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llage of Secrets：Defying the Nazis in Vichy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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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记忆，并非一块闪亮璀璨的水晶，而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残片，在一片漆黑中闪耀出点点微光。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当我们为“国际义人”的正义动机寻求解释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是在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傻呢？再深究下去，难道我们不是在暗示，他们的义举有违常理吗？……怀着仁爱之心与利人之心而做出的善举，难道就如此不合时宜、如此有违常理、如此违背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以至于需要我们去抽丝剥茧地寻求解释吗？还是说，这些义举本身就符合我们的心理需要，符合我们自然而然的天性呢？

——莫迪凯·帕尔迪尔

- 主要人物

- 重大事件

- 地图

- 前言

- 第一部 逃脱

- 第一章 吾之罪愆

- 第二章 屈辱营地

- 第三章 驱逐狂潮

- 第四章 国家耻辱

- 第二部 抵达

- 第五章 走近上帝

- 第六章 纯洁心灵

- 第七章 维希版图

- 第八章 瓮中之鼠

- 第九章 未掩鸡笼

- 第十章 致命之年

- 第十一章 湮没无闻

- 第十二章 穿越边境

- 第十三章 火山危坐

- 第十四章 救救孩子

- 第十五章 游击地区

- 第十六章 今日无言

- 第十七章 铭记战争

- 后记

- 插图清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索引

主要人物

新教牧师

安德烈·特罗克梅与玛格达·特罗克梅及其孩子内莉、让-皮埃尔、雅克和丹尼尔，居住于勒尚邦村

爱德华·泰斯与米德丽·泰斯，居住于勒尚邦村

丹尼尔·屈尔泰，居住于利尼翁河畔费伊村

罗兰·莱纳特，居住于唐斯村

马塞尔·让内，居住于马泽村

营救者

米雷耶·菲利普，交通网络运营者，把孩子们送去瑞士

若尔热特·巴罗与加布丽埃勒·巴罗，丽日旅馆店主

勒福雷捷医生，勒尚邦村医生

马伯小姐，塞文诺新学堂英语老师

奥斯卡·罗索夫斯基，医学院学生与伪造证件高手

德莱亚热夫人，替儿童救援组织安置孩子的接待员

鲁塞尔夫人，在勒尚邦村藏匿犹太人的天主教徒

皮埃尔·皮东，护送犹太人去瑞士的童子军成员

埃米尔·塞什，苏莉阿姨之家的运营者

奥古斯特·博尼，拉盖斯皮、拉布里克和费多利等地的瑞士向导

丹尼尔·特罗克梅，罗什之家负责人

夏尔·吉永，勒尚邦村村长

罗歇·达尔西萨克，勒尚邦村教师

玛丽·埃克斯布拉亚，费伊村一家五金店的店主

露露·吕埃尔，马泽村一家咖啡馆的店主，及其女儿吕西安娜

多尔卡丝·罗贝尔，伊桑若一家咖啡店的店主

弗吉尼亚·霍尔，特别行动处和战略情报局特工

莱昂·埃罗，游击队领导人

让·梅、欧仁妮·梅、罗歇·梅与热尔曼·梅，梅氏旅馆的家族经营者

孩子

汉娜·希尔施与马克斯·利布曼

西蒙·利弗朗与雅克·利弗朗

雅克·斯图马舍与马塞尔·斯图马舍

热妮、利利亚纳、吕特与来自罗阿讷的女孩们

皮埃尔·布洛克

吉尔贝·尼扎尔与他的兄弟姐妹

苏莉阿姨之家的马德莱娜·塞什

义人

格拉斯贝格院长，韦尼雪营地的营救者

沙耶神父，基督教友爱会神父

马德莱娜·巴罗，西马德组织的秘书长

约瑟夫·巴斯，安德烈服务团团长

犹太裔营救者

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儿童救援组织成员

乔治·加雷尔与莉莉·加雷尔，儿童救援组织环线B交通员

利利亚纳·克莱因-利贝尔，儿童救援组织合作伙伴

乔治·卢安热，把孩子们送到瑞士的交通员

安德蕾·萨洛蒙，儿童救援组织成员

德国人与通敌者

普拉利督察，勒尚邦村警官

施梅林少校，驻勒皮市德军守备部队司令

罗贝尔·巴克，上卢瓦尔省省长

勒内·布斯凯，维希政府警察总监

重大事件

1939年

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

9月3日 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法国对德国宣战

9月26日 法国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1940年

2月29日 开始分发粮食配给卡

3月21日 雷诺取代达拉第出任法国总理

5月13日 德军横渡默兹河进入法国

5月18日 雷诺任命时年84岁的贝当为法国副总理

5月24日 英国远征军撤退至敦刻尔克

6月10日 法国政府撤离巴黎，意大利对法国和英国宣战

6月14日 德军进入巴黎

6月16日 贝当取代雷诺出任法国总理

6月22日 法德停战协定在雷通德签署

6月23日 希特勒访问巴黎，赖伐尔出任法国副总理

7月1日 贝当政府迁往维希

7月22日 维希政府开始审核公民身份

8月13日 禁止共济会员从事诸多行业

9月27日 德国要求审查德军占领区内的犹太人

10月3日 《第一犹太身份法》颁布，界定犹太人身份，禁止犹太人从事某些职业

10月22日 居住在德国巴登和巴拉丁地区的犹太人被围捕，并被驱逐到法国以及其他地区

10月24日 贝当与希特勒在蒙图瓦尔会晤

11月5日 尼姆委员会成立

1941年

3月 维希政府成立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其领导人是扎维埃·瓦拉

5月14日 巴黎地区第一次犹太人大搜捕

6月2日 《第二犹太身份法》颁布

7月22日 维希政府颁布法令，授权政府部门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和企业

11月29日 维希政府成立法国以色列人总会，旨在让犹太人自行管理其内部事务

12月11日 德国对美国宣战

1942年

1月20日 万湖会议，第三帝国决定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2月4日 维持治安军团成立，维安团即法兰西民兵的前身

3月1日 英美盟军开始轰炸法国

3月19日 瓦拉被逐出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其领导职务被达基耶尔·德·佩莱波取代

3月27日 第一列装载犹太人的火车从德朗西开往奥斯维辛

5月29日 在德军占领区内，六岁以上的犹太人被勒令佩戴黄色六芒星

6月30日 艾希曼抵达巴黎，准备执行“最终解决方案”

7月16～17日 巴黎地区犹太人大搜捕，即“春风行动”，12884名犹太人被逮捕

8月5日 开始从法国南部非德军占领区驱逐犹太人

8月10日 拉米朗访问维瓦莱-利尼翁高原

8月13日 瑞士对犹太难民关闭边境

8月 法国高级神职人员们发出多封抗议信

9月 马克·博埃涅牧师呼吁新教徒拯救犹太人

11月8日 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

11月11日 德军入侵法国南部非德军占领区

1943年

1月 “战斗”、“解放南方”和“自由射手”合并为“联合抵抗运动”

1月18日 列宁格勒围城解除

1月24日 德军摧毁马赛旧港

1月31日 法兰西民兵成立，达尔南为其头领

2月16日 义务劳动团成立

7月9日 英美盟军抵达西西里岛

7月25日 巴多里奥取代墨索里尼出任意大利总理

9月8日 德军接管意大利占领的法国南部省份

10月13日 意大利对德国宣战

1944年

1月22日 英美盟军登陆安齐奥

6月6日 诺曼底登陆日

6月7～10日 德军在蒂勒和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制造大屠杀

8月15日 法国部队与英美盟军在普罗旺斯登陆，由英美盟军、法国陆军和抵抗运动共同进行的法国解放进程开始

8月17日 最后一列从德朗西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发车

8月24～25日 法国部队进入巴黎，德军投降

9月1日 法国部队抵达勒尚邦

10月23日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正式承认戴高乐政府

地图

前言

1953年春季，在一本以美国和平主义者为受众的双周刊《和平新闻》（Peace News）上，刊登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法德两国混血的新教牧师安德烈·特罗克梅（André Trocmé），他在1940年5月德军进驻巴黎至1944年夏天法国解放的几年间，帮助拯救了大约5000名被追捕的共产党人、共济会员、抵抗战士以及犹太人，使他们免于被送往德占波兰境内的灭绝营。

故事发生于偏僻边远的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教区，此地位于法国中央高原东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和平新闻》告诉读者，特罗克梅牧师以其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信念，鼓舞其新教教区信徒，参与这场“善意的密谋”，信徒们接纳、藏匿、供养继而转移这些不幸出现在纳粹处决名单上的可怜人，帮助他们安全地转移到瑞士。其中，许多获救者还是懵懂幼童。

随着冷战开始，人们对全球冲突的恐惧开始蔓延，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似乎也有了用武之地。而且，通过贬抑通敌者、褒扬抵抗者，这个故事也非常有助于为法国的维希岁月寻求意义。法国游击队员曾经在韦科尔高原短暂建立自由政府，与之类似，勒尚邦同样成为英勇抵抗的象征符号，以及无私奉献的道德典范。在这个“鸦雀无声的国度”，在这个胡格诺派教徒因为拒绝信奉天主教而身陷险境，因而世世代代缄默不言的地方，“针对希特勒-贝当体制的非暴力抵抗诞生了”。再加上一名恭敬谄媚的本地省长、一位良心发现的德国军官，以及几个多嘴长舌、粗心大意的本地居民，所有出场人物也就凑齐了。不久以后，人们就会开始用“平庸之善”（banality of good）来形容勒尚邦居民的谦逊和低调，这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那个被过度使用的“平庸之恶”的术语形成对比。在《和平新闻》刊登这个故事之后，各种各样的颂歌赞词、新闻报道、回忆录、纪录片和故事片接连不断地出现。1988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表彰“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勒尚邦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唯一受到表彰的村庄。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但问题是，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确实，有许多犹太人和抵抗者得到拯救——但绝对没有5000人那么多；他们也不是靠非暴力抗争而得救，而是靠想方设法、通力合作的艰难冒险而得救。他们不仅经历了普通意义上的冒险，而且借助偏僻边远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沿路居民的默默支持而涉险过关。那里有一位相当正派体面的本地省长，以及一名没那么残忍嗜杀，但也绝对说不上良心发现的德国军官。那里也不仅有勒尚邦村，而且有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上的五六个村庄，以及许多十分边远的村落。那里也不止有一位新教牧师，而且有24位新教牧师，除了新教徒，比如达比派和拉文派的信徒，还有普利茅斯兄弟会追随者的后裔，以及天主教徒和许多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人士。此外还有医生、教师、大学教授、学生，以及童子军里的许多男孩女孩，他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反而是安德烈·特罗克梅，他要比故事里面描述得更加难以捉摸、爱添麻烦、疑神疑鬼。对某些人来说，特罗克梅是个英雄，但对其他人来说，特罗克梅只是个骗子。他死于1971年，去世之后声誉日隆。

在事情过去70年后，探寻真相变得更加有趣。神话远远脱离了事实，由此引起了无休止的争执、妒忌、诽谤、中伤、传闻、控诉、反诉、偏见，引起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武装抵抗者与和平主义者之间、平民百姓与游击队员之间、信奉宗教者与无神论者之间，以及追求荣誉者和保持沉默者之间怒目而视。时至今日，这个题目依然炙手可热，一如多年以来那样，依然成为地方政治与历史叙事激烈对抗的热议话题。即使在2004年，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颂勒尚邦为“我们国家的良心”，也依旧无补于事。

在德国占领与维希政府统治的灰暗又可怕的岁月里，在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上，的确发生过一段关乎勇气、信念、道德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段记忆与事实渐行渐远的故事。

第一部 逃脱

第一章 吾之罪愆

1926年夏天，当阿龙·利弗朗（Aaron Liwerant）将其未婚妻萨拉（Sara）从准岳父母在华沙的家接到巴黎的时候，法国还算是个理想的避难所。[1]因为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大量劳动力，所以法国政府欢迎许多波兰人、俄国人、加利西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入籍，以此填补工矿企业的职位空缺。巴黎左岸的国际书店出售俄语和波兰语的图书和报纸。法国人也欢迎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来法国是为了逃脱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迫害，有些难民甚至去法国南部务农。

阿龙是个皮革匠，而萨拉则帮忙把阿龙从作坊带回家的扣子包上丝绸或者蒙上皮革。阿龙和萨拉的第一个孩子贝尔特（Berthe）生于1927年4月；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叫西蒙（Simon），生于1928年11月。尽管阿龙和萨拉偶尔会谈论，夫妻俩终有一日会回到波兰，但他们还是让两个孩子入籍，成为法国公民。

利弗朗一家在巴黎美丽城（Belleville）租了两个房间，房间没有浴室，还要与邻居共用厕所。美丽城邻近玛莱区（Marais）和11、12、18区，是绝大多数外国移民在巴黎落脚的家园，尤其是从事皮革和纺织行业的犹太家庭的家园。阿龙的姐妹也在法国落脚，而且也入了法国国籍，她与阿龙和萨拉都不觉得自己是外来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籍犹太人还享受着法国大革命的遗产，革命赋予国内所有宗教少数派以平等权利，当时这种宗教宽容政策只在法国和美国实行。[2]利弗朗一家认为自己是忠诚的公民，与其他法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生活在这个强大且宽容的共和制国家。

阿龙和萨拉及孩子们

尽管一家人在家里说意第绪语，但贝尔特和西蒙都会说法语。法国是他们的祖国；而且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别的国家能被称为祖国，只是饶有趣味地聆听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波兰的故事，也知道那里屡屡发生的屠杀迫使自己的父母背井离乡。每天放学后，西蒙会帮妈妈给阿龙从皮革作坊带回来的扣子包上蒙皮，然后妈妈就会给西蒙一法郎，他会拿这一法郎去买邮票，通常是航空题材的邮票。

1936年的大选让“人民阵线”的莱昂·布卢姆（Leon Blum）上台执政，布卢姆是犹太人，也是社会主义者。“人民阵线”欢迎移民，致力于改善法国工人的待遇，但这也引发了更多的罢工和暴力冲突。及至此时，法国还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比例的外国移民，甚至比美国的外国移民比例还要大。当姗姗来迟的世界经济危机终于波及法国的时候，法国工矿企业失业率猛涨，外国工人开始感到来自周围的敌意，而在不久之前，周围的人们还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西蒙十岁那年，也就是1938年，莱昂·布卢姆的政府倒台，社会上充斥着关于世界犹太人联合会的谣言，以及对身为犹太人的布卢姆的人身攻击，布卢姆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有着蓬松的黑色直发、整洁的胡须和鬓角，有人攻击他是寄生者、流浪者、伪证者，以及“健康男子气概”的破坏者。人们为国家的病症寻找病根，有些法国人开始把300万外国移民，尤其是犹太移民视为合适的替罪羊；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洪流充斥于小册子、图书和文章中，到处都是秘密社团、撒旦崇拜、第五纵队等谣言。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许多人认为这些谣言已经销声匿迹，突然间却又死灰复燃。年事已高的前总理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曾说“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反犹主义将不会在法国卷土重来”，此时此刻未免有点讽刺。

还有更引人入胜但也更耸人听闻的——人们要么听从保王党知识分子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训话，他的右翼民族主义言论发表于《法兰西行动报》（L’Action Française），他说“有一样东西已经死亡了，那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半宽容精神……一股令人畏惧的‘打倒犹太人’呼声充斥于每个人的胸膛，而且必将变成发自每个人心底的呐喊”；要么信服莫拉斯的同伙、獐头鼠目的儿科医生塞利纳（Céline）的煽动。莫拉斯本人是个矮子，说话结结巴巴，蓄着整洁的山羊胡子；他麾下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组成“国王的报贩”（Camelots du Roi），其成员都是些暴徒恶棍。

莫拉斯和塞利纳都认为，法国长期以来都被内部敌人剥削和背叛，有好几次，他们把接踵而至的内部敌人比喻为潮汐涨退。他们无疑是能言善辩的，其辩才甚至赋予其理念以某种合法性。1939年5月，当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声称要“搜捕、甄别、驱逐”非法移民时，许多人为他欢呼喝彩。[3]作为激进党的领导人，达拉第已经明显右倾。犹太移民人数已经到了“临界点”，上万犹太移民应该被送到“别处”。在巴黎美丽城，利弗朗及其犹太邻居只能尽量低调，希望这种敌意终将过去，他们过去就是如此渡过难关的。1939年9月，法国对德国的宣战并未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冲击，“奇怪的战争”，又被称为“假战”，也未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冲击，就连天主教作家乔治·贝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在移居南美洲之前也评论道，这场战争一点都不奇怪，却让人感到悲哀。大约40000名犹太人加入法国军队。1940年3月，战争似乎陷入僵局，政府权力被交到一位身手敏捷、热衷运动的律师手上，他的名字叫保罗·雷诺（Paul Reynaud）。

1940年5月，法国那道钢筋混凝土筑就的、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国装甲集群绕后包围，那年西蒙12岁。数日之内，德国军队向巴黎大举进军，驱使惊恐的民众和战败的士兵落荒而逃，而在巴黎，政府成员集中在巴黎圣母院，祈求上帝保佑。萨拉刚刚生下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雅克（Jacques）。逃亡不可能是萨拉的选项，但她说服阿龙加入南逃的队伍，当时有800万人离开家园，以逃避德军的进逼，萨拉希望阿龙亲眼看看在巴黎以外能否找到一家人的容身之地。阿龙很快就回来了，告诉萨拉，他走到奥尔良就折回来了，为了避开军人注意，他把行李放在一辆废弃的手推车上，假装里面有个婴儿。有一阵子，德国驻巴黎占领军在这个被征服国家似乎还算守规矩，利弗朗一家也感到惊魂甫定，同时他们也会感叹，那些作为随军秘书和办公室文员来到巴黎的德国妇女，衣着就像美国航空公司的空姐，但都有“运动员那样健硕的体格”。利弗朗一家还把姓氏中的“w”改为“v”，认为这样看上去更像法国人的姓氏。

就像其他法国人那样，萨拉和阿龙对法国的新任领导人感到放心，84岁高龄的贝当（Pétain）元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沙场老将，他孤傲清高、洁身自好，是法国在凡尔登战役伟大胜利的化身。贝当蓄着整洁的小胡子，有着柔软的肚腩及灰蓝色的眼睛，他自比为古代武士，非常正直。萨拉和阿龙服膺于贝当元帅想要建立的新道德秩序，即通过一场民族革命，以多产而稳定的家庭来匡正布卢姆执政期间放荡不羁、过分自由的倾向。当他说“深爱的法国”，当他说要为法国人民送上“我本人的赠礼”，贝当元帅的演说听上去能够安定人心；就像淘气的孩子那样，他们将不得不通过痛苦和集体受辱来重归正道。他告诉人们：“你们已经承受过痛苦……你们还将承受更多痛苦……你们的生活将会变得非常艰难。”利弗朗一家喜欢贝当元帅关于人们回归土地的想法，人们曾经沉溺于城市生活，撂荒了乡村的土地，人们应该生育更多孩子；尽管听上去很奇怪，导致法国耻辱失败的种种弊病，竟然包括有薪假期、茴香酒、白奴贸易、罢工、赌博、泳衣、民主制度，以及“作坊、办公室、工厂里不体面的男女关系”。

1940年5月至6月，在弥漫整个法国的负罪感中，在关于“放荡轻佻、自暴自弃的放纵行为”的呓语中，最让萨拉和阿龙感到困惑的是，竟然没有人提出疑问，为何这个国家会受到睚眦必报的上帝的惩罚，为何上帝会选择奖赏希特勒，并满足纳粹党的野心。与德国人合作似乎并不意味着叛国，反而意味着促使法国人改变其学校教育、雇佣制度、治理方式的契机，意味着严守纪律和巩固民族纽带。严厉的新措施将会把国家从“女人和同性恋的共和政体”中拯救出来。在西蒙上课的教室墙上挂着贝当元帅的肖像，他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而在这个年纪，他本该颐养天年；贝当元帅的肖像还出现在海报、明信片和硬币上。在邮票上，贝当元帅取代了过去的玛丽安娜。自从第二帝国覆灭以来，法国就再也没有把在世统治者的头像铭刻在硬币上。在对贝当元帅的个人崇拜中，拒绝服从者将会被人告发。圣女贞德同样成为爱国、虔敬、奉献的美好象征。至于莫拉斯和塞利纳等人的咆哮，利弗朗一家只能告诉自己，这些咆哮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6月22日，贝当在一节停靠在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的火车上签署停战协定，这份协定把法国一分为二，占领区由德国人统治，非占领区由法国人运营，政府设在温泉小镇维希（Vichy），这份协定的条款和当年强加给德国人的《凡尔赛和约》相差无几。这是希特勒首次造访巴黎，他很高兴踏足这个已被他踩在脚下的国家。然后，仅仅在约八个星期后，最早的不祥之兆就出现了：8月27日，贝当废除了反犹诽谤罪的罚则。而在此时，德国人仍未打算让法国像德国那样清除犹太人，他们宁愿让非占领区成为接收那些他们不想要的犹太人的地方。占据法国三分之一领土的非占领区由维希政府统治，由一道长达1200千米的重兵把守的边界线与占领区划分开来。

德国人禁止已经逃往法国南部的犹太人返回法国北部的家园，并已开始接手犹太人逃亡期间抛弃的产业，还勒令银行打开犹太人在银行租用的保险箱，从而没收犹太人的黄金、外币和首饰。[4]霎时，4660家开设在巴黎的企业被打上已没收的黄色标记。10月3日，在对首都及其郊区的犹太人进行普查后，统计出113462名犹太人，其中有57110名法国公民和55849名外国移民，按照维希政府的《第一犹太身份法》（Statut des Juifs），这些人将会迅速地、集体地受到排斥并陷入赤贫。维希政府声称，事实非常清楚，犹太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几乎导致了无政府主义”。[5]犹太人必须受到约束和惩罚。这些措施落实的速度快得惊人，而且这些措施夹杂着复仇的渴望和赎罪的意愿。维希政府也咨询过罗马教廷的意见，罗马教廷对此表示默许。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他们不仅找到一个对战败逆来顺受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准备把战败归咎于自己，这个国家渴望得到征服者的接纳，以免承受更加严厉的惩罚。

维希政府宣布：从今以后，犹太人将会被禁止从事某些工作，而其他工作也会有准入配额。在其他许多方面，维希政府总是赶在德国人提出要求之前就把事情做到位了。按照维希政府颁布的法令，如果一个人有三个祖辈是犹太人，那么他就是犹太人；又或者如果一个人有两个祖辈是犹太人，而且妻子是犹太人，那么他也是犹太人了。许多政府公务员，包括法官、办事员、教师，都失去了工作，还有许多律师、摄影师、考古队员、科学家、服装制造商、电影制作人、护士、图书管理员，也失去了工作。确定工作准入许可的权限被下放给各地省长，由他们来拘留“犹太种族的外国移民”。

为了帮助法国人更好地理解犹太瘟疫的致命特性，德国政府拍摄了一部臭名昭著的反犹电影《犹太人苏斯》（Jew Süss），这部电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这是一部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纪录片，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屏幕上投影出许多老鼠，仿佛要涌进电影院。[6]声名狼藉的德国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所描绘的犹太人形象也被引入法国，犹太人被刻画为矮小、肥胖、丑陋、蓄胡子、流口水、鹰钩鼻、死猪眼的男人。事到如今，在学校的操场上，西蒙以及其他几名犹太小学生，每天都要对其他小学生的霸凌行径奋起反击。尽管西蒙身材矮小，而且高度近视，视力差得就像个小鼹鼠，但他足够强壮，并未在多场打架中输掉。

并非所有镇压措施都以犹太人为目标。在8月13日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就有一部法令是以共济会员为目标的，他们也被禁止从事许多专业工作。60000名共济会成员被调查，15000名共济会头目被解雇。1939年8月，在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和莫洛托夫（Molotov）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许多法国共产党员和前“人民阵线”成员被送往达拉第政府设立的拘留营。即使在德国入侵之后，这些人也仍未被释放，而是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继续关押在拘留营。犹太人和共济会员，以及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员，无论他们追随马克思、托洛茨基还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rg），都被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和“反法”黑暗势力的组成部分，他们即将被恐惧和迫害的浪潮吞噬。此时此刻，身为外国人，或者带有外国口音，都足以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正如小说家亨利·德·蒙泰朗（Henri de Montherlant）所说，法国人展现了他们的本色：一种混合了慵懒和怯懦的道德本色。

在1941年3月底，德国人认为法国人仍然未能正确理解“全面清除犹太人之必要性”，在德国人的授意下，维希政府同意“解决犹太人问题”。贝当任命莫拉斯的老朋友、思想顽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负伤老兵扎维埃·瓦拉（Xavier Vallat）为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x Questions Juives，CGQJ）负责人，这个机构的总部就设在维希市内那个破旧的阿尔及利亚旅馆。瓦拉修剪了头发和浓密的黑色眉毛，然后戴上黑色眼罩。瓦拉是个律师，还是个恭敬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厚颜无耻的反犹主义者；他声称自己的反犹主义“来自维希法国”，是受到天主教信条启发的反犹主义。他曾经面对27岁的德国军官特奥·丹内克尔（Theo Dannecker）时说“我的反犹资历比你老得多”，毫不顾忌丹内克尔是盖世太保犹太事务主管艾希曼（Eichmann）派驻巴黎的代表。[7]更何况丹内克尔还是个残忍阴毒、丧心病狂的狠角色。瓦拉声称，除了极个别例外，犹太人“自始至终都是威胁”；而且，犹太人在文化上是不可能被同化的。

必须采取的措施是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其实就是强取豪夺，并把犹太人彻底逐出法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与此同时，要手法巧妙地让他们的财富落入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手里。瓦拉审视自己，声称自己不是“屠夫和拷问者”，而是个外科医生，专门来治理这个“因为犹太头疼脑热症而一病不起”以至于奄奄一息的国家。他所设想的反犹体制将会迅速变成全欧洲最严厉的反犹体制，并由特种警察部队“犹太问题警察”（Police aux Questions Juives）予以实施。维希政府和德国人都相信，法籍犹太人非常富有。

自从阿龙回到巴黎，他便继续在原来的企业工作，并在晚上把扣子拿回家让萨拉加工。1941年5月中旬的一天，阿龙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了“邀请”犹太人去当地警察局报到的指令。阿龙以为所有人都要去报到，法国人和外国人都概莫能外，因此高高兴兴地去了，但萨拉有点担忧，她让阿龙骑自行车去，然后直接从报到的地方去上班。当天晚上，阿龙杳无音讯。反而是一名警察来敲门，来者让萨拉给丈夫收拾包袱，送到紫丁香门的营房。13岁的西蒙替母亲去了，并打听到父亲已和另外4000人一起被送到奥尔良附近的拘留营，这些营房本来是信心十足的法国军队准备用来关押德国战俘的。几周以后，萨拉被允许带上三个孩子，到那里陪阿龙度过周日。

不久之后，阿龙逃了出来。阿龙在某天深夜到家，然后藏身在某个法国朋友家里。阿龙和萨拉一致决定，要去找一个“摆渡人”（passeur），也就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人，这种人能够帮助阿龙穿越封锁线，逃到非占领区，起码在当时，生活在非占领区的犹太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到了非占领区之后，阿龙打算前往里昂，利弗朗一家在那里有亲戚可以投靠。又一次，是萨拉让阿龙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因为萨拉说男人的处境比女人和孩子危险得多。美丽城有一个货车司机，他使用卡车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运送肉类。货车司机愿意帮忙，让阿龙藏身于货车底盘两边其中一个狭窄的箱子里，这两个箱子通常用来接肉类流淌下来的鲜血。穿越戒备森严的封锁线时倒是平安无事，但在穿越封锁线后，在等待前往里昂的公共汽车时，阿龙却被警察截住了。他身上唯一的证件清晰地盖着“犹太男性”（Juif）的印戳。这一次，阿龙被送往一处新设立的劳动营，在那里，犹太人以及其他滞留在法国南部的拘留者会被训练成伐木工人。非常偶然地，阿龙被允许离开营地，回到巴黎看望萨拉和孩子们，一家人在巴黎度过了1941年，然后就是新一轮的大搜捕，这次所有犹太人都会被关押起来。

这是第一次有法籍犹太人被抓捕。在此之前，许多法籍犹太人还认为，自己与德国人眼中的外籍犹太人有所不同，而且自己从不招惹麻烦，厄运没有理由降临到自己头上。法籍犹太人世世代代作为备受尊敬的学者、律师、银行家和科学家，拥有纯正的法国口音，这样的厄运怎么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呢？作家和记者菲利普·埃朗热（Philippe Erlanger）后来形容道，当时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意外，一种只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妄之灾。12月12日，743名地位显要、成就卓越的法籍犹太人被逮捕，当中有许多是医生和律师，其中就包括莱昂·布卢姆的兄弟勒内（René）。在一次刺杀德国军官未遂事件后，作为报复，100名人质被枪决，1000名犹太人被围捕，德军占领区内的犹太社群被罚款10亿法郎。这一可怕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个世俗国家不再能保护任何人，而他们本能地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

维希政府还是认为扎维埃·瓦拉太过软弱和仁慈，因此以达基耶尔·德·佩莱波（Darquier de Pellepoix）取而代之，此人曾经反复强调打破犹太财阀垄断之必要，他说没有任何犹太人值得他去握手。佩莱波不如瓦拉机警狡猾，但比瓦拉更加俯首帖耳，他是一个懒惰、残忍、贪婪的家伙，随时准备全心全意执行纳粹“经济雅利安化”的反犹政策，同时也尽可能为自己捞取好处。佩莱波禁止犹太人使用自己的名字，因此阿龙成了“犹太人利弗朗”。佩莱波还把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的人员扩充一倍，男女职员的人数达到1000名。这些人将会从事掠夺赃物、刺探情报、收买线人的工作。佩莱波认为，犹太人是宿敌，犹太人的种族特性让法国置身于险境之中。

对于西蒙来说，一颗黄星改变了一切。从1939年起，波兰犹太人就被迫佩戴识别身份的黄星，及至1942年5月底，类似的规定也波及法国德军占领区内的所有犹太人。那颗黄星大约有成年男子的拳头大小，所有六岁以上的犹太人都得把黄星佩戴在外衣的左胸位置，而且在配给制下，每颗黄星都要花费一张服装票来购买。血统成分可疑的人则不得不签署“本人不属于犹太种族”的声明。

西蒙发现那颗黄星让他很沮丧，尤其是当他走路上学的时候，别人都会冲着他喊“肮脏的犹太人”，所以他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佩戴那颗黄星，尽管他知道这样做相当危险。西蒙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尽管开始上学时表现糟糕，但那只是因为当时老师并未意识到他有高度近视。萨拉设法多挣点钱来购买食物，尽管当时已有禁止雇用犹太工人的禁令，但好心的作坊主人继续雇用她，让她继续拿扣子回家蒙上皮革。种种限制让他们度日艰难。身为犹太人，萨拉只能在下午3点到4点上街购物，那个时间商店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了；而在地铁上，她也只能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音乐厅、剧院、电影院、露营地、公共电话亭，都是犹太人不得涉足之处。

在巴黎各个角落，犹太人饥寒交迫，只能靠自己的积蓄或者法国邻居的施舍度日，而法国邻居也缺乏食物、煤炭和衣物，因为德国人让许多法国企业转而为第三帝国的需求服务，装满各种战略物资的火车几乎每天都从巴黎东站发往柏林。到了晚上，在这黑灯瞎火的首都，你能看见自行车的灯光就像萤火虫那样闪现。不久之后，法国人就只能得到战争爆发前三分之一多一点的煤炭了。1939年冬天是滑铁卢战役以来最冷的冬天，1940年和1941年的冬天倒还好些。即使在维希，也照样缺乏燃料，贝当麾下的30000名民政服务人员只能整天生活在焚烧木柴所造成的浓厚烟雾之中，因为他们也只能用那种临时制成的炉子，再临时搭根管子伸出窗外当烟囱。咖啡，如果还算是咖啡的话，是用栗子、鹰嘴豆、干苹果和羽扇豆磨成粉冲泡的；糖则来自甘草、煮烂的南瓜和葡萄汁。[8]由于父亲不在身边，13岁的西蒙感到要为家里负起责任，尤其是因为萨拉说法语时夹杂着很重的外国口音，西蒙的责任就更重了。萨拉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生下雅克之后，萨拉的肾功能就更衰弱了。

1941年11月，有感于利用犹太人可能有助于消灭犹太人，维希政府下令成立法国以色列人总会（Union Générale des Israélites de France，UGIF），以协调所有现存的福利组织。当时这些福利组织都在各行其是。有些人感到这可能是个陷阱，因为这样做会使犹太人更容易被辨认出来，而且犹太人的地址也将被集中登记，因此他们拒绝加入，并转入地下；其他人则坦然接受，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原有的福利组织将无法照料与日俱增的贫苦民众。在这些福利组织的名册上大约有40000人。及至此时，所有犹太人都要向法国以色列人总会缴纳税款。由于双方怀有敌意，犹太领袖们开始时提出激烈抗议，反对上述强制措施，但抗议无效。后来，纳粹的计划和维希的服从似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许多犹太领袖就转而表达他们“衷心的愿望，即既能做个优秀的犹太人，又能做个优秀的法国人”，但他们继续忠诚于贝当的强烈意愿也让他们作茧自缚，陷入逆来顺受和谨小慎微的恶性循环。其他人则设法逃脱。及至此时，大约有35000名犹太人申请离开法国，主要打算前往美国、拉美和中国，但绝大多数人都因代价高昂和官方刁难而难以获得签证。

尽管佩莱波已在维希政府内部接手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但柏林方面已经提前制订了驱逐法籍犹太人的详细计划。及至此时，德朗西（Drancy），这个巴黎郊外已被废弃的地方，变成一个货运火车中转站，负责把犹太人运往东方的集中营，尽管最早的运送计划仍迷雾重重。1942年4月，59岁的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重返权力中枢，他从不掩饰与德国建立更紧密合作关系的渴望，此时兼任内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以及部长会议副主席，实际上成为政府首脑。赖伐尔重新上台，预示着对维希政府的绝大多数幻想彻底破灭。赖伐尔皮肤黝黑、矮胖粗壮、精明狡猾，经常身穿燕尾礼服；他来自奥弗涅（Auvergne），父亲是个屠夫。局势很快趋于明朗：贝当已被架空，无法继续成为维护独立、保护国家、反抗德国予取予求的象征。

约1942年，犹太人抵达德朗西

一名新任德国警察总监、党卫队将领卡尔·奥贝格（Karl Oberg）被派遣到法国，他手下有一个聪明狡黠的年轻纳粹军官——赫尔穆特·克诺亨（Helmut Knochen）。这两个人在“被诅咒种族”即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克诺亨、艾希曼的代表丹内克尔的办公室都在福煦大街，这条壮观的林荫大道从布洛涅森林延伸到凯旋门。法国警察越来越像德国警察的附庸了，但维希政府的警察头子、来自加斯科涅的工作狂和控制狂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暂时不愿交出法籍犹太人。他反而打算驱逐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内的外籍犹太人，即在1936年1月1日以后进入法国的德国犹太人、奥地利犹太人、波兰犹太人、拉脱维亚犹太人、捷克犹太人、俄国犹太人以及爱沙尼亚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维希政府似乎还无意对那些“惹人讨厌的家伙”赶尽杀绝，但的确希望赶走他们，至于维希政府是否清楚1942年1月的德国万湖（Wannsee）会议及其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那就不得而知了。奥贝格和克诺亨监督并默许了维希政府的处理方式。

1942年6月11日，柏林发来指令，要求把10万名犹太人逐出法国，包括16岁至40岁的男人和女人，但退役老兵、18岁以下无人监护的孩子以及孕妇可以获得豁免。驱逐行动的开销，包括运费、毛毯、衣物、食物，由法国人负担。布斯凯和奥贝格在上述问题上各有主张：德国人需要法国人帮忙抓捕犹太人，因为德国派驻法国的警察只有三个营；而法国人希望与德国人达成协议，拯救法籍犹太人。由此达成协议：大约3000名法国警察负责在巴黎抓捕22000名外籍犹太人，而布斯凯将会从非占领区运来大致相当数量的无国籍和外籍犹太人。在当时，总体抓捕人数有所减少，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运力运送那么多人。

6月30日，即决定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德国万湖会议五个月后，艾希曼抵达巴黎以监督驱逐行动。7月4日，由于害怕凑不到足够人数，赖伐尔做出更多让步。赖伐尔将会向德国人交出一些无国籍的犹太儿童，即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跟随父母来到法国的孩子。被纳入范围的妇女儿童将无法幸免。最初的统计是法国境内大约有86.5万名犹太人，这是被信口雌黄的新闻记者莫拉斯和塞利纳之流夸大的数字，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严重注水的。新的统计数字大约是34万名犹太人。在理论上，出生于法国的西蒙和贝尔特暂时是安全的，但萨拉就危险了。

7月12日，凌晨1点，利弗朗家门铃响起。萨拉叫醒西蒙，让他看看谁在门外。门外站着一名身着便服的督察。来者轻声告诉西蒙：“你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告诉你妈妈，接下来将会出乱子。”第二天早上，萨拉请求门房同意，让他们从一楼的公寓搬到六楼的阁楼。雅克已经两岁了，西蒙的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早晨上学之前替这个小宝宝取配额牛奶。7月16日早晨，西蒙走到楼下的时候，被一名身着便服的督察拦住，在他身后还有三名身着制服的警察。“看啊，这里有个犹太人。”那名督察说完，就问西蒙要到哪里去。

警察要求西蒙领着他们到家里，西蒙打开了一楼公寓的门口，假装听不懂警察的问题，不知道里面为什么没人。但有一名警察留意到西蒙手上还有其他钥匙。警察们让西蒙在前面带路，他们一层一层往上爬，逐个门口用钥匙比对，直到爬上阁楼。警察们在阁楼找到萨拉和雅克，但贝尔特不在，贝尔特去朋友家了。萨拉和雅克缩在毯子里瑟瑟发抖。尽管萨拉的法语很不流利，但她还是多留了个心眼，指出警察名单上的姓氏是不对的，名单上写着“w”而不是“v”，因此这肯定是另一个家庭的姓氏。犹豫再三之后，警察同意回总部再核对一次。当那三名身穿制服的警察走远之后，那位督察中途折返。他说：“请容许我给你们个建议。此地不宜久留。你们不可能交两次好运的。”

1942年7月16日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维希政府就发起了“春风行动”（Opération Vent Printanier）。9000名法国警察，包括警察学校的学员和400名极右翼志愿者，呈扇形队形向巴黎3、4、10、11、12、18和20区进发，搜捕据信藏匿在那里的28000名犹太人。现场没有德国人，因为奥贝格和丹内克尔已经与布斯凯充分沟通过，尽可能动用法国宪兵、警卫队和市政警察，这些人看上去威风凛凛，但也腐败无能且头脑偏执。搜捕行动持续到17日午后1点，但只捕获12884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被带到巴黎15区格勒内勒大道上的冬季环形体育场（Vélodrome d’Hiver）。那些行动不便的犹太人就被担架抬到现场。24名拒捕的犹太人被当场射杀。尽管法国以色列人总会犹豫再三，决定隐瞒搜捕行动即将到来的信息，以免引起恐慌，但许多普通法国公民，以及少数同情犹太人和对抓捕行动感到不安的法国警察，决定联合起来，先是提醒进而藏匿犹太人，那位提醒萨拉及其孩子的督察就是这样的善心人。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季环形体育场的状况也越来越差，那里的黑色玻璃反射出让人不寒而栗的光线，人们在闷热、恶臭、恐慌的环境中备受煎熬。里面非常炎热。到了第五天，男人们被送往德朗西，不久之后，妇女们和孩子们就被送往皮蒂维耶（Pithiviers）和博讷拉罗朗德（Beaune-la-Rolande）的拘留营。火车载着第一批乘客向东开去，开往德占波兰地区，火车将持续发车到这个月的月底。

悲情的一幕还在上演，有些父亲由于是退役老兵，奇迹般地得以豁免，但当他们回到家中，却发现孩子们要么被接走了，要么下落不明，而孩子原本不在最初的抓捕范围内。7月20日，被关押在博讷拉罗朗德的犹太母亲被塞进卡车，送往德朗西。她们奋力抗争、惊声尖叫，但受到棍棒殴打的她们还是不得不把孩子们留在身后；孩子们随后也被送往德朗西，他们的处境相当凄凉，那些比较小的、丢失了姓名牌的孩子将会等待辨认，然后被送回父母身边。年纪稍大的孩子，即大于12岁的孩子，最初还可以留在原地，但随后也被塞进货运卡车，在7月31日至8月7日被送走；年纪更小的孩子，在8月17日至28日也被送走。在他们当中，没有人会再回来。不久之后，人们就会以为，那些被抓捕的人可能都会被当成工人，送到德占欧洲地区的工矿企业里。

尽管听上去有点离奇，但就在那套美丽城公寓里，萨拉以及孩子们却设法躲过了抓捕。萨拉仍然相信出生在法国的贝尔特和西蒙是安全的，因此萨拉找了个摆渡人，把自己和婴儿雅克运过封锁线，从占领区来到非占领区，并说等她到了里昂，就托人把贝尔特和西蒙接过去。但在沙隆（Châlons），萨拉的摆渡人把她交给了盖世太保，那个摆渡人是一个样貌猥琐、厚颜无耻的通敌者。尽管萨拉有足够的时间毁掉证件，以及证件上那个盖着“犹太女性”（Juive）的印戳，但她跌倒了，弄伤了自己。自从生下雅克以来，萨拉的健康状况就没好过。当萨拉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德军士兵把守的医院里；萨拉蹩脚的法语和外国口音足以让德国人意识到她来自哪里。幸好一位友善的红十字会护士主动帮忙，答应把雅克送到萨拉在里昂的亲戚家。

在美丽城，贝尔特和西蒙胆战心惊，他们害怕每一个奇怪的声音、每一次敲门、每一次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他们几乎不敢出门。有一天，他们收到一封信；那封信是用意第绪语写的，他们能说这种语言，却读不懂，他们把信拿给姑母，请姑母替他们翻译。在信中，萨拉解释了她的遭遇，并叮嘱贝尔特和西蒙把公寓锁好，不要带任何东西，尽快去沙隆找她。西蒙小心翼翼地只坐了一程火车，因为德国人在火车站尤为警觉，因此他们在博讷转乘公共汽车。在路上的某个地方，党卫队军官登车检查。由于怀疑孩子们的证件有问题，军官把他们带到当地的德军司令部，并把他们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里，每个房间都有一条阿尔萨斯狼狗把守。军官告诉孩子们，如果他们乱动，狼狗就会扑上来咬他们。15岁的贝尔特当场就被吓尿了。傍晚6点，一名直来直去的党卫队军官命令他们，如果不想被逮捕，就立即滚回巴黎。

天色昏暗的时候，两个孩子游荡在冷冷清清的沙隆街头。在镇上一家干净整洁的小旅馆，一个门房好心收留了他们，但同时告诉他们，天亮之前必须离开，因为那个房间属于一名夜间当值的德国军官，他在天亮之前就会回来。凌晨4点刚过，他们就被匆忙赶出旅馆。他们蜷缩在一处私人住宅的门廊下面，等待天亮，也等待医院开门。在母亲的病房里住着十几名犹太妇女，她们都是被贪婪的摆渡人交给德国人的。跌倒受伤的萨拉看上去就像个虚弱的残疾人，萨拉告诉孩子们，她已经与一名隶属于抵抗组织的护士约定，由那名护士安排他们穿越封锁线，封锁线大致与索恩河平行，只要穿过索恩河，就能进入非占领区。他们就像被追捕的动物。每天傍晚6点左右，他们就在一家咖啡馆里等待信号，一艘小艇将会带他们穿越河流。几天以后，一个戴着钢盔的男人对他们发出信号，示意他们跟他走。河岸上有很多犹太妇女，都是与母亲住在同一个病房的。但萨拉没有出现在人群中。

贝尔特和西蒙乘坐小艇穿越河流，每组六个人，他们后半夜就睡在一处农舍里。第二天，西蒙说服一个不情愿的犹太逃亡者，让他们搭便车前往里昂，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雅克及他们的表亲。但还是没有萨拉的消息。

到了1942年夏天，对于犹太人来说，里昂很快也变得不再安全，就算对于利弗朗家这些有着法国国籍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如此。早在巴黎的时候，贝尔特就已经在学习父亲的手艺，此时在一个好心的皮革匠手下当学徒。西蒙则被安排去儿童救援组织（Organisation de Secours aux Enfants，OSE），组织的秘书长叫马德莱娜·德雷福斯（Madeleine Dreyfus），她是一名来自阿尔萨斯的年轻妇女，她的犹太父母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法国，她自己就有三个孩子，因此顺便就把西蒙照顾了。马德莱娜让西蒙去山区里的一个村庄，他在那里会很安全；西蒙会带着两岁的雅克同去。

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小男孩雅克·斯图马舍（Jacques Stulmacher），他的经历与西蒙大致相同。[9]战争爆发的时候，斯图马舍还不到九岁，他的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波兰人，还有个弟弟叫马塞尔（Marcel），他们住在巴黎11区两个小房间里。他们的公寓后面就是亚历山德里娜巷，由于那里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所以他们打开窗户就能隔着横街窄巷用意第绪语交谈。在雅克年满三岁就读幼儿园之前，他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语言。

雅克的父亲接受过工程师教育。父亲曾经帮助祖父经营一家生产皮革手套的工厂，后来苏联红军命令他们转产军靴，由于他提出抗议，指出厂里的皮革根本不适合用来制造军靴，就被解雇了。雅克的祖父认为自己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但雅克的父亲可以跑，于是雅克的父亲就带着老婆孩子，取道土耳其逃到巴黎，并在雪铁龙工厂找到了工作。雅克的父亲曾经积极参与新工会运动，因此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被当成麻烦制造者，第一个被开除。雅克和马塞尔因此经常挨饿。

1940年春天，当德军绕后包围马其诺防线的时候，斯图马舍一家也加入了恐慌南逃的队伍，他们坐在雅克叔叔的老旧敞篷旅行车里一路南下，七个人挤在车厢里，父亲就坐在旅行车的侧踏板上。一天晚上，当他们在一处收容所里栖身的时候，德军轰炸机扫射了那栋建筑，因为他们相信这里是法国政府部长们的必经之地，而且可能还在那栋建筑物里停留。第二天早上，遇难者的尸体在院子里被整齐地排成一列。雅克从未见过死人。幸好斯图马舍一家毫发无伤。

他们向南前行，希望前往波尔多；每当他们听到轰炸机的声响，就弃车躲进水沟里或者森林里。雅克的母亲说，她倒不太担心炸弹，因为炸弹可能炸中任何人；但她担心反犹主义，因为反犹主义就是冲着他们去的。在阿雷斯（Arès），他们的汽油用光了。正是在这里，雅克第一次尝到了牡蛎的味道，尽管他一度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当侍应生跟他们说“牡蛎”的时候，雅克的父亲听成了“18”。尽管父亲的法语比母亲流利很多，但父母都带着浓重的口音。

斯图马舍一家很快就返回巴黎了，这部分是因为停战协定签署后，战斗停止，人们又涌回他们在北方的家园。及至此时，雅克才发现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只要犯有过错，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过错，负责看管课间休息的督学老师就会惩罚犯错的学生，让他们面对墙壁站立，双手举过头顶。少数犹太孩子持续不断地被更年长、更强壮的孩子欺负，督学老师却熟视无睹，仿佛是个睁眼瞎。日复一日，每当课间休息临近的时候，雅克就得把自己想象为角斗士，面对的是古罗马的狮群。他也学会了关于正派体面的第一课。在佩戴黄星成为义务之后，校长勒弗隆（Leflond）先生在操场上召集全校学生。校长说道：“我要求你们所有人对佩戴黄星的孩子特别友善。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其他任何一位老师来说，你们之间都没有任何差别。”那位督学老师从此不再对霸凌现象熟视无睹，而学校里面再也没有发生过霸凌现象。

在与弟弟马塞尔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雅克会留意商店的橱窗，上面写着“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有时候，过路人会冲着他们喊“小犹太佬”。这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去了。有一天，一群勇敢的犹太年轻男女佩戴着黄星，高唱着歌谣，行进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而这条大道也是禁止犹太人入内的。每天早上，学生们唱着《元帅，我来啦！》，这是吹捧贝当无上光荣的新赞美诗。在亚历山德里娜巷，雅克与朋友们从不玩游戏，他们交谈。雅克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孩子们的游戏已经失去吸引力了。这时候雅克才十岁。

当报到的命令传来的时候，雅克的父母从未想过不去报到；结果当他们从警察局回来的时候，身份证上用红色粗体字印着“犹太男性”或“犹太女性”。尽管如此，当雅克的姑母某天来访，提醒他们1942年7月15日可能发生搜捕行动的时候，当亚历山德里娜巷的邻居们隔着窗户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的时候，斯图马舍一家决定躲藏起来。在圣旺（Saint-Ouen），有一对慷慨的葡萄牙夫妇及其13岁的女儿愿意藏匿他们一家九口，包括雅克家和雅克姑母家，藏身之处就是花园里的一间小木屋。当邻居来访的时候，他们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对于马塞尔来说，要保持默不作声很难，毕竟他只有六岁，而且雅克和马塞尔还有年纪更小的堂亲。

来自巴黎的消息越来越严峻。早在上一轮抓捕行动中，雅克最好朋友的父亲就被抓走并送去德朗西了，据说后来仅仅是因为从厨房里拿了一根胡萝卜，就被杀害了。7月16日早上，那位叔叔的遗孀为了拯救她的三个孩子而拼死抵抗，她与突然来袭的法国警察扭打在一起。但她未能拯救三个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抓走。在“春风行动”中，亚历山德里娜巷的所有男孩都被抓走了。

斯图马舍一家暂时还是安全的。但蜗居小屋的日子越来越难以忍受，雅克、马塞尔和他们更小的堂亲先被送去圣艾蒂安-迪鲁夫赖（Saint-Etienne de Rouvray）的一户人家，他们在那里待了六个月，然后又被送去埃纳省一对老夫妇家，那对老夫妇养了一只猪，名叫阿道夫（Adolphe）。在乡村学校里，雅克总是缺席每周的教会仪式，直到有一天，有个更年长、更聪明的孩子发现他离开队列，于是一把将他揪了回来。从那以后，雅克再也没有缺席过教会仪式；雅克并不想惹人注意，尽管只有那对老夫妇确切知道雅克是犹太人。雅克和马塞尔依然保留着斯图马舍的姓氏，但他们会跟别人说他们家来自阿尔萨斯。

七个月后，雅克和马塞尔的父亲设法来到里昂，他在那里找到一份补鞋匠的工作。雅克的母亲原本仍然躲藏在那对葡萄牙夫妇位于圣旺的家中，此时也来接孩子们。他们在维耶尔宗（Vierzon）坐火车穿越封锁线，他们的摆渡人假装是孩子们的母亲，而孩子们真正的母亲此时坐在别处。那天半夜真是让人提心吊胆，两名党卫队军官登上火车，声称他们要检查证件，但火车突然开动，危险就此过去。

没有人会认为孩子们留在里昂是安全的。这时候儿童救援组织挺身而出，正如向利弗朗家的男孩们提供救助那样，他们建议孩子们躲藏在山区。那位前来迎接孩子的先生叫安德烈·舒拉基（André Chouraqui），他近乎固执地坚持一条注意事项：父母与孩子之间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不能通信，不能探访。这让所有人都觉得非常不近人情。

[1] 作者对西蒙·利弗朗的采访。

[2] Birnbaum，Anti-semitism in France.

[3] Paxton，Vichy France；Callil，Bad Faith；Klarsfeld，Vichy-Auschwitz.

[4] Marrus and Paxton，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Billig，Le 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x Questions Juives.

[5] Lowrie，The Hunted Children.

[6] Rayski，Le Choix des Juifs sous Vichy.

[7] Annales No.3.

[8] Alary，Les Français au Quotidien；Ousby，Occupation：the Ordeal of France.

[9] 作者对雅克·斯图马舍的采访。

第二章 屈辱营地

在法国西南部一处覆盖着蕨类植物和多刺胶树的高原上，坐落着一个叫作居尔（Gurs）的村落。夏天的时候，这里是个宜人的地方，可以远眺比利牛斯山脉，群山的顶峰几乎终年积雪。但到了秋天，雨水会让土地变得泥泞不堪；而到了冬天，裸露的牧场上寒风凛冽、冰冷刺骨。1939年4月初到5月，25000名西班牙共和派抵达此地，他们已沦为逃避佛朗哥军队追杀的难民。他们被收留在长方形的木制营房里，营房大小为24米长、6米宽，匆匆忙忙地按照军队营房的布局建造起来，排列得整整齐齐。法国当局从未料想过他们会逗留到夏天结束，所以也懒得采取保暖和防风的措施。法国当局使用未经处理的厚木板，它们很快就收缩变形了，墙上留下许多缝隙，而且也没有安装正式的窗户，只安装了能够稍微打开的木制百叶窗。屋顶则覆盖着沥青。

及至1940年夏末，西班牙人实际上早已离开，他们要么打道回府，要么被派往劳动营，要么在马其诺防线服务。[1]有些木屋里住满了共产主义者，即“敌国流亡者”，在德军占领其祖国后失去国籍的人，还有“犹太裔外国人”，即维希政府在“假战”期间立法关押的人。但居尔营地还有空间收留更多的人，1940年10月22日清晨，纳粹地方长官约瑟夫·比克尔（Joseph Bürckel）和罗伯特·旺格（Robert Wanger）在他们新近接管的地盘巴登和巴拉丁搜捕了6508名犹太人，他们并未征求法国当局的意见，就用穿越法国边境的密封火车把这些犹太人遣送到法国西南部。

在那些被遣送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名叫汉娜·希尔施（Hanne Hirsch）的15岁女孩，她高挑且漂亮，留着一头金色短发。[2]汉娜的父亲马克斯（Max）曾经是一位肖像摄影师，父亲于1925年猝死后，曾经做过乐团钢琴师的母亲埃拉（Ella）继续在巴登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经营一个摄影工作室。工作室的生意很不错，即使在纳粹党上台后，埃拉还继续忙于为新版身份证制作证件照。在新版身份证上，犹太男女仍有权保留自己的第一名字，但他们都不加选择地采用了“萨拉”或者“以色列”这样的中间名字。卡尔斯鲁厄曾经有一个人数多达3000人的组织紧密的犹太社区，但在20世纪30年代，有能力离开的人都离开了；其中包括汉娜的一个兄长，他就设法去了美国。

1938年11月9日晚上，即所谓的“水晶之夜”，隶属于冲锋队的准军事人员袭击了犹太人的商铺、会堂和建筑，摄影工作室也受到劫掠，玻璃橱窗的碎片撒满地面。当天晚上在卡尔斯鲁厄被捕的犹太男子都被送去达豪（Dachau）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当他们陆续返回的时候，带回了他们在集中营所见所闻的残忍故事。有些人回来时已经躺在棺材里了，有些受害者的家人足够勇敢，他们打开棺盖，看到受害者饱受折磨的累累伤痕。工作室楼上是汉娜家的公寓，从公寓阳台上，汉娜和朋友们看着德军士兵从街上走过，士兵们边走边唱着：“当犹太人的血从刀口处喷涌而出，一切都变得更加美好。”埃拉感到很宽慰，最起码她的儿子在美国一切安好。

1940年10月2日早晨，埃拉在出门购物的时候被一名警察截住，她知道那名警察负责她家那个片区。显而易见的是，双方见面的场面有点尴尬，那名警察告诉埃拉，犹太人即将被驱逐出境，她们只有一个小时收拾行李，随身只能携带一个不超过30千克的箱子，其他物品都只能抛诸身后。埃拉让汉娜把家中仅存的波希米亚玻璃器皿送去一个非犹太好友家暂存。至于其他银器、陶瓷和首饰，早就被纳粹党徒抢劫一空了。埃拉按照那名警察的建议，为自己和汉娜收拾包袱，带上御寒衣物、小刀、叉子、勺子、毛毯和每人的一点食物，而汉娜则为91岁高龄的祖母芭贝特（Babette）收拾包袱。

她们坐在一辆没有遮篷的卡车上前往火车站，里面有埃拉的三个姐妹；贝尔塔（Berta）是大姐，她有糖尿病，但身体还算硬朗。到处都有传言，说她们会被送去达豪集中营，因此当火车穿越法德边境进入法国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松了口气。她们又冷又饿，却没有食物，因为被勒令把行李留在站台上，由下一列火车运送。

当天有七列火车发往法国；在汉娜搭乘的火车上，有卡尔斯鲁厄仅剩的950名犹太人。座位就是木头长凳，火车上没有饮用水。有许多流放者年事已高，最老的一位已经104岁了。火车上还有新生婴儿，以及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他们是从病房里被拖出来的。由于这次突如其来的驱逐行动违反了法德停战协定的条款，这几列火车不断绕行乡间铁路，以规避维希政府的抗议。纳粹制订过好几个计划，打算把来自巴登和巴拉丁的犹太人遣送到马达加斯加，把这个海岛变成巨大的犹太隔离区，但这几个计划最后都不了了之。汉娜的祖母身体还很健康，她对此感到很困惑，火车上一位医生给她服用了一片安眠药，好让她镇定下来。火车经过奥洛龙-圣玛丽（Oloron-Sainte-Marie）的时候，火车站长向上级报告，说火车里传来哭泣声和呻吟声。当火车厢门最终被打开的时候，已经是火车离开卡尔斯鲁厄60个小时之后了，车厢里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芭贝特明显已经神志不清了。

她们离开德国的时候碰巧是好天气。当她们抵达法国的时候，却下起了瓢泼大雨，汉娜、汉娜的母亲以及汉娜的阿姨们还要从火车站出发，艰难跋涉15千米，前往居尔营地。她们被雨淋得浑身湿透，身体非常冰冷。她们被塞进小木屋里，屋里没有床铺，也没有床垫和毛毯。当芭贝特因为年老体弱而被安排到单独的木屋时，她们都感到很宽慰，因为祖母的木屋总算有个临时的床铺。

1941年，居尔营地的被拘留者

第二天却没有什么好消息传来。那些小木屋被分割为许多个“小岛”（ilôts），每个小岛有25座营房，妇女和儿童又与男人和14岁以上的男孩分隔开来。他们都被带刺铁丝网包围着。汉娜、埃拉及其姐妹们被关押在K小岛13号木屋。瞭望塔和更多的带刺铁丝网包围着整个营地。从营地一端延伸到另一端的铁轨长达两千米。好几捆秸秆被分发到木屋里作为被褥，但数量有限的秸秆根本不够铺满整个床铺。汉娜及其家人在角落里扎了个小营帐。她们用纸堵住木板之间的缝隙，这样就没那么大的风了，即使如此，从比利牛斯山上吹来的寒风还是让衣衫单薄、饥肠辘辘的人们感到冰冷刺骨。尽管每间木屋里都有个炉子，但木屋里没有木柴，而且木屋里几乎一团漆黑，唯一的光源就是屋顶上两个瓦数很小的电灯泡，木屋两端的两扇门都紧闭着，以抵挡外面的寒风。她们的行李箱最终被运到营地，但里面的物品早已湿透，毕竟那些行李箱已经在大雨中搁了好几天。

居尔营地的沙质黏土地面排水不畅，而且周围也没有可供雨水排走的边坡。营地里到处都是又深又黏的烂泥，以至于如果没有靴子的话，根本不可能走出木屋，而且即使有靴子也永远都是湿漉漉的。每个小岛里只有五个水龙头，而且每天只有几个小时供水。对于病人、老人和小孩来说，要走路上厕所，就必须走过深达脚踝的烂泥，这是一趟痛苦的旅程，经常会让人摔倒。老人家甚至会摔骨折。

让汉娜永生难忘的是持续不断、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饥饿感。营地里没有多少食物，只有人造咖啡、粗糠面包，还有用菜根熬成的寡水清汤。囚犯们手里拿着金属碗，就像真正的犯人那样排队取食。不久之后，随着来自巴登和巴拉丁的犹太人抵达此地，居尔营地的配给定量又减少了。囚犯们的体重持续下降，开始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皮肤松弛、肌肉萎缩、全身颤抖。寒冷还导致风湿。跳蚤让人们又抓又挠，人们的身上长满脓疮、湿疹和脓包。人们的牙齿开始脱落。这是软骨病的症状。一个从达豪集中营转来的囚犯甚至说，达豪集中营的伙食都比这里充足。营地里每周都有50～60人死去。

埃拉写信给她在美国的姐夫，在信中形容芭贝特“饱受折磨”，寒冷难熬，饥饿难耐。埃拉请求姐夫给她和汉娜寄来御寒的毛衣和长袜，她写道：“我只能指望你的帮助，我相信你不会任由我们置身于这难以言说的不幸中……我们迫切需要在冻死饿死之前得到及时的帮助。纸张、牙膏、润肤露，什么东西都好，甚至鞋油都好。在这一生中，我从未想象过自己会身陷绝境，贫穷得如同乞丐。”埃拉请求姐夫把信转给她的兄长，因为她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两枚邮票。

居尔营地并非法国第一座拘留营，实际上有多达20座拘留营星罗棋布地设立于法国全境，绝大多数拘留营位于未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南部，设置于闲置的兵营或废弃的厂房和牢房中。[3]但居尔营地是所有拘留营中条件最恶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月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押送到这里，失去国籍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共产党员、共济会员、吉卜赛人、犹太人，以及所有不受到维希政府“欢迎的人”，他们来自59个国家。德国艺术委员会做过一系列调查统计，寻访当年那些即将被送去监禁或处决的异见分子，估计当时大约有32000名未经审判的囚犯处于关押之中。还有人被陆续送来，因为新的搜捕行动和警察的突然袭击接踵而至，甚至由于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失去法国公民身份的保护。在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会说法语。他们都感到惊恐和压抑；他们当中的年长者沉默寡言、木讷迟钝，深受不幸命运的伤害。像埃拉那样的人则是忙忙碌碌，打扫木屋，按照配给定量领取和分配面包，虽然这配给定量少得不近人情。汉娜的一个阿姨在卡尔斯鲁厄做过裁缝，她用衬裙和围裙给自己做了一身连衣裙。

贝尔塔病得更重了，她那缺乏治疗的糖尿病开始影响到她的视力；当室内有光的时候，埃拉就大声读书给她听。偶尔，姐妹们被允许去看她们的母亲，母亲还住在高龄老人的木屋里。有一天，汉娜在陪伴祖母的时候，老太太难得神志清醒，问汉娜这是在哪里。汉娜告诉她这是个营地，老太太就问为什么。汉娜说：“因为……我们是犹太人。”让她感到震惊的是，每天早晨都有个男人推开木屋的大门，大声吼叫道：“你们怎么样啦？”这个男人的到来意味着残酷的现实，他是来给夜晚死去的人收尸的，人们通常是在睡梦中冻死的。她无法忍受这种狠心无情的做法。整个晚上，她都会听到人们的呻吟和抽泣，还有雨点落在沥青屋顶上的声音。

每当有新的囚犯抵达，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涌到带刺铁丝网旁边，去看看是否有亲人或朋友被送到此处。人们静静地伫立着，凝望着。一位女士在多年以后写道：“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往的一切。我们不再有家乡。我们走向未来的路上乌云密布。”

11月，拥有上校军衔、供职于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瑞士医生亚历克斯·克莱默（Alex Cramer）终于被允许检查三处规模较大的营地，其中一处就是居尔营地。克莱默愤怒地向维希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营房里没有桌椅板凳，营房里寒冷刺骨，老人们正在死去。老鼠到处乱窜，不仅偷吃粮食，而且咬伤孩童，伤口引发感染。营房里没有给婴儿准备的特殊食物，尽管营房里婴儿不多。简陋的医院里缺少药物、消毒剂、纱布和医疗设备。克莱默看见许多人衣不蔽体，而孩子们甚至没有鞋穿。用来分隔“小岛”的铁丝网占用了人们的活动空间，遇上晴天的日子，人们甚至要用铁丝网来晾晒衣服。克莱默总结道，居尔营地的恶劣状况“非常严重”；他建议营地应该被关闭，而关押在那里的人们要么应被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地方，要么干脆就地释放。克莱默写道：“我们最近无能为力、目瞪口呆地见证了针对全部人口的野蛮驱逐行动，人们被迫向入侵者交出所有。”

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由于倡导《日内瓦公约》而声名鹊起，但其实际地位相当弱势。[4]由于在各国宣战时，新版公约中关于战时平民待遇的条款尚未得到表决通过，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的司法裁判权仅限于战俘营。对于平民百姓，他们无能为力。克莱默提议请求英国放行当时被暂扣在达喀尔和卡萨布兰卡的船只，并允许他们用这些船只运送犹太人到安全的地方，但问题是，谁会接收这些犹太人？维希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关注这份报告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就算维希政府关注这份报告又如何？贝当曾经多次视察营地，在其中一次视察中，贝当自己漫不经心地承认，囚犯的确“面黄肌瘦，面有菜色”，他也纳闷囚犯是怎么在“冬天和饥饿”中活下来的。

然而，的确有人注意到克莱默的言论。

通过乔装打扮，马德莱娜·巴罗（Madeleine Barot）假装成一位新教牧师的妻子，混进了居尔营地。[5]马德莱娜31岁，是西马德组织（Cimade）[6]的秘书长，西马德组织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教妇女，她们那一代人热衷于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童子军活动和基督教青年活动，而西马德组织就是由苏珊·德·迪耶特里克（Suzanne de Dietrich）创办的，苏珊本人是神学家和卡尔·巴特（Karl Barth）著作的翻译家。西马德组织最初的使命是在阿尔萨斯-洛林被德国人占领之后帮助出逃的难民。马德莱娜当时是个留着褐色短发、丰满又年轻的女士；在她那看似平易近人的言行举止背后，隐藏着她坚忍不拔的真性情和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她曾经在罗马的法国学校担任档案保管员，但随着1940年5月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她不得不返回巴黎并加入西马德组织，又迅速接任西马德组织的秘书长，而维奥莱特·慕雄（Violette Mouchon）则晋升为西马德组织的主席。马德莱娜出生于阿尔萨斯，她的思想根源则在于母亲强烈的女性主义，而且她相当同情生活在边境省份的德国犹太人，他们被残酷无情地逐出家园。还在巴黎念书的时候，她就已经研究过“贫民窟”（bidonvilles），就是环绕在首都周围的贫民区，而且她深受卡尔·巴特神学思想的影响。卡尔·巴特认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服从耶稣基督，就应该用生命去验证，并与人分享这种体验。在居尔营地，她找到了可以投身的事业。

在出其不意地跟看守混熟并进入营地之后，马德莱娜得知营地里的值班军官刚刚接到通报，说营地里的一个新生婴儿夭折了。那名军官是个体面正派的人，他不无遗憾地向马德莱娜表示，营地里既缺少婴儿服装，也缺少护士。马德莱娜表示，这两件事情她都可以设法帮忙。马德莱娜在营地附近的纳瓦勒村（Navarreux）有个潜伏据点，她招募到来自波城（Pau）的护士让娜·梅尔·多比涅（Jeanne Merle d’Aubigné），此前让娜一直在家照顾弥留的母亲。让娜长得又高又壮，她的朋友说她就像北欧神话的女武神瓦尔基里（Valkyrie）。数日之后，让娜向马德莱娜求救，而且是近乎绝望地求救：居尔营地里有超过16000人，而且许多人都生病了。马德莱娜意识到，只是去营地探访根本不够：你必须亲自潜伏到营地里，并在那里生活下去。有那么一两次，马德莱娜开始往营地里派遣其他年轻护士和社工。一间小木屋被她们改造成指挥部。尽管并非取得正式许可，但居尔营地实际上已被打开缺口。其他行动也就可以顺利跟进了。

其中一个行动就是让儿童救援组织的成员潜伏进去，这是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和安德烈·舒拉基所属的组织，这个组织曾经帮助西蒙·利弗朗和雅克·斯图马舍逃离巴黎。[7]儿童救援组织比西马德组织还要古老。儿童救援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创立于俄国，以改善贫苦犹太人的健康状况为宗旨，后来组织转移到罗马尼亚、波兰和拉脱维亚。1932年，儿童救援组织把总部迁到巴黎；组织的主席是阿尔贝特·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而其中一位赞助人是罗贝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Robert de Rothschild）。希特勒上台后，逃离纳粹统治的德国和奥地利家庭遍布法国，儿童救援组织就建立了儿童之家。儿童救援组织从来不敢确信马其诺防线坚不可摧，因此早就开始南下，把所有孩子转移到蒙彼利埃和里昂。而在法国南部，儿童救援组织雇用了许多因为犹太身份法而失去工作的犹太医生，并在难民当中建立了医疗项目和社会工作项目。

马德莱娜·德雷福斯

正是在里昂，马德莱娜·德雷福斯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她是个不知疲倦、认真勤奋的妇女和天生的组织者。她原本名叫马德莱娜·卡恩（Madeleine Kahn），生于1909年，曾经在一家进出口公司担任双语秘书，直到她认识并结交超现实主义者让·谷克多（Jean Cocteau）和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通过他们，马德莱娜了解到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作品，并开始钻研心理学。1933年，马德莱娜嫁给雷蒙·德雷福斯（Raymond Dreyfus），并先后生下两个儿子——生于1934年的米歇尔（Michel）和生于1937年的雅克（Jacques），此后一家人迁居里昂，而马德莱娜进入儿童救援组织担任心理学家。两个马德莱娜，即新教徒马德莱娜·巴罗和犹太人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当时都住在里昂，都在这个故事里扮演着关键角色。

居尔营地已被福利组织打开缺口，马德莱娜·巴罗派遣年轻的法国社工吕特·朗贝尔（Ruth Lambert）加入团队。她们慢慢向前推进，年轻女士们开始被组织起来了。出乎意料的是，由于营地的管理相当随意、毫无章法，甚至连谁在营地当值都混乱不堪，这让她们难以向营地内部渗透。最早被派来运作营地的是陆军军官，而营地看守则通常是法国沦陷后的退役警察和退役士兵；只要查过他们没有酗酒、没有犯罪记录、没有敌视维希政府，他们就会被授予无法无天的权力。有些看守残忍粗暴，许多看守相当反犹。

营地里的囚犯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资和服务：食物、药物、毛毯、热水、书籍、宗教服务和消遣娱乐。唐纳德·劳里（Donald Lowrie）是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工作的美国人，他逐渐得知拘留营里的状况。[8]他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于法国参与创建俄国学生基督教运动，能够说流利的法语；他与维希政府也多有接触。由于美国尚未参战，美国人仍然能够自由往来于各国之间，而劳里也取得了携带书籍和乐器进入居尔营地的许可。显而易见的是，马德莱娜·巴罗和马德莱娜·德雷福斯都意识到，需要建立某种委员会以协调营地里的救济事宜。劳里则把这个想法转呈给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部长。

1940年11月5日，25个福利组织，包括犹太人的、新教徒的、贵格会的以及世俗人士的，在图卢兹开会以决定救济策略。这将会是一次“广泛包容、齐心协力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合作”。然而，从一开始，人们对营地状况的看法就不尽相同，有些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加犹豫不决，他们所顾虑的是与维希政府交涉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当来自美国福利委员会的丹尼尔·贝内迪克特（Daniel Bénédite）提出集中营里的状况简直可以被称为维希政府的政治丑闻时，现场却惴惴不安、鸦雀无声。尽管与维希政府合作仍然被绝大多数组织视为推进救济工作的唯一途径，但合作的共同动机未必能够引出共同行动。外国人社会服务团（Service Social des Etrangers）是由贝当创立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吉尔贝·勒沙热（Gilbert Lesage）也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但好几个组织的代表并不信任他，这种不信任在所难免，人们怀疑他往营地里安插奸细。

在一个基本问题上，代表们终于达成一致：营地里迫切需要大家提供物资援助，必须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组织援助。由于法国人自己也在挨饿，而且配给定量还在不断减少，而盟国的封锁也让所有可能被敌人用于战争的物资无法进入法国，因此问题就是去哪里寻找补给品。一份最近披露的、由这个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显示，当马赛居民的配给定量降低到平均每天1700卡路里热量时，囚犯只能得到832卡路里热量的食物。基督教青年会接受了组织协调的任务，而劳里出任协调总负责人。位于尼姆城内的、旧名字被赋予新内涵的统帅旅馆（Hôtel Imperator）被选定为最为便利的举行每月例会的地点。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JDC，简称犹太人联合会）主要由身处美国的自由犹太人组成，他们好几年来都在支持法国的犹太福利组织，其中就包括儿童救援组织。犹太人联合会着手筹措资金，向拘留营集中输送，部分资金来自法籍犹太人的法郎借款，并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债券将可赎回。其他资金来自瑞士，属于偷运过境的秘密资金。

当时外国组织希望进入营地的请求被维希政府拒绝，因为维希政府可不希望营地的肮脏内幕被公之于世，因此当马德莱娜·巴罗成功潜入拘留营的消息传到日内瓦时，来自瑞士各慈善团体的代表干脆就地转换身份，变成西马德组织的普通员工。在日内瓦，一个负责筹集资金和收集信息的委员会在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内成立，在一个被称为弗罗伊登贝格博士（Dr Freudenberg）的德国流亡者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一位“列文小姐”（Miss Lieven）来到营地，用西姆卡汽车运来了贵格会捐赠的补给品；这位“列文小姐”实际上是瑞典王国的贝纳多特公主（Princess Bernadotte）。

一个“儿童与老人委员会”也得以成立，负责分发水果、橄榄、果酱、谷物、大米、奶制品，甚至偶尔还会分发巧克力。委员会制定了一份轮值表，在特定的周次为严重营养不良的人们提供额外的食物。由于分发食物的地点到孩子们的木屋还有段距离，你会看见小家伙们在烂泥地里艰难跋涉，他们把毛毯披在肩膀上，手上拿着空罐头，这些空罐头就是他们的餐盘了。瑞士救援组织还在营地里开垦了一个菜园子，但由于老鼠总是窜进菜园子，因此什么收成都没有。周围乡村的人们纷纷“认养”那些最需要救助的囚犯，给他们提供食物和衣物。贵格会收集到一些毛线，可以让女囚犯编织衣物。儿童救援组织设法在营地里安装了一些淋浴设备。人们还在营地里挖掘土地来设置一个排水系统，营房也被消毒和粉刷过。人们筹款购买了一些自行车和一台钢琴。基督教青年会寄来了足球、国际象棋和乒乓球。西马德组织还开办了“文化营房”，音乐家能够在此表演，人们能够在此借书。不久之后，每天早上，“文化营房”前面就站满了前来排队借书的人。克莱默博士后来回访居尔营地，评论道：“许多囚犯在这里找到了继续活着并怀抱希望的理由。”

人们或多或少能够发现，来自西马德组织和儿童救援组织的年轻女士总是意志坚定、乐观向上，她们成为蔑视当局权威的反抗者，敢于反抗，而且经常与看守发生争执；她们自视为“平民抵抗运动”的成员。[9]她们讽刺维希政府派到营地来的寥寥可数的护士，“就像洋娃娃，总是精心打扮，涂着红得发亮的指甲油”。反过来，当局也总是抱怨年轻女士们对当局不够尊重。

对于年轻人来说，居尔营地的生活了无生气、让人迷惘。许多为人父母者似乎已经失去照顾孩子的兴趣，成年人要么愤世嫉俗，要么意志消沉，整天窝在肮脏不堪的秸秆堆里，关在不见天日的小黑屋里。年轻人看到父母如此消沉、如此害怕、如此无助，都感到不知所措。汉娜身体强健，正值16岁，她希望能够找些寄托。早在14岁那年，她就因纳粹制定的法律而被赶出卡尔斯鲁厄的学校，所以渴望能接受教育。她总是出现在儿童救援组织的文化小木屋里，还自愿到营地办公室帮忙。她在办公室打杂和送信，当然只送合法信件；那些秘密信件是由让娜和马德莱娜收发的，她们身穿宽松的衣服，衣服里面有宽大的口袋。

正是在办公室里，汉娜遇到了马克斯·利布曼（Max Liebmann），马克斯是个用功好学的小伙子，19岁，来自曼海姆（Mannheim），他也是从巴登被押送犹太人的火车运到居尔营地的，与他同行的还有母亲和阿姨让娜（Jeanne）。火车途经里昂的时候，一头雾水的法国警察还试图搞清楚，这批人数众多、不请自来的德国犹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克斯当时就充当翻译：马克斯的祖母是法国公民，因此马克斯的法语和德语都说得很流利。马克斯的父亲曾经是个纺织品印花工人，他早就逃到了尼斯，并逃脱了抓捕。

马克斯曾经是个音乐家，就像母亲和祖母那样，她们都是乐团钢琴师。在被驱逐之前，他一直拉大提琴，师从于一个勇敢的非犹太人，尽管当时的法令已严厉禁止这种师承关系。马克斯也在营地办公室找到了工作，他发现这份工作能方便他去看望母亲，因为母亲被关在一座妇女木屋里。马克斯的职责之一是记录死者名单。每当出现空缺的配额，汉娜和马克斯就能相互配合，冒领死者的糕点、牛奶和奶酪。通过汉娜和马克斯，双方的母亲也成了朋友。由于唐纳德·劳里运来了乐器，人们甚至能够进行四重奏，在1940年冬天，人们就在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中度过。营地里的一个囚犯是钢琴家汉斯·艾贝克（Hans Ebbecke），他曾经是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管风琴演奏者。汉斯是基督徒，但当他的犹太妻子身陷囹圄时，他坚决拒绝与妻子分开。

1月6日，埃拉再次写信给她在美国的兄长。这封信被审查官画了很多道黑线。埃拉写道：“汉娜总是很饿……如果可能的话，能寄些外衣、内衣、围裙、长袜子过来吗？我需要一件紧身衣，还有肥皂和洗衣粉……我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感到非常沮丧，尤其当我意识到我们现在一贫如洗、凄惨悲痛。”当时人们有机会取得移民签证，但是埃拉担心谁能支付船票的费用。“现在，我要写这封信最伤感的部分。我们最亲爱的老母亲身体虚弱、躯体蜷缩，已经非常衰弱。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完全没有缓解病痛的可能。”埃拉提到，她每天都能去看望芭贝特，只能凭借身边所剩无几的财物，去交换一些酒水和鸡蛋。“一切都是难以言说的伤痛，我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1940年至1941年那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可谓绝无仅有。冬天的雨下个不停。营地里的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湿漉漉的烂泥和尿液的气味。新年伊始，芭贝特就去世了。当时她得了肺炎，无法进食，慢慢饿死。附近一块土地被划拨为墓地，她就葬在那里，埃拉及其姐妹们和汉娜在坟墓边看着她下葬。葬礼之前的那个晚上，雨下得特别大，以至于棺木被放进墓穴之后，汉娜惊恐地看着棺木又缓缓地浮了起来。不久之后，由于无法得到治疗，贝尔塔的糖尿病愈发严重，终于致命。她就葬在母亲身旁。墓地位于营地旁边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能够看到白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墓地很快就被挤满了。从汉娜抵达此地五个月以来，营地里已经死了645个人。

埃拉仍然希望自己和汉娜能够得到签证，她迫切地恳求兄长“不要抛弃我们，而要帮助我们脱离惨境”。

1952年，居尔营地的墓地

* * *

整个冬季，强劲的东风整日不息地吹过营地，从比利牛斯山上带来雪花。在营房的屋顶上，沥青被大风吹裂，更多雨水因此漏进营房内。由于不能离开营房，而营房里又总是很潮湿，囚犯们只能紧紧地倚靠在一起；她们的脸被冻得通红，只能不停用手摩擦，她们的手脚被冻得发紫，手脚上都覆盖着冻疮。许多人只有棉花毯子。一位来访者记录道：“早上也冷，晚上也冷，除非春天到来，天气放晴，否则根本没有取暖的希望。”坏血病、眼疾、腹泻、伤寒和肺结核在营地里蔓延。医生估计囚犯只能得到身体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二，以及非常少却性命攸关的维生素。当晚上8点关灯以后，让娜·梅尔·多比涅晚上巡视小木屋的时候，能够看见蹲在墙边的人们眼睛里散发出寒光，就像猫的眼睛那样。

对于那些有钱的人来说，营地里有个贩卖食物的黑市，绝大多数黑市贩子都是滞留在法国的西班牙共和派。营地居民的确愿意也确实会吃任何东西，包括猫、狗、老鼠，以及通常用来喂猪的烂菜叶。当配给定量进一步削减的时候，让娜发疯似的到营地周围的农场寻找食物。当地一位本堂神父告诉让娜，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她了。让娜说：“最起码你还有名望。”之后那个星期天，那位本堂神父告诉自己的教区居民，居尔营地里的人们正在挨饿。教堂里的会众为营地收集了一些食物。儿童救援组织的女孩则被派遣到戛纳和尼斯，向下榻在各个大酒店的富裕游客请求捐款。

尽管严重营养不良的人们能够得到特别配额，包括热巧克力、土豆、甜菜根，甚至有时候会有贵格会送来的少量肉类、儿童救援组织送来的大枣、新教徒送来的鸡蛋、瑞士人送来的麦片和果酱，但这似乎都不足以阻止人们的体重每天下降，虽然有些孩子看上去已经没那么面黄肌瘦、可怜兮兮了。在成年人中间，女性比男性活得更久，但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个看上去还算健康的男性或者女性也会突然倒地身亡。由于害怕外国报纸会进行负面报道，维希政府任命前省长安德烈·让-富尔（André Jean-Faure）为营地巡视官，负责巡视法国北部德军占领区内的26处营地，以及法国南部维希政权统治区内的15处营地。巡视官来查访居尔营地，大受震撼后离开。他在报告中写道，营地的状况令人震惊、骇人听闻。这恶劣的状况“严重损害了法国的荣誉”。（但是他也不无自满地评论道，尽管营地里的确非常寒冷，但在法国其他地方也同样非常寒冷。他自己就在家里得了流行感冒，家里的温度可以低到零度。）当务之急是，为了拯救生命，人们有必要离开居尔营地。

移民国外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外籍犹太人已对法国丧失信心，他们早就渴望离开法国，想要前往美国或者巴勒斯坦，但只要能够离开德军占领的欧洲就足够了。在原则上，维希政府也乐于看见他们离开，但一方面其他国家都非常不愿意接纳犹太难民，另一方面，过于复杂的行政程序让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遗留的官僚机构就像个笑话，这也意味着移民国外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英国人唯恐疏远阿拉伯人，干脆禁止人们入境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移民组织HICEM[10]尝试通过各种漏洞，拟定候选目的地名单，帮助人们向马赛的外国领事馆递交申请，向人们提供体面的衣服，让人们在签证面试的时候不至于穿得像个乞丐。每个希望离开法国的人都必须获得一张某个国家的入境签证、一张途经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过境签证、一张离开法国的出境签证、一张由警察部门签发的道德良好证明、一张以美元支付的票据。如果要坐船离开法国，你需要向罗讷河口省（Bouches-du-Rhône）政府申请指定的船舱座位；如果要前往上海，你需要向位于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的殖民部申请旅行许可证。在每一个步骤都会遇到官僚推诿拖延。罗讷河口省省长尽了最大努力，让尽可能多的移民从马赛离境，但与此同时，各处营地却都在拖后腿，他们把人们运到雷米勒，因为那里是唯一被允许办理离境手续的营地。由于这许许多多的宣誓书、签证、通行证、文件都只有很短的有效期，当最后一份文件出具的时候，第一份文件往往已经失效。而且，规章制度每天都在变。

尽管如此，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HICEM还是满怀希望。该组织的领导人访问居尔营地，提到“移民国外的无限可能”。当这种可能性日渐减少之后，汉娜的两位阿姨设法进入古巴签证轮候名单，希望不久之后能够获得古巴签证。

1940年夏天，“紧急救援委员会”（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在纽约成立，以帮助身陷法国沦陷区的知名政治人物。在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亲自过问下，2000份“避险签证”得以发放。筹款拍卖活动“谁能为拯救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资助500美元？”同时举行。在筹集到数额相当可观的款项之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年轻记者瓦里安·费里（Varian Fry）就被派往马赛，他看上去有点书生气，但天生大胆，又富于想象力，他此行还带着200人的名单。名单上绝大多数是德国人，包括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和戈洛·曼（Golo Mann）。名单上没有共产党员，他们不受美国人欢迎，正如他们不受法国人欢迎那样。在马赛，费里被潮水般涌来的避难请求淹没。尽管他成功鼓舞了那些毫无疑问会被维希政府或者盖世太保逮捕的人，但并非每个人都能顺利脱身。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波特博（Portbou），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随身携带新近写就的手稿，好不容易翻过了比利牛斯山脉，却被警察截住，因为没有法国出境签证，他将被遣返法国。他干脆愤而自杀。不久之前，他还写道：“通往外部世界的冒险，就像狼群偶尔出现。”

埃莉诺·罗斯福还运用其影响力，为有亲戚在美国，而且亲戚有能力支付水涨船高的旅费的孩子发放签证。1939年，从欧洲乘船到纽约的费用是80美元，此时已经上涨到500美元。HICEM、犹太人联合会及儿童救援组织能够额外承担311个儿童签证，以帮助那些在美国没有亲戚的儿童。但无论是儿童救助还是成人救助，计划的进展都缓慢得让人苦恼。及至1941年5月底，儿童救援组织在与官僚机构打了无数次交道之后，第一批60名儿童终于能够在马赛集合。营地给孩子的母亲放假三天，让母亲可以目送孩子离去，条件是三天后她们必须返回营地。后来，第二批儿童就从西班牙加的斯（Cadiz）出发了。让离别过程更加令人心碎的是，对于年纪更小的孩子来说，由于在出发前要在营地以外生活一段时间，当孩子们与母亲正式告别时，可能已经不再认得母亲的模样了。孩子们最熟悉的语言已变成法语，而孩提时代使用过的意第绪语早已被遗忘。孩子们甚至无法跟父母对话。在孩子们离开之后，母亲们只能信守承诺。她们都回到营地，最终无人幸存。

被关押在营地里的5000个孩子中的三个

此时拘留营已经关押了大约47000人，其中有40000名犹太人。要不是维希政府决定把15岁至60岁的男人编入义务劳动营，即外国人劳动营（Groupements de Travailleurs Etrangers），拘留营里可能还会更加拥挤，但他们在外国人劳动营里饱受虐待，条件并不比居尔营地好多少，无非是少了铁丝网环绕而已。外国人劳动营也有几个由慈善组织运营的计划，所有囚犯都被纳入计划，囚犯们“可以休假，但不能被释放”，享有自由，但只能居住于“指定居留地”，不能离开居留地五千米范围之外。这些计划很可能会变成死亡陷阱，但在当时无人察觉。其中一个计划是在尼姆委员会（Nîmes Committee）的赞助下运营的，这个计划面向20岁至45岁的男性和女性，他们能够“重归正常生活”并找到工作。他们的薪资将由亲戚支付，而那些更为富有的人也将支持一无所有的人。按照新的“接待中心指引”（Direction des Centres d’Accueil），50岁至60岁的人将会入住接待中心；其他人将会进入外国人社会服务团，以及参加犹太童子军运动。本来还可能会设立更多的计划，但毕竟预算有限。犹太人联合会为此支付了许多钱，他们估计有1000名犹太人将会从营地里被释放出来，而这将会花费掉他们四成的年度预算。

当然，也有逃离营地的可能。离开居尔营地并非不可能，某些看守越来越反感他们被迫服从的体制，因此能够对逃亡者视而不见。可是问题在于，一旦挣脱牢笼，如何生存下来？如果你没有证件、没有钱，还不会说法语，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及至1941年初，营地里有大约5000名年龄小于15岁的孩子，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是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犹太人。而在成年人当中，还有少数吉卜赛人，以及少数西班牙共和派。绝大多数人都饱受极端寒冷的折磨，大雪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周；即使在马赛，2月的气温也停留在零度以下。要让人们摆脱痛苦的日常生活、到处弥漫的粪尿恶臭、对未来的强烈恐惧，似乎只能寄希望于课堂。汉娜·茨威格（Hannah Zweig）是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亲戚，她为此做出不懈努力，甚至开办了一个剧社。据说维希政府会向营地指派80位老师，但最终来报到的只有四位老师。

由于害怕泥泞、跳蚤、绝望对孩子们的影响，尼姆委员会向维希政府提出建议，政府如果不愿意释放所有人并关闭居尔营地，那么至少应该考虑释放孩子们，并在福利组织的赞助下把孩子们安置到能够接受适当照顾的地方，同时继续在警察部门登记。当时还没有谈及隐藏那些孩子，因为至少在当时，那些孩子似乎还是安全的，不至于落入纳粹手中。在尼姆委员会内部，并非所有委员对此表示同意，有委员认为还不如把资金和时间用于改善营地里的状况；在居尔营地，仅仅在1941年，就有超过1000人死去。

儿童救援组织成为计划的主要合作方，计划的设计者是阿尔萨斯医生约瑟夫·韦尔（Joseph Weill）和安德蕾·萨洛蒙（Andrée Salomon）。31岁的安德蕾女士曾经协助组织法国的犹太童子军运动，建立了法国以色列人少年团（Eclaireurs Israélites de France）。安德蕾看上去有点像吉卜赛人，留着凌乱的黑色长发，眼眶很深，眼睛里闪着桀骜不驯的光芒。与她打过交道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她。她其实是阿尔萨斯一个犹太屠夫的女儿，会说三种语言，即法语、德语以及意第绪语。她沉着冷静，总是面带微笑，个性坚强，意志坚定。她永不放弃，言出必行，从不哭泣。儿童救援组织已经照顾了752名犹太儿童，其中许多是孤儿，他们的父母在驱逐行动中被逐出家园，至今不知所踪。此时安德蕾挺身而出，走遍非占领区的各个省份，说服各位省长接纳更多的孩子，这些孩子由儿童救援组织进行监督，可以被安置在任何学校、女修道院，或者愿意收养孩子的家庭。儿童救援组织的年轻女士们组成团队，追随她的步伐，骑着自行车到处为孩子们寻找庇护所。犹太人联合会承诺提供资金。

在营地，即在全法国尽人皆知的“屈辱营地”内部，父母被迫与孩子分离。营地里的西班牙共和派家庭坚决拒绝让孩子们离开；但正如安德蕾所说，犹太人“怀着伟大的尊严和悲悯”接受了这一安排。

1941年夏天，埃拉仍然希望自己和汉娜能够前往美国，至少能够前往瑞士，她在瑞士还有另一个姐妹和一个表亲。一个叔父曾经逃出达豪集中营，并于1939年移居瑞士，他已通过亲戚朋友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可以为她们办理各种许可证以及出境文件；日子每天都在流逝，她们却没能等来允许成行的消息。埃拉始终很担心汉娜，尤其害怕营地里到处流行的结核病，毕竟埃拉的丈夫就是死于结核病，她马上同意儿童救援组织的建议，让汉娜成为第一批离开居尔营地的孩子之一。汉娜对此表示抗议，她害怕母亲孤身一人，毕竟阿姨们可能会去古巴。但埃拉已经下定决心。当一个卑鄙无耻、搬弄是非的邻居说汉娜可能怀孕的时候，埃拉怒不可遏，因为她深知，女儿的腹部之所以肿胀起来，完全是由于营养不良。马克斯与汉娜早已变得密不可分，汉娜发现自己不可能把马克斯留在居尔营地。但他们都认定，战争不可能持续太久，他们很快就能够重逢。

战前的汉娜·希尔施和马克斯·利布曼

1941年9月1日，汉娜与其他六个十几岁的年轻人离开居尔营地。就像三个巴黎男孩——西蒙·利弗朗、雅克·利弗朗和雅克·斯图马舍那样，这七个年轻人只知道躲藏在山区里面可以确保安全。在图卢兹，一行人在老犹太区一家犹太餐厅停下吃午饭，这是汉娜将近一年以来吃过的第一顿正餐。日后回想，她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那顿饭只有胡萝卜，但比起居尔营地的食物，那顿饭已经好太多了。七个年轻人都告别了留在营地的母亲。汉娜离开埃拉同样是痛不欲生。

里韦萨特（Rivesaltes）营地大约在居尔营地以东400千米处，是个舒适的地方，最起码起初还算舒适。里韦萨特营地原本建在一处废弃的葡萄园里，那是一片位于纳博讷与佩皮尼昂之间的平原，曾经作为西班牙共和派难民的拘留中心，直到1939年向法国的“不受欢迎者”打开大门。那里原本没有带刺铁丝网，也没有瞭望塔；远处的卡尼古峰就像日本富士山。这里的小屋是用水泥建造的，带有砖砌屋顶，两端各有一扇门；屋子里有几扇小窗，能够透进一点光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你还能看见大海在西边泛起蓝蓝的波光。

等到另一个犹太男孩吕迪·阿佩尔（Rudy Appel）于1941年冬天抵达里韦萨特的时候，这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11]小屋已经延伸到举目可见的地方，覆盖了这片遍布沙砾、砍光树木的平原，地面上则是夹杂着碎石的红土，营地里吹着强劲的风。夏天很热，到处弥漫着尘土的味道；冬天很冷，寒风刺骨。里韦萨特有20000名囚犯，其中有5000人年龄小于15岁。仿照其他营地的模式，此时的里韦萨特也被划分为许多“小岛”，小屋被带刺铁丝网分隔开来，带刺铁丝网两边都聚集着面黄肌瘦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肌肉已经严重萎缩，以至于瘦骨嶙峋。到了夜晚，探照灯那鬼魅般的黄色强光扫遍营地。让人窒息的恶臭从公共厕所散发开来，营地里最近一次肠胃炎大流行已经夺去了24名新生婴儿的性命。当作被褥使用的秸秆已经六个月没有更换过了；秸秆堆早已被压平，而且上面布满跳蚤。毛毯挂在天花板上，让家庭之间还能有一点隐私。据营地的探访者亲眼所见，小孩子没有鞋穿，他们在小屋之间游来荡去，脚上只包了一层破棉布。这让探访者想起过去的贫民窟。

吕迪是曼海姆一位杰出法官的幼子。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他的家被捣毁，父亲被抓走，当时他才13岁，与西蒙同岁。纳粹党徒砸毁了所有家具，偷走了他母亲的首饰，并把他家的藏书扔到大街上，与其他犹太书籍一起焚毁；身为法官的父亲被送进达豪集中营。然而，有那么一段日子，这一家人还感到庆幸。由于好友的帮助，再加上运气和金钱的作用，身为法官的父亲被营救出来，并与吕迪的兄长去了美国费城。在吕迪由于犹太人身份而被迫离开学校之后，母亲找了一个摆渡人，让对方把吕迪带到荷兰。在离开曼海姆之前，母亲教吕迪如何缝扣子，并告诉吕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要学会照顾自己。母亲自己留在了曼海姆。

吕迪最初在德里贝亨（Driebergen）上学，学业成绩很好，毕竟他在曼海姆就总是名列前茅，后来被送去鹿特丹的高级中学，晚上就跟其他荷兰孩子生活在孤儿院里。他并未感到伤心，而且觉得很安全，但他对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感到不安，其他人似乎总是在为他做决定。母亲设法离开德国去了比利时，却无法找到安全的途径前往荷兰。母亲每两周写信给他，在信中给他安慰，给他行为举止上的建议，她还会寄来回邮信封，上面贴好了邮票，这样他就能给母亲回信了。

盟军轰炸鹿特丹港时，吕迪正好就在鹿特丹。他躲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听到外面的爆炸声，闻到机器燃烧的刺鼻味道。不久之后，他就收到母亲的消息，让他到比利时去找她。他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母亲了。父亲也传来消息，母子俩应该取道马赛，尽可能乘船前往美国，另一名摆渡人首先带他们前往法国。第一段旅程没有遇到麻烦。但在利摩日（Limoges）附近，当他们要穿越封锁线、前往法国非占领区的时候，被一名同行的比利时老妇人拖了后腿，然后被维希政府的警察拦截下来。吕迪和母亲被送到里韦萨特。母子俩住在不同的“小岛”，只能隔着带刺铁丝网说话。

1940年，吕迪·阿佩尔

里韦萨特营地刚好进入环境最恶劣的阶段：老鼠、跳蚤、瘟疫、饥饿，以及所有由饥荒造成的症状。他们抵达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上级下令进行彻底消毒。弗里德尔·赖特尔（Friedel Reiter）是年轻的瑞士护士，他在战争结束后写道：“人们瘦骨嶙峋，就像被松弛和皱褶的皮肤覆盖着的骷髅，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在冰冷的阳光下，颤颤巍巍，几乎无法行走。”

后来人们说道，在里韦萨特，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很小的孩子与父母分离。当他们来到这个肮脏野蛮的地方，倾向于撕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他们似乎失去了欢笑或玩耍的能力，只会整天涕泗横流。他们挺着气球一样肿胀的肚子，而且承受着眼部感染的折磨。那些足够强壮的孩子组成愤怒的、叛逆的团体。有一个波兰小女孩，她的父亲不知所踪，她的母亲据信已经发疯，一位贵格会访问者形容她长得非常讨人喜欢，因为她有蓝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卷发。但她的情绪总是摇摆在“风平浪静”和“狂风暴雨”之间，她总是毫无理由地到处搞破坏。瑞士救援组织得到当局许可，可以把最小的孩子转移到佩皮尼昂附近一座废弃城堡里的托儿所。营地工作人员玛丽·埃尔姆斯（Mary Elms）突破禁令，把稍大一些的孩子也藏在她的汽车里偷运出去。每天都有德国母亲来跟她说：“带走我的孩子。”[12]

HICEM和儿童救援组织继续尽其所能为人们办理移民手续，当吕迪及其母亲收到消息，说身为法官的父亲为母子俩办理的古巴签证有所进展时，吕迪就被转移到雷米勒，那是位于马赛附近的拘留营，当时作为移民候选人的转运中心。雷米勒在战争爆发前是个制砖工厂。当吕迪抵达雷米勒的时候，当地却下达了招募工人前往德国的命令。在庭院里宣读移民候选名单时，吕迪意识到尽管他的姓氏首字母是“A”，他的名字却被漏掉了。然后他还发现，一个上次世界大战的失明老兵也被漏掉了。许多年后，吕迪说：“仿佛有人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他灵光一闪，马上溜过庭院，混进那些被念到名字的人中间。这是正确的做法。尽管他当时对此一无所知，但这一念之间的举动救了他的命。

不久之后，吕迪回到里韦萨特营地：签证没有发放下来，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发放下来了。吕迪的母亲已经离开营地，被一位来自曼海姆的医生送到佩皮尼昂附近一家监狱医院，那位医生也是囚犯，医生告诉当局，吕迪的母亲病得很重。儿童救援组织和瑞士救援组织尽可能让孩子们离开营地。吕迪已经年满17岁，但看上去更年幼，他是个严肃木讷的男孩，身高不太突出，外表引人注目，留着浓密的深色头发。弗里德尔·赖特尔设法把他证件上的年龄改为15岁。吕迪因此成为青少年，就跟汉娜一样，能够离开拘留营，前往安全的山区。780个孩子就此被救出营地。

然而，他们能够去哪里，他们摆脱了什么，当时仍然未知。

[1] Laborie，L’Opinion Française sous Vichy.

[2] 作者对汉娜和马克斯·利布曼的采访。

[3] Grynberg，Les Camps de la Honte；Peschanski，La France des Camps；Schramm，Vivre à Gurs.

[4] ICRC archives B6003-28-02 （Geneva）.

[5] Jacques，Madeleine Barot.

[6] Cimade的全称为“帮助离散者联合会”，是一个成立于1939年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主旨是帮助及支持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时至今日仍为法国的无证移民提供服务。——编注

[7] Hazan，Les Orphelins de la Shoah；Masour-Ratner，Mes Vingt Ans à l’OSE；Zeitoun，L’OSE sous l’Occupation en France.

[8]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archives.

[9] Hazan and Weill，Andrée Salomon，une Femme de Lumière.

[10] HICEM由三个犹太移民组织合并而成：HIAS（希伯来移民救助协会，总部位于纽约）、ICA（犹太定居协会，总部位于巴黎，在伦敦注册为慈善协会）和Emigdirect（总部位于柏林的移民组织）。——编注

[11] 作者对吕迪·阿佩尔的采访。

[12] Samuel，Rescuing the Children，p.47.

第三章 驱逐狂潮

1942年夏天，法国发生了某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法国境内非占领区的外籍犹太人来说，他们将会像动物那样被抓捕，成为欧洲范围内绝无仅有的、被转交到德国人手中的外籍犹太人，毕竟在法国，德国人才是太上皇，类似的例子只有保加利亚。对于犹太孩子来说，面对艾希曼那帮穷凶极恶的手下，他们就连名义上的安全保护都没有了。对于法籍犹太人来说，在经历过长达两年的自欺欺人之后，他们终于开始察觉到，原本针对外籍犹太人的种种限制措施将会施加到他们身上了，尽管还未开始以搜捕外籍犹太人的凶狠力度来搜捕他们。最终，对于人数众多的普通法国男人和女人来说，他们将会从昏昏欲睡、扬扬得意的状况中被惊醒，他们将会震惊于自己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然后宁愿自己没有置身其中。

6月27日，一封由地方官员发出的邮件抵达维希的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邮件提到，在冬季来临之前，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改善拘留营的状况。总委员会的回复相当简短，而且隐含着不祥之兆：“请允许我提醒你，一场行动正在进行中，这场行动将让目前你提出的（任何建议）变得毫无必要。”在维希，人们无意中打听到，负责犹太人事务的德国官员问过赖伐尔，针对维希法国境内的犹太人，是否打算采取“我们在法国德军占领区内采取的措施”。赖伐尔对此露骨地回应道：“我们手头上的犹太人，实际上都是你们的犹太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就把他们送给你们。”

事情推进得相当快。6月29日，德国安全部门党卫队保安处（SD）的“犹太事务”负责人特奥·丹内克尔从巴黎出发，准备对法国南部的拘留营进行巡回视察，他此行是为了亲自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被驱逐”。此前在德军占领区，已经有开往奥斯维辛的固定火车班次：是时候把火车行进路线往南延伸，深入维希法国境内了。丹内克尔失望地发现，犹太人的数量明显少于他之前估计的40000人，他主张把入籍日期往前推，任何在1936年1月1日之后进入法国的人都应该被视为“外籍人士”。按照希姆莱的指示，16岁至40岁、身体健康的犹太男性和女性，90%都符合驱逐条件；而剩下的10%都是些老弱病残，将被视为“可容忍者”。人们听说赖伐尔把他们称为“残渣余孽”（déchêts）。[1]

7月4日，维希政府正式同意，把超过10000名外籍犹太人移交给德国人，以供其驱逐。布斯凯告诉各省省长，取消营地所有外出许可，因为计划是“彻底从你的地区清除所有外籍犹太人”。亨利·卡多（Henri Cado）是一名高级警官，他发出指令，囚犯不能保留任何属于国家的物品，甚至连毛毯都不可以。指令发出后，报纸上鸦雀无声，没有人胆敢违反指令。但在维希政府里面，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小心谨慎。很快就有风声传出，警察部门的实际负责人福尔卡德（Fourcade）提到，8月6日、8日、10日、12日都已安排了火车，把外籍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驱逐“狂潮”即将开始。

流言正在居尔营地和里韦萨特营地四处流传。人们纷纷谈论囚犯被送到位于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定居点，被运到德国境内的工厂去工作，甚至有人提到波兰境内的灭绝计划，尽管大家都认为灭绝计划简直是不着边际。囚犯们相互提醒：“这就是德国，这就是开始。”[2]

尼姆委员会仍然怀揣希望，指望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南部仍然是安全的，能够抵制德国人的要求。同样，美国驻维希法国外交代办平克尼·塔奇（Pinkney Tuch）拜访并警告赖伐尔，美国以及整个文明世界对于明显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特雷西·斯特朗（Tracy Strong）把上述流言告诉了贝当的军事副官甘皮（Gampet）将军。甘皮将军却告诉斯特朗，他什么流言都没听到。同一天，斯特朗拜访贝当，却产生了不太美妙的印象，“这件事情根本无法引起元帅的关注”。及至1942年夏天，贵格会已经为法国境内的84000名儿童提供了人均三盎司的额外食物，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贡献能够让他们的呼吁被人听到，但当贵格会的代表林赛·诺布尔（Lindsey Noble）向赖伐尔提及流言时，却只换来赖伐尔关于外籍犹太人给法国制造了多少麻烦的说教，赖伐尔还告诉诺布尔，德国人的新提议至少能让法国“有机会清除掉这些麻烦”。

8月3日，身为尼姆委员会主席的唐纳德·劳里抵达维希，[3]但受到了维希政府的冷落。他足足等了三天，才被告知可能会见到贝当。后来，劳里描述了会面的某些细节。劳里说，他被带到公园旅馆（Hôtel du Parc）里面一间挤满人的办公室，那里是贝当的司令部，其他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华而不实的玩意，尽管贝当自己的办公桌看上去“还算整洁”。元帅并不像照片上显示的那么高大，但他腰板笔直，身体状况尚好，尽管他的皮肤看上去“并无血色，甚至有点蜡黄”。劳里迅速明白过来，那些围绕在贝当身边的人，尤其是赖伐尔以及贝当的秘书贾德勒（Jardelle）将军，那个“四十几岁、神情警惕、大腹便便、满脸油腻”的守门人，正在煞费苦心地让贝当蒙在鼓里，不让贝当知晓他们的计划。贾德勒将军出席了会议，而且主导了这次会谈。

劳里在开场白中提到，外国福利组织无法确信，元帅是否知晓即将进行的驱逐10000名外籍犹太人的计划，还是元帅对此予以默许。贝当摆出“一个无助的手势”，然后说道：“你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得考虑德国人的看法。”当劳里请求元帅宽限一段时间，让外国组织尽可能推进移民进度，并说服美国接受儿童难民时，元帅说他会征询赖伐尔的意见，并在“一周或十天”内给予答复。劳里告知元帅，此事十万火急，元帅同意当天就讨论此事。当劳里发出警告，说驱逐行动可能会影响外国食品进入法国时，贝当只是摆了摆手，“仿佛他认为不至于此……然后他站起身，终止了这次会见”。劳里的结论是明摆着的。他认为，贝当“根本没有真正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而赖伐尔完全能够自行其是。

无论如何，一切为时已晚。一张巨大无边的天罗地网已经覆盖在维希政府拘留营的上方。对于福利组织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时刻，他们最担心的情形终于变成现实。他们竭尽所能，就是为了让营地里的人们能够支撑下去，却最终落入别人布下的陷阱：营地变成了驱逐行动的“蓄水池”。

拂晓之前，周围仍然是一片漆黑，来自机动部队的警察就已包围了营地。早在行动之前几天，外来探访已被禁止，包括牧师也不能进入营地，就连原本被允许住在附近的妇女和老人都被带回营地。营地已被封锁了。所有乡村、女修道院、寄宿学校、长老会堂、小旅馆都受到搜查，巡逻队甚至在森林里搜捕犹太人，那些被发现的犹太人会被当场逮捕。就连医院也受到突然袭击，年老和患病的男人和女人还穿着睡衣就被驱赶出来。

当潮水般的信息涌向各处住宅和定居点的时候，大约10000名犹太人得以合法地及时转移，此举起码救下了部分人的性命，他们散布在乡村并躲藏起来。警察还包围了其他地方，抓走里面所有人。在尼斯，犹太人在海滩上就被带走。在马赛，犹太人被拽下巴士和有轨电车。离开法国的出境签证也被取消，即使是那些办完了全部手续、正准备登船前往安全地方的人，此时也无法成行了。

在长达两年半的德军占领期间，HICEM竭尽全力，也只救出了6449名犹太人。

当居尔营地晨光初现的时候，名字首字母为字母表上前13个字母的犹太人，即名字首字母从“A”到“M”的犹太人被告知马上收拾行李。当身体虚弱、衣衫褴褛的囚犯拖着用绳子绑在一起的袋子和箱子走向指定的木屋时，其他人只是默默地在旁边看着。当局通知，名单可能会有某种豁免，包括儿童、孕妇、退役老兵、犹太人配偶、战争遗孀、战俘妻子，于是儿童救援组织和西马德组织的年轻女士们通过交易和恳求，利用各种漏洞，争取让某些人得到释放，但其他人还是无法被释放。她们逐渐意识到，每当有名字从名单里被划掉，就得有别人的名字来递补。就像等待处决的犯人那样，那些将要被驱逐的人会得到一顿更好的饭菜。让娜·梅尔·多比涅注意到，被选中的人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完全沉浸在痛苦和忧虑中。巴赫拉赫博士（Dr Bachrach）曾经是营地里的医生，他在最后时刻被拽了回来，但“仿佛在那一瞬间，他变成了一个老人”。没有哪位年轻的社工会忘记那些被分发给他们张贴的告别名单。由于营地里没有信封，他们被迫亲口念出那些人的名字和地址。

更让人感到痛苦的场景是有人试图自杀，他们吞下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但求一死。其他人则在痛苦挣扎。当让娜走过一间又一间木屋，去帮助那些年老体弱的人时，她听到很多割腕和服毒的故事。让娜写道：“我们生活在超现实的世界，生活在死亡的浴缸里。”最终，当第一批人准备妥当时，他们就开始向火车站进发，身体虚弱的人拄着拐杖，卧床不起的人则躺在担架上。

在里韦萨特营地，包围圈里面是强烈阳光下金灿灿的向日葵，来自维也纳的年轻新教徒护士弗里德尔·赖特尔亲眼看着被驱逐者离开。[4]“我只看到排成长长队伍的人们，仿佛望不到头，他们被驱赶、追捕、清除。他们会去哪里？难道就没有人能够制止这缓慢的屠杀吗？”在离开之前，每名囚犯都能得到面包、熏肉、三罐沙丁鱼、两千克水果和一点果酱。安德蕾·萨洛蒙有能力带走10个“心智未成熟”的孩子，甚至20个孩子，但她不得不面对一些困难的问题：带走哪20个孩子？如何挑选这20个孩子？挑选年纪最小的孩子吗？那些父母最坚决的孩子吗？那些她最喜爱的孩子吗？

在整个维希法国，从诺埃（Noé）营地到雷赛比杜（Récébédou）营地，从韦尔内（Vernet）营地到雷米勒营地，从阿热莱斯（Argelès）营地到里厄克罗（Rieucros）营地，类似的情景反复上演。那种混乱简直难以形容。在雷赛比杜营地，出发时间被安排在夜间的几个小时，因此当地村民根本意识不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满月映照下，被驱逐者穿过田野，跌跌撞撞地走向火车站。在马赛的拉韦迪耶尔（La Verdière）营地，年轻的儿童救援组织工作者爱丽丝（Alice）拒绝交出任何一个孩子，于是她也跟孩子们一起被带走和驱逐。[5]

在这极端混乱的时刻，维希政府与德国人仍然就针对儿童的政策犹豫不决、争吵不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仍然可以选择让孩子留在原地，只要营地里有人托付就可以了。儿童救援组织和西马德组织的女士们立即行动起来，她们迅速走遍各处营房，低声告诉父母，把孩子留下来，她们将会替父母照顾孩子。

当犹太人被带出营地的时候，母亲都舍不得孩子，她们把各种小物品交给孩子：照片、饰物、信件。在雷米勒营地，就在卡车开往火车站之前几个小时，儿童救援组织的一个团队把78个孩子带出营地，她们答应孩子的父母，将会竭尽所能让孩子们前往美国。有些孩子还是小婴儿。孩子哭闹，舍不得母亲；妇女们哭泣着，追赶着带走孩子的卡车。在里韦萨特营地，安德蕾·萨洛蒙尽了最后努力，把孩子们带出营地，把他们藏在汽车底下，或者藏在助手们的宽松斗篷下。一个很小的孩子就是放在商店购物篮里被带出来的。当她尝试拯救那个孩子的母亲时，就让那位母亲服用一颗强力安眠药，然后坚称那位母亲病得非常严重，于是警察就用担架把那位母亲抬出来了。

在火车站，人们被塞进货运车厢，而且车厢里挤得很满，当老人们无法踏上车厢扶梯时，他们会被挤到后面去。在里韦萨特营地，弗里德尔·赖特尔看见一名新教徒妇女前来寻找她的犹太丈夫，结果被拉上车厢凑数，尽管她极力挣扎，高声呼喊抓错人了，但也无补于事。当火车开出站台时，她的哭喊声还能从窗户里传出来，“在安静的夜晚听得让人脊背发凉”。

第一趟驶离里韦萨特营地的火车带走了900人，其中有82个是2～18岁的孩子。儿童救援组织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救下20个孩子。当火车驶离火车站的时候，那些高个子男人的头部高过最上层的木板，远远看去就像运送动物的车厢。火车经过了里昂-佩拉什。犹太拉比雅各布·卡普兰（Jacob Kaplan）当时就在火车站里。他后来写道：“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各个年纪的人，甚至非常老迈的人，已经衰弱不堪。他们看上去几乎赤身裸体……精疲力竭。我们被禁止与他们说话。”

在居尔营地，在姓名首字母为字母表前13个字母的1500人当中，就包含了汉娜的母亲埃拉。她的签证始终未能送来，后来她觉得钱可能在中途被偷走了。不久之前，她曾经写信给汉娜，告诉汉娜自己的状况很不好，当时汉娜仍然在营地以外，处于儿童救援组织的保护之下。汉娜决定返回居尔营地去看望母亲。她得到组织的建议，取道奥洛龙（Oloron），去寻找为儿童救援组织或者西马德组织工作的年轻女性助理，这两个组织在那里都有基地。在奥洛龙，汉娜了解到这些年轻女性助理都不会在白天出来活动。当时是8月6日，驱逐行动已经开始了。当汉娜徒步抵达居尔营地的时候，看见营地已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汉娜设法找到某人，对方愿意向营地里传话，因此她能够隔着营地外围的栅栏与母亲说话。埃拉已经收拾好了箱子。汉娜晚上在附近的田地里度过，早上又返回居尔营地。汉娜再次见到埃拉，她们隔着带刺铁丝网说话。

第二天，犹太囚犯将会被转移到奥洛龙火车站，那里已经有一列运牛火车等着他们。人们被推进车厢。汉娜从营地出发，走了15千米，她在火车里跑上跑下，焦急地呼唤着母亲的名字。一名法国警察拦住她，让她喝了一口水，然后对她说：“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让我心碎。”那名法国警察帮汉娜找到了埃拉，母女俩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说说话，汉娜站在铁路旁边，母亲斜靠在运牛车厢边上。埃拉很平静。就在车厢大门锁上之前，埃拉告诉女儿：“这是我的最后一趟旅程，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多年以后，回想起那天，汉娜都会记得：“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汉娜呆立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走。

在整个8月，驱逐火车都在向北纵贯整个法国，从几乎所有法国南部省份运送外籍犹太人向北。当驱逐火车驶过火车站的时候，警察和军人都在阻止人们靠近车厢。天气极度炎热，而火车上从来没有供应足够的饮用水。一份新的统计记录告诉布斯凯，在法国南部有12686名“符合驱逐资格”的外籍犹太人，但即使在拘留营里所有符合资格的人被清空以后，从8月6日到8月13日，也只有3472人被押上火车。为了讨好德国人，布斯凯决定在极短时间内提升指标。当缺额变得太过明显时，他主动提出他很快就能找到2000人。办法总比困难多，他的办法就是不断把入籍时间向前推，干脆提前到1931年。那些认为自己已加入法国国籍11年的人，此时突然发现自己还是波兰人或者俄国人。至于孩子们，那就更简单了。艾希曼说过，把孩子们跟成年人放在一起，当法国公众看见他们一家团聚，就会认为孩子们自己选择不与家人分离。有那么一段时间，就连德国人都不想祸及小孩子；但由于维希政府施加压力，德国人也就同意把部分孩子也带走了。

所有火车都要开往德朗西，四层高的呈马蹄形布局的公寓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建成，原本是作为机动部队的营房。随着这里成为平民和战俘被押往德国之前的收容所，从3月底开始，德朗西就变成驱逐行动的枢纽站，所有火车都将开往波兰境内的灭绝营。这是一个残忍又邪恶的地方，周围被两层带刺铁丝网和许多瞭望塔环绕。庭院是土渣地面，夏天灰尘满天，雨季烂泥遍地。内部还有更多带刺铁丝网。等到埃拉的火车抵达德朗西时，原本容纳30个人的集体宿舍已经塞进了120个人；比较幸运的人们每三个人睡一个铺位，其他人就只能睡在地面的草垛上了。那里什么东西都缺，食物、药物、水、毛巾、衣物、碗、勺子，什么都不够。而且那里恶臭熏天。

在新近抵达的人当中有许多孩子，其中有些是孤儿，还有一些孩子的父母已提前被驱逐，如今孩子们似乎是被送去与父母团聚。许多孩子衣衫褴褛，跟穿着破布差不多；有几个孩子无鞋可穿，打着赤脚。他们抵达的时候满身污秽，恶臭刺鼻，身上满是脓疮和跳蚤。最小的孩子还没学会说话，衣服上别着姓名牌。但这些姓名牌很快就会丢失，或者被撕扯下来，父母疼爱地留给他们的私人物品也会被取走，他们就此变成单纯的数字——带着问号的数字。脓疱非常流行。那些原本没有痢疾的人很快也会患上痢疾。非常小的孩子没法走路到远处的公共厕所，只能在楼梯上的桶里方便，桶早已满溢，秽物一层一层往下流。营地医务室没有足够的病房容纳所有病人，寥寥无几的红十字会护士和社工被允许清洗和喂养病人。那里毛巾很少，而且肥皂很小。整个晚上，你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哭声。

等到埃拉被带离德朗西、登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时，那时每周会发出三列押运火车。没有人能够确定火车会开往哪里，但越来越多人谈及种族灭绝。有几个人选择从四楼的窗户跳楼自杀。第一列押运火车带走的都是孩子，没有父母随行，于8月17日驶离德朗西。火车上有530名年纪在13岁以下的孩子。在离开之前，他们的随身物品都受到盖世太保军官的搜查，任何有价值的物品都会被抢走。许多孩子已被剃掉头发。有一个小男孩，他有浓密的金色卷发，反复恳求不要剃下他的头发。他的母亲很为他的头发自豪，当母子重逢的时候，母亲会想看到他的头发的。有些人大喊大叫、拼命挣扎，拒绝登上前往火车站的巴士，这些人会被警察揪出来强行带走。8月17日至31日，总共有七列火车开往奥斯维辛。在这七列火车上装载了3500个孩子。一位贵格会代表严肃地评论道，其中的绝大多数孩子“很可能早已成了孤儿”。

在这恐怖的大背景中，在维希政府主导的押运行动中，在韦尼雪（Vénissieux）营地发生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在里昂郊外这个小营地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意志坚定、开动脑筋、英勇顽强，就能有所作为。韦尼雪事件也预示着法国战场的下一个阶段，彼时一个人心怀善念、不屈不挠比什么都更重要，在安全的、隐蔽的地方，总会有勇敢的人们自发地尽到本分。韦尼雪事件发生在生死攸关的最后时刻，此后不太可能有如此公开、如此大胆、如此规模的行动了。

及至1942年夏天，里昂，这座法国第二大城市、罗马高卢行省的旧都，已经挤满了犹太人，既包括那些早已定居于此的制造商和实业家，也包括成千上万逃离德军占领区以求保住性命的人。当布斯凯宣布维希政府计划驱逐10000名外籍犹太人后，罗讷省（Rhône）的省长皮埃尔·安热利（Pierre Angeli），以及他的两名更为狂热的下属，已准备着手逮捕省内所有于1936年1月1日以后进入法国的犹太人。他们在韦尼雪一处废弃的军营开设了一处营地，军营原本围绕兵工厂建造，周围高墙环绕。韦尼雪位于里昂西面的郊外，当时已成为许多印度支那劳工的家园。8月中旬，原本正在照顾那些印度支那劳工的年轻医学院学生让·亚当博士（Dr Jean Adam）被指派到韦尼雪营地。

8月26日一大早，天色还未发亮，警察和机动部队每三人为一组，开始按照名单抓人。[6]马路上到处都是路障。他们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挨家挨户地敲门，从阁楼搜到地下室，从橱柜搜到储物室。总共有1016名犹太人被逮捕，并被卡车运送到韦尼雪营地。本来会有更多人被逮捕，但有部分警察明显出工不出力，还有部分警察向福利组织透露搜捕行动即将到来的警报，这就意味着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有时间逃离。布斯凯对此大发雷霆，下令开展更多搜捕行动。警察还接到指令，射杀任何试图逃跑的人。

儿童救援组织、西马德组织和其他团体也收到了同样的警报，他们齐心协力帮助犹太移民，让他们有时间制订逃跑计划。接下来最关键的是两位天主教神父的参与，他们是沙耶神父（Père Chaillet）和格拉斯贝格修道院长（Abbé Glasberg）。

沙耶是个粗壮结实、体魄强健的耶稣会士，40多岁，嘴唇很薄，戴着粗黑框眼镜，眼睛炯炯有神；他是个神学家，除了耶稣会内部的学生和同事，外面几乎没几个人认识他。格拉斯贝格要年轻一些，他出生于乌克兰，父母是犹太人，但他在18岁那年皈依了天主教，阴差阳错地成了特拉普派的修道僧，并于1930年移居法国。他是一个衣衫破旧、不修边幅的家伙，却富有魅力、精力充沛，总是穿着一件老旧的破道袍，踏着一双啪啪响的鞋子。他经常忘记刮胡子，而他过早灰白的头发，还有厚厚的眼镜，让他看上去足足老了十岁。有些更加保守的同事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他的朋友说他的外表兼具西方和东方的特色，而且他把东西方两种信仰、两种文化融为一体。

沙耶神父（左）和格拉斯贝格修道院长（右）

格拉斯贝格对里昂周围很熟，他总是从所在的圣阿尔邦（Saint-Alban）教区骑车到市中心闲逛，而且很懂得与行政官员打交道，跟他们混得很熟。他一直对尼姆委员会持批评态度，尽管他自己就是委员会成员，但坦言委员会那“普世亲善和心存宽恕的陈词滥调”让他受不了，他认为委员会应该把更多时间用来考虑营地面临的现实威胁，而不是只顾埋头改善营地里的状况。沙耶和格拉斯贝格曾经是一个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联合会的创始人，这个联合会叫基督教友爱会（L’Amitié Chrétienne），他们从1941年起就已经帮助难民了。里昂的热利耶红衣主教（Cardinal Gerlier）尽管曾经是贝当的支持者，但也欣然接受邀请，成为基督教友爱会的名誉主席。

当时有一个“甄别委员会”（commission de criblage），负责监督和甄别那些已被逮捕的、适合被驱逐到北方的犹太人。这个甄别委员会制定了11项可能的豁免条款，涉及老人、与非犹太人结婚的人、带着小于两岁孩子的人。在这一点上，维希政府与德国人还在扯皮，未能决定是否所有孩子都必须跟父母一起被驱逐。

格拉斯贝格和沙耶迅速混进了韦尼雪营地。由于他们二人的提醒，大家陆续赶来，外国人社会服务团的吉尔贝·勒沙热来了，儿童救援组织的安德蕾·萨洛蒙和马德莱娜·德雷福斯来了，西马德组织的马德莱娜·巴罗来了，还有一位来自维尔纽斯的波兰工程师乔治·加雷尔（Georges Garel），他跟上述众人都不认识，但事后证明，他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身份是很有用的。在只有两天三夜的时间内，大家组成团队，竭尽所能，通力合作；在营地外面也有人帮忙，负责收集文件和出生证明，寻找零星的证据，翻查记录以寻求豁免。其中一位外围人士是伊丽莎白·希尔施（Elisabeth Hirsch），大家都叫她波西（Böszi），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拥有清澈明亮的蓝眼睛，曾经在居尔营地里工作；另一位年轻志愿者是来自儿童救援组织办公室的莉莉·塔格尔（Lily Tager），拥有一头蓬松卷曲的黑发。有时候，格拉斯贝格能够救出那些被判缓期死刑的人；他那辆小型黑色雪铁龙汽车带有四个醒目的黄色轮子，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省长驾驶的那辆车。

在韦尼雪营地里，管理相当混乱。命令抵达，被取消，又被恢复。11项豁免条款突然被砍到只剩下五项。格拉斯贝格、沙耶、德雷福斯和巴罗到处为人辩护和求情，甚至不得不说谎。营地里囚犯太多而床铺太少，此时绝大多数人都只能睡在地面的草垛上。营地里只留下少数几个印度支那劳工负责煮饭。安热利派来的看守、警察以及爱管闲事的办事员散布各处。亚当医生乐意与格拉斯贝格合作，他负责主管一间条件简陋的医务室，忙于宣告那些没有病的囚犯患上了危险的疾病。有些得了所谓急性阑尾炎的病人被送去医院，有几个人就在医院里设法逃脱了。有些正值青春期的女孩穿上童子军制服，然后被带出营地。所有在自己的祖国见识过德国人有多么残暴的囚犯都感到非常恐慌。有一天晚上，足足有26个人尝试自杀。惨叫声此起彼伏。大家都知道，安热利已经颁布命令，要在8月19日清空整个营地。大批卡车已经抵达，准备把人们送去火车站。此时此刻，格拉斯贝格及其同事只能更加拼命地工作，因为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在跟时钟赛跑。

正是格拉斯贝格借助极其偶然的机会，才截获了省长发给警察局长的电报，电报上提到，不会有任何适用于孩子的豁免条款。格拉斯贝格和加雷尔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大胆且激进的行动，而且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夜幕已经降临，第二天就是最终驱逐行动。

一场暴风雨让营地停电了。格拉斯贝格和其他人趁着夜色穿越营房，举着火把在一个个家庭间走动，恳求父母们把孩子交给他们。他们迅速打印和复印了一批表格，表格上写着“我放弃我的父权和监护权”，这在法国法律中是一条必要的宣示，然后在表格上预留了誊写和签署姓名的位置。父母们被告知，他们将会把孩子交给基督教友爱会以及热利耶红衣主教。格拉斯贝格会说德语和意第绪语。有些父母在签名的时候，顺便给马德莱娜·巴罗留下了亲戚的地址；还有些父母把首饰或者其他小件的贵重物品交给她。她就把这些物品分别装在写有每个孩子名字的信封里。那些家庭被告知，孩子们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直到父母回来接他们。马德莱娜及其同事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压抑，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莉莉·塔格尔始终记得妇女们的绝望表情，这已经成为她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妇女们拥抱自己的孩子，并用意第绪语告诉孩子们，要对得起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有几位妇女当场就昏厥过去了。随着夜色渐退，情势愈发紧急，格拉斯贝格和其他人被迫当机立断。有几个孩子不得不直接被抱走。有一位父亲割开自己的手腕，倒毙在孩子身上，伏尸于血泊之中。

等到清晨5点，已经有89个孩子被转移到食堂里，而营地里到处都是哭泣的人。警察局长问格拉斯贝格，为什么人们如此悲伤？格拉斯贝格回答道：“如果他们带走你的孩子，难道你不会感到悲伤吗？”孩子们的年纪参差不齐，他们来自维也纳、布鲁塞尔、罗兹、格拉茨、柏林、卢森堡、华沙、布雷斯劳、马格德堡和列日。其中有几对兄弟和姐妹。没几个孩子会说流利的法语。

其中一个孩子是六岁的拉谢尔·卡明卡尔（Rachel Kamienkar），她长着一张圆脸，是个阳光开朗的女孩，留着棕色偏分短发。拉谢尔的父亲于1926年逃离波兰，然后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经营一家杂货店。拉谢尔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和一个亲弟弟，弟弟路易（Louis）才三岁，有着卷曲的金发和湛蓝的眼睛，路易是拉谢尔最眷恋的亲人了。拉谢尔的父母先后被逮捕，路易也在公园里与邻居的女儿玩耍时被德国人抓走。家里的三个亲人，即父母和弟弟都被驱逐出境。拉谢尔自己跟随一位阿姨及其丈夫逃到法国，他们打算取道法国前往瑞士。经历过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之后，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拉谢尔几乎忘掉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但她还能记得那天，她跟着阿姨和姨丈在雪地里走了许多路，终于抵达瑞士边境，却被赶了回来。这时候姨丈消失了，完全不知所踪。她和阿姨改道前往里昂，在大搜捕期间，她们躲在一套小公寓里。在韦尼雪营地，阿姨在格拉斯贝格准备的表格上签字，把拉谢尔交给了基督教友爱会。

在营地里，天色开始亮起来。很偶然地，当父母被带出营地、塞进前往火车站的巴士时，孩子们碰巧就在平时用作食堂的敞亮房间里。马德莱娜·巴罗和其他人永远都记得父母们脸上的表情，父母们的鼻子贴着窗户，绝望地回望，只想看孩子们最后一眼。

即使开往德朗西的火车正在驶离站台，格拉斯贝格也还是在尽力救人。他设法救下了一位俄国老妇人，他说那位老妇人是希腊东正教徒；但他未能救下两个小女孩，那两个小女孩的母亲已经尽力把孩子递给他，极力把手伸出车厢外，他却没能接住，而且他和马德莱娜都未能救下一位怀孕八个月的孕妇。当火车开始加速的时候，一个男人试图跳出车窗逃跑，但火车停了下来，那个男人又被抓了回去。

那天是1942年8月29日星期六，总共有545名犹太人从圣普列斯特（Saint-Priest）的地方车站被运往德朗西。9月2日，又有475名犹太人被押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9月9日，又有58人走上绝路。据人们所知，在那批犹太人当中，只有一名幸存者。拉谢尔的阿姨也死了。在当时，拉谢尔还是安全的；但在失去母亲、父亲和她深爱的弟弟之后，她又失去了姨丈，如今就连身边最后一个亲人都离她而去。她那年六岁，已经孤身一人了。

对于韦尼雪营地的孩子们来说，一段新的故事即将展开。三辆由志愿者驾驶的巴士开到营地，把孩子们接走。那些超过18岁的孩子在法律上会被德国人视为成年人，只能藏身在座位底下。关于那段日子，拉谢尔仅存的另一段记忆就涉及这些躲藏起来的孩子。孩子们被带到法国犹太童子军（EIF）总部，那是一处废弃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孩子们将会由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和儿童救援组织接手照顾。

当省长安热利得知自己的电报被格拉斯贝格截获时，他马上下令孩子们必须返回营地；一列从雷米勒开来的火车将会把孩子们接回去，而且孩子们搭乘的车厢将会被加挂在父母们搭乘的车厢后面。然而，有一个供职于安热利办公室的社工偶然得知了省长的计划，匆匆忙忙地赶到儿童救援组织的办公室发出警报。时间紧急，只能把孩子们疏散到里昂周边地区了，包括修道院、学校、医院、私人住宅。年纪较大的孩子穿上童子军制服，被安排到一个游学团，在法国境内旅行。当警察抵达儿童救援组织办公室的时候，孩子们已经疏散完毕了。马德莱娜·德雷福斯请求警察不要过问孩子们的去处，她把警官们领去见热利耶红衣主教。

当安热利怒不可遏地打来电话，要求把孩子们抓回去的时候，沙耶、格拉斯贝格和加雷尔碰巧就在红衣主教身边。有那么一阵子，红衣主教似乎有所犹豫。但片刻之后，随着访客们对他施加压力，他干脆告诉安热利：“这些孩子，你们永远都抓不到他们。”当红衣主教问三位访客孩子们目前所在的地方时，气氛一度让人感到焦虑。红衣主教随后说道，贝当曾经向他保证，当局不会把孩子交给德国人。加雷尔和沙耶随口编了几个假地址，但在此之前沙耶就宣称，凭良心讲，基督教友爱会永远都不会把孩子交出去，因为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付给他们照顾的。这段对话后来传了出去。一张传单很快传遍了里昂，传单上印着“你们永远都抓不到这些孩子”（Vous n’aurez pas les enfants）。

及至此时，89个孩子已经消失了，他们藏身于学校和私人住宅、乡村和偏远社区里。其中有三个孩子：拉谢尔、一个满脸严肃的12岁大男孩曼菲尔德·福斯特［Manfred Furst，他的弟弟奥斯卡（Oscar）跟他一起获救］，以及莉亚·瓦格费尔纳（Lea Wajsfelner），她的生日刚好就在韦尼雪驱逐行动两天后。他们三人正在进入山区，将会在那里遇到西蒙、两个雅克、吕迪和汉娜。至于基督教友爱会，安热利怒气冲冲地向上级打报告，说该会“违抗了政府意志”。

作为惩戒，沙耶先是被软禁在家，然后被下放到普里瓦一所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但他偶尔会秘密返回里昂。格拉斯贝格保持低调，直到几个月后德国人进驻里昂，当时他听说自己上了盖世太保的通缉名单，便马上转移到塔恩省（Tarn）的泰阿斯（Théas），在那里化名为埃里·科尔万（Elie Corvin），成为蒙托邦（Montauban）的教区神父，他把自己的教区办公室变成抵抗运动的开会地点，同时骑着自行车走遍教区，到处散发抗德传单。至于其他人，马德莱娜·巴罗，还有同一天生日、开玩笑说他们是双胞胎的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和乔治·加雷尔，马上开始计划下一步行动。形势越来越严峻，新教徒或天主教徒帮助犹太人变得越来越危险，而犹太人帮助犹太人更是死罪。大家此时都意识到，按照维希政府的规定从事合法活动的日子已经过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与日俱增的从事秘密活动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一直以来持观望态度并置身事外的某些教会组织将会发挥关键作用。

[1] Grynberg，Les Camps de la Honte，p.298.

[2] Laharie，Le Camp de Gurs，p.237.

[3] AFSC archive.

[4] Bohny-Reiter，Journal de Rivesaltes.

[5] Zeitoun，Ces Enfants qu’il Fallait Sauver.

[6] Porthuis-Portheret. Août 1942.

第四章 国家耻辱

从1940年10月8日至1941年9月16日，针对犹太人问题，维希政权的《政府公报》（Journal Officiel）公布了26部法律、24项法令、6项规章和1项规则。然而，及至1942年春天，在法国还没有任何宗教组织，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敢于公开谴责反犹法规，或者敢于为受到非人道待遇的犹太人发声。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女人、孩子被围捕，被带到拘留营，在那里受病痛和饥饿的折磨，但他们就是不置一词。法国战败的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许多高级教士对此感到震惊不已，他们或多或少都认为这是上帝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敬神明和腐化堕落的惩罚。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保持一致，起码在最初，他们都支持贝当。

天主教会调门最高，他们赞美元帅开创的新秩序，希望看到这种道德十字军行动能够创造一个更为虔诚的法国，上帝将会回到课堂，而母亲将会回到家中养育儿女。超过150年以来，甚至在政教分离以来，天主教会一直梦想能够让法国重新基督教化。按照一份广泛流传的小册子的说法，人工流产“杀死婴儿，杀死母亲，杀死法国”。在德军占领法国的头两年，贝当被视为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战场上的人道主义者，因此几乎受到万民景仰。许多法国高级教士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希望能够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影响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81岁的红衣主教博德里亚（Cardinal Baudrillart）问道：“我应该拒绝支持这一高贵事业吗？尽管这事业是由德国领导的。”

随着被德国征服，沉渣泛起的宗教狂热席卷法国，教会再次整装待发，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再次被挂在学校的墙壁上。第三共和国种种无能和不堪的记忆已成为维希政权生根发芽的沃土。维希政权提倡道德，崇尚权威，镇压乱党，奉行拿破仑式的中央集权，拒绝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这都让它收获了心悦诚服的听众。

然而，这一切即将改变。法国人曾经想看到不说法语的外国人将会受到拘留，这些外国人甚至会被责怪消耗掉太多稀缺的食物。但当法国人亲眼看见小孩子从母亲怀里被夺走，然后在痛哭流涕中被塞进运牛车厢，就连他们也看不下去了。在呈递给维希政府的月度报告中，省长们强烈抗议这一“国家耻辱”。[2]批评犹太人是可以的，但这种程度的欺凌和残酷是不可以的。对于这些抗议声音，维希政府满不在乎，但某些教会组织留意到了。

马克·博埃涅（Marc Boegner）是一个身材高大、略有谢顶、外表出众的男人，60岁出头，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蓄着蓬松的全白胡子。博埃涅是一位牧师，以及新教改革派教会的主席，在法国人努力拯救犹太人的历史中，他是一个既生动有趣又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他的事迹直到最近才得到恰当的承认。后来人们才发现，正是博埃涅本人向沙耶神父提出了拯救韦尼雪营地孩子的计划。早在7月，博埃涅就到过维希，他提醒赖伐尔，就连德国人都没有提出要求，说要驱逐年龄小于16岁的犹太孩子。赖伐尔却告诉他，维希政府已经接到德国人提出的定额，这个定额很高，除非把孩子们都囊括进去，否则根本无法完成任务。博埃涅追问道，能够救下一些孩子吗？赖伐尔却说，没有人“必须留在法国”。博埃涅马上召见马德莱娜·巴罗，命令她立即动身前往里昂，此行还要带上她在西马德组织的社工团队。博埃涅从贝当的崇拜者变成维希政权坦率的批评者，这说明在战时的法国，新教教会的气氛已经发生转变。

在整个旧制度时期，新教徒在法国都是孤立的少数派。在1572年8月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过后，新教徒不屈不挠地抗争了数十年，直到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赋予了“改革派教会”有限的自由，同时确认了天主教作为法国官方宗教的地位。但这有限的自由于1685年被国王路易十四收回，“这位最笃信基督教的国王”开启了新一轮宗教迫害，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堂被捣毁，成千上万的新教徒逃亡荷兰和英格兰。直到一个世纪后，根据“宽容”敕令，新教徒才被允许返回法国，此时留在法国境内的新教徒已经不足50万人了。新教徒多年的流放生涯也被称为“荒漠之旅”（le Désert），以此类比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故事。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非基督教化政策也并未饶过新教徒，新教徒跟天主教徒一样，眼睁睁地看着新教牧师像天主教神父那样被抓走，新教教堂像天主教堂那样被捣毁。但随着1801年拿破仑与教会达成《教务专约》（Concordat），天主教会失去作为国家宗教的地位，而“改革派和路德派教会”得到承认，并被赋予合法地位。从19世纪20年代起，新教教堂陆续兴建，巨大开阔，庄严肃穆，使用黑木长凳，不加任何雕饰或塑像；随着新教的传播，圣经协会、慈善机构、新教学校陆续建立起来，新教教会还投身于反对嗜酒酗酒、卖淫嫖娼、色情表演的斗争中。新教教会信奉艰苦朴素的精神和言行一致的举止：没有屈膝礼拜，没有圣像崇拜，没有忏悔告解；每天早晚祈祷和读经；没有通奸行为，没有剧院，没有舞蹈，没有奢侈生活。在新教教堂里，男女分开做礼拜，布道词相当冗长，诗篇也得到吟唱。新教徒基本缺席1830年革命，他们不信任信奉保守主义和教权主义、秉持反革命立场的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新教徒欢迎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国王，他曾经与新教徒并肩作战许多年，他有三个孩子与路德派教徒通婚，这让新教徒感到宽慰。

然而，就政治倾向而言，绝大多数新教徒是共和派。[3]新教徒还是德雷福斯派，既是因为他们懂得受到迫害的滋味，也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传统类似于犹太教。及至此时，他们自视为“世俗宗教”，早就废除了圣徒崇拜，废除了七圣礼中的五个，只保留洗礼和圣餐礼。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理解教义，礼拜仪式不是用拉丁语进行，而是用法语进行。上帝的话语通过福音书直接传递给信徒，在上帝与普通信徒之间不需要中间环节。

在20世纪初，人们见证了“基督教复兴运动”，这是一场起源于英格兰和瑞士的运动，这场运动关注人的腐化堕落，以及上帝通过《圣经》表达的话语。这些基督教复兴者既是精力充沛的福音传道者，又是慈善事业的热心推动者。“正统派”基督教信徒或多或少都有弥赛亚情结，相信救世主必将降临，他们很快便与“自由派”信徒划清界限，而“自由派”信徒自身也陷入分裂，裂解出许多个千奇百怪的小宗派，其中有些人甚至声称，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1827年，基督徒有过一次和解的尝试，当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公会议，会议采纳了一份“信仰声明”，而且接纳了一系列“基督徒主要信条”，即所有基督徒都能接受的信条。来自所有宗派的新教徒仍然投身于慈善事业，仍然积极开办学校、建立慈善组织。天主教徒抱怨新教徒都是些“悲天悯人的家伙”，违背法国人固有的乐观开朗的“法国精神”。尼姆是新教教会的大本营，有时被称为“永远暮气沉沉的城市”。天主教徒会说，每当新教徒走进房间，就像带了块冰进来；谁能知道他们隐藏了什么坏心，包藏了什么祸心呢。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类似于福音信仰，19世纪80年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公平。[4]圣经协会、青年运动、合作运动和互助银行纷纷建立，人们从摩西“登山宝训”、圣保罗的教诲，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汲取灵感。尽管在数量上从未形成规模，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产生了远远超过其人数比例的强大影响。及至20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都是和平主义者，但在他们当中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自视为反对一切战争的社会良心，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可以通过有限的暴力来实现社会正义。在最为杰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中就包括安德烈·菲利普（André Philip），他在“人民阵线”运动中当选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议员。菲利普也是国民议会和参议院80位投票反对贝当执政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之一。

及至1938年，当博埃涅被提名为法国改革派教会主席，千奇百怪的改革派教会整合起来，包括卫理公会和自由思想者时，大家都同意，应该共同维护圣经信仰的最高权威，应该共同投身慈善事业。对于所有人来说，关键在于强调个人体验，强调个人对于《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以及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德军占领法国的最后两年，这种共识至关重要。

以法国各地的讲道坛为媒介，牧师们在讲道中传递救赎的信息，并鼓励他们的教区居民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善举践行道德，而不必拘泥于等级森严的教会形式。有些牧师是极端自由派，有些牧师是顽固正统派，带有“新教徒资产阶级的高傲”，在政治上有右翼倾向。安德烈·菲利普就属于这个自视甚高、善于思考、生活富裕的群体。西马德组织原本为阿尔萨斯-洛林的难民服务，后来在拘留营工作，属于新教徒的自由派分支，他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有必要保留基督徒对义务和责任的忠诚。正如马德莱娜·巴罗和其他年轻新教徒亲眼所见，当时对犹太人的迫害与17世纪取消《南特敕令》不无相似之处，而种族主义同样是对法国精神信仰的否定，值得用非暴力手段进行抗争。

这种非暴力抗争精神的理论基础大多体现在后来的“波美侯论纲”（les thèses de Pomeyrol）中。1941年9月，一群新教知识分子在罗讷河口省的格雷河畔圣艾蒂安（Saint-Etienne-du-Gres）举行集会，之后就有了“波美侯论纲”的说法。出席这次集会的有来自西马德组织的马德莱娜·巴罗和苏珊·德·迪耶特里克，以及菲瑟特·霍夫特（Visser’t Hooft）牧师，最后一位是荷兰人，也是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秘书长，他与德军占领下的其他国家的新教教会保持密切接触。在德国本土，已经有24位认信教会的领导人被关进集中营。认信教会是一场由牧师们领导的运动，他们追随神学家卡尔·巴特的思想，而卡尔·巴特本人由于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已经失去他在波恩大学的教席。“波美侯论纲”论述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尊重公民自由的问题，还有反犹主义与通敌行为的问题。与会者的结论是，基督徒应该服从国家，但这种服从应该服从于和从属于“对上帝本体的绝对服从”。

对于前来参加波美侯会议的新教徒和神学家来说，约翰·马尔滕（Johan Maarten）的著作《山上的乡村》（The Village on the Hill）从1940年出版以来就已成为人们膜拜的佳作。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年轻牧师斯蒂芬·格恩德（Stefan Grund）的故事，格恩德是认信教会的成员，他拒绝承认希特勒是永恒不朽的帝国体制的缔造者。在一名纳粹党徒当选为他所在乡村的村长后，新任村长终于把他赶出教堂。格恩德只能在教堂外面举行集会，在空旷的野外，他告诉教区居民，纳粹学说违反基督教义，真正的基督教已经在德国消失。一天早上，格恩德被秘密警察逮捕，将要被带走；村庄居民唱着赞美诗，试图营救他，却未能成功。参加波美侯会议的新教徒把这个故事铭记于心。

在波美侯会议结束前，代表们通过了一份决议：确实有“精神上的必要性”，去抵抗“所有形式的偶像崇拜和极权主义的影响力”。[5]这份决议被提交给5月举行的改革派教会大公会议，距离7月当局在巴黎大举围捕犹太人并不遥远。尽管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实行“等等看”政策的时机已经过去，但在维希法国和法国德军占领区，人们还是很难区分拒绝和忍耐，很难区分不说和说不。人们只是凭借事后聪明，才能看清楚当时的道德困境。

作为一个始终尊重国家及其机关的人，民族革命的道德规训仍然有其吸引力，尽管博埃涅有过犹豫，让他难以看清楚自己应该何去何从，但近年出版的博埃涅日记表明，他很早就关注到犹太人的命运，早在德国人到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所顾虑了。在他于1940年写下的日记中，10月28日和30日，11月5日和8日，12月9日、21日和22日，多次提到与维希政府权势人物的私人接触。到了这个阶段，那些犹太领袖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不敢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以为，只要表现得比法国人更像法国人，他们就能避免引起德国人的注意。他们要么认为反犹主义只是政府官僚所犯的错误，要么认为维希政府只是受到德国人的压力才会反犹，这种认识偏差最终混淆了自欺欺人的幻想与正在发生的现实。

1941年3月，博埃涅给首席拉比艾萨伊·施瓦茨（Isaïe Schwartz）写了一封信，向对方陈述了新教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建基于双方都阅读“《圣经·旧约》，里面留下了拿撒勒人耶稣的心灵和思想”。博埃涅给海军元帅达尔朗（Admiral Darlan）写了第二封信，达尔朗是维希政府委员会的副主席。在这两封信中，博埃涅都解释道，让那么多外国人进入法国是个问题，迅速允许他们入籍也是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收回“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收回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因为在个人权利和公平正义这两方面，法国“从未停下臻于至善的脚步”。在致达尔朗的信件中，博埃涅写得更深入。博埃涅写道，犹太人正面临着“惨绝人寰的挑战和令人心碎的不公”。拘留营是“一个耻辱”。后来，博埃涅的同事把他的抗议比拟为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所写的“我控诉”（J’accuse）。[6]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但这次抗议同样难能可贵，即使它并不为世人所知晓。

就在韦尼雪事件之前不久，博埃涅写信给贝当，信中说法国人把外籍犹太人移交给德国人的做法让“最铁石心肠的人”都感到作呕，让亲眼所见的人都不禁落泪。在日记中，他心情郁闷地记下他近日与赖伐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一次交谈。博埃涅问道：“你真的要着手抓人了吗？”赖伐尔回答道：“我们会搜遍他们藏身的每个地方。”

与此同时，天主教徒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与新教徒不同，天主教徒所属的教会结构复杂、等级森严、崇尚权威。天主教被视为道德秩序和自然秩序，而教会掌握着秩序大门的钥匙；安分守己的法国天主教徒认为，身为基督徒的首要美德就是服从，而合法权威寄托于罗马教皇和罗马教廷。对许多天主教徒来说，犹太人被视为杀死耶稣基督的凶手，因此反犹主义经常是心照不宣的事实；教皇对于驱逐行动的态度也相当矛盾，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把犹太身份法称为“不幸”，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天主教徒经常受到教导：国家统一，而非政治活动，才是面对战争的正确途径；任何独立思考、提出批评的建议，都是新教徒才会有的行为。1941年7月，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会议以一份严肃郑重的宣言作为结尾，宣言声称法国应该展现出“对现政权衷心的、彻底的忠诚”。[7]艾克斯大主教迪布瓦·德·拉·维勒拉维尔（DuBois de la Villeravel）更加让人不齿，他竟然批评梵蒂冈电台，认为电台不应该提醒听众，罗马教皇谈论过法西斯主义的“残暴行径”。从1940年到1941年，甚至到1942年春天，天主教的高级教士们心安理得地坐享贝当民族革命的成果，他们是这场革命的领导核心，而且赢得万民拥戴，因此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的沉默也等于认可了贝当政权行动的合法性。

然而，并非所有天主教徒都保持沉默。个别神父所在的教区散布于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他们随时准备施以援手。其中敢为人先的是沙耶神父，正是这位耶稣会士拯救了韦尼雪营地的孩子们。1941年底，灰色封面的小册子开始在里昂秘密流传，目的是让基督徒“在战败后团结起来”。在“基督徒证言笔记”（Cahiers du Témoignage Chrétien）的标题下，小册子提醒读者，要注意纳粹主义造成的道德险境。这是第一次触动心灵的抵抗号召。沙耶在第一本笔记的简短序言“法国，不要弄丢你的灵魂”（France，prends garde de perdre ton âme）里写道，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我们的良心慢慢窒息”。他继续写道，基督徒要挺身而出，反对种族主义、雅利安超人崇拜，以及针对“劣等民族”的暴力。5000份小册子迅速印刷并分发出去。在后来印发的笔记里，沙耶谈论反犹主义，谈论人权，谈论通敌行为，谈论信仰，这些笔记视野开阔、知识渊博、见解深刻，不乏对敌人进行深入分析的真知灼见，在1942年陆续流传开来。由于印刷这些小册子相当危险，印刷所用的纸张只能藏在里昂的一座钟楼里。这些小册子的观点如此激进，因为小册子里提到，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归根到底，良心比服从重要得多。

这可以说是20年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先声，笔记的作者早就提出，至关重要的是，应该以灵性思考关切世俗事务，而不是沉迷于虚无缥缈的抽象神学，而且应该回归先知的言论，重新发现基督教的犹太根源。对于沙耶来说，纳粹主义是一种“违背常理”的意识形态，而希特勒更是否定了“人类文明的精神核心”。笔记被人争相传诵。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沙耶自觉担当起唤醒法国人的角色，他要让法国人知道和理解，在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由于发生在巴黎的围捕行动，以及发生在居尔、里韦萨特和雷赛比杜等拘留营的驱逐行动，天主教的教阶制度受到动摇。有一两位教士勇敢地发声。没有多少高级教士参与其中，但个别人发出的声音同样振聋发聩。

图卢兹大主教茹尔-热罗·萨利埃热（Jules-Géraud Saliège）年事已高，他已患上失语症，身体也已经部分瘫痪，但思维仍然清晰，他此时决定，是时候挺身而出了。他声称：“沉默也能发声。沉默面对死亡。沉默不失尊严。……沉默本身也是行动。”他书写有困难，因此以沙哑的、颤抖的声音向秘书口授了一封主教信，这封主教信有23行。他的话语平和又简单，但他的教区居民已经习惯了他排比句式的主教发言。他在主教信里说道：“犹太人也是男人。犹太人也是女人。”不应该把他们区别对待，仿佛他们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人类种族的成员。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基督徒不应该忘记这个事实。”萨利埃热让手下的神父和秘书骑上自行车，四处传递那封主教信，并指示神父们，在接下来那个星期天，要在讲道坛上大声宣读他在主教信里所说的话。

当地的省长对这封主教信有所耳闻——明显是一位对萨利埃热的激昂腔调感到不满的神父走漏了风声——他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告知省内各位市镇长，务必阻止人们宣读这封主教信。[8]萨利埃热对此极不情愿，被迫同意弱化某些更具批判性的言辞。有几位神父听说了省长的禁令，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大主教这里，询问大主教应该怎么办。萨利埃热在病床上大声呼喊：“把它读出来！”8月23日星期天，绝大多数神父都遵循了大主教的训令。那些没有遵循大主教训令的神父都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萨利埃热告诉那些没有遵守训令的神父，他们之所以被任命为神父，不是为了让他们临阵退缩的。萨利埃热命令他们在接下来的星期天把那封主教信读出来。这封信同样被印刷为小册子，结果维希政府指责其语言“不够节制”。当时，维希政府的一位政府官员指示《南部快讯》（Dépêche du Midi）的主编莫里斯·萨罗（Maurice Sarrault）写一份反驳书，萨罗予以拒绝。萨罗说道：“我希望我有面目去见图卢兹大主教。”

在图卢兹附近的蒙托邦，皮埃尔-马里·泰阿斯（Pierre-Marie Théas）也投入战斗。他形容当局“拆散”家庭，把男人和女人当成“洪水猛兽”，把他们遣送到未知且“可能极端危险”的目的地。他说道，对于基督徒来说，“所有人，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非雅利安人，都是兄弟姐妹，因为他们都是由同样的神创造的”。他继续说道，最近颁布的反犹法规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侵害了个人和家庭最为神圣的权利”。这封主教信同样于早间弥撒期间在讲道坛上得以宣读。在蒙托邦，社工玛丽·罗斯·吉内斯特（Marie Rose Gineste）打印了许多份副本，由于觉得邮局信不过，她决定亲自派送，为此不惜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上百千米。在巡回派送期间，她还招揽了其他送信人，他们骑上自行车，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接下来是马赛主教德莱（Delay）；然后是热利耶，在寻找到自己的志向之前，他攻读的是法律专业，他声称，除非去掉仇恨和偏狭的缺点，否则贝当的民族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接着是阿尔比大主教穆萨龙（Moussaron）。及至1942年夏末，35位天主教的主教和大主教已先后发声。尽管并非每一位高级教士和神父都参与其间，甚至在德军占领区根本就没有高级教士参与，但这些主教信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发出这些主教信的人曾经是贝当以及维希政府的强力支持者。犹太人曾经长期被视为大麻烦，如今却被视为受害者。沙耶在笔记里全文收录了热利耶、萨利埃热、德莱和泰阿斯的主教信，以及博埃涅的好几份呼吁书。沙耶写道：“我们必须对这个无知愚昧、漠不关心的世界大声疾呼，喊出我们的反感和愤怒。”

当法国天主教会出现如此引人注目的突变之时，博埃涅再次公开发表自己的声明。1942年9月第一个星期天，4000名新教徒聚集在尼姆城外不远处一间农舍外面，他们向早期的新教烈士致敬，就像往年的荒漠集会那样。正是在这里，就在不久前，著名的新教随笔作家和档案保管员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nsom）提到，必须坚持抵抗，必须“忠诚于自己的信念，即使遭遇失败，即使身负镣铐”。此时人们站在栗子树下，用心聆听博埃涅布道词的主旨：“必须至死不渝，我会给你们生命的王冠”，要遵循上帝的启示。他在布道词中多次提到基督徒的义务，以及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救人于危难之中的美德。博埃涅声称，继续敦促维希政府改弦更张已无多大意义，那个时刻已经过去了。此时的问题非常简单：怎样才能拯救犹太人？在此之后，他召集了67位前来听他发言的新教牧师。博埃涅向他们描述了驱逐外籍犹太人的详细情况，负责押运的警察都是荷枪实弹，孩子们与父母分离，老人们拖着各种行李。博埃涅催促他们竭尽所能，去拯救仍然滞留在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后来，牧师们会说，这是他们把《圣经》的教诲用于现实生活的时刻。

博埃涅的下一步行动是再去找赖伐尔和布斯凯，就驱逐行动向对方提出强烈抗议；然后他又去了日内瓦和伯尔尼。在这里，他试图说服瑞士政府，务必接纳被儿童救援组织和西马德组织等慈善组织送来的犹太人。他与瑞士政府达成了大致的协议。

对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1942年夏天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9月17日，唐纳德·劳里在致纽约上司的信件中写道：“公众的不满正在加剧。在市场里，在排队的人群里，人们窃窃私语，讲述着驱逐行动的恐怖故事，谈论着驱逐行动给法国带来的耻辱……自法德停战以来，第一次形成如此深入的共识，能够团结法国所有正派人士，让他们在一个道德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上达成一致。”此时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种情势。

约瑟夫·韦尔医生是儿童救援组织巡回医生团队的创始人和社工，他始终清醒地知道，总有一天，他们无法公开拯救身陷驱逐行动的犹太人，唯一的办法是转入地下。尽管他和他在尼姆委员会的同事始终在跟维希政府谈判，力求改善拘留营里的待遇，但他早就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做好准备了。

无论是在“韦尼雪之夜”期间，当局企图以家庭团聚的名义把犹太孩子甚至婴儿运往德朗西，运送他们的火车车厢上挂着用粉笔写的“里韦萨特度假营”的木板；无论是在惊恐的犹太人疏散到乡村以逃避抓捕期间，还是在布斯凯要求省长们“着手执行并加强行动……不惜动用所有能够动用的警察和宪兵”期间，韦尔始终都在积极应对。[9]他出身于沙皇俄国一个著名的犹太拉比家族，他知道所有关于反犹主义和反犹屠杀的往事；而在过去十年间，他还目睹了纳粹势力日益坐大。

韦尔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联系乔治·加雷尔，这位电气工程师曾经在韦尼雪营地帮助儿童救援组织。加雷尔的真实姓名其实是格里高利·加芬克尔（Grigori Garfinkel），他于1909年出生在波兰。两人在里昂的佩拉什（Perrache）火车站附近一家旅馆见面。韦尔告诉加雷尔，他正在寻找一张新面孔，这个人必须没有政治包袱，不为维希政府或者德国人所熟悉，能够建立一个地下网络以拯救和藏匿犹太孩子，无论是父母已被驱逐的孤儿，还是那些其父母可以被儿童救援组织争取过来的孩子，只有孩子安全了，父母才愿意跟儿童救援组织合作。韦尔说道：“让我们通过疏散孩子来拯救孩子。”韦尔补充道，为了达成目的，加雷尔需要一个掩人耳目的假身份、助手、钱、家庭、假文件，还需要安全屋。加雷尔早就想加入抵抗运动，因此爽快地同意了。加雷尔提出两个建议：他的新组织将会尽可能独立行动，所有加入这个新组织的人都要伪装成雅利安人。

为了掩人耳目，加雷尔乔装打扮成一个陶瓷器皿行商，他把假文件和钱藏在杯子和调味罐的底部，又把这些东西放在样品袋夹层的底部。[10]他拜访萨利埃热，同时说明他需要愿意接纳犹太孩子的天主教家庭。萨利埃热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最值得信任的几位神父，并在介绍信中特别提到加雷尔“行为良好、信仰虔诚”。这封介绍信为加雷尔打开诸多方便之门。在此之后，加雷尔又去了蒙托邦，拜访泰阿斯，对方也答应帮忙。营救行动所需的资金来自犹太人联合会，途经瑞士和葡萄牙带入法国。助手就在人数众多的犹太学生当中物色，那些年轻社工也是物色对象，他们都参加过贝当的民族革命，帮忙宣讲过所谓“稳定、虔诚、多产、团结、好学”的家庭价值。在这些年轻妇女当中，有些人不过19岁或20岁，她们都有正式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加雷尔。这也是德军占领时期诸多奇怪现象之一，一些犹太人正在受到围捕和驱逐，另一些犹太人还在继续工作，而且并非所有人都被迫改名换姓。

“加雷尔环线”由此诞生。它将在非占领区开始运作，仿照抵抗运动的模式，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作为儿童救援组织下属的儿童之家的总监督人，安德蕾·萨洛蒙将会负责人员招募和计划制订。萨洛蒙马上着手对助手们进行筛选，排除掉那些从外表和口音就能被认出是犹太人的助手。在儿童救援组织内部，雅利安同事被编入“纯粹梯队”，那些身为犹太人却长得像雅利安人的同事被编入“综合梯队”。莉莉·塔格尔说，加雷尔是个天生的组织者。莉莉曾经与加雷尔在韦尼雪营地并肩作战，不久之后就嫁给了加雷尔。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形势变得太过危险之前，儿童救援组织的“环线A”仍然是公开的，而且独立于加雷尔的“环线B”。“环线A”由正式隶属于维希政府第三理事会即健康理事会的法国以色列人总会进行运作，这让“环线A”有了合法形式。儿童救援组织在里昂的加尔默罗斜街10号有一间办公室，还有多达280名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医生或者社工，散布在全国各地。马德莱娜·德雷福斯越来越投身于她的犹太人事业，她的正式身份是儿童救援组织的心理学家；而她的非正式身份是加雷尔及其环线的联络人。尽管她的丈夫雷蒙为了替美国公司采购皮革制品而不得不改名换姓，以掩盖他的犹太人身份，但她宁愿继续使用德雷福斯这个姓氏。雷蒙总是害怕她会因此而被逮捕。毕竟，他们的大儿子米歇尔八岁，而小儿子雅克才五岁。

马德莱娜此时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在表面上，她帮助运营儿童救援组织的儿童之家，这在当时还是合法的，儿童之家里面也有很多犹太孩子。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德国人允许他们继续运营，但她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地下活动中，与女修道院、学校和孤儿院建立联系，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在情况危急之时收留几个假“杜邦”。

但在1942年夏天，儿童救援组织并非绝无仅有的受到激励开展行动的组织。抵抗运动的小规模行动以各种形式纷纷启动。之前人们无所作为，因为人们不确定维希政权的合法性，因为人们害怕共产主义，害怕法国道德秩序的瓦解，但此时人们越来越不信任维希政府。佩吉（Péguy）的名言——“如果正义和真相要求我不服从，那我就决不服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人反复引用。此时正义和真相都越来越清晰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把他们的教堂变成庇护所，修道僧变成摆渡人，帮助人们穿越封锁线，女修道院提供休息站，让前往安全地点的人们中途歇脚。唐纳德·劳里恰如其分地评论道，这种新近出现的道德义愤，“让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11]

西马德组织是曾经在营地里工作的新教团体，此时也转入地下工作，而且设立了自己的安全屋。马德莱娜·巴罗已经与格拉斯贝格院长接触过，商定了安置孩子的地点。“犹太人-基督徒团结运动”让那些被维希政府和德国人激怒的人团结起来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肩作战，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某些最积极的成员是犹太童子军，即法国以色列人少年团，他们在鼓励孩子离开韦尼雪营地的行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犹太福利组织被迫关闭，或者被迫合并到法国以色列人总会的时候，犹太童子军也转而隶属于维希政府第六理事会。他们把自己称为“第六人”，将会成为加雷尔团队的左膀右臂。犹太童子军积极好动、利他无私、精力充沛，他们身体力行，而非埋首书斋，将会成为技巧娴熟的青少年拯救者和假文件制造者。

然而，在法国的犹太领袖中，不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的顽固之辈，服从维希政府似乎仍然是他们的神圣义务。9月，在韦尼雪事件和南方地区的大搜捕行动过去很久之后，在他们对贝当提出正式抗议，说“被驱逐者面临的命运”早已确定无疑好几个星期后，位于巴黎的犹太教中央教务会议（Central Consistoire）竟然还发出一份正式指示，催促犹太人“不要隐瞒你们的犹太人身份……遵守法律，服从法律……你们就会成为更好的犹太人和更好的法国人”。[12]

他们正在制造一个恐怖的错误。及至1942年9月底，从3月以来，被41列火车运送到奥斯维辛的38206名犹太人，绝大多数已经死于非命，死难者当中还包括孩子，因为孩子不能被选为奴工，他们一下火车就被送进毒气室。此时没有多少人还能坚称火车的“未知目的地”是矿山、石场、工厂了。因为在7月初，英国广播公司伦敦电台已经告诉人们，犹太人正在波兰境内惨遭屠杀。用意第绪语印制的传单催促犹太人：“不要消极等待……躲起来，首先让你们的孩子躲起来。”人们在巴黎的街道上散发传单，告知人们老弱病残者将会被毒杀。

与此同时，奥贝格正在与赖伐尔谈判，要求在9月15日至30日再开出15列火车，从德朗西开往奥斯维辛，每列火车装载1000名犹太人。德国人要求移交50000名犹太人，等于说他们要求50列火车随时待命；但赖伐尔正面临着各个教会突如其来的高调抗议，他请求宽限一些时日。赖伐尔说道，运送犹太人“可不像从一家商店里运送指定的货物”。[13]但他承诺尽其所能尽快“解决犹太人问题”。

海因茨·罗特克（Heinz Röthke）是新官上任的盖世太保犹太事务总管，他对艾希曼的雷霆之怒记忆犹新，当时只不过是一列从法国开出的火车被取消而已。罗特克可不敢再激怒艾希曼，如果上司发现他所要求的50列火车无法准备好，后果可想而知。罗特克提议，维希政府立即移交1933年以后入籍的所有犹太人，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就围捕在德军占领区内佩戴黄色六芒星的所有人，无论他们是法籍还是外籍。罗特克估计，仅仅是抓捕居住在巴黎的法籍犹太家庭，至少就能抓到15000人。然而罗特克的上司另有打算。驱逐法籍犹太人的计划被搁置，虽然只是暂时搁置。继续攫取经济利益、让法国保持低调和合作、让法国警察对抵抗运动保持警惕，似乎是更加稳妥的选项，尤其考虑到法国各地的省长都在月度汇报中提到，法国人对犹太人的境遇表达“遗憾”，对维希政府的“敌意”正在上升。搜捕犹太人的行动终将继续，但应该更有章法。这为试图拯救犹太人的人们提供了稍纵即逝的窗口期。但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去误导他们了。

9月5日，博埃涅在尼姆会见夏尔·吉永（Charles Guillon），吉永是一位新教牧师，他与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紧密合作。吉永刚刚在法国中部山区一处地势很高的小村庄出任村长。这个村庄的名字是利尼翁河畔勒尚邦。吉永告诉博埃涅，日内瓦方面达成的共识是，尽管在法国的驱逐行动中拯救成年犹太人已不再可能，但他们仍然可以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据信还有5000～8000个孩子留在非占领区。孩子们散布各地，从儿童救援组织的儿童之家到特别收容中心的营地；有些孩子甚至躲藏在森林里。但拯救孩子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儿童救援组织部分收容中心已被清空，来自奥地利、捷克、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年轻人已被逮捕。

抢救孩子、抢救仍然滞留的成年人、在同情犹太人的人们那里拼命寻找藏身之所，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匆忙开始了。

[1] Callil，Bad Faith，p.239.

[2] Zuccotti，The Holocaust，the French and the Jews，p.155.

[3] Cabanel and Carbonier-Burkard，Une Histoire des Protestants en France.

[4] Baubérot，Le Retour des Huguenots.

[5] Jacques，Madeleine Barot，p.76.

[6] 引自奥斯卡·罗索夫斯基私人档案中的信件。

[7] Bédarida and Bédarida，La Résistance Spirituelle，p.15.

[8] Duquesne，Les Catholiques Français sous l’Occupation，p.250.

[9] Peschanski，La France des Camps，p.351.

[10] 作者对莉莉·加雷尔的采访。See also Zeitoun，L’OSE sous l’Occupationen France；Zeitoun，Ces Enfants qu’il Fallait Sauver.

[11] 9月17日给特雷西·斯特朗的信。

[12] Rayski，Le Choix des Juifs sous Vichy，p.172.

[13] Klarsfeld，Memorial to the Jews Deported from France.

第二部 抵达

第五章 走近上帝

到底是新教徒马德莱娜·巴罗，还是犹太人马德莱娜·德雷福斯，最早想到把从韦尼雪、居尔和里韦萨特拘留营救出来的孩子转移到利尼翁河畔勒尚邦和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但能够确定的是，当这场拯救被捕犹太人的竞赛开始时，这些昔日作为被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藏身之处、古老而坚固的据点，此时已经变成来自法国各地之人的家园，他们都是为了逃避维希政府和盖世太保的追捕而来到这里的。这里有许多难民是犹太人，尽管还有非犹太人。高原的位置非常偏僻，难以进入，遗世独立；高原仿佛就是个孤岛，被群山环绕，被河流保护，被悬崖隔断。高原上即将上演一场英勇卓绝、惊心动魄、非同寻常的冒险。

勒尚邦其实只是这里好几个村庄之一，高原上还散布着很多村落，高原海拔1000米，方圆500平方千米，坐落在塞文山脉（Cévennes）北段的群山之间。村庄的名字据说来自高卢语“坎波”（cambo），意思是河流的源头。勒尚邦位于三座城市之间，西边是勒皮-昂沃莱（Le Puy-en-Velay），北面是圣艾蒂安（Saint-Etienne），东面是瓦朗斯（Valence）。高原上有茂密的森林和开阔的牧场，周围是火山活动形成的山峰，山下就是罗讷河谷。这里是法国人熟知的几个严寒地区之一；远近闻名的漫长冬天可以从10月持续到第二年4月底，每当天降大雪的时候，道路被积雪堵塞，会让这里与外界隔绝好几个星期。这里太冷了，而且气温大起大落，除了偶尔有几株樱桃树，几乎所有果树都无法生长。这里长满了浓密的樟子松和冷杉树，还有一些橡树、落叶松、桦树和栗子树，可是很多树都被砍倒，并被送到工厂，取而代之的是金雀花、荆棘和杜松，这些植物能够很好地适应砾石遍布的土壤。据说，如果一只松鼠不停地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那么这只松鼠最终可以从勒皮市一直跳到费伊村。

在这贫瘠的沙质土壤上，人们种植了卷心菜、土豆、大头菜、黑麦、燕麦和瑞典芜菁，其他的农作物就不多了。但到了秋天，当山谷和田野上覆盖着沉寂的白雾时，高大的树木在雨中会泛起红色，牧场上会铺满黄叶，各种各样的蘑菇，包括牛肝菌、鸡油菌，会在森林里大量生长出来，村民会用独轮手推车收集蘑菇，顺便采集野生的树莓和蓝莓。

1942年夏末，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从阿尔及利亚来到高原，因为山区的空气对他同时感染了肺结核的两侧肺叶大有裨益，加缪把这片高原称为“一个壮美的地区，带有一点小小的忧郁”。[1]夜幕降临，加缪坐在勒帕内利埃旅馆［Le Panelier，那是一间家庭旅馆，加缪的妻子弗朗辛（Francine）小时候就在这里度过夏天］前面的石凳上，聆听蟾蜍那“长笛吹奏”般的叫声。他想象矗立在山顶的冷杉树是“一支蛮族的军队”，等待着天色微明之时冲下山谷，“在展开一场短促而无望的战斗之后，代表着白天的蛮族军队击溃了代表着黑夜的孱弱军队”。[2]

高原上的房子都用玄武岩和花岗岩建成，以此抵挡寒风和冰冻的低温，村庄都是灰蒙蒙的，冷峻得令人生畏，三层、四层、五层的房子又窄又小，彼此紧靠，屋顶都覆盖着板岩。只有一条沥青碎石路，即103国道，穿过勒尚邦，连接唐斯和圣阿格雷沃。在20世纪30年代，道路上很少会有汽车出现。那里没有拖拉机，只有几台收割机。所有农活都只能靠双手、长柄大镰刀、畜力和马车来完成，其实只有较为富裕的农民才会有马。家产较为寒酸的农民最多养山羊、奶牛和猪，而且只能拿栗子当饲料。

在彼此孤立的农舍之间，就连用森林里的原木铺砌的道路都没有，农舍里都没有供暖设备，只有极少数农舍有电灯，其实也只有索利耶尔（Saulières）附近有一台涡轮发电机，能够给勒尚邦以及外围几间房子供电。厨房里烧的是柴火，要么就只能靠母牛的体温来取暖了，母牛就拴在旁边的牛棚里。在短暂的夏季期间，人们下地劳作；等到深秋降临，人们就闭门不出了，男人雕刻木鞋和木头工具，女人编织花边。尽管从来不宽裕，但高原上的农民吃得不错，他们自己收集牛奶，自己制作黄油和奶酪，他们还有足够的农产品馈赠访客，也把部分农产品卖给从山谷来寻找补给品的人。

1902年，一条窄轨铁路铺到此处，以便把高原上砍伐的樟子松运到圣艾蒂安的采矿盆地，用来构筑矿坑里的支架。这列玩具般的小火车（Le Tortillard）缓慢地曲折前进，直到攀上陡坡，火车头发出喷气声，嘎吱作响，还总是在中途停下来。1903年，窄轨铁路通到勒尚邦和圣阿格雷沃，高原从此向游客开放。

向高原攀爬的小火车

火车的另一个作用是把生病和孱弱的孩子带到此地。有一年夏天，新教牧师路易·孔德（Louis Comte）把身体孱弱的两岁儿子带到此处，他发现儿子奇迹般地康复了，这都得益于高原上清新的空气和营养丰富的食物。孔德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就叫“造就山区孩子”（L’Œuvre des Enfants de la Montagne），他把贫穷的孩子和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带到这里，寄养在高原上的乡村和农场里，让他们在这里度过夏天。这些年轻的访客在1910年就达到2398人，他们来到儿童之家、医院和寄宿家庭，在这里养成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培养良好的言行举止，学习基督教的知识，同时享用健康的食物，做健康的运动。

孔德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他长着一个大鼻子，长长的胡须一直下垂到衣领上，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像托尔斯泰，但他没有时间多愁善感，迅速地开始建设图书馆和公共面包房。农民每照顾一个孩子，每天就能挣到两个苏（Sou），而且孩子们每天还要抽出部分时间下地干农活。其他慈善组织也闻风而动，及至20世纪30年代，孩子们从法国南部各个地区来到这里，甚至有人从北非过来，他们在清新的空气、茂密的森林里度过夏天。更有甚者，竟然还有“少年犯”被送来这里，人们认为这里道德纯正，对于改造少年犯是有益的。随着这里兴旺繁荣，农民们也大受启发，纷纷把谷仓和柴房改建成客房。

伴随这些小访客到来的，不仅有前来观察他们康复进度、整天骑着自行车在乡间到处闲逛的医生、医学院学生和社工，还有游客。[3]早在莱昂·布卢姆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赋予法国工人有薪假期，让法国工人第一次得以探索这个国家广阔而空旷的大地之前，来自圣艾蒂安、里昂和勒皮的家庭就已对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钟爱有加，人们喜欢这里干燥的夏天和凉爽的山风。人们搭乘小火车来到这里，在勒尚邦、圣阿格雷沃和费伊租房居住；人们都知道凉爽的费伊，因为费伊村所在的位置特别开阔和凉爽。

及至1939年，仅仅在勒尚邦村，就有9家旅馆、38家民宿和9个儿童之家。到了夏天，不足1000名本地人可能要接待5000～6000名外地游客。本地的新教报纸《山区回响》（L’Echo de la Montagne）总是谈论宗教与山区之间特殊的心灵纽带，把山区形容为纯净的、道德上未受污染的世外桃源，而且总是引用《路加福音》第6章第12节：“基督出去，上山祷告”，但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路过此地时，却感到不以为然，他说“那些松树似乎也把某种忧郁气质和加尔文教徒的严肃冷峻带入自然当中”。游客在利尼翁河（穿过勒尚邦）的堤岸上野餐，在风景宜人的高原河滩上骑车。很多游客来自瑞士，认为这里的景色就像瑞士的牧场和森林。1938年5月，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勒尚邦村的一个车库举行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上，村长夏尔·吉永及罗讷省第四选区的众议员安德烈·菲利普都提醒人们，要警惕极权主义的危害，这个地区因此被视为“小瑞士”。

在捡过蓝莓、采过蘑菇之后，无论是夏季到此的游客，还是在山区里养得白白胖胖的孩子们，都及时返回山下的平原，去迎接秋季学期了。这让高原上空出了许多房间，对于从1937年起陆续来这里逃避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人来说，这里是避难的理想地点，但他们并不总是受欢迎，因为农民们深深地怀疑他们的“红色”背景，尤其是在三个西班牙男孩试图让火车出轨的笨拙尝试之后，农民们就更不信任他们了。农民们声称，西班牙人不仅不健康，还带来包括性病的各种传染病，而且他们不道德，不守规矩，很可能是莫斯科派来的间谍。吉永费了很大口舌，才让农民们至少接纳妇女、孩子和老人，毕竟拒绝接待寻求庇护的人，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在关于高原的故事中，夏尔·吉永是个经常被忽略的人物。吉永是一个巴黎守门人的儿子，在寻找到自己的志向之前，他攻读的是建筑专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随军牧师。作为德雷福斯派成员，他投票给左翼党派。他后来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并于1921年被任命为勒尚邦村的牧师，那年他38岁，迅速地把一个年轻人外流到城市的、让人昏昏欲睡的社区变成新教研究的重镇。在他看来，偏远社区的教会应该成为“人力资源、理性思考、精神生活的蓄水池”，而这取决于牧师能否成为“他们所在教区里最好的基督徒”。

吉永经常外出参加普世基督教研讨会，总是鼓励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来参观高原，尽管他从1927年起不再担任牧师，但并未长期缺席；他于1931年成为村长。及至战争爆发时，他已经访问过74个国家，并在几个大洲建立起基督教联合会。他极具奉献精神，因此当选为上卢瓦尔省新组建的“道德行动”联合会的副主席，这个联合会反对嗜酒酗酒，反对卖淫嫖娼，反对色情电影，更多地为被疏于照顾的孩子们发声。在高原上，他被人们称为“夏尔叔叔”。他在慕尼黑的时候正值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从慕尼黑回来之后，他提醒村民要做好准备。他说道：“最糟糕的情形很可能会变成现实。”他补充道，所谓国际承诺的有效期很少超过“一根火柴燃烧的时间”。与儿童救援组织的韦尔医生一样，他对维希政府和德国人不抱任何幻想。

夏尔·吉永

同样地，安德烈·菲利普对维希政府和德国人也不抱任何幻想，他也是高原的常客。菲利普受过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训练，曾经是“人民阵线”的成员，说过法德停战协定是法国的“耻辱”。他有和平主义倾向，但并不认为武装反抗维希政府和纳粹暴政有什么不对，只是觉得斗争应该要谋定而后动。菲利普出身于塞文诺（Cévenole）的一个古老家族，他经常带着妻子米雷耶（Mireille）和五个孩子在勒尚邦度过夏天，在那里融入当地生活，并举办福音书研讨会。菲利普夫妇都是热情的新教徒。安德烈说过，自己的信仰是“加尔文式的（因为加尔文被地中海的阳光所温暖）”。他蓄着整洁的胡须，下巴剃得很干净，只蓄着小胡子，眉毛又浓又黑。他爱抽烟斗。

随着热情洋溢的瑞士福音派牧师玛格丽特·德·费里斯（Marguerite de Felice）的到来，高原上本已高涨的新教热情变得更加浓厚。费里斯小时候就在路易·孔德的影响下来过高原，此时她带着独生子来到勒尚邦，希望能够治愈儿子的肺结核，这种疾病已经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费里斯夫人，这位30岁的寡妇，曾经在凡尔赛的年轻女性基督徒联合会（Union Chrétienne des Jeunes Filles）开启了独特的篇章，也是热情的酗酒危害宣讲者。在高原上，费里斯开设了一个农场，她种植的葡萄从未成熟，种植的西红柿也从未变红，但她悉心种植的苹果长势喜人，然后她又开设了苗圃旅馆（La Pouponnière），收留了五个西班牙母亲和她们的13个孩子。为了养活她们，费里斯买了许多大桶装的橄榄油，因为她留意到，她的客人喜欢用面包蘸橄榄油。

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绝大多数西班牙人已经回家了；村民们如释重负，因为如果房间总是被西班牙人占用，他们就失去接待夏季游客的收益了。村民们明显更欢迎德奥合并之后来这里逃避纳粹统治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尤其是因为这第一批难民是在战争即将爆发时逃出来的，他们随身携带着足以过上体面生活的积蓄。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据说勒尚邦及其邻近村庄接待了大约12000名游客。

当马德莱娜·巴罗和马德莱娜·德雷福斯焦头烂额地到处寻找地方，以藏匿这些受到追捕的孩子时，她们来高原求助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她们曾经在“指定居留地”的警察眼皮底下把人成功送出拘留营，这让她们意识到，只要让初来乍到的新人混迹在其他人当中，就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封锁线。在距离勒尚邦四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叫作雷塔瓦（Les Tavas）的村落，那里有一座叫作花丘（Coteau Fleuri）的建筑物，以前是一座有100个床位的旅馆，此时已被西马德组织租用，部分资金由瑞典人提供，从居尔营地、里韦萨特营地和雷赛比杜营地拯救出来的孩子先是被送到这里，然后再被送去学校，而成年人则要做些家庭杂务，同时帮助村庄伐木。那些在泥泞不堪、简陋不堪的拘留营里度过好几个月的人，会为田野里长得像地毯一样的龙胆草发出由衷的赞叹。

在丽日旅馆（Beau Soleil），若尔热特·巴罗（Georgette Barraud）和她19岁的女儿加布丽埃勒（Gabrielle）接待西马德组织送来的家庭，并把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与经常来高原的法国普通夏季游客安排在同一家旅馆里。[4]早在战争爆发前，若尔热特就已认识夏尔·吉永，她曾经在赞比亚传教。她与丈夫都会说流利的英语，她的丈夫既是木工也是被派往非洲的传教士。让他们的邻居有些不安的是，巴罗夫妇一直收听被禁的英国广播公司法语广播，他们总是把窗户打开，并把音量调到最大，因为巴罗先生患有严重的耳聋。

若尔热特·巴罗及寄宿儿童

在勒尚邦村里面，在距离主广场不远处有一座苏莉阿姨之家，那是一座朝向主街、正面高大巍峨的建筑物，但在朝向小街的背面有一个低矮的露台，可以让人们在必要时突然消失。[5]苏莉阿姨之家原本由埃米尔·塞什（Emile Sèches）开设，他是犹太人，而他的妻子索朗热（Solange）是天主教徒，苏莉阿姨之家就是用索朗热的昵称来命名的。在战争爆发前，埃米尔一直在圣艾蒂安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但在1940年，他被解雇了，最新实施的犹太身份法让他无法再从事原来的工作。埃米尔和索朗热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小女儿叫马德莱娜，是个病弱的婴儿，在战争爆发前夕，小马德莱娜在勒尚邦的一家儿童健康之家疗养了几个月，因此当埃米尔打算亲自开设一个儿童之家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到高原。在一场暴风雪期间，埃米尔被困在勒尚邦，村长给他推荐了一栋正在招租的房屋，在当时，把房子租给犹太人本身就是勇敢的义举了。

跟巴罗先生一样，索朗热患有严重的耳聋，她负责煮饭。埃米尔为人严谨、慈爱、勤奋，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运营这个儿童之家，同时为邻近地区所有儿童寄宿家庭提供后勤保障。他开着他的小型厢式货车，在高原上到处收集食物，然后小心翼翼地按照数量进行分配。至少在早期，绝大多数儿童之家都是由未婚的老姑娘运营的，因此她们都非常需要借助埃米尔的铁腕手段来管管那些年轻男孩。埃米尔一家来到勒尚邦的时候，女儿马德莱娜才三岁，她还记得男孩们在宿舍里打架，实际上许多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在哪里。

1941年春天，瑞士救援组织在高原上的拉盖斯皮（La Guespy）找到了第一个据点，房子是从费里斯夫人那里租来的。负责管理这个据点的是脾气有点古怪、肤色非常黝黑的加泰罗尼亚医生朱丽叶·乌萨奇（Juliette Usach），她本身就是个难民。朱丽叶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一些，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她戴着一副小圆框眼镜，总是梳着中间分缝的发型，然后在后脑勺收束成紧紧的圆形发髻。拉盖斯皮收留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是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和儿童救援组织从居尔营地拯救出来的青少年。

在这些青少年中间就包括汉娜和吕迪，他们是乘坐小火车来到高原的。汉娜已经17岁了，要上学的话年纪已经偏大，尤其是她还不太会说法语。在掌握足够多的知识以完成学业之前，她为附近的防痨疗养院工作，作为预防措施，那些有可能患上肺结核的孩子会被送到这里。汉娜非常想念母亲，她感到乌萨奇小姐总是对她吹毛求疵；女孩子全都同意，乌萨奇小姐严厉得毫无必要，而且明显偏心男孩子。及至1942年春天，22名青少年住在拉盖斯皮，他们来自八个国家，信仰四种宗教。不久之后，第二个儿童之家在拉布里克（L’Abric）开放，收留了30名6岁至16岁的孩子。奥古斯特·博尼（Auguste Bohny）是一位瑞士教师，曾经在里韦萨特营地为瑞士救援组织工作，他来到勒尚邦运营第二个儿童之家。博尼是一位钢琴家，既会弹古典乐，也会弹爵士乐，他迅速接手了勒尚邦的管风琴。孩子们都喜爱他。

在勒尚邦，从农场收集牛奶

汉娜并非不快乐。战争造成的巨大痛苦让孩子们陷入孤独自闭。那里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也很少会有报纸。汉娜会说，这给她一种平静的感觉，但每到夜晚，她就会焦虑地听着其他孩子因为想念母亲而发出的哭声。与其他孩子一样，她也经常挨饿，因此会用很多时间想食物。就算埃米尔在乡村里到处寻找食物，也只能勉强喂饱这些正在成长发育阶段的十几岁的孩子。放学之后，孩子们就要去搜寻食物：栗子、野果、蘑菇。孩子们两眼发直地看着费里斯夫人的苹果树。在丽日旅馆，加布丽埃勒有时会被派去找远处的农夫，询问对方有没有一头猪或者一头羊可供购买。汉娜早在母亲被驱逐之前就尝试过储存和烘烤面包，并把面包送给身在居尔营地的妈妈，同时送去的还有她从别人家中的食品橱柜里偷来的土豆。她听说阿姨们已经能够取道北非前往古巴。马克斯此时在犹太童子军运营的农场里工作，他与汉娜相互写信。

到了晚上，住在拉盖斯皮的孩子都会围坐在一张长桌旁边吃晚饭。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询问彼此的人生，知道真相很可能既危险又痛苦。即使是那些非犹太孩子，他们近来的经历也太过痛苦，因此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比如16岁的孤儿让·纳莱（Jean Nallet）。让的父亲在他三岁那年就死了，母亲最近因为急性肺结核也死了，在那之后，他被送到国家病房，然后被费里斯夫人送到拉盖斯皮。他会说，他的人生是“灾难性的”，已经被丧母之痛压碎了，身边有其他同样痛苦和迷茫的孩子反而会让他感到宽慰。

勒尚邦孩子们的晨练

直到1942年夏天，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上这些难民之家和儿童之家才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虽然这合法地位是不稳定的，但最起码获得了维希政府的承认，因为维希政府发现这些难民之家和儿童之家能够缓解拘留营里过分拥挤的压力。当营地巡视官让-马里·富尔（Jean-Marie Faure）访问高原，并前往视察花丘、拉布里克和拉盖斯皮时，他所撰写的报告是充满赞赏的。富尔记录道：这个“平静的休养地”舒适宜人，如果类似的房屋也能接纳老人和病人就好了，因为让他们住在营地里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富尔赞赏年轻人和成年外国人一起从事的锻炼和手工劳动，认为这“缓解”了他们的痛苦，不仅让他们恢复了对生活的感知，而且从整体上改善了人们对法国的观感。富尔在报告中写道：“健康且努力劳动的生活，是为这些年轻人而设的。”这种安排是“优秀”的设计。实际上，那里很多孩子和成年人都是犹太人，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富尔对此只字不提。

然而，还有其他因素让维瓦莱-利尼翁高原在法国成为例外，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特殊因素将会成为拯救犹太人的关键要素。

在高原居民里，不仅有很高比例的新教徒，他们坚守当年受到围攻的胡格诺派教徒的信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达比派信徒，他们是19世纪一个英国传道人约翰·达比（John Darby）的追随者，冷静、朴素，非常注重隐私，有时会被别人比喻为贵格会教徒和阿米什人。[6]及至战争爆发时，高原上设有12个新教教区，在24000名高原居民里面就有9000名新教徒，在一个新教徒只占全国总人口10%的国家，高原上的这个人口比例是相当惊人的。达比派和另一个更加小型、更加隐秘的宗派——拉文派（大约有2000人），构成了在欧洲最大的社群。

生活在阿尔代什和塞文山区的新教徒向来具有光荣的反抗传统。1685年，《南特敕令》被取消，国王路易十四宣告新教徒将被视为异教徒、分裂者和国家公敌，此举导致数以万计的新教徒进入法国中部的山区，并加入此前受到天主教镇压的早期难民的社区。许多人都来到上维瓦莱，并在利尼翁河沿岸定居。他们也带来了反抗精神、严谨道德，以及一定数量的地下教会，他们称之为山区教会（Les Eglises de la Montagne）。如果遭到逮捕，他们将会被送进监狱，而他们的孩子则会被带走。因此他们举行秘密集会，进行秘密崇拜；他们躲在坚固的大门和紧闭的窗户背后，在密室里阅读《圣经》，彼此勉励对方，要面对被迫害的生活，答案只能在《旧约》里面找。他们熟读《圣经》，也熟知犹太人的历史；他们自比为受到迫害的以色列人，漫游于荒漠之中，自认为是被上帝选中的民族。他们愿意为信仰而死。

在这些富有独立精神的胡格诺派教徒中分化出卡米撒派（Camisards），这个词可能来自欧西坦语的“突然袭击”（camisada），或者来自他们所穿的袍服（camisa）。尽管他们最初严格遵循胡格诺派教徒的戒律，比如使用本地方言进行崇拜，严格按照《圣经》来规范每一处生活细节，他们所经历的迫害却让他们发展出一套更加狂热、更加具有末世情结的崇拜形式，并在混乱的世道中陷入狂喜的幻觉，依赖预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洞穴、“地底的石洞和兽穴”里，他们的孩子，有些甚至是只有三岁的孩子，照样念念有词。卡米撒派的象征是鸽子，鸽子的巢穴搭在裂开的石缝里，以象征受到迫害的教会被迫在荒漠里进行崇拜；他们的女英雄是玛丽·迪朗（Marie Durand），她是被处决的卡米撒派领袖皮埃尔·迪朗（Pierre Durand）的姐妹。玛丽被关押在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的康斯坦茨塔楼（Tour de Constance）长达38年，她在地牢的一面石墙上刻下“抵抗”（résister）。“抵抗”这个词将会在后来的时代里回响。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经常有大批信徒聚集到这里聆听预言，他们相互安慰和劝勉，这种秘密的夜间集会可以持续长达12个小时。在这种集会上，天主教徒被视为敌基督者，“是魔鬼及其追随者”，被打上了迫害者的烙印，将会成为神圣战争的交锋对手。因为许多卡米撒派成员都是文盲，因此他们的说教往往借助形象比喻，也喜欢使用煽动性的语言。受到先知传说感召的领袖们，率领着衣衫褴褛、武器简陋的乌合之众，唱着《圣经》中的诗篇，投入与国王军队的战斗当中。由于缺乏金钱，而且与逃到英格兰和瑞士的胡格诺派教徒缺乏联系，卡米撒派成员只能在乡村地区四处游荡，他们用皮绳把《圣经》绑在背上，以便解放双手来持握武器。塞文山区变成了“神圣剧场”，地下宗教能够在这里幸存。

在无数卡米撒派成员被屠杀之后，他们的农场也被纵火焚烧，而那些拒绝忏悔的人则受到夏依拉神父（Abbé du Chayla）及其麾下那些四处骚扰的龙骑兵（以武力强迫别人改宗的龙骑兵被称为“军靴传教士”）的折磨，只有少数幸存者屈膝投降。一旦和平得以恢复，胡格诺派牧师就会重建改革派教堂，他们听命于加尔文而非路德，仿照日内瓦模式，于1715年举行第一次“荒漠”大公会议。在缺少神职人员的岁月里，当地产生了独特的祈祷模式以及许多广为传颂的诗篇，就像清教徒后来在新大陆的大发展一样。胡格诺派教徒采纳了加尔文的许多学说，每周举行多达四次集会，并在他们的集会中排除所有他们认为在精神上尚未做好准备的人。赌博、妄言、淫秽都将受到惩罚。面向本宗派信徒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则受到鼓励。自从新教徒不得入葬基督教墓地的禁令颁布以来，他们形成了新的传统，在每个人出生之时种一棵树，在其死亡之时再种一棵树。

正是在这些粗野强健、深受迫害的人群当中，在这些从《圣经》中寻找权威和灵感的胡格诺派教徒和卡米撒派成员中，约翰·纳尔逊·达比的学说找到了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达比是一名士兵[7]的侄儿，那名士兵曾经在尼罗河战役中跟随纳尔逊[8]作战；纳尔逊还是达比的教父。正如人们后来所知，达比派将会在帮助犹太人对抗维希政府的斗争中扮演关键角色。

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一些英国国教会的牧师不满于当时的教会拘泥形式和谨守礼节，他们向往更早期、更简单的教会，于是离开体制化的教会，发起基督教福音主义运动。按照神学家托马斯·爱德华兹（Thomas Edwards）的说法，当时有多达“176种截然不同的异端邪说”。公理会、浸信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的牧师骑在马背上走遍全国，他们四处宣扬认真研读《圣经》，认为这是更加直接的崇拜上帝的方式，完全不需要神父或者牧师来领导教会。他们认为，当上帝答应给基督徒以救赎的时候，这种救赎也包括犹太人；巴勒斯坦被他们视为第二故乡。

其中一位传道人就是约翰·达比，一个相貌堂堂、眼神深邃、方口广颐的男人，他出身于一个英格兰-爱尔兰贵族家庭，在爱尔兰教会接受圣职培养，由于教义争端而与爱尔兰教会决裂。达比认为，被授予圣职的神职人员和已成建制的、与王权紧密连带的教会都违反《圣经》的教诲。达比生性冲动易怒、爱好争辩，加入了在普利茅斯新近集结的会众，他们拒绝承认一切超越于教会会众之外的组织架构。早在这些会众由于太过分裂而形成小宗派之前，达比挺身而出，担任其中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派的领袖。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能够流利地说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写诗，写圣诗，写《圣经》解释，还负责监督重新翻译《圣经》为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工作。

1837年，达比前往瑞士，那里正在发生基督教复兴运动，停滞的、考虑不周的信仰正被唤醒为更加个人化的虔诚信仰，建基于救赎和悔悟，赢得了众多信徒的支持。[9]他继续前往法国，游历阿尔代什省和上卢瓦尔省，在那里对热情洋溢地前来参加集会的人们讲道。他告诉人们，上帝是信守约定的上帝，他的荣誉和正直都与以色列有关，犹太人应该回归他们自己的土地。在《启示录》中，有四位骑士、巨大的蝗虫和血雨降临大地，这都揭示了隐藏的真相。他发现他的听众都“无私奉献而且满腔热情”，评论道，他所遇到的会众成员“都很好，正在走近上帝的正道”。

达比的学说本质上是神秘主义而非神学研究，他的布道词经常模糊晦涩、含混不清、包含预言，强调人类种族的彻底堕落，只有通过上帝的话语和救世主再临才能重获新生。他告诉人们，真正的信徒将会从地面上“被提”，在去往天堂的半路上遇见基督，在进入天堂之前将会经受“磨难”，即敌基督者长达七年的统治。在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之后，在基督选定的时间，基督将会再临，人们将会在幸福和繁荣中度过1000年。达比说的许多话并无新意，但他把早期的千禧年传说和预言编织成一个自成一格的体系，以《圣经》的文本为支撑，然后通过永无休止的写作和充满激情的巡回演说，把这种学说传递给他的追随者。1849年，当他来到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时候，群众从这个地区的各个角落前来听他讲道。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笔记，后来还说他的话语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滋养会众的心灵。当地省长也留意到这位外国来的弥赛亚似的传道人，告诉上司，由于达比的布道词充满“人畜无害的梦想”，他看不出这些言论会造成什么威胁。

然而，会众总是倾向于内部分裂和相互妒忌，在英国更是如此。人们在洗礼问题上争吵，在是否需要“神圣、古老的教会”问题上争吵，在先知事件问题上争吵，在各种集会彼此关系的问题上争吵。达比反对他所谓的宗派主义和教权主义，因此内部再次决裂。他仍然是一个错综复杂、难以理解、雷厉风行的人物，喜欢无休止地与人论战，而他也似乎相信自己被上帝赋予了参透《圣经》的独特能力，并被上帝任命为战胜邪恶力量的使者。他的追随者被称为“独特的”，而非“公开的”，他告诉会众，他们将会得到特殊的祝福。

在随后围绕戒律而展开的、在英国和法国高原上同时出现的内讧和分裂中，最为重要的分裂发生在上卢瓦尔省和阿尔代什省，一名来自埃塞克斯（Essex）的初级律师助理的儿子领导了这场分裂。这个人有着兼具甜美和雄浑的歌喉、能够看透人心的双眼、白色的大胡子和平滑的小髭须。1865年，28岁的弗里德里克·爱德华·拉文（Frederick Edward Raven）离开英国国教会，并在脱离英国国教前后遇到达比。在格林尼治（Greenwich），拉文接受了一份皇家海军学院的秘书工作，以养活他那有着九个孩子的家庭。他对孩子们的要求极为严格，非常强调呼吸新鲜空气和做运动，而且禁止他们说脏话。拉文在当时受到妄言和异端的指控。他在讲道时说过，祈祷和冥想，还有圣灵的直接启示，是与研读《圣经》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事情，并非所有信徒都能同样得享永生。在整个高原上，拉文的追随者反过来指控达比派，说他们“贬低了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拉文的追随者自称为“拉文派”，他们组织了自己的集会。

这些拉文派和达比派的小社群保存并秉持着自己对上帝话语的解释，他们宁愿被视为“会众的聚集”，过着平静的、虔诚的、大致未被即将到来的战争改变的平行生活。长达几个世纪的暴力和迫害让他们形成了谨小慎微、自尊自傲、自怨自艾的复杂性格，还形成了强大的口述传统，作为讲述者述说着他们的英雄往事。他们每逢星期天早上集会，在给奶牛挤完牛奶之后并不听布道词，也不进行祈祷，只是让他们的灵魂直面上帝。他们不需要牧师，而是在下午研读《圣经》或者上周日学校。他们的家庭规模很大，通常养育八个甚至十个孩子。

勒尚邦郊外森林里的达比派妇女

礼拜就在谷仓里举行，或者在人们的饭厅里举行，礼拜现场没有任何装饰，很少会有宗教符号，也没有圣餐台或者十字架。男人和女人分开就座，妇女们戴着帽子，穿着整洁的、相当严肃的黑白衣物，圣餐面包以人手传递的方式传遍每行座位。在这里，是男人而不是女人领唱圣诗或者领读赞词，妇女们甚至都不说话。从其他集会赶来的新人将会经过细心审查，然后才会被邀请加入，如果新人不符合资格，他们将会被驱逐，这是为了让集会远离原罪。在晚上，寂静只有在绝大多数达比派和拉文派家庭阅读《圣经》的时候才会被打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永远被放置在最显眼的位置。达比派的孩子会记得，他们的成长历程是寂静的，缺少欢声笑语。正如他们当中某人所说，这些是严守“道德自律”的人。

由于只有过着一种信仰生活才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解决方法就是尽可能不要过世俗生活，世俗生活被视为完全邪恶的。20世纪30年代热烈的政治争端很少波及高原。人们制定了自身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并非来自人间的法律，而是来自《圣经》的教诲。他们可能会欢迎贝当提出的回归更讲道德的法国，但仍然不希望自己与贝当的复杂想法有什么瓜葛。真正的达比派或拉文派信仰意味着没有咖啡，没有电影院，没有酒吧，没有酒精，没有舞会，没有旅馆，没有派对，甚至没有宗教节日。这也意味着关注犹太人的命运，救赎这些被上帝选中的犹太人也就是自身的救赎。

对于高原上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他们的慷慨精神和勇气也将受到完全相同的考验。对于他们来说，事情更加简单，他们更多是凭良心做事，服从基督教的权威，而不是内在的信仰。然而，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即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无论是达比派还是拉文派），他们地处偏远、教养良好的社区，其经济活动都是围绕周围的田野和森林而展开。森林里长满了松树和橡树，这让这些社区成为孤岛，虽然地处边缘，但与世隔绝的环境保护了它。有时候，人们甚至会觉得，它根本不像是法国的组成部分。在如此偏远的环境中，几乎没有服从别人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它没有被启蒙运动触动，没有受1848年革命的冲击，没有被世界大战波及，人们继续以父传子的方式传承宗教惯例，而在守夜期间，他们保留着卡米撒派的口述传统。他们都阅读《旧约》，因为《旧约》提及许多拯救被压迫者、分享面包给饥饿者、收留无家可归者的故事。当战争此刻横扫法国的时候，高原上每一个人应该都反复听过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也反复听过《申命记》里面的话语：“我命令你们（保护逃难者），免得让无辜的人流血牺牲。”

如果新教徒只是自认为比天主教徒更富有，他们的孩子更有教养，他们的农场更加干净，那么他们之间倒是没有多少敌意。据说天主教徒更喜欢投票给右翼，新教徒更喜欢投票给左翼，达比派则几乎不投票。他们都不愿意在贝当、维希政府或者德国人身上浪费时间。两位当地牧师让·佩雷（Jean Perret）和罗歇·卡萨利（Roger Casalis）于20世纪20年代末说过的话适用于他们所有人。两位牧师说过，如果他们当中任何人经受过真正的考验，那么他们肯定会“再次以其他方式找回他们父辈的英雄主义”。

[1] Todd，Albert Camus，p.149.

[2] Camus，Carnets：1942-5，p.15.

[3] Bolle （ed.），Les Résistances sur le Plateau Vivarais-Lignon；Boulet，Histoire de la Montagne-Refuge.

[4] 作者对加布丽埃勒·巴罗的采访。

[5] 作者对马德莱娜·塞什的采访。

[6] 作者对克里斯蒂安·马耶布依的采访；另见Maillebouis，Un Darbyste au XIXième siècle。

[7] 即亨利·达比（Henry Darby，1749～1823），在尼罗河战役中指挥“柏勒洛丰”号舰船。——编注

[8] 即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率领英国皇家海军在此战中大获全胜。——编注

[9] Coad，A History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第六章 纯洁心灵

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考虑到高原居民的反抗传统，当在任的勒尚邦村新教牧师罗歇·卡萨利决定于1934年隐退时，他的职位将被移交给一位极具争议的和平主义者，一个决不妥协、坦陈己见的男人——安德烈·特罗克梅。对于新教教会来说，和平主义和拒服兵役都是不可接受的观点。但勒尚邦教区委员会接受了这位热情的传道人及其意大利妻子玛格达，而且给予他为期只有一年的合同（条件是他不改变当地的宗教信仰），顺利绕过了当局的限制。战争期间在维瓦莱-利尼翁高原参与过救援行动的所有人物中，特罗克梅最为引人注目。那些人物后来成为传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特罗克梅自己的回忆录，因此有些人物或许失去其极为鲜明的个性，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些个性复杂、难以相处、作风强势的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比人们以为的更为重要，但他们不是圣人。

安德烈·特罗克梅来自圣康坦（Saint-Quentin），此地靠近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他的父亲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经营着一家成功的蕾丝花边和纺织品企业；安德烈出生那年，父亲已经56岁了，但精力充沛，尽管头发灰白，依然不怒自威，掌控着家中众人和十个孩子，这十个孩子是父亲在两段婚姻中先后得到的。父亲生性顽固，恪守传统。[1]家庭聚会就像行业大会，根本就不像家庭派对。父亲告诉孩子们：“如果你们总是恪守职责，那么你们就永远不会犯错。”安德烈的母亲是个冷淡矜持的德国妇女，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头发梳成紧密的发髻，在安德烈十岁那年死于一场车祸。安德烈的父亲是个易怒的驾驶者，当时正在追逐一辆小汽车；当他们家的汽车左前轮撞上一堆碎石时，母亲被抛到路面上。终其一生，安德烈都会记得母亲满身尘土地躺在路面上，鲜血不停地从嘴里冒出来。安德烈许多年后写道：“从那时起，我就懂得，总有些残忍无情的事物是个人无法抵抗的，在那生离死别的时刻，没有人能够扭转生死，就连上帝都无能为力。”

父亲的生活一如往常，仿佛意外从未发生。安德烈的姐姐接手撑起这个家，手法严厉而冷酷。强调虔诚和责任的气氛无处不在，以至于没有为爱与温柔留下一席之地。作为一个男孩，安德烈认为自己的性格是胆小、敏感、自负的。他与哥哥住在同一个房间，哥哥是个专心学习、不苟言笑的男孩，“我似乎从未真正了解过他”。特罗克梅一家阅读《圣经》，从不喝酒、抽烟、跳舞。正如安德烈所说，这并不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家”。

圣康坦距离索姆河战役的战场只有20千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3岁的安德烈目睹了缠满绷带的伤兵步履蹒跚地走过城镇的街道。他也看见了运载尸体的火车开往南边的火葬场。他的父亲曾被短暂用作单人盾牌，以防备法国狙击手从屋顶打出的冷枪。安德烈这才强烈地意识到身份和忠诚的概念，母亲的德国亲戚忠诚于一方，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忠诚于法国一方。当一个寄住在他家的年轻士兵对他讲起非暴力反抗的时候，他的和平主义信念由此萌生；当那个士兵随后阵亡的时候，他决心继承那个士兵的遗志。

安德烈第一次与“单调、刻板、驯服、窒息”的家庭生活决裂，是在出席一次基督教社会主义青年会议时，他听到人们热情洋溢地谈论福音主义和贫困问题。更深刻的认识来自圣康坦大撤退时，他亲身经历了作为难民的生活。这段经历教会他贫穷意味着什么，他发现最贫穷的人有时反而最慷慨，这让他深受触动。他为自己过去的愚蠢蒙昧和“无比幼稚”而深深自责，在他看来，愚蠢是比恶毒更严重的罪过。

经历过基督教青年运动的安德烈来到巴黎，成为一名神学院学生，尽管他是完全公开的和平主义者，但坚持服兵役，声称他需要经历其他人经历过的事情。他差点因为拒绝持枪巡逻而被送上军事法庭，但幸好后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学者，没能毕业，也找不到最好的工作，但他接受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奖学金，这份奖学金是由位于纽约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提供给法国青年神学者的。他是一个高大、严肃，甚至有点沉重的年轻人，有湛蓝的眼睛，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他已经考虑过自己在教会的前程，他将会成为教友们的朋友和兄弟，而他的教堂将会是一个公共的、平等的地方。

为了支付往返纽约的路费，安德烈受雇于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作为家庭教师为他的孩子们辅导功课。在国际学生公寓，安德烈邂逅了玛格达·格里利（Magda Grilli）。玛格达出生于一个俄国十二月党人与意大利贵族通婚的家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由于政治观点而蹲过监狱。玛格达出生三周后，她的亲生母亲就去世了，她是跟着继母长大的，但与继母相处得并不好。在接受完师范教育后，玛格达来到纽约，参与一个社会工作课程，并逃离了那个不自由的家庭的禁锢。与安德烈一样，玛格达能够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尽管她的法语带有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这让她说起话来语气很重，断断续续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粗声粗气。1926年，他们结婚了。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脾气相投，同样急躁，同样易怒，同样坦率，同样受过教育，同样充满自信，但他们的宗教倾向有着天渊之别。安德烈怀有深厚的宗教情感，执着于正统观念、新教信仰和现实关怀，深陷于和平问题、贫困问题和社会服务，玛格达却在女修道院学校学会了各种各样杂糅在一起的新教仪式和天主教仪式，同时变成一个深刻的怀疑论者。对于玛格达，安德烈会说他总算找到那么一个人，能够把他从“带点枯燥乏味和自我本位的沉思冥想”中摇醒。两个人都自视为叛逆者。两个人都经历过早年丧母。两个人都过着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在日程中塞满让他们觉得有意义的活动。两个人都不完全像对方所描述的那样，但两个人都确实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对象。

安德烈得到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法国北部的莫伯日（Maubeuge），那是一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的钢铁工业城镇。在安德烈的教区里，有许多教区居民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尽管拒服兵役仍然是禁止牧师宣讲的观点，但由于基督徒既不应提倡暴力，也不应在抵抗邪恶时退缩，因此如有必要以武力抗争，他将会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那些拒服兵役的教区居民。

夫妻俩在法国北部生活了七年，玛格达生下了四个孩子——内莉、让-皮埃尔、雅克和丹尼尔，但在1932年，烟雾弥漫、充满尘埃的空气让他们很不舒服，因此他们开始寻找更为健康的教区。安德烈看中的前两个教区都拒绝了他的申请。第三个教区就是勒尚邦，勒尚邦对和平主义者的态度更为粗鲁，但在听完他讲道以后，人们钦佩他“热情洋溢的信仰”，给了他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一位同事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特罗克梅，认为特罗克梅心胸开阔，而且具备“非同寻常、悲天悯人、在我们的教会中难能可贵的”勇气，他很少能遇到一位这样的基督徒，“毫不畏惧直言不讳的后果”。

抵达勒尚邦的特罗克梅一家

1934年9月底，特罗克梅一家，还有一位女研习生，一起来到高原。当时正下着雨，而且已经下过好几场雪。在旅途中，雅克觉得耳朵刺痛，因此他跟母亲停留在圣艾蒂安，在那里看医生。夫妻俩一来到这座15世纪的长老会堂，这座历代地方贵族费伊伯爵的冬季宅邸，就感到非常压抑。那是一栋三层小楼，却像一座三层的塔，用三平方英尺的暗灰色花岗岩砌成，有一扇可以让马车通过的大门。19世纪90年代，路易·孔德带着他生病的儿子，就是骑着马，赶着马车，通过了这扇大门。大门已经污秽不堪，门前堆满了邻居堆放于此的杂物。厨房其中一面墙壁上刻画了周围的群山。房子潮湿阴冷，狭窄的窗户几乎透不进多少光线。特罗克梅请人来修复腐烂的地板，同时安装卫浴设备和中央供暖，在修复工作进行期间，特罗克梅一家只能借住在一家乡村民宿里。他们曾经设想，这会是一座繁忙的城镇，但那种孤独和寂静的感觉让人心烦意乱。特罗克梅留意到，他的新教区居民跟那里的花岗岩农舍一样灰暗，他们持续不断地谈论死亡。

玛格达决心尽可能改善这栋了无生气的房子，为木镶板装饰的饭厅缝制了白色的绢纱窗帘，那里也是安德烈教区居民的等候室，她在好几个箱子里种上天竺葵，还弄来了一台钢琴、一个座钟和一个新梳妆台，梳妆台是用颜色鲜艳的板材制作的。安德烈的书房阴郁而昏暗，但他挂上了一幅米开朗琪罗《创世纪》的复制品。尽管老鼠会在护壁板后面蹦蹦跳跳，但玛格达惊喜地发现，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冷冰冰的灰色花岗岩也会闪闪发光。房子下方是四层的露台花园，一直延伸到下面的利尼翁河，秋雨过后，河水非常湍急。在这个偏远朴素的村庄，城镇传讯者仍然会在街角上敲着鼓，大声说出外面传来的消息。

特罗克梅一家是个体面的家庭。玛格达费尽心思，让孩子们穿着得体，甚至亲自给孩子们的衣服绣花。七岁的内莉把美丽的卷发扎成整洁的辫子，她已经学会骑着自行车围着广场上的喷泉转圈圈；男孩们穿着围裙，脖子和肩膀上钉着扣子，这让他们看上去很像俄国孩子。内莉后来会记得，勒尚邦是个单调乏味、寂静无声的地方，毕竟她经历过法国北部的热闹和喧嚣。当大雪落下，积雪堵住长老会堂，孩子们就只能从窗户爬出来，他们踏着木鞋，穿着厚厚的羊毛呢子大衣，一旦大衣被打湿，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狗身上的味道。木鞋底部带有钉子，以防打滑。让-皮埃尔长着蓝眼睛，他很聪明，是个有天赋的钢琴手和可爱的诗人；雅克纤细柔弱，容易受到惊吓，但同样活泼好动；丹尼尔的头发乱成一窝稻草，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特罗克梅一家还收养了一条西班牙猎犬，他们叫它斐多（Fido）。

尽管一开始为这新环境的肮脏和文化落后震惊，但一家人还是慢慢适应了。安德烈和玛格达都投入教区生活中，他们拜访所有的村民，开办读经班，举办圣经集会。内莉在乡村学校上学，学会制作蕾丝花边和用钩针编织衣服。玛格达收集松球，在客厅里设计制造了壁炉，又从附近的磨坊找来锯木屑做燃料，环绕房间的金属管道能够为冰冷的卧室输送一点热量。他们并不感到沮丧；实际上，玛格达后来会说，这里开启了他们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特罗克梅买了一辆小型的雪铁龙C4轿车，这样就可以带孩子们去野餐了；他在花园里一棵悬铃木下方挖了两个池塘，把小池塘叫作地中海，把大池塘叫作大西洋，然后在池塘里和孩子们玩纸船。他会拉手风琴，还很会讲故事，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件和便条当中画上可爱的小插画。他会用木头雕刻玩具。尽管他经常摆出一副严肃认真、全神贯注的表情，写着“那些只顾寻开心的人，最终必将陷入失望、沮丧、不幸”之类的话，但他也会寻开心和搞恶作剧。玛格达会用做鬼脸和表演滑稽戏来逗孩子们发笑。他们在饭厅还有一张额外的大桌子，用来招待前来长老会堂拜访的众人。等到下大雪的时候，孩子们就会玩平底雪橇，他们从村里的最高点出发，滑过铁路线，滑到大街上，并极力避免从屠夫的窗户前飞驰而过，然后他们滑过街角，滑过教堂，滑过桥梁，最终抵达利尼翁河对岸。正在把奶牛赶过村庄的农民总是抱怨，说平底雪橇让结冰的路面更加湿滑了。

特罗克梅的教堂

安德烈的教区居民最初只是“不冷不热”地来教堂参加礼拜，来了之后却越来越钦佩他那极具说服力的布道，以及他那天马行空的神秘主义和神秘预言。从高高的讲道坛上，他那强有力的声音传遍巨大庄严的、木镶板装饰的教堂，尽管有人会敬畏他那偶尔爆发的坏脾气。作为传道人，他精心组织语言，然后大段大段地吟诵。对他而言，他是以热情来凝视他的会众，在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白色的镶边衣领后面发掘他们的智慧。勒尚邦人倒是更加习惯玛格达那兴高采烈和不拘传统的表达方式，尽管人们也要习惯她拒绝在教堂里戴帽，而且在温暖的日子里，她还要在利尼翁河里游泳，而且只穿着宽松的毛巾浴衣。以前没有哪位牧师的妻子会这样干。人们都说，她很容易陷入争议，但又很快与人和好。

就算玛格达自己编织，就算玛格达精打细算，特罗克梅一家也总是过得很拮据。他们接待房客，房客挤进小饭厅用餐，也融入这个吵吵闹闹、忙忙碌碌的家庭。有一天，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出现在长老会堂门前，他说自己是医生，最近刚刚在喀麦隆完成传教士的医疗工作，正在高原上寻找可以求职的诊所。那位上了年纪、多嘴饶舌的本地医生里乌（Dr Riou）正苦于夏季有时病人太多，因此欣然同意分享工作，而前来求职的勒福雷捷医生（Dr Le Forestier）就带着行李住进特罗克梅家里了。

从一开始，勒福雷捷医生就乐意探访他的病人，无论病人居住的农舍有多远，无论是什么天气，他都愿意出诊，因此他深受人们爱戴。[2]他兴致盎然，有时离经叛道，会写作歌曲和圣诗，总是开怀大笑，总是以他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笑话和故事来吸引孩子。他毕业于诺曼底久负盛名的奥诗国际学校（Ecole des Roches），在贝登堡（Baden-Powell）访问法国期间成为热心的童子军成员；他读过医学院，然后在部队里提供医疗服务，最后与阿尔贝特·施魏策尔一起在喀麦隆工作。有一次，一个病人因为偷了一只鸡而受到惩罚，身为麻风病医生的施魏策尔竟然把这个病人关在用竹子编成的小屋子里，勒福雷捷因此与施魏策尔分道扬镳，开始单干。勒福雷捷的梦想是治愈麻风病、梅毒和疟疾，他写道：“痛苦和爱一样，无法用大脑来理解。它是一种感受。”他是作为血吸虫病人返回法国的，然后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开设了诊所。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到处寻找适宜的地方践行他的新教信仰，他一路游历，最终来到高原，觉得高原上的空气能够让他恢复健康。

到了晚上，勒福雷捷总是用他滑稽可笑的举动逗特罗克梅的孩子们笑，他会扮成猴子，爬上餐厅的桌子，然后大声学猴子叫。他会从实验室带兔子回来，在用兔子完成交配实验之后，就把兔子养在公用的盆盆罐罐里。为了让长老会堂阴郁的房间明亮起来，他用黄色和奶油色粉刷主房，又用铁锈色描边。他的兴高采烈也感染了村民；他成为喜剧节的总监，组织起充满想象力的化装舞会和业余戏剧。特罗克梅夫妇把他视为另一个儿子。

勒福雷捷来到这里不久后，夏季游客蜂拥而至，一位美丽得惊为天人的年轻女子也来到此地。达妮埃尔（Danielle）那年17岁，她是一个达比派信徒的孙女，那个达比派信徒在戛纳经营着一家杂货店，达妮埃尔此行是陪伴一个紧身胸衣制造商的两个女儿来高原度假的。她与勒福雷捷一见钟情。玛格达成为他们在戛纳那场婚礼的证婚人，婚礼之后是派对，一队荷兰歌者在沙滩上唱着小夜曲，而大家就在篝火旁野餐。喜庆的场合也有遗憾。勒福雷捷有三个姐姐，她们都是医生，但就在婚礼前不久，其中两个姐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车祸发生时，他的母亲正是司机，最终却得以幸存。正因如此，达妮埃尔并没有在婚礼期间穿上婚纱。

婚礼时的勒福雷捷和达妮埃尔

勒福雷捷夫妇在喀麦隆度完蜜月回来时，还带来了年轻助手塔尼（Tagny），塔尼正准备前往阿姆斯特丹出席一个基督徒会议。勒福雷捷还带来一只名叫费费（Fifi）的猴子。费费在特罗克梅家里跳来跳去，在窗帘与窗帘之间晃来晃去，孩子们都很妒忌费费。当寒冷的天气来临的时候，玛格达还用旧袜子给费费织了件衣服。但在勒福雷捷和达妮埃尔搬到主广场附近药剂师楼上的公寓不久后，费费就死了。勒福雷捷坚信是药剂师的妻子毒死了费费，因为费费行为轻佻，而且总是偷东西。后来他们搬到另一处叫作莫勒海岸（Côte de Molle）的出租房，还在那里开设了诊所。勒福雷捷交游广泛，很快就和绝大多数村民交上朋友。但他总是在搬家，而且总是四处周游。他会对达妮埃尔说“收拾行李”，然后回家。“收拾行李，我们出发。”一个朋友评价道，勒福雷捷“心里总有一团火”在燃烧。

圣诞节期间，人们在长老会堂举办了一场大聚会。所有孩子都在演奏乐器。所有孩子都在唱歌。教堂里树立起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上面挂着各种装饰，人们点起烛台，每个孩子都分到一个袋子，里面有一个橙子、一些枣子、一些坚果、一些葡萄干和一件小礼物。安德烈走来走去，讲述着一个专门为这个场合而写的故事。教区委员会主席和男声合唱团的领唱罗歇·达尔西萨克（Roger Darcissac）用一个魔术灯笼表演滑行。

这已经是特罗克梅一家在勒尚邦度过的第三个冬天了，对于见多识广的特罗克梅一家来说，这个地方真是穷极无聊。在安德烈所在的教区，教区居民的新教信仰仿佛陷入四季变换中，他们总是阴郁地听天由命、等待死亡。寥寥可数的年轻人整天在大街上游荡，无所事事，饮酒度日。这时候，村长夏尔·吉永酝酿了很久的想法开始成形。吉永的计划是开办一所初中，“精神是世俗主义的，但实践是新教和国际主义的”，他与特罗克梅夫妇讨论过，又与费里斯和勒福雷捷讨论过，甚至在安德烈·菲利普及其妻子米雷耶定期到访高原的时候与对方讨论过。尽管高原上已有一所由达尔西萨克夫妇悉心运营的出色小学——孩子们穿着小号的灰色工装裤，使用带有墨水瓶的木头桌子，围坐在壁炉旁边——但勒尚邦没有初中，这就意味着当孩子们小学毕业后，他们没有多少选择，要么到勒皮或者圣艾蒂安去读书，要么只能待在家里。玛格达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意大利的沃多瓦（Vaudois）也有过开办学校的尝试。

特罗克梅一直梦想开办新的和平主义学校，他与国际基督教圈子的朋友和同事有过接触。安德烈·菲利普联系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让·扎伊（Jean Zay）。如果该学校是私立机构，开办学校就不需要法国政府授权。至于校长，他们找到了特罗克梅在神学院的老相识爱德华·泰斯（Edouard Theis），他也在洛克菲勒家中做过家庭教师。泰斯曾经前往非洲传教，也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沉默寡言、神秘莫测、有点呆板沉闷。他的妻子来自美国的俄亥俄州，夫妻育有七个女儿。筹款出乎意料地顺利。改革派教会同意任命泰斯为勒尚邦的兼职牧师。泰斯的朋友说，泰斯“固执得如同一头大象”，但如果没有他的固执，没有他的朴实无华，没有他的不惜工本，这所学校就不可能诞生。

1937年9月，塞文诺新学堂正式成立，首批招收了40名学生，这个数字随后迅速增长。有些学生是本地孩子；其他学生是夏天过来疗养身体的，现在继续留校。泰斯教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玛格达教意大利语。学生们发现玛格达英姿飒爽、落落大方，甚至有点神色凛然，但她偶尔会大发雷霆，偶尔会开怀大笑，这让学生们无所适从。[3]由于这所学校是男女同校的，因此蓬小姐（Mlle Pont）被任命为联合校长。从一开始，这所学校就包容各种观点，但所有人都信奉基督教。泰斯强调，所有班级不受民族主义的束缚。

塞文诺新学堂的教职员工

学校招募到的另一位同等重要而且出乎意料的老师是格拉迪丝·马伯（Gladys Maber）。她是一位英姿飒爽、脸庞圆润的英国上层妇女，注重实际，独立自强，带有古老的学院作风。[4]她来自朴次茅斯，相信自己以及其他所有人无所不能。她也是一位坚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曾经在法国和瑞士读大学，后在曼彻斯特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然后在里昂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在上萨瓦省从事社会工作。她在21岁那年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然后又把绝大多数财产捐出。1939年夏天，马伯小姐参加了勒尚邦的一个儿童派对。她决定留在这里，成为教职员工，开始教授英语，当时她是一位双语者。她很快迎来了一个朋友——让娜·卡里亚（Jeanne Carillat），让娜是一位寡妇，自己带着两个小男孩，两位妇女决定为上学的男孩们开办一处民宿。她们在勒尚邦外围接手了一栋高大狭长的房子，并把那栋房子命名为山梨园（Les Sorbières）。

马伯小姐（前）和让娜·卡里亚（后）在高原上

马伯小姐富有幽默感和想象力，而且有深厚的道德感，她很快就与勒福雷捷成为朋友，并在勒福雷捷做手术的时候兼职担当护士。她也是个胆大包天的司机，胆敢在山路转弯处开着她的小汽车穿梭于大卡车之间，但她经常以悠扬的歌声和有趣的故事逗乘客发笑。她与一个贵族出身的法国人有过一段罗曼史，那个法国人以前是新喀里多尼亚的企业家，但对方感染了麻风病，估计命不久矣。

1939年，随着战争迫在眉睫，特罗克梅向教会委员会提交辞呈，声称如果受到征召，他将会拒绝拿起武器；为了不让教会在争论中受到连累，他决定辞职。（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愿意前往德国刺杀希特勒。）博埃涅考虑过特罗克梅潜在的“困难和危险”，肯定了他的辞职行为。然而，又一次，勒尚邦的新教徒另有打算。他们拒绝了特罗克梅的辞呈。就个人而言，特罗克梅始终为其家族的德国母系血统感到担忧，他的六位阿姨全部嫁给了认信教会的牧师。在战争期间的第一个冬天，特罗克梅、泰斯、达尔西萨克，这三位和平主义者都焦虑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当在村庄里开办童子军营地的贝特朗小姐（Mme Bertrand）指责他们不够“爱国”时，他们都感到很伤心。有一天，特罗克梅发现自己家的墙上被人写着“带着你的意大利老婆滚回意大利，德国佬滚出这里”。

泰斯是八个孩子的父亲，第八个孩子是女孩，刚刚出生，他被免除兵役。当时特罗克梅也接到通知，由于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因此不会受到征召。这让两人感到轻松又迷惘。他们自愿为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提供服务，但是对方告诉他们，美国红十字会只对中立国志愿者开放。特罗克梅说，他很乐意作为“司机”提供服务，以帮助“身陷战区和危险地带的”平民，他愿意“无偿提供服务”。

1940年5月，随着德国人开始向法国推进，特罗克梅写信给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伯纳斯·查尔姆（Burners Chalmer），后者也是尼姆委员会的成员。特罗克梅询问对方，自己是否能为拘留营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贵格会就已经在欧洲各地提供救济，因此与德国人建立了良好关系。两人在马赛会面。伯纳斯·查尔姆惊叹于特罗克梅“充满想象、灵光闪耀”的谈吐，但还是认为这位牧师更适合从事“非正式、非体制化的工作”。在这次访问后写就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特罗克梅“有着钢铁意志，坚如磐石……是个刚柔并济的人物”，具有活力而不知变通，但又“处事果决，行事武断”；简而言之，有着“纯洁的心灵”。在两人的对话中，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勒尚邦可能很适合收留那些从拘留营里逃出来的孩子，对于那些孩子来说，这场战斗已经开始。伯纳斯·查尔姆告诉特罗克梅，资金不是问题，贵格会将会资助他们。[5]

就在特罗克梅回到高原之后不久，德国人占领了法国，贝当签署了停战协定。特罗克梅和泰斯立即决定，两人一起就战争起草一份布道词。1940年6月23日，就在贝当宣告彻底投降的第二天，他们告诉聚集起来的会众，基督徒的义务，“是以精神武器抵抗即将到来的暴力……无论敌人在任何时候要求我们违反福音书的教诲，我们都必须抵抗，决不服从。我们英勇抵抗，毫不畏惧，毫不自夸，毫不憎恨”。他们告诉听众，谦卑不等于怯懦，自由则绝不可放弃。特罗克梅曾经在一封信中提及时局，这封信被朋友小心保存，多年以后才在勒尚邦一处阁楼上被发现，特罗克梅在心中为自己的和平主义信仰写下一段证言。特罗克梅谈道，耶稣基督是“非暴力的典范，耶稣基督允许人们将其钉在十字架上”，他谈到自己的使命是“紧急且重要的”。特罗克梅写道：“我并不是狂热盲信的人。我从未见证过奇迹。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优越。”他说他没有政治立场，只忠诚于“上帝”。正是上帝在指引他，正是因为信仰上帝，他才不相信暴力。

在高原上，1940年至1941年的那个冬天又是一个分外难熬的严冬。在与伯纳斯·查尔姆会面后，备受鼓舞的特罗克梅全身心投入工作，每隔两周把教区居民聚集起来研读《圣经》，有时候就让抵达山区的难民领读。他把他的教区划分为13个片区，在每个片区指派专人组织讨论，并向教区居民介绍庇护和避难的概念。高原上的宗教生活从未如此生动，从未如此强烈，在讨论资本主义、苏联和世界事务的研讨会上，安德烈·菲利普和勒福雷捷分享他们的学说。特罗克梅后来写道，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反复思考“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如何“日复一日地在公共祈祷中探讨这个问题，并遵从心灵的指引”。[6]许多教区居民有儿子在军队里服役，面对这些教区居民，他继续勇敢地宣扬为何需要爱你的敌人。

有两位新房客抵达并入住长老会堂。他们都是难民，都是犹太人。一位新房客是贝尔特·格伦赫特（Berthe Grunhut），她是一位来自卡尔斯鲁厄的50岁的妇女，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在哪里。人们叫她贝尔特夫人，她主动包下煮饭的工作，但她的厨艺实在糟糕，以至于长老会堂很快就飘出煮糊土豆或者煮糊大头菜的味道。另一位新房客是科恩（Cohen）先生，但他叫自己科林（Colin），他是一个来自柏林的皮革匠，在纳粹统治下的遭遇让他迅速衰老，几乎已经完全秃顶，皮肤蜡黄而干裂。为了让他“感到有尊严和有事情可做”，特罗克梅让他在阁楼上制作家具。特罗克梅对自己或他人的缺点从来不会视而不见，他后来记录道，科恩阴晴不定、喜怒无常，这让他既自负又气人。

在一个严寒又下大雪的日子里，长老会堂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接下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故事。玛格达打开大门，发现了一位狼狈不堪、深陷绝望、请求帮助的犹太妇女。玛格达把那位妇女迎进门来，让她坐在火炉旁边，给她拿来食物，然后准备去见村长。接下来就是故事出现分岔点的地方了。当时的村长是邦雅曼·格朗（Benjamin Grand），此人是来取代夏尔·吉永的，由于吉永公然敌视维希政府，他已被解除职务；然而，格朗和吉永都受到本地人爱戴，尤其是吉永，一直以来都告诫高原居民要善待难民。玛格达后来声称，“那位村长”，有时候借用吉永的名义，有时候却不，让人无所适从。格朗明确告诉她：“总之，不要犹太人。”玛格达只好把那位妇女送走，以免让已经居住在勒尚邦的法籍犹太人身陷险境。玛格达的故事继续发展：她返回长老会堂，发现那位妇女的鞋在火炉上烧着了，于是她给那位妇女找来一双新鞋，然后帮助对方上路，给对方指引前往瑞士的方向。安德烈·特罗克梅在战后撰写的自传中写道，“第一次地下工作”由此展开。正是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历史上的分歧点。

这个故事有多少真实性，村长不肯通融的细节有多少正确性，当时谁是村长，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陷入历史观点的冲突中。可以确定的是，在德军占领法国的头两年，勒尚邦以及整个高原总体而言还是相对安定的。的确有过小规模的反抗行动——比如阿梅莉（Amélie），这位活跃的、年轻的教会委员拒绝在贝当生日当天敲钟；比如一群身着黑衣的男孩，念着哀悼经，把一个钉着赖伐尔名字的棺材扔进利尼翁河——但维希当局对这些小打小闹通常视而不见。抬棺材的男孩们被逮捕，在唐斯村的警察局关了几天，然后就被释放了，此事一笔勾销。个别犹太家庭为了逃避平原上的围捕而来到山区，他们在出租的农舍里安顿下来，或者住在马泽村、唐斯村或圣阿格雷沃。像汉娜和吕迪这样的犹太孩子，则在好心收留他们的村民家里落脚。在学校里，没有人向维希旗帜敬礼，也没有人唱《元帅，我来啦！》。

高原上的气氛是令人振奋的，安德烈·菲利普和勒福雷捷医生组织的研讨班鼓舞着人们，他们讨论一切话题，从资本主义到19世纪法国作家的作品，也有许多次研讨班讨论战争、德国人和维希政府，所有敏感话题都隐藏在隐喻和经典的暗语当中。塞文诺新学堂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而在学堂的老师当中有许多杰出的犹太教授，他们在巴黎和法国其他地区的大学里失去了原本的工作。特罗克梅从未如此忙碌，他不停地开会，不停地在家中开导他的教区居民，居民们总能在他家中找到某个能够提供建议的人。正如马伯小姐所说，那里盛行守望相助的精神。新教教堂就在主广场引出的道路旁边，此时变成乡村生活的焦点；穿着黑色衣服、戴着白色帽子的教区居民，从未以如此规模、如此热情来出席礼拜仪式，他们用心聆听特罗克梅讲道，特罗克梅前仰后合，或控诉，或警告，或谴责，“就像《旧约》里的先知那样令人敬畏”。有些在高原上走了15千米的听众，本来很少聆听讲道，此时听得如痴如醉。在《山区回响》中，特罗克梅复述了他经常在布道词中使用的话语：“你们应该爱异乡人，因为你们在埃及就是异乡人。”泰斯稍微有点口吃，因此他就没有特罗克梅那么雄辩滔滔了。

在路边的农舍里，全情投入的费里斯夫人正在忙碌地打印传单。“不要绝望！至关重要的是，不要向元帅的政治屈服……我们还没有输。”在维希，已经有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上出现“反对派巢穴”的流言，特罗克梅、达尔西萨克、安德烈·菲利普和米雷耶·菲利普以及勒福雷捷等人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菲利普夫妇已经把五个孩子送去美国，安德烈意识到自己已被监视，准备逃往伦敦，加入戴高乐的阵营。

等到1942年夏天，高原和法国其他地方一样，一切都改变了。问题是高原居民的个性（他们顽强、勇敢、鄙视维希政府），与高原居民所生活的粗犷山区，是否及其如何能够拯救被每一列火车运来的犹太人。

[1] 作者对内莉·赫洛·特罗克梅的采访；另见 Boismorand，Magda et André Trocmé；Unsworth，A Portrait of Pacifists；以及安德烈·特罗克梅和玛格达的未出版的回忆录。

[2] 作者对达妮埃尔·勒福雷捷和让-皮埃尔·勒福雷捷的采访。

[3] André Trocmé papers，Box 2，Series A.

[4] 作者对理查德·马伯的采访。See also Maber，Le Faisceau des Vivants.

[5] Unsworth，A Portrait of Pacifists，p.164.

[6] André Trocmé memoir，p.247.

第七章 维希版图

正如维希政府所见，他们的政策是既制造恐惧，又要人服从；但他们也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爱戴。[1]从一开始，维希政府就投入大量财力和精力举行集体活动、爱国仪式和爱国庆典，让人回想起雅各宾派在1792年的夸张表演，他们还特别注重在年轻人当中进行灌输。孩子们回归到古典教育，回归到法兰西帝国扩张的历史，回归到宗教指引，孩子们由抛弃了软弱无力的世俗共和主义的男教师和女教师进行教育，如果老师们并不鄙弃世俗共和主义，或者表现得像个共产党员、共济会员或者犹太人，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被视为“扰乱秩序的因素，政治上有问题或者教学上不称职”，然后被迅速解雇。[2]为了塑造年轻法国人的心灵，让他们认同民族革命，只能用枯燥的事实和差劲的理论对他们进行填鸭式教育。在巴黎的教室里，雅克·利弗朗像法国各地千千万万个学童那样，在每周的“多彩仪式”上高唱《元帅，我来啦！》，同时向维希旗帜敬礼。

这千千万万法国学童也会加入各种形式、各种特色的童子军组织和幼年童子军组织：宗教的和世俗的、新教的和天主教的，甚至还有犹太教的，只不过后来被查禁了。在维瓦莱-利尼翁高原，孩子们也像在法国每个社区那样加入各种团队、购买制服、打篮球和排球、外出露营和庆祝各种大型户外活动。马伯小姐，以及塞文诺新学堂第二位说英语的老师威廉森小姐（Miss Williamson）都被叫来帮忙。威廉森小姐长着短扁上翘的鼻子、高挺饱满的前额和狭长瘦削的脸颊，她的头发被梳到后面，卷成一个圆形发髻，这种发型被称为“海狸髻”。团队以鸟类和兽类来命名，那里有狼队、企鹅队、鹳队。

莱昂·布卢姆曾经大力鼓励运动和健身，但维希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多。维希政府希望年轻男子和女子走路、游泳、跑步、跳跃、爬行、攀登、练平衡、投掷、举重，还要学习自卫术，每周运动至少六个小时，为的是强健体魄、磨炼意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十几岁的法国年轻人会被编入各种青年运动，这些青年运动各有领袖，年轻人要学习纪律和服从，以重新获得男子气概，排斥曾经导致法国崩溃的娘娘腔。[3]第一个由维希政府组织领导的青年运动是“法兰西同伴”（Compagnons de France），这个组织的口号是“战斗造就男子汉”，青年们被编入中世纪形式的作战单位，身穿军装风格的蓝色制服。他们将会成为“法国伟大复兴”的骑士，准备在德国主导的欧洲内部领导新法国。这个组织强调所有成员必须是男性。

第二个由维希政府组织领导的青年运动是“青年工作队”（Chantiers de la Jeunesse），招募将会入伍服役的男性；在开展培养男子气概的训练活动之后，比如在森林野营、激烈的运动和庄重的仪式，他们会举行营火晚会，还会在晚会上唱许多歌。这些活动也是为了让年轻男子摆脱娼妓的影响。由于无法完全取缔卖淫活动，维希政府决定，允许娼妓在不妨碍观瞻的地方开设“密室”。然后还有“领袖学校”，未来的教士、教师和青年工人能够在那里学会“如何对塑造明天的法国人施加影响”。

在尤里亚日（Uriage），有一位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的骑兵军官皮埃尔·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Pierre Dunoyer de Segonzac），他接手了一座曾经属于巴亚尔（Bayard）的城堡，巴亚尔被称为“无所畏惧、无懈可击的骑士”。塞贡扎克在城堡里推广斯巴达式的粗粝饮食和身体训练，以及高强度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塞贡扎克让他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组成军事方队列队行进。作家让·盖埃诺（Jean Guéhenno）曾经于1942年初进行环法旅行，正如他所写的，法国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家，到处都是身穿制服、编成团队的人。[4]

维希政府和德国占领者有多在意法国学生及其老师的言行，以及当局的行为会引发多么有创意的反抗形式，只要看看官方报告里的犯罪清单就明白了：向德国人吐口水，身披英国国旗或者美国国旗，阅读《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在没有合适理由的情况下按响德军宪兵的门铃，顶撞德国军官，同时拿着两根钓鱼竿（deux gaules，在法语里，两根钓鱼竿跟戴高乐谐音），画漫画讽刺德军士兵，唱革命歌曲。这个犯罪清单无穷无尽、没完没了，但惩罚有时候非常严厉。[5]

为了监督上述所有青年项目，贝当任命了一名“青年事务秘书长”，此人名叫乔治·拉米朗（Georges Lamirand），曾经在位于比扬库尔（Billancourt）的雷诺汽车工厂担任工程师和总经理。他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以及社会父权主义的狂热信徒，曾经梦想让法国孩子都集结于“青年宪章”之下，这个想法迅速沦为笑话。

尽管从1942年夏天起，人们对贝当的支持便开始消退，但为了争取人们的爱戴，贝当开始频繁地在非占领区旅行，沿途营造出帝王驾临、万民拥戴的景象。1942年春天，他正式访问上卢瓦尔省，行程中包括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但计划临时有变，他到勒皮便不再前进了，在勒皮还专程到黑色圣母像去朝圣。为了安抚当地人，省长罗贝尔·巴克（Robert Bach）安排了一场访问，由拉米朗代替贝当前往高原，他们希望此举或许能为“法兰西同伴”招募到更多成员。泰斯和特罗克梅对此大为紧张。他们那些年轻团队，如企鹅队、狼队、鹳队，与身穿蓝色制服的“法兰西同伴”相去甚远，他们也不吹军号，不列队行进，不崇拜贝当。他们本想拒绝访问，但有人提醒他们拒绝访问是不明智的。[6]于是，联合童子军运动的领导人让·贝格伯德（Jean Beigbeder）从巴黎赶来指导接待程序。

1942年，拉米朗访问高原

计划中的访问可谓惊心动魄。在官方宴会上，谁坐在拉米朗旁边？要知道泰斯夫人是美国人，特罗克梅夫人是意大利人，而绝大多数当地显要人物都对元帅缺乏热情。谁会在教堂里讲道？要知道两位牧师都曾经公开反对维希政府对待犹太人的政策。如何让不听话的幼年童子军和杂乱的童子军，以及个性独立的塞文诺新学堂学生，乖乖地参加欢迎派对？最终决定一切从简。现场不会有旗帜，不会有沿路列队欢迎的群众，不会有巡游，不会有豪华宴会，不会有宴会花束，只有从田野里采摘的花束，插在果酱瓶子里。午宴将会是简朴而适度的，设宴地点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茹韦（Jouvet）露营地。礼拜仪式将不会由泰斯或者特罗克梅主持，而是由马塞尔·让内（Marcel Jeannet）主持，他是一位沉着冷静、毫无争议的瑞士牧师，他的教区在马泽圣瓦（Mazet-Saint-Voy）；他还是山区教务会议（Consistoire de la Montagne）的主席，这是高原上新教教区的联合会议。

那天的访问并不成功。8月10日，拉米朗的车队如期抵达，当天被围捕的外籍犹太人正在集中穿越非占领区。拉米朗身穿挺括闪亮的蓝色制服，理着军人的发型，穿着长筒皮靴。巴克身穿帅气的省长制服。即使拉米朗对现场的冷冷清清感到意外，他倒也轻描淡写，称赞那顿简单的午餐不错，因为他也知道食物短缺。当内莉·特罗克梅端汤盘上桌、不小心弄脏拉米朗的新制服的时候，拉米朗的表现也算体面而克制。在教堂里，让内提醒会众，人们对国家负有责任，但又说了句教会不能违背上帝的律法。拉米朗在演说结束时高呼“元帅万岁”，期待人们大声欢呼。人们的回应却是一片沉默。

然后，就在拉米朗正要离开时，意外发生了。在塞文诺新学堂一位未来神学家的带领下，一群学生向他呈递了一份文件，并要求他当面打开阅读。文件是一封书信，学生们声称，他们完整地听说了发生在巴黎冬季环形体育场的围捕行动，孩子们从母亲的怀里被抢走。信中继续写道，在这群学生中间也有一些犹太学生，但在学校里面，没有人会区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因为这样做会违反福音书的教诲。如果有任何犹太年轻人受到驱逐威胁，“他们不会遵守这样的命令，而我们将会竭尽所能，让他们隐藏在我们中间”。这封信是否出自特罗克梅的手笔，已经不得而知了。

面对这猝不及防的一幕，拉米朗回应道，犹太事务与他毫无关系，学生们应该把这封信交给省长。巴克对此很恼怒。巴克说道，众所周知，希特勒已经在波兰为犹太人找到了新家园，就像英国人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找到新家园那样。他继续说道，他将会在极短时间内对高原上的居民和游客进行一次调查，包括他从“七名告密者”那里得知的、躲藏在村庄里的犹太人。然后，按照马伯小姐后来的记录，巴克对特罗克梅说道：“如果你不谨言慎行，我只能把你也驱逐出境。”

在这个故事中，罗贝尔·巴克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7]巴克出生于1889年，当过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立过战功。巴克是天主教徒，也是一名称职的省长，他出身于阿尔萨斯一个银行世家。巴克尊重法律、严谨缜密、喜好安静，被一些人视为独断专行、傲慢自大的人，被另一些人视为亲切友好、公正无私的人。20世纪30年代，巴克曾经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任职，之后于1941年6月被任命为上卢瓦尔省省长，他的指挥部就设在勒皮。在维希政府统治下，随着共和国宪法被废除，国会议员被永久遣散，法国的省长再次取得拿破仑时代有过的特权，在各自主管的省份成为土皇帝。有些省长，比如安杰洛·夏普（Angelo Chiappe），就在居尔设立了拘留营，全心全意投靠德国人。有人听他说过：“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反复强调：让我们合作，合作，再合作。”其他省长，比如巴克，似乎严守维希政府的纪律，享受省长的权力，但在自己治理的省份越来越谨慎行事。

自从被任命为省长以来，巴克在80位被维希政府勒令辞职的市镇长当中挽留了51位，维希政府因为这些市镇长的社会主义倾向和激进政治观点而猜忌他们，但巴克说他们很有能力，不应被解职。在上任的头几个月，他都在听取汇报和收集报告。尽管巴克主要关注食物短缺、粮食收成、黑市交易，关注本省居民的健康状况，但他有好几次提及新教徒的诚实正直和聪明睿智，提及他们在山区建立的“胡格诺要塞”，他认为他们是“注重知识和道德的精英”，倾向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观念，而且旗帜鲜明地秉持“无比高尚的理想”。巴克曾经多次到访高原，并于1941年春天在高原上度假，而且，根据档案记录，巴克明显知道安德烈·菲利普及其“社会主义者-戴高乐派的不同政见者的巢穴”。然而，巴克不仅允许瑞士救援组织在勒尚邦开办儿童之家，还提供资金以应付额外的开支。

巴克走遍他所治理的省份，致力于提振花边编织产业，提高产业工人薪资，尽可能提高食品配额，提供额外燃料。巴克走马上任之后不久，马塞尔·让内牧师对他说：“如果就连在法国，犹太人都遭到迫害的话，新教徒会说：不！”据说巴克的回答是：“牧师先生，尽管我是天主教徒，我也会说：不！”[8]尽管巴克在1940年还是贝当的追随者，但他不是右翼政治的狂热信徒，而是选择了一条谨小慎微、审时度势的道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在高原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那样，充满了矛盾和抵牾。维希政府要求省长们就本地区状况提交定期报告。正因如此，巴克要就拉米朗的勒尚邦之行提交报告。但巴克没有提及拉米朗受到冷遇的情形，也没有提及访问结束时那宗尴尬的意外事件，他只是在报告中写道，勒尚邦和马泽圣瓦的新教社区特别热情，事实证明，之前关于高原居民对维希政府忠诚度的担忧是多余的。巴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在保护高原居民吗？

但在15天后，事情出现反转。8月26日星期天，50～60名警察和宪兵从唐斯、莫福松（Maufaucon）、费伊和圣阿格雷沃蜂拥而至，他们封锁了周围陡峭的道路，分别乘坐警用卡车和摩托车，突然停在勒尚邦村公所前面。特罗克梅和村长都受到传召，并被勒令交出当地所有犹太居民的名单，“以供监控”。根据记录，特罗克梅说道：“我是他们的牧师。也就是说，我是他们的牧羊人。”他说不知道在他的教区里有犹太人，而且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告诉警察。负责传唤特罗克梅的警察很没礼貌，而且“粗暴地”要求特罗克梅在24小时之内交出名单，如果他未能遵从警察的要求，他本人将会遭到逮捕。

那名警察继续说道，说那些人归属于你的教区，简直就是胡扯，他们是外国人、嫌疑人、黑市投机分子。如果特罗克梅拒绝提供名单，那么最起码他必须建议当地所有他认识的犹太人出来自首。多年以后，特罗克梅在他未出版的自传里写道，那名警察告诉他：“所有反抗都是徒劳的。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手段，我们有摩托车、汽车、电台，而且我们知道你包庇的那些人藏在哪里。”

当特罗克梅派出童子军去提醒那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的时候，茫然无助的村长格朗，那个在玛格达的叙述中出现过的反派角色，此时总算出现了。格朗“颤抖地”乞求特罗克梅赶紧投降，他说自己已受到威胁，如不服从就要被警察逮捕。据特罗克梅的回忆录，他当时回答道：“我也同样受到威胁，但我生而为人，有时总要大声说不。”第二天早上，教堂挤满了人。泰斯和特罗克梅公开宣读一份事先起草的声明，请求教区居民“遵从上帝而不是俗人”。与此同时，匆忙召集的市政委员会举行了一场紧急会议，荷枪实弹的警察也在现场，会后发布了一份“呼吁”，“坚决”要求犹太难民前往村公所接受清点。多年以后，特罗克梅严厉批评道：“这简直就是猎巫行动。”但这是否只是一重烟幕？

再一次，当时确切的情形已经成谜。在勒皮的省政府记录中，存有两份由唐斯和费伊勒弗鲁瓦（Fay-le-Froid）宪兵呈递的报告。尽管在8月26日当天，位于勒皮的省政府向当地警察下发了出发前往高原并围捕犹太人的命令，但早在24日夜间，也就是说，在警察前往高原之前48小时，藏匿犹太人的行动便已开始。那么到底是谁在通风报信，还是正如人们后来所说，巴克曾经打电话给特罗克梅，只不过没人发现这个事实而已。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异议了。由于没有人提交犹太人名单，警察就拿出一份自行准备的72人名单，然后开始进村搜查。警察们检查证件，打开橱柜，搜查地下室和阁楼，敲打墙壁以检查墙后是否有暗格。他们一无所获。第二天早上，他们出发前往周围的村庄和荒郊野地，当一名警官掉进暗渠的时候，大家哄堂大笑。

第一轮查访包括花丘，这栋房子距离勒尚邦不远，马德莱娜·巴罗和西马德组织曾经把从拘留营里拯救出来的犹太人安置在这里。马克·多纳迪耶（Marc Donadille）是到任不久的牧师，他帮助经理于贝尔·梅耶尔（Hubert Meyer）接应犹太人。当外面传来命令人们开门的叫喊声时，天色仍然漆黑。多纳迪耶下楼去，冷静地应对集结在此地的警察，警察们似乎被这个任务搞得很狼狈，他们核对自己带来的名单，并逐间卧室去搜查。卧室里都是空的。多纳迪耶假装感到震惊。他告诉警察：“他们昨天还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但我们这里又不是集中营。或许，他们听说要进行围捕，然后决定逃跑？”

在前一天，多纳迪耶和梅耶尔已经护送那些住在花丘的犹太人进入森林。在此之前，马德莱娜·巴罗已经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准确地提醒人们，如果遇到突如其来的危险，可以通过地下室离开那栋房子，地下室有一扇隐藏的后门，直通房子后面的树林。巴罗听闻了突然袭击的威胁，通知了博埃涅，而据人们后来所说，是由博埃涅反过来告知了巴克。

马德莱娜·巴罗制订的逃跑计划

围捕期间有两个糟糕的时刻。第一个糟糕时刻事关波尔曼（Bormann）夫人，她曾经坚称，由于她是一名出类拔萃的纳粹党员的亲戚，她的犹太人身份将会被人忽视，因此拒绝与其他人一起逃入森林。结果她被人勒令从床上起来，穿戴整齐跟警察走一趟。波尔曼夫人在地上撒泼打滚，眼睛四处张望，身体不停颤抖，明显是癫痫发作了。一名医生被叫来检查，医生声称她病情太危险，不能被移动，那位医生就是多纳迪耶，他留意到波尔曼夫人在对他使眼色。

第二个近乎灾难性的时刻有关一名非犹太居民，对方在多纳迪耶身边耳语道，顶楼有个房间能够听到有节奏的滴答声，声音来自阁楼的地板，那里有三位犹太老妇人，她们因为恐惧而动弹不得，因而拒绝离开花丘，只能藏身于屋梁之上。她们被吓尿了。一张床被赶紧推到滴水的位置下方，以掩盖滴水的声响。

警察在花丘停留到第二天早上，然后两手空空地离开。他们恰巧没遇到一个犹太居民，那个年老糊涂的教授在树林里迷路了，他误打误撞地回到村庄，遇见一名本地警察，对方友善地为他指明回家的路。警察们继续搜查瑞士救援组织运营的儿童之家。乌萨奇小姐外出了，只留下17岁的汉娜负责管理拉盖斯皮。由于提前一晚收到警报，汉娜与其他犹太年轻人转移到拉布里克过夜，奥古斯特·博尼在那里照料年纪更小的孩子。博尼给警察开门，但拒绝警察进入。他告诉警察，他的孩子们受到瑞士政府保护，除非宪兵能够从上司那里拿到内容清楚的搜查令，否则这将会成为一桩引起麻烦的国际事件。等警察们从勒皮拿到署名文件时，孩子们已经消失了。在年龄更大的青少年的帮助下，汉娜把他们领到森林里，当天他们就用蓝莓和野生树莓充饥。

随着夜幕降临，孩子们由幼年童子军召集到一起，然后转移到更偏远的农舍，他们躲在阁楼上，或者躲在堆积如山的木头后面，只要警察还在高原上，他们就只能在夜间出来活动。尽管农场的狗习惯对陌生人吠叫以示警，但有一天，当警察突然上门，汉娜和另一名女孩不得不躲在橱柜里。她们尽管躲在衣服后面，但也害怕橱柜门被打开的时候，警察会看见她们的脚。她们听到宪兵询问农夫，他是否能够确定没有犹太人藏匿在他的庄园里。那位农夫回答道：“犹太人？犹太人长什么样子？我听说他们长着大鼻子。”在喝了几杯红酒之后，警察起身离去。

日复一日，长达三周，村民总是听到警察一大早发动汽车和摩托车，然后走遍荒郊野地去搜捕藏匿的犹太人。[9]多纳迪耶和其他牧师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监视，因此保持低调。任何人胆敢窝藏犹太人，都会被判处两年到五年监禁。迄今为止，总有人偷偷地在勒尚邦一面墙壁上钉上一张姓名和地址的清单，清单上标明警察准备查访的地方。村民们听说，还有51～52名犹太人要被抓捕。警察们在咖啡馆里打发大量时间，而且高声谈论他们接下来打算搜查哪个地方。有一天，警察们遇到一个坐在大树下的小男孩，大声说：“你就坐在那里，我们没有看见你。”那个小男孩不知所措，吓得逃跑了；他并不是犹太人，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当警察们在高原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了一段时间之后，马伯小姐才意识到，警察们根本就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围捕行动。有一天，一位年轻警官登门拜访。警官问马伯小姐，是否知道高原上哪里还有犹太人。她问警官为什么想知道。警官回答道，如果她愿意签一份文件，声明那里没有犹太人，他认为警察们就可以被调回勒皮了。于是她签了那份文件。在离开之前，那位年轻警官坐在马伯小姐的钢琴旁边，弹奏了一首《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警官告诉马伯小姐，等到英国赢得战争的时候，他还会回来的，会带一瓶香槟回来。

三周之后，只有一名奥地利犹太人保罗·施特克勒（Paul Steckler）被发现。施特克勒坐在卡车后面，将要被押往勒皮，他泪流满面，现场没有多少村民。让-皮埃尔·特罗克梅来送行，给他带来一块珍贵的配给巧克力。然而，施特克勒很快就被放回来了，他的犹太血统成分太少，不值得被驱逐出境。在巴克的犹太人名单上面，在花丘就有26名成年人（21名德国人、3名波兰人、1名捷克人和1名俄国人），按照上卢瓦尔省的档案记录，他们全部“消失”了，名单上还有16名17～23岁的青少年男性（10名德国人、2名奥地利人、2名波兰人、1名俄国人、1名立陶宛人）。这些年轻男子应该藏匿在罗什之家（La Maison des Roches），这是由另一个有新教背景的学生组织“欧洲学生救援基金”（Fonds Européen de Secours aux Etudiants）运营的青少年之家。但当警察抵达的时候，那栋房子人去楼空，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那些房间最近还有人用过。在离开之前，那些男生还列了一份清单，详细列出房间里的各种物品：衬衣、鞋子、配给卡、护照、短袜。

在来自伊桑若（Yssingeaux）的警察大队搜寻到失踪犹太人的踪迹，从花丘一路追查到雷塔瓦一处谷仓之后，一名农夫承认了他给陌生人提供过食物，而一些犹太难民决定另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虽然那些犹太人的最终命运不得而知，但还是有一些记录留存下来。

尽管卡尔曼·塞泽尔（Kalman Scheizer）不太可能出现在任何警察名单上，但他在高原上被抓获，并被转送到里韦萨特营地。他从里韦萨特被转送到德朗西，并于9月12日被押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第33列火车。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另一个在山区被抓获的犹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24岁的艾达·贝萨克（Ida Besag）躲藏在长老会堂，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抓获。站在门外的警察明显想给她一个逃跑的机会，警察让艾达收拾行李，等会儿再过来接她。警察回来的时候，她竟然还在原地。艾达来自居尔营地，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双胞胎姐妹。她设法从前往里韦萨特营地的卡车里爬出来，顺利逃脱，又被抓回，后来被押送到德朗西。她也被押上第33列火车，但没有活下来。

最让人伤心的是32岁的塞尔玛·施耐德（Selma Schneider）及其俄国丈夫的故事。1933年，他们从莱茵兰逃到布鲁塞尔，在那里经营一家杂货店。[10]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再次逃亡，这次逃到了巴黎。1939年11月，他们可能由于敌国侨民的身份而被逮捕，塞尔玛在不同的拘留营待了两年半，直到在西马德组织与维希政府的谈判中被释放，然后被送到花丘，她在那里为难民们煮饭。在8月的大搜捕之后，由于害怕有生命危险，她与丈夫最终设法穿越边境抵达瑞士，她相信自己在那里是安全的。尽管她的名字在西马德组织的保护名单上，她却在日内瓦被警察抓捕，被遣返回法国，然后于1944年5月被押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第75列火车，这是开往死亡营的最后几列火车之一。1946年，人们无法查找到她和丈夫赫尔曼（Hermann）的下落，或者她的母亲的下落，她的母亲最后留下的踪迹是在诺埃营地。

在警察查访之后，还有六名犹太人失去理智，试图逃跑。他们被法国边防部队抓获，因为试图偷越国境前往瑞士。由于他们的名字并不在任何驱逐名单上，人们无法得知他们的最终下落。

在1942年8月的大搜捕行动中，在整个上卢瓦尔省，总共有160名犹太人上了巴克的抓捕名单，其中有73人最终被抓获，并在驱逐行动展开之前被移交给德国人。然而，正如记录所显示，在高原上没有人被抓获。在此之后，巴克再次做出令人惊讶、难以理解的举动。巴克通知奥古斯特·博尼，博尼所照顾的“八名外籍犹太孩子”，包括汉娜，“都可以回家，不用担心再次受到骚扰”。然后，巴克写信给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部长，声称自己麾下的警察未能抓住任何失踪犹太人，整个高原地区，包括孤立的农舍，都已被搜查过了，那些犹太人很可能早就逃跑了，因为那里太冷了，他们不可能在森林里存活下来。来自唐斯村的让·迪布吕埃尔（Jean Dubrueil）警官报告说，他和他手下的警员已经查访了高原上625处住宅，检查了1350人的证件。迪布吕埃尔与他的搭档、上卢瓦尔省宪兵队长塞巴斯蒂安·西尔瓦尼（Sébastien Silvani）都认为继续花汽油钱去搜寻犹太人是荒唐透顶的。巴克对此表示同意。迪布吕埃尔围捕犹太人的热情被形容为“毫无效果”。西尔瓦尼的名字更是出现在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的记录中，他被形容为“勒皮犹太人的官方保护人”。似乎所有人都在玩双面游戏。

然而，在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由于巴克及其下属的通风报信，由于高原地区居民的勇敢行动，高原此时已成为维希版图上的避难所。这是一幅谁都不希望置身其中的版图。

随着警察们陆续离去，高原上仿佛又恢复了平静。犹太孩子们离开森林和单独的农场建筑，回到儿童之家和寄宿家庭；牧师们继续进行教区访问，开设读经班；农民们再次回归慢节奏的农业生活。人们有可能相信，维希警察的突然袭击可能只是一次孤立事件，他们应该不会卷土重来了。

更多的犹太人，无论是法籍犹太人还是外籍犹太人，开始陆续抵达，他们设法逃脱围捕，惊恐地逃离他们使用过、已被追踪到、不再安全的躲藏地点。在最早到来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小群体，他们在博埃涅于“荒漠博物馆”（Musée du Désert）发表演说的当天混迹在新教徒当中，没有如期登上返回城镇的巴士，而是在当天傍晚抵达高原。他们的护送者是一队犹太童子军，童子军有言在先，他们会使用救援组织采用的其中一种暗语。“我们准备发出的暗语是‘罐子’。你们准备好接收这个暗语了吗？”

一个救援系统此时建立起来了，尤其适用于拯救儿童。每个月总有好几次，马德莱娜·德雷福斯或者马德莱娜·巴罗都要在非占领区某个中心地点收留一批年龄各异的孩子，带他们坐火车到圣艾蒂安，然后乘坐小火车到勒尚邦。孩子们会从山坡上走下来，来到主广场，进入主广场边上的梅氏旅馆（Hôtel May），在咖啡厅里坐下来。梅氏旅馆由让·梅（Jean May）和欧仁妮·梅（Eugenie May）拥有；让是来自圣艾蒂安的著名厨师，欧仁妮经营旅馆和咖啡厅，由家中已成年的孩子帮忙打理。信息会传递到能够收容新难民的儿童之家。几分钟之内，咖啡厅大门就会打开，一个农夫就会出现。农夫会说，“我能够收留两个女孩”，或者一个小男孩，或者一对兄妹。孩子们会带齐行李，集合在一起，跟随农夫来到广场上的马和马车那里，然后消失在人海之中。许多人抵达的时候骨瘦如柴，头发几乎掉光，皮肤“干裂得如同蛇皮”。

有时候很难给12岁以上的男孩寻找住家，农民们告诉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大男孩“爱顶嘴”。有一天，她试图安置两名十几岁的男孩。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她都向人们重复如下的故事：这里有两个来自采矿社区的病弱孩子，需要有人喂养。组织认为，人们最好不要知道自己正在收留犹太人，这一直以来都是儿童救援组织心照不宣的政策。没有人愿意收留这两个男孩。马德莱娜到处碰壁，最后决心亮出自己的底牌。她低声下气地请求一位老人及其妻子大发善心，她承认这两个男孩实际上是犹太人，他们是兄弟，父母已被驱逐，而且他们自己还被维希警察追捕。之前还不情不愿的农夫生气地说：“我们当然愿意收留他们，你为什么不早说？”很多人都提到另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绝望的妇女来到一处偏僻的农舍，请求帮助。她解释道，她是犹太人。那位农夫马上叫唤道：“家里的众人！老爸！老妈！赶紧过来，我们迎来了一位上帝选民的代表。”

1942年夏末，有两个孩子跟随马德莱娜·德雷福斯来到高原，他们是西蒙·利弗朗及其弟弟雅克。雅克此时是两岁四个月，西蒙是13岁半。他发现马德莱娜总是镇定自若，她有一种镇静沉着的气度，能够给人极强的安全感。这两个男孩首先由雷塔瓦村的莱奥妮·德莱亚热（Léonie Déléage）夫人收养，雷塔瓦距离勒尚邦四千米。德莱亚热是马德莱娜在当地的主要联络人，是一位慈爱、体胖、爱笑的妇女，总是穿着长至脚踝的黑色连衣裙。第一天晚上，德莱亚热夫人让两个男孩吃得很好，还给他们掖被子，确保他们睡得暖和。之后他们又转移到八千米外的迪贡（Digon）村，由一位农夫收养，只要西蒙给他照看山羊，他就愿意给这两个男孩提供食宿。那位农夫及其妻子沉默寡言，习惯古怪，有点刻板，但还算友善。雅克总是哭闹和尿床。当那位农夫的妻子生气的时候，西蒙就只能在天亮之前起床洗床单。西蒙请求雅克停止哭闹。

有一天，当两个男孩在高山牧场照看山羊的时候，西蒙发现有两名宪兵正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攀爬。西蒙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已被看见了，因此他并未躲闪。其中一名宪兵问他是谁，他和他的弟弟在高原上干什么。西蒙按照别人安排好的说辞来应对，他告诉那名宪兵，他们来自圣艾蒂安，身体都不好，因此被送到这里，希望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食物有利于他们的病情。两名宪兵将信将疑地离开后，西蒙马上赶去见德莱亚热夫人，夫人决定把两个男孩分开，把雅克送到她的外甥女吉尔贝（Gilbert）女士家中，并把西蒙送到丽日旅馆的巴罗夫人那里。这个安排让西蒙非常高兴。西蒙一直很想回到学校，此时被安排到达尔西萨克负责的班级。西蒙是旅馆里最小的孩子，因此要与另一个犹太男孩住同一间房。旅馆里还有巴罗家的三个女儿，大女儿加布丽埃勒负责照顾西蒙，她带西蒙去玩平底雪橇，还帮他缝补破损的裤子。西蒙再也没有听到母亲的消息，只知道她被押上开往德朗西的火车。他倒是有父亲的消息，父亲还在外籍犹太人工厂里工作，而他的姐姐在里昂暂时安全。

但这个安排并未持续多久。巴罗夫人的丈夫开始抱怨房子里孩子太多，而且孩子们带来的、由儿童救援组织提供的小笔资助根本不足以覆盖他们的开销。西蒙被迫再次搬家，这次搬到一个达比派家庭，由巴尔（Bard）夫妇照顾，他们的独生女刚刚去世。为了让这对夫妇收留他，西蒙要在农场帮忙照看奶牛和山羊。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与他们住在一起，每逢星期天，西蒙就跟随这个家庭出席达比派的集会。他睡在马厩旁边一个凹室里。早上5点，天还没亮，他就被农夫叫醒，跟农夫一起干活，直到7点半；吃过早餐后，他就走路到四千米外的位于勒尚邦的学校。晚饭过后，三个成年人跪着祈祷。他们很友善，总是很公平，但西蒙从未见过他们彼此之间有过亲密和慈爱的举动，更不用说对他了。他们从不提及战争，也不提及犹太人。

与此同时，雅克的表现却不太好。他总是整晚哭闹和尿床。吉尔贝女士开始还表示同情和理解，久而久之也被激怒了，尤其是雅克每天晚上都尿床。每天放学后，西蒙都走路去吉尔贝的农场看弟弟。西蒙对雅克讲道理，求他，反复告诉他，他必须适可而止。小男孩只是听着、哭着、点点头，然后继续尿床。终于有一天，吉尔贝女士告诉西蒙，她不打算继续照顾雅克了。雅克不得不离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西蒙永生难忘。西蒙告诉雅克，作为惩罚，他将会狠揍雅克，直到雅克不再尿床。西蒙说到做到，而雅克终于不再尿床。但从此之后，每当西蒙来看雅克，雅克都躲着他。无论西蒙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雅克拒绝和他说话。

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躲在高原上的犹太孩子混在村民的孩子之中一起去上学。拉谢尔·卡明卡尔是从韦尼雪营地逃出来的波兰女孩，她被寄养于西拉克（Silhac）附近的一个家庭；她决心忘掉过去，开始在当地学校交朋友。

汉娜与一个奥地利女孩一起，跟随塞文诺新学堂一位老师学习法语。汉娜与吕迪继续在拉盖斯皮居住和工作，越来越多初来乍到的人挤满了拉盖斯皮，许多人是两手空空地来到此地的。有个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缺少鞋子，因为皮革不仅稀缺，而且受到配给限制，绝大多数孩子只能穿木鞋。

其中两个刚来到拉盖斯皮的人是来自居尔营地的约瑟夫·阿特拉斯（Joseph Atlas）及其双胞胎兄弟。[11]两个男孩16岁；约瑟夫爱读书，而他的双胞胎兄弟爱运动。他们是波兰人，而他们所出身的家庭原本拥有艺术品销售的生意，由于反犹主义盛行，他们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赶出华沙，而在枫丹白露的寄宿学校，兄弟二人再次被驱逐，在那所寄宿学校，犹太裔师生经常被人用鹰钩鼻手势嘲笑。在居尔营地，约瑟夫亲眼看着高挑、金发、健康的母亲变得虚弱而可怜，他总是在挨饿，也总是很难受；在勒尚邦，他感到“能吃饱、受保护、很安全”。在拉盖斯皮，孩子们会在吃晚饭的时候说话。吕迪感到，并非所有孩子都是犹太人，这似乎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安全，尤其是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或者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

每个人心里都想着食物，尤其是那些正在成长发育的男孩。及至1942年秋天，法国许多地区的每人每日配给量已经下跌到1100卡路里，城市里情况更严重。英国的封锁变得如此严密，以至于贝当向教皇发出请求，以梵蒂冈的旗号为掩饰，把食物运进法国。陆路运输几乎已经停滞；由于缺少化肥和饲料，农作物收成很差，许多奶牛已被宰杀，这又意味着牛奶减产。糖、咖啡、大米、肥皂、肉、牛奶和土豆都实行配给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高原居民与普遍存在的饥饿现象绝缘，但他们的食谱依然是单调又短缺，尤其是因为农民们被迫交出惩罚性的产品定额，以满足德国人的需要。

周末“买菜游客”（touristes alimentaires）的出现让食品供应更为短缺。所谓“买菜游客”，是指来自周围采矿地区的家庭，他们骑着自行车，或者乘坐小火车来高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购买鸡蛋、鸡和黄油，或者农夫准备销售的其他任何农产品。黑市交易日益繁荣，本地人都在抱怨，那些设法带钱逃跑的富裕难民推高了物价。特罗克梅在给兄弟罗贝尔（Robert）的信中提到，尽管他们的处境肯定比城市居民好得多，但他的薪水已经不足以购买食物和全家取暖用的木材。特罗克梅写道：“我们的农民因为汹涌而至的金钱而欣喜若狂，这就意味着我们也不得不对我们有限的资金精打细算。”马伯小姐希望能让食谱更丰富一些，她把毛皮大衣交给一位农夫的妻子，换回了一些黄油。

在长老会堂，玛格达把蘑菇串在绳子上，再把绳子悬挂在厨房里，她用这种方法烘干蘑菇，还把蓝莓制成馅饼和果酱。在上完意大利语课的午间休息期间，她骑自行车到荒郊野地，看看还能找到什么食材。尽管特罗克梅仍然拒绝让她拿红酒配给卡去跟农民交换食物，认为这只会助长农民酗酒，但她带上他们的烟草配给卡，偶尔还能换回黄油和奶酪。在苏莉阿姨之家，埃米尔·塞什尽力寻找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越来越多的孩子，而在拉布里克，奥古斯特·博尼时常为75个小孩的饥饿状况而担忧。饲料已成为日常食物的一部分。在田地里抓获的青蛙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美味食物。

短缺的不仅仅是食物。来到高原的孩子几乎都没有可更换的衣物。随着他们逐渐长高，他们穿过的衣服就只能转手给更小的孩子。随着时间推移，裤子、衬衣和毛衣越洗越白，越磨越薄。汉娜会编织，她用许多时间来缝缝补补。在费多利（Faïdoli），瑞士救援组织开设了第三座儿童之家，博尼把孩子们编为四个队伍——狮子队、老虎队、老鹰队、松鼠队，每个队伍轮流煮饭、洗衣，或者拿手推车到几千米外的村庄去收集补给品。为了保暖，孩子们穿着好几层衣不称身的衣服，这让他们看上去衣衫褴褛、不修边幅。他们发明了一个信号：当大家都安全时，瑞士旗帜就会在费多利、拉布里克和拉盖斯皮高高飘扬。如果旗帜降下来，这就意味着孩子们得赶紧躲起来了。

每逢星期天，许多犹太孩子会去听泰斯和特罗克梅讲道，孩子们都知道，假装自己是新教徒，会让自己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对于汉娜来说，由于她独自居住在拉盖斯皮，星期天就成为她看见其他人、听见高原新闻和战争新闻的一天。特罗克梅的兄弟弗朗西斯（Francis）有一天来听特罗克梅讲道，弗朗西斯后来对另一个兄弟罗贝尔说，他这辈子从未听过如此原创、如此深刻的演讲。弗朗西斯写道：“他以亲切、简单的语调开始演讲，然后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有力，他对自己所讲的内容条分缕析，他以近乎告解的语气，饱含真情地、清楚透明地讲述……他的声调开始升高，变得更为庄严肃穆，大段大段的句子喷涌而出，滔滔不绝，在螺旋式上升的用词中，他似乎越来越激昂，越来越高亢，同时伴以秋风扫落叶的手势、舍我其谁的自信，继续向上升华，引导你进入宗教思想的绝妙之处，进入不可言喻的境界，最后达到顶峰，他会让你保持在名副其实的狂喜状态；然后，慢慢地，他的嗓音变得和缓，他的语调变得平缓，他让你慢慢回到地面，进入平和的状态。”

弗朗西斯说，听特罗克梅讲道，自己仿佛沉浸于一个梦，会热泪盈眶、欲罢不能。弗朗西斯认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特罗克梅总是无懈可击、饱含真情，他不需要任何技巧来修饰，也不需要丰富华丽的语言和表达，他只需要自然而然地真情流露。弗朗西斯不是唯一对其兄弟的布道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只要是个成年人，在听过特罗克梅讲道之后，几乎没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在难民孩子中间，他有时候会让人敬畏，而当他脾气不好的时候，他也确实会让人害怕。泰斯温和得多，也更受人爱戴。玛格达由于声音沙哑，再加上有时候表情夸张，以至于她总是要环顾四周，确保没有人离场。[12]

在勒尚邦的日常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无疑是塞文诺新学堂。战争结束多年以后，那些在高原上度过童年、躲避德国人的人会怀念这所学校，惊叹于它的温暖和睿智。作为一次教育实验，这所学校是新颖的、原创的；对于那些因为痛失亲人而伤心欲绝的孩子、那些时常为未来感到恐惧的孩子、那些头脑中充斥着暴力和迷失记忆的孩子来说，这所学校既让人内心安稳，也让人忘却悲痛。这所学校出自吉永、特罗克梅、泰斯和蓬小姐的构思，他们认为这所学校应该作为彰显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新教信仰的坚实堡垒，同时提倡自由包容和不拘格式。这所学校超越时代、引领潮流，它鼓励师生之间建立亲切友好、亦师亦友的关系，它鼓励建立学生社团，鼓励一定程度的学生自治，同时聚焦于个人权利。那里没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没有一个学生会忘记在那里的学习生涯。

米德丽·泰斯和爱德华·泰斯

在很大程度上，这所学校之所以如此优秀，是由于它非凡的师资：像马伯小姐这样的外籍教师，那些在巴黎失去大学教职的杰出教授，那些逃离奥地利、波兰和德国并在高原寻求庇护的犹太人。在他们中间，他们营造了一种知识使人愉悦的氛围，以至于那些从未阅读过龙沙或拉辛，甚至几乎不会说法语的孩子，很快就会去拜访村庄里的书商巴伯扎（Barbezat）先生，主动寻找法国经典作家的著作。

这所学校的图书馆馆长是施密特（Schmidt）先生，他曾经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学校里还有霍费尔（Hoefert）小姐，一位身材娇小却开朗健谈的奥地利女士，她很爱笑，以至于眼睛总像两道弯弯的弧线，而且她“跑来跑去，就像一只忙碌的小老鼠”；她教学生们说德语，而且教他们用“轻柔悠扬”的声音读里尔克的作品。学校里还有非常高挑、非常瘦削的德雷耶（Dreyer）小姐，她有一个“高挺庄严的鼻子”和一张苍白庄重的脸。她教数学，有两个跟她一样又高又瘦的儿子。她总能让学生联想到希腊悲剧中的女英雄。学校里还有拉万德（Lavandes）小姐，她是法语和拉丁语教授，看上去就像一只黑色的蚂蚁，因为她长着黑头发、黑眼睛，身穿从头顶到脚尖的黑色衣服。但在严厉苛刻的外表之下，她有一颗宽宏大量的心。马伯小姐决心让学校里每个学生都能说最纯正的英语，她让学生反反复复背诵绕口令：“蒂莫西·蒂姆有十个粉红色的脚趾头，有十个粉红色脚趾头的蒂莫西·蒂姆。”她禁止学生对她使用其他称呼，只能称她为马伯小姐，因为“小姐”（miss）这个称谓最为通用。每逢周末，师生们都会在高原上进行一次长路漫漫、欢声笑语的远足，一直走到梅藏克（Mézenc）。

老师们不仅教书，还走进学生的生活。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填补学生的心灵，因此为学生安排了课后活动，安排了外出与化装舞会、辩论和体育运动。霍费尔小姐打扮成美国的新闻播报员，穿着灯笼裤，戴着绿色的遮光眼罩。每逢星期天，在做完礼拜之后，老师会让孩子们骑上自行车，到附近的农场去收集“皮卡东”（picaudons），即一种小小的、圆圆的本地奶酪，孩子们还会比赛，看谁能收集到最多的皮卡东奶酪。

学生们有着多样的国籍和非常奇特的文化背景。汉娜和吕迪的一个伙伴叫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Alexander Grothendieck），未来的天才数学家，他从拘留营里逃出来，跟随马德莱娜·巴罗来到此地。当他尚未以其横溢的才华让教授们目眩神迷之前，他就通过自学学会了弹钢琴。对于许多这样有才华的孩子来说，特罗克梅的长老会堂提供了舒适的家庭生活；会堂里有自信而美丽的内莉，她也会弹钢琴；带点神秘感的让-皮埃尔似乎总是在写着什么东西；雅克长着天使般的卷发，小丹尼尔看上去有点像演员让·迦本（Jean Gabin）。

无论是老师们还是孩子们，所有人都要面对学校那严峻到脱离现实的地理环境，这就意味着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只能在外围建筑、旅馆房间、空置民宿、临时营房里上课。老师们也得奔波于各个教学点，到了大雪降临、积雪阻塞道路的日子里，年轻且健康的老师就得使用平底雪橇甚至滑雪去上课。在大雪封山的四个月里，平底雪橇成为勒尚邦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孩子们从地势最高的山村里滑下来，每个孩子都勾住前面那个孩子的脚踝，然后一列由平底雪橇组成的火车就在危机四伏的冰封轨道上飞驰。孩子们有时是悲伤的，经常是饥饿的，但从来不是沉闷的。在这兵荒马乱、变化不定的年代，当整个法国在与德国的麻烦关系中苦苦挣扎、走向毁灭的时候，最起码还有勒尚邦在践行道德理念，传递出一抹感同身受和慈善宽容的亮色。绝大多数人终生都记得这首献给深受爱戴的泰斯和特罗克梅的赞歌：“致敬您的光荣，群山传来回响，我主与我们同在。”

然而，人所共知却又被人们忽略的是，在这些看似愉悦的面孔、好学求知的心灵背后，掩藏着巨大的痛楚和忧伤。许多犹太孩子与父母、兄弟、姐妹失去联络，亲人们在踏上开往德朗西的火车时留下了最后一张匆匆写下的便条，自此再无音讯。每当有邮件送来，孩子们就在大厅里徘徊等待。一个名叫彼得·费格尔（Peter Feigl）的孩子开始记日记，开篇就是“致我亲爱的爸爸妈妈”。[13]他父母的照片就夹在黑色小本子里面，他在照片的周围用彩色墨水描边。日复一日，他都写着：“我很焦虑……我很担忧……我为你们担忧，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依然没有你们的消息……”9月13日，他听说父母被押送到德朗西。在那以后就杳无音讯了。那时，每一天他都写道：“没有你们的消息……没有你们的消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他也尝试写信联系红十字会和贵格会，以让他前往马赛或美国。

然后他就不再写日记了。当他再写日记的时候，已是1944年，他已不再提及父母。

[1] Paxton，Vichy France.

[2] Halls，The Youth of Vichy France.

[3] Capdevila et al.，Hommes et Femmes dans la France en Guèrre.

[4] Paxton，Vichy France，p.222.

[5] Halls，The Youth of Vichy France，p.53.

[6] André Trocmé memoir.

[7] Boulet，Cahiers de la Haute-Loire，2004.

[8] Cahiers de la Montagne，2004.

[9] Bolle，Les Résistances sur le Plateay Vivarais-Lignon；Boulet，Histoire de la Montagne-Réfuge；Poujol，Protestants dans la France en Guerre.

[10] 作者对吕特·菲瓦-西尔伯曼的采访。

[11] 约瑟夫·阿特拉斯的档案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档案馆里。

[12] Lecomte，Jamais Je N’Aurai Quatorze Ans.

[13] 彼得·费格尔的档案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档案馆里。

第八章 瓮中之鼠

1942年11月8日，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三天后，早上7点，德国国防军穿过封锁线，占领法国南部，此举是为了防止英美盟军在地中海沿岸登陆。在维希，布斯凯命令维希警察和军队不要抵抗德军的占领。跟随德国国防军士兵到来的还有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和阿勃维尔（Abwehr，军事情报局）的特务，他们随即在里昂、马赛、蒙彼利埃、维希、图卢兹和利摩日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带来自己的随从部队，同时招募合作者和告密者。某些场地早已准备妥当：因为早在9月底，他们就采取了代号为“多纳尔”（Donar，雷神）的特别行动，即“雷神行动”，身穿便服的盖世太保军官使用伪造的法国证件，在法国南部采取行动，成功渗透了儿童救援组织建立的盟军秘密机关，而这个机关原本是用来搜集情报，并为法国抵抗运动提供补给的。

而在法国东南部，意大利人越过他们早在1940年便已占领的法国省份，进一步控制了土伦，进抵罗讷河东岸的普罗旺斯地区，而这些地区原本都是由维希政府统治的；意大利收复失地主义者甚至主张占领科西嘉岛。

及至11月底，维希政府已不再拥有自由地区，也不再有军队、舰队。仅存的维希法国海军战舰也在土伦被凿沉。突尼斯落入轴心国集团手中，印度支那落入日本手中。为了给贝当和赖伐尔留点颜面，又或者是为了嘲讽他们二人，“非占领区”并未被改称为“占领区”，而是被改称为“行动区”，尽管法国作为主权国家的最后一点权力已经荡然无存，但德国人仍然保留了法国的民政官员和警察队伍，以便管理这个国家。纳粹万字符已被高高挂起，时钟也改为德国时间。[1]德国军队包抄前进，同时建立法国南方司令部，罗尔夫·穆勒（Rolf Muller）将军坐镇里昂。佩拉什火车站旁边华丽庄严的终点旅馆（Hôtel Terminus）成为盖世太保司令部，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抵达此地，成为这个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他曾经在荷兰和乌克兰杀害了无数犹太人、共产党员和吉卜赛人。严格的审查制度开始实行；书信和电话都受到监视和监听；任何未经授权的物资交流，都将受到野蛮的惩罚。在勒尚邦，在这个越冬之地，加缪正在伏案写作《鼠疫》，这个故事恰好呼应了法国当时的处境。加缪在日记中写道：“就像瓮中之鼠！”在这部小说中，奥兰这座城市暴发了腹股沟腺鼠疫，整座城市随即被封锁，在城市大门关闭后，记者雷蒙·朗贝尔（Raymond Rambert）说道，此前自己就像个局外人，但此时“这个故事让我们所有人卷入其中”。

在整个维希法国境内，德国人开始到处安插自己人，他们征用旅馆和办公室，预留电影院和餐厅，挂起他们的巨幅旗帜，清点维希宪兵和警察的人数，以供自己使用。尤利乌斯·施梅林（Julius Schmähling）是个身宽体胖的小个子男人，戴着一副眼镜，长着一张鹅蛋脸，开始秃顶，走起路来也是圆滚滚的，看上去就像一只无害的仓鼠被任命为上卢瓦尔省的司令。他的司令部设在勒皮，在法约勒元帅（Maréchal Fayolle）大街，这条大街是以在索姆河与马恩河立下累累战功的战争英雄来命名的。施梅林带来了大约200人的随从作为守备部队，都是些不太情愿的克罗地亚人、俄国人、格鲁吉亚人和鞑靼人，还有几个老资格但不太可靠的德国军官，他们只求不要被突然调往东线战场就好。那些鞑靼人由一名野心勃勃的军官柯伊勒（Coelle）调遣，这些人残忍有余而勇武不足，是不能指望他们上战场的。至于这帮又愚蠢又粗暴的家伙，会如何与巴克手下那帮不情愿的警察和第36宪兵大队相处，会如何与明显具有反德倾向的宪兵队长塞巴斯蒂安·西尔瓦尼相处，那就只能走着瞧了。宪兵实际上在乡村承担着警察职能，而普通警察通常只在城镇里执勤。所有人受命密切关注高原上的“新教环线”，新教徒的“宗教战争记忆”让新教徒忠诚于“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观念。[2]

位于勒皮的司令部

施梅林是高原上另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3]作为1939年被征召归队的预备役军官，他抵达勒皮的时候已经50岁了。他有点懒散、和蔼，只想无惊无险地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他曾经是纽伦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宁愿好吃好喝地讨论德国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而不是在上卢瓦尔省抓捕违法者。在于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他提到希望自己管辖的地区保持中立、维持和平。在他们举行的两周例会上，施梅林表明了保境安民的态度，而这正是省长巴克所需要的。巴克后来受到指控，人们认为他与德国人维持了“客气甚至诚恳的”关系，巴克还允许他的妻子接受施梅林赠送的一盒巧克力。在这个故事里，这两个男人，无论是模棱两可的巴克，还是精于算计的施梅林，都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两人都在等待、观望、试探。

然而，两人都得面对越来越狂热的维持治安军团（Service d’Ordre Légionnaire，简称维安团）的竞争，这帮家伙是“民族革命的突击部队”，由一帮狂热爱国、谋财害命的年轻爱国者组成，他们身穿蓝色制服，头戴贝雷帽，宣誓效忠贝当，发誓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戴高乐主义、犹太社区、不信教的共济会、无政府主义、平等主义、虚伪的自由、无动于衷、不可知论”，反正把能反对的都反对个遍。维安团被禁止在德军占领区采取行动，但他们在整个法国南部被授予了无法无天的权力。

施梅林的冷静理性，据他自己所说，起源于他在巴伐利亚担任年轻教师时的一次意外事件。有一天，他要讲狮子，为此搜寻了所有关于百兽之王的戏剧性的故事，他留意到教室后排有一个从未发过言的男孩正在自顾自地招手。施梅林没理他，径自继续讲。突然之间，那个男孩跳起来大声说话，而在巴伐利亚的教室里，未经允许大声说话是不可原谅的。那个男孩说：“昨天，教授先生，我看见了一只兔子！是的，我看见了一只兔子！”施梅林被激怒了：“赶紧闭嘴，你这个白痴！你给我坐下！”那个男孩坐下了。接下来，在那一年，那个男孩没有再说过话。施梅林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了。他的火暴脾气是不对的：既毁掉了那个男孩生命中“充满阳光的时刻”，也毁掉了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他立下誓言，他会告诉听众，永远不要如此不近人情，永远都要允许别人说话；在后来的日子里，他遵守了自己的誓言。

身为国防军军官，施梅林无权指挥盖世太保，盖世太保负责追捕政治流亡者和犹太人，而德军宪兵（Feldgendarmerie）则负责追捕德军逃兵。但在勒皮没有盖世太保办公室，最近的办公室在圣艾蒂安，在75千米外，而且，关于抵抗运动、黑市交易、征用物资、告发犹太人（无论是否藏匿），都得经过他的办公室。这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施梅林，此时拥有处理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上犹太人问题的全权。关键是他会如何运用这种全权。

在犹太人问题上，贝当一直以来的立场是，无论是法籍犹太人还是外籍犹太人，都应该被一致对待。这次倒是贝当赢了，犹太人发现自己身陷新设立的“行动区”，在这里他们不必佩戴黄色六芒星了。但在实际上，无论在法国什么地方，犹太人都不再安全了。及至1942年11月中旬，维希政府已经允许17列参与驱逐行动的火车从仍然独立的法国领土运送11012名外籍犹太人前往德军占领下的法国领土，然后再前往波兰境内的死亡营。[4]至于在拘留营、藏匿地、城市、意占区还剩下多少犹太人，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这些犹太人绝望而恐慌，他们四散在荒郊野地，寻找更加安全的庇护所、保护人、假文件，只希望能够离开法国。

被送往波兰的犹太人将会遇到什么，当时还只能靠猜测，许多人根本不相信那里会有集体屠杀。但人们都清楚，随着德国人占领整个法国，接下来肯定会抓捕然后驱逐犹太人。在维希政府统治下，犹太人仅存的一点乐观主义也幻灭了。维希政府向市镇长官和警察发出许多命令，要求他们上报所有突发事件，甚至是夜间和假日发生的突发事件，“然而这只是为了安定人心”。海报、宣传、可疑人士、飞机噪声、反对派的迹象，所有突发事件都必须被记录在案，然后上报。当然，接下来就是上报每个犹太人的姓名和身份。按照最新发布的979号法令，如果没有特别通行证，犹太人将不准再离开居住地。他们将会被清点人数，很可能被视为与德国人谈交易的筹码；或许这只是为了记录在案，方便维希政府在下一步行动中协助希特勒完成他的“最终解决方案”。

德国人来到原本的非占领区，还带来了更为深远严重的后果。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各个犹太人组织极力为孩子和移民争取签证。有好几百份签证，在经过漫长得让人恼怒的激烈争吵之后，甚至经常是在前途未卜、惊心动魄的冒险之后，终于办成了。有一个一直藏匿在勒尚邦的奥地利年轻女孩，在1942年春季融雪之前，终于听说她前往美国的签证被通过了。在最后一场暴风雪中，小火车被积雪挡住了，她只能徒步15千米走下山谷，自行前往马赛，与当局交涉，赶上最后一班前往美国的轮船。她那年才16岁。

在维希统治区被德军占领之前，对于那些仍然极度渴望移民的人来说，马赛曾经是外交生活的中心，外国领事馆仍然能够为文件齐全的人办理签证。[5]捷克领事弗拉迪米尔·沃绍克（Vladmir Vochoc）是坚定的反纳粹人士，在他的护照库存用完时，他印制并签发了一批假护照，结果被软禁在家。在1941年一整年的时间里，瓦里安·费里，那个为纽约的紧急救援委员会工作的年轻美国人，继续组织人们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离开，从他在城市里的办公室出发，绝大多数人通常是穿越边境进入西班牙，然后前往里斯本，接着从里斯本乘船前往中国上海、比属刚果或者墨西哥。他的一个摆渡人是迪娜·维耶尼（Dina Vierny），她是托洛茨基派，曾经为雕塑家马约尔（Maillol）担任模特。在前来向费里求助的20000人当中，他已设法安排大约2000人离开。对于部分已经记录在美国名单上的人，他却无能为力。捷克作家恩斯特·魏斯（Ernst Weiss）在巴黎被抓进监狱；艺术批评家卡尔·爱因斯坦（Karl Einstein）在西班牙边境附近上吊自杀。汉娜·阿伦特、安德烈·布勒东、马克斯·恩斯特、戈洛·曼、海因里希·曼和马克斯·奥菲尔斯则成功出境。

1942年9月28日，德国人抵达法国南部六周前，迫于贵格会、儿童救援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和犹太人联合会的联合施压，美国国务院终于为来自法国的犹太儿童发放了1000份签证，这些孩子将会由75名监护人从马赛护送到里斯本。10月15日，签证增加到5000份。赖伐尔自食其言。16日，赖伐尔和布斯凯之前声称他们只对“真正的孤儿”感兴趣，此时却说维希政府永远不会允许孩子们穿越大西洋，因为“他们的父母还在波兰”。经过激烈争取，维希政府最终允许第一艘船上的500个孩子离开，对外声称这是演习，其交换条件是，救援者不得对外宣传法国人对犹太人的恶劣对待。孩子们从营地和儿童中心被儿童救援组织和贵格会接走，然后在马赛集合等待。

与此同时，另一场救援行动也在进行，这场单独的救援行动由波西领导，波西即伊丽莎白·希尔施的化名，她来自在居尔营地工作的儿童救援组织团队，带领12个8～14岁的孩子穿越比利牛斯山，首先进入西班牙，然后抵达葡萄牙，在葡萄牙整装待发的“几内亚”号（Guinea）轮船将会把他们送到巴勒斯坦。起锚日期是10月26日。

最终，化整为零的犹太孩子似乎逃离了纳粹魔掌。但那只是幻觉而已。

11月初，在马赛的孩子们已经获得从葡萄牙到美国纽约的签证和船票。孩子们的监护人也已经遴选完毕。一艘在里斯本租用的船正在等待出发。但还会有更多的延误，更多的最后一分钟。孩子们被告知，在他们当中，只有100人可以离开，因此他们必须接受审查。然后，维希政府宣布，只有妇女能够充当监护人。之后就是对定义的分歧：谁是“孤儿”？谁是“被遗弃的”孩子？

11月4日，维希政府开始审查第一批的37人，出人意料地否决了其中的八个人。孩子们只能继续等待。然后，有五个监护人作为“可驱逐者”而被扣押。更多孩子因为患有脓疱而被否决。接着，孩子们继续等待；8日，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维希政府与美国关系破裂，孩子们只能继续等待。11月11日，德国人抵达马赛，实际上扑灭了所有人继续移民的希望。

混乱和迷茫传遍了所有志愿者组织，他们当中许多人只能被迫离开法国了。11月16日，各个志愿者组织收拾好他们在马赛的办公室，然后把他们的工作移交给瑞士救援组织（毕竟瑞士与德国仍然有外交关系），同时，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通知美国国务院，他们“把所有代表法国南部申请人的美国签证申请放入等待文件夹”。

此时此刻，每一个身陷法国的犹太人都需要一个假身份。根据德军全面占领法国之后马上颁布的新法律，只要是犹太人，无论是法籍还是外籍，都必须随身携带打上“J”钢印的身份证，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份证，他们将既不能旅行，也不能领取配给卡。对于法籍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容易受到贪婪的邻居和怀恨的雇员的告发，但他们还有时间搬家，改变地区甚至改变省份，同时声称自己并非犹太人。对于外籍犹太人来说，许多人都带有浓重的口音，而且几乎不会说法语，隐藏自己的身份几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他们需要全新的身份、全新的故事、全新的过去。

孩子们更加困惑、更加健忘，他们不得不接受训练，以记住自己的假身份。[6]在儿童救援组织，年轻的社工负责与孩子们反复预演，以让他们记住假身份，直到孩子们对答如流：

“你叫什么名字？”

“菲利普·克罗谢。”

“重复一遍。”

“菲利普·克罗谢。”

“你的父亲在哪里？”

“他死了。”

“怎么死的？”

“他在轰炸时被炸死了。”

“在哪里被炸死的？”

“在里尔。”

“现在再来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及至1942年底，法国遍地都是假文件了。要获得假文件，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真许可。比如说，一张学校文凭，给它换张照片，这张学校文凭可以从准备挂失的人那里获得。这张文凭可以拿去市镇公所，作为办理其他所有遗失证件的基础凭证。然后，出生地可以从已知当地政府办公室被摧毁、政府档案也全部被摧毁的地区中选择。最重要的不仅是获得足够的、各种各样的佐证文件，例如学生证、结婚证、配给本，而且是足够自信，当你被警察截住的时候，你得满不在乎地把假文件亮出来。

友善的市镇长、印刷工、民政官员将会乐于发放文件和伪造证件，或者对其视而不见，他们是伪造证件的关键环节。但在此时，随着战争进入对犹太人最为致命的阶段，从最不可能的背景下浮现的造假大师就至关重要了，他们将为犹太地下组织服务，为初创抵抗网络服务，为教会服务，也为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服务。其中一个造假大师是18岁的医学院学生奥斯卡·罗索夫斯基（Oscar Rosowsky），他是一个卷发的俄国犹太人，会说俄语、德语和法语。[7]

奥斯卡的祖父曾经是里加（Riga）一位成功的橡木出口商，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祖父带着三个儿子以及其他家人迁往柏林。1923年，正是在柏林，奥斯卡出生了；他是家中独子，一家人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他们最初住在一套德国军官腾退出来的公寓里，然后住在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一套有六个豪华房间的住宅里。但奥斯卡的父亲是个赌徒而不是个商人，一家人很快流落到尼斯，父亲在尼斯的赌场里输了个精光，祖父留给父亲的财产也输得所剩无几。

偶尔，父亲时来运转的时候，奥斯卡会尝到桃子曼巴（Pêche Melba，这是一种桃子混合冰激凌的甜品）。与此同时，奥斯卡的母亲米拉（Mirra）学会经营时尚生意，在他们缩小到只有一两个小房间的家里开设女帽工作室，她找到客户来购买她制作的优雅小帽子，款式来自《时尚》（Vogue）杂志的内页，客户来自蓝色海岸地区富有的俄国流亡者。奥斯卡的父亲坐在咖啡馆里，读着报纸，构思着各种发财大计；奥斯卡则在旁边下着国际象棋。在夏天那几个月，定做帽子的需求减少，一家人就得饿肚子。奥斯卡那支昂贵的自来水笔也被典当了。他被送往久负盛名的帝国公园高中，加入犹太男子童子军。那是在1940年。意大利控制下的尼斯一片平和。那年夏天，奥斯卡通过了第一次中学毕业会考；第二年，他又通过了第二次中学毕业会考。罗索夫斯基一家看上去不像犹太人，他们从不讨论战争，家里也没有收音机。只有在反犹的贝当主义者和犹太男孩在操场上打群架的时候，奥斯卡才会意识到犹太身份法的存在。

麻烦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是，奥斯卡被拒绝升入医学院的更高年级，因为犹太人已被排除在外。为了找出路，他只能去一位维修打字机的机械师那里当学徒，那位机械师拥有维修省长办公室各种机器的服务合同。机械师外出维修的时候，奥斯卡就跟在师父旁边帮忙。奥斯卡的业余时间就在童子军队伍里打发；他喜欢童子军队伍的兄弟感情，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聊天，一起做各种事情。

9月底的某一天，当他从营地回来的时候，母亲告诉他，父亲被抓走了，而且彻底消失了；家里还有一封信等着奥斯卡，命令他前往一处专门为外籍犹太男子建立的劳动营报到。奥斯卡穿上童子军制服就去报到了。报到处的负责人同情他，就把他派到一家意大利企业，那里还给他煮茄汁蜗牛。

三周后，奥斯卡回到尼斯，第一次意识到他的犹太母亲置身于危险之中。母子俩决定一起前往瑞士，但由于母亲的假证件要通过俄国社区获得，当时还未准备好，奥斯卡只好先行出发。他抵达并穿越边境，但被瑞士警察抓获，并被遣返法国。当他回到尼斯的时候，发现母亲已被逮捕；因为在母亲前往瑞士边境的火车上，一名火眼金睛的检查员发现她的证件是假的。母亲随即被送往里韦萨特营地。

奥斯卡完全明白，他只剩下非常少的时间采取行动。他回到工作场所去清洗打字机，知道自己能够在省政府拿到空白的身份证表格。他偷到所需要的东西，在表格上填上母亲的姓名和背景等虚假细节，然后把证件寄往里韦萨特营地。奇迹般地，此举竟然奏效了。此后不久，他走在尼斯的大街上，竟然碰见母亲，她刚刚从营地里被释放出来。母亲足足瘦了25千克。当时是11月，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尽管理论上犹太人在尼斯还是安全的，因为此时尼斯是由意大利人占领和保护的，但奥斯卡知道，母子俩必须找到其他地方躲藏。太多人知道母子俩是犹太人了。

奥斯卡·罗索夫斯基

通过朋友，奥斯卡听说过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他决定去一探究竟。他倒了几趟火车，遇到一个住在勒尚邦一处民宿的熟人，对方送他到费伊勒弗鲁瓦，那里的新任牧师丹尼尔·屈尔泰（Daniel Curtet）同意帮忙。奥斯卡的母亲抵达费伊村，她化名为格拉博夫斯基（Grabowsky）小姐，假装是一个俄国流亡者的遗孀。她在阿贝尔旅馆（Hôtel Abel）住了几个晚上，然后搬到一处小公寓，在那里炖动物内脏和土豆。奥斯卡化名为让-克劳德·普卢默（Jean-Claude Plumme），住在巴罗一家的民宿，即勒尚邦的丽日旅馆。他仿佛回到了童子军生活，大约20名来自欧洲各国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不是，大家无话不谈。奥斯卡能够给他们带来围捕行动的消息，向他们描述那个把被驱逐的犹太人彻底吞噬的黑洞。每隔十天左右，他会以学习俄语为借口，去费伊村看望母亲。只有屈尔泰牧师知道他们是母子俩。

在丽日旅馆，通过介绍，奥斯卡认识了年轻的路易·德·茹热（Louis de Jouge），路易是塞文诺新学堂的学生，但他把更多时间花在抵抗德国人的计划中。通过路易，奥斯卡又认识了另一名犹太童子军罗歇·利莫维茨基（Roger Klimoviski），罗歇化名为罗歇·克里蒙（Roger Climaud），帮助高原上的犹太人寻找藏身之所。通过路易和罗歇，奥斯卡了解到，学校里的老师们正在使用原始的影印法制作假文件，还要通过唐斯村的文书局购买纸张和墨水。其中一位是学校秘书，名叫雅克利娜·德古德曼彻（Jacqueline Decourdemanche），她的前夫叫丹尼尔（Daniel）[8]，刚刚在巴黎作为抵抗分子被逮捕，并被德国人枪决。雅克利娜拥有雕刻铜版的漂亮手艺，还非常擅长花体签名，而这正是法国官僚机构最欣赏的。奥斯卡反正也无事可做，自愿来帮忙。他很快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他灵巧机敏、敏捷熟练、勤奋认真、头脑灵活。法国南方有大搜捕，北方也在追踪犹太人，边境被关闭，移民之路也被堵死，越来越多的人被逼上山区，被赶入高原。这些人都需要假文件。

使用绘图笔、墨水、印章、模板、绘图纸和一种特殊的胶水，奥斯卡能够迅速制作配给本、复员证、出生证、学校文凭、结婚证、狩猎执照和大学文凭。一张错综复杂的表格，他用一个小时就能伪造；如果是更简单的表格，他用15分钟就能做好。加热胶水的时候，如果你加热得太多，它就会滴出来；如果你加热得太少，它又会粘不上。20岁的加布丽埃勒·巴罗也来帮忙制作模板和印刷。她非常警惕，或者如她后来所说，非常机警，但她并不认为会有人会抓住他们的破绽。配给本形状和颜色各异，需要花费最多时间。让工作变得容易的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混乱，战争打乱了法国的民政服务系统，这就意味着警察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核查文件；实际上，除了少数几份表格在全法国有统一标准，其他表格都是形状、颜色、尺寸各异，取决于发放这些表格的省份。当需要花体签名的时候，奥斯卡就求助于雅克利娜。奥斯卡和加布丽埃勒经常要彻夜工作。

1942年11月11日，在第45列火车离开德朗西开往奥斯维辛、罗斯柴尔德基金救济院（Rothschild Foundation Hospice）的33名老年居民被拉去凑数之后，驱逐行动暂时停下了，这让人难以理解。但在高原上，几乎每周都有小火车带来更多的犹太家庭，也有更多孩子在马德莱娜·巴罗和马德莱娜·德雷福斯的安排下来到高原，孩子们将会见到德莱亚热夫人，入住梅氏旅馆，然后被农民们带走。[9]

在西马德组织和瑞士救援组织运营的儿童之家，以及在埃米尔·塞什运营的苏莉阿姨之家，犹太孩子和法国孩子继续混杂在一起，以便更好地隐藏犹太孩子，此时从平原和城市来到高原的法国孩子比战争爆发前更加吃不饱、更加不健康，孩子们又高又瘦，出现了佝偻病的早期症状，在学校里也很难集中注意力。犹太孩子能够在大街上行走，因为他们与其他孩子混杂在一起。犹太成年人就只能待在屋里，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他们也感到，他们的胡格诺派或者达比派房东早已习惯沉默不语，而这正好能够保护自己。所有人都意识到，没有必要知道太多：谁是犹太人，他们躲在哪里。格拉迪丝·马伯后来说道，在塞文诺新学堂，她会尽可能避免了解学生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直到战争结束后，她才知道一位亲密的教师同事曾经是犹太拉比。

高原上的孤独感和安全感来自其偏僻的位置和不便的交通，毕竟只有勒福雷捷医生和埃米尔·塞什拥有小汽车，前者是为了闲逛，后者是为了收集食物，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当地人都未曾走远，而且他们都没有交谈的传统。当游历多国、经历复杂的特罗克梅和泰斯讲道的时候，当他们在境界开阔的布道词里提及国际事务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对很少离开出生地的人们讲话。罗贝尔·厄巴尔（Robert Ebart）一家拥有一处距离勒尚邦六千米远的农场，据他后来所说，在整场战争期间，他都很少出门，最远就是来到勒尚邦，而且他从未见过德国人。[10]作为一个小男孩，他见到过来自平原的“买菜游客”，游客们每逢周末就来寻找黄油和鸡蛋；他知道树林里有个山洞，山洞里藏着人；他也知道班上有些孩子有点奇怪，但他不知道那些孩子为什么有点奇怪。他没有问，也没人答。他会说，他的父母也并不健谈。

抵达高原的难民会惊叹于把居民团结在一起的“叛逆精神”，医生、教师、牧师、农民，即使他们一言不发，即使许多人只知道彼此的名字，他们仍然团结一致。达比派家庭从一开始就乐意把犹太人隐藏在他们孤立的农场里，把他们隐藏在许多亲戚和孩子中间，然后继续过着他们有序、独立、沉默的生活。在校长达尔西萨克鼓励下举行的幼年童子军和童子军会议上，孩子们重演卡米撒派的英雄传说，他们唱着叙事诗歌，赞美坚守要塞的胡格诺派对抗国王的龙骑兵。当特罗克梅发出消息，告知《圣经》研讨班的人们下周要讨论的内容时，这些消息是写在明信片上的，而明信片的图案就是康斯坦茨塔楼里的玛丽·迪朗。[11]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加浅显直白，特罗克梅经常在明信片底部注明“抵抗者”。每当大雪降临，让人们觉得更加孤独和安全的时候，难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抵达了一座小岛，而非已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的组成部分。

《山区回响》是一份人人在家阅读的新教报纸，在维希政府统治的头两年，这份报纸也曾经虔诚地歌颂贝当的宣告，哀叹法国的道德崩溃，通篇都是反对酗酒、呼吁牺牲和责任的腔调。对于迫害犹太人等时事则不置一词。但在此时，随着这份报纸的新主编、唐斯村的牧师罗兰·莱纳特（Roland Leenhardt）到任，欢欣鼓舞的“元帅主义”被收留陌生人的劝诫取代。1942年12月，报纸上首次出现“抵抗运动”这个词：耶路撒冷的500圣经圆环被比喻为以勒尚邦为“核心”的圣经12支派，勒尚邦成为抵抗运动的核心。

然而，准确地说，抵抗运动可能采取的形式会形成一股让人尴尬的潜流，让人们在和平主义问题上出现分歧。当泰斯和特罗克梅继续倡导绝对非暴力的时候，在更加武断的年轻人中间开始出现讽刺的声音，他们怨恨特罗克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整个教区，而并不在意自己的观点是否会伤害人们的感情。他们讨厌特罗克梅不仅自视为牧师，而且自视为整个社区的领导者。因此无可避免地，当需要有所作为的时候，总会有人问：“让我们听听特罗克梅牧师怎么说？”然而，这个总是自我怀疑的人，这个渴望做点好事的人，他的记事本里写满了焦虑和不确定，他的态度也摇摆于坚定与动摇之间，同时发现很难找到折中的方法。整个村庄的人们都记得，当特罗克梅准备讲道的时候，会众当中有一位妇女，她把幼子独自留在家中，因此想要从教堂里偷偷溜走，而特罗克梅却恼羞成怒。而且，特罗克梅与前任村长吉永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融洽。吉永继续往返奔走于高原与日内瓦之间，带来假文件、书信以及供养儿童之家的资金。在表面的和谐之下，紧张和分歧正在酝酿。

战后公开的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的档案清楚地表明每个人都知道吉永就是“夏尔叔叔”，他被注明是犹太人的帮助者和假文件的制造者。为了把来自犹太人联合会的资金从瑞士带入法国，他不得不起用一位秘书和老友，即一位打扮成老太太的妇女，假装到边境去走亲戚。那位妇女很快就与阿讷马斯（Annemasse）的边防警察混成熟人。有一天，当她的袋子装满钱的时候，一名爱开玩笑的边境守卫问她：“小姐，你今天带了多少钱呀？”她答道：“几百万呢。”然后双方都开怀大笑。

勒福雷捷医生很少掩饰他对德国人的感觉，也意识到自己在嫌疑人名单上，但他并不在乎。他在日记中写道：“医生的使命就如同不发言的政府部门，一个沉默的举动足以表明一个人的信仰。”勒福雷捷的第一个儿子让-菲利普（Jean-Philippe）生于1940年；第二个儿子贝尔纳（Bernard）生于1942年11月，正好是德国人横扫法国南部的时候。

秋天到来的时候，马克斯·利布曼也来到高原与汉娜会合。11月，马克斯得知母亲已被逐出居尔营地。马克斯曾经住在一座由正统犹太男性童子军运营的农场，但他越来越觉得孤独，因为他缺乏宗教虔诚，而且他知道汉娜就躲在高原，所以决定去找汉娜。马克斯不确定汉娜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去找汉娜，因此他站在勒尚邦附近的路边，刚好有六个少女欢快地跑过。马克斯吹了一声口哨，她们就停下来了，其中一个少女就是汉娜。

他们没有多少时间相聚。马克斯此时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他可能会被抓捕，可能会被驱逐。汉娜带马克斯去见米雷耶·菲利普，此时米雷耶的丈夫、前社会主义众议员安德烈去了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暗语，人们知道安德烈已经安全抵达，他已经越来越卷入藏匿犹太人的行动中。[12]米雷耶问汉娜：“我们能够信任他吗？”夜幕降临，马克斯被安置在一处达比派农场的干草棚里，那里距离勒尚邦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据说警察在森林里寻找他。农夫在马厩上方的地板中间凿了个洞用作厕所。马克斯只有在天黑之后才能从他藏匿的地方出来活动，屋子里的书籍就只有《圣经》。四周之后，当他觉得自己已被人彻底遗忘的时候，收到了汉娜传来的消息。计划已为他制订好了，他将会跟另外三个十几岁的男孩一起前往瑞士。马克斯在米雷耶·菲利普家里待了一个晚上，然后他只带着化名为夏尔·朗（Charles Lang）的证件，没有带其他东西就上路了。离开之前，他与汉娜可以独处几分钟。两人都同意，汉娜应该尽快追随马克斯的脚步；两人彼此约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活下来，不会变成死难者。马克斯知道他的父亲刚刚在尼斯被逮捕。两人的母亲都已被送往奥斯维辛。两人拥有彼此，已经是他们仅存的生存意义了。

1942年冬天，德国人首次前来。在此之前，都是法国警察和宪兵独自巡逻这个地区。有一天，法德关系法国服务团（Service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s）来到勒尚邦，这是许多个通敌组织之一，来者宣布，要为德国军官准备80个床位，为名单上的人准备90个床位，名单上都是在东线战场上挂了彩的伤兵，这实际上是强制征用。为了恐吓勒尚邦人，给村民一个下马威，这帮人征用了主街上的利尼翁旅馆（Hôtel du Lignon），此地距离广场不到100码，就在埃米尔·塞什的苏莉阿姨之家旁边，此时苏莉阿姨之家住了十几个犹太孩子，他们跟同样数目的法国孩子混住在一起。从卧室的窗户里，五岁的马德莱娜·塞什可以直接看见露台，德国人在那里做运动。马德莱娜能够听见他们讲话。

在苏莉阿姨之家的埃米尔·塞什与索朗热·塞什，马德莱娜是前排左手边的那个小女孩

不久之后，进出勒尚邦的道路就充斥着行军和唱军歌的声响。当勒尚邦人躲着他们，在他们出现的时候赶紧躲开，德国人却认为，法国人明显不懂欣赏音乐。勒福雷捷医生是其中一个拒绝谨言慎行的人，每当看见德军士兵在广场上开音乐会，他就大声按车喇叭。有那么一段时间，拥有收音机的村民害怕德军士兵无意中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法语广播，然后向上报告。但那些德国人似乎想要表现得友善一些，他们言行举止良好，极力避免被送回东线战场；当他们表现出对外国人和难民问题没有丝毫兴趣的时候，勒尚邦人才开始觉得放心。村民们继续听收音机，蜷缩着抱着机器，等待着熟悉的、贝多芬作曲的开场音乐。有一天，一名德军士兵无意中听到一个男孩小声抱怨“该死的德国鬼子”，他猛地拽着那个男孩的手臂，大声说不，不是“该死的德国鬼子”，而是“很好的德国人”，他命令那个男孩不断地重复“很好的德国人”。

这场高原战争的最奇怪之处，莫过于所有德军士兵都住在村庄的最中心地带，但他们明显没有意识到他们受到犹太孩子的四面包围。

巴克与其在勒皮的省政府那帮手下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12月，巴克问费伊村的警察安德烈·奥萨尔（André Haussard），是否能在高原上那些私人住宅找到十名成年犹太人。当时的巴克到底在想什么呢？巴克所指的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拘留，已经不得而知了，人们也不知道巴克这样问的动机是什么。唯一清楚的是奥萨尔的回答。奥萨尔告诉巴克，据他所知，高原上没有犹太人，由于当地旅馆没有取暖设备，而且食物短缺，把任何人送到那里都不是什么好主意。从档案里得知，奥萨尔这样说真的很正常，他在战后被授予勋章，以奖励他替犹太人所做的工作，其实他早就知道藏匿行动正在进行。那么奥萨尔与巴克是心照不宣的盟友吗？

在临近圣诞节的日子里，高原上下了很大的雪。孩子们坐上平底雪橇，以惊人的速度滑过冰封的轨道。马德莱娜·塞什害怕这些下雪的时候，因为她要背着15升牛奶回家，会深深陷进雪堆里，她的双脚冻僵了，脚上穿着的木鞋根本就不保暖。每天早上，当她醒来的时候，在她卧室窗户内侧的玻璃上总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碴。

在长老会堂，绰号叫“吉斯帕”（Jispa，源自“在仁爱的和平中全身心地服务”这个法语句子）的爱丽丝·雷尼耶（Alice Reynier）前来帮忙，她是一名护士学校教师，参加过新教妇女的波美侯会议，在会议因为缺少食物和供暖设施而结束之后，她来帮助玛格达，当时玛格达几乎已被每天干不完的任务压垮了。[13]吉斯帕非常矮小，温和而又干练；她长着一张线条并不分明的圆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头像男孩子那样的短发。玛格达最初还为她感到担心，因为她太过虔诚了，但玛格达也渐渐喜欢她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吉斯帕迅速成为“小妈妈”（petite maman），就像特罗克梅和玛格达的妈妈，两人自小都失去了母亲；吉斯帕还像内莉及其兄弟们的祖母。吉斯帕帮忙记账，帮忙做家务，帮忙照顾教区居民和难民，她有时会带很多人来餐厅看望特罗克梅。内莉后来会说，吉斯帕为这个“脾气火暴”的家庭注入了安定感和秩序感。村民们把吉斯帕比喻为“长老会堂的马大”。

特罗克梅从未如此忙碌。塞文诺新学堂已经容纳了300名学生和30位老师，已被迫拒绝部分人的入学申请；在这300名学生中，有20人将来会成为牧师，他们此时担任班长，带领大家读《圣经》。安德烈·特罗克梅在给兄弟罗贝尔的信中写道：“我们办学太成功了。”学校安排了《圣经》集会、唱诗班、布道词写作、探访患病教区居民等活动。教区的规模大得惊人。特罗克梅和玛格达都累坏了；特罗克梅还要承受剧烈背痛的折磨，每当工作过多的时候就背痛发作，而玛格达则日渐消瘦、脸色苍白。但孩子们都很开心，他们“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受益终身的课程”，既是因为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的戏剧化生活，也是因为居住在高原上的这些了不起的男男女女。

特罗克梅告诉罗贝尔，内莉这时候还不算漂亮，但女孩子长大了可能会越来越漂亮，她已成为幼年童子军的热心领导者了。她既“坚毅顽强”又勤奋认真。让-皮埃尔长得很快，是个哲学家、音乐家、阅读者和富有魅力的人。雅克是个梦想家，用安德烈自己的话来形容（尽管有点尖刻），这个男孩“有点俄国贵族的气质”；丹尼尔已经五岁了，但在家里还是个婴儿，他讲求实际、个性沉稳，就像家里的“仓库管理员”，知道所有的东西放在哪儿。他们刚刚避免了另一种“严重危险”。一个精力旺盛的新来者提议开设一个电影院。特罗克梅设法破坏这个计划，他害怕腐化堕落的娱乐，于是说服教区委员会，自行购买放映机，并把放映机安装在教堂的附属建筑里，放映积极向上的电影。新来者的许可证申请则被驳回。

1942年圣诞节，玛格达用蜡烛把家里装点一番，她把土豆切成两半，用红纸覆盖，在里面放上蜡烛。孩子们每人表演一样乐器，就像往年一样，同时演唱歌曲和圣诗；特罗克梅弹奏手风琴。在教堂里，巨大的圣诞树下悬挂着给孩子们准备的小礼物，他讲述一个寓言，把《圣经》故事融入现代时事。在前来参加聚会的会众当中包括许多躲藏起来的犹太人，其中有些人试图把特罗克梅传递的信息，即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与犹太人所受的迫害联系起来。但对他们来说，这种联想毫无意义。

* * *

加缪正在勒帕内利埃旅馆伏案写作《鼠疫》，他感到孤独，通过笔下受困在奥兰的房客的视角，可以感知到在高原上被放逐和孤独的感觉，他渴望春天到来。他感到好奇，有可能“既安享快乐又遗世独立”吗？[14]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国家，冬天抹去了所有颜色，因为所有物体都被洁白宁静的大雪覆盖，所有芳香都被寒冷掩盖，那第一株春草的萌发，肯定就像对欢乐的期盼，就像各种感觉猛然复苏。”

[1] Burrin，France under the Germans.

[2]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Haute-Loire，562W51.

[3] Boulet，Cahiers de la Haute-Loire，2004.

[4] Zuccotti，The Holocaust，the French and the Jews.

[5] Bénédite，La Filière Marseillaise；Amicales des déportés d’Auschwitz，Marseilles，Vichy et les Nazis.

[6] Enfants Cachés MDLXXXV.

[7] 作者对奥斯卡·罗索夫斯基的采访。

[8] 丹尼尔是马伊·波利策（Maï Politzer）的情人，后者是《冬日列车》中230个女性之一，最终死在奥斯维辛。——原注

[9] 作者对马德莱娜·塞什的采访。

[10] 作者对罗贝尔·厄巴尔的采访。

[11] Trocmé papers.

[12] 作者对奥利维耶·菲利普的采访。

[13] Magda Trocmé papers.

[14] Camus，Carnets：1942-1943，p.26.

第九章 未掩鸡笼

几乎就在圣诞节过后，高原上犹太人的运气就开始转变了。省长巴克派遣一名督察来到勒尚邦，监视花丘和罗什之家，刺探“犹太难民的活动”。利奥波德·普拉利（Léopold Praly）是个新教徒，他的外表像个农民，渴求出人头地，是个看上去和蔼可亲的23岁年轻人。他在主广场旁边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并在主广场附近的小旅馆阿卡西亚客栈（Pension des Acacias）包下了几个房间，但他耗费大量时间闲坐在咖啡馆里，与那里的女孩们打情骂俏。在这温和友好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别样的心机。在咖啡馆里，普拉利打听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不久之后，普拉利就向巴克汇报，说达尔西萨克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非常可疑”的人物，实际上山区里很多新教徒都很可疑。有一天，普拉利在大街上遇见特罗克梅，他评价道，此人完全知道罗什之家是“犹太人和叛国者的危险巢穴”。[1]当特罗克梅训斥普拉利，说他是个间谍的时候，普拉利回应道：“你和我都只是各展所长讨生活而已。”普拉利迅速命令所有犹太人出来登记，不久之后，他打听到，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塞尔日·沃维勒（Serge Vollweiler）藏匿在瑞士救援组织在费多利的房屋里，普拉利迅速赶到并将其逮捕。房屋里有个机灵的厨师，他在塞尔日收拾行李的时候给普拉利泡了一杯咖啡，塞尔日趁此机会跳窗逃跑，消失在树林里面。

普拉利在勒尚邦才待了几个星期，就交了一个女朋友；他在高原上明显存在交友焦虑。在这个故事里，这个非常年轻的督察同样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尽管他被人们视为恶棍，但后来有人声称，他也参与过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马伯小姐是个精明的观察者，通过普拉利的女朋友认识了普拉利，她始终相信普拉利没有什么坏心眼。

普拉利（最左）和一群朋友在勒尚邦郊外的田野

在普拉利有机会展现其本色之前，德国人在新占领区对犹太人发动了突然袭击，让犹太人的处境更加危险。

马赛长期以来都是维希政府和德国人心头的大问题。法国沦陷以来，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巴黎和法国北部，安顿在富有吸引力的马赛旧港及其周边地区，因为那里有许多古老的、隐秘的地下通道，还有很多横街窄巷，人们洗完衣服就晾晒在房屋之间。这让游客想起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犹太人的逃难之旅让战前生活在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的奥地利和德国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与为数众多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亚美尼亚人和北非人混杂在一起，后者在这里生活多年，早就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及至1942年，大约有35000名犹太人生活和躲藏在马赛的教区里，让马赛像里昂那样成为拥有大量犹太人口的南方城市；其中略微超过半数是法籍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是15世纪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家庭的后裔，或者是被北非与法国本土之间的贸易吸引而来的犹太家庭的后裔。

1942年11月12日，德国人进入这座城市，德军驾驶着涂有纳粹万字符的坦克，在宽阔壮丽的拉卡讷比耶尔大街（La Canebière）飞驰而过，沿途经过交易所和大酒店。在此之前，马赛是一个活跃的文化中心，一个遍布戏院、音乐厅和学会的地方，戈洛·曼、瓦尔特·本雅明和马克斯·恩斯特都曾经在这里停留，希望能够获得签证和船票，从而离开法国。这座城市也曾经是许多福利组织的中心，这些组织的办公室占满了酒店房间和长租公寓。长期以来，尽管距离维希政府其中一处最大的拘留营雷米勒并不遥远，但由于开设在旧制砖工厂里的雷米勒营地还是等待出国许可和签证的中转站，因此马赛犹太人一度感觉自己是安全的。他们并未被要求佩戴黄色六芒星，法国是他们的家，绝大多数人自视为法国人而非犹太人。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受伤害的安全感还传递给了许多新来者，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觉得安全。唐纳德·劳里还在法国努力工作，以帮助流散各地的犹太人，正如他所观察到的，马赛“就像个未掩鸡笼，一只老鹰正在天上盘旋，越飞越低”。

劳里的担忧是对的。从1941年夏天开始，德国人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建立秘密情报机关，他们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充斥着德国所鄙弃的人群，“黑人……尤其是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横街窄巷里正好躲藏着他们想要消灭的人群。据他们所说，马赛是“反法活动之都”，“公开敌视”维希政府和第三帝国。许多右翼媒体对此附和。1942年10月，一名法兰西学院院士路易·吉莱（Louis Gillet）公开发表文章，提及“这个罪恶和死亡的帝国”，并问道：“从这些区域里除掉这些遍地流脓的渣滓，让这座城市重获新生，将会意味着什么呢？”

他的答案很快就会揭晓。1943年1月3日，一枚炸弹在一所妓院里爆炸，炸伤了几名德军士兵，紧接着，另一枚炸弹在辉煌旅馆（Hôtel Splendide）爆炸，这座旅馆当时被德军征用，炸弹炸死了一名旅馆经理，炸伤了一名德国领事官员的妻子。城市马上进入宵禁状态。城市里贴满了宣布报复行动的海报。德国人接管了好几所小学作为营房。

1月22日早上，大约12000名从各个部队调来的法国警察，以及大约5000名德军士兵，全部被置于党卫队指挥官卡尔·奥贝格（从巴黎赶来指挥行动）的号令之下，准备彻底搜查整座城市。他们在大街上、酒吧里、餐厅里、电车上、巴士上截住路人，同时挨家挨户敲门搜查。40000份身份证受到检查，5956名没有证件的“不守规矩者”被逮捕，800家酒吧被关闭。“老虎行动”抓捕了786名犹太人——其中有570名法籍犹太人，许多人对种种迹象茫然无知，仍然相信自己是安全的——所有犹太人都被塞进涂抹着黄色大卫之星的火车，直达巴黎，以备驱逐。在大搜捕期间，又有1642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弗雷瑞斯（Fréjus），在冰冷刺骨的户外等待最终的命运。至于那些被第52列和第53列火车押送到索比堡（Sobibor）的人，全部有去无回。

但这只是开始。由于害怕英美盟军在地中海沿岸登陆，德国人决心让抵抗分子没有潜在的藏身之地。2月1日，在逐间房屋、逐条街道清理完马赛旧港之后，德国人带着坦克和爆破队层层推进。在接下来的17天里，德国人爆破了整个区域，摧毁了大约2000栋建筑物，留下了14公顷的断壁残垣。

其中一个目睹马赛旧城被毁的犹太人是13岁的男孩吉尔贝·尼扎尔（Gilbert Nizard），他每天爬上马赛圣母院的穹顶，看着建筑物被摧毁。[2]

吉尔贝及其父母不仅自认为是法国人，而且自认为是贝当主义者。他们喜欢那位英雄元帅的演讲，并未因为犹太人遭受的灾难而指责他，宁愿相信德国人以及贝当身边的人（比如赖伐尔）应该为此负责。作为好法国人，他们在每一方面完全融入法式生活，因此他们感觉自己是安全的，发生在无助的外籍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吉尔贝的父亲叫阿尔芒（Armand），他于1907年从突尼斯来到马赛，还带来了两个兄弟阿尔贝（Albert）和西蒙（Simon），以及他们的母亲；而他们的父亲之前已经去世。这三个年轻人既有胆量，又肯苦干，很快就经营了一家获利丰厚的进口公司，从法国殖民地进口蔗糖、咖啡、可可和辣椒。

在马赛，阿尔芒邂逅了贝拉·韦伊（Bella Veill），她从斯特拉斯堡来到法国。两人于1913年结婚，生育了九个孩子，所有孩子都出生在圣母院大街46号的家族大宅里。吉尔贝排行第七，在他之后还有两个弟弟。安德烈（André）是长兄，协助父亲工作，马松娜（Marthonne）和苏珊（Suzanne）同样协助父亲工作，直到苏珊于1939年结婚并移居阿维尼翁（Avignon）。除了布朗谢特（Blanchette）结婚后移居葡萄牙，整个家族都生活在马赛的家中，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家里有四名侍女。即使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让尼扎尔家族财富缩水，他们仍过着吃喝玩乐的日子，当逃离第三帝国的德国犹太人来到马赛的时候，他们也照样向同胞敞开大门。

阿尔芒·尼扎尔和贝拉·尼扎尔，以及他们九个孩子中的七个

维希政府统治的头两年还算太平无事。尼扎尔这个姓氏听上去也不像犹太姓氏。年幼的孩子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上高中，他们在学校里唱《元帅，我来啦！》。阿尔芒继续给贝拉购买价值连城的珠宝。作为九个法国孩子的母亲，贝拉获得了家庭勋章（Médaille de la Famille）。安德烈在战争爆发时参军，在复员之前获颁带有棕榈树配饰的战争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从父母到孩子，他们都觉得身为法国人很安全；正如吉尔贝后来所说，他们当时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他们受到贝当的保护，即使阿尔芒的生意不得不挂靠在一个雅利安人的名下（阿尔芒有一个信得过的同事，愿意作为代持人），即使20岁的莫里斯（Maurice）被禁止参加医学期末考试。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想到要离开法国。难道他们不是法国人吗？难道安德烈不是获得勋章的战争英雄吗？配给制的确妨碍了他们过奢侈的生活，但在商店里买不到的东西，通常可以在黑市里买到。

发生在马赛老城的围捕和清理行动，在距离圣母院大街只有几百码的地方停下来了。但在摧毁港口之后，德国人仍未罢休。他们设立了更多的检查点，逮捕了更多犹太人。马赛突然流传着使人害怕的传言。日复一日，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入籍的幻象、法国大革命遗产的幻象，以及自由和博爱的幻象。

阿尔芒的弟弟西蒙娶了玛尔特（Marthe），玛尔特是一位古文物研究者的侄女，她没有生孩子，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有一天，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这对夫妇因为其犹太人身份而被逮捕，并被带到圣皮埃尔监狱，然后又被押上开往德朗西的火车，最终被运送到奥斯维辛。一切事发突然，毫无预兆，全家人的反应只是感到震惊。当他们惊魂甫定，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时，他们意识到都得离开马赛。苏珊及其两个幼儿在阿维尼翁被短暂扣押，但随后被释放，他们决定前往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声名在外的安全地带。16岁的米雷耶（Mireille）想去看望她的哲学老师，老师已经听说人们在谈论接下来的逮捕行动，极力劝阻米雷耶不要来学校。当天晚上，米雷耶在离开高中的时候被警察截住，并被检查身份证；米雷耶被允许离开，但与她同时被截住的朋友雅克利娜（Jacqueline）却不被允许离开。雅克利娜受到了驱逐。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大概7点钟，德军翻译官穆勒（Muller）按响了尼扎尔家的门铃。他说他是“带着善意”过来的，为的是提醒这家人此时正处于危险之中。穆勒带着一把左轮手枪，离开的时候，他带走了贝拉藏在亚麻布橱柜里的11万法郎。两天后他又来了，带着两名德军士兵，这次明显就没有那么友善了。这次他带走了贝拉璀璨夺目的珠宝珍藏，这些珠宝原本是保存在她卧室的梳妆台里的。尼扎尔一家都认为，他们不能再等了。吉尔贝还记得，他们收拾了堆积如山的行李，并把贵重的绘画藏在堆放煤炭的地下室里，但他们在匆忙之中抛弃了重要的撒克森蓝陶瓷珍藏。阿尔芒、贝拉和安德烈去尼斯，去看看能否取回一部分钱。四个更年幼的孩子由莫里斯照顾，他们直接前往高原与苏珊及其家人会合。

当尼扎尔一家抵达高原的时候，穿越松树和扁柏森林的小火车铁路已被大雪覆盖了，这大雪让加缪想起开花的扁桃树，一家人在费伊勒弗鲁瓦与苏珊团聚。这个村庄位于山顶，很聪明地自行改名为利尼翁河畔费伊村，这是为了掩盖原本那个非常准确的地名。这个地方异常寒冷，冰冷的山风从梅藏克峰直吹而下，在长达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积雪能够达到八米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费伊及其外围的农场和村落将会成为避难者的天堂。

费伊村是高原上的商业中心。如果说勒尚邦占据了客栈民宿和儿童之家的市场，那么，费伊，这个盖满了灰色花岗岩房子、贴满板岩外墙砖、阴沉沉的建筑偶尔才有铁艺装饰阳台的地方，却是人们购物和聚会的地方。费伊村有6间肉店、3间面包店、11间杂货店，以及惊人的33间咖啡馆；而在农村日历上记得密密麻麻的赶集的日子里，从上卢瓦尔省和阿尔代什省各地赶来的人们来这里购买工具、农产品和家畜。在复活节的时候，在村庄正中央巨大的斜坡广场上挤满了羔羊和绵羊；10月，在远近驰名的马匹市场上，农民们买卖这些体形优美、吃苦耐劳的棕色动物，这些马匹长着独具特色的白色鬃毛，农民们使用这些马匹来犁地。就连德国人都对费伊村的马匹梦寐以求，他们来到此地寻觅良马。

在周围的农场里，人们饲养奶牛、猪、鸭子和鸡；人们自行制作黄油和奶酪，还用烟熏、盐腌等工艺制作火腿，以便在漫长的冬季熬汤和夹面包。费伊村的房子很少配备室内浴室，而且几乎没有电。费伊，就像勒尚邦、唐斯和马泽那样，拥有庞大的新教徒社区，而且在村民当中有许多达比派信徒。只要孩子们成年后与新教徒婚配，不同派别之间的结婚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当地的方言是古代欧西坦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物，被当地人广泛使用。尽管在费伊村的三所学校里孩子们都在学习法语，但绝大多数小孩子在六岁之前连一个法语单词都不会说。

20世纪30年代，费伊村成为大受欢迎的旅游胜地，游客从周围的平原来到高原，在阿贝尔的旅馆里住一个月；游客们在田野里徒步和攀登梅藏克峰，并在出色的餐厅里用餐，那里的名菜是鳟鱼，就在当地的河流里捕捞。战争爆发之后，游客们就少了，而且停留的时间也短了，但旅馆继续开门迎客，由阿贝尔夫人运营。阿贝尔夫人已经70多岁了，她的女儿莉迪（Lydie）也来帮忙。当城市出现食物短缺、配给制让许多人饿肚子的时候，人们便每周看见“买菜游客”，他们逐个农场寻找鸡蛋、黄油和肉。农民们如果有未在黑市卖掉的东西，或者有未被强制征用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以物易物。有一个头脑灵活的男人，他家没有鞋子穿，就把一长串香肠缠绕在身上，在外面穿上大衣，在大衣口袋里塞满包装好的肉，然后就乘坐小火车去圣艾蒂安了。他在圣艾蒂安与当地的鞋匠达成交易，用肉换几双鞋，他每次只取一双鞋，这样就能逃避检查了。

当吉尔贝和兄弟姐妹们来到费伊村的时候，他们发现苏珊及其家人与阿尔贝·埃克斯布拉亚（Albert Exbrayat）在一起，阿尔贝在村口拥有一家汽车修理厂。阿尔贝的母亲玛丽（Marie）在主广场经营一家五金店，她在那里销售农民妻子熬汤时使用的大锅，还卖各种工具、盒子、器具和犁头，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她就把货物摆到店门外的大街上。玛丽是个令人敬畏的妇女，身体硬朗，头脑精明，矮小粗胖，讲话不多，而且只说方言。她曾经给村里引进一台玻璃切割机，她的客户可以根据家里的窗户丈量和定制玻璃。费伊村大小事务都少不了她的参与。在她的店面楼上有一套大公寓，她和家人就住在那里。埃克斯布拉亚一家是新教徒，信仰虔诚，而且确信藏匿被维希政府和德国人追捕的犹太人是正义之举。

尼扎尔一家在村长沙佐（Chazot）经营的小旅馆里住了一段日子，沙佐对村里的大小事务也很热心。在玛丽·埃克斯布拉亚的帮助下，他们又从旅馆搬到广场上吉朗（Girand）家的两层房子里，那里更加安全，因为那栋房子的二楼后面直通一条小街。他们很快等来了贝拉、安德烈和阿尔芒，他们有惊无险地在瓦朗斯躲过追捕。莫里斯开始运用他的医学技能帮助左邻右舍；贝拉、马松娜和米雷耶收拾房子，男孩子们都去上学。米雷耶继续通过书信学习，而莫里斯教她体育和化学。

尽管生活清贫，但尼扎尔一家还是忙碌且快活的，除了阿尔芒，他发觉自己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显得愚不可及，于是他写信给他的副手，副手目前正在马赛运营他的生意。尽管犹太人藏匿在费伊村里里外外的房子里，而且大家都谨小慎微地避免与人交往，但大家都知道不断有逃难的人流通过阿尔贝的旅馆涌入费伊村，而埃克斯布拉亚家的亲戚埃斯特·菲雷（Esther Furet）也收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那个家庭的部分成员住在村外的农舍里，在马槽上方有一扇活门，可以通向房梁上面的隐秘空间。干草堆隐藏着另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安全空间。面包师罗贝尔（Robert）先生的儿子刚刚从德军设立的战俘营里逃出来，他也是安全屋的积极组织者。

抵达费伊村的犹太人可能并不知道，当地新上任的年轻牧师非常崇拜博埃涅，而且早已下定决心尽可能多救人。[3]丹尼尔·屈尔泰才25岁，是一位来自沃多瓦的牧师的儿子。当他听说高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再加上他讨厌瑞士的孤立政策和中立政策，他就主动申请到费伊村担任牧师，他小时候曾经在此度假，因此知道这个地方。丹尼尔是个瘦弱而俊俏的男子，戴着一副非常圆甚至可以说非常大的眼镜，留着波浪卷的黑棕色头发，后脑勺却剪短并梳成直发。他为人温和且幽默，丝毫没有他某些古板同事那种严肃劲儿。他说话语速很慢，同时认真聆听别人讲话。屈尔泰并不是那种性格自相矛盾的人。

1942年10月底，屈尔泰抵达高原，他立即写信给父母，形容长老会堂里有多么寒冷，他的教区有400名新教徒，分布在16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信徒们给他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他们的生计完全指望他们饲养的奶牛，还得指望天气、收成、食物、配给、战争。屈尔泰天生好学，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担心如何向信徒们念足够简单又直接的布道词。但他也说过，这反过来或许有助于他思维清晰地思考问题。在接下来的13个月里，他给父母写了45份信件和明信片；其中15份信件和明信片上面有书信审查官的蓝色笔迹。

安顿下来之后，屈尔泰出席了高原上新教牧师的每月例会，牧师当中有六个瑞士人、五个法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除了勒尚邦村的特罗克梅和泰斯，还有唐斯村的莱纳特、蒙布扎村（Montbuzat）的贝松（Besson）、德韦塞村（Devesset）的莫雷尔（Morel）、里乌村的贝泰（Bettex），屈尔泰跟所有牧师都迅速成为朋友。再加上逃难而来的牧师，此时高原上已有24位牧师。屈尔泰发现，这些牧师已经形成一个活跃的系统，他们随时就位，帮助藏匿难民；他们留有暗号，每月定期更换，此外还有电话和书信中使用的暗语。屈尔泰很快就成为暗语大师，他从《圣经》里寻找合适的段落，而且在他写给父母的书信里面就有很多既得体又幽默的暗喻。屈尔泰的父亲也是牧师，因此他知道父亲能够毫不费劲地读懂这些暗喻。

屈尔泰最早遇到的是奥斯卡·罗索夫斯基及其母亲，奥斯卡的母亲仍然为失去丈夫而感到非常悲痛；母子俩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母子关系告知屈尔泰。屈尔泰意识到，阿贝尔夫人及其女儿莉迪，以及面包师罗贝尔先生都是知情者，而且他可以在教区居民中得到可靠的帮助，尤其是那些达比派信徒，他们有谨言慎行、保持沉默的习惯，屈尔泰很快就变得钦佩和依赖他们。屈尔泰说过，达比派信徒是最虔诚又最可靠的。罗贝尔先生还是教区委员会的副主席，是屈尔泰唯一决定对其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人，因此如果罗贝尔先生突然被逮捕，就必须有人来顶替他的角色。

然而，暗语也是需要好几次试错才能完善的，屈尔泰的第一次尝试就很糊里糊涂。他有一次前往雷瓦斯特雷（Les Vastres），那是他的教区里的一处村落，当时他是去接电话的，因为他的长老会堂里没有电话。电话是贝松牧师打来的，当时屈尔泰与贝松仍未认识，贝松在电话里大声喊道：“你能听清楚我说话吗？”屈尔泰回答道：“能听到，很清楚！”那时候屈尔泰还不知道，贝松这句话其实是指这通电话很重要。贝松说：“我要寄一本书给你。”这句话让屈尔泰一头雾水。屈尔泰问：“什么书？”贝松懊恼地叹了口气说：“一本《旧约》，你这个傻瓜！”书，需要运送的书，需要放进图书馆的书，其实是指新近抵达的犹太人，他们需要被安排到落脚的地方。

不久之后，屈尔泰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继续研究基督徒的名字（《马可福音》13：14），我找不到汉斯这个名字；另外，我的藏书就像大家长的12个孩子那样日渐增加，我愉快地发现，我的教区居民和达比派信徒相亲相爱。我还找到一些‘雪地里的埃涅阿斯’，甚至一些‘犬只分类目录’。”《马可福音》13：14指“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汉斯”指德国人；大家长的12个孩子指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雪地里的埃涅阿斯”是指巴黎难民，“犬只分类目录”是指奥地利人，只不过是把单词倒过来写。在接下来的信件里，“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马太福音》15：24）指躲起来的犹太人；“瓦斯特雷的代表”指雷瓦斯特雷那位友善的村长让·布伊（Jean Bouix），“他很喜欢这类书”和非常“擅长照顾羊群”；“魏斯峰的人们”，魏斯峰是瑞士一座山峰的名字，那座山峰的绰号是“宪兵”，暗指法国地方警察。屈尔泰的父亲是一位登山家，他当然知道其含义。

1943年1月，屈尔泰留意到尼扎尔一家抵达此地，他写道：“今天我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地方，存放我那些《旧约》的复本，有五本明天就得送出去，我尤其为我的教区居民感到自豪，他们展现出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痴迷。这个特殊版本是在马赛一家出版社印制的。他们似乎印了好多。”

屈尔泰精心编造的暗语有多大的必要性，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但这给了他巨大的愉悦，而且让他觉得有必要向父母复述在高原上发生的事情。屈尔泰个性温和、不论人非，他是个敬业且勤恳的牧师，下雪的时候，他从长老会堂滑雪到遥远的教区居民家里，全然不顾突如其来的阵风沾湿他的眼镜、冻住他的睫毛；雪融了的时候，他步行或骑车穿越泥泞。他热爱徒步和运动，热爱崎岖不平的高原。为了养活人数不断增加的、躲起来的犹太人，屈尔泰与雷瓦斯特雷的村长布伊紧密合作，屈尔泰用从罗索夫斯基那里拿来的假配给本来换村长手里的真配给本，村长对此毫无怨言，而且村长说，自己的上司也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布伊既是老师，也是农民，更是高原上的名人，他供养着所有凭借假证件来到其辖区内的犹太人，把这视为自己的使命。一个13岁的牧羊男孩是布伊的信使，在夜里为布伊和罗索夫斯基传递假文件，而且不论刮风下雨。这个牧羊男孩名叫保罗·马约拉（Paul Majola）。

每当屈尔泰把人们隐藏在长老会堂的时候，阿贝尔夫人总会送来大桶的汤。后来，当人们谈起战争期间的种种往事时，阿贝尔夫人和莉迪被形容为“矜持、谨慎、和善的”。不久之后，屈尔泰就建立起一个帮助者的网络，人们负责接收、转移、隐藏、供养犹太人。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同盟者是费伊村的天主教本堂神父贝尔纳（Bernard），与高原上许多天主教徒一样，他们对犹太人施以援手的义举后来都被人无视了。屈尔泰最初拜访贝尔纳时，只是非常宽泛地谈论难民问题。但随着屈尔泰感受到那位本堂神父是个热心人，他便更进一步，与对方讨论在其辖区内隐藏犹太人。那位本堂神父会有何表示呢？贝尔纳回应道，这是个好主意，由于他预计屈尔泰在犹太人身上的花销相当不菲，他能否给屈尔泰100法郎，帮助承担他们的花销？

屈尔泰的教区居民很快就留意到，而且是以赞许的眼光留意到，他们的年轻牧师从来不会破坏当地的规矩，他很少会以“我认为”来开始讲话，他主动融入他们保持沉默、谨言慎行的文化，仿佛这就是他内心的本能。屈尔泰的儿子阿林（Alin）后来说，父亲从来不把自己视为“历史人物”。对于特罗克梅夫妇那种高调宣扬、大声说话、感情强烈、充满说教的方式，屈尔泰持谨慎且保留的态度。

到了积雪极深的时候，屈尔泰也依然坚持拜访他最遥远的教区居民，但他也抱怨，每次外出都得花费他至少两个小时，等到想要前往大约15千米外的勒尚邦的时候，由于积雪太厚，他根本无法使用滑雪板。每天晚上，他坐在冰冷的长老会堂里面，靠近火堆旁边，与“我的邻居丹尼尔”读哲学书籍。屈尔泰告诉父亲，他决定在费伊村多待几年，因为当地的新教徒见过太多来来往往的牧师，那些牧师都未能对人们“缓缓地打开心扉”。他开心地提到，在经常来听他讲道的会众当中，达比派与普通新教徒的人数已经大致相当。尽管他开始时有点孤独，但当他遇到一个来自图尔的年轻女子时，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这个年轻女子名叫苏珊（Suzanne），她的父亲在图尔尼（Tournus）拥有一家鞋店，她是来费伊村度假的。两人在早祷之后交谈，在图书馆里见面。不久之后，两人订婚了；屈尔泰告诉父母，她是“像珍珠那样难能可贵的未婚妻”。

丹尼尔·屈尔泰与苏珊·屈尔泰

有一天，两头“东方品种的山羊”（暗指来自奥地利）穿过大雪来到这里。正如屈尔泰对父亲所说，两头山羊似乎都很高兴找到了新的主人，屈尔泰则把自己房屋里的一个角落变成了羊圈。这其实是说，两名奥地利犹太人来找他，一位是画家施密特（Schmidt），另一位是历史学教授利普舒茨（Lipschutz），后者见证了他的父母和未婚妻在德奥合并后被处决。这次写信给父亲的时候，屈尔泰形容这两位是“密客”（tchekas），他这次使用了小时候在瑞士农村用过的方言，意指偷偷藏在家里的人。这两个男人在长老会堂的阁楼里待了三个星期，他们在屈尔泰的图书馆里看书，每天晚上，等到百叶窗被合上时，他们才从阁楼里下来，坐在屈尔泰的书房里。一天夜里，门铃响起。当屈尔泰起身去开门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那个前来送信的年轻女孩很可能已经无意中看到他的两位访客。当天晚上，屈尔泰领着他们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把他们带到农民博内（Bonnet）家门前，博内问都没问就把人领进门。第二天早上，博内驾着马车来到费伊村，出现在长老会堂前，来取两位访客的被褥。

由于保持沉默、谨言慎行是高原居民的本性，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弄清楚高原上有多少躲起来的犹太人，也不容易弄清楚他们躲藏的确切位置。然而，不久之后，屈尔泰的事迹，以及他所建立的帮助者网络，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一旦有一个家庭找到了通往费伊村的路，其他家庭就会接踵而至。1943年初，在大雪封山的几个月里，在厚厚的积雪让村庄与外界隔绝了好几天之后，当屈尔泰奋力突破雪堆，以便进行教区家访的时候，有几个来自罗阿讷（Roanne）的毛纺织工家庭开始踏上进山之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有三个法籍犹太人家庭生活在纺织业小镇罗阿讷，此地距离维希不远。[4]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有毛纺织工和棉纺织工为了逃避贫困和屠杀，从波兰和德国来到法国，进而被更好的就业前景吸引到罗阿讷这个忙碌而繁荣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是沾亲带故的，有些则是故交好友。作为一个社群，他们并不特别严守犹太教规，但他们的确受到锡安主义的吸引，热情地信奉犹太教的传统和文化。他们在工作中结成合作社，说意第绪语，庆祝犹太假期，并在庆祝期间纵情歌唱。“水晶之夜”过后，有更多的犹太家庭来到罗阿讷，他们更能意识到危险将至，但在战争爆发后，长达几个月的“假战”让人们觉得太平无事，尽管他们知道，在波兰，他们的亲戚已被关进犹太人隔离区。

定居在罗阿讷的92个毛纺织工家庭养育了许多孩子，孩子们白天在当地的学校里说法语，回到家里就说意第绪语，参加父母安排的童子军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时候也说意第绪语。这些家庭都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学校教育被视为决定孩子们前途的关键，不论孩子们将来去往何处。许多孩子后来会说，1940年至1941年的那个冬天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个快乐的冬天。

热妮·施洛斯（Genie Schloss）和利利亚纳·施洛斯（Liliane Schloss）是一对姐妹。她们的父亲马克斯（Max）在罗兹长大，19岁那年因为逃避波兰兵役而来到法国，他设法前往以色列，但在雅法（Jaffa）被英国人遣返，然后他定居维也纳，在那里成为毛纺织工，学会使用最早的毛纺织机器。很偶然的一天，他遇到一名法籍犹太人，对方在罗阿讷纺织公司工作。听说那里前景不错，他就带上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热妮，以及夫妻双方的所有家人，举家移民到了法国。那是在1930年，法国人需要波兰劳动力。利利亚纳生于1933年。马克斯及其妻子都在毛纺织机器上工作，编织套头毛衣。两个小女孩很开心，觉得自己是大家庭的成员；她们加入犹太童子军，外出露营，学会使用乐器和唱歌。她们后来都还记得小时候的音乐。1942年初，贝当视察罗阿讷，她们还以高涨的热情演唱《元帅，我来啦！》。

利利亚纳·施洛斯和热妮·施洛斯

但在德国人突破封锁线、占领罗阿讷的大酒店之后，没有人还会觉得安全。有传言说大围捕和个别逮捕将会迅速在逐个小社区展开。在学校里，法国孩子会在操场上对“该死的犹太人”发出嘘声。有一个毛纺织工人从他的新教徒牙医那里听说，在塞文山区的高原上有犹太人可以藏匿的地方。在拿到致特罗克梅的介绍信之后，马克斯决定让他的几个女儿坐小火车进入山区，住在其中一处儿童之家，那个地方叫月光旅馆（Clair de Lune），由一对无儿无女的西班牙共和派夫妇运营，位于一处距离勒尚邦不远的村落。热妮14岁了，她必须照顾九岁的利利亚纳，这是一个严肃的责任。她们保留了施洛斯这个姓氏，毕竟听上去像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还假装自己是曾经住在蒂勒（Tulle）的阿尔萨斯难民。

月光旅馆有十名房客，其中半数是犹太人。善良的西班牙经理教两个女孩如何滑雪，如何唱高原上流行的圣歌；但经理的妻子把姐妹俩视为贪得无厌的、不值得同情的寄生虫，因为她们消耗了夫妻俩已经少得可怜的食物，并在丈夫为姐妹俩生火取暖的时候对丈夫大吵大闹。她们吃过许多乏味的胡萝卜；走进勒尚邦的时候，她们会在蛋糕店前面停下来，盯着里面排成行的蓝莓挞。从房间的窗户里看出去，她们能看见那些德军伤兵在每天做运动的时候跑过旅馆。

热妮被送到泰斯那里，入读塞文诺新学堂，利利亚纳被送到达尔西萨克那里，入读小学。她们得到好心提醒，最好自称为新教徒，于是她们决定，在第一个周日去勒尚邦听特罗克梅讲道。这给了她们全新的体验。她们对特罗克梅的讲道印象深刻，而且为礼拜的仪式、漫长的静默、牧师强有力的发言深深着迷。非常偶然地，马克斯找到门路前往高原看望两个女儿。有一天，一队法德两国混编的警察联合执勤，他们来到民宿寻找难民。姐妹俩被吓坏了。热妮躲在房间的衣柜里，里面刚好挂着父亲的旧大衣，她知道大衣的口袋里有一份犹太日历。警察没有搜查那个房间就离开了，但在当天晚上，热妮和利利亚纳都被吓哭了。

1943年初，马克斯认为自己和妻子继续待在罗阿讷已不再安全。绝大多数犹太邻居已经离开，并躲藏在高原上的各个地方。夫妻俩带着一大包毛衣就上路了，希望一路上靠卖毛衣来凑旅费。夫妻俩到了格勒诺布尔，又从那里传递消息给两个女儿，让女儿帮忙在高原上寻找藏身之所。热妮虽然只有14岁，但她骑上自行车，四处探访费伊村周围的农场，挨家挨户敲门，想为父母寻找一个落脚的房间。在热妮冷得发抖、全身湿透、疲惫不堪的时候，一个农民的妻子吕埃尔（Ruel）夫人把她请进家门，让她坐在火堆旁边取暖，给她端来一碗热汤，并答应与埃克斯布拉亚夫人一起为马克斯及其妻子安排一个房间，房间将会在另一个毛纺织工人家庭楼下，那一家人是埃莱娜·格伦德曼（Hélène Grundman）及其丈夫，以及长女米雷耶（Mireille）。格伦德曼家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六岁，一个七岁，被送去埃斯特·菲雷家的农场，而他们家五岁的女儿被放在德拉吉尼昂（Draguignan）的孤儿院。

直到战争结束，吕埃尔夫人都在照顾施洛斯一家，为他们提供火腿、鸡蛋和黄油，并在他们需要彼此联系时为他们传递信息。通过奥斯卡·罗索夫斯基，他们取得了假冒为阿尔萨斯人的假身份证；他们认识了罗索夫斯基夫人和尼扎尔一家，并与他们成为朋友。由于德军士兵偶尔会把汽车开到阿尔贝·埃克斯布拉亚的汽车维修厂，而且会在修车期间在村里到处闲逛，因此他们很少在白天离开房子，但每逢星期天，他们都会上教堂。由于马克斯有副大嗓门，因此屈尔泰教他唱圣歌。在犹太赎罪日（Yom Kippur）当天，屈尔泰会为犹太人举行特别礼拜。施洛斯一家过得很节俭，他们靠卖毛衣补贴生活。利利亚纳和热妮还住在月光旅馆，只要她们有空，就会骑车过来看望父母。

高原上此时住满了从罗阿讷逃出来的毛纺织工人。吕特·戈朗（Ruth Golan）的父亲和丽塔·戈德梅耶（Rita Goldmayer）的父亲都是德国人，两人的父亲在柏林的时候已经是朋友了，两家人一起住在森林深处的一栋小房子里，房主是一位妇人，她已经搬出去与她的儿媳妇住在一起了。两个男人在农场里工作，照看奶牛，挖掘土豆；农民宰猪的时候，他们也能分到猪肉。鸡蛋和奶酪通常直接送到他们家门口。当这两家人太过紧张，不敢送两个女儿去学校的时候，塞文诺新学堂的老师每隔几天就来一次，给两个女孩上课。因为吕特和丽塔爱唱歌，她们就学唱圣歌，每逢星期天在教堂里演唱。人们告诉她们，如果在大街上看见陌生人，她们就大声唱“云雀，好云雀”（Alouette，gentille Alouette），这样人们就会以为她们是法国小女孩。

房子里面有电，但路上没有亮灯，尽管她们知道森林里住满了其他来自罗阿讷的家庭，而且他们躲在类似的农舍里，但黑暗把人们分隔开来，让人们感到压抑和危险。有一天，吕特从村里骑着自行车取面包，被两名德军士兵截住，对方要求她出示证件。尽管后来德军士兵抬手让她离开，但过了很久，她都忍不住全身颤抖。正如马伯小姐所说，尽管在表面上生活似乎还算安全，但每个人总是感到害怕。

罗阿讷的那些孩子都是孤独的，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只能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分开，与充满颜色、充满爱、充满喧闹的社区生活分开，他们深受新环境的孤独和艰苦的折磨。他们受到严厉的房东的训斥。战争结束多年以后，回想起那段经历时，他们想到的不是寒冷或饥饿，尽管他们当时每天都感到寒冷和饥饿，也不是停水或停电，而是他们长期难以适应的寂静，以及即使有人对他们说话，也只是在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没有感动，没有温暖。有一个女孩，当她独自寄居在森林里一户达比派信徒家里时才12岁，她记得她被迫学会独自生活，不依赖其他人，一旦她学会离群索居，就再也不可能对父母感到亲密了。她已经变了，变成另一个人；她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战后多年，在一篇学校布置的作文里，她再次写到那段日子，她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生命中爱的核心，以及当她发觉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那种巨大的悲伤。

许多躲藏在高原上的犹太人都很害怕，尤其是男人，他们无所事事，总是留心传到法国来的、关于犹太人在波兰悲惨命运的消息。他们知道许多亲人都已经消失了，尽管他们不知道亲人们去了哪里。马克斯总是为将来感到担忧，当他知道19岁的小姨子去里昂与未婚夫见面，结果却被警察抓走并被送到德朗西之后，他就更担忧了。

不久之后，一名在勒尚邦疗伤的德军士兵在利尼翁河游泳时溺水，他被一个来自塞文诺新学堂的西班牙男孩救起。脱困之后，那个德国人问道，作为回报，他可以为当地人做点什么吗？那天晚上，热妮和利利亚纳躺在民宿的床上，热妮问利利亚纳：“你认为他可以救我们的阿姨吗？”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阿姨已被押上第57列火车，送往奥斯维辛了。

[1] André Trocmé memoir，p.260.

[2] 作者对吉尔贝·尼扎尔的采访。

[3] 作者对阿林·屈尔泰的采访；另见丹尼尔·屈尔泰给父母的信件，私人收藏。

[4] 作者对吕特·戈朗、热妮·施洛斯、利利亚纳·海莫夫、丽塔·科布林斯基、米娜·塞拉的采访，私人档案。

第十章 致命之年

1943年是高原上的致命之年。

及至1月底，位于克莱蒙-费朗的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办公室已明确表示，他们决定揭露山区新教徒村庄里的“犹太人逃跑网络”。[1]在普拉利督察的协助下，他们开始汇总参与者名单，人们发现，普拉利督察每天晚上都在邮局处理大信封，向他在勒皮的上司寄送名单。名单上出现得最频繁的名字是夏尔·吉永，但大家都知道他住在瑞士。然而，名单上也频繁出现特罗克梅、达尔西萨克和泰斯的名字。普拉利声称，达尔西萨克是“犹太-戴高乐派环线”背后的活跃力量，这一环线在高原上从事“支持犹太人的宣传”。每周有好几次，普拉利都观察到达尔西萨克这位学校教师与其他人秘密会见，比如勒福雷捷和书店老板巴伯扎等人，他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密谋如何藏匿犹太人，帮助伪造假身份证。

2月13日晚上7点，玛格达正在长老会堂的厨房织毛衣，两名身穿制服的宪兵敲响大门，要求牧师出来见他们。[2]特罗克梅正在参加村庄集会，因此玛格达把他们请进书房。自从拉米朗那次不幸的、让人感到威胁的夏季访问以来，玛格达就一直等着这一刻的到来。特罗克梅回到家里，两名宪兵告知特罗克梅，他已被逮捕。特罗克梅建议他们吃完晚饭再走。玛格达和吉斯帕重新收拾好行李箱，很久以前，她们就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刻，因此早就收拾好行李箱，但最近牧师的干净衬衣不够穿了，所以行李箱又被打开了。科恩和贝尔特夫人，一个躲在阁楼，一个躲在地下室，玛格达告诉他们，保持安静，不要露面。两名宪兵似乎也很想放松一下，倾向于吃完晚饭再走。因为担心打扰四邻，他们坚持在逮捕特罗克梅的时候不要告知任何人。但事有凑巧，一名教会委员的年轻女儿不期而至，她来提醒特罗克梅，她父亲的生日宴会快到了。当她意识到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特罗克梅被逮捕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了。

1943年2月出奇地冷，高原上就更冷了。当特罗克梅在两名宪兵的陪同下从长老会堂出来的时候，外面只有零下十摄氏度，他们发现村民们在外面排成两列，沿着道路两旁一直排到广场，穿着木鞋跺脚，试图保持温暖。他们带来了小礼物，都是他们为特殊场合而储存的物品：一罐沙丁鱼、一块肥皂、一根香肠、一些古龙水，甚至还有一卷卫生纸。特罗克梅后来发现，他的教区居民们甚至在卫生纸上抄录了《圣经》的段落。村民们还带来几根蜡烛，当人们发现忘了带火柴的时候，两名宪兵自觉地把自己的火柴拿了出来。两名宪兵似乎对群众的和平集会松了口气，群众开始唱起路德的圣歌：“上帝是安全的堡垒，是可信的盾牌和武器。”特罗克梅后来写道，他当时甚至还觉得“扬扬得意”。“这是我一直以来等待的时刻，这是证明我的坚定信仰的时刻。”特罗克梅总是相信世界上存在善恶二元对立，双方为争夺地面王国而战斗；此时他相信“还有第三种力量，即愚昧无知的力量”。

从长老会堂出发，警察继续前进，首先逮捕了泰斯，他的反应很平静；然后逮捕了达尔西萨克，他从地下室逃到树林里，直到被警察说服的达尔西萨克夫人来劝达尔西萨克现身，因为如果换成德国人来抓他，那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了。特罗克梅有点沾沾自喜地注意到，达尔西萨克“害怕到冻僵了”，因为害怕丢掉工作和“斯文扫地”而“完全被吓倒了”。警察预计可能会出现麻烦，所以早就切断了村里的电话和电报线路。

他们被押送到唐斯村的警察局，然后被六辆警车组成的车队带走，车队下山后开往勒皮市的拘留所。他们被关进牢房里，但每个人的床铺都有被褥，受到的待遇还算文明。

第二天早上，所有彬彬有礼的迹象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被押上开往里昂的火车，然后转乘另一趟火车前往利摩日，接着被关押在圣保罗德约（Saint-Paul-d’Eyjeaux）营地，在那里受到宪兵上尉极其“粗暴”的对待。营地由好几排低矮的灰色木制营房构成，周围环绕着带刺铁丝网，关押着500个男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法国东南部的杰出共产党员，他们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的时候起就被关押了。营地里还关押着一些天主教徒和社会党员，他们都是维希政权的反对者。被关押在一起的囚犯们面黄肌瘦，他们几个月来都吃得很少，只有耶路撒冷洋蓟、婆罗门参和大头菜，品种极为单调。圣保罗德约曾经被设计为“再教育”营，而非劳动营，但由于当局早就放弃了说服这些人，放弃了让他们对维希政府高看几眼的尝试，因此他们只能无所事事地虚度日子。他们秘密地收听电台节目（收音机是用灯具和藏在罐头里的电线组装的），最近还庆祝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失败。他们对新来的囚犯并无恶意，开玩笑说营地里已经住满了天主教徒，而且已经有一位犹太拉比，“但新教牧师！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泰斯提议在营地里举行新教礼拜的时候，营地指挥官似乎半信半疑，他说自己无法想象会有人希望出席什么新教礼拜，但他没有考虑到特罗克梅演讲术的威力，也没有考虑到囚犯们有多么穷极无聊。[3]第一次礼拜吸引了九名会众。特罗克梅讲道，泰斯带领人们祈祷，作为唱诗班指挥的达尔西萨克的声音和技巧出神入化，因此由他领唱圣歌。九个人变成20个人，20个人变成40个人。很快，营房就显得太小了，不足以举行集会，人们很快就挤满场地，只能在营房外面、倚靠在打开的窗户旁边聆听。特罗克梅和泰斯能够灵巧熟练地使用暗语，例如把贝当的名字换成马克思，囚犯当中掀起了热烈的讨论；牧师们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一切皆有可能，甚至推翻资本主义和以非暴力手段粉碎恶魔也是有可能的。牧师们在营地里闲逛的时候，还能够听到囚犯们在哼圣歌。

营地指挥官总是坐在前排，确保不会出现煽动性的言论，他很高兴地看到囚犯们如此渴望接受再教育，也乐于对新来的囚犯展现其宽宏大量，还允许他们不受限制地接受探访和接收包裹。达尔西萨克的儿子马可（Marco）偷偷带来一台摄影机，还拍了几张照片；特罗克梅很有绘画天赋，给囚犯们和周围的景物画素描。他们床铺上方的架子开始变得像个杂货店。一天晚上，有一名囚犯设法从地道逃出营地，营地里一片欢欣鼓舞，三个人分享了这份喜悦。他们开始喜欢和钦佩他们的狱友，后来说狱友们关于共产主义的交谈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开始很惊讶，后来很愉悦地发现，他们竟然如此受欢迎。

从左至右为泰斯、达尔西萨克、特罗克梅

在勒尚邦，从唐斯村过来的警长前来拜访玛格达，他为她的丈夫被逮捕而感到抱歉，还说特罗克梅是个多么好的人。屈尔泰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村庄里很平静，“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风暴”。在尼姆，作为新教教会领导人，博埃涅也受到了逮捕警告。位于莫雷（Mollé）的圣经学会表达了他们的深切同情，那位天主教本堂神父送来了温暖的问候。在塞文诺新学堂，学生们从未如此用功；而在勒尚邦周围的乡村地区，农民们从未如此慷慨；诺埃尔·普瓦夫尔（Noël Poivre）是高原上一位满怀热情的牧师，他以一篇论希律王和施洗者约翰的布道词，尖刻地影射了赖伐尔、贝当与犹太人的关系。这将会成为一个开端，人们将采取更加直接、更加坦率的态度，表达对“不幸者、被囚禁者和被迫害者”的同情，人们以《圣经》的经文和注解来含蓄地指代抵抗运动。

勒福雷捷写信安慰特罗克梅：“勒尚邦的教堂也许不是圣灵的鸽子，但它就像一只鸭子：即使你砍断它的头，它仍然继续前行。”勒福雷捷生性乐观，还继续打趣道，他建议牧师留在营地里，那里有成年男子，可以让他们皈依上帝；而在勒尚邦，“只有已被拯救的妇女，还有许多孩子，我们会以温柔和坚韧来照料他们”。

勒福雷捷医生还把牧师的侄子丹尼尔·特罗克梅（Daniel Trocmé）带在身边，丹尼尔最近才抵达高原，勒福雷捷去了维希，他在那里面见身为内阁部长的警察总监。勒福雷捷提醒对方，被逮捕的牧师和教师，分别是八个、五个、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们不是间谍，也不是叛国者。正好相反，他们是为上帝服务的人，为人们讲解福音书，如果维希政府把他们变成烈士，那么就会犯下严重错误。维希政府错误地想象出“资敌行为、政治阴谋和戴高乐主义”；实际上应该看看这是关于“爱、信仰上帝、耶稣基督的教会”。勒福雷捷的建议是展开正常的调查，而不是基于“匿名告密者”的通风报信而捕风捉影。人们很快便知道，巴克已自行展开调查，他提醒维希政府，这些逮捕行动也许会彻底毁掉他之前在高原上苦心营造的善意。

当特罗克梅、泰斯和达尔西萨克在圣保罗德约身陷囹圄的时候，在高原上发生了激烈而持久的变化，农民和牧师、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学生和达比派信徒全部卷入其中。这一变化代表着这三个秉持和平主义、讲求理性、信仰虔诚的男人错判了形势。

1942年，在德国人的压力下，赖伐尔同意设立招工办公室，在整个非占领区招募前往德国工作的劳工。[4]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是负责协调外籍劳工事务的德国军官，他抵达维希，指示法国人，必须提供25万名工人，而且超过半数必须是熟练的冶金工人。招工计划代号为“轮班”（Relève）。招工主要面向仍然被德军关押在战俘营的大约100万名法军战俘及其家庭：每释放一名法军战俘，就交换三名“轮班”志愿者。为了维持对法国人的控制权，维希政府打算满足绍克尔的要求，但明显未能成功。6月，只有12000名志愿者被说服前往德国；7月，只有23000人前往德国；8月，18000人。这远远未能满足绍克尔的要求，而且绍克尔的要求还水涨船高。

为避免丧失主动权，维希政府试图采取强制措施。9月，维希政府通过一部法律，强制规定了18～50岁的男子、21～35岁的单身女子都必须以为国家服务的形式为德国人工作。1943年2月16日，义务劳动团（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STO）成立。第一批被征召的是出生于1920～1922年的年轻男子。

如果说及至1942年冬天，残忍围捕和驱逐外籍犹太人的行动，以及法国警察的粗暴行为，不仅让教会感到寒心，而且让很大一部分法国人对维希政权和贝当感到寒心，那么义务劳动团就导致人们与维希政权和贝当的关系严重破裂。不仅是外国人和陌生人处境危险，而且连法国人自己都处境危险了。愤慨和怒火四处蔓延。人们总能找到很多原因来逃避征召：妇女们赶紧结婚，年轻男子加入警察部队、铁路公司或矿业公司，这些都可以作为延期征召的申请理由。雇主们因为失去熟练工人而感到愤怒。妇女们卧轨抗议。当火车带着第一批男子开往德国的时候，他们唱着《国际歌》，人们高喊“烧死赖伐尔”。在伦敦，安德烈·菲利普与“自由法国”的许多战友一道，呼吁年轻的法国人到乡下去，“成为游击队员”，而不是任由自己被送去德国。

新教教会挺身而出，立场清晰、态度激烈地反对义务劳动团，声称在福音书和强迫劳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蒙彼利埃的布瓦塞（Boisset）牧师声称，必须坚持信仰“上帝，立场鲜明地反对独裁主义……全面战争和驱逐行动”。在天主教徒中间，许多低级教士也公开批评义务劳动团。教士们的上级再次保持沉默。但里尔的红衣主教利埃纳尔（Liénart）勇敢发声，直指占领者的要求远远超过他们被授予的权力。在春季会议之后，主教们和大主教们公开发表声明，称逃避义务劳动团征召并不是犯罪。人们都在谈论，拒绝遵守不正义的命令才是真正的正义。在高原上，人们把义务劳动团比喻为拿破仑时代不得人心的“全民皆兵”，那些拒绝离开高原的年轻男子被称为卡米撒派的英雄后裔。

村民当中有一个传统：每当年轻人外出参军，都要把他们聚集起来，给他们提供建议。在牧师们和达尔西萨克不在的情况下，勒福雷捷医生亲自代劳，他在教堂的附属建筑里举行了一次集会，把所有接到命令、要去当局报到的年轻人聚集起来。第二天就得出发的30名年轻人都来了。这次集会标志着高原战争的另一个关键时刻。

勒福雷捷要传递的信息毫不含糊。没有人应该为德国人服务。而且，如果某人不得不接受命令，他最好随身携带一小袋泥土，当他被杀害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很大），至少还能确保自己葬身于家乡的泥土之下。这位富有魅力的年轻医生极具说服力。他说，他会帮助任何决心拒绝征召的人。在满怀热情地讲了一个小时之后，只有四名志愿者出列，准备向当局报到。不久之后，就有41名拒服劳役者被报称失踪，他们躲藏在孤立的农舍里，那里的农民准备对外人说，没有看到任何异常，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传闻开始流传开来，说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是个躲藏的好地方，那里的勒福雷捷医生随时准备帮忙。年轻人维克托·梅（Victor May）是梅氏旅馆业主夫妇的儿子，他后来说道：“那一天是整个地区抵抗运动的转折点。勒福雷捷就像马刺，而他的言语就像火花。”从伊桑若过来的警察提到，居民普遍不配合，甚至“当地名流”也对征召令装聋作哑。巴克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他向上司请求增援。及至此时，在全法国接到征召令的年轻人当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登上了开往德国的火车。其他人要么极力争取延期征召，要么干脆人间蒸发。

在消失于高原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皮埃尔·皮东（Pierre Piton）的童子军。[5]他17岁，是一个机智、有谋略、生气勃勃的男孩，长着一张圆脸和一双湛蓝的眼睛，曾经在诺曼底海岸的船坞里工作，同时向英美盟军传递德军部队的动向。他的父亲是海军军官，母亲是教师。皮东的个性冷峻严肃，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真的考虑过成为传教士。在高原上，他发现了另一种使命。

皮东在金雀花旅馆（Pension des Genêts）得到一个房间，作为回报，他同意监督塞文诺新学堂年轻神学者们的夜间功课。皮东很快就遇到米雷耶·菲利普，米雷耶招募皮东为犹太人以及义务劳动团的逃役者寻找更多可供藏匿的地方。皮东对童子军活动充满热情，企鹅队、狼队、鹳队都欢迎他，他很快就成为仅次于联队长皮埃尔·布雷斯（Pierre Brès）的副手，布雷斯更喜欢以卡米撒派英雄的名字来命名他的队伍。

布雷斯是当地另一位重要人物，他是虔诚的新教徒、运动爱好者和平面设计师；从坦克部队复员以后，他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高原。[6]作为童子军领导人，他把本地孩子、游客、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团结在一起，训练他们全身心地打篮球，带他们去露营，在露营地唱圣歌，重演卡米撒派的英勇事迹。他的妻子成为学院里的体育教授，夫妻俩很快与勒福雷捷及其家人成为朋友。但布雷斯考虑的不只是童子军活动，他想到的是逃避义务劳动团劳役的年轻人是绝佳的兵源。法国早期的抵抗运动本质上是城市运动，专注于撰写和散发敌视德国人的文学作品，组织一些针对占领军的特种袭击行动；抵抗组织很少考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现在有了义务劳动团，也就有了组建游击队的基础。

并非只有布雷斯在进一步考虑法国的解放。在伊桑若，有一位名叫让·邦尼索（Jean Bonnissol）的老师，他的妹夫瓦德纳（Valdener）先生经营着一家咖啡馆，那家咖啡馆还是人们在逃亡路上的投信点，他已经与活跃于里昂和罗讷河沿岸的抵抗组织“自由射手”（Franc-Tireur）建立了联系。还有皮埃尔·法约尔（Pierre Fayol），一位工程师和前陆军军官，刚刚与家人抵达勒尚邦，他曾经在德国人发动袭击之前在马赛帮助犹太人。还有莱昂·埃罗（Léon Eyraud），他以前是矿工，此时在经营树荫旅馆（Pension Les Ombrages），那里能够俯瞰勒尚邦火车站，他从那里一看见火车把新的犹太家庭带到此地，就会马上赶到山上，把犹太人集合起来带到他的民宿。埃罗热爱音乐，是个幽默、机智、精明的男人，他很有权威；他的妻子把14名访客视为自己的孩子。这五个男人，皮东、布雷斯、邦尼索、法约尔和埃罗，他们是同一阵线的战友，与泰斯和特罗克梅的和平之梦相去甚远。

逃役者需要的东西，正好就是高原上已经提供给犹太人的东西：安全的藏身之所、食物、人们的同情和假身份证。在勒福雷捷的激励下，埃米尔·塞什很快就把逃避义务劳动团劳役的年轻人加入他的名单，他需要为名单上的人到处搜寻食物，而巴罗夫人及其女儿加布丽埃勒则在丽日旅馆为这些年轻人安排床位。

3月初，当被囚禁的牧师还未能返回高原时，罗索夫斯基决定为他不断扩大的造假事业寻找更为隐蔽的场地。埃罗已经请求他增加产量，以便涵盖新的义务劳动团逃役者。为了帮助这些逃役者，他现在得制造一大批身份证，把那些逃役者的年纪改小，这样他们就不会成为适龄征召对象了。罗索夫斯基借了一辆自行车，往返于通往马泽村的路上。在四千米外一处叫作拉法约勒（La Fayolle）的村落，他看见一个在房子外面织毛衣的年轻女子。那个女子把他带到农场的住客那里，那座农场是由亨利·埃里捷（Henri Héritier）和艾玛·埃里捷（Emma Héritier）夫妇拥有的，夫妻俩有五个孩子和四头奶牛，牛棚设在外屋。罗索夫斯基告诉那对夫妇，自己是个学生。那对夫妇没有问任何问题，在谷仓里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并为他提供膳食。埃里捷先生把他登记为必不可少的农场工人，以保护他免受义务劳动团的征召。

由于额外造假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罗索夫斯基招募了一个本地男孩萨米·夏尔（Samy Charles），这个男孩在阿尔代什省和上卢瓦尔省人际关系很广。一个本地农民帮忙提供假文件，顺便为偏远的农舍运送面包。罗索夫斯基从未如此努力工作过。有一天，有一批由安德烈·菲利普寄送的空白配给本从英美盟军飞机上用降落伞空投下来。安德烈·菲利普此时与戴高乐一起，都在阿尔及尔。皮东到米雷耶那里取那些空白配给本，他被浓郁且鲜美的果酱味道吸引，以至于这股味道永远与他在高原上的日子联结在一起。米雷耶告诉皮东，她用了好几个星期的全部砂糖配给，才做好了果酱。

每当罗索夫斯基前往费伊村看望母亲，他都会随身携带刚刚造好的假身份证，这些假证件都是为屈尔泰那里越来越多的隐藏犹太人制作的。他很乐意证明自己作为造假者的手艺，有一天晚上，他运送假文件去费伊村，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名警察截住，因为他晚上骑自行车却没有开车灯。他把自己的假身份证亮出来，警察对此相当满意。

在写信给父亲的时候，屈尔泰提到他新近保护的人，即那些义务劳动团逃役者。屈尔泰告诉父亲，他忙于收集一些“特殊的书本”，尤其是关于冶金学的书本，他对此感到很亲切，因为绝大多数书本都是在附近的城镇圣艾蒂安和菲尔米尼（Firminy）编辑的，“这类作品在那里非常流行”。“《民数记》15：24”（犹太人）耗费了他很多时间，而他“继续以更快的节奏阅读《但以理书》1：3～4”。（在《但以理书》1：3～4，国王命令亚施毗拿“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的”。）至于屈尔泰的父亲是否能够全部读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高原上的气氛正在发生变化，变得更加愤怒、更加尚武。随着平原上年轻人的到来，以及矿工社群的到来，随着高原居民自己的儿子也受到被捕的威胁，更多本地家庭主动站出来提供庇护。一些最为活跃的营救者是妇女，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妇女都开咖啡馆。

与唐斯和勒尚邦类似，马泽是新教徒和达比派村落的中心地带；尽管村庄本身很小，无非就是一些在当地很常见的、用灰色石头建造的房子，有一座新教教堂、一座天主教堂，还有一座村公所，整个社区却散布在50平方千米的地面上，有大约2000人，几乎都是农民。[7]星期四是赶集的日子，人们骑马、步行、赶车来到此地，交换消息，买卖产品；每逢星期天，人们就回到此地，在教堂里参加新教礼拜。正好在中央广场，即村庄的十字路口，从教堂往下走，村公所对面有一家咖啡馆，由邦雅曼·阿尔戈（Benjamin Argaud）建造于19世纪末，如今由他的外甥女露西·吕埃尔（Lucie Ruel）经营，人们叫她露露（Lulu），她20岁的女儿吕西安娜（Lucienne）也来帮忙。露露的丈夫保罗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就去世了；吕西安娜已婚，育有一个小婴儿。

1945年，露西·吕埃尔（正中）

阿尔戈咖啡馆实际上还是餐厅和葡萄酒行，在马泽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这个家族的好几名成员是黄油商贩，露露与村长皮埃尔·萨尔克（Pierre Salque）是好友。此外，咖啡馆在以前的马车房和马厩楼上，以楼梯相通，楼下存放着许多大桶装的葡萄酒，建筑物还有谷仓和外围建筑，有一扇后门，原本用于草料进出，有一扇小窗，可以看见广场上的一举一动。每逢周四和周日，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市集，正是实施伪装的理想环境。

在西班牙内战结束时，西班牙共和派被迫流亡，露露收留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当她们被转移到伊桑若一所监狱时，露露还每周去看望她们，并带去食物。1942年夏天的大搜捕过后，露露收留了好几个犹太家庭，有些犹太人是由特罗克梅通过年轻的新教徒寡妇西蒙娜·迈雷斯（Simone Mairesse）送过来的，西蒙娜与她年幼的女儿妮科尔（Nicole）住在马泽村。西蒙娜曾经通过《巴黎之夜》（Paris-Soir）刊登的战俘死亡名单得知丈夫的死讯；她没有过分悲伤，反而全身心投入拯救犹太人的事业当中。她从附近的农民那里寻找可供藏匿的地方，以安置露露那边安置不下的犹太人，每到饭点，他们都到露露的饭厅来吃饭，并尽可能支付伙食费。如果他们没有钱，那也可以免费吃饭。吃饭方面的开销越来越大，露露也只能用大锅大盆来煮饭了。一个达比派农夫的妻子送来额外的黄油和蔬菜；露露的女婿为当地的合作社工作，他负责提供牛奶和奶酪。

露露的一个秘密犹太房客是安德烈·韦尔（André Weil），他的化名是科隆博（Colombo），是来自巴黎的化学家。有一天，他在野外行走，遇见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对方跌跌撞撞地走在融化的雪地上，脚上只穿了非常薄的鞋。韦尔把那个女孩带回露露的咖啡馆，还爱上了那个女孩。露露为那个女孩及其父母安排了房间。每天晚上，他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一个名叫勒内·诺德曼（René Nordmann）的访客也在这里，他在距离巴黎不远处拥有庞大的纺织品生意，听广播的时候会在地图上以小旗子标注英美盟军的进展，尽管拥有这样一幅地图本身就很危险。在天气不好的时候，露露会在门外留一盏彻夜点亮的油灯，给走在路上的人们指引方向。

当义务劳动团开始把受到惊吓、拒绝服从的年轻人带到她的咖啡馆时，她也同样接纳他们，最开始是来自圣艾蒂安的一个工人，看上去像个男孩而不像个男人，但他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来的。越来越庞大的隐匿人口开始挤满谷仓和外围建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存在受到袭击的威胁，他们就会躲在教堂的阁楼，或者露露在花园挖掘的地洞里。地洞挖得很巧妙，有用石头和泥土砌成的屋顶，里面足以容纳六个成年男子。

学校教师邦尼索最早找到了另一间咖啡馆的店主多尔卡丝·罗贝尔（Dorcas Robert），请求她帮忙藏匿义务劳动团逃役者。多尔卡丝跟露露一样都是寡妇，她是一个矮小、健壮、活力十足的妇女，长着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她有一个八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在伊桑若村经营着一间杂货店兼咖啡馆，位于高原的西北处。多尔卡丝的母亲是一位达比派信徒。邦尼索问多尔卡丝，是否可以借用她的起居室作为会议室，多尔卡丝同意了，邦尼索便去安排巴士，巴士从勒皮开来，停在多尔卡丝家门前，运来了平原上的抵抗运动领袖送来的公告和命令。多尔卡丝把这些物品藏在柜台下面，直到邦尼索能够取走。

正如马泽村的情况，星期四是伊桑若的赶集日，农民和“买菜游客”造成的混乱场景为来来去去的邦尼索和义务劳动团男孩们提供了绝佳的掩护。有些人晚上就在咖啡厅里打发，跟躲避盖世太保追捕的牧师和逃脱的战俘坐在一起。年轻妇女罗丝·贝拉尔（Rose Bérard）在杂货店里帮忙，她是农民的女儿，来这里是因为“知道美好事业的价值”，而且她的兄弟在敦刻尔克沦为战俘。有时候，本地警察戈捷（Gauthier）会来看望他们，他完全知道内情，但支持他们。

戈捷及其同事们不再是贝当的坚定支持者，尽管他们曾经如此。1942年发生的事件，以及德国人来到法国南部，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于维希政权的忠诚与服从，在高原上更是如此。至于本地警察，他们都在这个地区长大，与本地居民极为亲密，越来越倾向于对出现在高原上的隐藏犹太人和义务劳动团逃役者视而不见。然而，那里出现了一支新兴力量，那是一帮支持德国、支持维希政权的走狗；那帮人将会比警察危险得多。

1943年1月，维持治安军团脱离了原本的“法国战斗军团”（Légion Française des Combattants，由维希政府把所有之前的老兵联合会整合而成）而自立门户，形成了一支“法兰西民兵”（milice française），他们号称“现代骑士”，摇着军团旗，戴着贝雷帽，是贝当的道德价值以及“永恒的法兰西”的营救者。约瑟夫·达尔南（Joseph Darnant）是个粗暴、野蛮的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是极右运动和秘密恐怖组织卡古拉（Cagoulards）的铁杆支持者，后来甚至成为卡古拉组织的秘书长；赖伐尔则是卡古拉组织的主席。维安团的使命是维持秩序，如有必要，保卫法国；维安团的象征物是战神之锤，表示力量和重生。

这个新兴的民兵组织极端反共，极端反犹，民族至上，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其成员佩戴徽章，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但他们很快就有了军事部门，即由职业军人组成的“法国卫兵”（Franc-Garde），以及青年部门“前进卫兵”（l’Avant-Garde）。前进卫兵由健康、强壮、活跃的持枪青年组成，通常不超过16岁或17岁，还有部分成员是女孩。贝当要求他们所有人严守纪律、头脑冷静、态度温和、言行端正。但由于招募进度缓慢，因此法国社会的边缘人纷至沓来，包括街头流氓、出狱罪犯、狂热分子，他们蜂拥而至并迅速成军，被冒险的刺激和抢劫的机会诱惑，被征用物资和操纵黑市的利益诱惑。在高原上，有那么一两个年轻人，开始为他们的理念深深着迷。

2月24日晚上，在勒皮，上卢瓦尔省宪兵司令西尔瓦尼拿出一份写着82个名字的外籍犹太人名单，以及他们的逮捕令。第二天早上7点，“收集”（ramassage）行动开展，要把那些犹太人关进拘留所。之所以突然搜捕犹太人，是因为在巴黎发生了针对两名德国军官的刺杀事件，为此需要抓捕2000名16～65岁的犹太男子作为报复。行动没有任何预警。即使施梅林和巴克有心保护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有心无力了。

在高原上，花丘的年轻经理于贝尔·梅耶尔没有时间疏散或者藏匿犹太人。一支特混警察分队，包括几名宪兵，在破晓之时破门而入，抓走了年轻人沃尔夫拉德（Wolfradt）；当天有八名犹太人被抓走，包括在贵格会儿童之家被抓走的施尼贝尔（Schniebel）、从罗什之家被抓走的格里永一家（Les Grillons）和温尼策（Winitzer）。西尔瓦尼在报告中轻描淡写地说，“围观的人群当中有点不满的情绪”。[8]西尔瓦尼的报告其实带点恼怒和抗议，但这并不妨碍被抓捕的人被押送到勒皮。存放于勒皮的报告显示，巴克列出的名单上有82个人，其中58个人被发现和逮捕，这中间又有24个人被送去居尔营地。[9]

汉娜的朋友雅各布·勒文（Jakob Lewin）自从与她一起逃出居尔营地之后，就一起住在拉盖斯皮，他惊险逃脱。[10]他最近刚刚与兄长马丁（Martin）团聚，2月25日早上，他们正在西马德组织新开设的木匠工厂里工作。普拉利督察出现在门口，说：“终于，我抓到你了。”两个男孩被带到村公所，然后被押上警车，送往勒皮。一群村民在此聚集，他们横躺在警车前面，试图阻止警车离开；然后，就像有人被逮捕时的惯例，村民们开始唱歌。在他们等待遣送的时候，塞文诺新学堂有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克里斯蒂安·德·蒙布里松（Christian de Montbrison）刚好赶到，他手里拿着一块巧克力，并把巧克力塞到雅各布手里。警车离开时，勒福雷捷开车紧随警车下山。他设法争取到雅各布被释放，毕竟雅各布只有17岁，还不是成年人；但他没法为年纪稍长的马丁争取到什么，马丁与其他人一起都被押送到居尔营地。[11]

三天之后，在没有得到任何说明的情况下，马伯小姐和威廉森小姐接到命令，要求她们自行前往位于勒皮的警察局报到，还要随身带上被褥和保暖衣物。她们离开的时候，村民们给她们带来了很多小礼物。后来，马伯小姐对此保持沉默，而且很少谈到她自己，她后来说，她们很可能是被普拉利作为“人民公敌”告发了。经过很不舒服、很不轻松的四天后，她们被释放了，明显是巴克下令释放的。巴克似乎发现，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马伯小姐还收养了两个被妓女母亲抛弃的法国孤儿，而且亲自养育这两个孤儿。释放两位妇女的命令抵达时，她们已被塞进北上的火车，正在前往德朗西，下一步就是被驱逐。火车停了下来，马伯小姐和威廉森小姐被释放。在那列特殊火车上，再也没有别人能够活下来了。

3月15日迎来了其他人的释放。在被逮捕五个星期后，特罗克梅、泰斯和达尔西萨克被叫到圣保罗德约的指挥官办公室，他们被告知，赖伐尔已经下令释放他们；他们赶紧去收拾行李，以便赶上10点回家的火车。然而，他们首先需要签署某些文件，包括保证支持贝当。泰斯和特罗克梅毫不犹豫地拒绝签字。正如特罗克梅后来在未出版的自传里复述的，指挥官大发雷霆，说他们“疯了”，说他们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达尔西萨克签了；作为一名教师，他只能签字，否则将失去工作。特罗克梅不无讽刺地写道，达尔西萨克曾经“如此害怕”，现在“既胆怯又开心”。当身为教师的达尔西萨克离开监狱前往车站时，两位牧师在狱友们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回到自己的牢房。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被叫到指挥官办公室。赖伐尔又下了命令，还是得把他们放了，条件是他们至少得同意“尊重法国元帅本人”；这对于他们来说倒是可以做到。他们回到勒尚邦的时候，感受到人们低调而温暖的欢迎，让内牧师提醒过，不要在公开场合大肆庆祝。普拉利向上司汇报，这五个星期的拘留似乎对他们也有好处：他们对政府的态度明显恭敬多了。他还补充道，他会继续严密监视这三个人。接下来的星期天，聚集到教堂里的人们将会听到他们的冒险故事。

到底是什么因素或者是什么人促成了他们的释放，人们已经无从得知了。可能是因为赖伐尔也要考虑退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战争的天平已经向盟军倾斜了；也可能是因为，正如特罗克梅所认为的，指挥官害怕他们在营地里越来越受到狱友们欢迎。更加简单的原因可能是巴克和博尼等人的干预。毫无疑问，博埃涅也运用了他与维希政府的关系，向警察总监勒内·布斯凯争取释放他们。无论原因是什么，没有人会嫌释放得太早。几天之后，营地被关闭，500名囚犯都被运往波兰和西里西亚。在他们当中，据说没有几个人能够活着回来。[12]

第一缕春光也出现在高原上了。在那些日子里，淡淡的阳光撒落在地上，妇女们走出家门，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编织蕾丝花边。利尼翁河上的冰块也开始融化，奔放的河水冲刷着河床。犹太男孩勒孔特（Lecomte）徒手抓住了鳟鱼。积雪之下能够听到雪融的声响，在冰块下长期蛰伏的青蛙也开始鸣叫。3月9日，加缪留意到，最早绽放的长春花已经穿透了最后消融的积雪。

牧师们很高兴能回到家里。但村庄早已不是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了。这里变得更加动荡、更不安宁，和平主义将会受到新出现的思想逆流的冲击，让事态的发展变得更快更残忍。高原也不像看上去那么非暴力，犹太人、抵抗者、义务劳动团的年轻逃役者都感到很焦虑。救人的义举已经进入灰色地带，而灰色地带并非特罗克梅喜欢的。

罗什之家是许多年轻犹太人的家，罗索夫斯基震惊于这个地方尤其容易受到袭击，他催促罗什之家的经理丹尼尔·特罗克梅赶紧疏散学生。不久之后，屈尔泰在维也纳的老房客利普舒茨前来拜访，他回到罗什之家住了几天。利普舒茨告诉屈尔泰，他对民宿里“无所顾忌”的盲目乐观感到震惊。利普舒茨说：“他们看不到危险。他们对一切事情毫不在乎。他们确信凡事总有出路。”[13]

[1] Boulet，Histoire de la Montagne-Réfuge；Bolle （ed.），Les Résistances sur le Plateau Vivarais-Lignon.

[2] Magda Trocmé memoir.

[3] André Trocmé memoir.

[4] Zaretsky，Nîmes at War.

[5] Piton papers，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Haute-Loire.

[6] Bollon，Aperçus sur la Résistance Armée en Yssingelais.

[7] 作者对吕埃尔的采访。

[8]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Haute-Loire，996W235.

[9] Boulet，Histoire de la Montagne-Réfuge，p.187.

[10] Lung papers，archives of the Histoire de la Montagne.

[11] 马丁也抓住了合适的时机，他东躲西藏，逃避驱逐，未被送上火车，顺利回到勒尚邦村。——原注

[12] Unsworth，A Portrait of Pacifists.

[13] 屈尔泰信上的记录，私人收藏。

第十一章 湮没无闻

不仅在高原上，实际上在整个法国，气氛都在改变。1943年春天相对温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又冷又饿。患肺结核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与此同时，糖尿病、斑疹伤寒、坏血病也在攀升。维生素B和糖的缺乏导致营养不良诱发的突然死亡。医院和药店都没有可待因、奎宁、胰岛素、纱布、碘酒和消毒剂。福利组织无法应对越来越大的需求，报告里提到“饥荒将至”。据贵格会教徒所说，城市里至少有200万人“严重营养不良”，不是因为粮食短缺，而是因为粮食被德国人征用，或者流向黑市。[1]在整个国家，法国人不仅痛恨维希政权损公肥私，而且痛恨无所不在的镇压措施，包括在大庭广众之下虐待犹太人，围捕法国自己的年轻人。还有敲诈勒索、谋财害命的民兵，他们带着新近获得的武器到处招摇。这种局面让那些决心拯救别人的人更有力量。

尽管会受到野蛮报复，但由抵抗组织发起的针对占领军的袭击正变得越来越大胆，也越来越成熟。1943年1月，法国南部的三个主要抵抗组织——“战斗”（Combat）、“自由射手”、“解放南方”（Libération-Sud），合并为“联合抵抗运动”（Les Mouvements Unis de la Résistance，MUR）。亨利·弗勒奈（Henri Frenay）是“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他经常出现在勒尚邦，并到树荫旅馆来看望他的妹妹埃罗夫人。他就在德国伤兵眼皮底下穿过大街小巷，穿过凛然不可侵犯的高原。

由于处决人质似乎只会导致离心离德，所以艾希曼下令重新开始让载满人的火车开往集中营和灭绝营，这是有效得多的控制措施。把犹太人驱逐出法国的行动停止了五个月，因为德国需要那些火车运送人员和补给前往东线战场，而此时驱逐行动再次开始了。[2]

2月是杀人之月。在巴黎，第一轮犹太人大围捕主要针对儿童、病人和老人，法国以色列人总会掌握了所有被捕儿童的名单。有四名90岁以上的老人、54名80岁以上的老人从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医院被抓走，还有七名三岁大的儿童也被抓走，他们被押上战争期间第49列从德朗西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在抵达奥斯维辛当天，就有一个名叫西尔维娅·蒙克（Sylvia Menkes）的小女孩被毒气杀害，那天正好是她第一个生日。在这些新近被驱逐的人当中只有很少的外籍犹太人，针对法籍犹太人的大网越收越紧了。及至3月中旬，49000人已被送进死亡营，几乎无人生还。正在执行的遣送计划把新近驱逐人数增加到每周8000～10000人。电台广播宣布，驱逐行动关乎“公共卫生”问题。这就意味着许多法籍犹太人无疑将受到驱逐：就像外籍犹太人那样，他们的身份证上被迫印上“犹太男性”或“犹太女性”。为了让逮捕行动更加方便，那些受到围捕的人都会被小心翼翼地标注为“罪犯”。德国人以技巧娴熟、玩世不恭的态度与赖伐尔打交道，法国却正在不折不扣地赶走所有犹太人。

已经很少有人还留在居尔、里韦萨特以及其他拘留营了，许多人已被驱逐出境，但留在营地里的人还得继续过极端困苦的生活，还得整天担惊受怕。有一个访问者注意到，里韦萨特营地已经变成一个“编组站，让人们前往未知目的地，然后湮没无闻”。

然而，这种湮没无闻的状况不会持续多久，很快就会被世人知晓。[3]格哈特·里格纳（Gerhart Riegner）是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秘书长，他是个敢言且冷静的年轻人，开始向全世界传递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确切信息。他从欧洲各地十几个不同的信息来源获得信息，然后向英美盟军、梵蒂冈教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世界所有犹太领袖通报真相。他寄出目睹毒气室、集体枪决、大围捕、驱逐火车的人们所留下的证据。里格纳甚至已经指出德国人使用毒气齐克隆B的准确细节，以及德国人计划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杀害犹太人的数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卡尔·布尔克哈特（Carl Burckhardt）收到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及希特勒发布的一道命令，他考虑在1942年底之前“灭绝”全部犹太人。这份报告后来被转交给美国国务院。上述所有努力都奏效了，1942年12月17日，盟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德国人正在推行的“主要针对犹太人的残忍冷血的灭绝政策”。

这份声明，在伦敦下议院由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宣读，在华盛顿由罗斯福宣读，声明中没有隐瞒任何事实：“身体虚弱的人……随意被冻死或饿死”，或者“在集体处决中被故意屠杀”，数以十万计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但外部世界似乎对此无动于衷。在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42年10月14日举行的特别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们需要决定是否公布上述信息，结果却是一致反对，表面上的理由是不要干扰正在进行的战俘工作。至于犹太领袖们提出的零散且缺乏协调的要求，比如为正在逃亡的犹太人设立安全庇护所，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疏散犹太人，轰炸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都被忽略、否决、搁置了。没有一个西方盟国希望把拯救犹太人列在战争目标之上，解放犹太人将只不过是军事胜利的副产品。

1943年1月18日，法国驻梵蒂冈教廷大使受到教皇庇护七世召见，教皇热烈庆祝贝当“在法国重建宗教生活”的出色工作。至于犹太人，教皇不置一词。

在里昂，基督教友爱会尽管知道自身受到维希政府和德国人的严密监视，但他们继续坚守虔诚和高尚的战线，为犹太人提供新证件和藏身之所，继续出版小册子，并已拥有更为广泛的读者群。[4]1943年初，他们出版了一份关于义务劳动团的小册子，向外界传递了清楚的信息，即义务劳动团必将被坚决抵制。广受尊敬的天主教和君主派作家乔治·贝纳诺斯写了一份小册子，标题为“我们去哪儿？”，这里提到的“我们”多达85000人。

但盖世太保早就设立了关于“大密谋”的档案，在档案里面，格拉斯贝格院长和沙耶神父已被列为首要嫌疑人。1943年1月27日大清早，盖世太保按响了位于君士坦丁街的基督教友爱会办公室的门铃。不幸的是，沙耶正好就在办公室里，而且正好是他来应门。与小册子的编辑让-马里·苏图（Jean-Marie Soutou）一起，两个人都被抓到了位于终点旅馆的盖世太保司令部。他面壁站立，这位又矮又壮、戴着眼镜的耶稣会士从大衣的宽松袖子里抽出某些足以让他被定罪的文件。他咀嚼并吞掉了那些文件。当文件被彻底毁掉以后，他便开始大喊大叫，抱怨自己被逮捕。

不久之后，在红衣主教热利耶的干预下，沙耶被释放，但热利耶无法为苏图做任何事情，苏图在盖世太保监狱里又待了三个星期。与此同时，在办公室里，与格拉斯贝格和沙耶一起工作的热尔梅娜·里维埃（Germaine Rivière）作为没有嫌疑之人顺利脱身，她设法在办公室前门外守候，在那里提醒和劝返所有前来求助的犹太人。沙耶被释放以后，更加下定决心，要让更多读者接收到他关于精神责任与抵抗运动的信息。他开始写作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更加普及，更易阅读，更少依赖神学论证，题目将会是“法国基督徒证言书信集”（Le Courrier Français du Témoignage Chrétien）。出于安全考虑，他有段时间迁移到法国东南部的意大利占领区。出于更加谨慎的考虑，苏图去了瑞士。

尽管没有正式的官方命令公开宣布法籍犹太人的命运，但实际上，无论是法籍犹太人还是外籍犹太人，只要身在法国，都已不再安全，也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代表他们了。2月9日，在明显没有获得来自柏林或者巴黎德军司令部授权的情况下，里昂的党卫队军官克劳斯·巴比决定袭击法国以色列人总会位于圣凯瑟琳街的办公室。巴比在这里抓了86个人，有些是法国以色列人总会的员工和社工，有些是当天正好在那里办事的客户。只有两个人逃脱。其他人都被送去德朗西，在那里有78个人被押上下一列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5]在1943年春天，法国南部出现了盖世太保突击队，为了弥补在法国人手不足的劣势，他们在尼姆、阿维尼翁、卡庞特拉（Carpentras）和艾克斯发动突然袭击。火车受到检查，人们会被带走。4月，布斯凯更新了他与奥贝格签署的警察谅解备忘录，声称他的部下“将会与恐怖分子、共产党员、犹太人、戴高乐派和外国代理人进行斗争”。命令陆续下达，从今以后，任何犹太孩子都不能迁出他所指定的居留地。

这些逮捕行动只会让犹太童子军运动及其地下分支第六委员会，以及儿童救援组织更加警觉，他们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更多假证件，尤其是要为他们照顾的孩子找到更好的藏身之所。[6]第六委员会在各地区和各省份重新得到改编，他们与儿童救援组织密切合作，而年轻社工本身也能得到假证件。利利亚纳·克莱因-利贝尔（Liliane Klein-Liebert）曾经在韦尼雪参与营救犹太儿童，她已成为新教童子军领导人。再也没有联合会了，也没有战争初期那种童子军大聚会了；童子军、新教徒以及犹太人都太忙了。在巴黎，人们组织了一场特别逃亡行动，要把住在拉马克街一处儿童之家的63名3～18岁的孩子转移出来。一队妇女，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声称自己是孩子们的亲戚朋友，在约定的星期一来接他们，每次一两个人，带出去短途旅行。一旦离开人们的视线，妇女们就会告诉孩子们前往卢浮堂（L’Oratoire du Louvre），保罗·维加拉（Paul Vergara）牧师会在那里等他们，安排寄宿家庭带他们走。等到夜幕降临，所有人都不知所踪；在花园里，埋着他们的名单、新身份以及居住地址。

但这种大胆的逃脱行动很难持续下去。此时大家都知道，盖世太保在法国以色列人总会办公室查获了孩子们的名单，甚至知道如何控制这些孩子，因此问题变成逃脱计划是否秘密且稳妥，必须在表面上不动声色，以免引起当局警觉。正如韦尔医生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尽快关闭所有在1942年成立于非占领区的儿童之家；孩子们必须尽快被转移，最好转移到雅利安人寄宿家庭，以新的雅利安人身份作为掩护。

及至1943年初，儿童救援组织已经照顾了1025名儿童，其中有50名是不足三岁的婴儿，绝大多数都是孤儿或者父母已经失踪的孩子。还有更多孩子从拘留营里被救出来。这些孩子大多正在生病，严重营养不良，身上长满脓疮。一名社工留意到，他们深受“焦虑甚至恐惧的精神痛苦”，总是东张西望，等待某事发生，想念母亲想到痛哭，无法接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现实。对于所有这些孩子，儿童救援组织也需要找到寄宿家庭。为了确保他们的真实身份不被遗忘，以便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能够找回自己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家庭，儿童救援组织在瑞士建立了一份中央注册档案，记录着孩子们的真实姓名和指纹，而副本就保存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自从把孩子们救出韦尼雪营地，乔治·加雷尔就开始致力于为儿童救援组织建立秘密环线B。他的指挥部设在里昂，但他很少去那里，而是日夜不停地在火车上奔波，或者骑着自行车辗转各地，寻找新的庇护所，同时与年轻社工会面，他们的工作是寻找藏身之所，然后照顾他们藏匿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为寄宿家庭送去钱和食物配给卡。加雷尔宁愿在火车上开会，认为火车上更加安全。他假扮成陶瓷器皿销售员，在假样品箱的底部存放钱和假证件。加雷尔的一个帮手是莉莉·塔格尔，她是参与过韦尼雪逃脱行动的年轻妇女之一；加雷尔和塔格尔此时已经订婚了。加雷尔的环线横跨30个法国省份。就像屈尔泰牧师在费伊村所做的那样，加雷尔用暗语指代所有东西，他把他所保护的犹太人称为“书本”或“文具”，他们会在特定的日期被运送出去。24个来自韦尼雪营地、已被假装成“雅利安人”的孩子，已经入住一个天主教组织为贫穷孩子设立的圣日耳曼贫民院。及至1943年，大约还有350个孩子藏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各个地区。维瓦莱-利尼翁高原并非唯一的藏身处，但人们认为高原上是最安全的。

对于许多孩子来说，自从他们与父母分离，而且不再知道父母的下落，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痛苦。据儿童救援组织于战争结束后收集的档案，孩子们被混乱、孤独、迷茫压倒，经历过匆忙上路、漫长且痛苦、有时候不得不徒步前进的旅程之后，他们住进了孤立的农舍。他们的记忆里充满了伤心和害怕。战争结束很久后，许多孩子都还记得，他们在学校里不再说意第绪语，不再提及自己的真实姓名；整天留意外面卡车开过的声音，因为那就像盖世太保来袭的响动；他们总是表现得很“正常”，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犹太人了。他们仍然害怕穿制服的人。许多人提到过，自己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许多人还会说，再也不觉得自己是孩子了。在高原的故事中，这是不可被忽略的重要方面，尽管如此之多被儿童救援组织藏匿在高原上的孩子确实也感到安全和受到保护。

受到他们保护的孩子越来越多，绝大多数孩子抵达高原时身无他物，只有身上的衣物，而且无论如何，这些孩子正处于快速长高的年纪。为了给孩子们准备衣服，加雷尔在格勒诺布尔和利摩日雇用了一些纺织工人和缝补女工，还在利摩日建立了服装仓库。[7]加雷尔颇具领袖气质；他是有条不紊、心中有数的组织者，很少发脾气，也很少犯错误。他天生性情温和，但有一位朋友说：“他的个性也有另一面。”

加雷尔在高原上的联络人是马德莱娜·德雷福斯，马德莱娜此时正怀着第三个孩子。马德莱娜每个月至少两次会乘坐小火车上山到勒尚邦，她在那里见到了德莱亚热夫人及其女儿伊娃（Eva），探访了广场边上的梅氏旅馆及其业主一家，还到周围查看了孩子们藏身的农场。在一本红色的小笔记本里，她记下了孩子们的名字，还记下了孩子们所需的东西，以便下次带来。有时候，她会带新近抵达的孩子上山，一次十几个人；就像以前一样，她会提前发出消息，然后农民们就会骑着马、赶着马车来接新近抵达的孩子。尽管每个月500法郎只够勉强覆盖每个孩子的开销，但农民们从未要求更多的钱。有时候，当可供住宿的农家已经住满了，马德莱娜就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社工寻找乡村住家，以安置离婚家庭的儿童，有酬谢。”广告中不会提及孩子是犹太人。如果孩子有在世的父母，马德莱娜也会尽可能确保孩子的父母不知道藏匿地点，儿童救援组织就像是运送信件和包裹的中间人，尽可能回避孩子父母未经通报的探访，而孩子的父母通常不太会说法语。

马德莱娜·德雷福斯记下藏身孩子姓名的笔记本

非常偶然地，他们发现如果自己照顾的孩子行过割礼，寄宿家庭将会让孩子离开。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胡格诺派教徒和达比派信徒天生沉默寡言、谨言慎行，这确保了他们既不提起，也不重提任何事情。有一天，马德莱娜从里昂坐火车回勒尚邦，她发现身边坐着两名警察。他们正在谈论他们的村庄之行。一名警察对另一名警察说：“嗯，我们是没找到任何犹太人，但我们在村里吃得不错。”

此时故事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8]他的名字叫作约瑟夫·巴斯（Joseph Bass），朋友们叫他“河马”，因为他腰围很粗、嗓门很大，他的性格很好，在与别人接头时会使用加尔、乔治、布尔茹瓦、劳尔或者罗卡等化名。他于1908年出生在白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生活到八岁，然后被送到巴黎的阿姨家中，阿姨就让他住在阁楼的仆人房间里。他是个机智敏捷、雄心勃勃的男孩。在准备中学毕业会考期间，为了补贴开销，他在工厂里当过工人，又在巴黎中央市场做过搬运工。后来他拿了两个学位——一个工程学位，一个法律学位，然后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代理工业专利。作为敌国侨民，他被关在专门关押“不受欢迎人士”的韦尔内营地。他侥幸逃脱，前往马赛，遇到两个塑造了他接下来的战争形态的男人。一个是俄国犹太历史学家莱昂·波利亚科夫（Léon Poliakov），已经积极参加地下活动，他的朋友巴多纳（Bardones）在圣艾蒂安经营着一家叫作音乐家客栈（L’Auberge des Musiciens）的咖啡餐厅；另一个是莫里斯·布雷纳（Maurice Brener），是犹太人联合会的副主任，掌握着来自美国的资金。当德国人摧毁马赛旧港，并把他们围捕的犹太人送往德朗西的时候，巴斯建立了一个与加雷尔的环线B类似的网络。这个网络被称为“安德烈服务团”（le Service André）。

约瑟夫·巴斯（正中），周围是安德烈服务团成员

巴斯的第一个行动是招募一定人数的年轻助手，其中许多人是第六委员会的成员，这是犹太童子军的秘密组织，助手们将会成为送信人、假证件制作人和安全屋寻找人。巴斯有两个亲密的合伙人，视她们为自己的两个女助手，一个是身材高挑、满头黑发、爽朗健谈的40多岁科西嘉护士安妮-玛丽·基利茨（Anne-Marie Quilici），另一个是19岁的法国犹太童子军领导人丹妮丝·卡拉科（Denise Caraco），她曾经为儿童救援组织设在马赛的办公室工作。安娜-玛丽化名为博内（Bonnet），丹妮丝化名为柯莉布里（Colibri）。这两位女士制作假证件，先使用含氧漂白水，然后用熨斗熨干，她们会小心对待用来制作配给本的易碎的硬纸板，后来的配给本就改用吸墨纸了。她们也使用暗语，“音乐家”指代犹太人，“钢琴家”指代共产党员，“萨克斯管演奏家”指代抵抗运动成员，“萨克斯管”指代武器，“实验室”指代安全屋。

有巴斯提供支持，他们沿着海岸确认了30处可能的安全屋，部分安全屋位于天主教女修道院。资金来自犹太人联合会，途经里斯本和日内瓦汇入，也来自巴斯本人的慷慨解囊，即他早年成功的经营收入。外出的时候，他们总是坐一等车厢，并在餐车用餐，巴斯坚持这样出行安全得多，避免与盖世太保军官和维希政府官员混杂在一起。他可不是那种在人群中容易被忽略的人。他块头比较大，性情讨喜，却也脾气暴躁；他吃饭狼吞虎咽，读书如饥似渴。他似乎从来不需要睡觉。与丹妮丝同行的时候，他就像个举止亲密、满怀慈爱、煞费苦心的叔叔。

特罗克梅和泰斯从拘留营回到高原之后不久，巴斯也被波利亚科夫带上高原。他们首先来到露露在马泽村开设的咖啡馆，这两个看上去就像盖世太保便衣的男人，穿着黑衣服和皮夹克，打听玛格达·特罗克梅的所在。露露大吃一惊，赶紧传话到勒尚邦，提醒即将发生突袭。当误会解开后，特罗克梅同意帮助巴斯与当地家庭建立联系，那些家庭可能会愿意收容情况最紧急的孩子。巴斯马上就被山区的精神感染了，他说最能打动他的就是那种明显的社区共同体的感觉、那种道德比遵守不正义的法律更重要的感觉。不久之后，巴斯就被马赛的盖世太保通缉了；时间紧迫，他只能赶紧躲藏起来。丹妮丝马上前往格勒诺布尔，但他的朋友和同事勒迈尔（Lemaire）牧师却拒绝离开城市，结果被抓获、折磨、送往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安德烈服务团则继续运营如故。

巴斯在高原上的联络人是西蒙娜·迈雷斯，那位来自马泽村的年轻漂亮的寡妇。他们在圣艾蒂安的音乐家客栈会面，那里的老板娘莉亚（Lea）是位出色的厨师。他们在那里饮酒跳舞，度过许多个愉快的晚上。在温和的外表之下，巴斯其实是个精明又机警的人。他非常注意保守秘密和谨慎行事，他告诉助理们，对于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他知道得越少越好，当然包括被他们拯救的人们的姓名和下落。证件被藏在黄油袋里，造假身份证用的印章被藏在鞋底。巴斯后来说，在1943年，他把1000人送上高原，从婴儿到正统犹太拉比，没有一个人被出卖。他的话或许略有夸张，但他的确拯救了许多人。

然而，越来越明显的状况是，在维希政府和德国人眼皮底下藏匿并非长久之计。需要藏匿的人太多，而可供藏匿的地方太少，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就像外国人，而且几乎不会说法语的人就更麻烦了。高原上每间农舍似乎都有人躲藏，而且大家都不太敢相信巴克那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需要更安全的地方，一个他们能够置身于战火之外、坐等盟军胜利的地方。问题是这个地方在哪里。

一个可能的选择是西班牙，那里或多或少还算是个中立国，而且明显正在接收难民。但在1942年11月德军占领法国南部之后，德军也直接控制了435千米长的法西边界，建立了边界警备区，法国警察的权力被架空，德国军事警察即德军宪兵进驻，同时到来的还有盖世太保。而且，穿越比利牛斯山同样费时费力，需要徒步行走两天到五天，包括攀登海拔3000米的高山，部分道路几乎终年积雪。在1942年11月过后，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穿越，实际上绝大多数成功穿越者都是强壮的青年童子军，以及希望前往巴勒斯坦的锡安主义者。对于那些来自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人来说，穿越法西边境是太过遥远、太过艰难的旅程：目的地在500千米之外，没有好走的道路，也没有联络站。

有一段时间，意大利占领区似乎是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意大利于1861年完成国家统一后，当地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已经融入意大利人的日常生活；反犹主义没有市场。尽管墨索里尼个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既猜疑又偏狭，但种族主义法律终究只是法西斯党政策当中不太重要的组成部分。意大利控制罗讷河东岸八个法国省份之后，德国人曾经以为，意大利人也会像法国人那样实行类似的反犹措施，并与维希政府一道把犹太人送去德朗西。但意大利人并没有那么做。

无论柏林方面多么愤怒，意大利人只是忽略逮捕犹太人的命令。派往罗马的德国外交使团与墨索里尼达成同意，他将“全心全意与德国人一路走到底”，但当德国外交使团返回柏林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意大利外交部部长齐亚诺（Ciano）并未信守承诺。“犹太议题”也被束之高阁。面对专线电报、备忘录，以及这样那样的施压，意大利人只是像鸵鸟那样把头埋进沙子里。理论上，政策是由罗马方面决定的。实际上，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在尼斯形成的，那里有一位身家丰厚、出身名门的反法西斯商人和银行家，他来自摩德纳（Modena），名叫安杰洛·多纳蒂（Angelo Donati），与他合作的还有意大利总领事阿尔贝托·卡利塞（Alberto Calisse），他也与好几位神父以及好几个迁入意大利占领区的福利组织合作，以挫败德国占领者的计划，同时保护、庇护甚至协助犹太人移民国外。在卡利塞的命令下，11月11日法令中犹太人的所有证件上必须盖章的规定被搁置；卡利塞宣布，意大利占领区内的犹太人会与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获得同等待遇，也就是说“人道”的待遇。罗特克是法国境内的德国警察总监，他声称意大利人的态度“尤其反叛”。

尽管大约3000名犹太人已被转移到远离海岸的内陆或拘留营，比如默热沃（Mégève）营地，但他们既未被逮捕，也未被驱逐。然而，在1943年1月，德国人在萨瓦省（Savoie）和德龙省（Drôme）发动袭击，抓走了一些犹太人，意大利省长不仅下令停止逮捕，还安排释放那些已被逮捕的人。格勒诺布尔成为伪造证件的制作中心。面对这种顽固不化、得过且过、阳奉阴违的做法，德国人越来越恼羞成怒。意大利的庇护没有持续多久。但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9月，在意大利人仍然控制局面的十个月里，抵达意大利占领区的犹太人找到了尼斯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庇护所，在那里，意大利宪兵站在犹太会堂前面充当护卫。

然后就是瑞士了，作为中立国，瑞士历来是避难之地，长达200千米的法瑞边界是可以接近的，而且有许多容易穿越的山口。[9]但瑞士并未决心拯救犹太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瑞士的天主教徒、农民和白领工人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共产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诸多方面。及至1938年，一种“外国人泛滥成灾”的恐惧，尤其是对那些注定“无法同化的”外国人即东欧犹太人的恐惧，弥漫于瑞士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德奥合并带来了6000名难民，强化了瑞士人的反移民态度，尤其是绝大多数难民身无分文，他们的地产和现金都被纳粹剥夺殆尽了。1938年10月4日，一种针对德国“非雅利安人”的强制签证开始签发；在瑞士而非德国的压力下，犹太人的护照上必须打上“J”的印记。

当移民到其他大陆或国家（比如美国、南美、中国）尚有可能时，瑞士准备扮演中转国的角色，但来者必须签署保证书，保证尽快离开瑞士。但随着移民的大门逐渐关闭，特别是在美国参战之后，于1939年10月获得紧急行政权力的瑞士联邦政府命令各州驱逐所有非法进入瑞士的难民，并拘留那些无法被遣返的难民。那些没有证件、没有保证书的人就只能另找去处了，或者尽快回家，此时已经不存在非法入境瑞士的可能：要想进入瑞士，他们就要申请签证；如果向瑞士联邦政府承认他们是难民，人们实际上就失去了获得瑞士签证的所有机会。瑞士人的确会收留逃跑的法军士兵，因为瑞士人知道这些人要么最终回家，要么就地被拘留。瑞士人也同意从法国接收少量“需要帮助”的孩子，条件是其中不包括“不受欢迎”的犹太孩子，因为瑞士人认为他们“极不安分”，而且无法保证他们离开瑞士。

瑞士联邦政府决心保卫国家免受失业、布尔什维主义、过度“犹太化”和秩序大混乱的侵袭，而且瑞士与德国有着强大且坚固的金融和经济联系，因此瑞士联邦政府把法瑞两国的全部铁路交通限制在一条线路上，即贝勒加德（Bellegarde）至日内瓦的线路。瑞士军队被派去加强各州的警察力量以及边境地区的边防力量，带刺铁丝网、探照灯、地雷阵以及军犬巡逻队也有所增加。瑞士联邦政府在边境建立了一个600米宽的“军事区”，如果未能出示有效文件，任何人都不得通过“军事区”并进入瑞士。

然而，直到1942年夏天，还是有漏洞可以利用，而针对帮助难民者的罚则也仍然模糊。但在8月4日，当在法国全境对犹太人展开大围捕的消息传来，当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的命运已被无可辩驳的证据证实时，瑞士开始严密封锁边境。没有多少反对声音，没有多少人指出瑞士曾经是个庇护难民的国家；没有多少争论，实际上，电台广播和报纸媒体都没有多少争论。海因里希·罗特蒙德（Heinrich Rothmund）是瑞士联邦司法部警察部队的负责人，他起草了新的指令：全体非法移民，无论经历过什么，都将被拒绝和驱逐，“即使这会对有嫌疑的外国人造成严重后果（生命危险）”。

成千上万陷入混乱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抵抗战士，还是义务劳动团逃役者，都有一次自愿返回法国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会被移交给德国人；但他们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罗特蒙德在他的著名讲话中声称，瑞士这艘船“已经满了”。瑞士不准备允许任何人入境。8月13日，一项法规颁布，其中第二条规定，“那些由于其种族身份而逃亡的人，例如犹太人，不能被视为政治难民”。[10]“遣返”，可以是“野蛮的”、就地执行的、没有备案的；可以是直接移交给占领者的；可以是“惩戒的”，作为惩罚，所有逃跑者都将被关进拘留营。对于那些留在法国必死无疑的人来说，此时的问题在于是否还有其他活路。

新教教会与瑞士教会之间的联系始终是畅通无阻的，而且有33位瑞士牧师在法国服务。随着边境封锁，博埃涅牧师先后前往伯尔尼和日内瓦；在日内瓦，夏尔·吉永已经用尽所有可能的漏洞，继续扮演把钱送进法国的渠道。经过多轮谈判，博埃涅终于与瑞士联邦政府达成协议，一定数量的“犹太基督徒”可以安全进入瑞士，实际上几乎所有犹太人都在表面上以某种方式皈依基督教。在格拉斯贝格院长、在拘留营里热心工作的天主教神父格罗斯院长（Abbé Gross），以及在西马德组织和其他组织驻日内瓦办公室工作的马德莱娜·巴罗的密切配合下，博埃涅开始拟定轮候者名单，他必须为他们提供“道德担保”。这是一个缓慢而煎熬的过程，中间还要经历多次谈判，以取得将会被瑞士接纳的“不可拒绝者”的姓名，还要把这些姓名移交给边防警察。尽管经历了许多痛苦和困惑的时刻，这个计划大体上还是奏效了。然而，无可避免地，名单非常短。还有大约20万名犹太人仍然滞留在法国。

只剩下非法出境一条路了。各组织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设计出勇敢无畏、富于想象、高度危险的“逃亡路线”，人们化整为零，要么零星出发，要么小股行动。在各组织的指引之下，处于巨大危险之中的犹太人开始翻山越岭，进入相对安全的瑞士。一条主要的逃亡路线是从勒尚邦以及维瓦莱-利尼翁高原途经里昂前往边境，全程大约250千米。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处于极度危险中的大人和小孩，为了到达安全的目的地，必须投入这场让人望而生畏的猫鼠游戏。既然瑞士决心不让任何人登上这艘船，那么就只有最聪明、最勇敢、最坚决的营救者才能加入这个游戏。

[1] AFSC archive.

[2] Klarsfeld，Memorial to the Jews deported from France.

[3] Riegner，Ne Jamais Désesperer；Courtois and Rayski，Qui Savait Quoi？

[4] Porthuis-Portheret，Août 1942.

[5] Zuccotti，The Holocaust，the French and the Jews，p.173.

[6] Hazan，Les Orphelins de la Shoah.

[7] 作者对莉莉·加雷尔的采访。

[8] Poliakov，L’Auberge des Musiciens.

[9] Favez，Une Mission Impossible？

[10] Belot （ed.），Guerre et Frontières，p.299.

第十二章 穿越边境

第一批离开高原前往瑞士的人之中就有汉娜的伙伴马克斯·利布曼。马克斯与汉娜都认为，为了生存下来（这是他们下定决心必须做到的事情），他们必须逃离法国。尽管他们都没有收到各自母亲的消息，但他们确信两位母亲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马克斯仍然希望父亲尚在人世，也许在意大利占领区的某个地方，但他也没有父亲的消息。他们现在拥有的就只有彼此了。

1942年圣诞节前夕的某个深夜，马克斯离开勒尚邦，他带上假证件，化名夏尔·朗，证件是米雷耶·菲利普为他准备的。他走过田野，来到马泽村附近一处村落，在那里的一个谷仓里躲了18天，等待进一步的指示，然后与另外三个德国犹太男孩会合，接着乘坐几趟跨国列车抵达沙蒙尼（Chamonix）。马克斯的姑母曾经在曼海姆担任时装设计师，他还记得米雷耶·菲利普是位丰满的女士，胸部很饱满，却穿着紧身的安哥拉羊绒毛衣，他知道他那位时尚的姑母肯定不会认可这种穿搭的。

四个年轻人在沙蒙尼遇到一个小男孩，最多10～11岁的样子，小男孩把他们带到父母的房子，那里有一位牧师，准备与他们一起上路，以便了解日后的穿越路线。当天晚上，还是由小男孩带路，他们与另外40人会合，都是想要进入瑞士的人。雨下得很大，他们就在一块悬空的大石头下面躲了一晚。食物吃完了，他们都很饿；马克斯那双单薄的鞋还裂开了。第二天，他们继续爬山。当他们爬上山顶时，那个小男孩给他们指出一条通向山谷的路，告诉他们那里就是瑞士了，他们这时候已经安全了。然而，瑞士边防警卫早已恭候多时。四个年轻人被抓进拘留所，瑞士人告诉他们，他们将被遣返法国，最好选择自愿遣返。

四个年轻人闷闷不乐，开始爬山回法国，但一旦他们脱离士兵们的视线，马克斯就决定回头了，说他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倒不如另觅路线进入瑞士。有一个男孩与他同行，另外两个男孩心灰意冷，乖乖地回到法国。马克斯与他的伙伴顺利穿越边境。一个好心的农夫给了他们一点食物，一位天主教神父给了他们买火车票的钱，神父提醒他们，不要坐特快列车去日内瓦，因为车上有例行检查。他们顺利抵达日内瓦，没有受到拦截，马克斯去找一个犹太社区组织，组织建议他主动自首，并保证他不会被驱逐。他遵从建议，当局把他送到圣加仑（St Gallen）一所空置的学校，但允许他在圣诞节当天外出探访表亲。新年期间，他被分配去铲雪。由于天生能干又勤劳，他很快就在一个处理难民事务组织的办公室找到工作。严格来说，他还是处于被拘留的状态，但他还是每天想念汉娜，想着汉娜会如何踏上旅程。后来他记得，当时自己觉得非常轻松：周围没有带刺铁丝网，总有足够的食物。

汉娜已经19岁了。她一直没有出发，直到1943年2月底，在博尼的帮助下拿到了假证件。她在瑞士有一位姑母，在逃离法国这件事情上，姑母能为她做的不多，只能安排和雇请一个摆渡人，作为穿越边境的向导。但只要汉娜能穿越边境，姑母就能让许多事情变得更容易。她带了一些面包和奶酪上路，因为没有写有她假名字的配给卡，所以她穿了两条裙子、两件衬衣、一件套头毛衣、一件开领毛衣以及一件大衣，开始步行八千米，从拉盖斯皮走到唐斯村，在莱纳特牧师的长老会堂过了一个晚上。博尼在开往里昂的火车上等她，火车上挤满了德军士兵；她怀疑博尼是故意的，是为了监视她。在接下来开往阿讷西（Annecy）的火车上，她选了一个角落里的座位，然后假装睡觉。没有人打扰她。她拿到一座女修道院的地址，但非常紧张，因为有一个陌生男人一直跟随她到女修道院门前。她反复敲门都没人来应门，于是机智地在附近的旅馆找了个房间住下，后来才发现那间旅馆其实是妓院。第二天，她回到女修道院，修女们帮她安排前往阿讷马斯的路线。走在大路上时，一个德国巡警拦住了她。“你是犹太人吗？”他问道。“当然不是，”她回答，“我和那个肮脏的种族毫无关系。”他就此放过了汉娜。

有一位牧师在图尔农（Tournon）等她，把她带到姑母为她雇请的摆渡人那里。与她一起上路的还有五个人，他们打桥牌来打发时间。等到夜幕降临，他们就开始上路；当他们来到溪流旁边的时候，摆渡人好心地背着汉娜过河。尽管黑灯瞎火、难辨东西、危机四伏，但他们还是顺利抵达瑞士，并按照指示赶上有轨电车。在日内瓦，汉娜按响了姑母家的门铃。她总算安全了。尽管实际上她与盛气凌人的姑母相处得并不愉快，而且姑母拒绝相信汉娜的母亲已经去世，但对马克斯和汉娜来说，战争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两人在合适的时间见面了，而且计划着他们的未来。后来，当两人结婚、汉娜怀孕的时候，有人问马克斯，他会如何在婴儿的出生证上填写自己的国籍。马克斯说，既然德国人让他成为“没有祖国的人”，那么他就继续选择无国籍吧。

约瑟夫·韦尔始终担心维希政府和德国人接下来的动向，因此被迫于1943年初离开法国前往瑞士。他找来一群人讨论如何建立逃离法国的网络、营救简单的藏身之所已不够为其庇护的那些犹太人以及博埃涅能够为其安排瑞士入境签证的那些人。这群人里面包括特罗克梅、泰斯和米雷耶·菲利普，后面两位都有复杂的人脉，包括西马德组织和马德莱娜·巴罗、童子军和第六委员会、儿童救援组织和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多拉·里维埃（Dora Rivière，在圣艾蒂安执业的医生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日内瓦的夏尔·吉永，还包括几位勇敢的牧师、神父和修女。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们齐心协力，拯救了许多人，确切的数字已经不得而知。这是一场冒险行动，而且比以前更加危险。1943年2月，法国人把边防警卫从8个旅扩充到12个旅，瑞士也加派800名士兵，以加强边防警卫的兵力。

在高原上，人们正在设计细致的步骤。[1]如果说直到当时营救行动大致上还是沉默行动，人们各自为战、不对人言，那么前往瑞士的旅程就需要精确的时间和协调了。米雷耶和泰斯已经忙于藏匿犹太人，在达尔西萨克和罗索夫斯基的帮助下，他们要确保每个人都有能够以假乱真的假证件，人们的真实姓名会被缝在衣服里面，通常是缝在腋下的内衬那里（在抵达瑞士后将有用处）。他们也与博埃涅和日内瓦方面保持密切接触，以确保出发者的名字已经在瑞士的准入名单上，据米雷耶的儿子奥利维耶（Olivier）后来说，整个流程因母亲与瑞士军队总司令吉桑（Guisan）将军的友谊而变得容易很多。吉桑因为要求瑞士军队达到标准的严苛态度而知名，这样做是为了让瑞士军队有能力抵抗德军入侵。尽管人们后来批评他公开对难民表示不信任，但他的确为米雷耶大开方便之门。

当时，在勒尚邦、马泽、费伊、唐斯及其周围，已经没有多少空置的农舍了，都住满了犹太人或者义务劳动团逃役者，农民们夜里会亮着灯，表明一切安全。在德军占领法国南部、博埃涅再也不能自由往返于尼姆和日内瓦以后，吉永还能以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的名义到处旅行，因此他负责绝大多数资金运输；他此时也有被逮捕的危险，因为他已被维希政府认定为“外籍犹太人秘密移民”活动的首要人物。米雷耶把这个网络称为“长老会堂网络”，吉永则被称为“日内瓦来访者”。

在高原的故事中，米雷耶·菲利普是其中一位最安静、最温和、最能干的参与者。战争结束后，她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写什么。当因其义举而被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勋章时，她婉拒了，说她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获取勋章的。当她的丈夫安德烈升任法国政府部长后，她就退居家庭生活和慈善事业了。

1942年，米雷耶41岁。她的五个儿子都在美国，长子奥利维耶于20世纪20年代生于美国，当时安德烈正在撰写关于生产方式与劳工阶级的博士论文。与安德烈一样，米雷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基督徒，她相信社会平等，并在“新教资产阶级上层”中人脉极广。战争爆发前，她已经在西马德组织与马德莱娜·巴罗一起工作。1942年春天，在丈夫前往伦敦加入戴高乐阵营后，她留在拉贝日里（La Bergerie）的三层公寓，住在泰斯牧师及其八个女儿楼上。

直到1942年底，皮埃尔·加朗（Pierre Gallant）仍然是米雷耶前往边境地区的主要向导，但在身份暴露以后，他的位置就只能由17岁的童子军皮埃尔·皮东接替了。皮东长着圆胖脸和蓝眼睛，身穿童子军制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当皮东督促住在金雀花旅馆的神学生上床睡觉后，他会坐上雪橇，按照名单接到藏匿的人，出发把人们送到米雷耶面前，听取最后简报，然后准备带领人们踏上250千米的旅程，直到边境。有时候，当时间紧迫且旅行者身体虚弱时，他就会借一辆卡车，假装帮忙搬运家具，在光天化日之下开车经过勒尚邦，而犹太人就藏在车尾的货厢里。

有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带上一个会说波兰语或者德语的人作为翻译，米雷耶和皮东会向旅行者解释，他们将会跟随皮东走上一段距离，在火车上或者在火车站候车室里要装睡，不要说话，不要与任何人有眼神接触，不要提及任何名字。皮东头戴贝雷帽，身穿短裤，坐在附近，但不与他们坐在一起，他会在火车上走动，以留意盖世太保的检查。

旅程的第一站是把人们带到圣艾蒂安，要么坐小火车，要么躲在里维埃的卡车里，那辆卡车属于家族经营的铁路货运公司，定期上山。他们在多拉的房子里过夜，然后赶上开往里昂的火车，之后前往阿讷西。在阿讷西车站附近有一间新教教堂，里面的牧师叫保罗·沙帕尔（Paul Chapal），他会把人们领进去吃饭。米雷耶已经与“青年基督教工人”（Jeunesse Ouvrière Chrétienne，JOC）的牧师卡米耶·富利埃（Camille Folliet）院长建立联系，他的教区就在阿讷西；还有罗赛（Rosay）院长，他的教区在杜韦讷（Douvaine）。两位牧师都与附近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关系熟络，等候过境的男士会与塔尔尼（Tarnié）修道院的特拉比派修道士住在一起，女士会与夏瓦诺（Chavanod）女修道院的修女们住在一起。

其中一条过境路线是乘船穿越莱芒湖（Lake Leman，即日内瓦湖），但米雷耶和泰斯更倾向于另外两条过境路线：一条路线穿越平原，在科隆日苏萨莱沃（Collonges-sous-Salève）和杜韦讷之间进入瑞士，那里的国界线沿着道路，经过人们的花园，跨越溪流；另一条路线跨越高山，穿过巴尔莫（Balme）、布埃（Buet）和巴贝里纳（Barberine），这条路线更加安全，因为很少遇到巡逻队，但艰难得多，也陡峭得多，对于小孩或老人并不适宜。如果走科隆日苏萨莱沃路线，会有另一位牧师——若利韦（Jolivet）院长在他的长老会堂接待旅行者，并把他们藏在阁楼里，从阁楼里可以看见瑞士的田野和山峰，但这都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禁区后面，只能在安全的时刻穿越。所有东西都必须抛诸脑后，在长老会堂里，被人们抛弃的袋子和箱子堆积如山，人们互相鼓励，战争结束后再来领取。巡逻队每20分钟经过一次，巡逻队所穿的铁头军靴响彻道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在一支巡逻队过去后，皮东会带领人们立即通过，每次不超过三个人，穿过道路之后躲在带刺铁丝网旁边的壕沟里。他们会在那里等待第二支巡逻队，当第二支巡逻队也过去后，他们就会穿过铁丝网。皮东告诉人们，在穿越的时候，务必尽快跑过无人区，跑向瑞士警卫所在的位置。通常他会蹲伏在壕沟里等待，确认瑞士人已经接到旅行者，并在名单上查对他们的名字。事成之后，他会返回长老会堂，睡上一觉，然后返回勒尚邦。里昂满大街都是盖世太保和民兵，那个地方特别危险。

在成功穿越20次之后，皮东更加自信了。有一天，他带着一对夫妇离开高原，那对夫妇都是治安法官，同行的还有一个护士，三个人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一路顺利走到带刺铁丝网前面。当他们向前行进时，探照灯突然亮起，然后枪声大作。皮东向两名治安法官大喊，他们已经穿过边境线，继续向前奔跑，而皮东和护士却被逮捕，并被带到警察局。让他感到如释重负的是，他没有被交给盖世太保，而是被送到位于格勒诺布尔的意大利占领当局。两人都有假证件，显示他们来自法国北部某个档案已被炸毁的地方。皮东受到拷问，但并未严重受伤。三个星期后，两人都被释放。

皮东决定再次尝试，想要帮助那位护士尽快穿越，唯恐她的姓名已经落入德国人手中。在他们前往阿讷西的火车上，皮东被法国警察逮捕、铐上手铐，并被关进拘留所。那位护士倒是没被抓住。沙帕尔在阿讷西火车站等他们，知道皮东被捕之后马上告知富利埃。富利埃院长与当地法国警长关系很好，警长同意让皮东离开。这位年轻的童子军离开时，警长对他说：“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我祝贺你。不过，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在富利埃的帮助下，那位德国护士顺利抵达瑞士。当皮东向米雷耶复述自己的冒险经历时，米雷耶决定必须由另一个人接替皮东的角色。他已带领60个人安全抵达。此时他转而帮助义务劳动团逃役者。皮东后来写道，米雷耶是“我们唯一的首领，我们独一无二的指挥官……为了她，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米雷耶自己也经常参与行动，勘察路线，筹集经费，与人接头，获取名单，新人名单通常由博埃涅影印，准备交给瑞士人。原本双方达成的协议是80个人，但名单一直在延长。后来人们才知道，米雷耶的伪装是一件宽松的、沾满油渍的锅炉工作服，以及一顶工作帽，她就穿着这身衣服，坐在火车驾驶室穿越边境，火车驾驶员是抵抗运动的同情者。由于不能在高原上找到足够的安全地点，她还把人们安置在上萨瓦省的偏远农舍，那里距离边境近得多，穿越边境的路程也短得多。当她的身份最终也暴露之后，她去了韦科尔（Vercors），去帮助发展壮大中的游击队。回到高原时她带着资金和信息，并与伦敦和位于阿尔及尔的法国临时政府保持联系。她的位置由西马德组织的年轻律师苏珊·卢瓦索-舍瓦利埃（Suzanne Loiseau-Chevalier）接替。[2]米雷耶告诉苏珊：“要知道害怕，但勇敢前行。”苏珊曾经在塔恩省的布朗斯（Brens）拘留营工作，但她因为帮助人们逃跑而被维希政府解雇。

当韦尔需要与人探讨瑞士边境的危险情况时，他能够找到的另一个对象是运动健将乔治·卢安热（Georges Loinger）。卢安热于1910年出生在阿尔萨斯，父亲是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里服役，后来变成古文物研究者。卢安热是个高大、英俊、好动的男孩，喜欢与他的锡安主义童子军组织一起在山区里跋涉，还能游过水流湍急的莱茵河。卢安热一家严守教规、热爱祖国、衷心赞美俾斯麦。在斯特拉斯堡攻读工程学的时候，卢安热遇到韦尔，韦尔当时是消化紊乱专家，在莱茵河两岸行医，他对希特勒的崛起感到非常担忧。韦尔给年轻的卢安热一本《我的奋斗》（Mein Kampf），并让他仔细阅读。韦尔告诉卢安热，作为犹太人，他必须为自己做好准备，可怕的事情将会到来。此时，当乔治·卢安热从广播里听到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他开始为家人的未来感到担忧了。

在韦尔的建议下，再加上与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父亲希望长子成为工程师），卢安热迁居巴黎，并成为体育老师。韦尔告诉他，这样就能在年轻人当中传播自己的理念了。为了学习，卢安热住在一所希伯来语学院；为了健身，他在巴黎来回奔跑。战争爆发时，他在莱茵河边上的法军步兵团里服役，被抓了俘虏，并被送到巴伐利亚的战俘营。他逃脱了，设法回到巴黎，他的妻子正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开设的犹太儿童之家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儿童之家帮忙，并与一群抵抗战士一起营救盟军士兵和特工，把他们送出法国。

有一天，在蒙彼利埃，卢安热与韦尔不期而遇，卢安热了解到儿童救援组织有12间儿童之家，而且那里有很多孩子沉浸在失去父母的悲痛和未知将来的迷茫之中，需要有人去开导那些孩子。卢安热因此成为儿童救援组织的体育指导，他教孩子们跋涉、游泳和玩游戏；他为孩子们安排竞赛和比赛，还训练其他老师做同样的事情。当韦尔判断，最危险的时刻已经到来，儿童之家已不再安全，孩子们必须转移的时候，他让卢安热去默热沃考取健身文凭，那里有贝当设立的“法兰西同伴”训练中心。

卢安热外表棱角分明，颇具贵族气质，看上去不像犹太人，他的阿尔萨斯姓氏更是不成问题。作为受过训练的“法兰西同伴”，作为身家清白的贝当主义者，还拥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维希政府官员证件，他得到充分授权，能够为元帅的事业前往任何地方：在法国南部和中部，他到处访问学校、工厂、学院和学生团体。这提供了极好的伪装。他的妻子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儿童救援组织派出一位护士，与卢安热的妻子住在一起，而卢安热则成为摆渡人，与加雷尔共同在环线B工作。他们特别擅长把孩子们送到瑞士，从那些受变故伤害最深、最为严守教规、最难隐藏伪装的孩子开始。在儿童救援组织的儿童之家，安德蕾·萨洛蒙及另一位拘留营老职员热尼·马苏尔（Jenny Masour）为孩子们准备旅程，教孩子们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在这一阶段，加雷尔估计他们需要帮助200～300个孩子穿越边境，有些孩子是从韦尼雪营地被拯救出来的，有些孩子来自居尔营地和里韦萨特营地，还有一些孩子来自米雷耶和泰斯所在的勒尚邦。

卢安热取得的第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突破，是结识了阿讷马斯的市长，早在战争爆发前，阿讷马斯已是遍布儿童之家的中心城市。让·德福（Jean Deffaugt）原本是个裁缝，经营着一家男装商店。由于不确定德福是否可靠，卢安热谨慎小心地接近他。但那位市长早就听说过环线B。市长德福站在精美的巨幅贝当画像下面，告诉卢安热：“我不赞成这些搜捕行动。我肯定会帮助你。”边境上到处都是走私犯，他们交易香烟、丝袜以及其他奢侈品，走私犯也充当摆渡人，他们帮人们走完最后这段旅程，穿过铁丝网，穿越无人区。他们的服务并不便宜，每运送一个孩子，他们收1500～3000法郎，但德福能给卢安热介绍几个最可靠的走私犯。那些最贪婪的走私犯已经因为带人去瑞士而发了一笔小财，他们会在最后一刻坐地起价，然后照样把人交给盖世太保。

阿讷马斯总是住满孩子，就连德国人也已经习惯看见大批孩子来度假，并参加各种度假营。那些跟卢安热来到此地的是犹太孤儿。一列火车驶入，表面上是来接送主车站里过分拥挤的人群，实际上已经安排了同情抵抗者的司机；作为维希政府的体育教授，卢安热来接孩子们，并把他们带到一处体育中心过夜。许多孩子到达时疲倦、焦虑、激动；他们需要冷静下来、变得强壮，才能完成穿越。

德福给卢安热展示了一处紧靠边境线的运动场地。当他们准备好穿越，卢安热就会叫来一大帮孩子，犹太孩子和当地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那里踢足球，在比赛期间，就会有一两个孩子穿过铁丝网消失。比赛日结束的时候，回家孩子的人数很少能与原本的队伍对得上。球场附近还有片墓地。前来哀悼的人群穿着层层叠叠的哀悼服，在坟墓周围下跪和哭泣。当摆渡人确定道路清理完毕，他们就会把哀悼服脱掉，穿越铁丝网，进入无人区，然后进入瑞士。在不远处的维尔拉格朗（Ville-la-Grande）有一个慈幼会僧侣的修道会，还有一所学院，学院的花园就在边境线上。修道会其中一位兄弟雷蒙·波卡尔（Raymond Boccard）会站在高处的窗户旁边，当巡逻队走过时，他就会挥动帽子；逃亡者已在壕沟里等候多时，他们用小心藏好的梯子爬过铁丝网。

1943年2～5月，在各个摆渡人的帮助下，卢安热设法让81个4～17岁的孩子分九批进入瑞士。[3]那几个月的总人数，包括卢安热与别人一起帮助孩子穿越的总人数，是123人。他们告诉孩子们，一旦进入无人区，马上哭，马上装可怜，但不要交出任何东西，直到他们抵达日内瓦，韦尔会在那里等待他们。

在从高原出发开始旅程的成年人当中，有20人是由皮东、米雷耶和苏珊充当向导，于1942年冬至1943年春离开的，他们是盖世太保突袭花丘的幸存者，从那时起就躲在树林和山区里。他们是波兰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对于他们来说，甚至对于他们的摆渡人来说，这段旅程都是惊心动魄的。在接替米雷耶的工作不久后，苏珊就被称为“戴头巾的小女孩”（la jeune fille au turban），因为她总是戴着一顶有趣的圆帽。她在勒尚邦坐上小火车，此行带着四位年轻妇女，每个人都带着伪造的阿尔萨斯证件。在火车开到阿讷马斯的时候，她们把火车票弄丢了，谢天谢地，最终还是顺利出站。当罗赛院长在杜韦讷迎接她们的时候，他似乎极为焦虑，因为那里没有可用的摆渡人。苏珊决定自行充当摆渡人。她们出发了，院长把她们为数不多的行李装在自行车上，但她们被边防警卫截住，并被逮捕。在警察局，苏珊发誓她们都不是犹太人，但那四位年轻妇女都吓破胆了，尽管苏珊早就告诉她们保持沉默，她们却开始辩解和哀求。那里只有一位警察当值。他都听到了，但他没说什么。然后，那位警察静静地让她们离开。快到晚上11点的时候，她们穿越边境，进入瑞士，来到谢弗朗（Chevrens）。她们真是太幸运了。及至1943年春天，越来越多的警察不再忠诚于维希政权。

苏珊很快发现，运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她带着四个孩子穿越边境，最大的孩子是个意志坚定、从不抱怨的波兰小男孩，他只有八岁，父母已被驱逐。另外三个孩子是姐妹，一个四岁，一个三岁，还有一个是婴儿。她们都是波兰人，父母也失踪了。从阿讷西到杜韦讷的旅程没有出问题，但那个小婴儿发烧了，她一直在哭。在杜韦讷，苏珊找到一件衣服，做成一块干净的尿布。到那时候，就连那两个小女孩都黏着她了，不愿意与她分离。

临近黄昏，苏珊开始上路，先是抱着那个婴儿；很快，三岁小女孩也走不动了，苏珊被迫把她也抱起来。四岁小女孩在后面拽着苏珊的裙子。一名法国边防警卫突然出现，但他没有逮捕他们，而是把其中一个小女孩放在自行车的车把手上，帮助他们抵达边境。苏珊曾被告知在教堂旁边等待，直到摆渡人出现为止。夜幕降临，婴儿一直在哭。没有人出现。最终，一位法国警察来到并照顾他们，那位警察告诉苏珊：“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戴头巾的小女孩。”然后他指引她从哪里穿越边境。历经波折，一个年轻的摆渡人终于出现，他们跨过溪流，穿过田野。到那时候，所有孩子都在流泪，包括最勇敢、最坚强的八岁孩子都哭了。他们抵达并穿越边境线。在边境线的另一边，苏珊把孩子们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还把婴儿放在四岁小女孩的膝盖上。然后，苏珊离开他们，返回法国这边，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观察。她后来写道：“之后，在黑暗中，我看见瑞士边防警卫靠近，他们的手电筒亮着光。我知道孩子们得救了。”

所有向导都有近乎灾难的故事。有一天，在带领一群小孩穿越边境线的时候，马德莱娜·巴罗听到巡逻队靠近的声音。她赶紧推孩子们过去，但在匆忙之中，她推倒了一根缠绕着带刺铁丝网的木棍，既弄伤了自己，又弄伤了对面的瑞士警卫。由于在法律上她已经置身于瑞士境内，所以站在法国那边的德国人没有采取行动。马德莱娜被带到一处设在学校里的临时监狱，并被告知不得离开。她拿了一些纸，写了一张便条给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菲瑟特·霍夫特，她用那张便条包住一块石头，扔出窗外。奇迹般地，便条被送到了；她被营救出来，伤口得到克莱默医生的处理，克莱默医生正是1941年巡视居尔营地和里韦萨特营地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马德莱娜康复了，并得以返回法国。

并非所有摆渡人都如此幸运。在战争结束前，许多摆渡人都被逮捕了，有些摆渡人被驱逐和处决，尽管他们当中也有极少数人在被捕之后得到营救。所有摆渡人在余生中都会记得穿越边境的恐怖、背包中哭泣的婴儿、累到走不动的小孩、因为恐惧而动弹不得的男人和女人。幸存者也会被这些旅程的记忆困扰：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被树根和石头绊倒，仔细聆听军靴的声响，坚信每处灌木丛后面都躲着警卫，每次声响都预示着盖世太保赶到现场。

[1] Piton papers，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Haute Loire；Boulet，Histoire de la Montagne-Réfuge；Bolle （ed.），Les Résistances sur le Plateau Vivarais-Lignon.

[2] Merle-d’Aubigné and Mouchon （eds.），Les Clandestins de Dieu.

[3] 作者对吕特·菲瓦-西尔伯曼的采访。

第十三章 火山危坐

在高原上，1943年的春天来得有点晚。直到4月初，积雪还没有融化；1942年12月、1943年1～3月，藏匿中的人们都感到很安全，就像被紧紧包裹起来似的，通往高原的道路被雪堆和冰块堵塞了好多天。即使山下的平原早已长出春草和嫩芽，勒尚邦、唐斯、马泽和费伊周围的森林和牧场却仍然阴沉而暗淡。加缪留意到，在这里，“眼睛总是被春天和冬天迷惑”。但当春天终于来临时，大地上长满了水仙花，土地被点染成明黄色，空气中弥漫着水仙花特有的香甜气息。

春天也给勒尚邦带来了一个新的家庭，和许多法国犹太家庭一样，他们终于意识到陷阱所在，赖伐尔曾经以其承诺为诱饵，声称他们作为法国人不会受到盖世太保的袭击，从而把无数法国犹太家庭引入这个陷阱。布洛克（Bloch）一家的故事是天主教徒的故事，而非新教徒的故事，这在高原上很罕见，却并非绝无仅有。[1]高原上的24位新教牧师尽管赞赏来自天主教徒的帮助，却总是对天主教徒的意图心怀疑虑。正如莱尔梅（Lhermet）牧师对马德莱娜·巴罗表达过的疑虑，当他在勒皮受到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帮助时，很多人对犹太人满怀善意，但天主教徒“不会奋不顾身地贯彻始终”。莱尔梅牧师的说法很难说是公允的。

皮埃尔（Pierre）和罗贝尔（Robert）分别是12岁和13岁，他们是一个推销员的儿子，他们的父母都是自由派，并不按照犹太教的方式生活，当时父亲判断，里昂这座城市已不再安全。他们在战争爆发前曾经到高原去度假，因此对高原颇为熟悉，父亲在德韦塞租用了一处偏僻农舍的顶楼，德韦塞就在阿尔代什省内，老农夫就住在楼下。50米外住着另一个农民家庭，姓布吕耶尔（Bruyère），那家人有两个女儿。四个孩子一起在当地的学校上学，学校就在一千米路程之外。在漫长而昏暗的冬日，布洛克夫人与另一位邻居杜尼（Duny）夫人一起织毛衣打发日子，而布洛克先生每周继续在里昂工作几天。有一天，当两个男孩在布吕耶尔家的农场时，两名警察骑车赶来。布吕耶尔夫人赶紧把皮埃尔和罗贝尔藏起来，但两名警察似乎已经洞悉秘密，布吕耶尔夫人只好把两个男孩从他们躲藏的地方叫出来。两名警察问他们是否行过割礼，两个男孩告诉警察他们已经割过。

1942年，布洛克一家

无论是这次意外，还是布洛克先生还住在里昂的老父亲突然被捕、被塞进开往德朗西的火车并驱逐到奥斯维辛，还是他的妹妹波莱特（Paulette）看见丈夫外出买烟时被盖世太保逮捕，都让布洛克先生决心把两个儿子送到更安全的、不为人知的地方。但在1943年初，他已在勒尚邦村找到一座四居室的房子，房子很冷，并不舒适，但胜在混杂于众多到访高原的游客中间，他把家人安置在那里。房子属于鲁塞尔（Roussel）夫妇，他们的煤炭店和木材店就在对面，而他们就住在店铺上面。鲁塞尔一家是天主教徒，在勒尚邦，每100个人里才有两个天主教徒。布洛克先生不再前往里昂，他在厨房墙壁上钉了一幅欧洲地图，开始标注盟军的军事进展；每天晚上，他们与绝大多数邻居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布洛克夫人是一位爱焦虑的妇女，在公公和妹夫被逮捕之后，她更加害怕了。每起不幸事件都让她分外警觉，她总是警惕住在利尼翁旅馆的德军伤兵，毕竟利尼翁旅馆就在不到100码以外。

对于两个男孩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们喜欢深深的积雪，也喜欢坐在平底雪橇上，沿着结冰的道路，从村庄最高处滑下来。皮埃尔与让-皮埃尔·特罗克梅变得非常亲密，而且被长老会堂稍显混乱又充满深情的生活深深吸引。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们钓青蛙，找蝴蝶和草蛇。让-皮埃尔年纪稍大，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伙伴。他们加入联合童子军组织（Eclaireurs Unionistes），这是达尔西萨克的新教徒童子军组织，他们还分别加入企鹅队和狼队。

皮埃尔其实并不害怕，但他总是意识到危险存在。布洛克先生坚持关上面向铁路线的百叶窗，这样就能显得房子里面没有人。有一天，两个男孩走过利尼翁旅馆，一名德军士兵向他们呼喊：“我们知道这里有很多犹太人！你们是犹太人吗？”“不，不，”两个男孩回答道，“我们是新教徒，就跟其他人一样。”

如果有人问鲁塞尔夫人，身为天主教徒，为何选择藏匿犹太人，她会说：“是的，我们是天主教徒，但希特勒难道不是新教徒吗？”当玛格达·特罗克梅的俄国姑母奥尔加（Olga）前来探访侄女，并决定前往卢尔德（Lourdes）朝圣时，鲁塞尔夫人的祖母同意陪她去朝圣。鲁塞尔夫人说，在勒尚邦，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亲密友好。作为店主，她了解每个人经营的生意，甚至对塞文诺新学堂也有所了解，她还与马伯小姐共用一位家政妇女。她知道犹太人躲藏在高原上的各个地方，甚至就住在村庄的许多房子里；也知道义务劳动团逃役者正准备加入游击队；也知道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亨利·弗勒奈的姑母就住在德国人居住的利尼翁旅馆对面；还知道埃米尔·塞什正在喂养躲在乡村学校里的所有犹太人。但她从来不对任何人提起任何事。著名的达比派沉默原则同样适用于他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是如此；正如她所说，他们都不是多嘴的人。

但春天也带来了危险。盖世太保和民兵接到希姆莱和艾希曼的命令，必须继续抓捕额定数量的犹太人，他们很可能会再次来到高原，而普拉利的报告也不再被束之高阁。反常的是，由于与犹太人有关的信息仍然主观又模糊，高原上竟然还有一定数量的“在册犹太人”，即在当局那里做过登记，当局也知道他们的行踪，但并未对他们采取行动的犹太人。1943年2月，犹太人事务处报告，在上卢瓦尔省有244名在册法籍犹太人；还有超过100名外籍犹太人，其中23人在唐斯，35人在勒尚邦，绝大多数是波兰人、德国人、俄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然而，只有很少人知道，省政府还掌握了其他秘密名单，名单上有更多犹太人的姓名和地址，包括那些可能是犹太人的藏匿者。无论是秘密名单上的犹太人，还是在册犹太人，他们的安全已经很成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高原已经进入其最危险的时期。

6月11日星期五，丹尼尔·屈尔泰坐在他位于费伊村的长老会堂，正在完成写给父亲的暗语信，这封信他已经写了好几天。[2]他写道：“星期二，两座身穿便服的魏斯峰来访《马太福音》15：24的一个家庭。总共有两只羔羊被征用，一只老的，一只小的，都是公羊。当然无能为力……真是让人难过！”

那两只公羊是吉尔贝·尼扎尔的父亲阿尔芒，以及吉尔贝的长兄、28岁的安德烈。6月8日星期二是一个天朗气清、晴朗无云、炎热的日子。上午11点，一辆烧煤气的老款雪铁龙C4出租车停在费伊村主广场的沙佐旅馆门前。来人自称德卡蓬蒂埃（Decarpentier），出示了一张带有纳粹万字符和德语签名的证件，他说自己为盖世太保工作，需要知道尼扎尔一家的下落。他还带了另一个人过来，那人明显是个德国人；两个人都穿着皮夹克，盖世太保不穿制服的时候都爱穿皮夹克。宪兵队长路易·格莱松（Louis Glaizon）也被叫来，格莱松查看了他们的证件，声称自己绝不妨碍盖世太保执行命令。

当贝拉吓得目瞪口呆的时候，那两个男人已经洗劫了埃克斯布拉亚家顶楼尼扎尔家的公寓，到处翻箱倒柜找钱。15岁的吉尔贝被长管鲁格枪的反光晃得眼花缭乱，这让他联想到犯罪电影，两个最小的男孩罗贝尔和亨利被邻居带走并藏在阁楼里。阿尔芒交出所有的钱，大约有十万法郎。之后那两个穿皮衣的男人逼迫阿尔芒和安德烈坐进那辆雪铁龙汽车，然后扬长而去，只剩下震惊和噤声的围观者。他们还想带走22岁的莫里斯，但车里已经坐不下了。

第二天上午，贝拉和莫里斯去了勒皮。在省政府，身为抵抗运动成员的罗莫夫（Romeuf）秘书安抚贝拉和莫里斯，然后带他们去见共和国检察官贝尔纳（Bernard）先生。贝尔纳对此感到唐突，拒绝施以援手。[3]

贝拉和莫里斯返回费伊村，玛丽·埃克斯布拉亚已成为这家人的知心朋友，她催促他们赶紧躲起来。玛丽找到一座空置的农舍，那座孤立的农舍远离道路。第二天，村里的男人们过来帮助贝拉和孩子们，帮忙把那座农舍修整到适宜居住。贝拉和孩子们仍然手足无措，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事实。那座农舍没有水也没有电。每当有危险逼近，埃克斯布拉亚夫人就会派人来到农舍，这样他们就能躲到森林里。许多年以后，吉尔贝会说：“我们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她要为我们这么做，什么神秘力量在推动她？”埃克斯布拉亚一家是新教徒，总是虔诚地到屈尔泰的教堂做礼拜。[4]他们家的五金店生意很好，埃克斯布拉亚夫人还同时经营着成功的食品生意，为来自圣艾蒂安的人们提供黄油和奶酪。尼扎尔一家什么都不缺。吉尔贝后来还记得那道丰盛的肉汤，汤里满是肥猪肉、土豆和各种蔬菜。吉尔贝说，天主教徒也来帮助他们，但天主教徒的好意有时有点像施舍。“新教徒只是张开双臂。”

与此同时，屈尔泰发现那个开出租车的男人也很怀疑那两个持枪的男人，他去了勒皮，在那里很快查明那两个男人很可能是冒名顶替的骗子，因为巴克与德国人有过协议，任何发生在上卢瓦尔省的逮捕行动必须有法国警察在场。屈尔泰被人带去见巴克，有趣的是，巴克开始大声质问屈尔泰，为何不早点向省政府通报此事，那样他也许能够救下尼扎尔一家。后来查明，那辆雪铁龙在开往里昂的路上停了好几次，甚至在拉马斯特尔（Lemastre）停留了一个晚上，本来有许多机会拯救他们。后来，尼扎尔一家对这位牧师难免心存芥蒂。

等到巴克收到消息的时候，安德烈和阿尔芒已经在德朗西了。那两个男人的确是冒名顶替的骗子。在拿到钱以后，他们就把两个人质卖给了盖世太保。原来尼扎尔一家早就被盯上了，通过截获阿尔芒写给马赛的生意伙伴的信件，一家人的行踪早就暴露了。

在德朗西，阿尔芒很快找到一些纸并写信给贝拉，他把信件交托给那些可以离开德朗西几个小时的不幸的人，他们被放出德朗西是为了回家接上还在藏匿中的家人。他们肯定会回来，因为他们的孩子被迫留在营地里作为人质。阿尔芒在信中的语气很平静，没有自怨自艾。他写道，他感到很宽慰，其他家人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尤其是贝拉和女儿们，因为他目睹了妇女们在德朗西遭受的非人待遇。他说他睡在安德烈的床铺下面，幸运地拿到一张没有跳蚤的毯子；每周可以洗三次冷水澡和一次热水澡；他还遇到了好几个来自马赛的老朋友，其中就有米雷耶的朋友、被盖世太保抓获的雅克利娜，当天两个女孩子在放学路上被人截住。他劝告孩子们要保持“尊严和勇敢，最重要的是行为举止要符合规范”。莫里斯将要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

由于这两名囚犯缺少所有物资，他们的每日配给只有两碗稀得像水的青菜汤，阿尔芒请求家人给他们寄点包裹，包括肥皂和干净的衣物，最重要的是食物：煮老的鸡蛋、砂糖、面包、香肠、果酱和饼干。甚至罐头都可以，他们可以用来当餐具和炊具。6月23日，安德烈写道：“我们终于知道流浪汉是怎样的，但我们跟朋友们一样脏，这倒是挺安慰的。”阿尔芒提到，除了厕所很肮脏，他们倒是睡得“很香”，由于无事可做，他们终日躺在床铺上面。他说，这种人人都要遭受的不幸让他们人人平等，在德朗西，没有阶级差别。两位好心的妇女帮他们洗净了仅有的衣物，只以砂糖和面包作为报酬，“在这里食物比钱有用得多”。作为汽车修理厂的业主，阿尔贝·埃克斯布拉亚拥有一辆小汽车，他与弟弟驱车500千米，从费伊村开到德朗西，去给他们送钱和食物；兄弟俩无法见到囚犯，但他们交出了包裹，后来得知阿尔芒和安德烈收到了包裹。

7月3日，德国人遣散了一直运营德朗西的法国人，狂热的反犹主义者阿洛伊斯·布伦纳（Aloïs Brunner）接管了营地，布伦纳是盖世太保驻法国司令长官海因茨·罗特克的副手，他刚刚完成了把43000名希腊犹太人从萨洛尼卡运往奥斯维辛的驱逐行动。营地的状况急剧恶化。有两个试图偷运信件出营地的男人被抓获，当着2000名囚犯的面受到鞭打；阿尔芒写道，那个情景“令人痛苦而又恶心”。他在猜想，火车通常会开往瑟堡（Cherbourg），那里需要人手帮助修建大西洋壁垒；还有可能开往东方，开往“上西里西亚，开往盐矿，在那里，死亡会慢慢降临”。他发现这些旅程都“令人心碎”。

7月4日，尼扎尔父子俩已经在德朗西关押了15天，阿尔芒写信告诉贝拉，他们被分在第六组，也就是暂时不被驱逐，直到家人被追踪，被抓来与他们会合为止。阿尔芒写道：“无论如何，你必须转移和躲藏，这样你才不会被发现。”也许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保持安全，直到战争结束。他知道他的弟弟西蒙和弟媳玛尔特已被送往梅斯（Metz），夫妻俩可能在一座大型食品工厂里工作。7月21日，阿尔芒写信提到，新的驱逐行动不断进行，他已被告知，必须写信给贝拉，让贝拉和孩子们来德朗西会合。他让贝拉“不要理会”那封信，他在“不要理会”几个词下面画了横线。

7月25日，墨索里尼倒台，这让营地里洋溢着兴奋和乐观的气氛，阿尔芒写道，囚犯们的脸上“闪耀着希望……这可能预示着战争结束”。26日，他在一张撕破的纸片上写道，他已经用完所有物品了，只剩下卫生纸。“我被告知，10天内，最多15天内，我们就能重获自由……”但在三天后，突然传来了命令，要求阿尔芒和安德烈登上下一列火车，“让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很可能是要去东方，去未知的终点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接受我们的命运，仿佛那是天意；不管怎样，我们仍然士气高昂”。有一阵子，作为战功卓著的战争英雄，安德烈似乎会被赦免，但未被赦免。由于他们可能会在梅斯停留，他们希望能找到西蒙和玛尔特。30日，阿尔芒写道：“每天晚上，我都会默念每个孩子的名字，祈求上帝保佑……我为你们感到担忧，如果我能确保你们安全，我就能心情轻松地离开了……不要指望很快会收到我的信。我紧紧地拥抱你们。”

这是最后一封送达贝拉手中的信件。7月31日，541个男人、486个女人和95个孩子被送去奥斯维辛，包括阿尔芒和安德烈。阿尔芒于8月5日被毒气杀害。安德烈被送去劳动营。西蒙和玛尔特已经死了，他们在索比堡灭绝营被毒气杀害。

贝拉和孩子们对此一无所知。夏天结束的时候，吉尔贝、罗贝尔和亨利搬到勒尚邦，去塞文诺新学堂上学，与若尔热特·巴罗和加布丽埃勒·巴罗住在一起，与其他所有藏匿在此的犹太人分享一栋房子，以屈尔泰和西蒙娜·迈雷斯提供给他们的假名字生活，并于周末回家。贝拉、米雷耶和马松娜继续躲在费伊村，等待阿尔芒和安德烈的消息，但杳无音讯。埃克斯布拉亚一家、屈尔泰、面包师罗贝尔先生和沙佐一家尽力帮助他们。上司要求警察格莱松报告尼扎尔一家的状况，格莱松提交了一份好话说尽的证言，说他们的“道德品质”无懈可击，他们的言行举止“堪称优异”，他们对法国和维希政府的态度无可置疑。

为何德国人决定在1943年6月29日早上突袭罗什之家，原因已经成谜。[5]可能是因为新任的年轻经理丹尼尔·特罗克梅，他对学生施加的影响引起了维希政府的反感；或者是因为监视旅馆的职责从劳动部转到内政部，因此受到了盖世太保更为密切的关注；或者是因为住在勒尚邦的德军伤兵抱怨某些村民对他们的态度不够恭敬；或者是因为两个在墙上画洛林十字的年轻人被抓获；或者非常简单，是因为在高原上总是抓不到犹太人或反对派，无论是维希政府还是占领者都一无所获，反而引起了怀疑。无论原因是什么，这次突然袭击成了高原战争中的一次关键事件。

那栋房子本身是位于村庄外围的古老农舍，房子后面是茂密的森林，前面是能够俯瞰利尼翁河谷的露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其30个房间迎接夏季访客。1941年，一位退休的本地牧师诺埃尔·普瓦夫尔与“欧洲学生拯救基金”开会，并向对方提出，租用这个地方，作为容纳反纳粹人士、西班牙共和派、拘留营里的犹太学生的民宿。第一任经理是庞泰尔（Pantel）夫妇，他们都是难民，已经上了年纪，发现照顾30个麻烦不断、一贫如洗、冲动易怒的年轻人真是太难了。1943年3月，他们被丹尼尔·特罗克梅取代，丹尼尔是安德烈的堂亲，一个深思熟虑、博爱慈善的31岁年轻人，他长着浓密光滑的棕色头发，方口广颐，戴着一副小圆眼镜。丹尼尔变得充满自信、意志坚定，为了保护朋友不惜两肋插刀。他是那种带着使命感的男人。

丹尼尔·特罗克梅

丹尼尔的父亲是亨利·特罗克梅，即特罗克梅牧师的堂兄弟，也是罗什学校（L’Ecole des Roches）的校长，那是一所设施完善、注重知性、入学极难的住宿学校，按照英国模式管理，设在诺曼底，与奥诗国际学校几乎同名，但那只是巧合。亨利·特罗克梅是八个孩子的父亲；第九个孩子是收养的，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还后收养的，以庆祝自己在战争中大难不死。丹尼尔很聪明、爱冒险，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他在贝鲁特和罗马的高中教数学、化学和物理。1940年春末，丹尼尔从罗马给父母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他确信父母参与了地下抵抗运动，因此为父母感到自豪。他写道：“我相信，你们照顾的孩子长大后将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与丹尼尔一样，亨利及其妻子夏娃（Eve）非常忠诚于自己的内心。

在法国溃败期间，奥诗国际学校迁往法国南部，丹尼尔曾经短暂地在奥诗国际学校任教，但他很快就厌倦了学校里贪图安逸和党同伐异的气氛。丹尼尔得知在勒尚邦有事可干，他就写信给安德烈·特罗克梅，问叔父自己能否为那里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丹尼尔的信件送达的时候，高原上刚好又涌入了一批孩子，于是特罗克梅邀请丹尼尔来担任贵格会支持的格里永儿童之家的负责人，那里收留了25个10～18岁的孩子，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还在营地里。丹尼尔是一位慈爱而又体贴的大家长，他总是熬好几锅汤，然后把汤拉到村庄里，这样在达尔西萨克的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就能吃上热乎的午餐了。他晚上总是忙活到很晚，尽力用橡胶修补孩子们的鞋子。他总是为去哪里找手套和橡胶套鞋而头疼，而且每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他就得到处寻找额外的衣物。他还记录过一个灾难性的夜晚，由于在烘干衣物时太过靠近火堆，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两件崭新的斗篷、一件大衣、一条裤子、两顶贝雷帽、两条围巾和一把椅子在火堆里焚毁。

丹尼尔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他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为重建我们的世界而做出的贡献……或许也是一种近乎宗教性的验证、使命、确信……我选择这一事业，并不因为这是一场冒险，而是因为这样做能让我不感到愧疚”。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他决定与孩子们在一起，而不是回家与父母团聚。他说他感到非常快乐，不仅自视为孩子们的父亲，而且自视为孩子们的“代理人和保护人”，尽管后来他会说他与“孩子们是平等的”。他告诉母亲，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让-皮埃尔是安德烈和玛格达的儿子，当时13岁，他前来陪伴丹尼尔，儿童之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然后，1943年3月，庞泰尔夫妇离开了，特罗克梅请求丹尼尔接手罗什之家的领导工作；丹尼尔接受邀请，他说他会同时兼顾罗什之家和格里永之家的工作，并在晚上照顾更年幼的孩子们。他非常乐意与小孤儿们待在一起。

罗什之家是个非常不同的项目。[6]罗什之家的30名居民年纪在20～30岁，还有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以及一对年纪稍长的情侣，所有人都未婚，来自欧洲各地的德军占领区。至少半数是犹太人，其中三名是正统派犹太人，但也有天主教西班牙共和派，以及几名新教徒。绝大多数人已经在流浪和逃亡中度过了好几年，几乎所有人都在法国的拘留营里待过。尽管他们没有正式的班级——普瓦夫尔当时只想着先把他们从营地里救出来——但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攻读法学、医学和工程学的大学生，或者是很有天赋的音乐家或画家，这意味着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

罗什之家

班级很快便组建起来了，在远离战火的勒尚邦，由杰出的难民教授执教。马伯小姐教英语，雅克利娜·德古德曼彻教打字和速记，一位索邦大学教授教哲学，一位战前就已成名的维也纳艺术家教艺术史。每天晚上，学生们聚集在露台上聊天和弹奏乐器。人们在那里热烈地讨论。欧洲学生拯救基金寄来国际象棋、各种语言的图书馆藏、拳击手套以及自行车内胎。

就算普拉利督察没有收到巴克关于严密监视那帮年轻人的命令，他们的身份和来源也早已不是秘密：丹尼尔是极为仔细的记录保存者，他的住客名单上记录着他们所有的细节，包括宗教信仰。更为小心谨慎的普瓦夫尔牧师把他们的配给本藏在图书馆的藏书后面，而罗什之家的账本就藏在加尔文全集的书页里。

许多年轻人在抵达农舍的时候已经严重营养不良，马德莱娜·巴罗和西马德组织前来帮忙，西马德组织到处搜寻，乞求，借用毛毯、大衣和鞋子，确保他们过得更加舒适，尽管吃的东西永远不太够。

或许丹尼尔应该更加注意安全。1943年5月，两名德军宪兵突然到访，逮捕了45岁的德国人马丁·费贝尔（Martin Ferber）。费贝尔被视为“行为拘谨，看起来有点像普鲁士人”，没有人与他特别亲近；他并非犹太人，但早在战争爆发前就是知名的反纳粹人士。他没有反抗，顺从地跟着德军宪兵走了，人们没有再见过他。丹尼尔明显对此不以为意，但不久之后，马伯小姐和德古德曼彻女士都留意到，罗什之家“已被当局盯上了，变得非常危险”，尽管马伯小姐说这一警告是由普拉利发出的。毫无疑问，有些年轻住户害怕被抓捕，选择在森林里过夜。但丹尼尔还是有点顽固。他不仅向省长道歉，因为那些年轻人似乎在随意走动，而且他禁止人们离开，除非得到他的书面允许。

丹尼尔明显觉得很安全。那些纷至沓来的警告则全部被他忽略。

6月29日早上6点40分，门外响起呼喊声，德国人正在外面拍门。14名身穿便服的德国人，携带左轮手枪和机关枪，包围了整栋建筑物。任何人都没有时间躲藏。学生们还穿着睡衣，肩膀上披着毛毯，被推到起居室集合，然后就被带走，逐个受到审讯，他们都在“通缉恐怖分子”名单上。每次审讯完毕，许多人脸上都被揍得鼻青脸肿。

7点30分，有人发现丹尼尔·特罗克梅住在格里永之家，便派出一辆小汽车去抓他。这时候，他仍然能够逃脱，藏在树林里；但他坚持拥抱每一个孩子，直到被带走为止。普瓦夫尔和勒福雷捷接到村民的警报，马上赶来，但被拒绝入内；玛格达当时穿着围裙，躲进厨房里，假装自己是其中一名厨师。当男孩们接受完审问回来，他们路过玛格达所在的地方，低声请求玛格达与他们的父母联系，并告诉玛格达如何处理他们的行李。

丹尼尔设法提醒玛格达，女学生路易丝·戈萨赫（Luis Gausachs）救过一名落水德军伤兵的性命，那名女学生立即赶往利尼翁旅馆，希望能够找人提供证词。她好说歹说、软硬兼施，终于让门岗卫兵放她进去。她找到几位更老的伤兵，还说服了两位军官陪她返回罗什之家。在半路上，她请求两个路过的女孩子把自行车借给两位军官，好让他们更快到达罗什之家。路易丝·戈萨赫很聪明地离开队伍，跑到楼上，与一名身染重病、无法行动的男孩待在一起，那里还有一对夫妇，明显不像犹太人。一名19岁的荷兰正统派犹太人因为随身携带经文护符匣而受到毒打，护符匣是个皮质小箱子，里面装着希伯来语《圣经》，犹太人经常携带护符匣。德国人对他大喊：“犹太猪！犹太猪！”

等到中午，三辆卡车和两辆黑色小汽车驶出村庄，他们带走了18名学生以及丹尼尔。来自罗阿讷的14岁女孩热妮·施洛斯躲在罗什之家对面的门廊里，她惊恐地看着男孩子们被带走，一个接一个，一言不发地带着行李箱上车。让-皮埃尔·特罗克梅与母亲也在现场，丹尼尔对他们说：“告诉我的父母，我在这里非常开心。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期。告诉他们。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走。”在一楼的窗户里，那些被释放的男孩子只能沉默地旁观。

囚犯们被关押在穆兰（Moulins）城堡，那座城堡原本是属于波旁公爵的。他们只得到很少的食物，由于在那里无事可做，丹尼尔拿到一张德文报纸后就大声读出来，还一边翻译。其中有五个年轻人最终被释放；其他人都被送去德朗西，在那里还有两三个人设法被释放。7月18日，五个年轻人被押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第58列火车，他们在那里被毒气杀害。其中最年轻的是16岁的比利时学生亚历山大·斯特恩（Alexandre Stern）。另一人是利普舒茨，他是前往费伊村面见屈尔泰的年轻人之一，说他觉得丹尼尔太粗心大意了，但他还是回到罗什之家去过夜。还有六个人消失在记录当中，他们很有可能也被杀害了。

至于丹尼尔，他在穆兰被扣押到8月底。他的父母到处托人，包括前往维希政府，请求从轻发落。尽管不被允许探望儿子，但两位老人站在城堡外面，希望能够听见儿子的声音。丹尼尔能收到父母写给他的信，他回信说自己精神状态还好，希望能够尽快见到父母。他祝愿母亲和妹妹苏茜（Suzie）生日快乐。他被转移到贡比涅，那里是火车开往波兰的主要车站，他在那里遇到了父亲学校的几位老毕业生。他也给格里永之家的孩子们写了感人且温柔的信，答应他们永远不会离弃他们；他还告诉家人，当他听说哥哥的新生婴儿被命名为达妮埃尔（Danielle）时，他觉得非常感动。由于他既非犹太人，也非被通缉的抵抗战士，他设法避免了长达好几个月的驱逐。然后家人们收到了一张正式打印的卡片。卡片上面写着：“我将要被转移到另一处营地。不要再给我寄包裹。等我给你们新地址。”在那以后，一切归于沉寂。

在勒皮，巴克声称他完全不知道那场计划中的袭击，他给维希政府发了一封正式的抗议电报，却没收到任何回复，也没收到任何解释。让整件事情显得非常特殊的是，那场袭击的目的并不是围捕犹太人，而是针对罗什之家的“反德”倾向，以及里面那些“心怀不满的居民”。这个说法后来得到印证，因为人们并不是被坐镇里昂负责反犹行动的巴比抓走的，而是被德国国防军抓走的，后者在理论上主要针对逃役者和反纳粹人士。抓捕犹太人只不过是意外收获。

人们此时非常害怕。安德烈·特罗克梅写道：“我们住在火山上，能够听到低沉的轰鸣声，有些远，有些近。”

8月初的一天晚上，有三个男人来到勒尚邦的阿卡西亚客栈吃晚饭。吃完饭后，他们结账并走到露台闲坐。9点，普拉利督察走出餐厅。其中一个男人站起来向他射击。站在普拉利身旁的小女孩差点被子弹击中。那三个男人骑自行车逃跑，但其中一个人的自行车掉链子了，于是他们跑进森林。

勒福雷捷医生赶来急救，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那颗达姆弹已经在普拉利的肚子里炸开。这名年轻督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被搬入一辆小汽车，然后被送去勒皮一家医院，不久之后就死了。后来，人们会说普拉利其实经常拯救犹太人，但在高原上，他已成为通敌者的代名词。

一开始，人们以为普拉利遇刺案与罗什之家遇袭案有所关联。但人们很快就知道，刺杀行动是游击队下的命令，此时游击队云集高原，他们害怕普拉利会发现自己的行踪。杀手被确认为19岁的屠夫助手让·布吕吉埃（Jean Brugière）。四支警察大队抵达高原，在村庄和森林里展开搜索，可是一无所获。

8月9日，普拉利在勒尚邦下葬。特罗克梅主持葬礼，这让某些会众感到不满。但他说，普拉利毕竟是他的教区居民，而主持葬礼也是他身为牧师的职责。巴克的立场仍未明确，他在葬礼上致辞。他声称，刺杀行动是恐怖主义行为。

有一段时间，本地居民普遍感到愤怒，不仅是因为可能会受到报复，而且是因为可能会有更多警察从平原被派到高原。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人来接替普拉利。

但过去三年来村庄里的非暴力原则及高原作为庇护所的安全感，都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夏天延续，田野上开出猩红色的繁笺花、毛茛花和蓝色的风铃草，安德烈·特罗克梅和玛格达·特罗克梅带着孩子们在森林里野餐；当七岁的马德莱娜·塞什每天透过卧室的窗户，看着德国人在窗外的露台上晒太阳、在利尼翁河里游泳，一种陌生的隐秘感和一种需要更加警觉的感觉弥漫于高原居民的心中。为了毫发无损地等待战争结束，人们必须尽可能保持沉默，甚至要尽可能保持友善。

[1] 作者对皮埃尔·布洛克的采访。

[2] 作者对吉尔贝·尼扎尔的采访。

[3] 法国解放后，贝尔纳作为通敌者被枪毙。——原注

[4]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Haute-Loire，996W232.

[5] Gérard Bollon，Cahiers de la Haute-Loire，1996.

[6] Poujol，Protestants dans la France en Guerre；Magda Trocmé memoir.

第十四章 救救孩子

这已经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五个秋天、德军占领法国南部和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以来的第二个秋天了。法国人精疲力竭、愤恨不已、士气低落。7月，盟军登陆西西里岛，准备解放科西嘉岛；苏联红军在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也在步步进逼。英美盟军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已是迫在眉睫了。一方面，在维希政府那些色彩柔和却略显破旧的新巴洛克风格宫殿里，贝当麾下主要提供治安服务的伪军继续执行他的命令，但德国人对法国警察越来越不放心，许多法国警察公然对德国人采取敌视态度，而盖世太保也建立了特殊部门，确保法国警察在其监控之下。另一方面，达尔南的民兵明显更加服从，他们不遗余力地追捕“所有犹太人，无论他们是否躲起来”，无论他们是法籍还是外籍，无论他们是成人还是孩子。而且，他们毫不介意擅自发起抓捕行动，尼扎尔一家被抓捕就充分说明了问题。

在一个丧失所有权力的国家，所有事情都变得疑神疑鬼。到处张贴的海报列出了悬赏事项，包括告发“藏匿或伪装的”犹太人、持有武器者、戴高乐派、抵抗战士。就算没有上述选项，还有许多可供告发的内容，而绝大多数海报的落款通常是“一个好法国人”。如果告发犹太人，告密者可以当场获得赏金，而赏金通常就是从受害者身上搜掠而来。

及至1943年夏末，还有大约10000名犹太人被关押在拘留营。居尔营地和里韦萨特营地成为等待驱逐的犹太家庭的集合地。由于绝大多数医生早就被驱逐，后来只有很少的药品抵达营地，因此营地里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当驻法德国警察总监赫尔穆特·克诺亨意识到许多犹太人设法从开往德朗西的火车上逃脱时，他便下令把犹太人用长绳捆绑在一起，就像对待真正的囚犯那样。此时在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上，法籍犹太人和外籍犹太人数目大致相当。原本每月固定发两班车，但现在发车之间没有休止，而且再无豁免。一个由许多“雅利安化”组织构成的协会已建立起来，以确保在战争结束后，没有人需要依法返还他们从犹太业主那里偷盗而来的企业。

法国人也在挨饿。法国已成为一个遍地黑市贩子和创意厨师的国家，日常饮食往往是瑞典甘蓝煮通心粉，配菜是稻草、杂草、草根，人们为黑色婆罗门参、桔梗和大头菜的最佳烹饪方法争论不休，而这些食物是否真的可以食用也可以争论一番。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肉类、鸡蛋、黄油和奶酪已经全部消失。

然而，在高原上，人们仍然可以获取食物，尽管埃米尔·塞什不得不更加深入田间地头，去为藏匿的孩子们寻找补给。由于肉类受到严格的配给限制，人们便偷偷屠宰动物，并在黑夜的掩护之下分配给各个家庭。当玛格达分到一份猪肉的时候，她不会知道猪肉是从哪里来的；猪肉会在月圆之夜由一个年轻人送来，总共有十个年轻人充当搬运猪肉的志愿者，为每家每户送去十千克猪肉。让内牧师的两个儿子负责运送猪肉给藏匿的犹太人，对方已经同意打破饮食禁忌了。

在经历过夏天的事情之后，安德烈·特罗克梅发现高原上涌现了新的宗教热情，他的教区居民仿佛因永无休止的战争、交出隐藏难民的要求、让儿子接受强制征召的威胁而心烦意乱，他们不得不转向教会寻求帮助。勒尚邦兴起了一场出版业冒险行动，福音使团（Les Messageries Evangeliques）是发行宗教书籍、参与《圣经》销售的组织，其人数一直在增长，新教报纸《山区回响》的读者人数也一直在增加。当丹尼尔·屈尔泰决定在费伊教堂举行研讨会时，讨论主题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竟然有超过100名年轻人出席并参与讨论，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否应该拒绝服从偶像崇拜和残酷暴虐的国家。

加缪当时还在写作《鼠疫》的第一稿，他借助笔下的主人公和讲述者里厄医生（Dr Rieux）之口说道：“我们共同努力，为值得让我们共同奋斗的事业而团结起来，超越了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藩篱。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加缪已经厌倦了独居生活，他写道：“意志，能让头脑有所获益。但内心呢？”加缪与安德烈·舒拉基早已相识，舒拉基是阿尔及利亚圣经学者，也是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在高原上的联络人，他为加缪烹饪北非食物，并建议加缪留意瘟疫在《圣经》中的意义，因为瘟疫在《圣经》的不同章节中出现多达49次。最后，在反复提到“唯一的胆怯是屈膝下跪”之后，为了避免再次受困于雪地中孤寂漫长的冬天，加缪去了巴黎，在巴黎与抵抗运动团体接触，并开始为对方撰写和编辑秘密材料，而在白天继续为加利马尔（Gallimard）出版社提供审读稿件的服务。

马德莱娜·塞什后来记得的不是饥饿，而是父亲所能找到的单调食物，实际上，她唯一见过的水果就是苹果。[1]然后，她还记得严寒。苏莉阿姨之家只有底层和一楼有取暖设备，而在阁楼的宿舍，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及至1943年秋天，绝大多数住客都是犹太人，奇怪的是当局却仍然没有来打扰这个地方。德军伤兵就住在隔壁，他们当然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但显然选择不把这里当回事。尽管孩子们的姓名都未经伪装，但埃米尔·塞什小心翼翼地不在整洁、简短的记录中提及孩子们的宗教信仰，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小心翼翼地一字不提，因为据他判断，自己的孩子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因此直到战争结束后，马德莱娜才发现自己家里住满了犹太孤儿。

家里有一岁的让-皮埃尔·不伦瑞克（Jean-Pierre Brunswick），一个神经质却又很聪明的男孩，“很早熟却被父母宠坏了”，他的弟弟米歇尔（Michel）每天晚上都尿床；有15岁的雅克·戈尔德施密特（Jacques Goldschmidt），来自里昂，“娇生惯养到有点娘娘腔，很毒舌，太敏感，玩游戏的时候很容易害怕”；有14岁的妮科尔·梅耶尔（Nicole Meyer），来自圣艾蒂安，“敏感又粗鲁，可能是因为远离父母”。亨利·费塞尔（Henri Fesser）爱说谎，爱偷东西，“完全没有道德感”；于盖特·施皮茨（Huguette Spitz）很安静，很会洗衣服，很温顺，以至于没有鲜明的个性。这些孩子都不是省油的灯。孩子们几乎都不知道父母在哪里，绝大多数人都见证了、经历了可怕的场景和痛苦的分离。埃米尔以严厉手段运营这个儿童之家，他试图借助秩序和纪律来消除孩子们心中的恐惧。但在孩子们看来，他未免简单粗暴。勒福雷捷医生举止随意、爱开玩笑，有时候会无心伤人，他有一次嘲笑一名年轻住客行过割礼，那名年轻住客因此变得非常沮丧，埃米尔还专门跑到医生的诊所去抗议。

马德莱娜的父亲还有其他事情要忙。马德莱娜的母亲耳聋越来越严重，已经很少参与苏莉阿姨之家的运营。父亲15岁的侄女达妮埃尔（Danielle）在勒尚邦与他们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与她的母亲一起躲在旺代省（Vendée），据说她们已被逮捕，并被送往德朗西。父亲把她的照片放在卧室里，希望能够等来她们的消息。照片上有所有的孩子，是在达妮埃尔离开前不久拍的，她留着短发，全部梳到脑后，看上去很大胆，似乎无忧无虑。还有一名住客是17岁的约瑟夫·埃米尔（Joseph Emir），他以为自己有土耳其护照会很安全，突然前去里昂看望家人，然后有消息说他被盖世太保抓获，并被枪决。

在整个高原上，在偏僻的农舍，在村庄的阁楼，在学校和民宿，犹太孩子们正在经历煎熬，他们想念家人，努力为周围的隐秘和寂静寻找意义；又或者，就只是等待。

尽管绝大多数人后来想起这几个月的时候都是满怀感激和感恩，但的确有部分人非常不开心。其中一个不开心的男孩叫雅克·斯图马舍，他来自巴黎第11区的亚历山德里娜巷。

雅克已经13岁了。雅克与七岁的弟弟马塞尔曾经躲藏在里昂，与他们的立陶宛父亲和波兰母亲住在一起。在儿童救援组织和马德莱娜·德雷福斯的帮助下，两个男孩于1943年初秋乘坐小火车抵达高原。他们被安排与另外五名难民孩子住在肖莱桥（Pont du Cholet）旁的几个邻近的农场，距离勒尚邦三千米，那几个农场都属于弗朗（Franc）一家。雅克对这个新家的第一印象是烟熏火燎、肮脏不堪的农舍，围绕着泥泞不堪的院子建成，院子一边住着山羊、鸡、猪和五头奶牛，另一边住着弗朗一家。那里没有取暖设备。雅克和马塞尔，以及10岁的皮埃尔·科恩（Pierre Cohn）、11岁的勒内（René）住在一起，勒内不是犹太人，但他失去了母亲。他们的被褥就是干树叶，铺在面积狭小、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那个房间本来是用来存放土豆的。房间很潮湿，极度寒冷。在附近的农舍，也就是弗朗一家住的那一侧，还有三个犹太孩子，他们是妮科尔（Nicole）、拉法（Rapha）和马克斯（Max）。

弗朗一家，站在弗朗太太前面的是皮埃尔·科恩

尽管弗朗先生已经得到儿童救援组织的全额资助，以供养几个孩子，但他还是不愿意让雅克去上学，总是说雅克已经到了在农场全职工作的年纪。雅克是个聪明的男孩，他一直是班上成绩最拔尖的孩子，渴望继续接受教育。他软磨硬泡，终于得到允许，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走路到两千米外位于雷塔瓦的地方学校去上学。在上学前和放学后，他都要在农场里干活。他的学业大受干扰，以至于被迫留级一年，但他很努力，也喜欢他的老师，很快就跟上同学的节奏。

七个孩子都很饿。这不是因为他们被迫眼睁睁地看着鸡蛋、奶酪、黄油、鸡和肉被卖到黑市，或者直接被卖给从平原来高原寻找食物的人，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给他们；而是因为每到晚饭的时候，任何成块的肉或者肥猪肉，都是在他们碗里过一下，然后就变成弗朗先生碗里的菜肴。如果孩子们在农田里与男人们一起劳动，人家也不会邀请他们分享香肠和火腿做的午前茶点。不久之后，他们脑子里就只想着食物。当雅克愚蠢地告诉弗朗太太，在学校里，其他孩子都为弗朗太太只给他们这么点食物作为午饭而震惊，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分量的午餐时，弗朗太太却停止给他们任何食物作为午饭，还告诉他们，如果想吃午饭，他们必须每天走路两千米回到肖莱桥。雅克试图鼓动其他孩子跟他一起逃跑，但弗朗太太听到了逃跑计划的风声，威胁他们说如果逃跑就报告警察。雅克只好留下来。不久之后，弗朗太太就再也不能责骂雅克了，因为她收容的犹太人并不比自生自灭的犹太人更安全。雅克被迫偷取他能得手的所有东西：生鸡蛋、洋葱、面包皮。

尽管雅克聪明又坚定，他却是个胆小的男孩。有一天，妮科尔因为偷另一个孩子的午饭而被抓住，老师让她站在全班面前，揪住她的头发严厉责骂她。在妮科尔哭泣的时候，雅克跳起来，大声说她只是饿坏了，她从未得到过足够的食物，而且偷取食物又不等于偷钱或偷首饰。老师听说之后大为惊骇。老师让妮科尔回到座位，告诉全班，他们都有一个轮值任务，每人轮流为妮科尔多带一份午饭。可惜的是，同样的好运气却未能降临到雅克以及其他住在弗朗家的孩子身上，但他第一次懂得了如何为人辩护。他后来说，这件事情启发了他，引领他从事法律工作。

出于每个人的安全考虑，这些犹太孩子与他们的父母断绝了所有联系。对于这一点，儿童救援组织严格坚持。在这一整年里，雅克和马塞尔都住在弗朗家，在此期间，他们的母亲只来看望过一次。他们告诉母亲自己有多饿，母亲对弗朗太太提出抗议，并同意额外付钱，让每个男孩每天都能多吃一个鸡蛋。这额外的鸡蛋只吃到过几天，后来就停了。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天气寒冷，想念食物，缺少关爱。弗朗一家对于他们照顾的七个孩子没有表现出半点慈爱和温柔，甚至没有任何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接触。雅克觉得自己和弟弟就像奶牛，因为每当警察要来巡视农场，他们就会和未登记的牲口一起被送到森林里，“我们所有人都是秘密的牲口”。弗朗夫妇会因为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惩罚他们，有时候扇他们耳光，但更多的时候是剥夺他们的食物。

为了得到更多食物，雅克放学后会留在学校里，帮助其他孩子做功课，换取他们带来的面包和果酱或香肠。无论换来的食物有多少，都比他晚回家吃饭因此失去的那口汤要多得多。弗朗一家的严苛对待甚至损害了孩子们的健康。孩子们只有木鞋，没有袜子可穿，他们长了冻疮和水疱。当马塞尔头顶的溃疡愈发严重而且毫无好转时，弗朗夫妇却拒绝让他去看勒福雷捷医生，直到雅克发现马塞尔严重到不能不看医生，但那时已经太晚了，马塞尔留下了秃顶的疤痕，那里再也长不出头发。农场的狗被奶牛踢了一脚，发展到眼睛感染；那只狗后来慢慢地、痛苦地死了，也没有被带去看过兽医。

后来，当雅克再说起在高原的那年，他完全同意自己真是太不走运了。在其他农场，孩子们都受到关爱和善待，尽管后来有些人说他们就像生活在“虚幻的气泡”里，仿佛在自己的生活里扮演某种角色。卡罗勒·扎尔贝格（Carole Zalberg）也是来自罗阿讷的女孩，她由一名农夫的妻子收养，后来写道：“不，养母并非不友善。她只是太过严厉了。”在她的原生家庭里，卡罗勒受到关爱，甚至是宠溺；她越是迷惑不解，越是孤立无助，就越是想起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写道：“我们变得不一样，我们学会离群索居。”

雅克后来坚持他所说的句句属实，因为他所说的反驳了种种自以为是的说法，人们总是以为战争年代处处充满善意。雅克说，这提醒了他，并非一切都是温和友善、无忧无虑的，就算是那些在生活上得到良好对待的孩子，绝大多数人也经常会陷入孤独和害怕，会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而备受困扰，会因为未知的前景而感到害怕。更不要说他们兄弟俩为何不快乐了，他们受到虐待、忍饥挨饿，这让他们濒临崩溃边缘。雅克会说，他们兄弟俩终究是活下来了，如果没有弗朗一家，他可能早就死了；但创伤从此留下，疤痕永未治愈。

西蒙·利弗朗的弟弟雅克仍然与吉尔贝一家住在一起，此时几乎完全不理西蒙，而且也有自己的麻烦。[2]西蒙仍然与达比派夫妇巴尔先生和太太住在一起，夫妻俩尽管经常一言不发，有时太过严厉，却对他很好，也让他吃得很好。有一天，一个马戏团来到勒尚邦，西蒙拿到票，带上雅克一起去看马戏。一名德军士兵也来看马戏，就坐在兄弟俩旁边，那名德军士兵年纪有点大，头发灰白。他让雅克坐在他膝盖上，但西蒙站起来走开了。那名士兵跟着兄弟俩，再次试图把雅克抱在怀里。后来，西蒙才意识到，那名士兵很可能身为人父，家里也有个小男孩，渴望孩子的温暖。但在当时，西蒙只感觉到憎恨。西蒙抱起雅克，离开了马戏帐篷。

两个男孩终于等到了父亲阿龙的探望，阿龙得到允许，可以离开他所在的劳动营，暂时放几天假。巴尔夫妇主动为阿龙找工作，这样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留在高原了，只不过需要使用假证件，还需要躲起来。但阿龙告诉西蒙，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送去德国了，而这正是他想要的，他想去寻找妻子萨拉，他很确定，萨拉还活着，还在某个营地。西蒙和巴尔夫妇都未能说服他。离开勒尚邦之后不久，阿龙写信给女儿贝尔特，贝尔特此时已经16岁了，还在里昂当学徒，贝尔特把父亲的信转寄给西蒙。阿龙告诉孩子们，他在卢尔德附近一列火车上写信，那列火车会把他和其他30个犹太男人送去法国北部。“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我敢肯定我们会在某个地方工作，但在哪里呢？……当我上路的时候，我的心中满怀希望，我会继续心怀希望，直到我找到你们的母亲，我的萨拉。当我知道我能见到她时，我的心都变得温暖了……我正在鼓起全部勇气，而我的精神状态也非常棒。”阿龙说，他给孩子们寄了钱和他的配给本，他想要贝尔特买些东西给“我可爱的雅克，你必须告诉他，这是爸爸妈妈从里昂寄来的”。

阿龙再次来信，这次是在另一列火车上写的，那列长达23节的火车正在把他和700名犹太人运往巴黎。“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这些信件留下来，藏起来，作为纪念……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犹太人，永远不要忘记你也是自由的人类。你也必须把这些告诉西蒙，保持自由之身，睁大眼睛看清楚周围的一切。”阿龙写道，人是变幻无常的，不容易读懂，无论他们的脸多么真诚，他们的内心却总是充满了肮脏的想法。“永远不要忘记这项忠告，永远都要记得这项忠告。”阿龙告诉贝尔特，当她游泳的时候，永远不要喝凉水；她应该告诉西蒙要努力工作，因为他已经能够做重要的事情了。“我吻你，再吻你。我离开的时候确信，你会成长为漂亮又聪明的好孩子。”阿龙写在信末的落款是“你的爸爸，希望很快就能再见你”。

在此之后，贝尔特和西蒙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消息。

一天早上，西蒙醒得非常早，因为他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天色依然漆黑，走到外面的时候，他看见有灯光从山谷底部向农场靠近。从发动机的声音来判断，他知道那是汽油发动机，而不是煤气发动机，这就意味着来者只可能是民兵或者德国人。他叫醒巴尔夫妇，巴尔夫妇赶紧把他藏在奶牛食槽的干草堆下面。一队人马杀到，来者告诉巴尔先生，他们收到情报，说巴尔正在窝藏犹太人。他们搜查农舍、奶牛场、外围建筑，但因为粪肥的恶臭而对牛棚望而却步。他们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巴尔夫妇储存的所有猪肉、奶酪和黄油。

西蒙在此地已不再安全。西蒙去见安德烈·舒拉基，舒拉基把他安排到多尔多涅省（Dordogne）菲雅克（Figeac）的一所学校，那里的一位老师已经藏匿了11名犹太年轻人。在半路上，西蒙在里昂略做停留，去见贝尔特。雅克留在吉尔贝家，此时他已不再尿床了，吉尔贝夫妇把雅克当成亲生儿子。西蒙推断，一段短暂的分离或许会让小男孩忘记西蒙打过他，他或许会重新爱上西蒙。

阿尔芒·尼扎尔被关押在德朗西，如果他知道这对藏匿在法国意占区的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热情庆祝墨索里尼倒台了。当这名独裁者被法西斯大委员会废黜，当巴多里奥（Badoglio）将军开始他45天的统治，德国人就把部队开进萨伏依了，德国人声称他们只是把萨伏依当作通往法国南部的通道。3000多名住在默热沃、圣热尔韦（Saint-Gervais）和巴斯洛内特（Barcelonnette）等“指定居留地”的犹太人被带到海边，许多人是乘坐意大利的军用卡车，在意大利国家宪兵的护卫下被转移的，他们与30000名已经涌进尼斯及其周边30千米海岸线的犹太人会合。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似乎是安全的。来自摩德纳的热情商人安杰洛·多纳蒂领导过为犹太人寻找庇护所的行动，大家都只能指望他了。他仍然坚称，他与巴多里奥和英美盟军谈判肯定会有结果，要么让他们跨海前往已经解放的北非，要么让他们跨过边境进入意大利本土。

不会有转移行动。9月3日，巴多里奥与英美盟军签订秘密停战协定。9月12日，英美盟军登陆意大利。然而，8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让他的部队在那不勒斯南面的萨莱诺（Salerno）登陆。剩下的几天能否改变受困犹太人的命运已经不得而知了：多纳蒂的乐观估计完全是不着边际，但意大利本土陷入混乱，这意味着有秩序地疏散犹太难民已经基本不可能。德国人早就为这个时刻等候和准备多时，此时进展神速。在24小时内，由于早已有人员就位，德国国防军占领了尼斯，并把放弃抵抗的意大利部队全部缴械。尼斯此时已变成老鼠笼，30000名犹太人已经踩中了这个老鼠笼的机关。

第二天，即9月10日，德朗西营地的前任指挥官阿洛伊斯·布伦纳抵达尼斯，开始清洗这座城市的犹太人。他还带来与他同样残酷反犹的布吕克勒（Brückler）——一名25岁的审讯分队军官，审讯分队由民兵和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领导的法兰西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的志愿者组成，而这个党派则由转向法西斯主义的原共产党员创建，同行的还有一队“生理学家”，他们受过识别训练，能够从外貌辨认犹太人，他们被派到每条街道，就像寻找松露的猎犬。不久之后，怡东酒店（Hôtel Excelsior）的豪华客房就被征用为布伦纳的司令部，到处回响着人们被严刑拷打的惨叫声。对于尼索瓦（Niçois）来说，怡东酒店变成了恐怖的代名词。这名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的代表沾沾自喜、心满意足地向上司汇报道：“尼斯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犹太人隔离区……此时的英国人步行大道上到处都是留给雅利安步行者的座位，这些座位之前还被犹太人占据。”

通过告密者提供的信息，布伦纳知道尼斯城内外至少有25000名犹太人，他计划把这些犹太人一网打尽。他的部下截住进出城市的火车，开始对街道进行爬梳式搜索，逐间房屋，逐条街巷，清空旅馆和医院，大声咆哮，围殴毒打，威逼恐吓，迫使男人当街脱裤子，以检查他们是否行过割礼。法国警察得不到布伦纳的信任，只被分配到设置路障的任务。布伦纳碰到的第一个钉子是新当选的省长让·谢尼奥（Jean Chaigneau），当他命令谢尼奥交出所有犹太人的档案时，谢尼奥却回答道，作为预防措施，所有档案已被付之一炬。布伦纳碰到的第二个钉子是当地市民，许多当地人不仅没有告发犹太人，反而把犹太人藏匿起来。尽管每告发一个犹太人就能得到5000法郎赏金，相当于两个月的平均工资，但被告发的人数远远少于他的预计。就算告密者不乏其人，他们搜集到的情报也乏善可陈。

然而，不久之后，就有火车开始从尼斯火车站开往德朗西。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有1819名犹太人将被驱逐，虽远远少于布伦纳的预计，但也足以塞满好几列开往法国北部的火车了。这个低迷的数字说明，如果当地居民不配合，如果法国警察不帮忙，会是怎样的结果。但这让德国人下了更大的决心，那些逃脱尼斯大围捕的人此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各种救援组织，无论是儿童救援组织、西马德组织、犹太童子军，还是加雷尔的环线B，都已付出极大努力，但结果是自身付出了极大代价。又一波犹太人开始前往高原，既有孤儿，也有家庭。

1942年11月，德国人接管法国南部，各种救援组织不得不隐藏得更深，或者把他们的办公室搬到格勒诺布尔、尚贝里（Chambery）和尼斯，至少在当时，意占区还相对安全。他们在这里继续伪造文件，寻找藏身之所，组织犹太人分批穿越边境进入瑞士。在里昂，莉莉·加雷尔仍在坚守，她始终担心她的丈夫，不停地往来于法国南部各地，去检查丈夫的助手团队。及至1943年初秋，加雷尔的环线已经有1600名在册儿童，分布于法国中部和南部，有好几十人在高原上，29名社工分为四个支部组织工作。当尼斯陷落时，加雷尔便派出他最得力的两位助手——于盖特·瓦尔（Huguette Wahl）和妮科尔·韦尔（Nicole Weil）前往海边。“河马”约瑟夫·巴斯及其助手“柯莉布里”丹妮丝也在尼斯，年轻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厄尔米娜·奥尔西（Ermine Orsi）也加入进来，她曾经在勒尚邦的格里永之家担任厨师，直到丹尼尔·特罗克梅被逮捕为止。之后她把45个孩子转移到邻近的农场，然后动身前往尼斯。厄尔米娜成为巴斯的主要交通员，把孩子们从海边送上高原。

随着尼斯被德国人占领，法国就再也没有什么安全区了，寻找藏匿地点和寻求穿越国境的需求急剧增加。犹太童子军组织迅速关闭他们的儿童之家，并疏散那里的400个孩子，让他们每十个人编成一组，前往卢安热所在的阿讷马斯，尽管这位前运动教师已经发现，此时完成过境谈判比过去更危险了。一位妇女后来写道：“整个犹太社群逐渐深入地下。”营救者彼此鼓励说，拯救行动已变成与时间赛跑，因为战争的形势终将对盟军有利；但有多少人，尤其是有多少孩子，能够在法国被解放之前确保安全呢？狂暴的形势裹挟着他们。他们几乎不眠不休，日夜不停地设计各种大胆的计划，伪造更多文件，走遍荒郊野地，寻找还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他们不断对彼此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必须救救孩子。”

从韦尼雪营地勇救孩子的夜间拯救行动塑造了英雄乔治·加雷尔；尼斯事件塑造了另一位英雄，一个同样足智多谋、剑走偏锋的男人。他的名字叫穆萨·阿巴迪（Moussa Abadi），是一位叙利亚犹太学者，原本来到尼斯是为了撰写关于中世纪文学的博士论文；他也是一位成功的演员，曾经在巴黎与路易·茹韦（Louis Jouvet）同场飙戏。有一天，阿巴迪走在英国人步行大道，看见一个民兵正在劈头盖脸地殴打一位犹太妇女。那位妇女还带着一个小孩子。他问一名路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旁观的妇女告诉他：“没什么，他们就是在教训犹太人。”1943年夏天，阿巴迪29岁的巴黎女友奥黛特·罗森斯托克（Odette Rosenstock）被迫放弃博士学业，因为犹太身份法让她无法继续读书。这对恋人遇到一位意大利随军神父唐朱利奥·彭尼邓迪（Don Giulio Penitenti），这位神父刚刚从东线战场返回。彭尼邓迪向这对恋人描述了党卫队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对犹太人施加的暴行。彭尼邓迪告诉他们：“当德国人来到这里时，你们的孩子们将会遭殃。这是我对你们的诚心忠告。”

阿巴迪心领神会。当德国人来到尼斯时，他马上采取了行动。就像加雷尔寻求萨利埃热主教的庇护那样，阿巴迪也寻求尼斯主教保罗·雷德蒙（Paul Rédmont）的庇护。后来，阿巴迪与雷德蒙的对话出现了好几个版本，但到最后，当阿巴迪出现在主教宫的时候，他被分配了一间办公室，可以在那里伪造文件、学校检查员证书、任何人为主教区工作的推荐信、一大堆空白的出生证，以及一件用于伪装的神父法衣，以备不时之需。奥黛特成为“社工，负责照顾教会慈善组织庇护下的孩子”。她化名为西尔维·德拉特（Sylvie Delatre）。

阿巴迪和奥黛特独立工作，但与加雷尔、犹太童子军组织和巴斯保持密切合作，同样接受犹太人联合会的资助，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网络，雷索·马塞尔（Réseau Marcel）负责照顾沿海的犹太孩子，为孩子们提供假文件，把孩子们带到女修道院、医院、孤儿院、儿童之家和长老会堂。他们还在格拉斯（Grasse）、昂蒂布（Antibes）、戛纳和朱昂雷宾（Juan-les-Pins）设立附属办公室。阿巴迪后来说，最艰难的部分是让孩子们“隐姓埋名”。“我们不得不偷取他们的身份。我们变成了身份小偷。”正如所有营救者所遇到的难题那样，他们很快发现，最难隐藏的正是最小的孩子，小孩子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又或者像雅克·利弗朗那样尿床的孩子，又或者那些因为样貌长相而容易暴露身份的孩子。阿巴迪花了很多时间去训练孩子们，让孩子们习惯新的名字和新的过往。他保存了一份文件，里面记载着孩子们的真实姓名；就像加雷尔那样，阿巴迪把这份文件保存到战争结束之后。阿巴迪和奥黛特不停地带着孩子们转移，永远比德国人先走一步，他们请求一位当地神父埃德蒙·埃拉（Edmond Errar）去勒尚邦和高原探路，不久之后，一些尼斯犹太孩子就坐上小火车进入山区。

对于孩子们和营救者同样危险的是，把孩子们转移到马赛附近拉韦迪埃（La Verdière）的一栋房子，然后再把那40个孩子转移出去，因为德国人已经从法国以色列人总会那里拿到犹太人名单，并声称未经当局批准，任何孩子都不能离开儿童之家。[3]孩子们的父母基本上已从德朗西被驱逐到奥斯维辛，但第77列火车让目睹它开走的人们终生难忘。那列火车带走了299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仅有一岁，还有一个孩子还是婴儿。超过半数的孩子年纪在4～12岁。一名见证者后来写道：“小孩子先走。他们一路小跑，一路哭泣，手里还拿着小玩具。他们不断有人掉队，走走停停，然后归队……”

在德国人占领尼斯期间，还有840名儿童救援组织的儿童分散居住于法国南部的各处儿童之家。儿童救援组织与其他犹太福利组织一样，形式上仍然处于法国以色列人总会的监管之下。由于害怕孩子们的姓名被盖世太保掌握，儿童救援组织决定关闭所有儿童之家，并把孩子们转移到别处。犹太童子军为了防止再次被盖世太保突袭，采取了几次大胆的诱拐行动，把孩子们从法国以色列人总会直属的儿童之家里拐骗出来。有趣的是，儿童救援组织并未关闭拉盖斯皮、拉布里克或者费多利的儿童之家，明显是因为他们相信高原是最后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马德莱娜·德雷福斯继续每周上山一到两回，检查孩子们藏匿期间的福利状况，并把新来的孩子交给德莱亚热夫人，让她为孩子安排寄宿家庭。马德莱娜下火车的时候会说：“我不得不带来四本《旧约》。”孩子们的样貌长相可能会暴露身份，马德莱娜只好在旅途中给孩子们戴上帽子和围巾。

值得注意的是，及至此时，绝大多数营救者都逃脱了追捕。但这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不久之后，犹太童子军组织的克劳德·古特曼（Claude Guttmann）、卢安热网络的雅各布·韦特洛（Jacob Weintrob）、加雷尔在尼斯的助手于盖特·瓦尔先后遭到逮捕、拷问和驱逐。上萨瓦省变得尤其危险，因为省长爱德华·达利亚克（Edouard Darliac）命令宪兵检查每列火车、每座车站、每个可疑的旅行者。当被捕犹太人数达到500人，达利亚克说这是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妮科尔·韦尔与她的新婚丈夫雅克·萨隆（Jacques Salon）迅速关闭儿童救援组织的儿童之家，然后每次带走15～30个孩子，交给阿讷马斯的卢安热，但她于10月24日在尼斯被逮捕。妮科尔是不眠不休、不屈不挠的，她总是奔忙于一个又一个任务，奔波于一个又一个地方。她是一个身材苗条、娇小玲珑的年轻女子，就像个刚刚长大的小女孩。

从德朗西，妮科尔给丈夫写了一封暗语信，提醒丈夫，在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个告密者。她告诉丈夫，她在营地里遇到了于盖特·瓦尔和好几位年轻的营救者。她写道：“我们士气高昂。告诉所有人，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会挺住的。”在德朗西，妮科尔负责照顾三名孤儿。11月23日，她们所有人都被送往奥斯维辛。人们后来才知道，尽管她被选为劳工，这样至少可以暂时逃过灭绝，但她拒绝与孩子们分开，并与孩子们一起走进毒气室。

在高原上，藏匿的犹太人似乎被关在一座奇怪的监狱里，德军伤兵继续对他们视而不见，掠夺成性的民兵和巴克派出的督察同样无动于衷，但营救者们心知肚明。[4]10月5日夜间，多拉·里维埃被盖世太保逮捕，她是来自圣艾蒂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改革派医生，也是把犹太人安置在高原的网络核心人物，长期使用家族铁路货运公司提供的卡车和运货马车运送难民。当时她正在与家人吃晚饭，一群法国警察，以及三个身穿便衣、头戴软帽、外披雨衣的男人破门而入，要求查看每个人的证件。多拉被带到蒙吕克（Montluc），那里已变成臭名昭著的巴比的司令部。多拉年事已高的母亲被短暂扣为人质，然后被释放。几天之后，多拉被押上开往巴黎的火车。由于多拉不是犹太人，她被暂时关押在位于弗雷讷（Fresnes）的抵抗者监狱，然后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在那里的医务室做医生。人们很快知道，多拉及其家人是被一个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告发的，此人太不可靠，被拒绝加入多拉的网络，因而怀恨在心。

接下来是多尔卡丝·罗贝尔，那位言语直率、一本正经的伊桑若咖啡馆和杂货店业主。她的化名是塔比塔（Tabitta），受到了她所藏匿的年轻人的爱戴，她会为长途跋涉归来的年轻人按脚。其中一名年轻人后来写道：“多尔卡丝就像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多尔卡丝在一个星期天早上被逮捕，一起被逮捕的还有她的妹妹和妹妹的孩子，以及她的助手罗丝·贝拉尔，那个已经长大成人、懂得“美好事业之价值”的年轻女孩。这几位女士当时正在杂货店里剥豌豆荚，突然就有三个全副武装的男人要来查看她们的证件。

一个受到多尔卡丝庇护、人称“巴黎人”的犹太人设法从阁楼逃出，曾经帮助多尔卡丝的本地警察戈捷秘密地取出藏在一袋干豆子里的枪，而多尔卡丝十岁的女儿贝尔特则把一些证件藏在橱柜里。但几位女士以及八个年轻人都被抓走。他们离开时闹出很大动静，为的是提醒其他人逃走。当天晚上，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几个年轻人闹着要水喝。警卫拿个大水缸子过来，结果被几个年轻人砸晕，大家趁着夜色逃了出去，却无法把多尔卡丝营救出来。第二天，多尔卡丝的妹妹及其孩子被释放，多尔卡丝和罗丝却受到审讯和拷打。跟随着多拉·里维埃的脚步，多尔卡丝和罗丝也被送到蒙吕克，落入巴比的手中。传单贴满伊桑若的墙上：“伊桑若的乡亲们！我们抗议罗贝尔女士被捕！我们要求他们把这位母亲还给她的三个孩子！”在监狱里，多尔卡丝唱着圣歌，安慰其他被拘留的难友。贝尔特和她两个弟弟都由亲戚暂时照顾。

最让人感到苦恼的是，在高原上拯救犹太人的关键人物——马德莱娜·德雷福斯也被逮捕了。[5]她的儿子米歇尔和雅克才九岁和六岁，而在8月底，她刚生下了女儿安妮特（Annette）。在9月和10月，一名又一名营救者落入盖世太保手中，雷蒙请求妻子把工作交给别人。但马德莱娜似乎难以自拔，声称没有人会比她更小心，没有人知道所有孩子的下落，没有人在高原上拥有如此广泛的人脉。她的小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她所照顾的孩子的真名和假名，还有几十个收留了孩子的家庭和农舍的地址。她会问，谁有可能取代她的位置？

最终，在雷蒙的再三恳求下，以及考虑到她还在给安妮特喂母乳，她同意找人来代替她。当雷蒙的妹妹及其11岁和两岁的孩子突然被逮捕和驱逐，危险就已经逼近他们了。11月27日，马德莱娜接到一个孩子的父亲打来的电话，她把那个孩子藏在里昂郊外维勒讷沃（Villeneuve）一所聋哑儿童学校。马德莱娜经常使用那所学校作为孩子们前往瑞士的出发地。那个惊恐万状的父亲告诉她，听说盖世太保将要突袭那个地方。

马德莱娜打电话到勒内·佩莱（René Pellet）先生及其妻子运营的学校，对方以困惑而凝重的语气告诉她，她正在受到通缉，应该尽快来学校。尽管有所怀疑，但马德莱娜决心把事情搞清楚。作为预防措施，她首先把能够让自己被定罪的证件锁进衣箱，放在储物室里，然后乘坐巴士前往维勒讷沃。打开学校大门的却是盖世太保。勒内·佩莱和玛格丽特·佩莱（Marguerite Pellet）夫妇原来是当地马可·波罗抵抗网络的负责人，他们搜集德国人和民兵的情报并发往伦敦。这曾经是最大、最有效的情报网络之一，遍布整个法国南部，勒内以学校作为掩护，在这里频繁出没，玛格丽特负责加密和发送。盖世太保已经监视他们几个月了。盖世太保逮捕了建筑物里的所有人，还在这里密切监视了17天，陆续逮捕前来找佩莱夫妇接头的助手，吃光了为孩子们供应的浓缩牛奶、果酱和巧克力。

马德莱娜找到一个办法，可以隐藏她那本记载着孩子名字的小小记事本。她请求回家给婴儿喂母乳。当这个请求被拒绝时，她就请求让她打个电话，这样别人就能给安妮特一瓶牛奶。马德莱娜真正担心的是别人发现她是犹太人，而不是她所参与的地下活动，因为她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她担心盖世太保会突袭她的家，搜捕她的犹太亲属。当被允许打电话的时候，她没有打给家里，而是打给法国以色列人总会的办公室。当电话被接通的时候，她只来得及说自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她知道对方会提醒所有人的。盖世太保抢过她手中的电话，并打了她一耳光。勒内·佩莱设法逃脱，但玛格丽特被送去拉文斯布吕克。

当天雷蒙回家很晚，他发现马德莱娜不见了，婴儿还未得到喂养。他赶到加雷尔家去打探消息，在那里找到莉莉和儿童救援组织的另一个帮助者拉亚（Raia），以及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知道马德莱娜与佩莱夫妇那所学校的关联，自愿前往学校，看看佩莱夫妇是否知道马德莱娜的去向。她们同样落入盖世太保手中，莉莉看见马德莱娜夹杂着莫名恐惧和难以置信的眼神，不敢相信大家竟然如此愚蠢，以至于重蹈覆辙。莉莉被抓进拘留所，并受到审问，她当时怀孕了，对审问者说自己是天主教徒，而她那个胆小如鼠的犹太丈夫已经把她抛弃了，她也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在拉亚身上，审问者找到了一张犹太人名单。拉亚否认自己知道任何内情。妇女们都没有受到肉体折磨，但盖世太保乐于从她们口中套取大量细节，肉体折磨是针对犹太妇女的，在邻近的牢房里，她们能够听见尖叫和枪声。两个月后，尽管有点莫名其妙和不明就里，但拉亚和莉莉被释放了。

马德莱娜在被逮捕当天就被释放了，但只是短期释放，以便回家给安妮特喂母乳。让她感到极大安慰的是，她发现家里人去楼空，雷蒙、婴儿和两个男孩都已离开，显然法国以色列人总会已经收到了警告。当她在家里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马德莱娜的母亲打来的，正在焦急地等待她的消息。马德莱娜告诉母亲：“马上走……马上离开……你们都得尽快离开。”

雷蒙带着雅克和米歇尔来到勒尚邦，德莱亚热夫人化名为德勒韦（Drevet），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让他们住在勒布拉（Lebrat）家中。马德莱娜的母亲和姐妹负责照顾安妮特，她们找了一位奶妈，还在安河（Ain）找到四个人的藏身之所。

马德莱娜被转移到蒙吕克监狱，在那里受到审问，还被问及她是不是犹太人。当她说自己是犹太人时，她的德国审问者表现得极为厌恶，向她扔了一个玻璃水瓶。马德莱娜后来回想，她判断那个德国人就是巴比，她感到庆幸，对方并没有折磨她，因为巴比向来习惯折磨犯人。马德莱娜在蒙吕克被关押了两个月；从牢房的窗户里，她能看见人们被带到楼下的院子里枪决。她没有家里的消息，始终担心孩子们的安全。当她最终被转移到德朗西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了老朋友，对方是负责登记囚犯姓名的。对方同意把她登记为一名战俘的妻子，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当时，她不会被驱逐。当她收到两个儿子在勒尚邦的消息、担心高原可能会成为袭击的目标时，她给雷蒙写了一封暗语信。“你必须让两个男孩停止吃太多火腿（jambon，法语中的火腿与尚邦谐音），这是我们的阿尔萨斯朋友说的。”通过儿童救援组织的安排，米歇尔和雅克被转移到瑞士。

从8月底到10月底，大约有413名犹太儿童安全地穿越瑞士边境。但后来有一群孩子被截住和逮捕，越境行动也被迫停止。此后直到1944年3月，再也没有安排越境行动。

在战争年代历经波折的勒尚邦和高原，关于安德烈·特罗克梅为何决定于1943年深秋退隐，有好几个不同版本的说法。

在普拉利督察遇刺身亡后，人们的确担心随之而来的报复行动。特罗克梅作为最出风头的牧师，人们已经知道他对犹太人的观点，他明显是最合适的报复目标；如果被逮捕和拷问，他或许会被迫开口，那么人们的真实姓名和藏身地点岂不会被曝光吗？

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未放弃他对非暴力原则的绝对信仰。而且他的这种信仰越发坚定，与遍布整个高原的年轻游击队员的想法发生了冲突。他很有可能会继续重复他关于德国人的说法，坚信对方绝大多数都是通情达理的体面人；在迫害之下保持信仰、服从、耐心，并作为旁观者，才能见证战争胜利结束。他坚持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别无选择。勒尚邦为何不能成为非暴力抵抗的堡垒呢？有一天，一个隐藏在山区、年轻的义务劳动团反抗者的姑母问特罗克梅，是否能为那个男孩送去一点支持和安慰，特罗克梅回答道，不，永不，他不为战斗者送祝福。在游击队员中，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这种不妥协的非暴力原则将会通向何方。奥斯卡·罗索夫斯基为隐藏起来的抵抗战士制作了许多假文件，就像他为犹太人所做的那样，他感觉特罗克梅已成为一门“打不准的加农炮。他对我们所有人都造成了危险”。

人们后来说，特罗克梅最终被说服，同意与抵抗运动同行，他加入了莱昂·埃罗在勒尚邦的组织，或者加入了丹尼尔·特罗克梅父亲的表亲莫里斯·罗尔（Maurice Rohr）的组织，罗尔恰好是改革派教会的副主席。正是罗尔指出，烈士已经够多了，如果特罗克梅留在勒尚邦，不仅他的家人会遇到危险，而且如果他被杀害，那么整个村庄都会陷入武力报复的循环。人们可以确定的是，特罗克梅本人很讨厌做决定，他告诉玛格达，他觉得自己胆怯了，而这会传递错误的信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传递和平主义的信条，直到痛苦结束。然而，在一名年轻的游击队员到访之后，特罗克梅终于同意离开。对方告诉特罗克梅，自己无意中听到盖世太保下达刺杀特罗克梅的命令。那人后来被发现是个双面间谍。泰斯的和平主义同样是衷心诚挚的，他也被说服，同意离开。泰斯去了瑞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充当人们穿越山区的向导，以及受到日内瓦资助的交通员。

有人认为，勒福雷捷医生也应该离开，因为他对德国人的态度始终具有挑衅性，而且他总是在德国人于村庄广场演奏音乐时大声吹响他的号角。但勒福雷捷在高原上太有用了。屈尔泰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两个不得不被雇请的牧羊人”，暗语引自《约翰福音》10：2，那两个牧羊人看见狼来了，自己就逃跑了。屈尔泰引用的典故有点晦涩难懂，因为后来狼把羊抓走了。

凭借从邻居那里借来的几辆自行车，特罗克梅全家陪着牧师走完了旅程的第一段，他们穿过平坦的高原中部，走向圣阿格雷沃。作为预防措施，特罗克梅剃掉小胡子，戴上贝雷帽和黑眼镜，带上化名为贝盖（Béguet）的假证件。就在城镇外面，他遇到了来自拉马斯特尔的五金商人雷佩（Lespet），对方开车把他送到圣阿格雷沃长老会堂，那里有一位老朋友正在担任临时牧师。几个星期后，正式的教区牧师回到长老会堂，似乎对不速之客的到来颇感不快，特罗克梅只好搬到高山上的偏僻农舍。这样其实更好，因为盖世太保很快就来找他了。

特罗克梅的新家是一处谷仓顶上的阁楼。农夫是被抓去德国的战俘，特罗克梅每到晚上就帮助农夫的年轻妻子和儿子剥栗子，这是当地在战争期间的主要食物。到了白天，他就在松树林里漫步，思考其信仰的本质。在流亡的几个月里，他变得更加温和、更少偏见、更加怀疑自己的天性。他判断直接与玛格达通信太危险了，因此只能委托前往勒尚邦的旅行者带信。特罗克梅很孤独。他在11月26日的信头上随手涂着“彻底离群索居”。他在收到玛格达回信之后写道：“我最亲爱的，终于收到了你的消息！让我再次觉得自己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不再是一个混吃等死的糟老头子！”没有信寄来的时候，他会变得很焦躁。

但农场很快也变得很危险，特罗克梅不得不再次搬家，这次搬到一处孤立的庄园中，庄园的主人是个商人，此人押上全部本钱，向德国人出售水泥，帮助德国人修建大西洋壁垒，与此同时又在家里窝藏抵抗战士，并为他们保存武器。特罗克梅记录道：“气氛好奇怪！”他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勒尚邦逐步升级的意识形态论争。“我已经在道德上感到窒息。”他同样为女主人的行为感到窒息，女主人是那名商人的女儿，40岁，整天板着臭脸，把他当成仆人，让他去看山羊。但山羊总是走散，足以让他发疯，当他终于用绳子把山羊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山羊们却不肯吃草了，这同样令他抓狂。女主人把他安排在没有暖气的房间。玛格达收到他抱怨的信件，便安排他再次搬家，这次要舒适得多，他搬到了德龙河谷一座城堡里。这里的食物很好，还有一个躲在这里的犹太人做伴，他能与对方讨论最近发生的时事，尽管他发现对方总是唱反调。

圣诞节来临的时候，玛格达把让-皮埃尔送来了，特罗克梅与他打雪仗，然后雅克也来了，他12岁了，在学校里的表现很糟糕，特罗克梅打算亲自指导他，同时把他暂时送到当地的学校。他们在里昂火车站的见面几乎以灾难收场。特罗克梅让雅克看着行李箱，自己去取玛格达放在行李寄存处的袋子，却发现盖世太保正在展开围捕。特罗克梅被抓住、推搡，然后被扔进卡车。由于特罗克梅会说流利的德语，他先说服了看守，然后说服了看守的上司，让他带上雅克，并告诉雅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特罗克梅带着雅克，在嫌疑人的长长队列里排队等待盘问，他的内心很矛盾。他最好不要说实话，但这是否亵渎神灵？如果真的说谎，他会不会从此走上“上帝没有召唤我”的下坡路？反之，如果他说实话，那么雅克怎么办？在那一天，父亲的责任感胜过了其他顾虑。趁着德军士兵背过身去的时候，特罗克梅和雅克马上躲在柱子后面，然后消失在等待火车的旅客人潮之中。特罗克梅告诉自己，上帝不希望他在那个时候死去。战争结束许多年以后，他才了解到，盖世太保其实已经发现他是谁，但那时他和雅克已经逃跑了。负责看守他的军官被降职，并被派到东线战场。

在城堡里面，在那个有着大穹顶和木横梁的房间里，特罗克梅和雅克可以安心做事，他们编故事、说笑话，在一根金属管子里养了一窝被遗弃的田鼠。特罗克梅开始写书，他想把这本书命名为《勇于相信》（Oser Croire），设想这将会是写给世俗教师的神学著作，帮助他们探讨合理性和实证论的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福音教育的问题。他的和平主义毫不动摇，他写道：“我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他反思自己的天性，判断自己的思想体系是杂乱无序的，自己的记忆是贫乏的。但是，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做什么，他总是在思考，难得清静，总是沉迷于臆测和问题。他记录道，如果他有时候显得以势压人、刚愎自用，那是因为他总是在说积极的一面，从来不说怀疑和害怕失败的一面。大雪陪伴他们过了一周又一周。

但在高原上，事情正在起变化。那里既没有牧师们及其和平主义，也没有达比派信徒及其沉默的道德感，在上卢瓦尔省，能够决定战争最后几个月的面貌的是更加尚武的因素。特罗克梅后来有点自鸣得意地形容自己的隐居时期，认为在高原上存在一个信仰虔诚的伟大时期，“非暴力的信仰传遍整个地区，充分表达了几乎所有人的希望与渴望”。他在自欺欺人。

[1] 作者对让娜·塞什和马德莱娜·塞什的采访。

[2] 见西蒙·利弗朗未出版的手稿。

[3] Masour-Ratner，Mes Vingt Ans à l’OSE.

[4] 作者对勒内·里维埃的采访。

[5] 马德莱娜·德雷福斯的档案，未出版文件。

第十五章 游击地区

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是完美的游击地区。与世隔绝的农场，里面带有谷仓和棚屋，还有茂密的松林和崎岖的山坡，都为那些逃避盖世太保追捕的人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也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加入抵抗组织的理想场所。1943年的整个12月都下着大雪，一直持续到1944年1月和2月，厚达一米的积雪堆积在道路和轨道两旁。这个白色世界是安全的，人们在这里等待春天的到来。

在整个法国，镇压活动都在加强。维希政府显然希望与德国占领期间种种惹人不满的事情保持距离，正忙于为战争期间的通敌行为赋予合法意义。12月，德国人认为警察总监布斯凯不够激进，于是临阵换将，布斯凯出局，民兵首领约瑟夫·达尔南成为维持治安秘书长。达尔南此时一手掌控警察和25000～30000名年轻的民兵，他们自认为凌驾于法律之上，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德国人原本不愿意武装民兵，但民兵逐渐获得武器，经常是从盟军的空投补给中偷取武器。有些民兵进入行政系统，其他民兵负责看守监狱并进入司法系统。达尔南建立起军事法庭，负责审讯那些参与抵抗活动的人，军事法庭经常就设在监狱里面，每次由三个民兵充当法官。军事法庭没有诉讼代理人。身份不明的法官们秘密出没于法庭内外，下达死刑判决，而且没有上诉程序。

民兵经常得到命令要清洗各种“嫌疑人”，无论其身处何地。他们会招募线人以搜集情报，围捕共产党员并组织追捕。赖伐尔最终决定把各省的法籍犹太人名单交给盖世太保，这更让民兵的抓捕行动如虎添翼。维希政府曾经假装庇护法籍犹太人，这种做法如同笑话，此时就不再遮遮掩掩了。几乎难以想象的残暴行径，如迫害、暴力、谋杀，此时成为法国人对付法国人的手段。无论何时何地，抵抗组织都力求反击。一份流通全国的秘密传单上写道：“你的职责很简单。杀死民兵……就像杀死疯狗那样杀死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民兵成了更加可恶的迫害者。

西蒙·利弗朗就几乎落入民兵手中。自从抵达菲雅克以来，西蒙一直与其他十名犹太男孩住在一家古老的修道院，其中几个男孩是犹太童子军，他们都用飞禽走兽作为代号。西蒙特别要好的两个朋友就叫“老鼠”和“长颈鹿”。一天清晨，天还没亮，一队民兵和纳粹党卫队抵达修道院，他们破门而入，强迫所有人到庭院里集合。现场一片混乱，其他人乖乖照做，而西蒙、“老鼠”和“长颈鹿”偷偷溜走并躲起来。其他人都被卡车带走。当犹太童子军听说这件事情后，童子军组织让西蒙与其他30名犹太年轻人准备穿越边境前往瑞士。20岁的玛丽安娜·科恩（Marianne Cohn）自称为科林（Colin），她自愿充当摆渡人。玛丽安娜是一个合群又爱笑的年轻女子，微胖，留着蓬松的黑色卷发，长着圆脸。她的父母是德国犹太学者；在父母被逮捕并关押在居尔营地之后，玛丽安娜被吸纳到犹太童子军，并成为童子军组织最早的信使之一。她曾于1942年被逮捕，并在尼斯一所监狱被关押了三个月，后来出人意料地被释放，然后就回归本行，继续做摆渡人。

这支队伍穿着童子军制服，唱着新教圣歌，大胆地向着边境行进，就像真正的童子军探险一样。正是在这里，西蒙差点走丢了。在攀登草木茂盛的斜坡时，这群年轻人遇到两排带刺铁丝网，他们想爬过去，每两个人都要为后面的人撑起铁丝网。最后两个人是西蒙和一个长发女孩。当她爬过去的时候，头发被铁丝网缠住了。西蒙留在那里帮她脱困。一开始，他以为大喊大叫跑上山的警卫是德国人，后来才发现是瑞士人，他被允许过境。就像马克斯和汉娜那样，西蒙已经安全了。西蒙的弟弟雅克还与吉尔贝一家留在勒尚邦，也是安全的。后来，西蒙听说“老鼠”和“长颈鹿”都加入了游击队，但在战斗中被射杀。再后来，西蒙娶了那个留着长发的年轻女孩。

特罗克梅和泰斯已经离开高原，可谓恰逢其时。气氛已经改变了。人们已对温和说服的力量不太感兴趣，也不再相信说服的力量足以让人们的行为变得更好。勒福雷捷医生、马伯小姐、丹尼尔·屈尔泰和奥斯卡·罗索夫斯基都已走上各自的道路，他们曾经接受牧师们的和平主义，此时全部转向武装斗争，以及能更好地推动最终解放的方式。解放只可能通过暴力，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在这个故事里，隐藏的犹太人及其神职保护者只能退居幕后。此时此刻，他们是安全的。

12月，盟军联合参谋部着手研究“霸王行动”（Overlord），计划跨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1944年3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就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宣布建立法国内地军（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进攻和解放法国的计划已经制订完成，在这些计划中，抵抗运动及游击队将会扮演主要角色。

及至1944年春天，在上卢瓦尔省东部大约有14支游击队，350～400人要么加入了戴高乐派的秘密军（Armée Secrète），要么加入了联合抵抗运动，要么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法国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 Francais，FTPF）等武装组织。[1]有些游击队成员就是当地的男孩，从义务劳动团中逃了出来。其他游击队成员来自更偏僻的荒野，被这一地区因难以接近而闻名的荒山野岭，以及对维希法国统治的反抗吸引而来。皮东此时已成长为尼姆附近的破袭者，在诺曼底的博尔贝克（Bolbéc）有一位认识皮东的牧师，那位牧师给皮东送来了20个逃避征召的年轻人，他们本来是要给德国人修建大西洋壁垒的。这些年轻人化整为零，每次一两个人陆续抵达，被皮东带到茹韦夫人的农场，或者路易·马农（Louis Manon）的丁香旅馆（Hôtel des Lilas），在那里休息和吃饭，然后就带着接头的暗语进入山区。

皮埃尔·布雷斯是当地的童子军首领，他辞去了塞文诺新学堂体育老师的职位，加入游击队，化名为拿奥（Naho），还带领一些学生加入游击队。布雷斯与旅馆业主莱昂·埃罗以及皮埃尔·法约尔相互配合，而法约尔正是全面领导高原抵抗运动的那位工程师。他们共同负责训练和调遣新招募的游击队员，那些年轻人发现大雪封山的几个月无所事事，叫嚣着尽快采取行动。为了让年轻人在新建的“游击队员速成学校”有事可做，他们被分成不同的班级，比如导航、地图阅读、武器、破袭行动班，所有人都要进行大量体育锻炼。埃罗收集了许多老旧的武器，可以借给年轻人练手，因为装备、武器、弹药都严重不足。布雷斯是个有理想、爱运动的人，他让游击队员穿短裤和童子军制服，唱圣歌和读《圣经》。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就会催促那些男孩去给当地农民干农活。

成年人担心，如果年轻人长期无所事事，就会愚不可及地捉弄住在勒尚邦的德军伤兵，那些德军伤兵每天早上都在村庄周围毫无戒备地慢跑，所以成年人只能反复强调有必要保持耐心和警醒。埃罗是个虽然矮小但格外强壮的男人，说话语气平静，而且对新招募的年轻人很和善；他天生具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来自高原上胡格诺派教徒的严格道德感。他极力克制年轻人的骚动和焦躁，但还是有那么几次，无穷无尽的等待几乎变成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当听说年轻人计划伏击在利尼翁河里游泳的德军士兵时，他只好在河岸上巡逻以确保年轻人的安全。

同样强调纪律的是在塞文诺新学堂备受尊敬的老师奥利维耶·哈茨菲尔德（Olivier Hatzfeld）。他的代号是“企鹅”，率领他那支化名为各种鸟类的巡逻队，奉命确认合适的伏击地点，敌军的运输队会把食物运送给驻守勒皮的德军卫戍部队，这将会成为伏击的目标。

丹尼尔·屈尔泰与费伊村周围的游击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丹尼尔们有点太过兴奋了，我们的马修斯们愉悦而冷静。”屈尔泰已经同意在山区里为游击队员举行圣餐礼。他也给一个将要迎娶当地女孩的年轻人提建议，由于女孩来自虔诚的新教家庭，因此那个白天在山区的年轻人晚上应该下山到长老会堂来学习。

法约尔建立了一支医疗队，由好几位当地医生组成，包括犹太药剂师韦尔，勒福雷捷担任外科医生；莫里斯·尼扎尔充当护士，由于他是犹太人，所以未能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由于特罗克梅已经离开，勒福雷捷医生似乎已成为教区的精神导师，越来越多的教区居民转而向他寻求指引。法约尔夫人和救世军的吉拉尔（Girard）先生帮助提供食物，而许多年长的、已婚的男性村民充当“预备队员”，他们白天从事自己的日常工作，晚上参与抵抗运动，还同意负责分发配给本和补给品。

在德军占领法国南部的18个月里，曾经有效拯救犹太人的所有策略此时在高原上完美地发挥了新作用。奥斯卡·罗索夫斯基和萨米·夏尔在附近的农舍里，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制作假证件。邮差阿尔南（Arnand）先生在电话总线上监听德军部队的任何调动；在肖马热（Chaumargeais）开杂货店的鲁（Roux）女士监视唐斯村的警察，马农先生监视勒尚邦的警察。伊桑若的朱尔·瓦德纳（Jules Valdener）保管了一张所有游击队营地地址的清单。在马泽村，露露及其女儿吕西安娜继续作为藏匿犹太人和游击队员的中心人物，每当收到袭击警报的时候，露露就会让所有被她保护的人躲藏在让内牧师的教堂楼上，村民会把毛毯、热水瓶、茶和咖啡送到教堂。秘密军受法约尔领导，他们每天为每位游击队员提供25法郎的费用，尽管如此，食物似乎还是不太够。

1943年10月初，有79名囚犯逃出了勒皮市的拘留所，绝大多数人都去了山区，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还有25名年轻的义务劳动团逃役者。尽管受到警察和民兵的围追堵截，但只有七个人未能设法逃到森林，其他人在森林里重新集结，并建立起一个基地，即沃德利（Wodli）营地，位于希耶兹（Chièze）村落附近一间农舍里。这次逃脱让态度模糊的省长巴克丢掉了工作；取代巴克出任省长的安德烈·布斯凯（André Bousquet）据说是个冥顽不灵的死硬派。即使是如此负隅顽抗的家伙，也无法遏制法国警察日益增长的不满，警察们对于追捕年轻的抵抗者表现得不情不愿。警察们此时越来越倾向于把追捕嫌疑人的工作交给更加心甘情愿、更加不遗余力的民兵。警察们不太渴望去追捕游击队员，甚至与游击队有所往来，尽管他们将游击队称为“恐怖分子”，也总是说要消除“不稳定因素”。

警察和宪兵的不满似乎蔓延于整个上卢瓦尔省，以至于伊桑若的教师让·邦尼索[化名为苏米（Soumy）或者杜布瓦（Dubois），领导着一支代号为“辛尼亚”（Zinnia）的抵抗者队伍]甚至毫不犹豫地试图招募他的老朋友、资深地方警察阿尔弗雷德·莫雷尔（Alfred Morel）参加抵抗运动。莫雷尔对此予以拒绝，但答应对所有由盖世太保发动的袭击行动发出预警。警察一方日益明显、逐渐增多的默许，极大地增强了游击队的道德合理性和合法性，也让躲藏在高原上的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即使在那些最信奉思想独立和道德独立的人当中，对强制命令和权威的普遍反感也在滋长。

然而，年轻的游击队员并不总是受到人们欢迎。无法无天和盗匪行为在法国农村非常普遍，尽管针对商店和商号的许多袭击其实是伪装成抵抗者的“假游击队”、小股犯罪团伙甚至是民兵干的，但真正的游击队员也并非毫无责任。屈尔泰就严厉批评过一名小偷的偷盗行为，此人竟然来自屈尔泰以前称赞过的“我们的好游击队员”或者“来自森林的战士”，实际上入室盗窃和破坏公物几乎是他们的惯例。春天临近，冰雪消融，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再次开通，布雷斯和埃罗需要用尽机智和决心来维持和平。邦尼索决定在高原上建立游击警察部队，声称会把任何趁火打劫或者“征用物资”的游击队员交给当局。

当地的局面变得极度紧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高原，想在游击队里混个角色，这也对当地造成了巨大压力。有一天，这巨大压力终于爆发，演变为针对布雷斯的突如其来的人身攻击。布雷斯始终坚持继续等待，等到英美盟军登陆之后再展开破袭行动。布雷斯的小心谨慎逼疯了年轻人，他们渴望袭击平原上的德国人，他领导下的年轻人指责他的独裁主义和“等待主义”，他还无休止地拖延进攻。布雷斯不情愿地辞去职务，沮丧地告诉法约尔，一旦“关系破裂，再也无法修补”，他已经很难再与他亲手训练的年轻人共事了。布雷斯的位置被更加激进的领导人取代，此人被称为鲍勃（Bob），他迅速下令从烟草商人那里“征收”烟草，然后袭击了一处据说由通敌者拥有的奶牛场。

游击队与民兵之间的小规模冲突越来越多。一名为盖世太保工作的民兵朗贝尔（Lambert）被枪杀于伊桑若的一间咖啡馆，有几个年轻人被逮捕。其中一个年轻人就是让·邦尼索，莫雷尔未能及时对他及其14名同伴发出警报。邦尼索似乎是被九名当地人告发的，这说明就算在高原上，在这个似乎和谐且团结的地方，照样会有活跃的通敌者；实际上，高原上从来未形成过真正的和谐与团结。有些逃脱抓捕的年轻游击队员决定离开这个地区，去阿尔代什省和卢瓦尔省加入装备更好的法国自由射手游击队，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结实的鞋子、近在眼前的游击战和更多的食物。

在马泽村，露露的杂货店和咖啡馆变成武器库，武器就藏在干草堆下面，或者她家花园的深坑里。一天晚上，一个仓库里能够装满一整辆卡车的衣服被偷走后，就藏在她的谷仓里。4月22日，民兵和法德两国警察展开联合行动，横扫整个高原，包围许多孤立的农场。他们烧掉农场，杀掉农民和法国自由射手游击队的战士，包括农民夏尔·瓦拉（Charles Valla）的两个儿子——19岁的马克（Marc）和21岁的安德烈（André）。第二天，又有11个人被逮捕。24日是星期一，让内牧师、贝松牧师和一位达比派牧师齐聚马泽教堂并主持葬礼，会众挤满了教堂外面的广场。

第二天，德国人杀了个回马枪，对马泽村逐间房屋进行搜查。他们一无所获。德国人逼问露露，她遮遮掩掩的那些袋子和箱子是干什么用的，她解释说那些是普通的邮政服务中的一部分，是她与当地的巴士公司一起经营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传言说游击队员和瓦拉兄弟是被一个补锅匠出卖的，那个人住在唐斯村与马泽村之间一个不爱交际的吉卜赛人家庭里。19岁的马塞尔·巴雄（Marcel Bachon）口袋里似乎总是有钱。谣言传到唐斯村警察局，塔韦尼耶（Tavernier）警长从未掩饰自己对隐藏的犹太人和年轻的游击队员的同情，逮捕了巴雄。警长还通知了秘密军。秘密军赶到唐斯村，带走那个男孩，让他反复招供，然后让他自掘坟墓。2012年，年届100岁的塔韦尼耶夫人还记得，那个吓坏了的年轻人请求回家换上鞋子，他不想穿着木鞋被枪毙。他的请求遭到拒绝。

在整个5月，游击队与民兵的小规模冲突持续不断。伊桑若地段是最为军事化的，此时建立了三个营——Y1营、Y2营和Y3营，每个营的人数都在增长。在勒尚邦，就在奥斯卡·罗索夫斯基制造假文件和假证件的那个农场，农场主要求房客埃里捷让罗索夫斯基离开农场，免得在农场里发生袭击或反袭击事件。埃里捷只是让罗索夫斯基把他的设备搬到花园底下那些空置的蜂房里。

与法国其他地方一样，高原上的人们翘首期盼法国解放，但解放所需的时间太过漫长，付出的代价也太过高昂。

在马赛和尼斯执行营救行动期间，约瑟夫·巴斯，这个巧取豪夺、急性子、专横的白俄罗斯商人，变得越来越关注犹太年轻人参加反维希政权战斗的必要性。他会问，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牺牲性命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为何我们不能有所贡献呢？实际上早在1941年底，就已经有地下犹太军团（Armée Juive），他们试图保护受到威胁的法籍犹太人，后来还计划把他们的战斗技能带到以色列，去保卫新近成立的犹太国家。及至1943年底，据说犹太军团已经有1500名成员，散布于法国各个角落。

但巴斯想要组建自己的游击队，一支犹太游击队，当他被迫离开海边，回到他在圣艾蒂安巴多纳餐厅的安全屋时，回想起了他与特罗克梅的交往，还想到在孤立的农舍里安置过被他营救的孩子。巴斯来到高原，在勒尚邦火车站旁边租了几个房间，从黑市上买来几支左轮手枪，还联系了莱昂·埃罗，商量自己能干点什么。然后他就开始招兵买马。巴斯开着他那辆显眼的带着侧斗的摩托车，仿佛只有这样的摩托车才能装得下他那魁梧的身躯，他在荒郊野外到处寻找犹太家庭，希望对方能够捐钱供养他的年轻战士；当对方不愿意时，他甚至不惜敲诈勒索。每天晚上，他坐在厨房的桌子前，开始用德语和俄语撰写传单和小册子，这也是战斗的一部分，他要以此争取驻扎勒皮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因为在那支驻军里面，有很多心怀不满的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正如罗索夫斯基后来所说，巴斯有着扑克牌玩家的脾气。

招兵买马倒也不难，有不少犹太年轻人隐居在孤立的农舍里不安地等待解放，但他们需要训练的场所。通过儿童救援组织，巴斯见到了安德烈·舒拉基及其妻子科莱特（Colette），他们住在肖马热一套带庭院的房子里。肖马热是唐斯村外围的村落，同时也作为儿童救援组织藏匿犹太儿童的指挥部，因为此时马德莱娜·德雷福斯正身陷囹圄。与马泽、费伊和勒尚邦一样，唐斯村从一开始就接纳和隐藏犹太人，包括来自罗阿讷的毛纺织工人、从居尔营地和里韦萨特营地救出来的囚犯、来自巴登和符腾堡的难民，但最多的还是法籍犹太家庭。唐斯村没有儿童之家；绝大多数被村民营救的都是成年人，及至1943年冬天，大约有163名犹太人躲藏在农村房屋和周围散布的农场里，足以构成一个社区。

然而，与其他三个村庄不同，唐斯村主要是个天主教村庄，犹太人在这里主要是受到天主教徒的庇护。但与其他三个村庄相同的是，在背后策划营救行动的依然是新教牧师罗兰·莱纳特，他坚持保护犹太人既是政治义务也是精神义务，很愿意把长老会堂借给犹太人使用。莱纳特把来找他求助的人们藏在房梁下面的密室里，通过手扶梯和暗门进入，人们可以通过屋顶从密室逃脱。莱纳特拉了一根很长的绳子，绳子末端有个铃铛，一拉绳子就能听到警报声。村长弗朗谢（Franchet）被普遍视为顽固的贝当主义者，但当地警察明显同情难民，而唐斯村的犹太人也享受着远离战火纷扰的日子。在舒拉基的庭院里，巴斯的小部队开始学习射击和使用武器，年轻人接受西班牙共和派战士何塞·贝拉·马丁内斯（José Vera Martinez）的训练。每天晚上，还有更年轻的男孩女孩加入，他们来学希伯来语和唱犹太歌曲。

然后，毫不意外的是，在肖马热出现了一所小规模的犹太学校，学校由立陶宛哲学家和希伯来学者雅各布·戈金（Jacob Gordin）创办，而在战争爆发前，戈金曾在巴黎参与编纂犹太百科全书。戈金年近30岁。前来向他求学的六七个年轻人都比他年轻，个别甚至还是大男孩。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失去了家人。他们想要的只是生存、学习、远离战争。当地人把那所犹太学校称为“先知学校”（l’Ecole des Prophètes）。在戈金离开肖马热前往巴黎之前，加缪也偶尔来拜访他。

先知学校的一个最年轻的先知是伊扎克·米哈伊利（Itzhak Mikhaëli）。[2]他的祖父曾经在罗兹拥有一家纽扣工厂，在米哈伊利的母亲病倒后，祖父接手抚养他，并把他送到巴黎读书。在巴黎，米哈伊利被左派锡安主义者吸引，准备前往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后，他在瓦朗斯附近的果园里工作，而他的战时冒险也包括教犹太童子军的孩子们做运动，帮助卢安热安排穿越瑞士边境的旅程，并在里韦萨特营地里工作。他在营地里结识了一些朋友，但只有他自己被免于驱逐。有一次，他与一群8～12岁的孩子搭乘火车前往边境，发现车厢里没有座位，便去敲一等车厢的门，里面都是德军士兵，他就问对方能否为“正在转学的天主教学童”腾出一些空间。德国人只好让座。米哈伊利真是个大胆的年轻人。

通过层层关系，米哈伊利最终打听到，只要前往唐斯村，就能在那里找到藏身之所。他刚坐小火车来到山上，就发觉积雪深达腰间。他沿着道路艰难跋涉，沿着别人告诉他的方向前进，却被一队游击队员截住，他被当成民兵，游击队员威胁要就地枪毙他，幸好一个成年人阻止了他们。

在先知学校，米哈伊利每天学习、分析课文、讨论，并把他读到的、学到的犹太文化知识分享给其他年轻学员。先知学校里没有《塔木德》，但戈金早已把其中的许多内容熟记于心。米哈伊利住在牛棚楼上的房间里；农民为犹太学校提供鸡蛋、牛奶、奶酪和黄油。有一天，轮到米哈伊利去唐斯村取补给品，他在咖啡馆被两名警察截住，对方要查看他的证件。他把假文件递给对方。其中一名警察问道：“在你母亲出嫁之前，她原本的娘家姓氏是什么？”米哈伊利已经不记得文件上的细节了，他说出来的姓氏是错的。警察说道：“下一次，记好你母亲的姓氏。”多年以后，当米哈伊利在一次研讨会上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听到一位年轻的女士高声喊道：“那位警察就是我爷爷。”

自从德国人占领法国全境以后，米哈伊利想象过，自己的命运可能跟其他犹太人一样，就是最终被送进死亡营。随着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他在这里感到很安全，而且忙于进行知识上的探讨。随着春天到来，解放似乎也近在眼前，年轻的先知们开始讨论未来，憧憬着一旦战斗结束，他们如何帮助重建犹太人的智识生活。随着逾越节临近，以及连续七天庆祝出埃及——纪念古代的以色列人逃脱埃及人的奴役——米哈伊利拿着蜡烛来到高原的野外。他坐在野外，借着烛光，阅读《路得记》。

高原上的游击队员缺少所有物资，但最缺的还是武器和弹药。随着故事中最匪夷所思、最不可思议的人物登场，这种短缺问题突然迎刃而解。

她的名字叫弗吉尼亚·霍尔（Virginia Hall）。[3]弗吉尼亚是一个巴尔的摩银行家的女儿，那个银行家迎娶了自己的秘书，并通过开设电影院发家致富。弗吉尼亚曾经在雷德克里夫和巴纳德读书。她热爱运动，是篮球和曲棍球爱好者；她还相当任性，说服父亲让她在巴黎政治学院（Ecoles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学习一年，并在维也纳、斯特拉斯堡、格勒诺布尔和图卢兹修读课程。回到美国的时候，她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西班牙语、德语和俄语，并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研习法语。她的外表与能力同样突出：身材高挑，长着红金色头发，颧骨很高，下颌分明，还长着灰绿色的眼睛，而且眼距很宽。她脾气火暴，甚至专横跋扈；她说自己难以相处、喜怒无常。但她是天生的组织者。

1931年，在过完25岁生日后，弗吉尼亚加入美国外交使团，成为驻华沙大使馆的秘书。及至1933年，她被调到土耳其的伊兹密尔。有一天外出打猎时，她滑倒了；猎枪走火了，一颗子弹打进她的左脚。伤口后来发生感染和坏疽，一个从伊斯坦布尔赶来的外科医生决定，她左腿自膝盖以下必须截肢。她换上木头做的假腿，以及黄铜做的假脚，她把那只假脚叫作“小铝狗”。她坚持承担新职务，这次是被派往威尼斯。但向国务院申请全职外交官的职位时，她被拒绝了：她是女性，而且是只剩一条腿的女性，不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即使请位高权重的人物出面干预也无济于事。

弗吉尼亚并不是一个畏缩不前的女人。在爱沙尼亚的塔林短暂担任秘书之后，她辞职了。1940年1月，在“假战”期间，她抵达巴黎，加入法国救护服务队，成为一名二等医护兵，被派往马其诺防线，为驻扎在梅斯附近的炮兵团服务。她在法国沦陷后不久复员，取道西班牙去了伦敦，在那里很快就找到一份译电员的工作，为美国军事武官服务。

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英国人建立了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协调针对德国人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如有必要，直接策划行动。莫里斯·布克马斯特（Maurice Buckmaster）少校曾经是福特汽车公司驻法国的经理，此时负责特别行动处法国分部。他们与戴高乐以及“自由法国”（经常发生内讧）的关系很微妙，特别行动处更像一个俱乐部，其成员是受到邀请才能加入的。1941年，他们正在招募身体强健、头脑冷静、能说法语的人，还要有即兴演说和组织的才能。尽管妇女并非他们合意的选择，但当时没有多少人像弗吉尼亚那样了解法国，也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迅速完成武器训练和电台操作训练。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并未对法国宣战，她可以公开进入法国，只要伪装成维希政府接受的、为《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撰写文章的记者就可以了。特别行动处决定在里昂建立一个法国分部的前进基地，想让她担任第一位“常驻特工”，以便协调和照顾特别行动处派往当地的特工。

弗吉尼亚自称为热尔梅娜·勒孔特（Germaine Le Contre）小姐，1941年8月，她取道马德里抵达里昂，成为特别行动处派驻法国的第一位女性战地指挥官。她开始撰写文章，关于食品短缺，关于维希政府，关于犹太身份法。她写道：“我很久没见到黄油了，牛奶的供应量也很少。妇女们不再能买到香烟，男人们的配给量降到每周两包。”[4]在平淡无奇的文章伪装下，弗吉尼亚会与空投到当地的特别行动处特工接头，为他们提供住宿、配给本，以及发报机。必要时，她会把特工们藏匿在女修道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西班牙。程序上，弗吉尼亚与特别行动处招募的特工赫克勒（Heckler）合作，同时充当其他特工的联络人，但她有独立的任务，并与当地医生让·鲁塞（Jean Rousset）合作。弗吉尼亚仍然伪装为美国记者，因此她在咖啡馆和餐厅公开与人会面，并与维希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能够从维希政府官员那里得知许多有趣的信息。面对同事，弗吉尼亚总是笑称自己的木头假腿叫卡思伯特（Cuthbert），但绝大多数同事后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弗吉尼亚遭遇的意外；同事们称她为“跛足小姐”（the limping lady），毕竟她的步态有点奇怪。有时候，她会用“小铝狗”储存秘密文件。

德国人与赖伐尔达成了秘密协议，在德军占领法国全境之前，先派盖世太保军官南下，因此德国人很快就发现特别行动处的蛛丝马迹。一个接一个地，弗吉尼亚负责区域内的24名特工中有三分之一被抓获；许多人受到严刑拷打，个别人甚至被执行枪决。弗吉尼亚在给布克马斯特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总年龄正在快速减少。我和我所有同事加起来大约才100岁。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5]不久以后，一名告密者，即一名伪装为法国牧师、自称为阿莱什（Alesch）院长的双面间谍接到风声，知道一位女性组织者的存在，这位女性组织者化名为菲洛梅纳、伊莎贝尔或者戴安娜。盖世太保发出命令，抓住“跛足小姐”，“她是法国境内最危险的盟军特工之一。我们必须找到她，除掉她”。

鲁塞医生已被抓获，并被严刑拷打，但他没有透露任何情况。弗吉尼亚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设法逃到比利牛斯山区。她给伦敦的上司发电报：“卡思伯特有点麻烦，但我还能应付。”收到电报的人不知道卡思伯特指什么。他在回电中回复：“如果卡思伯特遇到麻烦，就除掉他。”弗吉尼亚穿过边境，但被逮捕；由于身上没有证件，她在费卡洛斯（Figueras）监狱被关了六个星期，直到一个与她关在同一个牢房的妓女偷偷替她把信送到美国驻巴塞罗那领事馆。

抵达伦敦后，弗吉尼亚要求把她空投回法国。特别行动处意识到盖世太保已经相当准确地了解她的外貌特征，而且是由那个假院长告的密，因此特别行动处拒绝了她的要求，转而把她改派到西班牙，她在那里再次伪装为报纸记者，这次假装是为《芝加哥时报》（Chicago Times）撰写文章，实际上还是为特工准备安全屋，运作以马德里为起点的网络。她对此感到厌倦。她给伦敦方面写道：“我根本就不是在从事什么工作。我在这里住得很开心，但这完全是浪费时间……毕竟，我的脖子是我自己的。如果我愿意脖子痛，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及至1943年，她返回伦敦。

1942年6月，美国人建立了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在欧洲“计划和运作”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美国战略情报局与英国特别行动处建立了松散的伙伴关系，他们正在物色能够被空投到法国的特工，以便与抵抗运动建立联系，并为英美盟军登陆做好准备。如果说特别行动处是个俱乐部，充斥着各种鸡鸣狗盗之辈，那么战略情报局也同样吸引了许多天生不适合在战斗部队中服役的男男女女：华尔街的银行家、学者、传教士、教授、赛马骑师、慈善家、赏金猎人，以及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年轻女子。[6]供职于英国军情六处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写道：“战略情报局第一批工作人员抵达伦敦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就像‘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孩’……个个很傻很天真，就在我们这个冷冷清清、老旧不堪的情报妓院里开始工作。”[7]

通过曾经在纽约瑞吉酒店（St Regis Hotel）担任经理的朋友威廉·格雷尔（William Grell），弗吉尼亚进入了战略情报局；他们给弗吉尼亚授予陆军少尉军衔，让她继续接受无线电译电培训，并在彼得伯勒附近的米尔顿堂学习降落伞操作。有时候，她会把她的“小铝狗”藏在包里。新招募的特工被告知，不要对法国的食物存有偏见或挑剔，有什么就吃什么，甚至在必要时，要吃田鼠、老鼠、狗和猫。他们被告知，对付刺猬的最好办法是让它四脚朝天，挠它的肚子，当它探出头来的时候，你手起刀落，它身首异处。

由于无法靠双脚在法国跳伞，弗吉尼亚只好乘坐鱼雷艇在布列塔尼海岸附近登陆。她与另外一名化名为阿泰米斯（Artemis）的男性特工同行，两人从布雷斯特（Brest）一起乘坐火车前往巴黎。她很不愿意扮老，但也不得不把头发染成脏兮兮的灰黑色，还要用木头卡子把头发别在脑后。她穿上长裙，遮挡她的木头假腿。她伪装成一名供职于维希政府社会福利组织的巴黎社工，化名玛塞勒·蒙泰涅（Marcelle Montagne）小姐，住在巴比伦街的老朋友朗（Long）小姐家里，阿泰米斯也与她同行。两位女士很快就针对起他来，朗小姐说他行事轻率，弗吉尼亚说他狂妄自大却身体虚弱，总是抱怨自己身体不好，总是拒绝干任何重活。

弗吉尼亚把阿泰米斯留在巴黎，独自前往克勒兹省（Creuse），她在那里住得很不舒服，因为要与一位农夫及其老母亲同住，她在露天的柴堆上给他们做饭，还要替他们放牧奶牛，并沿路检查可能的伞降地点。她说她已变成“挤奶女工”。但上司让她继续前进，她很快到了涅夫勒省（Nièvre），住在另一户农民家中的阁楼里，沿路照顾山羊，便于观察德军的行进。她戴着褪色的头巾，穿着带有饰边的伞形长裙、宽松的羊毛衬衣、带口袋的毛衣，还带着一根手杖。她给附近抵抗组织的同事运送羊奶和传递消息，把自己居住的阁楼变成译电室。每当接到伞降行动的通知，她就赶着驴车前往伞降地点。有一次，伞降包裹里有一双医用长袜，可以套在卡思伯特外面。

然后，在1944年春末，弗吉尼亚被派遣到上卢瓦尔省。特别行动处从扁豆商人让·朱利安（Jean Joulians）那里收到当地游击队员发来的情报。战争爆发前，弗吉尼亚碰巧在波士顿见过朱利安。她伪装成研究儿童问题的比利时记者，并结识了瑞士救援组织的奥古斯特·博尼。然后她去了勒尚邦。

皮埃尔·法约尔以及他麾下的游击队员最早是通过博尼得知弗吉尼亚抵达高原的。博尼告诉他们，有一位陌生的美国女士请求与游击队建立联系。[8]法约尔甚至没有机会对她表示怀疑。他们见面的时候，弗吉尼亚开门见山，完全没有浪费时间说客套话。弗吉尼亚问，他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少武器？哪里是最好的伞降地点？由于极度缺乏武器、资金和补给，法约尔愿意与她合作。他的确提前与阿尔及尔方面取得了联系，阿尔及尔方面告知法约尔，弗吉尼亚是个颇有权威的“陆军中校”。法约尔后来提到，他对弗吉尼亚的第一印象就是她那“独断专行的语气”。

战略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的考虑是，他们派驻法国的特工应该是辅导者和指导者。但弗吉尼亚对自己的定位是领导者。第二天，尽管腿脚不灵便，她还是骑上自行车外出，去确认适合空投的开阔地点。她自己骑行了许多英里，反复走遍了高山牧场。弗吉尼亚最初不知道法约尔是否值得信任，于是安排了一次小测验，给法约尔一笔钱，看他是否能够明智地使用这笔钱。法约尔通过了这次小测验，弗吉尼亚便给伦敦发电报，表示勒尚邦条件“很好”。弗吉尼亚发现了两个合适的空投区域：一个地点在维尔朗格（Villelonge），另一个地点靠近唐斯村。在维尔朗格，面包师阿方斯·瓦拉（Alphonse Valla）负责为路灯的电池充电，以便在必要时为飞行员点亮地面。当一切准备妥当，瓦拉就会在通往勒尚邦的道路旁边的一棵树下面留下信息。弗吉尼亚自行编制暗语。维尔朗格是“鲤鱼”，伊桑若是“鲨鱼”，需要发送的段落被称为“软鼻鲨鱼”。

有一天，两个年轻男孩来拜访马伯小姐，问是否可以借她的小汽车一用。由于缺少汽油，那辆小汽车已经停在车库很久了，来人说是“戴安娜”要用车。“戴安娜”在当地方言里也指圣母，说是圣母要去远方侦察。几天之后，对方来还车，车里还放着一包英国茶叶，以及一张感谢便条。

高原上没有配备武器的女游击队员，因此20个年轻男人被叫来协助空投行动，由英国广播公司通过暗语句子预告空投指令。[9]其中一个前来帮忙的年轻人是让·纳莱，他是博尼收养的孤儿，在达尔西萨克的学校准备中学毕业会考，同时为游击队服务。纳莱始终记得，弗吉尼亚穿着美军夹克和军服裤子的样子很“诱人”。纳莱告诉弗吉尼亚，他打算成为医生，弗吉尼亚便把他招来做自己的医务助手，让他负责保管医疗补给品，并把他称为自己的护士。伞降开始。代号“热汤”的空投带来了300千克枪械、弹药、衣物、巧克力、维生素、收音机、现金和烟草；代号“他因为害怕狂犬病而淹死了自己的狗”的空投又带来了十个大罐子的补给品。教师奥利维耶·哈茨菲尔德后来记得，一次空投之后，一切分发妥当，当年轻的法国人收到并查验防毒面具以后，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终于得到承认了，他们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变成了彼此拥抱的亲兄弟；他们不再是恐怖分子了，也不是义务劳动团的逃役者了，他们是解放部队的组成部分，并已得到承认。

在防毒面具里面，总有一包写着弗吉尼亚名字的英国茶叶，寄件人是薇拉·阿特金斯（Vera Atkins），此人是布克马斯特的助手，负责招募和部署女特工。雅克利娜·德古德曼彻和法约尔夫人帮忙收拢降落伞，这被勒尚邦的妇女们视为巨大的奖赏，她们把降落伞做成衬衣，染色卡其布很快就挂满村庄各处。有一次空投的代号为“大个子印度人吸烟斗”，带来了一位穿短裙的苏格兰上校，他自行挣脱降落伞，从着陆的冷杉树上爬下来，庄严地与每个人握手，然后拧开一瓶威士忌，在人群当中传递，接着消失在夜色之中。另一次空投引来了一群德军士兵，他们截获了信息；但他们迅速被消灭，尸体就埋在利尼翁河的河岸上。

只要弗吉尼亚认为根据地已成气候，她就决定继续推进，这次的方向是勃艮第。法约尔及其部下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盟军的更多支持，害怕如果没有更好的武器，他们终究无法与驻扎在勒皮的德军相抗衡，他们派出雅克利娜和书商埃里克·巴伯扎去寻找弗吉尼亚。两人终于找到弗吉尼亚，她也答应跟随两人回到高原。当火车因为盟军轰炸而临时停车时，弗吉尼亚告诉其他人保持冷静；飞行员知道她在火车上，因此不会轰炸火车本身。他们坐救护车走完最后一程。弗吉尼亚与法约尔夫妇住在一起，每天坐在厨房桌子前面编制暗语。德国人派遣了侦察机，因此她被迫不停更换发报地点。她曾经搬进加缪住过的勒帕内利埃旅馆，然后搬到维尔朗格附近的谷仓，此地靠近瓦拉的面包房，面包房已成为当地游击队的司令部。她找来一个帮手——22岁的阿尔萨斯教师德德·苏斯巴赫（Dédé Zusbach）。弗吉尼亚为她的团队买来自行车，视自己为他们的大姐姐。让·纳莱在静止的自行车上不停蹬踏，以此为她的发报机发电。

有些法国年轻人发现弗吉尼亚总是神神秘秘，与人保持距离。[10]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她没有等来任何关于空投的消息，脾气变得很暴躁；她变得冷酷无情、不可理喻，武断地认为肯定是她身边某些人出了差错。为了让自己能够撑下去，她找来少量苯丙胺和安非他命。后来，人们说自己无法埋怨她的武断，毕竟她仍然是负责人；他们不太在意一位妇女发布的命令，而且人们心中藏有怒火，因为空投来的都是轻武器，而不是他们想要的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筒。后来，人们对她的口音、外国语调、法语掌握程度看法不一。站在弗吉尼亚的角度，她会说年轻的游击队员尽管非常坚定，却目无纪律、缺乏训练、太过贪心、太过好胜。理论上，绝大多数抵抗运动部队现在都团结在联合抵抗运动的旗帜之下，但激烈的嫉妒之心延续了下去。

此时此刻，游击队员与隐藏的犹太人一样，等待着迟迟未能到来的解放。

[1] 作者对莱昂·埃罗的采访；see also Boulet，Histoire de la Montagne-Réfuge。

[2] 作者对伊扎克·米哈伊利的采访。

[3] 作者对M.R.D.富特的采访。see also Fayol，Le Chambon-sur-Lignon sous l’ Occupation；Calvi，OSS。

[4] 1941年9月4日的信件。

[5] Peter Churchill，Of their own choice（London，1952），p.154.

[6] Alsop and Braden，Sub-Rosa.

[7] Harris Smith，OSS，p.149.

[8] Maber，Le Faisceau des Vivants.

[9] 作者对让·纳莱的采访。

[10] Nouzille，L’Espionne，p.290.

第十六章 今日无言

1944年初夏，当特罗克梅牧师回家的时候，勒尚邦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村庄了。他这次离开了十个月。对于一个用心照顾孩子、认真对待责任的人来说，他的漂泊经历实在是漫长又难熬。他在临近傍晚的时候回到村庄，受到家人和教区居民的欢迎。在星期天，他对挤满教堂的信徒们讲道。他觉得，玛格达看上去消瘦又疲惫，但内莉、让-皮埃尔、丹尼尔和雅克活泼又可爱。他的教区居民发现他更沉静了，没有那么武断了。

在他离开期间，勒尚邦变成了一个隐居、沉默、等待的地方，人们如非必要，几乎从不开口。此时，年轻的游击队员大胆地在村庄周围闲逛，他们手持各种各样的武器，身穿参差不齐的军装。特罗克梅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现实，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曾经默默接受他的和平主义，此时公开支持武装斗争。

特罗克梅后来说，他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莱昂·埃罗的好战讲话，不管怎样，埃罗早就放弃基督教信仰了；他甚至不担心当地男孩过分夸张的行为举止，包括自己的儿子们也是如此，他们挥舞着新近获得的武器，在主街上招摇过市。特罗克梅介意的是有一群神学院学生来访，他们告诉特罗克梅，他们正在组建基督徒游击队，想借教堂里的圣餐盘和圣餐杯，这样他们就能每天在山区里举行圣餐礼了。特罗克梅予以拒绝。特罗克梅问他们，如何能够一边举行圣餐礼，一边渴望杀死德国人呢？年轻人回答道，他们确信“上帝命令我们这样做”。后来，特罗克梅有些自视甚高地形容，这群神学院学生偷走了唐斯村本堂神父的自行车，还说他们需要这辆自行车去“捍卫民族”；他安抚了愤怒的本堂神父，然后把孩子们叫回来，命令孩子们归还自行车。孩子们照做了。即使在这个时候，他的权威也依然奏效。

特罗克梅意识到他仍然热情信奉的和平主义不再能够为他赢得任何追随者，他似乎更喜欢扮演和平缔造者的新角色。脾气暴躁的勒福雷捷医生拒绝向游击队员交出救护车钥匙，因为游击队要开车“上前线”，从道理上说，作为红十字会的车辆是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不能被随意征用。弗吉尼亚·霍尔手下一名特工威胁要把勒福雷捷当成叛国贼就地枪决，特罗克梅及时介入。特罗克梅问，如果医生答应不妨碍他们，是否允许自己把医生关在长老会堂？游击队员同意了，勒福雷捷医生也答应了。后来，特罗克梅发现医生没有信守承诺，竟然溜出长老会堂回家去了，他大发雷霆。但在医生家里，他发现医生被妻子和两个男孩簇拥着，医生说如果这就是游击队对待他的态度，那么他也总算看透游击队的本质了。

尽管经历过这么多纷纷扰扰，但隐藏的犹太人仍然未受打扰。在特罗克梅离开的十个月里，没有人被逮捕；任何一处儿童之家都没有受到袭击，也没有盖世太保前来骚扰。住在勒尚邦的德军伤兵似乎忧心忡忡、惴惴不安；许多德军伤兵只不过是16岁或17岁的孩子，来自罗阿讷的女孩子们经常从偏远的农舍来到村里，嘲笑他们笨拙的举止和幼稚的样貌。一个女孩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就像害怕的孩子。”尽管有些犹太家庭非常害怕最坏的事情发生，把自己隐藏得更深，但长达几个月的太平无事还是让他们有了一点信心。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逃过一劫。此时此刻，他们彼此勉励，要继续坚持下去。每次收到盟军向前推进的消息，他们都会更加振奋。

* * *

犹太人这种显而易见的安全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法国其他地区，逮捕和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并未放松。1943年11月，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改组，达基耶尔·德·佩莱波被去职，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殖民地的职业军官夏尔·杜帕蒂·德克朗（Charles du Paty de Clam）；当德克朗显得太过消极时，他的职位又被更加坚决反犹的约瑟夫·安蒂尼亚克（Joseph Antignac）取代。安蒂尼亚克后来会说，他接手这个职务，只是为了“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然而，无论这几个人选择以何种方式迫害犹太人，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德国人决定全面接管，并仔细且高效地寻找和驱逐法国仅剩的犹太人，这也是一场与时钟赛跑的比赛，他们要赶在盟军抵达之前完成任务，而盟军登陆已近在眼前。最近几个月，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辨别真假文件。在民兵的帮助下，盖世太保加倍努力地搜查学校、女修道院和寄宿家庭，核实其收留的孩子的确切身份，同时搜查监狱、劳动营和农场，寻找犹太成年人。他们甚至给告密者开出更加慷慨的奖赏。告密信汹涌而至。

4月6日，巴比派出一队盖世太保军官，搜查儿童救援组织设在伊齐厄（Izieu）的儿童之家，这是该组织仅存几处儿童之家的其中一处，坐落于距离里昂不远的小村庄。45个孩子以及老师们正在吃早餐。绝大多数孩子已经沦为孤儿，他们身为外籍犹太人的父母已被逮捕和驱逐；有些孩子曾经在居尔营地和里韦萨特营地度过了好几个月。这处儿童之家本来应该是安全的：农舍很偏僻，坐落在山上，能够远眺上山的道路和开来的车辆，而且曾经受到同情他们的维希政府官员的保护。这里本来应该配备预警系统；但那是一个美丽、平静的早晨，预警系统尚未被激活。

有一个孩子不是犹太人，被当场释放。其他人都被抓去蒙吕克。第二天，他们都被送去德朗西，一周后，34个人被押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剩下的人很快也步其后尘。只有儿童之家的负责人侥幸逃脱，他当天碰巧离开了，想为孩子们寻找更安全的藏身之所；一位老师在驱逐行动中幸存下来。在伊齐厄，有几个孩子还是马德莱娜·德雷福斯送过去的。

营救组织本身也陷入迄今为止最大的危险之中。在突袭伊齐厄两天后，设在尚贝里的儿童救援组织的最后一个办公室也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儿童救援组织的七名员工，以及为难民救助委员会（Comité d’Aide aux Réfugiés）工作的另外三名员工，都被抓获。他们被迫走到大街上，这样盖世太保就能抓走那些与他们说话的人；然后，他们会受到布伦纳的审问，而布伦纳在德朗西和尼斯围捕中已经驾轻就熟。在格勒诺布尔监狱，儿童救援组织的负责人、天主教徒阿兰·摩西（Alain Mosse）设法送出暗语信，他指示关闭剩下的每一处儿童之家，并把剩下的孩子们全部隐藏起来。

其中两名被捕的工作人员有儿童救援组织在马赛的前负责人朱利安·萨米埃尔（Julien Samuel），还有妮科尔·韦尔的丈夫雅克·萨隆。[1]朱利安设法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克劳德病得很重，小心预防，避免感染。”朱利安的妻子及时带着刚出生的婴儿隐藏起来。朱利安和雅克都被带到蒙吕克，并受到严刑拷打。他们被押上开往德朗西的火车。然而，他们身上还带着一把锉刀，是一个朋友偷偷塞给他们的，因此他们能够锉开铁条，在火车慢下来的时候跳车逃脱。他们得以幸存，直到战争结束都毫发无伤。

伊齐厄遇袭的消息也传到正在利摩日的加雷尔那里，同时传来的可靠消息显示，德国人知道儿童救援组织藏匿的所有孩子的全部细节。48小时内，所有孩子都消失了，全部孩子都被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与此同时，玛丽安娜·科恩和卢安热正在把一批又一批孩子送到瑞士边境。此时人们有种感觉，除非盟军尽快抵达，否则没有人能够活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加雷尔此时仍然来去自由，他带着自行车、坐着火车环游整个国家，仍然伪装成陶器推销员的模样，去检查新的安排。安德蕾·萨洛蒙是儿童救援组织的女性工作人员，曾经为拯救居尔营地和里韦萨特营地的孩子做出巨大贡献，此时决定带一批孩子取道西班牙前往巴勒斯坦。经过犹太军团的甄选和准备，12名8～14岁的孩子，以及五名成年人，在大雾弥漫的一天从佩皮尼昂踏上旅途。他们安全抵达安道尔，尽管花了好几个月准备证件，最终还是在加的斯登上“几内亚”号轮船。

约瑟夫·巴斯在马赛一家餐厅吃午饭时被逮捕。按照他惯常的强人做派，他设法击倒警卫，从警卫身上摸到手铐的钥匙，然后顺利脱身；他安全抵达勒皮。

卢安热也仍然自由。有一天，卢安热的朋友、阿讷马斯市市长德福请他过去，市长继续庇护犹太人，与此同时和盖世太保维持友好关系，他从市长那里了解到很多有趣的情况。德福告诉卢安热，尽管他的名字还未被掌握，但他已经上了盖世太保的抓捕名单，是时候躲起来了。

卢安热赶紧回家，提醒妻子带上两个孩子，包括一个六个月大的小婴儿。他把小心藏起来的黄金找出来，那些黄金就是用来应对不测的，然后他们动身前往边境。在那里，他们与其他人一起等待穿越边境线。卢安热后来形容他的妻子非常害怕，他只能不断催促妻子向前走。抵达穿越点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军犬的动静。摆渡人因为害怕而溜走了。人们开始四散奔逃，但很快被德军巡逻队包围。一名德国军官用枪指着卢安热怀中婴儿的头，警告他不要乱动，还让军犬盯着他。但军犬跑开了。卢安热抓起行李箱，抱起婴儿，拽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向附近一栋房子，那栋房子仍然在边境线法国一侧。房主夫妇试图阻止他们进入，说房子会被德国人烧掉。卢安热挥舞匕首，递上金币，最终强行进入那栋房子。

第二天早上，天色微明，他们走向边境线的铁丝网，卢安热向另一侧的瑞士警卫喊话。他解释道，他需要让妻子和孩子过境，但自己会返回法国。他举起铁丝网，让家人过去。作为两个幼小孩子的父亲，他很可能会被瑞士人接纳，但他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卢安热赶紧下山以躲过下一支巡逻队，回到阿讷马斯去见德福。他从德福那里得知，盖世太保已经放出话来，务必马上抓到他。卢安热离开了，但他只是为了接走更多需要过境的孩子。他后来说道：“我因幸运而闻名。”从1943年秋天到1944年夏天，卢安热及其同事让1069个孩子安全抵达瑞士。

玛丽安娜·科恩曾经帮助西蒙·利弗朗，但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她带着28个孩子穿越边境的时候，在距离边境线只剩200米的地方，一支带着军犬的德军巡逻队把她当场抓获。德国人追踪那些孩子，发现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就藏在衣服的内衬里面。玛丽安娜被带走，一起被带走的还有11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和女孩，他们都被关押在阿讷马斯监狱。德福设法说服盖世太保释放年纪较小的孩子，让他们住在镇上指定的地方。卢安热托人向玛丽安娜传话，说营救她的计划正在制订中，但她拒绝了，害怕德国人会报复孩子们。玛丽安娜受到严刑折磨。一个月后，盖世太保把她和另外五名抵抗组织成员带到距离监狱不远处的孤立地点，用铲子把他们活活打死。德福了解到那28个孩子都会被送去里昂，最终落入巴比的手中。他找到一名盖世太保军官，对他软硬兼施，既提到他战后将会遭到报复，又答应战后可以保护他，终于说服这名军官把所有孩子都交给自己。孩子们都活下来了。如果玛丽安娜当时逃跑了，这些孩子很可能就活不下来了。

被关押在监狱期间，玛丽安娜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将会成为维希政府统治时代最典型的几首诗歌之一。她把这首诗留给了孩子们。

明天，我可能会叛变，但不会是今天。

今天，拔掉我的指甲，我也不会叛变。

你不知道我有多少勇气，

但我，我知道……

明天，我可能会叛变，但不会是今天。

明天。

我需要黑夜帮我下定决心。

我至少需要一个晚上。

去诀别，去放弃，去背叛。

去诀别朋友，

去放弃面包和红酒，

去背叛生活，

去死。

明天，我可能会叛变，但不会是今天。

锉刀在窗玻璃下面。

锉刀不是用来对付铁窗条的，

锉刀不是用来对付行刑者的，

锉刀是用来割开我的手腕的。

今天，我无话可说，

叛变，明天再说吧。

6月6日，星期二，16万英国、美国、加拿大和“自由法国”的士兵，沿着80千米长的诺曼底海岸，以抢滩或者空降的方式登陆。解放欧洲的战斗正式开始。在特别行动处的帮助下，法国抵抗组织开始袭击铁路线，沿道路发起伏击，摧毁电话交换机和发电站。四天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伊桑若就被解放了。至少在理论上，高原自由了；之后游击队接管了这个地区，民兵却仍然负隅顽抗，整个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天主教徒、新教徒和达比派信徒都在等待盟军抵达，希望美国人来到这里。

德军节节败退，向北和向东突围，想要回到德国。6月9日，武装党卫队帝国师因其40名士兵被杀而大肆报复，在民兵配合下，他们闯入科雷兹省（Corrèze）的蒂勒，围捕了600个男人和男孩（有些男孩甚至未满16岁），把其中99人吊死在电灯柱上、树上和阳台下方。随风摇摆的尸体沿街排成行，党卫队军官看着，喝着酒，笑着，拍着照片。10日，党卫队把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Oradour-sur-Glane）的妇女和儿童赶进乡村教堂，然后纵火烧毁教堂；党卫队把男人赶进谷仓，开枪打伤他们的腿，让他们无法逃脱，然后纵火烧毁谷仓。当天结束的时候，有642人惨遭杀害。

在高原上，弗吉尼亚·霍尔向布克马斯特发电报，请求更多补给，计划切断里昂至圣艾蒂安的铁路线，并准备迎接盟军特工。总共有三个特工跳伞，他们是特别行动处-战略情报局联合突击队[被称为杰德堡（Jedburgh）突击队]的组成部分，弗吉尼亚送给他们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杜松子酒。

终于传来了丹尼尔·特罗克梅的消息，他在圣诞节前传出的最后消息提及他被转移到另一处营地。他的兄弟弗朗索瓦（François）为了保住自己的工厂而在大火中失去了双手，游击队在他的工厂里放火，以免补给品落入德国人手中。几名德国军官到医院看望弗朗索瓦，对他保护工厂的努力表示感谢，还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弗朗索瓦告诉军官们：“找到我的兄弟丹尼尔。”军官们说他们会尽力寻找。等到5月底，终于有消息传来：丹尼尔已经死于波兰的马伊达内克（Maidanek）集中营，终年31岁。

后来，从幸存者那里听说，他整个春天都感觉心脏不舒服，在集中营里面还要照顾多拉，他在劳动营里越来越瘦削，越来越虚弱，然后与另外500名生病和垂死的男人一起被转送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考虑到这段旅途长达900千米以及他的健康状况，他基本不可能在旅途中存活下来。据他的朋友说，同样来自高原的狱友收到一个包裹，狱友一边分享收到的物品，一边听丹尼尔讲述高原居民保护隐藏犹太人的故事，丹尼尔当时非常高兴。他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至亲遭遇的悲剧到此结束。他的母亲夏娃在美军攻打罗什学校的时候被榴霰弹打成重伤，很快就不治身亡；他的父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被美军吉普车撞死。

然后悲剧就波及高原，发生了三件毫不相关、毫无意义的事情。[2]特罗克梅后来写道，仿佛神明对他们的保护突然消失，他第一次理解为何罗马人要乞灵以寻求关于未来的线索。

诸神的第一次作恶发生在17岁的马努·巴罗（Manou Barraud）身上，马努是加布丽埃勒的妹妹，是一个快乐的女孩。她认为一位年轻妇女对德军伤兵太过友好，每次在勒尚邦遇见那位妇女，人们就听见她骂人家“肮脏！真肮脏”。在丽日旅馆，巴罗夫人总是接收来自塞文诺新学堂的学生，以及马德莱娜·巴罗和西马德组织送来的犹太男孩和女孩。那是一个洋溢着爱与喧闹的家。直到诺曼底登陆为止，加布丽埃勒一直在帮助奥斯卡·罗索夫斯基伪造文件，巴罗先生则跟随抵抗组织进入山区。

马努有个男朋友，是一个不比马努大多少的年轻人，他找到一把枪，并加入了游击队。7月5日下午，他来看马努，并让马努看他的枪，还安慰她说，他已经关上保险。但那支枪突然走火。一颗子弹射中了马努的腹部，她死在加布丽埃勒怀里。勒福雷捷医生被叫来，但已无力回天。医生悲伤地说：“最好的人，却死得最早。”爱笑的、大胆的马努被葬在墓地里。全村都来出席她的葬礼。之后几天，巴罗夫人坚持让女儿的男朋友陪在身旁，怕他因为内疚而自寻短见。巴罗夫人对他说：“这不是你的错，是这个世界疯了。”

一群孩子在群山里

第二天，游击队和德军部队在不远处的勒谢拉尔（Le Cheylard）发生交火，德国国防军杀了大约50个人，人们害怕德军可能会杀到勒尚邦。[3]埃米尔·塞什把他保护的犹太孩子从苏莉阿姨之家转移到森林里面。他曾经在树林里给孩子们建造一处庇护所，他在土里挖出一个深坑，用树干加固四壁，在上面覆盖苔藓和树叶。孩子们可以挤在深坑里，直到他吹响刺耳的哨声，一声长，三声短，代表莫尔斯电码的T和S，意味着他们安全了。马伯小姐把她保护的男孩们带出村庄，前往高原更高处。

尽管对高原上的游击队员颇有微词，勒福雷捷医生还是与抵抗战士非常亲近，他为他们处理伤口，提醒他们危险将至。童子军领导人布雷斯是医生三岁儿子贝尔纳的教父，勒福雷捷的妹夫在法国南部领导着一支抵抗运动队伍。勒福雷捷的个性总是有点草率，急于采取行动，对使人迷惑的局面感到不耐烦。他是否鲁莽地把年轻战士的病历与普通病人的病历夹杂在一起，游击队领导人是否在晚上偷偷拿走了病历，早已消散在历史的迷雾中了。但他肯定站在游击队那边，而且他在高原上广受爱戴。当唐斯村的警察告诉他民兵正在找他之后，他不得不暂时逃离勒尚邦。他也收留和藏匿犹太人，以及其他被盖世太保追捕的人；他坚持在晚上打开自家的门，以便任何人前来向他求助。人们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加缪笔下《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的原型，但这两个人肯定有相似之处：人道、乐观、宽容、自由，对待不公正和不人道行为的态度十分鲜明。

8月4日下午1点，勒福雷捷医生告诉妻子达妮埃尔，他要去勒皮为两名被德国人扣押的游击队员求情。妻子试图说服他不要去，特罗克梅后来说，自己也曾告诉勒福雷捷此行愚不可及，但他铁了心要去。那两个男孩面临生命危险，总得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他的助手和助产士露西·沙佐（Lucie Chazot）在他的汽车顶上盖上大幅的红十字会旗帜，然后他就出发了，还带上维尔朗格杂货店主的女儿丹妮丝·德波（Denise Debaud），丹妮丝是其中一名在押犯的未婚妻。在半路上，他们又接上秘密军的游击队员鲍勃，以及木讷的男孩让·朗博（Jean Rambaud），此人可能就是告密者。勒福雷捷被告知，把车停到一处废弃的石矿场附近，那里还有另外两名游击队员在等待。让被带走；枪声响起；勒福雷捷医生被要求查验那个男孩的尸体。

一行人继续上路，前往勒皮，大约下午3点到达。鲍勃进入一家书店，丹妮丝带上一些食物前往监狱，勒福雷捷进入一家咖啡厅，与两个男人谈话，他希望能够救下两名囚犯的性命。他留下另一名游击队员勒鲁瓦（Leroi）看守汽车，但那个年轻人走开了，去跟两个朋友聊天。这时候，一队德军宪兵赶来包围了三名年轻人。当勒福雷捷和接头人听到吵闹、走出咖啡厅的时候，他们也都被逮捕了。鲍勃和丹妮丝侥幸逃脱，他们徒步回到勒尚邦去传递消息。

与此同时，德国人在汽车里找到游击队员遗留的两把左轮手枪，尽管勒福雷捷曾经反复提醒红十字会的汽车奉行中立原则，但游击队员置若罔闻。勒福雷捷在勒皮监狱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被带到德军司令部。那里组建了一个军事法庭，由施梅林少校担任庭长，施梅林还在勒皮，但他在上卢瓦尔省的指挥权已经移交给更为强硬的奥伯斯特·梅特格（Oberst Metger）。勒福雷捷被判死刑。达妮埃尔赶到勒皮，同行的还有特罗克梅和瑞士救援组织的奥古斯特·博尼。博尼后来说，施梅林坦率而又礼貌，他并不觉得施梅林就像人们印象中的“如同一堵无法突破的墙”。当达妮埃尔看见勒福雷捷鼻青脸肿的面容和原本“漂亮”、如今肿胀的双手，整个人都被吓坏了。达妮埃尔被告知，死刑判决已获得减免，勒福雷捷将要到德国去提供医疗服务。

透过牢房的气孔，勒福雷捷能够对隔壁的囚犯描述自己的家庭；他总是自言自语，反复祈祷，然后唱圣歌，但在受到酷刑折磨之后，更多的时候他一言不发。

9日，当达妮埃尔再来看勒福雷捷的时候，她被错误地告知他已经离开了。但他给达妮埃尔留了一封信。信中的语言奇怪而生硬，不像是他会说的话。他写道，他有“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晚上和好几天承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但我的灵魂是平静的，因为在最痛苦的时候，我的基督教信仰从未离弃我”。他告诉达妮埃尔，他故意提出请求，愿意被派到任何需要他的地方去当医生，因为医学是能跨越民族界限的。他最后写道：“每天早上替我吻吻孩子，把你的头发梳成辫子来纪念我吧，因为我喜欢你把头发梳成辫子的模样。”在信的结尾有个小小的清单，清单的标题是“行李”；清单里包括一件套衫、一张旅游毛毯、内衣裤、肥皂、一部七星诗社选集、一本《圣经》和一张“漂亮的照片”。但已经太迟了，来不及把这些物品带给他。

8月10日，勒福雷捷被押上开往蒙吕克的卡车。人们不知道他当时的想法，他把自己的腕表摘下来，递给与他同行的游击队员勒鲁瓦，请求对方把腕表交给达妮埃尔。11日，带着腕表的勒鲁瓦被押上最后一列从里昂开往德国的火车，被迫在一间兵工厂里工作。

8月20日，星期天，巴比命令25名德军士兵和10名民兵把120名犯人押送到位于圣热尼拉瓦勒（Saint-Genis-Laval）的科特洛雷特要塞（Fort Côte Lorette），那里是一处废弃的房屋，曾经住满警卫。勒福雷捷医生也在囚犯当中。其中12名囚犯是妇女，还有几名囚犯是牧师，绝大多数囚犯隶属于当地其中一支游击队。他们被押送到此地，双手戴着镣铐，沿着楼梯走上一楼，排成行列被枪毙；当一楼堆满尸体，其余囚犯就在底层被枪毙。房屋内外，洒满磷粉，淋满汽油，然后整栋建筑物被付之一炬。三名囚犯设法爬出窗外；其中两人被抓住，重新被扔进火堆。爆炸随后陆续发生，持续到天亮为止，圣热尼拉瓦勒的居民爬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烧焦的人体残骸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被勉强辨认出来。

勒福雷捷被杀四天后，蒙吕克被解放。

达妮埃尔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六个星期后，达妮埃尔一路寻找失踪的丈夫，在那24袋从废墟里扒拉出来的衣服残片中看见勒福雷捷那个特别的皮带扣。达妮埃尔成了寡妇，她那年才23岁。她的儿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

或许，在所有不幸事件中，第三件是最后一场惨剧，也是最没意义的。

特罗克梅爱他所有的孩子。特罗克梅喜欢务实的、可靠的、17岁的内莉，但他不知道内莉违反他的命令去跟朋友跳舞，对于塞文诺新学堂的新教学生来说，跳舞是被禁止的，因为那是“下流的、放荡的、容易引发怀孕的”。特罗克梅心情好的时候叫她“特罗克梅特”；当她骑上大马的时候，叫她“波利娜阿姨”。特罗克梅喜欢瘦小的、修长的雅克，喜欢他充满理想，喜欢他善变无常。特罗克梅喜欢小丹尼尔，野性、狡猾，总是调皮捣蛋。但特罗克梅最喜欢的是让-皮埃尔。特罗克梅觉得他最像自己，就像“另一个我”，他是一个整天爱思考、爱担忧的男孩。当村民生病的时候，他会去看望病人。他钢琴弹得很好，比那些年纪大得多的人弹得更有感情。他曾经对父亲说：“我心里总有些事情，让我无法快乐起来。”让-皮埃尔在犹太难民当中有许多朋友；他放学后经常与皮埃尔·布洛克一起玩，布洛克是来自里昂的男孩，住在鲁塞尔夫人家，就在长老会堂附近的路边。

8月13日，特罗克梅与玛格达为一对夫妇调解矛盾，刚刚回到家里，特罗克梅就听到雅克在大喊：“爸爸！爸爸！快来。让-皮埃尔死了！”他们在长老会堂里发现让-皮埃尔吊在浴室水箱那根绳子上。里乌医生赶来，宣布孩子已经死亡。他们一开始以为孩子是自杀，但后来记起，前几天晚上，著名演员让·德尚（Jean Deschamps）在教堂里吟诵了寓言和诗歌，其中就有维庸（Villon）的著名作品《缢死者叙事诗》（Ballade des Pendus）。德尚的表演如此逼真，当念到窗外悬挂摇晃的尸体排成行时，他竟然真的在如痴如醉的观众面前做出悬挂摇晃的动作。让-皮埃尔的朋友告诉特罗克梅夫妇，让-皮埃尔被那首诗深深打动了，同学们听见他在利尼翁河畔旁若无人地反复吟诵。里乌医生说，让-皮埃尔在勒紧绞索之前，曾经小心翼翼地把裤子缠在脖子上，这纯属是一场可怕又愚蠢的意外，他从未想过弄死自己。马伯小姐那天还见过他，他还是满脸开心快活、无忧无虑的样子。

让-皮埃尔的棺木由同学们抬去墓地，年纪稍大的男孩穿着混搭的游击队制服。他被葬在马努·巴罗旁边，两座坟墓都摆满了从田地里采来的野花，村里的孩子们把野花串成花环，缠上缎带。在坟墓后面，皮埃尔·布洛克呆呆地看着墓穴，他太过震惊，甚至哭不出来；让-皮埃尔去世的当天下午，两个男孩明明还在一起的。皮埃尔后来深受困扰，他总觉得这是自己的错，他们太过亲密，太过心灵相通，让-皮埃尔害怕父亲不悦，因此才寻了短见。

玛格达一边哭泣一边说：“我本该陪在你身边的。”但她后来忍住悲痛，振作起来，全身心去照顾那些仍然需要她帮助的躲藏者。对于特罗克梅来说，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看着儿子的尸体，特罗克梅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遭遇车祸去世时自己才十岁。特罗克梅后来写道：“心里空空落落的。无能为力，面对变故我无能为力。”特罗克梅告诉自己，上帝会告诉他怎么做的，但直到他走出森林，上帝依然保持沉默。他感觉自己就像高高的松树，一旦被砍掉树顶，就再也不会长高了。当再次在教堂里讲道时，他讲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特罗克梅和玛格达决定，为了其他几个孩子着想，他们只能继续把日子过下去，学会适应让-皮埃尔不在的日子，尽可能一如往常。他们决定不理会村庄里“可恨又可怜”的流言蜚语，有些凉薄的人说让-皮埃尔是个“坏男孩”。

8月15日，从墓地走上山的半路上，达尔西萨克遇见特罗克梅。达尔西萨克说道：“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很艰难的日子，但我还是要告诉你，英国广播公司刚刚宣布，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了。”

当结局终于到来的时候，它发生得很迅速。8月19日，驻扎在勒皮的德军守备部队奉命北移，撤退到圣艾蒂安。大约6000名民兵及其家属随行；那些自愿继续战斗的人会被送去波美拉尼亚防线，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由于受到上卢瓦尔省各路游击队（包括约瑟夫·巴斯的年轻犹太战士）的围追堵截，德军和民兵在圣热内（Saint-Geneys）陷入绝境，17名德军和七名抵抗战士在交火中阵亡。巴斯此时被称为“安德烈上尉”，他用自己的大嗓门向那些鞑靼、格鲁吉亚、克罗地亚和亚美尼亚士兵喊话，让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由于寡不敌众，施梅林下令他手下的120名士兵投降。

在撤退之前，德军在他们占领之下的勒皮市区各处建筑物淋满汽油，但尚未来得及点火。德军留下了300名患有结核病的辅助部队士兵。莫里斯·尼扎尔抵达勒皮，在医院里帮忙。奥斯卡·罗索夫斯基的母亲从费伊村过来担任翻译。俄国人尽管一度受到游击队的保护，但最终还是被交还给苏联红军；至于他们的下场会怎样，苏联红军会如何对待这些变节者，那就谁也没有心思去想了。罗索夫斯基与萨米·夏尔一起抵达勒皮，他们征用了当地一家印刷公司，开始发行报纸。8月25日，露露的女儿吕西安娜·吕埃尔从马泽村过来，她是少数在主街上参与解放游行的高原年轻人。[4]他们装饰了一驾马车，在上面放了许多虞美人、雏菊和矢车菊花束。

德军俘虏被押送到战神桥的村公所，位于勒尚邦的边缘位置，由原本听命于他们的警察进行看守。俘虏们感到人们对他们敌意很深，都在议论报复的事情。由于俘虏们被关押在特罗克梅的教区，也就只能是他去做俘虏们的随军牧师了。特罗克梅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他不在乎这份工作有多么不得人心，还去监狱看望俘虏。特罗克梅发现那几个德国军官既傲慢无礼又冥顽不灵，仍然坚信希特勒会赢得战争。到了星期天，当他们出席特罗克梅为他们举行的宗教仪式时，他们还是穿着正式军装，踏着正步，列队行进，仿佛就在自己的军营里面。特罗克梅借助这个机会见到了施梅林，希望能够了解到更多关于勒福雷捷的消息。施梅林少校告诉特罗克梅，勒福雷捷已经在德国了。至于施梅林是否知道这并非实情，那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特罗克梅能说流利的德语，但他的布道词还是用法语写的，他邀请在塞文诺新学堂教德语的奥地利难民霍费尔小姐为他翻译布道词。他决定以摩西十诫、上帝的宽恕和非暴力为主题进行一次讲道。他表明自己绝对谴责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他提到了奥拉杜尔村和毒气室。那天早上，特罗克梅也对勒尚邦教堂里的会众宣读了同一份布道词，坚持让游击队员把武器放在门外，并不在乎这会引起游击队员的不快。德军俘虏和法国教区居民都不喜欢特罗克梅所说的话。德国人拒绝相信特罗克梅所说的关于杀戮的故事，认为那只不过是谎言和宣传，还说如果没有人保护法国人免受布尔什维克和鼠疫的感染，法国人将会感到遗憾；法国人则认为德国人的野蛮暴行永远不可能靠非暴力手段来抵消。教区居民也不喜欢听特罗克梅说俘虏们正在抱怨吃不饱，他给俘虏们带了一些从法国南部运到高原的葡萄。人们都有怨言，说那个牧师自己就是个“德国佬”。

人们还经历了一个诡异的时刻。当盟军登陆法国南部、德军撤退时，50名犹太幸存者乘坐“幽灵火车”突然抵达勒尚邦，那其实是最后几趟开往德朗西的驱逐火车之一。火车司机偷偷变更了路线，把火车开进了抵抗组织控制的区域，即那些已被游击队解放的地方。历经痛苦折磨的幸存者形容枯槁，村民们纷纷收留和照顾幸存者。

各村都建立了解放委员会，同时任命法官开始“清算”，即清除那些人们公认的通敌者。考虑到被认为帮助德国人的法国警察数量庞大，本地警察却没有一人受到指控，这是非常惊人的。三位来自勒尚邦的年轻妇女及其近亲好友被剃光头发，但没人能够确定她们与德军伤兵有多少交往。在勒尚邦、马泽村和费伊村没有出现集中处决，但在阿尔代什省内确实存在可怕的报复行为。

在随后的战争罪行审判中，负责指挥鞑靼军团的梅特格上校被判死刑，施梅林无罪释放。好几位当地人出庭作证，证明施梅林并不愿意服从命令，还为部分犹太人提供了保护。据说施梅林把许多告密信扔进了废纸篓。省长巴克也受到审判，同样无罪释放。玛格达·特罗克梅和威廉森小姐都为巴克提供了证词，证明他是一个“好法国人”，“一个网开一面的人”，曾经帮助特罗克梅、泰斯和达尔西萨克获得释放，曾经提醒高原居民即将来临的袭击行动。当法庭做出裁决时，人们欢呼雀跃。但巴克的省长职务被解除，他的职业生涯也宣告结束。

9月2日，里昂解放，三个营迅速被组建起来，接受训练，配备武器，弗吉尼亚·霍尔请求前往阿尔萨斯继续战斗。[5]她带上了手下自称为“戴安娜自由军团”的18名年轻人。[6]在解散建制、接受改编，并加入法国正规军之前，他们在一处废弃城堡举行了散伙聚会。人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弗吉尼亚还唱了一首古老的海军小调。照片上的她穿着军装，被一群男孩簇拥着，许多男孩才十来岁。其中一人是矮小粗壮的法美联军少尉，他由战略情报局空投到此地，加入了弗吉尼亚的队伍。他的名字叫保罗·瓜约（Paul Goillot）。另一人是让·纳莱，他会永远记得他们穿越法国的旅程，准备沿路清剿负隅顽抗的德军残部，所幸他们并没有遇到敌人。纳莱说，弗吉尼亚突如其来地走，正如她当初突如其来地来，她跟大家逐一握手，拿了一包烟就走。然后她就离开了，纳莱再也没有见过她。

弗吉尼亚·霍尔及其“戴安娜自由军团”

在北进的路上，弗吉尼亚和瓜约解放了一座城堡，短暂地在城堡让人叹为观止的酒窖里享受。在离开巴黎之前，弗吉尼亚帮忙抓住了假院长阿莱什，这个神棍已经害死了许多特工。阿莱什最终被抓获、审判、枪决。

工程师皮埃尔·法约尔曾经负责领导高原上的抵抗运动，此时也北上加入戴高乐的军队。他号召游击队员团结在他的领导下，同时请求那些与他理念不同、不愿意与他同行的人保持克制。代号为“企鹅”的老师奥利维耶·哈茨菲尔德曾经在通往勒皮的路上成功伏击德军运输车，己方无人阵亡，他就是其中一名决定引退的抵抗者。哈茨菲尔德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9月1日，拉特·德·塔西尼（Lattre de Tassigny）将军率领一队坦克和装甲车开过勒尚邦的主街。每个阳台上都挂着蓝白红三色旗。店主们拿着红酒和桃子出来迎接。这支法军部队包括来自法国殖民地的非洲部队，许多勒尚邦孩子从未见过黑人。马德莱娜的丈夫德雷福斯先生焦急地等待着妻子的消息，他也在欢迎的人群中，看着法军士兵向村民抛撒巧克力和口香糖，双方都喜极而泣。起初，村民以为他们是美军士兵，此时村民惊喜地发现他们是法国人，是自己人，是来解放村民的子弟兵。

1945年，勒尚邦解放

特罗克梅看着列队通过的士兵，不禁问自己，“我生命中最艰难但也最有用的年代”是否已经过去了？他后来写道：“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知道政治解放并不属于天国的事务。”但他并未灰心丧气。尽管非暴力的实验未完全成功，但在高原上发生的事情说明，他“能够畅想一个完全非暴力、奋起抵抗希特勒的欧洲……一个独裁者及其警察未能征服的欧洲”。这种想法未免一厢情愿，但他就是这样想的。

战争结束了。与达比派信徒住在农舍里的犹太家庭安全了，住在丽日旅馆、苏莉阿姨之家、拉盖斯皮和拉布里克的犹太男孩和女孩安全了（尽管其中许多孩子都成了孤儿），义务劳动团逃役者安全了，塞文诺新学堂的难民老师安全了，大家都安全了。在战争的最后九个月里，没有人被抓走，此时就更不会有人被抓走了。高原居民拯救了多少人？肯定有数百人，可能有数千人。人们陆陆续续从阁楼和谷仓里出来，从儿童之家出来，从牧师们的教堂即长老会堂出来，尽力畅想和平的前景。在德国人占领法国的四年里，在上卢瓦尔省有234人被驱逐，其中有171个男人、42个女人、21个孩子，他们被送到位于波兰的灭绝营。其中有176人未能生还。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少得出奇的数字。在高原上被抓走的人更少，只有数十人。

特罗克梅写道：“解放就像巨浪，带走了战争带给我们的所有东西。”解放带走了年轻的游击队员，他们加入了戴高乐的军队，要去解放欧洲其他地方；解放带走了奥斯卡·罗索夫斯基，他患上斑疹伤寒和黄疸，还要完成医学学业，他的母亲在一家女装店找到了工作，与此同时还在徒劳地等待她的丈夫回家；解放带走了雅克·斯图马舍和他的弟弟马塞尔，他们在弗朗夫妇家熬过了痛苦和饥饿的一年，终于与父母团聚；解放把吕迪·阿佩尔带去格勒诺布尔，他在那里发现父母还活着；解放把西蒙·利弗朗带去巴黎，他把弟弟雅克留在高原上，然后自己在巴黎做起了皮具生意，两个男孩再也无法亲近了。埃罗夫人看着她的“小孩子们”离开树荫旅馆，说道：“有些孩子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但走的时候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在日内瓦，马克斯与汉娜喜结连理。

埃米尔·塞什看着他照料的年轻人离开，决定在和平时期继续运营他的儿童之家。马德莱娜后来说，总是有许多陌生孩子来到这里，剥夺了她和兄弟姐妹在家里的童年。

正如一位教区居民所说，特罗克梅就像“没有工厂的厂长”，他把注意力转向更大的事业，反对核竞赛，呼吁国际和解。玛格达的兴趣让她追随马丁·路德·金和甘地走过的路。特罗克梅写道：“像他这样信奉和平抗争的人仿佛受到诅咒。他应该停止无动于衷和懦弱胆怯，也不再空谈人性解放。”他的和平主义从未衰减或妥协。但随着年纪渐长，他变得和颜悦色，也变得和蔼亲切。玛格达始终改不掉她的意大利口音。塞文诺新学堂继续桃李芬芳，并已改名为塞文诺学院（Collège Cévenole）。

阿尔弗雷德·莫雷尔曾经向高原居民发出德国人即将发动突袭的警报，因此被授予抵抗勋章（Médaille de la Résistance）。

来自罗阿讷的女孩们与父母一起走出零星散布在高原各处的农舍，从农民家里借来汽车，把她们的行李堆得高高的，然后回家。热妮和利利亚纳的父母用帆布袋带来了鸡蛋、奶酪和黄油，看着她们适应新生活。

从韦尼雪营地获救的小女孩拉谢尔·卡明卡尔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所有亲人。她继续思念着被盖世太保抓走、长着一头卷发的弟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想成为军人，只是为了去杀德国人。后来她成为护士。她父母的一个邻居从他们家里抢救下来一些东西，并给她一张好不容易找到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在阿姨的婚礼上拍的，婚礼上所有服装都是母亲缝制的。拉谢尔是三个穿着长裙的小女孩之一。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她就能想起母亲的模样。她后来结婚了，生了六个孩子，她在晚上工作，而她的丈夫白天工作；她决定她哪里都不去，永不离开他们，永不外出旅游。

马伯小姐去了德国，参加一个和解计划，然后去了瓦朗斯，与工厂女工一起工作。多年以后，她回到英格兰，她的英语变得生硬，而且说话带着她小时候爱德华时代的口音和表达方式。每当别人问起战争期间她在勒尚邦的记忆，她只会说：害怕。

莉莉·加雷尔看见一个男人在路上奋力前行，皮肤上都是蓝色染料的颜色，因为他穿着一件掉色的外套。那是她的丈夫乔治，他从波城骑自行车回来，行程450千米。他们带着婴儿去了瑞士，莉莉在菜市场上买了一根黄瓜，惊叹于那根黄瓜如此新鲜，她已经好多个月没见过这种东西了。然后他们重新过上自己的小日子。

加雷尔夫妇在瑞士

吉尔贝·尼扎尔和姐姐米雷耶穿上童子军制服，坐小火车下山，跨过罗讷河，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搭军用卡车去马赛。他们在哪里都能看到战斗的痕迹。圣母街上的房子屹立不倒，但里面已被洗劫一空。在动物园附近的仓库，他们找到了家里的几件家具，标签上写着“犹太人尼扎尔”。米雷耶的一个同学与一名美国军官订婚，那个同学让他们进入曾经被德军占领的建筑物，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家里的更多物品。吉尔贝写信给母亲，告诉母亲可以安全地回家了。朋友们借给他们亚麻布和木板。他们渐渐地找回了过去的生活。吉尔贝回到学校，去参加他的第二次中学毕业会考。有时候，到了晚上，他们就跳舞。他们每天都在等待阿尔芒和安德烈的消息。

当盟军向北和向西推进、逐个城镇解放欧洲的时候，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在被德国人逐出法国的15万犹太人当中，即使不是全部，也依然有很多人仍未返回法国。1944年是一个等待的年份。

当人们陆续离开高原时，村民们感到有点失落。那里曾经有一场他们亲身参与的冒险和挑战，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以足智多谋和慷慨无私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勇敢地做好事。正如马伯小姐后来所写的，回想起营救与隐藏、沉默与谨慎的那些年，回想起警惕危险逼近、接纳陌生难民（尽管村民们对陌生人一无所知，也不太懂陌生人的语言，不知道他们何时才会离开）的那些年，“那似乎是个美好年代，一个我们按照理想生活的年代”。此时让她感到担心的是，过了那么久与谎言和非法行为共存的日子，“我们可能会有点分不清是非对错了”。

[1] Masour-Ratner，Mes Vingt Ans à L’ OSE；Zeitoun，L’OSE sous L’Occupation en France.

[2] 作者对加布丽埃勒·巴罗的采访。

[3] Maber，Le Faisceau des Vivants；Lecomte，Jamais Je N’Aurai Quatorze Ans.

[4] Bulletin de Mazet-Saint-Voy，2004.

[5] Elizabeth McIntosh，Sisterhood of Spies.

[6] Nouzille，L’Espionne，p.303.

第十七章 铭记战争

在加缪的《鼠疫》中，朗贝尔在市镇重新开放后与妻子重逢，他想要“像他周围的人们那样，人们似乎认为瘟疫来了又走了，人们的内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1]德国人走了，维希政府垮台了，但法国人未能忘记。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太多的合谋、太多的背叛、太多的敌意；人们的内心已经不复从前了。为了让法国重回正轨，戴高乐强调速度和独断，这就意味着将会有连场审判，有些审判将会非常草率。甚至早在法庭对通敌者做出各种判决之前——罪名从维希政权“主要责任人”到“损害民族尊严”，刑罚从终身监禁到死刑判决，那些犯有轻罪的人则要承受各种禁令，如禁止佩戴勋章，禁止成为律师、法官、公证人或公立学校教师——抵抗组织就已执行了9000次集中处决。

在高原上，法约尔和邦尼索参加了裁决，结果导致上卢瓦尔省144人被处决。正如蓬皮杜（Pompidou）后来所说，法国人在被占领的年代彼此之间就没有多少好感，此时更是相互怨恨。弗雷讷和德朗西一旦被犹太人和抵抗运动成员掌握，就塞满了曾经为德国人服务的市长、省长和官员。但由于审判和执行都进行得太快，有时候连他们的罪名是什么都被忘记了。之后只好进行大赦。

法国本身已经千疮百孔，铁路受到爆破，桥梁受到轰炸，工厂人去楼空。美国记者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在日记中写道，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欧洲成为“同类相食行为的受害者，一个国家企图吞噬其他国家，企图吞噬其他国家的谷物、肉类、石油、钢铁、自由、政府、人民”。法国人感觉自己被剥夺、被洗劫、被毁灭。1944年冬天，先是连降大雨，然后普降大雪，巴黎人说他们感觉那个冬天比战争期间任何时候都冷；他们只能靠胡萝卜和大头菜充饥，而且房屋里没有煤炭可以用来取暖。

然而，直到1945年春天，随着火车把德国灭绝营和劳动营的幸存者带回家，人们才清楚地知道维希政权的罪恶多么罄竹难书。大约有15万人被运出法国，其中有75721名犹太人。与此同时，只有不到一半的政治流放者活着回家——86827人流放，40760人生还，而犹太政治流放者中只有2564人生还。超过10000名年龄小于18岁的犹太儿童被押上火车送往死亡营，只有300人生还。这个统计数字反映了赖伐尔试图以外籍犹太人为代价，为法籍犹太人争取时间；法籍犹太人的死亡比例是13.5%，而外籍犹太人的死亡比例是42%。

尽管如此，在1964年法国修订法律、允许追溯审判反人类罪之前，驱逐和谋杀犹太人甚至都不算是犯罪。直到1964年，人们都认为只有德国人，而不包括维希政权，需要为此承担罪责。人们更关注法国遭受的抢掠，50万本图书、超过400节火车车厢的家具和绘画被运走，而不太关注作家们犯下的通敌卖国的罪行。没有人逼着他们出版著作。许多人是自愿选择粉饰太平。巴黎沦陷期间有超过400部戏剧上演，其中包括萨特（Sartre）、谷克多（Cocteau）、吉特里（Guitry）、克洛岱尔（Claudel）和吉罗杜（Giradoux）的作品。萨特坚持说自己是用暗语为抵抗运动传递信息，但他那些所谓暗语从来就没有破解的线索。

多年以后，人们终于承认，从维希政权建立伊始，他们实行的人口普查、国籍修改、犹太身份法、地产没收、商号充公、职业和职务限制，实际上已经为希特勒在法国实行“最终解决方案”铺平道路。[2]通过把犹太人贬低为下等人，通过把犹太人关押进营地，让他们在营地里饿死病死，通过纵容狂热的反犹主义者，通过辨别、集中、标记、准备，维希政权让德国人非常容易地实现自己的意图。纳粹党很难靠自己完成上述任务。德国人从未对维希政权下过军事最后通牒，即使维希政权偶尔对德国人说不，比如德国人要求法国南部的犹太人佩戴黄色星星，德国人也并未对维希政权实施报复。假如维希政权及维希警察未曾如此积极地帮助德国人，许多犹太人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法国人也没有像波兰或者德国的营救者那样拯救危险中的犹太人；在法国，对于营救和隐藏犹太人的惩罚通常是相当轻微的。即便只是略施善举，结果也会大为不同。

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像法国这样采取清晰的反犹立场：丹麦的犹太人口为数不多，政府把93%的犹太人安全转移到瑞典；法西斯意大利一直在给纳粹德国拖后腿；就连匈牙利独裁者在战争末期都停止了驱逐行动。正如党卫队军官赫尔穆特·克诺亨在1947年受审时所声明的：“我们发现与维希政府合作推行犹太人政策毫无困难。”犹太人本身也并非完全无可指责：造成最恶劣后果的就是广受指责的法国以色列人总会，这本来应该是犹太人的保护伞，但他们试图尽可能与德国人保持良好关系，实际上把他们主管的儿童之家变成了陷阱，因此就成了逮捕行动和驱逐行动的帮凶。

在法国境内，许多犹太人的确幸存下来了：人们估计1940年的法国有33万犹太人，其中四分之三都幸存下来了。这要归功于许多因素：迟至1942年仍然存在的非占领区，以及派驻法国境内如此之少的占领部队。但主要还是因为大量普通法国人的善举；就此而言，维瓦莱-利尼翁高原就是生动的例证。

瑞士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并不理想。在瑞士从法国接纳的28000名犹太人当中，有12635人是偷越国境而来的。至少有1467人被遣返，实际遣返人数肯定还要更多，而被遣返的犹太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落到德国人手中。只是在1944年7月12日，诺曼底登陆五个星期之后，当在法国境内仍然自由或者仍然隐藏的犹太人不再需要前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联邦政府才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遇到危险的外国人自由通过边境。瑞士人的确接纳了比人们想象中更多的犹太人，但他们做得不够。如果他们更慷慨一点，如果他们少排外一点，他们本来能够拯救许多生命的。

对于高原来说，博埃涅、吉永和米雷耶·菲利普在日内瓦建立的联系相当关键，马德莱娜·德雷福斯、乔治·卢安热、西马德组织和儿童救援组织在边境的接应也很重要。瑞士也的确为马克斯、汉娜和西蒙·利弗朗提供了庇护，为来自花丘旅馆的至少70人、来自罗什之家的15人提供了庇护，还为加雷尔、穆萨·阿巴迪和约瑟夫·巴斯拯救的数十名年幼孩子提供了庇护。

有311人拿到了移民签证，大约有100人前往西班牙，估计有1350人前往瑞士，还有人隐藏在雅利安人家庭，法国境内共计有8000～10000名犹太儿童在战争中幸存。但到1944年，其中有许多孩子已经失去了父母。

按照比例来说，孩子们的营救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第六委员会的88名全职员工中，有30人死于非命，尽管利利亚纳·克莱因-利贝尔仍然安全。约瑟夫·巴斯在战争中幸存，他的搭档丹妮丝·卡拉科即柯莉布里也得以幸存。米雷耶·菲利普、皮东、卢安热都能看到和平降临。格拉斯贝格院长历尽艰难曲折，利用抵抗组织发起行动的时机，最终得以逃脱。沙耶神父也顺利逃脱，但他为伊齐厄的孩子们被抓走而感到难过，他至死都把孩子们的名单放在法衣的口袋里。另外两位在高原故事中出现的神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慈幼会学校的路易-阿德里安·法夫尔（Louis-Adrien Farve）神父，以及杜韦讷的本堂神父、让·罗赛院长，他们都为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带来的孩子们帮过大忙，但两位神父都死于战争最后几个星期。法夫尔被德国人枪杀，而罗赛则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被杀害。

马德莱娜就是在玛格丽特·佩莱的聋哑儿童学校里被抓获的，佩莱被送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死于盟军对阿姆施泰滕（Amstetten）的轰炸中；[3]佩莱的丈夫勒内被盖世太保抓获，他的尸体在里昂被洗净，身上满是遭受酷刑的伤痕。马可·波罗环线失去了115名特工。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核实这个死亡数字。西蒙·利弗朗跟其他数以千计焦虑地寻找亲人的人一样，日复一日地来到巴黎的吕岱西亚旅馆（Hôtel Lutétia），那里张贴着回国者的名单，他希望能够找到父亲的名字。可是阿龙再也没能回来。

但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回来了。1944年5月底，她被送到贝尔森集中营，与600名妇女住在一处营房里，她痛苦地渴求食物，感觉备受屈辱。1945年4月15日，她被盟军解放，经历了85千米的步行和15天的铁路旅行，在旅途中无法取得食物补给，只能亲眼看着许多同伴死去。5月18日，当她抵达巴黎的时候已经形销骨立了。第二天，她抵达在里昂的家，雷蒙和孩子们在家中等她。21个月大的安妮特并不知道她是谁。爸爸叫安妮特亲亲妈妈，安妮特很听话地走到马德莱娜的照片前面，亲了亲照片上的妈妈。

马德莱娜几乎马上回到她作为儿童心理学家的岗位上，并以最大的决心和专注投入工作，她就是靠决心和专注熬过了集中营岁月；雷蒙说，马德莱娜选择有所作为，仿佛“那段噩梦般的经历根本就未发生过”。这让她的孩子们都不开心。安妮特后来说，自己变得怨恨母亲所照顾的孩子们，觉得母亲对那些孩子更感兴趣。“我很嫉妒。我又能怎么样？”安妮特很害怕幸存者聚会，因为在聚会上，每个人都羡慕和赞美她那杰出的母亲。安妮特的阿姨说，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女孩”。

来自伊桑若、争强好胜的咖啡馆店主多尔卡丝·罗贝尔也从集中营里生还。多尔卡丝与助手罗丝一起返回高原，同时返回的还有来自圣艾蒂安的医生多拉·里维埃，她与其他妇女一起回国，德国以这299名法国妇女换回600名德军战俘。多尔卡丝是少数能够从拉文斯布吕克臭名昭著的青年营里生还的妇女之一，被送进青年营的囚犯只有死路一条，多尔卡丝就曾两次被带到毒气室前面，然后又被暂缓执行。多拉曾经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医务室里工作。尽管伊桑若的村民们以彩旗和游行热烈欢迎多尔卡丝归来，而且她发现自己的孩子被照顾得很好，但她发现战后的法国并非如她所愿那般美好。她把咖啡馆重新命名为“爱国者餐厅”（Le Restaurant du Patriote），她还被授予抵抗勋章，但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本地的竞争让她远离自己所梦想的政治生活。她以满腹愤懑的笔调向当局写信：“我为这种种不公正而感到心碎。我们战斗，我们牺牲，但我们的胜利被偷走，我们发现这个民主政体比战前那个民主政体更加腐败。”不到五年后她就死了，她的长女贝尔特才15岁。

但对于一位营救者来说，战争的结局还算令人满意。弗吉尼亚·霍尔跟随英美盟军一路北上，然后进入自由欧洲电台工作，采访从“铁幕”背后逃出来的难民。回到美国后，她加入中情局。她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这是第一位平民妇女获此殊荣，但她拒绝了公开授勋仪式，并告诉杜鲁门总统，她“仍然可以执行任务，渴望让自己忙起来”。她把长发盘到头顶，扎成发髻，然后用一支铅笔固定。她嫁给了保罗·瓜约。保罗明显比弗吉尼亚矮，而且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但夫妻俩总是欢声笑语不断。60岁那年，弗吉尼亚退休回到马里兰的一座农场，那座农场能让访客想起带有尖塔的法国城堡。她在花园里种满球茎植物，养了五只法国贵宾犬和几只猫，自己制作山羊奶酪，成了一名填字游戏迷。她的书架上放满了间谍故事，但她拒绝提及自己的故事。

安妮特·德雷福斯并非唯一发现战后法国凄惨而动荡的女孩，西蒙·利弗朗也并非唯一始终等不到父母的男孩。1945年的法国有太多闷闷不乐的孩子。

随着战争结束，儿童救援组织以及其他福利组织开始进行评估：有5000～6000名犹太儿童已成为孤儿，他们要么躲藏在法国境内的非犹太家庭，要么越过边境抵达了西班牙或者瑞士。福利组织需要找到这些孩子，帮助他们恢复原本的姓名和身份，帮助他们安排以后的道路。儿童救援组织有一份卡片名录，上面记载着4401名“被遗弃犹太儿童”的姓名。有些孩子已经忘记自己的真实姓名了，有些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绝大多数孩子甚至根本就不是法国人，而是波兰人、德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或者罗马尼亚人，他们是裁缝、皮革匠、推销员、修补工、医生、商人和矿工的孩子，他们在最欢迎外国人的“人民阵线”执政期间来到法国。在短暂的人生里，他们经历了驱逐、拘押、失去双亲、地下生活。有些孩子对于家人已无记忆。他们不得不学会与过去和解，学会回忆和找回他们的童年，学会与屈辱、怨恨、报复的情绪妥协。他们不得不对人生有所感悟，他们不得不学会信任他人。

不久之后，儿童救援组织的社工们，包括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和利利亚纳·克莱因-利贝尔，再次骑上自行车，寻找和接回他们之前成功地隐藏在村庄和农舍里的孩子们。在高原上，苏莉阿姨之家、费多利和塞文诺新学堂的犹太学生恢复身份，被达比派信徒藏在阁楼和牛棚里的孩子也陆续现身。并非所有收养过孩子的男男女女都愿意看见孩子离开，法国各地都发生过夺回孩子的斗争，还发生过强迫洗礼和强迫皈依的指控。也并非所有孩子都想要离开，有些孩子在收养他们的家庭里过得快乐又安全。但法国犹太社群强烈地感到，这些孩子需要恢复他们的犹太属性，他们需要接受犹太教育，最终成为“新犹太人”。

儿童救援组织开设了25处儿童之家，以照顾这些孩子。

从瑞士回来、曾经偷越国境的孩子有1500人，其中有569人已经失去父母。加雷尔环线有900名隐藏的孩子。随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解放，又有一批孩子来到法国，其中许多孩子原本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犹太人隔离区。浏览儿童救援组织存放在巴黎的儿童档案，你会对孩子们的经历有生动的想象：支离破碎的家庭，徒步或者坐火车的漫长旅程，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生离死别，藏身于谷仓和阁楼，饥饿，但压倒一切的是恐惧。在这些为每个孩子保留的档案中，你只能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语焉不详的细节：孩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姓名，他们是否被抓走，他们被送往哪个营地，他们什么时候被驱逐。有时候，档案里还有照片，通常是有颗粒感的黑白照片，要么是祖父母在华沙的照片，要么是父母在婚礼上的照片。有些是警察局格式的照片，要么是在居尔营地拍的，要么是从身份证件上取下来的。

决定这些孩子的去向可不容易。这涉及监护人职责问题，包括寻亲问题。美国提供过签证，然后就搁置了；澳大利亚愿意收留100人，加拿大愿意收留100人，南非愿意收留一定数量的年龄小于12岁的孩子。

孩子们自己也不容易。孩子们往往内向、难以理解，把成年人当成敌人，因为正是成年人夺去了他们的父母。孩子们很难接受周围的事物，包括安慰和关爱。跟进孩子情况的老师在报告中写道，孩子们总是做噩梦和尖叫，缺少主动性，害怕争论，傲慢无礼；据说年纪稍大的女孩会“神经衰弱”，而男孩根本安静不下来。绝大多数孩子害怕被遗弃。1946年，在儿童救援组织的一次代表会议中，许多代表都在讨论，如何才能把这些“自怨自艾、不守纪律、令人丧气”的孩子引导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在儿童之家，员工们尽可能保持平静和友善，但总是措手不及。当一位妇女决定把早上叫孩子们起床的普通闹铃改为更加柔和的长笛曲时，四名14岁的孩子愤怒地对她说：“你把我们当成蛇呢。”[4]

1946年，儿童救援组织决定在儿童之家创办一份报纸，由孩子们撰稿，他们把这份报纸命名为《明天报》（Lendemains）。报纸上的诗歌和故事涉及运动、友谊、假日等主题，有时候还会涉及巴勒斯坦，并采用探究的、超然的基调。几乎没有涉及个人的主题。因此这份报纸奇怪得令人震惊，只要看看这首关于死亡营的诗就明白了。这是一首没有署名的诗。“我的父母在绿色的火焰中升天。我在梦里听见，他们的遗骨在我的耳朵里咯咯作响，舞动着，燃烧着，肮脏的天杀的蠕虫……肮脏的带着黑色灵魂的蠕虫，不要指望我会原谅。”另一个孩子把自己形容为“没有人会问它意见的行李箱”。就像战后回到法国的成年流放者那样，这些孩子宁愿保持沉默，并不信任他们的聆听者。被驱逐者感觉自己在这个忙于庆祝抵抗运动英雄事迹的国家里就像个边缘人，与此类似，这些孩子感到，作为眼睁睁地被驱逐之人的孩子，他们是低人一等的。他们猜疑，他们警觉，他们内疚；他们想要跟其他孩子一样，但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发现正是犹太人这个概念困扰着他们，因为身为犹太人意味着死亡。为了生存，最好忘记。在经历过大屠杀之后，问题不在于如何做个犹太人，而在于如何生存下去。

在战争刚刚结束后，无论距离有多远，让这些孤儿与亲戚团聚似乎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在阿姨、叔叔、堂表亲和祖父母经过确认与接洽后，孩子们会被送去波兰、古巴、美国或者加拿大，总之是任何有犹太家庭幸存或者为犹太家庭提供庇护的地方。对于有些孩子来说，这种经历是很糟糕的。亲戚们鼓励孩子们忘掉过去，不要提及发生过的事情，这让他们觉得自己与新“家庭”格格不入。孩子们原有的家庭已经无影无踪，很难想象他们会接受另一个家庭。出乎意料的是，那些无人认领的孩子，那些滞留在儿童救援组织儿童之家的孩子，他们与其他孩子有着共同的失落感和负罪感，反而表现得更好。他们共同哀悼。

并非所有发现自己父母还活着的孩子都能适应战后法国的新现实。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带走，被慈爱温柔的妇女关爱和照顾，他们发现自己的母亲枯瘦憔悴、筋疲力尽、过早衰老、唉声叹气，她们总是不停地回想过去，无法再次承担作为正常父母的责任，这肯定会造成困扰，尤其是他们自己现在只能说法语，早已忘掉小时候的母语。有些孩子后来说，他们宁愿自己永远没有找到父母。有一个幸存者为自己的回忆录取了一个令人心碎但也揭示真相的标题：“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孤儿”。有些孩子，比如安妮特·德雷福斯会说，他们越来越觉得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永远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正如一个来自罗阿讷的女孩写道，他们的父母“就像焦土，就像荒漠，就像灾区”。他们的父母已经不是他们记得的模样。卡罗勒·扎尔贝格曾经被高原上一名农夫的妻子收养了一年，她写道，父母总是在张望，“他们仿佛正在等待什么东西，小心翼翼地度过余生，仿佛死亡会轻而易举地抓住他们”。

很快，隐藏在高原上的孩子们四散而去。及至1944年冬天，当一场大雪再次让村庄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好几个星期，孩子们住过的许多房子都关闭了，等待着游客们在下一个夏天重返高原，他们将再次在森林里漫步，再次采摘蘑菇和蓝莓。勒尚邦看上去更小更安静了。

年纪稍大的孩子走得更早也更远。马克斯与汉娜有了一个女婴，一家人搬到了纽约。吕迪·阿佩尔也去了美国。他不知道自己有资格申请奖学金读大学，一直在做毛皮衣服制作工人，直到有人发现他掌握四国语言，他才在出口公司找到一份好工作。约瑟夫·阿特拉斯和他的弟弟一直在学习化学，他们认为欧洲已变成“坟场”，兄弟俩带着母亲去了美国圣迭戈。

正是来自罗阿讷的女孩们最早决定加入新生的以色列。解放后不久，勒尚邦的青年锡安主义者组织了一次派对，这是一次“犹太童子军大会”，热妮和利利亚纳的母亲为这次派对制作了甜品“雪花蛋奶”（œufs à la neige），看上去就像漂浮的岛屿，她们谈论着作为先驱者可以做点什么。她们的许多亲戚都死了，施洛斯家的波兰亲戚几乎都死了，吕特·戈朗的家族失去了90名成员，与约瑟夫一样，她们也觉得欧洲已变成巨大的犹太“坟场”。

1939年的白皮书对于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严格限制仍然有效，因此女孩子们首先在日内瓦接受护理培训和教师培训，然后前往位于普罗旺斯的营地，摩萨德（Mossad）正准备让年轻的锡安主义者非法进入巴勒斯坦。她们坐上一艘第一批出发的船，那艘船破旧、漏水、超载，几乎沉没，当她们最终抵达海法的时候，两艘英国驱逐舰已经恭候多时。她们在塞浦路斯的营地里待了一年，但当以色列宣布建国时，她们马上返回以色列。接下来几年的日子相当艰难，因为她们居住的基布兹（集体农场）就在黎巴嫩边境上，她们轮流担任警卫，并在遍地石头、毫无植被、难以种植的山坡上建造村庄和农场。

皮埃尔·布洛克跟随父母回到里昂，但他再也不想与非犹太人住在一起了。他继续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当以色列宣布建国时，他加入基布兹，同时帮忙守卫边境。他说他是“发自内心的锡安主义者”。每当听见人们说，战争结束后那些藏匿的儿童就像特罗克梅的云雀那样从高原上飞走，既不知道感恩，也不觉得遗憾，皮埃尔就会觉得很恼火。这明显不是事实。“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在一场无法解释、无法接受的噩梦中幸存下来。我们感到继续前行的唯一路径就是遗忘，甚至将美好的事物也一并遗忘。”对于在高原上藏匿的许多孩子来说，他们将会在多年以后才会再次上山。但他们的确来了，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争议。

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比法国对记忆和历史的性质更感兴趣，法国人关心历史记忆如何被理解、如何被记录、如何被感知、如何被书写、如何被传播。[5]从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Lebvre）于1929年开创年鉴学派开始，过去的历史如何在现代被铭记，如何与同时代的观念相缠绕，这些问题吸引着法国的历史学家，引出许多理论和抽象的思考。这些理论和思考被称为“记忆的战争”，这种“记忆的争斗”让人们对过去着迷，又引出许多密谋、质疑、控诉。据说法国有大约10000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这是法国独有的概念，因为法国人认为记忆是流动的、鲜活的现象，是某种永远在变动的事物，是遗忘的建构。这些“场域”通常是场所，但也可以是观念、事物，甚至是人。

在战争刚刚结束后，法国人努力为被占领的年代寻找意义，这种寻找不仅为戴高乐所鼓励，而且为所有政治阶层所鼓励，他们认为维希政权只是一小撮卖国贼的作品，与其说是邪恶不如说是被误导了，被德国人引向了背信弃义。在亨利·鲁索（Henry Rousso）的著名论断里，维希综合征是第一阶段，是哀悼的阶段，哀悼悲惨的战败、九万阵亡将士、200万被俘官兵、屈辱的占领、对囚犯的清洗；然后进入第二阶段，是更令人欣慰的阶段，整个法国被认为是抵抗者的民族。1964年，抵抗运动领导人让·穆兰（Jean Moulin）被移葬到巴黎先贤祠，他的骨灰由壮观的队伍护送，敲钟人、掌旗手和退役老兵一路随行。在这几十年里，几乎无人提及犹太人的命运，不仅是因为幸存者希望自己重新融入战后法国的生活。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Beate Klarsfeld）和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Serge Klarsfeld）夫妇记录和追踪那些被德国人驱逐和杀害之人的纪念作品，只不过是个开端。

法国的英雄主义传说无法延续多久。1968年的“五月风暴”见证了法国年轻人怀疑一切的思潮。戴高乐曾经极力压制人们对通敌卖国者所扮演角色的追问，但他于1970年去世。1971年，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uls）的《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上映，这绝非巧合，这是一部长达280分钟的纪录片，记录了德军占领时期克莱蒙-费朗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这被认为是一座优柔寡断、自私自利的城市，从未团结一致抵抗入侵者。在87个星期里，观影人数达到232000人，尽管这部纪录片十年后才在电视上播出，但已被排上议事日程了。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的著作《维希法国：老卫兵与新秩序》（Vichy France：Old Guard and New Order）主要取材于德国和美国档案，因为许多法国人与他关系密切。此书最终被翻译成法语，并于1973年在法国出版。

帕克斯顿并非为战时犹太人的生活撰写编年史的第一人，劳尔·希尔贝格（Raul Hilberg）的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和约瑟夫·比利希（Joseph Billig）的著作《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Le 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x Questions Juives）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出版了，但正是帕克斯顿及其后来的共著者迈克尔·马鲁斯（Michael Marrus）小心翼翼地扯下了英雄主义神话的遮羞布，为人们揭示了维希政权主要人物的真面目，以及法国各地维希政权许多小人物的嘴脸，他们探寻通敌卖国者与纳粹的真实关系，希望能够刻画出法国在希特勒所设计的新欧洲的真正角色。帕克斯顿指出，贝当并非年老体衰、行将就木的老人；也不存在什么试图保护民族免受入侵者摧残的“双面游戏”。正好相反，维希政权给予的总是超过德国人所要求的，不仅更多，而且更快。由帕克斯顿和马鲁斯引发的、关于法国在黑暗年代真实作为的争议，至今仍然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也正是由于帕克斯顿的努力，法籍犹太人和外籍犹太人在法国的命运终于走出阴影，此前他们足足被漠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1945年11月，15具战争死难者的遗骸象征性地环绕在无名烈士墓周围，其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所有人，甚至犹太人自己，都没有把犹太人视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在英雄辈出的“抵抗主义”年代里，政治流放者，即那些因为参与抵抗运动而被逮捕和驱逐的男男女女，极力把他们自己与被驱逐的犹太人区分开来。因为抵抗行动而落入德国人手中是高贵的，作为受害者被德国人抓走是可耻的。那些罹难的受害者，由于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即使被反犹法律赶尽杀绝也是咎由自取，也未能免于羞辱。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是犹太政治家和律师，曾经被送去奥斯维辛，她说这种漠视所造成的遗忘无异于第二次死亡。甚至许多幸存者协会的立场也是相当含糊，格外强调其成员必须“符合法国的荣誉”。抵抗战士能够得到补偿，而犹太人则被刻意遗忘。

但在此时，在奥菲尔斯、帕克斯顿、马鲁斯警醒世人之后，在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关于死亡营、长达九个半小时的作品《浩劫》（Shoah）上映之后，以及在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持久努力之后，研究维希综合征的新时代开启了，产生了许多专题论文、专著和大学论文。及至1985年，已有240位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也产生了持续的争议，人们围绕犹太人的经历的独特性而反复争吵，慷慨激昂，冷嘲热讽，口诛笔伐，人们为谁承受了最多痛苦这个话题吵得面红耳赤。这种研究也使数十个“记忆之场”，即维希政权实施镇压的地点，在此时得到发现和纪念。但不包括维希政权的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人们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点。它在一处主要广场的街角，在建筑物的三楼，在一套已经关闭的套房里，贝当一度在此停留。它仍然是不可触碰的禁区，而且显然已成为元帅支持者们的朝圣地点。

一个“场域”是里韦萨特营地，这个营地靠近佩皮尼昂，在1942年8～10月，有2250名犹太人从这里被驱逐到奥斯维辛。这个营地是吕迪·阿佩尔逃脱的地方，也是奥古斯特·博尼悉心照顾小孩子们的地方，孩子们正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勒尚邦。原本的想法是，人们不仅将在这里向犹太人致敬，还向西班牙共和派和吉卜赛人致敬，之后还要向来自阿尔及利亚、被关押在这里的哈吉人致敬，这里还应该有设施良好的博物馆和恰如其分的纪念碑。但是地方上没有足够的经费，如今的里韦萨特营地就像1940年犹太人刚刚抵达时那样破败，就是一片沙质的炎热平地，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伞松和橄榄树，远处可见巍峨庄严、终年积雪的比利牛斯山。在原本准备建博物馆的地方，入口处砌了一排石栏杆。附近还有个风力发电站，以及某些军事设施。

韦尼雪营地更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小牌匾，那块牌匾小到几乎找不到，还被一株藤蔓遮挡着。

在韦尼雪营地以西200千米的居尔营地，人们付出更多努力去重建营地，那里有382座新近重建的木制营房，其中一座营房前面有一小段铁路轨道，显示那里就是火车停靠的地方，旁边有一个游客中心，以及一圈石碑。营地附属的墓地得到良好修缮，那里有1072座坟墓，绝大多数坟墓属于来自巴登和巴拉丁、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他们不可能在如此漫长的可怕旅途中存活下来。汉娜的祖母芭贝特就长眠于此，这里还葬着汉娜的阿姨贝尔塔。

在战争结束40年后，那些在法国迫害犹太人的主要罪犯终于被人抓获并受到审判。隐姓埋名的克劳斯·巴比据信把大约14000人送上死路，死难者中就包括勒福雷捷医生。人们发现巴比隐居在玻利维亚，于是把他引渡到法国，并于1987年判处终身监禁，他死于1991年。对他的审判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反人类罪”的审判。在驱逐犹太人这件事情上，警察总监勒内·布斯凯是仅次于赖伐尔的千古罪人。战争结束后，他本来已经因为参与维希政府、侮辱民族尊严而被判处五年监禁，后于1993年再次受审，却在庭审开始时被一个精神错乱的哗众取宠者枪杀。达基耶尔·德·佩莱波，犹太人问题总委员会第三任，也许是最暴力和脾气最火暴的一任负责人，在西班牙被人发现，但在引渡之前就已死去。还有波尔多警察总监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他曾经把数千名犹太人和抵抗战士送进纳粹集中营，最终在1999年被判刑。这些审判都姗姗来迟，但迟来的审判依然是无可取代的：审判能够让证人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借此成为今天的英雄，老人们代表死者说出了他们未能说出的故事。

在以色列，纪念活动的时间安排略有不同，但也走过了类似的道路。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当来自罗阿讷的女孩们和皮埃尔·布洛克帮助保卫边疆的时候，许多年轻的锡安主义者指责《浩劫》这部电影呈现了欧洲犹太人消极被动的一面，影片中的犹太人惨遭屠杀，而不是手执武器英勇战死。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从欧洲乘船来到以色列的幸存者，就像在法国的幸存者那样感到羞愧。然后，在1953年，为了纪念大屠杀遇难者，大屠杀纪念馆在耶路撒冷开馆，这是为了回应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的担忧，他害怕战后出生的那代人会对历史一无所知。以色列还通过了一部纪念法律，以确认哪些具体的个人值得被授予“国际义人”的称号，这是为了表彰那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男男女女。如果说帕克斯顿的著作标志着法国的关键时刻，那么艾希曼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审，则改变了以色列人的观念。检察官吉德翁·豪斯纳（Gideon Hausner）宣告：“以色列各位法官阁下，我站在你们面前，但我不是独自站在这里，在我身后站着600万起诉人。”死难者也是见证人。学校里的孩子们也要记住豪斯纳说过的话。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就有人谈论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上勒尚邦以及其他村庄的故事，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有人认真地去确认具体的营救者。最早被确认的营救者是约瑟夫·巴斯。然后是安德烈·特罗克梅，之后是玛格达、丹尼尔·特罗克梅、爱德华·泰斯及其妻子米德丽。泰斯会说：“安德烈是领导者。我只是门徒，是追随者。我只是第二小提琴手。”作为义人，他们都被授予勋章，并在大屠杀纪念馆的义人大道上各种下一棵树，以彰显他们的荣誉。从那时起，就有一个常设委员会持续运作，以决定由各地方委员会上报的各国义人是否的确冒着生命危险做出善举，这种善举必须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

及至2012年，法国总共有3513位义人，占了义人总数的14%。随着营救者陆续得到确认，义人总数还在逐年上升。[6]两位主教萨利埃热和泰阿斯、格拉斯贝格院长、沙耶神父、马德莱娜·巴罗、勇敢的阿讷马斯市长让·德福、带领许多孩子穿越山区的乔治·卢安热，都是义人。总共有59位义人是神父或牧师，80位义人是警察。

上卢瓦尔省有87位义人，其中高原上有70位义人：47人来自勒尚邦村，10人来自马泽村，6人来自费伊村，5人来自唐斯村。[7]这让高原地区成为整个法国义人最集中的地区。德莱亚热夫人、罗歇·达尔西萨克、莱昂·埃罗、丹尼尔·屈尔泰、若尔热特·巴罗及其女儿加布丽埃勒，以及埃里捷夫妇，都是义人。但也有人被遗漏了：马伯小姐就未能分享这份殊荣。

[1] Todd，Albert Camus，p.210.

[2] Klarsfeld，Memorial to the Jews Deported from France；Marrus and Paxton，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3] 《冬季列车》中出现的三位妇女——夏洛特·德科克（Charlotte Decock）、奥尔加·梅伦（Olga Melun）和伊冯娜·诺泰里（Yvonne Noutari），与佩莱一起罹难。——原注

[4] Hazan，Les Orphelins de la Shoah，p.231.

[5] Bernard，Traces Légendaires；Nora，Rethinking France.

[6] Cabanel，Histoire des Justes en France.

[7] 原文如此，作者未说明余下2人的情况。——编注

后记

战争结束后不久，有人问及西马德组织的马德莱娜·巴罗，能否列举那些在拯救犹太人的行动中建立功勋的名字，巴罗拒绝了。巴罗说道，不必彰显他们的事迹，因为他们选择不去标榜自己。而且她不希望人们“不光彩地”利用过去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居民都是这样想的，他们选择对战争年代的英勇壮举保持沉默，就像数百年来在受到宗教迫害时保持沉默那样。但他们并非始终缄默不语。在各种各样的“记忆争夺战”（mémoires contestées，法国历史学家很喜欢这个术语）中，对于勒尚邦、唐斯、费伊和马泽在德国占领期间的情形，出现了许多不怀好意的版本。当这些“记忆战争”最终爆发的时候，居民们总是异常激烈地捍卫真实的记忆。

历经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高原回归到战前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樟子松被引入种植，越来越多的拖拉机取代了本地灰白色的高头大马，达比派的信徒退隐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夏季游客依旧来到森林里漫步。然而，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人们却心绪难平。关于勒尚邦的神话越闻名遐迩——人们越是尊崇特罗克梅牧师，越是谈论和平主义以及那些虔诚新教徒的无私行为——唐斯、费伊、马泽以及高原上其他村落的居民就越是心绪难平。

然后，在1979年，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哈利（Philip Hallie）为了证明和平主义能够成功对抗暴力，偶然发现了这个故事。在一次前往费城郊外斯沃斯莫尔学院的访问中，他发现了安德烈·特罗克梅的自传，以及玛格达所做的补充。当时这部自传被束之高阁，并没有公开出版的计划。这部自传是一枚未爆炸的小型炸弹。

按照哈利的著作《不要让无辜者流血》（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中的说法，安德烈·特罗克梅成为“勒尚邦的灵魂”，或多或少是在孤身奋战，他向其教区居民灌输非暴力抗争的理念，而他所主持的长老会也成为拯救行动的核心。书中很少提及甚至根本不提马德莱娜·德雷福斯、约瑟夫·巴斯、德莱亚热女士、马伯小姐或者马德莱娜·巴罗，也不提及其他重要村庄，包括马泽村、唐斯村或者费伊村。至于达比派信徒，更是完全不见踪影。

村长夏尔·吉永当时根本就不在勒尚邦，却被作者描述为曾经催促玛格达赶走第一个犹太难民。作者认为博埃涅牧师曾极力说服特罗克梅不要接纳犹太孩子。勒福雷捷被作者形容为“纯粹的蠢货”（puro folle）——一个粗心大意、粗枝大叶的人，差点因为冲动鲁莽而危及所有人的安全。德军少校施梅林主持的法庭判处勒福雷捷死刑，作者却说施梅林不仅已尽力挽救勒福雷捷，而且被高原居民的和平主义感动，以至于对那些村庄投以善意的目光，挽救了躲藏在那里的犹太人。作者说，当地警察对非暴力行为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停止追捕藏匿的犹太人。游击队领导人埃罗是个冷静的领导者，他阻止了年轻人的愚蠢举动，但在书中完全不见踪影。在这个已被神化而且流传至今的叙事版本中，勒尚邦或多或少是在孤军奋战，而且是在特罗克梅的指引下孤军奋战。这个叙事版本试图说明，非暴力行为能够征服维希分子和德国人的心。

曾经有一段时间，起码在哈利著作的法文版出版以前，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书中的说法，尽管博埃涅已察觉到此书对自己的各种诋毁，并迫使作者删去四页最具有侮辱性的内容。当时高原居民还心安理得地沉浸在喜悦中，他们迎来了一块主要由奥斯卡·罗索夫斯基设计制造的牌匾，牌匾上用法语和希伯来语向新教徒致敬，感谢他们“藏匿、保护、拯救数以千计被迫害的人”，揭牌仪式就安排在1979年夏天。牌匾上铭刻了144个心怀感激的犹太人的名字。当时特罗克梅已去世了，就安葬在牌匾附近的墓地里，但泰斯及其家人都出席了揭牌仪式。

然后，在1987年，一名出生在高原上的制片人皮埃尔·绍瓦热（Pierre Sauvage）决定为这场“记忆战争”制作一部纪录片。他把这部纪录片命名为《精神武器》（Weapons of the Spirit）。在戛纳电影节上，一位为《世界报》（Le Monde）撰稿的影评人把这部纪录片吹捧为“赞美诗”（hymn），称赞其歌颂了新教农民的无私善举。在这部纪录片中，绍瓦热大量引用哈利的观点，比如特罗克梅的惊人之举，比如无所不能的善意精神塑造和引领了他的教区居民。与此同时，哈利还在制造善意的神话，他在美国开设讲座，在讲座中，施梅林竟然变成高原上犹太人的保护者，他虽然有缺陷，但归根到底还是品格高贵的人。罗歇·邦菲斯（Roger Bonfils）是利尼翁旅馆的业主，而那个旅馆正是德军伤兵之家。据说邦菲斯描述了特罗克梅与施梅林的一次会见，而他是那次会见的见证人，二人在会见中达成了庇护犹太人的协议，但这协议明显是伪造的。

讲座引发了公愤。[1]信件、评论、抗议接踵而至。人们努力阻止绍瓦热的纪录片出现在某些电影节中。在《犹太世界》（Le Monde Juif）上，人们纷纷讲述真实的故事，接连几个星期都处于愤怒的氛围中，奥斯卡·罗索夫斯基、马德莱娜·巴罗和皮埃尔·法约尔都以真实姓名出现在一篇细节详尽的批判文章中，他们都认为“历史的真相遭到了肆意歪曲”。[2]哈利和绍瓦热都被认为是“东拉西扯、道听途说、穿凿附会”之人。邦菲斯的说法更是荒诞无稽，因为他是高原上仅有的几个犯有通敌罪的嫌疑人之一，也因为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施梅林与特罗克梅讨论过村庄里的犹太人。施梅林的所谓“善意”（goodness），曾被哈利在其他场合形容为“热切的同情心”（passionate compassion），在这里更是彻底被驳倒：难道他没有从上卢瓦尔省逮捕和遣送234名犹太人吗？难道他没有把法西斯民兵形容为“法国最杰出的子弟”吗？难道那些门诺派教徒，那些很可能把哈利的著作搬上银幕的资助人，不正是在战争结束后在南美洲为门格勒医生（Dr Mengele）提供庇护的同一批人吗？

勒福雷捷医生的遗孀，以及医生的儿子让-菲利普，都被迫加入这场争论中，并且澄清道，任何声称施梅林无法预见勒福雷捷被杀害的说法都是荒谬的，声称施梅林极力说服上司不要当场处决医生的说法也同样荒谬。关于特罗克梅的回忆录，新教作家雅克·普若尔（Jacques Poujol）告诉皮东，即那个曾经帮助犹太人前往瑞士的侦察员和交通员，那些回忆录只不过是“一个患上妄想症的可怜人在写那些年代久远却自以为可信的事情而已”。[3]特罗克梅的言语和事迹被筛选、演绎、歪曲了。围绕着哈利和绍瓦热这两个当事人，人们展开了更多的唇枪舌剑、口诛笔伐，控诉信堆积如山，诽谤话源源不断。绍瓦热请求得到谅解，他自己评论道纪录片可能有所夸张，但毕竟施梅林还不是个“穷凶极恶的敌人”。施梅林本人对此保持沉默。

争论还在持续。然后，在1990年，一位年轻的新教牧师阿兰·阿尔努（Alain Arnoux）被任命到勒尚邦担任本堂牧师，他与阿尔代什省颇有渊源，而且对过去的事情颇感兴趣。[4]他为这一任命感到荣幸。但他很快发现，这场争论开始让他所服务的教区居民为过去的事情争吵不休，阿尔努想要举办一场研讨会，所有卷入争论的人士都将获得邀请。无休止的争吵、憎恨、电影、书籍、演讲早已让他感到不胜其烦，而且这些言论越来越不准确，甚至获救人数也越来越离谱，就连5000人、8000人这样的数字也出来了！美国福音派访问者组织的游行更让他感到不堪其扰，那些福音派信徒认为这个故事体现的宗教非暴力精神深得其心，因此跑到特罗克梅故居来朝圣。年复一年，特罗克梅夫妇获得了某种近似于圣徒的身份，这让阿尔努深感不安。这个神话已变成吸引游客的噱头了。

阿尔努本来以为研讨会将会带来和平，结果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

1990年10月的三天里，高原上的争端再次爆发。所有曾经被忽略的人，包括埃罗、法约尔、邦尼索、游击队员们，以及唐斯村、马泽村和费伊村的居民们，好几位新教牧师，天主教徒，藏匿孩子的农民们，还有他们曾经藏匿的、现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他们的呼声终于被听见了。但气氛并不平静，现场弥漫着敌意。阿尔努所做的决定很可能于事无补，高原居民从未寻求也并未寻求引起公众注意，而一旦有人凭借这个故事从中渔利，“那么当地人所秉持的精神就遭到了无情背叛……如果某个教会，或者任何机构或家族，试图大肆宣扬过去的善举，那么这些自我标榜并从中获利的家伙，就会让那些恬退隐忍并保持沉默的人觉得不值”。阿尔努声称，铭记过去的善举应该让人更加谦逊自抑，而非更加骄矜自负。

同样很可能引起波澜的是，当天以色列大使亲临现场，准备在研讨会结束后，代表大屠杀纪念馆为勒尚邦颁授奖章。阿尔努却声称，他真诚地希望，既然以色列向高原居民的善举致以敬意，那么以色列人就不要再炸毁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不要再驱逐巴勒斯坦家庭，不要再关闭巴勒斯坦儿童的学校。毫不让人意外的是，以色列方面旋即怒火中烧。在一份以色列报纸上，阿尔努被称为“纳粹牧师”（Nazi pastor）。

在此之后，这片土地再也未能恢复宁静，而爱好宁静原本是高原居民世代相传的品性。[5]后来还有其他研讨会和争论以更加缓和的方式进行，但争夺记忆的战争再也未能停歇。在历史学家与其他学者之间，在和平主义者与抵抗战士之间，在旁观者与拯救者之间，攻讦与谩骂还在继续。罗索夫斯基与绍瓦热的意见分歧难以化解，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成为高原历史的保护人，不断吸纳和丧失追随者，不断争论勒福雷捷是否被逮捕以及被逮捕的确切时间，不断争论施梅林言论的确切意义，不断争论巴克和施梅林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2004年，希拉克总统访问勒尚邦，他对当地居民的赞美进一步强化了那个神话，因为在全国新闻报道中反复提到了“5000”名犹太人被拯救的数字，反复提到了特罗克梅和勒尚邦，那里的一个善意的密谋照亮了一个被拖入黑暗的国度。然而，更为完整的画面又一次未能得到呈现。在11位最为重要的法籍“国际义人”中，只有特罗克梅的名字被人提及。

这种让人不愉快的内部分裂，在延宕已久、至今未了的博物馆建造过程中得到最清晰的体现。早在1980年，山区历史学会（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Montagne）就提出了建造博物馆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到2013年才曙光初现，筹备的过程可谓艰难曲折，有时强调精神的力量和非暴力抗争，有时又强调抵抗运动和游击队员，召开了好多次气氛糟糕的会议，有人控诉档案材料被盗窃，有人抱怨博物馆建造计划被巴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团体绑架。勒尚邦新任村长埃利亚内·沃基耶·莫特（Eliane Wauquiez Motte）是个雷厉风行、令人生畏的人物，她的儿子是萨科齐总统手下的政府官员，她决心凌驾于各种争吵之上，终于强势推行了一个建造计划，使高原历史的所有方面都能得到展示。但在这个过程中，她难免会得罪其他村庄，其他村庄的居民再次发起抗议，抗议他们被排除在这个故事之外，抗议他们被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利益相关方和野心勃勃的局外人“剥夺了他们的过去”。博物馆将会建在老学校的原址上，正对勒尚邦教堂。沃基耶夫人希望博物馆既能吸引游客，又能引来学童，孩子们已在课本里学习过大屠杀的历史。博物馆将能提醒孩子们，即使在维希政权统治的岁月里，还有地方保留着人性的尊严。

那么真相到底在哪里呢？施梅林到底是个英雄，还是个只想在战争中活下来的德国军官？巴克到底是个人道主义者，还是个通敌者？当地居民真的特别利他无私吗？当然，在德国占领期间，高原并非唯一救助他人的地区。在整个法国，还有其他村庄，还有其他市镇，有修女，有家庭，有新教徒，有天主教徒，有戴高乐派，有共产党员，他们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庇护那些被纳粹追捕的人。德龙省的迪约勒菲、塔恩省的瓦布尔、塞文的维亚拉，这些地方都有类似的善举。从法国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有民政官员在修改食品配给名册，都有警察在网开一面，都有电话接线员提前预告即将到来的搜捕。在与维希版图平行的世界里，还有一幅人性尊严的版图。

尽管与其他地方情况类似，但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故事又略有不同。

在这22个社区和孤立的农舍中，有更多的人得到救助，获救比例比法国其他地方都高。拯救行动是由当地人默不作声、齐心协力地进行的，他们共同参与、共同计划、共同承担。他们的确没有救下5000人，这个数字在战争结束后引起很大困扰；真实的救助人数很可能是800人，也许有3000人只是路过此地，准备前往更安全的地方，但他们也在路上得到了当地人的帮助。还有一个在争论中困扰人们多年的问题有待解答，就是他们如何能够做到救助这么多难民。

其中一个解释可以在村长夏尔·吉永身上寻找。吉永颇具先见之明，早就预见到战争来临，有必要帮助涌入此地的难民。正如加布丽埃勒·巴罗所说：“吉永让我们做好准备，他告诉我们准备接收难民。”另一个解释是如此众多新教牧师的加入，他们恪守《旧约》和犹太教义，与欧洲各地的新教徒都有来往，并与在欧洲各地备受迫害的认信教会略有往来；还有虔诚的、坚定的达比派信徒，他们早已习惯恬淡隐忍、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他们从未引起别人的关注，别人自然也意识不到他们的贡献。还有一个解释就是，高原在冬季大雪封山的几个星期难以进入，即使在夏天，狭窄蜿蜒的林中道路也让人难以穿越。因此早在战争之前，人们就知道这里适合孩子成长和老人养老，这里也变成难民的天然庇护所。与中立国瑞士的联系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要考虑到德国在勒皮的驻军规模较小，而且许多驻军士兵其实是不甚可靠的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不太可能服从纳粹的命令。这也部分解释了另一个让人困惑的谜团：在战争后期的18个月里，德军伤兵就住在勒尚邦，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告发或者逮捕那些他们知晓其身份的犹太人。他们是国防军士兵，而不是纳粹党徒，而且他们肯定不想激起当地人的敌意，尤其是游击队员还活跃在这个地区。此外，埃罗和布雷斯也尽可能让游击队员保持冷静。

此外还必须留意一个事实，无论是巴克省长，还是驻军勒皮的施梅林少校，他们都不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而奥斯卡·罗索夫斯基则是个优秀的伪造证件者。此外还要考虑当地的历史传统，当地人崇尚谨慎和沉默的美德，高原上来了这么多崇尚自由、具有名望的难民，以及唐斯和伊桑若的警察都是当地人，都出身于那些藏匿犹太人的家族。当然，还有安德烈·特罗克梅和爱德华·泰斯，起码在被迫躲藏之前，他们对教区居民保持了强有力的影响，就像高原上其他新教牧师那样。特罗克梅可能不是人们口中的圣人，有时却被描绘为圣人，非暴力抗争也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因为拯救了藏身于高原的人们，特罗克梅及其家人当然应该享有荣誉，但同样的荣誉也应该授予沉默且谦虚的达比派信徒，授予温和的天主教徒、新教徒、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他们相互支持，不顾自身安危，保护了被追捕和迫害的难民。

综上所述，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恰到好处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2012年夏天，我请求马德莱娜·塞什带我到高原上到处走走。她是埃米尔·塞什的女儿，在苏莉阿姨之家那帮孩子的合影中笑得特别开心。马德莱娜当了一辈子医生，但她经常会带孩子和孙子回到勒尚邦。她告诉我当年难民们如何爬出火车，小火车站建在村庄最高处，如今早已被关闭，轨道上长满了杂草。然后我们沿着山坡往下走，一路走到梅氏旅馆，农民们曾经在那里等候，把难民们带离他们的马槽，送往农场和农舍藏身。我们也去看了特罗克梅的长老会堂，勒福雷捷曾经在那里以滑稽戏逗孩子们笑，而在那座教堂里，泰斯和特罗克梅宣读过那么多热情洋溢的布道词。在拉盖斯皮，有汉娜和吕迪·阿佩尔住过的地方；在拉布里克、费多利、花丘和格里永，有许多犹太人（包括小孩和大人）在战争年代毫发无损地住过的地方；而在丽日旅馆，奥斯卡·罗索夫斯基和加布丽埃勒·巴罗曾经彻夜不眠制作假文件。在苏莉阿姨之家，马德莱娜告诉我，她的卧室窗户正对露台，能够看见德军士兵在露台上做运动。

我们沿着利尼翁河的堤岸漫步，当年要不是一个当地男孩出手相救，一名德军士兵就淹死在利尼翁河里了；当年让-皮埃尔·特罗克梅及其朋友们还在河边偷走了另一名德军士兵的衣服，这样那名士兵就只能光着屁股爬上岸跑回家了；当年皮埃尔·布洛克还在河里抓青蛙。马德莱娜指给我看广场上一栋房子，普拉利就是在那里被射杀的。她还指给我看罗什之家，就在通向马斯村的路上。1943年夏天，那里曾经受到盖世太保的突然袭击。

后来，我又去了马泽村，露露·吕埃尔及其女儿曾经把难民藏在阁楼里；我也去了唐斯村，莱纳特牧师曾经指引人们保护了163名犹太人；我还去了肖马热，约瑟夫·巴斯曾经在那里训练犹太裔游击队员，伊扎克·米哈伊利在星光和烛光下阅读《圣经·路得记》。还有好几次，我去了费伊村，那里寒冷而风大，跟战争年代相差无几，但当年商店云集的高原商业中心早已人去楼空。在费伊村的长老会堂，丹尼尔·屈尔泰曾给自己的父亲写暗语信。马德莱娜说过，这些地方跟她小时候相差无几，人们早已离去，但建筑物和高原的景色始终未变。只有树木变化了，樟子松如今覆盖了原有的开阔草地。

假如约翰·达比回到高原，再次行走于村庄之间去布道，他会惊奇地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毫无改变。拉文派的信徒陆续离开了，尽管那里还有零星的“纯洁派”（les purs）社区，但他们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达比派信徒家中，人们仍然以不折不扣的虔诚来诵读《圣经》。人们带着某种自豪缅怀战争年代，但并不高调张扬。一位男士告诉我：“我们都是坚守道德自觉的人，我们的家族当时并不认为自己在行善积德。他们只是凭着良心做事，为被迫害的人们提供庇护。”这种低调谦逊的美德，意味着只有很少的达比派信徒被列名为“国际义人”。

我曾经去马赛探望吉尔贝·尼扎尔，他刚退休没多久，在城市最高处给自己盖了座小房子，能够看到大海的全景。他有六个幸存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们总共有20个孩子，而孩子们又有61个后代。如今，家族后代散布于法国、以色列、美国、瑞士和巴西。他们仍然是相亲相爱的大家族。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直到死亡列车从波兰带着所有幸存者开回法国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阿尔芒和安德烈再也回不来了。

我曾经前往纽约，去寻找马克斯·利布曼和汉娜·利布曼。1948年，他们都在居尔感染了肺结核，因此不得不在疗养院里待了18个月，还被迫把尚在襁褓的女儿送到寄养家庭。马克斯和汉娜并没有对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的不幸怨天尤人，他们非常庆幸，遇见了忠诚于信仰，并且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人们。马克斯和汉娜都年过90了，问道，还有谁跟他们一样活到这个岁数呀？在纽约，我还找到了吕迪·阿佩尔，他还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入职的那家出口公司工作。

最后，我环游以色列，并拜访了罗阿讷的女孩们，她们住在特拉维夫的小型公寓和以色列北部的基布兹农场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她们帮助建立了“隐身孩子协会”（Association of Hidden Children），一起回忆坐着雪橇在勒尚邦的街道上滑雪的日子，一起回忆当地人的友善好客。我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一处基布兹农场里找到了皮埃尔·布洛克。他已改变了姓名、语言和国籍，现在他叫艾利·本·加尔（Eli Ben Gal）。

皮埃尔出席了阿尔努在1990年举办的研讨会。他解释道，他之所以出席研讨会，是为了感谢鲁塞尔女士，他曾经住在鲁塞尔女士家中，“在大屠杀的岁月里，作为一个犹太小孩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他还想向所有被打扰的村民道歉，同时感谢他们发自内心的利他行为和英勇举动。皮埃尔说，他必须感谢他们，感谢他们拯救了他以及许多人的生命，感谢他们日复一日地“身体力行”，让他明白何谓人类的高贵尊严。二十多年后，皮埃尔对我说了另一番话：“我们曾经生活在一场伟大的冒险里，在无与伦比的时空里。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年轻体验，那是法国的至暗时刻。在空气中、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仿佛存在某种氛围，让我们永远无法忘怀。在这一生中，我都努力地生活着，因为我不想辜负那个伟大的时刻。”

[1] 作者对奥斯卡·罗索夫斯基的采访。

[2] Le Monde Juif，1988/89，Numbers 130，131，132，133.

[3] Piton papers，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Haute-Loire.

[4] 作者对阿兰·阿尔努的采访。

[5] 作者对阿兰·德巴尔、埃利亚内·沃基耶·莫特、热拉尔·博隆的采访。

插图清单

本书地图由比尔·多诺霍（Bill Donohoe）绘制。

（第18页插图）阿龙·利弗朗与萨拉·利弗朗夫妇，及其两个孩子

（第31页插图）犹太人抵达德朗西，摄于约1942年（DIZ慕尼黑GMBH及南德意志图像出版社供图）

（第44页插图）被关押在居尔拘留营的囚犯，摄于1941年（尤斯坦图像及AKG图片社供图）

（第51页插图）马德莱娜·德雷福斯及其女儿安妮特（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57页插图）居尔拘留营的墓地，摄于1952年

（第62页插图）被关押在拘留营的三名儿童，拘留营里总共关押了5000名儿童（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和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供图）

（第65页插图）汉娜·希尔施，摄于1936年；马克斯·利布曼，摄于1934年

（第68页插图）吕迪·阿佩尔，摄于1940年（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83页插图）沙耶神父，摄于1941年；格拉斯贝格修道院长

（第114页插图）小火车向高原攀爬

（第117页插图）夏尔·吉永（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120页插图）若尔热特·巴罗及其寄宿者站在丽日旅馆前面，摄于1944年8月（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122页插图）孩子们正在勒尚邦一处农场收集牛奶（浩劫纪念馆和当代犹太文献中心供图）

（第124页插图）勒尚邦的孩子们正在晨练

（第131页插图）勒尚邦郊外森林里的达比派妇女

（第138页插图）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特罗克梅一家（私人收藏）

（第141页插图）特罗克梅的教堂

（第144页插图）勒福雷捷医生与达妮埃尔（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供图）

（第146页插图）塞文诺新学堂的教职员工，摄于1937年

（第147页插图）马伯小姐及其女伴让娜·卡里亚

（第157页插图）1942年8月15日，拉米朗访问高原，巴克身穿制服站在拉米朗身旁（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163页插图）马德莱娜·巴罗制订的逃跑计划（私人收藏）

（第177页插图）米德丽·泰斯与爱德华·泰斯

（第182页插图）设在勒皮的德军司令部，摄于1941年（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191页插图）奥斯卡·罗索夫斯基（私人收藏）

（第199页插图）埃米尔·塞什与索朗热·塞什及在苏莉阿姨之家的孩子们，摄于1942年（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供图）

（第204页插图）普拉利及其朋友们（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208页插图）阿尔芒·尼扎尔与贝拉·尼扎尔夫妇，及其九个孩子中的七个，摄于1928年

（第218页插图）丹尼尔·屈尔泰与苏珊·屈尔泰夫妇（私人收藏）

（第221页插图）利利亚纳·施洛斯与热妮·施洛斯

（第230页插图）泰斯、达尔西萨克与特罗克梅在圣保罗德约

（第238页插图）露西·吕埃尔，摄于1945年（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254页插图）马德莱娜·德雷福斯的部分笔记（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256页插图）约瑟夫·巴斯以及安德烈服务团的部分成员，摄于1944年（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279页插图）罗贝尔·布洛克与亨丽埃特·布洛克夫妇，及其两个儿子，摄于1942年夏天（勒尚邦基金会供图）

（第288页插图）丹尼尔·特罗克梅

（第291页插图）罗什之家

（第302页插图）弗朗夫妇与三个犹太孩子，还有一个牧羊男童，皮埃尔·科恩就站在弗朗夫人面前（私人收藏）

（第356页插图）一群孩子在勒尚邦后面的群山里

（第365页插图）弗吉尼亚·霍尔及其“戴安娜自由军团”

（第366页插图）勒尚邦解放，摄于1945年

（第370页插图）乔治·加雷尔与莉莉·加雷尔夫妇战后在瑞士

我们已尽力追寻与联系各位版权所有者，出版方也乐意尽早更正任何标注疏漏。

参考文献

一手文献

本书最为重要的素材，来自我在法国、以色列和美国所进行的访谈，访谈对象是那些在德国占领期间藏身于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人，或者那些在努力营救中施以援手的人。在某些个案中，我与他们的孩子和亲友对谈。而且，我非常幸运，因为人们把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都交托给我。

关于法国被占领期间抵抗运动的珍贵档案，关于驱逐行动和德国占领者的珍贵档案，收藏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档案馆CARAN（Series 72AJ45；72AJ69；72AJ78；72AJ142；F715000；AJ383575；AJ383618；AJ38258；F161-1038；F1c111/1162/1137）。还有大量关于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档案，收藏在位于勒皮的上卢瓦尔省档案馆（Series R，Series 12W，Series 173W，Series 562W；Fonds Bonnissol AD120J；Cabinet de la Haute-Loire，Series 1115W，12W，173W，562W；Rapports de Gendarmerie，Series R3 and R4；Rapports d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R6828；Rapports du Préfet 526W208/9/10；Fonds Piton AD168J；AD562W170）。更多文件收藏于西马德组织的档案库中（Boîte No.1、Boîte No.2和Papiers Violette Mouchon）。关于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个人文件，收藏在位于马泽的山区历史学会、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图书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位于费城的美国公谊会档案库，以及位于巴黎的西马德组织和儿童救援组织的图书馆中。位于巴黎的浩劫纪念馆也收藏了一定数量的关于高原及其居民的材料（CCXV111-104；DLXX11-7；DLXX11-53；DLX1-103；DLX1-104；CMXL1V；DCCCLX；DCCCLX1-55；DCCCLX1-37）。安德烈·特罗克梅和玛格达·特罗克梅的文件收藏于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平文库。

二手文献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关于把犹太人和抵抗战士押送到位于东欧的灭绝营和集中营，关于法国拘留营内部的生活，均有为数众多的回忆录、日记、书信和学术论文予以记载。以下是笔者选录的对于本书最有裨益的那部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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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如果没有以下人士的帮助，此书将不可能写就，我想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为我付出时间和耐心，给我鼓励，并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是米雷耶·阿尔卡代（Mireille Alkhadet）、吕迪·阿佩尔、阿兰·阿尔努、已故的加布丽埃勒·巴罗、塞尔热·贝尔纳（Serge Bernard）、帕特里克·卡巴内尔（Patrick Cabanel）、卡尔芒·卡里尔（Carmen Callil）、热拉尔·沙佐（Gérard Chazot）、米米·科尔蒂阿（Mimi Cortial）、伊莎贝尔·科汀（Isabelle Cotting）、阿林·屈尔泰、达尔什·德·马勒普拉德女士（Mme Darche de Maleprade）、安妮特·达维（Annette Davis）、阿兰·德巴尔（Alain Debard）、罗贝尔·厄巴尔、莱昂·埃罗、米歇尔·法布雷盖（Michel Fabréguet）、亨利·费德曼和海伦·费德曼（Henri and Hélène Federmann）、皮埃尔·德·费里斯（Pierre de Felice）、吕特·菲瓦-西尔伯曼、莫妮卡·费里斯马舍和马塞尔·费里斯马舍（Monique and Marcel Fleismaher）、已故的M.R.D.富特（M.R.D.Foot）、丹尼尔·勒福雷捷（Danielle Le Forestier）、让-菲利普·勒福雷捷、莉莉·加雷尔、阿齐萨·格里尔-马里奥特（Aziza Gril-Mariotte）、帕特里克·格兰杜耶（Patrick Grandouiller）、夏洛特·格鲁德曼（Charlotte Grundman）、纪尧姆夫妇（M. and Mme Guillaume）、利利亚纳·海莫夫（Liliane Haimov）、内莉·赫维·特罗克梅、利利亚纳·克莱因-利贝尔、让·拉普斯特（Jean Laposte）、汉娜·利布曼和马克斯·利布曼、西蒙·利弗朗、乔治·卢安热、理查德·马伯（Richard Maber）、克里斯蒂安·马耶布依（Christian Maillebouis）、拉谢尔·马拉福斯（Rachel Malafosse）、利斯·马蒂农-梅耶尔（Lise Martinon-Meyer）、梅夫妇、克里斯蒂安·德·蒙布里松（Christian de Monbrison）、让·纳莱、吉尔贝·尼扎尔、奥利维耶·菲利普、瓦莱里·波尔图伊-波尔特雷（Valerie Portuis-Portheret）、勒内·里维埃、妮科尔·罗贝尔（Nicole Robert）、鲁塞尔女士、伊夫·卢瓦耶和马德莱娜·卢瓦耶（Yves and Madeleine Royer）、露露·吕埃尔、皮埃尔·绍瓦热、让娜·塞什和马德莱娜·塞什、斯皮德勒女士（Mme Spindler）、雅克·斯图马舍、西尔维亚·维松-加里（Sylvianne Vinson-Galy）、埃利亚内·沃基耶·莫特、弗朗西斯·韦尔（Francis Weill）。

在以色列，施罗莫·巴尔萨姆（Schlomo Balsam）、艾利·本·加尔、吕特·戈朗、利利亚纳·海莫夫、丽塔·科布林斯基（Rita Kobrinski）、吕西安·拉萨尔（Lucien Lazare）、伊扎克·米哈伊利、米娜·塞拉（Mina Sela）和热妮·施洛斯对我非常友善，并与我分享他们的战时回忆。

罗德·克德沃德（Rod Kedward）、劳伦特·杜佐（Laurent Douzou）、热拉尔·博隆（Gérard Bollon）、弗朗索瓦·布列（François Boulet）和塞尔热·贝尔纳都是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著作涉及战时法国的方方面面。他们给了我慷慨无私的帮助。

此书的许多素材来自私人与公共档案。我在此特别鸣谢以下机构、个人以及图书馆的职员：位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的CARAN；位于基尤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朱迪斯·科恩（Judith Cohen）以及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马丁·德·弗拉蒙（Martin de Framond）以及上卢瓦尔省档案馆；法布里齐奥·本斯（Fabrizio Bensi）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弗鲁玛·莫雷尔（Fruma Mohrer）以及犹太研究所（YIVA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大卫·罗森堡（David Rosenberg）以及犹太历史中心（Center for Jewish History）；唐·戴维斯（Don Davies）以及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艾莉西亚·维沃娜（Alycia Vivona）以及FOR图书馆（FOR Library）；马泽圣瓦市政图书馆（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u Mazet-Saint-Voy）；阿加特·马林（Agathe Marin）以及西马德组织；玛丽-凯瑟琳·埃夫卡尼安（Marie-Catherine Efkhanian）以及塞文诺学院；凯伦·泰伊（Karen Taieb）以及位于巴黎的浩劫纪念馆；温迪·切米尔勒夫斯基（Wendy Chmielewski）以及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平文库；卡蒂·哈赞（Katy Hazan）、让-弗朗索瓦·拉马克（Jean-François Lamarque）以及儿童救援组织；荒漠博物馆；山区历史学会；伊莲娜·斯坦菲尔德（Irena Steinfeldt）以及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我还应该感谢那些出于热情和善意伴我同行的朋友，正是他们让此书成为可能：安妮·布拉贝尔（Annie Blaber）、弗吉尼亚·杜尔干（Virginia Duigan）、珍妮特·萨弗里（Janet Savelli）和凯伦·德谟克利斯特（Karen Democrest）。罗德·克德沃德和安娜·希尔绍姆（Anne Chisholm）阅读了此书的手稿，并更正了手稿中的许多错误，我衷心地感激他们。

最后，一如既往地，我要把我最热切的感谢赠予我的出版代理人克莱尔·亚历山大（Clare Alexander），以及与我合作的各位编辑，他们是英国伦敦的佩尼·霍阿尔（Penny Hoare）、波比·汉普森（Poppy Hampson）和苏珊娜·奥特尔（Susannah Otter），美国纽约的珍妮弗·巴特（Jennifer Barth）与加拿大的帕梅拉·穆雷（Pamela Murray），还有宣传人员——伦敦的莉萨·古丁（Lisa Gooding）和纽约的珍妮·贝尔尼（Jane Beirn）。

索引

（以下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adi，Moussa 262-4，318

Abel，Lydie 178，179，180，182

Abel，Mme 178，179，180，182

Adam，Dr Jean 68，70

Alesch，Abbé 287，310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285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AFSC）124，157，341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JDC or Joint）44，50，52，53，86，156，165，215，216，263

American Red Cross 124

American Welfare Committee 44

Angeli，Pierre 67-8，70，73，74

Annemasse 2，165，224，230-1，232，262，265，297，298，330

Anschluss 99，184，219

Antignac，Joseph 295

Appel，Rudy 55-8，56，74，101，127，144，148，312，324，327，338，340，350

Arendt，Hannah 10，156

Argelès，internment camp at 63

Armée Juive 281，296

Armée Secrète 276，278，281，303

Arnoux，Alain 334-5，340，354

Atlas，Joseph 144，324

Auschwitz 4，6，60，66，67，72，88-9，139，140，161n，162，166，176，189，208-9，211，220，236，241，242，248，252，264，265，295，327

Bach，Robert 2，131，133-4，135，136，139，140，141，152，153，167-8，171，194，196，203，205，217，240，246，248-9，265，279，309，335，336，337

Bachon，Marcel 281

Baden 4，35，36，37，38，46，282，328

Badoglio，General 5，260

Barbezat，Eric 148，190，291

Barbie，Klaus 152，210-11，249，265，266，269，295，298，304，328-9

Bard，M and Mme 143，258，259

Barot，Madeleine 2，41-2，43，44，70，71，72，74，76，79，88，93，99，136，141，148，162，220，224，226，233，235，246，301，330，331，332，333，349，350

Barraud，Gabrieile 1，100，103，143，162，198，242，300，301，330，337，338，350，354

Barraud，Georgette 1，100，101，143，161，198，242，330

Barraud，Manou 143，300-1，306

Barth，Karl 41，79

Bass，Joseph 2，214-17，215，262，263，281，282，283，297，307，318，329，332，339

BBC 88-9，100，165，167，190，201，237，290，307

Beau Soleil，le Chambon 1，100，102-3，143，161，198，300-1，311，338，350

Beaune-la-Rolande internment camp 29

Beigbeder，Jean 130

Bénédicte，Daniel 44

Benjamin，Walter 50，173

Bérard，Rose 202，266，319

Bergen-Belsen 318，319

La Bergerie，le Chambon 226

Bernanos，Georges 18，210

Besag，Ida 139

Billig，Joseph：Le 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x Questions Juives 326

Bloch，Mme 235-7，236，324

Bloch，Marc 325

Bloch，M 235-7，236，324

Bloch，Pierre 2，235-7，236，305，306，324-5，329，338，340，353

Bloch，Robert 235-7，236

Blum，Léon 16，17，18，23，96，129-30

Blum，René 23

Boccard，Raymond 231

Boegner，Marc 5，76，78，80-1，84-5，89-90，124，136，141，179，193，205，220-1，224，225，228，318，332

Bohny，Auguste 1，102，137，140，145-6，205，223，289，290，303，327

Bonnissol，Jean 197，198，201，202，279，280，315，334

Bouix，Jean，Mayor of Les Vastres，181，182

Bousquet，René 2，26-7，28，60，65，67，68，85，151，156，205，211，274，279，328

Brener，Maurice 215

Brens internment camp 229

Brès，Pierre 197，198，277，279，280，302，337，352

Breton，André 43，156

Brugière，Jean 249

Brunner，Aloïs 241，260-1，296

Brunswick，Jean-Pierre 253

Brunswick，Michel 253

Buckmaster，Major Maurice 285，286-9，290，299

Bürckel，Joseph 35

Burckhardt，Carl 209

Cado，Henri 60

Café Argaud，Le Mazet 200

Cagoulards 202

cahiers：‘Cahiers du Témoignage Chrétien’82，84；L’Amitié Chrétienne 82，84，209-10

Calisse，Alberto 218

Calvin，John 106，246

Camisards 105-6，110，163，196，197

Camp Wodli 278-9

Camus，Albert 94，152，170，177，205，235，253，283，291，302，315，350，352，354

Camus，Francine 94

Caraco，Denise（Colibri）215，216，262，318

Carillat，Jeanne 123

Casalis，Roger 111，112

Catholic Church/Catholics 1，2，9，10，18，20，21-2，68-74，75-7，78，81-4，85，86，88，101，104，105，110，111，114，129，131，133，134，182，192，193，195-7，199，209-10，212，216，218-19，220，223，235，236-8，239，245，268，281，282，283，296，299，305，318，330，334，336，338，340

Céline，Louis-Ferdinand 17，19，27

Chaigneau，Jean 261

Chaillet，Père 2，68，69，70，73，74，76，82，84，210，318，330

Chalmer，Burners 124，125，351

le Chambon-sur-Lignon 1，2，89，178，338；Chirac visits，2004 10，335；climate and terrain 93-4，116-17，125；colloquium in，1990 334-5，340；convalescent German soldiers in wartime 166-7，207，237，253，265，277，294，300，309，337，338；Ecole Nouvelle Cévenol see Ecole Nouvelle Cévenol；end of war and 309，310，324；escape route into Switzerland from 221，222-34；fall of France，1940；and 124-5；first clandestine work in 126；French troops reach，1 September 1944 6，310；‘ghost train’survivorsarrive in 308；honoured by Yad Vashem as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10，329，335；isolation of 110-11，117，163；Jewish children first brought to stay in 89-90，93，101-4，102，103，126-7，134-44，155；Lamirand visits，1940 131，131-3，134；Maquis/Resistance in 270，278，281，282，289，290-1，293-4；modern day 335，336，338；name and location 93；police in 2，171-2，190，203，204，205，238，246，249，269，338；police raids on 134-1，190-92，216，239-41，242-50；post-war reputation of 9-11，329，331-6；railwayin 95，95-6；religious life in 96-7，99，100，101，112，115-18，118，123-4，127-8，164，336；search for homes to house Jewish children in 99-101；small acts of defiance in first two years of war 126-7；stirrings of more assertive resistance in 164，194-5，205-6 see also Plateau Vivarais-Lignon

Chanson，André 84

Chantiers de la Jeunesse 130

Chapal，Paul 227，228

Charles，Samy 198，278，307

Chazot，Lucie 302

Chazot，Mayor 179，238，242

Chiappe，Angelo 133

Chirac，President Jacques 10，335

Chouraqui，André 34，42，253，259，282，283

Chouraqui，Colette 282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 78，97，113，122，224，265

Cimade 2，41，42，44，45，62，64，65，68，70，76，79，85，88，99，100，136，140，162，220，224，226，229，246，261，301，318

Circuit B/Circuit Garel 2，86-7，88，212，213，215，230，261，262，263，264，318，321

Cohen，M 126，190

Cohen，Pierre 255

Cohn，Marianne 275，296，298-9

collaborators 2，9，19，24，26，29，44，79，82，133，151，166，194，239n，249，251，261，265，274，280，287，295，303，308-9，315，316，326，333，336 see also Milice and Vichy

Combat（Resistance movement）5，207

Comité d’Aide aux Réfugiés 296

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x Questions Juives（CGQJ）4，21，23-4，59，140，165，190，261，327，295，326，327，328，349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276

communists 3，9，21，35，39，50，68，87，129，152，192，193，194，202，211，215，219，260，275，276，278，299，336

Compagnons de France 130，131，230

Comte，Louis 95-6，99，116

Confessing Church 79，80，124，337

Côte de Molle，le Chambon 120

Coteau Fleuri，Les Tavas 99-100，104，136，137，139，140，171，203，232，318，338

Cramer，Dr Alex 40，41，45，233

Cuba，emigration to 50，53，57，103，323

Curtet，Alin 183，352

Curtet，Daniel 1，161，179-84，187，193，199，206，212，238，239-40，242，248，252，270，276，277-8，279，330，339，352

Curtet，Suzanne 183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36，38，53，55

Daladier，Edouard 3，17，21

Dannecker，Theo 22，26，28，59-60

Darby，John 104，106-8，339

Darbyists 10，104-5，106，109，110，111，119，143，163，166，178，180-1，183，188，194，199，201，214，238，258，273，280，299，311，321，331，332，337，338，339

Darcissac，Mme 121，191

Darcissac，Marco 192

Darcissac，Roger 1，121，124，127，143，163，171，186，190，191，192，194，196，204-5，225，237，244，290，306-7，309，330，352

Darlan，Admiral 81

Darliac，Edouard 265

Damant，Joseph 5，202，251，274

d’Aubigné，Jeanne Merle 41，46，48，62-3，353

de Clam，Charles du Paty 295

de Dietrich，Suzanne 41，79

de Gaulle，General 6，128，131，198，226，276，285，310，312，315，326

de Juge，Louis 161

Debaud，Denise 302-3

Decourdemanche，Daniel 161，161n

Decourdemanche，Jacqueline 161，162，246，290，291

Deffaugt，Jean，Mayor of Annemasse，2，230，231，297，298，330

Delay，Mgr，Bishop of Marseilles，84

Déléage，Eva 213

Déléage，Léonie 1，142，143，162，213，264，268，330，332

Deschamps，Jean 305

Donadille，Marc 136，137，138

Donar，Operation 151

Donati，Angelo 218，260

Doriot，Jacques 260

Drancy 4，6，25，29，33，66，67，72，85，89，139，143，149-50，162，176，188，204，208，211，215，217，236，240-2，248，252，254，259-60，261，264，265，269，295，296，308，315

Dreyfus，Annette 266，267-8，319，320，323

Dreyfus，Jacques 43，87，266，268，269

Dreyfus，Madeleine 2，31，42，43，70，73，74，87，93，99，101，141，142，162，213-14，224，253，254，264，266-9，282，295，310，318，319，321，332-4，353

Dreyfus，Michel 43，87，266，268，269

Dreyfus，Raymond 43，87，266-7，268，269，310，319

Dreyfus case 77，81，97

du Chayla，Abbé 106

Dubreuil，Sergeant Jean 140

Durand，Marie 105，164

Durand，Pierre 105

Ebart，Roger 163，352

Ebbecke，Hans 46

Eclaireurs Israélites de France（EIF）（Jewish scouting movement in France）53，73，88，103，141，159，185，211，215，217，224，229，261，262，263，264，275，283

Ecole Nouvelle Cévenol，le Chambon 1，121-3，122，127，129，132，144，147，161，163，168-9，186，187，189，193，197，204，237，242，277，300-1，305，311，312，308，321

Eden，Anthony 209

Edwards，Thomas 106

Eichmann，Adolf 5，22，26，27，59，66，89，208，238，329

Einstein，Karl 156

Eisenhower，General 260，276

Elms，Mary 57

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 50，156

Emir，Joseph 254

Erlanger，Philippe 23

Ernst，Max 50，156，173

Errar，Edmond 264

Exbrayat，Albert 178-9，187，239，241，242，353

Exbrayat，Marie 1，178-9，187，239，242，353

Eyraud，Léon 2，198，270，277，279，282，293，330，332，334，337，353

Eyraud，Mme 207，312

Le Faïdoli，le Chambon 1，146，171，264，321，338

Faure，Jean-Marie 104

Favre，Père Louis-Adrien 318

Fay-sur-Lignon（formerly Fay-le-Froid）1，94，96，116，134，161，168，177-84，187，199，212，225，235，238，239，241，242，248，252，277-8，282，307，309，330，331，332，334，339

Fayol，Mme 278，290

Fayol，Pierre 197-8，277，278，280，289，291，310，315，333，334，353，354

La Fayolle 198

Febvre，Lucien 325

Feigl，Peter 149，351

Feldgendarmerie 154，217，246，303

Felice，Marguerite de 99，101，102，103，121，127

Ferber，Martin 246

Fesser，Henri 253-4

Figeac，Dordogne 259，275

Final Solution 4，5，27，155，208-9，316-17

First World War，1914-18 15，18，21，42，57，97，113，115，133，184，218，229，244

Flanner，Janet 315-16

Folliet，Abbé Camille 227，228

Fonds Européen de Secours aux Etudiants 139，243，246

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 276

Franc-Garde 202

Franc-Tireur（resistance movement）197，207

France：Allied blockade of 44，145；Allied bombing of 4，228，291；anti-Semitic line in wartime compared with other nations 317；Blum government 16-17，18；Daladier government 17-18；deportation and murder of Jews become criminal offences，1964 316；‘épuration’，cleansing of collaborators，post-war 308-9；fall of，1940 3，18-20，31，32，37，42，75，85，98，124-5，285；Franco-German armistice，22 June 1940 3，19-20，32，37，85，98，125；Germans invade southern zone，1942 5，151-5，186；Germany takes over Italian-occupied départements in southern France，1942 5，259-60；government moves to Vichy，1940 3，19；government of，late 1920s welcoming to refugees 15；inter-waranti-Semitism in 17；Italian zone of occupation 155，210，217-18，222，260，261-2；Jews，wartime treatment of within see Jews；liberation of by Allies，1944 6，276；memory wars within（post-war remembering of wartime events）315-30；occupied zone 4，5，19，23，24，26，60，67，84，86，89，154，172；persecutors of Jews tracked down post-war 328-9；post-war state of 315-16；revelation of wartime treatment of Jews，post-war 327-8；Reynaud government 18；silence on fate of Jews in post-war 325-7；Third Republic 49，75，76；unoccupied zone 19，22，26，27，30，53，59，90，131，132，141，151，155，193，211，317；Vichy Syndrome in 325 see also Vichy

Franco，General 15，35，97

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 Français（FTPF）276，280

Free French 195，285，299

Freemasons 4，9，21，39，129

Frenay，Henri 207，237

Front Populaire 16，21，78，96，98

Fry，Varian 50，156

Furet，Esther 179，187

Furst，Manfred 73-4

Furst，Oscar 74

Gallant，Pierre 226

Garde Mobile 62，66，68

Garel，Georges 2，70，71，73，74，86-7，88，212，213，215，230，261，262，263，264，268，296，318，321

Garel（née Tager），Lily 2，70，71，87，212，262，268，313，350，353

Gausachs，Luis 247

gendarmarie 28，85，134，135，137，138，140，142-3，152，154，166，181，190，191，192，203，238，265，279

Gerlier，Cardinal of Lyons 69，71，73，84，210

Germany/German army：France，invasion of，1940 3，9，18-20，31，32，37，42，85，98，124-5，285；Franco-German armistice，22 June 1940 3，19-20，32，37，85，98，125；invades southern zone，1942 5，151-5，186；Italy and see Italy；Jews，treatment of see Jews；Marseilles，destruction of port of，1943 5，172-7；massacres at Tulle and Oradour-sur-Glane，1944 6，299，308；occupation of south of France，1942-4 151-311；Plateau Vivarais-Lignon，German army on 2，9，10，152，153-4，166-7，203，207，237，253，265，277，294，300，303，307，308，309，332，333，334，335，336，337，338，352；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1939 21，192；Stalingrad，siege of，1943 5，192，205，251；surrender in France，1944 6；takes over Italian-occupied départements in southern France，1942 5，259-60；Vichy and see Vichy；Wannsee meeting，20 January 1942 4，27 see also Gestapo，SS and Wehrmacht

Gestapo 22，29，30，50，67，74，89，93，151，152，154，202，210-11，216，217，226，227，228，231，234，235，236，238，240，241，243，251，254，264，265，267，268，270，271，272，274，279，280，286，287，294，295，296，297，298，302，318，338

Gide，André 96-7

Gilbert，Mme 143，144，276

Gillet，Louis 173

Gineste，Marie Rose 84

Glaizon，Louis 238，242

Glasberg，Abbé 2，68，69，70-1，72，73，74，88，210，220，318，330

Goillot，Paul 309，310，320

Golan，Ruth 2，187，188，324，352

Goldmayer，Rita 187，188

Goldschmidt，Jacques 253

Gordin，Jacob 283，284

Grand，Mayor of le Chambon，Benjamin 126，135

Grell，William 288

Gross，Abbé 220

Grothendieck，Alexander 148

Groupements de Travailleurs Etrangers 51

Grundman，Hélène 187

Grundman，Mireille 187

Grunhut，Berthe 125-6，190

Guéhenno，Jean 130

La Guespy，le Chambon 1，101，102，103，104，137，144，146，203，223，264，311，338

Guillon，Charles，Mayor of le Chambon，1，89-90，97-8，98，100，121，126，147，164-5，190，220，224-5，318，332，337

Gurs internment camp 35，37-50，51，52，53，54，60，62，64，65，70，82，93，99，101，103，133，139，144，156，165，203，204，208，230，233，251，275，282，295，296，322，328，339，349，350

Guttmann，Claude 264

Gypsies 39，52，152，281，327

Hall，Virginia 1，284-92，294，299-300，309-10，320

Hallie，Philip 331-4；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332-3

Hatzfield，Olivier（Pingouin）277，290，310

Hausner，Gideon 329

Haussard，André 168

Haute-Loire 2，98，107，108，131，133，139，140，152，153，177，198，203，238，240，273，276，279，289，303，307，311，315，330，333，351，352，353，354

Haute-Savoie 123，218，229，238，265

Héritier，Emma 198，330

Héritier，Henri 198，281，330

HICEM 49-50，57，62

Hilberg，Raul：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326

Himmler，Heinrich 60，238

Hirsch，Elisabeth（Böszi）70，156

Hirsch，Ella 36，38，39，46-7，53-4，64-5，66，67，143

Hirsch（later Liebmann），Hanne 2，35-7，38，39-40，45-7，50，53-4，54，58，64-5，74，101-2，103，127，137，138，140，144，146，148，165，166，203，222，224，233-4，276，312，318，324，328，338，339-40，349，352

Hirsch，Max 35-6

Hitler，Adolf 3，4，9，19，42，79，80，82，123，133，155，209，229，237，308，311，316，326

Hoefert，Mlle 148，308

Hooft，Visser’t 79，233

Hôtel Abel，Fay-sur-Lignon 161，178，179

Hôtel des Lilas，le Chambon 277

Hôtel du Lignon，le Chambon 166，237，247，333

Hôtel May，le Chambon 2，141，162，196，213，338

Huguenots 9，93，104，105，106，112，134，162-3，214，277，350

identities/ID/papers，false 30，58，157，158，159-62，182，187，190，198-9，209，211，212，215，216，218，222，223，225，228，230，258，263，271，278，284

informers 25，151，194，251，261，265，274，287，295，303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40，208，209，212，233，349

internment camps，French 21，22，29，35-58，59，60，62-7，75，79，81，82，85，93，99，100，104，124，133，136，140，148，154，173，208，212，216，220，229，230，243，245，251，260，275，283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camp name

Israel 4，36，77，105，107，185，281，284，324，329-30，335，339，340

Italy 3，5，15，41，114，121，151，155，159，160，172，210，217-18，222，228，259-60，261，262，317 see also France：Italian zone of occupation

Izieu，raid on OSE children’s home in，1943 295，296，318

Jean-Faure，André 48-9

Jeannet，Marcel 1，132，134，205，252，278，280

Jeunesse Ouvrière Chrétienne（JOC）227

Jews：banned from certain French jobs and quotas put on others 20；barred from returning to occupied France 20；Catholic Church and see Catholic Church/Catholics；census of in French occupied zone，1940 4，20；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x Questions Juives（CGQJ）and see 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x Questions Juives（CGQJ）；concentration camps，sent to see under individual camp name；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and enterprises 4，20，22；defamation，Pétain removes penalties for anti-Semitic，1940 20；deportations from France to Eastern Europe 9，25-9，36，46，53，59-74，76，81，85，86，88-90，103，133，139，140，142，154，155，157，161，162，165，166，174，176，195，204，204n，205，208，209，216，218，223，232，233，236，241，242，248，251，261，264，265，267，268，269，283，295-7，308，311，314，316，317，321，322，326，327，328，333，350，352，354；deportations from Germany into France（Baden and the Palatinate）4，35-7，38，46，282，328；emigration of 18，25，46，47，49-51，50，53，57，61，62，64，155-6，157，161，173，218-21，222-9，318，322；escape into Switzerland of 218-21，222-34；escape south over French demarcation line into unoccupied zone 22-3，29-31，34；Final Solution and 4，5，27，155，208-9，316-17；flee south from invading German army，1940 18-19，20，31-2；forbidden to use first names 24；French Jews，Vichy/German treatment of 23，26，27，59，89，126，157，184-9，208，210-11，235，238，275，282，295，316，321；French police and see police，Vichy French；Gestapo and see Gestapo；ID stamped with‘J’，‘Juif’or‘Juive’，obliged to carry 29，33，157，208；identities/papers，false 30，58，157-62，182，187，190，198-9，209，211，212，215，216，218，222，223，225，228，230，258，263，271，278，284；inter-war anti-Semitism，French 17-18；inter-war immigration into France 15-18；internment camps within France 21，22，29，35-58，59，60，62-7，70，75，79，81，82，83，85，93，99，100，101，103，104，124，133，136，139，140，144，148，154，156，165，173，203，204，208，212，216，220，229，230，233，243，245，251，260，275，282，283，295，322，328，339，349，350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camp name；Italians ignore instructions to persecute 217-18；Law 979（Jews no longer allowed to leave their residences without special papers）155；loyalty to Pétain 25，88；naturalisation date changed by Vichy 27，60，65-6，89；naturalisation of French 15-16，27，29，81；notables arrested，1941 23；numbers of in Vichy France 60，65-6；organisations come to aid of see under individual organisation name；Plateau Vivarais-Lignon，hiding of on see Plateau Vivarais-Lignon；post-war revelation of wartime persecution within France 325-30，331-8；Protestant Church and see Protestant Church/Protestants；public opinion on treatment of，French 76，87，89-90，195-6；quotas for deportation 27，60，68，76，89，238；register themselves as Jews 22，25，33，171，238；resistance movements 214-17，281-2；round-ups of 4，5，23，28-9，32，33，39，46，68，72，80，82，88，127，132，134-41，161，174-7，186，195，200，207，208，209，220，260-5，296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operation and city/area name；Statut des Juifs 4，20，42，81，101，159，263，286，316；tithe to UGIF，obliged to pay 25；truth of extermination camps revealed 88-9，208-9；unoccupied zone，Jews in turned over to Germans 27，59-68，90，132；Vichy and see Vichy；yellow star，forced to wear 5，24，32，154，173，317

Joulians，Jean 289

Kamienkar，Louis 72

Kamienkar，Rachel 71-3，144，313

Kaplan，Rabbi Jacob 64

Karlsruhe，Baden，Germany 36，37，39，45-6，125

Klarsfeld，Beate and Serge 326，327，349，350，352，354

Klein-Liebert，Liliane 2，211，318，321

Klimoviski，Roger（Roger Climaud）161

Knochen，Helmut 26，27，251-2，317

Kristallnacht，9 November 1938 36，55，184

Kunst Commission 39

L’Abric，le Chambon 1，102，104，137，145-6，264，311，338

L’Amitié Chrétienne 69，71，72，73，74，209-10

L’Auberge des Musiciens，Saint-Etienne 215，216，353

l’Avant-Garde 202-3

L’Echo de la Montagne 96，127，164，252

L’Ecole des Roches，Normandy 119，244，300

L’Œuvre des Enfants de la Montagne 96

L’Oratoire du Louvre 211

Lambert，Ruth 43

Lamirand，Georges 5，131-3，134，190

Laval，Pierre 3，26，27，59，60，61，76，81，85，89，126，151，156，174，193，194，195，202，204，205，208，235，275，286，304，316，328，350

Le Cheylard 301

‘Le Courrier Français du Témoignage Chrétien’210

Le Forestier，Bernard 165，302

Le Forestier，Danielle 119-20，121，123，302，303，304-5，333，351

Le Forestier，Dr 1，119-20，123，125，127，163，165，166，190，194，196，197，198，204，247，249，254，257，270，276，278，294，301，302-5，308，328，332，333，335，338

Le Forestier，Jean-Philippe 165，333，351

Leenhardt，Roland 1，164，180，223，282-3，339

Légion Française des Combattants 202

Les Grillons，le Chambon 203，244，245，247，262，338

Les Messageries Evangeliques 252

Les Milles internment camp 49，57，63，64，73，173

Les Sorbières，le Chambon 123

Les Tavas 99-100，139，142，255

Les Vastres 181，182

Lesage，Gilbert 44，70

Lewin，Jakob 203-4

Lewin，Martin 203-4，204n

Libération-Sud 5，207

Liebmann，Max 2，46，54，103，165-6，222-3，224，276，312，318，324，339-40，349

Liénart，Cardinal of Lille 195

lieux de mémoire 325，327-8

Lignon，river 104，116，117，118，126，189，205，250，277，291，306，338

Lipschutz，Professor 183-4，206，248

Liwerant，Aaron 15-16，16，18，19，22，23，24，258-9，319，349

Liwerant，Berthe 15，16，16，27，28，29，30-1，258-9

Liwerant，Jacques 2，18，25，28，30，31，54，74，142-4，258，263，312

Liwerant，Sara 15-16，16，18，19，22，23，24，25，27-8，29-30，31，258

Liwerant，Simon 2，15，16，16，17，18，19，21，24，25，27，28，29，30-1，42，54，74，142-4，258-9，275-6，298，312，318，319，320，349，353

Loinger，George 2，229，230，231，262，264，265，283，296，297-8，318，330

Loiseau-Chevalier，Suzanne 229，232，233

Lowrie，Donald 43，44，46，61，85，88，173，349，350

Luther，Martin 106，191

Lyons 23，29，30，31，34，42，43，46，67-9，72，73，74，76，86，87，96，123，143，151，152，172，188，192，197，209，210，212，214，221，223，227，235，236，240，249，253，254，258，259，262，267，272，286，295，298，299，304，305，309，319，324，353，354

Maber，Gladys 1，122-3，127，129，133，138，145，147，148，163，172，188，204，237，246，276，290，302，306，313，314，330，332

Mairesse，Nicole 200

Mairesse，Simone 200-1，216，242

La Maison des Roches，le Chambon 1，139，171，203，206，242-50，245，318，338，353

Majola，Paul 182

Mann，Golo 50，156，173

Mann，Heinrich 50，156

Manon，Louis 277，278

Maquis 2，9，10，195，197，229，237，249，269，274，270，274-92，293-4，299，300，301，302，303，304，306，307，308，310，312，332，334，335-6，337，339 see also Resistance，French

Marco Polo Resistance network 267，319

Marrus，Michael 326，327，348，354

Marseilles 5，44，49，50，52，56，57，62，63，84，124，150，151，155-7，172-7，179，182，198，215，216，240，264，281，296，297，314，339，352

Maurras，Charles 17，19，21，27

Mauthausen 216

May，Eugenie 2，141，213

May，Germain 2

May，Jean 2，141，213

May，Roger 2

May，Victor 196

Mazet-Saint-Voy 1，127，132，134，178，198，199-200，202，216，278，280-1，282，307，309，330，331，332，334，339，354

Mégève 218，230，260

Menker，Sylvia 208

Metger，Oberst 303，309

Methodists 78，106

Meyer，Hubert 136，203

Meyer，Nicole 253

MI6 287-8

Mikhaëli，Itzhak 283-4，339，353

Milice 4，5，202，227，238，251，259，260，263，265，267，274-5，278-9，280，281，284，295，299，302，304，307，333

Montbrison，Christian de 204

Montherlant，Henri de 21

Montluc 265，266，269，295，296，304

Morel，Alfred 279，280，312

Mosse，Alain 296

Motte，Mayor Eliane Wauquiez 336，354

Moulin，Jean 325

Moussaron，Archbishop of Albi，Mgr，84

Mouvements Unis de la Résistance（MUR）5，207，276，292

Muller，General Rolf 152

Mussolini，Benito 5，15，217，218，241-2，259-60

Nallet，Jean 103，290，291，309，354

Nice 46，48，62，159，160，166，177，218，260-5，275，281，296

Nîmes Committee 4，51-3，60，61，69，85

Nizard，Albert 174-6

Nizard，André 175，176，177，179，238，230，240-2，251，314，339

Nizard，Armand 174-7，179，238，239，240-2，251，259-60，314，339

Nizard，Bella 175-7，179，239，240，241，242

Nizard，Blanchette 175

Nizard，Gilbert 2，174-7，178，238，239，242，314，339，352，353

Nizard，Henri 239，242

Nizard，Marthe 176，241，242

Nizard，Marthonne 175，179，242

Nizard，Maurice 176，177，179，239，240，278，307

Nizard，Mireille 176，179，314

Nizard，Robert 239，242

Nizard，Simon 174-6，241，242

Nizard，Suzanne 175，177，178

Noble，Lindsey 61

Noé camp 63，140

Nordmann，René 201

North Africa：Allied landings in，1942 2，5，151，157；as possible sanctuary for Jews in 103，260

Oberg，SS General Karl 26，27，28，89，174，211

Office of Strategic Studies（OSS）1，287-9，300

Ophuls，Marcel：Le Chagrin et la Pitié 326

Ophuls，Max 156，327

Oradour-sur-Glane 6，299，308

Orsi，Ermine 262

OSE（Organisation de Secours aux Enfants）1，2，31，34，42，43，44，45，46，50，53，57-8，62，63，64，65，68，70，86-7，88，90，93，99，101，134，141，142，156，157-8，162，211，212-14，215，224，230，231，253-6，261，262，263，264，265，295，296，318，320-3

Overlord，Operation 276，299

Palatinate，Germany 4，35，37，38，328

Palestine 49，107，133，156，217，283，296，322，324

Le Panelier，le Chambon 94，291

Papon，Maurice 328

Paris 3，4，5，6，9，15，17-18，19，20，22，23，24，25，27，29，30，31，32，33，41，42，48，59，82，88，89，129，132-3，139，147，148，161，172，174，201，203，208，210，211，229，253，254，259，263，265，283，285，288，310，312，316，319，325

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 260

passeur 22，29，30，34，55，56，88，156，223，224，230-1，232，233，275，297，334

Paxton，Robert：Vichy France：Old Guard and New Order 326，327，329，349，351，354

Pellepoix，Darquier de 4，23-4，25，295，328

Pellet，Marguerite 267，318-19

Pellet，René 267，268，318-19

Pension des Acacias，le Chambon 171，249

Pension des Genêts 197，226

Pension Les Ombrages，le Chambon 198，207，312

Perret，Jean 111

Pétain，Maréchal 3，4，9，18，19，20，21，25，26，33，40-1，44，60-1，69，73，75，76，78，81，82，84，86，88，110，111，125，126，131，134，145，151，153，154，159，164，174，176，185，192，193，195，202，203，204，209，230，251，283，326，327

Philip，André 78，79，97，98-9，121，125，127-8，134，165，195，198，226

Philip，Mireille 1，98-9，127-8，165-6，197，199，222，224，225-6，227，228，230，232，240，242，318

Philip，Olivier 225，226，352

Pithiviers，internment camp at 29

Piton，Pierre 1，196-7，198，199，226，227，228，232，276，318，334，352，353，354

Pius Ⅻ，Pope 209

Plateau Vivarais-Lignon：1943 as lethal year on/（CGQJ）uncovers‘escape network’190；appearance of villages in 94-5；escape routes to Switzerland from 218-21，222-34；‘espirit de frondeur’（spirit of rebellion）on 163-4；first two years of war on 126-7；German army on 2，9，10，152，153-4，166-7，203，207，237，253，265，277，294，300，303，307，308，309，332，333，334，335，336，337，338，352；initial idea of bringing children rescued from Vénissieux and internment camps of Gurs and Rivesaltes to 93；isolation of 110-11，116，117，163，164，165，170，188，213，274，336；Jews and resisters hidden on see under individual name；Juifs en règle（registered but untouched Jews）on 238；Lamirand visits，1942 5，131-3，134；legal status of children’s homes on until summer of 1942 103-4；liberation of 299-300，307-9，310，312；museum 335-6；needy children visit pre-war 95-6；numbers of hidden/saved Jews/resisters on 9，10，311，317，318，334，335，336；pacifism and nonviolent resistance 9，10，79，112，113，114，115，121，123-4，125，147，164，192，194，198，205，269，270，272，273，276，293-4，308，311，312，331，332，334，335，338，351，352；police on 2，171-2，190，203，204，205，238，246，249，269，338；police raids on 134-41，190-2，203-6，216，238-41，242-50；post-war 314，315，319；post-war revelation of role in hiding Jews and resisters 9-11，329-36；Protestant religion on 99，104-11，127，153，252；railway in 95；Resistance/Maquis on 196-7，198，199，200，201，202，203，216-17，273，274-92，293-307；search for homes in to house Jewish children 99-102；shortages of food and clothing on 102-3，145-6，207，213，252，253，255-7；silence and discretion，culture of 19，110，116，162-3，182，184，186，188，214，250，335，337；terrain and climate of 93-4，125，149，191，205，235，253；touristes alimentaires（visitors in search of food）on 145，163，178，202；tourists in 96-7，178；tribunals，post-war 315；Vichy and see Vichy

Poincaré，Raymond 17

Poivre，Noël 193，243，245，246，247

Poland 3，9，15，16，24，27，29，31，42，52，57，60，66，70，72，86，89，90，133，139，144，148，154，158，156，181，184，185，188，205，232，238，248，254，300，317，320，321，323，324，339

Poliakov，Léon 215，216，353

police，Vichy French 2，22，23，26，27-8，29，33，39，43，46，49，50，52，56，60，62，64，65，67，68，70-1，73，85，89，99，127，130，134-41，142，151，152-3，155，158，160，162，166-7，168，171-2，174，176，181，186，188，191-2，193，194，195，196，199，202，203，204，205，211，214，217，218，219，220，221，228，232，233，236，238，240，242，249，251，252，256，257，261，265，266，274，278，279，280，281，283，284，302，307，308-9，311，317，322，328，330，332，336，337

Pompidou，Georges 315

Pont du Cholet 254-5，256

Portugal 49，86，156，157，173，175

Poujol，Jacques 334，351，353

La Pouponnière 99

Praly，Inspector Léopold 2，171-2，190，203，204，205，238，246，249，269，338

Protestant Church/Protestants：belief in salvation of the Jews 106-7；Boegner directs Protestants to save Jews 5，84-5；failure to speak out against treatment of Jews 75；history in France 76-80；individuals involved in rescue/hiding of Jews see under individual name；la Désert 77，84-5，106；‘la haute bourgeoisie Protestante’79；‘les theses de Pomeyrol’，1941 79，80；number of pastors involved in saving Jews on Plateau Vivarais-Lignon 10；organisations involved in saving Jews on Plateau Vivarais-Lignon see under individual organisation name；pastors involved in saving of Jews see under individual name；Protestant nature of Plateau Vivarais-Lignon 104-11；Reformed Synod，May 1941 80；‘Reveil’77-8，107；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y in the tradition of 106；STO，comes out against 195；tradition of defiance in the Ardèche and Cévannes 104-5，106

Protestant Reformed Church 76，270

Puritans 106，107，108

Le Puy-en-Velay 2，93，94，96，121，131，133，135，137，138，140，152，153，154，167-8，190，191，201，203，204，235，239，240，248-9，277，278，282，291，297，302，303，307，310，337

Quakers 44，45，48，57，61，67，104，124，150，156，203，207，244

Quilici，Anne-Marie（Bonnet）215

Rambaud，Jean 303 Rambert，Raymond 152

Ravenists 10，104，108-11，339

Ravensbrück 265-6，268，318，319

Récébédou 63，99

Red Cross 30，40，66，124，150，208，209，212，294，302，303

Rédmont，Bishop of Nice，Mgr Paul 263

Reiter，Friedel 56，58，63，64

‘Relève’scheme 194-5

Réseau Marcel 263

Resistance，French 5，6，30，74，86，151，196，201-2，207，215，228，237，239，244，253，267，270，275，276，277，278，279，287，288，292，298，299，301，302，308，315，316，318，320，325，327，335 see also Maquis

Reynaud，Paul 3，18

Reynier，Alice（Jispa）168，190

Riegner，Gerhart 208，353

Riou，Dr 118-19，305，306

Rivesaltes internment camp 54-8，60，63，64，82，85，93，99，102，139，160，208，230，233，251，282，283，295，296，327-8，350

Rivière，Dora 224，227，265-6，319

Rivière，Germaine 210

Rivière，René 353

Roanne 2，184-9，247，257，282，294，312，323，324，329，340

Robert，Berthe 266，320

Robert，Dorcas（Tabitta）1，201-2，266，319-20

Robert，M（baker）179，180，181，242

Rockefeller Jr，John D.114

Romania 15，42，209，238，320-21

Roosevelt，Eleanor 50-51

Roosevelt，Franklin D.209

Rosay，curé of Douvaine，Abbé Jean，227，228，232，318

Rosenstock，Odette（Sylvie Delatre）263，264

Rosowsky，Mirra 159-60，161，187，307，312

Rosowsky，Oscar 1，158-62，180，182，187，198-9，206，225，270，276，278，281，282，301，312，332，333，335，337，338，350，352，354

Rothke，Heinz 89，218，241

Rothmund，Heinrich 220

Rothschild，Baron Robert de 42

Rothschild family 21，42，162，208，229

round-ups（rafles） 4，5，23，33，39，46，68，72，80，82，88，127，134-41，161，174-7，186，105，200，207，208，209，220，261，296

Roussel，Mme 1，236，237，305，340

Rousset，Jean 286，287

Rousso，Henry 325

Ruel，Lucie（Lulu）1，200，201，216，278，280，281，307，339

Ruel，Lucienne 1，200，278，307

Ruel，Paul 200

Sachsenhausen 36

Saint-Etienne 93，95，96，101，116，121，141，143，154，178，199，201，215，224，226，239，253，265，282，299，307

Saint-Paul-d’Eyjeaux camp 190-2，203-4，205

Saliège，Archbishop of Toulouse，Mgr Jules-Géraud 83，84，86，263，330

Salomon，Andrée 2，53，63，64，70，86-7，230，296，349

Salon，Jacques 265，296

Salque，Mayor of Mazet，Pierre 200

Samuel，Julian 296

Sarrault，Maurice 83

Sauckel，Fritz 194，195

Sauvage，Pierre：Weapons of the Spirit 333，334，335

Scheizer，Kalman 139

Schloss，Genie 2，185，185-7，188，189，247，312，324

Schloss，Liliane 2，185，185-7，189，312，324

Schloss，Max 185，186，187，188

Schmähling，Major Julius 2，152，153，154，203，303，307，308，309，332，333，334，335，336，337，352

Schneider，Hermann 139，140

Schneider，Selma 139-40

Schwartz，Chief Rabbi Isaïe 80-1

Schweitzer，Albert 42，119

Sèches，Emile 1，100-1，102，145，162，163，166，198，237，252，253，254，301-2，312，338

Sèches，Madeleine 2，101，166，168，250，253，312，338，351，352，353

Sèches，Solange 100-1

Second World War，1939-45：Allied bombing campaigns 4，209，228，291，318；Anzio，Allied landings at，1944 5；begins，1939 3，18；Dunkirk，1940 3，202，285；end of 310-12；France，fall of 3，18-20，31，32，37，42，75，85，98，124-5，285；France，liberation of，1944 6，276，307；North Africa，Allied landings in，1942 2，5，151，157；Overlord，Operation 276，299；phoney war（drôle de guerre）18，35，285；Salerno，Allied landings in，1943 260；Sicily，Allied landings in，1943；Stalingrad，siege of，1943 5，192，205，251

Secours Suisse 45，57，101，102，134，137，146，157，162，171，289，303

Segonzac，Pierre Dunoyer de 130

le Service André 2，215-17

Service d’Ordre Légionnaire 4，153-4，202-3

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STO）5，195-6，197，198，201-2，206，209，220，225，228，237，270，276，278，290，311

Service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s 166

Service Social des Etrangers 44，52，70

Shoah（film）327

Silvani，Sébastien 140，152，203

Sixième（UGIF）88，211，215，224，318

Sobibor 174，242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Montagne 335

Soutou，Jean-Marie 210

Soviet Union 21，31，42，43，192，251，299，307

Spain 49，50，156，173，217，285，286，287，296，318，320，328

Spanish Republicans 35，48，52，53，54，97，99，186，200，243，245，283，327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1，151，285-6，287，289，299，300，354

Spitz，Huguette 254

SS 30，34，210，275，299

Stalingrad，siege of，1943 5，192，205，251

State Department，US 156，157，209，285

Statut des Juifs 4，20，42，81，101，159，263，286，316

Steckler，Paul 138-9

Stern，Alexander 248

Strong，Tracy 60

Stulmacher，Jacques 2，31-4，42，54，74，254-8，312，349

Stulmacher，Marcel 2，31，32，33，254，255，256，257，312

Switzerland 77-8，97，107；attempts to get Jewish refugees into 1，2，5，9，53，72，97，126，137，140，159-60，165，166，179，181，218-21，222-9，230，231，232，233，262，267，269，270，275，283，296-8，313，317-18，320，321，334；money from aides of French Jews 44，86，165，216，220，225，263；poor wartime record in helping Jews to escape France 218-21，317-18

Tante Soly，le Chambon 1，2，100-1，145，162，166，253-4，302，311，321，338

Tartar/Armenian/Georgian soldiers 152，282，307，309，337

Tence 1，94，127，134，135，140，161，164，178，180，191，193，199，223，235，238，278，281，282，283，284，289，294，302，330，331，332，334，337，339，352

Théas，Mgr Pierre-Marie 83-4，86，330

Theis，Edouard 1，121-2，124，125，127，131，132，135，146，147，149，163，164，180，186，190-2，194，198，204-5，216，224，225，226，227，230，270，276，309，329，332，337-8，352

Theis，Mildred 1，132，329

Tiger，Operation 174

Le Tortillard（train）95，96，141，145，177，178，254，313

Trocmé，André 1，9-10，112-16，117，118，119，120，121，123-6，127，131，132，133，134-5，145，146-7，149，163-5，168-9，171，180，183，186，190-3，194，198，200，204-5，206，216，224，243，244，249，250，252，269-73，278，282，293-4，305，306-8，309，311，312，325，329，331-4，335，337-8，351，352，353

Trocmé，Daniel（nephew of André and Magda Trocmé；director of Maison des Roches）194，206，242-50，243，262，270，300，329

Trocmé，Daniel（son of André and Magda Trocmé）1，115，117，149，169，293，305

Trocmé，Eve 244，248，300

Trocmé，Francis 146-7

Trocmé，François 300

Trocmé，Henri 244，300

Trocmé，Jacques 1，115，117，169，272，305

Trocmé，Jean-Pierre 1，115，117，139，149，169，237，245，247-8，272，293，305-6，338

Trocmé，Magda 1，112，114，115-16，117，118，119，120，121-3，122，125-6，135，145，147，168，169，183，190，193，200，216，224，237，245，247-8，250，252，270-1，272，293，305，306，309，312，329，332，334，351，352，353

Trocmé，Nelly 1，115，116，117，132，149，168，169，293，305，351

Trocmé，Robert 145，146，169

Trocmé，Suzie 248

Tuck，S.Pinkney 60

Tulle 6，186，299

Union Chrétienne des Jeunes Filles 99

Union Général des Israelites de France（UGIF）4，25，29，87，88，208，210-11，215，224，264，268，317，318

United States 9，16，17，25，36，43，44，46，47，49，50，60，61，64，87，114，124，132，148，150，151，155，156，157，215，219，226，285，286，287-8，289，290，299，300，309，310，314，323，324，331-2，334，339-40，349

Usach，Juliette 101，102，137

Valdener，Jules 197，278

Valla，Alphonse 289，291

Valla，André 280，281

Valla，Charles 280

Valla，Marc 280，281

Vallat，Xavier 4，21-2，23

Vatican 20，81，82，145，208，209

Veil，Simone 327

Vénissieux internment camp 2，67，69，70-4，76，81，82，85，86，87，88，93，144，211，212，230，262，313，328

Vent Printanier，Opération 5，28-9，33

La Verdière 264

Vergara，Paul 211

Vernet，internment camp at 63，215

Vichy 2，19，349，350，351，352，354；armistice and 19-20；authorises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and enterprises 4，20；CGQJ，sets up 4，21-2；civil servants 25，70，151，158，162，251，336；complicity with German persecution of Jews in France becomes clear after war 316-17；deportation of Jews from France，role in 26-7，28-9，60，61，66，67，69，76，80，81，83，84，88-9，93，154-5，156，157，172-3，275，316-17；deportation of Jews from Germany into France，reaction to 37；fall of 315；French Government moves to 3，19；German occupation of south of France，reaction to 151-2，155；Groupements de Travailleurs Etrangers and 51；internment camps and 35，39，40-1，43，44，45，48-9，50，51，52，56，59，62，63-4，85，104，173；loyalty of Jewish leaders to 18-19，25，88，174，176，185；Milice and see Milice；police see police，Vichy French；post-war view of 316-17，325-9；removes penalties for anti-Semitic defamation 20；Statut des Juifs 4，20-1，42，81，101，159，263，286，316；STO and 194-5 see also 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STO）；support begins to erode 202，207，232，251；turns over prefectural lists of French Jews to the Gestapo 275；UGIF and 25，87；Vichy Syndrome 325，327；wish to be loved/encouragement of group activities 129-33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leader name

Vierny，Dina 156

Villeravel，Monseigneur DuBois de la，Archbishop of Aix-en-France，81

Vochoc，Vladimir 155-6

Vollweiler，Serge 171

Wahl，Huguette 262，264-5

Wajsfelner，Lea 74

Wanger，Robert 35

Wehrmacht 151，154，249，260，282，301，337

Weil，André（Columbo）201

Weil，Nicole 262，265，296

Weill，Dr Joseph 53，85-6，98，211，224-5，229-30，231，278

Weintrob，Jacob 264

Weiss，Ernst 156

Williamson，Miss 129，204，309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44，79，89-90，233

World Jewish Congress 208

Yad Vashem 10，225，329-30，335

YMCA 43，44，45，60，132，156，225

Yssingeaux 1，139，196，197，200-2，266，278，279，280，281，289，299，319-20，337，352

Zalberg，Carol 257，323

Zay，Jean 121

Zionism 184，217，229，283，324，329

Zusbach，Dédé 291

Zweig，Hannah 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村庄：维希法国的抵抗运动/（英）卡罗琳·穆尔黑德（Caroline Moorehead）著；黎英亮，冯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7

书名原文：Village of Secrets：Defying the Nazis in Vichy France

ISBN 978-7-5201-9768-7

Ⅰ.①秘… Ⅱ.①卡…②黎…③冯…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法国 Ⅳ.①K56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27840号

地图审图号：GS（2022）1370号（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秘密村庄：维希法国的抵抗运动

著者/〔英〕卡罗琳·穆尔黑德（Caroline Moorehead）

译者/黎英亮 冯茵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 字数：325千字

版次/2022年7月第1版 202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9768-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3314号

定价/82.00元

读者服务电话：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前折页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文前辅文

目录

主要人物

重大事件

地图

前言

第一部 逃脱

第一章 吾之罪愆

第二章 屈辱营地

第三章 驱逐狂潮

第四章 国家耻辱

第二部 抵达

第五章 走近上帝

第六章 纯洁心灵

第七章 维希版图

第八章 瓮中之鼠

第九章 未掩鸡笼

第十章 致命之年

第十一章 湮没无闻

第十二章 穿越边境

第十三章 火山危坐

第十四章 救救孩子

第十五章 游击地区

第十六章 今日无言

第十七章 铭记战争

后记

插图清单

参考文献

致谢

索引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