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经过漫长的飞行，班机终于降落在华盛顿。因为埃及和美国两地时差，落地时，美国当地的太阳依然高挂。两个孩子在最后三分之一段旅程原本一直在睡觉，这时全都拉长了脖子，满脸好奇地看着窗外。「我们到啦！」我告诉他们。「我们到新家了。」

「好多飞机喔。」我那三岁的儿子赞叹道。他迫不及待想要下飞机，踏上外头的柏油路。我从上方置物柜取下行李，推着他和他的双胞胎妹妹，朝出口移动。在下飞机的舷梯上，午后的骄阳映上我们的脸。

在一位同机阿拉伯女乘客协助下，我们弄到一台行李手推车。接着就排队等候安检，我一手牵着一个孩子，紧紧抓着他们不敢随便放开。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但当移民局官员出现在眼前时，我感受到两个孩子开始侷促不安，他们不想再往前走。他们四只眼睛睁得老大，直盯着穿制服的官员和他们身边到处嗅行李的缉毒犬。「他们要来揍我们了！」我儿子害怕地说。突然间，他们挣脱我的手往旁边跑走，一下就消失在排队的乘客之间。我抛下行李，跟在他们后面死命的追。我追着追着，眼睁睁看着两个小孩消失在人群中。这时我再也顾不得一旁的排队红龙柱，硬穿越过去，登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也惊动了机场警卫。「喂，排队好吗？」其中一人对我吹哨子。

这时，我看到两个孩子了，他们就躲在桌子下头。我赶忙朝他们跑去。但他们却越来越害怕，吓得浑身发抖，原来这时他们看到机场警卫在我后头追过来，就快要追上我。「他们要来抓你了！快逃啊，妈妈！」我女儿大叫。

「怎么了？」穿制服的警卫大声问我。

「我两个孩子会怕您。」我试着和他说明。

「是喔，为什么？」尽管这人身高将近一米九，还携着枪，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怕的。

刚才帮我们找推车的阿拉伯女子这时赶了过来。她拜托这位警卫说话轻声点。然后拿出随身的糖果，递给我两个躲在桌子下发抖的孩子。

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才慢慢平静。「你们好聪明。」我对他们说，经过一阵安抚后，他们才敢走过警卫旁边，让我牵着。「但你们不用再害怕，因为我们现在到美国，已经安全了。」

但他们会害怕，我却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母子三人，几年下来真的歷经苦难。这一刻，我们才算逃出了人间炼狱。

第1章 中国的维族女孩

我出身新疆且末县附近的托格拉克勒克村（Toraklik），是位于中国极西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绿洲城市。外界认知中的高科技中国，与我们八竿子打不着。至少从我出生那年的一九八九年至今，我的故乡始终没有进步。

我在驴车上诞生。原本妈妈是打算搭这驴车，从我们村子赶到库尔勒市（Korla，旧名梨城，在新疆中部）待产，因为那是离我们村子最近的大城市，城里有座医院。其实，这边的女子一般是在家中生产的。但因为我是早产，又胎位不正，情况危急，因此需要由医生接生。要到医院唯一的方法就只有搭乘驴车，忍受一路上漫长又颠簸的旅程。但她忍不了那么久，才到半路，我就已经哌哌落地。因为这样造成产妇严重併发症。当时才只有十七岁的母亲，就这样难产过世。

我父亲图尔荪悲痛逾恒。当时他才刚和我母亲新婚一年。两人非常相爱，一心梦想着要建立一个大家庭。

但突然之间徒留伤痛，外加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哭喊着想吸到母亲的奶。

母亲在同一天就依伊斯兰习俗入葬。之后家族聚会，讨论该如何安置丧母的我。家族中没有人认为我有太大机会存活。因为我早了七周落地，实在是太小了。大人说，当时的我，小到可以装进我爸的帽子里。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很快就会夭折。只有我年迈的外婆，强自忍着失去女儿的悲痛，怀抱着希望，一心想着，最少也要让这个孙女活下来。

她建议我爸：「把这孩子交给我吧。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她拉拔长大。」其实，外婆跟大家一样都悲痛欲绝。但或许她是觉得，要是顺利，拉拔这小孙女长大能减轻她内心的丧女之痛。外婆总是觉得，在我身上看到了我母亲透过我活下来了。也因为这样，让她想要好好照顾这小不隆咚的婴儿，这个身上流着她女儿玛莉卡血液的孙女。

而且，外婆也立刻发现，我父亲完全无法独力照料一个新生婴儿。倒是她自己，照顾小孩经验老到。毕竟，她可是先后生养了二十四个孩子。

我的母亲是她的么女。但在当时，外婆家里还有另一个女儿未嫁。我的姨妈曼齐儿跟我母亲很像，就跟外婆还有我一样，个头娇小。相较于我们那里的人，她的肤色很白，而她脸部的轮廓很柔和。另外她也一样有着一头及腰的深棕色长发，像波浪般微微卷曲。她年纪只比我妈大一岁半。也因为这样，外婆就很有把握，我爸爸应该也会中意她。所以在我爸守丧期过后，外婆就跟我爸提起，要他娶曼齐儿做续弦。我爸稍微考虑一段时间后，就同意要和曼齐儿共组新家庭。

所以此后，我在外婆家长大。她住在托格拉克勒克村外的一处简陋小屋中。我父亲和我姨妈则住在另一个乡镇。外婆每个月会带我去看他们一次，有时则换他们过来，好看看我。也因此，一直到现在，我和他们都还一直维持着很紧密的关系，也一直把曼齐儿视为妈妈。但真正一手照顾我的人，则始终是最重要的外婆，她虽然已经上了年纪，却还是充满了温暖和慈爱。

一开始我非常难照顾，因为身为早产儿又难产出生的我体弱多病。有段日子，大家都不知道没有母奶餵的我到底能不能活下来。但我外婆养了一头母牛，还有四头母羊。凭藉着耐心，只要我肚子饿了，她就用手指沾碗里的羊奶，让我吮着吸，就像从母亲胸部哺乳一样。就这样，她克服种种困难，慢慢把我给带大。日子一长，我逐渐茁壮，体重也开始增加。当我终于渡过最艰难的时期，也显然可以安然长大后，外婆为这个她手中养大的第二十五个孩子感到开心。她骄傲又自信地对大家说，老天真的对她特别眷顾。

在很多方面，外婆代表的是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其实，早在那时候，她的世界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只是我们都没有察觉而已。远离北京四千公里，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与北京宛如平行时空。就连时钟都走在不同刻度上，因为比起中国本土，我们的太阳要晚许多才升起。老实说，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叫做中国。我们那些亲戚只要提到故乡，指的都是东突厥斯坦。所以我一直以为，想当然耳，我们的祖国应该也是叫这名称。

在我眼中，那些有着丹凤眼、扁平鼻子、没有体毛的汉人，怎么说都是外国人。汉族女人不编头发，而汉族男人也不留鬍子、不戴帽子，跟我们村里的人怎么说都不一样。大人都会教导我们小孩子说，见到汉人要提高警觉，只要觉得不对劲，拔腿就跑，跑得越远越好，因为他们喜欢吃维族小朋友。我一直很相信这事，大家也都相信这事。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庆幸，村里从来就没有汉人因为迷路不小心闯进来过。

物质方面，我们过得并不富裕，甚至在某些人的眼中，会觉得这称得上贫穷了。但在当时我并不觉得如此。只是，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准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真的有着明显的差异。当时在外婆家，既没电又没自来水。为了让家里有水喝，外婆会派我每天到附近的湖里挑两桶水，而这湖水也正是我们这儿绿洲的水源。

照顾牲口是我在家的一份工作。每一天早挤完奶后，我就要负责把羊儿和母牛带到有草和植被的地方，好让牠们能在那里吃上一整天。同时我也要留意，别让这些牲口走失。后来开始念书，每天上学路上还要找适当地点把牠们拴好，下课后再去带牠们回家。

每次只要我注意到哪头牲口怀孕了，就可以看到外婆布满皱纹的脸喜上眉梢。我们最喜欢有小羊羔出生，因为随着牠们的出生，不只带来了羊奶和羊毛，还带来羊肉。有一回，一头母羊一胎生了两头小羊羔。外婆早早就开始打算该怎么好好利用。「可以卖掉一头，用那笔钱买保暖的衣物，或者自己留下来，用牠身上的羊毛来给我们的外套加衬子。」她这么对我说。因为冬日里，我们那儿需要特别暖和的衣裳。

但外婆这打算，却没有考虑到两头小羊妈妈的心情。这头母羊并不想同时给两头小羊哺乳。牠只想给较大的那头小羊哺乳，另一头较瘦弱的小羊，牠则不加理会。只见那头小羊躲在角落里不断啼哭，吵着要喝奶。这冷酷的一幕把我吓坏了。不管外婆怎么努力要让母羊接纳小羊都没能成功。到后来她也只好放弃。

「她不愿意接纳这头小的。」在不断尝试后她认输了。

「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牠死掉啊。」

「不会的。」外婆吩咐我，到外头小棚舍去找一只特别的瓶子。那瓶子前面有个吸嘴，样子就像是餵婴儿的奶瓶一样。外婆朝这奶瓶里装上挤来的羊奶。「这下我们要自己餵这头小羊了。」外婆说，「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

就这样，突然间我要负责扮演羊妈妈的角色了：一天里，我要多次拿这奶瓶餵养小羊，每次牠见到奶瓶，总是一副饿坏了、迫不及待的样子。过了几天，小羊长得壮了些，身上的毛也变得更饱满。然后牠甚至能够探索羊舍外头的环境。这让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自豪。

对我们而言，羊儿不仅是我们的生计，也是我们主要饮食的来源。每一年在特别日子里，我们都会宰杀一头羊。然后把羊肉储存在屋子下头的瓦罐里，没有冰箱的我们，用这种方法保存肉类。宰杀后大部分的羊肉我们会立即烹煮，分享给村子里的邻里亲戚。这是我们村里的习俗：每天会由村中一家负责作饭，再与其他邻居分享。这一来，即使家中当时一无所有、也没有下厨的人家，还是每天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食物。

另外，我们也吃家里后院长的蔬果。那里头，外婆种了甜根菜、豆子、马铃薯、蕃茄和各式蔬菜。除此之外还有果树，甜美的杏桃，还有成熟后甜到不可思议的石榴。我总是吃到肚子很撑。这时外婆就会教训我。「你也该留些给其他小朋友吃啊。」她这么命令着我，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与他人分享食物很重要。

虽然家里就只有我和外婆两个相依为命，又住在村子外头。但这一带还住着我的其他婶婶阿姨、叔叔舅舅。他们经常会来看我们，而一些大约和我同龄的表兄弟姐妹们，也总是不时会到家里来找我们。

那时我最好的朋友是蔻苏兀，她是我们邻居体弱多病的女儿。我最爱和她玩扮家家酒。我们会扮成洋娃娃的妈妈，照顾她们。但我们那里买不到真正的洋娃娃，其实，那儿什么玩具都买不到，只有靠自制。我们会用大根的胡萝蔔，用刀子雕出她们的脸，这就是我们的洋娃娃。而上头的绿叶，则是洋娃娃的头发。把这些娃娃抱在怀里，我们餵她们吃饭，或是哄她们入睡，就像真的婴儿，或是该说是真的洋娃娃一样。

有时候，蔻苏兀或其他小朋友会在我家过夜。那时，我们就会都挤到外婆的大床上。早上她会叫我们起床，因为鸡啼时就是晨祷的时候。外婆会罩上面纱，跪在地上，开始以阿拉伯文诵念祷告经文。几个小朋友不仅要复诵经文，动作也要一样。但我经常会在这时闹她。比如她磕头时，我会趁她不注意，从旁偷偷靠近她，然后搔她痒。外婆是很怕痒的人。一开始她会忍住，但过一阵子再也忍不住后，就在肃穆的祈祷中放声大笑。我们小朋友随即跟着大笑。

伊斯兰信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每到礼拜五，外婆和我就会换上最好的衣服，一起到清真寺去。整个村里的人这时都会齐聚至此，共同进行礼拜五的祷告。对村人而言，这是互相探望的日子。也总是会有人带糖果来，分享给我们小朋友，通常要不是杏仁就是葡萄干。收到这些宝贝，我一定立刻藏进口袋，留待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慢慢享受。等到下个礼拜五大家再见面时，又可以得到不易吃到的新零嘴了。

另外我也很喜欢斋戒月。外婆很严格，要求我们白天连滴茶水都不能进。要是斋戒月落在炎热或酷寒的季节里，那可就很不好受了。但是外婆却坚持，一定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学着抗拒这样的诱惑。「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她这么教导着我。而为了犒赏白天的斋戒，到了晚上，亲戚们会聚在一起，共享丰盛的一餐。

这就是外婆所传给我的伊斯兰信仰，完全不是外界说的那种非常严格或是极端的伊斯兰信仰。我们的亲戚也跟我们一样。我父亲更会特别强调说，我们维吾尔人在宗教信仰方面，要比阿拉伯人宽松的多。维族妇女很少戴头巾。倒是男性习惯戴帽子。我们小女生则是头发一律露出来，编成一缕缕的小发辫。

我的童年，不管是和外婆，或是邻居、亲戚，完全都只有用维吾尔语交谈。就连在村里小学上课时，也是维吾尔语授课。这都要感谢邓小平的德政，他接替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后，在一九八○年代给予新疆地区相当多的自治权。但到了一九九○年代，我开始就学时，新疆自治已经走到尾声。北京一点一滴地强化对维民的控制。

早在那之前，新疆省其他地区可能就已经失去自治。只是我们穷乡僻壤，有很长时间都没有意会到其变化。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汉人，大约是我十岁时。那天，一名汉族男性和女性突然出现在校园里。我之所以认出他们是汉人，是因为他们的样子就像大家形容的那样，尤其是他们的鼻子。再者，他们的头发也跟我们不一样，是短的。

男同学们看到他们，都好奇地围了上去。蔻苏兀和我也谨慎地靠近他们。蔻苏兀落在后面。「他们真的像大人讲的那么危险吗？」她低声对我说。

「你怕不怕他们把你吃掉？」我逗她说。

「你疯了不成？」

没想到，两名汉人竟然满友善的。他们和几个男同学聊了起来，问我们有谁已经会讲汉语了。那名汉族女性手上还有把剪刀。她问女同学，有没有人愿意让她剪下一束辫子，愿意的人她给十元。十元欸！十元对当时的我而言，可是天大的数字，我这辈子可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外婆每次差我到村里买肥皂或是面粉时，顶多只会给我五块钱。所以我就在心里盘算着，这么多钱，我可以拿来买什么。更何况，剪掉一束辫子根本不算什么。我当时头上顶着的可足足有十九束辫子。多一束或少一束，根本没差别。「走吧，看谁胆子大。」我这么挑衅着蔻苏兀。

她白皙的脸看着我，眼睛睁得老大，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你愿意让人剪掉一束辫子？」

「这有什么好怕的？赌你不敢。」我进一步挑衅。其实，我这样子是在让自己没那么害怕。蔻苏兀却是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她摇着头，不认同我的做法。

「你呢，小姑娘？你想赚到这笔钱吗？」汉族女士对我说。显然她早已注意到我们。我害羞地点点头。

「那就过来吧。」她怂恿着我。这时的我早已经挤到人群前面，顿时成为同学目光的焦点。到这一步，那是后悔都来不及了，不然脸就丢大了。「怎么称唿你呢？」女士问我。

「米日古丽。」

「好美的名字。你今天打算要剪几束辫子？米日古丽。」

「两束。」我脱口而出。

「两束。」她复诵了一遍，在她的声音中，我听到了一种肯定。「小朋友们，你们听到吗？你们同学好勇敢喔！」

她一边说话，一边拿起大大的剪刀，朝着我的头发靠近。只听「喀嚓」一声，一束深色的发辫应声落地。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这时又「喀嚓」一声。那位女士微笑着。「来，勇敢的小姑娘。」她一边说，一边拿了二十元纸钞给我。纸钞上，共党领导人毛泽东年轻时的脸庞对着我微笑。

回到外婆家，我回想整件事，越想越觉得荒谬。我一直把头转向一边，生怕被她发现另一边少了辫子。那女士真的很笨，不会从我后脑杓那边下手，偏要挑我侧脸容易被发现的部位下剪。

外婆眼睛利得很。「那是谁弄的？」她质问我。我只好把学校来了两名汉人的事告诉她。

「是她们逼你的吗？」

「不是啦。」外婆脸色很不高兴。这让我更不敢把赚到钱的事跟她说。「其他女同学，也把辫子剪了。」我特别强调。

但听了这话只让外婆更加忿怒。「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能相信汉人的吗？」

「但他们人很好啊……」我还想辩解。

「人很好。」她气噗噗地说。「她们把你弄成这副德行！哪个维族男子，会为这样把漂亮辫子剪掉的女孩心动的？」

我不可思议地睁大眼睛看着外婆。在这一刻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男人这档事。

但我向她郑重地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任何人轻易把我一头长发给剪了。

到了五年级时，学校所有学生都要开始学汉语了。这时学校派了一位汉人老师胡先生来，一位戴着眼镜瘦削的先生。他教我们写汉字。一开始，这些字对我们完全是外国文字。因为我们维吾尔语书写用的是阿拉伯字母。但现在不得不重新调适：汉字每个字都由一个符号组成，有些字还很复杂。

每天傍晚时，我都会和外婆坐在桌边练习写汉字，好把字记得更牢。她对这学习过程非常有兴趣，因为她从来没上过学：她不识字。但随着我为她解释每个字的意思，她也能多少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也因此，她非常乐意听我念这些汉语生字。当我给她示范这些字胡老师怎么发音时，我们常会失声大笑。因为汉语和维吾尔语真的完全不一样，字也完全不一样。但外婆还是努力想把几个汉字背起来，但却很少记得住。「没关系啦。」我安慰她。「所以才要我在啊。」

「是啊。」她意味深长地回答。「对我这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用功，因为这些字是通往世界的大门。它们可以让你添上翅膀，带你飞出我们的村子。」当时的我，不懂她这话的意思。但我真的更加努力鞭策自己。我心中暗自决定，要让外婆感到骄傲。

在开始学汉语一年后，校长宣布所有学生都要参加考试。在我跟外婆提了这件事后，她再也不让我好好休息了，甚至让我暂时不用再分担家务，所有课后的时间，都要我用来准备考试。

「要尽全力啊，我的小花儿。」她给我取小名小花儿，意思是「惹人疼爱的花朵」。「给他们瞧瞧你的本事。」考试那早她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觉得那一定是句神奇的咒语。因为这一天，神奇的事出现了。从开始解试卷上的第一题时，我就发现考题竟然这么简单。那一整天，我一直觉得外婆好像就站在我后面，不断把正确的答案给我看。我的脑海中不停地出现考卷的答案，只要依样把这些字誊写在考卷上就可以了。

两个礼拜后，校长把我叫去。一开始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以为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来到校长室门口，我怯生生地敲门。「请进。」里头回应道。

打开门后，里头不只有校长在，汉语老师胡先生也在。「你还站那边做什么？快进来啊。」他用汉语亲切地叫我。

「恭喜啊。」我一踏进去，校长就说。校长突然间也说起汉语来了。我非常的不安，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你拿到最好的成绩。」校长开门见山就说，手指向摆在他面前桌子的那叠考卷。

「真是太棒了。你多大了，米日古丽？」

「十二岁。」我回答。

「你和外婆一起住是吗？」

我害羞地点点头。

「那外婆知道一定会很开心的。」他说。「这为你赢得了奖学金！暑假过后，你就可以去另一间学校上学，是一间广州的寄宿学校。这可是份大奖。你开不开心？当然每年寒暑假都还是可以回家乡来的。」

我心中喜忧参半。外婆肯定是会开心的。但这不就意味着，我要到外地住了。「广州在哪呢？」我纳闷着。

们那儿离广州至少有四千公里之远。要到这个南中国海边的城市，要花上五天五夜的时间。首先，要搭公车前往库尔勒市，到那里会合新疆省同样被选入培育计画的小朋友。剩下的旅程则要搭火车，路上会有一位女老师陪着我们。

我的心情说不上是开心。能成为全校最好的学生，我的确感到一丝骄傲。但是以奖学金为奖励，这事却让我无所是从。而且，外婆的心情似乎也在天人交战之中。一方面她对我的厚望终于得以实现。「那可是大好的机会啊，孩子。」她强调了好多遍：「如今你的人生无可限量了。」但，另一方面，收下这笔奖学金也意味着，我们祖孙俩要被拆散了，这让她颇为感伤，而我也一样。

但她把这份感受藏在心底。在我出发前的那几个礼拜间，我们两人都尽力不想在对方面前流露对于告别的感伤。我私下也问过自己，是不是可以拒绝奖学金，或者让给别人。但这些想法肯定很异想天开：因为不管是校长或是胡老师或是外婆，从来没有提到过。唯一明确的道路就是，学校方面要你怎么做，你跟着做就对了。

那段期间，外婆也只是一再地说，用功念书、找到好的工作对我有多重要。「我要你拥有自己的事业，成为女富豪。」她这么激励我。「这样你再也不用住在我们村子里，给羊儿挤奶了。」

当时她整个人都沉浸在这个想法中。而我又那么爱她，想要让她高兴，她的愿望就成了我的愿望。「到时候，我就给你买件漂亮的外套，我们再一起前往麦加朝圣。」我向她保证。

一直到要出发的那天，我们才再也演不下去。在巴士站前面，我们祖孙俩放声大哭。「别忘了给你爸爸打电话，这样他才能让我知道你学业在进步。」她这么提醒着我，因为她自己并没有电话。然后巴士就到了。我非丢下她上车不可了。我透过车窗不断和她挥手，看着窗外的她身影越来越小，我的心都碎了。

踏上这趟旅程后，我才瞭解，自己是住在多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开始，我们要先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重重巨大的沙丘，然后再穿过围绕在沙漠旁、白雪霭霭的山脉。之后再前往乌鲁木齐，这座现代化的新疆省会中有着摩天大楼和星罗棋布的街道。但最大的惊喜，是当我们出了新疆省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景致变得绿意盎然，不再像我的家乡了。铁路再继续开过大型城市如甘肃、西安、武汉，一直到第五天时，终于来到了海边。

我们来到目的地了。踏下火车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来到中国。其实，我本来就一直住在中国。但是一直到那一刻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在新疆时，汉人在我们眼中就像外国人一样。但现在，我身边出现的全都是汉人了，换成他们看我的眼神，彷彿我才是外国人一样。这让我非常的错乱。

广州是一座大城市。那边的种种都让我很不习惯。空气比较潮湿，像是排放废气的味道，天气也比较温暖，人们在街上来去匆匆，手中始终拿着小小的电话机在打电话，汽车横冲直撞。我觉得自己好像降落在月球上一样。而最让我生气的，就是大家突然间都对我讲汉语。因为，尽管在村里学校我的汉语成绩是最好的，我却还无法流利使用汉语。一开始，他们讲的话，我只听懂一部分。

我睁着老大的眼睛，跟着女老师走进新校舍，那是一栋巨大的现代化建筑。我的宿舍在八楼，同一寝室还有其他五位女生，她们全都是汉人，来自中国各个不同地区。大家一边铺床一边聊天。但我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我一直想要听懂她们在聊什么，但却很难办到。好不容易她们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却只能耸耸肩。让我觉得好丧气。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觉得自己好没用。在校园和食堂里遇到的其他维吾尔女学生，大概也都遭遇跟我一样的情形。但是，当我们几个维族学生想聊聊天时，学校老师会打断我们：他们说，我们应该尽量只用汉语交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刻意在每间宿舍只安排一名维吾尔学生住宿。

一开始，我觉得要适应新生活好困难。我饱受思乡之苦。我想念从前的同学、邻居家的女儿蔻苏兀、我家的羊，还有沙漠洁净干爽的空气、新疆夜里的凉意，以及阿姨做的蒸面条。我尤其想念外婆。我恨不得能再一次早上被她叫醒，逼着我去晨祷。或者与她一起去挖菜收成，或早上一起去清理羊圈粪便。

离家的时候，爸爸给了我一把旧的手机。但我不能拨出，因为我还没有点数可用。但是每隔两个礼拜跟他短短通话时，我总是很开心。「学校一切都好吗？学习都顺利吗？」他问我。

「是啊。」我没说实话。因为我实在无法说出口，告诉他我交不到朋友，在课堂上一个字也听不懂。

「外婆也要我帮她转达她对你的爱。」他偶尔会这么说。一听到他这么说，我的心就跳得好快。但我也很担心，因为我的奖学金只有一年，之后能不能继续获得奖学金资助，就要看我在校成绩表现了。而当下我完全无法想像，我的成绩要怎么好起来。万一要是一年后，我回到故乡，告诉她，我没能善用好运达成她的希望，那她会怎么样？到时候她一定会对我很失望的。「你怎么没有好好用功呢！」我心里已经听到她的责备了。

担心会辜负他们期待的恐惧，激励了我，让我开始认真学习。我下定决心，要学会许多的汉字，好让我能够看得懂那些汉字写的课本，也能听懂课堂的授课。因此我只要有空，每一分钟都在练习和温习汉字。即使其他女生都已经睡了，我也躲在被窝里，靠着手电筒看书。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我才能真正自由支配。除此之外，白天的时间都被上课、共同用餐，以及足球、排球等活动所严格限制了。

慢慢的，我的汉语越来越好。随着汉语变好，我就发现，比较能够听懂并且瞭解同学们聊天讲的话。老师的授课，也不再像一开始时那样难以理解。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觉得非常寂寞。或许是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在学汉语，又或许是因为我本性比较害羞的缘故。总之，我始终还是无法和那些汉族姑娘们打成一片。

因为没有朋友，让我更加心向宗教。过去，我并没有那么认真看待伊斯兰信仰，因为在我们那里，伊斯兰信仰很自然地融入了日常生活中，而不是主导着一切。但现在，信仰突然间变得很重要。我想，是因为它代表了我和故乡最后的连系。我的信仰，是我和学校其他同学们最大的不同。因此，我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弃我的信仰。我变得跟外婆一样，开始坚持要遵循伊斯兰祈祷时间，尤其是晨祷。

每天早上，当其他同学还在睡觉时，我会提前下床，戴上头巾，轻声地诵念外婆当年所念的那些祈祷经文，连那些动作和程序都照着做。透过这样的方式，我感觉她离我好近好近。我知道，要是她看到我这样，肯定会高兴的。在祈祷仪式后，我还会加进一段话，是自己临时想跟阿拉讲的：我会像和好朋友闲聊般，告诉祂日常生活，还有不能跟别人说的秘密。我还会告诉祂，自己的忧虑、愿望，以及自己觉得不光彩的作为。这对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平静效果。每次这么聊过以后，就觉得那一整天都百毒不侵，觉得好像有一个更高的神力保护。只要有祂的护持，什么都不能让我偏离了正轨。

「你在做什么？」有天杨嘉莉起床后，正好看到我对着麦加在磕头，就这么问我。杨嘉莉是睡我下铺的女孩。其实之前好几次，我爬下床铺梯子经过她时，就有注意她眼睛在眨。她那时可能以为，我只是要去洗手间，所以就又回头睡了。但今天她是确实看到我的举动，所以就在事后问我。

「我刚刚在祷告。」我据实相告。她不解地看着我，很显然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又或者，她以为是我们有用语上的误解。「我刚是在和神说话。」我又讲得更明白点，希望把我的举动说明得更清楚。

但她的脸上却浮现了更多的问号。「和神？」她回答我。「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意思？」

这下子，我也开始怀疑起来，是不是我表达得不对。我的确认识汉语「神」和「祷告」这两个字，但或许我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但现在要准备上学了，所以没时间多谈。但我暗自决定，要再查一查字典，因为不管怎样，我想给杨嘉莉一个满意的回答。

到了傍晚，吃过晚餐以后，我们又继续聊这个话题。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两个字给她看，以确定她懂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她笑了。「你相信世界上有神？」她觉得好笑地问。

这让我不解。「对啊，那是当然的。难道你不信吗？」

「对啊，那是落伍又不科学的东西。」

我们端详着对方，彷彿对方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生物一样。因为这对我们俩而言，都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杨嘉莉想要知道，我所说的「神」是怎么一回事，我则心中浮现疑问，要是不信神，那她信什么。「如果没有神，那你说，地球和人类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质问她。

「喔，地球是从宇宙大爆炸诞生的。人类则是起源自猿猴。」

「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会信！」

「才不，我信的。」她眼睛眨都不眨地说。看来她不是骗我的。

「那我相信，我是神创造的。」

「没有神这回事！」

「明明就有神。」我顶了回去。

「你凭什么知道？」

「我每天早上都和祂说话。」

「然后呢？祂有回答吗？」

「当然有。」我一头热地说着，我的神是怎么带领我、保护我。杨嘉莉和其他女生听得聚精会神。「我有什么心烦的事都跟祂说。」我说。「祂会告诉我，应该选哪条路走。」

「这事是我爸妈在做的。」室友王朝华插嘴道。

「对，但神做得好很多！」我这么主张。

「怎么说？」

「你看，因为祂随时都在！就连手机不通了，也可以和神对话。」

王朝华点头表示赞同。

「另外，当我做错事时，也可以对祂坦白，求得祂的宽恕。」

我这么一讲，同学都感到好奇了。这次聊天后，杨嘉莉和王朝华就开始常来找我，要我多讲些关于我的神和伊斯兰信仰的事。一开始我以为，她们是想寻我开心。但之后我才发现，她们是真的有兴趣，所以就开始把我知道的全告诉她们。而且她们还去找相关书籍。当我们开始在学校使用电脑后，就一起上网找资料。这让她们也开始注意到，我的信仰方式和正规伊斯兰戒律有出入。

「但是你并没有一天祷告五次啊！」王朝华有次这么质疑我。

「对啊，但我最少有一遍。」我为自己辩护。

「而且你也不戴头巾！」

「不是所有女人都一定要戴头巾的。我们村里很少人戴。」我跟她解释，这些戒律并不是像刻在石头里那么一成不变，可以视个人生活环境不同来调整。

「你可以教我怎么祷告吗？」她这么拜托我。

让人改信伊斯兰教从来不是我的本意。但杨嘉莉和王朝华却一直紧追不捨。或许是因为我们住在寄宿学校，让她们向往灵性生活。总之，她们就是一直追问，要怎样才能成为穆斯林。这可把我问倒了。这时我就恨不得这里有伊斯兰神职人员可以请教。但是，我们并不能到清真寺去，因为不能离开校园。所以我们就上网查，要怎样才能成为伊斯兰教信徒，也让我们找到了答案。「这边说，要取个伊斯兰名字，同时要有穆斯林当见证，说出这句清真言。」我大声念了出来。

「清真言？」

「对，指的是伊斯兰信念。」

伊斯兰信念我当然很清楚，还能用阿拉伯语念出来。毕竟，每个礼拜五都会在清真寺里听到。所以我随口就念了出来：「La ilaha illa Allah wa Muhammad rasul Alla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她们两位汉族女生肃穆地跟着我复诵，然后满脸期待地望着我。「还要给我们起个名字。」王朝华提醒我，她个性就是凡事一板一眼。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今以后，王朝华就叫「穆里曼」，而杨嘉莉则是「艾伊莎」。

「这样可以了。」我说。「你们以后就是穆斯林了。」

她们一脸不可思议，但随即绽出笑容。「真的吗？」两人开心地问我。

「对，真的。」我对她们保证。「恭喜你们了。」

杨嘉莉和王朝华和我成了莫逆之交。在寄宿那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住在同间寝室。大家总是互相喊对方的伊斯兰名字，她们唤我米娜。在寄宿生活之外，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秘密世界。这两位宗教闺蜜，比起我来还要谨守伊斯兰教的戒律。

比如说，她们立刻就戒除了猪肉，并戴上了头巾，还会批评我没跟她们一样。但这事她们来做要比我容易，毕竟她们都是汉族姑娘。她们没有宗教信仰的限制，要信什么都可以。但我可不能够如此，身为维族人，老师们都期许我要尽可能地融入，而又因为我立定志向，不想让自己的学业受到影响。外婆的话言犹在耳：「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你办不到的。」

而我办到了。我非常勤奋用功，我的汉语程度早就已经与母语者不相上下。而每一年的期末考前，我更是准备到头痛欲裂，眼冒金星。这些考试很重要。因为只有考得好，下个学年才能继续拿奖学金。而且，我是只准成功不许失败。我可不想灰头土脸回到老家，跟外婆哭诉没办法继续升学。要是那样，我是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但是，光靠奖学金，想在广州这地方求学生活却是不够的。奖学金只支付学费和住宿费，但食衣问题却是要学生自己负担。同学几乎都是爸妈汇钱给他们。我爸爸也是按月汇钱给我，但这份钱却不够用，因为广州的物价比新疆高。就算在学校食堂里用餐时，我都只点最便宜的菜色吃，剩下的钱也还是不够拿来支付笔记本和洗发精。

我很清楚爸爸没办法提供更多钱给我，所以我也就不再向他讨。但我得自己找个管道赚钱才行。我去找学校食堂的经理，问他厨房里需不需要人帮忙。他一脸同情地看着我。「但你还要上学，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他这么问道。

「周末！」

学校礼拜六、礼拜天没有课，有些学生会趁这时回家。但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他最后也就被我说服，让我周末来食堂洗碗帮忙。能得到这个额外赚钱的机会，我非常开心，因为要是能再节省开支，或许就可以存下一笔钱，在毕业后，给外婆买一件外套，实现我离乡时的承诺。

但厨房工作可不是我唯一的工作。随着在广州待得越久，我找的工作就越来越好。我在广州交易会帮过忙，也为一家进出口公司担任翻译。到后来，我的收入在女学生而言算是满好的。因为有钱了，我也买得起手机，这让我和家乡家人的通讯变得更简单。这一来，每个礼拜我就可以和我爸多通几次电话。

爸爸是个聊天的好对象。虽然我小时候没机会和他多相处，但我总觉得他很喜欢我，而且也一直极力支持我。同时他也鼓励我，要在学习上多投入心力。「像这样的机会，很多人都得不到。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他常这么跟我说。而在他的话声里，我也总是觉得好像听到外婆的声音。

我依然时常想念着外婆。每当我问到她时，听到的总是她很好这样的回答。但我却始终没能和她说上话，因为她住的地方没有电，也没有电话。真的很遗憾，就这样好几年下来，我始终没能和她说上话。不知道她究竟过得怎样？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快考完毕业考，回到家乡，把她抱在怀里了。

五年后，当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后。我又拿到一笔奖学金，可以赴大学进修。我自豪地踏上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接着转机飞往库尔勒。在寄宿学校时，我已经跟我的闺蜜们道别了。「能回家了，你高不高兴？」穆里曼问我。

我却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雀跃之情。

班机只飞了八个钟头。说来好笑，比起当初从新疆出去时搭火车所花的五天五夜，时间短得可以。可是对我来说，这八个小时却像永远一样的长。终于，我看到故乡新疆那贫瘠、干燥的景致在我的脚下浮现。那巍峨高耸的大山闪着白色。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有多么想念这一切啊！

父亲和姨妈曼齐儿在机场候机。我打老远就看到他们，快步赶上前去。但外婆没一起来，让我感到一丝丝失望。没错，她年纪大了，不该让她奔波劳累，我告诉自己。

我亲亲爸妈，让同父异母的弟弟帮我拿行李箱。没想到，再看到他时，他已经是小大人了。「真高兴再见到大家。」走回车上的路上时我说，车子是爸爸特别为了接我而跟邻居借的。但有件事闷在我心里一直想说出口。「我们要立刻去外婆家吗？」

爸爸眼睛看着地上，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请你原谅爸爸，爸爸应该早点跟你说。但是我觉得，要是让你知道了，一定会弄乱你的心情，害你无法专心念书……」

「怎么了吗？」我紧张地问。

「外婆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咽了口水后说。「她已经过世两年了。」

第2章 一波多折的婚礼

空服员再一次穿过走道，告诉最后的那几位乘客，请他们把电子器材关掉，并且系上安全带。我旁边的先生露出和善的笑容，结束通话后，就将手机改为飞航模式。然后飞机就驶进起飞跑道，随即飞上空中。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在空中的感觉真好。飞机正载着我飞向开罗，我要去那里留学。外婆过世后，我对故乡已经没有太多留恋的地方。一开始我先回到广州，在那里拿到商业管理学士学位，然后在进出口公司上了一阵子班。但我一直想到国外再读一个硕士学位。我最想去的是伦敦，但那边太贵了，而且也没有奖学金。最后我成功申请到开罗留学的机会。这样的折衷，对我刚刚好。我心里的打算是，用我存下来的钱，加上外婆留给我的一点遗产，还有父亲给我的一点资助，应该够我撑过第一年。我在大学时已经学了一点阿拉伯文，更何况，阿拉伯语我很熟悉，因为每次祷告，都会诵念古兰经经文。

「你一个人搭机前往埃及吗？」坐我旁边的先生问我。

我打量了他一下：他穿着体面，浅褐色的眼珠，长长的睫毛。他的轮廓透露，他应该是阿拉伯人，但他却用英语和我交谈。「是啊，我要去开罗的不列颠大学念书。」我用他的母语回答。其实我会的阿拉伯语不多，但这一说还是让这位先生很兴奋。

「这样啊！你讲的出奇的好。」他这么强调。这当然不是真话。但他肯这么说，显得他很客气。除此之外，他也告诉我，他不久前刚从我要念的那所大学毕业。这真让人不敢置信。

「真的吗？」

「真的啊。真巧，不是吗？」

这位先生自我介绍说他叫玛穆德。空服员帮我们上咖啡和饼干时，我趁机问了他关于开罗，特别是那所大学的事。他描述得非常生动，并且赞美那里洋溢的国际氛围。「很多跟你一样的外籍学生到那边念书，因为该校名声很好。」

「那老师呢？」

「多数是埃及人，或是其他阿拉伯国家来的。所以你既然已经先学了点阿拉伯语，那就有帮助了。」

「我也会上语言课程。」

他表示说我这打算很好。玛穆德跟我保证，不列颠大学的研究和教学水准都很高。「就是英国本土的水准。」他这么说。「拿到这所大学的学位，世界的大门就为你打开了，其学歷到处都承认的。」

我听得很开心。我原本就是希望能这样，因为，我还不是很确定，毕业后是要回中国，或者回新疆去发展。或许我可以成为国际商界女强人，或者至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玛穆德刚好也是生意人。他跟我说，他经常飞广州，在那边採购服饰，为他在开罗的服饰店进货。「中国制的服饰，比土耳其要便宜的多。」他道，「品质则与之差不多。或许到时候你可以到我店里来看看，再跟我说说你的意见。」

「我一定会去的。」

接下来的航程，我们就这么聊个不停。十个小时后飞机降落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是非常的兴奋。玛穆德叫了计程车，送我到我要过夜的住处。他还说，要是有什么需要就和他联络。「随时打给我。」他说，「不管什么事都没关系。」

我们就这么交上了朋友。在我一开始落脚新环境时，玛穆德帮了很多忙。他带我到开罗四处看，跟我介绍这里的一切。

原本我是住在学生宿舍里，里头有一大票中国学生，也有维吾尔学生。但我觉得住得很不自在。主要是因为那里不太干净，同时，房租也高得离谱。玛穆德于是帮我在校外找了间房，在那边和另外两位女性朋友同住：一位是阿拉伯女同学艾亚，另一位则是巴塞隆纳来的谭雅，她在这里当保母。两人和我处得都非常好。

三人租屋的生活，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寄宿学校的时光，不同处只在这里更自由，还有自己的房间。这边不会有人规定一天的行程，或者要吃什么，要穿什么，就寝也自由。另外，这边的课程也不像中国有那么多规定。到这边，我终于可以选自己有兴趣的课程了。我才是自己的主人！

在宗教方面，这里自由得多。在埃及自称是穆斯林，没人会投以异样眼光。毕竟，这里大部分是穆斯林。这让我好开心。礼拜五，我偶尔会和几位维族女生一起到世界知名的阿兹哈尔清真寺去，那边总是有相当知名的神职人员布道。这我们绝对不想错过。而当然，在踏进清真寺前，我们也会绑上头巾，好遮住一头染成金色的时髦发型。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同时，我的阿拉伯语也变得流利，让我更有信心，能够在学业上大有进展。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会打断我的计划，这时的我，已经感到毕业在望了。却没料到，天有不测风云。

埃及爆发政治动乱，阿拉伯之春就此展开。在突尼西亚独裁者班．阿里（Ben Ali）被推翻后，开罗人民也开始走上街头，对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总统发起示威游行。尤其是那些跟我一样年纪的年轻人，他们再也不能忍受埃及政府治理不力、国家专制，还有无数的打压手段。年轻人们要求更好的生活品质、自由，以及社会正义。

这一切让我看得兴味盎然：原来，人们竟然可以在公众场所集合，大吐心中不满，这给了我全新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我在中国从来没有遭遇过的事。或许，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有充分理由想要一吐心中怨气？至少在我的家乡新疆那边，汉人总是高高在上，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也可以同样为此走上街头吗？想到这里，我不敢再想下去。这里毕竟不是中国，而是埃及。那我要加入他们，一起示威吗？还是不要吧，我暗自决定：毕竟这不是我的国家，而且这也不是我的战斗。然而看到他们以短短四周时间的示威就成功推翻了暴政，让我为埃及人民感到高兴。

我和玛穆德一起庆祝；我们都感到很开心。但中国政府可就没那么开心了。埃及人民革命成功，让北京领导人紧张了起来。他们可能是担心，开罗民众对于当权者的反抗想法会蔓延到中国。总之，中国政府于是下令，所有在阿拉伯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都要回返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担心我们学生在当地的安危。但我私下猜想，这背后其实另有原因：尤其是这场阿拉伯革命，有着很强烈的宗教元素渗在其中，这让穆斯林兄弟会士气大振，开始与北京当局产生摩擦。

当我接到要立刻回国的电邮要求时，可以说失望至极。能到国外留学，一直是我的梦想。而因为我的家世背景并不富裕，又无权无势，为了实现这个留学梦，我可谓歷经千辛万苦。但他们却要夺走我努力的成果。

「我不回去。」傍晚我们几个女生聚在一起吃艾亚煮的扁豆饭时，我说出自己的心声。「为了留学我付出那么多。」

「我能理解。」阿拉伯闺蜜说。「但你又能怎样？这可由不得你抗命，对吧？」

「这个嘛……」我在心里盘算。这的确是个问题：要是我抗命不回，继续留在埃及会怎样呢？一开始不会怎样。但过一阵子，大概几个月，签证就会过期，无法再延签。最后还是得离开埃及。等回到中国时，可能会因此惹上一身麻烦。不行，这怎么说都不是个聪明的点子。想到这里，我不禁意气消沉。

「好吧，中国留学生是必须回去没错。」艾亚推论道。「但那些有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呢？」

「他们不一样。」

「既然这样，那你也可以争取永久居留权。」

「那该怎么取得呢？」

「你可以接受嫁给埃及人吗？」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但脑里却开始盘算。这个乍听之下很荒谬的提议，仔细想来，却最具可行性。一旦成了埃及人妻，就能被允许留在这块土地上，在埃及这个父系社会中，女性一向被视为男人的资产，婚姻关系就成为助力。「但我能跟谁这么快就成亲呢？」我在脑海中再次盘算着。

我几个闺密彼此交换眼神，似乎欲言又止。然后她们突然哄堂大笑。「喏，眼前不就有一个现成的人选吗？玛穆德啊！」谭雅道，艾亚也用力点头。

「玛穆德?!」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想到这个荒唐点子的。显然是注意到我和玛穆德走得很近。毕竟这不是算甚么秘密，但那并不表示，我就能随口跟他说，要他和我成亲。光想到这事就让我脸红。「但我们只是朋友……」我接着说。

「那又怎样？」谭雅逼问，她一向很务实。「又没差。你们只是文件上结了婚。重点是，你可以不用回国。」

「你就开个口会怎样？他一定会同意的。」艾亚怂恿我。但我非常排斥这件事。我宁可去求一个陌生人，也不要去麻烦我最好的朋友。玛穆德会怎么看？以为我爱上他了？还是更糟，觉得我在利用他的善良厚道？

艾亚手中摸着面前椅子上的罩袍（伊斯兰妇女规定服饰），她出门时原本穿着的，但这时脱下来了。她喃喃自语地说，我们外地人比她想像的保守得多。「但你的处境我可以瞭解。」最后她微笑着这么说。

万万没想到的是，听完我解释后，玛穆德竟然欣然同意。我一点唇舌都不用费。「我们当然要结婚啊！」再下一次，我们在大学附近的一间学生咖啡厅见面时，他这么告诉我。「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永远都会帮你的。」

他的话让我尴尬得羞红了脸。「你人真好。」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勉强挤得出这句话。

「你说这什么话呢？这可是我莫大的荣幸。」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玛穆德和我就开始筹办婚礼。尽管只是假结婚，但还是有很多事要办。像是政府要求的文件证明。我们要出具各自的出生证明，还有学校证书。另外也需要中国政府核发的官方证明，证明我在中国是未婚状态。

这最后一点当然有麻烦。因为依规定，必须由我父亲作证，证明我是未婚状态。这件事没有别的方法，一定要开口跟父亲说，请他帮我准备这份文件。但我一提他马上就起疑心。「你为什么需要这种证明？」当我在电话中提起时，他问我。

「是给学校用的啦。」我骗他。「你不知道学校要求很多的。如果不出具证明，他们就不发给我就学许可。」说起来这倒也算不上说谎，因为要是不这么做，我是真的没办法继续念了。

「好吧，我看看要怎么做。」爸爸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这很重要的。」我继续给他施压，不然他一定不会当一回事。「我跟你说，没有这个证明，我的学业和事业就全完了！」

等到所有文件都齐全后，我们觉得应该跟户政事务所约个时间。但根据埃及法令，婚礼还要有证人才算完成。这边的婚礼不像我们那边，就算只是登记结婚，没有家属，依规定就是不能举行。我的情形倒是简单的多，只要谎称家人都在中国，无法前往埃及参加婚礼即可。但玛穆德的情形，就没那么好找理由了。我们编了一串荒谬的原因：我们谎称，他的兄弟姐妹都移民他国，而爸妈则年纪太大不克前来。这全都不是真的。事实是，我们完全没有通知家人，因为这毕竟只是假结婚。最后，我们还成功说服了户政事务所，让里面五位员工代替我们家属，当我们婚礼的见证人。

克服了这项障碍后。终于能够进入结婚计划中让人愉快的部分：挑选婚礼礼服。我坚持要穿白色礼服结婚。「毕竟，不能让官员们起疑。」我用这个理由说服玛穆德。但其实是，尽管是假结婚，我却慢慢兴奋起来：这是我的婚礼啊！这可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天，我当然要穿得像回事，打扮得美美的。

玛穆德什么都依我。「对啊，我要看你穿着一袭白色婚纱。你一定会非常美，米日古丽。」他说。

玛穆德还要我让他负担新娘礼服的费用。我跟他说，你疯了不成。为什么要让他负担费用？毕竟他做这些，都是为了帮我。但他坚持要付。所以我就跟闺蜜艾亚一起去试礼服。每天傍晚下课后，我们就去试穿，整个开罗的婚纱店都被我们翻了过来。

这真是一段教人难忘的时光。有时，我们会在上街採购时意外遇上大型示威。整个开罗闹哄哄的，非常的紧张。革命后，不同的组织互相争斗，都想要获得权力。埃及有史以来第一场自由选举，是由穆斯林兄弟会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逊尼教派的一支）胜选。但很多参与革命的非信徒并不接受选举结果，因此两方就这样示威来、示威去。即使二○一二年六月，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穆希（Mohamed Mursi）赢得总统大选，示威依然不断。前总统穆巴拉克的余党，以及埃及境内世俗人士势力，都不愿接受穆斯林兄弟会的胜利。但这一切，我都是隔着一层纱去认识，那就是我的婚礼面纱：对我而言，能和玛穆德一起去户政事务所结婚，比这些重要多了。

终于万事俱备了。户政事务所的时间也约好了，衣柜里也挂进了一件雪白、亮丽的新娘婚纱、面纱还有拖裙。当然，这些都还不能让玛穆德看。他自己找了一套合身黑色西装，非常的高雅。当他看到我下计程车时，两颗眼睛差点要掉出来。「满意吗？」我问他。

「我是积了什么阴德？娶到你就像赢得彩券一样幸运。」他回答我。

玛穆德拱出臂弯等我去挽住。当我们肃穆地踏进户政事务所时，我有些后悔，我们竟然一个观礼宾客都没有邀请。接着我们就来到那群公务员面前，两人都觉得好尴尬。「你愿意嫁给这位男士吗？」主婚人问我。

「是的。」我轻声说。

玛穆德随即也表示同意。公务员接着就宣布我们正式完婚，成为夫妻。然后玛穆德为我掀起面纱，并亲吻了我。这一切都好完美，让人都要信以为真了。那几位为婚礼担任见证的公务员接着祝福我们，还送我们甜点。当我们离开户政事务所时，我觉得自己好幸福。那一刻，真与假让人难以分辨。

玛穆德后来跟我坦承说，过去他私下就一直在默默祷告。「神啊，请让她真的成为我的妻子。」同样的念头也曾在我的脑海一闪而过。但是我们两个都太害羞了，玛穆德事后只是开车送我回家，途中两人没再提起这件事。

这之后，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就好像那场婚礼触动了某个开关一样，尤其是玛穆德的开关。没错，过去他本来就凡事依我，对我很照顾体贴。但现在他简直是把我捧在手掌心一样。因为，就婚约而言，我已是他的新娘，所以他就觉得要负起责任照顾我，保护我的安全和健康。

比如说，那阵子因为执政的穆斯林兄弟会想将法律伊斯兰化，所以只要他一听说我大学附近有动乱，就会立刻打电话给我，问我人在哪里。他不想让我不小心遇到示威群众，因为这对女性特别危险。尤其是外国女性，在那边常会被骚扰，或是被人动手动脚侵犯。而要是他抽得开身，就会亲自开车来载我，送我回家。要是抽不开身，他也会要我搭计程车回家，事后再帮我付车资。一副好像他真的是我老公一样。而有时候，我也希望真是这样。

我满心期待着他会有动作，因为我不敢自己去开口。每次他开车送我到家后，我都会以拥抱向他道别。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我知道他有多么喜欢。但是我不会亲吻他，因为我怕他会觉得我是随便的女人。毕竟，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出身。也是因为这样，他会这么矜持。这是他对我的尊重。

「玛穆德，」有天我们在车里时，因为我越来越渴望能在他的身边，能真的和他有肌肤之亲，所以就对他说，「你会不会偶尔觉得，要是我们真是夫妻就好了？」还好那时天色已暗，所以才没让他发现我已经羞红了脸。

「啊，米日古丽。你就是我梦想的妻子啊。」他说。「再没有比真的和你成婚更让我热切盼望的了。」他牵起我的手，亲了亲。然后，突然他就吻上了我的双唇。我们之间的那层禁忌被打破了。

从那一刻起，我们才成为伴侣，一对真正的伴侣。我的意思是：情侣。在外头，是革命后所掀起的腥风血雨，而我们两个，则飘浮在幸福的粉红云朵之上。只要有空就黏在一起，你侬我侬。要不是手牵着手去逛街，就是在家里约会，而我那些闺蜜早就料到了。我想，在某方面，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早意识到，我和玛穆德之间终究会走到这一步。至少，建议我们结婚的艾亚可能早就已经察觉了。而谭雅自己则有个稳定交往的男友艾尔方；他刚好也是维吾尔人。他们两个也不介意，我们家多个男人进进出出。之后我慢慢开导矜持的玛穆德，告诉他我们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已经是我的丈夫了。「没错，我是。」他骄傲地回答。

但我们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我们都还没跟双方家长提到这件事。因为这样，所以玛穆德始终还不能在我家过夜，因为他的妈妈希望他能够每晚都回家睡。更不用谈要住在一起，或是生儿育女这类的事了。

玛穆德于是催着，想结束瞒住家人的状态。「我想认识你的家人，也想把你介绍给我的爸妈。」他说。「我想要办一场盛大的婚礼，邀请所有人一起来。」

「那一定会很棒。」我答。我同样也希望得到我父亲的祝福。但是只要一想到，当他知道我竟和阿拉伯人私下成亲的反应，我的胃就纠结在一起。「还是先别让我爸妈他们知道我们先斩后奏吧。」我跟玛穆德商量。

「你觉得该怎么办？」

「我想先把你介绍给我爸，然后让他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同意我们成亲。」

他点点头。「这样做才对。」他说。在他的赞同声中，我几乎听到了一丝悔恨，表示他认为我们不该一意孤行，迳自成婚。埃及这边也是这样，按礼俗，新郎应该先拜见新娘的父亲，并取得双方家庭的赞同。然后双方才会讨论嫁妆的事。结婚一般对夫家是开销很大的事，因为他还要送新娘金饰。另外，男方也要负责准备新人入住的新房。或许玛穆德就是因为这样，有点婚前怯步。但事情已经发生，不可能回头重来。现在只能想办法，把当初急就章、私下成亲的事，一点点补救回来，然后重新把事情按礼俗办好。

于是，下一通打回家乡的电话中，我就邀请爸妈来埃及。「我已经在这里生活快两年的时间了。」我说，「你们也该来看看。」

「你这是发什么梦？」当巴士司机的爸爸大笑，「你以为你爸中乐透了？」

「我可以向学校贷款买机票。」我骗他。

「唉呀，那贷款你要如何偿还？」

「这很容易啦！我在这里找到一份待遇很好的翻译工作。」但其实，是玛穆德要帮我付这笔钱。「拜～托！」我又加了一声恳求，「我真的好想你们。」

爸爸答应我会好好考虑。但我还是不放过他，我还特别强调，埃及政府正在提倡观光，要吸引被不稳定政局吓跑的观光客回来。「我去看你跟你回来看我，有什么差呢？」最后他终于让步了。我们讨论好日期，几个月以后他会来。在那之前，玛穆德和我的婚事计划就要暂时缓缓。但对于爸爸来访的事，我们却是迫不及待。

二○一三年中，爸妈飞抵开罗。我和玛穆德开车前往机场；我必须有他陪着，因为这次见面实在太重要了，我兴奋到控制不住自己。几天后，我们安排双方家长见面。玛穆德的父母亲早就得知即将会见亲家，所以事前做了充分准备。

但是当我父亲和曼齐儿共同步入机场入境大厅时，却浑然不知情。他是个纤瘦，不特别高大的人。但一看到他常戴的那顶传统布帽子，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他之所以戴那帽子，是为了要遮住他毛发不多的顶上风光。在拥挤的机场乘客中，他差点就被淹没了。我对他挥手。「米日古丽！」他高兴地叫我。

「爸爸！」

他急忙向我跑来，张开双臂迎向我。然后就把我拉向他，给我长长的拥抱。「我的女儿啊，」他道，「能够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一等他放开我，我就指着玛穆德。「这是我的朋友玛穆德。」我向他介绍。一直到这一刻，父亲才意会过来，站在我身边的外国男子跟我一道。他的脸色忽然一沉。

「你好，玛穆德先生。」他很制式地跟他握手。「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玛穆德回答。

「你们是同学吗？」爸爸用维吾尔语问我。

「玛穆德是我朋友。」

「啊。」

玛穆德帮我父母提行李，然后就载他们到城里。在前往住宿地点前，我们还一起吃了烤羊肉串。在餐厅里，我看到爸爸在打量玛穆德。「这年轻人很体面。」爸爸又用维吾尔语说，然后就问我，他是否已婚。

「没有。」我回答，「当然没有。」

「但他是埃及人？」

我点头，心里纳闷着他这话什么意思。我觉得，当着玛穆德的面，我们这样私下交谈很不礼貌。更不礼貌的是，我们讲的话他完全听不懂。所以我就跟爸爸说，有什么话，等我和他独处后再问。

「那我们现在把话说清楚。」我们一到他们过夜的地方，他立刻质问我。搭了这么久的飞机，爸妈其实已经累了，也该上床歇息了。我阿姨也已经在更衣。但爸爸却有些话不吐不快。「这个玛穆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非要带来跟我认识？」

「我们想要成为夫妻。」我实话实说。

「哼，我就担心会这样。」他皱着眉头说。爸爸陷入沉思，在想该怎么说才好。

「你刚刚也说，你觉得他人很好。」我提醒他。

「没错，他人是很好。但他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和我们不合适。差距太大，通婚是行不通的。他应该去娶阿拉伯女人。而你则应该嫁维吾尔男人，跟你同文同种，懂你的人。」爸爸非常平静而谨慎地说，并没有疾言厉色。但他话中的意思，却为我们的婚姻划下了不可跨越的巨大障碍，让我无法接受。

「请你别这么快就决定，爸爸。」我求他。「我们真心相爱。再过三天，你会和玛穆德爸妈见面，到时候再决定。」

「不行，这个会面绝对不可能。」爸爸断然拒绝我，「我已经决定了。」

爸爸态度这么坚决，让我陷入困境。虽然我早就料到，他不会这么轻易点头让我嫁人。因为维吾尔人对阿拉伯人成见很深，原因都和宗教脱不了关系：我们指责他们，把伊斯兰教义诠释得过于狭隘。除此之外，维吾尔人更厌恶阿拉伯人那种只有他们最懂该怎么奉行伊斯兰教法的态度。我父亲也是这样。他认为阿拉伯人信仰上过于狭隘又保守。但这对玛穆德太不公平了。他虽然出身自虔诚的伊斯兰家庭，但并不是那种极端伊斯兰份子。而且，他是我的丈夫。但我却无法用这个论点说服爸爸。

我对父亲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直讲到他同意前去会面为止。我们在尼罗河畔订了间时髦的餐厅。我心知玛穆德家里很保守，所以还特别披上一条薄的围巾在头上。「你要不要干脆戴头巾算了？」爸爸对我这装扮颇不以为然。

「在埃及这样穿很正常啊。」我反嘴道，同时也拜托曼齐儿学我披围巾，好给亲家留下好印象。「这是对人家表示尊重。」曼齐儿碎念爸爸，也学我披上围巾。

当我们踏进餐厅时，爸妈的情绪已经非常低落。玛穆德一家已经先到了。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他爸爸穿了一袭米色长袍，缀有金色饰品。他母亲则一身素缟，还有一条缀满珍珠的罩袍，以及一条正式的头巾。我父母的穿着，与他们形成强烈对比，因为他们都做现代西式打扮。爸爸穿着一条西裤，一件夹克，他一脸不可思议。「相较于我们，他们显得好保守啊。」他用维吾尔语对我姨妈说。

「真的。」她赞同他的话，随之一眨眼就将围巾从头上拿下来。

玛穆德家人带了礼物来送我们。送给曼齐儿的是一条白色的围巾，爸爸则是一件米白色袍子，跟玛穆德爸爸身上穿的一样。爸爸收下礼物时偷偷翻了白眼，旁人并没有注意到。然后玛穆德妈妈拿出一只首饰盒。里头装的是一只金戒指，她用非常郑重的态度将戒指戴在我的手上。很明显，她是把这次会面当成订婚仪式了。但此举却把爸爸气得脸色铁青。我很怕他会气到冲出饭店，但还好，他强自忍耐，像是被人灌了水泥一样，乖乖的钉在座位上。

负责招待的玛穆德爸妈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送完礼物后，服务生立刻一一端上晚餐：各色各样的肉类、鹰嘴豆泥、泡椒、酿葡萄叶、烤茄子、塔布勒沙拉、扁豆沙拉、橄榄、辣蒜酱和尼罗河的鲜鱼。这些菜都一小碟一小碟地摆在桌子中间，让客人可以自己伸手拿。未来婆婆不停地招唿大家别客气。但我实在太紧张，一点也吃不下。爸妈也说他们不饿，就一直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他们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婆婆终于忍不住，失望地问我。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她无法直接问他们。

「他们还睏着。」我不好意思地解释。

「因为长途飞行的关系？」

「对啊，他们时差调适不过来。」

「这是当然的。」她满脸同情地看着我，但我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爸妈的失礼让我好丢脸。

这次让人胆颤心惊的会面后，已经很明显，我和玛穆德打的算盘是成不了了。爸爸气坏了，还禁止我和玛穆德进一步接触。「到此为止，米日古丽。」他把话说白了，「你休想和这个人结婚。你绝对不可以和阿拉伯人成亲，听懂了没有？」

「不公平！」

「我绝对没有不公平。我只是为你好。这单纯只是就事论事，他们是外国人，跟我们不同文化。这不可能有结果的。」

「可是我不要别人，只要玛穆德。」

「鬼扯！」他不让我继续讲下去。「你将来会嫁给维吾尔人。」爸爸接着说，要我立刻跟他搭机离开开罗，回返故乡。「很显然，你再留在这里只会干蠢事。」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这是打算要我中断学业吗？」

「不是，」爸爸把话说的更明白，「我只是讲究实际：你的下一个玛穆德，可能就在转角等你。但我可不会傻到再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开始哭了。他不只不许我和玛穆德交往，现在连学业也要我中断了。我不断求他改变心意。「你这样会毁掉我的事业！」

「不是的，事业是你自己毁掉的。」他反驳。「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他说什么都不愿意改变心意。送爸妈回到旅馆安顿好后，我回到住处，一整晚哭个不停。连给玛穆德传简讯回报都办不到，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难道要跟他说，因为我爸不愿意他成为我们家女婿，所以要跟他分手，而且我还要回新疆去了？

后来，有人来敲我的门。「怎么了？」是我西班牙室友谭雅问我，她穿着睡衣站在我床头。我告诉她这个大灾难，两人顺便聊起了各自的家人。「我爸反对我嫁给他，他甚至也不让我待在埃及了。」

谭雅惊讶不已。「你不能让你爸这么对你，米日古丽，」她说。「你又不是五岁大的孩子，他没权力逼你跟他回去。」

「但我不能违抗爸爸的心意啊，这不对。」我跟她解释，维吾尔文化中，家长的想法和权威很大。

「那就给他他想要的，嫁个在埃及的维吾尔人。」她做出顽皮的鬼脸。我愣了一下，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我已经嫁人了，嫁给玛穆德。」我提醒她。

「没错，在法律上你是嫁给他。但你还可以另外为你爸上演一齣伊斯兰婚礼。」

我听得一头雾水。是没错，如果我真的能在开罗找个维吾尔人嫁了，那我爸肯定会让我留下来。

「我就认识一个人选，他不会太挑的。」谭雅这次的笑容更顽皮了。我还是不明白她的意思。

「就艾尔方啊，还会是谁！」她说出谜底。她说的人，正是她的维吾尔男友。我顿时无言以对

「谭雅……！」她不会是说真的吧？

「你听我说，很简单：只要办一场假婚礼，你所有的问题就一次解决。」这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很难相信会是真的。「没事的啦。明天我立刻跟艾尔方说。」她跟我保证。

隔天一早，谭雅就叫艾尔方来找我们。半小时后，我这个男同学就坐在厨房凳子上，听我们跟他解释我的紧急状况。「这些该死的顽固维吾尔族人！」他忍不住大骂。艾尔方是我的学校同学，他听到我爸不让我继续念书，觉得太扯。「你要我去找他谈谈吗？」

「我们有别的法子。」谭雅道。她把我们的计划向他娓娓道来。听着她一边说，我整张脸涨得通红。艾尔方也是听到下巴都掉了下来。他尽管是个很有主见，又很自主的年轻人。但这个计画实在太大胆了，就算是他的女朋友或是我说的，他都不觉得会成功。

谭雅看出他有些迟疑。就赶紧打蛇随棍上。「我觉得米日古丽爸爸这人呢，吃软不吃硬，不把话跟他明说对他反而比较好。」她强调自己的看法。

「这倒也是。」艾尔方有些迟疑地说。

「拜托啦，艾尔方！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样逼她打包行李，回到新疆去。这可不是中世纪！」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就知道。你真是我的宝贝！」她欢唿大叫，在他唇上一吻。于是我们就开始沙盘推演：艾尔方开始进行计划。他显得有些不情愿，但不管怎样他只能配合了。我倒是很清楚，他这么做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他的心上人谭雅。

过了几天，他去找我父亲。爸爸颇为惊喜，我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人选取代玛穆德来当我的未婚夫，还为此兴奋不已。他终于能如愿，找到一个维族人当女婿。他刚好也认识艾尔方的父亲，两人还是好朋友。他也就不疑有他，毕竟对方家族的名声很好。

「艾尔方是很棒的选择。」在清真寺见面时，爸爸恭喜我，这里估计就会是我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又一次，我的婚礼只有一小群人参加，办不成婚宴了。这还真是似曾相识呢，让我不堪地回想起上一次婚礼的情形。真不敢相信，没想到我这短短的人生中，竟然已经要办两次假结婚。而之所以会这样，都只是为了能留在开罗，让我得以完成学业。我不禁自问，我这样做会不会太自私。有没有更妥善的方法？

我尤其觉得对不住的，就是玛穆德，这场婚礼他不能参加。我对他觉得深深过意不去，所以在那次餐厅双方家长灾难式的会面后，失望之余，让我好几天都无法和他说上话。一直到将近一个礼拜后，我才提起勇气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父亲不赞同我们的婚事。「真的很抱歉，但他们无法接受你成为我的另一半。以后我再也不能见你了。」我这么跟他说。

他之前为我做了那么多，现在的结果，可想而知，想必让他非常失望。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失望，更是让我心碎。

「我必须嫁给艾尔方。」我继续说，「当然，这只是假结婚，好在清真寺办场婚礼……」我还想继续解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父亲要逼我回故乡。

但是我没能说出口。我的话让玛穆德太伤心了，所以没等我说完，他就挂了电话。当天傍晚，我收到他传来的简讯。「从今天起，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他这么写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他就换了电话号码。

我真的好伤心。但我瞭解他的心情，所以跟自己说，一定要接受他的决定。他有权关上他生命的这一页，从此把我忘掉。没想到的是，不久后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他的孩子。

第3章 三个孩子的妈

一早起床时，我一阵噁心。我才下床，就朝厕所狂奔而去一吐为快。「欸喔，米日古丽，你这么快就又跑厕所了喔？」室友谭雅不可思议地问我，因为我又霸占了厕所好几个钟头。我吐得太频繁，干脆就一直待在厕所里。好不容易，我终于脸色苍白地从厕所出来，踉跄着回到自己房间。「你病了吗？还是哪里不舒服？」她从后面喊着。

之后我们和艾尔方一起吃早餐，我努力想让自己吃点她做的炒蛋，她打量着我。我虽然觉得饿，却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因为我一闻到那味道就想吐。

「这不对劲啊，究竟是怎么回事？」谭雅问，「你要不要去让医生检查检查？」她吩咐我的假老公艾尔方带我去贝曼医院。我一跟女医师报告我的症状，她立刻就有了初步的猜测。「过去几个月，你是否有发生过性行为？」

她问得这么直接，让我顿时脸红。一开始我下意识地想要摇头否认。但继而我想到了玛穆德，算一算我上次跟他碰面的时间，我害羞地点了点头。

「你最近一次月经什么时候来的？」

我想了一下，「三个月前。」

她听了一笑。「那我们得赶快给你验孕。」

虽然，我可能怀孕这事明显可以联想到，我自己却是压根没朝这方面想过。所以女医师一提到，我真的好震惊。怀孕！老天啊，这可不行！我只身在异国求学。怎么能怀孕。

「你放轻松。」女医师道，她一直在观察我的反应，「怀孕是好消息。当然，对女人而言，这需要很大的心理调适。但也可能并没有怀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接着她要我去做尿液测试。然后我就要到大厅去等候。和艾尔方一起等检验报告时，我真的好紧张。「千万不要啊，亲爱的上帝，别让我怀孕。」我祷告着。

等了一阵子后，女医师唤我回诊间。她满脸喜气，拉起我的手道。「恭喜你，图尔荪女士。」她说。「你怀孕了。」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的话。「不该是这样的。」我脑中唯一想得出的话就是这句：命运真的给我开了很大的玩笑。

女医师带我到另一个房间，为我照子宫超音波。我全身颤抖地坐到了定位。「要是幸运的话，就可以看到宝宝。」她这么跟我说，一边把探头插入我的阴道。到这时，我都还希望一切不是像她讲的那样：或许医生错了，一切都只是误会。

「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她突然大叫，然后指着萤幕上出现的几个灰色圈圈。但那些圈圈都太模煳了，我看不出所以然来。

「你看出宝宝的形状了吗？」我害怕地问她。

「是的，图尔荪女士，而且还是两个呢！」

走出医院时，我的心情一团乱。艾尔方开车载我回家找谭雅，我跟她讲了这天塌下来般的诊断。艾亚也在一旁听。「要是我跟玛穆德没有闹翻，那会是多完美的一件事。」我这么断言。

「那现在呢？」

「现在事情变得好复杂。」谭雅道。

「但也不是全无希望啊。」艾亚想了一会儿后说。「我们还是可以去找玛穆德，把事情跟他解释。」

「我可以去找他谈谈。」艾尔方提议。

但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玛穆德已经彻底把我从他的生命中抹除了，这我完全能够理解。毕竟是我伤了他的心。而如今，我自己发生困难了，怎么可能巴巴地去求他。何况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求。我连他现在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而且，不久前我搭公车经过他店门口时，就发现那里挂起了新的招牌。他很可能已经因为伤心失望，而前往他处另起炉灶了。

「我不要生下这两个孩子。」我坚定地说道。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伤脑筋了，我当下的情况根本完全无法应付这种事。「我要去堕胎。」

艾亚不可思议地大叫。但谭雅则立刻能理解我的决定。「或许这样真的比较好。」她给我支持。

「埃及这边的法律呢？」我问艾亚。「这边堕胎合法吗？」

「不合法，只有健康因素才能堕胎。」

「嗯……」谭雅皱起眉头深思。「但毕竟米日古丽怀的是双胞胎……这算不算是健康因素？」

「对米日古丽体型这么纤弱的女子而言，肯定是的啊。」艾亚也赞同。「不管怎样，医生一定能帮她找到合法理由，让她堕胎。」

谢天谢地，这样看来，可能还有办法解决。「这么说来，我们就只要找到一位愿意配合的医师了。」我提议回到之前的医院去询问。在中国，堕胎是很普通的事，所以我想得很简单。但艾亚却大力摇着头。「你最好别冒冒失失地跑去。」她这么提醒我。「聪明一点的办法是，先去调查谁是合适人选。」她要我安心，她会去探听。

虽然她每天到处问，却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她问到的答案都是一些密医，他们在店铺后面开非法诊间。我可不想冒生命危险。

因此，隔周我又跟原本的医院预约看诊。这次帮我看诊的妇科医师确认之前的诊断结果无误，也就是我腹中的确怀有双胞胎。他瞇起眼睛说：「或许还可能是三胞胎呢。」他这么说。

「什么？」我吓到腿软。

「目前这阶段还无法确认，不论如何，这对你都会是一大负担。」

我开始觉得，这样下去，情况只会更糟。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我得拜托他帮我解决这问题。「大夫。」我正色道，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尖了。「有没有别的管道？」

他不解地看着我。「到时候当然会帮你麻醉。」

「我不想把孩子生下来。」

他不以为意地笑了。「紧张是很正常的，别想太多。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生过多胞胎啊。」

「我是想要终止怀孕。」我不再拐弯抹角。

「是这样啊？」他皱起额头。「你先生怎么说？」

「他，啊……」

「你已经结婚了，不是吗？」

「是的。」我头摇得很心虚。而且事实上我还结过两次婚。但在资料和证件上，玛穆德是我的法定丈夫。虽然我和艾尔方办过宗教仪式婚礼，但却无损于官方记录。

「妻子想要堕胎，必须徵得先生的同意。」

「真的吗？」我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是的。你们两位必须一同前来，并且要出示身分证明以及婚姻证书誊本。」

「但这我没办法啊。」我结结巴巴地说。他等着我解释。「我先生人在国外。」

「这没差，想要堕胎，就一定要请他回国亲表同意。不然我这边就没有办法帮你。」医师耸耸肩膀说。「埃及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离开医院时，我才第一次醒悟，因为我身为玛穆德太太的身分，连带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的身体再也不单由我决定了。这发现让我震惊不已，而或许也是因为我所来自的国家视堕胎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中国妇女凡是意外受孕，想要堕胎，只要跟医生预约，付了手术费，就可以移除胚胎。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完全是女方可以自行做主的，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但埃及的法律却规定，只要玛穆德没同意让我解除怀胎义务，我就必须一直怀着胎儿，看着他在腹中长大。

如今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回家乡一趟，在那边接受堕胎手术。等我在那边把事情都处理妥当了，再想办法回埃及来，继续完成学业。要是现在不处理，以后我就什么都别想了。我不可能同时念书，又以单亲妈妈的身分，照顾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我去电父亲。之前编了那么多谎骗他，现在真的不知从何开始。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他能救我脱离这困境。「爸爸？」

「米日古丽，孩子啊。」他在手机萤幕上看到我的脸时，高兴地叫道。「你们都好吗？」

「我们？喔，都好……是这样……」我演不下去了。「老实说，一点都不好。」我从实招来。

「怎么会呢？」

「我怀孕了。」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真是恭喜你们。」

「爸爸，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该从何说起呢？「我肚里的孩子并不是艾尔方的。」

「唉喔。」他的脸色一沉。「不然是谁的？」他可能已经猜到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我怀了玛穆德的孩子。」我一五一十招了，等候着即将到来的大爆发。我准备好要面对爸爸崩溃的情绪。但没想到他却闷声不响，这比责备我还更糟。

「爸爸，真的很抱歉……」我一开口就哭了起来。「但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与人婚外情了。事情发生在我和艾尔方结婚之前……在那之前我早就不是处女了，也因为这样，我不能真的和他结婚……那场婚礼只是办给你看的……」

我越说，爸爸在电话另一头就越安静。

「我怀的是三胞胎，我绝对要拿掉孩子……」他震惊到一直摇头。「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米日古丽。」他叹气道。

我这些话让爸爸太震惊了，他要我给他一些时间思考一下。这我能理解，我也为自己违背他做的这些事，感到无地自容。我到底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了？怎么会一错再错呢？我不该违抗他的意思，在没有他同意的情况下任性嫁给玛穆德。但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我必须好好面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等他再来电等得我心烦。但很显然，爸爸需要时间消化。我干了这么多坏事，他还会愿意帮我吗？还是他会告诉我，将来我只能靠自己了？这电话，我真的快要等不下去了。

在漫长的三天等待后，我的手机终于响了。「你听好，米日古丽。」他说，「曼齐儿和我商量过了……」我看到姨妈的身影在他背后。「这件事我们的看法是这样：我们是一家人。家人就要互相帮忙。」我身上流过一股暖流。

「是这样的。你搭上飞机，回到我们身边来。但不要把孩子拿掉。我希望你能把他们留下来，让他们跟着我们长大。」

「爸爸！」我感动地说。

「你弟弟和他太太还没有生小孩，他们可以分一个去照顾。」曼齐儿建议道。

我太感动了，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要对那些阿拉伯人提起，听到没？」爸爸吩咐我。「我们照自己的方式来抚养他们。」

这个发展让我忍不住傻笑。但爸爸愿意在父女冲突、和我的一再欺骗之后，依然这么关心我，还愿意照顾我的孩子，真的让我松了好大一口气。我实在不应加以拒绝。「谢谢你，爸爸。」我低声道。「我会把他们带回且末的。他们会成为维吾尔的孩子。」

在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后，我看待世界的态度也跟着改变了。突然间我不再觉得孤单，也不再只对自己负责，而是要为三个孩子负责，他们的生存，完全取决于我的保护和决定。

因为这样想法的转变，也让我的行为有了改变。我的优先顺位出现剧烈变化：以前的我，第一目标就是延续我的学业，获得好成绩毕业，其他都排在它之后，现在摆在最前面的，却成了健康。我最重要的课题是把三个宝宝健康平安地带到世上。而因此其他事情，我就必须有所取捨。

在拟定回国旅程时，这些事我已经心里有数。我原始的计划是尽快回到爸爸身边，然后在那里把孩子生下来。但腹中怀着三胞胎，事情却没那么顺利。

「我强力建议你不要进行这趟旅程。」在我问及以我目前状态，是否该冒险搭机返乡时，我的妇产科医师这么说。中国国际航空更直截了当不让我订机票。而埃及航空的态度则是，业务以外发生的状况，他们一概不负责。

这真让我疲于奔命。我真的要上飞机吗？这时的我，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又因为怀的是三胞胎，所以腹围格外显着。就算在平日，我都感受到其沉重的负担：连移动行走都很不方便、不自在，整日昏沉沉想睡觉，巴不得家人能在我身边。

这让我突然觉得埃及好陌生，无依无靠。我不知道该如何一个人独自撑过这一切。「米日古丽，我瞭解埃及已经不再让你觉得舒适了。但你现在一点风险也冒不得啊。」有次爸爸在电话中这么劝我。「你还是忍耐着在那边把孩子生下来吧。」

「我一个人生？」我自怜地说。

「我再问问曼齐儿，看她能不能去帮你。」

结果姨妈不久后就再度来到开罗，但这次我爸没跟来了。她会在怀孕过程中照顾我，并且陪我生产，因为据医院说，我的生产过程不会太轻松。

真的很感谢曼齐儿能够搬到租屋处来照顾我。我们就住在同一间寝室，曼齐儿夜里就在我床旁边铺个很小张的睡垫当床。她全心照顾我，还负责做饭。「怀孕期间一定要吃得好，肚里孩子才能吸收到重要的营养素。」她向我解释。我什么都听她的，毕竟她已经生养了两个孩子。而且，我本来就热爱传统维族料里。

隔天我们一起到市场去，买了羊肉、辣椒、西洋芹、小茴香和优格。我们烤了羊肉、还用了很多的香料去烤。再把优格和香草调配好。另外我们也用外婆的食谱烤了馕。姨妈称赞我说：「你真的很会料理！」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毕竟这话不假：我很早就跟外婆学会了烧饭做菜，曼齐儿又是外婆的女儿。但愿我也能这么称赞她。但如果我这样说，那就太虚伪了，因为曼齐儿对做菜一点也不在行，家里烧饭做菜的人总是其他姐妹。连鸡鸭鱼这些料理，她都处理不来。而维吾尔族传统的羊肉和米饭等菜色，她也不喜欢吃。要是让姨妈来下厨，恐怕我们两个就得天天以面条裹腹了。

所以我只好亲自下厨。我会先给姨妈开菜单，告诉她去採购哪些菜，然后再一起在厨房料理。之后没多久我又发现，其他家事也得要我自己来。那可就不是我能胜任的了，因为当时我的身体已经严重走样。吃过饭后，我常要躺一下。过不了多久，更连出门都不爱了，因为不管做什么都让我精疲力尽。但姨妈一点也不能体会我的情形，她一心只想去体验开罗。尽管那时开罗政治情势非常紧张，街道上安全堪虞，她却是一点没感到害怕。「我们不会有事的啦。来，我们去小小的血拼一番。」她常邀我出门，但我总是回绝。

这当然就造成我们之间的拉扯。姨妈老觉得无聊，而我则觉得让「客人」能够享受、娱乐是我的责任。到后来，她来埃及非但未能如计划那样帮我分担压力，反倒变成我的负担。我们这样一起过了几个礼拜后，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听好，曼齐儿。」我对她说。「我在这边一个人可以应付得来。」我心里知道，她也一样，巴不得我们这个实验赶快结束。「要不你先回国去，在那边帮我和宝宝张罗好，等我回来，你看怎样？」我提出这个建议。

我完全不用再多花力气说服她。「你确定你一个人可以张罗得来吗？」她满心期盼地问。

「是啊，没问题的。」我骗她。

「需要任何东西，一定要跟我们联络，好吗？」

曼齐儿终于回去时，我叹了好大一口气。看着机场接驳巴士驶远，我暗自庆幸。我终于再也不用照顾她了，现在只要照顾好自己和我的需求就好。回程的路上我买了半只鸡，给自己炖了鸡汤。我慢条斯理地一瓢一瓢喝完鸡汤，然后上床睡。这真是太棒了，我心想。

这之后好长一阵子我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胃口好，睡得多，逐渐开始期待见到腹中的小宝宝。将三个宝宝同时都抱在怀里，那感觉会如何呢？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会像玛穆德多些，还是像我呢？

每周我都会去医院接受产检。那边的医师会详细诊断我的怀孕状况。随着我肚子越来越大，他们就越来越在意我们母子四人能否安然渡过孕期。主要是因为，我纤细的身子并不是为这么大的负担所打造的。每次返家光是要爬阶梯，我就要冒一身大汗。为了产检奔波于医院和租屋处之间，几乎超过我的负荷。

最后医师干脆禁止我再这样奔波往返。他们担心，孕期最后十周要是不好好躺着安胎，会让我早产。但我不知道一直躺着要怎么过日子。「你们说的都不动要怎么做？」我问我的妇产科医师努尔医师。

「要是家里没人能照顾你，我就必须安排你住院。」他这么说。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依我看来，这个选项比拜托室友照顾好。

怀孕第八个月起，我住进了贝曼医院。这时我肚子又变得更大了，整个人全被肚子所占据，感觉好像要是肚子再大一公分，我就要爆炸了一样。努尔医师仔细地追踪着进度。住进医院快满一周时，他坐到我病床旁，语重心长地说有要事跟我商量。

「图尔荪女士，您也知道，我们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协助您平安产下胎儿。但是您的生产肯定不会容易的……」

这一点我当然早就很清楚了。我不禁纳闷，努尔医师究竟想说什么。

「……您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点点头。

「要是有什么紧急状况，您在埃及有亲戚可以通知的吗？」

我摇头。

「这件事格外重要，图尔荪女士。」他表情凝重地说。「我不想让您担心。真的非常抱歉，但我必须跟您直说。就是您无法在产后倖存，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大为震惊，直盯着他看。原来，医师这么慎重就是为了这件事。

「您和孩子的父亲有联络吗？」

「没有……」我吞吞吐吐的说。

「如果可以，我会建议您：重新取得联系很重要。万一我们最不情愿的情形发生时，孩子们还有人照应。您懂我的意思吧……」

我低下了头。是啊，可恶，我懂。突然间我都清楚了：要是我没让玛穆德知道状况，让他知道孩子是他的，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些孩子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了。毕竟我家人都在国外，到时候他们可能会丧失接回孩子的机会。

一想到这里我就好害怕。当天晚上我整夜无法阖眼。但是，医师所说情形又不容我反驳，我是真的很有可能无法撑过生产过程。但我怕的不是自己。一想到我三个孩子出生后可能既没有爸爸、又没有妈妈，无依无靠，这真的让我无法承受。我绝对不能对这三个孩子这样。我是否该试试跟玛穆德联系呢？「从今天起，你在我心里等于死了。」我看着手机上他传给我的最后一则讯息。

谭雅和艾尔方隔天来医院探望我时，他们立刻发现我浓浓的黑眼圈。「好可怜啊，你肯定是整夜没睡了。」谭眼一边瞥向我的肚子一边说。「扛着那个肚子，也难怪。」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但愿只是因为这件小事……」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吗？」

我把医生的话告诉谭雅。当我跟她提到，自己可能无法在产后存活时，她眼珠子睁得老大。「大夫要我签切结书，表明万一出了什么事，孩子和我之间，要保住孩子，牺牲我。」

「老天爷。」她忍不住说。

「没关系的。」我安慰她。「为了三个孩子，我愿意签。但我担心的是，要是我真的不在了，他们怎么办。我在这边完全没有亲人。」

「但你还有我和艾亚啊。」她看着艾尔方。「还有……」

「不成。」他打断她。「米日古丽是对的！孩子应该在亲人的照顾下长大，而他们在埃及还有一个亲人在。我们终究得去找玛穆德谈谈。」

我心虚地看着他。最主要的，我是想到爸妈，他们要我保证，不让玛穆德知道这件事。另外，也想到他最后那通简讯。

「才不，米日古丽。」艾尔方严厉地看着我，坚持说。「你对你三个孩子有责任。要是你真的过世，绝对不能让他们任由命运捉弄。」

我顿时泪如雨下。「你以为我不懂这道理吗？」我反驳他。

「我当然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论如何一定要让玛穆德知情，好在万一的时候，他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为了孩子们好……」

在怀孕期间，我不是没想过要这么做。「但是我连和他联系的方法都没有。」我忍不住插嘴。「他之前的手机号码已经停用。」

「可以让我去找找看吗？」

我无奈地点点头。「好吧。」

我先请艾尔方到之前玛穆德开的服饰店去找，当然，正如我所料，店已经易主，但他从新负责人那里得知，玛穆德已经迁往他国。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地址。而显然，玛穆德的电子邮件也换了。这让我对找到他一事越来越不抱希望。但还有一个可能：我的身分证明里还有他双亲的地址。

艾尔方就从那找起。他伪称是玛穆德以前的朋友，请他父亲把他现在的联络资讯给他。「玛穆德最近到杜拜去工作了。他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工作。」艾尔方回到医院后，转述给我听，我心跳得好快。

「你有跟他说上话吗？」

「有。我拨了几通他都不接，因为我的号码他不认识。但最后他终于回电了。」

「然后呢？」

「我把事情原委都跟他说了。」艾尔方口气有点谨慎。「他说，他需要时间好好想想。」

「我瞭解了。」听起来好像不太妙。

「先别放弃希望。有点耐心等等。米日古丽。」

艾尔方说完以后，一开始我还满平静的。玛穆德显然还因为我之前对他做的事而深感受伤，所以迟迟无法回心转意。这我能够理解。还能怎么要求他呢？打电话给他的人，可正是玛穆德视为情敌的人，还要由他口中得知我怀孕的事，我还能期待他怎么样？换作我是他，会有什么反应？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会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先是我身体造血不足，甚至还因此输了好几次血。另一个原因则是，怀着三个宝宝已经超过我身体的负荷了。怀孕进入三十一周时，医生决定要提早引产，以剖腹的方式将胎儿带到世上。我觉得这对我应该不是很乐观。「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帮你。」努尔医师向我保证。「但我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决定生死的是阿拉不是我。」

医生一走，我就看到一束五彩缤纷的美丽花束出现在病房的走道上，而花束后面藏了一个人，他在门口停了下来。「我可以进来吗？」从花束后面传来了玛穆德的声音。

我没办法出声回答他，眼泪扑簌簌流下双颊。「玛穆德！」他朝我走来时，我低声喊着。「我好高兴你来了！」

「我才是！」他怯生生地抱了抱我。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好闻，飘散着刮鬍水的味道。玛穆德跟我一样，眼中也泛着泪水。「你为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

「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一切，我真的很捨不得！」

我们就这么抱着彼此良久，一边啜泣着。玛穆德跟我说，我怀孕的事让他乐翻了天，再没有比能成为爸爸更让他期待的事了。但他心里还是有一件事无法释怀。

「所以你非常确定是……？」他一边说，一边脸就红了起来。

我马上懂他想说什么。「百分之一百确定。」我语气坚定地说。「我从没有过别的男人，玛穆德。和艾尔方的婚礼只是做给我爸爸看的，但我和他从来没有过……」

玛穆德眼睛看着地上，没有说话。我感觉得到，他虽然很想相信我，却无法真的相信。

「要是你认为有必要，那在孩子生下来后，我们可以立刻验DNA。到时候你就可以确定他们是你的孩子了。」我这么提议。他灿然一笑。

「好。」他道。

「在孩子出生前，你就只能暂且相信我的话。」

「也没有别的办法。」他表示。

玛穆德来了以后，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坚强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和生产正面对决。玛穆德跟我保证，这段期间他都会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为我带来新的力量。尤其是知道万一我没能挺过手术，能有他陪伴孩子长大，更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为此我更是对他由衷感谢。

在医护给我麻醉以便进行剖腹前，我们还一起拍了一些影片。在其中一支影片，我重申自己的意愿，万一在手术过程中母子生命必须有所取捨，我愿意放弃我的生命换得孩子存活。另一支影片则是给我爸妈看的，片中我告诉他们，要是真有什么万一，请他们不要为难医护人员。

然后，我就安心地接受手术。当麻醉医师过来要帮我打针，玛穆德就坐在我身边，我对着他微微笑。我感觉到针头插入手臂，看着针筒药物注入我身体里。然后我就失去意识了。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都是靠别人转述，以及玛穆德在生产过程中拍下的影片。一开始事情都照着计划进行。医师们切开我的腹部。我血流如注，就跟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那样。医师们成功将三个胎儿安全带到世上：第一个出生的是大儿子穆罕默德，他体型最大，力气也最大。接着则是女儿艾莲娜。最晚出来的则是么儿莫亚兹，他体型明显比前面两个瘦小。

当第三个孩子安全出生后，玛穆德松了一口气。可以看到他在影片中深深地感谢阿拉保佑三个孩子健康出生。

但开刀房的医生们这时开始变得不安。原来是因为接生三胞胎的时间太长，过程中我不断流血，终至失血过多，心跳监视器上上下跳动的线突然变成直线。我的心脏停止了。录影中还能看到，我先生绝望地哭求医师，要他们救救我。之后录影画面就终止了。

众医师当然尽了一切努力要让我恢复心跳，但却没有作用。我的心跳始终没有恢复，因为剖腹产失血已经让我身体过于虚弱。最后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吩咐玛穆德帮我阖上双眼。他把我们的长子穆罕默德抱到怀中，捧在我的脸旁说：「跟妈妈亲亲道别，小穆罕默德，然后我们帮她阖上眼睛。」

这时小宝宝碰了我的脸颊，突然间开始哭了。说也奇怪。这一哭，我的内心好像听到了。孩子绝望的哭声就像闹钟一样唤着。突然间，我的身体想起了一切，特别是想起我三个孩子还需要我。我倒抽了一口气。心跳就这么恢复了。

众医护见状赶紧再进行心肺复甦，并且给我氧气罩。在氧气罩下，我终于甦醒了。

这简直就像是奇迹一样。「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没遇过。」见到我奇迹复生的医师这么说。「你那么娇小……又流失那么多血。我们原本以为，你应该撑不过去了。但你很坚强。」

「勇敢的米日古丽。」始终坐在旁边的玛穆德低声道。他举起我的手亲着。

「孩子们还好吗？」我想马上瞭解。即使才刚死里逃生，我却清楚记得自己在生死交界处听到儿子的哭声。

「他们三个都很健康。」

「他们在哪？」

「他们都在隔壁房睡觉。你准备要见见他们了吗？」问得真好！玛穆德看着那位医师，对方则点点头。他对一位护理师招招手，要她把三胞胎带过来。

没多久房门开了，两位护理师就带着三个新生儿回来。最大的穆罕默德躺在我胸前，另外两个小的，则躺在我的头两侧。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作梦，完全不敢相信自己能这么幸运。

我小心地摸摸他们三个皱巴巴的脸庞，虽然是早产儿，但他们的发育好得惊人，而且小小的头顶也已经长了头发。仔细来说：黑漆漆的卷发，就像孩子的父亲一样，就连眼珠也跟他一样是深色的。他们的脸像按着他的脸剪出来的一样。玛穆德看着我的表情，就跟我看他们的一样。他跟我想的一样。

「没必要做DNA鉴定了。」他笑着指出。「他们三个简直就是我的缩小版。」

第4章 回到无常之地

玛穆德爱死这三个孩子。头几周，我还在产后复原阶段时，他不分昼夜地要照顾我们四个，摇身一变成为爱心满溢又负责任的父亲。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能够在一起，又能够一起把孩子带大，看起来是毫无疑问了。

就连玛穆德的父母在得知喜获金孙后也喜不自胜。为了不让他们操心，玛穆德没有告知他们我爸妈反对我们交往的事。他们以为，我和玛穆德已经订婚，至于我怀孕待产的事，只是玛穆德粗心忘了提。但现在，他们开始催促我们，要好好办场盛大的婚礼庆祝，甚至还追问起确定的婚礼日期。

要是事情只牵涉到玛穆德的话，那我们早就已经把喜帖寄出去了。但在那之前，我得先处理一件事。「听好。」我对他说。「你也知道，我跟我爸妈保证过，出生后要把宝宝带回去见他们。现在我得信守承诺。之后我们才能举办婚礼。」

他理解地点头。但看起来却似乎有些担心。样子就像是他不确定，我是否会再回到他身边。

「你要陪我一起回家吗？」我问他。

他一听精神都来了。「当然我要陪你和宝宝一起回去。」

二○一五年五月，在产下三胞胎后六周，我们就一起搭机前往北京。我很高兴能有玛穆德作伴。要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婴儿踏上这趟旅程，还真不知道会怎样。我们可以分担照顾孩子的工作：登机时，我抱着大的，玛穆德则抱两个小的。而在机上如果我给一个孩子餵奶，他就帮我照顾另外两个。

搭机的过程没有原本预期那么糟。只有一开始时小朋友哭了一下，但那是因为他们都还很小，所以大半时间都在睡觉。但在十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北京时，我们还是觉得累坏了。而这还不是我们这趟旅途的终点！接着我们还要再转机前往乌鲁木齐，由那边搭上长途公车，穿越沙漠，前往且末。

我和玛穆德一同下机，走过北京机场大厅时，我眼睛睁得好大：阔别多年后，感觉这里变干净也变大了。这真是一座雄伟的建筑！比起埃及来更是现代化许多。一眼就可以感觉到，中国开上了快车道，全速起飞中。我的故乡新疆是否也一样呢？

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带着玛穆德一同回家见爸妈会怎样。我完全没告诉他们生产过程遭遇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已经是澈澈底底的一家人了。毕竟这种事，不是能够透过电话说完整的。我想像着见面的情形会是：首先，我带着孩子们进屋里去，把场面打点好。等我把事情都解释清楚，一切据实以告后，他再进来。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再拒他千里之外了。毕竟，他是孩子的爸。不可理喻的父亲再怎样也要接受，我们一家五口说什么也不能分开。但愿他不会再刁难我们。

我们来到机场证照查验柜台。「请出示您的护照。」柜台一位女士道，我们就把一应文件给她。我持的是中国护照，玛穆德则是埃及护照，当中附有中国签证。孩子们则同样持埃及护照。那位女士是汉人，仔细打量我们一家人后，就点点头。「你们要在北京停留，还是另有目的地？」她问我。「要是后者，那要出示你们的机票。」

我把前往乌鲁木齐转机的登机证递给她。

「啊，是要前往乌鲁木齐啊。」她道。「你们全部都要前往该地旅游？」

「是啊，那是当然的。」我回答时，心里纳闷为什么她要这么问。因为，光看我们的婴儿车，就知道我们是一起旅行的。「我们要去探亲。」我又补充道。

她敲了敲键盘。接着脸色一沉，清清喉咙。「很抱歉，要跟你们说。这趟探亲你们是去不成了。」

「您这话什么意思？」

「只有您可以前往。」

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只有我？为什么？」

那位女士又在键盘上敲了敲。「在领事馆办签证时，他们没告诉你们吗？」

「没有。」

「外国人是不许前往新疆旅游的。」

我下巴掉了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她。这规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您是说，即使我们已经买了机票也不行？」

「很抱歉。但你们应该买机票前就先问好的……」那位女士瞇起眼睛冷冷的说。

「怎么回事？」玛穆德问道，因为我和那位女士一直只用汉语沟通。我告诉他，那位女士说他和孩子们不能一同前往。「再说一遍。」他激动起来了。「不可能。」

这过程中，有别人也过来了。两位警卫朝柜台走来，把我和玛穆德带到一边，好让那位女士可以继续为其他旅客通关。「很遗憾，你们现在才得知这件事。」一位穿着制服的先生用英文告诉玛穆德。「但目前只有持一种特许签证，才能前往新疆旅游。」

「但我妻子是中国人。她要带孩子去给父母看。」

那两名官员商量一下后。终于同意，让我可以带三个孩子前往。

「但你们也看得出来，我太太一个人没办法带三个孩子旅行。」玛穆德继续争取。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为她提供儿童照护。」

「真的吗？」他问道。

「没错，这可以安排。」他保证，而玛穆德一副无计可施的样子。

「那你就自己去见爸妈吧。」他对我说。「损失一张机票总比损失五张好。」

「你确定吗？」

「是的。」他眼睛湿湿的。但他毕竟不想看我失去见爸妈的机会，也不想他们没机会见到孙子。他认为，我爸妈身为祖父母有权认识自己的孙子。他尊重他们的权利。真的要感谢他愿意牺牲自己，成全这一切。这让我更爱他。所以我就当着两位官员的面，在他嘴唇印上深深的一吻。

「我回开罗去等你，每天都会想着你。」玛穆德在道别时这么说。

「不会太久的，我们立刻就会回到你身边。」我向他承诺。但当我转过身，将孩子三个抱起来，朝另一方向走去时，心里却觉得不踏实。

来到出口处，那里已经有两个人在等着我，一名是汉族男性，另一名则是年轻女性。他们一看到我带着三个小孩，赶紧朝我走来并自我介绍，分别是田先生和蔡小姐。「我们被通知，说是您需要我们的支援是吗？」田先生道。他肯定是从刚才那两位官员那里得知这个讯息的。

一开始我是想，有人愿意帮忙当然是好的。更何况，我也的确需要人帮忙，所以也就没有再多问。「你们人真好。」只说了这句。

田先生和蔡小姐各自帮我抱了一个孩子。「好可爱的小嘴啊。」蔡小姐道，她抱的是我女儿艾莲娜。但从她手忙脚乱的样子，我看得出她在照顾婴儿方面并没有什么经验。接着我们登上前往乌鲁木齐的飞机，而机上我们的座位，竟然神奇地全都在同一排。我坐的是三人的中间。这实在是很诡异，但我没多想，因为我忙着照顾宝宝，他们刚好这时饿了，我得轮流一个一个餵。之后我就累到睡着，怀里还抱着穆罕默德。

睡梦中，扩音广播将我吵醒，它说，现在飞机即将接近乌鲁木齐。我睡得昏沉沉，一时无法完全清醒。心想，身边这两个陌生人是谁，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抱在手上。过一阵子才想起来他们是谁，于是对蔡小姐笑一笑。

但这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却不一样了。蔡小姐不再以微笑致意，反倒是从外套口袋拿出一张证件递到我面前。这上头她的姓氏不是蔡，但照片我认得出来是她，还有公安标示。她是便衣公安。田先生也以同样的方法告知我他的身分。到这时候，这两人都不再友善了。他们口气变得很蛮横，说话都是命令式的：「你安静跟着我们下机，不准跟任何人说话。」他们这么命令我。

「但……」

「没有但是！」田先生打断我的话。「从现在起，不准再问东问西。我们没要你开口，你一句话也不准说。听到没？」

我害怕地点点头。

飞机降落后，我们下机。我静静地跟在两名公安后面，莫亚兹和艾莲娜各自被他们抱在手上。这让我心里升起非常不好的预感，但我什么办法也没有。他们带我走过验护照柜台，进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里头又有其他公安在，其中一人着汉人公安制服，其他人则着当地维吾尔公安制服。

一名维吾尔公安指示我，要我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又要我出示证件。我就交给他。「您有多久没回故乡了？」他问。

我稍微想了一下。「自从三年前出国留学。」我据实以告。

「您在埃及这段时日都在做什么？」

「我在念书，还有……」我的视线落到了怀中的孩子和另外两个孩子身上，他们依然被两位公安抱着。

「您是否跟一名埃及人结婚？」

「是的。」他在笔电上做笔记。

「您这次为什么回乡？」

「我来探望父母。」

「请问他们姓名和住址。」他递给我笔，我就写下爸爸、姨妈的姓名，以及他们在且末的地址，还有他们手机的电话号码。写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把他们的资料说出来好吗？我不想给他们找麻烦。但话说回来，我又不能给假资料。

「您爸妈知道您要回来吗？」

「那当然。」他又记了笔记。

「那您想在他们那待多久？」

「一个月。」

「这段时间您想在新疆做什么？」

「没有特别做什么。」这问题问得真蠢，我心里想。我有三个小娃娃要照料，还能做出什么事来？「我只是想回家探亲。」

他点点头。「您在埃及是否曾参与恐怖组织？」他突然问我。

我直视着他。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当然没。」

「但您是穆斯林吧？」

他同为维吾尔人，他应该很清楚，我们都是穆斯林。「是的。」我答。

「您在埃及有戴头巾吗？」又是这类的问题！这时我并没有戴头巾，因为这在旅途上比较方便，同时在中国旅行，这样比较不会因为宗教理由而让某些人不快。但在埃及，我则总是戴着头巾。我这样做有很多原因：首先，我很清楚，这样穆斯林会比较喜欢。再者，因为那边近来政治动乱，妇女戴着头巾会比较安全。但如果我跟这位官员吐实，会不会引起他怀疑？

「有时会。」我答道。

他又问了一会儿。穆罕默德在我怀里，静静的，但其他两个宝宝慢慢开始躁动。我想是因为他们感受到房里不舒服的气氛。

「这样可以了。」这位公安终于说。他站起身。我也想站起来，希望能够继续旅程。但这时候又来了另一位公安，他要我把穆罕默德交给他来抱。

「为什么？」

「不要问那么多。」他道，直接就伸手来抱婴儿。

我下意识就转过身，不让他抱孩子。我知道自己不能让他把孩子从我身边抱走。但公安早就一把抱住他，硬把孩子扯走。穆罕默德哭了起来。然后两个小的也跟着哭，他们还在那两位便衣公安手里，哭得非常大声。

我意识到事情变得非常不妙。「现在就把孩子还给我！」我求他们。但那些公安完全没有动作。他们把我按住。我像疯婆子一样嘶吼着。

这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当他们从我怀里把我的长子抢走，让我再也搆不到他的那一刻。直到如今，我依然可以听到他的嘶喊，直到如今，我还是会梦到穆罕默德当时那惊恐的眼神。每晚睡梦中，那一幕在我眼前反覆播放着。

那几名公安抓住我的双手，突然间就给我上了手铐。这时突然间有个人拿了一块胶布贴住我的嘴。「弯腰！」之前那个询问我的人大喊道。一切都发生得好快，这时后方又有人拿一只黑袋子往我头上一罩，顿时我眼前一片漆黑。接着我就被他们拖出了房间。

我被那些警察拖着手，随着他们拉扯的方向，盲目地跌跌撞撞。他们对我大吼，命令我：「现在向右转，现在给我移动你的脚。」他喊道。「现在往前跨一步，往上！」他们很粗鲁地把我往交通工具最里头塞。因为看不到，我的脸就撞上了很硬的东西。让我疼痛不已。我的鼻子撞上了门框，然后就大量流血。感觉到血液一直滴着，我忍不住大哭。「不要这样子。」一名男姓大吼。「我已经提醒过你，要你把脚抬高！」

这时只听到背后门被用力关上。然后车子引擎就发动了。载我的这台交通工具开始移动，我被摆在后车厢里。这时有个人摸着我的鼻子，用一块布想帮我止住鼻血，但却一直塞不进去。最后他索性帮我把头罩拿掉，才成功把布塞进我鼻子。这是一位维吾尔公安，他负责看管我。

这时我才发现，车上共有四名公安：三名是维吾尔人，一名是汉人。汉人公安穿着不同款式的制服，他也是四人中，唯一在腰上配戴手枪和警棍的人。很显然他是四人中的头头，其他三人则分别各自负责一名犯人：除了我以外，另两名犯人也都是头上罩着头套。

这两名犯人的头套没有拿下来。我们三名犯人之间也没有交谈。我看不出来车子要前往何处，因为我们坐的后车厢只有在高处有一扇小窗。但我可以看出来，外头现在一片漆黑。偶尔可以看到其他车的头灯闪过，除此之外，就看不到别的。

就这样开了大约半个钟头。这时街灯让外头亮了点，显然是来到乌鲁木齐市中心区。然后车子经过一道关卡，就进入一个院子。因为看管我的公安没有再把头套给我罩上，所以我可以看到外头院子里有个警局。还满像我当公安的叔叔上班的警局。

那些公安命令我们下车，并引导我们进入那栋建筑。进去后我们再步上楼梯，这边在冰冷的氖灯照耀下非常明亮。一位公安朝我走来，我在一前一后两位公安的带领下，进入地下一楼。又移往地下二楼，再往下一层后，来到地下三楼。没想到，这栋建筑竟然这么深入地底。

在这里，我们进入一个两边都是铁栏杆的通道，铁栏杆里面关着各种不同种族、国籍的人，一间牢房通常关十几个。其中我还看到几名亚洲女性，多半是从巴基斯坦或是印尼等国家来的穆斯林。里面有一间甚至关着有蓝眼睛的欧洲人，还有美国人。看着我们三个新犯人来到，他们流露出忿怒、不解和绝望的表情。我心里头纳闷，自己究竟是做了什么事，会被送到这地方来。这些公安是误把我当成跟他们一样，都是外国人吗？但愿如此，这样他们很快会发现是自己搞错了。

和我同牢房的是一名年轻的印尼女孩，和一名马来西亚女士。她们两人心情都很低落，满眼惊恐。马来西亚女士戴着彩色的头巾，个子很娇小，眼睛和汉人一样小小的。印尼女孩则比她胖一些，她是褐肤，戴着一条已经脏掉的正式白色穆斯林蒙面头巾。两人看起来似乎都已经被囚禁多时，却还是和我一样被上了手铐。刚陪我下来的那几名公安现在开始争论着：应该先审问那些外国女孩，还是先审问我这个维吾尔人。最后他们决定，先审问外国女孩，然后就把那名印尼女孩领了出去。

这时我就在地牢里坐着等。我心里想着公安会怎么对待我。或许在他们重新审讯我时，我终于可以把误会澄清，让他们知道是抓错人了。毕竟，我还得回到三个孩子身边。我涨痛的乳房一直提醒着我，他们三个这时候正嗷嗷待哺，想到我竟然无法在他们身边给他们餵奶时，我心都碎了。他们三个现在身在何处？他们哭时，是谁在照顾着他们？

不知不觉一名公安出现在牢房前面，他问我会不会说英语。我说会。

「那现在你来为我们翻译。」他不由我多说。

他带我到一间没有窗、但灯开得很亮的房间。房里只有一面漆黑的玻璃板，后头看得到还有一个房间。那房正中间桌旁，就坐着那位印尼女孩，她对面则坐着几位公安，两名穿着维吾尔公安制服，第三位则是直发，有着汉族扁平脸部特徵。他坐在两位维族公安中间，由他负责审讯。他们领我进去后，他只瞥了我一眼，就指示我坐到印尼女孩旁边。

那女孩的脸上散布着红色斑点。她解释说，自己在乌鲁木齐念书，在学校放假时返乡探望双亲。但她却无法自己表达。「为什么你已经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却还一句我们的话都不会说？」负责审讯的公安这么问她，口气非常恶劣。「尤其是，为什么你会在新疆念书，而不是在中国内地？」

他命令我，将他的话翻成英语。我照做后，那女孩却还是跟先前一样露出不解的神情。看来她也听不懂英语了。所以我就试着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下她听懂了。「我非常想来中国念书，收到乌鲁木齐大学录取通知时，我非常的高兴。」她答道。

审讯公安眼睛瞇到剩下一条线，不信任地在我和印尼女孩之间来往打量。「喂，你们刚说的是哪种语言？」他问。「你们是用阿拉伯语在交谈吗？」

我表示没错。但愿我当时没这么说。因为这一说，之后的审讯完全围绕在这件事上打转，为什么我和印尼女孩阿拉伯话说得这么好。我说自己是在埃及求学自然要会；她则解释道，她从小就念古兰经学校。这话让众公安疑心病大作。「你是特务吗？你是为印尼来中国取得国家机密的吗？」他们这么指控她。

「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要来这里工作，只是要念书。」印尼姑娘开始结巴。

感觉过了好久好久，那群公安才停止审讯，带印尼姑娘出去，换上马来西亚女子。在审讯中我得知，她之所以被抓，也是因为语言惹的祸。

她入狱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发现，她电脑的键盘设定成可以输入阿拉伯文。她原籍在马来西亚，来新疆是因为她嫁给一名维吾尔人，所以来新疆玩。她费尽心思想让公安瞭解，在马来西亚，电脑输入有阿拉伯文选项是很常见的事，因为马来语是用爪夷文书写，而爪夷文则是以阿拉伯字母拼成的。

「现在已经可以使用拉丁字母拼写了。」审讯公安反驳。

「但还是偶尔会需要用到阿拉伯字母啊。」马国女士强调道。

「会需要是因为你要打宗教文字！你就承认了吧！」那名汉族公安咆哮道。

那位女士一概不承认。她否认自己键盘输入设定是有宗教目的，她并且要求自己有权与马国领事馆取得联系。听她这么说，把几位公安逗笑了，纷纷轻蔑地笑着。「你可知道，这里有多少犯人想跟他们的领事馆取得联系吗？」一名维吾尔公安问她。「你就别作梦啦。我们这些人就是你的领事！」

他们把马国女士的宗教头巾扯掉。她赶紧弯腰想再戴上，但却手忙脚乱，因为手还被铐着。几名公安就站在一旁看她笑话。他们故意什么都不做，看着她花好长时间把头巾戴回头上。等她戴好后，另一名公安又上去把头巾扯掉。然后她又再次弯腰想要戴好。

就这样折腾了好一阵子后，马国女士越来越沮丧，而几名公安则越来越幸灾乐祸。这整个就是一齣侮辱人的恶作剧。但几名公安却是把她这种自我捍卫的行为视作挑衅，所以行径就越发恶劣。最后他们完全不等她把头巾戴好，就在中途甩她巴掌。

马国女士精疲力尽又害怕之余，哭了起来。「我得去见孩子啊。」她哭着说。「你难道就不能同情一个做母亲的感受吗？」这时我才知道，她跟我一样刚生了孩子，而她和孩子已经被拆散一个礼拜了。「你们要怎么对我都没关系，但是请你们让我为孩子餵奶。」她乞求着。

「除非你好好跟我们合作，把你所知道的讯息都招了，否则想都别想。」审讯公安毫不留情地说。

这两人的侦讯让我深为震惊。我发现这几位公安毫无节制地用小婴儿当作要胁以达到目的。同样的方法，他们大概也会用在我身上。看来，我想再见到三个孩子，可能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回到地牢里，因为疲累我昏睡了过去。打从在埃及登机开始，我已经有将近两天没有阖眼。也所以即使在这么差的环境中，又是坐在硬梆梆的地板上，我却立刻就睡着了。

我可能睡了一个小时、或者是只有几分钟。在沉睡中我被守卫叫醒，他站在我面前一直摇我。「跟我来！」他吼着。

他又把带我到侦讯室，这里我已经认得了。不过，这次的审讯人不同。在我对面坐着另一群公安，同样由汉人和维吾尔人组成。里头的主管是中年汉人，眼神平淡、冷漠。他面前摆了一叠纸张。一旁坐着一名维族公安，额头上有条深深的皱纹。

一开始，那名汉人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迳自望着眼前那叠纸，而一旁的维族人则命令守卫把我绑在椅子上。「这样你才不会太舒服。」他道。

我原以为，他这样做应该是要让我害怕。但我已经暗下决心，不管别人做什么，都不能吓到我或让我难过。与之相反，我要表现得格外合作。当公安发现，我对他们毫无保留，他们或许就会发现是自己搞错了，进而释放我。我靠着这个渺茫的希望撑着。

汉人公安率先开场，他念出我的名字和生日，接着跟我确认故乡的地名和父亲的住址。我表示没错，说这也是我在机场过海关时报上去的资料。我猜想，他这样做是想要知道，我是否从头就说实话。

汉人公安又问我两个同父异母手足的名字。「你的妹妹在哪念书？」他问我。

我迟疑了一下。我这会连累到她吗？我感到自己之前说要表现合作的决心开始动摇了。不过我安慰自己说，这些资料很容易就查得到，如果我能主动吐露，会比较容易取信于他。所以我就把她就读的大学校名告诉他。

「你弟弟是跟你爸妈住？」

听起来似乎他事先就知道这些事了。我差点就脱口问他是从何得知的，但我耐住好奇心。「是的，没错。」我答道。

接着他就跟我核对过往经歷。我只得从在托格拉克勒克的学校一路讲到之后的中学，还有广州的高中等。他连老师、同学姓名都问，还有我实习时打工的地方都不放过。

最后他还想知道，我去开罗做什么。我说自己是去留学。「那为什么不在中国升学？」他刺探。「这不是更不费事吗？还是你看不起中国的教育系统？」

「当然不是。我非常渴望到国外念书。」

「那不就是吗？为什么？」

「我对外语非常有兴趣。另外，我也觉得在国外的经验，能提高我的就业机会。」

「好，但为什么偏偏就要选埃及？为什么是穆斯林国家？」

「那边的花费我付担得起，而且……」

「而且怎样？」

我该实话实说吗？要是说了，那就等于让他们知道，埃及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我原本就有些基本认识，这是埃及成为我留学选项的原因。但那名印尼女孩的前车之鉴我见到了，她也是跟审讯公安坦承，自己在古兰经学校学了阿拉伯文。

我的情形也跟她相似。我在前往埃及前，就已经对阿拉伯语有兴趣，毕竟我们的圣经古兰经就是以阿拉伯文书写的。但我不想再犯跟印尼女孩同样的错，所以就避开这点不谈。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学校时期就热衷穆斯林信仰吗？」汉族公安质问我。

「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不然你怎会说服你的女同学改信伊斯兰教？又不然你怎么会嫁给阿拉伯人？」

他这一问，问的我哑口无言，他究竟知道多少我的事，又多擅于含沙射影，做不实的指控。「我们是……因爱结合。」我结巴地说，「我们是恋爱结婚。」

他大声地笑了。「那可真甜蜜啊。」他说，「真的。」

汉人公安从制服上衣口袋掏出一包香菸，点燃一根，享受着吞云吐雾。接着他用手招了招两边的维族公安，要他们各自拿菸去抽。他们三人就这样在我面前自顾自地抽起菸来，任由那烟雾充斥在这没有窗的房里。我忍不住咳了起来，只好问他们有没有水喝。我的喉咙很干。「还需要点别的吗？当我们这里是五星级饭店啊？」一名维族公安吼我，直接把烟喷在我脸上。

审讯进行了好几个钟头。问题一直围绕在我在开罗的那段时间。两名公安一直要我说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像是我在那边的生活方式，我喜欢去哪间咖啡馆，都去哪间清真寺礼拜，还有我在那边大学有哪些校外和校内的朋友。只要我提到的名字，他们都鉅细靡遗地一一记下。我同时也注意到，在那块黑色的玻璃板后面，总是坐着一个人在旁听。他的长相我看不到，只透过玻璃看到他上半身的剪影。后来他起身，进到我们房间：同样是位汉族公安，进来后，之前三名公安的审讯工作就完全由他取代。

公安之间交班。这位新来的公安精神很好，也对先前我们的审讯内容非常清楚，反观我这边却是非常的睏。

我已经完全失去时间感，但隐约感觉这审讯持续了好几天。

眼前的灯光亮得我无力招架，我可以说是完全闭上了眼睛。一看到我这样，他们立刻就把我摇醒，或者就拍我的后脑袋。「喂，我们还没结束好吗！」这样的训斥我。一点都不让我休息。

一次又一次地，他们一再要我回答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到国外去？为什么你要嫁给阿拉伯人？为什么你要戴头巾？你是否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不是，这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恐怖份子！」我对着他们大喊。

「你在开罗认识几个维吾尔人？」他们一点也不理会我，又继续问。

「我不知道！可能有十来个吧？」我一定要留神，我意识到，疲累已经让我失去自制力。一旦这样就很危险。但很显然，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我试着让自己打起精神来，重新聚精会神。但慢慢的，我也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审问似乎无休无止。除此之外我头痛欲裂，因为房里的空气非常差，而且我已经渴到人类所无法承受的程度。

等到我已经撑不下去了，他们在我面前摆了几张照片。都是跟我一样住在埃及或曾经到过埃及的维族人，有男有女。审讯人轮流拿起每张照片，一张张问我，是否认得照片中人，要是我答认得，他就会追问其姓名，并追问该人在埃及的生活细节。「她念什么科系？」比如说，他问我一名女同学的事。「她周五会去清真寺吗？去时戴头巾吗？」我被这些问题问到想吐。只能提醒自己的决心，一定要保持合作态度。但这问题真的已经是我能配合的底线了：我不能出卖自己的朋友和熟识！

所以我就沉默不语。那些公安看我不做声，也来个相应不理。「我们时间多的是。」汉人公安这么说，然后就朝着我喷烟。

「你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那名维族公安提醒我。「你听到他们就在隔壁房间哭喊吗？」

我竖起耳朵用心听。即使我现在已经不成人形，但我理智还是清楚的，他这样做，只是要让我信心动摇。但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听到孩子在另一个牢里的哭声。那些公安察觉到我脸上紧张专注的神情。「你看，听到了吧？」他道。

他这么一说，我就失去了自制力。「你们都不是人。」我大喊。「立刻把我孩子还我！我要给他们餵奶，不然他们都要饿死了！」

「你看看，你看看。」维族公安道。「这下是谁耐不住性子了？」

「你那些孩子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汉人公安冷笑着告诉我。

这一来让我仅存的一点自制力都消磨掉了。我满心忿怒和绝望，开始大哭。这时两名公安却无视于此继续逼问。「再问你一遍。这女的念哪个科系？」汉族公安重提之前我们答的那个问题。「别说你不认识……」

但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回答了，现下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孩子。我啜泣着坐在两名公安面前。汉族公安忿怒地用拳头敲在桌上。

「给我闭嘴，够了！」他大吼。「你不配合，也不认罪。」

「什么罪？」我啜泣着道。「你们要我认什么？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

「你看，我就是这意思。」他粗暴的打断我。「我们要狠狠惩罚你，好让你想起来。」

这时两名维族警卫将我从椅子上解下来。一开始我觉得能从原本不舒服的姿势解脱，松了一口气。我四肢痠痛，因为审讯已经持续了三天的时间。我心里渴望他们把我还押地牢，跟马来西亚和印尼女孩关在一起。但他们没这样。他们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命令我走下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尽头有一扇门，进了门，则是一间漆黑的前厅。厅另一头还有一扇门，门后就是我的牢房。

关我的牢房非常狭窄，漆黑一片，暗到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片什么都没有的黑色汪洋中，唯一的一丝微光就是角落的一个红点。这可能是装在墙上监视器镜头的光线。除此之外，这房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光线，没有声音，没有摆设，更没有半个人。我独自一人蹲坐在冰冷的石头地板上，被四周压迫人的狭窄墙面包围。

头一个钟头还能忍受过去。在审讯的疲累后，我终于第一次可以休息，我倒头就睡，睡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多长呢，我也不知道。但等我醒来后，四周依然黑漆漆一片。身边依然没有半个人。我暗自听着周遭的宁静，等待着会有什么动静出现。但却什么都没发生。好几个钟头过去了，还是一无动静。这时我才慢慢体悟到，自己即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我在脑海中回想抵达中国后所发生的种种。我真的无法理解，我怎么会落到这么悲惨又荒谬的地步？我怎能让事态发展到这地步，还任由公安把孩子从我手中抢走？玛穆德知道了会怎么说？他应该已经抵达开罗了，也应该在纳闷，我怎么都没给他报平安。肯定也不会有人去告诉他，我们母子四人的遭遇。

我又回想起那漫长的审讯过程，纳闷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处理得更好。我依然不懂，那些公安为什么要指控我那些事，又要我承认我做过那些事。是否是因为穆斯林的身分而有罪呢？是否我该否认自己穆斯林的身分，以免显得可疑呢？

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就算我否认，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照样不会放过我的。毕竟我们维族人再怎么样都是伊斯兰的信徒，而我戴着头巾的照片也都不证自明。他们也都拿给我看了。

现在我懂了，中国政府原来在开罗仔细监视的不只是我，也包括其他维族人。他们肯定密切跟踪且观察我们的动静，包括我们去清真寺，也给我们拍了照，以及我们在咖啡厅碰面，也肯定监视了我们社群媒体的帐号。这些官员肯定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跟谁是朋友，又在哪里工作，以及我们的薪资等等。不管我们住在远离新疆或远离中国多远的地方，我们的一举一动，肯定都难逃中国政府的耳目。

这真的是让人料想不到的事。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不明白有什么值得他们这么大费周章的。难道中国政府真的认定，举凡戴头巾的女人就一定都是恐怖份子吗？如果真如此，那难怪我被视为问题人物。「阿拉，请让他们清醒吧。」我祈求神。

但最让我痛苦的，是想到我那三个孩儿。我好担心他们，他们现在落到中国政府的手中，无依无靠。他们三个现在在哪呢？人都还好吗？是喝着沖泡奶粉吗？我脑海中听到他们肚子饿时，想要吸我的奶的哭闹声。啊，我好想念他们那嗷嗷待哺的小嘴。

我不禁开始深深自责。我为什么偏偏就要带着他们踏上旅程呢？根本就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我们一家五口大可以留在埃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要是我不要那么坚持己见，一定要把他们带来给我爸妈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全都是我的错。全都该怪我。

我心中饱受自责煎熬。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越久，受到的煎熬就越深。在这个小小黑暗的牢房中，我无从逃离这样的自责。我的脑海里就这样不断围绕着同一个画面打转：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是多差劲的妈妈，竟然没能保护他们。黑暗中，我的眼前浮现了他们可爱甜美的脸庞，他们让人心碎的哭喊声越来越大声。这比遭受严刑拷打还要痛苦。我还宁可回到之前被公安审讯的房间里。在那边至少我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分散注意力，在这边我的脑袋没有别的事可以想，只有自己脑子编造出来的地狱不断折磨着我。或许我是罪有应得吧？因为不管我怎么翻来覆去，脑中只是：是我的错。都怪我。都是我。

在漆黑单调的自责中，唯一被打断的时候，就是从门上一个小缝中递餐进来的那一刻。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人，没人可以跟我讲话。唯一听到的声音是金属盘中所盛的汤或粥，滴在石头地板上的声音。偶尔感觉到饿时，我会喝个一两口。但多半时候，我喝了就立刻又吐了出来。在房间一角，我发现地上有个洞：那就是我的厕所了。我会朝里头吐。

在那完全的隔离中，我几乎要疯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活埋了。我究竟是不是还活着？我的脑子已经分不清真实和想像了。

也不清楚究竟过了多久。究竟在这里蹲了几天还是几个礼拜，甚至几年？那外头可还有人惦记着我？绝望中，我甚至开始对着摄影机讲起话来。「要是在另一头坐着个人，请可怜可怜我！」我乞求着。「我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不停在哭喊着要找我……」另一次我则对着它唱起摇篮歌，想给我的孩子听。

但是我得不到回答，只有黑暗与寂静。

第5章 地狱牢笼

「喂，拉她出来，满一个礼拜了！」我被关了好久好久以后，第一次听到有说话的声音。我才诧异到：才七天而已吗？我还以为，我已经在那漆黑的房里渡过七百年了。

一名维族警卫正在对他同事说话。钥匙碰撞声，我心跳加速地看着门打开一道宽宽的门缝，他们两个走了进来。从外头走道透进来的光让我睁不开眼睛。但这情形没太久，因为这时他们其中一人朝我走来，朝我的头套上一个黑色的头罩。

「跟我们走。」他说。

我踉跄地跟着他们走出房间。我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要放我出去了！终于不用再待在那只有四道墙的黑暗地狱中！

我充满睡意又不确定地跟着那两人，穿过走廊，一直到楼梯间，他们告诉我要抬脚，以便步上阶梯。我腿上的肌肉因为太久没运动，已经不听使唤了。但我还是告诉自己，要使劲。毕竟再没有比能逃离那恐怖黑狱更让我渴切盼望的了。我渴望着能够重见天日！

他们实际上带着我往上爬了三层楼。到了地面层时，我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接着带我到一个房间，一名女警卫把我身上衣物脱掉。她把我身上的毛衣、牛仔裤以及发臭的汗衫都脱掉，这些衣物在坐牢这段期间我都一直穿着。接着她给我穿上干净的布料长裤，并命令我抬起双臂，好让她帮我穿上新的上衣。

她弄完后，又把我交还给那两名男警卫。「现在朝左直走，现在右转。」他们命令着我。我听到好像有道门打开的声音。难道是要释放我了吗？他们把我推过一道门槛。这后头是自由吗？我听到有人低声交谈，一股汗臭味直扑我而来。「好了。」一名警卫道，随之将我头罩除掉。

我眨眨眼。这是哪儿？我的眼睛还不适应光线，所以一时之间什么也看不到。突来的亮光让我双眼刺痛。但接着我就感觉到，有很多女性围绕着我，大约有三十人之多，紧贴着彼此挤在一起。她们好奇地打量着我。她们全都是维族女性，或者正确点该说是维族女囚，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们全都穿着清一色的蓝色囚衣。我往自己身上一看，大感震惊：我也穿着同样的囚衣。这时我也发现，自己其实是置身于牢房里。这里大约四十平方公尺大，没有窗户。但两边有两个通风口，屋顶有天窗，上头的天光透进来。

发现自己竟然不是被释放，让我不敢置信，而且依这情形看来，也不像短时间内有这可能。「为什么你们不释放我？」我朝后头的警卫大喊，他们正朝外走去，从外头锁上牢门。「我什么也没做！」他们不回答。「我是无辜的！」但他们早走了，只剩我和那些女性在牢里。

我好想痛哭一场。我原希望这场奇幻旅程能够很快结束，或者有圆满结局，但这希望破灭了，我跌坐在地。「省省吧。」一名女性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这只会自讨苦吃！」

我不懂她这话什么意思。但我随她眼神，看到房间后头角落有一架摄影机。她轻轻地点点头：没错，我们被监视着。那位女士又用眼神朝另外三个角落指去，果然：房里四边都安装了摄影机，偷偷在监视着我们，留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那位女士样子非常漂亮，只坏在那一身蓝色条纹囚衣。她散发着一种贵气。皮肤非常的白，还有迷人的大眼睛，那双眼睛就这样看着我。这么一位高雅的女性怎么会沦落到这里来呢？我心里纳闷。

「请问你是？」我低声道。

「伊兰。」她回答得非常简短。

「你在这边很久了吗？」

「两个月。」

我大为吃惊。两个月！这简直是一辈子了。我还想多问，但她很明确地要我别再多说。不用多久，我就明白原因了。「安静！二十四号囚犯，这是第一次警告。」一个女性的声音从扩音器里咆哮，而她明显指的是我。也是从这段扩音，我才知道自己被指定为二十四号。当我瞄了一眼蓝色条纹囚衣左胸上的名牌后，也确认了我的猜测。那上头写着我的姓和我的号码「二十四」。

慢慢的我瞭解到，这座牢里的规矩非常严格：不准交谈。也不准在牢房中任意移动。我所有行动，一定要先请示获准后才能进行。但请示要透过对讲机，这样才能跟警卫说话，而她们则在外头，用监视器监视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先打手势示意，等着他们用扩音器询问需要才能开始讲。

要请示的事项小到连上厕所都不放过。牢房一角的地上挖了一个洞，要方便的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那边解决。但都要在请示获准后才行。但这不表示可以随自己高兴经常上厕所。要是问得太频繁，或者刚好那天警卫心情不好，她们也会回绝你的请求。那可是很不舒服的事，有时候有些人还因此尿湿了裤子。

除此之外，扩音器的功用主要是用来对我们威吓和下命令。从一早四点半开始，它就会用很大声的广播把我们叫醒，命令我们起床。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像士兵一样照表操课。每个人都要站特定的位置。排队时会命令我们要立刻走到定位上，一步不差。另外，我们也被要求唱国歌，也就是所谓的《义勇军进行曲》，那可真是讽刺到了极点。因为歌词是这样唱的：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每天早上，至少有半个小时，都会边唱着这首歌边原地踏步，有时还会唱更久。所以整首歌反覆唱了无数次。曾几何时，脑中就只剩下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脑中反覆播放着的都是这首歌，再也放不进别的想法。但说来，这也是一种解脱。至少对我个人有用。

在清晨唱歌踏步之后，则是如厕时间。这可得花上好一段时间，因为厕所每次只容一人使用。这之后整个牢房可谓臭气沖天。头几天我真的羞于在众人面前如厕，因此就干脆不上厕所。但到后来我腹痛难耐，什么也顾不得，只能跟别人一样。

早餐只有一杯稀粥。要喝到它，还得排上长长的队。然后轮流上前向狱卒鞠躬。因为狱卒说，只有头够低，里头才会生出好想法。这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坦白从宽。」狱卒这么说。「抗拒从严。」

他们还要我们也不断诵念这类的共党口号。狱卒多数是从离新疆很远的其他省份来的年轻男性，会先念一遍这类口号给我们听，然后要我们跟着念。但他们往往念的很快，让维族妇女难以听懂。很多女性囚犯只是不知所云地照着念这些中国字，很努力想要不念错，因为一旦念错，就会遭受那些男狱卒以电击棒惩罚。我也一样低着头跟着念：「坦白从宽。」不然连那稀粥都没得喝。但我跟其他囚犯不同的是，我瞭解那些口号的意思，所以每次念都让我感到想吐。稀粥的味道很恐怖。很多女囚一喝就马上吐了出来，因为感觉反胃。但我却狼吞虎咽，因为我急需补充液体。那时候是五月，每天都很热，我流了很多汗，因为我们牢房温度直升。但除了那碗稀粥以外，我们每天只被分配到一杯水。

在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后，狱卒会把《红书》送到牢房。我们一共会拿到十本，这数字是经过计算的，书上都有编号，这样才不会被我们弄丢。因为这些书（不要跟毛泽东的《红宝书》搞混了）在中国是国家机密，只有在监狱、集中营和公安训练时才会出现，或者是要给人民洗脑教育时才会出现。这里头不只有共产党口号，还有毛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语录，以及爱国歌曲歌词。书里头的这些文字，成了我们在牢里的存在目的。

这书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一一牢记，一字不漏，每天背一课。扩音器会告知我们今天要背哪一课。比如说，有一天早上，它就告诉我们蹲在地上，然后念书上某一页。许多女狱友不像我是读过汉语大学的，她们完全就跟不上进度。她们连汉字都不认得。「我一个字都不认得。」我一来这里就自我介绍是伊兰的那位大眼睛女士私下跟我说。

「要我帮忙吗？」

她若有似无地点了头，所以我就蹲得离她近一些。我轻声地开始把那一页的内容念给她听，然后再解释涵意。这时几位蹲坐在附近的女士也专心听我说。因为她们也有同样的问题：要是晚点不能把这段完整背出来，可能就要吃不到饭或者被毒打一顿。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但随后我就放开了。因为在外头看着监视器、监视我们一举一动的公安，似乎对于我的协助讲解睁只眼闭只眼，沉默以对。总之我就没听到扩音器发出警告。通常，如果一个人收到三次警告后，就会遭到毒打以示惩戒，但我幸运的逃过一劫。

「谢谢。」事后伊兰轻声地说。

「没什么。」我也低声说。之后我们就不敢再说话，以免惹来麻烦。

这时扩音器又命令要进行下一个活动：要我们起立，头部交互左右转动。转动的同时，还要背诵刚刚读过的内容。「革命与认清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是必要的，这样中国人民才能战胜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我们同声背诵着毛泽东的名言。伊兰偷偷地对我眨眼，表示她这下也能够完整无误地背出来了。

仅次于革命领导人毛泽东，书中最常被引述的人就是总书记习近平。该书的作者群总是称他为我们「伟大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责任。」他的思想我们紧紧牢记。

在背诵活动进行半小时后，我们要进行新的活动。扩音器里的声音要求我们原地踏步，边踏步要边唱书中的共产党歌曲。这要进行一整天。我们的活动节奏虽有快有慢，但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事，一而再地重复着：先念书中文字，演唱共党宣传歌曲或是高喊共产党口号，全都是我们之前已经背过的东西。踏步、做操、坐着不动，一切都要依据扩音器要求。重要的是，要让我们从早到晚没有一分钟可以自主或胡思乱想。

一天作息中唯一固定不变的时间，就是放饭的时候，但这同时也是既正面又负面的最高点。在正午时，我们再次在牢房门口排成长长的人龙，这次是要一人领一个馒头。从一大早到现在，我们除了那碗稀粥以外粒米未尽，到现在肚子都已经咕咕叫了。狱卒当然也心里有数。正因为这样，才能让他们把我们玩弄在股掌之间。

这时他们用言语糟蹋、侮辱我们。当我们一步步走向大门领饭时，他们会说些像是：「你们这些犯人。共产党已经对你们够仁慈的了，还赏你们饭吃。」或者刻意让发饭与某些工作绑在一起。他们最常在发饭前要我做的事，就是要我唱国歌。唱完才把馒头给我。这种蒸的湿面馒头，一般是刚出蒸笼时趁热最好吃。但他们发给我们的馒头却总是已经放了好几天，变得又干又硬了。到这时要入口，就只能吸吮着吃，不可能先咬再入口嚼化。

下午时间同样也是在政治洗脑和军事化操练。偶尔则会有特殊任务，像是接到命令要打扫牢房。这时会发给我们小条的毛巾，但没有水。然后要求我们把牢房从前到后打扫一遍。这一定要跪着擦才有办法办到。

到了黄昏，就是狱卒第三度藉放饭羞辱人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要是运气好，可以领到一碟饭，外加一颗馒头。但有些人则还是逃不过一顿毒打。而那些无法背好指定功课，或者是中文发音不标准的，只能空手而回，把希望寄托在明早。

到了晚上十点，他们终于不再整我们。天花板的灯熄了，但还不能躺在地板上就寝。因为我们人数实在太多，牢房空间不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幸可以躺平，其他人则只能坐着睡。背靠着背，我们挤在酷热的牢房里，等待着疲累让我们的眼睛阖上。到了半夜，我们会换姿势，让另一批狱友可以好好躺一会儿。

每到夜晚总让我格外痛苦。燠热和很多身体聚集的强烈气味，实在非常难忍受。为什么我要和这些外国人日日夜夜、靠得这么非人的近呢？尤其每当想到我那些孩子时，更让我饱受煎熬。我总是不断地想到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是在政府机构里？即使只能短短一刻，让他们回到我的怀里，让我摇他们入睡，或是轻抚他们小小柔软的脸颊，我什么都愿意做。

不只心里苦，我的肉体上也深受其苦。这时离剖腹产不到两个月，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再者，我的胸部也一直涨痛，因为还有乳汁分泌。但这些乳汁再没有人喝了，在刚来这里的头几天，总是涨到我以为胸部要炸开了。半夜时我常会醒来，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母乳浸湿。

但这时候，我被夹在两名女性中间蹲坐着，什么也不能做，只能乖乖坐着。等啊等的，等到湿掉的衣服自己干掉，再等到早上，又是这地狱中新的一天开始。我轻声啜泣着。再等下去或期待什么，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这样无止尽地坐下去，与我的孩子们分隔两地，已然失去再见他们的希望。只有我顽固的身体不愿接受现况。

「怎么了？」一个声音在黑暗中轻轻地问我。是伊兰的声音，她的背靠着我的背。即使我因为顾虑到监视器，尽量不想哭出声，她还是注意到我的颤抖。

「没什么。」我同样低声回答她。

「你说没关系啊。」她坚持着。「为什么哭呢？」

「我……我的奶水就这么流失了。」一阵颤抖流过我全身，我几乎泣不成声。「这原是要给我孩子喝的奶水。」

「哪些孩子？」

伊兰一副不解的样子。「我有三个新生儿。」我跟她解释。「是三胞胎。我的胸部不停在为他们分泌乳汁……分泌太多时，就自然会流出来。」

「真的吗？」她不可思议又惊讶地问。

「他们多大了？」

「两个月。」

「天啊！那你一定很想他们！」

我啜泣着，但显然是太大声了。「安静，二十四号。」扩音器传来声音。「这是第二次警告！」我们立刻安静下来。因为三次警告就要被鞭打了，我们两个都很清楚。可是知道伊兰关心我的遭遇，让我得到一丝安慰。她还鼓起勇气和我说话。在这非人的地狱里，这样的举动意味深长。

就这样，利用夜晚的时间，我和她把握每个机会短短聊个几句。当然，都是偷偷地。我们就像偷情的情侣，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接近对方，却又极度小心地避免引起旁人的注意。

慢慢我瞭解到，她还没有孩子。「我有过一段很短的婚姻。」她低声道，同时两人埋头在《红书》中，一副像在专心研读课文的样子。

「有多短呢？」

「就六个月。」

「他是个好男人吗？」

她脸红了。「是啊，非常好……」

我原想继续问下去，她老公现在哪里，又怎么面对分开的。但是这时扩音器又发出喀答喀答的声音。一名公安的声音命令我们起来踏步。

这时伊兰突然被警卫带走。他们叫她的号码，然后就命令她跟着走。我永远记得她离开时那一脸惊恐的眼神。在那之后，我就没见过她了。她走后的隔天，我在想她会不会已经获得释放？或许她已经回到心爱丈夫身边？真希望是这样。但就在同一晚，晚上放饭后，她又被丢回我们的牢房了。

伊兰的样子非常不好。眼圈很黑，脸上则有瘀青。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审问你了吗？」我们躲到两台监视器照不到的死角时，我低声问她。她证实了我的猜测。

「是在问我先生的事。」她低声道。「她是伊朗人，我们之前住在杜拜。」公安一口咬定他们在那边时，有和穆斯林激进份子接触，命令她招认。这让我想起自己被审问时的情形。「要是我不要一心想着回乌鲁木齐，探望我爸妈就好了。」伊兰低声说。「都是因为这念头，才害得我们落到这个下场。」

我懂伊兰的意思。我也是为自己不好好待在埃及而深深自责，不然我们都能逃过这一切，尤其是我那三个可怜的孩子。而且，这可能还波及到我爸妈。因为要是伊兰所说的事可信，那我们在家乡的亲人可能也无法倖免于迫害。「有亲友入狱的话，本人也涉有嫌疑。」她告诉我。

「涉有什么嫌疑？」

她耸耸肩。我们连自己哪里「违法」都不明白了。

第6章 你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七月的一个早上，刚吃过早餐稀粥后不久，两名公安突然又出现在牢房里。两人在腰上都系了警棍。「二十四号犯人出列！」他们喊道。是我。我做错了什么吗？我该担心受到惩罚吗？会不会是我和伊兰那短暂的交谈惹的祸？我朝牢门走去时，心里七上八下。两名公安二话不说，就将黑色头罩往我头上戴。

他们把我推到走廊上。我听到身后牢门关上的声音，接着则是钥匙上锁的声音，这声音我和狱友都已经耳熟能详。但这次我却是站在牢房的另一边，是在牢房外头。我现在应该让自己重燃希望了吗？还是要准备接受另一次审讯，忍受另一次的疲劳轰炸？又或者要得到自由了？「跟我来。」他们命令我。

他们领我到一个房间后，一名女公安就帮我把头罩和手铐都拿掉，还帮我把那身发臭的蓝色囚衣脱掉，再帮我穿上入狱当天穿的牛仔裤、汗衫和毛衣。我嗅闻着那味道：全部衣物都是干净的，有一种强烈的洗衣剂的味道。

然后我就在这警卫室坐下，对面是那位女警和另一位维族男公安。他们告诉我说，我要被释放了。我完全不敢置信，所以一时之间竟然无法理解他们什么意思。「你们是说，我可以走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没错。你可以走了。」那位男公安道。「但你要知道，你已经被列入黑名单。往后只要再犯罪，即使再轻微，我们也会将你逮捕归案。」

「我们会紧盯着你不放。」那位女公安又补上一句。

「还有别忘了，不是只有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你的父亲也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毕竟是他来保你出去的。」

「您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接下来要待在他家里，居家监禁。只要你稍有差错，不只你自己有麻烦，他也一样。」男公安清楚说明。他用非常锐利的眼神看着我。「你不会想害你爸爸因为你吃上牢饭吧？」

这是多么阴险恶毒的威胁啊！我顿时哑口无言。

「那很好。」他宣布道。「那就照规矩来。这里签名，表示我们已全数归还你的个人物品。」他递给我一个表格，里头有我的名字。下面有一个地方要签名。我迟疑了一下，毕竟，我只领回我原本穿在身上的衣物。我其他的行李呢？

「我的护照呢？」

「你的护照、个人证件以及孩子的护照，都由我们代为保管。」

「是喔。」我答。「那我的手机呢？」

「同样由我们保管。你的号码已经被封锁。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也不需要手机。快签名吧。」他催我。「还是你不想走？」

我该不该抗议？「拜托，别了！」我脑海里冒出一个声音。我拿起原子笔，签上姓名。不管了。

「干得好。」男公安道。

「我的孩子呢？」我问。「他们在哪？我可以见他们吗？」

「没问题。」女公安答道。我的心跳加速。「所以我们才要放你出去。他们在市立医院。」

我狐疑地看着她，但她没有想要进一步解释的意思。「你父亲很清楚。」她只这么说。「现在去找他吧，他在外头等你呢。」

这两名公安为我开了门，引我到外面，彷彿我是来这里参观一样。对于今天出现这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转折，我还是半信半疑。过去两个月来，我看遍了人性的炼狱。这让我学会了，谁都靠不得，谁都信不得。所以这一刻我在心里问自己：这两名公安该不会是想要藉此卸除我的心防吧？他们会不会到最后一刻，又把我抓起来，送回到监狱里去，跟其他女狱友关在一起？

但这些事却全没发生。我小心地穿过大门，然后来到外头温暖、干燥的七月空气中。骄阳亮得我睁不开眼睛。我格外缓慢地穿过栅栏，因为我不想显出紧张的样子。那边的大门警卫一点也没有拦我的意思，任由我走了过去。我就这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警局。

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了。看到他时，我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头发忽然都白了。上次在埃及看到他时，他还是一头黑发的。现在却像是个老人一样，眼中满是悲伤。「米日古丽。」他叫着。

我投入他的怀中，听到他的啜泣。他紧紧地抱住我。

「真的很抱歉，爸爸，我该听你的话。」我告诉他。

「没事，没事。」他说。

「你说的没错：我实在不该到国外留学的。不然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他摇头道。「没这回事。」

「真的很抱歉，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你不该来保我的！」道歉一个接着一个地说个不停，因为我真的非常自责。

「你先冷静下来吧。一切都过去了。」

但我实在不敢确定，是否真是这样。遭遇了这许多之后，我总觉得下一刻一定又会出现新的灾难，让我很难对未来抱持乐观。

「我们现在先到医院去接你的孩子。然后就一切就没事了。」爸爸又说了一遍。

「喔，对了，我真的迫不及待。」我也同意。终于能再见到三个孩子。

爸爸用行动电话叫了一辆计程车。在车上时，看着窗外乌鲁木齐市区的摩天大厦，我心里不断在想着那三个孩子，不知道在这段期间他们过得好不好。在狱中时，我一直希望他们是被送到我爸身边，让他好好照顾这三个孙子。但连我爸爸也对他们的下落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只能假设，他们这段日子都是国家机关在照料着。但愿他们三个都健健康康的，我心里着急。但愿要去医院接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发生什么要紧的事，所以没能待在国家育婴中心。毕竟，我们母子分离之前，我都一直有在给他们餵奶。因此我也很想知道，他们在这段期间有没有喝到充足的奶水。

「别想东想西，米日古丽。我们家的基因是很健康的。」爸爸想给我打气。但从他的声音里，我听的出来，他其实也很紧张。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状况。随着我们离医院越来越近，这种未知的心情就让人越难受。一方面，想到我和穆罕默德、莫亚兹、艾莲娜终于可以母子团圆，我的心跳就因为兴奋而加快。但另一方面，我却也难以克制为他们三个焦虑与担心。

在医院门口告知他们我的姓名，并出示公安给我的证件。带领我们的护理人员早就已经知道我们要来。「啊，是图尔荪女士，三胞胎的妈妈。」他说。

「他们三个还好吗？」

「请跟我来。」

他领着我们穿过小儿科候诊区一道长长的走道，那边有其他小朋友的爸妈，同样坐在长长的塑胶板凳上等候着。护理人员这时向我们示意，要我们也坐在那边等。「请您稍候一会儿。」他道。「我马上就带孩子过来。」说完他就不见了。我巴不得能跟他一起去。

接下来的几分钟就好像一辈子那么久。坐在爸爸身边的板凳上，我不安地前后晃动着。「他会不会找不到孩子？」

「或许有些必要的程序要完成。」爸爸安抚我道。我点点头。没有他们我就不走。在两个月的分离之苦后，就剩下这短短的时间要忍耐了。

终于那位护理人员出现在门口。他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我的孩子！我心脏蹦蹦地跳着。我跳了起来，朝向他们两个奔去。「莫亚兹，我的老么。」我大叫。「我心爱的小儿子！」

护理人员把裹在毯子里的小婴儿交到我手上。正如我所料，很苍白又体重不足。只有头部出奇的大，像是充了气的气球一样。即使如此，当我把心爱的小儿子抱在怀里后，一种莫明的幸福感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莫亚兹！我的小莫亚兹。」我不停地喊着。

「其他两个呢？」我听到爸爸这么问。

这时出现另一位女护理师，她怀中抱着另一个孩子来了。是艾莲娜！我心爱的女儿艾莲娜。我双脚一软跌坐在凳子上，护理师随即将她抱给我。我不相信自己能这么幸运：我将两个孩子抱在手上了。

我拼命地亲着两个豥子。但艾莲娜也跟莫亚兹一样，体型偏小又骨瘦如柴。不过她的头在比例上算是正常的。我心想，应该是因为突然从母奶转换成奶粉不适，造成营养不足的原因。她的眼睛斜得奇怪，这情形之前并没有。另外我也觉得他们两个的脸色不对劲，看起来就像从来没有唿吸过新鲜空气一样。「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跟孩子们说。「妈妈回来了，以后会好好照顾你们！」

我和爸爸交换了眼神，他充满慈爱地看着我和两个孩子，眼中泛着幸福的泪光。「那第三个孩子呢？」他问那位男护理师。

他的眼神闪烁着。「很可惜没办法把他带来。」他道。

「为什么？」

「他还在，嗯……接受治疗。」

我彷彿遭受晴天霹雳一般。这什么意思？我的长子怎么了？「穆罕默德生病了吗？」

「他在加护病房。」他结巴道。

「可是我要带他一起走！」我不由自主地说出自己的主张。因为在经歷过那一切之后，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和我的三个孩子团聚，再也不要被人拆散。

「真的很遗憾，但是不能让你带走。他的情况不是很稳定……」

「他是什么病？」

「他有……唿吸困难。」

这人说话的样子让我觉得不对劲。我开始想东想西，他是有什么事隐瞒我吗？「我一定要见到我儿子！」我求他，「拜托你！」

我有一种感觉，那护理师一定是接到上级的命令，要他绝对不能放我儿子离开。但爸爸和我不断地跟他拜托。我们强调，我们有权知道孩子的状况。爸爸要求他立刻去请位医师过来，和我们交待孩子的状况，并解释不能让我们带走孩子的原因。但护理师显得很不自在。他找了各种理由想让我们打消念头。最后他终于让步，愿意让我们远远地瞧孩子一眼。他领我们到一道玻璃门前，门后摆着各式急救器具。在那房里，有五、六位小朋友在接受照顾。躺在小小的床上，大部分身上都插着各种器具和管子。那样子真的很吓人。我心头一紧。那位护理师指向房中最里头的一角。「在那，最后面，那就是你的儿子。」他边说边指着一个仰赖人工唿吸的小婴儿。我把脸贴着玻璃。那是我的儿子吗？我只看到是个婴儿，但却认不出是不是他。

「请让我到他旁边，只要一下子就好。」我再次求他。

「不行，这绝对不可以。」那位护理师坚持道。他以卫生理由拒绝，不让我们靠近那婴儿床。「拜托你们就回家去吧。」他说。「探病时间到了。」

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医院，还是没能接回穆罕默德。但尽管如此，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能把两个孩子抱在怀中。至少两个小的现在回到我身边了，而最晚明天，我就要回到医院去，向医生要回我的长子。

离开医院后，我们直接前往饭店，爸爸已经先预约好房间。姨妈先到了。看到我和父亲还有两个宝宝出现在门口时，她露出有点惊讶的表情，但随及热情地拥抱我。「天啊，你终于到了！」她说，「甚至连小朋友也来了！我原以为你们全都不见了呢。」

爸爸一进来旋即又出去，他要去张罗奶粉，因为我已经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了。我和曼齐儿则马上忙着清理工作。姨妈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赶进浴室里。我褪去身上的衣物，站到莲蓬头下。当热水流过我身体那一刻，那简直就是人世间最豪华的享受。接着我用肥皂刷洗身子，那肥皂水竟然变成褐色的。我可真是脏透了。

接着就轮到小宝宝们了。我们把艾莲娜和莫亚兹放在浴缸里，给他们洗澡。这时我再一次觉得，他们怎么这么瘦小。我都可以摸清楚莫亚兹每一根肋骨了，而他的唿吸也很浅。我温柔地洗着他小小的身子，却不由得发现到，他不仅很脏，而且有些部位还受伤。我猜想，他应该是被放在床上太久。于是我仔细地把他全身检查一遍。让我大感震惊的是，在他的脖子上竟然发现一道割痕。

「你看看，这是什么？」我问就站我旁边的曼齐儿，她正忙着洗艾莲娜。她用手指小心地顺着莫亚兹皮肤上那条痕摸，莫亚兹一被碰到那里就开始嚎啕大哭。

「看起来有点古怪。」她说。「在医院那边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没有答案，但我心里也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另一边，我检查艾莲娜的脖子时，同样发现一条长长的伤痕。这让我头皮发麻。「你看到了吗？」我指着艾莲娜脖子对姨妈说，那伤痕跟莫亚兹一样，都还没有完全癒合。「她跟弟弟有同样的割痕。」

「这也太古怪。」

「有什么能解释得通的吗？」我颤抖着问她。「这不对劲！」她毫无头绪地看着我。

「曼齐儿，医院对我的孩子做了什么？」

在给爸爸看过两个孩子脖子上的伤口后，爸爸也是惊恐不已。他立刻就打电话给医院小儿科部门，要求找医师。「不好意思，但我们所有医师现在都在忙。」一位正在执班的护理师这么说。「但您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事，我好为您服务？」

「是关于我女儿米日古丽．图尔荪的三胞胎。」

「请稍候，我去调阅病歷资料……」电话另一头传出沙沙声。

「啊，找到了，是犯人图尔荪的孩子。好……」

「孩子们脖子上明显的割痕，请给我一个解释。」

那位女护理师不说话了。

「您听到了吗？」

「有的。」

「是关于脖子上的割痕！」

「不好意思，但我在病歷上没有查到记录……这边只有记载您的孩子不愿意喝替代乳品，必须以人工方式餵食，所以必须以胃管餵食。」

「从脖子？」爸爸已经失去理智了。「您认为这样的解释我听得进去吗？」

「请您克制一下。」那名女护理师训斥道。「您应该感到庆幸，您的孩子能在我们这边得到照顾。毕竟他们都是外国籍，能获得这样的照顾可不是他们应得的。您应该好好感谢中国政府。」她连珠砲般地讲了一大串的爱国官宣。但对于孩子究竟遭受到什么样的医疗处置，她却是不肯再多说半句。

那一晚，我们全都睡得很不好。部分原因在于两个孩子老是醒来，要人哄。但同时我自己也很不安。我不断因为担心两个孩子而醒来，也因为我想破头地在问，孩子们，尤其是穆罕默德，在我被迫入狱那段期间，他们在医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早上六点，爸爸的行动电话忽然响了。手机萤幕上显示的号码是医院打来的。他马上接了起来。

「是的？我是。」他道，我在旁边看到他的脸色一沉。他难过地摇着头。「不可能的。」他说。「您确定不是搞错人吗？」

另一头的声音说了不知什么，然后爸爸就挂断了。「怎么了，爸爸？」我问。我心里准备着应该会是坏消息。「是穆罕默德发生什么事了吗？」他好像说不出话来。爸爸看着地上，不愿意抬起头来。最后他清清嗓子。「他们说，穆罕默德昨晚死了。」

这消息就像雷击一样噼过我全身。「不！」我不愿意接受事实。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爱的小穆罕默德死了？昨天我才刚看到他的啊！

爸爸把手放在我肩上。「来，我们一起到医院去。」他道。

医院的小儿科部门已经在等我们了。昨天和我说过话的那位护理师身旁，现在还站了两位年轻医师。其中一人是汉人，另一人是维吾尔人。他们向我们致哀。「为您的儿子我们尽了全力了，图尔荪女士。」汉人医师道。「但实在是他不够强壮。」

维族医师点点头表示同意。「三胞胎的存活本就不易，而每个胎儿不可能都同样健壮……」

这话听在我耳里一点也说服不了我。因为三个孩子中，穆罕默德从一开始就是最强壮的，也是最有力气的一个。他是第一个生出来的，也是三个中体型最大的。再怎么说，他都不会是三个中最不够强壮的那个。

「他是生了什么病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他的肺部太虚弱。所以到后来我们还得给他插管。」

「情形您昨天也看到了。」这时护理师也插嘴道。

「我们真的尽力抢救了。您应该对中国政府心存感激才是……」

两位医生和护理师这些话，有如一层纱地罩着我。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真实感。好像他们在讲的，不是我和我的孩子的事。因为我的孩子不可能就这样死了。我拒绝接受这件事。

「可以请你们把他的遗体还给我们，让我埋葬孙儿吗？」我听到爸爸这么说。他在说什么？

「这是当然的。」维族医师同意。「我们现在只要填妥文件即可。」他们的讨论我完全无法听进去。因为我很清楚：我的儿子还没死。

没多久，一名医院管理部门的女士过来，给我们一叠文件，包含穆罕默德的死亡证明，以及治疗费用，这些都要我亲自签名。但我拒绝了。「这全都在撒谎。」我对爸爸说，随手就将桌上那叠文件断然推开。他以严厉的眼光看着我。

「要是你不签名，我们就无法发还你儿子。」那位女士语带威胁道。

「就签了吧。」爸爸催促着我。我知道他是担心，要是我在医院闹事，恐怕会再度入狱。结果最后是由他代我签名。

那位女士见状也就满意了。「很好，那我把他带来。」她说完掉头就走。

那位女士再回来时，手里捧着一捆东西。那东西就像前一天，医院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时的样子，穆罕默德就这样被捆在白床单里。

「那是我的孩子！」我一边朝她靠近一边说。

那位女士把那捆东西往我怀里放。冰冰冷冷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种感觉，就这样穿透了我的身体，而这是我重新抱回大儿子的感觉。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有着黑色卷发、狮子鼻的孩子，正是我的长子。现在的他却是硬梆梆、冰冷冷的闭着眼睛。他也和另外两个孩子一样，在脖子处有一道明显的割痕。

我在怀里摇着他，轻轻摸着他小小的脸庞。他的双颊已经因为冷冻而变得僵硬。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是刚从冷冻柜中取出来的。但我不想当他已经死了，所以我就跟那位医院人员要了一条毯子。我真心觉得，只要我给穆罕默德足够的温暖，他就可以再醒过来。她默默地给了我一条毯子，然后就客气地请我们离开医院。

「等下他就好了，孩子只是冷着！」在搭计程车前往乌鲁木齐公墓时，我跟爸爸这么说。

他也不纠正我。「是啊，米日古丽。一切都会好转的。」他重复着。

第7章 「你的神是习近平！」

从乌鲁木齐到且末的途中要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我们维族人称为「有去无回的地方」。这一千两百公里的路上，要穿越只有沙丘和炙热夏日烈阳下的一片荒芜，才能回到我们的故乡且末，我爸妈和我，带着两个孩子，正搭着巴士行走。但对于这趟旅程，我现在却一点记忆也没有。

我只知道，整趟旅程中我手上一直抱着那只原本包裹着穆罕默德的大毯子，在踏上这趟旅程前，爸爸把穆罕默德从我手上接了去，好让他下葬，这样我们才能踏上回且末的旅程。按伊斯兰的仪式，下葬应是在过世当天举行。但我们猜想，孩子其实已经过世了有段时间了。因此我们也只能尽早下葬。

但在乌鲁木齐，当天能够找到的墓园只有难民墓园，葬在这里的人要不是非乌鲁木齐居民，就是没钱可以正式举行葬礼的人。现下也只有那里有墓地了。更困难的是要能请到一位伊玛目，能在下葬时前来祈祷。爸爸寻遍各大小清真寺，但所有神职人员都不想因为来祝祷而惹上麻烦纷纷拒绝。他找了很久，快要绝望时，不得不以相当于两百欧元的额外代价让两位伊玛目点头。

到了墓园时，姨妈建议我留在车上，她和我爸爸带着孩子进去就好。所以我就照她的建议。当人们看到爸妈想为小婴儿下葬时，许多人都主动说，愿意让穆罕默德和他们的亲人葬在一起。伊斯兰信仰相信，婴儿去世后会成为天使。有天使眷顾死者，就会带来好事。多数人相信，这样可以减轻死者在地狱的痛苦。但爸爸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因为这些人他都不认识。他不想我的儿子因此误与罪犯葬在一起。

他因此让穆罕默德在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小块坟地里入葬。请来的两位伊玛目念出相应的古兰经经文；仪式在没有被打扰的情形下顺利完成。之后他们就把穆罕默德的苍白双眼阖上，在我的小天使坟上洒上泥土和鲜花。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生日，以及忌日，现在就装点在他的坟上。除此之外，爸爸也在那里植上一株胡桃木，尽管那里土壤干燥，风沙颇大，胡桃木却茁壮荟萃至今。日后我还曾见过照片。

但在当时，爸妈办完葬礼回来时，我却对一切经过浑然无知，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包裹穆罕默德的那块毯子上，宛如他还躺在我怀里一样。当车子开上高速公路后，我还大骂：「别开这么快，都把我孩子吵醒了！」

从那之后，我整个人就变了一个样。好像我在乌鲁木齐遗失了非常珍贵的东西。在那之前的我是个热爱生命的人；充满信心，有许多计划想要实现。但现在的我，是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无法接受儿子不在人世的事实。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无法接受。每当有人问及我有几个孩子时，我总是会说三个。每当孩子们生日时，我总是买三份礼物。而送给长子的那份礼物，我会帮他收藏在盒子里，保存起来。并跟其他两个孩子说：「这份是要送给哥哥的。等他回来，我们再交给他。」

我现在当然已经明白，穆罕默德是再也不会回来了。但在他过世后的头一个礼拜，我却难以分辨。我完全与现实脱节。回到且末的家中后，我会好几个钟头就抱着包裹他的小毯子呆坐着，以为他还睡在我怀中，对着他说话，餵他喝奶，要是姨妈声音太大还会斥责她。「小声点，」嘘她，「你没看到穆罕默德正在睡觉吗？」

一开始，她只是同情地看我一眼默不作声。她和我爸似乎深信，我是因为孩子的死失去了理智。但到后来，姨妈觉得这样实在太不像话了。因为我几乎成天病恹恹地坐在那里，自言自语，所以她就採取行动，想办法要打破让我无法面对现实的幻想世界。她把我手中的毯子抢走，一把丢进屋外的垃圾桶里。

我像是被毒蜘蛛咬到一样，赶忙冲出门去。「我的孩子！」我哭喊着。「你把我的孩子扔了！」我想去垃圾桶，把那条珍爱的毯子抽出来。但她却挡住我的去路，狠狠地赏了我一巴掌。

「你给我醒醒！」她对着我大吼。「那不是你的孩子，只是条毯子。你要认清，你儿子穆罕默德已经死了。」

「快把毯子还给我！」

「休想，毯子就只能进垃圾桶。」她坚持道。「现在给我进屋里去，好好照顾另外两个孩子。我可没办法再一个人顾两个了。」

姨妈对我比我爸还要严格，也更没耐性，因为，只要我一直没当好妈妈的角色，所有照顾孩子的责任都会落在她头上。「你那两孩子需要你。」她对我正色道。「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照顾他们的妈妈，不是个疯子。」

这次事件之后，我就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即使经常为此跟姨妈有冲突，我内心里总还是清楚，她对我的指责是对的。我想，我不肯接受穆罕默德已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内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失职的母亲。是我让他身陷险境，是我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他。因为我一直逃避这个痛苦的想法，所以一直躲在自己的幻想中。

当然，我对另外两个孩子也有为人母的责任在。而这一点，姨妈始终不忘对我耳提面命，也终于把我打醒。要是我一味把自己绑在过去的愧疚中，躲在与现实断绝的世界里，而在照顾艾莲娜和莫亚兹上再次失职，那就真的不可原谅了。这两个孩子现在迫切需要我的照顾和关爱，我不应该冷落他们。「最少这一次要做得更好。」我因此告诉自己。「别再犯第二次的错了。」

靠着这份自许，我慢慢地让自己从震惊之中恢复过来，重新接触现实世界，一个古怪荒诞的现实世界。我们租的是三房格局的住家，位于四层楼房的地面层。在我妹妹米丽邦搬到遥远的广东省去念书后，就是我弟弟艾克帕和他太太在住。但在我带着孩子回来后，这边就容不下这么多人了。所以我弟和他太太就搬到他岳父家去住，把第二间卧室让出来让我和两个孩子住。

过去，我的家乡亲友间常有大型家庭聚会，但在我和孩子回乡以后，却再也没见到这类大型家庭聚会了。以前尤其是家中有新成员诞生时，大家总会在命名仪式时庆祝。在我外婆的村里，我就有几次获邀前往这类庆祝。因此我原以为，爸妈会想在两个外孙生日时办这样的庆祝。但我发现，这种习俗在我离开的那段日子已经在家乡消失了。现在大家都不敢举行大型聚会，因为大家都怕，万一要是与会客人中有一个是当局看不顺眼的人，就会牵连到所有与会的人。而因为我的身分，举办这种聚会就更有风险，所以我那许许多多的叔伯姨姑、表堂兄弟姐妹、外甥、外甥女、姪子、姪女全都避着我。他们当然早就已经听闻我刚出狱，还在公安的监管中。像我这样的人，人人敬而远之，也因此没有人会来我们家串门子。

因此在且末时，我几乎可以说是遗世独立。除了爸妈以外，唯一对话的对象就是公安，他们在我回来以后接管了我的「案子」，负责监督我的居家监禁。这些公安经常会到我们住处来问我话。他们想问的总是同样的事：为什么我被关在乌鲁木齐？我被判了什么罪？他们还给了我一支不能关机的华为手机，这样他们才能随时知道我的所在和对我进行监听。我用那支手机做了什么，或是在那支手机旁边做了什么，全都会被录下来，做为下次审讯时被询问的内容。我只能用这支手机打电话给我爸妈。除此之外，只能用手机接听公安监管电话。至于线上活动，则一律严格禁止。

尽管我已经正式获释，依官方记录而言是「自由」了，但在这种情形下，我根本就不可能将自己的状况跟外界分享。既不可能与其他城镇的人说，也不能跟新疆以外的朋友取得联系，更不能和我那外国籍丈夫联络。就算我不管这支新手机的唯一功能就是要监视我，而想把它拿来打电话给玛穆德，我也无从得知和他联系的方法。因为，他的手机号码，我是存在当初在埃及用的手机里。而也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之间一直只用手机和简讯联络，所以我也没有他的电子邮件地址。

自从我们在北京机场分开以来，我始终没能和他说上话，也无法告知他我的状况。他可能既不知道我遭到逮捕，也不知道我入狱两个月之久。他或许以为，在我如计划抵达乌鲁木齐后，去了我爸妈那里，之后爸妈就不许我们有联络。他甚至可能以为，我是因为在家人的压力下改变了心意，离开了他？在我那支埃及申请的手机被公安没收后，他打了几通给我？要是他认为我是出于个人意志，决定带着孩子留在中国，却完全没有跟他商量，会不会觉得遭到背叛？至少我是这么猜测的。他是否多次前往开罗的中国大使馆申请入境护照，又一再碰壁？我也无从得知。

我也因为这样，对玛穆德怀有深深的歉意。他是这么心地善良、有责任感的老公，在我需要时总是支持我。反观我，却是个完全失格的老婆。交往至今，我带给他的只有麻烦。但最让我心头沉重的，就是有件事既难以出口、又不可原谅，我始终没机会跟他交待。我没能告诉他，我们儿子穆罕默德过世的事。

这些事我从没和爸妈谈过。因为我们被监听了，所以总是只挑一些无关紧要、像是吃的或天气之类的话题来聊，或者就干脆不说话。他们的手机一样是华为手机，也一样被要求手机不离身。所以他们也跟我一样，总是无时无刻活在恐惧之中，生怕只要说了什么被公安视为可疑的话，就可能被发现。爸爸的工作是开巴士，更是一开车上街，一举一动都会被录影。因为街上到处都是摄影机，每个转角、每个十字路口，以及每个广场。也因为这样，他现在很多事都干脆不做了，像是礼拜五去清真寺这样的事，过去他是一定会去的。当我问及不上清真寺一事时，他一阵惊慌失措的模样，向我指着他的手机。这时我才瞭解，就连他也担心，万一他在清真寺祈祷的内容被国安单位监听到，或者他前往清真寺被监视录影机录到，可能会惹上麻烦。

这一类监视录影机安装了敏锐的人脸辨识程式，连脸上的情绪表情都能够解读。它不只记录个人行踪、进了哪座建筑物，连行人脸上的神情是忧虑或是放松都能辨识。如果脸部表情显得忧虑，会被当局视为可疑。我后来才瞭解，新疆维吾尔居民的分类是依据点数系统建立的，只有满点的人民，公安才不会找他麻烦。一些「微罪」像是去清真寺、祈祷、读古兰经、穿着传统服饰、出国旅行，或是生育大量儿女，都是被扣分的项目。在当局眼中，这些都是可疑的行为，需要进一步调查。

比如说，我爸的服饰就给他带来麻烦。他因为顶上无毛，所以总是喜欢戴维吾尔族的传统彩色刺绣小帽。家里有一整批这类小帽供他每天替换。但是当我搬回到爸妈家住后，这些小帽被禁了。不只是戴着不行，收藏也不行。

有一天家中有人敲门，开门后，一名汉人公安和一名维族公安站在门口。一开始，我以为跟以往一样，应该是来找我的。但他们却要求要见我爸。「他正在上班。」我如实说了。

「那位就是您父亲吗？」维族公安指着屋内他的照片问我，照片中的爸爸手握大型方向盘，头戴彩色刺绣小帽。我心想，这照片应该是以前还没禁小帽时拍的，所以我爸才会戴。他肯定有很多照片中都戴着小帽。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没错，那位就是他。」我答道。

两名公安点头道。「那我们就必须搜查你们家了。」

我吓到一颗心差点从嘴巴跳出来。因为我知道他们想搜什么。而且我也知道，他们会找到什么。「好的，请你们尽量搜。」我不由自主地说出口，一方面脑子则一直在打转，要怎样让他们不要接近爸爸的衣柜。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点子。

我只是像老僧入定一样坐在那样，任由他们在屋内搜索。他们先从楼梯间搜起，之后有条不紊地一间一间仔细搜。他们先在客厅找到一把乐器，这是我们村子在维族传统节庆上演奏用的。爸爸不是多出色的乐手。但他有一把热瓦普琴（Rawap），有点像鲁特琴一样的乐器、还有一把胡西塔尔琴（Kushtar），有点像小提琴、有弓的乐器，这是他爷爷留下来的。这类从前的家传物件，对他而言就只是怀旧用的。

两名公安将热瓦普琴和库西塔尔琴从墙上的钩子扯下来，然后碰地一声将之重摔在地。乐器的木头都裂开了。这时正好爸爸到家，闻声赶忙冲进客厅。「这是怎么回事？」他喊着，惊吓地看着两把被砸烂的乐器。「这是怎么回事？」那名维族公安模仿他的语气。「这问题应该是我们来问你才对吧！」

这时爸爸才瞭解状况。「那是家传物件……」他结结巴巴地说。

「规定不允许拥有这类乐器！你早该跟局里报备，并且上缴才对。」公安向他说明。「在我们的记录里面登记着，贵户并未于社区中进行这类收藏行为。」

所谓的规定是，每家都应将传统乐器和服饰上缴到中央汇整地点，之后就会进行销毁。但爸爸当年不忍心这样做。所以就把这些东西都留在家里。只是没有料到会有人进来搜查，这下他哑口无言了。

这同时，两名公安继续以不减的狂热搜索下去。他们把所有的橱柜都打开，所有抽屉都抽出来，就连床底下也不放过，看我们有没有藏东西在里头。果然被他们找到了！他们突袭搜查所搜出的东西，堆成了一座不矮的小山，里头有传统上衣和小帽，这下全堆在客厅地上，旁边则是被砸烂的两把乐器。甚至有一本古董级的古兰经，这是他们从爸爸衣橱最上层搜出来的。

「你看看。」两名公安指道。「在家中拥有古兰经是非法的，我猜你大概也不知道有这规定吧？」

爸爸越来越没话说。他们把所有乐器和衣物都没收，这些东西对他都深具意义。他们还把爸爸带进了警局，好好地审问了他。我们都深自担心，因为我和姨妈都很怕他可能要为此入狱。如果他入狱了，那我们一家子就堪忧了，因为他是我们五个人中唯一有工作、有收入的人。我被当局禁止工作。姨妈则没办法上班，因为有肾脏问题，必须要接受洗肾。要是爸爸不能回来，那日后我们要怎么支应开销？

但幸亏他获释了。隔天一早，他在其中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汉族公安陪同下回到家中。他回来后，对于在那边受到什么待遇只字未吐。我们也什么都不问。只能这样，不然只会惹来更多麻烦。所以我们闭口不谈，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同来的那位汉族公安却一副来了就不想走的样子。他杵在我们家客听，就这么不走了。这下子，除了手机和街上的监视器在监视着我们外，还有个白天晚上都不走的公安在盯着我们。这个陌生人就这样在我们家，肆无忌惮地对着我们拍摄我们的居家生活。不管是我在照顾孩子，或是我到厨房帮姨妈忙，他都会突然冒出来，然后对着我们摄影。

他的出现，让我们家变了样，我顿时觉得自己成了行尸走肉。那感觉就像在监狱里一样，成日都有摄影机对着你，这四面墙虽然是我自己的家，但却有如监狱。而因为我还在居家监禁的期限，所以不得任意离开住家。不过，如果有类似要去市场採买，或是要带孩子上医院之类的事，那就要获得特许。毕竟小朋友总是难免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对劲的。如果离家申请获得总部批准，那这位公安就会陪同我一起前往。他会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用摄影机跟拍。但我们始终不会对话。他只会透过手机，和总部即时交待进度，像是我现在在做什么，或是即将做什么。要是我和医师要对话，他就会要求他也进去，并在一旁聆听。

「没问题，请进！」且末县医院小儿科医师率然地回答，因为如影随形跟着我的公安要求一起进到诊间。「毕竟我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医师也清楚公安规定。

医生检查女儿的眼睛，因为她斜眼很严重，医生建议我们动手术。「早期治疗，就能够矫正成功。」他这么道。

我点点头。「我很愿意尝试这个治疗方式。」

我请医师给我估价，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负担得起手术费用。我家孩子不像中国公民，未享有医疗保险，无法像他们那样获得大部分的手术费用补助。我们维吾尔人只能跟其他外国人一样，一切医疗费用都要自己掏腰包。所以之前，我已经欠了乌鲁木齐那家医院一大笔帐单：八万五千元人民币，相当于近一万欧元，这是之前大儿子在那里的治疗费用。但这事真的荒谬到可笑：他们不只把我的长子害死了，还要求我要付钱。结果我现在背了一笔债务，却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偿还，也害得现在每一笔孩子的治疗费用都变得格外困难。

最后，医师又为我儿子做检查，因为他的头部实在太大了。但医师也无法解释清楚。另外我也告诉他，孩子唿吸急促，还常常咳嗽。「或许是他的肺没有发育完全，需要更多的氧气之故。」医师这么说，一边拿起听诊器听他的唿吸。最后他诊断孩子是支气管发育不全，并建议我每隔四天带孩子上一次诊所，让他接受氧气治疗。这对他日后脑部发育很重要。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的意思是，我这孩子要是不接受该治疗，有可能成为弱智吗？「这要多少钱？」我焦急地问他。

他说了价钱。我倒抽了一口气。这下我更确定了，我们不只要把爸爸的车子卖了，连曼齐儿的金饰也留不住，不然就付不起这笔医药费。

「这种病致病的原因是什么？医生。」我出去时顺便问了他。

他为难地说。「这情形在早产儿并不算少见。」他这么说。

「但我这两个孩子都是健康产下的！」

「是啊，但显然在你们，嗯……分开那段期间，他们是人工餵养且插管……」他紧张地看了跟了我的公安一眼，后者又拿起相机对着我们。「那就可能……造成肺部发炎。」

「因为仪器的关系？」

「事情发生了，要追溯原因很难论定。」他不让我再问下去，并把头转开，不让那名公安再有机会拍到。「不论如何，我极力建议治疗。」

在我离开时，他送了我这句话。返家路上，我抱着两个孩子徒步走着，心中不断盘算，要如何和爸爸筹到这笔天文数字，既要付清乌鲁木齐那边的医疗债务，又要负担姨妈的医疗费，还有医生建议艾莲娜做的眼睛矫正手术，以及儿子氧气治疗费用。或许要去求助亲戚，让他们卖地，再把卖地的钱借给我们。

先不论这些额外的开销，我们一家的财务状况本就已经很窘迫。孩子的奶粉那么贵，买不起时我只能买米粉泡水，让他们填饱肚子。我当然也知道，这样营养不够。但爸爸就那么一点点钱，我连孩子尿布都买不起了。我给孩子裹上棉布，这样可以重复使用。这很费事，因为我要不断地洗尿布，但实在也别无他法。

所以我又重新想要跟玛穆德取得联系，希望能获得他援助。我很确定，不管他对我有什么看法，为了孩子他一定会扛起来。但监视我的公安就像是道魔咒一样，让我跟外界世界完全断了往来。基本上在爸妈家这段期间，除了场景不同，然后状况比较能忍受以外，几乎就跟在牢里没有什么两样。还好，在这段黑暗的时刻里，即使一路上有许多险阻，莫亚兹和艾莲娜两个孩子却能一路茁壮长大，看着他们的微笑，也就成了我唯一的慰藉。

二○一七年四月，这一切突然改变了。虽然我小心翼翼谨守所有的规定，也都没有违反，家里却突然闯进了四名公安，还带着警犬。一声巨响下，他们踹开了大门，当时我们一家都还在睡梦中。两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就躺在我旁边。公安突然出现在我床边，一旁警犬还大声吠叫，让两个孩子都受到极大惊吓，立刻张口大哭。

四名公安说要将我逮捕。这时爸爸也冲进我的卧房，就在他和孩子惊恐的眼神之下，我被戴上了手铐。「跟我们走。」他们道。

我一头雾水。「但……是为了什么？」我结巴了。

「不要问东问西。」一名公安对着我吼。「到警局再说。」

我原本心里准备，他们会把我嘴巴塞住，并给我罩上头罩。但这次他们却没有这么做。但邻居全都听到了——没听到才奇怪。他们也都知道事情接下去会怎么发展。

他们将我载到且末县警局总部，这是一栋灰色的大型行政机关。院子里已经有许多维吾尔人被上了手铐聚在一起，公安正在带他们往里走。这就是第二波清除行动，目的是要拘禁所有之前已被当局锁定的「可疑人士」。据说，每一个「案子」都要重启调查。

公安很粗鲁地解开我的手铐，然后把我拖进一间位于地下室的审讯室里，跟乌鲁木齐那边一样没有窗子。房里照着明亮的白光，四面墙上挂着各式各样吓人的器具。全是刑具。我立刻明白过来，这些都是用来对付我和其他犯人，让我们感到害怕用的。要是这样我还不明白其功能，接下来让我体验到的，就够让我深感恐惧了。

公安将我绑到所谓的老虎凳上。这是一种很窄的凳子，上头的犯人两脚平伸。所以我的脚只能伸直，与椅面平行，而双手则被绑在背后，这导致我的上背也只能挺直。这是非常不舒服、不自然的姿势。一开始这样还没什么。但过一小段时间后，四肢和被过度伸展的关节就开始非常痛苦。

公安让我保持这个姿势接受讯问。这次负责审讯的是两位维族公安和一位穿着绿色制服的汉族公安，他们围着一个半圆，面对我站着。汉族公安是主导审讯的人，还带着一叠文件：这是过去多年下来他们所有对我的录影和记录，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总之他对我的种种作为可以说是瞭如指掌。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断重复问着相同的问题，都是些简单的问题：「你在哪出生？你几岁？你在哪里上学？你是穆斯林吗？为什么出国留学？」

一开始我多少还能够专心应对。但慢慢的，不断反覆的问题和极度不舒服的姿势让我崩溃了。我实在累了，开始在椅子上撑不住，一直往下滑。这害我被赏了一记耳光，所以公安就把我绑得更紧，让我完全没办法动来动去。然后他们还在我脚底塞进一块木板，让我脚没办法往前再伸直。这痛到难以忍受。

这同时审讯继续进行。耀眼的日光灯直射我眼睛，我只能像机器人一样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相同的答案。但审讯越久，我就越来越累，头脑也越来越不清楚。这时我的身子已经失去知觉了。慢慢的，我感觉不到自己的手和脚。最后更因为太累，睡着好几次。但每次我都因为后脑杓被人重拍而惊醒。

「不准睡觉。」公安对我大吼。但这时讲话的公安，已经不是一开始时的那群了。换了另一群人，穿着同样的制服，也问着同样的问题。这次还带着警犬，非常威吓人地吠叫着。这让我更为混乱，连带的我的回答也变得很混乱，有些问题虽然已经回答过上千次了，我却开始搞不清楚。一出现这种状况，那些公安就吐我口水，赏我巴掌。我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了。「你看看，这下你前后矛盾，你这是在耍我们吗？」公安骂道。「你最好老老实实招来！」

我又睡着了，这次他们拿了一桶水倒在我脸上。我渴得把那些水舔掉，因为已经好几个钟头滴水未进。结果这一来又让我招了一记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左耳完全听不到。我注意到，这时房里多了其他犯人同在，他们也一样遭到刑求。我又一次失去知觉。我的身体渴望休息，但他们却一刻也不饶过我，只要我眼睛一闭上，就对我动粗。「阿拉，让我死了吧！」我在心里暗自乞求，不敢说出口。

后来，公安命令我把嘴巴打开，汉族公安把一丸药锭塞进我嘴里。我害怕极了。是什么东西？他们是要毒死我吗？我挣扎着想把药锭吐出来。但汉人公安用很熟练的手势托起我的下巴，另一名公安随即把一杯水灌入我口中。这让我反射性地吞下了水，连带也把药锭吞了下去。

我马上感觉到药锭的作用：这药会让我整个人安静下来，突然间不再恐慌。就算公安把烟灰弹在我脸上，我也不感觉受到威胁。连他们的狗吠我，我都无所谓。能对我怎样？他们观察我的反应，又再开了另一盏台灯，正对我的眼睛，接着又开始审讯。

「你有跟国外联络吗？你是穆斯林吗？你是恐怖份子吗？你祷告吗？」他们问道。然后又问到更具体的事：「你离开乌鲁木齐监狱以后，搬到爸妈家中有没有祷告？快招！」

「是的，我是穆斯林，我也祷告。」我答道，因为刚服下药锭的影响，让我不觉得有必要隐瞒自己的宗教。反正他们对我的一切也瞭若指掌。而且，没错，我的确在家里祈祷，求神保佑健康出问题的孩子们。这没什么好否认的。我反倒觉得，这么一坦承，让我顿时不知为什么感觉比他们高了一等。最少，在药锭作用期间是这样。「我的神比你们都厉害。」我不假思索地说出口。

这一来可把他们气坏了。「啊，是吗？」汉族公安忿怒地大叫。那我们倒要看看！你叫你的神来帮你，要是祂真这么厉害的话……」

另一位大笑。

「阿拉！让我死了吧。」我大声地说出一直以来心里想说的话。我会成为这酷刑室里的殉道者，在进行了一天的审讯后，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求你，杀了我！」

我真的衷心期待神会介入，至少把我的神智夺去。但却什么都没发生，只是让那名汉族公安变得更生气而已。「你的宗教是共产党，你的神是习近平。」他对着我大吼。「你难道到现在还没搞懂吗？都给你上了那么多的课了。」他指的可能是过去在狱中的事。「跟着我说：我的宗教是共产党，我的神是习近平。」

这句口号我在乌鲁木齐监狱的洗脑教育中听过，对之深恶痛绝。我恨所有的汉人。我用力的摇起头。「神会惩罚你！祂会惩罚你们所有人！」我对这那些男人大吼。

汉族公安气到咬牙切齿。他对维族同事下命，他们就在我头上套了一顶安全帽之类的东西，帽缘一侧有缆线，他们按遥控器时，就会通电。然后他们又在我手上脚上也绑上电极。我心里纳闷着，不知接下来会怎样。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谁要惩罚谁！我们要惩罚你，可不是你惩罚我们。」他阴沉地说。

他讲完没多久，我就从头到脚被重击了一下。从上到下，一阵极度的痛楚流过，让我一时之间无法唿吸。几名公安看着我全身痉挛。然后又再给我一记电击，而且比刚刚还稍微强一点，我全身像被挥了一鞭一样。我因为疼痛而呻吟。「杀了我！阿拉，杀了我！」我哀号着。但这只是更激怒他们，给我越来越强的电击。

「我的宗教是共产党，我的神是习近平。跟着念！」汉族公安不断地命令我。

在受了这么多虐待后，我完全无力回答。但我还是痛苦地含煳说了几个字。「这样不够清楚！」他骂我，又给我一记电击。我怎么做他都不满意。三名公安不断用电击折磨我，直到我昏了过去为止。

醒过来时，我旁边蹲着一个穿医师服的人在探我的脉搏。我发现自己人在光线明亮的医务室里。「她醒了。」他对众公安说，他们都站在一旁。

我躺平在床上，但双手还上着铐。在旁边不远处，我看到另一名妇女，身上有着跟我一样的鞭痕，所以我猜，她应该跟我一样，也被绑在老虎凳上过。房里还有更多身穿制服的男女公安也在。

一名护理师帮我脱掉衣服，好让医师帮我检查。他检查我身上的鞭痕，轻敲我的各部器官，给我抽血，检查我的喉咙，要我对着听诊器唿吸。我已经全身无力了，也没有意志力，只能任由他摆布。

但随后医师命令我，要我打开双脚。我迟疑了一下。这时两名公安靠近我，粗暴地将我双脚拉开。他们把我双脚固定在床脚，让医师从下方检查我的私处。他检查时，使用一个类似钳子的东西。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恐慌莫明升起，一时之间所有的虚弱都忘了。我用力地拍打着。但却一点也不能动，因为公安把我双手双脚都绑住了，现在还按住我的腹部。

那名医师用某个金属器具张开我的阴道，不留情地将我阴蒂撑开。我尖叫起来。接着我感到一阵刺痛穿过全身。我不知道医师在下面做了什么，但是他似乎撕掉还是割掉什么东西，而且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非常的疼痛。

接着公安帮我松绑：「站起来。」他们命令我。

但我一开始没办法照做。实在是太痛了，我一起身双脚立刻一软。这时我发现，我的腹部在流血，但医师和护士却都完全不帮我处理。

公安从两边撑我起来，因为我没办法靠自己起来。他们把我的裤子和汗衫还我，帮我穿上。一等我穿好，他们就已经重新给我戴上了黑色头罩。接着他们就把我和三名犯人带上一辆早在院子里等候的车子。

车子没开多远。虽然我看不到被载到哪去，但我知道，新的集中营就在离爸妈住处四公里远的地方。他们显然也知道我到过那座集中营，或者他们事后发现了。总之他们直截了当告诉我，他们偶尔会带食物去那里。

这座新的集中营是一栋大型建筑，住在且末的居民对这里是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不想有天自己也被捉进来。这建筑从外面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整个建筑被一座很高的外墙以及铁丝拒马围绕。在这后面藏着一座高大多层的L形建筑，其高耸的入口、监狱的指挥总部以及中央监视系统，就位于整个L形的转弯处，而所有关犯人的牢房，则是沿着L形两侧分布。这里没有中庭。

我们三个新来的犯人被带到一间墙上有面大镜子的房中，里头已经有其他犯人先到了。这时他们才把我们的头套拿掉，同时还要求我们脱掉身上衣物，男男女女都要。等我们都脱光后，则被命令站到镜子前面，四肢伸直。

我看着自己和其他被虐待的犯人，他们也跟我一样有着维吾尔人的五官轮廓。我完全认不出自己来。镜中人真的是我吗？那个脸被打肿、腹部还一直在流血的女人。我还保有一丝人形吗？我犯了什么错，要被整成这样？刚刚那名医师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就在我努力不瘫倒的时候，公安来给我们测量：双臂、双脚的长度、乳房的大小，还有身体各部位尺寸。其他犯人也正在接受同样的测量。接着我们被命令往前屈身。这时我忽然觉得有人从后面粗鲁地抓住我的辫子，一把就把它剪掉。辫子掉到地上。接着颈后感到有把剃刀刮着。慢慢的，我看到自己的黑发纷纷从头顶滑落到地上。

「站直。」一名公安大吼。我一站起身子，马上看到镜中的自己，完全变成我不认识的人了。这不再是我米日古丽．图尔荪，而是一名被剃光头的无名女性犯人。

这之后，公安发放给每个犯人一套制服。这跟我在上一个集中营穿的那套蓝色布料制服一样。这粗布质料，有一种洗衣化学剂的气味，一直磨我的皮肤。我依然记得这布料，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二度穿上它。制服上标记了我的号码，十七号。一等我穿好制服，他们就再次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戴手铐我是很稀松平常了，但脚镣却是第一次，这对我而言很不舒服，因为这大大限制了移动的自由程度。我只能以小碎步走路。警卫随后又给我戴上头套。

公安领我到牢房。我每走一步，脚镣就撞击我的脚踝。我的心往下沉，在这牢房里我会落得什么模样？他们又要把我关到黑漆漆的地牢吗？一想到那被隔离孤立的感觉，我就恐慌起来。我知道：要是再去那边，我一定会疯掉。所以看到又往上爬了一层，我心中一宽。

警卫带领我们出了中央区域，沿着长长的走道一路下去，左右都是牢房。最后他停下脚步，将我的头套拿下：才发现我们来到二一○号房前。他把门锁解开，推我进去。

那房里瀰漫着恶臭，让人非常不舒服，我永远也忘不了。里头挤满了女犯人，可能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洗澡了。

「你好好闻喔！」一名皮肤很白的女性对我说，她的短发没有整理，脸上有雀斑。她把鼻子凑到我手臂上，像闻着花朵一样嗅着。当时我已经被审讯和虐待了三天。但比起其他人来，显然还是好闻许多。「等哪天大家出去了，我们全又能够一样好闻了。」她这么说。「不用太久了！」这时我看到某些狱友正在偷偷地翻白眼。

「艾古儿疯疯癫癫的，但皮肤很美。」一名有着高颧骨、挺鼻樑、眼睛如少女般大又圆的女性低声说，日后我才知道她叫狄儿娜兹。这么年轻的女孩怎么会进到这里来呢，我心中纳闷。

「里头安静！」她们两人都遭到扩音器警告。所有女性顿时安静下来。

且末这边的牢房，很多方面都和我在乌鲁木齐待过的那个相近。这边也一样是由警卫从监视器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也一样会下命令、监督我们学习红书的进度，并在我们说错什么时训斥我们。监视器也同样是装在房间的四个角落，所以不管在房里哪个位置，都逃不过监视器的监视。

但这个集中营的牢房条件，比起上一个来可要糟糕多了。首先，在四十平方公尺大的牢房里，挤进了四十名女性。大家分到的位置都很小。就算是站着，都很难不碰到旁边的人。那情形就像是所有人共同搭着一辆臭气沖天、超载的巴士旅行一样，巴士从不停靠，反而不断有新乘客上车。四十个狱友可不是最后的数字。始终都有新犯人被带进来，最后这个牢房的人数成长为六十二人。我知道，对于没有真正经歷过的人而言，这完全无法想像。但真的就是这样。而我真心希望，不会有人被送来受这个苦。

牢房越来越挤。有些狱友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三不五时就会有人倒下，然后就被公安抬出去。有些会再回来，有些则再也不回来了。我待在那里那两个月里，我们这间房死了十二个人。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毕竟我们不只营养不良，还要不断承受着睡眠剥夺的折磨。

因为牢房过挤，我们只能轮流躺下睡觉。我们分成两班：第一班睡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半，这些人可以在地板躺平好好睡。到了午夜后，就换成之前站着的另一班，可以躺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地板上，多少睡一下。

至于每日白天的行程，则是非常严格的照表操课。早上五点就被扩音器大声吵醒，以唱歌迎接新的一天。「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我们唱道。「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

接着，每日行程中，第一件固定的事就是上厕所。这总共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因为我们人实在太多了。这第二个集中营跟上一个一样，都是就着地上一个洞方便。我们要排成一列，一个接着一个，在众人眼前，包括监视器之下方便。有些人在一整晚后难免会特别急。我也是一样特别急，因为在生产后，我不是那么能忍，这在上一次监禁期间就已经很难受了。现在这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这里规定一天只能去三次，不会因为我的请求而获得特许。

「想大就大在裤子里！」刚开始我在晚上请示时，扩音器里是这么回答我的。

因此每天早上，要是没立刻就去那个洞解放，我就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一名半长黑发、黑皮肤、矮壮的女狱友注意到我的紧急状态。她站到人龙最前面，再把她的位置给我。其他人纷纷低声抱怨，表示自己可都没受过特别待遇。那名黑皮肤女士不当一回事。我充满感谢地看了她一眼，她若有似无地笑了笑。

但等我站上了那个洞，才发现戴着手铐想要脱裤子，那真是难如登天。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脱下了裤子。其他后面等的人，早就忍不住催我了。原来是，我们这房里不是人人都有上铐。这多出来的刁难，只针对十多位犯人。其他人因此对我们的难处一点也无法理解。

这时我想蹲下。但是因为双脚也被铐住，所以根本无法张开双脚跨蹲在洞上。我别无选择，只能站在洞口前方，把臀部尽量往后伸，还要注意不要因此失去平衡。我差点就碰到洞口，沾到了上面的粪便。然后马上就被其他狱友推开。

「喂，这里可不能让你蹲一整天啊。」队伍中第一顺位的人嘘我。我瞭解大家都很紧张，因为担心要是时间拖太久，会轮不到她们。但我连裤子都还没来得及拉上。我只好大费周章地用上了铐的双手，想拉上裤子。但是怎么试就是拉不上，觉得难堪极了。这时我感觉到，好像有人从后方摸着我的腿，非常好心地帮我把裤子拉高。原来又是那位刚刚让位给我的黑皮肤狱友帮的忙。

「谢谢你。」我害怕地低声道。她点点头。

「请问你叫什么？」我问。

「努儿。」

「我是米日古丽。」

「安静，十七号和二十三号！」扩音机的声音打断了我们，我们立刻不再作声。

结束如厕时间后，又有新命令：「整理床铺！」这只是动作代号。听到时每个犯人要站定位，拿起昨晚睡的床单，将床单对折五次，最后要让床单平整、光滑，成为一个长方形。

但这个操作，对于上铐的我而言却是几乎无法完成，但我还是尽力整理床单。只是，就算我把牙齿都用上了，也还是无法折出平整完美的形状。我的长方形有点变形，边缘有点皱褶。这么短的时间我实在办不到，但我只能依命令将之送到门口。

这时牢房门口出现了一组十人的营队高阶官员代表团。我们像军队一样迎接他们，高声唱着赞扬中国劳工斗争和共产党光荣胜利的歌曲，这首歌是我在前一个集中营里就唱过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我们一边唱一边双手抱拳，以表达歌曲内容，并激昂地把手举到空中。「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这个代表团一一检视我们摆在门口的床单。我看到他们看得那么仔细，心里真是七上八下。「这个折得真随便。」我听到其中一人这么说。「是谁折的？」

喔，糟了！他单独挑中我的床单，非常不满意地皱着鼻子说。

「十七号。」扩音机广播着。

「十七号，出列！」那名公安吼道。

我颤抖着双脚出列。穿着制服的公安看着我和双脚。接着他用床单当成鞭子，朝着我的脸勐抽。我动也不动地站着由他抽打。「你怎么敢把这种烂东西交出来？」他大声地斥责我。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地上。「罚你折床单一百遍。」狱卒命令我。

其他狱友这时排成一列，因为狱卒正端着饭桶送来早餐稀粥。每名犯人都要先念一段口号，才能盛到一碗稀粥：「Harkuni agtiganda tamakyiyishten burdun damimiz…」这句话意思是：「慷慨付出、不畏生死、勇敢认错、绝不违法：才能不死于卑贱。」

我靠着听别人念，很快就把口号背熟了。但轮到我背完口号后，警卫却不给我稀粥。「你没有早餐吃！你要先学会折床单。」他们道。

到了中午，又是同一套把戏。所有人都分到一小块馒头，但就是没有我的份，因为我整个早上折床单都没有进步。真的觉得很丢脸。这时努儿站在我后面，我可以感到她同情的眼神在看着我。「你很快就能学会的。」她低声道。虽然只是短短几个字，很快地低声说，但却带给我无尽的安慰，因为在这地狱里，竟然有人肯跟我说话，给我抚慰。

努儿成了我的好友。我们不断用眼神交流，因为只有这个方式，才不会被监视器后面的警卫约束。我们用眼神无声地对发生的事表示看法，而且建立了一个其他人都无法察觉的连结。那是一种秘密、不用说话的友情，也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

我们经常找机会到对方身边。早上她会帮我穿脱裤子。在站到牢房门口排队，准备接狱卒分配微薄的馒头和稀粥时，她常会排在我前面或后面。在行进踏步队形，或是军队式操练时，我们会找离对方不要太远的位置。晚上努儿总是会为我保留一个位置，好让我的背可以从前面或后面靠着她的身体。我不知道其他狱友或狱卒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互相照顾的情形，但我们就是靠着这样的互相照顾，证明彼此心里面仅存的一点人性光芒。

在这个集中营里，红书一样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读它。该书一律摆放在牢房里，靠着一面墙整齐地堆放着。每天下午时间一到，扩音机就会命令我们排成一列，两人或三人同看一本红书。在研读和背诵方面，努儿需要我帮忙，因为小时在乡下，她只有受过一点点教育。所以她几乎无法阅读汉字。

「何为万恶之源？」我稍微大声点念给她听，「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她轻声地跟着念着这些字。「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嗯……」她脸上浮现问号看着我。

「……极端主义。」

她难过地点点头。「公安认为我是极端主义者。」她轻声说。

「我知道。」我答。「他们认为我们全都是。」

我们只能简单交换几个字。但一点一点，我拼凑出努儿的生平。她是乡下姑娘，很年轻就出嫁，从来没有出过我们这个省。二十五岁上下时，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当时分别是两岁、四岁和六岁。她已经被关了一年多，这可以从她长到肩膀的头发看出来。她被关这么久让我很不解，因为她并没有当局会特别「感兴趣」的地方。毕竟，她不可能像我一样，和国外伊斯兰人士有所联系。

但努儿有另一个问题：她的整个家族都在牢里。在她哥哥远离家乡前往阿富汗后，整个家族成员全都被抓了。她弟弟被判了十年刑期，她先生则判了十六年，她爸爸和妈妈一样也入监。但努儿万万没料到，公安连她也不放过。毕竟，她在她们村里过着非常不起眼的生活。

当两名公安出现在她家，并要求她一同前往警局时，她正拿甜菜根餵她家三头羊。两名公安跟她保证审讯不会太久。所以努儿把孩子往自家菜园一放，穿着农妇的衣服，就跟他们走了。但她从此再也没能再见到孩子和菜园。「我至今还是不知道，他们变成怎样了。」一晚我们一起挤在地上躺着，刚好她的嘴巴对着我的耳朵时，她跟我坦承。夜间我们有时可以多说几句。「你能想像，我对他们感到多歉疚吗？」

「这不是你的错。」

「是啊，但我对他们有责任……」她轻轻地啜泣。我开始担心，我们会惹上麻烦。我很想安慰她，但我能说什么呢？

「我会比你早点出去，我去找他们。」

「你保证？」

「我以阿拉保证。」我向她发誓，她松了一口气。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实现承诺。老实说我必须坦承，我始终没有实现这个承诺。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深感愧疚。

一同背诵红书的人除了努儿和我以外，往往还有其他「女同学」。有绿色眼眸、满脸雀斑的艾古儿，就是我刚到第一天说我很好闻的女生，另外还有那个说她是「疯疯的」、乱讲话的狄儿娜兹。她们两个常会和我们坐在一起，听着我念课文、低声解释课文内容。我们就凑成一个读书小组，我成了她们的小老师，也是翻译。

偶尔我们也会读到比较切身的课文。「你在监狱的感想如何？监狱哪里让你觉得不好受？」我记得里面有这样一首诗：「一开始你是好男孩、好女孩，你的爸妈为你吃苦卖命。国家资助你的将来。我的爸妈认为，你会成为强壮的人，就像马一样强壮。你的国家希望你爱国，但你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吗？好好想想，你要怎么回报祖国！」这首诗的第二段尤其让人心痛，这里诉诸我们对家庭的责任与良知：「你的爸妈希望你回家，为你敞开家门。」诗这么写着。「他们希望你快快回家来，将你拥入怀中。我希望，他们都能如你想的那样无恙！亲爱的朋友，你变成怎样了？你要爸妈有一个犯法的孩子吗？你不希望给爸妈一个清白的孩子吗？」

我在背这段课文时常常想到爸妈。它让我忍不住联想到自己，也开始担心：我真的拖累了爸妈。当初为什么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共产党都已经在中国提供那么好的教育了！我为什么还不满足呢？当我原地踏步、背诵这课文到第一百遍时，我真的把这课文说的事信以为真了。是啊，共产党真的是只想让我拥有最好的未来，我心里想。但我却拒绝了它的恩赐，真是忘恩负义。所以我会有今天都是怪我自己。我开始有这种感觉。这样每天不断的洗脑生效了。

艾古儿对一再覆诵课文感到特别辛苦，尤其是当她被要求单独背诵时。因为她完全不懂汉语发音。所以她一开始背，总是会咬到舌头。有时候句子从她嘴里念出来变得很荒谬，惹得所有人哄堂大笑，完全忘了自己身处恐怖的集中营。这正是艾古儿独特的地方，她为牢房带来好心情，甚至让大家更有希望。她不像其他狱友老是垂头丧气，相反的，她总是头抬得高高的，什么事都吓不倒她，尽管老是麻烦不断。

艾古儿真的不同于常人。她充满活力、在最糟的情况下总能神来一笔，讲出很酷的话。狱卒从来都猜不透她究竟是害怕还是痛苦。有一次，她没办法背出红书的正确内容，被狱卒当着我们面前痛殴。但她不仅没有露出惧色，之后也只是淡淡地说：「这个浑蛋只是报应还没到。我这话绝对会应验，女孩们！我们的老公很快就要来接我们出去了。到时这些浑蛋就要求我们手下留情了。」至于这些话会被狱卒透过监视器听到，她一点也不在意。有些狱友因此认为她一定是精神失常。但我认为，这其实是艾古儿用来克服这环境的智慧。她大可以躲在一角默默啜泣，但她却不将难过挂在脸上。就连独处，也从来没有一次见她示弱或是显得脆弱过。

艾古儿一直被当局针对，因为她的父亲和兄弟都住在国外。我猜想，也是因为这样，让她觉得总有一天他们会来救她。但她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我则始终不晓得。艾古儿没提到太多关于他的事。她也很少提到两个孩子的事。我猜想，应该是即使她是这样一位斗士，但想到这些事还是太过沉重。对于身为母亲的人，再没有比和自己的孩子分离更痛彻心扉的事了。

狄儿娜兹是我们这群人里唯一还没结婚，也没有孩子在家里的人。她还只是且末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因为和国外人士在网上聊天而被捕。狄儿娜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系，是因为她梦想着出国旅游。她常问我搭飞机是什么样子，完全无法想像那么大的人要怎么挤得进那么小的飞机。「飞机可比我们牢房大多了。」我告诉她。「怎么会载不了那么多人？」她听后眼睛睁得好大。才不到十七岁的她，还很天真无邪，外表也很年轻。但也因为这样，让她成为监狱高层垂涎的对象。

一天晚上，狄儿娜兹被那些穿制服的人强暴了。隔天一早公安推她回房时，她哭的很厉害。她的阴道流血了。我猜她在被关进来时，应该还是处女。那些人对她做了什么事，她没有说，但她的伤却诉说了一切。她手臂上的抓痕，是她竭力反抗的证据。看到这样真的让我心痛。我实在不知道要对她说什么。这实在太恐怖了，我想不出什么可以激励她的话。

艾古儿一如往常，总要说上两句。「等着看，这些浑蛋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她跟狄儿娜兹保证。狄儿娜兹因此破涕为笑，但那笑容稍纵即逝，被脸上的阴影掩去。她脸上阴影再没离开过。她的天真无邪消失了，再没问过我搭飞机旅行的事。

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过一次。一个礼拜后，他们又把狄儿娜兹抓走。隔天早上她同样哭着回来，而且还被打得全身是伤。她身上的伤比上一次还严重。「那群猪猡，把你伤成这样。」艾古儿大声地对着监视器道。但很快地，这就为她惹来了麻烦。

有天傍晚，那群狱卒不只把狄儿娜兹抓走，也抓了艾古儿，因为她不仅有白细的肤色，还有迷人的外表。「我们要给你个教训，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用那张大嘴巴乱骂。」他们说

这一晚，努儿和我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我们都为这两位狱友担心。我们大气不敢吭一声地靠在一起，仔细听着外面动静。我尤其担心狄儿娜兹，因为她还那么小，而且因为她之前已经被狱卒严重性侵过一次。

「但愿他们快点玩腻。」努儿低声道。

「但愿如此。」我难过地表示赞同。但我其实知道，应该不可能。这些狱卒其实有其偏好：他们固定选中特定的女孩过夜。往往他们挑的都是最年轻、最漂亮的。但一般而言，集中营里的女犯人很少有人能不遭到他们染指。

努儿和我算是幸运，至今始终倖免于难。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逃过一劫，是因为我的档案中提及我有性病。这件事要感谢我在且末警局工作的叔叔。但当时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所以跟其他女狱友一样，每天生活得提心吊胆。

努儿则猜测，那些狱卒对她没有兴趣，因为她有好几个月不断在流血。这件事狱卒也知情，因为她的裤子上都渗着血，而且到后来沾血的部位干了后，都变黑还硬掉。狱卒们看得很扫兴，所以就一直没在性方面染指她。真是谢天谢地。

我推测努儿的流血是集中营药物造成的。这边狱卒每周会选一天，在晚饭时配一锭白色药丸给每个人。这时会由一名狱卒强迫掰开我们的嘴，并把药丸塞进口中。另一名警卫则会紧接着朝我们口里灌进一杯水。第一位狱卒紧接着则会把手指塞入我们口中，以确定药丸没有被藏在牙齿后方或舌下。过程非常不舒服，但他们就是要确定让我们服下药物。

这些药丸究竟是为什么目的，又会产生什么作用，他们都没有交待。但谣言指说，吞药丸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不孕。这话在狱友之间口耳相传。但我们都感觉，这药的确对我们的经期造成影响。多数的狱友包括我在内，药丸的效用刚好跟努儿的相反：我们的月经在第一次服下药丸后，就突然停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都等着两位狱友归来。前两次狄儿娜兹被强暴时，她在早上大家上厕所的时候就被带回来了。因此努儿和我发现两人到早上检查床单时都还没回来时，就有点担心。「怎么会这么久呢？」努儿低声问我。

我用眼神告诉她，我也没有头绪。之后我们就忙着自己的事。狱方命令要我们绕着牢房跑步。我和其他上了脚镣的狱友跑起步来特别痛，因为我们脚镣随着每一次移动，都会刮我们的皮肤，而这边的皮肤又本来就都有伤。我咬着牙齿在跨出每一步。但没有脚镣的人能轻快地移动；因为房里实在人满为患，我们一下就被绊倒了。我也一样常常跌倒在地，而且要赶快爬起来，以免因为挡到别人，而被别人踩过去。

等到跌跌撞撞的跑步终于结束了以后，牢房的门开了，艾古儿被推了进来。她一进来就跪倒在地，开始大骂。「这些该死的杂种……」我听到她的吼叫，差点就笑了出来。这位女士昨晚肯定遇到很糟的事，但这可没有让她屈服，我这么想。但另一位狱友人呢？「狄儿娜兹人呢？」我轻声问她。

「狄儿娜兹死了。这些狗杂种把她害死了。」艾古儿的回答声音大到让人害怕。

我无法置信地看着她。她绿色的眼睛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泪水不停地翻涌着。这时，我才明白她说的是真的：我们的狱友没能熬过这个晚上。

「闭嘴，臭婊子！」扩音器响了起来，「不然就让你尝尝滋味…」这威胁完全不掩饰。但艾古儿可不吃威胁这一套。

「那些浑蛋把她害死了，没错。」她又说了一遍。「狄儿娜兹不用再受苦了……」

其他狱友一片沉默。只是张着眼睛眼看着艾古儿，然后咬住自己的拳头。在这里，如果我们想大叫或是大声哭时，就会咬住自己的拳头。我们把拳头往嘴里塞，好让声音出不来。

努儿现在血流得越来越严重了。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后来实在流得太严重，她的脸变得完全没有血色。看起来就像幽灵一样，需要赶紧送医急救。所以当狱卒来送饭时，她求了他们好多次，让她看医生。但我的请求都无人理会。警卫完全置之不理。

但有一天，就在我们在这地狱待了将近两个月后，他们忽然命令她跟他们出去。她被上了手铐、戴上头罩后，就被带走了。我真的不忍心看她离开，因为她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而且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她。是终于要给她治疗吗？还是要审讯她？她们要拿她怎样？在这边这段时日，我已经知道，这边什么坏事都会发生。可能是性侵，也可能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虐待。他们对我们完全为所欲为，毫不留情。

我在担心受怕中等待着努儿归来。女犯人接受审讯，通常会去一天。或者要是那些穿制服的人心怀不轨的话，那就是一个晚上。努儿始终没回来。到现在为止她已经消失两天了。我于是开始希望她是获得释放，还是被送到另一座集中营去了？可能是前者。毕竟她也不是什么危险份子。或许公安在虐待她一年，也观察了一年后，终于搞明白了。我非常希望我这个好朋友能够回到自己村里，再次和她的孩子见面。她一直在担心这三个孩子：「你能想像吗？我竟然会听信他们的话，以为审讯不会太久，所以就把他们丢在菜园里。」这话她跟我一次又一次讲了好多遍。

是啊，在牢里渡过两个没有努儿的晚上后，我开始在想：或许她现在已经和孩子团圆了，或许她已经从这个地狱活着出去了。我应该为再也见不到这个朋友感到高兴和满足。

就当我正要开始安于这个想法时，他们把努儿带回来了。两名制服公安打开了牢门，把她往地板上一摔。她的状况很不好：脸上都是伤，蓝色囚服上面到处都是血渍，有些地方干掉了，有些则还是刚流的。她的头发上也沾着血块。她明显是受到最严重的拷打。警卫显然是觉得这样可以让她招供，把在阿富汗的哥哥的讯息供出来。

努儿就这么躺在牢房地板上没起来，因为她完全没办法靠自己的力气站起来。她非常虚弱。而且我们还被命令，不可以去帮她，也不能和她说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在那里看着我的眼神。她眼里满是泪水，但我却不能为她做点什么。我只能这样默默地看着她，看得我心都碎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终究还是帮她了，至少让她坐起来。这时扩音器中传来指令，交待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努儿也尽力要跟上房里的团体活动。但身体实在太虚弱了，就是很难做到。

到了晚上十点奉命就寝时，大家同意，应该让她优先躺下休息。我则站在她旁边。到了几个钟头后换班睡的时候，我主动说愿意继续站着，好让她能睡下去。「你还是多休息比较好。」我低声道。

但努儿拒绝了。「我睡够了。」她坚持道。所以我们就换姿势：我躺着睡，换她站到狱友之间。直到今天我都后悔，自己当时没坚持让她继续躺着。

到了大概午夜的时候，我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我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努儿瘫倒在地。她因为太过疲累加上身子虚弱而跌倒，已经失去意识了。我赶到她旁边要照顾她。到了后，我听到她连续大声地唿出两口气。很深，让人不安的唿气声，像是从身体深处发出来的气息。努儿就这样吐出了仅存的生命。

看到她这样，我直觉的反应就是她死了。「努儿死了！」我大喊。

「安静，十七号！」扩音器立即回应。

我本来以为狱卒恐怕就要这样让她躺在那里，完全不理会我的求助。但监视器已经录下了这经过，而在另一头负责看监视器的人，很显然也明白这里发生什么事。于是没多久就来了两位穿制服的人员，穿过众人来到努儿身边。其中一人拉起她的手测她的脉搏，并证实了我的猜测：「二十三号死了。」他宣布。

围绕在我们旁边的狱友，叹息的声音此起彼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又咬住了自己的拳头，只因太难过又不敢哭出声。只有艾古儿跟往常一样，又愤慨地发言。「她真幸运啊，脱离了这个人间炼狱！但我们迟早也要出去的，不管是死是活。」她意有所指地说。「问题只差，下一个会是谁？」

「闭嘴！」警卫出声了。

但她完全不当一回事。「你们这些王八蛋报应很快就来了。」她信誓旦旦地道。

警卫就这样走了，连努儿也没带。她的遗体依然躺在她倒下的地方，在这个拥挤恐怖的地方，夹在我们之间。这时扩音器传来命令，要我们把手放到脑后，然后转身面对墙壁，闭上眼睛。但我还是从眼角看到经过。

几个身着黑色制服的身影进入房间，是公安单位的特种部队，但脸都用面罩遮住。这让他们和一般穿卡其色制服，且露出脸部的狱卒不同。

据说他们永远都戴着这些面罩，都不知彼此的真面目。这显示，当局其实多少担心，他们在集中营中所犯下的这些罪行，有天会被人揭穿。

这些蒙面特种部队拿了一把大钳子夹住努儿的脚，就这样像是拖死猪肉一样，把她拖出牢房。

这次的遭遇让我精神受到重创。那段期间，我总共在那边亲眼见到九起这样的死亡。但在努儿过世后，我丧失了求生意志。不管看什么，都让我觉得了无生趣。要是一切注定要在这里结束，那何苦再折磨自己呢？

艾古儿没说错：死真的是一种解脱。死对努儿是一种解脱，死对我自己也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也一样，再也无法忍受这压力了。我像行尸走肉一样照着要求运作，等候着哪天跟努儿一样的命运降落在我头上。

不用等多久，就在失去努儿三天后，二○一七年六月九日这天，我崩溃了。在忍受了将近两个月的牢狱之苦后，我失去了意识，被人抬出了牢房。

第8章 时时刻刻的跟监

醒来时，我身处明亮的房里，躺在铺有白色床单的床上。房里飘散着消毒用品的气味。我眨眨眼。一名穿着护理师服装的女士，正在我床旁的茶几上整理药物。茶几上有许多的药丸。我在医院病房里。当我想移动时，才发现手被铐在床上。

我看着床上自己的下半身。我穿着白衫，脚上也有脚镣。「她慢慢甦醒了。」我听到护理师在说。我还注意到她没穿制服。然后我又昏睡了过去。

下一次醒来时，床边坐了一位女医师。她用客气的褐色眼珠看着我。「你感觉如何？」她用维吾尔语问我。

这简直太不真实了。好久都没人关心我了。「谢谢，还可以。」我答。

「身上还痛吗？」

我迟疑了一下才答。她真的会帮我吗？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说，这里连医生的话都不可信。但她的样子不像是集中营的医师，她那鼓励人的笑容，让我对她有信心。「是的。」我说，用没被上铐的手指着肚子。「那里。」

她没有吃惊的样子。「你服用了太多药物。」她放低声音对我吐露实情。「接下来看看能不能不要再吃了。」我点点头，即使我不是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多喝牛奶也有帮助，能帮身体排毒……」

「好。」我一边说，一边安心了些。我有种感觉，这位女医师是真心为我好。「谢谢。」也因此我都鼓不起勇气问她，我什么时候要再回到牢里。

「现在你需要好好的静养。在健康恢复前，你可以待在父母家里。」

「真的吗？」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就算只是回家待一天，都让人欣喜无比，因为至少可以再见到两个孩子。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不抱这个希望了。

一天后，我真的获释了。一辆警车随之将我从医院带往警局。路上我开始担心，他们又要把我关进去。但没这回事。一名女公安只告诉我一件事，要我往后如何「趋吉避凶」，保得「自由之身」。「你要对自己的培训经过守口如瓶。」她强调。所谓的「培训」是集中营的代称，这词现在也渐渐在日常用语中普及了。「懂吗？」我点点头。

她又给了我一顶半长、深褐色的假发，好遮住我还没来得及留长的头发。「这个从现在起你就一直戴着。」她指示道。她要我说什么我都一律挂保证。「你变成什么样了？难道你想让爸妈有个犯罪的孩子吗？」在脑子里经常重复的这句话突然响起。我下定了决心，绝不再让爸妈操心。从现在开始，我要当个好女儿，好公民。

离开前，他们指派了两名汉族男性陪同我回家。他们虽没穿制服，但很明显他们是便衣公安。「他们以后就是你的新亲戚，从中国本土来的亲兄弟。」那名女公安说明。

这时我脑海中马上响起一首歌，是我们在牢中唱过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但我现在却搞不清楚了：我的亲戚？她这话什么意思？

「他们从现在起，会跟你还有你家人同住。」女公安进一步说明。「所以要好好招待你的亲戚。」

「那是一定的。」我答应她。

「我们的耳目什么都不会放过。」她提醒我，这话其实完全是多的：没人比我更清楚这种事了。

接着我就和这两人来到家门。爸爸开了门，却一点也没有惊讶的样子，显然公安早就告知他我会回家。或者该说是：我们会回家。不论如何，他完全不抗拒地让那两个人跟着我，进了我们家大门。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如果没有他们，在分离这么久后，我是一定会投入父亲的怀抱中。我会抱着他一起哭，并把被公安抓走后的所有遭遇都告诉他。但我却什么都没做。他也什么都没问，甚至连我这阵子去了哪都没问。彷彿我这么凭空消失两个月再平常也不过似的。

姨妈也一样一句话都没说。她在看到我时，只是咬着自己的手指，强压着满眼的泪水。「米日古丽。我希望你没事。」她强自压抑地道。

「是的，妈妈。」我也同样压抑情绪地答道。「孩子们呢？」

「伊莲娜！莫亚兹！」她喊道。

两个孩子见我们到家原本跑掉了。她们现在已经两岁大了，但很怕生，因为很少机会见生人。听到叫声他们从卧室探出头来。看到女儿纤细的黑色卷发、儿子依然偏大的头，以及像他爸爸明亮的眼睛时，我一颗心高兴的蹦蹦跳。

我张开双臂，自以为是地期待着他们投入我的怀抱。但他们却始终站在门边不动，满脸不解地看着姨妈。「快来啊，你们两个！」姨妈催促他们。「快过来跟妈妈打招唿！」他们迟疑地从躲藏处走过来。

「妈妈？」当我抱着莫亚兹时，他问道。他似乎还对这一切摸不着头绪。我潸然泪下。

「是啊，我是你妈妈啊。」我想让他知道。

「妈妈就快回来了。」艾莲娜却这么说。

「妈妈已经回来了。」我纠正她说。她带着怀疑地看着我。当我想要轻轻亲她一下时，她却转过头开始哭了起来。

「我是你们的妈妈啊。」我再一次跟她说。但一点用也没有。

「妈妈就快回来了。」她坚定地又说了一遍。

这真让我心痛，但我不让自己因为他们的排斥难过。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只是一时之间无法接受。我入狱时他们都还太小，所以现在一定认不得我。事情演变成这样让我深深自责。

「妈妈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我跟他们强调，虽然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否能够做到。只是当下我真的很想让他们知道。因为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再也不和孩子分开，然后看着他们平安健康地长大。

那两名汉人便衣就这样搬进来住。他们完全一副是来家里作客的亲戚那样。但他们不是那种到访时，会让大家兴高采烈、受到欢迎的亲戚，而是那种不请自来、给人增加麻烦的亲戚。他们擅自参与我们所有日常活动：吃饭的时候，他们自动併过来，要求也要款待他们，这让我们很为难，因为我们自给都不足了，还得张罗他们两个。当我跟孩子们玩耍时，他们也紧盯着不放。他们出现在我们家各处，连卧室也有他们的身影。而且他们一副住定下来没打算搬走的样子。

刚开始我们完全搞不懂该怎么拿捏。但这也不是我们家第一次出现公安驻扎了。只是，之前来的那些至少穿了制服，所以很清楚就是外人。但这次这些所谓的「亲戚」，却是完全不给我们保持距离的机会。

头几天的晚上要就寝时，爸爸原想按接待其他亲戚的方式，在家里客厅给他们弄个地方供他们就寝。但那两个公安不高兴了。「我们不睡客厅，我们睡卧室。」他们道。所以爸爸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两间卧房让出一间给他们，这房里有木板床和地毯。原本这两个房间一间给爸妈睡，一间给我和孩子们睡。但即使这样，那两个汉族公安还是不满意。「我们是你们最亲的亲戚，我们要跟你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他把话挑明了说。

然后他们还坚持说，他们一人要跟我和孩子睡，另一人要和爸妈睡。爸爸一听到整个脸涨到通红。他身为穆斯林，一听到家中妇女、姨妈和我，竟然要和陌生男人同床，简直是恼火到了极点。一般情况下，有人敢讲这种话肯定会被他赶出我们家，甚至毒打一顿。但这次他却克制住自己的脾气，努力看有没有办法，减轻对我们的伤害。重要的是，绝不能让家中任一女子单独和他们其中一人同床。所以最后想到的方法就是大家一起睡：姨妈、我、还有两个孩子，跟其中一名汉人睡。另一名汉人则和爸爸到另一间房，睡另一张床。

这样那两名汉人就不能对我们动歪脑筋，而汉人公安每两周会换一次班。都是同样的「不速之客」，完全不懂礼貌。我猜想他们应该都是中国内地一些没用的人，失业者。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像是他们才是主人一样。他们来这里的任务显然很明确，那就是糟蹋我们，表现得越差越好，好把我们弄得鸡犬不宁。我们可不是唯一遭遇这种事的。这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任务：当时大约有十分之一的维吾尔家庭都有这种汉人「亲戚」进住，让这些家庭的私生活都遭到侵犯。在将我们关进监狱、集中营之外，二○一七和二○一八年，我们还遭遇了这种极度的侵害。

基本上，当时整个新疆就像是一座没有墙的集中营。或者该说是藉由这些「入住亲戚」，不管你身在集中营内或外，都像在集中营内。他们出现在人民家中，等于是把集中营内的监视和非人待遇带到了人民家中，无处不在。即使在我们最私人的空间，维吾尔人的卧室里，都难逃中国政府的暴力行为。

在我们的社区，我们就像是古代的痲疯病人一样。邻居虽然是远房亲戚，总避着我们，而且如果没有必要就绝对不跟我们说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万一要是给当局知道我们之间有来往，可能会给他们招来麻烦。而即使我们自家人之间也不再说话。之前我跟爸妈常聊天。就算是我在中国那边念书，或是到埃及念书，我也常打电话回家，向他们报告我的生活，或是询问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但现在却都没有了。只有跟孩子们，我们会讲一些童言童语。大人们之间的沟通限缩到只剩下眼神的交会。但即使是这样，那些公安还是紧盯着我们不放。

我们的汉人「亲戚」不停在记笔记。比如，我和爸爸意味深长地交换眼神时，他们两个立刻就会在笔记本上写下来。他们每天会跑一次警局，把这些笔记本送过去，以报告我们的动静。他们也可能是在这时接收新的指令。但，他们不会两个人同时去，因为怕我们没人监视。

我们的家庭生活深受其苦，连带家人间的关系也饱受其害。对我而言，最糟的是看到我父亲因此变得疏离而充满无力感。从小到大，他在我眼中始终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连入狱后我都没有改变这看法。我始终深信父亲总有一天会救我出去。但现在的他，却变得跟我一样无助。这让我难以接受，我不想要这个成了行尸走肉的父亲，我想要回那个我深爱的、强壮的父亲。所以我会避开他的眼神。他人虽然在，却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人了。

这让我益发感到寂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家人在我们眼中都成了空有形貌的贴纸一般，像是假人娃娃，外表虽然一样，但里面都变了。

要承认这件事真是让人痛澈心扉。虽然爸妈明明就在身边，却没有人可以让我吐露心声。相反的，不管何时何地，我都要戴上一副面具。即使是在孩子面前，我也要想办法装成另一个人，以免他们受到影响。不管气氛有多古怪，我都会装作没事一样。不管在吃饭时，或是玩耍时，我都会强颜欢笑。

家里只剩下洗手间是唯一可以解放且做我自己的地方了。这边不会有人跟踪我，也终于可以好好的痛哭一场。我常常会躲进洗手间放声大哭。偶尔，我还会想趁着没人监视时祈祷。但我不确定，洗手间会不会也被人装了监视器或窃听器？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更何况，我也不需要有正式的祈祷仪式了。在监狱、集中营时，我学会了可以不靠念诵经文或向麦加朝拜就进行祈祷。我现在不分时地，都可以和我的神说话。我现在和神的关系比以往更好，因为祂是我唯一可以信靠的对象了。再者因为我的一切都被夺走，连我最亲爱的人都变成中国的傀儡，神因此成为永远可以企及，又永远都在的人。

多数时候，在家里我都会和那两个公安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老是跟在我后面。他们必须要交报告，但我们又没什么值得报告的。照顾两个小孩的日子实在是乏善可陈，所以他们也常觉得无聊。

只要爸爸一不在，他们两个就会对我和姨妈得寸进尺。其中一个很胖的公安总是偷偷摸摸跟在我后面。比如要是我去厨房给孩子弄吃的，他也会跟去。我都还没打开橱柜，他就会用那没力气又肥胖的手抱我。这让我觉得特别噁心，不得不喝斥他住手。「你别碰我，不然我跟你主管告状。」我威胁他。

他却被逗得更开心。接着他靠得离我更近，近到我都闻到他唿吸的臭味。「你试试看啊。」他笑着道。「你真以为你能动到我吗？你真是高估自己了呢，姑娘……谁都动不了我的。」

「我倒要看看！」

「你别太得意了。」他警告我。「难不成你想再进监狱去吗？」

这时候刚好两个孩子进来，他这番毫不遮掩的威胁立刻奏效。这个人比我孔武有力，我又不能激怒他。但我要如何保护自己不被他侵犯呢？

「你有胆碰我看看。我身上有传染病。」我终于想到。

但就连这样也改变不了他的心意。他变得越来越放肆。隔天，家里又只剩下我和他两个大人时，他居然把手伸进我衣服里，摸我的胸部。

比这还糟的是晚上和他同睡一床的时候。一开始他是睡我父亲那床的，但后来他们公安之间对调，变成他睡我和姨妈这床。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和衣而眠，这样睡前就不用在他们公安眼前更衣，睡前就只要帮孩子更衣就好。当晚我们上床后，姨妈靠墙睡，我睡她旁边，我另一边则是两个孩子，最后则是那个陌生胖子。我一直保持清醒，因为我有非常不祥的预感。中间一度我不小心睡着时，就觉得那男人的手突然摸进了我的头发。我大惊失色。「马上住手！」我低声制止他，深怕惊醒孩子。

「那你跟我出来。」

「怎么可能？你要是再不住手我就叫人了。」

「那孩子们会怎么想？」

在这样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倒不如回到监狱里去，那边至少每晚我们都是跟妇女一起睡，没有男人。直到今天，讲起这样的事都让我觉得很丢脸。但这是真相的一部分，所以我要把它说出来。

我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恨透了这个男人。可以的话，我恨不得送他归西。我期待他被换走的那天，但没那么快。

睡在他旁边却失眠了好几个晚上后，我的杀人念头益发强烈了。我开始想着哪里可以找到刀子，好拿来割断他的喉咙。下一次他再摸我，我就把他喉咙割断，管它后果怎样。有时候胆子大了，也自觉强大时，我会这样想。但有些日子胆子小，无力感强烈，被绝望淹没，我想要结束的却是自己的性命，而不是他的。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刀子看来是必须的。

所以我就开始寻找刀子，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因为在几个月前，中国官员早就已经挨家挨户到维族人家中，将我们的刀具都没收了。同时他们还颁布一项规定，要求新疆每一家只能拥有两副刀具，一副是用来切肉用的，另一副则是切蔬果用的。这两副刀具由政府配给。所以当局那里很清楚每一家所拥有的刀具。为了确保这些刀具不至遗失，甚至还在刀上标上识别码，以及定位晶片。爸妈在家中厨房也有两把这类刀具，两把全都上了炼子，完全不让你拿到别处使用。

我很快就发现，用刀子杀人的奇想绝对不可能实现，因为根本找不到刀子。又或者该说是我太胆小，不敢引那汉人进厨房。我家邻居帕汀美胆子可就比我大的多，但她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有一天晚上，我又同样无法入睡时，听到楼上传来尖叫吵闹声。似乎是有人吵架，还有尖叫声。惊惧中，我认出那叫声，是我家楼上邻居八岁大小女孩的声音，邻居帕汀美的女儿。

我们跟这个楼上邻居之间完全没有互动。我从集中营回来后，姨妈才告诉我，他们家男人去坐牢了。也因为这样，我们一家都没和她说过话。在楼梯间偶尔碰面时，我更不敢和她说话。「这样比较好。」姨妈认为，「我们自己麻烦够多了。」这我可以理解。没多久后，爸妈和我就注意到，有一名汉人入住帕汀美家，和她以及女儿住在一块，我们当然都能意会，也只能耸耸肩。但她们寡母孤女地被迫要和一名汉人男子同住，却让我们深深替他们感到担心。但是当局要「亲戚」入住你家，根本就不由你拒绝。

帕汀美家跟我家一样，这时已经有这么一位亲戚入住好几个月了，这个入住亲戚每两个礼拜会换成一张生面孔。他们家的这个亲戚，也一样跟他们同睡一张床。我们也心知肚明，这个入住的汉人亲戚，会利用帕汀美先生不在的弱点，占她的便宜。我真的不敢想像她每夜要忍受什么样的待遇，肯定一定比我在我家的遭遇更差。但那一晚吵到我家都听到的噪音却是跟往常不一样。「你手给我放下来！」我听到帕汀美的声音。接着又听到她女儿的尖叫声。楼上发生了什么事并不难推测：那汉族男子当着妈妈的面，强暴了她八岁的女儿。我浑身颤抖。姨妈也是整个人直挺挺的像石头一样，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静静听着这恐怖的事件。

之后有阵子突然安静了。但接着又出现新的冲突，还听到帕汀美尖叫。我想要遮住自己的耳朵。或许他这时换成性侵孩子的妈了。这样听着却不能做什么，真的让人难以忍受。我真的很心疼帕汀美。她年纪跟我差不多。我在心里想着，如果让我看到有人伤害我的儿子或女儿，我会有什么反应。但这真的很难想像。或许我会不顾一切去掐他脖子，即使赔上我自己的性命也无所谓。

这时突然间我又听到一声大叫，然后就是有人呻吟的声音。这次的声音换成是那个男的。接着则是喘气的声音，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这也太古怪了。我们楼上邻居家里现在是什么状况？

那一晚剩下的时间一片死寂。从我们家这边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隔天一早天刚发白的时候，警车鸣着警笛来了。五、六名公安冲进帕汀美家中，将我们的邻居戴上手铐，押下楼梯，将她推进停在我家门口的警车里。她家里那位汉族「亲戚」则被人用担架抬下楼梯，已经死了。前一晚，帕汀美引诱他进家中厨房，然后在那边用被炼住的切肉刀，刺入他的心脏。

从此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位邻居了。邻居间传闻是说，她早就想对这名汉人室友或他的前一任用毒，但一直没成功。没多久大家又知道了，帕汀美被以谋杀罪判处死刑。这我一点也不意外。她女儿后来的下落呢？我无从得知。当时她也被带走了，可能是送到国家教育营去了。

这类故事真的不胜枚举。许多维族男人从高楼跃下身亡，因为他们不忍眼睁睁看着家中妻子或女儿被这些汉族人强暴。维族人之间瀰漫着浓厚的绝望气氛。

再没有比让这些汉人男性「访客」强迫入住，更严重侵犯维族家庭的事了。因为男性真的可以做出很恶劣的事。我不知道，政府将这些男人往我们家送，究竟是在想什么。这背后有什么阴谋？我的推测是，他们会不会想藉由这个方法，把我们赶出公寓或家中。我也常听说，当这些家庭的原屋主被送到集中营后，他们的家变成是这些汉人访客在住了。然后这些汉人就名正言顺地鸠占雀巢，成为这些维族住家的主人，可以说是从此永远取代了他们。我猜想，这些所谓的「到访亲戚」会不会是大型的移民计划，要把内地的汉人移往新疆定居。

后来我们全家都被拘留以后，我们家里的那些汉人访客，也真的就住在我们家不走了。

第9章 死劫难逃

二○一七年十一月间有天半夜，我被响亮的狗吠声吵醒。强烈的光线让我睁不开眼睛，孩子也哭了起来。四名公安突然出现在我们床前。我怕极了，但对于这次突袭却不感到意外，我早算到这事迟早会来的。毕竟我是因为身体健康极差才得以获释返家，获得短暂几个月的自由。他们现在只是来抓我回去而已。

这种遭遇也不是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那段时间再次出现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许多维族人因此干脆和衣就寝，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早晚会在夜里被人抓走。一位知名的维族歌手就在网上贴了一则文章，文中他用外界难以破解的方式告诉他的粉丝，他其实长时期都活在会被捕的恐惧之中。这位歌手也真的从二○一八年以后，就忽然消失无踪。大家都猜测，他是被中国当局逮捕了。

我们家就跟所有维族家庭一样，大门被要求不准上锁，目的是要让这些汉人随时可以进到我们家。我们也都会把鞋子摆在床边方便拿到的地方。但是，当恶梦成真时，却还是让人深受震惊。

公安当着吓坏了的姨妈眼前把我上铐。「站起来，快点！」他们在狗吠声中大吼。但这吼声压不过孩子们歇斯底里的哭声。孩子们哭到姨妈也没办法安抚了。「你们为什么要带走她？」姨妈喊破了嗓子。「她到底做了什么？」

「你给我闭上嘴，不然连你也抓走。」那几个公安威胁姨妈。

他们用手铐硬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我重心不稳跌了个狗吃屎。「马上给我起来！」他们大叫，我挣扎着站了起来。我也很想赶快就把这场面收拾好，因为我不忍心看孩子这么哭喊下去。所以我完全不抵抗，任由他们把我拉到门口。

「等等啊！」姨妈喊着，从后面追来。她手中握着我的靴子。「最少也让她把鞋子穿上吧！没鞋子怎么走路！」

那些公安完全不理会她。他们硬是把我朝大门方向推，然后就拿头套往我头上罩。「快走！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他们不留情地催我。

「别这样，鞋子！」我听到姨妈在后面喊着。就在他们把我带出家门后，都还听到她和那几名公安在大声商量着。显然让她成功说服了其中一名公安，就在我要步上警车时，公安把鞋子交到了我手上。

「走吧，穿上它。这样就不会着凉了。」他半讽刺半同情地道。公安将我载到警站后，就很粗鲁地将我推下警车。我很庆幸脚上还有鞋可以穿，因为那时已是十一月，冷得刺骨。气温已到零下。虽然他们载我到了警局，但那里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暖气。

他们把我关到地面层的牢里，里面小到我连双臂都伸不直，动也不能动。牢房直接面对走道，而我面前有道铁窗。塑胶地板很冰，所有的墙面都铺上灰色泡棉。这样做目的很明显：很多犯人会撞墙自尽。这些泡棉能够防止这种举动。

我不能说我有厌世的心理。如果能由我决定，我绝对不会轻易了结自己性命。我想，任何有着三岁孩子的母亲，就算情况再艰困，也绝对不忍心这样做。母亲为了孩子，必然充满求生意志，更何况我还觉得活着是义务。但我其实已经失去了斗志，在三度入狱后，我的感觉已经迟钝。我很清楚，不管他们要在这里对我怎样，我都无能为力去阻止。我只能默默承受命运之神的安排。

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等候着他们的审讯。我回想着过去所接受的审讯，以及他们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他们会再一次这样对我吗？会再对我施加酷刑吗？这些人究竟想从我身上问到什么？我又到底犯了什么错？尽管我在埃及的那段时间被他们监控得那么严密，一秒也没松懈过，但他们也无法提出任何具体的指控。同样的在新疆这边，我不也是同样活在他们的全面监控之下吗？

对于这事我思考得越久，我益发相信这次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这么一个带着两个稚龄孩子的弱女子，还被居家监禁，能做出什么违法的事来呢？他们肯定只是想吓一吓我，或者只是想审讯我，然后就送我回家。何况，有两名汉人入住我家，把我关进来跟放回家中，又有什么两样？

我等了又等。却没有人过来带我去审讯，也没人来跟我说话。铁窗外天光落下，我知道我已经被囚禁了两天，还被两具监视器监看着，就这样待在这个四面是灰色泡棉的狭窄空间里。这让我开始纳闷，公安这样做，目的究竟为何。这是他们想出来的新式刑求吗？那接下来又会是什么？是审讯吗？还是放我自由？或者移往别的监狱？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三天后，警卫终于打开我的牢房。当他们给我戴上头套，并拉着我的手铐往外拖时，我心想，也该是时候了。他们要拉我去审讯了。

他们带我进一个房间。当我的头套被解开后，眼前突然灯光一亮，我张不开眼睛。但我马上就看到好多位公安坐在我旁边。座位排列的方式就像是法庭一样，只差没有法官或陪审团，而是着制服的人。

「所有曾经在国外定居的维吾尔族人，现在都已经被中国政府引回国内了。」审讯的领导是位汉人，这是当然的，他开宗明义就这么说道。我觉得，在座的几位公安中只有一位是维吾尔人，其他公安则都是外省人。

「上述这些人我们也都审讯过了，尤其是那些跟你一样，曾在开罗待过的维族人。你在开罗的作为，他们也都有目共睹，因此现在我们已经有许多关于你违法的证据。你再否认也没用了。你所有的犯行我们都有证据……」

我真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他讲的犯行到底是什么？我根本什么都没做过！

「所以不要再干蠢事了，要认罪就趁现在。」他突然看着我道。但我什么也没办法招啊。因为我根本一条罪也没犯过，要从何招起。

「要是你自认什么错也没犯过，那就直接告诉我们。」他这么说。

「但我的确什么罪也没犯过。」我向他确认。「是真的！」但我明白，这话他绝对不会满意。我毕竟已经对审讯很有经验了，所以我知道：不管我答什么，这汉人公安绝对不会满意。他们总会觉得我肯定有哪里没照实说，但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总不成为了让他们满意，我就随便编个谎话吧。所以我就不再开口了。

这却换来他的训斥。「你明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却不肯招认。」审讯主持人这么坚持道。他勃然大怒。「我们给你做了那么多训练，你一点也没派上用场。真是不知好歹。」他这么指控我，「你罪证确凿，却死不肯招认！」

这时另一名公安也加入了对我的指控。「真是忘恩负义。」他指责我。「真是辜负国家对你的厚爱。」

他们越说越生气。我只是等待他们给我更多肉体上的痛苦。基于过去审讯的经验，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他们却碰也没碰我一下。这可非常不寻常，因为他们明明人手一只警棍。

慢慢的我察觉到，这次他们要跟我玩另一种游戏。这次他们的玩法远不是单纯肉体上的暴力，他们要让我精神上疲累不堪。

「我们为什么该对你动手？」其中一人对我说。「那也太劳师动众了。我们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现在被列入第二级重刑犯。所以要不现在就认罪，不然就等着被处死吧。」

他停了一下，让这番威胁迴响在房里，其他人还在一旁观察我的反应。但我却一点反应也没有。虽然我心里其实很怕真的要没命了，外表上却还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我猜要是一个人内心已然麻木时，大概就是这样吧。过去几年这些公安和狱卒们已经对我坏事做绝，现在就算是最严重的威胁，也已经对我起不了作用。要把我处死？经歷了那么多，这有什么好怕的？难道要我潸然泪下，哭哭啼啼地求他们饶我一命吗？怎么可能。现在的我就像有一层看不到的防护网环绕着我一样，这防护网让我一丝情绪也没有了。

他们看到我这么无动于衷，更是变本加厉地折磨我。「你真的会被枪杀喔。」他们开始描述我离死刑不久的状况。「所以我们也就不多折磨你了。没什么意义。将死之人，就不用多加折磨……」

「可惜啊，可惜像你这样一个女子。」另一人也帮腔道。「我们尽力想帮你。但我们的耐心也是有限。」

他们想要让我以为，我的判刑差不多已经定了。「要想扭转判决，就只有乖乖认罪。」审讯主导人这么道。「所以你好好考虑清楚。我们给你些时间，让你想清楚。」他一副深感惋惜的样子。「要是真的被处死了，那可真是让人遗憾呢。」

就这样，审讯结束了，我又被送回牢房，两名警卫再次把我戴上头套，领我到一辆停在院中的接泊车。「上去，脚抬高！」他们喊道。

「你们要载我去哪？」

他们不回答，只是一味粗鲁地把我往车里推。「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接着他们启动引擎。车行二十分钟后，经过一个拒马，停到警戒线隔离的区域里。集中营吗？还是监狱？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差别了。

进去前又要脱光身上的衣物。一名着制服的医生为我检查，判定我的健康状态可以监禁。接着就剃掉我的头发，戴上新的手铐和脚镣，发给我囚衣、这次不是蓝色，而是橘色。「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那位发给我囚衣的女士问道。她脸上露出不屑。「那表示你是重刑犯！」

这橘色囚衣就像是诅咒一样。凡看到的人，立刻知道我属于哪一类的罪犯。狱卒更是绝对不会错过机会提醒我这件事。「你日子不长了。」他们常会告诉我。「现在就差最后判决而已。一旦判决定谳就是你的死期。」还不只他们，其他狱友也都认得我这身囚衣。

一开始我没跟其他犯人关在一起，而是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这牢房跟上次那间一样：窄得可怕，又冷，墙壁也贴上泡棉，任何声音都被隔绝。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吸音棉盒子里一样。他们大概是想再给我机会改变想法，照审讯主持人要求的那样认罪。但是虽然他们把我单独囚禁，却对我产生不了作用。后来狱方大概也察觉了此点。所以在关了我十天后，就把我关到另一间房，跟二十个女狱友关在一起。

这间牢房中所有的囚犯都穿蓝色囚衣。当她们看到穿着橘色囚衣的我进来时，全都不屑地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她们都不跟我说话，连低声打招唿都不肯。好像我有严重传染病，触摸到会被传染一样。就连眼神的接触，她们都会避开。只差没露出不屑的表情而已。

但有一个人例外。在最里头的角落，我发现有一位狱友跟我一样穿着橘色囚衣，也一样戴着脚镣。她的体型高大，但却非常瘦，可以说是瘦骨嶙峋。她的皮肤非常苍白，眼睛凹陷，简直就像具干尸一样。但她却是唯一对我露出短暂微笑的人。随后我才知道，她是古芭贺儿，等着被执行死刑有十九个月之久了。

在这里，她跟我一样被众人所唾弃和闪躲。其他的狱友都视我们为危险人物，怕跟我们有接触而惹上麻烦。跟过去一样，牢房里到处都是监视器，监看着我们所有举动。我们两个「重刑犯」更是遭到特别严密的监管，也因此这些狱友们可不想冒险跟我们接近。

这样被群体毫不掩饰的蔑视，是我以前从没遭遇过的。之前的监禁虽然饱受折磨，但是层级上不同。其他地方，主要都是外在环境的折磨。那边的狱卒被隔绝在铁窗外，而我们犯人在窗内，大家站在同一边。但在这里，大家却不站在同一边，至少不和我与古芭贺儿站在同一边。我们要特别提防其他狱友，因为她们之中有些人会和狱卒勾结：为了要获得更好的餐点或是其他的好处，她们会跟狱卒密告我们两个。但我不知道她们会不会密告其他狱友。总之，因为她们这种作为，让狱中瀰漫着不安、互相猜疑的气氛，让我觉得这边没有人可以信任。

也因为这样，古芭贺儿对我的反应更让我意外。她虽然身体状况堪怜，但她永远把头抬得高高的，高到让人几乎以为她对自己的状况非常骄傲。她非常有礼貌，对人都很客气，尽管其他狱友总是对她很不友善。有一次，一位狱友抢走她的午餐馒头，当着她的面一口吃了，她也只是回以和气的微笑。

就连狱卒故意找她麻烦，不让她好过，她也是默默承受。他们遇到她时，不像一般犯人都是叫号，却故意叫她是「恐怖份子」。「喂，恐怖份子，立正站好！」他们会这样命令她。然后大家就知道指谁。看到他们这样待她，总是让我很替她难过。但古芭贺儿却是一笑置之，逆来顺受。

也因为这样，一开始我以为她精神失常了。但后来我就瞭解到，她这种和善的态度发自她的本性。而我猜，她是在私下暗自决定，不管周遭对她多恶劣，她也不要改变她的友善。「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害怕。」有次她低声这么对我说。她甚至为那些折磨她的狱卒辩护。因为她这种人生观，让我对她格外欣赏。因为透过这种态度，让她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于那些伤害她的人的层次上。她没跟那些人站在同一个层次上一般见识，反倒是站到了道德的高点去。这让我深感惊奇。

我就没有这么宽宏大度了。被那些狱卒滥用权力欺负，或是被其他狱友当成狱中最低阶犯人时，我总是忿恨不已。这也让我常感到绝望。有一次，我坐在地上，以为别人没注意到我时，不禁潸然泪下。我刻意把头转到监视器拍不到的地方，以免扩音器会讲出羞辱人的话。但却没注意到，古芭贺儿就坐在我旁边。

「嘿，不能哭。」她低声对我说。「要抬头挺胸。我们一定会撑过去的！」她的声音像是醍醐灌顶一样。「在国外的维族人正在努力，要终结这边的不公不义，很快就会结束了。到时你就会看到：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族人会来解救我们。你等着！要维持尊严，因为他们很快就要来了……」

尽管对她这番话我有所保留，但听她这么说还是让我得到安慰。因为，至少就我看来，古芭贺儿说的没错：就算他们让我们充满无助，也不能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尊严只有自己能践踏，不能让别人来践踏。是的，就算我会死在这里，这念头当下掠过我的脑海，但我还是要抬头挺胸。我看着古芭贺儿，她的笑容鼓励着我。

如今每当我想到她，我就会哭。那个充满自信的古芭贺儿现在不知怎么了？或许她已经被判死刑、遭到枪决了。我无法想像她还会在人世。

我的第三座监狱中，每日行程跟我前座监狱有个最大的不同处。前两座监狱把对犯人洗脑视为优先工作，这边则没有这情形。前两座监狱都要求我们背诵《红书》和口号，或是唱红歌。这边也不会命令我们踏步行进。这边比较像是一般罪犯的保护管束中心。除此之外，当局没有多费心力想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这也意味着我们每天过着很无聊的日子。既没有上课，也没有唱红歌，整天就是无所事事，除了坐着等放饭。早上喝稀粥，中午吃石头般硬的馒头，晚上则是配给白饭，份量刚好让人饿不死。我老是觉得饿，身体很虚弱。狱卒也表明得很清楚：「你反正死期不远。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你只要撑到判决下来就够了。」

但最终的判决一直没下来。每天一早，我都盼望着今天就会是决定我宿命的那一天，但我没有一次猜对。到后来，我真的等得好累，于是就盼望着法官或哪个做决定的人，快点判一判，好让我了结这无尽的等待。这种不确定感，再加上害怕一切很快都要过去的恐惧，还有不断浮现的新希望，让压力升高。我真的很想有个肯定的答案，知道自己究竟是会死还是会活。

在等待过程中，我多次换了牢房。官方的说法是这个集中营人满为患，要将我移到别间，好空出位置给新犯人。但我猜真实的原因应该是他们不想让我和狱友建立感情，因为这会让我心情稳定。因为团结是一种强烈的联结，让人在不管多艰困的环境中都撑得过去。

但不管我到哪个牢房都发现，那边的狱友全都被狱方先「打过预防针」。狱卒早就警告过她们，凡是看到穿橘色囚衣的重刑犯，不要打交道，最好完全不要交谈。也因此不管我走到哪儿，就感觉到一股恐惧和厌恶之情向我涌来。慢慢的，我干脆认命，接受自己被人唾弃的身分，再也不主动和人攀谈。

但我总会对其他狱友感到好奇，尤其是那些定期被送进来的新犯人。她们不见得是刚从家里被送进来，而是可能已经在这个地区其他集中营待过。所以每当她们讲述自己在其他集中营的遭遇时，我就会张大耳朵在一旁默默听着。这让我对且末的普遍状况有了相当多的瞭解。

这情形在二○一八年的春季最为严重。在当时，且末的每一个维吾尔家庭，都最少有一名亲戚被关进集中营，毫无例外；甚至还不乏整个大家族全都因为有嫌疑而入狱。

而他们这套监禁维族人的系统大致上是这么运作：在搜集到维族犯人足够的可疑证据后，当局就会下令拘捕，所谓的证据包括，像我这样在国外留学、又和埃及人通婚的。一开始他们会先展开长达多日的侦讯，然后就送这些人入狱，再依所搜集到的资讯，依轻重将犯人分类。当局眼中认为没有犯罪、或情节较轻的犯人，入狱那段期间就要进行劳动。这些人要整天劳动，直到要就寝时才会让他们回到牢房。白天则会送他们到各地工厂，多半是成衣加工厂。只有那些跟我一样的重刑犯不会被要求强迫劳动。原因很明显：当局担心，我们会利用工作机会自行了断。因为很多这样的人都不求别的，只求一死了之。

有一次有位新到的狱友，她的双手皮肤严重脱皮。「我想是他们工厂里的化学物质造成的。」她对其他狱友说。「在哪里？你们在那边生产什么？」我鼓起勇气问她。她因为刚来，狱卒还来不及给她洗脑让她躲着我，所以就意外获得她的回应。

她说，她去的是一家烘焙食品工厂，负责制蛋糕。每天早上四点，汉族警卫就会将她们戴上眼罩，带她们前往厂房。在生产线上工作十五个钟头后，晚上再送她们回到集中营。「那边是有乳液，但那是给主管用的。我们不能使用。」她告诉大家。

另一名新到的狱友是我之前就见过的。她叫莫嫣，我在村子里时就认识她。她因为家境好，所以常会给贫穷人家的孩子送衣服穿，外婆和我也收到过她的善意。她送我的是一件淡蓝色的套头毛衣，陪我渡过好几个冬天。

莫嫣的先生长她十五岁。他很富有，还送给她一辆车。每当看到她驾车驶过，村里的小孩都好羡慕她。但她的先生也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也因为这样，他很早就被当局逮捕，送进集中营去。他在集中营中过世一年后，公安找上莫嫣，把她带走了。

莫嫣讲述这经过时一直哭。我好想安慰她。我好想告诉她，我多喜欢她送我的套头毛衣，好温暖又好柔软。但我阻止自己，因为我注意到，她好像不记得我，或者是假装不记得。我也不想连累她，让她被监视器看到原来她和重刑犯是旧识。这件事就让它成为秘密，不管她知不知道，而这正是我对她善举的回报。

「五十四号出列。」一天早上狱卒来牢房大吼。因为套着脚镣，我踩着小碎步奔向这位狱卒。他又要带我去另一座牢房吗？因为实在被换过太多次牢房，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几个月来，我从一座集中营被赶到另一座集中营。

「你的判决下来了。」他们直接告诉我。「你被判死刑。」

即使在服刑期间我经常想像判决下来的这一刻，消息真的到来还是有如一记晴天霹雳。判决结果已经不容任何美好的想像了，我是决计不可能盼到逆转命运的奇迹。我的未来已经盖上了封印，不用再期待美好希望了。

他们领我出牢房，带我到一间单人牢房。那里的空间相对舒适点，最少比起之前的牢房都好。牢房里甚至有张窄床，以及椅子和小桌子。就我看来，根本是奢侈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意外入住旅馆一样。更不得了的是，狱卒竟然帮我把脚镣给除了，只剩下手铐还在。「这样你才可以好好享受仅剩的日子。」他们好心地说。

「谢谢。」我勉强挤出这两个字。突来的消息让我措手不及，一时之间心慌意乱。但这解脱却无法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它反而让这迟迟未至的终结变得更加实际和确定。而那些公安藉这特殊待遇，对我表达的事更是一目瞭然：「我们没在跟你开玩笑，我们真的没要让你活下去。」

他们怕我怀疑，还紧接着把整个处决的细节说出来。「有两种死法。」其中一人道。他是汉人，是两人中阶级较高的：「看是要枪决小队，或是毒液注射。」我看着他，尽量不让他看出我没有头绪。他讲起处决来一副稀松平常的样子，像是在选晚餐一样。我不说话。「你大概是在想，这有什么差吧。」他迳自接下去。「那我说明给你听吧：注射死亡时间会比枪决长一点，要等到毒液在体内发作。而这长短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一点剂量就够了，有些人在二十分钟后又要再被注射一遍，因为死不成……这类人只会一直痛苦挣扎，但心跳却还是继续……」

我点点头，心里却觉得他的说明让人很难受，因为他这话让我不断想到我被处决时的样子。但或许，这正是他这么鉅细靡遗为我说明的目的所在。

「枪决的话就死的快些。」他继续讲下去。「我们的行刑枪手很优秀。三枪就让你完蛋。要是我是你的话，我会选枪决。」

「好。」

「不过呢，这可不是免费的喔……你身上有钱吗？」

「钱？」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处决也要钱？」

「没错。一枪六百元人民币。要预付喔。」

「我了解了。」我边说边摇头。我一阵噁心。他这是在建议我，为了处决自己，还要跟家里开口吗？这可真是多此一举。「没有，我一毛钱也没有。」

「那就只有接受注射了。你要先签切结书，表示你同意进行注射。还有，你死后，遗体归医院所有，可供医学实验使用。」

那名公安答应我，会尽快把所需的文件带来，然后就丢下我离开。我灰心地躺在小床上。就这样？我自问，我这一生就这样结束在一剂注射吗？我才只有二十七岁，连人生的滋味都还没有真正尝到呢。在学校毕业后我好多计划，壮志凌云，去国外留学。现在却只能躺在这里，等待着处决。我想不透，怎么会走到这地步。我是哪里做错了？

当天黄昏，一名汉人和一名维族女狱卒带了食物来到牢房。我发现，她们现在对我要比以前都和善得多，彷彿同情我一样。伙食也比较好，不再是以前干掉的米饭，而是洒上红辣椒粉的炒饭，香气四溢。端起碗盘时，我肚子都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那名维族女狱卒肯定听到我肚子的声音，还祝我用餐愉快。她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愿望，要是死前我还想要吃到什么菜，她会试着去弄来。「要不小羊羔拉条子吧？」她建议。

她这么一说，我眼泪落了下来。因为我脑海中浮现了外婆为我做的油腻面条汤。我一直很爱这汤，但竟然会把这当作人生最后一餐，却是我怎样也无法想通的事。

「好吧，你想想吧。」那女士道。「我们只是希望你生命最后几天好好过。」

「我还剩几天呢？」我忍不住问了。

「这我没法跟你说。但所剩不多了。」她很空洞地回答我。「还有，如果你有什么心事想一吐为快的，现在就应该开始了。」

隔天同一位女狱卒又过来，还带来了一叠纸和一支笔。她对我笑了笑。「我知道你心里有些想法。」她道。「把想说的写下来，或许是写给父母的家书，或是孩子？给后世的想法，给他们的遗言。」

他们就真的收得到这些信吗？这想法掠过我脑海。但我不敢大声说出这个疑问。「谢谢。」我喃喃低语。「你人真好。」但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人好还是只是口蜜腹剑，藉此博得我的信任，请君入瓮，再趁机套我的话。

我开始在纸上写，但一开始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个打满洞的空盒子。大概是我无法接受生命即将结束。我还没准备好赴死，这让我处在震惊之中。

但过没多久后，我的心态改变了。我在这死囚室中待的越久，心中浮现越多的问题。我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爸妈怎么办？他们会照顾我两个孩子吗？还是他们现在也被关在集中营？这让我对于人间的正义越来越感到不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和亲人要受这种苦？神怎么能放任这样的事发生？这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哭了起来。这段日子以来，我一直都哭不出来。我让自己振作起来，从内心里坚强着，以撑过这一切。但现在再没有必要这样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硬撑，连自制力也不需要了。于是泪水就这么倏地落下。我为自己所遭受的所有不公不义而哭。尤其是为我给家人带来的那些苦难而难过。让爸妈那么操心，实在不应该。对三个孩子更是过意不去：他们需要一个坚强、保护他们的母亲。我好想成为这样的母亲，尤其是为我的长子。我不安地自问：他们会原谅这样的母亲吗？

我跪在地上，额头触地。尽管我清楚监视器正在看着，但我已经不在乎了。「阿拉，我不瞭解你对我有什么安排。但我欣然接受我的命运。」我向我的神祷告。「我接受自己的死，尽管我无法明白你这样做的意义。但人皆有一死。时间掌握在你手中。因此我相信你的智慧。」

吐出这些话后，我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但我还有最后的请求：「请让痛苦到我为止，至少让我两个稚龄的孩子活下去。」我祈求神。「请可怜他们！他们是无辜的。要是你不让我保护他们，请你保护他们。」我想着，自己是否能前往天堂？我这辈子很努力地过着敬天畏神的生活。但如今，阿拉对这个问题如何判决，我已经无所谓了：死亡和死后的日子，不可能比在人世间更苦了。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都安然入睡，还做了非常美的梦，梦中我回到小时候的村里。看到美丽的草原，色彩缤纷的花朵。梦中我甚至可以飞翔。我还记得有一个梦里，头顶的天空突然裂开，一束光线穿过云层射下来，有个声音说：「飞吧！」于是我张开双臂，飞越下方肥沃的绿色大地。真是太美妙了。

这个梦让我知道，我已经坦然接受无可避免的将来了。尽管遭受诸多不公不义，但我已经找到内心的平静。因为睡得饱吃得好，我的身体也获得复原。慢慢的我不再感到绝望，精神也恢复了。

我也因此恢复活力。过去三天，我生出求生意志，所以又再次开始和神展开对话。「阿拉，我向你祷告过，请你照顾我的孩子。但现在我要再向你祷告：让我自己来照顾他们。」我这么祷告着。我心里也知道，发出这等心愿也太厚脸皮。我相信神，是祂决定了命运，但我竟然要求祂，重新修改祂对我命运的安排。我坚持自己的心愿：「阿拉，请让我自己来照顾我的孩子。」我无助地请求，「请把我的人生还给我！」

我的祷告并不是想改变真实的状况。所以当狱卒隔天一早来时，我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10章 救赎

狱卒心情很差。已经连续两天，他们不再把我当人看。不仅对我讲话难听，也不再给我好东西吃。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们又给我戴上我习以为常的黑色头套时，我就觉得绝对不会有好事。这次他们又要用这黑色的东西带我去哪里？表示一切都完了吗？我人生最后的一程开始了吗？

狱卒前后包夹我，带我通过集中营长长的走道。这两名狱卒我是认得的：一名是每天会给我送饭的男性，另一名是偶尔陪他同来，并建议我把最后想法写下来的那位女性。但那些纸笔，却一直被搁在桌上没有使用。他们现在是要对我严刑拷打，好逼出最后的讯息吗？还是只是要进行快速的处理？我希望是后者：快一点好了。什么都好，就别再是严刑逼供了。快点给我注射毒针吧，快赐我一死。

穿制服的人领我到院子里，再将我带上一辆车。或许是要带我去医院，让我在那边接受毒液注射，再摘取我的器官，去移植在别人身上吧。在经歷那一切，受了那么多苦后，我突然间再也不害怕了。我由衷生出一种麻木、无力感，我只想要这一切快点结束。

开了将近十五分钟后，车停了下来。他们要我下车，跟着公安进到一栋建筑，但它的气味不像医院。他们帮我把头套拿掉后，我看到自己置身在一个像是办公室之类的房间中。在桌上有我的牛仔裤、皮夹克，还有那双被捕时帮我保暖的靴子，以及我的汗衫，那原本是姨妈的衣服。我满脸不解地看着那名维吾尔女狱卒。

「喏，快穿上吧。」她一边说，一边帮我把手铐解开，好让我可以自己穿。这一连串的举动让我费解：都要接受死刑注射了，为什么还要让我穿上自己的衣物？

她一脸漠然地看着我穿完衣服，然后命令我到一张椅子上坐好。「把头转过来。」她道，这时我看到她拿着一瓶面霜，还有化妆用品。这要做什么？「让你漂亮一点。」她告诉我。

我以为他们的手段我已经都见识过了，却没料到，有一天会让公安帮我上妆。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寻我开心，或者又是在藉故亲近要套我话。但看她手伸进化妆用品瓶中，没在开玩笑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怎么了？」我问。「为什么要让我漂亮点？」

「别乱动！」她制止我，开始朝我脸上涂乳液。

「要我死得漂漂亮亮吗？」

「不是，你不会死了。」她这么说，然后命令我把嘴巴抿起来，好让她上口红。「你丈夫来了。」

这时我更是再也不相信她的话了。「你这是在开我玩笑吗？」

「你就要自由了。」她向我保证。「他已经到这里来接你了。」

她说这话同时，我顿时感到心跳加速。好了，米日古丽，别激动，我对自己说。或许她又在寻你开心。或许她是想让你卸除心防，你以前遇过的。因为她说的这些不可能是真的。

那名维族女狱卒终于帮我化好妆，还帮我梳了头发。关了这四个月来，我的头发已经长回来了。然后她把这些东西放回一个盒子里，再从里面拿出一面镜子给我。镜中的那个女人，脸上尽管有很多颜色，但却双颊凹陷，两眼无神。她身上穿着的是我的衣服，但我却认不得她。

我依然觉得她是在寻我开心。不过，这突来的希望让人难以抗拒。玛穆德竟会来这个地狱接我，这个梦也美的太不真实了。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望向门口。「再等一会儿，他就会到了。」女狱卒强调。然后那门真的打开了。玛穆德进了房间；由两名制服公安陪同。我以为自己在作梦。

我的丈夫帅到太不真实：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高级西装和领带。虽然过去他常留大鬍子，但现在却刮掉了，还飘着鬍后水的香味。我几乎认不出他来。尤其是以我现在的状态，更是羞于见他。真希望现在能够隐形，让别人看不见我。我很清楚，现在的我，活像个化了妆的殭尸。而且，在关了好几个月后，我肯定臭得像只野生动物一样。因为这种羞愧感，让我一直不敢抬起眼睛来。

「米日古丽！」玛穆德喊道。他朝我走近一步。

但我却钉在原处动也不动。我连回应都说不出口。

「你不认得我了吗？」他问。「我是你的丈夫啊。」他把双手轻轻地摆在我肩上。这时我才意识到，奇迹真的出现了。阿拉听到了我的祈祷。我默默地哭了起来。

玛穆德抱着我。「别怕。」他道。「现在我回到你身边了，一切都会好转了。」他也哭了起来。「我好担心你和孩子们。」

一名公安插嘴道。「我现在去带孩子过来。」他说完就消失在另一间房里。我再度怀疑这一切是我的幻想，或许下一秒玛穆德就会凭空消失。再怎样我都不会相信，我会再见到我的孩子。才这么想时，那名公安就已经带着两个三岁孩子来了。

看到他们那瞬间我全身颤抖：孩子们的头发剃得跟我几个月前一样短。莫亚兹在脸颊上有个伤口，额头上还有瘀青。他们两个身上都是泥巴。脚指甲还有手指甲都很长，指甲缝都是脏污。他们的衣服也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衣服又皱又脏，彷彿过去几周就只有这套可以穿。身上的味道也似乎如此。

「莫亚兹、艾莲娜！」我唤道。我张开双臂期待他们奔向我的怀抱。但小儿子那大大的头、女儿那瞇瞇的眼，却只是望着我。他们似乎不确定，是否该到我身边来。这让我心好痛。但我能够理解，他们一定是从另一个集中营过来的。所以不能怪他们不认得自己的母亲。

玛穆德看着他们两个，脸上写着满满的惊惧。「那真是我们的孩子吗？」他问我。因为他只在他们刚出生时见过他们，完全不记得那时的莫亚兹有个大大的头，而艾莲娜有严重的斜眼。

「是，是他们没错。」

「但我们生了三个孩子啊。」

「这两个是莫亚兹和艾莲娜。」我安抚他，然后就说不下去了。我以前就常想着，将来要怎么跟玛穆德说我们长子的遭遇。现在真的到了时机点上，我却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穆罕默德呢？」

「他……不在世上了。」

玛穆德完全不知所措。一方面，能跟我还有两个孩子团圆，他非常高兴。但另一方面，长子已不在人世的事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有好一段时间，他就只是睁大眼睛望着，想要消化这么多讯息，好把那错综复杂的情绪平抚下来。有那么一剎那，他差点就哭了出来，但又强自镇定。「穆罕默德是怎么过世的？」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是在医院过世的。」

「请说英语！」公安大吼。「我们没人听得懂阿拉伯文！」

玛穆德不理会他。「你不在身边吗？」他又问我。

「不在。」我对他说出实情。「我那时入狱了。他们只是把他的遗体交还给我……」

泪水涌上我双眼，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点点头，也不指责我，但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愧疚。

我们交谈这段期间，两个孩子充满好奇又怯生生地看着我们。「来，叫爸爸！」我教他们。这时我用的是中文，好安抚一旁的公安。他们已经因为我们不顾指示，一迳以阿拉伯语交谈而感到不快了。

两个孩子却没有反应。但我感觉到，他们应该是听懂我说什么，只是不能瞭解那是什么意思。也难怪，他们至今都没有「爸爸」。我们家中唯一的男性，是我自己的爸爸，他们会用维族语喊他「爷爷」。

玛穆德对孩子们弯下腰，打开一个包包，拿给他们。「你们看，我有什么。」他一边说，一边从包包里拿出一个洋娃娃给艾莲娜，又拿了两个玩具小汽车给小儿子。「给你们的！」

这两个双胞胎小心翼翼地靠近他，眼睛打量着他手中的玩具，然后再看着拿着玩具的我先生。「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玛穆德问道。「我是你们父亲啊，你们的爸爸。」玛穆德讲的是阿拉伯语中爸爸的亲密词，他在两个孩子刚出生时，就常在他们耳边轻声说的字。两个孩子这时突然侧耳倾听。

「我们这边不说阿拉伯语！」之前要求我们说英语的那名公安又一次打断他。「务必说英语。我跟你说几次了？」

「我要怎么跟我孩子说话是我的事！」玛穆德驳斥他。

他已经快要爆炸了。这让我颇为担忧：过去三年，我已经受了这些公安太多折磨。挑战他们，或是质疑他们权力这种事，我可是一点也不敢。但玛穆德可不这么看事情，他没道理被他们大小声。

「不要再演闹剧了！」他对公安翻脸了。「你不准跟我说话。」后者真的嘴巴张大到不行，因为从来没人敢这样对他大小声。就连我都觉得该劝玛穆德小声点，但我不想显得我没站在他那一边。

「我们现在要走了。」他声明，面无惧色地瞪着那些公安。

「快走！滚吧！」公安道，指着大门。

「我太太还有孩子要一起。」

「孩子你可以带走。但你太太要留着。」

我的心一沉。这剎那间，我把一切都搞懂了。原来，他们只是想让玛穆德看看我，然后再把我关回去。可能只是想让他相信，他的老婆还在人世，好让他回埃及时没有话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他们在打的如意算盘。他们从来就没打算要释放我。一旦明白他们演这齣戏的目的后，我深觉受骗。那种感觉就像是戏演到一半时，舞台忽然清空了一样。

「你太太是中国公民。」我听到公安冠冕堂皇地这么说，「因此她哪里都不去。她被判了罪，只能回牢里去。但你家孩子你可以带走，他们是埃及人。你应该感激我们，帮你养了他们这么久。现在快出去！滚吧！」

玛穆德这下面如铁青，因为他也跟我一样，明白这些公安玩的把戏了。他动也不动杵在那儿同情地看着我。好像是在问我，我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恶毒环境中活下来。

但我已经先想好了。「别担心我。」我低声道。「我待在这儿。」我的人生反正已经没希望了。但能再见到玛穆德，并且知道孩子有他保护安全，对我已经是极大的安慰，也已经比我向阿拉所祈求的更多了。我现在可以安心地走了。「带着两个孩子走吧！」我催促玛穆德。「救他们走！别再想着我了。」

但玛穆德可不愿意。「要走我们一起走！」他对着公安大吼。「我决计不会扔下我太太独自离开！」

「这不由你决定。因为不巧这里不是埃及，而是中国。」那臭脸的公安提醒他。「这边我们的法律说了算！」

这可把玛穆德给惹毛了。他一把抓住那人的领子，掐着对方的脖子。「你们现在就放我老婆和孩子走。」他大叫。说时迟那时快，另外两名公安立刻就抽出手枪对着他。

我害怕不已。「拜托你放了他！」我求我先生，「不然他们会开枪射杀你。」这才让他把手放下来。我深觉公安可能会立刻将他逮捕并带走。没想到，就这在时，大门开了，一名穿着高雅，有着阿拉伯人相貌的男士走了进来。原来这人是埃及大使馆的外交人员，他在警察局长的陪同下来了。

「这边怎么了？」埃及人问道。「有问题吗？啊，原来孩子在这啊……」

他讲的是英语，他的话虽明显是对着玛穆德讲的，但两名公安却好像觉得是对他们讲的。他们竟然突然变成乖顺的绵羊一样。「没事。」两人向他回报。「孩子在这。他可以立刻带走。」

大使馆官员点点头，却似乎不是很满意。他一脸疑惑地望向玛穆德。

「我们起了争执。」玛穆德道：「他们不让我太太离开。但没有米日古丽我不走！」他一脸没得商量的样子。

「这件事我们得谈谈。」埃及官员转头对警察局长说。「根据原本的协定，图尔荪女士同样会获得释放。」

「这是当然的啊。」那名汉人向他确定，然后瞪了那群手下一眼。「她正要拿到获释通知。米日古丽．图尔荪自现在起不再是中国公民。」

就这么一句话，我得到了自由。真是难以置信。就在今天早上，我才在跟生命告别，现在竟然获释了？还是跟我的先生还有两个孩子一起走？这真是太让人不敢相信。我松了一口气，双脚突然一软。感觉就像是有一个魔咒突然从我身上被拿走了：公安确定地说，我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大使馆官员阿特——塔伯里先生也立刻帮我们订好班机：先到乌鲁木齐，然后从那里再到北京。

虽然我迫不及待想赶快搭上机，但我还是希望在离开前，能看一眼爸妈。我求那些公安，载我们到我家去。他们不是很乐意。所以我就称想回家拿些私人物品，一些孩子们的衣物和玩具、尿布之类的东西。我知道一般状况下，他们应该不会答应，但有阿特——塔伯里先生在，他代表埃及大使馆，这些公安就无法推托。就这样我获得许可返家，但必须有公安随同。

当我们的座车来到爸妈家门前时，我心中还在担心，不知该去哪找他们。因为自从被羁押后，我就再也没收到他们的消息。我希望那些汉族「亲戚」在那以后也搬走了。我在一名男公安和一名女公安的陪同下进了屋子，而玛穆德则和阿特——塔伯里先生在车上等。我们家的大门并没有锁，这我并不感到讶异，因为公安原就命令所有维族人家中不得上锁。我推开门把。但我一进门，就注意到家中不对了。

首先我注意到家里很多灰尘，卡的到处都是。这很不寻常，因为姨妈和我都很在意清洁。家里很明显已经很久没人打扫了，空气中还残留着冷却的香烟味。我穿过每个房间：客厅里有好几个烟灰缸，里头有抽过的菸屁股。因为爸爸不抽菸，所以我猜，应该是汉人留下来的。另外我也看到客厅里有放床的地方，反而是两间卧室完全没人在用。完全找不到爸妈的踪影。

厨房的炉子上还有姨妈最近煮汤用的锅，但里头东西已经发霉了。旁边的砧板上则是烂掉的大白菜、蕃茄和洋葱，都已经切过了，可能是打算要放进汤里的。但却没来得及完成。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唯一的解答就是爸妈也一样被送进集中营。我猜想，公安应该是在他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将他们逮捕，所以他们才会丢下所有的东西没能收拾。汉人则是过一阵子后，才搬进我家住。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我只能这么猜想。

我深受打击：可怜的爸妈，我心想。他们已经被关多久了？他们被关在哪？又过得如何？家具和厨房上的灰尘只是薄薄一层，表示他们才入狱不到几周的时间。但也可能更久。我的心揪在一块儿。爸妈不该受这种罪的。当局把我和两个孩子送进集中营难道还不够吗？爸妈又做错了什么，除了保护自己的女儿和孙子以外？政府这么大规模的驱逐人民，为的是什么？

「动作快点。」女公安打断我的思绪道。「你刚说你要拿东西……」

「喔，对喔。」

尽管那只是我的藉口，我还是从厨房碗柜抽屉里捞了个塑胶袋，准备装些东西。这时我目光落到了摆着腐烂蔬菜的砧板上，在那后面摆着个茶罐。我瞇起眼睛，发现那旁边有个东西在发亮。

天啊！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那是什么：那是姨妈的结婚金戒指。她要不是切菜时拿了下来，要不就是因为公安来到家里，她找个地方把戒指藏起来。

我猜应该是后者，因为大家都知道首饰一旦交由公安保管，肯定有去无回。

这戒指我一定要拿走。但公安就站在我后面，所以我马上把目光移开，然后就朝之前睡的卧室走去，她也尾随在后。在她的监视下，我从衣橱拿了件裤子，两件汗衫，一些孩子的衣服、痱子粉和尿布。把这些装进袋子后，我又假口说要去厨房拿奶粉。「那快点！」她催促着。

看到她没有跟来，正中我下怀。她忙着跟同事聊天，我就趁机熘进厨房。一把拿了那只戒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放进裤袋中。然后再打开厨房所有的橱柜，假装在找奶粉。

「还要多久？」两名公安问道，他们已经跟过来了。

「找不到奶粉……」

「那算你运气不好！」他们道。「那我们就走了吧。」

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内心里却为自己的小诡计没被人发现暗自得意。这样万一再也见不到他们，至少将来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怀念爸妈。

我们在且末要再待两天才能搭到班机。这段期间我们就住在警局。因为我没有护照，这是唯一的办法。在没有身分证明的情况下，城里不会有旅馆让我入住。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没有国籍是什么情况。我虽然重获自由，同时也失去了法律保护。当局现在把我当作是外国人，但却是一个没有身分证件的外国人。我确信，要不是玛穆德和阿特——塔伯里先生一直在我身边照应着，他们可能又要把我抓进去了。

在前往机场的途中，一共有八名公安一路随同。一辆警车在前，另一辆在后。我紧张地一直捏玛穆德的手，因为我真的很怕到半路上他们又会要求我们折回。这时我才发现，这三次的集中营监禁已经让我变成多疑的惊弓之鸟，我再也无法信任人了。

到了机场，都还没踏进大门，机场维安人员就立刻拦住我们，带我们到单独的房间。我开始冒汗了。「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走失了。」我求玛穆德。

「别担心。他们只是要拍个照。」

「万一是陷阱呢？」

「不会有事的。」他安抚我。

玛穆德牵着我的手，轻轻地推着我跟他一起走。阿特——塔伯里先生也一边跟我讲话让我安心。而果然，那些官员真的只是照相：先是分别帮玛穆德和我还有两个孩子拍，之后则是多张合照。之后就让我们离开，前往走道。没多久后，我们就搭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班机。总算起飞了。

在经歷了漫长又疲累的一天后，抵达了北京。但是到了这边又遇到问题，因为我们订不到饭店。埃及大使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通融我们在他的客房过夜。大使派了辆专车来机场接我们，直接把我们带往大使官邸，那是栋藏在高墙后、伫立于大都会区的房子。经过官邸大门时我松了一口气：我们踏上埃及的领土了。

当我陷进玛穆德身边芳香四溢的白色枕头，听着双胞胎在一旁婴儿床上累坏了的酣声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能如此幸运。这原本是寻常人家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对我而言，却有如最不真实的奢侈一般。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把我救出来了。」我低声在玛穆德耳边说。「我万万没想到，你会来。」

「这是当然的啊！我一直在想尽办法要找到你！」

接着他告诉我，在他回埃及后就立刻展开行动寻找我们。「我联络不到你后，我真的担心极了。」他告诉我。「我知道这情形于法无据，所以立刻就重新申请了一本护照。」接着他和国际人权组织的人谈论新疆的状况后，确定了自己的不祥预感。

在那之后玛穆德就不断和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沟通，希望能获得许可前往中国。他打算先飞往北京，如果到了以后不准许飞往新疆，他就一个人搭车去新疆。但开罗的中国大使馆一再拒绝他，就连他以三个孩子都还在中国为由提出申请，也一再被驳回。

最后他只好向埃及外交部请愿。他向外交官员出示我们的结婚证书，以及三胞胎的出生证明，所幸这些当时都留在开罗。「我的孩子是埃及公民。」他主张：「埃及政府不能任由其在国外失踪。我有权前往孩子所在的地方。」

他中间一度放弃希望，返回杜拜自己工作的地方。但有天他接到埃及外交部从开罗打来的一通电话。外交部官员要他立刻出发前往北京。「在与北京经过冗长的交涉后，已经取得对方同意，允许你的孩子出境。」对方道。「请您订班机前往，并立刻前去接孩子。」

玛穆德毫不迟疑着手安排。「我把杜拜的新工作全丢下，立刻飞过来见你们。」他道。

我亲了他。「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

「你是孩子们的母亲。我怎可能忘了你？」

「不论如何，我很感谢你。」

「我是你的先生。我所做的，都是份内之事。」他不以为意。

尽管这一夜在埃及驻华大使官邸客房中，我们得以安眠，但是离真正的平安却还有很长一段路。问题在于，我没有任何国家的护照，因此也无法离开中国。不论如何，我必须提出有效的旅游文件才能离开。

具体来说，我又要再一次在北京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且末的公安在释放文件上规定，我要向国家级公安报告。阿特——塔伯里先生陪我一同前往，因为埃及大使认为，让我单独前往太危险了。

果然，正如其所料，中国官员无所不用其极地不让我拿到出境许可。「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处理。」这句话我听了不下一次。

「但我需要一份足以证明身分的文件。」

「这你早该想到的。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发给你护照。」

他们互相推托，都不愿负责。我总共跑了五个政府机关，他们全都有话好说：只要我拿不到身分证明，那大使馆就无法核发我护照，就不能前往埃及。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能无限期地待在大使官邸。他们一定要发身分证明给我。这件事没有转圜的余地。

这样往返多次，再加上埃及大使馆一再施压，他们终于同意发给我临时文件。据这几个机关所言，这份文件可以取代一般常用的身分证，同样註记有我的出生日期、地点，以及我的新疆省出身。但是，这份文件的效期只有两个月。因此我们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

黄昏时，玛穆德就拜托在杜拜的朋友帮我们买机票。因为我们手边没有电脑。而且玛穆德的手机使用当地电话卡，只能在中国国内使用，无法上全球网路系统。玛穆德自己急着要回杜拜，因为他跟公司请的假已经逾期很久了。最后那位朋友帮我们订到隔天的埃及航空班机。

隔天一早，我们早早就把仅有的几件行李打包，一起搭了计程车前往机场。在车程中，我不断紧张地看后照镜。有人在跟踪我们吗？在那拥挤的街上，我并没有看到有人在跟踪。在将近一个钟头的车程后，我们抵达了机场。我看了一眼时间，知道时间还来得及，毕竟我们提前出发。

接着排队通过安检。二十分钟后终于轮到我们。检查护照的机场官员看了一眼我的临时证件。「这是什么？你打算用这个登机吗？」他问我。「我没看过这种东西！」

「是啊，就是这个！上面说这相当于正规的护照。」为了证明给他看，我把证明中埃及大使馆所核发的签证给他看。

但他还是不相信。「埃及政府承认这份证明，那是你们的事。跟我们无关。」

「但这是由政府单位核发的官方文件啊！」

「你们政府允许你使用该文件旅行，并不能证明任何事。」他反驳我。

海关人员这时已经查到我的身分证上载明我的故乡是新疆。这下事情更复杂了。他要我出列，以免后面的人被我和我家人耽误到。接着他向一名同事招手，请他来帮忙。他看了一眼我的临时身分证明，然后就把它送往另一个地方。

「我应该可以凭这份文件出国的。」我反驳道。「上面跟我确认过。你们可以致电当局，跟他们查证。」我脑海中还想讲：拜托快点，不然我们就要错过班机了。

但那两人理也不理我。其中一人正在打电话，他说了好多次「是」、「是」，「我瞭解」然后又不断用不信任的眼神打量我。接着他又带我到一间单独的房间，里头有另一个特别单位的官员。他们盘问得很仔细。他们说，我的「案子」还没完全被通过。我慌张起来。这有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

玛穆德一直在我身边。他很快也感觉到，这些海关人员又在对我玩把戏。「你们明明都看到我太太有签证的。」他跟他们打交道。「为什么你们不让她出国？」

「因为我们要先检查她的案子。」那种口吻非常官腔，一副他们都是按规定行事的口气。

「那要多久？我们半个小时内要到登机口。」

他们耸耸肩膀，一副不关他们事的样子。「您可以准时过去。」他们对玛穆德说，「您的文件没有问题。还有孩子也可以出国。您还有充分时间……」

「没有我太太我们不走。」玛穆德怒斥。

「那是您自己的决定。」

这时我和玛穆德快速地交换了眼神，眼神意味深长。我们都懂了这事会如何发展：这些官员接到高层命令，要把我扣留在中国。他们所谓的「检查」，其实目的就在此。他们要尽量拖时间，拖到班机等不到我先行起飞为止。而对于玛穆德，他们则恨不得他赶快走。

到后来他们甚至还想拿钱打发他走。

「米日古丽反正是走不了了。」一名官员对他说得很明白。「你能拿她怎么办？你现在带着两个孩子走，你可以赚一大笔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这笔钱你拿去，改天还能再娶个老婆。你好好考虑考虑。」

玛穆德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然后就慢慢地摇起头来。

「你真是死脑筋。」这名官员道，「为什么要死绕着这事打转呢？」

那天最后，我和玛穆德又折回埃及大使馆。跟这些海关官员打交道真的把我们累坏了；孩子们也受不了，开始大哭。那可真是沉重的打击。更糟的是，这下子，我们不知道还能够做什么了。

就连埃及驻华大使也无计可施。「你们都已经拿到有效文件和机票了。」他道。「照理他们应该放行的。」

「是啊，理论上是如此。」玛穆德答。「但要是他们每次都这样在小地方上做文章，让我们来不及登机，那我很快就要破产了。」

「不过你还是要再试试。」

结果我们前后试了四次。玛穆德的朋友为我们订了四次从北京飞往开罗的班机，我们四度前往机场。前三次飞机都没等到我们就起飞。到了第四次时，一开始也似乎无法成行。因为对机场官员而言我具有危险性：凡是像我这样，曾经因为宗教理由遭受虐待的人都不得出国，而且一定要通报上级。这也让玛穆德要付出的金额代价越来越高。但他们想都没想到，玛穆德竟然咬着牙硬是不放弃。正因为玛穆德不屈不挠的毅力，才让我得以倖免于难。因为，要是他就这么抛下我不顾，那中国官员肯定会不依法律程序就快快将我处理掉。

即使我们一家人已经被允许搭机，到了机场报到柜台了，我都还觉得他们一定会再找别的藉口抓我，把我送回集中营。扩音机每广播一次，我的心就揪动一次。但玛穆德一直紧抓着我的手，不断安慰我。「别担心，米日古丽。」他道：「神会保佑我们。你难道没看出来吗？你能从监狱获释，这可是多了不起的奇迹。我们不会有事的，因为祂的手一直在保护着你。」

他说的没错。我们就这样一人抱着一个孩子，步上了登机坪，走进了机舱。短短十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逃出来了。

第11章 流亡人在埃及

飞抵开罗时，天刚发白。四月的骄阳已经洒下怡人的暖意，我们搭上计程车前往市中心区，整个开罗市沉浸在一片粉红色光晕中。玛穆德并没有告知他爸妈我们已经抵达。因为，在尝试离开中国之事一波多折后，他想要等真的确定能成行再说。

但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在他爸妈邻尼罗河港边的小公寓前按着门铃。当我的埃及婆婆一打开门，看到儿子、我、两个孙儿站在门前时真是开心不已。她先是紧紧拥抱儿子和我，然后就把孙儿一把拉过来，朝脸上不断地亲吻。两个孩子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还想躲到我后面。但她可不愿意放过他们。她开心到声量吓人。

「妈妈，冷静一点。」玛穆德给她踩煞车。但她完全克制不住自己。

「感谢阿拉！你们能回来，我真的好高兴，好开心。」她不停地说着，笑了又哭，哭了又笑，激动不已。「可怜的孩子们，你们受了多少苦啊！」

「先让他们进去吧，妈妈！」

「我等你们好久了！每天我都为你们祈祷！」

现在轮到两个孩子也跟着哭了，他们不只是被旅途累坏了，也因为一名陌生女士的古怪举动，弄得他们一头雾水。「你看看，被你弄的。」她儿子抱怨着。

但他的抱怨却只是换来她更多的亲吻。

在激动情绪之后，婆婆把我们推进客厅。让我们跟玛穆德爸爸一起坐在地板垫子上，她自己则跑进厨房去泡茶，然后又把家中临时能找到的所有甜点和零食都端来。她把各式糕点、椰枣、开心果、橘子和瓜果堆在我们面前。「快吃啊！你们一定饿坏了吧。快拿去吃！」她不断催促我们。

我暗自庆幸，玛穆德的爸妈完全没有提及我爸爸对他的排斥，当年爸爸可是一心只愿接受维吾尔人当女婿的。除了多年前那次非常不愉快的两家聚会外，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玛穆德爸妈。他一直告诉他们，我们两个始终是订婚状态，只要等我生下孩子、完成返乡探亲之旅后，就要举行盛大的婚礼。所以在他们眼中，我一直是玛穆德的新娘，在我不在的这段期间，他们还存钱要为我准备结婚用的金饰。

玛穆德的爸妈都是非常亲切的人。尤其是他妈妈对我更是疼爱有加，就好像我是她亲生女儿一样。她知道我一路上很累，还帮我按摩头部。「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你受了这么多苦，亲爱的孩子。」她对我说，「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可以放心休息，好好把力气养回来。」她把我们全安顿在玛穆德小时候的房间，然后就催促我去那边躺着，要睡多久就睡多久。「什么都别做，亲爱的。其他人我来照顾。」她要我放心。这么慈祥的母爱，我从孩提时代以来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这让我莫明地感到安心。来到埃及的头几天，我因此得以充分休息、睡觉、打盹。

被囚禁在集中营让我的身体和心理都被掏空。但受罪的人不只我，两个孩子也一样状态不佳。他们在被囚禁后，也留下许多严重的后遗症。莫亚兹尤其深受其害：因为他肺部的问题，他必须戴氧气罩睡觉。但集中营没给他氧气罩，造成他现在不断咳嗽，还有唿吸短促的问题。晚上睡觉时总会醒来好多次，因为肺部吸不到足够的氧气。

两个孩子一开始连吃饭都有困难。不管吃什么，尤其是煮过的菜餚，都一定会吐出来。这让我非常绝望，因为他们都已经瘦成那样了。要是什么都吃不下，那要怎么胖回来呢？婆婆很瞭解这种问题，所以第二天马上给他们准备清淡的食物：两匙的饭，或是小片的面包，对他们而言，这比精緻的菜餚更容易下咽。「他们被饿到了，所以要让他们慢慢习惯进食。」玛穆德妈妈这么对我说。

孩子们胃口倒是有的。只要没人注意，他们会熘进厨房，拿些面包或是其他吃的。但他们不会立刻吃，而是藏在自己床上。等到他们觉得旁边没人时，才会把这些战利品拿出来享用。一旦被我撞见，他们会马上跳起来跑开。他们深怕我会把他们手上的面包，或是任何正在吃的东西给没收。不管我跟他们说了几遍，他们想吃多少就尽管吃，莫亚兹和艾莲娜还是会固执地藏东西吃。

即使是对我，他们都感到恐惧。被囚禁时，他们一定有过什么不好的遭遇。当我从正面朝他们接近时，他们会闪躲，好像觉得一定会被打那样。这看得我好心疼，他们连自己的母亲都无法信任，竟然会觉得我想伤害他们。「你们在怕什么呢？」我问他们。「是谁伤害过你们吗？妈妈绝对不会这样！」

和他们沟通也很困难。集中营造成他们失去大部分语言表达的能力。在之前，他们和我多半是用维吾尔语交谈，但现在他们的字汇都丧失了。跟他们说话时，他们大半时候只是呆呆的看着我不说话。有时候则会吐出几个汉语字词。比如，有次莫亚兹就突然问我：「ni how ma」，汉语的「你好吗」。之后他又说「啦啦啦」打他。「啦啦啦」是汉人的孩子话。

知道孩子不在我身边时受过了那么多苦后，真的让我非常不捨。因此那段期间，我变得非常敏感。这也拖累了我那可怜的婆婆，她可是尽一切努力想让我舒服自在。她感受得到我的悲伤，所以经常夸奖我，好让我安心。「你那么瘦小娇弱，不像我们埃及妇女这么粗枝大叶、大剌剌的。」她会这么说。「你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女儿。」

她的疼爱有时会让我受宠若惊。这时我就会暗示玛穆德，希望她不要再做这么多了。「她刚刚说什么？」婆婆这时就会问他。

「没什么。她只是说你那条头巾上头的银色绣花好漂亮。」

「啊，真的吗？」然后为了让我更快乐，她立刻把头巾摘下来戴我头上。「那就给你吧！」她道。「送给你！」

「不用啦，这我不能收。」我回绝她。但她却坚持要送我，我也只好默默收下，谢谢她的好意。

「她只是要你好。你就接受她的好意吧。」玛穆德事后会这么对我说。这真的让我暖心。要不是他和他爸妈，我是不可能撑过这段黑暗时光，肯定早就被忧郁低潮所吞没。

可惜玛穆德不能再多陪我们一阵子。他要回杜拜公司上班，对方原本只让他请一个礼拜假。现在他已经四个礼拜没回公司了，老闆写信来的口气也都很差。所以他得赶紧回去。

「你先在爸妈家休养一阵子，我回那边把事情处理好。」玛穆德对我说。也只能这样，因为这边开销很大，他那份收入对我们一家很重要。所以在我们才抵达开罗没几天后，我就鼓励他赶紧回杜拜去工作。「我一安顿好，就接你们过来。或者在开罗这里再开一家店，这样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他跟我保证。

玛穆德的爸妈则是一再催促我们，赶快把提了好多年的婚礼办一办。他们希望最好能在玛穆德出发前办好，可惜时间不够筹办。但为了一圆他们的心愿，我们还是拍了张婚纱照，穿上婚纱和西装，就像正式办过婚礼一样。通常这类照片是要摆在婚礼会场迎宾用的，公婆则把它摆在自家客厅橱柜上。他们这么重视它，让我很高兴，看着照片就很开心。而对于家中访客而言，这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只差还没盛大办婚礼而已。

玛穆德启程前往工作地点后，我在他父母家的生活照常进行，这时生活重心就成了两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健康问题了。头几天他都没和我们联络。原本大家都不以为意，以为玛穆德刚回到公司，肯定有很多事要处理，没空和我们联络，我这么想。

但过了快一个礼拜后，我开始不安。尤其是连我在手机上给他的讯息都没回，更让我担心。玛穆德在出发前，曾帮我跟一家埃及的手机通讯服务公司办了电话卡，好让我们能保持联系。但连在这上面他也不回我！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于是我拨了他朋友的电话，那位朋友是同样在杜拜工作的埃及人。他的号码是玛穆德为防万一，特别告诉我的。这位朋友一接电话就知道是我。「米日古丽。」他道，「我听说好多关于你的事！」

「我联络不上玛穆德。很担心。」我告诉他。

「是啊，这个呢……别担心。」他的声音让我觉得事情不妙。「玛穆德只是这段时间无法接电话，因为他，这个……在警察局。」

「警察局？」我开始慌了。「他去那里做什么？他发生什么事了？」

「他，这个……抵达杜拜后，就被捕了，至今还在拘禁中。被他的公司控告，因为他未获允许就擅离职守过久。公司指称，他是利用这个工作取得杜拜签证！」

「这根本不是真的！」

「是啊，但杜拜就是这样！这边公司对员工掌握很大权力，跟外国不一样。」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毕竟这可是杜拜不是中国啊。难道杜拜跟中国一样专横独裁吗？还是这件事和中国有关？我记得，中国和杜拜有很多生意往来，有可能可以影响杜拜。或许是中国在背后作梗的。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用担心。」那名埃及人在电话另一头一直向我保证。「他肯定很快就会重获自由。毕竟他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

我当初在中国也一样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却入狱了啊，我心想。要是玛穆德也遭遇了跟我一样的命运呢？我开始哭了。

「欸，可别哭！事情很快就会好转的。不管有什么事，我都会让你知道。」

「谢谢，你人真好。」

挂断电话后，我想了想，该不该把这消息告诉我的公婆。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我造成的，玛穆德是因为我才惹上麻烦的。因此我暂时不要说的好。

过了没多久，他自己打来了。他已经回到他朋友的地方。「都没事了，米日古丽。」他很开心地说。他对我说，他公司的老闆是因为对于他缺勤不悦，所以才会对当局举报他。也因此警方才会在他一抵达杜拜时就逮捕他。他现在已经失业，正在与前雇主进行诉讼。

我想了一会儿。这不算是好消息，但也表示玛穆德现在已经和杜拜没关联了。他大可以回到开罗来，和我一同重新开始。「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他。

「事情没这么简单。」

「为什么？」

「警方把我的护照没收了。」

「凭什么？」

「只要雇主和我的案子没有结束，我就不能离开当地。」我听了一惊。「真是抱歉……」

这是否表示，我不禁想道：神这是在开我们两个大玩笑吗？在我们经歷了那么大的事件后，又来这一下？现在，正是我最需要玛穆德的时候，神怎么可以又让我们分隔两地！

但这就是现实情况。玛穆德被扣留在杜拜，以没有护照的身分等候进一步发展。而我则身在开罗，也跟他一样，没有正式的身分证明。

这下不管我愿不愿意，都得跟他爸妈全盘托出了。「要等到司法程序结束，玛穆德才能回国。」我向公公报告，对他而言，这无异是一桩不小的灾难，因为没有了工作，他儿子就没有薪水，也就不能供养我们母子三人。因为我公公和我婆婆只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他的公寓也被查封了。」他说。

「我们要有耐心。神会保佑我们的。」虔诚信教的公公这么说。但我感觉，就连他也有不祥的预感了。我们两人心里都在担心：他的遭遇于法有据吗？还是事情就是针对我而来的呢？毕竟，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可是非同小可。

「我们要尽快帮你弄好居留证，并帮你申请身分证。」公公这么说。「不让他们……」他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但我已经懂他意思了。

「不让他们把我递解回中国。」我帮他说完。我打背嵴一阵凉，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我前往户政事务所。我给行政官员看我那份以中文写的入境文件，还有我的结婚证书，还好玛穆德留在爸妈家里。「我想要申请身分证。」我对一位很精明的老先生说，他先看了我一眼后，又看了文件一眼。

「但你是外国人啊！」

「是啊，但我和埃及人结了婚。」我指着结婚证书道。那纸结婚证书现在已经皱皱的，又泛黄，但还是有法律效力。

「那你先生现在人在哪？」

「他在国外。」

「但要他在啊。」

「他没办法来。难道结婚证书不够吗？」

「你先生一定要亲自到。」

我想了一下。「那他父亲可以吗？可以由他父亲背书吗？」

那名官员嘴巴碎念了一下。「那可多亏是我承办。」他终于说。「下次，带你公公一起来，另外也请带一份护照的翻译本来。」

这次的初探后，我开始对于未来感到稍微乐观。下一次再到那个机关时，就照他的要求带着公公同行，并且也携带了正式的暂时出境文件翻译，连其中的签证也一併附上。

「嗯。」那名官员看着那些文件时一边说。「所以你是从新疆来的。那边不是很难出来吗？」他皱眉道。「还有，这文件只有两个月的效力。差一点要过期了……」

我有种预感，这对话再继续下去事情会很不乐观。「是的，我瞭解。」我对他说。「您说的很对，现在要从新疆出来真的不容易。因此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

「但一旦你的身分证过期，那等于你的签证也要跟着过期了。」

「我不这么认为。」

「不论怎样，我还是要先确定。」官员道。「我很惊讶他们居然让你凭这个就入境。」

从这以后，埃及有关单位就展开了一连串严密的调查。一周后，我接到一通海关警方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官员问了我离开中国的相关问题。「他们是怎么允许您从新疆省出国的。」她想要知道。「为什么您持有的不是一般的中国护照？这份临时文件又是谁批准的？」

听到我给她的答案后，显然反而让她更加好奇。一个礼拜后，我又接到一通电话，这次是另一个单位打来的，他们负责人口走私。

「我是合法入境的！」我对电话里那位官员确认。

「但您的文件并不对劲啊。」

您怎敢讲这话，我心想。「我们是在很紧急的状况下出国的。要是您不相信的话，去问埃及驻华大使馆。」

「必要的话我们都会去询问。」他向我确认。「我也必须请您过来一趟。下礼拜可以吗？同时也请空出一些时间给我们，因为事情似乎有点复杂。」

我的心情一下跌落谷底。前往警局报到，让我想起在且末的残酷遭遇。突然间又回想起那许多次的审讯，受到过的种种苦楚。要是中方这次又给埃及政府施压，要将我递解出境呢？可能当我从开罗的监禁室中走出来时，已经成为阶下囚，然后被送回且末的牢房去。这让我在内心吶喊着：不要！不要再来一遍了！别到警局去！

所以我刻意错过了前往警局报到的时间，反之我在脸书上弄了个假帐号，开始寻找跟我一样在国外的维吾尔人。我的打算是，或许他们遭遇过这样的事件，那就可以给我些意见。就这样，我接触到一些民运份子。同时也找到一位女记者，她曾经为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採访过多位维吾尔人。她告诉我新疆凄惨的状况。总算找到一位瞭解我处境的人，或许她可以给我些建议。所以我就透过脸书Messenger功能，发了一封讯息给她。

我紧张地等待着，不知她是否会回覆我。但却音讯全无。或许她不常上脸书，或者对我的事不感兴趣，或者她基本上就不会回这类讯息。因为上头我写了自己在埃及的电话号码，她照理应该也可以用电话回覆的。十天后我接到一通我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

「哈啰？」我道。

「米日古丽！」我认出了爸爸的声音。我如同遭到雷击一样，万万没料到这件事。我当然很高兴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我也非常震惊，他怎会有我埃及的电话号码？

「爸爸！」我完全讲不出话来。

他二话不说切入正题。「米日古丽，我们知道你人在哪里。」他非常严肃地说。「你在埃及做什么呢？中国才是你的祖国……」

我马上知道，他身边有别人在。肯定是有汉人官员在他旁边逼他讲这些话的。

「你在家里还是外面？」我问他。

「你讲这什么傻话呢？」

「你懂我意思的。」

「总之，我们没事。不会有人伤害你的。」他继续说下去。「别再说那些傻话了。快回来！难道你想毁掉我们整个家族吗？你可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因为你而惹上麻烦吗？」

然后电话就断了，但他最后这句话重击了我的心。是啊，我自问：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这离经叛道的行为难道还不够吗？我把整个家族都拖下水了。或许我真的该回中国去，向当局自首。这样至少能让爸妈免于再受到伤害。

我这才注意到，和爸爸那通电话已经对我的心理产生作用，让我落入中国当局的心战陷阱了。它让我质疑自己的作为，并产生价值混淆。没想到，即使在远离中国监狱数千公里远的地方，它操控人民的铁腕依然能够影响到我。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再落入中共的陷阱中。现在的我，绝对不能软弱！

当我再次打开脸书Messenger时，那位女记者回覆了。「嘿，米日古丽，我们聊聊吧！我想瞭解你的遭遇。」她这么写道。

隔天我们就聊了起来。透过一通很长的通话，我把自己在新疆集中营的悲惨故事，以及目前在埃及所遭遇的困境都告诉她。「我相信现在中国又要来抓我了。」我告诉她。

「这是一定的。」她道：「你告诉我许多爆炸性的内幕。这些他们在集中营所从事的恶行，外界向来无从得知。这都是国家级的机密。」

尽管出自她的口中，但我心里清楚，所谓的国家机密并不是夸张之词，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计一切代价想掩盖这件事。中国政府在维吾尔人家乡对维族人所做的事，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外界得知。但我，米日古丽．图尔荪正好就可以让外界得知这件事。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遭遇成为一种力量。我不仅能够把这些讲出来，也有这个责任，让外界知道中国政府对我族人犯下多么不人道的罪行。是那些在拥挤集中营中受苦的人们，要求我为他们这么做的。我虽逃了出来，但我无法忘记那许多囚禁在家乡的族人。我在心中下了一个决定。

「我希望你将这些公开。」我对那位女记者道。「将我对你说的一切公诸于世。」

「我正想如此。」她道。「但我觉得发表后，你再待在埃及并不安全。」

「我也是这么觉得。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所在了。」

我拜托她，至少把我讲的话录下来。这样万一要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被遣送回国，至少她还保留了我的录音做为指控证据。这是我欠那些受苦的狱友和死去的长子的。「要是我突然失踪了，你就将这些公诸于世。」我对她说。

这之后我有一阵子没听到她的消息。但却总是会接到警方的电话，要求我前去接受侦讯。「您务必要亲自到场。我们已经跟中国政府取得联系。」他们说。我又约了好多次报到的时间，却从来没有现身。但再爽约下去可不行。之后我接到一通不认识号码的电话，我一直在想该不该接；通常这类来电都不会是好事，但我还是接了。

「请问接电话的人是米日古丽．图尔荪吗？」一名女性用有口音的阿拉伯语问道。

「是的，哪位？」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是美国大使馆的珍妮佛。」她告诉我，她从一名女记者那边得到我的号码，并说要和我见面。我立刻就瞭解，她有事不想在电话上谈。「今天下午四点，到港边的麦当劳？」那离我住处只有两条街。显然她也知道我住哪了。小心，米日古丽，内心有个声音提醒我：这可能是个陷阱。但也可能是个转机。

「好，可以，没问题。」我答。

当天下午我把孩子交给婆婆照顾，然后就朝她说的麦当劳出发。我没有花多少时间找。珍妮佛已经说过，她会坐在外面，穿着蓝色外套。她的淡金色头发以及仔细吹整的娃娃头，我立刻就认出她来了，同桌还有另两位女士。

「嗨，我是珍妮佛。」她跟我打招唿，与我握手。「谢谢您前来。」

她已经帮大家先点了可乐，并向我介绍同桌另外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是美国人，她是珍妮佛在美国大使馆的同事。另一位则是埃及人，是这两位请来的翻译。珍妮佛显然是这两人的主管，立刻就切入正题。「我们听说你是从新疆出来的，在那边有过很沉痛的经歷。」她对我说。

我点点头。我不自主地看了四周，想知道哪里有监视器会照到我们，或是有人拿着相机在拍照？在且末接受审讯时，他们不断拿我在埃及被拍到的照片做为证据，让我不由地担心中国政府的耳目无所不在。我是深受其害、第一手的经歷学到的教训，因此这次会谈从一开始就格外谨慎。我下意识里不自觉地感到，我在这边讲的每件事情都会被中国政府录音，做为日后对付我的证据。

因此我始终只回答「是」和「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见面不太放心？」珍妮佛问得很直接。「和我们说话会让你不自在吗？」

「倒还好！」我指出。「只是……我们能不能边走边聊？」

这么一说她也开始不安地看着四周。「当然可以。」他说，「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我们沿着港口散步。珍妮佛跟我解释美国政府正要深入瞭解维吾尔人的问题，但目前却苦于无法得知当地的现况，因此她才会找上我。「我们的官员想要有依据好下判断，他们要决定未来美国该怎么和中国打交道。」她为我解释。「因此他们想要瞭解中国政府怎么对待维吾尔人，这很重要。」

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国家关心我们维族人的遭遇，又在乎中国政府如何对待我们。但有人在乎我们的生死，终究让我感到庆幸。

「你愿意到美国国会听证会以证人身分作证吗？」珍妮佛问我。

我不懂什么是国会，听起来好像是个论坛。但对我而言，那是什么并不重要。我想做的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对我族人所施加的违反人性暴行。他们对我、对我孩子，以及对其他维族人的暴行，这些事一定要公诸于世。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一定要去讲。「没问题。」我说。

「美国会以政治庇护为回报。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作证而惹上麻烦。」珍妮佛道。

「真的吗？那表示我之后可以到美国住吗？」

「是这样没错。」

我高兴到无言以对。神又一次听到我在绝望中的祈祷了吗？「谢谢。」我低声感谢。

「今天以后最好别再走出家门。」她建议我。「打包好行李，等候我来电通知。」

三天后，珍妮佛搭了辆从大使馆来的车，停在我家门口接我。

第12章 新生活，旧恐惧

我没有衣服可以穿。珍妮佛来到我在华盛顿那个地下室住家，看到衣橱里仅有的那三套衣服时，她苦着一张脸。三套全都是黑色裙子和外袍，是我从埃及赴美时穿的，当时埃及还是夏天，在她看来都不合适。所以她只好带我去买衣服。「你不能一身像乌鸦一样黑漆漆地到处跑。」她说，「我们要把你打扮得像个商界人士一点。」

珍妮佛把我和孩子从开罗婆婆公公家接走，再把我们送进美国航空的商务舱，飞到华盛顿来，她也是我在这个全新家园的主要接洽管道。她是美国国务院的员工，特别被指派负责二○一八年十一月我在国会听证会作证的工作，也负责将我从埃及接到美国安置。我告知婆婆和公公这个安排时，他们也很能谅解，欣然同意。「你做的是对的事。」公公在我们出发前毫不保留地给我这番鼓励。

我和珍妮佛一道前往购物中心。她帮我选了一件高雅、两件式的套装。我们还买了双高跟鞋。当我站在镜子前时，感觉自己就像是美国电视剧中的女律师一样。但珍妮佛觉得这样穿很合适。「你头上要戴点什么吗？」她问我。我点点头。所以我们就又去另一间店，在那里买了条漂亮的丝质头巾，採用和套装不一样的蓝色，这样可以强调我的伊斯兰身分。当珍妮佛看到我的新造型后，她非常满意。「你真好看！」她道：「那后天一切就没问题了。」

两天后就是重要的登场时刻。我们为了这场国会听证会准备了将近两个月。过程中，珍妮佛请了位翻译，将我在集中营中的遭遇、细节，都充分记录下来，并且查对种种事实。她和同事经常会追问更多问题。最后他们帮我从所有的报告中汇整出一份精简的证词。

这份证词以英文和维吾尔语并陈，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珍妮佛的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和检查。我把狱卒刑求、虐待的方式讲给她们听，也告诉她们牢房中监视器摆放的角度。还有两个孩子脖子上的割痕，这些都被一一记载于报告中。「所有细节都必须正确无误才行。」珍妮佛不停要求，反覆跟我查证报告中的地名、人名是否正确。我拍板表示正确。看到所有东西都变成白纸黑字，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也让我感到一吐为快：终于能把自己的遭遇，以及我对中国集中营系统所知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了。没错，美国是相对上安全多了。但如今，就算我发生什么事，至少留下了这份记录，我心想。

这天的准备工作结束后，我跟孩子们一起搭计程车返家，途中我突然从后照镜里看到一对车头灯。我有了警觉。这是巧合吗？是有人想超车才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们？我先确定跟我同在后座的两个孩子都系上了安全带。「可以开快点吗？」我问司机。

「没问题，女士。」司机道，他是位围着头巾的印度人，接着他就踩下油门。我们的车以将近一百英里的时速，在郊区高速公路上狂奔。后面那台车却也一样加速紧随在后。

我的心差点跳到喉咙。后面那辆车没有要放弃的意思。我们的司机这时也注意到不对劲，于是紧催油门。情形还是一样，那台车依然紧追在后。接着它还换到隔壁车道。他是想超车吗？不是，他是想从旁边贴过来。贴近到撞破了我们的后照镜。

计程车司机大骂。「这王八蛋！我要举报你！」他大吼。「女士，他想要逼车，我猜他是想逼我们停车……」

「拜托，不管怎样，请你不要停车！」我求司机。孩子们已经因为害怕而哭了起来。这时对方已经超过我们，并试图超车到我们前面。他想要切到我们这个车道。我灵机一动，拿出手机，将对方车牌号码拍了下来。是墨西哥车牌。这时，我们的司机看到右边有条小巷，趁机转进去。终于把对方甩开。

「天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道。「谢谢你。你干得太好了。」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他问。

「不认识。」我老实告诉他。对方的司机有南美长相。「从没见过他。」

我们沿着那条街全速前进，开了一阵子，直到确定已经完全甩开对方。这时司机停在联邦调查局前，并将身分不明的对方提报给联邦调查局。

「您觉得嫌犯可能会是谁？」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警察（USCP）官员也这么问我，他承接我们的案子。「会有人想对您不利吗？」他这问题实在太异想天开，让我都差点笑出来。有啊，就世界上第二大强国政府啊，我心里这么想。

我于是给那名官员看了我在车上拍的那车牌照片，请他查车牌。果然，他一查就查到了该车的车主。车主是位墨西哥移民，对方并没有合法居留证，应该被遣送出境的。我深信，他应该是被人收买来担任职业杀手的。

当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跟艾莲娜还有莫亚兹躺在床上时，三个人手牵着手。我们常这样做，好提醒彼此，我们并不孤单。他们觉得我在身边，心情就平静。我听着他们规律的唿吸声，试着在重要日子来临前，让自己不要想太多。但每当我被倦意席卷快要睡着时，就又立刻惊醒，觉得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是有人在屋外偷偷摸摸？还是有人在外头想进屋里？我不确定想伤害我的人知不知道我住的地方。但毕竟他知道我搭哪辆计程车。

隔天早上起床时我难掩疲态。拖着沉重脚步走到小厨房，给自己泡了一壶浓茶提振精神。一等精神好点，我把艾莲娜和莫亚兹叫起来，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趁孩子们吃玉米片早餐时，我把珍妮佛帮我买的套装穿上。时候到了，国务院派来的车已经来到家门口。司机载着我和孩子们来到华盛顿市中心，进入国会大厦。

以往我只在电视上看过国会大厦，但是当我们一同踏进这栋有着巨大拱顶、雄伟的白色石砌建筑时，那对我是非常不同凡响的一刻。珍妮佛一名同事带着我们进到一个房间，让孩子们在那里玩耍，好让我能够为等下的报告化妆。这时我变得非常兴奋了。在开始前，我再一次确认，莫亚兹和艾莲娜没问题。「妈妈你要去哪儿？」他们问我。

「妈妈很快就回来。妈妈去买些糖果给大家。」我骗他们。就这样我把他们留给保母照顾，因为政界人物都已经在等我了。

举办听证会的大厅非常巨大，整个嵌上深色的木头墙面。我没想到那里会来那么多人，真的吓了一跳。大约有三百名政界人物和媒体代表到场。最前方是舞台，在上头则有椅子排成半圆形。我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一旁则是我的翻译。所有的记者把麦克风和摄影机堆到我前面。然后大厅顿时一片寂静。我怯懦地不断眨眼，聚光灯亮得我睁不开眼睛。

「谢谢您今天莅临，米日古丽．图尔荪。」一名政治人物跟我问好。但我不认识他。

我点点头，谢谢他们的邀请。我的声音透过扩音机迴盪在大厅中，那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而且，我也不确定，在场的人是否听懂我的英语。但我脑海中想的尽是：美国政府想知道，所以你来给答案。还好，一开始我并不用说话，只要聆听，由翻译负责把我的证词念给大家听。

我听着她念，或者该说，听着我的报告时，我面无表情。我觉得彷彿报告中的那些遭遇并不是我的遭遇一样。报告中，那个经歷过这些惨无人道遭遇的人，真的是我吗？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个旁观者，好像是在看电影或是观剧一样。但是，当翻译念到我在乌鲁木齐医院被告知儿子死讯那段时，我的怀中突然好像又抱到了孩子裹着毛毯的尸身。我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这时我看着台下代表们，并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惊惧。

在念完我的证词后，那位开场致词的政治人物说道：「我们听过您的故事了，您的记录文件也摆在我们桌上。但我们想多听听您亲口所言。有没有可能让我们问您几个问题呢？」

我点点头。我当然乐于回答，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但听到第一个问题后，我却变得非常紧张。我觉得非常不自在，因为这情形让我回想到当年被汉人审讯时的情景。因此下意识里，我一直觉得等下就会被人刑求，让我遭受痛楚。要是我回答不出问题怎么办，这个担忧不断在我脑海中纠缠。我脑中顿时一片漆黑，再也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没事吧，图尔荪女士？」那位政治人物问我。「要休息一下吗？」

「不用。」我答道，然后开始告诉自己，这里不是中国监狱里的审讯，这些人不会加害于我。他们既不会刑求我，也不会将我关回牢中。他们只是想知道我的痛苦经歷。他们甚至可能可以帮我对抗加害于我的那个强大对手，并将之绳之以法。「我没事，我们继续。」我坚定地答道。

那些政界人士问了我好多问题。我有时用维吾尔语回答，有时用英语回答。就这样听证会前后进行了两个钟头。之后我整个虚脱了，但却非常满足，因为这些有份量的人物得以透过我的口中，一窥族人受到何等难以想像的罪行侵犯。

但不能说我就因此感到幸福。「幸福」在我的生命中已经不再存在了。中国政府对我的暴行是那么残酷，夺走我为人母的喜悦，让我不能体验我的孩子躺在我怀中的感受，也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这样的机会是怎样都唤不回来的。而我自己也再也无法回到被监禁前那样，感受到喜悦和无拘无束了。即使是这些有力的美国政治人物，他们也无法帮我唤回那些逝去的时光。还有我过世的儿子，以及不得不放弃的家庭。我一腔的恨意无处可宣洩。不管我做什么，都无法弥补那些沉痛与悲伤的失落。那些刑求我的人，我也永远不可能报复他们。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了这些。

后来我曾经和一名心理医师谈及此事。我告诉他，我很想将新疆恐怖的经验抹除，或至少将之遗忘。「请给我一种药物，让我清空我的大脑。」我对他说。「这样我就能够重新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可惜，世上并没有这样的药物。我等于是被判了刑，这辈子要永远背负着这惨痛暴行的回忆。

可叹的是，在我两个孩子身上也是同样的情形。在国会听证会后，我去接他们两个，把事前答应他们的糖果拿给他们：在自动贩卖机里买的小熊软糖和巧克力棒。「你们刚刚有乖吗？」我问的时候，眼神主要都落在保母身上。因为我心知，两个孩子有时很累人，尤其是面对不认识的人时更是如此。我不只一次发现，从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来，之前被监禁的事依然影响着他们。虽然已经逃出牢笼，但那牢狱之苦却深深烙在他们的心灵和肉体上。

他们在陌生人面前很不自在，甚至还会躲陌生人。这种症状其实就是之前在监狱中不好的经验造成的。他们非常容易感到害怕。两个人都非常怕动物，尤其是狗。在公园中要是遇到狗，他们就飞快跑开，因为狗让他们想起我被逮捕那一晚的事。那次公安带了好几条很大、龇牙裂嘴的恶犬围在我们床边。这个经验让他们从此留下阴影，深深烙印在他们心里。

每天晚上，莫亚兹一定要确定我在家里。最好是我就睡在他旁边，并且牵着他的手。我一没这样做，他就会跑出房间，查看我在不在家。他就是很害怕哪天又会再次失去我。

偶尔他的粗暴会吓到我，但他明明向来很温和。比如有次我们搭飞机，他发现我们后座是一对韩国来的夫妇。他们的眼睛很像汉族人，这让他想起在集中营中的事。然后他就突然非常大声又激动地对我说，他要痛揍那两个「ni how」。原来他把汉语的「你好」当成是汉人的意思了。话才说完，他就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准备动手打人了。还好我及时按住他，阻止了他的行动。「你不能动不动就打陌生人，莫亚兹。」我训斥他。「这是不对的。」他忿怒地嚎叫。

另一次，则是不久前发生的。我们在看街上的示威游行，当时是在抗议中国对美发动的新一波贸易制裁。我不记得这制裁针对的是哪一项商品。但示威人群非常忿怒，因为不久北京就要针对他们的货品课以重税。他们高举标语，大喊「中国滚回去」。这被莫亚兹听到了，他非常喜欢。从此他嘴边总是挂着这句口号。

结果隔天我去托儿所接他时，那边的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这样不行啦。」她对我说。「您的儿子不能对其他小朋友政治洗脑……」

我一开始还不懂她说什么。「莫亚兹犯了什么错吗？」我直接问她。

「他命令其他小朋友排队站好，然后命令他们喊政治口号。」

「什么口号？」

「中国滚回去。」她狂摇头，非常不赞同。我则是整张脸因羞愧而涨红，但内心里却在无声地啜泣。因为我想到莫亚兹是因为什么样的经验变成这样的。他在集中营时是否也跟我一样，被要求排队站好、唿口号？汉人的洗脑，是否连孩子们也不放过？

而在健康上，囚禁所造成的伤害，我们三个依然还没办法摆脱。女儿的眼睛有问题，要戴眼镜，因为她已经是半盲了。因为她的眼睛不幸的未能及时接受矫正手术。儿子则依然有氧气不足的问题，晚上睡觉时要戴上氧气罩，这中间又接受了多次手术。

依据美国医师的诊断，我在乌鲁木齐接回两个孩子时，在他们脖子上发现的切痕造成了莫亚兹伤口感染，之后形成肺部囊肿，因此让他肺部吸氧量不足。他的鼻子也因为插管而受到伤害。而因为他缺氧，他的睪丸太小。除此之外，他也不能忍尿。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夜里我都还要给他包尿布，不然就会尿床。

在来到美国不久后，我本身也在精神科医师的建议下，开始服用抗忧郁药物。这是因为中国那些恐怖经验，引发了我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进而导致忧郁症。但最让我过不去的则是被医师告知，我已经不孕了。我实在很想再和玛穆德生更多孩子。但我猜应该是在集中营中，他们强迫我服用的药物所造成的。除此之外，我也出现了奇怪的皮肤红疹，连医师也无法解释。

我最大的问题则是我的右耳，因为在集中营中遭到掌掴，造成血管破裂，现在会经常出血。我的耳朵一直会化脓而且疼痛，所以要每个礼拜接受清洁，这样才能控制发炎状况不致扩散到脑部。而其实，我应该要接受脑部手术的，但我没有医疗保险可帮我支付这笔开销。

过去三年我在美国的生活并不是很稳定。我和孩子因为愿意出席国会听证会发表证词，而获得美国居留权。二○一八年十二月，我也因此获颁人权奖「公民力量奖」（Citizen Power Award）。我很庆幸能够在美国生活，还能因为讲出自己的想法而获奖。但是刚落脚定居的那段日子，却着实不容易。前后一共搬了五次家，因为总是有人前来骚扰找碴。中国政府的魔掌竟然可以伸到华盛顿这么远的地方来，真的很恐怖。

例如，有一次我去购物中心帮孩子们买几样东西。在逛服饰店时，我注意到后头一直有两名中国人跟着。我原以为这只是巧合。你又在疑神疑鬼了，我暗自责骂自己。但是当我们转到速食餐厅，要给孩子们买薯条吃时，这两人又跟了进来，坐到了我们附近的位置上。并开始对着我们勐拍照。

我恐慌起来。莫亚兹和艾莲娜也感觉到不对劲，在座位上侷促不安。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回家，因为会被他发现我们住哪儿。最后我只好在座位上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我跟那边的官员解释当前的状况，并告诉他，我觉得自己遭到那两人跟踪。没多久调查局干员就来了。经过调查局干员比对这两名跟踪者的身分后发现，他们都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尽管这次的危机得以化解，没让他们跟踪我回家，但终究还是被他们知道了我的地址。有天夜里，有人大声敲我家门时，真的把我吓坏了。这绝对不会是好事。孩子们这时已经被敲门声吵醒，在床上吓到不能动，不断地问我，谁会这时来找我们。「妈妈也不知道。」我低声跟他们说，尽量不让自己显露出恐惧，以免孩子察觉。「妈妈去看看。」

「不要走！」莫亚兹喊道。他和艾莲娜把我的手紧紧抓住，不让我离开。老实说，我还真是宁可跟他们在一起。但对方门一直敲个不停，所以我想就从门上窥视孔探一下，看看是谁在半夜骚扰我们。

「妈妈不开门。」我对孩子们保证。

我蹑手蹑脚地在黑暗中慢慢来到门口，从小洞看出去。门外那人肯定是注意到我过来了，他用手指把窥视孔堵住。我大气不敢吐。因为他已经知道我在门后了。过了一会儿我依然维持不动，然后我又熘回床上去。

我紧贴着两个孩子。「别怕。」我想安抚他们，但其实我自己都需要人安抚。这时敲门声停了。但我还是纳闷，那男人是否还在外头？

突然间，我听到附近有撞击声。孩子们尖叫了起来。这时一块砖头飞进我们卧室，把窗户砸破了。外头的冷风吹了进来。我怕得和孩子们搂在一起，整个人吓到僵住，连拨打九一一电话都没办法。过了好一阵子身体恢复后，才打了电话。警察不到两分钟就到我家了。

「您一定得搬家了，女士。」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此案的官员给我建议。「这边对您不再安全。」三天后，我们搬到了新住处，这是我们五次搬家中的第二次。

我们的新住处，这次就有联邦调查局干员协助建立安全防护措施。他们在前门、窗户都装设了监视器，录影画面都会传送到家中卧室。这样我在卧室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状况，一旦有紧急事件，就可以启动警铃。理想上是这样。

没想到，才搬进去没多久，跟踪我的人就用非常细腻的手法让我知道，他们已经找到我了。首先，他们在门口刻了个十字。

接着他们又做得更明显，在大门送报口里折了张纸条塞进来。「我们对你瞭如指掌，你吃什么，住哪里，你孩子上哪间幼稚园。」上面的中文字写道。「以后你最好管好你的嘴巴。」

我读到这纸条吓到哑口无言，双手不由自主落了下来。怎么会这样？明明屋外布满监视器了，他们怎么还能够把它塞进我家呢？

我把字条拿给调查局干员看，他们拿去化验指纹。同时还检查监视器拍到的画面，但却没有拍到留字条的人。只拍到对方戴手套的手，将字条塞入送报口。

「对方利用了监视器的死角。」他的口气半是嫌恶半是佩服对方专业。「这是内行人的行径。」

我至今都没能摆脱从旧家一路跟来的这伙人，但我几乎已经习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找到我了。最近我们社区搬来一名中国妇女。她非常爱国，只买中国商品。她会成为我的邻居是巧合吗？还是她是中国派来监视我的？我不知道。但我现在不再大惊小怪了，我要与恐惧共存。我下了决定，再也不让任何人将我噤声。

许多住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则不这么想。他们深深畏惧中国的魔掌会伸及这里，所以处处小心提防。他们因此都跟我保持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他们知道我曾在国会听证会作证，所以成为中国政府的黑名单。每当有维吾尔人相关活动，想批评中国境内维族现状时，我总会获邀前往登台发言。但如果是私人庆祝活动，像是婚礼之类的，他们就往往不邀请我。他们也不愿和我合照，因为这类照片会被贴在脸书或Instagram上。要是我不小心出现在他们的照片中，我的脸就会被涂黑，这样中国审查部门就不会认出我来。因为我是卖国贼。

他们会辩称，之所以这么小心，因为在新疆还有家人。「我们不能连累留在家乡的人。」他们道。这让我好难过，我不也一样有家人在故乡吗？但这显示，他们始终惧怕中国政府会採取报复手段。他们的内心依然没有获得自由。他们还是深受中国政府洗脑的影响，没有人愿意勇敢站出来。

要站出来，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内在。我自己也常常不够坚强。因此我常要提醒自己，我肩负说出真相的重任，即使这么做会让我付出沉痛的代价。不然还有谁来做这些事呢？那些还留在家乡的人，断定是没办法的。

我爸妈同样也无法这样。我必须做好心理建设，他们有可能都被关进集中营，遭到刑求。他们只有在受到中国政府利用，想藉他们对我施压时，才会和我联络。在埃及时，他们打给我两次，要我回去，说是这样才不会害更多家族亲人遭到逮捕。我那位在且末担任公安的叔叔，过去他总是尽可能保护我，在我离开中国后，显然也遭判十二年徒刑入狱。「也替你亲人想想吧！」我爸爸上次打给我时这么恳求我。「回来吧，我们会保护你。」但他讲的话我一句也不信，因为说话的人已经不是真正的他了。对我说话的人，是受到酷刑、遥控、充满恐惧的人。

自从我搬到美国定居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直接联系的管道。这样反而比较好。但我还是会追踪网路上中国政府的大外宣，看他们怎么诋毁我的故事。他们拍了很多影片，当中有我爸妈，他们在狱卒逼迫下当证人，讲出指控我的说法。

最近的一支影片是在二○二一年四月初上传的，片中我父亲说：「米日古丽从来没进过集中营。她一直待在我们家，也一直过得很好。她学歷念得最高。」

听到这样的话让人很心痛。但我不怪他：只要还住在中国，他们就没有办法说出真话。这些亲人之所以受到威逼、强迫，都只是因为我鼓起勇气讲出真相，这才是让我难过的地方。我对这些亲人怀着深深的歉意。但另一方面，这也更让我坚信自己做的没错，因为中国领导阶层正想将我们灭族。

世上有超过一百万以上的维吾尔人，遭遇到跟我同样的命运。就在我行文至此时，这许多维吾尔人都还被囚禁在集中营中，遭受到外人难以想像的酷刑和虐待。就算日后获得释放，他们也会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这正是中国政府的目的，透过全面监视和洗脑等抹除人性的做法，剥夺这些被囚禁人们的身分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教我怎能不将自己的亲身经歷公诸于世呢？是时候让世人看清这些暴行、并採取行动阻止他们了。

尽管失去了原生家庭的家人，但我先生和他父母依然毫不动摇地支持我和帮助我，给了我最大的安慰。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最近的视讯中，我婆婆端出一只首饰盒，里头摆了十二只金手镯。「帮你买的。」她非常自豪地拿给我看。「要给你婚礼用的。」

「你疯了啊？」我念她。

公公婆婆老是会寄钱给我，尽管他们都已经从教师和飞行员的工作退休，经济能力有限。婆婆已经高龄八十七了，她常说，照顾我是她分内的工作。「我觉得对你有亏欠。」她说。「因为你孩子小时，我没能支持你。所以现在要补偿你们。」

「但我过得去啊。我可是有工作的！」我向她抗议，想藉此劝她别再寄钱了。其实我虽然在一家披萨店帮忙一段时间了，但这份工作薪水微薄，之后更因新冠疫情大受影响。因此她给我的钱，的确对我不无小补。

玛穆德已经被困在杜拜三年了，等着出国禁令解除。我们很希望他的情况能够赶快解决。他如果能过来团聚那就太好了，我不想再落单。对于孩子们而言，没有比爸爸在身边更让他们渴望的事了。

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看以前的照片：我和玛穆德十年前刚在开罗认识时的照片。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我真不敢相信，当时的我们是那么的青涩和天真无邪。这一路走来发生了太多太多事。有次跟孩子们一起看照片时，他们也注意到我抱着三个娃娃的照片，那照片是在我刚生下他们时拍的。

「可是照片里有三个宝宝啊！」艾莲娜口无遮拦问我。

「是啊，那两个是你们。另一个是你们的哥哥穆罕默德。」

「他现在哪里？」

「他跟爸爸在一起。」我撒了个谎，就这样脱口而出。尽管已经过了那么久，我还是无法面对我的长子已经在中国过世的事实。

「爸爸来的时候，他会来跟我们团聚吗？」艾莲娜问。

「是啊，一定会。」

总有一天我得跟我女儿吐露真相。但现在并不是时候，她还太小，不能领会那残酷的真相。

但我却希望世人能从我口中瞭解，维吾尔人受到了怎样难以想像的罪行侵害。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倖存下来，就是要向全世界揭发此事。好让日后再没有人可以辩称，他们对这桩人间惨剧一无所知。

谢词

一本书的完成，要靠许多人共同努力。我们作者群只能寥寥列出其中最重要的几位为代表。

维吾尔人权民运人士米丽邦．梅美特（Mihriban Mehmet）帮我们居中连系，并在这漫长的採访过程中，抱持对双边文化的敏感性，不厌其烦地为我们翻译。

Heyne出版社的编辑苏菲．波易森（Sophie Boysen）和萨拉．金诺拉斯（Sara Ginolas），从一开始就对此计划抱持坚定的信心。

记者丹尼尔．戈法特（Daniel Goffart）为初稿校对工作用心良苦。

维吾尔记者古尔夏拉．霍亚（Gulchahra Hoja）告知美国政府我的处境，才让我得以逃出埃及，前往美国。

我同时也获得美国国会议员马可．鲁比欧（Marco Rubio）和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以及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的协助。

撰写本书是由我们的经纪人克莉丝汀娜．普洛斯克（Christine Proske）发想。撰写时，她始终都是推动所有参与者的背后力量。

最后要感谢所有阅读本书的读者，谢谢大家参与这段我人生中最艰困过去的旅程，并帮我把我的故事传递下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的罪行。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可以推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由衷感谢各位。

米日古丽．图尔荪与安德莉亚．C．霍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