队成为陆军辅助的话，陆军就可以专心于正规战斗。民事执法交由市政警察部队负责。但警察仅存在于城市地区，故执法真空依然存在。⁽⁷⁶⁾该计划并没有超出美国提供顾问咨询的范围，但初步规划了南越“反叛乱”的范围，为肯尼迪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出台打下了基础。肯尼迪弥补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反叛乱”的执法真空。

二、肯尼迪政府“反叛乱”小组的成立

肯尼迪本就热衷于“反叛乱”理论，大学期间曾写过名为《慕尼黑的绥靖政策——英国民主从裁军政策缓慢转化为重整军备政策的必然后果》的论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斯托（Walt W．Rostow）是肯尼迪政府时期游击战方面的权威，他的理论学说为肯尼迪所尊崇。有了理论支持，且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影响，肯尼迪政府特别重视使用“反叛乱”战略对抗南越内部的共产党“叛乱”。

肯尼迪政府初期基本按照艾森豪威尔时期制订的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计划行事。在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也就是1961年1月，国务院文件显示美国驻越使馆还是维持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制订的南越“反叛乱”计划。⁽⁷⁷⁾2月，肯尼迪批准了驻越大使馆和军事援助顾问团制订的南越基本“反叛乱”计划（CIP）。⁽⁷⁸⁾这份计划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南越“反叛乱”计划内容几乎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变化出现在1961年2月底。

1961年2月28日，南越提出希望重组联合参谋部以集中力量进行“反叛乱”，并提供了经济支持方案。且南越当局打算在省、市、村里成立内部安全委员会。基于在马来西亚的成功经验，英国支持南越当局的提议⁽⁷⁹⁾，并打算参与南越的“反叛乱”事务。

肯尼迪也担心南越抵制不住共产党的压力。白宫要求各部门研究并完善实施步骤以进一步增强南越防务。为了加快对南越武装部队的培训和利用英国在马来西亚的经验，国务院同英国协商，请求派遣2到3名英国或者马来西亚官员到军事援助顾问团帮助实施“反叛乱”培训项目。⁽⁸⁰⁾“3月底，英国驻南越大使馆军事顾问李上校（Colonel Lee）为南越政府开设反叛乱课程……4月初，在英联邦事务部督促下，马来亚向南越派遣以罗伯特·汤普森为首的顾问小组。”⁽⁸¹⁾

1961年4月中旬，南越“反叛乱”面临新的形势。吴庭艳想集权力于一身，这就要求美国下放一些权力。但美国时任驻越大使杜布罗认为情报和“反叛乱”计划的制定权不能与南越共享。⁽⁸²⁾肯尼迪支持杜布罗的建议，但决定先派一个工作组到越南实地考察。

1961年4月20日，肯尼迪成立了一个总统工作小组，由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L．Gilpatric）负责。1961年4月24日，总统工作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派兰斯代尔随工作小组访越，由驻越军事援助顾问团制定“反叛乱”准则。⁽⁸³⁾

1961年4月27日，吉尔帕特里克向肯尼迪提交报告。应肯尼迪的要求，报告中评估了南越的共产党“叛乱”状况。报告主要指出：南越内部问题急需解决，同时面临着共产党影响的严峻外部问题，外部的主要威胁来自北越和老挝。1960年9月，北越再次对南越进行秘密战。1960年8月9日，老挝伞兵上尉贡勒（Kong Le）发动政变。整个东南亚的形势有利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数量从1960年的4400人上升到12000人。⁽⁸⁴⁾总之，南越内忧外患，其安全问题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刻。

1961年5月3日，吉尔帕特里克又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越南行动计划，建议美国扩大在东南亚的行动，成立一个由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中情局、国际合作总署、新闻署和总统办公室组成的跨部门工作小组，任命兰斯代尔为工作小组的作战军官，让英国承担一部分对南越的责任（主要承担南越军队反游击战的培训任务）。⁽⁸⁵⁾至此，吉尔帕特里克认为其工作小组已完成任务，建议将小组解散。但肯尼迪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工作小组提出的行动纲领不会在周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讨论。这意味着工作小组还要对建议进行修改。

1961年5月4日，工作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吉尔帕特里克宣布修改草案。会议最终决定：跨部门工作小组由国务院负责，国防部派兰斯代尔作为代表，工作小组报告的主要内容与“叛乱”问题有关，国防部单独提交报告。⁽⁸⁶⁾跨部门工作小组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各部门能够合作，不是一个部门以优先权力去压倒另一个部门，且跨部门工作小组的主要工作是“反叛乱”。

1961年5月11日，肯尼迪看了吉尔帕特里克工作小组的报告后，批准了报告中的多项提议，同意使用军事、政治、经济、心理战和隐蔽行动等方式对抗南越的共产党，同意成立一个由国务院领导的越南特别工作小组。⁽⁸⁷⁾这样美国不但没有下放权力，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反叛乱”机构。美国政府的文职机构也奉命加入了“反叛乱”行列。

三、肯尼迪民事“反叛乱”的扩大

美国国务院在承担报告南越“反叛乱”问题的责任后，建议南越分阶段实施“反叛乱”，让南越优先考虑军事“反叛乱”，等进入安全阶段后，再使用准军事、民事“反叛乱”手段。⁽⁸⁸⁾这显然与英国的“反叛乱”理念大为不同。但在1961年8月，东德开始修建柏林墙，美苏部队在柏林墙下对峙。这个状况导致美国肯定不能减弱北约的军事力量，美国注定不会分兵越南，故肯尼迪急需盟友的帮助。

恰好，英国派出了“反叛乱”专家团到越南。“9月17日，英国正式宣布派遣以罗伯特·汤普森为首的英国顾问团援助南越。”⁽⁸⁹⁾汤普森代表团到南越后，经过实地考察，向南越当局提交了一份关于三角洲地区的“反叛乱”纲要。该纲要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南越按照其他国家的“反叛乱”模式，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有效的内部安全委员会⁽⁹⁰⁾和实施战略村计划。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的“反叛乱”理念是坚持以民事手段为主，以争取民心。

美国对英国的“反叛乱”建议心存疑虑。1961年10月中旬，肯尼迪派遣其军事代表泰勒（Maxwell D．Taylor）率调查团到南越实地考察。彼时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正在遭遇罕见的洪灾，南越当局和民众关系原本就比较紧张，洪灾又增加了南越当局的经济和行政负担。南越当局急于得到美国的援助，便以“反叛乱”为名，要求修复被洪水损坏的道路、桥梁。⁽⁹¹⁾

1961年11月3日，泰勒向肯尼迪建议：为了帮助南越应对危机，应取消驻越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人数上限；以抗洪救灾的名义向南越派遣部队；成立一个由总统助理领导的特别小组，以专属的沟通渠道和财政权及时处理南越的紧急状况；让一个高级军官负责美国在南越的一切“反叛乱”事务。⁽⁹²⁾总之，泰勒的建议可以归纳为美国应该与南越建立“有限伙伴”关系。

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支持泰勒调查团的建议。“他们反对渐进主义的做法，建议派遣美国战斗部队部署在北纬17度线以南地区。”但最终肯尼迪经过权衡，“把美国的对越政策确定为‘有限伙伴’政策”。⁽⁹³⁾相应的，美国在越南只是实施“特种战争”，即“反叛乱”战争，通过出钱、出武器装备的方式和用美国地面部队以外的军事力量及军事顾问干涉的手段参与战争。1961年11月22日，肯尼迪签署了《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114号》，以确保美国的援助有助于南越的“反叛乱”。⁽⁹⁴⁾此后掀起了对越援助的高潮。

美国要大量援助南越，肯定要加强自己对南越的掌控及削弱英国在南越“反叛乱”事务中的作用。汤普森代表团没能协调美英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他绕过美国直接向南越当局提出建议。而吴庭艳利用他规避了美国所要求的南越改革，这直接降低了美国在南越的作用。为了反击英、南越的上述行动，美国在南越成立了军事司令部，并在白宫成立了“反叛乱”特别小组。

1961年12月，国防部、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AID）讨论南越的“反叛乱”活动，并提出了在南越成立军事司令部、设立美军司令的草案。军队的角色是协调与“反叛乱”紧密相关的援助活动。政治问题和基本政策仍然由驻越大使瑙尔汀（Frederick E．Nolting）负责。⁽⁹⁵⁾驻越大使和美军司令的职责明确，目的是避免在越南的美国高级官员被离间。1962年2月，美国最终成立了驻越军援司令部。

1962年1月18日，肯尼迪批准了《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124号》，在白宫成立了“反叛乱”特别小组。⁽⁹⁶⁾这是白宫成立的一个规格比较高的“反叛乱”机构，其目的是确保官僚机构仍然把重点放在新的“反叛乱”任务上，统一调动资源。特别小组由泰勒主持，包括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际开发署负责人福勒·汉密尔顿（Fowler Hamilton）、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A．McCone）、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等成员。⁽⁹⁷⁾

吴庭艳不甘心权力被美国独揽，所以不赞同美国的“反叛乱”方式，不肯签署《三角洲计划》⁽⁹⁸⁾。此时，汤普森已经向美国妥协，与美国军方协调他的“反叛乱”计划，⁽⁹⁹⁾ 听命于美国军方。肯尼迪政府决定优先支持扩大了的“反叛乱”计划。为此，肯尼迪接连签署《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131号》和《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132号》，全力支持“反叛乱”计划，支持南越警察部队。⁽¹⁰⁰⁾在大量美援面前，1962年3月19日，在推迟了一个月后，吴庭艳最终签署了《三角洲计划》。⁽¹⁰¹⁾

不过，到1962年6月底，“反叛乱”的资金问题仍然困扰着美国。南越一直要求美国提供现金援助。1962年7月1日，越南特遣部队⁽¹⁰²⁾提交最后一次报告，决定支持南越的“反叛乱”，为其提供经济援助。驻越大使也建议国务院应该专门为南越的“反叛乱”设计一个援助计划。⁽¹⁰³⁾1962年8月7日，肯尼迪发布《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177号》，大幅增加了对南越的非军事援助，还下令重组国际开发署。⁽¹⁰⁴⁾

虽然给了南越非军事援助，但是在1962年8月24日，肯尼迪又批准了“反叛乱”特别小组起草的《美国海外内部防务政策》。该文件详细说明了“反叛乱”的措施，即要同时在城市和乡村进行“反叛乱”⁽¹⁰⁵⁾，同时强调南越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反叛乱”支出和责任。

最终，肯尼迪政府通过向南越的警察、准军事部队增加援助的方式扩大了在南越的“反叛乱”战争，制定了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开展“反叛乱”的政策，纠正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只重视城市“反叛乱”的路线，同时强调了南越也要承担“反叛乱”责任。

(1) 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Oct.，2002），pp．45-46.

(2) 时殷弘：《1950年美国远东政策剧变的由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46页。

(3)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4)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March 29，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Ⅶ，Part 2，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p.1128-1133.

(5) Memorandum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ouers）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cember 30，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Ⅶ，Part 2，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p.1215-1220.

(6) 刘莲芬：《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第91页。

(7)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27，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p.744-747.

(8) Memorandum by Mr．Robert E．Hoey of the Office of Philippine and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to the Ambassador at Large（Jessup），December 27，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p.955-957.

(9) Intelligence Estimate Prepared by the Estimates Group，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5，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Ⅶ，Korea，pp.148-154.

(10)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President，June 27，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Ⅶ，Korea，pp.202-203.

(11) The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Foreign Military Affairs and Assistance（Burns）to the Deput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Matthews），July 27，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Ⅶ，Korea，p.481.

(12) 刘莲芬：《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第92页。

(13)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July 10，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p.115-116.

(14)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ume Ⅶ，Part 1，Korea and China，p.337.

(15)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May 17，195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ume Ⅵ，Part 1，Asia and the Pacific，pp.33-63.

(16) 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1页。

(17)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Butterworth）to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Rusk），January 5，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690.

(18)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usk）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1，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880.

(19)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with General de Lattre de Tassigny，a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17，1951，10：30 a.m.，September 17，195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ume Ⅵ，Part 1，Asia and the Pacific，p.508.

(20) Record of a Meeting at the Pentagon Building，Washington，September 20，1951，3：30 p.m.，September 20，195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ume Ⅵ，Part 1，Asia and the Pacific，pp.520-521.

(21)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Legation at Saigon，December 3，195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ume Ⅵ，Part 1，Asia and the Pacific，pp.551-552.

(2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Paul J．Sturm，March 21，195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1，Indochina，p.75.

(23)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June 25，195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Ⅻ，Part 1，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p.127-134.

(24) The Pentagon Papers，Volume one，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Boston：Beacon Press，p.88.

(25)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January 16，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1，Indochina，pp.971-976.

(26) Memorandum of the Meeting of the President's Special Committee on Indochina，Washington，January 29，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1，Indochina，pp.1002-1006.

(27)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1，Indochina，p.1160.

(28)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Radford）to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French Armed Forces（Ely），April 12，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1，Indochina，pp.1317-1318.

(2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uropean Affairs（Merchant），April 26，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1，Indochina，p.1387.

(30) Memorandum by the Adviser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Stelle）to the Special Adviser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Bowie），May 1，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p.645-646.

(31) 五个条件包括：印支获得“真正的自由”；美国承担培训当地军队的主要责任；美国负责制订军事计划；法国军队继续留在印支，且不得要求美军替代法军；争取英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参与。详见The Pentagon Papers，Volume one，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Boston：Beacon Press，p.503.

(32)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8，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p.730-731.

(3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May 8，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731.

(34)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July 7，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1294.七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印度支那不能让共产党接管。详见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June 28，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p.1256-1257.

(3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June 24，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1238.

(36) The Final Declaration on Indochina，July 21，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p.1540-1542.

(37) Statement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mith），July 23，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1551.

(38)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Ⅵ，The Geneva Conference，p.1503.

(39) 马晋强编著：《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40) The Ambassador at Saigon（Heath）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6，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2，Indochina，p.1842.

(41) The Ambassador in France（Dillon）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6，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2，Indochina，p.1615.

(42)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Bowie）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25，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2，Indochina，pp.1748-1751.

(43) The Charge in Vietnam（Kidder）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ember 16，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2，Indochina，p.2256.

(4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Radford），December 18，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2，Indochina，p.2399.

(45) Memorandum by the CIA Member of the Special OCB Working Group on Indochina（Bissell），December 20，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ⅩⅢ，Part 2，Indochina，p.2408.

(46)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415.

(47)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May 27，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423.

(48)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8，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436-438.

(49)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4，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449-455.

(50) Draft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July 6，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480-481.

(51) Telegram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July 15，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487-488.

(52) Telegram from the Ambassador in Vietnam（Reinhardt）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6，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489-490.

(53)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54) Telegram from the Chief of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in Indochina（O'Daniel）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Pacific（Stump），August 9，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506-510.

(55) 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lanning Board，August 16，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515-516.

(56)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Saigon，August 18，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519.

(57)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Philippine and Southeast Asian Affairs（Young）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October 5，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550-551.

(58) Telegram from the Ambassador in Vietnam（Reinhardt）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25，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565-566.

(59)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60—1969）》（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60) 国民警卫队是南越最大的内部安全部队，大约有52000人（吴庭艳多次扩大国民警卫队规模），但是国民警卫队在维护南越内部安全方面效果不佳。

(61)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624-625.

(62) ［美］尼克松著，王绍仁、吴明、王为译：《不再有越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1页。这个数据来自尼克松的回忆录，本来吴庭艳政权就是美国扶植建立的，尼克松还说数以万计的南越人被送到艰苦严酷的营地，应该说这个叙述是客观的。

(63) Dale Andradé，Ashes to Ashes：The Phoenix Program and the Vietnam War，Lexington and Toronto：Lexington Books，1990，p.34.

(64) 在威廉·罗西瑙（William Rosenau）的《美国对南越的内部安全援助：叛乱、颠覆和公共秩序》（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一书中，具体介绍了这5种组织：刑警是一支3000人的部队，主要职责是犯罪侦查和反破坏、反假冒和反走私。在美国官员眼中，这个组织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具有执法和反颠覆的功能。市政警察主要执行日常公共安全任务，如巡逻、交通管制及守卫公共建筑物。西贡的部队规模是全国最大的，总计超过5000人。此时，国民警卫队有44000人，负责巡逻、守护桥梁，以及保护沿通信干线的哨所。吴庭艳通过1955年4月的法令，合并各省地方和私人势力（美国使馆称之为“杂牌军”），成立国民警卫队。民兵，南越农村地区的安全自救组织。宪兵是由753人组成的相对训练有素的部队。与法国殖民时期不同，宪兵不是一个普通的内部安全部队，而是一个专门的警察组织，军民两用，职责是出具交通事故报告和调查军事人员。见书中第39—40页。

(65) William Rosenau，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57.

(66)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by Colonel James I．Muir of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in Vietnam，November 5，195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ume Ⅰ，Vietnam，pp.856-861.

(67) William Rosenau，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70-75.

(68) William Rosenau，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62-69.

(69) 刘金质：《冷战史（1945—199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61页。

(70)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70页。

(71)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王绍仁、吴明、王为译：《不再有越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72) Outline Plan Prepared by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in Vietnam，October 27，196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ume Ⅰ，Vietnam，p.616.

(73) 彭永福：《英国与越南战略村计划起源的再探讨》，《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63页注释。

(74) Paper Prepared by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in Vietnam，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ume Ⅰ，Vietnam，pp.550-556.

(75) Outline Plan Prepared by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in Vietnam，October 27，196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ume Ⅰ，Vietnam，pp.613-620.

(76) William Rosenau，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70-75.

(77) Paper Prepared by the Country Team Staff Committee，January 4，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1-12.

(78) William Rosenau，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74.

(7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28，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37-40.

(80)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March 1，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40-42.

(81) 彭永福：《英国与越南战略村计划起源的再探讨》，《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60页。

(82)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Rostow）to the President，April 15，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72-73.

(83) Draft Notes on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Vietnam，the Pentagon，April 24，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77-80.

(84) Gareth Porter，Gloria Emerson，Vietnam，A History in Documents，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81，pp.208-209.

(85)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Gilpatric）to the President，May 3，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92.

(86) Draft Memorandum of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Vietnam，the Pentagon，May 4，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115-123.

(87)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52，May 11，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132-134.

(8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4，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274-279.

(89) 彭永福：《英国与越南战略村计划起源的再探讨》，《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65页。

(90) Briefing Paper Prepared by the Embassy in Vietnam，October 17，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386-388.

(91) Telegram from the Chief of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in Vietnam（McGarr）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Pacific（Felt），October 23，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424-425.

(92)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s Military Representative（Taylor）to the President，November 3，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477-532.

(93) 吕桂霞：《“泰勒调查团”与美国对越“有限伙伴”政策的确立》，《历史教学》2006年7期，第28—29页。

(94) William Rosenau，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92.

(95)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cNamara）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7，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Ⅰ，pp.720-723.

(96)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124，January 18，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p.48-50.

(97) William Rosenau，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89-90.

(98) 其中，战略村计划是核心，吴庭艳不希望权力被分散，所以不肯签署旨在协调人口及涉及战略村的任何计划。且吴庭艳坚决拒绝以增加南越政权赤字的方式为“反叛乱”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决策层认为这是“敲诈勒索”。

(99)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pecial Group（Counterinsurgency），March 7，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p.200-206.

(100)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156.

(101) Memorandum from Michael V．Forrestal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June 20，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p.463-466.

(102) 越南特遣部队解散后，其后续工作由新成立的东南亚特别工作组下属的越南工作组继续执行。详见Final Report of the Vietnam Task Force，July 1，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p.484-497.

(10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3，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p.576-579.

(104) William Rosenau，US Inter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Insurgency，Subversion and Public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93-94.

(105) United States Overseas Internal Defense Policy，September 1962，pp.4-29.

第二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的发展及“凤凰计划”的出现

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美苏争霸的高峰时期。在连续经历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的霸权受到挑战。不过在这两次危机中，美国的利益均未受损，其战略优势仍很明显。

欧洲是美国全球霸权最主要的支柱，也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最基本条件。故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的冷战思维一直主导着人们对欧洲一体化的理解，西欧联合变成美国的外交目标之一。⁽¹⁾ 1965年西欧合并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了欧共体。欧洲一体化极大地支持了美国的外交大战略，联盟的稳固让美国再次有精力把目光转向亚洲。

肯尼迪政府把远东作为战略和权力平衡的关键地区，认为中国是美国在远东地区面临的中心问题，所以打算帮助其他亚洲国家建立足够的防御措施以抵御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扩张。⁽²⁾

第一节　军事、民事“反叛乱”的结合

一、军事“反叛乱”的开始

美国对远东（尤其是越南）的重视导致其与吴庭艳的权力争夺更甚。尤其在“反叛乱”方面，吴庭艳不愿意减损“南越主权”。⁽³⁾如1963年5月9日，“反叛乱”特别小组与吴庭艳曾就联合“反叛乱”基金的拟议协议进行讨论。美国认为这份拟议协议显著降低了美国对这些资金的控制；⁽⁴⁾ 而吴庭艳认为这份拟议协议是对“南越主权的侵犯”。⁽⁵⁾美国深感操纵不了吴庭艳，所以一直考虑除掉吴庭艳。

1963年6月11日，越南僧人释广德（Thich Quаng Duc）在西贡自焚。沸腾的国际舆论给吴庭艳政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可是吴庭艳却敷衍应对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并未进行改革。之前美国就有换“马”的想法，到1963年9月11日，美国已下定决心除掉吴庭艳了。在时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汇报越南近况的一份文件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除掉吴庭艳”。该文件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吴庭艳不答应美国的要求，“他对我们来说就是无用之人，我们不会再支持他”。⁽⁶⁾此后，美国多次向吴庭艳表达对其政治行动的不满。终于在1963年11月2日，美国支持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吴庭艳政权。

20天后，即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4天后，即1963年11月26日，约翰逊签署了关于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文件。⁽⁷⁾该文件提到了准军事部队进入老挝南部，加速实施战略村计划，提醒南越注意与苗民、柬埔寨的关系等一些关系“反叛乱”实施的因素。⁽⁸⁾上述行为足以看出约翰逊对越南和“反叛乱”的重视。

由于政变，南越政局的连续动荡和随之而来的人事变动对“反叛乱”冲击极大。有证据显示，吴庭艳政权倒台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有壮大的趋势⁽⁹⁾，共产党游击队在南越的活动威胁到了南越当局的生存。此外，越南共产党在老挝的活动也给南越当局带来了外部威胁。美国担心北越吞并南越，所以和南越再次寻找对付“叛乱”的方法。

中情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均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振兴南越的“反叛乱”活动。此时，南越当局是阮庆（Nguyen Khanh）执政。1964年5月14日，阮庆接受了提高“反叛乱”计划有效性的行动声明。麦克纳马拉再次强调，美国将完全支持那些促进“反叛乱”有效性的项目所需的财政支出。⁽¹⁰⁾

1964年7月25日，阮庆在执政六个月后得出结论，他的政府仅依靠“反叛乱”手段不足以对抗越共。⁽¹¹⁾同一天，约翰逊在白宫召开了一个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会议记录）。会上，时任参联会主席惠勒（Earl G．Wheeler）被要求准备一份军事行动方案清单，以支持南越的“反叛乱”计划。⁽¹²⁾1964年7月27日，参联会同意将在军事上为南越的“反叛乱”取得成功做出贡献，并对南越边境以外的敌人采取措施。⁽¹³⁾美国打算把军事行动（主要是空袭）作为振奋南越“反叛乱”活动的“兴奋剂”。

1964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约翰逊没有时间和精力把上述军事“反叛乱”付诸行动，在其顺利当选后，才又开始关注军事“反叛乱”事务。美国不愿面对南越“反叛乱”的失败和自己的失败，更无法承受将这种失败公之于世。1965年3月初，美军对北越开展“滚雷行动”，同时其地面部队在岘港登陆。美国正式介入越战。

在此形势下，参联会更加认为军事形势已变得至关重要，建议将美军及盟军部队部署到南越的作战任务中（包括“反叛乱”作战行动）。1965年4月1日，美国授权陆军部队参与南越的“反叛乱”行动。此前，地面部队一直担任咨询顾问和防御的角色。⁽¹⁴⁾同时，美国加强海军力量以支持海上“反叛乱”活动。⁽¹⁵⁾1965年4月13日，美国又授权空军参与“反叛乱”行动。当天下午1点50分到3点10分，约翰逊在白宫举行午餐会，讨论越南问题。会议达成的决议之一是立即将第173空降旅部署到边和—头顿（Bien Hoa-Vung Tau）地区执行“反叛乱”任务。⁽¹⁶⁾

图2-1　美军在越南的军事行动
（图片来源：https://m.baidu.com/sf_bk/item/越南战争/299960?ms=1＆rid=11056344980617811464）

二、军事、民事“反叛乱”的初步协调

美国向越南增兵的结果是北越恢复游击战。面对北越的游击战，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单位却各自为政。由此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单位的地位低于大使级别，甚至连美国驻越大使也抱怨，“很少有机会”与南越或者军方讨论“反叛乱”事务。 ⁽¹⁷⁾ 这暴露出美、南越以及国务院与军方之间的协调机制存在问题。

其实，上述问题在肯尼迪当政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约翰逊发起军事“反叛乱”之后，在1965年，军方的“反叛乱”行动就显现出了局限性。不过，美国特派团联络小组（the US Mission Liaison Group）在美、南越合作方面仍然率先取得了一些突破。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与乡村建设（“反叛乱”）委员会阮台雍（Nguyen Tat Ung）部长、总理的工作人员，以及南越当局各部参与“反叛乱”工作的关键技术人员建立了非正式联络，取得了良好的早期进展。但不久阮台雍在空难中死亡⁽¹⁸⁾，这让本来预期的丰硕成果夭折了。此后，美国国务院、军方及南越当局对于“反叛乱”事务依旧按照各自的定义实施。

1965年8月，洛奇（Henry Cabot Lodge）再次出任驻越大使，在兰斯代尔（洛奇助理）的陪同下到越南上任。1965年9月30日，时任南越总理阮高祺（Nguyen Cao Ky）任命兰斯代尔为南越“反叛乱”机构的美方联络委员会主席，还为兰斯代尔一行举行了午餐会。关于振兴“反叛乱”计划，阮高祺与美方人员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广泛的非正式会谈。⁽¹⁹⁾

因为阮高祺要求兰斯代尔小组10月2日再次与他会面，所以9月30日上午，美国驻越使馆内部开会。阮高祺的意图是：在某些地区协调美、南越的“反叛乱”，而其他的大部分地区不用协调。⁽²⁰⁾驻越使馆希望就阮高祺的提议作出建设性回应。

10月21日，美国军方确定：南越军队在美军背后负责“反叛乱”行动，美军负责在军事区与越共主力部队战斗。南越赞同这个方案。⁽²¹⁾而“反叛乱”部正处于最后组建阶段。自从阮台雍死后，该部大部分文职人员辞职。国家行政学院正在培训“反叛乱”人才，将从中选取优秀者作为地区“反叛乱”助理。⁽²²⁾兰斯代尔只得尝试与南越新的“反叛乱”部长及人员进行不断的紧密接触。显然，此时的民事“反叛乱”计划落后于军事计划。

1966年1月8日至11日，美、南越在越南举行沃伦顿会议（Warrenton Meeting）。沃伦顿会议最初是在1965年12月中旬召开的，目的是召集美国西贡特派团、越南协调委员会和华盛顿的一些官员来审查南越与美国的联合“反叛乱”项目，促进“反叛乱”项目的有效运行。而在1966年初的这次会议上，美国提出设置一名全职负责“反叛乱”项目的美国高级官员，同样在华盛顿也设置一个官员处理相应事务，即设置一个高级别联络点。⁽²³⁾

1966年1月11日，约翰逊召开会议，强调要重视非军事方面及南越农村的“反叛乱”，希望能找一个人负责南越的“反叛乱”项目，并询问兰斯代尔是否合适。国际开发署署长贝尔（David E.Bell）向约翰逊汇报：兰斯代尔与南越方面接触良好，却在美国内部造成了分裂，“这是兰斯代尔的个性造成的。不过总的来说，兰斯代尔的工作值得认可”。⁽²⁴⁾兰斯代尔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在寻找“反叛乱”负责人的同时，美国军方与国务院关于“反叛乱”的分歧依然存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夏普（Ulysses S．Grant Sharp）说，“反叛乱”是“漫长而昂贵的，消耗美国和南越的生命和物质资源”。⁽²⁵⁾驻越大使则持相反观点：因为北越军队进入南越，所以战争的本质改变了，它实际上是一场新的战争。1966年的根本性进展在于军事和“反叛乱”两个方面。⁽²⁶⁾而1966年2月7日的檀香山会议再次特别强调了“反叛乱”及其他非军事方案的重要性，也就是强调要打好“另一场战争”，那么尽快找到合适的“反叛乱”负责人刻不容缓。

1966年2月16日，美国任命波特为“反叛乱”项目负责人，这只是在驻越使馆内部新设立了一个秘书职位。波特本就只是洛奇的得力助手，分身乏术，且级别不够，并不能解决檀香山会议所强调的问题，不能确保所有参与“反叛乱”的部门之间进行有效协调。⁽²⁷⁾

1966年3月8日，孔墨提出：希望“反叛乱”负责人拥有完全的操作权，而不是处于助理秘书的级别；建议设置一个总统特别助理直接与总统和腊斯克联系。为了更有说服力，孔墨附上了国安会工作人员切斯特·库珀（Chester Cooper）给约翰逊的备忘录。切斯特·库珀在过去18个月里一直在越南推动南越当局的各项工作，鉴于此项工作经验，他强烈认为：如果想赢得“反叛乱”战争，“仅仅有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²⁸⁾

1966年3月28日，约翰逊发布《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343号》文件。文件规定：必须专门设立一个联络点，以指导、协调和监督与越南有关的美国非军事项目。并指定孔墨担任约翰逊的特别助理，以负责履行上述职责。孔墨和他的副手伦哈特（William Leonhart）制订和协调计划（包括调动美国军事资源），以确保“反叛乱”项目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妥善协调。⁽²⁹⁾此后，孔墨成为华盛顿的联络点负责人，负责与在南越参与“反叛乱”事务的美国官员联系。

三、协调机制的形成

在担任约翰逊的特别助理（负责华盛顿与南越的“反叛乱”事务联络）这一职务后，孔墨与洛奇、波特、美军驻越军援司令部总司令威斯特摩兰（William C．Westmoreland）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孔墨提议：必须密切协调军事“反叛乱”和民事“反叛乱”，使二者同步进行。原因很简单，美军虽然可以暂时取得军事行动胜利，但是不能长久占领一个地区，所以必须协调军事和民事“反叛乱”计划，在南越建立从波特办公室到地区的民事“反叛乱”统一指挥链。

1966年6月23—29日，孔墨第二次访越后，还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孔墨称开始发现“反叛乱”“真正的问题”。首先，“反叛乱”行动最大的弱点是没有扩大对农村的控制，进而丧失了军事行动争取来的主动权。其次，执行“反叛乱”任务的部门十分混乱（如警察部队与地方部队功能重叠）。再次，急需实施有效的经济战，从而更有效地控制资源。最后，孔墨向威斯特摩兰强调了要建立麦克纳马拉—孔墨这一单独沟通路径，目的是满足民用部门的需求，节省资金和提高效率。⁽³⁰⁾关于第三点“真正的问题”，孔墨先下手为强，已经着手将国际开发署的物资纳入军用物资调度，以确保物资能够顺畅进入南越。

中情局负责审查孔墨的提案。孔墨提案中的缺陷引起了中情局对孔墨的批评：重要的是孔墨“激进的语气掩盖了其对越战本质的误解”，这源于他对“反叛乱”性质的错误定义。其主要错误有两点：一、解决农村“反叛乱”问题的提法过于宽泛。二、过分强调“反叛乱”改善的核心是更好地管理美国—南越资源。⁽³¹⁾1966年7月18日，时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M．Helms）在肯定“反叛乱”工作重要的同时，委婉地提出反对意见：“过分强调美国一方的行政手段”可能会导致美国在“反叛乱”领域“付出巨大努力”。⁽³²⁾言外之意是不同意孔墨的方案。

8月9日，孔墨向洛奇和波特转达约翰逊的口头信息。约翰逊不满意“反叛乱”进程，希望有更一致的美、南越“反叛乱”战略及管理结构。8月底，波特已经把所有的民事“反叛乱”机构整合起来，与军方组成联合计划小组研究指导方针，与南越定期举行会议和联合实地考察。⁽³³⁾美、南越军事、民事协调开始了初步规划。

1966年9月22日，麦克纳马拉向约翰逊提交备忘录，提出美国各部门的分裂、官僚部门的冲突是“反叛乱”缺乏进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最佳解决方案是所有参与“反叛乱”的人员都归驻越美军司令领导，并为驻越美军司令配备一个副手，副手专门负责管理“反叛乱”人员及“反叛乱”活动。⁽³⁴⁾这个建议犹如重磅炸弹，在官僚部门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

中情局拒绝被纳入军方控制的统一的“反叛乱”体系中，认为这会导致政治目标从属于军事目标，况且波特的现任职位就是协调各部门的“反叛乱”工作，军方不必再多此一举。⁽³⁵⁾中情局对军方的这个提案不愿意让步，决定用语言策略拖延时间的方式应对。

国务院也质疑军方的提案，还是希望由波特充分有效地履行其职责。⁽³⁶⁾

孔墨同意麦克纳马拉的提案。他在给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中详细阐述了理由：

由于我和我的小职员逐渐沉浸在民事方面，我们坚持认为加强“反叛乱”是成功的关键。在过去，民事—军事“反叛乱”一度分裂。未来也不可能加强合作。鉴于美国和南越方面“反叛乱”所需的大部分资源和管理的资产都是军方提供的这一简单事实，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坦率地说，波特的协调不足以产生所需的结果，民事统一管理的方案行不通。总而言之，这项工作要由军方完成。⁽³⁷⁾

孔墨主动请缨为威斯特摩兰提供“反叛乱”管理方面的帮助。理由是：驻越美军已达到40万，仅靠洛奇无法做好任务量巨大的协调工作。故孔墨说：“麦克纳马拉、副国务卿卡岑巴赫（Nicholas deB．Katzenbach）和我可以提供很多帮助。”⁽³⁸⁾

约翰逊也很买孔墨的账，希望能在10月8日麦克纳马拉一行去越南之前做出决定。但在1966年10月6日，国际开发署、国务院，以及波特强烈反对麦克纳马拉的提案。约翰逊听取了腊斯克的反驳观点，但未被说服。

1966年10月14日，麦克纳马拉再次提出，适当关注“反叛乱”可以防止永无休止的军事升级，可以促使北越回到谈判桌前。⁽³⁹⁾

参联会同意将“反叛乱”项目转交给驻越美军司令部，同时保留意见：如果出于政治原因，总统强制将“反叛乱”组织视为民事组织的话，“我们也不反对”。⁽⁴⁰⁾参联会的决定是：如果约翰逊不反对的话，同意在驻越司令部设置一名副手，专司“反叛乱”事务。

到1966年10月15日，中情局联合国务院仍不同意麦克纳马拉的提案。约翰逊既不愿意驳回这些部门的建议，又对“反叛乱”的现状不满意，寄希望于在90天内采取行动统一“反叛乱”力量。暗含的意思是：约翰逊害怕在届满时承担“转移责任”的指责，⁽⁴¹⁾故要尽可能快速有效地统一“反叛乱”力量。

1966年11月16日，约翰逊给出一个妥协方案。这是一份详细的安排，目的是明确划分波特和驻越司令的责任，然后让他们各自组织并执行分配的任务。⁽⁴²⁾洛奇基本同意上述安排，但威斯特摩兰拒绝指派一名助手负责“反叛乱”事务。

1966年12月30日，伦哈特访越。其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称，缺乏详细、有效协调和有针对性的军民“反叛乱”计划的情况“令人震惊”，并提出规划建议：最迟在1967年2月1日之前协调民事和军事计划（包含具体和详细的省级目标）。⁽⁴³⁾

1966年年底、1967年年初“反叛乱”行动进程放缓，所以约翰逊政府又加强了地面部队的作用以及对北越的空中轰炸。在美军的军事压力下，越共更多地采取游击战略。美国部队又参与到清除北越游击队的“反叛乱”行动中。而对于北越的这种战略转变，显然美、南越还没有足够快地转向“反叛乱”，以跟上北越的变化，出现了伤亡率增加等问题。

1967年1月1日，泰勒认为，虽然美军的这些行动不可或缺，但他更担心美国地面部队将“反叛乱”作为首要任务而与南越民众近距离接触，这可能会产生新的长期性问题。⁽⁴⁴⁾故还是要让南越当局承担起责任，要首先确保南越军队在“反叛乱”中的作用。而美军在“反叛乱”中的作用则要有一个明确的政策进行说明。

此时，合并军事和民事“反叛乱”再次被提出来讨论。虽然1966年的讨论因官僚部门之间的斗争而搁浅，但是也奠定了一定的政策和实践基础。那么，寻求跨部门合作，解决官僚部门之间的竞争，协调官僚部门之间的情报成了这次探讨的关键点。

现实情况是，将美国和南越众多机构的资源整合起来是困难的。不过驻越大使波特领导的民事行动办公室已经重组了美国的民事“反叛乱”资源。可是约翰逊认为，国务院没有能力担负起“反叛乱”的管理责任。⁽⁴⁵⁾

为了完成这项事务，约翰逊把孔墨派到越南了解情况。从1966年开始到1967年2月，孔墨一共有6次越南之行，待在越南的时长累计将近一年。在1967年2月13日到23日，孔墨又进行了一次越南之行。核心决策层在等孔墨回来，然后再商讨下一步怎么做。⁽⁴⁶⁾

孔墨回来后持更乐观的态度，并指出了目前面临的问题。南越和美国的一些项目已经开始互相妨碍了，所以目前最大的需求是将多种项目整合到一起，设定优先事项。关键是美国在越南要有一个好的管理团队，以更好地协调民事、军事“反叛乱”以及与南越当局进行有效协调。⁽⁴⁷⁾

1967年3月16日，约翰逊任命孔墨为美国在越南的“反叛乱”负责人，并将其置于驻越美军司令管辖之下。孔墨将在越南负责监督民事、军事方面的“反叛乱”事务。⁽⁴⁸⁾对此，孔墨抱以极大的热情，甚至发誓“没人比我更懂如何推进反叛乱”。⁽⁴⁹⁾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出现：战争“越南化”的初尝试

一、军事、民事“反叛乱”的融合

1967年3月20—21日，美、南越在关岛召开高层会议。南越总统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总理阮高祺参加。美国参会的有总统约翰逊，威斯特摩兰，即将出任驻越大使的邦克，即将出任驻越副大使的洛克（Eugene Locke），即将赴越上任的孔墨。在3月20日的会议上，约翰逊强调，希望看到“反叛乱”能“蓬勃发展”。美国和南越都需要进行密切的民事和军事协调，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反叛乱”努力。⁽⁵⁰⁾

为了实现约翰逊的目标，威斯特摩兰和孔墨决定用“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取代民事行动办公室。在去西贡的飞机上，威斯特摩兰和孔墨商讨了“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的细节。他们认为南越从地方到上层的“反叛乱”机构都要由美国领导，并且要求各部门要互补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这条原则成为后来“凤凰计划”的重要指导原则。“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负责的范围有：“召回计划”、新生活发展计划（The New Life Development Program）、难民项目、心理战、准军事部队和公共安全项目等。⁽⁵¹⁾

1967年5月9日，约翰逊签署《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362号》，明确提出把美国在越南的民事和军事责任统一管理的概念。因为所涉及的大部分人员和资源都是军方的，所以由驻越司令部负责这项事务。作为约翰逊的安全事务顾问，孔墨是约翰逊在南越“反叛乱”事务的代理人，受驻越司令领导。民事行动办公室成为驻越司令部的一部分。伦哈特被任命为总统特别助理，接替了孔墨在华盛顿的职务。⁽⁵²⁾

5月11日，邦克公布了约翰逊的上述决定。5月31日，孔墨提交了行动方案，为了软化“另一场战争”的形象，他把“反叛乱”项目命名为“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得到了威斯特摩兰和邦克的批准。自此，民事和军事项目真正融合。

“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修正了以前的不足，产生了一种新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所有人都在一条指挥链下工作。这样美国各驻越机构打破了部门之间的壁垒，军方和非军方互有人员在对方的部门工作。美国军方与中情局、国务院等部门先达成一致，然后再共同与南越当局协商合作，美国开始在南越用统一的声音处理越南问题。方案还强调了美国的顾问咨询角色，“反叛乱”最终必须由越南人承担主要责任，否则就无法成功。⁽⁵³⁾

南越政权内部意见却不统一。阮高祺说，“省长是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应该控制部队”。阮高祺想要替换掉他不满意的人，掌握住权力。阮文绍当然不同意这个提议，认为“反叛乱”应由司法部门负责。⁽⁵⁴⁾对于南越的腐败和权力斗争阻碍“反叛乱”的状况，美国持明显的反感态度，不断敲打南越。

为了回应美国，1967年8月16日，南越当局对“反叛乱”及武装部队进行重组，省长成为省级“反叛乱”的关键人物，意图改善与地方军队之间的关系；任命专门负责“反叛乱”的副总理，全面控制有关部委的“反叛乱”活动等。⁽⁵⁵⁾阮文绍、威斯特摩兰、孔墨、邦克同意这个改革方案。这解决了以前未解决的问题，明晰了南越军事部门在指挥链中的作用。省长对行动具有控制权，所以省长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从垂直管理系统来看，“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帮助各省制订计划。省领导区县，省级顾问监督区县顾问，通常每位省级顾问有8位工作人员（具体规模视具体情况而定）。区县顾问帮助区县领导制订“反叛乱”计划。⁽⁵⁶⁾总之，美国顾问的工作是与南越当局合作，提出建议并协调工作。

“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协调的部门很广，包括国家警察、特警、“召回计划”、省侦察部队、人民自卫队、卡森侦察兵、民情调查机构、革命开发计划、公民非正规军自卫队、G-2军、民兵等。⁽⁵⁷⁾这些机构为“凤凰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其中有些为“凤凰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人力，有些提供了情报，而有些则起到了辅助作用。

在管理上，孔墨使用了先进的计算机战略村评价系统（Hamlet Evaluation System）对行动进行打分。战略村评价系统是为了评价“反叛乱”进度而设的。由于各种原因，系统评估的结果并不准确。⁽⁵⁸⁾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调查是由美国顾问主导的。另一个问题是系统得出的评估结果在官僚部门内部容易引起分歧。⁽⁵⁹⁾虽然战略村评价系统的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但是孔墨却十分信任分析结果。

“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虽然打破了部门间的壁垒，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僚部门之间竞争的消失。比如，刚开始实施“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时，中情局全力支持此项目，但随着官僚部门的竞争，中情局有了自己的想法。科尔比警告西贡站，“要坚决抵制‘反叛乱’行动的军事化”。⁽⁶⁰⁾意思是，虽然军方在中情局西贡站当顾问，但并不能说明军方可以管理中情局的项目。其实，“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改变的只是美国顾问和南越当局沟通的渠道，美越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二、“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

1967年3月，孔墨有意提升情报在“反叛乱”中的作用，所以提出“中情局不应该静悄悄地单独工作”。⁽⁶¹⁾针对现实情况，孔墨提出“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在孔墨的推动下，驻越军援司令部和中情局合作推出“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即“凤凰计划”的前身。

1967年5月，孔墨批准了这个项目。因为该项目尚处于早期阶段，所以还没有确定该机构的人员配备要求。只是提出该项目的目的是有选择地瞄准越共干部，而不是像军队行动那样围捕整个可疑村庄。“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与南越的“对应关系”被视为加速该计划的最佳方式。⁽⁶²⁾

孔墨首先征得威斯特摩兰的同意。因为实施“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意味着军事顾问的安排将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孔墨需要得到威斯特摩兰的批准。驻越美军司令部曾在1966年年底加入过一个类似的试点项目（仅限于西贡和嘉定省），所以这次更全面的“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的提案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⁶³⁾

孔墨极力说服威斯特摩兰，为此让中情局做了一项专项研究，并亲自修改了研究报告。此外，他还威胁威斯特摩兰：“如果您没有看到，我将主持召集拟议的西贡级‘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委员会，审查并提交给有关人员，分阶段实施该计划。”⁽⁶⁴⁾实质上，孔墨想要亲自监控一部分项目，所以早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只是试试威斯特摩兰是否有异议，并向威斯特摩兰索要更多的人员编制。

驻越美军司令部同意报告中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在更详细地研究了增加人员的问题后，最终同意了孔墨的提案，并以文件的方式进行了再次确认：为了协调美国和南越的行动，为了提供新的动力以消灭越共基层组织，为了确保美、南越不同部门执行任务的时候（包括情报收集处理和行动）能具有一致性、连续性和有效性，驻越美军司令部决定实施情报协调项目，简称为ICEX（Infrastructure Intelligence Coordination and Exploitation）。⁽⁶⁵⁾

至于美国驻越大使，孔墨根本没放在眼里，说：“可以通过信函通知邦克大使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我不相信我们需要他的正式同意，我相信他不会反对。”⁽⁶⁶⁾ 1967年6月18日，孔墨向邦克明确提出“反叛乱”的薄弱环节是不能深入到越共基层，而系统地对付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实施“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他同时表示，威斯特摩兰已经同意了这项计划，“如果你也同意”，则应立即成立“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委员会，监督并将这个项目付诸实施，然后在各军区、省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⁶⁷⁾

1967年6月，邦克和威斯特摩兰同意升级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的攻击。1967年7月9日，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发布一项指令（#381-41），标题是《攻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的情报协调和利用》，打算通过“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建立民事和军事联合行动。同时，南越中央、省和县都被指派了美国人担任该项目顾问。⁽⁶⁸⁾

中情局给予“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极大的支持。中情局西贡站把自己的行动中心和情报协调中心合并，组建新的“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到7月份，中情局已经把中情局的区域官员作为“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的协调员任命为军团高级顾问，把中情局或驻越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任命为地区顾问，以实现统一指挥。中情局越南事务特别助理卡佛（George Carver）也于7月份访越，他进一步指出：“对共产党目标的普遍攻击必须要低于村庄级别，应下到战略村和人口密集地区。”⁽⁶⁹⁾中情局为了完善该项目，把工作人员亚当斯（Samuel Adams）继续留在西贡，与该项目官员详细讨论整个计划。

从“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的决策过程来看，它是孔墨、威斯特摩兰和邦克一致决策的结果，体现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及国务院的中层官员的决策过程。事前，孔墨只是含糊地向约翰逊汇报情报对“反叛乱”有重要作用，他并没有明确向约翰逊提到“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所以约翰逊肯定没有参与决策。孔墨之所以避免直接向约翰逊汇报，主要是因为害怕引起官僚部门之间的竞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您应该知道我不愿意直接给您写信的原因。麦克纳马拉等人对这件事非常敏感，况且我觉得通过实际行动为您服务比向您直接汇报更好。”⁽⁷⁰⁾

而负责与孔墨联系的伦哈特也是事后才知道，还是从担任总统军事事务助理的华纳（Volney Warner）处听说的这个项目。1967年7月27日，华纳给伦哈特发去备忘录。备忘录附有一份驻越军援司令部对“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的指令，并告知伦哈特“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非常有趣且具有积极意义。⁽⁷¹⁾

由此，“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被纳入孔墨的操控之下。此项目由中层官员负责发起、决策和管理的传统甚至延续到了尼克松时期，这通过白宫会议可以得到佐证。11月8日，伦哈特给罗斯托的备忘录中记录：11月9日要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主要讨论“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的要求和如何实施。⁽⁷²⁾这次会议是在项目发起半年后才召开的，甚至连会议记录都没有留下来。

美国在创建“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的同时，也鼓励南越当局建立自己的人员体系。1967年12月20日，南越总理发布行政命令启动这个项目，该项目的代号为“凤凰”。与此同时，美国把“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改为“凤凰计划”。⁽⁷³⁾美国的“凤凰计划”是为了给南越的“凤凰计划”提供咨询和帮助。

南越发布“凤凰计划”政令代表着南越当局对孔墨实施的“反叛乱”项目的认同。而孔墨则认为美方要认可南越所选取的“凤凰”这个词，以强调这是南越当局主导的项目。⁽⁷⁴⁾正如国会记录显示的那样，如众多美国发起的项目一样，“凤凰计划”早在1967年12月就开始“越南化”了。⁽⁷⁵⁾

三、“凤凰计划”机构设置的决策

在越南文化中，凤凰是传说中的鸟，是权力的象征。为了准确打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凤凰计划”被提出。“凤凰计划”实施的目的是找出农村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组织人员，然后逮捕他们以得到更多的情报，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无效化”，让南越乡村更“安全”。“无效化”的具体含义是逮捕、劝降或者杀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⁷⁶⁾

图2-2　《“凤凰计划”顾问手册》的封面
（图片来源：https://vva.vietnam.ttu.edu/search?utf8=！！＆op%5B%5D=AND＆q%5B%5D=1370406001+＆field%5B%5D=＆commit=Search＆from_year%5B%5D=＆to_year%5B%5D=）

在“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改为“凤凰计划”的最初阶段，伦哈特与孔墨通过信件往来谈论“凤凰计划”的地位。伦哈特称已经批准了驻越军援司令部要求设置114名“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顾问的申请，拘留设施的资金要等待驻越军援司令部的申请。⁽⁷⁷⁾此外，伦哈特还通报了国防部、国务院为“凤凰计划”批准的人员进行配置及到位情况。

九天后，孔墨回复了伦哈特，主要提到了“凤凰计划”的执行机构——联合培训部（JTD）的人员设置和安排问题。1968年1月13日，“凤凰计划”联合培训部向太平洋司令部申请再配备103名军事顾问。孔墨预计，因为这是在军方内部调剂职位，不增加名额，故应该会得到批准。民事顾问只需要再增加2个速记打字员。“我们会自己在联合培训部内调剂以容纳9名军事顾问和11名民事顾问。”⁽⁷⁸⁾

军方在人员设置上有其自主性和独特的体系，其参与“凤凰计划”的相关部门比较复杂。驻越军援司令部有直接要求配备“凤凰计划”顾问的权力。国防部在批准“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时也有安排“凤凰计划”顾问的权力。此外，上文已提到太平洋司令部也有向“凤凰计划”联合培训部输送顾问的义务。在伦哈特与孔墨的往来文件中显示：国防部正在批准驻越军援司令部的“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项目的人员设置。这些人员中包括12名“凤凰计划”顾问，因此军方共有126名“凤凰计划”顾问。⁽⁷⁹⁾

“凤凰计划”的民事顾问来源至少包括国际开发总署和中情局两部分。伦哈特在与孔墨的信件中也透露了“凤凰计划”民事顾问的安排情况：“国际开发总署已经批准了你要求的6个民事顾问名额，2名已经到位，其余4名60天内到位。”⁽⁸⁰⁾此外，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斯托的备忘录中显示，1968年年初邦克、威斯特摩兰和孔墨都同意了让科尔比参与南越的“反叛乱”工作。⁽⁸¹⁾这是“凤凰计划”创立时期在决策过程中体现的美国对“凤凰计划”民事方面的人员安排。

在“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的众多项目中，“凤凰计划”最引人注目。“凤凰计划”顾问的工资当然应由“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支付。“凤凰计划”的资金来源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防部和中情局。⁽⁸²⁾此外，驻越大使助理办公室（OSA）在1969年7月1日之前向“凤凰计划”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资金支持。⁽⁸³⁾

由上观之，“凤凰计划”的顾问人员来自美国各相关部门，而“凤凰计划”执行机构的具体安排是由孔墨负责的。但关于“凤凰计划”人员的设置，孔墨需要跟伦哈特互通信息。对此，伦哈特解释说，他们的理解是基于目前华盛顿对“凤凰计划”及其相关项目的支持。⁽⁸⁴⁾

孔墨还极力邀请美国记者报道“凤凰计划”，指望通过媒体的报道得到美国国内对“反叛乱”的支持。但其实记者对于美国在南越“反叛乱”活动的报道却充满争议。

部分争议是关于孔墨的，说孔墨公开推销“反叛乱”及“凤凰计划”，以及“过于乐观”。部分则认为“反叛乱”比过去那种不稳定的、广为宣传的努力更有效。⁽⁸⁵⁾

而更多的是在“凤凰计划”实施后，各大报刊对孔墨和“凤凰计划”的暗杀行为进行了报道，这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如越战记者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曾报道，“凤凰计划”是南越当局及美国军队逮捕、折磨、杀害越南人民的“许可证”。⁽⁸⁶⁾《新闻周刊》驻西贡的负责人报道，“凤凰计划”常常暗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普通民众。⁽⁸⁷⁾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如孔墨所期待的那样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

对于媒体对“凤凰计划”的批评态度和负面报道，科尔比辩解道，美国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负面的、有问题的事情，而不是报道正确的事情。⁽⁸⁸⁾

除了要协调美方内部人员以外，孔墨还需要跟南越内政部沟通。美方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与指定的南越相应人员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⁸⁹⁾比如，南越“凤凰计划”的组织管理模式就是孔墨谋划后再向南越当局建议，得到南越当局认可后再执行。1967年12月，美国驻越大使邦克发给国务院的电报证实了这个事实：“我从孔墨处得到消息”，他建议由南越内政部长领导“凤凰计划”国家委员会，省级委员会由省长领导，区县级委员会由区县长领导。上述安排是基于南越独特的行政体系。由地方政府最高官员负责可以避免在执行“反叛乱”行动时南越陆军和南越警察之间的矛盾。⁽⁹⁰⁾南越基本上按照孔墨的设想，让内政部主管“凤凰计划”，并成立了各级“凤凰计划”委员会。此外，美国还协助南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凤凰中心”。

“凤凰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是警察、民兵、临时侦察部队和军队等。国家警察、特警是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的主要力量。在农村地区，民兵是“反叛乱”的重要力量。其中，临时侦察部队⁽⁹¹⁾是执行单位中比较特殊的，在第三战区对黎文钢（Le Van Ngot）上校的抓捕就是临时侦察部队有效利用“凤凰计划”情报实施的一次行动。⁽⁹²⁾临时侦察部队在行动时通常会当场杀害嫌疑人，根本不会将其带到审讯中心。故“凤凰计划”的暗杀名声很大程度上是由临时侦察部队造成的。⁽⁹³⁾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情报基础：“召回计划”

一、由来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决策

“凤凰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还得益于“召回计划”。“召回计划”由吴庭艳政府发起，旨在争取更多的北越军人和干部叛逃到南越，打击北越士气。“召回计划”带有明显的心理战性质，为叛逃者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提供职业培训，提供就业机会，提供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提供南越公民身份；同时也为叛逃者的家人提供经济援助。“召回计划”的徽章标志是一只白色大鸟正在飞越一团火焰，其寓意是被越南共产党控制的人民历经艰辛后“回归”南越政权。

图2-3　“召回计划”徽章
（图片来源：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在“召回计划”的筹备阶段，美国方面的负责机构是农村事务办公室（Rural Affairs Office）。美方向时任南越国防部部长阮庭淳（Nguyen Dinh Thuan）建议：把退役陆军上校博安农（Bohannon）从菲律宾调来，协助南越当局启动“召回计划”。这得到了吴庭艳和阮庭淳的同意。1962年11月底，博安农到达西贡。1963年，他调来一批菲律宾顾问帮助南越实施“召回计划”。美国的国际开发署、联合公共事务局、驻越军援司令部和中情局也负有实施“召回计划”的责任。⁽⁹⁴⁾

1963年2月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在访问东南亚后，提交了一份《曼斯菲尔德报告》。报告强调，南越需要政治改革，要依靠越南人自己赢得战争的胜利。1963年2月25日，驻越大使馆与南越当局讨论了这份报告，南越反应强烈。吴庭艳非常沮丧，吴庭艳的兄弟、主管战略村事务的吴庭儒（Ngo Dinh Nhu）甚至认为这是美国退出的前奏。⁽⁹⁵⁾美国驻越大使馆工作人员梅克林（John Mecklin）在报告发布后的第二天早晨碰巧与吴庭儒会面，讨论“召回计划”实施事宜。吴庭儒的主要观点是：《曼斯菲尔德报告》会阻碍“召回计划”的实施，美国的支持力度下降会减少北越人员的叛逃行为。⁽⁹⁶⁾不过美国并没有减少对南越的资金支持，反而在1963年3月与南越签署了新的资助协议⁽⁹⁷⁾，使南越的“反叛乱”资金得到保障。

1963年4月17日，吴庭艳发布“召回宣言”⁽⁹⁸⁾，“召回计划”正式实施。按照这个项目的最初设计，美国的任务是协助南越当局培训人员，提供资金和物资，建立“召回中心”⁽⁹⁹⁾。其中，最主要的是向南越提供设备和资金支持。美国也为改善“召回计划”“回归者”的待遇和医疗条件做过努力。比如，在1963年5月6日的檀香山会议上，美军驻越司令哈金斯（Paul D．Harkins）提出为“召回计划”提供扬声器。在南越列好其他所需物资清单后，美国国防部继续批准援助。⁽¹⁰⁰⁾

1963年11月2日，南越发生政变。吴庭艳政权的倒台对“召回计划”的实施产生了一些影响。11月8日，国务院下属情报研究局对南越军事形势进行评估，指出：“召回者已从每月3200人减少到每月约1600人，这是军事倒退的证据。”⁽¹⁰¹⁾美国驻越大使提出加强“召回计划”，但此时的阮庆政权对“召回计划”没有太多的期望，认为“该项目不能触及共产党的核心，显然只能获得有限的结果。不过既然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那就保留”。⁽¹⁰²⁾由于南越政权更迭不断，整个1964年的“召回计划”呈现颓势。

1965年随着大量美军的到来，美国开始控制“召回计划”。1965年中期，美国国务院主张向所有停止战斗的越共党员提供大赦。这项提议被认为是“召回计划”的扩展，面向的是南方的越共成员而不是北方的指挥官。⁽¹⁰³⁾但南越阮文绍新政权并不买账，为此还与美国有一番争夺。

1965年6月29日，阮高祺将“召回计划”暂时置于心理战部之下。⁽¹⁰⁴⁾这意味着单独的“召回计划”部被取消了，“召回计划”的行政级别降低了。时任驻越大使泰勒担心这会影响“召回计划”的地位，因此劝说阮高祺，“重要的是要迅速采取行动，抵消任何关于‘召回计划’失去其部级地位的印象”。⁽¹⁰⁵⁾

麦克纳马拉对于南越当局取消“召回计划”部很是吃惊。麦克纳马拉询问“是否有与‘召回计划’相媲美的计划”。阮文绍回答说：“‘召回计划’还在继续，但让它附属于心理战部更合适。”阮高祺则更直白地说：“‘召回计划’应该重新受南越当局控制，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¹⁰⁶⁾

驻越大使跟阮高祺进行了交谈，阮高祺表示他将在公开演讲中具体宣传“召回计划”。⁽¹⁰⁷⁾但是美国驻越大使并不相信阮高祺：“鉴于他辞藻华丽的倾向，我不会相信他公开说的话。”⁽¹⁰⁸⁾

虽然1965年美、南越对“召回计划”的归属问题有争议，但是1965年美军对北越持续的军事行动使召回率上升。其中，空袭和炮击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共叛逃者在11月份前往召回难民营的人数为1482人，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¹⁰⁹⁾，故南越当局希望美国不要停止轰炸。阮高祺告诉洛奇，“轰炸一暂停，召回率就降低。轰炸一恢复，就有更多的人从北越进入召回中心”。⁽¹¹⁰⁾但越共其实已经将召回中心当作“休息营”了。时任驻越大使洛奇对“召回计划”及其运行方式感到厌恶，并说“美国的大量资金被浪费了”。 ⁽¹¹¹⁾

1966年1月8日至11日的沃伦顿会议额外举行了一天会议，专门讨论苗民、“召回计划”等问题。经讨论，美、南越一致认为：目前，“召回计划”最需要有效接收和重新安置“返回者”。⁽¹¹²⁾由此可知，“召回计划”有两个明显的弱点：一、召回中心拥挤不堪；二、行政人员短缺妨碍了其有效性。

此后，鉴于“召回计划”的衰落，孔墨开始借用军方机构协助“召回计划”。但最终孔墨的机构间委员会的方法没有奏效。1966年7月1日，孔墨又提议让南越主导“召回计划”。但“召回计划”的成本是军事行动成本的1/100⁽¹¹³⁾，成本低廉，故美国也不想放弃“召回计划”的领导权。为了继续处理召回工作，美国招募了一位首席顾问，让其直接在波特手下工作，以确保这项计划能跟上军事行动的步伐。1966年9月，“召回计划”又被归到驻越司令的管理范围⁽¹¹⁴⁾，由“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指挥。到1967年，美国完全主导了“召回计划”。南越内政部则在“召回计划”之外另设“反叛乱”资金，以奖励逮捕或者杀害越共干部的人。⁽¹¹⁵⁾由此可知，美、南越仍然处于不协调的状态。

二、“召回计划”的情报获取及与“凤凰计划”的关系

从政治角度来说，“召回计划”十分重要，其实施过程也贯穿整个越战。据越南特稿新闻社的一篇报道：自1963年以来，“召回计划”诱降了85000多名越南共产党员⁽¹¹⁶⁾，从而获取了许多关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情报。因此，在1967年12月“凤凰计划”启动后，“召回计划”为“凤凰计划”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为“凤凰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召回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是宣传，通过贴招贴画、发传单、拍照片、贴标语等方式以及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让共产党知道南越的政策。根据美国驻越专家保罗·米勒（Paul Merrell，主要参与“召回计划”的宣传工作）的描述，他们通常让宣传队进行宣传。“我们可以随时从营总部获得叛逃人员的照片和信息。我们由第173空降旅管辖。”宣传队由两个士兵和一个越南翻译组成的三人小组组成，他们散发传单，宣传“召回计划”，也经常对特定的敌方单位做重点任务，传递该部队某人被捕或者叛逃的信息。⁽¹¹⁷⁾

第二个阶段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或者北越军人叛逃。叛逃者会被安排进召回中心⁽¹¹⁸⁾，在召回中心停留60天。首先，召回中心要确认叛逃者的身份，录指纹、照相、填表⁽¹¹⁹⁾、体检，制作好叛逃者的档案，按照叛逃者之前的工作进行分类。其次，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凤凰计划”项目的工作人员也会及时对该类人员进行审讯以得到有价值的信息）会审问叛逃者，通过一些小伎俩诱使叛逃者说出有价值的情报（诸如敌人位置、武器粮食藏匿地等信息）。再次，召回中心为叛逃者开设课程，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为叛逃者的将来去向做打算。因担心青年人再次被北越征召，所以对青年人的教育不同于老年人和妇女。还因叛逃者多是农民，所以还为愿意学习技术的人提供农业技术培训。

图2-4　一个召回中心
（图片来源：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最后一个阶段，视叛逃者的等级和种类进行工作安排。让叛逃者巡逻、宣传，甚至加入民兵组织。或者，为了便于管理和监控，按照叛逃者意愿将其安排到战略村或者原来的村庄生活，为他们提供房屋、生活用品、食物，以及提供医疗、金融、土地改革等公共服务。⁽¹²⁰⁾也有部分叛逃者会被送回他们原来工作的地区，劝说其他人归顺南越政权，或者抓捕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或者帮助美国找到北越的营地。⁽¹²¹⁾此外，叛逃者还参与了大量的准军事行动。有1500人参加了在北部的海军陆战队，协助“反叛乱”工作；有些则加入了临时侦察部队，使用恐怖手段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¹²²⁾

叛逃者被要求加入临时侦察部队是“召回计划”与“凤凰计划”最直接的联系。北越叛逃人员带来的详细情报为“凤凰计划”提供了一定的军事情报。“召回计划”的文件有时也会复印了送到“凤凰计划”项目人员手中，这为“凤凰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反之，“凤凰计划”又促进了“召回计划”的实施，其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打击，巩固了“召回计划”的成果。到1967年底，“凤凰计划”不仅巩固了“召回计划”的成果，还巩固了警察部门、民兵、人口普查项目、自卫队等一些民事组织和项目的成果。⁽¹²³⁾

不过1968年年初春节攻势期间，“召回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一直到4月份，都不见起色。1968年5月31日，孔墨与南越新总理陈文香（Tran Van Huong）会谈。陈文香重申了他对“召回计划”的重视，并打算重新任命召回部长。⁽¹²⁴⁾1968年11月1日到1969年1月31日，南越还呼吁所有的越南民众参与到“召回计划”中来。如果越南民众能成功劝降北越军人或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将获得现金奖励。劝降一个军官奖励25万越南盾，劝降一个游击队员奖励3000越南盾。“召回计划”中一个最有名的事件是：1968年1月20日，北越陆军中将吕青敦（La Thanh Tonc）叛逃到溪山海军陆战队基地，供出北越军队的作战计划是夺取861和881S山地。溪山战役开始后，这个情报对海军陆战队的帮助很大。⁽¹²⁵⁾

不过上述事件更反衬出“召回计划”的不成功，因为只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关键人物的叛变才能带来价值比较大的情报。⁽¹²⁶⁾而叛逃者多是普通士兵和基层人员，离美国预期的诱降越南共产党高层的愿望相去甚远。没有北越“大人物”的叛变，就不能接触到北越核心成员，也不能为“凤凰计划”带来有太大价值的情报。上述状况主要是由北越对“召回计划”的反击以及南越官员本身的懒政造成的。北越直接破坏召回中心，1968年8月，北越7次袭击召回中心。⁽¹²⁷⁾因为召回中心地方有限，南越官员就进行数据造假，叛逃者的缴械数量与叛逃人数严重不符。例如，1969年有47023名叛逃者，然而缴械数量为3091件。1969年位于菲律宾的美国联合军事援助司令部（the Joint U.S．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的情报显示：收缴的一些武器弹药（主要是AK-47和美国的M-14、M-16），已经出现在当地的军火市场上了。⁽¹²⁸⁾这还意味着南越官员有贪污武器的嫌疑，或者可能是被捕获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通过一些途径“获得了新的身份”。⁽¹²⁹⁾

美、南越在审讯了一些被捕的北越军官后得知，他们对“召回计划”所知并不多。据截获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文件：

无论干部还是民众，一旦看到美国和南越飞机抛撒的传单就要立刻撕毁。只有一些干部可以阅读传单，然后再向其下属解释传单上的内容。南越许多省长反对实施“召回计划”，因此只是口头应付一下，并没有实际行动。其他南越人则从心理上难以接受“召回计划”，因为他们被要求以好斗的态度对待越南共产党，而对待越南共产党的叛变者却要宽容，从心理上来说比较难做到。南越军队里面也从来没能真正地接受北越叛变者回归南越社会。再者，为叛逃者提供的良好待遇引起了南越其他人的嫉妒。其实叛逃者在召回中心也没有接受心理教育，很多人又回归了北越。召回中心的官员勾结叛逃者骗取奖金。更有甚者，南越官员勾结南越军人或者自己的亲戚扮作共产党，瓜分“召回计划”给叛逃者的奖金。北越也因缺乏资金而派人假装投降，等到在召回中心毕业领取了赏金后又回归北越。⁽¹³⁰⁾

其实美、南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叛逃到召回中心的回归者再次逃到北越，召回中心成了北越的休息场所。阮文绍就曾表示，40000名回归者中有32000人回到了他们的村庄，但是也不受南越当局的控制。要想留住他们，需要增加南越政权的吸引力。⁽¹³¹⁾这些迹象也说明南越当局甚至没有对叛逃至南越的越共成员形成有效管理，这是在“召回计划”发起之初就埋下的隐患。负责第一阶段宣传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其宣传工作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第二阶段对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认定也很难。如何界定叛逃者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还是难民，是“召回计划”常常碰到的问题。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带着“召回计划”工作人员散发的传单就可以进入召回中心，而其实更现实的原因是饥饿。⁽¹³²⁾

1968年年底，约翰逊即将结束总统任期。孔墨也即将离开越南前往土耳其任大使，他力劝阮文绍宣传“召回计划”。⁽¹³³⁾尼克松上台后，对“召回计划”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希望通过“凤凰计划”和“召回计划”给北越造成困扰。为此，尼克松政府大力赞助南越的广播节目，使其覆盖率达到了南越人口的70％，且使用B-52轰炸机在南越和老挝散发“召回计划”传单。⁽¹³⁴⁾此外，在南越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召回计划”的实施，其实施方式与其他地区十分不同，很大程度上消耗了美、南越的精力。

三、“召回计划”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作用

山地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地地区战略位置重要，对南越政权的生存以及北越向南越的人员、物资运输来说都极为重要。山地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民，还有许多语言风俗各不相同的其他部族，人口稀少，但在越南属于一支独立的力量。因为山地少数民族为南越当局所歧视，所以是北越争取的对象。故美国和南越又想转变对山地少数民族的态度，让山地少数民族协助南越对抗北越。为此，南越在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CIDG）和“召回计划”。

中情局于1961年开始在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招收山民进行培训，旨在让村庄自卫，并守住边境地区，最终达到打击越南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和获取情报的目的。

即将离任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Dulles）在1961年10月26日表示支持西贡站关于在中部高山地区组织村庄进行自卫的建议。美、南越经过调研发现：山地少数民族各部族虽然对美、南越不完全信任，但对越南共产党也存在敌意。故在得到南越政权和山地少数民族的同意后，中情局选择山地少数民族地区邦美蜀附近的一个村庄为试点开展“反叛乱”活动。1961年12月12日，美国特种部队派遣12人到达试点村。15日，开始训练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他们还通过帮助山民用竹子修建围墙、购买种子、指导山民农业技术、提供医疗援助、发展经济⁽¹³⁵⁾等手段争取山地少数民族的民心。到1962年3月31日，武装起来的几个少数民族村庄已经大幅度削弱了北越的渗透路线。⁽¹³⁶⁾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看似实施效果良好，其实不然，在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实施过程中，美、南越与山地少数民族处处有矛盾。

首先，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的协调工作比较难做。美国顾问要培训的人员多种多样，包括苗民、志愿者、突击队等等。因为这些人员的归属不同，所以协调起来比较困难。其次，吴庭艳政府往山地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和鼓励山地少数民族移出山区的政策造成了民族矛盾。1962年6月，大约有10万山地少数民族民众从山区涌出。⁽¹³⁷⁾但南越当局财政困难，无力帮助山地少数民族的民众重新定居。北越则获取了不少移出居民留下的食物等资源。最后，南越政府在武器管理方面也不是十分完善。南越当局对山地少数民族手中掌握太多武器存有戒心，因此把迁入新村庄的少数民族民众手中的武器收回，发放给了安全状况不好的地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使用军事力量轰炸北越的呼声渐涨。中情局已经控制不住在南越的“反叛乱”项目。1962年，国防部就宣布将承担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的培训工作，并制订培训计划。⁽¹³⁸⁾1963年初，经过讨论中情局决定把包括山地少数民族在内的准军事部队培训项目移交给军方。⁽¹³⁹⁾

在南越发动推翻吴庭艳的政变之前，山地少数民族已经大量归顺南越。政变发生后不久，南越政权更迭为山地少数民族提供了新的契机。短时间内，山地少数民族归顺南越政权的人数翻倍。政变以前，山地少数民族约有22万人归顺南越。到1963年11月20日，南越当局控制着山地少数民族约40万人。⁽¹⁴⁰⁾

但在中情局把“反叛乱”项目交给军方后，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准军事部队的行动变为统一的军事行动。这偏离了“反叛乱”的性质，更谈不上与其他“反叛乱”项目协调发展了。1964年下半年，山地少数民族再次寻求自治。美、南越难以控制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仅半年就放弃了对山地少数民族的培训。

就项目的效果而言，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有效补充了其他“反叛乱”项目的空白。在山区，限制了北越人员的活动，减少了他们从山地少数民族地区获取食物和资源的机会，并且成功阻止过北越的进攻。1968年10月，北越在德立与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相遇，遭遇失败。⁽¹⁴¹⁾

但这个项目依赖美国的参与，在美国特种部队撤出后，这个项目受到挫折。⁽¹⁴²⁾而且南越缺乏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同情，南越当局不能实际控制住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况且南越当局和山地少数民族之间本就存在矛盾，而在实施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过程中，矛盾又进一步激化。在山地少数民族寻求自治后，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举行示威，反抗南越政权，甚至威胁到了南越政权的生存。在多乐省和广德省，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甚至还发生“叛乱”。南越政权还要动用南越军队去消灭这些力量。⁽¹⁴³⁾南越当局开始想办法削弱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的力量了。

此外，还有北越对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的破坏，以及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与其他“反叛乱”项目对资金、武器资源的争夺等诸多因素，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注定不会成功。不过美国在山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让其有机会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这为“召回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文化上的准备。

在公民非正规军防卫队项目失败后，“召回计划”启动。“召回计划”在其他地区实施的同时，也在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在南越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召回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北越从老挝、柬埔寨边境地区向南越输送人员和武器。因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分布着不同的部族，所以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召回计划”的实施方式、工资支付和培训内容等完全不同于其他地区，有其独特之处。

山地少数民族有独特的宗教信仰，有好几种方言，且其民众受教育程度低。如拉德民族信仰基督教。此外，还有很多风俗禁忌：例如，他们认为猴子尾随的人是做了蠢事的人，建造新房期间不能有乌鸦落上来。⁽¹⁴⁴⁾故不仅需要聘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宗教人士协助实施“召回计划”，而且需要依靠少数民族内部人与人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召回计划”的政策，甚至“召回计划”工作人员的薪酬中包括烟丝和盐。1969年到1971年，美国陆军特种部队（SOG）、中情局和越南特殊任务组（Special Mission Service）把“召回计划”的归降者再派遣回北越去。这个行动的代号为“地球天使”，主要实施地点是柬埔寨和老挝的胡志明小道⁽¹⁴⁵⁾，这是为了对付北越从胡志明小道的渗透。这是“归降者”在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反叛乱”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非山地少数民族人员与山地少数民族人员接触频繁。非山地少数民族人员干扰了山地少数民族人员的独立生活，加剧了民族矛盾。此外，山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叛乱”活动是独特的，与其他地区的“反叛乱”活动没有联系和协调行动。这又产生了新问题，如曾经属于北越控制区的山地少数民族，回归南越政权后被定性为难民⁽¹⁴⁶⁾，不属于“召回计划”的回归者，也就得不到“召回计划”资金。在美国军事升级和南越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山地少数民族难以得到有效安置，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

但也正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脱离南越政权，其战略位置又十分重要，所以其后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不断在这个地区进行空中轰炸。边境地区一度成为约翰逊政府“反叛乱”的重点地区，以阻止北越的渗透，并支持南越的“反叛乱”。

(1) A．S．Milward，The Frontier of National Sovereignty：History and Theory，1945-1992，London，1993，p.1.

(2) Guidelines for U.S．policy and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Topics include：U.S.-Chinese relations; defense against Communist expansionism in Southeast Asia; U.S．militar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U.S．military presence in Southeast Asia; U.S．efforts to strengthen non-Communist and non-lefti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Southeast Asia; encouragement for the flow of private capital to Southeast Asia; recognition of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Japan; assistance to nations threatened by guerrilla warfare activity，1962，CK2349484769，DDRS，pp.1-4.

(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26，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p.254-256.

(4)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Special Group for Counterinsurgency，May 9，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279.

(5)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Vietnam Working Group（Heavner）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Hilsman），May 9，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p.280-283.

(6) Paper Prepared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Hilsman），September 11，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Ⅳ，P.179.

(7)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273，November 26，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p.637-640.

(8)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Hils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5，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p.666-679.

(9) Thomas L．Ahern，Jr．CIA and Rural Pacification in South Vietnam，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IA，p.279.

(10) Notes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cNamara），May 14，196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Ⅰ，pp.322-327.

(1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25，196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Ⅰ，pp.563-566.

(12)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July 25，196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Ⅰ，p.571.

(13) 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July 27，196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Ⅰ，pp.583-585.

(14)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McCone to the Deputy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Carter），April 1，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anuary–June 1965，Volume Ⅱ，pp.512-514.

(1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7，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anuary–June 1965，Volume Ⅱ，pp.564-567.

(16)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anuary–June 1965，Volume Ⅱ，pp.553-554.

(1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8，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163.

(1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18，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p.394-396.

(1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30，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424.

(2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30，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p.425-427.

(21) Paper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Bundy），October 23，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486，note 2.

(2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ember 3，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509.

(23) Report Prepared by the Deputy Ambassador to Vietnam（Porter）and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Unger），January 13，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58-61.

(24) Notes of Meeting，January 11，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43.

(25)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Pacific（Sharp）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January 12，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52.

(2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12，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53-54.

(27) Paper Prepared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Bundy），February 23，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249.

(28)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cting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omer）to President Johnson，March 8，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274-275.

(29)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343，March 28，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302-303.

(30)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Komer）to President Johnson，July 1，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474-481.

(31) Memorandum from George Carver of the Vietnamese Affairs Staff，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o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July 7，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487.

(32)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Komer），July 18，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505-507.

(33) Memorandum from William Leonhart of the White House Staff to President Johnson，August 30，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609-610．波特的民事行动办公室（OCO）首次在民事方面建立了机构间的统一指导，以及从西贡到地区和省份的指挥和通信链，让美国和南越之间的现场协调事务由一名美国官员负责。它提供了一个民事方面的框架，可以更有效地与美国军方合作，进行政治军事协调和更加一体化的规划。

(34) Draft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to President Johnson，September 22，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659.

(35) Memorandum from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Vietnamese Affair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arver）to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September 28，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668-672.

(36) 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Johnson）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October 1，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680-682.

(37)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Kom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September 29，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672-677.

(38)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Komer）to President Johnson，October 5，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707-711.

(39)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to President Johnson，October 14，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727-738.

(40) 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October 14，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740.

(41) Telegram from the Chairman，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to the Commander，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Westmoreland），October 17，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756-757.

(42) Letter from President Johnson to the Ambassador to Vietnam（Lodge），November 16，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848-849.

(43) Memorandum from William Leonhart of the White House Staff to President Johnson，December 30，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974-981.

(44) Paper Prepared by the President's Special Consultant（Taylor），January 1，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1-4.

(45)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Johnson and Senator J．William Fulbright，January 20，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55.

(46)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to President Johnson，February 20，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198.

(47)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Komer）to President Johnson，February 28，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208-210.

(48) Blowtorch Bob and the Persian Gulf，November 1980，236080400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49)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Komer）to President Johnson，March 25，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285-287.

(50)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March 20，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268-274.

(51) Ralph William Johnson，“Phoenix/Phung Hoang：A Study of Wartime Intelligence Management”，The American University，Ph.D．1982，pp．129-142.

(52)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362，May 9，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398-399.

(5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8，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557.

(5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2，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594-596.

(5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6，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693-694.

(56) Dale Andrade and Lieutenant Colonel James H．Willbanks，“CORDS/Phoenix：Counterinsurgency Lessons from Vietnam for the Future”，Military Review，March-April 2006，p.16.

(57) Ralph William Johnson，“Phoenix/Phung Hoang：A Study of Wartime Intelligence Management”，The American University，Ph.D．1982，pp．148-151.

(58) 如战略村评估系统显示，1969年到1970年“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在2600个战略村（300万人）中作出了“反叛乱”努力。到1970年代初，93%的南越人民生活在安全村庄中，这一比例比1968年中期增长了20%。

(59) Report—A Solution Was at Hand：Phoenix / Phung Hoang and the Attack on the Viet Cong Infrastructure，December 11，1989，8850608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60) Thomas L．Ahern，Jr.，CIA and Rural Pacification in South Vietnam，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IA，pp.251-252.

(61) William Colby and Peter Forbath，Honorable Men：My Life in the CI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8，p.267.

(6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28，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1129-1130，note 5.

(63) Thomas L．Ahern，Jr．CIA and Rural Pacification in South Vietnam，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IA，pp.287-288.

(64)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for Civil Operations and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Komer）to the Commander，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Westmoreland），June 14，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506.

(65) Military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Coord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for Attack on V.C．Infrastructure—Short Title：ICEX，July 9，1967，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66)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for Civil Operations and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Komer）to the Commander，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Westmoreland），June 14，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506.

(67) Organization for Attack on V.C．Infrastructure，June 18，1967，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68) Phoenix Program，pp.2-3，CK2349427295，DDRS.

(69) Memorandum from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Vietnamese Affair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arv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July 26，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p.643-646.

(70) Robert Komer prepares an assessment for President Johnson on what the U.S．can do to “accelerate” the war．Komer believes that from what he has seen in the last five months the U.S．is forging ahead in Vietnam，Oct．4，1967，CK2349104169，DDRS.

(71) Military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Coord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for Attack on V.C．Infrastructure—Short Title：ICEX \[Attached to Cover Memorandum Dated July 27，1967; Includes Organization Chart and Document Entitled “Guide for Working with the New Village Government”］，July 9，1967，pp.1-18，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72) Notes of Meeting，November 21，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1052.

(73) Phoenix Program，pp.2-3，CK2349427295，DDRS.

(74) Anti-Infrastructure Operations; From Robert Komer，December 20，1967，pp.1-2.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75) Pages from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October 11，1972：Aid to Thieu，October 11，1972，044032601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76) Testimony of Maj．James F．Arthur，District Senior Adviser，Binh Chanh District，Gia Dinh Province，South Vietnam，March 01，1970，2131507014，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77) Status of ICEX/SIDE Programs \[For Robert Komer from William Leonhart\]，January 10，1968，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在文件中，“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和“凤凰计划”的名称还在同时使用。

(78) Status of ICEX/SIDE Programs \[For William Leonhart from Robert Komer\]，January 19，1968，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79) Status of ICEX/SIDE Programs \[For Robert Komer from William Leonhart\]，January 10，1968，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80) Status of ICEX/SIDE Programs \[For Robert Komer from William Leonhart\]，January 10，1968，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81) Memorandum for Mr．Walt Rostow，Jan．22，1968，CK2349141559，DDRS.

(82) Operation Phoenix and the Failure of Pacification in South Vietnam，November 1973，2122905004，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3) Phoenix 1969 End of Year Report，February 28，1970，p.13，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84) Status of ICEX/SIDE Programs \[For Robert Komer from William Leonhart\]，January 10，1968，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85) Peter Braestrup，Big Story：How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elevision Reported and Interpreted the Crisis of Tet 1968 in Vietnam and Washington，Garden City，New York：Anchor Press/Doubleday，1978，p.404.

(86) Report—A Solution Was At Hand：Phoenix / Phung Hoang and the Attack on the Viet Cong Infrastructure，p.87，December 11，1989，8850608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7) George Kahin In End Of Vietnam War：8/75，p.12，August 01，1975，2123301014，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8) Report—A Solution Was At Hand：Phoenix / Phung Hoang and the Attack on the Viet Cong Infrastructure，p.92，11 December 1989，8850608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 Texas Tech University.

(89) Phoenix Program，pp.3-4，CK2349427295，DDRS.

(90) Anti-Infrastructure Operations; From Robert Komer，December 20，1967，pp.1-2.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91) 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December 11，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510-514.
　　临时侦察部队（PRU）原是《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328号》中的一个项目，最初的名字是“反恐小组项目”（Counter-Terror Team Program）。1966年年初对其职责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从最初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骚扰转变为收集情报和逮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计划到1969财年年底时把这个项目从原有的3500人扩充到了6000人。1968年和1969年两年，这个项目花费1320万美元。临时侦察部队项目是在南越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最新形式的准军事行动，使用伏击、伪装、夜间作业等隐蔽行动的手段执行任务。鉴于管理中的弊端和实施中的问题，1966年改名为临时侦察部队，主要任务是通过逮捕农村中重要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以获取情报。鉴于这个项目效果显著，因此美方建议扩大这个项目。助理国务卿邦迪、驻越大使邦克、威斯特摩兰都同意这个计划，南越也很配合。

(92) Paper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851-854.

(93) Plaintiff's proffer of evidence/Certificate of Service，p.4，154023600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94) Herbert A．Friedman，“The Chieu Hoi Program of Vietnam”，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95)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124.

(96) Memorandum From the Counselor and Public Affairs Officer of the Embassy in Vietnam（Mecklin）to the Public Affairs Adviser in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anell），March 15，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153.

(97) Letter From the Ambassador in Vietnam（Nolting）to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Presidency and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ational Defense Thuan，March 18，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156.

(9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11，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18.

(99) Herbert A．Friedman，The Chieu Hoi Program of Vietnam．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100)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Conference，May 6，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p.265-267.

(101)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Hils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8，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585.

(10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10，196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Ⅰ，pp.20-21.

(103) Paper Prepared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Ball），May 13，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anuary–June 1965，Volume Ⅱ，p.657.

(10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9，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72.

(105) Letter from the Ambassador to Vietnam（Taylor）to Prime Minister Ky，July 1，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96.

(10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6，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161.

(10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27，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259.

(10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7，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333.

(10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15，196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642.

(11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5，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15.

(111)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Johnso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June–December 1965，Volume Ⅲ，p.352.

(112) Report Prepared by the Deputy Ambassador to Vietnam（Porter）and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Unger），January 13，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62.

(113)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Komer）to President Johnson，July 1，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478.

(11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Kom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September 29，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672-677.

(115) Paper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852.

(116) Vietnam Feature Service Report，p.10，1070323005，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117) Herbert A．Friedman，The Chieu Hoi Program of Vietnam，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118) 南越共有52家召回中心。西贡有一个国家召回中心，每个地区有一个召回中心，有44个省召回中心，在头顿、金兰、岘港还有市召回中心。这些召回中心的规模按照回归人数而有所不同。

(119) Report，Chieu Hoi Division，MACCORDS，Saigon-The Chieu Hoi Program：Questions and Answers，pp.9-12，June 1967，25590104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120) PLAN FOR PAC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Ⅲ MAF］，pp.Ⅴ-5-Ⅷ-7，January 01，1970，1201008005，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121) Report on the War，p.234，January 01，1968，2121002004，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122) Publication from the Vietna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pp.10-11，January 01，1970，212150601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12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ment of State，December 28，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1129，note 5.

(124) Memorandum for Record，May 31，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742-743.

(125) Herbert A．Friedman，The Chieu Hoi Program of Vietnam，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126)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August 7，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565.

(12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259.

(128) Herbert A．Friedman，The Chieu Hoi Program of Vietnam，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12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cember 1，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504.

(130) Herbert A．Friedman，The Chieu Hoi Program of Vietnam，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131)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11，196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Ⅳ，pp.925-928.

(132) Report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s Special Assistant for Counterinsurgency and Special Activities（Krulak），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p.455-465.

(133)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November 5，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569.

(13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December 9，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509，note 3.

(135) Thomas L．Ahern，Jr.，CIA and Rural Pacification in South Vietnam，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IA，pp.40-56.

(136)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Hilsman）to the President's Military Representative（Taylor），March 31，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244.

(13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4，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435.

(138) Record of the Sixth Secretary of Defense Conference，July 23，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Ⅱ，pp.549-550.

(139)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Hilsman）and Michael V．Forrestal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January 25，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62.

(140)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Special Meeting on Vietnam，November 20，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Ⅳ，p.612.

(14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256.

(142)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 Working Group on Vietnam（Cooper）to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McCone），December 6，19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1-1963，Volume Ⅲ，pp.680-684.

(143)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in Vietnam（Taylor）to the President，September 30，196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Ⅰ，p.802.

(144) Thomas L．Ahern，Jr.，CIA and Rural Pacification in South Vietnam，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IA，p.47.

(145) Herbert A．Friedman，The Chieu Hoi Program of Vietnam，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146) Report，Chieu Hoi Division，MACCORDS，Saigon-The Chieu Hoi Program：Questions and Answers，p.7，June 1967，25590104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第三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调整及“凤凰计划”的扩大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苏关系进入有限缓和时期。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经济、军事力量发展迅速，与美国达到战略均势。

冷战中，除了苏联制衡美国外，欧洲其实也是制衡美国的一种力量。美国的霸权是有条件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欧渐渐独立，最轰动的事件是戴高乐时期法国退出北约。另一个事件是1967年英国退出东苏伊士防务。但美国对法国采取宽容态度，迅速重建了没有法国的北约。而英国在防务方面对美国来说更加不重要，因为当时是德国在北约内部提供大部分军队。⁽¹⁾

综上所述，美国通过制度霸权稳定了欧洲，得以分出精力处理亚洲事务。而此时在亚洲，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在中国和苏联的帮助下，北越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南方也得以维持。北越依靠外援也可以把战争进行下去⁽²⁾，其信心大增。1968年1月，北越发动了溪山战役和春节攻势，正面进攻美、南越军队。

第一节　背景

一、溪山战役及春节攻势的发动

1968年1月22日，北越发动了对溪山的围攻，溪山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炮击和地面行动。当天上午8点27分，麦克纳马拉与约翰逊通电话，汇报了溪山战况，预测卡罗尔基地和岘港也有可能被攻击，而且北越还可能会袭击百里居和西贡。⁽³⁾

1968年1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了溪山的情况。溪山战略位置重要，位于越、柬、老边境，是北越渗透南越的通道。对北越来说，溪山战役起着牵制美军力量的作用。对美、南越来说，溪山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可以阻止北越从此处进攻南越北部地区，如果失守会导致北越更进一步占据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北越可以利用此机会取得宣传战的胜利。⁽⁴⁾简而言之，美国认为溪山一旦失守对美、南越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鉴于美国早已对溪山防务进行了部署，美国和南越伤亡较轻，美军掌控着溪山的局面，北越则损失700人。⁽⁵⁾趁着北越在军事上的失利，美国决定进一步升级对北越的打击。而北越则意识到可以利用美国的总统大选年作为契机，不再隐藏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发动对南越的全面进攻。1968年1月30—31日，北越发起了春节攻势。此前，北越为春节攻势做了精心准备，溪山战役就是对春节攻势的支持。

在春节攻势中，北越对南越人口密集地区和美军驻地发起攻击，旨在对美国进行心理震慑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春节攻势第一天，北越攻击了10个地方，其中在6个地方是大规模的攻击。⁽⁶⁾南越许多城镇、机场、通信中心、医院、电台和电厂被毁坏，甚至美国驻南越大使馆也成了北越袭击的对象。

与以往不同的是，北越发动的春节攻势实行的不是游击战术。根据截获的文件和对俘虏的审讯得知：越南共产党坚信他们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会夺取南越的城市，南越人民会跟着发起起义反对南越当局。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没有收到撤退的命令。⁽⁷⁾北越预计南越民众会在春节攻势后发起起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愿。而且在这次范围广泛的攻势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损失惨重，伤亡3万人，被俘6000人。⁽⁸⁾不过在春节攻势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宣传战十分有效。南越人心惶惶，认为是美国帮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入的西贡。⁽⁹⁾

与此同时，北越军队仍往溪山地区集中。1968年2月7日，北越的联合装甲及步兵部队在溪山西南5英里的老村（Lang Vei）发起突袭。在发给威斯特摩兰的JCS 1529电报中，惠勒警告威斯特摩兰：北越溪山战役背后的动机是强迫威斯特摩兰将部队派往该地区，从而暴露南越军队，以便在西贡和全国其他地区对南越军队进行攻击。⁽¹⁰⁾美国对北越的战略意图评估非常准确。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北越确实未对溪山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军则继续坚守溪山。

1968年2月15日，第一轮春节攻势已经逐渐平息。2月18—19日晚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南越一些城市又发起了第二轮攻势。这次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机场和军事基地。此时，美、南越承担“反叛乱”任务的54个营中的18个被抽调去保护城市的安全。美国认为北越第二轮攻势的目的是阻止南越军队回到农村，故建议南越军队尽快返回农村，去清除农村中已暴露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¹¹⁾南越当局并没有如北越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而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仍能控制住南越局势。但“经过了美国和南越的多年努力竟连西贡也还难保，并显示出越共得到了平民的广泛支持，否则它是难以发动这样攻势的，这对于历次所宣称的农村绥靖计划取得成功，实为一大讽刺”。⁽¹²⁾

鉴于上述状况，北越肯定还会继续军事行动，同时也不会放弃探索政治解决的方案。在1968年春节攻势后，北越军队受到重创，北越在南方的行动又变成以游击战为主的形式。对于南越当局来说，突如其来的春节攻势在南越引起了恐惧。南越人民对春节攻势感到难以置信，开始思考为什么南越当局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且因为美国与越共勾结的流言盛行，所以一些难民和志愿者不愿与南越政权有联系。南越人民本就对美国轰炸造成的破坏不满，所以也愿意相信北越和美国合谋进入南越的说法。政治人物、军官、公务员和从北越迁移来的天主教徒十分担心失去财产。每个家庭都是孤立的，与邻居、社区和政府的联系都很松散。⁽¹³⁾只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南越农村活动，南越民众就不可能全心全意支持南越政权。相较于北越的军事力量，北越的政治组织更能威胁到南越当局的生存。

综上所述，春节攻势不仅严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信心，而且让其“反叛乱”政策及行动暂时中断。而溪山战役与春节攻势的纠缠关系又让美国面临着是否增兵越南的两难选择。

二、关于是否增兵越南的大争论

1968年1月初，约翰逊批准暂时停止轰炸。虽然美国停止了轰炸，但是对北越仍然心存疑虑。故提出：如果北越在非军事区有所行动，那么即使在停战期间美国也可以轰炸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¹⁴⁾即通过加强实施“反叛乱”行动来弥补停止军事行动带来的损失。这就意味着在春节攻势发生前，“反叛乱”就已经成了军事行动的重要替代品。

春节攻势当天，惠勒提出，像西贡这样的城市是很容易被渗透并受到袭击的，在这个区域需要进行“反叛乱”，以清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腊斯克认为这样会减少军队可使用的人数。⁽¹⁵⁾随后两天，中情局提出，美国在越南的作用仅仅是帮助越南人，而不是代替越南人打仗，应该让刚刚经过改革的南越军队100%致力于“反叛乱”。⁽¹⁶⁾驻越大使馆也于同一天提出：应主要由南越负责成立一个联合特遣部队，以根除西贡及其他城市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南越方面由时任总理阮文洛（Nguyen Van Loc）负责，美方由孔墨负责。⁽¹⁷⁾

由上观之，美国各部门对继续在南越实施“反叛乱”基本没有意见，而对于由谁去实施及怎样实施存在争议，但是让南越负起主要责任的呼声很高。约翰逊同意并准备减少美国驻海外人员的数量，虽然越南情况特殊，但他仍希望驻越大使和威斯特摩兰能够想办法减少美国驻越人员及其他美国资助越南的项目。⁽¹⁸⁾不过鉴于溪山战役的战况，威斯特摩兰却不断要求增兵。约翰逊和他的同僚们就增兵问题展开商讨。美国决策层对接下来的战略及战术产生了分歧，继而展开了持久的大讨论。

为了能够连任，约翰逊表示军队掌控着民意，打算全力支持威斯特摩兰。“如果战情进行顺利，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如果战情糟糕，舆论会反对战争。”⁽¹⁹⁾ 1968年2月7日，北越在溪山老村发动攻势时，惠勒也建议威斯特摩兰要求增兵，表示可以把第82空降师和一半海军陆战队送到越南。威斯特摩兰2月8日在给惠勒的MAC 1810电报中指出了溪山失守的可能性，正式请求4月份向越南派遣上述部队。⁽²⁰⁾

约翰逊在多次会议中与麦克纳马拉、高级外交事务顾问等相关人员围绕威斯特摩兰的电报进行商讨。到1968年2月12日，虽仍有分歧，但是最终麦克纳马拉、腊斯克、赫尔姆斯、惠勒、泰勒、罗斯托都同意向越南增兵。这项决定基于以下事实：腊斯克不同意阮文绍要求增加美军的请求，希望阮文绍自己想办法扩充南越军队；麦克纳马拉却认为往南越增派美军是为了避免溪山战局失利；赫尔姆斯据中情局的情报判断，战争处于关键阶段，应该向越南增派军队。⁽²¹⁾

1968年2月23日，北越猛烈攻击溪山。美国决策层确定要增加军事力量给威斯特摩兰，以防止美国在政治上陷入困境。

1968年2月，原白宫高级顾问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暂时接替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主张对越军事升级。他在出任国防部长的半个月前，在约翰逊的一次午餐会上，建议“继续升级”对北越的战争，对其施加军事压力。⁽²²⁾

最终在1968年3月4日的会议上，在综合考虑了南越的安全状况、官员腐败问题，以及美国自身的军费、战略储备和不能减少北约常规军等一系列因素后，美国决定只增派22000人。⁽²³⁾这个增兵数量也是基于不能影响南越军队的现代化改革，以及不能扩大战争，不能使越战“美国化”等前提条件。但上述数字还有回旋余地。1968年3月14日，约翰逊表示希望能满足威斯特摩兰的增兵30000人的要求。⁽²⁴⁾

几天之后，威斯特摩兰对越南局势的看法却发生了改变，开始强调保护人口稠密地区了。⁽²⁵⁾这意味着美国有放弃溪山的可能，增援溪山的讨论停止了。而在3月底，北越驻守溪山的一个师向南部迁移，剑指顺化和西贡。1968年4月2日，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Abrams）成为驻越美军司令，他要求放弃溪山。6月20日，约翰逊和克利福德讨论了艾布拉姆斯放弃溪山的请求⁽²⁶⁾，打算关闭溪山基地。1968年7月16日，美军撤离溪山。

春节攻势和溪山战役让南越的“反叛乱”中断了。溪山战役服务于北越的总体战略。在此期间，北越从溪山边境地区渗透更多的人员和物资到南越，迫使美、南越感到调整“反叛乱”政策迫在眉睫。

第二节　调整

一、对南越“反叛乱”的调整

北越在春节攻势中并没有取得胜利，反而过早暴露了其在南越的地下组织结构及力量。美、南越看到了机会，打算在南越通过“反叛乱”行动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为了明确越南状况，美国决定先调查研究，再制定对越政策。1968年2月底，惠勒进行了一次越南之行，与威斯特摩兰、艾布拉姆斯、各军区指挥官、邦克、阮文绍等见面开会，了解了南越的军事状况及需求。

南越102个城市受到攻击，550000人被撤离。不包括顺化在内，有66400座房屋被毁，4700人死亡，19500人受伤。阮文绍描述了他现在的困境，他需要在城市的外围保留一些军队以防止北越渗入，同时乡村的“反叛乱”也需要陆军。⁽²⁷⁾

1968年2月28日，约翰逊就惠勒的越南报告开会讨论。会议明确提出南越“反叛乱”处于停滞状态，第一战区北部是“反叛乱”最糟糕的地区。惠勒转述孔墨的话，所有的“反叛乱”项目都不能令人满意。⁽²⁸⁾第二天邦克也向国务院发回电报，指出敌人会利用农村人口征兵，储备粮食，削弱南越之前的“反叛乱”成果。⁽²⁹⁾

参联会、国务院、中情局等部门认为春节攻势为美国和南越在农村实施“反叛乱”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外部条件。因为春节攻势后北越需要向南越输送人力和物资，所以越共的供给线过长，一些基地比较空虚，部队的战斗力肯定不强。⁽³⁰⁾故要趁机进一步打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帮助南越重建秩序，让阮文绍成为强有力的总统。

此时，美国国内出现了反战高潮。美国媒体直播的春节攻势场景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民众由最初支持越战转变为游离、质疑，春节攻势后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从1968年开始，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呼声日趋高涨。⁽³¹⁾

1968年3月5日，巡回大使洛奇给出具体建议：美国民众不能接受高伤亡率，在南越，通过杀死敌人的军事手段来赢得战争是不现实的，而由警察根除“恐怖分子”这种形式的“反叛乱”项目是比较合适的。美军做南越“反叛乱”项目的后盾。⁽³²⁾驻越大使也表示：虽然希望能坚定南越当局的信心，但是不愿意让南越当局逃避责任，不能扩大战争使越战“美国化”。⁽³³⁾约翰逊政府开始反思自己的对越政策，不再愿意代替越南人打仗，而更愿意援助南越，增强其军事力量。故美国决定扩大“反叛乱”项目，以从越南的军事行动中脱身。

鉴于美国的上述决定，1968年3月11日，阮文绍和阮高祺只得下令让南越军队重回农村地区。随后，南越部队陆续回到农村，不再监管难民营及保卫城市。555支部队中至少有321支已经回到战略村，109支苗军中有93支也已经到位。南越国防部长高文园（Cao Van Vien）和部队长官催促乡村官员投身于“反叛乱”项目。⁽³⁴⁾而2个月前，美国才开始对南越陆军进行改革，让南越陆军承担起军事责任，以让美军从越南脱身。此时，南越军队不得不再次转向“反叛乱”行动。而南越军队里有的军官根本不想再回到农村。

此外，南越经济受到相当大的打击，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通信、工业设施遭到破坏。商人对南越安全状况缺乏信心，对未来不确定。除食品、药品和建筑材料等物品外，进口活动处于停滞状态。除了必需品外，消费者似乎不愿意花钱购买任何东西。而一旦安全状况有所改善，因为对商品的需求超过了供应，所以通货膨胀的威胁又会急剧增加。阮文绍和高级官员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和维护省区首府、地方政府小镇的安全，阮文绍下令重新聚焦“反叛乱”项目。⁽³⁵⁾

约翰逊政府则自3月31日起，对北越的轰炸实施了单方面的地域限制。北越充分利用此次机会，不断增加渗透速度。⁽³⁶⁾为了支持南越的“反叛乱”及阻止北越的渗透，美国又对南越周边国家的“反叛乱”政策和行动做出了调整。

二、对南越周边国家“反叛乱”的调整

美国对南越周边国家“反叛乱”的调整主要指约翰逊政府对老挝空中轰炸的升级。老挝利用非正规部队［比如王宝（Vang Pao）的苗军］、所有可资利用的情报，以及美军在越老边境的空中轰炸来实施“反叛乱”行动。美国从1963年就开始对老挝实施空中轰炸（“钢虎”行动），但美军在老挝的轰炸是对越南战况的配合，是次要任务。

为了配合春节攻势，1968年1月初，北越在老挝北部活动的强度增加。老挝的气候特点是从11月到4月是旱季，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秋季都是雨季。北越利用季节特点在胡志明小道活动，旱季活动比较频繁，雨季渗透活动减少（道路无法使用，卡车会陷入泥淖）。

因老挝是保护泰国和南越安全的缓冲区，美国驻老大使萨利文（William H．Sullivan）担心老挝局势，不希望在1月份就停止对北越的轰炸，而是希望到5月份再停止对北越的轰炸。1月22日，萨利文称，在旱季停止对北越的轰炸，老挝的“叛乱”会增多，进而影响美国与梭发那·富马亲王（Prince Souvanna Phouma）的关系。⁽³⁷⁾

一周后，北越发动春节攻势。美国忙于应付南越事务，而老挝梭发那·富马也一直表示不会要求外国进行军事干预，不希望将中立的老挝变成战场。⁽³⁸⁾直到1968年2月23号，美国才顾及老挝。萨利文要求美国重新给予空中支持，以便在他需要打击主要目标时能有足够的空中打击能力。⁽³⁹⁾为了打击北越经由老挝对南越进行的人员和后勤物资渗透，国务院同意萨利文的请求，决定空中支援老挝的“反叛乱”任务。

老挝和柬埔寨事务办公室主任马丁·赫茨（Martin F．Herz）虽然同意萨利文的要求，但提出不能优先满足老挝的空中支援请求，而是要首先配合越南的战况。马丁·赫茨在给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的备忘录中称，萨利文并没有提出过分要求，所以要给予萨利文支持；但目前来自北越的压力增加，打击北越的机会稍纵即逝，故而在首先满足越南的需求后，再增加对老挝的空中支援。⁽⁴⁰⁾

美国军方希望把北越渗透的物资和人员消灭在胡志明小道上，所以决定使用各种类型的飞机在老挝实施空中打击，而且要尽可能靠近渗透源进行打击。鉴于老挝的防空环境宽松，军方讨论认为使用螺旋桨飞机轰炸卡车效果会更好⁽⁴¹⁾，能够增强空中力量的威慑性。

鉴于老挝的安全关系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湄公河地区和泰国的安全，美国决定有限升级对老挝的轰炸，但同时又不想增加负担。美国不想单方面行动去拯救弱小的南越政权，于是决定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让盟国承担一些责任。⁽⁴²⁾

北越则在老挝发动攻势，反击美、南越的空袭。老挝境内有一个利马 -85号（Lima Site 85）雷达站，这个雷达站用于支持美国在北越和老挝北部的空中作战，也是配合美军在越南作战的一个重要设施。因为美国的轰炸对北越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以北越想摧毁这个雷达站。此后，北越一直精心准备，如修建道路，对该地发起地面攻击等。⁽⁴³⁾到3月13日，北越已经控制了利马 -85号雷达站。

利马-85号雷达站的失守给王宝和苗军带来了麻烦。王宝只能先撤离，打算等到雨季再进行“反叛乱”活动。而且北越还极有可能攻击36号站点。面对这种情况，王宝请求梭发那和美驻老挝大使对第二军区的一系列目标实施最大程度的空袭（这些目标大部分位于城镇或人口中心，之前美国的轰炸行动是需要避开这些目标的）。梭发那也希望美国能以空袭作为保障，支持王宝。如果王宝从第二军区前沿撤离，万象平原北部和东部的防御力将会显著降低。⁽⁴⁴⁾

3月15日下午，梭发那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内容是关于扩大对川圹省（Xieng Khouang）、桑怒（Sam Neua）和一些禁区内目标的轰炸。美国怕北越对老挝的领土安全造成威胁，故积极回应这个提议，“如果天气允许，空袭活动将于下周开始”。⁽⁴⁵⁾至此，美国明确了在老挝扩大空中轰炸的具体目标。

美国做出这一决定主要还是基于南越的情况。由于在春节攻势中，南越的“反叛乱”遭遇严重挫折，且进入雨季后，北越在越老边境的渗透活动并没有减少的趋势。北越在老挝的活动不仅大大增加了南越打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难度，而且只要北越控制着老挝东部，美国将难以实现其东南亚目标。故美国在老挝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且不让媒体报道。此外，美国增援直升机用以支持中情局在老挝狭长地带的“反叛乱”活动。⁽⁴⁶⁾

而北越的关注点是老挝锅柄地区渗透路线的安全问题。因为美国对老挝境内北越渗透路线的轰炸给北越造成了压力，所以北越希望改善锅柄地区的渗透路线，并开拓新的替代路线。如此，北越可以灵活选择路线，同时又能迫使美国在更广泛的地区扩大其拦截力度，分散美国的资源。⁽⁴⁷⁾

鉴于老挝局势的严重性，美国对老挝政策重新进行评估。美国还是希望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威慑北越：（1）给泰国飞行员提供T-28飞机让其对老挝进行空中打击，同时增加美国在老挝的空中力量。（2）在已有5个步兵营和3个炮兵营“反叛乱”力量的基础上，在泰国东北部部署更多的作战部队。（3）美国和南越共同组成的特种部队进入老挝实施燎原计划（the Prairie Fire Program）。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将在锅柄地区扩大燎原计划。（4）美国与苏联进行了双边讨论，表示如果老挝的军事平衡被破坏，美国将不得不在军事上做出反应。⁽⁴⁸⁾

自1967年12月起，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就已经把燎原计划主导权交给了皇家老挝政府。1968年3月，在燎原计划进入第三阶段后，美方人员直接派特种部队进入老挝。梭发那·富马反对美国地面部队干预老挝事务，认为美国在老挝的行动会被认为是越战升级，担心受到舆论谴责。⁽⁴⁹⁾而美国也害怕担负保护老挝的义务。如果美国公开派军队进入老挝，则意味着有保护老挝的义务，故美国不愿把大规模地面部队部署到老挝。派遣特种部队和空中轰炸是美、老都认可的合适方式。1968年5月中旬，梭发那·富马敦促美国加强对老挝的轰炸，认为这是迫使北越离开老挝的有效手段。⁽⁵⁰⁾

与此同时，美国让南越扩大“反叛乱”项目，这是“凤凰计划”得以扩大的原因。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扩大

一、“凤凰计划”的正式化

在春节攻势之前，南越不曾有效地实施过“凤凰计划”。南越权力斗争导致“反叛乱”没有整体规划和固定周期，执行“反叛乱”任务的单位士气低落，地方上合格的“反叛乱”官员不足。突如其来的春节攻势令美、南越暂时搁浅了“凤凰计划”的实施。春节攻势后，美国看到北越在春节攻势中暴露了弱点（北越在南越的地下组织暴露），所以希望南越当局向南越人民宣传解释“召回计划”“凤凰计划”等“反叛乱”项目，以缓解春节攻势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时，南越国内秩序十分不稳。美国高层对阮文绍和阮高祺之间的斗争非常关注。1968年3月初，白宫已经开始考虑召回孔墨了，所以让邦克判断是否需要孔墨直接向阮文绍和阮高祺挑明这个问题。⁽⁵¹⁾孔墨在与阮文绍的会谈中给他施加了很大压力。因为南越的民事及军事行动都太慢，且领导力不足，所以难以获得美国的进一步帮助，甚至连保住现有资助力度都难。除非南越当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做出显著改变，否则难以说服美国政府、国会及媒体。⁽⁵²⁾

南越政府向来依赖美国。在邦克、孔墨与阮文绍讨论了“反叛乱”新的优先事项后，南越政权马上确定加快“反叛乱”进程。⁽⁵³⁾1968年3月6日，邦克给总统和国务院发去电报，提到优先办理事项中的其中一项是扩大“凤凰计划”。⁽⁵⁴⁾

1968年3月31日，美国停止了对北越的轰炸。这次的暂停轰炸让部分南越人明白，美国不会无限期承担责任。⁽⁵⁵⁾故南越加紧恢复“反叛乱”工作。仅仅到1968年4月初，南越44个省份中的29个已经有了“凤凰计划”委员会⁽⁵⁶⁾，可以将各个省的所有情报及资源联系在一起。

1968年7月1日，阮文绍发布280-a/TT/SL号行政令，公布正式大规模实施“凤凰计划”，把“反叛乱”行动与军事行动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为了加快南越的“反叛乱”进程，阮文绍将“凤凰计划”确定为“反叛乱”计划的一部分。科尔比在回忆录中提到，是他帮助阮文绍起草了此项法令。⁽⁵⁷⁾而阮文绍需要扩大“凤凰计划”，以达到美国要求的“反叛乱”目标，不能让美国换“马”。

280-a/TT/SL号法令还明确了“凤凰计划”的组织机构及规则。“凤凰计划”中央临时委员会改名为“凤凰计划”国家临时委员会，受中央“反叛乱”和发展委员会管辖。“凤凰计划”国家临时委员会的成员有：总理、国家警察指挥部总指挥、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召回计划”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乡村发展部部长、总理行政事务秘书及中央“反叛乱”和发展协调中心负责人。“凤凰计划”国家临时委员会主席直接向总统负责。“凤凰计划”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职责有：制定政策和拟订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的计划；协调和引导中央机构的行动；引导、激励和监督下级机构的工作。“凤凰计划”国家临时委员会有一个常设办公室，负责改进、发布和实施“凤凰计划”的相关工作。除了村级以外，其他级别的“凤凰计划”委员会都有常设办公室。常设办公室的组成人员有：“凤凰计划”项目副司令、内政部代表、司法部代表、“召回计划”部代表、情报部代表和联合总参谋部代表。各个级别的“凤凰计划”委员会都要接受总统的命令。⁽⁵⁸⁾

十天后，南越内政部部长兼“凤凰计划”国家临时委员会主席陈善谦（Tran Thien Khiem）发布《“凤凰计划”1号令》，号召大家通力合作，完成“凤凰计划”。此时，“凤凰计划”组织大概有6000人，另有大概500个顾问。⁽⁵⁹⁾为了加快“凤凰计划”的实施进程，在初始阶段会派人到各省指导和介绍“凤凰计划”的组织形式。⁽⁶⁰⁾

美国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阮文绍给“凤凰计划”带来了活力，而内政部部长陈善谦一直在大力推动它。在美国看来，在花了很长时间后，这个项目在南越得到了很好的组织和有效运作，终于可以为“反叛乱”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⁶¹⁾南越升级“凤凰计划”的情况在美驻越大使给国务院的电报中也得到了体现。1968年7月到9月，南越开始大规模攻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阮文绍对“凤凰计划”寄予厚望，内政部也大力推行“凤凰计划”，“凤凰计划”情报中心已增至200多个。⁽⁶²⁾

“凤凰计划”如火如荼的展开对北越造成了严重困扰。因此，北越在8月份对南越进行了第三次攻击。美、南越也再次制订计划反击北越，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控制。1968年10月中下旬，美国要求：在南越当局不完全控制的1000多个村庄中，“凤凰计划”要争取每月清除3000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召回计划”要召回5000个“回归者”。⁽⁶³⁾阮文绍决定在11月1日至1月31日发动更广泛的“反叛乱”行动，将大量的村庄从有争议的类别转为相对安全的类别。⁽⁶⁴⁾

10月21日，南越再次宣布“反叛乱”升级，同时坚持并加强实施“召回计划”和“凤凰计划”。⁽⁶⁵⁾11月1日，阮文绍宣布，南越开始实施加速的“反叛乱”运动，即“黎利运动”，以纪念越南爱国者和控制更多南越人口。⁽⁶⁶⁾为此，阮文绍还亲自去过两次头顿，与心理战人员和各省的管理人员会面，并且特别提出必须立即抵制任何反美情绪。⁽⁶⁷⁾南越寄希望于和美国的紧密合作继续下去，好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阮文绍为了继续向美国索要援助，不断升级“反叛乱”项目。

1968年11月27日，南越总理发布了1293-ThT／PCI／M公告。公告规定，在军事行动中可以立刻释放无任何嫌疑者，其他被逮捕的嫌疑人应交给当地的审查委员会（Screening Committee），要经历一系列的审讯程序。“凤凰计划”中心为审查委员会提供嫌疑人数据和信息。⁽⁶⁸⁾在12月份，阮文绍又表示，南越当局要承担更大份额的战争负担。⁽⁶⁹⁾

北越再一次在南越升级了对“反叛乱”单位的反击。越南民众也不能接受美国侵略和干涉本国事务。“凤凰计划”的实施者在越南不仅暗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干部，还暗杀平民，这引起了越南民众更为激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以隆安省（Long An）为例，到1968年年底，隆安省南部的44个村庄已经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People's Liberation Committee）。在鸿龙村（Hung Long）的选举中，95%的选民在两个小时内到达选举站，成百上千的人从战略村赶到解放区投票。人民解放委员会增强了革命力量，号召人民粉碎美国的“反叛乱”项目和“凤凰计划”。⁽⁷⁰⁾

在南越升级“凤凰计划”期间，1968年10月28日，孔墨被任命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早在1967年11月，孔墨就希望中情局的科尔比来南越协助“反叛乱”事务。⁽⁷¹⁾科尔比在其回忆录里也提到，“我的中情局背景，有助于我把‘凤凰计划’并入‘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⁷²⁾一年后，科尔比正式取代孔墨主管越南“反叛乱”事务。

图3-1　科尔比（左一）在开会
（图片来源：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362/index.htm）

1968年12月9日，科尔比与阮文绍会见。在会议上，科尔比对“反叛乱”战略的历史和组织结构进行了审查。在回顾了“反叛乱”战略历史之后，科尔比得出结论：对现有“反叛乱”计划进行强有力的集中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建议中央“反叛乱”与发展委员会把新闻界关于“反叛乱”的报道在年终时作为报告提交总统，然后再由总统向媒体发布。由此，“凤凰计划”越南化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科尔比所说：“我认为有关该计划的基本信息来源应该是越南语的。”⁽⁷³⁾

二、“凤凰计划”情报机构的建立

虽然美国努力让“凤凰计划”越南化，但美国也确立了必须帮助南越的基调。美国打算升级人员培训规模，指派特定人员参加“凤凰计划”。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尤其是在县一级），提升实施效果，美国对顾问进行越南语培训。美国还给予南越灵活的支持（包括情报上和资金上），向重点地区派遣更多的士兵和直升机，并提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参与“凤凰计划”的南越各部门要吸取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⁷⁴⁾

为了实现让南越各部门团结这个最重要的目标，美国打算帮助南越重组情报机构。南越国家情报协调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作用十分有限。为了保证能利用情报精准打击目标，美国协助南越成立了省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PIOCC）、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DIOCC）、村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VIOCC）。

村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是最初的情报来源地，然后再传递给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⁷⁵⁾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是最重要的部门，数量多。从情报收集的数量上来看，“凤凰计划”主要依赖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收集和整理关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的情报。省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除收集情报外，还要指导和支持其下属的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⁷⁶⁾

南越一共成立了44个省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南越全境几乎都建立了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共有247个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⁷⁷⁾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对美国和南越来说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为各地区提供政治和军事情报。比如，提供战略村的地图、重要建筑物及地标信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干部档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照片，著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干部的亲属名单等。⁽⁷⁸⁾ 同时还负责提供军事战斗情报⁽⁷⁹⁾，接收叛逃者，获取这些人提供的北越信息，向“凤凰计划”提供信息。⁽⁸⁰⁾

故“凤凰计划”的行动多始于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在这里，美、南越工作人员编制“通敌者”的档案。⁽⁸¹⁾档案编制非常重要，掌握了对方的习惯、接触的人、时间安排、行事方式，就很容易对之实施抓捕，也能够向省安全委员会（Province Security Committee）提供证据，使之很快做出判决。故一旦确定了一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嫌疑人的姓名和职位，首先会准备好两张索引卡，按照战略村分类，并按照字母顺序编目，然后形成攻击对象的个人文件夹。⁽⁸²⁾此外，线人、警察、当地官员也为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提供信息。如果一个人被举报三次，就会被视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嫌疑人而被列入黑名单。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会立刻遭到逮捕、审讯和拘留。⁽⁸³⁾

南越为各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提供警察和军队等主要的人力支持。而美国为之提供资金支持并雇佣631名翻译人员和打字员⁽⁸⁴⁾，且美国为“凤凰计划”提供数据分析设备。到1971年5月，美国已投入400万美元用于建造“凤凰计划”中心和购买设备。从1968年到1971年5月，美国为“凤凰计划”已投入了约7.32亿美元。⁽⁸⁵⁾

为了让南越当局的相关机构明白情报中心的运作方式，美国在头顿开设了“凤凰计划”培训课程。1969年2月课程开始，为期10天。到年底有850名顾问结业，其中557人被派往“凤凰计划”项目。⁽⁸⁶⁾在课程中，美方顾问与南越参与“凤凰计划”的工作人员互相认识，同时熟悉了工作流程。在入职培训中，还有两天的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实际操作培训。⁽⁸⁷⁾上述措施改善了南越当局对情报工作疏忽的状况，向南越示范了美国的情报协调方法和工作方式，达到了科尔比的预期，“我们准备系统地向‘反叛乱’提供信息，并向南越做示范”。⁽⁸⁸⁾

各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协调了情报和“凤凰计划”的行动，使“凤凰计划”的行动不再盲目。其次，在全南越范围内建立的情报中心让“凤凰计划”可以做出迅速反应。再次，美国向南越示范了如何运用所有机构沟通交换关于共产党的信息。“凤凰计划”之前，南越负责的反间谍活动不成系统；而成立各级情报中心后，美国顾问与南越“凤凰计划”各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的人员一起工作，这样做的优势很明显。⁽⁸⁹⁾最后，通过各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的情报协调，南越各个官僚部门能够通力合作，解决了官僚部门冲突的问题。不过这很有讽刺意味，美国自身就深受官僚部门冲突之苦。

(1) David Sanders，Losing an Empire，Finding a Role：An Introduction to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New York，1990，p.177.

(2) Memorandum from the 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o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January 18，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44-51.

(3) Notes of Meeting，January 23，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57.

(4) 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January 2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69-70.

(5) Notes of Meeting，January 30，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79-82.

(6) Notes of Meeting，January 30，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77-79.

(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8，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147-152；Circular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All Posts，February 14，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212.

(8) Circular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All Posts，February 14，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211-215.

(9) Memorandum from William J．Jorde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February 3，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111-114.

(10)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Westmoreland）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and the Commander in Chief，Pacific（Sharp），February 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p.156-157.

(1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2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234-237.

(12)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合著，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00—1001页。

(13) Memorandum from the Ambassador's Special Assistant（Lansdale）to the Ambassador to Vietnam（Bunker），February 27，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251-260.

(14) Telegra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to President Johnson in Texas，January 4，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p.6-10.

(15) Notes of Meeting，January 30，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p.79-82.

(16)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February 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p.98-101.

(1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102-104.

(18) Letter from President Johnson to the Ambassador to Vietnam（Bunker），February 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105.

(19) Notes of Meeting，February 6，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135-137.

(20)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Westmoreland）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and the Commander in Chief，Pacific（Sharp），February 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153.

(21) Notes of Meeting，February 1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p.188-196.

(22) Notes of Meeting，February 13，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210.

(23) Notes of Meeting，March 4，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316-327.

(24)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Nitze）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March 14，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381-383.

(25)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undy）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March 1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Ⅵ，pp.410-411.

(26)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June 11，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784.

(2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2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282-286.

(28) Notes of Meeting，February 28，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267-275.

(2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2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282-286.

(30)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March 1，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287-291.

(3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60—1969）》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

(32) Memorandum from the Ambassador at Large（Lodge）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March 5，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332-335.

(3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1，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359-364.

(3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4，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374-378.

(35)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June 6，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755-765.

(36)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Consultant（Taylor）to President Johnson，May 13，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661-662.

(3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anuary 2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649.

(38) 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Read）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March 26，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82-693.

(39) 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undy）to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Bohlen），February 23，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52-653.

(40)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Laos and Cambodia Affairs（Herz）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undy），February 27，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54-656.

(41)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January 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45-647.

(42)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Westmoreland）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Pacific（Sharp），March 3，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62-663.

(43)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Hughes）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February 28，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58-659.

(4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4，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68-669.

(4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6，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70-671.

(46) Note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to President Johnson，March 1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71-674.

(47)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March 21，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74-678.

(48) 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Read）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March 26，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p.682-693.

(49)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undy）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April 23，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700.

(5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16，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Laos，Volume ⅩⅩⅧ，p.722.

(51) Government of South Vietnam's Performance，March 9，1968，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52) Cable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 Summarizes Ambassador Komer'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Thieu，Mar．18，1968，CK2349121699，DDRS.

(53) Ambassador Bunker's Forty-Fourth Weekly Message; For the President from Bunker，March 20，1968，Vietnam War，1954-1968，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5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6，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Ⅵ，pp.335-337.

(55) Minut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March 2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165.

(56) Pacification Assessment; For Ambassador Bunker from Robert Komer，April 9，1968，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57) William Colby and Peter Forbath，Honorable Men：My Life in the CI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8，p.266.

(58) Decree of President Nguyen Van Thieu Regarding Organization of Phung Hoang Plan，pp.1-4，April 12，1972，0440230005，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59) Memorandum from Dean Moor of the Operations Sta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May 2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230-232.

(60) Phung Hoang Order No 1，July 11，1968，0440230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陈善谦对凤凰计划非常感兴趣，跟相关人员商讨了好几次，并命令特警协助实施凤凰计划。（Ambassador Ellsworth Bunker “Back Channel” Report to the White House，p.22，June 27，1968，2121109020，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6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p.247-261.

(6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258.

(6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259.

(6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p.115-119.

(6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164.

(66)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November 5，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569．阮文绍自比黎朝开国君主黎利。不过此运动也实现了一些表面目标。1968年11月25日，艾布拉姆斯说“反叛乱”已经加强了，10月南越控制的人口增长了3％。详见Notes of Meeting，November 25，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697.

(6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ember 21，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677.

(68) Pages from Republic of Vietnam Central Pac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cil，0440308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69) Minut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March 2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166.

(70) Liberation Committees Established in Long An，March 03，1969，2310816005，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71) Notes of Meeting，November 21，196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Ⅴ，p.1058.

(72) William Colby and Peter Forbath，Honorable Men：My Life in the CI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8，p.267.

(7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cember 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p.737-741.

(74)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p.762-763.

(75) Quang Nam Province-Briefing Paper，pp.17-18，December 1970，2321705005，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向“凤凰计划”省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与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提供情报的机构有：S-2情报小组、国家警察、国家警察野战部队、特警、军事保密局（Military Security Service）、“召回计划”、临时侦察部队、民兵。S-2情报小组主要负责收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动向、征兵信息等。国家警察则收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税收信息。

(76) Report，Civil Opera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Support-Phung Hoang SOP Number 3-Record of MACV Part 1，p.20，February 01，1970，F01580029043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77) FOI Declassified Document-Study：South Vietnam's Inter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April 29，1980，2121516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DIOCC的数量总数虽有出入，有的文献记载有250多个，但总体相差不大，遍布南越全境。

(78) Village Security Planning Guide for District and Mobile Advisory Teams，January 01，1970，2160104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79) Quang Nam Province-Briefing Paper，pp.17-18，December 1970，2321705005，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0) Phoenix Program，p.5，CK2349427295，DDRS.

(81) Operation Phoenix and the Failure of Pacification in South Vietnam，November 1973，2122905004，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2) Phung Hoang Advisor Handbook，p.9，November20，1970，1370406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省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57年，职责是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人做出判决。但是省安全委员会是管理性机构，并不是一个司法实体。省安全委员会主要由军事人员组成，有省长、安全局副局长、国家警察代表、S-2情报小组以及民兵。

(83) Operation Phoenix and the Failure of Pacification in South Vietnam，November 1973，2122905004，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4) FOI Declassified Document—Study：South Vietnam's Inter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April 29，1980，2121516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5) Pages from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October 11，1972：Aid to Thieu，October 11，1972，044032601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6) Report，Civil Opera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Support—Phung Hoang（PHOENIX）End of Year Report，P.6，February 28，1970，F01580029060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7) Phung Hoang Advisor Handbook，p.19，November 20，1970，1370406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cember 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p.737-741.

(89)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Military Intelligence，pp.116-117，May 4，1973，0440220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第四章　尼克松政府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及“凤凰计划”改革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美元危机持续不断，美国经济实力严重衰退。1968年3月，美国爆发经济危机，黄金储备流失严重。而在60年代末期，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军费开支都处于增长状态，且美苏核力量形成均势。美苏冷战态势变为苏攻美守。

在欧洲，各国学生运动迭起，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1968年3月，美国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地的领事馆遭到学生袭击。4月，德国、意大利又发生学生运动。5月，法国发生五月风暴，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8月，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亚洲，苏联与中国关于边界问题发生冲突。苏联担心两面受敌，开始寻求与西德缓和关系。

约翰逊下台前，即1968年10月，约翰逊政府宣布结束越战，让美军撤出越南。尼克松胜出后，开始了共和党主导白宫时期。尼克松领导的共和党政府面临的状况是“左派斥责右派，右派责骂左派。文官怪武官，武官则骂骂咧咧，说文官不支持自己的工作。尼克松和基辛格身处旋涡的中心，不仅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还要试图领导世界”。⁽¹⁾

欧洲反战及西德与苏联缓和的状况迫使尼克松政府实行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在肯尼迪政府对华“微开门”政策的基础上，尝试与中国有更多的接触。1969年2月5日，国安会制定《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4号》文件，开始研究对华政策。⁽²⁾二、“与苏联发展一种新的谈判关系来代替过去的对抗关系。”⁽³⁾1969年中期起，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F．Dobrynin）建立了秘密交流渠道。

当然，尼克松政府在亚洲的首要任务是结束越南战争。故尼克松一上台，在对越政策的军事方面实施“越南化”政策，开始逐步从越南撤军；在政治方面加大实施“反叛乱”政策。

第一节　初期军事行动对“反叛乱”的支持

一、“反叛乱”政策的争议

尼克松上台后，北越继续在南越各地保持零星行动，也很关注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行动，常利用游击队打乱美、南越的“反叛乱”计划。⁽⁴⁾尼克松政府打算加大“反叛乱”的力度以打击北越。

尼克松对约翰逊政府的“反叛乱”行动非常不满。在1968年的春节攻势之前，绥靖政策未能实施。绥靖政策完全变成了误入歧途的政治改革或时断时续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些用心良苦的工作计划看上去就像是一份不分主次的项目清单：重建、公民行动、土地开发中心、集中营、战略村、新生活村、乡村建设、乡村重建、革命发展计划等。但是，没有一项计划完全解决了南越人在乡村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难题。⁽⁵⁾故尼克松打算开创一个独特的决策程序，以保证重要问题得到关注和解决。

1969年年初，尼克松甫一上台，就重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小组，以确保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都是有价值的。另外，还在国安会内成立特别小组处理特殊问题⁽⁶⁾，还建立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和“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两个文件体系。上述举措改变了约翰逊时期依靠国家安全特别助理处理外交事件的情况，开始把外交决策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进行。

尼克松入主白宫首日，就发布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号》。里面都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其中就有“凤凰计划”，目的是推动各部门商讨对策。

在各部门对《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号》所提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美国内部对在南越的“反叛乱”活动存在争议。争议之一是1967年到1968年的“反叛乱”活动是否有效果；争议之二是以后如何改进“反叛乱”行动。驻越军援司令部、驻越大使持下述第一种观点，太平洋总司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之。国防部长办公室、中情局和情报研究局持下述第二种观点。两者对“反叛乱”重要性的认知以及近期如何改进“反叛乱”计划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安全状况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第二种观点则比较谨慎和悲观。比如，第一种观点认为1967—1968年“反叛乱”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第二种观点认为1967—1968年间“反叛乱”没有取得进展；第一种观点认为到1968年8月南越当局控制了65.8%的人口，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控制了49.9%；第一种观点对南越当局的表现赞赏有加，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南越当局在农村还没有成功，故2到5年内美国还是不能摆脱这个责任。⁽⁷⁾造成这两种观点存在的原因有决策者、分析者、情报、军事和民事行动等各种方面的因素。

综上所述，在1969年2月间，美国各部门对越南情况的看法不一，尼克松政府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越南政策。虽然尼克松竞选之时就打出了结束越战的政治牌，但他并不想马上结束战争。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尼克松政府上台时决心停止我们在越南的参战。但是它不久就在现实面前碰了壁……河内比我们的分析抢先了一步，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南越发动了全国性的攻势”。⁽⁸⁾为了阻止北越对南越的进攻，尼克松想到的应对方案是轰炸柬埔寨。然而尼克松政府成员对这个方案存在争议，尼克松在轰炸与不轰炸之间犹豫。

尼克松为了了解越南局势，1969年3月5日，派国防部部长莱尔德（Melvin R．Laird）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对南越进行为期5天的考察。莱尔德一行最后在太平洋司令部短暂逗留后返回美国。

3月12日，惠勒就把他对越南局势的了解写进了给莱尔德的备忘录里。他在谈到“反叛乱”工作时称，北越的行动对“反叛乱”的影响不大；阮文绍出于个人利益，一直在推进这项工作，“凤凰计划”的实施也很成功。⁽⁹⁾

次日，莱尔德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尼克松汇报了这次越南及太平洋司令部之行，但他与惠勒的看法不同。他引用了科尔比的数据，估计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有83000人，“凤凰计划”大概已经消灭了16000人；但鉴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损失的人力可能已得到补充，因此“反叛乱”还需要投入更多。⁽¹⁰⁾莱尔德的越南之行确定了支持南越的“反叛乱”政策，而这对尼克松决定轰炸柬埔寨有直接影响。

二、对柬埔寨的轰炸

尼克松上台伊始，为了向美国民众及舆论兑现停战承诺，同时考虑到巴黎和谈及美国恢复对北越轰炸有风险，便暂停了对北越的轰炸。而且，此时美国的观念出现转向，不再认为越南落入共产党统治会导致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¹¹⁾

与此同时，北越向国际社会谴责美国的行为。北越在私下向苏联以及在公开声明中都表示：B-52轰炸机的轰炸造成了相当大的平民伤亡；美国在巴黎的姿态傲慢，忽略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¹²⁾

鉴于自身观念的转变及北越的斗争，美国想找到一个可以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将战争负担转移给南越的方法，同时努力实现南越自决的目标。⁽¹³⁾这个方法就是支持南越的“反叛乱”行动，使南越承担战争责任，实现南越政权自决。

中情局率先支持南越政权，在柬埔寨边境地区实施了针对北越的隐蔽的准军事行动，旨在消除北越通过柬埔寨向南越输送武器的通道。中情局希望得到美国高层对“反叛乱”的支持，尤其在外交上要有所突破，外交、情报收集和隐蔽行动之间要互相帮助和促进。⁽¹⁴⁾尼克松政府同意了中情局的建议，决定向南越投入更多资源，帮助南越实施“反叛乱”政策。

但在不能轰炸北越的情况下，尼克松对东南亚军事形势的关注落在了北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活动上。为了打击北越，尼克松政府打算把越南战争转移到柬埔寨，对柬埔寨实施轰炸。莱尔德“强烈支持袭击柬埔寨庇护所……罗杰斯由于巴黎出现私下会谈的希望而提出反对意见”。⁽¹⁵⁾ 尼克松收回轰炸命令，不过尼克松政府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柬埔寨庇护所带给美、南越的威胁。

参联会强调，北越在非军事区、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活动给南越带来了威胁，这也是造成美军伤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建议驻越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采取空中和地面行动打击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北越渗透力量，摧毁其物资供给系统。⁽¹⁶⁾不过关于到底是老挝重要还是柬埔寨重要的问题，各部门又出现了争议。驻越军援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参联会和南越认为柬埔寨是北越的重要渗透路线，因为自1968年11月以来，美国军方就一直打击北越在老挝境内的两条渗透路线。驻越军援司令部认为其在80%的时间里进行了有效拦截⁽¹⁷⁾ ，所以大大减少了北越在老挝走廊的物资渗透。中情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务院组成的联合小组认为柬埔寨路线是粮食供应的主要途径，老挝走廊才是军事物资运输的主要线路。⁽¹⁸⁾国防部长莱尔德认为，北越通过柬埔寨路线使得自身战斗力和灵活性加强，所以柬埔寨变得越来越重要，应在边境地区行动以削弱北越，否则会因自我设限而让北越占据优势。除非美国愿意扩大战争，否则这些边境地区的庇护所将继续导致军事升级。⁽¹⁹⁾综上，美国多个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倾向于轰炸柬埔寨。

1969年3月15日，北越向西贡发射了火箭炮。尼克松下定决心摧毁北越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下令立即实施“早餐”计划。在计划确定后，才通知了国务院，以及洛奇和邦克。⁽²⁰⁾因为国务卿罗杰斯一直反对轰炸柬埔寨。

美国实施“早餐”计划的政治心理动因是，如果美国不行动，就会被北越认为是软弱的表现。美国更担心北越加强军事攻势，而不得不在巴黎和谈中做出让步。此外，此举还可以打消南越当局对美国暂停轰炸北越的怀疑。但“早餐”计划可能招致国内反战人士的批评，也可能会加大美军伤亡率，还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战争升级，也会引发柬埔寨的抗议活动，影响巴黎谈判及与苏联的外交关系等。⁽²¹⁾

这是尼克松应对重大危机做出的第一次决策，而且是在两次犹豫之后。这一次尼克松坚决不愿再犹豫了。3月18日，B-52轰炸机对柬埔寨边境目标实施了代号为“早餐”的轰炸行动。此后，尼克松开始断断续续地对柬埔寨进行轰炸。

此时的南越当局为了稳定政权，只有通过实施“凤凰计划”等“反叛乱”项目对抗北越。对此，美国持赞成态度，美国希望南越重新关注“反叛乱”。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也说：“我再次强调了绥靖计划的紧迫性……我们在1969年把绥靖政策当作新的战略重点。”⁽²²⁾不过虽然“反叛乱”成了尼克松政府对越政策的焦点，但是尼克松政府并没有特别关注“反叛乱”项目之一的“凤凰计划”，而是把它归为“小问题”。⁽²³⁾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改革

一、评估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在约翰逊离开白宫之际，中情局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汇报了“反叛乱”及“凤凰计划”的实施情况。1968年12月16日，中情局副局长海军中将鲁弗斯·泰勒（Rufus Taylor）发给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斯托一份中情局西贡站对“凤凰计划”的评估材料。该材料评估了“反叛乱”项目的成果，指出了“凤凰计划”的不足，提出美国以后应该帮助南越。

尼克松上台后，科尔比于1969年2月4日写信给基辛格，评价了南越总体的“反叛乱”情况，并称“我认为我们最有成效的努力就是做好‘反叛乱’工作”。⁽²⁴⁾科尔比还是按照惯例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汇报情况。但由于尼克松重组国安会，国安会处理越南问题的特别跨部门小组一直到2月13日才成立。这个跨部门小组由原来的邦迪小组脱胎而成，主要任务是为审查小组提供越南政策报告。故科尔比没有得到回复。况且关于《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号》里越南的“反叛乱”问题，尼克松政府也是一堆疑问，也在等待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的研究和回答。

此时，主要是南越当局在主导“凤凰计划”。南越当局决定1969年的“凤凰计划”要吸取1968年的教训，希望能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中的核心成员。“凤凰计划”1969年的目标是使21600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成员保持中立，或者每个月让1800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成员保持中立，⁽²⁵⁾而且南越强调制订此计划的标准是注重质量胜于数量。

1969年3月，在莱尔德进行越南之行时，科尔比汇报工作说，“反叛乱”已经取得效果，超过79%的南越人可以划入相对安全的范围；“凤凰计划”也很成功，但需美国“投入更多”。⁽²⁶⁾

其实与军事行动相比，1968年“凤凰计划”消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成员比例是10%—20%，余下的是由正规军事行动消灭的。“凤凰计划”虽然十分有效，但仍有提升的空间。问题在于南越人力不足，缺乏合格的实施者⁽²⁷⁾，而且美、南越的“反叛乱”行动不足以导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功能瘫痪。

南越当局制定的1969年目标显然大大高于1968年的实际目标，根本不现实。其原因有四：

首先，南越当局本来的领导力就不足，对各省的监督和指导也不足。南越当局的行为（尤其是拘留行动）不合法致使南越内部人心涣散。南越当局对待战争的信念及自身的信心也有问题。⁽²⁸⁾

其次，参与实施“凤凰计划”的美国官员对南越的司法程序尤为不满。有的案件还未进行审查，南越地方官员就随意释放嫌疑人。有的案件即使已经进入了审讯环节，省（地方）安全委员会也会因证据不足、贪污腐败、监押设施不够、不能充分认识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危险性”等而对嫌疑人做出宽大处理。实际上，1968年逮捕的嫌疑人约有60%都被释放了。⁽²⁹⁾上述问题意味着释放嫌疑人的标准不合理，处理嫌疑人的流程也存在问题。

再次，在审讯过程中广泛使用酷刑，如用烟头烫胸膛、用针穿手指、电击等等。⁽³⁰⁾而且南越监狱硬件设施极差。随着“凤凰计划”的实施，逮捕和拘留的人数骤增，监狱里人满为患。本来在春节攻势后，监狱人数就已激增，可是科尔比说“随着‘反叛乱’项目的推进，监狱里关押的人数还会增多”。⁽³¹⁾

最后，实施单位和情报来源的多元化使问题变得复杂，而问题变复杂又带来组织协调上的困难。如中情局根本不允许“凤凰计划”收集军事情报，也很少与军方协调行动。⁽³²⁾各个官僚部门各自为战的竞争状态影响了办事效率，如省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根本不与临时侦察部队分享情报。⁽³³⁾临时侦察部队作为“凤凰计划”人员的一部分，在执行任务时，连要消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目标都不能确定，也从来不知道地方上真正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负责人是谁，常常混乱执行任务。⁽³⁴⁾南越军队与临时侦察部队也有矛盾，在槟枷（Ben Tre）附近行动时，军队不让临时侦察部队的行动超出城市范围。⁽³⁵⁾

鉴于在“凤凰计划”实施过程中南越“法制”进程缓慢的情况，美国决定做出相应的改革。在美国各部门对《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号》的讨论中，提及现在对“凤凰计划”进行全面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所有部门都认为“凤凰计划”是非常有价值的⁽³⁶⁾，故“凤凰计划”需要进行司法改革。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如果司法程序更加合法，就能安抚百姓、争取民心、稳固南越政权，也能改善越南人对美国人的态度。

二、“凤凰计划”的改革

1969年3月24日，南越内政部发布第757号公告，这是“凤凰计划”开始改革的标志。该公告由科尔比设计，由内政部部长陈善谦签署。⁽³⁷⁾这份公告阐明了“凤凰计划”的流程，且明确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划分成三类：A类是所有的共产党人员，B类是拥有小职务的共产党干部，C类是自愿或被迫协助共产党办事的人员。⁽³⁸⁾公告的主要目的是尽快对被抓捕来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做出处理。

改革后“凤凰计划”的司法流程是：嫌疑人被逮捕关押的前24个小时，由相关的抓捕部门进行初步的调查审讯，然后将嫌疑人移交给最近的警察局。警局必须在两天内进行初步的审讯和身份确认，最多在3天内要把嫌疑人移交给审讯中心。接下来，审讯中心有30天的时间对嫌疑人进行充分的调查。最后，省长审核过后，交给省安全委员会，由其在7天内做出判决。⁽³⁹⁾

1969年5月21日，邦克给基辛格发去密信，汇报“凤凰计划”的改革成果。他提到“凤凰计划”有了高的回报，每周大约吸引400个敌人来投降，消灭3500—5000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成员。⁽⁴⁰⁾但基辛格的回信中只字未提“凤凰计划”。几天后，中情局主导了美方的“凤凰计划”改革。

1969年5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工作人员迪恩·摩尔（Dean Moor）⁽⁴¹⁾ 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提到，“凤凰计划”的局限在于南越缺乏合格的实施该计划的人手，故该计划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情局最近打算不再亲自执行“凤凰计划”，拟交由驻越军援司令部管理“凤凰计划”。为此，驻越军援司令部专门安排了450个人负责对接“凤凰计划”，预计到1969年7月1日可以完成全部交接工作。但关于“凤凰计划”的最高决策，仍然是由中情局做出。基辛格在这条档案的首页顶部做了记录：“为什么要改变？”在记述“凤凰计划”内容的空白处写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⁴²⁾这些信息说明直到1969年5月底，基辛格才开始真正关注“凤凰计划”。此前，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越战的关注点在柬埔寨，所以他们对南越“反叛乱”项目之一的“凤凰计划”没有太多关注。

图4-1　昆山监狱释放人员
（图片来源：Political Prisoners in South Vietnam-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p.11，2390908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中情局把“凤凰计划”移交给了军方。此前，驻越大使助理办公室要向“凤凰计划”提供三分之一的援助，改革后就意味着军方从此独自承担起援助“凤凰计划”的责任。而其实美方援助的规模和模式深刻影响着南越的“反叛乱”模式。

与此同时，中情局把临时侦察部队项目也移交给军方管理，同时敦促南越增加管理人员。南越答应在其人员经过培训后，将承担起更多的管理职责，预计1969年7月1日完成交接。⁽⁴³⁾相应的，南越把自己的临时侦察部队划入了国家警察特别部队，但其最终被并入国家警察的确切时间是1970年。⁽⁴⁴⁾

1969年8月20日，南越内政部又发布了2212-BNV/ CR/13/A号公告，这份公告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流程指导⁽⁴⁵⁾ ，其内容也是科尔比和陈善谦负责规划的。南越成立了政治安全办公室（Political Security Office），为“凤凰计划”和国家警察提供指导。为了解决监狱拥挤不堪的状况，2212号公告做了强制处决规定，以及把A级和B级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嫌疑人转移到昆山监狱（Con Son Prison）⁽⁴⁶⁾的规定；C级嫌疑人如果是初犯的话，在交了保证金后可以被保释；累犯则有其他应对方法。⁽⁴⁷⁾

同时，美国也努力解决“凤凰计划”中存在的问题，把共产党按照等级分类：A类是非常重要的官员，B类是拥有重要职位的越共党员，C类是普通成员。美国发出指令，忽略C类共产党员，改进培训课程，记录当地共产党员档案，逐步建立起当地共产党员图表，且开始用电脑处理“凤凰计划”的数据。⁽⁴⁸⁾

这个时期美国主要为“凤凰计划”提供后勤援助及顾问咨询服务。1966年年初，约有1000名美国顾问参与到“反叛乱”项目中。1969年9月达到最高峰，顾问人数达到7601人。⁽⁴⁹⁾故“凤凰计划”的顾问培训课程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美国开始在本土培训“凤凰计划”顾问。

1969年10月15日，一份“凤凰计划”的备忘录被发给“凤凰计划”美方的工作人员，内容是同时在越南和马里兰培训“凤凰计划”顾问。⁽⁵⁰⁾1969年，陆军部人事管理与培训部（Department of the Army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traning agency）承诺会提前确定“凤凰计划”顾问人选，并让他们在美国本土进行为期15周的培训（包括180个小时的越南语培训）。⁽⁵¹⁾

南越也积极培养“凤凰计划”项目人员。因为美国在援助资金的衔接上存在问题，所以后来每个战区的“凤凰计划”学校由国家警察负责提供场地和设施。南越每个战区都有“凤凰计划”学校，省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与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工作人员的培训在其相应战区内的“凤凰计划”学校进行。⁽⁵²⁾南越还邀请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2位官员到南越，让他们对“凤凰计划”提出改进意见。⁽⁵³⁾

与培训改革相关联的是翻译人员的培训改革。由于美国顾问语言不通，需要越南语翻译，而受过英语教育的越南人不愿意离开城市去乡下工作。此外，1969年12月，南越当局发布法令动员所有合适的翻译都参军，这样就造成了翻译人员的缺乏。解决的方法是从当地招聘合适的人员（妇女和超过征兵年龄的男性比较合适），送到西贡进行培训，在经过32—56周的培训后，他们也愿意回到家乡工作。⁽⁵⁴⁾

综上所述，因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号》提到了“凤凰计划”，所以各部门对“凤凰计划”讨论时做出了改革的提议。南越在实施“凤凰计划”过程中也确实面临着棘手的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以此为契机，南越开始了对“凤凰计划”的改革。

第三节　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及其失败

一、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

几乎在“凤凰计划”改革的同时，美国开始计划从越南撤军，打算有序降低参与越战的程度。为此，尼克松提出了战争“越南化”政策。

1969年3月28日，尼克松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提出希望实现战争降级及“去美国化”一说。罗杰斯担心巴黎谈判失败，所以认为必须将战争“去美国化”。时任驻越军援司令部副司令古德帕斯特（Andrew J.Goodpaster）认为，事实上美国已经接近战争“去美国化”了，只是还没有做出决策而已。莱尔德表示不能使用“去美国化”这个表述，“越南化”才是正确的表述，得到了尼克松的认同。⁽⁵⁵⁾

在确定了战争“越南化”的基本原则之后，1969年4月10日，尼克松发布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36号》。尼克松要求制定“越南化”时间表，由国防部部长负责总体计划和实施进程，由国务卿和中情局局长协调实施。“越南化”计划涵盖了所有的军事行动、准军事行动和民事行动，也包括战斗部队、支援部队、顾问和所有设备的“越南化”方案。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美国将转移战争责任给南越当局，而美国将扮演辅助支持的角色。“越南化”开始的日期为1969年7月1日，6月1日前要提交前六个月（1969年7月1日—12月31日）的计划报告。⁽⁵⁶⁾

基辛格于6月1日给邦克发去密报，征求邦克的意见。美国政府面对公众的压力，想早日发布撤军公告——在尼克松和阮文绍即将举行的中途岛会议（Midway Meeting）中关于撤军问题发布一个简短的美、南越联合公告，会议结束时，再发布撤军和战争“越南化”的正式联合声明。⁽⁵⁷⁾也就是说，尼克松和基辛格想把撤军作为战争“越南化”的第一步。

1969年6月4日，基辛格回复尼克松：阮文绍同意南越军队“现代化”及在1969年撤出部分美军。尼克松再次强调，南越在战争“越南化”过程中要积极，要有紧迫感。⁽⁵⁸⁾

在中途岛会议之前，1969年6月7日，莱尔德为尼克松准备了一份关于“越南化”问题的简报。6月8日，尼克松与阮文绍举行中途岛会议。在中途岛会议上，美国军方接受了撤回25000名美军的决定。⁽⁵⁹⁾

1969年6月23日，莱尔德提交了“越南化”纲要计划。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第一，1969年7月1日至1969年12月31日美国的撤军方案；第二，长期“越南化”的计划。纲要规定美国可以在18个月至42个月的时间内撤军，但莱尔德担心即使是在42个月的时间里撤出29万美军，也可能会导致“反叛乱”进程的中断。如果没有北越的同时撤军，那么美军的快速撤离会导致一系列的“反叛乱”问题，甚至导致南越政权崩溃。鉴于南越在承担战争负担方面没有进展，以及南越军队不可能很快独自对抗北越的整体情况，美国要分阶段逐步撤军。第一次撤军的数量不能超过25000人，经过评估后，再进行下一步撤军，逐步把战争责任移交给南越当局。⁽⁶⁰⁾

“越南化”包括“凤凰计划”项目，当然也包括临时侦察部队项目。“303委员会”⁽⁶¹⁾让临时侦察部队项目的“越南化”继续有序进行，希望南越当局在合适的时候能吸收这些单位。⁽⁶²⁾

二、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升级

美国担心过快实施“越南化”及撤军可能会动摇阮文绍政府的统治，且北越的撤军仅是撤到了老挝和柬埔寨；“越南化”的影响本来就需要时日才能看出来，而北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活动又给南越的“反叛乱”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故美国战争“越南化”的最大障碍是南越的“反叛乱”问题，而南越“反叛乱”的最大障碍是北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活动。美国对越政策的落脚点便又暂时落在了老挝、柬埔寨上。

为了防止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通过柬埔寨运输物资，美国计划对柬埔寨实施空中和海上军事封锁。基辛格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柬埔寨进行持续的、先发制人的地面和空中作战行动。参联会遂着手制订具体的柬埔寨军事行动清单，且这项清单不受国安会审查。 ⁽⁶³⁾ 这份清单的基本目标是让北越军队从柬埔寨撤回北越，不让柬埔寨成为北越攻击南越的基地。

1969年4月22日，尼克松再一次下令让B-52轰炸机打击在柬埔寨的目标。“在五月间下令轰炸柬埔寨其他一系列无人居住且位于距边境五英里之内的基地地区……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到八月初，袭击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每一次都得到白宫的特别批准。后来被授权定期进行轰炸。” ⁽⁶⁴⁾ 这一系列轰炸行动被称作“菜单”行动。因尼克松担心引起舆论的反对，所以轰炸是秘密进行的。

北越通过外交手段反击美、南越。在美国对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庇护所疯狂轰炸的时候，北越与梭发那·富马谈判，希望能够限制美国的轰炸，继续通过老挝进入南越、柬埔寨和泰国。⁽⁶⁵⁾不过并没有如愿。

尼克松政府认为1969年北越在老挝的渗透规律与以往不同，打破了在胡志明小道活动的周期性。雨季到来已经几周了，但是北越的袭击并没有停止。为此，梭发那·富马要求美国实施强烈的空袭。⁽⁶⁶⁾

1969年7月底，尼克松出访南越。阮文绍表示，如果北越留在老挝和柬埔寨，南越将无法实现永久和平，毕竟控制一千英里的边界是不可能的。尼克松对老挝局势恶化也感到担忧，向阮文绍询问应对之策。阮文绍给出的应对措施是加大轰炸力度。⁽⁶⁷⁾

可是尼克松政府内部出现了不愿处理老挝问题的看法。到了9月初，基辛格建议向老挝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并指示国防部立即着手实施。基辛格建议向老挝提供M-16步枪，把在泰国的T-28飞机转移到老挝，确认是否可以部署C-47和C-130武装直升机，检查对老挝的后勤和弹药支援是否充分，向关键地点增加炮兵支援，完善侦察能力，向老挝北部提供无线电设备。⁽⁶⁸⁾基辛格还建议尼克松要保持撤军的灵活性，一旦北越威胁到南越，或者巴黎谈判没有进展，美国将需要保留剩余的地面部队，并可能需要补充空军和海军部队，以便进行战争升级。⁽⁶⁹⁾简而言之，撤军不能有时间表限制。

在撤军不能有时间表限制的“越南化”方针确定下来后，尼克松政府对老挝政策进行了规划。1969年9月29日，特别行动小组会议针对老挝的情况形成了两份文件。第一，为了应对共产党的进攻，优先制订一个短期的应急计划。第二，国安会或政府工作组将再提供一个长期计划。基辛格在会上特别提出，总统对老挝局势很忧虑，正在寻求稳定局势的措施。老挝局势直接关系着巴黎谈判和泰国的安全。迄今为止，其他解决方案不是太管用。由于最近马上要进入旱季了，北越部队又进入了老挝，所以需要制订一个短期应急计划，而且应该寻找更强硬的解决方案，必须评估在老挝使用B-52轰炸机实施打击这一方案。⁽⁷⁰⁾

可是国安会对于上述政策持怀疑态度。国安会工作人员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向基辛格提出，北越的渗透率取决于北越的政策，而不是美国的轰炸，故美国可以首先向北越和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如果外交失败，再向皇家老挝政府提供经济或军事（非作战人员）援助。“我们应遵守‘关岛主义’原则，不能采取更大的行动去维护老挝的独立。”⁽⁷¹⁾ 同一天，副国务卿约翰逊（U．Alexis Johnson）也否决了使用B-52轰炸机对老挝进行轰炸的要求。⁽⁷²⁾虽然老挝希望获得美国的公开支持，但尼克松怕遭到舆论批评而顾虑重重。最后，尼克松勉强同意帮助老挝，当老挝受到外部势力威胁（仅指受到违反日内瓦协议的北越军队的袭扰）时，美国会不时提供空中支援。⁽⁷³⁾

1969年9月，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凤凰计划”和“反叛乱”项目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被逮捕的成员多，征召入伍的少。⁽⁷⁴⁾北越急需从越老、越柬边境的胡志明小道向南越进行物资和人员的补给。

1970年1月底，北越军队开始在查尔平原集结。“二月十二日，担心已久的北越攻势终于在查尔平原开始。到二月十六日，北越和巴特寮部队已将政府军队逐出控制查尔平原通道的大多数高地。二月十七日—十八日晚，三架B-52进行了轰炸。”⁽⁷⁵⁾在老挝的战争升级了。

此时，美国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早已常态化。对柬埔寨进行轰炸的“菜单”行动的报告都要定期送给总统。1969年11月，尼克松在其中一份报告上批复“继续干”，1969年12月和1970年2月，尼克松还要求评估“菜单”行动的效果。⁽⁷⁶⁾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朗诺发动政变。朗诺政权同意尼克松政府大规模使用B-52轰炸机对柬埔寨进行轰炸。尼克松还打算向柬埔寨朗诺政权提供援助，而且批准了中情局在柬埔寨针对北越的准军事行动。

图4-2　朗诺发表演讲
（图片来源：https://m.baidu.com/sf_bk/item/朗诺/1228190?fr=kg_general＆ms=1＆rid=10813615591049175084）

1970年3月31日，莱尔德与总统见面讨论柬埔寨问题。莱尔德表示，如果轰炸在6月30日之后继续保持现有水平，那么1971财年的国防预算还需要再增加10亿美元。尼克松回应，对东南亚所需的东西美国绝不会吝啬。⁽⁷⁷⁾而且为了实施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军方建议推迟4月15日后的撤军行动。⁽⁷⁸⁾尼克松政府升级了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

三、第一次“越南化”政策的失败

“越南化”政策的内涵是限制美国在战斗支援、顾问咨询等方面的作用，逐步减少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涉。但美国为了帮助南越进行“反叛乱”，拖延撤军步伐，升级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严重削弱了“越南化”计划的基础。⁽⁷⁹⁾此外，1969财年美国给予“凤凰计划”更大的援助。到1969年年底，美国在南越已有6500名军事顾问和1000名民事顾问。⁽⁸⁰⁾对南越“反叛乱”项目增加援助也是尼克松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失败的一个原因。

然而美国对“越南化”进程的评估是，“越南化”进程稳步发展，南越正在承担更多的战争责任。故在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提出了“关岛主义”。这标志着美国不仅要从越南撤出，还要从亚洲收缩。“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明确提出‘尼克松主义’，将战略收缩从亚洲扩展到全球。”⁽⁸¹⁾ 上述举措意味着尼克松公开宣布并强调了越战“越南化”。

南越的实际情况并非和美国的评估结果一致。从1969年12月南越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越南记者甚至中下级军官都认为南越不能抵挡北越的大规模入侵。很多南越官员也持相同的观点，但是不敢公开表明，因为宣说战败论会丢掉饭碗。⁽⁸²⁾

尼克松与基辛格也从在越南工作的中层官员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比较真实的情况。1969年12月1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东亚事务的工作人员霍尔德里奇（John H．Holdridge）与回美国休假的布姆加德纳（Bumgardner）⁽⁸³⁾进行会谈。布姆加德纳评论了越南的状况，提到“凤凰计划”运行得并不好，有时候甚至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⁸⁴⁾霍尔德里奇把这次的谈话内容以备忘录的形式汇报给了基辛格。1969年12月22日，负责南越第四战区“反叛乱”工作的约翰·范恩（John Paul Vann）见到了基辛格和尼克松。他凭借在越南的几年工作经验，大胆地表达了他的看法，“最主要的威胁还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南越造成的内部安全威胁及政治问题”。⁽⁸⁵⁾虽然这次会见比较随意，但范恩自己做了会议备忘录。这个行为还遭到了质疑，国安会工作人员向基辛格汇报了此份备忘录的存在，并把备忘录又送给了基辛格一份。

1970年1月底，中情局对战争“越南化”情况做了评估。南越军方对“越南化”持悲观态度，而且随着南越军队战斗负荷的增加，悲观情绪有所增加。⁽⁸⁶⁾这说明“越南化”政策是失败的，增强南越军队的实力以及让南越承担更多战争责任的政策规划没有实现。而且为了追求“越南化”政策，美、南越疯狂设立镇压机器，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凤凰计划”更加血腥。南越有的村庄整个被夷为平地，人民被赶进集中营。⁽⁸⁷⁾南越当局广泛使用酷刑，对学生、工人、农民、妇女和孩子等爱国者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士也是如此。美国顾问参与审讯工作才是更为荒唐的事。科尔比在国会亲口承认，美国顾问经常参加审讯环节的工作。⁽⁸⁸⁾不仅刑讯逼供，在审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成员时审讯者还会使用欺诈的技巧，通常告诉对方，如果他能告知其所掌握的一切信息，就会释放他，但最后都会将他们杀死。“凤凰计划”就是暗杀项目⁽⁸⁹⁾，故“凤凰计划”争取越南人民改善对美国印象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至此，尼克松的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失败了。

1970年2月中旬，莱尔德再次到访南越，他终于委婉地承认“越南化”政策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尽管去年‘越南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几乎没有开始行动。”莱尔德把“越南化”政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美国减少了国家安全预算，限制在东南亚的行动。二、从军事角度看，南越军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水平、武器数量，以及南越政权的领导力都不理想。三、从非军事方面看，各项进展也不积极。南越新闻界对“越南化”持怀疑态度，并对“越南化”进行歪曲报道。四、经济规划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应该成立一个跨部门经济小组协调南越经济领域的行动。⁽⁹⁰⁾

1970年3月底，尼克松不甘心失败，加大了对柬埔寨的轰炸。因为B-52轰炸机对柬埔寨的轰炸关乎“越南化”政策的成功与否。⁽⁹¹⁾美国对胡志明小道的轰炸力度成倍增加，由1967—1968年旱季的每月5700次增加到1970年的每月1万次。但1970年北越通过老挝渗透的物资远远多于1969年。⁽⁹²⁾1970年4月4日，莱尔德承认第一次“越南化”是一场闹剧。⁽⁹³⁾美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剩余美军还在很大程度上卷入了越南事务。

“越南化”政策造成了更多越南人民的死亡，实质上是比较残忍的政策。而北越和南越之间同胞手足之间互相残杀又破坏了越南社会的结构，南越当局也失去了民心。虽然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失败了，但是美国也看到了“越南化”政策带来的利益。北越归降者的比率有所上升，越南部队（包括民兵）的作战效力也在提高。⁽⁹⁴⁾有数据显示，到1969年12月，民兵的人数比春节攻势之前增加了50%。⁽⁹⁵⁾美国相信，假以时日南越一定能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故尼克松政府从“越南化”政策带来的利益中又看到了“越南化”政策继续实施的前景。而南越作为一个小国，在中美苏三个大国在东南亚、东亚博弈的情况下，则寻求生存的机会。

(1)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著，孙成昊、赵亦周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5页。

(2)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February 5，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1969-1976，Volume ⅩⅦ，p.8.

(3) ［美］尼克松著，王绍仁、吴明、王为译：《不再有越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4) Minut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January 25，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23-41.

(5) ［美］尼克松著，王绍仁、吴明、王为译：《不再有越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

(6)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War in Vietnam，1969-1970，June 1983，pp.5-6，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7) Summary of Interagency Responses to NSSM 1，March 2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29-152.

(8) ［美］ 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方辉盛、赵仲强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98—314页。

(9)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March 1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106.

(10)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March 13，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08-120.

(11) Summary of Interagency Responses to NSSM 1，March 2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29-152.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arch 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95.

(13)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March 13，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08-120.

(1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March 17，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26-127.

(15) ［美］ 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方辉盛、赵仲强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22页。

(16)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March 1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05-107.

(17) Summary of Interagency Responses to NSSM 1，March 2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29-152.

(18) Summary of Interagency Responses to NSSM 1，March 2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29-152.

(19)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March 13，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08-120.

(20)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March 15，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120.

(2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March 16，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21-123.

(22) ［美］尼克松著，王绍仁、吴明、王为译：《不再有越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23—156页。

(23) Summary of Interagency Responses to NSSM 1，March 2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145.

(24) William Colby provides Henry Kissinger with a copy of a letter Colby sent to South Vietnamese President Nguyen Van Thieu commenting on South Vietnam's overall Pacification Program，1969，CK2349515101，DDRS.

(25) Phoenix Program，p.7，CK2349427295，DDRS.

(26)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March 13，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08-120.

(27) Memorandum from Dean Moor of the Operations Sta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May 2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230-232.

(2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cember 9，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4-1968，Volume Ⅶ，pp.737-741.

(29) FOI Declassified Document-Study：South Vietnam's Inter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April 29，1980，2121516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0) Statement on Continued U.S．Support for South Vietnam's Police ＆ Prison System and Proposals for Ending Such Support，July 20，1973，14510324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1) Congressional Record—U.S．Study Team on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Freedom in Vietnam，p.8，June 1969，2321703009，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2) A Critical Analysis of US Arm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and Concepts in Vietnam，1965-1969—USAWC Group Research Project，March 08，1971，3670930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3) Occasional Paper，History Division of the U.S．Marine Corps-Marine Advisors with the Vietnamese Provincial Reconnaissance Units，1966-1970，p.44，2009，22100101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4) Timothy Cavinder，“The Coup and The Phoenix：Spanning a Decade of Covert Operations”，History Seminar，1998.

(35) Intelligence Memorandum：Pacification in the Wake of the Tet Offensive in South Vietnam，March 19，1968，0410688004，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6) Summary of Interagency Responses to NSSM 1，March 2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29-152.

(37) Douglas Valentine，The Phoenix Program，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90，p.291.

(38) Pages from Republic of Vietnam Central Pac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cil，0440308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9) Phung Hoang Advisor Handbook，p.14，November 20，1970，1370406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大部分嫌疑人是由省安全委员会处理的，有时也由军事法庭处理。

(40)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Vietnam（Bunker）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May 21，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223.

(41) 迪恩·摩尔曾向基辛格建议在国安会内组建越南问题特别跨部门小组。

(42) Memorandum from Dean Moor of the Operations Sta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May 2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230-232.

(43) Memorandum from Dean Moor of the Operations Sta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May 2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230-232.

(44) Report，Indochina Refugee Authored Monograph Program—Strategy and Tactics-Draft Copy for Final Review，p.43，July 10，1978，2850212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45) Dale Andradé，Ashes to Ashes：The Phoenix Program and the Vietnam War，Lexington and Toronto：Lexington Books，1990，p.125.

(46) Douglas Valentine，The Phoenix Program，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90，p.293．昆山监狱位于昆山岛。欧洲人称昆山岛为保罗·孔德雷岛（Poulo Condor Island）。昆山监狱所在的小岛四面环海，成千上万的越南人被关押在这里，甚至死于这里。

(47) Pages from Republic of Vietnam Central Pac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cil，0440308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 Texas Tech University.

(48) Lost Victory Drafts，pp.18-19，July 26，1985，0440610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49) Dale Andrade and Lieutenant Colonel James H．Willbanks，“CORDS/Phoenix：Counterinsurgency Lessons from Vietnam for the Future”，Military Review，March-April 2006，p.16.

(50) Colby Statement on Phoenix Program，March 1970，0440229009，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51) Phoenix 1969 End of Year Report，February 28，1970，p.7，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52) Phung Hoang Advisor Handbook，p.19，November 20，1970，1370406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53) Report—A Solution Was at Hand：Phoenix / Phung Hoang and the Attack on the Viet Cong Infrastructure，p.74，December 11，1989，8850608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54) Report，Civil Opera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Support—Phung Hoang（PHOENIX）End of Year Report，pp.10-11，February 28，1970，F01580029060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55) Minut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March 2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176.

(56)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36，April 10，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95-196.

(57)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the Ambassador to Vietnam（Bunker），June 1，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237-238.

(58)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June 4，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243-246.

(59)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247.

(60) Memorandum f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June 23，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262.

(61) 肯尼迪在1962年1月18日成立了一个“反叛乱”特别小组。该特别小组帮助南越实施“反叛乱”行动，制定“反叛乱”政策，旨在防止颠覆性“叛乱”的发生。1964年6月2日，邦迪等人将特别小组更名为“303委员会”，但并未改变其组成和职责。

(62) 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December 11，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510-514.

(63)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March 25，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52-154.

(64) ［美］ 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方辉盛、赵仲强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25—326页。

(65)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June 13，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261.

(66)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 to President Nixon，July 18，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305-307.

(6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30，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321-326.

(68)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September 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353-356.

(69)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September 11，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376-390.

(70)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September 29，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413-415.

(71) Memorandum from Winston Lord of the Planning Sta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October 6，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424-432.

(72) Minutes of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October 6，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433-439.

(7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7，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443-446.

(74) Phung Hoang：1970 End of Year Report，pp.43-47，May 11，1971，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75) ［美］ 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张维、李朝增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4页。

(76) ［美］ 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方辉盛、赵仲强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26页。

(77) Memorandum from the Senior Military Assistant（Haig）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April 1，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748-749.

(78) Memorandum from the Senior Military Assistant（Haig）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April 3，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753-756.

(79) 赵学功：《略论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期，第15页。

(80) Ralph William Johnson，“Phoenix/Phung Hoang：A Study of Wartime Intelligence Management”，The American University，Ph.D．1982，p.146.

(81) 陈静静、陈铭：《中国因素对美国琉球政策的影响研究（1945—1969）》，《史林》2018年第5期，第186页。

(82) Vietnam：December 1969—A Staff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pp.10-12，February 02，1970，239070600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3) 布姆加德纳任职于“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项目，是科尔比的三个高级顾问之一。

(84) Comments by Everett Bumgardner of CORDS on Conditions in Vietnam，December 22，1969，p.3，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85) Record of Meeting with Dr．Henry Kissinger and President Nixon，December 22，1969，p.2，Kissinger Conversations：Supplement I，1969-1977，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86)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January 31，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555-557.

(87) Press Conference：PRG in The New Statement，“Elaborates” on “Two Key Problems” of Their July 1971 Seven Point Solution，p.1，February 02，1972，2301404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在南越建立的镇压机器包括军队、警察、特务、间谍、集中营、监狱等等。以监狱为例，由于南越监狱里人数激增，所以监狱里拥挤异常，空间严重不足，南越便出现了老虎笼这种关押方式。一直到1971年，昆山监狱都没有取消老虎笼，相反还在继续建设。在1970—1971财年，美国投入172000美元，在昆山监狱建造了4065个老虎笼；而且还建设了3个独立关押区，每个区有96个老虎笼。其结果是监狱中饮食医疗条件很差，犯人死亡率很高。据不完全统计，富国岛（Phu Quoc Island）椰树监狱（Cay Dua Prison）中有9%的人死亡、15%的人被折磨致残。

(88) The Phoenix Program，May 1974，2122905005，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9)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Vietnam，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p.48，July 31，1974，2122808010，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90)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February 17，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579-593.

(9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March 27，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741.

(92)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April 4，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757-767.

(93)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April 4，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note ①.

(94)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Wheeler）to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March 12，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106.

(95) Vietnam：December 1969—A Staff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p.8，February 02，1970，239070600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第五章　尼克松中后期“反叛乱”的转型及“凤凰计划”的衰落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格局有了很大的变动，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美国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美苏争夺态势是苏攻美守。

1969年，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实行“新东方”政策，改善了联邦德国与东欧和苏联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大国也参与了“新东方”政策的实施。尤其是《西柏林协定》的签署，不仅促进了柏林问题的解决，也为欧安会的召开扫除了障碍。上述举措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珍宝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苏、中美、美苏之间的外交关系格局。此前，中美关系已经处于试探期，珍宝岛事件加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故在亚洲，美国面临着与中国建交、向日本移交琉球施政权等从亚洲收缩的任务。

1970年4月初，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已经升级。第一轮巴黎谈判刚刚以失败告终，南越的“反叛乱”也依然没有起色。美国开始寻找替代方案，即升级“反叛乱”战略，让“反叛乱”“越南化”。这意味着继军事上“越南化”之后，“反叛乱”项目在政治上也开始了“越南化”进程。

第一节　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反叛乱”的“越南化”

一、对“反叛乱”的反思及第二次“越南化”的开始

关于“越南化”政策，美国内部出现了三派：以罗杰斯为代表的国务院，以莱尔德为代表的国防部，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国安会。随着美军的撤出，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力量削弱。到1970年4月中旬，美军已撤出115000人。⁽¹⁾而且如基辛格所言，“大家都想从撤军计划中捞一点功劳；谁也不愿为撤军可能带来的失利或失败受到责难。立此存照的备忘录数量激增”。⁽²⁾故美国更看重“反叛乱”项目，而不是军事行动。

这从莱尔德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出端倪。莱尔德认为单靠军事行动不能解决“反叛乱”问题，有效解决“反叛乱”问题需要加强警察部队建设、进行土地改革、安置难民、发展经济等措施。南越政权仍然不稳定，没有能力应对政治挑战，如“凤凰计划”进展不大。⁽³⁾国安会工作人员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Jr.）也曾将这份备忘录发给基辛格，黑格语带嘲讽地评论道：“总统在看这份备忘录的时候，一定会反问自己：‘莱尔德这几个月究竟在干什么？’”⁽⁴⁾由此可以看出尼克松政府内部关于“越南化”政策的分歧与斗争。

尼克松政府需要迅速解决政府内部观点相互矛盾的问题。最终，尼克松还是认可了莱尔德的观点——不能单纯依靠军事行动，而是要重视政治和经济在“反叛乱”中的作用。这在尼克松的越战回忆录中也得到了证实，尼克松认为美国“以前制定的摧毁北越正规军的目标此时已从属于为地方——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提供安全保障和消灭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目标。我们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政治和经济的”。⁽⁵⁾由此，政治和经济因素成了第二次“越南化”政策的关键。为此，尼克松做了如下几项准备。

图5-1　莱尔德（左）、尼克松（中）与基辛格（右）
（图片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535926313/）

首先，第一次“越南化”阶段的撤军行动对南越的政治和经济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随着美军的离开，南越不再有大量消费品需求，刺激南越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南越经济的衰退。而且持续不断的撤军肯定会扰乱“反叛乱”进程。艾布拉姆斯建议，6月15日之前暂停撤军。⁽⁶⁾在经过一系列官僚政治斗争后，尼克松决定，“一九七一年春季结束以前撤出十五万人，其中六万人一九七○年撤出，其余九万人一九七一年撤出。在一九七○年的人数中，大部分要在八月一日以后撤出”。⁽⁷⁾总之，尼克松暂缓了撤军的步伐。

其次，为第二次“越南化”腾出时间。柬埔寨的形势让美国开始重新审视“越南化”进程。美国怕北越在柬埔寨建立共产党政权，而如果柬埔寨陷落，战争“越南化”就不可能实现。故柬埔寨的形势必将延长美国参与越南事务的时间。⁽⁸⁾1970年4月24日，尼克松召集参联会代理主席穆勒（Thomas H．Moorer）和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开会，讨论美国和南越联合行动袭击鹦鹉嘴地区。穆勒和赫尔姆斯强烈赞同联合行动，相信这会为“越南化”腾出时间。⁽⁹⁾为了使“越南化”继续，尼克松也继续向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1970年4月30日，尼克松向柬埔寨派遣部队，为南越“反叛乱”争取时间。

最后，为了不引起国内民众的反对，在1970年5月1日，尼克松向“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派遣了13名外交官员，旨在对外展示其对非军事项目的重视。⁽¹⁰⁾尼克松在这些外交官员出发前会见了他们，作秀成分十足，向公众展示了其对非军事项目的重视。此外，尼克松还要求特派团评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情况、南越当局的领导力、土地改革情况和经济援助情况，并向南越派遣经济研究小组。

在做了上述一系列准备后，尼克松决定在1970年下半年重振“反叛乱”项目。因为要应对南越的政治、经济问题，要在柬埔寨实施轰炸行动，还需要花精力应对老兵的不满和学生的示威运动，所以1970年前半年的“反叛乱”成果不尽如人意。故尼克松下令下半年开展特殊的“反叛乱”项目，即尽量让“反叛乱”项目“越南化”，让阮文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反叛乱”项目上。⁽¹¹⁾这是尼克松第二次“越南化”的尝试，这次明确提出了让“反叛乱”项目“越南化”，从7月1日开始实施，到10月31日停止。自此，“反叛乱”项目在政治上也开始了“越南化”的进程。

为了完成1970年的“反叛乱”目标，阮文绍意识到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反叛乱”项目上。阮文绍宣布重新进行“反叛乱”努力，表示在6月30日之后尽最大努力进行“反叛乱”。⁽¹²⁾美国建议南越政权不要把军队的精力放在攻击边境地区的北越军队上，而是要转向内部，清除自身问题，⁽¹³⁾这有助于继续推进“越南化”和“反叛乱”的势头，并保持南越当局的信心。

1970年7月1日，阮文绍发布总统令，宣布南越开展特别“反叛乱”项目，争取到1970年10月31日完成目标。阮文绍、军队领导和各省省长都参与指导这个项目。此项目的重点是解决南越内部问题，故难点在于难民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退伍军人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学生运动问题等，而且这些问题都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解决。⁽¹⁴⁾

二、“凤凰计划”的“越南化”

在“凤凰计划”发起之时，约翰逊政府就提出了“凤凰计划”“越南化”，但当时基本只是喊口号。在尼克松第一次“越南化”政策时期，虽然“凤凰计划”也在“越南化”之列，但不是重点（当时的侧重点是撤军）。第二次“越南化”政策明确提出让“反叛乱”“越南化”。在此背景下，“凤凰计划”也非常明确地展示了其“越南化”的过程。

“凤凰计划”的“越南化”首先体现在名字的改变上。科尔比在1970年“凤凰计划”报告中写道：“凤凰计划”统一用越南语PHUNG HOANG的目的是鼓励其进一步“越南化”，与之前的形象割裂，强调“凤凰计划”是南越当局的项目，美国只是协助南越当局。⁽¹⁵⁾科尔比开始淡化美国在“凤凰计划”中的作用。

南越当局全力响应美国的“反叛乱”“越南化”政策。1970年南越用上所有媒体手段加大宣传“凤凰计划”，常用的手段有收音机广播、张贴广告、散发传单、拉横幅旗帜、喇叭广播和广播车广播；在有条件的地方使用报纸、电影和电视设备进行宣传。

1970年中期，南越印刷了25万份小册子在越南散发，以漫画的形式向民众解释“凤凰计划”。小册子也被翻译成山民的语言和柬埔寨语在少数民族地区散发。戏班还用小册子做剧本为不识字的民众演出宣传“凤凰计划”。有一部30分钟的电影，宣传“凤凰计划”如何保护民众不为“恐怖主义”所伤害，每个省都在电视上或者电影院放映。此外，南越还在境内张贴了150万份通缉告示，让民众报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位置和行动，旨在抓捕知名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有几个省，民众把信息投入当地邮筒就可以报告给警察了。为此，南越设置了奖励机制奖励提供信息的人。⁽¹⁶⁾“凤凰计划”打着保护人民不被“恐怖主义”伤害的旗号，让越来越多的南越民众知道了它的存在。

经过以上安排，“凤凰计划”效果显著。尤其在农村地区，因为更接近基层，所以能搜集到更多的信息。美国1970年的“凤凰计划”报告也证实了北越受到“凤凰计划”创伤的记载：

1970年6月，据一个归降者说，2年时间里人民革命党在朔庄省（Soc Trang Province）只招收到100个新人，但是却损失了1500人。1970年10月，一个归降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税务官员证实：“凤凰计划”严重阻碍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并打击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斗力。1968年这个官员的收税额是70万越南盾，1969年收到30万越南盾，1970年则一无所获。“凤凰计划”也切断了共产党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干部不愿意出门，怕被指认出来。国家警察是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有效的工具。曾担任过巴黎和谈代表的何文楼（Ha Van Lau）在1970年11月说过，“‘凤凰计划’狠狠地打击过北越”。

对此，在一些省份，北越开始反击“凤凰计划”，监视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以及村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认为“凤凰计划”的情报部门是最危险的部门。一个归降者也证实：1970年年初，在当时的定祥省（Dinh Tuong Province），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开展了为期36天的培训课程，旨在对付“凤凰计划”。⁽¹⁷⁾

“凤凰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体现了“越南化”进程，南越当局正在考虑把“凤凰计划”纳入国家警察的管辖范围。1970年5月26日，南越总理发布069-SL/THOT/BDPT号令，宣布把“凤凰计划”纳入国家警察的管辖范围，国家承担其所有行动的开支。省级国家警察局长是省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的首席副主席，省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的部门领导也都来自警局。区县级警察局长负责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区县级行动和情报协调中心分支部门的工作也全部由县警局的职员负责。南越总理指示每个月要处理所逮捕共产党党员的2/3，只有经省安全委员会审判过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成员才算被“无效化”，被杀或者投降的不在“无效化”范围内。内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革命发展部部长、“召回计划”部部长，以及总理办公室都要按照各自的职责遵守069-SL/TH.T/BDPT号令。⁽¹⁸⁾上述举措主要是为了有足够的人手去实施“凤凰计划”。

在行政命令发布的60天内，国家警察指挥部总指挥负责完成“凤凰计划”中心和警察行动中心的合作工作。其他相关机构必须向执行“凤凰计划”任务的国家警察提供持续帮助，全国的“凤凰计划”都是由国家警察指挥部资助。⁽¹⁹⁾此后，国家警察在“凤凰计划”中发挥主要作用。

国家警察和其他情报单位负责收集关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情报，核对档案，安排及批准行动。有些行动非常细小，如派遣一个警察骑着单车去逮捕共产党的收税员；有时又大到安排两三个营进行为期一周的全区扫荡。⁽²⁰⁾

除了上述工作，国家警察还负责审讯中心的工作，他们在重要的地方设置了650个检查站，站岗盘问。如果有可疑的人就会送到审讯中心，如果情况紧急还可能当场击毙嫌疑人。警察还会搜查居民区，追捕逃兵役的人和叛徒。据顾问说，警察每个月逮捕14000名越南人，包括逃兵役者和叛徒。⁽²¹⁾

国家警察也包括特警，“凤凰计划”也以特警调查（SPIS）的名义实施。大概有14000名特警参与这个项目，他们受中情局和南越各省的监督。大约有100名美国顾问监督这个项目。⁽²²⁾特警的职责有两个：一是向“凤凰计划”提供关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情报；二是在“凤凰委员会”中设有代表，省一级战情室的部门负责人是特警，县级战情室的负责人是县特警警长。⁽²³⁾

南越国家警察掌管“凤凰计划”后，1970年在国家警察罪犯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设了“凤凰计划”管理信息系统（PHUNG HOA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PHMIS）。这个系统不仅可以进行数据管理，还可以为行动提供数据，⁽²⁴⁾ 是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信息系统（Viet Cong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VCIIS）演变而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信息系统的作用是把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结果绘制成图表，主要由美国操作。在“越南化”进程中，这个系统显示出了局限性。因此，南越在7月份对这个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报告表格全部改为越南语，美国顾问只提供技术指导。南越还扩大了这个系统，改名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清除与鉴别信息系统（Viet Cong Infrastructure Neutral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VCIIIS）。后来为了体现出“越南化”的特点，又把VCIIIS改为“凤凰计划”管理信息系统。⁽²⁵⁾

“凤凰计划”的抓捕、审讯等司法程序也进行了“越南化”改革。1970年6月1日，南越发布105-TT/ThT/PCP/I号令。规定在一个村自行决定的军事行动中，村长在咨询过审查委员会后就可以决定被逮捕者的命运，能立刻释放无辜人士；其他被逮捕者要在24—72小时内转交给最近的省级警察局。如果是秘密行动，执行单位给出原因说明即可进行抓捕嫌疑人的行动。⁽²⁶⁾上述程序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越南化”的特征。

此外，“凤凰计划”的顾问培训也体现了“越南化”特征。国家警察的能力不足，所以不能完成“凤凰计划”的任务。南越开始大力培训“凤凰计划”从业人员，把“凤凰计划”顾问学校的课程从8天缩短到5天半，并且增加了培训班的密度。

在“凤凰计划”“越南化”后，美国实际上不能适应南越的这套体制。南越的警察系统是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即由内政部到省警局再到县警局的模式。南越接受的是法国殖民时期建立的警察制度，分工非常明确，这与美国的警察体系完全不同。“凤凰计划”“越南化”后，威斯特摩兰有一次冲绳、越南、中国台湾之行。基辛格为了得到关于越南的第一手报告，于1970年8月17日会见了刚归来不久的威斯特摩兰。威斯特摩兰在报告中提到需要更加重视“凤凰计划”。⁽²⁷⁾1970年8月22日，基辛格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汇报了“凤凰计划”，这份备忘录上盖有“总统已阅”的章。文件里称，北越认为不断升级的“反叛乱”项目——“凤凰计划”和“召回计划”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²⁸⁾此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凤凰计划”“越南化”存在的问题。

1970年年底，科尔比向太平洋司令部和国防部做过一个关于“凤凰计划”的回顾报告。驻越大使于1971年4月份向国务院发回一份南越内部安全评估报告，强调对“凤凰计划”需要提供心理战支持。⁽²⁹⁾不过国防部和国务院都没有回复。在此之后，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再也没出现过“凤凰计划”字眼。“凤凰计划”衰落了。不过在“凤凰计划”衰落之前有一个过渡期，“凤凰计划”被美国当成了撤军和巴黎谈判的工具。

第二节　“凤凰计划”衰落前的过渡期

一、在巴黎和谈中的威慑作用

在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宣告失败的同时，美、北越第一轮秘密谈判也于同一时间结束。在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开始后，基辛格再次寻求与北越秘密谈判。美国重视外交手段，希望继续进行巴黎和谈，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越南问题，让南越独立承担战争责任和撤军是在巴黎谈判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的次选方案。换言之，“越南化”政策的目的是促使北越进行谈判。⁽³⁰⁾

1970年7月5日，基辛格通过沃尔特斯交给北越驻巴黎代办陈越勇（Tran Viet Dung）一封信，建议在7月25日之后的任何时间举行新的秘密会谈。北越代表团团长春水同意于8月29日在巴黎与基辛格进行会谈。⁽³¹⁾

最终，在1970年9月7日，美、北越进行了秘密会谈。自美、北越巴黎和谈开始后，为了在谈判中给北越施加压力，让北越在谈判中做出让步，美国密集轰炸越南非军事区南部和北越。北越仍坚持之前的立场，春水还进一步谴责“越南化”政策旨在继续和延长战争，实质是美国拒绝撤军和维持南越政权的手段，密集轰炸是“向我们施加压力”。⁽³²⁾美国通过秘密谈判来赢取时间的政治谎言被揭穿了。

随后在9月17日，美、北越又举行了四方会谈。“在四方会谈上，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氏萍女士宣布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八点和平计划，首次将美军撤离问题与释放战俘联系在一起……9月27日，基辛格、春水举行了另一次秘密会谈。双方仍然在撤军时限、南越政权领导人、联合政府等问题上纠缠，互不让步。” ⁽³³⁾美、北越谈判再一次不欢而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再没有举行秘密会谈。为了抬高自己在巴黎谈判中的姿态，美国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停止谈判。

北越则继续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越大量输送人员和物资。11月初，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建议，为了防止北越物资经胡志明小道流入南越，美国应为军事行动做好准备。⁽³⁴⁾ 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表示同意赫尔姆斯关于在老挝北部采取行动的建议。1971年1月18日，尼克松听取了莱尔德关于泰国、越南之行的报告。莱尔德同意普遍的观点，认为目前通过谈判看不到希望。为了震慑北越，尼克松决定授权对老挝采取有限的突袭行动。⁽³⁵⁾1971年2月8日，“蓝山七一九”行动（Lam Son 719）开始。

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美国民众的反应——巴黎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会遭到国民的指责。故除了军事手段外，“凤凰计划”等政治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希望“凤凰计划”能够打击北越，给北越带来压力，迫使北越在巴黎谈判中让步。“凤凰计划”要起到直接威慑北越的作用，至少也要打击北越的士气，对北越进行心理威慑。

北越对美、南越的军事和政治行为强烈不满，“凤凰计划”遭到北越的强烈声讨。在1971年巴黎和谈的记者招待会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PRGRSV）代表团副团长阮文进（Nguyen Van Tien）发表了第107次巴黎和谈声明，称“凤凰计划”大规模长时间地屠杀孩子、老人、妇女，包括孕妇，⁽³⁶⁾ 是南越傀儡政府用来对付人民大众的残酷手段。解放新闻社（Liberation Press Agency）在报道第111次巴黎和谈的新闻时称，美国实施的“凤凰计划”暗杀行动受到美国舆论的谴责。⁽³⁷⁾故从1971年5月持续到年底的美、北越秘密会谈依然不成功，尤其是在美国完全撤军和撤掉阮文绍的问题上，美、北越始终谈不拢。

1972年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关于美国“越南化”政策的白皮书中提到，“凤凰计划”极为残忍，参与“凤凰计划”的人经过绑架、折磨、恐吓、威胁、暗杀等培训，最终都成为杀手。他们组成小组进入村庄或者战略村，收集情报、镇压爱国人士、割断受害者的喉咙或者耳朵，再去邀功请赏。在执行“凤凰计划”任务的时候，他们还会把人们赶入集中营，通过拷打强制人们供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嫌疑人，并折磨嫌疑人，然后将其投入监狱或者秘密处置。⁽³⁸⁾故“凤凰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了很多的杀戮。

“凤凰计划”的作用就是破坏巴黎和谈。要想达成和解，实现真正的民族统一，重要的是阮文绍是否愿意释放政治犯和停止实施“凤凰计划”。只有停止暗杀，才能创造出民族和解的气氛，⁽³⁹⁾故北越提议南越停止实施“凤凰计划”。但实现民族真正统一的呼吁和南越阮文绍政权的想法是相背离的。阮文绍唯恐民族统一后南越政权垮台，他自己失去权力，故仍需要用“凤凰计划”作为威慑北越的手段和筹码，破坏巴黎和谈。不过北越在巴黎通过媒体向世界发声，说明了“凤凰计划”的性质及其对北越造成的伤害，这反而使北越在舆论上占据了优势，使得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更为激烈。

美、北越此后经过1972年11月20日、12月4日，以及1973年1月8日的几轮秘密谈判，最终于1973年1月27日正式签署了巴黎协定。在巴黎协定签署后，“凤凰计划”仍在继续。地方警察继续逮捕、清除阻碍“和平”的人⁽⁴⁰⁾ ，旨在维护南越政权及为美国顺利撤军提供帮助。

二、在撤军中的辅助作用

第二阶段的撤军从1970年4月开始，比第二次“越南化”早三个月。而进一步撤军会危及仍然留在越南的美军的安全，美国不希望自己在撤军的时候，军队处于劣势。⁽⁴¹⁾

基辛格私下认为，加速撤军会给美国在南越的目标带来风险，会引起剩余美军内部的人心动荡。他说：“在我看来，我们最大的筹码是我们能够规范我们的撤军时间表。”⁽⁴²⁾基辛格说这些话背后的含义是：为了南越安全、柬埔寨的燎原计划、美军安全、巴黎谈判等，要规范撤军时间表。

尼克松则认为，由于“越南化”进程的持续进展，所以现在可以加速撤军。1970年10月12日，尼克松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加速从越南撤军。此时，加速撤军已经成为无法控制的事实。⁽⁴³⁾

美国要加速撤军，但在撤军过程中又不想失去体面，那么便不可能进行单方面撤军。美国会根据北越的反应，采取相应的撤军计划。在谈判不顺利的情况下，“凤凰计划”成为美国体面撤军不可或缺的辅助。故美国继续对“凤凰计划”给予物资和顾问援助，旨在激励“凤凰计划”继续实施。为了提升县区级情报收集能力，美国陆军在1970年向“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项目额外增派了227名情报专家。1970年9月，驻越军援司令部又接收了撤军遗留下来的60名情报专家。这批专家拥有情报经验、越南语技能和良好的教育背景，这一意外收获让“凤凰计划”获得了先机。12月31日，又有218名专家被分配到“凤凰计划”项目。⁽⁴⁴⁾美国只需提供激励措施，让南越负责实施“凤凰计划”；如此，美国就能够维护体面，又不用承担南越军事失败的后果。

因为持续的“越南化”进程及美国的逐步撤军，1971年“凤凰计划”更是成为南越对付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重要手段。美国在1971年重点资助的“越南化”项目是“凤凰计划”，美国对南越警察增加了50%的援助。在1971年，“凤凰计划”是“反叛乱”项目的优先项目。⁽⁴⁵⁾

此外，在停火协议签订后，美国在撤军中也面临着如何有序撤出大规模人力和物力等现实问题。尽管驻越军援司令部在努力控制和减少某些物资的库存，但仍有大量物资滞留。例如，1968年10月，驻越军援司令部评估有1000万美吨的物资需要从东南亚运出。1969年3月，有550万美吨的物资需要撤出。⁽⁴⁶⁾1969年的撤军总数计划达到5万人⁽⁴⁷⁾，到1970年年底要撤军9万人，到1971年4月30日再撤军6万人。⁽⁴⁸⁾美国不仅要有序撤出大量军队和物资，还要把一些装备有效地交到南越手中。在这个时期的撤退过程中，“凤凰计划”起到了掩护作用，可以让美国军队和物资有序撤出。

1972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从西贡发回报道，称约有1万名美国民事顾问和技术人员在停火协议后仍留在越南。1973年2月9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许多“反叛乱”工作人员以国务院工作人员的身份继续留在越南。许多材料显示，在停火后，美国仍派遣技术人员到越南实施“凤凰计划”（此时已更名为F6计划）。同时，布拉格堡还在为“凤凰计划”培训顾问。顾问在完成课程后，被国防部作为民事顾问派往越南，或被派入第525军事情报旅工作。虽然军事人员迟早要撤离越南，但第525军事情报旅可以用平民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秘密行动。即使美国撤离了，其遗留下来的机构也可以通过无线电或者其他手段传递情报。⁽⁴⁹⁾

直到1974年，“凤凰计划”还在实施，并协助美国撤退及做善后工作。此时，“凤凰计划”更名为F6计划，美国把滞留在南越的美方军事人员称为平民。美国花在“反叛乱”、警察和F6计划上的资金超过1亿，光1974年就投入1500万美元在监狱建设上。⁽⁵⁰⁾事实上，最后五年美国到底为“凤凰计划”投入了多少钱根本无法确切算出。据审计总署审计报告称（GAO report），“凤凰计划”花费了8000万美元。如果加上顾问的费用，肯定超过了1亿美元。⁽⁵¹⁾据美国合众国际社（UPI）报道，1975年美国仍然在参与“凤凰计划”，用暗杀手段对付越南人民。⁽⁵²⁾

总之，“凤凰计划”为美国政府撤军赢得了时间，为美军及其设备撤出打掩护和做了善后工作，也缓和了美国国内高涨的反战浪潮。同时，南越为了稳固政权，逮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因逮捕的人（包括平民）难以计数，南越境内笼罩着恐怖的气氛。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衰落

一、评估效果及其失败原因

1969年是“凤凰计划”的改革年。据美国统计，1969年“凤凰计划”逮捕8515人，召回4832人，杀死6187人，总计19534人，其中30%被处死。⁽⁵³⁾

南越当局对1970年的“凤凰计划”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从统计数据来看，“凤凰计划”在1970年的实施效果超过1969年。1970年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22341人⁽⁵⁴⁾，其中7745人投降、6405人被拘留、8191人被杀。⁽⁵⁵⁾而且据美国1970年的“凤凰计划”报告统计，1970年在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成效方面也不错。1970年凤凰计划消除A类和B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22000人。其中消灭的人民革命党人数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民兵消灭敌人的数量占到了40%，临时侦察部队消灭了1500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⁵⁶⁾

1971年，“凤凰计划”的目标是每个月消灭1200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无效化”14400人，把其中的一半关进监狱。⁽⁵⁷⁾而数据显示，实际情况比计划进展得“更好”。1971年的前两个月，美国驻西贡的新闻发布官员称，“凤凰计划”进展非常顺利，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4502名成员。这个数字是预计的两倍，其中1629人被杀，1527人投降，1346人被判入狱。⁽⁵⁸⁾1971年的前半年消灭10277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干部，是“凤凰计划”最有“成效”的一个时期。⁽⁵⁹⁾据记录，1971年总共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40000人：15603人被“无效化”，5615人被杀，4391人被捕入狱，5597人“归顺”。⁽⁶⁰⁾但在1973年6月21日关于“凤凰计划”的备忘录中记录，1971年有5621人归降、5012人被收押、7057人被杀，共清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17690人。⁽⁶¹⁾两相对比发现，数字出入太大。故虽然从数据上看颇有成效，但也难免让人生疑。

总的说来，“凤凰计划”给北越造成了损失和伤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同样损失十分惨重，越南共产党急需扩充新成员。而且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随着越战进程“凤凰计划”也已经进入末期，其档案材料是十分混乱的。从其逮捕杀害人数众多也能看出，“凤凰计划”的目标并不明确。上述问题都是造成“凤凰计划”效率低下，甚至数据造假的原因。

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推卸责任。“凤凰计划”的两任负责人孔墨和科尔比在通信中相互安慰：美国只是建议、敦促、资助和评估这些项目，并不运作“凤凰计划”、“召回计划”等等。贪污、懒政或者实施暗杀都是南越当局的问题，跟美国顾问没有关系。⁽⁶²⁾他们两人都已经不承认亲自实施过“凤凰计划”，把有争议受谴责的问题都归咎于南越当局。

1972年10月，125名“凤凰计划”顾问离开越南。⁽⁶³⁾“凤凰计划”明显衰落了，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九点：

第一，各个层面的“凤凰计划”中心都缺乏指导，故大约只有5%的行动能精准找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大部分的行动是大规模扫荡，逮捕盘问遇到的所有成年人，拿着身份证与黑名单对照核查，只是偶然能抓到一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⁶⁴⁾

第二，“凤凰计划”在消灭越共高层官员方面是失败的。“凤凰计划”主要在农村或者战略村实施，旨在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成员，而想抓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高层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凤凰计划”的审讯、拘押等司法程序存在问题。负责第四战区“反叛乱”工作的约翰·保罗·范恩猜测，90%的真正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成员在被抓的90天里都被释放了。证据不足以及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懒惰、遭到恐吓、同情爱国者等都是司法程序产生问题的原因。南越当局甚至都不知道谁被释放了、谁被处决了。⁽⁶⁵⁾

第四，数据造假和假情报泛滥。南越官员为了邀功请赏和应付上级而进行数据造假，甚至南越省长为了达到要求的目标也进行数据造假。⁽⁶⁶⁾美国官员承认，在一些地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层组织完好无损。参与“凤凰计划”的美国和南越官员故意夸大消灭敌人的数量，或者对于“凤凰计划”消灭的人数记忆并不准确。⁽⁶⁷⁾

第五，一些地区并不热衷于实施“凤凰计划”。南越地方官员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地方官员懒政怠政。许多南越官员和民众都对“凤凰计划”持怀疑态度。⁽⁶⁸⁾地方官员非常在意别人对“凤凰计划”的批评，也担心以后形势变化，自己遭到报复。故南越当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只是出于谋生的需要，在“凤凰计划”项目中谋得职位后就迟到早退，甚至利用机会得到南越当局配备的汽车，得到资源和发财的机会。区县级情报和行动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更是贪得无厌，贪污纸张、地图、文件柜等东西。即便如此，他们也并不忠于南越政权。⁽⁶⁹⁾

第六，“凤凰计划”的打击面过于宽泛，对民众造成了伤害。南越士兵待遇不好，他们根本不是去安抚民众，甚至可以说是恐吓百姓，他们就是拿着美国先进武器的盗匪。因此，即使南越没有越共，南越政权也不可能取得胜利。⁽⁷⁰⁾本来“凤凰计划”是为了南越人民的安全发起的，结果却让人民更不安全。“凤凰计划”实施人员在人民群众家里偷鸡摸狗，检查身份证件的时候让百姓在太阳底下晒几个小时。⁽⁷¹⁾连宗教界人士和退伍军人也遭到迫害。阮文绍在1965年7月19日发布004/65号法令，规定任何支持共产党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组织和平集会也是违法的。国际志愿者服务组织（l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前负责人鲁斯先生（Don Luce）认为南越滥用了这个法令，南越用它去对付倡导和平的宗教界领袖和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老兵。到了1972年5月，阮文绍用“凤凰计划”对付政敌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⁷²⁾“凤凰计划”变为F6后，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F6计划允许抓捕任何疑似共产党的民众，许多无辜民众被害。⁽⁷³⁾

第七，对南越当局来说，“凤凰计划”是对付政敌的工具。一方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负责税收的干部被抓了放，放了抓；而另一方面，一些抱怨战争、批评阮文绍政府和希望建立联合政府的民族主义者却被认为是危险人士而被扣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帽子。⁽⁷⁴⁾“凤凰计划”最终成了南越当局消灭内部政敌的工具，并不能专门用于清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

第八，虽然南越当局在电视上发表演说，向民众介绍“凤凰计划”，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南人民根本不知道“凤凰计划”，更谈不上去支持它了。当问到一个越南农民“‘凤凰计划’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政府为了抓青壮年人去当兵”。⁽⁷⁵⁾

第九，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凤凰计划”开展反击行动。除了命令狙击手杀死试图进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势力范围的“凤凰计划”官员外⁽⁷⁶⁾，甚至还有3万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渗透进了南越当局。⁽⁷⁷⁾

新正统主义认为“凤凰计划”是失败的。“凤凰计划”实施的初衷除了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外，还为了解决美国与南越当局之间政治合作不平顺的问题。但南越当局谎造数据、敲诈民众、收受贿赂，在一些省份，美国顾问根本控制不了“凤凰计划”。当美国意识到“无效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只是一个数字，自己对处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实情根本无从知晓时，就是要摆脱“凤凰计划”的时候了。

二、“凤凰计划”的替代品——F6计划的实施和失败

南北越抢夺的关键地区是农村，而“凤凰计划”的实施方式却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根本不能有效控制农村。故本来是为了控制住人民的“反叛乱”项目，到了1972年反而被人民起义所侵蚀。⁽⁷⁸⁾

随着巴黎和谈的进行，既然美国要在谈判桌上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显然就不能继续使用带有准军事性质的“凤凰计划”去对付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74年，美、南越取消了“凤凰计划”，取而代之的是F6计划。此项目由美驻越使馆特别办公室提出，并由中情局驻西贡的高级官员波尔格（Polgar）领导。⁽⁷⁹⁾

有观点认为F6计划是1968年春节攻势后创立的，是“凤凰计划”的一个分支项目，主要目的是收集情报。⁽⁸⁰⁾也有观点认为，1973年1月，阮文绍发起了F6计划。南越公民即使被稍加怀疑跟北越有联系，就会被逮捕、审讯、关押。⁽⁸¹⁾北越方面的材料也印证，F6取代“凤凰计划”的时间是在1973年1月份。1973年1月18日，胡玉润（Ho Ngoc Nhuan）提醒北越，美国打算用F6替代“凤凰计划”。⁽⁸²⁾再反观美国撤出顾问的情况和1972年“凤凰计划”消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人数的数据，北越的文件应该有延迟。故F6计划实施的时间肯定在1973年之前，在1972年就开始公开实施应该是可以确定的，首先是在朱笃省（Chau Doc Province）实施的。

1972年4月，北越发起新攻势。在这个紧急时期，南越用一个新项目F6取代“凤凰计划”。1972年10月暂时停火期间，F6计划再次实施。1972年圣诞节时，美国和北越的巴黎谈判破裂，美国又开始轰炸北越，故F6计划暂时遭到搁置。

F6计划的执行者也是国家警察，穿着制服的F6计划的特工是西贡街头的常见景点。⁽⁸³⁾F6与其前任最大的区别在于，警察只需要一份证据就可以逮捕嫌疑人，而之前逮捕嫌疑人需要三份证据。这使得南越当局几乎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⁸⁴⁾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些村庄，F6计划成员会给每家房子喷上一种颜色，红色、蓝色或白色。红色标记的家庭与共产党有联系，红色和白色标记的家庭有被逮捕和监禁的风险。如果想改变房子的颜色，需要向地方当局行贿。⁽⁸⁵⁾

无论如何，“凤凰计划”在名义上已经退出了。F6作为“凤凰计划”的替代品，虽然是强弩之末，但仍然给北越造成了伤害。根据“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项目发言人的说法，F6计划是三角洲地区最成功的项目。批评F6计划的人则认为，政府伤害了无辜的人民。⁽⁸⁶⁾为了破坏巴黎和谈，美国顾问试图消灭一切支持和平的人，F6计划正是致力于此。1972年10月到11月间，有4万名越南爱国者被捕，超过20万名政治犯仍被关押在阮文绍的难民营和监狱里。⁽⁸⁷⁾1972年12月18日，《新闻周刊》报道，约有4.5万名政治犯被关押在南越监狱，还有10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⁸⁸⁾事实上，F6计划审讯了成千上万的人，从中甄别出了一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重要干部。

不过，F6计划产生的负面影响和给北越造成的伤害使国际舆论继续发酵，并向着有利于北越的方向发展。北越也采取措施反制F6计划。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建立了监狱。这种监狱叫B-3思想改造营，是边和省与隆庆省反制“凤凰计划”与“召回计划”的措施，专门关押被指控参与实施“凤凰计划”的人。⁽⁸⁹⁾

其实，“凤凰计划”或者说F6已经衰落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作为一方参加四方会谈。南越当局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只好沿用暴力手段对抗他们。从此，南越政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肆逮捕嫌疑人士，同时也失去了民心。南越当局的这种暴行也更加表明南越政权的衰落，之前本就是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现在靠威胁、大肆逮捕民众更说明了其实力虚弱。

1975年4月2日，在南越政权即将崩溃之时，基辛格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其中一项讨论内容是安排为美国工作过的越南人离开越南。这时基辛格还记得嘱咐科尔比让参加过“凤凰计划”的人员也离开越南。⁽⁹⁰⁾

图5-2　逃亡的越南难民
（图片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787402/answer/256043749）

“凤凰计划”从发起到结束的确都在影响越战进程，尤其是越战“越南化”进程。而随着越战的“越南化”，美国先从东南亚退出，随之而来的是东亚格局的变动，乃至世界格局的变动。

(1)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April 4，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757-767.

(2) ［美］ 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张维、李朝增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53页。

(3)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April 4，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761.

(4)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President Nixon，April 4，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note ①.

(5) ［美］ 尼克松著，王绍仁、吴明、王为译：《不再有越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6)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April 16，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824-826.

(7) ［美］ 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张维、李朝增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58页。

(8)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863-867.

(9) Editorial No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867-869.

(10) Meeting with President for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Leaving for Vietnam on May 1，April 28，1970，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11)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September 3，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Ⅶ，pp.66-67.

(12)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May 26，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010-1011.

(1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ay 31，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016-1028.

(14)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September 3，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Ⅶ，pp.66-67.

(15) Phung Hoang 1970 End of Year Report，May 11，1971，p.IV，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16) Phung Hoang：1970 End of Year Report，pp.26-28，May 11，1971，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17) Phung Hoang：1970 End of Year Report，pp.43-47，May 11，1971，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18) Phoenix Program Weekly Report No．12，June 15，1970，2121515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在这条注释中，出现了069-SL/THOT/BDPT号令和069-SL/TH.T/BDPT号令两个不同的形式，但实际是同一份法令。这份法令在“凤凰计划”顾问手册中的表述是069-SL/TH-T/BDPT（Phung Hoang Advisor Handbook，p.8，November 20，1970，1370406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1970年5月26日南越总理发布的法令，内容是把“凤凰计划”纳入国家警察的管辖范围。

(19) Decree of President Nguyen Van Thieu Regarding Organization of Phung Hoang Plan，pp.2-3，April 12，1972，0440230005，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20) Publication from the Vietna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pp.10-11，January 01，1970，212150601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21) Pages from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October 11，1972：Aid to Thieu，October 11，1972，044032601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22) VNA Notes UPI Report Continuation of Phoenix Program，January 09，1975，2132503016，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由此可知，“凤凰计划”重视并依赖数据。

(23) QUANG NAM PROVINCE-PHEONIX/PHUNG HOANG BRIEFING \[WELLER PACIFICATION VIETNAM\]，November 01，1970，1201065048，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24) Phung Hoang：1970 End of Year Report，May 11，1971，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25) Phung Hoang：1970 End of Year Report，May 11，1971，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26) Pages from Republic of Vietnam Central Pac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cil，0440308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27) Meeting with General Westmoreland and Secretary Laird，August 17，1970，p.2，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28)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August 22，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Ⅶ，pp.52-54.

(29) April Internal Security Assessment，June 23，1971，Vietnam War Ⅱ，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Group，Inc.

(30)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July 20，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p.1133-1139.

(31) 邵笑：《美国—北越巴黎谈判与越南战争的终结（1969—197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5月，第60页。

(3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ptember 7，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Ⅶ，p.77.

(33) 邵笑：《美国—北越巴黎谈判与越南战争的终结（1969—197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5月，第62—65页。

(3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November 3，197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Ⅶ，p.157.

(35)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by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Haig），January 18，197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Ⅶ，pp.275-286.

(36) Press Conference：Nguyen Van Tien Statement at 107th Session of Paris Talks，March 18，1971，2301323016，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临时革命政府（PRG）取代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称呼，但这两个词可以互用；RSV是越南南方共和，合起来是“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阮文进是参加四方会谈的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

(37) Press Conference：LPA Report on 111th Session of Paris Peace Talks：Liberation Press Agency，p.3，April 29，1971，2301327017，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8) N.L.F．White Paper on U.S．Policy of Vietnamization：February 1972，February，1972，212211000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39) Press Conference：Peace Is at Hand，October 27，1972，2301709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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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Operation Phoenix：A Vietnam Fiasco Seen from Within，June 18，1972，2122405068，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约翰·范恩负责南越第四战区的“反叛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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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Operation Phoenix：A Vietnam Fiasco Seen from Within，June 18，1972，2122405068，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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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Reds Have Big Plans for Delta，Says Yank，October 07，1972，2122506018，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74) Operation Phoenix：A Vietnam Fiasco Seen from Within，June 18，1972，2122405068，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75) Operation Phoenix：A Vietnam Fiasco Seen from Within，June 18，1972，2122405068，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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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Statement on Continued U.S．Support for South Vietnam's Police ＆ Prison System and Proposals for Ending Such Support，July 20，1973，14510324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2) Hanoi Says U.S．Still Supporting Saigon Security Forces，p.8，May 06，1973，2302020028，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3) Political Prisoners in South Vietnam，p.15，Jun．23，2003，2390908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4) Article from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Why the Vietnam War Isn't Really Over，February 04，1973，2122612020，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5) Political Prisoners in South Vietnam，p.16，Jun．23，2003，2390908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6) Reds Have Big Plans for Delta，Says Yank，October 07，1972，2122506018，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7) U.S．Continuing to Violate Paris Peace Agreement—Moscow，January 07，1974，230220600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8) Statement on Continued U.S．Support for South Vietnam's Police ＆ Prison System and Proposals for Ending Such Support，July 20，1973，14510324001，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89) Dale Andradé，Ashes to Ashes：The Phoenix Program and the Vietnam War，Lexington and Toronto：Lexington Books，1990，pp.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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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凤凰计划”案例所涉及的问题实质是北越与美国之间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与“反叛乱”战略之间的博弈。但是由于材料不是很全，本书只能对美国的越战“越南化”政策进行研究。

一、“凤凰计划”在“反叛乱”中的位置

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项目按时间顺序大致有战略村计划、“召回计划”、“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和“凤凰计划”。战略村计划是美、南越“反叛乱”最初的政策，其目的主要是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和普通民众分离。在正式出台“反叛乱”政策后，“召回计划”出现了，这是一种通过诱降获取情报的“反叛乱”方式。随后为了促进军事与民事合作和情报协调，美、南越又设计出“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计划”和“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战争末期，美、南越开发出了残暴的“凤凰计划”，失去民心是毋庸置疑的结局。上述这些形式的“反叛乱”都属于传统的“反叛乱”范畴。

传统的“反叛乱”行动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对抗背景下，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综合运用民事和准军事等“反叛乱”手段对亲美傀儡政权进行扶持和帮助。民事手段包括经济援助、医疗救助、建设基础设施。“反叛乱”首先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当然政策也转变为具体的行动；其次，“反叛乱”有理论支撑，传统“反叛乱”时期是美国的“反叛乱”理论和实践互帮互长的时期。

“凤凰计划”是传统“反叛乱”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¹⁾ ，是从其他“反叛乱”项目中慢慢演变而来的。美国最初想通过发展南越社会经济，改善南越福利，比如通过修路、建立医疗所等温和的“反叛乱”手段巩固南越政权。不过，美、南越的诸多“反叛乱”计划发展并不顺利。随着美国介入越南的程度加深（尤其是美国军队进入越南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逐渐被军方主导，“反叛乱”的规模和暴力程度都有所增长。

越南战争的实质应该说是一场南北越争取民心的战争。美国在越南使用隐蔽行动、有限战争、大规模的军事战争等手段，对越南进行轰炸和干涉，早就失去了越南的民心。而且越南国内有两种思想意识形态在进行争夺，其国内局势可以说是正处于激变的时代。对于越南人民来说，美国对南越的介入本身就有问题。南越内部事务被盟国一手包办，越南人民难免怀疑南越政权的独立性。况且南越傀儡政府本身也是问题多多（贪污腐败尤其严重）。

综上所述，美国和南越不能从根本上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跟随，便把隐蔽行动、“反叛乱”行动和军事行动联合起来使用，以降低军事成本，同时争取达到促进南越社会发展，进而得到民心、稳定南越政权的目的。“凤凰计划”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其初衷是希望协调民事与军事行动以及美国与南越各部门之间的情报信息，强调信息协调和官僚部门的合作等技术因素，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性质发生了变化，存在暗杀平民的行为。随着越战的失败，“凤凰计划”也衰败了。

美国和南越当局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试图改变越南农村的结构和秩序。但越南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并没有立刻接受美国工业社会的模式，加上美、南越在“凤凰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使用了暗杀这种极端暴力的手段，失去越南民心是极容易的事。况且美国并不了解越南的社会文化习俗，试图扶持反对势力建立傀儡政权对抗共产主义，但在实施手段上却割裂了南北越之间的亲情，如在“凤凰计划”行动中时常让南越民众利用亲戚关系套取北越情报，这些手段与越南的民族性相违背。

“凤凰计划”对美国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因为越战带给美国的惨痛教训，此后美国开始从亚洲乃至全球收缩。越战后，美国国会不再轻易批准援助项目给国外亲美独裁政权。后冷战时代，美国进入现代“反叛乱”时期，其在“反叛乱”战争中不再强调夺取民心。不过，虽然当今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和技术也更为先进），但是“凤凰计划”的组织实施模式依然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反恐模式的雏形。

美国政府套用“凤凰计划”模式在阿富汗、伊拉克进行反恐战争，仍然把民事和军事手段相结合，利用情报和当地力量打击“叛乱”势力。可以说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中，美国的“反叛乱”模式完全照搬了“凤凰计划”。⁽²⁾基于上述原因，研究“凤凰计划”对研究现代事件也有了借鉴意义。其实，这种“反叛乱”形式也算不上新颖，这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时期法国使用过的军民结合的手段。法国在越南已经实施过类似于“凤凰计划”的行动，但最终失败。美国没有吸取法国的教训，借鉴过来继续使用。不仅如此，虽然越战在美国臭名昭著，美国也依然没有吸取越战教训，仍然在阿富汗、伊拉克使用越战中使用过的方法去处理边界安全等问题，仍然运用武力以达到政治目的。

二、“凤凰计划”对美国越战进程的影响

“凤凰计划”虽然只是越战中美国“反叛乱”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却对美国的越战“越南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影响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在美国本土，“凤凰计划”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看法，让美国政府在美国国内也失去了民心。1968年以后，美国国内反战浪潮迭起。美国政府本以为用“反叛乱”的手段支持援助南越就不会像派兵到越南那样引起轩然大波，可是随着“凤凰计划”的暴力手段被媒体曝光，“凤凰计划”遭到诟病，其暗杀行为也为美国民众所不容。

约翰逊政府对北越采取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却导致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在约翰逊即将离开白宫的前一年，美、南越发起了“凤凰计划”。“凤凰计划”发起之时就是一个“越南化”项目，这足以说明约翰逊政府在军事升级行动失败后，已经开始寻求从越南脱身的方法。

到了尼克松时期，尼克松制定了边谈、边战、边化、边撤的对越政策。虽然美国最终要从越南撤出，但美国无法预测越南共产党最终会接受什么条款。1969年1月31日，尼克松在读了关于巴黎和谈的新闻报道后，认为有必要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增加军事压力。⁽³⁾此举践行了尼克松上台之初的言论——“只要越共还在南越进行游击战，那美国就不适合停火”。⁽⁴⁾与此同时，美国调整了对南越的“反叛乱”策略。新策略的重点是使南越实现自卫。为了呼应美国的新策略，南越把“凤凰计划”作为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为此美、南越还对“凤凰计划”进行了司法改革。

尼克松政府随之提出了越战“越南化”政策，让南越军队自立，让南越主导“反叛乱”。尼克松第一次越战“越南化”的首要举措就是从越南撤军，但前提是提高南越的军事能力，保证南越政权能存在下去。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美军撤出越南以及结束越战。提出战争“越南化”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又提出了著名的“关岛主义”，“关岛主义”标志着美国要从亚洲收缩。又四个月之后，即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要从全球收缩。在国家安全战略变更的压力下，美国必然需要用更合适的方式尽快退出越南。

南越也希望美国尽快撤军，因为南越意识到了民心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在南越驻军会起到反作用。南越军官阮正施（Nguyen Chanh Thi）在信中表达过这种观点：南越人民不希望被共产党统治，但是南越人民对于美国对南越的干涉也很反感。在南越，文化堕落、毒品泛滥，越南人和美国青年伤亡严重，所以阮正施呼吁停止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希望美国加快撤军速度，停止对农村的轰炸，立刻停止“凤凰计划”的暗杀行动。⁽⁵⁾

美国在“合适、体面地”撤走军队的过程中十分依赖“凤凰计划”。而且在美军完全撤出后，“凤凰计划”成为美国继续对越南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之前美国军方也承诺过，“凤凰计划”并不只存在于战争时期，只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南越的安全产生威胁，“凤凰计划”就会存在。⁽⁶⁾

越战时的国际形势使美国无法不顾及欧洲的情况。对德国的占领以及欧洲的经济复兴都需要耗费美国的兵力和钱财。美国不能因为出兵亚洲而放弃欧洲，让苏联坐收渔翁之利。美国首先要保障欧洲，给越南的援助仅仅是顺势而为，但是对欧洲的援助却是创造形势，所以美国不是全力扶持南越，而是需要南越自己承担责任。而在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极高，尼克松为了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也为了谋求连任，打算从越南撤军。南越当局极力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力量，旨在使南越政权独立。在这种形势下，美、南越对“凤凰计划”进行了改革。几乎同一时间，尼克松认为南越的“反叛乱”效果不错，趁机明确推出战争“越南化”政策，打算先从越南退出；紧接着又提出“关岛主义”，打算从亚洲退出；随后又提出“尼克松主义”，打算从全球收缩。基于此，美国要结束越战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凤凰计划”又在越战的收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由“凤凰计划”对美国越战进程的影响可以看出，“凤凰计划”是美国在越战中的工具。随着战争形势阶段性的变化，“凤凰计划”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最重要的作用便是推动了美国的越战“越南化”进程，进而改变了越战格局，甚至改变了亚洲格局和世界格局。

随着越战的失败，“凤凰计划”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在谈到越战失败的原因时，“凤凰计划”的创始人孔墨总结：官僚政治的呆板导致战争失败，资源也过于分散，最重要的是，越南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⁷⁾“越南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或许是越战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肯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 Routing Slip，and Attached Miscellaneous FBIS Transcripts of North Vietnamese Press Reports，p.12，0440326012，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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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February 1，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52.

(4) Minut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January 25，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ietnam，1969-1976，Volume Ⅵ，p.37.

(5) Letter from Nguyen Chanh Thi，1971，2361205133，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Texas Tech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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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文著作

蔡佳禾著：《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著，孙成昊、赵亦周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刘金质著：《冷战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马晋强编著：《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合著，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美］约翰逊著，秦传安译：《美国人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资中筠著：《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五）英文文章

Andrade，Dale，and Lieutenant Colonel James H．Willbanks，“CORDS/Phoenix：Counterinsurgency Lessons from Vietnam for the Future”，Military Review，March-April 2006，p.16.

Brooks，Douglas J．，“The Phoenix Program：A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Master of Arts，Baylor University，1989.

Ikenberry，G．John，“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Oct.，2002），pp．45-46.

Johnson，Ralph William，“Phoenix/Phung Hoang：A Study of Wartime Intelligence Management”，Ph.D.，The American University，1982.

（六）中文文章

白建才：《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陈静静、陈铭：《中国因素对美国琉球政策的影响研究（1945—1969）》，《史林》2018年第5期。

段灵敏：《美国在越战期间的乡村绥靖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5月。

葛腾飞、苏听：《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葛腾飞：《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

刘莲芬：《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

吕桂霞：《“泰勒调查团”与美国对越“有限伙伴”政策的确立》，《历史教学》2006年第7期。

彭永福：《英国与越南战略村计划起源的再探讨》，《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邵笑：《美国—北越巴黎谈判与越南战争的终结（1969—197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5月。

石斌：《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及其相关问题——基于新史料的重新探讨》，《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

时殷弘：《1950年美国远东政策剧变的由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舒建中：《美国的准军事行动理论》，《国际资料信息》 2012年第12期。

赵学功：《略论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期。

（七）互联网资源

Brandon Smith，“Has the CIA's Phoenix Program Been Resurrected in Syria?”，August，28，2013．https://www.lewrockwell.com/2013/08/brandon-smith/the-cias-phoenix-assassination-program/

Herbert A．Friedman，“The Chieu Hoi Program of Vietnam，”，http：//www.psywarrior.com/ChieuHoiProgram.html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依托亚太发展研究中心设立的“南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研究机构。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电子邮箱：zsforum@nju.edu.cn

电话、传真：025-89681655

中心网址：https://www.capds.nju.edu.cn

微信公众号：CAPDNJU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美国颠覆吴庭艳政权的隐蔽行动

程晓燕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颠覆吴庭艳政权的隐蔽行动／程晓燕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10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23700-3

Ⅰ．①美…　Ⅱ．①程…　Ⅲ．①情报活动-史料-美国②越南共和国-史料　Ⅳ．①D771.236②K333.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1075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　斌

书　　名　美国颠覆吴庭艳政权的隐蔽行动

著　　者　程晓燕

责任编辑　官欣欣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13　字数170千

版　　次　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3700-3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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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绪论

第一章　乱世总理

第一节　吴庭艳其人

第二节　流亡美国

第三节　回归之路

第二章　剑指南越

第一节　彼岸“来客”

第二节　反共“建国”

第三节　使团争吵

第三章　反共试验田

第一节　农村治理

第二节　特务政治

第三节　白色恐怖

第四章　日暮途穷

第一节　难以为继

第二节　垂暮之音

第三节　佛教徒“危机”

第五章　中央情报局与政变

第一节　兰斯代尔

第二节　反对“换马”

第三节　“报复理查森”

第六章　末日来临

第一节　孤掌难鸣

第二节　阴谋交织

第三节　喋血西贡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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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得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论丛》、《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如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惟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的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绪论

1963年，肯尼迪政府在南越的“反叛乱战争”陷入进退两难之际，南越吴庭艳（Ngo Dinh Diem）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幕后推手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美国不插手，政变就不可能发生，当然，它对之予以否认。驻西贡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64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没有卷入推翻吴庭艳政府的政变，那完全是越南人的事务。”⁽¹⁾有一个人站出来予以反驳，他就是洛奇的前任弗雷德里克·瑙尔汀（Frederick Nolting）。20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这一否认现在看来只是并不体面的官方政策的应声虫。”即便如此，瑙尔汀也仅仅承认美国起了“鼓励”政变的作用，“当政变发生时，我们的高级官员说美国与此无关，我想那是无法推脱的”。⁽²⁾1971年，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越战共识破裂，美国东部权势集团为迫使尼克松政府停战，将精心编撰而成的《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众，这就是轰动世界的五角大楼文件案。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五角大楼文件：1963年推翻吴庭艳》都是无关痛痒的言辞，洋洋洒洒万言，却对推翻吴庭艳的真正原因不着一字，无非要表明美国本无意造成那样一个局面。200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学家小托马斯·L．埃亨（Thomas L．Ahern，Jr.）根据中情局解密档案编写的《中情局和吴庭艳家族：南越隐蔽行动1954—1963》一书，是迄今为止较为详尽，当然也是较为难得的与政变直接有关的材料，但也隐去了一些关键信息。因此，有关美国推翻吴庭艳的政变的幕后隐情长期以来史实不详。国内学者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也不胜寥寥。著名学者时殷弘在其90年代初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中尽可能地描述了1963年南越政变的大致过程，虽错漏在所难免，但在这之后，难得一见具有价值的讨论。⁽³⁾

毋庸置疑，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构成了美国霸权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挫折，而追本溯源，推翻吴庭艳政权是美国越南政策的一大转折点。在吴庭艳被赶下台的当年，总统约翰逊把倒吴政变称作“我们有史以来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在美国驻南越人数接近20万的1965年，遗憾地叹息道：“我们正在为除掉吴庭艳总统付出代价。”这些说辞貌似检讨，实乃兔死狐悲之感。官方的这种论调也反映在学术讨论中。一些历史学家这样认为，“如果美国继续其‘和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越南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能将有巨大的不同”。例如，拉尔夫·史密斯（Ralf Smith）认为“驱除吴庭艳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很快就完全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范围”，吴庭艳是美国最大的希望，继续实验下去本可以取得美国在冲突中的胜利。其他学者以为，“美国即使不能打赢，留着吴庭艳也不会有其后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如艾伦·海默（Ellen Hammer）就指出，吴庭艳“永远不会同意送来50万美国人在他的国土上打仗”。塞思·雅各布斯（Seth Jacobs）虽然不赞成上述看法，他批评说，“即使是吴庭艳的朋友们在1955—1962年南越进展报告中也承认吴庭艳的国家是个‘永远的乞讨者’，吴庭艳从未能在组织上、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相竞争”，但是，他似乎并不否定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如果再持续试验几年，恐怕维持一个反共的南越仍然需要庞大的美国军队存在”。⁽⁴⁾显而易见，学术研究合着官方政策基调起舞，与之如出一辙。

一般情况下，美国学界与官方的立场是不一致的，尤其在越战研究领域，一贯是持批评态度，并以此为前提对越战的起源展开讨论，形成了对越南战争的主导或正统诠释（predominant or orthodox interpretation），即把美国卷入越南看作“悲剧性的巨大错误”，批评的立场似乎已经很清楚了。但依笔者见却不尽然——“悲剧”这个词的使用看起来很辩证，其实是打圆场的手法，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辩护。对这样的批评，官方在政治上还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学术思潮与官方立场相呼应也就不足怪了。⁽⁵⁾

要搞清楚美国为什么推翻吴庭艳，就要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即美国为什么支持吴庭艳。对此，学者大致有三种解释。第一，最普遍的看法，视美吴同盟为冷战的产物。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依赖法国对付越盟，法国失败撤出印支后，美国需要一个新的代理人，吴庭艳坚定的反共立场对美国是不可抗拒的。

第二，经济动机。尽管东南亚并不是原材料主要供应地，也不是吸纳美国商品的巨大市场，但决策者仍然视该地区对建立、维护全球自由秩序非常重要，尤其对利用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纽带促进核心盟国英国的复兴更感兴趣。

第三，从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角度加以理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承认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他们更看重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借助文化、文学这样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美国关于吴庭艳的关键政策是由种族主义者和东方学者眼中亚洲人需要极权政府这样的设定塑造出来的。他们还认为吴庭艳天主教徒的身份对美国是充满吸引力的。

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在其晚近的著作《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中提出，上述解释尽管论之有据，但无论是单拎出来还是综合起来看都说服力不强，它们都模糊了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意外或偶然性因素。正如弗雷德里克· 洛格沃尔（Frederick Logevall）指出的，结构性解释经常使华盛顿的行动看上去都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其实许多决策，包括那个最具影响力的决策在官僚机构中分歧巨大。⁽⁶⁾赞同米勒主张的学者认为，不能否认冷战深深影响了五六十年代双方的思维，吴庭艳抱有的和美国共同的反共信念是双方建立同盟的基础，然而，他们因遏制共产主义达成的一致并没有阻止美国和吴庭艳政权经常就一系列其他问题和议程产生分歧和冲突，用冷战来解释同盟为什么建立和其后的波折是必须的，但也是不充分的。⁽⁷⁾戴维·埃克布拉德（David Ekbladh）、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和尼克·卡拉瑟（Nick Cullather）等人不无神圣地以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兴趣不是出于冷战，冷战只是给了美国先前力促亚非拉社会转型的努力以新的助力。⁽⁸⁾

美国对外关系史专家早就指出，美国人经常讲他们渴望把南越建成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社会。近来的大多数越战研究者把美国建设南越的活动视为美国在东南亚追求其地缘战略目标的一个边缘演出（side-show）。而米勒与其他人都不同的观点是，建设现代国家的理念和议程在华盛顿与吴庭艳关系的形成、演变和崩解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⁹⁾在米勒看来，美国一厢情愿地努力把南越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结果发现自身的设计经常遭到越南人的抵制，因为后者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因此，1954—1963年的“建国”时期，更多的是美国试图驾驭一个代理人政府。考察这些就需要关注越南人的行为、思想和抱负，当然首先要从吴庭艳开始。

在越战史学史中，吴庭艳是最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的人物。早在1963年吴庭艳被推翻之际，就有评论指出：“几乎关于吴庭艳的著述不是彻头彻尾不负责任地唱赞歌，就是充满偏见的谴责。”⁽¹⁰⁾传统的看法认为吴庭艳是美国的傀儡。尽管陆续披露的材料表明，吴庭艳更多时候置美国意见于不顾，但这种看法仍然持续不减。近来有观点认为，吴庭艳虽拒绝听从美国的建议，但对华盛顿感激涕零，因为华府把他摆放在权力中心；不妥协的同时，他也不能与之抗衡。学者们还一致认为，不管谁该为保证吴庭艳掌权负责，吴本人不过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总之，吴庭艳可能一直是个“自己拉动绳索”的傀儡，但依旧是个傀儡。⁽¹¹⁾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说法视吴庭艳为“传统”的产物。学者们以为，吴庭艳的行为和政策不是由他对华盛顿的依赖决定的，而是由他内心对后进观念的无望追求决定的。吴庭艳是天主教徒，但他对儒家思想由衷地感兴趣。通过把吴庭艳东方化得以说明，他的命运是传统标准、价值观被现代化狂飙横扫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并不都对吴庭艳投以负面的评价，其中一些反倒认为他的传统品质是其最大的财富。米勒就史家对吴庭艳的各种评论一一做了点评，认为他们对吴庭艳的描述都基于错误的假设，从中得出的许多结论也都是错误的。针对“傀儡”说，米勒质疑道：“如果他是傀儡，美国人为什么希望他消失呢？”⁽¹²⁾至于吴庭艳的宗教观念，儒家思想与试图恢复过去几百年的实践毫无关系，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运用宗教教义构建一个他相信适合越南发展的独特方式。吴庭艳1963年的惨败不是源于他决心奉行古老亚洲标准施政，相反，是由于他错误地相信他的建国计划前途光明，相信他正处在壮观的新胜利的门槛边缘。因此，米勒以为，“吴庭艳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探索者和国家建设者”。⁽¹³⁾和米勒一样，雅各布斯也认为吴庭艳不但“不是傀儡，还是和胡志明（Ho Chi Minh）一样，狂热到愿意奉献出所有一切，终而为其国家福祉牺牲了生命的民族主义者”，吴庭艳“的绝大多数继任者身上都有跟他一样的缺点，却很少具备他的优点——勇气、爱国、勤勉，最重要的是无私……他可能不让人爱，但没法不让人尊敬”。⁽¹⁴⁾这些评价已经远不是溢美之词，颇有矫枉过正之嫌，正如米勒自己所言，无论吴庭艳的推崇者还是批评者都不能给予他应有的历史评价。⁽¹⁵⁾

就本书而言，笔者出于两个原因认为吴庭艳的确是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的人物。首先，既不能不顾事实地一味贬低丑化，也不能标新立异转而同情甚至美化，极端都是有失公允的。其次，对吴庭艳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关注是美国越战研究试图突破“美国中心”（US-centric）论的一种表现，是学术创新的需要和必然。这些被称为新生代的学者⁽¹⁶⁾打破“一边倒史学”（one-sided history）⁽¹⁷⁾的学术垄断，努力挖掘越南的材料，展示“战争的越南方面”，包括“西贡背景的人”⁽¹⁸⁾，当然值得肯定。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美国越战史研究总体上还是未能脱离“美国中心”的窠臼，终究还是反映美国人的立场，他们依然一律视越南南方人民革命为“叛乱”，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他们仍然是以美国的价值观为评判标准，反对殖民侵略的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主题在美国的越战史学中是根本不见踪影的。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针对吴庭艳政权的任何探讨都唯叙事层面，而非指向伦理层面，即使有，也只是叹息美国关于亚洲的使命如何悲壮，而从未站在越南人民的立场上——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所谓“越战悲剧”的答案。这也正是美国至今不愿承认是它一手促成了吴庭艳政权的垮台，反倒千方百计遮掩的原因所在，不知道“一个大国为什么会走错路”，⁽¹⁹⁾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本书意图揭示美国颠覆吴庭艳政权的隐蔽行动，但不是一味讲述“美国人的战争”。在美国人笔下，吴庭艳政权被描述得肮脏透顶、黑暗腐败、素质低下，似乎美国要求的改良前景光明。这是言过其实的。即使晚近的研究对吴庭艳少了些偏见，也还是无法不表现美国的高大形象。实际上，美国对吴庭艳政权的种种不满和批评并不是它被推翻的主要原因，美国为达到继续赖在南越、干涉越南的目的就必须“换马”。推翻吴庭艳的政变虽然是美国一手操纵的，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不多。其中，两个问题很关键：

第一，中央情报局在政变中所起的作用。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如此秘密的活动非中情局所不为，事实上，中情局自高层到西贡站自始至终都反对取代吴庭艳，以至于喜好用权的大使难以容忍，挤走了西贡站站长。这场政变也成为中情局历史上唯一一次它极不赞成但必须执行的秘密行动。

第二，佛教徒危机的真相。1963年11月，吴庭艳政权被军人政变推翻前夕，南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佛教徒抗议运动。对集中体现了南越社会矛盾的这场抗议运动，至今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除了吴庭艳在南越施以宗教迫害的内容，再无其他可言说。如果说吴庭艳是越战史中最需要重新审视的人物，那么，长期以来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就是释智广（Thich Tri Quang）。右派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为河内利益服务的代理人，左派学者主张他是致力于和平的宗教领袖。无论如何，释智广“在点燃这场最终导致吴庭艳在1963年11月被赶下台的危机并使其持续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从这点上说，释智广在理解越南战争进程中的重要性几乎被低估了”。⁽²⁰⁾正如著名越战史学者乔治·赫林（George Herring）很久以前就指出的，“美国和南越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汗牛充栋的越战著作中最不成熟的领域之一”。⁽²¹⁾通过释智广和美国官员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信仰，这对理解南越佛教徒运动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可以作为笔者就1963年佛教徒危机提出一些疑问的根据。

首先，释智广究竟是什么身份?那场震惊了世界的西贡街头僧人自焚事件无疑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之后，南越各地连续发生数起僧侣自焚，究竟谁是幕后主使？1963年8月21日，舍利寺遭到吴庭儒（Ngo Dinh Nhu）的武装特务部队袭击一事也存在疑点。舍利寺隔壁就是美国使团驻地，很难说美国事先不知情，即使的确一无所知，袭击开始时为什么坐视显然不利于吴庭艳且最终也使美国自己难堪的局面发生。其次，对袭击事件，吴庭艳知情吗？究竟是他还是吴庭儒下的命令？吴庭艳垮台后，南越佛教徒运动仍然持续了三年，这又做何解释？倘若上述问题不弄清楚，就不能说已有的讨论是严肃的。当然，主要囿于资料的不完整，笔者也未能一一加以清楚论证，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1963年南越佛教徒危机是美国搞垮吴庭艳的一场阴谋。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每每感到，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史学大师陈寅恪主张的“问题意识”。缺乏深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最终只能是无病呻吟，更遑论史学意义和价值。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树立正确的伦理观，明辨事物的是非曲直。美国越战史研究终究还是反映美国人的立场，反对殖民侵略的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主题在美国的越战史学中是根本不见踪影的。前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在小布什政府干涉伊拉克之际曾发出这样的告诫：“……对冲突的过程和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因素，无论美国的力量有多强大，理想有多崇高，它会以超出美国力量和理想的方式塑造其结果。美国外交关系历史学家已令人信服地表达了这个忠告，对拥有一支良好的历史学家队伍的理智国家来说，一场越战当足矣。”⁽²²⁾这可谓代表了美国学界对越战的终极反思。而这里要讲述的历史恰恰与之相对，如故事般充斥着傲慢和阴谋，人们将看见的不是什么美国的“悲剧”，而是越南的斑斑血泪。

(1) Frederick Nolting，From Trust to Tragedy：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Frederick Nolting，Kennedy's Ambassador to Diem's Vietnam（弗雷德里克·瑙尔汀：《从信任到悲剧：肯尼迪派任的吴庭艳时期越南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回忆录》），New York：Praeger，1988，p．XV．

(2) Frederick Nolting，From Trust to Tragedy，p．140．

(3) 国内学界有关这场政变的文章详见本书第244页脚注1。

(4)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Ngo Dinh Diem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War in Vietnam，1950-1963（塞思·雅各布斯：《冷战权贵：吴庭艳和美国越南战争的起源，1950—1963》），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pp．186-187．

(5) 关于美国越战研究的评论参见程晓燕《美国越战研究的学派分野》，《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6)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Ngo Dinh Diem，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Fate of South Vietnam（爱德华·米勒：《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9．

(7) Matthew Connelly，“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马修·康内利：《移开冷战的滤镜：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的南北冲突面面观》），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Vol．105，No．3，June 2000，pp．739-769．

(8) David Ekbladh，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戴维·埃克布拉德：《伟大的美国使命》），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文安立：《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塑造》），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Nick Cullather，The Hungry World：America's Cold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Asia（尼克·卡拉瑟：《饥饿的世界：美国在亚洲反饥饿的严酷战斗》），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9)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2．

(10) Bernard Fall，The Two Vietnams：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伯纳德·福尔：《两种越南：政治和军事的分析》），2nd rev.ed.，New York：Praeger，1968，p．235．

(11) Seth Jacobs，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塞思·雅各布斯：《美国在越战中的奇迹人物》），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26．

(12)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4．

(13) Ibid.，p．15．

(14)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p．188，186-187．

(15)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4．

(16) Lien-Hang T．Nguyen，“Reviewed work（s）：A Bitter Peace：Washington，Hanoi，and the Making of the Paris Agreement by Pierre Asselin”（阮莲杭：《评皮埃尔·阿瑟林〈苦涩的和平：华盛顿，河内及巴黎协定的形成〉》），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Vol．63，No．1，2004 Feb.，p．127．

(17) Herring，G．C．，“Lyndon Johnson's War?”（乔治·赫林：《林登·约翰逊的战争？》），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Vol．21，No．4，1997 Autum，p．649．

(18) David Hunt，“Untitled Review”（戴维·亨特：《未冠题的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Vol．101，No．2，1996Apr.，pp．545-546．

(19) Divine，R．A．，“Vietnam Reconsidered”（罗伯特·迪万：《越战再思考》），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Vol．12，No．1，1988 Winter，p．92．

(20)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詹姆斯·麦卡利斯特：《“唯宗教在越南至高无上”：释智广和越南战争》），Modern Asian Studies （《现代亚洲研究》），Vol．42，No．4，2008，p．751．

(21) George Herring，“‘Peoples Quite Apart’：Americans，South Vietnamese，and the War in Vietnam”（乔治·赫林：《“截然不同的种族”：美国人、南越人和越南战争》），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Vol．14，No．1，1990，p．1．

(22) David Arderson，“One Vietnam War Should Be Enough and Other Reflections o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戴维·安德森：《一场越战已足够及其他有关外交史和外交决策的反思》），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Vol．30，No．1，2006 Jan.，p．17．

第一章　乱世总理

第一节　吴庭艳其人

1963年11月1日，深秋的西贡街头，阳光懒散地透过茂密的树叶撒向地面，空气却令人燥热难耐，街上行人寥寥，世界仿佛沉寂了一般，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也应该没什么大事发生。就在中午时分，城市上空突然飘来一缕电波，消息霎时间传遍了大街小巷。顿时全城鼓炮齐鸣，人们像喝醉了一般，在大街上跳舞，他们把这一天当节日来欢庆。这一切都是因为吴庭艳见上帝去了！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都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西贡只有在一角钱的硬币上还能看得到前总统的肖像了。简直大快人心，黑夜似乎已经过去。一番欢庆宣泄之后，关于吴庭艳政权，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然而，往事并没有烟消云散。

吴庭艳1901年出生于越南阮朝的首都顺化。他的家族来自越南中部，在17世纪受葡萄牙传教士的劝导皈依天主教。这个家族祖上出身卑微，之前无一人获得过高级官职，直到他的父亲吴廷可（Ngo Dinh Kha）通过了科举考试，才得以跻身上流社会。吴廷可受过西式教育，上过天主教学校，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带着成为神父的理想于19世纪晚期回到越南。他的语言能力吸引了刚刚建立的法国殖民当局，担任法国将军翻译，参加过对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的镇压。这个经历再加上他多元的教育背景使他获得了顺化国家行政学院校长的职位。他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年轻的阮氏王朝的皇帝成泰（Thanh Thai）。皇帝视老师为导师和顾问，吴廷可因此被提拔为法院大法官。吴廷可被认为是殖民当局的合作者，但他的内心并不赞成法国的做法，对法国宣称的“仁慈的殖民统治”持怀疑态度。总之，他有自己关于改革的目标。愤怒终于爆发了。1907年，法国人以精神错乱为理由，废黜了成泰皇帝。吴廷可愤而辞官归田，消息传开，反殖民主义者一片欢呼，纷纷称赞其爱国之举。表达对他的仰慕之情的人中有一个后来闻名全世界的年轻人，他叫胡志明。数年后，回忆起这位旧官僚，胡志明说了这样一句越南人的俗语：要赶走皇帝，先得赶走吴廷可。

家庭中，这样一个父亲是命令型的，他对年幼的吴庭艳影响很大。还是孩子的时候，吴庭艳就不爱吃鱼。可是，基督教徒每周五食鱼的习俗在这个家庭里是严格执行的，即使呕吐也必须咽下去。日常生活都如此严苛，更遑论其他。吴廷可对儿子的教育期望颇高。在父亲的坚持下，吴庭艳就读于顺化一所法国天主教小学。这所学校教授法语、拉丁语和古汉语。吴庭艳很快掌握了三门语言，学习刻苦勤奋，部分动力源于和两个哥哥的竞争。大哥吴庭魁（Ngo Dinh Khoi）长吴庭艳十岁，模仿父亲，学习行政，准备进入政府。二哥吴庭叔（Ngo Dinh Thuc）选择了父亲放弃的教职。吴庭艳一开始也想和二哥一样，十几岁时奉献于信仰的勇气表露无遗：每天都用数小时沉思和祈祷，即使后来不披长袍也一直保持这个习惯。15岁时，他继二哥之后，也进入广治一个神学院。但是，在几个月后就因那里的规矩太严而离开。在中学将要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而获取奖学金前往巴黎攻读神学，但他最终放弃了成为神职人员之路，前往河内，就读于行政学院。他一生中仅有一次陷入爱情，爱上了一位老师的女儿。由于她进入修道院，吴庭艳终身未婚。

1921年，吴庭艳以一等成绩毕业，继长兄之后成为一名公务员，担任承天和邻近的广治省的地方长官。十年中，他升职迅速，1930年，就在其30岁生日前夕，吴庭艳做了图富省的省长。他和法国军队合作，镇压了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次农民暴动。在暴力事件中，许多村民遭到抢劫和屠杀。其反共信念之深仅此一事足以证明，这也使他获得了平顺省——南方一个更大、人口更多的省份的省长之位。吴庭艳平步青云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关系，即兄长吴庭魁与内阁领袖、天主教徒阮友湃（Nguyen Huu Bai）之女的联姻。吴庭艳的宗教与家族背景给阮友湃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一个因素就是，20年代发展起来的越南天主教政治的推动，尤其是越南宗教界晚近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

一战后不久，罗马的高级宗教领袖在殖民地的宗教管理层中采取本土化政策，最终在30年代使一些人第一批获得越南主教的职位。本土化对越南宗教精英来说不失为一种摆脱殖民地政府和清洗跟法国当局合作这一污点的途径。天主教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阮友湃。和吴庭艳父亲一样，他对法国拒绝给予越南更大的自治感到不满。自吴庭艳进入官僚部门，他的政治命运就和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吴廷可死后，阮友湃尤为提携吴庭艳。1933年5月，法国殖民当局罢免了阮友湃的职务，但为了安抚他，又把与他关系密切的吴庭艳提升为内政大臣。得到任命后仅两个月，吴庭艳辞职了，并给保大（Bao Dai）皇帝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这些举动在河内和西贡亲阮友湃的报纸上被连篇报道，不管是不是天主教徒，都立刻把吴庭艳的辞职与其父20年前的举动联系起来。吴庭艳作为殖民当局的行政官员的生涯结束了，但作为天主教领导人和民族主义者声名鹊起。

辞职后，他仍住在顺化，并没有过起闲云野鹤的日子，作为阮友湃一派的成员继续参与法院政治，对法国人及越南亲法派惯以抨击的态度。以至于法院干脆剥夺了他的待遇，同时对其进行密切监视。在顺化，还住着一位让吴庭艳敬重的革命家，他就是著名爱国运动家潘佩珠（Phan Boi Chau），和后者的友谊对吴庭艳的思想影响尤为重要。

1904年5月，潘佩珠发起成立越南维新会，其宗旨是恢复越南独立。潘佩珠撰写了《越南亡国史》《海外血书》《哀越吊滇》等反法文章，1905年年初赴日本，先后结识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受梁启超、孙中山影响颇深；也与大隈重信、犬养毅、宫崎滔天等人有联系，以后多次来往于日本、中国之间，并秘密联系越南国内反法分子，组织青年学生赴日留学，掀起著名的东游运动。1908年11月间，日本政府下令解散越南留学生组织。潘佩珠和旅日的中国、朝鲜、印度、菲律宾等国革命者成立东亚同盟会；又与中国云南、广西留日学生组织桂滇越联盟会，以相互支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1909年，潘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来到广州。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越南光复会于1912年2月成立，潘任总理，光复会经常派遣成员携带武器回国活动。1925年6月，潘佩珠在上海被法国特务绑架，押解回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判他死刑，但又不敢执行，就将他软禁在顺化，在那里这位革命家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5年。吴庭艳敬重作为革命家的潘佩珠，但更钦佩他的儒家哲学思想。两人经常讨论孔孟思想对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适切性。潘呼吁建立新儒教经文学校，经常和越南知识分子讨论复兴儒教的问题。他的主张受到一些批评，批评者认为儒家思想已经过时，另一些人虽捍卫儒家思想，但仅限于视之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吴庭艳完全赞成潘佩珠的理念，依其天主教徒身份而言，这不能不说有点怪异，也让人不能不怀疑他对潘的崇拜追随是不是政治上的利用，即利用潘的声望为自己做些点缀。然而，吴庭艳成长过程中的确受到父亲的影响，后者作为天主教徒每天早晨带领全家去望弥撒，但他确信他的儿子们也应当受儒家思想熏陶，吴庭艳接近潘也显得很自然，不能完全说是惺惺作态。这个资深反殖民主义活动家赞扬这个忘年交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¹⁾

尽管反殖民主义情绪在印支如火如荼，但法国殖民当局的末日似乎还遥遥无期。如果吴庭艳要找到回归政治舞台的途径，他不仅仅需要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和信念，他还需要同盟，这条路比他预计的要漫长而艰难得多。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印支内部的政治形势正发生剧烈的变化。1940年7月，日本提出借印支北部用作与中国交战的驻扎区，法国面对这一最后通牒感到沮丧却别无选择。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既无手段也无决心与日本在印支交战，勉强接受了这个要求。作为回报，日本同意法国殖民当局维持现状，这个不寻常的安排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对吴庭艳和其他许多越南民族主义者而言，日本的到来是挑战法国的新机遇。

日本国内反对维持法国在越南统治现状的人自诩为理想派，希望尽快取代法国，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新的越南国，因此极力笼络一些越南人，他们选中的目标是一个流亡在日本的老亲王——刚第（Cuong De）。吴庭艳长期以来视日本为渴望摆脱法国统治的越南的榜样，他认为日本理想派的目标跟自己的目标一致，便主动向日本靠近，并试图与刚第亲王组成联盟，尽管他还没有与之见过面。吴庭艳还创建了一个秘密政党：大越复兴党。1944年夏天法国人发现这个政党的存在时，宣布吴庭艳为颠覆分子，准备逮捕他。吴乔装成一名日本军官逃到西贡，在日本的军事保护下生活了几个月。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绝望之下，理想派准备搞一场政变，扶植刚第亲王坐上皇帝宝座，让吴庭艳担任总理。懦弱无能的保大接受了日本人的“推举”。但吴庭艳又一次拒绝了，保大任命吴庭艳本就勉强，索性顺水推舟任命了另一人。吴庭艳后悔这个决定已经迟了，他自以为以退为进是一步好棋，却错失了谋求了那么久的一个机会。⁽²⁾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起码得以避免了卖国贼的污名。然而，这种自作聪明不是一时兴起，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是其性格使然，为他后来惨死埋下了伏笔。

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³⁾成立，作为领导越南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越盟决不会同意老牌殖民主义者法国重返印支，双方遂举行谈判。至1946年年底，谈判破裂。面对这一形势，吴庭艳等非共力量既不希望看到一个恢复起来的殖民政权，也不愿加入越盟，幻想充当第三支力量。整个40年代，吴庭艳都在暗中试图整合这股力量，却收效甚微。这其中固然有法国殖民当局的破坏，但更重要的是，吴庭艳所能聚拢的主要是天主教徒。越南天主教徒很多都是亲法的，特别是上层，不少人还具有法国国籍。相比较而言，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⁴⁾，越南乃至整个印支的民族解放已经深深打上了共产主义的烙印。吴庭艳不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局面，就是自以为能与之一较高下。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挖越盟的墙脚。吴庭艳曾被越盟抓住，关押在偏远的山区长达数月，1946年年初被送到河内，见到了胡志明。吴庭艳无法忘记自己的大哥是被共产党处死的，于是会面不欢而散。但令他意外的是，共产党居然释放了他，根据越盟的资料，这么做是考虑到他作为反法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此后，吴庭艳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待在河内，和越盟甚至北越政府官员保持接触，目的就是挑唆他们叛变。有传言说，吴庭艳成功地使越盟南方高级军事指挥官阮平（Nguyen Binh）叛逃了。

吴庭艳稍后搬往西贡地区，和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永隆教区担任主教的二哥吴庭叔住在一起，兄弟二人共同创立了越南民族联盟。该联盟分别在河内和西贡各资助一份报纸。此时，正和越盟作战的法国谎称只有在被称为法国联邦的框架下，越南才能获得独立。保大在八月革命后流亡香港，法国殖民当局需要一个傀儡，希望吴庭艳劝说保大回归。吴庭艳设计了一个就越南独立问题跟法国谈判的方案，两次跑到香港阻止保大听从法国安排。他这样对一位朋友评论道：“法国是法国，越南是越南，为什么要把越南留在法国联邦内而把问题复杂化？”⁽⁵⁾软弱的保大还是和法国签署了《下龙湾协议》。吴庭艳认为这不过是殖民主义换了名称而已，失望至极，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鼓吹在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至此，法国和越盟都确信，他不可靠，都视他为对手。1950年，他被越盟缺席判处死刑，而法国也拒绝保护他。吴庭艳被迫离开越南，他继续打着第三支力量的旗号，可这要成为现实比之前更遥不可及。

第二节　流亡美国

吴庭艳流亡海外的第一站是日本，他第一次见到了刚第。这个年迈的王室成员听到吴庭艳尊称他为陛下，竟老泪纵横，恍惚间做起了回归梦。他是阮朝末期的宗室，由于祖先阮福景倾向于基督教，阮福景一系的皇族一直被认为有亲法国的倾向。刚第的父亲阮福英濡曾两次被殖民政府圈定为傀儡皇帝的候选人，英濡去世后，刚第袭封为畿外候。但他却与潘佩珠等越南独立运动领袖认识并来往甚密，化名参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为此，几乎一生都在颠沛流亡中度过。日本军国主义溃败前夕，曾暗中支持刚第夺取皇位，其后日本于1945年8月向盟军投降，越南政治动荡，刚第则一直寓居日本。吴庭艳无法再把眼前的昔日皇亲当成政治盟友。不久，刚第就病死在日本。就在此时，一个美国人对吴庭艳产生了兴趣，他叫韦斯利·费希尔（Wesley Fishel）。作为东亚比较政治的专家，费希尔鼓吹反共、反殖民主义以外的第三种力量，呼吁华盛顿要支持第三种力量。他认为殖民主义正在消亡，对西方来说要保持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就必须与致力于民族解放的反共运动结盟，费希尔同时还为美国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工作。

然而，吴庭艳来此不是为了与费希尔碰面。刚第病逝，吴庭艳心愿既未达成，又将注意力转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身上，后者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小个子越南人。在麦克阿瑟那里吃了闭门羹，吴庭艳这才想起了费希尔。在朋友的安排下，吴庭艳与费希尔碰面，通过这个在美国政府中担任顾问的教授，他相信自己将会深入美国学术界乃至政界，之前的种种沮丧一扫而空。吴庭艳和二哥本来已决定行程的下一站是美国，现在更明确了。吴庭艳不无投其所好地表示，他与共产主义势同水火，由于法国拒绝同意给予越南真正独立，反倒给了越盟机会。费希尔断定，吴庭艳正代表了美国需要的第三种力量，如果能有像吴庭艳一样的人替代胡志明和目前巴黎那帮给钱就什么都干的家伙，那么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就会蒸发掉。因此，他催促吴庭艳到华盛顿谋求支持。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使华盛顿闻“共”色变，甚至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⁶⁾对吴庭艳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们见到了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但是，吴庭艳表现软弱，“最无法令美国人动容的是吴庭艳和其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潜质”，其貌不扬，不善交际，总之，毫无魅力可言。吴庭艳给美国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糟糕，不再有其他重要官员接见他。不过，他还是得以拜访当时最有政治能力的神职人员枢机主教弗兰西斯·斯贝尔曼（Francis Spellman），此人人脉极广，上至联邦、各州，下至区县，总统、议员、州长、市长乃至国际名流，没有他触及不到的地方，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他在曼哈顿的府邸，人称“权力中枢”。斯贝尔曼30年代与吴庭叔一起在罗马求学，一直对越南极感兴趣，1948年第一次到西贡去，就是为领导对越盟的抗议。这次经过二哥牵线，吴庭艳与斯贝尔曼成了朋友，但是没有立即得到这位大佬的解囊相助。不过日后，此人成了吴庭艳最重要的美国鼓吹者之一。

美国这扇门没有为吴庭艳立即开启，兄弟俩转赴欧洲，教皇皮乌斯十二世会见了吴庭艳，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吴庭艳转回巴黎，继续游说。其间，他给保大去信，表示他愿意接受“越南国”首相一职，前提是要授予他挟制各地方省长的权力。这个要求比之前的已经降低调门了，但保大此时根本不予理睬，拒绝与之见面。到1950年12月底，吴庭艳依旧两手空空，越南还是回不去，便决定再赴美，赌赌运气，反正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⁷⁾1951年1月中，国务院官员、负责越柬老事务的罗伯特·霍伊（Robert Hoey）同意会见吴庭艳，后者“极尽能事要使美国决策者迫不及待地处理亚洲棘手的事态”。首先，吴庭艳描绘了胡志明和毛泽东联手将印支国有化的前景，让美国人确信亚洲共产主义是庞然大物，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对立在目前东西方较量的背景下已经微不足道。其次，吴庭艳表示，法国的“保大牌方案”根本就是把印支让给越盟，只有一个既不和法国合作，也不与共产主义为伍的越南领导人才可能成功建立一个抗衡胡志明的政府。⁽⁸⁾不久后，他被安排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见面，因为先前韦伯对他的评价，艾奇逊本打算敷衍他一下，但可能这就是先抑后扬之效，艾奇逊发现吴庭艳还不是那么糟糕。吴庭艳开始引起了美国核心决策层的注意，从这刻起，他在美停留下来，直到1954年。

50年代，与吴庭艳会面的美国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国务院、国防部对他无甚印象；其他人则乐观些，他们来自国会、新闻界、学术圈，大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中还包括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第一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这些吹鼓手眼中，吴庭艳具有的最明显品质就是其坚定的反共立场。如果标榜反共是由衷的，那么，他高举天主教徒身份就是策略了。在和神职人员打交道时，他总是把越南天主教徒说成是印支最可靠的反共组织。少数美国官员，不乏已经在西贡供职的，不无先见之明的担心——吴庭艳的天主教主义阻碍他在一个地域分野深重，大多数人口还不是天主教徒的国家聚集支持。⁽⁹⁾吴庭艳似乎也意识到天主教徒身份是把双刃剑，所以，他几乎总是把目标放在非天主教徒的听众身上。

吴庭艳游说的三大支柱，除了反共、宗教以外，就是他踩着二战后美国思想界一个关键的神经：关于发展的理念。吴庭艳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正是外援预算扩大，华盛顿对海外发展兴趣正浓之时。美国对去殖民化国家的援助项目的膨胀和美国越来越相信运用技术和专业知识改变和提升外部社会的能力是携手并进的。吴庭艳敏锐地觉察到，越南和美国的同盟不会仅以地缘政治为基础。因此，他以一个进取的改革者面目示人，这个改革者相信，美国的援助和专家（企业）对越南后殖民的未来将起到突出作用。为了让美国官方能听到他有关美国对越南援助的见解，吴庭艳找到费希尔，后者此时任职密歇根州立学院（不久后改名大学，以下简称密大）。这个大学是美国几所负责管理政府主办的援助冷战同盟国计划的大学之一。1951年，吴庭艳到达时，该校正参与政府对哥伦比亚、巴西的援助项目，他呼吁美国支持越南农业、公共管理、商业管理和其他各事项，受到热情的响应。在费希尔的安排下，吴庭艳作为董事进入密歇根大学。1952年，费希尔在给美国互助安全局的信中概述了援越项目，这项计划是建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一些想法显然是来自吴庭艳的建议。尽管这份建议当时不了了之，但1954年吴庭艳返回越南后，又被重新拾起。吴庭艳仍不满足，他把触角伸向美国学界，到处发表演讲，声称只有“自由世界”能够拯救越南，需要美国帮助建立既反对越盟又反对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政府。这帮助他赢得了自由主义学术圈的压倒性支持。此时的美国正来到一个“知识行动起来”的时代，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各界学者奋力把思想转变为政策，而不仅仅只在象牙塔内为知识而制造知识。

流亡期间，吴庭艳未能获取美国官方支持，直到在美最后一段时间，他才获得了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青睐，与一些政界领袖的交往为他带来了希望。美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1952年夏天到亚洲转了一圈，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了吴庭艳这个人。同年秋天，吴庭艳见到了道格拉斯，后者欣喜地发现吴庭艳关于民族主义和反共的社会改革的观点与美国的亚洲政策完全一致。他把吴庭艳引荐给素有民主党党鞭之称的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和中情局副局长罗伯特·艾默里（Robert Amory）。在1953年4月的一场鸡尾酒会上，道格拉斯站在艾默里身边，告诉他，“你知道谁将在越南为你做出安排吗？他现在就在这个国家——他叫吴庭艳”。⁽¹⁰⁾道格拉斯为吴庭艳做出的最重要的一项安排就是和民主党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的会面。此人在进入国会前，是研究亚洲历史的专家，鼓吹印支地区的重要性。1953年5月8日，曼斯菲尔德受道格拉斯邀请出席在最高法院大楼举办的午餐会，吴庭艳当然也接到了邀请，这是其流亡美国的转折点。参加宴会的人还有约翰·肯尼迪，斯皮尔曼和不久之后成为众院外委会主席的共和党议员克莱门特·扎布洛基（Clement Zablocki）。在他的听众们面前，吴庭艳做了一次“动人”的演出，以1946年跟胡志明的会面开始了他的讲述。他宣称“越南的麻烦是在共产主义和法国之外没有丝毫号召力”，而他可以成为那个号召力，他领导下的独立的越南将会实现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但是他需要美国人帮助走上那第三条道路。⁽¹¹⁾曼斯菲尔德后来回忆说，吴庭艳离开时，他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什么人能够驾驭南越，那么一定是像吴庭艳这样的人”。⁽¹²⁾吴庭艳此刻获得的不过是美国人的某种肯定，口惠而实不至。如果要找到返回政界的道路，吴庭艳认为是时候离开美国去找保大了。接下来的一年里，为他的回归提供关键动力的不是那些美国吹鼓手，而是留在越南的那些支持者，这当中要首推他的兄弟吴庭儒。

第三节　回归之路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吴庭艳流亡期间对越南大小事务失去接触，对世界整体形势，尤其对印支政治不熟悉。如果这样说的话，他已经有21年不担任公职了。可事实表明，吴庭艳从未真正退隐，而且拥有便捷的途径保证他对各类动向的了解，至少不用担心法国警察拦截信息。如前所述，他的家族在越南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吴庭艳排行第三，两位兄长特别是二哥吴庭叔的天主教会背景为其重要的依托。20世纪20年代，吴庭叔一直在罗马研究神学，与世界各地天主教徒结成了朋友。1938年5月，他担任了主教，是获得这个职位的第三位越南人。在公开演说中，他必然提到已故的父亲。吴庭艳还有三个弟弟，年龄相仿，但性格差异颇大。吴庭瑾（Ngo Dinh Can）是兄弟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基本就没离开过顺化，性情残暴，而吴庭练（Ngo Dinh Luyen）见多识广，通晓几种语言，在欧洲展开活动，充当吴庭艳的顾问，有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保大对话。吴庭儒排行老四，既不像瑾那样守旧，也不如练那般优雅，更未追随兄长们参与到法院政治中，30年代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学习，先取得了文学学位，后在巴黎著名学府学习图书馆学和古文字学，30年代末回到越南，1945年获得河内国家图书馆的高级职位。越南八月革命后，吴庭儒涉足政坛，卖力地动员天主教徒支持吴庭艳。1947年到1948年，他协助吴庭艳，却未能改变保大方案，保大从香港去欧，他跟随身后继续游说这位君主，同时动员在法国的越南留学生和工人支持吴庭艳。尽管吴庭儒如此活跃，但和他的兄长们比起来还是低调的，返回越南后和其妻陈丽春迁居到越南南部的达莱。在那里，他和一些知识分子建立学会论坛，吴庭儒认为自己和兄弟们不一样的是，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他对法国天主教思想家伊曼纽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的人格主义哲学颇感兴趣。

30年代初，大萧条使穆尼埃批判自由资本主义，尤其是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认为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疏远和剥削。这位思想家也一样批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集体性的强调。穆尼埃预言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因此将兴起，在这个秩序下，个人需求和社会繁荣都将各有其位，而无须任何一个变成社会政策的唯一中心。他主张，这个新的秩序是围绕一个他称之为“人”的概念而组织的。人类存在不仅仅是经济术语、社会政策和实践，而是精神需求和物质需要的协调。穆尼埃的人格主义思想对当时的许多知识青年具有相当的影响，这段时间，吴庭儒正在法国就学，认识了穆尼埃，为他的哲学所打动。然而，吴庭儒的理解后来被证明是很片面的，他真正接受的仅仅是其中反共和反西方民主的因素，经过他的改造、包装，服务于吴氏专制统治的“人格主义”被高高挂起。吴庭儒当然不是醉心于研学，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他在意识形态宣传和协调方面的才华远不如胡志明和其他共产党领袖，他的最佳才能区是从事秘密活动。⁽¹³⁾吴庭儒之所以深得吴庭艳的欣赏和信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建立了一个颇为神秘的组织，在吴庭艳上台后进一步发展为控制南越政治的工具，这就是长期以来像谜一般存在的“革命人格主义工人党”，简称勤劳党（Can Lao Party）。

该党是1953年由吴庭儒和一些知识分子筹组的，办杂志，搞研讨会，阐发人格主义思想，看似与政治无关，实则是吴庭儒的一种政治投资。在组织内部，影响紧随他之后的是陈国宝（Tran Quoc Buu），此人乃越南重要的工会领导人。40年代末，劳工运动处于非法状态，1952年才获得合法化，越南劳工联盟隶属于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国际基督教贸易联盟。大约就在此时，他被介绍给吴庭儒，成为创建勤劳党的成员之一。而吴庭儒也借此掌握了南越最大的工会组织。勤劳党正式成立是在1954年8月，随即被吴庭儒一人掌握，此时吴庭艳刚刚就任总理不过两月。但吴庭儒实际上也只控制以西贡为中心的南圻，中圻组织由吴庭瑾掌管。勤劳党的入党誓词是，必须毫无保留地效忠于吴庭艳兄弟，且党徒身份保密，内部实行等级集权制，如此一来，该党完全处于吴氏兄弟控制之下，通过渗透到各权力岗位来控制政府，确保对吴庭艳的绝对支持。勤劳党还渗透到军队，军官的升迁不唯能力，唯一的标准就是忠诚，并为此建立了秘密特务系统。吴庭儒在思想上也是兄弟中最接近吴庭艳的，后者的社会政治观本质上是东方专制式的，其理想的国家模式为：最高统治者行使万民之父的职能，维系全国的伦理纲常，他是上天和人民之间的中介，统治的行为必须合乎礼规；他以恢复旧社会为己任，立意使之不被西方腐化的影响毁坏。这与吴庭儒的所谓人格主义精神毫无二致，所以，尽管吴庭儒并无官职，名为政府顾问，但其对吴庭艳的影响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了。兄弟两人不仅仅是血缘关系，更被美国人视为政治上无法分割的关系。而在吴庭艳回归过程中，吴庭儒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3年初夏，吴庭艳移居比利时，此时距离他踏上回归之路仅一年的时间。就在这时，法国提议和印支联邦成员国进行新一轮谈判。四个月前，法国总理梅耶、外长皮杜尔在华盛顿拒绝作出完全放弃法国殖民目的的保证。对法国在给殖民地以完全独立性方面的拖延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刚刚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极为反感，其认为法国不必要继续保持它的殖民地，因为这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更关键的原因是，这个态度“只能有利于共产党人提出这种论调，即这场战争是一场维持殖民主义的战争”。⁽¹⁴⁾如果法国需要美国帮助分担，就必须做出明确而公开的许诺，一待取得了军事胜利，就立即给予印支三联邦国家独立和自决的权利。

吴氏兄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由吴庭儒提议召开以反共为名的团结大会。一些以往支持保大的人纷纷同意参加，还有一些虽反共但不支持保大的也参加进来，会议就在平川帮（Binh Xuyen）的堤岸总部举行。1953年9月5日，代表们签署声明，坚决声讨保大的渐进政策。但仅仅两天就偃旗息鼓，因为代表们各怀鬼胎，所谓团结大会真是讽刺之极：平川帮头目黎文远（Le Van Vien）希望抬高自己的政治资本，意识到打错了算盘，提前结束会议，还有一些人担心对保大批评过头，精明的吴庭儒则意识到需要和最反保大的人保持距离。团结大会召开引发保大回应，他在巴黎宣布将在西贡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吴氏兄弟及其追随者有意缺席会议，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只会有利于保大。然而，这次大会通过决议，拒绝加入法国联邦，赞成越南完全独立，独立后的越南不会以目前的形式保留在联邦内。更出人意料的是，不多久，保大邀请吴庭艳出任内阁总理。这是吴庭艳流亡四年来，他们头一次面对面。⁽¹⁵⁾

此时，第一次印支战争的局面对法国越来越不利，在和越盟较量到第七年的时候，法国大约伤亡了15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或死亡或失踪，大约消耗了50亿美元。虽然美国“已经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援助法国人，然而，他们仍在败退”。⁽¹⁶⁾法军被围于奠边府之际，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保大缺乏领导才能和动力，他宁愿在欧洲的一些矿泉疗养地消磨他的大部分时间，也不愿意在他的国土上领导军队作战。一位法国人曾经对艾森豪威尔说，“越南所需要的是另一个李承晚（Rhee Syngman）”。⁽¹⁷⁾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吴庭艳。但他如以往一样拒绝了保大的邀请，“理由是不能容忍军事指挥权仍留在斗志低沉的法国手里”。随着奠边府陷落，法国于1954年6月4日同保大政府签订独立与合作条约，吴庭艳认为登台时机终于到来，在迫使保大同意让他执掌军政全权后，他接受了任命。

关于美国在促压保大选择吴庭艳这个问题上起了什么作用，有各种猜测，包括越南院外集团说，国务院甚至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本人游说保大说，及中情局的秘密活动说。然而，上述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仅就国务院的影响而言，到1954年5月之前，杜勒斯和国务院的其他人最多也就是“模糊地意识到”吴庭艳的存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反对吴庭艳，主张换马的力量主要来自这里。即使到了1955年5、6月间，吴庭艳收服各教派武装、消灭平川帮、任职一年之际，西方对其仍然表现得不甚熟悉。英国驻西贡大使史蒂芬森给伦敦的信函中写道：“我们希望他就是一个执行我们所相信的对拯救这个国家来说是必须政策的人……我们对这一政策信仰反复重申，最近的一次是在巴黎召开的三国讨论会……对吴庭艳，根据其性格，分析其行政记录将有助于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政策实施的前景如何。”⁽¹⁸⁾既然如此，美国国务院怎么可能在1954年前游说保大促成吴庭艳上台呢？然而，关于吴庭艳当上总理是由于美国幕后操纵一说在越南战争史学史中依旧是个被认定的话题。抛开证据不论，这一看法忽略一个关键事实：到1954年春天，保大已经有不得不选吴庭艳的理由。部分原因是，法国意志消沉，保大希望得到也必须得到外部大国的支持，自己需要一个总理，吴庭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美国中情局1953年的一份报告写道，吴庭艳是“一个热情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世界的朋友”。⁽¹⁹⁾更重要的原因是，越南的政治形势是在吴氏兄弟影响下发生的。“吴庭艳在促成保大回到越南担任国家元首的战后谈判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当他感到保大政府不能实现越南的国家目标时就又离开了。”⁽²⁰⁾保大无疑是法国的傀儡，他对此虽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索性躲到一边声色犬马，而吴庭艳又再度流亡。流亡期间，有关他的行踪时不时出现在越南媒体上，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越南民族主义者的谈话中。一小批仍留在越南的追随者和他的家族致力于塑造其正直、爱国和坚定献身民族事业的声望。保大在其回忆录《安南之龙》里说，吴庭艳在民族主义阶层中赢得的声望和荣誉是他决定委任吴庭艳的关键原因，“从我和吴庭艳的接触来看，我知道他难对付。我也知道他狂热的、救世主一般的个性。但目前局势下，别无更好的选择。美国人知道他，欣赏他的固执。在他们眼中，他就是那个合适的人，华盛顿不会吝啬支持他。由于（艳）过去的经历，由于他弟弟作为‘民族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的存在，他得到了最坚决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最后，因为他的顽固和狂热而寄望于其抵制共产主义。确实，他是适合目前局势的最佳人选”。⁽²¹⁾保大所言大体是符合事实的。因此，说吴庭艳没有美国支持就不可能登上总理之位的看法即使不能说是谬论，也属夸大之词。吴庭艳流亡美国是其本人和其家族苦心经营之旅，他们为重返政坛筹划了多年，是有备而来的。当法国撤离之时，美国必然要介入印支，吴庭艳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美国也需要推进其利益，双方各取所需。

1953年5月，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国务卿沃尔特·B．史密斯（Walt B．Smith）指出，“印度支那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²²⁾总统本人更认为，失掉印度支那将是灾难性的，他确信“假如在战争进行期间举行选举的话，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投票赞成共产党胡志明来当他们的领袖，而不是国家元首保大”。⁽²³⁾即使不是吴庭艳，美国也需要扶持一个足以抗衡胡志明的人，而在曼斯菲尔德等人的影响下，行政当局认为吴庭艳是值得支持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试验性质，即“如果此项试验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内’奏效，就将另立替代者”。⁽²⁴⁾这是1954年9月，史密斯同法国主管印支事务的内阁部长居伊·拉尚布勒（Guy La Chambre）达成就支持吴庭艳的书面谅解时，对法国所做的一个口头让步。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多少看到吴庭艳的严重弱点，对他能否成功没有把握。然而，客观地说，不是吴庭艳是否拙劣的问题，各种极为危险的形势任谁都是回避不掉的。当时的西贡军政混乱，内讧无休止，吴庭艳踏进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他成功的希望比在和平会议上得到一个有利的结果还要黯淡，唯一似乎可以确定的事就是，他干不了多久就得卷铺盖走人，就连他最忠诚的支持者也承认，他在政治上不被击溃的机会很渺茫。

首先，法国人敌视吴庭艳，甚至在暗中破坏西贡政府。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还不是最棘手的，吴庭艳的敌人远不止一个法国。在这块土地上，法国殖民统治已过百年，一般越南人对法国人深恶痛绝，反抗也从未停止，报复性事件时常发生。但是消除殖民统治带来的影响绝非易事。越南当地上层与法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越南共和国军队参谋长阮文馨（Nguyen Van Hinh）是亲法分子，妻子是法国人，他本人也入法国籍，其父阮文三（Nguyen Van Tam）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亲法派。阮文馨竟然公开表示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背叛遥远的祖国无法想象。”⁽²⁵⁾吴庭艳上台后，他处处与其作对，甚至企图发动政变。即使吴庭艳后来成功驱逐了阮文馨，在政府里还有不少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是亲法的。此外，还有一批实力不可小视的武装集团盘踞各地。在第一次印支战争期间，它们时而和越盟合作，时而投靠法国。高台教跟和好教（Hoa Hao）是其中两支主要的教派武装，对它们进行收编也会困难重重。抛开别的因素不论，它们内部派系众多。和好教在其创立者黄莆初（Huynh Phu So）死后，分裂成四派，相互厮杀。对吴庭艳威胁最大的是陈文帅（Tran Van Soai），此人脾气反复无常，但他很有眼光。他将指挥部设在芹苴（Can Tho），这是位于湄公河三角洲上的城市，这里的人们靠水吃水。这样，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切断通往西贡的粮道。即便吴庭艳有办法使陈文帅中立，还得面对巴剪（Ba Cut）——他曾自断手指，拒绝与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人合作，宁愿花钱也要保证地盘不受染指。第三支力量为山地土著，占据中央高地，世代定居在此，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化群体，拒绝接受政府权威。法国统治时期，允许他们保持充分独立，此时他们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新总理就交出由来已久的权利。

图1-1　南越新任总理吴庭艳和保罗·厄利将军观看法国三色旗缓缓落下，同时，南越红条纹黄旗升起，标志法国在印支统治的终结，1954年。（Bettman Corbis）
图片来源：《冷战权贵：吴庭艳和美国越战起源，1950—1963》。

在西贡，还有一个更难对付的人，这就是控制了大半个西贡的平川帮头目黎文远，号称西贡的主人。平川帮是西贡最有势力的黑社会组织，武备精良，背后有法国人撑腰，以向保大提供巨额开销换得西贡—堤岸的市警察局和公共安全署的控制权。吴庭艳回到西贡之时，这里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警察部队、民间武装游击队、各教派武装以及从北方撤下来的东京民兵等都各自为政，聚集在西贡—堤岸四周，甚至两条街道之间也分成了不同的防区，这些给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而事实上，在政府和军队中也有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时任中情局西贡站副站长的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后来回忆说，吴庭艳“控制的不过就他自己的那点地方”。⁽²⁶⁾令不出府，吴庭艳政权“代表着零”⁽²⁷⁾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在这种境况下，谁来当这个总理都是试验。与其说吴庭艳是美国人的傀儡，不如说他是美国人的试验品，后者在他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

(1)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27．

(2)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1．

(3)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1945年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时使用的国名。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国名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4) 转引自［英］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2页。

(5)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4．

(6) ［美］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第571页。

(7)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28．

(8) Ibid．

(9) FRUS（《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1，Vol．Ⅵ，Washington，D．C．：GPO，pp．359-361．

(10)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31．

(11)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32．

(12) Ibid．

(13)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46．

(14) ［美］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樊迪、静海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10页。

(15) 1949年3月8日，保大和法国总统奥里奥尔签署了《三八协定》，确立了越南独立与统一的方针。但根据这一规定，保大领导的越南将继续留在法兰西联邦内，法国还通过该协定获得了外交监管权、领事裁判权、顾问聘用权、驻军权及经贸等一系列特权，可见复出后的保大仍是法国的傀儡。1949年4月27日，保大从香港回到西贡，6月14日，保大宣布建立越南国临时政府，取代“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国”，并就任越南国家元首兼首相。掌权不到一年，保大便于1950年1月将首相之位移交给高台教（Cao Dai）主教阮攀龙，而他本人则仅挂有“越南国家元首”的虚衔。

(16)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420页。

(17)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457页。

(18) DF 1018/262，No．49，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Vietnam，Mr．Stephenson to Mr．Macmillan，（Received June 18），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Ⅴ（1951-1956），Series E，Asia 1955，Vol．9（解密档案1018/262，第49号，《越南的政治发展，史蒂芬森致麦克米伦，英国外交文献第5卷（1951—1956），E系列，亚洲1955第9卷》），p．106．

(19) Indochina，Ngo Dinh Diem，President，Vietnamese Council，Confidential Files，1953-51（《印度支那，吴庭艳总统，越南委员会，机密档案1953—51》），CIA-P-48657，p．4．

(20) Ibid.，p．2．

(21) Bao Dai，Le Dragon d'Annam（保大：《安南之龙》），Paris：Plon，1980，p．329．

(22)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218页。

(23)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457页。

(24)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19.（关于美法两国1954年9月27至29日会谈纪要，参见FRUS，1952-1954，Vol．XⅢ，part 2，p．2080ff.）

(25)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90．

(26)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62．

(27) 蔡佳禾：《亚洲冷战与冷战后国际问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第二章　剑指南越

第一节　彼岸“来客”

1951年11月，在吴庭艳于美国停留一年半的时候，一个名叫艾伦·格里芬（Allen Griffin）的美国援助官员在东南亚的旅程中停留印支。18个月前，他率领一个国务院特殊使团赴越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格里芬小组搜集到的信息一直是美国对包括法属印支联邦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内的当地政府进行经济援助的依据，现在他回来看看这些援助的效果怎么样了。他在越南看到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担忧。在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他抱怨陈文友（Tran Van Huu）政府缺少活力和大众领袖，而且对改善农民的普遍福祉的积极措施漠不关心，已经奄奄一息。它“根本没有群众基础，因为无法惠及民生而得不到广泛支持”，格里芬还预判说，“只要得到法国支持的‘独立领袖’不过就是从外国官僚变成了土生土长的官僚，胡志明在普通越南人中就依然保持其吸引力”。他宣称，越南的主要问题是“亚洲的通病”，即“政府不能有效应对人民大众的不安全感、饥饿和不幸”，要使美国的援助更有效，美国领导人有必要想办法不但劝说法国，也要让越南拿出对策。他警告说，“在亚洲，衙门式政府的时代已经过时了”。⁽¹⁾

格里芬提出了50年代及其后长期困扰美国官员和专家的关键的社会政治问题。但不是所有人都和他看法一致。唐纳德·希思（Donald Heath），美国驻西贡使团团长也写了份报告，尽管他对陈文友政府缺乏广泛支持的判断并无异议，但他以为建立一个依赖“群众基础”支持的南越政府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暂时如此。即使找到这样的领导人，将其拉进政府，他们也可能导致“亚洲中立主义或越盟的渗透”。在他看来，最好的政府不是要以群众根基为驱动力，而是要以他所谓的由法国和南越安全部队执行的“安抚行动”为驱动力，动用军事力量在农村确立行政当局权威，如此将会最终为产生一个民主的政府铺平道路。⁽²⁾

格里芬和希思之间的分歧反映了美国官员对越南国内政治和外援看法的深刻分歧。从美国干涉印支开始，其国内一直就援越的手段、目的争论不休。美国官员都确信美国应当遏制东南亚共产主义，但常常就如何为实现这一目标使用美国援助的问题分歧尖锐。这些争论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而是源于思考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实现发展和社会转变的根本路径不同。到50年代初，竟然有一大批美国人对整个亚洲的发展项目拥有数年甚至几十年的经验。美国官员和技术专家也可以吸取他们近来在所服务的国家的经验作为观念和模式的来源。因此，尽管冷战是美国在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的一个新的战略动因，但由此引发的实际的援助项目和实践往往是有别于冷战前的。早期的经验教训是多种多样的，20世纪中期，美国有关发展的思想和实践不能只用一种理论学说或意识形态界定。

50年代早期，对到达东南亚实施援助项目的官员和技术专家来说，他们很多重要的发展经验都是从罗斯福新政那里得来的。罗斯福本人就坚决认为新政的自由主义改革的精神实质可以也应当从美国国内传输到国际社会。然而，新政的遗产溢出了美国致力于转变、塑造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领域，它们同时体现在华盛顿试图在其他国家内部引发变革的努力中。1945年后，对许多渴望在海外建设现代国家的人来说，罗斯福新政恰恰是发展主义理念和模式的试金石。

除了罗斯福新政以外，还有一股被称为“高度现代主义”的思潮在战后蓬勃兴起。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将高度现代主义解释为，“把技术和科学上的进步成果应用（往往通过国家）到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的笼统观念”。从这个视角出发，罗斯福新政仅仅是诸多情形中的一种，政府和技术专家千方百计将科学服务于自上而下的重大发展项目。每一个案例无不是领袖和政府建议利用中央的规划作为改善公民生活的手段。根据斯科特等学者所说，这些“宏伟的项目”（big plan）的结果往往落后于设计者的期望值。与此相反，“低度现代主义”鄙视宏伟计划，赞成“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的观点，即发展事业须考虑地域性和特殊性。低度现代主义者不是从物质和社会层面的转变开始，而是力主发展应当随着学习新的理性和思想的民主习惯在民众心理领域生发，思维的改变将会驱动体制和社会模式的转变。两者的分歧自然而然被带进了战后美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中。

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美国人对发展大项目的热衷早在二战前就很明显。20世纪20至30年代，在中国的一个实施主体是美国传教士团体的联合会，被称为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它发起了几个庞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包括修缮公路、挖掘灌溉的井渠、筑堤坝以及在四川省建造42英里的水渠。除了预防洪灾、促进贸易和旅游，该机构也试图促进技术知识传授到中国，但有些工程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例如，四川水渠完工后不久就充斥着盐碱。这类挫折并不能阻挡、破坏委员会的信心。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该委员会的项目停滞，在中国的项目在战后又由联合国复兴委员会进行重建，仍然聘用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的首席工程师奥利弗·托德（Oliver Todd）监管，所需款项也还是由美国资助，参与人员绝大多数还是美国人，许多都是战前发展计划的老员工。

美国在中国的项目从不单以高度现代主义为指导，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一些人主张推动以社群为基础的发展项目和工程。例如，为支持其大规模民用工程项目，在华北，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辅助地方集中努力建设农村信用合作。这主要是受到莱夫艾森社区（raiffeisen societies）的启发，它是19世纪时期德国的一种农民合作的形式，其经验后来在美国得以广泛推广，也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向中国农民提供靠得住的信用贷款，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还配合新农业技术推广进行培训以及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著名农业经济学家J．洛辛·巴克（J．Lossing Buck，即卜凯）是这一模式的积极奉行者，他认为，中国农民应通过组织信用合作社来实现自助，并力图表明美国农业管理原则可以用于提升中国农村居民的生产效率。

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战前的许多社区改革措施在1945年后由经济合作委员会继续推进。这是一个承担华盛顿绝大多数对外经济援助项目的机构，以监管战后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闻名。与欧洲情况相反的是经济合作委员会在中国更多强调农业和低度现代主义，尤其是它下属的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更是如此，于1948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展开项目。除了在社区一级单位促进农业推广、农村医疗保健和小规模的乡镇工业，该委员会也涉足土地税问题，采取措施保护农民免遭地主剥削。为委员会工作的美国人称此为实现发展的“乡村模式”。这种对乡村和其居民“迫切需要”的强调成为美国低度现代主义的一大反复出现的主题，贯穿整个50年代及其后历史。1949年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把工作搬迁至台湾，继续支持乡村模式，深深卷进了台湾的土地改革设计和执行，尽管国民党当局对委员会计划中较激进的措施颇为不满，但项目大大降低了租金，提高了土地所有权水平。从此，改变台湾农村生活的诸多措施伴随美国援助台湾工业部门的高度现代主张逐一展开。另一个工业上奉行高度现代主义、农村建设上奉行低度现代主义路径的相似例子就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美国组织的这些项目被视为第四点计划的先声。

第四点计划是由总统杜鲁门发起的一项重大的发展举措，他在194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倡议“一项欠发达地区的改善和成长得益于我们科技进步和工业增长的全新而勇敢的项目”。虽然，杜鲁门把该计划作为遏制苏联的一枚利器，但他同时相信美国科技的改变力量，也相信发展政策本身之目的。然而，他并没有具体阐明新项目采用的实际做法，他的话在政府内部就美国发展政策的手段和目的触发了一场辩论。伴随辩论进行，实施外援项目的高度和低度现代主义之间的概念性区别变得越来越尖锐。国务院的官员声称对外援的模式标准享有权威，而白宫的总统顾问们想大权独揽——如果仅仅是官僚部门间的倾轧就简单了，背后也反映了参与人员从以往美国外援项目中吸取的截然不同的教训以及对外援实施的不同理解。国务院官员和专家认为第四点计划应与马歇尔计划一样，聚焦于资本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杜鲁门的经济顾问们则力主以社群为核心的农业改革。他们分析的国民收入的比较数据显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挣扎在贫困线边缘，如果美国希望在这些前农业社会扑灭兴起的革命，华盛顿就有必要向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直接提供援助。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农业问题专家亨利·贝内特（Henry Bennett）被杜鲁门指定为第四点计划首位主任，1950年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他对杜鲁门和其他高级官员雄辩地宣称，以社区为焦点的援助项目旨在为半数贫困人口增加获得粮食、医疗和教育的机会，“至少必须给这些人一个机会，望一眼20世纪的大门”。杜鲁门热情地回应说，“这正是我正在考虑的计划”。⁽³⁾

尽管第四点计划仅存在了四年，但从未弥合过哪怕一丁点关于外援预算、理念的分歧，在第四点计划被解除后围绕其存在的定义的争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第四点计划即使在美国外援项目发展史上算不上全新的开始，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使美国政府首次明确了以推动全世界发展的理念为美国外援政策的明确目标。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搞清楚一系列问题，例如发展的性质和含义：究竟什么是发展?所有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发展都是同样的吗，可以对其进行跟踪、管理和控制吗？还有，发展如何同种族、文化和象征人类差异的其他符号联系起来？上述问题不是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独享发言权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对发展作为客观描述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越来越感兴趣。随着美国外援项目扩展至全世界，学理探究就不仅仅止于学术意义了。伴随冷战展开，这些争论仍在继续，并蔓延至美国驻海外使团。就越南的情况而言，从西贡到华盛顿，出现一种来回交叠、绵延不绝的争吵之势。

吴庭艳正式就任前，英国人告诉美国驻西贡代办罗伯特·麦克林托克（Robert McClintock），吴庭艳就是“美国人的囊中物”。后者很恼怒，回应说自身的口袋“太小”，⁽⁴⁾他还明确告诉英国同行，吴庭艳似乎还没有一个适合新政府的整体的政治战略。在给华盛顿的秘密报告里，这位代办流露出关于吴庭艳及其作为领导人的能力的极度悲观态度，“艳是一个缺少资源的救世主，他唯一的方策就是要求美国给予各种援助”。⁽⁵⁾基于这种怀疑情绪，他和一些同事不无鄙夷地称西贡新政府是“艳试验”，强调局势的不稳定和脆弱。然而，使团的其他人对“艳试验”及其成功的前景则不那么悲观，他们希望美国的援助和建议的完美结合将使局面变得有利于吴庭艳。同时，尽管吴庭艳顽固的声名在外，他们对说服他也持乐观态度。华府希望倚仗西贡使团提供确定而不是矛盾的政策，但事实上，后者在某些方面的分歧比华府的同事们更严重。

从1950年开始，使团扩张迅速，外交官、军事顾问、技术专家、情报人员等大举进入越南，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理念和实践的碰撞，此一阶段的争论是前面所述分歧的继续，将会越来越激烈。唐纳德·希思作为大使，非常清楚美国在印支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共产主义世界得到战略资源。为此，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维持跟法国的合作。他任职期间，强烈支持法国的要求，即美国的援助应通过法国监管，而不是直接给保大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认为吴庭艳是越南必不可少的救星。希思的意见不代表普遍的看法，完全不赞同者有之，尤为特别的一个就是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此人于1950至1951年负责经济援助部门，早年参加过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中国援助项目，非常赞成乡村模式。布卢姆的建议遭到法国当局的反对，总督甚至讥讽他是印支最危险的人。希思的天平向法国一方倾斜，避免“对法国政策不正确的批评”。尽管在华盛顿不乏支持布卢姆的人，但是他很快被调离岗位。他的离开意味着乡村模式派式微，但其实，许多人已经深信美国跟法国的合作既无效也不明智。随着吴庭艳1954年就任总理，关于援助的争论就和美国应不应当支持和怎样支持这位新总理的问题关联起来了。我们将会看到，因此而产生的关于西贡政权的看法，特别是关于吴庭艳本人的评价大相径庭，故而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既然美国人内部唇枪舌剑，乱作一团，可想而知吴庭艳政权的前景。在和吴庭艳打交道的美国人中，那些对吴庭艳颇为认可的人似乎没有考虑太多，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却最终用他们美好的愿望铺就了一条通向地狱之路。

彼岸“来客”们大多虽是初来乍到，但拥有在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援助事务的丰富经验，决心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开垦他们的反共试验田。1954年秋，作为吴庭艳的好友，费希尔率密歇根州立大学考察组来到西贡。该大学拥有美国最出色的警察培训机构，考察组此次就是为几年前费希尔提出的“技术援助”计划付诸实施做准备的。费希尔自然了解他的这位朋友性格倔强、顽固，他最初就说吴庭艳“睁眼上台的同时又闭上了眼睛”，这位总理“清楚他面前的困难局势，但他总认为自己道德品行高尚，终将获得胜利”。⁽⁶⁾不但吴庭艳自视如此，就连费希尔也相信，吴庭艳的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假以时日，再加上美国人的耐心。费希尔的乐观不是因为他个人与吴关系密切，而是源于他的国际政治观和他对历史上美国与亚洲关系的理解。

作为4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费希尔师从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后者是国际关系学界执牛耳的人物。和导师一样，费希尔积极拥护国际合作，尤其对新近独立的国家特别是与从前是亚洲或其他地方的前殖民地的新的合作方式感兴趣。其博士论文就是考察一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了华盛顿决定放弃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和其他一些特权的做法，在他看来，这个决定表明，美国领导人选择与中国平等交往，基于互相尊重和利益共享建立关系。这就导致他把重心放在对亚洲政治精英的研究上。不过，这种兴趣不是出于纯学术目的，他还希望利用专业知识建议和鼓励政治精英们赞成他提倡的某种合作形式。他在这方面的抱负反映在他努力和他笃定能在未来获得权力的亚洲政治领导人发展友谊。除了吴庭艳以外，他与日本、泰国、朝鲜的政治领袖交往也颇多。当然，费希尔不是唯一试图影响进而改变吴庭艳的美国人。他们怀揣各种抱负、目的奔到这个遥远的国度，铆足了劲要完成他们的“使命”，支配这种使命感的并不是纯粹的反共信念，有时甚至与之完全无关。因此，当“使命”夭折之时，不免有些悲壮。和他一样，沃尔夫·拉德金斯基（Wolf Ladejinsky）也是试图影响吴庭艳的专家之一。

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是驻越使团的土地问题顾问，1955年年初来到西贡。他在土改方面经验丰富，享有“土改先生”的赞誉。他不赞成美国传统的关于亚洲农业社会的分类，认为在亚洲富有的地主都是“反革命封建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革命力量，美国非但不应当排斥土地改革，反过来要善于利用这一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支持土改从而消弭农民革命的冲动，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上走。这个主张和拉德金斯基早年在俄国的生活经历有直接的联系，简单来说，他的观点就是通过土改扑灭革命的火种。农民占南越人口绝大多数，西贡政权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农村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拉德金斯基提出，为了让土改更有效率，必须在乡村单位贯彻实施，也必须得到农民的参与，农业援助项目的物质技术层面并不比那些可能促成“新精神面貌”的项目更重要，技术援助真正效果是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这与低度现实主义倡导的原则完全一致。他还认为，只有政治家能进行或好或坏的改革，或者根本不搞改革，因此关键的是要和具有积极进取思想的亚洲领导人建立关系，即为了开具的改革药方能被采纳，最好以一种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来。拉德金斯基显然希望吴庭艳就是那种易于接受的亚洲领导人。然而，他们把自己当救世主的同时，偏偏遇到了同样自认为品德高尚的吴庭艳，从政府官员到专家顾问，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吴庭艳顽固。事实却是，有些问题源于美国政府内部各执己见，无论跟吴庭艳有无争执，有多大的争执，他们自己就无法达成一致，或是使团之间，或是使团和华盛顿之间常常分歧不断，以致爆发争吵。

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美国军方根据自己的职业传统加上朝鲜战争的狭隘经验，把南越政府军的使命规定为对付来自北方的入侵，按照美式正规作战方式进行训练和演习，忽视了在南方进行反游击战的需要，甚至在种种证据表明南方游击战是西贡政权面临的主要危险之后，美国军援顾问团依旧墨守成规。在如何对付游击战方面，美国政府的关注度远不如吴庭艳，主要由于后者的推动，南越建立了两种专用于打击游击队的准军事部队。⁽⁷⁾第一种就是保安队，即南越民警部队。密大旋即派专家小组在1955年夏承担设计和训练任务，但不久遇到麻烦。这个麻烦在后来又表明，美国军援顾问团的建议更合适、更有效。密大专家认为，保安队是个轻装警察组织，而美国军援顾问团支持吴庭艳，要求把它建设为一支拥有装甲车和直升机等重武器的辅助军队。华盛顿采纳了密大专家的意见，拒绝提供资金迫使吴庭艳放弃其要求。不仅如此，1958年6月，美国还要求将保安队人数减少约40%。第二种准军事部队是自卫队，即村级民兵。1955年11月，吴庭艳向美方提出应立即建立这种组织，并为此索取资金和装备。美国大使和军援顾问团都认为，这对于铲除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和完成南越绥靖是必要的。然而，尽管华盛顿拨付了一些资金，但几乎没有做出别的努力，后来甚至通知西贡，由于缺少资金，只能支持三万人规模，比原计划少一半。1957年10月，美国国际合作总署建议对越军援削减超过20%，虽然该署驻越分署和大使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都认为这太过分，但国务院予以通过。显然，“救世主”也没有那么慷慨，斤斤计较扶持成本；而且，它也不做赔本的买卖。就以“商品进口计划”来说，它是西贡政权重要的经济基础，使西贡得以生存，甚至大发横财，但美国自己也受益不少，被美国人自己称为“自有轮子以来最伟大的发明”⁽⁸⁾：给予西贡的美元90%只能用于进口美国商品，只有10%被允许购买第三国商品。当然，无论如何，美国援越的出发点是反共，在这个根本前提下援助吴庭艳形成其统治，也因此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美国在扶吴和弃吴之间来回摇摆。

第二节　反共“建国”

美国巩固吴庭艳政权的第一项重大行动，是使用秘密手段煽动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以便为西贡政权构筑政治基础。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吴庭艳旋即组织起一个负责“难民”南迁问题的部长联席委员会，然而低效和混乱使该机构几乎无所作为。于是，在吴庭艳就职前就已经到达西贡的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上校着手改变这一局面。他是从事秘密军事行动和心理战的专家。兰斯代尔初到南越曾主导实施了一项“伏虎计划”。他组织了一个武装心理战队伍，共250人，清一色的越南人，经训练后让他们换上便服，空投到北越去捣乱，但是这些人派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过。这让享有反游击战专家盛名的兰斯代尔很难堪，所以，他十分重视此次行动。他在同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约翰·奥丹尼尔（John O'Daniel）商议后，向大使希思提出计划，并很快被吴庭艳接受。接下来，兰斯代尔小组就具体策划和实行煽动方面做出一系列安排。

该小组成员之一，美国军官亨利·莫尔（Henry Moll）多年后披露了当时他们策划和实施行动的一些细节。虽然该书叙事有明显的错漏，颠三倒四，但是当事人也未隐瞒自己和同伴在越南犯下的斑斑劣迹和罪恶，尤其是对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塞缪尔·威廉斯（Samuel Williams）的丑闻，作者也不讳言，因此较为可信。

莫尔赴西贡之前在中情局设在菲律宾马尼拉郊外的一所反游击中队和心理战学校任教员，他向兰斯代尔建议针对越南人相信占卜和星象这一点加以利用。在他们的指导下，南越特务编制历书，“历书对越盟领导人和活动做了可怕的预言，而对吴庭艳新政府则说明吉祥的预兆，并预测将在南方实现统一”。⁽⁹⁾这些历书被空运到海防，然后送到北方城镇出售，或者偷运到越盟地区。越南平民争相查阅历书的情形让美吴特务们兴奋不已，他们“十分高兴地看到”“难民的数字急剧上升”，人们迫不及待地想逃往南方，而“下一步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制造更大的动乱，以便削弱越盟的影响”。⁽¹⁰⁾在美国新闻处的密切合作下，兰斯代尔小组很快就拟定了进行心理战的新战役，他们在报告中称之为“造谣战役”。一个根据偶然事件精心编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和一个黑色的心理战计划形成了。那个偶然事件发生在吴庭艳刚刚回到西贡之初。越南天主教民兵大量北上河内和海防，要求得到武器，并与越盟作战，他们对法军也充满了愤怒。可是，他们饥肠辘辘，有的女民兵三天没吃东西了。经过安排，由海防的商人为他们提供食物。然而，其中一个商人把安排在他家里的五名女兵用药物麻醉，给她们戴上沉重的镣铐囚禁在地下室，对她们百般凌辱。获得这个情报后，通晓法语，化装成法国商人已经混入河内的莫尔和他的“平”小组共八名成员前往海防解救了这些女兵。“平”小组按照预先制订的计划把她们带回河内，告诉她们那个商人是中国部队的特务，据此散布出他们精心编造的谣言，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团袭击了某村，并强奸了村里所有的姑娘，企图使居民联想起中国国民党部队1945年的行为，从而加深“越南人担心中国在越盟统治下实行占领的心理”。经过考虑，这个谣言要由在河内的“心战连”去散布。几周后，东京湾的人们谈起了中国师在越盟控制地区的不轨行为，这就是先前散布的谣言，越南人自己又加以渲染，各种离奇的谣言不断被制造出来。为了增加谣言的可信性，“平”小组成员分别将五名女兵带到“难民”中去，让他们看女兵已经伤残的手臂和脚。结果，越盟的地位在人民中间动摇了，就连越盟内部也有人相信只有吴庭艳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和山区的人们听到这个谣言之后，纷纷离开了家园大批汇入“难民”的行列。造谣计划的第一阶段顺利进行后，“平”小组的活动进入第二个阶段：伪造越盟的传单和尽可能破坏更多的北越设施。传单上要求乘波兰和苏联轮船北上的南方越盟人员躲到甲板底下以免遭到空袭和潜艇的攻击，并准备御寒衣服，这项是为了配合口头的谣言，说越盟人员是被送到中国去当修筑铁路的劳工；其中还有针对女战士和平民妇女的恐吓，谎称越盟根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秘密援助协定，将挑选50万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漂亮女人分批送中国，而中国则派遣20万军队帮助越盟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占领。与此同时，另一个代号为“家”的小组捏造的传单引起了更大的恐慌，内中规定人民军接管河内前夕实行各种过激措施以及东京地区的人们在越盟接管河内地区时应该如何行事等。传单散发的第二天，登记南迁的人数增加了两倍，两天以后，越盟货币（盾）下跌了一半。⁽¹¹⁾以造谣为特征的心理战计划的最后一步是专门编造“基督业已南下”“圣母玛利亚已经离开北方”等荒诞不经的口号，并加以物质利益引诱，致使不少教区整体逃往南方。这些北方天主教徒中有很多人后来并没有得到许诺的安置，融入当地居民中也有困难，甚至陷入悲惨的境地。

多年后的今天，查阅这些记录时，笔者不由感慨，来自大洋彼岸的“救世主”自诩来自“自由世界”，道德高尚，手段却无所不用其极，正是他们制造了越南的分裂、贫穷跟苦难。当他们后来面对西贡政权进退维谷，面临颇多失望指责之际，似乎完全忘了是谁一手促成了吴庭艳的黑暗统治。

美国巩固吴庭艳统治的第二项行动，便是帮助他驱赶阮文馨（Nguyen Van Hinh），其背后是美法的争斗。法国很清楚，吴庭艳在西贡站稳脚跟就意味着法国势力将被完全迅速逐出越南。此外，法国当时还有一个设想，即通过南北政权的和解规避普选，而吴庭艳的激烈反共立场可能刺激劳动党重新在南方发动革命斗争，从而导致上述设想落空。因此，他们尽管同意支持吴庭艳，但总想伺机推倒他，扶植保大及其代理人。保大平庸无能，却是一切反吴势力的旗帜，法国以为借助自己尚存的军政势力和保大的影响达成目的还是有可能的。美国的立场与之正相反，在它看来，法国殖民主义不但已经非常过时，而且是防止越南“赤化”的障碍，必须排除，否则，保大必然重掌政权，并趋向于和北边平行而非对抗。这是美国极不愿意看到的。法国取代吴庭艳的谋划在日内瓦会议后不久立即行动起来，它选择的替代者是保大的堂兄弟宝惠（Bao Hui）。此人曾跟越盟密切合作过，当时又主张在南北方之间建立经济、文化和邮政联系，这与法国的政策趋向一致。而他上台的最大希望在于他得到参谋长阮文馨的支持。阮反对吴庭艳，更是公开扬言要推翻吴庭艳，声称南越需要一个受人拥护的领导人。⁽¹²⁾

美国向法国明确表示，绝不接受宝惠或任何持有类似政治观点的人。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4年8月17日下令，从即刻起，美国对印支的援助应直接交给联邦国家，而不必通过法国。⁽¹³⁾这一决定显然是表达对法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阻止阮文馨政变。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兰斯代尔小组身上。1952年时，兰斯代尔就和阮文馨在菲律宾相交为友，对后者是较为熟悉的。兰斯代尔一到西贡，一边着手颠覆北方的破坏活动，一边警惕空气中那充满着阴谋的味道，他觉得当务之急不是前者，所以，他没有随行动小组到河内搞破坏。应阮文馨宠妾的要求，兰斯代尔开办了一个小型英语培训班，学员都是越南政府重要人员的情妇。当然，此举并不能迅速消除根深蒂固的矛盾。

图2-1　1954年10月，与对手拖延时间：吴庭艳和阮文馨（左）、黎文远（右）、阮文春。（爱德华·兰斯代尔文件集，封皮GP，胡佛研究所档案）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1954年9月间兰斯代尔及其特别小组得知政变企图，他试图调解阮吴关系，并警告阮，发动政变将造成美国停止一切援助。然而，阮文馨似乎并不相信，他表现的有恃无恐，依然谋划政变，打算十月下旬动手。兰斯代尔在美国驻越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约翰·奥丹尼尔中将的配合下，把阮文馨的两名重要助手及其他部属骗到菲律宾观摩，在马尼拉夜总会享乐，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阻止了政变的发生。兰斯代尔本人自视甚高，认为吴庭艳能在西贡站稳脚跟，自己功不可没。⁽¹⁴⁾以往的研究大多也以兰斯代尔的说法为依据。一个相当熟悉他的记者这样表达主流观点，“的确可以说，南越是兰斯代尔的杰作”。⁽¹⁵⁾近年来的评价没有那么夸张了，但还是把他看成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实际上，兰斯代尔能起作用，根本上是美国的越南政策使然。大使希思则亲自飞到巴黎，告诫保大不要鼓励阮文馨动用武力驱赶吴庭艳。政变未遂后不久，艾森豪威尔的特别代表——新任大使劳顿·科林斯（Lawton Collins）11月8日抵达西贡，明确宣布美国支持吴庭艳。在华盛顿和科林斯的重重压力下，保大将阮文馨召至巴黎。阮尽管不甘心，但无奈大势已去，于11月29日离开西贡，他的职务遂由吴庭艳的追随者接替。

美国保住吴庭艳政权的第三项行动是帮助他成功瓦解了高台教与和好教两大教派武装以及剿灭了平川帮。高台、和好两教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分地区，拥兵自重，在南越政治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平川帮则盘踞西贡，呼风唤雨。吴庭艳要想统一南越军政，不制服他们是办不到的，美国图谋建立反共国家也是一样。科林斯拟定的南越事务七点纲领的第一条就是取消帮派武装。早在科林斯赴任之前，兰斯代尔就在吴庭艳的要求下卷入了行动，1954年9月便跟高台教、和好教的头目开始接触。中情局认为，吴庭艳让兰斯代尔做中间人无非就是想对这些教派表明，自己背后是美国人。⁽¹⁶⁾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事实。吴庭艳和郑明世（Trinh Minh The）的联盟并不是兰斯代尔一手促成的，在兰斯代尔之前，吴庭儒就已经和郑明世面对面进行谈判。但经费是中情局支持的。兰斯代尔秘密向吴庭艳转交钱款，后者秘密贿赂高台教郑明世，而对和好教，吴故作傲慢，只需要兰斯代尔“教导和好教的头脑，吴庭艳怎样赢得了人民的爱戴”。⁽¹⁷⁾至于吴庭艳为什么选择郑明世作为突破口，可能主要是因为郑因不满与法国的合作于1951年另立门户，这样的人拉拢起来比较容易，再加上郑位于西宁某处山脉的基地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距离西贡仅一天的车程。如能对这支武装先行控制，将极有利于最终瓦解所有教派武装。这种分而治之、打一派拉一派的策略起了作用，郑于1955年1月底率部归顺。当时，吴庭艳乘直升机飞到西宁亲自会见郑明世。两周后，后者高调开进西贡，宣布拥护政府。此后，吴庭艳仍利用中情局的秘密资金，结合挑拨、封官等手段收服了两派的另外几股势力。他们的武装除部分并入政府军外，其余全部遣散，所需的安置资金也一律由美国提供，且全部是现金。美国收买这两派武装究竟花费多少，至今也没有准确数字。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笔钱数目巨大，不过也不是传闻中的数千万美元，毕竟法国每年给予的补贴也不过75万美元。当然，金钱可笼络的也会因钱再反目，但他们已不再是令吴庭艳害怕的武装了，他得以转回头来收拾最后一个敌人——平川帮。

图2-2　1955年3月31日，吴庭艳和高台教领导人阮青芳（举杯者）、郑明世（最右者）在独立宫招待会上庆祝整编协议达成。（爱德华·兰斯代尔文件集，封皮GQ，胡佛研究所档案）
图片来源：《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

高台教与和好教的瓦解不能不使平川帮感到如临大敌。1955年2月初，政府宣布平川帮的赌场营业执照即将到期，这意味着赌场要关闭。黎文远表面上不对抗，因为只要控制了警察局和公共安全署，自己就具备与吴庭艳较量一番的筹码；同时暗中部署同吴摊牌。作为总统特使的科林斯此刻是站在吴庭艳一边的，他提议，美国要求保大收回将西贡治安权交予平川帮的政令，但遭到拒绝。3月1日，平川帮联合被吴庭艳拒绝与之分享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台、和好两教，宣布成立“国民力量联合阵线”，提出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限制吴庭艳在3月25日之前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否则吴必须下台。尽管科林斯一再以倒吴将导致美国切断对越援助相威胁，但反吴联盟置若罔闻，并于3月29日袭击政府军据点，炮击吴庭艳官邸。3月31日，科林斯完全改变了对吴庭艳的态度，正式向华盛顿提出替换吴庭艳的建议。导致科林斯态度逆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认为吴庭艳已经完全孤立，由此造成的混乱局面与西贡政权应当招贤纳良之主张背道而驰。特别是看到包括郑明世在内已经归顺的将领竟然也参与其中，科林斯更加坚信这些人的反叛是有理由的，对吴庭艳领导力量不足的判断更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看法不失为明智，但有一点他是不清楚的，这就是有学者怀疑，郑明世等人的突然反水其实是一出苦肉计，他们假装跟平川帮合作，实则为了获取它的反叛计划。⁽¹⁸⁾真是如此，所谓吴庭艳孤立之说就不准确，更重要的是，特洛伊木马计策是如何设计的就很有趣了。根据莫尔所言，“1955年春，教派危机开始的时候，他（指兰斯代尔——笔者注）参与了中情局西贡站建立的一个专门对付平川帮的秘密小组的工作”，⁽¹⁹⁾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已经解密的中情局档案《中情局和吴庭艳家族》也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史家猜测中情局是否故意策划了这场武装冲突的观点也没有能够从中得到证实。笔者据此推断，郑明世等人的所谓背信弃义很有可能是兰斯代尔谋划的一出苦肉计。至于其他各股力量为什么反吴，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联盟不过权宜之计，捞钱、要官，顺便给吴庭艳捣点乱，何乐而不为呢？

就在科林斯提出换马建议的当天，吴庭艳在独立宫设宴招待高台教重要头目，反吴联盟宣告瓦解，但这并不能使科林斯收回立场，尤其是在平川帮与吴庭艳之间必然要有一战的情况下。前一次的冲突在法国驻印支总专员兼印支法军司令厄利和科林斯的干预下暂时停止，但吴庭艳消灭平川帮的决心是坚定的。不幸的是，这位大使换掉吴庭艳的建议也是坚决的。他的一再坚持既使华盛顿方面颇感吃惊也更加为难。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决定召回科林斯进行紧急磋商。后者4月20日返回华盛顿，在接下来的一周内，科林斯终于说服了国务院的反对意见。27日，杜勒斯向驻法大使馆发出指示：“在同科林斯将军充分商谈后，越南政治安排中的某些变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吴的下台似成定局。”⁽²⁰⁾应当说，白宫和国务院对倒吴是相当勉强的，因为无论吴庭艳政权在政治素质方面有多少严重弱点，美国都已在吴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从这点看，要抛弃他是很难的。而历史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差不多与杜勒斯做出准备改变亲吴政策的指示同时，4月26日，吴庭艳宣布撤换警察首脑，这是对平川帮的最后摊牌。随后，大规模冲突再起，“争夺西贡战”打响。兰斯代尔请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授权，以便自身向吴庭艳保证，华盛顿将继续承担义务。但杜勒斯同时敦促对吴庭艳加以约束，任何需要的保证都将通过代办伦道夫·基德（Randolph Kidder）发出，而且目前不会给出任何保证，直到最高层正在设计的意图有了结论为止，“你应当准备好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能会涉及与艳关系的变化”。⁽²¹⁾兰斯代尔马上意识到他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而且远比自己想象得还要严重。

实际上，4月27日傍晚，华盛顿连发三封电报指示驻法使馆，一待保大就平川帮交出西贡治安权做出保证，美国即与法国一起组织保大要求的政府。同样的电文也发往西贡，西贡时间是4月28日上午刚过7点。四小时后，政府军与平川帮在堤岸区交火。对兰斯代尔来说，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他认为吴庭艳一定能消灭平川帮，他还要求基德同意大家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报告他们的看法，被拒绝之后，兰斯代尔联合西贡站于4月28日上午9点共同致电总部，此时是华盛顿时间4月28日凌晨左右，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距离国务院给巴黎和西贡的电报发出后仅6小时。电文称，平川帮和越南共和国军队之间发生交火，争夺西贡的战斗正在进行。这是西贡站“深思熟虑的意见”，即比起任何一个寄予厚望的替代者，吴庭艳都拥有更好的机会取得成功，不支持他则注定任何一个继任政府都将失败，越盟将坐收渔翁之利。⁽²²⁾原本就不赞成倒吴的杜勒斯立即命令巴黎和西贡不要根据之前的指示采取任何行动，等待进一步指示。相隔不到几小时，华盛顿态度截然不同，一天之内事情就起了变化。4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表示，最好的政策是“顺其自然”，吴庭艳将以一个英雄的身份出现也不一定。⁽²³⁾

就在此时，保大要求吴庭艳速去巴黎。兰斯代尔怂恿吴庭艳不予理睬。⁽²⁴⁾吴庭艳拒绝离开，并故意向保大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军队和已投诚的高台教意在废黜皇帝。为进一步摸清美国的底牌，他强硬地表示，自己不会听命于保大。基德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用词颇具意味——“这位总理将不得不为抗命承担所有责任”。⁽²⁵⁾到4月30日中午，平川帮退守至堤岸几个孤立的据点。这一天是周末，但艾伦·杜勒斯立即把最新战报通报给国务院，并认为在此时履行总统对科林斯的承诺是错误的，建议推迟换掉吴庭艳的打算。5月1日中午，就在科林斯返回西贡途中，一封国务院致西贡大使馆的电报再次确认：美国承担对吴庭艳的义务。杜勒斯又致电科林斯：“过去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已经使越南的局势处在……和你在的时候不一样的角度了”，吴庭艳战胜平川帮在杜勒斯看来，“似乎已经压倒了之前促使美国支持赶跑吴庭艳的主要理由……此刻对我们来说，参与拉艳下马不仅在国内是行不通的，而且对我们在亚洲的声望损害极大”。⁽²⁶⁾这是美吴关系经历的第一个但并非最后一个危机。

美国巩固吴庭艳政权的最后一项行动是，支持其确立吴氏独裁统治。在最终粉碎了得到法国支持的平川帮这个最危险的对手后，吴庭艳的独裁统治也得以建立。战胜平川帮前夕，吴庭艳就着手废黜保大。他操纵一帮人组成“全国民主与革命力量代表大会”，通过集会上书等活动鼓噪倒保拥吴，再以顺应民意为由要求美国支持。起初，美国国务院对这样的手段并不十分赞成，但国会和公众舆论的亲吴情绪促使国务院立即改变态度，或者它根本就是半推半就，总之，美国决定保大的地位和南越政体由吴庭艳自己定夺。结果可想而知。吴庭艳最初还装模作样地打算建立“国民议会”，然后由国民议会决定废黜保大，以体现合法性。现在，鉴于美国如此容忍，吴庭艳也就索性不要门面了，直接搞“公民投票”。在投票举行前，兰斯代尔小组通过不择手段的宣传活动丑化保大，尽管他也并无多么高大的形象。投票和计票过程更是充斥各种舞弊行为。无疑，所需绝大多数经费来自中情局。1955年10月26日的投票结果竟然是98.2%赞成废黜保大。当时，兰斯代尔告诉吴庭艳，根据选举原则，有一个61%的得票率就可以了。但是，吴庭艳一定要95%以上的选票，于是就有了98.2%的得票率，⁽²⁷⁾可能是不想留给保大一点翻盘的余地。最后，以吴庭艳为总统的“越南共和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式拒绝日内瓦协议的全越普选安排，南越反共“国家”正式形成。

吴庭艳上台后，美国为吴庭艳政权提供了它所需要的一切橡皮图章。中央情报局在西贡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条件支持吴庭艳。为此，法国驻西贡副高级专员达利丹指责说，这种政策不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的，而是由美国特工部门设计的。⁽²⁸⁾从这层意义上说，美国政府内部对“艳试验”从一开始就出现两种意见是必然的，因为分歧、争吵，美国一直在扶吴和弃吴之间来回摇摆，直到把吴庭艳送上断头台。

第三节　使团争吵

吴庭艳战胜平川帮具有重大意义：他控制了南越绝大部分武装力量，消灭了异己力量的威胁，大大加速了法国退出南越的进程，并使美国取而代之。至此，华盛顿的总倾向是扶持吴庭艳，然而，一股疑吴、反吴的情绪就此抬头。

科林斯是第一个，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唯一一个美国高层决策者中认识到“艳试验”存在缺陷的人。上任之初，科林斯是支持吴庭艳的，很快他就改变态度，坚决主张华府换马。虽然他一到西贡就明确宣布美国支持吴庭艳，但他显然对吴庭艳没有好感，后者在他眼中“身材矮小，腼腆内向，几乎毫无个人魅力”。科林斯“丝毫不相信他拥有天赋，能够在这个艰难时刻管理好这个国家”。⁽²⁹⁾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科林斯素以坚毅著称，绰号“闪电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跟吴庭艳的性格不可能合拍，就连杜勒斯都说过科林斯易于急躁。⁽³⁰⁾在和平川帮的较量中，科林斯逼迫吴庭艳用政治手段解决西贡危机，同时批评吴庭艳任人唯亲，要求广纳贤良，扩大政府基础，改革行政。实事求是地讲，科林斯以及在他之后的批评者都是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固执于自身，从而放大了吴庭艳的错误。科林斯要的是贤能，吴庭艳要的是忠诚。⁽³¹⁾孰是孰非，不能简单做结论，要从当时的情形来考虑。

吴庭艳最坚定的支持者曼斯菲尔德曾对西贡做过这样的描述：西贡是印支的俄摩拉⁽³²⁾，被土匪、海盗和勒索者控制着。难以想象，黑社会头目竟然同时是政府高级官员，难怪美国国会亲吴力量不无道义感地认为，吴庭艳“诚实、风度翩翩、体面，是我们应当支持的类型，而不是那些阴谋家、土匪、流氓”。⁽³³⁾对吴庭艳拒绝听从英美扩大政府构成基础的建议，英国方面的观察不无道理。1955年6月13日，英国驻西贡大使史蒂芬森在发回外交部的《越南政治进展》报告中说，吴庭艳“错信他人因而无法施展权威，俯就一小撮关系圈内的人，表现得没有能力领导一个越南政治管理精英团队或无法把他们吸引到麾下效力。他的方法是寻找反对他的人，分化并消灭他们，而不是寻求妥协或瓦解敌对势力，从而为他所用”。⁽³⁴⁾有意思的是，在对吴庭艳除了自己家族成员，对谁都不信任的抱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有一个人对其颇为同情，此人就是美国总统特别军事代表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在其回忆录中，泰勒提到，“我们美国的政治顾问们多年来一直敦促他——用他们的措辞来说——‘扩大他的政府的基础’……姑且说句多少有些为吴庭艳辩护的话，我的印象是，这些年来，他一定是从那些试图贯彻国务院指示的初出茅庐的使馆年轻官员那里听到了不少相当天真幼稚的政治建议。他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怀疑，匆匆来去的美国过客对于同他一起度过了大半生的人们的能力和可靠性是否能做出比他更高明的判断。而且他还知道，可以用来加强他的政府的未启用的越南领导人才实属寥寥无几。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一个背景研究报告估计，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二的越南人才具有对政府有用的教育水平或技术水平，而这批人当中有一多半已经在政府里……这样就没有多少人才储备了”。⁽³⁵⁾在其执政之初西贡那种极其混乱的局面下，吴庭艳用人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忠诚。当然，这无疑会鼓励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风，即使在良好的制度下尚难杜绝腐败，何况于此呢？吴庭艳非常清楚，他对腐败行为充耳不闻、装聋作哑，让不少美国人感到难以理解，“清廉的吴庭艳总统的周围为什么都是一些与他本人性格大相径庭的官员，并且他极力对他们加以维护和支持”。⁽³⁶⁾吴庭艳具有一些令人钦佩的优秀品质，这或许不假，即使反对他的人也无法否认这一点，然而，他需要“利用身边人的腐败促进他的政策”。⁽³⁷⁾总统清廉，下级腐败，吴庭艳政权脱离人民之严重可见一斑。在吴氏之用人标准之下，无论是贤良还是忠诚都遍寻不见。尤其是后来，推翻吴庭艳的力量曾效忠于他——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支持过他。在越南这块浸透了百年殖民统治，黑社会势力无孔不入的土地上，吴庭艳依赖家族进行统治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这是其可悲之处。更可悲的是，其家族内部也不全是忠诚之士，其弟媳、吴庭儒妻子陈丽春（Tran Le Xuan）的父亲是驻美大使，母亲是驻联合国代表，叔叔是外交部长，他们后来也都通过各种方式与吴庭艳公开决裂，可以说是众叛亲离，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背叛？这难道也是吴庭艳任人唯亲的结果？如此指责颇显可笑。这或许正是华盛顿不愿在科林斯的坚持下换马的原因，毕竟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弱点，可以视而不见。

有评论指出，科林斯要求撤换吴庭艳及美国国内围绕吴庭艳的争论反映的是，人类文明差异和发展的实现路径之间的冲突。⁽³⁸⁾科林斯以为，作为落后民族的越南继续依赖欧洲或美国监管才有可期的未来。兰斯代尔与科林斯不同的一点是，他认为，虽然越南民族落后，但他们有能力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打破落后，而吴庭艳是一个能使越南改天换地的领导人，只要美国对他加以指导和鼓励。兰斯代尔也不认为吴庭艳缺乏灵活性，而是同样渴望跟随其他“善意之人”的脚步。⁽³⁹⁾不管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些分歧，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艳试验”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大致在1959年之前，对吴庭艳的认可甚至吹捧较之怀疑、悲观远占上风。尽管华府和吴庭艳有些矛盾，但它乐于正面描绘其形象，艾森豪威尔的一句话表达了这些声音，“吴庭艳总统体现了英雄主义和政治家的典范”。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森（Walt Robson）更动情地说，“亚洲给我们送来吴庭艳总统，又一个伟大的人物，整个自由世界因为他的决心和道德意志力的榜样而变得更富有”。⁽⁴⁰⁾此时跟60、70年代不同，华府不用担心来自媒体的挑战。自从《时代》杂志以《艰难中创造奇迹的越南人》为题报道吴庭艳后，“奇迹”这个词就和“艳试验”分不开了。《新闻周刊》指出，“吴庭艳是被经常称为奇迹的活生生的证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之为“来自亚洲的奇迹创造者”。吴庭艳掌权五年之际，《美国信使》报登载标题为《自由越南：现代的奇迹》的文章为其喝彩，所谓“奇迹”一时间铺天盖地。

美吴关系以1957年吴庭艳访美进入最稳定的阶段，他受到了美方很高的礼遇。艾森豪威尔亲自到机场迎接吴庭艳，当他走出机舱时，21响礼炮向其致敬；到达下榻地时，超过五万人列队欢迎；在国会的演说被掌声数度打断。吴庭艳在纽约时，外交关系委员会及其远东分部、外交政策协会联合设宴款待吴庭艳一行，一批政界要人和名流出席了宴会，其中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肯尼迪，以及石油财阀洛克菲勒。此情此景不能不让吴庭艳感慨不已，流亡美国不过六年前，如今用兰斯代尔的话来说，的确是“改天换地”，吴在众人面前颇为夸张地说，“美国每一个人现在都是越南的朋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⁴¹⁾迎接他的当然不全是掌声，当吴庭艳在密歇根大学四千多名师生的注视下接受该校授予的荣誉学位时，该校一名英语系教师对同事抱怨道，“不明白为什么要对那个法西斯致敬”。⁽⁴²⁾类似这样的不满淹没在盲目乐观的氛围中。1959年夏天，一个大胆的记者爆出吴庭艳独裁黑幕，他揭露说集中营里甚至关着只有两岁的孩子。这则新闻使得美国参众两院介入调查，但主持听证会的都是吴庭艳的支持者，结论当然不会对他不利，他们反过来指责该记者。共和党议员克莱门特·扎布洛基（Clement Zablocki）称其是“对业务不负责任的记者”。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当时就表态说，他对报道没什么印象。最后，这个叫阿尔伯特·科尔格罗夫（Albert Colegrove）的记者被迫在扎布洛基委员会上不断表示，他无意侮辱吴庭艳——这个的确在南越“完成了奇迹的人”。

1959年，以一个记者的爆料还构不成对吴庭艳政权的冲击，不过就是激起了一点水花。美国驻越人员不过就七百人，媒体、公众对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兴趣也不大。就在此时，越南南方一度沉寂的革命斗争重新兴起，在1959年和1960年两年里，越南劳动党中央逐渐放弃了温和路线，大力支持和领导南方武装斗争，逐渐发展为全越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战争来到了一个新阶段，一个使“吴庭艳奇迹”沦为笑柄的阶段。虽然华盛顿对“艳试验”报以较大的期待，但再没有比驻西贡的官员更熟悉情况的了，使团内部因之产生的分歧比华府的同事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首先要从大使德布罗开始说起。

图2-3　1957年5月13日，吴庭艳于纽约百老汇大街，同行者为纽约市官员和国务院礼宾处官员。《纽约时报》，卡尔·小戈赛特摄/Getty图像。
图片来源：《美国越战中的奇迹人物：吴庭艳、宗教、种族和美国在东南亚的干涉》。

德布罗1957年3月接任大使，不久就向华盛顿反映西贡政权的某些弊端。总的说来，1958年秋天以前，这种批评还不经常，也不尖锐。但随着南方武装斗争的兴起，他对吴庭艳的不满日益增长，以致其最终对该政权完全失望，尤其批评吴政权过于注重军事问题，而不重视采取旨在争取民心的社会改良措施。德布罗报告国务院，吴庭艳的狭隘自大导致其耳目闭塞，不知局势之严重。然而，有一个人却与德布罗争执不下，他就是军援顾问团团长威廉斯。他认为，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吴庭艳重视安全问题完全是正确的，他不认为这么做会在政治上削弱吴政权。他还向吴庭艳强调，必须像消灭害虫那样消灭越盟骨干，或抓或杀，决不能让其逃脱；并在给朋友的信中讥讽德布罗，“比起在亚洲国家代表美国，更适合在优雅女士鞋店里做个高级推销员”。⁽⁴³⁾他们二人的关系要多糟糕有多糟糕，而同时威廉斯与吴庭艳的关系却非常密切，吴要靠美国的援助搞一些建设，所以对顾问团成员格外重视。在美国人对这个政权的稳固性产生怀疑，放慢了援建项目的速度后，没有什么比推动美国的支持更使吴庭艳感到紧迫的了。为此，他跟德布罗抱怨美国削减援助，希望在个人关系帮助下顺利拿到更多的美援。但他在德布罗那里碰了壁，随即把目标转向威廉斯。恰在此时，威廉斯暴露了一个不能为外人道的弱点，其具有严重的性心理问题。作为一个美国高级官员，他“当然不会有失尊严”，吴庭艳为此派专人负责给这位将军安排生活。⁽⁴⁴⁾不难理解，威廉斯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此后有了好转。当然，这不是威廉斯“绝对支持吴庭艳”⁽⁴⁵⁾的原因，归根结底他和德布罗之间的分歧与美国海外援助的两种理论模式有关，即高度现代主义和低度现代主义。

如前所述，前者重视资本工业项目和大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后者强调农村社群发展，支持“小即美”的乡村模式。威廉斯是职业军人，他当然不懂什么理论，也不需要懂，他只知道从军事角度看问题。但是，南方武装斗争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认识到，用武力手段解决不了政治问题，⁽⁴⁶⁾他们这样理解“叛乱”的发生：首先，他们认为任何一方对农村的控制都是薄弱的，绝大多数农民即使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事实上都是中立的。其次，他们认为越南共和国的问题是农村贫困、行政腐败低效等政治、社会问题，这些都是滋生“叛乱”的温床。毫无疑问，这是个主要问题，但也是通过美国增加援助，更主要是要求西贡当局改革就能补救的问题。如果美国援助能提供给越南农村一个可靠的安全和美好生活的承诺，人们会转而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不是将他们推向另一边，在平民中造成了政治上的反作用。⁽⁴⁷⁾

事实上，从一开始，部分美国官员就主张农村改良，但布卢姆的离开表明，他们处于显著的劣势。以“反叛乱”专家闻名的兰斯代尔来到西贡后，“马上意识到农村是一块政治上的无人之地，用他在菲律宾形成的经验，相信有效的人权发展计划是巩固政府在农村人口中合法性的有效手段”。⁽⁴⁸⁾鉴于当时大量难民涌向南方，吴庭艳也认为医疗救助是必要的，同意兰斯代尔的医疗队计划。该计划被称作“兄弟情行动”（Brotherhood Operation），从菲律宾招募医生和志愿者奔赴南越。第一支医疗队于1954年10月到达，到1955年5月已经建立了十个医疗中心和诊所，提供医疗帮助的同时，逐批培训医疗人员。然而，兰斯代尔并没有把计划看成是纯粹的甚至主要是技术支援，还把它视为训练民主之下公民的榜样，向越南人灌输美国价值观，这对自大的吴庭艳而言是决不可以接受的。兰斯代尔绰号“孤狼”，他和包括中情局西贡站在内的其他人相处得并不愉快。不难理解，人际关系并不是产生分歧的关键所在，但也不是不重要的方面，何况很多时候事情也无法切割得泾渭分明。最终的结果显示，强调农村改良的意见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对“艳试验”越来越悲观的一派也正是持有这类主张的人，即使是对吴庭艳非常认同的兰斯代尔后来也在国防部强调，越共依赖民众支持，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措施赢得民众才能将其摧毁。⁽⁴⁹⁾而随同南方武装斗争的逐渐兴起，国务院开始对主张农村改良的人处于劣势表示不安，⁽⁵⁰⁾旨在争取民心的社会改良主张渐渐在华盛顿赢得了某些呼应。1960年5月，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对来自西贡的报告表露出少有的隐忧，国务院、中情局方面提醒总统说，如果吴庭艳再不改弦更张，他很可能就要遇到和南韩李承晚一样的结果——被迫下野。⁽⁵¹⁾“这既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尾声，也是未来的一种准确预言”，只不过那个结果更悲惨而已。

华盛顿出于矛盾心理对吴庭艳政权不公开加以指责，但美国常驻西贡的记者们就没那么客气了。60年代初的南越吸引了战后美国一批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记者齐集此地，他们的存在日益动摇着吴庭艳统治的根基，有评论说他们是西贡政权的克星。⁽⁵²⁾这些记者大多非常年轻，追逐、挖掘真相的冲动常常驱使着他们。他们的报道越来越同情越共，质疑官方的宣传口径，有时极具讽刺挖苦，批评西贡政权的腐败、无能和专制；对吴庭艳而言，更犹如拴着脖子的绳索。其中，来自《纽约时报》的霍默·比加特（Homer Bigart）在1961—1962年撰写了大量批评文章，他的最有挑衅性的言论创造了后来很多人形容吴庭艳试验的一种表达：与吴庭艳共存亡。吴庭艳下令驱逐他，同时被驱逐的还有一名《新闻周刊》的记者。两大主流报刊的记者遭到如此待遇，引发来自美国的记者们潮水般的批评。比加特走了，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来了，“走了一个黑白无常，来了一个殓葬师”。这个27岁的年轻记者和32岁的马耳克姆·布朗（Malcolm Brown）、26岁的尼尔·希汉（Neil Sheehan）等人常常报道越共的胜利，嘲讽美国援越军事司令部的统计数据，在大使瑙尔汀（1961年接任）看来，“已经站到了背叛的边缘”。他报告国务院“这类故事给共产党的轧机提供了最棒的谷物”。⁽⁵³⁾刚刚就任总统的肯尼迪为此焦头烂额，他企图让《纽约时报》把哈尔伯斯坦调往另一个国家，报社答复：不。⁽⁵⁴⁾

图2-4　从左至右：《纽约时报》戴维·哈尔伯斯坦，合众社马耳克姆·布朗，美联社尼尔·希汉。（美联社/环球网照片，霍斯特·法斯）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然而，针对西贡的批评也引来保守派记者群起攻之，一时间唇枪舌剑，唾沫横飞。西贡是一个从不缺新闻的地方。《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第一个跳出来称，批评者全都是“自命不凡的家伙”，她本人和身为南越第一夫人的陈丽春关系甚密。她们不但编写文章与之对抗，还对哈尔伯斯坦展开人身攻击，散播关于他的谣言。这种还击的分量还不够，还击队伍中有两个重量级的人物，一个是当时就很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另一个是《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Henry Luce）。他们竭力辩解道，年轻的记者对盟友政府进行了“极坏的讨伐”，“无论盟友政府有什么缺点，比共产党的那些缺点要好得多”。⁽⁵⁵⁾这个艾尔索普还有一个哥哥，兄弟俩的性格大相径庭，与当记者的弟弟不同，哥哥对政治毫无兴趣，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不过他可不是个简单的商人，在吴庭艳政权限制西贡娱乐场所经营的情况下，他竟然在西贡码头公园附近建起了吴庭艳上台以后的第一家夜总会，附近的居民因此被强行迁出。很多肮脏的交易，包括买卖妇女甚至幼女无时无刻不在这家夜总会里进行，而他则跟他的体型一样，赚得盆满钵满。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个特权是通过约瑟夫·艾尔索普获取的，而且他也写了不少反对战争的文章，但他对这件事至少是清楚的，其为何替西贡政权摇旗呐喊多少也说得通了。

不管美国大大小小的媒体如何相互攻讦，吴庭艳政权不得人心总是掩盖不了的事实。虽然华盛顿一直以来公开赞扬吴庭艳的“坚强领导”，但私下却难掩悲观沮丧，《五角大楼文件》里曾坦白道：“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是吴庭艳打败叛乱的问题，而是他如何自救。”⁽⁵⁶⁾美国驻西贡的官员，如前所述，也分化为反吴派和挺吴派两个阵营。美国使团的中下级人员对吴能否除弊革新疑虑很深，尤其是政治官员们早就在同吴庭艳手下那些顽固不化的部长们共事的过程中被搞得灰心丧气，大使馆人员几乎都对吴庭艳指摘甚苛，因而根本不指望情况会有任何突然的改变。他们的担心凝成一句口号：依靠吴庭艳，我们打不赢。⁽⁵⁷⁾而美国驻西贡军事代表团和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则主张给予吴全力支持，尽管他有着种种弱点；尤其是驻西贡军事代表团上下都赞成吴庭艳把安全问题而非经济、政治问题看作当务之急。大使德布罗的态度无疑很关键，1960年9月，他在向国务院提出迫使吴政权实施改良方案的同时就提出了在南越换马的设想，他个人同吴庭艳的关系尤其恶劣。肯尼迪上任后，出于修复美吴关系的需要，向参议院提名费雷德里克·瑙尔汀接任驻越大使一职。这是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当时备选人员主要有兰斯代尔、国务院菲律宾东南亚司肯尼斯·扬（Kenneth Young）以及总统之弟罗伯特·肯尼迪，但总统最终选择了瑙尔汀，他从未涉足过亚洲事务，可是待人柔和，善于回避矛盾，这正是肯尼迪需要的那种特使。跟几乎所有前任都不一样的是，他对吴庭艳“推崇备至”，向华盛顿汇报“从全面考虑，美国应当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吴庭艳”。⁽⁵⁸⁾只是，谁也没想到，肯尼迪本人更没想到，这一任命导致美国使团的分歧不是弥合了，而是扩大了。另一项重要的变动也产生了差不多的影响。1961年2月，新成立的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取代驻西贡军事代表团，这标志着肯尼迪上台以来美国“反叛乱”战争的某种升级，不过军方依然坚持，即使改良，重点应专注于改善吴庭艳的极端专断和军政不协调状况，以提高作战效率。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保罗·哈金斯（Paul Harkins）上将相信积极思维的力量，一到西贡就宣布，他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也喜欢看到周围的人都是乐观派”。⁽⁵⁹⁾一直以来，西贡使团内的分歧比美行政当局更显著，此时在使团内部，“瑙尔汀和哈金斯为一方，某些二级官员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裂痕扩大了”。⁽⁶⁰⁾前者中一个对吴几乎百依百顺，另一个主张继续帮助他改进工作，后者“激烈地反吴”。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的头几个月里，美国政府内就出现了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的考虑，此后一段时间，派遣美军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情况下，为了进一步确认南越的形势，肯尼迪决定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率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等人去西贡巡视战场。1961年10月18日，泰勒调查团到达西贡，他们得到的印象是，“这是1954年年初以来形势最糟糕的时刻”，用泰勒的话说，“整个国家民心消沉，全无斗志”。⁽⁶¹⁾这种感受当前，“估计吴庭艳的政治寿命和衡量其政府的稳定性”作为调查团的主要任务之一，答案不言自明，但令人惊异的是，最终递交总统的正式报告里，几乎谈论的都是继续加大军事援助，甚至派遣战斗部队的建议。或许为了不显得矛盾，报告“用不那么低沉的调子”称“南越自然也有其有利之处……还有一位坚毅果敢、为人基本正直的吴庭艳”，“如果能够把我方的许多有利条件都统统动用起来……共产党的最后胜利远不是不可避免的”。报告的引言还强调，“我们丝毫不认为我们的建议是无可争辩的定论”，⁽⁶²⁾似乎早已做好了面对华盛顿的激烈争论的准备。在此抛开具体分歧不论，有人嘲讽说，“这两人即便待在华盛顿，省下美国纳税人资助的两万四千英里旅程的钱，也能写出差不多同样结论的东西”。⁽⁶³⁾

泰勒调查团的建议在行政当局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而它们都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即吴庭艳政权是否准备采取必要的改良措施从而值得美国押上“新的大笔威望”。其实，不管肯尼迪作何选择，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只要目的不变，干涉升级就是难以避免的”。⁽⁶⁴⁾而只要美国越深地卷入南越，关于“换马”的争论就越激烈。在这个过程中，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

1963年8月21日，吴庭儒的特种武装部队袭击了南越第一大寺庙西贡舍利寺，几乎同时，南方其他各地的寺庙也遭到突袭。袭击事件掀起了5月以来的佛教徒抗议运动的最高潮，吴氏家族和吴庭艳本人被推到火山口。自僧人释广德（Thich Quang Duc）在西贡市中心自焚以后，包括西贡和顺化在内的各地先后发生数起僧侣自焚事件，而且自焚者多是20岁左右的僧人。触目惊心的场面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使肯尼迪政府很难堪。为了再次确认西贡的形势，肯尼迪同时派出了国务院顾问约瑟夫·门登霍尔（Joseph Mendenhall）和国防部反叛乱专家维克托·克鲁拉克（Victor Krulak）中将到西贡走一遭。他们各自去的地方和会见的人不同，有不同的情报来源，所以调查的结果截然相反。9月1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听取了两人的报告。克鲁拉克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不过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沉默，肯尼迪表情茫然地问道：“你们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⁶⁵⁾不难理解，这不会是最后一个赴南越调查团。华盛顿这时对于了解事实真相的困难已经有所了解，但在9月的最后一周，还是派麦克纳马拉与泰勒再赴南越考察。此行目的之一是“决定美国对吴庭艳政府应抱有的态度”。⁽⁶⁶⁾可他们发现“大使馆内部不团结一致”。华盛顿已经够乱了，“反吴派集中在国务院，亲吴派一般是在国防部、参联会和白宫班子高级官员中间”，使馆内部情况甚至更严重，“洛奇和哈金斯互不通报以及中情局不听指挥”。⁽⁶⁷⁾既然从华盛顿到西贡，情形基本一致，两人在他们的正式报告里索性就不提了，但不提不等于忽视，因为政变阴谋者期盼美国给出明确的支持信号。要明了美国内部的分歧、矛盾为何越来越大，就必须了解吴庭艳在南方的专制统治，正如他的那些华盛顿倾慕者越发清楚的那样，“吴庭艳的民族独立思想其实无异于确立了只有利于其家族的独裁而已”。⁽⁶⁸⁾

(1)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p．54-55．

(2)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55．

(3)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63．

(4)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71．

(5) FRUS，1952-1954，Vol．XⅢ，Washington，D．C．：GPO，pp．1782-1784．

(6)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77．

(7)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8)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50页。

(9) ［美］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金质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10)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22页。

(11)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26页。

(12)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62．

(13)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456页。

(14)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86．

(15) Neil Sheehan，A Bright Shining Lie：John Paul Van and America in Vietnam（尼尔·希恩：《弥天大谎：约翰·保罗·范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New York：Random House，1988，p．138．

(16) Thomas L．Ahern，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小托马斯·L．埃亨：《中央情报局和吴庭艳政府》），Intelligence Study（《情报研究》），2014/07/29 C00622834，p．41．

(17) Thomas L．Ahern，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1．

(18)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16．

(19)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36页。

(20)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p．280，281，294．

(21) Thomas L．Ahern，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6．

(22)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6．

(23)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77．

(24)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7．

(25)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318．

(26)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p．344-345．

(27) 刘雪梅：《神秘的第三只手——二十世纪美国情报机构绝密行动》，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28) 蔡佳禾：《亚洲冷战与冷战后国际问题》，第33页。

(29)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66．

(30)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1页。

(31)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Covert Action in South Vietnam，1954-1963，（托马斯·埃亨：《中央情报局和吴庭艳家族：南越的隐蔽行动，1954—1963》），Langley：Center for Study of Intelligence，2009，p．19．

(32) 《圣经·创世纪》中，该城因居民邪恶堕落、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笔者注

(33)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77．

(34) DF1018/262，No．49，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Vietnam，Mr．Stephenson to Mr.Macmillan（Received June 18），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Ⅴ（1951-1956），Series E，Asia 1955，Vol．9，p．106．

(35) ［美］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7—298页。

(36)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88页。

(37) DF1018/262，No．49，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Vietnam，Mr．Stephenson to Mr.Macmillan（Received June 18），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Ⅴ（1951-1956），Series E，Asia 1955，Vol．9，p．105．

(38)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18．

(39) Edward G．Lansdale，In the Midst of Wars：An American's Mission to Southeast Asia （爱德华·兰斯代尔：《狼烟遍地：一个美国人在东南亚的使命》），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1，p．204．

(40)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00，p．101．

(41)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03．

(42)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04．

(43)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05

(44)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67—68页。

(45)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22．

(46) G．R．Hess，“The Military Perspective on Strategy in Vietnam：Harry G．Summers's On Strategy and Bruce Palmer's The 25-Year War”，Diplomatic History（［美］ 加里·赫斯：《关于越战战略的军事视角：哈里·G．萨默斯〈论战略〉和布鲁斯·帕尔默的〈25年战争〉》，《外交史》），Vol．10，No．2，1986，pp．104-105．

(47) Robert J．McMahon，Major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美］ 罗伯特·麦克马洪：《越战历史的重大问题》），Lexington：D．C．Heath，1990，pp．629-630．

(48)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52．

(49) FRUS，1958-1960，Vol．Ⅰ，Washington，D．C．：GPO，p．205．

(50)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79页。

(51)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p．116．

(52) Ibid，p．130．

(53)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p．130．

(54)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ies-Vietnam：Nolting to Rusk（《国家安全档案——越南：瑙尔汀致腊斯克》），JFKL，box195，Nov．13，1961．

(55) William Prochnau，Once upon a Distant War（威廉·普罗克诺：《曾经的遥远战争》），New York：Crown，1995，p．344；“Foreign Correspondents：The View from Saigon”（《海外报道：来自西贡的观点》），New York Times，Sept．20，1963；Joseph Alsop，“The Crusaders”（约瑟夫·艾尔索普：《讨伐》），New York Herald Tribune，Sept．20，1963．

(56)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23．

(57)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294页。

(58)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上卷，第282页。

(59)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28．

(60)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78页。

(61)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289页。

(62)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09页。

(63)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ies-Vietnam：Report on General Taylor's Mission to South Vietnam（《国家安全档案——越南：泰勒将军使团赴南越》），JFKL，box203，Nov．3，1961．

(64)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18页。

(65) Pentagon Papers-part 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五角大楼文件》，“战争的演变：推翻吴庭艳”），p．26．

(66)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87页。

(67)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87页。

(68) Joseph G．Morgan，The Vietnam Lobby：The American Friends of Vietnam，1955-1975（约瑟夫·摩根：《越南院外集团：美国越南之友，1955—1975》），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p．X．

第三章　反共试验田

第一节　农村治理

实事求是地说，吴氏治下的越南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跟民主、自由毫无瓜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一概否定吴庭艳这个历史人物的所有特征，尤其是连同他的思想也加以摒弃。即使不能如近来的研究那样对其推崇备至⁽¹⁾，出于客观计，至少也要弄清楚其独裁专制的思想根源来自哪里，观其行的同时也要察其言。也就是说，吴庭艳的社会政治观和其施政手段是密不可分的。

图3-1　吴庭艳在办公，权威鼎盛期，1958年2月。（Bettman Corbis）
图片来源：《冷战权贵：吴庭艳和美国越战起源，1950—1963》。

的确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将吴庭艳的社会政治观称作“民主”，更不会把他作为一个“民主改革者”来对待。吴庭艳曾亲自对一名美国记者宣称，相应于集权的历史性需要，所有欠发达国家都应该由独裁者和专制者统治。⁽²⁾尽管如此，爱德华·米勒仍力排众议，认为吴庭艳并非仅仅玩弄民主、自由的辞藻，他也有他的民主观，“尽管实际情形一点都不民主，但也不代表这些观念就是一个反动官僚的愤世嫉俗的怒斥”，⁽³⁾他还指出吴庭艳的民主观没有得到学者严肃的对待云云。其实，米勒所谓严肃的对待就是不能脱离吴庭艳思想产生的背景，即吴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来看待吴庭艳对民主的理解。且不论他所谓吴庭艳的民主观这个提法是否严谨，对任何人的评判都是应该结合他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作出的，对吴庭艳也是如此。可以说，米勒的论证缺乏新意，完全是重复前人的东西。⁽⁴⁾

吴庭艳在流亡期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理想的国家模式：最高统治者行使万民之父的职能，他是上天和人民之间的中介，理应得到神圣的尊崇；19世纪的阮氏王朝就体现了某种礼规，不仅约束王侯的行为也制约百姓的行为，这些传统完全可以服务于20世纪越南民主的建立。⁽⁵⁾他的整个政治观建立于怀旧之中，怀念一个只存在于传统典籍中的国家，在那里君子依礼统治，高高在上得到人民的尊崇。吴庭艳当然知道越南已经变化，但他以恢复旧社会为己任。所以，吴庭艳对民主的理解与欧美政治理论和实践完全不同，即他认为民主的实现不取决于保护公民权利，而是取决于道德义务的践行，最终要依靠越南人愿意拥护一定的道德思想，“我们必须重新塑造乐于牺牲、富于纪律、社会关系正派、富有责任感之精神，以利培养对他人的尊重，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与他人相关的义务，必须履行这些责任”。⁽⁶⁾无论这些听上去有多么动人，可完全把传统嫁接到当代越南的政治实践上来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必然导致黑暗政治。南越农村的治理和农民的惨状正是对吴庭艳的所谓道德践行的莫大讽刺。

强制迁徙和强制集中是吴庭艳黑暗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受害的是中部西原高原（昆嵩、嘉莱、多乐数省）的少数民族。1957年始，为了安置部分天主教移民和退伍军人，也为了构筑防止北越经老挝和柬埔寨渗透的“人墙”，西贡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将21万人迁往西原高原。在政府武力胁迫下，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离开世代居住和使用的土地，集中到狭隘的指定区域，以便政府的移民定居生息。到1961年，仅昆嵩一省就有一半少数民族人口被强制迁徙和集中，类似印第安人被驱往保留地一样，被迁的农民犹如进了集中营，而不是像之前政府许诺的社区，更谈不上舒适的生活，没有政府允许，婚丧嫁娶都不得举行。在高原少数民族之后，平原地区的许多越南族农民遭受了同样的祸害。1959年7月，在南方前越盟成员重新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吴庭艳对德布罗表示，必须把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强制集中到政府控制的村落中去，以便使造反者成为无水之鱼。此后，根据芹苴省省长的主意，吴制订了一个长期性的人口集中计划——“农庄”计划（又称为农村社区发展中心计划）。每个“农庄”将由数千至一万名农民组成，设有统一的公共设施；各户将被售予标准的小块宅地，在其上建造标准房屋和种植蔬果。湄公河三角洲内，每省将建立两三个这样的“农庄”，外加数十个小型“聚集村”，把所有的农民都集中到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到1961年，大约已建立了26个“农庄”，总人口接近10万人。“农庄”的建造是对农民的无偿盘剥。农民被迫负担所需的大量劳役，被迫抛弃旧宅另建新居。政府颁发的安家费仅值5.5美元，还不足以购买强加于他们的小块宅地。修建农庄的过程中，农民必须无偿提供劳动力。农民为到自己的大田耕作必须行走数公里，平添许多劳苦。不仅如此，“农庄”的建立强制性地破坏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践踏了他们对自家田园的依恋。南越农民像当年憎恨法国一样憎恨吴庭艳，农庄计划由此被迫暂停。尽管其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吴却认为创意还是很好的，所以准备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于是，介于农庄和战略村之间的过渡性农业战略村就在1961年正式出炉了。每个农业战略村一般由约一百户农家组成，村庄的选址更趋近村民的田地，建造的步伐也逐渐放缓以满足农民的农事安排。然而，村民们还是憎恨不已，因为构筑工事得不到酬劳，丰收的时候本是他们最能放松，无须顾虑田间劳作的时候，却还要被无偿征用为劳力。建成的战略村就是监狱，每个人都配发身份证，随时出示给岗哨，甚至以不同颜色来区别忠诚。清晨，前往田间干活也要被搜身，确保农民没有携带提供给共产党的物品。天黑后，警铃响起，他们就得撤回村内，如滞留在外，就会被夜间的巡逻队枪杀。乡间原来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再也找不回来了。毫不奇怪，农民们自然倾向越共的承诺：吴庭艳政权倒台之时，就是你们回家之日。

吴庭艳给农民带来的祸害远不止于此。吴就职之初，事实上的行政权威不在中央政府，而在地方省长手中，他们大权独揽，被视为微型君主。吴庭艳决心打破这个局面——不是撤销省级行政单位，而是要确保自己有权替换封疆大吏。在他看来，省长这个职位展示着好的治理所需要的道德感，如果省级长官都能像自己那样勤奋，就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权威施加限制。因此，传统的农村自治机构被废除，由政府派遣的各级长官取代，他们不是勤奋为民谋利，而是远比旧时的乡绅凶狠贪婪，肆意榨取、侵占农民的财物。在财政上，吴庭艳还要求地方实现自给自足，这就更加强了官员对农民无情的压榨。吴的设计是这样的：地方政府要达到收支平衡，这对官员将起到约束、克制的作用，并得到治下农民的支持参与。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征募徭役的做法就是人们提供劳动力，即使能用现金交税的人也宁愿用几天的劳动代替交税。如果省、区、乡能财政自足，那么就会有利于培养公民之间相互负有责任的道德感，这正是“民主”的核心。吴庭艳的想法与其说是天真，倒不如说是自大和无知。如此过于虚幻的目标下，仍有些评论不但不对他投以负面看法，“反倒认为他的传统品质是其最大的财富”。⁽⁷⁾

如果说以上都是技术层面的治理问题，那么南越农村最根本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消除贫困，解决土地问题。在越南南方，主要是人口密集的南圻，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据驻越使团的土地问题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拉德金斯基1955年统计，占南圻人口2.5%的大地主拥有全部耕地的一半，而占人口70%的农民只拥有全部耕地的12.5%。在农民中，有2/3完全无地。在这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中，无疑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美国政府希望吴庭艳进行土地改革，使“无地者得地”。但是，吴对这种有利于农民的土改不感兴趣。经过美方敦促，他迟迟于1956年7月提出了一个实际由拉德金斯基制订的土改计划，10月间用法令形式颁布，即五十七号敕令。据此，西贡政府把每户最大土地占有量限制为130公顷，超过这一限量的土地将由政府用现金加债券形式征收，然后以六年为期赊销给农民。即使从纸面上看，吴庭艳的土改也不会使南越的土地占有状况有根本改变。由于130公顷这一很高的限额，不少大地主的土地得以保留下来，而农民为获得一公顷的土地，必须支付的钱款相当于6年内收成的近一半，这显然超出其合理的支付能力。然而，实际贯彻的情况更糟。1965年，75万公顷应予征收的土地中，实际征收的仅44万公顷，而赊销给农民的仅24.8万公顷。87.5%的南越佃农未因土改得到任何土地。一份回顾吴庭艳土改的美国研究报告指出，1968年80%的湄公河的土地仍由贫困的佃农耕种，实际上，自1954年，这个数字基本上没变过。⁽⁸⁾更有甚者，吴庭艳还剥夺了前解放区农民分得的土地。 越盟在南方无偿分给农民土地约60万公顷，但日内瓦会议后，西贡政权宣布越盟土改无效，支持地主“反攻倒算”。一位南越农民对美国人叙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抗法期间，许多富裕的地主从乡下逃往城市。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便在荒废的土地上耕作。和平恢复后，地主回到村里……地方官不来帮助穷人，反而帮助地主收回土地。”⁽⁹⁾西贡政权还没收大量原为法国人所有，战争期间被越盟分配的土地。这些土地上的农民一下子从自由小农变为政府的佃户。 越盟实行的减租减息措施也被废止，地租从原先不超过二成五增加到约四成。

为什么吴庭艳未能进行彻底的土改？有学者认为他不愿意挑战大土地所有者，他的内阁部长就是大土地所有者，五十七号敕令仅仅是个伪装，用来隐藏他维持农村现状这一真实动机。这个解释不见得完全正确。事实是，吴庭艳政权既没赢得农民，也得罪了地主，他们也心怀怨愤。佃农可以耕种无主地或抛荒地，这样一来，那种地租收成过半的好日子便结束了。受五十七号敕令影响的只有大地主，不过他们把名下的土地转让给家庭其他成员来逃避法令，或寻找像“祖上继承”这样的借口突破政府规定的上限。政府在政令贯彻过程中表现出的无能和腐败更疏远了农民，从高层到基层，官员不作为，绝大多数负责土地转让执行工作的官员本身就是地主。而吴庭艳拒绝把天主教会占有的37万亩土地划归政府重新分配加剧了问题的复杂化。一定程度上说，吴庭艳也不是对农民的贫困视而不见，他称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但他认为，农村变革的核心不是全面土改，而是取决于重新安置战略。

1954年，美吴当局煽动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一时间南方人口暴增。美国政府和一些私人基金会加起来大约提供了3亿美元安置费。⁽¹⁰⁾即使如此，也难以抵挡潮水般的人群。没有更多住房，赛马场、大剧院、学校、医院、教堂凡是能容纳的地方全部挤满了人，20人一间，供水设施也远远不够，南来的人们只好暂居在匆匆搭建起来的临时住所；缺医少药，疾病瘟疫随时都会爆发。到1955年春天，几乎近一百万人生活在临时安置房内，屋所沿着公路绵延数里。所以，吴庭艳的安置计划首先是为减轻城市及周边人口压力。该计划还可以促进农业扩张，有利于农业生产多样化。当然，还有军事、安全目的。具体做法是把大量农民迁往无人之地，建立新社区。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土地分给无地之人，而且还要促进更广泛的目标——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终极目的是在农村建立一个中等富裕的自由农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956年土改规定每人土地拥有量最高为一百亩，这个数字比日本的土改还要略高些。吴庭艳对一位建议再降低人均土地量的美国官员说：“你不会理解，我不能消灭我的中产阶级。”⁽¹¹⁾那么，这样的安置计划是如何实施的呢？

吴庭艳甫一上台，政府控制的媒体就把中部高地地区吹得天花乱坠，称这里“巨大的农业和经济潜力可以支撑大量新住民”，湄公河右岸“目光所及处，土地大量闲置”，⁽¹²⁾荒芜的地区被说成土质肥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乐园，⁽¹³⁾简直就是以诱骗的方式使贫民离开城市。除了犁田耕地外，居民们要培养的社会价值观既不是共产主义式的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的温床，向穷困者和无地者提供成为自由农的机会不是目的，而是吴庭艳改造南越农村组织这个更宏大计划的一步。重新安置计划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假设农民可以自足，但不是经济层面上的自足，而是指居民中间互相团结，联合起来增进新社群的集体利益。克服个人自由主义和过度依赖政府支援这两个弊端的方法唯有鼓励大家相互依赖，所以其社区发展概念和自足是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50年代初，社区发展在美国和国际援助专家中很有市场，他们主张小规模、以社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当吴庭艳版“社区发展”出笼时，美国专家和官员们以为这就是他们设计推行的路径，岂知吴庭艳并不按他们的套路出牌。吴庭艳当局把社区发展定义为：动员人们积极参与政府公共工程，积极做贡献。定居者和农民必须常常集中起来，被迫参加劳动，犁地、挖渠、修路、盖房子。在吴庭艳看来，这种劳动的辛苦实际上可以促进对人们的教育。实际上，对吴庭艳安置方式颇有微词的美国人都相信，如果不是要被迫干太多活或为了追求模糊的价值而牺牲，安置计划对农村人来说简直完美。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吴庭艳宣扬的是一套虚幻的道德说辞，架之过高便是虚伪，他遭农民和移民的怨恨和抵制是必然的结果。安置计划不切实际终而破产。

盖山（Cai San）项目⁽¹⁴⁾就是吴庭艳政权安置计划失败的一个缩影。靠近龙川镇的这片土地曾一度是稻米产区，在越盟跟法国作战期间被闲置。吴庭艳当局打算在这里挖渠贯通全区，使难民沿沟渠分布。法国曾在这片漫滩尝试安置人口，但都没成功。吴庭艳决心创造奇迹，美国也同意拨付所需的款项和机器设备。1956年1月，政府就把定居者运到这里开挖沟渠，建造家园。他们要趁雨季来临之前做好一切准备。每个月都有数百难民涌来，到5月就已经有三四万人口。可是，房屋远不够用，犁地用的拖拉机大多数到这个时候还没送到田间，已经就位的设备都装了重型钢轮，很容易陷进漫滩的泥泞土壤中。更要命的是，那年的雨季比往年提前了六周。种植过程中也有问题，几乎没有人能搞明白如何在湄公河的洪泛区耕种稻米，因为它们会漂浮起来。除生产受挫外，还有社区矛盾的激化。强制迁徙来的移民，只要发现空地就立刻定居下来，随着人口越来越密集，外来者和当地居民发生矛盾。因为这里的土地虽数年无人耕种，但并不是无主之地。吴庭艳当局承诺从前的居民返回，可以和难民得到同等补贴及其他支援。但这没有避免迁居者和当地人的冲突，政府的模糊政策加剧了紧张。这个项目在1956年土改之前就已经启动，政府没有针对项目制定任何明确的执行法令，迁居者只好跟佃农一样在这里先干上几年，购地变得遥遥无期。8月末，政府下令，难民必须和土地拥有者签署租赁合同，这招致了主要是天主教难民的抗议，他们觉得受了欺骗，之前的种种承诺都没兑现。吴庭艳出动军队，限制在定居区内的人员流动，长达数周停发粮食和现金补贴。最终，民众同意签合同，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可以固定利率在合同到期之前购买所耕之地。如前所述，实际贯彻情况远不是如此。不过极力为吴庭艳的土地政策叫屈的米勒却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表面上看，吴庭艳捍卫地主的利益，但其实这其中的纷争与吴的南越逐步“中农化”的规划有关。吴庭艳不是不承认难民的土地所有权，只是要等几年，即在培养他盛赞不已的道德品质的过程中，渐渐实现普遍的所有权。⁽¹⁵⁾在饥饿匮乏面前，吴庭艳要求人们具备道德情怀，要勤劳忍耐，接受画饼充饥的方案，若不说是残忍，至少也是不切实际，其凝聚人心的方式使他更丧失了人心，也暴露出吴庭艳的极端自以为是的性格。吴庭艳固然有其宗教倾向，南迁的天主教集团更是吴庭艳统治的社会基础，可是，普通的天主教徒或者说教徒中的下层在吴庭艳的统治下境地极其悲惨。

在西贡市郊有一个所谓“人肉市场”，在这里，越南妇女像牲畜、农具一样被以一定的价格出售。尽管警察几次试图严厉取缔这种“有伤风化”的买卖，但是饥饿这个无法逃避的债主迫使人们不得不卖掉自己最后的财产：女人。边和市（Bien Hoa）约五百米长的河岸上，是专门进行人口交易的黑市，被卖者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和儿童。她们大多数是来自北方或从“垦田区”逃回西贡的难民，既无土地，又无住房，为使家里人能够生存下去，父母或者丈夫只有采取这残酷却唯一的办法。那些来自北方的难民妇女在吴庭艳政权“净化城市”的政策下显得更为恐慌，为了避免被送到新经济区去垦荒，她们宁愿为奴而留在西贡。1955年7月被强行送到“垦田区”的50名北方难民妇女全部饿死在山中的消息，使还留在西贡的难民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而在边和一个成年姑娘的价格从六千元越南币下降至一两千元，不到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的半数。⁽¹⁶⁾即便如此，也还是阻挡不了大量农民逃到城市，因为糟糕透顶的土改使人们看不到希望。他们普遍存在一种想法：多生产粮食为了什么？反正也吃不饱，说不定哪天还要坐牢。这一切促使农民对土地和生产完全失去兴趣。西贡—堤岸附近的农民涌入城市行乞，迫使吴庭艳政权不得不成立“反行乞委员会”。然而，大量农民还是不断向城市涌来，这就更加剧西贡—堤岸、喜定等地30万小贩和贫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即使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也不得不加入乞丐、盗匪、毒贩的行列，而女人们则毫无选择地涌向“人肉市场”。

第二节　特务政治

吴庭艳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其稀薄，南迁的天主教集团、大地主买办和所谓的新的中产阶级，这一小撮人是他的热烈拥护者。他回到西贡就职当天，机场冷冷清清，除了美法等国使馆的少量人员和数百名天主教徒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了。其支持者中，买办是那些拥有特权的进口商，他们清楚地知道西贡政权的长存将保证自己永远腰缠万贯。中产阶级是那些受惠于美援的政府官员、资本家等。美援大量流入使上述人群或以政府薪俸或从进口销售等各种渠道获得强劲的购买力和大量商业收入，这就是吴庭艳获得他们忠诚的缘由。因此，真正同吴庭艳命运休戚相关的只有天主教集团。吴庭艳政权的政治基础比起社会基础更狭隘。如前所述，吴庭艳就任之初，他的敌人虎视眈眈，以至于“外国媒体每天都在预测吴政权即将垮台”，“唯一似乎可以确定的事就是他干不了多久”。⁽¹⁷⁾吴庭艳虽然在中情局的策划下统一了南越军政，但最后关头能挽救他的只有他自己。因此，吴庭艳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疑心重重地看待每一个人，尤其对文官带有深深的敌意。他深知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这些人，但同时又不愿过分相信他们，认为不少人缺乏良好管理者所必需的道德品质。吴庭艳以自己为标准，把官员加以区别，1945年以前上任的就和自己一样，有勇气为国家献身，但1945—1954年在殖民当局工作过的就失去了道德抱负，成了殖民主义的奴仆。因此，后者不能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直到改过自新为止。⁽¹⁸⁾这种自大和傲慢使他不能容忍异己，为此竭力排斥、压制和打击不同政见者，甚至对已经构不成威胁的教派领导人也务求赶尽杀绝，而不是把曾经的合作对象转变成政治资本。在剿灭了平川帮后，吴庭艳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逮捕巴剪。后者是被诱捕的，并被判处死刑。这件事给吴庭艳招来独裁者的骂名。郑明世不久后也遭到枪杀。有人说他是被法国特工报复，也有人说是被平川帮杀害，还有可能就是被吴庭儒借机干掉。尽管最后这种可能的证据最不充分，但是，即使他活着，也不会被吴庭艳视为亲信，因为后者只信任他的家族。科林斯正是看到吴庭艳缺乏团结各派别的能力，“几乎完全是孤立的”，才再三主张换马。

吴庭艳的政治机器是人员经过挑选和过分集中的家族寡头政治。他保持着代议制政府的门面，但事实上政府的实质却是独裁，吴氏家族成为西贡政权的权力核心。吴庭艳之兄吴庭叔是南越大主教，掌握举足轻重的天主教会，企业商人都“自愿”捐款给教会。三弟吴庭瑾虽无官方头衔，却是中圻真正的统治者，人称顺化藩王，他决定企业能否争取到订单，只有忠于他的人才能到各地方政府任职，他还掌握着向全亚洲输送走私鸦片的渠道。最小的弟弟吴庭练任驻英国大使。二弟媳陈丽春任“妇女团结运动”领导人，实际兼任总统政治幕僚和内务总管，人称西贡女皇，其父任驻美大使，其母是驻联合国代表，她的叔叔任外长，其他亲戚也任职于军界、政界的关键岗位。最有权势的就是二弟吴庭儒，他和那个半秘密的勤劳党是吴庭艳维护其家族统治的得力工具，西贡政权的特务政治借此得以无孔不入。

1954年10月，吴庭艳任总理后不久，勤劳党就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国民革命运动，目的就是鼓励告密、揭发共产党，负责人是陈政青（Tran Chanh Thanh）。此人曾是越盟干部，后叛逃西贡，结识了吴庭儒，是勤劳党的创立者之一。借着所谓“革命经验”，他把国民革命运动向乡村一级渗透，到50年代末，该组织成员达150万人。起初，该组织主要负责恐吓异己力量。国民革命运动还定期组织亲政府的集会游行，以再教育为名进行洗脑。为了便于监视、控制并防止异己的出现，1955年7月，吴庭艳政权又建立了一个隶属于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文职人员联盟，只有表现出“民族主义者精神”的文职人员才有资格加入。成员必须参加学习小组，出席各种教育会议。广大文职政府人员当然极不情愿，但也别无选择，除非他们不要饭碗。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如何辨别文职人员的忠诚度呢？为此，吴庭儒在勤劳党内专门建立了一个情报部门，是与政府情报机构相平行的秘密特务系统。这个被称为政策和社会研究部的组织由吴庭儒的亲信陈金宣（Tran Kim Xuyen）负责。此人是由北方南下的天主教徒，也许是为了博得吴氏家族的信任，他是吴庭艳亲信中最卖力的一个。短短几年之内，政策和社会研究部就形成了完善的组织架构，从事各种秘密活动，触角遍及政府系统。勤劳党还向军队和警察部门渗透，大致从1959年起，南越政府军中兴起了向国民革命运动献忠心的活动，政策和社会研究部在促使吴氏政权对党政军控制日益增强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金宣还想方设法建立了勤劳党控制的企业，通过党内的一个投资委员会侵入了南越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勤劳党积聚的大量钱财充作该党的活动经费。吴庭儒本人则亲自控制着一个特殊部门，即武装特务部队隆成营（隆成营是特务部队的秘密训练营地，故名）。吴庭儒对这支忠实于他的亲信部队格外优待，其供给和装备比其他陆军部队好得多。当其他部队到了发不出军饷的地步，隆成营却丝毫不受影响，甚至士兵家中困难的还可能得到额外补贴。另外，吴庭儒特准该部队在每次扫荡后将年轻妇女带回营地，当然那些妇女是作为统一财产关在一座工事内，每逢周末轮流分配给各营的士兵。以上各种措施使得这支部队成为吴庭儒与陆军抗衡的一股强大的势力。国民革命运动的经费来自中情局，每月都从西贡站领取；政策和社会研究部成员由西贡站隐蔽行动部门专门培训；武装特务部队得到中情局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日常训练也是西贡站一手帮助训练的。⁽¹⁹⁾

虽然直到现在，有关美国和勤劳党的关系还很模糊，无论是70年代的《五角大楼文件》、陆续公开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越南各卷，还是近来解密的《中情局和吴庭艳家族》都讳莫如深，但是透过一些零星的碎片还是不难看出，没有美国的鼓励、认可甚至纵容，勤劳党要主宰南越的政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与美国人的期望相距甚远，勤劳党大部分资源不是用来对付越共，而被用于监控政府职员和吴氏的反对派⁽²⁰⁾，甚至及至一般普通民众，由此产生的压力使许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无足轻重的政治怨言会招致逮捕、放逐或监禁，甚至有个人被看到朝独立宫方向挥了下拳头就被关进集中营，还有人就因为讲了一个吴庭艳的笑话就得到同样的下场。直到吴庭艳快垮台前，个人护照都要他亲自签署才生效。除很少几种例外情况，任何集会甚至亲属聚会必须经警察批准。政府命令街坊邻里成立家庭联组，履行监视居民和向政府报告动向的职能。为了加强在城市的专制统治，吴庭艳政权还大肆践踏一般市民的自由权。连市民的日常娱乐和私生活也遭到种种专横无理的管制。根据“保护道德法”，禁跳任何舞蹈，禁唱柔情歌曲，禁止打拳斗牛，离婚需经信奉天主教的总统批准，避孕而不悔改者判五年徒刑。吴庭艳统治时期是一个十分黑暗的年代，从农村到城市，社会矛盾普遍空前激化，西贡政权不仅仅是疏远人民的问题，针对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更是骇人听闻，其反人民的性质充分暴露。

第三节　白色恐怖

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日内瓦协议第十四条规定：不得因任何人或组织在战争期间加入一方或另一方而对其进行任何报复或歧视，必须保障其民主的自由权利。但是，吴庭艳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大肆迫害在南方的前越盟成员以及进步群众，实行持续不断的白色恐怖。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国军援顾问团和兰斯代尔小组便拟订了一项“平定解放区”的纲领，1954年年底，由吴庭艳当作“国家安全行动指令”发布。据此，西贡政府军首先于1955年年初在金瓯半岛动手，然后迅速控制了几乎所有“解放区”。在这种“国家安全行动”中，遵照日内瓦协议停止作战的抗法组织及其成员被当作军事清剿对象，毫无权利和安全可言。军事清剿得逞后，吴庭艳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除共运动”。在南越各地，政府强迫农民公开告发他们之中的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而许多曾遭革命打击的地主和乡间恶棍则以告发为报复手段。被告发者或被处决，或被长期监禁，或被关进“再教育营”，直至被迫供出同志和武器储存处。虽然缺乏公认和完整的统计，但一些资料仍显示出当时遭到迫害的人数之多。一位北越学者估计，被捕者达25000余人，遭处决者1000余人，被殴打致伤者4200余人。⁽²¹⁾西贡政权的官员则于1956年年初宣称，有15000至20000人被关进集中营，而向政府“投诚”者达95000人。⁽²²⁾1956年1月，吴庭艳发布六号政令，反共迫害运动由此升级。这项政令规定，凡对“国防和公共安全”有危险的人物，经行政部门决定即可拘押、放逐、软禁或管制两年。这不仅使政治集中营合法化，而且扩大了迫害的范围，使西贡政权及其各级官员实际上能为所欲为地打击任何嫌疑者。据北越学者估计，仅1957年就有2000余人被杀，65000人被捕。⁽²³⁾根据越共文献记载，1954年南方党员大致有60000人，接下来的五年里锐减了90%以上，只有大约5000名。有成千上万人被西贡当局或抓或杀。⁽²⁴⁾在许多乡村，越共的地方活动被吴庭艳的安全部队铲除，离西贡最近的两个区党员人数从1000名下降至不到400人，1959年年中，这两个地方的党员加起来只有6人。1958年，吴庭艳当局完全控制了中圻，劳动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似乎被消灭殆尽。震慑是有效果的，但并不充分、稳定，因为其中有错抓、错杀。显而易见，受迫害者并不限于前越盟成员和进步群众。“除共运动”为各级官员和地方恶棍提供了邀功求赏、报复私怨或捞取钱财的良机，从而大大增加了被害者的人数。国家警署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自己承认，“毫无纪律可言”，滥用职权不会被处罚，不过就是调往另一个省。⁽²⁵⁾吴庭艳授权各省省长不经审讯甚至不需备案即可处决共产党嫌疑人，这实际上鼓励了滥捕滥杀，“除共令”打开了暴力的潘多拉之盒，允许那些有枪的越南人对手无寸铁者施行恐怖政策。

1959年5月，吴庭艳颁布1959年十号政令，批准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其在迫害的范围和严酷程度上远超出1956年1月的政令，并将现行的许多措施合法化了。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任何人凡犯有或企图犯有侵犯“国家安全”罪，或者凡属旨在帮助犯下此等罪行的组织，一经抓捕，即由特别军事法庭在三天内判处死刑，不得上诉。在吴庭艳因1956年处死和好教头目巴剪后，吴氏当局似乎不对政治犯施以极刑了，然而十号政令颁布后，吴庭艳又转回头用死刑吓退敌人，政治迫害达到了最高潮。密歇根州立大学驻越顾问组在1960年秋估计，每月政治逮捕近5000起，比一年前增加了7倍。⁽²⁶⁾据其他一些资料，到1961年年底，南越各监狱囚禁的政治犯已达15万人。⁽²⁷⁾被捕入狱者遭到罕见的迫害，尤其是女犯。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昆宋岛（Con Son）“虎牢”折磨犯人更是残忍至极。后来，美国情报部门还为南越警察提供了一批新式电刑工具。在十号政令之前，大多数死刑都在昆宋岛上执行，不大为外界知道，但此后多在市区执行。

吴庭艳专制统治制造的对手远比它消灭的要多得多，白色恐怖激起的南方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对吴庭艳政权抱着纵容乃至赞扬态度的美国和它的关系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氛围中，华盛顿和西贡的倒吴声日益高涨，垂暮之钟已经敲响。

(1)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p．137-140．

(2)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54页。

(3)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37．

(4) 参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8页。

(5) Nguyen Thai，“The Government of Men in the Republic of Vietnam”（阮泰：《越南共和国治理者》，密歇根州立大学论文，1962年），转引自Frances Fitzgerald，Fire in the Lake：The Vietnamese and the Americans in Vietnam（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湖畔战火》），New York：Vintage Books，1972（ 该书曾连获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和班克罗夫特历史奖。）

(6) Ngo Dinh Diem，“Hieu-trieu Quoc-dan ngay le tuyen-bo ban hanh Hien Phap，26-10-1956”（《吴庭艳号令国民召开为了宣布颁行宪法的典礼》），1956年10月26日。

(7)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5．

(8)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R No．1142，“Land Reform in Vietnam”（众议院第1142号文件《越南的土改》），Washington D．C．：GPO，1968，p．3．

(9) Frances Fitzgerald，F．，Fire in the Lake，p．114．

(10) G．M．Kahin，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乔治·卡欣：《干涉：美国如何卷入越战》），New York：Alfred A．Knopt，1986，p．77．

(11)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61．

(12) Ibid.，p．163．

(13)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84页。

(14) 盖山，位于越南西南部的一条河。

(15)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69．

(16)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45页。

(17)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64；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87．

(18)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p．831-837；William Colby，Lost Victory：A Firsthand Account of America's Sixteen-Year Involvement in Vietnam（威廉·科尔比：《失去的胜利：对美国卷入越南十六年的第一手描述》），Chicago：Contemporary Books，1989，p．86.科尔比曾任中情局西贡站副站长、站长，后任中情局局长。

(19)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33；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18；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12页；［美］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黄祖辕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

(20)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18．

(21) William Duiker，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威廉·杜伊克：《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Boulder：Westview Press，1981，p．174．

(22) G．M．Kahin，Intervention，p．96．

(23) William Duiker，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p．183．

(24)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98．

(25)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98．

(26) FRUS，1958-1960，Vol．Ⅰ，Washington，D．C．：GPO，p．587．

(27) Gabriel Kolko，Anatomy of War（加布里埃尔·科尔克：《剖析越战》），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89．

第四章　日暮途穷

第一节　难以为继

1957年2月，吴庭艳在中部高地遭到刺杀，这次暗杀行动主要是劳动党内的南方派策划的。尽管行刺者距离吴庭艳只有几步之遥，但未能打中他，自己反被擒获。吴庭艳继续镇静地演讲，但他对共产党的镇压却不如外表那样“从容自若”，而是密集地实施逮捕，上千名越共干部遭到厄运。吴庭艳尤为强调预防内部颠覆、“叛乱”，主张采取软硬两手。他的考虑基于两个方面：对1954年后印支总体局势的评估和其本人30年代打击中圻越南共产党的经验，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解决共产党“叛乱”的方法。他没有忽视争取农村人口的支持，尤为强调大规模动员、灌输等方法的重要性，当然，他也用严酷的压制、极权的方式根除、摧毁对手的秘密网络。很多时候，他不担心后一种方法可能会削弱前者的效果。吴庭艳曾对下属说：“恐惧是自觉之母。”⁽¹⁾他对南越“叛乱”危险的认知受到他对越南国家统一的令人惊讶的乐观愿景的影响。吴庭艳不希望越南的分裂是永久状态，他认为这种共存不过就几年时间，只要越南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稳定，共产党发现掌权越来越困难，最终会有新的难民出走到南方来，规模会超过1954—1955年，人口的转移将促成河内政权垮台，越南共和国完成国家统一。⁽²⁾他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共产党会放下武器。为阻止对手的颠覆，吴庭艳主张制订一个全面的防御计划，囊括老挝、柬埔寨、南越，扩大到印支范围，铺设一个跨境公路网，破坏河内对南方的人员物资渗透。而极力赞赏他的反共立场的美国人对内部安全和反颠覆有自己的看法，一些官员批评吴庭艳过多关注外部防范，但吴坚持说这只是他内部安全措施的外延。⁽³⁾这种分歧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有关保安队的争论上就已很明显。

如前所述，美国使团内部关于保安队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就意见不一致。保安队，即南越民警部队。密大专家顾问团认为它就是一支警察部队，不是军事组织，却遭到以威廉斯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强烈抵制，后者认为保安队就是准军事力量，应当发挥辅助军队的作用。定位不同，装备自然有差异，前者眼里，保安队是轻装警察组织，后者看来，它要拥有直升机和装甲车等重武器装备。美方内部的争吵持续数年之久，后来肯尼迪“反叛乱”政策升级，早先的分歧在新形势下更呈现白热化状态。

吴庭艳的想法与任何一方都不一样。他既不视保安队为常规警察机构也不视其为准军事辅助组织，而是一支两种功能都具备的力量，不仅可以维持秩序又可以对付共产党。有意思的是，在美方两个意见中，吴庭艳倾向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判断。威廉斯一直建议吴庭艳制订一份全面反游击战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主要力量就应当是保安队这样的准军事组织，让南越政府军腾出手来对付所谓北越入侵这个外部威胁。这个思路与吴庭艳的考虑大体一致，因为只要按照军援顾问团的主张来，西贡政权可能会争取到更多的美援。于是，吴庭艳在军援顾问团的支持下，向大使德布罗提出了如此要求。但是，按吴庭艳的设计，南越每个省、区都将驻扎保安队，大致有60000人，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规模。密大专家顾问团反对吴的规划，认为保安队既不需要深入专业的军事技能也不需要庞大的人力储备，25000人足矣，足以建成一支类似综合美国州警察、国民卫队在内的武装。⁽⁴⁾最终，华盛顿采纳了密大专家团的意见，并且拒绝提供大量资金，迫使吴庭艳放弃要求。保安队实际上未像吴庭艳希望的那样提供有效的反游击战能力。争执并未就此结束，1957年9、10月间，美吴之间开始就保安队的隶属问题再次争吵，吴庭艳以减少行政摩擦为名将保安队由内政部转归国防部，密大专家以控制文职为名强烈反对，他们还不满吴庭艳把军官填充到保安队高级职位上的做法。大使德布罗支持密大专家，军事援助顾问团则站在吴庭艳一边。在一次和吴庭艳的私下会晤中，威廉斯轻蔑地称，密大专家组是“看不见长远格局的那类警察”。⁽⁵⁾争执的实质在于军援数量，一旦保安队由国防部统辖，它在装备上不亚于正规陆军，美援就应当相应增加。美方对吴庭艳的动机了如指掌，拒绝了他的设计，还要求将保安队人数减少近40%。吴庭艳最后大有保留地做了退让。对华盛顿的吝啬感更为不满的当然是威廉斯，他试图让军事援助顾问团接手保安队，这样一来，既可以为其提供辅助军事训练，还能以顾问团的名义给予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一种迂回策略，自然也被华盛顿否决，但是威廉斯还是帮助保安队从美国驻日本的武器仓库里得到了部分设备。而后来南方武装斗争再度掀起和发展的事实证明，恰恰是美国的吝啬造就了这个局面。

随着南方武装斗争于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游击战已经成为西贡当局面临的主要危险，继任的肯尼迪极其重视“反叛乱”，上任不久，白宫把在南越“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⁶⁾肯尼迪曾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说，游击战是一种完全特殊的战争，要对付它就要有特殊的战略、特殊的部队和特殊的军事训练。⁽⁷⁾在“反叛乱”思想指导下，肯尼迪对越南干涉事业要比共和党前任慷慨得多。增加对越军援是肯尼迪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措施，其中一直得不到美方重视的保安队立即得到127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装备和训练32000名保安队队员。⁽⁸⁾这是吴庭艳乐意看到的结果，但矛盾也日渐突出，战略村计划及其失败就是双方分歧集中的表现。

该计划是英国人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向吴庭艳提出的，汤普森50年代曾任英属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因打败共产党游击队而名声大噪。他根据在马的狭隘经验向吴庭艳强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民解”）主要不是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赢得人民支持，而在于力图对成千上万的村庄实施强制控制，因此，战胜民解的唯一途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通过把农民集中到严密设防的据点中去，把农民同民解隔绝开来。一旦做到这一点，民解武装将成为无水之鱼，政府军能以逸待劳对之加以围歼。⁽⁹⁾吴庭艳早就有依靠人口强制集中来控制农村的考虑，且实施过类似的农庄计划，因而他很快采纳了汤普森的设想。可是，汤普森和他的小组是美国邀请来的，英国政府应美国的建议，向南越派出了这个所谓“反叛乱”顾问组。很显然，汤普森的设想与美方的基本原则并不相悖，但具体的手段、方式则大相径庭。

以大使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美国驻西贡文职官员认为，要扭转南越越来越严峻的局势，仅靠军事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改良。这样的呼声在华盛顿得到了不小的呼应。肯尼迪政府在南方发动特种战争后，旨在体现这种主张的做法便是“绥靖行动”（又称安抚计划）。绥靖内容和目的就是依靠保障农村安全、提供医疗教育等争取农民支持反越共斗争。换言之，军事和政治手段并用，从而更多笼络民心。然而，吴庭艳在操作中“并没有遵照美国建议的优先顺序和时间选择”，几乎“按照自己的计划和逻辑行事”。原因不外乎有二：（1） 回避美国方面一再敦促其实施的改良；（2） 有关该计划的美国援助不是一开始就有的，1962年3月，吴庭艳才得到美方出资的承诺，此时距离第一个战略村建成已经半年有余。

首先，在战略村计划推进上，吴庭艳政权完全是跨越式的。在美国承诺给予资金后，差不多一个月之内南越就建立了1300多个战略村。1962年8月，吴庭艳就决定在南方全境广泛建立战略村，两个月后，西贡政权就宣布已建立或即将完成近6000个，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被集中在战略村内，到1963年年底，战略村将有8000个。⁽¹⁰⁾其次，狂热追求进度导致效率低下，当时设防齐备的仅1500个。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这样描述他1963年在南越见到的几个战略村：它们的设防是骗人的，一条护村沟，一道顶上安置铁丝网和竹签的围墙，弯弯曲曲围着稻田的房屋，长得足需一个师的部队守护，但是守卫者仅是几个老头。⁽¹¹⁾再次，各级官员的腐败。南越官员更感兴趣的不是帮助农民，而是战略村计划抑或别的什么项目能带来升官发财的机会，政府给予农民的少得可怜的搬迁补偿也被官员们吞掉，即便美国后来发现问题后对援助资金等进行广泛监控，也仍然不能有效遏制腐败。同时，美国军方对待战略村的态度冷淡。很大程度上只是肯尼迪本人对“反叛乱”有浓厚兴趣，其中，“反叛乱”理论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斯托有关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理论使得肯尼迪对美国发起在南越的特种战争，进而有效消灭共产党游击武装抱有充分的信心。军方则囿于正规战争的观念，希望西贡军队更加灵活，更具进攻性，更好地承担起对北越的进攻和防御活动，而对战略村这样过度分神费力的民防活动并不热心。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从未得到充分有效的沟通，为推进战略村计划建立的多个组织机构之间不是不能有效协调，就是关系更加复杂化，导致有时连评判一个战略村是否已经建成，是否能发挥所期望的作用都无法确认。这样，美国人内部对吴庭艳政权的评估就很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美国的耐心丧失殆尽。1963年2月，白宫高级助手迈克尔·弗雷斯特尔（Michael Forrestal）在给总统的报告中说：“谁也不知道去年被打死的20000名越共中有多少人是完全无辜的，或至少是能加以说服的村民，战略村计划提供的政府服务是否足以弥补它要求作出的牺牲。”⁽¹²⁾

事实表明，战略村计划并没有将越共同农民隔离开，反而把农民同政府隔离开了，结果是削弱了安全而不是加强了安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都是正确无误的，更谈不上高尚，对无辜者被当成越共消灭的担心并不是什么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在意成本和效率而已。从根本上讲，他们没有人搞明白越南战争的性质，或者就不想明白。从微观的层面看，事实上，包括战略村计划在内，吴庭艳政权在美国称为改良的广泛问题上之所以缺乏成效，抛开更深远的历史、社会、政治根源不论，单就双方关系来讲，美国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对于改良本身，美国政府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都是半心半意的。吴庭艳政权不改良就无法稳定其统治，实行改良又必然削弱其权力，而这种权力被美国视为对付共产党人的必要工具，以至于改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弃置。实际上，在美吴战略村计划未实施之前，吴庭艳和美国的矛盾在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经日趋激化，因为吴庭艳拒绝接受肯尼迪“有限伙伴”关系的方案。

加强对越干涉从肯尼迪上台时就开始了。肯尼迪偏好的南越“反叛乱”计划虽涉及吴庭艳政权改良的范围，但主要体现了军方的观点。军方认为，改良的重点应放在改善政府程序以提高作战效率上，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要改组南越军事指挥机构。为达到目的，大使德布罗奉命向吴庭艳表明，计划中的援助将以他是否从命为转移。吴庭艳一如先前，拒不接受美国的要求，与美国人分享权力——这是他极不愿意的。改组军事指挥结构的要求随即被完全放弃了。但这远不是结束，军方的目的不只改组军事组织那么简单，它甚至希望美国派兵进入南越。1961年4月底，老挝危机高潮期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一些军方领导曾表示考虑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由南越“反叛乱”计划修改而来的“越南行动纲领”中就明确了这个意图，提出美吴之间应达成一种新的双边安排，即缔结军事同盟和在越南驻扎美军。为此，副总统约翰逊赴西贡访问，借表示对吴庭艳支持之际询问他，是否需要美国战斗部队和缔结双边军事同盟。吴在会谈中表示两者皆非目前所需，他担心美军驻扎在南越可能招致北方的激烈反应，隐含的担心则是给予美国干预其统治更多的机会。如果吴庭艳在这个问题上设置一个底线原则，即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美国战斗部队到来，那么这个问题或许就彻底消失了。然而，西贡军队面对解放武装力量日益强大所暴露出的无能已经让局势越来越恶化。肯尼迪政府内部沉寂下去的派兵呼声再度高涨，而吴庭艳也改变了之前的否定态度。

9月末，吴庭艳郑重地向接替德布罗的瑙尔汀提议订立双边防务条约，增加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存在，包括大幅增加军事顾问和派遣一些战术空军。显然，吴庭艳还是不愿意美国战斗部队进入南越。半个月后，吴庭艳态度又进一步，通过总统府部长阮廷淳（Nguyen Dinh Thuan）向瑙尔汀提出派遣美国战斗部队进入南越的建议，但要求这些部队可作为美国力量的象征驻扎在北纬17度线附近和中部高原，以阻遏进攻。肯尼迪在同高级幕僚商议后，决定派总统特别军事代表泰勒率团去南越调查。1961年10月18日，泰勒一行到达西贡。在同吴庭艳的会谈中，他们发现他对引进美国战斗部队的态度又有了变化，退回到了9月末的立场，绝口不提引入美国地面部队。而双边军事同盟的设想也已经被美国放弃，因此，双方其实就只剩引入美国战斗部队的问题了，泰勒和罗斯托等人希望如此，而吴庭艳却闭口不谈。

泰勒调查团到达时正值“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在湄公河三角洲肆虐，冲毁庄稼和牲畜，几十万人无家可归”。⁽¹³⁾他们认为，这正好为美国以救灾为名派出部队提供了机会，当他们向吴庭艳提出时，后者竟然完全赞成。吴庭艳在这个问题上的担心犹豫是有原因的，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其最终同意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仅仅是由于面子吗？也就是说，吴庭艳需要美国派部队，但考虑到颜面，还需等待美方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提出来。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巧合了：一则吴庭艳需要的确有这个念头，二则泰勒等人需要懂得一点读心术，三则是机缘。以吴庭艳的性格和行事风格来看，他是不大可能这样做的。最终能证明此种解释的唯一证据是，根据泰勒的说法，吴庭艳是表示完全同意的，⁽¹⁴⁾至于事实究竟怎样，没有进一步材料佐证，不排除泰勒和罗斯托不但对肯尼迪瞒而不报，甚至有往反了说的可能。因为吴庭艳既然回避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理由就不会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态度再次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吴庭艳显然是受到了其顾问陈金宣，当然还有吴庭儒的影响。中情局1961年11月22日的情报简讯陈述了他们的想法：美国的全面介入将自动削减吴庭艳的权力和独立性；另外，那些本就对吴庭艳心怀不满的势力终于找到口实向他寻衅：必须谨慎，不能授人以柄。那些吴庭艳的反对者可以成功地使新来的对越南政治场景不熟悉的美国人相信，就得到一个更有效的反共政权的利益而论，目前的政权应当被取代。⁽¹⁵⁾一旦如此，对吴庭艳而言，无疑是舍本逐末，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另外，从吴庭艳得知肯尼迪的决定后的反应来看，吴庭艳应该没有接受泰勒所谓的迂回策略。

泰勒调查团在正式报告里的派兵建议在美国行政当局内引起了不同反应，共有三种意见：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认为应增加军事援助而非派兵；三是谋求政治解决。面对三个对立的主张，肯尼迪断然排除了政治解决，不得不说他应更倾向于派遣地面部队，否则他就没有必要派泰勒率罗斯托去南越，因为这两人都是当时出兵南越的主要鼓吹者。但是，他同时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声音的影响。在得知泰勒的建议后，远在日本的国务卿腊斯克立即致电国务院，告诫说美国不应把新的大笔威望押在一匹看来要输掉的赛马上，他还说，如果吴庭艳不改良，那么区区数千美国部队不可能扭转局势。⁽¹⁶⁾泰勒调查团中的国务院成员、国务院越南问题特别工作小组组长也提出了异议。肯尼迪权衡再三之后，11月15日正式做出决定，不派遣美国战斗部队，但立即实施调查团的其他建议，并据此形成了美国与越南关系的政策——“有限伙伴”，即用战斗部队以外的军事干涉手段，特别是数量急剧增加的军事顾问直接帮助西贡政权作战，打败乃至消灭解放武装力量。这种关系的另一面则是美国官员广泛参与南越行政事务：美国行政人员被安插进西贡政府机构，包括所有关键性部门；美吴双方联合检查省级以上军事情报系统、经济和社会状况，共同决定改进措施；美吴双方联合制订军事计划。吴庭艳获悉这一决定后，“十分失望”，“十分悲哀”。在他看来，自己拒绝了美国的派兵，后者就试图用微不足道的新援助来索取有关南越主权的大让步。他斩钉截铁地告诉瑙尔汀，他决不能与美国分享统治权。西贡报纸也公开抨击美国“资本帝国主义”干涉南越内政，试图把南越变为实验动物。鉴于西贡反美情绪之重，美国国务院起初想用召回大使和停止军事援助对吴庭艳施压，但五角大楼和瑙尔汀不赞成，最终未能行得通。有评论说，吴庭艳总是依靠顽固战胜美国。⁽¹⁷⁾从上述情形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吴庭艳的确依赖美国的支持，但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不意味着吴庭艳必须一味迁就对方，他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显然在他看来是必要的主动，例如这次，适当地阻止了美国地面部队进入南越——不愿和美国人分享权力是一方面，害怕招致北越的谴责也是一方面。

第二节　垂暮之音

虽然美国行政当局在逼迫吴庭艳政权改良问题上是半心半意的，可是那些学者专家们却带着他们改造贫穷的壮志蓝图奔向了这个遥远的国度，能够离开象牙塔一展抱负似是如此唾手可得。对像费希尔这样的顾问来说，“似乎南越的命运已经交到了密歇根大学的手中”。1954年8月，吴庭艳刚刚就任总理两月，费希尔就应他的邀请来到西贡，费希尔还带来了一个考察组。密大拥有全美最出色的培训警察的机构：密歇根大学警察学院。此次考察组提出一项帮助建立保安队的“技术援助”建议，即帮助训练南越警察。美国政府对此表示赞同。从1955年春天起的一年多时间里，密大先后有100多名专家学者到达南越，费希尔是专家团首席顾问，他比任何时候都有信心能完成密大的改革目标，他本人与吴庭艳的亲密关系在他看来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事情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如前所述，密大专家不赞成吴庭艳和美国军援顾问团把保安队建成配备重武器的辅助军队的主张，认为它仅是个轻装警察组织。这个意见最终被美国行政当局采纳。吴庭艳则被迫放弃要求。不仅这次，在后来有关军事援助的几乎所有分歧上，吴庭艳总是失败者。对他来说，失去的远不止这些，他和华盛顿的矛盾是直接体现在他和那些美国顾问之间的，因此，专家顾问对他的评价直接影响行政当局的判断。以吴庭艳一贯自大、顽固的性格，他是不会注意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的，即使有所认识，也不会有根本改变。

1956到1958年相对而言，是美吴同盟的平静期，但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官员、技术专家越来越失望地发现，吴庭艳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开始不理睬美国人的建议，而是认为要用自己的方法管理国家，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他们国家的情况。⁽¹⁸⁾一定程度上说，越南人并不是没有道理。大洋彼岸的“来客”以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改造一个传统的亚洲国家，要使它变得像美国。美国专家提倡多元主义、权力共享，倡导竞争性选举和民主实践确保权力分散，认为政治领导人必须和对手妥协。费希尔本人更坚定地认为，南越和该地区的民主化要依赖“亚洲政治精英”，南越最紧迫的政治改革不在于民权自由领域，在越南，这是一个边缘问题，而在于培养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领导人投身到多元主义原则中去。美国人的民主是从下往上看，吴庭艳的政治观则是从上向下看，一个靠所谓制度设计得好，一个则推崇领导层贤明。

1955年秋，密大专家组被要求研究越南共和国政府机器在地方的运作问题。这与费希尔的政治谋求不谋而合。吴庭艳的用意是收回省长的权力，要求保大授予他全权，包括任命省长等地方长官的权力，保证自己大权独揽。密大专家团队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当然，他们也不会基于纯抽象的理论提出改革方案。他们短短几个月内就会见了1096名官员，掌握了详细的越南行政状况。在和越方沟通中，美国专家“小心翼翼，注意工作方法，努力建立善意和相互理解”，争取对方支持密大稍后提出的方案。⁽¹⁹⁾专家的调研结果是，南越许多官员认为地区组织“没有必要，花费大”，遂建议撤销区一级行政单位。事实上，在专家到来之前，吴庭艳就授意底下人这个意图，受访者只是顺着上面的意思说罢了。对这个情况，密大专家组是无从得知的，还幻想敦促吴庭艳考虑撤销省级行政单位，代之以建立一个美国人称之为“地区”的实体单位（比省级单位大），设区总长，其权责将在民选产生的区委员会内行使。委员会有权批准或拒绝长官的政策规划，一定情况下，它可以罢免区长官。但区不享有预算权，也不负责地方税收。其实，密大专家组建议中的区总长和委员会就相当于美国各州州长和立法院。毋庸置疑，这个建议被吴庭艳断然否定，这样的东西必然是捆住吴氏家族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的绳索，两者根本格格不入。

密大专家组对吴庭艳政权的政策和做法影响甚微，费希尔作为吴庭艳好友的“便利”也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影响力，只是在他任职的两年内，每周和吴庭艳共进几次早餐而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削减或放弃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越来越失望、沮丧，直至心灰意冷，挫败感之重是从未有过的。密大专家组有100多名成员，1959年，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在美国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吴庭艳政权。1962年，密大专家组最后一名成员正要离开西贡之际，费希尔开始支持将吴庭艳赶下台的观点。⁽²⁰⁾费希尔本人和密大专家团在西贡的遭遇不是一个特例，几乎所有的美国专家都有同样的感受。土地改革顾问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专家。他不是学院派，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家，理论研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比起坐在书斋里著书立说，他更愿意到田间和农民们交流，是一位实践远大过理论的专家。在他去世后，乔治·罗森（George Rosen）在悼念他的讣告里这样评论道：“拉德金斯基重大的思想贡献是他深刻地意识到农民经济行为的历史、社会、政治根源以及农村地区变革的方向。这一切都建立在对亚洲国家农民生存状况的清醒认识和深切同情的基础上。”⁽²¹⁾在战后日本和台湾岛内的土改中，这位田间农业经济学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日本社会和农村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土改被视为可能是美国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中留下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遗产之一”，他主持的“台湾的土地改革计划经常被奉为其他地区的榜样”。⁽²²⁾以拉德金斯基杰出的业绩和履历，他被派往南越担任吴庭艳政权的土改顾问是很自然的，但是最终他也铩羽而归。他在给使馆的报告中抱怨说：“土改问题在吴庭艳的诸多谋划中似乎并不是突出位置。”⁽²³⁾作为一个官方色彩并不浓厚的专家，拉德金斯基讲话似乎没掺杂个人情绪，但这样的声音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1962年11月末，距离吴庭艳下台尚有一年的时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吴庭艳曾经最坚定的支持者曼斯菲尔德率考察团来到西贡。毋庸置疑，此人举足轻重。尽管大使瑙尔汀阻挠，他仍然与被瑙尔汀视为“麻烦制造者”的四位记者见了面。他们是《纽约时报》的戴维·哈尔伯斯坦、美联社的尼尔·希汉、合众社的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和马耳克姆·布朗。遇到一个愿意听他们讲故事的人，年轻记者们万分兴奋，五个小时的谈话总结为一句话：越南共和国军队打不赢越共，吴庭艳的领导不但不是“反叛乱”行动的财富反而是一个障碍。⁽²⁴⁾他们给曼斯菲尔德提供的炮弹足以把吴庭艳送进坟墓。事实上，与记者晤谈前，曼斯菲尔德首先拜会了吴庭艳。然而，会谈整个过程中，吴庭艳一个人就讲了两个小时，语调令人瞌睡，别人偶尔才能插上几句话。在这之前，泰勒真相调查团与吴庭艳的晤谈也是同样，泰勒形容为“冗长不堪……对于我们这些由于过分频繁地变换时区而昏昏欲睡的海外来客来说，这实在是对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的一种痛苦考验”。⁽²⁵⁾因此，曼斯菲尔德更决心要和记者们谈谈。他们使他相信，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和大使馆要么是被蒙蔽了，要么是不诚实，无论如何，他们正在提供误导美国人民的不正确画面。临时代办威廉·特鲁哈特（William Trueheart）所言也和记者们相差不多，曼斯菲尔德临上飞机时握住他的手说：“我相信你是对的。”⁽²⁶⁾作为参议院重量级人物，他在机场拒绝宣读赞扬吴庭艳政府的声明，而这本是美国官员到访、离开西贡的一贯仪式。回到华盛顿后，代表团照例需要向国会递交报告，未及提出之际，飞机一落地，一份秘密报告早已经呈给肯尼迪。这位参院外委会主席建议，总统要做一个虽困难但绝对必要的选择，即美国要从东南亚撤退，南越中立的外交解决和允许美国“减少我们的义务”是现政府应当奉行的现实目标。当然，这个安排尽管可能导致共产党接管整个越南，但是国家利益是否真的需要在亚洲大陆上维持一个非共产党堡垒？尤其是要付出全面战争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²⁷⁾肯尼迪闻言深受震动，单独召曼斯菲尔德赴度假地棕榈滩别墅面谈。据说谈话结束后，肯尼迪对其助手肯尼斯·P．奥唐奈（Kenneth P．O'Donnell）说：“我很生气，迈克竟然不认同我们的政策……我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我发现自己和他看法一样。”⁽²⁸⁾肯尼迪作何选择？首先，他断然排除了政治解决。他一再强调，继老挝之后再在越南尝试此种途径，只会严重动摇东南亚各国反共政权的意志，并使得美国在柏林问题和老挝问题上无法从有利地位出发同共产党人打交道。⁽²⁹⁾在他看来，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只能进一步证明包括其本人在内的自由派人士的软弱和天真，同时也使他开始怀疑一点，即华盛顿对一个非共产党南越所尽的义务是否和支持吴庭艳密不可分。⁽³⁰⁾

三个月后的1963年年初，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公开报告，报告中写道：“如果对越南事件的发展趋势不表示深切的担忧，那对我的国家是一种伤害。尽管瑙尔汀、哈金斯等人对前景抱乐观态度，但是经验并无法证明那样乐观的结论就一定有道理。越共伤亡数字近几个月来的确是上升了，但估计共产党游击队在农村的力量也增长了。吴庭艳政权没能实现任何自我支撑的增长，它也未能发展一支无须在美国援助和美国监督下能够战胜越共的军队。吴在农民中的声望从来就不高，似乎还在一步步下降。总的来说，吴庭艳试验彻底失败了。为了继续目前的政策，则需要在一种和美国的利益扯不上一点关系的规模上消耗美国人的生命和资源。”⁽³¹⁾这不是某个三流记者撰写的抨击文章，而是参院多数派领袖、吴庭艳的国会支持者在呼吁放弃吴庭艳试验。大使瑙尔汀听说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后，非常反对如此诋毁吴庭艳，认为这份报告就是“把吴庭艳送进棺材的第一颗钉子”，并“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坏处”。⁽³²⁾吴庭艳试验进行到第九年，华盛顿的意见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分歧始终存在，围绕吴庭艳是不是合适的人选、谁可以取而代之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随着美国在南越的两难困境加剧，华盛顿的倒吴倾向也日渐趋显。吴庭艳试验的大幕开始徐徐落下。他被推翻看上去似乎是美国从渐生失望到最后绝望这样一个逻辑的自然发展，一切似乎合情合理，历史真相和人们所认为的真相，往往后者更重要。

第三节　佛教徒“危机”

1963年5月，吴庭艳政权被军人政变推翻前夕，南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佛教徒抗议运动。长期以来，史家谴责吴庭艳针对佛教徒的宗教迫害，至于可以进行这种谴责的原因却无人点破。这就使得根本不可能就佛教徒运动本身做进一步思考，可思与可说的领域日渐缩小。然而，以往研究者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推手——佛教徒领袖释智广（Thich Tri Quang），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仍可开辟的广大空间。一直以来，智广是越南战争史上最具争议的角色之一，“右派学者认为智广百分百是为河内利益服务的共产党代理人，左派学者主张智广是献身民主和寻求尽快结束战争的和平的宗教领袖”。⁽³³⁾詹姆斯·麦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提出了与上述判断完全不同的看法，其《唯宗教在越南至高无上》一文的见解颇为独特，题名就体现了作者的观点。

麦卡利斯特指出，“仅仅把智广视为致力于尽可能迅速结束战争的民主和平人士，就和把他看成是共产党间谍一样可笑”，“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民主和平活动家，而是一个通过宗教棱镜来看待南越的一切的高度政治化的角色”。⁽³⁴⁾他“在点燃这场最终导致吴庭艳在1963年11月被赶下台的持续危机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从这点上说，释智广在理解越南战争进程中的重要性几乎被低估了”。⁽³⁵⁾智广不但在1963年佛教徒“危机”期间发挥了领导作用，其后又谋求推翻吴庭艳的继任者。他反对一个又一个政府并不是因为抵制战争，或者旨在建立民主政体，和这些无丝毫关系。⁽³⁶⁾在笔者看来，麦卡利斯特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对吴庭艳垮台后南越佛教集团和美国的关系进行了必要的讨论，通过释智广和美国官员的谈话，可以看到他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信仰，这对进一步理解南越佛教徒运动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为进一步探讨1963年佛教徒“危机”提供了一种新路径。是否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即这场激进的佛教徒运动和美国推翻吴庭艳有着密切的关联。

1963年5月佛教徒危机之前，美国决策层几乎没有考虑过佛教在南越的政治角色，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们关注过未来和佛教徒运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吴庭艳倒台后，洛奇与智广等佛教领袖在一次“诚挚的宴会”后对美国与佛教团体的关系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并认为智广对美国是感激的，是易于接受美国影响的。⁽³⁷⁾西贡大使馆的结论是，即使佛教徒运动逐渐被投机领导层掌握，但考虑到他们对中立主义以及共产党统治的恐惧，佛教团体和美国之间的目标仍然有可能相容。⁽³⁸⁾然而，与美国期望的正相反，佛教僧侣后来再度掀起大规模抗议浪潮，这对美国实现稳定南越这块反共基地非常不利，智广等佛教领袖们在华盛顿和西贡的官员看来具有显著的反美情绪。

智广从未认为宗教冲突和所谓天主教对佛教的打压通过赶走吴庭艳和吴庭儒就能完全解决，当他说将基于新政府的表现评价它时，他关心的则是许多政变策划者本身就是吴庭艳分子，并认为他们的行动更多是出于担心吴氏兄弟疏远美国而不是出于自身对旧政权的根本否定。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智广表达遗憾的同时告诉一名美国使馆官员说，美国“必须继续施加并扩大它在越南有益的影响力以阻止吴庭艳分子卷土重来”。⁽³⁹⁾1963年12月，吴庭艳被推翻仅一个月后，他就向美国官员表示，阮是吴庭艳时期的旧人，如果可以赶走总理阮玉寿（Nguyen Ngoc Tho），他欢迎再搞一次政变。很显然，佛教徒抗议并未随着吴氏兄弟的死亡偃旗息鼓，他们的斗争仍在继续。吴庭瑾（Ngo Dinh Can）的命运就这么决定了——洛奇为表明对佛教徒运动的支持，也像抛弃吴庭艳一样抛弃了他，将他移交给西贡当局。同时，他也警告阮庆（Nguyen Khanh）政府要尽可能表现出克制，如果新政府看上去搞起了与吴庭艳一样的宗教迫害，美国天主教徒和世界舆论将会指责新政府。如何处置吴庭瑾在美国看来是意义非同一般的，有必要慎重。智广也是这样认为，只不过跟美国考虑的相反。他向洛奇表示，吴庭瑾被判死刑对表明吴庭艳分子不再一手遮天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处死吴庭瑾，那么与共产党的较量和佛教徒对美国的支持都将受到影响，如果世人知道他反对处死吴庭瑾，他的声誉会受到损害。⁽⁴⁰⁾1964年春，吴庭瑾被控犯有谋杀罪，被行刑队枪决。政治清算还远未结束，在智广看来，阮庆政府只有实施“革命”，将所有勤劳党残余和吴庭艳旧官吏从政府部门清洗出去，人们才会支持阮庆政府。可是，就在阮庆宣布新宪法，即“头顿宪章”不久，智广就认定阮庆对“革命”不感兴趣，并“公开谴责阮庆是佛教徒的败类”。⁽⁴¹⁾他告诉美国大使馆，如果阮庆不愿意主动完成需要做的事，净化政府，那么佛教徒将别无选择，唯有进行不合作运动，迫使阮庆在佛教徒和来自勤劳党或大越复兴党的军官之间做出抉择。既然受共产党压迫和受勤劳党镇压没有太大差别，那么佛教徒将退出反共斗争，让美国人、天主教徒自己冲锋陷阵好了。⁽⁴²⁾如果此前美国对智广影响南越政治局势的能量还有什么怀疑的话，1964年8月末在几个城市爆发的暴力抗议和游行也将这种怀疑驱散了。在顺化，佛教团体表现得空前有力，示威者的主要诉求之一便是提出政府中还有太多吴庭艳余党。美国警告阮庆采取坚决措施恢复秩序，但这位将军却决定把政权的将来留给智广和佛教徒来决定。

图4-1　僧人智广，1963年，佛教徒运动的主要领导人（Christrian Simonpietri/Sygma/Corbis）
图片来源：《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1954—1963》。

8月底，在同佛教领袖会谈后，阮庆宣布将修改新宪法，取消或缓和某些压制公民权的措施。由于大规模示威游行持续不断，他又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为进一步缓和与佛教僧侣的矛盾，并加强自己前勤劳党将领的地位，阮庆还试图起用被软禁的杨文明集团将领。这一企图激起了前勤劳党将领发动政变，美国立即出面干预，表示支持阮庆。空军司令阮高其（Nguyen Cao Ky）等持观望态度的将领显然受这一态度影响，阮高其亲率一队飞机于西贡上空盘旋，威胁轰炸政变部队，从而挫败了这起政变。前勤劳党将领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这符合佛教团体的利益，但也使得阮高其等少壮派将领的势力随之膨胀。为了抑制他们的势力，阮庆最终释放并起用了除杨本人以外的杨文明集团的将领，他与少壮派的矛盾尖锐起来。为了谋求政治再保险，唯一重要的、有组织的非共政治力量佛教领导集团对阮庆来说此时变得更加至关重要，阮庆着手与他们达成政治和解，这又引来新任大使泰勒极大的不满。

1964年7月7日，泰勒到达西贡，他的任务就是“恢复南越的稳定”，而重点就放在稳定政府上。⁽⁴³⁾然而，事与愿违，他更不会想到在他任职的未来一年里，佛教徒抗议如影随形。佛教僧侣大规模抗议之际，美国也一直试图说服智广不要公开对抗，认为现在和1963年危机很不一样的是，并没有丝毫根据支持佛教徒所谓的来自政府的镇压；智广支持现在的抗议示威被视为“短视和背叛行为”，南越的局势如此危险，所有分歧都有必要服从与“共同的敌人”越盟和北越斗争这个大目标。⁽⁴⁴⁾智广却认为，要想在对付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上取得任何进展，首要的和必需的斗争是彻底净化南越共和国自身。在西贡的美国官员看来，佛教领袖们反美情绪严重，还有强烈的中立主义倾向，因而阮庆和他们的和解即便是权宜之计，也是危险的。⁽⁴⁵⁾泰勒对智广更厌恶，称其“一贯惹是生非”，他向阮庆指出，“智广的权欲是人所共知的，这样卑躬屈膝的让步必然会使他得寸进尺”，⁽⁴⁶⁾但阮庆没有接受这一劝告。

在和佛教领袖会谈后，为平息佛教徒和学生的抗议，阮庆在泰勒的指点下炮制了一套文官政府体系，实权仍掌握在军人集团手里。该体系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高级委员会撰写新宪法和承担过渡议会职能，全部17名成员都是高龄文人；二是重新指定国家元首和内阁总理，90余岁的潘克丑（Phan Khac Suu）担任国家元首，亲美的陈文香（Tran Van Huong）任总理，此人很早的时候就经常抨击吴庭艳政权，但佛教集团并不因此就支持这个新总理。智广一开始表示支持陈文香，一天之后就转变态度。1964年11月末，佛教徒举行了旨在迫使陈文香辞职的大游行。

南越佛教徒运动常常被历史学家解读为两股力量：心珠（Tam Chau）领导的温和派和智广领导的激进派。倒陈运动之初，的确是心珠起了领导作用，西贡举行大游行，顺化则没有发生游行。智广还不止一次地公开批评西贡游行是不明智的举动。然而，不管他们有多少不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决心赶走陈文香，两人共同领导了12月12日的绝食行动。面对这个局面，泰勒丝毫不为所动，认为佛教徒对陈文香政府的抗议没有任何合理之处，南越政府很有必要坚决抵制抗议团体的活动。他还拒绝会见佛教领袖们，甚至也不接受洛奇跟智广联系或以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来缓和关系。智广则在西贡接受英语报纸采访时公开表示，佛教徒运动对泰勒和美国支持的陈文香感到不满。同一时间，国家高级委员会由于拒绝通过一项规定一批将校必须立即退休的法律而触怒了少壮派将领。既无能力也无意志的阮庆决定和少壮派结盟，于12月20日解散了该委员会，连夜逮捕了包括八名委员在内的文官政客。泰勒对此大动肝火，他立刻召集阮高其等少壮派严加训斥：“你们是否懂英文？我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晚宴上已经对你们大家说得很清楚，我们美国人对政变已经厌烦了。显然我的话成了耳旁风。”⁽⁴⁷⁾他要求不废除国家高级委员会。然而，泰勒的话又一次成了耳旁风。几小时后，阮庆就向报界宣布了这个决定。两人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起来，为了加强对付泰勒的筹码，阮庆决定支持佛教徒的倒陈运动。

智广本人究竟希望在南越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并不十分清楚。有时，他建议如果用一个更令人同情的人，如潘辉（Phan Huy Quat）代替陈文香，佛教徒可以取消抗议。⁽⁴⁸⁾有时，他又对美国官员表示，哪怕是更独裁的政府，只要它是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府，取缔勤劳党，他也支持，甚至可以接受它拥有禁止罢工、限制言论自由等权力。如麦卡利斯特所言，“虽然他无法赢得对其更大的目标——改变南越的支持，但他的确达到了结束陈文香政府的目的”。⁽⁴⁹⁾1965年1月22日，智广和阮庆达成协议，约定发动倒陈政变。佛教徒在西贡、岘港和顺化接二连三地举行反对陈文香和泰勒的示威，顺化地区的示威尤为猛烈，甚至烧毁了美国图书馆，再次引起使团领导班子对美国眷属安全的关切。在泰勒看来，“这等于形成了一个阮庆—佛教徒的危险联盟，最终必将导致形成一个无法与之一同工作的不友好政府”。⁽⁵⁰⁾五天后，陈被剥夺总理职务，阮庆自任总理。佛教徒的显著影响和“智广在南越政治中再次成功扮演皇帝般的角色”，令驻西贡使团感到十分震惊，泰勒告诫国务院，佛教徒现在处于一种可以促使政府同越共谈判解决的地位，⁽⁵¹⁾美国的政治杠杆大大削弱。中情局对西贡政局忧心忡忡，竟然不无灰心地认为，佛教徒强大到足以使他们领导人决意反对的任何一套政治安排失效，⁽⁵²⁾以至于中情局的分析专家绞尽脑汁，想要搞清楚智广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中情局的结论显然受到了他们对智广最初印象的影响，这种影响根深蒂固。

中情局和智广打交道已经很久了，就在1963年5月8日顺化佛教徒抗议示威发生后的9日和10日，西贡站与智广进行接触，他们对此人的印象是“自信、支配欲强、不顾一切、圆滑”。⁽⁵³⁾现在，吴庭艳既已倒台，美国显然希望看到西贡政局稳定，而智广作为佛教徒领袖之所以表现得与此背道而驰，是基于其个性，而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或同情越共。中情局的评估报告是这样描述他的：“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强烈反天主教，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最终目的是把南越建成一个佛教政体国家的自大狂”，考虑到其性格如此，“难以设想智广充当河内、北京或莫斯科的代理人”，⁽⁵⁴⁾总之，中情局判断智广不是对手和敌人。遗憾的是，这种判断并没有完全说服包括泰勒在内的部分官员，后者沮丧之下自然开始怀疑佛教徒运动是否受共产党指使，至少怀疑智广与共产党有染；中下层特别是与智广关系密切的人和越共是同一阵线的。因此，1965年1月31日，在大使馆给国务院的电文上，泰勒竟然破天荒地没有签字，仅表示电文同样反映使馆高层的意见，不能不说，这个态度模棱两可。电文做了如下谨慎表述：尽管佛教徒运动各个方面严重损害了反共事业，但目前不能认为佛教徒就是共产党或者说他们的目标中含有故意制造局势以利于共产党赢得对南越的控制。与其说佛教徒领导人是为共产党工作，还远不如说他们是为自己而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来得更为可靠些，尽管这样做可能被利用来服务于共产党。⁽⁵⁵⁾国务院对该电文完全赞同，但不意味着华盛顿就相信佛教集团，特别是信任智广，他们的关系在未来还会继续得到考验。

1965年2月，战争似乎到了非美国化就将中止的地步，此时，南越佛教团体日益公开支持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从而停止战争，佛教杂志登载拥护中立路线的系列文章。以僧人释广莲（Thich Quang Lien）为代表的中立主张跟战争即将美国化南辕北辙。但智广的态度让华盛顿甚感欣慰。早在1964年9月，针对年轻僧侣散发反美宣传册一事，智广敦促美方不要误解这一行为，并辩解说，“佛教徒肯定不反美，他们非常相信美国在越南的动机和意图，和对法国人和英国人深深的怀疑不同，他们充分认识到在这里维持美国支持的必要性”。⁽⁵⁶⁾智广对西贡使馆明确说，广莲已被告知必须放弃计划，如果他拒绝，就会失去在佛教集团中的地位。⁽⁵⁷⁾智广还跟美国官员谈到自己关于中立主义的看法，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中立主义本身必然是坏的”，但反对任何允许法国影响力重返越南的中立主义，⁽⁵⁸⁾他还强调，他也不支持当前佛教徒的中立主张。

雷鸣行动开始后，他全力赞成轰炸北越，甚至主张扩大轰炸范围，加强轰炸力度。那段时期与智广最密切的政务官员詹姆斯·罗森塔尔（James Rosental）回忆说，“他根本没有任何道义的不安，似乎只担心轰炸带来的机会被浪费了，因为它们一直不够深入”。⁽⁵⁹⁾美国国务院试图让他公开赞成雷鸣行动，智广则回应说，不应该指望一个宗教领导人公开支持暴力的军事行动。1965年3月，广莲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从越南南方撤军，但竟要求民族解放阵线也一并撤出。留学耶鲁的背景也并没有减少西贡大使馆对他的警惕，认为这个立场是天真而危险的。⁽⁶⁰⁾就在广莲的和平宣言发表后不到三周，这一运动在西贡当局的压制和智广的阻挠下平息了。在和总理潘辉的谈话中，智广还表示应当逮捕广莲，对待他领导的和平运动应该像对待其他所有和平运动一样绝不手软。⁽⁶¹⁾以智广为代表的佛教徒的反共立场令大使馆印象如此深刻，先前对佛教徒影响的不安转而被双方可能合作的谨慎乐观取代。中情局负责计划事务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承认虽然这可能造成风险，但建议“美国应当‘适当赌上一次’，为佛教徒提供更大的隐蔽支持”。⁽⁶²⁾尽管赫尔姆斯的设想最终不了了之，但这样的合作将给华盛顿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在智广致洛奇的信函中暴露出来，他写这封信的背景是少壮派将领正设法撵走潘辉。

1965年2月，一些怀念吴庭艳时代的天主教军官发动政变，阮庆逃离西贡。“越来越相信不值得再保全阮庆”的泰勒不会再一次挽救这个“美国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阮高其和阮文绍等少壮派挫败了政变者，并拒绝阮庆重掌政权。 于是，吴庭艳时代就颇有声望的潘辉出面组阁。少壮派保证把战争进行到底，并且坚决支持雷鸣行动。可是，美国人视为“有能力、有智慧”的潘辉竟对继续战争缺乏足够的热情，军人集团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自然不可调和。是否文官执政，智广并不关心，潘辉的去留他也不在意，智广甚至批评潘过于软弱的战争意志，赞赏少壮派的战争态度，并认为军政府更容易采取革命措施，施以对有效进行作战而言必要的纪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少壮派。

智广和美国官员们之间很少通信，写于1965年5月13日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自1963年11月智广走出美国使馆后，一直以来都把矛头指向吴庭艳分子，批评当局无意涤荡这些势力。智广公开讲话也不多，仅有的几次也都是谈内部问题，对这场战争只字不提，“美国人、越共和北越在智广公开宣扬的观点中甚至连边缘的角色都算不上”。⁽⁶³⁾他在信中表明，天主教都不是真诚反共的，但美国的政策依然偏向天主教主义，这和法国人利用天主教打压佛教徒没什么不同。如果美国要避免输掉战争就别无选择，唯有转变政策，拥护革命政策，即必须将邪恶的勤劳党、天主教成员和反动的大越组织消灭殆尽。⁽⁶⁴⁾洛奇一度不免忧虑智广“似乎比反共更反天主教”⁽⁶⁵⁾，但闻之不能不震惊，美国绝不可能与智广为伍，采取一项基于反天主教的政治战略。更何况，在美国人看来，阮文绍—阮高其班子 “就任以后结束了将军和政客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的情况，开始了越南政治中可以称为稳定政府的局面”。⁽⁶⁶⁾这样看来，智广和华盛顿已毫无共同语言，一方需要稳定的南越基地，另一方在华盛顿和西贡的分析家们看来则是“给一个稳定的、有效的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南越设置数不清的障碍”。⁽⁶⁷⁾实际上，在接到这封信一个多月前的4月8日，洛奇在给腊斯克的电文里就警告说，“我们当谨记在心，佛教集团是我们的敌人”。⁽⁶⁸⁾这封信则彻底改变了洛奇的态度。后者承认拿不出任何证据，但认定智广及其支持者是有意服务于共产党和民解，从这以后，洛奇始终支持西贡当局镇压“好斗的佛教徒”，⁽⁶⁹⁾直到危机结束。这一强硬立场显然未完全说服华盛顿，至少国务院是如此。4月16日，腊斯克私函回复洛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联系，若奉行这种态度会招致那些明显不是共产党的佛教领袖的不满。⁽⁷⁰⁾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司长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就佛教徒和西贡当局的僵持提出的长篇报告认为，局势没那么糟糕，这种僵持不意味着佛教徒受反美主义、渴望中立或不惜代价结束战争目的驱使，危机的根源要从长期以来对阮高其—阮文绍的不满中去寻找。⁽⁷¹⁾中情局局长助理乔治·卡弗（George Carver）认为，即使佛教徒获胜可能给眼前的战争努力带来短期的问题，但相信美国和佛教徒的目标之间基本的一致并未消失。他当然不认为应当由智广和好斗的佛教徒掌握政府，但认为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美国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⁷²⁾这些意见总结起来，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科默所言，约翰逊政府需要保持对危机的观察，从歇斯底里中平静下来。⁽⁷³⁾

显然，智广让美国人感到迷惑不已，如果他是共产党间谍，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越成功实施了“历史上最杰出、最有效的一次隐蔽行动”。⁽⁷⁴⁾华盛顿多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始终没有证据加以证明。针对《纽约时报》报道越共操纵佛教徒抗议运动，科默这样反应道：“我从未看到丝毫确凿证据证实越共操纵了顺化—岘港事件。当然，共产党有关的低烈度的渗透很多，没有人怀疑越共企图渗透佛教徒运动，但我也实在拿不出证据说这样的渗透不存在。”⁽⁷⁵⁾尽管如此，智广的诸多行为在美国看来的确没有为反共事业增补裨益，他对南越政治的影响经常反过来服务于共产党的目标，华盛顿无数次看到了这个模糊的状况，但他们仍旧认为这是他思想上的错误，一个源于其性格的问题，而不是他故意为之。智广让许多和其谈过话的美国官员几乎都产生了这样一个认识，即只有他有权威确立南越政权的合法性。⁽⁷⁶⁾很快，美国再一次感受到智广和他的佛教徒支持者的“本领”。

1965年6月，被智广扣上“天主教吴庭艳分子”这顶帽子的阮文绍被推选为军事革新会议的首领，并成为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这个由十名将军组成的机构负责监督政府，这就意味着阮文绍代行国家元首职务，阮高其任总理。智广心目中更合适的人选是“颇受佛教徒欢迎的将领”——第一军区司令阮正诗（Nguyen Chanh Thi）。从阮庆被逐之时起，智广及其政治僧侣们就与阮正诗结成反对阮高其的联盟。而华盛顿对阮高其政府是否稳定非常关注。1966年3月初，参议员富布赖特在电视上举行关于越南政策的听证会，议员们专门就此问题质问已经离职的泰勒，要他表态，搞得他在5000万人面前狼狈不堪。此时的阮高其正处于困境中，当时威胁到他的有三个因素，除了岘港—顺化地区传统的安南地方主义，另外两个已形成了联盟——阮正诗企图以自己为首拉拢将领们，加上智广的合作，以此搞垮阮高其政府。拆散阮正诗及其同伙并非难事，困难的是如何对付智广，用泰勒的话说，“佛教徒们已成为主要威胁，因为他们在搞垮吴庭艳、阮庆、陈文香和潘辉等政府时已表现出他们的本领，当前，他们又以同样的手段转而反对阮高其，他们曾以这种手段成功地搞垮了他的四位前任”。⁽⁷⁷⁾这是泰勒回忆录的记述，试图把美国倒吴的责任撇干净，却足见美国政策之荒唐。因为事实上，美国人并不欣赏阮高其，将他说成是一个“天真幼稚的政客和毫无行政经验的行政官员”，“主要以其语无伦次、信口雌黄、到处讲话、乱出风头的飞行员身份而出名”。⁽⁷⁸⁾

为摆脱困境，阮高其把高级将领们拉进他的领导班底，以不听从政府调遣为由驱赶阮正诗，后者溜出西贡，躲到其北部辖区，并以此为基地与智广合作，公开与阮高其政府抗衡。阮高其优柔寡断，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应对顺化和西贡的示威，威信下降；佛教协会的威信增加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在泰勒看来是因为智广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自推翻吴庭艳的政变以来，历任总理都记得美国人对使用警察镇压反政府示威的高压手段的反应。由于认识到吴庭艳是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而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和性命，因此在他以后的官员们自然在抵制大街上的示威者时莫不小心翼翼。他们的胆怯大大助长了智广……的威望。⁽⁷⁹⁾

换句话说，他认为智广有恃无恐、西贡当局投鼠忌器都是因为美国的立场。既然如此，只要美国正式保证支持阮高其对智广采取有力行动，南越政府的腰杆就会硬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所谓智广是河内代理人、共产党间谍的意识在美国人心中越来越放大，不可遏止地疯涨起来，仿佛只有这样看待智广及南越佛教徒运动，美国的政策才能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佛教徒运动的态度发生了1963年危机以来的首次转变。3月到4月间，已身为总统顾问的泰勒便要求洛奇向南越当局传达这样一个讯息，“我们感到摧毁智广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重要性”，⁽⁸⁰⁾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洛奇的态度更坚决，将智广从“合法”名单上抹去了。在给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亚洲和南越问题专示”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的电文中，他反对让佛教徒参与南越的政治进程，强调他们不是“忠诚的反对派”⁽⁸¹⁾。在洛奇的保证下，1966年5月，阮高其出兵岘港，重新控制住了那里的局势，佛教徒为此在西贡举行示威，警察冲散了示威队伍，占领西贡佛教协会，逮捕智广，将其软禁，“危机已不复存在”。⁽⁸²⁾这一幕也颇具讽刺性，正是洛奇在1963年庇护了智广，现在转而解决了这个“麻烦制造者”。智广当然不代表全体越南人，甚至也不代表大多数佛教徒，但他无疑代表一股潜在的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就是洛奇1965年3月，敦促约翰逊政府关注佛教徒在南越的核心作用，主张万勿弃之⁽⁸³⁾的原因所在。智广曾被美国视为朋友，这样看，1963年发生的事件就不仅仅是南越的社会运动这么简单了，下文将就1963年佛教徒“危机”不为人熟知的一面加以辨析。

如前所述，顺化事件的第二天，智广就和中情局西贡站的人见面了，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打交道。尚不确定的是，智广第一次和美国官员会面是在什么时候，但美国对此人是非常了解的。早在1954年美国为扶植吴庭艳政权，兰斯代尔小组就同许多教派组织的头目发生过接触，其中就有“平川教派的领袖释智广等人”。⁽⁸⁴⁾当时的主要目的限于协助吴庭艳与这些教派武装达成停火协议。1955年，吴庭艳下令军队镇压了平川教派，后者“为此一直耿耿于怀”，⁽⁸⁵⁾吴庭艳统治恶化了南越社会形势的同时，佛教集团遂成为社会上反政府的重要力量之一。1963年8月，中情局情报备忘录办公室的一份名为《南越人物目录》的报告涉及几乎所有政府内外高层人士，其中佛教领袖就有四位。⁽⁸⁶⁾80岁的越南佛教协会高僧释静洁（Thich Tinh Khiet）当时已病重，被认为激进的释静明（Thich Tinh Minh）已被南越当局关押，第四位是南越佛教研究协会主席梅寿传（Mai Tho Truyen）。智广排在第三位，对他的介绍是：5月8日顺化抗议事件的发起人，躲过了当局的抓捕，年轻，政治敏锐，感染有结核病。

图4-2　西贡舍利寺的集会。（美联社/环球网照片）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5月10日双方又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发现圆滑的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目标是摧毁吴庭艳”。⁽⁸⁷⁾他们与智广的定期接触一直保持到9月，虽然他们的谈话内容至今没有披露，但后面发生的事从诸多迹象来看很难说不是美国与智广合作的结果。所以，在此就有必要正视吴庭艳的宗教政策。笔者以为，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所谓宗教歧视问题。吴庭艳内阁成员和校级以上军官中，佛教徒为数不少；而高级将领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仅以中情局所列《南越人物目录》为例，这个比例占到近40%。身为政变集团主要领导人的杨文明（Duong Van Minh）、陈文敦（Tran Van Don）、陈善谦（Tran Thien Khiem）等人决心倒吴之时，都不是因为不满吴庭艳对佛教徒的镇压，几乎无一例外是出于个人私怨。就当局与佛教协会的一般关系而言，总体良好。1956年，经第二届国会批准通过，决定拨出资金修缮西贡最大的寺庙舍利寺。吴庭瑾一直遵吴庭艳之令，扮演着中部越南佛教组织保护人的角色，经常与智广协商，在资金方面总是慷慨解囊。其二，吴庭艳在佛教徒危机期间的表现，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描述的那样，一味地高压、残暴。尽管其弟媳陈丽春之恶毒冷酷让世界为之震惊，也没有人把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区别对待，或许这种区分在那样的情况下无关紧要，但笔者认为，还是应当注意从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中挖掘事实真相，不能含糊地下结论。

1963年5月8日顺化僧侣示威的原因是政府禁用佛教旗幡，这个禁令源于50年代中期，政府规定公共场合只能悬挂国旗。问题在于就在顺化抗议的前几天，顺化到处升起教皇旗，庆祝吴庭叔获得主教职位，这项缺乏理智的举动在大多数民众信奉佛教的越南注定要引起轩然大波。而事实上，佛教徒抗议前一天，禁令就已被取消。5月7日清晨，吴庭瑾邀请智广和另外两名僧人到家中讨论6日的总统令，在场的还有内政部长裴文亮（Bui Van Luong）。吴庭瑾向他们保证，在佛祖庆典期间不实施禁令，并颇有诚意地说：“我们付不起让最大的宗教旗帜以这种态度受到压制的代价。”⁽⁸⁸⁾负责安全的副省长邓士下了命令，但消息并没有立即传达到所有人，导致警察扯掉了旗帜。第二天，两万名佛教徒和数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乘坐装甲车的政府部队赶到后驱赶人群，并对示威者开火，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9人被杀，14人受伤。这一惨剧没有让吴庭艳变得更理智，除了承诺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外，他在会见佛教代表团时竟然大谈南越宗教信仰自由，禁用教旗适用于所有宗教，不单是针对佛教云云，对佛教徒提出的其他四项要求含糊其词。显然，事态很严重，吴庭艳仅有这个态度是不严肃、不合适的。

有研究指出，吴庭艳在内心深处认为佛教徒抗议不过是越共的工具，佛教徒支持外交中立，一旦政府失去权力，他们准备和共产党合作。佛教徒已经在柬埔寨、斯里兰卡大获全胜，吴庭艳从骨子里厌恶这两个国家，在他看来西哈努克（Sihanouk）在共产党和西方之间采取中立立场，很有可能说服越南佛教徒也这么干，斯里兰卡也一样；老挝已经是这样了，而且正在向越共提供庇护和通道。吴庭艳的结论是，对佛教徒来说，政治权力远比他们高喊的宗教平等重要得多。⁽⁸⁹⁾如果这就是吴庭艳决定不妥协的原因，而不是拿来作借口的话，那也不是什么合理的理由。顺化僧侣的抗议还在继续，他们展开了48小时绝食行动。更糟糕的是，事态继续恶化，佛教徒运动倾向于成为城市中广泛的反吴群众运动。这对美国的形象和利益没有好处。内外压力之下，五六月间，吴庭艳表示愿与佛教徒和解，为此成立由副总统阮玉寿（Nguyen Ngoc Tho）、国防部长阮廷淳和内政部长裴文亮组成的部际调查委员会。几天后，吴庭艳和吴庭儒会见了佛教协会中部区主席释静明，此举旨在为即将举行的谈判铺垫一个良好的开端。6月6日，吴庭艳发表广播讲话，承认政府官员犯了错误，呼吁和解。仅两天时间，6月8日，吴庭儒夫人的毒舌之语就把这些积极的举措抵消了，据说当吴庭艳拿到弟媳的这份讲话稿时，逐行往下看，似乎从来就没见过这东西。⁽⁹⁰⁾随着儒夫妇的公开态度越来越暴虐，吴庭艳准备将弟媳送出越南。差不多同时，释静明和阮廷淳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事情进展至此，危机似乎将趋于平静。但诡异的是，就在协议墨迹未干之际，顺化上空抛洒下的传单攻击智广煽动挑事，指责释静洁未尽到领导的责任。6月11日，一名73岁的僧人广德在西贡市中心自焚。这个震惊了世界的事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广德自焚的前一天，一名佛教徒告知美国驻西贡媒体，第二天一早将有重要事情发生。中情局西贡站的亨利·莫尔在《越战前后目击记》里透露了一个情节，广德自焚前夜，平川教派尼姑走进过广德的禅房。也有研究指出，6月10日夜，一群年轻的僧人冲到广德的房间，问他是否要牺牲自己。⁽⁹¹⁾尽管此处有两个说法，且都不详细，但无疑确有其事，只是具体情形有差异。广德自焚的现场触目惊心：他在两位同伴的陪伴下走出汽车，一位拿出蒲垫，让广德坐下来，另一位把五加仑汽油浇在他头上，其他人则围着他形成一个圆。火苗吞噬着他，他的面容极度痛苦，却一声不吭，纹丝不动，警察试图接近他，但被阻挡在外。灭火车赶到时，僧人们纷纷躺下，阻止灭火车靠近。麦克风里越语和英语交替重复一句话：“一个佛教徒长老烧死自己，一个佛教徒长老沦为殉道者。”6月16日，已经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吴庭艳接受佛教徒的五项要求，并与佛教徒一起安排了广德的葬礼。然而，智广认为和解是不可能了，就连温和派的心珠也放弃与当局对话。葬礼变成了一次游行，有70万西贡—堤岸市民涌上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西贡陷于瘫痪状态。此后三四个月里，西贡、顺化等地接二连三发生僧尼自焚事件，示威游行越来越频繁，佛教徒抗议运动的政治影响达到了最大，已经发展成为南越大城市中广泛的反吴群众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大使洛奇与南越政变集团之间唯一的传信人中情局雇员卢西恩·科奈恩（Lucien Conein）奉命向受害的幸存者“支付了5万皮亚特”。⁽⁹²⁾如果说佛教徒的抗议没有美国的支持，那如何理解美国的这一举动？一种可能是为了避免使西贡当局，进而也避免使自己难堪，如此则未免太不合常理，因为此时华盛顿是乐于看到吴庭艳倒台的，断不会再起维护之意。科奈恩在呈送中情局的报告中说，“在那之后，对僧人自焚的精心宣传便登场了”。⁽⁹³⁾这是能说明美国向佛教徒运动提供了隐蔽支持，为搞掉吴庭艳遮人耳目的一个直接证据。还有两份可支持此看法的材料是，1965年，赫尔姆斯建议给智广以“更大的隐蔽支持”，似也能说明华盛顿此前插手过佛教徒抗议。

另一份是中情局档案中留有这样一段记述：“如果吴庭艳仔细审查他自己的情报机关的话，那么，他就另有要担心的事：有那么一天，他的特种警察部队头目报告，美国已锁定吴庭艳为暗杀对象，一个中情局主管的助手和大约50名擅长颠覆和暗杀的专家已经待在西贡三个多月了。”⁽⁹⁴⁾这时正值泰勒、麦克纳马拉率领调查团来西贡考察，时间是1963年9月的最后一周，也就是说，中情局在西贡的活动不仅猖獗，且与佛教徒抗议是同步的。

不可否认，作为总统的吴庭艳面对佛教徒抗议一直支持采取高压手段，并亲笔签署了对几名佛教徒的逮捕令，但是僧人自焚事件以后，顽固如他，也不得不稍加谨慎。将领们告诉吴庭艳，如果佛教领袖发起以总统府为目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军队将不会加以阻止。⁽⁹⁵⁾8月18日晚，十名高级将领在吴庭儒召集下开会，讨论将采取的措施，参加者都是后来政变集团的骨干成员。将领们一致建议实施戒严，戒严期间，把外地来西贡的僧人遣返回各自省区。吴庭艳最终接受了将领们的意见，但坚持要求不能伤害任何一个僧人，更拒绝对学生使用武力。⁽⁹⁶⁾不料，这引起了吴庭儒的严重不满，后者甚至在公开场合指责其兄软弱无能。由此看出兄弟间性格、处事态度的差异，也足以说明吴庭艳并不清楚8月21日行动的具体内容和操作，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兄弟，并不知道自己同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几乎与此同时，政府秘密逮捕僧人的消息见诸报端，事情起因是这样的：

吴庭儒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平川教派的四个尼姑，她们当中的一人曾被看见在广德自焚的前夜走进过他的禅房，还有一个是武装部队副参谋长黎文金（Le Van Kim）的侄女。大使瑙尔汀打电话给吴庭艳，要求他立即释放被捕的尼姑，以免引起军队和政府的冲突。吴庭艳把瑙尔汀的电话转达给吴庭儒，后者表示决不放人。恰在此时，有三人成功逃脱。据说她们被酷刑折磨，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仅凭她们自己无论如何逃不出戒备极其森严的隆成营。⁽⁹⁷⁾根据亨利·莫尔所言，他作为西贡站工作人员，参加了对她们的审讯，“名义上是为了沟通中情局与越南警察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监督已经遭到几乎所有越南人反对的吴氏兄弟的活动”。⁽⁹⁸⁾因此，她们很有可能是在中情局西贡站的帮助下回到西贡的。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8月19日，三人在独立宫前散发传单，揭露警察的野蛮行径并实行自焚。平静了一阵的西贡再度沸腾起来，所有佛教徒涌到总统府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与此同时，西贡汽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水电工人举行全面罢工，抗议政府出尔反尔，其他各地也相继爆发游行示威。以上就是8月21日袭击寺庙事件的背景。

这次由吴庭儒一手策划的统一搜捕行动极其野蛮，他亲自控制的武装特务部队和秘密警察穿上伞兵部队的军服，伪装成军队，袭击舍利寺，打伤30多人，其中5人重伤，佛器也遭到亵渎毁坏，但现场无僧侣死亡。同一时间，顺化、岘港等地寺庙也遇袭，各地共逮捕僧人1400多名。智广不在其中。他和另外两名僧人在袭击开始之前就已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袭击来得很突然，通往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都被吴庭儒切断了。在几乎与外界断绝联系的状态下，智广要走出舍利寺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躲过了逮捕。洛奇在舍利寺被袭36小时后抵达西贡，立即高调接见智广等人，拒绝把他们交给吴庭儒。如果没有美国的庇护，智广难以逃脱搜捕，而且一直到吴庭艳倒台，智广才走出美国使馆。

图4-3　佛教僧人智广（左）和两名同伴结束政治避难，走出美国驻西贡使馆，1963年11月4日。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综上所述，1963年佛教徒“危机”和美国推翻吴庭艳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佛教徒领袖释智广于其中推波助澜，佛教徒抗议所用手段之激进前所未有，实属罕见，美国或暗中支持，或公开庇护，释智广和这场被称为“危机”的运动成为美国颠覆吴庭艳的得力工具。1963年南越佛教徒运动绝不仅仅是自发的力量，它固然是南越政治、社会矛盾的大爆发，同时，也是美国为搞垮吴庭艳蓄意策划的隐蔽行动的一部分，可以说，正是美国制造了“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洛奇所言，要掩盖美国对政变的插手就需要中情局介入。⁽⁹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情局和西贡站高层极力反对“换马”。

(1)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93．

(2) Philip Catton，Diem's Final Failure：Prelude to America's War in Vietnam（菲利普·卡顿：《吴庭艳的最后失败：美国越战的前奏》），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02，pp．46-47；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774．

(3)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p．610-614．

(4)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olice Advisory Staff，“Organization of the Law Enforcing Agencies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Apr.1956 （密歇根州立大学警察顾问团工作组，《越南共和国法律实施组织机构》，1956年4月），哈佛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5)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93．

(6) FRUS，1961-1963，Vol．Ⅰ，1961，Washington，D．C．：GPO，p．40．

(7) Roger Hilsman，To Move a Nation：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Kennedy（罗杰·希尔斯曼：《推动国家：约翰·F．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政治》），New York：Delta Books，1967，p．415．

(8) FRUS，1961-1963，Vol．Ⅰ，1961，Washington，D．C．：GPO，pp．15-16．

(9) Leslie Gelb and Richard Betts，The Irony of Vietnam：The System Worked，（莱斯利·盖尔布、理查德·贝茨：《越战讽刺剧：机制起作用》），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79，p．85．

(10)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23页。

(11) Roger Hilsman，To Move a Nation，p．456．

(12)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97页。

(13)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289页。

(14)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10页。

(1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Information Report，Views of Dr．Tran Kim Tuyen on Vietnamese Reactions to Increased US Military Aid，（中央情报局：《情报简讯：陈金宣博士关于越南人对增加美国军事援助的反应》），TDCS DB-3/648．Nov．22，1961．

(16) FRUS，1961-1963，Vol．Ⅰ，Washington，D．C．：GPO，p．464．

(17)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19页。

(18)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63页。

(19)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53．

(20) Wesley Fishel，“Vietnam Reconsidered”（韦斯利·费希尔：《越战再思考》），cited from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150．

(21) George Rosen，Obituary：Wolf Ladejinsky（1899-1975）（乔治·罗森：《讣告：沃尔夫·拉德金斯基（1899—1975）》），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Vol．36．No．2 Feb.，1977，p．327．

(22) George Rosen，Obituary：Wolf Ladejinsky（1899-1975），p．327．

(23) Agrarian Reform as Unfinished Business：The Selected Papers of Wolf Ladejinsky，ed.Lewis Walinsky，（刘易斯·瓦林斯基编：《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文件选集》），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43．

(24)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38．

(25)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291页。

(26) Seth Jacob，Cold War Mandarin，p．138．

(27) FRUS，1961-1963，Vol．Ⅱ，Washington，D．C．：GPO，pp．779-787．

(28) Kenneth P．O'Donnell and David F．Powers，“Johnny，We Hardly Knew Yet”，（肯尼斯·P．奥唐奈、戴维·F．鲍尔斯：《我们几乎不了解的约翰》），Memories of John Fitzgerald Kennedy（《回忆约翰·肯尼迪》），Boston：Little Brown，1970，p．15．

(29) FRUS，1961-1963，Vol．Ⅰ，Washington，D．C．：GPO，pp．580-582．

(30)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39．

(31)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ies-Vietnam（《国家安全档案：越南》），Feb.25，1963，JFKL，box 197．

(32) Frederick Nolting，From Trust to Tragedy，p．98．

(33)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詹姆斯·麦卡利斯特：《唯宗教在越南至高无上》），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Vol．42，No．4，2008，p．751．

(34)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56．

(35) Ibid.，p．751．

(36) Ibid.，p．756．

(37)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61．

(38) Saigon to Secretary，“Recent Buddhist Developments”（《近来佛教徒形势》）March 26，1964，LBJL，NSF，VNCF，box 3，Vol．6．

(39)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57．

(40) Saigon to Secretary，April 25，1964，LBJL，NSF，VNCF，box 3，Vol．7．

(41)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10页。

(42) Saigon to Secretary，August 23，1964，LBJL，NSF，VNCF，box 7，Vol．16．

(43)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17页。

(44)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60．

(45) G．M．Kahin，Intervention，p．234．

(46)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20页、第421页。

(47)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87页。

(48) 虽然美国人对潘评价甚高，但也怀疑他可能受智广的操纵。参见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44页。

(49)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69．

(50)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42页。

(51)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88页。

(52)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69．

(53)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66．

(54) CIA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Cable，“An Analysis of Thich Tri Quang's Possible Communist Affiliations，Personality，and Goals”（中情局电文，《对释智广可能隶属共产党的分析：个性和目标》），August 28，1964，LBJL，NSF，VNCF，box 7，Vol．16．

(55)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70．

(56) Saigon to State Department，September 9，1964，NA II，RG 59，POL 15 VIETS，box 2933．

(57) Saigon to State Department，September 28，1964，NA II，RG 59，POL 15-7 VIETS，box 2937．

(58) Saigon to State Department，September 16，1964，NA II，RG 59，POL 2 VIETS，box 2926．

(59) Saigon to Secretary，March 22，1965，LBJL，NSF，VNCF，box 15，Vol．31．

(60) Saigon to State Department，March 4，1965，NA II，Central Files，RG 59，POL 27 VIETS，box 2953．

(61) Saigon to Secretary，May 6，1965，LBJL，NSF，VNCF，box 17，Vol．34．

(62) Memorandum for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CIA Proposal for Limited Covert Civilian Political Action in Vietnam（中央情报主任备忘录，《中情局在越南针对平民的有限隐蔽政治行动》），March 31，1965，McCone's 12 Points（《麦科恩的12点》），box 194．

(63)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66．

(64) Tri Quang to Lodge（《智广致洛奇》），May 13，1965 LBJL，NSF，VNCF，box 17，Vol．34．

(65)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p．760-761．

(66)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56页。

(67)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77．

(68) Lodge to Secretary，April 8，1965，LBJL，NSF，VNCF，box 29，Vol．50．

(69)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79．

(70) Rusk to Lodge，April 6，1965，LBJL，NSF，VNCF，box 46．

(71) Hughes to Rusk，March 19，1966，“GVN Crisis Hardening But Compromise Seems Possible”， FRUS，1964-1968，Vol．4，pp．292-293．

(72)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p．780-781.卡弗亲自执笔报告《佛教徒在南越政治胜利的后果》，另一份中情局情报备忘录《释智广和佛教徒在南越的政治目标》，卡弗虽不是报告人，但该报告的主要思想来源于他。

(73) Komer to Bill Moyers，June 2，1966，LBJL，Files of Robert Komer，box 3．

(74) Mark Moyar，Triumph Forsaken：The Vietnam War，1954-1965（马克·莫亚：《失去的胜利：越南战争1954—196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18．

(75) Komer Memorandum to Bill Moyers，June 3，1966，LBJL，Files of Robert Komer，box 4，Moyer/Christian Folder，White House Chronological Folder，March-December 1966．

(76)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56．

(77)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87页。

(78)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57页。

(79)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488页。

(80)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p．779．

(81) Lodge to William Bundy，July 26，1966，LBJL，NSF，VNCF，box 34，Vol．56．

(82)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488页。

(83) Memorandum by Lodge，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Vietnam，March 8，1965，FRUS，1964-1968，Vol．2，pp．415-420．

(84)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221页。

(85)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03页。

(86) “Cast of Characters in South Vietnam”（《南越人物目录》），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Memorandum，OCI No．2703/63，Aug 28，1963，p．14 Secret．Declassified June 3，1976.Kennedy Library POF，Countries，Vietnam，Security，1963，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 /4CB5S8，accessed 7 Jan．2017．

(87)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66．

(88) Tri Quang，“Cuoc Van-Dong Cua Phat-Giao Vietnam”（智广：《鼓励我的妈妈》），转引自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267．

(89) Ellen J．Hammer，A Death in November：America in Vietnam，1963（艾伦·J．哈默：《死亡在十一月：美国在越南的战争，1963》，New York：Dutton，1987，pp．140-142．

(90)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p．269-270．

(91)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03页；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270．

(92) “The Anti-Diem Coup”（An account by the CIA agent assigned to deal with Vietnamese generals，whose successful coup brought out the 11/2/1963 murders of South Vietnamese President Ngo Dinh Diem and his brother Ngo Dinh Nhu.），p．1．CIA，n.d．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 /4CAkh7，accessed 7 Jan．2017．

(93) “The Anti-Diem Coup”，p．1．

(94)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91．

(95) “Evaluation by General Tran Van Don，Commander of the Army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of the martial law action in South Vietnam”．CIA：Telegram Information Report，Aug．24，1963，p．6．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 /4CAzg5，accessed 7 Jan．2017．

(96) Ibid．

(97) 隆成营是吴庭儒直接掌握的武装特务部队的训练营地。这支武装一直由中情局西贡站负责训练和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98)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99页。

(99)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75．

第五章　中央情报局与政变

1963年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南越吴庭艳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对此美国官方的认识是，“吴庭艳政府倒台是美国政策史上可能改变我们对越南投入方向的关键性事件之一”，⁽¹⁾美国学界的探讨基本上未偏离这一认识。⁽²⁾然而，对于如此重要之事件，其全貌至今并不充分和清晰。1971年，尼克松出于竞选连任的需要，恐被问及吴庭艳的问题，曾向中情局调阅相关材料。有关中央情报局在南越政变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一直以来史实不详。国内学界也鲜有讨论。⁽³⁾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已经彻底弄清楚1963年南越政变了。事实上，中情局及西贡站高层极力反对替换吴庭艳。

第一节　兰斯代尔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字前夕，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宣称，奠边府的胜利极大地抬高了胡志明的威望，如果1956年7月的选举如期举行，他当选毫无悬念，越南全境都将沦为共产党控制之下。⁽⁴⁾早在年初，中情局就“开始物色与之直接合作，以抵抗越盟扩张的越南领导人”。⁽⁵⁾为此，1954年4月，中情局重建西贡站隐蔽行动处，其行动不受大使馆支配，负责人为保罗·哈伍德（Paul Harwood）。与此并行的另一项筹备是，1954年1月初，经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提议，爱德华·兰斯代尔将被派赴越南，⁽⁶⁾三个月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项安排。二战期间，兰斯代尔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后因在菲律宾镇压共产党游击队而声名鹊起，被吹捧为反共专家、“国王制造者”，此次经杜勒斯兄弟直接授权建立西贡军事站（Saigon Military Station）。他名义上是大使馆空军武官助理，但不必向国务院汇报，只对艾伦·杜勒斯负责。几乎与此同时，吴庭艳成功迫使保大皇帝任命自己为总理。

中情局1951年前后就跟吴庭艳家族建立了联系，和吴庭艳的兄弟吴庭儒关系尤为密切。一个跟吴庭儒夫妇建立了“友谊”的情报人员斯彭斯认为，吴庭儒“需要我们，远超我们需要他”。⁽⁷⁾但事实上，美国更为迫切地需要“乐于接受西方指挥……又足以抗衡胡志明的政治家”⁽⁸⁾。哈伍德奉命和吴庭儒会谈后认为，只要对方接受“美国直接参与训练南越军队和加入南越政府那丝毫没有希望的对越盟的抵抗”这个条件，（美国）应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⁹⁾1954年6月1日，兰斯代尔也进入西贡。6月26日，流亡海外三年的吴庭艳归来，他既未发表机场演说，也没有像兰斯代尔希望的那样，“坐在敞篷汽车里在这个城市缓慢通过，或者哪怕是步行，以示亲民”。⁽¹⁰⁾兰斯代尔向局长杜勒斯报告说，吴庭艳是个“不善言辞，但正寻求帮助的梦想家”，而自己已经找到了挫败共产党“叛乱”的钥匙。

法国此时还控制着南越，对反法情绪严重的吴庭艳极力排挤，由他出任总理是法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对吴氏兄弟的态度仍有所保留，大使希思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赞成法国重返印支。他个人似乎也受法国人影响，并不喜欢吴庭艳，尤其讨厌吴庭儒。⁽¹¹⁾吴庭艳和这样一位“从法国人视角看我们的问题”⁽¹²⁾的大使关系自然很冷淡，吴氏兄弟迫切需要利用中情局帮助他们树立统治权威。⁽¹³⁾到1954年年底，“中情局处理与吴庭艳关系的模式已经形成，并保持到1963年美国抛弃他为止，该模式优先考虑的是抵御这个政权的敌人”，⁽¹⁴⁾以至于被大使馆指责“一个中情局小集团竟然跟官方政策对抗”，西贡站与大使馆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到大使科林斯离任才有所缓和。⁽¹⁵⁾

艾森豪威尔“已经厌倦了来自南越的报告总是惊慌失措”，国务卿杜勒斯建议派一名高级将领作为总统特别代表赴西贡。劳顿·科林斯曾服役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战后先后担任陆军参谋长、美国驻北约军事委员会代表，1951年还曾访问越南，正是不二人选，其使命是“帮助稳定和巩固吴庭艳领导下的越南合法政府”。⁽¹⁶⁾然而，吴庭艳在科林斯眼中“身材矮小，腼腆内向，几乎毫无个人魅力”，后者“丝毫不相信他拥有天赋，能在这个艰难时刻管理好这个国家”。⁽¹⁷⁾到任仅一个月，他就报告华盛顿，“吴庭艳没有能力团结越南分崩离析的派别”。⁽¹⁸⁾这难免会和身为吴庭艳顾问的兰斯代尔发生分歧，因为在兰斯代尔看来，帮派武装和法国人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¹⁹⁾这也与吴庭艳消灭帮派武装，统一南越军政的意图不谋而合。为此，兰斯代尔极力向帮派武装保证吴庭艳意图良好，以兜售收编方案。为促成交易，他希望科林斯至少可以向高台教做出再保证。科林斯却非常怀疑这些人不够可靠，在和他们的谈话中也不掩饰这种态度。兰斯代尔认为这会引起对方的误解。

如果说吴庭艳在各省缺乏影响力只是令人沮丧，西贡的形势则足以让人绝望。平川帮是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就在吴庭艳回到越南的同时，保大却把警署交由平川帮控制。作为交换条件，这位皇帝得到了大约125万美元的回报。平川帮资财雄厚，武备精良，控制了西贡的治安权，又得到法国人支持，可以说它是吴庭艳最危险的敌人。1955年3月21日，平川帮联合高台、和好两教，宣布组成所谓“国民力量联合阵线”，谴责吴庭艳独裁，要求重组一个得到认可的内阁。

广纳贤良、改革行政是科林斯一贯的主张，因此，他让吴庭艳同教派武装谈判，并联合法国驻印支总专员兼印支法军司令厄利向吴庭艳施压，要求他运用政治手段而非武力解决危机。3月29日晚，平川帮先发制人，对政府军据点开火，并炮击吴庭艳官邸。第二天，兰斯代尔得知科林斯竟然支持厄利以武装干涉威胁交战双方停火，⁽²⁰⁾他认为这等于法国承担起西贡保护国的角色。科林斯却不以为然，坚持认为法国的合作是维持自由越南所必需的。不久，科林斯再次敦促吴庭艳“扩大他的政府基础”，⁽²¹⁾认为这是他“建立一个高效政府的大好机会……但还是什么也没有，哪怕是丁点积极作用也好”。⁽²²⁾科林斯对吴庭艳特有的顽固感到绝望了。在1955年4月7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他明确说，“我的判断是，艳不具备……阻止这个国家被共产党统治的能力”。⁽²³⁾就在同一天，科林斯正式向杜勒斯建议抛弃吴庭艳，“除非吴庭艳去职，否则有利的形势也不足以保证南越在铁幕之后安然无恙，虽然这么说我感到非常遗憾，但对此我坚信不疑”。⁽²⁴⁾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而论，科林斯的立场已经是一种激进派的观点，与华府将“吴庭艳和‘解放’南越统一起来的义务”完全背道而驰，难怪国会参众两院领袖纷纷斥责他“的确什么都不懂”，一派胡言。在他们看来，吴庭艳“诚实、风度翩翩、体面，是我们应当支持的类型，而不是那些阴谋家、土匪、流氓”。⁽²⁵⁾

而与此同时，兰斯代尔也报告华盛顿，认为科林斯处置不当：一方面批评吴庭艳被动，另一方面又阻止他打击平川帮。仅此一点就是对吴庭艳政权最直接的威胁。⁽²⁶⁾兰斯代尔随即提出一项可能有利于吴庭艳的建议，由于担心科林斯反对该建议，他请求中情局总部在无须大使馆配合的情况下立即批准；在科林斯即将被召回华盛顿就吴庭艳的政治前景进行磋商前夕，他又因担心科林斯在华盛顿煽风点火，请求总部允许自己陪同。而科林斯建议替换吴庭艳的那封电报也没有让西贡站知晓，中情局可能意识到科林斯即将被召回，所以并未就此做出反应。对中情局和吴庭艳政权关系最具决定性的事件就发生在科林斯4月20日返回华盛顿的途中。

科林斯在香港时发现《时代》杂志的封面竟然是吴庭艳在中部越南受到盛大欢迎的场面。作为冷战年代美国的主流媒体，以关注亚洲为导向的《时代》杂志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人物总是情有独钟，老板亨利·卢斯向美国大众呼吁为吴庭艳加油，认为吴庭艳对抗平川帮正体现了美国在西贡的外交成就。兰斯代尔炮制了吹捧吴庭艳的文章，《时代》决定配以“吴庭艳在自由越南日益高涨的政治形象”发表。⁽²⁷⁾科林斯被深深激怒了，回到华盛顿后，他在部际委员会上“坚持说吴庭艳根本不会如此受欢迎，照片是伪造的，中情局的‘报告带有倾向性’”，吴庭艳就是个谎言家。⁽²⁸⁾

很显然，西贡站可以在任意一个时刻抛出材料，但他们偏偏趁科林斯返回华盛顿之际，目的无疑是要阻止他采取对吴庭艳不利的行动。科林斯一直抱怨西贡站享有的行动自由过大。⁽²⁹⁾他曾指示，（中情局） 不经事前与他、副大使以及政治参赞协商不得着手……在越南的新计划，“而且，中情局必须定期与这些官员评估”当前的行动。1955年2月，艾伦·杜勒斯派专人赴西贡和科林斯“商讨上述决定”，却被科林斯挡了回去。仅仅过去两月就发生对大使权威的公然挑战。而给科林斯使命最后一击的便是吴庭艳最终铲除了平川帮，而且是在这位大使离开的短短几天内。

4月26日，吴庭艳解除了法国支持的警署首脑赖文相（Lai Van Sang）的职务，兰斯代尔恳请中情局总部授权向吴庭艳保证华盛顿将继续承担义务。但艾伦·杜勒斯敦促对吴庭艳加以约束，任何需要的保证都将通过副大使基德发出，而且目前不会给出任何保证，直到最高层正在设计的意图有了结论为止。⁽³⁰⁾兰斯代尔马上意识到他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而且远比自己想象得还要严重。

如前所述，科林斯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中情局，在国会也有一批力挺吴庭艳的重量级人物，例如参院外委会主席曼斯菲尔德就是其中一位。科林斯自觉比这位参议员更懂得南越局势，毕竟他只在那里待过几天，而自己几乎待了半年。再加上作为华府派驻南越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最权威的情报来源，这就足以让科林斯的再三坚持不能不得到重视。中情局档案里提到这件事时，字里行间透着一丝讥讽，“总统私人代表的头衔固然出于证明他有资格对话吴庭艳政府和法国人而量身定做，但这个头衔也准确反映了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关系”。⁽³¹⁾科林斯的态度也鼓励了保大，这位此前一直避免直接出面的挂名元首按捺不住，向美国驻法使馆提出了以他为主执掌南越政权的方案。

4月27日傍晚，华盛顿连发三封电报指示驻法使馆，一待保大就平川帮交出西贡治安权做出保证，美国即与法国一起组织保大要求的政府。同样的电文也发往西贡。如前所述，在此次倒吴危机中，兰斯代尔仍坚持维持吴庭艳的统治。他认为吴庭艳一定能消灭平川帮，并确信所有人包括副大使基德在内，跟他的判断一样。他要求基德同意大家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报告他们的看法，被拒之后，兰斯代尔联合西贡站共同致电中情局总部。这是第一次两个各自为政的隐蔽行动工具的合作，目的只有一个：为巩固吴庭艳政府创造条件并加以执行。⁽³²⁾电文称，平川帮和越南共和国军队之间发生交火，争夺西贡的战斗正在进行。西贡站认为比起任何一个令人憧憬的替代者，吴庭艳都拥有更好的机会取得成功，不支持他将注定任何一个继任政府都将失败，越盟将坐收渔翁之利。⁽³³⁾由此，杜勒斯立即命令巴黎和西贡等待进一步指示。4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表示，最好的政策是“顺其自然”，吴庭艳将以一个英雄的身份出现也不一定。⁽³⁴⁾

4月30日，争夺西贡的最后一战打响。就在此时，保大要求吴庭艳速去巴黎。兰斯代尔怂恿吴庭艳不予理睬。⁽³⁵⁾吴庭艳拒绝离开，并故意向保大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军队和已投诚的高台教意在废黜皇帝。为进一步摸清美国的底牌，他还让吴庭儒告诉哈伍德，自己不会听命。到4月30日中午，平川帮等武装被逐出西贡，只据有堤岸几个孤立的据点。这一天是周末，但艾伦·杜勒斯立即把最新战报通报给国务院，并认为在此时履行总统对科林斯的承诺是错误的，建议推迟美国倒吴计划。杜勒斯此时认为“我们来说，参与拉艳下马不仅在国内是行不通的，而且对我们在亚洲的声望损害极大”。⁽³⁶⁾

加强吴庭艳在南越的统治固然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他身上下了大赌注，但就兰斯代尔个人而言似乎还出于一种情结。他始终为吴庭艳顽固的个性而沮丧，却从未动摇过对吴庭艳的支持，他在给中情局的电报中说，吴庭艳“是南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是南越政坛唯一能够动员真正民族主义支持的人物”。⁽³⁷⁾中情局认为，兰斯代尔在西贡期间“发挥了两个关键作用，首先是力谏并促使华府在1955年5月支持吴庭艳，其次是在吴庭艳和教派武装谈判中扮演了诚实的掮客角色”，⁽³⁸⁾“他对自己把吴庭艳变成越南之父投入过深”。⁽³⁹⁾

图5-1　爱德华·兰斯代尔，1963年（美国空军）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第二节　反对“换马”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驻老挝、越南的派出机构在对外政策上往往各行其是，甚至相互拆台，造成美国外交令出多门。在希思和科林斯任内，大使馆与西贡站的矛盾盖缘于此。艾伦·杜勒斯曾提醒兰斯代尔，“假如中情局成为（与吴庭艳——笔者注）沟通的主要渠道，那么对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关系，无论是在越南战场还是在华盛顿，都将产生最令人遗憾的后果”，虽然他是作为情报人员开展工作的，但国务院的程序还是要遵守的。⁽⁴⁰⁾话虽如此，到1955年4月底之前，中情局“支配了华盛顿为确保吴庭艳当局生存所做的一切努力”。⁽⁴¹⁾在这之后，情况开始起变化。西贡站“自由放纵的发挥一去不复返，重心转向情报收集”。⁽⁴²⁾在这种氛围下，兰斯代尔所起的作用就不大了，1956年年末他离开西贡，小组也随之解散。中情局西贡站就此重新归于一口，新任站长尼古拉斯·纳齐奥斯（Nicholas Natsios）打算从所有新大使希望亲自处理的事务中全身而退，⁽⁴³⁾开始“关注该政权的日常而不是一味帮助它对付敌人”。⁽⁴⁴⁾

当然，中情局没有丝毫理由感到乐观。1956年4月中情局西贡站隐蔽行动处负责人哈伍德离任，他的替任者道格拉斯·布劳法布（Douglas Blaufarb）比他更怀疑隐蔽行动对南越政府的支持效果。布劳法布认为，“吴庭艳和吴庭儒都确信自己的政权命悬一线，不仅越共，甚至法国和已经鸟兽散的帮派武装也可以威胁到他们。吴庭艳兄弟就是需要利用这种不安全感来控制媒体，在军队搞特务政治，将宪法变成嘉隆宫的附属品”。⁽⁴⁵⁾而西贡站不愿意在越南看到下一个李承晚。⁽⁴⁶⁾1958年秋天之前，这种不满和批评还是偶尔的和浅显的，即使对吴庭艳总是失利于共产党沮丧至极，至少对他的个人品行仍表示赞赏。⁽⁴⁷⁾1958年10月，西贡站在评估报告中认为，颠覆还不是造成吴庭艳政权式微的重要因素，共产党、割据势力、非共的不同政见者全部加起来也构不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反对派，但群众的日渐疏离的确对吴庭艳很不利。然而，只要没有竞争者，吴庭艳就会继续执政；如果没有一位赢得军队上下尊重的领导人出现，甚至一场军事政变目前也没有可能。⁽⁴⁸⁾

随着南方武装斗争逐渐兴起，在西贡的美国官员，除极少数外，对吴庭艳当局的不满日益增多，他们越来越看到，越共依赖民众支持，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措施赢得民心才能将越共摧毁。西贡站在中央高地笼络并武装当地山民以对付越共，却没有根本改善吴庭艳政府在农村的地位，因为资源被吴氏兄弟更多用于对付非共反对派和防范美国人。西贡站在看到政府如此低效，对吴政权颇多指摘的同时，开始密切关注越南新领导层的兴起，热衷于跟反对派建立联系，⁽⁴⁹⁾但又担心这些人误以为是美国对其认可和支持的暗示。⁽⁵⁰⁾究其根本，对于换掉吴庭艳，美国是半心半意的——继续倚之，前景堪忧，换之又乏人。

西贡站内部也渐成两派，以中下级官员为代表的反吴派和以管理层为代表的挺吴派。反吴派多为年轻官员，初出茅庐，他们对吴庭艳能否除弊革新疑虑更深，灰心丧气。例如，后来担任中情局局长特别助理的乔治·卡弗当时就认为吴不可救药，只有彻底变革才能挽狂澜于既倒，然吴庭艳绝不会有任何改变，改革也永无到来之日。尽管吴庭艳有着人们广为宣传的种种弱点，挺吴派倾向于对吴持赞同的观点，即使对局势最感悲观者也不认为吴庭艳面临生存危机。⁽⁵¹⁾其中，1960年6月晋升为站长的威廉·科尔比是少数对吴庭艳仍抱有信心的高级官员之一，与纳齐奥斯风格不同，颇像兰斯代尔，他“乐观得就像行善布施者一般”，以至于被认为“根本没有审视过吴氏兄弟及其政权”。⁽⁵²⁾对吴庭儒这个“不再可靠的利用工具”，他也力排众议，还在担任副站长期间就与其过从甚密。在他看来，对吴庭艳指摘甚苛的官员仅仅是受到异见者的影响，作为站长，自己有义务消解来自批评者的报告，以他认为更平衡的视角进行评估。虽然中情局认为这些争论没有造成内部关系紧张或走向极端⁽⁵³⁾，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西贡站部分人员卷入了1960年11月政变。⁽⁵⁴⁾

这次政变是大约5个营的伞兵部队在11月11日凌晨发动的。几个小时内，他们控制了西贡各大要害部门，唯总统府尚在围攻中。有研究指出，大使德布罗和国务院打算在政变成功后立即支持新政权，忠于吴庭艳的军队大量开进西贡后，德布罗还强烈要求吴切勿进攻政变部队。⁽⁵⁵⁾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德布罗的确没有坚定表示支持吴庭艳，就在一年前，恰恰是他本人提出在南越换马的设想。但令人费解的是，不知是直接来自他本人还是西贡站的指示，乔治·卡弗奉站长科尔比之命，向政变部队施压，要求他们不要炮轰总统府，而要跟吴庭艳谈判。多年后，卡弗回忆说，从职业角度而言，对接受并传达这些指令，他感到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他相信吴庭艳迟早要退出，而操控政变使之有利于吴庭艳是大大的错误。他对自己承担的角色感到厌恶。无论多么不情愿，他还是执行了命令，竭力劝说政变者和吴庭艳谈判，基于维护吴作为反共事业领导人这一角色的条件去和他谈。⁽⁵⁶⁾中情局认为，西贡站约束政变者对吴庭艳继续留任是起了关键作用的。⁽⁵⁷⁾

图5-2　1960年11月11日政变，独立宫外的一辆叛军装甲车。（爱德华·兰斯代尔文件集，封皮HG，胡佛研究所档案）
图片来源：《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1954—1963》。

1960年政变未能成功。与1955年美国遇到的困境完全相同，和科林斯一样，德布罗渴望吴庭艳被取代。1957年3月，他刚上任不久就向华盛顿指责吴政权的某些弊端，但并没有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共鸣，“1961年下半年，受华盛顿更为密切注意的不是越南而是老挝”。⁽⁵⁸⁾1961年5月，副总统约翰逊访越，吹捧吴庭艳是“亚洲的丘吉尔”，⁽⁵⁹⁾“到此时为止，美国政策成败的赌注一直押在此人身上”。⁽⁶⁰⁾

当然，华盛顿承认吴庭艳的问题是很紧迫的，“如果说1961年年初在总统所关心的问题的次序表上，越南问题还是放在老挝问题后面的话，那么，由于后来数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情况开始变了”。⁽⁶¹⁾

图5-3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与吴庭儒，在西贡嘉隆宫一次由约翰逊主办的招待会上，1961年5月12日（美国新闻署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礼宾司）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这些事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兰斯代尔提出的一个关于越南局势的报告。此时供职于国防部的他在1961年1月初访问越南后，深深感到越共的威胁在增加，兰斯代尔还发现美国大使馆极为沮丧，德布罗大使与吴庭艳的关系疏远，后者对美国国务院及其一切工作产生了一种极不信任的情绪。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兰斯代尔建议美国改变工作方法和更换大使馆人员，最后强调说，必须继续援助吴庭艳，设法使他相信美国的动机，至少在一个更有指望的领袖出现之前要这样做。这份报告在此后所有有关越南问题的讨论会中经常被提到。就在兰斯代尔的报告递交不久后，1961年春末，美国驻西贡军事代表团团长莱昂内尔·麦加尔（Lionel McGarr）中将对越南形势做出了悲观的估计。

鉴于越南局势岌岌可危，刚刚就任总统的肯尼迪决定派出由陆军参谋长泰勒为首的调查团赴西贡“探讨各种可以更加奏效的援助办法”。⁽⁶²⁾泰勒使团于1961年10月18日到达西贡，“这是1954年年初以来形势最糟糕的时刻”，“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估计吴庭艳的政治寿命和衡量其政府的稳定性”。⁽⁶³⁾调查团的人员组成充分反映了这一目的，人数不多，但几乎覆盖同越南各项工作计划有关的各主要部、局、署。使团成员、中情局远东司司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指示西贡站，“要更积极地试探替代者的可行性，以防吴庭艳和他的政府消失”。⁽⁶⁴⁾这是1954年吴庭艳确立独裁统治以来，美国第一次产生换马的设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德布罗1960年9月向国务院提出换马的首次回应，模糊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确立的态度底线——有马可换之前，不应试图换马。⁽⁶⁵⁾这显然和以科尔比为首的西贡站的判断截然相反。

如前所述，在越南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吴庭艳政府的时候，科尔比对他仍抱有信心，因为在其看来“吴庭艳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反共领袖人物之一”。⁽⁶⁶⁾不但对吴庭艳如此，甚至对几乎所有人都厌恶的吴庭儒，科尔比也不吝溢美之词。⁽⁶⁷⁾那个臭名昭著的“战略村”计划最开始就是科尔比向吴庭儒吹嘘西贡站在中央高地的经验，经两人多次讨论而萌生的设想，妄图牢牢控制农村人口，尤其是越共的同情者，进而剿杀越共，扑灭南方抗美斗争。1962年战略村计划正式出笼，吴庭艳却邀请来“反叛乱”专家英国人汤普森，这非但没有让科尔比心生反感，反而增加了对吴氏兄弟的信心。在德布罗跟吴庭艳关系尤其恶劣的情况下，科尔比“希望吴庭艳最终能认识到美国提出的忠告”，⁽⁶⁸⁾同时鼓励吴庭艳“大张旗鼓地宣讲政绩”。⁽⁶⁹⁾1960年政变后不久，一份未署名的长达40页的报告认为，吴庭艳“毫不掩饰政权的专制主义，吴庭艳也不承认其弱点，吹嘘道德优越，谴责越共，讥讽法国背信弃义、美国态度勉强但小气”。科尔比对报告的内容深感忧虑，这“可能使吴庭艳看上去信用恶劣或缺乏理性”，他在报告后附上自己的说明件递交上去，敦促总部对吴庭艳的判断不仅要根据挑选出来的片言只语，而且要根据他力图在这些谈话中呈现出来的全景，建议今后和吴庭艳谈话最好是配备录音机。⁽⁷⁰⁾在科尔比任期的最后几个月，西贡站的评估报告变得越来越矛盾。或许基于这个原因，科尔比在任职仅仅两年后被调离，接替他的是副站长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理查森与吴庭儒关系密切，后者的武装特务部队就是理查森一手训练起来的，他还对吴庭儒的人格主义颇为认同，认为此人“聪明而又令人捉摸不透”，不可小视。⁽⁷¹⁾正因为两者密切如此，理查森变成政变集团眼中的危险人物，撤换他成为政变集团求证美国支持政变的重要信号。

第三节　“报复理查森”

吴庭艳最初所以吸引美国人是因为其具备三个特质：反共的民族主义者、信仰天主教、通英语，⁽⁷²⁾只是这些所谓的特质从来也没构成对吴庭艳的保证，美国自始至终都在弃吴和扶吴之间来回摇摆。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他被推翻的可能性还是出于美国的压力让其消失的想法都由来已久”。⁽⁷³⁾到1963年，“吴庭艳试验”近十年，其专横独裁长期以来让美国政府难堪，双方矛盾的日益激化使美国人宁愿相信“只要除去自大顽固的吴庭艳就能最大限度地巩固西贡脆弱的地位”。⁽⁷⁴⁾华盛顿越是沉醉于所谓光明的前景，这种念头就越不可遏止。

多年来，中情局从西贡站到总部对于倒吴的可能性从未停止过关注，赞成他和反对他的讨论也很频繁，然而，他们从来未就是否发动一场政变取得一致。1961年2月，华盛顿对吴庭艳的非议正酣之际，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主任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就否定了本部门一份建议考虑取代吴庭艳的文件，包括他在内的中情局所有高层，最重要的是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在推翻吴庭艳的问题上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⁷⁵⁾1962年春，麦科恩在越南拜访了吴庭艳后，“认为美国应当继续支持这个独裁者”。⁽⁷⁶⁾1963年春夏关于“吴庭艳命运”问题反复辩论⁽⁷⁷⁾之时，他坚持认为吴庭艳不能换，“对此问题我们仔细研究过了，找不出第二个人能使这个国家捏到一起，就算吴庭艳是个混蛋，但毕竟还是我们自己的混蛋”。⁽⁷⁸⁾国务院一些人对麦科恩过度自信的言论甚是恼火，认为他“看问题的角度不对，问题不在于谁能换下吴庭艳，而是我们能否与吴一同取胜”。⁽⁷⁹⁾在赶吴下台的问题上，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副国务卿威廉·哈里曼（William Harriman）和白宫办公室的迈克尔·弗雷斯特尔三人态度都十分强硬，后者作为肯尼迪的重要助手，是哈里曼的忠实门徒；而希尔斯曼战时曾在缅甸打过游击，认为自己了解越共获胜的原因，在哈里曼的推荐下，他由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司长升为助理国务卿，也由于哈里曼的支持，希尔斯曼的意见引起了白宫的重视。当此之时，西贡街头的一把火成为断送吴庭艳政权的开始。

1963年5月8日，顺化僧众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宗教歧视。乘坐装甲车的政府部队对示威者开火，当场打死9人，包括2名儿童，另有14人受伤，还逮捕了数百名佛教徒。面对惨剧的发生，吴庭艳谴责共产党制造了混乱——动辄就说示威者是越共，连美国人都觉得太荒唐。⁽⁸⁰⁾在其高压态度下，危机愈演愈烈，抗议游行从顺化蔓延至西贡等大城市。6月11日，一名73岁的僧侣广德在西贡市中心引火自焚，这个精心安排的举动震惊了世界。当天，国务院就在给西贡大使馆的电文中指示，“如果吴庭艳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重建佛教徒对他的信任，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审查我们和他的政府的全部关系”，⁽⁸¹⁾建议副大使特鲁哈特（瑙尔汀休假）考虑改善跟“南越共和国非支持者”的接触，“只有你才能觉察到我们与那些一旦发生政变可能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的接触（隐蔽的或公开的）现在是否充分”。⁽⁸²⁾6月21日，国务院情报研究司的文件明确写道：“尽管一场政变将要给西贡的战事造成严重的削弱和内部动荡，那里也没有充分合适的领导可供选择，但考虑到机会，再配合美国持续的支持还是可以为行政和战事提供甚为有效的领导。”⁽⁸³⁾这就表明国务院准备彻底抛开一直以来“有马可换之前，不应试图换马”的底线，这次，钟摆再也未能摆回吴庭艳一边。

大使瑙尔汀被撤换是美国发出的第一个倒吴信号。瑙尔汀在其回忆录里不无指责地说，参院外委会主席曼斯菲尔德1963年的报告是“将吴庭艳送进棺材的第一颗钉子”。⁽⁸⁴⁾1962年10月，曼斯菲尔德为首的代表团结束在西贡的调查，飞机在美一落地，一份机密报告已经转呈肯尼迪。报告敦促总统考虑：国家利益是否真的需要在亚洲大陆上维持一个非共产党堡垒，尤其是要付出全面战争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⁸⁵⁾来自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忧虑显然并未得到肯尼迪重视，却使他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即华盛顿对一个非共产党南越所尽的义务是否和支持吴庭艳密不可分。⁽⁸⁶⁾三个月后，代表团起草了一份递交国会的公开报告，报告中写道：“……总的来说，吴庭艳试验彻底失败了。为了继续目前的政策，则需要在一种和美国的利益扯不上一点关系的规模上消耗美国人的生命和资源。”⁽⁸⁷⁾这不是某个三流记者撰写的抨击文章，而是参院多数派领袖、吴庭艳的国会支持者在呼吁放弃吴庭艳试验。

图5-4　约翰·肯尼迪总统和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于白宫办公室，1963年8月15日。（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瑙尔汀从一开始就“对吴庭艳的目标和治理哲学推崇备至”，在他看来，吴庭艳“远不是一个一心为自己争权夺势的独裁者，他是个有献身精神和高度原则的爱国者”，“从全面考虑，美国应当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吴庭艳”。⁽⁸⁸⁾在华盛顿倒吴声音的此起彼伏中，瑙尔汀越赞赏吴庭艳，越显得与当时的氛围极不协调。用一位批评他的官员的话说，他的“观点带有一定的色彩”⁽⁸⁹⁾，副国务卿鲍尔讥讽他柔和的举止如同“一个懦弱的、三流的偏执者”，哈里曼在一次白宫会议上甚至当众对其出言不逊。⁽⁹⁰⁾瑙尔汀善于回避矛盾，这正是肯尼迪最初需要的。然而，他跟吴庭艳太过密切，正如中情局形容自己的海外人员一样，瑙尔汀也可能“因为在当地陷得太深而忘记为谁效劳了”。⁽⁹¹⁾他阻挠曼斯菲尔德在西贡调查期间会见记者，因为在瑙尔汀看来，他们是“麻烦制造者”。在佛教徒危机的处理上，瑙尔汀总是迁就吴庭艳，在危机期间对美联社公开表态说，“非常坦诚地讲，我本人已经在这里待了几乎两年半时间，从未见过任何宗教迫害。事实上，我感觉到越南各层民众之间的宗教宽容是很大的”。⁽⁹²⁾而且，他也完全认同吴庭艳所谓的越共阴谋论。在他休假的前一天，他致函国务卿腊斯克说：“佛教徒抗议者躲在‘宗教面具’的背后策划着‘狭隘的政治阴谋’。而这与越共的头号目标即推翻吴庭艳政府、制造南越政治混乱是正好一致的。他们当中许多人仅仅是来到寺庙，剃掉头发，穿上僧袍，摇身变为和尚。”⁽⁹³⁾尽管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始终毫不怀疑地斥责僧侣的抗议行动就是越共策划的阴谋。5月23日，佛教徒抗议正当鼎沸之际，瑙尔汀前往爱琴海休假，之后又接连发生数起佛教徒自焚事件。肯尼迪政府无论是否决定替换吴庭艳，至少已对西贡大使馆处理事务的能力失去了耐心。瑙尔汀甚至拒绝和南越军方共同讨论政变的可能性。⁽⁹⁴⁾“到1963年7月，问题变成了不是有无政变，而是它即将出现和由谁来点火。”⁽⁹⁵⁾显然，瑙尔汀在西贡的言行已经和华盛顿的主流声音，和总统的意图背道而驰，实际上从4月末以来，任命洛奇就在肯尼迪的考虑当中。⁽⁹⁶⁾适逢瑙尔汀休假，肯尼迪决定借机换掉他。一开始，政府中的自由派感到不安，担心洛奇出身名门望族，可能会偏袒南越的贵族。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种担心不仅多余，且极其错误，正是洛奇在推翻吴庭艳的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用西贡站卢西恩·科奈恩的话来说，“在政变前夕和政变期间，我就是洛奇的眼睛和耳朵，洛奇是场中的大脑”。⁽⁹⁷⁾

8月21日，吴庭儒控制的南越特种部队对西贡、顺化等地寺院发动全面袭击，远在檀香山的洛奇立即赶往西贡。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拜访吴庭艳，而是在三天之内和华盛顿结成了瑙尔汀所说的“哈里曼—洛奇轴心”，⁽⁹⁸⁾（绝大多数政变指令都源自哈里曼办公室）开始酝酿倒吴。他发回国务院的第一份工作报告称，政变领袖还未出现，到目前为止将领们仍听从吴庭艳，也没有足够的情报来估计力量平衡。因此，任何行动都是白费力气，他建议推迟任何有关政变的决策。⁽⁹⁹⁾而华盛顿给洛奇的回电被称为“越南战争独具争议的电文”，⁽¹⁰⁰⁾即所谓“希尔斯曼电报”。这份标注为急电（Operational Immediate）的国务院第243号电报，由时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希尔斯曼发出，主要内容是美国准备接受一个没有吴庭儒的吴庭艳政权，但电文又称：“如果你竭尽全力，吴庭艳仍顽固不化，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吴庭艳本人也不能维持下去的可能性。”⁽¹⁰¹⁾因当时是周末，大部分高层官员都不在华盛顿，该电报草稿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若于风平浪静之时，这也算不得大事，就是因为处在一个敏感的关口，这一事件才显得不同寻常。关于电文，希尔斯曼声称，他知会过总统及其他主要官员并得到认可后才发出，但这一说法遭到一片质疑。中情局代理局长马歇尔·卡特（Marshall Carter）曾指责希尔斯曼的说法“全是捏造”，中情局也没有任何官员参与协商，⁽¹⁰²⁾唯一一个被告知的高层是负责计划事务的副局长赫尔姆斯。至于华盛顿其他高层中一贯反对倒吴的只有麦科恩，参联会主席泰勒和副总统约翰逊则持保留态度。虽然肯尼迪本人“对国务院那天下午做出的决定速度极度震惊”，在电文发出后的一系列白宫会议上，肯尼迪政府反复权衡政变的利弊，但这些并不能表明电报事件是诡异的，也不能由此说明肯尼迪如某些研究所说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从头至尾最惧怕的就是失败，这是从猪湾事件中取得的教训。在1963年政变发生的前两天，他还跟洛奇说，他要保留最后一刻改变主意的权力，“经验告诉我，失败要比看起来举棋不定更为有害”。⁽¹⁰³⁾至于犹疑、摇摆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是决策过程的需要，重要的是结果。事实上，电文从未被撤销或做出实质性修改。肯尼迪反复批评的是电报传送出去的方式，对谋划政变的紧迫性反应却是极温和的。在中情局远东司司长科尔比看来，“根本就是放任其发展”，而其助手弗雷斯特尔直言不讳地表示，“肯尼迪自始至终都是核心操盘手，暗中支持那些推动政变的人”。⁽¹⁰⁴⁾

图5-5　罗杰·希尔斯曼，约翰·肯尼迪政府主管东南亚事务顾问之一。（《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收藏，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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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243号电报同样使洛奇震惊——行政当局动作如此迅速——但他不仅认同，而且他在回电中迫不及待地表示，吴庭艳按照美国要求行事的概率几近零，给他下一份通牒毫无意义，不但不奏效，反倒使他更顽固，建议直接告诉南越将军们，美国准备接受一个没有吴庭儒的吴庭艳政权，但是否保留吴庭艳取决于他们自己。⁽¹⁰⁵⁾洛奇做这种反应，可能是因为希尔斯曼电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你要理解我们不可能从华盛顿给予你如何进行行动的详尽指示，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会支持你采取的达到我们目的的任何行动。不用说，我们这封电报仅局限于关键的几个人知道”。⁽¹⁰⁶⁾正如科尔比在尚未见到文本内容时就预料的那样，执行国务院电文全凭洛奇的判断。⁽¹⁰⁷⁾这并不是洛奇收到的第一份电报，早在一个月前的7月23日，哈里曼和希尔斯曼就告诉他，他们相信佛教徒抗议很可能愈演愈烈，佛教徒也将越来越倾向推翻吴庭艳。因此，要从其他主要的策划推翻政权的力量尤其是武装力量中吸引更多的支持，“我们判断，政变的胜算如果不是数周之内，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出现”，建议行动采取两个步骤：借助公开声明华府与南越政府处理佛教徒问题无关而竭力影响事态发展，这么做可能的结果就是鼓励甚或诱发一场政变，再进一步寻找并直接鼓励某些军队将领在副总统领导下谋求宪法上的解决。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很接近那个点，即我们希望拼尽所有的影响力或支持吴庭艳，或支持可替代的角色或者说支持政变。在这样的时刻，尽管替换吴庭艳的力量似乎已经形成，但仍未确定他们是谁，他们是干什么的”。⁽¹⁰⁸⁾洛奇认定只有军队是替代吴庭艳的唯一选择，文官机制强烈的个人色彩被清除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任何解决危机的非军事选择都是不现实的。⁽¹⁰⁹⁾

洛奇到达西贡的同时，反吴集团正在寻求美国对政变的支持，他们表示至少要搞掉吴庭儒，只要美国坚定地反对他，军方就将发动政变。⁽¹¹⁰⁾反吴集团出于试探还是就只针对吴庭儒不得而知，但洛奇甚至希望走得更远，结果便是对“希尔斯曼电报”的修改。虽然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但于8月的最后几天，政变集团对美国感到失望，尤其担心中情局西贡站站长理查森将消息泄露出去，他和吴庭儒仍保持着密友关系。后者的私人警察部队，即南越特种部队是理查森一手帮助组织训练并给予资助的。理查森对吴庭儒的观感与众不同，美国记者中盛传儒是瘾君子，但是中情局多年来并没有发现他的行为表现有什么异常，吸毒之说无从谈起。所谓吴庭儒控制了吴庭艳的说法，理查森认为更是无稽之谈，“我毫不怀疑，这位总统作为个人和国家领导者一直主宰一切”。⁽¹¹¹⁾回到华盛顿的科尔比坚信吴氏兄弟“绝非旁人可以替代”，亲自致电吴庭儒，准备在美国为吴庭艳政权摇旗呐喊。理查森反应迅速，立即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吹捧吴氏兄弟，他声称这足以回答那些想知道战争是否可以打赢的人，那些质疑吴庭艳是否可以用可接受的社会政治经济方案辅助军事手段的人，那些疑惑吴是否赢得了人民的人，他就是要纠正一种印象：吴庭艳政权仅仅是个右翼极权主义政府。文章最后说，“我们得离吴庭儒被当作一个健谈的知识分子或邪恶之徒的形象远一点，我以为这都是很不公平的名声”。⁽¹¹²⁾对8月21日袭击事件，理查森也相信和吴庭儒无关，他“的确不是一个重要的参与人”，⁽¹¹³⁾并对《纽约时报》的哈尔伯斯坦表示，他推测“吴庭儒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寺庙袭击事件中起多大作用”。⁽¹¹⁴⁾现在，新大使到任，洛奇绝对不会容忍这种状态再继续下去。

8月26日，洛奇召开第一次驻在国小组成员会议。理查森接到科尔比指示，要在会上讨论跟南越军方的联络问题，而华府已经把这个问题交由洛奇决定。为了掩盖美国的插手，洛奇“决定利用中情局官员作为传递消息的中间人”。理查森对此持保留意见，一方面担心西贡站的人一旦露面会遭到报复，另一方面，根本的原因是，他怀疑整件事是否明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洛奇指定艾尔·斯佩拉（Al Sepra）和科奈恩担任联络员，之前他们就已经和南越将领有过接触。会议还讨论了华盛顿的新指示，浓缩为九点，核心条款是清除吴庭儒夫妇，否认美国有参与政变的打算，承诺在中央政府“崩塌期间给予将领们直接支持”。⁽¹¹⁵⁾8月27日，理查森经秘密渠道告知中情局局长麦科恩，“这里的局势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的西贡就是个火药库”。⁽¹¹⁶⁾

在西贡坚决不赞成驱赶吴庭艳的还有美国援越军事司令部司令哈金斯，他认为，既然并不能保证新政府一定能比吴庭艳做得更好，那只须赶走吴庭儒而无须让吴庭艳下台。洛奇以为这根本是白费力气，“我们开启了一条无法体面回头的路：那就是推翻吴庭艳政府”，“美国不能有丝毫犹豫”，因为南越将军们对美国的意图已经没有把握，如果他们感到华盛顿打算退回去的话，他们会心灰意冷。⁽¹¹⁷⁾华盛顿已经分成两派，争论激烈，西贡两个主要官员的意见也大相径庭，华盛顿和西贡之间形成一种来回、交叉影响的复杂局面。8月28日，泰勒致电哈金斯，国务院8月24日电文的准备未经军方参与，当局“现正重新考虑”。⁽¹¹⁸⁾理查森见过这封电报，在他看来，既然华盛顿态度可能有所变化，他便指示斯佩拉和科奈恩切勿向政变阴谋集团做任何承诺。⁽¹¹⁹⁾洛奇得知后，“气急败坏地指责理查森‘破坏’了一切促成政变的机会，他提醒理查森，他是为大使而且只为大使工作”。⁽¹²⁰⁾尽管洛奇当天再设法向政变阴谋集团传递美国的态度，甚至哈金斯奉肯尼迪之命在8月30日亲自约见陈善谦表示支持，⁽¹²¹⁾但政变集团还是取消了计划。对美国的怀疑只是他们放弃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西贡所在的第三军区态度不明，它对政变取得成功具有至关重要意义，最重要的是吴庭儒事前觉察了这一企图。然而，在洛奇看来，中情局西贡站阻挠了一次政变。⁽¹²²⁾而理查森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给总部的报告中，他表示“希望总部不要将他的想法理解为‘西贡站态度消极’”。⁽¹²³⁾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洛奇决心“教训”一下理查森。

9月2日，吴庭儒控制的英文版《越南时报》登载大字标题，“中情局资助拟议的政变阴谋”，但于当天和洛奇的会谈中，吴庭儒对此只字不提，反倒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佛教徒会立刻得到安抚，而只要“某些美国代理人”一走开，自己也会离开政府。吴庭儒还声称，就在这一天，出于“对美国人的忠诚”，他拒绝了作为国际监控委员会成员国的波兰代表所提出的担任自己和北越总理范文同之间中间人的安排。⁽¹²⁴⁾洛奇根本不为所动，派理查森去告诉吴庭儒，他的承诺并不符合美国的需要。理查森阳奉阴违，虽造访了南越总统府，但只字不提美国的要求，反一味倾听吴庭儒的意见，所写的报告全都是倒向他的。这位站长当然也察觉到吴庭儒有可能是苦肉计，不但不以为忤，且认为掩饰乃至伪装“在权力和政治中并非不正常”。⁽¹²⁵⁾面对一个如此“不听指挥”的下属，喜好用权的洛奇难以容忍，必须要扳倒这块绊脚石。

9月6日，科奈恩在家中设宴招待记者，借这个机会，洛奇的助手当众宣布，理查森很快就会被取代，要离开的还有哈金斯和另外一两个人。⁽¹²⁶⁾这无疑是试图打消政变集团的疑虑。9月13日，洛奇正式致函腊斯克，代为敦促总统同意批准派兰斯代尔前来“在我领导下，负责美国和此地政府的所有关系”，兰斯代尔还需要一个助手取代理查森担任站长。⁽¹²⁷⁾9月17日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会议上形成一致意见，“洛奇要求委任新站长一事应当得到尊重”，麦科恩无力改变这个局面，但他坚决不同意派兰斯代尔前往西贡，“不仅是因为中情局以往和他打交道并不愉快，更是由于他和吴庭艳关系甚密，派他去只会损害美国的利益，除非目标是利用兰斯代尔这个‘朝中密友’谋求和吴庭艳、吴庭儒的和解”。⁽¹²⁸⁾

洛奇的建议受到拦阻，他恼火之极，为让麦科恩难堪，他禁止理查森同吴庭儒见面，理由是怀疑理查森执行政策不力。⁽¹²⁹⁾跟洛奇同样极端自信的麦科恩针锋相对，他告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打算彻底重建西贡站以维持它的独立，如此就可以和吴氏兄弟保持谨慎的接触。邦迪看出这是针对洛奇的，他不无警告地说，大使有权决定包括西贡站在内的使团成员见谁和不见谁。⁽¹³⁰⁾麦科恩随即准备派科尔比赴西贡广泛会见越南人士，以便确定是否需要将政变视为唯一的选择，但是洛奇已中止西贡站和吴庭儒的接触，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至于理查森，即使麦科恩并不想撤换他，但在中情局在越南的活动被美国媒体穷追猛打的情况下，也只好换人。9月16日，理查森在给总部的报告中暗示，消息是从站内泄露出去的，自己难辞其咎。三天后，麦科恩不无试探地致信洛奇，重申自己反对兰斯代尔赴越，但同意替换理查森。恰在此时，《华盛顿每日要闻》抛出一篇文章，使得这位站长很难在西贡待下去了。文章对中情局极尽指责，声称“一位傲慢的中情局人员”藐视洛奇，提供有关情况的是一个“将其大半生奉献给了民主事业的……美国驻当地的高级官员”。⁽¹³¹⁾麦科恩立即致电洛奇，表示这些指责根本就是捕风捉影。⁽¹³²⁾理查森和洛奇也爆发了严重的争执，后者直言要对方卷铺盖走人。⁽¹³³⁾10月5日，理查森被以“召回进行协商”为名调离西贡，代理站长已在赴任途中。理查森的去职在麦科恩看来是一场“围剿中情局和西贡站的战斗”。⁽¹³⁴⁾

洛奇对理查森的强烈批评见诸报端时，麦科恩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处获悉，媒体攻击中情局“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很可能是跟哈里曼达成交易”，因为理查森保守的立场“让冲在前面的人痛恨至极”。⁽¹³⁵⁾自8月24日“希尔斯曼电报”发出以来，麦科恩反复质疑“希尔斯曼—哈里曼—洛奇”行动背后的种种设想，不断强调如采取这一行动美国将深陷越南政治中，因为“一次政变只会催生一系列的政变，继续保持我们目前在西贡的所有比我们把赌注放在新的、不确定的和分裂的政变上要好得多”。⁽¹³⁶⁾他不仅坚决反对剪除吴庭艳，而且使国务卿腊斯克发生了动摇，以致后者认为“在没有出现明显合适的继任者时应当逐步前行”。⁽¹³⁷⁾除此以外，麦科恩还相信，“政策问题应当由总统加上他的左右手，也就是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组成的三驾马车来拍板定案”，他说，“我的任务不是制定政策，但是只要问到我，我总是要说话的”。⁽¹³⁸⁾的确，关于政变他说得不少，而且往往十分激烈，特别是政变阴谋复起以后更是如此。10月5日，他对肯尼迪说，“如果我是垒球队队长，一个投手无论他是否优秀，我都会把他留在队伍里”。10月10日，他向参院外委会表示，“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可以确定地说胜过吴庭艳的继任政府，因此必须谨慎，否则内战的局面一旦点燃，只会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10月16日，在白宫特别集体会议上，他又告诉众人，越南“一场爆炸”在即，务必悬崖勒马。用那天会议的记录人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特别助理约瑟夫·纽博特（Joseph Neubert）的话来说，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立场已经和政策格格不入。⁽¹³⁹⁾10月17日的特别小组会议上，麦科恩把美国自8月以来关于南越政治生态的政策形容为建立在“完全缺乏事实根据”基础之上，因而“极度危险”，也因而很有可能就此书写“美国的绝对灾难”。10月21日，麦科恩私下里对肯尼迪重申了上述担心，当肯尼迪问及他为何游走在政策之外，麦科恩的回答是：美国应当和吴庭艳、吴庭儒合作而不是采取激进措施取代他们，华盛顿正在用非专业的态度处理一个脆弱的局面，西贡持不同政见的将领无法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他们的政变将仅仅是接踵而来的政变中的第一个。麦科恩最后一次批评行政当局是政变发生的两天前。10月30日午餐会上，他和哈里曼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麦科恩表示，难以理解为什么8月24日的电报如此急急发出，为什么不征求中情局的看法。哈里曼拒绝承担一切责任，声称他被告知已经和中情局进行过沟通。麦科恩立即反驳说，“我要纠正这个印象”。⁽¹⁴⁰⁾他在洛奇要求调回理查森的问题上做了妥协，却始终反对把吴庭艳赶下台，而且反对暗杀计划。在理查森被召回的同一天，政变阴谋集团首脑杨文明向科奈恩阐述了清除吴庭艳家族的三种方案，其中之一是他们称为“最简单”的暗杀行动：除掉吴庭儒和吴庭瑾，并不赶走吴庭艳。⁽¹⁴¹⁾后者闻之未做表态。西贡站代理站长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向洛奇建议“我们不应该让自己不留余地的反对这场暗杀阴谋，因为另外两个方案要么意味着西贡发生屠杀，要么是一场撕碎国家、军队的久拖不决的较量”。⁽¹⁴²⁾麦科恩闻之，立即让科尔比以自己的名义电告西贡站，撤回向洛奇提出的支持这一计划的意见，因为“我们不可能积极纵容暗杀又无须担起对此的责任”。⁽¹⁴³⁾麦科恩10月5日告诉肯尼迪的那番话即是因此而起。

毋庸置疑，肯尼迪显得心烦意乱，特别是当看到门登霍尔和克鲁拉克同时赴越调查，却呈上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报告后更加“对南越真实情况心中无数”。很难说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喜欢把自己的见解保密，不爱征求他人意见”⁽¹⁴⁴⁾的洛奇反倒较能在总统犹豫之际坚定其决心，相比反对政变的哈金斯和理查森，洛奇的观点往往在华盛顿占上风。理查森最终被调离西贡也是因为洛奇关于“中情局不听指挥”的报告得到了肯尼迪的重视。1963年9月最后一周，麦克纳马拉—泰勒调查团赴西贡，10月2日返回。尽管他们的正式报告没有提到“大使馆内部不团结一致”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大使馆内部不团结的问题性质严重，需要促使全体美国驻越官方人员同心协力，支持政府对越问题的立场”。三天后，理查森即被召回。⁽¹⁴⁵⁾希尔斯曼承认，洛奇调走理查森“非常重要”，以示对吴庭艳政权的不满，“这可能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特鲁哈特认为，理查森的离开对政变的发生是一个重大的刺激。⁽¹⁴⁶⁾洛奇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从他10月22日给麦克乔治·邦迪的电报中即能感觉到，他说：“中情局一丝不苟执行我的指示，我亲自批准陈文敦和科奈恩之间的每次会晤，科奈恩在每一个场合下都清楚、明确执行我的指令。”⁽¹⁴⁷⁾洛奇有雄厚的权势基础，遇事果断，且极端自信，《五角大楼文件》这样评价道：“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一位不但支持这项政策，而且能促使它成功的大使。”⁽¹⁴⁸⁾有研究似认为，政变是在美国准备不充分的时刻发生的，⁽¹⁴⁹⁾这如果不是对档案的误读，便是对洛奇作为华府驻西贡最高负责人掌控政变这个基本事实没搞清楚。“始终都惟总统之命是从”⁽¹⁵⁰⁾的中情局作为反对力量与洛奇之间的严重对立足以表明，肯尼迪主政的白宫乐意看到吴庭艳垮台，正如中情局所言，“白宫做出了允许政变发生，继之又在越南大打出手的决策，丝毫未考虑过中情局完善或调整政策所做的努力”。⁽¹⁵¹⁾

图5-6　约翰·肯尼迪（右）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中），1961年11月29日。（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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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庭艳垮台后，西贡三度政变，政局混乱，佛教徒抗议并未偃旗息鼓。美国所谓社会经济改革和“建国”的设想化为泡影，唯有武力一途，终而陷入所谓战争“悲剧”。从这个层面上看，中情局的反对立场绝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当然，尽管它可能要比赞成换马的一派显得略微谨慎和高明，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并未触及美国侵略越南的根本方针。相反，无论是赞成派还是反对派，都没有人主张从南越后退。他们的区别只是维护美国侵越战争利益的方法之争。他们谁也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美国越南政策设计在逻辑上存在一个根本缺陷，即美国试图在一个不符合越南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土壤上嫁接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权，这个缺陷得不到纠正，“悲剧”自然不可避免。

(1) Pentagon Papers-part 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五角大楼文件》，“战争的演变：推翻吴庭艳”），p．i．

(2) 一些史家认为，如果美国继续其“要么和吴一起游泳，要么下沉”的政策，越南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能将有巨大的不同，“驱除吴庭艳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很快就完全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范围”，美国即使不能打赢，留着吴庭艳也不会产生其后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吴庭艳“永远不会同意送来50万美国人在他的国土上打仗”。塞思·雅各布斯认为上述看法丝毫没有力度，他并不彻底否定吴庭艳，但认为“吴庭艳的统治没有做什么能使人产生热情的事情”，“吴庭艳的国家是个永远的乞讨者”，从未能在组织上、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相竞争，即使再持续试验下去，恐怕南越仍然需要庞大的美国军队存在。（参见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Ngo Dinh Diem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War in Vietnam，1950-1963，第187页。）爱德华·米勒的评论或许更富见地，“无论是他的推崇者还是批评者都不能把他作为一个历史的角色给予他应有的位置”。（参见Edward Miller，Misalliance，Ngo Dinh Diem，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Fate of South Vietnam，第14页），米勒概括了史家有关吴庭艳的各种评论，参见本书前述内容。

(3) 张纬经：《美国媒体与吴庭艳政权的覆灭》，《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李连广：《论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倒台及其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4卷第5期，2011年9月；陈波：《〈五角大楼文件〉中的1963年南越军事政变》，《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4) Clayton D．Laurie and Andres Vaart，“Indochina—In Support of a Colonial Power，1945-54”（克莱顿·劳里、安德烈斯·瓦尔特：《印度支那——支持殖民大国，1945—1954》），Studies in Intelligence（《情报研究》），2016年9月。劳里是中情局历史学家，瓦尔特是《情报研究》的主编。《情报研究》是美国专业情报研究杂志，2016年9月的主题是“中央情报局和东南亚的战争1945-1975”（CIA and the Wars in Southeast Asia，1945—1975）。

(5)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4．

(6) Ibid.，p．15．

(7)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2．

(8) Ibid.，p．4．

(9) Ibid.，p．17．

(10)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43．

(11)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

(12) Ibid.，p．7．

(13) Ibid.，p．17．

(14)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56．

(15) Ibid.，p．55．

(16) Lawton Collins，Lightning Joe：An Autobiography（劳顿·柯林斯：《闪电乔：柯林斯自传》），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1979，p．398．

(17)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66．

(18)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p．18-19．

(19) Ibid.，p．34．

(20)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3．

(21)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297页。

(22)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4．

(23)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219．

(24) Collins Papers：Collins to Dulles（《柯林斯文件集：柯林斯致杜勒斯》），DDEL#26，April 7，1955．

(25)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77．

(26)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4．

(27)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5．

(28) Ibid．

(29)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6．

(30) Ibid．

(31)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6．

(32)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6．

(33)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5．

(34)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77．

(35) Thomas L．Ahern Jr.，“The C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m”，p．47．

(36)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p．344-345．

(37) 亚诺编著：《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全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38)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09．

(39) Ibid.，p．222．

(40)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48．

(41) Ibid.，p．87．

(42) Ibid.，p．108．

(43) Ibid.，p．108．

(44) Ibid.，p．111．

(45)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07．

(46) Ibid.，p．116．

(47) Ibid.，p．147．

(48)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27．

(49) Ibid.，p．116．

(50) Ibid.，p．151．

(51)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39．

(52) Ibid.，p．135．

(53)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39．

(54) Ibid．

(55)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82页。

(56)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40．

(57)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42．

(58)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上卷，第272页。

(59)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47．

(60)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290页。

(61)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上卷，第278页。

(62)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285页。

(63)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289页，第294页。

(64)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51．

(65) FRUS，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251．

(66)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上卷，第279页。

(67)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36．

(68) Ibid.，p．144．

(69) Ibid.，p．136．

(70)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52．

(71) Ibid.，p．157．

(72)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9．

(73)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1963—1965：中央情报局关于约翰逊总统“在越南大打出手”决策的判断》），p．2.http://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books-and-monographs/cia-and-the-vietnam-policymakers-three-episodes-1962—1968/index.html．

(74)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p．2．

(75) Ibid.，p．4．

(76)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232页。

(77)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p．3．

(78)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233页。

(79)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233页。

(80)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How the Assassinations of Diem and JFK Prolonged the Vietnam War（霍华德·琼斯：《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63．

(81) FRUS，1961-1963，Vol．Ⅲ，Washington，D．C．：GPO，p．383．

(82) J．M．Newman，JFK and Vietnam：Deception，Intrigue，and Struggle for Power（J．M．纽曼：《约翰·肯尼迪和越战：欺骗、阴谋和争夺霸权的较量》），New York：Grand Central Pub，1992，p．335．

(83)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p．3．

(84) Frederick Nolting，From Trust to Tragedy，P．98．

(85) FRUS，1961-1963，Vol．Ⅱ，Washington，D．C．：GPO，pp．779-787．

(86)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39．

(87)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ies-Vietnam，Feb.25，1963，JFKL，box 197．

(88)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上卷，第282页。

(89)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83页。

(90)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 War，p．281，p．332．

(91)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163页。

(92)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 War，p．291．

(93) Ibid.，p．255．

(94)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42．

(95) 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4CAkh7.，accessed 7 Jan．2017，“The Anti-Diem Coup”，p．2．

(96) Ibid.，p．7．

(97) 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4CAkh7.，accessed 7 Jan．2017，“The Anti-Diem Coup”，p．5．

(98)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p．5．

(99)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p．160-161．

(100) Ibid.，p．161．

(101) “The Anti-Diem Coup”，p．8．

(102)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p．7．

(103)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155页脚注1。

(104)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Go Big in Vietnam”，p．6．

(105)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62．

(106) “The Anti-Diem Coup”，p．8．

(107)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73．

(108) “The Anti-Diem Coup”，p．7．

(109)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58．

(110)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38页。

(111)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60．

(112)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61．

(113) Ibid.，p．172．

(114) Ibid.，p．176．

(115)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75．

(116) Ibid.，p．179．

(117) FRUS，1961-1963，Vol．Ⅳ，Washington，D．C．：GPO，pp．21-22．

(118) FRUS，1961-1963，Vol．Ⅳ，Washington，D．C．：GPO，pp．12-14．

(119)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79．

(120) Ibid.，p．180．

(121) Ibid.，p．182．

(122)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7．

(123) Ibid.，p．181．

(124) Ibid.，p．186．

(125)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7．

(126) Ibid.，p．188．

(127) Ibid.，p．188．

(128)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8．

(129) Ibid．

(130) Ibid．

(131)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94．

(132) Ibid．

(133) Ibid．

(134)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p．8．

(135) Ibid.，pp．8-9．

(136)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8．

(137) Ibid．

(138)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232页。

(139)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p．8．

(140) 上述谈话均参见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 “Go Big in Vietnam”，pp．8-9．

(141)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92．

(142) Ibid.，p．195．

(143) Ibid.，p．196．

(144)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92页。

(145)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92、393页。

(146)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20，p．422．

(147) “The Anti-Diem Coup”，p．13．

(148) The Pentagon Papers，Vol．2，Chapter 4，“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p．257．

(149) 李连广：《论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倒台及其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4卷第5期，第127页。李连广文称“但当洛奇把此消息传回华盛顿，美国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的时候，政变已经开始了”。

(150)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262页。

(151) 1963-1965：CIA Judgments on President Johnson's Decision To“Go Big in Vietnam”，p．1．

第六章　末日来临

第一节　孤掌难鸣

不得不承认，吴庭艳的独裁统治人心尽失，南越广泛的反吴群众运动使得那些一直以来试图掀翻他的势力蠢蠢欲动，“到1963年7月，问题变成了不是有无政变，而是它即将出现和由谁来点火”。有许多团体在策划，第一支力量以被视为勤劳党三号人物的陈金宣为首，虽然他仍负责勤劳党政策和社会研究部，但已经不能继续操纵该特务系统。1963年春天，吴庭艳又新建一个名为中央情报办公室的机构，从政策和社会研究部招募人员，这等于将其拆分，将陈架空。不久，吴庭艳将陈金宣外放，使其彻底远离权力中心。陈对吴氏兄弟由此怨恨至深。第二支是范玉涛（Pham Ngoc Thao）领导的。此人是前越盟情报人员，1955年叛逃，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似乎深得吴庭艳信任，受到重用。很多人觉得他是假投诚，实则为共产党暗探，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权欲熏心。直到今天，他的真实身份还不确定。第三支全部由高级将领组成。理论上讲，由旗帜人物领导的政变最易得手，但到此时，多支力量中核心人物尚未可知，正如洛奇一到西贡就报告华盛顿的那样，政变领袖还未出现，仍有将领忠于吴庭艳。在中情局所列的19人名单里，有3人是最有可能的首领人选，分别是总统军事顾问和前陆军总司令杨文明、武装部队参谋长陈文敦和副参谋长黎文金，他们曾经被视为支持吴庭艳的“铜墙铁壁”。1955年消灭平川帮的战斗中，三人把赌注下在吴庭艳一边，在那之后，三人全部被提升。然而，他们都对自己在吴庭艳手下的遭遇渐感不快。

黎文金被认为是南越军队中最有才华的战术家，也是三人中第一个出局的。1957年，吴庭艳在中部遇刺，认为是黎文金疏于防范所致。吴庭艳不久之后将黎提升为准将，但其实是准备打发他去军事院校当校长。1960年政变时，黎文金不在西贡，尽管他声称自己完全不知情，但还是关押了数周才被释放。杨文明是军界里资格最老的，也被认为是最忠于吴庭艳的人之一。1957年从美国结束培训回来后，担任作战司令部司令，看起来好像他掌握全部陆军野战部队的指挥权，但事实上并无多少实权。1961年10月，泰勒调查团一到西贡，最早拜访的军方人物便是杨文明，而后者同泰勒等略事寒暄后，“马上开始倾诉他对吴庭艳的愤懑情绪”。陈文敦从1957年到1962年长期担任驻扎在中部越南的第一军区司令，在吴庭艳时期，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在作战指挥位置上待这么长时间，但这不代表吴庭艳就信任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吴庭艳就不信任曾是阮文馨助手的陈文敦，陈则相信吴庭艳有意推迟了他的晋升。三人中，黎和杨的工作性质差不多，两人经常去陈的驻地巡视，他们凑在一起，对吴氏兄弟怨气冲天。而陈对吴庭艳的态度是最隐晦的。1963年8月23日，陈文敦和中情局雇员科奈恩接触就是为了寻求美国支持，但他声称，军队目前没有人可以也无人愿意取代吴庭艳；⁽¹⁾自己“不够聪明也无野心，只是做着把将领们联系在一起的工作”，⁽²⁾这显然在试探美国人的态度。据陈文敦所说，他们三人是在夏天访问泰国之际，深感“世界舆论对吴庭艳政府的强烈反对”，下定决心“唯有进行政变才能实现变革”。回到西贡后，他们分头招募人手，为防暴露，三人约定不指定领头者。

图6-1　上图，南越将军陈文敦，推翻吴庭艳政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63年7月。
下图，南越将军杨文明，1963年7月，这时距离他下令暗杀吴庭艳和吴庭儒不到四个月。（美联社/环球网照片）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1962年，南越政府军重组后，分成四大军区。最北部第一军区司令杜高智（Do Cao Tri），第二军区司令阮庆，两人都野心勃勃，他们是政变计划的支持者，但就策划阶段而言他们仍不被完全信任。第四军区司令黄文高（Huynh Van Cao），驻防湄公河，土生土长的顺化人，天主教徒，是最忠于吴庭艳的。第三军区司令孙室庭（Ton That Dinh），他的部队拱卫西贡及其周边地区，政变要有一丝得手的机会，这位卫戍区司令不可或缺，可此人性情反复无常。7月末，陈文敦与孙谈话，感到操控他也不难。三人非常清楚，要确保万无一失拿下吴庭艳，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那就是美国。陈文敦从开始就确信，美国人是知道他们的计划的。

1963年7月4日，西贡大使馆举行庆祝独立日招待会，陈文敦与老朋友科奈恩碰面了。后者是“特殊战争”专家，二战末期为战略情报局在印支工作过，后在越南北方大搞破坏活动。1954年，科奈恩作为兰斯代尔小组成员重返越南，1961年则是他第三次被派遣至此。这些经历使他结识了许多越南中下级军官，陈文敦是其中之一。他恐怕也没有料到自己的特务生涯如此富有戏剧性——从先前全力支持吴庭艳到现在赶他下台。两人溜出宴会，来到附近的卡拉弗勒旅馆，这里人来人往，不易被察觉。陈向科奈恩透露了军方剪除吴庭艳的意图，表示很快就将行动起来，试探美国对此会有何反应。消息传到华盛顿，显然未令肯尼迪政府感到意外。早在1962年年底，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就估计，未来倒吴政变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到1963年夏天，美各情报机构提出的越南形势报告无一不断言，倒吴已势难避免。就在两个月前，罗斯托在给肯尼迪的备忘录中说，吴庭艳今后可能被军方推翻。⁽³⁾

图6-2　中央情报局卢西恩·科奈恩，美国与政变方的联络人。（美国陆军）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肯尼迪政府不仅乐于接受政变，而且倾向于策动政变，它始终疑虑的只有一个问题：政变能成功吗，胜算的概率多大?华盛顿显然没有足够的信心，仍在怀疑政变者的决心和手段，甚至在最后时刻一度疑虑杨文明集团是不是被用作诱饵，一切都只是西贡设局挖坑，让华盛顿上当，如此，科奈恩的性命就堪忧了。⁽⁴⁾惊恐如此，真是草木皆兵。不过，此刻担心政变能否成功并非多余，因为至少参加者还未可知，科奈恩的联络人并不止陈文敦一个，被西贡站当作关键人物的还有阮庆和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陈善谦。

1963年8月中下旬，政变进入策划阶段，随着洛奇的到任，阴谋犹如网一般张开。为了掩盖美国的插手，他用了中情局官员而没有用军队的人。现在不能断定的是，科奈恩与陈文敦8月23日的会面是否是洛奇的指示。根据资料，陈文敦向美国人表白，8月21日寺庙袭击并非正规军所为，完全是吴庭儒嫁祸给军队，要求“美国之音”由谴责军方改为谴责吴庭儒。陈文敦还谈到吴庭艳的性格和日常生活，至于他“向科奈恩透露了反吴集团的大致阵容”⁽⁵⁾的说法则是不确实的。这次谈话陈文敦一反7月初的态度，以至于西贡站最后收获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似乎感到自己对促使将军们推翻吴庭艳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他也没有给出有机会推翻吴庭艳的印象”，不过，陈表示至少要搞掉吴庭儒。⁽⁶⁾同一天，黎文金明确告诉美国使馆经济援助事务负责人鲁弗斯·菲利普斯（Rufus Phillips），如果美国坚定地反对吴庭儒，军方就将发动政变。⁽⁷⁾8月26日，斯佩拉奉洛奇之命飞到波来古（Pleiku）与阮庆见面，科奈恩则同陈善谦建立联系，此人“看来相当容易地就接受了美国方面提出的建议”。⁽⁸⁾阮庆的反应和陈善谦完全不一样，仅仅一天的时间，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8月25日，阮庆在西贡已跟斯佩拉接触，军事形势的恶化使包括他在内的将领急于摆脱吴氏另谋出路，当时阮声称吴氏兄弟宁愿和北越达成交易，也不会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佛教徒和解，到那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将造反。此刻，他却认为发动政变时机不合适，如果吴庭艳让步，赶走吴庭儒，就没有起事的必要了。他还指出，政变可能失败，必要时美国应保证对领导者及其家属提供庇护和物质支持。⁽⁹⁾显然，他和一些人还不打算贸然承担政变的风险，不仅如此，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将领貌似还未彻底背叛吴庭艳。

陈善谦那边的进展似乎更快，8月27日，在西贡站看来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弯”。这天，陈善谦把主要的政变成员阵容向科奈恩和盘托出，被美国认为“最重要的军事人物”杨文明包括在名单里，此外还包括副总统阮玉书，陈善谦没有提到试图让吴庭艳赶走吴庭儒的问题，还保证政变将于一周内启动。⁽¹⁰⁾但是，8月28日，理查森却命令科奈恩和斯佩拉不要向政变集团做任何承诺，如前所述，洛奇气急败坏，训斥了这位站长，政变前夕将他调离了西贡。而陈善谦等也因此警惕起来，在他的办公室，他拒绝和科奈恩讨论计划的进展情况，反复暗示“美国还在给吴庭儒和他的特种部队、他的勤劳党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科奈恩起初以为自己掉进了对方的陷阱，但“最后认识到将领们的确害怕美国人替吴庭艳来诱骗他们”。⁽¹¹⁾密谋者们提出美国应停止经济援助作为支持的信号和“迫使吴庭儒就范”，以证明美国的意图。⁽¹²⁾当然，这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要求，他们原本提出的比之要更难满足。

眼看政变计划戛然而止，洛奇于科奈恩和陈善谦会晤后的当天就命科奈恩和斯佩拉两人立即与杨文明和陈善谦再进行接触，越方在场的还有黎文金和裴艳（Bui Diem）。此前，杨文明以他经常受到监视为由避免同美国人接触。会见过程中，政变集团似乎一直很紧张，他们通过黎文金信任的菲利普斯要求得到一个明确答复：科奈恩和斯佩拉代表大使本人，菲利普斯带着来自洛奇的肯定回复返回会谈现场，双方约定第二天由科奈恩会同陈善谦讨论行动事宜。

南越军方三心二意、趑趄不前的同时，洛奇与哈金斯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他们两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而现在，他们彼此几乎连话都不讲了。肯尼迪行政当局内部并未就政变达成一致，总统本人决定先让洛奇和哈金斯分别对政变前景作出估计。哈金斯回电华盛顿：政变阴谋者并不占明显的上风，美国没有理由仓促赞成其计划。他们的意见各自被用作决策层的论据，行政当局争论更趋激烈。肯尼迪亲自致电洛奇和哈金斯，再次要求他们提供各自独立的判断。哈金斯主张给吴庭艳一个最后的机会以摆脱吴庭儒。洛奇则回电，以极为坚决的态度要求支持政变，认为哈金斯的办法根本就是徒劳。他说：“我们踏上了一条退回去就会丧失掉我们尊严的路：推翻吴庭艳政府。”⁽¹³⁾他还要求由总统命令哈金斯亲自出面向政变集团表示支持，即让他宣布美国停止援助的消息，这样就会打消后者的疑虑。8月29日中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洛奇的意见，肯尼迪在保留随时撤回给予洛奇的权力的前提下批准了他的上述两个请求。

8月30日，得到尚方宝剑的洛奇召集西贡站和哈金斯协调下一步行动。洛奇以为，只要哈金斯直接卷进策划中来，美国“就完全没有回旋余地了”。至于理查森认为现在的军方未必全力以赴组织政变的意见更被洛奇抛在一边，后者感到只需点火加温，政变唾手可得。然而，先是陈善谦借口避而不见。接着，哈金斯主动要求与陈善谦会面，一样吃闭门羹。傲慢的洛奇自然心中不快，他高估了阴谋集团的同时，也低估了吴庭儒。

吴庭艳的独裁专制固然使一些军队的领导人深感不满，但后者也绝不是道义的化身，他们对吴庭艳的怨恨多出于个人名利欲，反吴的态度有差异，相互间缺乏信任。阮庆对西贡站没经过自己就跟陈善谦联系显得心烦意乱，陈善谦则警告科奈恩说，不能让陈文敦了解情况，理由是吴庭儒的人已渗入陈文敦的参谋部。8月政变中止后，陈文敦对科奈恩表示陈善谦和阮庆就不是一伙的，陈为人轻浮，阮是两面派，极具欺骗性。计划每深入一步，科奈恩总能惊讶地发现，“每个人对彼此所做之事都不知情”。⁽¹⁴⁾显然，哈金斯和理查森反对仓促行事，甚至反对取代吴庭艳不是没有理由的，比之各唱各调，政变阴谋者更缺乏足够的能力就吴庭艳之后的局面做出安排。斯佩拉8月25日在西贡问阮庆，“将领们是否已就吴庭艳之后的政治安排形成一些想法”，后者取悦似的说，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阻止越共获胜，政治是美国要关心的事”。几天后，杨文明和陈善谦对美国方面表达了同样的态度。⁽¹⁵⁾美国曾为吴庭艳炮制所谓南越宪法提供橡皮图章，现在，政变阴谋者仰美国之鼻息，成了美国在南方战争中的橡皮图章。

对西贡的政变传闻，吴庭儒还是有所察觉的。8月30日晚，他召集高级将领在联合参谋部司令部开会，席间的言谈被认为“是对对手的无知”，他公开抨击美国，宣称“中情局想方设法挖政府墙角”，指责说某些美国官员给美国媒体提供诋毁西贡的材料，但同时又对洛奇表示赞赏，说“我们和他相处得不错”。⁽¹⁶⁾吴庭儒显然是在警告将领们而故意做出这个姿态，后者顿成惊弓之鸟，无法不怀疑美国对政变究竟持什么态度。此时，美国无论给出何种支持，还是没能如杨文明集团所希望的那样，即华盛顿承诺与吴庭艳公开摊牌，在“美国之音”上广播他们拟好的文本以示美国的诚意。⁽¹⁷⁾华盛顿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政变集团于是转而要求美国停止对南越政府的经济援助。然而，当肯尼迪授权洛奇择时宣布美国中止对吴政权的援助之际，政变集团后退了。8月31日上午，陈善谦干脆向哈金斯表示，将领们“感到准备不足”，本就持反对意见的哈金斯在这种氛围下决定不同对方确认支持政变的态度。政变阴谋搁浅，气急败坏的洛奇报告华盛顿说，南越将军们既无意志也无组织来成就任何事情。⁽¹⁸⁾

第二节　阴谋交织

8月政变阴谋中止，吴庭儒表面上震慑了军队，暂时控制住了局面，但政府和军队的裂痕已经越来越大，吴庭儒更不会就此罢休，决定尽快清洗掉军队中的可疑分子。而事实上，8月21日吴庭儒策划寺庙袭击事件就与此有关。

有研究对这一事件给出了一种有别于一贯解释的猜想：陈文敦伙同一些将军们计划和实施了袭击，并控制了政府。⁽¹⁹⁾另有学者提出了一些疑点：将军们为什么要催促实施戒严？吴庭儒又是如何嫁祸给军队的？⁽²⁰⁾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军方不像他们说的那么无辜，而是“颇有牵连”。按照他们向吴庭艳建议的那样，下令戒严有两个目的，一则结束佛教徒抗议，二则提振部队士气。然而，他们还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即借此获得凌驾于文职官员之上的权力，陈文敦在袭击发生之后说过：“总统必须撤换掉一些部长。”⁽²¹⁾正如米勒所言，实施戒严只是军方攫取权力的一个途径，朝最终推翻吴庭艳预先迈出一步。⁽²²⁾然而遗憾的是，吴庭儒识破了他们的用心，将计就计，他要编一张更大的网等他们钻，于是把发动袭击的时机调整到和戒严令同时，使之看上去像是军方设计了一切。在袭击开始前几小时，第三军区司令孙室庭又多了一个头衔：代理西贡军省长。这使得孙成为名义上指挥对舍利寺和西贡其他寺庙发动袭击的负责人，也正是这个让孙背黑锅的举动最终把他推向了政变集团一边。在顺化，军队直接参与了寺庙袭击。第一军区司令杜高智接到从嘉隆宫发出的指令——正常情况下，命令应该是总参谋部下达给军队——杜即使有顾虑，也没有声张，而是按计划占领土丹寺，逮捕僧人和其他抗议者。据一位美国官员说，杜对军队造成的破坏没有表现出悔意。杜还向吴庭艳秘密报告称，行动非常成功，仅有的损失就是抗议者朝他的人扔石块。不明就里的孙室庭也向吴庭艳报告了袭击事件，他说袭击是特种部队和警察在保安队的协助下执行的，正规军只是确保通信设施和西贡其他关键设施的安全。这样两个矛盾的说法得以让吴庭儒混淆视听，把全部责任推到高级将领身上。他满以为这件事产生争议，会为他清洗军队扫清障碍，却不曾料到使华盛顿“换马”的态度又进了一步。尤其是新大使洛奇一到任就同坚持“吴庭艳必须滚蛋”的人站到了一起，反对给吴庭艳所谓最后一次机会，但令洛奇沮丧的是，政变行动还是中止了。无论对哪一方而言，这都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空气中充满阴谋的味道，用中情局的话说，“一个中情局主管的助手和大约50名擅长破坏和暗杀的专家已经在西贡活动三个多月了”。⁽²³⁾政变计划取消的当天，黎文金告诉菲利普斯他仍然期待终能推翻吴庭艳，吴庭儒的伎俩决不能困扰他们，⁽²⁴⁾他们缺乏的不是意志，而是手段，他抱怨美国这么多年来养虎为患，要求他们仅在几天之内采取有效行动难于登天。⁽²⁵⁾

此时，摆在白宫行政当局面前的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接受吴氏兄弟统治南越的现状，因为肯尼迪的大多数高级幕僚对此都表示赞成。得到政变中止的消息后，腊斯克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这位原先支持倒吴的国务卿现在完全转变立场，站到了泰勒、麦克纳马拉和哈金斯等人一边，他说，政变希望既已破灭，他不再主张搞掉吴庭儒，因为那是不现实的。副总统约翰逊和中情局局长麦考恩从来就没有主张替换吴庭艳，两人均认为没有人可以真正替代他。这些人赞同回过头来同吴庭艳政权直接对话，虽然他“并没有多少改弦易辙的表现，但继续保持或者加大压力仍是可取之策”。⁽²⁶⁾第二种，撤出越南。这一方案由国务院中级官员、越南问题部际工作小组负责人保罗·凯坦伯格（Paul Kattenburg）提出。他认为，接受吴庭艳政权的结果就是战争必输无疑，与其如此，不如体面退出。退出越南对华盛顿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肯尼迪的高级幕僚中几乎没有一个有此主张，肯尼迪本人更不可能，仅仅是政治解决的办法就已经让他感到“软弱和天真”，何况撤出？所以，这个意见当场被否定。然而几天后，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换了个角度再次把问题抛出。他说，如果南越政府不能阻挡共产党接管，那么美国现在就该退出越南，如果能，但不会是由目前的吴氏政权，那么美国就应设法改变西贡政局。退出是行政当局最不希望的，而接受现状又不是绝对选择，中间方案已经很明显，那就是自吴庭艳统治南越以来从未消失的声音：“换马”。

刚升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希尔斯曼、副国务卿哈里曼和白宫办公室的迈克尔·弗雷斯特尔在倒吴问题上都十分坚决。希尔斯曼尤为迫不及待，8月27日的白宫会议上，他说：“我们等待越久，就越难搞掉吴庭艳。”⁽²⁷⁾此人极度自信，行事傲慢，作风激进，这或许跟其经历有很大关系。希尔斯曼毕业于西点军校，二战期间在缅甸于敌后打过游击，他曾引以为豪地形容这项任务：“约150名美国人创建了一支30000人的游击队。”⁽²⁸⁾战后，希尔斯曼获得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作为外交事务专家，负责起草了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情况简报和演说稿，颇受肯尼迪赏识。后者入主白宫，像希尔斯曼这样的专家自然跟了进去，来自马萨诸塞州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罗斯托只是“反叛乱”的理论家，希尔斯曼则兼具理论和实践，两手都硬。肯尼迪甫一就任向幕僚们提出的头几个问题之一便是，美国正在怎样对付游击战？⁽²⁹⁾要回答这个问题，高级幕僚们还真不如希尔斯曼这样的人有发言权。就南越而言，希尔斯曼认为，罗斯托和美国军事顾问团所说的叛乱缺乏广泛支持都是错的，他还批评五角大楼只把目光放到军事上，对罗斯福关于“新政博士”和“赢得战争的博士”的区别不以为然，他说在欠发达国家的游击战中，两种博士都需要。⁽³⁰⁾他对肯尼迪最初采取的对西贡多支持、少批评的政策也不认同，就像肯尼迪认为政治解决的主张过于天真一样，希尔斯曼对肯尼迪“一定要让吴庭艳总统了解我们对他作为一个伟人和作为我们正倚助的东南亚强人的信心”的姿态也不以为然。⁽³¹⁾至于哈里曼，其曾在促使美国战后实行遏制政策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主持过老挝问题谈判，对远东事务较为敏锐的理解使他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与绝大多数高级幕僚显著不同，而弗雷斯特尔则是哈里曼的忠实门徒。在对越政策实施过程中，肯尼迪始终身处相互冲突的意见之下，出兵越南是如此，倒吴也是如此，在他决定排除派出美国战斗部队这一军事干涉手段的同时，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和希尔斯曼为代表的温和鹰派逐渐占据上风，他们主张逐步增加美国援助和投入以确保胜利。在这种氛围影响下，肯尼迪本人倾向于支持倒吴。而他任命洛奇接任驻西贡大使就是其态度的最直接证明。洛奇是共和党人，这一任命将给政府的越南政策带来两党一致的色彩，防止共和党打黑枪。然而，肯尼迪的考虑远不止于此，他深知洛奇的经历和性格——三次当选参议员，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60年成为尼克松的竞选搭档，这是一个遇事果断、极端自信和喜好用权的人——还有他的叔叔是佛教徒。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肯尼迪把事情交给坚决支持政变的洛奇掌管，他就保证了事情的结果。⁽³²⁾如此一来，从华盛顿到西贡，反吴积极分子连成一线，被瑙尔汀不无愤懑地指责为“哈里曼—洛奇轴心”。这一“轴心”配合得可谓天衣无缝。

洛奇8月22日到达西贡后根本没有同吴庭艳交涉，他唯一关心的就是把吴庭艳的政敌引出来，他向国务院发回的第一份工作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国务院的回电被泰勒形容为“不寻常的钻空子”事件，即“希尔斯曼电报”。8月24日是周六，白宫主要官员都不在华盛顿，哈里曼、希尔斯曼和弗雷斯特尔起草了一份电报并未经正常途径获得国务院同意就发给了西贡。电报告诉洛奇，美国不能再容忍吴庭儒留在政府里，但应当给吴庭艳一个最后的机会清除他的兄弟。然而，电文又强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指示洛奇把美国的立场告诉居于关键性地位的将军们，如果他们在任何时候起来反对吴庭艳，他们有望得到美国的“直接支持”。电报最后指示洛奇要制订出实现换掉吴庭艳这一目标的详细计划，并且保证华盛顿对根据这一电报采取的行动给予全力支持。8月26日星期一，希尔斯曼面对高级幕僚们这样解释“直接支持”，他说，通过西贡之外的一个港口对南越军队提供后勤支援，这样，补给品就不须经过吴庭艳政府之手。⁽³³⁾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说法，泰勒也插科打诨地回应道，“想要不通过西贡而直接支持军队就得对我们的后勤系统作重大变革，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他需要时间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之后的几天，华盛顿继续开会重新审议政策，瑙尔汀被邀出席。这位前大使表现得比肯尼迪要成熟冷静得多，他说中情局已经向南越将军们传达了美国支持政变，肯尼迪却认为还是有时间撤回的。包括肯尼迪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对电文的精神和处理这样重大事情的方式颇感不安，但最终还是没有撤回指示。腓特烈大帝形容玛丽亚·特蕾莎女皇伙同其他国王瓜分波兰时说，“她哭了，但她还是拿了”，如果说有什么能生动反映肯尼迪当时心态的话，莫过于此。至于内容，虽然用泰勒的话来说“是一封不易看懂的电报”，但正如科尔比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执行国务院电文全凭洛奇的判断。然而，如前所述，政变计划于瞬间破灭，令他暴跳如雷。显然，洛奇希望酝酿一场新的阴谋，而总统本人无疑也是乐于看到这个局面的，可他也承认瑙尔汀的判断：“将军们对政变的兴趣不足以实现政变。”⁽³⁴⁾

图6-3　吴庭艳第一次会见美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1963年9月1日。（时代＆ 生活图片，拉里·伯罗斯摄，Getty图像）
图片来源：《冷战权贵：吴庭艳和美国越战起源，1950—1963》。

8月政变阴谋中止后，西贡使馆承认“要是光靠那些将军们，政变是搞不起来的”。⁽³⁵⁾吴庭艳的政敌们似乎销声匿迹了，美国至少需要将他们引出来。事实表明，从这时开始直到两个月后吴庭艳被推翻，肯尼迪本人的态度越来越积极。9月2日，肯尼迪在接受采访时面向全国电视观众表示，南越政府要赢得战争就必须改变政策，或许还要变更人事。9月14日，华盛顿就1850万美元的商品进口计划援助暂不做决定，三天后，白宫致电洛奇，要求以美国为杠杆，设法显著削弱吴庭儒的影响，最好将其和陈丽春撵出南越。此时，洛奇当务之急要撵走的不是吴庭儒夫妇，而是同吴氏家族很亲密的西贡站站长理查森，他还促请华盛顿用兰斯代尔换掉理查森。中情局档案提及这一事件时用词是“报复理查森”，⁽³⁶⁾可见洛奇对新的政变是何等迫切。9月1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授权洛奇享有对西贡更多的调度权利。美国政府的上述行动鼓舞了南越将领们，特别是随着麦克纳马拉—泰勒使团九月末的南越之行，政变阴谋复起。

图6-4　约翰·肯尼迪在海厄尼斯港接受CBS电视台沃尔特·克朗凯特采访，马萨诸塞州，1963年9月2日。（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此行自9月23日始，共九天。到西贡不久，两人就与杨文明取得了联系。双方用打网球为幌子在西贡军官俱乐部见面，这一掩护方案比较自然，因为泰勒前几次访越也多次同杨文明打过网球。关于此次秘密会晤，尽管泰勒在回忆录里没有透露太多实际内容，甚至还有些言不由衷，“除了忍受烈日暴晒……真是一无所得”，“眼下看来是不会有什么政变的尝试了”。⁽³⁷⁾但根据他们提出的报告，有理由认定，双方的密谈绝不是泰勒所说的如此乏味。使团的报告全部都是朝着搞掉吴庭艳政权的方向提出的建议，肯尼迪派他们去的意图达到了，不但如此，此次实地考察另一重要的结果便是，将不受洛奇欢迎的理查森调离岗位，这样做“对各方面都有好处”。事实上，在理查森被召回前的第三天，即10月2日，陈文敦就与科奈恩“在西贡机场偶遇”，他主动邀请科奈恩在芽庄（Nha Trang）见面，后者当天就飞到芽庄。一见面，陈文敦就对科奈恩宣布，将领们有一个推翻吴庭艳的计划，约他和杨文明本人讨论此事。洛奇批准了会见。

图6-5　约翰·肯尼迪总统于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越南之行后于白宫办公室接见他们，1963年10月2日。（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图片来源：《一代人的死亡：暗杀吴庭艳和肯尼迪如何延长了越战》。

三天后，科奈恩与杨文明在西贡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晤。此次，一份详细的政变谋划人员名单被透露给美国，他们是政府军事顾问杨文明、国防部长阮廷淳、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副总参谋长黎文金、联合总参谋部参谋长陈善谦等。此外，计划的支持者包括除第四军区司令黄文高在内的三大军区司令以及邻近西贡的第五师师长阮文绍，几乎囊括所有南越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科奈恩不能不感到震惊。接下来，杨文明要求美国明确保证不会阻挠政变并承诺成功后给予新政权同等水平的经济、军事援助。最后，他大致阐述了清洗吴氏家族的三个途径，“最简易的一种，暗杀吴庭儒和吴庭瑾，但保留吴庭艳，其他两支驻扎在西贡的忠于吴庭艳的5500人部队或消灭之或威胁之”。⁽³⁸⁾会晤结束后，洛奇急电华盛顿，建议除了暗杀计划外对其他事项予以肯定答复，并审议政变计划。10月6日，白宫回电洛奇，同意给予杨文明集团所需的保证和允诺，出于维护美国形象的考虑，它指示只详细了解而不审议和参与制订计划。10月9日，用中情局渠道发往西贡的一封国务院电文指示洛奇，注意搜集政变成功希望的情报，再次强调“无论怎样都应避免让美国与改变一个政府联系起来”。⁽³⁹⁾科奈恩奉洛奇之命通知杨文明，美国不会阻挠他的计划。而科奈恩自此成为美国政府与政变集团唯一的联络渠道也是显示美国“诚意”的一个信号。随着两次与陈文敦的接触，政变集团明确表示他们选择科奈恩作为传信人——可能是出于接触面越少越好的考虑或者是由于斯佩拉8月末和陈善谦的接触引起了他们的疑虑。“在搞掉一个盟友政府这样重要的事务上代表美国政府谈判，科奈恩一直不是西贡站的第一选择，因为他更擅长行动，而非谋划。”⁽⁴⁰⁾但政变集团愿意和科奈恩打交道，为防止误解，洛奇继续让他担任传信人。10月11日，中情局公布官方消息，理查森将不再回到西贡。10月18日，美国采取了一项新的重要行动，停止向吴庭儒的武装特务部队提供援助，在美国不断释放支持信号的同时，政变集团的最后准备也几近完成。

政变阴谋复起后，陈文敦取代陈善谦成为政变集团和西贡站进行联络的唯一中间人，政变集团虽没有对此做出解释，但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杨文明对陈善谦并不能完全信任。10月5日在和科奈恩会晤时，杨文明仍怀疑陈善谦是否可靠。⁽⁴¹⁾其实，并不止陈，阮庆也不够坚定。不过，他们的重要性都比不上第三军区司令孙室庭，此人对政变取得成功不可或缺。早在7月，陈文敦就试图将他纳入政变阴谋中来，但当时孙貌似忠于吴庭艳，他还把科奈恩挟持到他的指挥部，逼问他是否正策划倒吴，被枪抵着的科奈恩矢口否认。⁽⁴²⁾孙室庭还向吴庭儒报告说，一个美国官员给他提供2000万皮亚特用以推翻吴庭艳。⁽⁴³⁾尽管拉拢孙室庭看似并不容易，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位年轻将领在某种程度上比陈善谦更不可靠，他对科奈恩宣称自己是力挽狂澜之人，既可救越南于共产党统治之下，也能在西贡绑架乃至杀掉包括吴庭艳在内的任何一个人。⁽⁴⁴⁾这样一个虚荣浮夸之人其性情也是喜怒无常的，他的缺点可被利用加速他投入政变集团怀抱。

图6-6　南越孙室庭将军，1963年。（时代＆生活图片/Getty图像）
图片来源：《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1954—1963》。

9月初，陈文敦拉上孙向吴庭艳要求升官，如陈所料，吴庭艳予以怒斥。吴还让孙室庭“休息”一段时间以示惩罚。陈文敦决定在孙受了伤的自尊心上做文章，此间，陈文敦等人对孙展开了攻心战。不久，孙返回西贡，陈文敦立即提议由孙任内政部长，等待吴庭艳驳回之时，再借机向孙挑唆。自8月21日袭击寺庙事件之后，孙室庭本以为会加官晋爵，但情况全然不是他设想的那样，他对吴氏兄弟失望情绪愈加明显，如科奈恩所言，只需对他稍加刺激，便可令其就范。⁽⁴⁵⁾陈文敦等步步为营，手段无所不用。孙室庭的法国妻子非常漂亮，西贡曾传闻说，吴庭儒在一次舞会上趁孙室庭不在欲对其妻图谋不轨，孙因此感到莫大的侮辱，直到吴庭儒夫妇亲自出面解释才得以转圜。这件事只是传闻，并没有真凭实据，而陈文敦此时在孙面前重提，言之凿凿，以陈文敦的地位，孙不能不信，以孙的性格，他也必然信。当然，政变集团也做了两手准备，孙室庭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变集团的监视之下，一旦怀疑他出卖他们，就干掉他，孙的副手会填上他的位子。⁽⁴⁶⁾至此，用陈文敦10月24日告诉科奈恩，孙“已深陷包围之中，要么合作，要么灰飞烟灭”。⁽⁴⁷⁾孙室庭倒戈等于砍断了吴庭艳的一只手，另一手也决不会留给他，这就是忠于吴庭艳的第四军区司令黄文高（沿四号公路而下，他的指挥部距离西贡只有不到40英里），正是他在1960年政变中挽救了吴庭艳。杨文明集团为避免重蹈1960年覆辙，必须设法阻止黄在政变发生时迅速进入西贡救援。吴氏兄弟能依靠的仅有他们直接控制的武装特务部队，在政府军面前它翻不起多大风浪。

吴庭艳对阴谋推翻他一事显然不是一无所知，美吴交恶，情势已是如此。在顺化佛教徒抗议之前，吴氏家族的一个重要亲信郭从德（Quach Thung Duc）被枪杀，对他的暗杀是中情局直接指使的。接到麦科恩除掉郭的命令后，理查森立即布置由西贡黑社会组织实施暗杀行动。⁽⁴⁸⁾根据现有资料还不能断定，此事是否与推翻吴庭艳直接有关，对事件的调查很快被佛教徒自焚引发的反政府示威冲淡，但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政变在即。吴氏兄弟或公开谴责或对洛奇抱怨中情局的阴谋，这种反应如果不是天真，就是自大愚蠢。就在反吴势力编织他们的政变计划时，吴庭儒也设了一个圈套，代号为Bravo Ⅰ/Bravo Ⅱ。按照设计，行动第一阶段：西贡搞一次袭击，吴氏兄弟逃离西贡，诱使那些搞阴谋的人公开暴露，此为B1计划。第二阶段：忠于吴庭艳的部队展开一场反政变，将真正的阴谋者一网打尽，此为B2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对一些美国人实施袭击，袭击被扑灭之时，美国就会看到替代吴庭艳的结果就是无政府状态，也会认可吴氏兄弟对佛教徒的高压态度。⁽⁴⁹⁾这个计划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孙室庭是行动的执行人，吴氏兄弟自认为这个年轻军官不同于那些老资格的将领，是效忠于自己的。如果说吴庭艳识人不察，过分信赖一个人也能说得通，但事实是其对整个军队的掌握是绝不牢靠的。佛教徒抗议以来，吴氏兄弟一直密切注意军队的动向，吴庭艳明知道杨文明、陈文敦等高级军官对他持有非议，但并没有替换他们，甚至直到最后一刻，连政府安危所系的西贡军长官孙室庭都未撤换。这并不意味吴庭艳信任这些身居要职，最有条件也最有可能发动政变的军官，只有一个原因才能解释，那就是他相信自己应该也能够驾驭控制一切，他自认为拥有神圣的天命，这种自大让其编织了一个比原先更大的圈套。

第三节　喋血西贡

10月下旬，政变已是箭在弦上，华盛顿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一方面迫切要求掌握对大使及其官邸采取保护性措施的情况和确认政变集团的行动方案，另一方面准备考虑劝阻政变。⁽⁵⁰⁾犹豫不定莫过于肯尼迪本人，哈金斯和洛奇一直未能统一看法使他一再担心政变失败。恰在此时，政变集团似乎再度表现出8月政变时的态势，⁽⁵¹⁾这就更加剧了华盛顿的不确定性，麦科恩、麦克乔治·邦迪和赫尔姆斯都分别向西贡发出函电，怀疑陈文敦、杨文明等人是不是被吴庭儒用作诱饵让美国落入圈套。邦迪建议不要让科奈恩担任联络人，总部让西贡站暗中监听科奈恩和政变集团的谈话。⁽⁵²⁾史密斯反对这么做，认为一旦被吴庭艳的安全部门发现，反倒坐实美国政府卷入到这场阴谋中，更何况任何情况下，技术部门都无法凭借小小的录音来确定意图。⁽⁵³⁾史密斯还保证，尽管风险无处不在，但科奈恩解读陈文敦诚意的能力是不可替代的资产，尤其是行动在即的时候。虽然他没说明如果这是吴庭儒设的一个局，故意挑衅美国对其有什么好处，但他和洛奇一样，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吴庭儒不可能用陈文敦，更别说杨文明来作如此大阴谋的诱饵。⁽⁵⁴⁾洛奇的回电更简洁，他说，“相信将领们跟美国打交道是守信的，否则，中情局大可以准备让我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抛弃科奈恩”，此时没有比科奈恩更合适的人选。⁽⁵⁵⁾华盛顿所受惊惧不小，不纯粹由于过度敏感，而确有其他来由。10月23日，陈文敦主动约科奈恩，据陈所说，他的一位叫阮康（Nguyen Khuong）的上校刚刚告诉一位美国官员，军队大概于27日发起政变，哈金斯得知这一消息就拜访陈文敦加以劝阻。同时，阮康的话可能也被总统府获悉并引起了吴庭艳的警觉，因为对政变最关键的两个单位第五师和第七师的作战任务被延长了。陈文敦希望转告洛奇，阮康不代表将领们，阮将会受到处分。科奈恩则要求对方证明政变的确已准备就绪。洛奇得到汇报后，未及求证陈言是否属实，哈金斯就“主动承认科奈恩的报告准确，不过自己没有违背华盛顿的指示，他的意图仅仅是要给越南人浇浇冷水，不要让政治破坏了战争努力”。⁽⁵⁶⁾洛奇把10月9号华盛顿不要阻挠政变的电文通报给哈金斯，后者为他的插手表示歉意，承诺撤回告诉陈文敦的话，并要求科奈恩安排自己和陈文敦见面。10月24日清晨六点半，他们在西贡机场碰头，陈提出亲自向洛奇确认政变集团只和科奈恩打交道，邀请科奈恩当晚在西贡市中心的一个牙医诊所会晤。见面后，科奈恩告诉对方，大使的工作日程不包括和他见面，陈文敦显然很不高兴，以安全为由拒绝交出原先承诺的政治方案，但同意可于政变前两日将政治、军事计划全盘托出并不迟于11月2日发动政变。⁽⁵⁷⁾正是23和24日的接触导致美国方面认为，推翻吴庭艳的阴谋又出现了和8月一样的情形，以至于竟怀疑这一切是吴氏兄弟设局。洛奇和史密斯的回电并没有彻底消除华盛顿的恐慌心理，非但如此，华盛顿争论再起。邦迪代表肯尼迪致电洛奇：“高层正在对西贡站所报告的与陈文敦的接触情况详加审查，认为目前已知的计划并没有传递出一个明朗的前景”，要求他即刻与哈金斯分享情报，并会同哈金斯和史密斯提供一份全面评估。邦迪还告诉洛奇，华盛顿准备召回他当面问询，考虑让哈金斯代理大使责任。⁽⁵⁸⁾洛奇回电表示，不反对向哈金斯通报情况，但反对哈金斯代行大使职责，因为这可能结束这里变更政府的任何希望。⁽⁵⁹⁾

10月30日，哈金斯向泰勒连发三份电报，强调政变领导人极不可靠，激烈指责洛奇违背总统指示精神积极插手政变阴谋，极力反对抛弃吴庭艳，哈金斯甚至表示，“我在这里接触的人当中，还未见过任何一个人具备吴庭艳那样的勇气，至少在与共产党较量方面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将领中无一人有资格担起责任。我本人不是吴庭艳分子，我当然知道他性格中的缺点，此时此地我支持1400万南越人民的领导人”。⁽⁶⁰⁾他还这样强调推翻吴庭艳带来的影响：“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将对我们的援助看法模糊，无法不相信等待他们的将是同样的命运。”⁽⁶¹⁾问题提到这个高度，讲得如此严重，把美国政府的犹豫再度推高，不过此时的华盛顿只是出于担心政变的胜算有多大，而不是应不应该抛弃吴庭艳。针对洛奇说“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一场政变，即便其前景看上去糟糕”，邦迪回电如下：“……我们对政变集团的态度仍然可以对政变的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我们相信对政变集团所说的话可以导致政变推迟，我们不止一遍地说过，把政变计划卖给吴庭艳不是我们阻止政变的唯一途径。”⁽⁶²⁾洛奇回电强调，除了把秘密泄露给嘉隆宫，他无力阻止一场政变。至于政变领导人的决心和力量问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证据能够比这些人冒着生命风险而不准备为自己得到什么的事实，更能说明他们的决心和力量”。⁽⁶³⁾而且10月30日晚些时候，白宫再致电洛奇，“一旦政变在负责任的领导集团之下开始……那么它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⁶⁴⁾这是政变开始前，洛奇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文。“换马”已经是一项既定原则，行政当局自始至终在意政变成功的希望，洛奇强调的是“不可回头”，仅仅五十步和百步之别，与“抛弃吴庭艳”相左的意见自然不会引起广泛共鸣：政变在即，中情局远东司司长科尔比建议“不流血的换班”，即用吴庭儒替下其兄，⁽⁶⁵⁾结果无异于左手换右手。眼前即将一片腥风血雨。11月1日的西贡如此平静，“那天早晨是自5月8日以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正常的时刻”。⁽⁶⁶⁾上午，洛奇与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费尔特（Harry Felt）拜会吴庭艳，他们于正午告辞，政变遂告发生。

下午一点三十分（华盛顿时间是凌晨一点），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几卡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自边和方向涌入西贡。一点四十五分，陈文敦电话通知美国军事援越司令部参谋长理查德·史迪威（Richard Stilwell）：政变已经开始，所有将领都已聚集在联合总参谋部。⁽⁶⁷⁾稍晚些时候，科奈恩也赶到这里，他还给政变集团带来42000美元。⁽⁶⁸⁾实际上，作为政变的第一步于10月29日就启动了。这天，孙室庭一声令下，吴氏兄弟直接控制的武装特务部队被调出西贡，何以这支禁卫军会听命于孙，这就要从吴庭儒的假政变说起。

第四军区的多数军官已被孙室庭的副手阮友固（Nguyen Huu Co）策反，可是，有一个忠于吴庭艳的人听说了有关消息后立即报告了吴庭儒。吴氏兄弟打电话给孙室庭说，他们已经掌握了情况。后者故作吃惊，建议立即处决阮友固，这让吴氏兄弟确信，孙没有卷进来，因此，吴氏兄弟不动声色，准备先发制人。⁽⁶⁹⁾从一定程度上说，吴氏兄弟此时仍相信孙不能算愚蠢，孙到此时可能还脚踩两只船，未把赌注下在任何一边。而吴庭儒的打算是将计就计，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就以原先设计的圈套为基础，稍加调整即可，也就是授权孙室庭把黎广松（Le Quang Tung）的武装特务部队调出西贡，为的就是使圈套更逼真。在吴氏兄弟看来，虚晃一枪可诱骗对方出动，但他们自以为完美的设计恰恰中了政变集团的下怀，后者等的就是这个结果，只要这时孙室庭不出卖他们，政变就成功了一大半。至于孙当时到底代表哪个阵营执行任务，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很可能就在那一刻，他决定倒向政变集团。10月31日，星期四，吴庭艳命令上校林文发（Lam Van Phat）指挥第七师，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动应该也是针对政变集团的反制措施。然而，吴庭艳又一次算错了。根据一贯做法，林文发上任前要拜访他的新上司孙室庭。但孙故意拒绝接见他，告诉他第二天下午两点再来，那时政变已然开始。利用这短暂的间隙，孙的副手阮友固立即乘直升机飞到美寿（My Tho），控制部队。林和黄文高都是南方口音，阮掩饰他的中部口音，操南方口音打给黄，让黄误以为自己在和林讲话，以为林已经控制了部队。当黄最终意识到真发生了政变时，立即打给美寿方面，阮友固忍不住奚落这位军区司令：“难道你没听出我的声音？”⁽⁷⁰⁾此时，所有船只都已部署在湄公河沿岸的西贡一侧，用以阻滞黄文高，他被警告过河就是死。当天晚上近十点，黄宣布支持政变。⁽⁷¹⁾从这刻起，吴庭艳的命运已经注定在劫难逃了。

杨文明集团以庆祝梅友春（Mai Huu Xuan）生辰为名，把众将领诱骗至联合总参谋部青年军官俱乐部。他们入座后，杨文明立即痛陈吴氏政权倒行逆施，大失民心，主张全体军人联合一致将其推翻，同时配备冲锋枪的军警冲进房间，威胁、逼从众人。忠于吴氏家族的武装特务部队首领黎广松等认为他们大逆不道，首先反对，起立离座，他于当晚被处决。许多犹豫不决的军官默默呆坐，形同被软禁。这时，杨文明拿出录音机，参与者必须报上姓名和声明保证支持政变。录音经过备份，被分藏在西贡各处，一旦事败，确保无人能脱得了干系。同一时刻，政变部队迅速占领配有通信设备的邮局、警察局、机场，及海军总部和政府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14位将军和7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

政变开始后，吴氏兄弟本有两次机会尽可能做出反应，但都被他们丢掉了，他们误以为是自己的计划正在进行，而等到意识到是真的政变时，他们在好几个小时里打电话四处求援，未得到任何反应。在此期间，政变士兵中有一人冒险占据有利位置，近到足以允许200人对总统府开火，35辆装甲车也正开往总统府方向。一直待在政变总部的科奈恩建议，将军们通过电话告诉吴庭艳以投降换取安全。杨文明集团决心不重蹈覆辙——1960年吴庭艳就是利用机会拖延时间等待救援到来。尽管这次他众叛亲离，已不大可能故技重施，但将领们一点余地也不留下，“他要么同意（下台），要么不同意”。⁽⁷²⁾时间在一点点流逝，杨文明没有了耐心，警告吴庭艳只有五分钟时间考虑。下午四点三十分，吴庭艳跟洛奇通过电话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

洛奇：“……如果我能为你的人身安全做点什么，请给我打电话。”

吴庭艳：“你有何建议？”

洛奇：“你是国家元首，我不能给你建议，但作为我个人，作为一个朋友和关心你的人来说，我的建议是，你认真考虑一下离开……我打算派我的司机带上我的人陪你到安全的地方。”

吴庭艳：“我不同意逃跑，因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就几个头脑发热、不代表军队的将军们，我知道真正的部队是忠于我的。”

洛奇：“好吧，总统先生，那是你决定的事。我不能建议你这样或那样，但正如我刚才所讲，如果我能在负责你安全方面有任何帮助，我将乐意之至。”

吴庭艳：“既然这样，我希望你告诉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需要他们派两艘附近航母上的海军陆战队营级登陆队保护总统府。”

洛奇：“你知道现在是华盛顿凌晨四点，我们做不到。”

吴庭艳：“我正试图重建秩序。”⁽⁷³⁾

大约五点，杨文明打通总统府电话，但吴庭艳直接挂掉电话，杨恼羞成怒，两小时后他再次下达最后通牒警告吴庭儒：如果不投降，就让他从地球上消失。⁽⁷⁴⁾吴庭艳还是不听电话，杨文明不能再等了，政变领导人的“声誉”不能不要，科奈恩不无怂恿地警告：“如果你犹豫，你将一无所有。”⁽⁷⁵⁾晚上十点，双方还在僵持，吴庭艳尚有17辆坦克和约400名敢死队。同时，杨文明集团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凌晨三点，可以腾出手来发起进攻了。杨文明命身为天主教教徒的第五师师长阮文绍率先冲击总统府，但仍难进寸步。11月2日上午六点，楼上的一个窗口扯出白旗，政变部队误认为是投降，察觉受骗后，再组织进攻。大约45分钟后，吴庭艳的警卫队停止抵抗，但接下来让杨文明惊恐的是：吴氏兄弟不见了。在政变集团的计划里，吴庭艳完成权力交接后将获得政治避难。但理查森颇有先见之明地说：“如果军人掌权，吴庭艳家族能否活着走出越南还是个问题。”⁽⁷⁶⁾无论怎样，吴庭艳的失踪，破坏了一切。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的：

六点二十分，陈文敦接到吴庭艳的电话，吴同意如能得到安全离境的承诺可以缴械。陈文敦告诉科奈恩需要一架美国飞机，被大使馆方面拒绝——这等于把美国政府和政变捆在了一起。十分钟后，科奈恩得到的回复是，美国政府不赞成飞机降落在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给吴庭艳提供避难的除外。科奈恩将这一态度通知政变集团，就在这时，吴庭艳命令他的人停火，而杨文明动身前往总统府。八点，杨到达总统府，准备带走吴氏兄弟，如此，似乎一切就结束了。可是，他们竟去向不明。从这时开始，关于吴庭艳生命的最后时刻变得模糊起来。

一种说法认为，他和吴庭儒在政变部队发起最后袭击前，即11月2日上午六点左右，也有可能更早，于头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就逃了⁽⁷⁷⁾；还有一种解释，11月1日晚上八点，他们不是通过地道而是走侧门，钻进了一辆等候在那里的汽车，直奔堤岸而去，暂避于华侨富商马天（Ma Tuyen）家里。吴庭儒希望去中部高地，但吴庭艳愤怒地告诉他说，“总统不会跑”，自己要去联合总参谋部和将领们对话。就在政变集团发现吴庭艳失踪，惊魂未定之际，突然得知吴氏兄弟在堤岸，其身边一名上尉打电话到联合总参谋部说吴庭艳准备缴械并要求流亡海外。⁽⁷⁸⁾第三种看法，吴庭艳挖了三条地道备用。哈金斯后来说，凝神向楼下看，可见地道伸向远方，深不见底。⁽⁷⁹⁾政变当晚八点左右，他们从地道逃走。中国国民党政府大使馆未能提供避难，他们躲进马天的俱乐部。此时，范玉涛从抓获的警卫队军官嘴里得知他们已逃往堤岸，便追到马天这里，吴氏兄弟听到范打电话给上级，又转至附近的圣方济各教堂。这天是万圣节，吴氏兄弟身着暗灰色衣服，神态疲惫，穿过幽森的院子进入教堂，就在这时，被人认出。⁽⁸⁰⁾上述解释不一，细节上差异较大，《中情局和吴庭艳家族》对这些情况毫无记载，不能加以印证。笔者唯有以档案为基础进行梳理。

11月2日早上六点，吴氏兄弟逃离总统府，而且只能从地道出去。因为首先，路口设有路障和哨卡，无论他们怎么装扮，试图避人耳目都是办不到的。其次，六点二十分，陈文敦接到吴庭艳提出辞职的电话，笔者无法确认是不是吴本人打电话，还是忠于他的人，但可以肯定吴庭艳已不在总统府，那个白旗是为掩护他离开争取时间。或许此时他还对救援抱有一线希望，但过去了45分钟，仍不见丝毫回音。警卫队停止抵抗是奉了吴的命令。大势已去，“重建秩序”已是无望，绝望之下，吴庭艳试图体面下台，以其性格，断不会狼狈到四处躲藏，便决定把落脚点告诉政变集团。他们通过地道后，再由高春伟（Cao Xuan Vy）驱车至堤岸，在马天家中暂避，很快又转至教堂。上午十点，杨文明派出的车队赶到这里，共有两辆吉普和一辆M-113型装甲运输车。该车1960年用于装备美军，能防7.62毫米轻机枪子弹。负责押送车队的是梅友春，对吴氏兄弟怨愤很深，还有一个是杨文明的助手兼保镖阮文绒（Nguyen Van Nhung）上尉，有人看到，杨朝他抬起右手两个手指，这是要杀掉吴氏兄弟的暗示。吴庭艳请求回总统府取点私人物品，遭到梅友春的拒绝，后者冷冰冰地说，他接到的命令是把他们带回联合总参谋部。当吴氏兄弟被要求爬进装甲车时，吴庭儒愤怒地抗议，他说：“这是总统，我是总统顾问，你们就让总统坐这样的车吗？”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来奉命带走你们，现在这儿没总统”。⁽⁸¹⁾梅友春命人把他们的双手捆绑在背后，吴氏兄弟被猛地推进车里，梅友春自己跳上吉普车走在车队前面，装甲车内只留下阮文绒和另一名叫杨友义（Duong Huu Nhgia）的上尉。据杨后来告诉美国记者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整个过程中，吴庭艳一直沉默不语，吴庭儒和阮文绒发生争执，后者用匕首刺向他，鲜血让吴庭儒更加愤怒，阮一刀一刀地刺过去，然后，阮转向吴庭艳，对他的头部开了一枪，这时，吴庭儒还在扭动，阮也向其头部开了一枪。⁽⁸²⁾就在几小时前，阮文绒还杀死了黎广松。从后来的照片上看，吴氏兄弟倒在血泊中，身上布满弹孔，脸上血肉模糊，明显遭到暴打。令人疑惑的是，他们被捕获时，高春伟已不见踪影。这个细节只在一份呈送国务院的秘密报告里提到过。⁽⁸³⁾有关吴庭艳被杀还是留下了一些谜团。

十一点钟，已从总统府回到联合总参谋部的杨文明告诉科奈恩，吴氏兄弟已在教堂自杀，科奈恩听罢道：“最好再编一个更靠谱的故事出来。”⁽⁸⁴⁾他拒绝查看他们的尸体，但确信吴氏兄弟已然死亡，并立即报告了洛奇。面对这一结果，洛奇毫不掩饰其兴奋之情，由衷地祝贺政变集团“干得漂亮”，并告诉腊斯克，“应该嘉奖的人还包括总统本人、国务院、美国情报处和中情局”，⁽⁸⁵⁾“没有美国政府的统一行动，这是办不到的”。⁽⁸⁶⁾

毋庸置疑，美国对南越政变绝不仅仅是它自己所谓“既不鼓励也不阻挠”的开绿灯而已，正相反，它一手制造了政变，甚至千方百计地试图掩盖之。如此处心积虑地剪除吴庭艳政权，原因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吴庭艳政权腐败、专制暴虐，“引起人民的愤慨，维护这样一个不被人民支持的政府，有损于美国的形象”，⁽⁸⁷⁾而肯尼迪政府由于支持这个政权遭到了空前强烈的怀疑和批评，种种理由，不一而足，而结论只有一个，即吴庭艳必须倒台。论独裁专制并非南越一地之现象，但凡亲美政权莫不如此，亚洲菲律宾马科斯家族、南韩李承晚、退守台湾的蒋氏政权与南越都属同样性质。更何况，美国自己认为，在南越实行民主只会坏事，就连后来对吴庭艳激烈批评的大使德布罗都表示，美国不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对之加以评判。⁽⁸⁸⁾美国在南越的干涉战争本就丝毫没什么道义和形象可言，撕下这些伪装，美国搞垮吴庭艳的背后还有一个不能言说的方面，那就是吴庭艳与北越和民解的秘密接触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

“与吴庭艳共存亡”是美国的一项既定原则，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双方建立真诚合作的关系。对美国在越南的势力，吴庭艳一直忐忑不安，给山姆大叔一点颜色看看，稍舒胸中积郁，是他的潜意识，其中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61年年底开始，美国驻越军政人员急剧增加，新来的成千上万美国人个个都需要先前几百个顾问享有的“半外交”特权地位，许多美国人对待南越官员的态度使问题更加严重，主要是傲慢、指手画脚，引起诸多摩擦。1963年年初，吴庭儒公开要求美国减少驻越人员，华府自是非常不满，双方裂痕日渐扩大，以致吴氏兄弟竟希望谋一条退路来应对和美国可能的冲突。同年春，吴庭儒通过法国驻西贡大使、印支国际监控委员会波兰代表向北越及民解试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似乎也得到了后者的某种呼应。5月底，胡志明对澳大利亚记者威尔福雷德·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公开表示，美国必须撤出越南，在此基础上解放武装力量和吴庭艳可能停火，之后南方举行自由选举。解放武装力量领导人也同时发表了类似的谈话，甚至早在1962年7月，民解发表声明，将和有关方面实现南越中立，软化了要求吴庭艳下台的立场。就在吴氏兄弟着手这样的接触不久，声势浩大的佛教徒抗议爆发了，如果笔者前述的逻辑和结论能成立，即这场抗议运动是美国插手支持的，那么美国为何在此时不是帮助吴庭艳平息事态而是火上浇油就不难理解了。美国所谓的尴尬、难堪给了它又一个清除吴庭艳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原因却是越南南北两方的接近。因为如此一来，不但美国自1954年以来承担的义务化为乌有，而且最终还是“失掉”印度支那了。这样的冷战言论于当时铺天盖地。美国著名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曾写道：“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们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在我们划线的地方划上一条线，反正这条线一旦划下了，就会一年比一年更有力的约束着我们……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解释说：“……必须付出一切代价守住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在共产党的进攻下保住南越，那么亚洲国家就会从此不再认为信赖美国是安全的了，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⁸⁹⁾总之，撤退是无法想象的，越南人抛开美国搞谈和也是不能容忍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吴庭艳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除了获得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杠杆，必要时为自己留有后路外，有学者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吴氏兄弟把和共产党对话看作一次机会，一次宣称战胜了民解的机会。他们总是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很乐观，这次和共产党会谈在其看来就是让河内屈从的前奏，计划于1963年结束战争。⁽⁹⁰⁾1954年后，吴庭艳似乎决心不与北方打交道，但事实上，他从未断绝这样的联系，他没有一概回避和北方的对话。

1963年七八月间，印支国际监控委员会波兰代表米奇斯瓦夫·马内利（Miecyzslaw Maneli）试图把北越承认吴庭艳当局的提议带给西贡。鉴于波兰外交部两个月前不要介入调停的指示，另外也因为自己刚刚被任命，不熟悉吴庭儒，在法国驻西贡大使罗杰·洛维特（Roger Lalouette）的安排下，马内利和吴庭儒在一次招待会上结识，一周后，吴庭儒邀请马内利在嘉隆宫会面。法国一直以来呼吁召集有关各方就越南统一和中立进行会谈，洛维特认为法国的态度将鼓励吴氏兄弟对马内利的提议及要求美国撤出做出积极反应。然而，吴庭艳对此建议没有兴趣，也拒绝马内利从中调停。⁽⁹¹⁾洛维特—马内利计划胎死腹中，吴庭儒却把消息透露给了记者艾尔·索普，据吴庭儒自己说，河内“乞求”就停火进行对话被自己拒绝，即使马内利恳求重新考虑也不行。文章见刊，陷这位波兰外交官于尴尬的境地，其只有公开否认此事，却更加证实了传言不虚：吴氏兄弟在跟河内接触，而且如马内利所言，吴庭儒“同时在弹奏许多键”。⁽⁹²⁾令人不解的并不在此，而是吴庭儒拒绝了马内利的提议，但对不久后印支国际监控委员会主席印度人兰歇德·高伯登（Ramchundur Goburdhun）的斡旋非常积极。高伯登认为越南的形势使得谋求中立不是没有可能，吴氏兄弟不会因为战争于他们严重不利就被迫同河内做交易，但他一直相信吴庭儒所谓战略村的成功，他还相信吴庭儒的保证，即把全部美国军事顾问撵出南越，奉行中立；基于这些条件，河内别无选择，只有跟西贡达成协议。为了促成这个结果，高伯登建议两边在新德里举行秘密会谈。⁽⁹³⁾吴庭艳派出亲信陈文定（Tran Van Dinh）赴新德里，陈的背景不仅如此，他从前也支持过越盟，帮助过革命力量把武器偷运到老挝。吴庭艳起用陈文定的用意再显然不过，九月和十月，他两次把陈从美国召回就是为讨论与北越的接触，他告诉陈说：“河内固然希望一个真正的不结盟时期，而我们也可以受益。”⁽⁹⁴⁾尽管此言得不到佐证，但不久陈文定即被调任新德里。然而，吴庭艳随后就被政变推翻，吴氏兄弟更死于非命，这条跟河内联系的新德里渠道戛然而止。当然，和马内利被拒一样，新德里渠道也不是吴氏兄弟依赖的唯一，他们宁愿亲自掌控高风险的谈判。1963年，吴庭儒好几次跟南越和外国官员提到，他正在和民解的主要领导人私下会晤。在跟瑙尔汀和英国人的各自谈话中，吴庭儒解释说，他一直试图劝说“奠边府代际”的革命者向南越投诚，否认这些接触是建立通向河内的“秘密渠道”，而是旨在通过招募一些民解最具能力的指挥官来动摇民解。⁽⁹⁵⁾会见都是在西贡进行，但迹象表明还有其他地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南越一些记者和前吴庭艳政府人员描述，吴庭儒与之面对面会晤的劳动党高层，其中包括南方局成员，例如秘书长阮文林（Nguyen Van Linh）、劳动党政治局成员范雄（Pham Hung）和民解后来负责外事的陈宝剑（Tran Buu Kiem）等，会面地点有时在偏僻的山区或丛林，吴庭儒需要装成打猎的样子，也有的说顺化、达莱（Dalat）或潘朗（Phan Rang）都有可能被选为会面地点。遗憾的是，这些信息的详细材料至今不充分，近来开放的劳动党和北越档案文献关于这些会谈是否确有其事，参加者和会谈内容如何，仍无法作出回答。1964年2月，陈丽春在巴黎接受媒体采访，承认吴庭儒生前几个月同民解领导人接触过，她称是这些“叛乱者”主动发起的。⁽⁹⁶⁾陈丽春没有必要无中生有，捏造此事，也不可能记忆有误，这应当是迄今为止能证实上述接触的仅有的证据。

图6-7　吴庭儒于嘉隆宫办公室，1963年。（AP图像，霍斯特·法斯）
图片来源：《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1954—1963》。

吴氏兄弟跟河内接触，华盛顿不可能不清楚，毕竟仅“中情局的活动就遍布南越的每个角落”，⁽⁹⁷⁾国务院情报部门也报告，南越出现了“广泛而可信的传言”：吴庭儒宣称将同河内谈判寻找解决办法以对付美国人。华盛顿长期以来最担心的是“某个中立主义派别上台，与民族解放阵线达成妥协，把美国人请出去”。既然华盛顿从来就不肯在越南后退，那么，美国为了防止“最可怕的事”⁽⁹⁸⁾出现而搞掉吴庭艳是完全可能的。美国要的不仅仅是他下台，资料表明，他的死与美国政府有直接关联。华盛顿明知暗杀吴庭艳是有可能的却从未表示反对，不仅如此，中情局可能也参与了谋杀。1967年4月，中情局督察长杰克·厄尔曼将他写的关于该局参与谋杀阴谋的调查报告交给了时任局长赫尔姆斯，后者被报告吓得坐立不安，不是因为写得过于透彻和详尽，而是因为厄尔曼把这件事情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案，本来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卷宗里的有关谋杀阴谋的记载，以及参与那些计划的官员的情况都在文件里汇总了，并且注上了日期和各人姓名。这种文件一旦泄露，“将会难以估量地损害中情局、两届总统以及美国的声誉”，除了厄尔曼和他本人，赫尔姆斯不打算让任何别人看到这份报告，在压了几星期后还给了厄尔曼，并指示写报告用的材料全部要销毁，连一张纸片也不能留下。报告进了保险柜，就这样直到1973年，已成该局第三号人物的执行局长兼审计长科尔比得悉有这样一份报告。事关中情局的丑闻，科尔比让人写了一份关于该报告的报告，总共693页，称为“家庭珍宝”，其中“最危险的一份特别附件”概述了1967年厄尔曼关于中情局参与暗杀特鲁希略、吴庭艳和卡斯特罗等阴谋活动的报告。⁽⁹⁹⁾几十年过去，两份报告至今无一公开。1971年，尼克松向赫尔姆斯索要吴庭艳的档案，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上任后不久，尼克松就要提取“猪湾”档案，后来一再追索。1971年9月，尼克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范围广泛得多，赫尔姆斯给了总统几份档案，只是不肯给关于吴庭艳的。⁽¹⁰⁰⁾10月，尼克松又派人索取档案，赫尔姆斯坚持亲自交给总统，但他提供的不是厄尔曼报告里的内容（尼克松并不知道其存在），而是前任麦科恩关于杀害吴庭艳的报告，即使是这份文件也被封扣在尼克松的文件堆里。上述档案中有没有说明肯尼迪政府介入暗杀吴庭艳的文件目前仍未可知，但要说肯尼迪并不希望杀死吴庭艳则恐怕未必，至于为何事后对政变结果感到沮丧，乃至反应之强烈就只有肯尼迪本人才能知道了。三周后，肯尼迪遭到暗杀。

1963年美国推翻吴庭艳的政变并没有随着吴氏两兄弟的死亡画上句号，科奈恩奉洛奇之命把吴庭瑾交给政变集团。1964年春，吴庭瑾被行刑队枪决，吴氏家族其他亲眷大多流亡海外。吴氏家族遭清洗使这场政变充满了杀戮和血腥，关于暗杀，政变集团11月3日这样告诉洛奇，“政变通常要导致伤亡”。⁽¹⁰¹⁾数月后，杨文明直接这样告诉美国人：“我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得死。不能让吴庭艳活着，因为他在农村头脑简单的、容易受骗的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和难民中太受尊重，我们必须杀掉吴庭儒是因为他让人如此恐惧。”⁽¹⁰²⁾然而，杀掉吴庭艳甚至把吴氏家族从南越政治舞台上连根拔起并不能根本改变南越的社会历史环境，推翻他的这些人后来要么沦为别人的阶下囚，要么如丧家之犬般流亡，美国对越南的干涉继续升级，其打造的这块反共基地日益使越南南方丧失了整整一代人。

(1) CIA：Telegram Information Report 0621，Aug．24，1963，NSF，Countries-Vietnam，boxes 198-199，JFKL，p．10，p．11．

(2) CIA：Telegram Information Report 0621，Aug．24，1963，NSF，Countries-Vietnam，boxes 198-199，JFKL，p．10．

(3)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36页。

(4)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1．

(5)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38页。

(6) CIA：Telegram Information Report 0621，Aug．24，1963，NSF，Countries-Vietnam，boxes 198-199，JFKL，pp．10-11，p．12．

(7) Pentagon Papers，Gravel Edition Vol．2，Chapter 4，“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p．234．

(8)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84—385页。

(9)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p．175-176．

(10) Ibid.，pp．177-178．

(11)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p．179-180．

(12) Ibid.，p．180．

(13)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1．

(14)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9．

(15) Ibid.，p．175，p．180．

(16)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2．

(17) Ibid.，p．178．

(18) Pentagon Papers，Gravel Edition Vol．2，Chapter 4，“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p．242．

(19)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287．

(20) Ibid.，p．288．

(21) FRUS，1961-1963，Vol．Ⅲ，Washington，D．C．：GPO，p．617．

(22)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288．

(23)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91．

(24) Ibid，p．294．

(25)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p．346-347．

(26)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388页。

(27) FRUS，1961-1963，Vol．Ⅲ，Vietnam，January-August 1963，Washington，D．C．：GPO，p．663．

(28) Hilsman to Rusk，undated memo，folder 12，box 3，Roger Hilsman Papers，JFKL．

(29) Roger Hilsman，To Move a Nation，p．413．

(30)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220．

(31)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225．

(32)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46页。

(33)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83页。

(34) FRUS，1961-1963，Vol．Ⅲ，Vietnam，January-August1963，Washington，D．C．：GPO，p．665．

(35)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86页。

(36)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7．

(37)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下卷，第389、390页。

(38)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92.还可参见《守口如瓶的人》，第234页。

(39)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96．

(40)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93，p．192．

(41) Ibid.，p．192．

(42) “The Anti-Diem Coup”，p．2．

(43)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9．

(44)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87．

(45) Ibid．

(46)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15；FRUS，1961-1963，Vol．Ⅳ，Washington，D．C．：GPO，p．451．

(47)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0．

(48)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201、202页。

(49)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15；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27页；Thomas L．Ahern Jr.， 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3.前两本书说法基本一致。孙室庭确认，吴庭儒的确有这么一个计划，但他认为吴庭儒从未想过搞一次伪政变，计划真正的目的是动摇对方阵营。中情局档案中提到吴庭儒的计划是针对美国人搞袭击。

(50) “The Anti-Diem Coup”，p．13，p．15.；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2．

(51)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1．

(52)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1．

(53) Ibid.，pp．201-202．

(54) Ibid.，p．202．

(55)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1．

(56) Pentagon Papers，Gravel Edition Vol．2，Chapter 4，“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p．234．

(57)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0．

(58) FRUS，1961-1963，Vol．Ⅳ，Vietnam，August-December 1963，p．500．

(59)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5．

(60) Pentagon Papers，Gravel Edition Vol．2，Chapter 4，“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p．238．

(61) Pentagon Papers Doc.#36，cited from“The Anti-Diem Coup”，p．14．

(62) Pentagon Papers，Gravel Edition Vol．2，Chapter 4，“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p．238．

(63) Ibid.，p．239．

(64) Ibid.，p．240．

(65)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6．

(66) Ibid.，p．208．有人指出，政变集团原定11月4日行动，孙把政变日期透露给吴庭儒，吴命令他催促政变集团将行动提前至11月1日。（参见Pentagon Papers，Gravel Edition Vol．2，Chapter 4，“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p．243.）但材料表明，第二军区司令阮庆在政变后不久和美国官员谈话中提到，政变原定于10月31日，但由于第二天大多数将领都会出席吴庭儒召集的有关战略村的会议，他们打算趁开会动手，便推迟一天。阮庆事后心有余悸，告诉美国人，耽搁一天都令人坐卧不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16 Nov．1963，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 /4CAkh7，accessed 7 Jan．2017.）结合陈文敦告诉科奈恩不迟于11月2日的情况来看，当是阮的说法更可信。另，下文出现的时间全部以中情局档案所述时间进行阐述。

(67) 这天早晨，史迪威让史密斯来他的办公室，他曾是史密斯的上司，这次他要给史密斯一些忠告——为了让史密斯和中情局不要太丢人，停止散布政变的谣言。史迪威还说，可预期的未来什么也不可能发生。这可能就是陈文敦第一时间通知史迪威政变开始的原因。

(68)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11.据科奈恩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本来约70000美元，但没全部提供给政变集团，原因是包装不下，他又不想提两个箱子。参见该书第524页，第十个注释。

(69) Pentagon Papers，Gravel Edition Vol．2，Chapter 4，“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pp．241-242．

(70)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09．

(71) Ibid．

(72)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09．

(73)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p．413-414．

(74)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10．

(75)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14．

(76)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174．

(77) 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p．178．

(78)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23．

(79)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18．

(80)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28．

(81)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24．

(82)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29．

(83) 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 /4CAoC9.accessed 7 Jan.2017

(84) Thomas L．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212．

(85)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31，p．439．

(86) Lodge to Rusk，No．949，Nov．6，1963，NSF，Countries-Vietnam，boxes 200-201，JKKL．

(87) 亨利·莫尔：《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25页。

(88) Thomas L． Ahern Jr.，CIA and the House of Ngo，p．131．

(89) ［美］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39页。

(90)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04．

(91)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06．

(92) Arthur Schlesinger，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New York：Houghton Mlifflin，1978，p．719．

(93)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07．

(94) Ellen J．Hammer，A Death in November，pp．269-270．

(95) FRUS，1961-1963，Vol．Ⅳ，Washington，D．C．：GPO，p．126．

(96) Edward Miller，Misalliance，p．310．

(97)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254页。

(98)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254页。

(99)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399—400页。

(100)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第352页脚注2。

(101) 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p．431．

(102) Ibid.，p．435．

结语

“认识自然界的物已很困难，要认识人文界的客体，特别是一位基于政治需要，必须做许多明明暗暗行为的政治人物，其困难又不可以道里计了”，台湾作家江南在《蒋经国传》里的这段话较为恰当地道出了把握历史人物的一种评价标准。

吴庭艳不是美国塑造出来的亚洲政治精英和领袖（尽管美国希望如此），正因为不是，在经历百年殖民统治的社会土壤之上，他的命运从开始就蒙上了悲剧色彩。吴庭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美国人笔下，批评之、赞美之，无一不出于美国自身利益考虑，美国话语背景下的吴庭艳形象是不完整的。不管如何评价吴庭艳和他的统治，最应明确的一点就是，他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此其一。其二，我们应重新思考吴庭艳政权的宗教政策等既定观点，破除美国话语权，重建越战史新的解释体系或话语体系。其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方式、手段一贯破坏性较强，但如佛教徒运动中这般残忍实属罕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会对中情局的所谓“非法活动”开展调查，国内舆论界也掀起了揭其老底的运动，这正始自中情局在南越执行的隐蔽行动。其四，吴庭艳政权是美国推翻的，美国虽没有公开承认，关于暗杀吴庭艳至今还是谜，但其为什么颠覆吴庭艳和怎样操纵这场政变的事实已然非常清楚。其五，美国自诩和老牌殖民主义统治不同，但事实上，它所谓的使命、自由给越南造成的创伤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根本不是它标榜得那么无辜，更谈不上高尚，抛弃吴庭艳的傲慢、冷酷更是一览无余。当他们铺天盖地地大谈“悲剧”论调时，从未想起过越南那支离破碎的山河，想起他们各种新式武器、刑具所制造的无尽苦难。

参考文献

一、 英文资料

（一）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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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oward Jones，Death of a Generation：How the Assassinations of Diem and JFK Prolonged the Vietnam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3．J．M．Newman，JFK and Vietnam：Deception，Intrigue，and Struggle for Power，New York：Grand Central Pub，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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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enneth P．O'Donnell and David F．Powers，Memories of John Fitzgerald Kennedy，Boston：Little Brown，1970．

16．Lawton Collins，Lightning Joe：An Autobiography，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1979．

17．Lewis Walinsky ed.，Agrarian Reform as Unfinished Business：The Selected Papers of Wolf Ladejinsk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8．Marguerite Higgins，Our Vietnam Nightmare，New York：Harper ＆ Row，1965．

19．Mark Moyar，Triumph Forsaken：The Vietnam War，1954-196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0．Neil Sheehan，A Bright Shining Lie：John Paul Van and America in Vietnam，New York：Random，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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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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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Richard Critchfield，The Long Crusade：Political Subversion in the Vietnam War，New York：Harcourt，Brace＆ World，1968．

25．Robert McMahon，Major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Lexington：D．C．Heath，1990．

26．Robert Shaplen，The Lost Revolution，New York：Harper ＆ Row，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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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eth Jacobs，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30．Seth Jacobs，Cold War Mandarin：Ngo Dinh Diem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War in Vietnam，1950-1963，Washington D．C．：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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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William Duiker，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Boulder：Westview Press，1981．

33．William Prochnau，Once upon a Distant War，New York：Crown，1995，p．344．

（二）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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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vid Hunt，“Untitled 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1，No．2，1996．

3．Gary Hess，“The Military Perspective on Strategy in Vietnam：Harry G．Summers's on Strategy and Bruce Palmer's the 25-Year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10，No．2，1986．

4．George Herring，“Lyndon Johnson's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4，1997．

5．George Herring，“‘Peoples Quite Apart’：Americans，South Vietnamese，and the War in Vietnam”，Diplomatic History，Vol．14，No．1，1990．

6．George Rosen，“Wolf Ladejinsky （1899-1975）”，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6，No．2，1977．

7．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Modern Asian Studies，Vol．42，No．4，2008．

8．Lien-Hang T．Nguyen，“Reviewed Work（s）：A Bitter Peace：Washington，Hanoi，and the Making of the Paris Agreement by Pierre Asseli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3，No．1，2004．

9．Mark Moyar，“Political Monks：The Militant Buddhist Movement During the Vietnam War”，Modern Asian Studies，Vol．38，No．4 2004．

10．Matthew Connelly，“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5，No．3，2000．

11．Nguyen Thai，“The Government of Men in the Republic of Vietnam”，cited from Fremces Fitzgerald，Fire in the Lake：The Vietnamese and the Americans in Vietna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2．

12．Robert Divine，“Vietnam Reconsidered”，Diplomatic History，Vol．12，No．1，1988．

13．Seth Jacobs，“Our Man Diem，How America Came to Back South Vietnam's Depised and Doomed President”，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Ngo Dinh Diem，Religion，Race，and U．S．Intervention in Southeast Asi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三） 档案文献

1．The State Department，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FRUS）

FRUS，1951，vol．Ⅵ；

FRUS，1955-1957，vol．Ⅰ；

FRUS，1958-1960，vol．Ⅰ；

FRUS，1961-1963，vol．Ⅰ；

FRUS，1961-1963，vol．Ⅱ；

FRUS，1961-1963，vol．Ⅲ；

FRUS，1961-1963，vol．Ⅳ．

2．Lyndon B．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LBJL），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ies-Vietnam（NSF，VNCF），box 3，vol．7；

LBJL，NSF，VNCF，box 7，vol．16；

LBJL，NSF，VNCF，box 15，vol．31；

LBJL，NSF，VNCF，box 17，vol．34；

LBJL，NSF，VNCF，box 29，vol．50；

LBJL，NSF，VNCF，box 34，vol．56．

3．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JFKL）

JFKL，NSF，VNCF，1961；

JFKL，NSF，VNCF，1963；

JFKL，NSF，VNCF，boxes 198-199；

JFKL，NSF，VNCF，boxes 200-201；

JFKL，Roger Hilsman Paper．

4．Dwight Davi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DDEL）

DDEL，Collins Papers．

5．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 /4CAkh7，accessed 7 Jan．2017．

6．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 /4CAoC9．accessed 7 Jan．2017．

7．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R No．1142，“Land Reform in Vietnam”，Washington D．C．：GPO，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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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entagon Papers，Gravel Edition Vol．2，Chapter 4，“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May-November，1963”．

11．Pentagon Papers-part IV-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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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文资料

1．蔡佳禾：《亚洲冷战与冷战后国际问题》，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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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 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泰勒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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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

8．［美］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群众出版社，1985年。

9．［美］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下卷，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10．新华通讯社译名室主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修订版），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

11．辛华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

12．陈波：《〈五角大楼文件〉中的1963年南越军事政变》，《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13．程晓燕：《美国越战研究的学派分野》，《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14．李连广：《论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倒台及其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4卷第5期，2011年9月。

15．张纬经：《美国媒体与吴庭艳政权的覆灭》，《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后记

面前的这本小书有幸成为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石斌教授主编的“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今完成之际，不禁想起四年前拙作《以小搏大——越美巴黎谈判（1968—1973）》出版时的一个念头，当时我就想何时能就越南战争再写些东西。不久，这个机会竟真的来了。因平日较为关注越战史学，对吴庭艳这个人物有了兴趣。他作为越南国家历史的关键人物，长期以来被忽视，有关研究晚近才出现，贬损或美化都是极端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吴庭艳是被美国操纵的政变推翻的，他本人惨死。美国在越南的干涉战争至今仍在“撕裂美国社会”，对越南而言更是一场影响越南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事件。把1963年南越政变放到这个时代背景中加以揭示，我相信不仅有助于公正客观地评价吴庭艳，而且会进一步加深对越南人民抗美战争的理解。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的探讨越来越显著，既有宏观的研究，也有具体的揭示，取得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对美国视为服务于其外交政策的这一特殊工具，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揭示的新的研究方向，而且应当重视一种经验性概括。这两个方面都是促使我撰写此书的原因。

在搜集有关材料的过程中，我的师弟高健芝给予了重要且及时的帮助，他当时还未从南大毕业，繁忙之中不辞劳苦地为我查找资料，不久前他已就职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此祝贺并致以衷心的感谢。非常感谢我的同事朱振华老师提供越语、程水英老师给予法文翻译方面的指导，我校越南留学生阮重辉也做了一些同样的工作。本书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舒建中教授的关心，在此深表谢意。同样我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官欣欣编辑不辞劳苦为书稿修改润色。同时，我要向出版社那些为本书出版默默付出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谢意。还要感谢我的先生代兵博士，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最后要非常感谢石斌教授，是他的耐心才让我得以最终成稿。

书中英语人名翻译根据商务印书馆《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个别其中没有的根据新华通讯社译名室《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越南人名翻译根据新华通讯社译名室《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尽管我已竭力，但力所不逮，水平和材料有限，切盼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书中谬误疏漏完全归于我个人。

程晓燕
2019.12于南京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依托亚太发展研究中心设立的“南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研究机构。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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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传真：0258968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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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美国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

舒建中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舒建中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2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19452-8

Ⅰ．①美…　Ⅱ．①舒…　Ⅲ．①政变—研究—危地马拉—1954　Ⅳ．①D7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6235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　斌

书　　名　美国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

著　　者　舒建中

责任编辑　李　霏　官欣欣

编辑热线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14千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9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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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雾里看花：危地马拉政变研究

一、美国学界：视野广阔，方法多元

二、中国学界：研究起步，有待深化

Ⅰ　第一章　后院之困：美国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背景

一、美国“冷战”战略与拉丁美洲

二、“冷战”阴霾下的危地马拉

三、阿本斯上台执政与美国的早期应对

Ⅱ　第二章　煞费周章：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设计

一、山雨欲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评估

二、秘密路线图：“9·11备忘录”的出笼

三、打磨细节：“11·12备忘录”的阶段性安排

四、设点布局：“成功行动”计划的组织准备

Ⅲ　第三章　解数尽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渐次展开

一、支持性官方压力

二、“白皮书事件”与美国的宣传攻势

三、隐蔽政治行动

四、隐蔽宣传行动与宣传战

五、“沃什塔布行动方案”与“阿尔芙汉姆号事件”

六、隐蔽经济行动与经济战

七、准军事行动的准备

Ⅳ　第四章　最后一搏：“成功行动”计划的收尾阶段

一、攻心为上：“6·13急电”与心理战的强化

二、“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实施与危地马拉政变

“美国之手”：从“成功行动”计划透视美国的隐蔽行动

一、“成功行动”计划的影响

二、美国隐蔽行动理论视角下的“成功行动”计划

参考文献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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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市中心纪念阿本斯的墙画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2016-10-04。

《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姚　远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得“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唯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有助于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雾里看花：危地马拉政变研究

1953—1954年间美国密谋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计划，是“冷战”渐次展开时期，美国维护后院并遏制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隐蔽行动，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建立并巩固“冷战”反共体系的一次具体实践。纵观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历程，“成功行动”计划堪称美国隐蔽行动的一个经典案例，标志着“冷战”展开时期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甚至将“成功行动”计划视为未来进行隐蔽行动的“可靠样板”。⁽¹⁾鉴于此，以“9·11备忘录”作为政策指南的“成功行动”计划就成为颇具研究价值的美国隐蔽行动计划之一。透过对“成功行动”计划政策设计与实施路径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美国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与战略目的，还原美国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历史真相，而且有助于梳理美国隐蔽行动的政策手段与实施平台，廓清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类型与模式，剖析隐蔽行动在美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有助于全面把握美国的“冷战”战略及其手段。

对于“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及其后果，美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与研究，涌现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深入剖析美国与危地马拉政变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但由于缺乏核心档案材料的支撑，美国学术界的解读亦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有关研究尚需进一步斟酌和完善。中国学术界对美国隐蔽行动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学术界基本没有涉足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随着“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中国学术界开始密切关注美国隐蔽行动研究，对美国精心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中国学者亦做出有益的探讨，但研究水平、研究规模与美国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档案材料的缺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总结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厘清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现状，更是进一步拓展“成功行动”计划以及美国隐蔽行动研究的学术前提。

一、美国学界：视野广阔，方法多元

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成功行动”计划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形成了众说纷纭的研究格局。从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美国学术界的“成功行动”计划研究深受“冷战”时期围绕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争论，⁽²⁾由此勾勒出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现实主义的解读及其评价

美国学术界对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起步较早，实际上，在危地马拉政变刚发生之际，美国学术界就予以关注并进行了相关解读，且这种解读被深深地打上现实主义的烙印。

现实主义将“冷战”的起因归咎于苏联的扩张，这成为现实主义解读美国对外政策和“冷战”起源的一个基本特征。就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而言，现实主义坚信，阿本斯政权是苏联在西半球扩张共产主义的重要桥头堡，鉴于此，推翻阿本斯政府就成为在西半球击退国际共产主义扩张的必要步骤。整个20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观点在美国有关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基本特征就是致力于为美国的干涉政策进行辩解。1954—1959年间，美国出现大量有关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包括：丹尼尔·詹姆斯的《美洲的红色蓝图：危地马拉前奏曲》，约翰·马茨的《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渗透》，罗伯特·亚历山大的《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斯泰西·梅和加洛·普拉扎的《美国在国外的商业成就：联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以及罗纳德·施奈德的《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1944—1954》。⁽³⁾早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将危地马拉政变置于“冷战”的大背景之下，率先开启了遏制共产主义视角下的危地马拉政变研究。

现实主义关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的解读适逢美苏“冷战”加剧之际，因此，现实主义的观点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留下诸多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基于将“冷战”责任归咎于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观点，现实主义声称阿本斯政府已经变成苏联在西半球的卫星国，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是依附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势力，是苏联在南美洲打入的一个楔子，但这种论点缺乏基本的证据作为支撑。事实上，阿本斯政府是一个致力于国内改革的民族主义政府，危地马拉共产党也没有受制于苏联的指挥，因此，现实主义这种貌似有力的观点实际上削弱了其理论基础和说服力，也是现实主义对危地马拉政变的解释遭受质疑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观点亦为危地马拉政变的历史解读提供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思路和视角。毫无疑问，在阿本斯时代，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实现合法化，阿本斯与危地马拉共产党领导人也保持密切联系并允许共产党人进入政府部门担任相关职务。尽管危地马拉共产党与苏联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冷战”背景下，这已经足以引起美国的关注，因为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将有可能为苏联在西半球建立“权力基地”开辟一条通道。⁽⁴⁾换言之，基于“冷战”对峙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考量，美国决不会允许其后院出现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活动，更不会容忍一个亲共产主义政府的存在。这确实是一种“冷战”思维，但也是美国考察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鉴于此，“冷战”战略是美国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根本原因，危地马拉政变则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推行遏制政策的集中展示。

（二）修正主义的解读及其评价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随着“新左派”的出现、依附理论的兴起以及越南战争所带来的教训，美国学术界开始对“冷战”教条提出质疑，形成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修正主义解读。除强调美国应对“冷战”承担责任之外，修正主义还强烈批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认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主义完全是出于维护并拓展美国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利益，而“成功行动”计划则是联合果品公司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并与美国政府共同策划的一个重大阴谋，是中心地区的经济利益支配边缘地区的一个典型例证，而美国政府则是危地马拉政变的幕后操控者和直接策动者。在这一时期，关于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修正主义解读涌现出许多力作，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包括：戴维·怀斯和托马斯·罗斯的《看不见的政府》，戴维·格林的《拉丁美洲的遏制：睦邻政策神话与现实的历史》，赫伯特·帕米特的《艾森豪威尔与美国十字军》，托马斯·麦卡恩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悲剧》，以及何塞·艾瓦尔·德索托的《依附与干涉：以1954年的危地马拉为例》。⁽⁵⁾

1982年，斯蒂芬·施莱辛格和斯蒂芬·金泽尔撰写的《苦果：未曾披露的美国策划危地马拉政变内幕》（下文简称《苦果》）一书出版，标志着修正主义关于“成功行动”计划的解读“达到顶点”。⁽⁶⁾该书沿袭修正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正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共同策划了颠覆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其理由是：首先，在阿本斯政府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的联合果品公司刻意夸大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旨在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其次，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关的高级官员与联合果品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凭借这种联系，联合果品公司的影响能够最终体现在美国的政策决策之中。因此，在推动“成功行动”计划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是一个“决定性因素”，⁽⁷⁾并最终酿成了危地马拉政变。

《苦果》的出版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拉丁美洲历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2，No．4，1982）、《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19，No．2，1984）、《美洲杂志》（The Americas，Vol．40，No．3，1984）和《美洲历史评论》（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2，No．4，1984）等著名期刊先后发表书评，从不同侧面对该书的研究成果与学术价值展开了热烈讨论，认为《苦果》“最具启迪意义的部分”，就是详细描述了联合果品公司运用广泛的公共外交策略以凝集美国国内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推动美国政府做出制定与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政治决策，⁽⁸⁾从而为“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打破了现实主义对危地马拉政变进行的单方面的“冷战”解读。另一方面，《苦果》一书也存在明显缺陷，例如：作为论证其核心观点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二手资料和个人访谈记录，缺乏权威性材料的有力支撑，因此，“松散的资料来源”使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⁹⁾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修正主义着重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解释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坚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这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但另一方面，在“冷战”对峙的背景下，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遏制政策无疑居于核心地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实际上，在“冷战”方酣的20世纪50年代，防止美洲地区出现共产主义的渗透与威胁、确保美国“冷战”战略后方的稳定一直是美国拉美政策的基点，这是美国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时代背景，离开这一背景，就难以准确理解并完整解释美国的政策动因。美国时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在谈到危地马拉局势时就明确表示，“即使联合果品公司问题得到解决……但只要出现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渗透，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¹⁰⁾由此不难看出，遏制处于萌芽状态的危地马拉共产主义，防止共产主义在美洲地区的蔓延才是美国制定并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真正的政策缘由。

（三）后修正主义的解读及其评价

在《苦果》面世的同时，理查德·伊梅曼的力作《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干涉的对外政策》也于1982年出版。该书是“关于‘成功行动’计划的第一部基于档案材料的论述”，并据此对《苦果》一书的“共谋论”提出了挑战，⁽¹¹⁾由此成为后修正主义关于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一方面，伊梅曼赞同阿本斯政权并没有对美国构成苏联控制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另一方面，伊梅曼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决意推翻阿本斯，并非因为联合果品公司的游说和压力，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从而导致了政策判断上的错觉。伊梅曼明确指出，“一系列错觉推动艾森豪威尔决定授权实施‘成功行动’计划”，这些错觉主要是：危地马拉已为共产主义所控制，土地改革的进行则是共产主义阴谋的有力证据；危地马拉共产党受命于克里姆林宫。⁽¹²⁾由此可见，在分析美国的政策动因时，伊梅曼立足相关档案资料，尤其是引入了心理学的“知觉”与“错觉”概念，从而对“成功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解读，尽管所谓“错觉论”尚待商榷。

《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美洲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69，No．3，1982）、《拉丁美洲历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2，No．4，1982）、《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8，No．1，1983）、《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0，No．2，1983）、《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3，1983）、《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8，No．3，1983）、《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Vol．5，No．3，1983）、《美洲杂志》（The Americas，Vol．39，No．4，1983）、《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19，No．2，1984）和《美洲历史评论》（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2，No．4，1984）等主流期刊先后发表系列书评，对伊梅曼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毫无疑问，由于首次利用了相关的档案材料，伊梅曼的论述更具权威性，《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书也成为当时有关“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基于档案文件的最有力的解读”。⁽¹³⁾具体地讲，《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书具有两大特色：首先，凭借运用档案文件的优势，伊梅曼从宣传战、经济战和军事援助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及其隐蔽行动的基本策略，与此相关的论述亦成为《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书“最具信息量的部分”。⁽¹⁴⁾其次，伊梅曼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冷战”背景下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是否是正当的，在伊梅曼看来，危地马拉事件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此外，书中所附的丰富资料亦为研究美国隐蔽行动的决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¹⁵⁾总之，在研究材料上，伊梅曼综合运用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包括政府档案资料在内的各种文献；在研究视域上，伊梅曼的论证涵盖“冷战”背景及美国官僚政治体制等因素，并以“反共心理错觉”作为主要切入点，对危地马拉事件展开了深入研究，《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由此体现了后修正主义的学术气息，成为“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系统分析的杰作”。⁽¹⁶⁾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务院，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在当时尚未解密，因此，伊梅曼所利用的档案资料仍然是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伊梅曼对“成功行动”计划具体决策和实施过程的分析也因此缺乏核心档案材料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伊梅曼致力于从反共心理错觉的角度审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动因，这固然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但仅仅以反共心理错觉解释“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显然低估了“冷战”渐次展开时期全球遏制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将美国的“冷战”战略决策“过分简单化”，⁽¹⁷⁾因而难以全面把握“成功行动”计划所蕴藏的美国“冷战”与遏制政策的战略基础与战略内涵，这就表明尚需进一步探讨“成功行动”计划的研究，尤其是基于核心档案材料的研究，进而真正揭开“成功行动”计划的神秘面纱。

实际上，早在1976年，科尔·布莱齐尔在《彷徨的巨人：美国对拉丁美洲革命性变化的反应》一书中就已经探讨了美国在其拉美政策中的判断失误问题，强调“冷战”期间美国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扭曲了美国决策者的判断，⁽¹⁸⁾从而开启了运用心理学的“错觉”概念分析评价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拉美政策的先河。《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出版后，体现后修正主义的核心观点——美国政府混淆了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的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形成了批评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包括拉美政策）的学术高潮，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斯蒂芬·G．拉伯的《艾森豪威尔与拉丁美洲：反共产主义的对外政策》，以及玛莎·L．科塔姆的《形象与干涉：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等。⁽¹⁹⁾

后修正主义以“反共心理错觉”和由此导致的政策错位作为研究基点，解读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行为，因而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性。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拉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维护反共战略后方的稳定，因此，即使是民族主义改革中带有一丝共产主义的成分，都会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防患于未然成为美国拉美政策的必然选择。就危地马拉而言，尽管共产主义的力量有限，但共产党的合法化并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却是一个政治现实。面对潜在的共产主义威胁，尤其是这种情况出现在“冷战”后院的拉丁美洲时，美国自然不会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因此，在“冷战”激烈对抗的20世纪50年代，“成功行动”计划首先体现了美国现实的战略考虑，具有“冷战”与遏制政策的典型特征。后修正主义无疑忽视（至少是低估）了“冷战”背景以及美国的“冷战”战略与“成功行动”计划之间的关系，因而难以对“成功行动”计划的本质做出更加符合美国真实意图的分析。

（四）“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官方档案文件的逐步解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政策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出现了一批关于中情局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也呈现出综合性与多样化的趋势，代表性的著作主要包括：威廉·布卢姆的《中央情报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约翰·普拉多斯的《总统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的隐蔽行动》，以及鲍勃·伍德沃德的《面纱：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等。⁽²⁰⁾

在上述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成功行动”计划研究再度升温，突出标志就是1991年出版的由皮埃罗·格莱杰斯撰写的《破碎的希望：危地马拉革命与美国 1944—1954》。与已往研究的视角不同，该书致力于揭示“危地马拉革命的轮廓”，力图以此为切入点，厘清危地马拉革命与美国的关系。⁽²¹⁾借助于新的档案材料以及众多的访谈记录，格莱杰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即全面展示了阿本斯的政治图像；勾勒了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威胁的更加清晰的画面；证实了后修正主义的观点，即：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相对于共产主义问题而言，联合果品公司的困境是一个次要问题。⁽²²⁾诚然，引用包括阿本斯妻子在内的访谈记录是《破碎的希望》一书的特色之一，但过于频繁地引证访谈记录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书的学术价值。⁽²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情局开始逐步解密档案文献，从而为揭开“成功行动”计划的谜团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资料。1992年，中情局雇用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卡拉西尔撰写“成功行动”计划的官方研究报告，并授权其利用中情局尚未解密的档案资料。1994年，卡拉西尔的研究成果《“成功行动”：美国与危地马拉 1952—1954》被列为中情局的培训手册。随着中情局档案开放政策的实施，有关的档案材料被陆续解密并公之于世。在此背景下，卡拉西尔以尼克·卡拉西尔的署名于1999年出版了《秘史：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行动的秘密记录 1952—1954》，该书亦成为第一部引用中情局解密档案撰写的“成功行动”计划专著。卡拉西尔认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安全考虑是美国决定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根本出发点，因为共产主义力量在危地马拉的日益增强已经“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土地改革则“为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因此，美国必须采取直接的隐蔽行动以消除共产主义威胁。⁽²⁴⁾

《秘史》的公开出版迅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热烈的讨论，《军事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4，No．1，2000）、《美洲国家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Vol．42，No．1，2000）、《美洲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7，No．2，2000）、《学科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1，No．2，2000）、《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Vol．23，No．2，2001）、《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6，No．2，2001）和《美洲杂志》（The Americas，Vol．57，No．3，2001）等学术期刊相继发表书评，围绕《秘史》一书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借助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资料，卡拉西尔的著作无疑填补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中的诸多空白，第一次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对危地马拉共产主义的情报分析评估以及“成功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²⁵⁾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进而言之，《秘史》一书的“关键意义”就在于其对“成功行动”计划所做的“简明扼要且信息丰富的论述”。⁽²⁶⁾但另一方面，由于侧重对“成功行动”计划实施过程的论述，卡拉西尔对美国政策动机与政策设计的分析略显薄弱，⁽²⁷⁾由此留下了诸多值得深入探讨与论证的问题。

除专门论述“成功行动”计划的《秘史》之外，美国学术界在世纪之交还陆续推出了相关的研究专著，包括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的《斗篷与美元：美国秘密情报史》，以及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的《觉察前焚毁：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与秘密情报》等。⁽²⁸⁾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涉及“成功行动”计划，从而将包括危地马拉政变在内的美国隐蔽行动研究推向一个新高潮。

总之，美国学术界在“成功行动”计划的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上均有创新，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亦存在缺陷，尤其是忽视档案资料的充分运用，缺乏对历史细节的详细考察。鉴于此，美国学术界对“成功行动”计划的研究既存在活跃的争论，又无法完整还原危地马拉政变的真实面目，无法从根本上解读美国设计制定“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缘由，以及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政策动因。学术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历史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问题导向和经验依据。基于此，依托档案资料对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进行详细的历史考证，在历史研究中发现问题并做出理论归纳和解释，是有关研究更具说服力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学界：研究起步，有待深化

“冷战”结束之前，基于档案资料缺乏、分析工具不足等多种原因，中国学术界极少问津美国隐蔽行动研究。“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中国学术界掀起了隐蔽行动研究的热潮，并在案例研究领域取得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其中，有关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在学术著作方面，洪国起和王晓德于1994年出版了《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一书，其中专设“故技的重演：美国对阿本斯政权的武力干涉”一节，对美国与危地马拉政变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纯粹是美国干涉危地马拉内政的一种借口；美国武力干涉危地马拉的目的就是向拉美国家表明，任何危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都为美国所不容，对美国西半球盟主地位构成威胁的政权更是不容存在。⁽²⁹⁾这样的结论是对美国政策的客观评价，迈出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美国与危地马拉政变关系的第一步。

2002年，徐世澄主编的《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一书出版，其中的第二章题为“美国对危地马拉民主政府的干涉和颠覆”，对美国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原因及其过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通过相关的历史考察，该书认为，正是美国策动的武装入侵，最终颠覆了阿本斯民主政府。因此，“危地马拉事件是战后美国对拉美民主政府强加‘勾结国际共产主义，威胁西半球安全’的‘罪名’，进行干涉和颠覆的第一个典型例子。美国武装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民主政府，是其在拉美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真实写照”。⁽³⁰⁾

随着美国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原始材料从隐蔽行动的视角进一步阐释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关系。2010年，高慧开出版《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一书，这是中国学术界关于危地马拉政变的第一本专著。作者将危地马拉政变置于“冷战”大背景下，详细考察了危地马拉的社会改革以及美国的反应，探究了中情局对危地马拉局势走向的分析以及中情局对危地马拉政变的幕后谋划与操纵，认为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首要特点就是针对一个中美洲国家运用传统的心理战武器开战。⁽³¹⁾该书尽管对“成功行动”计划设计与实施过程的探究不太详尽，但在背景分析上视角独到，论述具体，是中国学术界有关美国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2012年，白建才出版《“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一书，其中专设“实施‘成功行动’，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一节，在运用档案资料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美国与危地马拉政变的关系，着重分析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及其影响。作者认为，“成功行动”计划具有两个特点：“成功行动”计划是一次以隐蔽心理战为主、准军事行动为辅、心理战发挥重大作用的隐蔽行动；“成功行动”计划是一次公开外交手段和隐蔽行动战略互相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成功的隐蔽行动。⁽³²⁾通过将“成功行动”计划纳入美国隐蔽行动战略的范畴，该书将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在学术论文方面，贾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的心理战：“成功行动”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一文中指出，宣传和飞机轰炸是中情局在危地马拉进行心理战并策动政变的有力武器，两者相互策应，配合使用，飞机轰炸印证宣传，而宣传进一步渲染轰炸效果，加剧恐慌和混乱。因此，心理战是美国颠覆阿本斯政府的有力武器。袁东振、张全义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拉美国家事务的干预》一文中强调，危地马拉政变是美国通过准军事行动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一个典型例证，为此，除运用经济、外交、宣传等手段之外，美国还支持危地马拉流亡分子组成游击队并为其提供武器等军事装备，最终推翻了阿本斯政府。⁽³³⁾

2008年，舒建中运用美国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相继发表《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和《从“成功行动”计划看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等两篇学术论文，着力从政策设计、政策实施的层面探讨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之间的关系。对于“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设计，国内外学术界均未做深入探究。为此，作者依据美国档案资料，详细论述了“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设计过程，指出由中情局制定的“9·11备忘录”圈定了“成功行动”计划的战略目标、政策策略和行动方案，标志着美国旨在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并消除共产主义威胁、维护后院安全的隐蔽行动计划正式形成，由此进一步深化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在政策实施层面，作者详细论述了美国在宣传、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所采取的隐蔽行动，以及与隐蔽行动相呼应的支持性官方压力，并据此总结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即“成功行动”计划模式，⁽³⁴⁾进而体现了作者致力于通过案例分析深化美国隐蔽行动研究的努力。

总之，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依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且有关研究呈现逐步深入的趋势。但中国学术界对“成功行动”计划的研究仍需关注两个问题：一方面，关于“成功行动”计划的历史细节，中国学术界需要做进一步的详细考察，包括“成功行动”计划在具体领域——如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等的实施过程和路径，以此丰富中国的“成功行动”计划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方法、分析视角等领域有待创新，尤其是从历史研究中提炼出美国隐蔽行动的政策手段和实施平台，进一步提升有关“成功行动”计划的研究水平。

毫无疑问，“成功行动”计划是美国隐蔽行动的经典案例，对于美国隐蔽行动的政策框架及行动模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详细考察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书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在两个方面实现深化与创新。首先，本书将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细化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设计与实施过程，全景式展现美国颠覆阿本斯政府的历史真相。其次，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将致力于探究“成功行动”计划与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的关系。一方面，本书将论证“成功行动”计划对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生成的影响，阐明“成功行动”计划模式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本书将运用美国隐蔽行动理论，对“成功行动”计划进行理论归纳，以期更加清晰地揭示“成功行动”计划在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1) Nick Cullather，Secret History：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1952-195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7．

(2) Stephen M．Streeter，“Interpreting the 1954 U．S．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Realist，Revisionist，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History Teacher，Vol．34，No．1，2000，p．62．

(3) Daniel James，Red Design for the Americas：Guatemala Prelude，New York：John Day，1954．John Martz，Communist Infiltration in Guatemala，New York：Vantage Press，1956．Robert Alexander，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7．Stacy May and Galo Plaza，United States Business Performance Abroad：The Case Study of United Fruit Company in Latin America，Washington，D．C．：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1958．Ronald Schneider，Communism in Guatemala：1944-1954，New York：Praeger，1959．

(4) David A．Phillips，The Night Watch：Twenty-five Years of Peculiar Service，New York：Atheneum，1977，pp．35，53．

(5) David Wise and Thomas B．Ross，The Invisible Government，New York：Bantam Books，1964．David Green，The Containment of Latin America：A History of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71．Herbert Parmet，Eisenhower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s，New York：Macmillan，1972．Thomas McCann，An American Company：The Tragedy of United Fruit，New York：Crown Publishers，1976．Jose Aybar de Soto，Dependency and Intervention：The Case of Guatemala in 1954，Boulder：Westview，1978．

(6) Stephen M．Streeter，“Interpreting the 1954 U．S．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Realist，Revisionist，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p．65．

(7) Stephen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Kinzer，Bitter Fruit：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New York：Anchor Press，1983，p．106．《苦果》一书在1982年首次出版，本书引用的是1983年版本。

(8) 小拉尔夫·L．伍德沃德（Ralph L．Woodward，Jr．）评《苦果》，见The Americas，Vol．40，No．3，1984，p．454．

(9) 埃德温·利尤温（Edwin Lieuwen）评《苦果》，见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2，No．4，1982，p．709．

(10) U．S．，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1950-1955，Vol．1，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1310．

(11) Stephen M．Streeter，“Interpreting the 1954 U．S．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Realist，Revisionist，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p．65．

(12) Richard H．Immerman，The CIA in Guatemala：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2，pp．182-186．

(13) 马尔科姆·迪斯（Malcolm Deas）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见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3，1983，p．556．

(14) 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见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8，No．1，1983，p．175．

(15) 萨蒂什·库马（Satish Kumar）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见Third World Quarterly，Vol．5，No．3，1983，p．743．

(16) 罗伯特·D．舒尔津格（Robert D．Schulzinger）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见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2，No．4，1984，p．594．

(17) 罗伯特·F．史密斯（Robert F．Smith）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8，No．3，1983，p．782．

(18) Cole Blasier，The Hovering Giant：U．S．Responses to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Latin America，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6．

(19) Stephen G．Rabe，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Martha L．Cottam，Images and Intervention：U．S．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4．

(20) William Blum，The CIA：A Forgotten History，New York：Zed Books，1986．John Prados，President's Secret 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New York：W．Morrow，1986．Bob Woodward，Veil：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7．

(21) Piero Gleijeses，Shattered Hope：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4-195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4．

(22) 吉姆·汉迪（Jim Handy）评《破碎的希望》，见The Americas，Vol．49，No．4，1993，p．563．

(23) 艾伦·勒巴伦（Alan Lebaron）评《破碎的希望》，见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2，No．2，1992，p．294．

(24) Nick Cullather，Secret History，pp．24-26．

(25) 迈克尔·D．甘博（Michael D．Gambone）评《秘史》，见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4，No．1，2000，p．255．

(26) 乔治·I．多明格斯（Jorge I．Dominguez）评《秘史》，见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1，No．2，2000，p．314．

(27) 埃里克·钦（Erik Ching）评《秘史》，见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Vol．42，No．1，2000，p．182．

(28) Rhodri Jeffreys-Jones，Cloak and Dollar：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ret Intellig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Stansfield Turner，Burn before Reading：Presidents，CIA Directors，and Secret Intelligence，New York：Hyperion，2005．

(29)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30) 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31) 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32)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191页。

(33) 贾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的心理战：“成功行动”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4期；袁东振，张全义：《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拉美国家事务的干预》，《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4期。

(34) 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舒建中：《从“成功行动”计划看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Ⅰ
第一章
后院之困：美国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背景

自1823年宣布“门罗主义”以来，“山姆大叔”始终将拉丁美洲视为不容外部势力置喙的势力范围，打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旗号，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强化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拉丁美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更显突出。为巩固被“山姆大叔”长期视为禁脔的后院，美国进一步强化了泛美体系及其遏制共产主义的政治功能，力图将拉丁美洲变成美国全球“冷战”的稳定后方。面对阿本斯政府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努力，美国将危地马拉局势的发展视为对美国拉美政策及“冷战”战略的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策动危地马拉政变随即被纳入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一、美国“冷战”战略与拉丁美洲

在美苏“冷战”格局正式形成的背景下，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的遏制政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鉴于拉美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国战后拉美政策的“中心目标”就是“遏制共产主义”，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不仅会危及美国后院并“损害门罗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将“严重动摇全球遏制政策的基础”。⁽¹⁾总体上讲，拉美地区在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拉美地区对美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拉丁美洲是美国南面的安全屏障和战略后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别是巴拿马运河，是美国西海岸与东海岸、西海岸与欧洲之间的主要海上通道。⁽²⁾在美国看来，如果苏联将触角伸向拉丁美洲，必将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同样，如果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单危及美国安全，而且很有可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动摇美国后院的稳定。因此，美国对所谓“国际共产主义”染指拉美的意图十分敏感，对于拉美国家任何有违美国意志的政权变动和社会改革，美国均不惜一切手段予以扼杀。基于稳定后院的战略考量，美国在美洲事务中公开打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公然干预拉丁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武装入侵，最终目的就是加强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利益。⁽³⁾

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拉丁美洲对美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长期以来，拉丁美洲一直是美国重要的投资所在地、巨大的出口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因此，维护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美国拉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与拉美国家的经济联系。1945年3月，美国发起在墨西哥城召开美洲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特别会议，讨论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拉美事务。在“山姆大叔”的推动下，会议根据美国提出的以倡导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自由企业的“克莱顿计划”，通过了《美洲经济宪章》，规定美洲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妨碍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各种障碍。⁽⁴⁾显然，《美洲经济宪章》是美国政策计划的产物，是美国维护其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利益的重要举措。美国在拉美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不仅将外部势力的介入视为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还将其视作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威胁。同样，拉美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和行为，一旦被视为危及美国的利益，美国亦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阻遏，甚至不惜制造政权颠覆。

除利用《美洲经济宪章》等制度化方式强化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联系之外，面对“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在美拉关系上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以巩固“冷战”的战略后方。为此，美国首先推动订立《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将其作为组建“冷战”政治军事集团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就已经考虑采取措施，进一步强化泛美体系。在美国的策划下，特别泛美会议于1945年2—3月在墨西哥首都附近的查普特庇克宫举行，除阿根廷之外的其他20个泛美联盟成员国与会。经美国提议，会议通过了《查普特庇克议定书》，决定进一步加强美洲安全体系。由此可见，尽管“二战”尚未结束，但美国已经未雨绸缪，开始经略拉丁美洲的战略布局，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

面对战后美苏关系的持续恶化，美国开始全面着手对抗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战略筹划，拉美地区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6年5月提出一个强化美国与拉美国家军事合作的计划，此即“杜鲁门计划”，其主要内容是：1．在南极到阿拉斯加之间建立一支统一的军队，以此作为展开军事合作的重要平台；2．在美洲国家武装力量军事训练方面，构建一个统一的组织体系；3．美洲国家的军事装备由美国提供，实现美国制式的标准化；4．美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应参与执行美国的军事战略任务。由此可见，“杜鲁门计划”的实质就是试图强化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控制。⁽⁵⁾尽管该计划因为露骨的扩张性而遭到普遍反对，但美国决意从军事上全面操控拉丁美洲的战略意图已经初现端倪。

随着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美苏“冷战”格局正式形成，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拉美地区增添了作为美国战略后方的意义，强化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军事战略关系、构建稳定的战略后方再次纳入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在美国的积极倡导下，美洲国家维护大陆和平与安全会议于1947年8—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其主要议程就是讨论美国起草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尽管拉美国家对于美国的议程安排及条约草案持有不同的立场，但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里约热内卢会议最终签署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又称《里约热内卢条约》或《里约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任何一国对美洲一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攻击，每一缔约国承诺行使单独或集体的权利以援助应对攻击。2．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或政治独立遭到非武装攻击的侵略的影响，或遭受大陆以外或大陆以内的冲突的影响，或遭受可能危及美洲和平的任何其他事件或情势的影响时，美洲国家应立即协调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3．重新界定美洲地区，规定美洲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自北极起，其西界穿过白令海峡，沿太平洋（巴拿马运河以西约1200海里）直抵南极；东界沿着格陵兰东岸和大西洋，通向南极。⁽⁶⁾由此可见，通过规定美洲国家应共同承担防卫西半球的责任，《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最终将拉美国家纳入美国主导下的美洲防御体系。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是战后建立的第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地区性政治和军事集团，不仅巩固了美国在美洲的霸权地位及其对拉美国家的控制，而且加强了美国对抗苏联及其他可能出现的对手的力量。⁽⁷⁾因此，《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并为美国主导建立相应的军事集团提供了重要的模式。

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美国决定采取新的战略举措，改组泛美联盟。为此，美国发起召开新的美洲国家会议。经过紧张筹划，第九届美洲国家会议于1948年3—5月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美国与会的主要目的是：1．改组泛美体系，建立美洲国家组织；2．讨论所谓来自西半球以外的“共产主义威胁”问题，通过反共决议。⁽⁸⁾

在美国的鼎力推动下，与会美洲国家最终签署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决定成立美洲国家组织。该宪章除规定了美洲国家组织的性质、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等内容之外，还重申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所规定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原则。⁽⁹⁾通过美洲国家组织，美国进一步实现了泛美体系的制度化，增强了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

波哥大会议期间，哥伦比亚自由党左翼领导人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身亡，从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导致波哥大会议不得不休会5天。美国乘机大做文章，将波哥大的抗议活动污蔑为破坏美洲国家会议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进而敦促波哥大会议通过了由美国起草的《关于维护与捍卫美洲民主的决议》（即“波哥大决议”），声称国际共产主义具有反民主的特性和干涉主义的趋向，与美洲自由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因此，决议呼吁有关国家共同采取措施以防止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与渗透活动。⁽¹⁰⁾“波哥大决议”是美洲国家第一次以多边形式通过的反共产主义的决议，主要反映了“美国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日益增长的关注”，⁽¹¹⁾体现了美国执意将拉美国家纳入全球“冷战”体系、遏制国际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扩展的战略意图。此外，“波哥大决议”对美国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因为在美国看来，西半球国家国内局势的发展只要被视为与“共产主义渗透”有关，就不是该国的内部事务，美国就有权进行干涉。⁽¹²⁾

总之，拉丁美洲是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化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布局。《美洲经济宪章》和《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的签署，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在拉丁美洲霸权地位的全面确立，美国从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加强了对拉丁美洲的控制，拉美地区则成为美国全球“冷战”的战略后方。正是基于全球“冷战”战略，美国拉美政策的重点就是防止该地区出现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威胁，而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旋即成为美国密切注视的焦点之一。

二、“冷战”阴霾下的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是中美洲西北端的贫穷小国，南濒太平洋，东临加勒比海，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接壤。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危地马拉的土地分配却严重不均。根据1950年的统计，农业人口占危地马拉全国人口的70％，但在阿本斯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之前，危地马拉约2％的人口却占有全国70％以上的土地。⁽¹³⁾除此之外，美国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简称UFCO）亦占据了大量土地。就社会发展水平而言，危地马拉超过70％的人口不识字，文盲率在拉丁美洲位列第二；危地马拉人均寿命低于40周岁，长期以来，危地马拉新生儿的存活率只有40％，这与危地马拉缺乏最起码的医疗条件密切相关，因为只有9．7％的婴儿可以在医院或具备医疗设施的地方降生。⁽¹⁴⁾危地马拉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对外依附性，经济结构单一，香蕉和咖啡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自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全面控制了危地马拉的农业、能源、电力和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联合果品公司、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子公司）和危地马拉电气公司等三家美资公司掌控了危地马拉92％的香蕉生产、87％的铁路运输和70％的电气资源，危地马拉基本丧失经济的独立性。

联合果品公司是美国控制危地马拉经济的典型代表，与美国政府官员千丝万缕的联系⁽¹⁵⁾也使联合果品公司成为在危地马拉具有很强政治势力的跨国公司。从历史上看，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成立于1899年。根据1901年同危地马拉政府签订的一项协议，联合果品公司获得在危地马拉直接从事香蕉种植、经营的权利，几乎垄断了危地马拉的香蕉产业。不仅如此，联合果品公司还将触角伸向危地马拉其他领域，先后建立了一家无线电台和一个电报公司，垄断了危地马拉的通讯业和海运业。凭借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以及美国政府的倾力支持，联合果品公司肆意干涉危地马拉内政，操纵政府，有“香蕉帝国”之称。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冲击下，危地马拉的经济迅速崩溃，政局陷入混乱。在此背景下，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 Castaneda）于1931年2月当选总统并上台执政。

乌维科是一个极端的专制独裁者，自诩以二战元凶——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为榜样。在内政方面，乌维科宣布中止宪法，关闭所有带有独立倾向的报纸，解散劳工组织，禁止一切政党组织，残酷镇压共产党和左派力量，疯狂打压反对派，建立了严厉的独裁统治。

在对外关系方面，乌维科忠实地奉行亲美政策，竭力拉拢国内亲美势力，并与联合果品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赋予该公司以诸多新的特权。⁽¹⁶⁾在乌维科的支持下，联合果品公司不仅垄断了危地马拉的香蕉和咖啡生产，而且大肆圈地，最终占据了危地马拉将近1/4的土地，独揽危地马拉的全部国际海运业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助乌维科的亲美政策，美国进一步拓展了在危地马拉的经济势力，掌控了危地马拉几乎全部的进出口贸易。以1941年为例，美国控制了危地马拉92％的出口，78．5％的进口。⁽¹⁷⁾与其经济势力的扩张相适应，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占据了危地马拉的全部海军和空军基地。

乌维科的独裁统治激起了危地马拉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1944年，危地马拉爆发武装起义，乌维科被迫下台，实业家吉列尔莫·托列略（Guillermo Toriello）、坦克部队司令哈维尔·阿拉尼亚（Francisco Javier Arana）和陆军上尉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 Guzman）组成了一个革命军政府。在政局基本稳定后，危地马拉遂于1944年12月举行总统选举，社会民主党人胡安·何塞·阿雷瓦洛（Juan Jose Arevalo Bermejo）以85％的选票当选总统，成为危地马拉历史上第一位经直接选举产生的民选总统。

阿雷瓦洛于1945年3月就任总统后，立即在“精神上的社会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并颁布新宪法。社会保障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组成部分，引起了阿雷瓦洛的特别关注，他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废除强制劳动制度。此外，阿雷瓦洛还大力兴办教育，增设医院，恢复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1944年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消除危地马拉社会的落后状况，⁽¹⁸⁾推动危地马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社会革命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危地马拉1821年独立以来的第一个民选政府，阿雷瓦洛的改革举措奠定了危地马拉未来十年的改革基调。⁽¹⁹⁾

在对外政策方面，阿雷瓦洛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于1945年4月宣布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阿雷瓦洛政府还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积极倡导并推动“加勒比协会”（Caribbean Legion）的建立，延迟《里约条约》的批准，支持波多黎各脱离美国管辖，建立独立国家。⁽²⁰⁾所有这些举措均让美国大为光火，美危关系出现严重裂痕。

总之，阿雷瓦洛的社会改革措施和对外政策引起了美国的强烈担忧与不满。为阻遏危地马拉社会改革的进程，防止危地马拉脱离美国的控制，维护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美国多次密谋策动政变，试图颠覆阿雷瓦洛政权，但均以失败告终。⁽²¹⁾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战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遏制政策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美国对危地马拉的敌视迅速升温。1947年5月，阿雷瓦洛签署《劳动保护法》，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原则，工人拥有组织工会、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同时确立了强制性劳动合同管理以及最低工资制度，从而在危地马拉历史上第一次赋予工人以法律权利，⁽²²⁾体现了阿雷瓦洛政府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对于这些具有社会改革色彩的举措，联合果品公司以损害其经营自由作为托词，拒绝执行《劳动保护法》的规定，进而引发工人的大范围罢工。鉴于阿雷瓦洛的内外政策已经让美国大为恼怒，面对局势的发展，美国抓住《劳动保护法》及其导致的与联合果品公司的纠葛大做文章。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向国务院报告称，阿雷瓦洛政府颁布的《劳动保护法》将目标直接指向联合果品公司，指责阿雷瓦洛不仅容忍共产党组织的存在以及共产党的活动，而且还向共产党提供了支持。⁽²³⁾显然，在“冷战”战略的牵引下，美国刻意将危地马拉的劳资纠纷与共产党活动联系起来，认为社会改革的推行意味着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取得巨大发展，而《劳动保护法》的颁布则是共产党影响政府决策的直接后果，⁽²⁴⁾由此表明美国已经将危地马拉局势纳入“冷战”对抗的范畴，美国对危地马拉政策的变化初现端倪。

为进一步渲染共产主义对危地马拉的渗透，美国驻危地马拉使馆应国务院的要求，于1948年5月准备了一份“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的备忘录，声称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渗透“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唤起其他拉美国家的关注。⁽²⁵⁾此后，美国迅速将危地马拉局势同共产主义的威胁挂钩。在8月的一份政策声明中，美国国务院公然宣称，阿雷瓦洛的政策不仅明显加剧了危地马拉的混乱局势，而且，共产主义势力正利用此种形势削弱危地马拉的邻邦政府，试图以此控制整个西半球。⁽²⁶⁾在1949年的另一份报告中，中情局进一步坚信，阿雷瓦洛所倡导的“加勒比协会”旨在密谋推翻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国政府，因此，“加勒比协会”是试图破坏中美洲地区民主政权的“不稳定力量”。⁽²⁷⁾由此可见，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政府开始以“冷战”和遏制政策的视角观察危地马拉局势的发展，认为社会改革政策的推行是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快速增长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加勒比协会”则是旨在向拉丁美洲地区渗透的“野心勃勃的共产主义计划的主要工具”。⁽²⁸⁾

作为应对之举，美国宣布从1948年起对危地马拉实施武器禁运。⁽²⁹⁾不仅如此，通过策动政变推翻阿雷瓦洛再度成为美国的政策选项。为此，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理查德·帕特森（经查阅相关资料，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应译为理查德·帕特森，而不是理查德·派特逊）积极参与政变阴谋，直接纠集政变头目并为其出谋划策。1949年2月18日，危地马拉武装部队部分官兵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面对阴谋的流产，帕特森一方面指责阿雷瓦洛未能恪尽职守，另一方面以保护美国侨民安全为由，公开呼吁美国派遣军队进驻危地马拉城。鉴于帕特森公开的敌视言行，危地马拉政府遂要求美国政府将其召回。⁽³⁰⁾毫无疑问，阿雷瓦洛政府驱逐帕特森的行为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正当之举，是危地马拉对美国参与政变阴谋的合理回应，但美国却借机大肆炒作，混淆视听，将危地马拉视为中美洲的赤色威胁壁垒，称阿雷瓦洛政府驱逐帕特森的行动是“铁幕降落在西半球的开端”。⁽³¹⁾至此，危地马拉成为美国“冷战”对抗的目标之一，美国对危地马拉的政策被完全纳入“冷战”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框架。

三、阿本斯上台执政与美国的早期应对

在1950年的选举中，哈科沃·阿本斯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赢得选举，并于1951年初就任总统，进而推行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尽管阿本斯同危地马拉共产党保持一定联系，但危地马拉共产党的人数不多，对危地马拉社会和阿本斯政府的影响有限，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危地马拉共产党受命于莫斯科，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对危地马拉的渗透与干涉。⁽³²⁾从根本上讲，阿本斯是改革者，而非共产主义者，其执政的首要目标就是打破危地马拉经济的落后状况以及对外依附性，推动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³³⁾

在对内政策方面，阿本斯的目标就是将危地马拉从一个半殖民地的经济附属国变成经济独立的国家，把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危地马拉变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一条最大可能提高危地马拉人民生活水平的道路。⁽³⁴⁾从实际的政策举措来看，阿本斯政府的改革符合市场导向的原则，很多改革方案是基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的建议，重点是发展危地马拉的电力设施、港口设施、交通运输设施等。由此可见，尽管同危地马拉共产党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但阿本斯对内政策的核心依然是实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在对外政策方面，阿本斯奉行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拒绝追随美国出兵朝鲜，公开批评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同时顶住美国的强大压力，于1953年派代表团出席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³⁵⁾对于美国在联合国奉行的打压、排斥新中国的政策，阿本斯政府亦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主持正义。为此，在1952年举行的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危地马拉赞同苏联提出的有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提议，成为支持这一提议的唯一的拉美国家。⁽³⁶⁾所有这些独立的对外政策均为美国所不容，美国将其与国际共产主义在拉美的扩张联系起来，目的就是为自身制定实施新的对危政策寻找依据。

所谓共产主义力量在危地马拉的发展立即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在“冷战”对峙的背景下，美国决不会容忍西半球出现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活动。为此，美国中情局在1951年初就拟定了一个驱逐阿本斯的秘密计划——“财富行动”计划（Operation PBFORTUNE），旨在向反阿本斯的势力提供武器装备，主要是资金支持。因为在中情局看来，阿本斯对共产党的宽容即使从最好的角度来看，也表明阿本斯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³⁷⁾

1952年4月，尼加拉瓜总统、独裁者索摩查（后来担任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将索摩查称为“我们的无耻之徒”）到访美国，在此期间，索摩查向杜鲁门总统以及美国官员表示，只要美国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尼加拉瓜政府将十分乐意联合危地马拉的反政府势力，毫不延迟地为美国“清理”危地马拉。⁽³⁸⁾索摩查的表态与美国酝酿完毕的“财富行动”计划不谋而合，从而更加坚定了美国运用武器和资金支持唆使危地马拉邻国以及危地马拉反政府力量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决心。为切实推进“财富行动”计划，杜鲁门随即指示中情局局长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B．Smith）提交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经研究，中情局提出了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并得到史密斯的批准。中情局认为，美国应向危地马拉反对派提供22．5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同时鼓励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向危地马拉流亡者提供空中支援，目的就是通过支持危地马拉的反政府势力推翻阿本斯政府。⁽³⁹⁾由此可见，“财富行动”计划是一个准军事行动方案，向反阿本斯的势力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是“财富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

在秘密部署“财富行动”计划的同时，美国还不断对危地马拉的局势进行综合评估，目的就是进一步搜集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大肆渗透的证据，助推“财富行动”计划的有效实施。在1952年3月的一份有关危地马拉局势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IE-62）中，由中情局和国务院等相关部门组成的情报咨询委员会就认为，阿本斯政府与共产党的相互支持是影响危地马拉政治局势的重要因素，“共产党在危地马拉造成了广泛的政治影响”，目前已成功地渗透到政府、议会以及官方舆论部门等机构之中，并“有效控制了劳工组织”，与此同时，危地马拉共产党还主要通过拉丁美洲工人联盟、世界工会联合会等机构同国际共产主义保持着公开的联系。另一方面，危地马拉的反共产主义力量（包括天主教会、庄园主和企业界等）却显得势单力薄；军队仍然效忠于阿本斯，但有可能成为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力量；危地马拉政府与联合果品公司的冲突因共产党的大肆鼓动而趋于恶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危地马拉政治局势的发展。“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阿本斯政府和共产党的政治联盟仍将继续，这将“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⁴⁰⁾由此可见，美国对危地马拉局势的分析具有“冷战时期标准的西方思维模式”，即共产主义对危地马拉政府的渗透与利用以及对工人运动的控制足以证明共产主义的影响与威胁。⁽⁴¹⁾因此，正是基于“冷战”思维和“冷战”对峙的战略考虑，危地马拉的共产党活动就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⁴²⁾以及影响美国政策抉择的关键因素。换言之，在考察危地马拉局势及其发展趋势时，美国关注的中心从根本上讲就是共产党在危地马拉的地位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影响。

出于执行“财富行动”计划并最终扶持亲美代理人的考虑，中情局还未雨绸缪地积极物色替代阿本斯的合适人选。在综合考查了反阿本斯的各流亡派别之后，中情局在3月1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初步选定“绝对亲美”的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Carlos Castillo Armas）作为主要扶持对象，决定通过秘密渠道与其建立联系。⁽⁴³⁾之所以选定阿马斯，中情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阿马斯坚定反对阿本斯，有多次反政府经历。其次，阿马斯具有亲美情结，曾在联合果品公司任职，并有在美国军事学院进修的经历。最重要的是，阿马斯在政治立场上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这与美国在危地马拉寻找代理人的目标完全一致。⁽⁴⁴⁾在中情局的鼎力支持下，阿马斯公开打出“国家解放运动”的旗号，声称阿本斯政府已经完全陷于苏联当局的控制之下，沦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因此，“国家解放运动”的目标就是有组织地反对危地马拉的苏联化，举起为国家的解放而斗争的旗帜。⁽⁴⁵⁾

与此同时，危地马拉的局势仍在继续发展，而美国对危地马拉局势的关注则因《土地改革法》的颁布实施而达到顶点。在危地马拉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下，阿本斯政府于1952年6月17日颁布实施《土地改革法》（Agrarian Reform Bill）——阿本斯政治经济改革中最具深远意义的举措，其核心就是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⁴⁶⁾该法明确规定，私人庄园中多于672英亩未开垦的土地将被没收；224—672英亩之间的土地如果有1/3闲置土地，将被没收；少于224英亩不管是否开垦的土地将不受影响。对于被征收者，政府将以年息3％、期限25年的“土地公债券”方式予以补偿，补偿金额以被征收者在1952年5月10日即土地改革法案提交议会之日前申报纳税的地价作为标准。⁽⁴⁷⁾阿本斯政府颁布并实施《土地改革法》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土地改革，发展资本主义方式的农业生产，增加危地马拉民众的购买力，扩展国内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为危地马拉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⁴⁸⁾

从实际效果来看，阿本斯的土地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经过土地改革，危地马拉10万个家庭——约占危地马拉1/6的人口——获得了急需的土地；与此同时，土地改革的进行并未影响危地马拉的农业生产，危地马拉经济基本保持繁荣。⁽⁴⁹⁾因此，阿本斯的土地改革顺应了危地马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危地马拉社会改革中最重要和最成功的组成部分。

尽管《土地改革法》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改革措施，但在美国政府看来，《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与实施是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迅速发展以及阿本斯政府日益受制于共产党的重要标志，美国舆论亦大肆渲染《土地改革法》的共产主义性质，声称阿本斯政府正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旨意强制实施土地政策，甚至将《土地改革法》描述为“莫斯科桑巴”，是共产主义旋律在危地马拉回荡的集中体现。⁽⁵⁰⁾鉴于此，美国立即做出反应。在7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中情局西半球分局声称，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法》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模式”，由此表明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该备忘录还认为，反阿本斯的军事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流亡洪都拉斯的阿马斯和潜伏在危地马拉城的卡洛斯·西蒙斯（Carlos Simons）是反政府武装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是美国可靠的朋友；阿马斯还得到了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和洪都拉斯总统加维斯的大力支持。基于上述分析，西半球分局建议全面实施“财富行动”计划，立即向反阿本斯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其他必要的支持。9月9日，中情局高层做出决定，加紧实施直接向阿马斯提供武器装备的计划。⁽⁵¹⁾由此可见，以阿本斯上台，尤其是以《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与实施为分水岭，美国密谋颠覆阿本斯政府的意图逐渐清晰。

实际上，根据史密斯批准的方案，中情局已于9月1日拟定了向反阿本斯的势力提供武器装备的时间表：从9月9日起，中情局将通过空运方式将武器装备运至尼加拉瓜，然后用卡车和轮船将这些武器装备运往危地马拉。中情局提供的武器装备包括：步枪、手枪、机枪、反坦克炮及与之配套的弹药、手榴弹、无线电话机等，预算费用增至24万美元。⁽⁵²⁾与此同时，联合果品公司亦踊跃参与“财富行动”计划的实施，同意使用联合果品公司的轮船协助中情局运送枪支弹药，并指派公司顾问托马斯·科科伦作为与中情局沟通的联络官。⁽⁵³⁾至此，运用军事支持手段推翻阿本斯政府的“财富行动”计划已经箭在弦上。

但中情局的武器支持方案尚未完全付诸实施就因国务院的反对而被迫中止。其实，美国国务院并不反对推翻阿本斯政府，之所以提出异议，是另有原因的。9月26日，尼加拉瓜向美国提出了一个组建中美洲国家集团以推翻阿本斯政府的计划，国务院认为，执行这样一个“具有军事冒险性质”的计划是不明智的，因为在竭尽全力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美国将无力在西半球卷入另一场战争。此外，尼加拉瓜的计划已经表明，直接向阿马斯提供武器装备的方案已经不可能秘密进行，付诸实施将是草率的行为。⁽⁵⁴⁾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务院看来，一旦美国提供武器支持的事情败露，无疑将摧毁美国长期苦心经营的“睦邻政策”，危及拉美国家对美国西半球领导地位的支持。⁽⁵⁵⁾由此可见，面对泄密的风险，国务院对向阿马斯提供武器装备持谨慎态度。

为协调武器支持方案及问题，国务院和中情局的主要官员于10月8日举行联席会议，尽管中情局仍力图继续实施武器支持方案，但国务院官员却表示，任何有关的行动均不应暴露“美国之手”，鉴于武器支持方案已经不可能秘密和安全地进行，因此应予中止，但作为推翻阿本斯的前期准备，中情局仍然可以向阿马斯提供秘密资金支持。在国务卿艾奇逊的建议下，杜鲁门总统遂下令暂停武器支持方案。⁽⁵⁶⁾与此同时，中情局继续根据“财富行动”计划向阿马斯提供秘密的资金援助。据中情局1952年12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的支持下，阿马斯已经在危地马拉秘密组建了暗杀集团（旨在暗杀危地马拉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和破坏集团（旨在暗中破坏交通和军事设施），并在政府、警察和军队中发展了相应的情报网，⁽⁵⁷⁾由此表明“财富行动”计划为美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做出了铺垫。

在酝酿和秘密实施“财富行动”计划的同时，美国还运用经济手段向危地马拉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实际上，在《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之后，美国就以“政治原因”为由逐步加强对危地马拉的出口管制政策。在10月14日的会谈中，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一致认为，针对危地马拉的出口管制政策（主要是出口许可证制度和数量限制措施）应继续实施，并对所有向危地马拉的出口申请进行“特别审查”，同时立即停止向危地马拉政府提供一切援助，目的就是促使阿本斯政府意识到危地马拉对美国的依赖性，进而按照美国的政策意志和方向调整对内对外政策。⁽⁵⁸⁾由此可见，在“成功行动”计划制定和实施之前，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考虑，美国已经对危地马拉实施了相应的经济制裁并试图运用经济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

总之，在美国政府看来，共产主义力量在危地马拉的广泛渗透与发展对美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危地马拉“为共产主义在美洲共和国的渗透提供了指导性的范例和模式，由此考验着美国抗击共产主义势力在拉丁美洲迅速扩展的能力”。⁽⁵⁹⁾换言之，美国政府坚信，共产党力量在危地马拉的发展表明国际共产主义“第一次将美国后院的国家作为颠覆的目标”，因而是共产主义全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对此决不应等闲视之。⁽⁶⁰⁾鉴于此，以“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为基点，消除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及其影响，维护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政治地位与安全利益，就成为美国对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1) Richard H．Immerman，The CIA in Guatemala：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2，pp．9-10．

(2)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3) 刘金质：《“冷战”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页。

(4) 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5)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6) 《国际条约集 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20—521页。

(7)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8)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第160页。

(9) 《国际条约集 1948—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67—71页。

(10)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ited as FRUS），1948，Vol．9，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193-194．

(11) Robert H．Holden and Eric Zolov，eds．，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Documentary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93．

(12)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88页。

(13) David Wise and Thomas B．Ross，The Invisible Government，New York：Bantam Books，1964，p．180．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14) Richard H．Immerman，The CIA in Guatemala，p．29．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ursu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Cold War，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8，p．2．

(15) 例如：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等高级官员，均同联合果品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参见Jason M．Colby，The Business of Empire：United Fruit，Race，and U．S．Expansion in Central Americ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pp．204-205．

(16) FRUS，1952-1954，Guatemala，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3，Introduction，p．23．

(17) 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第24页。

(18) John Gillin and K．H．Silvert，“Ambiguities in Guatemala”，Foreign Affairs，Vol．34，No．3，1956，p．473．

(19) Richard H．Immerman，“Guatemala as Cold War Histor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5，No．4，1980-1981，p．630．

(20) 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6．

(21)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第166页。

(22) 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5．

(23) FRUS，1952-1954，Guatemala，Introduction，pp．24-25．

(24) Richard H．Immerman，The CIA in Guatemala，p．105．

(25) Lars Schoultz，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U．S．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338．

(26)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 95页。

(27) FRUS，1952-1954，Guatemala，Introduction，pp．24-25．

(28) Richard H．Immerman，The CIA in Guatemala，pp．96，105．

(29) Stephen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Kinzer，Bitter Fruit：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New York：Anchor Press，1983，p．104．

(30) 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第28—29页。

(31) （美）艾米·伊·詹森：《危地马拉历史概况》，中国国际旅行社天津分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0—161页。

(32) N．J．F．Bowen and E．J．Hughes，“Guatemala 1954：Intervention and Jurisdic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No．1，1972，pp．80-81．

(33) 有关阿本斯执政后内政外交及其对待共产党态度的分析，参见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第22—29页。

(34) Piero Gleijeses，Shattered Hope：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4-195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149．

(35) 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第30—31页。

(36) 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10．

(37) FRUS，1952-1954，Guatemala，Introduction，p．26．

(38) 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15．

(39) 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第87页。

(40) FRUS，1952-1954，Vol．4，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3，pp．1031-1037．

(41) William Blum，Killing Hope：U．S．Military and CIA Interven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Monroe：Common Courage Press，1995，p．74．

(42) Scott D．Breckinridge，CIA and the Cold War：A Memoir， Westport：Praeger，1993，p．47．

(43) FRUS，1952-1954，Guatemala，pp．15-17．

(44) 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第94页。

(45)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第185页。

(46) Richard H．Immerman，“Guatemala as Cold War History”，p．634．James Callanan，Covert Action in the Cold War：US Policy，Intelligence and CIA Operations，London：I．B．Tauris，2010，p．118．

(47)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第180页。

(48) 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9．

(49) Piero Gleijeses，“The CIA's Paramilitar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An Assessment”，Cold War History，Vol．16，No．3，2016，p．295．

(50) Piero Gleijeses，Shattered Hope， p．233．

(51) FRUS，1952-1954，Guatemala，pp．20-22，30，33．

(52) 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第88—89页。

(53) Stephen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Kinzer，Bitter Fruit，p．102．

(54) FRUS，1952-1954，Vol．4，pp．1372-1375．

(55) 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15．

(56) FRUS，1952-1954，Guatemala，pp．29，33-35．

(57) FRUS，1952-1954，Guatemala，pp．54-55．

(58) FRUS，1952-1954，Vol．4，pp．1046-1048．

(59) FRUS，1952-1954，Vol．4，p．1079．

(60) Nick Cullather，Secret History：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1952-195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8-9．

Ⅱ
第二章
煞费周章：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设计

随着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1月上台执政，美国的“冷战”和遏制政策进一步强化。如果说杜鲁门政府时期是“冷战”的初始时期，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就是“冷战”渐次展开时期，遏制政策牢固地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冷战”阴霾几乎渗入美国对外政策的所有方面，“反共”成为回荡在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国会山等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最强音。在“冷战”渐次展开并逐步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敌视危地马拉的立场进一步强化，针对阿本斯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并伺机将其颠覆成为美国的政策首选。实际上，正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设计制订了系统的隐蔽行动计划，最终实现了颠覆阿本斯政府的目标。

一、山雨欲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评估

上台伊始，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将危地马拉局势视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在1953年2月18日举行的专门讨论拉丁美洲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新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Dulles）告诉艾森豪威尔，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传染病”已经预示着危机的降临，美国不应坐视不管，⁽¹⁾从而发出了中情局将寻求制订新的行动计划的信号。

危地马拉是一个中美洲小国，经济落后，地缘战略地位并不显著。而且，危地马拉国防和军事实力极弱，根本无法抵御美国的军事进攻，就连美国政府亦承认，即使危地马拉政府对美国采取敌视态度，允许美国的敌对势力使用其机场、港口以及其他设施和资源，美国动用一两个营的兵力就可以轻易夺取危地马拉的战略要地。⁽²⁾

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何将危地马拉局势纳入威胁美国安全的范畴？道理很简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影响力对于美国“冷战”旗手的国际地位构成了危险的挑战，共产主义力量在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扩展将给世人造成美国软弱无力的印象，美国的盟国将质疑美国权力的可信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始终将拉美地区视为拱卫美国安全的基石，拉美联盟是美国领导的对抗苏联集团的西方联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美国担心危地马拉局势的发展将严重损害美国精心构筑的美洲“冷战”联盟体系。在此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遂将阿本斯领导的危地马拉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³⁾

在搜罗所谓的“证据”时，阿本斯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被视为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进行渗透的关键例证。对于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出兵朝鲜的行为，阿本斯政府从一开始就持异议，不仅拒绝派遣雇佣军出兵朝鲜，而且公开批评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在艾森豪威尔看来，阿本斯接受了国际共产主义有关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荒谬说法，因此，阿本斯已经同苏联和中国勾结在一起。⁽⁴⁾实际上，阿本斯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是危地马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但却被美国刻意扭曲为共产主义向危地马拉渗透的风向标。

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更加直接和明确地将危地马拉局势的发展与“冷战”角逐的态势紧密联系起来。在“山姆大叔”看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利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溃败表明，“冷战”对抗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对西方不利的变化，自由世界的命运危若累卵。为扭转西方阵营在“冷战”较量中的颓势，美国决策者认为，自由世界急需一次胜利，以此阻遏苏联集团的进一步扩张，重振西方联盟的士气。⁽⁵⁾正是出于营造“胜利氛围”的考量，危地马拉成为一个合适的目标。在美国看来，危地马拉为实现一场立竿见影、鼓舞士气的胜利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良机，成功推翻阿本斯政府将可以向世界传递美国的实力形象，展示美国将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有效遏止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势头。⁽⁶⁾由此可见，除所谓国家安全因素之外，提振西方“冷战”联盟的团结、维护美国“冷战”旗手的地位，亦是美国策划颠覆阿本斯的重要考量。

与此同时，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仍在继续推进，力度逐渐增强。2月26日，阿本斯总统签署命令，宣布根据《土地改革法》，将征收联合果品公司在太平洋沿岸的约23．4万英亩的闲置土地，并以政府“土地公债券”的形式予以补偿。⁽⁷⁾这是危地马拉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征收联合果品公司占有的土地，因而立即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切。在3月5日的一份情报研究报告中，国务院明确指出，危地马拉《土地改革法》的政治意义就在于：该法“为增强共产党的控制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在政策制定以及《土地改革法》的具体实施中，危地马拉共产党“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美国政府看来，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共产主义有可能在美洲地区建立一个立足点，而对联合果品公司的进攻则是危地马拉共产党有利地位增强的突出标志。⁽⁸⁾

由此可见，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危地马拉《土地改革法》以及危地马拉局势的分析，包括对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的评估均带有明显的“冷战特征”。⁽⁹⁾与此同时，美国还担心其在拉美的霸权地位因危地马拉土地改革而遭受严重损害。一方面，美国认为，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有可能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其他拉美国家纷纷仿效，“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是一个强大的宣传武器，对中美洲邻国同样处境的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土地改革效应的蔓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¹⁰⁾因此，美国决策者坚信，危地马拉土地改革的连锁效应将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背景下，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危地马拉《土地改革法》及其实施本身，更关注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的作用，声称联合果品公司不过是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的“第一个牺牲品”，⁽¹¹⁾危地马拉土地改革是国际共产主义向中美洲渗透和扩张的重要体现。为此，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呼吁美国立即对危地马拉采取有效行动。⁽¹²⁾所有这些都表明，进入1953年以后，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危地马拉的政策将发生巨大变化。总之，正是由于所谓共产主义力量在危地马拉的蔓延“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并“对西半球的团结以及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¹³⁾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决意对危地马拉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将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威胁扼杀于摇篮，这就是“成功行动”计划出台的大背景。

尽管美国并非完全出于维护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而决定推翻阿本斯，但联合果品公司确实通过发起大规模的舆论攻势，成功地将美国的公众舆论聚焦于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问题，从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形成强大的压力，对美国的政策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宣传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联合果品公司公共关系顾问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L．Bernays）就坚信，通过发起旨在抹黑危地马拉政府的宣传运动，可以决定性地削弱阿本斯政权，并为加速阿本斯政权的崩溃制造舆论和媒体焦点。⁽¹⁴⁾为此，伯奈斯组织《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著名媒体发表一系列文章，渲染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1953年初，联合果品公司提供资金，邀请美国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前往危地马拉进行所谓实地调查。根据联合果品公司的安排，美国的报纸杂志接连发表相关报道，将危地马拉描绘成共产主义控制的苏联傀儡。⁽¹⁵⁾此外，联合果品公司还雇佣杜鲁门政府时期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普鲁伊尔·布雷登等著名人士作为公司代言人，通过发表巡回演讲、主持会议和论坛等方式，鼓噪危地马拉的紧张局势，呼吁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措施阻止共产主义占领危地马拉，从而加深了美国公众对危地马拉政府性质及其政策意图的担忧与恐惧。⁽¹⁶⁾联合果品公司的舆论攻势严重影响甚至误导了美国的舆论，导致美国社会根本无法知晓危地马拉的真相，美国媒体关于阿本斯的报道几乎全部是负面的。⁽¹⁷⁾可见，通过制造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威胁的媒体焦点，联合果品公司的舆论战助推了美国政策决策的进程。

正是基于“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的考虑，以及应对危地马拉局势新发展的需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3月18日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主持下举行了第137次会议，确立了美国新的拉丁美洲政策框架。在一片遏制共产主义向拉美渗透的喧嚣声中，会议通过了题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目标与行动步骤”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4/1号文件（以下简称“第144/1号文件”，NSC 144/1），明确规定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削弱并消除美洲国家内部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反美颠覆势力的威胁”；作为与此相关的行动步骤，美国应通过政治谈判、经济援助及其他有效方式，鼓励有关国家采取单独或集体行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或其他反美势力的内部颠覆活动；除此之外，美国的新闻机构也应结合美国的政策和战略目标，针对拉美国家展开特别的心理战和宣传战，尤其应当着力渲染苏联帝国主义、国际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反美势力的极端危险性。⁽¹⁸⁾由此可见，与美国拉美政策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相适应，“第144/1号文件”将美洲事务“完全纳入了美苏对抗的范畴”，⁽¹⁹⁾遏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威胁成为美国拉美政策的首要目标，打造稳定的“冷战”后方基地，确保美国对拉美的全面控制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拉美政策的基本内涵。进而言之，“以‘第144/1号文件’为标志，美国的拉美政策具备了反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²⁰⁾。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危地马拉局势的发展，“第144/1号文件”的关键意义就在于确立了美国拉美政策的基调，为美国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维护美洲稳定的政策引领下设计制订“成功行动”计划奠定了基础。⁽²¹⁾

另一方面，阿本斯政府也明显意识到美危关系正在不断恶化，为此，危地马拉驻美大使托列略于3月25日在华盛顿同国务院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卡伯特（John M．Cabot）举行了一次会谈，就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交换了看法。托列略明确指出，美国政府过高估计了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美国舆论对危地马拉的指责也是完全错误的。卡伯特则一再强调，共产主义对危地马拉政府的渗透是美国高度关注的“中心问题”“关键问题”和“基本问题”，一旦共产主义问题得以消除，美危两国间的其他“次要问题”（包括联合果品公司问题）都将不难解决。⁽²²⁾通过这次会谈，美国进一步表达了对危地马拉共产主义问题的立场，竭力辩称美危关系恶化的症结就在于共产主义对危地马拉的渗透，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决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消除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的政策意图。

与此同时，危地马拉的局势仍在继续发展。4月4日，危地马拉政府以其他中美洲国家试图侵略危地马拉并缔结反对危地马拉的军事联盟为由，宣布退出中美洲国家组织。但在美国方面看来，危地马拉退出中美洲国家组织的真实原因是：在即将于4月16日举行的中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上，萨尔瓦多将提议讨论并通过一项反对共产主义的决议，而危地马拉政府显然不愿参加此种讨论。这就再一次证明“共产主义势力在危地马拉取得了胜利”，因为共产主义一直竭力反对中美洲国家组织。⁽²³⁾鉴于此，美国决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4/1号文件”所确立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步骤，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以期在中美洲国家组织的框架内加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敦促有关国家“采取行动以反对共产主义在中美洲地区的渗透”。在美国的积极鼓动和支持下，中美洲国家组织其余成员国（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于7月11—12日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谴责共产主义向中美洲国家和地区渗透的决议，这就是“马那瓜决议”（Resolution of Managua），⁽²⁴⁾由此增强了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压力和外交攻势，并从另一个层面推动了美国在中美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外交努力以及“成功行动”计划的酝酿出台。

为进一步评估危地马拉局势的最新发展并为美国对危政策的最终确立提供依据，美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于5月19日再次提出了一份由中情局负责起草的有关危地马拉政治局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IE—84）。该报告认为，只要阿本斯仍然执政，共产党与危地马拉政府的政治联盟就将继续支配危地马拉的政治发展，而《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则“增强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并“为共产党的有组织的活动开辟了新的领域”。该报告进而指出，共产党目前的政治目标不是公开或直接地控制危地马拉，而是“寻求削弱并消除危地马拉与美国的盟国关系，将危地马拉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的有效（尽管是间接控制的）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在共产党的支持和推动下，“危地马拉政府正频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展示独立于美国领导地位的政策立场”，因而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²⁵⁾由此可见，与1952年3月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相比，1953年5月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更加注重从美国领导地位的角度分析危地马拉政治局势的影响，从而表明美国反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以及共产主义渗透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美国的“冷战”领袖地位，捍卫美国在中美洲乃至拉丁美洲的霸权。

二、秘密路线图：“9·11备忘录”的出笼

作为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议的回应，助理国务卿卡伯特和中情局负责计划的副局长弗兰克·威斯纳（Frank G．Wisner）从3月起定期举行会商，主要议题就是考虑针对阿本斯政府展开心理战的可能性，并为此进行必要的政策准备。⁽²⁶⁾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中情局和国务院就危地马拉局势以及美国的应对之策达成进一步共识。在此基础上，中情局开始着手制订通过隐蔽行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计划。5月1日前后，酝酿危地马拉行动计划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在威斯纳的办公室举行，中情局西半球分局局长考德威尔·金（J．Caldwell King）重点汇报了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情报和行动资源，认为中情局在危地马拉的力量非常薄弱。因此，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将面临严峻挑战，中情局应进行周密准备。⁽²⁷⁾由此可见，艾森豪威尔执政之后，颠覆阿本斯政权迅即被纳入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秘密行动计划的制订随之启动。

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策划之后，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于8月12日授权中情局将针对危地马拉的隐蔽行动作为“最优先的考虑”，该行动由中情局负责组织实施并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可寻求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必要支持”，从而为中情局开启了制订和实施针对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计划的“绿灯”。⁽²⁸⁾另一方面，在反思危地马拉反政府领导人西蒙斯于3月组织的一次流产的“萨拉马（Salama）暴动”时，中情局意识到，“原定的军事行动计划如果仓促付诸实施，将极少有机会或没有机会取得成功”；此外，通过对阿马斯力量的评估，中情局认为，以阿马斯的军事行动为中心的“财富行动”计划是不切实际的，阿马斯的力量只能在适当和有限的范围内加以利用，因此，中情局必须改变行动方式，“择机发动心理战”以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²⁹⁾在获得正式授权并权衡新的局势发展的背景下，中情局开始全面筹划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新的隐蔽行动计划。

在制订具体方案的同时，中情局还进行了两项重要的前期准备工作：首先，威斯纳与考德威尔·金等人于8月27日举行专门会议，一致认为“危地马拉局势是目前中情局优先考虑的首要问题”，同时应确保美国在行动中的角色安全。⁽³⁰⁾第二，9月1日，威斯纳同即将就任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的约翰·普里福伊（John E．Peurifoy）举行会谈，威斯纳明确指出，鉴于阿本斯政府同共产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危地马拉的局势明显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因此，中情局已经获得授权并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反对阿本斯政府，推动危地马拉政权向着民主的方向转变。为达到这一目的，中情局希望得到美国驻危使馆的必要支持。普里福伊认为，面对局势的发展，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是必要的，承诺将全力支持中情局的行动计划。⁽³¹⁾随着行动授权的获得以及前期准备工作的进行，中情局旨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计划也逐渐孕育成熟。

1953年9月11日，中情局计划处制定了针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第一个新的隐蔽行动方案备忘录，此即“行动总计划”（General Plan of Action）备忘录（以下简称“9·11备忘录”，Memorandum of September 11），⁽³²⁾其主要内容为：

（一）关于“行动总计划”的起因

“9·11备忘录”首先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危地马拉已经变成受莫斯科影响的共产主义在中美洲的最主要的活动基地”，在反美的阿本斯总统的支持下，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内阁以下的政府关键部门，因此，危地马拉已经构成了“对西半球团结以及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此外，共产主义颠覆活动已扩展并越过危地马拉边境，包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在内的有关邻国深感忧虑，并向美国表达了对危地马拉局势的严重关切。

“9·11备忘录”进而强调，由于共产主义颠覆势力正控制着泛美圈内的危地马拉，且危地马拉奉行旨在损害美国利益的进攻性的反美政策，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危政策立场。中情局经授权已经将削弱并消除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作为“最优先的行动目标”，并将会同国防部、国务院以及政府其他部门，共同采取措施以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

就前期的反阿本斯行动而言，“9·11备忘录”认为，流亡洪都拉斯的阿马斯所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是中情局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但中情局原先设想的以阿马斯为主要力量的军事行动计划却因种种原因被无限期推迟。根据危地马拉目前的局势——阿本斯政府地位的增强以及反政府活动的减弱，原定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完全过时，美国必须确立新的政策思路，全面彻底地调整行动计划以应对日益不利的局面。

“9·11备忘录”认为，为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中情局重新设计的行动方案将是一个“公开和隐蔽行动相结合的、总体的、全面的计划”，包括精心策划的隐蔽心理战计划、隐蔽政治行动计划、暗中破坏计划以及其他相关行动等。以新的政策思路作为基础，“9·11备忘录”对“行动总计划”框架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并做出了具体的行动安排。

（二）“行动总计划”的具体安排

1．支持性官方压力。“9·11备忘录”强调，美国政府必须从现在起就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采取一种强硬的、批评性的态度，必须适时创造和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对危地马拉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并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执行者：国务院）。

2．通过官方渠道败坏危地马拉的名誉。“9·11备忘录”认为，美国应不断以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或有关外长会议为威胁，公开宣布会议的目的就是讨论危地马拉借助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对西半球的团结与安全所构成的危害（执行者：国务院）。为此，美国应加紧搜集相关的证据，包括无中生有和捏造的证据（执行者：中情局和国务院）。

3．对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军事援助。“9·11备忘录”指出，“为孤立危地马拉，美国应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签订军事援助协定”，并派遣军事使团前往上述国家监督军事援助协定的实施，助推总体行动的展开（执行者：国务院和国防部）。

4．停止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9·11备忘录”认为，美国军事使团应选择适当时机撤离危地马拉，⁽³³⁾停止向危地马拉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用于军事目的的工业产品（执行者：国防部和国务院）；除此之外，美国还应采取一切手段，设法阻止危地马拉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武器装备以及相关的工业产品（执行者：国务院）。

5．经济压力。“9·11备忘录”指出，鉴于危地马拉经济的对外依赖性，美国应对危地马拉的石油供应、海上运输以及关键的进出口商品采取隐蔽经济战；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美国政府可运用真实的或捏造的有关共产主义侵略和颠覆的证据，以期引导美洲国家对危地马拉采取多边的经济制裁（执行者：中情局和国务院）。

6．心理战。“9·11备忘录”强调，在利用相关的流亡集团以及危地马拉内部的反共产主义组织的同时，美国必须加速推进以其他拉美国家为基地，以反对并推翻危地马拉现政府为目标的心理战行动。为扩大并强化心理战的效果，隐蔽的心理战计划可以采用各种特殊手段，包括制造谣言、散布宣传手册和招贴画以及其他的颠覆性宣传活动等（执行者：中情局）。

7．政治行动。“9·11备忘录”认为，作为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美国必须加紧实施对危地马拉军队领导人、政府官员以及其他政治人物的策反工作（执行者：中情局）。

8．准军事行动。“9·11备忘录”指出，鉴于阿马斯集团是反政府力量的核心，因此必须在适当条件下加以利用，并通过其公开或隐蔽的活动削弱阿本斯政府的士气。此外，还可利用阿马斯集团向危地马拉城发动闪电式军事行动并控制电力和通讯中心；为进一步证明阿马斯集团的存在并博得广泛的支持，应在危地马拉制造特定的颠覆与破坏活动。美国应立即重新审察阿马斯的计划，并使其与美国公开或隐蔽的行动过程相配合（执行者：中情局，并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提供适当的支持）。

9．加强中情局危地马拉站。“9·11备忘录”强调，为确保隐蔽行动计划的成功，美国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增强中情局危地马拉站的力量，以便其发起并指导实施持续性的心理战和其他秘密行动（执行者：中情局，优先事项）。

“9·11备忘录”最后指出，“行动总计划”将在8个月内完成，预计整个隐蔽行动计划将耗资约300万美元。

9月15日，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初步批准了“9·11备忘录”所设计的隐蔽行动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成功行动”计划（Operation PBSUCCESS）。9月18日，中情局高层举行专门会议讨论“9·11备忘录”，包括杜勒斯在内的与会人员一致认为，“9·11备忘录”的构想是“完全可靠和切实可行的”，应立即付诸实施。⁽³⁴⁾从政策设计和制定过程来看，“9·11备忘录”是中情局针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设计制订的第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立体性质的隐蔽行动计划，构筑了“成功行动”计划的主体框架。

首先，“9·11备忘录”明确规定“成功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就是消除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及其对拉丁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影响，从而集中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并具有明显的“冷战”特征，标志着“成功行动”计划的正式确立。在美国看来，拉丁美洲不仅是美国的战略后院，而且还是事关世界力量对比的重要地区，⁽³⁵⁾鉴于此，美国决不会允许拉丁美洲地区出现反美的共产主义力量；在“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更是将拉丁美洲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后方。正是基于“冷战”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考虑，美国认为，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增强已经对美国的安全及后院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并将直接损害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布局，“保护西半球并抵御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³⁶⁾就成为美国设计制定“成功行动”计划的主要动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9·11备忘录”为基础的“成功行动”计划是“美国的冷战武器之一”。⁽³⁷⁾与此同时，“9·11备忘录”的出台和“成功行动”计划的批准也再次有力地证明，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抗衡国际共产主义的战略与政策中，除大规模报复战略之外，“隐蔽行动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³⁸⁾是美国实施“冷战”战略的重要手段。

其次，“9·11备忘录”以“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作为基本政策依据，就针对危地马拉的全方位的隐蔽行动做出了详细周密且层次清晰的安排，从而为“成功行动”计划提供了政策指导并设计了基本的路线图。⁽³⁹⁾“9·11备忘录”以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作为主要依托，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层次对“成功行动”计划进行了整体规划，力图借助隐蔽行动并辅之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来实现美国的政策和战略目标，从而为“成功行动”的具体实施提供基本的政策指导。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根据“9·11备忘录”的政策设计，“成功行动”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以中情局为主导，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广泛参与的行动方案，因为美国深知，旨在补充中情局隐蔽行动的公开措施对于“成功行动”计划是至关重要的。⁽⁴⁰⁾实际上，美国一手策划的密谋推翻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基本上是按照“9·11备忘录”设计的政策原则和路线图有序推进的，因此，以“9·11备忘录”为基础的“成功行动”计划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利用隐蔽行动以贯彻对外政策的重要例证”。⁽⁴¹⁾

总之，隐蔽行动具有很强的风险性，因此，精心的设计与细节的安排是实施隐蔽行动的重要前提与保障。“9·11备忘录”为“成功行动”计划设计制定了基本的政策原则、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其涉及范围之广、行动力度之大、综合手段之多在美国隐蔽行动的演进史上堪称史无前例。⁽⁴²⁾尽管“9·11备忘录”只是主要勾画政策原则和路线图，但其设计的严密与周详已经足以表明美国颠覆阿本斯的意志和决心。因此，“9·11备忘录”标志着美国旨在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消除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进而维护后院安全的隐蔽行动计划正式形成，并从政策设计的层面强劲展示了隐蔽行动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突出地位。

三、打磨细节：“11·12备忘录”的阶段性安排

在“成功行动”计划启动并具体实施的同时，中情局根据隐蔽行动的进展和需要，逐步完善“9·11备忘录”的政策设计，并于1953年11月12日提出进一步的政策构想，此即“11·12备忘录”——“成功行动”计划设计过程中的第二个行动方案备忘录。⁽⁴³⁾

“11·12备忘录”首先进一步明确了“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目标，即：1．通过隐蔽手段消除共产党控制的危地马拉政府所造成的威胁；2．通过隐蔽手段建立并维持一个亲美的危地马拉政府。“11·12备忘录”进而指出，共产主义势力已经牢牢扎根于危地马拉，对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成功行动”计划必须立即全面实施。

为实现美国既定的政策目标，“11·12备忘录”以“9·11备忘录”的政策原则和路线图作为基础，对“成功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做出了更为细致的阶段性安排。

第一阶段：人员配备和力量评估。这一阶段是“成功行动”计划的组织准备阶段，其主要任务是配备各方面的行动参与人员，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任命“特别代表”具体负责“成功行动”计划的组织实施，并对友方和敌方力量进行综合评估与分析。

第二阶段：创造启动条件。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行动总部，在危地马拉国内展开离间和策反行动，利用一切手段在国内外败坏危地马拉政府的名誉，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签署军事协定，开始向危地马拉施加经济压力，并启动准军事力量的组建与培训。

第三阶段：增强行动规模。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使用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煽动反对阿本斯政府的情绪，增强反政府的力量；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的力度，以制造最大限度的政治经济困难；联合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共同施加外交压力；加速危地马拉邻国的军事集结以制造紧张局势，加强准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并启动暗中破坏计划。

第四阶段：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制造富有攻击性的谣言，目的就是强化心理攻势，煽动战争恐慌，同时频繁制造或威胁制造暗中破坏事件，以期在关键时刻对危地马拉政府、军队和民众形成规模性、高强度的心理压力。

第五阶段：最后摊牌。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实施进攻性的破坏计划以及宣传战和心理战计划，准军事力量进入危地马拉并宣布夺取政权。

第六阶段：巩固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组建并支持危地马拉新政府，颁布新的政府法令，清除共产主义势力，鼓励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宣布承认危地马拉新政府，并由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成功行动”计划结束。

11月16日，中情局高层举行专门会议，再度审议“9·11 备忘录”，尤其是“11·12备忘录”设计的“成功行动”计划及其阶段性安排。在会谈中，艾伦·杜勒斯重申“成功行动”计划是中情局“最优先的行动考虑”，并在原则上批准了“11·12备忘录”的阶段性行动安排，同时强调有关的具体行动可视计划的进展情况予以调整。⁽⁴⁴⁾“11·12备忘录”的意义就在于：该备忘录以“9·11备忘录”为基础，进一步明确提出“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目标就是以隐蔽行动的方式消除危地马拉共产主义的威胁，扶植一个亲美政府，从而使“成功行动”计划的战略意图更加清晰；与此同时，该备忘录对“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步骤以及阶段性目标做出了更加详细的安排，从而为以隐蔽行动为主要方式的“成功行动”计划的渐次铺开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政策指导。至此，在周密酝酿之后，以“9·11备忘录”为政策基础和主体框架，以“11·12备忘录”为具体行动步骤，美国基本完成了“成功行动”计划的设计和制定工作，旨在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随即有条不紊地展开。

四、设点布局：“成功行动”计划的组织准备

根据“9·11备忘录”和“11·12备忘录”的安排，中情局首先加强了对危地马拉共产党的情报搜集，目的就是为“成功行动”计划的进一步展开提供情报支撑。1953年12月，中情局起草一份题为《敌人的性质》（Nature of the Enemy）的报告，从政治领导者、情报资产、宣传资产、军事和准军事资产等四个方面，综合评估了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与动态。在这份报告中，中情局力图论证危地马拉共产主义运动的源远流长，以及危地马拉共产党与苏联的紧密联系，以期为国际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渗透提供所谓的依据。⁽⁴⁵⁾

在“成功行动”计划获得批准之后，中情局立即加紧配备隐蔽行动的参与人员，包括从事秘密宣传、秘密通讯和秘密培训的隐蔽行动人员。⁽⁴⁶⁾1953年12月23日，杜勒斯向中情局中美洲各站下达指令，要求其全力配合并支持“成功行动”计划的组织实施，强调“成功行动”计划将是中美洲各站的“最优先行动目标”，并由设在佛罗里达州的“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统一指挥与协调。⁽⁴⁷⁾按照杜勒斯的指示，中情局随即开始从隐蔽行动人员和组织机构配备等方面加紧展开组织准备工作，以期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做出相应准备。

根据杜勒斯的提议，具有丰富行动经验的中情局副局长弗兰克·威斯纳受命担任“成功行动”计划总指挥，坐镇位于华盛顿地区的中情局总部。⁽⁴⁸⁾中情局首尔站站长艾伯特·哈尼（Albert Haney）在朝鲜半岛与共产党打过交道，并成功组建秘密行动组，拥有丰富的隐蔽行动经历，于是他调任“成功行动”计划现场指挥，坐镇“成功行动”计划总部，负责具体行动的协调和组织。⁽⁴⁹⁾

在抵达佛罗里达州之后，哈尼立即着手组建设在迈阿密海军航空基地的“成功行动”计划总部，配备行动人员。例如：哈尼任命中情局资深雇员爱德华·亨特具体负责“成功行动”计划的政治行动，戴维·菲利普斯负责无线电广播宣传。⁽⁵⁰⁾在准军事行动方面，哈尼将其在韩国最得力的助手，曾在敌后从事过隐蔽军事行动而具有丰富经验的小威廉·罗伯逊（William A．Robertson，Jr．）调入“成功行动”计划班子，专门负责培训危地马拉的反政府武装人员。除此之外，富有传奇色彩的隐蔽行动专家、中情局柏林站资深特工亨利·赫克舍（Henry Hecksher）在中情局和“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的精心安排下，以伪装身份秘密潜入危地马拉，负责搜集一线情报，目的就是在危地马拉站之外开辟新的情报来源。⁽⁵¹⁾

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进程中，中情局危地马拉站是一个重要环节，但危地马拉站站长伯奇·奥尼尔（Birch O'Neill）并不相信阿本斯的土地改革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对虚张声势的隐蔽行动持特别谨慎的态度。对此，杜勒斯大为不满，于1954年年初下令撤掉奥尼尔，启用没有多少情报工作经验但更加听话的约翰·多尔蒂（John Doherty）取而代之，⁽⁵²⁾目的就是确保政令畅通，推动危地马拉站在“成功行动”计划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为隐藏“美国之手”，哈尼加紧在危地马拉及其邻国展开隐蔽行动布局。在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支持下，哈尼在尼加拉瓜建立了两个训练基地：一个设在索摩查的庄园，主要对约150名危地马拉流亡分子进行破坏和爆破训练；另一个训练基地设在马那瓜湖畔的一个火山岛上，对其余约150名流亡分子以及雇佣军进行武器装备使用的训练。此外，作为实施空中打击的预期准备，哈尼还将大约由12名流亡分子组成的飞行小组派到大西洋沿海的一个简易机场，由中情局特工对其进行专门的空投和轰炸训练。⁽⁵³⁾

在秘密电台及通讯网络的设置和布局方面，哈尼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附近建立了一个秘密无线电台；在危地马拉周围设置5个隐蔽通讯站，其中，在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洪都拉斯各设1个，另外两个则秘密设在危地马拉境内，其中的1个就设在美国大使馆。这些电台或者安装了干扰设施，或者按计划用与危地马拉常规电台相同的波长进行秘密广播。此外，哈尼还在远离洪都拉斯大西洋沿岸的天鹅岛上设立一个备用转播台，以备不时之需。⁽⁵⁴⁾

在掩护性公司的设置方面，为便于向反阿本斯的势力提供武器装备并掩人耳目，中情局出资10万美元注册了一个徒有虚名的军火公司——国际军火公司。除此之外，中情局还以企业家出资的名义，于1953年12月设立一个以医疗机构作为掩护的“慈善基金会”，通过其向阿马斯领导的所谓“解放军”提供飞机等装备，以及其他资金支持。例如：“成功行动”计划实施期间所使用的飞机，名义上由尼加拉瓜政府购买，实际上由中情局出资。⁽⁵⁵⁾

在隐蔽经济行动方面，中情局挑选有关商界人士组成一个“纽约商人小组”，目的就是制造危地马拉的进口短缺，削减危地马拉的出口收入，向危地马拉施加隐蔽经济压力，造成经济恐慌和心理压力，进而策应中情局隐蔽行动的逐步展开。⁽⁵⁶⁾

为支持“成功行动”计划的有效展开，约翰·杜勒斯当家的美国国务院亦紧锣密鼓地进行人员调整和配置，以便相机策应“成功行动”计划。尽管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鲁道夫·舍恩菲尔德（Rudolf Schoenfeld）强烈反对阿本斯，但作为职业外交家，舍恩菲尔德又不愿帮助推翻危地马拉政府，为此，杜勒斯遂以普里福伊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杜勒斯还任命具有一定秘密行动经验并任职于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局的怀廷·威劳尔（Whiting Willauer）取代约翰·欧文（John D．Erwin）出任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其主要任务就是为反阿本斯的空中力量安排训练场地并提供培训指导。此外，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卡伯特（John M．Cabot）尽管是反共产主义者，但并不真心认为危地马拉政府受国际共产主义的支配与操控，且对“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行动方式持有异议，为此，在加拉加斯会议开幕的当天，即1954年3月1日，杜勒斯任命亨利·霍兰（Henry F．Holland）取代卡伯特。⁽⁵⁷⁾由此可见，围绕“成功行动”计划，美国国务院进行了新的人员布局，清理了对隐蔽行动持有不同看法的相关人员，排除了有可能影响“成功行动”计划的人事隐忧，从外交人员的安排上为配合“成功行动”计划的全面实施做好了充分准备，再次体现了美国为颠覆阿本斯政府所做的精心安排。

至此，中情局、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在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掩护性公司的设立等方面完成了“成功行动”计划的相关组织准备；而且，相关的准备工作及其周密性既体现了“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特征，更昭示了美国颠覆阿本斯的决心和意志。

(1) 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ursu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Cold War，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8，pp．15-16．

(2)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ited as FRUS），1952-1954，Vol．4，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3，pp．1078-1079，1083-1084．

(3) Nick Cullather，Secret History：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1952-195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4．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18．

(4) 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New 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63，pp．421-422．

(5) Robert R．Bowie and Richard H．Immerman，Waging Peace：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4，135．

(6) Michael Grow，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21．

(7) 1954年2月24日，危地马拉政府再次宣布以同样方式征收了联合果品公司濒临加勒比地区的约17．2万英亩的闲置土地，见FRUS，1952-1954，Vol．4，pp．1056-1058．

(8) FRUS，1952-1954，Guatemala，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3，pp．70-78．

(9) Richard H．Immerman，“Guatemala as Cold War Histor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5，No．4，1980-1981，pp．634，638．

(10) Piero Gleijeses，Shattered Hope：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4-195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365．

(11) Richard H．Immerman，The CIA in Guatemala：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2，p．126．

(12) FRUS，1952-1954，Guatemala，p．79．

(13) FRUS，1952-1954，Guatemala，p．450．

(14) Stephen Kinzer，Overthrow：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New York：Times Books，2006，p．134．

(15) Edward L．Bernays，Biography of an Idea：Memoirs of Public Relations Counsel Edward L．Bernays，New York：Simon＆Schuster，1965，pp．758-762．

(16) Stephen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Kinzer，Bitter Fruit：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New York：Anchor Press，1983，pp．88-90．Richard H．Immerman，The CIA in Guatemala，pp．127-128．

(17) Stephen Kinzer，The Brothers：John Foster Dulles，Allen Dulles，and Their Secret World War，New York：Times Books，2013，p．167．

(18) FRUS，1952-1954，Vol．4，pp．6-9．

(19) Stephen G．Rabe，“Dulles，Latin America，and Cold War Anticommunism”，in Richard H．Immerman，ed．，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162．

(20) Stephen G．Rabe，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p．59．

(21) FRUS，1952-1954，Guatemala，p．450．

(22) FRUS，1952-1954，Vol．4，pp．1058-1060．

(23) FRUS，1952-1954，Vol．4，p．14．

(24) FRUS，1952-1954，Vol．4，pp．14，1069．

(25) FRUS，1952-1954，Vol．4，pp．1061-1071．

(26) Nick Cullather，Secret History， pp．32-33．

(27) John Prados，Safe for Democracy：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Chicago：Ivan R．Dee，2006，p．108．

(28) FRUS，1952-1954，Guatemala，pp．86-87．

(29) FRUS，1952-1954，Guatemala，pp．1，97，99，101．

(30) FRUS，1952-1954，Guatemala，p．92．

(31) FRUS，1952-1954，Guatemala，pp．93-94．

(32) FRUS，1952-1954，Guatemala，pp．102-109．

(33) 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美国最终决定军事使团暂不撤离危地马拉，理由是：1．军事使团的撤离将使危地马拉军队无法获得美国的帮助并丧失反对政府的信心；2．军事使团的存在可作为向危地马拉军队展开宣传攻势的正常渠道。总之，美国军事使团继续滞留危地马拉将会“更为有利”。见FRUS，1952-1954，Guatemala，p．272．

(34) FRUS，1952-1954，Guatemala，pp．109-110，112-113．

(35) 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p．420．

(36) FRUS，1952-1954，Guatemala，p．378．

(37) FRUS，1952-1954，Guatemala，p．258．

(38) Richard H．Immerman，The CIA in Guatemala， p．14．

(39) 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

(40) James Callanan，Covert Action in the Cold War：US Policy，Intelligence and CIA Operations，London：I．B．Tauris，2010，p．125．

(41) FRUS，1952-1954，Guatemala，Preface，p．4．

(42) James Callanan，Covert Action in the Cold War，p．126．

(43) FRUS，1952-1954，Guatemala，pp．136-139，155．

(44) FRUS，1952-1954，Guatemala，pp．140-142．

(45) 有关对《敌人的性质》的分析评价，以及对危地马拉共产党发展历程的论述，参见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4页。

(46) FRUS，1952-1954，Guatemala，pp．122-123．

(47) FRUS，1952-1954，Guatemala，p．158．

(48) 中情局成立之初的办公地点设在华盛顿地区的林肯纪念碑附近，1961年后，中情局总部搬迁到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交界处的波托马克河边的兰利。

(49) Stephen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Kinzer，Bitter Fruit，p．109．

(50) 有关“成功行动”计划组织机构的安排与分工，参见James Callanan，Covert Action in the Cold War，p．199．

(51) John Prados，Presidents' Secret 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Ⅱ through the Persian Gulf，Chicago：Ivan R．Dee，Publisher，1996，p．101．

(52) John Prados，Safe for Democracy，p．110．Stephen Kinzer，The Brothers，p．165．

(53) David Wise and Thomas B．Ross，The Invisible Government，New York：Bantam Books，1964，pp．185-186．

(54) Stephen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Kinzer，Bitter Fruit，p．114．

(55) David Wise and Thomas B．Ross，The Invisible Government，p．191．Stephen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Kinzer，Bitter Fruit，p．115．

(56) James Callanan，Covert Action in the Cold War，p．126．

(57) John Prados，Presidents' Secret Wars，p．101．Stephen Kinzer，The Brothers，p．165． FRUS，1952-1954，Guatemala，p．214．

Ⅲ
第三章
解数尽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渐次展开

通过隐蔽行动颠覆阿本斯政权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定的战略目标，是美国为维护“冷战”后院的稳定，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地区扩张的重大战略举措。在完成了政策设计以及相关的组织准备工作之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遂依据“9·11备忘录”和“11·12备忘录”擘画的政策原则和路线图，按照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既定方针，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手段，逐步实施“成功行动”计划。一时间，中美洲大地阴霾笼罩，波谲云诡，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次美国精心策划的政权颠覆在迷雾之中渐次展开，一场美国导演的隐蔽行动大戏拉开了帷幕。在准军事打击行动正式启动之前的渐次展开阶段，“成功行动”计划主要围绕支持性官方压力、隐蔽宣传行动和宣传战、隐蔽政治行动、经济战、准军事行动的准备等领域稳步推进，通过公开和隐蔽手段叠加的综合方式，以期对阿本斯政府形成强大压力，推动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

一、支持性官方压力

支持性官方压力（即充分利用公开的政策行动，包括公开的外交行动以支持美国在危地马拉的隐蔽行动）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9·11备忘录”为基础的“成功行动”计划获得批准之后，美国立即对危地马拉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尽管负责美洲事务的时任助理国务卿的卡伯特对美国实施隐蔽行动政策决策持有异议，但作为国务院官员，卡伯特不得不按照美国的政策方针和行动部署做出表态。在1953年10月14日的一次演讲中，卡伯特公开声称，“至此美国在全世界抵抗共产主义侵略和颠覆之际，任何公开玩弄共产主义把戏的（美洲国家）政府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积极合作”⁽¹⁾，由此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正式向危地马拉施加公开的官方压力。除向阿本斯政府发出严重警告信号之外，卡伯特的讲话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即：为国务卿杜勒斯在加拉加斯会议上强行通过专门针对危地马拉的决议打头阵。⁽²⁾

与公开的官方压力相呼应，美国新任驻危大使普里福伊在到任后就立即采取了一次“最富戏剧性的主动进攻行动”⁽³⁾。1953年12月16—17日，普里福伊与阿本斯进行了一次长达6小时的通宵会谈，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争论。阿本斯明确表达了对联合果品公司的厌恶之意以及对共产党领导人的钦佩之情，重申共产主义并没有构成对危地马拉的威胁。普里福伊则强调共产主义的渗透以及影响的扩大是导致美危关系难以改善的首要问题，声称美危分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土地改革的原则，而在于土地改革的管理，即正是危地马拉共产党主导并控制了《土地改革法》的制定与实施；普里福伊最后恐吓称，为阻止共产主义威胁自由世界，美国人民已经付出了鲜血和高昂的代价，并将继续为之不懈奋斗。在12月17日致国务院的函电中，普里福伊据此得出结论，即“正常的方法对危地马拉已经不起作用”。12月23日，普里福伊再次致电国务院，重申鉴于正常的外交途径已不足以应对危地马拉局势，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措施以使阿本斯政府难以为继，进而推动危地马拉的政治变化并为此“创造有利的条件”。⁽⁴⁾

由此可见，通过与阿本斯的会谈，普里福伊无疑发出了一个强硬的信号：美国政府将不惜采取一切措施遏制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渗透与扩张。鉴于普里福伊曾经参与美国在希腊的隐蔽行动，具有一定的隐蔽行动经验，更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因此，华盛顿派遣普里福伊前往危地马拉担任大使的首要目的就是从外交渠道向阿本斯政府施加公开的压力，协助“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⁵⁾普里福伊不辱使命，上任之初就向阿本斯施加了强大的外交攻势。

为进一步表明美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在1954年1月16日同即将离任的危地马拉驻美大使托列略（回国就任外交部长）的会谈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再次向阿本斯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明确表示美国“已决意阻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危地马拉政府正在遭受共产主义的渗透，因此，美国不可能同公开支持共产主义的政府展开合作”。⁽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直接通过外交渠道严厉指责危地马拉政府容忍共产主义的渗透，是向危地马拉发出的最高级别的警告，从而增强了针对危地马拉的支持性官方压力。

除通过外交渠道施压于阿本斯之外，美国官方通过公开渠道渲染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威胁的力度亦逐步升级。1954年1月，普里福伊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访谈时公开表达了对危地马拉局势的看法，公然声称美国决不允许在德克萨斯与巴拿马运河之间建立一个苏联共和国，警告美国公众关注危地马拉共产主义的极端危险性。⁽⁷⁾作为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福伊的这番表态对公众舆论造成极大影响，是美国实施支持性官方压力的重要举措。

作为“成功行动”计划中支持性官方压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在加紧酝酿中的第十届美洲国家会议（加拉加斯会议，Caracas Conference）为美国支持性官方压力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实际上，在加拉加斯会议筹备期间，美国政府就于1953年10月6日致函负责筹备工作的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建议将“国际共产主义在美洲共和国的干涉”纳入加拉加斯会议的议程，以期“将美洲国家组织作为达到美国政策目标的工具”。⁽⁸⁾经过周密的策划，美国国务院于1954年2月10日正式制定完成了一份题为“国际共产主义在美洲共和国的干涉”的政策文件，并将其作为美国在加拉加斯会议上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立场声明”。该文件指出，美国在加拉加斯会议上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通过一项抵抗并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决议，该决议应包括以下核心内容：1．关注共产主义的国际特征以及来自莫斯科的控制；2．声明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活动构成对美洲事务的粗暴干涉；3．谴责国际共产主义的干涉活动违反《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原则；4．表达美洲国家采取一切步骤以防止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坚定意志；5．宣布一旦出现国际共产主义支配或控制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情况，就将构成援引《里约条约》之协商程序的理由。该文件强调指出，为避免遭遇干涉危地马拉内政的指责，美国应做出适当的策略处理，即：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有关决议的磋商中，美国不应率先提出特别针对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局势的讨论。但另一方面，在同时拟定完成的一份题为“危地马拉与第十届美洲国家会议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的行动指导文件中，国务院又明确指出，一旦危地马拉政府公开指责美国从事干涉活动，美国应予以迅速而有力的回击，并立即将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渗透与影响纳入会议议程。该行动指导文件进而强调，美国在加拉加斯会议上的最低目标就是通过一项关于共产主义的决议，以便为反对危地马拉的积极行动奠定基础；最高目标则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针对危地马拉采取有效的多边措施。⁽⁹⁾至此，美国在加拉加斯会议上组织反共力量的政策方针基本定型，而且，美国剑指危地马拉的锋芒所向亦不容置疑。换言之，美国在即将举行的加拉加斯会议上的外交意图是：利用加拉加斯会议召开之机，寻求通过外交手段以在美洲国家间就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达成共识，进而制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以期从多边层面策应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行动。

与美国对抵抗苏联共产主义渗透的高度关注相反，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却希望即将召开的加拉加斯会议应致力于解决有关的经济问题（如原材料价格的稳定、贸易条件的改善以及经济发展的融资等），对有关反对共产主义的决议并无多大兴趣。鉴于此，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卡伯特在2月1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坦言，为推动加拉加斯会议达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决议”，美国必须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做出适当回应。在2月26日举行的政府高层会议上，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Dulles）指出，为实现加拉加斯会议的主要目标，美国必须给予拉丁美洲国家以“一定的经济承诺”。⁽¹⁰⁾由此可见，面对拉丁美洲国家对经济问题的密切关注，美国遂决定凭借强大的实力，适时运用经济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实际上，运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也是美国惯用的外交手段。

1954年3月1—28日，第十届美洲国家会议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召开。为刻意营造反共产主义气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3月4日发表演讲，声称美洲地区“将不可能免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呼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抵制国际共产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渗透阴谋。⁽¹¹⁾面对杜勒斯含沙射影、别有用心的煽动，危地马拉外长托列略当即做出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回应。托列略指出，危地马拉政府的对外政策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但却被刻意歪曲为对美洲各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危地马拉的社会改革触犯了美国公司的利益，而美国政府为了庇护这些公司，已经向危地马拉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托列略强调，美国政府的行为破坏了不干涉原则，是美国奉行“大棒政策”的再次体现，是“麦卡锡主义的国际化”，⁽¹²⁾表示了危地马拉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定立场。

面对危地马拉义正词严的反驳，美国仍然执意强推反共决议，以便为颠覆阿本斯政府营造国际舆论。与杜勒斯在加拉加斯会议上的外交活动形成策应之势，代理国务卿史密斯（Walter B．Smith）于3月6日致电已前往加拉加斯的杜勒斯，告知美国政府已决定采取特别步骤，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相应的贷款，加强技术援助，并向美洲国家组织提供更多的资金。史密斯毫不隐讳地指出，上述经济举措就是为实现美国在加拉加斯会议上的主要政策目标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还同意在1954年下半年召开一次美洲国家特别会议以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美国政府坚信，有关的贷款和承诺“将为美国赢得明确而广泛的优势”。⁽¹³⁾

从会议的结果来看，“山姆大叔”的经济策略显然取得了预料之中的效果。在美国的周密策划和积极推动下，加拉加斯会议以17票赞成、2票弃权（阿根廷和墨西哥）、1票反对（危地马拉）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洲国家维护政治完整、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团结宣言”，此即所谓的“加拉加斯宣言”（Declaration of Caracas），其主要内容是：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构成对美洲事务的干涉，以及对美洲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威胁；2．有关国家应及时披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美洲地区的活动情况，并为此展开合作，互通信息；3．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任何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的支配或控制，有关国家应举行会议，以商讨在现存美洲国家间条约的框架内采取适当行动。⁽¹⁴⁾由此可见，“加拉加斯宣言”是美国一手策划的产物，是美国运用外交手段强力推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拉加斯宣言”，美国基本实现了出席加拉加斯会议所预定的“主要目标”，即：1．“激发拉丁美洲国家对共产主义渗透危险性的关注”；2．在泛美体系的框架内“达成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明确的政策声明，并为反击危地马拉共产主义的多边行动奠定基础”；3．“进一步孤立危地马拉。”⁽¹⁵⁾正如部分与会拉美国家所担心的那样，美国国务院的评价更加表明，“加拉加斯宣言”将沦为反对危地马拉的武器。⁽¹⁶⁾

为进一步利用加拉加斯会议以及“加拉加斯宣言”所营造的“强有力的宣传点”，煽动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慌气氛，加大反共产主义宣传的力度，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紧密配合，用公开宣传的方式发起了一场针对危地马拉的宣传战。为此，美国新闻署制作了一部有关加拉加斯会议的新闻纪录片，并在拉美国家广为播放，⁽¹⁷⁾以期制造更为强烈的反共舆论。

由此可见，加拉加斯会议是美国针对危地马拉所展开的一次蓄谋已久的、公开的外交攻势及政治行动，而“加拉加斯宣言”则被美国视为在美洲体系内“反击国际共产主义进攻的特许状”。⁽¹⁸⁾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坚信，由于“加拉加斯宣言”阐明了在西半球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因而是“门罗主义的延伸和发展”，美国由此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国际共产主义在美洲共和国的颠覆活动”。⁽¹⁹⁾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操控下，加拉加斯会议和“加拉加斯宣言”刻意营造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与颠覆的舆论氛围，从公开的官方压力的角度有力地策应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及其隐蔽行动的全面展开。鉴于此，“加拉加斯宣言”是外交骗术的杰作，⁽²⁰⁾是美国组织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其对“成功行动”计划的价值就在于，“加拉加斯宣言”为美国针对危地马拉的隐蔽行动“提供了多边掩护”。⁽²¹⁾

二、“白皮书事件”与美国的宣传攻势

尽管“成功行动”计划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策划并付诸实施的，但危地马拉政府对有关的颠覆活动仍然有所察觉。1953年秋季，阿本斯政府就通过一个名叫乔治·德尔加多（Jorge Delgado）的巴拿马外交官，获知了美国密谋支持阿马斯的消息。德尔加多是巴拿马政府与阿马斯之间的联络人，基于此，德尔加多向阿本斯政府提供了阿马斯同相关国家领导人的秘密往来函件的复制件。例如：1954年1月12日，德尔加多向阿本斯政府提供了装载武器的中情局飞机降落在尼加拉瓜的资料。此外，根据德尔加多提供的情报，危地马拉政府逮捕了一名在阿马斯和危地马拉国内反对势力之间充当联络人的间谍。为揭露美国的阴谋，阿本斯政府将已经掌握的相关资料提交美洲国家组织以及相关中美洲国家，这些材料亦成为危地马拉发表白皮书的主要素材。⁽²²⁾由此可见，中情局的秘密活动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漏洞，并被阿本斯政府察觉，从而应验一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954年1月下旬，危地马拉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强烈谴责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国正大力资助一项旨在推翻阿本斯的阴谋，一个“北方国家政府”（暗指美国）也参与并支持了这一阴谋。白皮书进而指责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向阴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面对形势的突然变化，美国国务院及政府相关部门迅速做出回应，声称白皮书的论调“与共产主义针对美国的惯常指责是完全一致的”，毫无新意，根本不值一提。美国同时指责德尔加多是臭名昭著的谎言制造者和贩卖者，其言行不足为信。⁽²³⁾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意识到，“白皮书”的发表无疑表明“成功行动”计划的某些细节已经泄露。于是，美国还采取了进一步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在1月30日指示危地马拉站以及中美洲各站，要求其充分利用“白皮书事件”展开宣传攻势，竭力嘲笑危地马拉政府的指责是“狼来了”的愚蠢哀嚎，实际上暴露了阿本斯政府及其红色阵营的“畏惧与恐慌”。此外，有关各站还应加紧散布以下流言，即“白皮书”的真实意图就是恫吓危地马拉的邻国，掩盖危地马拉在苏联支持下的侵略计划。总之，利用“白皮书事件”展开宣传攻势的目的就是转移世界舆论以及危地马拉政府的注意力。⁽²⁴⁾由此可见，面对“白皮书事件”这一突发情况，美国采取了将计就计的策略，力图挖掘“白皮书事件”的宣传价值，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宣传攻势扭曲舆论焦点，混淆视听，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创造条件。⁽²⁵⁾

另一方面，鉴于隐蔽行动计划的进一步实施将有可能受到“白皮书”事件的影响，“成功行动”计划总部迅速相机应战部署，对有关的计划方案进行了重新分析与评估。在1月30日致中情局的函电中，“成功行动”计划总部认为，尽管面临一些不利影响，但“白皮书事件”仍然具有可以利用的因素，即：“白皮书”实际上承认了危地马拉反共产主义力量的存在，以及危地马拉国内的严重分裂局面；与此相对应的是，反政府力量获得外部援助的公开化将有助于增强抵抗力量的信心。因此，“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建议，美国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立即公开阿马斯的地位并寻求尼加拉瓜等国的公开支持，从而使酝酿已久的“成功行动”计划真正建立在公开和隐蔽行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坚信，上述策略将有助于“成功行动”计划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公开和隐蔽的手段，实现颠覆阿本斯的目标。⁽²⁶⁾

在征得中情局同意之后，“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于2月2日再次致电危地马拉站以及有关中美洲各站，明确指出“白皮书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成功行动”计划的既定目标，美国将更富策略性地组织“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²⁷⁾由此可见，“白皮书事件”并没有使美国政府及中情局陷入“惊慌失措”。⁽²⁸⁾恰恰相反，以“白皮书事件”为契机，中情局遂决定采取措施，将公开行动与隐蔽行动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实现“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目标。

三、隐蔽政治行动

在“成功行动”计划加紧实施之际，作为“9·11备忘录”所设计的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情局秘密离间并策反危地马拉政府各级官员，尤其是针对军队高级指挥官的“金行动方案”（K-Program，又名King Program）于1954年3月26日正式出台。该行动方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拉拢、贿赂、美色等手段，将危地马拉政府和军队的重要官员以及工会领导人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并加以充分利用——包括情报搜集甚至暗中破坏等，进而为实现“成功行动”计划的目标创造有利条件。⁽²⁹⁾为此，中情局派遣资深特工佩奇（Page，假名）以纽约投资顾问和旅行者的身份进入危地马拉，负责“金行动方案”的具体实施，并为其配备了相关助手。中情局拟定的有关文件同时规定，为确保“金行动方案”的隐蔽性和安全性，佩奇主持的秘密策反行动应独立进行，但中情局危地马拉站以及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福伊将在必要之时提供支持与协助，包括确保佩奇的人身安全，为佩奇提供行动装备，诸如通讯器材、密码、照相机、脱衣舞影片等。为便于策反行动的展开，中情局通过特殊渠道（貌似没有官方背景的渠道）在纽约为佩奇开立了一个初始存款为3万美元的银行账户。在经费开销方面，“金行动方案”同样做出了细致设计，例如：为支付便利，佩奇应在危地马拉的银行开立一张信用卡；佩奇及其助手可在当地分别购买一辆美国制造的轿车，自由开支飞机、铁路、轮船、出租车等交通费用；餐饮和住宿应符合当地的标准以及佩奇的身份；在针对特定发展目标执行策反行动时，佩奇每次可自由支配最高限额为1000美元的策反费用或代理人费用，等等。⁽³⁰⁾至此，“成功行动”计划中的隐蔽策反行动正式启动。除规定行动目标之外，注重细节是“金行动方案”的突出特点，由此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美国实施隐蔽政治行动的套路与方法，进一步揭示了美国通过包括隐蔽政治行动在内的政策手段颠覆阿本斯政府的强烈意愿。

鉴于军队在危地马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危地马拉军官“特别容易被策反”的情况，除“金行动方案”的秘密策反行动之外，凭借隐蔽宣传发起心理攻势亦是中情局策反危地马拉军队的重要途径。为此，“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于5月2日致电中情局危地马拉站，明确要求运用一切手段加强对危地马拉军队的宣传攻势，包括通过无线电台和新闻媒体散布谣言，其具体内容和步骤为：1．危地马拉军队应被明确告知，危地马拉已经变成国际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纳税人的钱正被用于共产主义的蛊惑与宣传，以及共产党领导人前往莫斯科和铁幕国家的旅行费用；2．共产党影响和控制之下的阿本斯政府正试图将危地马拉军队用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目的；3．在上述宣传攻势的基础上，应给予危地马拉军队以直接和正式的警告，即共产党正不遗余力地向军队渗透并试图建立基层组织，同时利用美色拉拢军队成员；4．作为宣传攻势的高潮，应通过特殊的无线电广播告知危地马拉军队一个精心捏造的事件，即：阿本斯已经同国际共产党（来自莫斯科的密使）签订一份秘密协定，旨在改组危地马拉军队，实现军队的布尔什维克化，并由贸易使团或文化交流使团伪装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红军提供培训。“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指出，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其实施必须确保“隐蔽性”。⁽³¹⁾总之，策反危地马拉军队及其高级指挥官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利用蛊惑性的宣传攻势展开心理战以实现策反目标则是中情局的主要手段之一。⁽³²⁾

以政治策反为主要目的、辅之以宣传攻势的“金行动方案”在离间阿本斯政府的进程中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导致危地马拉政府内部出现分化与混乱，部分官员被成功策反，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名阿本斯的高级军事幕僚被秘密发展为中情局间谍。⁽³³⁾诚然，鉴于隐蔽政治行动的高度敏感性，中情局对有关政治策反的资料基本上持秘而不宣的态度，因此，目前解密的“成功行动”计划政治策反的资料依然相当有限。但透过“金行动方案”的政策设计，美国实施隐蔽政治行动以及政治策反的路径、平台和手段已经可以管窥一斑。

四、隐蔽宣传行动与宣传战

隐蔽宣传行动和宣传战是“成功行动”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美国针对危地马拉的隐蔽行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成功行动”计划的起始阶段，中情局就向阿马斯集团拨付了3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专门作为情报网和谣言网络的建设费用，以及宣传品的制造和传播费用。为宣传阿马斯的标志性口号——“上帝、祖国、自由”，同时为即将到来的强大心理攻势做准备，中情局秘密策划印制了60万张彩色张贴海报和100万张小型邮票，并秘密装船运送给阿马斯，目的就是塑造阿马斯的爱国形象。与此同时，中情局危地马拉站受命采取了一系列相关行动，包括散布有关阿本斯政府、危地马拉军队以及共产党的谣言，准备一份涉及25名最危险的共产党员和亲共份子的名单及相关资料，以作人格毁损之用。此外，中情局还要求危地马拉站重点搜集克里姆林宫干涉危地马拉内部事务的证据，危地马拉经济状况恶化、土地改革失败以及共产党从土地改革中获利的证据，以便作为宣传之用。⁽³⁴⁾

“冷战”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冷战”对文化生活所有方面的广泛影响，作为重要而独特的文化传播平台，电影在“冷战”之初就成为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³⁵⁾在“成功行动”计划宣传战的实施过程中，电影亦成为美国重要的宣传平台。为此，中情局在迈阿密设立工作室，专门拍摄反阿本斯的电影宣传片，并通过特殊的发行渠道投放到拉美乃至世界其他国家，⁽³⁶⁾严重损害了阿本斯政府的国际形象。通过电影在“成功行动”计划中的运用不难看出，电影不仅是美国宣传战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美国隐蔽宣传行动的重要工具。

为扩大宣传战的力度，同时将危地马拉的邻国拖进“成功行动”计划之中，中情局还将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作为印制宣传战材料、扩大宣传战规模的基地。从1953年11月起，中情局就在萨尔瓦多准备心理战的宣传材料，在洪都拉斯进行印制。随着“成功行动”计划宣传战的逐步展开，宣传材料的印制亦渐次加码，计划的印刷周期从每周一次到每周两次，再到每周三次直至每天印刷一次；所有印制的宣传材料均通过空运等秘密方式投放到危地马拉，成为“成功行动”计划宣传战的重要资源。⁽³⁷⁾由此可见，为实施“成功行动”计划以颠覆阿本斯政府，美国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宣传战，堪称不惜血本。

进入1954年2月之后，“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战和心理战重点围绕两项工作进行：一是加紧筹划在尼加拉瓜设立一个半隐蔽的无线电台以负责“成功行动”计划的通讯任务，并为中情局有效控制整个“成功行动”计划提供支持；二是继续提供资金以加大宣传品的设计、制作与传播，进而加大宣传和心理攻势的力度，进一步推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³⁸⁾

3月2日，“成功行动”计划总部致电中情局，强调危地马拉的局势正在继续恶化，并有可能完全走向美国的对立面，这就意味着“成功行动”计划必须加速推进，力争在6月中旬实现行动目标。为此，“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建议在现有宣传手段和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宣传和心理攻势的密度与强度，其中，“舍伍德行动方案”（SHERWOOD）（中情局以尼加拉瓜为基地的无线电广播计划）作为“成功行动”计划宣传战和心理战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将在4月1日之前准备就绪并展开密集的宣传攻势。⁽³⁹⁾

截至4月下旬，“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取得积极的阶段性进展。在4月24日致艾伦·杜勒斯的备忘录中，威斯纳对“成功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初步总结。就心理战和宣传战而言，在中情局的全力支持下，有关的报纸、杂志、传单和简报正定期或不定期地由危地马拉反共产主义流亡力量印刷出版并秘密运往危地马拉，由中情局提供指导的危地马拉流亡力量控制的无线电广播也已开始反共产主义宣传，所有这些都是“成功行动”计划宣传战和心理战的重要资源，是美国隐蔽宣传行动布局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作为“成功行动”计划“最主要的心理战资源之一”，酝酿已久的“舍伍德行动方案”的秘密电台——“解放之声”电台，将于4月26日开始无线电广播，“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已准备就绪（实际开播时间为5月1日）。⁽⁴⁰⁾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作为宣传战平台的“解放之声”电台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情局的策划下，“解放之声”电台不间断地播出各种虚假消息和报道，如根本不存在的危地马拉国内起义、军队反水以及各种破坏事件等。当危地马拉官方电台采取措施试图抵消不实无线电广播时，“解放之声”电台则通过复制危地马拉官方广播频率的方式，将其伪装成危地马拉官方电台继续广播。⁽⁴¹⁾而危地马拉在无线电广播技术方面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因此，技术手段的运用同样表明，“解放之声”电台的无线电广播是“成功行动”计划隐蔽宣传行动的主要渠道。从实际效果看，“解放之声”电台的广播不仅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影响和社会效应，而且进一步塑造了有利于“成功行动”计划展开的舆论环境，国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等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均将中情局操控的“解放之声”电台广播作为信息来源，⁽⁴²⁾由此凸显了“解放之声”电台的宣传鼓噪功能和舆论效果，集中体现了隐蔽宣传行动在“成功行动”计划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情局危地马拉站亦充分利用危地马拉境内的反政府组织，展开了针对阿本斯政府的大规模的宣传和心理攻势，且手段不断翻新，花样百出。例如：向危地马拉领导人以及相关人士寄送由中情局危地马拉站提供的死亡威胁信、丧卡等；给选定的目标寄送绞索、假炸弹和棺材；在选定目标的住宅周围涂写诸如“这里居住的人是间谍”“只有5天可活了”等恐吓性标语，企图从精神上摧毁对手。⁽⁴³⁾负责具体实施死亡威胁的行动组是中情局秘密组织和培训的所谓“K小组”，目的就是通过暗杀和死亡威胁等手段，针对选定的目标展开精神战，制造心理恐慌。⁽⁴⁴⁾此外，中情局危地马拉站还通过各种途径，不间断地在危地马拉城投放各种精心准备的印刷品以展开宣传战，印刷品的宣传内容包括：中美洲团结起来反对共产主义；苏联帝国主义及其对美洲事务和危地马拉的干涉；颂扬“反共烈士”，尤其是颂扬遭受过监禁、拷打和流放的危地马拉反共领导人；阿本斯政府的渎职与腐败；危地马拉农业改革的弊端等。⁽⁴⁵⁾在中情局的秘密支持和资助下，一份反共产主义的大学生报纸——《叛逆报》（El Rebelde），每周定期发行。此外，中情局危地马拉站还煽动反政府势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32运动”，即：在危地马拉城大街小巷的墙上用油漆或贴纸的方式涂上“32”的数字，意指禁止外国政党活动的危地马拉宪法第32条，借此渲染和攻击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⁴⁶⁾中情局危地马拉站的宣传攻势是整个“成功行动”计划隐蔽宣传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目的就是煽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加剧危地马拉的社会混乱，助推“成功行动”计划的全面实施。透过中情局危地马拉站的宣传攻势，足以领略美国隐蔽宣传行动的实施平台与政策手段。

依托并利用宗教信仰展开宣传攻势是美国宣传战的惯用伎俩之一，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战中，运用宗教组织传播反共产主义思想亦是中情局关注的问题。鉴于危地马拉的文盲率较高，民众对宗教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天主教在危地马拉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中情局抓住危地马拉社会的这一特点，于1954年初派遣特工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与美国最有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弗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C．Spellman）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其牵线搭桥，在中情局和危地马拉天主教会之间建立联系，利用宗教宣传助推美国的政变阴谋。作为一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斯佩尔曼欣然应允，迅速打通了中情局与危地马拉宗教界领导人的秘密联络渠道。⁽⁴⁷⁾1954年4月9日，一封牧函在危地马拉所有教堂广为诵读，声称共产主义是反天主教的，是上帝的敌人，号召崇尚宗教的危地马拉人民奋起反击国际共产主义，捍卫危地马拉的宗教自由。第二天，危地马拉报刊亦纷纷报道并转载。由中情局炮制的“牧函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危地马拉各阶层对阿本斯的敌意明显上升。意想不到的收获让中情局大受鼓舞，随即指示危地马拉站持续加大基于宗教的宣传战规模。在中情局的精心安排下，危地马拉天主教会在每个礼拜日都会发布反阿本斯的牧函，以扩大宗教宣传的效果。⁽⁴⁸⁾由此可见，在颠覆阿本斯的“成功行动”计划中，宗教亦成为美国实施宣传战的重要工具。

通过宣传攻势蛊惑并动摇危地马拉军队的军心，削弱其忠诚度和意志力是“成功行动”计划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情局操控的“解放之声”电台连篇累牍地制造假新闻，尤其是不断报道苏联阵营的飞行员投诚美国的“消息”。在虚假新闻的煽动下，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果真架机叛逃到美国。中情局认为，这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为此，中情局要求这名飞行员现身说法，通过电台鼓动危地马拉其他飞行员叛逃，但遭到拒绝。中情局并不甘心就此放弃利用这一事件展开宣传攻势，经过精心谋划，中情局特工在一天晚上将这名飞行员灌醉，借机诱导其说出反对阿本斯政府的言论并录音。事后，中情局将谈话录音进行剪辑并送电台播出。美国不择手段制造的“谈话录音事件”在危地马拉空军中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也导致了阿本斯对空军的不信任。由于担心其他飞行员驾机叛逃，阿本斯遂下达命令，要求空军没有他的指示不得起飞。由此可见，通过“谈话录音事件”，美国成功离间了阿本斯与空军的关系，当阿马斯武装发起军事进攻时，危地马拉空军从未起飞作战，从而丧失了挫败阿马斯武装的机会。正因为如此，“谈话录音事件”成为“解放之声”电台最成功的隐蔽宣传行动之一。⁽⁴⁹⁾

除通过秘密渠道展开隐蔽宣传行动之外，中情局还积极操控美国新闻媒体对危地马拉局势的报道，并利用公开渠道针对危地马拉展开了有组织的宣传战。例如：美国《纽约时报》接连发表相关报道，肆意丑化抹黑阿本斯政府，公开渲染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声称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正迅速增长。鉴于《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格鲁森（Sydney Gruson）力主揭示事态真相，包括艾伦·杜勒斯在内的中情局官员以格鲁森不愿“客观”报道危地马拉局势为由，数次要求《纽约时报》出版商阿瑟·苏兹贝格将格鲁森调离危地马拉。格鲁森奉调回美国之后，中情局仍然不忘借此大做文章，混淆视听；为掩人耳目，隐藏真相，《纽约时报》竟然瞒天过海地报道称，格鲁森在1954年2月被阿本斯下令驱逐出境。⁽⁵⁰⁾透过“格鲁森事件”，美国利用新闻媒体造谣惑众，进而策应并助推隐蔽行动的手段自不待言。

此外，作为美国公开的对外宣传机构，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亦加入针对危地马拉的宣传战行列。一方面，美国新闻署充分利用各种公开渠道，在危地马拉境内发行反共书籍，助推“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战。⁽⁵¹⁾另一方面，为配合反阿本斯的行动，美国新闻署向危地马拉城派遣了一名新的公共事务官员，其任务就是组织并向危地马拉媒体投发未署名文章，给阿本斯政府贴上共产主义标签。⁽⁵²⁾不难看出，为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美国新闻署通过图书宣传和媒体操控等方式，从公开和隐蔽两个渠道针对危地马拉展开了猛烈的宣传战，美国利用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等大众传播平台展开宣传战、进而策应隐蔽行动的伎俩再度暴露无遗。

由此可见，“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是以散布肆意捏造的谣言为主要手段，并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渠道和传播平台的立体战略，目的就是制造广泛的心理压力和心理恐慌，进而为实现“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目标创造有利的舆论和心理条件。⁽⁵³⁾仅就实施路径而言，“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宣传行动和宣传战综合利用了新闻媒体渠道、影视作品渠道、图书期刊渠道等传播平台，从而为透视美国宣传战的路径支撑提供了一个富有参考价值的橱窗。

五、“沃什塔布行动方案”与“阿尔芙汉姆号事件”

在美国的宣传战体系中，运用真假难辨的事态制造媒体焦点是重要的政治手段之一。“成功行动”计划初期，中情局策划的一个宣传攻势就是“沃什塔布行动方案”（WASHTUB）。

1954年2月，中情局获得的情报显示，危地马拉国家土地部部长阿方索·马丁内斯（Alfonso Martinez）已抵达瑞士并有可能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于是，中情局下令欧洲有关各站严密监视马丁内斯的行踪并随即设计了一个秘密宣传计划。该计划将马丁内斯打扮成武器购买者，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危地马拉政府购买武器。为此，“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煞费周章地拟定了“沃什塔布行动方案”，其主要目的就是虚构危地马拉政府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购买苏联武器并由苏联潜艇负责运送的事件以作宣传之用，具体的实施步骤为：1．由中情局特工预先将苏制武器秘密埋藏于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海岸；2．拍摄苏联潜艇或伪装的苏联潜艇的照片并向媒体公布；3．对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地区展开调查，“发现”埋藏的苏联武器并公之于世。此后，美国将开动宣传机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事件渲染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并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制造进一步的借口。“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尤其强调，为使捏造的事件更显真实可靠、难辨真伪，有关苏联潜艇的照片必须是模糊的，并伪装成由非专业人士用盒式照相机拍摄。⁽⁵⁴⁾实际上，利用捏造的证据散布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对西半球的威胁并通过官方渠道败坏危地马拉的名誉本身就是“9·11 备忘录”设计的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沃什塔布行动方案”的出台则是这一隐蔽行动计划的一个具体化的体现。

至5月初，“成功行动”计划转入关键时期，根据“沃什塔布行动方案”设计的宣传和心理战构想，中情局特工预先在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埋藏了武器。5月6日，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域出现了国籍不明的潜艇，随后便在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发现了埋藏的武器，且这些武器上均刻有锤子和镰刀。但“沃什塔布行动方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近70％的公众舆论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此举是索摩查为赢得美国的支持而自编自演的闹剧。⁽⁵⁵⁾正当中情局和“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为捏造国际共产主义向中美洲地区渗透与扩张的新证据而绞尽脑汁之际，“阿尔芙汉姆号事件”（Alfhem Incident）却为美国展开新的宣传和外交攻势，全面推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创造了转机。⁽⁵⁶⁾

在策划实施“沃什塔布行动方案”的同时，中情局早在4月初就已经获得情报，称危地马拉正试图从铁幕国家购买武器。根据这一情报，危地马拉计划通过英国的一家贸易公司，从捷克斯洛伐克订购武器，并在波兰的什切青装船，由一艘领有英国公司执照的瑞典船“阿尔芙汉姆号”装运至危地马拉。⁽⁵⁷⁾此事引起中情局的高度关注，包括艾伦·杜勒斯在内的中情局高级官员立即举行专门会议研究对策并迅速做出决定：首先，中情局有关各站应加强情报搜集，包括武器装运的时间、地点、运输方式和目的地等；其次，在情报搜集阶段，中情局将不采取其他任何行动阻止或妨碍武器的装运，而将任由事态发展，直至美国认为事件曝光对危地马拉最为不利之时为止，因为中情局坚信，此事件可作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之用”，因此，美国不应过早采取干预行动，以免“打草惊蛇”。⁽⁵⁸⁾

5月15日，装载有2000吨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弹药的阿尔芙汉姆号轮船驶抵危地马拉巴里奥斯港，这就是所谓的“阿尔芙汉姆号事件”。面对苏联集团国家武器的运抵，美国毫不迟疑地抓住机会并加以充分利用。5月16日，中情局危地马拉站致函“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建议美国立即采取行动；⁽⁵⁹⁾中情局和“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亦认为，“阿尔芙汉姆号事件”为美国着力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阿本斯统治下的危地马拉已经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由此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决定性实施“创造了适时的机会”；⁽⁶⁰⁾艾伦·杜勒斯甚至断定并坚信，苏联集团将武器运抵危地马拉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重要性，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危地马拉共产党集团的地位”。⁽⁶¹⁾总之，“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意味着“苏联集团第一次将武器运送到西半球”，⁽⁶²⁾因而对危地马拉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客观上讲，“阿尔芙汉姆号事件”为美国加速推进“成功行动”计划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鉴于中情局已事先获知有关情报，因此，阿尔芙汉姆号顺利抵达危地马拉是美国引蛇出洞的策略安排，目的就是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决定性实施创造“长期期待的”，甚至是“令人兴奋的借口”。⁽⁶³⁾

为充分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制造紧张和混乱的局势，展示反政府武装的力量，中情局立即指示“成功行动”计划总部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经过周密策划，“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于5月18日决定在阿尔芙汉姆号卸载的武器经由铁路运往危地马拉城的途中，派遣由中情局训练的特工炸毁铁路桥梁并设法摧毁火车。按照“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的指示，潜伏特工于5月19日袭击了运送武器装备的火车，造成一名危地马拉士兵和一名袭击者死亡，三名危地马拉士兵受伤，但袭击未能阻止武器运入危地马拉城。⁽⁶⁴⁾

实际上，“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对“成功行动”计划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其宣传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阿尔芙汉姆号事件”为“成功行动”计划提供了“新的宣传素材”。⁽⁶⁵⁾美国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天赐良机并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宣传和外交攻势，以便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全面铺开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5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铁幕国家武器输入危地马拉“令人不安”，但该事件同时廓清了“加拉加斯宣言”的含义，即：共产主义在美洲大陆建立前哨基地将“危及所有美洲国家”，⁽⁶⁶⁾从而将“阿尔芙汉姆号事件”与国际共产主义在美洲地区的渗透与扩张联系在一起，拉开了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展开强劲宣传攻势的序幕。为进一步阐明美国的政策立场并寻求广泛的外交支持，杜勒斯国务卿于5月20日致电有关拉美国家，明确表达了对铁幕国家武器输入危地马拉的“严重关切”，声称该事件无疑“增强了国际共产主义与危地马拉政府的联系”，因而“具有显著的共产主义特征”，为此，美国希望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⁶⁷⁾从而表明美国试图进一步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在外交上强化孤立危地马拉的态势，提升对危地马拉的政治攻势和外交压力。

随着“阿尔芙汉姆号事件”的发酵，美国国会同样掀起了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热潮，并与美国政府实施的政治、外交和宣传压力形成相互策应之势。众议院发言人约翰·麦科马克就大肆渲染“阿尔芙汉姆号事件”，称共产党国家的武器运抵危地马拉就如同在美国的后院埋下一颗原子弹。⁽⁶⁸⁾众议员帕特里克·希林斯更是耸人听闻地宣称，其他来自铁幕国家的武器正在运往中美洲的途中，克里姆林宫正加紧在美洲大陆建立前哨基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威利公开声称，“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是世界共产主义扩张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危地马拉已经成为红色病毒的滋生地。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同样借机大肆渲染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声称根据相关信息（其实这些信息均是中情局提供的），危地马拉政府已经完全听命于莫斯科，“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就是苏联干涉危地马拉的明证。在一片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喧嚣声中，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6月通过由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提出的一项决议案（“约翰逊决议案”，Johnson Resolution），该决议案声称“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发起的公然进攻，美国在危地马拉面临的挑战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美国必须支持美洲国家组织，反击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和阴谋活动。⁽⁶⁹⁾尽管美国国会对中情局在危地马拉的隐蔽行动并不知情，但与美国政府借助“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展开政治和宣传攻势相呼应，美国国会同样充分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鼓噪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进一步营造并激化了反阿本斯的舆论环境。

与此同时，美国开动宣传机器，对“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大肆炒作。中情局加大了宣传战的支持力度，拨出专项资金，在新闻媒体组织发表了大量文章，同时印发相关小册子，在美国和拉美地区广泛传播，危言耸听地渲染危地马拉共产主义的威胁。⁽⁷⁰⁾美国新闻署同样紧随美国的政策步伐，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掀起新一轮宣传战高潮。为此，美国新闻署在世界媒体组织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广播稿和新闻简报，印制并分发了27000多幅反共产主义的海报和卡通画。⁽⁷¹⁾由此可见，借助“阿尔芙汉姆号事件”，美国从公开和隐蔽层面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宣传战，在舆论环境上将阿本斯置于更为不利的境地，有效策应了“成功行动”计划的展开。

为充分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制造“成功行动”计划所需要的紧张气氛，美国随后又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应对措施。在5月22日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中，杜勒斯国务卿重申铁幕国家武器输入危地马拉“已经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为阻止铁幕国家武器进一步流入危地马拉，美国应在濒临危地马拉的公海海域对悬挂外国国旗的可疑船只进行检查，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武力，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表示同意并授权美国海军予以实施。⁽⁷²⁾5月24日，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展开联合行动，对危地马拉实施全面的海上封锁，目的就是利用公海检查以及封锁措施营造地区紧张局势，煽动恐慌气氛，在对阿本斯政府形成强大压力的同时，还可以增强隐蔽行动的有效性。⁽⁷³⁾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的外交措施。5月28日，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有关西欧盟国，声称危地马拉“已经成为苏联在西半球的政策代言人，威胁着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战略稳定”，希望美国的检查行为能够得到西欧盟国的理解与支持。5月29日，国务院又致电有关拉美国家，正式提议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应根据《里约条约》，召开会议以商讨国际共产主义对危地马拉的广泛渗透，以及苏联集团的武器秘密输入危地马拉等问题；美方强调，危地马拉局势的发展“已经对其他美洲国家的主权以及政治独立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并危及美洲的和平”。⁽⁷⁴⁾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于5月24日宣布，立即向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提供武器装备以作为对“阿尔芙汉姆号事件”的应对措施之一。⁽⁷⁵⁾

由此可见，美国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所带来的契机，展开了广泛而积极的宣传和外交攻势，目的就是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唤起其他拉美国家对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势力所造成的危险性的关注，渲染危地马拉局势对西半球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鼓动其他美洲共和国采取积极行动，进一步向阿本斯施加强有力的政治和外交压力，进而为“成功行动”计划最后阶段的全面展开创造有利的条件。⁽⁷⁶⁾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成为“成功行动”计划加速推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⁷⁷⁾通过不失时机地利用“阿尔芙汉姆号事件”所展开的宣传与外交攻势，“成功行动”计划全面实施的条件基本成熟。

六、隐蔽经济行动与经济战

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美国针对危地马拉的隐蔽经济行动和经济战亦渐次展开。早在1948年，美国就以危地马拉阿雷瓦洛政府容忍共产党活动为由，对危地马拉实施了武器禁运。从1952年起，美国又以所谓“政治原因”作为借口，逐步加强了对危地马拉的出口管制和贸易限制政策，并对所有向危地马拉的出口申请进行“特别审查”，同时停止向危地马拉提供一切援助。⁽⁷⁸⁾由此可见，在“成功行动”计划启动之前，美国已经对危地马拉实施了相应的经济制裁，试图运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

隐蔽经济行动和经济战是“9·11备忘录”设计的“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就是扰乱并破坏危地马拉的经济，从经济上对阿本斯施加强大压力。在“成功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后，中情局官员与“纽约商人小组”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常进行政策协商，目的就是寻求技术指导和行动支持，以便针对危地马拉展开经济战。⁽⁷⁹⁾

鉴于咖啡是危地马拉主要的出口商品和外汇收入来源之一，对危地马拉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情局制定了一个“咖啡行动计划”（Coffee Program），其核心就是制造并散布危地马拉生产的咖啡含有有害真菌的谣言，以此阻止危地马拉咖啡的出口，破坏危地马拉的经济支柱。在1953年11月16日的政策会商中，艾伦·杜勒斯经权衡后认为，“咖啡行动计划”是很棒的主意，但存在很大风险。一方面，“咖啡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将严重损害美国咖啡商的利益因而招致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危地马拉咖啡含有有害真菌的消息一旦传播，将引发媒体关注，极有可能横生枝节，扰乱“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鉴于此，杜勒斯紧急致电有关人员暂停实施“咖啡行动计划”，等候进一步指示。⁽⁸⁰⁾从目前解密的档案资料看，尽管“咖啡行动计划”此后并无下文，但美国意图实施隐蔽经济行动的手段已可管窥一斑。

随着“成功行动”计划的逐步推进，美国对危地马拉的经济战亦明显升级，除继续实施针对危地马拉的出口管制政策并停止一切援助之外，从6月初开始，美国政府频繁威胁将运用一切经济手段以“扰乱危地马拉的经济”，包括切断石油及其他能源供应、停止商务信贷、抽逃投资资金等，其目的就是在危地马拉“制造进一步的混乱”以期产生“强烈的心理效果”，⁽⁸¹⁾进而全力配合“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实施并最终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

七、准军事行动的准备

作为准军事行动以及扶植亲美政府的必要准备，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对阿马斯进行了进一步的全面考察，最终认定阿马斯是一个“忠实的反共和亲美分子”，决定给予大力支持。⁽⁸²⁾作为准军事打击行动的领导者，阿马斯在中情局的资助下组建了相应的执行和参谋机构；中情局还在尼加拉瓜设立秘密基地，由中情局特工负责培训了85名无线电谍报员、颠覆破坏者以及突击部队的领导者，另有200余人在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待机而动，这将是准军事行动的“核心突击力量”。与此同时，中情局还向阿马斯提供了89吨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各种行动装备。⁽⁸³⁾由此可见，在准军事打击行动正式启动之前，中情局已经从组织机构建设、人员培训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向阿马斯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并为准军事打击行动的展开做了积极的准备。

由美国向有关中美洲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在1953年7月23日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4/1号文件”的第一个进展报告中，国务院就再次强调，美国对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军事援助“将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在中美洲，尤其是危地马拉的影响，增强中美洲国家抵抗共产主义颠覆压力的意愿和能力”。随着“成功行动”计划的加速推进，美国于1954年4月23日和5月20日分别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签订新的军事援助协定，⁽⁸⁴⁾从而为“成功行动”计划最后阶段的展开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美国向危地马拉的邻国提供支持还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国的反共立场以及对阿本斯的敌视“有助于掩饰美国之手”；而且，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敦促其他拉美国家分摊行动责任（如在尼加拉瓜设立秘密培训基地和无线电台，在洪都拉斯实施准军事打击行动的军事集结等）以“减轻对美国的冲击”本身就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策略，此即“Q行动方案”（Q Program），⁽⁸⁵⁾而同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签订军事援助协定则是“Q行动方案”的预期步骤，同时也是美国策应“成功行动”计划全面展开的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在准军事打击行动（最后决战阶段）正式启动之前，中情局、“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及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以“9·11备忘录”的政策设计作为指导，在支持性官方压力、隐蔽宣传行动和宣传战、隐蔽政治行动、准军事行动的准备、对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及经济战等方面均采取了相应措施，以逐步推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并为“成功行动”计划最后阶段的决战创造了日趋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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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Gordon L．Bowen，“U．S．Foreign Policy toward Radical Change：Covert Operations in Guatemala，1950-1954”，p．95．

(51)  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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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FRUS，1952-1954，Guatemala，pp．25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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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RUS，1952-1954，Guatemala，pp．257-258，449．

Ⅳ
第四章
最后一搏：“成功行动”计划的收尾阶段

随着“成功行动”计划的渐次展开，“9·11备忘录”设计的政策措施逐步落实。截至1954年中旬，美国已经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对阿本斯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其中，美国实施的隐蔽宣传行动和宣传战成功塑造了对阿本斯不利的舆论环境，在危地马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混乱，“成功行动”计划最后阶段实施的条件日趋成熟。在此背景下，美国不失时机地启动“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击，实现了通过隐蔽行动颠覆阿本斯政府的政策目标。

一、攻心为上：“6·13急电”与心理战的强化

在最后阶段来临前夕，“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战手段全面启用。继“舍伍德行动方案”的秘密无线电广播于5月1日正式开播并不断展开推翻阿本斯的煽动之后，从5月26日起，由中情局官员指挥的飞机开始频繁飞临危地马拉城上空，投掷了大量的煽动性传单，威胁阿本斯必须立即辞职，否则危地马拉城将面临空中轰炸；危地马拉国内的报纸也出现了大量有关阿马斯武装力量的报道，声称反政府力量将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所有这些均对危地马拉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业已躁动不安的危地马拉城陷入更深的恐慌之中”。⁽¹⁾

“成功行动”计划的宣传战以及其他隐蔽行动收到了预料之中的效果，其中，美国针对危地马拉军队的政治战成效显著。实际上，自“成功行动”计划启动以来，美国除在危地马拉军队中展开政治策反之外，还向危地马拉军队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为此，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和美国驻危地马拉军事使团官员频繁接触危地马拉军官，要求其放弃支持阿本斯，迫使阿本斯下台。美方甚至暗示，如果危地马拉军队拒绝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政府将被迫诉诸直接的军事干涉。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和心理恐吓产生了逐步发酵的作用，严重动摇了危地马拉的军心，与美军迎面相撞的“折磨人的恐惧”极大地瓦解了危地马拉军队的士气，⁽²⁾危地马拉军队与阿本斯之间的隔阂日渐扩大，离心倾向明显增强。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阿本斯政府于6月8日宣布中止宪法保护和宪法自由，这成为阿本斯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与此同时，危地马拉政府还没收或取缔了与反政府宣传有关的报纸杂志，并表示将视情况采取宵禁措施。由此可见，“成功行动”计划的逐步实施确实在危地马拉引起了“广泛的担忧与恐慌”，⁽³⁾从而为政变营造了紧张的气氛。

在采取相应的国内防范措施的同时，阿本斯政府还力图通过外交途径以期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洪都拉斯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二是提议由阿本斯和艾森豪威尔举行面对面会谈；三是表示希望派遣外交部长托列略访问萨尔瓦多。但上述建议均遭拒绝⁽⁴⁾，这也使阿本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与无助。与此相对应的是，通过外交途径孤立阿本斯本身就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是策应隐蔽行动展开的重要环节。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看来，“成功行动”计划针对危地马拉军队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中情局情报显示，阿本斯在6月11日的一次政府高级官员会议上明确谈到，危地马拉军队曾试图劝说其驱逐共产党并改变政府政策，但阿本斯予以拒绝，同时表示将在必要时武装工人和农民，以便同推翻政府的阴谋战斗到底。中情局据此认为，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危地马拉军队在是否继续支持阿本斯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分裂，并有可能发起或支持一切反政府的行动，⁽⁵⁾而这恰恰是美国竭力追求的政策效果。

就美国方面而言，至6月初，“成功行动”计划亦进入决战前夜并“快速推进”。从6月7日起，中情局指挥的飞机更加频繁地飞临危地马拉，空投传单的密度进一步加大；“舍伍德行动方案”的无线电广播（又称“解放之声”电台）展开了更加密集的宣传攻势；由中情局训练并已潜入危地马拉的无线电谍报员和暗中破坏者全面展开骚扰和袭击行动；由阿马斯领导的突击部队已经在洪都拉斯集结完毕，并将按照“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的指示，于6月12日前准备就绪，待机而动。⁽⁶⁾至此，“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决战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就在“成功行动”计划进入关键时刻之际，“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于6月13日向与“成功行动”计划有关的中情局各站发送了一份以宣传战为核心内容的、题为“成功行动最后阶段的政策指导”的急电（以下简称“6·13急电”，Dispatch of June 13），⁽⁷⁾其主要内容为：

（一）关于最后阶段宣传攻势的目的。“6·13急电”明确指出，“成功行动”计划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决定性阶段”，而“心理战在最后阶段无疑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6·13急电”强调，最后阶段心理战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展示阿本斯政府的无望与孤立，以削弱其抵抗潜力；为反政府力量提供直接的、及时的支持。

（二）关于最后阶段宣传攻势的手段。“6·13急电”认为，最后阶段的宣传攻势仍将“主要运用隐蔽手段”，包括散布简报、传单和招贴画，针对锁定的关键对象实施基于心理压力的神经战等。“6·13急电”特别强调，凭借虚构和捏造的谣言展开宣传攻势将是最后阶段心理战的重点，为此，“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精心编排了诸多可资利用的谣言，例如：1．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率领的包括军事和政治顾问在内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已经抵达危地马拉，目的就是将危地马拉变成苏联的卫星国；2．阿本斯政府正筹划发布命令，宣布格查尔（危地马拉货币单位）贬值10％，因此，危地马拉民众应迅速抢购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3．据可靠消息，危地马拉政府将发生变化，福图尼（危地马拉共产党总书记）将取代阿本斯；4．所有16周岁以上的青少年将应征从事强制性兵役，并被派往其他国家从事特殊使命；5．阿本斯政府将实施粮食配给制度和强制性政府公债制度；6．阿本斯已经逃离危地马拉，其广播讲话是由苏联特工充当的替身代为制作的；7．阿本斯政府将实行教育改革，完全采用苏联的教育模式。

（三）关于最后阶段的其他隐蔽行动。“6·13急电”指出，在“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实施阶段，应制造进一步的混乱与恐慌，而对公众聚会和游行进行袭扰则是非常便捷和有效的方式，具体的袭扰行动包括：1．在公众聚会上发起诘难与起哄；2．制造现场恐慌，如散布空袭即将来临的谣言或现场发现爆炸装置的谣言，使用恶臭炸弹以及纵火等。为实施纵火，行动人员应尽可能多地携带旗帜、纸张等引火和易燃物品。

“6·13急电”明确提出，最后阶段心理战的最重要的对象仍然是危地马拉军队，但妇女的作用亦不可轻视，因此，应通过隐蔽心理战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并达到以下目的：1．挑唆妇女采取干扰行动，以眼泪、倾诉等方式感化其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儿子或情人，进一步离间军队与阿本斯的关系；2．煽动妇女在监狱、警察局和政府办公楼前举行示威、抗议和静坐，要求释放政治犯，反对使用武力；3．煽动妇女通过堵塞街道或卧轨等方式，以妨碍甚至阻止政府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此外，最后阶段的心理战还应加强对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体的攻势。

“6·13急电”特别强调，与“成功行动”计划有关的中情局各站，尤其是危地马拉站必须充分和有效地利用所有资源，“毫不延迟地”立即执行上述方案，倾尽全力为“成功行动”计划的决定性阶段提供所有支持，确保“成功行动”计划大功告成。

由此可见，“6·13急电”的关键意义就在于：在“成功行动”计划最后的决定性阶段来临之际，“6·13急电”明确提出了最后阶段心理战的政策目的，并为此设计了一整套详细的隐蔽宣传和隐蔽行动方案，标志着美国将向危地马拉展开更为密集的宣传和心理攻势，推动“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实施以及美国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⁸⁾

二、“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实施与危地马拉政变

6月16日，中情局致电“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批准有关方案，同意6月18日为准军事打击行动启动日，同时要求加强针对危地马拉军队的宣传攻势，因为在影响“成功行动”计划最终实现的诸多因素中，危地马拉军队的态度是关键性的。根据中情局的指示，“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立即致电有关的各无线电广播站，明确要求其在无线电广播中反复强调，危地马拉军队是基督教世界以及反共产主义阵营的朋友，以此在决胜时刻进一步影响危地马拉军队及其领导人的立场。⁽⁹⁾6月17日，“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任命卡迪克（Cadick，假名）为“成功行动”计划地面力量的总指挥并负责指挥空中支持行动，明确指出其使命就是通过运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强制力量，对危地马拉政府形成高强度的压力并诱使危地马拉军队加入反政府行列。⁽¹⁰⁾至此，建立在宣传战和心理战基础上的准军事打击行动进入实际实施的轨道。

6月18日凌晨零点左右，由中情局支持的阿马斯反政府武装力量从洪都拉斯基地出发进入危地马拉，“成功行动”计划的准军事打击行动正式启动。为向阿马斯率领的200余人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支持，6架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美国飞机（4架F-47型战斗机，2架C-47运输机）亦同时出动，以壮阿马斯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声势并提供空中掩护。⁽¹¹⁾

对于阿马斯反政府武装力量的人员构成，外界存在诸多猜测。曾经目睹反政府武装入侵危地马拉的古巴《街道报》记者胡里奥·卡斯特略发表了一系列现场报道和目击记，后来汇集整理成题为“危地马拉民主政府垮台目击记：一场联合果品公司发起的战争”一书。在这本书中，卡斯特略驳斥了入侵危地马拉的武装人员全部是危地马拉流亡者的说法，指称在阿马斯率领的武装分子中，除危地马拉流亡者之外，还有来自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古巴等国的雇佣军，⁽¹²⁾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在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过程中，串通并组织危地马拉的邻国图谋颠覆阿本斯政府，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本质。

在“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阶段，“舍伍德行动方案”的无线电广播亦紧密配合，播发了由中情局准备的广播稿，声称“武装的解放运动正在全国推进……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该广播稿尤其强调了“暴动”的“本土特性”，宣称苏联已经将危地马拉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侵略的前哨阵地，因此，暴动的目的就是将“我们的祖国从外来干涉之下、从苏联的控制之下、从苏联傀儡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为策应并配合地面的准军事打击行动，由“成功行动”计划官员指挥的战斗机开始频繁飞临危地马拉城上空，以“炫耀武力”，同时借此施加心理压力。⁽¹³⁾与此同时，美国还进一步强化了宣传战和心理战的实施力度，美国新闻署根据中情局提供的材料，印制了大量卡通画、招贴画、小册子等在拉美地区广为投放，并在拉美新闻媒体组织发表了两百多篇有关危地马拉“暴动”的文章，⁽¹⁴⁾目的就是在拉美地区渲染和鼓噪危地马拉的紧张局势，以此制造国际影响，策应“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一搏。

不仅如此，为阻止危地马拉军队抵抗武装的解放运动，美国还加大了宣传攻势对其进行威胁与恫吓。中情局危地马拉站、美国驻危地马拉使馆以及美国军事使团连续向危地马拉军队领导人传递信息，声称一旦阿马斯武装遭遇阻击并溃败，美国将直接出兵。危地马拉的亲美媒体亦紧密配合，推波助澜。例如：一名与中情局合作的危地马拉著名记者公开发声，称美国决不会容忍在其家门口出现敌人的巢穴，强大的德国和日本均被美国击败并被美国占领，危地马拉将遭遇相同命运；贫穷的危地马拉甚至不能生产爆竹，遑论进行象征性抵抗的弹药。⁽¹⁵⁾由此可见，为策应阿马斯的武装进攻，美国刻意针对危地马拉军方展开了强劲的宣传攻势，极大地削弱甚至瓦解了危地马拉军队的抵抗意志，助推了“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展开。

6月19日，美国国务院针对危地马拉局势发表声明，声称危地马拉的暴动再次证明了美国曾经表达过的观点，即：面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美洲国家组织应就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干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表示美国将与其他美洲国家协商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西半球免遭国际共产主义的侵蚀，⁽¹⁶⁾从而再次以支持性官方压力对“成功行动”计划实施了策应。

暗中破坏行动是“成功行动”计划所设计的准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情局专门培训了30余名暗中破坏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6月10日之前，所有暗中破坏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均已携带美国提供的破坏和爆炸装备潜入危地马拉并部署到位。准军事打击行动正式启动之后，暗中破坏者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炸断了巴里奥斯港和萨卡帕城之间的一座铁路桥梁，同时大肆破坏通讯及广播设施，制造爆炸事件，其目的就是骚扰和搅乱危地马拉的后方，为阿马斯的准军事打击行动提供策应与支持，⁽¹⁷⁾以期进一步加强最后阶段的政治和心理压力，推动“成功行动”计划达到预期目的。

但阿马斯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在进入危地马拉6英里之后就停滞不前，且并未造成一呼百应的预期效果，“成功行动”计划最后阶段的决战局势由此变得捉摸不定，中情局不得不寻求新的突破口，实施有效的空中打击随即成为紧张策划的议题。实际上，在准军事打击行动正式启动前的6月17日，中情局危地马拉站和“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就已经意识到并讨论了空中打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地面准军事打击行动取得实际效果的必要条件。⁽¹⁸⁾地面准军事打击行动开始之后，面对不利的进展和混沌的局面，中情局危地马拉站和“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再次呼吁实施空中轰炸，目的就是“制造紧急状态”并展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和决心”。中情局经研究后认为，空中打击将对美国在危地马拉军队中的名誉和威望产生不利的影响，并导致危地马拉军队对美疏远和敌视，因此，中情局于6月19日复电“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明确表示暂不授权对地面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待机再作决定；中情局在复电中同时表示，将采取或授权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以确保“成功行动”计划获得成功。⁽¹⁹⁾

鉴于“成功行动”计划最后决战阶段的前景仍不明朗，中情局再度确信，“成功行动”计划目标的实现将“更大程度地取决于心理影响”。为此，中情局迅速调整政策策略，于6月20日致电“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正式授权对危地马拉的特定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具体的打击范围包括：对亚当机场实施空中火力压制；对亚当的石油罐实施空中扫射；对汉科实施轰炸。在6月22日致“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的函电中，中情局进一步强调，空中打击的实施是基于“战略含义”，即：空中打击的目的就是通过展示“实力与决心”以向危地马拉军队施加压力并“削弱其士气”。⁽²⁰⁾总之，面对地面准军事打击行动的不利进展，中情局不失时机地调整了策略，将空中打击纳入“成功行动”计划的范畴，并以增强心理压力和制造心理恐慌为直接目的，进而廓清混沌局面，推动“成功行动”计划目标的最终实现。

为渲染紧张气氛，增强空中打击的心理效果，当空袭降临危地马拉城之际，一台隐藏在美国大使馆屋顶的收录机通过扩音喇叭播放被刻意放大的爆炸声响，对当地民众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心理恐慌。与此同时，中情局控制的秘密电台亦展开强劲的宣传攻势，竭力鼓噪危地马拉政府军的惨败，以及装备精良的反政府武装一往无敌、高歌挺进的虚假消息，并对危地马拉政府电台的播出信号进行干扰，导致危地马拉民众只能收听到反政府武装的播音。为稳定人心，阿本斯命令主要的电力公司停止供电，试图以此阻止秘密电台的播音与虚假报道的传播，但停电反过来却加剧了紧张局势，各种谣言甚嚣尘上。⁽²¹⁾由此可见，随着空中打击的正式展开，“成功行动”计划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心理战为直接目的的空中打击遂成为美国隐蔽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有效的战略工具。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空中打击的心理攻势所产生的对危极端不利的效果，慌乱之中，阿本斯的决策亦出现严重失误。

另一方面，面对阿马斯的军事行动，阿本斯政府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6月19日，危地马拉政府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美洲国家组织所属美洲和平委员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并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对危地马拉领土的侵犯。

对于危地马拉诉诸联合国的行为，美国并不感到意外。其实，早在5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就预计，为抵消在中美洲的孤立处境，危地马拉将在其他地方寻求政治支持，尤其是在联合国中寻求政治支持。⁽²²⁾面对危地马拉的举措，美方回应称，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安理会讨论危地马拉问题，因为危地马拉的事态归根到底是一些危地马拉人反对另一些危地马拉人，不存在所谓侵略问题，因此，危地马拉事态不属于安理会讨论的范畴。时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亨利·洛奇（Henry C．Lodge，Jr．）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2条第2款称，美洲国家组织才是讨论危地马拉问题的合适机构。对于美国曲解《联合国宪章》的意图，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针锋相对地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4条和第35条，联合国安理会拥有讨论危地马拉问题的更优先的权利。⁽²³⁾哈马舍尔德对洛奇的反驳从一个侧面表明，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干涉危地马拉的企图，早就存在普遍担忧。

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官员，洛奇与联合果品公司同样存在密切联系，是联合果品公司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因此，早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洛奇就因积极捍卫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而声名大噪，被称为“来自联合果品公司的参议员”。⁽²⁴⁾基于此种背景，洛奇为安理会讨论危地马拉问题设置障碍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鉴于由安理会讨论危地马拉问题已经难以阻挡，为拖延时间，洛奇遂试图利用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职务之便，将会议时间安排在6月21日，但遭到苏联等国的反对。洛奇不得不调整安排，将安理会会议的日期定在6月20日下午。

6月20日的安理会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争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危地马拉问题应由安理会讨论，还是交由美洲国家组织磋商。洛奇首先发言，声称巴西、哥伦比亚和古巴均支持美国的立场，要求将危地马拉问题交由美洲国家组织处理。危地马拉则援引《联合国宪章》第7条据理力争，要求安理会派遣和平使团前往危地马拉调查事件真相，阻止针对危地马拉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鉴于苏联反对将危地马拉问题交由美洲国家组织，洛奇竟不顾外交礼仪，当众宣称苏联应滚出西半球，决不允许苏联在西半球从事阴谋活动。⁽²⁵⁾

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安理会以法国的提议为基础通过决议，呼吁立即停止可能导致流血事件的任何行动，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均不应向导致流血事件的行动提供援助。⁽²⁶⁾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措词含糊且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但仍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国务卿杜勒斯甚至指责危地马拉政府诉诸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就是“试图扰乱美洲国家体系”。⁽²⁷⁾美国的真实意图是：由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并将以此妨碍美国政策策略的贯彻，因此，美国政府坚信，由美国主导控制的美洲国家组织才是处理危地马拉问题的适当机构。为此，美国遂开动宣传机器，利用联合国决议大做文章，声称危地马拉政府诉诸联合国安理会的行为以及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密切合作，包括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对阿本斯政府的舆论支持，均为国际共产主义向危地马拉的广泛渗透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²⁸⁾

与此同时，危地马拉政府并未放弃通过联合国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努力。6月22日，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安理会举行新的会议，讨论侵略者枉顾安理会6月20日决议的问题。对于危地马拉的新提议，洛奇和国务卿杜勒斯均认为，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共产主义阴谋，如果安理会介入危地马拉问题，整个美洲体系就将终结。⁽²⁹⁾

但是，危地马拉的新提议却得到苏联、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不仅如此，苏联还提议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前往危地马拉，实地调查局势的真相。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亦公开支持苏联的提议，认为联合国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采取行动，所有国家均应一视同仁。⁽³⁰⁾由此可见，即便是盟国，英、法等国亦对美国的危地马拉政策持有异议。

英、法等国的态度彻底激怒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指责英法两国的行为在西方盟国之间制造了严重的裂痕，是对盟国的公然背叛。为此，美国毫不迟疑地向英法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一方面，杜勒斯指示美国驻法大使立即向法国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的立场，声称法国在安理会的行为是可耻和不可原谅的，因为危地马拉问题与法国并无关联，但却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利益。美方重申，在联合国围绕殖民地问题的历次争论中，美国均始终如一地坚定支持法国的立场，不同意将印度支那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但在危地马拉问题上，法国却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对此，美国实在无法容忍。⁽³¹⁾

另一方面，借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访美之机，国务卿杜勒斯直接把本不在谈判议程范围内的危地马拉问题摆到桌面，认为安理会应拒绝危地马拉的提议，不将危地马拉问题列入临时议程。杜勒斯以非常强烈的态度向艾登表明了美国在危地马拉问题上的立场，声称苏联正试图摧毁建立在“门罗主义”基础上的美洲体系，而“门罗主义”则是美国承担的第一个国际责任。杜勒斯警告称，如果苏联在西半球获得一个立足点，美国将不得不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部分力量至美洲地区，美国向英国等西欧国家承诺的安全责任将大打折扣。⁽³²⁾杜勒斯的态度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全力支持，英国领导人面临巨大压力。鉴于英国在诸如塞浦路斯问题、苏伊士运河问题等诸多问题上均需美国的支持，英国最终同意，对于危地马拉在安理会的新提议不予考虑，并承诺劝说法国采取同样立场。⁽³³⁾由此可见，面对美国的外交压力甚至威胁，英国领导人最终做出妥协。更为重要的是，在丘吉尔看来，与美英关系的重要性相比，危地马拉就是一个小问题，英国不会因危地马拉问题而损坏美英关系乃至跨大西洋关系。⁽³⁴⁾

与此同时，洛奇亦受命向英法等国驻联合国使团表明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洛奇声称，美国决不会容忍他国对西半球事务的干涉，英法可以在危地马拉问题上选择自行其是的态度，但如果英法等国拒绝追随美国的领导，美国政府将在埃及、塞浦路斯、北非等争议性问题上采取独立的立场，英法应当知道反对美国政策的代价。⁽³⁵⁾

在6月25日的安理会会议上，巴西明确反对将危地马拉问题纳入议程，并得到哥伦比亚的附议，苏联主张再度讨论危地马拉问题，洛奇则重申危地马拉问题应首先交由美洲国家组织处理。面对争论，安理会决定将危地马拉问题是否应列入会议议程付诸表决。结果是：4票赞成将危地马拉问题列入议程，5票反对，2票弃权（英国和法国）。至此，美国实现其目标，危地马拉问题没能进入安理会的讨论范围。⁽³⁶⁾透过美国在联合国的纵横捭阖不难看出，为确保最终实现“成功行动”计划的目标，美国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多途径地施展外交谋略。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激烈交锋，美国如愿以偿地阻止了联合国介入危地马拉问题，挫败了阿本斯政府的外交努力，占据了更为有利的地位。

另一方面，为确保将危地马拉问题交由美洲国家组织讨论和处理，美国政府还采取了配套的措施，敦促美洲和平委员会于6月23日通过决议，授权成立一个附属委员会以调查危地马拉事件。⁽³⁷⁾6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支持美洲国家组织“采取适当行动以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西半球国家事务的干涉”。⁽³⁸⁾上述举措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努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是美国运用外交手段支持“成功行动”计划的内在环节。紧接着，美国又敦促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于6月26日通过决议，提请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根据《里约条约》召开外长会议，商讨危地马拉问题。⁽³⁹⁾至此，阿本斯政府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以解决危地马拉问题的愿望全部落空并遭遇“毁灭性的”外交挫折；⁽⁴⁰⁾而美国则成功地将有关危地马拉问题的讨论由联合国安理会转到美洲国家组织，并可凭借强大的影响力主导危地马拉问题的前景，避免了因联合国安理会的介入而影响“成功行动”计划及其准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从而基本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即：“防止任何新的因素破坏业已面临风险的‘成功行动’计划”，⁽⁴¹⁾延续准军事打击行动的展开态势，并对阿本斯政府形成了新的政治和外交压力。

在利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展开外交攻势的同时，美国还决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尽快完成“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避免因时间的拖延和事态的发展而暴露隐藏的“美国之手”。6月23日，普里福伊致电威斯纳，就美国在此关键时刻的政策选择提出新建议：全力支持阿马斯；加大针对危地马拉军队的空中攻势以实现进一步的策反或消灭；实施针对危地马拉城的空中攻势以扰乱军心，激励朋友，震慑敌人。⁽⁴²⁾

根据普里福伊以及“成功行动”计划总部的建议，中情局于6月24日决定加大空中打击的力度，将轰炸范围和目标扩大至危地马拉城、亚当石油仓库和马塔莫罗斯要塞，并认为这是目前推动“成功行动”计划走向成功的“最有效的步骤”；中情局还要求，在实施轰炸后立即空投传单，目的就是炫耀空中打击以及反政府武装的力量。实际上，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空中打击的范围早已超出中情局的授权，6月22日，危地马拉城的石油罐遭到猛烈的空中打击，6月23日，萨卡帕城开始遭受空中攻击，奇基穆拉城外围的桥梁和公路亦连续遭到猛烈的空中轰炸和空中扫射；与此同时，空中打击的目标还指向铁路、桥梁以及有关的石油和军火仓库。从推动“成功行动”计划尽快达到预期目标的角度看，“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扩大空中打击范围的目的非常明确——以此制造“巨大的心理影响”。⁽⁴³⁾

与此同时，为渲染阿马斯武装的实力以及空中打击的效果，强化心理战，“成功行动”计划总部展开了更为密集的宣传攻势。从6月26日到27日，中情局操控的“解放之声”电台加大力度炫耀阿马斯武装，捏造反政府武装发起有效进攻并接连取得胜利的谣言，反复播放“解放军”的两个庞大且全副武装的纵队正向危地马拉城挺进。此外，“解放之声”电台还着力制造反政府武装随处可见的假象，呼吁危地马拉人民帮助“解放军”寻找飞机的降落点。在故弄玄虚的宣传攻势和飞机狂轰滥炸的压力下，危地马拉国内局势陷入失控的混乱状态，危地马拉人开始纷纷逃离首都，⁽⁴⁴⁾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并打击了阿本斯政府的抵抗意志。

作为战略性和支援性手段，包括空中打击在内的空中支持行动在“成功行动”计划的最后阶段无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⁴⁵⁾正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更是彻底摧垮了阿本斯本已趋于崩溃边缘的抵抗意志。6月27日凌晨，中情局指挥的飞机轰炸并击沉了一艘驰往危地马拉的英国商船“斯普利乔德号”（Springfjord），声称该轮船装载有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汽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该轮船装载的是咖啡和棉花）。无论如何，“斯普利乔德号事件”给危地马拉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廓清了危地马拉的政治局势。基于“斯普利乔德号事件”，危地马拉军队充分意识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推翻阿本斯。⁽⁴⁶⁾于是军方开始考虑迫使阿本斯下台。

面对日益升级的强大压力，阿本斯陷入绝境。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美国遂从幕后走到前台，直接出面逼迫阿本斯下台。6月27日，普里福伊在美国大使馆约谈了危地马拉国防部长桑切斯、陆军司令迪亚斯和陆军上校蒙松。普里福伊态度蛮横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阿本斯必须于当晚辞职，否则，美国将立即动用在巴拿马的“超级武器”，摧毁整个危地马拉城。会谈结束后，迪亚斯将普里福伊的通牒转告阿本斯。面对美国的摊派，为避免造成重大伤亡，在得到迪亚斯不同阿马斯和谈、维护改革成果的保证之后，阿本斯同意将权力转交迪亚斯。⁽⁴⁷⁾

6月27日晚，阿本斯通过电台宣布辞职，并将总统职务交由迪亚斯行使，同时严厉谴责美国应对危地马拉事件负责。⁽⁴⁸⁾“成功行动”计划总部闻讯后立即指示“解放之声”电台迅速予以广播，并规定了主要的广播内容：1．阿本斯的辞职标志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第一个胜利；2．呼吁人们迅速加入解放运动的行列；3．迪亚斯必须接受阿马斯提出的停火条件，并驱逐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否则，解放运动的军队将继续胜利进军，空中打击将继续进行。在致中情局危地马拉站的电文中，“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明确将空中打击所展示的力量视为增强阿马斯地位的重要手段。⁽⁴⁹⁾由此可见，在美国看来，推翻阿本斯政府只是实现了“成功行动”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将亲美的阿马斯扶植上台才意味着“成功行动”计划取得全面胜利。

实际上，作为阿本斯的接替者，迪亚斯并非美国中意的人选，中情局甚至坚信，鉴于迪亚斯曾受训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学校，因而极有可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者”。为全面实现“成功行动”计划的目标，美国认为迪亚斯必须下台。⁽⁵⁰⁾

与此同时，迪亚斯的举措亦进一步激怒了美国。为履行对阿本斯的承诺，迪亚斯在阿本斯宣布辞职后随即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抵抗雇佣侵略者的战斗决不能停息。在美国看来，迪亚斯坚持反对侵略的态度将破坏“成功行动”计划，因而不能容忍。⁽⁵¹⁾在6月28日凌晨同迪亚斯等人的会谈中，普里福伊当面指责迪亚斯竟然允许阿本斯发表反美演说，因此，美国不可能与其进行合作，明确要求迪亚斯将总统权力转交给蒙松——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者。⁽⁵²⁾然而，在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迪亚斯迅速于6月28日颁布条令，宣布建立一个由迪亚斯、桑切斯和蒙松组成的军人政务会，行使政府职能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此后，普里福伊等美国官员同政务会成员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政务会能与阿马斯就有关问题进行直接谈判，但政务会成员对此却不置可否，普里福伊遂呼吁继续实施空中轰炸，敦促政务会尽快接受美国的条件。⁽⁵³⁾

危地马拉的事态仍在继续发展，6月29日凌晨，蒙松推翻了28日建立的军人政务会并组成了一个新的军人政务会，同时希望立即实现停火，愿与阿马斯举行会谈。于是，“成功行动”计划总部遂下令暂停军事进攻以及空中打击行动，但应继续向阿马斯的地面部队提供补给以保持其战斗力，武装战斗机则继续实施空中侦察，直至“阿马斯的地位得以确保”。在6月30日早晨的电话交谈中，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与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亦认为，“美国决不能拆阿马斯的台”。⁽⁵⁴⁾由此可见，美国决意扶植阿马斯的政策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阿本斯的倒台，美国的政策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且危地马拉的政治局势正在朝着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在6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危地马拉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对危地马拉局势的发展“深感满意”。⁽⁵⁵⁾

在美国的精心安排下，阿马斯与蒙松于6月30日—7月2日在萨尔瓦多的圣萨尔瓦多市举行会谈。鉴于双方各怀鬼胎，各持己见，谈判在开始阶段就陷入僵局，普里福伊遂于7月1日飞抵圣萨尔瓦多，直接参与会谈以敦促双方尽快达成协议。在首先同阿马斯的秘密会谈中，普里福伊明确表达了对阿马斯就任总统的支持，建议阿马斯在目前形势下应采取灵活的策略，同意加入军人政务会。随后，普里福伊又同蒙松举行了单独会谈，面对美国的压力，蒙松表示接受阿马斯进入政务会并担任政务会主席。经进一步磋商，阿马斯和蒙松最终在普里福伊的协调下于7月2日就新的政务会及其成员达成协议。7月3日，普里福伊、阿马斯和蒙松同机回到危地马拉城。⁽⁵⁶⁾按照约定，阿马斯于7月7日就任军人政务会常任主席，以阿马斯为首的危地马拉新政府宣布成立。在此背景下，“成功行动”计划总部遂致电中情局，认为“现在的危地马拉政府完全具备‘成功行动’计划所预期的特征”，标志着“成功行动”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美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7月13日，美国正式宣布承认危地马拉新政府。⁽⁵⁷⁾

在完成了预定任务之后，“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于7月12日24点关闭，后续工作交由中情局西半球分局负责处理。⁽⁵⁸⁾至此，在美国一手策划实施的“成功行动”计划的打击下，危地马拉合法的阿本斯政府被颠覆，亲美反共的阿马斯政府在美国的扶植下粉墨登场，美国则通过隐蔽行动实现了“成功行动”计划的预期目标。⁽⁵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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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FRUS，1952-1954，Vol．4，pp．1191-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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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FRUS，1952-1954，Guatemala，p．429．

(59)  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第13页。

“美国之手”：从“成功行动”计划透视美国的隐蔽行动

隐蔽行动是美国实现对外政策与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我们洞察美国对外政策及其走向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史上，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计划是一个堪称经典的案例，其政策设计的周密性，实施手段的多样性，实施路径的综合性，行动规模的广泛性，均为史无前例，开创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先河；以“9·11备忘录”为政策基础和路线图的“成功行动”计划，亦为美国学界总结美国隐蔽行动的类型及其政策功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素材。因此，探讨“成功行动”计划与美国隐蔽行动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历史与理论的综合运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对“成功行动”计划的历史解读，更加透彻地理解美国隐蔽行动的实施路径，更加清晰地把握美国隐蔽行动的实质与特征。

一、“成功行动”计划的影响

作为“冷战”渐次展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产物，“成功行动”计划对美国的“冷战”战略和拉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成功行动”计划策动的危地马拉政变终结了危地马拉“民主的春天”，⁽¹⁾阻遏了危地马拉的社会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成功行动”计划强化了隐蔽行动在美国“冷战”和遏制政策中的作用，在美国的“冷战”对外政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体地讲，“成功行动”计划对美国“冷战”战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成功行动”计划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维护后院并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一次全方位隐蔽行动，是美国“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在拉美地区的一次具体实践。⁽²⁾拉丁美洲向来被美国视为不容他人置喙的后院，“冷战”格局形成后，美国更是将拉丁美洲视为“冷战”对峙与较量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后方，“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就认为，在美国寻求构筑非共产主义世界国际关系体系的努力中，在美国应对苏联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进程中，拉丁美洲以及美拉关系均“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³⁾因此，遏制国际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渗透与扩张就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拉美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也是美国拉美政策的中心和基础。⁽⁴⁾“成功行动”计划以“冷战”战略作为政策背景和引领方针，以遏制国际共产主义对危地马拉的渗透与扩张作为基本的政策出发点，以颠覆所谓受共产主义影响的阿本斯政府并扶植亲美政府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从而集中体现了美苏“冷战”对抗时期美国拉美政策的“冷战”特征。随着“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美国维护后院并在拉美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目标基本实现，这也表明在“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将采用一切手段防止西半球出现所谓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

其次，“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拉美政策出现新的变化。如果说“门罗主义”是以反对欧洲强国将其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反对欧洲强国干涉美洲事务的美洲体系原则作为基础的话，那么，“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则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在美洲地区的内部颠覆也将成为美国采取直接行动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功行动”计划无疑标志着美国的拉美政策在“冷战”时期增添了“一个新的决策”，⁽⁵⁾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内部颠覆成为美国拉美政策的重要内容；凭借这一新的政策原则，“山姆大叔”将拉美国家更加紧密地与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联系在一起。因此，“成功行动”计划在一定意义上是“门罗主义”原则的延伸和发展，是美国的“冷战”和遏制政策在拉美地区的一次具体实践，同时也是美国拉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美国开始在拉美地区频繁借助全方位的隐蔽行动，以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和扩张，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

第三，“成功行动”计划是美国在“冷战”渐次展开时期实施隐蔽行动以贯彻“冷战”战略的一个经典案例，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以“9·11备忘录”为指导的“成功行动”计划对隐蔽行动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设计，由此形成了一个完备的隐蔽行动方案。而且，“成功行动”计划的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美国政府对隐蔽行动的偏爱”，⁽⁶⁾鉴于此，以“9·11备忘录”作为参照范例的美国隐蔽行动模式基本定型，此即“‘成功行动’计划模式”，其基本内涵是：以精心策划的旨在制造恐慌与混乱的隐蔽宣传行动和宣传战为基础和主要内容，以蓄意安排的准军事行动为策应手段；而公开的支持性政治、经济与外交压力均是围绕隐蔽宣传行动和宣传战的需要而展开的。⁽⁷⁾从此以后，隐蔽宣传行动和宣传战、准军事行动（尤其是支援性空中打击行动）以及公开的支持性政治、经济与外交压力，就构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三个基本环节，服务于美国特定的政策目的和战略目标。正因为如此，基于“9·11备忘录”的“成功行动”计划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模式的基础，策划和实施隐蔽行动遂成为美国推行“冷战”战略与遏制政策、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总之，“成功行动”计划是“冷战”时期美国在拉丁美洲实施的第一个隐蔽行动计划，开启了美国运用隐蔽行动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滥觞。通过策动危地马拉政变，中情局成为美国影响拉美事务的“看不见的政府”。⁽⁸⁾更为重要的是，“‘成功行动’计划模式”是美国隐蔽行动的重要参照系，在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中无数次被复制并不断发展。因此，“成功行动”计划的成功实施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大肆运用隐蔽行动的肇端之一，从中获益的美国政府自此对隐蔽行动爱不释手，将隐蔽行动视为一个有效的政策与战略工具。

二、美国隐蔽行动理论视角下的“成功行动”计划

颠覆阿本斯的“成功行动”计划是“冷战”展开时期美国实施的一次全方位隐蔽行动，综合运用各种隐蔽行动手段是“成功行动”计划的典型特征。正是在总结包括“成功行动”计划在内的隐蔽行动经验的基础上，美国学术界对隐蔽行动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归纳，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隐蔽行动理论体系。因此，从理论角度加以审视，可以进一步梳理“成功行动”计划的层次范畴，更加清晰地透视“成功行动”计划的隐蔽行动本质。

关于隐蔽行动的定义，美国学术界作出了各具特色的解释。罗伊·戈德森认为，所谓隐蔽行动，就是指一国政府或集团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做出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事态发展的努力与尝试。⁽⁹⁾洛赫·约翰逊和詹姆斯·沃茨则强调，隐蔽行动是指一国政府或其他组织所执行的秘密影响和操纵国外事态的所有行动；隐蔽行动的要旨就是间接性、非归属性和秘密性，政府或其他组织在隐蔽行动中的角色既非显而易见，亦未公开承认。⁽¹⁰⁾正因为如此，隐蔽行动又被称为“寂静的行动”，或者是外交与战争之间的“第三种选择”。⁽¹¹⁾戈德森进而指出，隐蔽行动的目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影响目标国内部或跨国集团的权力平衡，例如影响政府的组成及其决策过程；二是影响目标国的舆论环境，通过舆论压力迫使目标国政府按照隐蔽行动实施国所预期的方向做出决策；三是引导目标国政府或其他组织采取特定行动。⁽¹²⁾约翰逊更是坦言，美国隐蔽行动的目的就是秘密影响海外事态以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¹³⁾

由此可见，美国学术界首先系统论述了隐蔽行动的含义和政策目标，其中，有关隐蔽行动间接性和非归属性的观点更是深中肯綮地揭示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特征，从而为隐蔽行动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分析起点和学理基础。⁽¹⁴⁾

从特性上看，“成功行动”计划具备了间接性和秘密性，尤其是非归属性的特征。从行动目标上看，“成功行动”计划的目的就是运用秘密手段影响危地马拉国内外的舆论环境，破坏危地马拉国内的权力平衡，实现颠覆阿本斯的政策目标。因此，美国的隐蔽行动理论有助于进一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成功行动”计划是美国隐蔽行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鉴于隐蔽行动涉及的政策范围和政策手段相当庞杂，为进一步梳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隐蔽行动，美国学术界还对隐蔽行动进行了归类，将隐蔽行动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行动和准军事行动。美国学术界同时认为，隐蔽行动的各种类型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构成为统一的隐蔽行动体系。⁽¹⁵⁾由此可见，美国学术界对隐蔽行动的类型划分总体上框定了隐蔽行动的基本研究范畴，有助于针对不同的隐蔽行动政策和手段及其相互策应关系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因而进一步深化了美国的隐蔽行动理论。

（一）隐蔽宣传行动

隐蔽宣传行动（亦称心理战）是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作为研究隐蔽行动的著名学者，约翰逊强调指出，隐蔽宣传行动是隐蔽行动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其总体目标就是通过秘密渠道以实现美国政策观念的全球投放。⁽¹⁶⁾詹姆斯·奥尔森亦明确指出，心理战和宣传战的目的就是利用精心挑选的真实信息或肆意捏造的虚假信息，以影响对手的判断、行为和精神面貌，乃至改变对手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¹⁷⁾

戈德森则致力于隐蔽宣传行动的类型研究，认为隐蔽宣传行动可分为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两种类型。灰色宣传是指没有隐藏全部信息来源和渠道的隐蔽宣传行动。灰色宣传的素材可以是真实的或捏造的，或两者兼而有之；为使捏造的宣传素材（谎言）更加可信和有效，灰色宣传可以夹带一定数量的真实信息。所谓黑色宣传，是指信息来源和渠道完全隐藏、宣传素材完全虚假或捏造的隐蔽宣传行动。戈德森尤其强调，隐蔽宣传行动既可用于特定的、策略性的对外政策目的，也可服务于更广泛和更长远的对外战略目标。⁽¹⁸⁾

由此可见，美国学术界对隐蔽宣传行动的目的和手段进行了分析，从而为隐蔽宣传行动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作为美国隐蔽行动体系中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渗透力的行动类型，隐蔽宣传行动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虚假或者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以达到特定或长远的政治和战略目的。具体地讲，隐蔽宣传行动具有两大政治功能：一是通过长期的隐蔽宣传以影响目标国的舆论环境，控制对手的判断能力甚至改变对手的政治信念，这是隐蔽宣传行动的一般功能，服务于长远的战略目标；二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锁定的目标国展开直接的舆论攻击，在目标国制造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这是隐蔽宣传行动的特定功能，主要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的。基于其独特的政治影响力，隐蔽宣传行动始终是美国隐蔽行动政策与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¹⁹⁾

隐蔽宣传行动是“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设计核心，是“成功行动”计划实施的重点和关键环节。为此，中情局构建了一整套隐蔽宣传行动的实施平台和传播渠道，除运用传统的宣传手段——诸如传单、小册子、墙报等之外，报刊、电台、电影、牧函等亦是“成功行动”计划隐蔽宣传行动的重要实施途径。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的隐蔽宣传行动，美国针对阿本斯政府展开了高强度的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实现了在危地马拉制造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的政策目标，极大地助推了“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

与隐蔽宣传行动主要通过秘密方式和手段展开宣传攻势不同，宣传战还包括运用公开的平台或机构展开对外宣传活动，此即所谓的白色宣传，意指真实但混杂偏见和倾向性信息的公开传播。⁽²⁰⁾在隐蔽宣传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公开的宣传战可以作为隐蔽宣传行动的舆论支撑和有效补充。隐蔽宣传行动和公开宣传战的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为推动“成功行动”计划的有效展开，除隐蔽宣传行动之外，美国还刻意制造宣传素材和契机，或不失时机地利用相关事态大肆炒作，通过公开渠道针对危地马拉实施了强有力的宣传战。其中，“加拉加斯宣言”、“白皮书事件”、“阿尔芙汉姆号事件”等，均被美国充分利用，针对危地马拉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攻势，造成广泛的舆论影响，对阿本斯构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公开的宣传战成为美国构想的支持性官方压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与展开中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二）隐蔽政治行动

对于隐蔽政治行动，格雷戈里·特雷弗顿的解释是，隐蔽政治行动是指改变目标国政治力量平衡的努力，通常的实施方式就是向特定的集团或个人提供秘密的资金支持。⁽²¹⁾戈德森则着重分析了隐蔽政治行动的实施手段，认为通过秘密方式资助和扶持政治代理人，借此影响目标国政府及其决策是隐蔽政治行动的常用手段。政治代理人可以有多种用途，包括情报搜集、暗中破坏、制造并传播谣言以及从事暗杀等。⁽²²⁾戈德森强调，支持非政府组织（如工会组织、商业团体和宗教组织等）以影响目标国的政治进程亦是隐蔽政治行动的重要手段，即通过秘密支持特定的组织或运动以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²³⁾

凯文·奥布赖恩着重从掩护性组织的角度探讨了隐蔽政治行动的实施途径，认为设立掩护性组织是展开隐蔽政治行动的普遍方式。奥布赖恩指出，根据隐蔽政治行动的需要，掩护性组织可以采用不同的伪装，总体上讲，掩护性组织的设立或利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由情报机构暗中出资开设的旨在掩护其活动的隶属公司；二是利用新闻媒介作为掩护隐蔽政治行动的工具；三是利用宗教组织、商业团体等社会组织作为展开隐蔽政治行动的平台。⁽²⁴⁾平台建设是隐蔽政治行动展开的组织支撑，事关隐蔽政治行动的成败，因而更加值得关注。

由此可见，美国学者着重从政策目的、实施手段等方面对隐蔽政治行动进行了分析，同时强调隐蔽政治行动的本质就是秘密影响目标国的政治进程，从而为隐蔽政治行动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路径。鉴于隐蔽政治行动具有直接影响目标国政治进程的功能，且隐蔽政治行动还可以服务于多用途的政治目的，因此，隐蔽政治行动在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和实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金钱、美女既是美国隐蔽政治行动的传统方式，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其目的就是将目标国的相关对象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并加以充分利用——包括情报搜集和策反等。鉴于隐蔽政治行动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因而更加难以察觉。⁽²⁵⁾

隐蔽政治行动是“9·11备忘录”所设计的“成功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此，中情局启动了秘密离间并策反危地马拉政府官员，尤其是军队高级指挥官的“金行动方案”。鉴于隐蔽政治行动的高度敏感性，中情局对于美国策反危地马拉官员的信息尚未充分公布，但“金行动方案”的实施已经足以表明，为实现颠覆阿本斯政府的目标，美国针对危地马拉实施了有组织的隐蔽政治行动。其中，策动危地马拉天主教会展开反阿本斯的宣传就是中情局隐蔽政治行动的一个成功举措；中情局秘密资助设立的国际军火公司、“慈善基金会”等掩护性公司和机构亦是美国隐蔽政治行动的组成部分，目的就是助推“成功行动”计划的展开。

（三）隐蔽经济行动

作为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隐蔽经济行动旨在秘密扰乱目标国的经济，进而支持整个隐蔽行动的展开。马克·洛温塔尔强调，由于经济混乱往往会导致政治动荡，因此，经济手段就成为隐蔽行动有效展开的重要领域。隐蔽经济行动的通常方式主要包括：通过隐蔽宣传以制造虚假的商品短缺信息并引发恐慌，进而推动隐蔽经济行动的进一步展开；毁坏主要农作物以达到直接引发经济混乱的效果；大量伪造目标国货币以摧毁其货币金融的信用体系等。⁽²⁶⁾

约翰逊同样认为，隐蔽经济行动是隐蔽行动的重要内容，其实施手段主要包括：污染目标国的石油输送管线和石油储备设施以威胁目标国的能源安全；破坏目标国的电力设施以扰乱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等。⁽²⁷⁾

不难看出，美国学术界对隐蔽经济行动的研究集中于探讨隐蔽经济行动的实施手段，对于隐蔽经济行动展开的条件，美国学术界却着墨不多。尽管如此，美国学者列举的诸多隐蔽经济行动方式依然表明，经济手段是美国获致隐蔽行动目标的重要途径。应当看到，由于经济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均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隐蔽经济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美国隐蔽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鉴于隐蔽经济行动不同程度地具有破坏性和暴力性的色彩，美国的隐蔽经济行动往往与特定的隐蔽行动相联系，服务于特定的隐蔽行动目标。⁽²⁸⁾

在“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隐蔽经济行动亦是中情局关注的问题，为此，中情局特意组建了一个“纽约商人小组”，在经济行为的掩护下针对危地马拉展开隐蔽经济行动，制造经济混乱，策应美国整个隐蔽行动的展开。另一方面，隐蔽经济行动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暴力色彩，且一旦实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甚至危及民生，因而受到强烈批评，所以中情局对所有隐蔽经济行动均采取严格保密的原则，这也是“成功行动”计划有关隐蔽经济行动的资料至今难得一见的重要原因。尽管美国学术界对隐蔽经济行动的实施路径进行了理论概括，但由于缺乏档案资料的有力支撑，隐蔽经济行动遂成为“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一个短板。

此外，经济战是美国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与隐蔽经济行动通过秘密手段扰乱目标国经济不同，经济战具有公开色彩，其实施方式包括贸易制裁、冻结资产、经济封锁等类型。在特定条件下，隐蔽经济行动和经济战往往相互配合，相互策应，从隐蔽和公开两个层面支持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以“成功行动”计划的实施为例，除隐蔽经济行动之外，美国还运用公开的经济战方式——贸易制裁、停止信贷和援助、抽逃资金、经济封锁等，向阿本斯施加压力，制造经济恐慌。因此，隐蔽的经济行动和公开的经济战均是美国颠覆阿本斯政府的经济手段，两者的相互配合、各显神通亦是“成功行动”计划的重要特色之一，由此进一步彰显了美国隐蔽行动手段的多样性。

（四） 准军事行动

准军事行动是美国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术界认为，所谓准军事行动，就是指未公开承认地使用武力，或向破坏势力和抵抗势力提供武力援助的政策行为。⁽²⁹⁾

支持破坏势力或抵抗运动是准军事行动的重要方式，其目标就是削弱和消灭对手，促成目标国的国内革命，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戈德森认为，准军事行动框架内的隐蔽支持和援助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政治和道义支持、物质支持等。在戈德森看来，为实现准军事行动范畴内的政治目标，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第三国或国际机构向破坏势力和抵抗势力提供政治支持，并借此影响目标国的政治决策。戈德森指出，准军事行动框架内的隐蔽支持经常采用向破坏势力和抵抗势力提供直接帮助的方式，如提供培训、政治和技术咨询、协调军事行动等。此外，准军事行动框架内的物质支持还包括秘密提供武器装备、通讯设备等；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促使第三方向破坏势力或抵抗势力提供避难所亦是准军事行动的重要途径。⁽³⁰⁾

戈德森强调指出，政变是准军事行动的突出标志，同时也是隐蔽行动的最高级别的组成部分。尽管制造政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效的政变均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如深思熟虑的政策策略、时机的把握、准确的情报支持等。⁽³¹⁾

由此可见，美国学术界对准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了归纳，为准军事行动的研究圈定了基本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美国学术界的总结不难看出，美国准军事行动的本质特征就是通过隐蔽军事行动的方式影响国外事态的发展，助推美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目标的实现。⁽³²⁾

准军事行动是“成功行动”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其政策目标就是通过策动政变的方式颠覆阿本斯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仅向反政府的阿马斯势力提供了政治支持，而且还通过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国向阿马斯武装以及渗入危地马拉的反政府势力提供军事培训、武器装备，并对有关军事行动进行了周密的协调，包括实施“Q行动方案”，同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签订军事援助协定等。“成功行动”计划准军事行动最具特色之处，就是美国秘密提供的空中打击行动，实际上，正是空中打击给予阿本斯最后一击，在颠覆危地马拉合法政府的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空中打击引入隐蔽行动范畴是“成功行动”计划的一大创举，由此拓展了美国准军事行动的内涵，为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

总之，在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史上，“成功行动”计划是第一次整合了所有隐蔽行动要素的典型案例，囊括了隐蔽宣传行动（辅之以公开的宣传战）、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行动（包括公开的经济战）、准军事行动（尤其是空中打击行动）等行动类型。因此，“成功行动”计划不仅为美国隐蔽行动提供了一个模板，同时也为美国隐蔽行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问题导向和经验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功行动”计划之所以倍受学术界关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美国隐蔽行动的经典案例，“成功行动”计划的历史经验与美国隐蔽行动的理论研究之间存在有机的互动关系。透过“成功行动”计划的历史细节审视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的生成与发展，依据隐蔽行动理论进一步剖析和解读“成功行动”计划，仍将是值得探索的课题。

(1)  Stephen Kinzer，Overthrow：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New York：Times Books，2006，p．129．

(2)  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第13页。

(3)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ited as FRUS），1950，Vol．2，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598．

(4)  Lars Schoultz，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U．S．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335．

(5)  John Ranelagh，The Agenc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6，p．268．

(6)  Henry Raymont，Troubled Neighbors：The Story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from FDR to the Present，Boulder：Westview Press，2005，p．103．

(7)  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第13页。

(8)  David Wise and Thomas B．Ross，The Invisible Government，New York：Bantam Books，1964，p．197．

(9)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U．S．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Washington，D．C．：Brassey's，1995，p．2．

(10)  Loch K．Johnson and James J．Wirtz，“Covert Action：Introduction”，in Loch K．Johnson and James J．Wirtz，eds．，Strategic Intelligence：Windows into a Secret World，An Anthology，Los Angeles：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2004，p．253．

(11)  Loch K．Johnson，“Covert Action and Accountability：Decision-Making for America's Secret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1，1989，p．82．

(12)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p．134．

(13)  Loch K．Johnson，“Covert Action and Accountability：Decision-Making for America's Secret Foreign Policy”，p．84．

(14)  舒建中：《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研究述评》，《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5期。

(15)  Loch K．Johnson and James J．Wirtz，“Covert Action：Introduction”，in Loch K．Johnson and James J．Wirtz，eds．，Strategic Intelligence，p．254．

(16)  Loch K．Johnson，“Covert Action and Accountability：Decision-Making for America's Secret Foreign Policy”，p．84．

(17)  James M．Olson，Fair Play：The Moral Dilemmas of Spying，Washington，D．C．：Potomac Books，2006，p．262．

(18)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pp．151-158．

(19)  舒建中：《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研究述评》，第53页。

(20)  Michael A．Turner，“Covert Action：An Appraisal of the Effects of Secret Propaganda”，in Loch K．Johnson，ed．，Strategic Intelligence，Vol．3，Westport：Praeger，2007，pp．110-112．

(21)  Gregory F．Treverton，Covert Action：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7，p．13．

(22)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pp．139，141．

(23)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pp．145-146，150．

(24)  Kevin A．O'Brien，“Interfering with Civil Society：CIA and KGB Covert Political Action during the Cold War”，in Loch K．Johnson and James J．Wirtz，eds．，Strategic Intelligence，pp．264-268．

(25)  舒建中：《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研究述评》，第53—54页。

(26)  Mark M．Lowenthal，Intelligence：From Secrets to Policy，Washington，D．C．：CQ Press，2006，pp．162-163．

(27)  Loch K．Johnson，“Covert Action and Accountability：Decision-Making for America's Secret Foreign Policy”，p．85．

(28)  舒建中：《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研究述评》，第54页。

(29)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p．158．

(30)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pp．164-168，170-171．

(31)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p．175．

(32)  舒建中：《美国的准军事行动理论》，《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12期，第18页。

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54，New York：Harper＆Brothers，195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Dwight D．Eisenhower，1954，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

U．S．，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1950-1955，Vol．1，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Vol．9，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4，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3．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Guatemala，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3．

二、英文文献

（一）英文论文

Bowen，Gordon L．，“U．S．Foreign Policy toward Radical Change：Covert Operations in Guatemala，1950-1954”，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10，No．1，1983．

Bowen，N．J．F．and E．J．Hughes，“Guatemala 1954：Intervention and Jurisdic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No．1，1972．

Gleijeses，Piero，“The CIA's Paramilitar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An Assessment”，Cold War History，Vol．16，No．3，2016．

Immerman，Richard H．，“Guatemala as Cold War Histor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5，No．4，1980-1981．

Johnson，Loch K．，“Covert Action and Accountability：Decision-Making for America's Secret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1，1989．

Meers，Sharon，“The British Connection：How the United States Covered Its Tracks in the 1954 Coup in Guatemala”，Diplomatic History，Vol．16，No．3，1992．

Streeter，Stephen M．，“Interpreting the 1954 U．S．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Realist，Revisionist，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History Teacher，Vol．34，No．1，2000．

Taylor，Philip B．，Jr．，“The Guatemalan Affair：A Critique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0，No．3，1956．

Young，John W．，“Great Britain's Latin American Dilemma：The Foreign Office and the Overthrow of ‘Communist’ Guatemala，June 1954”，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8，No．4，1986．

（二）英文专著

Barrett，David M．，The CIA and Congress：The Untold Story from Truman to Kennedy，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5．

Bowie，Robert R．and Richard H．Immerman，Waging Peace：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Callanan，James，Covert Action in the Cold War：US Policy，Intelligence and CIA Operations，London：I．B．Tauris，2010．

Cook，Blanche W．，The Declassified Eisenhower：A Divided Legacy of Peace and Political Warfare， New York：Penguin Books，1984．

Cullather，Nick，Secret History：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1952-195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Gleijeses，Piero，Shattered Hope：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4-195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Godson，Roy，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U．S．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Washington，D．C．：Brassey's，1995．

Grow，Michael，U．S．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Pursu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Cold War，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8．

Immerman，Richard H．，The CIA in Guatemala：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2．

Kinzer，Stephen，Overthrow：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New York：Times Books，2006．

Kinzer，Stephen，The Brothers：John Foster Dulles，Allen Dulles，and Their Secret World War，New York：Times Books，2013．

Prados，John，Safe for Democracy：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Chicago：Ivan R．Dee，2006．

Rabe，Stephen G．，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

Ranelagh，John，The Agenc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6．

Schlesinger，Stephen and Stephen Kinzer，Bitter Fruit：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New York：Anchor Press，1983．

Schoultz，Lars，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U．S．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Treverton，Gregory F．，Covert Action：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7．

三、中文文献

（一）中文论文

贾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的心理战：“成功行动”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4期。

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

舒建中：《从“成功行动”计划看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舒建中：《美国的准军事行动理论》，《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12期。

舒建中：《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研究述评》，《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5期。

袁东振，张全义：《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拉美国家事务的干预》，《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4期。

（二）中文专著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高慧开：《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郑钢基金·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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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网址：https://www.capds.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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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关怀暨世界眼光　科学与人文并举
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　学术与思想共生
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　求真与致用平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与1973年智利政变/王爱娟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2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19453-5

Ⅰ．①美…　Ⅱ．①王…　Ⅲ．①政变—研究—智利　Ⅳ．①D77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7666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　斌

书　　名　美国与1973年智利政变

著　　者　王爱娟

责任编辑　贾小芳　官欣欣　编辑热线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375　字数114千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9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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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第一章　概说隐蔽行动

第一节　隐蔽行动之概念

第二节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发展

第二章　美智关系的历史脉络

第一节　美智关系的政治牵引——宪政体制

第二节　美智联系的经济纽带——矿产贸易

第三节　美智关系愈形复杂

第四节　冷战后的美智关系

第三章　“扰乱行动”

第一节　阿连德的竞选之路

第二节　美国的内部争议

第三节　“扰乱行动”实施

第四章　“双轨行动”

第一节　阿连德就职前的智利政局

第二节　美国内部争论

第三节　“双轨行动”实施

第五章　孤注一掷的隐蔽行动

第一节　阿连德就职后的智利政局

第二节　美国内部关于颠覆策略的争论

第三节　“冷淡而正确”政策

第六章　美国在智利政变中的角色

第一节　1973年政变爆发

第二节　美国在政变中的角色

第七章　美国何以实现目标？

第一节　不稳定的内部

第二节　美国的关键作用

第三节　多元互动的隐蔽行动

余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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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连德
图片来源：www.weibo.com

政变纪念
图片来源：news.chinaiiss.com

《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姚　远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郑钢基金·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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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得“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唯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有助于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引言

1973年9月11日，智利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军事政变，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拒绝投降，最终于总统府殉职。阿连德经历了多次竞选、就职危机，最终在执政不到3年后被推翻，智利持续了100多年的民主制度随之倾覆。从智利1973年政变至今，对于美国是否参与其中的研究与讨论从未停歇。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尼克松政府与阿连德政府之间的关系、阿连德政府的国内改革、阿连德政府实施的国有化改革对美智关系的影响、智利军事政变与美国的干预等方面。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美国陆续解密的大量档案，特别是美国国会公布的关于中情局对智利进行隐蔽行动的调查报告——丘奇报告和辛奇报告，使研究的视角和内容进一步丰富，不仅证实了美国在这一时期对智利实施了隐蔽行动，指出美国干涉智利的原因，还分析了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失败的国内原因、智利内部及拉美对于美国干涉的反应、美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以及智利政变对冷战格局的影响等等。2014年11月和2015年11月，FRUS（美国外交关系文件）又分别解密了366份和157份关于智利问题的档案，其中涉及美国对智利政策的讨论。尽管其中某些人名及金额被故意遮挡，但对于了解整个事件特别是美国尼克松政府究竟对智利部署和实施了哪些隐蔽行动、美国为何实施这些隐蔽行动等关键问题大有帮助，对于重新审视美国在1973年智利政变中的角色与作用具有推动作用。

具体而言，本书认为美国从阿连德上台前的“扰乱行动”就坚定了阻止阿连德执政的决心并提出了通过政变阻止其上台这一选择；其后的“双轨行动”更是明确将军事政变作为与其他手段平行部署和实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阿连德上台之后，尼克松政府更是孤注一掷地展开了全面的隐蔽行动，旨在颠覆阿连德政府；在1973年政变之前，美国更是对反对派提供了武器和资金等具体且直接的帮助。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尼克松政府对阿连德的隐蔽行动贯穿了阿连德上台前至其在政变中殉职的全程，即使前期的诸多行动并未取得成功，但许多具体行动保持了长期的连贯性并不断发挥作用，直至由量变导致质变。从横向上来分析尼克松政府对阿连德实施的隐蔽行动会发现，这些行动渗透到了智利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因此，本书认为将阿连德进行的国内改革作为智利政变爆发的内因且是根本原因，将美国的隐蔽行动视为辅助性的外部因素这样的看法是不准确的，美国的隐蔽行动遍及阿连德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对其改革的过程与效果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内外因素割裂开来分析。利用解密档案，对“尼克松政府究竟对阿连德做了什么”这一问题进行较为详细和深入的回答，可以得出“美国在智利政变中发挥着策划者、主导者的重要作用，而并非参与、卷入、纵容或帮助而已”这一结论。此外，利用解密档案对“尼克松政府究竟为何在冷战的被动阶段、在拉美国家掀起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浪潮中、在‘猪湾行动’失败后国际社会及美国国内对隐蔽行动充满质疑的情况下，依然如此坚定地对阿连德政府实施了隐蔽行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除了以往研究成果中提及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等因素之外，本书认为防止智利模式被效仿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才是美国最为担心的。否则，单就智利这个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的影响和威胁而言并不至于此。本书试图通过分析美国对外隐蔽行动及美智关系的历史脉络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对事件的背景进行梳理和铺垫；通过对1970年9月智利大选前尼克松政府为阻止阿连德胜选而部署和实施的“扰乱行动”进行分析，明确此时美国已下定决心将阻止阿连德执政作为既定目标，这一目标直到阿连德在政变中殉职从未改变；通过对1970年11月阿连德正式就职前尼克松政府部署和实施的“双轨行动”进行分析，明确此时美国已确定将发动军事政变作为阻止阿连德上台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阿连德上台后美国对其强势推行的全面颠覆行动进行分析，明确这些行动与政变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对1973年智利政变的爆发及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明确美国尼克松政府毫无疑问的是1973年智利政变及阿连德政府垮台的元凶；通过对美国制定和实施相关隐蔽行动过程中的判断、争论和决策的分析，明确尼克松政府对智利实施隐蔽行动的动因；并对这一时期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隐蔽行动的实质、特点和启示进行探究。

第一章　概说隐蔽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反战浪潮席卷全球。面对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美国更加倾向于采取隐蔽、深入和持久的方式来实现其海外战略目标。因此，随着冷战拉开序幕，美国开始注重运用除战争、外交等公开手段之外的其他斗争手段。隐蔽行动则成为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诸多手段中十分关键的一种，即通过秘密的方式全方位渗透和干涉等行动，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甚至颠覆其政权，进而扶植亲美政权，维护和拓展美国在冷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直至最终称霸全球。

第一节　隐蔽行动之概念

随着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国内外学者对于美国冷战期间对外隐蔽行动的研究逐步深入。当然，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隐蔽行动进行探究的同时，对于隐蔽行动内涵及外延的界定尚不尽相同。为准确研究和把握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特点和模式，有必要首先对隐蔽行动及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明确。

一、何谓隐蔽行动

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是美国在二战后开始使用的一个新概念。⁽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隐蔽行动成为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工具，但对于“隐蔽行动”的准确提法、内涵和外延的明确限定以及哪一部门为这一行动的最高权威机构等具体细节的明确则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1948年6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先提出“covert operation”这一词汇，用以指代美国实施或资助的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尤其不能暴露美国政府的责任。这些活动包括：“宣传、经济战；破坏、反破坏等预防性直接活动；颠覆敌对国家，援助地方抵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组织，支持自由世界受到威胁国家中的反共产主义分子。”⁽²⁾1976年2月18日福特总统在第11905号行政命令中第一次对隐蔽行动的概念做出了官方的、正式的界定，隐蔽行动“不同于收集和提供情报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活动，它是旨在促进美国政府在国外的计划和政策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计划和执行要使美国政府的作用不被暴露或公开承认”。⁽³⁾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美国政府相关文件中“隐蔽行动”一词尚不统一、固定。为避免行动暴露有损声誉，在许多文件中用“special activities”来指代隐蔽行动，即使这一词语无法准确表达隐蔽行动的对外政策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隐蔽行动的界定逐步增多。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对隐蔽行动的定义是“一国以不被认为是本国所为的方式所采取的旨在影响某些政府、事件、组织或个人以支持其对外政策的活动。它包括政治、经济、宣传及准军事行动”。⁽⁴⁾美国《国家安全法》对隐蔽行动的定义是“美国政府影响外国政治、经济或军事环境的一项或系列活动，目的在于让美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隐而不现或无须公开承认”。⁽⁵⁾此外，美国学者也对隐蔽行动做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罗伊·戈德森（Roy Godson）认为，隐蔽行动是指一国政府或集团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事态发展的努力与尝试。⁽⁶⁾洛赫·约翰逊（Loch K．Johnson）和詹姆斯·沃茨（James J．Wirtz）认为，隐蔽行动是指一国政府或其他组织所施加的秘密影响和操纵国外事态的所有行动；隐蔽行动的特性是间接性、非归属性和秘密性，政府或其他组织在隐蔽行动中的角色被隐藏。⁽⁷⁾国内学者白建才在一系列论著中对隐蔽行动的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认为隐蔽行动属于秘密活动，但只是其中一种，此外间谍活动、反间谍活动均属于秘密活动。隐蔽活动与间谍活动在任务和方式上有差别。间谍活动旨在秘密刺探、收集传递情报，任务较为单纯；隐蔽行动是秘密从事颠覆、破坏等更复杂的活动。间谍行动一般不被察觉地秘密进行，隐蔽行动会被察觉但只是不暴露组织者与实施者。⁽⁸⁾

尽管不同的定义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共同点是都突出了隐蔽行动的几个重要特性：隐蔽行动的目的性极强，即影响目标国的政局甚至颠覆其政权，进而建立亲美政权；隐蔽行动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宣传、军事等多元要素；参与隐蔽行动决策和实施的部门及人员均极为保密；隐蔽行动的决策和实施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这些特性也是本书对隐蔽行动进行界定的根本要素，即隐蔽行动不同于秘密活动、间谍行动、情报活动等，而是指美国从冷战开始对外秘密施行的旨在影响目标国政局乃至颠覆其政权的斗争手段。

二、隐蔽行动的类型

隐蔽行动通常包括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行动、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准军事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往往很难独立区分，而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共同构成统一的隐蔽行动体系。

隐蔽行动大多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色彩，在冷战时期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对于美国来说，隐蔽政治行动往往是其颠覆目标国的某一政权或政治人物，抑或是扶植某一政党或政治人物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隐蔽政治行动包括扶植目标国的亲美政党、集团或个人，为其提供资金资助、政治宣传，并在竞选中为其增强影响力、购买选票，诋毁与其有竞争关系的政党并分裂其内部阵营，最终改变目标国的政治力量对比，甚至颠覆其现有政权，建立亲美政权。此外，隐蔽政治行动还包括在目标国发展政治代理人，利用其实现搜集情报、制造动乱、颠覆破坏等相关行动，以及资助目标国反政府的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商业工会等社会力量，利用其实现颠覆目标国现有政权的最终目标。

隐蔽宣传行动是指为实现在目标国设定的目标和战略，通过资助、购买、支持电台、报社、电视台、期刊等媒体的方式，散布、传播甚至编造具有煽动性和鼓动性的信息，瓦解敌对势力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为自己试图扶植的政党或政治人物造势。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使用的最多的一种隐蔽行动，被称之为“隐蔽行动的面包和黄油”。⁽⁹⁾一方面是因为几乎所有的隐蔽行动都需要舆论的配合和渲染，另一方面隐蔽宣传行动成本收益比非常具有吸引力，能够花很少的钱、付出很小的代价、以隐蔽和持久的方式实现预想的效果。美国空军曾以朝鲜战争为例对此进行验证：空军力量每杀死一个敌军士兵平均需要花费4500美元，但通过心理战赢得归顺效忠仅需750美元。⁽¹⁰⁾由于隐蔽宣传行动种类繁多、用途不同、内容各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NSC）1970年7月10日在NSC74号文件《国家心理战计划》中将隐蔽宣传行动称为“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掩藏真实来源，使其看起来是来自别处的宣传活动和“灰色宣传”（grey propaganda）——使其信息来源暧昧不清、无法准确判断的宣传活动。除此之外，将美国公开宣布且承认的宣传活动称为“白色宣传”（white propaganda）。⁽¹¹⁾对于隐蔽宣传行动这种使用最为频繁和最为常见的方式，詹姆斯·奥尔森（James M．Olson）曾明确指出其目的和手段，即“利用精心挑选的真实信息或故意捏造的虚假信息，影响对手的判断、行为和精神面貌，直至最终改变对手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¹²⁾

隐蔽经济行动则是运用经济手段动摇目标国的政治统治，甚至逼迫其领导人下台，进而扶植亲美政权执政。具体而言，隐蔽经济行动包括在目标国国内的反政府力量不足以推翻其现有政权时采取隐蔽的贸易管制、经济破坏、撤走美国及盟国在该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逼还债务、延缓或停止相关贷款等方式扰乱该国经济及社会稳定，刺激其民众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不满，进而实现颠覆其政权的政治目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纲领性文件NSC10/2中明确指出，隐蔽经济战也是美国要实施的隐蔽行动的重要内容。⁽¹³⁾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逐渐壮大，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在目标国的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美国国内和目标国国内政治领域也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跨国公司在美国对外隐蔽经济行动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隐蔽行动之中，隐蔽准军事行动是破坏性最强、暴露风险最大的一种隐蔽行动，正因为如此也往往是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才会投入使用。隐蔽准军事行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策划部署以及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更多的争议，对行动成功几率与暴露后对自身声誉的损害等因素存在更多的担忧。因此，隐蔽准军事行动的部署与实施往往更加隐蔽和简化。以美国为例，在目标国的政治形势被判定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重大必须立刻实施更高程度的隐蔽行动来立刻颠覆其政权时，隐蔽准军事行动则被提上日程。为简化程序、减少争议、避免泄密，美国部署和实施的隐蔽准军事行动通常会绕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美国驻目标国大使馆，而由美国总统直接授权中情局完成相关任务。具体来说，隐蔽准军事行动包括给目标国的反政府武装、叛逃者或其他军事组织秘密提供经费、军事物资、军事训练，甚至参与组建队伍，组织、策划、指导军事行动等方式，在目标国进行武装破坏，发动武装进攻，颠覆该国政府，使美国支持的武装力量掌握政权；也包括派遣本国特工渗透到目标国家，进行颠覆破坏及暗杀等活动，或招募训练目标国家的特工从事这些活动。⁽¹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实施的上千次隐蔽行动中，准军事行动约占其中的16．7％，并且花钱最多、引起争议最多。⁽¹⁵⁾通常来讲，为保证隐蔽行动能够快速有效，涉及多个领域和方式的隐蔽行动是综合运用施行的。隐蔽行动作为美国对外战略中实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这一根本目标的具体手段，其行动宗旨、方式、时间、人员的选择等都要紧紧围绕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实现不同时期安全战略目标，美国对其隐蔽行动有着严格的选择性，实施手段和重点亦不断变化。是否对某个国家实行隐蔽行动、实行怎样的隐蔽行动、何时行动等具体内容的判断和分析都要紧紧围绕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来判定。

第二节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6月13日下令改组美国情报系统，撤销情报协调办公室，成立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其任务不仅要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收集、研究、分析和提供情报，也要在敌国和敌人占领区进行“秘密活动”（secret operation），包括制造和散布谣言、传单、假文件，组织和支持“第五纵队”等所有“制造混乱、分裂及瓦解敌人士气”的活动，以及蓄意破坏、组织开展游击战，联系并支持地下抵抗团体等颠覆活动。⁽¹⁶⁾这样的机构在二战结束时即被解散，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以及相关人才，为日后的中央情报局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¹⁷⁾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雅各布·纳特（John Jacob Nutter）所言：“隐蔽行动从早期的偶然使用，到冷战时期上升到对外政策的顶端，典型地体现了美苏的幕后竞争。从前隐蔽行动是单纯的调味品，20世纪40年代末之后成为一道主菜。”⁽¹⁸⁾当然，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国，隐蔽行动的部署和实施也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猪湾行动”之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受到了较大争议和质疑。当然，由于贯穿整个冷战的美国遏制战略从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尽管历届政府对待隐蔽行动的态度和举措有所不同，但从未停止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步伐。

二战之后，美国视苏联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张为西方自由世界的严重威胁，随着“铁幕”的缓缓下降，美苏双方从合作走向对抗。杜鲁门政府提出并推行了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遏制苏联的大战略。具体包括：在意识形态方面，积极渗透和推广美国式“民主”与“自由”；在军事方面，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国家联盟战略；在经济方面，提出马歇尔计划，推行贸易管制、金融限制、进口限制等一系列措施拉拢西欧、遏制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杜鲁门主义”部署和实施的过程中，美国广泛开展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和策略，而隐蔽行动也逐步成为美国对外战略中常用的一种手段。杜鲁门政权担心苏联的心理战，因此在1947年12月出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4-A组成了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启动和平时期的秘密行动。NSC4-A任命中情局局长负责心理战，同时确立了隐蔽行动由专门行政机构中央情报局负责，其被赋予这一功能至少部分是因为其控制了大量资金，这样行动暴露的风险会最小。但中情局早期进行的隐蔽行动引起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的不满。国务院认为这一角色非常重要以至于不能由中情局独自承担，认为军方可以在五角大楼设置一个新的隐蔽行动机构。终于，1948年6月18日，新的指令NSC 10/2取代了NSC4-A。NSC 10/2任命中情局实行隐蔽行动而不仅仅是心理战，定义所有活动是“本国实施或发起的针对敌国、敌对组织或帮助盟国、友好组织，但其重要性使得任何为其负责的美国政府都未明显授权于某人，一旦被揭露，美国政府似乎可以不为其负任何责任”。1948年9月1日，中情局成立了政策协调办公室（The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简称OPC），按照NSC 10/2指令负责组织和管理隐蔽行动。OPC在和平时期受国务院领导，在战争时期受军队领导。最初，它直接受国务院和军队管理，无须通过中情局。在朝鲜战争期间，OPC快速成长。战时的需要和其他任务很快使得隐蔽行动成为中情局活动中最昂贵和最重要的部分。考虑到这种情况，中情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早在1951年就向NSC请求加强政策指导以及制定恰当的“范围和操作”规范。白宫相应的给予了两个方案。1951年4月杜鲁门总统创建了NSC指导下的心理战略委员会（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简称PSB）来整合国家层面的心理战战略。1951年10月发布的 NSC 10/5再次确认了NSC10/2制定的隐蔽行动战略，并扩大了中情局对小范围军事行动的控制权限。PSB很快就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撤销，但隐蔽行动的扩展仍是中情局的主要职能。杜鲁门政权结束后，中情局达到独立管理隐蔽行动的巅峰时期。尽管中情局继续接受NSC、PSB等部门的建议，但中情局局长（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简称DCI）以外的任何组织或官员以及总统本人都无权命令、批准、管理或限制行动。

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此时苏联国内正由于斯大林逝世而面临着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在继承杜鲁门主义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注重通过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渗透等方式将共产主义“推回去”，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具体包括：在政治方面，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提出了“解放”政策，主动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把冷战扩大到越南，在全球范围内抵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在军事方面，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利用美国在核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对苏联进行威慑。艾森豪威尔政权从1954年开始缩小中情局的职权。按照一系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中情局局长对于隐蔽行动的职责被进一步厘清。1954年3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 NSC 5412，重新确认中情局负责对外隐蔽行动。隐蔽行动的定义也开始明确。DCI被任命负责与指定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代表协调进行符合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海外隐蔽行动。一年后的1955年3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NSC 5412/1，与NSC 5412一致，除了指定协调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ordination Group）作为负责协调隐蔽行动的机构。1955年12月28日，发布NSC 5412/2，指定国务院、国防部和总统代表负责协调隐蔽行动。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这一小组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5412/2特别小组”，或简称“特别小组”，作为考察和批准中情局发起的隐蔽行动的机构。特别小组的成员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从1959年开始特别小组从不定期的会议改变为每周开会。行动倡议依然由中情局发起，因为其他成员代表通常无法判定行动的可行性。1961年4月“猪湾行动”后，麦克斯韦·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回顾了美国的军事能力，建议加强对秘密行动的把握。直到1963年都是中情局局长决定是否将中情局发起的项目交给特殊小组。1963年，特殊小组制定了非正式通用标准，包括风险、成功的可能性、暴露的几率、政治敏感度以及成本（中情局的权限最高25000美元），用以决定是否由特别小组来进行隐蔽行动。从1961年11月到1962年10月特别小组，除原来的成员外增加了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和泰勒将军（主席），负责执行针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隐蔽行动。11月肯尼迪总统授权执行任务，任命爱德华·兰斯代尔将军（Brigadier General Edward G．Lansdale）作为国防部特别行动助理及行动总指挥，具体包括军事行动、破坏行动和政治宣传。

进入20世纪60年代，冷战格局中美苏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步缩小，日本和西欧快速发展壮大，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并积极寻求民族独立自主，反美反帝情绪达到高潮。在这种国际局势之下，1960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其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一手抓橄榄枝，一手抓箭”的“和平战略”，注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渗透和影响，积极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等方式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1962年1月18日，肯尼迪总统在签署NSAM No．124．时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用于反叛乱行动，旨在防止和限制在友好国家中进行颠覆性的叛乱和其他形式叛乱。1966年初约翰逊总统签署NSAM No．341，任命国务卿负责海外反叛乱行动的方向和协调，指令国务卿建立高级跨部门小组协助完成这些责任。1964年6月2日，NSAM No．303国务卿、国防部长、中情局长将5412特别小组更名为303委员会，但并没有改变其组成、功能和职责。肯尼迪政府期间特别小组和303委员会批准了163项隐蔽行动，在1967年2月约翰逊政府期间批准了142项。然而，1976年丘奇报告委员会最后的报告证实1961年以来中情局进行的几千个项目中，只有14％被认为是303委员会及其前身逐项许可的。那些被303委员会认为是低成本、低风险的项目。最终报告还提到了1967年2月中央情报局备忘录，包括一份303委员会内部决定隐蔽行动的政策决定模式：尽管受到中情局局长的保护，但中情局的报告也曾受到质疑、修改甚至是否定。国务院的提议也曾被修改或建议取消，303委员会有时也会决定由其他某些部门而不是中情局采取行动，或者驻目标国大使要求中情局进行的行动遭到拒绝。

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总统对美国外交进行了重大调整，采取战略收缩的方针，缓和冷战局势。当然，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根本目的并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隐蔽行动的部署与实施便显得愈加重要。考虑到安全以及对于美国利益的影响，隐蔽行动的有效性一直是难以衡量的，1969年10月尼克松政府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所有隐蔽行动均由其批准和部署。1970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签署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40号文件（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40），取代了NSC 5412/2，将隐蔽行动小组的名称改为40委员会。部分原因是303委员会的名称在媒体中被提及，存在暴露的隐患。司法部长也成为委员会成员。NSDM 40重新确认中情局局长作为协调、控制和实施隐蔽行动的负责人；他也有责任每年对40委员会批准的隐蔽行动进行总结。尼克松政府初期40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会议减少，改为通过快递和电话来投票。当有新的计划时才召开会议。按要求，中情局局长每年向40委员会提交报告。当然在实践中并非如此，40委员会认为只有四分之一的隐蔽行动得到了专业政策指导，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行动都经由40委员会批准。1970年尼克松命令中情局局长策动针对智利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就没有得到40委员会的一致同意或批准。⁽¹⁹⁾

1972年的“水门事件”不仅导致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R．Ford）继任美国总统，也使得美国国会对于总统滥用权力极为不满，并加强了对中情局及相关隐蔽行动的调查、监管和限制。随着中情局进行的对外隐蔽行动不断被公之于世，国际及国内舆论对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抨击逐步升级。在这种情况下，福特政府在对外隐蔽行动方面有所收敛，但出于维护和拓展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并未完全放弃隐蔽行动这一手段。在此期间，参议院成立了以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为首的“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众议院成立了以卢西恩·内兹（Lucien Nedzi）和奥蒂斯·派克（Otis Pike）相继掌管的“情报特别委员会”，取代了原有的40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情局局长，中情局局长依然负责筹划和实施隐蔽行动。

1977年，竭力推行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就任美国总统。卡特总统在其任内逐步完成了从尼克松时期的缓和态势向对苏全面制裁的过渡，并提出必要时使用武力反击苏联对波斯湾的入侵，保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总体上来讲，卡特政府时期并未提出全新的战略构想。对于隐蔽行动，卡特在上任当天就签署了第二号总统指令（PD/NSC-2）《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特别协调委员会”（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明确该机构的任务包括监督隐蔽行动等敏感的情报活动。其后，卡特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特别协调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部长、中情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司法部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等。这一时期国会与总统在隐蔽行动的问题上争论不断、相互制衡，国会通过减少预算投入、加强监督等方式限制隐蔽行动，而总统和中情局则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由持续推行对外隐蔽行动。这样的局势在推行强势型外交政策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上台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里根总统将隐蔽行动作为其“进攻性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²⁰⁾将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推到了高潮。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冷战升级。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试图“重振国威”，提出“重振经济”与“重振军力”两大目标。在军事上，强调既要坚持核威慑，又要做好打各种核战争的准备。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1月18日，里根总统签署了第159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隐蔽行动政策批准与协调程序》（NSDD159）。文件对于隐蔽行动的制定、部署、实施、监督、人员、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全面的阐述和明确。1989年，曾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审查隐蔽行动核心小组重要成员的乔治·布什（George Bush）出任美国总统。作为一位对隐蔽行动的实施和作用有着充分了解，并长期参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总统，布什总统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范畴、中情局局长的作用及职权、隐蔽行动的作用与地位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与强调。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的外部威胁与安全战略都随之进行了重大调整，隐蔽行动这一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也从实施范围、程度、数量和规模等方面做出了改进。

从总体上看，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实施的隐蔽行动的实质和目标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随着目标国局势的不断变化，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干预的程度、干预方式、干预时机以及实施人员及资助金具体细节存在着巨大争议。纵观冷战时期美国部署及实施的诸多对外隐蔽行动，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的隐蔽行动无疑是较为“成功”的案例。尽管同其他隐蔽行动一样，随着智利局势的不断变化，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干预的程度、干预方式、干预时机以及实施人员及资助金具体细节存在着巨大争议，但从总体上来看，从阿连德参与竞选一直到在政变中殉职，尼克松政府从未停止对其部署和实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不同领域的隐蔽行动，逐步影响了扰乱了智利国内经济改革的步伐和效果，改变了智利军队不涉政的传统，煽动了智利民众的反政府情绪，培植了智利反政府党派，最终以政变的方式终结了智利民选总统的命运，开启了长期的军人专制统治的历史。尼克松政府对智利的隐蔽行动发生于冷战的大背景之下，发生在拉美国家普遍掀起反对美国垄断资本控制本国资源的国有化道路之时，发生在“猪湾行动”失败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饱受诟病之后，因此，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政治等因素都使美国对阿连德政府实施的隐蔽行动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1) Roy Godson，Dirty Trick or Trump Card-U．S．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Washington，D．C.：Brassey's，1995，p．2．

(2)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rective on 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18 June 1948，FRUS，1945—1950，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Document 292，1996，pp．213-216．

(3) President Gerald R．Ford's Executive Order 11905：United States Foreig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February 18 1976.http://www.fas.org/irp/offdocs/eo11905.htm，2007年8月9日。转引自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4) CIA，Consumer's Guide to Intelligence，Washington，D．C.，1995，P．38．

(5) 【美】 马克·洛文塔尔（Mark M．Lowenthal）著，杜效坤译：《情报：从秘密到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6) 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U．S．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Washington，D．C.：Brassey's，1995，p．2．

(7) Loch K．Johnson and James J．Wirtz，“Covert Action：Introduction”，in Loch K．Johnson and James J．Wirtz，eds.，Strategic Intelligence：Windows into a Secret World，An Anthology，Los Angeles：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2004，p．253．

(8) 参见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9) Gregory F．Treverton，Covert Action：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7，p．14．

(10) Scott Lucas，Freedom's War：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University Press，1999，p．129．

(11)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74，“A Plan for National Psychological Warfare”，July 10，1950．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00200，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12) James M．Olson，Fair Play：The Moral Dilemmas of Spying，Washington，D．C.：Potomac Books，2006，p．262．

(13)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14)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15) Gregory F．Treverton，Covert Action：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7，p．13．

(1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战略情报局的职责》（J．C．S．155/11/D，27 October 1943，Joint Chiefs of Staff Directive，Functions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http://www.foia.cia.gov/docs/DOC-0000417254/0000417254-0001.gif

(17) 白建才：《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问题析论》，《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第38页。

(18) John Jacob Nutter，The CIA's Black Ops：Covert Action，Foreign Policy，and Democracy，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9，P．50．

(19)  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United States Senate，Book I，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pp．54-55．

(20) William J．Daugherty，Executive Secrets：Covert Action ＆ The Presidency． Lexington，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p．193．

第二章　美智关系的历史脉络

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受到美国独立战争所传递的革命思想及经验的影响，纷纷推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随后不久，美国的“门罗主义”出台。众所周知，这一政策的实质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但对于包括智利在内的刚刚独立的拉美国家来说，此时美国的拉美政策对于他们摆脱虎视眈眈的欧洲列强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美智两国为谋求各自的发展壮大而在通商航海、矿产贸易等领域广泛合作。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通过战争、掠夺和“购买”等手段大肆扩张领土，到19世纪末，美国逐渐羽翼丰满地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此时，智利国力也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南美洲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开始扮演积极的领导者角色来反对美国在拉美扩张其势力”。⁽¹⁾从此，美智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分歧和争端多于合作与协调的局面。

第一节　美智关系的政治牵引——宪政体制

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就为拉丁美洲输送了革命的思想和经验，对拉美革命者带来了积极影响。美国不仅希望智利成为其地缘政治中稳定的“后院”，更希望把智利打造成“拉美民主的橱窗”。1811年智利诞生了第一个国会，1821年就制定了稳定施行超过一百年的宪法。尽管智利也经历过各种类型的民主政府，但宪法的权威始终未被撼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智利的政权更迭都是通过和平选举的方式实现的。

回顾智利政坛的历史，权贵集团、工人阶级和军人都曾在智利竞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智利独立初期在政治上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其中原因不外乎平民阶层对权贵集团特权制度的反抗、军人政权由于财政危机被迫下台等。19世纪中期，尽管议会和宪法不断更迭，财政状况的恶化也不断加剧着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这一时期的智利政局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例如，1830年至1860年，尽管自由派制造过两次反独裁的反叛运动，但在此期间智利只有三位总统，每人任职十年，总体上保持了平稳的状态。1891年智利爆发内战。主要原因是议会以经济衰退为由指责巴尔马塞达（Jose Manuel Balmaceda）总统及其内阁，拒绝通过其拨款法案。随后，总统和议会分别拉拢陆军和海军，但最终1891年9月18日巴尔马塞达总统在其任期届满当天自杀身亡。随后，智利党派之间斗争的中心转向了议会。随着智利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地位不断提升。进入20世纪智利中产阶级进一步壮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32年到1958年间智利的五位总统均来自中产阶级。尽管，权贵集团的势力未被削弱，但至少在当时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处于独裁政权统治之时，智利却形成了相对开放、稳定和民主的社会。这一点对于美国在探讨对智利政策、分析智利的国内政治因素时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一个影响美国对智利政治局势判断的因素是智利的文官统治特点。其实，从智利独立开始，军队指挥官多次执政或参与政变⁽²⁾，但20世纪阿图罗·亚历山德里（Arturo Alessandri Palma）的再次执政为智利带来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官统治时期，保持并发扬了智利开放、民主的传统。

在20世纪之前，智利总统候选人的确定通常都伴随着政党的签约结盟。一方的结盟称为“联盟”，通常包括保守党人；另一方结盟称为“同盟”，通常包括激进党人。其他政党则通过自己的站队和选择获得各自的利益和职位。当然，有时也会出现各政党一致推举同一候选人的情况。例如，1891年海军中将豪尔赫·蒙特（Jorge Montt Álvarez）被一致推选为总统。

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一系列影响世界的革命使智利的工人阶级逐步觉醒，中产阶级也逐步瓦解了权贵集团不可撼动的决定性地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代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候选人阿图罗·亚历山德里以微弱的差距当选为智利总统。不过，他随后提出的改革方案遭到保守派的坚决抵制，并在军人势力的胁迫下流亡欧洲。1925年1月，卡洛斯·伊瓦涅斯（CarlosIbáñezdelCampo）上校又推翻了其高级同僚建立的执政委员会，恢复了文官政府，让亚历山德里重回智利总统宝座，其自身担任了国防部长。随后二者在总统竞选中的相互争斗又再一次将军人在智利政坛中的地位推向了高潮。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军人在挽救经济萧条中的束手无策使得智利进入了长期的文人体制，而中产阶级的地位也逐步攀升并保持稳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智利的宪政体制对于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智利的两部宪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833年宪法在其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重大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这一时期智利的稳定。1925年智利颁布了新宪法，依然赋予总统相当大的权力，“智利总统拥有政治、行政、立法权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拥有司法权限，实际上这种体制可以被称为合法独裁制（Legal Autocracy）”。⁽³⁾这部宪法框架下的“智利政党体制在拉丁美洲国家里显示出一种令人吃惊的连续性，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完美地适合于智利社会，它使左派、中间派、右派三个政治集团能协调一致”。⁽⁴⁾

智利是拉美典型的具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之一。在拉美大多数国家均为独裁政权的时候，智利这个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民主的社会。而美国一向将拉美地区视作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试验场，智利在民主传统上的独特性使得美国尤为重视智利的政治社会状况。这一点深刻影响着美智关系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对抗最为激烈的冷战时期，深受“多米诺骨牌”理论影响的美国对于自己“后院”中这一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国家常常给予过多的关注和干涉。

第二节　美智联系的经济纽带——矿产贸易

客观地说，在19世纪初，“门罗宣言”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刚刚独立的拉美国家摆脱欧洲列强的侵犯与干涉。但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步增强、对外扩张的加速，以及智利主权意识觉醒、反美情绪堆积，美智双方的分歧和矛盾愈加明显。从19世纪初美国逐步取代英国在智利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控制了铜、硝石、银行业等智利经济命脉产业，每年都从智利赚取大量利润，并顺势控制了智利的教育、文化、传媒、金融等众多领域。为有效以美国垄断资本在智利榨取巨额利益，美国不仅长期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渗透和影响智利军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智利的政治格局及走向。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智利政治家对美国充满怀疑，“他们不认为门罗主义及其解释是美国保护拉美免受外来侵略的一种形式，而是将其视为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美洲体系之宣言”。⁽⁵⁾曾任智利驻美国外交代表的阿吉雷也表示：“如果他们（美国人）肯做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事，哪怕是间接的，那也是出于他们商人致富的动机。”⁽⁶⁾对于美国在拉美独立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美国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Henry Clay）毫不隐晦经济利益的因素，他承认：“现在我们能够建立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我们可以成为中心，整个美洲将能同我们一致行动。至于贸易，我们将能从中得到最大的利润。”⁽⁷⁾

进入20世纪，“金元外交”一直是美国的拉美政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12月3日，为加强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现政府的外交一直是以金元代替枪弹为其特征的”。据统计，1898—1932年间美国干涉加勒比地区10个国家达34次之多。⁽⁸⁾在此期间，美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随之逐步密切。以矿产贸易为代表的经济联系对美智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采矿业是智利经济中支柱性的产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白银、硝石和铜，而对后期美智关系乃至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以铜矿交易及智利将“铜”国有化为代表的经济联系与利益纠葛。早期智利矿工业的典型标志是垄断，跨国公司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矿产贸易的结构与影响。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古根海姆兄弟公司在智利投资硝石采掘业。随着人造硝石的出现，智利的硝石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铜在智利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美国公司逐步控制了智利铜矿的开采、生产和销售，智利也由此获得了经济发展必需的大量外汇，当然美国进出口银行所提供的贷款也使智利产生了严重依赖。在美智关于铜的贸易往来及矛盾分歧中一个关键角色就是美国安娜康达公司（Anaconda）。在先后并购了丘基卡马塔矿和波特雷里略矿后，加之其原有的铜矿，安娜康达铜公司几乎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铜业生意。美国跨国公司投资智利铜矿之后，极大地恢复了智利铜的生产和销售，使智利铜产量在全世界生产的份额比例显著提升。在美智经济关系逐步紧密的同时，智利对于美智关系的警惕与担忧从未消除。1928年，在第六届泛美会议中，智利等拉美国家与美国在“任何国家均不得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美国代表认为美洲国家的主要问题出在内部，美国出于对美国公民生命财产的保护，有权进行“暂时性的干预”，这并不是干涉。尽管最终由于美国的反对，这一原则最终没有被会议通过，但这样的争议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提出了“睦邻政策”，积极挽回美国在拉美国家中的形象。当然，这一政策出台的重要背景是这一时期对整个世界经济乃至国际格局都有着深刻影响的事件，即资本主义世界第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这一场突发的灾难使得美国在“自救”的过程中，实行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大肆在拉美地区榨取剩余价值，转嫁危机和矛盾。这一方面迅速进一步密切了美智之间的经贸利益，另一方面也严重恶化了美智之间的关系，刺激了智利反美情绪的滋长。

第三节　美智关系愈形复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制定和实施了《中立法》，但在1936年立法当中增补了关于美洲国家的条款，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提出建立“西半球共同防御体系”的倡议，在第八届泛美会议上提出“关于缔结反对法西斯侵略共同行动协定”的建议案，这些无疑都是美国与拉美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密切合作的铺垫和前兆。从总体上来看，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加强，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直接派兵参战，而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也都通过摆明立场、提供战略物资等方式支持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在拉美国家获得众多方面的特权和优势，并在战后借此维护和拓展其在拉美地区的霸权地位。具体来说：在经济领域，1939年美国成立了美洲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协调同拉美国家的经济关系；1940年成立美洲事务局，该局在1940至1946年间共筹集资金1．4亿美元用于资助拉美国家科技事业；美国物价局通过最高限价来稳定向拉美国家出口的商品价格；美国战船管理局和海运委员会出动大批商船，运送商品及物资。⁽⁹⁾这些经济联系都对二战期间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以及战后美国垄断资本在拉美地区的扩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军事领域，为建立与拉美国家的战略防御战线，罗斯福政府三次召开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为二战期间的全面合作奠定政治基础。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向拉美国家出售武器、帮助拉美国家培训军事人才、向拉美国家购买战略储备物资等途径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美国与拉美国家的文化联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40年美国成立了以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为首的美洲各共和国贸易和文化协调办公室，大批接收拉美国家留学生，免费向拉美国家图书馆赠送书籍和资料，传播美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理念。美国广播公司成倍地增加对拉美的广播时间。美国《时代》、《生活》等杂志开始出版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版，并向拉美销售。泛美联盟等相关机构设立多种奖赏制度，推动美国与拉美的文化交流、传播民主思想、培养相关学者，同时组织大批文艺团体及机构创作、编排多种西班牙语文艺作品和节目到拉美国家演出，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力。这样的思想文化渗透在二战期间起到了驱赶和抵御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积极作用，但也为日后美国通过文化霸权控制拉美地区，甚至为其干涉和颠覆拉美国家政权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当然，就二战期间的美智关系而言，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战争初期，美国要求拉丁美洲国家与全部轴心国断交，但遭到了阿根廷和智利的抵制。智利政府以本国地形狭长，易受日本攻击为由，坚持严守中立，当然智利政府更多的是在交战双方之间观望，避免轻举妄动。智利的中立政策立即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反感，美国对其采取了经济制裁和外交施压等多种手段进行回应。例如，美国将铜定价降为每磅11．7美分，而铜的出口是牵动智利经济命脉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使智利面临上百亿美元的损失。智利政府本想以与轴心国断交换取美国高价购买智利铜等战略原料的计划落空。在遭到美国方面的拒绝之后，加上美国不断批评智利任由德国间谍在其国内活动，智利总统终于在1942年表示愿意同轴心国断交。美国方面则立刻答应提高向智利购买铜的价格。1943年智利正式宣布与轴心国断交并向日本宣战。随后，美国同智利缔结协议，向智利提供5000万美元的军火。

第四节　冷战后的美智关系

战后初期，不仅战败国德国、日本在拉美国家中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几乎被铲除殆尽，英国、法国等战胜国在拉美的势力及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美国则取得了在拉美的绝对优势地位。这一时期，美国除了在经济上加强对智利经济命脉的控制外，更通过政治和军事上的双边互助协定加速推进“泛美体系”的建立。古巴革命之后，美苏之间在拉美地区的战略竞争大肆展开，这也成为冷战爆发后美智关系的转折点。美国积极推动“争取进步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更希望将智利作为“民主的典范”，但这一时期的美智关系面临着巨大障碍和挑战，即智利认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与政治、军事合作同样重要，而美国则将政治与军事上对智利的合作和掌控优先于经济合作。

一、“第四点计划”与美智经济关系的加速升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推行了对外经济援助政策，进而实现对所援助国家和地区的控制，防止共产主义思想在这些地区的传播。二战之前，尽管美国也存在对外经济援助，但数量较少且在美国国内受到争议。冷战开始之后，美国大肆开启了通过经济的手段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战略，例如，众所周知的针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针对日本的“道奇计划”。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出了美国外交的四点行动原则，其中最后一点明确提出美国将实施一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援助和关注的计划，俗称“第四点计划”。不久之后，1950年4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处长保罗·尼采（Paul Nitze）向杜鲁门提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正式确认了拉美等不发达地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以此抵制和对抗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势力拓展。当然，在战后初期，美国政府认为拉美形势相对稳定，欧洲大国势力已被排挤出当地市场，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也并非迫在眉睫，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势力尚未形成气候。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经济援助比对南亚、东南亚地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援助少，而是以技术合作与援助为主。在美国对拉美实施的各种援助及合作计划中，智利一直是其在拉美的战略重点。这一时期美国趁拉美国家面临着经济衰退、出口骤减、外汇不足等危机，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妨碍发展国际贸易的各种障碍，推动美国商品的倾销和美国资本的输出，并控制了矿产资源等智利经济命脉产业。

除了经济上的联系之外，美国还通过一系列举措在政治和军事上加强对拉美国家的控制。1947年8月15日至9月2日里约热内卢会议上通过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任何一国对美洲一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攻击。”⁽¹⁰⁾此外，智利对美国在经济上的依赖直接导致了智利绝大多数党派都有亲美的倾向。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在帮助智利避免了诸多冲突与麻烦的同时，也导致了智利难以实施独立的信贷和铜业政策，更暗藏了外交政策受制于人的隐患。早在1947年11月8日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就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要从世界银行和美国获得贷款，智利总统必须从政府中开除所有共产党人。”⁽¹¹⁾这也为日后美国逐步渗透和干涉智利政局埋下了伏笔。

二、“争取进步联盟”与智利反美情绪的滋长

随着冷战拉开序幕，拉美地区再次成为美苏竞争的众矢之的。1947年智利与苏联、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断绝了外交关系，并签署了美洲互惠互助条约。1948年智利签署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并在国内宣布共产党参政为非法。1952年，美智签署军事援助条约。智利伊瓦涅斯政府（1952—1958年）在1954年的加拉加斯会议上投票赞成“共产主义与西半球的自由观念互不相容”的决议，并在危地马拉危机中站在美国一边。⁽¹²⁾20世纪50年代，古巴爆发了反对亲美独裁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古巴人民从1953年7月武装起义开始，经过5年多的武装斗争，于1959年1月取得胜利，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对整个冷战局势的判断以及美国对拉美的政策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受“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为了遏制古巴革命对拉美的影响，争取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政策支持，1961年肯尼迪总统正式提出“争取进步联盟”。肯尼迪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我深信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了卡斯特罗运动，从播下他最初的种子开始。我也深信这些积累起来的错误已危及整个拉丁美洲。争取进步联盟的整个目的就是要扭转这个致命的错误。”⁽¹³⁾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国际复兴和发展银行、泛美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国际开发署等机构来扩大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势力及影响。仅1960—1964年间，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援助就增加了5倍，从1．57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援助的5％，增加到9．89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25％。⁽¹⁴⁾尽管“争取进步联盟”从表面上看是一项美国对拉美地区进行经济援助的政策，但事实上这项政策并不仅仅是经济援助与合作，而是包括了土地政策、税收、教育、农业、工业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及人民生活各领域的全方位渗透。这样的政策产生于拉美已广泛掀起国有化改革，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美国在其本国影响力的浪潮之中；产生于美苏冷战及双方均试图在拉美扩大影响力的敏感背景之中；产生于美国的跨国资本及相关势力已深入拉美诸多经济体系并具有强大影响力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争取进步联盟”表面上是对拉美国家的援助，但美国希望借助“争取进步联盟”进一步扩大在拉美势力的实质却暴露无遗，因此，不断遭到了拉美国家的警惕及反感。

美国认为智利对于美国的拉美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对智利政策成功，不仅可以作为美国支持拉美国家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典范，还可以使智利成为“拉美民主的橱窗”，反击古巴革命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智利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面临着既希望通过美国的援助与合作缓解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严重、出口额骤减、外汇储备不足、财政赤字增加、生产停滞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面临着自身民族民主意识迅速觉醒这一使得美国统治集团颇为担忧的局面。智利政府遵循发展主义理论，强调工业化要由政府来推动，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加上国有化触犯了大商业资产阶级和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使得美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逐步加深，智利国内的反美情绪与日俱增，追求民主和进步的思想不断壮大，美国在智利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

(1) Heraldo Munoz and Carlos Portales，Elusive Friendship：A Survey of U．S．-Chilean Relations，New York：Lynne Reinner Publishers，1991，p．13．

(2) 1831年至1851年间智利历任总统均为职业军官。马努埃尔·蒙特是第一任文人总统，他使军队听命于文官政府。后来，国家领导人就允许各抒己见、靠辩论和政治活动而不是枪杆子解决分歧了。参见约翰·L．雷克特著，郝名玮译：《智利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3) Federico Gil，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il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6，p．92．

(4) 转引自文学：《智利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6期，第50页。

(5) Philip O．Brieneds，Allende's Chile，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6，p．219．

(6)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7)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8) Benjamin Keen and Mark Wasserrnan，A Short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Second editio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1980，p．504．转引自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9) 参见李晔：《睦邻政策与美国反轴心国的斗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56页。

(10)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20页。

(11) Philip O．Brieneds，Allende's Chile，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6，p．220．

(12) 白交平：《美国对智利的政策：1970—1973》，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8页。

(13) 转引自王伟、王福翠：《试论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23页。

(14) Carol Lancaster，Foreign Aid：Diplomacy，Development，Domestic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Bealingeredit，2002，p．70．

第三章　“扰乱行动”

阿连德从步入智利政坛之初就公开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认为唯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美国的侵犯才能彻底解决智利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才能使拉丁美洲国家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20世纪50年代阿连德公开指责美国干涉危地马拉内政，20世纪60年代，阿连德又积极声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阿连德曾多次参加智利大选，均以失败告终，但阿连德的执政理念逐步得到越来越多党派及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特别是1964年智利大选中，阿连德逐步上升的影响力已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在美国政府大规模隐蔽行动的影响下，阿连德在大选中落败。1970年，阿连德再次竞选智利总统，并成为多党派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联盟推选的候选人。阿连德在智利政坛地位的逐步提升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冷战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为防止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智利进行隐蔽行动，并随着智利局势的变化而逐步加强，到1970年智利大选前，为防止阿连德当选，美国制定并实施了“扰乱行动”，并由此逐步坚定了阻止阿连德执政的决心。

第一节　阿连德的竞选之路

阿连德出生于智利的政治世家，16岁时参军，1926年至1932年在圣地亚哥的智利大学学习医学，在求学期间就成为学生领袖，参加了反对伊瓦涅斯独裁统治的运动。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曾任众议员、参议员、参议院副议长、议长，曾经历三次竞选总统失败，并最终在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任自由竞选获胜的总统。

阿连德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袖，坚决地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认为依附于美国是拉美和智利贫穷落后的根源，主张通过和平民主的选举道路在智利建立社会主义。阿连德经常公开抨击“争取进步联盟”，认为其最大的危害在于损害了拉美国家的独立与主权。除此之外，令美国无法接受的重要一点是阿连德多次公开谴责美国入侵古巴，并明确支持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革命。1970年在阿连德的带领之下，智利社会党、共产党、激进党、社会民主党等党派组成了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它的纲领包括：实行国有化改革；加速推进土地改革；采取有利于劳工的措施；采取多元化外交，同一切国家建立关系，不问其政治制度如何。⁽¹⁾阿连德曾明确表示智利将实行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

拥有长期参政经历的阿连德始终坚持在效忠智利原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对智利宪法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例如，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调整为一院制。但阿连德的倡议却遭到了人民团结阵线联盟中部分盟友的反对和讽刺，认为这样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改革并不适合社会主义智利。当然，也有盟友认为这样的变革是使智利免于使用暴力或发生军事政变的最佳选择。总之，意识形态的因素、经济利益的矛盾以及反霸与霸权之间的对抗都决定了阿连德在智利政坛中地位的上升直接影响着美智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阿连德真正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应该是从1958年智利大选开始，尽管这是阿连德第二次参与竞选，但1952年的首次竞选中阿连德仅仅得到6％的选票。直到1958年大选，阿连德以3％的微弱差距败给了受到美国暗中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是前总统阿图罗·亚历山德里的儿子，在1958年总统竞选中由右派政党联盟推选竞选总统。他以3．4万票勉强击败左派候选人萨尔多瓦·阿连德。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Nicanor Frei Montalva）获得超过20％的选票，激进党候选人路易斯·博萨伊（Luis Zaire）获得不足16％的选票。这两个党在政治上都持中间立场，如果曾商定好共同推选一名候选人的话，彼时中间派很可能就赢得了选举。⁽²⁾尽管阿连德在这次竞选中失败，但阿连德所代表的智利左翼政治力量的迅速发展让美国明显感到恐慌。至此，阻止以阿连德为首的左翼势力在智利执政正式成为美国对智利外交中的重中之重。另外，亚历山德里在执政后不愿意推行结构性的改革，其表现不十分令美国满意，因此，这次险胜之后美国在智利加强了隐蔽行动，增强对智利政局的控制。

1964年，为再次阻止阿连德获胜，美国实施了更为激进的隐蔽行动。在这次竞选中，弗雷成为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力量在智利掌权的有力对象，其积极倡导的改革更是深得美国心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孤注一掷地增加了对智利的援助，部署了更加详细的隐蔽行动，确保弗雷能够击败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实际上，1963年初，美国在《关于智利问题的政策与行动纲领的指导性文件》（Guidelines For Policy and Operations in Chile）中谈到，智利有着成熟的民主政治和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拉美民主制度的榜样；一旦该国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将会对南美产生极坏的影响。⁽³⁾此后，美国陆续花费300万美元资助了弗雷的竞选活动，占基民党全部竞选开支的一半以上。⁽⁴⁾在竞选期间，美国大使馆在智利展开大范围的宣传活动，为弗雷大造声势；中情局则展开了针对阿连德的诋毁宣传。美国利用智利的各种媒体，如出版物、广播、电影、海报、传单、散页印刷品、信件、壁画等途径，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中情局耸人听闻地说，阿连德上台后将全面依附莫斯科，智利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成为苏联新的卫星国，智利民主制度也将彻底终结。⁽⁵⁾结果，弗雷以56．1％的选票直接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则获得39％的选票。据估计，美国干预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的费用约1000万美元，平均到每个智利选民的数额甚至超过了当年美国国内的总统选举。⁽⁶⁾

1964年智利大选期间美国政府与弗雷总统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70年智利大选。1969年3月25日，美国驻智利大使科瑞向国务院汇报了时任智利总统的弗雷对智利政局的判断和分析：弗雷总统认为，有希望劝说智利人民和美国跨国公司不再支持激进党。事实上激进党无疑已经遭受了资金匮乏的打击。安娜康达公司已经在智利选举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令人高兴的是美国的私人企业或公众没有被责备参与智利大选。弗雷指出，他每月花费约3000美元运营其建立的相关机构以保持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控制。当被问及是否资金不足时，弗雷坚定的表示有着充足借口的政客从来不缺少资金雄厚的朋友。⁽⁷⁾通过这些简短的通信，不仅能够看出美国政府与智利弗雷总统之间的紧密关系，更能够看到美国跨国公司对智利政局的干涉以及美国政府对这些行动保密性的高度关注。

1969年底参与智利大选的候选人就已明确，即代表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参选的阿连德、代表基督民主党参选的托米克以及独立候选人亚历山德里。当然，这一“三足鼎立”的竞选局面，早在尼克松上台后第八天，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完成的关于智利局势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就做出了预判。此外，这份报告还准确地判断出1970年智利大选的结果将是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能够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因而最终将由智利国会决定总统人选。然而这份报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相关行动的部署和实施中也并未得到充分地参考和借鉴。此时，尼克松政府内部对于智利大选局势、阿连德当选的可能性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的判断尚存疑虑和争议，使得美国针对1970年智利大选的初期干预计划“扰乱行动”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美国的犹豫除了来自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强烈的反美情绪和抵御美国干涉其内政的呼声以及美国自身实力及国际处境的不利局面之外，还由于这三位候选人中并没有美国政府完全信任和满意的可扶植对象。人民团结阵线联盟的候选人阿连德由于其明确的反美立场和社会主义信仰自然是美国的打击对象。值得一提的是阿连德是经过激烈而漫长的斗争才从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六个党派各自推举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包括激进党的阿尔贝托巴尔特拉、共产党的巴勃罗鲍鲁达等，了解这一点有助于分析阿连德执政时期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内部的不团结以及因此导致的一系列国内问题。以个人名义参加大选的亚历山德里曾在1958年到1964年间担任智利总统，有着深厚的背景、经验和影响力，此次以73岁高龄参选1970年大选得到了智利右翼势力的大力支持，这些右翼保守势力与美国政府高官的联系较为密切，因而在美国政府内部获得了一定的支持，但也有人认为亚历山德里是以个人名义参选，因而获胜后对智利右翼政党以及美国政府的帮助有限。候选人托米克所代表的基督教民主党是智利最大的政党，作为执政党的基民党拥有大量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但执政期间的施政纲领及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和反感。此外，美国政府也担心一旦基督教民主党在竞选中失败将使反美的左翼政党在智利过于强大。

早在1970年3月5日，美国40委员会就对智利政局做出了分析和判断，具体包括：A．政府和中情局达成共识——1970年总统选举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没有一位候选人有可能赢得绝对多数。美国政府没有打算支持托米克或亚历山德里。托米克此时排名第三，可能外部支持会带来大量选票使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托米克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态度会表明他领导的政府将容易采取与美国利益不符的行动。亚历山德里的高龄（他当时73岁），以及他在1958年到1964年执政时期的平庸记录是美国政府内部许多势力反对支持其竞选的原因。另外，智利此时的政治氛围对美国和中情局的出现非常敏感，也不利于大规模的行动。B．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候选人阿连德作为广泛的左翼联盟的领袖，受益于该组织强大的组织才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情报显示智利军队很可能不会阻止他上任。C．由于竞争被预期是十分激烈的，10％到15％的票是浮动且关键的，有一种合理的机会是包括宣传机制在内的破坏行动，会使数量很小却非常关键的选票不投给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因此，通过这两种破坏行动来攻击和试图分化人民团结阵线联盟是十分明智的，也有合理的预期是这些行动的实施不会暴露美国的干涉。D．1970年9月通过两个活动的评估成本：用于帮助激进民主党；用于宣传机制，具体金额未解密。建议40委员会批准这些活动以及上面提到的资金标准。资金可以在中情局内部获得。⁽⁸⁾

这一时期，中情局在对智利政治局势、相关党派和候选人的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之外，着重对智利军队的特点和状态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报告。报告中认为：智利军队是拉美国家的军队中最不关心政治的，1932年之后就开始了不涉政的历史。尽管训练水平和装备越来越落后，但智利军队及警察部队一直秉持专业的态度及能力。由于财政困难，智利政府并未向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一些保守派军官担心有着共产主义倾向的候选人可能会在1970年的大选中获胜，而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周边国家的干涉。年轻的军官们正受到阿根廷和秘鲁政变行动的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智利军队对政局的影响，而此时他们依然保持遵守宪法及不直接参与政治的立场及传统。但大量高级军官坚信，为打破当前行政及立法机构之间的僵局，有必要改变这种传统。同时他们认为军队应该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给智利军队带来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变数是阿连德可能在1970年大选中获胜。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在选举中组成联盟是可能的，如果这一联盟能够推举出公认的候选人，军队可能会发动政变。这样的行动很可能在选举前发生。但通过这样极端的方式阻止左翼政权诞生的想法在智利军队中是极少数的，许多军官不愿意参与其中。另外，他们认为左翼政权不会比现在更糟。这部分军官大多持观望态度。特别是年轻的军官更倾向于接受左翼政权，除非他们对智利当前的武器装备及训练水平感到失望或者对智利军事机构和传统感到不满。⁽⁹⁾可见，早在1970年智利大选之前，美国就对智利军队发动政变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且全面的调查，只不过此时智利军队的宪政主义及不涉政的传统仍十分深厚，不具备通过政变阻止阿连德获胜的可能性而已。

第二节　美国的内部争议

1970年9月4日智利大选前，美国根据智利政局发展态势以及美智关系的走向部署和实施了旨在阻止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的“扰乱行动”。尽管最终阿连德的胜选直接宣布了这一行动的失败，但不可否认，“扰乱行动”中实施的包括诋毁阿连德及人民团结阵线的隐蔽宣传行动，扶植智利反阿连德党派、组织及团体的隐蔽政治行动，在智利军队中培植、资助反阿连德势力的隐蔽准军事行动等大量深入、全面的隐蔽行动并未随着“扰乱行动”的失败而结束。当然，在制定和部署“扰乱行动”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从决策过程、风险评估到部署实施都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从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情局到美国驻智利大使馆，除了对阿连德的反感几乎一致之外，对于当时智利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定位、阿连德在智利的影响力以及阿连德执政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与美国干预暴露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相比是否得不偿失，美国以何种形式参与颠覆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等等，美国国内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1970年大选初期智利政局呈现三足鼎立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智利百年以来推行议会民主制所导致的各党派相互制衡的结果。基督教民主党参选候选人托米克，虽与时任智利总统的弗雷同属一党，但其实力明显逊于弗雷；代表着上层社会利益的亚历山德里也由于智利广大的贫困人口而面临众多压力和变数；阿连德及其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则明显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坚决抵制。在智利政局尚不明朗之时，美国国内对于阿连德是否能胜出进而给美国利益造成威胁犹豫不决。对于智利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定位以及阿连德执政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美国国内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也是决定美国是否干预智利1970年大选、对智利进行隐蔽行动的关键问题。时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的爱德华·科瑞（Edward M．Korry）对于美国对智利进行隐蔽行动、干预阿连德竞选的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曾向基辛格明确表示“我们不应该冒任何风险重蹈‘猪湾事件’的覆辙。我强烈表示我们的军队不应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我们应该让军队对阿连德的意图更加警惕；让媒体（及公众）对侵蚀更加警惕，并激发更多地抵触情绪；使消费者对经济更加怀疑，更不愿意消费；使PDC（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其他合适的要素更加意识到他们作为智利民主传统和制度保证的作用”。⁽¹⁰⁾97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中明确指出，阿连德参与智利大选在安全和稳定上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都不会构成军事、战略或地区威胁。美国国务院拉美司则认为阿连德绝无获胜的可能，因此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冒险采取隐蔽行动。基于以上种种考虑，美国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对智利形势进行分析、制定和部署相关隐蔽行动之时，并没有明确支持的候选人，而是选择采取多种方式阻止和干扰阿连德及人民团结阵线联盟的竞选势头，虽然这些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美国的犹豫不决也直接导致了“干扰行动”的失败以及阿连德的胜选。

1969年4月15日，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向负责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303委员会明确且急切地指出，必须马上允许中情局对智利采取隐蔽行动干预其大选，否则阿连德很有可能获胜。至此，争论的核心开始转向美国是否需要干预智利大选。美国驻智利大使科瑞虽然同样认为阿连德执政必将给美国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但他认为击败阿连德必须由智利人自己来完成，美国不应公开或隐蔽地参与其中。美国国务院的代表在303委员会的相关讨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美国不应该介入智利大选，智利自己就能够阻止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执政。但这样“消极”的观点遭到尼克松、基辛格以及中情局的反感和驳斥，中央情报局圣地亚哥站站长亨利·赫克舍尔甚至为此与科瑞争吵，赫克舍尔告诉科瑞：“如果美国不插手选举，阿连德肯定上台，那是美国对民主事业漠不关心，实际上是帮了阿连德的忙。”⁽¹¹⁾科瑞被公认为是美国政府推行对智利隐蔽行动的巨大阻力，很多人认为他后来被迫辞职也与此有重要关联。但事实上科瑞对阿连德并无好感，甚至坚定地认为一旦阿连德上台必定对美国利益产生严重的影响。科瑞大使也曾在1970年智利大选前就多次向基辛格报告阿连德在智利支持率上升的危急形势，要求增加相关资金投入予以应对。但关于美国采取何种形式阻止阿连德执政，科瑞坚持认为美国不应过多地直接介入智利政局，不应低估智利的宪政体制和民主传统的巨大影响力，更不应忽略一旦美国采取的隐蔽行动暴露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曾向基辛格明确表示“我们不应该冒任何风险重蹈‘猪湾事件’的覆辙。我强烈反对我们的军队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¹²⁾基辛格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要求反复论证智利局势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及其与暴露的风险之间的关系，之后再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其实，早在1968年智利国会选举中阿连德就已经崭露头角了，从那时起美国就对其展开了有限的隐蔽行动。美国采取的隐蔽行动旨在影响智利国会选举，因为很明显在没有一位非常突出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很可能总统选举将由国会最终决定。当时实施的隐蔽行动项目一直持续到1970年总统选举。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对此的讨论也逐步从阿连德是否足够重要和危险，转变为美国究竟应如何干预智利大选以及支持哪位智利总统候选人对美国最为有利。但基督民主党的托米克、人民团结阵线联盟的阿连德和独立候选人亚历山德里这三位候选人中，没有一位令美国十分满意，因此，争论也就未曾平息。中情局坚持其旨在打击阿连德联盟的“扰乱行动”，并鼓励支持阿连德以外的其他候选人。1970年1月中旬，国务院和中情局的代表与科瑞大使及中情局圣地亚哥站负责人会面时，提出准备实施更多的反阿连德隐蔽行动。1970年4月下旬，针对美国商界所提的支持亚历山德里的建议，科瑞大使同意保持对智利竞选候选人干预的行动。但他反对美国政府满足亚历山德里提出的经济要求，并认为支持亚历山德里将危及美国与智利最大的单一政党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即美国一旦帮助亚历山德里对付托米克，将得不到任何好处。1970年6月中旬，科瑞请示支持扩大反阿连德隐蔽行动，尽管他依然认为支持任何候选人都将适得其反，而国务院则再次重申之前的判断，特别提到了一旦美国没有支持亚历山德里而他却赢得了选举之后的麻烦。1970年6月下旬，40委员会批准扩大隐蔽行动。国务院代表表示对投入资金干预智利选举的行动持保留意见，助理国务卿梅尔及其副手反对科瑞大使当前的请求，认为这三位候选人都迟早对美国利益不利，而且行动一旦暴露将使阿连德当选后的对美态度无法改变。与大使的保守态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谨慎态度不同的是，中情局对于对智利的隐蔽行动一直持非常激进的态度。选举前的最后两周，中情局授权向隐蔽行动注入大量资金，从美国商业利益中调集资金给亚历山德里竞选团队。这一行动在国务院和美国驻智利大使馆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¹³⁾

美国制定的干扰和阻止阿连德胜选的“扰乱行动”，具体包括：通过大量的隐蔽宣传行动将阿连德塑造成暴力、专制和恐怖的共产主义者；通过造谣、诋毁、恐吓等方式使尚未明确支持某一位候选人的“摇摆选票”远离人民阵线联盟及阿连德；通过隐蔽政治行动秘密支持激进民主党等未参选的智利政党，防止这些政党所控制的选票转移至人民团结阵线联盟。早在1970年3月25日，40委员会就批准了125000美元用于干预智利总统竞选，并指出隐蔽行动不应该仅限于针对人民团结阵线联盟的“扰乱行动”，建议后续采取包括直接支持某位候选人在内的进一步行动。

“扰乱行动”的具体内容、方式、金额等细节都随着智利政局的变化和美国国内不同部门的争论而有所变化和调整。例如，科瑞大使就曾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增加用于选举前后政治活动的资金。其中39万美元用于反阿连德宣传，并用金钱收买反阿连德的激进国会议员；50万美元用于劝阻激进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人士不要在任何选举中支持阿连德。对此，1970年6月23日，负责美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瓦伊伦彼得·瓦基（Viron P．Vaky）认为做决策之前应该思考几个关键问题：“一是阿连德是否真的可能当选。目前并不能确定他将获胜还是失败；二是他的竞选对我们的利益究竟有什么严重的影响？三是‘干扰行动’计划能够影响的选民究竟会对竞选产生多大影响？四是暴露的风险有多大以及暴露对我们的利益有多大的威胁？暴露不仅会严重损害我们影响选举后形势的能力，还将增强阿连德的力量；五是阿连德获胜对我们长期利益的损害会超过暴露的风险吗？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因此应该更谨慎地分析阿连德获胜的结果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美国的应对之策。”⁽¹⁴⁾对此，尼克松总统要求紧急重新思考美国应对阿连德胜选的政策和战略。这一研究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阿连德政府可能会倾向于什么政策和目标？在阿连德政府领导之下的智利可能会出现哪些发展变化？二是这些变化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的本质和程度如何（包括对我们目标和定位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两方面）？三是美国可以采取什么政策应对这些问题？”⁽¹⁵⁾针对这一要求，1970年7月，中情局提出了关于智利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情局对尼克松总统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如下答案：一是智利不是“香蕉共和国”（单一经济体系），而是有着根深蒂固民主传统的国家；二是如果阿连德当选，将给美国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三是阿连德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带来的问题是极难解决的。阿连德和其大多数盟友对美国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当联合国或国际事务中出现任何东西方对抗的问题时，阿连德政府将公开与美国对抗，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保持中立。⁽¹⁶⁾1970年8月18日，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梅尔（Meyer）提出了关于智利问题的几种可选择立场：A．通过妥协和积极努力来达到暂时的妥协；B．采取克制、谨慎的态度；C．试图隔离并阻止阿连德领导智利。在综合分析了每一种选择的优缺点之后，梅尔倾向于B。⁽¹⁷⁾

总之，由于这一时期智利政局尚未十分明朗，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干扰行动”的决策十分谨慎，但阻止阿连德执政成为尼克松政府坚定的目标，这一目标到1973年智利政变从未改变和动摇，只是在手段的选择上有所差别而已。就“扰乱行动”而言，在权衡暴露的风险与智利局势的紧迫程度之后，美国政府选择以隐蔽宣传行动为主的方式来干预智利政局，防止阿连德胜选。

第三节　“扰乱行动”实施

“扰乱行动”主要由中情局负责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实施，包括：“A．密切监视弗雷、亚历山德里和军队对于选举后形势的看法，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表达邀请我们的意愿，我们会成为他们坚定的支持者和代理人。B．商讨影响国会投票的主要行动。C．使（名字未解密）成为实施计划的工具，充分发挥它的能力来确保资金项目的安全。D．运用（名字未解密）与亚历山德里和弗雷的关系，使其保持与我们的想法和计划的一致性，并用美国政府的建议和提供的支持来操纵国会的投票。E．鼓励（名字未解密）扩大与军队的三个分支机构的军事联系，进而提供军队态度的即时信息，并对重大变化提出早期预警。F．保证完整的行动手段在后续行动中的恰当运用。G．与政治行动保持一致，例如确保美国商业协会承诺的资金，但避开会暴露的合作项目或活动，这会使智利的右翼掌握了美国政府干涉国会选举的证据。H．在做资金预算时，前期行动的花费给我们提供了参考范围。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必须假设国会选举票数势均力敌，以及共产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智利人民和议会代表更加支持阿连德而不是亚历山德里。基于这两个假设，我们必须提供足够的预算。”⁽¹⁸⁾

这一时期中情局实施“扰乱行动”的主要手段包括：利用前期打下基础的报社、电台等媒体煽动反阿连德的言论，造谣和污蔑阿连德的施政纲领；制造传单、图书、海报等精美印刷品诋毁阿连德及人民团结阵线联盟；翻译并发放反苏维埃政权的编年史；利用张贴苏联入侵他国的暴力形象及武器装备的大型照片来威胁选民不要给阿连德投票；通过虚假材料和谣言在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内部六个党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事端；在激进党内散布谣言避免其控制选票转移给阿连德。⁽¹⁹⁾例如，中情局在此期间实行一项“恐吓运动”，即在圣地亚哥市区张贴关于布拉格街头的苏军和坦克的大幅摄影，企图利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暴力形象来吓阻智利选民给阿连德投票。标语涂刷小组在2000堵墙上涂上“你们的墙”之类的话，使人们脑海中产生共产党行刑队的形象。⁽²⁰⁾美国中情局圣地亚哥情报站还利用《信使报》中被收买的雇员每天发表攻击阿连德的社论，这些社论被智利全国多家电台宣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信使报》还是最具影响的拉美报纸之一，进而将这种宣传和影响扩展至整个拉美的范畴。⁽²¹⁾随着大选的临近和阿连德胜选可能性的逐步显现，1970年8月5日，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反阿连德宣传、收买国会议员以及影响激进民主党”这三种选择之外的“第四种选择”，例如推翻阿连德或阻止其就职，智利军队和警察是否会采取行动，成功的机会以及美国参与的重要性等等。中情局也随即展开了智利军队推翻阿连德或阻止其就职的能力的讨论。为了在1970年智利大选期间干扰和影响选举结果，阻止阿连德胜选，以中情局为主要执行机构的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扰乱行动”共花费了80万—100万美元，其中近一半是40委员会批准实施的重大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行动的部署和实施过程中，美国多家跨国公司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例如，在是否施行某些隐蔽行动、何时实行这些行动的决策过程中，这些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防止阿连德上台后可能实行国有化改革进而损害自身利益，充分利用其在美国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强大影响力，积极推动隐蔽行动的实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些美国企业也积极向阿连德的有力竞争对手们秘密提供竞选资金、辅助宣传及重要情报等帮助。

1970年9月4日智利大选的最终结果如表3-1、3-2⁽²²⁾：

表3-1

候选人 | 获得票数 | 所占比重
Salvador Allende | 1075616 | 36.3%
Jorge Alessandri | 1036278 | 34.9%
Radomiro Tomic | 824000 | 27.8%
空白或无效票 | 25861 | 8%

表3-2

阿连德所得票数没有达到他在1964年大选中所得的票数，其联盟中的政党在1969年国会选举时投出的票数总和大致占46％，但这次也远没有接近这一数字。即便如此，阿连德毕竟领先亚历山德里近40000票，所以尽管五人选举法庭的成员都是亚历山德里的支持者，但也很难找到足够的争议选票来挑战阿连德的领先地位。⁽²³⁾由于几位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按照智利宪法的规定，必须由国会联席会议在大选50天后通过投票的方式，在大选得票最多的阿连德和亚历山德里两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人最终成为智利总统，也可以说至此大选程序和各方的角逐仍然没有最终停止。但从整个选举的过程和大选各方得票数来看，这不仅标志着之前的“扰乱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更使美国对于智利的形势以及阿连德对于美国的影响有了更加明确的评估与判断。当然，这些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阿连德的直接当选，并且相关工作和行动也为后续阻止阿连德就职乃至颠覆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奠定了基础。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争议中美国政府内逐步坚定了通过隐蔽行动阻止阿连德执政的决心。

(1) 洪育沂主编：《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2) 约翰·L．雷克特著，郝名玮译：《智利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3) Jeffrey F．Taffet，Alliance For What? U．S．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Chile During the 1960s，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2001，pp．123-124．

(4) United States Senate，Covert Action in Chile，1963—1973：Staff Report of the Selected Committee to Study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p．19．

(5) 参见贺喜：《冷战时期美国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7页。

(6) John Jacob Nutter，The CIA's Black Ops：Covert Action，Foreign Policy，and Democracy，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9，p．81．

(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Chil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25 March 1969，FRUS，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3，2015，p．25．

(8) Memorandum for the 40 Committee，5 March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29，2014，pp．73-78．

(9)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eekly Review Special Report，15 August 1969，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8，pp．45-49．

(10)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Chile（Korry）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Johnson）and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25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20，pp．304-308．

(11) 刘雪梅等：《“神秘的第三只手”——二十世纪美国情报机构绝密行动》，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12)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Chile（Korry）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Johnson）and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25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20，pp．304-308．

(13) Memorandum From Viron P．Vak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26 June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40，pp．107-109．

(14) Memorandum From Viron P．Vak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23 June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9，pp．105-107．

(15)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97，24 July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46，p．119．

(16)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30 July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47，pp．120-127．

(17)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Meyer）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Johnson），18 August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52，pp．140-141．

(18) 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Chief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CentralIntelligence Agency（name not declassified），23 August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55，pp．147-157．

(19) Church Report：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94th Congress 1st Session Committee Print，Washington，1975.http://foia.state.gov/Reports/ChurchReport.asp.

(20) Church Report：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94th Congress 1st Session Committee Print，Washington，1975.http://foia.state.gov/Reports/ChurchReport.asp．

(21)  Ibid．

(22) Intelligence Memorandum，7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8，pp．108-114．

(23) Intelligence Memorandum，7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8，pp．108-114．

第四章　“双轨行动”

1970年9月4日，阿连德在总统选举中以36％获得最高票数，由此美国更加坚定了阻止阿连德当选这一战略目标。为此，1970年9月14日和15日，美国分别宣布了目标一致但相互平行的“双轨行动”。其中，“第一轨道”旨在通过隐蔽政治行动和隐蔽宣传行动干扰智利政局、控制智利国会选举，最终阻止阿连德成为智利总统；“第二轨道”旨在通过隐蔽准军事行动策划军事政变阻止阿连德就职。

第一节　阿连德就职前的智利政局

1970年9月4日大选至10月24日国会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毫无疑问的是此次大选期间智利政局最为紧张的时期，各政治力量争相保卫自己推举的候选人。美国政府对此时智利局势的判断如下：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可能是左翼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选票是否投向阿连德。被打败的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托米克很可能会促成这一结果。事实上，托米克的许多施政理念和政策与阿连德非常相似。这些无疑都将增加阿连德获胜的可能性。还存在一种阻止阿连德就职的可能，通常被称为“弗雷策略”，即通过弗雷的努力将国会中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选票投向亚历山德里，而后者则通过事先的秘密约定承诺在就职后几个月辞职，然后将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弗雷自己则可能成为候选人。由于这一计划过于复杂且有着诸多不可确定因素，最终未被提上日程：如果亚历山德里有可能被国会任命为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支持者很可能会发起暴力行动；军队可能面临着维持秩序的艰巨任务，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这一时期智利政治力量的分布如下：传统的势力在近年被削弱，他们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在智利大选之前，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已经转向经济集权、政治左倾和民族主义化的状态，并影响到了智利所有的政治力量。尽管弗雷采取了温和的举措，但在其任内这一趋势不断加快。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智利传统的政治力量没有很好地联合与结盟。

这一时期智利军队的状况是：智利军队长期以来不涉政的传统使其很容易在政权更迭中受到损害，并完全没有受到左翼政党的影响。导致1969年10月智利军队爆发政变的因素并没有完全解决。其结果就是军队被削弱和分化，而军队的荣誉、纪律和专业程度都受到损害。许多将军表示对彼此的动机和承诺存在极大的不信任和不确定性，在低级别的军官和士兵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海军和空军的军官中可能会有人抵制阿连德政府，但他们的力量太弱小和分散。智利国家警察部队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他们职责就是捍卫通过宪法程序选举出的政府。尽管在弗雷政府时期他们的指挥官是保守主义的，但他已经不得势了，很难发起阻止阿连德执政的行动。⁽¹⁾

这一时期智利教会的状况如下：智利罗马天主教会的领导一直是拉美进步运动的先锋。个别教会人士的言行方式在巴西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颠覆性的。许多激进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与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众多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大学和中学深受左翼势力的影响。尽管教会成员中几乎一分为二地支持托米克和亚历山德里，但在1970年大选中，教会并没有公开支持这两位候选人。一些激进的教会人员支持阿连德。⁽²⁾

这一时期智利私营企业的状况是：由于工商企业的广泛参与，智利的经济命脉并不掌握在智利政府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支持亚历山德里，也有一些人公开与阿连德保持着联系。起初，弗雷支持着许多商人，但他进行了六年的大范围改革切断了这种联系，而托米克也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挽回他们的信任。在智利有经济影响力的人往往在国外有大量资本，很可能离开国家而不是冒险等着阿连德征收大量企业。较小的企业家别无选择只能留在国内，只要他们不被排挤则会适应阿连德的政策。铜矿等智利主要的经济资源已经被部分地国有化，阿连德可能会很快实施国有化将其全部收归国家，而原本他们大多通过美国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而拓展。⁽³⁾

这一时期智利工会的状况如下：智利最大、最有效的劳工组织几乎都由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领导。这些组织并非全部支持阿连德，但他们能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中施加影响。智利劳工联合会中的非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会发现自己更加弱小。农民中的基督民主党组织有所增加，马克思主义农民组织可能会掩盖政府对其的帮助和参与。⁽⁴⁾

这一时期智利中产阶级的状况如下：这是智利一个非常庞大但不固定的组织，几乎没有共同利益。因通货膨胀加剧，许多人按照任何标准都属于穷人。同大多数智利人一样，中产阶级被划归许多组织，他们有着各自的偏好。独立的意识、民主的宣传加剧了这一状况。⁽⁵⁾

通过对这一时期智利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的分析不难看出，阿连德就职之前智利政局十分复杂且混乱，各种政治力量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势力的影响下采取着多种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目标。

第二节　美国内部争论

一、争论焦点

在1970年9月4日，阿连德在大选中赢得多数票之后，基辛格、中情局、司法部以及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都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样的局面归咎于美国国内各部门的争论和内耗，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认为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则将使美国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但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依然反对大规模的干预行动，认为尊重现状优于迫使智利左派转向采取暴力行动从而引起智利内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来阻止阿连德就职？由于阿连德在大选中未获得绝对多数，按照智利宪法将由国会投票确定最终的总统人选。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若想阻止阿连德就职，比较安全的办法是通过隐蔽政治行动和隐蔽宣传行动在国会中收买选票，使阿连德在国会投票中失败。但按照智利历史上的惯例来看，在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的情况下，通常国会投票时会选得票相对较多的候选人为总统。尽管并非没有例外，但毕竟风险很大。

相比之下，另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就是采取隐蔽军事行动强势干预智利政局，迫使阿连德败选。显然，若采取这种方式，美国暴露的风险极大，相应地阻止阿连德就职的几率也更大。究竟是选择影响国会选举的程序路径，还是采取发动军事政变的粗暴方式；究竟是以智利宪法为主要依托，还是孤注一掷地强势干预；究竟是以不暴露美国的干预为主要考虑，还是以实现阻止阿连德上台为终极目标……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基辛格曾就此专门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了美国政府内部对于相关隐蔽行动的争议：“尽管中情局对于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的可行性和风险存在顾虑，但总体上仍认为隐蔽行动意义重大。科瑞大使已经准备支持反阿连德隐蔽行动的扩大，但他反对任何可能破坏与基督民主党关系的行动，他认为该党是智利唯一可能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力量。美国国务院对于扩大隐蔽行动持保留意见，并且完全拒绝考虑对于保守主义候选人亚历山德里的任何支持。因此，国务院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标准，任何反阿连德的隐蔽行动都不能包括对于亚历山德里的支持。由于阿连德和亚历山德里的选票非常接近，而基督教民主党人托米克远远落后，国务院反对支持亚历山德里的态度导致我们的中立。中情局认为扩大隐蔽行动规模对美国将是有利的，虽然亚历山德里的胜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但很明显要比阿连德胜选对我们利益的威胁小。至少会使我们现在面对的智利出现马克思主义政府的严重问题推迟六年。”⁽⁶⁾

二、提出“双轨行动”

正是由于这样的争论，才有了基于宪法程序的“第一轨道”行动（即鲁布·戈德堡计划）和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二轨道”行动（即福贝尔特计划），二者相互平行，互不影响。为确保“第二轨道”的隐蔽性，由基辛格直接指挥中情局部署和实施。中情局在1970年9月21日给智利情报站发布了运用军事方案阻止阿连德掌权的指示，提出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诱使弗雷采取行动，这将实现预想的目标。⁽⁷⁾“双轨行动”是由不同部门实施的、方式不同但目的相同的政策。“第一轨道”是通过政府内正常的政策制定程序来采取行动，包括被40委员会批准的、旨在支持反对阿连德的势力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阻止阿连德上台的一切隐蔽宣传行动、隐蔽经济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为确保万无一失，除了“第一轨道”外，尼克松和基辛格直接授权中情局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鼓动智利军方发动政变反对阿连德的活动，即“第二轨道”。⁽⁸⁾“双轨行动”在实施初期曾引起了一些误会和歧义，为此中情局还曾专门对这一政策进行明确。1970年9月21日中央情报局向智利情报站发出的指令指出：“第一轨道是基于议会制度的解决方案来阻止阿连德当选，并已提供了这一宗旨下严格的行动纲领；第二轨道是仅授权于中情局、通过军事途径解决问题的行动。40委员会、国务院、大使和大使馆均不知情也不以任何方式参与第二轨道的行动。”⁽⁹⁾

第三节　“双轨行动”实施

一、“第一轨道”行动失败

在“双轨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其手段及效果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和特点。尽管1970年9月大选中阿连德获得的票数最多，但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即没有超过50％），因此，美国试图利用智利宪法中的相关政策法规阻止阿连德赢得1970年10月24日国会选举。根据智利的法律，如果大选中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在得到绝对多数票，国会将从得到最高票数的两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此时从国会200个席位的投票形势分析来看，人民团结阵线联盟支持的候选人阿连德拥有82票，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托米克有75票，亚历山德里有剩下的43票。获胜的候选人必须在第一轮投票中达到多数（101票），如果没有人达到的话就开始第二轮投票。如果第二轮投票依然没有产生总统，则在第二天进行第三轮投票，当时票数居多的候选人即当选总统。为此，“第一轨道”在初期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宪法中的相关规定积极推行隐蔽政治行动和隐蔽宣传行动，积极鼓动反对阿连德的政治力量，使其在国会选举中落败。

中情局在1970年9月21日给智利情报站发布了阻止阿连德掌权的指示，提出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诱使弗雷采取行动。美国设想的理想的情况是：“弗雷从内阁中辞职，然后成立完全由军队人员组成的内阁，再由弗雷任命代理总统，弗雷随即暂时离开智利，由智利军队集团监督新的选举，然后弗雷再参加新的选举，并在美国的帮助下胜选。当然，这也会面临诸多问题：A．没有合适的借口弗雷能成功辞职吗？现在有这样的借口吗？如果没有能不能创造一个？应该是什么借口，如何制造这样的借口？B．按照宪法弗雷是否有权任命代理总统？代理总统是不是不能是内政部长或参议院主席？C．关于弗雷离开智利，前总统离开国家能不能得到国会的允许？如果宪法限制是否依然能实行？使弗雷按宪法行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基于合法的层面，而是基于两方面的事实：A．如果弗雷的行动（从组建军人内阁到辞职等等）能够完全在宪法的框架内，可能会更容易引导弗雷采取必要的行动。B．如果成功的话，弗雷重新参选的几率更大，如果他表现出从未破坏宪法，那么接下来6年他作为合法总统则会更好。”⁽¹⁰⁾科瑞大使也审时度势地提出了自己的行动方案：“A．立即在欧洲有关出版物发表关于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控制了媒体等内容的文章，并秘密支持大学及许多社会主要部门。B．采取类似的做法发布其经济形势及后果的信息。C．采取类似的但谨慎的做法，在有选择的出版物发布智利军队依赖美国供给的信息。D．立即派专家来这里撰写相关发布材料，只有我能写出正确的材料。他会在我的指导下工作。E．立即提交认真准备的材料，在此基础上慎重选出一小部分美国编辑或出版商对材料进行处理。F．白宫努力劝说美国运输公司以及许多在列的拉美和欧洲飞机航线准备开通10月24日到11月3日从圣地亚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线，这样许多为国家而战的智利人能确保一旦阿连德当选总统他们可以离开智利。G．进行必要的安排确保一旦努力失败，那些有这一需要的重要的智利人能进入美国。H．立即通过目前在美国的阿根廷拉努塞将军，使阿根廷政府保持沉默、不参与其中，但使其政府将额外资金用于应对下个月将离开其国家的智利难民，在这一时间保持这里有影响力的组织进行战斗，但注意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放弃一切，他们将得到住宿、食物等等。I．提供资金对弗雷再次竞选的宣传机制进行资助，并资助一些重要人物。同时也应准备贿赂国会的备用资金。J．在这一环境下如果无法提供帮助资金是非常不明智的。”⁽¹¹⁾

弗雷重选策略未被智利的政治传统所接受，基民党左翼又坚决反对支持亚历山德里，弗雷在其政党内部缺乏绝对的影响力来决定国会投票，加上推进这一策略要冒损害其历史和政治形象的重大风险，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内战⁽¹²⁾；另外，美国方面也担心亚历山德里能否在整个过程中完全听从美国的安排，弗雷本人也一直对此犹豫不决，最终10月初的基民党大会高票通过决定与阿连德就宪法保障条例进行磋商，至此弗雷重选这一方案基本失败。

与此同时，中情局实施了一系列隐蔽行动来干预国会选举，寄希望通过这一途径阻止阿连德当选，具体包括：“一是为国会中的基督教民主党提供资金支持，使他们能反对阿连德；为反对阿连德的媒体提供资金，使阿连德无法控制媒体；评估底层劳工和军队，从其中得到信息，一旦时机成熟运用这些资源；秘密分化社会主义者，使其脱离共产主义者。二是在经济上撤销援助；运用经济压力来打击国际组织的投资和援助。运用各种方法对其铜业市场施加压力。三是在外交上，表面上对阿连德保持冷静且正确的态度，不给他脱离美国控制的借口。”⁽¹³⁾从总体上来看，“第一轨道”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主要包括：说服尚未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的国会议员投票给亚历山德里；在智利国内乃至国际舆论中煽动宣传一旦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智利将面临经济崩溃、政治镇压和社会动荡；在智利实施经济封锁，通过撤走美国及其盟友在智利的投资、停止对智利的贷款及援助等方式扰乱智利经济发展进程，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为进一步行动营造氛围。此外，在干预国会选举的努力希望渺茫时，尼克松政府还试图让弗雷宣布其内阁成员集体辞职，然后组建一个新的完全由军官构成的内阁，再任命一位代理总统，使智利成为军事政权控制下的国家。当然，这一主张也随着弗雷明确表示不愿违背智利历史及宪法传统而终结。

二、“第二轨道”行动实施

“第二轨道”行动并不是“第一轨道”行动失败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而是与“第一轨道”同时进行的。“第二轨道”是由尼克松和基辛格直接向中情局下达任务和命令，国务院、国防部、40委员会和美国驻智利大使均不参与、不知情。对此，中情局“第二轨道”事务主要联系人和负责人，副局长托马斯·卡拉梅西内斯（Thomas Karamessines）后来在国会作证时就指出，“如果‘第二轨道’在40委员会上提出，将会遭到严肃的反对，特别是来自国务院的反对”。⁽¹⁴⁾1970年9月16日，中情局西半球部门最高负责人召集了关于智利形势的会议，对具体行动计划进行了分工，并明确了各任务的负责人，其中明确了隐蔽行动的负责人，但具体名字尚未解密。负责人告诉小组成员：总统要求中情局阻止阿连德掌权或让他下台。总统授权1000万美元用于实现这一目的，事实上，具体数额不止这些。中情局独立于国务院或国防部单独实施这一计划。⁽¹⁵⁾赫尔姆斯认为任何阻止阿连德在选举中获胜的有效的军事行动必须马上展开。⁽¹⁶⁾

随着10月24日一锤定音之日的临近，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就是否采取军事行动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1970年10月10日，中情局得到的情报显示，智利军方并无高级军官或积极分子表现出政变的意愿。⁽¹⁷⁾即使如此，1970年10月17日，中情局给智利站下达了更加明确的指示：坚定且持续的政策是通过政变推翻阿连德。我们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运用所有合适的资源，施加最大的压力。这些行动都必须是秘密进行的，这样美国政府的参与才能很好地隐藏。⁽¹⁸⁾无论如何，关于对智利的隐蔽行动，中情局从未中断部署：“一是继续在拉美和欧洲进行宣传。通过右翼势力控制的报纸、杂志、出版物和电视、电台，增加对智利形势的宣传；二是《时代》杂志刊登中情局提供背景材料的内容，渲染共产主义者的威胁；三是要求弗雷积极干预基督教民主党，使其采取反阿连德措施；四是提供资金资助人民团结阵线联盟中的非共产主义政党使其分裂；五是中情局向智利政府官员、军队以及国会成员发放反阿连德材料和信息。”⁽¹⁹⁾从总体上来看，“第二轨道”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包括：全面了解智利军队中反对阿连德的军官情况，有针对性地渗透“美国愿全力支持其采取军事政变并承诺相应报酬”的信息；通过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活动等方式在智利军队及社会中抹黑阿连德的形象，为军事政变营造氛围；通过制造恶性恐怖事件激怒阿连德及其人民团结阵线联盟，一旦其采取了报复性暴力行动则以此为借口扰乱公共秩序。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阿连德在智利的支持率居高不下，而美国国内既没有明确形成支持智利某位总统候选人的统一决定，也没有在阻止阿连德就职和防止自身暴露之间找到巧妙的万全之策。最终阿连德成功就任智利总统。在遭到这一重大挫折与打击之后，美国国内对于加大对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意见趋于统一，采取军事政变颠覆阿连德政府这一极端方式逐步成为美国政府对智利隐蔽行动的首要选择。由于“双轨行动”在制定和部署之时的宗旨和目的是阻止阿连德就职，因此从这一目标上来看，阿连德就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双轨行动”失败。但“第二轨道”行动的具体内容包括在智利军队中进行诋毁和妖魔化阿连德的隐蔽宣传，扶植和资助智利军队中反阿连德的军官及将领，向可能发动政变者提供资金、武器及相关培训等并未随着阿连德上台而终止。事实上，中情局主导的旨在通过隐蔽准军事行动煽动、制造和支持智利军队发动政变迫使阿连德下台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973年智利政变的爆发。

(1) Intelligence Memorandum，7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8，pp．108-114．

(2) Intelligence Memorandum，7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8，pp．108-114．

(3) Intelligence Memorandum，7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8，pp．108-114．

(4) Ibid．

(5) Intelligence Memorandum，7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8，pp．108-114．

(6) Paper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7 Octo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57，pp．382-383．

(7) Telegra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Station in Chile，21 September 1970，FRUS，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07，pp．283-285．

(8) Church Report：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94th Congress 1st Session Committee Print，Washinton，1975.http://foia.state.gov/Report/ChurchReport．Asp.

(9) Intelligence Memorandum，7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8，pp．108-114．

(10) Telegra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Station in Chile，21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07，pp．283-285．

(11)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Chile（Korry）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4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83，pp．229-234．

(12) 白建才著：《“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页。

(13) Memorandum From Viron P．Vak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5 Octo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34，pp．329-332．

(14)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页。

(15)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16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94，p．255．

(16)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8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70，pp．199-201．

(17)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10 Octo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46，p．353．

(18) Telegra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Station in Chile，16 Octo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54，pp．373-374．

(19) Paper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7 October，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57，pp．382-383．

第五章　孤注一掷的隐蔽行动

1970年11月4日，阿连德正式就职，成为智利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自此，尼克松政府孤注一掷地展开了一系列颠覆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1973年9月11日，智利爆发军事政变。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组成军政府，勒令民选总统阿连德辞职。在遭到拒绝后，政变军队出动飞机轰炸总统府，阿连德在抵抗中殉职。

第一节　阿连德就职后的智利政局

阿连德就职之后，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都对阿连德政府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判断。1970年11月5日，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尼克松总统商讨——采取何种战略应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问题——对于阿连德当选对于美国的影响，他们的判断是“阿连德竞选智利总统对我们来说是在这一半球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您的决定可能是今年最具历史性和最困难的外交事务决策，智利未来6到12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将产生超出美智关系的溢出效应，将对拉美其他地区及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包括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对我们在整个世界扮演的角色及定位的影响。”⁽¹⁾基辛格坚定地认为，阿连德当选后“将在智利建立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将终止美国在智利及在这一半球的影响，将与苏联、古巴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因此，阿连德在智利地位的巩固将对我们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威胁，其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也将影响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以及我们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包括：总共约十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将损失，至少将部分损失；智利可能会拖欠美国政府和美国私有银行的约15亿美元债务。智利可能会成为美洲体系中反美的领导者。但阿连德存在着重要的弱点：人民团结阵线联盟中存在分歧；在向马克思主义或集权国家迈进过程中存在强大阻力；军队中对阿连德存在疑心；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和限制。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阿连德将试图获得国际上的任何支持；更加小心且实际地行事；避免与我们立即产生矛盾；慢慢与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关系。”⁽²⁾

对于阿连德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美国方面一直十分坚定和明确地认为阿连德必然与美国为敌。基辛格坚持认为：“他将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以更加密集的方式与我们对抗；他将扩大与苏联和古巴的联系。因此可能的风险是：赋予了他民族主义的武器保卫自己；在世界上将我们的形象毁坏为干涉主义；使拉美其他国家对我们充满民族主义的敌意与恐惧，进而强烈反对我们；也许我们阻止他巩固地位的行动会失败。综上所述，我们的选择有三种可能的方法：1．暂时妥协战略（主要是国家层面）——我们没有能力阻止阿连德执政。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反对阿连德比阿连德取得政权且长期执政的风险小。2．敌对战略（国防部、中情局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很明显阿连德是我们的敌人。在这一战略中存在两种想法——公开敌对和隐蔽施压。暂时妥协战略的缺点是它使阿连德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它受阿连德行动计划的牵制，几乎确保阿连德取得政权；我们纵容他要比我们一直反对他更容易使他在取得政权后更自由地与我们为敌；没有明显的理由或情报支持对阿连德政府持善意和乐观的态度。总之，我认为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比我们有所作为的风险大，尤其是我们有弹性地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将风险最小化之后，风险会更小。因此，我建议你做决定尽最大可能地反对阿连德，使其无法执政。”⁽³⁾至此，美国政府内部的相关争论逐步转向采取何种方式颠覆阿连德政府。

第二节　美国内部关于颠覆策略的争论

尼克松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永远不会同意在拉美降低美国军事力量的政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追加预算。我们将非常冷静、非常精确，但不做那些会给阿连德和其他人传递真实信息的事情。我们必须在表面上与阿连德保持恰当的关系，否则我们将非常艰难。他不会改变，只有自身利益才会影响他。”⁽⁴⁾在“扰乱行动”、“双轨行动”相继失败之后，尼克松政府开始对阿连德政府展开了更加强势的、旨在颠覆其政权的全面隐蔽行动。

事实上，早在双轨计划制定之时，美国国务院就曾指使科瑞大使递交关于在智利发动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阻止阿连德执政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这样的政变可能会得到的支持以及面临的抵抗或风险。虽然，当时智利国内的形势以及美国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决策等因素，都使发动军事政变的计划暂时搁置，但从阿连德正式就职开始，这一计划就不断成为争论的焦点。中情局在智利的重要“合作伙伴”、智利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报纸《水星报》老板奥古斯丁·爱德华兹（Augustine Edwards）在1970年智利大选结果公布伊始就通过中情局圣地亚哥站负责人赫克舍尔会见了科瑞大使，并直截了当地提出“美国是否准备直接或间接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科瑞大使尽管积极筹划颠覆阿连德政府，但一直坚决反对采取军事政变的方式。在他看来，智利不具备军事政变的国内条件和基础，一旦暴露也必然给美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美国国务院在得知相关信息后大为震惊，并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明了反对意见，但不仅没有阻止颠覆阿连德的行动，反而使尼克松彻底将国务院排除于颠覆阿连德的相关隐蔽行动之外。随着阿连德在智利不断推进国有化改革，在智利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跨国公司联合众多财团给政府施压；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也由于担心智利在美国“后院”成为“第二个古巴”而主张立即采取极端措施；中情局更是在得到尼克松总统“不惜一切手段应对阿连德”这一尚方宝剑之后积极为军事政变做准备。例如，全面搜集智利军队中支持政变的官兵名单，煽动、挑拨反阿连德势力，为政变制造借口、营造氛围。

1970年11月4日阿连德就职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两种选择：

A（国家层面）：表面上对智利保持正确、无敌意的态度，这将使阿连德获得优势；具体采取有敌意的隐蔽行动，默默“限制阿连德政府的行动自由”；如果阿连德要求的话，减少但继续保持例如Peace Corps（和平护卫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活动，但对他们除了食物之外不提供经济援助；对于债务谈判的标准采用我们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统一标准；限制私人投资；对于没收财产采取强烈反应并获得赔偿；保持军事援助；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的弊端；与其他国家“保持低调的磋商”，但避免使其与阿连德联盟的活动。B（国防部）：谨慎行事，不要过度反应，保持灵活性，但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和阿连德。国务院也持相似的观点。⁽⁵⁾

1971年12月7日，科瑞大使在向国务院汇报中提到未来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认为“阿连德的灵活足以使其避免全面的军事政变。而有可能的则是智利国内变得至关重要的公共舆论以及不满情绪足够大到欢迎军事干预的地步。届时我将赞成采取军事政变的方式，但我不确定多久以后他们能坚定服从美国的政策。我认为军事干预的方式是多样的，暗地对阿连德施压或更有效的军事参与也是一种可能性”。⁽⁶⁾可悲的是，科瑞大使对于美国直接策动政变的强烈反对不仅没有阻止相关行动的进行，反而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对科瑞大使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不满，并直接导致了其不再担任驻智利大使。1972年10月17日，对于当前智利形势，40委员会达成一致：如果智利军队决定进行政变，他们不会需要美国政府的援助或支持，他们也不可能要求这样的支持。而且如果智利军队的能力不需要援助来进行政变，任何美国的干预或支援都应该避免。智利军队更可能会在政变后，寻求美国政府已准备好提供的建立新政府的帮助。考虑这种可能性，国务院对于美国政府参与的程度表示困惑。而白宫和中情局则对美国参与智利政变持更积极的态度。⁽⁷⁾

由此可以看出，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尽管相关隐蔽行动的实施在国内受到诸多质疑和限制，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未动摇通过隐蔽行动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决心，中情局也从未停止相关行动的实施。这也就必然导致对于隐蔽行动持谨慎态度的国务院、国会以及美国驻智利大使馆与中情局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这也为国会加大对中情局的调查、颁布相关法律限制中情局的行动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　“冷淡而正确”政策

1970年10月29日，高级审查组会议记录中提到，国防部的选择包括两种方案——一是在开始公开敌意，由美国采取主动；二是采取敌对的立场，但配合旨在激怒阿连德的公开反阿连德行动。国务院的具体选择是：一，假设最初、长期的美国与阿连德政府的关系将是敌对的，但确保美国努力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以应对阿连德政府的发展；二，努力保持开放的选择以最终建立与阿连德政府的友好关系，现在看来不可能的是阿连德会收敛其马克思主义和专制的目标，采取与美国利益相适应的行动。对此，尼克松总统明确表示，“我永远不会同意在拉美降低美国军事力量的政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追加预算。我们将非常冷静、非常精确，但不做那些会给阿连德和其他人传递真实信息的事情。我们必须在表面上与阿连德保持恰当的关系，否则我们将非常艰难。他不会改变，只有自身利益才会影响他。”因此，这一时期尼克松对阿连德政府采取的立场和态度被称为“冷淡而正确”政策，即表面上对智利局势和美智关系保持冷静和克制，但颠覆阿连德政府的目标从未改变，通过军事政变颠覆其政权的相关行动和准备不断加强，特别是中情局的许多重要行动均在美国驻智利大使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地部署和实施。当然，在政变时机、人选的确定等具体细节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依然出于确保政变成功和隐藏美国政府参与事实等原因存在广泛争议，但这并未影响中情局为策动政变所进行的一系列全面的隐蔽行动。

1970年阿连德就职之后，美国的政策目标明确为“保持最大限度的隐蔽行动以阻止阿连德政府的稳固。”为实现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最终目标，40委员会批准1971年1月开始拨款6476166美元用于对智利反对阿连德的政党、媒体和私人组织进行经济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中情局并不负责实施对反阿连德的两位候选人的支持任务，而只是诋毁阿连德及其人民团结阵线。1971年1月28日40委员会授权中情局运用1240000美元在1971年4月的市政选举中支持智利反对党。⁽⁸⁾1971年9月14日和1972年4月40委员会分别拨款100万美元和96.5万美元支持智利最大、最重要的报纸，也是反对阿连德的重要力量——《水星报》（El Mercurio）。1971年11月和12月期间，40委员会运用资金增加了智利反对派的实力和信心。具体来说，资金被分别用于资助智利三个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民族党和民主激进党以及左翼中的激进派。⁽⁹⁾随着智利国会选举的临近，40委员会批准了1427666美元来支持智利的四个反对党及私人组织。1973年2月又再次批准了额外的资金来确保反对阿连德的政治力量在竞选的最关键时期不会有所变动。最终在这次选举中的花费共计1602666美元。⁽¹⁰⁾根据中情局的报告，从1970年至1973年智利爆发政变，40委员会共批准授权6615166美元用于对智利的隐蔽行动。⁽¹¹⁾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针对阿连德政府的隐蔽政治行动旨在：阻止阿连德政府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阻止智利开展共产主义运动，阻止智利模式影响拉美其他国家。具体来说，美国政府为颠覆阿连德政府采取的隐蔽政治行动有：A．采取政治行动分化、弱化阿连德联盟，尤其是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内部。给阿连德联盟内部一个或者多个重要的分化势力提供经济援助，尤其是通过情报的获取，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制造冲突；B．利用已知的阿连德及其支持者的动向来应对某种形式的直接批评；C．由于民主激进党（PDR）似乎在政治意义上已经结束，弗雷的基督教民主党（PDC）和民族党（PN）及其媒介是反对派的唯一资源。继续进行研究指出能够为反对力量提供领导的个人或派系，以判断潜在的反对派领导；D．在国际层面上，继续在拉美和欧洲进行有选择的媒体宣传，扩大对古巴和苏联的情报搜集工作，侵入智利宪法体系，破坏阿连德的民主自由“保障”；E．1971年1月28日40委员会明确提供124万美元对智利反对党进行经济支持，并购买媒体，支持其候选人在4月份的国会选举中获胜。F．政变爆发前的1973年8月10日，中情局计划1974财年批准100万美元用于加强智利反对党以及私人部门组织的隐蔽政治行动，使他们与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联盟进行战斗。⁽¹²⁾

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隐蔽经济行动有：A．当适于秘密资助的时候，采取选择出的经济方案。B．有选择地对反阿连德政治组织及其媒体提供经济支持。支持现存的和即将出现的领导，运用他们来实施统一行动中的各个环节，形成反对阿连德的运动；C．及时更新应急方案；D．需要刺激和帮助关键技术人员和专家从智利撤出，以此来弱化智利政府；E．以防万一，计划（金额未解密）的智利贮备资金，尽管可能出现货币贬值或兑换等带来的损失；F．为政党和私人部门提供经济支持，使其组织、媒体保持有效运行，实施新的项目以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争取低收入群体的支持，以应对人民团结阵线推行的革命性改革，对反对党进行经济支持使其能够生存，并破坏人民团结阵线，实现分化智利社会阶层的目的；G．成功策划和煽动智利铜矿工人罢工、卡车司机罢工等一系列动乱，使智利经济进一步恶化，进而加剧了政治局势的紧张。⁽¹³⁾

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隐蔽准军事行动有：A．提出能使军队保持整体性和独立性的计划。对关键的军队任务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B．积极与古巴和苏联情报部门斗争，来争取控制智利投资及安全部门，实现从内部和外部的颠覆。如果这一设想被恰当地实施，将会对智利军队有重大影响。C．采取旨在引发军事干预的行动方案。提升加剧政治氛围紧张、加剧经济混乱和民众不满的行动，以此诱发军事干预。D．1973年8月，中情局强调智利局势将由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改变，并采取多种措施使越来越多的军官相信，如果阿连德不能找到政治解决的方案，他们可能不得不自己动手；E．在阿连德试图通过将军队官员拉回内阁的方式缓和局势时，指使智利军方以阿连德未能满足军队方面的条件为由予以拒绝；F．通过向智利出售武器装备、提供军事援助和军官培训等方式，逐步增强对智利军队的影响。⁽¹⁴⁾

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隐蔽宣传行动有：A．运用秘密评估与技术来加剧智利不稳定的氛围，尤其是评估智利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和商业联系。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讲是无意义的、前途渺茫的。集中关注似乎已经接纳阿连德的，但对未来任何政治行动都至关重要的政治中心；B．发展国际宣传运动来宣传阿连德及其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对民主体系的侵犯。向智利不断重复这一信息，阻止美国跨国公司利益在智利国有化进程中受损；C．运用地区压力来逼迫阿连德调整改革目标；D．目前正对某些反对派的期刊进行支持，预防一旦智利政府垮台必须有一个出版社进行过渡时期的宣传。不论是购买还是租赁一个本地电台和（或）在智利播放的第三国电台，这些可能性同样在研究当中；E．对智利最大的报纸、最坚定的反对声音——《水星报》（EI Mercurio）提供9650万美元资助。⁽¹⁵⁾

在阿连德执政的几年中，美国中情局持续对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民族党等党派、组织及其报纸、电台等提供资助，帮助他们进行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活动。仅1970—1973年，资助总额至少有650万美元。⁽¹⁶⁾1973年8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基辛格汇报了关于对智利实施隐蔽行动的情况：“如你所知，我们已经对反对阿连德的政党和媒体提供了支持。这一持续的行动在保持民主因素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方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情局建议制订新的计划，扩大对某些私人部门的支持。这将使我们步入新的局面。面临与之前相比更加未知的和更不稳固的组织。建议新计划在开始时保持谨慎。我们目前的行动隐藏得很好。”⁽¹⁷⁾

(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November 5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72，pp．438-445．

(2)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November 5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72，pp．438-445．

(3)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5 Nov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72，pp．438-445．

(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f a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6 Nov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73，pp．446-449．

(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f a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6 Nov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73，pp．446-449．

(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Chil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7 December 1971，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276，pp．729-734．

(7)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17 October 1972，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12，pp．826-830．

(8)  Memorandum for the 40 Committee，15 March 1971，FRUS，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56，pp．283-287．

(9)  Memorandum for the 40 Committee，21 January 1972，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99，pp．523-526．

(10)  Memorandum for the 40 Committee，6 April 1973，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33，pp．682-683．

(11)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Colby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6 September 1973，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33，pp．742-743．

(12)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Colby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6 September 1973，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37，pp．742-743．

(13)  Memorandum for the 40 Committee，13 July 1973，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38，pp．704-709．

(14)  Intelligence Memorandum，1 August 1973，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39，pp．709-714．

(15)  Annex to an Options Paper，27 Octo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66，pp．415-417．

(16)  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战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隐蔽行动》，北京：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1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Chil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8 September 1973，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45，pp．894-896．

第六章　美国在智利政变中的角色

美国在1973年智利政变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在智利政变爆发后就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热点。尼克松、基辛格及美国中情局多次公开表示美国政府从没以任何形式参与智利政变，事先也对智利政变毫不知情，只在政变爆发后美国表示震惊和遗憾。但随着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解密了一部分相关档案，美国政府参与智利政变的证据确凿。2014和2015年美国政府再次解密了数百份重要的档案资料，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智利政变爆发的时间了如指掌，在政变爆发前一天还在向反政府军官提供武器和弹药支持。美国政府的隐蔽行动扰乱和打击了智利经济，煽动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破坏了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内部的团结和稳定，颠覆了智利军队不涉政的传统并扶植和培育了发动政变的军官集团等。这一系列行动和影响无疑是智利爆发政变的重要原因，更是准确判断美国在智利政变中角色与作用的重要依据。因此，本书认为美国并不仅仅是参与或卷入了智利政变，而是在智利政变中起到了策划、煽动和主导的作用。

第一节　1973年政变爆发

众所周知，阿连德在1973年“9·11”政变中殉职。事实上，在此之前，在美国政府的策动之下，智利就爆发了多起政变及游行。尽管这些事件并未直接导致阿连德政府的垮台，但这些行动逐步坚定了美国通过支持政变的方式颠覆阿连德政府的决心，都对1973年政变的爆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971年12月1日，在智利反对派的策划和支持下，约5000名妇女手拿空锅不断敲打发起游行，抗议食物短缺和通货膨胀导致的生活压力。对于这场游行，阿连德指出，“游行由从来不知食物缺乏意味着什么的上层阶级妇女所组织，她们坐着高级轿车来到示威地点”。⁽¹⁾这次游行除了有智利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美国支持的智利反对派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就是1971年11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访问智利，并发表了抨击智利反对派的激烈言论，这无疑激起了埋藏已久的阿连德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这一事件也成为智利政局走向紧张与动荡的分水岭。到1973年，矛盾的升级、美国干预力度的加强，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罢工的频繁出现。例如1972和1973年两次出现的卡车车主大罢工；1973年8月国营和私营的汽车司机也参与罢工；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等群体不断爆发游行；1973年7月少数海军军官叛乱；1973年8月23日，支持阿连德的陆军总司令兼内政部长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被迫辞职，右翼军官皮诺切特接替并开始在智利政坛崭露头角。随后不久，震惊世界的“9·11”政变爆发。

从1971年年底智利爆发了妇女游行开始，智利的局势日趋动荡，连续发生多起罢工、游行以及军队的变动及政变。这一时期智利民众对阿连德政府的主要不满源于通货膨胀的持续蔓延以及生活物资的短缺。从1972年到1973年9月，物价不断上涨而生产却在下降。官方消费价格指数在1972年的前9个月内上涨了99.8％，食品价格上涨更快，政府只能通过工资调整来勉强维持，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财政赤字。由于害怕负面的政治影响，阿连德不愿实施基督教左翼党建立配给体制的建议。⁽²⁾这一时期，阿连德在处理国内社会出现的反政府游行等突发事件时存在判断失误、盲目自信以及危机管控措施不利等问题。例如，阿连德低估了反对派的影响力和进攻能力，更对美国政府对智利反对党派、团体及军队人员的支持力度掌握不及时、不全面，导致反对派媒体在社会舆论的宣传方面占据了优势。甚至在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获取的美国有可能策动智利军队发动政变的情报时，阿连德依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连德政府的宣传内容及方式主要集中在口号式、标语式、概念式地对将反对派定性为法西斯主义，而没有以民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详细、全面地阐述对方在制度、意识形态上的本质问题；更没有深入揭露美国及受其支持的反对派在扰乱智利经济体系、利用智利民主氛围、动摇智利军队不涉政传统、挑拨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妖魔化苏联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与阿连德政府的关系等方面的企图和做法。而受到美国中情局支持的智利反对派则通过控制智利的媒体掌握了话语权，并通过长期的渗透渲染智利经济及社会问题、谴责阿连德政府的执政纲领及改革效果，使原本立场不坚定的中产阶级逐步倒向了反对派的阵营。随着智利社会的动荡加剧，阿连德政府选择了军人入阁来缓解紧张局势，并签署了赋予军队武器搜查和起诉违法拥有武器者权力的“武器控制法”。上述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局势，但带来的隐患对于阿连德政府而言是致命的。因为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智利军队不涉政的传统，而且使阿连德对军队的忠诚盲目自信，以至于在得到了军队有可能发动政变的情报之时依然认为，“尽管最高级军官中有一些叛国者，但大多数军人仍站在他这一边”。⁽³⁾

尽管美国政府从阿连德上台之前就将通过政变的方式阻止、颠覆阿连德政府作为重要目的之一，但由于前文所提到的美国政府内部对于采取军事政变颠覆阿连德政府存在广泛的争议，导致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更加倾向于以隐蔽政治行动和隐蔽宣传行动为主，以隐蔽准军事行动为辅，即有限考虑通过控制智利国会选举的方式结束阿连德的执政道路。直到1973年3月智利国会选举的结果令美国政府内部绝大部分声音都开始倒向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这一极端的方式。

这次智利国会选举中将对一半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进行重选，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帮助智利反对党获得多数席位，进而弹劾阿连德的绝佳时机。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通过经济封锁、打压和干扰，对智利经济进行了干涉，通过对智利反对党派及团体、组织进行资助和扶植，对智利政治局势进行了干涉；通过诋毁阿连德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妖魔化阿连德的政治意图，塑造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暴力、专制和恐怖形象等隐蔽宣传行动，煽动智利民众的反政府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认为在1973年国会选举中赢得主动是有着极大的希望和把握的。但最终在360万张选票中，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联盟获得了46．3％的选票，甚至比1970年总统竞选时亦有大幅增长；而反对派政党获得54．7％的选票，赢得参议院50个席位中的30个，众议院150个席位中的63个。⁽⁴⁾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对此次智利国会选举的评价是：“据说这在智利历史上是执政党执政超过两年后支持率涨幅最大的一次。”⁽⁵⁾这样的结果不仅令美国政府十分失望，更使其坚定了通过政变的方式推翻阿连德的决心。特别是本来就倾向于军事路线的中情局在国会选举之后更加坚定地将政治路线作为发动政变的辅助方式。1973年3月14日中情局智利站通过电报向总部建议通过军事路线的方案颠覆阿连德政府，并且提出了希望中情局总部同意且授权的具体内容，包括“反对阿连德政府的行动需要智利武装部队达成共识。我们应尝试尽可能多地吸引智利军人参与接管阿连德政府的行动；分站应与一支重要的军事集团建立安全且重要的关系。我们应重新考察武装集团组织，包括他们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决心和能力，我们希望与这样的组织建立直接且安全的联系”。⁽⁶⁾为了在智利营造政变的各方面条件，中情局智利站更是提出了相应的工作细节：“在未来6个月至1年内激起政变必须使智利政治局势更加紧张、经济状况更加艰巨，尤其要让智利底层民众对国家产生绝望的情绪，继续对智利反对党提供经济资助。”⁽⁷⁾尽管这些提议并未立刻得到国务院和中情局总部的批准，但这些倾向和意愿对于美国政府相关高层人员的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情局智利站从未停止为发动政变而采取的多方面铺垫和准备工作，这些都为后来智利军队内部频繁出现的动荡和危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1973年6月29日，智利第二装甲团发动军事政变，军队总司令普拉茨出面平息了政变。这一事件不仅使普拉茨获得了阿连德的信任，当然，这也使智利军队中的反政府势力产生了铲除普拉茨这一阻碍的念头，在军队内部造谣和煽动对普拉茨不利的言论。面对巨大的压力，普拉茨宣布辞职，皮诺切特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至此，普拉茨和施耐德两位智利军队中坚定的宪政主义者被铲除，最后的障碍已被铲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皮诺切特在接受任命之时向阿连德宣誓，“总统先生，我已准备好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您所代表的宪法政府”。⁽⁸⁾面对智利局势的日趋紧张，阿连德宣布在1973年9月11日举行全民公决，希望利用公决前的时间扭转不利局势。然而，政变军官因此将原定9月14日发动的政变提前至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凌晨，在智利军队总司令皮诺切特的统一指挥部署之下，智利海军陆战队、空军和警察部队以执行“武器控制法”为由，迅速控制了智利局势，包围了总统府，切断了一切支持阿连德的媒体和通讯。面对政变，阿连德一方面选择坚持到底拒不投降，另一方面又没有号召人民进行反抗，因为他认为这只能造成更多平民的无谓牺牲。危机之时，阿连德的女儿告知他，自己及家人遭到政变军队的绑架，并威胁如果他抵抗到底，家人的生命将受到威胁。但阿连德毫不迟疑地告诉女儿，他将命令叛军杀死其家人，因为如果这样至少说明叛军依然是服从阿连德命令的。就在这样悲壮的坚守与抗争下，阿连德殉职在了炮火中，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阿连德依然高喊：“智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⁹⁾这样震惊世界的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谴责美国参与颠覆智利政权，扶植亲美军政府；拉美国家谴责美国作为地区大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干涉邻国内政。尽管尼克松、基辛格和中情局都在智利政变后第一时间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智利政变，这完全是智利国内事务。但这样的辩驳似乎并未平息国际舆论对于美国采取隐蔽行动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的声讨和谴责。古巴驻联合国代表里卡尔多·阿拉尔孔（Riccardo Alarcon）在谈及此事时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尼克松是军事干预的“大脑”。⁽¹⁰⁾

第二节　美国在政变中的角色

一、谎言逐步被戳穿

对于美国与1973年智利政变的关系，我们通过一系列史实可以清楚地了解。

首先，尼克松、基辛格与中情局负责人在政变爆发后多次公开强调“美国对智利政变表示震惊、事先毫不知情”的说法，完全是谎言。1973年9月8日，中情局和国防部情报局就曾警告华盛顿智利政变即将在9月10日爆发。美国国防部情报指出：“三军准备在9月10日采取统一行动推翻政府，民间恐怖组织和右翼组织也声称支持政变。”⁽¹¹⁾据中情局圣地亚哥站的一名成员杰克·迪瓦恩（Jack Devine）后来回忆，9月9日他接到一个线人的电话：“政变将在11日发生”。⁽¹²⁾9月10日圣地亚哥站向中情局总部所发的电报中提到，“政变将在9月11日发动。陆海空三军和智利国家警察部队将参与此次行动。11日上午7点政变者将在农业电台发表声明。国家警察部队负责抓捕阿连德”。⁽¹³⁾显然，美国政府所声称的对智利1973年政变事先毫不知情是完全荒谬的。

其次，美国政府关于“智利政变完全是其内部选择，美国政府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在1973年“9·11”政变之前，智利已经爆发了多起反政府罢工、游行乃至军事政变，尽管这些事件最终得以平息，但对于“9·11”政变的爆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煽动和铺垫作用。而美国政府在这些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也逐步被公之于众。例如，1972年智利爆发了众所周知的卡车司机大罢工，成为扰乱智利社会稳定、为政变营造氛围的重要事件。事后，美国方面多次表示与此事无关，但仅ITT公司（美国国际电信电报公司）就在与智利工商业者会面后向罢工者支付了40万美元的资金。⁽¹⁴⁾后来，中情局特工埃罗尔（Errol Johatan Reinese）还由于向罢工卡车司机支付美元而被逮捕。⁽¹⁵⁾

如果说，煽动智利国内反政府罢工及游行对政变的爆发产生了侧面影响的话，那么在智利军队中扶植反政府军官、剔除军队中宪政主义将领则是美国为推动智利政变所起的直接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反政府军官绑架和杀害智利军队中支持阿连德政府的施耐德（Rene Schneider）将军，为发动政变去除了最后一个军队中的障碍和阻力。这位坚定的宪政主义者是智利有名的民主人士，一直公开反对以任何违宪的方式来干预政局。在美国看来，这个绊脚石是必须铲除的，但这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绑架施耐德进而建立反阿连德的军政权的计划设定是：绑架施耐德后将其送至阿根廷，向智利民众发布施耐德“失踪”的声明，并将此事件归咎于智利左派势力，假借在全国搜救施耐德之名，对阿连德控制的地区实施突击搜查，然后命令弗雷在乱局中辞职并离开智利，最终建立新的亲美的智利军事政权。

为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中情局始终保持与政变者的联系。1970年10月17日晚，主要政变参与者卡米洛·瓦伦苏埃拉（Camilo Valenzuela）将军向美国驻智利大使馆武官保罗·魏默特上校要求“8到10枚催泪瓦斯手雷、3挺45口径的机枪，每支配备500发子弹”。美国方面不仅立即提供了这些武器，并给其5万美元。但由于种种原因瓦伦苏埃拉将军并未完成任务，这些武器也被召回。10月21日，瓦伦苏埃拉按要求将冲锋枪和子弹通过外交文件袋送到使馆，并由魏默特在22日凌晨转交给一名智利政变军官。⁽¹⁶⁾这名军官就是最终绑架并杀害施耐德将军的比亚克斯（Roberto Urbano Viaux Marambio）。事后，为了让比亚克斯对美国的参与守口如瓶，中情局曾向其提供了3．5万美元作为封口费。尽管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具体何时采取行动、由谁来完成行动任务、究竟是绑架还是杀害施耐德存在争议，以及担心绑架过程中政变者与施耐德的武力冲突等情况准备不足甚至是无法掌控，但只要美国政府一直通过中情局向智利政变者表达美国将作为其坚定支持者的决心、满足政变者提出的发动政变所需资金及武器要求、在政变发生前一直与政变者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允诺绑架施耐德将军的政变者将得到数额可观的报酬，那么美国在智利政变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就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事情败露之后，美国政府曾用“施耐德所中子弹与美国向政变者提供的子弹型号不同”这一细节试图撇清美国与此事的关系。1973年5月2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基辛格汇报在智利进行政变的可能性时指出，“毫无疑问，智利逐步严峻的问题已经增加了政变的可能性。”智利军队发生这样的变化，美国可谓“功不可没”。⁽¹⁷⁾

再次，随着美国在智利进行的隐蔽行动逐步暴露之后，美国政府试图引导舆论认为“美国只是被迫卷入了智利政变，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智利的国内因素”。但本书认为美国并不仅仅是“参与”或“卷入”智利政变，而是直接“策划”或“主导”了政变，这不仅是程度上的差别，更是性质及影响上的不同。1970年10月2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就对智利隐蔽行动提交了报告。隐蔽行动目标是阻止阿连德政府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阻止智利开展共产主义运动，阻止智利模式影响拉美其他国家。具体行动有：采取政治行动分化、弱化阿连德联盟；利用已知的阿连德及其支持者的动向来应对某种形式的直接批评；当适于秘密资助的时候，采取适宜的经济选择；提出能使军队保持整体性和独立性的计划，对关键的军队人物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积极与古巴和苏联情报部门斗争，来争取控制智利投资及安全部门，获得内部和外部的颠覆；运用秘密评估与技术来提升智利不稳定的氛围，尤其是评估智利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和商业联系。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讲是无意义的、前途渺茫的。⁽¹⁸⁾

在具体措施方面，1971年1月28日，40委员会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对智利反对党进行经济支持，并购买媒体。阿连德的反对党民族党（PN）、基督教民主党（PDC）和民主激进党（PDR）被给予124万美元的资金。具体的资金分配（金额未解密）为购买电台、报社，支持反对党候选人在4月份的选举中获胜。⁽¹⁹⁾随后，1971年3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基辛格汇报的应对1971年4月智利选举的进一步报告中提到，“在分析形势后建议，同意基督教民主党要求的增加（金额未解密）用于在当前的选举活动中进行支持”。⁽²⁰⁾当然，对于具体数字的争议也很大。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在汇报时提道，“计划和建议的数额在我看来太少，以至于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²¹⁾美国国防部对于向相关隐蔽行动提供资金的支持一直是非常坚定的。1971年9月8日，40委员会会议考虑为智利最大的独立报纸提供隐蔽支持，总额100万美元。中情局报告的基本选择是，为报纸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但这并不足以阻止阿连德政府关闭这个报社。美国所提供的初始资金至少70万美元。⁽²²⁾

1973年9月10日，由中央情报局特工杰克·迪瓦恩发给美国高级官员的电报证实，政变将在第二天发生

2016年解密的《总统每日简报》（Daily Brief）相关内容深刻揭露了尼克松政府与1973年智利政变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策动“9·11”政变

在1973年“9·11”政变前夕，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的具体方案和金额的布置更加具体和明确。1973年8月10日，40委员会向基辛格提出，“中情局计划1974财年批准100万美元用于加强智利反对党以及私人部门组织的隐蔽政治行动，使他们与阿连德进行战斗。具体资金分配：（具体分配金额均未解密）用于唯一具备抗衡实力的基督教民主党；用于希望继续保持在反阿连德定位中的灵活性的民族党；用于两个激进的小党派；用于在大使严密监管之下的商业、联盟和专业团体；用于紧急情况。资金不来自政府预算，而必须来自中情局的储备资金。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40委员会原则上表示同意。”⁽²³⁾1973年8月25日，中央情报局向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提出，计划对智利私人部门进行隐蔽的资金援助。40委员会批准了用于支持智利反对派以及私人部门的援助资金。其中，（具体分配金额未解密）用于私人部门，用于应急资金。当然，只有在大使的批准下才可以使用这一资金。⁽²⁴⁾

政变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智利武官和四位高级特工与智利军队及警方一共接触了21次。⁽²⁵⁾在接触的过程中，美国方面最重要的目的是用切断军事援助等方式要挟智利军方及警方，要求其反对阿连德，并明确告知美国渴望并支持军事政变。⁽²⁶⁾为方便操纵智利政变，中情局与智利军方的高级现役军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有意向发动政变的海军上将雨果·提拉多（Hugo·Tyra），陆军将军阿尔弗雷德·卡纳莱斯（Alfred·Canales）和准将卡米洛·瓦伦苏埃拉（Camilo Valenzuela）。在阿连德就职之前，基辛格就通过中情局行动副局长托马斯·卡拉梅辛斯（Karamessines）向智利站做出指示：“通过政变推翻阿连德是既定的长期政策。为达成这一目的，我们将继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制造大量的压力。这些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秘密而安全地实施以很好地隐藏美国政府和美国之手。……审核所有你们现在以及新的可以利用的行动方式，包括宣传、幕后操作、散布谣言、私下接触，或其他你们能够想到的有助于你们继续朝我们的目标前进的方法。”⁽²⁷⁾

当然，对于美国进行隐蔽行动的保密工作，尼克松总统提出了明确要求。1972年9月12日，下午12点32分，尼克松与基辛格在电话中进行了明确指示“我们不想要泄露出我们正努力颠覆其政府”。⁽²⁸⁾40委员会也明确指出：“对于如何将鼓励的意图传达给军队这个问题，（名字未解密）说，如果公开传达将是灾难。如果美国的态度被秘密传达，则将会有所帮助。”⁽²⁹⁾尽管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干涉智利大选的争论十分激烈，但美国政府特别是中情局从未停止对于如何干预智利大选问题的部署。为确保智利政变的成功，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的核心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颠覆阿连德政府，并使整个事件看起来出自智利人自己之手。美国在整个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其中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行动：扰乱智利经济；在智利社会制造能够掀起混乱及恐慌的准军事行动；通过资助反阿连德媒体的方式保持强劲的宣传攻势；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增强右翼势力、弱化和分化左翼势力。⁽³⁰⁾美国政府一直认为“所有的隐蔽的支持都安全实施，没有引起阿连德政府的怀疑”。⁽³¹⁾1973年9月13日，在讨论智利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基辛格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一致对外否认中情局参与了智利政变。如果有人问及，必须说智利发生的一切均是阿连德政府的责任。如果被问及中情局向智利军队提供武器的事宜，我们应该说这只是履行美国与阿连德政府签订的相关协议，除此之外并未额外提供武器。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我们自己应尽量避免这些话题。”⁽³²⁾1973年9月16日，尼克松总统在与基辛格的通话中问及智利局势，基辛格表示：“如果在艾森豪威尔时代，我们应该是英雄了。智利方面进展一切顺利，我们的参与没有暴露。”⁽³³⁾

三、美智间短暂的蜜月

1973年9月11日，智利政变爆发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提交了关于智利政变的形势报告，“智利军队已经明显实施了成功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总统阿连德的政变。一份未经确认的来自圣地亚哥的报告指出，阿连德已经在其总统府的办公室内死亡。在智利空军飞机对总统府进行轰炸之后，嚣张的阿连德最终接受了失败。建筑物起火并被完全毁坏。有来自阿连德支持者的零星炮火。但初步显示，人员伤亡很少。军队领导集团要求掌握全部权力来应对所有阻力，同时要求所有拥有武器的人投靠他们，否则会自食其果。国家将被长期围困，并严格宵禁。至今，新的领导集团没有提出明确的规划，也没有任何实施新的国家选举的意向。军队领导者们已经命令所有阿连德政府官员和联盟党领导人在今天下午4：30之前转向自己，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³⁴⁾通过这份报告不难看出美国对智利政变的相关情况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有着顺畅的消息通道；美国政府对于皮诺切特在政变后将立即在智利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专制统治了如指掌。事实也的确如此。

阿连德殉职后，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军队组建了军政府接管政权，控制智利局势，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专制统治。皮诺切特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向反对派大开杀戒。皮诺切特对前政府的支持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军政权立即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对被视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者则采用暴力镇压，“反动书籍”被销毁，一些公开反对政府的人士也遭到迫害，在这些受害者中不乏在智利的外国人，而这也是后来导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强烈要求逮捕并严惩皮诺切特的重要原因。皮诺切特解散了智利国会，宣布由戒严法代替智利宪法。这些行动不仅摧毁了智利有着悠久历史的民主和法治制度，而且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逮捕、杀戮。“9·11”政变后，智利军政府面临着棘手的政治经济状况。一方面，皮诺切特急需稳定政局，铲除支持和拥护阿连德的党派、团体、媒体等各方势力；另一方面，受到美国严重打击和破坏的智利经济、社会生活状况以及进退两难的国有化改革都需要军政府立即面对并尽快扭转局面。发动政变之前，国家的动荡、经济的混乱以及党派的纷争、民心的怨愤，这些都是反阿连德势力十分乐见和需要的。但是，政变爆发后，成为国家领导集团的军政府需要立即扭转原本自己参与造成的一切乱象，确保自己的胜利果实不落入他人之手，并使民众相信政变是对自己有利的，军政府领导下的智利必将优于阿连德执政时期的智利，进而赢得民众和中间摇摆党派的支持。

美国政府不仅对军政府所实施的军事独裁和对智利人民的残酷迫害政策视而不见，还向智利军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美国在巴黎俱乐部中支持对智利外债进行重新谈判，并鼓励美国银行和受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给智利提供贷款。军政府前三年中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1．836亿美元，进出口银行信贷1．418亿美元，世界银行贷款6650万美元，美洲发展银行贷款2．378亿美元。⁽³⁵⁾美国大量资本、技术通过跨国公司和美国控制的各种国际组织渗透进智利经济命脉的各个领域和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权更迭后军政府亟须援助的压力，稳定了智利的局势，但这些垄断资本使智利已经实行了多年的争取独立自主的国有化改革的成果大打折扣，科技霸权的出现更使智利错过了在新科技革命时代获得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时机。与智利相似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都掀起了国有化改革的浪潮，而当智利的国有化改革以政权更迭的极端方式受到了打击之时，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遭受了美国新经济霸权的影响。尽管许多拉美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高度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缺乏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的致命弱点导致了其发展缺乏后劲、受制于人。政变过后，皮诺切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国家暴力机器和美国的支持，通过几次修改宪法，独揽了国家的行政司法和立法大权，压制民主实行专制统治。此时美国政府认为，为了有效阻止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和推动广泛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于是向皮诺切特施压，敦促他采取措施改善国家的内政状况。美国此时身陷内忧外患的困扰，寻找地区代理人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干预逐渐成为美国解决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的政策选择。

“9·11”政变后，尼克松政府立即调整了之前为颠覆阿连德政府而部署的相关隐蔽行动。40委员会在政变后立即做出如下决定：“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政变完全改变了智利的形势，因此我们决定取消8月20日批准的用于支持智利反阿连德党派及组织的资金。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在智利采取新的隐蔽行动计划。”⁽³⁶⁾政变后皮诺切特政权亟须美国在经济、政治、宣传等各方面的持续援助。此时美国对智利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为了恢复国家正常和平稳的秩序，皮诺切特向美国明确提出了援助大量应急和生活物资的要求。由于美国长时间的经济封锁、限制贷款等全方面打击政策，智利经济急需大量生活物资稳定社会，也急需巨额资金来偿还外债，而美国政府则积极予以回应。当然，华盛顿方面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扶植亲美的军政府，即自己付出巨大经济、声誉乃至国内不同部门间矛盾的代价而获得的亲美政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示范和连锁效应，巩固自身地缘政治优势、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而在冷战中占据有利地位发挥作用。1973年9月21日，在美国同意援助智利价值10万美元的物资之后，智利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立即向美方表达了感激之情。⁽³⁷⁾截止1973年10月底，尼克松政府向皮诺切特提供了总额为2400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笔金额是给阿连德政府所有贷款总额的8倍。1974年，智利收到的粮食援助占美国给拉丁美洲“粮食促和平”所有粮食援助的48％。⁽³⁸⁾这一时期，美国除了在经济方面给予皮诺切特政权大力支持之外，还与其进行武器出口、政治宣传、情报交流等全方位的合作。由于皮诺切特是通过政变上台，并在上任伊始就展开了大规模的专制镇压，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尼克松政府为了帮助皮诺切特政权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拉美国家的认可，积极帮助其改善外部环境，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使美国自身的干涉行动披上正当、正义的外衣。1973年10月，40委员会批准了3．4万美元收购一家右翼电台并秘密资助军政府成员的境外旅行。中情局还帮军政府准备了为政变辩护的《智利的变化白皮书》。作为回报，智利军政府决定与阿连德政府时期被没收的美国公司签署赔偿协议，并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一致。⁽³⁹⁾一份支持军政府的智利报纸在1974年1月2日将基辛格和皮诺切特一起评为“年度人物”。⁽⁴⁰⁾

经历了智利政变后初期美智关系的迅速升温之后，随着国际舆论对皮诺切特专制统治及智利人权问题的声讨，特别是“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政府受到国内外前所未有的谴责，美国国会对尼克松、基辛格以及中情局的对外隐蔽行动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和限制，美国国会和共和党对于尼克松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对皮诺切特的大量援助的不满逐渐升温。1976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决定终止对智利的武器销售，并对经济援助也进行了限制和约束。随着冷战局势的不断变化，美智关系在卡特政府时期开始恶化，以人权问题为代表的诸多矛盾和分歧也使两国关系每况愈下，当然，美智关系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美智在对方的战略利益中的定位和作用的调整与变化。

(1)  Paul E．Sigmund，The overthrow of Allende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e，1964—1976，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7，p．163．

(2)  Paul E．Sigmund，The overthrow of Allende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e，1964—1976，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7，pp．178-179．

(3)  Edy Kaufman，Crisis in Allende's Chile，New Perspective， New York：Praeger，1988，p．302．

(4)  Lubna Z．Qureshi，Nixon，Kissinger，and Allende：U．S．Involvement in the 1973 Coup in Chile，New York：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9，p．126．

(5) Lubna Z．Qureshi，Nixon，Kissinger，and Allende：U．S．Involvement in the 1973 Coup in Chile，New York：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9，p．126．

(6)  Cable from Station to Headquarters，March 14 1973，“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Policy toward Democracy，Dictatorship，and Human Rights，1970—1990”，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7)  Memorandum for Chief，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Policy Objectives for Chile，”April 17 1973，“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Policy toward Democracy，Dictatorship，and Human Rights，1970—1990”，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8)  Nathaniel Davis，The last two years of Salvador Allende，Cim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p．171-172．

(9)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D．Cockcroft，Salvador Allende reader：Chile's voice of democracy，New York：Ocean Press，Melborurne，2000，pp．18-19．

(10)  Perer Kornbluh，The Pinochet File：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New York：New Press，2003，p．113．

(11)  Memorandum，“Chile”，8 September，1973，“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Policy toward Democracy，Dictatorship，and Human Rights，1970—1990”，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12)  Peter kornbluh，The Pinochet File：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New Press，2003，p．112．

(13)  Memorandum to Headquarters，10 September 1973，“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Policy toward Democracy，Dictatorship，and Human Rights，1970—1990”，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14)  Jonathan Haslam，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ath of Allende's Chile：A Case of Assisted Suicide，New York：R．R．Donnelley＆Sons，p．193．

(15)  Ibid，p．194．

(16)  Peter Kornbluh，The Pinochet File：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New Press，2003，p．28．

(17)  Memorandum From William J．Jorde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24 May 1973，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26，p．857．

(18)  Annex to an Options Paper，27 Octo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166，pp．415-417．

(19)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28 January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201，pp．545-547．

(20)  Memorandum From Frank Chapi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7 March 1971，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213，pp．590-593．

(21)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Kubisch）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Porter），25 July 1973，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37，pp．883-884．

(22)  Memorandum From Arnold Nachmano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8 September 1971，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255，pp．679-680．

(23)  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40 Committee（Ratliff）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0 August 1973，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40，pp．886-887．

(24)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Colby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and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Kubisch），25 August 1973，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42，pp．891-892．

(25)  Kristian Gustafson，Hostile Intent：U．S．Covert Operations in Chile，1964—1974，New York：Potomac Books Inc，2007，p．119．

(26)  Peter Kornbluh，The Pinochet File：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New York：New Press，2003，p14．

(27)  Cable from Headquarters to Santiago Station，October 16，1970，“Chile and the Untied States U．S．Policy toward Democracy，Dictatorship，and Human Rights，1970—1990”，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28)  Transcript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2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82，pp．228-229．

(29)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14 September 1970，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89，pp．243-248．

(30)  Decisions from the 40 Committee，gleaned from East German intelligence sources - a memorandum by Felipe Suarez of the PCCh，“Consideraciones sobre la situacion en Chile”，November 1974：AA．Ministerium fur Auswa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DDR．Abteilung Lateinamerika．C3352．000001．

(31)  Memorandum From Arnold Nachmano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1 May 1971，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227，pp．620-621．

(32)  CIA Cover-Up on Chile，Posted September 9 2016，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No．558，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558．

(33)  Ibid．

(3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11 September 1973，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47，pp．897-898．

(35)  HeraldoMunoz and Carlos Portales，Elusive Friendship：a Survey of U．S．-Chilean Relations，Lynn Reinner Publishers，1991，p．50．

(36)  Memorandum From the Chief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Phillips）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40 Committee（Ratliffe），25 September 1973，FRUS， 1969—1976，Vol.21，Chile，1969—1973，Document 366，p．946．

(37)  Cable，Davis to SecState，21 September 1973，“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policy toward Democracy，Dictatorshio，and Human Rights，1970—1990”，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38)  Lars Schoultz，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U．S．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360-361．

(39)  James Petras and Morris Morley，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le：Imperialism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Allende Govern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Preface，p.xvii．

(40)  Ibid．

第七章　美国何以实现目标？

尼克松、基辛格和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在政变后多次公开表示美国对于智利政变表示震惊、美国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完全不知情。但随着相关档案的逐步解密，美国针对阿连德政府所进行的隐蔽行动逐步浮出水面。至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导致1973年智利政变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在这些原因之中，美国的隐蔽行动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美国的因素与导致智利政变的其他因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是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重要途径与要素。

第一节　不稳定的内部

阿连德在上任伊始就对自己的执政理念做出了明确的阐述，“在人民掌握全部权力的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旧社会走向新社会，只要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通过遵守宪法，我们就能完成任何一件想做的事情。”⁽¹⁾为了在维护智利的政治经济独立基础上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智利道路”，阿连德实施了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全方面改革。但这样的改革在智利这个中产阶级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

阿连德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改革核心被认为是国有化改革，即在农业、工业和铜矿业等国家支柱性产业上加强政府的管控，维护和拓展国家主权和利益，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在阿连德执政的第一年，国有化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大规模的政府规划项目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失业率大幅降低，工业生产增长显著，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都相应增加，全年通货膨胀率也明显下跌。与此同时，政府在逐步收回对国家经济支柱产业的控制之时，也推动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对阿连德政府的支持率。1971年4月的地方选举中，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获得了总票数的49．7％，如果不计空白和无效票这一比例就上升到50．68％，这对于在总统选举中仅得到三分之一强选票的阿连德所代表的执政党而言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也体现了其国有化改革初期的成果。⁽²⁾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触动及涉及的利益群体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与抵触情绪。

美国跨国公司在智利国有化进程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和影响，不仅大量产业面临被智利政府收回的局面，而且智利政府还以美国跨国资本在此之前非法获得大量收益为由要求美国做出巨额经济赔偿。而美国却要求智利政府对其国有化进程中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给予补偿，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美国伙同其盟友采取经济封锁、撤走资金及技术、限制贷款、逼还债务等多种方式打压智利经济。而智利为了填补美国撤走资金而留下的空白，寻求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尽管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智利提供援助，但这些国家往往自身也较为弱小或贫穷，加上对于美国的忌惮和顾虑，使智利始终面临“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局面。此时，美国又加紧对智利反阿连德党派及组织的支持与扶植，肆意扰乱智利经济及社会改革，加剧智利社会的矛盾与分歧，最终为智利政变埋下了祸根。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都必须依靠自身的强大。依附于其他强国而获得的短暂繁荣与发展不可能持久可靠，有时甚至可能转变为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当然，一个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有时不得不搭乘发达国家的快速列车，如何处理好有效利用强国优势与坚守自身经济独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关键的问题。

智利自独立以后，除了在建国初期经历过短暂的军政府以外，长期保持着文官体制的传统。智利军队历来不干涉国家政治，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们几乎都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坚决维护国家的宪法及相关制度。这一点也是智利成为拉美为数不多地保持着长期稳定局势国家的原因之一。早在阿连德上台之前，尼克松政府就曾命中情局对智利军队发动政变阻止阿连德上台这一问题提交调查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其主要原因就包括智利军队不涉政的传统。但美国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智利军队进行渗透。

中情局对智利军队采取了全方位的隐蔽行动，包括在智利军队中诋毁阿连德形象的隐蔽宣传行动，将阿连德塑造成专制、独裁、企图破坏智利民主及宪法的反动形象；给智利军队中的反阿连德力量提供资金、武器等支持，即使这些力量在初期十分弱小，但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些力量的扶植；通过隐蔽政治行动破坏智利执政党人民团结阵线联盟的团结，利用智利民主体制插手国会选举，最终为其扶植的反政府军官打入智利执政力量之中奠定基础；在政变具备一定条件之时，为可能发动政变的军官提供其所需要的一切武器、资金等要求，即使这些军官由于经验不足、决心不定、能力有限等原因而导致一次次政变以失败告终，但美国方面依然没有放弃促成智利军队发动政变颠覆阿连德政府这一选择。

1973年智利政变的爆发与反政府党派及组织有着密切的关联，也与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内部的不团结、不稳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样的政治形势早在1970年智利大选结果中就能看出端倪。尽管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并最终成为智利第一位民选总统，但当时三位候选人没有一位获得绝对多数，最终是由国会选举决定总统人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尽管当时阿连德及其所属的人民团结阵线联盟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但基督教民主党及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亚历山德里也占据了智利政坛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样的局面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73年政变的爆发。当然，美国政府在1970年大选前就在相关报告中得知了智利政治形势中的三足鼎立的特点。在随后的三年中始终坚持通过大量的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壮大智利的反政府党派及团体，将阿连德及人民团结阵线联盟妖魔化，大力争取中间摇摆的选民及政党，挑拨和分裂人民团结阵线联盟，最终导致了阿连德统治阶层的分裂。

阿连德在智利政坛上经历过多次竞选，最终成为智利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在这长期的竞选道路上，阿连德积极倡导国有化改革、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理念、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的情怀都逐步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为阻止阿连德竞选采取的“干扰行动”、“双轨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尽管中情局负责人多次表示这些隐蔽行动的失败是由于美国政府内部在部署和执行这些行动时不够坚决和及时，贻误了时机，但这样的说法显然忽略了阿连德在国内的强大影响力。特别是在能否采取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这一问题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阿连德执政初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是否定的，因为阿连德在智利军队中有着较高的支持率。同时由于智利宪法制度的长期稳定性，众多分析报告的结论均是在智利无法采取军事政变。在这种情况下，为推翻阿连德政府，美国决定首先打压智利经济，取消经济援助与合作，并联合其他盟友一同抑制智利经济，尽可能使智利社会生活出现混乱，进而制造可乘之机。接下来，美国在智利军队积极支持反对派和扶植可以利用的政变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阿连德在国内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1973年军事政变的爆发。

美国实施的隐蔽行动对于智利政变来说无疑是外部因素，有学者认为阿连德的国内改革以及智利内部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导致智利政变的根本原因，而美国的隐蔽行动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解密档案中我们不难看出，从1958年阿连德在智利大选中崭露头角开始，美国就一直高度重视阿连德及其所属政党，积极阻止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1970年阿连德就职后美国更是孤注一掷地发起了旨在颠覆其政权的全方位的隐蔽行动。在1970年智利大选前尼克松总统就要求中情局提供关于阿连德及智利的形势报告，在了解到智利有着较为稳定的国内社会经济形势之后，则开始部署一系列扰乱经济的隐蔽行动，以此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反政府情绪；在了解到智利军队内部尚无能够发动军事政变的反政府军官之后，则不间断地加紧与智利军队之间的联系，扶植相关人员，提供资金及武器等支持；在政治上，更是加紧通过隐蔽宣传分裂人民团结阵线联盟，支持反政府的基督教民主党，制造智利政局的混乱态势；在国际上将阿连德妖魔化，避免阿连德获取国际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阿连德上台后推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都由于美国实施的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行动、隐蔽宣传行动以及隐蔽准军事行动的干扰和破坏，其效率和效果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例如，阿连德就职后，其大刀阔斧地开展的国内改革中最具代表性和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经济进行国有化改造，而贯穿其改革全程的是美国对于智利国有化进程中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失的高度关注和强势反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提出“美国坚持要求所有在智利国有化过程中受到损失的美国财产得到全额的赔偿。尽快找到合适的对外援助法案，如不对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进行援助、暂停援助将美国公民所有的财产国有化并在六个月内未同意赔偿的国家、不对任何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援助、不对与古巴或北越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援助。如果智利没有提供足够的赔偿，美国将在智利所欠的债务、智利希望得到的贷款以及美国及盟国在智利的投资等方面有所反击，鼓励美国的劳工组织在反对智利共产主义政府上采取积极的行动，阻止美国公民到智利旅游以及停止对智利航空公司提供设备或航线上的任何援助”。⁽³⁾可以说，美国政府不仅在短期内发动了一系列隐蔽行动推动政变的发生，更是在智利实施了长期的隐蔽行动来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瓦解智利阿连德政府。对于这些行动的作用，基辛格都曾直截了当地在国际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通过这些行动激发和增加阿连德政府下智利社会中的矛盾与问题，这些行动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阿连德缓和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越小，那么创造条件瓦解和颠覆阿连德政府的可行性就越大”。⁽⁴⁾

第二节　美国的关键作用

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的隐蔽行动贯穿于自阿连德参与智利大选到其在政变中殉职的全过程，从未间断。尽管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综合国力及对外战略目标的不断调整、智利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尼克松政府不断调整其具体的隐蔽行动战略、纲领、方针及举措，但颠覆阿连德政府这一宗旨从未改变，为此进行的隐蔽行动也从未停止。从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1973年智利政变，美国从未停止对智利进行隐蔽行动。

这一时期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隐蔽行动的实质和目标基本上是稳定的，只是随着智利局势的不断变化，美国政府内部对于美国干预程度、干预方式、干预时机以及实施人员及资助金额等具体细节存在着巨大争议。从总体上看，尼克松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这一时期美国对智利的隐蔽行动一直持支持态度。当然在做决策之前多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智利形势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不同行动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风险性做出详细的分析报告，确保行动的隐蔽性并使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隐蔽行动的主要实施者中情局，自20世纪60年代阿连德在智利地位的逐步稳固就十分坚决的要求立即对智利采取强有力的隐蔽行动，确保阻止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在前期行动失败后，中情局则进一步加紧部署推翻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对于隐蔽行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谨慎支持和中情局的积极推进不同的是，美国驻智利大使一直反对美国政府直接参与智利政变，认为这样过多的干预和暴露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麻烦，但大使强硬的态度最终却导致自己被撤换，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智利进行隐蔽行动是维护美国利益的必然选择已接近于美国政府内部的共识。当然，在实施隐蔽行动的时机、具体人选的确定以及干预智利的方式、军事政变的可能性等方面，美国国内仍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但这些争议都随着智利形势的紧迫、美国行动方案的一次次失败而最终趋向于一种选择。

第三节　多元互动的隐蔽行动

通常来讲，为保证隐蔽行动能够快速有效的推行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多个领域和多种方式的隐蔽行动是综合运用施行的。尼克松政府对智利实施的隐蔽行动在1973年“9·11”政变爆发后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质疑，但美国政府的隐蔽行动绝不是仅限于为策划这一次政变而采取的措施和行动，更不是仅限于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隐蔽准军事行动。从隐蔽行动的内容上来看，任何一种隐蔽行动都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必须多种隐蔽行动相互配合。以煽动和策划“9·11”政变为例，隐蔽军事行动并非单一、独立的行动体系，而是需要隐蔽宣传行动、隐蔽经济行动、隐蔽政治行动的配合。例如，在智利军队造谣和诋毁阿连德的形象和施政纲领，将其塑造成暴力、独裁的形象，为军队发动政变造势。同时，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只有智利经济的快速下滑才会加速智利军队内部的反阿连德情绪并驱使其行动。因此，美国政府方面建议：“美国银行停止对智利更新信用；美国的公司应该最大程度上在订单、交付、信用等方面传达几近破产的消息，一些商人应该被传业务下降。”这样的宣传及相关动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70年9月28日，科瑞报告说“安娜康达铜公司代表说军事政变人士准备好如果能从美国政府得到适当的保障，他们准备进行政变”。⁽⁵⁾这一时期美国煽动智利政变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智利军队不涉政以及尊重宪法的传统，其中智利军队总司令施耐德就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因此也被视为美国实施轨道行动的巨大阻力。10月22日，施耐德遭到受中情局秘密支持的智利陆、海军官员绑架并身亡。尽管事后美国政府极力辩解施耐德所中子弹并非美国所提供，但中情局向智利军官提供的资金、武器等事实证据确凿，就在事发前几个小时，美国军事武官还在圣地亚哥秘密将三挺机枪和弹药交给了智利陆军军官。这一行动虽未导致智利大规模的军事政变，也并没有阻止阿连德就任智利总统，但美国中情局所采取的一系列隐蔽行动是无可辩驳的。

通常来讲，为实现颠覆另一个主权国家的目的，美国政府必须对目标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及军事状况做出分析和判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扰乱目标国的社会与秩序，瓦解民众对政府及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必须首先通过隐蔽经济行动破坏其经济秩序、降低民众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增强选民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不满和愤怒；同时通过隐蔽宣传行动诋毁政府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能力等，或为亲美党派或政治人物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通过隐蔽政治行动破坏执政联盟内部的团结，为反政府党派提供宣传支持与服务；一旦目标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为政变的爆发奠定了一定基础，则需要通过隐蔽准军事行动在其军队之中寻找代理人，为其提供武器、资金等援助，并表明美国将提供坚定的支持与帮助等。

(1)  Edited by James D．Cockcroft and Jane Canning，Salvador Allende reader：Chile's voice of democracy，New York：Ocean Press，2000，p．276．

(2)  白交平：《美国对智利的政策：1970—1973》，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5页。

(3)  Memorandum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Secretary（Davis）to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Packard），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Irwin），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Moorer），and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28 October 1970，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30，pp．150-158．

(4)  Peter Kornbluh，The Pinochet File：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The New Press，2013.p．80．

(5)  Chronology Prepared for 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47，pp．752-761．

余论

隐蔽行动是战后美国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战略工具，隐蔽行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其浓厚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和明确的战略目的，因此，安全需要构成了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主要动力，安全战略亦是影响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首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经济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全球的决定性地位，针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针对日本的道奇计划和针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第四点计划”构成了美国对外经济手段的主要内容。军事上，北约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标志着资本主义军事阵营的建立和巩固。

与此同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在不断发展。以“莫洛托夫计划”为雏形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区域合作组织，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合作的标志性组织。军事上，华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军事阵营的标志。为确保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展开了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全方位对抗与竞争。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主张实际上都服务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目标：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保持美国在全球利益的安全，对苏联进行防范和遏制，争取和强化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追求“绝对安全”。

随着冷战格局中美苏双方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在拉美地区局势中美苏双方竞争亦是十分激烈。在这样的全球及地区格局背景之下，为防止在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美国加紧了对自己“后院”的管控，隐蔽行动也部署和实施得更加密集。随着冷战态势的日益严峻，美国开始寻找除战争、外交等公开手段以外的其他斗争手段。“隐蔽行动”则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政策或主要斗争手段之一。对于这些行动，美国政府总是尽可能的否认和掩盖，但随着解密档案的逐步出现，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随之深入，成为西方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智利政变爆发后不久，1975年美国国会就起草了对1963年至1973年间美国在智利进行隐蔽行动的调查报告，即著名的丘奇报告。这份报告根据美国中情局、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现任及前任官员相关证词及回忆录整理而成。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这一时期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的背景、内涵及外延、主要行动及效果、对美国隐蔽行动的评估与评价等。该报告的积极意义在于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这一时期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的实施背景、具体方式、内容及影响等。但这时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档案资料尚未解密，国会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对外干涉行动的调查受到较大阻力和限制，特别是在美国是否直接参与或策动智利“9·11”政变等关键问题上并未得出准确的结论与判断。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解密了第一批相关档案资料之后，2000年9月中情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授权之下，针对“辛奇修正案”（2000财年情报授权法案的第311节）整理出了一份辛奇报告。这份报告汇总了中情局的最新解密档案、美国国会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智利相关活动的报告、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内的关键人物的回忆录、中情局的口述历史整理以及直接参与相关行动的退休情报人员的陈述等资料。这份报告重点叙述了中情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用相当大的篇幅对中情局与皮诺切特军政府就人权问题的分歧进行了阐述和评论。在当时的解密档案所提供信息之下，报告虽然梳理了中情局为颠覆阿连德政府所做的多种尝试和努力，但依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针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军事行动项目，没有支持煽动智利的军事政变。当然这些调查都是国会针对政府和中情局而开展的，重在揭露政府滥用权力，并不能反映这一时期美国对智利政策的全貌。

由于隐蔽行动本身的特殊性，涉及的部门及人员极为有限，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出于维护美国的利益及声誉的考虑，对于隐蔽行动制定及实施的档案资料按照极高密级进行保存，导致有关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少。随着冷战时期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相关研究也逐步深入。特别是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的最新解密档案，成为本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史料基础。就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的隐蔽行动而言，这是研究美国冷战时期对外隐蔽行动的极具代表性的案例。1973年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阿连德政府，而阿连德这位智利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誓死捍卫自己的地位最终悲壮地殉职，这些都使得这一事件从爆发至今一直成为人们探讨和研究的对象。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弃医从政后一直致力于推动智利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经历多次竞选失败却从未放弃其崇尚共产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信念。冷战时期，智利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古巴革命爆发后，美国更是担心智利受到其“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进而导致美国国家利益面临挑战和危机。基于以上考虑，通过多种隐蔽行动，颠覆阿连德政府成为美国当时智利政策的首要目标。

1973年9月11日，智利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政变推翻了执政不足三年的智利民选政府，开始了长期的军人专制统治。对于智利来说，这场政变在智利当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政变是阿连德所推行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的终点，更使智利重新回到对美国高度依赖、对内专制统治的轨道。

对于美国来说，尼克松政府对阿连德政府实施的隐蔽行动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古巴革命、拉美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拉美国家普遍掀起国有化改革、排斥美国跨国资本渗入的浪潮中，在美国在冷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之时，美国通过隐蔽行动的方式颠覆了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并建立起了长期的亲美政权，阻碍了拉美国家试图获得经济独立、限制美国等西方国家跨国资本榨取巨额利润的趋势，扼杀了苏联在拉美地区进一步扩大影响的势头，更重要的是使美国尝到了通过隐蔽行动这一更加隐蔽、更加深入和更加持久的方式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甜头，并在对智利阿连德的隐蔽行动实施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吸取了教训，为今后实施的一系列隐蔽行动奠定了基础。因此，深入研究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隐蔽行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当然，美国对外隐蔽行动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国家也往往会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有着不同的特点与模式，很难通过某一次对外隐蔽行动就总结和归纳出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规律，但至少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隐蔽行动的动因与实质，进而为应对美国的相关行动提供参考。

在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中，除了将美国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的具体隐蔽行动内容公之于众之外，更将美国对智利实施隐蔽行动的动因展露于世。这也是我们深入理解“美国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原因会冒着暴露后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风险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实施隐蔽行动”这一重要问题。

在意识形态较量中取胜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重要出发点。毋庸置疑，尼克松政府冒着暴露后可能对美国的声誉有着巨大打击的风险部署并实施了针对阿连德政府的全方位隐蔽行动，其中的原因一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通过对当时美国对于阿连德对美国国家利益影响的判断和分析不难看出，意识形态的较量、防止智利成为“第二个古巴”进而在拉美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是这一时期尼克松政府对智利实施隐蔽行动的主要因素。随着冷战拉开序幕，美国一直担心马克思主义思想或政治力量在自己的后院蔓延。为此，1954年美国干预危地马拉政变、1961年对古巴进行了“猪湾入侵”、1965年入侵多米尼加等事件均主要出于意识形态这一因素。基辛格曾表示：我不明白，当一个国家自己的民众倒向共产主义时，美国怎么能袖手旁观？⁽¹⁾时任中情局领导人的赫尔姆斯也谈道：“杜鲁门失去了中国，肯尼迪失去了古巴，尼克松即将失去智利，美国不能接受此种败局”。⁽²⁾1970年11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指出，“阿连德政府准备在智利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指导的集权制度”，“阿连德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非常忠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目标”。⁽³⁾当然，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的最终目的还不仅限于让阿连德下台，从地区和全球战略上来看，还包括在拉美乃至全世界宣扬其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在舆论上打击、毁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进而争夺控制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营造所谓的“民主和平”。在冷战的背景之下，尼克松政府发动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较量中取胜。

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隐蔽行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维护跨国公司利益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重要考虑。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利用自身在美国政府和智利政府中均十分重要的影响力，通过提供资金、政治煽动、具体实施等方式推动了这一时期尼克松对智利的隐蔽行动。冷战爆发后美智经济联系逐步紧密，为加紧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加强对自己“后院”国家的控制，美国对智利的经济援助和经济渗透全方位展开，在铜等矿产资源上的合作更是牵动着双方的重要经济利益。在阿连德上台之前，美智双方不仅贸易额不断攀升，而且美国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甚至控制了智利绝大多数的支柱性产业。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阿连德及其人民团结阵线联盟才认为要想真正获得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独立，必须迅速实现经济国有化，重新夺回智利政府对于国家经济命脉产业的掌控权。在阿连德就职之前，美国政府就担心如果阿连德政府得以顺利征收跨国公司，美国不仅面临巨额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而且美国此前给智利提供的贷款也很可能会血本无归。1972年美国对于阿连德政府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做出了如下的判断和分析：“对于美国来说，在经济上最重要的是，被征收的投资得到足够的、有效的补偿。但如果只有美国拒绝签字而其他债权人都同意签字的话，债务延期谈判很可能会给阿连德带来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因为这就会造成美国‘迫害’阿连德政府的印象，这将使其获得更多的国内和国际支持，他也可以借此为其经济问题找到理由。这是对美国利益最严重的损害。阿连德的经济压力将减小，智利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将加强。”⁽⁴⁾1972年12月1日，美国国务院针对智利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提交的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在智利的基本利益是阻止阿连德政府的稳固；将阿连德被接受和被模仿的程度降到最低；保护我们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尊重债务协议并对被征用的投资进行适当的补偿；保护在智利的美国机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进出口银行等）约11亿美元的直接经济利益；获得在智利被征收财产的补偿。为了这些利益，我们将对阿连德政府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⁵⁾可见，美国始终认为不颠覆阿连德政府，智利的国有化进程就不会终结，对于美国经济利益的损害就不会停止。为此，尼克松政府从阿连德参与智利大选就开始了许多暗中破坏智利经济的行动。例如，在财政方面推迟向智利的进出口银行贷款；减少直至取消对智利的经济援助项目；号召美国盟国采取相同的政策打压智利经济；胁迫国际经济组织限制对智利的援助及其他业务。当然，这些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迫使智利在其国有化过程中有所妥协，也是为了干扰阿连德改革的进程与效果，制造其国内经济与社会的混乱与动荡，为最终颠覆阿连德政府创造条件。

谈及这一时期美国与智利的经贸往来，比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智利政府与美国安娜康达铜公司在铜价等问题上的利益纠葛及其衍生出的相关政治及外交分歧。1969年7月美国国务院行政秘书向基辛格汇报智利与安娜康达铜公司的协议时就曾谈到该公司的地位，“安娜康达铜公司几十年来都是美国在智利经济、心理和政治上的代表，象征着智利的自卑和对美国的依赖。在过去三年安娜康达铜公司的税后所得超过美国对智利的经济援助。”⁽⁶⁾此时，美智在国有化问题上的矛盾和争论已经十分激烈，智利甚至就此发起了诉讼，要求美国将之前所得的部分利润返还智利政府，而美国则要求智利政府赔偿美国跨国公司在智利国有化中的巨额经济损失。像安娜康达铜公司这样在智利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众多，如ITT（美国国际电信电报公司）、肯奈科特、塞罗、伯利恒钢铁、通用汽车、第一花旗银行等等。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在美智之间公开的经济交往中成为焦点，更是美国对智利实施隐蔽行动的重要推动力量。从1970年大选前阻止阿连德当选的“扰乱行动”、大选后阻止阿连德就职的“双轨行动”到阿连德上台后颠覆其政权直至最后发动政变的一系列隐蔽行动都有这些跨国公司的参与和资助。这些跨国公司联合整个美国商界的力量游说国会，呼吁政府对智利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与此同时，ITT等跨国公司与美国驻智利大使馆以及中情局都持续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时刻关注智利政局的变化。例如，1970年5、6月间，ITT公司董事会成员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John Alex McCain）打电话给中情局负责人赫尔姆斯，共商防止阿连德上台的“大计”。麦科恩和赫尔姆斯曾在中情局共事多年，以这次通话为标志，ITT公司和中情局建立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在中情局的建议下，ITT公司决定用赞助阿连德政敌的方式，干预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该公司向亚历山德里提供了25万美元，给民族党捐资10万美元。⁽⁷⁾除了直接提供实施隐蔽行动的资金之外，这些跨国公司为了落实美国政府对阿连德——“用经济崩溃对付他”的指示，联手向智利实施经济封锁，阻止美元和美国企业资金流入智利，向智利政府索要巨额经济赔偿，取消原定的向智利提供贷款项目，彻底切断阿连德政府获得国际贷款的来源等。

维护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地缘战略优势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美国对智利的政策与当时国际环境、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地区政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笼罩整个世界，国际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都与冷战的整体局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智利作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国家，一直是美国高度重视并防止苏联势力拓展至此的关键，因此美国对智利的政策与当时国际环境、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地区政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尽管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在欧洲，但由于拉美地区对美国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影响，美国从未放松对拉美的掌控。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直截了当地说：“拉丁美洲对美国来说，是世界上至关重要的地区”，“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后院”。除经济上通过“第四点计划”施加影响并获取利益之外，在政治上不断强化“泛美体系”，1947年8月15日至9月2日里约热内卢会议上通过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规定：“任何一国对美洲一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攻击。”⁽⁸⁾1948年《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签订更是加强了美洲国家对拉美地区的控制。当然，美国在加强对美洲国家控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和方式也常常令拉美国家反感，其中，策动拉美国家右派发动军事政变，进而扶植亲美政权上台的做法则是拉美国家及国际舆论中最为抵触的。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伊朗实施了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的隐蔽行动推翻了摩萨台政权；1954年在危地马拉实施了代号为“成功行动”隐蔽行动推翻了阿本兹政权。当然，这些行动中也不乏失败的案例。1961年美国对古巴实施了臭名昭著的“猪湾行动”，不仅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给美国的声誉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更使拉美国家对美国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美苏在拉美地区的紧张态势开始不断升级，并孕育了“古巴导弹危机”。此后，美国在拉美地区实施的隐蔽行动更加谨慎和小心，受到的关注与争议也愈加强烈。但无论如何，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从未放弃隐蔽行动的部署与实施。

随着60年代初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和冷战局势的逐步紧张，美国十分担心在后院出现第二个古巴，甚至进一步在拉美蔓延，因此认为阿连德上台是与美国国家利益相违背的，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地区政策亦会带来重要的连锁后果。在这样的战略判断之下，随着阿连德在国内支持率的增加，美国的隐蔽行动部署愈加密集和紧迫。进入70年代，紧张的冷战、泥潭般的越战、石油危机的打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步瓦解，都使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十分不利。从1950年到197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由243亿美元减为163亿美元，世界各国开始对美元失去信心。1968年美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由1948年的32％下降为1970年的15．2％。⁽⁹⁾此外，西欧和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迅速崛起，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觉醒，不断追求自身的政治经济独立与发展。这些都对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十分不利，尼克松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出台的，以“实力、伙伴、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执政方针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战略收缩态势。“猪湾行动”的负面影响、“水门事件”后美国国内对尼克松政府及中情局实施的对外隐蔽行动的加紧调查与限制使得美国在这一时期实施的隐蔽行动有所收敛。20世纪50—60年代，隐蔽行动占中情局预算的一半左右，但在1977年财政年度的预算中，下降到不足5％。⁽¹⁰⁾但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从未改变，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直接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从未改变，积极倡导国际法律规范、国际关系准则、国际道德与必要时的“美国例外论”暴露出的“双重标准”从未改变。在这种国际环境背景下，阿连德这一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上台对美国来说更可谓是雪上加霜。为力挽狂澜，避免智利成为“第二个古巴”，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展到拉美，美国孤注一掷地对智利实施了全方位的隐蔽行动，直到1973年9月智利政变的爆发。

“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智利道路”的“潜在威胁”被放大。1970年11月5日，基辛格在与尼克松总统讨论采取何种战略应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问题时，谈到对于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对于美国的影响，他们的判断是“阿连德竞选智利总统对我们来说是在这一半球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您的决定可能是今年最具历史性和最困难的外交事务决策，智利未来6到12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将产生超出美智关系的溢出效应，将对拉美其他地区及发展中国世界产生影响，包括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对我们在整个世界扮演的角色的定位的影响。”可见，除了以往研究成果中提及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等因素之外，防止智利模式被效仿才是美国最为在意的。否则，单就智利这个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的影响和威胁而言并不至于此。

在尼克松就职之初，基辛格就不断向其施加压力，强调阿连德一旦执政将给美国带来的危害与麻烦。随着阿连德在智利竞选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基辛格更是将其定义为“美国在西半球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进而提出必须对智利施加强势的、长期的、坚定的隐蔽行动。对于阿连德政府可能给美国利益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基辛格认为，“一旦阿连德执政，美国在智利的投资（大约十亿美元）将会损失，更重要的是阿连德在智利民主选举中取胜可能会带来的‘示范效应’这一‘潜在威胁’将给美国带来巨大威胁。在智利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诞生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权一定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这样的先例会产生示范效应，这种趋势将破坏现有的国际平衡，进而对我们的地位产生影响。”⁽¹¹⁾为了阻止阿连德通过民选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美国政府实施了“扰乱行动”、“双轨行动”等一系列隐蔽行动，但最终依然未能阻止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接下来，美国担心的则是阿连德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取得成功就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另一种“示范效应”——区别于美国的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是可以存在并发展的；摆脱美国的控制和扶植是可以独立发展并壮大的——这都是美国无法接受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文件中，清楚地揭示了美国对智利发动隐蔽行动的主要原因。尼克松总统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主要关切的是阿连德是否能在智利站稳脚跟，他的成功是否会向拉美乃至整个世界提供样本”。为此，尼克松坚决地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让其他国家认为智利的模式是可以成功的，一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示范效应并有所追随，他们将会把我们踢出局”。⁽¹²⁾

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固然都存在且重要，但如果将这些因素简单相加地得出尼克松政府对智利实施隐蔽行动的动因不够充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和作用十分重要且容易被忽视。在对阿连德政府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和损害与隐蔽行动暴露后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评估之时，美国国会多次提出结果可能得不偿失，但如果阿连德政府不断巩固则会成为“第二个古巴”，宣示了另一种美国不希望看到的路线与方式，这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智利、远离美国，进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这才是美国真正担忧和无法接受的。也可以说，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政治等因素产生了极大的溢出效应，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使阿连德政府对美国利益的危害性成倍增加，至少使美国政府做出阿连德政府的危害将成倍增加的判断。这也成为尼克松政府坚定地对其实施隐蔽行动直至颠覆其政权的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隐蔽行动作为美国对外战略中实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这一根本目标的具体手段，其行动宗旨、方式、时间、人员的选择等都紧紧围绕维护和拓展美国国家利益这一目标。为实现不同时期安全战略目标，美国对其隐蔽行动有着严格的选择性，实施手段和重点亦不断变化。是否对某个国家实行隐蔽行动、实行怎样的隐蔽行动、何时行动等具体内容的判断和分析都紧紧围绕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来判定。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的政策，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即实现和维护美国在拉美乃至整个世界的霸主地位。尼克松政府在颠覆阿连德政府时一直标榜美国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但却通过隐蔽行动这种方式干预智利内政、颠覆了智利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最终导致皮诺切特上台且推行了长期的专制统治。

在美国对外隐蔽行动中，可以看到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影响不可低估。就尼克松政府对阿连德政府实施的隐蔽行动而言，从行动计划的制定、行动方式的选择到行动的具体实施，美国政府内部都是充满争议和分歧的。关于美国究竟采取何种隐蔽行动干预智利大选这一问题，在隐蔽宣传行动、隐蔽经济行动等不易暴露、有效且常用的手段方面，美国国内并不存在过多争论，但在隐蔽政治行动和隐蔽军事行动方面，由于其过于敏感、容易暴露等因素，争论一直存在，总统、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局和美国驻智利大使等各方都是争执不断。例如，以军事政变的方式阻止阿连德就职的“第二轨道”行动就是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美国驻智利大使均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基辛格直接指挥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策划的行动。美国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的全方位、全时段的隐蔽行动，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个明显背离国际社会的诉求及道德标准的举动，反映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国际舆论与义务屈从国家利益的现实。此外，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在国家安全政策问题上的影响不可低估。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隐蔽行动的全过程中，务实的战略选择常常隐藏于对智利进行经济援助的政策宣传之下。

美国向来以输出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著称，但为巩固自己在拉美的霸主地位，美国不惜冒着使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在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影响力受到损害的风险，而采取隐蔽行动这样不光彩的方式颠覆智利民选的总统，以及长期扶植专制的军政府统治智利。可见，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一直标榜的价值观只具有表面的价值，只有在符合其自身利益之时才大肆宣扬。

二战结束之后，隐蔽行动成为美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其全球及地区战略的重要武器之一，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均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美国最为重视隐蔽行动的总统之一，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八年副总统的尼克松，继承了艾森豪威尔对于隐蔽行动的青睐态度，并在第40号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中明确指出，继续把隐蔽行动作为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一项基本政策。但从隐蔽行动部署和实施的数量上来看，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外实施的隐蔽行动相对于其前几任总统而言是有所收敛和减少的。20世纪60年代初，由艾森豪威尔政府部署、肯尼迪政府实施的美国对古巴隐蔽行动的重大失败，不仅激起了拉美国家对美国的反感、使苏联在冷战中获得了重要砝码并从中渔利，更使美国国内对于隐蔽行动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尼克松政府在实施隐蔽行动之时更加谨慎，并认为隐蔽行动战略的局限性是如何在隐蔽行动的全过程中掩盖美国政府的参与和作用，规避行动暴露后给美国利益及声誉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为降低更多人掌握隐蔽行动的相关信息进而增加泄密和暴露的风险、为避免40委员会等相关会议上不断争论乃至争吵降低行动的效率和力度，尼克松政府在相关文件中对中情局局长在执行对外隐蔽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加强，规定其负责协调和控制美国政府一切对外隐蔽行动。这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国会对于尼克松、基辛格以及中情局垄断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做法极为反感，特别是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之后，尼克松政府的信誉受到极大打击，国内的支持率急剧下降，美国国会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其任内隐蔽行动的调查和监督，甚至通过立法来规范和制约总统及中情局在实施隐蔽行动问题上的权限。

20世纪70年代是整个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的关键时期，是冷战中美苏双方竞争最为激烈和胶着的时期。智利“9·11”政变在这一时期是震惊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仅就政变本身而言对全球冷战格局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这一事件对美国对智利政策、美国对拉美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使拉美国家的国有化改革进程以及美苏双方在拉美地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对于美国而言，智利政变无疑是其通过隐蔽行动的方式颠覆另一个反美政权的成功案例。时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的纳撒尼尔·戴维斯（Nathaniel Davis）认为，“美国政府没有驱使智利被迫接受苏联的武器，没有迫使苏联对智利许下大规模的承诺，没有推动智利军队依赖于苏联的军事援助和供应”。⁽¹³⁾智利1973年政变后产生的亲美政府给美国在这一地区组建同盟体系提供了基础，并封死了苏联向拉美地区扩展影响的一个重要渠道。美国希望在像智利这样的拉美重要国家中执政的是稳定的亲西方政权，避免给苏联的渗透和颠覆创造条件，避免让西方失去重要的战略物资来源，从而影响整个冷战格局。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底线是其政府必须推行亲西方政策并保持国内稳定，而智利阿连德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地缘政治上与美国的分歧以及其国有化改革与美国垄断资本的矛盾难以解决，因此，美国成功策划并参与的智利政变，支持亲美的皮诺切特政权执政。美国在追求其全球冷战战略的过程中，对拉美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不变的是干涉主义政策，变化的只是干涉手段，包括隐蔽行动战略的应用。从结果上看，政变极大地打击了拉美国家联合掀起的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干涉、实行国有化改革的浪潮，阻止了苏联社会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的蔓延与发展，为美国垄断资本在智利及其他拉美国家的盈利打下了基础；从过程上看，如前所述，美国对智利实施的隐蔽行动是复杂、多元的，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些都检验并丰富了美国实施对外隐蔽行动的手段。因此，智利政变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加强对拉美进行控制的野心，坚定了美国对拉美国家实施隐蔽行动的信心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隐蔽行动特别是隐蔽经济行动的作用之下，众多拉美国家建立了亲美政权、推行了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美国扭转冷战时期的不利态势、逐步确定其对于苏联的优势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智利政变的爆发也激起了拉美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国内反对力量对美国政府特别是中情局实施的对外隐蔽行动的极大反感与抵触，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在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影响力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与损害，这也为第三世界国家提高对美国新霸权主义的警惕、美国国会制定一系列法律约束中情局的相关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对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惯用的“双重标准”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1)  Seymour M．Hersh，“Censored Matter in Book About C．I．A．Said to Have Related Chile Activities”，New York Times，11 September 1974，p．14．

(2)  Richard Helms，A Look over My Shoulder：A Life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Random House，2003，p．404．

(3)  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4)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by the Ad Hoc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Chile，4 April 1972，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06，pp．543-552．

(5)  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 December 1972，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127，pp．660-663．

(6)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lsh）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 July 1969，FRUS， 1969—1976，Vol．E-16，Documents on Chile，1969—1973，Document 6，pp．30-34．

(7)  United States Senate．Covert Action in Chile：1963—1973，Staff Report of the Selected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R］．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转引自贺喜、宋晓丽：《阿连德时期跨国公司对智利内政的干涉——以美国国际电信电报公司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87页。

(8)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20页。

(9)  高兴祖：《战后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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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eter Kornbluh，The Pinochet File：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New York：The New Press，2013.p．80．

(12)  Peter Kornbluh，The Pinochet File：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New York：The New Press，2013.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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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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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Washington，D．C.http://www.gwu.edu/～nsarchiv/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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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IA Cover-Up on Chile，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Book No．558，Posted September 9，2016.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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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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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Walker，Vanessa，“At the End of Influence：The Letelier Assassination，Human Rights，and RethinkingIntervention i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46，No．1（January），pp．109-135．

［20］Taffet，Jeffrey F.，Alliance For What? U．S．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Chile During the 1960s （PHD Thesis），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2001．

（四）中文著作及相关论文（含译著）

［1］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白建才：《冷战初期美国“隐蔽行动”政策的制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3］白建才：《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

［4］白建才：《大战略、遏制战略与隐蔽行动等诸战略——美国的冷战战略析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

［5］白交平：《美国对智利的政策：1970—1973》，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6］陈智杰：《尼克松与阿连德政府——1970—1973年智利变局中的美国因素》，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法】德布雷著：《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8］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贺喜：《美国对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的干涉探析》，《浙江大学外国语学报》，2012年第1期。

［10］贺喜：《冷战时期美国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11］洪育沂：《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

［12］刘雪梅等：《“神秘的第三只手”——二十世纪美国情报机构绝密行动》，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13］【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吴继淦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14］【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伍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5］【美】西摩·赫什：《权力的代价——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基辛格》，吴聿衡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

［16］徐世澄：《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7］徐世澄：《帝国霸权和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18］【智利】约翰·L．雷克特：《智利史》，郝名玮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9］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U-2飞机与冷战时期美国高空越境侦察

葛腾飞　肖杰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U-2飞机与冷战时期美国高空越境侦察/葛腾飞，肖杰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20018-2

Ⅰ．①U…　Ⅱ．①葛…②肖…　Ⅲ．①空中侦察-情报侦察-研究-美国　Ⅳ．①E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9150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斌

书　　名　U-2飞机与冷战时期美国高空越境侦察

著　　者　葛腾飞　肖杰

责任编辑　华敏超　官欣欣　编辑热线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11.75　字数153千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0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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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第一章　美国高空侦察项目的发端

剑拔弩张

抵近侦察

高空侦察机设想

洛克希德设计方案

第二章　科学家与U-2项目的确立

空军情报系统小组

“野牛”与“轰炸机差距”

U-2项目的确立

第三章　“轰炸机差距”的终结

“开放天空”倡议

艾森豪威尔决定行动

“轰炸机差距”的终结

土耳其的新基地

第四章　“导弹差距”恐慌

秋拉塔姆

“斯普特尼克”的冲击

艾森豪威尔的重重顾虑

冒险重启越境飞行

第五章　“大满贯”

更大胆的筹划

“大满贯行动”

戳穿

撤退

第六章　下一代高空侦察机

高空越境侦察的机制变化

寻找超音速、高升限和隐身性能

“黑盾”行动

第七章　卫星侦察

“科罗纳”

“萨莫斯”

“甘比特”与“六角体”

尾声：未预料的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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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姚　远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得“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唯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有助于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第一章　美国高空侦察项目的发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在共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崛起为世界两大超级强权。但是，由于美苏双方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利益追求的巨大差异，双方逐渐从二战中的盟友走向相互对抗。在德国问题、波兰问题等战后安排方面，美苏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双方各争其利，各执一辞，充满着竞争对抗和相互猜忌。特别是随着美国在1945年、苏联在1949年相继试验成功原子弹，这一威力巨大的新型战争武器使美苏双方有了更加强大的对抗力量，双方也都害怕对方会动用核弹来发动突然袭击，谋求局部军事优势，甚至通过一场核大战来达到新的全面的政治军事胜利，因此都紧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害怕遭受对方的突然袭击，双方同时大力加紧自身的军备建设和军事准备态势。

剑拔弩张

在相互怀疑和对抗日趋升级的情势下，美国政府推出了对苏遏制战略。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第6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最终定型。该文件声称：“苏联为实现其统治全球的构想，正在全力发展军事力量。”而且，由于“力量对立的两极各自都拥有原子武器，任何一方都不会信任另一方，这就鼓励克里姆林宫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文件说，

假定1950年会爆发战争，……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已处于有充分准备的地位，并能够采取下列军事行动：

a．侵占西欧，但可能不包括伊比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原油产地近东和中东开进；巩固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既得利益；

b．对英伦三岛发动突袭，在空中和海上对西方国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交通线实施打击；

c．对经过选择的目标实施核打击，现在这种打击的目标可能包括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等地。

该文件预计，苏联到1954年中期将拥有200枚核弹。并称，苏联的核弹达到200枚之日，便是对美国的安全至为关键之时。文件还称，

假设苏联将实施强力突然袭击，再进一步假设它使用核打击，除了美国及其盟国目前制订的防御计划外，苏联将不会遇到更为有效的抵抗。那么，这些进攻造成的后果将包括：

a．英伦三岛变成一片废墟，以至于西方诸国无法再将它当成基地来使用；

b．对西欧重要的中心地区和交通线的破坏，解除了西方力量的有效防御；

c．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至关重要的区域施行破坏性打击。

文件提出，基于这种苏联热核武器能力对美国的“紧迫的威胁”，美国必须在整体上不断地增强其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以及核能力，并完善军事防空和民用防空体系。此外，这种“紧急情况”还要求美国不断致力于“科技研发领域情报工作”。⁽¹⁾

令人诧异的是，作为美国政府对苏遏制战略的这份冷战基石性文件竟然满是假设。然而，假设的逻辑在当时似乎很轻易地就获得信任，并成为对抗行动日益升级的坚实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我施加的不断加码的紧张和危机感，美苏冷战对抗日益加剧，战争的威胁也似乎日益迫近。美苏都在相互怀疑对方，特别是怀疑对方会动用核武器来发动对自己的突然袭击。在这种紧张对抗和相互怀疑的氛围下，对美国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对苏联所知甚少。美国人不了解苏联的军事基地在哪里，有哪些军事基地，更不清楚如果战争发生该怎样实施对这些苏联军事基地的打击。美国人面临的挑战中，最根本的，是要尽可能地了解苏联军事力量和物质能力，尽可能地了解和掌握对手的政策意图、战略能力进展、军事态势等关键信息。对苏情报侦察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抵近侦察

冷战开始后，美国和英国情报机关希望获取苏联方面的一些确凿的信息，例如苏联的战斗序列，核武发展，坦克、舰船、飞机和人员的调遣，军事基地、通讯中心、工厂、高速公路、机场等的设置，等等。美国中情局，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西方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使用间谍和其他的传统情报方法以刺探苏联秘密，但所得到的信息很零碎、很含糊。例如1949年9月，在西方知悉苏联已经爆炸了第一颗核装置后不久，一架未标志的美国飞机从东南方向飞入乌克兰上空，机降了两名乌克兰人间谍，以向西方发回情报。苏联社会的封闭性，给美国对苏联的传统间谍活动（即通过间谍收集情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时进入苏联的几个美国情报官员的行动都受到严重的限制与严密的监视。苏联国内严密的安全系统使得间谍的收买与传统的秘密情报行动难以进行。⁽²⁾而且，20世纪40年代后期，打入西方情报机构内部的苏联间谍破坏了在苏联的西方间谍网络，要重建这一间谍网极其困难。苏联境内已经背叛的西方间谍还会传送一些不真实的苏联情报。⁽³⁾因此美国和西方情报机构不得不想出各种新的招式，求助于各种新的手段。为了对苏联境内进行照像侦察，美国军方还试图利用气球来完成这一任务。在中情局的帮助下，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军方每年将携带高空照像机的上百只气球从西欧飘向苏联。一旦它们能够幸运地到达日本，地面无线信号装置能够使其设备包分离，并通过降落伞，使其安全地飘落地面。但它们经常落入苏联人手里，苏联人因而常在莫斯科进行展示，揭露西方的间谍行为。

当隐蔽行动的成果越来越无法满足决策的需求时，美国人开始采取一些公开的蛮横的搜情手段，这就是由美国军方执行的抵近侦察。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开始沿苏联及其阵营国家的边界地区进行抵近空中侦察。1946年，一架来自46/72战略侦察中队的RB-29侦察机从位于阿拉斯加的莱德空军基地（Ladd Air Base）起飞，抵近苏联楚克齐半岛外围，执行空中侦察任务，旨在收集雷达信息并对苏联进行拍照。

这被认为是美国对苏联最早的抵近侦察飞行。⁽⁴⁾

1947年4月9日的美军参联会2150/29号文件正式授权军方进行各种侦察行动。该文件指出在共产党国家领土的外围进行侦察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这可能导致被击落的风险。因此，该文件强调，需要以一种尽量避免事故的方式进行这种侦察行动。为此，文件强调了飞行需遵守的一些原则：“飞行仅在友好国家领土或国际水域上空进行；飞机不以挑衅的方式飞行；飞行员要明确接触规则；一旦出事立即报告。”⁽⁵⁾

美军参联会文件显示出美军一开始进行这类侦察情报活动时的矛盾心理，既要进行蛮横和公开的侦察，又需要尽量不招致苏联的敌对行动。依据参联会的这一指示，飞行员在每次任务执行之前，都会受到特别叮嘱，避免出事。另外，飞行员还要熟知飞行区域需要遵守的详细限制和程序。

但是，美国侦察飞机对苏联的抵近侦察飞行必然引起苏联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反制行动。为了使空军能够进行快速反应，迅速派出飞机升空拦截，苏联也将其米格战斗机部署到沿海沿边地区——从西边的科拉半岛，到东边的楚科奇半岛，再到南边的太平洋沿岸。实际上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开始针对这种行动进行军事反应。1949年10月22日，苏联空防部队的战斗机据称第一次对美国飞机进行了警告性开火，但并没有打算击落美国飞机。⁽⁶⁾1950年开始，苏联政策有了巨大改变。空防部队在防卫领空时变得极为强势，他们对所有接近苏联边界的飞机进行还击。1950年4月8日，苏联战斗机击落了在波罗的海上空飞行的一架美国海军“私掠者”（Privateer）巡逻机。这被认为是苏联转向新的强势空防政策的标志性事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将其强势空防政策延伸至远东地区。1951年11月，苏联飞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击落了一架美国海军的“海王星”（Neptune）双引擎轰炸机。1952年6月13日，美国还在日本海损失过一架RB-29，被认为也可能是被苏联战斗机击落。苏联这种强势空防政策，不仅仅影响美国，英国和土耳其都有飞机被攻击过的报告。⁽⁷⁾到1952年8月，苏联空防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1952年10月7日，美国一架载有8名机组人员的RB-29在日本北海道附近被苏联战斗机击落，美国国务院承认该机可能潜入苏联领空。⁽⁸⁾美国在靠近苏联边境区域的空中侦察正变得越发危险。⁽⁹⁾

来自西伯利亚和科拉半岛的苏联轰炸机的威胁，又使美国军方寻求总统批准进行进一步的侦察飞行，以获知苏联的轰炸机部署态势。当时的美军参联会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便极力要求对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进行飞越领空的侦察。50年代初，美国空军已使用装有照相机和电子侦探装备的RB-47侦察机对苏联进行侦察，其照相设备可以对苏联相关目标进行拍照，电子侦探设备能够侦测到苏联雷达的追踪。1952年8月12日，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尔就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来自布雷德利和中情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备忘录，要求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进行越境飞行侦察任务。杜鲁门批准了这项任务，1952年10月15日，美国侦察机RB-47等分别沿着西伯利亚北部海岸地区和东部海岸地区进行了飞行侦察。

战后初期苏联还没有完成对其边界雷达的全面部署，西方飞行员在进行沿边界的侦察飞行时，常常会冲过边界以测试苏联的雷达、无线通讯和空中防御能力。其中的一些侦探活动是美国空军新型扁鼻子喷气式战斗机F-86“佩刀”（Sabre）的侦察机改装版RF-86战术侦察机所为。这种飞机由B-29拖曳⁽¹⁰⁾，沿着边界被送到预先指定的目的地，然后快速飞向其目标，再迅速返回安全地带。由于RF-86航程、升限有限，所以需要快进快出。后来50年代初，由战略轰炸机B-47改装的战略侦察机RB-47逐渐投入使用后，独立进行较长时间的侦察飞行任务成为可能。当RB-47侦察机发现苏联空中预警网尚有缺口时，便迅速潜入苏联境内进行较长时间的渗透式拍照。这种“渗透式拍照”（penetration photography）飞行（当时称为“敏感情报任务”）即是后来越境侦察飞行的初始。一架RB-47飞机甚至成功地潜入苏联边界，在苏联境内飞行了450英里，对西伯利亚边疆地区城市伊加尔卡（Igarka）进行了拍照。这些侵入行动虽然招致苏联抗议，但并没有遭遇到苏联的军事反击。⁽¹¹⁾

当时，这些冷战初期的飞行侦察任务系参联会授权，由美国空军或海军指挥，统称为和平时期飞行侦察项目（Peacetime Airborne Reconnaissance Program，或简称PARPRO）。⁽¹²⁾在欧洲地区，英国皇家空军也执行了类似的飞行侦察项目，并与美国的空中侦察活动整合在一起，共享情报。根据参联会授权，战略空军司令部特种分队，太平洋空军和美国驻欧洲空军均可在与共产党国家领土接近的所有地区进行侦察活动，以收集电子情报、通信情报、照相情报，偶尔也通过使用高分辨率雷达和红外装置等其他传感器获取情报。这些由军方从事的对苏抵近情报侦察活动，构成了冷战初期美国获知苏联情报的重要信息来源。电子情报任务主要是收集敌方雷达的详细信息。通信情报是指对通信信号进行侦察、分析、处理所获得的通信信息内容（包括语音、数据和图像等）和技术信息。

照相侦察情报，本来主要是对在国际水域和友好国家领空飞行的飞机通过航空照相而获得的情报，美国和西方在冷战中逐渐将照相侦察情报发展成对苏抵近侦察和越境侦察时的一种主要情报活动。这是因为，照相侦察活动可以使美国在对苏联侦察时获取更为直观的情报产品。通过照相情报，可以定位和确定新的苏联设施，这在冷战对抗中是极其重要的，同时通过照相情报可对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进行确证。因此，在越境飞行还无法进行时，这种在苏联边境外围进行的照相侦察便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¹³⁾

到1953年夏，美国空军和海军的侦察行动沿着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围进行，当然主要是沿苏联北冰洋海岸，以及西伯利亚东部海岸，从白令海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美军抵近侦察行动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而且通常每天持续达10个小时。仅仅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地，美军每个星期的侦察行动就多达三次。⁽¹⁴⁾

当时战略空军司令部有两个联队进行这种外围抵近侦察行动。一是第55战略侦察联队，位于堪萨斯的福布斯空军基地（Forbes AFB）。另一个联队是第4080南部侦察联队，位于得克萨斯的劳夫林空军基地（Laughlin AFB）。

美国驻欧空军司令部驻在德国莱茵-美因空军基地⁽¹⁵⁾的第7499支持机组，也在巴伦支海、沿东西德边界、亚德里亚海和黑海等地执行通信情报任务。该支持机组进行的侦察活动还有，在柏林走廊使用装有特殊装备的运输机进行秘密照相侦察，沿东西德边界和南斯拉夫空中航线进行电子情报侦察，以及在波罗的海和亚德里亚海进行照相侦察。此外，美国海军航空部队还在欧洲和远东分别进行通信情报和电子情报窃获行动。

在抵近侦察活动中，美军发现，密切的行动协调对于预防事故发生是很必要的。当两架飞机同时在同一地区进行这种侦察情报活动时，出事故的可能性比较高。因此，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阿拉斯加司令部（ALCOM）内部，遵守同样的程序以便进行相互行动的协调，避免相互干扰。相关的行动部门每个月都对将要执行的所有行动项目进行一次整合。在欧洲，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美国海军、陆军、战略空军司令部、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部，以及英国皇家空军，这些代表们每个月对飞行计划进行一次整合安排，通过相互协商取消可能存在冲突的任务。

美国空军还在五角大楼设有一个特别活动组，以作为这些抵近侦察活动的监视中心。空军建立该监视中心的目的：一是从华盛顿的全局层面，监视世界范围内所有敏感的空军行动，并在必要时对这些行动进行建议，预防事故的发生；二是确保一旦出事能够立即报告；三是在全局层面进行必要的行动协调。实际上，每个月空军所有想要进行的抵近侦察活动都要在该监视中心内接受检查。每次任务开始前，行动人员要提交具体的起飞时间、飞行路径等信息。飞行结束后，还要提交落地报告。一旦出事，程序要求从战场最快速地通过安全通讯报告给华盛顿五角大楼的监视中心，然后由监视中心立即告知空军参谋长、参联会主席、国务院和必要的其他机构。

随着苏联从1950年以后开始实施较为强硬的防空政策，以对付试图接近苏联国境的美国侦察飞机，美军抵近侦察活动具有越来越大的危险性，美国政府的抵近侦察政策和相关活动的管理机制也反映出美国政府和军方对这种抵近侦察活动的担心。从1950年4月到1952年10月，有四架美国侦察机被苏联战斗机击落。而1952年后，随着苏联米格战斗机的发展，特别是米格-17战斗机的研制和服役，苏联的防空能力、对抗美国抵近侦察的能力极大增长。米格-17战斗机于1948年设计，1949年12月开始试飞，1952年进入苏联空军服役，是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单座高亚音速歼击机。米格-17有多个改进改型，其中最重要机型是米格-17F型昼间战斗机和装备了机载雷达、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米格-17PF型。1953年7月29日，朝鲜战争停火之后的隔日，两架米格-17首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击落了一架从日本起飞、执行机密电子监听任务的RB-50G侦察机，导致17名机组人员失踪或死亡，仅有副机长约翰·E．罗奇（John E．Roche）坠海后被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发现而得以获救。⁽¹⁶⁾1954年5月9日，一架苏联米格-17PF和一架美国B-47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发生空战，美机负伤逃脱。1954年9月4日在纳霍德卡一架美国P2海王星被击落。11月7日苏军又在日本北海道附近上空击落一架试图拍摄苏联一处大型空军基地的RB-29。1955年4月18日在堪察加半岛附近击落一架美国空军的RB-47。米格-17还负责阻击用来收集苏联情报的美国侦查气球。

在美苏核对抗相持的情势下，抵近侦察造成的冲突又更进一步刺激双方的对抗情绪，使两国关系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美国人因此开始考虑如何更安全地了解对手，更少风险地获取对手的战略情报，这在美国决策者中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发展对苏情报能力的问题。这一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初，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重要发展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此期间日益壮大。朝鲜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成立秘密行动机构并卷入朝鲜战争，这是促成中情局迅速扩展的重要原因。到1955年，美国中情局的雇员从1950年的不满5000人发展到15000多人。中情局作为一种机构，其人员的扩展也使其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行动能力。而行动的极端隐秘性，不同于军方的地方机构身份，这些又使其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成为美国总统获取对外决策情报，甚至开展某些秘密行动的主要倚重机构。到50年代中期，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及其下属，以及中情局秘密行动机构头目理查德·比斯尔日益认识到，假如间谍无法胜任的话，那么就得寻求新的途径来收集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日益求助于科学技术手段来完成其间谍活动任务。⁽¹⁷⁾这样，向来崇尚技术因素的美国人，逐渐走上了技术情报的发展之路。U-2项目便成为美国技术情报路线的典型体现。

随着中央情报局主导的U-2飞机项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正式执行对苏越境侦察的情报搜集任务，原来主要由美国空军进行的对苏抵近侦察任务逐渐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从1956年到1960年5月1日，U-2越境侦察成为美国最高决策界获取苏联战略情报的一个最可靠也是最有价值的渠道。

高空侦察机设想

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越来越急迫地希望获取关于苏联及其阵营国家的战略情报。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飞机曾经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抵近式侦察和浅近渗透式空中飞行，但这些行动往往付出过高的人员伤亡代价，并且导致紧张的国际局势。而且，苏联许多重要的区域远非当时侦察飞机能力所及。由此，美国空军开始研发一种高空侦察飞机，以便能够在苏联境内高空执行纵深性、穿透式越境侦察任务。

高空侦察机最早的主要推动者是理查德·S．莱戈恩（Richard S．Leghorn），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伊士曼柯达公司的员工，二战期间他在欧洲战场任陆军航空队第67侦察大队指挥官。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柯达公司，但是仍然保持对照相侦察的兴趣。在1946到1948年间莱戈恩提交的报告中，他主张美国需要开发这种照相侦察的能力，包括研发可以执行高空飞行任务的飞机和高分辨率照相机。朝鲜战争爆发后莱戈恩被空军召回现役，1951年4月，莱戈恩中校成为设在俄亥俄州代顿的赖特空军发展中心⁽¹⁸⁾侦察系统部门的负责人。

按莱戈恩的观点，飞行高度是空中侦察的关键。当时最好的苏联战斗机米格-17，飞行极限是4.5万英尺。莱戈恩推断，若飞行高度在6万英尺以上时，苏联战斗机将无法对高空飞行的侦察机进行拦截攻击。此外，从苏联雷达技术的角度，莱戈恩等人当时认为，苏联的雷达无法追踪飞行高度超过6.5万英尺的飞机。他们估计，当时苏联使用的是美制雷达装置，一种是SCR-584，另一种是SCR-270，这些都是二战时依据租借法案美国援助给苏联的物资。SCR-584目标跟踪雷达能够追踪高达9万英尺的目标，但是其高电力消耗会迅速烧掉关键的元器件，因此这种雷达通常不会打开，除非早期预警雷达侦测到某个目标。SCR-270早期预警雷达可以更长时间运行，其水平探测距离约120英里，但受地球曲面的影响，最大高度为4万英尺。由此，莱戈恩等人认为，若飞机在进入被早期雷达辐射区域之前能够爬升到6.5万英尺，那么将不会被苏联雷达侦测到，这样苏联的高空目标追踪雷达就不会开动运行。

由于发展高空侦察机的最快方式是对现有飞机进行改进，于是莱戈恩在西方世界搜寻可能飞行高度最高的飞机，英国的“堪培拉”（the Canberra）双引擎中程轰炸机进入他的视线。“堪培拉”飞机由英国电力公司生产，1949年5月进行了首飞，速度870公里/小时，飞行高度4.8万英尺。英国皇家空军还开发了一款“堪培拉”PR3（侦察机型，PR代表photoreconnaissance），1950年3月首飞成功。英国的“堪培拉”可说是战后初期西方世界性能最优异的喷气式全天候轰炸机，朝鲜战争爆发后被美国空军选中拟作为主力战术轰炸机投入战场使用。当时由于英国电力公司的“堪培拉”生产线的生产能力不足，为了获得美国空军巨额订单，遂同意由美国马丁公司引进“堪培拉”生产线，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马丁公司引进生产的“堪培拉”被称为B-57，其侦察机型被称为RB-57。

为了使高空越境飞行更加安全，当然就需要尽可能提高飞机的飞行高度。在莱戈恩的推动下，赖特空军发展中心与英国电力公司代表一起研究如何改进“堪培拉”，使其飞得更高。莱戈恩与英国电力公司同行们设计了一种新的“堪培拉”外形，使用加长的高升力机翼，配置新型劳斯莱斯埃汶（Avon）-109发动机，单座，机身使用轻型材料，机身受压低于军机标准规格。莱戈恩认为，这样改进的“堪培拉”飞机最初能够飞到6.3万英尺，随着油量减少，飞机变轻，最高可飞到6.7万英尺，改进后的“堪培拉”飞机可从外围基地潜入苏联和中国境内800英里半径的范围，对这些国家内多达85％的情报目标进行拍照。⁽¹⁹⁾

显然，在莱戈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需要抓住苏联技术取得进展之前的时间差，立即付诸实践。莱戈恩说服他的上司，将其建议提交国防部以寻求批准，要求获得资金支持。

说到苏联雷达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确实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时期。实际上二战以后，根据战争的经验，苏联领导人决定建立一种统合的、基于雷达的早期预警系统。最终到1950年时苏联部署了一套广泛的雷达早期预警系统。美国越来越大的轰炸机威胁使得苏联加紧改进和完善这套系统。经过一个时期的研究和改进，并逐渐吸收国外技术，苏联在1952年到1955年间显著地提升了其雷达系统的性能。到1955年时，苏联雷达预警系统已经能够持续、纵深地覆盖整个国家了，并且能够覆盖到东欧地区。但是，其性能按西方标准看来仍然有所欠缺，有限的雷达探测距离使苏联不得不采取使用更多数量的雷达，以能持续覆盖其国土。⁽²⁰⁾

因此，莱戈恩在1951年的想法是合理的，这时苏联的雷达预警能力确实很弱。但是，这时也是苏联强调雷达能力发展的开始。莱戈恩料到了当时苏联雷达能力的现状，但没有料到苏联雷达能力在此后几年中的快速发展。不过，当时莱戈恩关于新侦察机的所有设计必须经过刚刚成立的空军研究与发展指挥部的侦察分部（由约瑟夫·J．佩莱格里尼中校领导）批准，而莱戈恩的提议在空军研究与发展指挥部没有获得通过。这时佩莱格里尼中校对于仅适用于平时秘密侦察任务的飞机并不感兴趣，他相信所有的空军侦察机都应该能够在战时条件下执行任务。佩莱格里尼因此坚持，莱戈恩的设计需要满足战斗机的规格要求，这要求能经受重压的外形标准，需要装甲钢板以及其他战斗机配置，然而这将使飞机重量大增而无法飞到使飞机安全的更高高度。

莱戈恩遭遇了挫折。不过，莱戈恩1952年年初调到空军司令部工作，直接上司是空军参谋部的发展计划助理伯纳德·A．施里弗（Bernard A．Schriever）。在这一新的职位上，莱戈恩负责下个十年的空军侦察需求计划。显然，在新的任职岗位上，他可以继续对高空侦察机的设计发挥关键的影响。

这时，赖特空军发展研究中心仍在坚持设计和试验如何使飞机达到更高飞行高度的方法。特别是赖特空军发展研究中心轰炸机发展办公室助理主任、航空工程师约翰·西伯格（John Seaberg）空军少校。他在新一代涡轮喷气式发动机上面看到了飞机爬升到新高度的动力潜力，认为通过发动机与翼形的搭配可以设计一种飞行到更高高度的低翼载飞机。1953年3月，以西伯格的想法为基础，关于高空飞机的初步设计概念被界定为：一种可在白天、可视性好的条件下，具备2800公里航程，能够进行打击前后侦察任务的飞机武器系统，该飞机必须能在目标7万英尺或更高的上空，在载荷45到318公斤重的侦察装备以及一名机组乘员的情况下，达到亚音速巡航的最佳速度。⁽²¹⁾为了将这些思想贯彻到飞机具体设计中，赖特空军发展研究中心1953年7月决定，分别向贝尔飞机公司、费尔柴尔德发动机与飞机公司授予研发合同，以设计一种全新的高空侦察飞机；另外也要求格伦·L．马丁公司（B-57轰炸机与RB-57侦察机的授权生产厂家）考虑进一步提升RB-57侦察机飞行高度的方案。1954年1月，这三家公司都提出了他们的建议。费尔柴尔德提出的是一种单引擎飞机，被称作M-195，其最大飞行高度是6.72万英尺；贝尔公司提出的是一种双引擎飞机，被称作Model 67（后来被称为X-16），最大飞行高度是6.95万英尺；马丁公司的方案是一种大机翼版的RB-57，可在6.4万英尺高空巡航。1954年3月，约翰·西伯格等人组织评估了三个设计方案，得出结果是建议采纳马丁公司和贝尔公司的方案。他们认为，马丁公司RB-57是一种过渡性计划，可以快速完成和部署，而更先进的贝尔公司概念则有进一步的研发前景。空军总部不久批准了马丁公司的建议，即修改RB-57，并且对贝尔公司的设计非常感兴趣。但1955年格伦·L．马丁公司生产的RB-57D，其最大飞行高度仅有6.4万英尺。

洛克希德设计方案

关于一种新式高空侦察机的研发消息，在1953年秋传到了另外一家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那里。这时在洛克希德公司任高级发展项目助理主任的约翰·H．卡特，刚刚从空军退休，他从国防部、空军发展计划部门内部得知了这种高空侦察飞机设想的详情。作为一名空军的内行专家，卡特敏锐地感知到这种高空侦察飞机背后蕴含的政治和经济前景。卡特随即向洛克希德副总裁L．尤金·鲁特（L．Eugene Root，曾任空军发展计划办公室最高文职官员）建议提交一份设计方案。

卡特指出，根据该方案设计的飞机要达到6.5万到7万英尺的高空，他还准确地预测说，“如果这种实际生产出来的飞机能够以大约0.8马赫的速度飞行，并实现最大高度的话，它在1960年前将能够避开苏联的任何防御手段”。而且卡特补充说道，要在一架飞机上达到这些特征，需要非常的程序以及打破常规的设计哲学。卡特所说的打破常规的设计，是指取消起落装置，取消军事规格要求，使用非常轻便的材料。卡特的备忘录以一段在那时极其重要的警告结尾：“为了使这种特殊飞机能够有一种相当长和有用的寿命，显然其研发必须打破常规，大大加速。”⁽²²⁾

洛克希德公司高管批准了卡特的建议，1954年年初，该公司最好的飞机设计师克拉伦斯·L．（凯利）·约翰逊［Clarence L．（Kelly）Johnson］承担了这项任务，开始进行这种飞机的设计，当时被称为CL-282飞机设计项目，此即U-2飞机设计的开始。

凯利·约翰逊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航空工程师，设计了很多卓越的军事和民用飞机，他曾经仅用143天就设计了美国第一款喷气式战斗机F-80的原型，此后还有F-90、F-104等。约翰逊采取了一种激进的设计思想，他将F-104喷气式战斗机机身与一种大展弦比滑翔机机翼（high-aspect-ratio sailplane wing）结合起来，尽量压减机身重量，同时选用通用电力9300磅推力的J-73/GE-3涡轮喷气发动机。CL-282的许多设计元素源于滑翔机，其机翼和尾部是可拆卸的。约翰逊设计的并非是常规的起落架，而是使用两个滑橇以及一个增强的腹肋（belly rib）作为降落装置；使用一种可卸式轮式推车用于起飞。其他元素还包括一种非增压驾驶员座舱，以及一个可容纳600磅传感器的15立方英尺的载荷区。CL-282最大飞行高度可达到7万英尺以上，飞行距离2000英里。

1954年3月初，凯利·约翰逊设计师的CL-282设计方案提交到莱戈恩工作的空军参谋部。在莱戈恩及其同事们的推荐下，该方案吸引了空军以及国防部高官们的兴趣，随后凯利·约翰逊还应要求对此方案进行了详细完整的描述。约翰逊注意到，国防部文官对他的设计非常感兴趣，但是将军们则持相反意见。1954年4月初，CL-282方案设计还被提交给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柯第斯·E．李梅将军。然而，不幸的是，据说，李梅将军在汇报中途站了起来，从嘴边拿开他的雪茄烟说，如果他想要高空照相的话，他会将照相机安放在他的B-36轰炸机上，而不是一架没有轮子或者枪炮的飞机上。李梅将军然后离开了房间，说这事就是浪费他的时间。⁽²³⁾

实际上，赖特空军发展研究中心的约翰·西伯格少校也反对CL-282设计方案。西伯格反对的理由之一是，约翰逊选择的通用电力J-73发动机不够强大，西伯格与赖特工程师们更倾向于推力更大的普拉特&惠特尼J-57发动机。但凯利·约翰逊的CL-282设计是基于F-104飞机的机身，J-57发动机对F-104机身太大，如果要使用J-57发动机则需要修改机身。缺少常规的起落架也被认为是洛克希德方案的一个缺陷。导致CL-282方案被否决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空军倾向于多引擎飞机。许多空军军官有种共同的情感，即双引擎总比单引擎好，如果一个出现故障，另一个引擎起作用还可有时间让飞机飞回基地。凯利·约翰逊则认为，高空侦察飞机深入敌方领土，如果一个引擎出现故障也很少有机会返回。当然更主要的是，空军此时已经采纳了马丁公司和贝尔公司的方案。空军已经开始致力于马丁公司RB-57的修改，而且选定贝尔公司X-16作为新机型，9月份还签署了28架贝尔飞机的正式采购合同。⁽²⁴⁾

尽管空军的军方掌权阶层决定支持贝尔和马丁飞机，但空军一些高层文官继续支持洛克希德的设计。其中最突出的支持者是空军负责研发事务的助理部长特里弗·加德纳（Trevor Gardner）。加德纳预见，CL-282将非常适于收集战略性情报的任务。但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李梅将军明确地表示，他对于一款未经武装的飞机不感兴趣。因此加德纳等支持CL-282方案的空军高层文官们决定另辟蹊径，向中情局寻求对这款高空飞机的支持。

加德纳之所以对CL-282方案感兴趣，是缘于他自身对苏联战略力量发展态势的长期关注。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为了实现平衡财政，寻求削减防务开支。基于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加德纳领导了一个委员会，旨在实施削减导弹发展活动的一项计划。但是，该委员会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导弹项目应该得到继续，而且特别强调了“宇宙神”洲际导弹项目。加德纳对当时苏联的战略力量发展非常担心，特别是1953年8月苏联成功试验氢弹以及苏联在更轻型核武器方面的发展，加德纳担心这将使苏联很快可能实现导弹和核武器力量的实战性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加德纳认为，洲际导弹项目不是应该缩减，而是应该加强。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苏联战略力量加速发展态势的担忧，加德纳决心要推进对苏联的高空侦察计划，尽快发展出可以从高空越境进入苏联的飞机，以更好地获知苏联核武器与洲际导弹发展的情报。当然，在冷战对抗的核武时代，这种能在高空越境进入苏联纵深的飞机本身就是对苏联的一种巨大战略威胁。

加德纳向中情局寻求支持，不过中情局此时对高空侦察的卷入相当有限，仅限于诸如在使用携带照相机的大型气球对苏联阵营国家进行侦察方面为空军提供建议。中情局在1949年便设立了科学情报办公室，但军方希望中情局将其严格地限定于一些基础研究，远离武器发展研究。军方认为武器发展是其自身的特权范围。在1952年8月军方与中情局的协议中，军方明确地将这一限制加诸中情局，而中情局的科学研究则被限定在一些基础科学、科学资源以及药学方面。⁽²⁵⁾不过，中情局科学情报办公室的作战参谋主任菲利普·G．斯特朗（Philip G．Strong）在多个空军顾问机构任职，这为中情局和军方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桥梁。实际上，这时中情局的领导层也认识到加紧对苏联侦察的现实紧迫性。1953年中情局曾接到报告称，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以东75英里的卡普斯京亚尔（Kapustin Yar）进行导弹试验。当时中情局负责情报收集和分析的副局长罗伯特·阿莫里（Robert Amory）对此感到惊恐，他告诉同事们说：“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情报。这是一个重要的新事物，对这整个导弹发展情况，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要予以掌握并对之进行评判。”⁽²⁶⁾然而，卡普斯京亚尔地处苏联腹地，当时美国军方侦察机的低空越界飞行并不能轻易到达。据称，当时菲利普·斯特朗曾建议，由美国出面劝说英国情报机构去做这件事。结果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堪培拉”侦察机从西德开始，飞向苏联西南，对苏联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区进行了一次高空侦察飞行，但被苏联雷达发现，差点被苏联战斗机击落，以致英国人告诉美国人，“绝不，绝不，绝不要第二次”。⁽²⁷⁾对美国情报机构来说，这时使用自身的高空侦察机执行对苏越境侦察任务，显然是迫在眉睫，不容耽误。

1954年5月12日，加德纳等人在国防部会见了中情局的斯特朗，向斯特朗介绍和推荐了凯利·约翰逊设计的方案。加德纳等人解释了支持CL-282的原因，因为该设计能够比其他设计飞得更高，而且在到达最大高度后其更小的雷达反射面积使现有的苏联雷达可能无法发现。这次会见后，斯特朗简要叙述了对于空军寻找高空侦察飞机的印象：

空军参谋部门已经收到来自洛克希德、费尔柴尔德，以及贝尔的特别侦察飞机的方案……洛克希德方案被认为最好，其型号命名为CL-282，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喷气式动力的滑翔机，基本上是基于洛克希德昼间战斗机XF-104设计的。它主要是亚音速但在目标上空能够获得超音速速度……在目标上空7.3万英尺的高空，它有1400海里的战斗半径……CL-282可以主要按XF-104原型设计生产出来……这种飞机的样机可在订购开始一年内生产出来。两年内可以交付5架飞机用于行动。贝尔方案是一种更常规的飞机，有常规的起落架。其最大高度是6.95万英尺，速度和距离都不比洛克希德的设计好。⁽²⁸⁾

通过斯特朗的叙述，显然可见加德纳的推荐使斯特朗产生了这样一样印象，即空军大多数人支持CL-282方案。这次会见产生的另外一个明显后果是，高空侦察问题由此激起了中情局高官们的兴趣。在这次会见中，斯特朗承诺，要跟1954年1月新上任的中情局计划与协作特别助理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M．Bissell，Jr．）报告，征询中情局对该方案的兴趣。当斯特朗在1954年5月中带着洛克希德的侦察飞机方案去找比斯尔时，比斯尔认为这个想法有价值，并让斯特朗去寻求一些一流科学家们的建议。随后，斯特朗又向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进行了汇报和推荐，并说服阿伦·杜勒斯去要求空军采取主动的方式，以获取对卡普斯京亚尔苏联导弹试验区域越境飞行的批准。不过当时尽管阿伦·杜勒斯愿意支持空军对苏联的越境飞行，但他对中情局亲自承担这一项目并不热心。阿伦·杜勒斯当时认为，就情报机构来说，直接从事对苏联的高空侦察不大适合。他倾向于支持间谍这种传统形式，依靠特务而不是技术。

到1954年夏，凯利·约翰逊的CL-282方案仍然缺乏正式支持。尽管它得到加德纳等空军文职官员和斯特朗等中情局官员的支持，但空军的决策者并不同意这一方案，而且作出了对CL-282方案不利的抉择，中情局的领导层也并不愿意直接出面。CL-282方案的命运仍然前途未卜。

(1)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8，64—66，98—99页。

(2) 维克托·马斯蒂、约翰·马克斯：《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曹山、慕絮、知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页。

(3) Huw Dylan，Defense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d War：Britain's Joint Intelligence Bureau 1945—1964，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10．

(4) Dino Brugioni，Eyes in the Sky：Eisenhower，the CIA and Cold War Aerial Espionage，New York，U.S.A：Naval Institute Press，2010，p．65．

(5) Briefing paper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U．S．aerial reconnaissance programs conducted over Communist territory，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n．d.，p．5，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6) Jeffrey Richelson，American Espionage and the Soviet Target，New York：Morrow，1987，p．121．

(7)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998，p．3．

(8) Michael R．Beschloss，MayDay：Eisenhower，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New York：Harper & Row，1986，p．78．

(9)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4．

(10) 早期喷气式战斗机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与它们的活塞发动机的前辈相比航程和续航力有限。美国空军通过各种解决方案来显著增加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程，其中之一便是由轰炸机拖曳战斗机进入作战地域。

(11)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3．

(12) Dino Brugioni，Eyes in the Sky：Eisenhower，the CIA and Cold War Aerial Espionage，p．67．

(13) Briefing paper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U．S．aerial reconnaissance programs conducted over Communist territory，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n．d.，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14) William E．Burrows，By Any Means Necessary：America's Secret Air War in the Cold War，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1，p．10．

(15) 莱茵-美因空军基地建于1945年，于2005年关闭，是美军在欧洲主要的空中运输中心。

(16) William E．Burrows，By Any Means Necessary：America's Secret Air War in the Cold War，pp．15-29．

(17) 维克托·马斯蒂、约翰·马克斯：《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第37页。

(18) 赖特空军发展中心，前身是一战时美国陆军航空部门成立的航空工程部，早期主要从事试飞和训练。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土地面积扩大到4520公顷，包括赖特机场。二战后空军将工程实验、试飞等任务交给赖特空军发展中心。新独立的美国空军1950年新建了空军研究与发展指挥部（A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负责空军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19)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5．

(20) U．S．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History of Strategic Air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Volume I，1945—1955，p．4．

(21) John L．Sloop，Liquid Hydrogen as a Progulsion Fuel，1945—1959（The NASA History Series，NASA SP 4404），https://www.hq.nasa.gov/office/pao/History/SP-4404/ch7-2.htm．

(22)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9-10．

(23)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1-12．

(24) 后来贝尔X-16在1956年中被取消。John L．Sloop，Liquid Hydrogen as a Progulsion Fuel，1945—1959．

(25) Lawrence Freedman，U．S．Intelligence and the Soviet Strategic Threat，Basingstoke，Hampshire：the Macmillan Press，1986，p．16．

(26) Michael R．Beschloss，MayDay：Eisenhower，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p．78．

(27) Michael R．Beschloss，MayDay：Eisenhower，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pp．78-79．

(28)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4-15．

第二章　科学家与U-2项目的确立

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作为一名久经战场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情报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艾森豪威尔本人在二战期间就曾经通过派遣侦察飞行员拍摄敌方照片来获取情报。他上任不久，就表达出对苏联战略能力情报评估质量以及对苏联阵营侦察不足的不满，并且认为美国对苏情报收集过于依赖传统的人力情报。在艾森豪威尔看来，阻止核战争的唯一有效途径，便是越来越有力的情报收集，以提供关于袭击的预警，并且揭示出苏联的军事能力。⁽¹⁾他甚感人力情报、侦察气球、边境侦察以及浅近渗透等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对苏战略情报需求。⁽²⁾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毫无疑问促进了美国国内情报共同体对于对苏侦察情报新方式的探寻。

空军情报系统小组

在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看来，苏联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似乎正不可阻挡地朝着与美国匹敌的军事地位发展。特别令人警惕的是苏联在核武器领域的发展。在1949年夏末，苏联比美国原先预计的早了近三年成功试爆原子弹。1952年11月美国情报机构估计，苏联到1953年年中大概拥有100枚原子弹。但由于当时苏联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数字，因此美国中情局也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认为这一数量也可能少到只有50枚，或多到200枚。生产反应堆以及扩散工厂的启动问题⁽³⁾表明，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拥有的原子弹数量可能在中情局估计的50枚或更少的水平。1953年5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评估组提交的报告认为，到1953年中，苏联的核武库内可能有约8万吨级的核弹120枚，到1955年中则达到300枚。⁽⁴⁾而据另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苏联1953年核武器储备约600万吨当量（其中最大当量核弹为50—100万吨），1954年苏联核武器储备约达2500万吨（其中最大当量核弹为100万吨）。⁽⁵⁾实际上，美国在50年代中前期核弹数量大大超过了苏联。1952年美国拥有832枚核武器，1953年达到1161枚，1954年达到1630枚。

当然，50年代中前期热核弹技术的突破使美苏核力量有了实质性跃升。1953年8月，在美国第一次试验氢弹后近9个月，苏联爆炸了一枚氘化锂制成的氢弹，这一技术被认为比美国科学家使用的重水方法要更先进。⁽⁶⁾美国的第一枚热核概念装置麦克-4（Mike-4）1952年11月1日爆炸，但这是一个不可投送的概念性热核装置，重约60吨，非常笨重，所使用的热核燃料液态氘需要贮藏于摄氏零下250度。苏联在1953年8月试验成功的氢弹估计在40万吨当量左右，相当于其第一颗原子弹威力的20倍，比美国麦克试验的氢弹装置威力小25倍左右。但不同于美国麦克试验的是，苏联的氢弹装置是可投送性的，尺寸跟第一颗原子弹差不多大小。它使用氘化锂和氚作为燃料，而美国人直到1954年才开始使用氘化锂。就此而言，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彼·列·卡皮察的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卡皮察在1955年1月说，“苏联人在1953年8月到1954年3月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在热核弹制造方法和技术上的突破，其热核能力一度远远超过了美国”。⁽⁷⁾但是，从此后1954年至1955年热核弹试验的爆炸威力来看，美国试验的氢弹威力远远超过了苏联。从1953年8月至1954年10月，苏联先后进行了11次核试验，除1953年8月12日进行了一次4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试验外，其余皆为裂变弹试验。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7月底，苏联没有进行核试验。1955年下半年进行了4次核试验，其中1955年11月22日试验成功首枚爆炸当量为160万吨的热核弹。美国1954年春在南太平洋进行了6次氢弹试验。其中第一次也是最具威力的一次试验是1954年3月1日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进行的。这是一枚可投送的氢弹，使用氘化锂作为热核燃料，爆炸当量达到1500万吨级。

但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领导人看来，敌对的苏联掌握这种强大的核武力量和热核弹技术是极其令人不安的。而且，令美国人担心的还有苏联轻型核弹可能与远距离弹道导弹结合而形成的极大威胁。1953年秋，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已经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开发方面领先美国几年，并进展顺利；由苏联一支大型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发动的携带核弹头导弹的突然袭击，可以在半小时毁灭美国。⁽⁸⁾

令美国人担心的还有苏联的空军力量。1953年4月15日，兰德公司提交了一份研究成果，题为“美国战略空军在1956年面临敌人突然袭击时的脆弱性”，指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在面对苏联远程轰炸机突然袭击时的极大脆弱性。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苏联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话，可以用比较小的代价，破坏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三分之二或者更多的轰炸机与侦察机。⁽⁹⁾这份兰德报告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吸引了美国决策层对苏联空军力量的关注。

为了应对苏联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不久，就开始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进行新的评估。1953年5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特别评估组对当时苏联的力量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如果苏联要对美国空防力量造成关键性的损伤，苏联的攻击就必须在完全奇袭的条件下进行。文件估计，苏联到1955年中可能拥有1100架图-4型中程轰炸机，还拥有180架重型轰炸机，航程约为图-4的两倍。不过该文件也指出，图-4显然大大落后于美国空军使用的新式轰炸机。⁽¹⁰⁾其实，若论力量对抗，这时美国方面拥有足够对付苏联的空中力量。早在二战末期，美国就试飞成功了B-36型远程重型轰炸机，该机加挂副油箱后无须空中加油可进行持续高空飞行48小时以上。此时美国的新式远程洲际轰炸机B-36的航程可达8000英里。此外美国还有1951年服役、航程6400公里的B-47中程战略轰炸机千余架。

从1953年5月开始，美国政府围绕国家安全基本政策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深入讨论和战略推演。根据这次讨论和推演的结果，1953年10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8次会议通过了名为《基本国家安全政策》的162/2号文件。文件认为，苏联对美国的根本敌意及其巨大的军事力量、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机构的控制，构成了对美国安全、自由制度及其根本价值观的基本威胁。NSC162/2号文件虽然认为苏联以核武器攻击美国的能力在不断增长，但指出苏联飞机还只能用“单程的方式”对美国投掷炸弹。⁽¹¹⁾文件强调，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问题便是应对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需要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发展和维持必要的军事和非军事力量，吓阻并在必要时反击苏联对美国或者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其他地区的军事入侵。另外文件也提出，为了支持国家更强有力的安全态势，美国应该发展和维持情报系统的能力，包括能够收集和分析敌对性意图的迹象，从而对世界任何地方可能出现的侵略或颠覆进行最大程度的提前预警；准确评估友好、中立和敌对国家施行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颠覆性行动路线的能力。⁽¹²⁾从官方的文件可以看出，这时美国人对自身的战略力量优势还有着相当大的自信。但美国人显然担心的是，苏联拥有对美国本土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

当时苏联的轰炸机和米格战斗机很多部署在苏联边境地区，离美国的地理距离很近，加上苏联拥有核武器，尽管当时苏联的轰炸机并不具备空中加油能力，但从苏联远东东端的普罗维杰尼亚、阿纳德尔等基地起飞，执行一次3200英里的任务，以执行单程任务的方式，可以打击加利福尼亚全境，以及亚利桑那的基地。苏联飞机从科拉半岛的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一次3200英里的任务，不需空中加油，可以到达芝加哥和纽约。⁽¹³⁾

战略空军在应对苏联突然袭击威胁方面首当其冲。当然，准确掌握苏联力量动态的情报尤其重要，因为这是采取措施应对突然袭击威胁的前提。1953年7月，空军成立了由相关情报技术领域专家组成的一个情报系统小组，即美国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以讨论对苏情报侦察事宜。小组主席是哈佛大学天文台（Havard College Observatory）研究员詹姆斯·G．贝克（James Gilbert Baker），他长期从事光学设计和航空侦察，是后来著名的“贝克·纳恩”系列光学卫星追踪照相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还设计了后来运用于U-2飞机、SR-71“黑鸟”以及“萨摩斯”卫星等诸多先进侦察手段的照相系统。该情报系统小组包括的专家有：宝丽来公司创办者埃德温·H．兰德（Edwin H．Land）；伊士曼柯达公司物理学家卡尔·F．P．奥威尔哈格（Carl F．P．Overhage），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阿伦·F．多诺万（Allen F．Donovan）；贝尔实验室的斯蒂沃特·E．米勒（Stewart E．Miller）等人。应空军要求，中情局也参加了该小组，由中情局研究和报告办公室的爱德华·L．艾伦以及科学情报办公室的菲利普·斯特朗为代表。

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于1953年8月3日在波斯顿大学第一次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中情局科学情报办公室的菲利普·斯特朗向其他小组成员介绍了美国对苏联情报获取方面的欠缺，他告诉其他成员，当时可得到的关于苏联境内的最好情报还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空军的拍照。由于德国拍照覆盖的仅仅是苏联乌拉尔山以西地区，主要是伏尔加河以西，许多关键地区并未覆盖。因此，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不得不寻找方法以获取对苏联全境的最新拍照。数家空军机构向小组成员报告了航空侦察方面的最新进展以及建议的未来方案，包括新的照相机、侦察气球，甚至卫星。当时讨论的空军侦察项目中，一些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另外一些可能带来危险的国际政治后果。而寻找一种新的高空侦察机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得到与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同。⁽¹⁴⁾

英国此时进行的对苏高空侦察也为美国侦察专家和科学家们提供了实践上的经验借鉴。1952年，英国皇家空军开始改装“堪培拉”轰炸机以进行高空侦察。皇家空军给新的堪培拉PR7装上了劳斯莱斯埃汶（Avon）-109发动机，并装上可用于装载燃料的长翼。经过这种改装的“堪培拉”航程可达4300英里，1955年8月并且达到了65880英尺的高度。1953年上半年，英国皇家空军应美国请求出动了“堪培拉”侦察机对苏联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区进行了一次相当惊险的高空侦察飞行。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主席詹姆斯·贝克在围绕航空侦察问题对欧洲进行的为期6周的考察中，向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官员详细了解了“堪培拉”飞机越境苏联飞行的情况。无疑英国对苏航空侦察的经验以及“堪培拉”飞机遇到的情形，使美国科学家加深了对苏高空侦察飞行的理解。这种高空侦察如果要执行的话，显然必须要达到比现有的“堪培拉”更高的飞行高度。

1954年4、5月间，贝克主持了空军情报系统小组的多次会议，对用于高空侦察飞行的美国马丁公司RB-57“堪培拉”的改进进行了讨论和评估。马丁航空公司的改装主要是加长机翼和减轻机身重量。小组成员、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阿伦·多诺万认为，RB-57的这些改装不能满足高空侦察的需求。理论上，他跟情报系统小组解释说，根据军事标准生产的任何多引擎飞机，包括RB-57，都太重而无法飞到6.5万英尺以上的高空，因此都易于被苏联拦截。由于此前中情局的菲利普·斯特朗已经告诉多诺万，洛克希德公司已经设计了一款轻型的高空飞机，多诺万因此跟情报系统小组报告说，这样一种飞机已经在开发进程之中。情报系统小组主席贝克因此敦促多诺万去洛克希德公司对这种新的设计进行评估。但多诺万的这次去洛克希德公司的行程一直拖到夏季的8月份。

1954年8月2日下午，多诺万与曾在空军服役的老熟人、时任洛克希德副总裁尤金·鲁特见面。凯利·约翰逊设计师参加了这次会见，并向多诺万介绍了CL-282设计方案。多诺万本人终生热爱滑翔机，他马上认识到CL-282设计是一种能够达到他认为要执行成功侦察苏联所必要高度的喷气式滑翔机。

多诺万1954年8月8日回程后，向情报系统小组主席詹姆斯·贝克进行了汇报。1954年9月24日，情报系统小组在康奈尔航空实验室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多诺万的报告。不过，埃德温·兰德和斯特朗等数位成员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多诺万首先强调，高空侦察机需要飞到7万英尺高空以上，这样才能安全，免于拦截。他继而提出，高空侦察飞机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要求：单引擎、滑翔机机翼，以及结构性低负荷。多诺万强烈地支持单引擎飞机，因为这种飞机更轻，而且比多引擎更可靠。尽管双引擎飞机理论上能够依靠仅仅单一引擎返回基地，但是多诺万解释说，这只能在相当低的高度约3.4万英尺才能做到，而这一高度必定会被击落。多诺万强调的第二个基本要素是滑翔机机翼，从技术角度说，即大展弦比（a high-aspect-ratio）、低诱导阻力（low-induced-drag）机翼。第三个基本要素，即结构性低负荷，这对于减少重量以达到最大高度是必要的。⁽¹⁵⁾多诺万坚持认为，要达到7万英尺以上高度，唯一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CL-282方案，因为它基本上是一架翱翔机。在多诺万看来，CL-282不需要满足一架战斗机的要求，因为它可以在苏联战斗机以上的高空安全飞行。

多诺万的观点使空军情报系统小组确信了CL-282方案的价值，情报系统小组向空军报告，但空军将领在1954年已经拒绝了这一方案，并已经致力于马丁公司的RB-57与贝尔公司的X-16。因此，到1954年，CL-282方案虽然得到一些重要支持，如情报系统小组成员以及空军内部一些高级文官如加德纳等的支持，但他们无法给CL-282方案提供政治支持和建设资金。而且，在1954年苏联的“野牛”引发“轰炸机差距”讨论之前，在美国政府方面，似乎对苏联威胁的感知还没有那么紧迫，高空越境侦察的动力也就显得有些不足。

“野牛”与“轰炸机差距”

美国人对苏联突然袭击的担心随着一种新式苏联轰炸机的出现而大大加剧。1953年7月，一位美国武官在莫斯科以南的拉缅斯科耶试飞机场看到一架新型苏联洲际轰炸机。这种新型轰炸机便是米亚西谢夫-4（Myasishchev-4），北约称其为“野牛”，由苏联米亚西谢夫设计局研发。“野牛”喷气轰炸机1953年试飞，采用喷气式发动机驱动而非苏联其他远程轰炸机使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它看似跟美国当时刚刚开始生产的B-52战略轰炸机差不多。而B-52无疑是美国当时将要服役的先进战略轰炸机，最大燃料航程为14000公里，但到1955年6月美国第一批生产的新式B-52B洲际轰炸机才开始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服役，总计约50架。1954年5月1日，苏联专门安排“野牛”轰炸机在红场阅兵中露面，并制造数量众多的假象。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查尔斯·泰勒在观看苏联红场阅兵时，发现苏联神秘的喷气式轰炸机一个编队接着一个编队通过红场上空，而护航的米格-17战斗机伴随在轰炸机左右，犹如小蜻蜓。但实际上，苏联虽然研制出来了“野牛”，但数量不多，阅兵飞越红场时只是通过不断地变换队形，反复轮回飞过红场上空，制造了大批飞机受阅的假象。而且苏联这款外表雄壮、速度很快的战略轰炸机设计充满缺陷，性能不太稳定，最关键的是航程短，最大载弹量航程不到6500公里，5吨载弹量时航程也只是超过9000公里，不进行空中加油根本无法对美国任何一个城市进行空袭并返回基地。但为了增加苏联的军事实力筹码，苏联还是批准将其投入生产，但只进行了少量生产和装备，并且到1957年才开始服役。即使到1955年，苏联的空军力量主要是图-4，但显然比较过时（图-4为美制B-29轰炸机的仿制品，B-29航程为1500—1700英里）。另外还有1955年交付使用的少量中程轰炸机图-16“獾式”轰炸机⁽¹⁶⁾（最大航程6000公里）。到1955年中，苏联拥有的战略轰炸机不过30架左右。

当时的美国显然无法知道苏联的实际力量。美国和西方世界公众看到的只是“野牛”的“大规模”出现。美国人在震惊之余，决定加速研制生产、采购部署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以作为“野牛”的制衡力量。同时，美国国内由此出现了所谓美苏之间的“轰炸机差距”，认为苏联已经在战略轰炸机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美国方面根据对苏联红场阅兵照片的分析，在1954年9月份的一份文件中认为，当时苏联有约40架“野牛”轰炸机服役。⁽¹⁷⁾

从1954年夏天开始，美国报纸和杂志便开始发表文章，强调苏联日益增长的航空力量。⁽¹⁸⁾一旦经过媒体宣传和公众讨论，本已担忧过头的事实必然又会被成倍地放大。这从美国情报机构对苏联轰炸机数量的不断增加的修改中可以看到。1954年6月份，中情局的《国家情报评估》（NIE 11-5-54）推断，苏联“獾式”中程轰炸机力量1955年将达到约120架（而非一年前估计的50架），1959年将达到600架。但随后的两次修改，将1955年的估计数量提高到200架，1959年的数量先是增加到600—900架，继而又增加到1050架。该份《国家情报评估》预计苏联将重点转向重型喷气式轰炸机生产，1959年将部署100架重型轰炸机，后来又增加到250架。⁽¹⁹⁾

1953年年初的兰德公司报告、苏联新式“野牛”轰炸机的出现以及美国情报机构对苏联战略力量的各种不确定甚至是不断夸大的估计，引发美国人自我加诸的越来越大的恐慌和担忧。特别是美国空军倾向于过高估计苏联的能力，他们特别担心苏联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能力的增长。

1954年年初，空军主管研发事务的助理部长加德纳由于深受兰德公司报告的震动，决定敦促国防动员办公室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对苏联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这种基本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科学顾问委员会1951年由杜鲁门总统设立，当时隶属国防动员办公室，其主旨是在科学问题上给总统提供全面的咨询，特别是在与防卫相关的问题上给总统提供建议。⁽²⁰⁾国防动员办公室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为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博士。随后，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接触的过程中，也得知总统对苏联新出现的“野牛”轰炸机可能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的担忧。艾森豪威尔总统强调，他最优先的任务便是要减少军事突然袭击的风险，并要求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给他提供建议。⁽²¹⁾

基于总统的要求，杜布里奇要求委员会最杰出的成员之一、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小詹姆斯·R．基利安（James R．Killian，Jr．）博士与其他在波士顿地区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讨论对美国防务进行一次全面科学评估的可行性。在1954年4月15日在麻省理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成员们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1954年7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基利安博士招募这样一个专家小组。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将美国“最顶尖的才智聚焦于防止美国遭受另外一次珍珠港袭击的技术性问题”。⁽²²⁾

在基利安的组织下，这一经总统授权、具有最高级别的专家小组迅速建立，即技术能力小组（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Panel），因为是为了找到防止突然袭击的办法而建立的，故又称“突然袭击委员会”。该小组通过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向美国总统负责。技术能力小组指导委员会包括：基利安（主任），J．B．费斯克（副主任），杜布里奇，J．P．巴克斯特，M．G．霍洛韦等。技术能力小组一共有美国42位杰出科学家参加，编为三个特别项目组，分别调查美国进攻、防御和情报能力，另外还设有一个通信工作组。其中，第三项目组的任务是调查美国的情报能力，项目组负责人是宝丽莱公司创办者埃德温·兰德。负责调查情报能力的技术能力小组第三项目组对美国侦察项目立项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以埃德温·兰德为首的项目组的推动下，U-2高空侦察机项目最终得以确立下来。

埃德温·兰德是偏光镜（polarizing filter）和一次成像照相机（instant camera）的发明者。当基利安邀请兰德领导第三项目组时，当时这位45岁的百万富翁正从宝丽莱休假，住在好莱坞，为3D电影制作担任技术顾问。不过，兰德决定，放弃3D影院的利益，回到宝丽莱，并接受小组的职务。兰德的第三项目组是技术能力小组三个特别项目组中最小的一个，他倾向于所谓的“出租车委员会”，意思是成员规模足够小到一辆出租车都能容纳得下。第三项目组委员会除了兰德以外还有：哈佛大学的詹姆斯·贝克和爱德华·珀塞尔（Edward Purcell）；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化学家约瑟夫·W．肯尼迪；普林斯顿大学及贝尔电话实验室的数学家约翰·W．图基；以及宝丽莱公司工程师和前财务长小阿伦·拉瑟姆（Allen Latham，Jr．）。

可以看到，在该第三项目组的成员中，詹姆斯·贝克是此前提到的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主席，而兰德是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主要成员。空军情报系统小组自1953年下半年以来一直便致力于寻找对苏联进行战略情报侦察的有效手段，寻找有效可行的高空侦察机方案，而贝克作为空军情报系统小组的主席，在空军情报系统小组成员、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多诺万等专家大力推荐下，这时已经对洛克希德公司CL-282设计方案有了非常大的兴趣。兰德作为该空军情报系统小组成员，在1954年4、5月份的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会议上应该已经听多诺万提起过洛克希德高空飞机设计方案。

作为该第三项目组负责人，兰德到华盛顿后对情报部门进行调研，并了解了洛克希德CL-282方案的细节。中情局的菲律普·斯特朗，也是兰德在空军情报系统小组工作期间的同事，向兰德展示了凯利·约翰逊设计的飞机概念图形，并告诉他空军拒绝了这一方案。但兰德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会议上多诺万所说的那种洛克希德设计。当兰德看到斯特朗介绍的CL-282图形时，他马上打电话告诉詹姆斯·贝克，“吉姆，我认为我有了你正在找的飞机”。⁽²³⁾这说明了兰德对CL-282方案的支持。几天后，兰德向贝克和第三项目组其他成员们介绍了CL-282的概念图形。随后在空军情报系统小组的9月24日会议上，贝克也听取了多诺万去洛克希德调研回来之后的报告（兰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经过航空专家多诺万的论证，贝克与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也进一步确认了CL-282方案的价值，并向空军决策部门提出了建议，只是未被空军接受。而此次作为技术能力小组第三项目组的重要成员，兰德和詹姆斯·贝克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研究成果，无疑具有比前述空军情报系统小组更大的政策影响力。

此后洛克希德的CL-282设计师凯利·约翰逊还向兰德项目组保证，他的飞机可在1955年8月前飞起来，而空军计划的贝尔X-16原型机在1956年春之前都无法完成。可以在更快的时间内生产出来，迅速地投入对苏战略情报工作中去，这也是洛克希德方案比空军建议的高空侦察机的优势所在。在兰德支持下，贝克也开始设计一款能够装进洛克希德飞机方案的照相机以及镜头系统。第三项目组成员们认为，CL-282方案以及照相机的新技术，将能解决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对苏联高空越境侦察问题。到1954年10月，第三项目组已经基于CL-282初步设计了一套用于高空侦察的完整方案。剩下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高空飞行的任务。项目组成员特别是兰德，不支持由空军在和平时期执行这类任务。他坚定地认为武装飞机的高空军事飞行可能会挑起战争。在他们看来，最适合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中情局。

作为技术能力小组的一个分组，第三项目组可以通过技术能力小组主任基利安直接向总统报告。此时，1954年11月7日，一架RB-29在日本北海道附近上空被苏联战斗机击落，该事件再次引起美国政府内部思考如何避免这种抵近侦察冒险导致的伤亡事件，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面临着国内政治上的压力。此后不久，兰德和基利安来到白宫，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进行高空越境侦察。兰德指出，“这种洛克希德翱翔机能飞到7万英尺，大大超过现有的俄国拦截飞机，因为非常高，有极大的可能会躲避侦测。这种飞机本身非常轻（15000 pounds），明显是非武装飞机，全无军事用途，因此即使有某种很小的机会被监测和识别到，它也会降低对苏俄的公开冒犯性。”⁽²⁴⁾这次会见，科学家们本来只是希望艾森豪威尔研究这一计划，但没想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就初步同意了这一方案。艾森豪威尔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新的侦察项目应该由中情局来控制，飞行任务由中情局负责，而不是交由军方，空军只对项目提供协助。艾森豪威尔希望将此作为一个民用项目而避免给苏联更大的挑衅，也不想在军种内引发更多的相互竞争。⁽²⁵⁾

基利安在备忘录中，记录了这次关键会议：

兰德介绍了使用一架未武装飞机的CL-282系统，并建议发展这一项目。在听到我们的方案并问了很多深入的问题后，艾森豪威尔批准发展这一系统，但是，他规定，它应该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处理，以使其不会陷入到国防部的官僚机构或者受困于军种之间的竞争。⁽²⁶⁾

基利安及其他关心高空越境侦察的科学家们的强烈建议，加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最终说服反对CL-282方案的空军将领，也说服了本来还不大愿意接手这一新项目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1954年11月19日，空军部长塔尔博特主持的一次午餐会对CL-282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这次午餐会参加者包括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副局长卡贝尔，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空军主管发展事务的副参谋长唐纳德·L．普特将军，空军助理部长加德纳，CL-282设计师凯利·约翰逊，以及技术能力小组第三小组负责人、科学家兰德等。

针对这次华盛顿的午餐会，凯利·约翰逊在日记中回忆道：“他们想再次得到确证，即我们的建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午餐会上仍然不乏讨论，不过，“其间有人说道，让我们停止谈论，开始造飞机吧。”⁽²⁷⁾最后，所有与会者都同意支持洛克希德的CL-282项目，并且同意该项目成为空军和中情局的一个联合项目。

11月22日，星期一，阿伦·杜勒斯又与总统讨论并解决了一些细节问题。讨论仍然围绕着“以某种相当大的代价建造一种新的照像侦察飞机的明智性”。但经过这次讨论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应该是下定了最后的决心。11月24日，在一次有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国防部和中情局高层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中情局的杜勒斯和卡贝尔向总统提交了请求批准CL-282这一越境侦察项目的文件，收到了总统关于开展工作的口头授权。艾森豪威尔告诉大家：“开始干吧，首先把装备造出来，但在开始行动之前，让我最后看一下计划。”仅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这次会议便结束了。⁽²⁸⁾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还在1954年11月，福斯特·杜勒斯、查利·威尔逊、艾伦·杜勒斯和其他顾问前来看我，要求授权一项总值为3500万美元的三十架特种性能飞机的生产计划。大量的设计和研制工作早就已经完成。我批准了这项行动。⁽²⁹⁾

在回忆录中，艾森豪威尔为批准这一情报项目做了辩解：

在当时，这种努力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我们在情报方面的相对处境，与苏联人比较之下，可说是不能更坏了。苏联人实际上可以毫无阻碍地获得那一类我们几乎完全付诸阙如的情报……加上我们知道苏联人在美国保有一个活跃而广泛的谍报系统，它经常不断地向克里姆林宫大量提供在发生战争时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情报。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我批准了情报首脑提出的在苏联领土上空使用U-2侦察机的建议。⁽³⁰⁾

当然，科学家的意见是使艾森豪威尔最后同意这项行动的重要因素。1955年2月14日，技术能力小组最后完成了两卷本秘密报告，并提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科学家们在报告中从进攻、防御和情报等各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提高美国国家安全能力的方式和手段。第三项目组科学家们强烈建议，快速发展美国的技术情报收集能力，支持发展高空越境侦察，提高战略预警能力，防止突然袭击。兰德在该报告中写道：“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增加我们情报估计赖以为基础的硬证据数量，提供更好的战略预警，将突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减少对威胁严重高估或严重低估的危险。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建议采纳一种有力的安排，以在众多情报任务中广泛使用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知识。”⁽³¹⁾当然，兰德等科学家的观点建议，以及作为这些观点建议具体体现的U-2高空侦察飞机计划，此时已经先行报告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并通过总统的批准得到了落实。正是在科学家们的敦促和努力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亲自批准和过问下，中情局被推进了一个高技术的战略情报收集领域，而尽管U-2飞机发生了后来1960年的鲍里斯飞机失事事件，仍然被认为是中情局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

U-2项目的确立

洛克希德的CL-282飞机实际上到1955年7月才得到U-2飞机这一命名。洛克希德1955年7月25日即准备好交付第一架CL-282。在准备上天飞行的过程中，空军研发办公室主任艾尔曼·T．库尔伯森（Allman T．Culbertson）1955年7月指出，飞机需要一个空军标识。空军官员详细查看了飞机标识手册，觉得这架飞机不能叫轰炸机、战斗机，或运输机，他们又不想任何人知道这架飞机用于侦察，因此决定它应该属于通用机（utility aircraft）。当时标识手册上通用机只有两类，一类是U-1，另一类是U-3。他们因此决定，将这架洛克希德CL-282正式地称为U-2。

艾森豪威尔在批准U-2侦察机项目的同时，对保密工作作了特别的交待。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保密是极为重要的，任何一点走漏，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将迫使放弃整个计划。因此，“所有与此有关的会议都只在最高一级进行；甚至飞机的制造和装配也都严格控制，以使它的原定用途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机会减少到最小限度”。艾森豪威尔说，在白宫内部，知道这些飞机存在的人也只有古德帕斯特将军、戈登·格雷⁽³²⁾，稍后还有古德帕斯特将军的主要助手（即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儿子）。他召集的咨询小组，其成员则有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他的受信任的特别助理之一理查德·比斯尔先生。⁽³³⁾

图2-1　U-2间谍飞机

1954年11月26日，阿伦·杜勒斯将这一头等机密项目交由他的特别助理理查德·比斯尔负责。新的项目组迅速开始行动，并且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预算主任的批准下，动用了中情局的紧急预备金来作为行动经费。围绕这一行动，比斯尔组织了一个团队，并赋予了这一项目一个新代号：“感光板工程”（AQUATONE）。团队成员包括比斯尔，项目执行官、中情局科学情报办公室核能处主任赫伯特·I．米勒，以及比斯尔办公室的现有小型参谋团队。1955年5月项目团队又加上了一位执行官詹姆斯·A．库宁汉姆（James A．Cunningham，Jr．），这是一位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此时任职支持主管（Directorate of Support）。库宁汉姆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一直在为U-2项目工作。另两个关键的项目官员，从1955年年初开始工作，一个是财政官（finance officer），一个是合同官（contracting officer）。为了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比斯尔对项目组实行封闭式管理。“感光板工程”的资金也与其他部门保持独立，其人员和运作成本并不通过常规的情报局账户来开支。作为该项目的批准官员，理查德·比斯尔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资金，更大的数目则需要中情局局长批准。

比斯尔直接向中情局局长报告，但实际上高空侦察项目的日常事务更多地交给中情局副局长查尔斯·P．卡贝尔（Charles Pearre Cabell）将军处理。卡贝尔曾在空军情报部门任职多年，特别在高空侦察方面有丰富经验，这使他成为监管U-2项目的理想人选。

在项目得到批准后，洛克希德公司迅速开始组织U-2飞机的具体设计和生产。由于该项目隐秘性要求极高，凯利·约翰逊将任务放到洛克希德在加利福尼亚伯班克的一处秘密的高级研发设施中，这里被称为臭鼬工厂（the Skunk Works）。洛克希德1943年建立了这个极为隐秘安全的区域以发展美国第一代喷气式飞机P-80。凯利·约翰逊在臭鼬工厂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研发团队，迅即开始为U-2进行详细的制图设计。U-2因为飞得太高，获得了一个非常动听的代号“天使”（Angel）。当时，凯利·约翰逊曾写了一份长达23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他关于U-2飞机的各项性能设计。按照约翰逊的这份报告，U-2的速度设计达到0.8马赫或460节，其初期的最大高度达到70600英尺，极限的最大高度为73100英尺。飞机起飞时速为90节，降落时为76节，在7万英尺的高空能够滑翔244海里。约翰逊在报告最后承诺，1955年8月2日前进行飞机的第一次试飞，1955年12月1日前完成4架飞机。⁽³⁴⁾

同时，1954年12月22日，中情局与洛克希德签署了初步合同，使用了“桨鱼工程”（Project OARFISH）的代号。1954年5月洛克希德开始提交给空军的方案是生产20架装备通用电力J-73发动机的U-2飞机。在与中情局谈判过程中，洛克希德把方案修改为20架飞机机身，另加一架两座的训练机和飞机零件；由空军负责装备发动机。1955年3月2日，签署了正式合同（No．SP-1913），规定第一架U-2在1955年7月交付，最后一架到1956年11月交付。合同价格是固定价格，但有一个附加条款，规定任务完成四分之三时进行一次评估以计算成本是否超出预算。后来，洛克希德不仅准时交付了飞机，而且低于原来的预算，只花了1900万美元。

在具体设计和生产U-2飞机过程中，约翰逊解决了很多技术性难题。要达到洲际飞行距离，飞机必须携带大量燃油，然而它又必须足够轻以达到免受当时战斗机拦截的极高安全高度。因此，约翰逊采用了很多非常规的设计。尾翼仅仅用了三枚拉紧螺栓与主机身连在一起。机翼实际上就是油料箱，携载着飞机几乎所有的燃油。机翼的主翼梁并不穿过整个机身，有两个独立的翼板，以拉紧螺栓与机身两侧连在一起。由于翼梁没有穿过机身，约翰逊可将照相机置于飞行员身后和发动机前，提高了飞机的重心，减轻了飞机的重量。另外为了避免飞机在35000英尺以下的高空，受到强风袭击而解体，他借用滑翔机的装置设计了一种风控装置，使副翼和水平稳定器置于一个能使飞机机头稍微上仰的位置，因此避免了遭受阵风的突然压力。飞机采用脚踏车般的轻型起落架，机身前部两个轮子，尾部下面两个轮子。另外每个机翼还装备了可卸式弹簧单高跷（长而弯曲的棍子，有两个小轮子）以在起飞时保持机翼水平，飞机起飞后飞行员便将其丢弃。

飞机设计和生产后，中情局和军方围绕U-2项目进行了一系列协调，解决在项目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以及军方试图控制U-2飞行项目的问题。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强烈主张由民用机构来主导该项目，因此中情局获得对U-2飞机的运行控制权。1955年4月29日，比斯尔与军方签署协议，军队方面同意中情局对于高空越境飞行项目的全部安全负首要责任。U-2工程安全项目最重要的方面是为U-2任务产品建立一个全新的分隔系统。对U-2照片的接触受到严格控制，但这也限制了中情局分析员利用U-2任务产品的能力。即使飞机的机上设备采购，也需要中情局安全计划人员的卷入。例如约翰逊从科曼公司订购高度计时，他规定该装备要满足8万英尺的标准。这立即引起科曼公司的震惊，因为其装备仅能达到4.5万英尺。中情局安全人员迅速向几位科曼公司官员进行了介绍，并借口高度计要用于试验性火箭飞船。⁽³⁵⁾1955年8月3日，杜勒斯与空军参谋长图宁签署了基础协议，题为《组织与责任描述——油石工程（Project OILSTONE）》（油石是空军该项目的代号）。这项协议给予空军的责任是挑选和训练飞行员、确定天气信息、任务策划，以及行动支持。中情局负责照相机、安全、订合同、胶卷加工、安排境外基地，并在飞行员挑选上有一定的责任。空军决定，飞行员由空军飞行员承担，但仅仅从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斗机预备役飞行员中选拔，而不考虑现役飞行员。现役飞行员要进行越境飞行的话，需要先从空军退役，“感光板工程”只雇用平民飞行员。当时空军的飞行员虽然对驾驶U-2在敌对国家领土上域高空飞行这一挑战颇感兴趣，但不愿意退役。为了吸引这些飞行员，中情局提供了很高的薪水，而且空军向每位飞行员承诺，只要令人满意地完成其在中情局的工作，可回到空军，并且不影响其提升。⁽³⁶⁾协议规定，项目的所有飞机事务方面——包括飞机的建造和试飞，则由洛克希德公司专门负责。根据这一基础协议，中情局保持了对项目的控制，但空军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³⁷⁾

1955年7月25日，第一架U-2飞机交付。1955年8月初，U-2首次正式试飞。9月8日的试飞高度已经达到了最初设计的高度65600英尺。之后的试飞中，U-2飞行员顺利地达到了7万英尺的高空。U-2试飞主要对三个方面进行了测试：一是飞机及其发动机测试。测试中发现，如果发动机出现熄火，飞行员可以降到3.5万英尺，然后可重新发动引擎。另外U-2处于高空时，可以滑行约1000英里；但处于低空时，则容易受到战斗机和高射炮火的攻击。二是飞行员在经过美国领土上空10个小时训练飞行后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三是照相机性能测试，测试相机内6000英尺的胶卷是否能持续正常曝光，不出故障。⁽³⁸⁾

有趣的是，U-2在进行高空试飞的过程中，还导致当时美国出现了一种未曾预料到的附带效应：突然出现关于UFO（不明飞行物）的大量报告。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商业航班飞行高度是1万到2万英尺，军用飞机像B-47和B-57的飞行高度是在4万英尺以下。结果，当U-2飞机开始在6万英尺高空以上飞行时，空中交通控制员开始接收到大量出现的不明飞行物报告。

这种报告最主要发生在傍晚时分，多为航班飞行员从东向西飞行时。当航班飞机飞行在2万英尺的空中，太阳降落到地平线下后，飞机飞行在一片寂黑之中。如果一架U-2同时正在航班附近的高空中飞行，从6万英尺的高空看地平线相对更远，其银白色的机翼会反射太阳的光线，这在4万英尺以下的航班飞行员看来，就像一个火一般的物体。即使是在白天，高空中飞行的U-2飞机的银白色机身也会反射太阳光线，在低空甚至在地面可以看到。这时，没有人相信6万英尺高空可能会有人驾驶飞机在飞行。不仅仅航班飞行员向空中交通控制员报告看到这种“奇异”景像，航班飞行员和地面观察者也给负责调查这类现象的空军部门即代顿的赖特空军发展研究中心写信报告。这导致空军的“蓝书行动”（Operation BLUE BOOK）。该行动以赖特-帕特森（Wright-Patterson）为基地，收集了所有关于看到UFO物体的报告。空军调查员通过将之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解释。“蓝书”调查员常常拜访位于华盛顿的中情局项目团队，以将报告的UFO影像与U-2飞行记录进行核对。这使调查员终于排除了大多数的UFO报告，尽管他们不能向公众揭示UFO的真正原因。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大多数时间美国所有的UFO报告有一半以上跟U-2飞机以及后来的“牛车”飞行活动有关联。

(1) Robert M．Dienesch，Eyeing the Red Storm：Eisenhower and the First Attempt to Build a Spy Satellit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6，p．17．

(2) Michael R．Beschloss，MayDay：Eisenhower，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p．81．

(3) 1948年7月第一座铀-石墨生产反应堆在车里雅宾斯克—40（Cheliabinsk-40）开始按照钚生产计划进行运行。1949年8月29日首次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成功的是一颗爆炸当量为2万吨的钚弹。随后1950年9月、1951年4月和1952年9月又建立了另外三座反应堆。扩散工厂在1950年年底在技术上解决了铀的浓度问题。1951年开始生产90％以上的高浓缩铀。1951年9月25日苏联成功试验了一颗使用铀235和钚为核燃料、爆炸当量为4万吨的核弹。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pp．183—192，323。

(4) 爆炸当量可能比8万吨高或低，相应地其核武库中的核弹数量也会减少或提高。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Special Evaluation Subcommittee of the NSC on Summary Evaluation of the Net Capability of the USSR to Inflict Direct Injury on the United States up to July 1 1955，NSC140/1，May 18，1953，DNSA，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 000313，p．8．

(5) Study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lanning Board，June 14，1954，FRUS，1952—1954，v．2，pp．651-652．

(6) 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p．302-303．

(7)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474页。

(8)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chive（DNSA），NH00187．

(9) RAND Corporation，Plans Analysis Section，“Vulnerability of U．S．Strategic Power to a Surprise Attack in 1956，”RAND Special Memorandum No．15（Santa Monica，California：Rand Corporation，1953，declassified in May，1967），pp．ⅱ，71-72．

(10) NSC140/1，DNSA，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000313，p．8．

(11) NSC162/2，DNSA，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00353，p．2．

(12) NSC162/2，October 30，1953，DNSA，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00353，pp．1-2；Summary Statement of Existing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Foreign Ra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V．2，Part 1，pp．741-742．

(13) Dino Brugioni，Eyes in the Sky：Eisenhower，the CIA and Cold War Aerial Espionage，p．65．

(14)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22．

(15)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24-26．

(16) 图-16“獾式”轰炸机，是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设计的高亚音速中程战略轰炸机，性能大致和美国B-47相当。1950年开始研制，1952年首次试飞，1955年交付使用。

(17) “Significant World Developments Affecting U．S．Security，”AWF，NSC Series，box 5，file 194th Meeting of NSC，April 29，1954，Cited from Robert M．Dienesch，Eyeing the Red Storm：Eisenhower and the First Attempt to Build a Spy Satellite，p．21．

(18)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20．

(19) See Peter J．Roman，Eisenhower and the Missile Gap，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5，p．23．

(20) 后来，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将这一委员会升格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隶属于白宫。委员会充当总统和科学界之间的桥梁，主要是就科学技术领域如何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向总统提供咨询和建议。后来基利安博士在1957—1959年间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

(21)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26-27．

(22) Peter L．Hays，Space and Security：A Reference Handbook（Santa Barbara，California：ABC-CLIO，LLC，2011），p．3．

(23)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Overhead Reconnaissance：the U-2 and OXCART Programs，1954—1974，p．30．

(24)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34．

(25) Michael R．Beschloss，MayDay：Eisenhower，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pp．81-82．

(26) James R．Killian，Jr.，Sputnik，Scientists and Eisenhower：A Memoir of the First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2，p．82．

(27) Michael R．Beschloss，MayDay：Eisenhower，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p．82．

(28) Ibid.，p．83．

(29)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

(30)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第388—389页。

(31) Cited from Peter L．Hays，Space and Security：A Reference Handbook，p．4．

(32) 先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1957—1958）、国家安全顾问（1958—1961）等职。

(33)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第388页。

(34)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Overhead Reconnaissance：the U-2 and OXCART Programs，1954—1974，pp．45-46．

(35)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59-60．

(36)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74．

(37)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61．

(38)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Eisenhower，the CIA and Cold War Aerial Espionage，New York，USA：Naval Institute Press，2010，pp．114-115．

第三章　“轰炸机差距”的终结

在对苏联进行越境侦察这件事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怀有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认识到，这种飞行能够提供关于苏联能力的有价值的情报，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需；然而，另一方面，他深感担心的是，这种飞行可能带来战争的风险。从U-2项目一开始，艾森豪威尔总统便致力于减少这种高空飞行导致敌对行动的可能性。他一直坚持，由军用飞机执行高空越境飞行任务太具有挑衅性，因此他1954年支持兰德项目组的方案，即由非武装的民用飞机而不是由空军支持的军用侦察机来进行。因为同样的原因，艾森豪威尔反对空军1955年试图从中情局接管U-2项目的努力。

“开放天空”倡议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内心对于在苏联上空进行这种秘密侦察的困惑，可通过他在1955年7月提出的著名“开放天空”倡议中看出端倪。到1955年中时，U-2飞机项目已经确立下来，并且各方面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

鉴于1953年年初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层采取了一种缓和的政策，并倡导举行东西方之间冷战以来的首次高层会晤。按美国决策界这时的一个基本想法，苏联此时处于一种虚弱的地位而不得不改变态度，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苏联方面的弱点，美国由总统特别助理、心理战顾问尼尔森·洛克菲勒出面组织了一个11人的专家小组，W．W．罗斯托为专家小组主席，于1955年6月5日至10日间在弗吉尼亚的匡恩提科研究当时世界局势之下利用共产主义集团弱点的方法（该专家小组被称为“匡恩提科弱点小组”）。该专家小组在最后提交的报告中有一个基本观点是，美国此时与苏联相比，拥有一种明显然而短期的优势力量，未来两到三年美国可以利用这一时机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进行谈判，以促成敌方的真正妥协，同时又不致损害自身基本的威慑力量。⁽¹⁾该报告建议，美国在首脑会议上应该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军备控制，即建议达成军事设施、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的相互不受制约的监督协定，确保任何一国飞机为了和平的目的飞越任何一国领土的权利。⁽²⁾据说，尽管国务院从中阻挠，但艾森豪威尔还是看到了会议报告，并且对于相互空中监督的建议尤其热心。这被认为是“开放天空”倡议的缘起。

可以说，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对此建议感兴趣，很大原因便是1954年下半年以后对苏联轰炸机力量增长的担心以及U-2越境飞行项目已经进入他的任务决策议程。而“开放天空”倡议若能够得到苏联同意，则正好有助于他弄清苏联力量的真实状况，也成为艾森豪威尔在越境飞行项目上久已存在的心理困惑的解决之道。后来在6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53次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也力荐美国在裁军谈判中应特别强调检查和监督。加上这时期美国U-2高空侦察机已经试验成功（该飞机在日内瓦首脑会议召开前不久已经试飞），美国更有特殊理由对这项空中监督计划感兴趣。艾森豪威尔心里或许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使这项提议被拒绝，它也是美国开始在苏联上空进行U-2越境侦察飞行之前提出来的，这一事实将有可能减弱因U-2飞机高空越境飞行而招致的批评。这一“开放天空”设想随后7月份还得到了参联会主席雷德福德、总统裁军事务特别助理史塔生、副国防部长罗伯特·安德生以及北约总司令格仑瑟等人的进一步讨论和支持。也因此，艾森豪威尔决定，要在7月份的四国首脑会议上提出“开放天空”倡议。为了达到最大的效果，美国政府代表团还决定在提出该计划之前对英法以及对美国国内均高度保密。

1955年7月18日，美苏英法四大国政府首脑、外长及高官政要在瑞士日内瓦宏伟的万国宫济济一堂，举行冷战以来东西方第一次首脑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与赫鲁晓夫、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英国首相艾登等东西方首脑，在冷战开始以来第一次坐到了一起。虽然四国代表团正式代表总数仅40人，但参加这次会议的四国总人数达到一千多人，还有数千名来自各国的记者。艾森豪威尔总统回忆，当他到达日内瓦时，他对在机场以及在到美国住所沿路两旁所聚集人群的规模和热情都感到大为吃惊。⁽³⁾

在7月21日的首脑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正式提出了“开放天空”的倡议。他说：“我要对苏联代表说，因为我们两大国拥有，无可否认地拥有大量的这种新的和可怕的武器，这会使世界其他地方以及我们两国大大增加受到突然袭击的危险。因此我建议，我们采取实际的步骤，在我们两国之间立即达成协议。这些步骤包括：每一方均向另一方提供其军事设施的全部蓝图，从这头到那头，从国境的一边到另一边，列出这些军事设施并把它提供给另一方。其次，还将我们国境内的军事设施提供给对方进行空中照像——我们将提供我们国境内的广大设施给你们进行航空侦察，你们可以按你们的选择进行充分的拍照并带回国内进行研究。你们也同样地把设施提供给我们进行细查。通过这些步骤，我们让全世界相信，我们在相互之间提供了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发生的可能性，减少了这种危险，缓和了紧张的局势，使一种更为明确、全面和更好的监督和裁军体系成为可行，因为我所建议的，我们相信，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⁴⁾

按艾森豪威尔回忆录所说，这个被称为“开放天空”的计划经过后来的补充，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交换军事蓝图和地图，双方详细注明在本土或国外基地上每处军事设施的特征；二是在被视察区域，提供相应的检查手段和硬件设施上的方便；三是确立具体的检查方式、方法和规则。⁽⁵⁾

艾森豪威尔充满热情和期待的“开放天空”倡议在公共外交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一倡议并没有获得苏联方面的正式响应，尽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会议发言中懵懵懂懂地对此表示出兴趣，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才是苏联真正的实权派，而赫鲁晓夫会后随即表示反对该建议，这令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沮丧。艾森豪威尔总统则试图说服赫鲁晓夫认识到“开放天空”方案的意义，但没有取得效果。赫鲁晓夫一语中的，揭露这是美国的间谍阴谋。苏联还批评“开放天空”倡议只是监督而不是裁军，苏联强调裁军内容应注重实质性的军备裁减。后来苏联方面不少分析也认为美国“开放天空”倡议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其此后不久单方面进行的秘密空中侦察活动埋下伏笔。

在空中安全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在充满核对抗的冷战时期，美国抛出“开放天空”倡议，本来也不符合国家安全的基本逻辑，因为若真的相互开放天空，那公众头顶上的安全谁来保证？因此，这个倡议实际上只是一种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公共外交”把式，用意是在裁军问题上博取国际社会眼球。美国本来也没想在冷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东西方首脑会议上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艾森豪威尔总统本来也没打算提出什么实质性的计划。这一倡议被苏联领导人拒绝，本来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意料之中的事情，当然也不会影响到美国对苏联高空越境侦察计划的实施。对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当然做足了心理准备：如果这一倡议被苏联接受，那么U-2飞机的发展可谓正当其时；如果赫鲁晓夫拒绝呢，艾森豪威尔曾经说道，“我先尝试一下，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就飞U-2”。⁽⁶⁾

艾森豪威尔决定行动

经过1955年下半年以来的试飞，到1956年上半年，U-2飞机已经做好了正式执行任务的各项准备。1956年4月29日，中情局向英国派出第一U-2派遣队，公开称之为第一天气侦察中队。为了避免在英国引起过大反应，以及为了迅速地开始执行对苏东地区的高空飞行，1956年6月11日，比斯尔将之移往西德，先是短暂地在魏斯巴登临时部署，但魏斯巴登显然不够隐蔽和安全，随后又前往接近东德边界的一处秘密的U-2新基地。这里大概在魏斯巴登以西50英里，位于吉贝尔斯塔特的一处纳粹德国空军的旧基地。驻在这里的海外U-2分队被称为A分队。⁽⁷⁾

1956年5月31日，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与空军参谋长图宁将军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感光板行动”计划，即U-2行动计划，要求进行初期的对东欧地区的U-2越境飞行；待这些任务完成后，接着执行对苏联的侦察飞行任务。从天气情况来说，执行对苏联的U-2侦察需要具备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天气晴朗。根据气象中心的报告，1956年苏联西部地区最好天气是在6月20日至7月10日之间。⁽⁸⁾

对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来说，虽然U-2研发的每个阶段都得到他的批准，他可能会期待通过这种高空侦察飞机去摸清苏联的战略实力，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这种飞机将要越境苏联上空执行侦察飞行任务，将充满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在最后批准对苏联的越境飞行任务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要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1）通过这种高空飞行收集的信息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绝对必要？（2）这一任务是否值得为之承担如果失败会付出的政治代价？（3）这一任务的执行是否会导致敌人实施对美国的有害行动，导致一场危机的发生？（4）这一任务会否对其他议题的讨论或谈判产生不良影响，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国家的分裂？（5）如果这一任务中飞机被击落，如果飞行员被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⁹⁾

显然，艾森豪威尔最担心的是，这种越境飞行会激起苏联的愤怒，或导致出现敌对状态，甚至是苏联的敌对行动。然而，美国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又使他急于使用这种新型的高空侦察机。这时，美国国内围绕着苏联新式“野牛”轰炸机的所谓“轰炸机差距”辩论正如火如荼。1955年苏联五一阅兵中，美国人再次紧盯着红场上空出现的新式“野牛”轰炸机。苏联故伎重演，上演了一幕有十架“野牛”飞过红场上空的假象。当时美国空军根据自身的经验认为，苏联已经有25到40架“野牛”服役。美国空军由此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洲际战略轰炸机力量对比已经完全有利于苏联，⁽¹⁰⁾因为美国新式B-52洲际轰炸机1955年6月才装备部队。1955年年底出炉的《国家情报评估》称，苏联到1959或1960年将拥有600到800架“野牛”。尽管苏联轰炸机力量总的还保持在大约1400架左右，但在下一个五年里苏联将退役1160架过时的图-4，以新的、大多数是喷气式中程重型轰炸机取而代之。⁽¹¹⁾这使美国政府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在先进轰炸机数量方面领先于美国。这些估计泄露给媒体之后，引发了美国公众对当时所谓“轰炸机差距”的广泛指责。然而美国情报共同体对于苏联“野牛”的生产规模并没有形成共识。美国国会成员要求对美国和苏联空军的相对实力进行调查。1956年年初，空军参谋长图宁告诉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苏联的“野牛”数量已经比美国的B-52还要多，并称，苏联如果维持现在预计的生产规模的话，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这种优势。图宁的这一说法，使得美国人对苏联在远距离轰炸机方面可能存在优势的担心日益增长。⁽¹²⁾

对苏联远距离轰炸机优势的担心，还伴随着对一种新的可能威胁的恐惧，即苏联在制导导弹研究方面的进展。情报报告表明，苏联到1956年可能部署一种中程导弹，到1959或1960年能够部署洲际导弹。美国空军中此时已升任负责研发事务副部长的加德纳，在1955年9月31日告诫说，今天最复杂和最难对付的技术难题，还不是苏联在飞机和核武器方面的能力，而是苏联在制导导弹方面的进步。⁽¹³⁾1956年1月30日，“时代”杂志以制导导弹作为封面文章。该文章一开始描绘了在1962年发生的一场假想的危机，在这次假想的危机中，美国蒙受了一次令人羞辱的失败，因为它在制导导弹的发展方面落在苏联的后面。⁽¹⁴⁾在这一文章发表后的两周，苏联成功地试验了一枚射程900英里的导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苏联在导弹领域的某些方面可能走在美国前面。1956年4月23日，赫鲁晓夫又声称，“我非常自信地说，我们很快就会拥有能够打到世界任何地方、可以携带氢弹头的制导导弹了”。⁽¹⁵⁾无疑，赫鲁晓夫的这一声明更激起美国人对苏联导弹进展的进一步担心。

为应对国内外的压力，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加紧扩充军备，他将核储备从1953年的1161枚增加到1955年的2110枚、1957年的5420枚，总的爆炸当量从1955年的1.54亿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163亿万吨。他大力增加力量投掷能力，采购956架B-47中程喷气式轰炸机和243架B-52战略轰炸机，总的数量上，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力量从1953年的762架增加到1957年的1655架⁽¹⁶⁾；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批准研发不同的新兴投掷系统，包括B-58中程超音速轰炸机、B-70高空超音速战略轰炸机，以及一种核动力飞机、两种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和一种洲际弹道导弹。⁽¹⁷⁾但是，很多高技术武器项目不可能一开始就告知公众和国会议员，而且很多项目研发终归是远景，无法形成现实的力量。公众总是要求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艾森豪威尔政府从一开始就主张实行财政控制，以实现财政平衡，这势必要求削减军费开支，导致他不得不奉行削减常规军备开支、实行依赖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民主党国会议员则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这种政策必然导致政策威慑力的失效，并给予苏联超过美国的机会，他们要求扩军备战，全面迎接苏联的挑战。当然，民主党国会议员们还希望通过对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的保守施政理念进行攻击，为民主党人上台做准备。因此，所谓的“轰炸机”差距在这种政党攻讦的氛围里，也很容易地被渲染放大。

艾森豪威尔要想坚持自己的施政理念，就必须让公众相信美国的安全防御能力，同时要让公众清楚苏联到底有多少可以威胁美国安全的力量。艾森豪威尔也当然需要弄明白，苏联到底有没有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这都需要情报部门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而不是模棱两可的信息。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快速将U-2这种新型高空侦察机投入使用就有了越来越大的迫切性。而且，当时中情局长期坚持的一种论点又帮助艾森豪威尔总统克服了对越境高空侦察带来的安全风险的担忧，即认为U-2飞行可能实际上不会被探测到，因为苏联雷达无法跟踪这种高度的飞机。U-2行动开始之前不久，中情局科学情报办公室进行了一次U-2飞机的脆弱性研究，并在1956年5月28日公布了其研究结果。其结论是，对55000英尺以上高度飞行的飞机，苏联雷达最大侦测射程是20到150英里不等……可以假定U-2能被探测到。不过，科学情报办公室又提出，认为苏联能够持续跟踪飞机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该研究在越境飞行开始以前仅仅三个星期完成，似乎对最高层项目官员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中情局继续坚持的观点是，苏联不能跟踪U-2，甚至可能探测不到，至多可能有模糊的信号。⁽¹⁸⁾

苏联雷达还不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唯一的担心，他还担心飞机故障导致U-2飞机坠毁在苏联境内。艾森豪威尔总统问中情局阿伦·杜勒斯局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会有什么结果。杜勒斯确信U-2可能不会被探测到，而且即使坠毁的话，坠毁的飞机已经肢解，飞行员也无生还可能，也就无从查证，苏联便无法令人信服地追踪到美国，这帮助消解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越境飞行的担心。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上校是U-2项目中总统与中情局之间的沟通渠道，他出席了关于U-2项目的几乎所有白宫会议，知悉U-2项目的所有内情。他后来回忆道：

阿伦的回答是我们不可能会损失哪怕一架飞机。如果我们真的会损失一架的话，飞行员也不会生存下来……我们会得到的消息是——这是我们对这种情势的某种理解——几乎确定的是飞机会肢解，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飞行员不会生还……尽管他们会知道飞机从哪里来，但却很难以任何令人信服的方式予以证明。⁽¹⁹⁾

中情局的确证一再地打消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虑，这也说明当时中情局对苏联的了解、对局势的预判，乃至对U-2飞机本身的了解都是多么的糟糕，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而当时艾森豪威尔出于对准确情报的紧迫需求，特别是急切地希望获知苏联在远距离轰炸机和制导导弹方面的进展状况，使他最终决定向苏联境内派出U-2飞机执行越境侦察任务。在6月21日的小型会议上，古德帕斯特上校传达了总统的这一决定。不过，艾森豪威尔总统仍然保持着对该项目的严格控制。总统授权在1956年7月初，当对苏联的越境飞行准备好之后，执行10天的越境飞行任务。⁽²⁰⁾

在此之前，中情局与来自陆、海、空军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以确定苏联及东欧国家越境侦察飞行的拍照目标。经商议，最优先的目标是苏联控制的机场，旨在发现苏联“野牛”或另外一种图-16（“獾式”）轰炸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批准U-2的对苏越境侦察任务时，也明确地向阿伦·杜勒斯表明，获取关于苏联轰炸机力量的确切信息，是U-2飞行任务计划最急迫的优先目标。第二位的目标是调查苏联的装甲与机械化师及其战斗准备状态，同时关注位于苏联港口和海军基地的战斗部队，特别是潜艇。另外，所有苏联阵营国家的重要城市也是侦察拍照对象，寻找新的或者具有厚重安全掩体的苏联设施是一个具有高优先性的目标，因为这些地方可能是苏联储藏核武器的设施。⁽²¹⁾

“轰炸机差距”的终结

在U-2执行第一次越境苏联的飞行之前，比斯尔利用此前艾森豪威尔对空军在东欧地区执行越境飞行的授权，在东欧地区执行了数次初期试探性的U-2高空飞行。U-2对东欧国家的第一次试探性高空飞行是在1956年6月20日进行的，显然这些试探性飞行是为7月初对苏联的正式飞行任务作准备。准备工作还涉及意外紧急情况的处理。6月21日，比斯尔与白宫办公厅主任古德帕斯特、基利安、兰德开会，讨论了出现飞机损毁情况下的紧急预案。当时基利安和兰德提出，一旦发生U-2在敌对国家领土出现损毁的情形，美国不应试图拒绝责任，而是指出这一飞行任务的执行是为了免于受到奇袭的攻击。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比斯尔提出的借口是飞机是用来执行气候研究任务，这成为一旦飞机出现损毁后的应急声明基调。

这些初期的U-2试探性飞行获得巨大的成功。比斯尔和卡贝尔就此向艾森豪威尔做了详细的汇报，以致艾森豪威尔总统高兴地表示，“非常有趣，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当艾森豪威尔关心这些飞行有没有被雷达跟踪时，卡贝尔回答说，东欧的雷达发现了这次飞行，但其错误地将U-2飞行高度判定为仅仅4.2万英尺。⁽²²⁾因此，这些东欧地区的越境飞行也使中情局和艾森豪威尔发现，原先认为的U-2高空飞行可能不会被雷达发现这一判断，显然大成问题。

东欧飞行的成功使中情局急切地希望迅即开始对苏联的U-2侦察行动。7月2日，比斯尔与古德帕斯特会面，表明已经做好了准备，以及进一步行动的渴望。然而，东欧的U-2飞行已经被雷达发现的事实，加剧了艾森豪威尔一开始就有的担心。在做最后的批准之前，艾森豪威尔似乎也在经历着内心的剧烈斗争，一方面，他认识到，“这种越境飞行近似于一种战争行为……苏联人必定很难以忍受”，但他又说，“没有人希望有另外一次珍珠港”。他终究还是决定，行动按计划进行。艾森豪威尔还交待古德帕斯特说，十天的行动之后，要有一个报告。7月3日，古德帕斯特向比斯尔转达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行动7月4日开始，7月14日结束。而且古德帕斯特向比斯尔强调，就这日历上的十天，不管天气怎样。⁽²³⁾

1956年7月4日，U-2飞机开始了对苏联的第一次侦察飞行。7月3日傍晚，比斯尔到达基地的项目指挥部，以下达去还是不去的最后决定。尽管总统已经批准了这次越境飞行，但开始这次任务还依赖于一系列因素，特别是目标区域上空，以及起飞和降落地点的天气等因素。比斯尔在华盛顿时间半夜前作出决定，这是魏斯巴登（Wiesbaden）的早晨六点钟。在整个U-2飞机高空侦察飞行项目期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最后一分钟决定的模式。

当魏斯巴登接到出发的信号后，一架装备着A-2照相机的U-2飞机拔地而起，执行“使命2013”行动，这次飞行路线途经波兰的波兹南⁽²⁴⁾，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远距离轰炸机基地——这里有“獾式”轰炸机部署和一个核武器装载坑（loading pit），然后转向北边的列宁格勒——这里的主要目标是建造舰艇的海军部造船厂和波罗的海造船厂，以及苏联潜艇建造重镇斯多米克船厂。U-2飞回到魏斯巴登前，又经过了苏联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另外，途中还经过了很多主要的机场，试图搜查新式的“野牛”重型轰炸机。

美国人选择了这个美国独立日开始U-2飞行也算煞费了一番心计。这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还被邀请到美国驻苏大使馆，参加美国大使馆的独立日庆祝活动。然而，赫鲁晓夫却被告知，一架美国飞机在这一天飞过了苏联领土上空。据称，赫鲁晓夫并没有告知美国大使。显然，苏联当时还没有能力击落这么高度的飞机，赫鲁晓夫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和无奈。或许正是这种心情，刺激着赫鲁晓夫加大力气发展苏联的军备。

翌日，7月5日，U-2飞机执行第二次对苏联的越境飞行，继续搜查“野牛”轰炸机。飞行路线相似，先经过波兰，然后转向巴拉诺维奇和奥尔莎西南的远距离轰炸机基地，此后飞过莫斯科，往东到伊万诺沃的远距离轰炸机基地。尽管苏联首都完全被云层遮盖，但带有消雾滤光器的A-2照相机还是能够拍下莫斯科一些有用的照片。这些也是U-2拍下的莫斯科的唯一照片，因为此后再没有其他的飞行任务经过莫斯科上空。在莫斯科地区，这次U-2飞行的目标有：莫斯科西北希姆基的导弹引擎工厂；科罗洛夫的加里宁格勒导弹中心——这里大批导弹正在组装；生产“野牛”轰炸机的莫斯科菲利飞机工厂；位于莫斯科以南、测试“野牛”的拉缅斯科耶轰炸机试飞基地等。⁽²⁵⁾这次飞行解决了美国人一个长期的困惑。此前美国人一直好奇苏联是怎样将庞大的“野牛”轰炸机运出菲利飞机厂的，因为该飞机工厂的跑道太短，“野牛”这种大型飞机无法起飞。这次拍摄的照片中看到，在与该厂邻接的莫斯科河上有一个巨大的驳船，从菲利工厂出厂的“野牛”便通过驳船摆渡到拉缅斯科耶试飞基地。在伊万诺沃的远距离轰炸机基地，这次飞行拍摄的照片也没有发现新式的“野牛”或者“獾式”轰炸机，只发现了老式的图-4“公牛”轰炸机。

对这两天的U-2飞行，艾森豪威尔急切地想知道，苏联方面是否有迹象表明U-2被发现或追踪。艾森豪威尔告诉古德帕斯特上校，“建议阿伦·杜勒斯，如果我们得到任何一次飞行被发现或跟踪的任何信息或警告，那么就暂停行动”。⁽²⁶⁾当然随后两天，由于不利天气因素，U-2飞行并没有持续。到了7月6日，中情局才完成关于一开始两次越境飞行是否被苏联雷达所探测的报告。这些报告显示，尽管苏联的确侦测到U-2飞机，并且进行过几次不成功的拦截尝试，但他们未能持续跟踪U-2。而且有意思的是，苏联雷达对最重要目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覆盖非常薄弱，苏联人甚至不知道U-2已经飞临这两座城市。

艾森豪威尔可能因U-2飞临苏联最重要的城市而没有被发现而受到了某种鼓舞。在10天剩下的时间内，经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U-2再执行三次飞行任务。分别是7月9日的“使命2020”、“使命2021”，以及7月10日的“使命2023”。前两次在9日这一天进行，任务飞行覆盖了大部分东欧地区，以及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第三次的“使命2023”行动的目标包括摩尔达维亚与克里米亚半岛。不巧的是，一个照相机快门损坏，在克里米亚飞行中的部分拍照同时损坏了。

在这些飞行任务拍摄的照片中，美国人发现，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苏联人并没有伪装或掩藏他们的设施。通过这些飞行拍照，美国人可以清晰地、准确地标出他们的主要敌人苏联各种最新的军事设施，分析苏联的各种军事活动。这些飞行任务中的大量拍照还提供了关于苏联追踪和拦截U-2的更多信息。照片判读者仔细观察这些图片，最终发现了在U-2下方、在各种不同的追踪和攻击姿态的米格-15与米格-17的微小影像，有的爬升、有的在翻转、有的在降落，甚至可能判定它们大致的高度。这些照片表明，苏联空防系统完全能够追踪到U-2并试图拦截，但是它们也提供了证据，说明苏联1956年的现有战斗机还无法击落U-2这么高的飞机。对于U-2飞行的这些史无前例的发现与成果，杜勒斯、比斯尔自然是喜出望外，并将成果一一汇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听到汇报后，艾森豪威尔也按捺不住喜悦之情，表示了对这些工作的赞扬。

不过，艾森豪威尔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临，7月10日，苏联送来了对U-2飞机在7月4、5日以及9日越境飞行的一份强烈抗议照会。照会称越境飞行是由美国空军的双引擎中型轰炸机执行（苏联认为是RB-47），并说出了头两次任务的路线详情。不过，该照会如中情局关于苏联雷达探测的报告所料，果然并没有提到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苏联照会称，这些飞行是“明显为了情报目标而实施的”行动。苏联的照会显然置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于不利的地位，这是艾森豪威尔一直以来担心的事。苏联抗议中列明的飞行详细路线，以及关于苏联拦截努力的照片，均表明U-2在飞经苏联或东欧时无法做到不被雷达探测到，甚至苏联和东欧雷达能够在一段较长时间持续追踪U-2的飞行。艾森豪威尔与他的高级顾问们担心，苏联人会否将U-2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执行侦察飞行的事情提交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

私下里为了安抚苏联人，在1956年7月12日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向苏联人许诺，对于苏联的指控，美国将进行彻底的调查，当所有事情弄清楚以后，会提出一份报告。苏联人没有将这一事件提交到联合国，但威胁说，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无法容忍的行动，他们将可能不得不这样做。在正式外交渠道，美国在7月19日回复苏联，拒绝了苏联照会中所指的内容，称没有任何美国军用飞机飞经苏联上空。确实，U-2并非军用飞机，这一点美国人倒也没有说错。实际上，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苏联领空发现美国的U-2飞机同样使其面临窘境。若公开这一事态的话，等于是允许美国人不受惩罚地侵犯苏联领空，将在国际社会损伤苏联的力量地位和大国形象；在国内更没有办法向担心国家安全的公众交待，必定会损害苏联领导层的政治权威和国内地位。因此，赫鲁晓夫决定，该事件对国内民众甚至高层官员均严格保密。

不过，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指示，苏联这份抗议照会1956年7月10日傍晚刚一到达白宫，古德帕斯特上校就打电话给比斯尔，告诉他停止所有的U-2越境飞行，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艾森豪威尔还指示，要对U-2项目严格保密，要将项目知情范围严格限制在行政机构内部，限于那些需要直接知道行动的人。显然，艾森豪威尔不希望关于U-2项目的消息泄露出去，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但U-2被苏联雷达发现和跟踪这一情况还是让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极大的困扰。在7月19日与阿伦·杜勒斯的一次会议中，艾森豪威尔显然向中情局长表达了他的不满。在讨论了将U-2部署在远东的可能性后，艾森豪威尔继续说道，他已对U-2活动“失去了热情”。他指出，如果美国是苏联高空越境飞行行动的接受方，“反应会是非常剧烈的”。艾森豪威尔还担心，美国公众可能会知道这种越境飞行，并会对他们的国家违背国际法感到震惊。艾森豪威尔称，“苏联的抗议是一回事，而我们自己人民的信任的丧失是非常不同的另一回事”。⁽²⁷⁾在艾森豪威尔的心中，可能即将到来的美国国内大选也是影响他的政策心理的重要因素。这次大选中他将谋求连任，他显然不希望U-2项目导致他受到政敌的攻击，从而损害他在国内的政治威望和政治地位。

但艾森豪威尔对U-2项目态度的变化并没有让理查德·比斯尔丧失信心。比斯尔也担心U-2项目的生存，1956年8月初，比斯尔与兰德项目组的成员们开会，敦促兰德与科学家们提供帮助，以使U-2飞机不被雷达探测到。在科学家们的指导下，中情局开始了一项被称为“彩虹工程”的项目研究，旨在使用雷达波吸收材料和技术，减少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使飞机不易被雷达探测到。但该研究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

不过，尽管在苏联雷达能够发现U-2飞机这一点上，中情局的确没能让艾森豪威尔满意，然而U-2飞行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情报成果，首当其冲的便是结束了美国国内“轰炸机差距”的辩论，减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面临的巨大政治压力。

依据7月初的5次U-2飞行任务拍摄的图片，中情局照片情报处（PID）到8月底对任务拍照照片进行了评估，最后提交了关于苏联轰炸机力量争论的“终结性”报告。尽管空军声称苏联拥有近乎100架新式米亚西谢夫-4（“野牛”）重型轰炸机。但U-2拍照显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在7月任务中拍摄的9个远距离轰炸机基地中，只在其中的一个飞机翻修基地别拉亚·特沙科夫（Belaya Tserkov，今乌克兰境内）发现了一架“野牛”轰炸机。在其他任何一个苏联卫星国的机场，都没有发现“野牛”或“獾式”轰炸机。在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机场，对苏联装甲和机械化部队的拍照也只发现大量的米格战斗机。⁽²⁸⁾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对这些苏联轰炸机基地的照片印象特别深，他在后来曾经称这些照片是“百万美元”的拍照。U-2照片的实际价值甚至可能更高，因为基于这些照片证据，白宫得以拒绝空军提出的再建造52架轰炸机以赶上苏联人的要求。⁽²⁹⁾根据这些证据，被称为美国国家“情报心脏”的美国国家评估办公室，其主任谢尔曼·肯特提出对苏联空军的“野牛”轰炸机数量予以下调，在其随后发表的新的评估中称，苏联作战部队到1956年7月仅有约35架野牛轰炸机。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对于平衡财政的强调和对于过高军事开支的反对，以及正确评估苏联实力对于美苏相互决策的影响，这一情报成果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决策价值。

不过，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对苏联的轰炸机疑问在部分程度上还仍然存在，因为此前的侦察飞行并没有发现“野牛”。那么，按新的估计，这些“野牛”部署在哪些机场，其战斗准备状态如何，显然，对于决策者来说，还希望进一步弄清这些信息。这就意味着，他们还会希望U-2做更多的飞行，以侦察那些可能部署“野牛”轰炸机的苏联机场，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战略武器，特别是苏联导弹项目的发展。

土耳其的新基地

除了驻在西德的A分队以外，中情局还希望开辟新的U-2海外基地，特别是在紧邻苏联黑海、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军事重镇的土耳其建设基地。此前，美国已有从土耳其释放气球以收集苏联情报的“GENETRIX”项目。在很快取得土耳其的同意后，中情局选定了土耳其阿达纳附近的因吉尔利克（Incirlik）空军基地作为U-2的新基地。派驻阿达纳的U-2分队被称为B分队。

1956年7月份第一轮的对苏越境侦察任务暂停后，随后三年半的时间内，阿达纳成为U-2活动的主要基地。在1956年10月份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阿达纳的U-2分队首次被运用于战术情报搜集，而非此前的对苏东地区的战略情报搜集任务。正是U-2飞机的拍照和图片处理，使得在英法以联合对埃及行动之前的三天，美国方面就预测到了这次行动。当英法进攻埃及后，苏联威胁要进行干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非常关注。在1956年11月7日到12月18日期间，U-2飞机对叙利亚目标增加执行了14次飞行。正是从阿达纳基地起飞的U-2飞机对叙利亚苏联空军基地的侦察发现，在叙利亚没有苏联的飞机部署。后来在1958年夏黎巴嫩国内危机期间，美国出兵干预，B分队的U-2飞机亦对该地苏军的动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无疑这些战术情报搜集活动为美国政府应对地区危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当然，中情局更希望能够恢复对苏联的战略情报搜集活动。1956年9月17日，中情局副局长卡贝尔与比斯尔一起前往白宫，请示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授权对苏联进行更多的侦察行动。参联会主席雷德福德也出席了会议。比斯尔和国防部代表回顾了7月2日飞行所得到的有用情报，然后向艾森豪威尔表示，还有许多重要的情报需求尚需满足。比斯尔指出，要满足这些情报需求，需要对苏联大致15个不同地区的拍照。比斯尔请求授权恢复U-2的高空越境飞行，并强调说白天越来越短，拍照的条件正变得越来越不利。而且，他补充说，趁U-2现在还无法拦截，还是安全的，而以后可能不会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U-2的价值，但强调高空越境飞行可能带来的国际政治危机仍然是他担心的最主要事情。⁽³⁰⁾这次会议，艾森豪威尔没有满足中情局的恳求。

两个星期后，10月3日的另外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比斯尔、卡贝尔、雷德福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等开会。面对中情局与军方希望尽快恢复U-2对苏侦察的请求，艾森豪威尔于会议开始便说道，他对“感光板工程”已经感到沮丧。他说，尽管他曾经得到保证说“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极大可能不会被发现”，“但事实正好相反”。总统评论道，那些支持恢复U-2行动的观点并没有考虑世界舆论。他补充说道，很多年来，已经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造成一种我们不好战、我们不想要战争的世界舆论”，如果U-2越境飞行的消息泄露了出去，世界舆论会将其看成是“挑衅性的、不合理的”。⁽³¹⁾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基本上支持中情局的要求，认为通过7到10天的行动，可能得到“真正重要的产品”。中情局副局长卡贝尔称，U-2拍照照片将会建立起一个关于苏联的地理和人造特征参照的数据库。雷德福德站在卡贝尔一边，指出需要更多情报以使预测工作做得更好。这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仍然未被打动。他愿意考虑延长他曾经授权的沿苏联边界的侦探飞行，但反对进入苏联领空的渗透式越境飞行。

不过1956年秋东欧的事态稍微改变了艾森豪威尔的想法。10月份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结果引来苏联军事干预。西方世界显然希望美国政策作出某些主动性的姿态，来向苏联显示某种压力。当然更重要的是，11月初艾森豪威尔以极大优势胜选连任美国总统，这使他不用担心因U-2飞机可能出现的事故而招致国内政治上的受损。中东地区此时爆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也需要美国警惕苏联在中东或苏联南部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兵力变动。因此，艾森豪威尔愿意适当考虑对苏联执行新的越境侦察。

1956年11月15日，艾森豪威尔与执行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正处于癌症手术恢复期）、参联会主席雷德福德、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及理查德·比斯尔等开会，讨论对苏联的越境侦察问题。艾森豪威尔一方面仍然担心U-2越境侦察对美国道义地位的损害：“在过去六周，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说，美国赢得它自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地位。这时进行飞行，其损失会比我们赢得的东西还要多。”但在艾森豪威尔渴望维持一种“道义”地位的同时，他又渴望了解苏联正在忙些什么，这是一直困扰艾森豪威尔的难题。鉴于这种矛盾和纠结，他最后授权进行几次沿东欧和苏联边境地区的浅层过境飞行，他补充道，“但不是进入国境的纵深飞行”，飞机应该“尽可能靠近边界”。⁽³²⁾

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授权，第一次这样的飞行任务，即1956年11月20日执行的“使命4016”（MISSION 4016），是7月10日以来第一次在苏联领土上空的浅层越境飞行。这次任务由土耳其的阿达纳起飞，然后向东经过伊朗，然后掉转方向向西，沿苏联和伊朗边境，到苏联的亚美尼亚，在那里越界进入苏联，对埃里温（Yerevan，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首府）进行了拍照。但飞机出现的一个电子故障，迫使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回到阿达纳。苏联拦截飞机作出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以接近这次飞行的U-2，苏联政府亦随后向华盛顿发出一份秘密的抗议照会。

12月10日，保加利亚成为两次U-2飞行任务的目标，即“使命4018”（由阿达纳的B分队执行）与“使命2029”（由A分队执行）。在U-2保加利亚第一次飞行任务中，保加利亚战斗机先后作出了10次努力，试图拦截，均没有影响到U-2的飞行。进入保加利亚的第二次U-2飞行则几乎坠毁，但不是由于拦截造成。执行第2029次任务的飞行员是7月5日飞经莫斯科的飞行员。这位飞行员有个嗜好，喜欢在飞行途中将柠檬糖含在嘴里，他总是在飞行服的膝部口袋中带上这种硬糖。尽管所有飞行员都被告诫过，在高空打开头盔面板是危险的，但总有飞行员会置此不顾。在12月10日早上，监督飞行前准备的空军工作人员将一片致命药丸放进他飞行服的右边膝部口袋，但不知道他这只口袋里还装着柠檬糖。飞行员起飞后，到达任务中途，他打开头盔面板，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放到嘴里，然而实际上他掏出放在嘴里的是那片致命药丸。幸运的是，味道和感觉的不同使他立即意识到不对，赶紧吐了出来。生死一瞬间，飞行员侥幸逃过一劫，也差点毁了这次执行任务的U-2飞机。这次事故之后，这种致命药丸被放到盒子里以免混淆。后来又有人提出，如果这种挥发性药丸在U-2座舱里挥发怎么办，因为这种情况会导致飞行员死亡，于是后来又采用一种新的致命性装置——一种毒针，藏在一种特制银元的小孔中。

1956年下半年对东欧的越境飞行导致了新的苏联抗议。不过，最激烈的一次抗议是1956年12月15日，但这次不是由中情局的U-2执行的越境飞行拍照任务，而是三架经过特别改装的美国空军RB-57D侦察机在苏联远东海岸地区以高速俯冲的方式拍摄符拉迪沃斯托克而引发。这是美国空军的“黑骑士”行动（Operation BLACK KNIGHT）的一部分，当时艾森豪威尔在听到空军报告说高速RB-57D可能不会被探测到之后，批准了这次任务。

遭到苏联强烈抗议之后，艾森豪威尔12月18日再次下令完全停止越境侦察。18日中午到1点，古德帕斯特逐个打电话给国防部长威尔逊、参联会主席雷德福德、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下达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侦察机停止对铁幕国家的越境飞行，立即生效。”⁽³³⁾不过沿着苏联边界的抵近侦察飞行仍在继续。

(1) Letter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Quantico Vulnerabilities Panel（Rostow）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ckefeller），FRUS，1955—1957，v．5，pp．216-217；Attachment，p．218．

(2) FRUS，1955—1957，v．5，pp．218-220．

(3) 据称，参加会议的四国总人数达到1200人。见《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第90—94页。据意大利外交部分管政治事务的主任Massimo Magistrati称，云集日内瓦峰会的各国记者有1500多人。见Günter Bischof & Saki Dockrill，Cold War Respite，p．3．

(4) FRUS，1955—1957，v．5，pp．452-453．

(5)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第104页。

(6)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96．

(7)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Eisenhower，the CIA and Cold War Aerial Espionage，pp．146-147．

(8)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pp．148，150．

(9)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p．153．

(10) Robert M．Dienesch，Eyeing the Red Storm，p．21．

(11) Peter J．Roman，Eisenhower and the Missile Gap，p．24．

(12)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98-99．

(13)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99．

(14) “Missiles Away，”Time，30 January 1956，pp．52-55．

(15) “Is Russia really ahead in missile race？”US News and World Report，4 May 1956，p．34．

(16) Office of the Historians，Alert Operations and 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1957—1991（Office of the Historian，1991），p．79．

(17) Peter J．Roman，Eisenhower and the Missile Gap，p．22．

(18)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97．

(19)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97-98．

(20)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00．

(21)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pp．147，153．

(22)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p．153．

(23)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pp．154-155．

(24) 1956年6月28—30日发生了著名的波兹南事件，起因是波兹南采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制造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和减税而罢工，波兰政府在苏联支持下镇压了这次罢工。

(25)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Eisenhower，pp．156-157．

(26)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05-106．

(27) Andrew J．Goodpaster，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19 July 1956，WHOSS，Alpha，DDEL（TS）．

(28)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p．149．

(29)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11．

(30) Dino A．Brugioni，Eyes in the Sky，p．190．

(31)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22．

(32)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23-124．

(33) Eisenhower instructs 12/18/56 that there are to be no flights by U．S．reconnaissance aircraft over Iron Curtain countries，United States：White House，18 Dec．1956，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第四章　“导弹差距”恐慌

U-2项目的推动者一开始称这种高空飞行被苏联发现的机率很小，这是推动艾森豪威尔批准该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一说法建立在苏联雷达技术一成不变地停留在二战时期水平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很快便被证明是错误的。1956年下半年开始，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能够探测和追踪到U-2飞机的飞行而感到沮丧，中情局开始致力于加强U-2的隐身性能，例如一个代号为RAINBOW（彩虹）的项目研究便是这方面的研究之一。到1957年年初，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再批准U-2执行越境苏联的飞行任务，但他也没有取消这一项目，而且还授权执行沿苏联边界的侦察飞行任务。由于U-2项目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该项目当时的任务计划和预算都变得较为困难。这时，中情局还面临着空军新的竞争，空军试图接管U-2项目，不过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拒绝。

秋拉塔姆

1957年5月6日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副国防部长唐纳德·夸尔斯（Donald Quarles）、空军参谋长图宁、执行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以及三位中情局官员杜勒斯、卡贝尔和比斯尔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表达了越境飞行影响美苏关系，以及苏联的可能反应如关闭柏林通道等方面的担心。但中情局报告了防雷达伪装和吸收装置方面的研发进展，并指出一旦这些装置安装到U-2飞机上，将使U-2飞行“多半不会被探测到”。很大程度上由于中情局的这一报告，艾森豪威尔最后同意允许对周边地区执行一些飞行任务，例如堪察加半岛和贝加尔湖，以及最主要的核试验场塞米巴拉金斯克等地。这时，由于苏联导弹能力的进展，美国政府决策层显然急于通过U-2项目获取苏联导弹项目发展的更多信息。⁽¹⁾

但是，尽管艾森豪威尔授权恢复一些苏联周边地区的越境飞行，他还是保持着对该项目的严格控制。他对每一次越境飞行亲自授权。比斯尔为此经常要带着地图、标好提议的路线图去白宫，以便接受总统的检查。据比斯尔所说，艾森豪威尔常常与他儿子约翰（陆军军官，时任白宫助理）和古德帕斯特上校一起，对地图和飞行计划进行研究。⁽²⁾

这次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侦察飞行任务后，中情局首先选定执行越境侦察任务的地区是苏联远东地区。当时，美国空军的报告和国家安全局的研究表明，苏联远东的雷达网络，比起苏联西部来说，雷达设备老旧，技术水平较低，因此相对来说发现U-2的可能性较低。中情局决心利用这一点执行对苏侦察。对苏联远东边界地区的侦察任务被授予另外一处驻地在阿拉斯加的艾尔森（Eielson）空军基地的U-2分队执行。该驻地的U-2分队被称为C分队，其正式名称是天气侦察中队，由1956年秋完成训练的第三批U-2飞行员组成，分队驻地后来定在日本。1957年6月8日，一架C分队U-2飞机从阿拉斯加艾尔森空军基地起飞，执行1956年12月以来首次对苏联的越境飞行。这是第一次从美国本土基地起飞，也是U-2飞机C分队执行的第一次越境飞行任务。

C分队对苏联远东地区的侦察一共进行了三次。6月8日这次飞行任务，目标是位于苏联远东堪察加半岛上的克柳奇导弹试验靶场，这里是远程弹道导弹试验的弹着区，由秋拉塔姆等洲际导弹发射场试射的导弹经数千公里的飞行落在这里。克柳奇靶场的任务是检测弹头的落点精度，获取弹头的监测参数和弹头的运动参数，以及进行回收。但是，由于当天天气恶劣，U-2没有进入苏联领空，没能对目标区域进行拍照。第二次U-2飞行发生在6月20日，但因为照相机故障被破坏。这次飞行被苏联雷达捕捉到，不过苏联没有进行拦截努力。暂停了约3个月后，C分队在1957年9月16日进行了第三次任务飞行，并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但这次侦察任务也证明，中情局组织研发的防雷达装置没有效果，安装了防雷达系统的U-2飞机（绰号“脏鸟”）仍然被苏联雷达发现，5架苏联战斗机起飞跟踪。这套防雷达系统在1958年5月停止了使用。

依据艾森豪威尔5月份的授权，除了远东地区的侦察任务外，中情局1957年夏最重要的U-2系列飞行任务，是由土耳其的阿达纳B分队执行的、旨在收集苏联导弹和核武项目情报的越境飞行，这次行动的代号是“软接触行动”（Operation Soft Touch），从8月4日开始，目标主要是苏联中部地区以及中国，一直持续到8月28日。在24天的时间里，U-2共进行了9次飞行，其中7次是针对苏联，2次针对中国。其中8月5日的飞行，是对哈萨克斯坦的咸海东部苏联主要的空间发射场秋拉塔姆（Tyuratam）进行的第一次侦察拍照。

秋拉塔姆，坐落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西南部克孜勒奥尔达州人烟稀少的半沙漠区。由于原来的卡普斯京亚尔发射场无法发射洲际导弹，因此苏联建设了这一新的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场。它始建于1955年，总面积6717平方千米，初名秋拉塔姆科学研究试验场，后来1961年起改名为拜科努尔发射场。秋拉塔姆由此成为美国情报侦察的重点地区。它是苏联最大的航天发射和研究中心、军事战略要地，也是苏联唯一一个可以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航天设施。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从这里送入太空的。

正是在中情局这次“软接触”行动期间，1957年8月26日，苏联塔斯社宣布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测试，即R-7（北约代号：SS-6）洲际弹道导弹。这吸引U-2飞机于随后的8月28日又对秋拉塔姆进行了一次侦察，结果显示苏联在秋拉塔姆仅有一个发射塔。

1957年8月20日，U-2飞机还进行了对位于巴尔喀什湖北部的苏联核试验场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首次越境飞行。在8月21日第二次任务执行中，U-2飞机在苏联一枚50万吨级装置爆炸仅仅4个小时之前飞过塞米巴拉金斯克。据称此次U-2飞机并不知情地拍下了将要丢下核装置的苏联飞机。在8月21日飞往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途中，U-2飞机沿着巴尔喀什湖西岸寻找萨雷沙甘（Saryshagan）靶场，这是另一处与苏联导弹发展相关的设施，并进行了第一次拍照。当时这里主要是雷达测试设施，用以跟踪西部距离此地1400英里的卡普斯京亚尔（Kapustin Yar）发射过来的导弹。后来这里成为苏联反导（ABM）系统的发展中心。

在1957年夏进行的所有越境飞行，都是要么由B分队，要么由C分队执行的。驻在德国的A分队成为一个不那么理想的起飞基地，因为从这里起飞，一开始必须穿过东欧，提高了被侦测到并遭遇外交抗议的可能性。而且，苏联的空防系统和雷达网络在沿其西部边界的地区也是最强的，这样，针对苏联中部、南部地区的B分队和针对远东地区的C分队的风险就相对会小一些。最后，在“轰炸机差距”争论之后，U-2拍照的最主要目标是苏联导弹和核武进展。这些武器的试验区域坐落在苏联巨大开阔的南-中部地区和东部区域，这也超过了A分队飞机的飞行距离。最后，1957年9月20日，A分队正式接到通知，其行动到11月正式结束。到11月15日，A分队的所有人员和飞机都回到了美国。A分队在17个月的行动中，共有7位飞行员执行了23次任务，6次过境苏联，5次过境东欧，剩下12次是在地中海地区。⁽³⁾

苏联导弹项目的发展，毫无疑问意味着苏联防空能力的增强。这给中情局的U-2项目执行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一方面中情局希望通过U-2侦察获取苏联导弹项目发展的确切信息；另一方面，苏联导弹能力的增强使U-2高空飞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8月23日，这次“软接触行动”即将结束之际，中情局副局长卡贝尔、理查德·比斯尔，以及空军参谋长图宁，向总统进行了汇报。他们向总统展示了该轮任务执行的一些拍照结果，并且报告了反雷达措施的效果。虽然反雷达措施并没有证明有效，但这些飞行任务产生的照片极有价值。可能是由于反雷达装置没有起到想要的结果，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最担心的就是被苏联发现所造成的后果。因此，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比斯尔提出的下一步对苏联越境侦察飞行的请求。

1958年后，U-2执行对苏联越境飞行行动逐渐减少。B分队和C分队在此后32个月里执行了另外6次对苏联的越境飞行，其中1958年1次、1959年2次，1960年3次（其中1次不成功）。1958年进行的唯一一次对苏联的越境侦察是由C分队的一架“脏鸟”在3月1日执行的“使命6061”。这次飞行开始于莫斯科时间早上4：05，从日本海方向进入，飞经苏联远东地区，拍照跨西伯利亚铁路、苏维埃港（Sovetskaya Gavan）、鞑靼海峡，以及马拉亚萨钻卡（Malaya Sazanka）的一处奇怪设施（最后被确定是一处用来遮盖核装置及其引爆装置的结构），上午8点11分飞出苏联领土。但这次飞行后，1958年3月5日，苏联递交了一份对这次任务的强烈抗议，这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3月7日告诉古德帕斯特，让他告知中情局，U-2飞行中止，立即生效。这次停止飞行共计有16个多月的时间，直到1959年7月。

与U-2越境飞行的同时，美国国防部还继续执行气球项目以及由空军飞机来进行入境苏联的情报收集活动。1958年9月2日，苏联空军预警机构在土耳其与苏联边境附近发现并跟踪一架美国空军用于侦察的C-130运输机，并最后出动4架米格战斗机在苏联列宁纳坎（Leninakan，今亚美尼亚的久姆里）东南的阿拉格兹山（Mt．Alagez）击落该机。⁽⁴⁾情报侦察活动使得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气氛日益严重。9月4日，苏联人发现在土耳其东部地区有11次飞行活动，苏联空军米格-15和米格-17战斗机至少六次紧急起飞。9月19和20日，苏联报纸再次报道了苏联战机起飞拦截美侦察机C-130并开火攻击的情况。⁽⁵⁾

“斯普特尼克”的冲击

U-2项目在1958年夏天的对苏越境侦察飞行虽然已经将苏联的导弹项目作为侦察重点，但可能没有预料到苏联导弹发展的进度之快。正是在U-2的“软接触行动”将结束之际，苏联宣布了其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成功。

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导弹能力的发展都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V-1、V-2导弹发展的技术基础。二战接近结束之际，苏联红军占领了东德，控制了德军V-1、V-2导弹地点，包括火箭、支持系统和设施，还有很多研制导弹的德国科学家。以此为基础，苏联迅速建立了其自身的导弹项目。德国科学家们按照原来的导弹图纸和资料，1947年仿制V-2导弹成功，1947年10月在卡普斯京亚尔进行了最早的导弹试验。德国科学家们后来又研制了V-2导弹的新一代R-10，苏联科学家在此基础上研制出R-11，经过改进和创新又研制了R-12，德国科学家又研制了R-13、R-14和R-15。R-14（北约代号：SS-5）的射程达到1600海里，为中程导弹，最初设计可以携带6600磅的载荷，并可从发射井中发射，但仍然是单级火箭，该火箭也没有实际生产。到20世纪50年代初，德国科学家们逐渐离开苏联回到德国，R-10和R-14则成为未来苏联导弹项目进一步的基础，苏联科学家们自主性的导弹研究能力也日益成熟。⁽⁶⁾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早在1948年便提出要发展弹道导弹舰队，即用弹道式导弹装备军舰且首先装备潜艇的构想。而美国国会1952年才决定拨款建造核潜艇。由于苏联很早就决定发展德国的导弹技术，并把重点放在弹道导弹的发展上，所以一开始苏联在导弹的发展上取得了对美国的相对优势。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到1954年实际上已经跃升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充分认识到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大力推进火箭核战略，促进了苏联导弹力量的长足发展。当然，以科罗廖夫为代表的苏联科学家在导弹研制中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华。1954年，在科罗廖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研制R-5M，这是苏联第一种可投掷核武器的导弹，装有无线电辅助的制导系统以增加精度，同时射程达到1200公里，但发射设施庞大、操作烦琐，容易被侦察和摧毁。1955年1月到1956年2月，在卡普斯京亚尔进行了一系列导弹测试。其中1956年2月在“贝加尔行动”（Operation Baykal）中进行的是一次投掷核弹头的实弹测试，投送了一枚当量为0.3千吨的核弹头，在阿拉尔斯克（Aralsk）附近成功爆炸。1956年6月21日，R-5M正式服役（北约代号：SS-3）。1956到1957年间，先后有48枚R-5M入役。

此后科罗廖夫将4枚R-5M推进段捆绑在导弹上，搞出了一种身躯庞大同时动力强劲的火箭R-7（北约代号：SS-6），并于1957年5月成功完成第一次试射，8月26日苏联正式对外宣布R-7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成功的消息，1959年达到服役标准，其极限射程号称达到8000公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洲际弹道导弹。但R-7导弹使用不可贮存的低温推进剂，必须在发射前才能加注，发射准备时间长达一天，而且体积巨大，长约108英尺，直径约13英尺，只能用发射架从地面发射，而且发射后还需要众多地面控制站对导弹的飞行轨道进行纠正，导弹的反应速度和生存能力极低，实际上并不适合实战环境，苏联也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部署，主要作为一种宣传武器和象征性威慑力量而存在，当然也作为一种航天运载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实际运作的R-7导弹发射架不超过6个，第一个R-7导弹发射架在1959年12月进入战斗值班，1960年1月该导弹正式入役。该导弹改进型R-7A可用于投掷更轻型的热核弹头，射程也提高到12000公里，并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7月进行了导弹飞行测试，并在1960年1月进行了实弹飞行试验，1960年9月入役。

由于R-7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性能极低，赫鲁晓夫需要一种研制一种可以真正投入实战使用和发挥真正威慑作用的洲际弹道导弹。1956年，赫鲁晓夫将这一任务授予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杨格尔领导的第586特种设计局（位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杨格尔设计局结果研制出R-16洲际弹道导弹（北约代号：SS-7），这被认为是苏联第一款实用的洲际弹道导弹。R-16导弹射程11000公里，采用可贮存的液体推进剂，可以在燃料加注后持续部署，从而实现可随时发射的战备状态。与结构复杂、体积庞大的R-7不同的是，R-16设计更为紧凑，可以实现地下井部署，另外该导弹还采用自主式控制系统，无需地面跟踪站便能可靠地自主控制导弹飞行瞄准目标。1961年4月进行了第一次成功试射，10月列装部队，11月开始担任战斗值班。到1963年，苏联第一款地下井发射方式的R-16U导弹进入战备值班。

从苏联导弹的发展历程中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其飞速发展的年代。尤其是1957年有一系列大的进展。1957年8月26日苏联塔斯社向国际社会宣布了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消息。10月4日，R-7火箭将一颗小小的卫星“斯普特尼克Ⅰ号”送上地球轨道。虽然这颗卫星别的用处没有，只是能在轨道上发出无意义的无线电信号，但是影响巨大。它表明了人类可以将人造物体送入地球轨道，开启了开发和利用太空的时代，它也被认为是苏联技术进步的强烈象征，它告诉美国人，苏联既然可以把卫星送入轨道，也可将核弹头送到美国人的上空。确实，当时的苏联R-7导弹，从苏联的发射基地发射后，其射程可覆盖美国东海岸，美国本土完全、直接地处于苏联核攻击威胁之下。由此引发的美国人的恐慌是极大的。一个月后，1957年11月3日，苏联又将载有小狗“莱卡”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Ⅱ号”成功送入轨道。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的上天，以及之前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发射，在冷战核对抗的年代，对美国人来说，具有明显和直接的安全威胁含义。1957年10月，美国当时著名的摇滚乐歌手小理查德正在澳大利亚进行演出。在悉尼港演出时，小理查德称他看到了此前几天发射的“斯普特尼克号”正从头顶飞过。对这位歌手而言，“斯普特尼克号”卫星似乎象征着世界末日不久将要来临。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将死去”。令他的歌迷震惊的是，小理查德摘下身上的昂贵珠宝，扔进了海港，他然后离开舞台，宣布放弃摇滚。小理查德的行为仅仅是这时美国公众对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地球卫星的恐慌的一种体现。长期以来，美国人认为自身拥有对苏联的技术优势，但是“斯普特尼克号”卫星的发射成功表明了苏联的领先。10月6日，《纽约时报》引述一位不具名的海军专家的话称，“这颗卫星正围绕地球嗖嗖移动的事实，意味着俄国人在火箭技术上走在前面……它意味着俄国人必定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第二天，该报的文章又称，苏联将不久会有“足够的导弹，这使美国每一个大城市和基地都面临被摧毁的威胁”。赫鲁晓夫的趁机宣扬激起了美国人更大的担忧，他说，“现在我们不仅仅有能飞到其他国家的火箭，而且我们有环绕地球飞行的卫星……它们很可能使轰炸机和战斗机走进博物馆”。他进一步预言说，15年内，苏联将会在人均经济产值上超过美国。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麦克科麦克（John McCormack）发出警告，美国如果不能快速的应对，将面临“国家的毁灭”。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林登·约翰逊在谈到这一主题时指出，“不久，俄国人从太空扔炸弹到我们头上，就像调皮的小孩从高速公路立交桥往下面行驶的汽车扔石子一样”。⁽⁷⁾美国人似乎陷入一片绝望和恐慌的氛围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绝望和恐慌的氛围中，1957年11月7日，此前总统授权的一个由贺拉斯·R．盖瑟（Horace Rowan Gaither）领衔的国防动员办公室安全资源专门研究组提交了最后的研究报告，即盖瑟报告。国防动员办公室安全资源专门研究组（又称盖瑟委员会）是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指令在1957年4月初设立，拥有约90名各个领域的杰出专家，主要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有权向国防部、国防动员办公室、中情局、联邦民防局、财政部、预算局以及其他政府各部局的所有雇员和官员进行提问，要求他们提供完全的合作。这份报告警告说，苏联到1959年年底将拥有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将使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群很容易在非警戒态势下受到突然袭击。

盖瑟报告提出，有证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苏联的威胁在1959年和1960年年初将变得极为严重。报告列出了苏联的军事力量状况：苏联在弹道导弹方面已经拥有射程700海里的武器，该武器至少已经生产一年；成功地试验了一定数量的950海里射程的导弹，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上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已经发展了空对地导弹，以及可能还有潜射巡航导弹；建造了250到300艘新型远程潜艇；拥有8500架可白天飞行和1500架可全天候飞行的喷气式战斗机；至少在60个地点部署有防空导弹，每地有60个发射器，总数达到3600个防空导弹发射器，还建有4000台雷达；并且，其175个陆军师已大批换装。报告提出，若苏联发动针对美国大陆的核袭击，美国目前运行乃至计划将来发展的主动防御项目，都不足以确保对平民人口的保护；而目前和将来进行的被动防御更无法提供有意义的保护。美国及其平民人口的保护因此主要依靠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威慑，而当前战略空军司令部在非警戒状态下面对突袭时的脆弱性，以及苏联可能拥有的初步发展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构成的威胁，都要求美国迅速采取补救行动。⁽⁸⁾报告称，到1959年，苏联将能够以携带百万吨级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动对美国的打击，而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按照目前的项目计划，到那时几乎是不堪一击。⁽⁹⁾

盖瑟报告同时也指出美国对苏情报能力的不足。报告称，美国关于苏联能力基本情况的硬证据极为缺乏，通过使用有力的现有技术和手段，可以获取对苏联活动及其成就的更积极和直接的情报。报告强烈主张，由于这对美国的生存极其重要，因此即使冒一些风险，也要利用美国现有的所有手段，获得对苏联的战略性预警信息和硬情报，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新技术。⁽¹⁰⁾

当时，考虑到日益上升的关于美苏之间力量差距的言论，美国情报部门自然急于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情报信息，特别是对苏联的制导导弹的发展非常担心，急于通过U-2飞行获取这方面的信息。盖瑟报告无疑成为支持U-2继续执行飞行任务的重要依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盖瑟委员会的成员组中，对U-2项目立项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小詹姆斯·基利安，是这次盖瑟委员会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三名成员之一；而中情局具体负责U-2项目的官员理查德·比斯尔则是盖瑟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无疑，作为来自中情局的专家成员，比斯尔能够在报告撰写过程中，在关于对苏情报收集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事实上最后的报告无疑正反映了比斯尔急切要求继续执行对苏U-2高空侦察并继续发展新型侦察手段的观点。而通过盖瑟委员会这一新的权威性专家小组渠道，或可获得比中情局作为行政机构对艾森豪威尔更大的影响力。

其实，此时美国的弹道导弹技术也已取得相当的进展。在德国火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帮助下，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自主设计和生产火箭，开始了制导导弹领域的研发，1948年秋天空军发射3枚MX-774远程试验导弹，获得一些重大的技术进展，但当时导弹项目的发展没有受到重视。1951年，空军恢复MX-774导弹研究，并重新命名为“宇宙神”（Atlas）项目。但这时期，美国武器发展上更强调核武器以及战略轰炸机，空军的导弹工作也以防空导弹为主，远程导弹的开发仍然受到其他项目的挤压。不过，1953年秋，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得出结论，认为苏联已经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开发方面领先美国数年，如果苏联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发动对美国的突然袭击，可在半小时内毁灭美国。⁽¹¹⁾导弹项目的发展还得到空军部门、国会议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基利安博士领导的技术力量专家小组的大力推动。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弹道导弹项目的发展，1954年5月“宇宙神”成为空军最优先考虑的项目。1955年年末又建立了另一个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大力神”（Titan）项目，以作为“宇宙神”的备份。1955年12月，美国国防部还成立了新的协调委员会，即国防部长办公室弹道导弹委员会，以监督和加速弹道导弹发展计划。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美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快了太空技术的探索和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1957年12月17日，美国空军研制的“宇宙神”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成功，该型洲际弹道导弹具有5500英里的射程，可携带一颗百万吨级的弹头。1958年1月31日，美国成功发射了其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Explorer Ⅰ），这标志着美国继苏联之后，也进入到太空时代。为应对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所带来的对美技术优势，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8年2月批准成立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旨在夺回并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1958年7月29日，经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国家航空航天法》在美国正式生效，这在法律上、制度上促进了美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根据该法，美国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959年9月9日，美国成功发射首枚实用性的“宇宙神”D型洲际弹道导弹，其射程可达15000公里。到1960年，美国拥有“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12枚。1958年年底美国还开始研制“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系统，1962年正式服役。“民兵”导弹是固体燃料导弹，属于美国第二代战略导弹，不同于此前的液体燃料导弹，保存方便，反应迅速，而苏联此时仍然在使用液体燃料导弹。到1962年年底，美国先后研制成功多种导弹系统，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有“宇宙神”、“大力神”，中程弹道导弹项目有“雷神”与“朱庇特”；另外海军还在研制“北极星”导弹与核潜艇。因此可以说，大致在1962年以前，尤其是1957年下半年到1959年下半年，确实呈现了一个美国在战略上易受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的时间窗口。

当时，尽管盖瑟报告属于绝密，但其中的一些结论，包括其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警告，还是泄露给了媒体。经过媒体的渲染之后，这种国家安全上的担忧和恐慌日益加剧。例如《华盛顿邮报》这样评论：“这份报告展现出，这个国家正在朝着二流国家地位的一种可怕道路上行进。它表明，美国正暴露在导弹竖立的苏联的几乎直接的威胁之下。它发现，面对正在火箭化的苏联军事力量，美国的长期前景正处于一种极大的危险之中。”⁽¹²⁾适逢1960年将要举行总统大选，一些民主党政治家们正好利用这场危机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攻击共和党。林登·约翰逊称太空是善恶决战的新战场，约翰逊和肯尼迪都声称，“谁控制太空就将控制世界”。

尽管1957年年底美国成功试射洲际导弹，1958年1月底美国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探险者-Ⅰ号”，使美国在初期的导弹和航天竞争中挽回了一点“面子”，使美国公众对美苏太空技术差距的担忧似乎有所缓解。然而，到1958年年底，新的担忧又开始出现。苏联人似乎正在生产比美国大得多的导弹武器库。1958年5月15日，苏联将号称“飞行实验室”的“斯普特尼克III号”卫星送入地球轨道，并进行了各种实验和测试。1958年12月4日，讨论突然袭击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一位苏联代表称，“苏联的洲际导弹正在大规模生产之中”。五天后，赫鲁晓夫声称，苏联拥有可携带500万吨当量核弹头、射程8000英里的洲际导弹。1959年1月2日，苏联在秋拉塔姆发射场以一枚由战略导弹改装的运载火箭，将“月球1号”探测器成功送入太空，这成为人类发射的第一个摆脱地球引力的航天器，进入到人类以前从未达到的太空领域，这很显然地说明了苏联火箭的巨大运载能力和苏联太空技术的巨大进展。两天后，“月球1号”掠过月球表面。1959年9月12日，苏联发射的“月球2号”，两天后飞抵月球，在月球表面实现了硬着陆，成为到达月球的第一位使者，首次实现了从地球到另一个天体的飞行。10月4日，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器，在发射3天后环绕到地球背面，拍摄了第一张月球背面的照片，让人们首次看清了月球的面貌。虽然美国此时也正在发射月球探测器，但苏联“月球”系列探测器的发射消息和技术上的某种优势地位还是进一步震惊了西方，轰动了世界。在1959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21大上声称，已经组织了系列洲际弹道火箭的生产。几个月后，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称，这些导弹能够准确地击中任何地点，并补充说，“我们的陆军装备了整套的洲际、洲内和其他远、中、近距离火箭”。事实上，苏联这时的R-7（SS-6）洲际弹道导弹只是起到象征性作用，并没有形成实战能力。在1958年5月29日和1959年2月17日之间的9个月的时间里，秋拉塔姆并没有进行洲际导弹发射试验。这时的苏联由于认识到R-7洲际弹道导弹实战性能的局限性，已经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新型R-16（SS-7）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开发，以及R12（SS-4）和R14（SS-5）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发生产上。⁽¹³⁾而R-16要到1961年才成功试射，中程导弹对美国的本土威胁有限。但苏联的宣传造成美国人更大的危机感，美国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导弹差距”恐慌。

1959年2月初，美国国防部长尼尔·H．麦克尔罗伊（Neil H．McElroy）在参议院战争准备调查委员会（Preparedness Investigating Committee）围绕苏联导弹能力的听证会上告诉参议员们，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可能会在可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上对美国拥有3∶1的优势，这进一步煽动了美国的全民恐慌。尽管麦克尔罗伊强调，这一差距是暂时的，最终美国会拥有技术的优势，因为美国正集中精力发展更先进的固体推进导弹，而不是提高过时的液体推进导弹的数量，但是，正是他提到的3：1的苏联优势，成了当时的标题新闻。政府批评者们迅速指责政府，称实际的差距最终会变得更大。

艾森豪威尔的重重顾虑

“导弹差距”恐慌的出现，当然迫切要求美国更快更准确地获知苏联的战略武器部署态势，这对美国来说，不仅需要加强对现有手段的运用，还需要根据苏联导弹能力的发展来开发新的技术手段。1959年，中情局在组织管理上也有针对性地提高了对苏战略情报活动的运行效率。1959年1月1日，理查德·比斯尔任负责计划工作的中情局副局长，这是U-2项目在组织管理上的一个巨大变化。比斯尔致力于将所有空中活动都整合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不仅仅控制着U-2项目，还包括发展照相卫星的项目，以及设计U-2的下一代飞机（“牛车”）。⁽¹⁴⁾

面临国会和公众对导弹差距迅速上升的担心，国防部官员也力促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进行新的越境飞行，以收集关于苏联导弹项目的新信息。在1959年2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出于保密，关于U-2飞行的会议往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召开这类小型会议），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副国防部长夸尔斯以及空军参谋长图宁将军等人试图说服艾森豪威尔同意继续执行对苏联的越境侦察。麦克尔罗伊部长强调了国会对目前战略态势的质疑和攻击。为了让总统同意，他还强调了越境飞行的安全，他引用参联会的观点，说美国的飞机不会被击落，并称他们知道苏联境内绝无导弹发射平台的位置。麦克尔罗伊还表示国防部愿意与国务院、中情局一起制订某种U-2飞行计划——只要得到许可。但是，从苏联导弹能力的发展上，艾森豪威尔显然感觉到U-2高空飞行面临的现实威胁，即使军方向他保证说U-2不会被击落，但他清楚地知道苏联导弹已经拥有击落高空飞机的能力。因此，艾森豪威尔强调，U-2飞机这方面的活动应该保持在一种最低限度，以等待新装备的到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到，要建造一种更先进的飞机以取代U-2。但军方显然无法忍受在这么长的等待新装备的时间内，无法获知苏联战略导弹发展方面的情报。夸尔斯副部长指出，新装备可能还需要18个月到两年的时间。但夸尔斯的这一观点似乎并没有动摇艾森豪威尔的态度，艾森豪威尔冷静地认为，苏联在一年内建造许多发射地点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评论说，美国人一般会高估苏联赶超美国的能力。艾森豪威尔还引用两年前由苏联“野牛”和“獾式”轰炸机引发的“轰炸机差距”恐慌的例子，试图来说服国防部这些官员。不过，最后艾森豪威尔称，一两次飞行也许可以得到允许，但反对更多的飞行任务。⁽¹⁵⁾这次会议还短暂地讨论了侦察卫星的作用，认为卫星并不侵犯领空，与侦察飞机不可同日而语，大家均认为卫星代表着侦察领域的最大未来。

会议最后，古德帕斯特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说明，考虑批准一次对北方的空中侦察任务，但由于太阳角度与天气不好，在3月前不应飞行。不过会议又指出，这一推迟之后，任务飞行还必须进行新的考虑。作为一个次要问题，艾森豪威尔还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在下一次侦察飞行任务中，美国至少要搞清楚苏联那时是否拥有一种有足够能力的地对空导弹。图宁将军则称，苏联人从来没有对美国的侦察飞机发射过一枚导弹。

待国防部长与军方官员们在会议结束离开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仍然不无顾虑地指出这些侦察飞行计划和正悬而未决的柏林危机之间的紧密关系。1958年11月以来美苏关系随着第二次柏林危机开始陷入恶化，艾森豪威尔也希望避免任何会激怒苏联的行动，U-2飞机的活动也因此远离苏联集团国家。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若由于美国追求一种越境苏联的广泛侦察飞行，将会加剧世界紧张局势，这是最不明智的。⁽¹⁶⁾

很大程度上，为了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放弃他那谨慎的态度，中情局联合国防部门，1958年12月，对U-2飞机进行了脆弱性测试。在测试中，美军分别用F-102和F-104对抗U-2飞机。这两款飞机的性能无疑大大超过了苏联当时正在使用的战斗机。测试的结论是，苏联的战斗机在未来数月不可能成功地拦截U-2飞机的高空飞行。⁽¹⁷⁾关于U-2飞机飞行安全的这份报告在1959年3月31日由国务院提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份报告提出，美国和西方安全面临的最重大威胁，越来越来自苏联的制导导弹。但是，美国情报对于苏联是否部署这种导弹，对于苏联部署这种导弹的方式方法、部署地点等也一无所知，对于其生产设施的性质和地点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因此对于苏联这种导弹威胁的大小、时机等无法给出足够充分的判断，也无法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提供数据以便抵消这种威胁。报告指出，苏联人正声称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导弹因素就是关键。报告强调，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共同体都认为，虽然越境飞行本身伴随着危险，但是，美国对于苏联导弹生产和部署情报方面的无知，对于美国与西方安全是一个更为严重的危险。⁽¹⁸⁾

3月31日的报告还分析了需要重点侦察的疑似导弹部署和生产地点。报告说，根据对秋拉塔姆拍照的分析，导弹的部署地可能与主要铁路线相连，要么是为了方便提供后勤支持，要么是从火车上发射，或者两者都是。报告分析说，最可能的满足这一要求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点，既要符合隐蔽需要，又与生产地点接近，是乌拉尔山脉地区。报告分析，位于乌拉尔山脉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洲际弹道导弹最可能的主要生产工厂所在地，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拍照可获得的关键信息将有助于合理评估苏联导弹的生产情况。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北75英里、紧靠着主要铁路线的上萨尔达（Verkhnaya Salda）附近地区，有导弹相关活动。报告指出，除了这两地外，乌拉尔山脉地区主要铁路线沿线地区都是重要侦察对象，该侦察线路还可延伸到极为关键的核武工厂所在地上涅伊温斯克（Verkh-neyvinsk）、尼日雅雅图拉（Nizhnyaya-Tura）、克什特姆（Kyshtym）。⁽¹⁹⁾另外，报告指出，根据对已知的洲际导弹试验场秋拉塔姆和克柳齐（Klyuchi）的人员和物资活动情况分析，以及洲际弹道导弹对铁路机动性的基本要求，波利亚尔内（Polyarnyy）地区与乌拉尔山脉地区一样，也可能有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活动。而且波利亚尔内紧靠北冰洋，经北极圈到达美国本土的地理距离非常近，这使该地成为苏联最理想的洲际导弹部署地点。连接莫洛托夫斯克、科特拉斯（Kotlas）、沃尔库塔（Vorkuta）之间的铁路线也可利用来进行铁路机动发射，或为波利亚尔内和乌拉尔山脉地区提供设备运输上的便利。报告还指出，对波利亚尔内和乌拉尔山脉地区的侦察任务还可附加侦察另外一个重要的优先性侦察目标，即莫洛托夫斯克（Molotovsk，即Severodvinsk）。美国情报机构估计，这个最大的苏联造船厂，可能正在建造制导导弹或者核潜艇，或者两者都有。此时美国情报机构通过拍照在科拉湾（KOLA Gulf）的波利亚尔内（Polyarnyy），发现和识别了两艘可能配备制导导弹的斑马级潜艇（Zebra-class submarines），他们也希望通过对莫洛托夫斯克的照相侦察发现关于苏联潜艇能力的重要信息。⁽²⁰⁾后来的事实证明，3月31日中情局报告对苏联疑似导弹生产和部署地点的分析是比较合理的，但在当时可能夸大了苏联在导弹生产和部署方面的实际进展。

艾森豪威尔对这份报告将信将疑，他仍然认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差距。在1959年4月3日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阿伦·杜勒斯再次谈起获取苏联洲际弹道导弹信息方面的困难。杜勒斯强调，他们不知道苏联正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是机动发射还是固定发射的，是加固基地，还是软基地，但这些情报极为重要。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仍然不大确信从秋拉塔姆得到的新情报是至关重要的，不认为这种情报具有长期性的战略价值。

令比斯尔和麦克尔罗伊失望的是，4月7日，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们说，虽然此前在1959年的2月份他曾经打算批准一两次侦察飞行，但现在决定取消。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的这种朝令夕改并不鲜见。4月10日，艾森豪威尔又曾“试探性”地考虑批准进行几次越境飞行。但是，第二天，他又召来麦克尔罗伊与比斯尔，跟他们说取消授权，他解释说“似乎未来没有什么希望，除非我们能在谈判中取得某些进展”。艾森豪威尔给出了五个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侦察飞行带来的政治代价太高，不值得；二是存在某种谈判的希望；三是如果飞机被苏联击落，他不想美国在世界舆论上受谴责；四是能够提供更先进能力的项目正在进行之中；五是美国有力量对付苏联。因为当时国防部给总统的汇报表明，美国已有5500英里射程的“宇宙神”、“大力神”和“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在英国部署有“雷神”（Thor）、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有“朱庇特”等1500英里射程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另外还有携带远程弹道导弹的“北极星”潜艇可部署到挪威、地中海、日本以及中国海域，艾森豪威尔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苏联。⁽²¹⁾从太空技术上来说，继苏联在1959年1月初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后，美国也迅速跟进，于该年3月4日将美国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先锋4号”发射升空，飞近月球，掠过月球表面。美国与苏联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技术级差。在这种力量大致可以抗衡苏联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担心“如果一架侦察飞机出事，便会惹出可怕的舆论影响”，尽管他也同意，新的信息是必要的，特别是由于“一些参议员对我们相对于苏联的军事地位方面的扭曲”，然而他认为获得这些信息要付出的政治代价过大。⁽²²⁾

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愿意批准深度进入苏联领土的纵深侦察飞行任务，他只愿意考虑不越境苏联领土上空的飞行。6月份，他授权沿苏联—伊朗边界执行两次电子情报收集任务。这两次任务分别是在1959年6月9日和18日执行，代号“热车间行动”（Operation Hot Shop）。第一次任务涉及一架中情局的U-2和一架空军的RB-57D侦察机。两架飞机沿苏联边界巡航，在苏联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后80秒的第一阶段飞行中，进行了首次遥测信号拦截。

但是，情报界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纵深侦察的努力还在继续，中情局并且得到了国务卿的支持。1959年7月8日的会议上，副国务卿赫脱、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中情局副局长比斯尔，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古德帕斯特将军共同参加了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仍旧表达了他的担心，他害怕会卷入到某种代价巨大并且对美苏关系和美国外交全局有害的情势之中。因为这涉及外交关系的层面，所以艾森豪威尔希望赫脱副国务卿发表意见。而赫脱则表态支持加强对苏联的情报搜集工作。赫脱说，在他看来，情报目标应该比飞行本身的危险性更重要。他认为，总是有飞机出事的可能性，但也已经有很好的经验。会议达成一致，如果苏联抗议的话，美国就以完全的否认来为自己辩护。经过这次讨论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考虑到所有官员的强烈要求和一致建议，他决定同意进行一次越境飞行行动。⁽²³⁾

冒险重启越境飞行

这样，暂停了一年多的时间后，艾森豪威尔再次授权恢复对苏联的越境飞行。苏联1959年进行了大量的导弹试验，秋拉塔姆作为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场，自然成为U-2侦察的重点。比斯尔认为，通过对秋拉塔姆导弹试验场的侦察，可以帮助寻找苏联导弹部队的实际发射地点。因为导弹的实际发射地必然会存在跟导弹试验场同样的发射设施，图像判读人员通过搜寻这种发射设施即可找到发射地点。1959年7月9日，距离前次越境苏联的飞行已经超过16个月，一架U-2飞机越过乌拉尔山脉，穿过秋拉塔姆的导弹试验区。这次任务获得的照片揭示出，苏联正在秋拉塔姆增加发射设施。在秋拉塔姆的A发射场，原有的发射架A-1，1957年建造，用于发射R-7导弹以及其他所有的空间发射活动。在建的A-2发射架，可能用于研发活动。一条铁路线，从A发射场延伸到已经完工的C发射场和未完工的D发射场。C发射场也有两个发射架C-1和C-2，其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了一种没有加固的软结构，当时中情局认为这可能是用于新的R-16导弹的试射。该发射架同样有铁路相连，说明导弹也是通过铁路线运送，便于导弹机动和隐藏。中情局对这些图片分析后认为，苏联导弹项目，从研发到试验，正在有序进行，并没有出现某种加速发展的迹象，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苏联并没有要突袭美国的计划，也没有迹象要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导弹部署。

尽管这次U-2飞行任务获得成功，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愿授权更多的苏联越境飞行，部分原因是他不想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增加美苏之间的紧张。正是在此时，美苏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直接的高层交往。1959年年初，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到美国度假，与美国总统和政府高层进行了一系列高层非正式会晤。这次非正式会晤达成了在纽约和莫斯科分别举办苏联展览会和美国展览会的协议，随后1959年6月和7月分别在纽约和莫斯科开幕。在7月底莫斯科举行美国展览会期间，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前往苏联，代表美国政府主持开幕式并欢迎苏联领导人参观。7月1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奉命向前往纽约主持苏联展览会开幕式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兹洛夫转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封信，正式邀请赫鲁晓夫访美。双方随后商定，赫鲁晓夫将于1959年9月15—27日访美。从外交上来说，艾森豪威尔显然不想在赫鲁晓夫首次访美之前生出变故。何况，艾森豪威尔正希望通过赫鲁晓夫访美和美苏首脑会晤来缓和正在柏林问题上出现的苏联新攻势。

柏林问题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遗留问题，也是东西方冷战对抗的焦点所在。1948年6月到1949年5月间，苏联就曾经试图将西方赶出西柏林但未实现，那是东西方围绕柏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紧张对抗的危机。但西柏林作为西方社会的窗口，确实地威胁到民主德国乃至东欧国家的政权稳定，苏联对西柏林的存在一直耿耿如怀，必欲除之而后快。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向美英法三大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在6个月内撤出它们在西柏林的驻军，使柏林不再成为西方势力的据点，而成为一个中立化的“自由城市”。否则，苏联将毫无保留地把进入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权交给民主德国。苏联此举，意图在德国不可能达到民主统一的情况下使德国分裂固定化，迫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承认民主德国。苏联的撤军提议当然遭到美英法西方三国的反对。美英法称，如果苏联封锁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将不惜诉诸武力。这样，东西方之间围绕柏林问题出现了第二次柏林危机。但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真的打算在柏林问题上与西方对抗，更多是以此迫使西方与苏联进行谈判，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赫鲁晓夫此时特别希望通过美苏首脑会晤和直接谈判，来实现“共同主宰世界”，并减缓美苏战略对抗对苏联造成的国家安全压力。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之所以在此时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也是希望避免苏联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单方面行动，避免在柏林问题上与苏联摊牌，在结束总统任期之前呼应一下国内外舆论对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要求，并通过亲身行动去影响苏联，改变苏联领导人的观点。

赫鲁晓夫在这次访美过程中，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非正式会谈，重点讨论了裁军问题和柏林问题。在裁军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又提出“开放天空”倡议中的国际监督话题，他坚持要在有关协定中规定，双方均可派侦察机对对方的领空进行侦察。当然这一方案照例被赫鲁晓夫拒绝。⁽²⁴⁾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声称取消柏林问题上西方撤军的“六个月”期限，并撤销与民主德国单方面签署和约的提议，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取消了柏林问题对抗的紧张局面。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一切没有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应当通过运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美苏双方还达成一致，艾森豪威尔总统1960春还将对苏联进行回访。尽管赫鲁晓夫这次访问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成果，但确实缓和了美苏关系，这次访问形成的美苏关系缓和势头一度被苏联称之为“戴维营精神”。

当然所谓的“戴维营精神”并非是真实的缓和，在这种冷战时代一开始的直接交往中，美苏其实都想向对方展现出自身的力量，显示自身的强大。特别是苏联，急切地希望赢得美国对苏联大国地位的尊重。因此，美苏相互暗地里的力量较量从未停歇。赫鲁晓夫访美之前的三天，9月12日，苏联成功发射“月球2号”。赫鲁晓夫到达美国后，在与艾森豪威尔的私下谈话中，吹嘘苏联导弹的进展，不过赫鲁晓夫没有提到美国对苏联的越境飞行。访问结束回国后，赫鲁晓夫与其他苏联高层官员继续强调他们的导弹力量。1959年11月，赫鲁晓夫在一个记者会上说，“现在我们有如此多的火箭储备，有如此大量的核武器和氢武器，如果他们攻击我们，我们能够将我们可能的敌人从地球上消除”。他还补充说，在此前的一年之中，苏联已经生产了250枚可以携带氢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²⁵⁾赫鲁晓夫这里指的可能是R-7导弹的改进型R-7A，也可能是新型R-16，但R-7A到1959年12月才进行飞行测试，R-16则要到1961年才成功试射，赫鲁晓夫显然是在不着边际地吹嘘苏联的战略实力。

苏联“月球2号”的发射以及赫鲁晓夫对苏联洲际导弹能力的夸耀，越来越激发美国公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美国政府决策层当然也无法泰然处之。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关于苏联导弹项目的情报。某种程度上，艾森豪威尔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重提相互“开放天空”以便对方侦察和监督的观点，说明了艾森豪威尔心中对获知苏联战略实力的所思所想。随着美苏首脑外交高潮这一阶段的结束，艾森豪威尔可能觉得，可以暂时恢复对苏侦察。他也确实想渗透到苏联中部、中南部地区，纵深性侦察苏联的导弹部队部署情况。这样，艾森豪威尔授权在1959年最后几个月里，持续地执行沿苏联边界的、较少挑衅性的电子情报收集飞行任务。

1959年12月6日，U-2又进行了一次对苏越境侦察。不过这次特别的是，这次飞行是由一位英国飞行员罗比·罗宾逊（Robbie Robinson）驾驶飞机。由英国飞行员驾驶U-2飞机执行对苏越境侦察，反映了英美之间密切的情报合作，但也是美国中情局借此取得希望规避事故风险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意的一种途径。这次飞行主要目标是秋拉塔姆导弹试验场，以及乌拉尔地区的三个核工厂：克什特姆（Kyshtym）、尼日雅雅图拉（Nizhnyaya-Tura）、上涅伊温斯克（Verkh-neyvinsk）。秋拉塔姆天气不好，能见度不高，依稀可见的是，C发射场的两个R-16发射架已经完工。另外从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场（该地主要是试验中短程导弹）获得的照片表明，在R-12（北约代号：SS-4）和R-14（北约代号：SS-5）地对地导弹试验区有许多新的导弹活动。在地对空导弹（SAM）试验区同样观察到新的建筑。罗宾逊这次飞行还覆盖了该地区苏联大部分铁路线，但没有发现一处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远程弹道导弹（IRBM）或中程弹道导弹（MRBM）发射地点。⁽²⁶⁾不过，就在这次侦察飞行任务之后不久，经确认，12月15日，苏联中北部靠近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普列谢茨克（Plesetsk）发射了一枚R7（SS-6）导弹。普列谢茨克此后成为美国高空侦察任务的重要地点。

由于中情局没有侦察到导弹发射地点的信息，因此无法给出具体的导弹数据，这导致在美国情报共同体内，围绕苏联导弹力量的规模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在1960年1月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证词中，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以及空军参谋长图宁，每个人都对苏联导弹部署的数量给出了不同的数字。中情局1957年年底曾经估计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到1960年的数量是100枚，但在1960年年初，中情局的估计是到该年年底为36枚，到1961年年中达到100枚。空军情报机构在1957年年底便预测苏联在1960年会达到500枚，此时空军情报机构的预测一直高于中情局的预测。⁽²⁷⁾空军情报机构估计在1961年年中，苏联可能拥有至少12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甚至可能更多。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托马斯·鲍威尔斯耸人听闻地宣称苏联拥有可以在30分钟内摧毁美国的核打击能力。陆军和海军的情报部门估计苏联只有很少的洲际导弹已经部署。尽管中情局的数字是基于越境飞行中所获得的证据，然而杜勒斯出于保密要求无法向参议院说明其情报的来源，因此面临着参议员尖锐的质询。争议的存在也确实需要中情局向美国政府决策层提交更确切的数字和更有力的证据，以平息情报共同体同行间的争议，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坚实的支撑，理论上这就需要找到苏联的洲际导弹部署地进行更多的侦察拍照来解决这一争论。当时美国国家评估办公室试图提交一份关于苏联导弹的报告，但却只能根据中情局的不确定的估计，估算苏联可能拥有50—100枚可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主任则估计，苏联拥有75—125枚洲际弹道导弹。⁽²⁸⁾

1960年1月参议院听证会上阿伦·杜勒斯受到的质疑，使他打定主意，决心要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获得更多的越境飞行许可，以真正解决导弹差距方面的疑问，结束情报共同体内的争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杜勒斯提出了相应的飞行路线计划，以对最可能的苏联导弹部署地点进行拍照。因为R-7体积庞大，由液体燃料推动，分析家认为该导弹只能部署在铁路线附近。当时现有的U-2拍照表明，铁轨直接通向试验地点的发射塔架。杜勒斯提出，R-7导弹设施可以轻易地通过沿着铁路线的飞行来寻找定位。

为了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中情局还搬出了航空界的元老来做艾森豪威尔的工作。在1960年2月2日，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²⁹⁾会议上，64岁的美国传奇飞行员、曾任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SA的前身）主席、被誉为“民族英雄”的詹姆斯·杜立特尔（James Doolittle）将军出面敦促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尽最大可能地利用对苏联的越境飞行进行侦察。艾森豪威尔非常信任杜立特尔，且杜立特尔在二战时还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任过空军参谋部门的职务。正如古德帕斯特将军会议笔记中所记，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开始仍然坚持他的一贯观点，更多地从整个美苏关系和美国外交的大局来考虑问题，强调他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1960年5月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高峰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说，高峰会议就其在自由世界的影响而言，对他有巨大的价值，那是他的诚实名声问题。艾森豪威尔称，如果当他在日内瓦进行真诚的协商时，某一架U-2飞机在苏联境内出事，它会在莫斯科被进行展览，必定破坏他的信誉。⁽³⁰⁾不过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可能还是感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杜立特尔将军等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们的建议。这次会议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批准几次越境飞行，但仍坚持逐案审批的做法，每一次飞行都要经过他斟酌同意。

1960年2月5日，一名英国飞行员再次驾驶U-2进入苏联执行侦察任务。执行任务的英国飞行员是约翰·麦克阿瑟。这次侦察的目标包括秋拉塔姆导弹试验场，喀山第22飞机制造厂（曾经制造图-4，这时正生产图-16“獾式”中程轰炸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导弹工厂、萨拉托夫飞机厂（生产雅克战斗机），以及萨拉托夫地区的恩格斯空军基地。恩格斯空军基地是这次侦察的重点，在这里U-2发现了68架飞机：37架“野牛”、1架图-95战略轰炸机、20架图-16，3架伊尔-28，4架“公牛”，3架安-12。⁽³¹⁾这里发现的飞机也再次证明苏联远没有那么多新式的“野牛”轰炸机，所谓“轰炸机差距”压根不存在。

1960年2月10日，另一架U-2飞机飞上天空，执行越境苏联的使命。这次飞行任务的结果是在喀山发现了一种新的苏联轰炸机，绰号“背鳍”（BACKFIN）⁽³²⁾，但没有发现导弹发射地点。2月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评估了最近几次U-2任务飞行，并且同意在3月份再进行一次飞行，并且指示这次飞行应在3月30日前完成。总统对U-2飞行的谨慎和严格控制的态度，使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深感困扰，他在1960年3月1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如果U-2飞行获得更自由的管控的话，获取苏联导弹部署信息的主要目标将可以更好地得到满足。⁽³³⁾

由于要获取巴基斯坦对使用其机场的允许，艾森豪威尔指示在3月份完成的这次任务无法如期完成，艾森豪威尔因此同意延期到4月10日之前。在截止日期前的一天，4月9日，一架U-2飞机执行了对苏联最后一次成功的飞行，这次行动代号为“公平交易行动”（Operation Square Deal）。之所以选择这一天飞行，当时的任务计划者们认为，在这一时间、这一飞行路线提供了躲避苏联雷达侦测的最大可能性。显然这时中情局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苏联防空系统的升级。在1960年年初，中情局发展计划处（Development Projects Division）曾经请求空中技术情报中心的空军专家对苏联对付U-2的能力进行一次坦率的评估。3月14日发展计划处向比斯尔传达了空中技术情报中心这份评估的主要内容。该评估认为，对U-2最大的威胁是苏联的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尽管空中技术情报中心的分析承认萨姆导弹可能没有预计的那么大效果，但报告强调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里发现并预警，萨姆具有成功拦截7万英尺高空飞行物的很大可能性。⁽³⁴⁾

美国空中技术情报中心所指的萨姆导弹（即SAM，Surface to Air Missile），当时在苏联有两种，一种是萨姆-1（SAM-1）防空导弹（北约称“吉尔德”，Guild）。1960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曾公开展示该型导弹，这是苏联1954年开始装备部队的标准防空武器，射程达到32公里，但武器系统庞大笨重，固定发射，机动性差，性能相对落后。另一款是新式的萨姆-2（SAM-2）型地对空导弹（北约称“指针”，Guideline），这是一款液体燃料动力的两阶段导弹，高爆弹头，最大速度3.5马赫，射程40到45公里，射高可达18公里以上，最大射高达到30公里。这款防空导弹1957年首次在莫斯科公开。显然，该款导弹防空能力很强，而飞行高度在70500英尺（约21.5公里）左右的U-2飞机自然已经进入其空防范围。⁽³⁵⁾

4月9日越境飞行任务的第一目标是萨拉沙甘（Saryshagan），在那里U-2首次获得苏联两部新雷达的照片。U-2然后飞过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核试验地点，再飞回萨拉沙甘地区，然后成十字形交叉穿过那里的铁路网，飞往秋拉塔姆，但在那里并没有太多的新发现。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次U-2飞行本应被击落。他提到，“4月份我们有一次击落一架U-2飞机的机会，但我们的高射炮手正在打瞌睡，没有及时开火”。他说，这时苏联已能制造地对空导弹，“看来它们能解决这个问题”。⁽³⁶⁾

其实，中情局设想的这一飞行路线可以最大可能避免被苏联发现的逻辑被证明是错误的。4月9日执行任务的U-2飞机的电子情报收集系统表明，苏联在这次任务一开始就跟踪了U-2。显然，苏联方面已经无限接近击落U-2了。U-2项目开始前，理查德·比斯尔就预计，U-2能够不受打击地越境苏联的时间也就大概仅仅两年。苏联确实也在大力发展可以阻止U-2飞行的防空手段。从一开始，苏联的防空部门就能以雷达追踪U-2，而后还做出不断的努力，包括发射防空武器与派出拦截飞机，以试图击落U-2。1956年时，这些拦截努力主要包括米格-15、米格-17，它们勉强能够到达55000英尺。米格-19和米格-21的出现，使得苏联飞机可以爬升得更高，造成对U-2的更大威胁。这时期，苏联也发展了一种“曼陀罗”高空飞机（Mandrake），这实际上是雅科夫列夫-25全天候拦截机的一种改进版。“曼陀罗”采用的机翼设计类似于U-2，但其采用双引擎设计，因此其更重一点，飞行高度是55000到65000英尺，其最大高度是69000英尺，低于U-2能到达的75000英尺高度。“曼陀罗”也同U-2一样，机翼不能承受大的压力，因此在高空不能用作攻击机。在1957到1959年间，苏联生产了15—20架这种飞机。1957年后期开始，“曼陀罗”被用作苏联米格-19和米格-21拦截机实际训练中的目标。最令U-2飞行员担心的苏联技术是急速跃升攻击或者动力俯冲和急速爬升。在这种演习中，地面的雷达操作员会引导拦截机沿着类似U-2的同样飞行路径飞行。当米格飞行员达到与其上10000英尺以上飞行的U-2同样航向时，他会使飞机进入一种浅俯冲（shallow dive）状态以获取速度，利用发动机的最大马力，然后往后拉操纵杆，急速、尽可能地爬升到最大高度。以这种方式，苏联飞行员希望能够直接趋近于U-2，然后用枪炮或导弹来进行射击和瞄准。虽然以这种方式，一些米格飞机能够爬升到U-2的高度，但几乎没有接近过。米格到达最高点时几乎完全失去控制，其小型后掠式机翼无法提供足够的升力，其控制面太小也无法使飞机保持稳定。U-2飞行员常常能够发现爬升到最大高度的米格飞机，然后又朝下降落。U-2飞行员最大的担心就是米格飞机爬升到最大高度时会与U-2飞机相撞。⁽³⁷⁾

当然，苏联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地空导弹研制方面的进展已经使其具备了更强大的防空能力，这才是U-2飞行面临的真正的危险。但是包括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和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专家们，都在不断敦促通过U-2侦察提供对苏联的更多照片，以解决此时在情报共同体内以及在国会中甚嚣尘上的关于导弹差距的辩论。中情局显然对U-2飞行的危险性一直抱持着侥幸的心理，实际上每次成功的U-2飞行都对新的飞行前景提供了一种诱惑，当时中情局的U-2项目参谋们也是极其自信。显然，冒险心理本来也是中情局自身的一种行动文化。因为长期以来，对外情报机构经授权后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得到了秘密行动的特权，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免于国内政治和媒体的制约，甚至不受道德和原则的束缚。

就U-2飞行来说，每次冒险的结果几乎都是有惊无险、十拿九稳，所获得的情报都非常重要，这本身也刺激了中情局高官们这种冒险心理的日益膨胀。正因为如此，在每次经过反复要求得到飞行侦察机会之后，中情局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精心、越来越大胆地设计U-2飞行线路，希望每一次越境侦察飞行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报信息。这就导致U-2每次飞行的路线越来越长，其结果当然就更增加了U-2在苏联境内逗留的时间，增加了U-2最终被击落的概率。

(1)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27-128．

(2)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28．

(3)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39-142．

(4) Details of the 9/2/1958 shooting down of a U．S．Air Force reconnaissance-configured C-130 aircraft over Soviet Armenia by Soviet MiG-17 pilots，Seventeen American crewman were aboard，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10 Mar．1958，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5)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COMINT）report on the 9/2/1958 shooting down of a U．S．Air Force reconnaissance-configured C-130 aircraft over Soviet Armenia by Soviet MiG-17 pilots，Seventeen American crewman were aboard，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15 Oct．1958，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6) Early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ssile Program（1945—1953），https://www.nsa.gov/news-features/declassified-documents/cryptologic-spectrum/assets/files/early_history_soviet_missile.pdf．

(7) See Gerard J．DeGroot，“Sputnik 1957，”American History，December 2007．

(8) Security Resourc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Deterrence & Survival in the Nuclear Age，November 7，1957，pp．4-5．

(9) Security Resourc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Deterrence & Survival in the Nuclear Age，p．14．

(10) Security Resourc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Deterrence & Survival in the Nuclear Age，p．10．

(11) 侯锐：《美国战略核导弹历史与冷战进程研究（1945—1968）》，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3页。

(12) Chalmers Roberts，“Enormous Arms Outlay Is Held Vital to Survival，”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20，1957．

(13) Greg Thielmann，“The Missile Gap Myth and Its Progeny，”Posted：3 May，2011，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1_05/Thielmann，登录时间：2017/5/25。

(14)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57．

(15) John S．D．Eisenhower's memorandum of meeting attended by Secretary McElroy，Secretary Quarles and General Twining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aerial reconnaissance over the U．S．S．R.，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12 Feb．1959，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web．14 Nov.，2016，p．1．

(16) John S．D．Eisenhower's memorandum of meeting attended by Secretary McElroy，Secretary Quarles and General Twining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aerial reconnaissance over the U．S．S．R.，p．2．

(17) Report analyze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U-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and its ability to seek out deployment sites of Soviet Anti-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ICBMs），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31 Mar．1959，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18) Report analyze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U-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and its ability to seek out deployment sites of Soviet Anti-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ICBMs）．

(19) Report analyze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U-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and its ability to seek out deployment sites of Soviet Anti-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ICBMs）．

(20) Report analyze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U-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and its ability to seek out deployment sites of Soviet Anti-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ICBMs）．

(21) Dino Brugioni，Eyes in the Sky，pp．335-336．

(22)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62．

(23) Summary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Dwight D．Eisenhower，Under-Secretary of State Christian Herter，Allen Dulles，General A．J．Goodpaster and Mr．Bissell regarding a proposal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U．S．reconnaissance flights over the U．S．S．R.，United States：White House，8 July 1959，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24)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25)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63-164．

(26) Dino Brugioni，Eyes in the Sky，p．342．

(27) Greg Thielmann，“The Missile Gap Myth and Its Progeny，”Posted：3 May，2011，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1_05/Thielmann，登录时间：2017/5/25。

(28) Dino Brugioni，Eyes in the Sky，p．339．

(29) 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属总统行政办公室，有16位经总统任命的成员组成，多为重量级政府人士，负有建议提升美国情报工作效率之职责。

(30)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65-167．

(31) Dino Brugioni，Eyes in the Sky，p．344．

(32) “背鳍”即图-98超音速轰炸机，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开始研制的先进轰炸机，1955年试飞，但未正式生产和服役。此处U-2飞机发现的可能是图-98原型机。据称，1956年空军参谋长图宁率团访问莫斯科时在西郊一处试飞基地曾经看到过该原型机。

(33)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67．

(34)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68．

(35) Michael J．H．Taylor，Missiles of the World，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0，pp．45-46．

(36)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4页。

(37)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47-149．

第五章　“大满贯”

早在1960年4月9日越境飞行任务执行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在3月28日同意，在4月份期间另外再执行一次飞行任务。特别是4月9日的飞行并没有引起苏联的抗议，这无疑强化了他的意愿。

更大胆的筹划

艾森豪威尔为何会批准越来越大胆的飞行呢？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访美时压根未提U-2飞机的事情，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艾森豪威尔的侥幸心理。在美国政府内部U-2飞行支持者们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苏联人打下一架飞机，他们可能也不会公开承认。因为若承认的话，“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他们的领土上空飞行，而他们苏联人对此却毫无作为”。⁽¹⁾4月9日的行动苏联人肯定是知情的，但也没有提出抗议，这似乎也给艾森豪威尔一种心理暗示，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这也许助长了他决定继续冒险飞行的心理。

至于苏联为何不对4月9日U-2侵犯苏联领空的侦察行为提出抗议，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葛罗米柯带着由外交部起草的抗议书来见我。我们看过了这份文件，之后我在党中央主席团提出建议：“我们不必通过任何文件，不要正式提抗议了。这种做法有什么意义呢？美国人自己明明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凸显我们无能为力，凸显我们没有反击的技术手段。因此我们只能被迫通过报刊或塔斯社提出外交抗议。然而这样做只会鼓励他们更加蛮横无礼。必须把飞机打下来才行！”⁽²⁾

但在美国情报界看来，苏联没有抗议就是他们的成功，苏联看似的忍让诱导了他们越境侦察行为的继续。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授权在4月份再进行一次U-2飞行，中情局趁热打铁，紧锣密鼓地筹划4月份的这次U-2飞行。中情局当时正在考虑三种越境飞行任务，一是对苏联南部地区的侦察，代号“太阳黑子行动”（Operation SUN SPOT），目标是苏联中南部地区的秋拉塔姆和弗拉基米罗夫卡（Vladimirovka）；二是苏联乌拉尔山脉以西北冰洋沿岸地区的侦察，代号“时间步行动”（Operation TIME STEP），飞机从格陵兰的拓乐（Thule）美国空军基地起飞，经北冰洋进入苏联，目标包括新地岛（Novaya Zemlya）、波利亚尔内（Polyarnyy）⁽³⁾，以及乌拉尔山脉到科特拉斯（Kotlas）的铁路线。但是该路线一直在北纬60度以上，极易遇到恶劣天气，飞行和拍照都易受天气影响。而且，计划人员认为该路线具有更大的拦截风险；三是“大满贯行动”（Operation GRAND SLAM），不同于此前的飞行至多入境苏联五六百英里然后掉转回头的是，这是第一次计划从南到北纵向穿过苏联的飞行任务，从咸海到巴伦支海，主要侦察目标包括咸海岸边的秋拉塔姆，中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导弹工厂，北部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苏联空军和潜艇基地，然后飞出苏联，终点是挪威的波多（Bodo）。⁽⁴⁾计划人员也认识到，即使该路线的行动风险比“时间步行动”要小些，但也是到此时为止最大风险的一次任务，因为该任务完全穿过苏联，比以前过境的地域都更大，这使苏联有充足的时间对飞机进行报警、准备和拦截。确实，“大满贯行动”途经的地区都是苏联极其重要的战略腹地，也正是苏联当时各种新兴发展的战略武器所在地，中情局设计这样一条飞行线路，本身反映了其计划人员和主管官员一种极其自负、极度冒险的心理。

图5-1　“大满贯行动”

“大满贯行动”提出以后，获得当时中情局内最强烈的支持。因为要寻找关于洲际导弹发射地的信息，秋拉塔姆是每次必经的一个地点。而且，美国已获悉当时苏联一种巨大火箭，长有200英尺，是美国107英尺的“宇宙神”导弹的近两倍长，在秋拉塔姆发射架已准备好进行发射。中情局极其希望获得对这款巨型火箭的照相，他们怀疑这种巨型火箭可能会用于五一劳动节的献礼⁽⁵⁾；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导弹工厂的所在地，也是中情局屡次希望侦察的重点地域；北部的普列谢茨克地区则是一个新发现的关键地点。情报共同体自从1959年下半年以来就对苏联中北部地区的普列谢茨克有兴趣，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在这里建造了一处秘密的R-7导弹发射地点。事实上，1957年后，苏联确实在此秘密新建了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从莫斯科到西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铁路线，其1300公里处有一个直快列车只停6分钟的小站，叫普列谢茨克，小站离普列谢茨克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平城只有7公里。这个和平城就是苏联秘密建造的洲际导弹发射场。此后，该基地几乎承担了所有重要导弹和卫星的发射任务。U-2飞机在苏联到处寻找洲际导弹发射场，中情局也正确地判断导弹发射场在铁路线沿线，但却没想到在这么偏远的小镇。一直到1959年下半年美国情报共同体才发现了蛛丝马迹，到1959年12月才得以确认。然而，U-2还一直没有在此侦察过。因此，情报共同体急于获得这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地点的情报。U-2在确定新的飞行任务时，这里无疑成为最优先的目标所在。

“大满贯行动”

最终“大满贯行动”选择的飞行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这是U-2项目中经验最为老道的飞行员。鲍尔斯在1956年5月就参加了U-2项目，共执行了27次U-2飞行任务，包括一次过境苏联、一次过境中国、六次沿苏联边界的飞行等。当准备就绪后，苏联境内的恶劣天气却使得原定4月份的任务无法执行，因此比斯尔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给予更多的时间。4月25日，古德帕斯特将军将总统的指示转达给比斯尔，“另一次行动可以执行，但必须在5月1日前完成。5月1日后停止任何行动”。⁽⁶⁾显然，艾森豪威尔心中对即将于1960年5月16日开始的巴黎峰会有所顾忌。

按艾森豪威尔的指示，最初这次飞行任务计划在4月28日星期四起飞。在起飞前夜，中情局项目管理人员将U-2飞机秘密渡运到起飞机场，加好油，装上照相机，在拂晓时分起飞。为了在起飞机场的保密起见，停留机场的时间不超过6小时，而且主要是在黑夜。但是，4月28日苏联北部地区天气恶劣，行动取消，飞机不得不回到阿达纳基地。4月29日一早又准备起飞，再次因天气原因取消，这样一直拖到了4月30日。到4月30日晚，原来那架执行任务的飞机因前两次的飞行准备达到了一定的飞行时间需要进行定期维护，因此更换了一架飞机执行这次飞行任务。更换的飞机曾经在前一年的9月有过一次紧急迫降。尽管已经被洛克希德公司整修过，而且如今装上了更强大的J-75发动机，使其可飞行到更高的高度，但飞行员并不完全信任这架飞机，称之“机库女王”。这架飞机装上了B型照相机和相关电子情报器件，准备起飞。

5月1日周日清晨，6点半不到，“大满贯行动”，代号4154，中情局第24次深度入境、第1次纵向完全穿过苏联的高空飞行，鲍尔斯的第28次U-2飞行任务，开始出发。由于在等候得到华盛顿的起飞许可时出现通讯故障（这种故障在春秋季节的日出和日落时经常出现），开始时间晚了近30分钟。

起飞后，鲍尔斯驾驶飞机朝向阿富汗飞去。根据标准的操作程序，鲍尔斯在到达66000英尺时点击了无线电开关，这标志着飞机上的所有工作器件均开始了运行，任务按计划开始。除了这个简单的动作以外，U-2飞行员会在整个越境任务执行期间保持严格的无线电静默。

中情局不愿想，鲍尔斯更不愿想，这次苏联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五一国际劳动节被证明是最糟糕的越境苏联的时间。这个重要节日比起通常时间，苏联更大程度的空中交通管制使苏联雷达可以轻易地识别和跟踪鲍尔斯的飞机。当鲍尔斯的飞机还在苏联-阿富汗边界以南15英里时，苏联雷达便开始跟踪飞机，并在飞机飞越中亚地区过程中一直保持跟踪。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他对这一天记忆犹新。他说：

5月1日一大早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听筒，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向我报告说：“一架美国U-2飞机从阿富汗方向飞来，显然是从巴基斯坦起飞的，并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基方向飞行。”我回答说：“该是立功的时候了，把这架侦察机打下来。请您采取一切措施！”“是的，我已下达了命令。将竭尽全力击落飞机。”马林诺夫斯基回答。我关切地问道：“在它的航线上是否有我们的防空设施？”“有。看来它正撞在枪口上。我们拥有一切手段击落它，如果我们的高射炮兵不失手的话。”他用了“不失手”这个词组，是因为今年4月上一次类似事件发生时，我们的高射炮兵放走了U-2：他们没有准备，没有及时开火。⁽⁷⁾

苏联为了应对这次入侵，下达命令，在很大部分地区禁止民用空中交通。当鲍尔斯到达塔什干地区时，多达13架苏联拦截飞机升空拦截，但未成功。鲍尔斯作为U-2老飞行员，自然是久经沙场，像通常遇到的那样，看着苏联的飞机在他下面低2000到3000米的地方，不断尝试着加大引擎马力向上冲击。他已经司空见惯，或许他心想，又在白费工夫。

不过，关键的是苏联的防空导弹连。在此次U-2飞机的飞行路线上，苏联正以棋盘格方式配置了若干个防空导弹连。U-2飞机必然遭遇其中的一个，根本无法避开它们。

鲍尔斯的第一个目标是秋拉塔姆导弹试验区，之后是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边一点的车里亚宾斯克（Chelyabinsk，大型武器工厂）。计划路线还将穿过克什特姆（核工厂）⁽⁸⁾，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导弹工厂），再转向西北到基洛夫，向北经过可能的导弹发射地尤里亚（Yur'ya）与普列谢茨克（Plesetsk），然后到北德文斯克（Severodvinsk，造船厂），然后向西北飞到坎达拉克沙港口（Kandalaksha），再向北到摩尔曼斯克，最后从北部飞出苏联。

鲍尔斯没能穿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任务开始4个半小时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空域70500英尺的高空，一枚苏联萨姆-2机动式中程防空导弹（苏联称S-75）在他的飞机附近爆炸。飞机彻底失去动力，开始螺旋式下降。

戳穿

按照五一节当天的安排，赫鲁晓夫一早去参加红场的五一阅兵式，以及阅兵式后的群众游行。他的心里肯定一直装着这架U-2飞机的事情。这时，任苏联防空兵司令员的比留佐夫元帅急急赶来，他悄声向赫鲁晓夫报告：击落了一架U-2飞机，俘虏了飞行员，正在对飞行员进行审问。深受U-2侮辱多年，赫鲁晓夫这一次终于扬眉吐气。赫鲁晓夫多年的耻辱和恼恨一下子和盘托出：

多少年来我们伤透了脑筋而苦于没有办法，多少年来我们焦虑、愤怒，而事情没有进展。当我们抗议时，我们看到抗议只能让美国人沾沾自喜。由于我们无能为力，他们洋洋得意，继续侵犯苏联主权，在我国领空飞行。如今美国空军变得如此厚颜无耻，竟然派飞机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来了。⁽⁹⁾

赫鲁晓夫尤其气愤的是，“这种飞行发生在四国首脑预定举行巴黎会晤的时候，会晤筹备工作已经展开，参加会晤的各方本应该努力为达成协议创造条件才对。干出这种事令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不明智之举，简直是愚蠢之举”。⁽¹⁰⁾赫鲁晓夫决心要好好教训下美国人。

鲍尔斯的U-2飞机被苏联防空导弹爆炸波冲击后，实际上他有机会按下飞机座位下的爆炸装置按钮。若按下按钮飞机和驾驶员便会爆炸自毁，但当时鲍尔斯并没有按下它。鲍尔斯开始寻找方式自救。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他被抛向座舱罩，无法使用弹射座椅。他打开座舱盖准备跳伞，等待在最后时刻启动摧毁装置，以确保他离开飞机后飞机爆炸。可是，他放开座椅安全带时，立即被吸出飞机，被氧气管悬荡着，根本够不着摧毁装置开关。最后，氧气管断开，他与下降中的飞机分离。在下降了数千英尺后，降落伞自动打开。一降落到地面，鲍尔斯立即被当地国营农场的工人发现，随后苏联军人闻讯赶来将其带走。在鲍尔斯的身上，苏联人收缴了一枚自杀用的毒针和一份勤务细则。在审讯中，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做了交待，供出了全部情况：他干了多少年，挣了多少钱，还报了自己的姓名，谈了自己的亲属状况。⁽¹¹⁾鲍尔斯的飞机也没有因迫降而完全毁坏，苏联人能够辨认出其大部分设备，并将飞机残骸运到莫斯科，10天后放在高尔基文化公园供公众参观。

后来，1963年3月，美国驻莫斯科空军武官了解到，1960年5月1日这天，斯维尔德洛夫萨姆-2（S-75）防空导弹连进行了三枚导弹的齐射，除了使鲍尔斯的飞机瘫痪以外，还直接击中了一架苏联方面升空拦截U-2的战斗机。⁽¹²⁾一个很大的可能是，中情局在此之前并不了解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这个防空导弹发射点的存在。之前中情局的报告已经指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可能是苏联主要的导弹工厂，他们只希望通过加强对这一导弹工厂的侦察来获取相关的信息，却可能没有想到这里部署着苏联当时最新式的萨姆-2防空导弹连。当然，对于苏联来说，这个重要的导弹工厂所在地，必然需要有相当严密的防空系统来予以保护。中情局无视这一必然的规律，肆无忌惮地进入苏联这一军事重镇进行侦察，当然最终要栽跟头，自食其果。确如赫鲁晓夫援引的那句俄罗斯民谚：瓦罐在水上漂流再久，也必将粉身碎骨。⁽¹³⁾

飞机失事不久，美国人便预感到了。但当时比斯尔与其他项目官员们不知道鲍尔斯是死是活，也不知道飞机和照相机是否已经破坏，但他们相信，从高达7万英尺的高空中降落，飞行员几乎不可能生存。他们因此决定，坚持原先准备好的托辞，即这是一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从事的天气飞行。

这天结束，中情局官员们基于原先设计的托辞准备了一份声明，公开说明阿达纳是该飞机的基地，对巴基斯坦在这次飞行任务的作用则没有公开。5月2日，阿达纳基地司令公开宣布了这份声明。5月3日，按照这一编造的故事，NASA予以配合，宣布一架高空天气飞机在土耳其境内的一次飞行中失踪。NASA并且编造了具体的情节，谎称飞行员在应急频率中报告呼吸困难。他们设想，若苏联抗议并指证苏联境内的飞机残骸，便可声称是飞行员失去意识后飞机进入了苏联境内。事实证明，中情局编造的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因为这是为一种理想的U-2飞机失事场景准备的，即在飞行员死亡、飞机以及胶卷均已毁坏的情况下才适用。然而没想到的是，U-2飞行员跳伞并且奇迹般地生还，而且更惊异的是飞机从7万英尺的高空坠落竟然机身大部并未完全毁坏。胶卷紧紧地卷在一起，自然也很难毁坏。所有的真实证据得以保留，地图、胶卷、武器，还有相关的指示等等，而且飞行员也承认了他执行间谍任务的事实。

赫鲁晓夫决定要彻底地在全世界面前戳穿美国人的谎言。他决定引诱美国人把故事继续编造下去，最后才给其致命一击。五一节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行动策略。我提议就苏联主权遭到侵犯发表一项声明，希望以此驳斥美国人关于他们的飞机没有飞越我国边境的公报。我认为可以告诉他们这架飞机被我们击落，但不要说明在哪个地区击落的，也不要说明飞行员还活着。”赫鲁晓夫提议的这项计划得以通过。用意在于迷惑美国政府：既然苏联领导人没有说出飞机被击落的地点和飞行员的下落，美国政府会认为鲍尔斯已经阵亡。⁽¹⁴⁾

图5-2　赫鲁晓夫参观U-2残骸展览

果然，接连四天过去，苏联人按兵不动，不动声色。直到5月5日，苏联方面才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一点消息，称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坠毁。赫鲁晓夫有意忽略细节，根本未提飞行员的命运。不过，赫鲁晓夫想给艾森豪威尔留点台阶。他说，他不清楚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知道这件事。⁽¹⁵⁾

苏联方面的消息立即传到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商讨对事件的反应。艾森豪威尔总统一直担心的就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过既然事情发生了，他看起来倒显得很镇定。艾森豪威尔心里可能感到有些不安，然而，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都是他亲自批准，而且自从情报局创立以来，美国这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元首认为中央情报局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是不必要或非正义的。⁽¹⁶⁾艾森豪威尔也不例外。他提出应保持沉默，直到明白赫鲁晓夫下一步采取的是什么行动。艾森豪威尔并且规定，只由国务院来发布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公开消息。5月5日，在苏联宣布消息随后不久，美国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国务院继续坚持天气考察的说法，称土耳其阿达纳基地一架U-2天气研究飞机因氧气装置故障失踪，该飞机在飞行员失去知觉后会自动飞行一段距离，因而导致对苏联领空并非故意的侵犯。美国人仍在想当然地以为，苏联手里没有物质证据。然而很快，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给国务院发回一封电报，说明飞行员可能还活着。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是一件令他难以置信的事情。⁽¹⁷⁾

两天后，1960年5月7日，苏联用新的公报证实了这一报告。赫鲁晓夫决定亮出底牌，拆穿美国人的谎言。赫鲁晓夫受委托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关于调查经过的声明，将这次U-2飞行的整个经过全盘揭露出来，并告知U-2飞行员还活着，且对于执行间谍任务已经供认。

赫鲁晓夫的这一披露让美国人措手不及，也意味着美国公然撒谎，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华盛顿开始防守，并试图伺机反击。

5月7日，美国国务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华盛顿当局并没有授权进行任何赫鲁晓夫所说的这种飞行。国务院接着开始进行自我辩护。声明说，世界形势使得所有国家都在进行情报收集活动，战后历史也揭示出苏联在这方面并不落后。正是由于苏联比西方世界进行了更为过分的秘密活动，这些活动作为合法的国家防御措施是必要的。声明说，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突然袭击的担忧，是世界局势紧张的一个根源。美国为此在1955年提出了开放天空倡议但遭到苏联拒绝。正是由于这种突然袭击的危险，这种非武装的民用U-2飞机在过去四年里沿着西方边界执行了这种飞行任务。⁽¹⁸⁾

接下来，美国政府高官们围绕下一步合适的行动又开始了辩论。中情局阿伦·杜勒斯主动提出，为这次越境飞行和计划设计承担责任，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想让世界留下一种他不能控制他的政府的印象。艾森豪威尔承认，U-2飞机失事造成一次巨大的风暴。但他要求大家保持镇静。⁽¹⁹⁾

5月9日，赫鲁晓夫对美发出威胁说，如果再次出现U-2飞行事件，苏联将对该飞机的起飞基地进行导弹打击。后来的5月30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更具体地说出这一威胁。马林诺夫斯基称，火箭部队司令米特罗凡·涅德林已经接到命令，如果飞机侵犯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空，即开火还击。赫鲁晓夫在6月3日的记者会上确认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话。

5月10日，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声称苏联试图恐吓，美国将会坚持承诺，保护受威胁的盟国。在5月30日马林诺夫斯基发声的第二天，白宫再次确认了其声明。

5月11日，星期三，艾森豪威尔总统向新闻界宣读了一份声明，声明中他为U-2任务承担完全的责任，但是，他又表示对未来越境飞行问题持开放态度，即使四天以前他批准了对外政策顾问关于终止针对苏联的所有挑衅性情报行动的建议。⁽²⁰⁾在本来想给美国总统留面子的赫鲁晓夫看来，艾森豪威尔的声明，简直“是一次不明智的讲话”。赫鲁晓夫说，“美国总统就这样丧失了机会，未能在巴黎会晤之前使自己与这桩闹得沸沸扬扬的丑事脱离干系。”“如果总统亲自认可侵犯主权，岂不等于鼓吹战争吗？我们简直义愤填膺，便利用一切公众场合戳穿他们的侵略方针。此时我们对美国总统也不手下留情了，因为是他自己摆好了被打屁股的姿势，于是我们就尽情地、放开了地把美国人鞭挞了一通。”⁽²¹⁾赫鲁晓夫准备在随后召开的巴黎首脑峰会上向美国总统发起攻击。

“U-2飞机事件在1960年5月间正充满怀疑和误解的美苏关系中发生，就如同正在燃烧的标枪无意中掷向了干燥的森林一样。”⁽²²⁾结果便是美国和苏联双方政府都坚定了继续冷战的决心，倒转了1960年可能出现的缓和势头。U-2失事随后不到一周，按原先计划，美英法苏四国首脑峰会5月16日在巴黎召开。赫鲁晓夫带领苏联代表团乘坐专机前往巴黎。但在U-2事件刚刚发生的关口，赫鲁晓夫显然没打算真的心平气和地去开会，他说，“人家对我们施加侮辱，而我们还前去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在专机上决定，修改原先计划在会议开幕时所发表声明的取向，改向美国提出最后通牒式的条件，要求艾森豪威尔为对苏联施加侮辱而进行道歉，要求美国总统收回他关于保留在别国领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权利的声明，并保证今后不再在苏联领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赫鲁晓夫并且在声明中加进了这样一条：如果艾森豪威尔不道歉，苏联就撤销原定的对艾森豪威尔1960年访问苏联的邀请。⁽²³⁾

5月16日的首脑会议上，苏联赫鲁晓夫坚持要第一个发言，他宣读了对这次U-2侵犯苏联领空飞行的一份长长的抗议，并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道歉。艾森豪威尔总统称，越境飞行已经停止，不会恢复，但他拒绝做出正式的道歉。赫鲁晓夫宣布退出会议，会议终止。艾森豪威尔计划的对苏联访问也宣布取消。按当时美国驻外机构分析，当时苏联国内反对缓和，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苏联的缓和政策也遇到来自中国的批评，而西方国家则通过此前召开的伊斯坦布尔北约会议展现出坚定的团结性，这使赫鲁晓夫在东西方会议上必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苏联来说，此时的最高层首脑会议并不属于其紧要的外交议程。但是，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友此时确实希望与苏联在停止核试验以及裁军问题上进行谈判，因此U-2飞机事件及其导致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实际上给美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国际压力。但艾森豪威尔作为决策者，不得不自食其果。由此，自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后象征美苏关系缓和势头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荡然无存，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会议机制⁽²⁴⁾也就此戛然而止，美苏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抗争。更值得提出的是，它毒害了大国关系的氛围，这种明显对大国地位的不尊重，甚至是羞辱性的做法，显然在大国之间造成了一种极其有害的相互怨恨氛围，这终成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重要诱因。

古德帕斯特将军在一份1960年6月2日签署的备忘录中说到，他问过艾森豪威尔总统，U-2飞机的下一代机是否还要继续推进。艾森豪威尔总统考虑之后说到，他倾向于继续推进，将其作为空军在战时使用的一款高性能侦察机。但他认为，该项目现在不必放在最优先事项上。⁽²⁵⁾一份日期为1960年7月7日美国中情局绝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决定，至少在接下来的7个月中，停止U-2飞机越境苏联的侦察飞行。⁽²⁶⁾

鲍尔斯被俘后，在苏联监禁了很长时间。鲍尔斯一方面试图表现得非常配合，另一方面也试图尽可能隐瞒更多的保密信息。苏联为了获取最大的宣传效果，在1960年8月17日进行了一次对鲍尔斯的公开审判。苏联法院判决剥夺鲍尔斯10年自由，头3年监禁。

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美国为了释放鲍尔斯与苏联进行了秘密谈判，美国方面提出以1957年判刑的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来交换鲍尔斯。1962年2月10日，美苏双方在连接东西柏林的著名的“间谍桥”格利尼科桥中间，完成了这次交换。

鲍尔斯回到美国以后，接受了广泛的盘问。中情局再次召集损害评估小组来估计鲍尔斯对越境飞行项目的了解以及他可能已经告诉苏联方面的信息。经过1962年2月两个星期的盘查，损害评估小组认为越境飞行项目遭受的损害要小于原先的估计，而且他们对鲍尔斯的行为表示满意。阿伦·杜勒斯也表示了对鲍尔斯行动的支持。但1961年11月，阿伦·杜勒斯已经辞去了中情局局长一职。新任局长约翰·A．麦康（John A．McCone）要求更严格地审查鲍尔斯，并建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经过8天的听证和详细审议后，认为鲍尔斯是按照他接受的指示来行动的，他“在这一时期履行了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义务”。该委员会还建议支付他的欠薪。但是，麦康依据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称，当时鲍尔斯的U-2飞机在坠地之前，可能下降到一个较低的高度然后扭转方向绕了一大圈再飞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仍然对鲍尔斯表示怀疑。但专门委员会继续审查后坚持原来的结论。随后鲍尔斯还分别参加了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以及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²⁷⁾尽管这些质询均表明鲍尔斯的行为适当，但并没有向公众公开这些对鲍尔斯有利的材料。不了解真相的媒体、民众和公众人物则给予鲍尔斯一种消极的评价，他们质疑为何鲍尔斯当时不自杀。麦康仍然对鲍尔斯持有敌意，肯尼迪总统也有意冷落鲍尔斯。在1963年4月，麦康给所有U-2飞行员授予情报工作星章（Intelligence Star），唯独没有鲍尔斯。但1962年3月12日鲍尔斯回到他的家乡西南弗吉尼亚时，受到约800名家乡父老的欢迎，他们称他是英雄，这是鲍尔斯唯一一次被当作“英雄”。⁽²⁸⁾1965年4月25日，麦康辞职生效之前两天，中情局副局长马歇尔·S．卡特将一枚情报工作星章授予鲍尔斯，背面时间注明是1963年。

鲍尔斯1962年10月离开中情局，开始了漂泊流离的生活。一开始作为一名U-2飞行员，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一直工作到1969年U-2飞机测试结束。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为洛杉矶地区的电视台驾驶小型飞机和直升机。后来在1977年8月1日，鲍尔斯因驾驶的直升机在离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约3英里的地方坠毁而死亡。

撤退

鲍尔斯U-2飞机的坠毁最终导致驻在土耳其的B分队的结束。中情局知道鲍尔斯还活着时，便立即开始了撤出行动。随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命令结束了对苏联的越境飞行。不到四周后，1960年5月27日夜，土耳其发生政变，原政府总理被推翻，由于新政府并没有听到关于U-2飞机的介绍，项目总部拒绝允许任何从阿达纳开始的U-2飞行任务。阿达纳基地剩下的4架U-2飞机中，3架被拆卸，装进C-124运回美国。还有一架放在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的机库里，放了几年，以防阿达纳设施需要重新启用，不过该基地最后还是关闭了。B分队一共存在44个月的时间，有21位飞行员驾驶过 U-2 飞机。继鲍尔斯的U-2飞机出事、阿达纳基地关闭后，1960年7月8日，日本政府因为反美情绪的增长和媒体对U-2间谍飞机在其领土上存在的抱怨，也要求美国撤出U-2飞机。第二天，中情局关闭C分队，其U-2飞机以同样的方式运回美国。

到此，U-2飞机承担的对苏战略情报侦察任务便告结束。所有U-2海外基地的行动也完全停止了6个多月。B分队和C分队的飞行员整合成一个G分队，驻地在美国本土，加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G分队由8名飞行员组成。一直到1960年10月底，U-2飞机才恢复飞行，不过这次是对古巴的越境飞行。事实上，鲍尔斯的U-2飞行成为了最后一次中情局对苏联的越境飞行。但U-2仍然被用于侦察其他雷达和防空系统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1960年5月以后，U-2飞行任务主要转向两个新的区域执行战术情报搜集任务。一个是拉美，U-2飞机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古巴的侦察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便有它的身影；另一个是远东，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U-2有两次对中国大陆的高空飞行侦察。⁽²⁹⁾1960年7月到1962年12月期间，美国中情局又先后将4架U-2飞机运进台湾，建立了名义上隶属蒋介石空军第五联队的三十五特遣中队，实际上由美国中情局直接控制，又称“黑猫”中队，负责对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空侦察。1962年至1965年期间，黑猫中队出动U-2飞机至少40多架次到中国大陆地区进行侦察飞行，遍及大陆大部分省区，通过侦察照相获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军事情势，原子弹试验以及中苏关系破裂方面的大量信息。1962年9月9日、1963年11月1日、1964年7月7日、1965年1月10日，解放军地空导弹营分别在江西、福建和内蒙古包头地区将美国中情局4架U-2高空侦察机全部击落。⁽³⁰⁾

越南战争期间U-2飞机对印支半岛进行了数十次高空越境飞行，仅1962到1964年间就对北越和南越执行了36次飞行任务。但在后期，美国U-2飞机在印支地区的高空飞行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被击落风险，飞行次数日益减少。⁽³¹⁾总的来说，在1958到1974年间，中情局的U-2飞机在远东、中东等地区进行了非常活跃的高空越境飞行活动，直到中情局1974年最终停止有人侦察活动，中情局将U-2飞机全部移交给空军。

毫无疑问，对美国来说，到1960年夏，U-2飞机在对苏联与东欧的越境侦察飞行中收集了大量具有战略性价值的情报。U-2飞行任务覆盖苏联境内多达130万平方英里，几乎占苏联国土全部面积的15％。当时这些侦察飞行后，已经冲洗的胶卷超过128.5万英尺，几乎长达250英里。1960年5月28日，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对U-2项目的成绩进行了一次小结。杜勒斯指出，U-2侦察项目在四个关键方面收集了苏联实力地位的有用信息：苏联的轰炸机力量、导弹力量、核武器、防空系统。他说：“五年前，在U-2项目开始之前，对苏联的一知半解，对其真正实力地位的不确定，对美国造成了巨大问题。我们面临着持续的危险，要么使我们自身暴露在敌人打击前面，或者不必要地耗费自身巨额钱财和努力进行盲无目的的军事准备。”⁽³²⁾

在“轰炸机差距”的辩论中，正是U-2越境侦察揭开了苏联“野牛”轰炸机的真相。当时美国空军声称，苏联正在建造大批远程战略轰炸机。正是以U-2飞行所获信息为依据，艾森豪威尔得以抵制空军对大力制造美国战略轰炸机的要求。在后来的“导弹差距”辩论中，U-2越境飞行搜寻和发现苏联境内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设施，并使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形成初步结论，认为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是一个有序发展的、有合理计划的重点发展项目，只在于形成苏联早期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并没有要以洲际导弹发动对美国突然袭击的迹象。根据U-2侦察获得的图片显示，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抵制美国国内要求加紧建造那种过时的液体燃料驱动的第一代导弹的要求，而决定按照进度，完成更先进的固体燃料驱动的导弹研发。U-2高空飞行还收集了大量关于苏联核项目的数据，包括裂变材料的生产、武器发展和试验活动、核武器储存地点的位置和规模等。U-2飞行之前，美国国内关于苏联的大多数了解都是基于陈旧过时的信息，有的甚至还是二战时期或者此后不久的信息。在 U-2 侦察拍照的帮助下，美国国防部能够更有效率地分配武器和人员，可准确确定目标位置，并可识别新的目标。U-2收集了大量关于苏联防空系统的信息。U-2侦察还帮助分析特定情境下苏联的军事准备态势，从而判定苏联的基本意图，有利于美国政府的决策。所有这些，对于美国而言，都具有极高的战略性决策价值。

U-2不仅在战略情报搜集中发挥出独特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还通过承担战术情报搜集任务，为美国应对地区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支撑，例如在中东危机中，在印度支那事务中，U-2拍照给美国决策者及战场指挥官们提供了及时的情报。

U-2高空越境侦察也给美国中情局带来了重大的技术影响。传统的情报形式所使用的特务和隐蔽行动手段，相比新的科学技术收集手段渐渐失去了其重要性。随着U-2开始执行任务，U-2的拍照成为美国方面可用情报的最重要资源。U-2拍照带来的大量信息导致了中情局图片判读能力的增长，这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级的照相判读中心的建立，为美国整个情报共同体服务。U-2 作为情报搜集系统的巨大成功，使中情局决定要投资于下一代能够获得大量可靠信息的系统。于是，中情局立项资助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牛车”以及照相卫星的开拓性研究。⁽³³⁾

1960年5月1日的U-2失事后不久，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下令结束U-2飞机对苏联的越境飞行。这次事件因此标志着美国U-2飞机对苏联越境侦察的结束。当然，这绝不是美国对苏情报侦察的结束，而是美国战略情报侦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更新的技术和手段将逐步投入使用。

艾森豪威尔的继承者，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1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延续前总统的政策，称他已经下达命令，这种对苏联的U-2侦察飞行不会恢复。但是，这被认为不是一个约束性的承诺。约翰逊总统1963年年底接替肯尼迪就职总统时，中情局局长麦康（1961年11月上任）应约翰逊总统了解U-2飞行政策的要求向总统报告说：与大家认为的相反，肯尼迪总统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做出任何正式的承诺或确保，宣称绝不会有进一步的越境飞行。⁽³⁴⁾但是，在没有非常合理的理由的情况下，没有哪位总统会下令恢复对苏联的越境飞行，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必要的情势没有出现；而且，卫星侦察照相的发展，填补了U-2高空侦察留下来的缺位。

不过，肯尼迪时期卫星侦察照相没有U-2拍摄的照片清晰，肯尼迪总统曾在1961年9月柏林危机期间有过恢复对苏联的U-2侦察飞行的想法，这曾经导致当时洛克希德公司加急完成将6架U-2升级成U-2C的任务，以使U-2飞得更高，具有更稳定的性能。U-2实用升限达到25.9千米，最大时速805千米，最大航程4830千米，滞空时间6.5小时。⁽³⁵⁾但在越境侦察委员会讨论恢复U-2飞行的详细方案时，国务院和中情局的代表表示异议，认为恢复U-2飞行的理由并不充分。1962年2月时，美国情报委员会也曾认真考虑过越境侦察委员会提出的通过越境飞行侦察拍照苏联反弹道导弹设施的建议，但最后也因中情局局长麦康建议由卫星侦察取代U-2而作罢。

表1　U-2飞机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越境飞行清单（1956—1960）：⁽³⁶⁾

时间 | 途经国家（地区）
1956年6月20日 | 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
1956年7月2日 | 东德、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匈牙利
1956年7月2日 | 罗马尼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
1956年7月4日 | 苏联、东德、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1956年7月5日 | 苏联、东德、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1956年7月9日 | 波兰、东德、拉脱维亚、立陶宛、苏联
1956年7月9日 | 东德、匈牙利、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1956年7月10日 | 东德、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1956年9月6日 | 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
1956年10月12日 | 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
1956年11月20日 | 苏联
1956年12月10日 | 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
1956年12月10日 | 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
1957年4月25日 | 阿尔巴尼亚
1957年6月8日 | 苏联远东地区
1957年6月20日 | 苏联远东地区
1957年8月4日 | 中国、蒙古、苏联
1957年8月5日 | 苏联
1957年8月11日 | 苏联、中国
1957年8月20日 | 苏联、中国
1957年8月20日 | 苏联、中国
1957年8月21日 | 苏联、中国
1957年8月21日 | 苏联、中国
1957年8月21日 | 西藏、中国
1957年8月28日 | 苏联
1957年9月10日 | 苏联
1957年9月16日 | 苏联远东地区
1957年10月13日 | 苏联
1958年1月23日 | 阿尔巴尼亚
1958年3月1日 | 苏联
1958年6月18日 | 中国
1958年8月20日 | 中国
1958年9月9日 | 中国
1958年10月22日 | 中国
1959年5月12日 | 西藏、老挝、北越、中国
1959年5月14日 | 西藏、中国
1959年7月9日 | 苏联
1959年8月29日 | 北越、老挝
1959年9月3日 | 西藏、中国
1959年9月4日 | 西藏、中国、老挝
1959年9月7日 | 老挝、北越
1959年9月9日 | 西藏、中国
1959年9月12日 | 老挝、北越
1959年11月4日 | 中国、西藏、缅甸
1959年12月6日 | 苏联
1960年2月10日 | 苏联
1960年3月30日 | 西藏
1960年3月30日 | 西藏、中国西部
1960年4月4日 | 西藏、中国西部
1960年4月9日 | 苏联
1960年5月1日 | 苏联

(1)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第391页。

(2)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3页。

(3) 波利亚尔内为北冰洋岸的终年不冻港，位于科拉半岛西北，摩尔曼斯克西北30公里处，驻有苏联防空军第941联队。

(4) Analysis of items in the Pearson-Anderson article in“True”magazine，9/60，regarding the U．S．U-2 reconnaissance plane shot down over the Soviet Union，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n．d.，p．2，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5) Analysis of items in the Pearson-Anderson article in“True”magazine，9/60，regarding the U．S．U-2 reconnaissance plane shot down over the Soviet Union，p．2．

(6)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72-174．

(7)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063—2064页。

(8) 位于原苏联车里雅宾斯克州北部的一个城市，距车里雅宾斯克90公里。

(9)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064—2065页。

(10)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063页。

(11)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065页。

(12)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77．

(13)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067页。

(14)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066页。

(15) Cable to Secretary of State Christian Herter from U．S．Ambassador Frances Willis regarding Soviet remarks at a 6/24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Oslo，Norway with respect to the American U-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shot down over the U．S．S．R．on 5/5/60，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29 June 196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16) 维克托·马凯蒂、约翰·马克斯：《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第348页。

(17)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第393页。

(18) Department Statement on U-2 Incident at May 7 Lincoln White Press Conference．

(19) Discussion at 5/9/60 NSC meeting；topics include：Soviet destruction of U．S．U-2 reconnaissance plane；preparations for summit meeting；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oil cartel case．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3 May 196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20)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80．

(21)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068—2069页。

(22) Michael R．Beschloss，MAYDAY：Eisenhower，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p．381．

(23)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070—2072页。

(24) 1955年7月美苏英法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四大国首脑会议，1960年5月的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是第二次。

(25) Plans for a successor plane to the U-2 discussed，United States：White House，2 June 196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26) Paper regarding the operational capability of the U-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7 July 196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27)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83-185．

(28) Lann A．Malesky，“Just One More U-2 Overflight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One Too Many for Francis Gary Powers，”Military History，December 2002，pp．30-32．

(29)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215-216．

(30) 蒋晓星：《黑猫中队的覆灭——美蒋U-2型高空侦察机在中国大陆的失败》，载《世纪行》1994年8月，第36—40页。

(31)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230，243．

(32)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316．

(33) Notes on flight information for the OXCART Program（reconnaissance aircraft SR-71 Blackbird），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3 June 196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牛车”（Oxcart）飞机详见后文。

(34)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195．

(35) 1966年，洛克希德根据空军合同，再次对U-2性能进行提升。提升后的U-2R实用升限达到27．43千米，最大时速797千米，最大航程6437千米，滞空时间12小时。见浩天：《美国U-2侦察机及其侦察模式》，《现代军事》2002年1月，第41—43页。

(36) Chronological list of U．S．U-2 reconnaissance flights over the Soviet Blo，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8，Aug．196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该清单文件将苏联的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以及中国的西藏部分单独列出，或是强调该飞行任务的特定目标（作者注）。

第六章　下一代高空侦察机

U-2飞机事件后，美国虽然全面停止了使用U-2飞机对苏侦察，但美国对苏的情报需求，特别是关于苏联战略核力量的情报需求，依旧强烈与迫切。“导弹差距”问题，即苏联洲际导弹数量与生产能力到底有没有对美国形成优势的问题，成为困扰美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同时也成为国内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议题，例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就指责艾森豪威尔与副总统尼克松放任苏联导弹发展，而造成美国与苏联的导弹差距，并在研发美国自己的战略导弹方面无所作为。因此，U-2飞机事件反而成为促使美国加速发展新型战略侦察手段的新动力。事实上，在U-2事件发生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已经意识到U-2飞机可能带来的政治与军事风险，一方面将U-2飞机的行动批准权限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十分谨慎地批准U-2飞机侦察任务，特别是对苏联战略侦察任务，另一方面，开启了一系列取代U-2飞机的高空战略侦察项目。这些项目总体上看，分别属于高空侦察机项目与侦察卫星项目两大类别。就侦察飞机而言，主要是比U-2飞机更高更快的“牛车”（OXCART）项目，由此项目研发出A-12飞机及其演变机型（如SR-71）。就侦察卫星而言，作为全新的高空侦察的手段，乃是美国的发展重点，其中包括“科罗纳”（Corona）项目、“萨莫斯”（Samos）项目等。

高空越境侦察的机制变化

U-2失事后，美国关于越境侦察任务的批准越来越正式化。1960年8月，情报共同体将原来的确定情报侦察优先目标的特别需求委员会（Ad Hoc Requirements Committee）与卫星情报需求委员会合并，组建了新的越境侦察委员会（Committee on Overhead Reconnaissance）。该委员会包括来自情报共同体各机构的成员。中情局局长2/7指令规定，越境侦察委员会的任务是，为针对敌对国家领土上空的越境侦察项目协调发展对外情报需求。中情局局长指令（DCID）将越境侦察（overhead reconnaissance）界定为：对拒止区域（denied area）上空通过卫星或者任何运载工具，为了对外情报目的的所有侦察，包括照相、电子情报（ELINT）、通信情报（COMINT）、红外、无线电情报（RADINT）和其他方式。

侦察任务的批准过程也日益机制化、正式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U-2侦察项目运行的四年里，艾森豪威尔政府成员中只有极少数人参与到高空侦察项目的决策过程中。每次均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授权所有越境苏联的高空飞行，具体负责的理查德·比斯尔或中情局局长或副局长就每一次建议的飞行任务提供咨询。除了中情局官员外，美国总统在讨论单个任务或整个U-2项目时，参加会议的包括国务卿或者他的副手，参联会主席，国防部长或他的副手，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古德帕斯特上校（后为将军）。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下，没有正式的批准程序，没有负责监管高空飞行方案的正式批准机构。艾森豪威尔总统将最高批准权一直掌握在自己手里，仅仅是在形成决定前与他挑选的内阁官员和顾问进行讨论。U-2失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介入到批准决策过程中。由此，建议的任务必须提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组（NSC Special Group）以寻求批准。在20世纪60年代初，特别组由中情局局长、副国防部长、副国务卿、总统军事顾问等人组成。总统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1962年就任参联会主席后，他在特别组的位置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替代。在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组许可一次越境敌对国家领土的高空侦察任务之前，中情局会准备一份详细的申请，说明提议任务的理由，用地图说明将要拍照的目标、飞行时间、紧急降落点等。这样的任务申请书被称为“黑书”（black books，因其装在黑色的活页夹里而得名）。特别组的决定一般是最终决定，若有争论则提交总统，由总统作出最终决定。

各军种的情报活动也加强了统一行动协调。1961年春之前，军种侦察活动之间几乎没有协调，即使是单一军种内部也是如此。每个战区司令或者联合司令部或特种司令部都进行自己独立的侦察活动。为了在全军层面对这些活动进行协调，参联会在联合参谋部三局（作战）下建立了联合侦察中心。该中心立即开始对每月大约500次任务进行协调和获取批准，给每个任务确定风险等级，分别为紧要级（critical）、敏感级（sensitive）、特别级（unique）或常规级（routine）。然后联合侦察中心进行相应准备，并就更大风险的任务向参联会进行报告，同时向中情局进行报备。这样，大多军事侦察任务都在参联会层面得到批准或否决，但风险等级高的任务则通过国防部长提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组寻求批准。除了国防部长批准途径，军种也可利用它们在越境侦察委员会的代表通过中情局局长提交需求。结果，军种有两条渠道将侦察任务需求提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组，而中情局只有一条途径，即越境侦察委员会。

中情局和军方的协调努力也促进了统一的照相判读机构的建立。早在1960年5月1日U-2失事之后不久，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就敦促建立一个跨机构小组，以研究改进整个美国情报共同体的情报生产途径。1960年5月6日，对外情报活动联合研究小组形成，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由中情局检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Lyman Kirkpatrick，CIA Inspector General）领导。1960年12月，该研究小组提出的报告中，所提关键建议之一，便是建立一个国家照相判读中心，将中情局和军方的判读机构合并为一。该报告还建议，由中情局来负责管理该中心。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这一建议。1961年1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号情报指令批准建立了国家照相判读中心。此后，国家照相判读中心主任由中情局局长提名，由国防部长批准，照相判读中心副主任则来自军方。

在中情局内，U-2失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理查德·比斯尔离开中情局，随后中情局侦察和科学活动进行了重组。比斯尔的去职缘由可追溯到1959年1月1日，当时他成为负责计划的中情局副局长，并决定将情报局的所有空中资产都交由负责计划的中情局副局长来掌管，以为了保持对他的越境侦察项目（包括U-2以及“牛车”飞机和侦察卫星这两个后继项目）的控制。以前独立的发展项目参谋变成了计划副局长领导下的发展项目处，控制了所有的情报局空中行动，包括隐蔽行动的空中支持。结果，U-2飞机除了其基本的战略和战术情报收集任务以外，还经常为了支持计划副局长的行动而进行情报收集。

尽管比斯尔的重组使中情局的空中行动提高了效率，但是使用U-2飞机支持隐蔽行动这件事令比斯尔的支持者们感到困扰，包括为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提供建议的科学家们，特别是詹姆斯·基利安、埃得温·兰德。基利安和兰德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和肯尼迪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担心比斯尔过分卷入到隐蔽行动中，因而无法将足够的时间用于越境侦察项目。随后发生的1961年4月的猪湾事件的失败，使比斯尔失去了肯尼迪政府以及特别是基利安和兰德两名科学家的信任。该年年底，随着阿伦·杜勒斯1961年11月辞去中情局局长，比斯尔也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持。基利安和兰德强烈建议，将中情局的越境侦察项目从计划副局长领导改为由一个新的、具有科学倾向的主管职务来负责，这导致后来设立了分管研究事务的副局长。比斯尔试图阻止这一建议但未成功。这最终导致比斯尔于1962年2月17日辞职。他拒绝了新任中情局局长麦康让他担任第一任中情局分管研究事务副局长的邀请。

比斯尔离职后两天，中情局发展项目处的所有特别侦察项目都划归新的分管研究事务的副局长负责管理。1963年8月5日，中情局分管研究事务的副局长又改称中情局研究与技术副局长，1965年改称中情局研究与技术主任。只有对秘密行动局的常规空中支持仍由计划副局长负责，设在计划副局长下的特种行动处。U-2项目不再和隐蔽行动联系在一起。1962年7月30日，中情局发展项目处也进行了新的重组，新的特别活动办公室建立，取代了发展项目处。特别活动办公室一直控制着越境侦察项目，直到1974年，中情局最后终止了其对有人侦察飞机的参与。⁽¹⁾

寻找超音速、高升限和隐身性能

1956年夏U-2飞机开始执行侦察任务时，美国相关技术专家便预测U-2飞机可执行对苏联秘密侦察任务的时间在18个月到2年之间。当时专家们的观点是，以苏联的能力，研发一套能够追踪U-2飞机的雷达预警系统是迟早的事，到时苏联手握对U-2飞机的精确追踪数据，其外交抗议，足以对美国产生终止U-2飞行的巨大政治压力。但事实证明，美国严重低估了苏联的雷达性能。U-2飞机在执行第一次对苏联高空侦察任务中，就被苏联防空预警系统发现与追踪。不过，美国技术专家们心理十分清楚，事实上早在1955年，在U-2侦察机首次试飞不久，洛克希德公司研发U-12飞机的“臭鼬工厂”便开始了对U-2的后继机，一种减小雷达反射截面积的超音速侦察机进行基础研究。⁽²⁾

1957年秋，中央情报局U-2飞机项目负责人比斯尔（Bissel）委托合同商进行了一项测试，旨在找出飞行速度、飞行高度、飞机雷达反射面积影响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关系。测试结果表明，超音速可以大幅减低被雷达发现的几率。据此，研发一种比U-2飞机飞得更高、更快、雷达横截面更小的后续机型开始被中情局提上日程。由于只是论证阶段，没有得到任何资金支持，中情局对洛克希德公司与康维尔公司发出了私下授意，希望两个公司能提出新型飞机的设计方案。⁽³⁾在没有得到合同保障与资金支持情况下，两公司不但没有拒绝这一费事费力且看似“赔本的买卖”，反而反应积极且展开了设计竞争，因为谁都不想得罪中情局这样一位“大客户”，而且设计方案的成功很可能意味着一份大合同到来。⁽⁴⁾洛克希德公司仍然由其最优秀的设计师凯利·约翰逊担任新型飞机的设计。

虽然如此，比斯尔清醒的意识到这种先进的飞机研发项目是极其昂贵的，为确保该项目的研发资金，有必要组织相关权威专家给华盛顿划拨资金的高官们展示出该项目的极好前景。为此，比斯尔组织了一个专家队伍，对飞机设计方案及可行性进行论证。经过数月的开会讨论，专家们达成了基本共识，一致认为研发一种不易被雷达追踪的高速度、高升限的飞机是完全可行的，并建议向总统进行汇报，争取总统的批准与资金支持。事实证明，比斯尔的努力没有白费，艾森豪威尔总统初步批准了项目的研发，项目代号为“高士特”（GUSTO）。其实，与其说是专家们对该项目可行性前景的权威论证打动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如说是该项目本身正中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下怀。U-2飞机对苏越境飞行引起的苏联抗议，使此时的艾森豪威尔急于找到比U-2更加安全可靠的情报获取手段，而该项目的论证报告犹如雪中送炭，使总统看到了这一希望。在1959年7月2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再次听取了项目展示，并最终正式批准该项目。⁽⁵⁾

为确定最终设计方案，1959年8月20日，洛克希德公司的“A-12”飞机方案与康维尔公司的“王鱼”（Kingfish）飞机方案被同时提交到一个由国防部、空军、中央情报局联合组成的专家组进行审核。起初，康维尔的设计因为飞机的雷达横截面更小而倍受青睐，但洛克希德的设计整体更佳，且成本更低。可以说，在设计上，两个公司各有千秋，伯仲难分。最后，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公司项目研发信誉度。康维尔在研发B-58飞机时不断延期，并超出预算；洛克希德研发的U-2飞机则是按时交货且在成本上保持在预算之内。因此，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方案最终胜出，正式作为U-2后续机型，项目名称由“高士特”变为“牛车”（OXCART）。同年9月3日，中央情报局授权洛克希德公司开展反雷达研究、空气动力结构测试以及发动机设计，并在1960年1月30日授权其生产12架A-12飞机。⁽⁶⁾除了该项目核心合同商洛克希德公司之外，参与该项目的合同商还包括：负责发动机研发的美国联合飞机公司普惠分公司、负责侦察照相装备的珀金埃尔默公司⁽⁷⁾、负责提供惯性导航与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的明尼阿波里斯-霍尼韦尔控制公司、负责研发飞行员装备与生存支持系统的火井公司与大卫克拉克公司。⁽⁸⁾

表2　竞标方案参数对比⁽⁹⁾

由于比U-2“更高、更快的”设计理念，A-12飞机的研发从设计到建造均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与挑战。首要的挑战是，如何突破在大气层高超音速飞行热障效应⁽¹⁰⁾的两难困境。换言之，A-12飞机在大气层中以超过3马赫的设计时速飞行时，其表面的温度将会达到难以承受的高温（一般超过280摄氏度）。由于通常采用的材料（铝合金）无法抵御如此高温，而常见的能够抵御这种高温的材料却因为太重，往往不用在飞机制造上，因为飞机自重太大的话，很可能使飞机无法达到设计的高超音速与飞行高度。为解决这一矛盾，洛克希德公司通过多种材质的实验，最终选择了一种强度高、耐高温且质量轻的钛合金。在A-12飞机出现之前，钛合金只是少量的用于飞机上的需要耐高温的重要部位，例如飞机的机翼前缘，像A-12如此大量应用钛合金的设计尚属首次。但由于钛合金的稀有与昂贵，采购进而成为另一个巨大的难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为侦察苏联所倾力打造的飞机，在遇到材料困乏的难题时，最后“帮忙”的竟然是苏联人。这一戏剧性的桥段，可从当时参与该项目的洛克希德公司职员本·瑞奇（Ben Rich）的回忆录中窥见一斑：“我们的供应商，钛金属公司，只有非常有限的钛合金库存，因此中央情报局展开了一项全球搜罗钛合金的行动，并通过第三方和秘密代营公司设法悄悄地从世界上主要的钛金属出口国苏联购买金属钛。俄国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为建造一架可以秘密侦察他们的飞机竟作出如此重要的贡献。”⁽¹¹⁾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A-12飞机研发与建造的进程势必将大大受阻，甚至无法完成。

除了建造材料方面的挑战，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给飞行员生存、飞行燃料以及照相机视窗等各个方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为使飞行员能够在A-12飞机驾驶舱这样“一个烤箱”内正常工作，火井公司为飞行员设计了特制的带有冷却、气压控制、氧气供给及其他生存必备装置的航天飞行服。这一首创为日后美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打下基础。由于油箱在飞行过程中将达到18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这就对燃料以及润滑油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决的方案是，将特制的燃料与润滑油注入带有氮气的特殊油箱中。此外，更为棘手的麻烦在于如何解决高温对照相机视窗的影响，因为这不仅要求视窗玻璃必须能耐高温，而且要能够在高温条件下保持光学稳定性。虽然通过采用石英玻璃，耐高温的问题并不难解决。但要保证视窗在高温下光学性质的稳定性，不发生光学扭曲，就非易事了。珀金埃尔默公司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视窗玻璃表面受热不均，并花费三年时间与200万美元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正如该项目的“隐蔽与安全”的初衷——尽可能的不被雷达发现，即使被发现也要能够通过超高速、超高度飞行规避雷达的锁定跟踪——所要求的，如何实现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的最小化成为技术上前所未遇的巨大挑战。通常而言，飞机机体最大的雷达反射部位是垂直尾翼、发动机进气道以及发动机舱前侧。因此，在机型设计上，洛克希德公司采用了切尖三角形上单翼和两台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以达到机型结构较少雷达反射的目的。除此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在磁性材料、高温吸波材料与高温塑料结构等三个方面努力寻找解决之道。最终，垂直尾翼采用了一种复合塑料材料来建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开创了将这种材料应用于飞机的先河。为了检验反雷达设计的效果，“臭鼬工厂”制造了1∶1尺寸的飞机模型，固定在其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工厂雷达测试模拟场地中央的铁柱顶部，并用雷达进行360度照射以获取实验数据。经过一年半的反复实验与改进，反雷达难题最终得以比较满意的解决。

图6-1　A-12飞机雷达反射实验

在“牛车”项目研发进行的同时，A-12的飞行员的招募也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对飞行员的能力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因为A-12飞机飞行员不仅要能充分发挥这款当时最为顶尖飞机的技术性能，而且要具备执行情报侦察任务的优秀素质。在飞机设计师约翰逊和中央情报局的广泛建议下，空军准将唐·弗利金杰完成了飞行员遴选标准的制定。这主要包括：飞行员必须具备驾驶当时最先进战斗机的能力素质，性格稳重，积极上进，年龄在25至40岁之间；考虑到飞行员的身高不应超过6英尺（约1.83米），体重应在175磅（约79.3公斤）之下，以满足A-12飞机有限的驾驶空间。遴选工作在美国空军内部展开，通过初期遴选的只有16人。这16人在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与身体检查后，最终5人通过，并在1961年11月被中央情报局招入麾下。由于招募的飞行员数量过少，中情局又开展了一次遴选招募活动。最终一共11名空军优秀飞行员成为了中情局的A-12飞机飞行员，随后这11名飞行员的身份也由军人转变为普通政府雇员。⁽¹²⁾

在项目研发的初始阶段，由于“牛车”飞机项目伯班克研发基地的跑道短，保密性差（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毗邻好莱坞市），为A-12找到一个条件良好且安全隐蔽的试飞基地便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理论上，这样的理想场地需要远离大都市，不在民用和军事航线上（以减少被窥探的几率），气候适宜飞行，能够容纳大量工作人员，有燃料储存设施，有必要便利的空军设施，以及拥有至少8000英尺（约2438米）的飞机跑道。为此，中情局考察了10所即将关闭的美空军基地，但是这些基地都缺乏必要的安全保密条件且大多数基地的运营成本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可以说，安全隐蔽是中情局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其次便是改建与运行的成本。最终，内华达州一个偏僻的场地进入中情局的视野。这里远离城市，具有极佳的安全保密条件，而且有一些遗留的军事基础设施可供改造使用，但是同时存在缺乏容纳工作人员工作生活的基础设施与燃料储存设施，以及飞机跑道长度不够等缺憾。因此，中情局委托洛克希德公司对基地改建情况进行了评估，最终中情局决定将此处作为试飞基地进行改造，并制定了相关改建计划。为保密起见，特别是为了不引起外界对在如此穷乡僻壤的地方大兴土木的疑惑，改建项目对外宣传是在建设一个雷达研究基地，因为研发雷达需要在较少受到外界电子信号干扰的偏远场所进行。由此可见，有效的保密工作有时并非是什么都不说，而是以符合逻辑的“故事”来对保密事项进行掩饰。基地改建工作从1960年9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64年才最终完成，这就是A-12进行试飞的马夫湖测试基地（GroomLake test facility），也是后来被外界广为熟知的神秘的51区的前身。

在原定首次试飞的1961年8月前，试飞基地的核心设施均已改建到位。但由于采购与制造钛合金的困难造成了拖延，飞机生产时间从原定的1961年5月底，被推迟到同年8月。此外，普惠公司负责为A-12研发的J-58发动机迟迟不能到位，而此发动机是A-12飞机能够达到3马赫以上时速设计标准的根本保证。因此，试飞时间被再次推后至1962年2月27日。但在临近试飞期限时，J-58发动机再次“爽约”。为了避免再次延期，洛克希德公司决定将普惠公司的J-75发动机（曾为F-105飞机设计，并应用于U-2飞机）作为先期试飞飞机的发动机。⁽¹³⁾

随着发动机问题不再困扰试飞行动，试飞所需的其他准备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最后的冲刺。1961年年底，美国空军罗伯特·J.郝柏瑞（Robert J．Holbury）上校被任命为基地指挥官。后勤支援力量陆续在1962年春天到位。此外，洛克希德公司还提供了1架F-104战斗机，作为A-12试飞时的测试对照飞机。与此同时，1962年1月中情局与联邦航空署就扩大试飞空域的禁飞区达成了协议。此外，测试A-12进行空中加油时所需要的国内（分别在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与海外（分别在格陵兰岛、日本冲绳、土耳其阿达纳）的油库也已准备就绪。

1962年上半年，A12飞机经过了非正式试飞⁽¹⁴⁾、正式试飞、超音速试飞，成功地完成了“飞起来”的第一阶段试飞，各项性能反应良好。由于最初生产的5架A-12飞机装备的是普惠公司的2台J-75发动机，其推力只能使飞机达到大约2马赫的速度。随着J-58发动机的应用，1963年1月15日，装备有2台J-58发动机的A-12飞机开始进行试飞，并在1963年飞出了3.2马赫的设计速度。但也是在1963年，A-12飞机发生了第一起坠机事故。为了保密起见，对外宣称失事的是一架F-105飞机。通过事故调查，皮托静压管装置被查出是此次事故的元凶。改进后的飞机继续进行着艰辛的试飞之路，这包括对飞机的破坏性测试以及对飞机各类设计性能（高超音速飞行、超高空飞行等）的持久性与可靠性测试。在整个试飞阶段，马夫湖测试基地共进行了2850架次的试飞，总共出现4次坠机事故。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这足以体现了美国在军事工业中的科研实力与优势地位，特别是把握高风险项目安全与效率之间平衡的较强能力。

“黑盾”行动

随着试飞的结束，“牛车”项目的A-12飞机开始进入与其设计初衷不太一致的实用阶段。其实，早在A-12飞机还处于试飞阶段时，由于此时美苏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侦察卫星发展对其获取苏联情报的有力支撑，当初设计A-12飞机以取代U-2飞机对苏进行战略情报侦察的打算已经变得不再那么迫切了。特别是苏联的防空预警系统已经先进到即使“快如步枪子弹”、高入天际的A-12飞机也难逃其追踪。与此同时，成像侦察卫星提供的图像情报，已经基本满足了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情报需求。这些因素使得A-12飞机虽然可以取代U-2飞机，但却不再被用来获取战略情报。鉴于此，时任中情局局长约翰·麦康（任期从1962年至1965年）决心为处于试飞阶段的A-12创造一个未来合适的“工作岗位”。

随着中国在1964年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以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军事行动的日益升级，东亚越来越受到美国特殊的情报关注，这包括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监视的侦察需求，以及对越南的战场情报搜集需求。基于此，1965年3月，中央情报局提出了一个利用“牛车”飞机对远东地区进行侦察的“黑盾项目”（Project Black Shield），提议将“牛车”飞机冠以代号“黑盾”，逐步部署至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首先，每年派遣三架“牛车”飞机到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进行两次为期60天的短期部署，逐步进入正轨后，“黑盾”便可以实现在嘉手纳基地的永久驻扎。1965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询问“牛车”飞机取代U-2飞机进行侦察的实用性时，中情局明确表示即将定型的“黑盾”完全可以实现对越南的高空侦察任务。接下来，A-12飞机能否成为美国在东亚执行侦察任务的“黑盾”，还需要按照程序获得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与总统的授权。虽然中情局极力推动A-12飞机的东亚部署以展开“黑盾行动”，但在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隐蔽行动的303委员会拒绝了中情局的5次部署请求，主要原因是该委员会以及政府与军方高层认为并不存在非要用A-12飞机进行侦察的迫切情报需求，换言之，不值得用A-12飞机去冒险。当时北越已经部署地空导弹，用以保护河内及其周边地区。决策层考虑到，驻扎冲绳的A-12出动侦察任务，向敌对国家展示该飞机的一些性能，可能为美国带来新的政治风险。此外，围绕是否取消中情局该项目的争论也阻挠了“黑盾行动”的获批。⁽¹⁵⁾1966年8月中旬，约翰逊总统在听取了各种不同建议后，表明了支持303委员会的明确态度：现阶段A-12飞机不执行任何行动。⁽¹⁶⁾

转机在1967年年初出现。此时，约翰逊政府越来越担心北越的导弹部署情况。为了查清北越导弹部署，约翰逊总统就采取何种手段实施侦察，广泛征求意见。中情局抓住机会积极向总统兜售“黑盾项目”，并提出了应用A-12飞机的优势：具备高超音速、超高空巡航的A-12飞机比U-2以及一些无人机更安全可靠，同时其成像装置也更先进；与“科罗纳”成像侦察卫星相比，A-12飞行更加灵活多能。⁽¹⁷⁾在成功说服总统并获总统批准的当天，1967年5月16日，中情局正式启动“黑盾行动”，抓紧推进A-12飞机在冲绳嘉手纳的部署。1967年5月22日，第一架A-12飞机进驻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紧随其后的两架A-12飞机分别于5月24日和27日到达。5月30日，第1129空军特殊活动中队第一分遣队正式成立，由3架A-12飞机、6名飞行员以及250多名保障人员构成。该分遣队指挥官是修斯·斯莱特上校，他曾与中情局在U-2项目上有过合作，并在“牛车”测试基地工作过。由此，美国以3架A-12飞机为核心在东亚开始了新的高空越境侦察行动。

第一次“黑盾行动”中，A-12飞机在80000英尺的高空，以3.1马赫的速度，飞越北越和非军事区，获得了已知190个地对空导弹部署点中70个部署点以及其他重要目标的照片（包括飞机场、训练场地、军营、位于海防的港口等），但没发现地对地导弹设施。让美国人更自信的是，这次行动没有发现雷达探测信号，从而证明北越和中国都没有发现A-12飞机的踪迹。经过不到2个月的侦察，情报分析人员有充分证据证明，北越并没有部署地对地导弹。

截止到1968年5月6日（最后一次出动任务），嘉手纳A-12分队共实施了29次侦察飞行：24次对北越、2次对柬埔寨和老挝、3次对朝鲜。为了将飞机喷流与空气扰动效应降到最低，A-12飞机通常是在80000英尺高空以3.1—3.2马赫速度飞行，速度之快，使对北越单次飞越任务平均只需12.5分钟，两次飞越任务也才21.5分钟。⁽¹⁸⁾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飞行任务都是由华盛顿“黑盾行动”中心计划和下达的。一般出动任务的流程是这样的：每天当地时间下午4点进行任务提醒简报。如果预报的天气适宜，一个28—30小时后执行的飞行任务会下达至嘉手纳基地。基地选派两名飞行员进行任务准备（一名主要飞行员，一名候补飞行员），对A-12飞机进行全面检查，并将照相装备安装到飞机上。任务出动的前一天晚上，两名飞行员接到详细的任务线路简报。出动前12小时，行动中心再次查看目标区域的天气情况是否适宜展开侦察行动。如果天气适宜，任务准备流程继续。在执行任务的当天早上，飞行员接受最后的情况简报，包括飞行检查情况、天气情况、任务目标的变化以及相关背景情报。在出动前2小时，行动中心作出是否出动的决定。此时，加油地区的天气情况也考虑在内。如果任务继续，主要飞行员接受体检，穿戴飞行装备，进入机舱。若主要飞行员出现问题，候补飞行员顶上，预定出动时间推迟1小时。当A-12飞机执行完任务返回基地后，照相装备随即卸除，送至照相判读中心。起初，照相处理分析工作在柯达公司纽约州罗契斯特工厂进行。为了提高情报的时效性，1967年夏情报处理分析工作被转移到日本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从而做到在任务完成24小时内将情报送至美国在南越的相关部队。

即便经过严密的组织和设计，A-12飞机在北越实施侦察的过程中也并非完全如入无人之境。有三次任务，A-12飞机受到北越地空导弹攻击威胁，其中一次造成了飞机损伤。首次受到攻击是在1967年10月28日的一次飞行任务中。当时飞机正执行自西向东第二次靠近河内，飞行员突然发现有地空导弹对其开火，这在飞机的航拍照片上可以看到导弹的飞行尾烟，只是A-12飞机的电子干扰装置发挥了作用，使得导弹对其锁定的时间滞后。第二次遭受攻击差点导致A-12飞机被击落。在第一次飞越河内与海防之间的地域时，A-12飞机雷达发现了两处地空导弹正在准备发射，但却没有发射。在第二次自西向东再次穿越该地域时，至少6枚地空导弹向其齐射。此时飞机在84000英尺的高空，正以3.1马赫的速度飞行。最终三枚导弹逼近飞机爆炸，其中一枚距离飞机只有100到200码。飞机在飞回嘉手纳基地后进行检查时，发现右机翼下部离油箱不远处嵌入一枚可能来自导弹残片的金属片。这次事故使得“黑盾”飞行员们一时人心惶惶，对飞行任务产生了很多安全顾虑。此后，在1968年1月4日的一次相同路线的飞行任务中，A-12飞机又受到地空导弹的攻击，虽然飞机未受损伤返回基地，但自此该任务航线被取消。

总体来说，对美国来说，A-12飞机在北越的侦察表现相当成功，正如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说，“A-12任务（包括SR-71）对于总统来说十分有价值。没有它们的情报，总统将不会允许在北越展开任何空中战术行动（轰炸行动），因为他对于误伤正在港口内装卸货物的中国或俄国船舶非常敏感，而且决心将误伤平民的可能降至最低”。约翰逊总统还“通常亲自选择攻击目标，并坚持对每次攻击行动亲自授权……在批准每次任务之前，他都会对预期的损失与收益进行评估”。而A-12飞机的侦察情报“是其下达决心的关键因素”。⁽¹⁹⁾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牛车”项目没有实现其取代U-2飞机进行战略侦察的设计初衷，但是从技术层面上看，其出色的性能，特别是飞行速度、高度、隐形能力使它成为航空工业的先驱代表，其飞出的速度、高度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不曾被有人驾驶飞机超越。可以说，“牛车”项目为美国未来更先进的隐形飞机的设计与制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从更广的技术层面看，随着侦察卫星的应用，A-12飞机的先进技术性能所带来的侦察优势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成本、部门间利益竞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对A-12侦察飞机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政治因素而言，A-12飞机作为有人驾驶的侦察手段，天然无法与侦察卫星相媲美。就像A-12飞机在执行对越侦察任务过程中，差点被北越方面的地空导弹击落一样，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决策者始终担忧A-12飞机被击落，因为由此带来的将是如同1960年U-2飞机事件类似的政治被动与军事风险。

从经济成本因素来看，A-12飞机史无前例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划时代意义的优越性能的背后，是极其高昂的研发成本与运营成本。虽然侦察卫星的研发成本与之相比不相上下，但究其安全性价比，以及运营成本来看，A-12飞机都没有优势可言。

最后，“牛车”项目的部门利益纠葛最终成为影响该项目发展的制约因素。由于在中央情报局研发出A-12飞机后，美国空军也引进了SR-71的演变版本，这使得本来就因成本高昂而倍受诟病的“牛车”项目，更加受到针对性监控。虽然最后美国空军看似取得了项目运行上的胜利（SR-71取代A-12执行侦察任务），但这种部门间的内耗与重复建设注定使该项目的发展不可能凝聚美国国内各部门的共识与合力，而只能沦为某个部门独占的私利。

因此，A-12飞机最终逐渐淡出了侦察任务，逐渐被侦察卫星取代，成为美国高空侦察发展中的一段历史传奇。

(1) Gregory W．Pedlow and Donald E．Welzenbach，The CIA and the U-2 Program，1954-1974，pp．187-193．

(2) “Lockheed B-71（SR-71），”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29 October 2009．

(3) Bartholomew Hott and George E．Pollock，The Advent，Evolution，and New Horizons of United States Stealth Aircraft，https://web.archive.org/web/20030216054101，2017-5-16．

(4) 事实上，这对U-2飞机的研发者洛克希德公司而言更为有利，因为早在1955年它的研发部门“臭鼬”工厂就已着手U-2的后继机的基础研究。

(5) Thomas P．Mclninch，“The Oxcart Story，”CIA Historical Review Program，1994，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kent-csi/vol15no1/html/v15i1a01p_0001.htm，2017.5.15．

(6) 鉴于“牛车”飞机项目是研发U-2的后续机型，该项目设计师洛克希德公司克拉伦斯·凯利·约翰逊在U-2代号“天使”（Angel）的基础上，将“牛车”飞机代号定为“大天使”（Archangel），这也就是A-12飞机名称的由来，其中“A”是研发代号，并不代表飞机用途，“12”是指该研发项目排序第12的设计方案。

(7) 由于该飞机所载侦察照相装的设计极端复杂，为预防研发风险（主要是担心珀金埃尔默公司可能出现该装备的生产问题），中情局还委托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公司生产一款成像装备，以作备用。

(8) David Robarge，“Archangel：CIA's Supersonic A-1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books-and-monographs/A-12/breaking-through-technological-barriers.html，2017.5.16．

(9) Thomas P．Mclninch，“The Oxcart Story”．

(10) 当飞行器在稠密大气中作超音速飞行时，受激波与机体间高温压缩气体的加热和机体表面与空气强烈摩擦的影响，飞行器蒙皮的温度会随速度马赫数（声速的倍数）的提高而急剧上升。马赫数为 2．0时，机头处的温度略超过100℃。而当马赫数达3．0时，飞行器表面的温度则升至350℃左右，已超过了铝合金的极限温度，使其强度大大削弱。航空界把飞行器作高速飞行时所遭遇到的这种高温情况称为“热障”。

(11) Ben R．Rich & Leo Janos，Skunk Works：A Personal Memoir of My Years at Lockheed，New York，NY：Back Bay Books，1994，p．56．

(12) Thomas P．Mclninch，“The Oxcart Story”．

(13) Ben R．Rich & Leo Janos，Skunk Works，pp．60-66．

(14) 这是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个惯例，在正式试飞前，组织至少一次非正式试飞，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以提高试飞成功率。

(15) David Robarge，Archangel：CIA's Supersonic A-1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p．32．

(16) Thomas P．Mclninch，“The Oxcart Story”．

(17) David Robarge，Archangel， p．33．

(18) David Robarge，Archangel：CIA's Supersonic A-12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pp．34-35．

(19) Ben R．Rich & Leo Janos，Skunk Works，p．244．

第七章　卫星侦察

1958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814/1号文件《美国的外层空间初步政策》就侦察卫星给出了下列政策指导意见：“要立即寻求一种政治框架，将美国侦察卫星的使用置于最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和心理情势之中。尽可能在技术上可行的最早日期，最大程度地使用侦察卫星以促进美国的情报努力。”⁽¹⁾1958年1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1846号行动备忘录，将开发一款运行的侦察卫星作为美国情报界最高的技术优先事项。⁽²⁾1958年2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定中情局负责开发一款照相侦察卫星，用于对苏联、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照相侦察，该项目代号“科罗纳”（CORONA）。项目由美国中情局负责研发运行、国防部提供实质性援助。

1960年1月26日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文件取代了上述NSC5814/1号文件。该文件规定：“只要合理可行，在总统加诸的限制下，立即使用侦察卫星以促进美国的情报努力。考虑像侦察卫星这种太空军事使用所获取的信息，用于民用目的的范围。”⁽³⁾

显然，1960年1月26日文件中所说的只要合理可行，包括NSC5814/1号文件中的技术上可行与政治上可行两种意涵。而且，该文件确立了军民融合发展卫星事业的基本政策立场，显然有利于促进美国卫星事业的发展。1960年8月18日，在一连串技术性失败后，第十四次“发现者”号侦察卫星发射成功。其保存侦察拍照照片的返回胶卷被一个特殊装备的回收飞机在半空中成功回收。这类卫星的发展，使侦察卫星成为空中情报收集的主要手段。“发现者”号系列及其后续卫星在进行空中侦察方面比U-2飞机显然更为有效，因为它们能够更快地覆盖更大的地域，可免于拦截，并运用更为先进的技术。⁽⁴⁾1964年5月2日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使用飞机和卫星收集照相和信号情报的国家侦察项目对于国家安全具有极其关键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重要。⁽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基于当时卫星侦察情报事业的进展，以及卫星侦察对于国家资源的投入需求越来越大，需要在国家层面更好地集中管理，优化资源使用，提高效率。为此，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于1961年开始，联合成立了负责侦察卫星的统一机构国家侦察办公室，以负责设计、制造、发射和维持美国的情报卫星，协调情报共同体的任务需求。

“科罗纳”

“科罗纳”最初始于1956年空军的“发现者”（Discoverer）科学卫星项目，即武器系统-117（WS-117）卫星侦察和保护项目。“发现者”项目因此也是“科罗纳”项目的掩护名称。1958年5月，国防部指示，将WS-117项目移交刚刚成立的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随之该项目被分割成三个项目：“科罗纳”成像侦察卫星项目、导弹预警防御系统（Midas）项目与“哨兵”（Sentry）项目（后改名为“萨摩斯”Samos项目）。⁽⁶⁾

“科罗纳”成像侦察卫星项目的设计构想是，在卫星上安装着一个可回收胶卷的成像装置，卫星在通过苏联、中国等美国情报关注地区时进行侦察拍照，在每次飞行任务结束时，从主卫星上弹出一个装有侦察照片胶卷的密封舱（即回收舱），将图像情报送回地球。回收舱由专门飞机在空中对其进行回收。如果空中回收失败，还可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进行海上回收。一旦回收舱误入其他水域使得美国无法回收时，回收舱将自动沉入海底，以防落入他国之手。由此可见，“科罗纳”项目十分注重侦察活动的隐蔽性与保密性，其成功运行势必会减少获取情报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该项目会深受艾森豪威尔总统青睐。从WS-117L中剥离出来的“科罗纳”项目在1958年4月获得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批准，由高级研究计划局牵头，中央情报局与美国空军共同负责，而实际上从研发到应用起主导作用的是中情局。

事实上，虽然在研发阶段中情局和空军对合同商的相关研发活动共同实施监管，但在项目实验与运行过程中，两者是有着明确分工的：中情局主要负责侦察卫星照相系统的运行与图像情报分析研判；空军主要负责飞机发射入轨与脱离回收的相关实际操作工作。1958年9月，该项目的三个主要合同商也最终确定下来：洛克希德公司负责提供“雷神”一级火箭，并研发“阿金纳”二级火箭；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负责回收舱的设计与研发；爱特克公司（Itek）负责成像装备的研发。⁽⁷⁾

“科罗纳”项目作为侦察卫星的鼻祖，基本每个流程都是“世界首次”，并没有以往的经验可供借鉴，且整个任务流程十分复杂，环环相扣，可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点点问题，都将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

整个“科罗纳”项目大致包含14个具体流程。卫星预定轨道与卫星运作流程为：卫星发射升空后，通过一级“雷神”（Thor）火箭推进器进入近地轨道，再在“阿金纳”（Agena）推进器的机动下进入预定轨道。而后，在“阿金纳”推进器顶部的成像系统通过三轴稳定装置获得按地球经线保持稳定的姿态，并开始进行侦察照相，所有拍好的照片胶圈将存入卫星回收舱（Satellite Recovery Vehicle，SRV）。当卫星通过北极点时，“阿金纳”推进器将卫星调整为回收舱向南朝向太平洋上的回收区域的分离预备姿态。然后回收舱弹射脱离“阿金纳”推进器，自旋稳定，并开启离轨反推火箭，实现轨道脱离，呈弹道式下落。降落初始阶段，回收舱在再入热防护系统的保护下进入大气层，逐渐停止自旋，并脱离隔热罩等外部保护装置，在下降到一定高度后开启降落伞。在目标回收区域的空军C-119飞机（后期为C-130飞机）通过在空中勾住回收舱的降落伞完成回收，然后将胶圈从回收舱取出，送至国家照相判读中心（NPIC）进行分析研判。最后相关研判情报将被报送白宫相关部门。因此，通常意义讲，完成这样一个史无前例且新技术密集的高风险项目势必需要花费极大的财力与时间成本。

图7-1　“科罗纳”项目运行流程示意图⁽⁸⁾

不过，虽然该项目在财力上得到了全力支持，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该项目研发时间表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一年之内实现侦察卫星上天，两年之内实现侦察胶片回收。其实，这一看似急功近利的苛求，源自当时对“科罗纳”项目的定位：一款能够尽快替代U-2飞机进行安全、隐蔽的侦察行动的短期使用的、过渡性的侦察卫星，以基本满足当时情报需求，填补更先进的图像侦察卫星研发并运行之前的侦察手段空白。因为，在1958年总统批准该项目时，没有人指望这个项目能够运行10年之久，包括总统在内，对项目的期望就是尽快研发出能基本满足对苏情报需求的侦察卫星，特别是要有助于查清迫切的“导弹差距”问题。

由于研发时间的受限，该项目并不遵循常规的研发流程⁽⁹⁾，而采用了更加简练省时但风险更高的流程方式：研发出的部件经简单测试后，略过两个漫长的地面测试步骤，直接组装后进行发射测试。事实证明，这一简化的流程使“科罗纳”项目能够基本如期进入发射测试阶段，但成本的代价不小，项目在一次次高成本的发射测试中艰难前行。可以说，这是一种以金钱换时间的项目推进策略。

由于“科罗纳”卫星运行在近极地轨道，因此发射方向上不是向南就是向北。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发射过程出现的飞行残片落地后对地面上人口密集区的威胁，美国最终选择了库克空军基地（1958年10月更名为范登堡空军基地）作为“科罗纳”卫星的发射基地。因为从这里向南发射，火箭将掠过圣巴巴拉海峡以及太平洋，同时方便在夏威夷地区附近展开回收工作。此外，这里作为发射基地还有以下两点优势：一是这里是美国第一个空军导弹训练基地，并驻扎着第672战略导弹部队；二是此处的附近有生产设施与技术工人，可为项目提供保障便利。然而这里作为发射地点，也有其不足之处。因为此处有南部太平洋铁路线穿过，为了不被过往铁路旅客窥探，使发射情况严格保密，卫星发射时机不得不根据火车过往的时间来安排，有时发射窗口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可以说，整个项目期间，火车的过往都困扰着“科罗纳”项目的发射行动。

除了发射地点方面的保密措施以外，“科罗纳”项目的整个运行期间都是以“发现者”计划为掩护的。由于火箭发射时所产生的声响，以及火箭升空飞行的显而易见，发射卫星的测试不可能像U-2飞机测试那样容易保密。因此为了保密起见，“科罗纳”侦察卫星项目对外被称为是“发现者”计划。该计划1958年12月对外公开，宣称初期发射是进行火箭试验，后期进行相关太空试验，包括将活体动物送上太空的实验，然后回收。其实之所以宣称要进行动物太空实验，目的就是为“科罗纳”侦察卫星的回收环节做一个合理的掩护。为了使掩护项目更为真实可信，美国分别在第3、4、7次发射时真实进行了太空动物实验，前两次是白鼠，后一次是灵长类动物。

在卫星各部件研发的同时，美国空军第6593试验部队开始对回收舱空中回收技术进行紧锣密鼓的操练。该部队采用多款降落伞分别进行了模拟回收舱空中回收试验，但效果不尽人意，74次试验中只有49次完成回收。最主要的问题出在降落伞上。因为所采用的降落伞对模拟的回收舱减速能力不够，回收舱下降速度太快，达到了每秒33英尺，这与适宜回收的每秒20英尺的下落速度有着不小的差距。此外，部队的经验不足也是回收成功率不够高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不断试验，在卫星硬件准备就绪前，一种下降速率合适的降落伞被研发出来。

1959年1月，在经过对项目硬件⁽¹⁰⁾进行有选择的地面测试后，整个项目进入了全面发射行动阶段，也是该项目所开创的一种行动试错改进模式，即通过不断改正失败发射行动中的错误，来逐步达到最后的成功发射。由于没有前期扎实的地面测试做基础，以及受限于当时的空间遥感监测技术，这一过程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其中从“发现者”1号到12号的12次正式发射行动均以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宣告失败，这不仅是项目经费的负担，更是对研发人员的一种折磨。正如该项目主管之一，中央情报局的比斯尔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项十分痛心的工作。如果一架飞机进行试飞，期间出现了某种故障，等飞机降落，飞行员可以告诉你关于故障的情况，或者你能通过检查飞机找出故障所在。但是侦察卫星的情况不同，你把它发射升空，获得了一些遥测数据，但是无法把它收回。这里没有飞行员，没有可供检测硬件，总之你再也见不到它。因此你只能通过遥测数据推断到底哪里出错了，然后进行改进。如果再次失败，你就会知道你的推测是错误的。这种试错模式在‘科罗纳’项目中循环往复，不断进行”。⁽¹¹⁾

表3　“发现者”1至12号行动情况

任务编号 | 掩护行动 | 发射日期 | 发射日志
研发 | “发现者”1号 | 1959年2月28日 | 任务失败。据推测进入近地轨道，但鼻锥舱过早弹射，阿金纳撞入鼻锥舱。
研发 | “发现者”2号 | 1959年4月13日 | 任务失败。人为程序出错导致回收舱弹出过早，回收舱丢失在挪威的斯匹次俾尔根群岛。
研发 | “发现者”3号 | 1959年6月3日 | 任务失败。由于阿金纳导航失灵，卫星未能入轨。
9001 | “发现者”4号 | 1959年6月25日 | 任务失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罗纳”卫星项目测试（首次携带照相装置），相机未能正常工作。
9002 | “发现者”5号 | 1959年8月13日 | 任务失败。能源供给中断。没有回收。
9003 | “发现者”6号 | 1959年8月19日 | 任务失败。回收舱反推火箭工作异常，向相反方向推动。
9004 | “发现者”7号 | 1959年11月7日 | 任务失败。卫星未能进入轨道。
9005 | “发现者”8号 | 1959年11月20日 | 任务失败。 卫星进入远地轨道，照相设备没有工作，回收舱弹射成功，但降落伞没有打开。
9006 | “发现者”9号 | 1960年2月4日 | 任务失败。阿金纳火箭在发射平台上意外受损。阿金纳二级火箭过早脱离一级火箭，致使卫星没有进入预定轨道。
9007 | “发现者”10号 | 1960年2月19日 | 任务失败。升空52秒被安全员终止。
9008 | “发现者”11号 | 1960年4月15日 | 任务失败。到达预定轨道，照相设备运行正常。回收舱反自旋火箭点火失败，回收舱失踪。
研发 | “发现者”12号 | 1960年6月29日 | 任务失败。携带监测装备，但卫星未能入轨。

1960年8月10日，“发现者”13号发射。此次是携带监测装备，用来执行12号未完成的任务。卫星被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绕地飞行第17次时，返回舱成功脱离，下落进入大气层，只是降落点偏移预定区域，最后降落在海地西北330英里的海上，成功实现海上回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入轨并成功回收。更让美国人激动不已的是，美国比苏联早了9天完成这一壮举。为了显示美国实现了人类首次人造卫星成功回收的壮举，同时更为了使外界相信“科罗纳”项目的掩护故事——“发现者”计划，此次行动的各种照片被大力宣传曝光，例如，范登堡基地的发射场景、漂浮在海上的回收舱、成功回收回收舱的海地“胜利号”船舶、艾森豪威尔总统展示回收舱与国旗等等。

图7-2　C-119对回收舱的空中回收

图7-3　艾森豪威尔总统展示回收舱中取出的国旗

如果说“发现者”13号的行动还只是“科罗纳”项目部分成功的话（因为毕竟没有携带照相装备），那么8天后发射的携带照相装备与16磅胶卷的“发现者”14号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成功了。此外，这次行动还实现了返回舱的首次空中回收。从返回舱得到的侦察照片胶卷被第一时间送往中央情报局的照相判读中心。这些照片的分辨率虽然无法和U-2侦察飞机拍摄的照片相比，但其拍摄覆盖范围却是U-2飞机所无法到达的。事实上，“科罗纳”卫星仅此一次行动所拍摄的苏联面积就比以往所有U-2飞机加起来所拍摄的都要大。此时“科罗纳”的卫星拍摄照片的一个最大不足是，由于受到电晕影响或是胶片液体泄漏的影响，照片上会有或多或少的密集横条或是白色斑点，为照片的分析造成了不利影响。尽管如此，“科罗纳”卫星第一次获得的苏联照片还是有着重要情报价值的。虽然此次任务的照片分辨率不甚理想，但此时美国情报界对苏联的情报需求也还未达到那么细致的程度，例如，中央情报局想知道的是苏联主要机场以及军事设施的所在位置。对于这些信息，图片分析人员能很容易的从照片中分析出来，包括飞机的型号也能大致分辨出来，但数量无法辨清。总的来说，虽然第一次任务所得到的照片受到分辨率与云层遮蔽的限制而质量不高，但它还是为分析人员提供了足够多的用于辨识苏联军事设施的基础资料，为未来的进一步细致化的目标确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发现者”计划的持续执行⁽¹²⁾，“科罗纳”项目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从发射入轨、照相侦察到脱离回收，各个阶段的运行与衔接也越来越顺畅，从而使得卫星侦察任务的成功率不断提高。这种越发成熟可靠的任务流程使得该项目运行时间远远超过了其最初“过渡性质”的设计初衷，由此带来的是不断通过对“科罗纳”项目的技术完善，以此来提升“科罗纳”侦察卫星的性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情报需求。这种技术完善主要体现在该项目的两大核心构成部件上：一是火箭推进器；二是侦察照相装备。实际上，火箭推进器的改进往往是根据要发射的卫星所携带的侦察照相装备的需要而进行的。

表4　“科罗纳”项目运行最初十年的失败情况⁽¹³⁾

作为侦察卫星的核心装备，由于直接关乎最终图像情报的可用性与质量，侦察照相系统及装备成为“科罗纳”项目不断升级的标志与重点。可以说，在“科罗纳”项目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以成像系统及装备的代号来指代该项目所处的阶段。因此，“科罗纳”项目按照成像装备次序也被称为KH-1卫星、KH-2卫星、KH-3卫星、KH-4卫星、KH-4A卫星与KH-4B卫星。

KH-1与KH-2卫星携带的是费尔柴尔德公司制造的KH-1与KH-2相机。这两种相机性能大体一致，都是60厘米焦距、70度扫描角，垂直观测，往复摆动式全景拍摄。在KH-1相机中，像移补偿有恒定的速度；而在KH-2中的像移补偿根据每一次绕地球飞行轨道的差异，不断变化。KH-1与KH-2分别在1960年9月发射的“发现者”15号与1961年10月发射的“发现者”33号上最后一次应用，之后便被更为先进的相机取代。

KH-3卫星携带着艾特克公司制造的KH-3相机。该相机也是一种60厘米焦距的全景相机，但在设计上比其前者KH-2有了明显的改进：一是改进相机结构，防止热差对相机原件的不良影响；二是提高了相机控制的可靠性；三是改进了胶卷计量和保持相机聚焦的方法；四是改进了相机扫描臂的设计；五是安装了速度更快的透镜系统，从而可以使用曝光速度更慢、颗粒更细的胶圈。此外，底片画面宽度由53毫米改为57毫米，定时脉冲（用来确定画面的扫描速度和像移补偿速度）被标在“影响区”内而不是画面的边缘区域。由于KH-3卫星所携带镜头的“过渡性质”，该型卫星只发射了6颗（成功4次），最后一次应用是在1962年1月“发现者”37号任务中。

KH-4卫星是“科罗纳”项目标志性的一款，因为它携带的KH-4相机系统与之前的装备有显著的性能提升。从1962年2月27日到1963年12月月21日，该型卫星共发射了26颗之多（只有5次失败）。该型卫星携带的KH-4系统（也被称为“壁画”〈Mural〉系统）由安装在一个公用支架上的两台KH-3相机组成：一台观测星下点后方15度方向，另一台观测星下点前方15度方向，从而通过30度的会聚角拍摄立体照片。两台相机背对背安装，彼此沿反方向进行扫描，从而有助于抵消运动失衡，保持系统总体动态平衡。KH-4卫星还将飞行时间从3—4天延长到6—7天。

KH-4A卫星携带的是KH-4A相机（也叫“J-1”相机），性能与KH-4相机相当，改进之处在于它增加了胶卷载量，并加装了第2个胶圈回收舱。这意味着卫星侦察时间被延长，在更加频繁地飞越相关目标上空时，受到气象条件（尤其是云层遮挡）的影响就会减少。其成像分辨率也大幅提高，常规情况下是3米，理想情况下可达2.1米。该型卫星发射数量最为庞大，从1963年8月25日到1969年9月22日，共发射了52颗（5次失败）。

KH-4B卫星所携带的KH-4B相机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相机系统的分辨率及灵活性而研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足够详细的大面积立体覆盖图像，方便图片情报分析人员监控与评估目标情报，并帮助制图人员利用“科罗纳”卫星搜集的图像制作精确的地形图。KH-4B相机是一种双60厘米焦距，f/3.5全景相机系统。两台立体全景相机分别指向地面轨迹的前方和后方，从而可先后对同一区域进行拍照。每台全景相机的图像覆盖面积达216.8千米乘15.9千米。全景相机提供该地区的大范围概览图像；星相机和地平线相机提供卫星保持稳定和正确方向所需的信息。（如图6）该型卫星作为“科罗纳”项目的巅峰之作，从1967年9月1日到1972年5月25日共发射了17颗（唯一一次发射失败是由于火箭推动器故障）。

图7-4　KH-4B相机系统工作示意图⁽¹⁴⁾

可以说，整个20世纪60年代是“科罗纳”卫星运行的黄金时期。纵览“科罗纳”卫星项目，虽然项目花费巨大，据估算达到了8.5亿美元⁽¹⁵⁾，但是它通过技术和流程上的创新，成为美国当时首要的普查型情报“搜寻”系统⁽¹⁶⁾，是美国高空侦察卫星事业的先驱，引领了美国未来的航天事业发展。它通过对苏大面积地域覆盖的高空侦察照相（一次侦察任务照片覆盖面积比U-2飞机所有飞行任务的总和还要多），为美国提供了找寻苏联导弹发展与核试验迹象的丰富的情报资源，而且为当时美国的战略情报事业与国家安全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1967年约翰逊总统所说：“即使我们从航空照片中什么都得不到，而只能得到这样一条信息。那么我觉得空间项目的花费与之相比便是不值一提的。这条信息就是我们的敌人到底拥有多少导弹。事实证明，以前我们的猜测是不靠谱的……我们曾经所怀有的恐惧是何等杞人忧天。”⁽¹⁷⁾但是，“科罗纳”卫星的分辨率却是其软肋，不如U-2飞机所拍摄的情报照片清晰。例如，1961年的“科罗纳”卫星即使在理想气象条件下拍摄的照片，也只能分辨出不小于10至15英尺的地面目标。这逐渐无法满足情报分析人员针对特定苏联目标进行深入分析研判的需要。研发分辨率更高的照相侦察卫星以弥补“科罗纳”的缺憾便成为美国高空侦察技术发展的必需与趋势。

“萨莫斯”

“萨摩斯”项目，如“科罗纳”项目一样，也是从美国空军1956年的“武器系统-117项目”中分割出来的一个子项目，但与“科罗纳”项目不同，该项目并没有从空军被拿走，只是使美国空军增加了一个监管部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

“萨摩斯”项目在美国空军的最初设想中包括三个研发子项目：“萨摩斯-E”项目（图片视觉情报侦察卫星项目）、“萨摩斯-F”项目（电子情报侦察卫星项目）以及“萨摩斯-H”项目（通讯卫星项目）。⁽¹⁸⁾而这里所讲的侦察卫星项目指的“萨摩斯-E”项目，也被简称为“萨摩斯”项目。尽管“萨摩斯”（Samos）一词的本意是指希腊的一个小岛，但实际上该项目名称是“卫星与导弹监控系统”（Satellite and Missile Observation System）的缩写，目的就是要掩饰该项目作为侦察卫星的真实用途。这一名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得“萨摩斯”项目无需像“科罗纳”项目那样，去找一个可以对外宣称的科研计划来掩人耳目。

虽然“萨摩斯”的侦察卫星竞争对象“科罗纳”项目已经于1959年2月进行了首次发射，但这并不意味着“萨摩斯”项目已经落后，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在1959年“科罗纳”卫星开始进行发射的时候，“科罗纳”项目初期所展示出来的糟糕的可靠性（前12次发射以各种各样的失败告终），使得研发一个后备的侦察卫星项目成为必要之选。此外，此时的“导弹差距”问题正持续发酵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议题，再加上苏联在太空领域的成功以及苏联领导人对此的广泛吹嘘，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美国感到苏联不但拥有了导弹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似乎也有使用这些武器的强烈意愿。而此时美国的核能力现状是，核武库里“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数量有限，且在苏联的打击威胁范围之内；从准备到发射的预备时间较长；几次导弹试射并不令人满意。另外，美国在英国、意大利、土耳其部署的“雷神”和“朱庇特”中程弹道导弹也并非最新的装备，且都位于苏联轰炸机的打击威胁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苏联的导弹方面的情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当时唯一获取对苏战略情报的U-2飞机又因为1960年U-2事件而被全面终止对苏侦察。在如此急切的情报需求牵引下，“萨摩斯”项目如同“科罗纳”项目一样作为对苏侦察手段的解决方案，而被寄予厚望。

事实上，该项目规划初衷是研发比“科罗纳”更为先进的侦察卫星。这从两个项目的一级火箭助推器的对比便可见一斑。与“科罗纳”使用的“雷神一级火箭+阿金纳二级火箭”的组合相比，“萨摩斯”采用是外形更大、推力更强劲的“宇宙神”一级火箭，再加“阿金纳”二级火箭。在相同轨道的条件下，这意味着“萨摩斯”可以将更大更重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而更多重量则可以使技术研发中可载重量的回旋余地更大。除此之外，“萨摩斯”项目设计理念也颇为先进，这体现在侦察照片的传回方式上。与“科罗纳”卫星将拍摄的胶片储存在胶片返回舱送回地面的方式不同，“萨摩斯”卫星采用的是一种“读取传输”的方式：先使已经曝光的胶卷显影，然后对其进行电子扫描，把图像数据转换成无线电数据回传地面。显然，“萨摩斯”这种照片信息传输技术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如果研发成功并实际运用，那将意味着卫星的工作时间更长，且免去了卫星回收环节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并降低运营成本。

正因如此，“萨摩斯”项目的投入是很大的。早在该项目没有独立出来的1958财年，空军就已经在“武器系统-117”项目投入了1.082亿美元。到1959财年，空军和高级研究计划局联合投入总共0.829亿美元用于“萨摩斯”项目。到1960财年，两部门对“萨摩斯”项目的联合投入资金进一步增长，达到1.639亿美元。⁽¹⁹⁾

“萨摩斯”的起始的卫星系列被冠以“项目101”的代号，这是按照其初始设计理念进行测试的一系列卫星，包括“萨摩斯”1号、2号、3号，目的包括测试光学成像系统的可靠性以及实验图像数据的无线电回传方式等。“萨摩斯”1号卫星于1960年10月11日发射。在升空过程中，“宇宙神”火箭的导航系统失灵，但是飞行控制系统保持着卫星整体的稳定飞行路径。此次发射中导航系统没有遥感传输，导致导航系统失灵的原因无法知晓。当“阿金纳”火箭分离并开始推动卫星进入轨道时，整个卫星开始抖动，并回落大气层，最终坠毁于太平洋。事后飞行分析发现，问题出在发射平台与火箭之间的一个线路没有在发射时及时断开，导致火箭助推器的导航装备受损。

“萨摩斯”2号卫星于1961年1月31日发射。此次发射任务的目标基本完成，但是电子光学成像系统回传的照片分辨率太低，约为30米，这种照片根本无法用于情报分析，照片判读人员甚至无法判定其显示的是中国还是苏联。在轨道运行一月之后，卫星耗尽了能量，失去了在轨高度，于1971年堕入大气层。

此后，“萨摩斯”项目花了九个月时间进行了微调，主要是采用“阿金纳”B型火箭以及更换了分辨率更高、视域更广的照相系统。此外，项目组还对卫星的鼻锥进行了改造，采用了“蘑菇帽”的设计。由此，“萨摩斯”卫星项目的代号也由“101”变为了“101A”。尽管如此，“萨摩斯”3号并没有发射成功，“宇宙神”火箭只上升了2英尺就发生了卫星整体坠落在发射平台上的事故。原因查明是发射架的线路与火箭脱离时间晚了0.21秒。

在“萨摩斯”3号发射失败后，“萨摩斯”项目彻底摒弃了“101/101A”项目的“胶片读出”、无线电传回技术的方案，转而采用类似“科罗纳”项目那种更加传统的胶片回收舱方案。新的“萨摩斯101B”项目是打算利用极端复杂的机密通讯系统来进行对卫星的遥控回收。这一加密系统设计，一方面可防止苏联截获信号，另一方面可用来遥控卫星返回并降落在地面。这凸显出“萨摩斯101B”项目与“科罗纳”项目在回收环节上的本质不同：“科罗纳”项目只是回收储存着胶片的回收舱，而“萨摩斯101B”项目则是将完整的卫星进行整体回收。对于此种回收方案，美国政府与国防部都表示了一定的担忧，主要是担心卫星万一降落在苏联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最终，在1960年10月，这一加密通讯方案被取消，此时距“101B”项目的首颗卫星发射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由于发射失败的“萨摩斯”3号卫星并没有遭到特别严重的损坏，该卫星被修理好后，作为“萨摩斯”4号卫星，也是“101B”项目的首颗卫星，在11月22日进行了发射。虽然为了发射任务的成功，项目组从用X光检查传导器，到对推动装置进行极其彻底的清洁，在各个环节上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遗憾的是，此次发射任务仍以失败告终，故障仍出现在“宇宙神”火箭的导航系统上。

在这之后的两次“101B”项目进行了一些技术改进，具体包括采用更先进的遥感、控制与通讯系统，以及装备性能更好的照相机。12月22日“萨摩斯”5号发射，但“宇宙神”火箭又一次出现故障。由于一级火箭没有及时脱离，卫星被送入比预定轨道更高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卫星脱离轨道下落。“卫星再进入”指挥部激活了卫星所有系统，这反而导致卫星电池很快消耗完。没有电力，返回状态的卫星无法打开减速降落伞。卫星下落速度太快，以至于回收任务成为不可能。但由于卫星自身的设计与材质足够坚固，卫星被认为仍然能够经受住再入大气层的高温并降落在地球上的几乎任何地方。从“阿金纳”火箭推进器降落的位置进行推算，项目组获知“萨摩斯”5号卫星应该是降落在加拿大西北部的某处。由于保密的需要，美国一支空军搜寻队试图在不告知加拿大政府寻找什么的情况下，得到其进入可能降落区域进行搜寻的许可。美国空军的神秘做法反而使得加拿大政府怀疑美国的一架B-52轰炸机可能意外丢失了一枚核弹。这最终导致搜寻行动没有获得加拿大政府的同意，搜寻行动被迫取消。事后不久，美国派出两架U-2侦察机对可能目标区域进行了高空搜索，但并没有发现卫星残骸。⁽²⁰⁾

1962年3月6日发射的“萨摩斯”6号，终于没有发生火箭推进系统的问题。此次发射环节的成功，部分得益于根据以前任务的教训对“阿金纳”火箭所作出的改进，但是一系列错误的地面指令造成飞机排空了高度保持装置中的气体。当卫星在“阿金纳”火箭推进下脱离轨道时，在没有高度保持的条件下，卫星再入了更高轨道自由运行。1963年7月，也就是15个月之后，“萨摩斯”6号卫星开始再次进入大气层。虽然其坚固的构造和材质可以抵御无减速条件下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但最后降落地点是阿拉伯海附近。考虑到极度高温的卫星遇到冰凉的海水后将会被冷激炸裂，并最终沉入海底，项目组并没有派出搜寻队去寻找卫星。

也许是因为“萨摩斯”项目唯一一次成功获得图片的任务是带有光电系统的“萨摩斯”2号卫星，而人们普遍都有着对成功经验的追逐与再现的本性，因此，在“萨摩斯”6号卫星任务再次失败后，回收卫星的方案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萨摩斯”项目设计之初的光电传输方案。遗憾的是，之后的5次发射任务并没有取得像“萨摩斯”2号那样的成功，因此，该项目在1962年最后一次发射失败后被终止。当然，即便是1961年的“萨摩斯”2号卫星成功发回的照片，仍因照片分辨率太低，被认为不具有侦察情报价值。

纵观“萨摩斯”项目发展，由于该项目的目标太高，超过当时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萨摩斯”项目在与其同时代“科罗纳”项目的竞争中最终落败，但其并非没有价值，它的数码照相与光电传输的理念最终在70年代的第四代照相侦察卫星上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萨摩斯”项目虽然失败了，但其为将来的侦察卫星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教训。

“甘比特”与“六角体”

事实上，在“科罗纳”卫星首次发射的一年后，美国便开启了代号“甘比特”（Gambit）的高分辨率侦察卫星项目，以实现对地面特定目标的详细侦察。

KH-7“甘比特”（Gambit）卫星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详查型卫星系统。与普查型侦察卫星相比，详查型侦察卫星分辨率更高，能够较准确地获得目标信息。它的侦察设备往往比普查型卫星更先进，轨道高度也比普查型卫星低，但寿命有所降低。该卫星搭载了镜头焦距77英寸的KH-7照相系统，虽然拍摄的地域幅度比“科罗纳”小得多，但是在分辨率上有了质的提高，可以观测分析地面6英尺的目标，已经达到U-2飞机的水准。卫星主体也是在“阿金纳”火箭的基础上研制的，直径不变，长度有所增加，总重1860千克。在运行期间，变轨发动机可使其近地点降到137千米，因而分辨率进一步提高。1962年8月5日进行了首次试验。从1963年7月12日首次发射成功到1967年6月4日为止，前后共发射了38颗，36颗进入轨道，仅有2次发射失败，但卫星平均寿命较短，平均仅有5.47天，最短的1天，1966—1967年间逐步达到6—9天的在轨运行寿命。卫星拍摄图像数据通过回收舱方式实现回收，其照片分辨率达到0.46—0.51米。KH-7执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侦察苏联SS-7和SS-8洲际导弹的部署情况，监视苏联反弹道导弹基地。而且，它同第二代普查型卫星KH-4A“科罗纳”卫星可同时互补使用，首次组成了美国高空卫星侦察体系：“科罗纳”负责大范围的目标搜寻，“甘比特”卫星对搜寻出的特定目标进行细节侦察与动向监控。

随着对苏情报需求的不断深化，美国开始对第一代“甘比特”卫星进行针对性升级，主要提升侦察卫星的核心——照相系统的分辨率。卫星照相系统的研发制造商柯达公司提出了“甘比特”卫星的三代升级计划。但由于第二代技术革新不足，第四代技术在当时太过先进而难以实现，美国空军最终决定只发展第三代的“甘比特”卫星，即“甘比特-3”（Gambit-3）。

KH-8“甘比特-3”卫星是KH-7的重大改进型。卫星尾部装有大翼展太阳电池板，卫星长度和重量进一步提高，长12.6米，重3000千克，使用“宇宙神-3B”/“阿金纳-D”型火箭发射。由于使用了“阿金纳”可再启动发动机，轨道近地点可低达135千米。搭载镜头焦距175英寸KH-8照相系统，分辨率可达0.15米。卫星寿命长可超过50天，平均寿命也达到30天左右，年发射率降为2-3颗，通过胶卷舱回收方式实现数据传输。自1966年7月29日首次发射，到1984年4月，KH-8号估计共进行了54次发射，4次未进入轨道。“甘比特-3”以其拍摄的三维立体且分辨率更高的侦察照片，一举取代了第一代的“甘比特”卫星，大幅提升了美国对地面目标的监控能力，尤其是提升了对苏联弹道导弹及核设施等战略动向的感知，彻底消除了美国对苏联的核“疑虑”。它先与普查型卫星KH-4B，后与KH-9相互补充。当第四代KH-9“大鸟”卫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后，它又与普查型卫星KH-4A配合，以其高分辨率对普查选定的目标进行详细侦察。

可以说，在“甘比特”侦察卫星运行的近二十年时间里（1963年7月—1984年8月），美国在高分辨率的详查型侦察卫星的帮助下，对全球的地理目标看得更加清晰，实现了对特定目标的有效监控。

为了提升高空侦察卫星的广域普查搜寻能力，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牵头研发一种既能像“科罗纳”那样进行广域目标搜寻，同时兼具“甘比特”高分辨率详查型侦察卫星特点的卫星系统。1971年6月，KH-9“六角体”（Hexagon）新一代侦察卫星在克服了技术上的难关、官僚组织上的协调、项目行动与资源的保密等各种挑战与困难之后，成功发射升空，其搭载的KH-9照相系统最大分辨率达到0.6米。

“六角体”卫星是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第4代照相侦察卫星，俗称“大鸟”。它兼有普查和详查两种功能，带有两套成像系统，一套是珀金埃尔墨公司研制的大型可见光卡塞格伦详查相机。相机在160千米高的轨道上，可实现最高0.3米的地面分辨率，能够识别单个行人。另一套是柯达公司制造的改进型中分辨率双镜头普查相机，该相机地面分辨率达到2米以下。在回收方式上也实现了跨越，采用了无线电传输和胶卷舱回收两种方式，高分辨率成像通过胶卷舱回收方式传回，低分辨率图像通过无线电传输方式传回。而且，卫星上还装有X波段侧视雷达，4谱段或6谱段多光谱摄像机，能够有效识别地面伪装物。而且，有些KH-9卫星还带有60千克重的电子情报子卫星。这些均代表了美国侦察卫星向综合型方向发展的趋势。该卫星可通过定期修正轨道，延长卫星在轨运行寿命，平均寿命137.8天，最长工作寿命达到275天，到后期每年仅需发射一颗卫星。从1971年到1986年，一共进行了20次发射，仅最后一次发射失败。

在其运行的十五年时间里（1971年6月—1986年4月），“六角体”卫星取代“科罗纳”，与“甘比特”卫星组成更强大的“搜寻+监控”侦察卫星体系，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占据更大的主动，塑造了美国以战略情报为支撑的对苏心理优势，客观上促使美苏在军备控制上达成一些协议。1972年5月26日，在经过历时2年半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与《战略进攻性武器临时协定》。可以说，此时的尼克松之所以愿意与苏联达成这一历史性军控条约及协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甘比特”和“六角体”卫星组成的侦察卫星体系成为美国密切监控苏联的“眼睛”，为美国提供了的客观、可靠的军控核查手段。

(1) Memo from Charles A．Haskins to Gordon Gray on the U．S．policy for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s，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31 Mar．196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3yw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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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mo from Charles A．Haskins to Gordon Gray on the U．S．policy for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s，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31 Mar．1960．

(4) “Chronology：U．S．espionage and intelligence，1947-1996”，DNSA，U．S．espionage and intelligence，1947-1996．

(5)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Lyndon B．Johnson from 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 chairman Clark Clifford regarding a review of the organization，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U．S．reconnaissance aircraft program，United States：White House，2 May 1964，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14 Nov．2016．

(6) Michael D．Rich，RAND's Role in the CORONA Program，p．23．

(7) 起初成像装备是由仙童公司与爱特克公司分别负责研发（仙童是主要研发者，爱特克的研发作为备用选项），但由于仙童公司提出的没有照相位移补偿的6英寸镜头方案所获的照片的地面分辨率太低，再结合成本和后续改进空间的考虑，爱特克公司的设计方案更有优势，最终爱特克取代仙童公司成为成像装备的唯一合同商。

(8) Ingard Clausen & Edward A．Miller，Intelligence Revolution 1960：Retrieving the Corona Imagery That Helped Win the Cold War，Center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Reconnaissance，April 2012，p．20．

(9) 一般标准流程是：从研发各个部件，到各部件进行地面测试，再到组装各部件进行整体地面测试，再到实际发射测试。其中地面测试十分耗时，但好处是可以降低发射测试的风险。

(10) 首先是对“雷神”/阿金纳组合的火箭推进器进行了测试，然后又对卫星鼻锥（nose cone）进行了弹射、再入大气层、回收的测试，最后对成像装备进行测试。

(11) Leonard Mosley，Dulles：A Biography of Eleanor，Allen，an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ir Family Network，New York：The Dial Press，1973，p．432．

(12) 需要指出的是，“发现者”计划并没有贯穿“科罗纳”项目的整个时期，1962年4月18日“发现者”39号任务是其最后一次任务，之后“科罗纳”项目继续进行至1972年但进入保密状态，不再对外公布，直到1995年完全解密。Available at：http://nssdc.gsfc.nasa.gov/nmc/spacecraftDisplay.do?id=1962-011A，2017.5.29．

(13) Ingard Clausen & Edward A．Miller，Intelligence Revolution 1960，p．48．

(14) 《美国早期成像卫星侦察卫星》，载《国外卫星动态》2000年第9期。

(15) John N．McMahon，“CIA Holds Landmark Symposium on CORONA，”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June 1995．

(16) 美国图片情报分析界将卫星侦察照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搜寻”照片，由普查型卫星拍摄，目的是“发现和找出”目标。“科罗纳”卫星便是典型的普查型卫星，它的摄像头被设计用来在单张胶片上呈现大范围连续地域的图景，供分析人员找出情报目标。另一类是由详查型卫星拍摄的“监视”照片，即在“搜寻”照片的基础上，通过高分辨率照片对特定目标的具体细节进行分析研判，从而监视该目标的发展动向。

(17) Ingard Clausen & Edward A．Miller，Intelligence Revolution 1960，p．78．

(18) Gerald K．Haines，Development of the GAMBIT and HEXAGON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Systems，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1997．

(19) “Chronology of Air Force space activities，”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http://www.nro.gov/foia/declass/WS117L_Records/52.PDF，2017-6-13．

(20) Robert Perry，A History of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Volume ⅡB，SAMOS E-5 and E-6，available at：http://documents.blackvault.com/documents/spysatellites/HOSR_VolumeIIB.pdf，2017.5.29．

尾声：未预料的后果

U-2飞机高空越境侦察项目，试图利用苏联当时在技术上暂时无法拦截7万英尺以上飞行器的空窗期，公然蛮横地穿越苏联领土进行高空拍照，这显然反映了美国决策者与情报共同体为了满足国家战略情报需求而呈现出来的某种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冒险甚至赌徒心理。在冷战年代，美苏相互间的针锋相对和紧张的核对抗，使得这种完全无视对手主权和尊严的冒犯行为极其危险。这种危险连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担任盟军统帅的艾森豪威尔本人都觉得可怕。U-2高空飞行项目的这种基本特质，注定了它是一种不可持续性的行动。它在1960年5月1日的被击落，实际上也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但它对大国关系的伤害，却没有因为这次飞机的被击落以及U-2高空飞行的结束而结束。虽然冷战的双方都不想爆发核大战，但它却影响了两国政府在相互关系决策方面的基本心态，加深了国际关系中的相互怀疑，甚至造成一种暗里相互伤害的倾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谁能说，此后两年发生的令美苏间差点爆发世界核大战的古巴导弹危机不是其后果之一呢？

不过，另一个未曾料到的后果是，U-2项目从技术上来说，开启了美国的先进侦察技术发展路径，促进了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的快速发展。纵观U-2飞机事件后美国高空侦察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演变，我们不难看到，在“急迫”的对苏战略情报需求的牵引下，U-2飞机被苏联击落事件大大促进了美国研发替代U-2飞机高空侦察装备的步伐，这在技术上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推进。

一个方向是研发比U-2飞机飞得更高、更快的飞机，这便是“牛车”（OXCART）项目所带来的A-12高空侦察机。该飞机无论从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还是机身反雷达隐身来看，均体现了当时科技水平下飞机研发与制造的极限，但遗憾的是，用更先进的高空侦察飞机代替 U-2 的这一方向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因为就算撇开研发与运用的巨大经济成本不说，在与其克星——地对空导弹的技术竞赛中，有人驾驶的高空侦察飞机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与不安全，大有步U-2飞机命运后尘的预兆。这种潜在的巨大政治成本与风险不仅无法预估，而且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与之相比，另一个研发方向——图像侦察卫星，虽然技术上前所未有、更具挑战性，但安全性、隐蔽性均更胜一筹，逐渐成为美国高空侦察技术发展的主流。以侦察照片回收方式为区分，早期侦察卫星探索了两种技术路径：一种是将拍摄好的照片胶卷通过返回舱重返地面，即“科罗纳”项目的“胶卷回收舱”方案；另一种是将拍摄好的照片胶卷在太空显影并扫描，通过无线电波传回地面，也就是“萨摩斯”的“扫描电传”方案。很显然，从传回方式上看，“萨摩斯”比“科罗纳”更先进，但“科罗纳”比“萨摩斯”更易实现。因此，在这两个项目同时进行之初，“科罗纳”卫星项目只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装备，计划运行两年的时间，在“萨摩斯”卫星正式启用后被取代。但先进的技术并不一定能按计划成为主流的技术，因为技术越先进，其风险与失败的几率越高。事实证明，“科罗纳”卫星的成功运行，与“萨摩斯”卫星发射的反复失败形成鲜明对比；最终被中止的是更先进的“萨摩斯”卫星项目，而“科罗纳”卫星作为首次消除了美国侦察手段“安全可靠性”后顾之忧的高空侦察装备，不仅在当时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关于苏联弹道导弹发展、核计划等急需的战略情报，并在太空实际服务了近12年，而且基于它成熟的“胶卷回收舱”技术，不断衍生出搭载更先进照相系统的侦察卫星。

“科罗纳”卫星作为一种过渡性装备的成功运行，为美国侦察技术的进一步跨越奠定了基础，当然也在如何“看得更清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科罗纳卫星成功发射后不久，美国便开始研制分辨率更高的照相侦察卫星。1963年7月，第一代详查型卫星“甘比特”卫星发射成功，成为美国详查型监视系统卫星的先驱，并在随后与“科罗纳”普查型卫星组网运行。在侦察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科学家们又不断尝试新的设想，研制更高分辨率、具有更全面功能、信息传输更便利的新型侦察卫星。1971年6月，第四代“六角体”卫星发射成功。在“六角体”卫星项目上，美国实现了同一卫星兼具普查和详查功能、回收方面实现从胶舱回收到扫描电传技术的突破。

U-2飞机的对苏侦察行动破除了“轰炸机差距”的疑虑，但在其想要摸清苏联导弹实力时被苏联击落。这一任务便留给了照相侦察卫星。从美国高空侦察发展的角度讲，U-2飞机事件后，美国进入到新的侦察卫星时代。正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逊总统所说，“在冷战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间谍卫星填补了美国对于苏联核武器情况的知识空白”。⁽¹⁾侦察卫星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广泛运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决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支撑作用。自“科罗纳”卫星运行开始，不仅笼罩在美国人心头的“导弹差距”疑云逐渐消散，而且随着“甘比特”、“六角体”等“看得更清晰、看得更广”的侦察卫星的运行，一种对苏战略情报优势逐渐形成。美国的情报优势使得决策者在制定战略时也更加积极自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侦察卫星的运用使美国的对苏技术优势转化为了对苏战略情报优势，进而使美国掌握对苏联的战略主动。在硝烟弥漫的幕后情报战场，美国通过高技术情报侦察路线配合战略决策，奠定了对苏联的胜势。

从20世纪60年代的照相侦察卫星开始发射以来，美国照相侦察卫星虽然经历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但更体现出美国太空侦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到被称为“极限轨道平台”的第六代KH-12光学侦察卫星，卫星侦察受到地理和技术的制约性越来越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美国在卫星侦察系统的设计上将当前需求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建立起多种不同层次的技术发展链条，形成统一管理的机制，在侦测、接收、处理、传输方面日益实现一体化运行，逐步形成较为高效可靠的情报运行体系。负责卫星侦察的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在其宗旨中说，要不断地迈向卓越，超越巅峰，这是他们的目标。当然，美国卫星侦察的实质，同当初的U-2高空侦察一样，仍然是最大程度地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服务。U-2飞机及其改进版尽管飞得越来越高，但仍停留在空气空间，在法律上仍属于国家的领空，越境侦察在国际法上显然属于违背国家主权的不法行为，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又反过来导致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害；而太空侦察卫星的运行却是在外层空间，从国际法上属于人类社会的公共空间，因此美国卫星侦察技术的发展，也反映了美国人希望不断突破法律限制和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的心理。但美国卫星侦察技术的发展，在本质上仍是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漠视。美国在卫星侦察技术上的不断突破，也迫使其他国家加紧发展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防护能力，结果使国家之间围绕国家安全的斗争从传统空间延伸到太空等新兴战略领域，导致国际安全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

(1) Ingard Clausen & Edward A．Miller，Intelligence Revolution 1960，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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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郑钢基金·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电子邮箱：zsforum@nju.edu.cn

电话、传真：025-89681655

中心网址：https://www.capds.nju.edu.cn

微信公众号：CAPDNJ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戟沉沙：美国“猪湾行动”始末/崔建树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2（2019.5重印）

ISBN 978-7-305-21282-6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Ⅰ．①折…　Ⅱ．①崔…　Ⅲ．①吉隆滩入侵事件（1961）　Ⅳ．①D8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5231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　斌

书　　名　折戟沉沙：美国“猪湾行动”始末

著　　者　崔建树

责任编辑　郑晓宾　官欣欣　编辑热线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149千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305-21282-6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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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绪论

第一章　古巴革命与美古敌对的缘起

一、古巴革命前美国对古巴的野心与支配

二、攻打蒙卡达兵营

三、由流亡国外到革命成功

四、革命成功后古巴革命政权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努力及其失败

五、由观望到敌对：美古关系的戏剧性变化

六、扼杀革命：美国对古巴的遏制政策

第二章　“冥王星”计划

一、“冥王星”计划的出笼

二、“冥王星”计划的修正：由支持古巴国内叛乱到发动直接登陆

三、训练武装人员和购买登陆装备

四、策划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

五、行动计划的延迟

第三章　新总统　旧计划

一、大选中的古巴议题

二、总统交接期间的“冥王星”计划

三、肯尼迪接手“冥王星”计划

四、由特立尼达方案到猪湾方案

五、猪湾登陆计划正式通过

第四章　生死六十八小时

一、对古巴发动计划中的首轮空袭

二、美古在联合国的斗争与肯尼迪政府取消计划中的第二轮轰炸

三、展开登陆行动

四、滩头激战

五、绝境下的挣扎

六、安慰“古巴革命委员会”成员

七、猪湾惨败

第五章　尾声与余波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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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中的卡斯特罗
图片来源：https://www.nbcnews.com/storyline/fidel-castros-death/fidel-castro-death-history-will-absolve-me-other-quotes-n688521.

《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得“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唯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则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的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绪论

古巴与美国隔海相望，离美国佛罗里达半岛最南端约145公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美国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用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戈茨曼的话说，古巴像一个“腼腆诱人的女郎”，吸引着山姆大叔的注意力。在战略上，美国一直视古巴为战略“后院”，一方面不容许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染指古巴，另一方面让古巴对美国言听计从。

1953年7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1959年革命获得成功。对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美国最初的态度是保持中立，但是，由于古巴革命政府的左翼色彩挑战了美国的意识形态，1959年5月推出的土地改革触动了美国大公司在古巴的利益，古巴与苏联的接近挑战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地缘战略利益，美古关系逐步走向敌对，美国开始不断强化对古巴的遏制力度。

1960年1月，美国政府设立包括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在内的古巴特别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判古巴形势发展，商讨对策。同年1月，艾森豪威尔指示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研究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3月14日，在中情局负责该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梅尔文·比斯尔的领导下，中情局完成了名为“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秘密行动计划”。该计划获总统批准，代号为“冥王星行动”（Operation Pluto）。行动分为三步走：第一步，中情局支持古巴反政府力量在古巴的比那尔德里奥、埃斯坎布雷和马埃斯特拉三个地区实施游击战；第二步，将上述三个地区的游击战扩大到古巴全岛，民主革命阵线在靠近古巴的松岛组织海空联合进攻；第三步，支援反政府力量对哈瓦那发动进攻。

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冥王星”计划逐步由小股部队渗透到古巴境内发动游击战演变为两栖登陆行动。1960年8月18日，艾伦·杜勒斯带比斯尔到白宫汇报修改后的“冥王星”计划。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中情局的修改方案，并拨出1300万美元用于行动，同时还允许中情局使用国防部的人员和装备。10月，中情局负责行动的部门拟订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主要内容是：派遣60人的渗透小组前往古巴；用飞机和登陆艇把若干个营的攻击力量投送到古巴滩头阵地；攻击规模不少于1500人。但是，由于代表共和党竞选的尼克松在总统大选中失败，干涉古巴的两栖登陆行动计划被推迟。

新当选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就职后，杜勒斯和比斯尔急于让新政府尽快执行登陆计划。一方面，中情局作为计划的制订者，方案的执行与中情局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中情局担心如果新政府取消了入侵计划，他们将面临无法收拾的狼狈局面。1961年1月22日，杜勒斯和比斯尔向新任政府汇报了入侵古巴的行动方案。3月11日，肯尼迪在白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审议中情局选在古巴特立尼达登陆的方案（Trinidad Plan），并提出以下修改指示：（1）最好是在夜里“悄悄地登陆”；（2）登陆地点要选在遭遇抵抗可能性最小的地区；（3）在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援时，飞机应从古巴的基地起飞，换句话说，古巴旅占领的区域应有至少一个机场。3月16日，中情局根据总统指示，形成在猪湾进行登陆的两栖行动方案。

1961年4月17日凌晨，古巴旅按预定时间在古巴南部的猪湾进行登陆。但是由于计划不周密，情报工作有失误，以及出于政治考虑未按原计对古巴实施第二轮轰炸，导致古巴政府掌握制空权，登陆行动彻底失败，数百人战死，1197名古巴旅武装人员被俘。

猪湾登陆行动是中情局历史上有组织行动的最严重的一次失败，艾伦·杜勒斯黯然引退，比斯尔被赶出中情局，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威望受到沉重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讲，猪湾登陆的失败引发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

第一章
古巴革命与美古敌对的缘起

古巴是加勒比海的明珠，面积11.086万平方公里。⁽¹⁾1492年10月28日，领受西班牙政府任务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古巴西北部登陆，宣布此地为西班牙领土。随着一批批西班牙殖民者来古巴岛定居，古巴的原住民阿尔瓦克人（Arawak）遭受了灭顶之灾。1898年，西班牙与美国发生战争，西班牙战败，古巴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后花园”。在美国主导古巴政治的半个世纪里，古巴军事政变轮番上演，政治生活极其腐败。1953年7月，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Alejandro Castro，1926—2016年）举起义旗，攻打蒙卡达兵营，古巴爆发革命并取得成功。视古巴为战略“后院”的美国对岛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卡斯特罗的左翼色彩，以及苏联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越来越深地卷入古巴事务，让美国忧心不已，它对卡斯特罗革命的态度逐渐由不信任地观望走向敌视和敌对。与之相应，古巴也由美国的战略“后院”变成美苏对峙“前沿”。

一、古巴革命前美国对古巴的野心与支配

古巴与美国隔海相望，离美国佛罗里达半岛最南端约145公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美国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戈茨曼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古巴像一个“腼腆诱人的女郎”，吸引着山姆大叔的注意力。⁽²⁾

古巴的地理位置
图片来源：http://katehon.com/news/cuba-produce-its-own-laptops.

西半球地缘政治中的古巴
图片来源：http://geographical.co.uk/geopolitics/hotspot/item/190-hotspot-cuba.

完成大陆扩张后，受“天定命运”观影响的美国人乐观地认为，随着美国国力的壮大，古巴终将落入美国雄鹰张开的双翼之下。“当果实成熟时，它就会落入我们手中，不用使劲去摇树。时机到来时，并不需要战争这种令人厌恶的强制手段，古巴就会是我们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这样——假如我们想要他的话。”⁽³⁾最想把古巴纳入美国版图的是南方奴隶制的拥护者，因为如果古巴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南方力量就会进一步增大。一位南方人曾以色情狂的口吻鼓吹美国吞并古巴：“当‘安德烈斯王后’像克娄巴特拉女王坐在炽烈的宝座上一样端坐在银色波涛上，呼吸中散发出她那芬芳的热带气息，撅起她那玫瑰色的甜蜜的嘴唇时，谁能够拒绝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呢？谁会反对呢？谁也不会。她已成年——山姆大叔，娶她吧。”⁽⁴⁾

看到美国的扩张野心日炽，欧洲两大列强英国和法国急在心头。为防止美国抢走古巴，英法两国在1852年向美国提出联合发表不入侵古巴的声明。时任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断然回绝了英法的建议。美国国务卿爱德华·埃弗雷特告诉英法两国，美国无意觊觎古巴，但鉴于古巴的地理位置，古巴问题“主要是美国问题”。在这种扩张主义氛围下，1854年2月的“黑色勇士”号事件差点掀起美西战争，该事件最后以西班牙的退让结束。同年8月，波尔克政府的国务卿授意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炮制了企图吞并古巴的“奥斯坦德宣言”，意图从西班牙手中强买古巴，如果西班牙拒绝，则以武力攫取古巴。但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吞并古巴的狂热愿望受到美国北部工业资本家的抵制。1860年，持反奴和废奴立场的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方扩张主义者吞并古巴的热情遭到重挫。

美国内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扩张主义思想开始膨胀，夺取古巴的欲望复又炽烈，而1895年美英围绕委内瑞拉的争端以英国妥协告终使美国的帝国主义思想抬头。1881年，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流亡美国，在美国策划和领导古巴独立运动。在何塞·马蒂的领导下，古巴革命者解放了三分之二的古巴领土。

为镇压古巴民族独立运动，西班牙驻古巴总督瓦莱里亚诺·韦勒（Valeriano Weyler）建立了用碉堡设防的集中营。集中营外的古巴民众是平叛对象，韦勒对付他们的手段是毁坏其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古巴经济和社会因此陷于混乱，导致饿殍遍野。美国扩张主义者趁机抓住西班牙的小辫子，大加鞭挞。纽约的两个新闻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和约瑟夫·普利策为吸引读者眼球，铺天盖地地报道西班牙人在古巴干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发行量暴增。美国报纸把韦勒描绘成一个“极其凶恶的暴君……一头野兽、种植园的破坏者……无情的、冷酷的、人类的剿杀者……没有什么能阻止他那淫邪的、兽性的脑子利用他自己发明的酷刑和臭名昭著的、嗜血的淫荡来实施暴力。”⁽⁵⁾在报纸的鼓动下，普通美国人也染上了入侵古巴狂热症。当然，美国反对西班牙在古巴统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韦勒的反动手段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古巴的经济利益。1892年美国向古巴出口的商品价值7900万美元，1898年降至1500万美元。

独立运动之初，美国威廉·麦金利政府的对古政策还是比较谨慎的，仅在1897年5月向国会要求拨款5万美元用于改善在古巴的美国侨民的困难处境。但在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菲茨休·李（罗伯特·李的侄子）的鼓动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对西班牙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硬。1898年2月9日，赫斯特的《新闻报》刊载了一封西班牙驻美公使威廉·杜普伊·德洛梅的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称“麦金利是不值得人们羡慕的人，他虽然有自称是位做事留有余地的政治家，但他同时和那些富有侵略、扩张野心的党内分子，又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⁶⁾美国另一家报纸——《纽约时报》将这封信公之于众时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美国历史上遭到的最大的侮辱”。受这封信的刺激，再加上国内对西班牙开战的呼声日高，左右为难的麦金利彻夜难眠，连续数月要服用镇定药物才能入睡。恰在这时，美国派往古巴的舰艇“缅因”号发生爆炸，导致260多人死亡。事实上，“缅因”号事件是因为该舰仓库中的锅炉爆炸引发毗邻的弹药库爆炸所致，而非西班牙人故意破坏，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时被美国海军部长海曼·里科弗（Hyman Rickover）所证实。美国决策层将“缅因”号事件视作绝佳的介入古巴事务的借口，他们利用新闻媒体对事件大加渲染，在美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国旗在所有的街道和窗户上悬挂着。好战的观点和战争的简报贴在商店的窗户上。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狗戴着美国的徽章或者‘支持’的字样。自行车装饰着国旗的颜色好像要进行一次奇特的服装展示游行。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记住缅因号！’”⁽⁷⁾麦金利趁机向国会申请了5000万美元的国防拨款。3月9日，国会通过了拨款法案。3月27日，美国向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西班牙尽管惧怕美国，但出于国家利益与国家尊严的考虑，拒绝了美国的最后通牒。4月25日，在麦金利的要求下，美国国会决议正式向西班牙宣战。

美国战舰“缅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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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战争，正如美国一位作家所称，美国对西班牙开战就“像是在集市散后的夜晚，在空地上抢劫一个吉卜赛老妇人”。战争结果不出人所料。8月12日，美国答应西班牙的乞和要求，古巴转为美国殖民地。美国对古巴统治的四年“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独裁统治”，不仅公开歧视黑人，还蔑视古巴人。⁽⁸⁾古巴的秀丽景色和无限商机吸引了大批美国人。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古巴完全被各个年龄段、各种生活状况、各种有职业和无职业的美国人颠覆。从白发的保姆到大街上卖报的儿童，美国人显然无处不在。许多年前，美国人曾经冲向西部；现在这股浪潮转向南方的古巴……表面看来，许多人好像认为，他们将发现现成的黄金路在等着他们去收获。”⁽⁹⁾

美国人原以为古巴会很快地并入联邦，但1900年的古巴选举打破了美国人的迷梦，主张独立的共和派和民族主义派获得选举胜利。无奈之下，美国通过为古巴制订《普拉特修正案》（Enmenda Platt）让古巴有条件独立。这一修正案规定古巴签署对外条约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在美国认为必要时可以干涉古巴事务、美国有权监督古巴的公共财政等。1901年12月，古巴举行美国操控下的选举，共和党人埃斯特拉达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大选。1902年5月，美国将古巴的统治权交给埃斯特拉达，古巴共和国正式成立。

但是，古巴共和国是美国操弄下的共和国，它的特点是“无休止的暴乱、日益明显的腐败、军事哗变、无法无天的强盗行为和美国断断续续的干涉”。⁽¹⁰⁾为控制古巴，美国对古巴进行大量投资，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58年，美国对古巴的投资高达12亿美元。中央情报局帮助古巴政府建立了维护古巴独裁统治的警察力量。此外，美国还向古巴派出了一支规模比较大的军事代表团和数量众多的军事顾问。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美国驻古巴大使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左右古巴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美国驻古巴大使厄尔·史密斯（Earl Smith）对美国参议院所做的报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说：

参议员们，请允许我向您解释，在卡斯特罗出现前美国在古巴的影响是多么巨大……美国驻古巴大使在古巴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时候甚至比总统都重要。⁽¹¹⁾

在美国驻古巴大使的操纵下，古巴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驻古使馆在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中称，古巴政府“基本上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一贯支持美国在全球的反共政策”。⁽¹²⁾

美国控制下的古巴成了美国冒险家的乐园。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控制和古巴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古巴的整个石油行业、90％的采矿业和牧业、80％的铁路、航运、海运和通信等公用事业被美国公司垄断；20％的国土被美国人控制；1959年，古巴74％的出口流向美国，进口总额的80％来自美国。⁽¹³⁾除了控制经济外，美丽的古巴还是美国好色之徒的乐园。据多次出访古巴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肯尼迪政府的政策顾问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哈瓦那令我陶醉，但同时也使我感到震惊。这座可爱的城市已被糟蹋成为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所和妓院，供来自美国迈阿密的美国商人在周末恣意欢乐。我的同胞们手挽着年龄不足14岁的古巴姑娘招摇过市。”⁽¹⁴⁾

由此可见，古巴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政治上受华盛顿支配，经济上则直接听命于纽约的银行家和工厂主。美国的辛迪加、黑帮和赌徒在古巴横行，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古巴普通民众的极大反感。

二、攻打蒙卡达兵营

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源自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在古巴的独裁统治。巴蒂斯塔出生于1902年，是一名典型的混血儿。据他自己说，他的血管里流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液。1921年，巴蒂斯塔参军入伍。1933年，他领导了军人政变，自此把持古巴大权长达二十余年，成为20世纪古巴影响力仅次于卡斯特罗的政治人物。

作为军人，巴蒂斯塔作风强悍，是古巴十足的铁腕人物。在他发动政变时，古巴的美国侨民为躲避动乱撤到位于马雷贡（Marecón）海滨大道上的古巴国宾馆。前政府的几百名军官把这里的美国人当作人肉盾牌，也躲到这家宾馆。为清剿这些军官，巴蒂斯塔要求美国侨民撤出这家宾馆，但无人理会。巴蒂斯塔命令士兵用大炮轰击这家宾馆，造成80多人丧命，200多人受伤，古巴官员在高压之下全部投降。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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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行动牢牢确立了巴蒂斯塔在古巴的最高统治地位。从1934年至1940年，巴蒂斯塔先后扶植了七位古巴总统。古巴的军事控制不断强化，军人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古巴的社会风尚和政治文化。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研究人员在考察古巴时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有人提到在哈瓦那的游乐场和操场应该有导游时，一名古巴妇女会提到她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聚集的孩子们。整天整天地……孩子们玩着革命的游戏。他们排着队进行，用想象中的枪支相互射击并拖走那些牺牲者”。⁽¹⁵⁾就政治生活而言，哈瓦那的市井生活就是美国好莱坞匪帮主题电影活生生的写照：“边开车边射击——这种经常出现在电影中的场景，却变成了哈瓦那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显著主题。电影观众非常熟悉的场景：超速行驶的汽车、机枪的开枪声、仓皇逃跑的人。”⁽¹⁶⁾

1940年10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虑到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巴蒂斯塔亲自走上前台，“竞选”总统，结果当然不会出人意料，他成了古巴名义和事实上的主宰。在执政期间，巴蒂斯塔为古巴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在古巴实行了社会民主统治，扩大了工会的权利。在经济发展方面，古巴也受惠于战争，1940—1944年，古巴蔗糖产量从2.7亿吨上升到4.2亿吨，原糖产品的价格也因战争猛涨。“蔗糖价格居高不下、长时间的社会和平、共产党对政府的支持以及共产党和劳工运动的联合，使巴蒂斯塔政府给人们留下了积极的印象。”⁽¹⁷⁾但在巴蒂斯塔执政结束后，其继任者格劳·圣马丁没有能力把控古巴的局势。1947年，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赢得选举。普里奥的统治极其反动，被称为古巴历史上“最极端、最贪污腐败、暴乱最多和最不民主”的时期。⁽¹⁸⁾

普里奥的腐败统治激起民愤。古巴下级军官渴望巴蒂斯塔再度出山，参加1952年的古巴大选。起初，政治上极为老练的巴蒂斯塔表现出不那么情愿出山。但是，军队中频繁出现的骚乱让普里奥抓住了把柄，不愿如期举行选举，下级军官参政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政变了。当巴蒂斯塔认识到无论他参加与否，下级军官都要发动反对普里奥的政变时，他决定参与其中。1952年3月10日，即哈瓦那狂欢节的第二天，巴蒂斯塔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普里奥政府，夺取了古巴政权。这次政变异常轻松，仅有四人在政变中死亡。

巴蒂斯塔上台后，宣布在古巴实施“有纪律的民主”，对内与权贵结盟，对外为取悦美国，与苏联断了交。所谓“有纪律的民主”就是独裁统治，古巴成为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统治阶层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镇压大学生争取民主和反腐败活动，巴蒂斯塔关掉了哈瓦那大学。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巴蒂斯塔政府可谓雕心鹰爪，暴戾恣睢。他们把持不同政见者干掉，“尸体肢解后送给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样扔进沟渠”。⁽¹⁹⁾美国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倒真是对美国倡导的“民主”和“人权”的发人深思的反讽。

美国为了在古巴攫取最大利益，扶植代理人，进行残酷统治。统治阶层对古巴民众的盘剥必然引起反抗。在这股强大的反抗潮流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崭露头角，成为革命领袖。

卡斯特罗出生于1926年⁽²⁰⁾，其父安赫尔·卡斯特罗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安赫尔少时家贫无所依靠，遂到西班牙军队中混饭吃。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他被派遣到古巴参战，在瓦莱里亚诺·韦勒总督麾下效劳，对美国怀有强烈敌意。战争结束后的1899年年底，他搭乘法国“马瓦内”号轮船回到古巴谋生。在古巴，安赫尔从打零工干起，后来又开餐馆和从事种植园，发了财，家产积累到数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1911年，安赫尔与联合果品公司的雇员之女结婚，育有五个子女，但只有两个活了下来。在安赫尔47岁时，他对16岁的莉娜·露兹（Lina Ruz）——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母亲——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强烈好感。他向莉娜的父亲求婚称：“即使以这一百多万的庄园为代价，我也要把她带走结婚。”莉娜的父亲坚定地回答：“卡斯特罗……不行。你还是个已婚的人。我不愿让我的女儿流落街头，为了养育她我吃尽了苦。”但是，女大不由娘，三天后安赫尔“偷走了她”。⁽²¹⁾

莉娜是典型的女汉子，腰上总别着一把柯尔特手枪。在她还未与安赫尔·卡斯特罗正式办理结婚手续时，卡斯特罗就出生了，出生时体重达5.443公斤。少年时代的卡斯特罗是个野孩子，经常一出校门就消失在田野里。这个孩子还有天生的叛逆基因，曾鼓动他家庄园里的雇工举行罢工，反抗他老爸的压榨。⁽²²⁾

1945年9月，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律学位。在读书期间，他就热衷于政治，经常出入哈瓦那大学的大学生联合会，与大学生联合会主席马诺洛·卡斯特罗（Manolo Castro）打得火热，希望在马诺洛的帮助下取得联合会内的一个领导职位。在读书期间，他有意竞选法学院学生会主席之职，拿到这个职位需要赢得马诺洛的赏识和支持。为赢得马诺洛的好感，卡斯特罗帮助他打击其政敌莱昂内尔·戈麦斯。1946年，他朝戈麦斯的腹部开了一枪，差点将其打死。

大学毕业后，卡斯特罗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事务所的生意相当清淡，当然法律工作也不是卡斯特罗的兴趣所在，他关心的是政治，是要在古巴建立一种人人平等的国家体制。尽管他囊中羞涩，连给妻子米尔塔·迪亚-巴拉特（Mirta Díaz-Balart）和儿子菲德尔利托（Fidelito）买牛奶的零钱也无法保证，但却经常和政治密友在饭桌上交流感情。作为政治上雄心抱负的第一步，卡斯特罗准备参加1952年的议会选举。

卡斯特罗与米尔塔·迪亚-巴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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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巴蒂斯塔的政变改变了卡斯特罗的政治活动轨迹。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在美国的支持下，率领一帮军人夺取了政权。对于这次政变，总统普里奥虽有反抗之心，但最终还是退缩了，逃到了墨西哥驻古巴大使馆。

对古巴的其他政党、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巴蒂斯塔政变堵死了他们通过宪法进行社会改革的途径。卡斯特罗对巴蒂斯塔政权极其反感。据卡斯特罗回忆称：“现在有一个十分沮丧但充满抱负的无名青年正通过一台破旧的摩托罗拉收音机收听新闻，获悉一个人已经捷足先登掌握了政权，因此心中不免愤愤不已”。在他看来，“从现在起这些人将接管军队，管理国家财政，之后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和女人以及妓女睡觉了”。⁽²³⁾

巴蒂斯塔政变后，卡斯特罗变得更加一贫如洗，“甚至连买一支雪茄的钱也没有了”。⁽²⁴⁾1952年3月24日，卡斯特罗向哈瓦那紧急状态法院提交起诉书，指控巴蒂斯塔政变违宪，要求判处巴蒂斯塔100年徒刑。⁽²⁵⁾他的起诉遭到古巴宪法法院的驳回。如果说卡斯特罗对之前的古巴政治状况是失望的话，起诉失败后他对巴蒂斯塔政权则是绝望，认为合法手段已经穷尽，只有暴力才能达到目的。

为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卡斯特罗在古巴大力进行政治动员，向民众宣传他要恢复古巴的民主制度。必须承认卡斯特罗善于发表长篇大论的政治天赋，他仅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获得了上千名追随者。他把阿维尔领导的抵抗小组、激进行动组织、人民青年联盟和阿特米萨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组织严密的地下组织。他们用筹集来的16480比索的钱购买了40支猎枪、60支手枪、64支步枪、1挺旧机枪和一万余发子弹。⁽²⁶⁾1953年4月，卡斯特罗命令埃内斯托·蒂索尔在圣地亚哥近郊买了一个两英亩大的名叫西沃内的小农场，以养鸡为名筹建起义指挥部。西沃内是个战略要地，前面有条道路可以直通圣地亚哥城，1898年美西战争时，美国就是从西沃内附近的海域登陆的。

7月26日，132名起义者集结到西沃内农场。⁽²⁷⁾把起义日期选在7月26日是因为25日为圣地亚哥狂欢节，届时多数士兵会离营去参加狂欢活动。卡斯特罗的估计是正确的，蒙卡达兵营平时驻扎着1000余名官兵，由于举行狂欢节的缘故，营区内实际驻军人数大约只有400人，其中马塞奥第一团为374人，余下为乡村警备队员。选择攻打蒙卡达兵营是因为该兵营在古巴规模上仅次于哈瓦那哥伦比亚兵营，是古巴的第二大兵营，里面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可以为后续行动提供保障。卡斯特罗后来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拿下了蒙卡达兵营，也就推翻了巴蒂斯塔，这是毫无疑义的。”⁽²⁸⁾

根据卡斯特罗制订的计划，行动分三路进行。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率部负责占领司法大楼；行动副总指挥阿贝尔率部负责占领市内医院；卡斯特罗率领主力攻击兵营内的主力部队。次日凌晨五时十五分，卡斯特罗带领122名起义者分乘26辆汽车奔袭位于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但是，行动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起义队伍在兵营门口和加尔松大街之间遇到两个武装巡逻的士兵，并开始交火。于是枪声四起，在紧张气氛下，起义人员纷纷跳下车，误闯入兵营内的一家医院，将之作为计划中要占领的目标，计划于是完全被打乱了。蒙卡达兵营城高墙厚，守军有400多名，众寡悬殊，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70多名起义者被打死。⁽²⁹⁾

卡斯特罗率众攻打蒙卡达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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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带领18名起义者撤出了战斗，沿着滨海地区潜行到圣地亚哥湾，计划到拉奇维拉（La Chivera）搞一条小船，渡海前往马埃斯特拉山区打游击。但不幸的是，因为过度疲劳，他们没有发觉附近的敌人，在熟睡中被抓住了。好在抓住他们的政府军中尉佩德罗·萨里亚曾是卡斯特罗的同学。在他的竭力阻止下，其他士兵才没有根据政府的命令将卡斯特罗“就地正法”，而是将之送到了圣地亚哥的博尼亚托（Boniato）监狱。为此，萨里亚还被政府褫夺了军籍并获刑一年。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感念萨里亚的救命之恩，将之提升为总统卫队副队长。

卡斯特罗回忆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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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9月，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受审。在法庭上，他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控诉巴蒂斯塔政权的黑暗，并提出古巴革命的五条方针。这五条方针是：（1）还政于民，恢复1940年宪法；（2）让占有土地不足165英亩的人获得土地所有权；（3）令大企业和采矿公司分给工人30％的股权；（4）让种植糖类植物的人分享55％的利润；（5）打击腐败。卡斯特罗在庭审时还宣称，古巴将“同美洲信仰民主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把古巴变成“自由的堡垒，而不是专制链条中可耻的一环”。⁽³⁰⁾在这份辩护词的结尾，卡斯特罗向巴蒂斯塔政权高呼：“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³¹⁾这次审判奠定了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者心目中的地位。

三、由流亡国外到革命成功

1955年5月，巴蒂斯塔因在古巴大选中获胜，为表现自己的慷慨和宽容，签署了特赦令，被判15年监禁的卡斯特罗也在特赦名单之中。出狱后的卡斯特罗本以为他曾加入的正统党会欢迎他回归，但事与愿违，正统党领导层容不下他的激进言论，卡斯特罗只得另谋出路。

两年后的7月7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兰香博耶罗斯机场（Rancho Boyeros Airport）登机前往墨西哥。在临行前，他发誓将组织武装起义，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暴政。⁽³²⁾20世纪初，墨西哥爆发“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成为拉丁美洲左翼人士的避难所。20世纪30年代，深受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的一大批文化名人迁居墨西哥，复兴了墨西哥文化，使之进入了“浪漫时代”。就在这个时候，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推动石油行业改革，把全部油田国有化。一时间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左翼人士纷纷移居墨西哥，其中包括古巴共产党领袖胡里约·安东尼奥·卡德纳斯和苏联流亡者列夫·托洛茨基。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在“七·二六”运动失败后也流亡到墨西哥。劳尔在墨西哥期间，因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阿根廷人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并成为莫逆之交。⁽³³⁾格瓦拉出身于阿根廷的上流社会，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主修医学。青年时期的格瓦拉桀骜不驯，喜好四海为家。1950年，他一人驾驶摩托车游遍阿根廷，两年后又与朋友驾摩托车游历了南美洲。四海游历扩大了格瓦拉的眼界，也使他了解了赤贫民众的现实生活，这深深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比如在1952年，他在智利看到罢工工人连“一条御寒的毯子也没有”，“在夜晚的寒风中瑟瑟发抖”。⁽³⁴⁾在哥斯达黎加，他看到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压迫当地农民，并因此怒不可遏。他在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我在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发誓，不打倒这些资本主义吸血鬼绝不罢休。”⁽³⁵⁾1954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见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阿本斯（Jacobo Arbenz Guzmán）政府，这次事变促使格瓦拉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抵达墨西哥后，劳尔·卡斯特罗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引荐了切·格瓦拉。对古巴来说，卡斯特罗与格瓦拉这两位革命巨头相遇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格瓦拉将他对美洲的考察心得和政治认识提供给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则给格瓦拉准备了革命主张和实践经验。

卡斯特罗到古巴后，委内瑞拉、美国和古巴本身的革命资金开始流向墨西哥。卡斯特罗用这些革命资金在离墨西哥城30多公里的地方租了一个农场，用来训练革命战士。但是，由于有人告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被墨西哥政府逮捕，幸亏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出面帮助才获释。

在墨西哥期间，不满巴蒂斯塔统治的古巴前总统普利奥·索卡拉斯与卡斯特罗接洽上了，并向他提供了数额不菲的资金。卡斯特罗用这笔钱从在墨西哥的美国人那里买了一艘小型摩托艇，即后来著名的“格拉玛”号（Granma）。

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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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24日晚，卡斯特罗命令反对巴蒂斯塔政府的革命战士在墨西哥的石油小镇索·里科集结，搭乘“格拉玛”号前往古巴，准备在古巴奥连特省东部荒凉的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Las Coloradas）登陆。他期望这次登陆能在古巴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反巴蒂斯塔政府的暴动。

这是一次充满凶险的革命之旅，严重超载的“格拉玛”号要穿越近2000公里的波涛汹涌的大海。由于途中遇到大风，多数人呕吐不止，并且偏离了航向，原计划五天的航程跋涉了七天多。经过172小时的艰苦航行后，卡斯特罗最终抵达古巴海滩。但是，登陆行动又险象环生。先是领航员掉到海里，后是“格拉玛”号撞上沙洲，使得这次登陆更像是海难。因为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两天，负责接应的弗兰克·派斯（Frank Pais）不了解情况，按原计划发动了城市暴动。由于政府军的猛烈镇压和等不到卡斯特罗武装的到来，这支部队撤回到山区去了。追随卡斯特罗的这批革命者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运气登陆了。据当事人福斯蒂诺·佩雷斯回忆，当时“情况相当艰苦……连续几个小时在沼泽中跋涉，穿过泥泞、红树林和积水地区，我们才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地面。我们躺在草地上，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浑身烂泥，然后意识到，我们终于踏上了古巴的土地”。⁽³⁶⁾虽然到了古巴土地上，但卡斯特罗所计划发动的出其不意的进攻不仅没有实现，还被巴蒂斯塔瓮中捉鳖，古巴政府军的飞机在登陆者的头顶盘旋，并用机枪对登陆的革命者进行扫射。政府军的火力相当凶猛，多人被打死，还有22人被俘。

“格拉玛”号在古巴海滩登陆
图片来源：http://en.granma.cu/cuba/2015-12-02/the-road-to-victory-begins.

三天后，幸存者在阿莱格里亚德尔皮奥山（Alegría del Pío）汇合。但汇合时，他们又遭到了政府军的伏击。战斗相当猛烈，阿莱格里亚德尔皮奥山都被“抹平了”。⁽³⁷⁾卡斯特罗将革命者分成三个小组进行突围：胡安·阿尔梅达率领第一小组向东部突围，劳尔率领第二小组向东北突围，何塞·科马率领第三小组向南方突围。卡斯特罗在营地中心进行指挥。多天激战使起义者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16名革命者。不过，幸运的是这批人成功进入了马埃斯特拉山区，革命火种得以保留。卡斯特罗为这支浴火重生的革命力量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统一革命军”（Reunified Revolutionary Army）。

在马埃斯特拉山里，卡斯特罗着重干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与马埃斯特拉山区从事反政府游击战的克莱森西奥·佩雷斯（Crescencio Perez）取得联系，携手合作。佩雷斯是马埃斯特拉山区首屈一指的人物，控制了山区西部大部分地区。第二，着手革命战略转型。在登陆之前，卡斯特罗青睐攻击蒙达卡兵营式的暴动。但政府军装备精良和人数众多，革命者兵寡势弱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思考如何扬长避短。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卡斯特罗精心研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从中汲取了不少战略战术智慧。他要求司令部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著作油印成小册子，下发到各部队，让手下人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被起义军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下，马埃斯特拉山成为古巴的井冈山。第三，招募新人并与城市里的“七·二六”运动组织建立联系。卡斯特罗的反政府力量的中枢由一帮年轻人组成，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城市里的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他们掌握了组织在全国的地下网络，负责招募新成员、获取和偷运武器及志愿兵到山区、筹集现金和补给、组织宣传、与外国联系、在城市开展破坏活动、搭建政治平台等一切工作”。⁽³⁸⁾

游击战中的卡斯特罗（第二排左边是劳尔·卡斯特罗，右为西恩富戈斯）
图片来源：https://www.standard.co.uk/news/world/fidel-castro-obituary-bearded-revolutionary-who-laughed-in-americas-face-a3405506.html.

卡斯特罗深知，古巴革命不仅是武装反抗巴蒂斯塔政府，而且还要和政府打舆论战。巴蒂斯塔政府为愚弄民众和稳定民心，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制度，严格禁止报道卡斯特罗的革命消息，还散布谣言称卡斯特罗在登陆古巴时已被打死。为击破谣言和扩大影响，卡斯特罗派遣地下工作者找到当时正在古巴度假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马修斯撰写过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等重大国际事件方面的新闻报道，还曾化装成阿根廷人进入阿根廷监狱采访受到政府非法关押的学生。“七·二六”运动地下组织找到他后，他出于职业敏感和对古巴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革命运动的同情，决定冒险去采访卡斯特罗。在地下组织的掩护下，马修斯化装成美国商人，突破巴蒂斯塔政府的封锁，来到马埃斯特拉山区。

为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卡斯特罗把马修斯奉为上宾。当时卡斯特罗手下只有40来人，为了迷惑马修斯，他让这些战士在采访时排成圆圈在附近走动。他向马修斯称，他手下有“数个10到40人不等的战斗小组”，而且斗志昂扬。卡斯特罗还深谙美国人的心理，在采访中“只选马修斯想听的讲”。⁽³⁹⁾他对马修斯大谈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残酷性，革命的目的是“为古巴实现民主而战”。⁽⁴⁰⁾为迎合美国人的心理，他在采访中还声称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新政权将保护私有产权，其中包括外国在古巴的投资。采访完毕后，马修斯让卡斯特罗在采访笔记上签了名，并拍照留念。⁽⁴¹⁾

马修斯的采访报道以重大新闻的形式连续三次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周末版上，引起巨大轰动。在马修斯采访之前，卡斯特罗还不为外部世界所知，报道刊发后，“一个充满理想、勇气，有着非凡领导才能”的卡斯特罗形象被展现在世人面前。马修斯在报道中称，“一个充满理想、勇气，有着非凡领导才能的人”已经“成为马埃斯特拉山区的主宰”，“巴蒂斯塔将军想要镇压卡斯特罗的革命的希望渺茫”。⁽⁴²⁾另外，《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国所引发的舆论风潮也影响到美国对古巴政策，甚至在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中也出现了卡斯特罗的支持者。

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拉山区接受马修斯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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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发表卡斯特罗的革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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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拉山区的游击队人数实在少得可怜，截至1957年5月，也只有100人左右。不过这支队伍里的骨干人员却精明强干，如在山区里活动的有切·格瓦拉，在“山外”活动的有弗兰克·派斯。派斯非常能干，在卡斯特罗困于马埃斯特拉山区初期，他为山区的游击队提供了急需的补给品。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卡斯特罗及其武装力量确实有被剿灭的可能。1957年，派斯在圣地亚哥与美国驻当地领事进行了会晤，向其宣传卡斯特罗的政治纲领。派斯的宣传工作非常有效。中情局的主管人员甚至写道：“我和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菲德尔兄弟的人了。”⁽⁴³⁾1958年3月，美国开始对巴蒂斯塔政府实施武器禁运，与之相对照的是，美国却默许甚至纵容对反政府武装的走私活动。

派斯与美国接触的同时也与古巴其他反巴蒂斯塔的派系积极进行接触。在古巴，除“七·二六”运动外，还有拉菲尔·加西亚·巴尔塞纳（Rafael Garcia Barcena）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党（MNR）、普里奥·索卡拉斯领导的革命军（OA）和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领导的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DRE）。在这三个主要组织中，卡斯特罗同埃切维里亚关系不睦，后者曾拒绝支持“格拉玛”号登陆古巴，对此卡斯特罗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3月，埃切维里亚领导的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与革命军联手进攻总统府。但是，由于准备仓促，行动失败，埃切维里亚在交火中丧生。为联合这些派别，派斯东奔西走，进行外交活动。1957年年中，卡斯特罗与正统党代表签署《马埃斯特拉山区协议》（Pact of Sierra），号召所有革命派组成统一的“人民革命阵线”，旨在摧毁巴蒂斯塔政权，并举行民主选举。

1958年初，在以平原为主的城市运动领导人的坚持下，卡斯特罗虽然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但仍然同意发动城市大罢工，寄希望于大罢工演变为城市暴乱。4月9日，在“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下，古巴爆发了城市大罢工。但是，正如卡斯特罗所担心的那样，城市工人并未做好准备，巴蒂斯塔政府很快就镇压了罢工。

镇压完大罢工后，巴蒂斯塔政府决意集中全力扑灭马埃斯特拉山区的革命活动。政府军有一万多人，还拥有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而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只有300余名战士。但是，危机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卡斯特罗的革命战士毫不畏惧，拼死抵抗，“每个进入马埃斯特拉山的入口都像温泉关（Thermopylae）一样坚固”。⁽⁴⁴⁾由于游击队抵抗顽强，政府军在进行了75天围剿和付出了1500人伤亡的代价后被迫停止镇压行动。

反围剿的胜利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转折点。8月，卡斯特罗决定由防御转向反攻，命令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率领82人的纵队走出马埃斯特拉山区向西部省份挺进；而切·格瓦拉则率领一个150人的纵队向500英里外的首都哈瓦那进发。1958年12月底，格瓦拉拿下古巴的交通枢纽城市圣克拉拉。1959年1月1—2日夜晚，起义军攻入哈瓦那，巴蒂斯塔流亡国外，古巴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四、革命成功后古巴革命政权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努力及其失败

前文已经提及，卡斯特罗虽不算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但至少算是中产阶级。可能是由于所处阶层的影响，青少年时代的卡斯特罗对美国的看法不仅不太坏，还对这个繁荣强大的邻居怀有好奇之情。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文件，卡斯特罗曾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粉丝”。1940年，14岁的卡斯特罗用生涩的英文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美国总统……如果您愿意，请在回信中给我放上10美元的绿色票子，因为我从未见过一张10美元的票子，而我想获得一张。我的地址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多洛雷斯中学，古巴圣地亚哥，奥连特省……我不懂很多英文，但西班牙文很好，我猜想先生您一定不会西班牙文，但英文一定很好，因为先生是美国人，而我不是美国人……”⁽⁴⁵⁾

青年时代的卡斯特罗对美国仍怀有向往之情，他在蜜月结婚旅行时把美国作为旅行地。卡斯特罗的第一任妻子米尔塔·迪亚兹-巴拉特来自一个支持巴蒂斯塔的富裕家庭，也是卡斯特罗的一个同学的妹妹。当卡斯特罗在她的哥哥拉斐尔·迪亚兹-巴拉特宿舍里第一次见到她时惊为天人，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米尔塔对高大威猛帅气的卡斯特罗也印象颇佳。经过一段时间热恋，两人决定走进婚姻生活。为支持儿子儿媳到美国蜜月旅行，卡斯特罗的父亲给了新人1万比索作为旅行费。在当时，这是一笔重礼，二人拿着这笔钱到了美国迈阿密和纽约，度过了三个月的美好时光。

卡斯特罗在发动古巴革命之初尽管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但并非像持阴谋论的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古巴革命是苏联支持的，其实，档案显示，莫斯科对古巴发生的革命和华盛顿一样感到惊诧。⁽⁴⁶⁾卡斯特罗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在后来的一次讲话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取得学位时，我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文盲。我在大学里一接触中产阶级经济学，我就看出了其中的一些矛盾来，因此，我得了一些革命的见解……后来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大学里的政治活动。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宣言》，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我并不想说我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能我有两百万个小资产阶级的偏见。⁽⁴⁷⁾

按照他的思想，古巴革命走的是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道路。⁽⁴⁸⁾切·格瓦拉的思想虽然比卡斯特罗激进，但他也不承认古巴革命的共产主义属性：“我们的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心胸宽阔，对全美洲的合作很感兴趣。把拒不服从他们的人叫作共产党人，这本是独裁者们的一个老把戏。在一年半内，一个具有‘七·二六’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将要组织起来，到那时，就要进行选举。这个新政党将同其他民主党派展开竞争。”⁽⁴⁹⁾

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知道美国对他的革命非常不快。考虑到强大的美国毕竟是古巴的邻居，革命政权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认可，或至少是不捣乱，因此卡斯特罗在外交方面致力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恰在这时，美国报纸编辑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向他发出访美邀请。1959年年初，时任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主席的《新奥尔良小道消息报》（New Orleans Times Picayune）编辑乔治·希利与《芝加哥先驱报》编辑唐·马克斯韦尔、《每日新闻》编辑艾利卡·帕特森在纽约豪华的“21 Club”餐厅餐前边品马丁尼酒，边讨论业界事务，寻找能吸引眼球的新闻亮点。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卡斯特罗。说干就干。唐·马克斯韦尔当即打电话给《芝加哥先驱报》驻古巴的记者朱利斯·杜波依斯（Jules Dubois），部署邀请事宜。卡斯特罗此时也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很快就答应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邀请。

1959年4月，卡斯特罗开始了11天的非官方访美行程。为取得良好的访问效果，卡斯特罗聘请了纽约的一家公关公司对自己进行形象设计。公关公司建议卡斯特罗剃掉大胡子，给美国人干净整洁的印象。但卡斯特罗还是坚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是继续留着在马埃斯特拉山打游击时的络腮胡子，身着戎装，时不时叼根雪茄。事实证明卡斯特罗的坚持是非常正确的，这位高大威猛的“美髯公”所到之处无不引起美国女性的一片尖叫，“卡斯特罗万岁”、“您好，菲德尔！”之声不断。不过，公关公司还是为卡斯特罗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建议，即挑美国人爱听的话说。这很重要。当时美国在国际上连连受挫，苏联人先是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然后又在1957年发射了卫星，美国陷入“导弹差距”的恐惧之中，卡斯特罗送上的几句好听的话，让美国人很受用。

卡斯特罗在访问时带了100箱兰姆酒，还到纽约时报广场派发古巴雪茄，这让纽约警察对他大有好感。他还发挥了善于演讲的天赋，在纽约时报广场面对3万余名听众慷慨陈词，场面让人动容。卡斯特罗此行不仅要争取普通美国民众，还志在让美国精英理解和同情古巴革命。在美国报纸协会发表演说时，卡斯特罗称他赞成“新闻自由”，因为“新闻自由”是“专制的头号敌人”。⁽⁵⁰⁾在纽约，他邀请华尔街老板共进晚餐，解释古巴的革命路线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他应美国广播公司（NBC）“新闻访谈”（Meet the Press）节目之邀回答听众提问时称，他反对共产主义，并将留在“西方民主阵营”。⁽⁵¹⁾在华盛顿，他告诉学生，他代表的是“古巴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在访问期间，他还向杰弗逊和林肯的墓地敬献了花圈，并评论称杰弗逊“理解革命应该做什么”。⁽⁵²⁾有感于卡斯特罗的硬汉形象和他在美国民间赢得的好评，美国媒体把他称作“国际政坛的詹姆斯·迪恩”。迪恩是20世纪50年代与玛丽莲·梦露并列的电影明星，是美国当时的十大文化偶像之一。

但是，与民间不同，美国政界对卡斯特罗抱持很强的敌意。美国《时代》周刊无中生有地抨击卡斯特罗政府又枪毙了26名政敌，使被枪毙的反对派人数增加到他们所称的521人。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卡斯特罗很反感，曾主张不给卡斯特罗发放赴美签证。⁽⁵³⁾而就在卡斯特罗向美国释放善意的时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发表了反美讲话，这让艾森豪威尔非常不快。艾森豪威尔在读完劳尔的讲话后，对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劳尔·卡斯特罗一定是个共产党。”艾伦回答说：“即使不是，也差不多了。”⁽⁵⁴⁾因此，在卡斯特罗到华盛顿后，艾森豪威尔宁可去打高尔夫球，也不愿和他会面。没能见上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颇感失望，但经过多方运作，他得以拜见副总统尼克松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并获得了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8位议员陈述观点的机会。

与尼克松的会晤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意在尽量减小新闻界对会晤的关注。地点放在尼克松宽大的办公室里，会见时不许有闲杂人等在场，也不许拍照。两人见面后，尼克松面无表情，而卡斯特罗则面带微笑。⁽⁵⁵⁾尼克松问卡斯特罗古巴为何不举行所谓“自由选举”，卡斯特罗回答说：“古巴人民不需要自由选举，古巴历史上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糟透了。”尼克松又问卡斯特罗，为何不对他的政敌进行“公正”审判，卡斯特罗说：“古巴人民不想给这些人提供公正审判，人民希望立即把这些人送进地狱。”⁽⁵⁶⁾这次会晤进行了3小时30分，卡斯特罗试图以古巴的贫困、失业、文盲众多和急需农业改革打动尼克松，尼克松对这些话题却了无兴趣。卡斯特罗这次拜会尼克松没能给后者留下好印象，这可从他给艾森豪威尔提交的报告中反映出来。他在报告中认为，卡斯特罗“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天真态度，就是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⁵⁷⁾

赫脱在与卡斯特罗吃完牛排后，也得出与尼克松大致相同的结论。美国国务院在报告中称：“关于对共产主义和冷战斗争的立场态度，卡斯特罗谨慎地表示古巴将留在西方阵营内。然而他在这里的态度，还必须认为是不确定的。他在一些讲话中，的确说得太过分了，因而很容易受到其支持者中激进分子的批评。”⁽⁵⁸⁾但国务院仍然建议美国应同卡斯特罗“融洽相处”并“了解”他。国务院的这一观点遭到尼克松的强烈反对，尼克松坚持对古巴实施强硬政策，他的观点得到杰·埃德加·胡佛和美国驻古巴前大使阿瑟·加德纳、厄尔·史密斯的支持。⁽⁵⁹⁾对于国务院的报告，艾森豪威尔表示原则上同意，但在上面做了一个批示：“我们要在一年后查查账！”⁽⁶⁰⁾

尼克松和卡斯特罗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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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观望到敌对：美古关系的戏剧性变化

卡斯特罗发动革命之初，由于其力量弱小，加之叛乱事件在古巴层出不穷，美国对之不以为意，1959年之前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很少涉及古巴革命议题就反映了这一点。⁽⁶¹⁾美国情报部门和对外决策部门基本上认为卡斯特罗成不了什么大事。1958年11月24日，中情局提交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报告》预测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叛力量”推翻不了巴蒂斯塔政权，只能搞些游击战。⁽⁶²⁾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鲁伯特姆（Roy Rubottom）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卡斯特罗“在古巴还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因此不可能推翻巴蒂斯塔政权。⁽⁶³⁾就身经百战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说，小小的古巴着实算不了什么，对于古巴政府与反政府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他更倾向于保持中立，宁可袖手旁观。但是，由于反共心理作祟，控制古巴政治发展方向的失败，以及经济利益受到古巴土地改革的严重冲击，美国对古政策逐渐发生偏离，由早期的同情革命和保持中立转变为遏制古巴革命政权。

首先，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左翼反美运动让美国怀疑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大力向美国后院渗透。

1958年5月副总统尼克松访问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所到之处反美活动强烈，引发美国对拉美有可能共产主义化的强烈担心，让美国重新审视对古巴的政策。

尼克松在访问拉美的行程中，在街头时不时地看到情绪激昂的当地年轻人举着标语牌，高喊尼克松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狗娘养的”。尼克松倒是心胸比较宽大的政治家，只要有时间他就停下来向示威者解释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帝国主义者，更不是狗娘养的。但这些解释作用似乎不大，到后来，针对尼克松的谩骂变成了威胁，他们高呼“Muera Nixon”（“打死尼克松”）。在尼克松访问玻利维亚的一个矿区时，示威者真的要“Muera Nixon”。不少示威者携带着炸药棒，玻利维亚政府只得炸毁铁道，阻断交通，尼克松才得以脱险。尼克松在南美之行中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生的。5月13日上午，尼克松刚下飞机就遭遇到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示威者向他大声叫骂。为避免麻烦，尼克松省掉了机场讲话环节，匆匆穿过机场大楼，但刚走到机场观测台下面，乐队突然奏起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停下来，立正站着。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

当我站在那里时，我感到在下雨；可是当时完全是一个晴天，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我抬头一看，雨是从我们上面的瞭望台栏杆边的那群暴徒那里下来的。我在利马有过作为唾沫耙子的经验。可这一次是真正的洗礼。当我们站着听他们的国歌时，不是一个人，而是成百的人从阳台上向我们吐唾沫。⁽⁶⁴⁾

尼克松摆脱机场的示威者上车后，委内瑞拉外长奥斯卡·加西亚·维鲁蒂尼试图为尼克松擦掉衣服上的唾沫，尼克松不客气地说：“不必麻烦了，要是我能够脱掉这些衣服，我将把它们统统烧掉。”⁽⁶⁵⁾尼克松车队进入市区后，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钢管的示威者冲过来，高喊“打死尼克松！打死尼克松！”场面有点像法国大革命。他们用石块猛砸尼克松的车子，玻璃碎片飞到维鲁蒂尼的脸上，维鲁蒂尼大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示威者用钢管重击尼克松一边的车窗，碎碴飞溅到翻译人员的嘴上，也打到尼克松的脸上。示威者用另一根钢管从破了的车窗捅进来，要袭击尼克松。更可怕的事还在后面。是日中午，尼克松要到玻利瓦尔公墓敬献花圈。广场上聚集了六千到八千名示威者。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通过第三个路口时就散了队，尼克松和他的警卫只能听天由命。由于得不到准确情报，艾森豪威尔命令1000名美军飞往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还向委内瑞拉派遣了6艘驱逐舰、1艘导弹巡洋舰和1艘航空母舰。⁽⁶⁶⁾

对于拉美国家出现的反美活动，美国政府认定是共产党在背后搞鬼，“必然和统一指挥的共产党阴谋有关”。尼克松称，他在看到抗议者中的年轻人时的直接反应“是对那些凶恶的共产党煽动者的极大仇恨，他们竟然把孩子们弄到这般丧失理性的地步”。⁽⁶⁷⁾对于尼克松将拉美国家存在的强烈反美情绪归罪于苏联，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有中肯评论：

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反对他（指尼克松——引者注）的人群当中，无疑杂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在头版刊登的一幅经过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疯狂的尼克松照片，也显然在一般人心中起过煽动作用。可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拉丁美洲所有反对他的访问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产党情报局特务的操纵和指挥，这说得客气点儿，也未免太过可笑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穷苦人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机会发泄自己对富人的仇恨，于是——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人和其他派别的极端分子不过是趁机火上浇油，使自发的反美怒火烧得更旺些罢了。⁽⁶⁸⁾

拉美的反美活动“坐实了”美国的“共产主义全球反美妄想症”，艾森豪威尔开始对反巴蒂斯塔政权的古巴革命由同情转向越来越忧心忡忡。1958年年底，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共产党分子和其他极端分子，看来已经渗入卡斯特罗运动。如果卡斯特罗上台，他们大概会进入政府。”⁽⁶⁹⁾对中情局的这份报告，艾森豪威尔很生气，责怪中情局没有早点报告这一情况。

此外，就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拉丁美洲的巴拿马、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等国也发生了多起武装冲突事件。1959年11月3日，在巴拿马独立56周年这天，巴拿马发生争取运河区主权的学生示威运动，并演变成全面暴动，造成80余人受伤。美国在巴拿马使馆的国旗被撕下来，换上了巴拿马国旗。美国政府为掩饰尴尬，将矛头引向古巴，指责古巴搞输出革命。

其次，美国在古巴扶植“第三种力量”努力的失败是驱动美国改变对古政策的另一大原因。

为继续控制古巴，美国的政策是在巴蒂斯塔和卡斯特罗之外寻求“第三种力量”。经过美国的运作，巴蒂斯塔在流亡多米尼加共和国之前任命卡洛斯·埃曼努尔·乌鲁蒂亚·列奥（Manuel Urrutia Lleó）为总统。1959年1月5日，乌鲁蒂亚在古巴总统府正式就职。1月7日，乌鲁蒂亚任命何塞·米罗·卡多纳（José Miró Cardona）出任总理。卡多纳曾出任哈瓦那律师协会秘书。新政府成立后，在古巴经商的美国人到哈瓦那开会，敦促美国政府迅速承认古巴新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看来比他们敢于希望的任何政府都好得多”。⁽⁷⁰⁾乌鲁蒂亚和卡多纳执掌古巴大权让艾森豪威尔宽心不少，美国在1月9日承认了古巴新政府，并派遣与巴蒂斯塔政府没有任何瓜葛的菲里普·邦萨尔出任美国驻古巴大使。

但好景不长，仅在几天之后，中央情报局就获悉，“卡斯特罗和‘七·二六’运动的其他一些领袖已经宣布，共产党目前将被允许合法地活动”。⁽⁷¹⁾3月26日，艾伦·杜勒斯又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卡斯特罗政权正走向完全的专政。目前共产党在古巴公开地和合法地进行活动。虽然卡斯特罗的政府不是共产党控制的，但是共产党已经设法进入了工会、武装部队和其他组织。”⁽⁷²⁾杜勒斯的报告对极度恐共的美国领导人来说不啻是猛烈一击。

对美国来说，更麻烦的是卡斯特罗先后把卡多纳和乌鲁蒂亚排挤下台，掌握了古巴大权，导致美国让“第三种力量”主导古巴政治的企图彻底破灭。卡斯特罗把列宁的名言——“摧毁一个政治阵线的最佳途径是赋予它权力”——运用于政治实践，即让乌鲁蒂亚等人“昂首阔步走进权力大厦”，然后在工作上对他们进行掣肘，以便让民众感受到“他们在管理革命工作方面无能”。⁽⁷³⁾早在1959年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就收到中情局的一份密报，称“由于卡斯特罗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抛头露面上，经常拖延做出各种决定，因而造成工作拖沓和缺乏效率，使新古巴政府的几个负责人感到失望。总理米罗·卡多纳由于卡斯特罗掣肘政府工作，由于他对卡斯特罗激烈攻击美国感到愤慨，已提出辞呈”。⁽⁷⁴⁾中情局的这份情报有误，卡多纳并非主动辞去职务，而是被卡斯特罗挤出局的。为搞掉他，卡斯特罗自导自演了一部好戏。1959年7月17日凌晨，卡斯特罗到《革命报》报社，让该报用印刷体刊登一个占满一版的通栏标题——“Fidel Resigns”（菲德尔辞去职务）。由于这种字体早已不用，报社紧急用木头重新做了一套，然后用报社中质量最好、颜色最浓重的红色油墨印刷刊登在当日出版的《革命报》上。当晚，卡斯特罗在电视上用激烈的言辞驳斥他辞职的谣言。然后，他找来卡多纳，要求他辞去革命政府总理的职务，改任古巴驻西班牙大使。对于这个政治杰作，卡斯特罗相当得意。“我从他手中夺走了总理职务，就像从一个孩子的午餐盒里夺走他最喜爱的点心一样。而且，他还必须硬着头皮亲自向大使馆通报这个坏消息。然后，在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当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大元帅（Generalísimo Francisco Franco）亲自接见他的时候，他们竟然还要一起商量如何对付美国人，岂不匪夷所思！”⁽⁷⁵⁾卡多纳去职后，乌鲁蒂亚也于当晚辞去总统职务。排挤掉乌鲁蒂亚和卡多纳后，卡斯特罗逐步将温和派从重要岗位上清除出去，对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则委以重任。

其三，古巴革命政府建立后不久大力推行的“土地改革”严重冲击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给美古关系造成致命一击。

古巴是甘蔗种植王国，种植面积达到全国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三。甘蔗种植业适宜大地产制。例如卡斯特罗父亲的甘蔗种植园面积为777公顷，另外还租有9712公顷土地。⁽⁷⁶⁾据1945年的一份调查，占全国总人口0.6％的894户大地产拥有者占有全国36％的土地。⁽⁷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巴还有50多万人没有任何土地，只能租佃土地或充当农业工人。古巴大地产制的另一大特点是美国人控制大片土地。美西战争后，美资大量流入古巴，购买土地。据统计，美国占有的古巴土地达到古巴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占最好土地的四分之三，其中“古—美糖业公司”占地高达14万公顷，美资“金氏牧场”占有的耕地面积比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的面积还大。美资对古巴肥沃土地的控制一般都是通过与政府勾结，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来的。例如，1958年4月，“金氏牧场”在巴蒂斯塔政府军队的帮助下，强行把两百多户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联合果品公司从古巴收购土地的价格低得让人难以想象，每公顷不到1美分。依靠占有大量肥田沃土，美国企业控制了古巴54％的蔗糖生产，纯利润高达20多亿美元，是投资额的5倍。⁽⁷⁸⁾

对于土地问题，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拉山区从事游击战的时候就高度重视，并为此发布了第三号法令，宣布分割大地产，保护5卡瓦耶里亚（1卡瓦耶里亚约为13.4公顷）以下农民的土地，给无地农民无偿分配2卡瓦耶里亚（约26.8公顷）土地。1959年5月，革命政府在三号法令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该法令的主要内容是：（1）废除大地产制，个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30卡瓦耶里亚，超出部分国家征用。对于被征用的土地，政府按1958年10月的地价进行补偿。（2）为无地农民和土地数量达不到最低标准的农民分配土地。（3）种植甘蔗的公司股东必须为古巴籍。（4）甘蔗种植公司和制糖厂不得联合。（5）组建国营农场和合作社。从法令内容方面看，古巴革命政府的改革目的是希望通过打破大地产制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摆脱美国对古巴经济的控制，以及实现经济多元化。

《土地改革法》严重触犯了美国利益。法令执行后，美国公司在古巴的150多万英亩（1英亩等于6.075亩）土地被征收，严格地说是被没收，因为根据规定，征收补偿用的是古巴公债，而这种公债根本无法兑现。6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古巴政府发送了一份抗议照会。照会一方面说“审慎地制订并执行的包括某些地区土地改革在内的改善农村计划，能有助于生活水平提高、政治安定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又说“以一种对生产率严重不利的方式来广泛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那就势将加害于一般经济，并使合乎需要的投资于工农业的公私资金为之失去信心，那是显而易见的”。照会要求古巴政府“审慎地对待”美国在古巴企业的利益。⁽⁷⁹⁾古巴政府驳斥了美国的抗议照会，表示“现在不接受，将来也不接受任何哪怕是最轻微地损害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指示或建议”。⁽⁸⁰⁾

这次改革对美古关系的重创程度可从美国国务院美洲地区经济事务办公室主任哈里·特克尔的话中反映出来，他说古巴农业改革法令的出台让美国“原来的希望全都落了空”，“卡斯特罗政府不值得挽救”。⁽⁸¹⁾

其四，古巴国内政策的不断左转让美国对古巴的革命体制越来越不满。

古巴革命政权在胜利之初，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政权。古巴外长劳尔·罗亚在1959年5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对外宣称古巴革命不是赤色的，而是绿橄榄色的。罗亚的这一对外宣示让美国宽心不少。但是，革命政权为巩固革命成果，除推行“土地改革”外，国内其他政策也在不断左转。

切·格瓦拉担任古巴工业部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后，掌管着古巴经济命脉。他上任后，大力进行国民经济国有化，160余家美国企业和古巴民族资本被政府强行收归国有，其中包括资助过革命运动的古巴“红色资本家”朱利·罗伯。不仅仅是大企业被国有化了，哈瓦那街头的“资本主义尾巴”——理发铺、修鞋铺也被收归国有，古巴成为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家。

计划经济体制缺少对个人的利益刺激，不可避免地存在消极怠工现象。为避免工人消极怠工，古巴政府设置了“危害生产罪”，惩处缺勤的工人。对未能按时完成预定生产任务、损害国家机器和玩忽职守的人，如果情节较重，就将之移交“劳动裁判所”。与全面转向计划经济齐头并进，古巴革命政府还努力肃清遗留的资产阶级思想，旨在把古巴人改造成“新人”。⁽⁸²⁾所谓“新人”改造，就是彻底消除个人主义。古巴革命政权国内政策的左转，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对古巴的敌视。1959年6月，迪亚斯·兰斯辞去古巴空军总司令之职并逃亡美国。他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称，卡斯特罗说过他“要在古巴采用一种像俄国人所采用的那种制度；甚至采用比俄国的制度更好的制度”。⁽⁸³⁾兰斯的证词在美国引起很大震动，美国因而更加仇视古巴政权。

就在美古关系急剧转冷之际，迪亚斯·兰斯事件又为美古关系泼了一盆冰水。1959年10月21日，迪亚斯·兰斯驾驶一架双引擎飞机从佛罗里达起飞到哈瓦那上空散发传单。在古巴军队试图击落这架飞机时，古巴境内反卡斯特罗的力量趁机进行破坏，造成2人死亡，45人受伤。古巴政府立即对外宣称美国支持古巴的反革命分子轰炸哈瓦那，美国政府应对轰炸行为负责。美国大使邦萨尔为此拜会了古巴外长罗亚，否认古巴政府的指控，并希望古巴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对美政策和态度”。⁽⁸⁴⁾

其五，古巴对外政策上倒向苏联引起美国的仇视。

美国对古巴革命政权的打压与经济制裁导致古巴把目光转向了苏联，不断向苏联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古巴革命对苏联来说是意外之喜。在第三国际时期，苏联出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考虑，与拉美共产党的联系中断了，而且在思想上也接受了美国支配拉美的政治现实。当时的苏联高层对拉美事务知之甚少。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并率领他的部队时，我们对他的政权将会奉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是没有概念的。……菲德尔这个人当了总统，但他的名字我们还从未听到过。”⁽⁸⁵⁾后来，一位曾与劳尔·卡斯特罗同船去墨西哥的苏联人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劳尔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切·格瓦拉也信仰共产主义，这一消息让赫鲁晓夫很是兴奋。古巴革命激活了苏联扩展与拉美关系的意愿，苏联为此建立了一个拉美研究院，大规模培养会西语的精通拉美事务的专门人才。

苏联与古巴建立联系始于1959年6月。由于美国反对古巴推进土地改革，卡斯特罗派切·格瓦拉出访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寻求支持。在访问开罗的时候，格瓦拉与苏联驻埃及大使馆取得联系。同年7月，古巴革命政权重要领导人努涅斯·西门尼斯在纽约访问时参观了一个苏联贸易博览会，表示欢迎这个博览会到古巴巡展，以“显示出美国对苏联的宣传是不真实的，以便让古巴人真正地认识苏联”。⁽⁸⁶⁾

古巴革命和古苏关系大门的打开极大地激发了苏联对古巴乃至拉丁美洲的好奇心，苏联外交部拉丁美洲司司长兼克格勃间谍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Alexandre Alexiev）受命出访古巴，卡斯特罗在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他。1960年2月4日，受古巴邀请，上文提到的博览会到哈瓦那巡展，苏联领导层的重量级人物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前往古巴主持开幕式。为显示古巴的重要性，米高扬在古巴停留了10天，周游全岛并发表演讲，大谈古巴的革命成就。在访问时，米高扬代表苏联与古巴签署了蔗糖买卖协议，承诺苏联在1960年从古巴购买42.5万吨蔗糖，此后四年每年从古巴购买100万吨蔗糖，苏联方面给付古巴20％的美元货款，余下的用石油、机械等商品充抵。⁽⁸⁷⁾苏联还同意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贷款，利息仅为2.5％。

古巴与苏联关系的改善推动了古巴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1960年6月，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西门尼斯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获得了价值8400万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援助。6月底，卡斯特罗出访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军队监察长加尔维斯·罗德里格斯则前往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

7月9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联教师节大会上发表演说，指责美国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绞杀古巴经济”，苏联“要为争取独立的古巴人民说话，并对他们提供援助”。他还恐吓美国说，“五角大楼的侵略部队胆敢发动对古巴的干涉，那么，如有必要，苏联的炮兵就能用火箭炮支持古巴人民”。⁽⁸⁸⁾赫鲁晓夫的这番讲话自然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纷纷议论。没过几日，赫鲁晓夫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番大大刺激美国的宏论：“我们认为门罗主义已经过时了，已经活过头了，已经死亡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老死了。现在应像埋葬每具尸体那样把这一主义的遗体埋葬掉，免得它的腐尸毒化空气。”对于这番讲话，美国国务院迅速做出反应，称“今天门罗主义的原则和它在1823年宣布的时候一样有效”。⁽⁸⁹⁾

由于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古巴对美国的态度愈来愈强硬。1960年7月11日，古巴外长罗亚致信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是对古巴内政的粗暴干涉。9月2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首次严词抨击美国，史称“第一次哈瓦那宣言”。他在宣言中说：

古巴人民强烈谴责北美帝国主义令人憎恶和可耻的、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对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统治。拉美人民不止一次地看到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圣多明各和古巴人民的土地被侵略；他们已经被贪婪的帝国主义掠走了像得克萨斯这样广袤和富饶的土地，像巴拿马运河这样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甚至像波多黎各那样，整个国家都被占领。这种建立在超级军事力量基础上的，基于不平等条约的，并以那些卖国政府可耻的投敌叛国行为为基础的统治，在我们美洲——这片玻利瓦尔、伊达尔戈（Hidalgo）、胡阿雷斯（Juarez）、圣马丁、奥希金斯（O'Higgins）、基拉甸奇（Tiradentes）、苏克雷（Sucre）和马蒂想要看到的自由的大陆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为一个被解放的拉丁美洲而战斗的过程中，兴起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以反对那些僭越者要求的驯服声音，这是真正的人民呼声……对我们兄弟的呼声，古巴人民大会做出了反应：我们准备好了！古巴不会失败！⁽⁹⁰⁾

卡斯特罗在演讲中还提到了苏联的支持，表示古巴将“心怀感激地接受……在我们的领土受到美国军队入侵的时候，来自苏联的火箭的援助”。⁽⁹¹⁾

1960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赫鲁晓夫拜会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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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卡斯特罗的这篇演讲感到恼怒、震惊与恐惧。而同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卡斯特罗与赫鲁晓夫的互动又使美政府火上浇油。卡斯特罗在大会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演讲，内容多半是对美国的控诉。为表达对古巴的支持，赫鲁晓夫专程到卡斯特罗下榻的旅馆拜访了他。古巴与苏联的关系迅速升温。

六、扼杀革命：美国对古巴的遏制政策

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他最关注两点：一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二是遂行隐蔽行动。古巴革命前，巴蒂斯塔政府对美国唯命是从，而卡斯特罗掌权后对美国则是口诛笔伐，并且调子越来越高，前后对比让美国人心里格外不是滋味。古巴的土地改革重创了美国在古巴的经济利益，美国企业叫苦连天，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卡斯特罗和美国劲敌苏联的接近，则刺激了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神经，踩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地缘政治红线，似乎拉丁美洲的多米诺骨牌就要倒下了。艾森豪威尔宣称，如果美国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古巴革命带来的挑战，美国“将失去整个南美洲”。⁽⁹²⁾这是典型的南美版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美国中情局估计，古巴将和共产党国家发展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与此相应，它对美国的态度也会越来越强硬。⁽⁹³⁾据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到1960年年初，美国政府已深信对古巴“必须有所行动了”。⁽⁹⁴⁾美国也开始奉行越来越严厉的对古政策，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政治破坏。

在经济制裁方面，古巴实施农业改革后，美国开始逐步推出和强化经济制裁措施。古巴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它的90％以上的工厂设备、运输机械是由美国提供的，因此美国政府简单地认为，经济制裁可以逼古巴就范。用美国驻古巴大使邦萨尔的话说，经济制裁“是美国在不想在古巴运用武装部队的情况下，用各种手段推翻卡斯特罗的方法之一”。⁽⁹⁵⁾

蔗糖是古巴的经济命脉，美国痛下杀手，把蔗糖业作为经济制裁的突破口。1959年6月，国务卿赫脱在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听证时提出所谓谋求食糖来源多元化，即减少从古巴进口蔗糖。是月底，参议院农业委员会提出根据美古关系决定从古巴进口蔗糖配额的议案，参议院以全票通过。7月6日，艾森豪威尔对外宣布将从古巴的蔗糖进口配额减少70万短吨，使古巴减少约9000万美元的收入。⁽⁹⁶⁾7月8日，美国农业部宣布停止从古巴进口蔗糖。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导致古巴糖价狂泻。

削减蔗糖配额的行政命令发布后，美国在1959年10月又根据古巴的国内形势发展密集出台了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10月18日，尼克松提出所谓“防御性隔离”，建议对古巴实施更严格的经济制裁。19日，国务院就落实了尼克松的指示，禁止美国向古巴出口除药品和食品外的任何商品。20日，艾森豪威尔依据1949年美国出口管制法全面禁止向古巴出口商品和技术。1960年3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出议案，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⁹⁷⁾1960年9月联合国大会之后，美国对古巴实施了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10月19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禁止美国与古巴之间开展除了药物和食品之外的一切贸易活动。

为反击美国的单方面经济制裁，卡斯特罗拿在古巴的美资企业开刀。用卡斯特罗的话说：“他们将一磅一磅地减少我们的配额，我们将会一座接着一座地减少他们的糖厂。”⁽⁹⁸⁾古巴开始大规模征收在古巴的美资企业和加强推进国有化，征收的美资企业总值达15亿美元之巨。到1960年年底，古巴80％的工业被收归国有。

除了单方面对古巴进行制裁外，美国还胁迫拉美国家加入制裁古巴的行列。英国是美国关系最紧密的盟国之一，应美国的要求，英国没有同意古巴向其订购17架“鹰”式喷气式战斗机的要求。对于要求被拒，古巴驻英国大使宣称，英国的拒绝是“由于美国国务院的干涉”，作为对英国拒绝出售喷气式飞机的回报，古巴将“在可以买得到的任何地方”去买飞机。⁽⁹⁹⁾在胁迫英国制裁古巴的同时，美国还动员它的北约盟国加入制裁古巴的行列。1960年，在美国的干预下，荷兰、法国等国停止了对古巴的贷款活动。

美国遏制古巴革命政权的另一大重器是在外交上孤立古巴。外交上孤立古巴的最好工具是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48年，在成立时美国的意图就是以该组织遏制共产主义。当时，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拉美国家约有36万共产党人，美洲国家组织的建立可以让美国“坚定地发挥领导作用，促使西半球各国政府宣布一切共产党为非法”。⁽¹⁰⁰⁾美国借口加勒比海部分国家发生武装冲突事件，指责古巴搞输出革命，建议美洲国家组织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紧急会议。

1959年8月12日，美洲国家组织圣地亚哥会议——第5次外长协商会议召开。美国国务卿赫脱在8月13日的会议上把古巴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并且拿共产主义恐吓美洲国家：“最近六个月以来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因煽动而形成的国内冲突、国际猜忌与互相交恶的情况……正好为国际共产党人提供了他们所一向寻求的机会，从而他们可以把自己以及他们的反民主政策与实践投入我们国家的事务中来。”⁽¹⁰¹⁾美国建议圣地亚哥会议发表一项忠于美洲国家间制度的基本原则的宣言，成立一个研究加勒比海地区局势的特别委员会，并授予美洲国家组织常设机构更大的权力。一些加勒比海小国追随美国攻击古巴，比如，多米尼加外长埃雷拉斯把古巴外长罗亚比作“墨鱼”，而且是带有共产党色彩的“墨鱼”——“不过我们看到的不是黑墨汁而是红墨汁”。⁽¹⁰²⁾与多米尼加同在一个岛上的海地也向会议指控古巴，称该国在8月13日遭到30名武装人员入侵，入侵头目在卡斯特罗军队中服过役，切·格瓦拉对入侵事件知情。罗亚不否认这些武装人员是从古巴出航的，但他称这一事件是“某一外国政府的阴谋”，目的是为会议制造困难。不过，在圣地亚哥会议上，古巴也不是完全孤立，委内瑞拉就反对美国提出的设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理由是紧张局势不限于加勒比海地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圣地亚哥会议最终通过一个决议，宣称“反民主政权的存在，构成对美洲国家组织赖以创立的原则的侵犯，以及对本半球和平团结共处的危害”，并授权泛美和平委员会审查间接侵略问题。10月初，美洲国家组织委员会赴海地调查所谓古巴支持的入侵海地一事，但耐人寻味的是，海地并不坚持要求控告古巴政府，而且调查委员会也未将调查报告公之于世。

为拉拢美洲国家，艾森豪威尔决定亲自出访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1960年2月21日，即在出访前夕，艾森豪威尔就访问事宜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拉美国家对美国有误解，即认为美国“专心致志于应付共产帝国主义的威胁和由此产生的国防问题，以致忘记了我们的南方邻国”，虽然美国确实“首先关心全世界规模的安全措施，以防御可能的军事侵略”，但这“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保障和平，这对拉丁美洲和我们是同样重要的”，对整个拉丁美洲，美国“一贯忠实地奉行不干涉政策”，指责美国“把——或希望把——任何国家置于殖民地地位，那是胡说”。⁽¹⁰³⁾美国和拉美国家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关注点是有很大差异的。艾森豪威尔对拉美四国的巡回访问总体而言比较成功，仅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遇到学生的反美示威游行。但必须指出的是，就拉美地区而言，美国关心的是防止苏联向拉美扩张，而拉美国家更关心美国能否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改善国家经济形势，利益上的差异决定了让拉美国家配合美国打压古巴并非易事。

巡回访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要求国务院尽全力动员拉美国家反对古巴。7月18日，美洲国家组织应美国要求在华盛顿举行理事会。理事会决定于8月16日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今译圣何塞）举行专门讨论古巴问题的外长会议。在会议举行前夕，美国国务院于8月7日向美洲国家组织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把古巴说成是共产主义在加勒比海的宣传基地。16日，圣约瑟会议如期召开。在美国的鼓动下，哥伦比亚外长图尔拜在讨论古巴问题时对古巴与苏联发展关系提出批评，称哥伦比亚不得不“使自己关注目前的局势，如赫鲁晓夫总理的声明和古巴接受可能在将来使用的俄国火箭所引起的那种局势，因为这对美洲国家体系的司法和政治基础构成毫不含糊的侵犯”，西半球没有一个国家需要“因保卫自己的独立与主权而由一个外大陆的强国给予政治或军事的帮助。……因为任何美洲国家都可以在区域体系的条款和原则内找到维护主权的适当的保障。一种宁愿接受俄国援助而不顾本大陆团结的态度是难以理解的”。⁽¹⁰⁴⁾美国则不失时机地在会上散布所谓古巴勾结苏联、企图赤化拉丁美洲的言论，恐吓拉美国家。赫脱称：“古巴正在制定一个训练共产党间谍和游击队员的计划，以便把共产主义革命扩大到整个拉丁美洲。”⁽¹⁰⁵⁾8月28日，在美国的推动下，会议强行通过《圣约瑟宣言》，古巴代表团愤然退场。这份宣言虽然没有指名古巴，但明确提到赫鲁晓夫的火箭演说，强烈谴责“大陆外强国对美洲共和国事务的干涉或干涉威胁”，要求美洲国家组织所有成员国遵守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规定的义务。⁽¹⁰⁶⁾《圣约瑟宣言》的发表使古巴在拉美遭到进一步孤立。

美国遏制古巴的第三招是进行军事恐吓与破坏。1960年10月29日，美国派遣14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登陆，旨在对古巴进行炫耀性的军事示威。11月1日，艾森豪威尔针对卡斯特罗在9月份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革命政府开始认真地考虑，根据国际法规定，要求美国政府的海陆军从我们的这部分国土上撤退”——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不打算同意修改或废除这些协定（即有关关塔那摩基地的协定），并将采取保护这一基地的一切适当步骤”。⁽¹⁰⁷⁾针对美国的恐吓，古巴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但由于美国的阻挠，未能被列入议程。1960年12月31日，古巴再次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安理会于1961年1月4—5日讨论了古巴的指控，但未做出任何结论。与军事威胁携手并进的是在古巴国内支持反对派搞破坏活动。1961年1月3日，卡斯特罗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突然发生爆炸，造成多人死伤。

由于事件性质恶劣，古巴通知美国驻古大使馆，规定美国驻古使馆的人员不得多于11名，多余人员须在48小时内离境。对于古巴的这份照会，国务卿赫脱建议美国立即与古巴断交。艾森豪威尔虽有疑虑，但还是采纳了赫脱的建议，发表了与古巴的断交声明。⁽¹⁰⁸⁾声明称“古巴政府方面这种不寻常的行动，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人与该政府不能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美国在自尊心方面的忍让是有一定限度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限度”，因此他已下令通知古巴驻美国的外交人员，“正式终止与古巴政府的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¹⁰⁹⁾美古外交关系的断绝表明两国已彻底走向敌对。

(1) 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汇编”，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cu.html。

(2) ［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对外政策》，李庆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

(3) ［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对外政策》，第168—169页。

(4) ［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对外政策》，第172页。

(5) Joseph Wisan，The Cuba Crisis as Reflected in the New York Pres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

(6) ［美］惠特尼：《美国历届总统传》，刘国明等译，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7) John Black Arkins，The War in Cuba: The Experiences of an Englishma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rmy，London: Smith Elder，1899．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Xm2C8Y2zHsUC&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book_other_versions_r&cad=4#v=onepage&q&f=false.

(8) ［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徐家玲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130—131页。

(9) Louis Perez，One Becoming Cuba: Identity，Nationality，and Culture，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p．96．

(10) ［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第142—143页。

(11) 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1992，New York: McGraw-Hill，1993，p．208．

(12) Morris H．Morley，Imperial State and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1952-1986，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47．

(13) Thomas G．Paterson，Contesting Castr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iumph of the Cuban Revolu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34-35．

(14)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仲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97页。

(15) ［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第184页。

(16) ［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第184页。

(17) ［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第187页。

(18) Julia E.Sweig，Inside the Cuban Revolution: Fidel Castro and the Urban Underground，Cambridge，2002，p．5．

(19)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组、朱协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880页。

(20) 卡斯特罗的传记作者克劳迪娅·福丽娅蒂认为他应该出生在1927年8月13日。之所以改在1926年，是因为数字“26”是13的倍数，在古巴人的心目中是吉利数字；另外，卡斯特罗在1952年7月26日发动对蒙卡达兵营的袭击，“52”又是26的倍数。参见［巴西］克劳迪娅·福丽娅蒂：《卡斯特罗传》，翁怡兰、李淑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21) ［巴西］克劳迪娅·福丽娅蒂：《卡斯特罗传》，第8页。

(22) Luis Martínez-Fernández，Revolutionary Cuba: A History，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4，p．22．

(23) ［美］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刘海清、李江滨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

(24) ［美］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第141页。

(25) ［古巴］玛尔塔·罗哈斯：《蒙卡达审判：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徐世澄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26) 《卡斯特罗言论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页；起义费用筹集参见［古巴］玛尔塔·罗哈斯：《蒙卡达审判：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17—18页。

(27) 卡斯特罗在接受采访时说有160人参加了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其中40人攻打巴亚莫兵营。参见［法］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28) ［法］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第117页。

(29) 具体参见白丁：《攻打蒙卡达始末》，载《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4期。

(30) ［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第195页。

(31) ［古巴］玛尔塔·罗哈斯：《蒙卡达审判：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325页。

(32) ［美］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第177页。

(33) ［美］乔恩·李·安德森：《切·格瓦拉传》，马昕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34) ［美］马克斯·布特：《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第556页。

(35) ［美］马克斯·布特：《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第556页。

(36) ［美］马克斯·布特：《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第548页。

(37) ［美］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第198页。

(38) ［美］乔恩·李·安德森：《切·格瓦拉传》，第123页。

(39) ［美］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第205页。

(40) Anthony DePalma，“Myths of the Enemy: Castro，Cuba and Herbert L．Matthews of The New York Tim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4．

(41) Anthony DePalma，“Myths of the Enemy: Castro，Cuba and Herbert L．Matthews of The New York Tim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4．

(42) ［美］马克斯·布特：《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第559页。

(43) Julia E.Sweig，Inside the Cuban Revolution: Fidel Castro and the Urban Underground，p．29．

(44) Tad Szule，Fidel: A Critical Portrait，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86，p．353．

(45) ［巴西］克劳迪亚·福丽娅蒂：《卡斯特罗传》，第51页。

(46) Karl E．Meyer and Tad Szulc，The Cuban Invasion: The Chronicle of a Disaster，New York: Frederick A．Praeger，1962，p．9．

(47)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0页。

(48)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80页。

(49)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80页。

(50)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79，p．26．

(51)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7．

(52)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7．

(53)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

(54)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第381页。

(55) 尼克松在提交给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备忘录中称，卡斯特罗在会见中显得拘谨。参见Jeffrey J．Safford，“The Nixon-Castro Meeting of 19 April 1959，”Diplomatic History，Vol．4，No．4，1980．

(56)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8．

(57)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8．另参见［美］尼克松：《六次危机》，黄兴，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93页。

(58)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82页。

(59) ［美］尼克松：《六次危机》，第493页。

(60)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82页。

(61) 参见John Prados，Keepers of the Keys: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rom Truman to Bush，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Inc.，1991．

(62) “CIA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85-86，”24 Nov.，1958，DNSA/Cuba，No．00008．

(63) Thomas G．Paterson，Contesting Castr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iumph of the Cuban Revolution，p．252．

(64) 尼克松：《六次危机》，第299页。

(65) 尼克松：《六次危机》，第301页。

(66)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852页；另参见［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第234页。

(67)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847页。

(68)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847页。

(69)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第358页。

(70)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第359页。

(71)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第360页。

(72)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第361页。

(73) ［美］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第310页。

(74)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第360页。

(75) ［美］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第310—311页。

(76) ［美］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第22页。

(77) 冯秀文：《古巴的土地改革及其历史意义》，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78) 冯秀文：《古巴的土地改革及其历史意义》，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79)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曾稣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12页；Morris Morley，Imperial State and Revolution，New York，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83．

(80)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12页。

(81) Donna Rich Kaplowitz，Anatomy of a Failed Embargo: U．S．Sanctions against Cuba，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36．

(82) 刘承军：《切·格瓦拉和他的“新人”思想》，载《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6期；关于“新人”的研究，请参见ANA Serra，The “New Man” in Cuba: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Revolution，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7。

(83)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13页。

(84)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15页。

(85) ［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90—691页。

(86) Jon Lee Andson，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London，1997，p．443．

(87) Edward Boorstein，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 A First Hand Account，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68，p．27．

(88)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32页。

(89)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33页。

(90) ［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第242—243页。

(91) ［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第243页。

(92) Stephen G．Rabe，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Chapel Hill and London，1988，pp．117．

(93) CIA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80/1-59，“The Situation in the Caribbean Through 1960，”22 Dec.，1959，DNSA/Cuba，No．00017．

(94)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第362页。

(95) Philip W．Bonsal，Cuba，Castro and the United States，Pittsburg: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1971，p．135．

(96) Morris Morley，Imperial State and Revolution，New York，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19．

(97) The State Department，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以下全文简称“FRUS”）.1958-1960，Vol．6，p．934．

(98) Edward Boorstein，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 A First Hand Account，p．28．

(99)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19页。

(100) FRUS，1948，Vol．9，p．199．

(101)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14页。

(102)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15页。

(103)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24页。

(104)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39页。

(105)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40页。

(106) 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107)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44页。

(108) FRUS，1961-1963，Vol．10，p．2．

(109)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第645页。

第二章
“冥王星”计划

古巴革命让美国充满疑虑。在革命政府成立之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认为，尽管卡斯特罗对外宣称保持中立主义，但他肯定会维持强烈的反美立场。⁽¹⁾确实如中央情报局所料，古巴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古苏关系发展得越来越亲密。对于古巴革命政府推行的左翼政策和古巴与苏联的不断接近，美国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不断加大遏制古巴的力度。1956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5613/1号文件，明确指出：“如果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同苏联集团建立紧密联系，并具有了一种对我们的重大利益抱有严重偏见的性质，我们就要准备减少与这个国家政府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并采取任何其他适当的政治、经济或军事行动。”⁽²⁾这份文件在古巴成立革命政权后成为指导美国对古政策的基础。

一、“冥王星”计划的出笼

1959年7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古巴问题。与会的国防部长盖茨提出多种应对古巴形势发展和美古关系恶化的预案，其中温和的方案是撤出美国在古巴的侨民，激进的方案是美国入侵和占领古巴。在使用武力干涉古巴内政方面，艾森豪威尔有所忌惮，主要原因是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影响力太大。他在回忆录中称：“冒失的、单方面的行动，很可能严重损害我们想要加强西半球的美洲国家组织在处理有关共同利益的国际问题方面的作用的本意。……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群众心目中是一个英雄。他们把他看作被践踏的人们的先锋，看作在一多半拉丁美洲国家掌握着财富和政府的特权者的敌人。”⁽³⁾其实，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讲的担心只是其不敢贸然在古巴采取干涉行动原因的一部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担心明目张胆地干涉古巴会引发拉丁美洲的政治大变动。他说：“我们会看到所有拉美国家就要倒向另一边，远离我们而去，而有些国家在两年半内成为共产党国家。如果美国不能以正确的方法处理古巴问题，我们将失去整个拉丁美洲。”⁽⁴⁾

但是，美国国务院主张的对古巴强硬政策对艾森豪威尔产生了影响。1959年11月5日，国务卿赫脱递交给艾森豪威尔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称，观察卡斯特罗十个月的执政记录，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没有任何理由把美国对古巴政府的政策建立在卡斯特罗会自愿采取符合美国最低国家安全需要上；（2）古巴政权的持续存在严重冲击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与此相应，它助长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优势；（3）只能通过增强古巴国内反对卡斯特罗力量的团结和凝聚力才能遏制或取代卡斯特罗政权。基于这些判断，赫脱提出了如下美国对古巴的政策：（1）鼓励古巴国内和拉美其他国家反对极端主义，即卡斯特罗搞的反美活动；（2）但为达此目的，除非合法的国防利益受到侵害，美国政府应避免给世人留下对古巴政府直接施压或干涉的印象；（3）加强在拉丁美洲宣传美国的民主理念。赫脱深知，这是一份见不得人的政策建议，因此他在备忘录的结尾告诉总统：“鉴于拉丁美洲对美国干涉特别敏感，我建议目前这个政策的主旨和实质要控制得非常严格，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让他知道。”⁽⁵⁾两天后，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务院的备忘录，目的是“改变这个政权或推翻这个政权”。⁽⁶⁾考虑到这份备忘录提出的政策实在不光彩，艾森豪威尔只让他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他的私人秘书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以及其机要秘书知道这一政策主张。

在遏制古巴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早期的想法是通过美国控制下的美洲国家组织给卡斯特罗制造难题。但这一方法的困难在于美国必须证明古巴是共产党政权，而美国又找不到此方面的充分证据，美国新任的驻古巴大使邦萨尔就电告美国政府，他不认为古巴是共产党政权。就连赫脱也在私下里承认，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没有找到古巴处于共产党控制或统治之下的证据。

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在国务院无法完成任务的时候，白宫就让它冲锋陷阵。早在1959年8月，中情局准军事小组的负责人就开始筹划在古巴开展准军事行动，支持古巴的小规模叛乱活动并向中部山区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人员输送武器。同年12月，中情局局长办公室提出一项训练古巴流亡人员破坏古巴糖厂和其他经济目标的准军事行动计划。

1960年1月，美国政府设立古巴特别小组，成员包括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小组每周都定期召开会议，研判古巴形势发展，商讨对策。

艾森豪威尔接受赫脱的对古政策建议后，不再满足于对古巴进行小规模骚扰。1960年1月，艾伦·杜勒斯带着一批U-2飞机拍摄的照片到总统办公室拜会总统，得意扬扬地向总统展示和说明美国间谍在破坏古巴糖厂方面取得的成绩。艾森豪威尔含蓄地批评了中情局的保守行为。他说：“艾伦，这很好，可是，你最好搞垮卡斯特罗，不要老是围着糖厂浪费时间。我们应该制订一个方案真正能对卡斯特罗干出点名堂来。”⁽⁷⁾他要求艾伦·杜勒斯让中情局好好研究出一个详细的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对总统提出的搞垮卡斯特罗政权的要求，艾伦高度欢迎，因为中情局刚刚在印度尼西亚碰了壁，急需一次成功的行动证明自己。

美国情报大师艾伦·杜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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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中负责计划的副总管理查德·比斯尔
图片来源：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winter98_99/art09.html.

领受了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后，艾伦·杜勒斯在1960年1月8日举行的中情局周五例会上把任务交给了负责计划的副总管理查德·梅尔文·比斯尔（Richard Mervin Bissell）。比斯尔一米九的个头，刀背脸，长着两条大长腿，戴着黑边眼镜，像一只大仙鹤，走起路来脚步生风。他出身于美国的精英家庭，其父是哈特福德消防保险公司总裁，是公认的百万富翁；外祖父是德拉华铁路公司总裁。比斯尔的妈妈是一位“虎妈”，十分在意孩子的成功。当然，比斯尔也不负家庭所望，具备成功人士的基本素质。他的精力极其充沛，就是坐在桌子旁，也会不停地动着，用手不断地拧螺丝钉和螺帽，把玩具抛到空中再接住，捏住鼻孔呼吸器使劲打喷嚏，与久治不愈的鼻炎做斗争。他的记忆力也相当强，读完文件几个月后，他仍能准确地记住细节。比斯尔的同事对他大为敬畏，评价很高。例如，优雅的前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负责情报的副局长小罗伯特·艾默里（Robert Amory，Jr.）认为，比斯尔是一个“人体计算机”，令人“毛骨悚然”。⁽⁸⁾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比斯尔曾在耶鲁大学教过经济学，肯尼迪政府的杰出人物，如麦乔治·邦迪、国防部副部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两兄弟，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等，都跟他念过书。当然，比斯尔身上也并非全是优点。根据麦乔治·邦迪的观察，比斯尔的毛病是“看问题不全面”。⁽⁹⁾

在比斯尔的带领下，中情局古巴团队很快搞出了一个方案。五天后，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小组（The Special Group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详细汇报了这个方案，并要求小组批准通过这个方案。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小组是赫赫有名的5412委员会——它是根据NSC-5412/2号总统指令于1955年创立的，成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国务卿、助理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其职能是监督和授权展开秘密行动。据艾伦·杜勒斯的话，NSC-5412/2号总统指令“是美国政府中最神秘的文件之一”。⁽¹⁰⁾经过讨论，5412委员会认可了杜勒斯的计划。1960年1月，杜勒斯在中情局的西半球事务处下成立了古巴特别小组——西半球事务处第4科（WH/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情报站站长杰克·埃斯特莱恩（Jack Esterline）被中情局召到华盛顿，出任古巴特别小组负责人。埃斯特莱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过战略情报局，和艾伦·杜勒斯是老相识。1944年，他伞降到当时还是敌后的缅甸，搜集情报。1950年，埃斯特莱恩转战中情局，参加了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Operation PBSUCCESS）并升任中情局危地马拉站站长，1958年被任命为加拉加斯情报站站长。第4科刚成立时只有40人，随着任务的扩大，小组人员规模也不断膨胀，到1961年4月，人数增加到496人。

3月9日，中情局古巴特别小组举行会议，进一步商讨对古巴的准军事行动计划。J.C.金在会上发表意见称，如果不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一起干掉，中情局的计划将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而干掉古巴政权的这些骨干人员，只能依靠武力。

次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搞垮古巴革命政权。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说，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位能使反卡斯特罗分子聚集在其周围的领导人，但是，找到这样的人太难了，因为每个流亡分子心中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从卡斯特罗的身边人入手也不现实，“卡斯特罗周围的许多领导人甚至比卡斯特罗更坏”。伯克的这句话提醒了艾伦·杜勒斯，他用笔迅速地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3月14日，中情局西半球事务处第4科在听取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后，搞出了一份名为“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秘密行动计划”（A Program of Covert Action Against the Castro Regime）的绝密文件，并获得批准。计划分为四个部分：

1．在古巴本土之外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广受欢迎的和团结的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反对派”，用以吸引古巴的反政府力量；

2．用“大规模的宣传”影响普通的古巴民众，以此削弱卡斯特罗的支持力量，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建立长波和短波电台；

3．在古巴境内建立支持流亡政府活动的“秘密的情报和行动组织”；

4．在古巴境外加紧建设准军事力量，并为在古巴开展的隐蔽军事行动提供后期支援。⁽¹¹⁾

简言之，这项计划政治上把反卡斯特罗的不同派别统一为“民主革命阵线”；宣传上采取“攻心战”，丑化卡斯特罗及其政府的形象；军事上由中情局训练古巴流亡到美国的人员，以武力推翻卡斯特罗；情报方面加大对古巴的情报搜集和反情报活动。该计划的精髓在于把游击战和心理战结合起来，辅之以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在建立准军事力量方面，第一步是在仔细甄别后征召干部，对之进行培训，作为准军事行动的领导人员，第二步是把征召和经过培训的干部送到美国之外的某个较为安全的基地再进行训练，可应急部署到古巴，在古巴训练和领导已招募到的抵抗力量。经过六至八个月的训练后，这支反政府力量可形成战斗力。与此同时，中情局可在必要的时候为其提供有限的空中支援，还可在其他国家以进行商业活动作为掩护提供类似支援。⁽¹²⁾

3月17日下午2点多，艾森豪威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5412委员会全体成员。在见面会上，他表示对中情局的方案很满意，“是处理古巴情况的最佳方案”。⁽¹³⁾他指示中情局尽快在古巴流亡者中物色一位具有较大公信力和威望的反政府领导人，由其领导组成一个美国可以承认的、能指挥隐蔽和准军事行动的流亡政府。艾森豪威尔在会上还特别强调了安全和保密问题，不能让外国知道美国正在策划干涉古巴之事，所有参与行动的人也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另外，干涉行动由美国人指导，参与人员尽量要少，其他事情主要由古巴人自己干。会上，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情局的四点计划，代号为“冥王星”计划（Operation Pluto）。计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中情局支持古巴反政府力量在古巴的比那尔德里奥、埃斯坎布雷和马埃斯特拉三个地区实施游击战；第二步，将上述三个地区的游击战扩大到古巴全岛，“民主革命阵线”在靠近古巴的松岛组织海空联合进攻；第三步，支援反政府力量对哈瓦那发动进攻。

“冥王星”计划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古政策的巨大转变，此后美国开始全力遏制古巴，把推翻古巴革命政权当作对古政策的优先目标。

二、“冥王星”计划的修正：由支持古巴国内叛乱到发动直接登陆

执行计划首先要确定行动模式，然后根据行动模式选择执行人。1960年1月18日，J.C.金通知恩格勒等12人到他办公室开会，商讨如何推翻古巴革命政权。这12人中，绝大多数参加过1954年美国中情局的危地马拉行动。在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美国中情局在危地马拉采取的隐蔽行动。

1951年，具有左翼思想的危地马拉陆军军官雅各布·阿本斯在大选中获得65％的选票，成为危地马拉总统。上任后，阿本斯积极推动土地改革，并在改革中获得了该国共产党的支持。在土地改革中，联合果品公司的约55万英亩的土地大部分被收归国有，政府根据该公司的报税单给付60万美元作为补偿。而艾伦·杜勒斯曾经是联合果品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哥哥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国务院的一名负责美洲事务的副国务卿是该公司股东。阿本斯的土地改革严重损害了美国高层的利益，也为自己招来了祸端。艾伦·杜勒斯让在朝鲜战争中救过他儿子命的罗伯特·汉尼负责开展隐蔽行动，搞掉阿本斯。汉尼物色了一位长得像印第安人的危地马拉流亡分子——卡斯蒂略·阿马斯（Castillo Armas），此人是职业军人，曾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过训。阿马斯纠集了一批流亡的危地马拉人，在巴拿马运河区和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的私人庄园里进行训练。与此同时，艾伦·杜勒斯找到美国新闻署，对阿本斯发动舆论战，指称阿本斯是共产党人，煽起危地马拉人对阿本斯的不满，并以此恫吓中美洲其他国家。1954年6月18日，中情局对危地马拉发动“成功行动”（Operation PBSUCCESS）。阿马斯率领200多名流亡分子从洪都拉斯出发攻打危地马拉，美国提供了6架飞机。6月27日，信心崩溃的阿本斯宣布辞职。30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外宣布，“危地马拉的命运已掌握在危地马拉人民自己手中了”。⁽¹⁴⁾危地马拉行动为中情局在美国政界赢得了巨大声誉，行动结束时，艾森豪威尔紧握艾伦·杜勒斯的手说：“谢谢你，艾伦，谢谢你们大家。你们阻止了苏联在西半球建立桥头堡的企图。”⁽¹⁵⁾此次行动之后，中情局在美国政府中的威信急升，白宫赋予其针对政局动荡的发展中国家展开的隐蔽行动也越来越多。

参加1月18日会议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比斯尔，脑子里盘算的都是在古巴开展一次“危地马拉”式的政变，推翻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统治，即利用一支人数不多的流亡美国的古巴人组成突击队对古巴发动攻击，再辅之以几架P-47战斗机。

在古巴实施“危地马拉”模式确定后，中情局决定从参加过危地马拉行动的骨干中遴选计划执行人。参加危地马拉行动组织领导的特雷西·巴恩斯（Tracy Barnes）再度出马，此人毕业于耶鲁大学格罗顿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战略情报局，是艾伦·杜勒斯手下的得力干将。他和喜好标新立异的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在行动中居于关键地位。

依“危地马拉”模式，他们再雇佣一位善于搞宣传的人对卡斯特罗发动舆论战，选定的人是大卫·艾德礼·菲里普斯（David Atlee Phillips）。此人曾是一名演员，后来又到智利办报。在中情局危地马拉行动中，他受命运作“解放之声”电台，对阿本斯进行“黑色宣传”。当时，一名非常著名的危地马拉飞行员带机叛逃，菲里普斯借此大做文章，迫使这名叛逃者录制煽动危地马拉飞行员背叛危地马拉政府的磁带，并广为播放。这一宣传导致危地马拉政府不敢信任他们的飞行员，危地马拉空军因此瘫痪。危地马拉行动结束后，他到古巴为美国公司做公关工作。菲里普斯对于中情局的邀请并重新与老队友开展合作感到很高兴，尽管他知道古巴人比危地马拉人更具世界眼光，卡斯特罗也是从事宣传活动的高手，但他还是信心满满。他向比斯尔要了一架用于投放传单的飞机和一台50千瓦的中波电台。比斯尔的助手吉姆·弗兰纳里（Jim Flannery）好不容易才在美军中找到唯一的一台50千瓦中波电台。这部电台属于美国陆军，远在联邦德国。菲里普斯打了几个电话，征用了这部电台。为了避嫌，中波电台计划安置在加勒比海西部离洪都拉斯不远的大天鹅岛（Greater Swan Island）上。这个岛非常隐秘，整个岛上只有三棵椰子树，但到处是蜥蜴。他们只得向美国海军工程部队求援，让他们为装卸中波电台建一个码头。在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后，“天鹅电台”在比斯尔批准建立广播电台30天后终于对外广播了。

在组建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军事力量方面，中情局打起了流亡到美国的古巴人的主意。在革命政权建立的头三年，600万古巴人中大约有25.6万人逃到佛罗里达，卡斯特罗对逃亡者大开绿灯，他不仅不阻拦，还严格限制短暂回国的人。⁽¹⁶⁾流亡到美国的古巴人主要分三类。一是巴蒂斯塔执政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高官和地主。二是革命队伍中持“民主革命”理想的人。卡斯特罗掌权后，那些奉行“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者理想破灭，奥连特省年轻的省长曼努埃尔·阿尔廷梅（Manuel Artime）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亲耳听到卡斯特罗要在三年内使古巴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说：“我那时才认识到，我是一个打进共产党政府内的民主派。”⁽¹⁷⁾阿尔廷梅后来主动退出“七·二六”运动，装扮成神父躲到美国驻古巴大使馆。三是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的知识分子。除这三类人外，还有少量害怕左翼思想的下层民众，不愿留在古巴，也逃亡到了美国。中情局古巴特别小组从事秘密行动的情报人员把古巴流亡者作为重点对象，从中物色骨干和发展行动人员。

为招募更多的流亡者加入反卡斯特罗政权队伍，中情局在迈阿密设立了庞大的流亡古巴人收容站。阿尔廷梅刚溜到美国大使馆就被中情局盯上了。进入大使馆后，一个名叫“威廉斯”的人把他藏到一艘开往洪都拉斯的货船里。到洪都拉斯坦帕港后，一名自称是威廉斯朋友的名叫“伯内特”的高个子美国人把他接到迈阿密。在迈阿密，他又被介绍给了“吉米”、“桑尼”、“西比”等人。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中情局特工，用的也是化名。中情局这么干一是为了掩饰丑行，二也是因为惧怕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情局特工反复告诉招募来的古巴流亡者，他们“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只是受雇于一家同情古巴的美国大公司。他们还有时把自己的背后靠山说成是一位古巴的百万富翁。对此，招募来的古巴人心知肚明，他们彼此经常相互开玩笑说那位百位富翁名叫“山姆大叔”。

中情局为保证不被渗透，对招募来的行动人员进行严格的测谎器测试以及长时间的盘问。古巴航空的一名机长爱德华多·费雷尔（Eduardo Ferrer）逃到美国后受到的严格盘问就是典型例子。刚到的前四天他每天要接受十个小时的测试，其中多半为心理测试，也有一些有关飞机和飞行的技术性知识。这些神秘的测试有点让他产生了要加入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空军的感觉。到了第五天，有一名美国医生问了他一堆私人问题：“为什么不喜欢卡斯特罗政权？”“为什么想当飞行员？”没完没了的“为什么”弄得费雷尔差点崩溃。是日下午2点，他又被带到一个房间。坐下后，有三个中情局工作人员一边往他身上缠电线，一边又问了一大堆极其可笑的问题，其中包括他是不是同性恋。在美国人看来，同性恋问题是非常严肃的，它对美国人的威胁和共产主义对美国人的“威胁”难分伯仲。测试很严格，但美国人给付的薪水却不高。测试合格者每人每月发给175美元，第一个孩子每月额外增加50美元，其余的每个孩子每月增加25美元。费雷尔一看薪水就这么一点差点蒙了，这只够他妻子糊口。⁽¹⁸⁾

测试合格的古巴流亡人员被分成两组：年纪较大的人留在迈阿密组成“民主革命阵线”，以备取代卡斯特罗。由于派别众多，利益分歧严重，中情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物色了五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三人代表巴蒂斯塔上台以前的政权，另外两人是从卡斯特罗政权中叛逃出来的；愿意参加实际行动的年轻人编成一个旅——这个旅一直被美国人称作“La Brigada”。出乎中情局预料，他们本来以为会有大量的古巴流亡者参加行动计划，但直到1960年11月，总共才招募到450人。为欺骗对手，中情局从2500号开始按顺序编排流亡者。训练期间，编号为2506的一位名叫卡洛斯的队员从湿滑的山路上坠落死亡。为纪念死去的卡洛斯，古巴旅最后被定名为“2506旅”，旅旗的徽号图案就标着醒目的数字——“2506”。“2506旅”人员招募完成后（1414人）编成4个步兵营、1个摩步营、1个空降营和若干个装甲分队。

古巴旅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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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尔设计的干涉古巴革命的初步方案是让少量游击队员渗入古巴，然后在古巴境内展开游击行动，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那样，在后方打击卡斯特罗政权。比斯尔认为，搞这样的游击行动不需要太多的人，有75个人就足够了。他太低估了卡斯特罗政权掌控局势的能力了，也太高估了古巴反政府力量的意志和能力了。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他认为美国人只要“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模式发展起一支真正的地下队伍，而这支队伍又能小批量地接受人员和装备，带着这些人员和装备随时转移，那么，我们就能引爆小规模的起义，可能使一百人左右或者两支一百人的游击队在海岸线的不同地点进行登陆”。⁽¹⁹⁾但是，卡斯特罗本人就是靠打游击起家的，是开展游击战的高手，没有丝毫游击战经验的比斯尔根本无法望卡斯特罗项背。

更要命的是中情局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够严密，走漏了风声。古巴人干什么事都没有安静过。入侵古巴的计划涉及几十个地方的数千人，更要命的是，训练营往往选择在人流密集的地方，附近的居民不仅能听到高音喇叭里传来的训练口令，还能看到受训的古巴流亡者的操练过程，这种消息当然很快传到新闻记者、报纸编辑和出版界人士的耳朵里，他们纷纷跑来窥探中情局的训练活动，并广为报道。1960年8月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在迈阿密南部霍姆斯代德（Homestead）附近的一个农庄里，几个美国小青年把一些鞭炮甩到了古巴流亡者训练营里，受训人员误以为是卡斯特罗政府的代理人对他们发动进攻，因此举枪乱射一通。在喧嚣的迈阿密，这件事本来不太引人注目，但联邦政府机构的介入引起了《迈阿密先驱论坛报》的兴趣，报社让他们的驻华盛顿记者大卫·克拉斯洛（David Kraslow）去了解详情。克拉斯洛颇为敬业，他多次跑到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等部门核实信息。经过几个星期的奔波，他把得到的零散信息拼接成一篇长文，发给《迈阿密先驱论坛报》。这篇稿件让《迈阿密先驱论坛报》的编辑李·希尔斯（Lee Hills）和乔治·比博（George Beebe）大伤脑筋，担心刊登出这篇文章会影响国家安全。为保险起见，他们向总统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特（James C．Hagertgy）寻求帮助。艾伦·杜勒斯从其他渠道获悉这一消息后，召见了克拉斯洛和他的部门领导。杜勒斯告诉他们，刊出这篇文章将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在杜勒斯的直接施压之下，《迈阿密先驱论坛报》决定不发表克拉斯洛的这篇文章。尽管克拉斯洛的文章没能发表，但各种小道消息已经传了出去。

1960年8月18日，艾伦·杜勒斯带着比斯尔到白宫汇报修改后的“冥王星”计划。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代理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长和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莱姆尼策参加了会议。听完汇报后，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中情局的修改方案，并拨出1300万美元用于行动，他还允许中情局使用国防部的人员和装备。不过，他还是指示比斯尔，美国军事人员不能直接执行入侵计划。⁽²⁰⁾

但是，行动经费拨下来不久，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方案寄望于古巴国内发生危机和出现大规模反抗革命政府的起义，但卡斯特罗通过在古巴流亡者中安插的暗线了解了中情局的计划，在国内大力加强对反政府武装的围剿。由于中央情报局在古巴境内没有指挥和控制网络，而没有地下力量接应，就不可能建立抵抗运动基地。此外，古巴国内的各种反政府武装利益分歧巨大，根本无法连成一体，卡斯特罗政府没费多少力气就将他们各个击破。所以比斯尔哀叹：“他们的组织是如此松散，他们的安全措施是如此之差，以至于他们很快就遭到围捕。”到这时，中央情报局开始意识到，靠古巴反政府力量发动反对卡斯特罗“起义”的假设根本行不通，这意味着不可能靠游击战推翻卡斯特罗。比斯尔只得另谋出路，想出了入侵古巴的方案，即由流亡者直接在古巴滩头登陆，与政府军正面交锋。这意味着中情局原先设想的由小股部队渗透到古巴境内发动游击战转变为两栖登陆行动（amphibious operation）。为制订准军事行动方案，比斯尔把杰克·霍金斯上校（Colonel Jack Hawkins）调到自己手下听遣。

对于中情局修正了的方案，艾森豪威尔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并未表示反对。1960年11月29日，白宫召集会议讨论新方案，艾森豪威尔及其几位助手（格雷、古德帕斯特和威尔顿·帕森斯将军）、财政部部长安德森、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及其助手、国务院的狄龙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利文斯顿·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艾伦·杜勒斯和比斯尔代表中情局参加了会议。艾森豪威尔因古巴革命政权越来越稳固以及卡斯特罗革命思想在拉丁美洲的扩散深感担忧。他对与会的高官说他只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勇气吗？……第二，我们正在做我们高效地做着的事情吗？”⁽²¹⁾尽管没有形成纸面上的文件，这次会议默认了中情局对方案的修改。

三、训练武装人员和购买登陆装备

计划确定后，中情局开始着手对招募来的古巴流亡者进行训练。聘请的教官均来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有的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得过勋章。为了不让受训人员知道自己所在的训练基地位置，中情局经常变更他们的受训地点。

最早的训练基地位于墨西哥湾的乌泽帕岛（Ussepa Island），它是古巴流亡者拿中情局的钱租下来的，风景非常秀丽，简直是疗养胜地。这些被中情局招募来的人在乌泽帕岛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作战水平没有什么提高，但打高尔夫球的球技却大有长进。

中情局拿钱不是让他们来享受的，经过三周集训后，28名成绩较为突出的流亡分子被中情局用一架C-154运输机送到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陆军古利克堡丛林战训练营。因为这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中情局规定教官和古巴流亡者领导人不得告知参训人员所在位置，但是，有一次一名中情局教官丢下了一张巴拿马报纸，机密泄露了。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参训人员只要爬上训练基地的一个山头就可以一览运河的风采。

中情局钟情的训练地点是危地马拉。如在上文提到的，1954年中情局在危地马拉打了一场漂亮仗。此后，中情局在危地马拉的活动也顺风顺水，工作很好展开。中情局萌生在危地马拉训练古巴流亡者的想法后，就找到危地马拉驻美国大使罗伯托·卡洛斯（Roberto Carlos），卡洛斯又把中情局的想法透露给了他的兄弟罗伯托·阿莱霍斯（Roberto Alejos）。阿莱霍斯对中情局的这个计划很感兴趣，他想通过中情局攀上危地马拉总统米古尔·伊迪戈拉斯（Miguel Ydigoras）。他于是找到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一秘——实际上是中情局危地马拉站站长——罗伯特·K.戴维斯（Robert K．Davis），想抱住美国人的大腿。戴维斯长期在拉丁美洲工作，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在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均有很广的人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联邦调查局工作。1954年，他亲自参与了危地马拉的政变，那时他与恩格勒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戴维斯也是接替恩格勒任危地马拉情报站站长之职，每次回到华盛顿，他都住在恩格勒家里。戴维斯告诉阿莱霍斯，中情局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用于培训20名左右古巴无线电操作人员，仅此而已。阿莱霍斯说他可以提供这么一个地方给中情局用。阿莱霍斯所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太平洋沿岸马德雷群山里的一处名叫海尔维提亚（Helvetia）的大咖啡种植园，面积近7.5万英亩，归阿莱霍斯所有。海尔维提亚种植园倒真是安全，周围群山环抱，最近的一处居民点也在数十公里以外。戴维斯考察了海尔维提亚后，也认为此处是训练古巴无线电操作人员的绝佳之地。不过，美国在危地马拉搞军事训练须得到危地马拉政府同意。这不是问题。伊迪戈拉斯总统是极端反共派，在巴结美国方面很上心。况且，美国还是危地马拉政府的金主，每年向其提供5000万美元的援助，这样的财主可真得罪不起。除此以外，据伊迪戈拉斯总统宣称，美国政府曾向他承诺，帮了中情局的这个忙，就支持危地马拉对英属洪都拉斯的主权要求，不过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极力否认。戴维斯本以为在危地马拉搞到一个能容纳20人的训练基地后就完成任务了，不料中情局又接二连三发来指示，先要他再搞个能容纳50人的营房，再为后续要来的150人做好准备。好在阿莱霍斯比较好说话，在种植园里新修了一些路，并建造了一些营房，命名为特拉克斯营地（Campe Trax）。

特拉克斯兵营示意图
图片来源：http://www.combatreform.org/airbornebayofpigs.htm.

古利克堡为期七周的游击战训练结束后，这帮武装人员被告知要送到一个“小农场”接着受训，就是上文提到的海尔维提亚咖啡种植园，只是出于保密，不让他们知道。但是，参加受训的人多半出自古巴的中上阶层，见多识广。从危地马拉圣何塞机场一出来，他们看到道路两旁印第安人脏兮兮的房子和鹅卵石街道就基本判定是在中美洲，而随处可见的美国大公司的广告牌和美国石油公司的加油站，显示出美国在该国巨大的影响力，这非危地马拉莫属了。

在组建古巴旅空中力量方面，由于“冥王星”计划成功的前提是取得制空权，中情局相当重视此项工作。中情局找到了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空军指挥官乔治·R.多斯特（George R．Doster），问他能不能弄到几架B-26 轰炸机。他对多斯特说这项任务秘不外传，但暗示是用于推翻卡斯特罗拉。多斯特闻听此言非常开心，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报纸上关于卡斯特罗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让他怒不可遏，而卡斯特罗距他只有150公里，更让他觉得美国受到了奇耻大辱。多斯特立即答应帮助中情局组建空中力量。恰在这个时候，陈纳德将军在1946年创立的美国国内航空运输公司（CAT）快要倒闭了，中央情报局出资30万美元整体收购了该公司发行的全部股票，成了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并将之转入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公司的规模较大，下设南方航空运输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亚洲航空公司。为掩人耳目，中情局将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放在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加勒比海上航空公司名下，通过该公司给这些人发放薪水。中情局打着商业公司的招牌出资购买或租用飞机，其中包括16架B-26B型“入侵者”轰炸机、5架C-46输机和7架C-54运输机。之所以选用B-26这样的破烂货主要是为掩人耳目，因为登陆活动是打着古巴人的名义搞的，拿价格昂贵的先进飞机太扎眼，外界难免有议论。

飞机好搞，人员难训。多斯特虽是美军中善于管理军队的将军，但对这些流亡来的古巴人却一筹莫展。他们英语不怎么行，听不懂教官的讲授；他们情绪又多变，一分钟前还在号啕大哭，马上又会开怀大笑。这些人还特别难组织，很多人的飞行时间不满100小时，而驾驶飞机作战最少得有300小时的飞行时间。没办法，比斯尔只得向亚拉巴马国家航空警卫队求援，通过他们招了80多名美国人，用以加强古巴流亡者的空军力量。首批飞行员在迈阿密附近的奥帕-洛卡的一处废弃的陆军航空队基地内训练。后来，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将训练地点转至危地马拉的特拉克斯军营，两周后转至梅德基地（JMMadd），代号为“Rayo Base”，该基地靠近雷塔卢莱乌，在通往钱佩里科港的公路和通往墨西哥的铁路中间，有一条4800英尺长的跑道。

运送武装人员到古巴登陆，需要有运输船只。在此方面，中情局的工作比较顺利。它从古巴人所有的加西亚航运公司（García Line）手里购买了五般货运船，这满足了国务院只可动用古巴人所有和注册的船只的规定。这五艘货运船分别是“大西洋”号（Atlantico）、“水虎鱼”号（Caribe）、“休斯顿”号（Houston）、“查尔斯湖”号（Lake Charles）和“里奥·埃斯孔迪多”号（Río Escondido）。这五艘货运船如果满载的话，可满足1500人一个月作战的物资需要。此外，中情局还为登陆采购了2艘步兵登陆艇和4个小型的车辆人员登陆艇（LCVP）、3个通用登陆艇（LCU）、1个机械化登陆艇（LCM），可以把5辆M-41型轻型坦克和载重2.5吨的卡车送上岸。⁽²²⁾

四、策划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

与武力干涉准备同时进行的是暗杀计划。比斯尔对暗杀卡斯特罗没有丝毫道德上的自责。一则他的上司艾伦·杜勒斯在1944年7月20日曾实施过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并且差点取得成功。二则他认为干掉卡斯特罗要比在古巴开展军事行动“人道”得多。因此，当他向J.C.金提出“通盘考虑干掉卡斯特罗”时，比斯尔在备忘录上用铅笔画了个同意。⁽²³⁾

由于危地马拉暴雨连绵，戴维斯的机场修建工作停滞不前，霍华德·亨特和盖里·德罗勒（Gerry Droller）在迈阿密组织流亡政府的事也不顺利，比斯尔焦躁不安。1960年8月，他接到中情局安全办公室主任谢菲尔德·爱德华兹（Sheffield Edwards）的一个电话，要求见他一面，向他汇报干掉卡斯特罗的办法。在比斯尔的办公室里，爱德华兹提出暗杀卡斯特罗的事需要古巴人自己干，但不是让中情局招募来的古巴旅中的人干，让美国下层社会的人去挑选古巴杀手，特别是被卡斯特驱赶走的从事赌博业的人去挑。爱德华兹所说的下层社会的人意指美国的黑手党。黑手党在古巴干的敲诈勒索的勾当被革命政权取缔后，他们在经济上损失重大，有强烈的报复卡斯特罗的意愿，而中情局假手黑手党则可避免在国际社会背上丑名。比斯尔对爱德华兹的建议很感兴趣，于是他指示爱德华兹抓紧时间制订出计划，尽快干掉卡斯特罗。

爱德华兹把比斯尔布置给他的任务交给了詹姆斯·奥康奈尔（James O'Connell）。奥康奈尔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行动保障处处长，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认识。接手任务后，他找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前特工，当时正在开私人侦探事务所的罗伯特·马休（Robert A．Maheu）。在联邦调查局时，奥康奈尔曾是马休的上司，共事过几年，关系密切。在奥康奈尔的安排下，1960年8月，马休去见了黑手党的主要人物约翰·罗塞里（John Rosselli），问罗塞里愿不愿意参与干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如果愿意干，中情局可以出15万美元。罗塞里年轻时长得帅气，有“帅哥约翰尼”之称，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了黑手党，跟芝加哥黑帮教父阿尔·卡彭（Al Capone）混事。罗塞里还演过电影。在好莱坞混事时，曾参与过向好莱坞电影公司敲诈100万美元的阴谋，又通过胁迫的办法从他的朋友弗兰克·希那特拉（Frank Sinatra）导演的《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里谋了个角色，这个电影后来还获得了奥斯卡奖。厌倦了电影行当之后，他跑到哈瓦那开办赌业辛迪加，并因此成为拉斯维加斯的头面人物。马休和罗塞里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臭味相投很快成为狐朋狗友。古巴革命后，他在古巴的赌博辛迪加受到极大冲击，对卡斯特罗政权怀有刻骨仇恨。黑手党里的另一个人物这里也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小桑托斯·特拉菲坎特（Santos Trafficante），此人颇有贵族气质，也在古巴从事赌博业，并做走私生意。1959年7月，古巴革命政权的情报部门将其逮捕，但很快将其释放并驱离出境。他在古巴新政府中也很有门路，认识不少人，其中包括内阁办公室主任胡安·奥尔塔。奥尔塔在特拉菲坎特的赌博生意中获利很丰厚，卡斯特罗打击赌博业也断了奥尔塔的财路，心情一直不好。⁽²⁴⁾

罗塞里对卡斯特罗痛恨不已，对马休的邀约很感兴趣。1960年9月，罗塞里、特拉菲坎特和黑手党的另一名成员、芝加哥黑手党头目萨姆·莫莫·吉恩卡纳（Momo Giancanna）前往迈阿密的枫丹白露酒店与马休等会面，商讨暗杀计划。他们计划在古巴的某个地方通过枪战干掉卡斯特罗，但由于古巴领导人的安保非常严密，只得作罢。此计不成，特拉菲坎特又想到了奥尔塔。他找到奥尔塔，要他用一种可在冰水中融化的毒药片毒死卡斯特罗。奥尔塔拿到药片后在自己那放了两周，最终没敢下手。在此期间，奥尔塔丢掉了在古巴内阁办公室的差事，由他毒死卡斯特罗的计划也没成功。另一份毒药片被黑手党交给了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巴罗纳手里。巴罗纳是巴蒂斯塔政权中地位显赫的人物，旧政权垮台后，他逃亡到迈阿密，从事反卡斯特罗活动。巴罗纳拿到药片后把它送给了古巴境内一个名叫阿尔韦托·克鲁斯·卡索的比较可靠的人物。很搞笑的是，当罗塞里满头大汗地到处寻找巴罗纳时，巴罗纳此时正被中情局选为卡斯特罗登台后成立的联合政府中的成员，被“隔离”了，根本接不上头。中情局吞下了自己规定的“按需知密”原则的苦果，搞暗杀计划的人不知道中情局还在搞一个入侵古巴的行动。由于找不到巴罗纳，暗杀计划指令一直没有发出去。

找黑手党暗杀卡斯特罗实属下三烂之招。罗塞里、特拉菲坎特和萨姆·莫莫·吉恩卡纳三人均是FBI十大通缉犯名单成员。10月18日，比斯尔收到FBI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上称莫莫告诉他的“好几个朋友”他正在参与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更让中情局恼火的是，这几个黑手党人还卷入性丑闻。FBI发现罗塞里和莫莫与一个名叫朱迪斯·埃克斯纳（Judith Exner）的女子有染。1960年冬天，埃克斯纳在拉斯维加斯邂逅了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约翰·肯尼迪，又与肯尼迪产生了私情。走漏消息的可能性让这些执法人员头疼不已，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埃克斯纳与白宫之间电话频繁之后更是如此。

五、行动计划的延迟

中情局的入侵准备工作在努力地向前推进。按他们的计划，中情局用登陆艇把古巴流亡者送到滩头阵地，在那里建立一个桥头堡；然后，再将古巴“民主革命阵线”执行委员会成员空运到古巴，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立后迅速向美国求援；美国政府接到求援后立即给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施加外交压力，迫使他们承认古巴临时政府。按艾森豪威尔1960年8月18日的会议指示，要在美国选举日之前推翻卡斯特罗，因为这是美国共和党“重要的得分，一张真正的王牌”。⁽²⁵⁾

但是，入侵的准备工作却不太顺利。1960年7月4日，受训人员到达特拉克斯营地。到了以后他们才发现，这个训练营地着实不理想。由于靠近圣塔吉塔（Santaguita）这一活火山，营地上堆积了近两米厚的火山灰，一下雨就一片泥泞，根本无法行走，只能在火山灰泥上打滚。而且那年的雨还特别多，倾盆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周，受训人员到达后主要干的活就是抗洪抢险。由于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大雨虽然连绵不绝，但饮用水却奇缺，也没有洗澡水。他们的活动中心是只有四个蹲位的露天公共厕所。生活太过无聊，三名受训人员对大麻上了瘾，据说还有人产生了有违人伦的爱好。医疗条件就更不用提了。营地附近的山上毒蛇遍地，他们请求中情局送点解毒药来，但这一请求有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他们要的纱布、抗生素药品等，经过反复催促，三个月后才运来。有一天，一个受训人员全身发黄，大家都担心他是肝炎，要求把他送出去救治，但被告知出于安全原因不能动他。五天后，中情局才派来一名美国医生。检查结果让受训人员松了口气，患者得的是肠梗阻。

中情局为掩饰自己干涉他国内政的丑行，决定在距特拉克斯兵营不远的地方修建一个简易机场，为入侵人员登陆时提供空中支援。这个任务又落到戴维斯身上。在1960年5月底接到指示后，他动用了其在危地马拉的各种关系，终于让危地马拉政府同意了中情局的要求。机场选址在海尔维提亚山底下的雷塔卢莱乌（Retalhuleu），距特拉克斯兵营50公里左右。美国的一些空军军官从华盛顿飞到雷塔胡里约进行考察和评估，他们估计建造这个机场需要35万美元。戴维斯又请来在危地马拉的美国汤普逊-康沃尔公司（Thomson-Cornwall），对机场建设进行估计，结论是要100万美元，如果再加上附属设施，得花费180万美元。戴维斯大吃一惊，急忙跑到华盛顿向比斯尔汇报。经济学家出身的比斯尔听到这个数字后，大叫： “你这蠢货！”，并用手指猛戳戴维斯，警告他别让计划失控。戴维斯等他的上司怒火平息下来后，说道：“所有这些都是汤普逊告诉我的。”⁽²⁶⁾比斯尔只得同意提高机场建设费用，但是费用的落实需要一个过程。经费的落实拖拖拉拉，再加上雷塔胡里约地区糟糕的天气，机场原本计划在一个月后开建，不得不推迟到三个月后开建。

中情局入侵计划的保密工作也出了问题。1960年10月，危地马拉知名记者克莱蒙特·马罗金·罗哈斯（Clemente Marroquín Rojas）发表文章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斥资100万美元在危地马拉雷塔卢莱乌附近建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基地，用于训练古巴的反革命人员，以备在古巴登陆。罗哈斯的报道虽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注意，但此时正在危地马拉访问的斯坦福大学西班牙-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罗纳德·希尔顿（Ronald Hilton）出于职业敏感，注意到了罗哈斯的这篇文章，并且获悉这些基地的存在和用途在危地马拉已家喻户晓。希尔顿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发表在11月19日的政治性周刊《美国》杂志上，标题为“我们正在训练古巴游击队员吗？”。不过，有趣的是，希尔顿的文章虽然可以公开检索到，但却鲜有媒体注意到。还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读者发现了希尔顿的这篇文章并投书《纽约时报》询问此事。《纽约时报》于是派记者到危地马拉调查此事。1961年1月10日，《纽约时报》用大幅标题报道了美国在危地马拉训练古巴流亡人员的消息，中情局展开的针对古巴的行动计划逐渐开始大白于天下。古巴对美国的入侵计划也早有耳闻。危地马拉的《时报》上刊出训练流亡古巴人的文章后，西语报纸纷纷转载，其中有几家报纸在古巴发行。不仅卡斯特罗知道美国干涉古巴革命政权，连最下层的砍甘蔗的“瓜希洛”（古巴农民）都知道。“新古巴的农民们睡觉时身旁放着步枪，炮手在大炮旁边睡觉。”⁽²⁷⁾所以，用枕戈待旦来形容古巴的备战态势一点都不夸张。对于保密工作出现的失误，负责外交工作的国务院很尴尬。在一次艾森豪威尔主持的5412委员会会议上，国务院代表狄龙就告诉总统说：“国务院所关心的是，这个活动已不再是秘密，整个拉丁美洲都知道，并且在联合国人士中已经讨论过。”⁽²⁸⁾

其实早在1960年8月的时候，5412委员会就开始怀疑中情局的两栖登陆战计划。虽然卡斯特罗也靠几十人的游击队起家，但巴蒂斯塔对政府的控制能力与卡斯特罗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卡斯特罗政府的军事力量和民兵十倍于巴蒂斯塔。而且，苏联和东欧国家还送给了古巴大量援助物资，包括一些较为先进的武器。卡斯特罗还吸取了巴蒂斯塔的教训，加强了海岸巡逻，要想通过空投的办法为游击队提供支援几乎不可能。从战争经验上看，登陆战需要大规模部队和制空权。历史上的登陆战至少需要9个营的兵力，而中情局训练的古巴旅在规模上仅相当于美国的一个步兵营，登陆时还必须拥有强大的压制敌人的火力、绝对的制空权和作为后盾的舰队。中情局不顾这些历史经验，认为卡斯特罗政权不堪一击，他们指示在特拉克斯兵营训练的古巴流亡者只进行常规训练，也不配发重型武器。古巴旅武装人员对这一指示的理解是，他们当开路先锋，美国大兵紧随其后。中情局也鼓励古巴人的这一想法，负责训练的中情局领导人“弗兰克·本德”就告诉古巴流亡者的领导人说，他们将得到美军在“海上、空中甚至水下的掩护”。⁽²⁹⁾

1960年10月，中情局负责行动的部门拟订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主要内容是：派遣60人的渗透小组前往古巴；用飞机和登陆艇把若干个营的攻击力量投送到古巴滩头阵地；攻击规模不少于1500人。在比斯尔和艾伦·杜勒斯先后批准这一行动计划后，中情局通知特拉克斯兵营，将从事游击战的受训人员减至60人，余下人员转向两栖登陆和空投训练。

11月16日，中情局将拟订好的计划上报5412委员会。29日，艾森豪威尔主持召开“冥王星”计划专题会议。总统在会上要求中情局抓住更多的机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但同时要求中情局尽量避免美国公开卷入入侵行动。在会上，有人对入侵规模提出了异议，认为人数太少，应将入侵人数扩大为2000至3000人。杜勒斯辩解说危地马拉的训练基地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受训人员，从而否决了这一提议。尽管如此，中情局还是根据5412委员会的意见对原计划做了进一步修正，增加登陆人数，并为登陆人员配备一些重型武器。修改后的计划准备在12月6日实施，但是由于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失败，计划被迫推迟。12月8日，中情局将修订后的计划提交5412委员会。对于入侵古巴，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有不少高官希望加快行动。国务卿赫脱建议让一支部队对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发动攻击，嫁祸给古巴政府，以此作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

1961年1月2日，古巴要求美国召回部分外交人员，艾森豪威尔决定以断交报复古巴。财政部部长安德森建议艾森豪威尔，与其断交，不如立即采取行动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中情局对加速实施行动方案更是急不可耐，比斯尔不断请求杜勒斯向总统进言，尽早推翻古巴革命政府。但即将离任的艾森豪威尔虽然也急于搞垮卡斯特罗政权，不断催促中情局胆子要大一些，不过考虑到即将离任，另外也不想让美国以公然干涉古巴的形象现世，因此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古巴流亡政府，由流亡政府挑起入侵古巴的重任。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希望直到他下台也没能实现。

在告别白宫之际，艾森豪威尔又举行了一次——也是他任上的最后一次5412委员会会议，研究入侵古巴的行动计划。他在会上问中情局有没有办法把古巴各个流亡团体团结起来。杜勒斯告诉总统，流亡美国的古巴难民分属184个不同团体，每一个团体都要求美国将之作为流亡政府，根本摆不平。⁽³⁰⁾根本问题无法解决，政治上圆滑老到的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行动。他在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即将结束，移交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他不想在发展着的紧急状态下移交政权”。⁽³¹⁾艾森豪威尔入侵古巴的政策遂告一段落。

(1) “The Situation in the Caribbean Through 1960，”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80/1-59，SNIE 60/1-59，29 December 1959，DNSA．

(2) 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第19页。

(3) ［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卷），362页。

(4) 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 Soldier and President，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91，p．583．

(5) FRUS，1958-1960，Vol．10，p．656．

(6) Stephen G．Rabe，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p．125．

(7)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85页。另参见Jules R．Benjami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ba Revoluti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189．

(8)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12．

(9)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59．

(10)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49．

(11) Peter Kornbluh，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8，pp．103-104．

(12) “A Program of Covert Action against the Castro Regime，”FRUS，1958-1960，Vol．6，pp．580-581; 另参见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5．

(13)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 2:30 PM，March 17，1960，”18 March 1960，Office of the Staff Secritary，Subject Ser.，Alphabetical Subster，Box 15，DDEL（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

(14)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06页。

(15)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07页。

(16) ［巴西］克劳迪娅·福丽娅蒂：《卡斯特罗传》，第384页。

(17)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882页。

(18)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49．

(19)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89页。

(20) Piero Gleijeses，“Ships in the Night: The CIA，the White House and the Bay of Pigs，”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27，No．1，1995，pp．9-10．

(21) Piero Gleijeses，“Ships in the Night: The CIA，the White House and the Bay of Pigs，”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27，No．1，1995，p．12．

(22) Alejandro de Quesada，The Bay of Pigs: Cuba，1961，Osprey Publishing，2009，p．14．

(23)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4．

(24) ［巴西］克劳迪娅·福丽娅蒂：《卡斯特罗传》，第385页。

(25) Stephen E．Ambrose，Ike's Spies: Eisenhower and the Espionage Establishment，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9，p．312．

(26)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1979，p．37．

(27)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886页。

(28)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94页。

(29)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886页。

(30)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94页。

(31)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94—395页。

第三章
新总统　旧计划

196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但总统竞选的预热几年前就启动了。虽在参议员工作岗位上没有取得什么骄人成绩，作为亿万富翁约瑟夫·肯尼迪之子的约翰·肯尼迪还是有强烈的参选总统的意愿。约瑟夫·肯尼迪长期混迹于华尔街，1935年时就拥有了1.8亿资产。约翰·肯尼迪是约瑟夫·肯尼迪的政治希望，后者从1958年开始就常与美国的权贵人物保持电话联系，“向他们推荐杰克，为他的儿子做解释，做这些权势人物的工作”。对于不熟悉的重要政治人物，约瑟夫拐弯抹角地找关系。例如，当他听说宾夕法尼亚的州政府官员乔·克拉克是众议员比尔·格林的后台后，就派飞机把克拉克接到纽约，盛情款待。⁽¹⁾经过多方运筹，约翰·肯尼迪终于从民主党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民主党候选人，与共和党政治老油条理查德·尼克松对垒。

一、大选中的古巴议题

在大选中，肯尼迪和尼克松均有明显的优势和劣势。肯尼迪的优势是：有他老爸鼎力相助，年轻有魅力，媒体青睐他；劣势是他信仰罗马天主教，自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认为罗马天主教徒当选不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优势是他有较长时间的从政经验，被提名时他任艾森豪尔政府的副总统，知名度高；不利之处则是他的政治手段不被媒体认可。

竞选期间，盖洛普进行的民调测验显示，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支持率势均力敌。在民主党大会前夕，肯尼迪以52∶48领先尼克松；一周后，尼克松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尼克松又以51∶49领先肯尼迪。第一轮竞选旅行结束后，盖洛普的民调结果显示，两人的支持率为50∶50，打了个平手。到9月中旬，尽管尼克松在竞选放行时被汽车车门撞伤了膝盖，住了两个星期医院，但尼克松仍然获得47％的支持率，领先肯尼迪1个百分点，不过，还有7％的选民没有决定投票对象。⁽²⁾

为在选战中击败尼克松，肯尼迪竞选团队绞尽脑汁，在竞选手段和议题设置方面尽可能利用肯尼迪的优势。肯尼迪演讲才能卓越，形象气质颇佳。为充分利用这一点，肯尼迪竞选团队想到了电视辩论，让他在全国观众面前和尼克松面对面交锋。这一招确实击中了尼克松的要害。当时美国有4000万家庭拥有至少一部电视，占全部家庭的88％。艾森豪威尔建议尼克松不要和肯尼迪在电视上进行竞选辩论，因为他的知名度已经很高，通过在莫斯科的厨房辩论和加拉加斯之行，已经建立了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³⁾但尼克松觉得，如果不敢正面回应肯尼迪的叫板，是怯懦的表现，在政治上会失分。而且他也确实觉得电视辩论可以极大地提高竞选效率。从获得提名起至9月份这段时间，尼克松跑了美国25个州，行程1.5万英里，对200万选民发表了演说，但他发现，“不管你接触的群众有多少或走过的地方有多大，也不过是沧海一粟”。⁽⁴⁾同意进行电视辩论确实是尼克松失策。尼克松的竞选伙伴亨利·卡伯特·洛奇在看完首场电视直播后称：“那个浑蛋刚刚输掉了大选。”⁽⁵⁾

在竞选议题方面，肯尼迪竞选团队死死抓住古巴问题不放。尼克松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失误就等于从侧面打击了尼克松。由于国家安全政策保密性强，内幕情况选民不可能知情，作为副总统，涉及国家安全政策问题，他不能也不敢多谈，因此在竞选时，他建议肯尼迪停止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特别是不要拿古巴问题说事。肯尼迪当然不肯接受尼克松的建议。关于古巴问题的较为详细的情况，肯尼迪是从艾伦·杜勒斯那里知道的。1960年7月31日，艾伦·杜勒斯搭乘中情局的专机到民主党在海恩尼斯港（Hyannis Porter）的竞选总部，专门向他介绍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和面临的安全挑战。他这么做并非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政治投机，因为这种做法始于1944年的罗斯福总统。在当年美国大选时，罗斯福也让情报部门向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参选人托马斯·杜威介绍了政府的一些机密情报，这种做法后来就延续了下来。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到机场把艾伦迎接到竞选总部，肯尼迪与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下交谈。艾伦就当时美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向肯尼迪做了比较全面的汇报，内容涉及柏林危机、老挝问题、刚果问题和古巴革命等，在会谈中他特别强调了卡斯特罗和刚果的卢蒙巴严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需要高度关注。但是，对于中情局正在搞的隐蔽行动，艾伦只字未提，只含含糊糊地说美国政府正在给古巴施加压力。据艾伦后来说：“我没有向参选人介绍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它的后果只有在将来才能显示出来。参选人如果在大选中获胜成了总统，他自然能够对局势有一个完全的控制。如果该项行动不符合他的对外政策取向，他有权取消这个行动。”⁽⁶⁾这就是艾伦圆滑的表现。根据美国的大选经验，参选人肯定会攻击对手的内外政策，抓住对手的小辫子穷追猛打，不用担心要负什么责任。艾伦是玩政治的老手，他当然担心肯尼迪如果知道内情口不择言，泄露了天机，那麻烦可就大了。

肯尼迪与艾伦·杜勒斯
图片来源：https://www.thedailybeast.com/did-cia-director-allen-dulles-order-the-hit-on-jfk.

对于卡斯特罗及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肯尼迪在最初的时候持同情态度。他还曾经把卡斯特罗奉行敌视美国的政策归咎于政府处事不当。1959年卡斯特罗访美遭到冷遇，肯尼迪曾向他的朋友抱怨说：“我不理解为何我们的政府在1959年卡斯特罗光临美国时不善待他，反而将之变成了敌人，由于俄国人给他们提供了资金援助，对他们做了我们不愿做的事，弄得我们心烦意乱。”⁽⁷⁾他在《和平战略》一书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曾“那样长久、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巴蒂斯塔，并在卡斯特罗访问华盛顿时给予他更热情的欢迎，那么，卡斯特罗也许会采取一条比较通情达理的路线”。⁽⁸⁾但是，当肯尼迪意识到古巴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时，当他看到强调卡斯特罗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执政时期上台这一事实能为其带来大量选票时，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变化。他决计要像当年共和党人曾攻击民主党“失去了中国”一样攻击共和党“失去了古巴”。因此，他对尼克松不谈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建议和艾奇逊要他少讲古巴的忠告充耳不闻。尼克松是他的竞选对手，不听取尼克松的建议可以理解，但不听政治老手迪安·艾奇逊的建议则明显是失策。据艾奇逊回忆，他曾劝告肯尼迪“停止谈论古巴问题——我不觉得这样做会有任何意义。他很可能会陷入今后步履艰难的境地”。⁽⁹⁾此时的肯尼迪一心想的是选票和打败尼克松，其他的事就顾不上了。既然古巴问题是抓手，无论如何他也要利用。基于这一点，他在竞选备忘录中提出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几个问题：“他们是否打算利用古巴作为共产主义势力在拉丁美洲扩张的中心？或者作为一个导弹基地，以遏制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基地？”

9月28日，肯尼迪竞选团队授权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发表一项他的竞选声明，内容是“正在流亡的和在古巴大山中的那些为自由而战斗的力量应该得到支持和援助”。⁽¹⁰⁾此后，在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到艾奥瓦州的苏城（Sioux City）的竞选集会上，肯尼迪每当口哨声停下来，就大谈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政权。⁽¹¹⁾当然，他不再谈巴蒂斯塔在古巴主政时的独裁专制，而是大力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吹捧和支持一个在拉丁美洲漫长的历史上罕见的最血腥、最残暴的独裁政权”，而不去帮助巴蒂斯塔发展经济，让卡斯特罗有机可乘。他还指责政府：“在我们听任巴蒂斯塔把我们置于暴政一边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使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相信我们是要站在自由一边的”，“就目前而言，古巴是丢失了……没有任何一种神奇的办法能够使它回来”。⁽¹²⁾他煽动选民说，卡斯特罗已使共产党人到了“离佛罗里达只有八分钟的喷气机航程的地方”。⁽¹³⁾在与尼克松的第四次电视辩论前，肯尼迪把攻击矛头对准了古巴。10月20日下午，即第四次电视辩论前一日，正在纽约沃尔多夫-阿什多里亚酒店套房内做辩论准备的尼克松被刚拿来的报纸大幅标题弄得目瞪口呆。上面写着：“肯尼迪主张美国入侵古巴 号召援助古巴反政府武装。”⁽¹⁴⁾这份报纸称，肯尼迪竞选团队发表了一项声明，嘲笑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太微不足道，也太迟缓，不过是个空洞的姿态而已”，肯尼迪建议美国“加强流亡美国和在古巴境内的反卡斯特罗的非巴蒂斯塔的力量，他们是推翻卡斯特罗的最终希望所在。然而至今为止，这些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几乎没有得到我们政府的帮助”。⁽¹⁵⁾

看到这篇报道后，尼克松大怒，立即让手下人用保密电话给白宫打电话，询问艾伦·杜勒斯是否就古巴问题已向肯尼迪做了通报。白宫给予了肯定回答，这一答复对尼克松是火上浇了一桶油，他认定肯尼迪是“故意危害一项美国外交政策行动计划的安全”。⁽¹⁶⁾尼克松知道，肯尼迪肯定会在第四次电视辩论会上祭出古巴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尼克松的死穴，对于他本人力推的对古巴秘密行动计划，他只字都不能提。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形容当时自己的处境：“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被泄露甚至被间接地提到。因此，在肯尼迪的攻击下，在他提出实行‘战斗’政策的新要求下，我的处境就如同一只手被捆绑在背上的拳击运动员。”⁽¹⁷⁾出于反共需要的考虑，尼克松决计不仅不赞同肯尼迪干涉古巴的倡议，还要对之进行大力批驳。他在电视辩论上说：“我认为，肯尼迪参议员提出的关于对付卡斯特罗政权的政策和建议，或许是他在这次竞选过程中所提出的最危险、最不负责任的建议。……假如我们按照这个建议做下去……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有的拉丁美洲朋友，我们或许还会在联合国受到谴责，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将是一次公开的邀请……来插手拉丁美洲并使我们卷入一场内战，而且甚至可能比这更糟糕。”⁽¹⁸⁾尼克松的立场虽然得到了了解内情的决策层的赞扬，但对他的选情是沉重一击。他深知普通选民不了解条约义务之类的政治细节，倾向于认为“卡斯特罗是一大威胁”，“因而他们自然就拥护想对此有所作为——做些积极的富有戏剧性的和强有力的事情——的候选人，而决不愿意支持一位持有‘像政治家那样的’和‘墨守法规’观点的候选人”。⁽¹⁹⁾

电视辩论后，肯尼迪在古巴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软化。促使肯尼迪立场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美国的自由派对肯尼迪的强硬立场感到不安，对之提出了尖锐批评；二是他也考虑到假如他当选总统，会如艾奇逊所警告的那样，掉进自己挖下的对付尼克松的陷阱里。所以，就在第四次电视辩论结束两天后，肯尼迪又公布了他的古巴新政策：“我从来没有主张过，而且现在仍不主张违反我们的条约义务去干涉古巴。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通信手段，以及美国政府的道德力量，让古巴的自由力量知道我们站在他们的一边。”⁽²⁰⁾由于这个声明只是通过报纸传播的，受众面小得多，因此影响也小得多，在美国选民的心目中，肯尼迪在古巴问题上是位斗士，是捍卫美国安全和促进古巴自由的斗士，这很符合普通美国人的胃口。

从竞选人的声望看，肯尼迪和尼克松的选战可谓是龙争虎斗；从竞选议题方面看，普通美国人非常关心近在咫尺的古巴革命。因此，这次大选吸引了大量选民参加投票，投票人数达到68832812人，比1956年大选多了11％。经过苦斗，肯尼迪取得竞选胜利，比尼克松领先112881票，成功入主白宫。

二、总统交接期间的“冥王星”计划

选举获胜的第二天，肯尼迪从海恩尼斯港给刚从欧洲度假回来的艾伦·杜勒斯打电话。他对艾伦·杜勒斯说：“艾伦，我希望在我明年1月20日就职以后，你能留任中央情报主任一职。”艾伦对肯尼迪挽留他的感觉一方面是“非常震惊”，另一方面是“受宠若惊”，毕竟他在大选中投了老上司尼克松一票，他在心里也希望尼克松荣登大宝。他谦虚地跟肯尼迪说：“参议员先生，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中情局有许多后起之秀和出类拔萃之辈……但是，如果你想让我留任，我当然会再干一段时间……然后我想我应该退下来。”⁽²¹⁾

大选结束十天后，肯尼迪再度召见艾伦·杜勒斯，地点选在他老爸的一处在佛罗里达的濒海庄园——棕榈滩。11月18日上午九点半，杜勒斯和比斯尔带着两个装满地图的文件夹到达肯尼迪的庄园。肯尼迪把他们领到游泳池边的一个桌子旁边，坐下详谈。杜勒斯向他汇报了中情局在全球展开的隐蔽行动，并让比斯尔把手边最紧迫的古巴问题向当选总统做汇报。比斯尔是首次在正式场合向肯尼迪做汇报。他在大选当中投了肯尼迪的票，对肯尼迪的当选甚感欣慰。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肯尼迪的当选“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但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无论如何，“我想，在我们生活极端危机态势下，肯尼迪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比共和党人有活力得多……我猜，在生活和工作方面，华盛顿将成为一个更加有趣和充满活力的地方”。⁽²²⁾比斯尔把地图铺到游泳池边的桌子上，向总统汇报“冥王星”计划的起源和演变。他告诉肯尼迪，最初的设想是对古巴革命政权采取小规模准军事行动，但是后来考虑到小规模准军事行动实现不了在古巴激起叛乱的目的，现在改为采取入侵古巴的形式。他对总统说：“我们并没有要求你做出最终决定。你就职后，你可以取消这个计划，也可以让它继续下去。”据巴恩斯说，肯尼迪要他们“适当地干下去。”⁽²³⁾实际上，肯尼迪此时已无法撤销中情局干涉古巴的计划，因为他在大选时已做了承诺，不能出尔反尔。

12月6日，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北大厅与候任总统肯尼迪举行了见面会。这不能算是一次愉快的见面。在艾森豪威尔眼里，肯尼迪是靠他老爹爬上总统宝座的，他此前的参政经历乏善可陈。另外，他对尼克松选举失利也耿耿于怀。他在大选后对一位助手说：“包括我的军事生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这更大的失败伤害。”⁽²⁴⁾而在肯尼迪眼里，艾森豪威尔是一个老古董，自命不凡，不务正业。在私下里，肯尼迪用“那个老浑蛋”指代艾森豪威尔。见面后，艾森豪威尔向肯尼迪介绍了美国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关于古巴，艾森豪威尔把一份《古巴与拉丁美洲备忘录》交给了肯尼迪，告诉他美国正在竭尽全力帮助反对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武装，这支武装正在危地马拉进行训练。因为已经从艾伦·杜勒斯那里知道了古巴问题的细节，肯尼迪对于艾森豪威尔浮光掠影的介绍不以为意。在他的忧患清单中，古巴问题排在老挝问题之后，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肯尼迪也没有把古巴问题列入其中。事实上，在肯尼迪心里，他还幻想着和古巴和解。为此，他向竞选时的党内对手艾德莱·史蒂文森的外交政策顾问约翰·沙伦问过他的这一想法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在竞选获胜后的一段时间里，肯尼迪不再大谈自己竞选时的古巴政策，而是拒绝发表“任何意见”。⁽²⁵⁾

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见候任总统肯尼迪
图片来源：https://www.warhistoryonline.com/instant-articles/trinidad-eisenhower-cia-bay-of-pigs.html.

不过让美国始料未及的是，古巴问题越来越紧急。如上一章所述，1961年1月2日，卡斯特罗命令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所有人员在48小时内离境。次日早晨，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举行高层会议，除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部长参加外，他还让参联会主席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和中情局的艾伦·杜勒斯、理查德·比斯尔和特雷西·巴恩斯列席会议。在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疾言厉色地称，美国“不应再忍受被卡斯特罗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在会上，总统和他的几位下属讨论了利用某种人为的突发事件入侵古巴的可能性，比如伪造古巴政府对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等。艾森豪威尔等人的意图说明，对古巴怀有深刻敌意的并非只有中情局一家，不仅如此，中情局的方案比其他部门领导人所讨论的方案还要谨慎一点。当然，讨论得出的最后结果是，正在准备中的中情局行动方案更加靠谱，要求中情局增加在危地马拉的培训员额。会议结束后，美国国务院通知古巴中断两国外交关系。为应对古巴急剧发展的对美国的敌对政策，霍金斯给埃斯特莱恩提供了一份供部门内部阅读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虽没有提及登陆地点，但提出了具体登陆方案：

登陆计划设想，以大约750人的全部由古巴人组成的两栖/空降部队在古巴土地上占领一小块地方。在D-1日拂晓，在正式登陆前，先用战术空军力量进行轰炸。用空中力量进行轰炸的主要目的是摧毁或瘫痪古巴所有对登陆部队构成威胁的军用飞机和海上舰只……

登陆部队的主要目标是在古巴土地上生存下来并保持完整。入侵部队并不试图尽早冲出所占领的地方，发动进一步的攻击行动，除非或直到普遍发生反卡斯特罗的起义或美国军队采取公开的干涉行动……⁽²⁶⁾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份备忘录包含了两个重要设想：第一，古巴旅的职能不是入侵古巴或持续向古巴内陆推进，而是登上古巴陆地并守住滩头阵地；第二，备忘录设想，如果古巴旅能固守住阵地，古巴国内就有可能发生反卡斯特罗的大“起义”，美国随之进行公开的军事干预，从而推翻卡斯特罗的统治。此外，霍金斯在备忘录里还强调了制空权的重要性。“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在没有战术空军进行轰炸或提供支援的情况下，或仅有最低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两栖/空降行动是否能开展？不言而喻的是，在两栖行动中，在目标区域的制空权与制海权是绝对必要的。在我们的两栖运输船快速进入滩头阵地前，必须肃清或瘫痪能够阻挡我们登陆的古巴空军和海上舰只。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遭到惨败。”⁽²⁷⁾

一周后，中情局给参联会发来一份行动简报。在此之前，参联会虽然知道中情局正在对古巴准备开展隐蔽行动，但并没有参与其中。不过，参联会中的一些将军还是很关心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其中关注计划进展的怀特将军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卡斯特罗拥有3.2万正规武装力量、9000名警察和20万民兵，其对古巴社会的控制不断增强，隐蔽行动成功的希望不大，要想成功，“必须从古巴之外对卡斯特罗政权发动决定性的干涉行动”。⁽²⁸⁾收到中情局简报后，参联会让大卫·格雷（David W．Gray）将军出任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联席会议代表。格雷本人是典型美国的高级军官，长着一副斗牛犬脸，举止咄咄逼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负责规划过两栖登陆作战，后又伞降到黎巴嫩，战后在西点军校当过一段时间副教授。此时，格雷是参联会联合辅助行动处（Joint Subsidiary Activities Division）的领导人，该处的任务主要是就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务保持参联会与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部门的沟通与协调，格雷把这个处称为“垃圾部门”。经过努力，格雷搞出了一份文件（JCSM-44-61），提出了对付古巴的六种方案：（1）对古巴发动经济战；（2）封锁古巴；（3）用游击队进行渗透；（4）美国公开支持古巴的游击队展开活动；（5）对古巴发动空袭和海上打击但不入侵古巴；（6）全面入侵古巴。报告的结论是，前三种方案对古巴卡斯特罗政府影响甚微。

三、肯尼迪接手“冥王星”计划

肯尼迪在他职业生涯中，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过军，当过海军的低级军官，但是总体而言，他的军事经验明显不足，更缺少处理危机的经验。不过，肯尼迪笃信美国二战时的一句宣传口号：“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取得胜利，我们必将取得胜利。”⁽²⁹⁾现在当上了总统，如果能彻底铲除古巴的共产主义“毒瘤”，他将永载美国史册。不过，有着极大荣誉感野心的肯尼迪却又害怕承担失败的风险，所以，他对中情局入侵古巴的方案还是十分谨慎的。当然，肯尼迪的一些助手也劝他在古巴问题上一定要小心。比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就给肯尼迪呈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干涉古巴“将是你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主动行动。弄不好你就会把全世界对新政府正在兴起的超乎寻常的好感一笔勾销。新政府就将在亿万人的心目中留下令人憎恶的形象”。⁽³⁰⁾

新总统就职后，杜勒斯和比斯尔急于向肯尼迪推销他们数月来精心炮制的计划。一方面，他们作为计划的制订者，方案的执行与他们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如果新政府取消了入侵计划，他们将面临无法收拾的狼狈局面。肯尼迪就职典礼两天后，即1月22日，两人就向新政府的要员们——肯尼迪的兄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等人——汇报入侵古巴的计划。杜勒斯汇报的要点主要有：（1）中情局已经训练了700至800名古巴流亡分子；（2）登陆方案为，古巴旅在登陆后守住滩头阵地，美国承认古巴临时政府，应临时政府要求公开援助古巴反政府力量；（3）入侵的窗口期正在关闭，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卡斯特罗在“加勒比海国家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³¹⁾腊斯克站在国务院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认为如果美国干涉古巴，“美国就有可能要面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严重动荡”。⁽³²⁾格雷在会上代表参联会简要汇报了参联会对入侵古巴方案的看法。格雷的汇报引起与会人员的一片骚动，因为他们听到参联会建议美国部队必须介入入侵活动，这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坚决反对的。此外，参联会主席莱姆尼策则要求与会人员考虑一下美国在这次行动中是只进行最低限度的卷入，还是全力介入。但是与会者对他提出的问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六天后，肯尼迪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评估中情局的入侵计划。腊斯克带着他的副手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代表国务院与会，麦克纳马拉则带着副手保罗·尼采（Paul Nitze）和威廉·邦迪代表国防部与会，参联会主席莱姆尼策将军也参加了会议。中情局的与会人员是局长艾伦·杜勒斯和比斯尔。艾伦·杜勒斯向总统和其他与会人员汇报称，当时的古巴基本态势是：（1）卡斯特罗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加；（2）古巴民众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反对同时大幅增加。比斯尔在会上代表中情局介绍入侵方案。在介绍完方案后，他敦促总统和与会的其他人员尽快批准和实施行动方案，中情局计划3月1日付诸行动，当然现在是不可能了，但他希望方案实施越早越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么小的一支部队能取得有价值的目标吗？”莱姆尼策附和了麦克纳马拉的疑问，认为应该再搞一个替代方案。⁽³³⁾对于肯尼迪等人的担忧，杜勒斯和比斯尔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严实了。在会上，美国军方代表因中情局的方案仅让军方提供咨询，因此对中情局牢骚满腹。据当时的与会者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肯尼迪对中情局保证的反应是“审慎而有所保留的”。⁽³⁴⁾他问艾伦·杜勒斯入侵古巴的胜算如何。杜勒斯信心满满的话虽让他将信将疑，但他还是指示中情局把入侵古巴的准备工作按计划继续推进下去，不过他同时还指示国务院在外交上采取行动，争取美洲国家组织一起孤立古巴。除此以外，由于肯尼迪自己对军事问题不熟悉，他命令国防部对中央情报局的军事计划再次进行严格审定。

对于海外干涉，军方向来态度积极。就在中情局紧锣密鼓地修订完善入侵方案时，参联会给国防部长呈交了一份表明自己立场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认为，除非美国对古巴采取干涉行动，否则古巴将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这对西半球的安全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届时古巴将成为“共产党国家向动荡的、危机四伏的拉美国家输出革命的基地”。基于这一立场，备忘录建议“尽快推翻卡斯特罗政府”。⁽³⁵⁾2月1日，参联会命令格雷组成一个跨军种的委员会，进一步研究中情局的入侵方案。考虑到古巴问题的敏感性和保密需要，委员会规模很小，仅有五人，其余四人来自美军的三个军种：一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过国会荣誉勋章的陆军上校，一名精通后勤问题的海军陆战队上校，一名曾飞过B-26战机的空军上校和一名曾在古巴服过役的陆军情报专家。

委员会组成后，委员们前往中情局调研。他们原以为中情局会提供大堆文件供他们查阅，不料接待他们的是六位穿着便衣的中情局工作人员，用的还是假名。这些人倒是和气，但除了一幅光溜溜的古巴地图，他们连一张纸也没带！格雷虽然向中情局多次提出要求，但他们仅得到一份口述的纲要。那天下午，委员们围着会议桌，奋笔疾记。回到五角大楼后，这些人立即整理笔记，用双倍行距把记录的内容打印出来。然后他们马上投入研究，因为时间紧迫，他们被告知，雨季即将来临，苏联人在帮助古巴人训练米格飞机驾驶员，可供登陆的风平浪静的日子也不多了。

这份从中情局拿到的方案是该局在1960年11月拟制的，计划在古巴南部小城特立尼达登陆，据说此地反对卡斯特罗的情绪很浓重，后来这份计划以“特立尼达方案”（Trinidad Plan）名扬天下。方案的主要内容是：（1）在登陆的前一天先对古巴进行空袭，瘫痪古巴的空军、巡逻舰只、通信中心、坦克和炮兵；（2）在登陆日的黎明时分，古巴旅对古巴执行空中和海上袭击，在特立尼达附近的海滩立住脚；（3）固守住滩头阵地，并以此吸引志愿反对卡斯特罗的人参加作战；（4）如果滩头阵地失守，登陆人员转移至山区从事游击作战。⁽³⁶⁾中情局的人告诉委员会，古巴旅的人都是“干部”，每个排的指挥官都可以领导一个连，每个连的指挥官也可以率领一个营。中情局乐观地告诉他们：得到当地志愿反抗卡斯特罗的人支持后，古巴旅四天之内在规模上可以翻一倍；空降兵的任务是炸掉通向内陆的深谷上的桥梁；在埃斯坎布雷山附近，美国已准备好帮助建立游击部队。

特立尼达方案
图片来源：http://www.combatreform.org/airbornebayofpigs.htm.

经过研究，格雷领导的委员会认为，如果取得完全的制空权，古巴旅可以支撑四天时间，但这意味着古巴政府没有飞机可用。另外，委员会认为，登陆成功与否取决于古巴人发动的“起义”，但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说明古巴人会随之发动叛乱。通过研究，格雷对登陆的成功概率很悲观。他的老朋友厄尔·惠勒将军私下里问他能否成功时，格雷的回答是：“他认为成功的概率是30％。”⁽³⁷⁾但是，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并没有把这一估计写进去。1961年2月3日，参联会给麦克纳马拉提交了评估报告。这份编号为JCSM-57-61的《中情局准军事行动计划的军事评估——古巴》文件认为，特立尼达方案“不需要美国进行公开干预”，因为埃斯坎布雷山把特立尼达和哈瓦那分隔开来，卡斯特罗的大军部署在哈瓦那，镇压登陆人员需要四天的动员时间。这份文件在暧昧不清方面堪称奇文。文件一方面认为“取得初期军事胜利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同时又指出，“最终胜利取决于政治因素，比如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或大量的后续部队投入”。在未指出如何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文件就以哲学家的口吻得出结论称：“该计划取得最终胜利的概率是相当高的，并且即便达不成预期的全面结果，但也有助于最终推翻卡斯特罗政权。”⁽³⁸⁾麦克纳马拉刚出任国防部长时间不长，他本人没有多少军事知识，又高度信任参联会的权威性，就批准了这份报告。

为稳妥起见，参联会在2月25—26日派遣三名校级军官到危地马拉的训练基地和尼加拉瓜的空军基地实地考察。约翰·怀特（John R．Wright）上校负责地面行动评估，他对古巴旅印象深刻，认为这支部队相当棒。而负责评估后勤问题的R.B.华尔（R．B．Wall）对古巴旅的后勤准备评价不太高，要求尽早派遣经验丰富的指导人员前来帮忙。负责评估空中支援问题的B.W.塔尔沃特（B．W．Tarwater）中校对古巴旅的评价更悲观，认为发动空中突袭的成功概率仅有15％。古巴只需要一架飞机就能击沉部分或所有入侵舰队。因此，塔尔沃特建议要郑重考虑取消两栖登陆行动，以空降部队取代之。⁽³⁹⁾参联会总体上认可了上述评估结果，但反对塔尔沃特以空降代替两栖登陆的意见。参联会的主旨思想是，开始的袭击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最终胜利要看古巴国内反卡斯特罗力量被动员起来的程度。基于这一考虑，参联会敦促麦克纳马拉支持他们的观点，即立即派遣后勤专家到危地马拉的训练营地指导和训练后勤工作，推进古巴国内反卡斯特罗力量的动员工作，以启动入侵的最后准备工作。⁽⁴⁰⁾

四、由特立尼达方案到猪湾方案

3月11日，肯尼迪在白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审议特立尼达方案。除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及比斯尔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格雷将军和塔尔沃特中校。艾伦·杜勒斯吁请肯尼迪赶快做出决定。艾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危地马拉不断敦促中情局撤出在危地马拉的古巴旅。早在几个月前，危地马拉总统伊迪戈拉斯在中情局危地马拉站的负责人戴维斯即将回华盛顿复命时，在总统府宴请了他，总统告诉戴维斯，他有一个很苦恼的问题：那些古巴受训人员擅离职守的事不断发生，到雷塔卢莱乌基地附近去嫖娼。尽管危地马拉政府已经增加了巡逻警力，也设置了隔离带，但情况并未好转，现在差不多已到了失控的地步，有些古巴人还试图跑到墨西哥去。危地马拉的军队不能老围着他们转，而且还不知道他们向这些被他们嫖过的妓女泄露了多少秘密。伊迪戈拉斯总统还说，雨季很快就会到来，4月以后马德雷山区将是一片汪洋，无法进行训练了，届时那些接受训练的古巴人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待下去了。回到美国后，戴维斯向比斯尔和特雷西·巴恩斯做了汇报。此外，掌管3万雇员、每年花费10亿美元纳税人血汗钱的这一庞大机构的杜勒斯也需要成绩，以证明中情局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U-2飞机事件后更是如此。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杜勒斯发现肯尼迪在入侵古巴问题上畏首畏尾，生怕他放弃在古巴的冒险，这将沉重打击中情局的声誉，也会打击支持入侵的古巴人，他们会把美国视为假朋友，当作纸老虎。杜勒斯告诉肯尼迪，卡斯特罗政府正在向苏联东欧集团谋求军事援助，耽搁一个月，甚至耽搁一两个星期，局势都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如果行动时间拖到四月底，古巴将拥有125辆坦克、500门大炮和1000挺重机枪，另外还会装备1000门防空火炮。据中情局的情报，古巴正在向苏联寻求41架米格战斗机的援助，并且已派飞行员前往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培训。如果在4月上旬或中旬展开行动，“古巴准军事武装很有机会推翻卡斯特罗，或者导致一场破坏性内战，而并不需要美国致力于公开与古巴作对的行动”。但是，如果要是拖到6月份的话，美国就得出动海军陆战队了。⁽⁴¹⁾

杜勒斯提出的上述尽早实施入侵行动的理由显然打动了肯尼迪。尽管肯尼迪在当选之时有过与卡斯特罗“重归于好”的念头，但是他在大选时煽起的反古巴舆情此时已让他作茧自缚。如果他放弃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就开始准备的入侵行动，他就会被指责为没有好好执行美国在西半球抵御共产主义的计划，就会看上去像个“卡斯特罗的绥靖者”。⁽⁴²⁾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肯尼迪在理念上也确实无法容忍卡斯特罗日渐接近苏联。他认为卡斯特罗政府“似乎丝毫不尊重古巴革命所允诺的、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独立自治所期盼的民主自由，而且卡斯特罗立志要让那些国家并入共产主义的轨道”。⁽⁴³⁾所以，肯尼迪对古政策的天平倾向于采取干预行动，搞垮卡斯特罗，问题是以何种形式搞垮卡斯特罗。考虑到古巴业已和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对古巴采取赤裸裸的军事干涉，必将遭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强烈反对，至少苏联会拿美国的干预大做文章。此外，肯尼迪还担心，美国派兵干预会让拉丁美洲国家不快，将干预行动视为帝国主义行为，这些国家的左翼力量还极有可能发起反美示威游行，为苏联干预拉美政治和向拉美渗透提供借口。所以，肯尼迪的设想是美国不公开参与入侵行动，让古巴人自己干。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罗伯特·丹尼森海军上将与肯尼迪交谈提起入侵古巴时，丹尼森问：“我有可能卷入一场伞降行动吗？”肯尼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不。如果有什么问题，流亡者将在登陆后潜入古巴内地的城镇，美国军队不会公开卷入。”⁽⁴⁴⁾所以，基于以上考虑，肯尼迪基本接受了杜勒斯的游说，同意实施入侵古巴的计划。不过，他认为特立尼达方案太张扬，“考虑到国际形势，他不能批准一项如此公开地让我们卷进去的计划。他指示制订一项美国的援助不那么明显的计划”。⁽⁴⁵⁾他给出的指导性意见是：（1）最好是在夜里“悄悄地登陆”；（2）登陆地点要选在遭遇抵抗可能性最小的地区；（3）在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援时，飞机应从古巴的基地起飞，换句话说，古巴旅占领的区域应有至少一个机场。⁽⁴⁶⁾会后，邦迪根据肯尼迪的上述指示，起草了《国家安全行动第31号备忘录》，要求中情局尽快制订一份新的行动方案，并加快组建强有力的流亡人员的政治组织。

根据总统的指示，中情局加班加点修改登陆计划，并力促流亡人员的各派领袖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

3月14日早上，中情局交给参联会古巴问题工作小组五份替代方案。是日深夜，工作小组完成了每个方案的评估工作，形成三个替代方案评估报告：

替代方案一：该方案仍是特立尼达方案，但变更为夜间登陆，并剥离了空降部队袭击和空中打击。参联会认为，取得初期胜利的机会“相当”大。不过，由于缺少空中支援，夜里补给相当困难，而白天会受到卡斯特罗军队空中打击的危险预示“取得最终胜利的机会不大”。

替代方案二：该方案选择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的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傍晚时分，空降人员登陆古巴。古巴旅的主体人员在夜间登船，天亮前离港；次日，飞机开始从占领的简易机场起飞。该方案缺点很多。卡斯特罗的部队离登陆地点太近；简易机场明显不足；后勤补给困难；入侵地点远离哈瓦那，削弱了入侵对古巴人的心理影响。总而言之，该方案缺点多于优点。

替代方案三：该方案选择在沼泽遍地的萨帕塔半岛的猪湾登陆，此地在特立尼达西部80英里处。两个连在夜间登陆，另外四个在拂晓时分登陆。在天快亮时，几架B-26在占领的简易机场着陆并立即开展行动。该方案的优点是：可能有两处机场可用；由于距离较远且不容易进入，迟滞了卡斯特罗政府的反应时间和难度；这一地点没有卡斯特罗的部队部署；易于发动突然袭击；接近哈瓦那。这一方案的缺点是：后续补给必须从古巴以外的地方提供；从滩头撤退的出口被封死了；能够从当地居民中得到的支援有限。不过，入侵部队选择猪湾作为登陆地点，登陆成功率高，假如基本物资补给充分的话，登陆部队可以靠自己维持好几个星期。⁽⁴⁷⁾

3月15日上午，委员会把评估报告递交给参联会，并对之做了20分钟的简要汇报。⁽⁴⁸⁾在上述诸方案中，参联会较赞成第三个方案，认为该方案“最可行且最有可能达成行动目标”。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参联会并没有在达成目标的可能性方面与原来的特立尼达方案进行比较。⁽⁴⁹⁾参联会将方案提交给了麦克纳马拉，这位缺少军事经验的新任国防部长误以为参联会赞成猪湾登陆方案。⁽⁵⁰⁾不幸的是，麦克纳马拉又误导了肯尼迪，肯尼迪对参联会的军事经验和权威持高度信任态度。同一天晚些时候，比斯尔向肯尼迪简要汇报了猪湾方案。但是肯尼迪不太喜欢在黎明时分登陆，而是想让军舰在拂晓之前清空登陆水域，只有这样才能使行动看上去像一次游击队式的行动。由于参联会的评估强调了舰只要在破晓前出发，中情局的方案与参联会的行动想必仅存在细微差别。

中情局根据总统的指示，在3月16日拿出了一份修订了的方案。肯尼迪召集麦克纳马拉、海军上将伯克和格雷开会，商讨修订后的方案。肯尼迪在会上问伯克如何看该行动方案的成功概率。伯克说大概是50％。肯尼迪又问如果古巴旅的人被困在滩头并被大股歼灭会发生什么情况。伯克回答说：“可以断定这些人将死无葬身之地，因为那里已无路可走。”⁽⁵¹⁾会上讨论的结论是，猪湾登陆方案的成功要靠古巴发生大起义，否则必败无疑。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允许中情局继续准备实施入侵计划，不过他也告诉艾伦·杜勒斯，他保留在登陆前24小时取消登陆的权力。⁽⁵²⁾

对于登陆地点的改变，戴维·M.舒普（David M．Shoup）将军表示反对。舒普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在二战中功勋卓著，并因此获得过国会勋章。战争结束后，他又在古巴待过多年。他向中情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地点如此不佳的地方涉水上岸，我们怎么能成功登陆呢？我们的宣传家们怎么能说服古巴人在猪湾这样一个地方参加游击大队呢？”⁽⁵³⁾诚如舒普所言，猪湾确实不适合选作登陆地点，它的周围是萨帕塔沼泽，登陆人员无法展开。此外，猪湾离山区很远，如果登陆失败，他们也没有可能迂回100多公里向山区渗透，而只能在海滩上等死。换句话说，猪湾是典型的“死地”。舒普的这一观点确有先见之明。艾伦·杜勒斯后来将改变登陆地点视为登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选定较好的登陆地点是在特立尼达，后来被改变了，而最高领导层却没有充分认识到，改变登陆地点就极大地削弱游击队的活动余地，因为游击队远离最佳游击区——埃斯坎布雷地区，而且由于一次较平静的登陆，也就减少造成叛乱或向登陆地点投诚的可能机会。事实上，这次入侵应该成为一次加以大力宣传的登陆活动，使古巴人民……能够清楚地知道情况的进展。”⁽⁵⁴⁾

猪湾与特立尼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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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流亡人员统一的政治组织方面，中情局进展缓慢。进展不快的原因有二：一是中情局在迈阿密的组织者德罗勒——他的化名是弗兰克·本德（Frank Bender）——的无知与自大。德罗勒是二战前到美国的德裔难民，后加入陆军从事情报工作。此人仅会几句西班牙语，对美洲事务不甚了解。由于掌握中情局支持流亡分子的财政大权，举目无亲的古巴流亡分子只能仰他鼻息，这使他养成了颐指气使的习惯，喜欢到处吹嘘“反革命就装在他随身带来带去的支票簿子里”。⁽⁵⁵⁾因其作风霸道，鲜有几个古巴派别的领导人亲近他。二是，古巴流亡分子内部派别林立，利益差别巨大。古巴的流亡人员到美国后，三两个人凑在一起就组成一个“联盟”或“运动”，然后伸手向中情局要钱。流亡人员出自古巴各个阶层，政治主张相去甚远。在巴蒂斯塔政府中干过的人要求推翻卡斯特罗革命政府，复辟旧制度；而退出卡斯特罗政府的流亡者则坚决反对上述人员的主张，他们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诉求是“拯救革命”。1960年6月，在中情局的协调之下，五个主要流亡派别成立了一个名叫“民主革命阵线”的委员会，五名委员中三人代表巴蒂斯塔执政前的古巴，另外两人在革命政府中任过职，分别是胡斯托·卡里略和曼努埃尔·阿尔廷梅，前者在革命政府中任过工农业开发银行行长之职，后者在古巴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中工作过。中情局对这五名委员里的阿尔廷梅最满意，因为此人在古巴空军服过役，拥有军事经验，而且性格也较为温顺，中情局将之发展为流亡分子开展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的联络人。1960年11月，曼努埃尔·拉伊逃出古巴流亡到美国，他在流亡人员中政治影响力巨大，建立了“人民革命运动”。拉伊主张用地下运动的方式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这给中情局和保守的流亡分子出了一个大难题。本德要他带着“人民革命运动”加入“民主革命阵线”，遭到拉伊的拒绝。有意思的是，本德压拉伊不成，又倒转立场，压“民主革命阵线”和拉伊达成合作协议。但“民主革命阵线”无法见容于拉伊的激进立场，也坚持不愿和“没有卡斯特罗的卡斯特罗主义”合作。虽然本德不断施压，但效果有限，合作迟迟无法达成。为加快落实肯尼迪的指示，中情局在1961年3月18日下令两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推举出一位临时总统。“民主革命阵线”最终不得不屈服，提出了一个列有六位总统候选人的名单。对于“民主革命阵线”的屈服，拉伊也不满意，因为他并不认可以入侵的方式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当然，在中情局的压力之下，拉伊也妥协了。妥协的结果是，巴罗纳和拉伊分别代表“民主革命阵线”和“人民革命运动”签署协议，授权米罗·卡多纳组成“古巴革命委员会”。协议照顾了拉伊的主张，优先考虑古巴内部的反抗运动，同时规定，凡“在罪恶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中担任过招致民愤的要职”的人，一律不得加入在古巴国外组织的任何武装力量。⁽⁵⁶⁾委员会组成后，本德要求卡多纳提名阿尔廷梅担任古巴旅司令，虽然拉伊、巴罗纳和卡里略都表示反对，但卡多纳还是坚持提名阿尔廷梅，米罗的解释是：这是美国要求这么干的。

五、猪湾登陆计划正式通过

不过，中情局的登陆计划远没有这些军官所认为的那样乐观，还是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

中情局国家评估委员会（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主席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和比斯尔是相识数十年的老友。在古巴内政发展方面，他与比斯尔的观点就相左。比斯尔手下的情报人员认为，古巴国内支持卡斯特罗的人不足三成，这些支持者还包括黑人，他们永远追随强人，但却从不会去战斗。但肯特却认为，“卡斯特罗在古巴国内的地位很可能是越来越稳固，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虚弱”。1961年3月10日，肯特给艾伦·杜勒斯发去一份名为《古巴时间在我们一边吗？》的备忘录，重申了上述观点。他在备忘录中建议艾伦不要过多地寄希望于古巴国内的抵抗力量：“卡斯特罗政权曾经受到的压倒性的支持在近几个月大大萎缩，而到处发生的游击抵抗、消极怠工和经济混乱折磨着卡斯特罗政权，（据说）这都是事实。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上述形势发展显示出对政府造成严重威胁的任何迹象。目前，卡斯特罗政府对古巴人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大到了简直无法对付的程度。”⁽⁵⁷⁾但艾伦·杜勒斯和比斯尔不为所动，他们对行动的成功充满信心，并且极力游说肯尼迪批准他们的入侵方案。

在国务院方面，主管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曼对中情局的入侵计划持怀疑态度。曼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干涉”是否合法。为此，他专门问了国务院的法律咨询部门如何定义“干涉”。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份备忘录，主旨是“反对入侵古巴”，其提出的理由为“入侵将破坏美国的条约义务”。⁽⁵⁸⁾此外，与中情局只考虑如何入侵和守住据点不同，托马斯·曼在备忘录里还考虑了如何处理入侵时发生的意外事件和古巴的局势发展：“我总结的提议如下：……要获得最终胜利，一切取决于政治因素，比如说，必须有人数庞大的起义军，或者会揭竿而起的潜在反叛者。只要古巴境内爆发大规模起义，卡斯特罗哪怕动用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也无法镇压，但在短期内，古巴不可能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起义。”⁽⁵⁹⁾

肯尼迪身边的军事顾问戴维·M.舒普和幕僚小阿瑟·施莱辛格对登陆方案也抱有深深的疑虑，并且都向他表达过这一意见。舒普在一次讨论入侵古巴问题的会议上向肯尼迪和其他与会人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诸位有谁知道古巴究竟有多大吗？”问完后，他把一张古巴的透明地图放在美国地图上。肯尼迪和其他与会人员伸长了脖子看舒普展示的地图，他们惊讶地发现古巴岛竟然比美国的长岛大多了。看完这张图后，舒普又把另外一幅带红点的透明图放在古巴地图上面。“那是什么？”与会人员问舒普。“那是塔拉瓦岛的面积。先生们，”舒普回答，“为了夺取这个小岛，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出动了一万八千名海军陆战队的兵力。”⁽⁶⁰⁾舒普的言下之意是中情局仅靠一小支队伍登陆古巴岛的计划根本行不通。肯尼迪和其他参会人员可能是因为看到卡斯特罗凭借几百人的队伍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或古巴根本不可与二战时期的美国敌人相比，并没有把舒普的观点放在心上。

小阿瑟·施莱辛格是肯尼迪身边较为坚定地反对入侵古巴计划的人。施莱辛格在进入白宫之初就注意到比斯尔和上文提到的托马斯·曼观点的不同，他倾向于赞同后者的观点。1961年2月18日，作为幕僚的施莱辛格把比斯尔和托马斯·曼呈交给总统的备忘录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为提醒总统，施莱辛格也给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

正如您看到的，古巴问题很棘手。比斯尔和曼都是班子成员，但他们却针锋相对。我觉得您应该倾向于曼的观点，所以我把比斯尔的文件放在上面。

我认为美国只有一线希望，即尽早承认一个反对派政权，尽管这样的承认有些站不住脚。我觉得，如果一个流亡政府能够迅速浮出水面，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就可以并且应当支持曼的观点——承认这个政府。（我们还可以对卡斯特罗实行全面贸易禁运，您也可以发表一篇措辞强硬、有理有据的演讲，向民众揭露卡斯特罗的暴行，庄严地宣布他的政权不再是追求自由的政权。）随后，我们就可以让比斯尔三个月按兵不动，甚至可以再扩大一下军队人数。最后，等军队终于挺进古巴时，内战的规模就会更大一些。⁽⁶¹⁾

3月29日，肯尼迪邀请曾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之职的迪安·艾奇逊造访白宫，主要用意是征询一下这位政治老手对入侵古巴方案的看法。是日上午，总统和艾奇逊出席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到白宫玫瑰园的长椅上休息。这时只有他们两人单独相处，肯尼迪对艾奇逊说：“我想和您谈一些其他的事。”“您对这份古巴入侵计划有所了解吗？”艾奇逊以很惊奇的口吻回答：“入侵古巴的方案？我过去确实不知道有这个玩意儿。”于是肯尼迪向艾奇逊详细地介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制订的入侵古巴计划。他希望从艾奇逊那儿得到一点赞许，因为民主党里面很少有人像艾奇逊那样对共产主义“扩张”抱有严重的警惕态度。但是，艾奇逊听完肯尼迪的介绍后却以反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这个方案的怀疑：“你是当真的？”肯尼迪对艾奇逊的发问支支吾吾，回答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当真还是仅仅……”⁽⁶²⁾两人在白宫玫瑰园的长凳上落座后，肯尼迪告诉艾奇逊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份入侵方案。”艾奇逊问肯尼迪古巴政府能够集结多少兵力对付入侵行动，肯尼迪回答说25000人。听到肯尼迪的这一回答，艾奇逊冲口而出：“好啦，不需要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去计算25000古巴人是否干得过1500位古巴流亡者。”⁽⁶³⁾

考虑到艾奇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政治人物，肯尼迪对他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当天下午，肯尼迪再度召集他的下属和顾问开会，讨论入侵古巴的计划。与通常的会议参加人员的安排不同，除艾伦·杜勒斯、比斯尔、麦克纳马拉、莱姆尼策、邦迪兄弟等与会外，因国务卿腊斯克到东南亚出差，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参加了会议，这是他首次参与入侵古巴计划的决策过程。鲍尔斯和比斯尔是好友，都喜好帆船运动。鲍尔斯还经常借比斯尔的帆船——“海上女巫”号（Sea Witch）——沿海岸线航行。鲍尔斯非常欣赏比斯尔的才干，一直想把他挖到国务院去，比斯尔也一度动心。肯尼迪知道这件事后，打电话给鲍尔斯，要他不要再打比斯尔的主意了，他想让比斯尔在1961年7月1日接替艾伦·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长。

会议期间，比斯尔向肯尼迪和其他与会人员展示了一些在古巴上空拍摄的侦察照片，汇报了相关情况。听了比斯尔的汇报后，反对入侵古巴的鲍尔斯不禁悲从中来，心情沮丧。肯尼迪关心的是卡斯特罗对中情局搞的入侵计划知道多少，卡斯特罗有没有说过猜到美国会搞入侵行动之类的话。对于肯尼迪关心的上述问题，比斯尔斩钉截铁地予以否认。肯尼迪又问：“行动时真的有必要进行空袭吗？”比斯尔老老实实地回答，参加行动的人员确实需要空中支援。⁽⁶⁴⁾下午五点半，会议结束，肯尼迪指示4月4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古巴问题。

开完会后，鲍尔斯在震惊与沮丧中返回国务院办公室。据他后来说，就因为制定了这个计划，“艾森豪威尔或肯尼迪政府早就应把艾伦·杜勒斯赶出政府”。⁽⁶⁵⁾为了阻止计划的执行，鲍尔斯急忙给他的上司腊斯克写了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白宫将在4月4日（星期二）举行会议，决定在古巴的冒险行动。在您不在期间，我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了入侵古巴的计划，但我发现这份计划令人极度不安。3月31日，腊斯克刚从东南亚出差返回华盛顿，鲍尔斯就把这份写好的备忘录亲自交给了他，并催促腊斯克尽快阅读这份备忘录。⁽⁶⁶⁾他还告诉腊斯克，“要是在会上立场坚定，你就能推翻入侵古巴的计划；要是你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我想去拜会总统”。⁽⁶⁷⁾但后来发生的事表明，腊斯克对鲍尔斯的建议并没有当回事。他没有把这份备忘录呈交给肯尼迪翻阅，而是“把这份备忘录归档了事”，更没有安排鲍尔斯去见肯尼迪。⁽⁶⁸⁾他告诉鲍尔斯，入侵古巴的计划只是一种游击战式的渗透行动，不会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

也许即便腊斯克安排鲍尔斯去见总统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在肯尼迪心目中，鲍尔斯是个原则性很强但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者，而且鲍尔斯的这份字斟句酌的备忘录充斥着道德上的高调，这是肯尼迪最讨厌的。其实，早在鲍尔斯把备忘录交给腊斯克的前一天，肯尼迪就收到了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的一份备忘录。

富布赖特当时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影响力巨大。二人会面的起因是在几天前，肯尼迪与包括富布赖特在内的部分议员茶叙时，富布赖特提到他要到佛罗里达度周末，恰好肯尼迪也要到佛罗里达棕榈滩，就邀请富布赖特同他一起搭乘“空军一号”飞机前往佛罗里达。在此之前，富布赖特通过情报简报了解了一些入侵古巴的准备工作和计划内容，他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表达自己反对意见的机会，就接受了肯尼迪的邀请。为此，他在拉美问题专家帕特·霍尔特（Pat Holt）的协助下精心准备了一份四千字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与鲍尔斯备忘录的区别是，后者是从美国外交原则的角度谈论入侵古巴问题，而这份备忘录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入侵问题，认为“即便入侵成功，也会对美国的声誉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拉美国家会把这次行动视为美国帝国主义行为的典型案例。这份备忘录的结论是，尽管古巴革命的成功有损美国的威望，并为苏联在拉丁美洲立足提供了一个基地，但总体而言，“卡斯特罗政权只是癣疥之疾，而非心腹大患（The Castro Regime is a thorn in the flesh; but it is not a dagger in the heart）”。⁽⁶⁹⁾

3月30日上午，富布赖特登上“空军一号”，一番寒暄后把备忘录交给了肯尼迪，要他读一读。当天上午11点20分，“空军一号”在西棕榈滩机场着陆，肯尼迪也读完了备忘录。富布赖特问肯尼迪有何感想，肯尼迪的回答含含糊糊。下了飞机后，两人都各自度假去了。在棕榈滩度假期间，肯尼迪找了四个人陪他打高尔夫球，其中一人是厄尔·史密斯，即前文提到的巴蒂斯塔时期美国驻古巴的大使，此人当时是佛罗里达的富商，坚决反对卡斯特罗主导古巴政治。在肯尼迪度假期间，他多次拜访肯尼迪，至于他和肯尼迪说了什么，因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无法求证。此外，腊斯克和肯尼迪的军事顾问也在此期间会晤过肯尼迪，肯定谈及入侵古巴的计划。可以肯定的是，肯尼迪在度假期间和一些人的接触坚定了他推动行动的决心。就如麦乔治·邦迪所描述的那样，“他在那下定了决心，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让回来后说，‘我们将推进入侵古巴的计划’”。⁽⁷⁰⁾

4月4日，肯尼迪打电话给富布赖特，邀请他搭机返回华盛顿。在西棕榈滩机场，肯尼迪并未和他谈及备忘录的事情，只是在飞机快降落时，他才告诉富布赖特白宫将“开会讨论您给我的备忘录所涉及的主题”，并邀请富布赖特参与讨论。下午四点半，“空军一号”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肯尼迪和富布赖特登上“海军一号”直升机前往华盛顿。晚上六时许，讨论入侵古巴行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正式开始，肯尼迪让富布赖特坐在他的右手位置。在会上，比斯尔自信地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中情局落实方案时遇到的麻烦及其对方案所做的调整。其他与会人员不时插话，问比斯尔一些问题。有人问：“要是无法建立滩头阵地怎么办？”比斯尔自信地回答：“这不太可能，而且我们有应急方案。”他指着古巴地图说：“要是古巴旅不能在这里立足，他们将转移到这里的山区，并且我们能通过游击队提供空中支援。那可能是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了。”又有人问：“我们怎么知道古巴民众会支持叛军？”比斯尔答道：“我们有国家情报评估支持，不是吗？”参会的富布赖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入侵古巴的计划已经推进到了何种地步。就在他正陷入沉思时，肯尼迪让他讲讲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任何准备时间，但他还是讲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如果人们信仰美国的人类价值，并且这种信仰得到了广泛支持，那就没有必要担心来自那些狂妄之辈的竞争。”⁽⁷¹⁾但可惜的是，与会的人对富布赖特的话充耳不闻。当肯尼迪问他们如何看中情局的这份计划时，麦克纳马拉、麦乔治·邦迪等人都投了赞成票。此时，时间已到八点一刻，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当与会人员收拾文件时，估计此时已疲倦至极的肯尼迪说了句：“我们可以好好地睡个觉了。”中情局筹备已久的计划获得批准。

做事比较谨慎的肯尼迪下定决心采纳中情局的入侵方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政治的逻辑在推动肯尼迪做决策。在竞选时，他不顾艾奇逊的劝告，抓住古巴问题不放，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丢掉了古巴。当选总统后，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这份遗产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如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后来所说的那样：“如果他不继续往前走，所有人都会说他胆小如鼠……正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人培养了肯尼迪身边的人，而且这个计划本来就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提出的；艾森豪威尔的幕僚都觉得这个计划会成功——我们又怎能放弃。”⁽⁷²⁾邦迪后来也说：“如果退缩了，共和党人肯定会说，‘我们本来都准备好击垮卡斯特罗，但现在这个胆小鬼，这些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却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⁷³⁾

其次，中情局和肯尼迪的一些军事顾问给肯尼迪留下必胜无疑的印象。肯尼迪征询杜勒斯胜算时，杜勒斯信心满满地告诉他，中情局在1954年6月曾用这种方法推翻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克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⁷⁴⁾为保险起见，肯尼迪又把一位获得过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进行调查。这位上校回来后给肯尼迪上了一份报告。报告对古巴旅的士气和战斗力给出了相当夸张的评价：“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报告还认为，古巴旅怀有必胜的信心，“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他们的信心之所以那么足，是因为古巴旅的人告诉他：“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对于古巴旅的上述观念，这位上校在报告中告诉肯尼迪：“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⁷⁵⁾这份海军陆战队上校的报告大大坚定了肯尼迪批准入侵方案的决心。

第三，对于中情局的入侵方案，虽然不乏反对者，但这些反对者要么在政府之外，要么反对的态度不够坚决。如前文所述，艾奇逊和富布赖特虽然明确反对入侵计划，但他们并不在政府体制内，发挥的作用有限。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国最高的也是最权威的军事行动咨询机构，但参联会对中情局的方案态度首鼠两端，说话支支吾吾。如前文所述，参联会研究中情局方案后提交给国防部长的报告明显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文件一方面称入侵的胜利只有具备了某种条件后才能成功，另一方面又称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成功。小施莱辛格调侃这一结论说：“人们无法知道这种矛盾是出于分析时的轻率，还是出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信念。”⁽⁷⁶⁾国务院主管美国的对外战略，但国务卿腊斯克缺少主见。当初肯尼迪挑选他的时候，考虑的是“腊斯克将是一种幕后的忠实官员，更喜欢辅佐，而不是试图挑头”，“有关我们对外政策的重大决定必须由总统单独做出”。⁽⁷⁷⁾关于入侵计划，鲍尔斯曾对腊斯克直陈自己的意见：“对古巴行动计划最熟悉的那些人认为按照目前所计划的这个冒险能够成功的不到三分之一。因此，它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动。如果失败了，卡斯特罗的威望和力量将大大加强……我了解这次行动计划是经过好几个月制订的。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很多人在感情上都盼望它能成功。然而，我们不应该单单因为卷了进去欲罢不能，就去进行这场冒险。”他建议腊斯克私下里把这一观点“报告总统”。⁽⁷⁸⁾但结果让鲍尔斯很失望，腊斯克根本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只是随声附和。最搞笑的是托马斯·曼，在4月4日进行方案表决时，他也举起了手，说：“既然在座各位都支持行动，也算上我一个吧。这么做是因为，不想给大家留下我总是和总统唱反调的印象。”⁽⁷⁹⁾

第四，肯尼迪受 “安置问题”的困扰。“安置问题”是艾伦·杜勒斯游说肯尼迪的撒手锏之一。杜勒斯提请肯尼迪注意，“如果不得不把这些人弄出危地马拉”，“千万别忘了我们会有一堆麻烦事要处理，我们将不得不把他们转移到美国，并且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在全国各地乱跑，把他们一直在干的事告诉每一个人”。⁽⁸⁰⁾他还告诉总统，遣散他们的后果更糟，这些人有可能让拉美地区的人觉得美国认怂了，这会大大刺激苏联人在西半球放手一搏，也会让部分拉美人拥抱共产主义制度。杜勒斯直率地提出，总统要是“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⁸¹⁾对于正在接受训练的古巴流亡者，肯尼迪的想法是：“如果我们非摆脱这八百人不可的话，那么把他们扔到古巴总比把他们留在美国要好得多，尤其那正是他们所要去的地方。”⁽⁸²⁾在古巴旅方面，有一件让肯尼迪很感动的事，就是古巴革命委员会里五个委员中有三个委员的儿子参加了古巴旅，这体现了古巴流亡领导人反卡斯特罗的坚定意志和对胜利的信心。这也促使他决定：“如果这些古巴人在绝对了解美国在军事上将不给予直接支持的情况下愿意试试的话，他愿意帮助他们进行这项工作。如果这次远征成功了，推翻卡斯特罗将会大大加强本半球的民主力量；倘若他取消了这次远征，那么一种由于他的优柔寡断而保存了卡斯特罗政权的悔恨心情，就将永远缠绕着他。”⁽⁸³⁾

第五，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国对古巴革命反应激烈，一个重要原因是古巴不仅在西半球，而且在美国眼皮底下。美国把古巴革命臆想成苏联向西半球扩张的结果，反对卡斯特罗的革命就是对抗共产主义扩张，这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使命。还有一点，肯尼迪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那就更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145公里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了。

(1)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上卷），曹建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77页。

(2)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899—901页。

(3)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上卷），第343页。

(4)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01页。

(5)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上卷），第343页。

(6)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96页。

(7)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90．

(8)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97页。

(9)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上卷），第348页。

(10) ［美］尼克松：《六次危机》，第496页。

(11)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90．

(12)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397页。

(13)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03页。

(14)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92．

(15)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92．

(16) ［美］尼克松：《六次危机》，第498页。

(17) ［美］尼克松：《六次危机》，第494页。

(18) ［美］尼克松：《六次危机》，第499页。

(19) ［美］尼克松：《六次危机》，第501页。

(20) ［美］尼克松：《六次危机》，第501页。

(21)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99．

(22)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100．

(23)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400页。

(24)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104．

(25)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下卷），第75页。

(26)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106．

(27)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107．

(28) Walter S．Poole，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61-1964，Vol．8，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CS，Washington，DC，2011，p．108．

(29)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上卷），第97页。

(30)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66页。

(31) FRUS，1961-1963，Vol．10，pp．46-52．

(32) FRUS，1961-1963，Vol．10，p．53．

(33) FRUS，1961-1963，Vol．10，pp．61-64．

(34)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64页。

(35) FRUS，1961-1963，Vol．10，pp．57-58．

(36) CM-261-61 to JCS，6 Jul 61，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以下简称“CJCS”）Special File．

(37)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89．

(38)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90．

(39) Walter S．Poole，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61-1964，Vol．8，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CS，Washington，DC，2011，p．110．

(40) JCSM-146-61 to SecDef，10 Mar 61，JCS 2304/21，JMF 925/310（3 Feb 61）；FRUS: 1961-1963，Vol．10，pp．119-134．

(41)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下卷），第78页。

(42)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下卷），第77页。

(43)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下卷），第78页。

(44)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403页。

(45)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下卷），第78页。

(46)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下卷），第78页；另参见FRUS，1961—1963，Vol．10，p．143。

(47) Walter S．Poole，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61-1964，Vol．8，pp．111-112．

(48) DJSM-549-61 to JCS，8 May 61，p．2，JMF 9123（24 Mar 61）; CM-235-61 to General Taylor，7 Jun 61，p．2，CJCS 091 Cuba．

(49) JCSM-166-61 to SecDef，15 Mar 61，JCS 2304/23，JMF 925/310（3 Feb 61）；FRUS，1961-1963，Vol．10，pp．149-156．

(50) FRUS，1961-1963，Vol．10，p．440．

(51) Walter S．Poole，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61-1964，Vol．8，p．112．

(52) FRUS，1961-1963，Vol．10，pp．159-160．

(53)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404页。

(54) ［美］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潘世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38页。

(55)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1981年，第155页。

(56)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70页。

(57)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p．93-99．

(58)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74．

(59)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孙成昊、赵亦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5页。

(60) 参见［美］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第431页。

(61)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第104页。

(62)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下），第81页。

(63)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 Profile of Power，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1993，p．77．

(64)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148．

(65)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148．

(66)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76—177页。

(67)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150．

(68)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76—177页。

(69) Howard Jones，The Bay of Pig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5．

(70)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p．151-156．

(71)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157．

(72) Piero Gleijeses，“Ships in the Night: The CIA，the White House，and the Bay of Pigs，”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22，No．2，1995，p．22．

(73)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第106页。

(74)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14页。

(75)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15页。

(76)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64页。

(77) ［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下卷），第23页。

(78)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406页。

(79)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第107页。

(80)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100．

(81)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14页。

(82)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83页。

(83)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83页。

第四章
生死六十八小时

4月4日行动方案确定后，中情局开始着手推进入侵行动计划的实施。在中情局看来，胜利的大门已经打开，古巴将重新回归“自由世界”。古巴旅的成员也情绪高涨，纷纷摩拳擦掌，对旗开得胜坚信不疑。4月10日，古巴旅武装从危地马拉乘汽车抵达尼加拉瓜，再从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出发前往古巴。4月13日，流亡者开始上船。他们分乘两艘登陆艇和五条商船，朝古巴进发。但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不是翘首企盼的胜利，而是一场无情的大灾难。

一、对古巴发动计划中的首轮空袭

掌握制空权是成功登陆的关键。对于取得制空权，中情局信心百倍，他们从来就没有正眼瞧过古巴空军。换句更准确的话说，在他们眼里，古巴就没有空军，或者说古巴空军的战斗力“几乎等于零”。根据中情局的情报，古巴空军机型老旧，总共才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机和4架T-33型喷气式教练机。根据拟制的行动计划，古巴旅将对古巴岛实施两轮轰炸，第一轮轰炸在登陆的前两天展开，主要轰炸目标是古巴的机场。首轮轰炸完成后，用U-2飞机对轰炸结果进行侦察，经评估后再实施第二轮轰炸。

不过，对于空袭，美国政府部门间存在严重分歧。国务院认为，由于入侵者在古巴没有建立简易机场，如果发动空袭行动，外界肯定能看出来是美国干的，这就使空袭行动与美国躲在幕后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基于这一理由，国务院不同意在入侵前对古巴搞空袭行动。但是，美国国防部的军事专家坚持认为，登陆前必须对古巴发动空袭行动，瘫痪其空军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争论的结果是军方意见占了上风，不过考虑到国务院的意见，中情局计划让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假装成是古巴投诚过来的人，用以混淆国际视听。中情局的这个构想其实是掩耳盗铃，古巴政府的空军规模不大，很快就会查清是不是变节人员搞的轰炸，但中情局的策划人员却认为，这个秘密可以保守到古巴旅登上滩头，这样就可以按计划开展第二轮空袭。

4月13日，一批美国专家抵达尼加拉瓜卡贝萨斯的欢乐谷（Happy Valley）空军基地。B-26中队的机组人员得到命令，他们将执行轰炸任务。这些机组人员坐在一张25英尺长的桌子旁盯着一张巨幅古巴地图。来的美国人告诉他们，登陆行动的头件事是对古巴进行空袭，摧毁卡斯特罗政府的三个军事基地：位于哈瓦那市中心西部的自由城（Campo Libertad）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戒备森严，离卡斯特罗的指挥部不远；位于洛斯·巴诺斯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空军基地，此基地在哈瓦那南部郊区；位于古巴圣地亚哥的安东尼奥·马塞奥（Antonio Maceo）机场。袭击任务分别由“美洲狮”飞行小队（Puma Flight）、“琳达”飞行小队（Linda Flight）和“大猩猩”飞行小队（Gorilla Flight）执行。

“大猩猩”飞行小队由两架飞机组成，第一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古斯塔夫·彭泽亚（Gustavo Ponzoa），领航员是拉斐尔·加西亚·普霍尔（Rafael Garcia Pujol）；第二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贡萨洛·埃雷拉（Gonzalo Herrera），领航员是安吉尔·洛佩兹（Angel Lopez）。⁽¹⁾彭泽亚是一位流亡到美国的古巴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从来没有执行过战斗任务。中情局分配给他的任务是轰炸位于哈瓦那东南距该城450英里远的圣地亚哥安东尼奥·马塞奥国际机场。接到这个任务，彭泽亚非常高兴，因为在古巴航空公司的十二年里，他每周都要飞到那个机场，对之简直了如指掌。执行任务前，他用放大镜反反复复观察U-2飞机拍摄的目标机场的照片。照片清楚地显示机场里停放着两架T-33教练机和3架B-26飞机。他对图片上跑道四周壕沟内的炮台位置进行了仔细研究。此外，他还特别关注地下油库的出油口，这是他要轰炸的优先目标。派去共同执行任务的化名为“乔治”的中校告诉他，执行任务时只轰炸地面上停靠的飞机和出油龙头，其他目标概勿轰炸。彭泽亚看到机场附近还有德士古炼油厂，只要两枚导弹就可干掉它。他建议“乔治”轰炸这一目标，但乔治不同意：“那不是我们计划攻击的目标，你按命令做就行了，任何不按命令行事都会受到军法审判。”⁽²⁾

计划中的空中行动路线
图片来源：http://www.airforcemag.com/MagazineArchive/Magazine％20Documents/2017/July％202017/0717_Correll_Pigs.pdf.

15日2点28分，彭泽亚驾驶的轰炸机从欢乐谷基地起飞，奔袭安东尼奥·马塞奥国际机场。机上挂载了38000磅的武器和弹药，如果飞机有一个引擎失灵的话，最多只能挂载35000磅，因此说还是有一点风险的。他计划环绕圣地亚哥飞行，从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上空越过后从东面逼近机场。彭泽亚等人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前去轰炸安东尼奥·马塞奥机场的时候，中情局还准备让尼诺·迪亚兹（Nino Díaz）在关塔那摩东部三十英里处登陆，用以牵制卡斯特罗的注意力。不过，这一计划由于风高浪急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取消登陆行动对“大猩猩”飞行小队来说是件好事，不然卡斯特罗政府肯定会把大量高射炮调集过来。在离圣地亚哥20英里处的地方，彭泽亚等人发现了一艘白色的古巴巡逻船，这艘船也发现了他们，并向岸上发出遭到入侵的信号。为防止遭到古巴地面火力打击，“大猩猩”飞行小队压低飞行高度，在海平面20—30英尺的空域飞行，径直朝前飞攻击目标。⁽³⁾早上5点45分许，就是在快飞临机场上空时，他看见一架编号为“172”的古巴DC-3飞机正在加油，他一阵狂喜，在距离目标还有几分钟时把飞行高度降低到500英尺，以躲避雷达，然后进一步降到200英尺，掠过水面，埃雷拉驾驶的飞机紧随其后。飞到目标上空后，操纵1号机的彭泽亚向圣地亚哥机场油库的斜坡扔下了两枚500磅的炸弹。2号机则朝机场的防空炮火掩体进行扫射。第一波攻击完成后，两架飞机转向并相互交换位置，由2号机实施攻击，1号机负责掩护。当两架飞机退出轰炸航道时，古巴士兵才从惊慌中回过神来，开始用23毫米和37毫米高射炮还击。这时，两架飞机已掉转机头飞回来，对目标发动第三次轰炸，但由于硝烟弥漫，看不清目标。这时，古巴军队的飞行员正在迅速登上未被击毁的飞机，准备起飞。于是彭泽亚用机上挂载的导弹和机枪攻击机场上停靠的飞机。1号机挂载的炸弹投完后，彭泽亚发现跑道上停靠的1架DC-3和1架C-47运输机起火。炸弹用完后，两架飞机冒着枪林弹雨第四次飞临目标上空，用机枪进行俯冲扫射，2号机击中了停靠在跑道上的几架飞机，1号机击中了古巴空军的1架B-26C型飞机，燃起大火。这时，古巴飞机已经设法升空了，并开始追击古巴旅的两架飞机。这对机组人员来说是极其危险的。B-26虽然轰炸性能优异，但它飞行速度慢，在空中格斗中显得非常笨重。另外，2号机数次被古巴防空部队击中，机头的舱门被削去了一半。⁽⁴⁾6点5分左右，彭泽亚和埃雷拉加足马力飞向公海，打道回府。虽然两架飞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不过还是成功地返回了欢乐谷基地。在欢乐谷基地，多斯特将军正在吉普车里等着他们。

就在“大猩猩”飞行小队返航时，“琳达”飞行小队的三架飞机抵达圣安东尼奥空军基地机场。机场塔台的操作人员听到了古巴旅飞机飞近基地机场的声音。不多久，三架飞机开始对机场进行狂轰滥炸。经过几轮轰炸后，机组返回欢乐谷基地。

与前两个机队相比，“美洲狮”飞行小队就没那么幸运了。4月15日拂晓，卡斯特罗正在哈瓦那郊区国家军事指挥部的两层别墅里指导工作，此地离自由城机场约1.5英里。此时，他看到两架超低空飞行的B-26飞机。卡斯特罗问参谋人员：“这三架是什么飞机？”但参谋人员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在他们凝视时，这三架飞机朝附近的自由城机场俯冲过去，扔下了几枚炸弹。这个机场的防空炮火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是一种四管火炮，低空飞行的“美洲狮”飞行小队恰在它的射程之内。“美洲狮”飞行小队的一号机被防空火炮击中，越过佛罗里达海峡紧急着陆到基韦斯特（Key West）附近的机场。二号机被古巴革命军击中，掉转机头飞向公海，返回欢乐谷基地。三号机在第二次飞回机场实施轰炸时被机场北部一组火炮击中，飞机燃起熊熊大火，一头栽进大海里，飞机驾驶员丹尼尔·费尔南德斯-孟（Daniel Fernández-Mon）和领航员加斯通·佩雷斯（Gaston Pérez）葬身鱼腹，成为入侵行动的第一批死难者。“美洲狮”飞行小队发起的这次空袭尽管有报告称损坏了古巴一架T-33A教练机，但该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早在空袭前的几个月古巴革命政府已将空军的战机移出该机场了。换句话说，这次空袭完全是浪费资源。⁽⁵⁾

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防空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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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轰炸行动伪装成古巴人自己干的，中情局让古巴流亡者中的一名飞行员马里奥·祖尼加（Mario Zuniga）伪装成卡斯特罗政府中叛逃到美国的飞行员。中情局替他编造了一套谎言：他对卡斯特罗不再抱有幻想，几个月来一直密谋逃出古巴，在圣安东尼机场日常飞行巡逻时，他决定返回基地对机场进行扫射，但是在扫射过程中他的飞机被轻型武器击中，由于燃料不足，不得不飞往迈阿密。⁽⁶⁾中情局要他在完成任务后立即“消失”，五年内不得向其他任何人提起此事。祖尼加对指定的这项任务非常不满，提出除非干完此项工作后仍然让他归队，否则他将拒不执行这一任务。经过讨价还价，中情局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按中情局指示，在其他飞行员轰炸完古巴的三个机场后，祖尼加戴上棒球帽，身着白衬衫，穿着绿色的裤子，驾驶一架涂有古巴五角星编号为“933”的B-26飞机飞往迈阿密。经停尼加拉瓜卡贝萨斯港时，中情局的人把这架飞机的一个引擎的盖子取下来，用子弹把金属护板打穿，然后再装上去，让这架飞机看上去受过战火洗礼。到了迈阿密上空后，他根据指示，打开驾驶舱，用手枪不断对飞机的一个引擎进行射击，使之无法运转。飞机降落后，他把中情局教给他的那套骗人的话对记者重说了一遍。当地的美国移民和归化局的官员宣称为防止仍留在古巴的祖尼加家人不受古巴当局报复，拒绝对外透露祖尼加的姓名。

中情局和五角大楼显然低估了古巴空军的战斗能力。由于古巴军队防空部队的及时反击和古巴飞行员奋死拯救机场上停靠的飞机，中情局的高空侦察显示，第一轮空袭仅有限毁伤了5架古巴飞机。

对于美国的入侵行动，卡斯特罗早已严阵以待。据美国中情局在4月初截获的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的电报，该使馆已向苏联当局报告称美国对古巴的入侵行动可能定在4月17日。⁽⁷⁾卡斯特罗本人及其政府要员高度关注来自危地马拉和迈阿密的新闻，特别是美国政府和米罗·卡多纳集团的声明。他本来做好了迎击美军直接入侵的准备，但肯尼迪发表声明排除了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性后，卡斯特罗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流亡古巴人的身上。不过，尽管他知道流亡古巴人的入侵迫在眉睫，但由于缺少核心情报，他不知道入侵的登陆人数和登陆地点。根据卡斯特罗判断，如果入侵者要建立临时政府，就需要占据一块主要的滩头阵地。革命政府必须迅速粉碎入侵者占领一个主要滩头阵地的企图，这需要事先集中兵力于某一有可能作为主要滩头阵地的地点。卡斯特罗估计入侵的流亡者人数可能多达3000至10000人，会在古巴沿海选择多个地方登陆，如果把部队集中于一处，应付多路登陆将会非常困难。他采取的策略是，在每一个可能遭到入侵的地方都建立排级规模的民兵哨所。在敌方入侵的四天前，他冥冥中觉得流亡人员有可能在猪湾登陆，就下令派遣一个营到那里驻守。但是，缺少危机感的古巴国防部门行动迟缓，这个营一直没有到猪湾布防。与国防部门的懒散相比，卡斯特罗是枕戈待旦，他睡的时间很少，而且通常只在白天睡一会儿。卡斯特罗确信，古巴即将遭到入侵。作为革命老手，他知道，15日的空袭拉开了“大举进攻古巴的大幕”。为激发古巴人的抵抗意志，他在空袭中遇难人员的葬礼上对上万民众发表演说，这次袭击“是受到美国支持的”，“因为美国不能原谅古巴在它鼻子底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是卡斯特罗在公共场合第一次把古巴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听众在下面高呼：“对美开战！对美开战！”⁽⁸⁾

被击落的中情局B-26“入侵者”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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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古在联合国的斗争与肯尼迪政府取消计划中的第二轮轰炸

空袭发生后的当天上午，古巴外长劳尔·罗亚要求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10点30分，联合国大会主席爱尔兰人弗雷德里克·博兰（Frederick H．Boland）敲槌示意会议开始。会议一开始，罗亚要求全体与会人员按程序讨论古巴问题：“我想告诉联合国大会这一表达国际良知的最高论坛，今天早上6点30分，美国的飞机……”话还没说完，博兰就打断古巴代表的发言，称罗亚的要求“并非会议程序”，而是“例外要求”。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瓦伦丁·佐林（Valentin Zorin）站起来支持古巴的要求，敦促大会“立即讨论对古巴的入侵问题”。⁽⁹⁾

美国当时的驻联合国大使是艾德莱·史蒂文森。在空袭之前，肯尼迪本想让史蒂文森知道入侵古巴计划的详情，他在内阁议事厅对与会人员说：“艾德莱·史蒂文森的正直和可信，构成我们巨大的国家资产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出现任何可能危害它的事情。”⁽¹⁰⁾4月8日，中情局的特雷西·巴恩斯和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古巴问题向史蒂文森专门做了工作汇报，也是为史蒂文森准备在联合国辩论古巴问题提供情报。据施莱辛格说，他们所做的情况简介可能过于含糊，给了他这样一种印象，即在联合国讨论古巴提案期间不会采取什么行动。⁽¹¹⁾对古巴外长提出的指控，被本国政府蒙在鼓里的史蒂文森以为入侵计划已经推迟。为确保这一点，他又让随行人员哈兰·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打电话给国务院美洲事务司，美洲司的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他们说需要打电话给中情局核实情况。中情局给国务院的答复是：轰炸是卡斯特罗政府叛逃者干的。克利夫兰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了史蒂文森。于是，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大会上言之凿凿地辩称：“据我们所知，这两架飞机是卡斯特罗自己空军的飞机，而据驾驶员说，他们是从卡斯特罗自己的空军机场起飞的。”⁽¹²⁾

为应对古巴的指控，国务院美洲事务司的副司长约瑟夫·西斯科（Joseph Sisco）起草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有四个要点：第一，强调了肯尼迪在4月12日发表的声明，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再重复一遍，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军队都不会干涉古巴”；第二，美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不让任何美国参与针对古巴的任何行动”；第三，美国将会“考虑”叛离古巴政府飞行员的“政治避难要求”；第四，向联合国保证在迈阿密着陆的飞行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专制政权下逃出来的”，并且就我们所知，这架飞机是卡斯特罗政府自己的。⁽¹³⁾对于这份声明，史蒂文森的政治助手迪克·佩德森（Dick Pedersen）要他打电话给腊斯克核实一下。恰在这时，西斯科打电话过来，称所有事情都仔细核实过了，万无一失。他的公使顾问查尔斯·诺叶斯（Charles Noyes）拿来一张停在迈阿密机场跑道上的马里奥·祖尼加驾驶的编号为933的飞机图片。负责信息发布的官员问史蒂文森可不可以向外发布这张照片。诺叶斯说：“必须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才能用。”在打电话征得国务院的允许后，史蒂文森拿着这张照片到联合国大会上展示。他告诉与会的联合国成员国代表：“飞机尾部有卡斯特罗政府的空军的标志，这一点每个人可以自己来看。古巴的五角星和革命政府空军力量（Fuerza Aerea Revolucionaria）的大写字母‘FAR’清晰可见。”罗亚回击称，飞机上的标志可以涂上去，不足为证。他还指称：“美国的雇佣军已经宣布，他们会在晚上10点再次对古巴老百姓实施轰炸。”⁽¹⁴⁾

史蒂文森在联合国会议上展示古巴“叛变”人员驾驶的飞机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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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中情局给祖尼加驾驶的B-26飞机布设的假象很快引起了记者们的疑问。他们注意到祖尼加驾驶的飞机的机枪没有被用过，机枪的盖子是用金属做的，而古巴同类型的飞机机枪盖子是用塑料做的。更有趣的是，古巴真出现了一位叛逃到美国的飞行员，他在前一天驾驶飞机在杰克逊维尔着陆，这让中情局始料不及。于是记者纷纷打电话给国务院，提出了一大堆尖锐的问题。看到纸包不住火了，国务院电告史蒂文森，让他不要纠缠于飞机的细枝末节。史蒂文森意识到，他向全世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自以为正直的史蒂文森怒火中烧，让佩德森给国务院起草了一份“绝密”电文，电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有关古巴在周六遭到轰炸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至少部分轰炸是古巴之外的国家干的，这已铁证如山，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混乱。

2．巴恩斯在纽约时给我留下了明白无误的印象，即在当前联合国辩论期间不会采取会给我们造成政治困境的行动。这次行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为外界所知，将极大改变联合国大会的整个气氛。如果古巴现在能提出任何有关飞机和飞行员来自古巴之外的证据，我们面对的敌对气氛将日益增加。没有人会相信古巴遭到的外部发动的空袭事件与美国无关。

3．我不明白为何在联合国大会辩论前两天搞这样的空袭，为什么不事先知会我并给我准备一些为美国辩护的材料。

4．此类缺少协调的行动存在发生另一次U-2灾难性事件的严重风险。

史蒂文森⁽¹⁵⁾

对史蒂文森的抱怨，腊斯克也懊悔不已。两人通了电话，讨论了轰炸事件，形成了一致看法：在飞机无法从抢占的滩头阵地起飞前，停止对古巴的轰炸，否则会引起美洲国家的强烈反感和国际社会的严重批评。在4月16日中午，史蒂文森又打电话给肯尼迪，坚持要求取消入侵行动。但是，箭已在弦上，不能不发，不过总统决定取消第二次空中打击。也有一种说法是，腊斯克在当天下午向肯尼迪报告了空袭古巴的影响，称如果空中打击与美国联系起来，会严重影响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地位。⁽¹⁶⁾于是肯尼迪不顾军事需要，取消了第二次空袭计划。整个事件的见证者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说法是，4月16日黄昏时分，腊斯克向肯尼迪汇报说计划好的空袭看来只能从尼加拉瓜出动的时候，肯尼迪说：“我没有批准这样干。”⁽¹⁷⁾和腊斯克谈完话后，在没有咨询参联会的情况下，肯尼迪下令取消计划中的第二轮空袭。⁽¹⁸⁾据施莱辛格的观察，下令取消第二轮空袭计划后，肯尼迪开始在室内踱着步，“并不怎么为这个决定感到不快，倒是为计划上的混乱而感到不安”。⁽¹⁹⁾

取消空袭是猪湾事件中的重大决策，对中情局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中情局副局长C.坎贝尔将军深知这一决策后果严重，于是打电话给格雷将军。他在电话里告诉格雷，由于取消了第二轮轰炸，必须为登陆提供空中战斗巡航和预警船只。格雷把坎贝尔的意见转告给参联会主席莱姆尼策将军和惠勒将军，坎贝尔的意见被两人否决。⁽²⁰⁾坎贝尔又找到比斯尔，两人为此专门到腊斯克办公室面陈要害，指出如果没有黎明前的空袭，船队和登陆会受到重大危害。但腊斯克回答说：“这些船只在被卡斯特罗的飞机发现之前，船上的人员就能够在黑暗中上岸；而在登陆之后，B-26轰炸机就能够从岸上的简易机场起飞来保卫滩头阵地。”他告诉两人，他的话已经说完了，如果就此问题还有什么话说，他们可以向总统汇报。⁽²¹⁾但两人没敢这么做，垂头丧气地回到中情局，把命令下达给正在飞机座舱中准备起飞的飞行员。坎贝尔还是有点心有不甘，在4月17日凌晨4点30分叫醒了腊斯克，向他建议把入侵船只退到公海上，让美国的航空母舰为之提供空中掩护，但腊斯克又以美国不参与入侵为由拒绝了坎贝尔的意见，仅同意为登陆提供早期预警。在腊斯克那里碰了壁，他又辗转找到肯尼迪，结果肯尼迪支持腊斯克的意见。无奈之下，参联会在凌晨5点50分给大西洋司令部下达指令，仅授权它为登陆提供预警。⁽²²⁾

肯尼迪取消第二轮空袭是入侵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据比斯尔后来说：

原定计划需要战略轰炸以消灭整个电话系统。这是个微波系统，这样，你可以推倒一些标杆，消灭一些交通线——铁路、桥梁——并进攻哈瓦那以南的大设施，而卡斯特罗的装甲部队就在那里。与此同时，你可以在卡斯特罗的机场上镇压任何飞行活动，镇压他的任何海军活动。在古巴南部卡斯特罗有一艘海军舰艇，我们认为到时候它可以进行捣乱。上述这一切是有可能做到的，如果我们把卡斯特罗的机群全部消灭掉，如果我们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话。同时我们有一支合适的B-26型轰炸机的力量。但至少在我看来，大家都明确认识到：光靠这支力量是不足以从卡斯特罗手中夺取这个岛屿的，还需要依靠其他力量，我们所说的空军战略行动，以造成政权的解体和混乱——这就是危地马拉的范例。我们曾用十八架B-26型轰炸机和机组人员投入作战。预期可以进行三次出击，打击四十个左右目标。

在行动前几天，第二次出击被取消了，这使我们十分被动，我们原定第一次出击时出去十八架飞机，第二次出击时可能出动十五架次。但星期五那天，肯尼迪告诉我，他要求星期天的第一次出击不要全面出动，他要求的是哑炮式的出击。这对我真是个晴天霹雳。我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一点你自己去领会，反正我要求你不要全力出击。”于是计划降到八到九架次。到星期天下午，他又全部取消了第三次出击。就这样，我们原定四十架次左右的出击计划，实际上只完成了八到九架次。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印象，如果我们出动了大体四十架次的出击的话，我们确实早已消灭了卡斯特罗的空军力量。我们本可以利用四大因素取得更大的效果。我认为，这对结局有决定性的影响。⁽²³⁾

如果说比斯尔还有为自己的失败做解脱的话，卡斯特罗的话则有很大的可信性。猪湾登陆后，有记者问卡斯特罗美国为什么会遭到失败，他的回答是：“他们没有空中支援。”⁽²⁴⁾

三、展开登陆行动

在轰炸古巴之前的几天，4月10日，古巴旅的武装分子已开始从危地马拉的基地乘卡车前往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这支武装力量大约有1400人，其中只有135人在军队里干过，其他人在此前是商人、律师、医生、学生、渔民和农民，最大的61岁，最小的还不满16岁，有些人甚至在两三个星期前才拿到枪。但是，这支奇怪的部队士气却非常高昂，誓言要推翻拥有差不多3万正规部队和20万民兵的古巴革命政权。

到卡贝萨斯港后，中情局为把这些人弄到古巴滩头阵地，动用了五艘笨重的运兵船，其中“里奥·埃斯孔迪多”号装有登陆前十天所需要的弹药、汽油、食物、医疗设备等补给品。这五艘船由两艘护卫舰负责航行安全，七艘船统称“加西亚船队”（García's Fleet），以掩人耳目。说实在的，中情局找到的这五条船实在太老旧，都是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产物。船身的漆都掉完了，锈迹斑斑，发动机故障不断发生，底舱恶臭冲天。看到这些船，古巴旅的人暗暗叫苦。有一个懂得一点航海常识的名叫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的迫击炮手被这些破船吓坏了，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武装分子埃尔内多·奥利瓦（Erneido Oliva）后来追忆说，船的起重机和绞盘在使用时没有一个不是嘎嘎作响，锈得不成样子的装卸机在使用时更是轰轰作响。在这些船上，饿着肚子也有好处，因为船上连厕所也没有。拨给古巴旅用来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艇都是没有装甲的小船，只有14英尺长（约4.27米）。船上配备的50毫米机枪放置的位置也不当，使用时很不方便。他们一到船上就觉得，中情局搞这些破船来“完全出乎我们的料想之外”，说明这场行动“是一大骗局”，“这不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²⁵⁾在这些破船中，装运补给物资的“里奥·埃斯孔迪多”号还没出海就遇到了麻烦，它在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前往墨西哥湾时，有一片螺旋桨被一根木头撞上了，完全变了形，航行时只能颠簸前进。

4月13日，古巴旅在卡贝萨斯港进行修整，美国中情局聘请的顾问告诉他们在猪湾地区40英里长的海岸线上夺取三个滩头阵地，他们会把伞兵伞降到内地，控制住横跨沼泽地区的通往岸边的公路。为了安慰这些没有什么作战经验的武装人员，美国顾问说登陆地区附近会有500多名游击队员参加战斗，不仅如此，“你们会强大起来并争取到很多人站在你们一边，以至于你们无须等待我们。你们将长驱直入，把你们的手伸出来，向左直奔哈瓦那”。⁽²⁶⁾

猪湾登陆战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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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黄昏前，古巴旅的武装人员在卡贝萨斯港陆续登上五艘运兵船和两艘护卫舰。尼加拉瓜的独裁者路易斯·索摩查到码头上为他们送行。索摩查本人对古巴革命政权恨之入骨，他对着武装人员咆哮道：“把卡斯特罗的胡子给我拔几根来。”⁽²⁷⁾送行结束后，加西亚船队染着落日红霞蹒跚着开向古巴。据马克西莫·克鲁兹（Máximo Cruz）回忆，当时海面光亮如镜，“你能用手把海里的鱼捞上来”。⁽²⁸⁾在出发之初，尽管饿着肚子的队员们有些紧张，天气也非常闷热，但他们仍然兴致很高，有说有笑。但是，随着船只越来越逼近古巴岛，船上有些人开始感到不安起来。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收听古巴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得知古巴遭到轰炸，但后来没收到古巴遭到进一步轰炸的消息，这让他们大惑不解。

17日凌晨，经过五百多英里的航行，在旗舰“布拉加尔”号（Blagar）的率领下，美国的这支“无敌船队”抵达距古巴南部沿岸40英里处的地方。武装力量的几个领导人聚集在“布拉加尔”号的甲板上最后一次研究登陆计划，并讨论他们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军事领导人佩佩·圣罗曼（Pepe San Román）和“临时政府”代表曼努埃尔·阿尔廷梅在“布拉加尔”号上举行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登陆仪式，把一面古巴旗帜升上桅杆。跟在“布拉加尔”号后面的船上的古巴旅人员则聚在一起唱起古巴国歌，并为登陆祈祷。

猪湾登陆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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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西亚船队离古巴海岸还有约12英里远时停了下来。当时海面上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格雷暗自奇怪，美国接应他们的船呢？就在他疑惑时，他在雷达屏幕上看到一个“巨大”的信号：美国海军的“圣马克斯”号（San Marcos）登陆舰！到近前后，“圣马克斯”号打开设在尾部的门，从里面开出七个小型平底登陆船，上面载有重型装备，包括5辆M-41坦克、24辆卡车、1辆推土机、1辆起重机和9辆牵引车。在登陆艇的引领下，船队继续向北航行，逼近古巴猪湾海岸。直到这个时候，中情局的行动计划向前推进得堪称完美。

猪湾是古巴南部的一个海湾，长约18英里。此地风景异常优美，海水犹如蓝宝石，晶莹透亮，海岸线上坚硬的珊瑚和柔软的白色沙滩交错分布，挺拔的棕榈树、茂密的红树林和柔软的松树点缀其间。越过沿海公路的海湾，内陆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萨帕塔（Zapata）沼泽，面积达1850平方英里，把古巴内陆与大海隔开，沼泽地里蚊虫肆虐、海蟹横行，还偶有鳄鱼作乱，几乎无法穿越。中情局在猪湾及其毗邻地区选定了三个地方作为登陆区域，即蓝滩、红滩和绿滩。蓝滩位于中间，其中位于该滩小镇西面有一个简易机场；红滩在猪湾的左翼，坐落于猪湾的顶部；绿滩位于猪湾的右侧，距吉隆滩仅20英里。从这三个地方发起登陆旨在控制一个长40英里的东西向滩头阵地，北面的萨帕塔沼泽地可以有效阻滞古巴政府军的进攻。如果控制住了长滩（Playa Larga），古巴旅就可以获得向古巴内陆渗透的腹地，从而向哈瓦那推进。为实现这一作战意图，中情局计划在黎明前用两架C-46运输机把30名武装人员空降到红滩，余下的空降武装人员用四架飞机运送至圣布拉斯（San Blas），该地点位于蓝滩10英里处，是两条公路的交汇点。⁽²⁹⁾

三个地点中，位于猪湾入口处东面的吉隆滩（Playa Girón）最为重要，也就是中情局的行动计划制订者所称的蓝滩。这个地方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几乎没有通往城镇的道路，也没有电话与外部世界联系。当地人要么靠捕鱼为生，要么把从沼泽地里砍回的松树烧成木炭，到市场上换钱谋生。不过，并非如中情局所设想的那样，这个地方在古巴是个被人遗忘的地方，恰恰相反，卡斯特罗因经常出海钓鱼，对吉隆滩相当了解，也对其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希望把它建成古巴的旅游胜地，并指示有关部门在吉隆滩加紧建设观光设施。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当局有关方面调来一些工人参加吉隆滩的建设工作。中情局编制行动计划的人认为这块地方比较适合登陆，指令古巴旅第4营和第6营约700人在此地抢滩登陆，并把绝大多数重型装备配置到这个登陆点。古巴旅司令佩佩·圣罗曼把司令部建立在蓝滩上。美国军官格雷斯顿·林奇（Grayston Lynch）负责指挥和协调。格雷斯顿·林奇以“格雷”（Gray）闻名，他身经百战，曾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和朝鲜战争。

第二处登陆地点位于吉隆滩西北部约20英里处的地方，恰好在猪湾的顶部，靠近长滩。中情局称之为红滩，把第2营和第5营部署到这里，约400人，指挥官是古巴旅副司令埃尔内多·奥利瓦。被古巴人称作“短吻鳄”的美国军官威廉·“里普”·罗伯逊（William “Rip” Robertson）充当登陆战军事顾问。

第三处登陆地点位于蓝滩东面20英里处，中情局把第3营部署在这里，仅有200人，主要用于保护登陆部队的侧翼。海滩通往古巴内陆地区的道路有三条，这三条路是由卵石铺成的。如果能扼守住这三条路，古巴陆军人员就无法抵达中情局选定的三处登陆地点。为夺取公路的控制权，中情局命令第1营的空降兵在登陆当天早上在距海滩数英里远的公路上着陆，占领防御阵地。随后，登陆人员用坦克和迫击炮把公路封锁住，即便卡斯特罗能调集大军过来镇压，但如果不能突破这几个咽喉要道，也无法向海滩推进。只要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个登陆计划，就可以发现该计划的成功有赖于彻底摧毁卡斯特罗的空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取消了第二轮空袭，卡斯特罗的空军力量仅遭受轻微损失。

午夜时分，加西亚船队兵分三路向前航行：运送第2营和第5营的“小巴巴拉”号（Barbara J．）、“休斯顿”号（Houston）微微偏向西方航行，朝长滩进发；“布拉加尔”号（Blagar）、“里奥·埃斯孔迪多”号（Río Escondido）、“大西洋”号（Atlántico）和“水虎鱼”号（Caribe）继续向北航行。“里奥·埃斯孔迪多”号在距古巴海岸5英里的地方停下来巡弋，余下三艘又向北航行了约4英里，在距吉隆滩的海岸线2000码的地方停下来，计划从这里发起登陆行动。

首批实施登陆行动的是蛙人小组，由五人组成，“里普”负责指挥，旨在给后续登陆部队开道。这些蛙人身着潜水衣，腰上系着弹药带、机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格雷也加入首批行动中来。“布拉加尔”号上的阿隆索（Alonso）问他：“你要干吗？”格雷说：“和你们一起行动。”阿隆索平静地反对说：“不。你到此为止。不要误解我，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培训，但现在要由我们来干了。”格雷告诉阿隆索，上了岸后就靠古巴旅的武装人员自己了，他会立即返回去。⁽³⁰⁾按照格雷的计划，让登陆人员乘坐一艘长18英尺、160马力的高速双体船前往岸边，双体船后再拖一个18马力的橡皮艇。在到达离岸大约600英尺的地方，再用橡皮艇把登陆艇上的武装人员摆渡上岸。

下水之初，蛙人小组没有遇到卡斯特罗军队的阻击，但却遇到了海底珊瑚的困扰。吉隆滩地处热带，珊瑚礁遍布。对生物学家和游客来说，珊瑚礁美不胜收，但对蛙人来说，却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在行动前研读U-2飞机拍摄的航空照片时，对于海域中的阴影部分，古巴旅的人认为是珊瑚礁，但中情局的分析专家却认为是海藻，未予重视。但事实证明，古巴旅武装人员的观点是正确的。格雷和其余四名古巴旅武装人员在游至距海岸约100码的地方时撞上了珊瑚礁，无法转移到橡皮艇上。如果说珊瑚礁问题已经够糟的了，但它与中情局的侦察结果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事。中情局的人告诉他们，登陆地点人迹罕至，基本属于无人区。但他们浮出水面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登陆地点的东边有个酒店，还有一小群人在酒店外聚会。格雷在1000码外用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有6个人站在建筑物外朝水域方向张望。⁽³¹⁾

格雷当机立断，让橡皮艇改变航向，朝稍微黑暗的海滩开过去，然后涉水登陆。此时，格雷按他的计划就可返回船上了，余下的事由古巴旅武装人员干。但考虑到是临时改变计划，古巴旅武装人员没有几个是职业军人，所以他决定暂时留下来指挥登陆。

就在蛙人登陆过程的紧要关头，又发生了意外。他们设在礁石和海岸中间用于指示登陆地点的一个红色信号灯可能是由于电线的原因闪烁起来。格雷被吓坏了，连忙让一个蛙人坐到信号灯上，把闪光盖住。但为时已晚，古巴军队的一辆军用吉普车沿着和海岸平行的公路疾驰而来，车前灯把登陆地点的红树林和沙滩照得雪亮。看到闪烁的报警灯，这辆吉普紧急刹车，汽车大灯正对着这些蛙人照射。车里坐着两个古巴民兵，他们以为这几个蛙人是当地渔民，于是警告他们，要他们离开珊瑚礁。但格雷听不懂他们的话，端起枪朝这两个人进行扫射，其余四人也拿起冲锋枪和机枪朝吉普车开火。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和轮胎都被子弹打穿了，被打死的两个民兵倒在车里面。这是登陆行动展开后的首轮交火。

枪声大作惊动了海滩上的人，他们立即熄灭了所有的火光，吉隆滩小镇立即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格雷用无线电呼叫佩佩·圣罗曼，要求靠近海岸的“布拉加尔”号提供支援。半个小时后，“布拉加尔”号开始朝前移动，蛙人小组登上滩头并用灯做了标记。格雷也随之登上古巴岛，他是当天登上古巴陆地的两个美国人之一。上岸后，一个蛙人冲到旁边的一片小树林里进行侦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和物品。但这时，“布拉加尔”号上的电台发来消息，说有卡车正向他们所在的位置开来。果然，有三辆卡车开了过来，上面跳出20多个古巴民兵，这些人都是当地居民，靠烧木炭为生。几个月来，他们按照古巴政府的命令，每日枕戈待旦。蛙人小组对古巴民兵进行猛烈射击，这些人快速逃入旁边的树林中。格雷命令离海岸约三四百码的“布拉加尔”号的登陆人员冲向海滩，加入蛙人队伍，用身上配备的50毫米机枪和2挺75毫米无后坐力机枪进行扫射。⁽³²⁾十分钟后，古巴民兵退出海滩。

枪声一停，格雷立即给“布拉加尔”号船发电，要求火力增援和立即展开登陆。要求古巴旅主力竭尽全力登陆：两艘登陆艇载着登陆人员和物资朝陆地冲去。但是，忙中出错，格雷忘了警示后面的登陆人员当心珊瑚礁。全速挺进的登陆艇猛地撞上珊瑚礁，突然停下来。他们试图越过礁石，但登陆艇动也不动。他们原来计划是用登陆艇冲上离岸不远的柔软的沙滩，然后放下登陆艇上的前跳板，步兵们从前跳板上滑进没过脚脖子的水中，向岸上冲锋。但是，现在的情形却是，由于登陆艇被撞坏了，全副武装和背着电台的武装人员只能在距海岸75码的地方从前跳板上跳到齐腰深的水中，小心翼翼地迈过长满尖刺的珊瑚，一点点地挪向海岸。这些流亡的古巴人一到古巴土地，就激动万分，不少人跪在沙滩上，亲吻着沙子。此时，钟表时针指向17日凌晨1点，要是没有珊瑚挡道和岸上古巴民兵的干扰，他们完全可以在黎明前登陆完毕。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4月17日凌晨1点的登陆态势图
图片来源：http://www.combatreform.org/airbornebayofpigs.htm.

这时，电台报话员通知格雷尽快返回船上，有重要消息给他。上船后，有人告诉他中情局迈阿密站转过来华盛顿的一条消息，即最高决策层取消了对古巴的第二轮轰炸。对格雷来说，这一消息犹如五雷击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又有人递给他一张黄色纸条，上面写着：“卡斯特罗还有可用于作战的飞机。预计你们会在黎明时分受到袭击。尽快让所有人员下船，把物资从船上卸下来，并把船开到公海。”⁽³³⁾多年以后，格雷仍能清晰回忆起他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心情——“心猛地往下一沉”。⁽³⁴⁾格雷有着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美德坦克大决战，后又在朝鲜半岛服过役。他在两栖作战中得到的切身体会是：要控制住滩头阵地首先要掌握制空权。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希望，因为他打心底里认为，直到1961年，“美国还没有被打败过一次，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从来没有弃朋友于不顾”。⁽³⁵⁾

由于珊瑚礁的影响，吉隆滩的古巴旅武装人员的登陆进展非常缓慢。登陆艇不能用了，队员们只好弃船下海，从几百米外蹚水蹒跚而行。返回到“布拉加尔”号上的格雷联系上了佩佩·圣罗曼。他向圣罗曼简要汇报了吉隆滩登陆遇到的困难。按原先计划，“布拉加尔”号在完成蓝滩的任务后，还要把第3营的武装人员送到绿滩。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绿滩的登陆行动要在天亮后进行了，他们要在卡斯特罗空中力量的打击下自求多福了。蓝滩登陆也需要“布拉加尔”号的火力支援，船上有11门重型机枪，卡斯特罗的飞机到来后，要是没有这些火力支援，将是灾难性的。格雷建议圣罗曼让第3营改在蓝滩登陆，然后再用卡车把他们送到绿滩。他还建议暂缓把重型装备送上海滩，这一行动可以放在早上7点左右，到时潮水上涨，否则“现在用登陆艇登岸会有不少人淹死或摔断腿”。⁽³⁶⁾圣罗曼对格雷的建议表示赞同，不过这一改动明显与原计划在黎明前登陆相矛盾。但也别无他法，由于珊瑚挡道，他们不得不冒着受卡斯特罗空军轰炸的风险，借助涨潮完成登陆任务。

就在蓝滩登陆受阻于珊瑚时，第2营和第5营展开的红滩（长滩）登陆行动也遇挫。中情局军官“里普”·罗伯逊（“Rip” Robertson）带着3名古巴蛙人从巴巴拉号上下水，到滩头布置登陆警示灯。按理说，红滩登陆计划实现起来远比在蓝滩的行动要容易得多，一是登陆人员少，二是携带的重型装备少，三是红滩沿海的珊瑚不多。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休斯顿号把其装载的小橡皮艇放下来时，由于绞索生锈，产生刺耳的声音。行动队员豪尔赫·西尔韦拉（Jorge Silveira）回忆说：“在哈瓦那都能听到放绞索的声音。”⁽³⁷⁾这已不是秘密行动了，而是似乎有意要把附近的敌人招来。橡皮艇又太轻，遇到海浪很难控制。小艇上装配的75马力的引擎故障重重，有些根本无法发动，有几个在发动时噗噗了几声就熄火了，经过反复调试，8个橡皮艇中终于有2个可以用了。行动从凌晨3点开始时，登陆人员就有点像喝得醉醺醺的芭蕾舞演员，跌跌撞撞朝前闯。

中情局的行动计划成功的一大关键是古巴人民能否发动大“起义”。为此，中情局的情报人员同古巴的地下活动首领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着联系，科尔索是古巴的传奇人物，其代号“弗朗西斯科”在古巴家喻户晓。他告诉中情局，古巴的反卡斯特罗力量已经做好了“起义”准备，古巴旅展开行动时，就用电台告诉他们发动“起义”。但是，在具体执行行动计划时，中情局也面临很大的难题，如果通过天鹅电台提前告诉他们，就等于给古巴政府预警。所以，中情局只能以极其隐秘的方式通过电台通知古巴的地下“起义”人员。在登陆的前一天，大天鹅岛电台向外发布了一份抒情散文式的通知：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着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现。奇科正在家里。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蓝……把通知放在那棵树里。树是绿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达。信是白色的。鱼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³⁸⁾

天鹅电台播出的上述内容不仅无法理解，而且广播频率也出了错。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以及佛罗里达州的电台都收听到了，但是，天鹅电台的目标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却谁也没有收听到。当然，这一点也无关紧要。因为，美国发动的空袭促使古巴政府大力打击反革命分子。卡斯特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嫌疑分子。仅在哈瓦那，就有20多万人被捕，“弗朗西斯科”本人也在被捕行列之中，并在1961年4月17日，即预定的登陆日，以叛国罪的名义被处决。在古巴政府的大力打击之下，地下组织的听众根本没有机会围在电台边收听指令。

当然，古巴发生的这一切，中情局的人并不知道。在古巴旅的武装人员展开登陆行动时，天鹅电台开始向古巴发出明确指令：

把能够控制公路和铁路的战略要地占领下来。所有的飞机都必须停靠在地面。确保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飞机不能飞上天。弄坏卡斯特罗的无线电台。⁽³⁹⁾

当然，这一指令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因为卡斯特罗把反政府分子抓得差不多了，余下人员也不敢生事作乱。

四、滩头激战

美古关系的敌对和美国新闻报道中不时流布出来的进攻古巴的消息牵动着卡斯特罗的神经。4月15日遭到美国中情局搞的轰炸后，卡斯特罗认为轰炸只是美国入侵古巴行动的第一步。这两天，他只稍微盹一会儿。17日凌晨3点15分左右，也就是他刚刚从指挥部回到位于哈瓦那市区第11大街的住宅所不久，他接到美军进攻吉隆滩和长滩的电话。他之所以这么晚才接到电话，是因为猪湾地区通信设施极端落后，离吉隆滩最近的电话开吉普车要用一个小时才能到达。

接到电话后，他立即给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José Ramón Fernández）打电话。费尔南德斯时年37岁，掌管古巴几个军官候补学校的工作。卡斯特罗打电话给他时，他正在位于哈瓦那南部马拿瓜的军校司令部的宿舍里睡觉。警卫人员猛烈敲打他宿舍的门，高喊：“总司令打电话给您！”听到警卫员的这句话，他立即从床上跳起来，穿上裤子。拿过电话，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雇佣军刚刚在吉隆滩登陆。”可能是刚从床上跳起来，他过了一会才明白卡斯特罗的话，就是美国已经开展入侵行动了。卡斯特罗命令道：“迅速动员位于马坦萨斯的士官生营，然后你立即前往奥斯特拉利亚总部。”⁽⁴⁰⁾马坦萨斯（Mantanzas）距哈瓦那60英里，此地军官学校的士官总数约有900名，是古巴军队中的精锐。

接到命令后，费尔南德斯急忙去叫醒他手下的军官。打仗离不开地图。他又命人到地图室拿地图，可是由于钥匙找不到，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把门砸开。他又命令他的司机去给吉普车加满油。卡斯特罗不断打电话来催促：“你为什么还没走！！！”卡斯特罗在电话里怒吼。又过了十分钟，卡斯特罗又打电话来：“你怎么还没走！！！”

卡斯特罗知道，压制敌人登陆的最好办法是在入侵者建立滩头阵地和宣布建立临时政府之前对入侵者进行空袭。于是他命令古巴革命空军在黎明时分起飞投入战争。卡斯特罗的判断非常准确，这个命令对中情局的古巴登陆计划形成致命打击。第一，古巴革命空军投入战斗对古巴旅的物资装卸和人员转送造成毁灭性影响。在接到中情局指挥部迅速卸掉船上物资的指示后，尽管古巴旅尽全力而为，但在古巴政府空军飞抵登陆地点上空时仍有三分之一的重型装备没能从船上卸下来，另外还有200名武装人员没能从船上转运下来。⁽⁴¹⁾第二，古巴革命空军投入战斗打乱了中情局通过空降部队控制登陆地带关键点的计划。中情局按既定登陆计划，从尼加拉瓜起飞的伞兵部队在古巴旅展开登陆时会降到离海岸线8英里的地方，堵住古巴政府的反击力量。运送空降人员的C-46运输机由爱德华多·费雷尔和劳尔·索利斯（Rául Solís）驾驶。在肯尼迪下令取消第二轮轰炸命令时，这架运输机已经起飞。在飞行过程中，他除了收到因风速和风向原因稍微修正航线和调整油箱及飞行高度的指令外，没有收到其他命令。在他们离古巴沿岸还有75英里时，古巴岛西部的轮廓映入机上人员的眼帘。过了一小会儿，费雷尔看到海面上有三个大的黑影，那是美国海军的“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两艘驱逐舰。看到美国的三艘舰只后，他把驾驶舵交给索利斯，走进飞机客舱，让空降人员透过窗子看看美国的军舰和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的空中海鲨飞机，告诉他们“我们的朋友就在下面”，“这次行动是赢定了”。航空母舰上的海军官兵看到他们的飞机后，向他们挥手致意。费雷尔这么干当然是为了鼓舞他们的士气。快到猪湾时，他看到海滩附近运送古巴旅的船只。到达吉隆滩东北面8英里处时，他压低飞行高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面杀机四伏。古巴民兵朝飞机进行猛烈射击，子弹打在飞机的机身上，叮当作响。费雷尔推起操纵杆，躲避地面火力。兜了个圈子飞回来后，他按下准备跳伞的绿色按钮，并向伞降分队的指挥员，也是他的好朋友亚历杭德罗·德·巴列（Alejandro del Valle）道别：“我们稍后哈瓦那见，我会给你买两瓶啤酒。”⁽⁴²⁾巴列跳了下去，其他人跟随他鱼贯而下。15秒钟后，空降人员全部跳出飞机，C-46运输机里只剩下了费雷尔和索利斯两人。这一跳是费雷尔和巴列的永别，从此两人阴阳两隔！不过，费雷尔和巴列也差点在阴间团聚了。在他返回欢乐谷基地的空中，他遇到一架B-26飞机。开始时，他以为这架飞机是护送古巴旅的美国飞机，不料这架飞机见到C-46运输机后，用机翼上加挂的50毫米口径机枪向他驾驶的运输机猛烈扫射。运输机上没有带用于还击的武器，他一拉操纵杆，朝海滩方向飞去，那里有古巴旅的运输船提供保护。这个判断救了他一命，他飞过“布拉加尔”号后，该船向B-26开火，把古巴的这架飞机吓跑了。死里逃生的费雷尔着实被吓坏了。着陆后，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飞行服湿了一大片，意识到自己被吓尿了。由于古巴革命空军的阻滞，古巴旅伞降部队未能按原计划时间降落到圣布拉斯，另外还有50名伞兵被投到圣布拉斯以北的地方，弹药和通信装备被投到沼泽地里，无法使用。⁽⁴³⁾

红滩登陆行动的进展也不顺利。17日凌晨1点15分，里普率领3个蛙人登陆，发现30来个古巴民兵正在附近举行酒会。于是他们朝登陆点的另外一处地方匍匐了40码，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里普”等人朝古巴民兵猛烈开火。部分古巴民兵是被登陆人员的火力赶跑了，但他们也没办法再为登陆设置指示灯了。⁽⁴⁴⁾此外，红滩登陆地点的古巴旅指挥员理卡多·杜克（Ricardo Montero Duque）也有些消极，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吓破了胆的杜克不允许“休斯顿”号船上180名古巴旅武装人员登陆。里普急忙赶到“休斯顿”号上，厉声训斥他说：“看看吧，先生，这是你的战争和你的国家，不是我的……如果你害怕登陆，不敢作战，那你就待在这儿等死吧！”⁽⁴⁵⁾

“里普”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没料到不幸言中。6时30分许，攻击巴列驾驶的C-46运输机的那架古巴B-26飞机飞到运送他们的休斯顿号上空。古巴旅第5营的武装人员还以为是美国的飞机，不料这架飞机开始朝他们开火，弄得他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罗伯逊反应快一些，他拿起船上的一架机枪对B-26进行还击，并命令其他人向飞机开火。飞机中弹，冒着浓烟，摔到岸上的泥潭里去了。“休斯顿”号上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庆贺，古巴空军的多架飞机蜂拥而来。这些飞机中有一架是英国产的“海上怒涛”（Sea Furies）飞机，驾驶员是恩里克·卡雷拉斯（Enrique Carreras）。他深受卡斯特罗器重，卡斯特罗命令他炸沉几艘美国军舰，卡雷拉斯拍着胸脯保证不负重托。投入战斗后，他先飞到“布拉加尔”号上空，用机枪疯狂扫射完“布拉加尔”号后掉转机头冲向“休斯顿”号，用机载导弹攻击这艘船。前几枚导弹没有击中，打到了水里，后来有一发击中了船体，炸开一个大洞。他再接再厉，又命中一次，打到了船尾上，炸坏了“休斯顿”号上的方向舵。当时船上有220人，包括第5营全体人员、第2营的一个分队和20名船员。船上燃起大火，已无法驾驶，并且开始猛烈下沉。船长路易斯·莫尔斯（Luis Morse）竭尽全力把快要沉掉的船弄到离岸400码的沙洲上，给船上的200名武装人员找条活路，这批人正疯狂地试图逃生。会游泳的武装人员跳到了海里，不会游泳的人则在等救援船来搭救他们。但是，这条船上只有2个救生筏，其中一个由于使用不当还生了锈。此时，古巴政府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地飞到“休斯顿”号上空，对他们进行扫射，20多人被打死。另外还有十来个人跳到海里后被淹死了，成了鲨鱼的美餐。⁽⁴⁶⁾第5营的武装人员还算命好，绝大多数人在古巴空军的扫射和轰炸中活了下来。毫不夸张地说，红滩行动与其说是登陆不如说是求生，而且他们登上的海滩偏离计划登陆地点约6英里。是日清晨，杜克把登上岸的武装人员集合起来，朝红滩进发。不幸的是，红滩登陆尽在古巴政府的掌握之中。红滩附近有一个无线电发报台，中央情报局没有掌握这一关键情报。⁽⁴⁷⁾当登陆人员占领这个无线电发报台时，发现开着的设备还尚存余温。愤怒的登陆人员把整个无线电发报台砸个粉碎，当然已于事无补了。⁽⁴⁸⁾

在“休斯顿”号遭袭前后，第2营的武装人员正朝长滩进发。负责指挥的埃尔内多·奥利瓦朝靠近内陆的北部公路进发。按登陆计划，空降人员会控制离长滩3英里远的一个小镇——帕尔彼特（Pálpite），但事实上那里并没空降人员实施行动，原因是古巴旅的飞机驾驶员在飞抵目标上空时发现远处有两架古巴飞机，于是采取躲避措施。飞行员在慌乱中弄错了方向，把伞兵误投到远离目标区域的沼泽地里了，而不是投到干燥的公路路基上。更糟的是，他们携带的武器、弹药和电台都落到了烂泥里，沉了下去。他们身上只剩下轻武器，也缺少组织，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休斯顿”号被古巴革命空军击沉
图片来源：http://www.combatreform.org/airbornebayofpigs.htm.

在蓝滩，尽管遇到不少意想不到的挫折，古巴旅的官兵依然斗志昂扬。他们冒着古巴飞机的轰炸，把绝大多数重型装备弄到了陆地上，只有距海3英里远的“里奥·埃斯孔迪多”号上的货物没有转运下来。与此同时，费雷尔空投下来的30名武装人员也进入了阵地，没有遇到强烈抵抗。到9点钟左右，这些人封锁住了通往海滩的公路。

但是，大麻烦很快就来了。古巴政府调来的飞机在上空盘旋，而古巴旅方面只有“布拉加尔”号和“小巴巴拉”号上配备有高射机炮。彼时，中情局原先计划用于在地面上摧毁古巴空军力量的B-26飞机转用于为登陆人员提供空中掩护。然而，古巴的B-26飞机和中情局的同款飞机不易辨别，只有当敌机飞到头顶时才能找到一些细微差别，可这时已经大祸临头了。中情局用B-26飞机提供掩护没有起多少作用，飞机上的燃油仅能支持45分钟，此前他们寄希望于登陆人员在吉隆滩占领一个简易机场，B-26可以在简易机场上加油。这个计划为的是满足美国政府让“古巴旅的飞机”从古巴土地上起飞，不给国际社会留下谴责美国的口实。

但是，在滩头简易机场上加油的前提是要把“里奥·埃斯孔迪多”号上装载的燃油卸下来。不幸的是，在9点30分左右，卡雷拉斯驾驶的“海上怒涛”飞机加完油后重返战场时透过机窗看到了它的猎物——“里奥·埃斯孔迪多”号。这艘船上装有古巴旅第6营的武装人员、2000桶航空燃油、通信车和供十天使用的20吨弹药。卡雷拉斯发现这艘船吃水很深，知道是高价值目标，于是从东面加速朝它俯冲过去。在降到离海平面300英尺高的时候，他扣动按钮，把挂在机翼上的四枚导弹发射出去。前三枚打偏了，落到了海里，第四枚击中后甲板，在堆放航空燃油的附近爆炸了，而航空燃油旁边就储存着20吨弹药。“里奥·埃斯孔迪多”号舰长急忙命令船上所有人员弃船逃生。几乎是在同时，“里奥·埃斯孔迪多”号爆炸了，顿时烈焰腾空，残骸飞上好几百英尺高的天空。罗伯逊在16英里外的红滩都听到了爆炸声，然后看到高高腾起的蘑菇云。他用无线电呼叫格雷，问蓝滩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格雷告诉他，“里奥·埃斯孔迪多”号爆炸了。罗伯逊听到这一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卡斯特罗搞到了原子弹”！⁽⁴⁹⁾

17日上午10时许，卡斯特罗调来的民兵也赶到了猪湾。中情局是按古巴军队会前往吉隆滩迎战来部署的，但没想到卡斯特罗更在意长滩，他要打垮在长滩登陆的古巴旅后从东面横扫吉隆滩。马克西莫·克鲁兹（Máximo Cruz）指挥几十个人坚守他们已经夺取的前沿阵地。古巴民兵在卡车的护送下从北面扑过来，克鲁兹等人让车队稍微向前开进一点，然后从隐蔽的阵地里向车队开火。与此同时，他们用电台向美国呼叫空中支援。⁽⁵⁰⁾希望中的空中支援当然是没有的，不过他们在战斗时依然十分英勇。尽管众寡悬殊，他们还是暂时有效阻挡住了古巴这支部队向前推进。就在他们激战需要帮助的时候，运送古巴旅的船只却接到中情局总部的命令，掉头驶向公海，船上的物资仅卸下一小部分。⁽⁵¹⁾

上午11点，卡斯特罗驱车来到古巴国家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他说：“入侵部队在飞机和军舰的支援下，正在对我国南方的拉斯·维拉斯省沿岸的多个地点发动进攻。英勇的革命政府的指战员们在所有的登陆地点和敌人奋勇拼杀，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和革命成果，抗击美帝国主义政府组织起来的这帮雇佣军的进攻……前进！古巴人民！”⁽⁵²⁾发表完讲话后，卡斯特罗钻进汽车，向东疾驶，然后再向南飞奔。下午4点30分，他抵达距长滩约15英里的小镇——中奥斯特拉利亚（Central Australia），政府在那里征用了一家制糖厂作为前沿指挥部。⁽⁵³⁾卡斯特罗任命的指挥官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出来迎接他。他本想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进发，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在费尔南德斯的苦劝之下方才罢休，留在了糖厂的指挥部里下达作战任务。

卡斯特罗站在坦克上指挥作战
图片来源：https://thestrategybridge.org/the-bridge/2017/5/2/bay-of-pigs-a-case-study-in-strategic-leadership-and-failed-assumptions.

就在卡斯特罗到达前线指挥部的差不多同时，费尔南德斯奉卡斯特罗之命调来的军事指挥学校候补军官学生也开到了猪湾。在长滩的马克西莫·克鲁兹率先发现前来平叛的古巴精锐部队。五十年后，当年参战者回忆起当时的场面时说：“那不是百人的小股力量，也不是两百人，甚至也不是五百人。这支部队很可能超过1000人，他们带着武器沿着公路两侧扑过来。然后我咕噜了一句：‘啊-噢！’”⁽⁵⁴⁾在上午打完一场小规模战斗后，佩佩·圣罗曼从吉隆滩给他们派了一辆M-41型坦克。看到调来的坦克，队员们非常兴奋，不禁欢呼起来，还有几个人跑到坦克旁边亲吻它。有一名队员对奥利瓦说：“或许会有奇迹发生了，一切将会好起来。”奥利瓦还比较清醒，回答说：“别犯蠢了，这样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奇迹。”

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T-33教练机

在距登陆分队几百码的地方，古巴的这支大部队停了下来。古巴旅中的射击能手希尔韦托·埃尔南德斯（Gilberto Hernández）率先开火。他用一枚破甲弹炸翻了一辆敌方卡车，然后分队人员朝古巴军队猛烈开火。由于无处可躲，他们从公路两侧退到沼泽地里的草丛中。两军交火20分钟后，突然天上飞来两架B-26飞机，上面涂有“FAR”（古巴革命政府空军）标志。古巴军队以为自己的增援力量来了，欢呼雀跃。不料，这两架飞机是古巴旅的“美洲狮”飞行小队的飞机。它们朝古巴军队俯冲下来，并用机枪进行狂扫。由于没有地方可以隐藏，不少古巴政府军人员中弹倒下，部队只得后撤，路上留下一具具尸体和鲜血直流的伤兵。“美洲狮”机组的轰炸显示出登陆战中制空权的重要性。但好景不长，两架飞机很快把弹药打光了。不幸的是，这时飞来一架古巴的T-33教练机。正向欢乐谷基地飞行的“美洲狮”飞行小队中的第二架飞机驾驶员奥斯瓦尔多·彼德拉（Osvaldo Piedra）大叫道：“我被一架T-33咬住了。”“击落它！击落它！”“美洲狮”飞行小队的第一架飞机的驾驶员何塞·克雷斯波（José Crespo）回答：“我没弹药了！”彼德拉又大叫：“我被击中了！”话音刚落，彼德拉驾驶的飞机就栽进了海里，他和这架飞机的领航员何塞·费尔南德斯（José Fernández）殒命疆场。美洲狮飞行小队的第一架飞机也被击中了，但还能保持飞行。一架古巴的“海上怒涛”飞机不愿放过它，紧紧跟在后面追赶。彼德拉能做的就是为自己祈祷，希望能出现奇迹。倒真的出现了暂时的奇迹。上空飞来两架“天鹰”A-4攻击机（A-4 Skyhawk），机身上虽然没有标志，但显然是美国的飞机，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海军装备了这款飞机。这两架飞机的确是美国的，它们从附近的“艾塞克斯”号（Essex）航空母舰上起飞巡逻的。虽然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看到了古巴飞机追击古巴旅飞机的场景，但上面不允许他们向古巴的“海上怒涛”飞机开火。不过，这两架飞机的出现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海上怒涛”飞机不敢再向前追击了，转身飞回古巴。但是，“天鹰”攻击机的出现并没能拯救这架美洲狮飞行小队的飞机。在返回尼加拉瓜的途中，由于燃油耗尽，跌入加勒比海。彼德拉和他的领航员洛伦佐·佩雷兹-洛伦佐（Lorenzo Pérez-Lorenzo）失踪了，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两架B-26飞机把前来镇压的古巴大股部队赶走后，登陆人员高兴了好一阵。但是，溃退的古巴军队又卷土重来。晚上8时许，古巴政府调来多门76.2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用它来压制占据长滩滩头阵地的古巴旅武装分子。更糟糕的消息接踵而至，奥利瓦通过截获的古巴空军电台频率得知，古巴政府正在调集40辆坦克过来增援。⁽⁵⁵⁾得到这一情报后，他急忙命令把战线向后收缩，在距海滩不到1英里处构筑一个圆形防御工事，并把反坦克火箭筒部署在最靠近公路的前沿阵地上。战斗打响后，古巴军队的76.2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铺天盖地砸下来，有些炮弹就从奥利瓦身边擦过。到深夜11点55分左右，古巴军队停止炮击，估计大概扔出去2000发炮弹。幸亏卡斯特罗的军队多半是新手，对自己使用的装备还不太熟悉，打起来也没有准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炮击只是进攻的前奏。炮击停止后，古巴军队的T-34坦克成群地扑过来。古巴旅第2营的先头部队和以马克西莫·克鲁兹率领的一个连在圆形防御圈的正南边壕沟里埋伏下来。其余人员和第4营携带的重型装备部署在防线的侧翼。此时，他们已经极度疲倦，几乎没有怎么进过食。由于补给舰要么被古巴空军炸沉，要么跑到公海上去了，他们的弹药也不够用。12点30分左右，即炮击停止约半小后，古巴军队的坦克直扑过来。在带头的坦克进入防御圈后，克鲁兹命令开火。3辆M-41坦克对涌过来的古巴军队发起猛烈反击，其他参加人员用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筒和轻武器攻击古巴的坦克部队。两军的坦克相距不到二十米，射击距离非常近。古巴旅的坦克弹药打光后，驾驶员就开着坦克向古巴军队的苏制坦克直接撞过去，拼死一搏。坦克战一结束，古巴军队的步兵开始往前冲。在奥利瓦指挥下，古巴旅武装人员用迫击炮发射磷燃烧弹进行反击，弹药所及之处一片火海，大批古巴军人被迫击炮打死。但是，古巴旅的弹药快用光了，战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在5点45分左右，古巴的一辆T-34坦克冲进防御阵地，但这辆坦克的驾驶员却从坦克里爬出来，投降了古巴旅，说他想加入古巴旅攻打卡斯特罗政府。据这位坦克手说，他们在一夜的战斗中抵抗和击败了2100多人的古巴部队，其中有300名正规军、1600名民兵和200名警察，打死500名古巴军人，打伤1000人。⁽⁵⁶⁾客观地讲，这对古巴旅来说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成绩单，他们总共不到370人，仅20人战死和50人受伤。

战斗以古巴旅一方的胜利而结束，但是，这是登陆人员的最后一次胜利。他们的勇敢并不能解决问题，卡斯特罗正在糖厂集结大军，国内其他地方的军队也正在朝这里调集，而古巴旅已经没有充足的弹药抵抗古巴军队的进攻。18日上午9时，没有被暂时胜利冲昏头脑的奥利瓦决定搭乘残存的卡车，朝南面的吉隆滩撤退。

五、绝境下的挣扎

登陆行动在拉美和社会主义阵营引发强烈反应。美国的不少驻外使馆门口，当地民众示威，还投了鸡蛋和石头，抗议美国政府干涉古巴内政。在墨西哥城，抗议的学生高喊反美口号：“要卡斯特罗，不要肯尼迪！”在波哥大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众则向美国大使馆官员扔石头。委内瑞拉政府则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前聚集了数千民众，高呼“古巴万岁！美国下贱！”并向使馆投掷墨水瓶，把大使馆的黄色墙面染得五颜六色。在官方层面，苏联外交部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封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信的内容是：“关于苏联的立场，毋庸置疑，我们将为古巴人民和政府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击退对古巴的武装进攻。”信件还指责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可能会导致一场“军事灾难”。⁽⁵⁷⁾

对于赫鲁晓夫的恫吓，肯尼迪虽然不担心苏联在古巴发起行动，但确实害怕其在柏林采取报复性行动。国际社会的抗议和苏联的恫吓影响了肯尼迪的决策。在4月18日，肯尼迪还对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说，他宁可被人叫作入侵者，也不愿被人称为废物。但是，事实证明，在登陆问题上，肯尼迪是宁可被称作废物也不愿冒被苏联报复的风险。尽管中情局请求总统批准让没有涂标志的美国战机为登陆行动提供空中掩护，总统的亲信麦乔治·邦迪也为中情局帮腔，但肯尼迪不肯做丝毫让步。他在18日下午白宫召开的研究登陆形势的内阁会议上说，一架海军战机也不能参与行动，美国不能为登陆人员提供任何形式的作战支援。做出这个会让自己被人称作废物的决定对肯尼迪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会后，他到白宫的草坪上漫步，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跟了过去。据他说，当时肯尼迪不住地摇头，还用手抹眼泪，他从未见过肯尼迪如此沮丧过。

此时，猪湾的战事越来越吃紧，登陆人员面临的作战环境快速恶化。从17日下午4时起，吉隆滩开始遭到古巴军队重炮的攻击。次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登陆人员和“布拉加尔”号的电台联系才再次接通。圣罗曼要求美军提供食品、弹药、医疗器械和通信装备等物资补给。“布拉加尔”号通知他，如果顶不住了登陆人员可以从滩头撤退出来。圣罗曼的答复是：“我决不撤退。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人。”⁽⁵⁸⁾

18日11时，古巴军队开始组织第二轮大规模进攻。要命的是，古巴军队的这次进攻有空军配合，而登陆人员却得不到空中掩护，战斗形势急剧恶化。登陆人员面临的危局可从佩佩·圣罗曼从前方发来的求援电报中看出来：

12点03分：“蓝滩受到攻击……请求飞机支援，否则无法坚守。”

12点15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蓝滩的战斗必须有飞机支援。我们受到米格战机和坦克的猛烈攻击。”

12点28分：“没有飞机支援我们无法支撑下去。坦克已经弹尽，步兵的弹药也所剩无几。敌军在坦克的支援下刚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撑不长了。”

13点25分：“敌军在12辆坦克的支援下对我们发动猛烈进攻。需要立即提供空中支援。红滩登陆已经完败。急需要各种类型的弹药。”

13点45分：“我们受到2架‘海上怒涛’飞机和重型炮火的攻击。看不到你们承诺的任何空中掩护。急需空中支援。佩佩。”

从这些电报的措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战事急如星火，佩佩的救援犹如哀鸣。⁽⁵⁹⁾

古巴政府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往猪湾，佩佩·圣罗曼和他手下的武装人员在海滩上望眼欲穿，急望得到美国飞机的掩护和支援。但他们上空只有古巴政府的“海上怒涛”飞机和T-33飞机在盘旋，用机枪对他们发起猛烈扫射。下午3点，他们终于等来了自己人的两架飞机，抑或是三架飞机。这几架飞机上的标志被涂掉了，呼啸着从远方奔来。队员们看到这些飞机犹如久旱逢甘雨，有人甚至跳出散兵坑，对着飞机挥舞着自己的武器。他们认为，这几架飞机会对敌方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但事情的发展让他们大失所望，轰炸的声音没有传来，飞机飞走了，犹如曼妙的时装模特在T型台上转了一圈。被堵在滩头的古巴旅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傍晚时分从欢乐谷基地飞来的一架C-54飞机给他们空投了一批补给物资，但由于风向的原因，这些物资有些被吹到了沼泽地里成了垃圾，有的落到了海里成了鱼的美味。

负责行动的中情局官员也急得不行，不断催促比斯尔去见总统，让总统松松口。比斯尔决定再试一次，于是他请求沃尔特·罗斯托安排他见总统，罗斯托打电话给白宫的行政人员肯尼思·奥唐内尔（Kenneth O'Donnell）。当时白宫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招待会。经过协调，会见时间安排在白宫招待会结束后的午夜。参加招待会的肯尼迪总统也是心急如焚，但还是尽可能地待到最后一分钟。舞曲一停，肯尼迪就急忙赶回官邸，穿戴整齐后直奔白宫东楼。此时，副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等已在那恭候他了。由于这次会议是临时召集，又是深夜，与会人员衣着五花八门，基本上是随手抓一件就穿到身上，驱车直奔白宫。刚回到乔治城住地的施莱辛格接到麦乔治·邦迪的电话，要他在凌晨1点钟前赶回白宫。施莱辛格到会议室后，邦迪告诉他：“我们没有真实的消息，但我们担心事情进行得很糟。总之，革命委员会非常激动。它的一些成员威胁着要采取某些极端行动。总统想叫伯利（伯克）前去和他们谈谈。如果我们找不到伯利（伯克），那他就想叫你去。”⁽⁶⁰⁾

人员到齐后，肯尼迪主持会议。在会上，比斯尔和海军上将伯克建议让停泊在古巴外海的“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对古巴进行空袭击。⁽⁶¹⁾伯克和肯尼迪在会上有一段对话，读起来很让人动容：

肯尼迪：我不想让美国卷入。

伯克：可是总统阁下，我们已经卷入了呀。

……

伯克：不能发动空袭吗？

肯尼迪：不能。

伯克：我们能派几架飞机吗？

肯尼迪：不行，因为他们会认出美国飞机。

伯克：我们可把飞机上的编号涂掉，或者用别的法子？

肯尼迪：不行。

伯克：我们可以向战场运送点什么吗？

肯尼迪：不行。

……

伯克：……如果您给我两艘驱逐舰，我们就能给予火力支援，可以靠这两艘船永远守住据点。

肯尼迪：不行。

伯克：总统阁下，就一艘驱逐舰呢？

肯尼迪：不行。⁽⁶²⁾

就在这次会议举行前几分钟，“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又收到佩佩·圣罗曼的一封近乎哀求的求援电报：“你们这些人意识到形势有多么令人绝望吗？你们是支持我们继续干下去还是让我们撤退？我们需要的是低空掩护和飞机近距离支援。我们急切需要支援，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请不要抛弃我们。我们已经弹尽粮绝。黎明时分敌军坦克将向我们开火。我们将无法撤退。如果撤退不了，我们将杀身成仁。急需药品补给。”⁽⁶³⁾如果圣罗曼要是知道肯尼迪决绝的态度，不知做何感想！

会议争论了差不多2个小时，经过苦劝，肯尼迪最后做出了一点让步，同意从“艾塞克斯”号上起飞6架抹掉标志的飞机，给从尼加拉瓜赶来的B-26飞机提供空中掩护，旨在为滩头上的古巴旅武装人员的撤退赢得一个小时的时间。不过，肯尼迪虽然同意出动“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但禁止这些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甚至不允许参加空战，仅让它们发挥威慑作用。掩护时间定在早晨6点30分至7点30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极其宝贵，古巴旅的运输船要利用这段时间把补给物资运送到蓝滩，并把伤员撤出阵地。对这么一点松动，国务卿腊斯克还有点不满，咕哝了一句：“那是进一步的承诺，总统先生。”⁽⁶⁴⁾

但是，好不容易从总统那里搞到的一点让步在执行时又出了错。凌晨3点37分，参联会指挥中心给“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发了一封编号为“JCS994369”的电报，命令该舰上的在当地时间19日6点30分至7点30分出动6架没有涂装标志的飞机，为古巴旅的B-26提供保护。⁽⁶⁵⁾这一命令非常明确，但在电报的后面同时附了一条让指挥人员摸不着头脑的指示：“不许寻求空战，但要保护古巴旅的飞机免遭空中打击。不许袭击地面目标。”⁽⁶⁶⁾6点30分，古巴旅的B-26飞机准时从南面飞到猪湾上空。按计划，美国海军的“天鹰”A-4攻击机应该在该空域等着他们。但是，他们看到的不是美国的攻击机，而是古巴的T-33教练机。B-26飞机是轰炸机，缺少防卫能力。没有美国战斗机的护航，B-26会被T-33吊打。结果2架B-26被击落，飞行员葬身大海，1架受重伤。时至今日，为何“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的攻击机未能按计划准时出现在战场上仍是未解谜团。“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的克拉克海军少将在事后的调查作证时称，从尼加拉瓜飞来的这几架B-26在5点30分抵达古巴的，而不是他们所说的6点30分。看到自己人的飞机后，他命令攻击机提前起飞，奔赴战场。但是，当攻击机于5点40分到达战场时，轰炸任务已经完成，B-26也飞走了。克拉克的意思是，错误在古巴旅一方，他们没搞清时间。据格雷后来所做的私人调查，错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负责调度的中情局官员埃斯特莱恩在发布命令时没有考虑到尼加拉瓜和古巴有1个小时的时差。后来又有历史学家考证，埃斯特莱恩不在指挥链上，根本没有权下此命令。⁽⁶⁷⁾

停在猪湾附近海面的美军“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
图片来源：http://www.combatreform.org/airbornebayofpigs.htm.

六、安慰“古巴革命委员会”成员

对于一团糟的登陆行动，“古巴革命委员会”成员快急疯了。这可以理解。委员会主席米罗·卡多纳和委员会成员安东尼奥·马塞奥各有一个儿子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托尼·巴罗纳的一个儿子、两个弟弟和两个侄子参与了登陆，他们均生死不明。“有一个委员威胁要自杀，另外一些人希望被送到滩头。他们全对中央情报局大发雷霆。”⁽⁶⁸⁾为安抚这些人，肯尼迪要施莱辛格与伯克将军一起到迈阿密去会见“古巴革命委员会”的人，做些解释说服工作。

领受命令后，施莱辛格与伯克将军连夜搭乘军机赶往迈阿密。早上7时许，他们抵达迈阿密机场，中情局官员弗兰克·本德和原中情局哈瓦那站主任詹姆斯·诺埃尔（James Noel）前来迎接他们。据施莱辛格回忆，本德“以一种惹人注目的鬼鬼祟祟的姿态把我们带往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那里。我们乘车行驶了一会儿，然后在一个卖牛肉煎饼的摊子旁停下，换乘另一辆汽车。人们开始觉得自己仿佛是希契科克（希区柯克）影片中的人物。然后我们又乘车前进，穿过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迈阿密的荒漠地区，最后到了荒凉的奥帕-洛卡空军基地。”⁽⁶⁹⁾他们这么干，说是要甩掉所谓的古巴间谍，实际上是故弄玄虚。

经过七绕八绕，他们终于抵达“革命委员会”的驻地。这是一个抹掉标记的兵营结构的建筑，门口有人持枪站岗。“古巴革命委员会”成员当时正在屋里睡觉，叫醒他们后，施莱辛格和伯克与之进行了一番会谈。

这几名委员会成员因为前方战事不顺，备受煎熬。两个星期前，施莱辛格会见过“革命委员会”主席米罗·卡多纳，向他汇报入侵计划。这次见面，施莱辛格发现他几乎苍老了十岁。见到施莱辛格后，卡多纳非常激动，眼里噙着泪水，整个人明显处在崩溃的边缘。他敦促美国火速派飞机支援前线的登陆行动。他还说：“撤退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美国飞机参加战斗，如果这样不行，就派海军陆战队。卡斯特罗毕竟有苏联的飞机、苏联的坦克、苏联的技术人员。为什么美国不能为它的朋友干呢？如果不这样干，那么没有一个古巴人会再相信美国了。而且如果不这样干，那么伟大的美国就要被卡斯特罗所打败……难道华盛顿不知道，它在拉丁美洲的整个前途，就是取决于它能不能在古巴对付卡斯特罗的挑战？”⁽⁷⁰⁾说完这番话后，他要求美国将委员会成员送到前线去：“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不管怎么样，革命委员会现在能够向古巴人民做出的唯一自谢之途，就是允许他们与海滩上的人们死在一起。”⁽⁷¹⁾

在“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巴罗纳的情绪最为激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还是你们的囚徒。”⁽⁷²⁾在发言时，他强烈谴责中情局制订行动方案时既不咨询他们的意见，也不与古巴境内的反抗力量配合，白白把1000多人派到海滩受死。在会谈时，他威胁施莱辛格和伯克，如果美国再不给处于困境中的古巴旅提供紧急援助，他就从奥帕-洛卡空军基地前往迈阿密市区，召开一场记者会。

胡斯托·卡里略在发言中则称，他们和古巴政府的斗争是路线之争，不是权力之争，如果登陆失败，就意味着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遭到重大挫折，会有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接着卡里略发言的是曼努埃尔·拉伊。应该说，拉伊在五名委员中是颇具战略眼光的，他一直主张用国内起义的方式推翻古巴革命政权，反对中情局孤注一掷的登陆方案，但可惜没有人认可他的观点。他说他之所以同意登陆方案，是因为美国当局非要这么干不可，而且他们也相信肯尼迪政府不会抛弃他们。在发言中，他猛烈抨击中情局对他们的欺骗、软禁和胡乱作为：

我们被告知，在登陆之后，会得到一切必要的支持。我们甚至被告知，准备用上一万至一万五千人。［此一说法系米罗对伯克四月十三日谈话的误解。］但是，并没有让我们的人投入这次行动计划。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所不认识的特工人员打算同我们在古巴国内的小组接触。这就打乱了整个的地下活动。三个多星期前，我们提出了一个准备在整个古巴岛进行破坏的计划，切断四个省的动力线路，炸毁百货公司、一家水泥厂、一家造纸厂、一家炼油厂。我们随即提出供给爆破器材的要求。我们在哈瓦那发电厂的地底下有一个隧道，闲置了一个多月。但是始终没有爆破器材送来。我们被带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行动计划毫无所知。我们到达的时候还以为会有机会讨论战略问题，但发现没有一个人打算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又不许和任何人来往，仿佛置身在真空当中。我们不能做一点同其他任何事情相配合的事情。本来可以将登陆和国内起义配合起来，这点就是不说明日期也是办得到的。但是并没有这样做。……革命委员会没有权。以我们的名义采取的行动，不让我们控制，不让我们批准，甚至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对海滩上的人，对我们的地下人员或对我们全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话。我们的最后结论是，我们不要有名无实的指挥权，我们要到古巴去，像士兵一样战斗。让那些实际上管事的人承当起责任来吧。⁽⁷³⁾

面对“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强烈谴责和要求，施莱辛格和伯克也无可奈何。他们本想向华盛顿报告，满足这些人前往前线的要求。但是，电话打通后两人才知道，登陆已接近尾声，这时甚至连撤退也来不及了，哪还有必要送他们到前线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施莱辛格和伯克的心情也有些沉痛，毕竟几位委员会的亲人在前线厮杀，生死未卜。

伯克向施莱辛格提出把“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几个人带到华盛顿，去见见总统，让最高层安抚一下他们。“对我们来说似乎只有总统能处理这种局势，”他对施莱辛格说。⁽⁷⁴⁾于是，在上午10点左右，施莱辛格从奥帕-洛卡的机库里给白宫的伊夫林·林肯打了个电话，要他把电话接到总统办公室。当时接电话的是迪安·腊斯克，他同意施莱辛格和伯利把这几个人带回华盛顿，不过他说他不能保证总统会接见他们。在19日上午，肯尼迪在饱受古巴登陆折磨的同时，还要应付一大堆日常事务。晚上，他只睡了一小会，而且睡眠质量很差。平时，他的头发梳得溜光，那天上午则有点首如飞蓬，领带也是歪歪扭扭。当天上午的日程排得满满的：9点35分会见哥斯达黎加总理，10点30分会见希腊总理，在中午时他还要在白宫玫瑰园把一枚国家地理学会的勋章授予法国海洋探险家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在公务活动之余，肯尼迪还要挤出时间，处理古巴登陆问题。腊斯克向肯尼迪汇报了施莱辛格的电话内容后，他毫不迟疑地告诉腊斯克：“把他们带到这儿吧。”⁽⁷⁵⁾

飞机抵达华盛顿后，在下午4时许，肯尼迪的空军副官戈弗雷·麦克休上校从机场把他们接到白宫东楼。下午5点钟，一行人在白宫会客室落座，麦乔治·邦迪、沃尔特·罗斯托和迪安·腊斯克也参加了会议，六名古巴人坐在长沙发上，肯尼迪坐在摇椅上。会见开始后，海军副官泰兹韦尔·谢泼德中校向与会人员汇报了滩头阵地的实际战况。听完汇报后，肯尼迪向几位古巴代表表示抱歉。他说：“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有许多战场；斗争的领导者担负着多种责任。美国必须权衡全世界的局势。但不管这段插曲如何悲惨，谁也不应怀疑我们为古巴最终要获得自由所承担的义务。”⁽⁷⁶⁾肯尼迪还说，他本人曾参加过一次战争，看见过英勇的人们死去，他就失去了一个哥哥，因此他跟在座的几位委员一样感到悲伤和失望。

肯尼迪的抚慰还是挺管用的。据施莱辛格回忆，听完美国总统的话后，他们的心情轻松愉快多了，也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现实了。此日深夜，莱姆·琼斯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公告，这也是委员会的最后一份公告。公报称：“最近在古巴的登陆，一直被不确切地说成是入侵。事实上，这是给几个月来在古巴战斗的我国的爱国者运送供应品和给予支援。……我们的登陆人员大部分（已经到达了）埃斯坎布雷山区。”⁽⁷⁷⁾

七、猪湾惨败

19日凌晨4点，古巴革命军开始对登陆人员的阵地发起反攻。

古巴革命军装甲部队开往猪湾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7aea4a0102uvzi.html.

古巴军队的苏制坦克和122毫米榴弹炮发射的弹药把登陆人员震得晕头转向。古巴旅为求到增援，朝“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发出多封急电：

9点14分：蓝滩受到T-33坦克和大炮的猛烈攻击。见鬼的空中掩护到底在哪里？

9点25分：2000名古巴军人从东面和西面攻打蓝滩。急需近空支援。

9点55分：能在战斗中朝登陆地点空投些什么东西吗？什么东西都行。

克拉克少将把这些电报转呈给丹尼森上将。但是，没有总统授权，军方也只能干着急。在古巴军队的沉重打击下，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越来越弱。11点18分，克拉克收到佩佩的一封求援电报：“弹药告罄。敌人迫近。我们守不住了。”13分钟后，他又收到一封电报：“弹尽粮绝。已退入海中。如果没有援助，蓝滩就会失守。”⁽⁷⁸⁾格雷告诉佩佩·圣罗曼再坚持几个小时，援助很快就会到。但格雷的话落了空，当然格雷也无权调集援军。

鉴于古巴旅接近崩溃，参联会主席莱姆尼策建议肯尼迪把登陆人员撤回来。11点57分，参联会命令大西洋司令部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吉隆滩，去看看还有没有撤离的机会。下午1点12分，参联会又给大西洋司令部发电，要该司令部派几艘驱逐舰把人员从海滩上救出来，“如果遭到（古巴军队）攻击，授权他们为了自卫予以回击”。⁽⁷⁹⁾

下午2点17分，大西洋司令部所属的一艘美国驱逐舰遇到一艘小艇，上面坐着大约200人。这些古巴旅武装人员告诉他们，滩头已没有什么可营救的了，而且古巴军队正在滩头等着他们呢。两艘驱逐舰停在滩头炮火的射程之外进行观察，发现吉隆滩已被卡斯特罗的军队占领。⁽⁸⁰⁾事实上，佩佩·圣罗曼在2点32分时才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信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⁸¹⁾发完电后，幸存的古巴旅武装人员把无法携带的电台和武器砸碎。这时已经无法有序撤退了。离开海滩只有两条路：一是找到小船逃到古巴政府军大炮的射程之外，再找美国船只来营救；二是冲进沼泽地。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择路而逃。

登陆战役结束时的战场示意图

在撤退前，佩佩·圣罗曼让一个信使去告诉奥利瓦撤退，但信使没有把这个消息传到。当奥利瓦通过电台找佩佩时，发现电台接不通了。因此，他和手下人只好在炮击的间歇时间步行前往吉隆滩。在半路上，他遇到一辆吉普车，上面跳下一个人对他大喊吉隆滩失守了。奥利瓦大吼说：“这绝对不可能。”但是，当他到吉隆滩后，发现佩佩等人已经撤走，滩头散落着残缺的坦克和枪炮。奥利瓦感到被抛弃了，他面对远去的船只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这时，从医务室里一瘸一拐地挪出来参加战斗的克鲁兹愤愤地说：“这就是美国人！”

至此，中情局策划和主导的登陆行动以“完败”告终。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仅用了66个小时就粉碎了入侵。干净利落地粉碎中情局对古巴的干涉行动，对古巴革命政府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让国内的反对革命政权的力量试图颠覆政权的希望彻底破灭，革命政权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树立了更大的威信，古巴的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

(1) 张家法、廖新华：《年轻的古巴革命空军的第一仗——猪湾空战内幕》，载《国际展望》，2004年11月，总第502期。

(2)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174．

(3) “Douglas A/B-26 Invader: The Pilots Story”，http://napoleon130.tripod.com/id410.html.

(4) 张家法、廖新华：《年轻的古巴革命空军的第一仗——猪湾空战内幕》，载《国际展望》，2004年11月，总第502期；另参见：“Douglas A/B-26 Invader: The Pilots Story”，http://napoleon130.tripod.com/id410.html.

(5) “Douglas A/B-26 Invader: The Pilots Story”，http://napoleon130.tripod.com/id410.html.

(6) Warren Trest and Donald Dodd，Wings of Denial: The Alabama Air National Guard's Covert Role at the Bay of Pigs，Montgomery: NewSouth Books，2001，p．64．

(7) Peter Kornblush ed.，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New York: New Press，1998，p．2; Tad Szulc and Karl Meyer，The Cuban Invasion: The Chronicle of a Disaster，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62．

(8)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185．

(9)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186．

(10)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97页。

(11)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97页。

(12)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97页。

(13)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187.

(14)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188．

(15)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191．

(16) ［美］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第436页。

(17)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99页。

(18) Haynes Johnson，The Bay of Pigs，pp．103-172．

(19)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99页。

(20) “Chronology of JCS Participation in Bumpy Road，”CJCS Special File．Msg，JCS994222 to CINCLANT，171050Z Apr 61，JMF 9123（24 Mar 61）sec．2; FRUS，1961-1963，Vol．10，p．589．

(21)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99页。

(22) “Chronology of JCS Participation in Bumpy Road，”CJCS Special File．Msg，JCS994222 to CINCLANT，171050Z Apr 61，JMF 9123（24 Mar 61）sec．2；FRUS，1961-1963，Vol．10，p．589．

(23) ［美］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第437页。

(24) ［美］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第438页。

(25)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18页。

(26)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95页。

(27)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195页。

(28)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10．

(29) Haynes Johnson，The Bay of Pigs: The Leader's Story of Brigade 2056，pp．113-114．

(30)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18．

(31) Grayston Lynch，Decision for Disaster: Betrayal at the Bay of Pigs，Washington: Brassey's 1988，p．104．

(32)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20．

(33) Grayston Lynch，Decision for Disaster: Betrayal at the Bay of Pigs，p．88．

(34)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11．

(35)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11．

(36) Peter Wyden，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p．221．

(37)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38．

(38)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20页。

(39)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39．

(40) ［古巴］路易斯·巴埃斯：《吉隆滩之战：66小时改变历史》，载《报刊荟萃》，2011年第6期。

(41) Howard Jones，The Bay of Pigs，p．102．

(42)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43．

(43) Haynes Johnson，The Bay of Pigs: The Leader's Story of Brigade 2056，p．114．

(44) Howard Jones，The Bay of Pigs，p．105．

(45) Grayston Lynch，Decision for Disaster: Betrayal at the Bay of Pigs，p．95．

(46) Howard Jones，The Bay of Pigs，p．107．

(47) FRUS，1961-1963，Vol．10，p．251．

(48) Howard Jones，The Bay of Pigs，p．106．

(49)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49．

(50) FRUS，1961-1963，Vol．10，p．599，p．542．

(51) Msg，JCS 994227 to CINCLANT，171622Z Apr 61; Msg，JCS 994248 to CINCLANT，172035Z Apr 61; JMF 9123（24 Mar 61）sec．2．

(52)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53．

(53) ［古巴］路易斯·巴埃斯：《吉隆滩之战：66小时改变历史》，载《报刊荟萃》，2011年第6期。

(54)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54．

(55) Alejandro de Quesada，The Bay of Pigs: Cuba 1961，p．41．

(56) Alejandro de Quesada，The Bay of Pigs: Cuba 1961，p．42．另参见［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卷），第924页。

(57)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67．

(58) Alejandro de Quesada，The Bay of Pigs: Cuba 1961，p．43．

(59) Adm．Burke interviewed by W．S．Poole on 26 Oct 75．Msg，JCS 994309 to CINCLANT，181337Z Apr 61，JMF 9123（24 Mar 61）sec．2．Msgs，CTG 81．8 to CINCLANTFLT，182212Z & 182142Z Apr 61，same file，sec．3; the JCS were information addressees．Msg，JCS 994317Z to CINCLANT，181949Z Apr 61，same file，sec．2．Msg，CINCLANT to JCS，182306Z Apr 61，same file，sec．2．Available at https://archive.org/stream/historyofjointch09schn/historyofjointch09 schn_djvu．txt.

(60)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04页。

(61) FRUS，1961-1963，Vol．10，pp．274-275．

(62)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第107—108页。

(63)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82．另参见：FRUS，1961-1963，Vol．10，p．287．

(64)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84．

(65) Msg，JCS 994379 to CINCLANT，190837Z Apr 61，JMF 9123（24 Mar 61）sec．2．

(66)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89．

(67) “Narrative of Events，”p．14，Encl 3 to Memo，CINCLANT to JCS，5 May 61，JMF 9123（24 Mar 61）sec．1．

(68)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05页。

(69)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05页。

(70)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07页。

(71)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06页。

(72)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96．

(73)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08页。

(74)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96．

(75)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297．

(76)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10—211页。

(77)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11页。

(78) Msg，CINCLANT to JCS，190701Z Apr 61; Msgs，CTG 81.8 to CINCLANT，191340Z & 191618Z Apr 61; JMF 9123（24 Mar 61）sec．3; FRUS，1961-1963，Vol．10，pp．592-594．

(79) Msg，JCS 994392 to CINCLANT，191812Z Apr 61，JMF 9123（24 Mar 61）sec．2．Lemnitzer Interview，12 Feb 76．

(80) Msgs，CTG 81.2 to CINCLANTFLT，191917Z & 192020Z Apr 61，JMF 9123（24 Mar 61）sec．3．

(81) Jim Rasenberger，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p．301．

第五章
尾声与余波

在登陆前，由于过于自信，没有制订登陆失败后的撤离方案，古巴政府大军碾压过来时，古巴旅的武装分子面临的只有一条路：逃脱。除在战场上被直接打死的一百多人外，余下人员四散奔逃。有些人抢到了海岸附近的橡皮艇或其他运输工具，奋力划向远离古巴海岸的大海，希望能侥幸被美国海军发现和救援；更多的人弄不到水上运输工具，只能一头扎进萨帕塔沼泽地，希望从那里前往80英里外的埃斯坎布雷山区从事反古巴政府的游击战。但萨帕塔沼泽地对他们来说是绝境。古巴军队对沼泽地进行拉网式搜捕，他们又缺衣少药，粮食和干净的饮水皆无。有些人因伤无药可治，再加上沼泽地的恶劣环境，丢掉了性命。有一群武装人员有幸抓住了一只鸡，但不敢点火烧熟了吃，怕被古巴政府军队发现，便硬生生地把生鸡肉吃掉了。饿得实在不行了，他们就在沼泽地里抓蛇和其他昆虫吃。极度潮湿的沼泽地里虽然不缺水，但那里的水盐分很高，根本无法饮用，但饥渴比饥饿更难受，他们只得冒着闹肚子的风险硬着头皮喝下去，有的实在喝不下去，就喝尿液。最惨的是伤员。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马克西莫·克鲁兹拄着拐杖逃进沼泽地，但没能坚持多久就倒下了，成了海蟹的美餐。蟹肉本身也有毒，有不少武装人员因吃了有毒的海蟹丢掉了性命。有的人实在受不了沼泽地的恶劣环境，掉头回到吉隆滩，自投罗网。

被俘的古巴旅武装人员
图片来源：https://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6275280.

最终，1197名武装分子被古巴军队俘虏。获胜的卡斯特罗风光无限，他不仅摸了美帝国主义这只老虎的屁股，还在上面扎了几刀，这使他成了举世闻名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和古巴人民英雄。在反入侵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来往穿梭于哈瓦那和吉隆滩之间，给外国要人、记者和游客讲解他是如何打败美国入侵的，他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向外国宣传古巴是如何打败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古巴政府的宣传富有成效。如果说革命胜利之初，古巴革命政府根基还不稳定的话，通过这次反入侵，古巴革命政权牢牢地确立起来了。古巴革命政权很快稳定下来不能不说是美国帮的忙，这对美国来说颇具讽刺意味。

这些被俘人员开始时被拘押在哈瓦那体育场，受尽折磨。他们被迫连续十多个小时乃至更长期间坐在体育馆的硬长椅上，每天只允许睡很短的时间，卫生间就是地上的一个小洞，吃的东西难以下咽，传染性疾病流行。受过一段时间折磨后，他们又被移送到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的防御工事和监狱里面。卡斯特罗亲自审问俘虏，盘查入侵细节。后来卡斯特罗想出了一个羞辱他们的办法。他只允许这些俘虏穿着登陆时的衣服，褴褛的衣服上沾满了鲜血和硝烟，也不让他们洗澡。几个星期后，闷热潮湿的古巴气候使这些人臭气熏天，犹如从海里捞出的死鱼。卡斯特罗觉得折磨得差不多了，再变一个花样进行羞辱，让一位身着黑裙子脚穿带毛边的俄罗斯靴子的女兵从俘虏前面经过，边给他们发黄色衬衫，边对他们说“yellow!（胆小鬼！）yellow!（胆小鬼！）yellow!（胆小鬼！）”卫兵们在旁边再齐声不断重复“yellow! yellow! yellow!”。卡斯特罗在旁边一直贬斥古巴旅的这些武装分子是“懦弱的寄生虫”，黄色的衬衫就是他们懦弱的象征。⁽¹⁾卡斯特罗对这些俘虏恨之入骨，将之视为“特权阶层的雇佣兵”，应该处以极刑。⁽²⁾

古巴公审被俘的古巴旅武装入侵人员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7aea4a0102uvzi.html.

1962年3月底，古巴政府开始审判这些俘虏，意图是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的背信弃义，让那些对美国心存好感的人看看追随美国的下场。卡斯特罗让这些俘虏站着，谴责和诅咒美国，由他们谴责美国的态度决定所受的刑罚。4月7日，宣判终于下来，被俘人员被判30年苦役。不过，苦役可以由罚金取代，罚金多少取决于他们在古巴旅中的职位高低和发挥作用的大小。圣罗曼、奥利瓦要交付50万美元，然后按级别和作用大小每级减少5万美元，最后211名最普通的俘虏每人交付10万美元，总计6200万美元，必须现金支付。为表现善意姿态，宣判一周后，古巴政府释放了60名俘虏，另有4人因为家里支付了赎金获得释放，加上宣判前已被枪毙的5名俘虏，还剩下1113人在押。古巴提出以金钱赎取俘虏的方案，一则是想向外界展示革命政府的尊重人权、宽容、慷慨与克制，二是迫使美国变相承认对猪湾登陆事件负责。⁽³⁾此外，古巴此举也是在向美国暗示想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古巴总统特使奥斯瓦尔多·多尔迪戈斯（Osvaldo Dorticós）对外宣称，为找到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办法并让古美两国实现和平共存甚至更友好的关系，古巴愿望同美国举行任何形式的必要的会谈。

尽管肯尼迪很关心那些被俘人员，还曾对他的助理肯尼斯·奥唐内尔说“为把俘虏救出来愿和卡斯特罗做任何交易”，⁽⁴⁾但是古巴提出上述要求后，美国政府考虑到国内舆论和国会的不同意见，不敢接招。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称：“西半球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谈判的。”⁽⁵⁾看到美国不愿拿钱交换俘虏，古巴提出可以放弃赔偿要求，条件是美国及其喽啰——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波多黎各的穆尼奥斯·马林释放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亨利·温斯顿在内的1189名革命者或反帝国主义者。这一建议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

与美国政府的冷漠态度相比，1961年夏天成立的古巴人之家委员会（The Cuban Families Committee）却在为营救这些俘虏在美国奔走呼号。他们在1962年6月找到了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称美国不会直接卷入争取被俘人员的获释行动，不可能交付赎金。奈不过委员会的再三要求，他建议委员会去找詹姆斯·多诺万（James B．Donovan），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始人。1962年1月，多诺万在柏林主持了用美国抓获的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Rudolph Abel）交换U-2飞机的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的活动。6月20日，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在纽约拜见了多诺万，多诺万答应帮助居间协调。

7月2日，多诺万去找罗伯特·肯尼迪，告诉他准备以“民间的人道主义努力”的名义与古巴政府谈判，美国政府只需表达“同情”态度即可。8月31日，多诺万飞赴古巴，卡斯特罗接见了他。古巴政府要的是现金，多诺万告诉他，这在美国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可以以等价的食品和药品的形式予以补偿。听了多诺万的话，卡斯特罗点上一支雪茄，咆哮着指责美国领导人和一些媒体煽动美国人民反对古巴。不过，在最后，卡斯特罗还是做出了让步，同意了多诺万提出的以粮食和药品的形式补偿古巴的方案。次日，多诺万再度与卡斯特罗会晤，进一步确认双方的要求。9月2日，多诺万返回纽约后，美古双方就赔偿细节进行谈判，到10月底，双方就具体细节达成了协议。1961年12月，美国把购置的价值5400万美元的食品药品送到哈瓦那，古巴方面则交出了俘虏，猪湾事件以美国惨败画上了句号。

肯尼迪年轻气盛，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从政经历比较顺风顺水，即便有过失败，但没有遭到过羞辱。猪湾入侵补了肯尼迪这一课。他本打算为美国开创一个新纪元，可小小的古巴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跪在他的妻子杰奎琳·肯尼迪脚下痛哭流涕。他虽然对外声称，他要对事件承担责任，但私下里，他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中情局。4月21日，肯尼迪一家邀请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一家到戴维营度周末。肯尼迪告诉艾森豪威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情报脱了节，再加上船只运载量、时间和策略方面可能存在错误。” ⁽⁶⁾比斯尔为行动失败到白宫承认错误时，肯尼迪直言不讳地告诉比斯尔：“在议会制政府里，我将辞职。在这个政府中，总统不能也不会辞职。因此，你和艾伦必须辞职。”⁽⁷⁾比斯尔不想辞职，于是白宫就让他离开自己钟爱的隐蔽行动部门去主管计划事务，这摆明了是逼他走。1962年初，在中情局赖了几个月后，比斯尔还是打了辞职报告，他眼巴巴地看着将要到手的中情局局长的位置泡了汤。比斯尔被逼走后，其他参与猪湾行动的人也纷纷被调离工作岗位，如特雷西·巴恩斯被调到中央情报局刚成立的国内行动处当处长。

美国策划和支持的猪湾入侵失败后，卡斯特罗为防止美国再度干涉古巴，大力扩军备战，革命部队从刚建国的29270人猛增至1964年的30万人，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为这支部队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此外，古巴还建立了特种反山地游击战部队。打击山地游击队时，古巴开始用直升机开道，并有能力用直升机快速把部队投送到作战地区。古巴军事力量的增强加速了国内反政府游击队的覆灭，到1965年，政府打掉了国内约200个游击队组织，打死或抓获3591名游击人员。

古巴反入侵的胜利，极大地增加了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的威望，他让拉美人看到，美国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左翼力量大受鼓舞。与此同时，古巴也开始在该地区大力支持中南美洲的游击运动，甚至派出人员指导武装运动。不仅如此，古巴还对非洲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兴趣，比如切·格瓦拉就曾率领大约200名古巴作战能手到比属刚果指导和参加刚果反对比利时的独立运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在猪湾登陆的惨败，次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也许不会爆发。就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的那样，“主要因为猪湾惨败，赫鲁晓夫认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领导软弱无力的无能政府，并以为可以占我们的便宜”。⁽⁸⁾

(1) Hayes Johnson，The Bay of Pigs: The Leaders' Story of Brigade 2506，p．217．

(2) U．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s，2 May 1961; Washington Post，26 April 1961．

(3) Maax Lerner，“Prisoner Deal，”New York Post，24 May 1961.

(4) Kenneth P．O'Donnell and David F．Powers，“Johnny，We Hardly Knew Ye”: Memories of John F．Kennedy，Boston，1972，pp．274-275．

(5) Washington Post，29 April 1961; John F．Kennedy，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Kennedy，1961，Washington，1962，p．304．

(6)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427页。

(7) 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第432页。

(8) John Newhouse，War and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New York: Alfred A．Knopf，1989，p．149．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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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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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ford，Jeffrey J.，“The Nixon-Castro Meeting of 19 April 1959”，Diplomatic History，Vol．4，No．4，1980．

Sweig, Julia E.，Inside the Cuban Revolution: Fidel Castro and the Urban Underground，Cambridge，2002．

Szule，Tad，Fidel: A Critical Portrait，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86．

Wisan，Joseph E.，The Cuba Crisis as Reflected in The New York P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

Wyden，Peter，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79．

后记

本书历时三载，终于成书，但笔者并未感到轻松。2016年，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斌教授嘱我撰写美国对古巴的“准军事行动”。这对我确属艰巨任务，因为在此之前我主要从事国际政治思想史和核战略理论研究，不娴于档案运用。因此，领受任务差不多有一年之久，虽时时琢磨，但仍觉无处落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反复阅读美国外交档案（FRUS）、多卷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史和中情局关于猪湾行动的调查报告后，突感豁然开朗，并且想要得到的资料也源源而至，仅电子文档就达数千兆之多。本书虽已草就，但在写作过程中，笔者深感在美国遂行外交政策所使用的军事行动、准军事行动和反叛骚乱行动等手段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厘正，需要进一步深耕细作。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石斌教授。本书能够最终付印离不开石老师的鼓励与“压力”。石老师在冷战史和战略理论研究方面见解深刻，问题把握精准。“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即属一例，这一选题引起了多个部门的关注与浓厚兴趣，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受益良多。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蔡老师长期从事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史研究，学术造诣深厚。每次向恩师请教国际问题时总会有很大收获。可以说，我在学术研究上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蔡老师的点拨、指导和严格要求。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蔡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并指导我如何使用美国外交档案。

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宋德星教授、舒建中教授、周桂银教授、杨光海教授、葛腾飞教授、毛维准教授，他们亦师亦友，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很多帮助。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这项任务还可能会继续延宕下去。

我还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他们敏锐的目光和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达最深切的敬意！

另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尽管已竭尽全力，书中仍然难免有不少谬误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作　者
2018年12月于南京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郑钢基金·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电子邮箱：zsforum@nju.edu.cn

电话、传真：025-89681655

中心网址：https://www.capds.nju.edu.cn

微信公众号：CAPDNJ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除人民党”：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石斌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2

（南大亚太论丛/石斌主编.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ISBN 978-7-305-21278-9

Ⅰ. ①清…　Ⅱ. ①石…　Ⅲ. ①军事行动—研究—美国②军事行动—研究—英国　Ⅳ．①E712.39 ②E56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6168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亚太论丛·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主　　编　石斌

书　　名　“清除人民党”：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

著　　者　石　斌

责任编辑　官欣欣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11.75　字数155千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1278-9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主编的话

第一章　半个世纪的疑案

第二章　伊朗民族主义与石油国有化运动

一、战后初期大国在伊朗的角逐

二、“民族阵线”与石油国有化运动

第三章　杜鲁门政府：从中立到对伊施压

一、美国的中立

二、哈里曼斡旋

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较量

四、美英立场的接近

五、1952年“七月事件”

六、杜鲁门—丘吉尔联合声明

七、杜鲁门政府后期对伊朗形势的评估

第四章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伊干涉政策的形成

一、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对伊政策转向

二、错综复杂的伊朗政治生态

三、人民党的状况及其影响

四、1953年“二月事件”

五、英美联合建议

六、杜勒斯中东之行

第五章　“TPAJAX”计划与“8·19”事件

一、高层决策

二、政变方案

三、舆论攻势

四、军事准备

五、政治勾连

六、“绝望的一天”

七、卷土重来

八、“8·19”事件

九、秋后算账

第六章　美英等国际石油财团分赃协议

一、财团的酝酿与美国国内法律障碍的消除

二、美英围绕股份分配和赔偿问题的斗争

三、美国主导地位的确立

第七章　若干问题的厘清

一、“8·19”政变的深远影响

二、从伊朗危机透视美国冷战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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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时代周刊》 1951年“风云人物”

《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吴小康　宋文志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　编：石　斌

副主编：毛维准　舒建中

成　员：赵光锐　葛腾飞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得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论丛》、《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如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惟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主编的话

世界政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成型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始终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绝对的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就国际竞争而言，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手段与对外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有的温和、友好，有的则带有敌意与攻击性；有的公开透明，有的则秘而不宣。既不友好也不公开的对外活动，一般还被统称为“隐蔽行动”。“隐蔽行动”同样种类繁多，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至少可分为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活动、准军事行动等类型。

对外隐蔽行动，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隐蔽行动，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课题在欧美学术界既属于军事与战略情报史研究的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对象。保罗·肯尼迪、厄内斯特·梅、理查德·伊默曼、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著名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学者，或多或少都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较之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不断问世的大量论著，中国学者所做的努力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但还非常有限，差距也很明显。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隐蔽行动，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为主所进行的对外隐蔽活动，包括对他国的秘密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侧面，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然而过去由于文献史料方面的限制，人们往往一知半解，难闻其详。就冷战时期的相关问题而言，欧美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观察角度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需要加以分辨，未可照单全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东西方相关国家陆续开放了许多原始档案文献，这使我们有可能借助更为全面和可靠的材料，揭开隐蔽活动的神秘面纱，打破陈说、道听途说或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弥补国内相关学术空白或研究短板，拓展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论题与视域，从而对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和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从一些与美国有关的典型案例入手，组织一批来自军队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或外交史学者，共同编纂“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专题研究系列。

为了实现此项研究的初衷，在研究目标、学术规范与编写体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我们希望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就研究性质而言，这套系列丛书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案例”在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理解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政策、计划、行动或议题），研究对象与主题非常明确，故要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紧扣主题，突出重点，主要靠事实与证据说话。

其二，就研究目的而言，要联系相关国际与国内背景，尽可能准确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关政策或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以说明其动因、目标与得失，反映该案例的性质、特点、影响及其相对于其他类似案例所具有的独特性与认识论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揭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与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或地区战略之间的联系，并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一些重要特点或一般规律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遵循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规范，立足翔实、可靠的外交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认识，并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其四，在写作风格上，则不妨在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俾使学术著作能够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赏阅。故篇幅宜短小精悍，语言要简洁生动，惟陈言、赘语、套话之务去。以厘清事情之原委、揭示问题之实质为首要目的，不必连篇累牍，任意敷衍，徒增读者负担。当然，在符合研究宗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作者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行文与思想风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的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限于研究能力，我们目前所选择的十数个分析案例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逐步扩充。而且，就整体考察乃至战略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言，历史案例研究也还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对此项课题感兴趣的学术同行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对于此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也真诚欢迎学界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正。

2018年1月20日

第一章　半个世纪的疑案

伊朗是中东大国，石油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显著，因此历来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中东开发的序幕就是在1908年发现伊朗石油时拉开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伊朗的石油生产一直为英国所控制。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取代英国，登上世界霸主地位，与此相一致，在世界上一些重大事务的处理上，美国逐渐渗入传统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世界霸权地位的转变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反映是，美国石油公司成为石油市场的主要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美国公司首先在拉美排挤了英国有关石油公司。战后又全面进军英国公司把持的中东。伊朗也不可能例外。

5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盛以及美苏“冷战”的背景，使控制伊朗的斗争更加复杂化。1951年，伊朗摩萨台政府开始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直接威胁到英国的石油利益，导致英伊关系紧张。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的政策从最初的中立逐步转向与英国一致，美英最终联手推翻了摩萨台政权。

20世纪50年代初的伊朗石油危机和1953年政变，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大事件，因为：（1）这是新老帝国权势更替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渗入中东，是战后美英主导地位交替的一个重要标志。（2）这既是美伊建立长达20余年稳定关系的契机，又是双方在70年代末交恶并敌对至今的历史根源。（3）这是美国首次通过低成本的秘密“准军事行动”⁽¹⁾推翻一个外国合法、民选政府，导致了美国冷战策略的重大变化。（4）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意承认的一次海外干涉行动，因为这完全出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与经济需要，无法用维持国际秩序与安全、促进民主与人权、捍卫国际法准则等任何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法理或道德理由来为之辩护，于是这段历史被刻意掩瞒，成为近半个世纪的“未解之谜”。

因此，此次危机及其相关问题，特别是美国对危机的反应，包括美英联手通过隐蔽的“准军事行动”颠覆摩萨台政府的过程，一直是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一些学术组织和研究者为了争取相关档案文献的开放作了不懈努力。然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人们始终无法了解全部真相，许多问题只能靠推测而无法定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关键的档案材料始终付诸阙如。美英政府一直拒绝公布有关1953年政变的档案文件，英国方面更是如此。而且，据信美方大部分文件在60年代已被中情局销毁。1989年，中情局拒绝让美国国务院编纂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简称FRUS）刊载有关美国参与政变的关键文献。因此，涵盖这个时段的文件集虽然专门编辑了一个“1951—1954年伊朗卷”，却没有收录任何有关“倒摩”决策过程和中情局隐蔽活动的文件。⁽²⁾这种“戏弄历史”、“赤裸裸篡改美国行为的欺骗行径”，令国务院历史顾问委员会主席孔华润（Warren I. Cohen）愤然辞职。⁽³⁾

图1-1　1989年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

图1-2　1989年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的网络版目录

图1-3　2000年《纽约时报》披露的“Wilber文件”

10年以后，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改变。1999年，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兼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依据《信息自由法》向中情局索取据信确实存在的“Wilber文件”和另一份内部史料，同样被拒绝，理由是“将有损国家安全”或“导致未经授权的公布情报来源和手段”。中情局以近乎嘲讽的方式回应人们的知情权：仅同意解密“Wilber文件”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总部度过了充满沮丧与绝望的一天”。即使是这样一句无头无尾、令人莫名其妙的话，中情局之所以同意公布，也是因为此前在某个出版物中已被披露。

这种局面在2000年发生了重要变化。尽管美国参与伊朗政变一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直到2000年美国官方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事实。这年3月，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一次有关美伊关系的讲话中说：“1953年，美国在组织策划推翻伊朗颇得人心的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出于战略原因其行为是正当的，但政变对于伊朗的政治发展而言显然是一个倒退。因此也很容易理解为何许多伊朗人至今对美国这一干涉其内政的行为仍然心怀不满。”⁽⁴⁾

同年4月，《纽约时报》在其网站上发表题为《历史之秘：中情局在伊朗》的特别报道，披露了当时尚未解密的一份CIA文件，即所谓“Wilber文件”的主要内容。⁽⁵⁾该文件即政变行动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唐纳德·威尔伯（Donald Wilber）于1954年3月撰写的内部总结报告《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这份后来解密的报告（连同若干附属文件长达200页）是迄今能够见到的有关政变本身最重要的文献。⁽⁶⁾1998年部分解密的另一份较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是由CIA研究人员斯科特·科克（Scott Koch）执笔的内部历史文件。⁽⁷⁾该文件在2017年又解密了部分内容，但仍然隐匿了许多有关政变的细节。⁽⁸⁾2013年8月，在政变6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又公布了部分文件，这些文件涉及美国的政变动机和行动策略。⁽⁹⁾2017年6月，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组织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作为对1989年出版的“伊朗卷”（FRUS 1952-1954，Vol.10，Iran，1951-1954）的一个修订和补充，弥补了原来主要涉及石油争端，对政变只字不提的情况。其中披露了更多细节，例如政变负责人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等人在首次行动失败后无视中情局关于取消行动的指令，擅自决定继续冒险等情况。⁽¹⁰⁾至此政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4年！英国方面对于涉及自己参与政变的文件甚至更为谨慎，迄今仍有许多文件尚未解密。⁽¹¹⁾

图1-4　2017年才得以问世的新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

图1-5　2018年第2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网络版目录

基于上述原因，2000年以前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只能依据二手材料，最多是靠某些回忆录、口述史料和一些相关但非核心的政府档案文件。

除了一些间接的论述，中国学者有关此次伊朗危机的专门论著迄今屈指可数。其中石斌于1996年发表的《民族主义、石油危机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1951—1954）》一文，是国内较早专门讨论该问题的论文。此外还有范鸿达的论文《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其专著《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也有专章论述。王泽壮在2007年发表的几篇论文也涉及该问题。⁽¹²⁾这些论著利用了部分过去能够见到的相关美国外交文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但均未能利用后来出现的一些核心文件，特别是有关隐蔽行动和1953年政变的文件。

国外学者尤其英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自然要丰富得多。有关战后以来美伊关系的综合性论述，有助于了解相关的国际背景。⁽¹³⁾其中，巴里·鲁宾的《善意恶果》（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是内容最为全面的优秀著作，时间跨度达一个世纪，而重点是1953年以后。但该书主要借助英文材料，不像后来有些著作（例如詹姆斯·比尔的著作）还利用了伊朗方面的文献。关于战后初期的美伊关系，最重要的是布鲁斯·库尼霍尔姆的《近东冷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该书论述了大国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冲突。作者认为1946年的阿塞拜疆危机是美国涉足伊朗问题的起点。马克·莱特尔的《伊美同盟的起源（1941—53）》（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 1941-53）着重讨论了1941—1947年间的美伊关系，认为美国决策者对所谓苏联威胁反应过度。

关于50年代初的美国对伊政策，两位著名学者的论著很有代表性。其一是詹姆斯·比尔的《鹰与狮》（The Eagle and the Lion）一书。这迄今仍是关于巴列维王朝，尤其是60年代以来美伊关系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作者通过研究1951—1953年间美国对伊政策的发展过程，包括颠覆摩萨台政权的“埃杰克斯计划”（Operation Ajax），得出了15条结论，主要包括：杜鲁门总统与国务卿艾奇逊不愿采取英国率先提出的强硬措施，而艾森豪威尔在国务卿和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兄弟、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等人的支持下则决定直接干涉；隐蔽行动最初由英国军情6局（MI6）提出，而英国说服美国的主要策略是强调伊朗有被共产党控制的危险；如果没有伊朗反摩萨台势力的参与，政变不可能成功，但如果没有英美的指导、支持和参与，伊朗人也不会采取行动；人民党（杜德党）的影响力实际上并不大，摩萨台本人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同情共产党。⁽¹⁴⁾

其二是马克·加西奥鲁斯基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朗国王》（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¹⁵⁾实际上，作者在1987年即发表了一篇研究1953年政变的重要论文。⁽¹⁶⁾在本书中，他进一步探讨了三个问题：美国在政变中的作用、美国干涉的动机和政变对伊朗内政的影响。他认为，尽管英国和一些伊朗人在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美国干涉，摩萨台政权可能不会垮台；美国参与政变的主要目的不是帮助美国石油公司分享伊朗石油利益（尽管政变后美国公司获得了40%的份额），而是抵制苏联扩张，因为当时共和党新政府即将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即“更主动”、“更具进攻性”、手段“更广泛、更多样”（其中包括隐蔽行动）的“新面貌”战略（1953年10月正式出台）；而政变重新确立了国王的权威，对伊朗内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论著对美国在伊朗和中东的战略目标、对伊政策演变的脉络及其相关背景作了大致符合事实的描述。但有两个明显缺陷：首先，大部分论著主要依据二手材料，特别是在1953年政变这个关键问题上，缺乏核心档案文件的支撑，无法展现具体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过程；实施政变的过程也缺少许多细节，或者有些细节并不准确；其次，对相关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揭示不够全面。例如大多数论著都强调美国防范苏联的冷战思维是主要动因，但对于美国控制中东主导权的意图及其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关系揭示还不够充分，对于美国在中东和伊朗的商业、石油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也持各种不同看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本代表性的论文集：詹姆斯·比尔等编写的《摩萨台、伊朗民族主义与石油》（Musaddiq，Iranian Nationalism，and Oil）一书集中反映了8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成果；马克·加西奥鲁斯基等编写的《摩萨台与1953年伊朗政变》（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一书则反映了上述CIA核心文件面世后的研究成果。⁽¹⁷⁾

前一本论文集的内容来自1985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其中探讨了摩萨台运动的起源，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美英通过干涉搞垮摩萨台政权，国王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国际石油财团取代英国垄断地位等问题。主要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伊朗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背景，包括摩萨台在其中的影响与贡献；关于石油问题，主要涉及1950年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率先达成对半分成协议一事与英伊石油争端之间的联系；关于危机期间英美两国政府的政策；关于摩萨台执政时期伊朗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

该书认为，危机之初，英美的态度和立场就截然不同：英国认为摩萨台一无是处，且执意要“没收”英国的公司，为此不惜使伊朗经济走向崩溃边缘，不大可能与之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则对摩萨台政权和伊朗民族主义抱有某种理解和同情，并相信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美国虽然关注“共产主义威胁”以及伊朗石油对西方经济的重要性，但也承认伊朗有进行国有化的权利，同时担心英国如采用武力可能为苏联干涉提供借口，因此美国一方面反对英国干涉，另一方面又鼓励伊朗民族主义者做出妥协。

关于美英干涉（倒摩政变）成功的原因，该书认为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内因素包括：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纷争；部分由于英国的石油抵制所造成的经济困难；民族阵线领导人的政策失误；人民党的影响，等等。对于国内因素与英美干涉何者起了决定性作用，该书有些含糊其词。只是指出，伊朗人认为美国通过CIA的干涉是伊朗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后来取代英国或苏联，成为伊朗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抨击对象。

在结论部分，该书概括出一个核心问题：摩萨台与英国和美国是否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并从三个层次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即三个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行动自由”（政策空间）以及主要当事人的个性特征（信念、情感、偏好、行为特征等）。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英、伊、美这组三角关系中，存在着三个彼此相关的错误认知，因此无法达成妥协：英国误解了伊朗民族主义的性质，也未能认识到摩萨台代表着伊朗人的希望与抱负；美国则过分专注于自身经济利益和中东石油，未能对伊朗民族主义予以充分重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出于冷战思维，混淆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而伊朗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认知也有错误，认为英国是“邪恶的”，而美国是“仁慈的”。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导致了一个致命错误，即以为英美不会联手反对伊朗民族主义运动。

后一本文集的主要内容来自2000年和2002年分别在德黑兰和牛津大学召开的两次国际会议的论文。后一次会议的参与者除了美、俄、伊朗等国学者，还包括曾参与策划或实施政变的几位前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外交部官员。

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利用一些新材料对危机和政变的国内外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做了较全面的探讨。部分作者也是前一本论文集的作者，但这批论文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其中一些新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该书比过去更加强调伊朗国内因素的作用。霍马·卡图齐安（Homa Katouzian）认为，应该将1953年政变放在伊朗历史上的“专制统治—动荡—专制统治的长期循环”中去考察。在伊朗现代史上，其民主进程总是伴随着社会动荡，而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和国内改革运动不过是最近的例子。许多伊朗人之所以支持政变和国王重新掌权，一定程度就反映了社会、政治动荡之后人们对稳定的需求。但他也承认，摩萨台执政后期的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也是英美和伊朗国内反对派试图颠覆摩萨台政权所造成的。许多伊朗人也因此认为，伊朗向专制主义的倒退，美国难辞其咎，1978年革命的反美色彩即与此有关。法赫尔丁·阿齐米（Fakhreddin Azimi）着重讨论了伊朗的国内政治。虽然他承认国内与国际反摩萨台势力共同作用、不可分割，但他认为伊朗国内的反对力量（保王派、亲英派、倒戈者、人民党等）起了关键作用。这实际上是暗示，即使没有英美的插手，摩萨台与民族阵线很可能也会失败。马西亚·贝赫鲁兹（Maziar Behrooz）专门研究了人民党的作用。他指出，根据“Wilber文件”等CIA史料，防止人民党（相应地也包括苏联）控制伊朗是美国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尽管美国情报部门并不认为人民党在近期有控制伊朗的可能，但美国官员几乎一致认为这种危险在不断增长。作者的研究结论是，事实上，人民党既没有在近期内夺取政权的意图，出于各种原因当时也不具备这种能力。

其次，关于国际因素，该书比过去更强调英国的作用。Wm.罗杰·路易斯（Wm. Roger Louis）认为英国在政变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英国人自始至终想搞垮摩萨台，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英伊石油公司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冷战战略的考虑，认为摩萨台强烈的反英“情结”最终将使他向共产主义靠拢；而美国尽管最初无此“远见”，后来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玛丽·A.海斯（Mary A. Heiss）的研究重点是由英国带头，英美政府和国际石油巨头联手进行的抵制活动。她认为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导致摩萨台下台的重要因素。

其中，马尔科姆·拜恩（Malcom Byrne）和马克·加西奥鲁斯基（Mark Gasiorowsky）的论文最值得注意。马尔科姆分析了战后初期美国对伊政策的政治与地缘战略因素，试图解释美国对伊政策何以从杜鲁门时期的相对平衡和中立的政策转变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直接干涉。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美苏冷战对抗的加剧。伊朗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事态，使美国认为苏联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台之初尚无意搞掉摩萨台，仍然寄望于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但眼看谈判解决无望，最终还是决定采取隐蔽行动。马克的论文则主要从美国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倒摩”政变的策划与实施过程，除了利用已有的材料，还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总之，这批论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首先，对于摩萨台政权的垮台，西方势力，特别是美英两国通过其情报部门所实施的干涉行动无疑起了直接作用。第二，伊朗国内“范围广泛”的敌对势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或是削弱了摩萨台的地位，或是直接促成、参与了政变。这些势力包括扎希迪将军及其支持者、国王及其支持者、（摩萨台盟友中的）“背叛者”——人民党及民族阵线中的保王派。第三，政变的成功，是在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上述因素，外加英美情报部门在伊朗长期培植的特务组织，一同起作用的结果。

这些论文给人的印象是，都有意无意地削弱或淡化了外部干涉的作用，将摩萨台政权垮台在相当程度上归咎于国内因素。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否足以改变1953年伊朗政变的基本性质（即西方大国通过隐蔽手段颠覆一个国家合法的，并且总的来说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府），显然大可商榷。而且，除了指出美英冷战战略方面的考虑，对美国取代英国传统地位、主导中东事务的地缘战略意图，美国石油财团的商业利益和美国政府对于石油资源的长远战略价值的关注，大多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总的来说，这些论著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研究者的观点，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本书的研究角度是美国政府对伊朗危机的反应。本书试图通过考察美国在1951—1954年伊朗石油危机期间从中立到干涉的政策轨迹和决策过程，主要揭示：美国在伊朗的主要政策目标；其政策演变的内外动因；美国对伊朗民族主义的态度；以及美国最终取代英国的主导地位与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美苏冷战的宏观背景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个重点是利用目前已经公布的美国档案文献，特别是上述CIA核心文件和其他新材料，揭示美国颠覆伊朗摩萨台政府的“TPAJAX”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

(1) 准军事行动（Paramilitary Operation）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的主要子战略之一，冷战时期频繁使用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主要指介于传统军事行动与非军事活动之间的隐蔽行动，包括由中情局等部门对他国秘密进行或暗中组织、训练、协助目标国反政府力量所从事的武装破坏、颠覆政权、暗杀政治领导人等活动。

(2)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Washington，D.C. GPO，1989.

(3) 孔华润1990年2月辞职，参见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6，1990，A3; Bruce R. Kuniholm，“Perspective”，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Vol. 28，No. 5，May/June 1990，pp. 1，11-12；戴维·帕特森：《美国国务院外交史编辑室及其工作》，《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8期，第43页。

(4)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8，2000. 不过，对于奥尔布赖特的讲话，伊朗当时的反应非常消极。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表示：“连个道歉都没有”，纯属“欺骗”（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Syracuse，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4，p.ⅷ）。另据报道，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对穆斯林世界的主题演说中也首次承认，“在冷战中，美国曾参与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的行动”。

(5) James Risen，“The C.I.A. in Iran”，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6 and June 18，2000，http://www.nytimes.com/library/world/mideast/041600iran-cia-index.html.

(6) Donald N.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March 1954. “威尔伯文件”由《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里森（James Risen）获得，但其泄密者不详。《纽约时报》网站在披露时隐去了大部分伊朗参与者的名字，但后来又被其他媒体获取并公布。

(7) Scott A. Koch，“‘Zendebad，Shah!’: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Fall of Iranian Prime Minister Mohammed Mossadeq，August 1953”，Top Secret Draft History，History Staff，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June 1998. 此后陆续公开的还有几份国安会和国务院文件，例如：（1）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 136/1，“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Top Secret Report，Nov. 20，1952，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Record Group（RG）59，Lot 63D351，NSC，Box 68.这是杜鲁门政府最后一份对伊政策文件；（2）State Department，“First Progress Report on Paragraph 5-a of NSC 136/1”，Top Secret Memorandum，March 20，1953，Record Group（RG）59，Lot 63D351，NSC，Box 68;（3）State Department，“Measures Which the U. S. Government Might Take in Support of a Successor Government to Mosadeq”，Top Secret Memorandum，March 1953，NARA，RG 59，Records of the Officer-in-charge of Iranian Affairs，1946-1954，Lot 57D529，Box 40;（4）State Department，“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Iran”，Top Secret Draft Memorandum，August 10，1953，NARA，RG 59，Policy Planning Staff 1947-53，Box 42，Lot 64D563。

(8) “CIA declassifies more of ‘Zendebad，Shah!’-internal study of 1953 Iran coup”，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iran/2018-02-12/cia-declassifies-more-zendebad-shah-internal-study-1953-iran-coup.

(9) Malcolm Bryne，“CIA Admits It Was Behind Iran's Coup”，Foreign Policy，August 18，2013.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Iran，1951-1954，“Preface”，Washington，GPO，2017，p.ⅷ，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1—54Iran/preface; Bethany Allen-Ebrahiman，“64 Years Later，CIA Finally Releases Details of Iranian Coup”，Foreign Policy，June 20，2017. 不过，由于许多文件早就被销毁，较之“Wilber文件”等重要材料，新的文件集所能提供的新内容也是有限的。

(11) Saeed Dehghan and Richard Norton-Taylor，“CIA admits role in 1953 Iranian coup”，The Guardian，August 19，2013.

(12) 石斌：《民族主义、石油危机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1951—1954）》，《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范鸿达：《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世界史》，2002年第9期；范鸿达：《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王泽壮：《从“理论批判”到“武器批判”：论伊朗“8·19”政变和“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王泽壮：《伊朗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上、下），《西亚非洲》，2007年第2—3期。

(13) 比较重要的有：James A. 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 James Goode，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n the Shadow of Musaddiq，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7; Mark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 1941-53，New York:Holmes & Meier Publishers，1987; 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关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美伊关系，最重要的著作包括：Bruce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Turkey，and Greece，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Louise L'Estrange，Iran and the Cold War: The Azerbaijan Crisis of 1946，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4) James 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pp. 92-94.

(15) Mark J. Gasiorowski，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Ithaca，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6) Mark J. Gasiorowski，“The 1953 Coup D'etat in Ir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 19，No. 3，August 1987.

(17) James A. Bill and WM. Roger Louis，eds.，Musaddiq，Iranian Nationalism，and Oil，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8; 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Syracuse，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4.

第二章　伊朗民族主义与石油国有化运动

一、战后初期大国在伊朗的角逐

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由于国家贫弱，技术落后，最先从伊朗石油中受益的却是英国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人就涉入了伊朗石油产业，建立了“英波石油公司”，即后来的英伊石油公司。在20世纪40至50年代，英国政府直接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不仅是英国在海外最大的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组织之一。该公司拥有租让权的土地占伊朗领土的16%，年产石油3000万吨，占中东石油的36%以上。此外还拥有自己的机场、铁路、港口、电讯设施以及武装警察。1914—1950年间，该公司从伊朗榨取的利润高达50亿美元。⁽¹⁾直到1946年，英国石油资本仍然控制中东石油产量的64％。伊朗的石油生产与销售，从1909年以来一直为英伊公司所控制。伊朗人民对英伊公司这个“国中之国”非常不满，战后以来，要求维护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伊朗议会于1946年10月正式提出与英伊公司谈判，要求修改1933年租借协定。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在1947年7月17日签订“补充协定”。英国自知无法完全维持在伊朗的既有地位，遂在枝节问题上略做让步，仅答应增加一些租让权使用费和税收。双方分歧仍然很大。伊朗议会也将英伊“补充协定”束之高阁。

图2-1　阿巴丹炼油厂——英国人在波斯湾建立的世界最大的炼油厂

图2-2　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贫民区，英国人则有专用的游泳池、网球场

美国石油资本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渗入中东。战后初期，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以洛克菲勒为首的石油财团加紧向中东石油产地渗透，直接威胁到英国的石油利益。到1950年，美国公司在中东的石油开采量比例上升到45.3％，英国则下降到52.2％。英美石油斗争加剧。由于伊朗拥有世界最大的炼油厂——阿巴丹炼油厂，因而成为斗争的焦点之一。

苏联在二战期间就曾试图获取伊朗北部从阿塞拜疆到霍拉桑地区的石油开采权，遭到拒绝。⁽²⁾礼萨国王在二战期间宣布中立，试图在英国和德国之间保持平衡。1941年8月，为了防止德国控制伊朗油田，同时建立一条军事供应线，英国和苏联军队分别控制了伊朗南部和北部，同时还扶植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接替其父亲出任国王。1942年1月，英苏与巴列维达成协议，相约在战争结束后半年内撤军。1946年美英相继撤离。苏联却闭口不提撤军之事，反而支持伊朗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于1945年12月在苏战区建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和库尔德人民政府。苏军还阻止了试图前去控制局面的伊朗政府军队。

图2-3　礼萨·汗（1876年—1944年），伊朗国王，1925年12月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出任国王，1941年英美逼其退位

图2-4　左四为1941年被英国人赶下台的礼萨国王，左二为后来的巴列维国王

图2-5　1939年伊朗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王子在开罗

图2-6　1942年，伊朗国王巴列维和妻子

在美国的鼓励下，伊朗把问题提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伊朗首相艾哈迈德·盖凡姆（Ahmad Qavam）则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交涉。1946年4月，伊朗为了促使苏联从伊撤军并解决阿塞拜疆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同意建立伊苏合股石油公司。但是当伊朗达到上述目的后，美苏已进入“冷战”态势，伊朗议会趁机在1947年10月否决了苏伊协议，使苏联的企图再次落空。苏联对伊朗石油的兴趣和对阿塞拜疆的支持，被美国视为其向南扩张的意图。苏伊危机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谴责苏联，要求它从伊朗撤军，苏联最后被迫退却。伊朗国王巴列维后来说，“在阿塞拜疆事件中，美国政府初露头角，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东地区显示了自己的领导力量”。⁽³⁾

在杜鲁门看来，阿塞拜疆危机（以及库尔德斯坦问题）暴露了苏联对邻国特别是对伊朗的企图。时任副国务卿艾奇逊还认为，从阿塞拜疆危机可以看出，苏联此时还不想与西方发生公开的军事冲突，而是在冷战外围地区采取渗透、颠覆等策略。这实际上也是美国情报部门的分析结论。⁽⁴⁾此外，伊朗人民党在危机期间积极配合苏联的立场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这也是美国后来对人民党始终心存戒备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斯大林是出于何种考虑，苏联最后决定退却，似乎还进一步证明了杜鲁门的观点，即“除非俄国面对的是铁拳和强硬态度，否则可能出现另一场战争”（后面还有一句话是“我已厌倦把苏联人当小孩一样哄着”）。⁽⁵⁾换言之，杜鲁门政府可能认为，其冷战方针在危机期间首次付诸实践就取得明显效果，因此加强了对抗苏联的决心。

这是战后第一次伊朗危机，也是美苏在伊朗的首次较量。有研究者甚至认为阿塞拜疆危机是冷战的开端。⁽⁶⁾此后，美伊关系得到了发展。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支持伊朗政府、维护伊朗主权为名，力图控制伊朗，将其纳入西方阵营，以有效地遏制苏联。因此，美英在伊朗有合作也有冲突，美国与英国明争暗斗，伺机取代英国的地位。美国与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表面上一致，实际上却有冲突”。在1947—1952年间，由于英国中东地位的衰落，加上冷战背景，美国已开始逐步调整其中东战略，并开始与英国的殖民利益与殖民政策拉开距离。例如，不顾英国强烈反对，华盛顿仍然支持1950年底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达成的对半分成协议。此举在中东地区引起震动，很快产生了连锁反应。⁽⁷⁾

除了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朗还是苏联与波斯湾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冷战背景下，阿塞拜疆危机，连同随后出现的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使得伊朗、希腊、土耳其等“北层国家”（Northern Tier Countries）被西方赋予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如前所言，近东地区早在二战前就是美国石油公司追逐的目标。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不仅关注石油的商业价值，更重视其战略意义。例如美国国务院就曾指出，沙特石油是“巨大的战略力量资源，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物质奖赏之一”。⁽⁸⁾战后，70%的石油来自近东，石油对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重建也至关重要。⁽⁹⁾因此，确保西方对近东石油的控制权是华盛顿的首要考虑之一，其意义与防止伊朗为苏联所控制同样重要。

伊朗在与英苏周旋的同时，积极向美国靠拢。1948年10月，伊朗政府聘请美国顾问参与制订本国建设计划。1949年又借口人民党（即杜德党，Tudeh Party）与谋杀巴列维国王的未遂案有关，将其取缔，同时还关闭了苏联驻伊的八个领事馆。伊朗的一系列行动得到了美国的响应。杜鲁门于是邀请巴列维国王访美，此举的目的，用艾奇逊的话说，是“使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在国内的威望有所增加，并让他直接了解美援的现实性和它的限度”。⁽¹⁰⁾

图2-7　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礼萨·巴列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

图2-8　1949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访问美国，左为美国总统杜鲁门

1949年11—12月巴列维国王访美期间，向美国提出了经援和军援要求。美国则强调不能提供大量援助，但如果援助是用于军事目标，美国将立即予以支持。这是因为在50年代初，美国加强了它在中东的活动。美国政府认为中东地区存在着苏联卷入的重大威胁。其外援政策这时发生了重大变化。1950年，美援重点转到通过共同防务援助计划提供军事援助上来。 1950年2月10日，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George McGhee）向共同防务援助计划署提交了《1951年财政年度向伊朗提供军援的政治经济因素》备忘录，强调了在冷战格局下，伊朗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其中指出，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目标，是“防止苏俄控制伊朗和加强伊朗向西方靠拢的趋势”，认为伊朗在冷战中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如果为苏联所控制，“将会在心理上严重影响其他友好国家。远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不久也很可能沦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¹¹⁾备忘录还认为，苏联的威胁很可能主要通过人民党从内部进行颠覆。“俄国颠覆伊朗的尝试……几乎全是采用施压、威胁和颠覆等形式。大批苏联间谍在伊朗活动。人民党虽被政府宣布为非法，仍以地下运动的形式继续存在，同时得到苏联的支持，对伊朗国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¹²⁾麦吉提出美国的三点对策：通过向伊朗提供包括“第四点计划”在内的技术援助，促进伊朗经济与社会发展；通过联合国在外交上支持伊朗；通过共同防务计划向伊朗提供军援。

麦吉的方案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伊朗的响应。美伊经过两个月的磋商，于1950年5月23日签订了共同防务援助协定。根据协定，美国将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器材和劳务，包括在1956年以内提供23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伊朗则向美方军事人员提供“必要的便利，俾得以视察根据协定提供的援助的进展”。⁽¹³⁾显然，军援是美国援助伊朗的主要形式，表明美国坚定地支持伊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伊朗石油对美国和西方显得更加重要。伊朗石油相当于中东产量的40％。英伊公司在阿巴丹的炼油厂还是东半球最重要的航空燃料来源地。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向其助手表示，尽管共产主义对远东的威胁已经加强，但他更担心的是中东的形势，认为共产党人将从伊朗开始制造麻烦，如果美国像三年前在希腊那样及时予以抵制，他们就不会得寸进尺，“如果袖手旁观，他就会进入伊朗，然后控制整个中东。如果我们不准备战斗，谁知道接下来他们将干什么”。⁽¹⁴⁾

美国这时又重审其全球战略，连忙制订应急计划，以防苏联入侵伊朗。它感到要在中东地区对付苏联的威胁，必须与英国协调一致。因此，美国政府加紧敦促英国政府向英伊公司施加压力，提出伊朗能够迅速接受的条件。英美在朝战爆发后多次就国际形势、中东和伊朗问题举行会谈。就在6月25日的会谈中，英国代表强调，伊朗对整个近东战略极端重要，而且“存在着苏联进攻伊朗的危险”。美国代表则指出保卫伊朗“主要是英国的责任”。⁽¹⁵⁾说明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中东政策仍然强调英国的作用，试图利用英国的势力和政策来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双方同意加强磋商，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

从乔治·麦吉7月21日给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此时“苏联入侵”伊朗已成为主要危险。一改以前强调的苏联的策略主要是内部颠覆的估计，认为“苏联公开进攻的危险迫在眉睫”，⁽¹⁶⁾苏联人很可能借口1921年苏伊条约⁽¹⁷⁾入侵伊朗，并指责美国正在把伊朗变成对付苏联的基地。因此美英必须设法缓解彼此在中东和伊朗石油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从而保持对伊政策的一致性，在伊朗联手对付苏联。国务院为此召集石油巨头们进行讨论，并在9月11日拟订了一份关于中东石油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美英在中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中东石油资源被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势力所控制，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都将受到损害”。⁽¹⁸⁾鉴于英美在中东均不得人心，甚至被称为“石油帝国主义”，两国的形象都亟待改善，因此都希望避免在石油问题上再发生冲突。乔治·麦吉特地前往伦敦，讨论两国在中东和伊朗的石油政策。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合作，减少摩擦，避免近东国家利用英美矛盾。⁽¹⁹⁾

二、“民族阵线”与石油国有化运动

从50年代初开始，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不断取得胜利，亚非国家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它们不仅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也要求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改善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战后以来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席卷整个非西方世界，中东和亚洲各国领导人在50年代纷纷打出“独立”、“中立”或“不结盟”等旗子，强烈反对西方的统治地位和干涉政策。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之下，产油国为了获得更大石油收益，对自己的石油资源获得更多主权，与石油公司展开斗争。

美英在商讨石油政策以及在中东和伊朗的对苏战略时，彼此的重点不同。美国主要从政治、军事着眼，对振兴日益恶化的伊朗经济缺少实际行动。英国关心的是英伊公司在伊朗的石油利益以及这一问题可能对英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造成的消极影响，更不会顾及伊朗的民族经济。1945年至1950年，英伊公司利润高达2.5亿美元，伊朗仅得到9000万美元使用费。英国政府从英伊公司获得的税收，比伊朗获得的使用费还多。⁽²⁰⁾

1949—1950年，以农业大歉收为发端，伊朗爆发了经济危机，失业人口高达50万，1950—1951年外汇赤字达3500万美元。伊朗政府原指望靠美国的援助来摆脱困境，但美国强调军援，经济援助微不足道。而英伊公司除了自己获得巨额利润之外，每年把亿万英镑石油利润以税收形式上交英国政府，伊朗人民对此极为不满。1949年7月签订的英伊“补充协定”，仅仅提高了伊朗对石油的税收，远不能满足伊朗人民的要求。伊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日益高涨，石油国有化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图2-9　1950年年中，伊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浪潮

此时伊朗已经出现了许多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例如伊朗党，该党具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劳工党，其领导人是世俗民族主义的重要人物莫扎法·巴卡伊（Mozaffar Baqa'i），其成员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人民党的部分退出者以及部分与宗教界关系密切的人士。

伊朗民族主义的头号人物是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Jebheh-ye Melli）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民族阵线主张政治改革和石油国有化，因此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

摩萨台1882年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上层地主家庭，⁽²¹⁾早年曾留学法国和瑞士，并在瑞士纳沙泰尔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德黑兰法律与政治学院担任法学教授。摩萨台是一位极具“领袖气质”的政治家。尽管非常富有，生活却异常俭朴，近乎苦行僧。他1915年当选为伊朗议会议员。20世纪20年代曾几度出任大臣职务，包括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因为主张宪政、反对礼萨·巴列维的独裁统治而一度流亡甚至身陷囹圄。1941年礼萨·巴列维被迫下台（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时伊朗正处于苏联和英国军队的控制之下），摩萨台得以出狱并迅速重返政坛。他毕生致力于根除外国势力在伊朗的统治，对英国殖民主义及英伊石油公司对伊朗的经济掠夺深恶痛绝。1944年摩萨台组织了民族阵线，站在伊朗民族主义潮流的最前列，积极维护民族独立，主张对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

图2-10　摩萨台习惯在床上办公

1949年10月，民族阵线参加了伊朗第16届议会选举。民族阵线在议会选举中提出了反对“补充协定”、“抑制英伊公司特权”的口号，以争取选民的支持。1950年2月，民族阵线有8名代表当选为议员。

英国新任驻伊大使弗兰西斯·谢泼德（Francis Shepherd）刚到任，即要求伊朗早日批准“补充协定”。议会在6月20日成立了以摩萨台为首的石油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这项协定。委员会共18人，民族阵线成员占了6名。10月18日，新上台的首相阿里·拉兹马拉（Ali Razmara）发表声明，公开支持“补充协定”，遭到摩萨台等议员们的反对。11月26日摩萨台在石油特别委员会就国有化问题发表讲话时说：“伊朗人民从来没有从英伊公司的经营中得到过什么好处。石油收入全进了外国人以及那些堕落为英伊公司走狗和我国敌人的伊朗人的腰包。石油国有化可以使干涉我国内政、谋求一己私利的石油公司销声匿迹。”⁽²²⁾

图2-11　英国驻伊大使弗兰西斯·谢泼德

1950年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在中东首开先例，与阿美石油公司达成了对半分享利润的协议，使伊朗的国有化运动大受鼓舞。英国的顽固立场使伊朗人的反英情绪更加激烈。各主要城市都发生了大规模反对英国经济掠夺的示威游行。伊朗议会石油特别委员会认为，国有化以外的任何方案都将有损伊朗的民族利益。对半分成已不能满足伊朗人的要求了。1951年1月1日，伊朗议会下院通过石油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否决了“补充协定”。2月底，英伊公司表示愿按照阿美公司的模式重开谈判。英国政府仍然坚持英伊公司的租借权有效期直到1993年，并公开向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接受“补充协定”。谢泼德对拉兹马拉说：“谁也甭想英国政府能容忍一种不顾国家契约义务的行为而支持石油国有化运动。”⁽²³⁾

拉兹马拉政府此时仍在努力寻求与英国妥协的办法。3月3日，拉兹马拉在议会发言，认为没有英伊公司的协助，伊朗无力生产与销售石油，废除1933年租借协定是不明智的，再次公开反对实行石油国有化，遭到议员们的强烈反对。3月6日，石油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国有化原则。第二天，拉兹马拉首相被民族阵线另一位重要人物阿贝尔卡塞姆·卡萨尼（Abolqasem Kashani）领导的伊斯兰教殉教团成员刺死。伊斯兰殉教团还举行大规模示威，支持实行国有化。拉兹马拉遇刺使亲英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分析伊朗形势的报告中认为，拉兹马拉之死显然是因为他公开支持“补充协定”，反对国有化，并且认为“在伊朗的共产主义分子抓住这个时机，散布不满情绪”。他们组织大规模游行，在美国驻伊使馆前高呼激烈的“反美反西方口号”。“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了英伊争端来煽动公众的情绪。”⁽²⁴⁾

民族阵线坚决主张石油国有化。1951年2月21日，摩萨台代表民族阵线在议会辩论中发言说：“民族阵线主张石油工业国有化，强调的是它的政治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在这个历尽磨难的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石油公司。”⁽²⁵⁾摩萨台的立场成为议会的主流。3月6日，石油特别委员会通过国有化提案。15日和20日分别得到议会两院的批准，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石油国有化原则。国有化决议规定：“为了伊朗民族的幸福、繁荣和世界和平，决定将全国各地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由伊朗政府控制石油的勘探、提炼和利用。”⁽²⁶⁾刚上台的侯塞因·艾拉（Hussein Ala）政府决定让石油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

国有化运动正日趋深入。英伊公司工人在1951年初多次举行罢工。到4月份，阿巴丹炼油厂已基本停产。英国的反应是增派军舰到波斯湾进行武力威胁，结果激起伊朗人更强烈的反抗。

英伊公司与英国政府经过讨论，抛出新建议：英伊公司的租让权转让给一个新的英国公司；伊朗在这个新公司的董事会有“适当”代表权；公司和伊朗政府平分利润。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建议此时已不可能为伊朗所接受。4月26日，伊朗石油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国有化的九点实施方案。随即获得议会批准。

图2-12　首相摩萨台

1951年4月29日，迫于各种压力，包括议会已经投票通过，国王决定由摩萨台取代艾拉出任伊朗首相。5月1日，国王宣布石油国有化法，规定由政府执行这项法律。拉兹马拉遇刺已使主张妥协的人魂飞魄散，接着主张妥协的教育大臣也被杀。反对国有化的声音此时再也听不见了。

除了主张石油国有化，摩萨台及其民族阵线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和巩固立宪民主政府。自摩萨台执政以后，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都可以自由活动，1949年曾经被议会通过决议取缔的杜德党（人民党）实际上也是如此。法庭完全独立，军事法庭等特别法庭被完全取缔。新闻自由的程度几乎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政府主要官员相对而言也比较廉洁和负责任。不过，国内政治斗争和政治动荡并没有就此停息。左右两翼的政治势力不仅彼此针锋相对，而且都在寻找机会试图把摩萨台赶下台。⁽²⁷⁾国王及其保守派势力把自己视为英国（后来还包括美国）的盟友或附庸，追随苏联的杜德党把国家主权独立视为重要目标，摩萨台及其民族阵线领导人则把主权独立视为建立民主政体的第一步。因此，他们推动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动因。他们认为，只要本国最重要的石油工业仍然被一个强大的外国公司所控制，主权独立和民主政府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希望参照欧洲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模式，例如英国煤炭企业的模式，通过给予英伊石油公司一定的补偿来解决国有化问题，但绝不同意该公司以任何改头换面的形式重返伊朗。

图2-13　巴列维国王

不难想见，英国政府一开始就对摩萨台政权极为不满。早在1951年5月，即摩萨台刚上台不久，英国就曾联合国王和保守派势力，视图通过议会投票扳倒摩萨台。反摩势力不仅欣然接受英国的计划，还希望英国尽量避免与摩萨台达成协议，以免摩萨台的地位因此得到巩固，甚至认为应该立即停止石油出口，以断绝摩萨台政府的收入来源。⁽²⁸⁾由于摩萨台此时深受民众拥戴，加上国内的反帝情绪高涨，议会的保守派们不敢轻举妄动，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摩萨台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上台后第四天即与美国驻伊大使亨利·格雷迪（Henry Grady）举行会谈。在强烈批评英国干涉伊朗内政的同时，摩萨台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的“亲善和帮助”，对美国在石油问题上的“不干涉态度”⁽²⁹⁾表示赞赏。格雷迪大使向国务院汇报了摩萨台上台后的伊朗局势，建议政府以合作的态度与摩萨台政府打交道。⁽³⁰⁾

美国是在中东及伊朗拥有石油权益的国家。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美孚石油公司占有从阿巴丹通往地中海的油管公司的39.1％股份，还有权向英伊石油公司购买石油。在伊朗国有化运动的过程中，美国并未袖手旁观，而是密切注视着英伊冲突的发展。

图2-14　1951年6月3日，伊朗人民在德黑兰集会游行。反对西方列强控制伊朗的石油，并掀起石油国有化运动

美国此时感到自己可以扮演英国殖民主义与中东民族主义之间的某种中间角色。杜鲁门与艾奇逊都认为，英国在中东的策略已经过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伊朗尤其如此，因此应该予以引导，使民族主义力量站在西方一边，从而防止苏联势力的渗入。⁽³¹⁾由于摩萨台在反对苏联的石油要求的运动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美国人最初认为他是一位明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甚至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伊朗反苏核心人物和改革代理人。如果摩萨台下台，取代他的有可能是共产主义分子。以“冷战”为出发点，美国此时把摩萨台作为争取的对象。

(1)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2) Rouhollah K. Ramazani，Iran's Foreign Policy，1941-1973，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5，p. 98.

(3) 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0—103页。

(4) Woodrow J. 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Washington，D. 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IA，1997，doc.1，4，127，185.

(5) 据杜鲁门自述，这是1946年1月5日他对国务卿贝尔纳斯说的。Harry S. Truman，Year of Decisions，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55，pp.551-552.

(6) 资中筠等：《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Ali M. Ansari，Confronting Iran，New York: Basic Books，2006，p. 24

(7) Irene L. Gendzier，Notes From the Minefiel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1945-1958，Westview Press，1999，pp. 34-35.

(8) FRUS，1945，Vol.8，Washington D. C.，GPO，1969，pp.45-48.

(9) NIE 14，“Importance of Iranian and Middle East Oil to Western Europe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January 8，1951，in FRUS，1951，Vol. 5，Washington D. C.，GPO，1982，pp. 270-275.

(10)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61页。

(11) FRUS，1950，Vol.5，Washington D. C.，GPO，1978，pp.465-461.

(12) Ibid.，p.466.

(13) 《1950—1952国际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54页；Gasiorowski，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p.56.

(14) “President Truman's conversations with George M. Elsey，”June 26，1950，参见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201.

(15) FRUS，1951，Vol.5，pp.268-276，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有一份“伊朗和中东石油对西欧的重要性”的报告，其中有关于1950—51年度欧洲及世界石油需求和生产情况及“所有权”、“控制权”等有关统计资料及形势分析。NIE由CIA局长、助理国务卿、海陆空三军、联合参谋部、FBI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在美国被认为是对有关问题最权威的解释和估计。可参看。

(16) FRUS，1950，Vol.5，p.190.

(17) Ibid，p.572，指1921年2月伊朗前国王礼萨·巴利维在伊朗发动政变成为实权人物后与苏俄缔结的友好条约。

(18) FRUS，1950，Vol.5，p.76.

(19) Ibid.，p.594.

(20) 另一项研究指出：1950年，英伊公司实现利润近2亿英镑，其中英国政府获得税收5000余万英镑，而伊朗仅获得1600万英镑。参见：Tore Petersen，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Great Power: Anglo-America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1952-7，London: Macmillan，2000，p.19.

(21) 摩萨台的年龄或许是个谜。1951年伊朗官方的说法是69岁，但也有熟悉他的人说其实际年龄至少还要大5—7岁。

(22) Rouhollah K. Ramazani，Iran's Foreign Policy，p.193.

(23) L.P.艾尔威尔-萨顿：《伊朗石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32页。

(2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9.

(25) Rouhollah K. Ramnzani，Iran's Foreign Policy，p.196.

(26) Ibid.，p.198

(27)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 5.

(28)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 6.

(29)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45

(30) Ibid.，p.49

(31) Tore Petersen，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Great Power，p.19.

第三章　杜鲁门政府：从中立到对伊施压

杜鲁门政府对英伊争端的立场，前后经历了从保持中立并出面斡旋，到疏远摩萨台并与英国联手施压的变化，但直到杜鲁门离任，美国并未做出直接干涉的决定。

一、美国的中立

伊朗议会批准国有化提案后，美英在4月下旬曾四次就伊朗问题进行讨论，参加者有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美国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等人。英国大使弗兰克斯介绍了英国的立场，即“承认伊朗人民更大程度参与石油工业的愿望”，“愿意支持达到这一长远目标”；英伊公司的地位则应以到1993年期满的条约为依据；近期只宜建立一个“在英国注册的新公司，该公司保持英伊公司在伊朗的财产和租借权，伊朗人可以在董事会有代表；利润平分”；希望伊朗政府以此为基础同英国谈判。英国大使还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对这一计划给予“悄悄的支持”，敦促伊朗与英国谈判。⁽¹⁾乔治·麦吉则认为，在伊朗人看来，英国的建议与国有化原则不相符。他担心这样的建议还不足以使伊朗主张国有化的政治力量满意。⁽²⁾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对这次讨论的有关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1）希望英伊能就伊朗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2）“完全理解英伊公司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但希望英国“商业上的考虑”服从确保伊朗石油正常进入世界市场和保持该地区稳定的大局。

（3）反对英国采取强硬措施谋求对自己有利的解决办法。

（4）变相维持英伊公司的建议有悖国有化原则，伊朗人难以接受，美国也不能予以支持。⁽³⁾

美国提出，英国的建议应该包含以下因素：与国有化原则相一致；“五—五”平分利润；逐步实现伊朗化。⁽⁴⁾

4月28日，应英国大使的要求，英美举行第四次讨论。乔治·麦吉对“共产主义利用国有化浪潮使自己处于极端有利的地位”这一“前景”表示忧虑，力劝英国重新考虑它的方案。并警告说，如果英国执意按原计划行事，相信美国不会给予支持。英国大使对此非常失望，只好表示如果美国一定要持中立态度，英国希望它是“善意中立”。⁽⁵⁾麦吉声称美国的目的是帮助稳定伊朗局势，并尽可能支持英国，但美国“不能认同英国提出的不承认国有化原则的任何建议，因为这样会把我们置于国有化力量对立面的危险境地，这既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也不符合整个西方的利益”。最后他安慰说，“不管怎样，任何中立都将是善意的”。⁽⁶⁾“如果英国准备对伊朗多做一些让步，美国可能会提供一些支持。”⁽⁷⁾

4月20日，乔治·麦吉在给艾奇逊的备忘录中就此总结说，英国对国有化浪潮的认识显然没有国务院深刻，英国人以为能够以较少的让步达到目的。⁽⁸⁾

英国外交部最后还是采纳了弗兰克斯的建议，没有接受美国的意见。对此，美国国务院称，尽管美国不能支持英国目前的计划，仍会采取“善意中立”的政策。⁽⁹⁾

国有化法宣布后，英国政府大为恼火。作为英国在国外的最大投资项目，英伊公司在伊朗的经营活动被英国视为在中东地区的权力象征。如果伊朗对公司的国有化得以实现，会影响英国的国际地位并危及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活动，因此英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继续维持英伊公司在伊朗的地位。英国先是警告伊朗不能单方面废除有效期至1993年的1933年租借协定，对伊朗议会通过的国有化法不予承认，继而决定以武力相威胁。5月25日，英国国防大臣正式宣布，第十六伞兵独立旅立即开赴地中海。“莫利托斯”号巡洋舰已停泊在阿巴丹海面。增派的另一支舰队正驶向伊朗。

美国主要从对苏冷战的角度来考虑伊朗问题，反对英国炫耀武力的做法。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题为《关于美国对伊朗问题应持何种立场》的研究报告中说：“由于伊朗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而又无力抵抗武装进攻和政治颠覆，必然被苏联视为其侵略计划中的不变目标。如果伊朗落入苏联手中，中东其他国家的独立将受到威胁。”因此首要目标是“防止苏联控制伊朗，加强伊朗与自由世界的紧密联系”。⁽¹⁰⁾艾奇逊在3月17日给驻伊使馆的电报更耐人寻味。他说，总的说来美国不鼓励国有化，但美国承认主权国家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只要履行适当的补偿。而且在目前形势下，“反对国有化会使美国和西方在伊朗的政治地位受到危害，可能使伊朗落入苏联手中”。“不过，这一政策不宜对外公开，免得国有化运动受到鼓舞。”⁽¹¹⁾

美国这种复杂的心态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它想乘机在伊朗扩大自己的影响，因此摆出尊重伊朗主权、不反对国有化的姿态，不会明确站在英国一边；其次又担心英国的做法成为苏联干涉的口实或为人民党扩大影响提供机会。但是，英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在美国“从政治和经济上扶持伊朗，使之成为阻止俄国侵略的屏障”⁽¹²⁾这一主要目标上与美国一致，因此美国又不便公开支持伊朗。尽管它不同意使用武力，对英国施加的压力也是有限的。美国国务院在3月份曾制订了一项新的援伊计划，其中包括进出口银行2500万美元贷款以及军事和技术援助等方面的内容，试图通过这些援助手段“支持伊朗的独立和同自由世界的联系”。但对援助的效果却没有把握。此外又担心伊朗等国得出“要获得美元的最好办法就是制造危机”的结论，从而使美国受到“支持对英伊公司实行国有化的指责”。⁽¹³⁾这就再次暴露了美国政策的两难处境：既担心自己的态度被伊朗看成是对国有化的鼓励，又担心英国一意孤行在伊朗导致共产党政变。

5月16日，美国驻英大使吉福德向国务院报告英国国内喧嚷对伊动武的情况。“新闻界推测英国准备对伊朗使用武力的报道越来越多。伞兵旅宣布进入戒备状态。英国政府对新闻界的推测没有加以否认，进一步鼓励了战争喧嚣”。英国人认为联合国最初的反应可能是反对英国的武力干涉，但“时间一长，大多数成员国会对英国直截了当的行为表示欢迎，至于苏联……如果想干涉伊朗，英国不采取行动他们也会这样做”。“使用武力会带来良好的效果并恢复英国在中东其他国家的威望。”但报告最后说：“估计英国是否动武的最后决定取决于美国支持的程度。”⁽¹⁴⁾

的确，尽管面临巨大压力，英国工党政府并不打算轻易进行武力干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认为，美国不会支持武力解决，而此时英国在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不能冒险采取单边行动。此外，正如他在1951年7月12日内阁会议上所言，即使成功推翻摩萨台政权，也不能保证下一届政府很容易打交道。⁽¹⁵⁾

美国此时还不打算在伊朗问题上充当主角，因为时机尚未成熟。美国政府希望保持西方对伊朗石油资源的控制，使伊朗石油正常进入世界市场，同时要防止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为此必须保持伊朗政治经济的稳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在向伊朗提供一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同时，力图使英伊争端的解决方案既能够缓和伊朗民族主义情绪，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英国在伊朗的地位。解决方案还必须与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其他国家的谈判条件相一致。

美国国务院在5月18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同伊朗和英国会谈中的立场》的声明。⁽¹⁶⁾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对伊朗问题的态度。美国希望英伊争端友好解决。声明既支持伊朗的国有化立场，又警告伊朗单方面取消合同的严重后果，强调伊朗石油生产离不开英伊公司的技术、资金和销售手段；既奉劝英国承认国有化原则，理解伊朗“控制本国资源并从中获利的愿望”，又声称美国“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英国的任何具体建议，希望英伊就此举行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竭力摆出中立的姿态，声明还说，在伊朗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美国石油公司不会在伊朗开展业务”。⁽¹⁷⁾这说明美国公司后来参加对伊朗石油的联合抵制，是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

出乎美国意料，声明遭到了伊朗的抗议。5月21日伊朗政府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抗议，指责美国要求英伊谈判是干涉伊朗内政。艾奇逊在5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伊朗的反应表示“惊讶”。5月26日，美国驻伊大使也在给伊朗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对伊朗政府“误会美国干涉内政”表示遗憾，重申美国对解决石油争端的关注，强调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美国与双方关系都“友好而密切”，希望双方克制。⁽¹⁸⁾调子与5月18日的声明完全一样。

美国表明立场后，英国外交大臣照会摩萨台，称英国政府“不愿也不想对伊朗行使其可以行使的任何主权提出疑问”。⁽¹⁹⁾但英国的基本立场是坚持1933年租借协定。

摩萨台政府决心继续推进国有化运动。人民党抓住时机，扩大自己的影响。该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摩萨台，要求彻底取消英伊公司的特权。并组织群众运动，推动伊朗政府采取行动。5月30日，伊朗政府通知英伊公司，决心解散英伊公司，成立伊朗国营公司。在与美国商量过后，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表示愿意接受国有化原则。5月31日和6月1日，杜鲁门分别写信给艾登和摩萨台，主张重开谈判。

英伊谈判于6月14日开始。伊朗代表提出三点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英伊公司立即交出董事会的一切职权，把石油净收入的75％交给伊朗政府；英伊公司即日发表移交声明。英伊公司则要求由原英伊公司吸收部分伊朗人任董事组成新公司，代表伊朗国营公司管理业务，准备支付1000万—1300万英镑给伊朗，但伊朗政府不得干涉新公司的业务。伊朗打算彻底实施国有化法案，拒绝了英伊公司这种改头换面的建议。谈判于是破裂。

对此，艾奇逊评论说：“英伊公司和英国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顽固异常的愚蠢做法给摩萨台帮了忙。”⁽²⁰⁾

6月20日，伊朗宣布接管英伊公司，正式成立国营石油公司，宣布英伊公司的一切收入归伊朗政府所有。

在伊朗政府的接管过程中，英伊公司拒绝合作。6月27日，英籍职员集体辞职。英国军舰也在波斯湾进行武力威胁。6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要撤走油船，关闭公司。阿巴丹炼油厂面临停工的局面。美国对伊朗局势感到非常紧张。艾奇逊电告伦敦，指出英国的强硬做法会引起一场灾难，结果可能会“在伊朗发生经济崩溃，共产党发动政变，以及西方失掉伊朗石油”，也可能“一旦英籍人员撤退，他们将永远不再被允许回来”。⁽²¹⁾

美国担心伊朗形势进一步恶化，给苏联以可乘之机，赶紧与英国商量对策。7月14日下午，艾奇逊、白宫对外政策顾问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保罗·尼采（Paul Nitze）、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等人与英国大使弗兰克斯在哈里曼的寓所会谈，主要讨论英国政府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可能导致的后果。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说，尽管英国大使对伊朗的政策非常不满，最后英美双方还是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英国如果在阿巴丹从南部进行武装干涉，很可能导致苏联在阿塞拜疆进行武装干涉，这样“既不能使英国获得对油田的控制，而且将在联合国内引起一场争吵。在这场斗争中，华盛顿鉴于它在1946年把苏联军队赶出伊朗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看来不可避免地将以同伦敦的失和而告终”；“如果摩萨台或者比他更为极端的政府邀请俄国出面干预，希望迫使双方外国军队撤出时，结果可能是英国人离去和俄国人进来。总而言之，武装干涉只会造成极大的麻烦”。⁽²²⁾艾奇逊建议哈里曼去伊朗，“做一次恢复谈判的尝试”，⁽²³⁾得到一致赞同。

针对美国欲派人调解的建议，英国外交大臣7月7日写信给艾奇逊说，伊朗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问题之一就在于伊朗人一直认为英美在石油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美国为了防止伊朗落入俄国手中，随时都准备帮助伊朗。⁽²⁴⁾言下之意是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应该明确支持英国，给伊朗施加压力。但美国并不打算公开支持英国。第二天杜鲁门即致函摩萨台，认为英国已接受了国有化原则，希望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既承认国有化原则又符合英国利益。而这就是哈里曼此行的目的。

伦敦和德黑兰对这个建议“最初的反应都是冷淡的”。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公开声明，哈里曼的到来“并没有多大意义”。声明后来被撤回。摩萨台经过再次考虑，对这次访问表示欢迎。⁽²⁵⁾

二、哈里曼斡旋

1951年7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出使德黑兰。随行的有石油专家沃尔特·莱维（Walter Levy）（此人曾在“马歇尔计划”中主管石油事务），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比尔·朗兰特等人。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A. Walters，后来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任法语翻译（因为摩萨台要求用法语谈判）。哈里曼使团15日到达德黑兰时，欢迎他们的是一场约一万人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还在美国使馆前高呼反美反英口号。其间，人民党的支持者与其反对者和警察局之间发生了严重流血冲突，导致2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次示威固然与人民党的组织策划有关，却也反映了伊朗民族主义不仅具有狂热和极端的特点，成分也很复杂。此时已开始与美国使馆和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伊朗人阿里·贾拉利（Ali Jalali）和法鲁克·卡瓦利（Faruq Kayvani），甚至可能还帮助在游行队伍中安插了特务，⁽²⁶⁾因此这类街头政治活动并非摩萨台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

图3-1　杜鲁门总统的伊朗特使哈里曼

不仅人民党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伊朗内政的干涉”，要求摩萨台拒绝接受美国的斡旋，民族阵线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例如，据哈里曼本人回忆，原本支持摩萨台的卡萨尼不仅反对哈里曼斡旋，还试图在幕后阻挠会谈取得成果。⁽²⁷⁾

哈里曼多次与摩萨台会谈。使团成员也分别与伊朗政府官员和英国使馆成员会谈。沃尔特斯回忆说，摩萨台在与哈里曼第一次见面时，就要求美国“在整个会谈中不要充当英国的傀儡的角色”。哈里曼则向他保证“决不会这样”。“看到我们的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争吵感到很不安。我们迫切希望能尽一切努力谋求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争端的办法。”摩萨台在会晤中“处于极端的反英情绪中”。他认为，伊朗生活水平的降低，以及不再像历史上那样在世界上占有突出地位，“这一切都归咎于英国搞的阴谋诡计”。⁽²⁸⁾“他坚信石油公司都合伙起来同他为难，定要使伊朗的国有化不能成功。”

从整个会谈来看，哈里曼等人用以说服摩萨台的主要论点是：要想卖石油就得有销售渠道。中东产油国并非伊朗一家，伊朗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必须与英伊公司合作，实行国有化还必须付出补偿，否则石油公司就会联手对付伊朗，国有化便难以成功。

哈里曼力图让摩萨台明白石油工业的现实，即伊朗石油需要销售渠道，虽然伊朗有权把石油收归国有，但必须付出一定的补偿。摩萨台当即拒绝，并指出：“这些年来英伊公司得到的利润抵偿伊朗应当支付给他们的油田勘探和开发费用是绰绰有余的。”⁽²⁹⁾在场的沃尔特·莱维则向摩萨台解释“国际企业的复杂情况”。“沙特、科威特等国都出售石油，伊朗必须创造条件才能进行竞争。”摩萨台“终于被说服而理解到，如果许多石油公司联合起来对付他，伊朗的国有化是不会成功的”。⁽³⁰⁾摩萨台最后同意与英政府谈判，条件是英国事先公开承认国有化原则。双方7月23日达成协议。哈里曼在24日给国务院的信中详细说明了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

（1）伊朗政府同意与英国政府谈判。

（2）英国政府代表公司承认国有化原则并在谈判前将此点公之于众。

（3）伊朗政府将就如何实施国有化法案尤其是关于英国利益问题进行讨论。⁽³¹⁾

英国政府在给哈里曼的答复中，以国内公众舆论压力为由，提出派代表团赴伊谈判的几个基本前提：

（1）伊朗必须允许英伊公司在自己的管理下恢复营运。

（2）谈判期间伊朗不得以任何形式降低公司的法律地位。

（3）伊朗政府保证在与代表团讨论时不坚持要英国先接受实施国有化法的九点方案。

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英国同意谈判以接受国有化原则为基础。⁽³²⁾

哈里曼感到有必要再做英国政府的工作，于是亲自去伦敦“回答英国对伊朗谈判条件的疑问”。⁽³³⁾7月28日，哈里曼由美英双方大使陪同，在伦敦会见了英国首相、外长等内阁成员。英国内阁同意派代表团去德黑兰，条件是伊朗政府必须设法消除南部的紧张局势。哈里曼还替伊朗政府起草了一份邀请英国代表去德黑兰谈判的电报。伊朗政府对哈里曼越俎代庖的做法颇为不满，但还是表示欢迎英国代表来伊朗谈判。

掌玺大臣理查·斯托克斯（Richard Stokes）率领英国代表团于8月4日抵达德黑兰。8月8日会谈开始。英方首先抛出八点建议，除重申英伊对半分享利润外，核心是在原英伊公司和其他外籍人员控制下成立两个新公司，分别为购买组织和业务组织，前者垄断石油销售，后者垄断生产与管理。这实质上是企图复活前英伊公司，遭到伊方拒绝。

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说，斯托克斯在与摩萨台和伊朗石油混合委员会的谈判中，有两条基本路线：一是要伊朗同意先讨论细节问题，诸如英伊在经营石油业中应是“伙伴关系”等。因为没有英国的帮助伊朗石油业无法运行。英国雇员只有在受雇于英国公司的情况下才能留在伊朗。二是要伊朗政府做出努力，缓和伊朗南部的形势。⁽³⁴⁾哈里曼认为斯托克斯企图使摩萨台依附英国很不现实，因为这样摩萨台会受到背离国有化法的指责。

8月19日，哈里曼参加了双方的会谈。他认为英国的建议“为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³⁵⁾8月20日，哈里曼、斯托克斯和摩萨台三人在一起讨论。哈里曼主张由他们三人拟定一项解决方案。斯托克斯放弃了成立业务组织的建议，同意由伊朗国营石油公司任命一名英国总经理，但摩萨台建议英伊各派一人任总经理。伊朗再次拒绝了英国的方案，认为它与国有化法不相符，特别指出有关购买组织、石油价格、利润分配以及补偿等方面的内容未能令人满意。⁽³⁶⁾斯托克斯坚持原议，并向摩萨台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接受英国的八点建议。8月23日，斯托克斯返回伦敦。谈判又告破裂。

艾德礼24日写信给杜鲁门，把斯托克斯使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伊朗政府，决定不再与摩萨台政府打交道，并附和美国的看法，即伊朗有被共产主义控制的危险。要求美国总统宣布完全支持英国的立场。⁽³⁷⁾9月6日，英国政府通知摩萨台，宣称与伊朗现政府谈判已不能得出任何结果。9月12日，摩萨台要求哈里曼把他的最后通牒转达英国政府，重申伊朗不能接受英国的方案，并另外提出四点建议。哈里曼对英国的方案抱有同情，拒绝转达摩萨台的信。斡旋遂告失败。哈里曼等人认为，由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狂热分子的强大压力，摩萨台担心难以向民族阵线的极端分子交代，根本不想达成任何协议。“摩萨台的资本是与英国人斗。如果争端解决了，他的政治权力也就完结了”。⁽³⁸⁾

图3-2　1951年9月30日，一大群人聚集在议会前支持民选总统摩萨台

哈里曼使命的失败，说明了美国斡旋立场的限度。美国实际上并不反对国有化原则，也不愿公开站在伊朗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何况摩萨台又表现出亲美的态度。但美英在中东还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伊朗虽不无企图，却不想过分得罪英国，因而常常故意曲解伊朗的国有化立场，试图找到某种变通办法，亦即在名义上满足伊朗的国有化要求或至多是说服英国做出一定让步，实现国有化的部分内容（美国有时甚至认为摩萨台尽管态度强硬，实际需要的也不过如此），英国则可以保留许多实际利益，重要的是尽快解决危机。但是伊朗要求的是完全彻底、名副其实的国有化，同时这也是摩萨台政府在国内取得凝聚力的需要，因为在民族主义浪潮之下，任何妥协都可能遭到反对。哈里曼等人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希望伊朗能接受一个折中方案。英国也不愿做出足够的让步。美国想左右逢源，但政策的自相矛盾却使它左右为难。

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较量

英国政府在哈里曼斡旋期间，并未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破裂之后更是加紧了制裁力度，9月10日撤销了对伊经济上的一切优惠。9月12日，摩萨台写信给哈里曼，提出与英国重开谈判的四点建议，要求英国15天内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否则就要赶走在伊朗南部的所有英国专家和公司职员。⁽³⁹⁾9月17日伊朗又正式提出重开谈判的建议，英国未加理睬。9月25日，摩萨台宣布留在阿巴丹的英国雇员一周内撤离伊朗。几天之后，伊朗还宣布了一个全国性节日——“仇恨英政府日”。

9月27日，英国内阁经过讨论，做出以下几点决定；

（1）英国不准备使用武力以使英国职员留在阿巴丹。

（2）通知美国后，将争端诉诸联合国安理会。

（3）通知伊朗国王，如果伊朗政府更理智一些的话，英国可以提出更容易接受的建议。

（4）警告国王，驱逐英国人会使英国采取更紧急的措施来保护其合法权益，而这些措施会使伊朗经济进一步受损。⁽⁴⁰⁾

显然，除了求助于安理会，英国政府对于被赶出伊朗已无可奈何。就在27日这天，伊朗军队占领了炼油厂。英国最后一批高级职员离开伊朗，英伊公司统治伊朗43年的历史至此结束。

不过，阿巴丹炼油厂也完全瘫痪。石油收入对伊朗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伊朗一直严重依赖其石油资源。早在20年代中期，直接的矿区费用约占政府预算的10％。1929—1932年间增加到约30％。到1950年，为预算提供的全部收入约占1／3。石油收入还是伊朗重要的外汇来源。1943年以前，直接矿区使用税提供的资金即占有形进口的30％，而从1946至1950年全部石油收入占外汇收入的60％。⁽⁴¹⁾炼油厂的瘫痪和随之而来的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各大石油公司对伊朗的联合抵制，使伊朗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英国的禁运非常有效，伊朗无法输出石油，政府已无力支付数万伊朗雇员的工资。

但是，禁运也导致石油市场上供应量的大幅度下降，此时正值朝鲜战争的紧要关头。亚洲部分地区实行了配给制。美国国防石油管理机构预测，如果没有伊朗石油，到1951年底世界石油将求大于供。为了弥补短缺，英美19家石油公司组成志愿委员会，协调、联储石油及设备。各公司也努力在美国、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地扩大生产。石油工业发展的强劲势头支持了英国对伊朗的禁运，但令人担忧的短缺并未成为现实。1952年伊朗的日产量从1950年的66．6万桶暴跌为2万桶；世界总产量则从1950年的每天1090万桶增加到1952年的1300万桶，增加量超过了伊朗1950年产量的3倍。⁽⁴²⁾

1951年9月28日，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向安理会提出申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迫使伊朗服从国际法庭的临时裁决，⁽⁴³⁾停止驱逐英国技术人员。

10月1日，在安理会的讨论中，杰布敦促安理会阻止伊朗的国有化行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则重申伊朗不承认国际法庭的裁决。安理会决定延期至10月15日复会。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代理）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 Gross）在给助理国务卿希克森的信中，认为英国在联合国的行动是迫于大选年的国内公众舆论压力，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按英国的提案形成决议，伊朗未必肯服从。只会在英伊之间增添一堵“石墙”。美国应该按自己的意见搞一个旨在鼓励谈判但不做任何裁决的决议。⁽⁴⁴⁾美国对英国把纠纷闹到安理会感到有些不安，认为这样会使伊朗更加公开地敌视英国；联合国即使通过英国的提案，也只能使伊朗的立场更加强硬；而且还给苏联提供了制造舆论并把伊朗纳入苏联轨道的机会。⁽⁴⁵⁾

不过，把英伊争端列入安理会议事日程，美国还是投了赞成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Warren Austin）还与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布等人讨论英国的提案，为之出谋划策，⁽⁴⁶⁾为此遭到摩萨台的谴责。摩萨台在与美国驻伊大使罗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的谈话中透露，他将亲赴安理会申明伊朗的立场；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是伊朗内政，不是安理会应考虑的分内之事；伊朗准备补偿英伊公司，但要先减去伊朗反赔偿要求的数目，伊朗不再允许任何外国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在伊朗从事石油工业，等等。⁽⁴⁷⁾

10月8日，摩萨台带着他的儿子、女儿以及包括石油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大批议员、大臣到达纽约。

10月15日，摩萨台走上安理会讲坛，慷慨陈词。他首先回顾了英伊公司在伊朗的历史；进而指出国际法庭无权审理英伊纠纷，同时宣布伊朗准备就石油销售和补偿问题与英国重开谈判。最后结论是：英国的提案是不能接受的，安理会无权受理英国的控告。⁽⁴⁸⁾摩萨台指出，在过去50年里，尽管伊朗生产的石油总量达3．15亿吨，伊朗只得到1.1亿英镑。英伊公司在1948年的纯收入即达6100万英镑，而伊朗仅获900万英镑。英伊公司仅以所得税形式上交英国财政部的款项即达2800万英镑。在伊朗南部石油地区，人民却过着悲惨的生活。如果让英伊公司的剥削继续下去，伊朗人民就会永远处于贫困状况。⁽⁴⁹⁾“伊朗的石油资源，就像它的土地、山脉和河流一样，是伊朗人民的财产。”国际法庭和安理会都无权干涉伊朗对本国资源实行国有化。对于英国利用1933年租借协定践踏伊朗主权，进行武力威胁并企图利用国际法庭和联合国来压服伊朗，他说：“英国人声称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求伊朗石油工业继续在英国管理下经营，这种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如果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危害了国际和平，“为何不把本国许多工业国有化的英国政府拉到安理会来，指责它动摇了和平的基础呢”?“我国有1800万人口，许多人生活极端贫困。预算微不足道，仅2500万美元，缺乏重工业，没有发动战争的潜力。……如果说像伊朗这样的弱小国家会危害世界和平是缺乏幽默感的。”“英国公然炫耀武力，企图阻止我们对国有资源行使主权……”威胁和平的恰恰是英国。⁽⁵⁰⁾

摩萨台的演讲天才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讲到激动处甚至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他重点打击英国，对美苏则抱争取态度。并表示希望保持并扩大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希望西方大国支持伊朗的国有化。⁽⁵¹⁾摩萨台的讲话得到多数代表的欢迎。

英国的提案要求安理会：

（1）对由此种形势所产生的危险以及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表示关注。

（2）呼吁伊朗按\[国际法庭\]临时措施行事，特别是准许受驱逐令影响的\[英伊公司\]职员继续留在阿巴丹。

（3）要求伊朗向安理会汇报实施这项决议的具体步骤。⁽⁵²⁾

在16日至19日的讨论中，印度和南斯拉夫对英国提案提出修正案，但仅去掉有关国际法院意见一节。17日美国代表奥斯汀表示同意这个修正案，并声称“安理会应该关注”英伊间的争端。英国也同意接受修正案。然而新的提案仍然明显地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赞成票。⁽⁵³⁾苏联代表明确支持伊朗。19日，法国代表建议暂停讨论伊朗问题，交由国际法庭定夺。英国提案遭到挫败。

10月22日，美国驻伊大使罗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向国务院报告了伊朗的形势。报告认为，摩萨台等民族阵线领导人靠鼓励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上台，一味迎合这种排外情绪，把经济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经济与社会形势的恶化使许多人开始不满，共产党正加紧利用这种形势，西方的影响却在减弱。摩萨台和民族阵线领导的反对外国势力的民族主义目前很强大。国王是反共的主要人物，但此时显得软弱无力。⁽⁵⁴⁾这样的报告无疑会增加美国政府对援助摩萨台的顾虑。

10月23日，摩萨台应邀访问华盛顿，与杜鲁门、艾奇逊举行会谈。摩萨台告诉美国人，伊朗形势严峻，军队和警察已经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了。政府预算赤字达4亿托曼（约合1亿美元），贫穷和动荡不安遍及全国。⁽⁵⁵⁾摩萨台要求美国提供援助，“以便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但杜鲁门不为所动，并且说美援不是为了反英，伊朗资源丰富，美国“准备提供切合实际的设备，帮助他们去开发”。总之，伊朗应该尽快解决与英国的分歧。⁽⁵⁶⁾

图3-3　1951年摩萨台访美与杜鲁门会谈

图3-4　摩萨台与杜鲁门

11月9日，摩萨台还与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和保罗·尼采等人进行了会谈。11月13日，美国方面还得出结论：关于英伊争端的谈判“没有出现能够达成实际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新基础”。⁽⁵⁷⁾

大约与此同时，世界银行表示愿意出面调解，并提出以两年为期恢复伊朗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条件。对此摩萨台最初有意接受，但其政策顾问们坚持要求世界银行只能作为伊朗政府的代理人行事，以免摩萨台政府被反对派指为向西方列强出卖国家利益，而这又恰恰是英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于是英伊之间再次坐失缓和紧张气氛、寻求解决办法的机会。杜德党也抓住机会，宣称世界银行所企图扮野的角色已经证明，摩萨台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摩萨台的目的是把伊朗石油工业交给美国人控制。摩萨台的右翼反对派们也乘机造谣，声称美国是石油国有化政策的后台老板，其目的是染指伊朗石油。

实际上，摩萨台非常希望通过与英国直接谈判达成协议（直到1953年“8·19”政变发生为止都是如此）。然而1951年秋季新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不仅反对直接谈判，实际上也不愿意与摩萨台达成解决方案，而是一直视图在伊朗寻找、扶植一个更合适的替代人选。

四、美英立场的接近

1951年10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随即出任首相，艾登为外交大臣。保守党政府认为有必要与美国合作解决伊朗问题。

图3-5　丘吉尔（右）与艾登（左）

11月4—14日，艾登与艾奇逊在巴黎就伊朗问题举行了五次会谈。美方参加者还有哈里曼和驻英大使沃尔特·吉福德（Walter Gifford）。11月4日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从遏制战略出发，认为“应该在财政上和其他方面尽量支持摩萨台，以便保持一个稳定的伊朗政府”。英方则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代替摩萨台的唯一选择”。如果摩萨台垮台，他的位置可能由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政府来接替，从而可能同意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协定”。⁽⁵⁸⁾

艾奇逊认为，如果与伊朗的谈判完全停止，美国全力支持英国而不给伊朗任何支持的话，将导致军队垮台和穆斯林互相残杀，共产党会很快掌权。只有支持伊朗现政府，才能避免其国内的分裂。⁽⁵⁹⁾

艾登强调英伊公司不能离开伊朗。艾奇逊认为可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即改变一下公司法律上的所属关系，英国人仍可以留下来，英国控制、销售石油等主要利益也可以保留。⁽⁶⁰⁾但英国不肯向摩萨台让步，认为这样无异于承认英国地位的衰落。⁽⁶¹⁾

在9日的会谈中，艾登向美国通报了英国认为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提出四项原则，包括赔偿国有化给英国带来的损失；除接受赔偿原则外，有效的赔偿方式必须得到可靠的保证，等等。⁽⁶²⁾英国此时的立场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个二选一的要求：伊朗要么按照英国掌玺大臣斯托克斯所提出的要求做出让步，通过改头换面使英伊公司得以继续存在，要么对该公司“直到1990年为止”所失去的石油收益做出赔偿！英国立场之僵硬乃至强硬，可谓一目了然。

艾奇逊10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英国政策的基本目标不是防止伊朗倒向共产主义，而是要维持他们的海外投资和财产权地位。”⁽⁶³⁾“丘吉尔政府面临一系列经济问题。海外利润对政府的收支平衡至关重要，如果丧失海外利益对英国将是一个沉重打击。”⁽⁶⁴⁾英国人认为这个危险要比伊朗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严重得多。而且英国也不像美国那样认为伊朗的形势有如此严重。他们认为摩萨台对自己的筹码估计过高，并不了解英国态度强硬的真正原因。摩萨台对英伊公司的国有化固然对英国是当头一棒，但英国尚能承受得起，只要得到盟国的支持，英国可以挽回失去伊朗石油的损失。英国并不急于通过与伊朗政府直接谈判解决问题，因为英国相信，不与摩萨台打交道，让伊朗继续承受国有化行动带来的经济上的严重后果，摩萨台将最终被一个更好说话的政权取代。因此对美国的建议，英国置若罔闻。⁽⁶⁵⁾

11月13日艾奇逊与艾登等人再次会谈。英国一再要求美国支持英国的立场。艾奇逊认为保守党新政府对英伊危机的由来并不十分了解，英国政府对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除了抵制伊朗石油，坐等摩萨台垮台，英国还有什么具体措施呢?即使伊朗换个政府，英国还是要拿出具体方案来。艾奇逊向英国断言，英伊公司肯定回不去了。⁽⁶⁶⁾

美国竭力奉劝英国放弃这种“鸵鸟政策”。如果不采取措施，一两个月内，伊朗就会分裂。没有外国财政上的援助，伊朗政府就会垮台。对这一点英美的估计倒是一致的。不同之处是，美国现在还不想让摩萨台倒台，因为对他的继任者是什么人没有把握。对死心塌地依靠西方的伊朗国王及其追随者，英美都认为应该全力支持。艾奇逊对英美会谈作了四点总结：

（1）艾登已经明白要美国支持英国的态度是不可能的。

（2）艾登已经认识到美国几周内将单独决定向伊朗提供财政援助及由此给英国带来的困难。

（3）艾登也开始认识到英国的立场必须有所松动，必须提出具体的建议。

（4）对通过世界银行的活动来摆脱困境，为未来铺平道路的建议，艾登已经很有兴趣。

英美虽有分歧，还是决定通过世界银行来解决伊朗问题。世界银行在1951年底到1952年4月间进行了活动。

摩萨台明确表示，银行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必须纳入国有化的范围，伊朗决不同意和石油购买者分享利润。世界银行的种种折中方案均告破产。

美国政府在寻求维持伊朗政局稳定的办法，美国石油公司却在积极配合国际垄断财团对伊朗的联合抵制。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它们控制的海湾地区和沙特石油的价格。美国石油公司甚至认为政府对伊朗单方面取消租借协定所持的立场过于软弱，会影响它们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位。⁽⁶⁷⁾

由于无法输出石油，1952年的伊朗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石油工业陷入瘫痪境地。1月13日，摩萨台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援助要求，以弥补政府每月高达1000万美元的预算赤字。并声称如果美国不能及时援手，50天内伊朗就会崩溃，人民党将接管政府。摩萨台甚至说，五天内美国不能做出肯定答复，他只好求助于苏联。⁽⁶⁸⁾

对摩萨台的援助请求，美国做了一番研究，首先认为摩萨台的确已陷入严重经济困境，但认为他过分夸大了形势的严重性。摩萨台以如此强烈的措辞要求美国援助，并特别指出美国紧急援助是防止共产党控制伊朗的唯一办法，其原因是：（1）在国内采取紧急财政措施来避免经济危机，政治上可能招致议会一些人的反对；（2）美国按摩萨台的条件实施紧急援助可以加强他的政治地位以对付保守的反对派，同时还可以拖延解决石油问题；（3）援助可以使他摆脱财政上的困扰，从而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之后能够获得新议会对他的经济政策的支持。⁽⁶⁹⁾美国并不认为目前伊朗的危机会立即导致人民党上台，因为人民党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直接夺权。⁽⁷⁰⁾此时提供援助不仅对恢复伊朗经济作用有限，还会使石油问题长期悬而不决。摩萨台得到援助也未必会与美国在其他方面合作。此外，援助不仅得罪英国，也会削弱国王和保守派反对力量，“从而减少一个更顺从的政府上台的机会”。⁽⁷¹⁾

看来，美国已经开始考虑摩萨台被取代的可能性了。

驻伊大使亨德森也建议美国应该先考虑促使达成一项石油协定，以此为前提才能提供援助，而协定可以对伊朗再大方一点，因而有必要对英国、英伊公司和其他西方石油公司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摩萨台在石油问题上对英美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执拗和冥顽不灵”，要使他接受一个不能完全满足其原来要求的方案，可能性很小。⁽⁷²⁾

经济危机固然使摩萨台发愁，但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实现了撵走外国人的历史性目标，重新掌握了民族遗产。他决心同英国人斗到底。1952年初，摩萨台要求英国关闭驻伊各地20余个领事馆。1月底，拒绝接受英国新任命的驻伊大使。英国也在3月19日照会伊朗，不承认国有化的合法性，而只能把它作为双方讨论的基础。

使摩萨台感到不安的是美国态度的变化。美国政府对摩萨台政府态度转趋强硬。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不能满足摩萨台在华盛顿时所要求的12000万美元贷款。理由是世界银行已为英伊创造了解决矛盾的良好机会，而伊朗可以从它的石油资源中得到足够收入。这显然是在给摩萨台施加压力，使他尽快与西方达成协议。艾登也认为美国此举说明英美政策更加接近。在他看来，美国的答复等于明确告诉伊朗政府，“他们不会得到美国的援助，除非同我们达成协议”。⁽⁷³⁾

面对这种形势，摩萨台开始将求援的目光转向苏联，突然加强了与苏联的往来。3月9日，伊朗外交大臣会见了苏联大使。同月，伊朗参议员达夫塔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经济会议。5月，苏联代表团赴德黑兰讨论贸易和渔业问题。虽未达成协议，但谈判在平等的气氛中进行，颇得伊朗人好评。

伊朗王室对摩萨台疏远西方、接近苏联的姿态大为不满。从1952年初起，王室就以陆军为后盾，联合议会中的反对派开始了“倒摩”运动。他们从抨击摩萨台的经济政策入手。英国驻伊大使也参与制造反摩舆论。国王与摩萨台的矛盾由来已久。二人的矛盾首先是权力之争，其次是国王坚定地投靠西方，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而摩萨台要打击的主要敌人却是英国，他同样想依靠美国，但对美苏矛盾也不妨加以利用。

对于王室“倒摩”运动，美国实际上持默许的态度。国务院5月30日给驻伊使馆的电报说得很清楚，如果摩萨台被一个更加反共和反对人民党内部颠覆，并且更愿就石油问题与西方达成协议的政府取代，美国将全力支持这个新政府，帮助它稳定局势、发展经济，从而消除共产党夺取伊朗的危险。⁽⁷⁴⁾而英国则早已着手物色取代摩萨台的人选，并直接参与了“倒摩”活动。

五、1952年“七月事件”

于是发生了王室“倒摩”并引发国内骚乱的“七月事件”。

自1951年5月英国与伊朗保守势力视图通过议会投不信任票扳倒摩萨台的计划失败以来，艾哈迈德·盖凡姆（Ahmad Qavam）逐渐成为英国所看中的伊朗政府替代人选和交易对象。盖凡姆在国内的主要支持者包括国王（尽管对盖凡姆信心不足）以及国王的母亲、妹妹阿什拉芙公主（Ashraf Pahlevi）和弟弟阿卜德亲王（Abd al-Reza Pahlevi）。此外还有在国王的支持下新当选的第17届议会主席、亲英反共分子哈桑·埃马米（Hasan Emami）。埃马米成为议会主席后的主要目标就是搞垮摩萨台。实际上，不仅英国代理大使乔治·米德尔顿（George Middleton）为了扶持盖凡姆上台四处积极活动，美国大使罗伊·亨德森也多次与盖凡姆会面，并鼓励国王采取行动反对摩萨台，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⁷⁵⁾

1952年7月，当17届议会开始工作以后，摩萨台着手重新组织内阁，此时海牙国际法庭正在审议英国提出的诉讼，倒摩势力认为机会来了，途径是通过议会投票罢免摩萨台。摩萨台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也采取了果断措施巩固自己的地位。尽管英国在伊朗的代理人和使馆人员做了大量幕后游说工作，结果下院参与投票的63名代表中仍然有52人支持他。上院中的36名代表有14人表示支持，19人弃权。虽然如此，摩萨台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知道，英国暗中支持的议会反对派会不断阻挠自己的施政计划，只有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威才能在台上继续发挥实际作用。然而他向议会寻求更多权力的努力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他希望文职部门对军队拥有更多控制权的要求也遭到国王拒绝。加上此时摩萨台确信国际法庭的裁决会有利于英国，于是产生了辞职的念头，甚至考虑出国定居。⁽⁷⁶⁾遇到挫折便萌生退意，这在摩萨台的政治生涯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规律。

带着这种悲观情绪，摩萨台前去与国王讨论新内阁人选。在战争部长（后被摩萨台改名为国防部长）人选问题上，摩萨台与国王发生了冲突。摩萨台表示自己愿意“监管”国防部。但是按照惯例（宪法并无明文规定），一般都是由国王指派一位将军担任国防部长。摩萨台还认为，政府各部应该对内阁和议会负责，而不是对国王负责，国王只能是名义上的君主，不能实际统治。此外，摩萨台并不打算直接掌管国防部，他最后决定任命国王提名的三位将军作为自己在国防部的顾问。但国王坚持要由自己亲自任命，摩萨台随即于7月16日提出辞呈，并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在倒摩萨台势力的压力下，国王决定任命盖凡姆为首相。

图3-6　民族阵线重要领导人之一阿贝尔卡塞姆·卡萨尼

7月17日，王室力量扶植盖凡姆上台。但摩萨台在议会仍然深孚众望。国有化政策也为一般民众所支持，而盖凡姆其人却颇有点“稀泥扶不上墙”的性质。尽管英美大使都在幕后支持盖凡姆，并要求国王力挺他。⁽⁷⁷⁾但盖凡姆的地位一开始就非常虚弱，他既无准备，也无能力驾驭当前伊朗的复杂政治局面，更无法理解公众的反精英情绪与民族主义诉求。其就职讲话简单粗暴、毫无章法。面对公众的不满情绪，盖凡姆甚至宣称要进行弹压，从而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21日，在卡萨尼等摩萨台的重要盟友的组织下，反对盖凡姆的群众示威和武装行动在德黑兰等城市此起彼伏。示威者甚至喊出了推翻君主立宪，成立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党此时也加入了支持摩萨台复出的队伍。上台仅四天的盖凡姆被迫辞职。正在这时，海牙国际法庭宣布无力处理英伊争端，认为只有伊朗法庭才有权处理这个问题。这使摩萨台的声望大振。7月22日，议会举行表决，支持摩萨台复出，国王被迫同意。8月3日，议会授予摩萨台以全权，批准他兼任国防大臣。亲西方势力再次受到沉重打击。随后，国王母亲、妹妹阿什拉芙公主等部分王室成员相继离开伊朗，埃马米也辞去议会主席职务，使国王的威望进一步削弱。

图3-7　1952年7月20日，摩萨台支持者在德黑兰街头游行

“七月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美国对摩萨台的疑虑明显加深，而民族阵线内部也迅速出现分化。倒摩势力很快又重新集结，并调整策略，伺机反扑。

一方面，事件之后美苏互相制造舆论，指责对方在幕后捣鬼。美国指责苏联在伊朗制造反美舆论；苏联报刊则抨击美国是盖凡姆上台的幕后策划者。伊朗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矛头开始指向美国，使美国感到自己在伊朗的地位开始动摇。杜鲁门政府内部要求美国取代英国，在伊朗问题上负起主要责任的呼声增强。例如国防部长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Lovett）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美国继续允许英国自行其是，将面临难以承受的危险。国安会的一份正式文件也指出，“英国显然已不具备单方面确保该地区稳定的能力”。⁽⁷⁸⁾杜鲁门政府对伊朗形势又做了一次全面评估，并研究了包括政变在内的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前景并不确定，摩萨台目前仍然是唯一有能力防止伊朗局势迅速恶化的人，因此只能继续支持他。⁽⁷⁹⁾

图3-8　阿萨多拉·拉什迪安，中情局在伊朗培养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英国支持的反对派，摩萨台借助重新上台后的有利地位，要求议会赋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包括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以便他能够有效实施金融、司法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法案。然而这不仅加剧了与老对手们的矛盾，还导致此后几个月内，一些重要盟友逐渐与之分道扬镳。其中包括在“七月事件”中对摩萨台复职起了关键作用，并在8月份当选为议会主席的卡萨尼，以及另外三位在议会的民族阵线领导人巴卡伊、侯塞因·马克伊（Hossein Makki）和阿伯哈桑·哈利扎德（Abolhasan Ha'erizadeh）。这些摩萨台昔日的战友，如今成了最危险的敌人。除了对摩萨台日益强烈的敌意和喋喋不休的谴责，他们对于如何化解石油争端，克服国内经济困难，整饬法律与秩序，巩固立宪政体，并无任何建设性作用。而且，除了反对摩萨台，他们的具体目的也并不一致。卡萨尼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而且他一向认为自己在反帝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摩萨台不相上下，何况他为了摩萨台政权的存续曾立下汗马功劳；哈利扎德追求的是一些更实际的利益；巴卡伊和马克伊则希望通过维持与王室的联系，以达到制约摩萨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这些人虽然都持有民族主义尤其是反英立场，但也有功利主义的一面，同时更多地代表了传统的精英主义，对于立宪政体的态度也是有选择的实用主义。尽管他们不愿与亲英分子同流合污，也不属于保王派，他们并不希望出现一个西方支持的王权专制政体，但他们至少在客观上成了后者的“帮手”。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倒戈，对于民族运动所带来的损害，并不亚于他们过去为民族运动的兴起所做出的贡献。这些人的“背叛”，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看来，是民族运动开始瓦解的标志。国王的密友和私人秘书欧内斯特·佩龙（Ernest Perron）甚至认为，由于国王采取了精明的分化策略，民族阵线至此已“名存实亡”。英国人则把这种有利局面主要归功于他们在伊朗培植的代理人拉什迪安兄弟二人（the Rashidians）的长期努力，认为国王并未起到什么实际作用。⁽⁸⁰⁾无论如何，民族阵线的分裂与英国情报人员的秘密活动以及王室代理人的从中挑唆有关，是不争的事实。

“七月事件”之后，身为议会主席的卡萨尼多次公开反对摩萨台对政府成员的任命，摩萨台则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干涉政府日常事务的行为，对卡萨尼的意见不予理睬，两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1952年12月，摩萨台要求议会把此前给他的额外授权再延期一年，遭到了卡萨尼的公开反对和坚决抵制，但授权提案最终在议会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使卡萨尼大失颜面。尽管事后卡萨尼矢口否认自己的反对立场，双方也曾试图修复关系，但实际上这两位重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已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图3-9　扎希迪将军

英美认为卡萨尼是一位反西方人士，而且对人民党的态度可能比摩萨台更宽容。在英美政府看来，民族阵线的分裂势必使人民党获得更有利的地位。美国方面得知，卡萨尼不仅多次与英国支持的退役将军法兹卢拉·扎希迪（Fazlollah Zahedi）⁽⁸¹⁾密谋反对摩萨台，而且可能也在寻求人民党的支持。有报告甚至认为，卡萨尼与人民党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后者同意帮助他取代摩萨台并且一同抵制美国在伊朗的影响力。这些事态使美国感到摩萨台可能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⁸²⁾

1952年的7月份还有一个重要事态，即伊朗议会民族阵线成员要求美国军事顾问离开伊朗，并要求对美国在巴林岛的石油股份实行国有化。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是摩萨台政府向左转的标志。美国感到其调解人的角色很难再扮演下去，于是开始酝酿采取新的立场，打算不再居间调停或假手世界银行谋求解决，而是要直接出面与英国联合行动了。

图3-10　美国驻伊大使罗伊·亨德森与伊朗外长侯赛因·法特米

六、杜鲁门—丘吉尔联合声明

7月底美国向英国提出了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制定对伊谈判条件的建议。⁽⁸³⁾8月9日艾登回信艾奇逊，暗示摩萨台与人民党的关系正在改善，摩萨台政权作为“反共屏障”的价值在下降。英美只有在摩萨台愿意制止共产主义在伊朗的蔓延时才能向他提供帮助，但“近期通过合法手段取代摩萨台的可能性不大”。⁽⁸⁴⁾艾登表示愿与美国一道制订处理伊朗问题的计划。

1952年8月30日，杜鲁门与丘吉尔发表联合声明，内容包括：

（1）将伊朗石油国有化后伊朗对英伊公司的赔偿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仲裁。

（2）伊朗和英伊公司恢复谈判，为将伊朗石油运往世界市场做好安排。

（3）如伊朗同意上述建议，英国将付给伊朗一笔适当的款项，放松对伊朗出口和使用英镑的限制，美国也将立即给伊朗预算补助一千万美元。⁽⁸⁵⁾

当天下午，驻伊大使向摩萨台转交了声明。摩萨台表示他的政府决不会按美英的条件达成协议；美国与英国发表联合声明，只能理解为美国想搞掉他，扶植另一个政府上台。“摩萨台看上去显然很失望、很不满而且忧心忡忡。”⁽⁸⁶⁾

联合声明是美国转变立场，与英国一起向伊朗施加压力的一个信号。美国认为国有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全球战略，于是开始走到前台，以求打破英伊间的僵局，控制局面。

9月30日，艾奇逊发表声明，鼓吹联合声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既接受了国有化原则，又确立了赔偿方案，并再次表示美国愿向伊朗赠款1000万美元。

美国用援助吊住伊朗的胃口。摩萨台对美国转变立场既不满又不安，但他不想与美国翻脸，没有对艾奇逊的声明正面表态，却在9月24日正式照会丘吉尔，拒绝英美联合声明，因为它首先并不符合国有化原则，英伊问题至今未能取得成果，是由于英国政府企图通过巧立名目，维持前英伊公司在伊朗的影响力。摩萨台还逐条批驳了英美联合声明。⁽⁸⁷⁾摩萨台指出，国有化的目的是清除外国在伊朗的影响和势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善伊朗经济状况，从长期被外国公司霸占的资源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再次表明把国有化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⁸⁸⁾

摩萨台还提出反建议：伊朗做出一定赔偿之前，英伊公司应先支付欠伊朗的租地使用费、税收、利息等，并赔偿国有化后英国对伊经济政策给伊朗造成的损失。英政府10月14日复信伊朗，认为伊朗的反建议不能接受，并要求伊朗赔偿单方面废止1933年协定给英国造成的损失。

“七月事件”以后，扎希迪被英国视为摩萨台的替代人选。英国军情六处德黑兰负责人克里斯托弗·M.伍德豪斯（Christopher M. Woodhouse）和英国驻伊使馆官员萨姆·法勒（Sam Falle）与扎希迪频繁接触。10月份，英国与扎希迪合作发动了一次未遂政变，扎希迪的几名同伙被捕。10月22日，伊朗以干涉内政为由，宣布与英国断交。⁽⁸⁹⁾英国势力被正式逐出伊朗，而杜鲁门政府已来日无多，其政策走向因此至关重要。

图3-11　1952年10月4日最后一批英国人乘船离开阿巴丹

七、杜鲁门政府后期对伊朗形势的评估

自195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驻伊使馆，尤其是大使亨德森多次向华盛顿提出警告，认为伊朗形势正在恶化，共产党威胁正在增长。⁽⁹⁰⁾1952年1月初亨德森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摩萨台正在使伊朗走向毁灭，伊朗是一个“生了病的国家”，摩萨台是“病得最重的领导人”。⁽⁹¹⁾1952年10月底，驻伊使馆经过对人民党一年半的调查，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对人民党的组织结构、分布状况、与苏联以及摩萨台政府的关系做了全面分析。⁽⁹²⁾其中指出，人民党虽然没有合法地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但在伊朗影响很大，有15000到20000名正式党员。该党虽然否认与苏联的瓜葛，暗地里却与苏联联系紧密。人民党的许多骨干成员出席了苏共十九大。苏联正在秘密帮助人民党扩大在国内的影响，并已渗透到伊朗政府和军队内部。目标是夺取政权，最后使伊朗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目前人民党的策略是争取与摩萨台的民族阵线结成联盟，最大限度地利用形势以达到“和平夺取政权”的目的。

这样，报告就将摩萨台政权与人民党和苏联连成了一线，引起了杜鲁门政府的高度重视。

美国国务院于10月31日给驻伊使馆回信，对驻伊使馆30日提交的这份“见解深刻”的报告很欣赏。但国务院对民族阵线与共产党的关系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强调民族阵线与人民党的纲领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个根本区别，即民族主义者反对苏联控制伊朗；并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民族阵线控制的政府与人民党仍然是对立的；在内阁和议会里共产党的影响还不大，尽管民族主义运动中激进的左翼与共产党有一定联系；人民党仍然是非法的，国务院迄今还未发现伊朗政府有使之合法化的行动或意图；民族阵线代表越来越多地公开谴责人民党受苏联的控制，反对国王的示威者最近被逮捕和流放，26日的戒严令还禁止了所有人民党报刊，等等。⁽⁹³⁾

国务院的结论是：“除非苏联积极干涉，而这是无法预见的，民族阵线政府（不是摩萨台，至少也是该阵线的其他领导人物）在1953年内仍会在台上，并且会主动防止共产党取得对伊朗事务的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权。”⁽⁹⁴⁾此外，伊朗经济尽管仍在恶化，但政府在一年内还能对付。

美国国务院这时还不大相信摩萨台政府会马上与人民党合流，但并不排除将来会有这种可能性。这特别取决于摩萨台下台后替代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美国当时估计取代摩萨台的可能是民族阵线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议会主席卡萨尼⁽⁹⁵⁾）。因此国务院认为，鉴于伊朗国内“日益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趋势将使西方的影响力不断减小，美国与伊朗关系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支持非共产党政府，使之能继续控制伊朗内政”。⁽⁹⁶⁾换言之，美国不一定非要维持摩萨台政权。不管谁上台，只要不是共产党就行。

11月初，驻伊大使亨德森再次提交长篇报告，对国务院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摩萨台虽然不喜欢人民党，也不会对其采取强硬措施，主要是为必要时与苏联打交道留下余地。特别是在没有西方的援助使其地位得到巩固之前，他对人民党采取姑息态度。政府采取的一些限制人民党活动的措施，作用是有限的。亨德森认为，人民党对政府和议会都在秘密地施加影响，议会越来越明显地采纳人民党的一些建议；卡萨尼及其追随者与人民党的关系已经公开报道。卡萨尼如果上台，将比摩萨台政府更加虚弱，很可能会寻求人民党的支持。此外，民族阵线的一些改革措施触犯了农场主和商业阶层的利益，导致这些人对政府的不满。民族阵线的凝聚力在减弱，派系斗争加剧。由于没有人能够统一各派，控制派系斗争，摩萨台的继任者即使来自民族阵线，也很可能在民族阵线以外寻找支持力量。⁽⁹⁷⁾

11月13日，中情局等部门联合提出了一份有关伊朗形势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报告认为，民族阵线政府在1953年内可能还不至于下台，“几乎可以肯定”，摩萨台仍然希望得到美国支持以制衡苏联，近期内伊朗发生严重动乱或人民党上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到1953年底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的进一步恶化将有可能使政府丧失权威，“至少给人民党逐步控制局面提供机会”。⁽⁹⁸⁾

基于上述分析，杜鲁门政府于11月20日出台了最后一份国安会对伊政策文件NSC136/1，将对伊政策表述做了修改。其中指出，“伊朗形势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稳定因素”，“目前的趋势如不能得到控制将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危险”。⁽⁹⁹⁾同一天提交国安会的一份报告更明确指出，鉴于目前形势，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是“防止伊朗为共产主义所控制”。⁽¹⁰⁰⁾

总之，杜鲁门政府此时的主流意见认为，人民党夺权的情况不会立即发生，但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也是有可能的。但对于美国该如何避免这一点，则存在分歧。不过许多人都反对发动政变。艾奇逊仍然希望通过解决石油争端来消除这种隐患，因此他要求驻伊大使亨德森再做努力，继续在英伊之间斡旋。

12月4—9日，艾奇逊在国务院与美国几个主要石油公司的代表开会，讨论美国公司“单独或与英伊公司联合起来购买和销售石油”的可行性。⁽¹⁰¹⁾石油巨头们对摩萨台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伊朗的经济和政治甚至社会和军事等情况，都已陷入严重危机，而且在摩萨台的统治下，不会有什么改革办法。“如果摩萨台靠他的寸步不让的态度取得比他们\[美国公司\]所协商的更优厚的条件”，美国公司“在别的国家的安排，将立即受到影响”。⁽¹⁰²⁾

尽管杜鲁门政府在其执政后期对摩萨台政府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认为形势正日趋严峻，但仍然不愿支持直接的干涉行动。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不久，美国的立场发生了重要转折。与此同时，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对伊政策上也更加强硬，丘吉尔和外长艾登都主张发动政变。这是美英最后走向联合干涉的一个重要背景。

(1)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32-33.

(2)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34.

(3) Ibid.，p.36.

(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36.

(5) Ibid.，pp.38，39.

(6) Ibid.，p.39.

(7)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41.

(8) Ibid.，p.42，note 4.

(9) Ibid.，p.42.

(10)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 11-12.

(11)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25.

(12) Ibid.

(13)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5.

(1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54-55.

(15) British Cabinet Minutes 51（51），12 July 1951，CAB 128/20. 转引自James A. Bill and WM. Roger Louis，eds.，Musaddeq，Iranian Nationalism，and Oil，p.7，19，note 10.

(16)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 28-29.

(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Washington，D. C.，GPO，1957，Vol. 2，pp. 2261-2263.

(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Vol.2，Washington D. C.: GPO，1957，p.2263.

(19) Denise Folliot，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1，Oxford，London，1954，p.489.

(20)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360页。

(21)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370页。

(22)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371—372页。

(23)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372页。

(24)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371—372页。

(25)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373页。

(26) Gasiorowsky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236-239.

(27) R. K，Ramazani，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 Patterns of Influence，Praeger，1982，p.15.

(28) 弗农·阿·沃尔特斯：《秘密使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49—50页。

(29) 弗农·阿·沃尔特斯：《沃尔特斯回忆录：秘密使命》（张毓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65页。

(30) 弗农·阿·沃尔特斯：《秘密使命》，第51页。

(31)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109-112; Rouhollah K. Ramazani，Iran's Foreign Policy，pp.209-210.

(32)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116.

(33) Ibid.，p.116.

(3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134.

(35) Ibdi.，p.141.

(36) Ibid.，p.142，note 3.

(37)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154-155.

(38) 丹尼尔·耶金：《石油、金钱、权力》，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479页。

(39)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162.

(40) Ibid.，p.173.

(41) 《西南亚资料》，1976年第1期，第30、33页。

(42) 丹尼·耶金：《石油、金钱、权力》，第482页。

(43) 1951年5月26日，英国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裁决。3月5日，法院作了—个临时决定。详见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1951，New York，1952，p.808.

(4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191.

(45) Ibld.，pp.193-194.

(46)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196-199.

(47) Ibid.，p.203.

(48)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230.

(49)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1951，讲话详见pp.813—815.

(50) Denise，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1，pp.544-545；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1951，pp.813-815.

(51) Denise，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1，p.545.

(52)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1951，p.810.

(53)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231；另详见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1951，pp.806-817.

(5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237.

(55) Ibid.，p.242.

(56)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365—366页。

(57)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378页。

(58)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完整的一圈）》（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1—273页；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25.

(59)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257.

(60) Ibid.，p.258.

(61) Ibid.，p.267.

(62) Ibid.，p.273-274.

(63)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279.

(64) Ibid.，p.279.

(65)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280.

(66) Ibid.，p.282.

(67)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53.

(68) Ibid.，p.328.

(69)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329.

(70) Ibid.，p.330.

(71) Ibid.，p.330.

(72)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330.

(73) 《艾登回忆录（完整的一圈）》（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6页。

(7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 387.

(75)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3，1952，telegram 4837，788.13/6-1352. 转引自Fakhreddin Azimi，“Unseating Mosaddeq: the Configuration and Role of Domestic Forces”，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52.

(76) Homa Katouzian，Musaddiq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Iran，New York，1990，pp.121-123; Mohammad Musaddiq，Musaddiq's Memoirs，ed. by Homa Katouzian，translated by S.H. Amin and Homa Katouzian，Vol.2，London，1988，chapter 9.

(77) Middleton to Eden，July 28，1952，FO 371/98602.

(78) “Robert Lovett，Memorandum to State”，Aug.16，1952，National Archive，RG 330，box16; NSC 136/1，“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

(79) “Henderson to Acheson”，August 3，1952，National Archive，RG 84，box 29.

(80) “Minute by Zaehner”，May 15，1952，FO 248/1531，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81) 此人在二战期间曾因试图建立亲纳粹政府而被英国逮捕过。

(82) Henderson to Acheson，August 11，1952，National Archive，RG 84，box 29；Henderson to Acheson，Sept.28，1952，National Archive，RG 84，box 42.

(83)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 429.

(84) Ibid.，p.434.

(85) Ramazani，Iran's Foreign Policy，p.227.

(86)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473-474.

(87)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476-477.

(88) Ibid.，p.477；Denise：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2，p.344.

(89) Donald N.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rsa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1; Christopher Montague Woodhouse，Something Ventured，London，1982，pp.117-120.

(90) “Henderson to State”，Oct.22，1951，Jan.15，1952，Nov.5，1952，in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 236-240，323-327，513-517.

(91)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Januray 4，1952，telegram 2462，888.2553/1-452.

(92) Annadel Wile，ed.，Microfiche Collection of 1976 Declassified Documents，转引自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九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30—231页。

(93)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509.

(9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510.

(95) Scott A. Koch，“Zendebad，Shah!”: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Fall of Iranian Prime Minister Mohammed Mossadeq，August 1953，Top Secret Draft History，History Staff，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June 1998.

(96)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510.

(97)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p. 514-517.

(98) CIA，“Probable Development in Iran through 1953”，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75，Nov.13，1952.该报告修订版NIE75/1（Jan.9，1953）见：http://www.foia.cia.gov/browse_docs.asp?doc_no=0000010479.

(99) NSC 136/1，“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

(100) James S. Lay（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SC），“A Report to the NSC on U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20 November 1952，Declassifies Reference System，1980，Document No. 376C.

(101)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584、585页。

(102) 同上，第586页。

第四章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伊干涉政策的形成

一、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对伊政策转向

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大选期间大肆抨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在伊朗问题上，艾森豪威尔的立场与杜鲁门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愿意维持伊朗政局的稳定，并希望伊朗石油能够顺利输出。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可能在于，他们对伊朗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摩萨台政权究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抑或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最后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与杜鲁门时期大多数人对发动伊朗政变持谨慎态度不同，杜勒斯兄弟等许多共和党政府高级官员更愿意通过CIA等机构的隐蔽行动来达到目的。

杜鲁门始终希望英国和伊朗能够通过谈判解决石油争端，并做了许多调解努力。杜鲁门政府认为摩萨台对人民党和苏联并无好感，以其巨大声望可以成为有效遏制人民党的影响力，因此最初积极发展与摩萨台政权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协商解决石油争端的建议，并在1951年5月和9月两次奉劝英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同年10月还邀请摩萨台访美。摩萨台1951年10月访美期间，会谈气氛很融洽，给杜鲁门和艾奇逊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直到任期即将结束，杜鲁门（以及艾奇逊）仍然认为，英伊双方都享有合法权益，应该也能够达成妥协。⁽¹⁾

不过，伊朗局势的持续恶化，例如1951年9月英伊公司技术人员被驱逐出境、1952年“七月事件”、同年10月英国驻伊使馆被迫关闭，等等，也确实令杜鲁门政府越来越沮丧，以至于在11月份与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中，杜鲁门和艾奇逊不得不承认，英伊双方的态度都“毫无理智”，可能导致伊朗陷入混乱状态，因此建议艾森豪威尔着手考虑“美国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问题”，并采取一些更加果断的措施。⁽²⁾按照艾奇逊后来的说法，美国迟迟没有认识到，摩萨台“实际上是一个富有、反动、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波斯人，极度痛恨英国人，不惜任何代价一心要把英国人的势力赶出本国”。然而这并不是说杜鲁门和艾奇逊建议共和党新政府采取行动推翻摩萨台政权。所谓“果断”措施和单方面行动，指的是美国无须考虑英国的态度，直接向伊朗政府提供经济援助或者通过美国公司帮助伊朗打开石油市场，目的是巩固而不是颠覆摩萨台政权。

图4-1　1951年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与杜鲁门总统在白宫

1952年11月，杜鲁门还签署了最后一份对伊政策文件（NSC136/1），授权有关部门“在共产党试图夺权或实际掌权的情况下”，采取军事、政治等各种手段以及“特别”行动。并指出，如果人民党政变成功，美国的目标是“推翻共产党政府”；如果苏联直接进攻伊朗，美国将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是否将该行动作为开战理由。⁽³⁾

这份文件表明，在杜鲁门执政后期，美国对伊政策已发生显著变化，即决心承担更多责任，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全力防止伊朗倒向苏联阵营，为此决心在发生共产党政变或苏联入侵时，不惜使用武力甚至诉诸战争。

不过，杜鲁门政府并未打算采取诸如颠覆伊朗现政权等极端措施，主要原因是没有把握找到比摩萨台更能控制伊朗局势的人选。⁽⁴⁾国防部长罗维特说得更直白，摩萨台无论是自己辞职，还是被人赶下台，都极有可能导致伊朗最终被纳入苏联阵营。⁽⁵⁾杜鲁门政府此前所采取的诸如经济援助等措施，目的就是想巩固现政府，以免给共产党可乘之机。同样基于这个原因，1952年11月英国提出的联手发动政变的建议，也被杜鲁门政府暂时搁置。但杜鲁门实际上已开始考虑必要时采取秘密干涉行动的可能性，例如他指示中情局着手调整其在伊朗已实施多年，旨在消除苏联影响的秘密行动计划（代号为TPBEDAWN）。不过，杜鲁门政府已经没有时间了，否则按照伊朗“二月事件”后的发展趋势，它最终走向干涉也是完全可能的。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即着手调整国家安全战略，随后出台的“新面貌”战略，以所谓“大平衡”为原则，试图兼顾“安全”与“繁荣”两大目标。为此一方面继续推行遏制战略，另一方面又在手段和策略上做出一些调整，其中包括更加倚重军事、政治和经济代价都较为低廉的隐蔽行动。尽管大选期间提出的“推回”、“解放”等口号主要是出于竞选需要，但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感到有必要在某些地区时机成熟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显示其遏制共产主义的决心。

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即开始策划在中近东建立一个“微型北约组织”，建立一条抵抗苏联的“坚固纽带”，该组织连同“北约”和次年9月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将构成一条围堵苏联的防线。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这一所谓“北层政治区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控制伊朗对于遏阻苏联南下和维护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

在新战略的酝酿过程中，如何处理伊朗问题，恰好是一个试金石。

因此，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立即指示中情局调查摩萨台是否有可能“与人民党—俄国结成一伙”。⁽⁶⁾一些留任的CIA官员，此时都竭力主张通过政变搞掉摩萨台。其中包括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从中情局副局长升为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前中情局负责人现为副国务卿的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现为中情局副局长兼隐蔽行动部门负责人的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⁷⁾

图4-2　沃尔特·史密斯，艾森豪威尔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主要助手，后来先后出任中情局局长和副国务卿

图4-3　1953年1月29日沃尔特·史密斯（左）与艾伦·杜勒斯（右）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两人先后担任中情局局长

二、错综复杂的伊朗政治生态

已经两年没有石油收入的伊朗，通货膨胀剧烈，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秩序一片混乱。1953年初，摩萨台为巩固政权，采取了诸如延长戒严令、不断颁布法令、夺取军事任命权、取消上院、解散下院等一系列强硬措施，引起了部分支持者的不满。

与此同时，以摩萨台为首的民族主义力量与国王为首的亲西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再度激化。国王既害怕国有化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英伊敌对关系，也担心这不利于自己的权力扩张。部分出于这些原因，他强调苏联才是伊朗的主要威胁。摩萨台则始终把英国视为伊朗政治经济独立的主要威胁。虽然他也曾带头反对苏联的石油要求，但为了实现国有化，打击主要的对手英国，他在外交上打算尽量争取美苏的支持，同时也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对于摩萨台政府和民族阵线，此时在宗教团体及其领导人当中已经形成了三股反对势力。其一，是控制着库姆、德黑兰等地宗教机构的保守派人士。代表人物是贝赫巴哈尼（Behbahani）。他们对石油国有化兴趣不大，对于民族阵线推动的“民族运动”（Popular Movement）以及摩萨台政府更是不以为然。他们最初看上去似乎是政治上的“沉默派”，实际上却是国王的支持者。在他们看来，伊朗的外交政策无非就是在英国和苏联之间选边站队的问题，而且他们当然选择前者。当摩萨台和国王的关系恶化、英伊石油争端陷入僵局之后，他们开始明确表明立场。其二，是以卡萨尼为代表的一类宗教界和世俗社会领导人物，他们支持宪政，并且有反帝倾向。卡萨尼强烈支持石油国有化，也支持摩萨台担任首相。但由于前面所说的政治分歧，逐渐成为摩萨台的对立面。其三是主要由激进青年组成“伊斯兰殉教者”（Fada'iyan-e Islam）团体。他们希望通过革命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在摩萨台出任首相之前，他们是“民族运动”的支持者。但他们很快就与摩萨台和卡萨尼分道扬镳，因为两人都不希望发生“伊斯兰革命”。⁽⁸⁾

需要注意的是，此间的伊朗社会结构与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无论是摩萨台政权和民族阵线运动的支持者、反对者还是漠不关心者，都没有绝对的阶级属性或社会层级，而是相互交错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世俗民族主义运动，原本是伊朗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干涉和进入现代性转型过程的共同产物，其目的是摆脱外来统治，维护民族尊严与独立自主，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和公民自由权，因此对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阶层有广泛的吸引力。城市人口中有相当政治觉悟的现代中产阶级或非特权阶层是民族运动的核心力量，也是石油国有化运动和摩萨台政权的主要支持者。不过，民族运动在通常被视为传统力量的群体中也不乏大量支持者。一些行业人士明确、积极支持摩萨台，如餐馆、咖啡馆或茶馆老板。另一些行业人士，如面包师、肉贩、甜点商则反对摩萨台政府，或至少有可能被收买、利用，他们主要是对政府的税收和价格政策不满。⁽⁹⁾许多集市商代表和一些重要宗教人士积极支持摩萨台（并在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成为抵抗运动的主力）。不过，集市商人的政治倾向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变动不居，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也随着国内政局和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漂浮不定，例如，小生产者和出口商一般倾向于支持政府，而进口商则反对政府。此外集市商人还担心杜德党对自己的利益构成威胁。这就给英国和国王的代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收买和利用商会领导、行业代表、黑帮头目、街头流氓、政治掮客、造谣分子四处积极活动，想方设法在集市制造不满和恐慌情绪。这些活动，加上石油争端久拖不决所导致的悲观情绪，以及暗淡的经济前景和十分棘手的金融困境，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或有产阶层人士开始失去耐心，甚至转而反对摩萨台。工人阶级也严重分化。拥护杜德党的工人不断举行街头游行等抗议活动，令摩萨台政府不胜其烦。而反对杜德党的派别或团体也在争取工人阶级，或自称是他们的代表。由于摩萨台政府无力有效解决社会福利与就业等问题，也导致下层贫困人口、无业者或失业者的不满。乡村和小城镇的形势同样复杂。一般来说，地方民众的政治立场与当地显赫家族及其在首都的代表一致，但也不完全如此。在当地拥有土地，但在城市充当职业政客，或在军队、警察或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外居地主”或“城市要人”，由于摩萨台的农业改革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而成为其主要反对派，尽管其中大部分人主要采用消极抵制的方式。这类人尽管未必支持不受节制的专制独裁体制，却信奉精英政治，反对共产主义或其他激进思想，并对国王的权威和英国的势力心存敬畏。南部草原游牧地区由于与英国有传统联系，则成为英国争取的对象。⁽¹⁰⁾最后，以国王为代表的亲西方势力，尽管自始至终都不支持石油国有化，甚至私下向英美表示，摩萨台的政策将导致国家毁灭，而英美的“友谊和支持”则是伊朗独立的重要保证，⁽¹¹⁾但他们却不敢贸然公开反对摩萨台，只能暗中与国内外反对势力相勾连，以俟时机。

总而言之，此时伊朗国内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生态异常复杂，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人民党的状况及其影响

在上述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还有一个值得专门讨论的独特政治力量——人民党（杜德党）。

人民党始建于1941年，到40年代末期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组织。1949年2月刺杀国王的计划失败后，人民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但1951年以后，直到1953年政变之前，由于摩萨台政府的政策比较宽松，该党实际上处于半公开或半合法状态，除了参与合法、公开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例如不能参加议会选举外，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还出版了三份日报。人民党不仅重建了其组织网络，还在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当中发展了大量成员。⁽¹²⁾据英国驻伊使馆估计，1951年该党在全国只有大约2500名成员，其中仅德黑兰就有约2000名，⁽¹³⁾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2年10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则指出，该党已有20000名骨干成员，在德黑兰有8000人。⁽¹⁴⁾人民党的基层组织和号召力主要限于城市，对当时大部分人口所在的乡村地区影响有限，因此英美情报机构乃至摩萨台本人都认为该党对伊朗现政权并不构成实质性威胁。美国驻伊使馆的反共专家甚至认为，该党“组织严密但并不十分强大”，实际影响并不像某些美国官员想象的那么大。⁽¹⁵⁾早在1944年人民党就在军队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即人民党伊朗军事组织（TPMO），有时简称“军官组织”，具体人数不详，一般估计在400—500人之间，但大部分处于非战斗性岗位。1953年“8·19”政变期间，只有200余人在德黑兰，在国王的王家卫队服役的仅3—4人。

此外，该党的组织体系非常复杂，内部派系林立，权力竞争与思想分歧十分激烈，远非铁板一块。由于一些经验丰富的领导人被迫流亡，在领导层中至少形成了国内与国外两大派别，留在国内的领导人虽然掌握了实际权力，但政治经验却较为欠缺，因而未能充分、合理地利用1951—1953年间的政治形势，更未能有效应对1953年的政变从而避免灭顶之灾。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尽管缺乏高度统一的指导思想和集中有力的政治领导，总的来说，人民党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与世俗民族主义展开竞争，对民族阵线及其所倡导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运动不过是想维持现存社会经济秩序，并使西方的霸权合法化、永久化。该党对摩萨台的反帝立场也不以为然，因为他不愿加入苏联阵营，而且主要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对美国的态度则非常暧昧，视图寻求后者的支持。该党的报刊甚至曾公开指出，摩萨台和民族阵线不仅依靠美国的支持以获得权力，而且还致力于扩大美国在伊朗的影响力，视图让美国取代英国的统治地位。因此，该党的基本政策是把民族阵线视为政治竞争对手，并积极反对在该党看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摩萨台政府。为此，人民党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宣传策略与手段，频繁组织示威游行等反政府活动，试图使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脱离民族阵线与民族运动，并走向激进主义；此外还利用当前国内的经济困难，通过丑化摩萨台的形象、歪曲其改革意图、抹杀其实际政绩，以达到激发社会不满情绪尤其是工人和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鼓励反政府势力，分化摩萨台的支持者，破坏政府执政能力与执政效率，乃至最终颠覆现政权和现有国内秩序的目的。

人民党在动员民众反对英国在伊统治势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党并不一概排斥外国势力，它实际上是希望让苏联来取代英国的地位。人民党以“国际主义”为口号，接受苏联的领导。它一方面坚决反对继续向英国出让石油利益，甚至把任何解决方式、任何变通模式都斥为背叛，主张终止与英国的谈判，把英国人和美国人统统赶出伊朗；但另一方面又主张与苏联进行谈判，开展石油合作。在1952年“七月事件”之前，人民党并不认可民族阵线的全面国有化主张，认为只需要对南部地区的石油实行国有化，后来才改变立场。总的来说，人民党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的立场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¹⁶⁾有意思的是，人民党对其“国际主义义务”或者不如说对苏联的利益也有自己的理解，其对摩萨台政府的态度有时与苏联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自石油国有化运动开始以来，尤其是英国对伊朗实行禁运期间，苏联虽然并未向伊朗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不过苏联媒体却公开支持国有化运动，并对摩萨台和民族阵线做了积极评价。

不过，人民党与摩萨台政府之间并非简单的敌对关系。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是，一旦摩萨台面临亲英派和保王派的严重挑战，其政权岌岌可危时，人民党或至少其中某些重要派别又会站出来支持他，似乎并不希望他真的垮台。1952年“七月事件”之前，人民党对摩萨台政府基本上持完全否定态度，对于摩萨台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其宣传机器一般将其描述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但“七月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在该事件发生之初特别是对于摩萨台的辞职，人民党一开始本来无动于衷，但此事在国内民众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使人民党领导人意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加上主张改变策略的派别可能占了上风，人民党此后逐步调整了政策，不仅接受了民族阵线的国有化主张，也降低了批评摩萨台政府的调门儿。在7月21日即“七月事件”达到高潮这天，人民党也加入了支持摩萨台复出的游行队伍。

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显示，无论在“七月事件”之前或之后，美国人一直怀疑摩萨台可能与人民党合作，利用该党来动员民众支持自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摩萨台始终不愿对人民党采取强硬弹压措施。实际上，尽管人民党调整了策略，但该党与摩萨台政府之间关系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其内部分歧也始终存在。无论在1952年“七月事件”还是1953年政变期间，该党都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应对方针，基本上属于被动卷入而不是积极参与，其活动更像是各阵线组织或其成员的临时应急反应或自发行为，更谈不上与摩萨台政府相互依赖、协调行动。

人民党最擅长的是组织街头抗议活动，这类活动往往又会遭到各类反共势力、极端民族主义者或右翼团体的抵制，因此街头示威活动有时表现为人民党与摩萨台政府之间的对抗，偶尔也有默契；时而又表现为人民党与各类反共团体之间的角力，更多的时候则是各方的混战。与此同时，英美间谍或代理人也混迹其间，伺机渔利。

另一方面，尽管面临来自右翼势力以及部分左翼支持者要求限制人民党活动的巨大压力，摩萨台基于其民主政治理念，总的来说对人民党采取了容忍态度，这是人民党在摩萨台上台之后势力得以继续扩大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人民党有时会暂时放弃对摩萨台的敌对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经常公开把摩萨台政府称为“法西斯独裁政权”，但该党心知肚明，如果其他人上台，只会对人民党采取更严厉的打压政策。但人民党确实对摩萨台政府构成了挑战，尽管这种挑战的实际影响可能并不像国内外其他反对势力，特别是反共势力所说的那么严重。摩萨台本人也并不认为人民党有能力夺权，尽管他后来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也强调有这种可能性（这一游说策略其实并不高明，因为英美最后正是以防止共产党乘乱夺权为由决定发动政变）。从表面上看，反对帝国主义似乎是人民党与摩萨台之间的一个共同点，人民党也曾呼吁建立一个反帝统一战线，但该党的亲苏立场使摩萨台将其视为苏联企图插足伊朗事务的工具，因此拒绝这一倡议。此外，摩萨台仍然视人民党为非法政党，并采用法律等手段试图控制和约束其活动，甚至曾动用军警力量弹压该党组织的示威活动。因此，摩萨台政权与人民党的关系非常微妙，尽管有时出于策略考虑互相利用，但本质上仍然是对立的，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合作。1953年政变期间，尽管实际上都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人民党（包括其在军队中的力量）未能与摩萨台政府联手制止政变，既说明双方都对形势估计不足，并出现重大策略失误，实际上也反映了彼此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四、1953年“二月事件”

在1953年2月28日发生的“二月事件”中，尽管并未公开或私下结成联盟，前述三股反对势力出于各自的原因，都站在了摩萨台的对立面。

事情的起因是，在扎希迪等人的怂恿下，大约2月下旬，国王派人向摩萨台传话，表示自己与王后想去欧洲看病，并强调此事在他们出发之前应予以保密，以免引起公众的误解。摩萨台先是劝阻，但最后答应配合。然而令他困惑的是，在28日国王启程出国这天，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贝赫巴哈尼前去劝阻国王离开，反摩萨台的人群也聚集在皇宫外。卡萨尼则公开表示，“如果国王离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将随他而去”。⁽¹⁷⁾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卡萨尼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¹⁸⁾他不仅明确、公开地支持国王和摩萨台的其他反对者，还视图使反对派们相信，摩萨台的地位此时已非常脆弱，不堪一击。

无论是故意借机生事还是被人误导，这些宗教领导人或阿亚图拉们（Ayatollahs）的言行都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摩萨台出于个人目的要逼迫国王出走。摩萨台本人则确信，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旨在制造骚乱，逼他下台，甚至谋害他。摩萨台还觉察到，美国驻伊大使亨德森在这个事件中很可能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因为正值他在王宫与国王道别时，亨德森却跑到摩萨台的住处要求紧急会面，使摩萨台不得不回到住所。⁽¹⁹⁾

于是在德黑兰发生了所谓“保王派”与亲摩萨台派的暴力冲突。卡萨尼等反对派领导人雇佣的暴徒围攻了摩萨台的住所，摩萨台只好从后门逃走，并进入议会。摩萨台此前已经任命马哈茂德·阿夫沙尔图斯（Mahmud Afshartus）为国家警察总监，此时又立即分别任命自己的盟友塔基·里亚希（Taqi Riahi）和马哈茂德·阿米尼（Mahmud Amini）为总参谋长和国防部副部长。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

图4-4　1953年2月28日一位军官率领支持国王的人在摩萨台住宅前示威

图4-5　1953年3月2日，支持摩萨台的人们与伊朗警察发生冲突。图为一名伊朗警察被愤怒的群众抛起来

“二月事件”实际上是一场未遂政变。有人甚至称之为“政变样板”。⁽²⁰⁾反对派并未善罢甘休。在接下来的4月份，他们还视图通过绑架一些政府要员来逼迫摩萨台辞职。首当其冲的是国家警察总监阿夫沙尔图斯。绑架者在行踪暴露后，迅速杀害了阿夫沙尔图斯。涉嫌参与此次行动的有四名将军和一些下级军官，甚至可能还包括民族阵线的另一位领导人巴卡伊，而背后策划此事的是英国特工和扎希迪的一些支持者。伊朗政府迅速展开调查，调查发现，如果不是因为阴谋败露，反对派还打算绑架多名政府高级官员，最终目的是制造恐怖气氛，迫使摩萨台下台。绑架和杀害阿夫沙尔图斯，还因为他作为国家警察总监，在维持国内公共秩序、打击颠覆活动方面是摩萨台的得力助手，同时还掌握了拉什迪安兄弟和扎希迪等人的许多活动信息。最后政府逮捕了17名嫌疑人，包括6名退役军官。如果不是卡萨尼的公开庇护，扎希迪差一点儿被捕。巴卡伊因为有享有议会提供的豁免权也得以躲过一劫。

摩萨台政府公开宣布要严惩杀害阿夫沙尔图斯的凶手，结果使议会内的斗争更加激烈。反对派想方设法限制摩萨台的权力。在他们的阻挠下，议会由于达不到法定人数，无法批准一份确认摩萨台拥有军队控制权并主张国王仅承担一些礼仪性工作的委员会报告。但摩萨台的支持者很快扳回一城，让摩萨台的支持者阿卜杜拉·莫阿萨米（Abdollah Mo'azzami）取代了卡萨尼的议会主席一职。反对派随即又提出动议，指责摩萨台政府虐待阿夫沙尔图斯一案的犯罪嫌疑人，同时还设法使巴卡伊成为政府金融改革问题的监督人。美英情报部门在这个过程中的活动也不可忽视。中央情报局和军情五局在伊朗的特工获得特别授权，每周可以花12000美元用来收买议员，以争取议会通过对摩萨台的不信任投票。⁽²¹⁾摩萨台的反对者们始终认为国王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英美情报人员也做了大量争取国王的工作。但伊朗国王此时却按兵不动，实际上他也是希望议会通过不信任投票后，再宣布解除摩萨台的职务。⁽²²⁾

卡萨尼此时似乎已经成了反对派的主要精神支柱，以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怀疑他可能想出任首相。⁽²³⁾实际上，英美尤其是美国此时并不看好卡萨尼，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如果上台，其权力基础会比摩萨台薄弱得多。⁽²⁴⁾因为，保王派、亲英派和其他保守派反对势力，一直都是在利用卡萨尼来反对摩萨台，他们四处宣称，没有卡萨尼的支持摩萨台很难在台上站住脚，这一方面鼓励了卡萨尼的自我膨胀，另一方面也使得摩萨台决心巩固自己的权力，从而激化了两人的矛盾。⁽²⁵⁾

英美尤其是英国看中的替代人选是扎希迪。伊朗国王虽然性格优柔寡断，但此时主要还是出于慎重考虑，特别是出于对英国立场的怀疑（他始终担心英国人未必真正支持自己），并未打算明确支持扎希迪。他向美国大使亨德森表示，除非扎希迪通过议会合法程序上台并且享有广泛的政治支持，包括美英对新政府的财政支持，不然他不会支持扎希迪。⁽²⁶⁾国王的态度令亨德森大失所望。这让亨德森再次确信，尽管国王不会积极合作，也不必知情，搞垮摩萨台的唯一办法是以国王的名义发动一场政变。⁽²⁷⁾

无论如何，“二月事件”之后越来越明显的是，反摩萨台势力——包括国王和政府右翼反对派、退役军官、地主和保守派政客，以及宗教团体中的三股反摩势力——不仅试图通过议会途径迫使他下台，而且其中一些人已经准备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而且，这些势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英美在伊朗的外交官员和情报人员的鼓励。

在摩萨台被反对派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想方设法巩固其地位的同时，苏联趁机做出改善苏伊关系的表示，主动提议取消苏伊渔业公司，放弃渔业租让权。不过，由于斯大林在3月5日去世，苏联国内政局不稳，很可能自顾不暇，不可能在伊朗问题上有什么作为。但对美国来说，这也意味着苏联外交政策具有不确定性。不过最重要的是，由于摩萨台与其在民族阵线的支持者关系破裂，这就使得人民党至少看上去成了摩萨台唯一可能的支持者。⁽²⁸⁾

“二月事件”不仅使摩萨台与国王彻底决裂——摩萨台从此拒绝与国王见面，也使得摩萨台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重要转折。

鉴于1953年初，特别是“二月事件”以来的一系列事态，中情局向美国政府报告，认为苏联操纵摩萨台的意图更加明显，摩萨台也想借这个靠山稳定政局，而人民党则在其中穿针引线。摩萨台“日益与人民党密切结盟，甚至通过人民党与苏联结盟”，⁽²⁹⁾极有可能被纳入苏联轨道。中央情报局中东地区隐蔽行动负责人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建议美国放弃摩萨台。

美国驻伊使馆以及中央情报局对伊朗局势的分析，特别是民族阵线内部的分裂和摩萨台似乎越来越被孤立，使美国政府感到摩萨台有可能成为共产党上台的一个工具，因此不能再依靠英国来保护其在中东的利益，而应该直接承担责任，有必要重新考虑对伊政策。

同时美国政府此时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民族主义浪潮下，摩萨台的妥协余地实际上非常有限。几乎所有摩萨台政府的反对派此次都拒绝做出妥协，并指责摩萨台向美国“出卖”伊朗的利益。⁽³⁰⁾这使得摩萨台及其政策顾问们不得不格外谨慎。正如杜勒斯在1953年2月18日的国安会会议上所言，摩萨台“无法与英国达成任何协议，唯恐因此葬送其政治生命”。⁽³¹⁾因此美国感到不能再指望英国，而应考虑直接承担责任。

五、英美联合建议

大约与此同时，美英为了打破僵局，于1953年2月20日又向伊朗提出一个联合建议。其核心内容是伊朗对英伊公司支付赔偿，并通过美英销售组织向外销售伊朗石油。英美在建议中提出，由国际法院来裁定“伊朗对英伊石油公司的权益要求的有效性以及英伊石油公司因为失去在伊朗的企业而应得的赔偿”；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负责购买和销售伊朗石油；美国承诺在达成协议后购买总计1.33亿美元的伊朗石油；英国则保证将赔偿要求限于20年的石油税收。⁽³²⁾

这项建议虽然对杜鲁门-丘吉尔建议做了一点改进，但仍然相当苛刻，尤其在赔偿问题上。摩萨台同意让国际法庭就此做出仲裁，条件是英国必须事先提出一个赔偿总额，以免使赔偿问题成为一个无底洞。这显然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摩萨台原来的立场是，只能按照英伊石油公司财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然而英国却拒绝了摩萨台的建议。⁽³³⁾

英国将这次建议视为最后条件，实际上并不指望达成协议；而美国已无意要求英国做更多让步。美国此举固然是希望尽快解决危机，稳定伊朗局势，但显然也有通过国际石油销售组织直接插手伊朗石油的意图。然而经过一番交涉，摩萨台最终还是于3月20日拒绝了联合建议，最后一轮谈判破裂。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争端是发生在英国与荷兰、瑞典或其他欧洲小国之间，英国断不会提出如此霸道的条件（即要么英伊公司改组或改头换名，要么一直赔偿到1990年——后又改为20年赔偿期），也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英国的强硬立场，主要还是因为伊朗当时的国际地位比较虚弱。不过，从伊朗方面看，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不能达成一个英美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摩萨台及其民族主义运动也难以取得成功。因此摩萨台身边的一些比较务实的政策顾问都希望他适当做出让步，不必追求实现理想目标；但另一方面，当摩萨台打算委曲求全时，又有许多人战战兢兢，担心引起民众的不满，令摩萨台左右为难。⁽³⁴⁾

3月初艾登访美时，英美立场已相当一致，区别在于，英国忧虑的是英伊公司落入伊朗之手，美国担心的则是伊朗落入苏联之手。鉴于伊朗的战略价值，美方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另起炉灶，因此还想安抚摩萨台，其中除了考虑提供援助以维持伊朗经济运转，还有意派技术人员去阿巴丹炼油厂。后一种想法自然遭到艾登的强烈反对。⁽³⁵⁾

美国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建议由美国石油公司收购英伊石油公司。尽管美国始终闭口不谈石油利益，也确实将苏联威胁置于首要考虑，但这显然又是一个一箭双雕的策略。英国当然不愿将其在中东最大的石油企业的垄断权拱手让给美国这个主要竞争对手，因此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³⁶⁾

此后美国虽然没有再提出新的建议，但仍然在不断加强对伊朗事务的影响力，包括每年向伊朗提供2200万美元的援助，在伊朗农业、卫生、教育等领域增派美国顾问，等等。以至于美国驻英国大使温斯罗普·奥尔德利希（Winthrop Aldrich）担心英美关系因此受损。但驻伊大使亨德森的看法更能说明美国的处境。他认为，尽管只有美国能够在中东起主导作用，但“英国和法国目前都不打算让美国充当这种角色”，因此美国不得不在欧洲盟友和中东国家之间保持艰难的平衡。⁽³⁷⁾

不过，在与英国提出联合建议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在重新评估伊朗局势和对伊政策。3月初，国务院已得出非常悲观的结论，认为摩萨台已难以继续掌权，国王束手无策，军队根本靠不住，出路十分渺茫。⁽³⁸⁾

对于这个结论，美国驻伊使馆，特别是亨德森大使本人的意见可能起了很大作用。亨德森一直不看好摩萨台，甚至在其报告中多次贬低摩萨台的人格，认为他“神经不大正常”。⁽³⁹⁾如果说此前他只是暗中支持国王等“倒摩”势力，也不主张美国出面发动政变，但自“二月事件”以及伊朗拒绝英美联合建议以后，其反对立场已经非常明确，甚至可以说越来越情绪化，对摩萨台充满了偏见。在3月4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亨德森认为，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摩萨台与人民党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完全有可能这样做。⁽⁴⁰⁾3月10日的报告更是把摩萨台说成一个不可理喻、不按常理出牌的非正常人。其中称：“摩萨台是一个完全由自己的情绪、偏见和猜疑支配的人，试图按照普通逻辑规则或理性来分析其行为动机只会误入歧途。”他总是在寻找新的对手并予以摧毁，其对手都是他这种非理性恐惧症的无辜牺牲品。亨德森甚至认为，摩萨台既然可以与英国断交，也不惮与美国断交。⁽⁴¹⁾亨德森在5月份的报告中还明确指出，只要摩萨台在台上，石油问题就不可能解决。⁽⁴²⁾总之，亨德森认为摩萨台领导的伊朗正在逐步失控，有可能被俄国控制，已经威胁到西方乃至美国的安全，希望政府采纳中央情报局的建议。

从杜勒斯3月2日给驻伊使馆的信中可以看出，国务院对伊朗形势的判断与驻伊使馆已经相当一致。杜勒斯在信中说，使馆最近的报告进一步肯定了国务院的判断，即人民党最近的目标是推翻国王，为此正与摩萨台合作。估计搞掉国王后，人民党会转而除掉摩萨台。这样，共产党上台的机会很大。摩萨台决心除掉国王，或至少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傀儡；他不一定会公开寻求人民党的支持，但不可能与之脱离联系。事成之后，摩萨台可能会发现自己很难对付人民党，特别是因为摩萨台对国王的胜利是建立在以反西方为口号的群众运动之上的。与此同时，伊朗国王却无所事事，坐以待毙。美国必须采取措施。⁽⁴³⁾国务院在4月8日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文件中也指出，尽管伊朗共产党的力量目前还不够强大，但由于经济正在急剧恶化，给共产党势力的增强提供了机会，如果此种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即使共产党不上台，西方也可能会失去伊朗。⁽⁴⁴⁾

由于许多议员在“二月事件后”相继辞职，伊朗议会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通过议会途径来达到目的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又由于伊朗军方人士的立场严重分化，有的支持摩萨台，有的支持国王，有的则是骑墙派，且军队基本上为政府所控制，军警高级官员大多是摩萨台的支持者，国王没有军队支配权，按照中央情报局的判断，扎希迪不仅缺乏民意基础，实际上也没有过硬的军队资本，而且缺乏“干劲、能量和具体计划”，除非美国为其提供军事计划和行动资源，否则他也难成气候。⁽⁴⁵⁾总之，无论是国王还是扎希迪都无法确保得到军队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必须有外部力量的鼓励和协助才有可能发起政变并取得成功。

总之，美国此时对伊朗局势的基本判断是，摩萨台越来越独断专行，谈判立场越来越僵硬，对共产党则越来越宽容。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共产党发动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除了推翻摩萨台政权，美国似乎已别无选择。

可以看出，与英国一样，美国也感到与摩萨台是谈不出什么名堂了。只要摩萨台在台上，美国在经济上控制伊朗石油，政治上驾驭伊朗政府的目标都难以实现，因此维持现政权已无必要。

六、杜勒斯中东之行

由于近东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英美将其视为战时“仅次于西欧”的关键地区。因此一直试图在该地区建立一个西方主导的地区性防御组织。继1950年5月美伊签订共同防务援助协定之后，1951年夏，美、英、法以及土耳其政府还酝酿了多边协定，打算在埃及建立中东司令部（Middle East Command）。由于埃及当时的反英情绪与伊朗一样激烈，该计划未能实现。1952年夏，美英又改变策略，决定建立一个范围更大的中东防务组织。⁽⁴⁶⁾

1953年5月中旬，为了推销中东防务组织计划，杜勒斯与共同安全署署长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等人访问了中近东12国。在埃及，杜勒斯试图推销的防务组织计划遭到拒绝。接着杜勒斯访问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并得出结论认为，“北层国家”可以构成抵御苏联入侵的天然防御带。这意味着伊朗对美国的战略而言至关重要，事关中东防务组织计划的成败，因此必须全力保住伊朗。⁽⁴⁷⁾

杜勒斯此行有意冷落摩萨台，没有去伊朗。说明共和党政府将改变对摩萨台的政策。杜勒斯的说法是，“访问伊朗是不切实际的”，“伊朗目前的首要问题是和英国的石油纠纷。但是不要因这种纠纷使伊朗人民和政府遭到共产党的颠覆活动”。⁽⁴⁸⁾

6月1日杜勒斯发表广播演说，谈他访问中近东的经过。他首先强调一番这个地区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认为“现在是美国政府更为注意近东和南亚的迫切时机了”。“近东在战略上有巨大意义，它是欧、亚、非之间的桥梁”，而苏联对这个地区‘垂涎欲滴’。”“这个地区有和我们福利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源——石油、锰、云母及其他矿产。约60％已被证明了的世界石油贮藏是在近东。”然后依次介绍了他访问的近东诸国的形势，特别是这些国家“对共产党侵略和颠覆意图”的态度。杜勒斯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鉴于这些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情绪，美国应提倡“渐次”发展自治，他说，“我强调‘渐次’这个词，不要让任何人忘掉克里姆林宫要利用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圈套借以攫夺这些附属国家的人民”；第二，通过共同安全计划，在这个地区花适当的钱可以改善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最后，杜勒斯透露了美国策划中近东“北层”军事集团的打算。他认为，建立中东防御组织虽不能马上实现，但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区比较重视［苏联共产主义威胁］这个问题。总的说来，北部各国显示出已认识到这种危机”。“这儿隐约地存在着要建立集体安全制度的愿望。”而美国一方面“等待着”这种安全合作组织的成立，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这些国家加强彼此间的联合防务，不是为了对付西方，“而是为了抵制一切对自由人民的共同威胁”。⁽⁴⁹⁾

至此，杜勒斯中东之行的目的已不言自明。美国要弄清有关国家对美苏的态度以及建立遏制苏联的军事集团的可行性。杜勒斯对考察的结果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他显然发现伊朗乃是其中最明显的薄弱环节。这一结论对美国的伊朗政策影响很大，增强了美国搞掉摩萨台的决心。同一天的国安会会议也得出结论：“北层国家”可以构成抵御苏联的天然防御带，而伊朗事关防务组织计划的成败，必须全力保住。⁽⁵⁰⁾

5月28日，摩萨台再次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请求援助。信中说：“目前伊朗正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大困难，如不迅速提供有效的援助，将为时已晚。”⁽⁵¹⁾摩萨台再次暗示，国际各大石油公司的联合抵制，可能会迫使伊朗求助于苏联。

艾森豪威尔直到7月份才回信说：“伊朗与英国关于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项协议，妨碍了美国政府支援伊朗的努力”，“美国政府现在不能给伊朗更大支援或购买伊朗石油”。⁽⁵²⁾

在伊朗经济日趋崩溃的紧要关头，美国对援助要求的明确拒绝使摩萨台大为震惊。此时伊朗石油几乎完全停产，财政濒于破产，摩萨台政权的基础动摇。美国的态度无疑是雪上加霜。

7月28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关于伊朗人民党力量正在壮大一事的提问时说：“最近伊朗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共产党的非法活动有增无减而且看来得到伊朗政府的容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只要该政府继续容忍这类活动，形势将使美国更加难以为伊朗提供援助。”⁽⁵³⁾

实际上，遑论提供援助，早在3月中下旬，即与摩萨台的最后一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已经决定搞掉摩萨台，并于6月下旬正式批准了倒摩政变的具体行动方案。美国政府从危机开始，一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希望英伊双方能以较为灵活的方式尽快达成协议，以免伊朗经济崩溃，给苏联可乘之机。然而事与愿违，危机旷日持久，伊朗经济急剧恶化，政治危机重重，美国终于对摩萨台失去耐心，决定与英国一道扶植一个更愿意接受英美条件的政府上台，结果选中了扎希迪。美国终于撕去“诚实掮客”的面纱，要对摩萨台下手了。

(1) “Memorandum by the Scretary of State of a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General Eisenhower”，Nov.18，1952，in FRUS，1952-1954，Vol.1，Part 1，pp.22-29.

(2) “Memorandum by the Scretary of State of a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General Eisenhower”，Nov.18，1952，in FRUS，1952-1954，Vol.1，Part 1，pp.22-29.

(3) NSC136/1，“U.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Nov.20，1952，National Archive，RG 59，Lot 63D351，NSC，Box 68.

(4) “U.S.-U.K Approach to Dr. Mussadiq”，July 31，1952，FO 371/98691.

(5) “Robert A. Lovett to Dean Acheson”，Oct.24，1952，National Archive，RG 59，Box 8，folder: Middle East 1951-1953.

(6)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New York: McGraw-Hill，1979，p.115.

(7) Gasiorowsky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 223-224.

(8)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 13-14.

(9) “Minute by Jackson”，Feb.20，1952，FO 248/1531.

(10)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 29-33.

(11)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Sept.30，1951，telegram 1215，888.2553/9-3051.

(12) National Intellugence Estimate（NIE）6，April 5，1951，p.4; NIE 46，Feburary 4，1952，p.2; NIE，November，1952，p.5.

(13) “Minute by Logan”，April 9，1951，FO 371/91467.

(14) Ervand 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320.

(15)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 104.

(16) Fakhreddin Azimi，“Unseating Mosaddeq: The Configuration and Role of Domestic Forces”，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 69-72.

(17)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 14-15.

(18) “CIA memorandum prepared for the president”，March 1，1953，FRUS 1952-1954，Vol.10，pp.689-691.

(19) Gasiorowsky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81.

(20) Gasiorowsky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232.

(21) Donald N.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 18-19.

(22)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5，1953，telegram 4027，788.00/4-1553.

(23) “Minute by Rothnie”，May 11，1953，FO 371/104565.

(24) “CIA memorandum”，March 1，1953，FRUS 1952-1954，Vol.10，pp.689-691; “Minute by Rothnie”，FO/371/104565.

(25)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1，1952，telegram 624，788.00/8-1152.

(26)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May 30，1953，telegram 4573，788.11/5-3053.

(27) Donald N.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 89.

(28) Gasiorowsky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 225.

(29)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p. 117.

(30)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17，1953，telegram 2754，888.2553/1-1753.

(31) “Discussion at the 132nd Meeting of the NSC on February 18，1953”，Ann Whitman File，Eisenhower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

(32) 《艾奇逊回忆录》（下），第584页；“Dulles to American Embassy in Teheran”，26 Jan.1953，888.2553/1-1653，National Archive，RG59，Washington，D.C.; “Jernegan's Memorandum to Dulles，The Iranian Oil Situation”，28 Feb. 1953，888.2553/2-2835，National Archive，RG59.

(33)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 9.

(34)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 10.

(35) Tore Petersen，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Great Power，p.21.

(36)  Ibid.，p．22．

(37)  Byroad and Richards，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June 8，1953，888．2553/6-853，National Archive，RG 59．

(38)  “Makins to FO”，March，9，1953，telegram 526，FO 371/104613/EP1531/200．

(39)  “Henderson to State Department”，July 28，1952，cable 422，in FRUS，1952-54，Vol．10，pp．416-421．

(40)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4，1953，telegram 3543，888．00/3-453．

(41)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0，1953，telegram 3627，788．00/3-1053．

(42)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8，1953，telegram 4069，788．00/5-2852．

(43)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691．

(44)  “Briefing paper for the President”，April 8，1953，888．2553/4-853，National Archive，RG 59．

(45)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D，4．

(46)  FRUS，1951，Vol．5，pp．226-67; FRUS，1952-54，Vol．9，part 1，pp．251-54．

(47)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47th Meeting of the NSC”，June 1，1953，FRUS 1952-54，Vol．9，part 1，pp．379-86．

(48) 《杜勒斯言论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59页。

(49) 《杜勒斯言论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53—62页。

(50)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47th Meeting of the NSC”，June 1，1953，in FRUS，1952-54，Vol．9，part 1，pp．379-386．

(51)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93页。

(52)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一），第193—194页。

(53)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Aug．10，1953，p．178；FRUS，Vol．10，Iran: 1952-54，p．740．

第五章　“TPAJAX”计划与“8·19”事件

一、高层决策

早在40年代后期，成立不久的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在伊朗从事旨在消除苏联影响和反对人民党的隐蔽活动。1948年6月，作为对布拉格事件和柏林封锁的反应，杜鲁门签署了NSC10/2号文件，要求加强美国海外隐蔽活动的能力。根据这一指示，中情局随后制订了代号为TPBEDAWN的行动计划，目标是摧毁苏联在伊朗的影响力，每年投入资金50—100万美元，约占中情局8200万美元隐蔽行动预算的1%。中情局通过实施该计划所建立的情报网络，为后来的“倒摩”政变打下了基础。CIA还将伊朗人贾拉利和卡瓦利培养为各种活动的重要组织协调者。他们后来在“倒摩”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随着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加上1953年2—3月间伊朗出现的几项关键事态，美国的立场发生根本转变，即认为应该在人民党或苏联发难之前“先发制人”。

当摩萨台内外交困的时候，英美情报机构则早已开始酝酿“倒摩”计划。政变计划最初由英方提出，而且有关设想来自英国政府内部，而不是英伊石油公司。⁽¹⁾一直在伊朗境内活动的英国情报人员认为，只要政府出钱支持伊朗反摩萨台势力，就可以取得成功，何况有英国在伊朗秘密培植的代理人伊朗人拉什迪安兄弟等人的协助。实际上，自摩萨台任首相以来，英国已多次试图搞垮他。其中1952年10月份英国与扎希迪合作的一次未遂政变，直接导致了伊朗与英国断交。英国使馆关闭，英方的活动受到限制，于是只好求助于美国。

自英伊断交以来，英国对伊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要么迫使摩萨台达成一个对英有利的协议，要么就把他赶下台，为此确立了一个“三轨战略”：一是“合法操作”，包括拒绝与摩萨台直接谈判。二是实施经济制裁，并辅之以军事威胁。三是通过“隐蔽政治行动”扳倒摩萨台。而现在看来，只有采取最后一种办法。⁽²⁾

1952年底到1953年初，英美情报人员曾多次密商此事，并就各自在伊朗的情报网络及其在未来的行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交换意见。1952年11月，英国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伍德豪斯和外交部官员萨姆·法勒在华盛顿与中情局官员会晤，并相继会见了助理国务卿亨利·拜罗德（Henry Byroade）、中情局副局长杜勒斯、隐蔽行动负责人威斯纳等。其间，英国人正式向美方提出发动政变的建议。美方一些官员对英国的政变计划要么感到吃惊，要么不以为然，拜罗德尤其反对。但杜勒斯和威斯纳却非常感兴趣，并表示共和党政府上台后，总统和国务卿可能会考虑英国的计划。在伍德豪斯等人提出的15个摩萨台的替代人选中，双方一致认为亲西方的扎希迪是最佳人选。

图5-1　中情局资深特工克米特·罗斯福

与此同时，伦敦总部的英国情报官员也向克米特·罗斯福提出了联合政变的建议。克米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时年36岁，二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老手，此时是中情局中东地区隐蔽行动的负责人。他本人正有此意，因此与英国人一拍即合。⁽³⁾

1953年2—4月间的事态具有决定意义。卡萨尼等重要人物进一步倒向反对阵营，至少发生了两次具有政变性质的活动。2月下旬，卡萨尼与其他反对派组织人群攻击了摩萨台的住宅，并与摩萨台的支持者发生暴力冲突，此即具有转折意义的“二月事件”。3月9日摩萨台退出石油谈判，20日又公开拒绝英美联合建议。4月下旬，扎希迪的盟友绑架并杀害了摩萨台的警察负责人。尽管人民党并未积极介入这些活动，但在美国看来，由于卡萨尼和其他一些民族阵线领导人的倒戈动摇了摩萨台的地位，摩萨台将不得不依靠人民党来组织街头抗议活动，动员群众支持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终于做出了政变的决定。

如前所言，被新政府继续留用的几位热衷于海外隐蔽行动的前中情局官员，是政变的积极推动者。其中包括现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中情局隐蔽行动部门负责人弗兰克·威斯纳，中情局中东地区隐蔽行动负责人克米特·罗斯福，以及刚刚回到CIA总部，自1946年起就在伊朗工作的情报专家约翰·W.沃勒（John W．Waller）。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也是政变的支持者。

图5-2　杜勒斯兄弟，国务卿（大图）与中情局局长（小图）

艾森豪威尔就职前的几周里，杜勒斯兄弟等人曾多次讨论英国的建议。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后，伍德豪斯和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又与美国官员在华盛顿多次会谈。大约2月中下旬，在与杜勒斯兄弟、罗斯福、史密斯等人的一次会晤中，国务卿杜勒斯非正式地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议，同时也认为扎希迪是合适人选，并让罗斯福着手准备这项代号为“TPAJAX”（清除杜德党）的政变计划。⁽⁴⁾艾森豪威尔此时还在犹豫，对通过解决石油问题来恢复伊朗政局稳定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在3月4日的国安会会议上，他甚至提出，美国也许应该与英国的立场划清界限，再给伊朗一亿美元贷款。⁽⁵⁾不过，如前所言，国务院在3月初已得出非常悲观的结论，即伊朗危机已经没有其他出路，并通过英国驻美大使向伦敦转达了这一判断。这实际上是告诉英国政府，应该考虑采取新的行动了。

最后一根稻草是3月9日摩萨台中止了最后一轮石油问题谈判，并于3月20日正式拒绝英美联合建议。⁽⁶⁾英国则要求美国不再提供援助。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与英国联手（他认为美国单方面行动肯定难以成功），并授权CIA开始制订政变计划。4月4日，CIA德黑兰站获得一百万美元活动经费，以便“用任何方式使摩萨台下台”。⁽⁷⁾

值得注意的是，从形式上看，并没有举行过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场的关于实施政变的专门会议。后来公布的中央情报局文件中也提到，没有任何文件显示由谁来授权中央情报局策划这次行动，但几乎可以肯定是总统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塞（Stephen Ambrose）指出，政变行动的实施肯定需要得到总统的首肯，但艾森豪威尔并未出席过涉及“TPAJAX”行动的会议，也没有在内阁会议或国安会会议上讨论此事，只接收过关于这个计划的口头汇报。这说明艾森豪威尔试图与这项行动保持一定距离，不希望留下任何文件表明自己直接参与了此事，这实际上也是艾森豪威尔的行事风格。但在私人场合，国务卿杜勒斯随时都会向他报告此事，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完全知晓并掌控着中情局的行动。⁽⁸⁾克米特·罗斯福在1953年8月1日深夜至2日凌晨与巴列维首次密谈时，也表示他是代表艾森豪威尔来的，且丘吉尔也支持政变行动。

图5-3　1944年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等人在试射美国制造的新型卡宾枪

二、政变方案

中情局记录显示，这项政变计划在美方的正式代号是“TPAJAX”，而非过去人们所说的“AJAX”（埃杰克斯）。“TP”是伊朗在中情局的代号前缀，同时也是杜德党（Tudeh Party）的英文缩写，“AJAX”则是一种家用清洁剂的名称，因此“TPAJAX”所隐含的意思是在伊朗清除人民党。英国方面的代号是“Operation Boot”，“靴子行动”或“开除行动”，似乎也是一语双关。⁽⁹⁾

中情局在4月16日即提出了一个初步报告，认为政变是可行性的，而扎希迪是取代摩萨台的最佳人选，因为此人不仅胆子大，声誉也不错，而且是唯一公开想做首相的人，更重要的是扎希迪不仅亲英，也亲美。⁽¹⁰⁾美国随后正式决定与英国情报部门（SIS/MI6）合作。英美两国情报部门指定的牵头人分别是中情局心理战专家唐纳德·威尔伯和军情六处伊朗情报站负责人诺曼·达比希尔（Norman Darbyshire）。

唐纳德·威尔伯原本是一位建筑师和考古学者，20世纪30年代在伊朗等许多中东国家工作过。二战期间他是中情局前身战略情报局驻伊朗的情报人员，战争结束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仍在中情局兼职，是美国在中东和南亚地区的心理战专家。1952年1—7月间常驻伊朗站，后来专门负责中情局的政治行动。达比希尔同样在伊朗工作多年，最后也成为军情六处政治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他还是军情六处伊朗情报站的负责人，该站在英伊断交后不得不迁往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

5月13—30日，威尔伯与达比希尔在尼科西亚会晤共同起草计划草案。⁽¹¹⁾其间他们通过专门为此建立的一个三方沟通渠道，与CIA总部及其德黑兰站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主导政变计划设计的是中情局。

对于扎希迪是否真的可靠，英美官员实际上并无十足把握，过去有不少人认为扎希迪也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但威尔伯与达比希尔经过一番研究，认为目前只有扎希迪具备政变所必需的“决心和勇气”。他们还认为，必须全力争取伊朗国王的合作，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其他军政要人的支持。但鉴于国王性格优柔寡断，并且对“英国人的阴谋有种近乎病态的恐惧”，要说服他并非易事，因此还有必要采取一些强制手段。⁽¹²⁾

在讨论政变的具体实施方案时，达比希尔向威尔伯介绍了伊朗人拉什迪安兄弟三人负责的政治行动网络的情况。拉什迪安兄弟在二战期间就开始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并逐步建立了一个由许多伊朗政治精英构成的情报联系与政治行动特务网，其中有国会议员、王室成员、军官、商人、报社编辑、神职人员、黑帮头领甚至人民党中的亲英派。自石油国有化以来，这个特务网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动摇摩萨台政府的执政基础，策略包括在媒体发表“反摩”言论，组织暴徒上街示威，动员知名人士反对摩萨台，等等。英国给该组织每月提供1万英镑活动经费，相当于2.8万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的伊朗是相当可观的。自1952年7月以来，拉什迪安兄弟开始与扎希迪勾连，同年10月英国通过该组织支持扎希迪政变，结果折了不少人。政变失败后英国又制定了新的政变策略，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让这个特务网络设法控制德黑兰并逮捕摩萨台及其内阁成员。⁽¹³⁾这其实就是1952年11月份伍德豪斯和法勒在华盛顿提出的方案。达比希尔这次又拿出来讨论。

投桃报李，威尔伯也介绍了中情局在伊朗的政治行动网络。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的代号为“TPBEDAMN”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消除苏联的影响力，主要是抵制苏联利用人民党在伊朗开展的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政治活动。鉴于人民党拥有众多宣传机器，且特别擅长组织群众集会和游行活动，威尔伯等心理战专家采用的宣传手段包括炮制各种文章、漫画、传单和书籍，在美化西方的同时，把苏联和人民党描绘成反对伊朗和伊斯兰的邪恶力量，渲染苏联国内人民的所谓悲惨处境以及人民党与苏联的密切联系。这些材料由参与“TPBEDAMN”行动的伊朗人翻译成波斯文，并且伪装其来源甚至假冒对手之名，然后通过报刊等途径广为散发。根据该行动计划，中情局还在伊朗建立了许多反共政党或团体，并为这些组织提供资金，让其出面破坏人民党的集会活动，甚至用金钱收买包括神职人员、报社编辑、政党领袖在内的伊朗各界人士，让他们出面谴责苏联和人民党。⁽¹⁴⁾

与英国人培植拉什迪安兄弟一样，中情局也招募了许多伊朗人为其服务，最重要的就是本书前面提到过的贾拉利和卡瓦利。据称这两人于1951年初主动跑到美国使馆，要求为美国人服务，反对苏联，支持国王。这让当时的中情局伊朗站负责人罗杰·戈伊兰（Roger Goiran）如获至宝。因为他发现，这两人不仅有自己的关系网络，而且对情报手段也很在行，可能是从英国或德国情报机构那儿学来的。两人随后被送到美国。罗斯福等中情局官员经过考察和甄别，认为这两个家伙可以派上大用场。事实证明确实有用。1951年7月哈里曼赴伊朗斡旋期间，贾拉利和卡瓦利组织了一群人冒充人民党上街游行，反对哈里曼斡旋。⁽¹⁵⁾两人于是被正式招募，代号分别为“尼伦”（Nerren）和“西利”（Cilley），后来成为“TPBEDAMN”行动的骨干成员。当威尔伯与达比希尔在塞浦路斯会晤时，“尼伦”和“西利”已经发展了百余名下线。⁽¹⁶⁾不过威尔伯在介绍美方的特务网时还是留了一手，并未透露这两人的真实姓名。

亮出各自在伊朗的“家底”之后，威尔伯与达比希尔开始起草政变计划的初稿。5月30日，两人将完成的计划文本同时发往华盛顿和伦敦总部。中情局的准军事行动专家乔治·卡洛尔（George Carroll）已于此前一天到达尼科西亚，着手设计军事行动计划。6月10—13日，威尔伯、罗斯福、戈伊兰和卡洛尔在贝鲁特进一步审阅了政变计划。15日，威尔伯与罗斯福前往伦敦与军情六处官员会晤，后者对美国的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6月17日，威尔伯与罗斯福回到华盛顿，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政变计划的最后版本，⁽¹⁷⁾除了某些细节上的修改或补充，几乎完全采纳了威尔伯与达比希尔所设计的行动步骤。

“TPAJAX”计划主要包含两手：其一是合法或“准合法”途径，设法逼迫摩萨台辞职或议会投票解除其职务，由扎希迪取而代之；其二是军事颠覆。具体分为六个步骤：

首先是舆论宣传。由CIA德黑兰站负责组织开展反对摩萨台政府的舆论攻势。预算为15万美元，目的是“制造、扩展和增强公众对摩萨台及其政府的敌对、不信任和恐惧情绪”。宣传主题包括：摩萨台支持人民党并且反伊斯兰；他有意摧毁军队士气，搞垮伊朗经济；鼓励地方分裂主义，为苏联入侵大开方便之门，等等。最绝的“黑招”是炮制并散发一份摩萨台与人民党达成的所谓“秘密协议”，内容要非常具体，其中包括摩萨台让人民党帮助自己反对宗教领袖、军队和警察。与此同时，让拉什迪安兄弟组织一批宗教领导人和集市商人开展反摩萨台活动，包括让宗教领导人发表演说批判摩萨台、支持国王，让集市商人组织游行示威并且散布对摩萨台不利的谣言。此外还要利用黑帮去威胁那些支持摩萨台的官员。政变计划还特别强调，舆论攻势可以立即开始，但要在政变本身达到高潮之前才全面铺开，达到最大火力。⁽¹⁸⁾

第二，军事准备。由英美提供经费，让扎希迪组织军队的反对力量，做好军事行动准备，政变时负责逮捕摩萨台及其合作者以及人民党骨干，控制国内重要机构。在已经为扎希迪提供的6万美元基础上，CIA决定再追加7.5万美元，以便扎希迪能够“争取更多盟友”，“影响关键人物”。此外，必要时中情局伊朗站还可以为一些重要军官提供“补贴”。CIA要求扎希迪成立一个军事“秘书组”，由一位英美认可的军官负责，以便CIA向其面授军事行动机宜，内容包括：让军队逮捕摩萨台及其助手以及百余名人民党活动家；控制德黑兰主要街道；占领军队、警察和宪兵指挥中心或司令部以及军队广播站、德黑兰电台、电话局、邮局和电报局、议会、国家银行等重要机构，乃至包围摩萨台的住所。军事秘书组负责招募合适的军官执行上述任务。此外扎希迪还要指定一位新闻宣传活动领导人，同样须经英美认可，其任务是在政变之后掌控德黑兰电台，开展旨在稳定局面的舆论宣传。⁽¹⁹⁾

第三，争取国王的支持。政变计划的设计者们认为，伊朗国王“优柔寡断，深受各种似是而非的疑惑与恐惧的困扰”，因此“必须经过劝诱才能发挥作用”，途径包括请国王的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去传达英美的意图，说服国王支持政变并同意扎希迪上台。经常出入王宫的拉什迪安兄弟，以及1942—1948年间曾担任伊朗宪兵指挥官的美军退役将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等国王比较信任的人也将参与说服工作，争取让国王签署命令任命扎希迪为军队首脑，同时签署一份公开信要求军官们支持扎希迪。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最初并未打算让国王签署命令解除摩萨台职务并任命扎希迪，原因就是认为国王极其优柔寡断、胆小怕事。政变期间拟让国王离开伊朗也出于同样考虑，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国王就反悔了。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政变计划还提到，即使国王不愿积极配合政变也照样可以进行。原本打算让亨德森大使也参与说服工作，但最后决定让大使在政变期间暂时回国，以取得“心理战”或“神经战”方面的效果。⁽²⁰⁾

第四，使议会通过“准合法”的投票程序解除摩萨台的职务。策略是让拉什迪安兄弟出面“收买”足够的议会成员。先组织暴徒有步骤地攻击宗教领导人并嫁祸于摩萨台，然后让其他宗教领导人以及追随者在议会、各地清真寺或公共场所集会要求摩萨台下台，随后让被收买的议员投票解除摩萨台的职务，并任命扎希迪为首相。此后国王方可回国批准议会的行动。

第五，组织反摩萨台示威游行。在“政变日”上午，由美英在伊朗社会各界培植的亲信或代理人（主要是贾拉利和卡瓦利、拉什迪安兄弟以及一些宗教领袖和集市领导人）出面组织大规模游行，以摩萨台“反宗教”、“毁灭国家”为口号，推动议会投票。与此同时，扎希迪的军队势力设法阻止人民党或亲摩萨台力量可能采取的抵制行动。

最后，如果议会的行动失败，就由扎希迪掌握的军队力量按照前述行动步骤武力夺权。⁽²¹⁾

政变的预算是28．5万美元，其中美英分别负担14．75万美元和13．75万美元，这还不包括用来收买议员的费用（自5月20日起每周提供1．1万美元）。⁽²²⁾另外，虽然未必直接用于此次政变，CIA德黑兰站在4月份已经获得了100万美元经费。

美国方面当然也考虑到了外交等方面的配套措施。国务院官员经过研究，认为美国应该做好准备，事成之后立即给伊朗新政权提供一大笔援助，英国则应该在石油问题上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对此，英国方面这回倒是很爽快。7月23日，英国外交部向美国做出保证，政变之后要尽快解决石油争端。⁽²³⁾

1953年6月25日上午，“对伊行动方针”（“TPAJAX”计划）的高层决策会议在国务卿办公室举行。会议由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主持。与会者有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前局长沃尔特·史密斯、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罗伯特·鲍伊、国务院高级官员、“秘密战”专家罗伯特·墨菲、驻伊大使亨德森等。

国务卿杜勒斯首先在会上指出，伊朗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大国竞争的对象。“自始至终参加竞争的有俄国，经常参加的有法国和德国，现在参加的还有英国及其合作者美国。”伊朗是美苏必争之地，“如果俄国人控制了伊朗，就会控制波斯湾。这是俄国人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的梦想和野心”。⁽²⁴⁾

接着由克米特·罗斯福介绍“TPAJAX”计划。计划的目标是美英与伊朗国王联手，搞掉摩萨台，扶植亲西方的扎希迪将军上台。计划的具体实施以美国为主，英国予以配合，从而实现英美与伊朗国王的联盟。首先要组织伊朗军队内的支持者。罗斯福说：“失败的前景是不存在的。”⁽²⁵⁾艾伦·杜勒斯、史密斯、亨德森等相继表态，认为应该动手，并且“非做不可”。尽管有两三位与会的国务院官员仍然心存顾虑，在这种形势下也没有公开反对，于是计划被一致通过。⁽²⁶⁾该计划由克米特·罗斯福具体负责执行。国务卿杜勒斯指示罗斯福立即行动起来。⁽²⁷⁾

7月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长艾登批准政变计划。11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正式批准。⁽²⁸⁾

图5-4　被批准的政变计划

中情局预计政变计划会得到批准，故6月22日就在华盛顿建立了两个小组开展准备工作。其中一个小组由准军事行动专家卡洛尔牵头，负责准备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并传授给扎希迪及其军事“秘书组”。另一个小组由威尔伯牵头，负责准备政变前的心理战措施，即旨在动摇摩萨台政权执政基础的舆论攻势，内容包括“反摩”文章、漫画、传单、海报，等等。两个小组均归约翰·沃勒统一领导，他可以撇开伊朗站，直接向副局长弗兰克·威斯纳会报。

7月19日，行动总指挥罗斯福化名詹姆斯·洛克里奇秘密抵达伊朗。21日卡洛尔也到达。8月初，乔·古德温（Joe Goodwin）取代戈伊兰任德黑兰站站长，此人原是新闻记者，报道过阿塞拜疆危机，1952年起在中情局伊朗站工作。中情局官员约翰·莱维特（John Leavitt）被派往尼科西亚，负责与军情六处原伊朗站联系，并确保德黑兰、尼科西亚和华盛顿之间沟通顺畅。由于扎希迪此时已隐藏起来，中情局伊朗站先是通过其儿子与之保持秘密沟通，后来又让其子与拉什迪安兄弟直接联系。⁽²⁹⁾

几番紧锣与密鼓，一切就绪，好戏随即开场！

三、舆论攻势

按照“TPAJAX”计划，政变之前要首先通过TPBEDMAN行动和拉什迪安兄弟两个系统采用各种手段发起舆论宣传攻势，“动摇”摩萨台政权。

实际上，自1952年“七月事件”以来，中情局伊朗站已经开始利用原本主要针对人民党和苏联的TPBEDMAN计划来进行反对摩萨台和民族阵线的隐蔽活动。尽管当时杜鲁门政府仍然打算维持摩萨台政权，但中情局的一些重要官员认为，随着伊朗局势的恶化，共产党上台的可能性增大，美国的政策调整不仅是必要的，在政府更替以后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他们已开始另搞一套，指示威尔伯等人利用TPBEDMAN计划从事反摩活动，重点是在民族阵线内部制造分裂。英国人自不必说，危机开始以来自始至终都在利用拉什迪安兄弟从事类似活动。不过这类活动的规模相对有限，对于摩萨台的执政危机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也很难判断。

无论如何，自从美英决定联手发动政变，确切地说，自威尔伯和达比希尔代表双方开始设计政变方案以来，美英组织的反摩隐蔽宣传活动突然显著增强。这些活动涉及几个主要目标和类型。

首先是收买国会议员。自5月20日起，负责“动摇”摩萨台政权的中情局隐蔽宣传活动团队每周可以支配1100美元用来收买国会议员，很可能是通过与议会成员来往密切的拉什迪安兄弟具体操作的。伊朗国会当时只有79名成员，再说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收买，因此这笔专项经费当时相当可观。以卡萨尼和巴卡伊为首的反对派议员与摩萨台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反对派虽然未必能够保证以多数票扳倒摩萨台，但至少可以使摩萨台的政策提案因为达不到法定人数而无法通过，实际上使议会陷入瘫痪状态。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之谓也。5月下旬，议会斗争再次白热化。7月1日，摩萨台的支持者以41:31的投票结果使卡萨尼未能连任议会主席，而反对派则于几天后赢得投票，使马克伊成为政府财政政策的监督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双方看起来似乎打了个平手，但议会陷入瘫痪，摩萨台的处境实际上更困难。摩萨台号召其议会支持者辞职。确实有许多人辞职，但议会仍能照常运行。摩萨台于是在8月4日发起公投，结果以压倒优势解散了议会，支持率达99．9%！此举很快被反对派指为专制独裁行为。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投票站是分开的，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要去不同的地方。这种古怪的做法也使摩萨台备受诟病。《纽约时报》也借此大做文章，宣称“摩萨台这次在伊朗搞的公投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的做法还要奇特和荒谬，目的是想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容挑战的独裁者”。⁽³⁰⁾反过来，摩萨台则把议会的僵局归咎于外国特务的破坏，而之所以举行公投，是因为近半数议员拿了英国人的钱。⁽³¹⁾8月初，摩萨台还查封了一家反对派报纸。

其次，针对整个伊朗社会开展更全面的舆论攻势。威尔伯的心理战小组在华盛顿总部准备了大量宣传材料运往德黑兰。7月下旬，TPBEDAMN和拉什迪安兄弟两个组织开始在德黑兰（部分在阿塞拜疆）散发这些材料。他们给一家主流报纸所有人提供了数万美元的所谓私人贷款，并为数十家报纸提供了宣传文章，其中一些文章假冒人民党之名，威胁宗教领导人，警告他们“不得”反对摩萨台，否则将受到严厉报复。其试图在宗教社群激起反摩与反共情绪的目的一目了然。还有一些文章则强烈批评摩萨台的内外政策，乃至进行人身攻击，例如指责其公投行动，甚至声称摩萨台支持犹太人。⁽³²⁾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政变造势，中情局还试图影响美国国内舆论，例如在《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声称伊朗即将被共产党控制。⁽³³⁾

虽然美国情报部门在最近几年的评估报告中一直认为，人民党对伊朗政局或西方利益尚不构成直接威胁，但政变计划的倡导者、设计者和组织者们却非常强调共产党的影响力。无论是政变行动方案还是政变几个月后出笼的总结报告（即“威尔伯报告”），都认为在政变过程中要做好应对人民党暴力行动的准备。实际上，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争取更多伊朗社会保守阶层人士加入反摩萨台阵营。

第三类行动是第二类的具体化和升级版，即冒充人民党直接恐吓一些特定的宗教领导人。这种“黑招”主要用于政变的前几周。为了渲染共产党的威胁以及摩萨台与人民党之间的关系，激化宗教界人士与摩萨台政府的矛盾，英美间谍经常冒充人民党人，以骚扰电话、虚假爆炸等方式恐吓这些宗教界人士，声称如果他们反对摩萨台将受到严厉惩罚。此外还采用投掷臭弹等方式攻击清真寺。⁽³⁴⁾与此同时，为了给摩萨台施加压力，开展所谓“心理战”，应中情局的要求，美国在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人员减少了与摩萨台的支持者之间的往来，试图造成一种摩萨台正在被美国抛弃的印象。此外，为了防止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卡什凯族人（Qashqai）为摩萨台提供帮助，驻伊使馆和中情局伊朗站官员多次与该族领导人会晤，英国官员也出面游说，甚至开出空头支票，许诺要帮助卡什凯族人寻求独立。⁽³⁵⁾

除了上述秘密活动，美国政府还利用公开外交手段为即将到来的政变营造有利环境。如前所言，1953年杜勒斯访问中东时，去了巴基斯坦、沙特、伊拉克和土耳其等伊朗周边国家，独独不去伊朗，其意甚明。5月下旬摩萨台秘密致信艾森豪威尔，要求提供经济援助，并暗示伊朗正面临共产党的威胁，艾森豪威尔先是不予理睬，一个月后又回信断然拒绝。美国驻伊使馆则就此大做文章。7月9日美国国务院更是把来往信件公之于众，令摩萨台大失脸面。7月28日，杜勒斯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向摩萨台施加压力。他指出，共产党的非法活动有增无减，而且得到了伊朗政府的容忍。除非摩萨台设法改变这种局面，否则美国不能提供援助。⁽³⁶⁾

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开动了宣传机器。BBC的波斯语电台不停地广播反摩信息，以至于该台的伊朗籍工作人员以罢工表示抗议。由于罢工持续了两周，该台只好找一些会波斯语的英国人来继续工作。实际上，BBC后来承认，其反摩宣传是在英国驻伊大使的指导下进行的，后者为电台专门列出了具体的宣传口径、重点以及避免攻击整个“统治阶层”等注意事项。⁽³⁷⁾

四、军事准备

扎希迪在军队的影响力其实很有限，尤其是与德黑兰市内驻军没有建立起可靠的联系，因此他本人更倾向于与国王的卫队、克尔曼地区（离德黑兰500余公里）的卫戍部队以及军队运输系统、警察和边防部队合作。其中王家卫队只有700人，不过都是精兵强将。但卡洛尔小组认为靠这些力量是不够的，甚至还可能引起国王的担忧。他们认为，中情局必须采取主动措施，不仅要为扎希迪提供军事计划，还要提供军事力量。⁽³⁸⁾

因此，卡洛尔的军事工作小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愿意参与政变的伊朗高级军官。他们发现，美国情报部门对伊朗军队的组织结构和军方领导人的情况其实并不十分了解。在中情局伊朗站、英国军情六处以及为中情局效力的伊朗驻美武官阿巴斯·法扎尼根（Abbas Farzanegan）的协助下，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摩萨台和扎希迪各自支持者的大致情况以及可以利用的军事单位。其中，摩萨台最重要的支持者是总参谋长塔基·里亚希，驻扎在德黑兰的五个旅，有三个归其指挥。里亚希不仅是一个公开支持摩萨台的伊朗政党的成员，还是一个叫作“民族主义军官”的秘密组织成员，该组织同样支持摩萨台。不过，德黑兰的军事首长阿什拉菲上校（Colonel Ashraf）愿意参与政变。此人掌握着德黑兰的一个山地旅。卡洛尔等人最初计划让他在政变过程中率队前去逮捕里亚希，进而达到瓦解或分化其他部队（两个步兵旅和两个装甲旅）的目的。⁽³⁹⁾法扎尼根还推荐了自己在军队的两位老朋友纳德·巴特曼切利希将军（Nader Batmanqelich）和军中人脉甚广的哈桑·阿卡维（Hassan Ahkavi）上校。巴特曼切利希提出的条件是事成之后出任总参谋长（不久得到扎希迪的承诺）。阿卡维犹豫很久终于答应入伙。但他认为阿什拉菲未必可靠，于是又推荐了第二山地旅的副指挥官赞德·卡利米（Zand-Karimi）上校。法扎尼根、阿卡维和赞德·卡利米三人都加入了军事“秘书组”，与卡洛尔一道制订了军事行动计划。卡洛尔小组还拟定了一份军政人员和人民党成员逮捕名单，并锁定了一些需要控制的重要机构，包括军队领导人办公室、军事通讯机构、邮政与电报部门、机枪制造厂等。

经过一系列的勾连、怂恿乃至封官许愿活动，卡洛尔小组在德黑兰驻军和警察中找到了大约40名官员，从而建立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军事行动系统。⁽⁴⁰⁾

大约8月9—10日，阿卡维觐见国王，向其介绍了军事准备情况。国王表示，只有得到军队的支持他才能下定决心。这个立场立即被军事“秘书组”当作国王的指示，进一步招募政变军官。8月11日，按照国王的要求，阿卡维与扎希迪见面。赞德·卡利米等人随后也向扎希迪介绍了军事计划。8月13日，卡洛尔与军事“秘书组”成员会晤，决定一旦国王决定支持政变，48小时之内启动军事行动系统，其中包括让国王的卫队长前去向摩萨台递交国王手谕。⁽⁴¹⁾有趣的是，忙前忙后、为军事串联立下汗马功劳的阿卡维，很可能是由于过度紧张和恐惧，突发“重病”，此后几天一直卧床不起。

五、政治勾连

军队力量的组织以及反摩舆论攻势的进展比较顺利，较为麻烦的是争取国王的支持。这不仅是因为国王性格软弱，还因为他一直反对扎希迪出任首相。⁽⁴²⁾鉴于伊朗的君主立宪体制，国王的支持可以给政权更替披上合法的外衣，如果摩萨台接受自己被国王解除职务，让扎希迪取而代之的现实，甚至有可能以合法手段完成，因此政变组织者们作了周密策划，使出浑身解数。

1953年5月30日，按照最初的计划，亨德森大使与国王见面，讨论扎希迪出任首相一事。国王表示，扎希迪这个人没什么头脑，不过如果他得到广泛支持，并且是通过合法途径上台，尤其是如果美国或英国能够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倒是可以勉强接受这种安排。国王还认为，摩萨台比扎希迪更有能力解决石油争端，扎希迪如果通过政变上台，恐怕难以站稳脚跟。⁽⁴³⁾国王的态度显然难以令人满意。美国人于是改变策略，决定从国王身边的人入手。

图5-5　巴列维国王的妹妹阿什拉芙公主

首先是做其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的工作。阿什拉芙此时人在法国。7月10日，按照政变小组的指令，达比希尔和史蒂芬·米德（Stephen Meade）上校到达法国。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阿什拉芙的踪迹。7月16日，两人在法国东南部旅游胜地里维埃拉秘密会见了阿什拉芙。阿什拉芙最初不愿参与此事。美国人表示将以重金酬谢（据说还送了一件貂皮大衣），此外还承诺，万一政变失败，美国将为巴列维国王今后的生活与安全做出妥善安排。后一项条件实际上是米德自作主张临时提出的。公主终于答应回国传达美英的意图。

7月25日，公主回到伊朗。摩萨台的支持者意识到此事甚为蹊跷，因此提出强烈抗议。国王不得不拒绝与公主见面。阿什拉芙公主于是先让国王的一位管家（实际上是英国特工）转交了一封信，其中说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即将拜访国王。29日，公主终于见到了国王，时间并不长，其间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⁴⁴⁾这说明劝说并不顺利。阿什拉芙随后又去了法国。

图5-6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20世纪40年代曾帮助伊朗国王训练警察部队

国王兄妹见面的第二天，阿萨多拉·拉什迪安也前去劝说，并挑明了自己与英国人的关系，但国王表示还需要时间考虑。⁽⁴⁵⁾受中情局委派，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其子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的总指挥）以旅游为名前往伊朗，并于8月1日与国王密谈，主要目的是说服国王支持政变并签署手谕任命扎希迪为军队统帅。施是“中东通”，40年代曾为国王训练警察部队，二人关系密切。但国王仍然摇摆不定，尤其是担心得不到军队的支持。施瓦茨科普夫的伊朗之行同样遭到了摩萨台支持者的抗议。

实际上，在1953年6月左右，摩萨台已开始怀疑英美正在与国内反对派密谋，试图拉拢尽可能多的国会议员，通过不信任投票逼其下台。摩萨台的判断是对的，尽管他未必掌握了幕后详情。事实上，且不说自1951年5月以来，即摩萨台上台之初，英国就一直企图借议会之手搞垮他，按照后来披露的中情局文件记录，1953年6月，中情局也在着手收买议会代表。⁽⁴⁶⁾此外，可能影响政府财政预算的一项人事任命在国会获得通过，也引起了摩萨台的警觉。

7月初，摩萨台及其支持者成功地阻止了卡萨尼再次当选议会主席的努力。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重大胜利，然而在反对派的不断搅和下，议会工作陷入混乱，并日益成为反对派用来颠覆摩萨台政府的工具。8月初，摩萨台宣布解散议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卡萨尼等人对摩萨台的敌意已达到顶点，且不再有任何顾忌。卡萨尼的住所甚至成了各路人马密谋倒摩的大本营。

议会被解散，同时也使得反对派通过议会投票解除摩萨台职务的企图顿时落空。CIA不得不改变策略，要求国王签发两份命令，分别解除摩萨台的职务，同时任命扎希迪为首相。克米特·罗斯福亲自出马向国王施压，并威胁说即使国王拒绝合作美国也会采取行动。支持政变的伊朗军官等也前去给国王打气。阿卡维上校甚至把军事准备情况向国王和盘托出。据说索拉亚王后也参与了劝说。在轮番夹攻之下，国王终于答应合作。然而国王尚未签署手谕却悄悄与王后飞往位于里海的一处王家度假胜地。罗斯福等人只好通过威逼利诱，让卫队长纳赛利把他们事先拟好的手谕专程送过去。8月12日晚，国王终于在两份手谕上签字。⁽⁴⁷⁾

CIA的文件记录对此后几天的造势活动是这样的描述的：

与此同时，反摩心理战开始进入高潮。我们控制的媒体齐声讨伐摩萨台。【XXX】⁽⁴⁸⁾按照情报站的指示负责印刷该站认为有用的材料。中情局特工以人民党的名义向德黑兰的宗教领袖们发起抹黑宣传（black propaganda）活动，威胁他们说，如果反对摩萨台将受到严惩；以人民党的名义给他们打恐吓电话，并向这些领导人的住宅投掷了几枚虚假炸弹。

通过伊朗站推动的“上校的阴谋”计划，国王本人支持采取直接行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扎希迪见到了该站主要特工【XXX】上校，让他充当自己与美国人之间的联络人并负责指导行动计划……

8月14日，伊朗站来电称，鉴于该国财政空虚，“清除人民党”行动一旦结束，扎希迪政府将急需资金。建议的额度是500万美元，并要求中情局在行动结束后数小时内筹措到这笔款项。⁽⁴⁹⁾

又一个晚上，罗斯福在美国使馆附近一个山谷里会晤了扎希迪，后者由于被摩萨台通缉，躲藏在那里，早已感到度日如年。二人见面，虽有语言障碍，依然相谈甚欢……

一切就绪！按照CIA内部记录的说法：“现在除了坐等行动开始，情报站和总部什么都不能做。”⁽⁵⁰⁾8月15日，当夜幕开始降临，罗斯福钻进自己专用的那辆希尔曼明克斯出租车，前往中情局的安全屋，其手下都聚集在那里，准备静候佳音。他们喝着伏特加，跟着百老汇音乐剧唱片一起哼唧。他们最喜欢的是《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中的那首《今夜做个幸运淑女》，一致认为应该作为“TBAJAX”行动的官方主题曲⁽⁵¹⁾：

人们叫你幸运淑女，
此言不免令人生疑。
时常任性溜之大吉，
举止未必贤淑得体。
今天你我凑在一起，
如此美事令人惊喜。
唯恐夜深曲终人尽，
你又对我不睬不理。
礼貌忘得一干二净，
义无反顾弃我而去。
只能心中暗自祈祷，
今夜做个幸运淑女。⁽⁵²⁾

六、“绝望的一天”

政变计划的第一个实质性行动几乎就是一个笑话。尽管得到美英情报部门的全力支持和行动小组的精心策划，但具体行动却十分笨拙。

图5-7　国王卫队长纳赛利

原计划8月14日晚由国王卫队长法兹卢拉·纳赛利（Ne'matallah Nasiri）去传达第一道手谕，被拒绝的话，就逮捕摩萨台及其亲信。出于某种原因，扎希迪等决定将行动推迟到15日晚，而摩萨台至迟在14或15日傍晚前后已获悉政变阴谋。按照“威尔伯文件”中的说法，推迟行动主要是因为“一位伊朗军官的不谨慎行为”。⁽⁵³⁾这实际上是说当时怀疑有人走漏了风声，因此临时改变行动计划。尽管很难说摩萨台最初是通过何种渠道得知政变信息，但人民党肯定也向他传递过信息，一位人民党军官（其夫人还是摩萨台的亲戚）在13日和14日曾先后两次与摩萨台联系。

图5-8　巴列维国王解除摩萨台职务的手谕

15日晚，纳赛利前往德黑兰西部的王家卫队基地召集人马准备逮捕摩萨台。军事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开始行动，准备逮捕摩萨台的内阁成员和效忠他的一些军官，并占领中央电话局，切断部分电话线。

由于摩萨台早有准备，15日深夜，纳赛利在向摩萨台传达手谕时被捕。摩萨台当时还表示，国王的手谕是伪造的。据说与纳赛利一道前去的人当中正好有一位人民党成员，他主动（而非根据上级指示）协助摩萨台的警卫人员逮捕了纳赛利等国王卫队成员。⁽⁵⁴⁾与此同时，里亚希联系了德黑兰五个旅的指挥官，让他们在全市部署军队。另外一些支持摩萨台的军事单位控制了军队指挥中心等重要机构，并解除了王家卫队的武装。16日上午，摩萨台政府通过德黑兰电台对外宣布粉碎政变。支持摩萨台的军队控制了整个德黑兰。一度被亲扎希迪武装力量逮捕的几位内阁成员被释放。反摩萨台的军事力量开始瓦解，其头目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逃逸，法扎尼根和扎希迪的儿子躲进了美国使馆。扎希迪本人则被隐藏在一名中情局官员家里。巴特曼切利希等几位高级军官被捕，相继被捕的还有巴卡伊等人以及国王的一些亲信。更多的人则打起了退堂鼓，贾拉利和卡瓦利也想洗手不干，但最终还是被罗斯福唬住了。⁽⁵⁵⁾摩萨台的支持者在议会大厦附近举行示威活动，外交部长侯赛因·法特米（Hossein Fatemi）发表了演说，直指国王为叛徒。其旗下的报纸甚至把王室称为“妓院”，认为国王应该被吊死。

面对这种局面，政变组织者们深感“沮丧和绝望”，罗斯福几乎打算取消行动计划。⁽⁵⁶⁾实际上17日和18日中情局总部也两度要求罗斯福放弃政变企图并迅速与扎希迪等一同撤离。

就在16日这天，得知政变受挫，伊朗国王仓皇经由巴格达飞往罗马，并准备最终在伦敦落脚（国王在巴格达还向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表示想去美国）。尽管国内外的支持者不断给他打气，美国大使也要求他再坚持几天，但国王仍然惊恐不安，感到地位难保。16日晚，电台宣布了国王出走的消息。国王在关键时刻选择出走，本来是件有损其尊严的事情，然而在美英情报人员组织的宣传战中，却被歪曲为国王是被摩萨台政府驱逐出境，从而使人们对君主制的垮台产生了担忧，尤其是加剧了下层社会对摩萨台政府的不满。相对于摩萨台政府的反应迟钝和应对乏力，以及人民党人的袖手旁观或至多是半心半意的零散支持，里应外合且颇具规模的倒摩行动，尽管同样漏洞百出，各路人马形同乌合之众，但毕竟是由美英政府支持的政变行动小组精心策划和主动实施的，而且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甚至职业犯罪团伙的协助。⁽⁵⁷⁾

这种策略与力量对比上的非对称性，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内就决定了伊朗的未来。

图5-9　1953年8月16日摩萨台支持者的抗议活动

图5-10　1953年军警在街头追赶骚乱人群

七、卷土重来

图5-11　时任伊朗外长法特米

政变小组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大量支持民族阵线或人民党的民众自发涌向街头声援摩萨台，看上去似乎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但实际上，尽管示威群众都表示支持摩萨台政府，其政治诉求或者说政治口号却不完全相同。至少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民族阵线的支持者，他们反对政变，谴责国王甚至巴列维王朝，但未必反对君主立宪制。即使是比较激进的民族阵线领导人——外长侯赛因·法特米，在议会广场发表讲话时，虽然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国王退位，也并未提出要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第二类是更加激进的人民党的支持者，他们谴责君主制，要求人民主权，但似乎并不普遍要求建立共和制。第三类则是没有明确或稳定政治立场的普通民众，他们很容易被不同的环境或者前两类人的言辞所左右。⁽⁵⁸⁾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美特务及其雇佣的代理人或暴徒所冒充的“群众”得以在随后的示威活动中造谣生事，挑唆矛盾。这其实是政变策划者早就想好的招数。⁽⁵⁹⁾不仅如此，中央情报局还花5万美元雇用了一批暴徒冒充人民党人，混入游行队伍，并重点攻击君主制度，破坏其象征性建筑或物品。

虽然差点放弃行动，但CIA行动小组与扎希迪及其同伙并未死心。8月16日上午，罗斯福与扎希迪会面，一致认为还有翻身的机会。他们决定通过国外媒体公布国王解除摩萨台职务的手谕，并在伊朗大量复印并散发手谕，甚至妄称刚刚发生的政变实际上是有人想推翻国王，以图重新获得军队和民众的支持，扭转形势。CIA还让已逃往巴格达的国王按指定口径发表广播讲话，称自己解除摩萨台的职务是合法的，而摩萨台拒绝下台属于政变行为，⁽⁶⁰⁾自己虽然离开，但并不等于退位。与此同时CIA还加紧在伊朗国内和整个中东地区发动舆论攻势，驻伊美国军事顾问团则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军队支持国王和扎希迪。⁽⁶¹⁾

8月16日晚，一位中情局官员交给贾拉利和卡瓦利5万美元，让他们用来组织街头暴力活动。17日上午，CIA通过贾拉利和卡瓦利雇佣的一群暴徒，冒充人民党人在德黑兰街头进行打砸抢活动。他们摧毁国王的塑像和画像，冲击礼萨国王陵墓，破坏清真寺，甚至攻击美国人。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民党人和普通民众随后加入，摩萨台的支持者也走上街头，各路人马彼此还发生了冲突。人民党喊出了结束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⁶²⁾德黑兰很快陷入混乱。其他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情形。

面对急剧发展的势态，摩萨台阵营显然准备不足，因此手忙脚乱，应对无方。在摩萨台的支持者中，有的公开谴责国王，更有人主张采取激进政策，例如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而这正是人民党的主张。摩萨台本人则不顾众议，主张谨慎行事。然而当政变计划在16日受到重挫，中情局与军情五处一度打算取消行动时，摩萨台却又开始采取强硬措施，甚至打算要求国王退位。

从人民党方面看，自1952年以来的多次政变阴谋实际上都被该党事先获悉。早在1953年3月，人民党就开始察觉到，又一场政变图谋正在酝酿之中。由于有多名人民党成员渗透进与政变有关的军事或警察机构，到了8月上旬，即8月15日首次政变行动实施前的一周左右，人民党已经掌握了确切情报。

而且，人民党确实也曾做过一些军事斗争准备。根据其领导层的指示，早在1953年初就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人民党成员组成了先遣队，并与“军官组织”密切配合，以便对可能发生的政变做出反应。军官组织不仅为先遣队提供情报，还负责锁定德黑兰地区的主要军事设施与指挥、控制中心。然而，在政变发生前不久，人民党领导层又下令解散了先遣队。在政变过程中，人民党军官组织也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基本上无所作为。总之，对于这场事实证明不仅事关摩萨台政权的存亡，实际上也直接影响人民党命运的大变局，人民党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严重准备不足。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这次政变的英美背景和行动目标缺乏更深入的了解，以为最坏的结局可能只是民族阵线政府被推翻，该党本身仍然能够生存下来，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内部意见不统一，没有明确的行动目标，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人民党此时既不愿看到摩萨台政权被推翻（该党自1953年3月份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是要维持现政府的存在），又无法下定决心明确站在摩萨台政府一边抵制政变，更没有能力和意愿乘机夺取政权，因此显得无所适从，进退失据。

人民党在18日上午公开宣布了其反对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在当天的游行示威过程中，这一口号引发了更大的骚乱，人民党要求摩萨台宣布建立共和国，也导致了摩萨台政府的恐慌。加上美国大使亨德森要求摩萨台加强对美国人的保护，否则美国人将离开伊朗，⁽⁶³⁾摩萨台于是命令原本待在驻地的军警前去驱散示威人群，特别是冒充人民党人的暴徒，这不仅导致部分军警加入了反对阵营，而且在弹压暴徒的过程中，也有数百名人民党人被捕，随后人民党领导层决定停止声援活动，人民党人奉命撤走，许多支持政府的人群也相继撤离。此外，摩萨台不仅公开谴责闹事者，发出禁止示威游行的命令，还要求民族阵线领导人不要组织示威活动。

由于CIA此前采取了公布国王手谕等一系列措施，加上美英情报人员以人民党的名义组织所谓示威游行，大搞街头暴力活动，由17日延续至18日的混乱状况造成了社会恐慌，给摩萨台的声誉和地位造成了严重打击。许多民众和军人以为摩萨台已无法控制局势，在19日的政变过程中不再支持他，甚至加入反对阵营。因此，在19日这天，由于人民党人和摩萨台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没有上街，形势出现戏剧性转折，变得对摩萨台极为不利。⁽⁶⁴⁾

图5-12　国王的支持者在示威

图5-13　国王的支持者在示威

按照罗斯福与扎希迪、法扎尼根、拉什迪安兄弟等人在8月17日晚商定的计划，CIA行动小组将在19日再次发起攻势。这次行动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在8月19这天组织大规模“倒摩”示威游行，号召军队与民众“支持宗教和国王”。此外还有两项辅助措施，其一是争取说服伊朗最重要的什叶派领导人发布宗教指令，对共产主义发起“圣战”。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其二是争取德黑兰以外各地驻军的支持，此事取得了一定成效，个别地区的指挥官答应届时率兵驰援。尽管最后并未及时到达，但也起到了声援的作用。

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从多个方面展开。其中包括寻求卡萨尼的帮助。19日清晨，中情局官员通过卡萨尼的一位盟友向其提供了1万美元用来组织游行，尽管卡萨尼是否起了作用，甚或有没有拿到这笔钱，尚不清楚。另一位宗教领导人贝赫巴哈尼也参与了组织活动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英美提供的许多贿赂经费都是通过他转手的。拉什迪安兄弟当然也不例外。贾拉利和卡瓦利的一位下线——黑帮头目舍尔邦·贾法里（Sha'ban Ja'fari）很可能也参与了。此外，与中情局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几个保王派政党也参与了示威组织活动。⁽⁶⁵⁾

八、“8·19”事件

8月19日上午，德黑兰南部集市上逐渐聚集了一支游行队伍，向市中心进发，贾拉利和卡瓦利是其中的领头人。贾拉利带领一拨人走向议会大厦，途中烧毁了外交部长法特米的报社，后来又前往军警总部，释放了国王卫队长纳赛利等人。另外几拨人则摧毁了人民党的剧院和多家报社以及支持摩萨台的政党总部。暴徒们一路还打砸和抢劫私人企业与商店，破坏一切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事物。当围观人群越来越多时，游行队伍突然高呼“国王万岁”、“打倒摩萨台”等口号。混在游行队伍中的拉什迪安兄弟、贾拉利和卡瓦利等CIA雇员还竭力怂恿示威者攻占德黑兰电台，并说服警察部队和围观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政变支持者领导的部分军队随后也加入了游行队伍。

图5-14　1953年8月19日人民党报社的设施被烧毁

到了上午10点多，德黑兰的主要广场已经被国王的支持者所控制。越来越多的人群从集市或周边地区来到市中心。五辆坦克和满载士兵的20辆卡车也加入了示威队伍。到了中午，示威人群大多都被反对摩萨台的军警官员所操控，基本上没有遇到摩萨台的支持者或人民党的有效抵制，直到下午才发生武装冲突。⁽⁶⁶⁾

图5-15　1953年8月19日反对摩萨台的人群

在对抗的关键时刻，摩萨台的几个忠实追随者曾建议他诉诸民众，号召自己的支持者行动起来抵制政变。凭借摩萨台的社会基础，通过此举扭转形势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由于不愿看到更多的暴力冲突，摩萨台拒绝这样做。这当然是政变的策划者们求之不得的。

反摩萨台力量与支持他的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持续了几乎整个下午。示威人群还冲击了警察总部、军队总部和外交部。有大约2000人在一辆坦克的支持下围困了苏联大使馆。到下午晚些时候，政变一方控制了主要政府机构和电台、电报局等重要部门，并利用所控制的通讯、宣传手段向其他城市发布信息，鼓励各地民众支持政变。下午5时左右，一度躲藏的扎希迪也在德黑兰电台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才是合法首相，且德黑兰已为其支持者所控制。

图5-16　1953年8月19日政变成功几小时后扎希迪出现在一个军官俱乐部

当天下午，CIA收买的军队将领率领部分王家卫队成员围攻了摩萨台的住宅。双方武装力量都出动了坦克，经过两小时激战，死亡约二百人（当天在德黑兰其他地区还有一百多人死亡），结果摩萨台的军队被打败，摩萨台的财产被洗劫一空，住宅被烧毁。摩萨台本人从房顶逃走，但第二天被迫向扎希迪的军队投降。⁽⁶⁷⁾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被政变力量所控制。⁽⁶⁸⁾

图5-17　1953年伊朗政变的街头场景

九、秋后算账

1953年8月22日，巴列维国王乘坐一架伊拉克战机回到伊朗——因为他不知道本国的空军是不是还支持他（有一种说法是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陪同巴列维回国，不过此说似乎并无可靠依据）。巴列维仍然惊魂未定。实际上，当摩萨台被推翻的消息传到罗马时，他最初都不大敢相信。据报道，接到政变报告时，巴列维脸色发白，双手抖个不停，以至于无法正常阅读。他问周围的人：“这是真的吗？”过了好一会儿，才大喊起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们还是爱我的！”索拉亚王后倒是较为冷静，试图让国王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巴列维仍然语无伦次，说个不停：“这不是叛乱。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合法政府。扎希迪将军是总理。我任命的。”“这体现了人民的选择。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支持我。这我一直都知道。只要不是共产党，都站在我一边。”⁽⁶⁹⁾

多半是政变组织者们的安排，身为街头流氓或充其量算个黑帮头目的贾法里组织了一群人前去机场参加欢迎仪式。现场还有一支仪仗队，不过被安排在至少50码之外，以防不测。⁽⁷⁰⁾扎希迪和美国大使亨德森等人则在机场之外一个有重兵把守的地方恭候巴列维。

图5-18　巴列维国王在政变成功后回国

图5-19　伊朗国王巴列维与家人

第二天国王在王宫与罗斯福彼此碰杯，庆祝胜利，他当场表示：“我能重新登位应归功于真主，归功于我国人民与军队——同时也应归功于你们。”⁽⁷¹⁾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这次危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为支持国王做了它一切能做的事。”⁽⁷²⁾

图5-20　政变之后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8·19事件”之后，扎希迪在德黑兰全城部署了军队和坦克，并且实施宵禁。他还封锁了边境，以防抵抗人士逃亡。在德黑兰等地，支持摩萨台的零星示威活动被军队和警察驱散，相关报社遭到破坏或者被迫关闭。支持国王和新政府的游行活动则得到鼓励和保护。此后数月内，扎希迪大肆逮捕民族阵线成员和人民党人，仅仅到1953年底，就有2100人被关进监狱。这两个组织几乎瘫痪，其幸存者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大约3000名政府工作人员被指为人民党人，并开除公职。军队也遭到清洗，在抓捕反对派的同时，近二百名扎希迪的支持者得到提拔。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均受到重用：巴特曼切利希如愿成为总参谋长，后来又出任内政部长。法扎尼根成为邮电部长。纳赛利晋升为将军，后来还成为安全与情报部门（SAVAK）的负责人。扎希迪的儿子阿德希尔先后在多个部门担任要职，后来又担任驻美大使多年，并与国王的女儿结婚（后又离婚）。拉什迪安兄弟凭借他们与国王的密切关系做生意，发了大财。贾拉利和卡瓦利所扮野的角色在中情局内部文件曝光之前一直鲜为人知，所以当时在伊朗国内的名气不大，两人后来移民美国。

图5-21　1953年8月伊朗政变期间在德黑兰街道上的伊朗军队装甲车辆

图5-22　1953年8月21日一位伊朗人在清除“美国佬滚回去”等标语

克米特·罗斯福更是受到英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丘吉尔在政变成功后接见他时甚至表示：“如果我年轻几岁，宁愿在你手下干活。”⁽⁷³⁾艾森豪威尔后来授予他“国家安全奖章”，这是中情局雇员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杜勒斯兄弟本来还想让罗斯福负责在危地马拉和埃及等国的政变活动，但罗斯福以这些地区条件尚不成熟为由拒绝了。罗斯福另有打算。罗斯福于1958年从中情局退休，在海湾石油公司担任高管，后来又利用自己与伊朗国王和其他中东地区领导人的关系开展咨询业务。参与政变策划、组织和实施的其他英美情报人员，凭借这一辉煌业绩，后来大都混得风生水起。

图5-23　摩萨台出庭受审1953年11月8日

正所谓成王败寇。民族阵线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民族阵线领导人以及摩萨台的许多主要支持者，则纷纷陷入牢狱之灾。1953年11月，摩萨台以叛国罪差点被判处死刑，后改为三年监禁，出狱后被继续软禁，直至1967年去世。⁽⁷⁴⁾原外长法特米在躲藏数月之后被捕入狱。民族阵线有多名高层领导人被判长期监禁。1953年9月，支持摩萨台的卡什凯族人在伊朗南部最大城市设拉子宣布起义，结果被政府军镇压，其领导人被流放。中情局官员同样参与这次弹压活动。巴列维先后下令处死了数十名与摩萨台有关的军政人员和学生领袖，其中包括法特米。

图5-24　摩萨台被捕后被军事法庭审判，以叛国罪获刑。1967年去世

人民党同样面临灭顶之灾。直到政变已基本结束，人民党才开始着手准备武装抵抗，于1953年9月建立了一个由三名执委会成员和三名“军官组织”成员领导的抵抗中心。此举的目的，是打算由“军官组织”训练和武装约2000名人民党成员，并与南部的卡什凯族人合作，在伊朗中部和北部地区开展游击战。由于卡什凯族人拒绝合作，加上政变后的严酷环境，此事最后不了了之。⁽⁷⁵⁾

人民党受到的致命打击，是其“军官组织”的瓦解。该组织对人民党的情报来源和组织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54年11月，该组织被美国人帮助建立的伊朗秘密警察机构破获。⁽⁷⁶⁾据该党粗略估计（该党本身就没有掌握确切数字），自该组织暴露到1958年间，当时已知的466名人民党军官，有429名在政变后被捕，37名逃往国外，几乎全军覆没。⁽⁷⁷⁾与此相关，许多人民党中、高级领导人也被捕或被迫流亡国外。对人民党的清洗活动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告一段落，一共抓捕了4000余名人民党人，至少40—50人被处死或死于酷刑，超过200人被终身监禁。

鉴于政变之后的伊朗国内形势，毫不奇怪，1954年初的议会选举只能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目的当然是要确保不再出现反对派。扎希迪在初步站稳脚跟之后，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卡萨尼和巴卡伊，不仅限制他们的活动，最后还把巴卡伊赶出德黑兰，外放到边远地区。⁽⁷⁸⁾虽然扎希迪在1955年4月被国王解除职务，执政时间不到两年，但其所作所为却是颠覆性的，为此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专制体制打下了基础。

图5-25　1955年2月24日，伊朗国王和王后访问西德。这一时期伊朗与西方列强关系很好

图5-26　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会见伊朗国王

图5-27　1978年，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巴列维王朝，纷纷走上街头反政府示威游行，并与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  James Bill and WM．Roger Louis，eds．，Musaddiq，Iranian Nationalism，and Oil，p．8．

(2)  Mark Gasiorowski，“The 1953 Coup D'etat in Iran The 1953 Coup D'etat in Ir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19，No．3（August 1987），pp．261-286．

(3)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McGraw-Hill，1981，p．117．

(4)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pp．120-124;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ⅳ，2-3．扎希迪的儿子在2月份数次前往美国驻伊使馆，报告其父为取代摩萨台所做的努力。“Henderson to Dulles”，Feb．23，1953，RG 59，box 4110，USNA．

(5)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696-698，702-713．

(6)  Ibid.，pp．696-698，704，717．

(7)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ⅳ，2-3;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232．

(8)  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 Vol．2，The President，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84，p．111; Stephen Ambrose，Ike's Spies: Eisenhower and the Espionage Establishment，New York: Anchor Books，2012，chapter 14-15．

(9) 参见Hugh Wilford，America's Great Game: The CIA's Secret Arabis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Basic Books，2013，p．164;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331，note 12。

(10) 不过，扎希迪在1952年8月曾向英国官员表示，他反对美国在伊朗扩展其影响力。“Internal Situation”，n．d．，PRO，FO 248/1531．

(11)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ⅳ，3，5，E5．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ubject: Iran”，May 16，1952，RG 84，box 29，USNA;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5-10，A1．

(13)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7; Montague Woodhouse，Something Ventured，pp．111，117-118．

(14)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7-8．

(15) 据罗斯福后来说，两人是自发组织了游行，而非中情局安排的。此外，人民党本身也组织了反对哈里曼斡旋的游行。参见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333，note 19．

(16)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pp．78-98．

(17)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11-13．

(18)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B15-B24．

(19)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8-11，A1-A8，B2，B11-B18．

(20)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18，B3-10．

(21)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8-11，A1-A8，B2，B13-B25．

(22)  Ibid.，pp．18-19，B1．

(23)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16-18．

(24)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p．10．

(25)  Ibid.，p．14．

(26)  Ibid., pp．1-9．

(27)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pp．17-18．

(28)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18．

(29)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240;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p．139;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19-30．

(30) 美国主流媒体在危机期间与政府的“唱和”，详见William Dorman and Mansour Farhang，The U．S．Press and Iran: Foreign Policy and Journalism of Defere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31)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pp．18-19;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742; “Prime Minister's Radio Address pf July 27，1953”，July 28，1953，RG 59，box 4116，USNA．

(32)  Donald N．Wilber，Adventures in the Middle East: Excursions and Incursion，Princeton，N．J．: Darwin Press，1986，pp．188-189;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pp．20-37．

(33)  Newsweek，August 10，1953，pp．36-38．

(34)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37-38．

(35)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pp．28-37．

(36)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Aug．10，1953，p．178；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740．

(37)  Marie Gillespie and Alban Webb，Diasporas and Diplomacy: Cosmopolitan Contact Zones at the BBC World Service 1932-2012，Routledge，2013，pp．129-32; “BBC admits role in 1953 Iranian coup”，Press TV，August 21，2011．

(38)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pp.D5-10．

(39)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D2-5．

(40)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pp.D9-17．

(41)  Ibid., pp.D15-17．

(42)  “Henserson to Dulles”，Feb．23，1953，RG 59，box 4110，USNA.

(43)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730-731．

(44)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pp．22-32; Ashraf Pahavi，Faces in a Mirror，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 Hall，1980，pp．134-140．

(45)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pp．24-25．

(46)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B，“London Draft of the TPAJAX Operational Plan”（1954）．　尽管中情局官员约翰·沃勒后来矢口否认美国方面曾出钱收买议员，并称即使付钱也肯定是英国所为，但Wilber文件清楚显示，收买行动在英美联合政变计划中一开始就是商定好的。

(47)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33-38．

(48) 名字被隐去，下同。

(49)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36-38．

(50)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38．

(51)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p．172．

(52) 此处译文仅取其大意，供读者一乐。歌词原文是：
　　They call you lady luck，but there is room for doubt;
　　At times you have a very un-ladylike way of running out．
　　You're on this date with me，the pickings have been lush．
　　And yet before the evening is over you might give me the brush．
　　You might forget your manners，you might refuse to stay
　　And so the best that I can do is pray:
　　Luck，be a lady tonight．
　　…

(53)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41．

(54)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117．

(55)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39-45，50-51．

(56)  Ibid.，p．64．

(57)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65-77．

(58)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118．

(59)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63．

(60) 但摩萨台在政变之后接受审判时则认为，国王没有不经议会同意就罢免民选首相的宪法权利。Mostafu Elm，Oil，Power，and Principle: Iran's Oil Nationalization and Its Aftermath，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4，p．333．

(61)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45-53．

(62) 在人民党德黑兰委员会等强硬派的推动下，1953年8月17日，人民党领导层（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仓促决定在示威活动中公开提出打倒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口号。这是人民党政策的一个虽然短暂但非常重要的变化。然而这不仅与摩萨台的立场和国内民众的主流诉求不一致，也未必符合苏联当时的期望。

(63)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751．

(64)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53-64．政变后公开的一些人民党文件显示，人民党的一位执委会成员在19日上午曾建议该党继续参与示威并举行全国罢工反对政变，但其他领导人认为必须事先与摩萨台达成一致，得到后者的同意。当天下午，在该党仍在讨论是否采取行动时，摩萨台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推翻了。参见：Maziar Behrooz，“The 1953 Coup in Iran and the Legacy of the Tudeh”，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121．

(65)  “Henderson to Dulles”，Aug．19，1953，RG 59，box 4110，USNA; Roosevelt，Countercoup，p．186．

(66)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ad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56-73; Roosevelt，Countercoup，p．181．

(67) 摩萨台本人对被捕过程的简要叙述，见Mohammad Mosaddeq，Musaddiq's Memoirs，Homa Katouzian，ed．，London: Jebhe，1988，p．286，note 2。

(68)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pp．61-73．

(69)  New York Times，August 21，1953; Stephen Ambrose，Ike's Spies: Eisenhower and the Espionage Establishment，New York: Anchor Books，2012，chapter 15; Stephen Kinzer，All the Shah's Men: An American Coup and the Roots of Middle East Terror，John Wiley & Sons，2003，p．184．

(70)  “Henderson to Dulles”，Aug．22，1953，RG 59，box 4110，USNA．

(71)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p．199．

(72)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一），第196页。

(73)  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p．207．

(74) 关于审判过程，详见Homa Katouzian，Musaddiq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Iran，London，1990，pp．194-207。

(75)  1957年7月伊朗人民党（杜德党）在莫斯科举行了四中全会。会议认为，该党对民族阵线和摩萨台政府的政策犯了宗派主义和左倾错误，没有认识到石油国有化运动的进步性质。在1953年8月16日至19日期间的政策，包括在示威过程中推倒国王的塑像，要求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都是错误的；此外该党还存在着领导层内部分歧严重、组织系统涣散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伊朗国内的领导层领导不力，缺乏党内民主并且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国外的领导人未能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Maziar Behrooz，“The 1953 Coup in Iran and the Legacy of the Tudeh”，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123．

(76) 负责帮助伊朗政府组织和训练秘密警察的是驻伊武官史蒂芬·米德上校。这个机构后来发展成为巴列维国王最重要的安全与情报组织，即SAVAK。该组织与中情局的密切合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

(77)  Maziar Behrooz，“The 1953 Coup in Iran and the Legacy of the Tudeh”，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105．

(78)  Mark 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86-89．

第六章　美英等国际石油财团分赃协议

一、财团的酝酿与美国国内法律障碍的消除

摩萨台被推翻并不等于危机完全过去，因为石油问题本身并未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花了整整一年。

1953年8月20日上台的扎希迪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30个月的石油危机使伊朗财政枯竭，政府负债累累。伊朗国家银行的里亚尔和外汇皆告短缺。扎希迪上台后向全国发表讲话，宣称要增加工资，降低生活成本，提供免费医疗，铺路架桥，实现农业机械化，允许政治自由，并举行新的选举……然而他深知，没有西方大国的支持，这一切都办不到。要改善严峻的经济形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只有求助于美国。

图6-1　巴列维国王（右）与新任总理扎希迪（右）

扎希迪上台仅两天，CIA伊朗站立即为扎希迪提供了大约100万美元现金。⁽¹⁾9月3日，美国在“第四点计划”名下向伊朗提供2300万美元的援助。9月5日，又宣布增加4500万美元紧急赠款。1953年度援伊总数达8500万美元。

然而美援终究有限。其他国际机构的援助一时也难以兑现。伊朗经济的恢复乃至扎希迪个人的政治前途，还得依靠伊朗石油进入国际市场后的收益。这就需要彻底解决石油问题。因此扎希迪政府在12月首先决定同英国恢复外交关系。⁽²⁾

恢复伊朗石油生产，使之重返世界市场是美英要立即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伊朗石油问题，显然不可能再由英伊公司牵头，这样只会使民族主义再起风波。领头搞一个解决方案，已非华盛顿莫属。英伊公司要重返伊朗，只能作为一个包括主要几家美国公司的国际财团中的一员。美国国务院坚决主张，必须建立一个国际财团以取代英伊公司，而美国石油公司必须参与这个财团。⁽³⁾

驻伊大使亨德森和其他美国官员都认为，必须考虑到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伊朗人对英伊公司的普遍憎恨，而且也要让伊朗在石油业中扮演某种角色。⁽⁴⁾英伊公司显然已经意识到不可能完全恢复在伊朗的地位，只有让其他大公司参加进来，才能使伊朗人满意，从而尽快解决石油问题。

美国石油公司无论在危机期间，还是在“倒摩”政变成功之后，都是最大的获益者。根据各公司年度报告列表如下：⁽⁵⁾

石油“七姊妹”净收入1950—1955年（单位：百万美元）

危机期间，英伊公司（后为英国公司）收益明显逐年下降，美国所有公司则稳步上升。

在美国政府看来，政变成功之后，伊朗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已基本消除，亲美政府已经建立，接下来需要解决的主要是美国与英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问题。

9月初，美国国务院同美国主要石油公司举行会谈。国务院原来主张成立一个全美公司来收购英伊公司，干净利落地取代英伊公司在伊朗的地位。国务院的计划引起了英国政府的警惕。由于当时世界石油生产面临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石油大公司起初担心伊朗石油进入世界市场，将削减中东其他地区的石油生产，因此最初似乎热情不高。当然，伊朗石油对美国大公司不会没有吸引力，美国石油巨头们自有打算。首先，他们要求得到保证：美国公司进入伊朗不会影响全球范围内石油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因加入国际财团让司法部抓住把柄。美国石油公司答应考虑加入一个多国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的可能性，但必须以美国政府提出正式要求为前提。⁽⁶⁾另外，政府必须设法使他们不受反托拉斯法的束缚。

实际上，石油利益集团为了进入伊朗，一直在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⁷⁾例如，1952年12月4日，在与5家美国石油大公司代表举行的会议上，艾奇逊就指出，尽快解决伊朗危机，不仅是为了避免共产党控制伊朗，也是因为国务院正面临国会的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是那些想进入伊朗的石油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⁸⁾因此，仅仅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石油生产过剩这个现象，认为美国政府和石油公司对中东石油的兴趣不大，不仅是短视的，也不符合事实。

为了让美国公司进入伊朗，美国政府除了晓之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大道理外，艾森豪威尔还针对美国石油公司的顾虑，亲自与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Herbert Brownell）交涉，要求对在中东的美国石油公司网开一面，认为“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应该服从国家利益”，要求他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以保护自由世界在近东这个至关重要的石油产地的利益”。⁽⁹⁾

1954年1月底，布劳内尔终于做出裁决：美国石油公司可以加入外国公司“生产、提炼和获取”伊朗石油，条件是每个公司必须单独销售它的石油份额。布劳内尔的裁决为美国公司加入国际财团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

国务院最后决定以美英两国石油公司为主，联合其他国家石油公司组成国际石油卡特尔。

二、美英围绕股份分配和赔偿问题的斗争

1953年9月，艾森豪威任命另一位前总统的儿子小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Jr．）为国务卿特别顾问，充当德黑兰和英伊公司间的说客。胡佛首先会见了英国代表。他表示，美国不能认同英国人此前提出的对英赔偿条款，那样只会引发新的石油国有化浪潮，并且可能使伊朗脱离西方的轨道。而且，伊朗石油重新进入世界市场需要全球石油界的合作。美国建议，由美国公司和荷兰壳牌公司购买英伊公司75%的股份，为此美国愿意给英伊公司10亿美元的补偿。对于胡佛的建议，英方并未积极回应。

为了向英国施加压力，胡佛打算先去伊朗而不是伦敦，暗示如果英国固执己见，美国有可能单独与伊朗达成协议。10月17日，不顾英方的反对，胡佛直接去了伊朗。他会见了巴列维国王和扎希迪首相，同他们讨论了当前的世界石油形势，提出了建立国际石油财团来经营伊朗石油，并承担英伊石油公司赔偿要求的建议。随后胡佛又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官员和石油公司代表磋商。其间，胡佛始终强调，由于伊朗人对英国公司的极度反感，英伊公司在未来的协议中不能占太大份额。胡佛还再次暗示，他还有可能去伊朗寻求解决办法。

英国虽然很不情愿，但经过一番交涉还是接受了建立国际财团的计划。美国此时最大的难题是要说服英国放弃占据多数份额的意图。

12月，在胡佛的游说下，英伊公司出面邀请了其他七大公司（即美国的新泽西美孚、莫比尔、得克萨斯、加州美孚、海湾以及英荷壳牌和法国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会集伦敦，讨论成立处理伊朗石油的国际销售机构。英伊公司试图由它来控制国际财团，并要求拥有50％以上的股份，英荷壳牌也应拥有股份。英国声称如果英伊公司不能取得50％以上的份额，会遭到国内舆论的谴责，因为国内希望英伊公司继续在伊朗扮演重要角色，而不是为美国公司所取代，国内舆论也担心英国在中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埃及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英伊公司董事长威廉·弗雷泽认为英伊公司已经放弃了对伊朗石油的独占地位，不能再少于50％的份额。

美国公司和国务院的官员们断然拒绝了英伊公司的要求。美国最初提出占有75％的股份，后来改为英伊公司股份不得超过40％。美国公司代表要挟说，如果英伊公司占50％的份额，他们将拒绝参加国际财团，并声称他们自己并不想获得更多份额，而是伊朗人不会同意英国取得这样大的股份。如果伊朗人把国际财团看成是恢复英伊公司在伊朗地位的工具，便会拒绝合作，特别是可能反对国际财团拥有对石油生产、提炼和销售的控制权，而这个控制权美国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国务院也认为一个英伊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财团必将受到人民党和伊朗民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¹⁰⁾英美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避免谈判破裂，1954年2月，杜勒斯在柏林参加一个有关德国问题的会议期间，同艾登举行了会谈。杜勒斯强调，组织国际财团“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问题。政治上的考虑是首要的”。美国公司不打算取得比英伊公司更多的份额。美国政府和石油公司还多次以退出谈判或不参与财团相要挟。美国的态度很坚决，1954年2月，英国终于答应英伊公司不再坚持要求50％的股份，只要英伊公司和英荷壳牌中的英国部分加起来接近这个数，并且英伊公司得到满意的赔偿，以及美国所得不超过英国公司。⁽¹¹⁾

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在股份分配上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美国石油公司股份与英伊公司大致相等，各占40％。其余20％留给英荷壳牌公司和法国石油公司。国际财团的股份分配基本上达成协议。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曾试图作最后一次控制国际财团的努力，建议英伊公司占44％，英荷壳牌和法国公司各占8％，遭到美国公司反对。美国公司拒绝参加英伊公司唱主角的财团，也不希望因此激怒伊朗民族主义者。它们始终扮演着“勉为其难的爱国者”角色，似乎加入财团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公益事业；美国国务院正是利用了美国石油公司这个“利他主义”的幌子，迫使英伊公司接受40％份额的条件。⁽¹²⁾

关于补偿问题，英国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财团其他成员补偿英伊公司因失去独占地位将损失的60％的利润；二是伊朗赔偿国有化期间给英伊公司造成的损失。前者要求1．267万亿美元（按未来20年计），且需付现款；后者要求1．1亿吨免费石油（20年内），约值1．463万亿美元。⁽¹³⁾

美国石油公司拒绝支持英伊公司的两项要求，认为第一项要求“不现实”，没有“任何商业上的基础”。它们认为8亿美元作为参加财团的代价较为合理。后来又增加到10亿美元。⁽¹⁴⁾美国公司更不愿支持英伊公司对伊朗的免费石油要求，理由是这样会使伊朗政府（更不要说国际财团）无法分享这1.1亿吨石油的利润，有悖美国提出的国际财团和伊朗政府对半分享利润的计划。美国已与大多数石油生产国达成对半分成协议。美国认为这一原则有助于缓和民族主义情绪（如在委内瑞拉和沙特即是如此）。况且伊朗全国上下已把这一原则视为与国际财团达成解决办法的核心要素。其他公司也认为只应对英伊公司在伊朗的设施做出补偿。美国大公司再次威胁英伊公司，如果不放弃所谓“未来损失”的赔偿要求，他们将退出。⁽¹⁵⁾

华盛顿官员们对英伊公司的要求同样不满。他们奉劝英国采取一种“更现实、灵活的态度”。3月15日，杜勒斯警告说，英伊公司现在是一无所有，而未来国际财团的伙伴们愿意给它10亿美元的补偿，“如果\[英国人\]不改改调子”，他们仍将一无所有。⁽¹⁶⁾

杜勒斯再次强调解决伊朗问题的政治意义。他警告说，英伊公司的态度会破坏英美在伊朗为抵抗苏联所做的努力，也将影响美英在整个中东的伙伴关系。⁽¹⁷⁾杜勒斯要求英国外交部说服英伊公司降低赔偿要求，否则美国将重新考虑它在伊朗乃至中东的政策。杜勒斯向英国清楚地表明，美国不会让伊朗倒向苏联，为此必要时将采取单独行动。⁽¹⁸⁾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在3月18日讨论评估了美国采取单独行动的四个方案：由美国政府购买伊朗石油；由美国石油公司购买；美国向伊朗政府提供资助；向英国施加“特殊的压力”使之提出能尽快解决问题的更合理建议。工作小组认为向英国施压是最可取的办法。艾森豪威尔同一天在国安会会议上对此表示赞同。

英国自然明白美国对伊朗和中东采取独立的政策意味着什么。英政府不想因为英伊公司的漫天要价而使英国失去美国的支持。艾登告诉弗雷泽，英伊公司的僵硬态度“不仅将该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且将联合王国在中东的整体利益置于危险的境地”。⁽¹⁹⁾英国外交部决定由英美两国政府来决定对英伊公司的补偿问题。

经过又一番讨价还价，英国最后提出2．8亿美元的要求，胡佛提出500万美元。⁽²⁰⁾英国答应在双方数目的范围内由外交部直接与伊朗谈判。美国对此已经满意了。⁽²¹⁾

接下来便是国际财团与伊朗政府进行谈判。与伊朗的谈判也几经周折。美国决心尽快解决，5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对伊朗和英国施行“高压”，务求在7月中旬达成协议。英国代表知道谈判是分享伊朗石油的最后机会，只好让美国唱主角。英国与伊朗就赔偿问题于7月26日达成协议，结果是7000万美元的赔偿，即英国原2．8亿美元要价的1/4。

由于美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美国谈判代表主宰了整个谈判，在最后协议中限制了英伊公司和伊朗政府的利益。国务院官员与美国石油公司代表一道，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向世人表明，西方大国在伊朗的主导权已经从伦敦转移到华盛顿。

8月5日，国际财团和伊朗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宣布就伊朗石油的经营和销售达成协议。9月19日双方签订协议。协议规定：石油资产原则上为伊朗国有；伊朗石油资源和石油生产设备属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所有，但由美英等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来管理伊朗的石油生产和销售；国际石油财团获得了伊朗西部和南部25．4万平方公里领土石油勘探、开采和提炼的专营权，期限40年。伊朗所得是：石油重返世界市场；伊朗政府也得到一半利润；给英国以较少的补偿。

10月21日，协议得到伊朗议会批准，10月29日，国王签字，伊朗国际石油财团正式成立。财团的股份分配为：英伊公司40％，五家美国公司40％，英荷壳牌14％，法国石油公司6％。

几个月后，根据美国政府的建议，每个美国公司让出1％给一个由另外九个独立石油公司组成的新实体。美国政府声称这是出于国内政治及反托拉斯法方面的考虑，如果不让这些小公司参加，国内对财团会持异议。英国对此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结果，任何美国独立公司均可参加“小财团”。美国国务院为了安慰英国政府，保证“只允许信誉可靠的公司参加”。

三、美国主导地位的确立

国际石油财团与伊朗政府达成的最后协议中，为了安抚伊朗民族主义情绪，维持英美扶植上台的扎希迪政府，给了伊朗一些好处，主要体现在利润分享和对英伊公司较少的赔偿上。但协议与摩萨台发起国有化运动的目标相去甚远。虽然由摩萨台创立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仍然掌握了伊朗的油田和炼油厂，但是参与伊朗国际财团的石油公司秘密签订了一个“参与人协议”，规定了购买伊朗石油的条件和如何限制伊朗石油生产以避免石油生产过剩。因而，国际石油财团仍然是伊朗石油生产的主人。尽管秘密协定有明显的卡特尔性质，美国司法部还是批准了。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使美国公司加入一个在伊朗和中东维护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国际财团付出的代价。

图6-2　1954年，伊朗领导人会见外国公司投资者

即使是在危机期间，伊朗人虽然名义上成了自己石油资源的主人，伊朗却被淹没在自己的石油中，一滴油也进不了国际市场。危机表明，有没有伊朗石油，对国际市场并无多大影响。以“七姊妹”为首的国际石油大公司牢牢控制了国际市场。伊朗人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英美的压力，何况国王还迫切希望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对此早有许诺，但迟迟不兑现，目的就是要以此诱使伊朗人从国有化道路上退回去，与国际财团达成协议，达到西方大国继续控制伊朗石油工业的目的。事实上小胡佛在5月2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就曾建议美国运用这一策略。⁽²²⁾

伊朗批准石油协定以后，美国在1954年底同意增加对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巩固伊朗与西方的关系。经援在1955年将达1．273亿美元，且将持续三年，直到伊朗开始获得石油收入为止。军援在未来三年按计划将达3．6亿美元。⁽²³⁾随着石油协议的签订，伊朗成了美国的附庸国。⁽²⁴⁾

伊朗国际财团的建立和石油协定的签订，表明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在伊朗的合法地位。英伊公司改名为英国石油公司。此后，美国不仅在政治、军事而且在经济上也在伊朗占了优势。

《纽约时报》对此倒是直言不讳，乃至有些大言不惭。该报1954年8月6日的评论文章是这样写的：伊朗与外国石油财团达成了新协议，这“确实是好消息”。

伊朗石油争端对相关各方来说都代价高昂。如果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此事倒也值得：拥有丰富资源的欠发达国家现在有了一个客观教训，那就是必须为狂热的民族主义付出沉重代价。也许不能指望伊朗的遭遇会防止摩萨台们在其他国家的崛起，但这种遭遇至少可以使那些更明智、更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巩固。当然，某些英国人会指责说，“美帝国主义”——通过石油财团中的美国公司——再次把英国从一个历史性的牢固地盘中排挤出去。⁽²⁵⁾

1956年初，石油大王纳尔逊·洛克菲勒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承认：“由于利用了经济援助，我们终于能够取得伊朗石油……在伊朗经济地位的加强使我们能够控制它的整个对外政策，特别是使它参加了巴格达条约。”⁽²⁶⁾

美国学者也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伊朗危机期间的石油政策增强了美国公司的力量。至1954年，美国排挤了英国，站稳了脚跟，成为活跃在中东地区的主要西方大国。”⁽²⁷⁾

总之，西方大国在伊朗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美国手里。除了一直对反苏防共的目标毫不掩饰外，美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对取代英国、争夺伊朗石油的目的讳莫如深，相反总是以局外调解人的面目出现。而在危机的后期，特别是推翻摩萨台以后，美国的真实意图逐渐暴露出来。成立国际石油财团以及与伊朗达成协定的谈判过程都体现了美国利益的主导地位。英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成立国际财团是英伊公司能够在伊朗保留一部分石油利益的唯一办法，协议的达成有赖于美国公司的参与。不仅如此，随着英国全球地位的衰落，在整个中东地区它都得依靠美国的支持。

伊朗石油问题的解决方式，完全符合西方大国的利益。小胡佛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商业交易”。⁽²⁸⁾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都如愿以偿：插足了伊朗石油，在伊朗建立了亲美政府；开始了长达20余年稳定的美伊关系，直到1979年巴列维王朝垮台，伊朗一直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忠实盟友和重要据点。

在美国政府看来，与苏联争夺这个在中东具有重要经济、战略意义的地区的斗争中，美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从而能够更有效地遏制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只要英国人愿意和解，只要国王及其新首相扎希迪稍微灵活一点点儿，美国就可以从旁协助，不仅提供财政援助，而且提供明智的建议，这样我们的确可以重创俄国人在该地区的意图和计划。”⁽²⁹⁾

(1)  Mark Gasiorowski, 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p．5．

(2) 详见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829-831，838-839，846-848。

(3)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815-819．

(4) “Henders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 21，U．S．National Archives，State Department Decimal File，641．88／9-2153．

(5)  Harvey O' Conner：World Oil Crisis，p．20．

(6)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852-854．

(7)  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pp．80-83．

(8)  Wilkinson Memorandum，“Iran”，Dec．12，1952，in FO 371/98668/EP1532/431，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9)  Byanthony Sampson，The Seven Sisters，p．129；Robert Schulzig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20th Century，Oxford，1984，p．242．

(10)  “Henderson to Dulles”，Nov．6，1953，888．2553/11-2453，National Archive，RG59; “Hoover to Dulles”，Jan．28，1954，888．2553/1-2854，National Archive，RG 59．

(11)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923-924; “Dulles to American Embassy”，London，Feb．23，1954，888．2553/2-2553，National Archive，RG59．

(12)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926-928．

(13)  Ibid.，pp．949-950．

(14)  Ibid．，pp．950-953．

(15)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950-953．

(16) “Dulles to American Embassy”，London，U．S．National Archives，State Department Decimal File（SDDF），888，2553／3-1554，National Archive，RG 59．

(17)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949-950．

(18)  “Dulles to American Embassy”，London，March 17，1954，888．2553/3-1754，National Archive，RG 59．

(19)  “Hoover to Department of State”，SDDF，888 2553／3-1954，National Archive，RG 59．

(20)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958-9．

(21)  Ibid．，pp．968-969．

(22)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1023-1024．

(23)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p．1052-1053．

(24)  Mark 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85-101．

(25)  “The Iranian Accord”，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6，1954．

(26)  《中东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369页。

(27)  Schulz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p．243．

(28)  FRUS，1952-54，Vol．10，Iran: 1951-54，p．1012

(29)  Dwight D．Eisenhower，Mandate for Change，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63，p．164．

第七章　若干问题的厘清

“这是我干的。”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我的自尊说。最终，记忆退让了。

——尼采《善恶的彼岸》

一、“8·19”政变的深远影响

关于1953年伊朗政变，一位美籍伊裔学者写道：

1953年8月的政变，在现代伊朗人的历史与政治意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场政变被普遍认为是一次断裂、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帝国主义压倒了一场反抗和挑战，得以重新确立其统治地位，不仅使一位软弱无力的君主重新上台，而且使这种君主体制得以奉行专制主义和反民主立场。这一直被视为一次重大的倒退，实际上也是对伊朗人民的民主理想和抗争的一次公然颠覆。西方大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实际发生和本该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强烈反差，在伊朗人的历史想象中产生了深刻的回响，并一直浸润着伊朗人的集体记忆与政治文化。⁽¹⁾

仅就美英“准军事行动”所促成的“8·19”政变而言，其直接后果与长远影响都是明显和多方面的。

其一，就伊朗国内政治而言，它打断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潮流和民主化进程，产生了一个独裁政权。在许多伊朗人看来，摩萨台执政期间的有些做法虽然引起争议，但他对外反对大国干涉、争取政治经济独立，对内始终致力于推进宪政，反对王权专制，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值得肯定。摩萨台及其主要追随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国家石油的自主权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优先关注的问题。

图7-1　1953年伊朗政变相关人物的漫画

政变发生时，摩萨台政权已有所动摇，因此有人认为即便没有西方大国干涉，摩萨台也可能垮台。然而这只是推测，而干涉却是事实。何况西方势力一直在秘密活动，干涉并不限于政变那几天。没有伊朗国内反对势力的密切配合政变不可能成功，但没有美英尤其是美国的鼓励、策划和资金支持，政变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事实上，反对摩萨台的多种势力各怀鬼胎，对于能否协调行动也都缺乏自信，近乎“乌合之众”。包括国王在内的一些人，最初也非常犹豫，因为他们对英美的支持没有充分把握，国王甚至一度怀疑英国可能暗地里仍然支持摩萨台。⁽²⁾同样，英国政府不仅始终认为国王极其优柔寡断，也曾怀疑他同情民族主义，有反英情绪。⁽³⁾

总之，美英的干涉直接导致，而不只是加速了摩萨台的垮台，更是对伊朗主权的公然践踏。伊朗国王却因此进一步投靠美国，并重新获得了凌驾于议会和政府之上的地位，在随后的数十年里逐渐确立了事实上的专制体制，直至1979年伊朗革命。其中，扎希迪政府（至1955年4月为止）所采取的各项高压政策，也为这一体制打下了基础。扎希迪政府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是将军，近乎军人统治，与美国所标榜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驰。扎希迪政府对一切反对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民族阵线、人民党、劳工党和宗教组织全都受到压制。现代中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尝试宣告失败。

图7-2　1971年10月12日，伊朗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

图7-3　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的阅兵式

其二，政变对美国在伊朗的地位及其中东政策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美国得以取代英国成为影响伊朗事务的主要外部力量。用一位著名外交史家的话说，“摩萨台对英国的敌意和采用苏联的辞藻，为伊朗国王提供了获取绝对权利的良机”。国王“个人的利益与美国石油官员和外交官们的利益暂时不谋而合，后者出于他们自身的理由希望在波斯湾同俄国对抗中接管英国的地位”。⁽⁴⁾

但另一方面，政变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由于美国在政变中的作用，许多伊朗人将美国政府视为国王的后台，认为国王的高压政策得到了美国的默许（尽管美国后来也试图约束国王的行为并在关键时期可将他抛弃）。简言之，美国先是推翻了一个合法政府，继而成为一个专制体制的支持者，这些都与美国所标榜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驰。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1979年上台的伊朗革命政权的反美立场。美伊继而因人质事件断交，形成延续至今的敌对关系。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先前非常亲近美国的伊朗政府突然采取了极端反美的外交政策，这曾让很多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搞不明白，美国给了伊朗那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帮助伊朗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可是伊朗竟然反过来仇恨美国，这究竟为什么？其实这时伊朗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可从1953年政变中找到缘由。1953年政变改变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之前美国被伊朗人民看作是自己独立的保障，是自由、民主的化身，是与英俄（苏）截然不同的正义国家，但是这场政变让伊朗人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它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国家。1953年政变推翻的是人民支持上台的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是一个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支持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却被一个独裁政府所代替，人民自是不满。新政权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只能越来越依靠强制手段和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至少在伊朗人看来，这个政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掠夺本国财富，摧毁本民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工具。政变后扎希迪和国王严厉镇压人民大众，使伊朗人民深受其压迫之苦，而美国恰恰是这个独裁政权的催生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它理所当然会受到伊朗民众的反对。而且，此后重新获得权力的巴列维国王把大笔的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武器，大搞军事建设，“替美国人服务”，充当了美国的傀儡，可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这一切不满在1979年革命时全面爆发出来，这就不难理解伊朗人民为何在伊斯兰革命期间乃至其后都那么痛恨美国了。

图7-4　1979年1月15日，将近10万人聚集在清真寺前面反对国王

图7-5　1979年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示威群众高举摩萨台画像

图7-6　1979年2月，伊朗人民推翻了亲英美的巴列维王朝，不久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图为人们上街游行支持霍梅尼成为国家最高领袖

图7-7　1979年2月15日，巴列维王朝垮台，人们推翻老国王的雕像

图7-8　1979年11月9日，示威者站在美国大使馆墙上焚烧美国国旗

图7-9　伊朗示威者燃烧写着CIA的假人，以示对美国中情局表示愤怒（大约20世纪70年代）

图7-10　1979年11月初，伊朗人民聚集在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前。后来11月4日就发生了绑架美国外交人员和美国公民的事件

图7-11　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即将回国，出发前接受记者采访

图7-12　1979年2月1日流亡法国14年之后霍梅尼回到伊朗

我们不妨看看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吧。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发表讲话，谈到美伊关系时他提到了1953年的政变，并指出：

这个问题一直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根源。许多年来，伊朗一直致力于反对美国。在我们两国之间确实有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在冷战时期，美国参与推翻了一个伊朗民选政府。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则参与了劫持人质、暴力攻击美国军队与平民的事件。这段历史已众所周知。我已向伊朗领导人及其人民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准备迈向未来，而不是沉溺于过去。⁽⁵⁾

其三，政变影响了美国在中东的声誉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使美国维护中东国家政治独立的姿态显得空洞和虚伪。例如，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塞尔（Gamal Abdel Nasser）原本有意与美国商讨一些共同安全议题，但鉴于伊朗的教训，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他决心不受英美的摆布。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的话说：“当摩萨台和波斯正在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改革时，我们却惊慌失措，并与英国联手推翻了他。我们的确成功推翻了他，但从此我们在中东的名声却坏掉了。”⁽⁶⁾

其四，政变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冷战策略。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准军事冒险行动从此备受青睐。政变之后奉艾森豪威尔之命成立的专门研究隐蔽行动问题的“杜利特委员会”（Doolittle Commission），在其报告中得出了一个艾森豪威尔本人非常赞同的重要结论：

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死对头。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统治世界，无论采用何种手段，付出何种代价。这样一场博弈没有任何规则可言。迄今为止公认的人类行为规范都不适用。如果美国要生存下来，我们长期信奉的“公平竞争”观念必须重新加以考虑。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比对手更精明、更复杂和更有效的手段来进行颠覆、破坏并摧毁我们的敌人。⁽⁷⁾

杜鲁门政府在苏东和远东地区的隐蔽行动成效甚微，艾森豪威尔政府却首次实现了颠覆一个外国政权的目的，以较小的代价保住了伊朗这个重要冷战“资产”（据说CIA为这次政变总共只花了70万美元⁽⁸⁾），这使得决策当局有不少人将此次政变视为秘密干涉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⁹⁾没有考虑到伊朗政变的特殊环境，便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其他地区如法炮制，于是更加频繁地采取“隐蔽行动”，危地马拉（1954）、叙利亚（1958）以及猪湾入侵（1961）等，便是其中一些突出例子。这些活动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则以失败告终。仅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止，CIA就进行了50次隐蔽活动，所用经费占其总预算的80％。采取秘密行动，进行武装颠覆不仅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的一大特点，也成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特色。此后几乎历届政府都曾使用类似行动来支持盟友、反对不友好政权，隐蔽行动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活动范围遍及全球，甚至延续到冷战结束之后。⁽¹⁰⁾

“8·19”政变为什么能够成功，特别是在第一次行动已经被挫败的情况下，政变者本身并无把握的第二次冒险为什么能够完全扭转局面？这当然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具体原因。首先，中情局行动小组的周密策划、精心组织和巧妙运作是一个关键因素。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如果没有克米特等美国人的坚持以及中情局所掌握的重要资源，那些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可能多半已经跑光了。政变小组四处传播摩萨台已被国王免职的信息，想方设法争取军队人士支持扎希迪，寻求外围地区驻军的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8月17—18日通过贾拉利、卡瓦利等人组织抹黑人民党的打砸抢活动，更是非常有效。亨德森大使软硬兼施怂恿摩萨台派出军警镇压示威活动，其结果也出人意料。19日的示威活动，不仅为政变小组所策划和组织，混迹其中的英美特工及其伊朗雇员在煽动民众情绪、引导舆论方向、转移斗争矛头与打击对象等方面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其次，此前多年美国通过TPBEDAMN计划以及英国通过拉什迪安兄弟所建立的特务网络及其所积累的政治资源为相关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政变前夕的心理战和宣传战，加上对国王等重要人物的争取和利用，也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塑造作用，从而影响了政变期间即16—19日的事态发展。最后，中情局所提供的掩护场所、活动资金、活动工具、伪造文件、宣传资料等必要手段对于相关政变步骤的有效落实也至关重要。较之国内外反对势力这些有预谋、有计划的周密部署，摩萨台和人民党则显得思想上准备不足，行动上消极被动，策略上更是漏洞百出。

不过，从8月15—6日首次行动的惨败到8月19日再次冒险大获全胜的剧情大反转，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未必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一方面得益于对手所犯下的一些致命错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一些意料之外的巧合因素，或者说多少也靠点运气。

摩萨台及其盟友以及人民党确实犯了一些重要的策略性错误。例如，摩萨台在8月16日之后不仅没有及时动员和组织其支持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来压倒对手正在重新积聚的气势，甚至还干脆取缔了一切示威活动。当冒充人民党的暴徒在17日开始制造混乱时，也没有动用军警果断予以制止。当外交部长法特米等人发表取消君主制等极端言论，导致局势更加混乱时，摩萨台也没有及时加以约束。摩萨台18日在情急之下才转而决定派军警弹压暴徒，由于时机不对，结果适得其反，不仅导致了更多的混乱，并使部分军警加入了反对派阵营，同时还导致了人民党贸然决定撤离，从而在19日这天使摩萨台阵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总之，摩萨台及其支持者和人民党人在16—19日这几天的消极、被动乃至进退失据，是政变方得以翻盘、“险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政变组织者们的最后一搏其实带有碰运气的成分，而且运气确实不错。从第一次行动失败的过程来看，摩萨台似乎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如果乘胜追击或者及时处置一些突发事件，政变方的胜算并不大，甚至可能彻底打消再次冒险的念头，然而摩萨台却以为万事大吉，要求其支持者都各回各家，照常过日子。总之，一些看似并无内在关联的事件、行为、错误或者事故在特定的地点与时间节点上交织在一起，使得局势越来越混乱，最后朝着双方都没有完全预料到的方向发展。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结果都有可能变得不同。⁽¹¹⁾

二、从伊朗危机透视美国冷战政策

我们知道，当今美国所拥有的世界地位，尽管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但却是在冷战时期最终确立的。美国对伊朗危机的反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手段、后果及其内外动因的典型实例。从整个危机过程来看，还有许多现象或问题值得注意。

（一）英美换岗

此次伊朗危机，正式引发了美英关系在中东的重新调整和主导地位的交替过程（这种交替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达到高潮）。西方大国在战后要继续保持其政治经济利益，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必须应付中东产油国民族主义政权上台后，要求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首先是与西方国家关系）所带来的“不稳定”局面。在这场要求变革秩序与竭力维持秩序的斗争过程中，美国逐渐取代英国，负起维护西方经济与战略利益的领导责任。新旧帝国“换岗”，是战后美英国际地位的兴衰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更替和利益再分配的必然结果。

纵观美国在危机期间的政策走向，可以看出有几个明显的阶段：先是保持中立，竭力调和，继而逐渐与英国靠拢（准确地说，是美国掌握主动权后，与英国的立场不谋而合，而非有意迁就英国），直至亲自出马通过隐蔽行动干涉伊朗内政，最终按美国的意图解决石油问题。

除了一直对反苏防共的目标毫不掩饰外，美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对取代英国、争夺伊朗石油的目的讳莫如深，总是以局外调解人的面目出现，但在危机后期，特别是政变以后，美国的真实意图逐渐暴露出来。成立国际石油财团以及与伊朗达成协定的谈判过程都体现了美国利益的主导地位。英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成立国际财团是英伊公司能够在伊朗保留一部分石油利益的唯一办法，协议的达成有赖于美国公司的参与。而且，随着英国全球地位的衰落，在整个中东地区它都得依靠美国的支持。

图7-13　2011年英国驻伊使馆因示威活动被迫关闭

图7-14　2015年8月英国驻伊朗大使馆重开

（二）战略动力

从决策过程看，美国当局始终在“冷战”理念支配之下，以遏制苏联、防止共产主义蔓延为战略出发点，在伊朗的目标是维持或培植一个亲西方政府，保持伊朗的稳定，使之成为在中东地区对抗苏联的牢固据点。美国最初的中立，主要是因为石油国有化直接损害的是英国的利益，与美国没有直接关联，同时也是因为看到摩萨台对苏联并无好感，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因此杜鲁门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安抚英国同时说服摩萨台接受一个妥协方案”。⁽¹²⁾但随着冷战形势的发展，中东地缘政治上的美苏公开竞争以及美英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凸显，构成了美国对伊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对抗苏联和取代英国的双重目标使美国政策陷入两难境地，既不能完全与英国合流，更不能完全支持摩萨台，加上英国始终不肯放弃它的既得利益，外交上又缺乏足够的灵活性，结果使危机迟迟不能解决。摩萨台也利用英美苏之间的矛盾，不肯屈服。随着伊朗政局的日益不稳，对共产主义影响的恐惧最终使美国在对摩萨台政权的态度上站到了英国一边。不过这时英国已无力单独应付危机，只好让美国来负起主要责任。总之，美国对伊政策演变的动因，首先与美国的冷战战略有关。与苏联的地缘战略竞争是美国干涉伊朗的一个主要动力。

（三）恐共心理

美苏地缘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以及美国国内在冷战高潮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狂热或“政治正确”（正如麦卡锡主义所营造的“红色恐慌”气氛所示），使得美国决策者经常在有意无意之间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将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从而产生一种苏联的威胁无处不在，共产党人四处“渗透”、“蚕食”、“颠覆”的过度恐惧心理。正如《纽约时报》中东问题资深记者史蒂芬·金策（Stephen Kinzer）所言，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伊朗危机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斗争的一部分：

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美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无情挑战，于是渐渐不再把伊朗视为一个具有独特历史、面临独特挑战的国家。伊朗与英国之间的斗争，于是成为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特别是对于被围困的恐惧感，塑造了美国人当时的心态……苏联的势力已经征服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及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在1946年、1947年和1948年被共产党政权所控制。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倒向了共产主义。希腊共产主义人已试图暴力夺权。苏联军队封锁柏林通道达16个月之久。苏联在1949年核试验成功。同一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内战中又击败了中国的亲西方势力。在华盛顿看来，敌对势力正在全世界高歌猛进。⁽¹³⁾

从美国对伊朗民族主义的反应还可以看出，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由超级大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美国对民族主义一般不予以支持，以免使大国间的平衡关系受到破坏。然而如果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可以为美国所利用，成为遏制苏联力量的一部分时，则又另当别论。支持与否要看这一地区民族主义运动对美苏在全球斗争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来定。摩萨台和民族阵线领导的伊朗民族主义，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对伊朗主权的干涉。由于苏联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对伊朗的石油要求以及对阿塞拜疆问题的介入，使伊朗民族主义对它抱有敌意。在这一时期，美国并未把伊朗的民族主义看作是对西方的严重威胁从而把它作为主要敌视对象。只有当它认为民族主义可能或者已经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甚至有可能与共产主义结成哪怕是暂时的联盟时，才加以反对；危机后期美国对摩萨台政权态度的转变，除了伊朗政治、经济局势的严重不稳，使西方担心苏联乘虚而入以外，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人看来，摩萨台不仅难以为美国所控制，而且有可能通过人民党与苏联挂上钩，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中东战略，美国才下决心推翻他。正如政变行动的代号——“清除人民党”——所示，反共防共是主要目的。

然而，关于摩萨台与共产党关系的结论，主要是美国决策者基于冷战逻辑的主观推断。正如帕特森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新的转变，“没有把新的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力量，而是作为冷战斗争的一部分看待。他们把‘民族主义’、‘中立主义’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以为第三世界的许多麻烦都是由莫斯科煽动的”。⁽¹⁴⁾美国政府内部每次讨论伊朗问题时，总是将人民党及苏联因素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事实上，摩萨台政权与人民党的关系很不融洽。摩萨台仍然视人民党为非法政党，并曾镇压人民党支持的示威活动；而人民党总的来说对民族阵线及其所倡导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其基本政策是把民族阵线视为政治竞争对手，并积极反对在该党看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摩萨台政府。简言之，人民党奉行的是苏联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摩萨台及其民族阵线代表的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总之，摩萨台与人民党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为各自目的必要时互相利用的关系，本质上仍是对立的。⁽¹⁵⁾

人民党曾多次通过其军队成员向摩萨台传递过有关政变阴谋的信息。“8·19”事件期间，奉命从哈马丹进入德黑兰的一个营以及来自恰鲁斯的一个连，其指挥官都是人民党人，并有能力向该党成员分发武器。在军队系统中，支持政变的力量并不占有明显优势，还有许多人是见风使舵的骑墙派，如果人民党充分动员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借助虽然力量有限但关键时刻仍不乏实质意义的军队力量，与摩萨台结成哪怕是临时的“统一战线”，粉碎政变的可能性也是有的。⁽¹⁶⁾然而双方都没有这种合作意愿，至少没有就此做出足够努力。这不仅是因为各自都对形势估计不足且策略失当，更是彼此矛盾难以调和、缺乏信任基础的反映。可以说，美英政变计划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手的各种失误，多少有些侥幸的成分，连原本近乎绝望，只能冒险一搏的政变组织者们都有喜出望外之感。

美国有关部门还明显夸大了人民党的力量和影响。许多学者通过对伊朗和苏联档案文献以及CIA的行动记录等材料的研究，发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党在危机期间试图控制国家权力的看法并无依据。实际上，人民党既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号召力，也没有实际的意图和计划夺取政权，即使侥幸乘乱夺权，也难以维持政权。人民党领导层在是否支持摩萨台和民族阵线等许多战略与策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8·19政变”后获得的人民党文件也显示，该党实际上已决定不采取诸如政变等干涉行动，因为苏联认为伊朗国内形势尚不成熟。一位当时负责跟踪研究伊朗共产党的CIA分析人士也指出，人民党在政治上尚未做好准备，因此并不打算与实力远为强大的摩萨台或民族阵线争夺权力。此外，CIA对于人民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在伊朗的意图实际上知之甚少，CIA的秘密行动部门可能是为了推动美英采取政变行动而故意制造有关人民党力量的“错误印象”。⁽¹⁷⁾

苏联在危机期间也没有多大作为。摩萨台一度与苏联往来，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支持以摆脱困境，不如说是向西方施加压力的一种姿态。1953年正值斯大林去世，苏联本身忙于政权交接，自顾不暇，也很难对局势并不明朗的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作为伊斯兰化的国家，外加历史原因，伊朗对苏共本来就心存戒备，苏联即使有所图谋也难有成效。

因此可以说，伊朗政变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一项战略决策，而美国政府真正关注的是苏联和冷战，而不是伊朗的实际情况或人民党的威胁。政变行动在华盛顿CIA总部的负责人约翰·沃勒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确认了这一点。⁽¹⁸⁾按照中央情报局在“威尔伯文件”这份总结性报告中的说法，这场政变主要是为了防止伊朗落入苏联阵营。在当时的美英政府看来，这场政变的成功，有效避免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伊朗”或“第二个朝鲜”的出现。丘吉尔甚至声称，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完美的行动”。⁽¹⁹⁾

这种官方主流解释实际上似是而非，也可以说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美国当局，特别是了解伊朗实际情况的前方情报官员们深知，人民党上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此而论，这种政变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正是因为这一点，中东史学家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认为，伊朗政变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典型例子，美英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伊朗石油，如果摩萨台的国有化政策成功，其他国家很可能争相效仿，从而对美英在全球的石油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美英国显然不能容忍出现这种局面，而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只不过是烟幕。他还写道：

整个危机期间，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不过是一种夸大其词的手段，而不是一个实际问题。这是冷战话语的一部分。人民党根本无法与武装部落以及一支129000人的军队相提并论。再者，英美掌握了足够的内情，可以确信人民党没有武装暴动的意图。杜鲁门政府在危机之初也认为有可能达成某种妥协，艾奇逊强调过共产党人的威胁，并警告如果摩萨台得不到帮助，人民党就会夺权。英国外交部则反驳说人民党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在1953年8月却转而附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说法，即人民党将会夺权，而艾奇逊此时反倒认为并不存在这种危险。他坦率地承认，人民党问题不过是烟幕。⁽²⁰⁾

阿布拉哈米安关于美国的主要动机是维护石油利益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也不无道理，但并不全面。从政变后美国政府帮助美国企业分享伊朗石油生产并与英国展开竞争这个事实来看，石油利益确实是一个因素。不过，用另一位中东问题专家的话说，认为美国决策者主要是害怕伊朗被共产党人所控制，似乎更有道理，美国企业的介入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冷战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进入高潮，苏联已被美国视为试图掌控世界的一种扩张势力，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大选中已将苏联威胁作为关键选战议题，批评民主党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并且“失去了中国”，他上台后将这些观点付诸实践，也顺理成章。⁽²¹⁾

应该看到，美国决策当局的担忧，或者说反共、防共作为主要决策动因，也确属事实。这就是说，美国对人民党和苏联威胁的认知以及由此做出的对伊朗政策选择，还应该从更大的时空维度来理解。首先，政变是在冷战日趋激烈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苏联加紧控制东欧、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柏林封锁、新中国成立、印度支那战争和朝鲜战争相继爆发，等等，都加剧了冷战气氛。美苏冷战在20世纪50年代已逐步进入高潮时期。其次，美国政府对人民党及其与苏联关系的看法还有其历史根源。1945—1946年间的阿塞拜疆危机，使美国对苏联的干涉意图始终心有余悸，而人民党自1944年以来，包括在阿塞拜疆危机期间公开与苏联的政策保持一致，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怀疑。最后，众所周知，1950—1954年间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盛行，1953年的伊朗政变，正值这种“红色恐怖”的鼎盛时期。⁽²²⁾

考虑到上述背景，美国对伊朗的干涉行为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了。尽管始终找不到更多的具体事实，美国的政策设计者们却对“共产主义扩张”喋喋不休，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可能”二字。因此，对共产主义外来扩张、内部颠覆的夸张，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冷战观念支配下（加上国内麦卡锡主义的极端反共氛围）对共产主义的敌意和过分恐惧所导致的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其二，与“民主”、“人权”可以作为粉饰自我利益追求的意识形态与道义旗帜一样，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也是一个方便的借口，不仅有利于取得国内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也便于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压服美国的盟国，特别是英国。⁽²³⁾在伊朗问题上，二者皆而有之。

总之，美国在伊朗乃至中东主导地位的确立，是战后美英国际地位的兴衰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更替和利益再分配的必然结果。1951—1954年美国对伊政策演变的动因，除了必须考察其内外政治经济因素，更应该联系美苏“冷战”这个宏观背景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四）经济利益

同样无可否认，美国在伊朗和中东也有其经济目标。早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内部就有人强烈反对美国插手中东石油，认为“石油是我们战后剩下的唯一遗产，应该拒绝和美国人平分这最后的遗产”。⁽²⁴⁾战后英美争夺中东石油的斗争，是国际垄断资本瓜分石油资源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美国展开政府间外交，支持本国公司逐渐涉入传统上属于英国人的势力范围，最终取而代之。美国公司能够大规模地进入中东产油国，直接背景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盟主。在美国国务院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同意美国各大公司染指中东石油。国际石油市场参与结构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政治力量的变化。在伊朗的角逐便是这种情形的突出例子。美国政府虽然强调“政治挂帅”、冷战优先，但并未忽视伊朗石油的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商人“无利不起早”，石油巨头们最初看似热情不高，甚至“不讲政治”，但一俟时机成熟，便很快进入角色。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和石油大亨们充分而且有效地利用了英伊矛盾，从中渔利，这在危机后期尤其是国际石油财团的谈判过程中表露无遗。

诚然，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石油市场供应过量，美国石油企业对伊朗没有太大兴趣。美国企业在1951年可以通过增加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石油产量来弥补伊朗的产量。在伊朗生产石油会削减这些国家的石油产量从而可能导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关系走向紧张。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在伊朗生产石油也有风险。但美国政府却比企业更有战略眼光。到了1952年年末，杜鲁门政府认为美国企业进入伊朗生产石油有助于维持伊朗的稳定，避免伊朗倒向苏联。为了让美国企业参与，杜鲁门决定减少对这些企业做出反垄断诉讼，艾森豪威尔政府更是如此。总之，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竞争，加上伊朗在苏联和波斯湾产油区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使美国政府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防止伊朗受到苏联的控制。⁽²⁵⁾

截至2017年底，伊朗石油探明储量1370亿桶，占世界总储量9．31%，排名世界第四，在中东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石油是世界经济的血脉，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石油资源一直是美国与英国联手霸占。伊斯兰革命以后，霍梅尼政权将石油资源全部收归国有，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在页岩油出现之前，美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欲不言而喻。随着页岩气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美国的能源结构发生变化，它本身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也许会相对变小，但石油目前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由于石油目前主要与美元挂钩，在其他结算机制成熟之前，“石油美元”事实上还是美国塑造全球金融秩序、钳制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美国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一战略资源的控制权。2018年美国为了制裁伊朗再度启动所谓“禁油令”，就是最新的例子。

（五）政变主角

“8·19”政变（确切地说政变发生在15—19日之间）之所以发生并取得成功，固然基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英政府和英国在伊情报系统的大力协助、扎希迪等亲西方伊朗人的积极配合、国王的支持、摩萨台及其民族阵线盟友以及人民党在政变期间的一些策略失误，等等，但即使那些反对“夸大”外国势力的作用，强调伊朗国内因素的研究者也不能不承认，美国政府和CIA秘密行动系统在整个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在政变计划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英国的作用虽然不可忽视，但本质上不过是配角；扎希迪、贾拉利、卡瓦利、拉什迪安兄弟等伊朗人所扮演的角色是美英（主要是美国）精心挑选、长期资助或暗中培养的；国王的支持也是美国软硬兼施、多方游说的结果；议会和军队中的反对派有许多人是被美国收买的。实际上，尽管摩萨台政府所面临的国内挑战是自1941年礼萨国王倒台以来最为持久和广泛的，但其28个月的“存活”时间也是最长的。与其前任大不相同的是，摩萨台是以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上台的。他致力于反对英帝国的霸权地位，倡导民主理想和世俗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蔑视精英主义和代理人政治，诉诸平民主义，依托公众支持。因此，想把他赶下台，国内外反对势力必须足够强大并且密切配合才有可能。⁽²⁶⁾如果没有美国插手，伊朗国内并无任何组织或个人能够对摩萨台政权构成致命威胁。政变前英国人已被赶走，亲英分子已经失势，卡萨尼在议会中已失去大部分支持，“倒摩”已失败两次的扎希迪因被通缉早已不敢露面，军队中忠于摩萨台的人仍占多数。⁽²⁷⁾因此，过分强调伊朗国内因素，认为美国只是“鼓励和帮助”了反对派，对政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²⁸⁾这种避重就轻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根据现有解密文件，美国在危机期间的作为，特别是主导策划、组织和实施具有准军事行动性质的隐蔽颠覆活动的过程，主要事实已经很清楚，基本性质更是一目了然。关于政变方案的设计及其实施，2000年披露的“威尔伯文件”（包括5份附属文件）提供了迄今为止相对最为翔实可靠的记录。过去60多年来美国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如同挤牙膏一样偶尔公布的一些文件都做了大量删节。不过，大部分CIA相关文件实际上早已被销毁。⁽²⁹⁾即使是现存文件也长期未能完全解密，这很可能是因为目前美伊关系仍然非常紧张，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披露更多细节，可能在伊朗再度引起反弹。此外英国政府也不希望与自己有关的内容彻底曝光。⁽³⁰⁾早已完成编辑但直到2017年才得以问世的新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尽管内容仍然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但总算是对1989年版的一个迟到的弥补，为该系列文件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著名丑闻付出了代价。然而据估计，CIA尚存的相关文件记录，包括“威尔伯文件”都有许多重要遗漏，有的可能是无意的，有的则显然是刻意为之，加上许多文件已被销毁，许多细节因此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了。⁽³¹⁾

（六）历史污点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摩萨台主张宪政，反对王权专制，维护公民权利，实施渐进式的社会改革，致力于建立一个世俗化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摩萨台政府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而美英却充当了一个专制体制的催生者和长期支持者。无怪美国政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愿承认为了自身利益推翻一个民选政府，打断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事实。因为这对于在国际道义上自视甚高的美国人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对于一些西方大国动辄以促进民主与人权、捍卫国际法准则、维护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等堂而皇之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谋取自身战略与经济利益的行为，也不啻是一种嘲讽。连一些西方媒体都指出，“许多伊朗人认为，政变体现了美国的双重标准，将自身包装成自由捍卫者，但为了满足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却毫不犹豫地采用秘密手段推翻一个民选政府”。⁽³²⁾

一位巴列维王朝的批判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作为民主的代言人没有什么可信性，因为它不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践踏了民主，而且从那以后对伊朗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大多数伊朗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一个普遍看法。对美国决策者来说，伊朗的价值仅仅在于其丰富的能源以及在地区政治中的作用。伊朗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以及和平、福祉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则无关紧要……伊朗人永远不会忘记1953年美国人支持的政变，它推翻了摩萨台这个民族主义、温和、民主的政府，开启了一个封闭、专制的政治体制。伊朗社会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次建立民主政体的机会。”⁽³³⁾

纵观过去数十年来的美伊关系，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代价亦堪称惨重。然而，当人们回到今天的现实，似乎仍有理由怀疑，美伊关系到底是在“迈向未来”，还是“回到未来”？

(1)  Fakhreddin Azimi，“Unseating Mosaddeq: The Configuration and Role of Domestic Forces”，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27-28．

(2)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16-17．

(3) 例如，1952年“七月事件”后，英国人恼羞成怒，把盖凡姆下台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国王，认为他百无一用，一度甚至打算把他搞下台。“Middleton to Eden”，July 28，1952，FO 371/98602; “Minute by A．D．M．Ross”，July 22，1952，FO 371/98603，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4)  Robert D．Schulzing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20th Century，p．242．

(5)  “Barack Obama's Cairo speech”，The Guardian，June 4，2009．

(6)  Stephen Kinzer，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6，p．200．

(7)  Report of the Doolittle Committee，“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s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U．S．Senate，report no．94-755，book 4，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pp．52-53，n．9．

(8)  Anthony Sampson，The Seven Sisters，p．12．

(9)  Gasiorowsky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xiv-xv．

(10)  1954年国安会的一项指令概括了隐蔽行动的类型：宣传，政治行动，潜逃、躲避与疏散措施，颠覆敌对国家或集团，支持“自由世界”受威胁国家的反共分子，欺骗性计划与行动，以及有助于实现上述目的的所有其他活动（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1982，p．158）。到20世纪70年代，暗杀手段也被明确纳入。后来还包括各种高技术信息战。

(11)  Gasiorowsky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259-260．

(12)  James A．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75．

(13)  Stephen Kinzer，All the Shah's Men: An American Coup and the Roots of Middle East Terror，John Wiley & Sons，2003，p．84;类似的观点（即美国干涉伊朗的主因是惧怕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影响力）还可以参见：Douglas Little，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I．B．Tauris，2003，p．216; Abbas Milani，Eminent Persians: The Men and Women Who Made Modern Iran，1941-1979，Vol．1，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8; George Lenczowski，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 Middle East，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36。

(14)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66、687页。

(15) 政变期间，摩萨台还下令销毁了人民党散发的呼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传单，目的是避免此事成为政变的借口。见Mohammad Mosaddeq，Musaddiq's Memoirs，p．285。

(16)  Maziar Behrooz，“The 1953 Coup in Iran and the Legacy of the Tudeh”，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105-106．

(17)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220-221．

(18)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306，note 69．

(19)  Donald N．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rsa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pp．34，81．

(20)  Ervand Abrahamian，“The 1953 Coup in Iran”，Science and Society，Vol．65，No．2（Summer 2001），pp．182-215．另外参见Ervand Abrahamian，The Coup: 1953，the CIA，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New York: New Press，2013，pp．125-27。

(21)  Mark Gasiorowski，“The 1953 Coup D'etat in Ir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19，No．3（August 1987），pp．261-86．

(22)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125．

(23) 例如杜勒斯后来就承认，政府有时刻意夸大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因为这有助于在国际上维持盟国的团结，在国内使一些强硬政策获得支持。参见John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102-103，143-145。

(24)  Daniel Yergin，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 and Power，Simon and Schuster，1991，p．168．

(25)  Mark Gasiorowski，“The 1953 Coup D'etat in Iran The 1953 Coup D'etat in Ir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19，No．3（August 1987），pp．261-86;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274

(26)  Fakhreddin Azimi，“Unseating Mosaddeq: the Configuration and Role of Domestic Forces”，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28．

(27)  Mark 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p．80．

(28) 参见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274-276。

(29)  Mark J．Gasiorowski，“Trying to Revisit the 1953 Coup in Iran: The CIA's Response to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quest”，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sletter 29，No．3（Sept．1998），pp．11-14．

(30)  Malcolm Byrne，“It's Time to Release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1953 Iran Coup”，October 12，2016．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10/its-time-to-release-the-real-history-of-the-1953-iran-coup-214353．

(31) 例如，“威尔伯文件”对于伊朗国家警察总监马哈茂德·阿夫沙尔图斯被害一事只字未提，可能因为参与“8·19事件”的某些伊朗人也涉嫌参与此事。更重要的是，文件也回避了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决策和驻伊使馆的活动，只是偶尔提到亨德森大使对反对派的配合。此外对美国军事顾问的角色、中情局对当地纳粹分子及恐怖分子的利用和操纵，也语焉不详。参见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p．16，227-260，339，note 72。

(32)  “Obama admits U．S．involvement in 1953 Iran coup”，June 4，2009，Agence France-Presse．

(33)  Stephen Kinzer，All the Shah's Men: An American Coup and the Roots of Middle East Terror，John Wiley & Sons，2003，pp．xvii-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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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壮：《从“理论批判”到“武器批判”——论伊朗“8·19”政变和“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

王泽壮：《伊朗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从“正义党”到“八一九”政变”》（上下）, 《西亚非洲》2007年第2—3期。

注：本书插图主要来自中外网络文献, 以及Stephan E. Ambrose, Ike's Spies: Eisenhower and the Espionage Establishment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12)和Stephen Kinzer, All the Shah's Men: An American Coup and the Roots of Middle East Terror (John Wiley & Sons, 2003)等英文书籍中的附图。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郑钢基金·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电子邮箱：zsforum@nju.edu.cn

电话、传真：025-8968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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