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萧冬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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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萧冬连 著

©萧冬连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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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

ISBN：9787509745595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 一、“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三、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四、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五、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

二、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四、“举国体制”的形成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 一、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二、1957年的“大转弯”

三、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四、滑向大饥荒

五、思想和体制透视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 一、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三、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四、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五、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 一、中国改革的缘起

二、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附：专题讨论

- 萧冬连：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演进逻辑

王海光：历史是将错就错的结果

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

陈东林：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李向前：历史的逻辑反映历史的继承性

牛大勇：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韩钢：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秦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逻辑过程

汪建熙：常人政治是问题导向

衣锡群：要靠历史事实呈现历史的内在逻辑

章百家：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引言

本书拟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作一个逻辑梳理。作者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四次转向，即从实行新民主主义开始，途经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

本书试图说明以下问题：中共何以放弃原本认真考虑过的新民主主义，急于仿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觉察苏联模式弊端并尝试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后，为什么引导出一场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对大跃进的调整和反思，为什么又走上了“文化大革命”[1]的不归之路？文革结束后，又是哪些社会力量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这四次转向呈现出两个过程，即从走进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尚未完成，但当下的中国无论如何定义，它都与传统社会主义相去很远了。

本书的学术态度是：力求每一判断都立于坚实的材料之上，收敛过度解读的冲动，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着重于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作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本书的考察自然要涉及领袖人物的意志和党内分歧，但更注重于分析在个人意志和党内分歧背后起作用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观念的因素。通过这种梳理，为人们思考中国未来走向提供某种历史经验的支持。

[1]为行文方便，以下不再加引号。

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避谈建国之初有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并曾付诸实行；在论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极少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原因很简单，1953年，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随后，在不到4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实在太短促。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策者不可能采用“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说法，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提供依据。但在一些高层官员内心，并非没有“社会主义搞早了”的想法。1985年6月，姚依林曾私下说过：“从今天回头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应该长一些？……现在许多事情都是返回去做，为什么那时不就这样做呢？”[1]薄一波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写道：“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立即动摇私有制，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那样，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于搞成后来那样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2]赵紫阳退位后，在私下谈话中也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但革命后“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现在才又搞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这是不得不做的。”[3]胡绳、于光远、杜润生、李锐等中共党内一些理论权威人士也推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认为它是一种独具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对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不无惋惜。[4]

不过，这是几十年后得到的认识。支配历史进程的是当时人、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普遍观念。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年毛泽东等人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过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在彼岸，新民主主义“在桥上”。由于理论本身的双重性质和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新民主主义政策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逻辑，无论这种选择对以后的发展是否有利。

一、“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按照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从中共意识形态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种变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其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了《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共一大纲领即明确规定，要在中国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这两步革命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但未有定论。[5]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是1939年12至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将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也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过渡。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经济上，走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将其分给农民，保存富农经济，不实行社会主义农业，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所以“新”，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6]

1945年，中共七大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给予了进一步的肯定。《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七大则提出“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7]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当然，毛泽东所肯定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他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8]

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在理论上有所依归。依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学说，社会主义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受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影响最大。[9]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列宁《两种策略》里的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据此，说服党内同志“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10]毛泽东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来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1]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以俄国民粹派来指称中共党内存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思潮。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些论证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

当然，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作用，与当时提出的“联合政府”的目标有关。抗战后期，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发展，足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但国民党占据着中央政府，在实力和影响力上仍然占优。国共双方随时准备在抗战后决一胜负，但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国内各阶层呼唤民主改革，渴望战后和平，担心内战爆发。国际上，出现了大国合作和政党妥协的潮流，美、苏两方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依毛泽东的判断，“中国在这一次有可能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之中国”，这种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12]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基于当时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的效果。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做了调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不这样写”。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最后完成，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这时，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已成定局，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抗战时期提出时，还是一种理论设计，为了树起一面旗帜，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现在，则是要着手制定一份即刻实行的建国纲领。因此，真正反映中共建国思想的是这一阶段的阐述。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构想，承续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但在提法上有所变化。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以代指“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放弃了中共六大“工农联合专政”的提法。所谓“人民”，除了原来所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加入了民族资产阶级，即所谓“四个朋友”。当然，“四个朋友”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不占“主要的地位”，主体是工农，领导是工人阶级。故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经济上，提出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中共七大相比，区别在第二条，即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这在七大时是没有明确的。在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对这种经济形态不是放任自流。其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是：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3]

以上是刘少奇1949年6月写的一段话，它集中地阐述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这个方针有三个要点：第一，将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不只是没收官僚资本，其他带有垄断性的经济也都要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下经营。第二，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与限制并用。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但不能“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它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几方面被限制。前提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对国民生计有益而不是有害，并限定其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生存和发展。第三，对于个体经济的政策也是两方面。毛泽东说，占整个国民经济90%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其经济形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个体的、分散的，但不能“任其自流”，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14]

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1948年9月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在作总结讲话时，他又说，要用一20年时间“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5]这是毛泽东较早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问题。在这一时间，高层有一个共识，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二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与抗日战争时期的设想已经缩短了许多。[16]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呢？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有个发言，说俄国1913年工业占比重是43.1%，而我们现在还只有10%。虽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17]毛泽东的论证角度相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中国“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8]刘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写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与问题》说，东欧国家过渡了3年，中国可能是10年到15年。但如果有国际干涉，有资产阶级暴动，则要立即过渡。[19]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事实上，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强调比以前更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提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 “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20] “基本矛盾”的提出，就埋下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伏笔。按照中共的理论，基本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一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基本矛盾，甚至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将顺理成章提上日程，资本主义经济也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提法，最早是刘少奇在1948年9月会议上提出来的。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他在会上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21] “基本矛盾”的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为与会者所赞成，成为全会的共同观点。只是这时，毛泽东还不想突出这个问题，“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22]。因为当时还有更主要的敌人和更迫切的任务。

三、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政纲在建国前后的几年里还是得到了实行。首先体现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共同纲领》的制定。1948年5月，中共兑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向各民主党派发出协商建国的号召。从1948年起，加紧了争取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来的统战工作。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经秘密交通被接西柏坡或哈尔滨。1949年6月，民主人士陆续随中共领导机关移至北平。在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和协商人事等议程中，中共领导人表现出相当开放的态度，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对一些资望很高的民主人士礼遇有加，给一些亲历者留下了很深印象。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党派单位14个，代表662位。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单列为一派。非中共人士在全体代表中占56%，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占有3位，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约占半数，有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20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党外人士出任。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受邀参会的民主党派之齐全，党外人士任职之多，使第一届政府有了“联合政府”的色彩。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23]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早些时候，有些民主人士提出，要整合出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意在建立“反对派”。这种主张遭到毛泽东明确反对。[24]从“领导权”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多大区别。

新民主主义政纲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领域。联想到之前苏联十月革命后走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弯路，以及之后红色高棉推行消灭商品、货币等极“左”政策招致败亡的情况，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种幸运，至少抑制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思想在一个以农民出身为主体的中共党内有广泛的基础，并且不断地冒出来。其表现是，在农村工作中，流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的思想；在城市接管中，出现了平分工商业的思想。这对于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从1947年底起，毛泽东连发党内指示，纠正这种“左”的倾向。1948年7月27日，新华社信箱《农业社会主义问答》，批评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问答》强调，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25]

1949年初，随着接管城市越来越多，保护工商业显得尤为迫切。当时，私人工商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人工业总值占全国63.2%，职工人数占全国54.6%；私营商业占比重更在80%以上，从业人员达662万人。保障市场和稳定就业离不开私人工商业的复工。然而，民族资本家在政权更替之际惶惶然。他们中的多数不愿选择国民党，但对共产党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害怕被“消灭”。有的撤走资金、隐匿财产、转移设备，有的跑去香港甚至远走欧美，多数消极观望。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见资本家。[26]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要求“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增加了资本家的怀疑和恐惧，“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27]许多私人厂商关门歇业。据华北局报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开工不足，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1949年4、5月间，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泽东之托去“稳住工商界”，让私人企业尽快复工。刘到天津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倾情绪，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刘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四句话，后称为“四面八方”政策。

刘少奇在天津作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100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28]刘的讲话的确“稳住了”天津资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陈毅就是采用类似的办法稳住了上海资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经出走的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大王”吴蕴初等重返上海。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29]

然而，刘少奇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有利”的说法，对于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听起来很刺耳。先是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非议，有资料说，毛看到刘天津讲话的记录时，不满“形于颜色”。[30]毛泽东本人也许认同刘在天津的工作，但对刘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5月，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私下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31]这与刘少奇的说法分歧显见。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虽然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不过，毛泽东这时并没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而社会主义前途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这个前途是毛泽东多次公开亮明了的。在各阶层包括民主人士心里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他们是向往还是恐惧。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曾有民主人士主张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大家看。[32]据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33]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用心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挈肘。

四、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存废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各级领导层，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有相当的基础。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尽管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讲了不少，并见诸重要文献，许多共产党干部仍然难以理解新民主主义何以必需。正如周恩来所说，一些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34]这种紧张关系在城乡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1949年下半年，中共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开始了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这次斗争被看作同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较量，投机资本受到致命打击。按中共的理论，商业投机资本自然是有害而无益；《共同纲领》也明文规定“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然而，这次斗争也伤及了整个私人工商业，导致市场萧条、商品滞销、开工不足、失业增加。1950年1-4月，14个大城市倒闭工厂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商店9347家，全国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35]上海陈毅市长向中央报告，3、4月份上海人心浮动，市面上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资产阶级再度惶恐不安，上海有300个厂长经理逃至香港，有的要求把工厂“献”给国家。[36]

此时，党内不少人产生了趁势消灭资本主义的情绪，希望通过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挤掉私人资本主义，并把资本家要停工的工厂接收过来。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更有人认为，革命既已胜利，民主党派任务已了，已无存在的必要性。[37]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对党内急躁情绪加以平息。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调整工商业。通过为私商让出一定市场份额、扩大国家收购和加工订货、调整税负等措施，帮助私人工商企业渡过难关。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38]不过，毛是从策略上提出问题的。当时，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但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外部威胁仍然严峻；3.1亿人口的土改尚未开展，尤其是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恢复起来尚待时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以避免“树敌太多，全国紧张”。[39]当月，毛在全国政协会上说，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安抚党外人士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社会主义一关就将容易过去。[40]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10多年。”[41] 5月13日，刘又说：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到40-50%，那怕你跑得再快，总还要10年、20年。[42]截至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刘、周仍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然而，在另一个领域，即农村合作化问题上首先出现了分歧。建国之初，全国农村分两块：一块是老区，土改已经多年；一块是新区，土改尚未开展。关于新区土改，1950年6月30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经济上保存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此前，3月12日，毛泽东在《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说明了保存富农经济的5个理由，即保存农村较高的生产力，减少土改阻力，消除中农疑虑，避免社会动荡、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等。显然，这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出身农民的干部并不理解，甚至抵触，贫雇农因其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都有报告，认为南方地少人多，光地主土地不够分。不动富农，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的办法是拔高成分，将富农甚至富裕中农定为地主，加以打击。[43]

真正的难题在老区。各级领导机构无不关注土改后出现的新的分化现象。与此相联系，在是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租佃、是否允许自由借贷和雇工、即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上面临选择。如果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就应当容忍农村中“四大自由”及一定程度的分化，因为这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颁发布告，允许在农村中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政策，以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44]其实，在1948年7月那篇《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就已经预料到分化的趋势。当时，认为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是不可怕的”，“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甚至，批评说，“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45]然而，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直接面对现实选择时是另一回事。

根据当年的资料，所谓老区农民的分化，大量的是“中农化”而不是“富农化”。多数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雇工经营的新富农已经出现，但是数量不多。这本来正是土改的成果，反映经济的发展，兑现共产党对于农民的承诺。然而，领导机关不是欣喜，反而忧心忡忡。他们担忧什么呢？他们担忧的，不在于产生了多少新富农，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方向以及给农民思想带来的变化，即形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担心消灭了一个封建主义，却带来一个资本主义。认为正好验证了列宁“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

从各地调查材料看，土改后，确有一些贫苦农民因缺乏劳力、农具和资金有寻求互助合作的要求，不过这与“农业合作化积极性”还不是一回事。而新中农普遍地倾向于单干、个人发家致富，并不要求互助合作，甚至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46]这使党内一些人担心，如果农民偿到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甜头，“习惯了新民主主义秩序”，就不想社会主义了。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多数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个人发家致富了，将失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力量，甚至失去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的领导权。老区的报告都反映农村党员干部思想“退坡”的情况，许多人“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个人发财致富，而不顾国家利益”。不少党员直接提出退党、脱党的要求。当时，《新湖南报》发起对农民李四喜“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讨论，[47]就表露中共党内的这种担忧。这使一些干部产生了“趁热打铁”的想法，即趁农民分得土地后对共产党的热情还未消失，紧接着就组织合作社；而组织起来，也可以为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提供新的上升动力，避免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党内这种倾向，正契合毛泽东本人的想法，他后来反复说到，要不断革命，趁穷过渡，富了就不好办了。

这种想法是不是违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呢？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不但不违背，反而正是七届二中全会指明的方向。我们看到，从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到《共同纲领》，关于农村政策都是讲的两句话，一是尊重现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扶助其发展经济；二是不放任自流，引导农民向合作化方向发展。这就使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主张积极组织合作社的与不赞成急于组织合作社的，都能从七届二中全会找到根据。

分歧首先在两个老区出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山西。1949年12月，在东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就如何对待新富农，是否允许党员雇工、放高利贷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持坚决否定态度，会议决议：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然而，中央组织部却不赞成东北局的决议，刘少奇赞同中组部意见。他在与中组部长安子文谈话时说，有人主张通过变工互助发展成集体农庄，是“不可能的”。现在，不要限制富农发展，雇工、单干，应当放任自流。变成富农的党员怎么办的问题提得早了，将来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48]高岗拿到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谈话，在北京面交毛泽东，毛看后“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49]

1年多之后，山西省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写报告，反映农民自发向着富农方向发展，导致互助组陷于涣散，[50]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通过增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提出对于私有基础“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51]。华北局和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的意见。刘少奇批评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泽东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找刘少奇谈话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来说：他（毛泽东）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刘收回已经下发的讲话。[52]刘慑于毛的态度，收回他的讲话，这不难理解。如果薄一波说的是实情，毛的话“说服了”他和刘少奇，这就不仅仅是服从毛泽东的权威了，有更深的意识形态背景。

这里需要回应一种观点，认为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还没有把土地捂热，共产党又从农民手里收回，这是对农民的“失诺”。其实，中共从来就没有承诺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没有承诺，何来失诺？当时，中共的坚定信念是，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53]一方面相信，“组织起来”是帮助农民摆脱穷苦的唯一出路；一方面认为，发展合作社是巩固共产党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

刘少奇在1948年9月会议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关键是小生产者的向背”，要巩固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合作社是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刘的观点完全一致。据陶鲁笳回忆，1949年春天，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一段话：“如果只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实现了一半领导权，还没有实现全部领导权。只有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领导了农民，那么就连一半领导权也要失掉的。”这个传达，为山西省委主张将互助合作提高一步提供了依据。[54]不过，当时设想的合作社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刘少奇强调的不是生产合作社，而是消费合作社，国家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农民联系起来。后来，刘少奇的想法有所变化。他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出发，认为不必过分担心农民“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倾向。他还认为，农业要走上集体化，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个体经济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械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55]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说法。这本来是中共高层在一个时期内的共识，它依据的是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说过：“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56]然而，国家工业化有待时日。如果找到根据证明没有机械工具的武装，依靠简单劳动协作也能提高生产率，那就没有理由推延合作化的进程。毛泽东关于“工场手工业”的说法，看起来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这里的关键在于，农业要朝合作社方向发展，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分歧在于过渡的条件和步骤有不同考虑。因而，积极主张互助合作的意见总是占据意识形态的至高点。

五、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于光远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谈话，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不要再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这次谈话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可以说就开始被放弃了。”[57]但这还是一个领域的变化。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还有“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文字，基本精神是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保存富农经济与发展互助合作并举，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想法还没有形成。

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无疑是影响新民主主义的存废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一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一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巨大贪污案的报告，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认为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58]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他决定在全党发动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把它“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59]不过，开始主要还从思想影响角度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然而，不断揭发出来的情况，反映许多贪污分子与资本家的贿赂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发现还存在资本家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1952年初，紧接着在各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

联想到今天中国大量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不难理解当年“混合经济”制度下存在钱权交易的空间，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也符合资本逐利性的本质。不过，当年革命道德和阶级斗争观念发挥着很强的自律作用，与今天不能相提并论，干部的贪污腐化被严重地夸大了。对资产阶级“五毒”的估计也严重了，毛泽东对“出拳过重”、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校正。但这场运动使毛泽东下定了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0]这个批示预示民族资产阶级将被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与会16人一致赞同。[61]不过，毛的这个新设想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事关重大，毛开始相当慎重，觉得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会后，刘少奇受毛泽东之托，带着中共的新设想赴莫斯科，斯大林肯定了中共的设想，无疑是对毛在理论上的支持。从刘给斯大林的信看，党内虽然对10-15年完成过渡达成了一致，但对过渡方式的考虑还没有成形。依刘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一个“挤”字，就是通过加快发展国营经济，使私人资本主义比重日益减少，当然在绝对量上还会有发展。10年后，当私人资本主义不到10%，而且不能独立经营，必须依赖国家之时，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它收归国家经营了。

对于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心里已经有底。1952年2月15日，毛得知河北邢台县已有87%的农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合作社，建社当年即实现了粮食增产，支持了他早先的判断。他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62]然而，对资改造的方式毛还没有定见。毛并不担心资产阶级反抗，他所关心的是有没有办法在对资改造过程中保持稳定增长？毕竟私人企业仍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63] 880余万人的就业场所，[64] “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65] 1953年5月，李维汉赴上海等地调查，由此形成的报告，帮助毛泽东找到了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就是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在东北老解放区出现，被确定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包括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人企业加工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开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私人工商业解决经营困难。现在发现，这种形式大大增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控制力，正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有效形式。起初的想法，对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将采取不同的改造办法，对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把店员接收过来，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很快意识到，私人商业的数量很大，大到商业公司，小到摊贩达几百万户，“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到9月时，明确私人商业也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如允许其从国营商业批发商品维持经营等。毛泽东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66]

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不是10-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而是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就涉及到前面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逻辑前提的二元论。虽然毛泽东说过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话，但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何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由于没有学理上的支持，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太少”的认识是游移不定的。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

如果说，1949年6月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么，经过3年的准备，他更有信心了。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大体归顺、朝鲜战局也趋于稳定。与1949年面对诸多敌人不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在经济结构上也发生重要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统制了对外贸易、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人经济，占到了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中已占63%，在零售中也占到了43%。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中共领导人原来没有想到的。其次，私人企业已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半数以上的私人工业已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资本家在道义上已是“灰溜溜、臭哄哄”，不仅共产党干部对资本家唯恐避之不及，资本家的子女也以出身为累，积极靠近共产党。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1953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67]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回过头看前三年，认为社会主义已在途中。据此，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68]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

[1]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08页。

[3]杜导正：《杜导正日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69-171页。

[4]参见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访李锐：一个“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载《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监复：《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姚监复根据杜润生谈话整理》，《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

[5]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彭述之、邓中夏等人，对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性质和经济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普遍认为，革命胜利后，既不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应当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瞿秋白提出，应建立真正平民共和国，毛泽东称其为“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在经济上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陈独秀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要“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向导》第171、193期，1926年9月25日、1927年4月6日。）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7]《毛泽东选集》下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编印，第999、1001页。

[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385页。

[9]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先后于1927年和1929年翻译出版。毛泽东1932年4月看到这两本书后，如获至宝。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83页。）

[1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2]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

[15]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16]1944年8月，博古在同约翰·谢伟斯谈话中说：“我们至少比世界其余大多数国家落后20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到达那个状态（指社会主义）以后，才可能有希望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确信，它将多于30年或40年，而且可能要100多年。”如果这份记录准确，这是中共领袖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估计。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同谢伟斯谈话中说：“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毛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但也认为将是长期的。（[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7、264-265、328页。）

[17]《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19]人民日报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67年，第18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1433页。

[2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22]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2日。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4]见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25]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9年11月北京4版，第138-144页。

[26]天津市档案馆：《解放初期城市经济宏观管理》，转见李文芳：《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再认识》，《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27]《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0、133页。

[28]民日报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67年，第234-238页。

[2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6页。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31]《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3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页。

[33]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34]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35]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7页。

[3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6页。

[37]《建国以来毛泽东内部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294页。

[3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3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页。

[4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41]《农业集体化重要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42]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

[4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44]参见赵增延：《重评建国初期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四个自由”》，《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45]《人民日报》，1948年8月7日。

[4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47]“李四喜”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人物原型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做过12年雇工。解放后，表现很积极。但在土改分到几亩田，结了婚，生了小孩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坚持要求辞职。《新湖南报》认为，朱中立足以代表一些乡村干部土改后思想退坡的情况。1951年7月18日，发起了“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持续达5个多月。《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

[48]《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155页。

[49]张明远回忆，未刊，转见林蕴晖：《党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78页。

[50]据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陶鲁笳回忆：当时，全省农村互助组大约有8万多个，但多数互助组看不到发展方向，陷于涣散，襄垣县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说：“我们经历了抗日和打老蒋，土改分了地，任务完成了。现在各顾各，解散。”宣布解散了。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新富农，有些翻身农民重新沦为贫、雇农，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山西农村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组织起来将互助组提高一步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放任自流走向资本主义？陶鲁笳说，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区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在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看的。（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51]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页。

[5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53]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作题为《组织起来》的讲演，《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

[54]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55]《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155页。

[56]《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57]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5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4页。

[59]《建国以来毛泽东内部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6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页。

[61]薄一波1965年12月30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6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63]私营经济的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19.67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34.18亿元；公私合营经济的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0.27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91亿元。（《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主编：《当代中国财政》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64]1952年，私人工业企业从就业205.66万人，私人商业从业人员676万人。共880万余人就业。（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3页。）

[6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66]《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页。

[67]]薄一波：《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6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53-254页。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自1953年以后，中国走上了全面仿效苏联的轨道。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动员技术更娴熟，社会改造引起的震动也比苏联小，但在整体上是仿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亦称斯大林模式）。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明确讲：“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而“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1]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仿效苏联模式，是从启动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计划开始的。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一个“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2]随后，成立由周恩来、陈云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刘少奇、周恩来都把“10年建设”解释为10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

工业化能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内推进，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类型。选择从轻工业开始的传统工业化类型，自然可以依托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然而，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3]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毛泽东思考工业化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但当时没有实施重工业战略的考虑。毛一度相信，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4]这正是他提出中国应当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要依据。刘少奇则明确说，工业化要从轻工业开始。1948年12月25日，在给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作报告时说：“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方面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5]

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是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文字：“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6]建国前夕，毛泽东已经考虑仿照苏联的发展模式。这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8] 1950年3月3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到沈阳时，饶有兴趣地谈到他参观苏联各地的大工厂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9]在这之前，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苏联学者F.P.柯舍列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苏维埃的方法》的文章，转述斯大林的话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漫长的须要几十年之久的道路……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到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好这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垮。”[10] 1950年9月21日，毛又请苏联哲学家尤金（1953年出任驻华大使）在北京做《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尤金重述斯大林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不在于简简单单的发展工业，而是在于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的核心——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建立起重工业和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使国家处于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而独立的地位。”[11]苏联快速工业化的成功，对毛泽东具有极大吸引力。[12]

然而，这时高层似乎还没有取得共识。1950年5、6月间，刘少奇在一篇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中继续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从恢复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开始。尤金讲演是刘少奇亲自主持的，但似乎没有说服刘改变观点。1951年5月和7月，刘在两次党内报告中，仍然强调中国必须采取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战略。[13]刘反复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为了积累资金。“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14]轻工业发展了，才能“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二是为了改善民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15]这种想法很正常。一般来说，在开国之初，执政者都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刘少奇，还有周恩来。1951年3月，周恩来在两次会议上讲到：“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产，从公家到私人都可以发展。”“重工业固然要搞，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些才行。不仅私人要搞轻工业，国家也要搞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农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积累资金，建设城市。”[16]可以看出，截至1951年春夏，刘、周的工业化思路仍然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公私企业参与、注重市场作用的渐进式工业化，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推进工业化的既定思路。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帮助高层取得了共识。一方面，朝鲜战争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更愿意慷慨地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对于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紧迫感。1951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完成国家工业化，“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7]据宋劭文回忆，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了“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的方针。[18]薄一波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工业化从何处起步，是一个“苦苦思索”的问题。各有关部门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19]可见，尽管有毛泽东的倾向性意见，最终确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在党内高层是经过认真讨论的。

当然，这一计划能否实现，还取决于苏联的大规模援助能否到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心存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心中国走“铁托式”道路。即使毛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没有消除斯大林的怀疑。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之后才得以改变。周恩来说过：“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改变了”。[20]毛泽东也说过：“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21]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经济关系也大大加强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而且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的工业化方针，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今后，苏联对中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个方面。[22]毛泽东对此信非常重视，批示中央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多次会议，最终确定：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速度力求迅速的方针。[23] 8-9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等。[24]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愿意帮助中国的五年计划建设，尽力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帮助。[25]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回到北京。当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薄一波回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26]《毛泽东传》作者也说，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27]

1953年5月15日，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8]可以看出，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工业化计划，是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仿效苏联模式的重要背景。这种仿效是整体的：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建立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经济模式。

对于总路线，毛泽东有过两种说法，一是把工业化与三大改造比作“一个主体和两个翅膀”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农业和工商业改造是两翼；另一种说法是，“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29]前者强调工业化的主体地位，后者强调所有制变革更具实质意义。这两种说法看起来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按照苏联的经验，全盘农业集体化正是强制推行赶超型工业化的制度安排。在仿效苏联发展模式的同时，毛泽东也接受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例如，使公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就是从斯大林那里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全党毫无争议的共识。刘少奇在1955年说过：“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30]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资本匮乏和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的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从经济学上分析似乎不合理，但从历史看有其理由。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那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很难设想，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能长期忍耐“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1]的局面。周恩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32]

二、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把1953年看成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起点，其实是不准确的。从本质上讲，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这在毛泽东等人是很明确的。1949年1月，毛泽东强调说：“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33]《共同纲领》多处提及要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周恩来在有关报告中强调：“在逐步实行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34]当然，这种计划性建立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之上，不排斥市场的作用，大体是一种“混合经济”。

事实上，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就已经在强化。先后建立了如下制度：（1）统制外贸，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和保护性关税等制度。（2）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全国财经，建立起中央集中管理体制的雏形。（3）通过接管国民党“四行二局一库”，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1952年底，率先完成私人钱庄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资金统一配置。（4）统一调度重要物资。1952年，政府统一调度的物资已达55种，包括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和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5）国家统筹安排就业。这些制度性架构的建立，加上国营经济比重迅速增长，私人工商业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形式的发展，国民经济已初步纳入计划轨道。有研究者统计，1952年工业生产中，计划机制支配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7.8%，略低于市场机制支配的比重。在批发商业中，计划机制支配63.7%，市场机制支配36.3%。在零售商业中，二者的比重分别为42.2%和57.8%。从总体上看，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范围与程度大体平分秋色。[35]

这种建立在公私企业制度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双轨运行的体制，帮助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与即将展开的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计划难以匹配，这个工业化计划要求有更快的资金积累，更集中的资源调度。陈云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36]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提早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集中计划。

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及由此引出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中国经济计划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从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以致粮价上升、社会混乱的现象。当年出现了40亿斤赤字，靠挖库存才得以解决。到了1953年，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粮食销售远远超出计划，出现了87亿斤的粮食差额。[37]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农业税可拿到275亿斤，还要收购431亿斤，光靠市场收购定难完成。[38] 1953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得出结论：粮食“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39]

从粮食产量看，1951-1953年年平均增长8.1%，增幅不算小。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278亿斤，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1936年即战前最高水平9.3%，是一个少有的丰收年。[40]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呢？陈云分析认为：“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1953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41]这就是说，原因在供、需两方面。农民自身消费量增加和持粮惜售，使国家收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有所下降，从1951年的28.2%降为1952年的25.7%。[42]不过，国家收购粮食总量仍然是大幅增长的，从1949年的308亿斤增为1952年的607亿斤。[43] 3年增加了近1倍，却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可见，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陈云讲的前半句话，即“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

解放后，几百万人进城，又有几百万旧政权人员被“包下来”，政府供给“脱产人员”近千万。同时，全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达到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061万人，增长35.8%，这近8000万城镇人口主要靠政府粮食供应。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加上灾民救济，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1亿人。这样，到1953年底，需政府供应粮食的人口近两亿，这是旷古未有的局面。可见，粮食供需矛盾源自政府粮食供应面的急速扩大，随着大量工矿项目的启动使矛盾日趋加剧。

用统购统销来化解危机，并不是偶然想到的办法，延安时期就有过对重要物资进行统购统销的经验。1950年11月，陈云提出，“对一些民用必需品实行统购统销”。[44]随后，中财委作出统购棉纱的决定。[45] 1951年底，陈云开始酝酿粮食统购问题，并准备1952年进行试点；只因地方负责人深有顾虑，试点被推迟。[46] 1953年上半年，面对粮食形势日益紧张，毛泽东让中财委拿出办法。中财委提出8种方案，归纳起来，无非是两条路：一条路是继续市场收购，一条路是实行统购统销。邓子恢等人主张维护自由贸易；[47]陈云权衡利害，认为只能选择统购统销。具体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同时管制粮食市场，禁止私商经营粮食。陈的解决办法得到毛泽东赞许，中央一致同意，1953年底即刻实行。1954年又把统购统销的范围扩大到油料和棉花、棉布等重要品种。

是否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一个两难抉择。陈云形容为“挑着一担‘炸弹’”，他说：“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48]实行统购统销，必会引起反弹，甚至强烈反弹，这种情况陈云和毛泽东都预计到。毛泽东说有三个不满：农民不满、市民不满，国际舆论不满。[49]统购统销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的“余粮”逼出来，这就必然侵犯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和待价而沽的利益，引起农民不满是不难想到的。陈云甚至估计，“逼死人、打扁担，甚至暴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如果加大力度在市场上收购，势必强化农民惜售和粮食投机，引起粮食价格波动。粮价涨了，“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影响。”[50]决策者不愿看到刚刚平抑的物价再度波动引起社会不稳，更不愿看到因收购粮价大幅上涨影响财政积累，使工业化计划受阻。据有关研究，当时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出来的资金已达28亿元，与农业税总额（27.4亿元）相当。[51]

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农业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斯大林说，为了保持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必须通过“剪刀差”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这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52]毛泽东、陈云都谙熟苏联模式的真谛。1950年6月，毛泽东就说：“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53]陈云说得更明白：“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54]

但是，许多党内干部同情农民，他们本身就出身于农民。薄一波说：“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55]有抵触情绪的不但有基层干部，也有县、区两级干部，甚至还有省、部级干部。例如，河北省女副省长薛迅、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就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在党外，意见最为激烈的是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56]这引起毛泽东极为敏感的回应。第二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57]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第一个讲的。早在1949年12月，陈云提出，“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仁政观点。”他说：“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58]为了长远利益，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大仁政”。

统购统销政策从两方面缓解了粮食等农产品市场的紧张局面：一方面减少了粮食投机，另一方面增加了粮食征购比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份，就开始扭转购少销多的局面。在1953年至1954年粮食年度，粮食产量只比上年度增长1.8%，国家收购粮食却增加了80%。到1954年6月，国家粮食库存已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0%。[59]这种效果不仅在粮食收购，还包括其他主要农产品的收购。1954年，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3.3%，但国家收购农副产品总值比上年增加41%。[60]可谓“立竿见影”。

最初选择统购统销是一种现实性选择，与意识形态无关。但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它对推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1953年10月2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统购统销作为“对农民的改造”的重要一环，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61]他委托邓小平在10月13日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地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粮食征购政策，以此消除党内干部普遍存在的抵触粮食征购的情绪。[62]在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的有关决议中，把粮食供销紧张归结“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强调统购统销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63]在当时，党内普遍把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上。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给中共高层留下印象深刻。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粮食问题，曾引用马林科夫的说法鼓舞到会的人。这样，统购统销就不只是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措施，而且是作为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工具来使用，“要从各方面堵死农民走向资本主义的路”。[64] 1954年9月23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云明确说，统购统销政策“要继续实行下去，是不会变更的。”因为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65]统购统销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合理性和阶级斗争功用，它的现实性本质反而被遮蔽了。这样，一项危机处理措施转变成一项长期政策，构成基础性制度的一部分。

统购统销不只是农业走上集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把民族资本家逼上改造之路的有效手段。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整个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迅速扩张，私商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到1954年底，国营、合作社商业的批发比重由1952年的63.7%上升到89.8%，私营商业的批发比重由36.3%降到10.2%。[66]被排挤的私人批发商，或转业他营，或为国家代理批发业务。私人零售商则为国家代销经销。这样，私营商业1954年就率先实行了改造，进而推动了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由于国家掌握了70%的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割断了资本家与农民的联系，使私营企业很难从市场得到货源，只能依靠国家。毛泽东后来说：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67]薄一波也说：“中国的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纺工业，受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很大。国家从供销两头卡住了它们，他们不能不接受改造．”[68]

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虽然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开始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将需要3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样一个涉及6亿多人口的社会大改造，竟只用了4年时间，即在1956年就完成了，比原来设想整整提前了11年！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高潮”不是4年，而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半时间，而初级社转高级社更是在两、三个月内“一下就轰上去了”。[69]

“社会主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杨尚昆和薄一波的看法几乎一致：决定性的推力来自毛泽东本人。《杨尚昆日记》说：“这一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由毛主席（1955年）7月31日提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引起的。在这个报告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巨浪，出现了合作化的高潮。”[70]薄一波后来的回忆则说，高潮来源于“三个会议一部书”：[71] “三个会议”就是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0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并撰写了两篇序言和100多篇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两位都是当年的高层决策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说法有权威性。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加以推动，合作化高潮不可能以如此戏剧化的形式出现。

事实上，在1955年5月之前，尽管各地不时有冒进的冲动，但是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设想渐进式推进的。这与主其事的邓子恢等人的主张有关。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受毛泽东之托，携杜润生进京，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邓任该部部长，杜任秘书长。毛泽东对邓子恢说：“调你来做农村‘统帅’。”然而，毛很快发现，邓子恢与自己并不合拍。与土改时的激进主张不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步骤上相当谨慎。他自己解释说：办合作社与搞土地改革不同。搞土地改革，是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问题，那是阶级斗争，要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办合作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说服、示范、引导、帮助的办法。必须照顾农民小私有者的利益和习惯，当前应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环节，切忌急躁冒进。[72] 1953年，邓子恢上任不久，就着力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小私有者的特性，但他的方针不是照顾农民的特性而是要改造它。他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盲目性这种反动的一面。”[73] 1953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批评邓子恢“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一方面，毛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一方面，毛把合作化视为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村阵地的斗争，“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他要求发展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就“韩信将兵，多多益善”。[74]

1954年，党在农村的运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粮食征购，一方面推进合作化。当年，在大灾情况下，超购100亿斤粮食，许多干部强迫农民交粮，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在合作化方面，各地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到1955年1月初，全国办起新社38万多个，还有10万个老社。然而，工作粗糙，强迫入社并非个别现象。两方面的“过猛”使农民严重不安，农村全面紧张。不少地方“贱卖与滥宰牲口，滥砍林木”，农民“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这使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人感到情况严重，进而引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关注。从1月到3月初，中共中央连发四道“紧急指示”，要求整顿和巩固生产合作社、保护耕畜、迅速布置征粮指标，以安定农民情绪。然而，中央的紧急指示没有立即阻止各地合作化的过猛势头。到4月，全国合作社达到67万个，此外还有许多“自发社”（即农民自发办的未经批准的合作社）存在，出现了强迫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发展最快的浙江省问题最为突出。4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总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会同浙江省委，确定在浙江开展“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工作。全省由53144个合作社减为37507个，减少15637个，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全国有“缩”有“发”，两者相抵，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保存下来65万个。

毛泽东也不希望出大乱子。毛不只是听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他从来自农村的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入社并非都是农民自愿。[75]毛还收到黄炎培的来信，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76]这些信息传进毛耳朵，使他一度冷静下来，考虑暂时放慢合作化的步伐。3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要发展。“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77]在这前后，毛泽东甚至说，发展合作社1955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78]关于浙江整顿合作社的事，毛也是与闻并同意的。

然而，当毛泽东4月6-22日到南方视察后，改变了看法。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农民生产情绪消极只是少部分，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问题是，有些干部“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这种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79] 4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5月5日，毛泽东告诫邓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80]这是毛发出的一个严重信号。

虽然总目标一致，但在合作化的速度和步骤上，在如何解决农村紧张问题上，邓子恢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邓子恢认为，乱子主要出在合作化方面，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81]毛泽东则始终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主张以减少征购数量的办法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按他的话说，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82]

5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提议，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各省重报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毛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他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社有强迫现象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83]这次会是一个大转折，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方针，从“放慢步子”转向“加快步子”。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修改计划，提出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84]但这与毛的想法仍有距离。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等人谈话，提出增加到130万个左右。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第二天，邓去找毛，说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好。双方发生争论，持续好几个小时。7月15日，邓子恢又向刘少奇反映，说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为好。这引发毛泽东严重不满，毛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85]杜润生事后说，邓子恢的坚持，有其执拗性格的因素，其实无论100万个还是130万个，都是一个拍脑袋的数字。

自此，毛泽东已下决心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7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他不点名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毛泽东说，“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赶不上运动”。在他看来，过去几年合作社的发展都超过计划，而且大都巩固下来了。各地给他报告的情况是，现有65万个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这给了毛泽东底气。毛断定，合作社社员“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农民中“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党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走进社会主义。

与其说高潮即将到来是毛泽东的一个判断，不与说是他的一种热望。毛从“农民立场”和“国家立场”来论证为什么要全力推进合作化。一方面，他认为，占农民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要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工业化需要合作化。毛说，如果不能在3个五年计划内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而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就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供应问题，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他说，苏联用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我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解决它。“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86]这或许是毛泽东首要考虑的问题。合作社能否大幅度增产粮食还在未定之数，但合作社的确能够大大降低粮食征购的“交易成本”。陈云讲得十分明确：面对1亿1000万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而“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87]在这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一个战略上的理由，就是要利用不太长的和平机会。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估计“有可能给我们12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工业化”。[88] 1955年10月以后，毛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89]

所谓社会主义高潮，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1955年8月26日，毛泽东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这样，毛撇开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亲自掌控运动。毛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加写批语，转发各地，这些报告无一例外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检讨和批评“右倾思想”。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大炮轰”邓子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作书面发言。刘少奇批评中央农工部“发谣风”，周恩来批评杜润生“分散主义”，邓小平批评农工部对合作化的动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90]形势一边倒，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杜润生在会上作检讨。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子恢，认为六中全会是高潮来临前的一次社会主义大辩论。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新规划：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比原计划又提前两年。

六中全会精神贯彻下去，全国掀起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各级领导人争先恐后，总是超指标完成任务。“高潮”就这样出现了。各级领导人把推动合作化运动视为表明政治坚定性和展示政绩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更为本质，那就是党的各级干部早已对集体经济优越于个体经济坚信不疑。相对于合作化的目标，速度的快慢只是个策略问题，既然能快为什么不快呢？在这种信念支配下，合作化的“高潮”很难阻挡。到12月下旬，入社农户已达到75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

各地的典型材料象雪片式地送进了中南海，总共有1000多份。这些材料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社确实有比单干增产的“优越性”，反映“穷棒子”也能办好合作社。毛泽东极其兴奋地批阅了100多份材料，并着手把它选编成书，书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亲自撰写了104条按语和两个序言。在这里，毛提出了一个新判断：“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91]这个判断又在上下互动中得到了自我证明。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把基本完成初级社的时间从1958年提前到1956年下半年，并首次提出1959年基本完成高级社的时间表。1956年1月，又把基本完成高级社的时间从1959年提前到1957年。然而，一再提前的规划，仍然赶不上各地的形势，“高潮”来势之猛甚至超出毛泽东的预料。1956年年初，毛泽东曾想降降温，[92]但没起作用。到3月份，全国已有90%的农户加入了初级社，而且有55%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93]到1956年底，全国96%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

一些亲历者口述证实，“绝大多数人都痛痛快快地将土地证交到社里并办了入社手续。”[94]费孝通亲见江村成立高级社时的“热烈场面”，感叹“真是动人！”[95]这些陈述不能说不真实，但显然过滤了不同人群的内心纠结。不过，中国的集体化运动比苏联平稳得多，却是事实。[96]这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集体化之谜”。

中国合作化运动的成功，官方的解释是：中国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等，这种解释经不起历史的检视。1955年年中，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还只占农户总数的14%，高级社只是个别地试办。[97]多数农户加入初级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内，许多农户没有经过初级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没有入初级社就一步跨入了高级社。说合作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对多数农户来说不是事实。当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的许多材料说明，各地在动员农民入社时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现象是很普遍的，所谓“自愿互利”也很难做到。

为什么中国没有遇到苏联当年那样的群体性反抗？秦晖认为，这应归结为两国农村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国没有俄罗斯那种村社组织（米尔公社），正是这种村社组织成为抵制苏联国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一盘散沙，因而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力量。[98]这样的类比颇有启发性。然而，在中国，即便有类似的村社组织，也未必能作群体性反抗。中国农民的特性是相信世道和服从权力，这个“世道”就是不可阻遏的社会主义潮流。土改后，地主被打倒，富农力量极弱，构不成反抗力量。经过土改划阶级，在农民中深刻地植入“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等观念，农民虽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但怕“冒尖”。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农民，希望通过互助合作得到帮助，更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当然，也不乏“合伙平产”、想“揩油”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99]党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在农民中也产生了一种憧憬。党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实行“依靠贫民、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农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奏效，形成“羊群效应”。邓子恢说，“60-70%的人都起来了，其他20%的人就会跟着来，10%的人就分化了。”[100]这被分化、跟着来的主要是富裕中农。许多材料证明，富裕中农入社是迫于形势。在政治上，富裕中农怕被划到地主富农一边，尤其怕被划为新富农。在经济上，富裕中农很难平等获得国家在技术、物资和贷款等方面的帮助，又往往要在粮食征购上承受更重的负担。虽然对入社顾虑重重，担心利益受损，面对大势不能不入。

同时，不能忽视来自农村干部的动力。在土改及随后的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大量培养出来，这些农村干部都是土改中的“翻身”农民，对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有很高的认同感，其中有不少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当然，也有利益的驱动。个人发家致富的路被明令禁止，合作化又提供了一条新的上升途径，使农村干部的权力由单纯的乡村治理进入到经济领域，通过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既可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超出其家庭经营的经济利益，又能脱离繁重的农业劳作。他们办社热情很高，而且热衷于办高级社，并大社，因为社的规模大，干部掌握资源相对更多，权力更大，“可以办想办的事”。[101] “农村干部反对单干主张合作化，已经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102]

对毛泽东来说，相对于对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心中无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全在掌握之中。毛泽东把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作为一盘棋局，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政治压力，迫使资本家接受改造。1955年10月9日，他在审阅彭真的发言稿时，加了一段话：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103]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说，一切措施，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04]资本家们受到的压力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急切想摆脱剥削家庭。10月27日、29日，毛泽东两次邀约资本家头面人物和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颐年堂和怀仁堂，举行座谈。被邀有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毛要让资本家们相信，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毛还以赶超美国的强国目标相激励。[105] 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通过了对资改造的决议。中共采取了“两面夹击、网开一面”的政策。“两面夹击”，一是用农业合作化来促工商业改造，一是用私人企业中的工人来促资本家。“网开一面”，就是给定息，安排资本家及其子女的工作，给予政治上的待遇，实行“和平赎买”。从中南海出来，工商界巨子们看清了自己的归宿。11月2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通过决议并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资本家们敲锣打鼓，交出自己的企业，有的甚至交出自己的私人财产。其中有些怀抱实业救国梦想的资本家如荣毅仁等自觉选择了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少数，他们大多是头面人物，不少受到毛泽东的亲自召见，政治上有地位。绝大多数资本家只是无可奈何，随着潮流走。当时流行两句话：“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反映了资本家们的真实心态。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加快，使小业主们有被遗忘的感觉，他们甚至抱怨共产党“嫌贫爱富”，这些人本来本小利薄，加上国家计划范围日益扩大，经营日益困难，都强烈要求公私合营。1956年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陈云发言说：“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结果“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106]

一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竟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农村高级社基本上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实行集体所有、统一核算、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的经营方式；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包统配的集中管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管理体制等同于国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合作化后，形成了第一代城镇集体经济；城镇人口就业统包统配，形成“铁饭碗”制度；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90%来源于财政，79%来源于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投资主体；[107]国家统配物资从1952年55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108]中央直属企业由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国务院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2.3万多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5.2万多人。[109]市场作用从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领域依次退出，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条条”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在中国被复制出来。

四、“举国体制”的形成

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仅仅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其实是不全面的，它至少还包含三个重要方面：政治、文化、社会。

首先，政治集权。伴随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国政治体制也明显地趋向集权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转变。这个过程是通过“制宪”完成的。本来，中共没有打算急于制定宪法，因为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不仅民主党派满意，共产党也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管用。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政协为平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处在一个愉快合作的“蜜月期”。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共的这一意向。然而，斯大林建议，中国应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理由有三：一是确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二是防止泄密，三是通过选举实现由“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转换。[110]斯大林内心担忧的是，中国的“联合政府”里聚集了如此多有英美背景的民主人士，长此下去，有脱离苏联轨道的隐患。因而，希望中国向苏联体制靠拢。[111]

通过选举，让民主人士落选；然后，在组织政府时，给其“以恩惠”。大概是斯大林的这些话打动了毛泽东，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112]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即刻启动制宪工作，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宪法的起草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基本框架模仿苏联宪法，条文也有照搬的痕迹。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体制的转换。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原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全由中共党员担任；民主人士仍有12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8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3位国家副主席保留，原3位副总理改任人大副委员长。民主人士都得到安排，各有其位，但实际权力变化很大。原来，民主人士占半数以上的政务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取消了。政协虽然还保留，但已由代行人大职能变为一个咨议机构，即“各党派的协商机关”，各党派共同议政的平台不复存在。在政府任职的民主人士的感受是，自己“好似锡箔店中做夥计，明知无前途，只好干。”[113]事实上，自宣传总路线以后，在中共党内就有利用普选排斥民主党派的思想倾向，但中共高层出于统战考虑，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制止了这种“错误倾向”。[114]

二是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战争年代，各根据地被分割，中央给各根据地较多自主权。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连片，首先完成了几大区域内党和军队的统一。建国之初，实行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设有大区一级人民政府。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115]随后调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到中央，戏称“五马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统管全国经济。[116]史称“经济内阁”。后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也相继调京。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117]高饶事件加快了撤销大区的步伐，1954年10月，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

三是大权集中于党。鉴于共产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鉴于政府中有众多党外人士任职，周恩来、董必武曾主张党政分开。1950年4月，周恩来提出“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118]董必武更是坚持认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119]毛泽东一度赞同董必武的主张，但很快就感觉“分散主义”倾向在发展，对政务院决定方针政策不报告中央不满，[120]尤其不满刘少奇“擅自做主”[121]。1953年5月19日，毛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122]在6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论述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123]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个人决断。

第二，文化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意识形态一元化。建国伊始，中共就开始了文化改造，主旨是改变自五四以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多元并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用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124] 1951-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先后出版，印行达100万册以上，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范本，用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

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对教育的重视不言而喻，马叙伦说：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不只是共产党，左翼民主人士也不满于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体系，认为“将来必然地须在根本上来一个革命”。[125]不只因为现有院系、专业设置不适应工业化建设要求，尤其因为它深受欧美自由主义影响，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工农子弟无缘进入。1949年12月下旬，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26]

改造“旧教育”的第一步，是使全部学校教育公立化。全部接管国统区公立学校；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所有接受美英等国资助的学校、医院、教会先后全部收回自办，包括20所高等院校，514所中等学校，1500余所初等学校；1952年下半年到1956年，先后将全部私立79所高等学院、1467所中等学校，8925所小学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

几乎同时，对全国高等学校及所属院、系进行全面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专业人才为重点，将不同高校相同专业的院、系合并，发展专门学院，整顿综合性大学。例如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和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撤销燕京大学。经过调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4所。院系调整虽然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对专业人才的急需，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忽视人文学科、理工分家、专业设置狭窄、拆散名牌大学、削弱综合性大学、中断民间办学传统等。

院系调整的政治含义是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凯洛夫《教育学》以及大量苏联高校和中专学校的教材被引进中国，1950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1951年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仿效苏联教育的样板，从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师资培训全部依照苏联经验，随后苏式教育的影响在全国扩展。1954-1956年，尊奉苏联模式，否定欧美传统达到高潮。[127]

文化改造的主要目标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共党外知识分子。直到1956年初，在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仍占93%，[128]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1948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去美国的12人，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9人，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大陆的60人，占74%。[129]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季羡林回忆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觉得从此换了人间”。[130]建国以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到来，曾激发出广泛的热情，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1950-1953年，约有2000名留学生回国，成为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131]至1955年11月，回国的海外高级知识分子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有1041人，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类科学研究的奠基人或学术界的泰斗。[132]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相当宽厚。一份研究表明，北洋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门的科长；南京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一等县长；建国后，教授最高工资相当于中央副部长。[133]台湾学者陈永发认为，中共透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名气响的知识分子深感知遇之恩，并有负疚感，“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134] 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发起，众多名教授响应的。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渐渐激烈起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精神压力。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1955年2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演变成政治上的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受审查的人很多，知识界空气变得空前沉闷。[135]

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难以信任；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服务。因而，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家建设出力。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136]费正清说，这些运动并不见得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却“使大多数人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态度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137]

第三，社会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在全国城乡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与彻底的社会改造。在农村，通过剿匪反霸、废除保甲制、土地改革、构建基层政权等社会改革运动，重构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大地主、劣绅、特务、土匪、国民党党团、会道门等新政权敌对势力被彻底肃清；家族宗法组织、神祖祀会等传统社会网络基本瓦解；千百年来政权止于县和乡绅自治的传统结构被彻底打破；随着共产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普遍建立，曾经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农民协会也淡出历史。处于传统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获得政治上的“翻身”，以土地改革积极分子为主体、高度认同新政权的政治精英开始成长，国家权力成功楔入乡村社会。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运动，扫荡了国民党潜伏势力和派遣特务，也根除了在其他社会中很难根除的社会黑恶势力，[138]大量以乞讨、偷窃、诈骗、赌博、凶杀及其他不正当手段维生的城市游民被收容改造，400多万流落在各个城市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全部被资遣回乡。取缔各种会道门，取缔妓院，全面禁烟、禁毒，废除封建把头，切断国内宗教与国外的联系。这一系列措施，固然是为了巩固政权、恢复治安，然而城乡旧有的传统社区组织和民间势力也由此被彻底摧毁。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以运动方式推进，又依托于一系列社会制度。

一是城镇街居制。中共接管大城市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简称“街居制”。建国之初，全国各城市的街道组织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街政府，第二种是街公所或街道办事处，第三种是在公安派出所内设行政干事或民政工作组。195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条例，统一在城市基层设置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39]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城市的基层行政组织。居委会的性质定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延伸，垂直行政体系的末梢。[140]通过街居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覆盖城市社会的各个角落。

二是单位制度。所谓单位制度，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单位可归为三种：第一种是党政机关和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第二种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单位。第三种是事业单位，包括公立大、中、小学，公立医院，公立的研究院所、博物馆、影剧院等。单位是国家体制的延伸，也叫“国家单位”。每个单位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如省部级、地局级、县处级、科级。所有城镇正式就业者，都隶属于某个单位，绝大多数城镇人群都生活在“单位”之中。单位制度源于根据地时期形成专为管理“革命队伍”的体制，1949年以后，中共将这种管理体制普及到全社会。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单位所覆盖的人口迅速扩张，成为城镇社会体制的主体，在单位体制以外的城市就业人口所剩无几。城市社区被挤缩，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成为管理未被“单位”覆盖的社会边缘人的配套组织。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行为控制，主要不是通过基层社区组织，而是通过一个个的单位来实现。在单位制下，个人对国家的依附体现为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都依赖于“单位”。[141]

三是人事档案制度。国家职工大体区分为两种身份：干部与工人，两种身份界线分明。所谓人事管理，主要是指对干部的管理。干部不专指领导骨干，还包括所有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公职人员，诸如大中小学教师、文艺工作者、公安司法警察、科学研究工作者、医护人员等。干部管理的首要原则是“党管干部”，所有干部都由中共各级党委管理，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设立人事管理机构，协助党委组织部门管理人事，形成覆盖全国的干部人事管理网络。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严密的档案制度，干部档案涉及个人简历、自传、鉴定、考核、学历、职称、政治历史审查、参加党团、录用、任免、转业、工资待遇、奖惩、退休、退职等材料，档案制度既便利于干部的管理和使用，也是对干部队伍实行控制的有效工具。

四是户籍制度。1953年，有两个情况推动了户口管理制度在全国的建立：一方面，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选做准备，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另一方面，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准确的人口数据，实行粮油棉布等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需要核准供应对象，控制供应规模和范围，尤其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减少国家计划供应的压力，避免从农村提取的积累又被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消费掉。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两个文件，规定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规定了粮食转移证、粮票的管理办法。1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中国的户籍人口由此分割出两种：“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142]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从此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大部分，市民与农民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且带有世袭性质。这种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全面控制的社会体制是以国家对社会资源高度垄断为基础的。建国后最初几年，由于个体、私人经济大量存在，由于城乡自由市场的存在，仍然存在一个广泛的私人生活领域，存在自主经济活动和自谋职业。1956年以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在全国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农村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合作社内，通过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统一分配工作的高等教育制度，城市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各类单位内。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和就业渠道趋于狭窄，政府开始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个人基本被定格在一个区域和单位内。

由此，建立起了一种被称之为“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在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国家垄断大部分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的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

[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55页。

[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3]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329页。

[5]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17-618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7]《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3页。

[10]《人民日报》1949年8月15日。

[11]《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日、2日。

[12]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短短12年之内，苏联整个工业增长了5.5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6.9%，其中重工业增长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1.2%，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以上。[金辉等：《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13]见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上的报告，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182、204-205页。

[14]《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81=182页。

[15]《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73页。

[16]见1951年3月3日，周恩来在向出席工业会议、财政会议和其他专业会议的代表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工作》的报告，3月9日，周恩来在第75次政务院会议上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5-1056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页。

[18]宋劭文：《周总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21]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22]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第132页。

[23]《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页。

[25]《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2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13-214页。

[27]《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236-237页。

[28]《毛泽东传》（1949-1976），第253-254页。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4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1页。

[30]《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6-183页。

[31]《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3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3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4页。

[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0页。

[35]转引自江秀平：《五十年代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作用的消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

[36]《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

[37]《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页。

[38]《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3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56页。

[4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56页。

[41]《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259页。

[42]据薄一波提供的材料：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另外一个原因是，粮食市价高出国家牌价20%到30%，农民不愿意按牌价卖给国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57-258页；《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04页。

[43]转引自高王凌：《统购统销，一个突发的因素》，中国农村研究网，2010年5月14日。

[44]《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71页。

[45]《陈云文选》第2卷，第124-125页。

[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59页。

[47]1953年7月22日，在农村工作部部务会议上，邓子恢说：“粮食在农民手里，我们不能强征强购。我们取得粮食的办法，主要是供销合作社同农民签订产销合同，用工业品和商品来交换农民手里的粮食，就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推销工业品和收购粮食，实行系统的产品和商品交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

[48]《陈云文选》（1949-1956），第207页。

[49]《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7页。

[5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57、262页。

[51]转引自高王凌：《统购统销，一个突发的因素》，中国农村研究网，2010年5月14日。

[5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

[5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页。

[54]《陈云文选》第2卷，第97页。

[5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80-281页。

[56]梁漱溟发言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5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5页。

[58]《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59]柳随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60]《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61]《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5页。

[6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66页。

[63]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指出：现在粮食供销的紧张，“其本质是反映了国家计划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实行统购统销和管制私商的政策，不但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的供求矛盾”，“稳定物价和有利于节约粮食”，“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力帮助国家工业化的事业，拥护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乃是农民对于国家的一种重要义务，是农民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88页。）

[64]1953年10月，胡乔木到《人民日报》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何燕凌：《人民日报农业合作化宣传始末》，《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1年第1期，第48页。

[65]《陈云文选》第2卷，第124-125页。

[66]郭今吾主编：《当代中国的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6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6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15页。

[69]《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441页。

[70]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7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99-400页。

[72]《邓子恢传》，第451页。

[73]毛泽东在1953年10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5-297页。

[7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8-301、301-306页。

[7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76]《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0页。

[77]《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0页。

[78]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79]《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4页。

[80]《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4、425页。

[81]1955年5月6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82]《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375页。

[83]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84]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附件。

[85]《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381页。

[86]《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434页。

[87]《陈云文选》（1949-1956）第276页；《陈云文选》第2卷，第270页。

[8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89]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77-779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21-522页。

[90]《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9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9页。

[9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93]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94]参见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中国研究》2005年第1辑。

[95]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96]苏联从1929年开始集体化，到1936年完成用了7年时间，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和暴力镇压，1930年仅2个月内，农民屠宰大牲畜1400万头。1929-1933年，5年农业总产值下降18.5%，几百万富农及家庭被驱逐，甚至被枪毙，死人上千万。集体化造成的农业下降一直延续到战后。1953年，谷物产量还低于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

[97]农业部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页580。

[98]卞悟：《公社建立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民主与科学》2003年第5期。

[9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35页。

[100]《邓子恢文集》，第445页。

[101]参见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第9期。

[102]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427页。

[10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

[10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

[105]《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441、447页。

[106]《陈云文选》（1949-1956），第293页。

[107]周道炯：《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108]周太和：《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03页。

[109]张宏儒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页。

[110]刘少奇1952年10月3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

[111]参见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爱思想网， 2007年4月16日。

[112]刘少奇1952年10月3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

[113]《内部参考》1955年第21号，第372-378页。

[114]刘少奇在1953年6-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林样庚：《刘少奇与多党合作制度》，《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页。

[1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17]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11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119]《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120]1950年8月和9月，毛又他两次批示给周恩来，要求政务院及所属各部门决定政策方针都要“做出总结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才可下发实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460页。）1952年12月，政务院批准实行“新税制”，在全国引起波动，各大区、各省市纷纷来信反映。引起毛泽东严重关注，他尖锐批评“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35页。）

[121]1950年初，毛看到刘少奇关于东北互助合作问题与安子文谈话的记录，十分不满，叹气说：“少奇同志有些重大问题也不向我请示商量，就擅自做主，出了不少乱子。”张明远回忆，未刊，转见林蕴晖：《党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78页。

[12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0页。

[12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5页。

[124]《刘少奇选集》下卷，第81、82页。

[125]马叙伦在1949年3月14日召开的“大学教育座谈会”的发言。转见柴松霞：《建国初期北京私立学校改造纪实》，《文史月刊》2007年第5期。

[126]《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15日。

[127]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遗传学领域对米丘林学派的追捧和对摩尔根学派的打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乐天宇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无情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迫使北京农大年青遗传学家李景均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1955年，遗传学家胡先骕也受到政治批判，他的新著《植物分类学简编》被全部销毁。谈家桢后来说，当时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到了“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局面。（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文汇报》1998年9月22日。）

[12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129]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130]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7页。

[131]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10-11页。

[132]《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第234-235页。

[133]马嘶：马嘶：《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变迁》，《中外书摘》2003年第12期。

[134]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658-659页。

[135]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29-430页。

[136]转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37]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138]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139]崔乃夫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政》，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140]卢汉龙李骏：《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141]参见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原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142]转引自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出一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一、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为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本国改革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

中国领导人开始是基本赞同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它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5月2日，毛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1]建国之初，全面学习苏联，原本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在当时没有其他选择。事实上，也因此获得了诸多好处，苏联向中国各领域派出5000多名专家，帮助中国很快走上轨道。“一五”计划是毛泽东时代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但照搬别人的经验，毛“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据薄一波回忆，苏共二十大之前，毛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3]苏共二十大后，毛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避免苏联弯路，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问题。[4]不只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也都做了很多思考。

1.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毛泽东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汇报，这次调查形成的想法，集中体现在他在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其中5个问题讲经济关系。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毛泽东思考的首要问题。毛并没有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但鉴于苏联的教训，他提出适当调整投资比例，较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适当照顾民生改善。毛泽东还提出，二五期间适当放慢国防工业步子，降低军事费用以加快经济建设；利用好沿海优势，办好沿海工业。这两大方针关涉到对未来战争的估计，表明毛此时对国际局势持一种谨慎乐观的判断。毛提出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两个问题涉及到体制问题。毛的基本思路是适当下放权力，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这篇讲话。他后来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5]《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6]今天看，毛的思考走得并不远，仅限于发展经济的方法，没有涉及经济体制的两大核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两条在当时是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原则。毛自己也说：“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7]

在这之后，特别是在这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中共党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有所深化。背景是：三大改造高潮基本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新问题。如手工业和服务业合并过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服务不周，居民生活不便；公私合营后与国营企业一样，只顾生产大路货，不愿增加品种，产品货不对路；农业合作化后家庭经营减少，农副产品生产下降，过分强调一切都公有化和合作社越大越好，造成了管理混乱、收入减少、农村紧张等等。当时有一些形象的说法，如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没过去好吃了，王麻子剪刀没有过去快了。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大范围内不合理，小范围内合理；社会主义大范围内合理，小范围内有不合理之处。要使两个方面都合理，就应当在国家市场指导下允许自由市场存在，没有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8]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设想：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体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市场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9]这是一种改良型计划体制的构想，即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允许少量非公有经济存在。陈云的主张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认同，在八大决议中也有所体现。从文献看，体制问题成为八大讨论的一个热点，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商业部部长曾山，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都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毛泽东本人也产生过利用非公有经济的想法。12月，他在同工商业者谈话时说：“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0]

中共八大关于改革经济体制有一些新认识，但并不是要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当时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都是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奉者，刚刚尝到计划经济的甜头，当然不会对其发生根本的怀疑，只是希望为这种模式注入一些灵活性。中共八大文献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说法相互矛盾：陈、刘、周的报告和八大决议说允许个体经济和分散经营作补充；而八大通过的党章又把消灭资本家和个体劳动者“私有制残余”当作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11]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笔者认为，前者是暂时的策略性退却，后者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中共八大以后，一些省市先后开放了自由市场。然而，1957年夏，当自由市场冲击国家粮食统购时，许多人提出质疑，陈云本人也改变了主张，[12]随之大部分自由市场被关闭。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刻板的计划平衡和照章办事，与毛泽东全民动员的思路格格不入。他认为，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活力和创造性，并助长官僚化的趋势。[13]然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没有按照逻辑导向对市场的重视。我们看毛泽东讲了“十大关系”，却缺少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不是疏忽。他的思路是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建设一批大型骨干企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这是毛泽东的工业化思路不同于斯大林的主要之点。

2.扩大民主的尝试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对中共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会带来弊端。李慎之当年听胡乔木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14]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毛泽东等人在苏、美对比中，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某种肯定。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5]另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中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100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16]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17]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18]可见，毛、刘、周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当然，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

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苏共二十大的回应，而且看起来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诸如，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学术自由，甚至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大公报》等报纸重新交由民主党派人士主办，鼓励民主党派“唱对台戏”；[19]《人民日报》扩版，报道批评言论和刊登争鸣文章；《参考消息》扩大发行，放宽获取外部信息的范围；官方发动了一场“百花运动”，动员知识界展开学术争鸣。在国家体制上提出两项措施：一是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1956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就是一次尝试。大会发言者多达163位代表；小组会“允许辩论”；会后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映出一种新气象。周恩来把这视为对“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的借鉴。[20]另一项措施是试行行政体制改革，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力，实行中央与地方相互监督。中共八大在党的体制上也做了两项改革：一是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二是设立中央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用意在加强集体领导。

关于个人崇拜，八大的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尽管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中共的政治状况，但八大毕竟没有回避个人崇拜的问题。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显然与防止个人崇拜的话题有关。“健全法制”也是八大议论的一个话题，董必武的发言最为鲜明和尖锐。他批评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带来一种副产物，就是“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现在无论就需要还是可能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21]健全法制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有所体现。刘少奇还设想了一个以法治国的状况：“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22]不过，健全法制的话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在100多份大会发言中，很少有涉及法制问题的，甚至没有人提到1954年宪法。现在留下的毛泽东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辞。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们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很难越过的坎。当时，有两个说法在党内“颇为流行”：一是认为“国家法制只是形式”；二是认为“国家法制太麻烦，执行起来妨碍工作”。[23]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尝试扩大民主，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判断。1956年，毛、刘、周等中共高层认为，建国以来“中国的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无产阶级专政把反革命打垮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专政的职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识，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24]中共八大认定，国内主要矛盾已经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落后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矛盾，决定将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为使中国尽快地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这就是被广为讨论的“八大路线”。

对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当时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认为毛在搞自由化。东欧国家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但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大都担心，百花齐放会“放”出思想混乱来。在苏联领导层更是引起“深刻的怀疑”，[25]赫鲁晓夫深表不满和担忧，认为毛泽东是在玩火，或者是在设局。其实，他们都没有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实现他的建设宏图出力；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26]毛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僭越雷池。

二、1957年的“大转弯”

1956年，中共“以苏为鉴”，提出了走中国自己道路的历史性命题，并进行了许多值得称许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有很大局限，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架构，但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许会有不一样的面目。然而，这种探索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而且转了向，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波匈事件”的爆发，是苏联阵营的第一次大危机，也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其实，在东欧，危机的隐患早已潜伏。1948年，苏南冲突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党内进行大清洗，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这些国家共产党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由此带来了两个致命后果：一是严重刺伤了东欧国家民众的民族尊严；一是造成经济严重失衡和民生困苦。只是因为斯大林在世，压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另找出路，向西方开放，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斯大林一死，矛盾就开始暴露。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就是一个预兆。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自己扳倒了斯大林的神像，引发了一次“大地震”，许多共产党人惊惶失措，出现严重分裂，波兰和匈牙利首先动荡起来。苏联领导人一度进退失据，最后用谈判平息了波兰事件，用出兵镇压平息了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震动了整个世界，自然也引起中共高层极严重的关注。在这之前，毛泽东的关注，侧重于利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改变所谓“父子党”的不平等格局。然而，当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感觉到，社会主义阵营面临整体性危险，中共必须站出来帮助赫鲁晓夫度过难关，维护社会主义的稳定和团结。毛的转向，是从对斯大林的评价开始的。之前，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就对赫鲁晓夫的一些做法感到不安，认定斯大林应当“三七开”，不能全盘否定，毛本人对反个人崇拜也有戒心，警惕有人把它引入国内政治，但总的倾向是赞同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揭掉了斯大林的“盖子”，甚至让毛泽东精神上有一种愉悦感。毛泽东在八大前同尤金、米高扬谈话，以及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等国共产党代表的谈话，谈得最多的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以及对他本人的不信任，他借此宣泄多年积郁的心中块垒。

波匈事件后，尤其是11月11日铁托发表“普拉演说”以后，毛泽东明确转向。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归结为他的猜疑、任性、暴戾等个人品质，毛泽东更愿意把它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即缺乏经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铁托的“普拉演说”提出了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铁托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把跟着斯大林走的人称为“斯大林主义分子”。铁托的说法，引起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的愤怒。毛泽东认为，这将分裂共产主义队伍，必须驳倒它。以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标志，毛泽东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从探索改革之道转向维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共同道路”，从批判教条主义转向批判修正主义。[27] “修正主义”概念一经出现，就挥之不去，对此后中国20年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关注的重点还在国内。薄一波回忆：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仅在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28]此时，国内一些地方连续发生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退社的“闹事”，增加了高层的紧张感。毛泽东感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关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当时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说：“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29]另一方面也由于政策失误，重工业投资过多，人民生活苦，领导官僚化特权化，脱离群众，引起人民不满。中国能否避免重蹈匈牙利覆辙，也就在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阶级斗争的警惕。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醒全党注意，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30]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此时已经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此后，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完全是毛亲自伏设的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另有研究者依据详细史料说明，毛此时还没有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他发动整风运动，是真想解决党内“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31]从史料出发，笔者认同后一种分析。毛泽东当时估计，中国的反革命还有，但是不多了，刮不起匈牙利那样的“七级台风”。“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32]主题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提到，要防止形成新的“贵族阶层”或“统治阶层”。不过，需要补充一点，毛泽东始终是留有后手的。他警告说，如果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3]

实际上，整风的动议几个月前就有了，波匈事件促使中共提前整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3月在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两次重要的整风思想动员。特别是前者，后来被整理成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普遍认为这是毛建国后最重要的著作，毛本人也十分珍惜，视为理论创新。《正处》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求执政党的干部用新的民主的方法化解社会矛盾。这相对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的做法，是一个历史进步。然而，《正处》仍然是以政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法治的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守法受到保护，违法受到制裁。《正处》理论的致命罅漏，恰恰就在于它的前提，即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者民主。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一旦认定矛盾性质转化成了敌我矛盾，毛泽东提出的所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都将失去意义，重新启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和策略就成为不可避免。不幸，历史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演进的。

有人认为，1957年这场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群众运动，很快越出了它的范围，“成了一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34]笔者认为，如果有一场民主运动，它也不是自发的、且必定要出现的，而是执政党自己鼓动“大鸣大放”放出来的。毛放了一把火，结果烧出了他划定的边界，于是掉转方向，“后手”变“先手”。从整风转向反右，1957年的政治演进就是如此。其中决定性的环节有三个：

第一，由“小民主”转向“大民主”。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采用“和风细雨”的“小民主”方式，并没有接受一些人提出的“大民主”建议。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进行整风的思想发动。然而，沿途了解到的情况是，党外热闹、党内冷淡。大多数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长时间不宣传双百方针，这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发动全党整风，并且动员党外力量来冲击党内的沉闷气氛。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到上海看到民主党派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而共产党党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却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35]这意味着，毛接受了“大民主”。方式是召开各种座谈会，并把各种“鸣放”言论公开登报。影响最大的，是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各政党机关、群众团体以及教育、科技、文艺、新闻、出版、卫生等各界也陆续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号召向党提意见。虽说是共产党的整风，却听不到党内的动静，大量听到的是来自党外的批评，有些批评的内容越出“三风”的范围，涉及党派关系、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等制度问题，以及肃反扩大化等敏感话题，这就造成某种紧张形势。“开门”整风半月余，毛泽东虽然口头说党外人士所提意见多数有利于整风，事实上已感到某种危险。他特别提到，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的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36]到5月14日，中共高层认定，整风运动中暴露出一些“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37]预示着运动将要转向。

第二，采取“引蛇出洞”策略。5月14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经明确透露出准备反击的意向，但对党外秘而不宣。除涉及物价、外交、肃反三项，要求党报继续刊登“鸣放”言论，引右派出头，[38]以“暴露其反动面目”。[39]《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直到6月8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仍然要求“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并“登在报上”。[40]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5月下半月，各部委、各地区、各大学、各学会都纷纷邀请党外人士座谈。这种“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更多的人卷入“鸣放”中，而且言论越来越刺激，情绪越来越激动。如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5月16日之前开了7次会议，只有36人发言。而此后开了31次会，发言的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达140多人。[41]许多人是在一再动员后才发表意见的。青年学生也开始动起来，学潮从北京高校向全国蔓延，大字报、大辩论成为他们“鸣放”的新武器，“其言论尖锐和大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民主党派和教授们的意见”。[42]事态有向社会扩大的趋向，出现了大字报上街、学生请愿、工人罢工等情况。撇开极个别言论，无论是高层民主人士、大学教授还是青年学生，绝大多数人并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其政治诉求并没有越出“社会主义民主”的范畴，真诚地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实行民主、法治和自由。高层民主人士大都置身体制内，认同共产党领导。基于宪政民主理念，他们关于政治民主、权力监督、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建言，大多是建设性的。即使个别人有政治企图，充其量是想增加民主党派的发言权，决非取共产党而代之。至于在社会上出现某些宣泄反共情绪的言论，在偌大一个中国不足为奇。

然而，毛泽东决不接受这些主张，断定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6月14日和7月1日，毛泽东先后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毛认定右派分子的大本营是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主帅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同盟，他们的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43]。由此，反右派运动陆续在全国展开了。7月1日，毛泽东提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44]不到10天，右派骨干名单增加一倍，“大约8000人”。[45]

第三，把运动引向广泛人群。反右派运动所以伤人众多，很重要的一步，是将运动引向各行各业，引向基层。关键的一次会议，是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认定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要求用几个时间，继续“深入挖掘”，“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46]会议决定“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文艺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47]青岛会议前，反右派斗争主要在中央机关、民主党派、大专院校进行。青岛会议后，深入到地县两级和大工矿、中小学校等基层，进入了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阶段。

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许多人并没有“鸣放”，或因日记被查、或因他人揭发，或因“向党交心”而获罪。地方官员借反右之势，搞争权斗争，也并非例外。由此“挖出”的右派分子迅速增加。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48]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右派”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右派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右派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右派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49]这些“小人物”右派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从此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辞，“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解释说，八大“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50]这种解释在党内是很容易接受的，与之前邓小平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口径完全一致。[51]刘少奇也是认同的。[52]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认为只有经济领域的革命，而没有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不能巩固。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革命的提出，成为后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渊薮。

三、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不过这时，毛泽东认为，反右取得了重大胜利，可以转过头来推动他早就酝酿的赶超战略了。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欣喜，但有一点却使他不安：中国仍然“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和傲慢，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毛。1956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53] 1957年3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提纲末尾写下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真切反映了毛的焦虑心理。[54]

自1955年起，毛泽东憋足了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一段时间，毛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话题。他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他甚至说，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55]毛的雄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自信之上。这种自信，来源于社会主义将大大解放生产力的普遍信念，[56]更来自对中华民族之“伟力”和中共强大动员能力宗教般的自信心。[57]

如果不拘泥于词句，那么早在1955年底就开始酝酿和发动一场“跃进”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份被称为“农业四十条”的农村发展远景规划，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背景下，1956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各行业出现了浓厚的跃进气氛，只是这次冲动受到了暂时的抑制。

对于毛泽东提出加快发展的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都表示赞同。然而，当各级领导人头脑普遍发热、导致各方紧张的时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财经领导人产生了集体忧虑，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加大了。周恩来为劝阻毛泽东追加2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甚至与毛发生了当面争执。周对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意见。”[58] 6月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赞同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导思想悄然从“反右倾”转向“反冒进”，而年初提出的“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口号，实际上被搁置不提。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集体否决，这在建国后是极少见的。毛泽东心中不悦，但没有表露。毛首次表达不满在这年年底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会上，刘、周、陈云鉴于匈牙利的教训，主张进一步收缩计划，回应民生要求。毛泽东当即表示异议，告诫他们不要“泼冷水”。

1957年底，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给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竞赛”之后，苏联、东欧出现了一股赶超西方的浪潮。1957年，苏联赶在美国之前把卫星送上天；在毛泽东参加的9月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这些都给毛以很强的刺激。毛在莫斯科会议上，即提出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并迅即转告刘少奇向党内宣布。毛公开的口号是赶超英国，实际瞄准的目标是美国，同时还有苏联，他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59]自然，最终是要超越美苏的。从1957年底到1958年春，毛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它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而且逢会必讲，口气越来越严厉，称反冒进的领导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这使周恩来、陈云等人倍感压力，被迫作检讨，周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从反右运动找到了一种新形式，就是用“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发动大跃进。毛自信地认为，这可能是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方法”。[60]人们往往重视1957年反右对大跃进发动的政治心理影响，其实，1958年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其紧张程度和波及范围甚至超过1957年。在党内高层，揪出一批省级“反党集团”。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广东省长古大存、浙江省长沙文汉、青海省长孙作宾、辽宁省委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衡等被揭发批判，并开除党籍。在军队开展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在全国总工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在民主党派中开展“向党交心”的活动。其他大小运动不胜枚举，无一不是“大辩论开路”，造成了极紧张、亢奋和激进的政治氛围，所有不同声音都被压制了。

除了政治压力，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的思想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在1958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提出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人的推翻学问多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等等言论，有极大的鼓动性。它所表露的东西，除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视知识权威的倾向。1956年初，毛筹划国家建设宏图时，曾经强调知识分子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61]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当时，毛泽东对大小事都要依赖苏联专家极为不满，急切想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62]在中共八大，毛泽东提出，要在3个五年计划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63]然而，经过反右派运动，毛认为知识分子靠不住，这使他进一步转向群众动员，主要是底层民众的动员。相对于知识分子，毛更愿意相信普遍民众的创造力。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64]毛泽东的上述言论，十分符合以工农为主体的党内干部们的口味，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建功欲望、想像力和冒险冲动。

“强国梦”是一种民族梦，快速完成工业化是中国近代史共识。在世纪之初，孙中山就预言，“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大跃进就是想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在1958年大跃进中，中共领导人太渴望出现奇迹了。除了陈云不说话，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乎所有领导人头脑都发热。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1天等于20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1958年的体制下放，也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支撑。向地方适当分权，1956年就提出来了。1957年11月，制定出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3个文件，基本原则是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然而，到了1958年，适当分权的命题走向极端。为适应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几个月内全面、急速地下放权力，范围涉及计划和企业管辖、财政和税收、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投资和信贷管理、劳动管理等各项权力。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65]许多企业还层层下放。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基建项目，大量招收职工和调用民力，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

讲到1958年的体制改革，一般人只注意到“分权”的一面，却忽视了“集权”的一面。这次体制下放，看起来是分散了权力，实质上更加集中了权力，即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党委，党委又集中到第一书记。1958年初，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6月，中共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在中央通知中，毛泽东明确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他强调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66]这意味着，毛泽东通过党的系统，直接指挥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架空了国务院。地方党委也都成立了相对应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政府职权基本被党委取代，而第一书记同样是一言九鼎，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呈现鲜明的人治色彩。大跃进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异，与“第一书记”的作为关系极大。

大跃进期间，最重大的制度变革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兴起，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适应大跃进全民动员的需要，一方面是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追求。毛泽东历来偏好于“大”。1955年12月，毛就提出了办大社的思想，认为小社不能办大事，只有大社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和建设。[67]在1957-1958年冬春的农田水利建设中，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印证。一些跨村的工程建设遇到了社与社之间的矛盾，以及面临劳力和资金方面的困难，于是一些地方自发地把小社合并成大社，试图以此解决资源瓶颈。这消息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重新提出办大社的问题。1958年4月，中央政治局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地把小社适当合并为大社。随后，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等省出现并社热潮，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有的地方还办起了托儿所、食堂等。

在高层，办大社被赋予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开始酝酿一种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所谓“新”，显然是超越苏联集体农庄的。据胡乔木回忆，最早在1958年2、3月间，毛泽东就和陈伯达说过，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人在去广州的火车上“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68]到了广州，毛泽东又向他们4人谈对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5月19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上发言，将毛泽东等人建立“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透露给全党。[69]一种未来社会基本单位的构想在高层有了雏形。

同样怀有“大同梦”的地方官员，早就闻风而动了。7月中旬，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高层的帮助下成立了，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寄予了美好的希望。[70] 8月4日至9日，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在各种大社名称中，毛肯定“人民公社”。“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句话，被记者们立即公布出去，“一言兴邦”，全国普遍开始了大办人民公社。行动最快的河南省，仅8月一个月时间，全省农村就实现人民公社化，入社农户达99.98%。

8月17日到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整个会议充满着乌托邦氛围。北戴河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动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9月10日公布，全国范围内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来势之猛远远超过了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不到一个月，即到9月底，全国74万个合作社合并建成2.3万余个人民公社，加入农户1.12亿户，占总农户的90.4%。许多地方积极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各种奇思妙想应运而生。

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乎是所有共产党领袖的共同特性。当年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国家消亡、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的全面发展、财富极大涌流……这些理想倾倒过多少代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说10-20年后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1938年，斯大林保证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将在1943年以前。1957年，赫鲁晓夫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12年。在1958年的中国，许多人都感到共产主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了。除了马恩列斯有关论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张鲁的“置义舍”、康有为的《大同书》等都被毛泽东拿来参照。然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在他看来，战争年代搞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发薪水，过共产主义生活，锻炼出共产主义战士。22年战争打赢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他批评建国后实行工资制是倒退，助长了争等级、争待遇等资产阶级思想，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71]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要超越苏联，让共产主义理想率先在中国大地上实现。当时许多领导人与毛泽东一样对共产主义抱着炽热的憧憬。譬如刘少奇，整个夏天都在讲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生活，如何培养共产主义精神。对各地出现的公共食堂、供给制、托儿所、幸福院、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半工半读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热情，认为这都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雏形。历史学家在《人民日报》撰文，范文澜称，今天中国进入康有为描述过“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之日已不在远”。[72]胡华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已不是空想，而逐步成为现实了”，“这也是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新的曙光！”[73]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乌托邦运动。

公社化并没有造就一个无差别社会，却无限度地扩张了国家控制力。尽管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随着三大改造完成而建立，但当时仍然留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在农村，乡、社是分设的，合作社仍是一个经济组织，乡政府主要还是从外部对合作社进行管理和控制；合作社之外仍有小量个体农民，政策规定农民有退社权利，尽管退出很难；合作社内农民仍有自留地、家庭副业和林木、农具、房屋等私有财产，家庭仍是农民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然而，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直接诉诸于行政权力管理公社内的一切事务；集体之外再无土地，公社之外再无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取消，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等财产也都归公；撤村并户，农民进居民点，吃公共食堂，妇女劳力从家庭里动员出来，男女劳力编成各种“突击队”，有的直接编成班、排、连、营，实行统一调动，“大兵团作战”，这就是所谓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许多地方搞集体宿舍，男女分居，要消灭家庭。国家力量达到了对社会的超强控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

国家权力的无限度扩张，直接的后果是“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盛行，民力被滥用。1957年冬季，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征调劳力上亿人；1958年，全国大办各类“小、土、群”工业的劳力6000万人以上，大炼钢铁的劳力最多时达到9000万人；这还不包括修铁路、办工厂等其他事业调用的劳力，被调用的都是强壮劳力。“共产风”的盛行，反映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穷队与富队拉平，社办工业、学校、公共食堂、托儿所、老年幸福院、办公楼等所需财物，无不从农民那里拿来。当时，群众的说法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74]农民的口粮掌握在公社，饭碗端在干部手中，强迫命令、瞎指挥、多吃多占就不可避免。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浮夸风”，即全国性的集体造假。造假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顽症，至今不绝。它根源于干部任命制，以及以指标管理实施政绩考核的制度，[75]在这种制度下，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很难避免干部以造假博取荣誉、升迁或免于责罚的冲动。然而，像1958年那样，把造假变成了公开的理直气壮的竞赛，达到“亩产13万斤”的离奇程度，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仍然是史上罕见的。从根上看，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以高压推行高指标逼出来的。上面急切想看到“奇迹”，下面便极力迎合，添油加醋；媒体推波助澜，天天放卫星，批驳各种怀疑的声音。事实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说真话的干部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76]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竞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77]

四、滑向大饥荒

1958年，如此大规模的民力调用，如此大范围的社会改造，本身就潜伏着巨大风险。其实，毛泽东是有预感的，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私下给田家英等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78]自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不断释放出某种要降温的信号。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急于取消商品、货币的观点，明确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公社的财产不能无偿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河南修武县县委书记的一番话，提醒了毛泽东：如果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遇到丰年国家无偿调拨公社产品，将会遇到农民的反抗，遇到灾荒国家不可能给农民发工资、配口粮。[79]事实上，国家并不打算、也不可能把5亿农民都包下来。[80]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发肿病38.8万多人，死亡3.9万人。[81] 1959年初，新华社《内部参考》不断报道一些地区食堂停伙、浮肿病蔓延、大批农民向城市流动等现象。[82]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83]问题已经很严重。这些省市的报告毛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按照毛的习惯，新华社《内部参考》是必看的，因此不能说毛泽东完全不了解实情。

但问题远远没有充分暴露。广东、湖北、安徽省委给中央的报告，都认为，农村到处闹粮荒不是真的缺粮，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而是思想问题。[84]广东省委的理由更加离奇，认为如果承认农村普遍缺粮，“不只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被否定”，“今年再组织大跃进，动员群众无资本。”[85]许多地区以开展“反瞒产”、“反本位主义”运动的手段来强行征购粮食。王任重提出，对瞒产干部“从警告、撤职、直到开除党籍”；赵紫阳更提出，“甚至法办”。[86]毛认同一些省委的分析，相信“产品本来有余”。[87]不同的是，毛这一次对农民瞒产私分表示“很同情”。他说：“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88]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89]在这里，毛似乎站到了农民一边。他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90]毛从瞒产私分看到“是一个所有制问题”，确实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1959年2月至4月，毛先后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第一，提出要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即原有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第二，承认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缩小供给制的比例和范围，改“吃饭不要钱”为“吃饭要钱”；第三，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农民搞私养家禽、家畜等家庭副业；第四，把郑州会议“旧账一般不算”改变为“旧账一般要算”，要求各地对刮“共产风”时调用的农民财物实行退赔。毛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算账也可以锻炼干部”。[91]

上述政策的落实并非没有阻力。一些省、市领导人如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王任重等人，都“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92]各地在贯彻中困难就更大了。一些干部怕再犯右倾错误，而一些1958年折腾得很厉害的干部不愿意后退，退了等于承认自己犯错。退钱、退物的阻力主要来自公社一级，因为“共产风”主要是公社“共”了各生产队的“产”。现在，许多农民的桌椅板凳被损坏了，许多房屋被拆了，许多树木砍下烧了，平调的钱花光了，即使愿意退赔也困难。更多的情况是，公社干部舍不得把钱拿出来。因此，1959年上半年的整社，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所谓算账、退赔只是说说而已。

有人对毛泽东率先纠正错误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错误是毛带头犯的，也是他带头纠正的。从一定角度看，确是如此。但也要看到，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除了毛泽东没有谁敢率先提出纠“左”。如果说，1957年反右，使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集体失声；那么，1958年批反冒进、批怀疑派观潮派，党内不同意见也难表达了。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他批评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93]在成都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当时，柯庆施有两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9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检讨时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95]《毛泽东传》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96]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在这种气氛下谁都不敢说，包括陈云这样地位的人都不说话。北戴河会议前后，薛暮桥等人曾私下劝陈云向毛泽东进言，陈云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97] 12月，陈云觉得，六中全会提出1959年1800-2000万吨钢的指标太高，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不要公开发表这个数字，乔木不敢去说。[98]胡后来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护陈云。1959年1月18日，在毛泽东召集的一个小会上，陈云说，武昌会议制定的指标过高，难于完成。毛听后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99]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这时，毛或许真想听听陈的想法，然而陈云不摸毛的底，不敢完全表达意见，更不敢坚持，不久还给毛作了一个检讨。到4月初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对公布1959年高指标有些后悔，他批评胡乔木说，你一个秘书，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100]

陈云的谨慎不是没有理由的。195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的思想在进退之间，说法前后矛盾。一面说要“压缩空气”，降低指标；一面说要“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101]。一面称自己“代表5亿农民和1000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102]；一面说如果对于公社优越性的这一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103]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正敏感地观察党内反对意见的形成，就在4月5日七中全会上，毛作了一个极具情绪化的长篇讲话，说谁也没有想到会刮“共产风”，出这么多乱子；责怪人们向他“封锁”消息，提出权力要集中，“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历数他与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洛甫、朱德、刘伯承、林彪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吵架”的历史。说“我得罪了你们……你们全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毛的这一番话，令在场的李锐深感诧异。他与田家英、胡乔木等毛的秘书们共同感觉到，一年来乱子闹得太多、太集中，毛感到自己有责任，又不愿痛快承担，以谈历史来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反对他的人都是不正确的。[104]依笔者看，毛在宣泄一种失望的情绪，埋怨下面没有很好地贯彻他的意图，实现他的抱负；同时，他在向高层发出警告，不要趁乱挑战他的权威。这对彭德怀尤其明显，毛说，他与彭德怀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若犯我，我必犯人。”[105]

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子，把党内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干部认为，“气可鼓不可泄”，坚持要继续大跃进；而另一些干部却感到，危机将至，不胜惶恐。前一种声音仍然理直气壮，但后一种声音已在私下积聚。张闻天与彭德怀、陈云与彭德怀都交换过看法。[106]朱德、董必武、林枫联名向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建议“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朱德还提出，不能完全否定“个人所有制”。[107]在地、县委书记和一般干部中，质疑声更强烈、更尖锐，认为“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108]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径直在无为县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党内高层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分歧的状态下参加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毛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底线是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毛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毛认为，建国前7年没有自己的东西，无非是照搬苏联，真正自己的东西就是大跃进和公社化。他不仅要以此为中国找一条道路，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树立标杆，奠定自己的国际领袖地位。因此，他不容有人怀疑和否定。杜润生说：“毛是不能激的”，他认准的事，越是有人说不行，就会“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109]彭德怀在庐山给毛的信，激起毛强烈反击，尽管彭主观上并不想刺痛毛。仔细分析，毛的激烈反应，也不只是因为彭的信，他断定有不少人对总路线发生动摇。恰在这时，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的“斗志”。8月1日，毛在这份材料上批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10]

当然，庐山会议把“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有更加复杂的背景，包括历史恩怨、山头主义和权力斗争等因素。会上风传，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111]柯庆施、李井泉等人也对毛说，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毛主席的。[112]毛认定，彭是在向他“下战书”，毛把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113]向高级干部们摊牌：是跟我毛泽东走，还是跟彭德怀走？[114]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彭意见的人，都没有第二种选择，只能站到毛的一边，批判彭。那么多高层领导，“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115]有人还噙着泪去劝彭德怀，从“大局”出发作检讨。两个根本观念决定了与会者的态度：一则“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116]在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就事论事的余地。一则维护毛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多数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一切，是非曲直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东西。更何况，有一批重要领导人劲头还很足，还要继续大跃进，不愿听反面意见。他们是自觉地维护毛、维护大跃进的。

庐山会议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前，农村就已经出现灾荒，但是如果继续纠“左”，还不至于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庐山会议及此后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危机推向深渊。

庐山会议后，毛再次倡导全党读书，他带着一班人，花了两个多月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周也分别组织读书。我们从后来整理出来的读书笔记看，毛的主旨是要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寻找理论支持，回答国内外的质疑。还有一个宏大的愿望，就是要编写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117]要创出一个社会主义新模式，必须写出一本不同于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从读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的一些深层理念。诸如，他认为“穷是动力”，“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他对列宁“国家愈落后，过渡愈困难”的论断表示异议，[118]认为“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他批评苏联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认为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说：“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119]刘少奇也说：“‘按劳分配’万岁，是难以走到共产主义的。”[120]刘说：“农民说得好：‘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如果群众觉悟提高，群众会说：宁愿少吃一点，多积累，多生产一些。那么速度就快了。积累多少？只要群众谅解，可以多积累。”[121]毛、刘都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热情不减。毛对公共食堂更是情有独钟，在庐山会议上，毛严厉批评张恺帆解散食堂，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122] 1960年初，毛仍然希望，多数公共食堂能在改善管理后继续办下去，争取全国能有80%到90%的农村人口到食堂吃饭。[123]

党报、党刊连续发社论，批驳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议论，否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事实。[124]陈伯达还从国家统计局找来数据，证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是正常的。[125] 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连发社论，提出要在整个1960年代实现“连续跃进”，1960年要“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126]各地从高级机关直达基层，展开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大批对大跃进和公社化有过微词的干部，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发动继续大跃进。根据毛泽东壮大社有经济的思想，中央发文号召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大办万头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商品生产基地等。各地展开了“五个大办”的竞赛，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自留地、家庭副业又被取消，已经散伙的公共食堂强行恢复。然而大办“社有经济”，除了“空手套白狼”，平调生产队的人力和财物，便无从做起，它的后果是“共产风”、强迫命令卷土重来，比1958年有过之无不及。如果1958年还有某些乌托邦理想的驱动，那么到1960年，各级干部就只能直接诉诸于各种强制手段了。

尽管地方隐情不报，还是有一些反映干部犯法乱纪问题的报告送到了中央。如4月4日和11日，中共中央转发和江苏高淳县事件的通报和上海奉贤县事件的报告，反映少数干部“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情况，当时是把它作为少数阶级敌人搞破坏的特殊事件处理了。事实上，许多更加严重的问题还没有暴露。薛暮桥回忆：“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127]如果说公社干部是不敢说，那么一些县、地乃至省级负责人则是封锁消息。“信阳事件”[128]在1959-1960年冬春就发生了，信阳地区及各县领导者极力封锁消息，扣压来往信件，他们分片把守，要道设岗，沿边巡逻，阻止逃荒者外流。[129]当然，他们这样做，也能找到依据。中央曾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坚决收容、遣返盲流。[130]直到1960年10月，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还不承认河南缺粮。这月下旬，陈云到河南调查，河南方面告诉他，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粮食，还可调出粮食。[131]这已经到了信阳事件暴露的前夕。

由于地方隐瞒，高层不清楚全国灾情有多严重。1960年夏，中苏两党闹翻，赫鲁晓夫全部撤走专家，激起群情激愤，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有志气，勒紧腰带，提前还清苏联欠债。[132]随后展开了“保钢保粮”的运动，延缓了救灾的时间。直到10月下旬“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大批死人的情况令大家十分震惊。后来各地的情况陆续报来，知道并非孤立事件，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农村局面。

五、思想和体制透视

“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有多少非正常死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数字多少，不妨碍我们对段历史作出反思。美国学者杨大利认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无疑要为饥荒负上最大责任；不过，毛泽东和其它中国领导人并非蓄意引起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性命。[133]这个说法不错。历史上的人为灾难，并非都出自恶的动机，那些抱有崇高目标却带来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更具有悲剧意义。西方有一句谚语：“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只是不同国家所依托的体制和所能调动的资源差别极大。基于独特的近代历史背景，在中国推行赶超战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正如许多建立伟业的历史人物都可能自我膨胀一样，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他们相信，只要将亿万人动员起来，苦战几年，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如刘少奇所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他们自信掌握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和通向人类美好社会的钥匙，自信通过人民公社可以把人们带进一个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里，人人平等、富足、高尚，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134]

这场实验所以通行无阻，是因为它依托于一个“全能主义”的集权体制，几乎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民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获得了其他社会不可能有的动员力。这种动员力量由于存在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而强化，“毛泽东就属于那种把人格的魅力与思想的魅力集于一身的超凡魅力的人民领袖”。[135]毛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能力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6亿多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薄一波回忆说：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136]不过，“以一人是非为是非”并非自发形成。个人崇拜是伴随着党内斗争的激烈化而不断升级的，庐山会议后尤其如此。如果说庐山会议前许多人还在迷信毛，庐山会议后更多的恐怕不再是迷信而是畏惧，在高层更是这样。陈云后来说，当时党内的状况是，“逢人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137]以政治斗争压制各种不同意见，结果是个人意志左右全局，最高权威无法约束，无论进退，都倚仗于一人决断。真正的危险不在因缺乏经验而犯错，而在于因阻塞批评而丧失纠错的能力。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胚房扒掉肥田；毛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放卫星、办食堂、军事化、撤村并户、男女分住，消灭家庭等等做法，都是干部们“创造”出来的。当闯出乱子后，许多人为保全自己或迫于压力都隐情不报，导致真实情况不能上达，延误纠错的时机。每个人都成了高速旋转战车上的一个部件，每个人的行为似乎都能找到理由，又都无法对其后果负完全责任。

1959-1960年的饥荒，直接原因是国家实行了高征购。1958年7月，农业部汇总全年粮食估产高达10000亿斤，比1957年3900亿斤增长1.6倍。毛泽东感到有水分，砍了1/3，公布时降到6000-7000亿斤，这与真实产量仍然相去甚远。后来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比1957年3900亿斤略有增加，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22.23%。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只有3400亿斤，中央却全然不知，粮食征购指标反而增加了近15%。从原定1150亿斤追加到1350亿斤，实际征购了1200亿斤，占到实际粮食产量的35%。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仍高达1021亿斤，出口粮食53亿斤，出口量与1958年相等。[138]

高征购不仅因为高估产提供了虚假信息，还与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有密切关系。在粮食危机到来之际，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挽救城市，[139]饿死人基本上是农村现象。“大跃进”兴起后，各地从农村大量招工，3年招收职工2500万。城镇人口从1957年底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亿多，3年增加3124万，增加了近1/4。[140]吃“商品粮”的人口比例，从15%左右提高到近20%，大大加剧了国家粮食供应的压力，不得不提高粮食征购率。1960年，中央首先感受到，粮食危机是因为京、津、沪、辽等大城市和重工业省份粮食告急。[141]为了保城市，三翻五次动员产粮省份调出粮食。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由于李井泉为中央解难，大量调出粮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反而成了饿死人最多的省份。[142]为了保证高征购，许多地方疯狂地开展“反瞒产”运动，夺走了农民相当部分的口粮。由于完全封闭了粮食自由市场，人们无法通过交换获取粮食，更使政府无法从市场获取及时信息，导致救灾行动的滞后和顾此失彼。

农村饥荒的加重，还由于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全国至少有4亿人进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1958年，许多地方执行得很“真诚”，常州市把公共食堂办成了流水席，社员们随时都可以坐下吃。甘肃有些干部“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非要他吃不行。”像是到了君子国。1958年，年景并不坏，农业丰收在望。可是几千万人正在山上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留在农村的劳力也不关心收成多少，浪费和干部多吃多占消耗了过多粮食。毛泽东幻想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新道德并没有出现，所谓“公地的悲剧”却得到充分证实。[143]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许多公共食堂已经难以为继了，仍然作为“社会主义阵地”继续坚挺，已经解散的重新恢复。由于收走了自留地，没有了家庭副业，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生存完全依赖于“大食堂”。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农户各家精打细算，辅之以自留地自救，饿死人的数量完全可能大幅减少。

由此，我们应当得到启示，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有学者认为，“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毛泽东的发展思路还是有合理性的。美国学者杰克·格雷甚至说：“利用农村劳动力剩余实现农村的综合发展，可能是大多数穷国谋求进步的最好途径。”劳动力动员可以克服中国发展的障碍，诸如土地、资本和技术的缺乏以及国外的控制。[144]原则上讲不无道理。中国最缺的是资本和技术，最不缺的是人力；中国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行政资源，共产党干部最擅长搞群众动员。这两者结合不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通过直接劳动积累搞一些修塘、修坝、修路这样的工程，如果组织得当，并非毫无成效可期，大跃进留下的“遗产”可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水库，也有一些大工程，如林县“红旗渠”。无论如何评价大跃进，对于那个年代人们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后人都应怀有一份敬意。然而，调用民力是有限度的，而且应当有偿、惠民。违背农时，滥用民力势必造成灾难，中国历史不乏先例。至于忽视资源和技术的约束，全民动员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只能是劳民伤财。1958年搞起来的农村工业，在1960年代初的调整中基本上归零了。当然，如果不是服从国家意志，而是基于农民的自身利益，在中国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有其自身动力。1970年代以后，一些地区的社队企业在夹缝中生长，就是农民在计划经济和城乡分割制度下的自我突围。包括社队企业在内大量地方中小企业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80年代以后的经济市场化转型。

[1]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381页。

[2]《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7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2页。

[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5]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页。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9-370页。

[8]《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99页。

[9]见《陈云年谱》中卷，第33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11]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2页。

[12]《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186页。

[13]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14]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炎黄春秋》1999年01期。

[15]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16]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8-489页。

[1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18]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中央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页。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21]董必武：《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9月19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7-468页。

[22]《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页。

[23]董必武：《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9月19日。

[2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95-496页；《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一组文稿》，《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603页；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25]苏斯洛夫就《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的报告》草稿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9年12月18日。

[26]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2日，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1-492页。

[27]1956年12月，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首次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此后反修的调子日益升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同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又说：“在现在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1、575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334、335页。

[31]参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七、八章。

[3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3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

[34]杜光：《“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5期。

[35]《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36]《林克日记》（手稿），第37-39页。

[1]19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册，第18页。

[37]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讲话（摘抄本），1957年5月16日。

[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8页。

[3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页、432页。

[40]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41]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9页。

[42]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28页。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37页。

[4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62页。

[46]青岛会议发言（记录稿），1957年7月17-20日。

[47]1979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

[48]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49]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1957年10月7日)。

[50]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还不心服”，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结论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2期，第49-51页。）

[51]1958年5，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第页。]

[5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53]转引自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5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

[55]毛在《高潮》按语中曾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5页。

[56]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时就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57]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58]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59]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60]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6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0页。

[6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2页。

[63]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第5期。

[64]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6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68-269页。

[6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7-258页。

[67]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31-732页。

[68]转引自《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

[69]嵖岈山区流传一个顺口溜：“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包扁食(饺子)。”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样的日子更加“美妙”了。1958年4月20日，满脸欢笑从四面八方涌来1万多名老乡聚集在杨店街，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嵖岈山大社的成立大会。四周插满了红旗，挂满了标语。当宣布嵖岈山大社成立时，“鞭炮声与骤然响起的掌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直震得人的耳朵嗡嗡地响。”王来青：《全国首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大社兴衰录》，人民网2010年1月15日。

[7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06页。

[71]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195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72]胡华：《“天下为公”的理想逐步实现了！》，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7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57页。

[74]参见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2010年第9期。

[7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09页。

[76]1958年9月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成为水稻亩产之最。浮夸的结果是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1958年的实际的产量不足1.05亿斤）。在高征购下，就是这个县饿死1.9万人，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07.64‰。（韦纯束主编：《当代中国的广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77]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102、106页。

[7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79]尽管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但最终并没有能够实现乡镇以下的行政化，生产大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公社化的初期，大队长是由国家干部担任的，但后来都由非脱产农村干部担任。这表明国家虽然要控制农村的生产活动，但不希望承担过重的财政负担。

[8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36、530、584-586页。

[81]1959年1月24日、1月27日，1月10日、2月2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8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15页。

[8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0-81页。

[84]《广东省反瞒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基层干部报出黑粮二十八亿斤》，1959年2月5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8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0-81、53-54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393页。

[8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70页。

[87]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08-109页。

[8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89]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5-75页。

[9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72-173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440页。

[91]王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第921页。

[9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793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88页。

[9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2页。

[94]《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22页。

[9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802页。

[96]孙业礼、熊亮华著：《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97]《陈云年谱》中卷，第439页。

[98]《陈云年谱》下卷，第4页。

[9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391页。

[10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75页。

[101]转引自《毛泽东传》，第922页。

[10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5-75页。

[103]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471、472、473-474页。

[104]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474页。

[105]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720、723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4页。

[106]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0页。

[107]参见1959年7月8日、7月1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108]《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

[110]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19页。

[111]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转引自《毛泽东传》（下），第983页。

[112]毛泽东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113]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讲话。

[114]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

[115]王也扬：《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116]1959年12月14日刘少奇与许涤新等人谈话。转见《孙冶方全集》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117]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18]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119]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第115、123页。

[120]刘少奇1959年11月13日讲话。

[1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31页。

[1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123]1959年9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红旗》1959年第18期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

[1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14页。

[125]《人民日报》1960年1月1日元旦社论、1月2日《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社论。

[126]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127]信阳事件指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粮食产量严重虚报。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地方官员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酿成饿死百万人的惨剧。参阅林蕴晖：《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现代阅读》2011年第6期。

[128]《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香港，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06页。

[129]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30]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131]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132]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133]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版，第280页。

[134]见詹姆斯·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81页。

[136]《陈云年谱》下卷，第106页。

[137]《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

[138]据当时任信阳行政公署专员、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临终前写的一个回忆材料，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当地所属大小粮库竟然都是“满满的”。（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139]《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186、187页。

[14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

[142]林雪;廖伯康：《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申再望：《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143]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文章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144]杰克·格雷、马克·塞尔登、高默波，晓沐、林育川、宋婕译：《“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专题》，《现代哲学》2007年第4期。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昭示一场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本应是中国走上改革的一次契机。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却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道路。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一定程度上承认有错误，但他把乱象主要归咎于阶级斗争。毛允许并亲自组织了有限度的退却，但对刘少奇等人全面调整政策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在暂时的困难和错误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毛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整体性的不满，似乎感受到一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全面危险，而主要危险来自党内。毛的注意力从经济领域回到政治思想领域，重提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中美对抗无丝毫缓和迹象，中苏同盟走向彻底分裂。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政治日趋激进，反修防修成全党共识。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走上了一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不归路。毛的目标不只是要从政治上清除走资派，重塑党和国家权力；而且要进行人心改造，培养“共产主义新人”。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结果陷入暴力、派斗与权争的陷阱，文化大革命催生了否定自身的力量。

一、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1.危机下的退却

大跃进失败是毛泽东难以吞下的苦果。他满怀信心通过大跃进创造一个发展奇迹，通过人民公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将亿万人投入了饥饿之乡。毛的第一反应是，坏事是由两种人干的：一种人是“反革命”，搞“地主阶级复辟”；一种人是“死官僚”、“糊涂人”。更由于“反革命”利用“死官僚”，篡夺了地方的领导权。一些县社坏人当道，把坏事做尽。毛强调在这些地方，必须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整风整社的基本方式是扎根串连，组织贫、下中农的核心队伍。1961年2月10日，刘少奇给刘子厚写信说：“不放手发动群众，直接宣布政策，让群众大鸣大放，使群众翻过身来，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那里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2]中南局的报告称：“这可以说是继土改、合作化以后的第三次‘组织起来’。”[3]在各地整社中，不少社队干部被划为漏网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坏分子”，遭到批斗抄家，并使用肉刑。这里已经看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的影子。当时，邓子恢、张鼎丞就私下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4]其实，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从根上说源自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一方面，干部们将来自上面的巨大压力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另一方面，一切资源集中到人民公社，饭碗端在干部手里，难免干部不滥用权力，甚至胡作非为。湖北沔阳海口公社在整风整社中发现，干部整群众的方式有20多种。[5]

当然，毛并没有把问题完全归责于基层干部。1960年12月30日，毛在听取汇报时说：“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6]这里讲的“人祸”，应当包含了某种自责。1960年底到1961年年中，毛在小范围内对直接与他有关的三件事作过自我批评，一是1958年北戴河会议为过渡设定时间表[7]；二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使大家不敢讲真话了[8]；三是1960年初提出“五个大办”，使“共产风”卷土重来。[9] 1961年，是毛的思想最为冷静的一年。在人民公社政策体制上，毛退了四步：第一步，1960年11月发出紧急指示信，遏制疯狂的“共产风”，有限度地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市场。第二步，1961年3月广州会议，大大缩小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第三步，1961年6月北京会议，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第四步，1962年2月，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相当于初级社）。

毛从大跃进的失败中是得到一些教训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所有制过渡不能那么急，[10]一条是搞经济建设不是那么容易，承认他本人对经济不怎么懂。[11]他说，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的时间。[12]这与1958年信心满满地提出几年、十几就可以“超英赶美”，三、五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状态，已经冷静了许多。然而，毛决不放弃总路线。他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路线上，而是出在执行当中。错误主要是“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等；原因是没有经验，疏忽了调查研究，下面又封锁消息，导致“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毛抱怨干部素质低，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毛的调整思路是，通过制定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来完善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得到毛的认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组织全面调整。在管理体制上，把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包括企业管理、财税、计划编制、基建审批、商品收购、文教事业、劳动招工、物资调配等管理权限重新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一系列调整措施中，有两项是“伤筋动骨”的：一是大量下放城镇职工和人口。1958年以来，从农村招收的2500多万职工，在1961-1963年几乎全部被辞退，同时下放农村的还有1957年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共计200多万，形成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逆向流动。它带来的社会性后果是，更加严格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二是大规模压缩工业和基建规模。这更被称为一项“壮士断腕”的举措，到196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两年减少了4.3万个，相当于1960年全部企业数的44.8%，农村社办企业绝大部分停办。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一年内发生了微妙变化。从1961年年初的一系列谈话和举措来看，他对困难局面是看得比较重的，心情也是比较抑郁、沉重的。然而，到8月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开始表露乐观的情绪来。认为经过1961年的调查研究，情况摸清了，政策制定出来并已经见效，形势应该很快好起来。毛说：“现在已经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到了年底，毛说：“久病之体，现在应该是起床的时候了。”提出：明年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都要“跃进”。[13]这里潜伏着一种危机。毛的判断与干部们的感受，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了解到的情况差距甚大。农村政策虽然制定，农村形势却不可能立即好转。城市的问题刚刚暴露，真正“伤筋动骨”的调整还没有开始。这种对形势估计的重大差异，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政策分歧。

1961年，干部们早没了1958年那种亢奋和狂热，情绪普遍低落。不少干部面对受灾百姓有强烈负疚感，“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14]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怀疑，但不敢明说，思想迷茫，不知下一步怎么走。干部们顾及本地民生，不愿再无条件地执行粮食证购指令。10月9日，李先念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最近我听到一些消息，说有些地方在三级干部会讨论粮食问题时‘顶’得很厉害，很凶，斤斤计较。”[15]在11月中央会议上，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也说：“现在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讲征购就抵触。”其他中央局书记都有同感，表示本地完成征购任务很困难。[16]这使得全国粮食征购和上调任务都落实不下去，京津沪等大城市有断粮的危险。中央领导人急于星火，不得不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反对“分散主义”，打通思想，提振士气。为了粮食征购需要把地委、县委书记们都召来，本身就表明形势的严峻和党内情绪的低落。

多数中央常委与毛泽东的想法也拉开了距离，部分原因是调查研究让他们对农民正在经历的大饥荒有了切肤之痛。1961年，毛泽东倡导全党搞调查研究，但毛本人仍然只听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则直接走到农民中间去。面对面黄肌瘦的老百姓，直接听到农民尖锐的批评，许多领导人被触动了，引发出更多的思考。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家破人亡。”[17]周恩来在河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18]陈云在上海老家听到的牢骚就更加尖锐了，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陈云动情地说：“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19]

这里要重点说说刘少奇。1958年，刘与多数领导人一样，热衷于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试验。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坚决站在毛一边，批判彭德怀，虽然刘内心希望继续纠“左”。[20] 1960年下半年以后，刘开始感到了形势严峻。特别是1961年四五月间，刘在湖南老家蹲了44天，这在常委里是独一无二的。这次调查让他刻骨铭心，他说要“刻一块碑立在这里”，“子子孙孙传下去”，“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21]在5月31日的北京会议上，刘少奇首次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22]疾呼“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他借下面之口，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还不是路线错误，如果现在还不回头，“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23]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不是刘少奇动议召开的，但刘高调介入了大会的筹备，特别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大家都说要总结经验教训，刘的态度更加坚决，要求起草小组“错误要摆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24]

2.调整及其分歧

然而，七千人大会并没有做到“摆开来讲”。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三面红旗”问题，一个是彭德怀问题。会前定的基调是：过去几年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指导思想错了，而是总路线执行中的问题。1958年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有很多毛病，毛主席的指示没有错误。[25]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正确的，彭的问题不是在会上提的那些意见，而是他有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所以，其他人可以平反，“彭、黄、张、周”不能平反。七千人大会维持了这种基调，小心地避免涉及毛泽东的责任。只有彭真在起草小组会上提到中央常委包括毛的责任问题，他的本意是从另一面维护毛的威信，但这种议论很快被周恩来制止了。[26]庐山会议不能触碰，决定了七千人大会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是有限度的。

不是说大会没有议论和质疑。对“三面红旗”，可以说是“议论纷纷”，对几年来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批评更多。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讲得很直接。他说：当前经济形势有相当大的困难；造成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与成绩不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方缺点还不止三个指头；这几年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使人不敢讲真话，使错误长期不能发现和纠正。刘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等流行口号，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奋斗，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27]显然，刘对“三面红旗”是有保留的。

刘的这些话，触动了三根敏感神经：一是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二是推倒了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三是对三面红旗没有肯定的支持。毛的感受是，刘有向他“施压”的味道。一些重要领导人也感受到毛的处境有些难堪，否则就不会有不止一两个重要负责人去鼓动林彪出来讲话，[28]不会有林彪用心讲出的那一番维护毛泽东的话。[29]林彪讲“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未必能让所有人心服；但林讲“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肯定能为多数人接受。在林讲话前，周恩来也说过：现在“要听‘稍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30]当然，周是在小范围讲的，与林当着七千人的面讲影响大不一样。不过，与会者并不觉得林的讲话有什么不妥；相反，一些高级干部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31]毛在会上作了原则性的自我批评，表示要承担领导责任。在个人崇拜的年代，这已经让与会者感动得当场流泪。

七千人大会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带来了一度的民主宽松空气，为1962年进一步调整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加深了毛、刘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不只在情感上，更是在政治上。七千人大会后，刘与毛渐行渐远。刘是一个有历史感的领导人，对于在他国家主席任上大量饿死人这件事十分懊恼。刘少奇在整理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脱口而出，令在场的人十分震动。[32]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说，“现在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33]刘对形势看得相当严峻。6月，他在私下甚至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34]

大跃进失败后，许多领导人从狂热中冷却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为此，政策应当更加灵活，包括允许包产到户。按邓小平的话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就是基于这种常识理性，调整力度和范围都远超上一年。大批下马重工企业和基建项目，集中一切力量恢复农业和市场，默认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让农民尽快走出饥饿。调整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延伸到政治领域。对几年来挨整的干部群众，重点是县以下农村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平反，总共平反了600多万人，有限度地放宽对知识分子的管控，甚至涉及到更为敏感的对外政策领域。基本想法是，创造一个缓和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利于尽早渡过国内困难。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35]

3.毛泽东强力干预

毛泽东赞同调整，但有一个前提不能触动，这就是1958年以来的路线。对错误的批评，对困难的分析，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都必须与之合拍。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引起毛的强烈不满。在当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反击了。毛认为，对形势的估计，暴露了刘少奇等人对“三面红旗”的真实态度。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在向他施压。[36]毛的不满还不只这些。他认为，出现了三股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有“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毛泽东认为，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的倾向，一些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必须强力干涉。

所谓“三和一少”，是对时任中联部长的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政策建议的概括。1962年2月，王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上应采取缓和的政策，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苏联要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对外援助应量力而行，不乱开支票。在当年7月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制定的方针，强调要高举和平旗帜，“低调”提到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知道后十分不满，认为这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37]在北戴河会议上，王稼祥的建议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少）受到批判。

所谓“翻案风”，是对1962年平反“过头”的批评。主要有两件事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一是1962年7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1957年右派分子问题“应该进行甄别”，这个意见被中共中央否决。毛泽东认为，党内出现了“不分是非”的平反之风。还有一件事对毛刺激更大。七千人大会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但对彭德怀不予平反。虽然不再讲庐山会议彭给毛写信的事，却坚持彭有“反党集团”、‘阴谋篡党’的结论，并加了一个‘有国际背景’的新罪名。彭德怀会后得知，对指控他里通外国感到莫大屈辱，大哭一场，奋起为自己辩诬。6月16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申述自己的冤屈，要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这封信长达八万多字，被称为“八万言书”。他写道：“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彭的上书引来更严厉的批判。

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问题。这是引发毛反击的直接导火线。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泽东的底线，但农民强烈要求再退一步，搞包产到户。据统计，各地不同形式的单干占20-30%的生产队。比较多的有广西、广东、甘肃、湖南、陕西、安徽等省区。[38]安徽一度达到90%，几乎覆盖全省，曾希圣为了避分田单干之嫌，想出了一个名称叫“责任田”。不少“小人物”如安徽太湖县的钱让能、浙江的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等，他们向《人民日报》投稿，直接向中央、毛泽东写信，极力主张包产到户，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的信十分大胆，指出：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化与生产力并不适应，很多做法都是“左”倾空想；造成目前农村的困难，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也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如何克服危机？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杨伟名的信还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指出市场紧张源于1954年开始的工商业改造。他提出，对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应当用“节制”代替“改造”；农村“恢复单干”，办法是“土地到户，权归集体”让农民“劳动致富，生产发家”。[39]

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高级干部转向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1年初的时候坚决不赞成包产到户，他含着眼泪向毛泽东写信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现在又实行包产到户，把寡妇们丢开不管，良心上过不去。[40]然而，1962年上半年，当他奉命下乡了解到农民的真实想法后，转而积极主张包产到户。他奉毛泽东之命，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到毛的家乡韶山作调查，听到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41]触动很深，他对工作队的人说：“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流露出同情包产到户的情绪。回到北京，就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汇报，并向毛泽东进言。[42]另外两个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的高层领导人是邓子恢和陈云。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需要8年时间，用分田到户的办法可缩短到4年。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回集体经济。他在与刘、周、邓、林彪分别交换看法，达成基本一致后，7月6日向毛面陈。[43] 7月17日，邓子恢当面向毛谈了相同的意见，邓子恢还在中央党校等单位作报告，主张允许部分农民包产到户。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农民要搞包产到户，但他决不允许冲垮集体化的防堤。毛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44]在毛看来，与迁就农民相比，坚持集体经济方向更重要。因为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会重走两极分化的老路。“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45]令毛恼怒的，不是农民要求包产到户，而是党内许多人主张“单干”，而且越到上层越厉害。他认定，“分田单干”必将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在北戴河会议上，毛警告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46]毛点名批评田家英、邓子恢，没有点陈云的名。邓子恢成为会上重点批判的对象，会后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其实毛的批评所指不只是他们，包括处在一线的中央常委，尤其是刘少奇。会前，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当面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47]问题提到两条道路的高度，许多人感到震撼，杨尚昆在日记中说：“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48]刘少奇迅即转向，在北戴河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重，刘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中国“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49]

在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他关于形势、阶级、矛盾问题的观点。毛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认为，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工业以及在党内都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把国际反修斗争同党内斗争联系起来，把“右倾机会主义”径直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认为在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儿子不出，孙子出”。[50]在国际上，中美对抗没有丝毫缓和，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政治随之日趋激进。毛提出反修防修问题，站在了意识形态至高点，没有人能提出反对意见。刘少奇、邓小平都表示，毛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在长时期内，一直到阶级消灭都是管用的”。[51]毛的观点在全会公报中作了理论概括，后来被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政治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从国际反修到国内四清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1.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

20世纪60年代，没有什么能像中苏分裂那样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复杂。对外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两党关系不平等带来的屈辱感，两个毗邻大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地位的争夺，以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强烈个性，都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因素。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决不可轻视，所有上述公开争辩的或隐藏在背后的因素，也都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中共指斥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性而斗争。2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52]然而，在当时并不如此轻松。反修论战是被看作“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的头等大事来对待的。[53]形成了全党同仇敌忾的政治氛围。

中共批评苏共“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背后隐含着两国在对外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但在理论上，中方固守“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逻辑，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世界革命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对时代的误判。虽然战后东西方冷战白热化，但双方都意识到，核时代战争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世界大战并非完全不可避免。战后也不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确风起云涌，尽管共产党人都想把它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毕竟性质不同，这些国家并不具备由民族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今天，回头来看，赫鲁晓夫关于大战可以避免，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观点，无疑是对的；而他提出“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对于社会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资本主义的判断，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中苏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急于超越斯大林模式，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形态；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则尝试引入市场因素改革传统体制。这一进一退的历史势差，使得中苏意识形态争论难以妥协，在当年社会主义只能有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下，双方的做法都可以用来指责对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

在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危机早就潜伏了。战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更大。先是南斯拉夫，后是匈牙利、波兰等国相继走上了改革之路。苏联赫鲁晓夫也想改，政治上主张缓和阶级斗争，经济上尝试引入利润机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独立自主性”，实行物质刺激等。赫鲁晓夫迈出的步子其实很有限，但在中共看来，苏联正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南斯拉夫跳出斯大林模式，搞市场社会主义，更被认定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国家”。所列举的证据有：解散农业合作社，允许农村发展小生产者经济，允许城市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取消国家统一计划，工厂实行工人自治，以利润刺激企业经营，鼓励自由竞争，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杠杆，以及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举债，使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市场、原料基地和装配车间，打着“不结盟”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等。[54]撇开细节不说，所谓“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相互指责，本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一次碰撞。

任何改革都是对原有教义的修正，这使得苏共在论战中不得不作自我辩护，因而略处下风。[55]中共因坚守经典而占居上风，显示出逼人气势。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党中和西方左派中，中共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跟中共走的并不多。除了坚定的阿尔巴尼亚、骑墙的越南、朝鲜和居中调停的罗马尼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德、法、意、英、西等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方，批判中共。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56]在毛看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变修。问题的严峻性在于，毛对于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给出了近乎宿命的结论：不注意会出，注意也会出，而且已经出了。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

2.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1963年，毛泽东还比较谨慎，主要从社会层面“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这就是城市的“五反运动”，农村的“四清运动”，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共领导层从苏联“变修”中得到结论：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所谓“挖修根”重点也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打击社会上“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方面，打击机关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毛认为，后者有些本来就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些是被地主、资产阶级拉下了水；更多的是官僚主义者，他们享受着高薪和各种好处，脱离群众，丧失了革命意志。他们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

毛对官僚特权的抨击，有其合理因素。建国以后，废除了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建立了工资等级制。起初，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近30倍，经过几次调整，差距有所缩小。除很少数量的高级教授外，拿高薪的主要是党政军高级干部。高干还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享受医疗、保健、疗养、专车、高级住宅、特供（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等各种特殊待遇。[57]各种企事业单位也都比照党政体系设置行政级别，形成以“官本位”为特征的等级制度。实行工资制势在必行，但差别如此之大，毕竟有违中共所追求的平等目标。毛泽东本人偏好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一向不满于等级工资制。毛的不满，不只是等级制本身，更在于它诱发出了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党内“闹地位，闹名誉，争权夺利”多起来了，过去那个拼命的精神消失了。[58]毛的不满不无道理，但官僚主义的根源不只在工资等级制，更是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派生出来的弊端。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经济上一切资源集中到国家，又悉数委之于各级官员之手，难免不滥施权威和以权谋私。早在1956年4月高级社高潮时，邓子恢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高级社的干部不比过去的农民协会，权力比乡长也大，“不仅有政治大权，而且有经济大权。人家生活资料都在他手里，饭碗端在他手里。”邓子恢警告说，必须“慎重挑选干部”，“确立社内民主制度”，否则“再好的干部过些时候就坏了、变质了”。[59]刘少奇也触及到了这一点。1961年1月9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会上说：“看来，农民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和政治上的脆弱是很容易出问题的。”[60]毛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毛把官僚特权现象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64年12月，毛泽东甚至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61]毛的解决之道不是改革体制，而是开展阶级斗争，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毛泽东关注的真正重点，不在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而在高层的“路线”之争。1963-1964年间，毛频繁地会见外国党的领导人，同他们谈中国出修正主义问题，批评1962年上半年的“右倾动摇”，调子越来越高。毛对他们说，中国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主张单干，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62]在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63] 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明确提出：“要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到了1965年，毛泽东对于四清运动基本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些运动只解决局部的问题，不能解决全局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64]

从四清运动转向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毛、刘冲突。[65]本来，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是中共八大根据毛的意见设置的。刘的接班人地位也是毛选定的。然而，毛感到，由于他退处二线，中国社会和党内出现了严重问题。中央第一线偏离了他的路线，刘少奇更不堪信任。1962年，已经埋下了毛刘分裂的种子。[66]当年的北戴河会议把问题“抖出来”，是对刘少奇等人一次严重警告。1964年五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许多提法和做法与毛不合拍，在不只一件事上冒犯了毛的权威，甚至激怒了毛。修改“后10条”时，毛让田家英带去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刘不以为然，给毛写信，提出一个相反的建议，即改变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他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运动中，刘高调把自己的夫人推到前台，将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印发全党，并让王到各地作报告。虽然有材料说，毛对“桃园经验”表示过赞赏和推荐，但毛的真实态度是不以为然。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刘少奇警告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毛在中央会议上对刘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颇有弦外之音。[67]在这之后，又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畔事件，[68]不可能不在毛的心里投下阴影。

1964年12月20日，毛、刘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发生正面冲突，这不过是多年积累的矛盾的爆发。问题的实质是，毛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到高层。他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指那些小队长、支部书记，而是指部长们、省委书记们乃至更高层的干部。毛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69]在毛看来，基层充其量不过是些多吃多占问题，刘集中那么多人在县以下搞，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保护走资派。后来，毛批刘“1964年的形左实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随后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和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等人发泄强烈不满，甚至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预示着毛对刘失去了最后的信任。[70]毛的晚年，“赫鲁晓夫阴影”挥之不去。1965年，毛反复讲的一个主题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王任重日记》记录，毛泽东在6、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71] 1966年5月5日，毛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72]某种意义上说，毛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

3.毛泽东的目标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标，众说纷纭。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反修防修”，许多人对此持强烈质疑态度。有人断定，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一套说词，毛的真实意图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清洗政治对手，夺回失落的权力，并以此来掩盖“大跃进”犯下的大错，避免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结局。

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毛何以冒全国大乱的风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何以要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制打烂重建？毛的动机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任何简单化的解释都很难让我们逼近真相。李泽厚的说法或许接近事实。他认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的情况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两者是混在一起的”。[73]

大跃进的失败，确实挫伤了毛的威信，毛感觉“大权旁落”了。然而，即使是这样，要改变大权旁落的局面，在毛并非难事。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都不是被群众运动轰下台，而是开一次中央会议就解决了。文革要清洗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文化大革命把文化批判作为突破口，其来有自。针对知识界的“文化革命”，1964年就提出来了。毛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认定各个文化领域藏污纳垢，“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74]不过，毛的重点不在文化界。他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毛感受到的危险，与其说是现实的，莫如说是一种趋势。他觉得，照目前的趋势下去，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几十年革命等于白搞。因此，他要搞一场实验性的革命，扭转这个趋势。按他自己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演习”。毛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75]一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76]三则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和操控，无出其右。同时，毛又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有他的目标，为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文革期间，尽管毛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的纲领，但他的几次谈话和指示，即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和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反映了毛的想法。毛的理想社会，大体是一个消灭三大差别、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77]文革期间，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整党建党、精兵简政、管理革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反映了毛泽东按照自己想法重构社会的努力。不过，一则文革始终没有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则鉴于大饥荒的教训，毛深知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限制无法取消，不敢贸然在制度上有大动作。文革展现给世人的，主要是“破”而非“立”。然而，文革所宣传的无等级社会模式，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的狂热追求，至今仍然有人为之倾倒，拿它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同时，文革的影响已越出了国境，当年形成了一批拥护文革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左派小党和左倾知识分子。[78]譬如，法国就出现了一场“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运动；[79]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甚至要超越列宁和毛泽东，以暴力手段立即消灭商品货币、消灭城乡差别，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酿成了一场人间悲剧。[80]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理想和目标。

三、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文化大革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它带有鲜明个人色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文革决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一线领导集体不能阻止文革的发生，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研究文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1.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避免

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曾谈到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认为党中央没有坚决斗争，是有责任的。他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陈接着说：“也许不可能”，自己否定了这个假设。[81]为什么党中央没有、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作“坚决斗争”？答案只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寻找。

上面的叙述表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共领导集团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代表了第一种思路，毛泽东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状况，历史上并没有一条“刘少奇的路线”。每当毛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所有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的步伐。1953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存废，1956-1958年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1962年从全面调整转向阶级斗争，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莫不如此。原因在于，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几乎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识。毛不仅在党内握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不同意见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政治共识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分歧只在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步骤和方法上。一种意见或做法即便在实践中证明有效，一旦被认为有背离社会主义的趋向和危险，自然就在意识形态上失去正当性。

对毛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是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82]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尽仅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刘少奇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作调查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83]在高级干部和将领中，刘也没能让多数人膺服。[84]高层党内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毛权威的意志，更没有这种力量。所有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毛的决策走。

不过，刘、周、邓等人是否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是大可怀疑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彼岸。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在建党之初就写进了党纲。[85]应当说，这种理解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本意，《共产党宣告》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86]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中共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即使中共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意味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87]因此，当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时，大家在意识形态上提不出任何异议。刘、周等人能做的只有说服毛同意，不因阶级斗争妨碍经济调整，中断复苏的步伐。在这之后，党内多数人越来越感到跟不上毛的思想，[88]但大家都在认真地跟，而且不能说只是被动地跟。反修防修是举国头等大事，这在全党是有高度共识的，只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看法。刘、周等人指证的“修正主义”，主要指向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等问题，他们都避谈1962年的政策分歧。[89]

在毛泽东导演的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两场大戏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扮演了仅次于毛本人的重要角色。邓小平说，自己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90] “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是苏斯洛夫。”[91] “1960年跑了三次莫斯科”。[92]特别是1963年7月邓小平率团赴莫斯科，他与苏斯洛夫之间这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成为中苏两党最终决裂的标志。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93]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每写一篇文稿，均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94]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表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9篇文章（通称“九评”），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95]正是“九评”为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第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措施，包含了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观点。虽然思想主要来自毛，但没有根据说邓与“九评”观点有抵牾。

刘少奇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毛泽东要求他国际、国内“两面都管”。[96] 1963-1964年，中央会议上几个反修报告都是由刘少奇作的。在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上，没有看到刘与毛有什么不同。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和毛都讲农村1/3的领导权在敌人手里；都讲修正主义不注意也可能出，注意也可能出；都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要独立，要造反。如果说这还是毛出题目、刘做文章的话，那么会后刘的一系列提法和做法，就很难完全用迎合毛来解释。8月5日，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负责修改的“后10条”。在此前后，刘在外地和北京的一系列讲话、他极力向中央推荐的“桃园经验”以及他主持修改的“后10条”，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了。刘提出，“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领导权，把持领导权。刘认为，这次运动“是比过去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还要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开座谈会已经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了，应该搞对敌斗争，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干部躺倒不干“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97]在刘的指导下，各地紧张动员起来，从各行业、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工作团、工作队和工作组。每个地区集中上万人搞一县，大兵团压境“打歼灭战”，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结果发现，基层干部大多数都是敌对阶级分子。一些地方重划阶级成份，把一些干部群众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98]高压之下，不少基层干部走上自杀道路。社教运动到了1964年下半年，动乱的端倪已经出现，只不过它是有组织的恐怖，有领导的动乱。

人们都为“党变修、国变色”而担忧，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投身到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然而，这场斗争不像民主革命，也不像土改，革命对象捉摸不定。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人心惴惴，人人自危。都说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那么，中央不就是由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人组成的吗？参加“最后晚餐”的究竟谁是出卖耶酥的犹大呢？可以想见，大家的神经不可能不紧张起来。陈云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受到批评，原本以沉默相应对，这时也感到不检讨过不了关。1965年6月18日，他给毛送上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承认自己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99]由此看出高层的紧张气氛。“修正主义”就像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出事”时，没有任何人出面说情，反而群起而攻之，刘、周都说了重话，党内斗争这种一哄而起的风气由来已久，于今尤烈。《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李雪峰回忆说，“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100]事实是，最初没有一个人动过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念头，更不用说行动，大家都在顺从毛。一方面毛的意志不可拂逆，另一方面谁都不知道文革如何搞。刘、周、邓都把文革看成以往运动的延续。如果让刘继续主持文化大革命，很可能搞成第二场反右派运动。陈云说，中央领导集体对“文革”的发动负有责任，是符合历史的。

2.群众是如何卷入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1966-1968年，各种名称的群众组织多如牛毛。除了中学生和大学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外，教师、工人、农民、干部、文艺工作者、甚至部分军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有人估计，全国参与组织性活动的人，有上亿之众。所有人都以不同方式卷入了运动。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毛泽东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反抗共产暴政”。

“两个文革”的说法在历史中找不到根据。首先看谁在造反。地富反坏右等“经典的”敌对阶级，在文革期间受到更加严厉的管制。“公安六条”强调要“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专政对象列举了21种人，甚至他们的家属也不准外出串连，不准参加群众组织。[101]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把这类人群视作“牛鬼蛇神”，避而远之，甚至对其实行“群众专政”。各类群众组织都希望自己的头头没有“政治问题”，不给对立派以攻击的口实。在文革初期，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资本家等仍然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

的确，在文革初期，群众获得了某种结社的自由，建立红卫兵和群众组织都未经批准，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然而，他们都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最初被动员起来的是几千万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即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一代”都是1949年前后出生，“长在红旗下”，接受革命教育。1957年以后，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一系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运动、教育和舆论，给青年一代打下了深刻烙印，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整体性精神特质。如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仇恨意识，崇尚激进变革和革命暴力，希望效仿前辈干一番大事、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中学生年少无知，青春燥动，最容易被动员起来充当文革的急先锋。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明确支持造反派，号召大中学生“大串连”，把“文革”之火引向全国。随后，号召工人、农民、普通干部参加运动，各类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虽然有不同派别，他们的口号都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不改变颜色。文革之初，巴黎公社原则被广为宣传，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人们对用巴黎公社原则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憧憬，狂热追求乌托邦理想，要紧跟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甚至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也以此来说服自己。[102]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竞争，不是正统与异端的竞争，而是争夺正统的竞争，是证明谁是真正的左派、谁最革命的竞争。人们都从毛的语录寻求思想资源，都以对毛泽东的忠诚、对“牛鬼蛇神”的仇恨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谓“大民主”是发动群众的方式，言论一旦越出允许的范围，就会受到压制，甚至遭致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公安六条”明确宣布：“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03]为了防止尾大不掉，群众组织的发展被严格限定在一省之内，绝不允许跨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1967年初，出现了一个“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的组织，很快被中央发专文予以取缔。一个群众组织的盛衰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这种表态既可让一个组织绝地逢生，也可让一个组织顷刻瓦解。

文革在下层得以发动，肯定与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结合了。尤其是随着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普通干部甚至军人加入造反行列，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矛盾，集中为干群矛盾。文革发动前，群众对领导干部颐指气使、官僚主义是有怨气的，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激烈批判引起广泛共鸣，人们借着这个机会将内心的怨气发泄出来。文革中被揭露出来的各种特权内幕，与以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反差巨大，最容易激起群众愤怒。人们认为，领导干部正过着过去地主资本家的生活，已经腐败了，堕落了，背叛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一个梦，就是要在人间建立起天堂。坚信只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了这些走资派，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一定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

客观地说，文革前存在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现象，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但远没有发展到激起造反的程度。文革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有现实的一面，也有虚拟的一面，即因阶级斗争和平等主义观念的植入而被放大了，激发出一种莫名的仇恨和愤怒。还有一类矛盾，即各级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之争，借助于上层的政治动员开展自己的权力斗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获得动力的原因之一。

文革前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体制也赋予了群众动员的条件。经验证明，封闭的国度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使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唯一可能的途径，因而政治运动从来不缺乏积极分子，历次运动都造就了大批运动积极分子。当然，普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几千万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特别是外地红卫兵。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四、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一般认为，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其实，文革的破产，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所谓“破产”就是资不抵债。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斗和诡谲的党内权争，文革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

“文化革命”演变为一场“武化革命”。有学者把文革期间的暴力和武斗区分“红色恐怖”、派别冲突和刑讯逼供三种类型。“红色恐怖”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被批判斗争者的殴打和折磨；派别冲突指发生在对立的群众派别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刑讯逼供指在“群众专政”即超越法律的群众性关押、审讯当中的暴力行为。[104]文革初起，红卫兵在学校揪斗老师，冲出校园“破四旧”、捣毁文物、改地名、抄家、批斗、打人、驱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红色恐怖”。据当时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市，8月至9月期间就有1772人被打死，许多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因不堪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而自杀。10月以后，造反派用相同的方式针对各级领导干部即“走资派”。这些青少年和被迫害者之间极少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这是无秩序状态下人性暴戾一面的集中宣泄，“广场效应”是群众运动的共同特征。[105]但更应归咎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观念的长期熏陶。红卫兵们信奉凡革命必须是“暴烈的行动”，“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莫名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使一些人在侵犯他人尊严甚至性命时不受良心上的谴责，也遮蔽了围观者的恻隐之心。

群众性暴力也存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影子。如革命委员会、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军管会等官方和半官方组织领导的群众性专案审查、群众专政队、学习班当中，刑讯逼供时有发生。而发生在湖南道县等地大量杀害“地富反坏”分子的惨剧，就有地方官员转移视线的因素。无论标榜的理由如何正当，如此普遍的暴力必然会引发反文革力量的聚集。

毛泽东既然把文革当作一场“演习”，就不会让它无限期地搞下去。然而，政治运动等于玩火。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所谓“超凡魅力型”领袖，也无法完全驾驭。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106]毛最初希望运动半年可以结束，后来说1年，再后来说3年结束。他希望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始终未能如愿。原因在于“打倒一切”之后，出现了“全面内战”。各地群众组织都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各派都秉持唯我独左、势不两立的思维，动辄“血战到底”，不把对方整垮不罢休，许多地区演变为血腥的大规模武斗。

派别的形成具有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群众选择加入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组织，与其家庭出身、社会分层位置、以及运动初期的遭遇等背景有关，很难说是基于直接的利益诉求。文革期间，兄弟成仇、夫妻反目的悲剧并不少见，许多只是因为观点分歧和对立。然而，派别一旦形成，便具备了追逐权力的本性，尤其是派别组织的头头。文革初期，就出现了红卫兵的不同派别，但派性斗争的真正导火线是全面夺权。1966年底，毛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级权力机关就已经普遍遭到冲击。1967年初，上海“一月夺权”得到中央肯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夺权之风席卷全国。全面夺权冲跨了原来的权力机构，留下大片权力真空，导致各派造反派的权力争夺。有研究者认为，在1967年以后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大型武斗，大多是由群众组织间争夺权力引起的。[107]

向走资派夺权，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但“打倒一切”，并不一定符合毛的意图，也无法支持“毛主席伟大旗帜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判断，[108]当时的宣传一直强调走资派是“一小撮”。然而，即使是毛本人，也无法分辨哪个干部属于什么性质的当权派。他的办法是：“应该夺过来再说”，“运动后期再判断。”[109]当时，各级权力机构事实上已经无法运转，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夺权之后迅速实现大联合，建立起新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由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革命军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省级权力机构必须在三、四个月内建立。然而，各地革委会都遭遇难产，直到1968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才勉强建立起来，前后历时20个月。

派性分裂，部分根源于文革发动者和组织者的举措矛盾。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希望乱，甚至希望乱透。在他看来，只有乱透了，才可以挤出“脓包”，分出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才可以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然而，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不会允许局势真正失去控制，导致社会崩溃。文革虽然被称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毛并不是真要砸碎国家机器，而是要“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初期，巴黎公社式民主曾被广泛宣传，[110]但半年之后，当上海要按照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被毛否决了。毛在推进文化大革命与维持国家秩序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把相当大的权力赋予中央文革，以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另一方面依靠周恩来等人维持国务院的正常运转，派出解放军“三支两军”以稳定局势。

毛赋予“支左”部队的使命是双重的：一要恢复秩序，二要支持左派。这是一个注定难以完成的任务，“支左”部队无法分辨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无论支持哪一派，都会激起对立面的强烈反弹，甚至酿成大规模冲突和武斗。随着运动深入，特别是到了全面夺权，大批党政干部被揪斗，党政机关瘫痪，甚至冲击到军队，党内上层反对文革者越来越多。1967年2月，几位副总理和元帅“大闹怀仁堂”，即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因为被“打倒一切”的做法所激怒。部队高级将领并不真心支持造反派，“支左”部队大都支持了党团员劳模较多、较温和的保守派。各大军区与中央文革之间、分属不同建制的“支左”部队之间，经常是各支一派，使得局势错综复杂。震惊全国的“7.20”事件的爆发，其背景就是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与支持造反派“钢三司”的中央文革发生了冲突。毛认定，“7.20”事件是保守派对文革的抵抗，而且认为“75%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他的反应是“加强左派”，甚至“要武装左派”。[111]随后，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用意是要保护左派，结果是加剧了武斗。

毛泽东决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造反派。但造反派并不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他们对文革有各自的理解和立场，热衷于派性和武斗。虽然口里喊“保卫毛主席”，但毛的话并不都灵，“最高指示”被两派拿来为我所用，作为打派仗的武器。1967年夏秋之后，全国局势滑向全面失控，抢夺军队枪支和武斗事件此伏彼起。乱局甚至危及到外交领域，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1967年夏秋，毛泽东南巡，实际上已有失控之虞。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112]他开始采取措施收紧缰绳。取缔“五一六”组织，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围剿派性”的口号，强令红卫兵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

然而，两派红卫兵回到学校，武斗并未消停。1968年4月至7月，清华大学发生了“百日大武斗”[113]，毛决定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实质上是实行军管。7月28日，毛亲自出面，把北京“五大学生领袖”[114]召到人民大会堂训话，表明毛对红卫兵领袖已经大失所望。此后，红卫兵运动开始走向消亡。紧接着，让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下放农场劳动锻炼。上山下乡运动，既有解决就业压力的考虑，也是约束红卫兵这群脱缰之马的手段。

为控制局面，毛进一步借助狂热的个人崇拜。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塑毛主席像，戴毛主席像章，“忠字化”仪式铺天盖地，全国一片红海洋。稳定局面的另一措施，是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毛认定，派性、武斗的背后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操纵。他说，“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就是“武斗的幕后指挥”。他把文革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因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队伍，把“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抓出来。[115]这场运动的重点不再针对党内高层而是社会下层，即旧军、政、警、宪、特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等。强大震慑力使一些人闻风自杀，也有不少地方军宣队趁机打击造反派。九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与“清查五一六集团”和“一打三反运动”结合。[116]文革初期，主要是“群众专政”（批斗、抄家、关牛棚等）和“党内专政”（专案审查），“一打三反”则动用国家专政机器。虽然意在整治乱局，恢复秩序，但造成的冤错案率是惊人的，这在文革结束后得到官方证实。[117]运动治国，后患无穷。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似乎中国面临的战争威胁迫在眉睫，南有美帝、北有苏修，特别是对苏修，似乎必有一战。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后，气氛很紧张，毛甚至下令将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疏散到各地。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真的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了吗？假如他真的判断中美必战、中苏必战，还敢于发动自乱阵脚的文化大革命吗？其实，毛对形势有基本的判断，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特别是美国在越南的战火不会引向中国境内，这是摸到了底牌的。中苏之间虽然彻底决裂了，但苏联并没有与中国打一仗的准备。当然，毛是做了准备的，就是大搞“三线”建设。没有证据证实这样的推测，即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是中国人挑起来的”，但毛肯定不害怕紧张局势。3月，周恩来在九大预备会上说：“毛主席说：‘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我们能更好地动员起来。’”[118]这是“外松内紧、外紧内松”的古老故事。至于这一招在多大程度上奏效，那就难说了。事实上，派性斗争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始终，甚至延续到文革后的许多年。中苏紧张局势带来一个积极结果，就是为调整对外战略、打破中美关系坚冰提供了历史契机。这不是本书着重讨论的问题。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尽管人们无法理解毛真相信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但如果没有这“三顶帽子”，刘案无法坐实。参加会议的只有红军女战士、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一人不举手，其他人一律举手通过。毛泽东希望，通过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从表面看，毛改造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九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现了“大换血”，在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原有的170名中委、候补中委只有53人保留下来，仅占新中委的19%。原来的2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保留了9名，7名中央常委保留3名。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首的大批“走资派”被清洗。不过，毛没有过分追究“二月逆流”的老帅、副总理，多数以“右派代表”的理由留在中央委员会。70余位工人、农民等基层群众被直接选进中央委员会，占到25%；增加最多的是解放军代表，达99人，占了35%。如果说前者是毛希望补充进来的“新鲜血液”，后者则是运动造成的既成事实。毛泽东把解放军作为稳定局势的最后盾牌，派部队到全国“支左”，带来的结果是军队干部从上到下掌握了地方权力，29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人占了22个。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中，军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各级各部门革命委员会中解放军都扮演主角，这种权力格局是很不正常的。也不是毛愿意看到的。九大以后，毛就在考虑军人如何退出的问题。

九大并不是一个所谓“团结的大会”。原有的党内斗争了结了，新的矛盾正在酝酿。同样是在文革中急剧上升的两股力量，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以林彪为首的军人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形成。[119]林彪派战功卓著，从心底瞧不起中央文革的那些“笔杆子”。他们与受冲击的老干部有历史渊源，情感上不无同情，这与文革派有所不同，尽管他们也有整人的记录，部分缘于山头主义。军人派与文革派的矛盾，不排除有某些政见上的不同，但接班人之争是问题的实质。

两派的暗自角力，很快就围绕四届人大筹备和宪法修改而浮出水面。发生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这场党内斗争，在外界看来云遮雾罩，所谓是否设国家主席和是否称毛为天才这两个话题，都是借题发挥。有人在小组会上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叶群、吴法宪等人幕后串连，矛头暗指张春桥，得到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形成了江青派遭围攻的形势。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多数人不明毛的真实态度，急于向毛表忠心，也反映出江青、张春桥等人积怨已深，不少军事将领和老干部趁机发泄怒气。叶群、吴法宪等原以为稳操胜券，“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原告”成了“被告”，跟风起哄者纷纷检讨。后来，吴法宪醒悟到，“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120]其实，还不止于此。吴法宪等人私下串联、突然发难的做法，决不是毛所能容忍的。

更深层的背景是，毛泽东对林彪派力量的膨胀早有忌惮。毛发动文革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林彪因此取代刘少奇的位置，被宣传为毛的“亲密战友”。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121]形成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军委办事组，并以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几位老帅靠边站，军队权力进一步向林集中。九大党章明确写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共运史上破天荒的事情。然而，林彪是否取得毛泽东的完全胜任，是值得怀疑的。[122]军人权力过重的格局，让毛感到党内有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威胁；尽管军队分属不同的山头，他们忠诚的对象是毛而不是林。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到，外界批评中国是“军事官僚体制”或“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1970年夏，毛在同外宾谈话中至少4次提到这个问题。[123]表面上是回应外界的指摘，实则在敲打军委办事组。林彪位尊“副统帅”，但谨言慎行，韬光养晦，很少主动过问党政要务。然而，百密一疏。1969年10月18日，林彪因担心苏联搞突然袭击，口授一份紧急战备指示，被属下冠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发出，随后报告毛泽东。此事关涉军队调动权的归属，引起了毛的不满和警惕。庐山会议的冲突更使毛得出结论，林彪要“抢班夺权”。

庐山会议后，毛就开始行动了。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明批陈伯达，暗指林彪；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策略，削弱林彪的力量。[124]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检讨“过关”，逼林检讨。毛在等待，林硬着头皮顶住，气氛日趋紧张。1971年8月，毛离京南巡，在沿途对地方大员的谈话中点了林彪的名，把庐山会议的分歧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表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125]表明毛已下决心与林决裂。在另一方，林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个秘密小组织即所谓“联合舰队”，密谋反制行动，准备“武装起义”，并起草了《“571工程”纪要》。得知毛南巡后，林立果等密谋在途中暗杀毛，因毛突然改变行程而未遂。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林彪及黄、吴、李、邱与闻、并参与了这场政变阴谋。结果是，9月13日，林彪逼走绝路，外逃苏联，葬身蒙古沙漠。林彪是主动外逃，还是受其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的挟持，仍是未解之谜。在中共历次党内斗争中，“9.13事件”是最为诡异的一幕，其情节类似于一部宫廷政变剧，所谓“林彪罪案”留下太多未解之谜。

毛林冲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这是毛所愿意看到的吗？林彪事件后，毛大病一场，身体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对毛的打击很大。林彪事件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笔者亲见，当年干部们听到传达，如晴天霹雳，个个惊恐万状，面如土色。人们不敢相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怎么会阴谋杀害毛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怎么会叛逃敌国？洞察一切的毛泽东怎么没有识别林彪呢？一场追求革命的理想主义的运动，演化成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重创了毛的个人崇拜。为了证实林彪集团阴谋武装政变，毛批准将《“571工程”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党内，在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中间传达，实际的知情面比这大得多。结果，适得其反。《“571工程”纪要》固然可以“坐实”林彪集团的阴谋，然而其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抨击，对社会问题的赤裸揭露，在文化大革命的信仰体系上撕开了一个缺口，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26]

五、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陷入了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的双重困局。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搞了六七年，毛希望结束乱局，逐步把局势引入正轨；另一方面，毛担心，这种努力有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危险。文革所预设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怀疑文革的人却越来越多，文革本身成了毛需要竭力维护的首要目标。

林彪事件后，权力结构重新组合。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产生的权力架构，基本上是两种力量的对峙：一方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一方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127]中央文革派因林彪事件得到加强，但他们的主要阵地仅限于文化宣教系统，很难染指国家强力机关。他们在地方的基础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128]随着老干部的回归，地方和中央部门实际控制权大多回到了文革前的领导干部手里，尽管不见得是原班人马。中共十大一个重要变化，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了中央委员会。在191名中央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复出的老干部，其中包括邓小平、谭震林、王震等。[129]毛执意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了一些人，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并选定王洪文为新的接班人，以支持他的继续革命路线，实现平衡老干部的作用。[130]然而，从基层直接上来的这些人，既缺乏政治资源，又无政治经验，多数场合是党内斗争的看客，很难独立发挥作用。还有一些人是文革期间从地方擢拔到中央的，这些人可称之为“文革上台派”，但很难融入中央文革派。

毛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扛起维护文革的大旗，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借机向周、邓发难，超出了毛的限度。毛并不希望再次出现大乱。林彪事件后，毛向老干部释出和解之意。1972年1月，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就是一个姿态，表明毛有意弥合与老干部的裂痕。周恩来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131]毛需要修复中央权力架构，除了重新启用老干部别无他途。毛支持周恩来出面收复局面，在毛的授意和认可下，周恩来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步伐。[132]然而，当周1972年批极“左”时引起了毛的不满。毛对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利用中国同苏联达成协议十分恼火。1973年11月，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同意针对苏联威胁就分享情报达成协议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认为周对美国太迁就，有损中国独立主权。毛亲自部署中央政治局批评周的“错误”，实际上是给周一个警告。但毛离不开周，也深知“批周必乱”。当江青等人想趁机把周整倒，取而代之时，受到毛的批评和阻止。1974年，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意在为文化大革命的进步性寻求历史依据。他要让人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变革和历史进步，却遭到怀疑和反对，这与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与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然而，毛并不想把批林批孔搞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经不住再发动一次群众运动了。当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众多老干部时，再次受到毛的斥责。虽然对周多有不满，毛仍然让周负责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使江青对“组阁权”的争夺受挫。

邓小平的复出具有标志性意义。重新启用邓并不太意外，邓历来受毛的器重。文革伊始“打倒刘邓”，但毛反复讲刘邓有区别，对邓是打而不倒。正是在毛的坚持下，中共九大保留了邓的党籍。当然，只有在作出“永不翻案”的承诺之后，邓才可能重新得到毛的信任。1975年，毛赋予邓小平“三副一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重任，让邓接替周主持国务院工作；在毛对王洪文失望后，又让邓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多次制止江青等人对邓的纠缠和发难，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甚至让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应当说，毛对邓整顿秩序、恢复经济的努力是寄予希望的，给予了很大支持。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触动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一面支持邓小平搞整顿，一面授意张春桥、姚文元写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含有约束邓的用意。他告诫全党，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很容易”。[133] 1975年，毛从批“四人帮”转向“批邓”，不能说与毛远新等人传递的信息无关，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如纪登奎所说，“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134]邓把毛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句话并列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将经济建设提升到“纲”的位置，为整顿提供依据，实际上偷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邓以其惯常的强硬、果敢的作风，整顿经济和社会秩序，打击和处理派性头头，成立自己的理论班底——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撰写《论总纲》等文件，与“四人帮”争夺意识形态阐释权，精心选择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来支持自己实行的政策。邓虽然闭口不谈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但无可回避地触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断定，邓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135]邓后来也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36] 1975年11月，毛要求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结论，解决对文革的认识问题。然而，邓以不了解文革，“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了毛的要求。邓这种不让步的姿态，导致毛最后下决心抛弃邓，并在党内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37]毛清楚地知道，“老同志”中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二要算账”的人不少。毛对这种政治状况作出的解释是：“一些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坚持说，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138]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宗教，他对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动摇过。

然而，时移势易。毛这样定性当前党内分歧和斗争，已经很难被党内接受和得到民众呼应。从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学理论、评“水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的确使部分被压制的造反派头头受到鼓舞，激起东山再起的幻想，一些地区再次出现派性武斗、停产停工、交通阻塞的乱局。但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这些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反复无常的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承受了社会动乱、经济停滞、文化凋敝、普遍贫穷的后果。各种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受政治上的迫害和株连。多数人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纠“左”和邓小平的整顿上，特别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成效立见，广获人心。“四人帮”对周恩来的围攻，对邓小平的纠缠等高层斗争的内幕，通过各种渠道暴露在民众面前，激起广泛的议论和反感。

1976年清明节前后，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北京市民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在天安门事件高潮时，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抗议由北京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这次被称之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首先，它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其次，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限制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愤怒，其背后是指向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其三，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1968年以后，大批红卫兵上山下乡，命运的跌落和对严酷现实的触摸，使他们开始独立的思想探索，出现许多所谓“思想的村落”，开展地下读书活动，讨论时政，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139]这些人从文革的狂热追随者转变为文革的反对者，说明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入末路。不止是年轻人，包括党内老干部，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140]毛历来自认为是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现在却站在了舆情的对面。

1976年，随着毛的生命走向尽头，真正的继承危机降临。从维护文革遗产来说，毛自然倾向于中央文革派。然而，他对王洪文已大失所望，瞩意张春桥却深知其在党内难孚众望，毛终究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他，而是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华才能和资历都不足，但毕竟是文革中选拔上来的，忠诚不用怀疑。华为人敦厚平和，两派都可勉强接受，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毛在生命最后阶段，耿耿于怀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两大业绩之一，另一个业绩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然而，毛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已经无力决定未来，慨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预感有一场“腥风血雨”。[141]事实上，党内斗争接近摊牌，高层老干部对如何解决“四人帮”私底下多有串连。按叶剑英后来的说法，只是“投鼠忌器”，碍于毛泽东还在，隐忍未发。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迅即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一场持续10年、欲罢不能的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

[1]《毛泽东传》下，第1107-1108页。

[2]《刘少奇年谱》（下），页506。

[3]《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1961年2月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193-194页。

[4]1961年4月间，邓子恢到福建闽西调查，在漳州与率领工作组先期到达的张鼎承相会。张鼎承向邓谈了龙岩县委在江山公社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公社的各级干部和老接头户（战争年代与红军和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的接头户）划成漏网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坏分子”，批斗抄家。弄得干部都躺倒不干，无人领导的情况。邓子恢当即表示：哪有那么多漏网的地主、富农？张鼎承说他已提出不要这样做了。（柯克明等著：《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页。）

[5]包括“可以随随便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工资、扣口粮、扣‘五票’，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像’、‘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帽子、游街示众。”等等。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湖北省委《关于在沔阳倒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的报告》。

[6]《毛泽东传》下，第1111页。

[7]1960年11月28日，毛代中共中央为转发甘肃省委报告写批示，以第三人称说，“他（毛）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决议提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3、4年内就可以完成”，“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365页。）

[8]1960年11月、1961年3月和6月，毛曾三次提到庐山会议，在1961年6月12日的北京会议上，毛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上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我们的错误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如果传到县级以上就好了”，搞下去“把好人、讲老实话的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情况了”。毛说，“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毛泽东传》下，第1164-1165页。）

[9]1960年初，毛提出要大办社有经济，倡导“五个大办”。到年底，毛意识到“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毛泽东传》下，第1111页。）

[10]对随意改变生产关系，导致两度大刮“共产风”的教训，毛泽东是记取了的。“文化大革命”后期，陈永贵曾向他推荐大寨大队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经验，毛泽东没有贸然采纳。

[11]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还说过一段话，他说：搞经济“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可惜后来整理讲话并印发党内时，这段最能体现毛真性情的话全部删去了。（《毛泽东传》下，第1203页。）

[12]1962年1月31日，毛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

[13]《毛泽东传》下，第1169、1186页。

[14]惠浴宇口述：《朋友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15]《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页。

[16]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7]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0页。

[18]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4页。

[20]胡乔木回忆说，庐山会议上毛讲话以后，刘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胡乔木起草。胡感到不好写，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请彭真找刘谈，决定不写了。但胡不久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胡乔木写道：“现在看来，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进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6页。）

[21]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0页。

[22]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他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

[2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8页。

[24]吴冷西：《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党有文献》1996年第5期。

[2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26]彭真在起草小组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周很快发言说，在讲责任方面，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个别问题是由于我们提供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转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8、109页。

[28]《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页。

[29]据吴法宪回忆，林彪讲话后，军队干部纷纷赞扬，林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50页。

[30]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9-110页。

[31]张素华、刘建平采访：《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2002年5月20日；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11页。

[32]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121页。

[33]《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49页。

[34]转见《毛泽东传》下，第1129页。

[35]《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6页。

[36]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77页。

[37]转引自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8]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事》，第91页。

[39]参见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百年潮》2000年第2期；申崇华张培林：《三名农民党员的万言书》，《百年潮》2004年第1期；韩志峰王凯山贾丽君高瑞霞曹杰：《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

[40]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页。

[41]据参加这个调查组的罗贞治讲述，“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异口同声，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调查组人员都知道其中利害，这在当时是一个讳莫如深、非常敏感的问题，有多少农村工作干部因为支持或提倡包产到户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查组“想说服他们不要求搞包产到户，真是‘难于上青天’!”农民说，“搞社会主义，首先得吃饱饭，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说少数人发了财，多数人还受穷就是两极分化，那也比大家捆在一起都受穷那样不分化的好。”[讲述者：罗贞治，访问者：田毅：《1962年包产到户始末》，FT中文网。]

[42]丁伟志：《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百年潮》1998年第5期。

[43]《陈云年谱》，下卷，第119-120页。

[44]《毛泽东传》下，第1229页。

[45]《毛泽东传》下，第1238页。

[46]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同柯庆施李葆华、陶铸、王任重等人谈话。《毛泽东传》下，第1237-1239页。

[47]《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谈毛、刘分歧》，2010年11月24日《深圳新闻网》。摘自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8]《杨尚昆日记》下，第196页。

[49]转见《毛泽东传》下，第1243-1245页。

[50]《毛泽东传》下，第1241、1245、1246、1249、1251、1252页。

[51]转见《毛泽东传》下，第1243-1244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53]1963年2月25日，刘少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传》，第1271页。

[54]《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人民日报》1963年9月26日。

[55]前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说：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56]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页。

[57]参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58]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75页。

[59]邓子恢：《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的讲话》，《邓子恢文集》，第447页。

[60]《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01页。

[6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62]见1963年5月和1964年2月两次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1964年2月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3月和4月两次同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田里见等人谈话，4月同澳共(马列)主席希尔谈话。

[63]《毛泽东传》下，第1345-1346页。

[64]《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3月。

[65]薄一波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刘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1169-1170页。

[66]据刘之子刘源回忆，文革初期他曾询问过父亲，毛泽东批评1962年的右倾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是从上面提到的1962年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刘对话那一幕开始的。见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67]转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9页。

[68]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毛泽东派周恩来、贺龙率领庞大代表团赴莫斯科，试探有无避免中苏最终决裂的可能。结果无果而归。在一次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借着酒气对周恩来、贺龙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周、贺当面顶回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并向苏共中央进行了严正交涉，回国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69]《毛泽东传》下，第1383页。

[70]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3、1134页。

[71]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毛泽东传》下，第1396页。

[72]《毛泽东传》下，第1403页。

[7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74]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毛泽东传》，第1404页。

[75]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76]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南昌对江西省负责人的谈话。《毛泽东传》下，第1418页。

[77]毛的乌托邦理想并不如论者所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它恰恰脱胎于马克思的某些预言。如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马克思提出的这个共产主义模式，与我们熟悉的“五七指示”何其相似乃尔！

[78]1980年7月7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79][法]贝乐登·菲尔兹：《法国的毛主义》，共识网，2008年3月7日。

[80]参见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8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第260页。

[82]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批评说，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林彪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中南局一位领导人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从一而终’”。转见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83]参见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84]据李新回忆，1964年夏天一个晚上，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严辞督促高级干部们下去搞“四清”，“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8页。

[85]中共二大公开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转见李颖编：《从一大到十六大》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0页。

[87]参阅王也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88]1963看5月8日，彭真在杭州会议上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毛泽东传》下，第1318页。

[89]1963年5月29日、6月13日，周恩来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分两次作《一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的长篇报告。

[90]《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291页。

[9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80页。

[9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79页。

[93]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组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乔冠华、熊复、胡绳、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实际领导工作的是邓小平。（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540页。）

[9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46-1747页。

[95]《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66页。

[96]《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72页。

[97]见《刘少奇年谱》第592-608页；《毛泽东传》第1345-1358页。

[98]“四清运动”中重划阶级最严重的是陕西省，陕西临潼县补定的所谓漏划地主、漏划富农达2500多户，比土改划的地富多出1.7倍，株连人口达15万人，占全县农村人口的1/4。该县徐阳公社一个生产队地主、富农户超过了农户的50%，“弄得人人自危，鸦雀无声”。1979年7月6日《人民日报》。

[99]《陈云年谱》下卷，第134页。

[100]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页。

[101]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102]乐黛云回忆说：“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见乐黛云：《四院　沙滩　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103]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104]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载于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05]“广场效应”是一种群众心理，指在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的心理会发生畸变，往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种心理多数时候使群众的群体道德水平比个人道德低下。

[106]引自《文革“红人”今安在？》，原载《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

[107]参见叶青：《“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产生与社会心理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4期。

[108]1967年1月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转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356页。

[109]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页。

[110]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宣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111]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据印红标对王力的访谈以及王力提供的资料。

[112]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

[113]参阅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4]他们是：蒯大富（清华大学）、聂元梓（北京大学）、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韩爱晶出（北京航空学院）。

[115]《毛泽东传》第1515-1518页。

[116]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117]据1980年最高法院的复查报告，“文革”10年经司法机关判决的反革命案件28万件，大多数案件是在1968-1972年由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的。截至1980年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多件，冤错比例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报告说，其中“一打三反”运动错判、错杀最多。例如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杀的68人，天津错杀的28人中1970年杀的22人。理由大多是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有人甚至不经意间犯了“恶毒攻击罪”。见1980年9月4日《人民日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649-650页。

[118]《周总理在“九大”预备会结束时传达毛主席指示》，

[119]在中共九大，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陈伯达、康生进入中央常委。林彪派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文革派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本属文革派，因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矛盾转而靠向林彪。

[120]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23页。

[121]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令撤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人职务，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杨成武被指为“叛徒”遭逮捕。“杨、余、傅事件”的成因至今扑朔迷离。

[122]李雪峰说：“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605页。

[123]转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第998页。

[124]所谓“甩石头”就是批发材料，写批语，明批陈伯达，实指林彪；所谓“掺沙子”就是增派纪登奎、张才千等人参加军委办事组，削弱“黄、吴、叶、李、邱”对军委办事组的控制；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北京军区，任命

[125]《毛泽东传》下，第1594-1595页。

[126]《五七一工程纪要》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毛已经走向反面，“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这些话当时听了，令人毛骨耸然。《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于时局的针砭，诸如“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话更能在人们思想上引起共鸣。

[127]中共十大选出的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康生、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副主席加朱德、张春桥、董必武组成。政治局委员除九名常委外，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1975年初，增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选出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128]据陈益南研究，经过“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的打击，“省及省以下的地方政权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反派’分子了”。见陈益南：《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2004年6月1日，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中国研究数据库。

[129]《毛泽东传》第1654页。

[130]王洪文（工人，中央副主席）、陈永贵（农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倪志福（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姚连蔚（工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工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健（工人，国务院副总理）。

[131]1972年8月1、2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记录。见《毛泽东传》下，第1615页。

[132]以北京为例，1969年下放、解职的6627名处以上干部90%得到“解放”。中央专案组管的670名审查对象，1975年春夏有300多人得到释放。周一兴编：《当代北京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1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414页。

[134]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转见《毛泽东传》，第1757页。

[135]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初。转见《毛泽东传》第1754页。

[1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137]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26、427页。

[1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488页。

[139]参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0]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99页。

[141]1976年6月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下，第1781-1782页。]这段话被广为引用，可视作毛为自己“盖棺论定”，透射出毛的悲凉和无奈。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被认为是20世纪末发生的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另一个事件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冷战终结。站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起点上，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逆料中国的改革能走这么远。从这里开始，逐步放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封闭式现代化转向开放式现代化的新模式。迄今为止，中国政治和社会领域有意义的变化，诸如国家权力的收缩、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民间社会的生成、自由空间的扩展、中产阶级的成长等等，都与这一体制转轨进程相联系。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尚未完成，但它的趋向是确定的，就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追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文明秩序。

一、中国改革的缘起

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8年更重要。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契机都是最高权威的过世。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文革，政治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中共开始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目标。

1.应对危机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结束，给领导集团留下一大堆难题。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1]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学者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说明，文革时期经济增长不慢，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2]这种观察相当隔膜，与当时中国从上到下的感受相去甚远。文革结束时，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村的普遍贫困，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们强烈共鸣。有人说：“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3]城市居民生活虽然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两千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例如，住房问题，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两平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大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4]

20世纪50年代以来，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还有一些社会成就不应忽视，人口平均寿命、人口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几个社会指标，中国都高于同等经济收入的国家。然而，中国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由于投资回报率和企业效益逐年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困难，1974年以后，出现几年财政负增长。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能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5]陈云在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6]

所有领导人都表露出一种急切心情，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7]在华国锋主政的两年，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已开始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1960年代初的某些政策。1977年，提出了一个宏大计划，要在本世纪末实现“高度的现代化”。最初的改革如放宽农村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发展非国有经济以缓解就业压力等等，都是应对危机的举措。

2.外部压力与启示

在高层酝酿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新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就是大批官员出国考察。1978年，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出国考察高潮。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市，派出的考察团有几十个。其中重要的考察团有：3-4月，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5-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两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8个国家。各考察团回国后都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并写出考察报告。

中国封闭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外贸工作和文化交流的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这次出国考察，使中共高层官员大开眼界，也引起了思想震动。20年间，当中国关起门来搞运动的时候，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人们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8]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形成强烈反差。[9]他们看到，德、日和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经验，如他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10]访欧代表团的报告关于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亲见亲闻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11]

这些情况使中共高层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12]从中也发现一种机会。德国、日本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现代化都是在十几年时间内实现的。这增加了领导层的信心，他们可以做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未来23年实现现代化？[13]当时日本、西欧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考虑，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争相要借钱给中国。[14]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从头摸起，可以“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15]因为有国际经验的参照，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体制模式的问题所在，催生了改革的冲动和共识。

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讨论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在这个会议上，广泛议论了改革开放问题。李先念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于光远回忆说，国务院务虚会“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6]从文献记录看，在要不要改革问题上，高层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出国考察感受到的压力和得到的启示，达成共识会困难得多。

3.思想解放运动

当然，中共要真正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还必须经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革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在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因为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从1950年代开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次运动都伤害了一大批人，历史积案堆积如山，文化大革命伤害的人更多。毛泽东去世后，要求政治平反和解决历史问题的潮流开始涌动。然而，解决起来阻力很大。最大的障碍是，许多重大案件是毛泽东批准定案的，或者因批评毛泽东及其政策而获罪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定的案能不能翻？究意什么是评判是非的标准？真理标准讨论直接由此引发出来。这场讨论在高层引起激烈争论，汪东兴等人严厉指责这是在搞“非毛化”，下令停止讨论。但组织这场讨论的胡耀邦得到了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重要领导人的支持，并在党内和知识界激起广泛响应。随着政治态势渐次明朗，讨论很快变成高层的政治表态。从1978年7月开始，各省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们，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司令、政委们纷纷表明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态度。

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突破了拨乱反正的禁区，推动了1979年后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平反的范围从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建国以后历次运动，乃至20-30年代根据地时期和40年代延安时期的历史老案。与此同时，中共着手全面调整阶级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为数百万尚存的原地主、富农摘去“地富分子”帽子，发还原资本家的停发股息和被抄没财产，改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停办五七干校、收回下放人员，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消除对华侨、侨眷“海外关系”的歧视政策，全部释放在押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恢复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消除文革时期造成的紧张的民族关系，落实民族自治政策，修缮宗教场所、恢复宗教活动，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等，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的和身份上的解放，在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松绑作用，也重新凝聚了人心。

1979年以后，思想解放引向对历史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10月关于历史问题的4000人讨论中达到了高峰。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会者主要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工作者，4000人讨论则包括了几乎所有党政军高级干部，其分量更重。这两次会议上的许多发言，大胆地冲击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禁区：从批判文化大革命到重新检讨文革前17年，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强烈抨击个人迷信，提出肃清封建主义，呼吁加强民主和法制。当时，从党内到党外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并心有余悸。一个时期，如何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成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焦点。邓小平1980年8月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不搞党内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如果说党内高层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那么对履行法制则有高度的共识。一方面，作为文革中的受害者，他们普遍地尝到了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厉害，尝到了无法无天局面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仅仅以政策治国难免多变，只有健全法制才能长治久安。[17]不过，在处理“毛泽东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等元老态度审慎，明确表示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邓小平主导下，历时两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心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维护政治连续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对毛泽东思想作重新诠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将“发展主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预留了试验空间。

4.改革力量的聚合

平心而论，华国锋虽然是文革期间上来的，但毕竟是一位务实领导人，急于想摆脱文革后遗症。他主持制定现代化规划，大规模引进，派人出国考察，批准开办特区，说明华对改革开放是持积极态度的。然而，华背负着文革的包袱，资历和能力都远在邓小平、陈云等人之下，难以令众多老干部放心和接受。同时，华所理解的改革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成为一位开拓性领导人。当时，党内党外，邓小平都是众望所归。华国锋的职务维持到1980年底，实际权力早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转移到邓小平手里。1980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形成所谓“邓、胡、赵体制”。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仍然是50-60年代出现过的所谓“一线、二线”格局。胡、赵处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人处于二线，最终决断权在二线，核心是邓小平，其次是陈云。邓有足够的权威来整合党内意见，排除阻力并控制风险。当然，邓不是毛，有权威没有光环，重大决策须在党内特别是在元老间取得共识。

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改革的支持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一是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几乎使所有阶层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从而也解构了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在普遍贫穷、财富尚未涌流的情况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出现。从摆脱文革噩梦这一点看，所有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这对于中国改革至关重要。当然，不是所有老干部都始终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人日益趋向于保守，有太多的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担心改革滑向资本主义，党内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姓“社”、姓“资”的争论。然而，从中央到地方，的确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他们之所以敢做敢为，大多是出于对民众极度贫困深深的同情和愧疚，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责任感。1977年6月，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3个月，他走进许多农户家里，看到农民睡的是土坯坑，没有门，用几根木头挡一挡。除了几只吃饭的土碗，家中一无所有。看到这种情景，万里多次泪流满面。这使他在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时义无反顾。[18]有这种经历的不是个别人，沈祖伦（时任绍兴县委书记，后任浙江省省长）回忆说：当年改革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闯劲，是因为“看到农民的苦难”，“为了让农民从苦难中摆脱出来，不怕与党在农村的传统政策相违逆，不怕去探索当时上级不允许做的事，不怕丢‘乌纱帽’。”[19]各种力量对改革都发生了影响，但主要践行者是一批改革派官员，1980年代许多改革故事都发生在地方和基层。

整个1980年代，知识分子是改革的坚定支持力量。大规模平反，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知识分子的伤痛，大多数在文革前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各个文化领导岗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境遇大为改善。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邓小平时代肯定是精英主义取向的。邓小平深知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1978年邓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决定恢复高考、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恢复公派留学生制度、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1980年，中共中共取消文革中从工农兵中选拔脱产干部的做法，改为从大学毕业生中直接选拔脱产干部，[20]逐步改变中共干部队伍的构成。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确立的现代化目标重新点燃知识分子的理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中共与知识分子一段微妙的蜜月期。

中共文化政策逐步放宽，出现了某种自由空间。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和学术文艺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翻译浪潮把国外各种著作和思想引入中国，不断有新学科、新观点、新思想涌现。几十年来，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开始觉醒，他们首先是争取自己的学术独立性，继而就重大社会问题和中国未来走向发表言论。由中共高层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知识界中继续发酵并不断推向深化。1980年代初，接过思想解放旗帜的是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批学者以早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修正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来批判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模式，批判晚年毛泽东的理论，谴责文革各种非人道的暴行，呼唤普遍人性和人的尊严。应当说，由党内著名知识分子发起的人道主义讨论，仍在马克思主义的旗下，做的是“正本清源”的工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寻找理论依据。1984年国庆45周年大典上，青年学生自发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说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改革和现代化路线寄予热望。

1980年代中后期，在体制边缘和体制外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启蒙”的民间思想学术运动，他们比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走得远。许纪霖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运动中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共同趋向。”西方现代化成为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理想”。[21]尽管他们认为与中共的改革并不矛盾，“大家都在为中国找出路，目标都是推进中国的开放、现代化。”[22]但冲突不断，一些激进的思想者被视为政治上的威胁。邓小平改革是“发展主义”的，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他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推进，坚信“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23]赵紫阳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24]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

二、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改革试验时，社会主义改革已成趋势。然而，由于受到普遍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通过渐进改革实行市场化转型，鲜有成功的先例。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体制崩溃，而且推动了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出现所谓“中国奇迹”。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模式”的解释很多。

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陷阱的机会。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作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19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然而，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进行过渐进改革尝试，事实上，从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苏联、东欧进行了三波改革，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没有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迫使决策者转向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体制崩溃。鉴于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转向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结构性因素。诸如：（1）改革初期，中国劳动力75%在农业部门，苏联75%在工业部门。中国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高增长率可以通过将农业劳动力转到工业中去的办法取得。（2）苏联已将社会保障网扩展到城乡全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享受保障的只占劳动者的20%的城市劳动者。这使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3）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毛泽东时代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大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4）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5）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散居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中有许多企业家，这些人是重要的知识与投资的来源，起到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6）毛泽东时代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得以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这种政治和组织资源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又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7）苏联民族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中国90%的人口为汉族，民族同质性降低了改革进程的国家分裂风险。等等。

这些分析是有启发性的。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

1.最初的改革思路

最初的改革思路比较简单，就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搞活经济。充其量是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以增加计划经济的活力。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恰恰是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办法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据袁宝华回忆，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就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25]整个80年代，在国企改革上作了一系列的摸索，先后试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等不同的办法，寻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同时，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外贸、物资等领域作了相应变动。

放权让利是以往经验的延续，实质上是重拾《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前后的一些想法，不同的是放权的范围扩大了。为调动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对于以追求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个政策把人们积蓄既久的趋利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另一个思想亮点是，对市场作用的重新估计。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26]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27] 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28]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9]邓小平讲的与陈云讲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理论模板。不同的是，邓的思想更具开放性。

在经济学界，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1980年初夏，薛暮桥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份讨论中的文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30]这已经超越了放权让利的界限，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主张。他的话给赵紫阳很大影响，但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31]最初的放权让利改革激发出经济活力，也引出了体制磨擦，1979、1980年连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80年底，中央确立经济紧缩政策，陈云提出“重调整，缓改革”，改革服从调整。在这个背景下，引发出关于经济改革的第一场争论，“计划取向”的主张在政治上占居上风，“市场取向”的主张受到批评。从总体上看，决策者的改革思路没有超出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加计划经济活力的框框，它的形象比喻就是“鸟笼子”经济。[32]

2.体制外力量的成长

中国经济改革被称之为体制外先行的改革，不过改革的重点从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方案。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国有企业扩权试点上。这些改革至少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肢解了旧体制，二是释放出市场空间。国有企业的身子虽然还在计划体制内，但它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市场。不过，80年代的国有部门改革总体上没有取得突破，经济改革的真正突破发生在非国有部门。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说：改革的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几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经济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是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33]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2000万人待业，是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波及21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返城大请愿”已经引发了某种动荡。[34]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从允许到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35]在城乡个体经济中发展出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它的出现却不象个体经济那样顺利。这里又触及到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开始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5个帮手。[36]这也是依据经典，雇工8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理论分界点。但现实很快突破了这个限制，结果引起很大争论。《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的方针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看一看再说”。[37]这个方针的提出，对决策者来说，多半出于绕过争论的策略考虑，事实上默许了雇工经营的自发发展。于是，以1984年为拐点，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38]，特别是原来集体经济力量不强的地区发展很快。如浙江省温州市1987年有私营企业1万多家，产值占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70%。福建省晋江市有私营企业4500多家，产值占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84%。[39]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肯定“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自1950年代消灭私人经济以来，重新确立了私人经济的法律地位。

3.农村突破的意义

农村改革的突破具有全局性意义。不过它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是领导人预先选择的改革突破口。自始至终参与决策的杜润生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40]农村改革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最初的农业政策基本属于调整的范畴，并没有把体制革新提上日程。然而，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引导出农村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为农民松绑解禁，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调整宏观农业政策，让利于民，又使农民的选择获得了利益刺激。于是，多数农民选择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农村改革率先突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从农业全盘集体化之时起，农民中就存在一种离心倾向，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对农民的吸引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以获利，二是有了自由。相对于城市工业，农业是计划控制较为薄弱的部门。农民从未象城市职工那样被政府“包”下来过，因而对旧体制没有留恋。包干到户对农民来说并不陌生，它不过是回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传统的家庭经营，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公正性，避免了震荡和冲突，减少了农民对不确定性的担心。如果把集体化比作筑堤，包干到户就象是决堤，“势不可挡”。[41]农村出现的这股潮流，在城市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传统的观念中，坚持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吗？”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包括中央和地方许多官员。单有农民的选择，没有一批官员的同情、默许、支持和政策的跟进，农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突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支持、引导；二是犹豫之后转而支持；三是坚决反对。支持者的策略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让农民吃饱肚子是政府当前的首要责任，强调包产到户只是局部的试验，风险可以控制。为使大家容易接受，杜润生为包产到户起了个繁复的学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寻求共识的策略是等待，不施加压力，让事实来说话。[42]农村改革对增产的显著效果为自己获得了合法性。改革既给农民带来好处，又丰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时满足了政府足额收购的要求，使国家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安全无虞，说服了许多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人，从意识形态上提出的反对意见不足以阻止农村变革的进程。

农民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的确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大大提高了改革的声誉，9亿农民稳定了，也使决策者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下从容地推进城市改革。农村突破的意义更在于它推动了市场化趋势。一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其中孕育出一批雇工经营的大户，私人经济破茧而出。二是开拓出一片市场。先是城乡农贸市场的恢复和繁荣，既而出现农民长途贩运，异地经商，出现了各种专业市场。三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而且出乎人们预料。地方政府的扶持是重要原因，但原动力来自民间，改革激活了农民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乡镇企业灵活的内外机制使它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和自生能力。即使在1989-1991年经济紧缩期间，乡镇企业受到很大压力，它的总体增长率仍然高于国有企业。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88年的24%提高到了30.83%。[43]其出口所占比重也由1987年的11%上升到1993年的35%。1985-1990年，全国税收净增的21.6%是由乡镇企业贡献的，此外还支付了约1/3至2/3的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制度外财政收入。[44]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80年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引擎，同时成为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推力。[45]农村改革的后续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民工潮”不期而至，却并非偶然，这是长期封闭式人口管理积聚起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进城冲动的集中迸发。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无疑是制造“中国奇迹”的主角之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功不可没。“民工潮”出现的历史含义，更在于它为解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持续的压力，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城镇化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平等，让进城农民真正变成市民。然而，如果没有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这一过程至今不可能由政府启动。

4.开放推动改革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如果说国内经济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这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在19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手上，中国通向西方的政治障碍已基本拆除；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期。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19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1970年代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注入增长动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肯定对外开放对增长的贡献。除了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的资金瓶颈以外，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本国的技术变迁，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奇迹”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二是利用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46]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人甚至把中国的高增长归因于外部因素。认为“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近30年，中国恰好遇到了两个外部历史条件：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些条件在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都没有，因而当时不可能出现今天这种经济增长。中国不过是加入了世界潮流，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47]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仍然需要解释，同样的条件为什么唯独钟情于中国？显然与中国内部因素有关。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劳动力成本等，这些增长因素在制度创新中得以释放。尤其是极其充沛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能够持续高增长的独特因素。众所周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率先起飞，是由两大因素推动的：一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二是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拿低工资又特别吃苦耐劳的农民工。

第二，引入市场因素。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9年初，邓小平请原资本家荣毅仁出来主持引进外资之事，具有象征意义。荣毅仁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得到邓小平的首肯。[48]经济特区更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区。1992年6月，邓小平肯定地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9]深圳特区开办之初，就有“按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明确指向。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特区政府做的工作，主要的不是直接招商引资而是体制改革，包括劳动、工资、价格、土地使用、外汇管理、资本市场等一系列方面。[50]这种市场化试验起到了为全国探路的作用，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再到腹地，市场化逐步扩散开来。中国的企业经理们从与外商打交道过程中逐步理解了什么叫市场经济，逐步学会了市场运作。对外开放把国际竞争引入中国，竞争是改革的动力，逼迫国有企业为了提高效率而改革体制。

第三，提供思想资源。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中国必须改革，这个结论是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的，但这并不一定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生活太久了，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谁都没有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对外交往扩大以后，官员和学者才第一次亲眼看到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已经摆在那里，这为中国提供了具体的参照物，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接触现代经济学是一次思想启蒙，那些对改革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重新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训练以后，才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明晰起来的。[51]对于西方经济理论和国外专家建议，决策者采取了开放的心态。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就是一例。来自国外的顶级经济学家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52]超越意识形态，就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展开了一次无拘束的对话，这次会议在帮助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理清思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53]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54]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是，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更何况中国是这样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可测的风险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主要诉诸于自己的实践的探索。例如价格双轨制以及一系列双轨运行的过渡方式，就是中国本土的创造。

5.越过市场化门槛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改革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颈。19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进”，即改革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这是因为当时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原有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动。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遭遇到两道难过的坎。一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二是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的空间已经用完，而企业并没有真正搞活。到1990年代初，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企业“内部人控制”对资产利润的侵蚀，加上市场疲软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放权让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尽，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触动产权及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触及到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提出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是在抛弃它。他们认为，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在决策层召集的座谈会上，两派学者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焦灼情绪。

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口发表的。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是改革开放。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实，客观情势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体制外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坎，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坎，“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过了它的临界点。经济改革重点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19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悄无声息的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相比较而言，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展开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由此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1980年代不能比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中国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但它的趋势是确定的，就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是20世纪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普遍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起于列宁、成于斯大林，一般把它称为“斯大林模式”。传统社会主义实行共产党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作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强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严密控制思想舆论，对外部世界基本封闭。

1.追寻共产主义的梦想

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设想的吗？社会主义从理想进到现实有很多的变异，但也不能否认，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大实验是在追寻着马克思指示的共产主义的梦想，当然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克思注意到，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痛斥“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5]进而认定，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救，“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6]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恩对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充满着期待，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从他们的理论出发，马克思又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成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57]在他们的著作中，尽管充满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控诉，但对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和成就依然给予充分的肯定，[58]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9]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反映了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两面。

无论马恩对社会主义革命多么期待，他们也从来不认为，革命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更不可能在落后的东方国家率先取得胜利。他们认为，至少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同时爆发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晚年讨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非常谨慎。认为俄国的土地公共占有制能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公共占有制，取决于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的“互相补充”和“相互呼应”，同时必须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60]历史总是出人意料的，革命恰恰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生了。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之所以发生革命，有着复杂和深刻的历史原因，决不是某些随机的小概率事件可以解释的，也不是主观上想“告别”就可以“告别”的。按照现代化学者罗荣渠的看法，近代中国的轨迹是半边缘化、衰败化、现代化、革命化的四重奏，四种趋势相互重叠和激荡，现代化、革命化是阻止半边缘化和衰败化的努力，而现代化屡遭挫折，又使革命化成为唯一选择。[61]当然，革命能够获胜，无疑是利用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危机和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出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出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化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意义在于民族国家的重建，它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摆脱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一是从地方分割的传统权威转向单一的全国性权威，从分裂转向统一。无论先发而是后起现代化国家，都借助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后起现代化国家更加借助于国家的推动。[62]革命化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为深陷苦难的普罗大众提供了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希望。然而，革命化的负面后果是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前景对于20世纪的革命者吸引力如此巨大，以至把它当作指日可期的目标和行动纲领，完全忽略了马克思有关“自然历史过程”的告诫。从列宁开始就想急于过渡，1918-1920年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误以为用军事共产主义就可以一步登天，实现共产主义。在遭到全面抵制后，他不得不实行退却，1921年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通过竞争加速发展生产力，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然而，列宁的退却是策略性的，1929年斯大林就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狂想超过列宁，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如果说落后是列宁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条件，毛则把落后看成一种优势。“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63]列宁说过，国家越落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困难。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同列宁的这个说法，他认为国家越落后过渡就越容易，“穷则革命，富则修”，所以要“趁穷过渡”。马克思曾经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列宁也说过俄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毛泽东开始一度接受这种观念，但后来反其道而行，把资本主义看成完全的罪恶和主要的敌人，急急忙忙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消灭私有制后，又以毕生精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相对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切都是过程，都不应停留太久。自1949年建立新政权以后，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往前闯，从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到加速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搞出一种“兵营式的共产主义”。这已经超越了列宁和斯大林，更有甚者，当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另辟蹊径，完全摆脱落后生产力的羁绊，希望通过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革命继续他的乌托邦试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2.传统社会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集全国之力于选定的工业化。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悄然而至，大片的工厂倒闭，银行关门，失业人数激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64]与西方大萧条形成强烈对照的，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据苏联政府在1933年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设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的48%增至70%。[65]到1937年，苏联仅用十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目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差不多四倍半，完整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起来，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上的“奇迹”。战后，其他仿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过一个短暂的快速工业化阶段。1950年代，东欧国家工业产值增加都在1-3倍，中国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也取得可观的成效。苏联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对于急于追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模仿苏联搞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

在中国，与现今思想界普遍认同市场经济的潮流相反，20世纪20-30年代，思想界盛行的是计划经济思潮，普遍相信计划经济或叫统制经济能助中国强大，甚至认为计划经济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希望”（饶荣春语），拘泥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试图走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无异于白日做梦”（吴半农语）。自由派领袖胡适也说：采用计划经济促进中国工业化成了当时“最风行的口号”。[66]计划经济之所以有很强吸引力，正好迎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两个梦：一个是摆脱落后挨打的“强国梦”，一个是避免资本主义痛苦的“大同梦”。中国人是在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语境下开始追求现代化的，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思想界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情结从未中断，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弱肉强食”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67]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建国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发展国有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

苏联最初的工业化奇迹，给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巨大压力，迫使西方对外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对内进行制度改良。在保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关注社会平等，推行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等政策，把一些社会主义诉求内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将革命消弥于无形。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抛弃传统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强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控制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大萧条。改良后的资本主义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迎来30年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反观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初期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停滞。计划经济模式或许能有效地动员资源，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暴露。其根源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不可能获取完全的信息，事实上不可能制定出一份包罗万象的计划，任何看似缜密的计划都不可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满足社会成员多样性的消费偏好，更不用说决策错误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根本，就是它无法解决“激励问题”。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计划经济扼杀个人自由。所有资源都集体到国家手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无远弗届，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就可以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他所期待的“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出现，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却跌入了无所不在的体制之中。在这个体制中，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又高度依赖于国家，自由选择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没有竞争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创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追求平等，造就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同质化社会，然而，追求平等主义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不平等，不是基于财产权和市场竞争，而是基于制度安排。毛泽东时代存在3个身份等级不同的阶层：干部、工人和农民。尤其是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两部分，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十几亿亩土地上，在农村内部是同质化平等化了，但农民与市民相比，既无平等可言，又失去了自由，这是“平等社会”的最大悖论。

传统社会主义走向衰落更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对暴力的滥用和对人的伤害。其根源主要应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依此形成的集权制度中寻找。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自马克思，但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过渡时期的手段而存在的。这一任务一旦完成，无产阶级专政连同国家本身即将消亡。[68]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化了，专政的职能不仅针对资产阶级的反抗，而且针对无所不在的“习惯的力量”和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69]而阶级专政须由政党来领导，政党须由最有威信的领袖集团来主持的。[70]列宁说：“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营地”。[71]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72]这就在苏联形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约束，不受监督的一党专政制度。它与东方专制主义和企盼好皇帝的文化传统结合，一党专政演变为个人专制只有一步之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逃避这种宿命的。

为什么传统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化？首先，20世纪的革命者都陷入一种“理性的自负”，认定自己选定的方向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这种“历史必然性”被赋予一种不可挑战的宗教性权力。为了实现目标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采取任何强制和暴力手段，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任何超越历史的社会方案必然会遭到实践的惩罚和社会的抵抗，并不断引发出激烈的争论，因而强制就成为实行这种方案必不可少的手段。毛泽东时代发动了无数次的运动，运动治国成为常态，这些运动大都无关乎政权稳固，更多的是为强制性的制度变革开辟道路，用“不断革命”来扫清障碍，解决分歧，防范脱轨。如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贯穿于农村制度变革的全过程。其次，传统社会主义无法避免官僚主义的复活。列宁晚年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趋势，但已力不从心。延安时期，毛泽东郑重考虑过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73]他在大军进城前向全党发出警告。毛泽东自信，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然而，毛泽东所理解的民主不是建立程序化的制衡监督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于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建国之初的“三反”到1957年的整风、1960年的整社、1964年的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运动反腐造成了无尽的伤害，却无法根除官僚主义的固疾，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官僚主义的土壤。到文革后期“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74]再次，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体制难以形成常规权力更替机制。权力分配和权力角力只有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阶级斗争激烈化的理论，毛泽东同样以阶级斗争来诠释和解决权力问题，所不同的是，前者直接以国家暴力消灭所有政治对手，后者则更多的诉诸于群众运动。党内干部都谙熟党内斗争，借助于上面发动的运动进行自己的权力角力，使政治运动在各个层级都能获得动力。在传统体制下，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成为个体改变自身地位的主要途径，由此滋生出一批又一批的运动积极分子，反过来不断地增添着运动力量。[75]革命是最神圣的字眼，也是最令人畏惧的字眼。人人都争当革命者，又都是革命的对象。党内干部大都不能避免挨整的命运，又极少有人没有整过人的记录，累积下来，几乎所有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都受到伤害。[76]最终消耗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3.中国尚未完成的超越

邓小平把改革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77]就其本意来说，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抛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1978年，邓小平就意识到，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78] 1985年，邓讲得更加明白，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79]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一条死路”。换一个方式说，继续坚持传统社会主义“只能是一条死路”。他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0]这只是回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前提的论断，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以后的实践走得更远了。官方定义当下中国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或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怎样定义，它已经与传统社会主义相距很远了，甚至也超越了马克思定义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范畴。[81]历史证明，最近30年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适应时代趋势的。150年多来，第一次把中国带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现今的中国无疑是民族复兴最有希望的一个时期。

然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尚未完结，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最有希望的时期也许是充满危险的时期。人们描述了中国问题的种种表征，我以为，有两种挑战是具有根本性的。

一种挑战是公权力私有化。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两方面历史因素的契合，一是毛泽东时期的集权制遗产，一是市场化转轨释放出来的寻租空间。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集中于少数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形成了没有监督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权力腐效就在情理之中。当时就有腐败，当然程度与当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频繁的整肃运动、严格的财务制度、革命幸存者的自律意识以及物质极度匮乏的现实，抑制了当年的腐败速度。一旦不搞运动，失去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和群众运动的压力，同时失去道德和理想的自律，加上财富大量涌流的诱惑，这种原本就没有制衡的权力大面积腐败就不可避免了。中国改革和发展是政府主导的，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

不可否认，近30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是一个推手。然而，政府（实质是官员）之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的广泛产生。权力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消除的现象，但中国现今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独有特征。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为少数与权力靠近的人化公为私提供了机会（无论改制还是不改制）；数不清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是官员设租寻租的理想场所；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灰色收入的巨大空间；公有制土地成为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等，大都看到官商勾结联手分赃的身影。近30年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分配的恶化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财富分配过程中公正原则的丢失。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分裂和动荡。

一种挑战是商业原则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市场经济是趋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创造效率奇迹的魔力所在。市场经济的理想状况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自然导向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增进。然而，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理想主义者的头脑之中，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完美的。资本的贪婪与权力的贪婪无高下之分，都基于人性的贪婪，没有规制的市场只会充斥骗局和掠夺，这种规制只能由市场之外即法律秩序来提供。当下中国的问题不止于此，还在于商业原则渗透到精神领域。从政界、学界到社会，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似乎无往不克，利益交易的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当官员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危害不只是腐败本身，更在于损坏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的公平和价值准则，导致社会底线失守，社会诚信流失，社会乱象丛生。人们不能只生活在理想或幻想之中，但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想。一个价值空洞化的国度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现代强国。

中国改革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超越左右，拓宽视野，至少应从三方面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一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三是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按照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观点。20世纪各国通向现代社会有三条政治道路：英美法的民主道路，德日法西斯道路和苏联中国共产主义道路，三条道路都由来有自，当然成效和结局不同。[82]站在当今的立场看，通向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道路并不成功，如果有谁还想用传统社会主义方案来解当前的困境，那是对历史遗忘。但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这场大试验，不可能成为历史空白，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历史课题。人类总应该从历史中学得聪明一些，不能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震荡。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坚持搞市场经济，决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83]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成为权贵和强势集团的饕餮盛餐。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84]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1]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

[2]转引自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389页。

[4]《关于城市住宅建设的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6期。

[5]1978年9月16、17日，邓小平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谈话。《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6]《陈云年谱》下卷，第229页。

[7]《邓小平思想年谱》，第81页。

[8]访欧代表团报告，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国内消费外，还有40%的谷物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人口的需要。见《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1978年6月22日），房维中前引书，第121-122页。

[9]1978年11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后，到一些单位报告访日情况，对日本大为赞赏。说日本普通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多数家庭有汽车，家用电器完全普及。工人一年有几次分红，年终还有3个月的奖金。农民也穿毛料衣服。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我们最好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也只有2万多种商品。“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不仅如此，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没有听说有偷自行车的，商店下班不上门板。（邓力群：《日本经济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45期）同月，王震访问英国，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过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的人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柯华：《在马克思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炎黄春秋》1999年2期；于日：《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陈独秀研究动态》2002年3、4期。）

[10]见《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工作报告》，1978年5月31日；《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1978年6月22日；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未刊），2004，》，第106、122-125页。

[11]于光远访谈录，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10。

[12]1978年9月，邓小平访朝时同金日成谈话，《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6-77页。

[13]1978年6月30日，华国锋在听取谷牧访欧情况汇报后说：“出去的同志回来后，自信心更强了。去日本、去西欧的同志回来，都提高了信心；对我说了，我的自信心也更强了。原来认为二十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一分册（未刊），2004，》，第128页。

[14]谷牧等人从西欧五国带回来的信息是：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说明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切心情。（《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房维中前引书，页124。）

[15]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有希望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页）。

[16]于光远访谈录，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7]叶剑英说，中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钻了这个空子，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他说，“这一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人民日报》1979年2月15日）彭真说，从革命战争年代主要靠政策办事，到掌权后不仅靠政策，还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他说：“管理国家，靠人治还是靠法制？一定要靠法制。”“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人人都必须守法，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使国家长治久安，比较能经得起各种风险的一项根本保证。”（《缅怀彭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18]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见《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19]沈祖伦：《改革初期我们的闯劲来自哪里》，《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20]参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三种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84~403页。

[21]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22]马国川：《金观涛：80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新浪财经2008年4月27日。

[23]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为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99页。

[24]张显扬、史义军编：《赵紫阳中南海十年纪事》（下），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5-1076页。

[25]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

[26]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27]《陈云年谱》（下），第236页。

[28]《陈云年谱》（下），第238-239页。

[29]《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9页。

[30]彭森、郑定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8页。

[31]《薛暮桥回忆录》，第375-376页。

[32]1982年底、1983年初，陈云多次把实行统一计划与搞活经济的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他不主张把鸟在手上捏死，但坚持要有个笼子，笼子可以有大有小。《陈云年谱》（下），第309、311-313页。

[33]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352页。

[34]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35]1978年3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可以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正式提出，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明确地把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与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联系起来。

[36]这个规定最早出现在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中，198I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具体规定了雇工的最高限额。

[37]1982年12月和1984年10月，陈云、邓小平先后谈到这个方针。见《陈云年谱》（下）第316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38]据安徽统计，1983年及其以前开业的私营企业有370家，发展最快的是1984年（644家）和1985年（1336家），分别比上年增加1.74倍和2.07倍。其他地区如浙江温州、河北保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大体如此。参见王长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私营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39]见李惠根：《全国私营经济调查研讨会情况》，《上海农村经济》1988年第5期。

[40]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1页。

[41]《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72-73页。

[42]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说：“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7页。

[43]樊纲：《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路径》，《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4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45]据吴敬琏回忆，1990年夏天，他从欧洲访问回来时心情悲观，但当他9月到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时，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柳红：《“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北京日报》2003年2月17日。

[46]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转引自丁一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47]陈志武：《慎言中国经济奇迹》，凤凰网2007年6月16日。

[48]李鸿谷：《历史中的荣毅仁与邓小平》，新浪网2005年11月3日。

[4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47页。

[50]2007年10月14-15日，杨继绳、肖冬连对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访谈。

[51]1983年1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53岁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甚至旁听大学生的课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补课。这为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奠定了理论经济学的基础。

[52]与会的外国专家有：凯恩克劳斯(英国)、埃明格尔(联邦德国)、托宾(美国)、拜特(南斯拉夫)、布鲁斯(原籍波兰)、科尔奈(匈牙利)、阿尔伯特(法国)、琼斯(美国)、小林实(日本)以及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和伍德。中方参加的主要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陈如龙、童大林、尚明、高尚全和一些中青年经济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共30余人。

[53]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回忆说：科奈尔“宏观间接调控”的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把它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2007年8月2日、3日、10日对安志文的访谈）。

[54]1984年，世界银行在关于198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借鉴西方的公司制、股份制，实行多种国家机构所有制，可以打破条条块块。这个意见受到赵紫阳的重视，布置体改委进行研究。1985年，西德“五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率团来访，赵紫阳就国有企业改革征求他的意见，施奈德承诺回去研究后再作答。1986年秋，施奈德再次来访，赵紫阳让安志文见他，施奈德回答：改革国有企业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搞成公司制、股份制，赵紫阳很感兴趣。只是当时条件不具备，企业改革转向承包制，但赵紫阳的真实想法是搞股份制。赵先后3次派人征询台湾经济学院士蒋硕杰，于宗先，邹至庄、费景汉、顾应昌、刘遵义等人的意见。第一次1984年在香港，第二次1985年在北京，第三次1989年在香港，第一次经邓小平批准，后两次也是赵紫阳亲自派遣的。最后一次座谈参考意义最大，台湾院士根据台湾经验提出的几条意见有很强的实用性，如绝对不能搞通货膨胀、应当放开价格管住货币、外汇汇率调整最好一步到位、企业最好还是实行股份制、应当缩短国有经济的投资战线等。这些意见受到邓小平、赵紫阳的高度重视。对1990年代改革发生了影响。

[5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0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58]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恩全集》第7卷，第274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0页，第22卷第500页。

[61]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2]参见钱乘旦：《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3]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7-178页。

[64]详见〔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339页。

[65]转引自《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239页。

[66]转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8月号。

[67]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8]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至于什么阶段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第3卷第314页。

[69]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1页。

[70]《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71]《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

[7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4页。

[73]1945年，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7月4日，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作客。黄炎培说：“我一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见朱洸：《毛泽东与黄炎培话“周期率”》，《光明日报》1993年1月20日。

[74]1975年，邓小平痛陈各种官僚主义现象：“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空谈自欺欺人往往淹没一切。”“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拔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327页。

[75]参见孙康：《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76]参见晏乐斌：《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36页。

[78]《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6-83页。

[79]《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139页。

[80]《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373页。

[81]有些学者质疑《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是误译，应为“扬弃私有制”。如果不拘泥于个别词语，“消灭私有制”并没有误读马克思，马克思分别使用过“废除”、“夺取”、“剥夺”等字眼。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有“暴力剥夺”与“和平赎买”两种可能性，消灭私有制是渐进的过程。

[82]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83]王晓鲁：《改革收入分配的五个抉择》，财经网2012年8月31日。

[84]常修泽：《南美改革的考察与分析：“在两个鸡蛋上跳舞”》，《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

附：专题讨论

萧冬连：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演进逻辑

这本书的提要已经用电子版传给大家了，还请几个朋友看了原稿，今天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本人很看重这个选题，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对中国当代史的看法系统写出来。但着手后才发现困难很大，力有不逮。因为它的体例跟我们过去搞实证研究完全不同，要把几十年的历史浓缩到10来万字里，需要高度的提炼。另一个更大的困难是，史学界的分歧很大。整体判断也是两极化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史观问题。我的学术态度是：着眼于还原历史的本像，梳理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不作过度解读，也不急于作简单的道德价值评判。近3年来，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和思考。先后看了几千份文件资料，包括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不敢说我的判断都有新意，但都是经过我反复斟酌思考过的。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历史演进。我用社会主义路径的4次转向[1]，来概括当代史的演进逻辑，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试图说明以下问题：中共何以放弃原本认真考虑过的新民主主义，急于仿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觉察苏联模式的弊端并尝试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后，为什么引导出一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大跃进的调整和总结为什么没能引出改革，却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归之路？文革结束后，又是哪些社会力量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所谓4次转向只有相对意义，实质是两个过程，即从走进传统社会主义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仍然是一种所谓的宏大叙事，是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的角度来考察的。在此过程中，自然离不开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与党内分歧；但我的思考没有停留在这上面，而是试图说明背后起作用的历史的、制度的、观念的因素。当代史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人们把改革开放前称为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后称为邓小平时代，这样说，在特定意义上是可以的。特别是毛泽东时代，毛的个人意志左右着中国的政治走向。然而，我们看到，毛可以左右政治走向，却不能决定历史成败。毛发动的大跃进以失败告终，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悲剧收场。历史有可为之事，有不可为之事；不可为而为之，必然受到惩罚，带来灾难。下面，我就4个问题作点说明。

第一，中国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许多人对提早放弃新民主主义感到很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后人的想法，而是当时人的普遍观念。如果回到历史，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这种选择对以后的发展是否有利，新民主主义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逻辑。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在新民主主义的存废问题上，毛个人的政治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之前，党内始终有一种倾向，想急于结束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倾向有相当大的基础。问题在哪呢？

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变通的理论，一种阶段性的制度安排。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提出两个前提：一是认为中国的生产力落后，需要一段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二是老百姓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要有一个使大家适应的过程。很显然，这两个前提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前提是确定的，那肯定是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第二个前提则有很大的随机性，它取决于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和力量对比。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后讲过，中国不能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这些话是从列宁那里直接拿过来的，并没有进一步的理论阐述。真正对毛起作用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在毛那里，相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切都是过程，都具有策略性。这是决定毛取舍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具体说，有3个主要的因素，促使新民主主义政策在1953年很快地结束了：第一，就是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担忧。特别是在农村，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农村土改后的两极分化现象特别关注。他们担忧的还不是说出现了多少新富农，而是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假如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靠个人发家致富了，他就不会向往社会主义了，党在农村的力量就可能发生动摇。第二，就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对力量对比的估计。1952年土改以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能对新政权提出挑战。在经济结构上，建国之前估计资本主义经济是占很大比重的，难以完全替代。1952年时发现，国家不仅已经控制了经济命脉，而且国有工业企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7%，私人企业的一半以上也已经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国家有这个力量对它实现改造，又不至于掐死这只“下金蛋的鸡”。第三，国家重工业化的需要。从逻辑上讲，国家工业化能不能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内推行，看你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如果选择从轻工业开始的传统工业化类型，自然可以依托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然而，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1929年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与大规模工业化计划是有内在联系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就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制度支持。毛泽东和陈云对这个问题看的很清楚，他们说工业化又要农民做出贡献了。当时一些资本家提出，国家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分工合作。陈云说这样你赚钱我承担负担，我们当然不干。毛泽东的办法是加快所有制改造，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国家手里，来推进国家选定的工业化目标。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里谈到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的看法。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政策讲的最多，坚持的时间最长。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刘少奇的思想是有变化的。比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土改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提法，首先是刘少奇1948年9月会议上提出来的，毛把它接过来，成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基本提法。刘少奇的变化是到天津以后。因为接管城市面临一个严峻问题，就是资本家停工停业，转移资产，他要稳住资本家。从那以后，刘在思想上有很大变化。二是刘少奇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当然，刘必须服从于毛，这是肯定的。但按照薄一波的说法，毛跟他们谈了一次以后就说服了刘少奇。这么轻易地就被说服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刘和毛的分歧是步骤性的，不是目标性的，目标完全一致。既然通过简单协作就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就能够把农民个体经济引到合作化道路，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么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呢？我们知道，在苏联全盘集体化之前，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路线之争；但在中共党内完全没有这种争论，历史上没有形成一条所谓刘少奇路线。原因在于，当时党内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很清晰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明天。

这里面还要讲一个社会思潮的问题。社会思潮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大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大萧条和苏联一五计划时期的发展奇迹，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苏联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知识精英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战后许多新独立国家都在模仿苏联搞计划经济。在中国，与现在主流知识精英都倾向于市场经济相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流的知识精英都是倾向于计划经济或叫统制经济，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50年代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不仅在国内调动了很大的热情，而且吸引了大批在国外的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潮流的思想竞争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攻守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50年代的社会主义总体上是处于攻势地位的，80年代倒转过来。

第二，1956年，中国在尝试走自己的路之后，为什么引导出一场乌托邦运动？

从1956年到1958年，在思考的方向上确有转向的意义，但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强烈的赶超冲动，一种赶超战略正在酝酿。如果不拘泥于词句，那么早在1955年底就开始酝酿和发动一场“跃进”了，毛泽东多次讲到中国要赶超美国。1956年苏联问题暴露出来后，毛就不只是要赶超美国，而且要超越苏联。1957年底，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给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

1958年大跃进的驱动力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压力。毛用“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造成了从上到下的紧张气氛。1957反右派运动彻底堵塞了党外人士的建言之路，1958年在党内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又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是借助民气。所谓民气，就是自近代以来精英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两个中国梦，一个是“强国梦”，一个是“大同梦”。普通老百姓期望是过上好日子，相信共产党能够带领他们过好日子。不过这种热情和期许很快就为饥饿所打破。如果说1958年乌托邦热情起了某种作用，那么1959年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的继续大跃进，就只能靠强制。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只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它具有双重赶超的含义：一是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一是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建立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是毛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毛的自我期许十分高远，不仅要以此为中国找一条道路，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树立标杆，因此绝对不容有人怀疑，毛宣称“要向全世界作战”。结果众所周知，庐山会议以后把已经出现的危机推向深渊。当然，大跃进搞成那样，也有各级干部的“发明创造”，同时与一些基本制度有很大关系。

第三，对大跃进的调整和反思，为什么走上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不归之路？

这肯定与两件大事有关：一是大跃进失败引出的党内分歧，一是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从意识形态考察，这两件事都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党内的分歧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大饥荒面前，党内许多高层领导干部已经从1958年那种狂热情绪中冷却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这个常识理性就像田家英感慨说的“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因为有这个认识，所以很多人认为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包括包产到户。这个问题触及到了毛所允许的底线，他认为党内许多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倾向，对中央一线特别是刘少奇产生严重不信任，必须站出来进行强力干预。

中苏分裂有很多的原因，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是因为中国还在追寻一种一大二公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形态，而苏联东欧开始寻找一种改革的道路，在计划经济中间引入某种市场机制，这一进一退的历史势差，就使意识形态的争论难以妥协。两党关系无法弥合。撇开细节不说，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实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我是从三个方面考察的：一是毛的动机和目标，二是中央高层对文革的态度和他们的想法，三是群众为什么狂热地参与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关于毛的动机有两个解释体系：一是权力斗争的解释，二是意识形态的解释。我是赞同一种说法，毛的动机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可能两方面都有，这两方面又是统一的，即推行什么路线问题。首先，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文革不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么简单，他要清理的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第二，文革实际上也是一场乌托邦的社会大试验，毛自己说是一个“大演习”。要在人间建立天国这一点上，文革与大跃进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第三，不可否认，文革有反官僚化反特权的考虑，从文革前到文革后期毛反复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毛在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政治上强调一元化领导，日益强化了集权，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容忍这种集权体制不可避免的后果。官僚化趋势正是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分配权集中拿在官员手里，官僚化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在毛看来，官僚主义不是体制内生的东西，而是外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要采取全民运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延安时毛同黄炎培谈话时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然而，毛对民主的理解不是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于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建国时起发动了一系列整肃从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1960年的整社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搞了一系列的党内整肃运动，结果是伤人无数，却无法根除官僚主义的固疾。

中央领导集体能不能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假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从当时党内状况看这个问题提不出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另外一方面，刘、周、邓这些人是不是想抵制文化大革命呢？我认为没有，不仅没有行动，而且没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反修防修是举国大事，全党共识，在文革前毛泽东导演的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两场大戏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扮演了仅次于毛本人的重要角色，不能说他们都是被动的。文革以反修防修相号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看法。如果没有毛的干预，刘少奇领导的文革可能是又一次反右运动。文革中引起强烈反弹的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打倒一切”的做法。

关于群众，现在有“两个文革”说法，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党内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就是趁机造反，反对共产党的专制。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我看了很多资料，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如果说在全国六、七亿人口有那么一两个也是难免的，但它不是主流。主流的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这并不是否认文革前积累了各种矛盾，特别是群众对干部的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借着这个机会集中发泄出来。人民对于用巴黎公社原则来革新社会制度是充满幻想的，认为打倒了走资派，就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不过客观地说，文革前积累的矛盾远没有达到激起造反的程度。文革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有现实的一方面，也有虚拟的一方面。就是因为长期的阶级斗争和平等主义观念的植入而被放大了，激发出一种莫名的仇恨和愤怒。还有一类矛盾，即各级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之争，借助于上层的政治动员开展自己的权力斗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获得动力的原因之一。

一般认为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我的认为文革的破产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三个东西，一个是普遍的暴力，一个是持续的派性斗争和动乱，一个是诡谲的党内权力斗争。文革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特别是毛与林之间的冲突演化成一场宫廷政变剧，引起的震动特别巨大，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

第四，文革结束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启动，肯定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两个，一个是伤人太多，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过去的既得利益阶层都伤害了，谁都不愿意再回到文革。第二个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很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就促使了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一种深刻的反思，按照赵紫阳的说法，“大灾大难使我们大彻大悟”。邓小平讲的，是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都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得来的。

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重新出山的老干部。从希望摆脱文革噩梦这点上看，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如果党内没有基本的改革共识，改革就很难推动。当然，问题不在要不要改，而在如何改、往哪里改。不是所有老干部都始终一贯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是你要看到，从中央到省市、到地县，各级领导层确实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这些人并不是受利益的驱动，而是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

第二种力量是知识分子。80年代知识分子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80年代，中共与知识分子有过一段微妙的“蜜月期”。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次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创伤，更主要的是，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和现代化目标重新激起了知识界的热情。除了少数知识精英被纳入政府咨询体制，知识界对改革的作用主要推动思想解放。党内的民主派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还是在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但在体制边缘或体制外形成的一个民间思想文化运动走得更远了，他们也是要为改革寻找道路，但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不断，最终分道扬镳。

还有一个改革力量来自基层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当时农民选择包产到户只是为了吃饱肚子，很难说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选择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确实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大大提高了改革的声誉，推动了市场化趋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有一个大背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当然，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

国际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最后20年发生的影响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冷战结束。站在1970年代末的起点上，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会走得这么远。当下中国被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怎么定义，它已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相距很远了，甚至也超越了马克思定义的经典的社会主义。对于未来的走向，党内、社会、知识界的分歧很大，左右两个极端不可通约。我认为思考这个问题应该超越左右，扩展视野，至少要从三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中来获得启示：第一，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二，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和他们所取得的经验教训。第三，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与遇到的困境。我们已经吃了民粹主义持续泛滥的亏，这个路肯定是不能走的。但是，我们现在市场经济也不能重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始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痛苦，我们也不能像南美一些国家那样总在两个极端来回振荡。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王海光：历史是将错就错的结果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萧冬连的这部书稿，写得非常精彩，有细节，有概括，有血有肉，有文有质，提纲挈领地概括了从1949年以来中共的历史。在关节处，要言不烦，几句话就点明了旨意。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吃得很透。

历史学家与理论家、政治学家的著述方式不同，他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框架出发，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史料进行的历史梳理。首先强调的是历史史实的准确性，避免了空疏的议论。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的写作，写字数多的书比较容易些，写字数少的书是很难的。因为写的字数越少，对史料和史实的提炼和概括的水平就越高，难度就越大。作者是长期做微观研究的。写这部书，是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宏观梳理，历时3年有余，有几千万字的阅读量，这是一个大工夫。我跟冬连交流得比较多，对一些观点的认识也比较一致。看了书稿以后，对老萧的治学功夫非常感佩。印象最深的主要有4点。

一是对历史的概括和提炼，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书中对大跃进的评价：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这类精彩的语言，俯首皆是。

二是对历史的叙述平和冷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客观公允，关照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书中讲到邓小平的改革时，在肯定之中，也客观地指出了相关问题。作者认为：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作者对毛、刘、周，乃至对林彪的评价，也都做到了爱不溢美，恶不贬损的客观和公允。

三是在叙述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是史实的平铺直叙，而是深入历史活动的肌理，有针对性的观点，有准确的问题意识。如讲中国改革的起步时，作者在叙述了“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观点后，指出：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到位的认识。

四是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度思考，梳理出了一条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发展逻辑，具有思想家的冷峻与深刻。作者提出了在人们心中萦绕不去的一些根本性大问题，如：20世纪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中国为什么会搞计划经济？为什么会走运动治国的道路上？作者认为，（1）目标模式上的“理性的自负”。把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当作现实的选择。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狂想超过列宁，甚至超过了斯大林。（2）革命化造成了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革命能够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具有推动民族国家重建的意义。革命激进主义的负面作用，是使“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3）计划经济的致命弱点。计划经济模式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特别是它将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这种体制的运作，要依靠动员和强制手段。（4）传统社会主义必然带来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化。这首先来自一种理念，为了实现高尚目标，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采取任何强制和暴力手段。作者特别提出了毛时代运动治国成为常态的原因，认为这是传统体制使然：一是用运动为强制性制度变革扫除障碍，二是用运动反对体制性的官僚主义，三是在运动中进行权力利益的再分配。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问题，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藩篱，但社会转型尚未完结。诚如作者所言：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作者提醒大家，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这些都是总结了100多年人类社会主义试验、中国60多年革命和改革的经验之谈，足以振聋发聩。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中做历史文章，这是中共党史的治史传统。因为社会主义不仅是支撑这段历史的一个核心观念，也是历史演进的一个实在过程。邓小平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核心一点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冬连从这个角度梳理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

我想，再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昨天，也是在这里，召开了荣剑的“中国能否告别革命”的讨论会。我讲了一个观点，历史是一个选择的结果，不是理论预设的结果，是一个歪打正着的历史。今天，借讨论“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转向”的机会，我想再讲另一个观点，历史还是个将错就错的结果。

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首先有一个认知方式的问题。这段历史具有双重面相：第一重面相是实在性的历史，就是真实的社会情况是怎么回事儿，真实的历史过程怎么回事儿。还有另一重面相，就是构建性的历史，即凭着一种人为观念重新构建出来的历史。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属于构建性的历史范畴。在这里面，有社会真实存在的成分，也有观念构建出来的成分，是一个观念与实在的双重互动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对1949年以后的认识，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简单地给出一个定论。这段历史复杂性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多项世界，外来的和传统的，外生的和内在的，观念的和实在的，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长期以来，我自己就存在一个困惑，就是理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社会主义理念对我们的历史进程究竟发生了多少作用？领导人在历史的选择过程中，是从理论设定的目标出发，还是从实际碰到的具体问题出发？毛泽东有没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出发的“顶层设计”？

从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念，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建设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的革命，就是苏维埃革命，照搬过来的路走不通，就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建国后，搞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也搞不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的变种，改良版的斯大林模式，也失败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是扬弃了斯大林模式，取得了成功。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制度性影响还在，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都与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制度弊端有关系。我们现在搞政治体制改革，要改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是一个变通能力很强的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压力，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政策选择。中共领导人大都对理论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邓小平说的“要管用”。

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发展中，领导集团并非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方针行事，对理论的使用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趋向，经常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口号和宣传工具。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研究和探讨是不鼓励的，还会有异端之嫌，甚至还有人因为独立探讨而获罪。在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理论也总是滞后的。不是从理论中找到应该怎么办，而是在事后总结中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所谓理论创新，不过是后来的政策说明，并非是由学理阐发出来的。包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事先预设的。所谓这些理论，都是为现行政策制造的理论根据，其形成都是滞后于实践的。但理论形成后，又会为以后的实践提供了政策指导。

在中共建设社会主义中，确实是营造了一个强大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目标模式是仿效的苏联模式。但在实践中，又有根据自己情况的变通性，这又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不同的调整。但这个调整，也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就是国家发展目标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变动性很大，是在不断的调整中发展出的一套做法，后来我们归纳为中国特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犯错与纠错。在决策过程中的理论分量可能没有那么大，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是为了社会动员的需要，说给老百姓说的。

从历史叙述上，我对5次转向的阶段划分，有点儿商榷意见。我认为，应是4次。从社会政治转型的性质上，前两次“新民主主义嬗变”和“复制苏联模式”，可以合并为一次。这4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类别，可分别成为仿制版、改良版、文革版、改革版。

第一次政治转型的主题是，按照苏联的斯大林体制构建一个新国家体制。这是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战时军事体制向国家正常体制过渡，二是从新民主主义体制向苏联体制的过渡。这不仅因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阶段，建国目标是苏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因为从实践上看，新中国的建政过程，就是整合社会，统一思想，建立党国体制的过程。这些过程是通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来完成的。正是因为建立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全面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家控制社会资源的力量强大了，社会主义改造不过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次，书中是作为第四次社会主义转向，“发动继续革命”一章，也就是毛式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一次是历史的轴心之变：此前是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极致，此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就是毛泽东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异同是什么？

我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是从3个历史维度进行考察的：一是从100年来中国激进革命的历史，看这一套意识形态的革命观念、社会主义观念如何形成，如何成为实实在在地影响历史的观念系统。二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17年历史，看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变化，党、政、军及其群团组织的组织制度，政治运转方式。三是从大跃进失败以后的5年历史，看党内发生的政见分歧、党内冲突和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新政权大力宣传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实际上，中国完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是搞不了的。因为中国的国情环境、自然禀赋、干部队伍素质、文化历史传统等等和前苏联截然不同，许多东西是移植不过来的。体制移植过来了，但现代化制度化的那套东西搞不来，还当成是教条主义。后来到文革，反而把现代管理的这套制度拿过来批判。中共试图把自己的革命战争经验与斯大林体制相结合，用军事共产主义、群众运动、思想革命化的动员方式，来解决斯大林体制的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发展目标搞的还是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改良版的斯大林模式，比起母本来讲是更加粗糙。计划经济缺乏计划理性，长官意志盛行，不仅有着缺乏激励机制的通病，而且是又乱又死。所以，这套东西在中国社会上扎根是很浅的，改革的起步比较容易。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组织的制度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但社会控制的能力很强。比如说，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居住证制度相比，对居民的管束就要严厉得多。而且，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看，并不是一下就形成的，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开始形成于统购统销，正式出台于反右派运动后的1958年1月，定型于60年代的大饥馑时期。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不仅有苏联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城乡冲突的选择。这里，有中俄两国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强迫农民为政府纳税；有信仰政治带来的决策失误，以为实现了合作化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有为强行工业化提供社会资源的需要，为了从农村取得更多的资源，必须强行实现集体化；有统制经济和政治运动的双重互动，既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计划经济失灵的产物。特别应该看到的是，政治运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一个现实的逻辑。搞了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后，农村人口的外出推力持续加大，造成了城乡关系的持续紧张。反冒进运动限制农村人口进城，大跃进运动又放开农民进城的口子，大饥馑时期又紧缩城镇人口，在这个一紧一放的过程中，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并成为一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制度。

这些控制社会的制度，长期形成了一些社会矛盾，酝酿着社会不满情绪。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革命造反的旗帜下，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情绪就爆发出来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发而不可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尽管文化大革命对摧毁17年的体制是相当严重的，但文革对后来的改革有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它把所有的利益集团都给打平了。所以，中国改革一经启动，对利益各方都是正价值的。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派系，哪个人群，都是得益的，对改革都是支持的。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利益集团又重新开始形成了。虽然经过了“六四”风波，但这10年改革所形成的力量还是存在。当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政策马上就调整过来，市场化的趋势就不能逆转了。

现在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在市场化中形成的没有节制的资本，在旧的政治体制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两者结合起来了，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当前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与过去的传统体制相比，有着强大的提取社会财富的能力，甚至能把子孙粮都吃光，但却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道德能力，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更逊之。

现在，可以看出来，经过这些年市场化的改革，过去的政治体制只剩下一层皮了，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其他都没有了。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法理基础、统治基础和政治威望，与过去的党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实际上，旧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很薄的蛋壳，已经容不下市场化民主化发展的丰富内容了。实行宪政民主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今天，人们的要求是越来越迫切了。但是，诚如作者所言，这个实行宪政民主的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发展过程，不能指望靠一次制度创新，就能够解决了一切问题。中国在进行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曾一再被信仰政治所误，以为一旦实现了某种理想制度，就能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就能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这种急于求成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为民主的努力，反而失去了民主；为自由的奋斗，反而失去了自由。前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我们走向宪政民主道路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萧冬连的这部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

唐少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萧冬连先生《国步艰难》书稿的提纲，我至少看了两遍，此书的优点和给我的启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的主要是下面3点：

首先，关于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5次转向，作者可能为了简练或篇幅的限制，几乎没有进行这5次转向历史渊源的纵向探究。我认为，仅仅讲中国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路径转向还不够，还应涉及到这种转向的由来。

自公元前221年之后，延续中国古代历史两千余年的“皇权、绅权、族权”的社会结构，在其结束不到50年的时间，就转变到所谓社会主义路径，其内在的历史必然关系是什么？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转向的历史渊源，应该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转型讲起。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转型到今天都还没有全面完成。显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得中国结束了上述三权鼎立的社会结构，结束了皇权制度，但却没有确立重组中国社会结构、重建中国文化机制的道路或路径。辛亥革命之后，20多年的军阀混战、8年抗战和3年多的国共决战，表明近代以来的中国转型的漫长和艰巨。我认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管怎样转向，其实都是这种转型的延伸、特例或转化。因此，中国社会主义“五次转向”的间接历史源头在于1840年，而其直接源头在于1911年。

当然，对于1911年之后的中国社会进行有所作为的转型，并不只有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最初都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然而，在这种转型上的作为却是大相径庭，甚至是天壤之别。最大的不同就是：作为上层的、老爷的政党——国民党，没有实现中国社会的重组，没有完成中国文化的重构。反思1911年至1949年的历史，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就没有过什么好日子，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而作为草根的、大众的政党——共产党，在1927年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之后，走进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之中，真正而又切实地找到了进行上述转型的一条道路。

以往，人们非常重视毛泽东本人1927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把它强调为共产党安身立命之所在。实际上，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政治集团和军阀势力，无一不视“枪杆子”为命根子。我认为，比起“枪杆子”来，毛泽东1928年底提出的“（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更为深远和重大。这一原则为共产党重建中国社会、完成中国转型确定了一个重大的机制。具体地讲，“（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通过红军建设的模式，使中国共产党每每深入到一个农村或地区，都要建立党的政治组织即“党支部”，都要建立党的群众组织即“贫协”，都要建立党的武装组织即“民兵”，都要建立党的妇女组织即“妇联”，都要建立党的青年组织即“共青团”，直至建立党的10岁左右的儿童组织即“儿童团”。正是通过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国民党所没有完成的承载中国千年历史的深厚基础——“族权”文化的改造和“族权”结构的变革。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我认为，以往毛泽东所讲过的、并且为人们所熟悉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应该改写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比起“统一战线”来更为持久和广泛，也更为关键和根本。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其他任何中国政党所没有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这就为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路径转向在内的中国转型打下了来自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烙印。换言之，至少是前四次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转向的重要内涵和显著特征就是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

其次，5次转向的横向梳理，也就是1949年以来这些转向的现实层面问题。可能由于众所周知的敏感原因，作者没有明确指出，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所建立起的是“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一体同构的历史形态。无论是这一形态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特性，还是所谓“党天下”的取向，其实，都可在政治学的和社会学的层面上把它们解读为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的领导下所逐步实施的新中国“七大制度”：即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管干部制度和党军制度。尽管农业集体化制度已经结束，但是上述这些制度的运行和深化，真正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任何一个中国政党所不可能完成的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大局之一变”的初步告成！因而，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历次转向，实际上都是同这“七大制度”的整合、具体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路径前4次转向的一条重要线索即群众运动。在1949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主要是依靠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而在1949年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则把这种集革命模式、阶级斗争范式与战争方式于一体的群众运动用来治国、治民、治理社会。这也就不能不在社会主义路径及其转向的问题上，屡遭失败和挫折。1949年到1977年，从新中国进行的大大小小的60余次的全社会的群众运动来看，中国社会主义路径最初几次转向的过程和结局，都充分表明了新中国所建立的国家-社会还不是高度健全、成熟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因而，这些转向的暂时性、局限性和过渡性应该更进一步地梳理、揭示和阐释出来。

例如，萧冬连先生提及的那种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进苏联模式”的转向，就值得商榷。实际上，中国从来就没有“走进”苏联模式，从来就没有全盘接受或实施苏联模式。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苏联模式没有中国那种群众运动的基础、功能、格局和取向。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曾经走近了苏联模式，而又远离或走出了苏联模式。这一点，在中苏两党的论战以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中映现出来。

毋庸置疑，追述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转向问题，不能回避毛泽东本人在这些转向（至少是前四次转向）中所起的个人作用，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或力量，能够比这种作用给予这些转向带来更深更广的具体特性。在1950年代及其之后，毛泽东的心理变化和角色转换，都赋予了这些转向本身所折射出来的无比真切而又深刻的历史个性。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1956年2月苏联开始的“非斯大林化”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都有可能使毛泽东本人意识到，要带领中国崛起，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的时机已经来临。因而，当年中国所进行的全民意气风发的“赶英超美”运动，今天完全可以解读为赶超苏联、越过“苏联模式”的尝试！

探索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路径几次转向中具有的情结和角色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些情结主要表现为：“君师合一”情结、“接班人”情结、“世界革命领袖”情结、“诗人”情结；毛泽东的这些角色主要表现为：“上帝”（即最高权威）角色、“马丁·路德式的民众改革家”角色、“现实的世俗领袖”（即党的领袖、国家元首、军队统帅）角色。对于这些情结和角色的分析和论述，将是我的另一项工作的内容。不管怎样，这些情结和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张力、互动甚至冲突，都赋予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转向所具有的动荡不定、不拘一格、甚至是宿命的色彩。然而，有一点值得格外关注，毛泽东个人与亿万群众的关联和互动，使得这些转向力图基于中国、走向世界。

再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转向的总体审视和全局展望，是否应该更上一层楼？作者的有关评论，令人读后有意犹未尽之感，缺少了画龙点睛的概述，或提纲挈领的把握。简言之，中国社会主义路径5次转向，尤其是最近的这一次转向，其前途或前景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所有这些转向都意味着，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还没有彻底完成，特别是这第五次转向，更加突显出了当代中国所处的三重压力或尴尬局面：即身在前现代化、前现代性，致力于为现代化、现代性奋斗，而后现代化、后现代性的问题已经降临。总之，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转向，能否使中国从今天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走向健康而又健全的“公民社会”、“宪政社会”，这已经不是某种理论取向或某种思潮倾向的问题了，而是切切实实的社会历史实践的问题了！

最后，以上评论，难免有些苛求，还望萧冬连先生海涵。

陈东林：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陈东林，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研究员

老萧的《国步艰难》，在文字上写得很精彩，但我觉得，还是传统了一些。他的写法，还是党史、国史传统的框架，只是在某些点上做了一些新解释。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提出问题，即何迪先生讲的中国从何而来，中国向何而去？一些社会现象或者一些历史事实用不着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即使我们暂时解答不了这些大问题，形成不了共识，但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本身就是巨大创新。

我认为，在这几次转向中，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的本质上讲，使之受到最根本触动的是文化大革命，它触及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问题。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都没有触及到社会的本质，它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经济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触及了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呢？共产党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一直被困惑的是阶级问题。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起家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但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阶级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向何处去？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了。中共八大政治决议提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但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都适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此论断并不满意，但也一时提不出新的命题。

毛本人的思想游离轨迹，充分说明了这个困惑。1956年，他有很多、很好的思想，说剥削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们今后的主要目标就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波匈事件出来以后，他开始有所动摇，但1957年的整风还主要是针对党内的官僚主义问题。右派的激烈言论出来以后，毛泽东彻底动摇了，就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消灭新的资产阶级。反右斗争以后，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又不提阶级斗争了，“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时候，根本没有强调什么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问题，就是想怎么把生产力搞上去，怎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失败以后，1962年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妖为鬼蜮必成灾”。但是，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由传统阶级斗争向新阶级斗争发生质变。一个关键点，就是在1963年底中央分析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时，他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过去针对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的传统阶级斗争的对象彻底改换了。

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的阶级划分和是否拥护党组织。保守派大多是过去根正苗红的党团员、劳模、干部子女等，率先起来造反的革命派，大多是过去受到干部压制、打击的普通人。这个理论被推广到国际问题上，划分敌我友的，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而是不论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三个世界”论断。毛泽东怎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呢，我想，可能毛泽东比较早地看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命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保证共产党将来不走向和人民对立，社会主义将来可能要出现特殊权力阶层和利益集团。他这个思想受到一个启发，就是南共联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统吉拉斯1957年写的《新阶级》。这本书在1963年初翻译成中文，印成了灰皮书供高级干部内部参考。结果，毛泽东在当年底就提出来了反对“党内走资派”的理论。

吉拉斯的主要观点：一是干部是个新阶级；二是干部这个新阶级可以通过权力，直接或间接的占有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三是这个社会主义弊病是不可救药的。毛泽东不同意最后一点，他要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搞一场试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口号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第一个特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的条件下；第二个特点是要“继续革命”，就是要解决干部阶层走向与人民对立的问题。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提出“党内走资派”理论，一直到他去世前夕的1975年，在《毛主席重要指示》里还讲：“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始终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打击了所有的人，打击知识分子，打击农民，打击工人等等，但是它的主要矛头是打击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这是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没有的。再横向比较一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大家都有共性，但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缺少的是什么？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过，这是中国独特的东西。可以说，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秦晓插话：斯大林的大清洗不是吗？）斯大林的大清洗，主要反映的是党内权力斗争，他是依靠秘密警察KGB来进行的，从肉体上消灭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党内反对派，而毛泽东依靠的是群众。毛认为，依靠这个党组织自身来解决这个党变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要靠人民。所以，他提出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搞了一个重新建党。但是，毛泽东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没有从体制改革入手，还是坚持少数人领导，用群众暴力的手段，采取极左方式搞大民主，来解决这个命题，最终是失败了。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保证今后不走向和人民对立。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又再次提到我们面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搞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一类的改革，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多多少少都搞过一点儿的，但邓小平放得更开，走得更远。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底线。但是，我们看到了，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是很难坚持下去的。问题在哪儿？就因为，我们这个体制可以使领导干部合法的、非法的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合法的占有，就是他有高收入、大房子、小汽车，各种物质条件优厚；非法的占有，就是贪污腐败，用权力交换巨大利益。像铁道部那样从部长刘志军到司、局、处级官员大面积集体侵吞国家资产的腐败问题，是很难靠这个单位甚至上级单位的纪检系统来解决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也可以叫阶层。腐败问题实际是个体制问题，毛泽东比我们早几十年提出了中国社会未来出现的主要矛盾。

从历史看未来，我们这个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研究历史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向前：历史的逻辑反映历史的继承性

李向前，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萧冬连先生在做了大量阅读与研究之后，对60多年来中共历史及路向选择进行了梳理，并做了抽象性的思考和压缩，写出了这个本子，表现了很深的功力，是一种对历史的深度解读。我很钦佩萧冬连先生的这种勤奋，这种用功，这种责任感。刚才有的先生指出，这个本子还是沿袭了一种老的话语叙述方式。我们得承认，老框架对我们影响非常之深之大，以至我们总是循着这个路数去构造历史。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感叹，如果完全脱离这个框架，对历史的演示，又非常难。因为历史的脉络就是线性发展的，它虽会分出枝蔓，也有岔路和支流，但要它易于理解，还必得按照承继、递进的样式来加以展示。其实，细读萧冬连先生的本子，他并没有刻板僵硬地沿袭老框架，而是做了很多抽象性思考。在标题设置、语言运用、思考角度等方面，都试图有所创新。这是我对这个本子赞赏的原因。观察60多年来中国的路径选择，有一个大历史、大观念的解读，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我同样希望对历史的述说要概括更抽象。特别是非教科书类的历史著作，从说道理入手，表明作者对历史的洞察和理解，教人以理，示人以察，效果更佳。当然，对历史的洞察，能秉持实事求是原则，靠丰厚史料来说理、来概括，很不容易。世上不缺张口就是大道理的人。但不考究史实，以想当然论事的大道理，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会遗人以柄，见笑大方。哗众取宠显然是最要不得的了。萧冬连先生的本子很严密。我很难再插上嘴。这里，只提供点随想，备考而已。

第一，历史的路径选择，说到底，脱离不开普罗大众的意志。我们说的历史选择，其实就是人民的选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条，叫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写过一个著名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在第36条里他说：“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写于1958年1月。这是什么年代？是在大跃进就要发动而未发动的关头，也是萧冬连本子“赶超战略”的前夜。在这个“天地翻覆”的时刻，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英雄豪杰”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还特别把它列入《工作方法六十条》？想来，这其中既有他理论宣示的必要，更有“乘风破浪”的感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右派向党进攻而被击退之后，人民最强烈的意愿是什么？毛泽东说：“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我国6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工作方法六十条》）作为领袖，毛泽东可以说牢牢把握着人民的脉搏。

近代以来，中国人最渴望的东西，无疑是民族复兴。用一句标准语说，是中国人背负的灾难与屈辱，实在太深重了。因此，民族的重新崛起，就成为一个新时代中最奔放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运动是应运而生。赶超战略，在人民的切身感受中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这句话很深刻。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试图创造奇迹的思想涌动。这个相信奇迹可以救赎民族的渴望，影响巨大，以至我们可以俯拾多种这样的历史碎片。最著名的，当然是“大跃进”运动和所谓“洋跃进”运动。前一次“跃进”，遭到严重挫折；后一次，则很快为清醒的调整战略所阻止。问题在于，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工业化的大跃进极为艰难，甚至要经过极长期的奋斗才能实现，但却常有幻想的存在。因为这有一种民族心态、民族思潮作基础。这种民族心态和思潮，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曲折或直接影响到战略决策层面，形成了路径选择的通道。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下，是精英们顺应了人民的选择，才确定了历史的拐点。

公平而论，能够创造历史的人，非常之少。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像偶然之于必然一样，有时也是决定性的。根据黎澍先生的考证，人民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是斯大林最先提出的。而事实上，在高度集中的制度下，领袖的作用变得巨大。因此，能够创造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人，并不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追求奇迹和梦想，是弱者精神救赎的动力。所以，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在做路径选择和社会动员时，这种号召力显得特别巨大。

第二，中国革命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个纲领，这使我们的路径选择有了很大的理论空间。中国共产党确定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在党的二大上。这是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论、以及中国革命实际状态提出来的。二大宣言说：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又确认，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由于这样一种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位差，中国共产党可以根据国情、社情有效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在最低纲领基础上的出色选择。新民主主义有它的过渡性质，但却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奠基石。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纲领尚未出现时，中国的革命者普遍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革命。而到底是怎样一种“非资本主义”，却没有人说得清。新民主主义理论诞生之后，大家豁然开朗。原来，革命所要建立的，是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其社会性质和前途，都由新民主主义规定。由此一例，可见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路径选择所遵循的，是一种契合中国国情的历史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曾经对历史阶段的混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纲领。可以说，这是新时期里中共在理论上最大的建树之一。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报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意思：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根据初级阶段理论，中共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后来，邓小平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就是要坚持这个基本路线。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依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此可见，路径选择同恰如其分的历史方位，是一种吻合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正确性，只能来自实际。对此，胡乔木有一个很精彩的说法：“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概念在100多年时间特别是近10多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主要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来列宁称为社会主义）不仅由短变长，……而且由高变低……”（胡乔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胡乔木文集》第2巻）。这个观察，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切实基础上的。它对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作了非常实际的说明。路径选择，只能根据这样的实际历史状态来进行。

第三，改革开放和冷战格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在《天高人大》一书中，何迪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本上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限制了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对发展模式的选择。笔者同意这个观点。外部条件的限制，有时对内部发展，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关于这个话题，十分庞大，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和历史逻辑的研究，这里不赘述。但在谈到路径选择时，这个角度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否则，很难令人信服地讲透一种路径选择的内在根据。

第四，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着意谈到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后30年这两段历史的关系。他说，这是两个互相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还说，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总书记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既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又有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加以说明。

中共十八大报告，分别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实践进行了脉络梳理。我以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要讲清中国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当口，显得十分重要。接过什么，发展什么，要有一个历史逻辑。而历史逻辑则深刻反映着历史的继承性。显然，一个完全断开的历史，或一个没有逻辑关系的历史，是难以存在的。尽管改革开放是走新路，但它对前28年的继承，对中共整个政治文化的吸收和扬弃，是事实存在。有关这一点，相关的历史资料也太多，这里无法过细展开。但要讲第五次路径选择，即抛弃使国家走到灾难的10年动乱，开创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无论如何绕不开前28年历史和后面新路的历史逻辑关系。即使我们否定它的联系，也要讲出道理，而不能简单地沿着“穷”、“落后”、“崩溃的边缘”，这样形式逻辑的线索讲下去。我认为，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历史的过程去实证，而实证又必须有要素齐全的辩证逻辑联系。萧冬连先生的这个本子，正是两者俱佳的典范。

牛大勇：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老师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归纳出几次转向，我觉得可以成立，自成体系，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框架。但是，我觉得，对这几次转型的外部因素、国际环境要给予一定的注意。

比如说，第一次转向，1949-1956年，中国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因为世界在1947年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国家怎么办？中国卷进去选边了，选的是“对苏一边倒”，也就是联苏反美。而且，到朝鲜跟美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一点余地也没有。但它选择走苏联的模式，而且是斯大林的模式。其实，即使苏联模式，也还有新经济政策模式，还有后来的赫鲁晓夫模式。后来，毛泽东认为，不能稳固新民主主义，要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跟中国在国际上这次选边有关系：在两大阵营对抗、朝鲜战争的背景下，肯定要加速农业合作化，保障快速工业化，牺牲私营，以国营为主来增强国力。

再如，第二次转向是在1956年到1958年，这跟斯大林去世后的国际形势有关。斯大林去世的后果显现了，有了一轮“苏东波”，国际共运也出现了理论发展和权力转移的空间，这就影响了中国的那次转型。

外部因素的影响，体现在这几次转型都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感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外部侵略战争的压力，而且战争可能很快就要发生。这样，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要快、要抓紧、要转向，要早过渡，要大跃进，要抓阶级斗争，要继续革命，一直走向文革。最后，对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形势的估计转变了，现实了，就转为改革开放。因此，外部的战争压力，是一个因素。60年代走向文革，背景就是中国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冷战中作了选择：要反帝反修。从6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从高层到基层几乎完全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迷信，而恰恰在文革后期又和美国走近了，走向了一个跟美国的关系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走到“联美反苏”的地步了。改革开放是在中美和好、中苏决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环境，就是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特别是新加坡模式，给了中国一个信心——东亚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是可以赶超西方先发的内源型现代化的。

此外，我对萧老师刚才陈述的论点，还有几点不同意见。例如，说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奉旨造反”，不是“趁机造反”。这个论断是不是有些绝对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包括革命造反的积极性。对“均贫富、等贵贱”这些“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民粹传统，也是现代共产革命所着意点燃的激情。共产党执政以后，干部的素质，当权派的作风等等变化其实是很快的，出现了变质、蜕化、腐败、脱离群众、欺压百姓等趋向。即使不用阶级斗争的这套话语系统来概括和描绘，老百姓也会用自己的话语来概括，并有所诉求，会从不满走向反抗。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这种不满和反抗，他要释放这个东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没有对民意的这种准确把握，是断然不敢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放手发动群众去打烂和重建党和国家机器的。他力排众议，给了人民群众一个“造反有理”、自我表达的机会。而这么多（亿万）人民群众，能在那么短暂的动员下，那么热烈地起而响应，冲破层层压力和阻力，很快就到了“欲罢不能”的失控地步。这当然是抓住机会，释放长期怨恨的表现，是“趁机造反”。至于后果，则是后来才看清并凝聚相对共识的。如果不从民众自身寻找大革命和大动乱的动因，恐怕也是不能全面总结历史教训的。

又如说，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对这场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路线图。对此，我有怀疑。我认为，邓小平可能心里有数，但嘴上不说。在他心目中，改革向什么方向走，至少是明确的。后来，他的做法显示出，他的改革之路走得还是比较直的，一直没有变向。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他没明说，只有只言片语。他推行的承包、特区、证券交易、市场化等，都是向着这个目标直行。有时候，停一停，看一看，但没动摇，继续走下去。

韩钢：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韩钢，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比较肯定这个稿子，老萧确实花了功夫。这是一个袖珍版的党史，还是很精巧的。用10万字把1949年以后的中共历史浓缩起来，写成这样，梳理得还非常清楚，特别不容易，我反正没这个本事。整个的架构，跟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也比较吻合的。有几个问题提出来，跟老萧一起讨论。

先说书名。我觉得，“国步艰难”不是很理想，可不可以用中性的语言来概括，比如“选择与转向”。我建议，副标题做点儿调整。说“路径的转向”好像有点儿文法上的问题，不如叫“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或者叫“中国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的历史演进”。我同意海光的意见，书稿所说的5次转向，其实是4次，第一次不算转向，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我觉得，首先可以考虑写中国是在什么条件下做出这种选择或者叫转向的，比方大勇说的外部环境，还有中国自己当时的历史遗产、现实状况。现在的稿子写高层的决策多一些，其实读者可能首先想了解到底为什么这么决策。

第二个大问题，要说明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就我自己的认识，恐怕有两个大的因素要考虑：一是中共对于工业化目标的追求；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两个因素可以说贯穿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工业化目标是非意识形态的；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两个东西孰轻孰重，恐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在这次转向的时候，某一个层面的东西可能更偏重一些；在下一次转向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更偏重一些。我同意海光讲的，在很多情况下，高层决策是从问题出发的，并不见得一定是从理念出发。比如，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不管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怎么评价，后来放弃它，固然有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对工业化的考虑。其实，老萧在书里写到了，是把它放在第三点来解释的，我倒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的第三次转向，也是从追求工业化目标出发的。到了第四次转向，也就是文革，可能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更多一些。

第三个大问题，关于文革的发生原因，高层的分歧不必多说了。关于社会层面的原因，我比较同意大勇的看法，我也觉得，说是“奉旨革命”或者主要是“奉旨革命”，可能是简单了一点。底层卷入文化大革命，不完全是被动的，这里面有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这里，还不仅仅是大勇讲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使得社会底层包括一般干部和民众都有了一种对于社会主义的导向性认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17年里，中国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以及花样翻新和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已经在各方面和社会层面积累了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比方说，官员与百姓的矛盾，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矛盾，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的矛盾，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红五类”和“黑五类”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在17年屡次政治运动中叠加起来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老红卫兵运动过后，相当一部分人起来造反，可能不完全是出于我们讲到的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更多的恐怕是屡次政治运动叠加起来的社会矛盾的爆发。

第四，关于改革的路线图，有人认为是有设计的，我觉得，这需要斟酌。看改革的史料，会发现很多问题。我们通常讲的“拨乱反正”，还有农村的调整和变化，恐怕很多都是自发的。比方，早期争论的一些问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按劳分配问题，就不是最高层设计的，而是知识精英和一般干部提出来的。再比方，农村体制的变化，也是这样。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的最初原动力是什么？一个恐惧，一个饥饿，到底哪个因素更促使底层形成了改革的冲动，或者叫愿望，情况可能很复杂。对于农民来讲是饥饿，对于知识精英来讲可能是恐惧，这两个东西是改革最原始的动力。我认为，这样考察改革的源头，就回到了人本身，是用人性和常识来理解中国改革的原始冲动，而不是仅仅从高层、从观念来看改革的起源。当然，我们讲到的“拨乱反正”的一些东西，讨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讨论按劳分配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或改良；但还有一些是底层精英的一些反思，是出于对恐惧的记忆。

人们通常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我认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上层的，叫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有一个其实被忽略了，就是底层精英的思想启蒙运动，80年代叫文化启蒙。这两个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反思的起点不完全一样，设定的目标也不完全一样。后来，我们看到的是，底层的思想解放运动受到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而上层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开始与底层的启蒙学派合流、至少是接近或同情，成了党内民主改革派。我觉得，底层的思想解放运动，原动力是出于对恐惧的记忆；至于农民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自发性的变革，则是出于对饥饿的原始记忆。回城青年最早在城市自主就业，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某种角度说，也是出于对饥饿的原始记忆。所以，把改革看成是一个完全自上而下的过程，恐怕还值得斟酌。

最后，想提一个问题讨论。这些年来，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中国前30年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对这个观点产生质疑。为什么呢？从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看，没有一个国家不出问题的。中国的文革自不必说了，苏联、朝鲜、古巴，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还有东欧各国，无一幸免。所有国家在实践这个主义时，都发生了问题，难道是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主义？只有上帝是清醒的，信徒全是糊涂的？这在事实和逻辑两方面，都无法解释。

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也不是没有搞清楚，朝鲜、越南、古巴都是如此。现在，是把一种预设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其实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经验。说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学费论”的翻版。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1976年以前的中国，1991年前的苏联，还有今天的朝鲜和古巴；如果要定义社会主义，这些就是“标本”。

韩钢的这一观点，引起了短暂的讨论。

何迪：我们讨论的社会主义，最早出现的是一种思潮。你要把它变为一个制度，就会出现异化的问题。

秦晓：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三大思潮。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出现了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社会主义思潮由此而产生，它是主张更加公平、正义的一种思想，这也引起了传统自由主义的调整和变化。在现代社会思想的光谱中，这三者都是在光谱之内的，并不是互为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是认同自由主义的，只是不认同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思潮，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毛泽东、列宁、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是在现代3种社会思潮光谱之外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替代模式，实践证明它是一种乌托邦。

何迪：上个月，我们在海南开会。资中筠说：“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的状况是，中国特色太多，社会主义太少。她所说的社会主义，讲的就是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从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讲，上世纪50年代就基本构建起来了。说透一点，就是党国体制，到文化革命就是极致了。现在改革开放，说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什么目标，我不这样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其内在的逻辑，就是今天文件里称之为的邓小平理论是使中国真正从传统迈向现代国家的逻辑。

“摸着石头过河”，究竟是不是邓小平说的，到现在也找不到出处；倒是陈云说的这句话，是有出处的。其实，中国的改革也不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资源，是五、六十年代的资源，基本上是要回到文革以前。大部分中共领导人是经验主义者，除了张闻天有点儿所谓的理论以外。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马、泰，回来说了好多话，包括很具体的问题，其实都是来自于泰国、新加坡的经验，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经验资源。至于邓本人到底怎么看毛？我们现在不知道。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来考虑。邓本人说得太明白了：否定了毛，就否定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党是不能垮的。

秦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逻辑过程

秦晓，博源基金会理事长

首先，我觉得，能系统地梳理这些问题，特别好。如果我们不对历史做清理和反思，往前走，包袱会很重。

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5次转向；从本质上讲，只是两个过程。前4次，是按照一个内在逻辑的演进；第5次，是一个新的逻辑。如果按照现在这样一个框架，就涉及到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容易让人觉得，这两个30年是因循同一个逻辑。

我以为，前4次转向，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际、国内因素，最主要的还是这种制度内生的问题，所以逐步走向极致，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有必然性的。第5次转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全社会的选择，是有共识的。这就是，人们都已经意识到，原有的体制不行了，要走一条新路。因此，前4次转向是一脉相承的，是走入“乌托邦”的过程；第5次转向是对前4次的否定，是告别“乌托邦”的过程。当然，是不是与之彻底决裂了，现在还不能下断语。

汪建熙：常人政治是问题导向

汪建熙，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我觉得，萧老师的著作和各位老师的点评都非常好，既是对60年的一个很完整、很客观的描述与概括，又有历史和理论的深度，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我对本书没有更多的评论，讲点儿另外的看法。

有位美国朋友跟我聊，说美、中两国政府的执政模式有一个重要区别：美国政府是一种应对危机的驱动，或者是事件导向，出了问题以后才有政策和对策。比如，近期发生在康州小学的枪击事件，推动了禁枪法令的出台；又如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的出台，这个监管新政很可能会对今后全球的金融版图有重大影响。而中国政府的执政模式是有计划、有长远战略目标的，例如五年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等。他认为，中国政府比他们高明。我觉得，并非如此。应该说，中国政府也是以事件导向为主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是有政治纲领和目标的。但是，从领导层来看，却是非常现实的，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当然，两种身份是一个混合体。如果作为政党的角度考虑，肯定是要有基本纲领的；但作为执政者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实用的，或者说是事件导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够解释过去30年我们为什么会有改革开放。这就是因为，文革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或者说是一个巨大危机。这个事件导致所有人，包括高层领导和普通百姓，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再不能搞阶级斗争了，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党的基本路线。说这种共识是基于知识分子对精神、思想专制的恐惧，基于人民大众所经受的贫穷和饥饿；其实，对民众来说，贫穷、饥饿也是恐惧。

诚如前面有的老师所说，对于改变是有共识的，这是恐惧导致的。但是，对于怎么改变，其实共识并不多。因此，就出现80年代以后的不停地斗争。好处是一直沿着经济建设这条主线，而不是阶级斗争；但在怎么改的问题上，反复出现斗争。你比如说，四个坚持、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包括比较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的组织从基层单位退出等等，一直到“六四”事件。“六四”之后走什么路？争议也很大。当时，财政部是属于很保守的。部里的老干部说，由价格双规制造成的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等等，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不是没办法，解放初我们都面对过，例如严重的通胀，解决得很好呀，关键是中央听不听我们的意见。他们所说的办法，还是回到计划体制。所以，当时提出要反“两化”，即资本主义私有化、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了确保改革开放不会倒退回去，才有了邓小平南巡、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由此可以看出，后30年也是有很多转折的。因此，我很同意秦晓的观点，前30年和后30年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如果按照萧老师对前30年的分析，我们看后30年也可以分为若干的阶段

今天，是过去30年延续下来的持续过程。今后会怎么样？一个和领导人的政治选择有关。有人说，毛泽东时期是伟人时代，邓小平时期是强人时代，现在是常人时代。另外，和我们所面临的新的环境和民众的基础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像胡温时期，在经济上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可以说是江朱时期的一个延续，加入了世贸组织，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其实，在第四代领导人执政的时候，离强人时代已经有了一些距离。他们要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即所谓合法性的问题，很多人在质疑执政的合法性。从问题导向来看，或者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应对，有人提出，如果能够让全国人民都拥护，就是有合法性的。执政者认为，满足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得到拥护，而老百姓的利益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要满足经济上的利益，主要靠发展经济，把饼做大，让老百姓都受益。所以，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但由于受到六四事件、法轮功等危机的驱动，又提出要想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就要维持稳定。于是，维稳的问题就出来了，把所有的事情都要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当前执政模式的重要逻辑。因此，如果大家在设想今后会怎么走的时候，其实和当前的状况是有承上启下的关系。中国越发展，越走向常人时代，越成为事件导向，政治理念和思想意识形态越将成为装饰品。

衣锡群：要靠历史事实呈现历史的内在逻辑

衣锡群，北京股权投资发展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今天的讨论，使我受到很多启发，增加了对这个领域复杂性的认识。从萧老师的文本看，10万字跨60年历史，是一个高度浓缩，他为了完成这个文本，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这他的文字表述都能看出来，背后有其多年研究积累的支撑。

我注意到，在讨论中，有些学者也提出来萧老师的研究，似乎没有跳出传统的范式。我理解，大家觉得，在细节上好像重复得太多了，细节已经被充分关注到了，希望对意义层面的东西，或者是历史逻辑的东西，能够更深入一些。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如果把历史研究看作是信息重建的话，集权体制屏蔽信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能利用的是一些非常碎片化的、真伪都难以鉴别的信息。所以，我觉得，实证性研究是靠大量的历史事实本身来呈现它的内在逻辑，呈现它的成果关系，其解释力和说服力可能会更强。

当然，到了某种阶段，我们还是需要去回答人们研究历史的终极兴趣，就是为什么？光靠事实的自然连接，不能投射出这个结论，还是需要用哲理、用历史细节以外更高层面的东西去归纳，才能回答这个为什么。这两个方向的研究，我想，都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章百家：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老萧写这篇东西下了很大功夫，我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他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按照传统的路数写，还是创造一个新框架。专门研究党史的人都明白，这个套路并不是某个人的创造，而是经过一群高人的反复思考，要完全另搞一套很可能弄巧成掘。我认为，老萧采取的办法是稳妥的，先按原来的路数把基本事实、主要故事情节梳理清楚，再着重分析有几次变化。这就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大家可以进行讨论，各抒己见。老萧提出了五次转变。如果更粗略一点，我比较同意秦晓的看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分为前后两个过程，这两段之间肯定有继承性，但区别也确实很大，特别在许多具体方面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

现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不太注意追溯它的历史来源，这是个不足。列宁写过一本书，叫《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们现在也应该研究分析一下中国社会主义的来源到底是什么？组成部分是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来源基本上有这样几个：一是中国人传统社会理想和中国近代的经历，这在构筑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观念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作用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我认为，党内系统研读过马恩原著的人并不很多，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的启发作用绝不可低估，这个来源是不可否认的；而建设社会主义，从理想到实践，苏联模式的作用非常之大。三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实践与现实的需要。这个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并把它上升为理论。这是共产党能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掌握全国政权后也很有帮助。

不过，我认为有时把经验当成教条，这也是导致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后来犯的错误就很典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固守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理念和迷信群众运动，这就带来了许多问题。这方面的错误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可称之为“经验教条主义”，（秦晓：是不是教条主义多于经验主义？我觉得，你们刚才太强调经验主义了。问题已经产生了，还要找教条去，来决定能不能改，怎么改？所以，才会一步步走到文化革命。如果真是经验主义的话，就不是乌托邦。乌托邦哪有什么经验主义？）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一般说，共产党遇到以前没做过的事情时的确会先翻本本，先按照教条去干，但这样做的结果大都是一败涂地；然后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摸索新办法，等到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后，许多事情就做得比较好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大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但中国社会主义所走的具体路径，并不完全是主观选择的结果。前些年，我比较仔细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前7年经济体制的演变。我发现，共产党最初设想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别很大。最初的设想并非如此，但最后走成了那样，其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研究历史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未必有后人认定的那么大的作用，客观条件会象无形的手左右历史进程。

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段历史，不能不提新民主主义。现在，有些人把新民主主义神化了。新民主主义的设计，本来就是一个过渡，不能过份解读。现在，许多人对新民主主义的最初背景缺乏全面了解。那时，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度放弃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转而主张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最初是迎合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产物，但他的确提出了中共自己的一套社会主张；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也会发现里面左的东西不少。抗战结束前后，共产党人曾设想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建国。这时新民主主义很得人心。然而，此后国共分裂、内战爆发，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其实已开始瓦解。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目标很明确，一个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另一个就是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最初设想的过渡要十几、二十几年时间，但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这在思想上是很明确的，而按共产党人的本性，只要存在加快这一进程的可能就决不会拖延。

新民主主义实际只实行了4年左右。我不同意那种把新民主主义说成是一种策略而并不打算真正执行的观点。共产党人当时还是很真诚的，这不仅出于对其他民主党派的承诺，更重要的是认为客观条件如此要求。按照共产党人当时的设想，由于中国经济极其落后，一下子不可能实行苏联式的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只能两条腿走路，国营部分实行计划经济，同时也保留私营和个体，让市场也发挥作用。这就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原因。后来形势变化之快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1953年开始实行三大改造，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完成了。为何如此？这里简单讲三方面原因：

一是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经济结构成分和体制的影响。国民党的经济体制是半统制、半市场，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一半略多，在工业资本中则占到80%以上。这使得一没收官僚资本国营资本就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和优先地位，而国营经济从来是实行计划的。

二是建国初期稳定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事实上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稳定物价、控制原材料、管制金融、统一财经、禁止解僱工人……这一系列政策成功结束了长期延续的恶性通胀和财政赤字，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但也使得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因此丧失。尽管共产党当时在主观上还想利用私营企业，但这些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已不复存在。于是，政府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来维持私营企业，以免造成失业；但这实际把私营企业也纳入了计划体制。在三大改造中，毛泽东本来认为最难改的是私营工商业。而这一块实际进行的最快，全面展开后不到一年甚至仅几个月就完成了。原因是资本家无论内心多么不愿意，他也得甩包袱，顺从大势。

三是冷战环境的影响。在抗战结束时，毛泽东曾设想战后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有可能更多地要依靠美国的帮助。但在内战爆发、国际冷战兴起之后这已经不可能了。从世界范围看，冷战把工业化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美国的冷战战略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把苏联、东欧隔离在世界市场之外，让他们没办法健康发展，以此来保证美国经济的优势和健康发展。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时候就要被迫做选择，你站在哪边？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华禁运，这个问题就变得别无选择。本来为发展外贸，共产党曾设想凡有外贸能力的私营企业不改制。但西方国家对中国搞封锁，不同中国企业做买卖。这些私营企业就只好转向苏联、东欧。然而，苏联东欧又说，我们是计划经济，只跟国营企业做生意。你要与苏联东欧接轨，你当时就得搞计划经济。假如外部环境没有那么恶劣，有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触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头脑是很灵活的，完全可能做出别样选择。

此外，如自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的普遍认同，朝鲜战争之后实行的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等等。这些都是影响中国社会主义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但因时间有限，这里不作赘述。

对中国社会主义影响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在人们都认为这是“左”的错误认识，但问题是这个错误认识来源于什么？现实基础是什么？分析一下，建国后党内党外不同意见被视为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对高度的权力过份集中有看法，特别是民主党派。刚建国的时候，政府中还有不少民主党派当副部长，有些不重要的部门还可以当部长。1953年以后，民主党几乎没有部长了，说话没影响，人家肯定会有意见。第二，搞了高度单一的所有制、实行全面计划经济，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从上到下都有不少人有看法、有意见。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基本针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针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另外一个是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市场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实际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的。

关于改革这块，我就不多说了。只讲一个情况：胡乔木、胡绳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中提过一个观点，就是“两个趋向”。他们认为，从1956年至1966年这10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正确的趋向，还有一个错误的趋向，这两个东西是交错在一起的。后来，胡绳又试图把这个观点扩展到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文革”之前。

我认为，这个观点主要是一个描述性的，没能很好地解释后来为什么会越来越左。但这个说法有合理的成份，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并不是一下可以分开。正反两方面经验对后来的改革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改革初期，你看那些老一辈讨论问题，经常提以前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处理，哪些事我们不能再干，哪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从这个角度说，前30年和后30年的确不能割断；但是，前面对后面到底有什么影响？两者有什么区别？这都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最后，我想简单提一下社会主义面临的几个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本身作为一个理念，作为一种社会追求，有它的合理性，特别是它所主张的社会公平正义。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其基本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已不能容纳在其内部产生的生产力，新生的社会主义则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的，无论俄国还是中国都是如此。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标准是什么？应包含哪些要素？有哪些共同点？当存在一个苏联模式时这些似乎很清楚，但现在却很需要讨论。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它们是母女关系。而在现实中这两者处于相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普遍还低不少。同时，这两种制度之间虽有很多差别，但历史地看它们相互学习的、相互借鉴的事例并不少。可不可以说，它们之间更像是姐妹关系？与我们的讨论更直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何时进入社会主义的？按传统说法是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但那个标准其实是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今天看来那个标准已不能成立。那么，我国究竟何时进入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是否如一些学者认为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是社会主义，或是1954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建立为标志？或是其他？这些问题一时的确难以得出结论，但已不能回避。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也必须加以思考和探讨。

[1]在本人的初稿中，是用5次转向来概括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历史演进。即实行新民主主义-复制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在这次专题讨论会上，有学者批评，实行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路径的起点，而非转向。因此，应概括为4次转向。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遂在本书出版时改为4次转向。（萧冬连注）

Table of Contents

引言

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一、“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三、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四、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五、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

二、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四、“举国体制”的形成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一、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二、1957年的“大转弯”

三、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四、滑向大饥荒

五、思想和体制透视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一、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三、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四、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五、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一、中国改革的缘起

二、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附：专题讨论

萧冬连：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演进逻辑

王海光：历史是将错就错的结果

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

陈东林：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李向前：历史的逻辑反映历史的继承性

牛大勇：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韩钢：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秦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逻辑过程

汪建熙：常人政治是问题导向

衣锡群：要靠历史事实呈现历史的内在逻辑

章百家：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