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马立诚

简介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呈现出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本书对这些思潮进行反思，运用大逻辑大规模的视野的审度和人物活动事件脉络的细节化书写，对五种主要思潮在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影响作出独立的深刻剖析。

作者以“声音”来表达思潮之意，重点考察了五种：“主流的声音”，阐述邓小平理论如何从“逆流”成为主流；“教条主义的声音”，阐述了极左思潮如何从主流成为逆流；“民族主义的声音”，剖析了极端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危害；“封建主义的声音”，提醒人们警惕在传统文化复兴之际，封建主义的死灰复燃；“民主的声音”，着力区别民主化不是自由化，倡导民主建设制度化。

封一

封二

书跋

谨以此书——

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纪念这个时代所有的开拓者

祭奠这个时代所有的牺牲者

呼唤这个时代所有的后继者

作者及作品简介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曰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隹纪实文学”。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凌志军文集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合著）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合著）

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联想风云

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

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又名《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在中国做记着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词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词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独有价值的一个作家。凌志军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杨浪（财讯传媒集团(seec)副总裁）

评论

《呼喊》是一本思潮评论的书，议政的书，鼓吹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书，觅出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和良知的书。

——何西来

《呼喊》是一部评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作品。该书高度概括又生动形象，其中历史叙事和理论探讨十分严谨简洁。作者正把枯燥的社科类政论文体变得引人入胜，在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树一帜。

——《中国青年报》

转型时期的生活万象纷呈，复杂之极，有的令人欣喜，有的令人心痛，此凡种种，都被《呼喊》的作者以清晰的逻辑归纳起来，加以透彻分析，读了使人心清目爽。

——《中国经济时报》

总序

收在这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原是九个单行本，陆续印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共九卷，没有增删，只是顺序稍有更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锋》和《呼喊》这两本，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他设计了《交锋》全书的构架，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他也是《呼喊》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如果没有马立诚，就不会有这两本书。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历史不再徘徊》有些特别。有人认为它是我的“巅峰之作”，其实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更接近事实。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现在仍很怀念二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因之能够淋漓挥洒，话也 说得痛快。我为这本书耗时七年，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觉悟得太晚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 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这些年公开的舆论总说我是作家，但我更愿意别人当我是记者。不是因为记者比作家好，而是因为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进了这圈子的人，不论贤愚优劣，都叫记者。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是事实，无关好恶。

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迄今三十年。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不可稍有更动，实在不易。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智慧和快乐，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

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并不能让我满足。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不能吐出；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又不得不咽回去。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有时候我设想，如果有来世，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回答是：会！我祈祷，到那时候，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

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出版社和经销商。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理解和宽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在我深陷压力之日，是她让我坚强；在我面对赞美之时，是她让我从容。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喜欢我、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向上、充满阳光。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我的上帝是读者。永远都是！

凌志军

2008年4月20日

引言

老实地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人们已经日益深切地理解了“不争论”这句话的含义，种种老式的和新式的“大批判”，也不再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这个变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但对于所有中国人——无论是赫赫有名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五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这种归纳一定有不精确和不严谨的毛病。事实上我们也在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难道今天我们国家的思想潮流就只有这五种吗？有没有第六种、第七种？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还有一些方面我们没有能够涉及。再比如，各种思潮是不是可以断然分开？其中有些思潮之间有没有交叉和融会，至少不是那样泾渭分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试图给予解释。我们只是要求自己如实地描述一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五种声音”，只不过是对“多种声音”的一种表述方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说当今中国是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没有一种声音成为主旋律。事实上，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也许可以说是经过近五十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建设自己国家的思想旗帜，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理论从一个被曲解和被批判的地位，到最终为党和人民所接受，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段历史也说明了，一个好的思想为人们所认识，并且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要有无数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十之八九都是在只准许“一个声音”的岁月里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坚持“主旋律”，又最大限度地体现我们的包容度，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一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作者

1998年12月

卷一 主流的声音

第一章 乍暖还寒

劫后余生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不在人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大领袖再也不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人与红旗汇成的海洋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躺在广场中心他的纪念堂中。灵堂灯暗，面容犹明。他的胸腹高高隆起，其形状如同我们国家千山万壑之中有着“帝王岳”之称的泰山主峰。这尊躯体用防腐技术妥善处理，护以水晶棺具，令亿万人民颌首瞻仰，以使他的精神万世能够长存。然而灵魂毕竟不能永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悲哀和茫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孕育着某种期待。

这一年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北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雨水特别少，也没有往年常有的漫天风沙。自从3月初以来，有5585人陆续来到这里。有教师，有科学家，有诗人，有医生。这些人可以合而称之为“知识分子”。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们总是把他们叫作“旧社会留下来的”，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或者是依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到最后，干脆就只是叫他们“臭老九”。现在，虽然不再说“臭老九”了，但报纸的编辑眼看着他们涌向京城里来，却不知道该怎样来称呼这些人了。他们来自全国三十个省市区，甚至连台湾也包括在内，其中一百一十七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这是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当中，不学无术的人几乎个个耀武扬威，而这些“最有学问”的院士却苦不堪言，很多人纷纷死去，就剩下这一百一十七个，劫后余生，现在全来了，一个也不少。

他们纷纷进入京城大街小巷，就如同一滴水汇进了一片大海，你无法在普通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那时候没有人穿西服，街上也没有形形色色的流行服装。这些人差不多全都穿着中山服，或者中式对襟袄，不是蓝色就是灰色，皱皱巴巴。住在大饭店里，却又总是往四合院里钻。时而从你身边走过，像是匆匆过客；时而聚集在一起，半天也不会散去；时而沉默无语，时而喋喋不休；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吟诗，时而唱歌。叫旁人看来，这真是一群不正常的人。那几天，反常的事情的确层出不尽。比如有一天，郭沫若忽然站了起来，一边喃喃说着三个字：“我要去。”医生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不敢相信。这老人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久，大家都说他从此不会再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了，可现在他却站着，虽然有些徇偻，却是活生生的。“我要去，”郭沫若说，“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小心地劝说他不能出门。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不容旁人劝说。医生们想来想去，实在不敢担保他的身体能否受得了，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到中南海里，结果党中央不仅批准他去参加会议三十分钟，还同意让他在大会上讲话。

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这个大会才来的。具体地说，他们是希望共产党能够给科学知识一个新的说法，进而也可以对他们这样的人稍微好一些。谈到共产党对于科学知识的态度，春天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二十一年前，也即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撰写社论批评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布罗隆基、浦熙修是“民盟右派系统”，还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共产党的战术，是要“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然后是十四年前，也即1964年的那个春天，学校里开始斯文扫地了。因为毛泽东说，他不赞成大学生读那么多书，还告诫他的上大学的侄子毛远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教师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到了十二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春天，就更加不得了了。毛泽东在杭州先后三次将康生和江青召到身边，对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一干学者的资产阶级倾向严加申斥，还说吴晗、翦伯赞是两个“学阀”。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在地狱里面过了一遍似的。现在，大多数人终于活着过来了，不过，没有活过来的人也不少：老舍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了太平湖，田家英吞金而死，还有邓拓、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周作人、李广田、田汉、陈寅恪、赵树理、邵荃麟……也都不在人世。诗人郭小川倒是挺了过来，看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他在喜极之中又喝酒又抽烟，酒醉而卧，却不料烟头点燃被褥，他就这样去了。

毕竟还是活下来的人多些。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为所欲为的“四人帮”也被逮捕收监。这些人劫后重逢，谁不在心里想着向共产党要个“说法”呢？还在前一年的秋天，沙汀就从遥远的四川来到京城，寻访他的那些旧友。这位老人已经七十三岁，但是他所寻访的那些人似乎比他还要年长，他叫叶圣陶“叶老”，叫茅盾“茅公”，叫郭沫若“郭老”，叫夏衍“夏公”。他整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串，有时候搭乘人家的轿车，更多的时候只能坐公共汽车。颠沛流离之中，终于能够见到很多旧友，还有不少从此再也不能相见。他走进何其芳家，就只能见到其芳遗像。未及致敬，已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又去大佛寺七十一号看天翼。天翼还活着，面色尚好，让人看不出他已经瘫痪。只是说话却不行了，唯能说出“好”或者“是”，多了便含混不清。看来他有不少话憋在心里，说不出就试图写。沙汀站在旁边默默看着，期待着，结果只有一个“艾”字算是写成了。还有立波，两鬓已经斑白。还有夏衍夫人，已经相当衰老，她的腿在被批斗的时候受伤了，现在就只能卧病在床。还有郭老，由人扶着出来，拄着手杖，佝偻着身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沙汀说他看到这情形的时候很不好受，不禁想起立群曾经说过的话：“见一面，算一面。”还有严文井，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不过，手稿书信却全都没了，只余一信。这是沙汀在“文革”前写给他的，他随手夹在字典里，这就成了历经浩劫而能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信。沙汀就这样在京城里面转来转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文坛旧友，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他们全都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却全都气息奄奄，还能再写什么呢？不过，也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姚雪垠。他的身材似乎比过去魁梧了，虽然已经谢顶，但却满面红光，情绪也不错，唯一不能满意的事情是，抱怨市面上买不到他的巨著《李自成》。周扬身体也还好，还能激动地谈论批判姚文元的两篇文章。所以夏衍留下一句话：“幸而周扬身体还好，好多问题可以搞清楚。”这话听上去几分悲凉，几分期待。不过，这悲凉和期待的心情并非夏衍所独有，至少沙汀就很有共鸣。又过了几天，国庆节，他从报纸上看到周扬和夏衍出席国庆的国宴，激动不已，差点哭了出来，颤声道：“这才叫落实政策。”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周扬躲过了这一劫，却没有躲过另一劫。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邓小平的确正在忙着“落实政策”。他自己的“政策”是在1977年7月落实的。然后他就在8月8日一个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会上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他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知识分子”，他愿意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是在1977年8月8日说这些话的。他的口气叫满场的科学家听上去既亲切又真诚，与过去那些年里他们耳朵里面充斥的“反动”、“改造”、“右派”、“臭老九”之类的话真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全都由衷地鼓起掌来。在说了这些之后，邓小平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年大学的教育质量太差，他的话听上去没有一句不是和“文化大革命”针锋相对：不是搞了十年的“教育革命”么？邓小平却说，清华大学“变成了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是认定“教育领域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么？邓小平却说，“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不是说“大多数教师和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么？邓小平就说“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他就这样不停地说，听得人们欣喜若狂而又心惊肉跳，因为他所批评的这些东西，不是毛泽东亲口说的，就是毛泽东画圈认定的。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有更要紧的话呢。他反对科学家们要没完没了地学习政治，对那些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也没有兴趣，他号召大家“至少要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还说，“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听说知识分子们都不能算作劳动者，他们在农业科学院里种庄稼也不能算是劳动，如果有哪个知识分子想把自己的工作算作劳动，就要到农村去种庄稼。他觉得真是愚昧，就说：“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还说“科学试验也是劳动”。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真是天经地义，年轻人听了难免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他们会说：这道理还用得着说吗？不过，他们的父辈在当日可是一点也没有笑，很多人甚至还当场哭了起来。为了这些根本用不着说的道理，这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所以，邓小平的这一番话竟让文人们听了激动不已。掌声又一次动地而来：他们追随共产党已经将近三十年，现在终于感到共产党把他们当自家人了 ！

邓小平的讲话立即轰动了全中国的知识界。用刘西尧的话说，“‘八八讲话’，震动很大。”不过，这些话毕竟只是从邓小平嘴里说出来的，讲话的场合太小，也不是那么正式，能够算数么？如果邓小平说的算数，难道毛泽东说的那些就都不算数了？所以，刘西尧又承认他“心有余悸”。刘在当时主管着全国的教育，这个人要是整天心惊胆战，别人的日子还能好过么？有鉴于此，邓小平就觉得有必要再接再厉，彻底地将知识分子当中的唯唯诺诺扫除干净。又过了几个星期，9月19日，邓把刘西尧等人找来，说了一番更加大胆的话：“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邓小平又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邓决心要召开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把全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找来。

“老九”回来了

现在，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果然都来了，连郭沫若也来了，这位垂死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面，被人推着上了主席台。就在几天以前，他还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会议的横幅，现在，这几个字就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上。

这是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大家全都来到人民大会堂。别看这些人都是名人，十二年来他们却从未到过这个地方。大厅里面依旧灿烂辉煌，世间多少悲剧已经发生，仅仅这一点，就叫他们好一阵激动。然而更加令人激动的事情还在后面。邓小平在这一天把他的“八八讲话”大加发挥，也把这些文人中间弥漫着的唯唯诺诺一扫而光。他说，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他认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由此也就连带地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不肯回避毛泽东以往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毛泽东曾经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还说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区分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皮，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毛”，依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现在，邓小平在列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出”之后。跟着就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这一番话真是非同小可。那时候的人们可不像90年代，工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只要不下岗就谢天谢地了，大学生毕业之后都要争着做“白领”，你要让哪一个去干体力劳动，他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只有闯荡进城无依无靠的农民才会做那些又累又脏的事情。70年代的人们，都是以体力劳动者而自豪的，如果不是做“工人阶级”，至少也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贫下中农。眼前的这些人既然有了知识，也就不敢奢望人家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只要不再把他们当作坏蛋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些人在科学的天地间有着无穷的想像力，但却怎样也不会想到，就在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这上千万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劳动者，甚至还能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些“臭老九”们原本只是希望党来安抚他们一下子，真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这么多。

这一下不免掌声雷动，说是受宠若惊也罢，还是如释重负也罢，反正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老人已经泪流满面。在这个春天里，他们的眼泪流得真是不少。尽管他们过去二十年是在眼泪中过来的，但是，把那些眼泪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在这个春天里流得多。活着的人劫后重逢，哭了多少回？悼念悲惨地故去的亲友，又哭了多少回？说起邓小平的“八八讲话”到“三一八讲话”，又哭了多少回？数也数不清了。

大会连续开了好几天。尽管郭沫若坚持参加，但是他在开幕那天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他在最后一天的发言也只能采用书面的方式。他先是用了不少话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然后就用他那种诗人一样的激情说道：

科学工作者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蛾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沫若这一发言的题目就叫作《科学的春天》。通过播音员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几个字瞬间便已传遍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人们描述那个春天的最常用的语言。这位在历史、考古、戏剧、诗歌、语言各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的老人，在过去这些年始终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亦步亦趋，左右逢源，在党的领袖们当中从来没有失宠，其命运与其他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真有天壤之别，但是，难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任何惨痛的感觉么？就在十二年前毛泽东严厉指斥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之后，他不是连想都没有想一想便对自己的学问痛下杀手么？他当着许许多多的人喃喃地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那时候他要么唯唯诺诺，要么如惊弓之鸟，那副模样和今天的豪情相比照，不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么？

现在，就算是最不谙于政治的学问老人们，也意识到政治的气候变了。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一切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对他们的老院长郭沫若也会抱有不同的念头，但是谁都相信他所说的“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这不是二十年以前的那个春天。那一次，用费孝通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糟就糟在那个“春天”之后，是延续了二十年的漫漫“严冬”。这一次，也即1978年，的确不同了。连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能在这个春天里面部分刊出，接着又全文出版其代表作《论再生缘》。陈寅恪是中山大学教授，双目失明却有满腹学问，一向标榜“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与现实世界中“俗谛之桎梏”水火不容，所以他虽偏居华南，却能把全中国大批判的矛头吸引到自己身上。这些批判者当中，也有郭沫若。对于郭沫若，陈寅恪似乎始终抱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之立场。对于知识界里一派认罪悔过之风，陈寅恪也决不苟同。比如他就从来不肯说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这样的话，更加不会承认自己的学问“没有一点价值”。直到1969年10月他临死的时候，还要坚持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了郭沫若所说之“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陈寅恪不在人世已经九年。再过几个月，郭沫若也要随陈寅恪而去了。不论这两个人对共产党领导这些年的中国抱有怎样不同的看法，在治学的领域里面怎样的“不相为谋”，他们在1978年的这个春天，不是同样地获得了某种解脱么？

史学家们日后要来描述这个春天，或许就会用到“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意思是，我们的国家在经过了无数磨难之后，变化终于来临，最先感觉到这个变化的乃是这些最有知识的人。这几个月里，可不仅仅是陈寅恪的著作重见天日，很多人当初硬着头皮没有烧掉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被翻箱倒柜，挖墙掘地，寻找出来。更多的人的确把自己的手稿“全部烧了”，现在全都后悔不迭，于是赶紧凭借着记忆重现昔日的精神。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奇观。艾青每天清晨四时起床，写作不辍。沙汀在修改自己的一个小说。章竞也开始继续完成一个中断多年的长篇小说。顾准不能继续他的工作了，他在四年前已去世，但是他的弟弟陈敏之却将他的未完成的遗作全部抄写一遍，并且整理分类，装订成册。这些作品证明，顾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注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人。他的论著写在1956年初夏。在此之前，这一问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彻底否定，而且也为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否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顾准是先驱。他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久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又在1949年成为上海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上海财政局的局长。倘若不是由于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他的仕途必定也会一帆风顺。然而自从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学说，他就从此跌进了地狱。他成为右派，被开除党籍，同时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以后二十年的生涯当中，他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劳动。妻子汪璧，一个沉静、贤淑、举止端庄、待人和蔼、诚挚的女性，被迫与他离婚，五个子女则全部与他断绝亲情。当他在极度痛苦当中请求党组织让他见一见妻子的时候，却被告知她早在两年以前便已自尽。顾准在绝望当中笔耕不辍，一边在土地上刨出红薯充饥，一边研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一间集体宿舍的狭小角落里写作《希腊城邦制度》。他不断地写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又因为躲避造反派的迫害不断地把写成的东西销毁，然后又是不断地写。但是，到了1974年的12月2日，他就再也不能写了。他在这一天死于癌症，仅仅活了五十九岁。临死之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他的孩子们相见，希望孩子们就算不能同意，也会理解他所作的事情，能够把他重新当作父亲。但是他的五个子女全都拒绝到医院来看望他，只有老母惦记垂死的儿子，几番要去探望却又被他的妹妹阻止。妹夫是一个副部长，所以担心受到牵连。在那个年代，仅仅“牵连”两字就可以发生六亲不认的作用。顾准就这样在绝望当中死去。也是在郭沫若所说的这个“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顾准和他的妻子的骨灰盒才能够归葬一处。不过，他却只能和妻子的一些遗物相依为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死于何时，更没有人还能找到他的妻子的遗骸。又过了好几年，孩子们才终于从他的遗作当中理解了父亲。“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他的女儿这样写道。又过了十年，这些作品才终于公开出版。陈敏之向全中国介绍他的哥哥的思想、品格和遭遇，令无数的人为之泣下。他说：“在那个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里，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

堂堂五尺男儿全都啜泣起来

那些千千万万像草芥一样活着的中国人，现在全都要发出芽来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春天可不是在3月才开始。至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他们就觉得到处一派春意盘然。直到二十年后，他们当中的无数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回忆当日发生的一切。瞿汉金那时在江苏省南通县的金余公社。他说，广播里传来了“春天的信息”。徐州市的崔成柱说：“1977年初冬，我那颗凉透的心，又燃起一团火。”另一个青年汪永年的说法是：“一声春雷。”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张湛彬甚至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老实说，冬天还是有的，只不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方的说法，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白”。此人半辈子走南闯北，到过无数地方，北大荒、内蒙古、山西、牛津、伦敦、巴黎。把种种日子，最穷的和最富的、最土的和最洋的，全都过了一个遍，但是，他说：“我最怀念的还是在阳光灿烂的冬日。”湖南省邵阳市塑料厂的龙国武那时和他的同伴们——一群知青，正在湘桂边界的密林深处一起掘沟筑堤。“春天的信息”也好，“阳光灿烂”也好，他们全都浑然不知。一个傍晚，这些人意外地看到一张《人民日报》，皱皱巴巴，满是泥土，还沾着数不清的脏兮兮的手印。报纸右上角的空白处，赫然画着一个硕大的喇叭花。“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之后”，龙国武说，“堂堂五尺男儿们竟然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

那张脏兮兮的报纸上刊登着要在全国恢复髙考的消息。这就意味着千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仅仅这件事，就会让所有中国人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温暖。

“我把考试的公告放在妻的面前”，崔成柱说，“妻子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有望了，有望了’。”龙国武手里那张报纸上，那支喇机花的喇叭口上，不知道是谁写了“报考去”三个大字，后面跟着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个人真是独具匠心。他必定知道“恢复高考”这件事为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所渴望，所以他就用这种办法来传播他之所谓“春天的信息”。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另外的办法，那时候他们没有寻呼机，没有有线的和无线的电话机，甚至连足够的邮票也没有。然而仅仅那个喇叭花和那三个字就足够了，所有拿到这张报纸的人都用最快的速度传递出去。一种近乎原始的传递信息的方法竟能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效率，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人同此心。

党中央的恢复高考的文件，在1977年10月12日下达。这一文件规定考试采用全国统一的试卷，按照文理两科分别拟题。文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则取消“史地”而增加“理化”。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最让人意外且兴奋不已的是，此文件将考生的年龄延长至三十岁，还特别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直到现在的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事实上包括了从十九岁到三十岁的全部青年。当然了，恢复高考不仅仅是这些年轻人的事，有如郭方在二十年以后所说，这也是“我们国家开始了新的一课”。

让千万年轻人欣喜若狂的这“新的一课”，在1977年的夏天即已酝酿。说到底，这一事变同那个叫千万老年人悲喜交集的全国科学大会缘自同一个星期，还是邓小平的“八八讲话”。那一天，一大堆教师围着邓小平，虽说是个座谈会，但这些人进门的时候还没有抱定主意说些什么。但是，在看到邓小平的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之后，这些人积蕴在心头十年的话一下子喷薄而出，不免七嘴八舌起来。吉林的王大珩、上海的汪猶、北京的吴文骏、安徽的温元凯，还有物理学家叶笃正和医学家黄家驷，都说话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得最多。他指责那种并不需要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制度，说这不仅埋没人才，还导致世风日坏。热爱科学的人上不来，不想读书的人却占据了名额，美其名曰“工农兵学员”，其实大都是走后门进来的新权贵的后代。比如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他还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十七年前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进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说到气愤之处，查全性就断言：“现行的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他一边说一边看着邓小平的脸色，果然邓小平听得动心了。实际上，邓小平两个月前就说过，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比发达的国家“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查全性的这一番话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他算算日子，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这问题的确要命，往年这个时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出，新学生也该整装待发了。可是这些教师对这种局面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也就顾不得什么新学年开始的时间。大家赶紧说，“来得及，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那就改过来，”邓小平说，“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于是大家拼命地鼓掌，都觉得他们参与了一个推动整个国家转折的谋划。但是掌声一落，难题又起。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匆匆忙忙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会。这是一个漫长的会议，先是在北京饭店，后来又转移到友谊宾馆。一直开了四十四天，到9月25日才结束。最后的决定又要到十七天以后才能下达。这一来，就不是“晚一点”，而是要晚很多了。不过，没有人责怪这种拖延。那时候，对于要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这件事情，大多数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毕竟还是不能理直气壮，这倒不是因为什么“学生负担太重”之类的理由，就像90年代的家长常常抱怨的那样。那时候如果说抱怨，家长们全都在抱怨“学习负担太轻”。不过，人们的心里却有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说过，“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尽管他自己喜欢读书，甚至以睡在书堆里为乐事，但是他却反对让孩子读太多的书。他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还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邓小平当场聆听，普通百姓在后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年代里也已耳熟能详。更何况，毛泽东还亲自指明了光辉的“七二一道路”，要知识青年都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辽宁青年张铁生在考试当中敢于一字不写，只把 一张“白卷”交给主考官的事情传出来之后，毛还盛赞这是一个“反潮流的行动”。

到了1977年的冬天，就算是最愚钝的青年人也已清晰地意识到，同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相比，他们更向往大学校园；同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的“再教育”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见到他们过去的老师。十一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夏天，他们扬起“停课闹革命”的旗帜，撕烂书本，砸碎课桌，把老师赶到牛棚里面去。那时候他们的感觉是多么痛快呀！可是这些年他们转了这么一大圈，从他们生长的大城市跑到黑龙江，跑到内蒙古，跑到西藏，跑到山西、陕西、云南……目睹国家历史跌宕，体验世事苦辣酸甜，渐渐地发现，被他们打碎了的那些东西，原来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情景就像龙国武说的，当他用发抖的手在高考试卷卷首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感受到“邓小平慈爱鼓励的目光”。

把印“红宝书”的纸拿去印考卷

按照计划，这一年冬天大学校里招收二十万学生。但是报名者却多至五百七十万人。平均二十八点五个人当中才能录取一个。半年以后，也即1978年夏天，又有五百九十万人报考大学。到了1979年，报名的人超过了六百四十万。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想想看，十二年的考生全在这里啊！

但是，政府在仓促之间完全没有料到这些。商店里面的笔和纸全卖光了，说到课本和教材，没有一家商店里面可以找到。人们只是到处去收集那些经过十年浩劫饶幸留下来的书本，至于90年代铺天盖地地流行于市的那种考试辅导材料，那个时候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临近考试的时候，官员们往往会发现考场不够，监考的老师还没有找齐。那么多年没有考试了，谁能保证不出乱子呢？所以，许多地方还要调集军队和警察，把考场戒备起来。这些场面，叫今天那些参加高考的年轻人看来，真是难以想像。但是还有更加难以想像的事呢：可以用来印制考卷的纸没有了。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不多，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拿去书写大字报和大标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六个月前刚刚出版，此为当时中国第一件大事。全国所有的印刷厂都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已经印了二千八百万册，还不够呢。但是现在年轻人全都一个劲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考试。有人掂着“红宝书”说，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卷呢。这主意不错，可是党的下级官员不敢作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是不得了的事，还敢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下来去印考卷，岂不是大逆不道吗？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告到中南海里，结果就促使党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试卷。消息甫出，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时代真的不同了！

时代确实不同了！那个冬天的一个早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公社人山人海。可不是赶集，也不是开批判大会，而是高考。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李忱，那时候在这个公社的单家大队插队。那一天，天还没有亮，他就从大炕上爬起来，敲开水桶里的冰层，舀了一瓢冰水喝了，便匆匆走了十五里地赶到这里。他比大多数人来得晚。当然，拥挤在这里的人们并不都是考生，很多人只是来看热闹。另一个知青，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这一天的高考。“一张准考证上，终于填上了我的大名，”他在二十年后回忆说：“多么难得的准考证呀！”在安徽，汪永年来到考场上。这是十二年来他第二次参加高考。1965年，他从皖西一个古老的县城高中毕业，在那年高考中名列前茅，他期待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只得到了一个“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的通知。爷爷是地主，爸爸有“历史问题”，就凭这两条，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与大学无缘了，没有想到十二年以后，他居然再一次走进考场。尽管他说恢复高考对他“无异于一声春雷”，但是他还是有些犹疑。“这一回真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他嘀咕着，把“清华大学”四个字填写在第三志愿里面。他太想上清华大学了，但他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十二年前那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不会没有丝毫影响，所以写下“清华大学”，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苦涩的安慰”。那个年代的事情叫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奇特。瞿汉金坐在南通县金余公社的考场上时，心里还在默默感谢他的“开明书记”。他感谢的这个人是公社党委书记，名叫浩胜福。一个月前，瞿金汉像要做什么亏心事似的报告书记，他想参加冬天的高考，浩书记说：“年轻人只要符合条件，一律准考。”莫非考试和书记有什么关系？莫非学习还要什么人批准不成？是的，那个时候，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要过这一关。不少人就是因为党的书记不批准，才没有能够走进考场的。这就难怪浩书记的这一句话，就叫瞿金汉激动得泪眼膝胧，直到二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国治华是在黑龙江走进考场的。他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当农工，搞宣传，开拖拉机，当教员。经历的事情既多又新鲜，可是他说，惟有那几天的考试“令人神往又令人难忘”，“岁月始终抹不掉我的留恋和思念”。姚昆企带着一支烧得半焦的钢笔走进考场。那时他随着父母从城里到湘黔边境一个少数民族山村安家。童年编织的大学梦早已破灭，而现在，他说：“一种强烈的渴望开始涌动。”二十天以前，在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两块钱。他用这点钱给自己买了二十个鸡蛋，算好了一天吃一个。他白天做工，晚上靠着煤油灯读书。有一个晚上实在太累，不觉睡着了，忽然一股剌鼻的味道使他醒来，原来是钢笔掉进下面的火盆。笔筒已经烧焦。但是他所有的积蓄都买了鸡蛋，再没有钱来买笔了……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几天考场上的情形真是空前绝后。不过，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考试的成绩十几天就出来了，有二十万人在年底之前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又经过第二年夏天和第三年的夏天，全国的大学就录取了总计八十八万名学生。这是从一千八百万考生当中筛选出来的，筛选的唯一标准是分数。考生的录取比率不到百分之五。有些地方，比如黑龙江省，考生太多了，所以录取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呢。

可以想象他们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王民康说：“当我终于接到故乡寄来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小小的纸片竟重如千钧，我紧捧的双手阵阵发抖。”姚昆仑正在地里施肥，哥哥跑过来告诉他“考上了”。“我鼻子一酸，”他说，“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接到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表现出少有的平静，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地看。”殷雄这样回忆道。他在90年代是中国新星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还生活在内蒙古高原大青山北麓一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他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封闭的丘陵地带生活。小时候，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有一年村子来了许多操着与收音机里口音一样的青年人，大人们说，他们是从北京和天津的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的。村里许多人都觉得上学也没有用处。只有他的父亲不为所动，他对他的孩子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直到你们再也无处读书为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高兴得眉飞色舞，热血沸腾”，崔成柱说，“妻子看着我的通知书，抿着嘴，半笑不笑，拉着我的手，两行热泪一半掉在我手上，一半掉在她手上”。春暖花开时节，开学了，一家人送崔成柱去读书。一辆平板车上坐着他和他四岁的女儿，还有行李。妻子在前边拉车，就这样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女儿喊“爸爸”，妻子追着他的窗口大步跑。远了，还在招手。他就这样离开村子进了大学，身上穿着的新大衣，是妻子卖了两车萝卜才买来的。山西省的宫守平没有经历这种依依惜别的场面。“录取通知书来了”，他说，“我留下一湾三百亩的稻田，留下放过的三十七头驴，带上一卷行李，四卷《毛泽东选集》，进了大学”。“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河南的曹小红这样说。但是她最想要的不是大衣，而是一条墨绿色的裤子。这是母亲年轻时做的，纯毛凡尔丁料子，色泽很正。母亲真的把它给了她。但是，裤子过于肥大。她模仿着街头流行的喇叭裤改造她的裤子。把裤脚尽量放大，六寸变成七寸了，虽然还不及真正的喇叭裤，但也很有喇叭裤的感觉。“我穿上这条裤子去上学”，她说，“效果好极了”。

大学里的“新三届”

现在春天真的来了。

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革”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届学生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八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一个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文革”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竟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是父母。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去上学。“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他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二十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但是，“新三届”现在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面前的这些学生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叫作“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叫作“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倒开水了。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团”全都解散了。新组成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社。起名叫作“早晨文学社”，或者叫作“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一个欣欣向荣的刊物叫作《未名湖》。32号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饭时间，很多人端着饭碗挤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那时候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菜真是便宜，几分钱就买到一大盘，但是却没有桌子和板凳。学生们排很长的队买到饭以后，就把饭碗端在手上，把菜盘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边吃一边说话。同学们之间不谈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谈谁左谁右谁有钱谁有一个好爸爸，“大款”这个词还要过好几年才发明出来，大家只谈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不过，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没有钱，其中最贫穷的同学已经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十九元五角。这点钱在买了最简单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点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学里的四个学生去逛街，一条街走到头，却没有谁肯掏钱买东西。再转头往回走，忽然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推出一辆平板三轮，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于是大家扔下那小册子，仰天大笑离去。这些人全都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不仅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觉得不好意思，还会认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献青说的：

“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汪东兴说，邓小平“马列主义水平不高”

新一代大学生如此这般安贫乐道了几个星期，就到了3月18日。他们在广播里面听到科学老人郭沫若的充满激情的呼唤：“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大家都觉得一点也不夸张。不过，没有谁会知道科学大会主席台后面的那些故事。故事里的主角是邓小平，其他角色是华国锋、汪东兴那些人。情节挺曲折，又很隐秘。直到二十年以后，才由一些记者、作家和理论家们把它揭露出来。根据叶永烈叙述，邓小平的“三一八”讲话稿曾由多人审阅，亦曾引起批评的意见。比如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就说过：“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汪还批评说，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指示，而邓小平的讲话稿里面却不加引用。比如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完全“应该谈一下”。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很快知道了汪东兴的意见，但却束之高阁，还表示他的讲话稿“一个字也不要改”。此后又有吴冷西的两个意见传来，一个是修改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是取消“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判断，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吴冷西的意思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毛主席说的，引用毛主席的话比较合适。这显然出自善意，也许吴是想用一种更委婉的办法来承认时代的变化，但是这显然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几个月后，全中国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正是用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来约束时代的进步。他在10个月前所说“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其实也就是针对这种教条主义的风尚。但是现在，邓小平对这些事情却抱着一副隐忍不发的态度，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吴冷西：“第一条意见，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在这个春天里，中南海里的冲突就这样一闪而过。大家似乎全都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但又全都绕了过去。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和邓小平副主席的讲话相继见报，令人惊讶地显露出重大区别。比如华国锋一味地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邓小平却第一次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概念。华国锋说，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却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一家报纸指出了这些情况，还说这是针锋相对。不过，这是台湾的报纸而非内地报纸。当时内地的舆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就算注意到了也不会评论，更不会同仇敌忾地指责这是在分裂中央，至少也是制造耸人听闻的谣言。国内的报纸全都沉浸在一派声光烛然的气氛里，根本不会承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1978年的这个春天，乍暖还寒。

第二章中南海纷争再起

舆论制造的伟人

我们国家的1977年差不多是属于华国锋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对华国锋的权威提出疑问。华已经是党中央的主席，同时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的总理。一身兼有党政军三大权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邓小平在这一年的春天还只是闲居北京城北的一座院落中。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华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也绝对不会是伪造。毛泽东在他神志尚清的时候就发动了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性质变了”，故此宣布将邓“赶出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将无限的信任寄予华国锋身上。在那个年代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华具有无上的权威。他的画像悬挂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从最繁华的都市到最偏僻的乡村。画像上的华国锋开始还只是留着个平头，但很快他的发型就改变了，头发沿着额头到鬓角的一条线整齐地向后摆去，看上去有些像毛泽东的再生。在国内所有主要的报刊上，华国锋不仅仅是“领袖”，简直就是毛泽东之后，上天降于我们国家的新的“神明”。

华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两周之后达到了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里一百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作“双庆”。第二天，又有一百八十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二百五十万人。

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一百万人。但这一百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华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他是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的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手致意，或者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常作出的那种神态一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对自己的形象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居然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来，令他猝不及防。一时间，他竟忘记了“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颌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之作”，杜修贤在二十年之后回忆当时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的样子。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髙扬起，脸上微笑着，慈眉善目。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这照片在日后也就成为英明领袖的典型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然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主席的题字“你办事,我放心”。

“双庆”持续了整整七天，中国二十八个最大的城市，全都召开了盛大的集会。包括南京、沈阳、兰州、银川、乌鲁木齐、西宁、天津、呼和浩特、广州、成都、昆明、贵阳、长春、哈尔滨、合肥、杭州、福州、南昌、武汉、长沙、西安、拉萨、济南、上海、南宁、石家庄、太原、郑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描绘说，“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是“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所有这些城市全都热血沸腾，全都给华主席发来致敬电。这些致敬电充满激情，一律地“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律地“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上海市在不久之前还是“四人帮”盘踞的大本营，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就是来自上海。可是，现在就连上海的致敬电也在万分激动地颂扬华主席的丰功伟绩了：

铺蓝天为纸，倾浦江之水，也写不完、说不尽这两件大喜事给我们全市军民带来的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那个月里，到处都是诗一样的语言。作曲家谱写了无数颂歌。其中最流行的莫过于那首“交城山，交城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至于诗人，就更是激情澎湃。有一位名叫胡工的人，用“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写成了他的新诗：

你办事， 、

我放心！

毛主席亲手

写金文。

昆仑矗天立，

大字金麟麟：

你办事，

我放心！

东海放声歌，

天下一强音：

你办事，

我放心！

还有一首长诗，叫作《中国的十月》，为诗人贺敬之所作。其中写道：

一九七六年——

中国的十月。

历史的巨笔，

将这样书写：

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

又一重大战役，

文化大革命

新的光辉一页。

十月呵，

伟大的十月！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胜利了！

看革命的航船

正扬帆飞跃。

华国锋同志

接过舵手的班，

这伟大的战役中，

是何等的英明、果断！

现在我们回想起来，那个10月里的事情真是有点奇怪。党中央作出决定，要在全国宣传华国锋同志。可是，谁能说清楚，是伟人制造了舆论，还是舆论制造了伟人？

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华国锋还不能成为权力的中心。报纸上在提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时候，也不提华国锋，只说“党中央”。到了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上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就又进了一步，说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的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还说：“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日后的一番考证，这大约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华国锋了，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组信任的几个人，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电报，连声说：“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可一点也不领他们的情，他在心里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收到上海这几个人的致敬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

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1976年10月8日，他在北京对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通报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些人来自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南，主掌着各地党政军的大权。在经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角逐之后，华把他们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其主旨便是将“四人帮”的恶贯满盈同旧的时代截然分开。“搞‘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说。他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的说法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倾向：“四人帮”是一帮坏蛋，必须绳之以法，但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几天以后，华国锋又用一种更加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他对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后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当日可以与华国锋并驾齐驱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的副主席叶剑英。从表面的情形来看，的确如此。这两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总是左右相携亲密无间的样子，华国锋亦从不掩饰自己对叶的敬重和依赖。不过，当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委婉地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继续批邓”，还说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时候，华便置之不理，而叶剑英也就不能坚持己见，只好闭上嘴巴等待另外的时机。四天以后，叶剑英作了第二次尝试。他要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在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台时也受到株连，赋闲在家已有数月。就此时的情形看，不要说取代华国锋，甚至连见华国锋一面都还没有可能。他只能拜托叶剑英的儿子捎话给华国锋，他要对华说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看来，这时候胡耀邦是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的。他的用意只是提醒华顺应民心。

说到“民心”，胡耀邦的解释就完全不是华国锋所说的那些话，与那些诗人的颂歌也不大一样。他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选宁把这三句话带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这也是叶剑英本人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服了华国锋。很显然，对于邓小平同“四人帮”的针锋相对，华国锋是不肯偏袒在哪一方的。张春桥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他不能同意，但这并不表明他就肯为邓小平翻案。事实上，正是由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以所谓“民心”为由试图为邓小平翻案，才使得华国锋在两周之后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连带批邓”。他还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则跟着华主席的后面再接再厉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

90年代，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即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而且简直就是被当作逆流来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比如《解放军报》说：“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不是当初“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话，如今又拿来批判“四人帮”了么。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这些人倒了霉，他们也许根本无缘走到中南海里来。比如李鑫，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后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后，他就成了华国锋倚重的笔杆子。比如吴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是京城百万人的“双庆大会”的主持者。当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门镇压群众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经明确地宣示，邓小平是“邓纳吉”，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直到现在也还坚决认定邓的罪状已成定论。撇开这些全都不说，论本事，吴德也认为，“他比我们的毛主席差远了”。至于汪东兴，就更加令人畏惧。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从延安直到中南海，没有间断。他自称现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革”的全过程。平心而论，这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更何况他的手里还掌握着毛泽东亲笔批阅过的大部分文件。也许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源，他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至于邓小平，这个时候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谦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华国锋，描述了他为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高兴。但是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

“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但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零一医院里面闲居着，未免叫人着急。

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党的组织无孔不入地清査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不久以后，他们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两卷，共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几位虽然不高兴，却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但是，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颇有名气。他是因在“文革”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然后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在1976年清明节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年清明节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人有二百万之多。花圈、默哀、演讲、诗歌……铺天盖地。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来，实则全都在诅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甚至还敢大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邓小平喊冤。当天晚上，华国锋召集京城里面的政治局委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毫无疑问，必须坚决镇压。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开进了广场，将所有的花圈、挽联和诗词一扫而空。这些人自恃手握尚方宝剑，为所欲为。如果有谁上前阻止他们的行动或者稍稍表示不满，立即被逮捕收监。到天亮的时候，已经抓走了五十七个人，广场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这个时候，消息传遍了全城。于是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再一次涌向广场，嘴里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但是，警察可不仅仅只有拳头，他们手里全都拿着棍子，把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许老百姓进入。于是，游行的队伍派出代表，前往广场东南角的一座楼宇里面，和民兵指挥部的指挥官们谈判。他们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和释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挥官们则傲慢地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反革命的行径”，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双方毫不妥协，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分手。愤怒的人群开始砸毁汽车，烟雾弥漫在广场上空。冲突愈演愈烈，警察挥舞着棍子冲向人群，有人受伤了，鲜血留在广场上。人声鼎沸。几个小时以后，吴德在广播当中发表讲话，他用异常严厉的口气威胁那些坚守在广场上的人们：如果不立即离开广场，一切后果自负。大部分人就在这种威胁当中离开了。但是还有二百多人不肯退却。他们手无寸铁但却意志如钢。他们坚守在广场也坚守着信念，更何况他们过去几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解放军真的会来镇压他们。但是才过了几十分钟，一大片草绿色的人群就向他们挤压过来。有五个营的军队，有一万多民兵，还有至少三千个警察。他们将广场的二百多人团团围住，然后就全部逮捕，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报纸上宣布，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又过了一天，党中央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天安门广场终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李冬民就成为坚决反对“文革”而拥护“走资派”的人了。

现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冬民这样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面走出来，公然地到长安大街这种万目所瞩的地方来“招摇”，可想而见“反革命气焰”十足地嚣张，也许，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支持。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在那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看来，这些事情就足以证明李冬民的行动乃是一种社会的潜流。

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对于反邓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不能严加约束，事态极有扩大的可能。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不是也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么。事情发生在京城，自当由吴德来处置。“反革命分子。”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市委书记这样一句话，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拥邓联盟”步步进逼

在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时候，拥邓的联盟也组成了。叶剑英显然已对华国锋失望。当华将他的意见弃置一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身边的那些同事已经不能依靠，必须寻找其他的办法。他在玉泉山设立了新的大本营。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还要走上几十公里。山上高墙环绕，草深林密。密林深处的座座小楼，一向为军队高级将领所拥有。实际上这里是中央军委办公的地方，就算在“文革”当中，文官们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涉足此山。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零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二十五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毫无疑问，报纸上所说的“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全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比如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二十五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城里城外两个阵营遥遥相对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三个星期以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争执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拥护邓小平的联盟蓄势已久，准备发起新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都不愿意撕破脸皮。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后来人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多把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邓是反对“两个凡是”的，这不假，但是，从现有的记录来看，公开表明不能同意“两个凡是”的，以叶剑英此次讲话为最早，他比邓小平在5月份直接说出“‘两个凡是’不行”的话，要早大约两个月。

然而问题在于，党的主席华国锋不能同意叶的看法，他表面对叶点头称是，可是却不肯按照叶的意见修正报告。他不肯直接地论辩邓小平的是非，但却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査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华耸人听闻地说，“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毛泽东的话来对付现在的对手：“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拥邓联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却。至于华国锋所说“上阶级敌人的当”，在这些政治老手看来，简直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3月17日，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举出毛主席的一些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不过，“拥邓联盟”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回旋余地。华国锋许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他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十八个月的“批邓”全都白费了

看来，就连华国锋也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华仍然不愿操之过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安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二十三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六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老老实实地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等于是要邓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乃是英明决策。他们也许以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称自已错误严重。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也许认为，邓小平如果能够再次认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原来，华国锋的两个使者说来说去，就是想把邓小平拉上这条快要沉没的“文革”之船，这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邓小平说，“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坚决地告诉眼前这两个人：“‘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样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样子了。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事变。如果他的眼光没有足够的敏锐，看不出大局已定，万事俱备，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就正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邓把他十八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种方式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小看的。这等于是宣布毛泽东在十八个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错了，所谓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律不能动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十八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革“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

胡耀邦其人

1977年12月15日清晨，京城中心西单北大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灰色大楼里，忽然来了一个人。由于这个人的到来，楼内楼外全都热闹起来。干部们聚集在一起，全都笑脸相迎。接着，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扬起阵阵硝烟。那个人走进大楼的时候还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大门。门外边早就站着一群人，衣衫不整，疲惫不堪，一副副全是外乡人的样子。这是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常见的景象，一望而知是上访者。现在，这一群人望着门里的场面，不免交头接耳：

“就是他吗？”

“是，就是那个小个子。”

“他就是可以给我们平反的人啦？”

“咳，总比那姓郭的强吧！”

这个叫那么多人又是笑脸相迎又是交头接耳的“小个子”，名叫胡耀邦。他在那个时候的名声并不大，当他在这一天来接替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认识他呢。不过，要不了多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了。他在十二个月以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自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一段最为辉煌也最为悲壮的政治生涯。

关于胡耀邦的这一段仕途，甚至在他下台之前即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安子文就在他的女儿面前不客气地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比较：“我当了二十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安子文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他与中央组织部的渊源，远比胡耀邦为深，从40年代到50年代当了十多年的副部长，又从50年代到60年代当了十年部长。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说起来，人的命运真是不同。好人命苦，有情无福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比比皆是。安子文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不过，有一件事他可没有想到：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十年副部长和十年部长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如果说所谓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具有自己的坚定信念，而且能够为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的，那么这位新的组织部长的确可以算一个。说到仕途，他从这时起的确开始飞黄腾达了。如安子文所说，胡耀邦升得够快的。事实上他得到的还要更多些。他在十四个月之后，也即1980年2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又十四个月后，也即1981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他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多年以后，无论高官还是百姓都将他看作“人生楷模”的时候，显然不是指他的这些地位和荣耀，而是指由于他的存在，有多少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又有多少人从“天堂”回到了地下。关于他的一生，人们曾经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和尖锐的批评，直到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世间，这些争论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比如1998年春天我们国家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的时候，就曾为了如何确定他在这场讨论中的作用发生不小的分歧。

不过，当他在1977年冬天到这个灰色的大楼里面来就任组织部长的时候，谁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六十多岁，小个子，宽肩膀，眼睛不大，前额有些谢顶，生性好动，走路一弹一弹的，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大，伸张着五个手指胡乱挥舞，情绪激昂，发自内心。到了沉默的时候，就总是直视前面很远的地方，嘴角拖着两条又深又长的皱纹，像是刀刻斧凿似的。他十四入团，十八岁入党，十九岁参加长征。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教育，他本身就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指导他的精神世界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视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无论是飞黄腾达之日还是忍辱负重之时，这都给了他不少的精神力量。但是，他始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间极为罕有。他比华国锋年长六岁，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要年轻得多。他是湖南省浏阳人，与王震同乡。这两个人的锋芒毕露、信口开河和我行我素如出一辙。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说胡耀邦“正直诚恳，没有架子”。当一个破茅棚里的一群年轻人要求他题词的时候，他就一口答应。这时候棚子里面找不出一支毛笔，他就扯下一根山竹，缠上棉花，饱蘸墨汁，权作毛笔。他讨厌那种只会空谈政治教条、不干实事的官场积习。一个年轻人在他面前说“六亿人民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以此来嘲讽报纸号召“人人成为理论家”的时候，他就开心地哈哈大笑。他讨厌为官者无所作为，左右逢源，尸位素餐，刚当上总书记便声明要走遍全国二千多个县。事实上他的确走了一大半了，那些最贫穷的地方他去得最多。全国平均每一百个贫困县中，他就去了七十九个。要不是后来忽然下台，他也许真的能够实现自己走遍全国的承诺。他热心变革，认为安于现状比贫穷落后更加不能容忍。他看到我们国家西北那些光秃秃的山，就想要种草种树。看到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就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去考察世界。他是中南海里最先穿上西装的人。他官至党的最高领导，却始终没有学会做官。他的理想主义太强烈，改革主张太急切，爱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他平生与红色为伍，崛起于江西那片红土地，少年时代就是有名的“红小鬼”，然后是红军，红色中国，中南海的红色的高墙深院。但是，他却最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他遗言后人，当他死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就是共青城。”

1977年3月3日这一天，对于胡耀邦来说，挺有意思。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还有组织部长郭玉峰一同找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以筹备党校的恢复。胡耀邦自从在五个月前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能赞成继续批邓的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显山露水”了。但是，这个人的政治倾向，应该说早已暴露无遗。他在“文革”当中就被革命群众确定为“三反分子”。70年代中期邓小平被毛泽东起用，搞了一套名为整顿，实为翻案的事情，胡耀邦也是其中得力的“黑干将”。他在中科院一个劲儿地为知识分子鸣不平，还说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炉子和票子，是为“五子登科”。后来邓小平再次垮台，他也跟着倒霉。他的垮台、崛起、再一次跨台、又再一次崛起的经历，简直同邓小平的起落如出一辙。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错误，这一点又与邓小平的“死不改悔”颇为一样。然而最要紧的是，他是年轻人的一面旗帜。他在“文革”之前就是著名的团派“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之首。甚至在倒霉的时候，他在青年当中也还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在1976年春节期间北京召开的“万人批胡大会”上，他刚刚站起身来就引得全场的人为他鼓掌，倒好像他不是坏蛋而是英雄似的。这样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华国锋和汪东兴不会不知。他们当然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小个子会在日后把他们的阵线冲得七零八落，进而取代他们，但是，他们也决不会期待这个人真的会同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把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安排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大致地检讨其中原由。胡耀邦与华国锋的渊源可以延伸到1962年，那时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下放到湖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华国锋恰巧也是这里的书记。也许是这一段交往给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令他觉得胡是可以信任的人。

京城的“理论维新”

1977年3月25日，胡耀邦到党校上任。这所学校位于京西郊外，与晚清太后慈禧的夏宫颐和园仅一墙之隔，环境恬淡而优雅，宛若世外。不过，这里是共产党培养自己的官员的重要基地，也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有权威的理论舞台。可以说，它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中枢之一，其理论风云在过去数十年间曾经席卷全国。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已经是一片萧条。从这时起，胡耀邦真正在这里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一年，只有八个月零十天，可是这却是这个巨大的院子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八个月零十天了。“两个凡是”在六个星期前出现在报端，已经引起巨大的争议，但华国锋和汪东兴始终坚守着这个理论。新任副校长心里很清楚，他的上级是希望他以“两个凡是”为根据来重建党校的理论阵地，不过，他想像中的理论阵地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前所述，在这个春天里面，党的权力中枢里面围绕邓小平的能否出山争论不休，胡耀邦却在关键时刻脱离了主战场。有人不免怀疑他是临阵脱逃，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胡耀邦是跑到这里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胡耀邦的“理论维新”是以下面这样一个情节开始的。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他坐在这个春意盎然的院子里对他的属下说，“没有一个阵地不行。”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刊物虽然没有90年代那样多，但是报刊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威信却要高得多，像“两报一刊”，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但是，胡耀邦这样说，就证明他根本没有将这些报刊看作是“自己的阵地”。这些报刊除了吹捧“英明领袖”，就是述说“两个凡是”，可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旧时代的遗产而已。假如自己到党校来就是为了继承这些遗产，那就不如不来。他对身边的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敢于冒尖，敢于冲破禁区。”谈到“冲破禁区”，这位副校长认为自己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进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所以，听到他周围的人提议“办个月刊”，他就不住地摇头，说：“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

“半月刊？”

他还是摇头。

“旬刊？”

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你想几天出一期？”

“三天！”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这些人全是中央党校里的理论专家，有吴江、孟凡、沈宝祥、孙长江、王聚五。大家都明白副校长的意思，他是希望自己的阵地能够与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说些假话大话的日报相抗衡。但是，办刊物岂是一蹴而就的事？文章从哪里来？作者呢？编辑呢？印制呢？发行呢？

“五天一期。”胡耀邦妥协了，“逢五逢十出版，就叫《理论动态》。”看到大家还是为难。他就说：“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那时人们还没有设想新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改革开放这个词也还要等十几个月才能出来。人们只不过觉得，中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所以，胡耀邦的“有新意”，其实全是针对过去说的。具体说来，是八个字：“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创刊号发表于7月15日。从此一发不可收，总计出版了一千多期。的确是像胡耀邦说的，每期一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是第一炮，而且一炮打响。此文的发表却全由胡耀邦一力促成。读者一望题目就可以感觉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写的。实际上，了解内情的人还知道，这不仅针对了毛泽东，还针对了华国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此书的编辑过程即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出版之后，华国锋就更加热烈地把这个理论向全国贯彻。到了5月1日，华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并且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依然是“抓党内走资派”，以及“继续反右”。根据华国锋的说法，他的文章是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而作，但是，吴江认为，华国锋“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就从这一天起，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学习华的文章，党校自在其中。不过，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吴江在一次座谈会上拿邓小平所阐述的“完整、准确”的概念来分析华国锋的文章。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必只是限于“文革”。“文革”已经结束，所以不能认为“继续革命”就是“继续抓走资派”。在说了这些之后，他试图为“继续革命”赋予新的内容，他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在旁人听来实在已经有些修正主义的味道了，但是，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意见呢。他直接批评华国锋所说的“不断反右”，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些言论在旁人看来，说是向英明领袖挑战也不冤枉，但是却令在场的胡耀邦格外兴奋。“好，我们的刊物可以创刊了。”胡耀邦说。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要吴江把这些话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明天交稿，”他说，“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三天后，《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出版了。

此文甫出，立即众说纷纭。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有些地方将它迅速地散发，另外一些地方则宣布“不得扩散”。好在首印只有三百份，只是作为“内部刊物”，分发给中南海里面的官员、各省市区的书记以及党校的学员，人手一册。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眼下，就算胡耀邦想要扩散，也扩散不到哪里去。这个刊物的真正震撼全国，还要等好几个月呢。

《理论动态》的创刊和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同一周里，这是偶然的，并没有谁来刻意安排，但却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在1977年的夏天里，胡耀邦和他手下一些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彻底地站在邓小平的一边，因为只有邓才是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胡耀邦这时候还没有跻身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对于华国锋的方针，一时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在过去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伴随邓小平跌宕起伏，深知邓的思想核心乃是“白猫、黑猫”。经过了1975年那一次沉浮，他就更加明白，邓在内心深处厌恶所谓阶级斗争，在治国方针上则倾向于务实。他更知道毛泽东决不能赞成邓的治国大政，在逝世之前还流露出对邓的不信任，尤其是撤销邓的一切职务，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毛泽东约束邓的意图。虽然邓小平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但是，新领导同意此事，看来更多地是由民心所迫，或者是为了表现政治家的伟岸胸襟。现在，约束邓小平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可是毛泽东的余威犹有力量，如果不能跃过这种精神障碍，邓的崛起仍然只能是一种象征，而不能于国家大政有实质的影响。然而以当时情形来论，对毛泽东的错误直接提出疑问，非但极少有成功的机会，甚至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政治纠缠之中。胡耀邦最初的挑战是由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这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是屡试不爽的成功战略。

胡耀邦在现实的和理论的天地里左冲右突，脑子里面时刻跳跃着无数的问题。他后来说：“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他把他的问题和他的思想交给下属去研究，和他们大声地讨论，说到激动处就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动。胡耀邦的下属都是才华横溢、下笔如有神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走出思想的牢笼，再不要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了。他和他们谈论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谈到1967年2月一批老人因为反对“文革”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他就说：“什么‘ 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凜然的‘二月抗争’嘛。”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实在平常，可在当时，却让他的这些下属听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岂止这些人，用不了多久，整个中国都惊心动魄起来。文章一篇接着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来，每五天，他便审定一篇，然后又印制成册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以开始的时候只印几百份。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在普通百姓当中流传开了。北京街头到处流传一个消息：党校出版了一份“新时期的《新青年》”。还说：“团中央走到党中央前边去了。”

胡耀邦早已不是团中央书记，事实上，团中央在“文革”当中已经被搞得一塌糊涂，到现在，连正常的秩序还没有恢复呢，当然说不上什么“走到党中央前边”。不过，要说党中央在这个夏天里落后于新的形势，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

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会议开了整整一周。党的主席华国锋显然还在坚守着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他的政治报告的主旨，就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结束了，但“文革”的精神必须代代相传。安定团结当然是重要的，但阶级斗争更加重要。所以，华国锋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就如同毛泽东在十年以前曾经说过的，“七八年来一次”。

今天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东西，就可以知道，直到1977年的夏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当然也有不少人对这个理论提出了疑问，比如有人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是不科学的。像宗教这类问题，就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还有人说：“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还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呢。”也有些人没有谈论理论，但是说出来的话更加要命。他们直接指责吴德下令逮捕李冬民的事情：“有的政治局委员，当群众批评他的错误时，竟然下令以‘反革命罪’把人家抓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说这些话的人为数不多，这些声音也就淹没在华所强调的主流里，很快便无声无息。华的报告仍然获得了“一致通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时候，在中国坚守着主流理论的，并非只有华国锋和他周围那几个人，也有党的中央委员会。

邓小平显然对这种情况不能满意，所以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听上去，这话同华的主流之声明显地不相协调，但是却有些含混。邓刚刚复出一个月，看得出来，他在极力寻找可以让我们国家摆脱旧时代的思想武器。他在几个月前说过“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现在又说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邓小平尚未找到突破旧时代、开创新时代的突破

然而没多久，他找到了胡耀邦。

“胡青天”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共产党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共产党还有救么？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十七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作“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革”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大字报就这样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禁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并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便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了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是“文革”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二十一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栏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査的占总数百分之十七点五。每一百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七十五人被立案审査。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三百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二百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四百四十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给七十多万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一百多个案例。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八万七千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一万六千多人含冤而死，总计三十四万六千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藉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

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伸冤一边想像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四十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 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

背水一战

1977年12月，胡耀邦在那个幽静的党校里面，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发表了演说，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他的表述非常婉转，仅仅是要大家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听来没有任何要否定毛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已由邓小平在1977年夏季复职前后多次阐述，其潜在的逻辑在于，可以抛开毛的个别指示。但是，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扬弃他的具体指示，这实在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而要党校的一位副校长来以强硬的方针推动此事，就更加难以做到。胡耀邦克服这一难关的办法，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威，而是实践。这个思想毛泽东曾在30年代充分地阐述，那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中国的权力，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也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今天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是党内高级领导人首次使用“真理标准”来对付“两个凡是”。此时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的那篇轰动全国的文章，还摆在《光明日报》编辑的案头，没有改定。中央党校孙长江的文章还没有起草呢。《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也还要等到三个月以后。仅仅在几个月以后，正是这几股力量合而为一，掀起了我们国家当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事实证明，正是这股力量对“两个凡是”构成了最为致命的打击。整个中国，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摆脱了旧时代的约束。然而追根寻源，当时胡耀邦的政治勇气和理论灵感，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邓小平和叶剑英。邓小平在八个月前即已提出“两个凡是不行”，虽然他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突破口令“两个凡是”彻底瓦解，但仅仅这一句话也就足以树立起一个政治上的支柱。叶剑英则在两个月前到中央党校的复校典礼上大讲一通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特别是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世人均知，叶所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三个事件，这就等于是让大家重新来评价“文革”。胡耀邦的讲话，正是秉承叶剑英的主旨，来阐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既定原则。不过，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原则就从历史研究的书斋里面走出来，成为我们国家现实的政治冲突当中一个尖锐的武器。

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向大家讲述用实践作为标准来研究“文革”的时候，《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正在修改的一篇文章恰恰有着完全相同的主题，此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这时的胡福明，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鲜为人知的教师，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也只不过为其中一例。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今天来看，胡福明最初的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胡耀邦在北京中央党校组建他的《理论动态》的时候，南京胡福明的妻子患病住进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酷热，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由于有了这一段经历，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

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光明日报社编辑部里，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王强华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胡福明居然敢于向“两个凡是”发动袭击，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尽管如此，报社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这个时候恰逢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杨本来就是舆论方面的老手，又是刚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他在党校的那几个月里时时感受着胡耀邦的精神，胡耀邦在讲述实践标准的时候，他就恰恰在场，因之对胡耀邦正在设法冲击“两个凡是”的心情也能了如指掌，也知道中央党校里面有人正在试图撰写这方面的文章。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这分明是一副可以作成“大满贯”的牌，老练的牌手在这种时候决不会放弃一搏的机会。可是文章的立意虽然高远，表述却不犀利。报纸内页《哲学》专栏的文章本来就过于学术化，读者极少，这文章发表在这里，十之八九就会无声无息。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那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如果事实真如胡福明在十年后所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那么，所谓“组织”，当是始于杨西光的这个决定。副总编辑马沛文现在也加入进来，他修改文章的时候，似乎想要将心头之恨泼于笔端。他写道：

是真理还是谬误，

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

大规模宣传证明不了真理，

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

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

而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很难说这是论文，它更像是一首诗。不过，政治不是诗。杨西光提醒马沛文，注意“现实针对性”。作为京城新闻圈中的一个才子，马沛文很容易地明白所谓“现实针对”究系何指。他先写道，“四人帮”不问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把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片言只语作准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接着又说，“‘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改到得意的地方，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凡是”牵了出来。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这样，文章虽然还没有大胆到直接批判“两个凡是”，但它的锋芒之露骨，以中国人的熟睹政治风云的眼光，一眼即可看出，以至于杨西光不得不将之改为更加隐晦的表述。他将“凡是”字迹删去。这样，就成了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文章改到了这种地步，用毛泽东当年对付蒋介石的话说，真可以叫做“有理，有力，有节”。但杨西光仍然不放心，他回身又到党校，在那里，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两个同盟者，理论教研室主任吴江和他的下级孙长江。这时候，孙长江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大致写成，几个人一商量，将孙的文章和胡的文章合并起来，又在文题加上“唯一”二字，就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盘桓于文章天地，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当然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个人的行动”，将要演变成为一个有着重大政治目的的图谋。胡福明、王强华、张德成、马沛文、杨西光、孙长江和吴江，这些人的不谋而合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与“两个凡是”形成尖锐对立。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会感到，风暴就要来临。

万事俱备，只缺少一个更有权威的力量在幕后支持。现在轮到胡耀邦再度出场。杨、吴、孙三人经过一番策划，由吴江去找胡耀邦，力陈此文的重要，应以尽可能多的理论舞台联袂上演这一出好戏。胡耀邦本来就在煞费苦心地终止旧时代的惯性，其具体的步骤是在两个关乎宏旨的地方采取行动，如他本人所说，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后者的展开以平反毛泽东时代酿成的冤案为标志，结果大获成功，那些沦为阶下之囚的人一朝得见天日，无不感激涕零。然而他之所谓冲破“精神枷锁”的行动却苦于找不到有效的突破口。现在，胡耀邦看过文章，立刻就明白其中的价值：这不正是他一直在期待的么？接下来的讨论是，怎样才能使这篇文章不至于因新闻审査而石沉大海？有人提出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先由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出来，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之全文公开，第三天由中国最大的两个新闻机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载，这样就会迅速地蜚声全国。胡耀邦当然明白这个计划的良苦用心，以当时中国的新闻制度，重要文章若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由中央政治局中主持宣传的领导人来审定，此人正是副主席汪东兴，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同意发表这一文章的。若署以“特约评论员”之名，则可以避开这一个障碍。于是，这位排名第二的副校长自作主张，批准《理论动态》发表此文，居然没有请示党校的校长华国锋或者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种胆大妄为的行动。

事情按照既定程序一一展开，其间要点在于节奏的紧凑，使那些有权力来阻止这件事情的人没有时间作出反应。文章在5月10日的《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到了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亦将此文通电全国。再过一天，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初这文章十易其稿，每一次改毕都有清样送至《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手里传看，大家一律地拍手称快，看来人心确有所属。

“文章救国”的季节

最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起攻击的是吴冷西。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砍旗”。

消息传出，《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那些直接炮制和发表这篇文章的人们，也一起聚集到胡耀邦的家里。很显然，吴冷西的看法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看来一场短兵相接的争论已经势不可免。胡耀邦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被吓倒的。他早就说过准备“下油锅”，现在，就更加义无反顾。有人当场就说，对“砍旗”和“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说法，必须公开批驳。胡耀邦想了想，决定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再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然而才过了三天，就有更加严厉的消息传来。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在5月17日这一天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紧接着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团长召集到钓鱼台。他先是委婉地说自己对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然后又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他不肯直接地批评文章，但却劝告大家提高鉴别能力。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也不就是定论了。胡乔木倒是比较超脱，他没有直接谈论这篇文章的是非，但是他的议论问题的方式令人感到更加严厉。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会上说：我可以负责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分裂党中央。此话甫出，满场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不一定真的相信，他一边信誓旦旦地向他的听众保证，一边又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他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实际上，中南海里的分裂已经出现了。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但是华国锋仍然坚守着这个阵地。他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介入”、“不表态”。汪东兴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指责胡绩伟和曾涛，还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不过，令汪副主席惊怒不已的是，这两个人居然把他的话全都当作耳旁风。就在他的警告发出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来了一个“下例”。这一次是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也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也即6月24日，《解放军报》又主动地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再过一个星期，6月30日，那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也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此文又是经过胡耀邦审定，署名“岳平”，一望而知是“特约评论员”的翻版。你汪副主席不是批评报纸乱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么，现在胡耀邦就用这种办法来嘲讽他的上级。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就算邓小平没有这样说，张平化也已经觉得他这个中宣部部长对舆论已经失控。现在邓小平的警告更加令他不知所措。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好像要火上浇油似的。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经过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9月10日，《人民日报》和第84期《理论动态》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那个春天、那个夏天和那个秋天，可真是一个文章救国的季节。日后文人们谈论起这一段历史，一定会为自己那些文章的震撼力量感到自豪。此前他们从来没有如此地引人注目，此后就更加没有可能。那时候所有的争论，无论是赞扬还是诅咒，都是围绕着文章展开的。所有的权力，无论是沉沦还是崛起，也都是缘自文章的褒贬。而这些文章，十之八九都同京西中央党校那个大院子有关。

第四章 万里与民心向背

泪洒江淮

1977年冬天，胡耀邦在理论的天地里面左冲右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万里，在遥远的皖南乡下不停地奔波。他在80年代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并且屡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但是，在那个冬天，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并不多。他只是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此刻穿着一件棉袄，坐着一辆吉普车，从芜湖到徽州，又从徽州到池州，随行的官员们跟着他风尘仆仆跑了三千公里十几个县市，全都疲惫不堪，想着回家去了，他却让车子掉转头，经过一大片灾区到了淮北。省委书记在乡下的泥土路上偶遇一个青年，里面光着身子，外面着一棉袄，腰间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

万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

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所以便毫无顾忌地流露出乡间的贫困。据随行人员后来的描述，万里听罢，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当天夜里，这件事情还在他的心头萦绕，他对随行的人员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能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

然而当他有机会走进农家的时候，看到的情形就更加悲惨：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蜷缩在锅灶边上，抬眼望着万里这一行人，脸上挂着淡淡的火光，没有任何表情。万里招呼那位老人，老人不动也不说话。再呼，仍然没有回应。随行的人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闻声慢慢站了起来。这一瞬间，万里惊得张大了嘴巴：老人竟然光着下身，没有裤子！万里又转头招呼两个姑娘，姑娘照例不肯移动。村里人对万里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这一家人就这样光着身子，仰赖锅灶口的一点余暖度过寒冷的冬天。

万里再一次热泪长流：“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一年以后，大多数领导都已经知道这些情况，或者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情，只是不愿或者不敢说出来。现在，他们敢于在众人面前指天骂地了。比如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说：“报纸上每年叫‘大丰收’，丰收了十五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四川的官员说：“四川还有一批生产队不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宁夏的官员附和道：“宁夏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确实困难。”北京的官员说：“全国还有几亿农民吃不饱。”王震说：“全国解放三十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然后大家就七嘴八舌，说农民的贫苦证明所谓农业的丰收全都不实，而且最重要的是，农村的破败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党的农业政策出了问题：

“我们把农民挖得太苦了。”

“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应当反‘左'。”

“要允许农民有真正的‘小自由’，不要怕农民富。”

“如果认为农民富了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越穷越革命，但不能越革命越穷嘛。”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1977年的这个冬天，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人仍然极少。大多数人还在跟着庆祝农业的又一个“大丰收”，至于为农民的贫困而悲伤饮泣的高层领导者，这时候似乎只有万里一个人。

“有些人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万里在共产党的队伍里面并不属于第一代领袖的阵营。较之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他的年龄稍轻，革命的资历也要浅些。严格地说，他和华国锋是同一代人。40年代初期，他是共产党运西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那时候邓小平是北方局代理书记，在行政上为万里的上级。虽然这两个人的官职还隔着很多层，但由于运西是边区的中心区，所以万里的魄力和能力也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到了40年代后期，邓小平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也势如破竹地从中原驰骋西南，万里赴重庆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他在这个城市里面和邓小平同住在一个院落，两家人朝夕相处，自此结成友谊，始终不渝。1952年，邓小平奉调入京，担任政务院的副总理。万里随着来到北京，成为城建部的部长。到了1958年，北京大兴土木，需要一个格外有力量的人来主事。万里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从此他便主持建设北京十大建筑。这些全是京城里面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直到今天还能作为新北京建筑史上的经典，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农业博物馆，等等。一年以后，大功告成。当万里陪同毛泽东视察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呀。”他的名字从此也就为整个中南海知晓。

应当说，万里一生由最底层崛起，直到成为我们国家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乃是靠了他本人的能力、气质、实干精神以及确凿的政绩。他只要获得机会去做一件事情，总会干得轰轰烈烈。这在50年代后期他主持北京建筑工程的时候已经有了一次证明。在70年代中期他随着邓小平整顿全国经济的时候，就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他在1975年1月18日就任铁道部的部长。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铁路上只知道开展政治运动，至于运输就一塌糊涂。货物堆在车站上面，列车则空空荡荡地等在那里，就是无人装车。人们不是大批判就是“天天读”。万里来了以后，情况立刻颠倒过来。4月，他跑到南昌，把造反派大骂一通，然后将他们统统调离。5月，到长沙，撤了三个造反派。6月，先到昆明，撤销了那里一个党委书记的一切职务，因为他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接着又跑到郑州，免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的一切职务，因为他也是一个造反派。他就这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造反派就惶惶不安。他不许造反派头头入党，不许造反派当官，还命令这些人立即给那些“特务”和“走资派”平反。他给自己的这些行动总结了一个经验，叫作“一批二撤三调离”。到了7月份，铁路货运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第二季度运输量比第一季度增长百分之六十一。万里也就实现了他所说的“畅通无阻，安全正点”。

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1975年8月，毛泽东借着《水浒》来影射现实的政治形势，说要把这本书当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就开始直接批评邓小平了。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向他转达刘冰的信，是故意地支持刘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这样席卷全国。邓小平倒霉了，万里自然不能幸免。被万里撤销职务的那些“造反派”们开始反攻倒算。

1976年的春天是批判万里的一个高潮，也即所谓“批邓联万”。“造反派”最热心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追査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他们大声斥责万里执政的时期，铁路的“点正了，线偏了”。现在，万里不能发布命令了，“极左派”所说的“线”又“正”了，但是铁路又开始混乱起来。这个春天里，主要干线上的货物运输减少了三分之一，客运的正点率下降十个百分点。进入夏天之后，情况更加严重，6月下旬，日装车比中旬少了六百四十五车，7月上旬，日装车比6月下旬又减少两千五百五十六车，7月中旬，又减少了一千一百九十五车。整个7月，就不仅仅是完不成任务，还不断地发生致人死伤的事故。前两个星期，全国每天有两起重大事故。从第三周起，严重的事故更多了。16日，一列火车撞到另外一列的尾巴上。20日，两列火车正面相撞。21日，一列油罐车脱轨，满车的原油倾泻出来，燃起熊熊大火。这时候，万里正在医院里面交代他和邓小平的关系问题。

平心而论，“极左派”说万里与邓小平关系特殊，倒并不是冤枉他的。我们仔细分析万里一生仕途，他同邓小平的格外亲密的关系无疑是其中一种重大的烘托。“文革”当中，万里被造反派打倒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同邓小平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北京街头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可以找到证明。这些大字报中有一张上面画着一幅漫画，画中是几个正在打桥牌的人，其中一个是“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另一个就是万里。另外一张大字报是一幅“百丑图”，其中有邓小平坐着轿子，万里则是抬轿子的人之一。到了1976年，举国都在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万里也就再一次被人们指斥为邓小平的“黑干将”。造反派热衷于追究的除了万里的翻案罪行之外，还有他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他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那段岁月，随着邓小平的命运“两落两起”，直到80年代还能对我们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一种个人之间的友谊能够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罕有的一例。

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个时间与邓小平的复出几乎在同一时刻。万里到安徽后，仍然一如既往。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极左派，这同他在1975年做铁道部部长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农业，对乡下的事情所知甚少，同过去二十年党的错误的农业方针也没有任何牵连。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只要具有百姓的感情和足够的务实精神，要了解农村的弊端一点也不困难。而万里就恰恰具备这些品格。当农民在1978年夏季丰收之后少报产量的消息为万里所知的时候，他完全不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指斥农民的自私和坑害国家，反而用完全相反的逻辑来开导他的下级。“藏粮于民，总比吹牛浮夸好。”他说，“这是农民对过去浮夸风和高征购的反抗。是错误政策逼得农民不敢讲真话。”当有些人按照二十年来的惯例主张对公社的粮食实行“先国家，后集体，最后社员”的原则来分配的时候，万里就说：“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别想吃饱饭。”当他看到官员们忙忙碌碌地指挥社员播种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能管好吗？”“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当全国所有地方纷纷涌向大寨参观取经的时候，他却宣布，安徽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诸如此类的话，在那些熟悉农村也懂得农业的人们嘴里，永远也说不出来。他们也许具有万里所没有的管理农业的经验，但就是没有万里对农民的那种感情。

不过，万里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对于农民所投入的这种感情，还不会对大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日后领导改革的新一代领袖，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乔石、宋平、姚依林、李鹏、江泽民、朱镕基、邹家华，等等，此刻都还默默无闻。对于中国大政将会发生重大影响的老一代领袖，如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王任重，此刻也还在幕后。就大局而论，当时全中国上上下下最为关心的事，似乎是为那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以及策划新的宏伟蓝图。

华国锋为中国确定的主旋律

华国锋掌握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所选择的对象是7亿农民。整个过程被设计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对“四人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清洗以及在农民的心理上确立他的地位；然后是鼓动新一轮学大寨的热潮，以证明只有华主席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继承者。为此，动员全国的力量召开一次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会议在1976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这是华国锋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他的政敌发起的首次打击。陈永贵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令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激起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陈永贵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等于是为毛泽东以后的农村定下了主调。

严格说来，那时候中南海的领导集团乃是“文革派”和“元老派”的奇怪混合。这表明毛泽东的灵魂依旧徘徊在新一代领导人中间，所以他们决无可能在大局上有超越常规的举动。当然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能承认万里所看到的那些事实，以及倾听万里发出的声音。实际上，经过了1977年整整一年之后，在1978年春天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宏伟而又缜密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总产值的年递增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豪迈的许诺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时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

至于说到农村的方针，华国锋这时候的最主要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点八亿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华国锋的威望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2亿多个有线广播喇机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

“六条”的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时，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六条”在1977年11月15日颁发于安徽全境，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传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手中。这个冬天，乡下真是热闹，上面的精神一个接着一个地传到这里，干部工作队一批接着一批地来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但是只有一次真正地令农民兴奋起来。那是在一天晚上，一位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来到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恰逢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全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干部的讲话。人家告诉他，这是在宣讲“六条”。张广友长久奔走于乡村，无数次地见过农民的开会，可从来没有看到农民会对干部的讲话报以如此专注的神情，以至于十几年之后还能记忆犹新。“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他说：“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念完了，农民却没有听够，一边大喊着“再念一遍”，一边向前涌动。干部开始念第二遍了。人群里的情绪也更加激昂。碰到喜欢听的地方，就有人高喊：“重念一遍！重念一遍！”或者喊：“念慢点！念慢点。”那时正是冬天，张广友感觉到身上的寒冷，转过头去问旁边一位老汉：“冷不冷。”老汉笑道：“不冷，不冷。”张又问：“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说：“都高兴。不过，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不会再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有证据表明，这个场面后来为万里知晓。他显然从这里受到鼓舞。“我看，”他说，“只要尊重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以上”。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后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将这个“六条”看作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有些人甚至倾向于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看来这有着相当的理由。我们今天来看这整个事件，可以确信这个“六条”并不是万里亲手缔造。但是在“六条”诞生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万里在发挥着作用。其情景就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非胡耀邦亲手撰写，但却是由胡耀邦一力推动，方能以后来那样的面貌示人。

万里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当他想要贯彻他的振兴农业的方针时，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公社社员对生产的缺乏诚意，每当驱车走到乡下，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看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的弃耕，更多是由于失去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万里的这一信念乃是日后产生“六条”的第一个契机，此后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他要求省委农村政策的工作人员写出一份材料，真实地反映乡下的情形。材料很快成文，其中不仅揭露了农村的贫困，还检举了种种“浮夸”、“瞎指挥”的问题，所列数据和事实，触目惊心。结论就更加不合时宜。它说，农村的破败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危害。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不言而喻，但在当时就有极大可能构成攻击社会主义的案例。所以材料并未公开，只是作为“绝密件”呈送万里本人阅读。这再一次给万里以巨大的震动。他显然认定，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就会由消极怠工转为大规模的抗议，无论怎样的“绝密”，也终会有爆发出来的一天。他找来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要周曰礼搞出一个改变既定政策的意见出来。周的办法仍然是到乡下去调查。大约几周以后，他的调查组就在滁县地区起草了“六条”。万里看到了“六条”，没有太多的修改便认可了。虽然他心里琢磨着的那些事情并没有全都写进来，比如他已经认定“不宜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就没有写进“六条”之中。因为现在就全线出击未免鲁莽，也许会遭到巨大的阻力，就眼下的情形看，能够做到这“六条”已经不错。

至于聚集在人民公社里的那些社员，当然可以懂得“六条”的真实含义。果真施行起来，他们就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都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对于“三年决战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这一年的秋天，江淮大旱，赤地千里。公社的农田几乎没有人来耕种。万里即使从来没有种过地，也懂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道理。“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万里说。省委的领导者们就这样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这种决定在今天看来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知道地总要耕种才能收获这个道理呢？但是，那时候人们就真的很难想通这件事。有人说，“为什么要让社员个人种，集体就不能种？”“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以‘借地’为名，搞分田单干。”“这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把地种上，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又说，“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仅仅这一个措施，全省增加耕种面积一千多万亩。第二年夏收，大家看看这么多粮食，就不禁想起“三年饥荒”：“那三年如果这样种保命田，不会死这么多人。”

1978年初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已经诞生，震撼中南海的“真理标准讨论”也已经展开，“两个凡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极左的权威仍然笼罩在我们国家的上空。万里即使在千里之外，也可以感觉到政治上的压力日愈增大。随后的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北京的注意力似乎全都放在“真理标准讨论”的争论上了，胡耀邦承担着重重的压力。这一边，安徽的万里反而显得平静了许多。

不过，农民可没有那么安分守己。他们从万里的种种言论和行为当中似乎得到了鼓励，有些人就大着胆子“为非作歹”起来。1978年9月1日夜晚，在万里治下的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召集了一个会议，议题在今天的人们听来一定会觉得奇怪：怎样才能让农民把地种好？但在那个时候这却是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会议是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的，有二十三个党员参加。开始的时候，大家全都沉默，后来有个党员禁不住汤茂林的怂恿，就说：“只有一条路，像1961年那么干。”汤茂林心里明白，“像1961年那么干”的意思，就是“包产到户”。他当然懂得这中间的危险：多少人为了这件事情被搞得家破人亡，就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幸免。鉴于这些惨痛的经验，汤茂林当然不敢公开赞成，但却当场决定“试试看”。9月18日，汤茂林在黄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附近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九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前来参加，汤宣布了黄花大队的办法。此后两天，黄花大队势如破竹地将一千四百二十亩地分给农家。消息不胫而走，所有的人都禁不住惊叹。万里也就是在这时知道了山南发生的这些事。他是从一封匿名信里知道的。信的作者当然不是向他报喜，而是痛斥汤茂林“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还旧事重提，说60年代初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判，现在的山南是“曾希圣阴魂不散”。万里将此信转给另一位书记顾卓新去阅读，顾又转给第三位书记王光宇。这三个人全都不置可否，只是要农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调査处理此事。真是巧了，农委派出的那个人，老家就在山南区所属的肥西县。他对汤茂林说，“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我知道”，然后就回到省委去复命。汤茂林把这些情节联系起来，就发现省委的这些领导们其实只是对攻击者作出一个姿态，根本就不打算干预山南的行动，不免胆子更加大起来。9月22日，他召集所辖全部公社的党委书记开会，宣布大家可以仿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他的那些下属相视而笑，汤茂林觉得蹊晓，一问方知，不少人早就这样干起来了。其中三个公社用黄花的办法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小麦和油菜就全部播种完毕了。二十年以后，张湛彬在他的著作《大转折的日日夜夜》当中提到当时山南的这些事情时，不禁感叹：“这在过去靠空头的政治动员是无法办到的。”

“空头政治”既然没有办法让农民把小麦和油菜都种下去，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万里的行动。比如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就指责万里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也指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报纸上面也在不断地刊出文章，指责万里领导的安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至少也是在“反对学大寨”。万里对这些指责一律置之不理，也许他看明白了眼前的形势，认定我们的国家再也不会出现1976年那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局面。也许他已经把仕途沉浮看淡了许多，心想最多自己再回到医院里去检讨和邓小平的关系也就是了。总之，我们从现有的记录来看，万里对这些所谓“主义”和“道路”的压力并没有丝毫的犹疑。他反而在1978年11月的某一天里决定非同那些人分道扬镳不可。“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来的。”他坚决主张，安徽的实践不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他说：“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能说得过去吗？”

万里能否再次逢凶化吉

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万里所发出的对旧时代的叛逆之声，肯定正在感染着他领导的安徽。不肯老老实实地呆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社员越来越多。局面一发而不可收。12月某日，凤阳县的小岗大队蠢蠢而动。这里的18户人家对于人民公社已经完全失望，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这一天晚上，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间的茅草屋里之前，写下一纸契约：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 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利，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利，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时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利。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50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土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万里一生出入无数政治的漩涡，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眼前这次，几乎所有的风险全都在他一人身上。不过，他似乎是个天助神佑的人物，过去这些年里，他无论怎样惹火烧身，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逢凶化吉。比如1976年从夏天到秋天这一段时间，铁道部的批判万里，虽经“极左派”们精心筹备，却屡屡不能实行。第一次，批判大会原本拟定在7月28日，结果这一天天还没亮，京城东南400公里远的唐山市就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地震，死者24万，伤者不计其数。这一来就混乱了一个多月，批判万里的计划也就搁置起来。到了9月8日，“极左派”再次想到了万里，他们把批判大会安排在第二天，不料，第二天毛泽东去世了。万里也就第二次逃过一劫。到了10月6日，万里第三次接到通知接受批判，觉得这一次无论如何难逃一劫，他做好一切准备，打算慷慨赴会，但就在这一天，“四人帮”垮台了。从这一天起，世人就再也看不到“极左派”怎样批判万里，而是不断听到万里用异常尖锐的言词批判“极左派”了。

现在到了1978年，万里的再一次惹火烧身，把全国的眼光都吸引过去了。

他还能够再一次逢凶化吉么？

第五章 昔日“逆流”，今日主流

邓小平到处“点火”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作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二十年后所有人都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决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于理解的，甚至拿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愈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谭震林说：第一次畅所欲言

邓小平没有再到别的地方，他回到了北京，仅仅这些已经足够。他点起来的这几把火，很快就蔓延到全国了。到了这一年深秋时节，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情势已经大大地不利于“两个凡是”的阵营。

按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规则，此种会议的主题是在事先确定的。名义上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报纸上面还是把他叫作“英明领袖”。照例他应该有权决定其中最关键的事项，对最后的决议也必是成竹在胸。但是在过去几个月里胡耀邦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文章救国”运动，几周之前又有邓小平的“到处点火”，情势可就大大不利于他和他的那些忠实的下级了。华国锋本来的想法，只是要在会上讨论把农业搞好的问题，以及确定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他期待着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地决定这些经济的问题，会议的时间用半个月已经足够，他实在不愿意大家还去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至于什么“拨乱反正”，就更加不愿意听到。但是，邓小平对于华国锋的这些想法不能同意。他说“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的政策”。所以邓提出在讨论华国锋的议题之前，先来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华国锋同意了，他并不认为这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顶多让会议延长两三天。

不料他已经控制不住眼前这些人了。他在两年前告诫大家不要纠缠邓小平的事情，在一年前告诫大家不要再争论“天安门事件”，在半年前告诫大家不要对真理标准的问题随便表态，但是，没有几个人听他的。他一步一步地退让，他的对手却一步一步地进逼。现在，邓小平已经出来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也如火如荼了，难道这还不够么？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对那些在“文革”当中饱受屈辱和迫害的老人们来说，仅仅是这些事情还差得远呢。王震已经在家里邀集了一些人来商讨对付华国锋的办法。那一天，肖劲光、王诤、耿飚都来了。几分钟后，一个更加重要的人物出场了，这就是陈云。他几乎立即就成了这些人的先锋。他说他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做个书面发言，他显然已经准备好了，当场就拿出他的发言请在场的人聆听。这个发言说，安定团结是全党全国关心的大事，但是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就必须认真地解决那些遗留问题。很显然，陈云的发言是顺着华国锋的思路开头，但却完全走到了华国锋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上：他还是要纠缠过去的事呀！就这样，甚至在会议尚未开始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注定不能控制会议的进程。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在北京召开。陈云仅仅忍了一天，便把他的发言拿出来。他所开列的“遗留问题”，几乎全部都同毛泽东有关，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错误问题。这一事件在后来的史学家看来具有“爆炸性”的效果。因为这个发言几乎立即就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大家全都振奋起来，争相说话。只不过，说的话全都不是华国锋所确定的议题，一时间，倒好像是陈云确定了一个新的议题。聂荣臻元帅说：“案件问题，陈云同志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康克清说：“对过去遗留问题，还是讲清楚为好。”她不是元帅，但却是元帅朱德的夫人，其威望可与元帅相比。万里说：陈云提出的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胡耀邦这一年来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处处受到掣肘，不少人说他是在“砍旗”，现在终于觉得扬眉吐气了。他说：“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肖克委婉地劝说华国锋把过去那些是非重新评价，不是叛徒说成是叛徒，不是反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把这些事情颠倒过来，“对党的团结有好处”。这么多的人异口同声，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华国锋只好再退一步，不仅全部接受了陈云的意见，而且做得更多。会还没有开完，他就宣布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把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撤销，给“二月逆流”平反，给六十一个“叛徒”平反，给彭德怀、陶铸平反，给杨尚昆平反。他给这一连串在“文革”当中受了委屈的人平反，另外两个在“文革”当中赫赫有名的功臣，康生和谢富治，却在这一天成了罪人。华国锋说，这两个人民愤极大，理应揭发批判。汪东兴坚守的“中央专案组”，也在这一天被解散。

平心而论，作为党中央主席，华国锋能够听取这些他本来并不愿意听到的声音，接受这个他本来并不愿意接受的局面，这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他的宽厚和英明的一面。他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以为这样一来大家就应该满意了，众人的情绪也该平息，安定团结也就来了。所以他在宣布了这些决定之后，再次要求大家停止讨论过去的事情，转过头来讨论他提出的农业问题。可是他又错了，人家仅仅才开了个头，好不容易占了上风，哪能就这样罢手呢。更何况他的这些决定对于那些人来说，与其说是平息情绪，不如说是火上饶油，一发不可收了。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对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徐向前说：“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应该广开言路，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粟裕说，民主生活极不正常，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这是“四人帮”的破坏。这些话已经够厉害的了，然而还有更厉害的呢。比如说共产党正在“失信于民”；说“极少数人进了政治局后深居简出，从此群众是路人”；说“法制遭到粗暴践踏”；说“官僚主义相当严重”……

会议开了三十六天，大家说的话真是不少。这许多年来，这类会议开过不知多少回，可是没有人像现在这样痛快淋漓地说话。不受约束，不加限制，没有人来抓辫子，发言者用不着字斟句酌，每天滔滔不绝，《简报》每天层出不尽。总共出了五百多期，有人估计加在一起有一百五十万字。胡耀邦说，“估计有一百五十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1月26日，谭震林感慨道：“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像这次会议这样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是第一次。这样真正地实行民主集中制，也是第一次。”这就等于是说，他们这些人在过去二十九年里，开了那么多的会，说了那么多的话，但全都没有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直到这时，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地说什么。他天生是个政治家，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被别人左右了自己的命运之后，还能回过头来左右别人的命运，被时代抛弃之后，又能回来改造这个抛弃他的时代。

邓小平能够东山再起，似有一连串预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事情来促成。党内在资格和威信方面可与其一较高下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已先于毛去世，邓小平却在历经磨难之后仍旧保持着生命的活力。毛泽东在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一次复出的机会来赢得人心，后来把他再一次打倒却不肯彻底埋葬他的政治生命。毛让华来继承大统却又留下好斗的“四人帮”来争夺权力，华从毛那里继承来的资源刚好够他战胜“四人帮”的挑战，但是邓小平的背后却聚集了一大批与毛泽东一同开创天下的老人。这样，命运就把邓小平推上历史的前沿。

现在，在1978年的冬天，华国锋的阵营已经全线溃败，而邓小平这一边所谓“翻案逆流”已经汇成汹涌澎湃的潮流，有如胡耀邦所说，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战胜了身边的对手，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洞悉无误，就如同他的年龄已经进入“知天命”的阶段。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则需要有精神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他细心地倾听众人的议论，估量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眼见得情势的进展比他在几周之前所能想像的还要快一些。看来，中国历史的转折就在眼前，而开启新时代的历史之钥，此刻就在他的手里。说来也怪，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面有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话，可以说，每个人的谈话、倾向和情绪，都在对邓小平发生重要的影响，他们无疑也在心里默默期待着邓小平的行动，但是却全都没有料到邓小平此刻想要做什么。事实上，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直接了解到邓小平的想法。胡乔木是其中一个。自从30年代后期至今，他在四十多年里始终是共产党内的最杰出的文件起草人，党的历史上无数重要的文件乃是出自他的手笔。这倒不是说这些文件全是他一人所为，事实上共产党的文件几乎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最重要的则充满了领袖人物个人的色彩，但是，胡乔木善于体会领袖好恶，精于表述领袖思想，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融会其中，已经成为党内的权威。

不过，在1978年的11月，胡乔木的权威受到挑战。他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居然明显地不能符合邓小平的本意，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韩钢所说：“小平看了不满意。”或者按照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后来的回忆，因为会议形势的发展，所以“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

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决定为自己的讲话另起炉灶。他自己动手写下来的新提纲总计三页，16开白纸。这三页纸后来为于光远收藏，此后十九年秘不示人，直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之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惠和韩钢才终于在于光远家中见到此物，这时候它“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但是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字迹为铅笔写成，近五百字，一望而知为邓小平亲笔。郑惠和韩钢将此物与邓小平后来发表的讲话加以对照之后确信，邓小平后来的讲话在思想、结构、以及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方面，都是依据此提纲写成。这样一件邓小平手稿居然在于光远家中发现，这让两位党史专家既兴奋又惊讶。根据一般的逻辑，他们断定其中大有缘故。果然不出所料，于光远的解释第一次说明，邓小平那篇扭转中国历史的讲话，最初的起草者不是胡乔木，而是当时国务院研究室里几个并不太知名的人，其中一个名叫林涧青。

按照于光远的回忆，邓小平将胡耀邦和于光远找来，要这两个人负责重新起草讲话稿。邓将自己的想法详细交代，还将自己写成的提纲交给他们。于光远还清楚地记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题目亦为邓小平所出。他当场询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邓小平这次真是找对了人，他眼前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当时思想解放潮流当中异常活跃的人物。邓小平所表述的思想，在他们来说真是不谋而合。看来这持续两年的理论交锋就要有结果了。他们立即找来林涧青等人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送给邓小平。他再次召集胡耀邦和于光远等人逐字逐句修改。当然邓小平并没有忘记胡乔木，他对胡乔木说“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稿子就这样到了胡乔木手里。作家叶永烈在二十年之后的一番调查之后认定，讲话稿后来还是经过了胡乔木的修改。朱佳木在若干年后也回忆道：“记得那天晚上，乔木同志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好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出来的。”“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那天，下午两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来胡乔木的确是倾心尽力地参与了此文的写作，但却是邓小平所说“基本可以了”之时，亦如于光远所说，是“若干文字润色”。

党的历史上领袖人物讲话无数，后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讲话产生过程的细枝末节如此关注，乃是由于这个讲话的重要性所致，它在当时即对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日后也成为人们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此前人们所说之“英明领袖”华国锋，就是从这一天起走下坡路了。他的讲话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就只有他的检讨。此后人们所说之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即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他现在用不着坐着火车跑到外地去“放火”了，可以坐在北京城内堂而皇之地宣布他的时代的开始。

邓小平的语言直来直去，没有一句是因袭别人，全都体现了他的风格，完全没有官场上盛行的那一套“假、大、空”的味道，就好像他的那个平头一样简练明了。他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他用这种话来警告那些只会滥用“经典”来维护既成秩序的人们，他的藐视“权威”和华国锋、汪东兴那些人的模样一比，真是天壤之别。但是还有更加令他的听众感到激动的话呢，他说：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他淋漓尽致地表述了自己对于“经典”的怀疑和对于人民的信任。豪迈坦荡，自信必胜。他的听众都是党的高级官员，不是元老就是新秀，还从来没有谁听到党的领导人如此讲话。华国锋在党的主席的位子上已经两年两个月，从来也没有讲过诸如此类的话，现在，他就更加失去了往日的信心。他承认“两个凡是”说得绝对了，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还说“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来承担”。这等于是宣布了“两个凡是”的终结，其中含义，当然不仅仅拘泥于华本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七十四岁的邓小平在他此前的生涯里，或者座上客或者阶下囚，都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从属，现在，他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新时代的宣言

现在邓小平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是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考虑到这一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所尽知。无论当时华国锋怎样讲“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又无论邓小平怎样讲“完整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时代却是由此与毛泽东的时代截然分开。毛是要“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一点他至死都没有改变，而邓的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那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句话的价值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它所埋藏的种种冲突，在今后还会层出不尽。但是，在1978年的12月，无论怎样的观点和怎样的利益，都可以在邓小平的这个方针里面获得暂时的一致。

邓小平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30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党内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又以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哲学力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是类似于中国兵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传统战略。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的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他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指出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就会想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那个著名的批评：

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啊。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的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事实上，邓小平后来所阐述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方针，的确充满了“猫”的精神。不过，把话说回来，邓小平的“猫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一度并不逊于毛泽东。比如他在1957年曾经是“反右派”的积极参与者，在1958年也曾兴致勃勃地欢迎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甚至一度相信了人民公社创造的天方夜谭似的“高产纪录”。直到1959年夏季，彭德怀对党的整个方针提出批评，引发毛泽东的震怒。这时候中国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庐山上面参加这个会议，都参与了毛泽东发动的对彭德怀的围剿，也令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历史上留下遗憾，只有很少人能够例外，邓小平是其中之一。他居然幸运地在北京忙着党的日常事务，未能亲睹庐山风云，但是他也并非绝对地清白无辜。两个月后，也即新中国庆祝自己诞生十周年的时候，他以总书记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邓小平这时候的议论显然还没有一点“猫”的味道。他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他自己所承担的罪名与他当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指责如出一辙。许多史学家在评论邓小平的时候，尽量地回避这一段历史，但是邓本人看来并未想过要为自己掩盖。比如1980年他就说过：“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还劝告人们不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全部推诿于毛泽东。他甚至将当时所有最高领导人的表现都交代出来，其言语听起来至为勇敢真诚：“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很明显，邓小平并不想做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他信奉的是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误，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不过，邓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乃是他的求实精神。有一段时间，华国锋为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大张声势，北京的街头却流传起邓小平的一句话，邓说：“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记住了四个字：实事求是。”这话传得有一点走了样，其实邓说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自他对1957年、1958年和1959年的痛楚的检讨，他的“猫论”也是由此才产生出来的。就在他写完那篇声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歌颂人民公社成就的文章之后，不过几个月间，他便对自己的激情产生了怀疑。一些内部报告提供了公社社员的饥饿甚至死亡的消息，这令这位总书记至为震惊。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农村，在那里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情形。于是他坚信自己错了，毛泽东错了，整个党的方针也错了。似乎就是从这时起，他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失去了兴趣，彻底变成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更多的粮食，只要产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许个体的主动性。”紧接着他便说出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大约是1961年3月。

邓小平为这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始终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以及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未有改变。

新核心

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210位中央委员讨论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不过，“文革”中间失去了权力的老人们，现在就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收获。他们纷纷恢复着自己的权力。陈云成为党的副主席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邓颖超和王震进入政治局，黄克诚、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和王任重进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会议给他的最大收获可能是胡耀邦坐到了他的身边。胡耀邦几年以后成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之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和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他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最坚定地公开表示自己立场的人。当时京城里面有“五胡乱华”之说，“五胡”系指胡耀邦、胡乔木、胡绩伟、胡绳、胡启立。其实，“五胡”之中公开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的人，唯胡耀邦和胡绩伟二人。胡耀邦本人虽然承认他在关键时刻曾经有过退却之意，但那只是转瞬即逝。在汪东兴气势汹汹地批评报纸乱写评论员文章来攻击毛主席的时候，别的人都吓得够呛，心里不服嘴上也不敢声张出来，而胡耀邦竟敢冲着他的上级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再早一些，当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的时候，他还是个在中国科学院里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方针，并且随着“批邓”运动一起倒霉的人。本次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均为党内最有实际权力的职位，其中很多在过去为汪东兴所掌握。然而汪东兴失去的权力还不只是这些，姚依林从他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子，胡乔木从他手里接过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昔日毛泽东的这位侍卫，则除了还呆在政治局里面作他的挂名的副主席外，失去了一切实权——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华国锋在公开的场合里仍然是党的核心，但是，也是从这时起，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出现了名与实的分离。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十年后所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1978年12月26日，也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的这个星期，是毛泽东的第85个生日。只是他的不在人世已有两年三个月。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上百座城市、数万个人民公社的大厦，和10亿个热衷于意识形态纷争而又担心于衣食的中国人。尽管如此，活着的人对于他虔敬依旧。这一天，京城内外上百家报纸一起刊登了纪念他的文字与图片，其中一首词为毛泽东生前所作，词牌《贺新郎》。它作于1933年，距今日已有六十五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在这词调之中少有他后来诗作里的恢宏气势。据说这是他在告别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时所作，其间明显有一种缠绵落寞，令世人第一次看到伟人胸中也有凡人情感。毛的一生充满了辉煌和壮丽，但是细心地研究起来，也有过不少萧杀而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在写“人有病，天知否”时，便是这种情绪的袒露。多年以后，这种情绪又再一次地流露，那时他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他开始怀疑，当他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灵魂是否具有和他本人同样强大的力量。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毛泽东对这些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然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接着他就谈到交班的忧虑：“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看来，他至死都没有对他身后的中国放心过。他批评华国锋：“你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你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批评邓小平：“你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从来不感兴趣。”批评江青：“你懂什么？”他几乎批评过党的高层领导中的所有人，包括先他而去的周恩来和朱德。但是有一种人他差不多从来没有批评过，这就是人民。他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瞧不起教授，瞧不起作家，瞧不起学生，瞧不起他手下的官员，把他们统统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说，那些农民尽管衣衫褴褛，脚上粘着牛屎，他们还是比高贵者聪明。

现在，1978年12月，他把眼睛闭了才仅仅两年多一点点，世间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江青成了阶下囚，“文革”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帅也已成了罪人，邓小平东山再起，彭德怀成了英雄，地富和右派们都摘了帽子，知识分子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走资派”们卷土重来，连地狱里的刘少奇也开始喊冤，“两个凡是”再也不能号令全国，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以及追随他身边多年的汪东兴也随之威信扫地，农村里惶惶不能终日，生产队要自己的权力，农民要填饱自己的肚皮，甚至“包产到户”这个魔鬼也从地狱里跑了出来蛊惑人心，人民公社的大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似已摇摇欲坠……毛泽东说过，“我死了，有人会闹事”。他的英明有时候的确犹如圣人的先知。不过，有一件事在他肯定为意料之外：当他不在人世的时候，他所信任的华国锋会被邓小平取代；他所批评的那股逆流——“右倾翻案风”，会成为中国的主流。

卷二 教条主义的声音

第六章 冰冻三尺

三十年反“左”，屡战屡败

对于《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来说，1978年11月22日这一天真是惨淡无光。此前六个月又两个星期里面，他的刊物在“真理标准”的讨论当中始终保持着沉默，他已下决心对“实践标准”置之不理，有如党的主席华国锋所要求的“不介入”和“不表态”，亦如党的副主席汪东兴所赞扬的“独树一帜”。看来熊总编坚决地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所谓“实践”云云，不过是走资派们向社会主义事业的最新一轮进攻。所以，他号召属下“对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旁人看来，熊复的锋芒所指是分外清楚的事。因为“死不改悔”四个字，是1976年春天毛泽东发动第二轮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时，报纸上用在邓小平身上的专用语。不过，到了11月，共产党内一个元老谭震林写来的一篇文章，还是令他异常为难。那文章本是为了纪念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谭却用整整一个部分来论述真理的标准是实践。熊提出删去此节，谭坚持不允。“告诉熊复”，谭对手下人说，“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谭震林还说，他想了两个月，才想出另外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谭震林这个人始终对“文革”不满，当年发动“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的若干人中，就有他一个。他直言不讳地说毛泽东的“文革”实在太残酷，就连江青也要惧他三分，现在，熊复如何能拗得了他？万般无奈之下，熊复请示汪东兴和华国锋，希望这二人能给他做主。可是令他大惊失色的是，传下来的批示却是出自邓小平和李先念之手。邓冷冷地写道：“《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李则稍稍客气一些：“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六神无主的熊复在11月22日面见汪东兴，请求支持。可是，现在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召开了十二天，会上一个议题就是清算“两个凡是”，华国锋正在为这件事检讨自己的过失，汪东兴也正在心里叹息大势已去。看着自己忠心耿耿的部下，他无可奈何地说：“只好这样。”

眼前情势叫人不禁感叹世事多变。就在这一年的5月17日，汪东兴还义正词严地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6月15日，汪东兴又在中宣部和京城一些报刊负责人的面前指斥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胡绩伟“党性不强”，还警告胡绩伟“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警告胡耀邦“写文章要注意”。现在才过了不到半年，局面就完全颠倒过来，不是《人民日报》“下不为例”，而是《红旗》“下不为例”了。北京人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幽默来表述这种情景：“人民上天，红旗落地。”闻者全都报以会心的大笑，因为这不仅仅说出了党中央机关报和党中央理论期刊的沉浮逆转，而且也说出了当时我们国家政治形势中的要点所在：极左派和他们的理论旗帜，已经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亿万民众之心了。

平心而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反“左”的努力并不是在1978年才有的。在过去这些年中，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曾不间断地试图纠正极左，或曰对教条主义方针发起冲击，但却屡战屡败。1955年邓子恢试图纠正合作化运动中的急于求成，失败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四位副总理试图阻止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失败了；1959年彭德怀尖锐地批评大跃进所造成的破坏，失败了；1962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恢复务实方针，只实行了几年便被终止；1972年周恩来发动纠“左”，失败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失败了；1976年北京的民众集合在天安门前反对“四人帮”，失败了；直到1978年，反“左”的人们才第一次获得成功。

对于极左势力的第一次失势，追根寻源，还要从1976年秋天说起。

为什么把极左派说成极右派

冲突由一系列惊心动魄而又似曾相识的前奏酝酿而起。

1976年9月9日，党的主席毛泽东逝世，中南海顿显分裂之势。江青以毛泽东遗孀的身份，暗示只有她可以继承毛的权力，汪东兴和叶剑英则成为华国锋的同盟，联手起兵，逮捕了江青以及极左派的同伙，是为“怀仁堂事变”。在后来若干年里，中国无数的政治家、理论家以及文人墨客，都在一种翻身解放的情绪中歌颂这一事件。但是，在当时，华的心境异常紧张，他还是要依靠毛泽东的在天之灵来保佑他的孤注一掷。事变次日，他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战胜江青的胜利，并且说这是毛主席的遗愿。对于江青的厌恶加上对于毛泽东的崇敬，令委员们一致同意华升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华则依照颁布重大事件的习惯程序，首先通告各省的首脑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态度严肃地要这些人“正确对待”。几天之后，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已经有组织地展开。一时间，中国几百座城市全都操着一个声音，拥护华的继任，其中既有久被压抑者的激愤之情的爆发，也有看风使舵者向新权力的效忠。但是，叶剑英元帅却谨慎地宣布这只是“初战的胜利”。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江和她的一党不是毛的夫人就是毛的心腹，且有一套与毛泽东分不清楚的理论。叶坚持认为，要从十亿人的头脑中肃清这一切，“还得长时间的努力”。

华国锋设法将世人对毛泽东的崇拜转移于他本人，虽为后人批评，但以当时情形论，实为可以理解的事。然而这两个领袖的差别却是实质性的。毛泽东是用武力堂而皇之地从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手里夺取天下，又利用亿万人的激情和意识形态的公开角逐清除了形形色色的敌手。华国锋则是在宫帏深处悄无声息地取得了权力，然后才把既成的事实向人民宣布。不过，作为毛泽东的信徒和继任者，华国锋肯定记得毛的一句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阶级，总要先造成舆论。”华把这一思想淋漓尽致地带到1976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比较容易地取得了权力，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只有当毛的夫人和她的亲信全都声名狼藉的时候，华的地位才能真正地巩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为什么华要在这个农业的会议上，一反常态地把他的讲话的绝大部分用于批判“四人帮”。

按照华国锋对七亿农民的要求——或者应该说是对十亿中国人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考虑恢复已经被“革命”搞得百孔千疮的经济，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华国锋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战争”细致地分为四个战役，并且计划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胜利。不过，他此时没有想到，随着江青和她的同党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争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间也只剩下一种厌恶，不会再激起崇高的激情。华国锋当时遇到的麻烦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经过二十多年政治上的划线站队，中国人的心态已如条件反射，每有风吹草动，先自分开阵营。这时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帮”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台之后由毛泽东率领的对林彪的批判。当时对于林彪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曾经众说纷纭了好大一阵，不得不由毛泽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毛泽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林彪形“左”而实右，是极右。仅仅这一句话便将“左派”林彪赶出了“左派”的阵营。现在，同样的命运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事情只能由华国锋来作了结，这一来，便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华说道：

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从这时起直到第二年的春天，一直有人表示不能同意把“四人帮”归入极右派的阵营。甚至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权力中枢里也有一些人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判断。但是华国锋坚持己见。他在会议的报告中仍然说，“四人帮”是极右分子，而不是极左。所以批判“四人帮”是要反右而非反“左”。那时候华国锋是英明领袖，其地位犹如若干年以前的毛泽东和若干年以后的邓小平。他的话在我们国家显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所以全中国的舆论也如火如荼地在发掘“四人帮”和“极右派”之间的关系。这中间最具典型意义的事情发生在4月13日。这一天，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文章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写成，说了张春桥许许多多的罪恶言行，最终就是要证明此人是个极右派。

此文的标题就是《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谁的发明

华国锋一意孤行于既成的道路，即使当他在权力的斗争当中战胜了“四人帮”之后，也不肯同这些人在理论上分道扬镳，而是想象着将这些人从毛泽东的阵营中赶出去，此中道理，一定要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面联系起来，方能使我们理解。

那个时候，华国锋所面临的问题，乃是政治的稳定与延续，假如他在和“四人帮”的对立当中失去了毛泽东的精神护佑，那就一定会陷入无休无止的纷争之中。就在《解放日报》那篇文章发表两天之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开始发行。此书首次印刷二千八百万册，畅销全国，万众瞩目。此书的编辑与发行再一次表明了，我们国家虽然已经抛弃了“四人帮”，但对“四人帮”所信奉的极左的一切仍然打算坚守不渝。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论他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体会。华国锋认为，毛泽东思想之根本的所在，“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还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所以，他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所有的人都会明白，在我们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和理论，仍然没有任何变化。有如梁漱溟当时读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所说，“整本选集，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编选出来的。”他在十年之后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他说，这不是因为选集里面收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这篇文章，与他个人直接相关，而是因为，他感觉到“中国今后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存在着种种阻力”。说来挺有意思，这位老人关心的事情，和华国锋谈论的正是同一件事，也即阶级斗争。不过，他本来是期待着“改变旧道，另谋新路”的，殊不知实际的情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说：“遗憾的是，路线、方针、政策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

不过，华国锋还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就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编辑人员发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来源有着巨大的疑问。原来，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出于陈伯达的“矫诏”。这些理论编辑在经过一番核查之后提出一份报告，指出毛主席所有的讲话、文章以及批示当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说法。这一用语的最早出现，是在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联署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文章指责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出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这就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然后，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社论还分六个方面详尽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其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一句话，本非毛泽东的原话，但在社论中却是以黑体字排出。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文章中之黑体字的部分，一向为毛主席语录。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这句话就作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广为传播。先是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面，然后就写进共产党的党章和国家的宪法。

这一调査显然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这就是，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毛泽东的所说，而是陈伯达伪造的，又由“四人帮”传扬，那么，今天，在“四人帮”已经被宣布为坏蛋之后，我们也就不应该再来传扬这一虚假的“理论”。

这件事发生在1977年5月。从已有的记录来看，这是毛泽东去世之后，我们国家对于以往的理论首次提出怀疑。如果此种怀疑能够成立，那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以及华国锋的文章也就全都发生了问题。但是，情况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概括虽非出自毛泽东本人，但却为毛泽东所详知。比如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篇社论，即是在毛泽东审阅和同意之后发表的。所以，当这件事情被揭露之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很快便接到上级的电话。他的上级显然对这件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但却指责《人民日报》不应该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晓以众人。因为，这句话虽是陈伯达所加，但是毛主席不仅同意，而且还表示了“加得好”。因之也就不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毛主席的理论。

今天我们回顾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具有何等强大的影响。所有的人都在遵循着“两个凡是”，即使是提出怀疑的人们，也只能循着这样的逻辑：这不是毛主席说的，所以不对。而坚持既定方针的人们，只要说一句，这的确是毛主席同意的，就会让所有的难题迎刃而解。在1977年春天的这场争论当中，还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就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毛泽东本人所缔造，甚至这句话本身也是毛泽东本人所说，难道就不能够提出疑问么？当然也曾有过例外。比如确曾有人系统地批评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此人名叫王申酉，上海人。仅仅因为他对于“四人帮”和毛泽东的批评，便被逮捕收监，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此事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但是王申酉最终被处决，乃是在1977年，这时已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官方的理由是，反对“四人帮”是对的，但反对毛泽东仍属罪大恶极，乃是反革命右派的行径，所以罪不容赦。

极左思潮造就的千万冤魂

今天我们回顾“四人帮”跨台之后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分歧，可以发现，作为政治的概念，“左”与右这两个东西竟然会在我们国家引起如此强烈的激动和义愤，从党中央主席到普通百姓，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在西方人的眼里，一定会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可能会为了金钱争夺，为了石油打仗，为了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诉诸法律，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肯在意识形态的天地里倾注自己的热情，更不会为了思想的不能统一而烦恼。他们总是纳闷，中国人怎么会在“左”和右这种事情上闹得不可开交？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不能了解这些事情在过去的二十八年里面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带来的大悲大戚，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也还会引来无数纷争。

学者们在描述当代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大都倾向于认为共产党内的“左”的思潮的源头乃由1957年开始，有如邓小平所说：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又比如胡乔木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是在说从1958年到1978年的这段时间。他还相当明确地说：“1956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左’的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些话大体是在80年代所说，至于在50年代后期，能够说出这一点来的人就少之又少，彭德怀是其中一个，他在1959年夏季说：“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他所指的显然是1958年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彭还说：“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他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但在那个时候，这些话全被作为右倾的经典言论，受到严厉批判，彭德怀本人因此获罪，其下场之惨烈令人们今天听起来还会不寒而栗。然而更加重要的事情还在于，彭德怀无意之中也说出了从那时以后至少二十年间我们国家的情况。

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左”的脉络的时候，1958年至1978年这一段时间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含义，然而还有许多事情，虽然发生在这二十年之前，但也仍然值得一提。作为事情的本身，它是以后发生的无数大事的征兆，作为一种制度的产物，它则可以被视作一种大悲剧的起点。

回想5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解放之感，今天仍然可以历历在目。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工作，昔日专门欺负穷人的那些达官豪富个个如丧家之犬。赶走了外国人，收回了租界，消灭了娼妓，解放了妇女，改造了流氓，为大学生创造了为国家效力的种种机会。国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归国，国内教授们在一年以前纷纷拒绝国民党的“抢运学人计划”，坚决地留在大陆，现在也都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开始第二次生命了。男女老少，无论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军人和学生，全都唱着电影《铁道卫士》中的那首歌曲：

“嘿啦个啦啦，嘿啦个啦啦，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不过，在另外一个同样流行的电影《徐秋影案件》里面，漂亮的女主人公却在心里隐藏着另外一种情绪。她在一个雨夜中被人杀害，但是这一情节远没有她在日记当中写下的一句话那样震撼人心。后来，她的这句话就成为著名的台词，在人们口中广为转述：

“我是一个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

还有一个人，不是电影里的角色，而是活生生的。他是中山大学的教授陈寅恪。在1949年全国解放的前夕，他坚决地拒绝随国民党的官员同赴台湾，显然是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生活做学问。但是他也作诗说出了他的担忧，诗曰：“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在1950年，他又在他的新版图书《元白诗笺证稿》中提醒世人：

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不过数月之后，事态的发展便证明了陈寅恪的忧虑不是没有理由。

1951年，全国所有大城市里都在谈论一个人，此人之所以为亿万百姓知晓，是因为电影《武训传》在这一年里上演。武训为山东人，毕生贫困，依靠乞讨办学，令乡里无数贫家子弟得以受到基本的教育。这个故事当中无疑容纳了我们国家民间百姓的某种情绪。所以，虽然武训早已不在人间，但他的故事却在当地广为流传。在这个电影里面，导演显然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情节。因此，在电影伊始即有这样的场面出现：一位女教师领着一群孩子走进武训故居，孩子们全都系着红领巾，意味着这是一群新中国的后代。教师面对武训的遗物感慨万千：“武训老先生啊！你的伟大抱负，只有在今天，在毛泽东领导的光辉时代，才能得到真正实现啊！”然后她就教导她的学生学习武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时候，镜头忽然变了：芸芸众生深陷地狱，被绳索绑缚，渴望着圣人来拯救他们离开苦海，在这个关键时刻，武训出现，手持一支巨大的笔，挥舞不止，然后他就带领百姓们飞出地狱，飞向天堂。这个镜头的意思分外明显：只有文化才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个寓意无疑会在亿万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百姓中间卷起巨大的共鸣。《武训传》在1950年12月放映后，举国好评如潮。

但是，仅仅几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51年春天，报纸上面开始出现不同的意见。到了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此文为毛泽东亲笔撰写。毛的措辞异常严厉，他说这个电影“狂热宣扬封建文化”，还歌颂了一种奴颜卑膝的丑恶行为。党的领袖的意见甫出，报纸上面对这个电影的评价立即大变，《武训传》的编导和演出者纷纷受到批判，无一幸免。这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所发动的第一次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是为戴知贤所说50年代初期“文坛三公案”之第一案。胡乔木在三十四年以后谈到这场批判，说这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来伸张正义。

由政治的批判来代替文艺上不同探索的先河即开，此后也就源源不断，一浪高过一浪。比如，1952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愤怒控诉美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浪潮在7月开始，从南方席卷全国。广州岭南大学的教师“人人过关”。到了9月9日这一天，终于淹没了校长陈序经。他在全校师生面前“自我检查”，连续四个小时，声情并茂，热泪纵横，却仍然不能获得通过。此后学校的宣传栏上面对他展开猛烈批判，其中一个问题是，陈校长是怎样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政策”的。这一批判的浪潮随后便朝着俞平伯席卷过去，一时间，所有的舆论全发出一个声音，指责俞平伯教授研究《红楼梦》的观念和方法全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谬论”。

到了1955年，政治批判更进一步，开始辅之以专政的手段。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批判胡风的运动。批判者断定，胡风的文艺思想乃是“长期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此人还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批判者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党的官员和所有报刊，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胡风则被囚大狱多年以致精神失常。

在这一连串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日后我们整个民族的一场大悲剧的序幕。这场悲剧从这时起几乎就没有停止。包括在1955年指斥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在1956年批判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的“反冒进”；在1957年的抓出50多万个“右派”；在1958年的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以及热情万丈地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1960年和1961年倒是没有批判谁，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深陷在饥荒当中，上千万人死于饥荒；1962年日子刚刚好过些，便开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右倾翻案风”；1964年搞“四清”；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到了1966年，过去所做的这一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干脆搞了“文革”。这一下又是十年。1976年，中国在极左思想的统治下已经批判了数千万人。事情真是奇怪，极左派们在开展大批判的时候，总是肆无忌惮地点人家的名字，甚至还要把人家的名字倒过来写并且画上血红的叉子。可是，若干年后，当别人点了他们的名字给予批评的时候，他们便破口大骂起来，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

今天我们回看极左思潮统治下的无数冤魂，可以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受害于一种共同的罪恶，这就是，仅仅凭藉思想来定罪，并且大范围地使用政治运动甚至专政的手段去压制和消灭不同的思想。然而这一罪恶所产生的后果，还不仅仅是造就了无数冤魂，它还深深地扭曲着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强调自己的精神。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国家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将一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凌驾于物质利益之上，甚至把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当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而真正标志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反而会被视作草芥。经济建设上的所有重大错误，诸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居然没有人受到追究。而文人们的一出戏、一个电影、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文章中的一句话，却随时都会变成一种严重罪行受到旷日持久的批判，甚至会引起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我们国家这种执政的特点，必会在人们的心里留下经久不褪的痕迹。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几乎无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有谁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那便是他的罪恶之源。如果他还要诚实地说出心里的想法，往往也就开始了他的走向末日的道路。张志新之死便是这一逻辑的登峰造极的表现。这个弱女子在1975年4月4日被枪决。她的悲剧，全是由于她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以及具有阐述这种思想的强烈愿望。她公开揭露林彪的阴谋，还说她对江青有怀疑。对于多少年来遭到政治批判的那些人，她却毫不掩饰她的同情。她认为“薄一波61人集团”不是叛徒，彭德怀也不是反党分子。这些事情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但在当时就铸成了她的死亡。她在被处决之前已经关押5年6个月，经历了无数的审讯、谩骂、毒打，甚至还有狱警的污辱。就在她被押赴刑场之前的几个小时里，还被人割破喉管，以至不能发出声音。执行这一残忍决定的理由，仍然在于防止她在死前说出别人不喜欢听的话来。

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当中，人的独立精神、想像力和创造性已经难于保存，更加不能发扬光大。能够保持沉默，不说假话，已属难得之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迷信盛行，反而成为处世之法宝，甚至诬陷告密者还会受到奖励。所以我们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少数人整天说些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大多数人则总也不说话。这种局面在当时被报纸形容为“一致同意”、“万众一心”，实际情形则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所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向极左的经典之作发起挑战

人们在纠缠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发现，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是非正误，到最后，大都成了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多数人则成了牺牲品。到了这步田地，不少人就无心再来纠缠“左”还是右的问题。他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到濒临破产的地步，其实是把政治谈得太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建设，却被当作反派角色，屡屡遭到批判。

1977年开始的时候，北京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主张召开一次会议。他的想法是，与其没完没了地批判“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不如抓住“四人帮”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破绽大做文章。比如那些年里，“四人帮”搞了无数文章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还指责“按劳分配”的现行制度不断产生资产阶级。由此在全中国造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强大舆论。难道这不是让中国人如此贫穷的原因么？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可以成立，于光远列举姚文元撰写的一篇文章，此文发表于1975年3月1日，文章甫出，轰动全国，影响既深且远。姚在文章里面系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不断产生的“经济墓础”，所以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于光远说，姚文元这些话的错误，不在于他把“权利”说成是经济基础，而在于他说按劳分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这一年2月，于光远期待的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全是北京经济理论方面的学者。所以他们给自己的会议取的名字叫作“经济理论讨论会”，研讨的矛头，是“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发言者的话形形色色，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在发泄心里积蕴已久的想法。从现有种种资料来看，这是将对“四人帮”的意识形态之战引向经济问题的首次记录。正是在这个会议之后，学者的热情和普通百姓的热情汇聚到一起，批判“四人帮”的锋芒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孙冶方、林子力、董辅礽、蒋学模、熊映悟、千家驹、杨长福等人，全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当然人们不仅仅批驳姚文元的文章，还涉及到张春桥。他在1975年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是极左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提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学者们说出的话采取了严肃的方式，比如有的人说：“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社会主义。”还有的人说：“社会主义与贫穷并不相容。”还有的人说：“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一定要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还有的人说：“按劳分配明明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老百姓的批判就带着浓厚的民间的味道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大骂“四人帮”如何花天酒地，却要老百姓去艰苦奋斗，靠吃“社会主义的草”去干革命。河北省安平县农村里面很快就流传了一个江青的罪行：“你知道那个婆娘每天早上营生簸箩里面是什么？”所谓“营生簸箩”，是当地农村土语，意思是装饭的家伙。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江青每天早上吃什么？问题简单，但被问者却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回答。“咳，全是烧饼油条啊！”提问者最后不得不自己回答了。极度的贫穷和孤陋寡闻，让这些乡下人真的相信，仅仅这些就足以证明，江青正是她自己百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

如果当时党的副主席汪东兴能够放手让这样的舆论进行下去，也许他本人后来的处境会好一些。但是他做不到，他认为他真正地了解“四人帮”那些理论产生的全部经过。他依据“两个凡是”的逻辑，坚决地认为，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和批准才刊发的。所以绝对不能批判。这样，问题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两个凡是”的世界里面来了。

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两个凡是”这一概念，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并且导致了中南海的分裂和华国锋的垮台，直到多年以后，还会成为世人追逐的焦点。这一切在后来的若干年里，为政治家、理论家、历史学家、作家、记者和普通百姓所充分描述。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未能为世人了解。“两个凡是”究竟源于何时以及源于何人？有人说是出自吴德，有人说出自汪东兴，有人说出自华国锋，有人说出自林彪，也有人说，实际上更早，柯庆施是始作俑者。应当说，这些看法全都有着充分的根据。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本来就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长期过程当中确立起来。这种权威被作为一种概念提出，自然可以由某些人来承担，但是作为一种既成之原则，却是所有中国人内心里面颠扑不破的指南。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确定，“两个凡是”作为一种原则，其实是我们整个党和整个国家的创造。这一点，我们只要想起那些“最高指示传下来”的岁月，就不会怀疑。

不过，这仍然不会妨碍我们在“两个凡是”形成的脉络当中寻找一些个人的作为。事实上，这一过程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发展过程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个人崇拜”曾经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被明显地遏制。毛泽东本人亦曾有过退居二线的念头。他当时的想法是在第一线组成一个群体来领导中国，而他本人只负掌舵之责，就如同邓小平在二十多年以后做的一样。不过，毛泽东的这个念头，仅仅保持了不到两年，到了1958年3月，共产党的所有高级领导人聚集成都召开会议的时候，他便觉得不能不谈“个人崇拜”了。这样一个话题立即引起一些深通媚君之道的官员的回应。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马上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对于柯的这种明显不合党的守则的话，会上并无一个人出来反驳。所以，严格说来，“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其实正是毛泽东本人。自“八大”以来共产党内的抑制“个人崇拜”的努力，在1958年的“三月会议”上也就烟消云散了。若干年后，林彪不断地抓住机会发明无数的颂扬毛泽东的格言。诸如“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云云。这些话每一句都与后来的“两个凡是”具有同样的含义。而林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且迅速达到他个人仕途的顶峰，显然与这些情节有着直接的关联。他后来的失败，乃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身体力行他的“句句是真理”的教诲，反而成为反对毛泽东甚至谋害毛泽东的罪魁。这样看来，林彪的崛起和沉沦，同样证明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两个凡是”。

从那时起又过了四年两个月，就轮到吴德了。这时候毛泽东虽然已经去世，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历数毛泽东的错误。所以，当北京市长吴德1976年11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的时候，他肯定相信他的话是不会错的。然而我们不能肯定，他的这些话里面真的没有一点个人的动机。他是特指同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和官方镇压的事件，按照他的逻辑，在天安门广场上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错的，因为那时这四个人还是党中央的领导，所以不应当反对。这一番话的愚蠢和蛮横显而易见，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数月前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群众的时候，吴本人正是直接的指挥者，这就难怪他要维护当初的劣迹。

由于这些情况，京城的百姓不禁大哗。1977年1月8日，为周恩来祭日周年。北京人再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用诗词、标语、大字报和模糊的泪眼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国民的情绪又一次膨胀，人们甚至记起了吴德的老账。人言啧啧，群起高喊吴德“无德”，说他是镇压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刽子手。

吴德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讲出的话再也没有往日那种理直气壮的自信，可是他提出的“凡是”却异乎寻常地成熟起来。2月7日清晨，中国人一觉醒来，就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着“两报一刊”社论，所谓“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三家最权威的报刊，其联名发表的社论，乃是“文革”十年里面最具权威的声音，定然无疑地代表着党中央的意见。当时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谓“纲”也就是批判“四人帮”，可是看社论的主旨，分明是要确立“两个凡是”。它感情充沛地说：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共产党这一代领导人对于毛泽东的崇拜，绝非仅限于这种典型的文字。将人神化为世俗的偶像，在中国是一种社会现象，数千年代代相袭，绵绵不绝，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新的领导人以这样的精神作为施政的重要关节，表明他们在内心里缺少自信。他们似乎意识到近在眼前的压力，所以在怀念前任领袖的感情之中，多少流露出“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这情形毛泽东在十几年前即有预言，他说这是“借助钟馗打鬼”。钟馗乃是中国古代神话世界中专事打鬼之神，每逢新年到来之际，民间千万百姓就将他的画像悬于门前以驱除邪恶。毛泽东以此来指斥那些一味颂扬他的人，显然是看透了由政治野心驱使的爱憎缺乏真情。这在他还活在人世的时候，就有林彪和江青为证。现在他已不在人间，又怎能保证这些颂扬者真的都是与他息息相通，忧患与共，而不是另有重大图谋呢？

作为毛泽东的侍从，汪东兴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他要将眼前许多棘手的问题圆满解决，除了依靠“两个凡是”外别无他途。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批准社论的发表，还说文章已经多次讨论修改。看来“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乃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酝酿。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汪东兴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两个凡是”的发明者。

70年代人们对于政治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90年代。党报和党刊的影响就更是远远超过了90年代。大多数人立即从社论当中嗅出了非同寻常的味道，一场风暴已在天际露头。耿飙指责《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绩伟甚至认为，中国遇到了比“四人帮”更加严重的障碍，他写道：“当时最难排除的是思想理论上的障碍。”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之后，《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谈起来犹有余悸，他说：“这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中国人民头上。”如果他知道那文章的主要起草者李鑫昔日为康生的秘书，而康生正是江青身边一个老谋深算的顾问，则他一定会感觉到那把“剑”正在闪出一束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之光。

然而到了3月，“达摩克利斯剑”已在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手上。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两个凡是”，这样，“两个凡是”便正式成为新一代领导的旗帜。看来这面旗帜势不可挡。不过，历史总会消长起落，所以古人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智慧，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次也不例外。

“红旗”落地，“人民”上天

如前所述，《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中国立即轰轰烈烈地响应起来，其声势之大，让文章的制作者和文章的反对者都不免惊异。军队中出现了反对这篇文章的声音，其前台代表人物是总政治部宣传部的一位部长。吴冷西也是反对的。他在5月12日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胡绩伟，愤然谴责文章很坏，因为它“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的，政治上问题更大。”《红旗》总编辑王殊也是反对的。他指指点点地谴责道，荒谬，反动，砍旗子。还幸灾乐祸地断言，《人民日报》犯了错误。中国大陆上这两家最重要的舆论机关——中央党报与中央党刊，在日后十多年不断漫卷的理论风云中间，始终不能协调，其地位亦循着党的领导者的好恶此起彼落，在老百姓那一边，则有一句新的民谚来描述这局面，“不是‘红旗’上天、‘人民’落地”，就是“‘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凡是派”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所以虽有迅速的反应，但是并不激烈。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仅仅批评报纸党性不强，要他们“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然后警告胡耀邦“写文章要注意”。他也许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这件事的意味，也许认为以他此时的权威，把那几个不知深浅的书生吓唬一下，也就可以抹平这一场风波。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在静观事变，谋定而后动。因为他在六天以后，即将得力的部下熊复调去接替王殊，任《红旗》总编辑，布置好这个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他指令熊复，警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针对毛主席而来的，要《红旗》按兵不动，以成独树一帜之势。

他的话果然有力。“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们，似乎统统被吓住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已经准备着引颈授首，胡绩伟和新华社社长曾涛闭上了嘴巴，甚至连胡耀邦也安静下来。一时间，风消云散，天下似乎就要太平了。

不过，汪东兴一定是忘了一个人。此人可不懂什么叫“下不为例”，这就是邓小平。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能够令他“下不为例”，他汪东兴又焉能有如此的威力？初夏时节，军队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这些高级将领在会上争论起该不该维护“两个凡是”，眼看着军队将因此而陷于分裂，这在我们的制度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邓小平恰到好处地站了出来。6月2日，他对数百军队将领发表讲话。看来他在一年中绕着圈子反复说明的思想，现在可以直言不讳了。他说，有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但却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谁要是坚持了实事求是，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嘲笑这些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收发室”，只会照抄照转。接着，他还透露出毛泽东曾说过的一段话，这话在当时读来颇有人情味。毛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邓最后严厉地斥责，有人将把中国引向失败。他显然是指汪东兴那些人，甚至可能也包括了华国锋。不过，邓小平此时还没有直接提出《光明日报》的文章，他把这最后一点含蓄地保留了六个星期。到他再一次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便公开摆出支持此文的态度。如同一年前汪东兴从吴德手里接过“两个凡是”，现在，邓小平也从胡耀邦手里接过了“真理标准”。一个看上去挺学术的题目，就此导致政治权力中枢的分裂，令整个国家也为之震动。

以汪东兴的精明练达，一向对政治苗头洞若观火，不然他就不可能善始善终地伴随在毛泽东左右。可是这一次，看来他对形势有些估计不足。这表现在他一有机会就流露出对邓小平的蔑视，毛泽东给他留个党籍，只不过是“以观后效”。让他出来工作，是放他一条生路，这跟与他携手结盟是两回事。现在邓小平居然不顾自己“下不为例”的警告，还敢指斥他的“两个凡是”将把中国引向失败，此风断不可长。6月15日，汪东兴把中央宣传部、北京诸大报、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领导人召进中南海里，火冒三丈地发出批评，话音中多少包含着恫吓之意。他警告那些参与撰写评论员文章的人，“不要图一时好过”，还说苏联和美国正在挑拨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他们不是反对毛主席是反谁？”此种攻击在中国是最严厉的一种，以惯例衡之，当是里通外国、分裂中央、颠覆政权。常常无需证据和法庭审判即可定罪，轻者终身监禁，重者处以极刑。

邓小平警告了汪东兴，现在汪东兴也对邓小平发出警告。局势似乎已经胶着。政治的天平一下子看不清楚该向何处摇摆。

但是，“邓派”众豪杰此时已无退路，索性打破沉默，摆出鱼死网破之势。在汪东兴的威胁发出之后不过20小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把邢贲思的一篇文章发表出来。这一次文章题目稍微和缓，叫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可是一看内容，就知道是在烈火之上又浇下一盆油来。这还不算，胡耀邦也决心破釜沉舟了。他在自己家中召见孙长江和吴江，策划再接再厉地发动攻击。军队里面一些高级将领也不愿再置身事外，其中总参谋长罗瑞卿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站在邓小平一边，令双方攻守之势逆转。中国民间，向有“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的俗谚，现在竟是文武兼备，势不可挡。罗、华二人与吴江合作，数日间炮制了又一篇文章。这一回，仍然重演故技，绕开汪东兴的审阅，而以特约评论员之名发表于《解放军报》。题目也仍是紧紧咬着“真理标准”不放，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时间，笔墨风云再起，不可遏止。世人争说这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姐妹篇，而且，这妹妹比姐姐更加大胆泼辣。

汪东兴似乎有些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那一边，“邓派”的阵营乘着权力中枢的暂时失去控制，继续壮大起来。京城里面不甘寂寞的文人们接而连三地加入进来。7月5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条路上的文人一起集合在科学会堂，攻击“两个凡是”，发言者有罗伟、吴江、于光远、朱洪元、汪容、吴汝康、李宝恒、徐联仓、赵功民等。两周后，又变本加厉地把全国稍有声名的学者都邀进北京，共计一百六十多人。“他们想挂免战牌”，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说，“我们不能现在就停下来”。结果又有马沛文、胡福明、冯定、汪子嵩、李秀林、王耕今、林京耀发言。周扬则在闭幕式的讲话中说，这个本来的常识之所以成了问题，“足见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

“英明领袖”四面楚歌

现在的局面，不是《人民日报》表述的“万炮齐轰‘四人帮’”，而是万炮齐轰“两个凡是”。也许直到现在华国锋才发现，在他的身边，对“两个凡是”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陈云在两周之前作了那次轰动整个会议的发言之后，仍然不依不饶。现在又说：“只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错必纠，有步骤地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的错误，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谭震林刚刚和《红旗》杂志发生了那一场冲突，他寸步不让，搞得汪东兴也“只好这样”，真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但现在他还在乘胜前进。他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粟裕对这些年的一个情况极为不满：“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不过，他把这些归咎于“四人帮”的破坏，听上去像是要说明，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并不是要反对毛泽东。徐向前也说：“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叶剑英倒是没有直接批驳“两个凡是”，不过，他主张：“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这话一听就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在这边说着，那一边华国锋还是想让大家停止这个话题。是他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习仲勋说：“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邓颖超说：“我们每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赵紫阳说：“现在外国人猜测我们党内有分歧，有争论……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它不仅是个理论常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万里说：“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这些人分明是在批评华国锋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已经落伍。照这样说下去，这把火就非要烧到“英明领袖”的身上不可了。汪东兴瞪着眼睛看华国锋，华国锋却已经无可奈何。也许胡乔木可以平息眼前这些人的话头吧，他不是一直力主不要再造成党内的分裂么？不过，当他终于开口的时候，“凡是派”就彻底绝望了。他已经改变了先前的态度，不再批评是谁挑起了这场争论，也不再说“谁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分歧就是分裂党中央”之类的话，而是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是非不分，又怎么能够落实党的政策？”然后，局面就一发不可收地向着华国锋不情愿的方向走了下去。终于，华国锋的部下开始直截了当地批评他执政这两年的种种错误，尤其是搞出“两个凡是”这个名堂，令人不能容忍。“英明领袖”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四面楚歌。

华国锋权威的最后崩溃，发生在12月13日那一天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到第四十三天，现在宣告闭幕。邓小平的讲话，可以说是宣布了“真理标准讨论”大获全胜。他说：“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华国锋呢？名义上他仍然还是党的主席，所以大家还是请他来作总结性的讲话。与会者举手通过的公报上面，仍然称其为“英明领袖”，还说他发表了“重要讲话”云云。不过，十年之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史料中，提到华的这次讲话时只保留了其中检讨的部分。华悔意无穷地说，“‘两个凡是’的提法绝对了，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第七章 忽喇喇似大厦倾

把人民公社的老一套主张全都翻过来

1979年开始的时候，似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欢呼。不过，现在他们不是在欢呼1976年10月的“英明决策”，而是在欢呼1978年12月才真正开辟出来一个“新的时代”。周扬公开说，中国正在经历本世纪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人家问他，前两次思想解放怎么讲？他回答说，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42年的“延安整风”。不过，他说得更多的是眼前这一次解放，使用的语言就像诗一样：“历史上有多少思想家、科学家，都期待着打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他的话的确是当时的实情，不过，他没有说明他之所谓“牢笼”和“黑夜”是什么。这不要紧，以当时的情形揣摩，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听明白。

那时候人们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真是前所未有。1979年1月22日，在赵紫阳担任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这种会议不会有那么浓厚的诗意，但却可以把话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多年来，一股劲地反右，造成一种‘恐右’的社会心理”，省委会的纪要说，“实际上，过去反的右，很多并不是右，既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实事求是。‘恐右病’实际上是多年来‘左’的政策和做法所造成的阴影。”

城里人打了一个大胜仗，一下子就把他们自己从无数“‘左’的政策和做法所造成的阴影”中解救出来。不再是右派啦！不再是走资派啦！“天安门事件”不再是反革命事件啦！一些多年蒙冤的“坏蛋”也不再是坏蛋啦！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重见天日，大难不死，真是悲喜交集。

不过，还有更大的阴影笼罩在农民头上呢。这些农民多达八亿，生活在五万多个人民公社的“大厦”里，现在，轮到他们冲出“牢笼”和“黑夜”了。公社社员们将人民公社的耕地依照土质优劣、面积大小以及远近的不同，重新划分开来，又在一种相当自由的气氛中三家五户地结为一个小组，共同拥有分给他们的那一份土地。到了1979年春耕开始的时候，已有至少二百万个村庄的三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被叫做“划分作业组”的行动。整个过程颇似昔日土地改革时的“分田分地真忙”，这些村庄里面原来的公社组织也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成了空中楼阁。

如前所述，当这些“包产到组”的行为日益扩散的时候，安徽省的山南区和凤阳县小岗大队已经在悄悄地搞他们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作为先例，这些事情的影响既深且远，最后竟至深远到了全中国。不过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人民公社的“阴影”还相当厉害。在多数人的心理上，还是把这些事情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场斗争”，以至于安徽省委不得不专门召开一次会议来研究山南此举的方向问题。这是1979年2月6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张，让山南继续包产到户，不过，为了抵挡批评者的闲言碎语，万里把山南的办法说成是“小范围试验一下”。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这种话说得真是理直气壮，不过真正做起来就需有一些暗度陈仓的技巧。常委会议决定，对山南的“试验”，暂不宣传，不推广，秋后算账。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在二十年的改革历史上，甚至在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上，都有可能留下一页，因为由党的高级会议来纵容农民的自行其是，在过去的记录当中还从来没有过。自从共产党执政这三十年来，农村里的事情有哪一次是让农民自己做主的呢？还不总是由党的官员来教育农民、引导农民和组织农民吗？所以，当省委农研室的主任周曰礼得到省委的决定时，既兴奋，又惊讶。他旋风般地跑出去，当晚就来到山南公社，第二天一大早，就对公社的干部说，省委同意他们试验了。

即便如此，周曰礼也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会那么迅速地席卷整个肥西县。不到一个月，全县每十个生产队中，就有四个搞了包产到户。这一来，可就不是“小范围试验一下”啦！

周曰礼又跑回省城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不再提什么“规模”和“范围”，只是说：“让他们搞，肥西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他们。”但是，仅仅这样说了一句还是不能让农民放心。有些话，今天说来一定会让人们觉得好笑，那时候，农民不怕地里不长粮食，就怕干部说他们“包产到户”。现在，万里来到山南，把共产党原来的那一套主张全都翻了过来：不管你搞不搞包产到户，就管你能不能多打粮食。有个农民问他，包产到户能搞多久？他就回答：“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你们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对于农民的我行我素，大多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在那时候不是“反对派”，就是“观望派”。像万里这样坚决站在农民一边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其实他感觉到的压力也不小。还在几个月前，他就已经受到华国锋的警示，党的主席要他行事不可逾越中央规定，他却坚持要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他还受到陈永贵的严厉申斥。当他在一年前把一部分土地借给农民任其耕种与收获的时候。陈永贵大骂他是“好行小惠”、“变相单干”。可是这个罪名万里根本不在乎，别说是“变相单干”，“就是‘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在凤阳县对陈庭元说。这一天是1979年1月15日，陈永贵还是国务院领导农业的副总理，可以说是万里的直接上级。可是万里却表现了犯颜直谏的果敢精神。他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句话很快成为名言。一年后，一位记者把它作为文章的标题登到报纸上去，令人民公社的挑战者们声威大壮。熟知万里的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日后，都会提到他的刚正不阿和斩钉截铁，大概就是出于诸如此类的事实。万里将这种物质第一的精神推行于乡间，取代意识形态至上的施政原则。这一点直到十五年后他彻底离开中国政治前台时仍然矢志不渝。

但是，万里也绝不是孤军奋战，在他的身后，还有两位最有影响力的老人。这还不仅仅因为陈云在几个月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邓小平也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而且还因为，在1979年的早春，万里在安徽纵容包产到户的的行动已经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万里把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总理陈永贵的指示束之高阁的行为，为什么居然没有受到追究。这一点，在当时百姓中间即有无数传言，多年以后，又为万里本人所证实。“开始搞了以后，”万里说，“我首先跟陈云同志商量的，我说我那儿已经搞起来了，他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台，休息时我到他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以后我跟小平同志讲，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这样的靠山，省委书记万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农民背叛人民公社的种种行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扩张起来。就算那些对他们抱以最强烈的同情之心的官员们，原来也只是估计农民会把“小规模”的试验至少保持一年。可是春天还没有过去呢，包产到户便已经涌出山南区，也涌出了肥西县，就像涨潮时分的潮水一样，一浪接着一浪，区别只是在于这股潮水只涨不落。诸如宣城、芜湖、无为、肥东、长丰、颍上、固镇、来安、全椒、嘉山、阜南、六安这些县，在这个季节里都在包产到户。安徽省委所谓“不宣传、不推广”的说法，看来根本不能约束这股潮水席卷全省。

“张浩事件”为什么震撼全国

那些旧时代的维护者们，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两年多来，这些人屡战屡败，先是坚持反极右而不反极左，结果输了；后来是坚持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结果又输了；然后就坚决地维护“两个凡是”，结果还是输了。现在，他们看到乡下的人民公社也摇摇欲坠，就再一次激愤起来：

“有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到底要干什么？”

“就算阶级斗争可以停止，就算‘两个凡是’可以取消，难道人民公社也是可以推翻的么？”

“真是越走越远！”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看来真要再来一次‘誓死捍卫’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紧挨着报头的地方，刊出一封读者来信，编辑还为读者的意见写了一段长长的按语。写信者名叫张浩，所以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表明了新一代领袖的农村政策已经公开地分裂，这局面在当时即有严重的征兆：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北京向阳宾馆里面正在召开一个农村工作会议，数百名与会高级干部为之大哗，以致正常的会议议程无法进行。乡下的社员则目瞪口呆地听着高音喇叭里的声音，然后就不知道是否还应当下地播种。

编者给张浩的信加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信中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已经实行二十来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轻易地从队为基础倒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有一点像另立一级新的核算单位，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的组织，搞乱思想，造成危害。所以张气愤地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干？然而令那些正在分田分地的人们更加吃惊的是那个编者按语，它要大家认真地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地方，必须认真地学习中央的文件，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毫无疑问，这是要给那些在农村闹事的人一个警告。尽管主张“分组”的人们答辩说，既然中央文件规定“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不分农具怎么包工？不分地怎么联产？但是这时张浩的信以及党报编者的意见已经起到了效果，不论是非曲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党对农村方针的最新解释，而不会简单到仅仅是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要求制止乡下混乱的信件继续寄到编辑部来。编辑遂陆续将这些信件附以自己的意见，上达更高的领导人手中。这些信说报纸抓住了问题的苗头，制止了混乱。真的就有人兴高采烈地拿着报纸责令队长取消分组分田，不少地方顺势作出决定，所有生产队立即停止划分为组的责任制。汝阳县则把已经分为作业组的三百一十五个生产队中的半数重新合并起来。陕县有个生产队本来正在往地里面送粪去做肥料，这时候忽然大喇叭里播出张浩的来信，社员们当即便停下手不再送粪。支部书记说：“报上又批评了，算啦，不干了！”有些人还从报纸的声音里面听出了更多的东西，说“看起来三中全会的政策都是复辟资本主义”。种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使得几乎所有主张分组分田的人都哑口无言。那些既不愿重新合并又不敢对抗报纸的生产队长，干脆躺在自己家里说是生病了。

不过，看来更多的人不同意张浩的意见，对编者按语的半威胁半命令式的结论更加不满。这些信说报纸不是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乡下的农民争吵了好久，终于分好小组，配好土地牲口农具等等，如今春耕在即，一张报纸就全都乱了套。那一天清晨，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正在嘉山县的乡下吃早饭，忽然喇机里面响起了张浩来信，他目瞪口呆地听完，一下子跳起身就上了他的吉普车，径直跑回滁县地委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十年后，他回忆说：“我的第一个感觉，坏了，又要折腾了。”农民们可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他们只知道气愤。有人说，编辑都是吃着老百姓种的粮食，坐在办公室瞎编胡说的“老爷”，然后痛斥：“你们几句话给农民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你们知道吗？”另外一封信说，这一下他们的村子至少要减产几十万斤粮食。因为报纸一到，全乱了套，作业组砍光，农民垂头丧气，如此分分合合，谁也无心生产。愤愤不平的写信人最后说：“你们应当赔偿老百姓的损失，可你们赔得起吗？”甚至在张浩的老家洛阳，人们也并不同情他。他们揭发说此人家里劳动力不多，在分组的时候受了冷落，才会借着维护人民公社的招牌来索回自家的利益。在北京城向阳宾馆里面开农业会议的那些人，几乎所有人床头的电话都是铃声不断。这些电话由三十个省市区打来，话筒里面都无一例外地要求回答共产党的农业方针是否又发生了变化。人们冲着电话讲得口干舌燥，掉过头来又向《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大发牢骚，指责说“你们怎么搞的”。面红耳赤的李克林本来就不赞成发表这个东西，可是《人民日报》是党的工具，她一个编辑除了服从，又能怎样？她甚至不能详细地加以解释，只把一口气憋在肚子里，说出两个字：“奉命”。

《人民日报》的确是“奉命行事”的。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78年12月27日。这一天，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农业委员会主任，取代陈永贵成为我们国家农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这时候，虽然已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统一思想”，但中南海里并不平静。关于农业方针的争论还未公开，却已经在很小的范围中变得尖锐起来。各地农民争土地抢农具，甚至分去库中存粮进而要肢解生产队的消息不断地送到他的案头，一切消息都在证明，人民公社已遭遇巨大的挑战，新任副总理一下子拿不出确定的方针来对付这种局面。这时，乡下春耕将近，《人民日报》按照惯例，把督促社员下地的社论送来审阅，王在踌躇之间意外地从一个批示摸到了华国锋的脉搏。华在社论清样的空白处留有一段批示，其中批评农村中出现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一个名叫张浩的人由甘肃省兰州市回到他阔别多年的老家探望双亲。他的双亲居住在河南省洛阳的黑羊大队，那里正在分队为组，大约六到八家农户自发结合在一起，并且把土地农具和牲口也都分开。农家的自由结合，自然劳动力强壮的家庭最为走红，老弱病残者则受到冷遇。张的一家恰巧属于后者，因之也有被遗弃的感叹。这使张浩得出了与华国锋差不多同样的结论，家人的愁苦更使其结论具有感情的色彩。所以他便以严厉的措词致信人民日报社。张浩显然并不知道英明领袖的意见，但是王任重知道。据说这个情节和后来的“张浩事件”有着重大关联。王任重迅速地采取行动。3月14日，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毫无疑问，按照我们国家的新闻制度，编辑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只有依据王的指示改写编者按语，又在一大堆读者来稿当中选出张浩来信。

“观望派”与“反对派”

90年代，我们国家大多数人都把人民公社看作一场悲剧，把人民公社大厦的终于倾覆看作是改革的重大成果，但是在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初，想要改变人民公社制度的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不是来自一个张浩、一个国务院的副总理，也不是一个党的主席华国锋，甚至还不仅仅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事实上还有党中央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最新决定，这个决定说，农村“不能搞包产到户”。依照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这样的局面必定会使反叛者一败涂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过去一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国人的思想的确如周扬所说，已经冲出了“牢笼”，一时间，竟无任何力量能够令他们皈依于一种统一的意志。更何况，反抗人民公社的人手上还有一个新的武器，他们会说，既然英明伟大如毛泽东都需要实践的检验，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不要检验呢？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后来的事实则证明，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春天的确充满了乡下的每一个角落。公社社员们显然是在直接或者间接地使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逻辑，一意孤行地拒绝党报的警告。

历史飞快地向前运转起来。本来，乡下将原有的生产队解体为小组甚至单家独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省份里都能见到，在四川、贵州、内蒙古、云南、甘肃、广东、广西这些地方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不过为数不多，只是星星点点。安徽的情况可就有点不一样。“包产”、“包干”，“到组”、“到户”这把火，竟已经烧红了半边天，其燎原之势也似指日可待。这使得我们国家那种按部就班振振有词的节奏，一下子乱了阵脚。

人类的精神本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经过二十多年意识形态的风雨洗礼，很多人都懂得了口是心非的技术，统一思想的运动虽然层出不穷，却从来没有令人的思想真正统一过。比如有的人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派大翻案”的会议，仅仅这几个月就是一场“浩劫”。有的人却又觉得仅仅把“文革”翻过来还不够，连马克思主义也值得怀疑。乡下的消息不断地传到官员的会场上来，而这些消息十之八九都是说农民们如何不听约束，如何造成了农村的混乱。土地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有的竟被分割成几米宽，这哪里是在种地，简直是在捋面条。牲口分了，农具拆了，拖拉机被大卸八块，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五保户更是无人过问，民办教师把一屋子学生撂在那里回家种地去了。本来一块好好的地，现在叫几户农民占领了，你要种粮，他要种棉，还怎么机械化？怎么水利化？在河南，一首顺口溜成了1979年反对“包产到组”的战斗口号，这是一位县委书记的杰作，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每一句都在他们心头留下极大的震撼：“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城里人都以为乡下正在出现一场混乱。不少官员们在他们掐灭烟头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的时候，就谈到了下面这些话题：

“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

“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

“搞包产到户比四害横行还要坏”。

“我们这些老同志可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顶住复辟风”。

“邓小平早就该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就是应当拿四项原则来纠正三中全会的偏向”。

……

阵线就这样分开了。一时间，人心有些慌乱，不知道应当先搞生产还是先划线站队。到了1979年7月13日，肥西县县委改变了初衷。他们下发一个文件，告诉全体公社社员，“不准搞‘包产到户’”。尽管万里立即试图制止这个决定造成的影响。他说：“不要跟群众闹对立。”但是，万里的话就只有山南区的汤茂林出来响应。汤茂林还在坚持他的“包产到户”。到了10月份，北京出面了，国务院一位副部长率领一个小组来到山南区，指责汤茂林的做法性质变了。汤心里明白，这是说他在搞资本主义。他心里不服，嘴上又不敢反驳，等北京的官员走了以后，依然我行我素。

还有一个人也在我行我素，而且有意识地把这种思想上的分裂引导到实际进程中去，这就是万里。1979年夏季，解放思想的主张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谁也不敢说到底能够解放到什么程度。包产到户的人们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行为，事情暴露出来，这些人一下子陷入一场大批判，压力极大。这时候，万里竟鼓动他的下级说，“我早就盼着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带头呐。”

结果，他真的找到了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来安县的县委书记王业美把川剧《七品芝麻官》里那个不畏强权、我行我素的县官的一句名言搬了出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门心思向南。”另一位是嘉山县委书记。他说得更加不留余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动摇。”万里频频在这些县里穿梭往来，和这些人谈话，对他们的行动大加赞扬。老实说，当时敢于这样做的省委书记并不多。那个时候，湖南的省委书记毛致用就显得有点尴尬。长期以来，这个与毛泽东同乡同姓、又与华国锋共过事的人，一直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但是自从“真理标准”的讨论破坏了“两个凡是”以后，他就觉得处处不顺。他是执意不肯表示拥护“真理标准”讨论的少数几个省委领导人之一。他的政治信仰不能允许他怀疑“两个凡是”。“我担心这个讨论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他说。你想想，倘若连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都不信“两个凡是”了，他老人家还哪有立身之地呢？到了毛致用属下的老百姓要求“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在心里嘀咕：这肯定要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乱了。他采取了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步骤：报告华国锋以求得支持。华国锋在政治上与这位省委书记的志同道合是没有疑问的，他明确地指示，湖南不宜采取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为了使对立的气氛能够缓和，华补充说，湖南的情况特殊，生产队本来就小，水稻面积又大，收稻时一部机械要十几个人同时操作，不好分开。“这样，我们的思想更加禁锢，对联产计酬严加限制，还提出了不需要也不应当推行‘包产到户’的错误观点。”四年之后，毛致用沉痛地回忆说，“教训是深刻的。”这时候华国锋已不在任上。

“包产到户”不能符合社会主义理想，在某些人看来是明白无误的，这一点根本不必请示最高领导人就可以作出决断。在最北边的黑龙江省，主要的领导人正在痛斥“包产到户”是一个魔鬼。山东省则下决心纠正农民的反叛，机关干部分赴乡村，结果战功赫赫，原来已经有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包产到组”，两个月里大半重新合并，只余百分之十五。许家屯的江苏毗邻万里的安徽，现在真有大兵压境、四面楚歌的危机。官员们沿着苏皖的边界挂起一串串喇叭，男女二重声音在喇叭里整天高喊“坚决顶住安徽的分田单干风”。山西省委机关报的编辑们则写出十四个版的文章，说是要向安徽射出威武雄壮的“排炮”，目标自然就是“包产到户”。人人皆知山西是“农业学大寨”的大本营，假如连这里也烧起“承包”这把火来，人民公社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不过，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面的人们，处境更加不妙。这些人虽然早就威信扫地，但其权力大厦的最后瓦解却是在1980年。昔日为毛泽东所倚重之文臣武将，今日或辞职，或解职，或开除党籍，或受到审判，几乎全部不能幸免。直到这一年冬季，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辞去他的所有职务，才算完事。

“左派”阵营土崩瓦解

对于“左派”的阵营来说，1980年可真是悲惨的一年。

首次打击在1980年2月23日开始，华国锋的四位最忠实的助手在一天里面全部被免除权力，包括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华国锋能够同意这次免职的行动，看来实为迫不得已。不过事情只是刚刚开始，卒子丢了，帅是否就能保住还是疑问。3月19日，毛泽东的最大的政敌刘少奇沉冤得雪。党中央的《通知》说，这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通知》还提醒全体人民牢记“沉痛教训”，务使“此类事件永远不致重演”。3月27日，政治局的常委决定由赵紫阳来主持经济方面的大局，党务则由胡耀邦来领导。也许这样的决定仍然不足以促成权力的最后转移，所以四个星期以后再进一步，赵紫阳开始协助华国锋领导国务院。华国锋之所以还没有丢掉总理之职，是因为这要经过法定的程序，但是这也仅仅为五个月以后的事。9月10日，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这个程序。华的阵营中的最后一人，陈永贵，也在同一天里被解除副总理的职务。华国锋此时已成真正的孤家寡人，敏感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他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也已摇摇欲坠。

重要的是，眼看着自己的权力被一点点侵蚀，华国锋竟是没有任何反击的力量。这时候，秋天已经到来，天高云淡，日短晓寒，萧瑟肃杀。但是感受到世事之冷暖无常的肯定不仅是华国锋一人，至少还有另外十人，包括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一个特别检査厅和特别法庭也在这同一个月里建立起来，其任务是要将这十个人一一判刑。审判日以继夜，只争朝夕。可是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华国锋就先下了台。1980年12月5日这一天，他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他的辞呈。

当然，发生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坚决维护者。那几个月里，大家显然更加关心另外的事情。就在华国锋提出辞呈的几天以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就曾群起攻之，说他的错误的核心不是工作中的失误，甚至也不是“文革”当中的表现。他的错误的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方，是他的“继续批邓”和继续打击“天安门事件”，他还“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地对待老同志的解放和使用，只知道“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既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又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甚至还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终于知道，原来“两个凡是”的后面真的是“英明领袖”，而不仅仅是熊复或者汪东兴那些人。 ^

尽管党的正式文件当中没有批评华国锋的农业方针，但是如此重大的变故必会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华国锋阵营的最后瓦解，无疑为进攻人民公社的人们扫去了最后的障碍。比如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华国锋在农村方面的最后一个意见，就是阻止湖南实行“包产到户”。几年以后，湖南省的省委书记毛致用承认，自己迟迟不肯接受“包产到户”这个现实乃是一个错误的时候，还提到这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华国锋的农村方面的亲密助手陈永贵，在掌握着农业权力的时候，也曾指责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鼓励农民“包产到户”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这话流传颇广，人人听来似曾相识，十八年前，这几个字被毛泽东用来指责万里的前任曾希圣，其罪名亦与今日万里的“罪名”相同。这是所有的官员无论如何难以忘怀的。

现在，公元1980年，毛泽东安卧于纪念堂里他的水晶棺中，已有三年。北京的传言说，水晶棺的防腐技术存有疏漏，伟大领袖的躯体正在收缩，面形已然枯槁。此说没有事实的根据，后来又为专家的证言所纠正。但是，这一年里，毛泽东的身边没有往年那样热闹却是事实。9月9日之祭日，12月26日之诞辰，官方没有仿照惯例实行祭奠的仪式。看来毛泽东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至少意大利的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是有这种疑问的。她在8月21日以一种叫人难以躲避的方式，向邓小平提出问题：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永远要保留下去”，邓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人民公社的制度也会一同结束，它可以被一部分人信守不渝，又可以被另外一部分人束之高阁，甚或敢于做出不敬之举。

人民公社的终结

1982年第一天里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党的中央委员会再一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的文件，这是人民公社历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页，共计五万六千多字，十一条，内容既广泛又现实，甚至还能列举出若干方法解决农民卖农产品难的问题。然则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个文件的关键所在，是承认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句话必是出自党内一些高级农业专家之手，因为所谓“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表述得极为详尽。它们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记酬；专业承包联产记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干到组。这种表述在形式上是不偏不倚地容纳了当时乡下存在的所有意见，但是，毫无疑问，其真正的触目之处，却是在“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中共治国三十余年，还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文件中承认这两个东西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有了这个文件，“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地位终于上升至历史的最高点。此起彼伏，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中共作出这种认可是在1982年1月1日，上距浙江省永嘉县李云河发动的第一次“包产到户”约为二十六年，距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发动的第一次“包干到户”为三年。

中共终于承认把“包干到户”看作分田单干“完全是一种误解”，由此令整个乡下天地大开。到了这一年冬季，粮食再度丰收，总产增长百分之九，达到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万吨；棉花三百五十九万吨，增产更加惊人：百分之二十一。尽管“包干到户”已超过党的方针所限定的比例，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但是高层领导人中已没有人再来指斥。就个人利益而言，他们同人民公社的制度并无直接关联。一旦意识形态的屏障予以扫除，新制度又显示出对生产力的推动，他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居中作祟。但是，生活在人民公社当中的那些官员可就大不一样了。比如有一位生产队长，表面上振振有词地捍卫着美好的理想，说“大包干”会把毛主席的集体经济“一脚踢光”，私下里却又说：“你们包干到户，不让统一，我吃啥？”武都地区党委书记钟永棠评论道，“他说的倒是一句实话。”大多数乡村干部现在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只好卷起铺盖回家种地。河南省沈丘县二万八千四百零七个社队干部就这样走了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人。他们只好像农民一样分得一块土地，早出晚归，自食其力。按照会宁县一个大队书记程建业的说法，他“以前十几年干的活，也没有这半年干的多”。临近这一年岁末也即12月11日，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宣布，将在政府机构的整顿和改革中取得明显的进展，务使党的干部的作风有一个明显好转。在乡下，得意洋洋的农民眼见得干部一个个老老实实地和他们一起扛着锄头把子下地，当然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其中一个还在自家门楣写下一副对联，用词尖刻，却显得极为扬眉吐气，所以很快不胫而走：

上联：层层设防，节节败退，干部越搞越被动。

下联：队队增产，户户丰收，农民越干越起劲。

横批：大包干好。

1983年——一万二千七百零二个人民公社在这一年里宣布解体。“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有五百七十六万个，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粮食总产三万八千七百二十八万吨，增产百分之九。棉花四百六十三万吨，增产百分之二十九。

1984年——一三万九千八百三十八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粮食总产四万零七百三十一万吨，增产百分之五。棉花六百二十五万吨，增产百分之三十四。

1985年——所余二百四十九个人民公社全部解体。至此，在我们的国家中，人民公社和它下属的生产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六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个乡镇政府和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个村民委员会。

人民公社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它留给世人一个美丽而又悲惨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世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为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至少三千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三千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本世纪我们的人民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二十七年，也即1958年至1984年。

这是一个“大同王国”的总失败的记录。

第八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改革的顺逆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沉浮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为了正确地估计这一点，我们应当记得，从改革的发起到改革终于在理论方面获得重大进展，已经过去大约二十年，而1988年正好在中间。它在我们国家，是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尾声，也是第三代领导人登台的前兆。

当1988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谈论的问题真的很多。那时候虽然没有股票，没有下岗和再就业，没有房地产市场，也没有什么人家奢望购买轿车，但是人们脑子里面还是拥挤着无数激动人心的问题。他们谈论“民主化”，谈论“公开化”和“透明度”，谈论“融入国际大循环”，谈论“走穴”和“经商”，谈论“出国潮”，谈论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种种已经不能遮掩的难题。

世人的情绪很明显地受到了党的方针的鼓动。自从1987年秋天中共的“十三大”将改革的声势再度推向高潮，人们就前所未有地激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改革的一举突破。就这样从冬到春，从春到夏，到了1988年的秋天，党的领袖们真的开始兑现他们的加快改革的诺言。新的口号叫做“价格改革闯关”、“长痛不如短痛”……

听上去真是豪迈，殊不料新政甫出，“抢购”风潮即起。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老百姓纷纷涌向银行争兑现钞，这局面令银行猝不及防。新币付完了就付旧币，然后是将已经报废甚至发霉的纸币也付出去了。尽管如此，也是不够。有些银行就不得不关起门，门口挂个招牌说是“整理内部”，但是老百姓全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更多的人涌向银行。我们的国家既坚持社会主义，自然不能叫银行破了产，不能叫老百姓的储蓄成了“泡沫”，所以赶印现钞，令银行不至于无钱。但是这样一来，通货膨胀之势更甚一筹。老百姓的情绪也更浓一重。拿不到钱的指天骂地，拿到钱的立即卷起另外一股潮水。这股潮水全是涌向商店的。他们将柜台里面的东西全都买回家去，就连仓库里面多年的存积也会销售一空。一个家庭主妇买回家的面粉够吃三年，一个男人则把擦屁股纸藏了整整一箱子。这也难怪，商店里面的东西，每一样的售价都在上涨，人心焉能不慌不乱？

事态的变幻真是毫无忌惮。这个秋天还没有结束，政府高层就开始退了。他们宣布经济过热，秩序太乱，所以要治理整顿。政府的官员们不再说“闯关”，而是说“整顿”；不再说“攻坚”，而是说“稳定”。整整一个冬天，政府的官员们在各种公开的场合里将一句话重复再三，即“坚定不移地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然而实际进程中的种种冲突，已经把政府经济政策里面的诸多矛盾抛出来。“改革闯关”来而复去，“商品专营”去而复来，市场进退维谷，物价压而难抑。老百姓遂由普遍的疑惑而至责问、牢骚和骂娘，讽喻时政的顺口溜和黑色幽默众口相传。局面前后摆动之大，政策进退逆转之烈，在近十年中国改革史上还从未有过。

赵紫阳似乎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一些征兆。不然，他就不会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显出那么低沉的情绪。这一天，淅淅沥沥的细雨夹着小雪，弥漫在中国北方大部地区。京城中心，本来应该有些辞旧迎新的气氛的，但现在似乎一点也没有。就连赵紫阳的元旦致词也少有喜庆之象。他使用的一些词汇令人感到好像就要发生什么事。比如“艰难而复杂”，比如“困难和问题”，比如“缺点失误和挫折”，比如“非常艰巨”，比如“不可能一帆风顺”……也是在这一天，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似乎也在推波助澜，它所发表的《元旦献词》，用语之低沉，我们遍读过去四十年的记录，并无成例。它写道：

“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不过，在当时，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1989年春天，北京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位记者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回来对他的同事说：“我看赵紫阳快完了。”同事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没有，只不过是看到赵紫阳在主席台上的状态之后，顿时就有了这种感觉。他说完这话便回家了，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不料，又过了三个月，也即这一年的6月，他忽然记起当初这一幕，不禁惊叹自己的判断是那么敏锐灵验：赵紫阳真的下台了。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向极左阵营发起挑战的时候，曾经表现出那么顽强的力量，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又曾经表现出那样强烈的义无反顾的精神，然而现在，却又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1987年是胡耀邦下台，1988年，万里离开国务院的领导岗位，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自己后来说自己是“安全着陆”，事实上也已不再参与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89年夏天，赵紫阳又下台了，其政治方面的错误极为严重：“分裂党和支持动乱”。又过了几个月，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也公开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邓小平是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才算是邓小平的正式退休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邓的辞职请求被通过。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日，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中国的新任领导者也在多种场合宣布，中国的方向仍要由他来把握。然而，邓小平公开宣布他“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于领导中国的事。他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来改变共产党领袖的“终身制”，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说的“我也放心”。看来，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是满意的。所以，两天以后，他对几位来访的日本人再次提到他的放心。并且异乎寻常地把他赞扬江泽民的话公开出来。他说，江泽民“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已经认定他完成了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而江泽民正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接着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老百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一些代表在内，都在左顾右盼，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

风起青萍之末

事实上，让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不得不重返政治舞台的原因，在1989年末他刚刚离开政治舞台的这一年里就已经存在。

今天中国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有些问题是纯粹经济意义的，比如“经济过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采用“紧”和“压”的方针，就曾经是1989年里一个重要的话题。有如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里面提出的问题：如何把该保的保住，把该压的压住？如何既紧缩又不停滞？控制通货膨胀就是简单的抑制消费吗？治理整顿就是简单的退却吗？如果是退却，如何守住已有的战果？如果不是退却，又可以在什么地方前进？

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可是，现在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有人说，农民的积极性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此看来，尽管粮食丰收了，但这些粮食是什么性质的，还要研究。又比如有人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全都是仰仗偷税漏税成为“暴发户”，所以这些人越是得势就越是会让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看得出来，这些问题，表面上是在谈论经济，实则却包含着一个政治的玄机，也即对于过去十年的改革，当作何种评价？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的长河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89年的夏天，就会禁不住回想起1979年的夏天。只不过，十年前的种种纷争，都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却是城里人在喋喋不休。那时候是说，改革把农村弄得一塌糊涂，现在是说，改革把城里弄得混乱不堪。奇怪的是，这一次，敢于为改革辩护的人出奇的少。1979年从春天到夏天，几乎所有的省委书记全都是改革的鼓吹者，至少他们全都在报纸上争先恐后地表态。现在呢，公开呼唤改革的声音，似乎只是来自广东。广东省委书记林若说：“治理整顿不能因噎废食。”他的搭档、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也用差不多同样的口吻说：“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改革开放。” 其实，很多问题，十年以前就挂在大家的嘴边上争来争去，后来说得少了。经过1988年秋天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又开始尖锐起来。但是，邓小平显然是不打算跟着这股潮流走。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十三大”政治报告，说“一个字都不能动”。6月9日，邓小平面对国家和军队的几十位高级领导人，再一次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邓小平再三告诫中国人，不要争论，不要改变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这种话，“左”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是听不进去的，就算听进去了，也会不以为然的。

果然不出所料，“左”的观点又活跃起来。

毫无疑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一贯方针，正因此，党的决议为“自由化”这个概念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含义，按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是特指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思潮(邓小平有一次还把它特指为制造“动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党的文件将“自由化”与任何一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现象相联系。

但是，自从“自由化”这个名词一诞生，有些人就动开了脑筋。按照“文革”时期广泛传扬的一种观点，要在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按照这样的逻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一定要推向经济领域的，也即所谓“追根寻源”。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文刊登在第一版上，通栏，大字标题。这倒也没有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报纸上面长文章连篇累牍，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这篇文章就不一样了，它的作者是当时宣传部门的权威人物。仅仅这一个名字，就令人迫切地想要知道文章说了什么。文章千言万语，其实最重要的话只有一句：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在普通的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起来。文章暗示读者，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他还列举了不少事实来说明自己并非危言耸听。再往下，文章质问道：中国要“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紧跟着，人们又看到了新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这是1990年第一期。其中有一篇文章，对私营企业主们说的话更加激烈。作者说：有些人“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那时候，公开的报刊上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私下里人们的议论就更多。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呛。那几个月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就少了三百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们纷纷卷款而走，工人们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工作。不过，这些人原来十之八九都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面，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就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多得不得了，总数可达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

然而这还只是经济领域诸多麻烦中的一个。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商品了。需求也如政府所期待的被抑制了。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卖不出去了。中央政府重新大权在握，但是经济却几乎不再增长。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就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其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这样，东北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一百万工人中，已有三十万人无事可做。全中国有大约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产。于是，失业的人也就大大增加。

可是“左派”们才不管这些事情呢，他们只关心姓“社”姓“资”。可惜现在不是“文革”，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喊出来：宁愿做社会主义的失业者，不做资本主义的就业者。

邓小平的种种忠告全都没有用

出现了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难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真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势难两全？

邓小平虽然退了下来，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大约就是在说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哪里会被眼前这些“大帽子”吓唬住呢。苏联东欧的确正在发生的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四起、执政党摇摇欲坠。某些理论家、政治家的文章说，这是西方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可是,在邓小平的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哪里是什么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想到这些问题，他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这一天是1990年3月3日，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他的不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还有那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国内国际敌对势力的“双重夹击”，邓小平就不以为然。“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他冷冷地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现在人们不禁回想起基辛格在1989年11月的预言。他说，中国还需要邓小平发挥作用。

现在看来，邓小平在1989年5月、1989年6月和1989年11月所作的种种忠告，没有对“左派”们产生一点作用。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实际上，邓小平在3月3日说的这些话，也都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至少在1990年是如此。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左派”理论家的文章接踵而至，很快就压过了邓小平的声音。6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出来了，这一次是专门批判经济改革正在造成的“多元化”。作者愤怒地谴责那些支持私营和个体企业发展的人，说他们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会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7月30日，又有一篇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作者写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这话让熟知内情的人看了，不禁要眼前一黑：“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谁说的呀？正是邓小平说过“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眼前这位“理论家”莫不是要向邓小平挑战么？或者至少也是不再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放在眼里了。

就在这时候，江泽民总书记离开京城巡视去了。他从广西走到广东，一路走一路说，说了许多让人欣慰的话，比如他说：“我们要明确告诉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不会改变的。”又比如他说：“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过，有一句话，他反复说了好几遍，也最能让人反复玩味。他说：“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以来确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听者只要一翻记录就会发现，自从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公开地提到“十二大”、“十三大”，除了邓小平之外，就只有这第一次了。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听出话音，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置之不理，照样我行我素。

是不是新一轮“批邓”

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个人生活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所以，这些年，每年春节均赴此地。但是，在1991年早春，他也许是发现自己这一年来说的话全都被人当作了耳边风，所以觉得有必要在上海做点什么。他从西郊宾馆走出来，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就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向东走到浦东，又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说起上海往昔的繁荣，“金融中心”、“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就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显然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他就拿80年代的事情来教育90年代的人：“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也许是在暗示，他现在还在等待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只是不想让上海人被那些理论家吓住。“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鼓动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对于北京的这些官员们来说，上海可能是全中国三十一个省市区里面最富有思考精神的城市之一。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被北京那股意识形态风卷进去。此时，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和评论部主任得知了邓小平的讲话，决定以此为据写几篇文章。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过春节的时候，第一篇文章就出来了。3月2日是第二篇。3月22日第三篇。4月22日第四篇。这些文章全都署着一个名字，皇甫平。意思大约是来自黄浦江的评论。文章每篇都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1991年在中国旧历为辛丑年，属羊。所以皇甫平就从这里开始大加发挥。“十二年一个轮回”，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上已经一年多不再用这种热烈的口吻谈论9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现在，皇甫平却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他坚持认为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还鼓励上海人“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种声音明显地不同于北京那些理论家们。

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说：“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还警告世人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在暗示北京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路而行之。皇甫平说：“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在下一篇，他步步进逼，终于说出了那句令“左派”大为恼怒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就点燃了一场风波的导火索。

最初的反击发生在1991年4月20日。这一天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表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作者把皇甫平的那句话与自由化联系起来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的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其实我们只要把皇甫平的文章和后来发表的邓小平的谈话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那里面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全都来自邓小平。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不过，皇甫平当时并没有说明此事。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着邓小平的意思，但又不说出这是邓小平说的。以北京那些人的政治经验之老到，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的几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的那些“理论家”很快便知晓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他们的行动。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之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这个夏天，北京的政治空气一下子热闹起来。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在说了这些之后，作者便将矛头直指皇甫平了：“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之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还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所以，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这些话说得够厉害的。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太动心，因为这两个期刊并不出名。到了夏秋之间，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了。《求是》说：“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一番话之后，8月，又发表了《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作者这一次教训皇甫平说，不应该一听到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文章作者相信群众有一种“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就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一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万寿山脚下的中央党校，现在活跃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1978年春天。不过，这一次，胡耀邦已不在人间，现任党校校长乔石也全不知情。很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或者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

1991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从中央党校内部推向全中国。作者说：中国人现在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而且，按照作者的论述，“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迟钝的人也看出了其中奥妙。人们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一个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报纸上面还说，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二年前就已经名誉扫地的理论，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这可是舆论方面一个不得了的变化。不过，到了1991年9月1日，事情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9月1日晚上，新华社按照惯例，把《人民日报》将于第二天即9月2日发表的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先行全文播出，以使全国的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则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社论中有“我们要问姓‘社’姓‘资’”这样的话。“新闻联播”正好把这句话播了出来。中央领导人耳闻“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一句，立即要求予以修正。这一指示由中宣部转达至《人民日报》。当夜，报社将社论中两处主张要问“姓社姓资”的地方全部删去。新华社可以将社论的文字重新播发，电视新闻上却已覆水难收了。

人们发现《人民日报》社论在纸面上与电视上居然会有两个样子，不禁大疑。

话说回来，党中央机关报毕竟胜人一筹，它总是能够比旁人更早地体会政治的气候。所以当它在1991年9月2日深夜悄悄地删掉社论当中涉嫌攻击邓小平的言词的时候，其他一些报刊还浑然不觉，继续慷慨陈词呢。11月，《求是》杂志警告它的读者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12月，一位理论家说：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被错误的改革观搞乱了思想。可是在我国，居然“今年还有论者发表文章反对在改革中问‘姓社姓资’。”“在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他质问道，“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可以改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这种改革观，实质上是‘改道’观、‘改向’观。”这位理论家显然也注意到，有些人认为经济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否稳定的关键，所以他说，“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如果把它当作唯一标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想来诸如此类的声音一定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1991年10月9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告诫人们，应当把经济扭住不放，决不能让其他的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12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厦门特区的庆祝大会上说，要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且使视野更开阔，步伐更大。这些话，被新华社通电全国，报纸电台电视台传扬得满世界都是。

那些“理论家”一向对政治气候的微小变化都能嗅出来，这一次怎么也没有一点反应呢？或是如他们自己所说，一心一意抵御着国内国际反动势力的“双重威胁”？还是像很多人传言，“左派”阵营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最团结、最顽强的政治集团，而且越是身处“逆境”，这些人就越是团结和顽强？

1991年12月25日，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房间为淡绿色的墙围环绕着，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

晚上7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巴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对全体苏联人说。

差不多同时，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即将升起。苏联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戈尔巴乔夫辞职，控制核武器按钮的权力交给了叶利钦。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历史。

在那块土地上，不仅没有了苏联，也没有了社会主义。这似乎证明了中国国内一些人的“英明”。

但是，就在这时候，邓小平的专列已经整装待发了。他在后来的一个月中跑了那么多的地方，说了那么多话，令“左派”理论家们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义愤填膺地大加讨伐的那些东西，其中不少正是邓小平格外想要说明的。

第九章 邓小平力挽狂澜

邓小平问：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1992年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天光澄彻。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上海。他和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到贝岭公司，贝岭公司生产的微电子产品属于髙科技的领域，亦是我们国家一项新兴的产业。所以上海方面的领导者便倾心尽力地向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讲述这种技术。邓小平对于技术的热情与想像力，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他在放大镜里终于看清了三微米大的集成电路块的时候，就感叹这东西就像高楼大厦。然而，邓小平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非科学家，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他忽然转头问吴邦国。

这时候，邓正面对着一大片来自美国的设备。设备被巨大的玻璃笼罩着，异常精密，一尘不染，所以这里也就叫作“百级净化车间”。

吴邦国此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全程陪伴在邓小平左右。听到邓小平忽然发问，他立刻就明白了老人的用心，便顺水推舟地回答道：“这东西过去姓‘资’，现在为我所用，就是姓‘社’。”

“对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引过来，它的姓就变了。变成姓‘社’了。”邓小平笑道，“我们不少干部，至今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有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

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次行动，官方后来的说法是“视察”。这表明在中国人的眼里，已经退休两年三个月的邓小平仍然具有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他在一大堆美国人制造的机器面前谈论姓“社”姓“资”，很快便在全中国引起震撼。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习惯的说法是邓小平“南巡”或者“南方谈话”。它在中国流传了多年之后，又成为《邓小平文选》三卷本的最后一篇。作为一个血肉之躯，邓小平的生命此后还要延续到五年之后，也即1997年2月那个同样晴空万里的星期三。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理论在这一路风尘当中已经最后完成。有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所说，是“终卷篇”，亦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人一向喜欢为天气季节赋予政治的含义。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中国人眼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记者、作家、诗人、歌手，竭尽全力为这个春天唱出一曲又一曲颂歌。“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这样描写道。他的文章详细描述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情况，为世人争睹。不过，就普通的中国人来说，邓小平本人的形象，至少同他说了什么一样值得注意。奇怪的是，电视上面对这样重要的新闻居然没有立即予以报道，首都的大小报纸也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普通百姓只好在外地的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看到的邓小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目光明亮，嘴角顽强地翘起，有时候细心地倾听旁人的话，有时候则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念头。虽然没有一篇事先拟定的讲稿，但显然是心有所系，话有所指。他从北京走到武汉，从武汉到深圳，然后又在上海过了春节。他一路走一路说，发自内心，既真诚，又尖锐。没过多久，北京的人们就读到邓小平说的这些话：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看来，邓小平看重经济的繁荣，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这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在路上更加清晰地看到，“左”的东西正在动摇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局面。他对几位陪同他走南闯北的人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还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听了这些话，北京那些起劲地撰写文章的“理论家”们，不免要在心里诅咒。可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发出“大旱逢甘霖”的感慨。在他们看来，邓小平的话说得既高屋建瓴，又实际具体，就算是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一听就懂。

中国人为什么格外热衷“左”与右

在90年代开始后的两年里，中国表面上是热火朝天的经济，人人争言赚钱的事，80年代流行之“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也还没有过时。可是，人心深处的焦点所在，却是另一个，也就是“反右”还是“防左”。人人皆在心里念着这一个问题。大人物们的讲话，必经反复地校正，确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疏漏，然后方可发表出来。新闻界亦没有权力将领导者的私下的讲话公开出来。其他各种各样的中人物和小人物们，则竭尽可能地收集了各种各样公开的和内部的材料，反复地研究，来确定各方面的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何，以及在这意见后面的倾向如何。

但是，中国人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已经有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智慧：要做什么的时候，总是分外含蓄。史家叫作“春秋笔法”；兵家叫作“暗度陈仓”。左右逢源并不能掩盖各自的政治倾向和利益倾向。比如，当时某位权威性人物说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便有着格外鲜明的锋芒。他说：“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这一番话左右逢源，不偏不倚，滴水不漏。让任何政治派别都抓他不住，但是，接下来的话，还是心机毕露：“前三十年不断反右，结果主要犯了‘左’的错误。后十年主要反‘左’，忽视了右的倾向增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989年10月，他本人那时则是国务院研究室的主任。应当说，以“左”和右为标志来将共产党的执政四十年“曲折的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这是第一次。按照他的逻辑，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就不是防止“左”，而是反对右。此种意见在当时发生极大影响，也就成为必然。可以说，90年代初期的两年当中，整个舆论界就是围绕这个逻辑叱咤风云的。

1992年的早春，邓小平的谈话不同于当时舆论的主导，真是引人注目。这不仅仅表现在，邓小平认定我们国家的根深蒂固的毛病还是“左”，也不仅仅表现在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不是右，而是 “左”，而且还表现在他的整个讲话当中贯穿着反“左”的精神。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既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他所说的“要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立即成为中国人挂在嘴边上的话题。

中央党校里面，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舆情鼎沸。不过，总是有一部分人慷慨激昂而另一部分人沉默不语。那些理直气壮地论证“和平演变三部曲”的人，现在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另外一些人原来不怎么说话，现在却都开了口。3月，王瑞璞在这里作了一次报告。他精心地回顾共产党治国历史，列举事实证明，中国人“反右”的残酷无出其右。而左派必定是立场坚定、无产阶级感情深厚，即使有错，不过为思想偏激方法简单之类，断不会影响仕途。所以人们总是对右避而远之，对“左”则会蜂拥而上，惟恐落后。“右是粪坑，‘左’是棉花坑”，王瑞璞说，“跌到‘左’边，不伤筋，不动骨，爬上来，仍是好人一个。一旦跌到粪坑里，即使淹不死，也会弄得满身腥臭，所以人们对它极为警惕，一旦犯了右的错误，整起来可不得了。”

差不多同时，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说同一个问题。他的讲话的题目就叫作《关于防“左”》。“为什么会产生‘左’呢？”胡绳问道。他是共产党的历史专家，自然不会用“棉花坑”和“粪坑”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但他说的是同样的道理。他说，党史界、理论界有一种解释，“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1945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说，“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指出它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这恐怕未必恰当。因为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不一定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通常有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不仅如此，胡绳还认为，右，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他举例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恐怕不能那么说。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另一位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也谈到防“左”。“为什么目前主要应该防止‘左’呢？”廖自问自答，因为近两三年来出现的主要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左”的东西；有些人借口国际形势变化，在1989年提出必须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观点呢？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由此可见，提出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这就是要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要求我们回到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在说了这些之后，廖盖隆仍然不罢口，他接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不再搞运动。这很重要。可是现在有人却说“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没有胜利”，这是不是要搞新的反右派运动，或者是搞新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报纸上面连篇累牍地警告人们国际上现代修正＝ 主义思潮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的话，廖盖隆嗤之以鼻：“这样说来，我们正处在反右派运动或‘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这也是拿大帽子来吓唬人。”他说：“其实，足以亡党亡国的正是使我们放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而回到过去极左的老路线上去的那种主张。”如果我们想到过去若干年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就会觉得，廖盖隆的这些话不是无病呻吟。

胡绳说，所谓防“左”，最要紧的是“防”两件事，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对改革开放动摇”。这种用语尽管明确，听上去仍属委婉。六年以后，胡绳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久卧病床的时候重提这一段历史，就觉得应当将这一段历史更明确地整理清楚。胡绳说，为什么邓小平要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当时有动摇的情况。

听了胡绳的这些话，人们就不免想到胡乔木的一些话。胡乔木出访美国的时候，作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讲演。他说中国共产党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并且还详尽地分析了中共“左倾错误”的种种渊源。他说的“二十年”，是指1958年 到1978年的一段时间。至于“左倾错误”的原由，总计有五条。按照胡乔木的说法，其中一个是“相信经济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另外一个是“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还有一个是“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以及“制度的缺陷”。他是在1989年春天说这些话的，刘大年当时就说，“这些论述都是客观的，实在的。”张湛彬则在事后追述道：“这是到目前为止党内高级领导人中关于‘左’的错误发生原因的最系统、全面、透彻的分析论述。”

在1992年春天，人们想起这些话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胡乔木真具有先见之明，因为他说的这些东西不仅仅发生在那二十年，即使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总是缠绕在中国人的左右。

1992年夏：反“左”的呼声

对于邓小平南方视察的真正动因，尽管在当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但事情还是越闹越大。两年多来作为真理代言人的诸位“理论家”和“政治家”，现在不是沉默就是改口。当然，也有人说：邓小平只是一介普通党员，有什么资格出来干预国家大政？的确，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他的南方视察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震撼力量，既有他本人的威望，也因为他的背后所积蕴的广泛的社会情绪。但是，问题的关键更在于，那些“理论家”发出这样的质问，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在为他们自己寻找渡过艰难的借口。却不料，到了3月，他们的这个借口就再也不能成立了。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并且作为党中央的决议予以公布。这等于是由党中央出来，将当时流行之“反右”为主纠正为“防左”为主，亦将“反和平演变”的潮流扭转为一心一意搞经济。形势开始明朗。

4月的第三周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发表了一番讲话，这是在这个突变的春天里面第一个公开自己意见的党的领导人，所以便引起人们的特别的关注。乔石由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讲话谈起。他认定邓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的是什么呢？乔石并没有像胡绳那样直接说出“一防”、“二防”，但是他却明确地说，邓小平是在针对“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他更进一步谈及中国共产党的一“左”再“左”的历史，以史为镜，“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大约一周后，也即4月25日，田纪云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话，所引起的反应极热烈。田的讲话主题是环绕农村的改革，他发出的“反左”呼声，全都发自内心，无一点官场气息。这是他的讲话中真正博得欢迎和受到批评的部分。

“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田纪云说。然后他就直截了当地谈到“苏联的垮台”：

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田的这一番话是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会上说出的。会场里好几百人，人人闭气凝神，不免想到不久以前那个“反和平演变”的学习班，知道田纪云所言绝非无的放矢。然而田纪云还是刚刚开始，后面的话就更加要命，他说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他还说如果不将“左派”的表现“具体化”，防止“左”就只能成为空喊，而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行动。他接着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具体化”了：

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这些话令全场为之震撼。文字的手抄本立即传出，录像带也畅销一时，然后是各种铅印胶印之材料由各种渠道传至全国。田纪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任内讲话无数，似乎还没有哪一次如这次这样影响巨大。

过了4月，京城里面防“左”的舆论陡然高涨起来，由交头接耳而至纷纷扬扬。至夏季，已弥漫于会议室、办公室、街尾、屋前、旅店、商场、舞厅、歌厅、巴士、的士、饭桌、厕所……虽小巷拐角处一卖油条老翁，也要或俯耳或昂扬地告你孰“左”孰右。一本书接着就畅销起来，此书名叫《历史的潮流》，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公开出版，收入若干批评“左”的文章，情绪激烈，锋芒犀利，遣词尖酸。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有人提出禁售，所以这本书的发行便不能如常进行。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刺激了读者的购买欲望，正道上求购不得，人们遂转向黑市。复印本横行，定价4.45元的书，黑市价格竟达50美元。到了10月，太原的书海出版社又出版《防“左”备忘录》一书，把防“左”的势头再向前推进一步。这也说明，对于“左”的不满与不屑，乃是一种积蕴已久的社会情绪，并非由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本书的煽动。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这种看法，比如有些人将田纪云的讲话录像收起来不许发行，还撰文批判《历史的潮流》和 《防“左”备忘录》制造混乱。然而更具戏剧色彩的事情是，《历史的潮流》这本书扉页刊有薄一波的题辞“改革开放，强国富民”。于是反对者说，薄老是受骗了。但也有人在私下打抱不平。他们说，这两年发表了那么多含沙射影批邓小平的文章，无人清算，如今却来围攻阐述邓小平思想的书，是何道理？

这些事中间是否意味着，表面上势如破竹的“邓旋风”，至少在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遭遇了一些阻力？邓小平本人对局面也一清二楚，所以他在5月份再度走出家门，来到首钢。这一次他说，对他的讲话，有人是顶，有人是拖，有人是真心地去做。

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犹似卷起一个大旋涡。四周都在急剧地旋转，中心的地方本来平静异常，但是，邓小平在5月份讲了这些话以后，这座城市就再也不能平静了。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似乎由于这件事情受到鼓舞，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先是引述邓小平的话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然后就大有深意地评论道，问题在于，当人民的生活刚刚有所改善的时候，就不断反对所谓“需求膨胀”、“消费超前”、“经济过热”，采取了一系列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抽紧银根、限制消费、抑制需求的措施，结果出现了资金拖欠、产品积压、需求不振、市场疲软。消费落在生产的后边，拖住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读者看到这些话，都嗅出其中味道。

两天以后，也即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站出来了。他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学员说了一番话。他说现在中国的重要任务，就是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还说到解放思想，排除各种干扰，加快改革开放。然而他的讲话当中最具实质性内容的地方是，他认为，被一力颂扬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存在弊端，而且还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令整个经济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必须实行根本的改革。然后，他就提出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很明显，这是继承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旨。江泽民说，在即将召开的“十四大”上，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总得最后确定一个大多数人都能赞同的提法。他本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表示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市场经济之轨道，所有聪明的人都可以看出，其中含义非同小可。

江泽民的这些话，在当时，是将一个永远关闭着的禁区赫然开放，就连市场经济这个“魔鬼”也要冲出“牢笼”了。

魔鬼是怎样变成天使的

如前所述，1990年至1991年，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潮流，就是将“反和平演变”的行动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其中又以对市场化的批判为最要紧的环节。当时的理论认定，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方面的最直接的基础。

到了1992年自夏至秋的几个月中，理论与决策方面的种种问题的焦点，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经济将在多大程度上实行市场化的方针。最新的说法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方针在6月9日由江泽民最先说出，又在8月写进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的初稿，几经反复之后终于拟就，并且在中央机关和外省数千高层领导人中传看，这是为了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作出进一步的修改。这一次遍及中国的大讨论，均为未公开的活动，所以老百姓在表面上感觉不到任何异样。直到“十四大”的正式举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们国家改革的新的目标，中国真的发生了自1949年以来最惊人的变革，有如上海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刘吉所说，“是了不起的历史性的事件”。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对自己身边发生的重大变革没有多少感觉。

童大林高度评价了这一变化。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以及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所长，童是今天中国最强烈地赞成“市场经济”的人之一。他说：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由于商品概念和内涵的扩展，从而形成广泛的市场体系。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冠以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恰恰是为了表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应该而且能够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或者称之为市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这样，至少从文件上和理论上看，从1992年起，中国就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了。

中国的市场虽然并不成熟，但中国人对于市场的描述却充满了成熟的机智。原来已经有了“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现在又有了“市场经济”和“市场化”。不了解内情的人一定以为，这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的表述，或者至多是一种文字的游戏。事实大不然，不同的说法里面，有着不同的认识以及不同的经济指导方针，而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的种种坎坷，也就在这里面隐藏着。可以说，我们国家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历史当中，还没有哪一件事像这一事件这样意味深长。

今天我们可以说，在1990年到1991年的两年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论，在中国占了统治的地位，并且成为治理整顿时期中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立足点。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之所以讲得理直气壮，据说是因为邓小平在一次讲话里曾经提到。这个讲话是在1989年“北京风波”平息之后。但是，有喜欢刨根究底的人出来考证，结果证明，邓小平原本讲的并不是“市场调节”，而是“市场经济”。后来发表出来的文本，就把“经济”二字变成了“调节”。

根据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考证，邓小平最早将“计划”与“市场”联系在一起，是在1979年。这一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此后，邓小平似乎一有机会就要重提此事。比如他在1980年1月16日谈到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就说起“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1982年7月26日又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他说：“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985年10月23日，邓对一批来自美国的高级企业家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又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这样看来，在邓小平的脑海里，并没有对“调节”与“经济”作出明确的划分。他有的时候说“调节”，有的时候说“经济”。后人也许可以不必过分追究这些细节。邓本人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他是否注意到“经济”与“调节”的差别，还是难以捉摸的事。更何况，他之所论乃大局，而非小节。听者若也能如是领会，则可以感觉到，他的本意是将“计划”与“市场”合并起来讲的，并没有想把一个加于另一个的头上。

但是，就实际的进程来说，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成为后来一场大争论的诱因之一。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问题。

第一个回合的争论在80年代后半期达到高潮。这一个阶段，中国经济是颇重市场的，所以，经济政策的实际走向，是加快市场化的进程，以及迅速淡化计划经济。到了1987年末，也即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赵紫阳在政治报告里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大目标，用一个具体的方针加以概括，叫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本意在于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变得具有操作的价值。看得出来，在这里，市场是被格外地倚重的。它说明了中国经济里面的市场化的趋向。公开的说法，叫做“引入市场机制”。此说甫出，舆论立即热烈起来，理论家们纷纷撰文立说，阐述这种理论的英明所在。比如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袁木，就曾发表讲话，热情洋溢地要他的听众都来认真地学习赵紫阳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加深理解与认识。

到了1989年，由于形势变化，于是出现一个新的说法，即“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文人们对于新的形势格外敏感，所以又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这种“结合”的伟大贡献作出理论的阐述。但是，对于了解中国政治进程的那些人来说’这个说法的新的价值，不是将“计划”与“市场” 二者结合在一起，而是在另外的地方，也即将“市场经济”改为“市场调节”。关于这一点，以吴树青说得最为直截了当。他在1990年10月5日发表文章，说明了“调节”与“经济”的本质 区别：调节，只是一种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手段的机制；经济，不仅包含了调节，而且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是计划，市场调节可以作为实现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但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属性，是不能与计划经济并行的。依照这样的解释，作为“经济”的计划，可以包罗万象无孔不入，而作为“调节”的市场，则只是一种手段，只能为实现计划来服务。吴树青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又是很有名气的经济理论家，显然不会信口开河。

平心而论，在90年代初期批判“市场化”滚滚潮流当中，吴校长的文章是平和委婉的，当然也包含着一些学术的精神。其他一些人则是由政治批判来取代经济的分歧。更有一种评论，将“市场经济”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大战略，必欲彻底肃清方能令中国转危为安。倘若这样的舆论可以成立，则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以及江泽民后来在中央党校的演讲，就大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了。不过，大多数报纸并不对未来的事情负责，它们只知道追赶过眼烟云般的政治风浪。1990年11月，北京一家大报再次发表文章指斥些人“提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化的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一个“主张”，就是“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又过了不到一个月，这家报纸又发表一位权威人士的文章，说得更加不留余地。它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原来，全部新理论的关键，说到底，是要将“计划”的地位大大地提高起来，把“市场”的地位大大地压下去，批判者显然还期望在这种经济理论的分歧当中寻找出政治的是非。

看来邓小平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他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2月24日，距离那位“理论家”指责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不过一周。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的话是针对哪一个人说的，但是，我们却能够计算出来，这是邓小平第十次为市场经济辩护。

邓小平的辩护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它在差不多整整一年里成为被批评的对象。直到1992年的春节，邓觉得有必要再次南方视察，再次讲同样意思的话。这一次，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一次邓的话公布出来。报纸的总编辑们再也不敢奉陪“左派阵营”的那些“理论家”了。这些“老总”揣摩出形势的变化，对他们躲之惟恐不及，私下里早就在请另外一些理论家来写赞扬市场经济的文章。不少人已经沉默了两年多，现在忽然有了枯木逢春的感觉，自然忍不住要说话。这样一来，报纸上的面貌为之一变。

“近几年市场经济成了一个禁区。”晓亮终于把闷在心里的一句话吐出来，“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说，一些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尚未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化与此直接有关。人民大 学卫兴华教授的文章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方式，不能归结为一个为主为辅的模式。就连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也改变了自己两年前的理论，1992年10月，这位经济学家接受《北京晚报》的记者采访，他说，邓小平的关于市场的观点很英明，市场经济没有“主义”的属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当然，也有人誓死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

“左派”再度销声匿迹

现在回头来看1992年的中国，要说邓小平是在力挽狂澜，一点也不过分。自从他在年初到南中国走了一圈，全中国都跟着风起云涌。

3月，中央政治局采取了行动。

4月，2000多位人民代表群起响应。

5月，中南海再接再厉，制定文件号召全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还批准兴建和筹备一大批保税区。上海股市交易价格的限制也全部取消，股市交易开始由市场引导，所以有人说：“这一天，是股市的真正诞辰。”

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校讲话，国务院又批准近六十个县市列入开放地区。还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五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十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

7月和8月，全国都在讨论建立“市场经济”的好处，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也重新活跃起来。

9月，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

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计划经济”真的只能苟延残喘了。

然而苟延残喘的不仅仅是旧的体制，还有旧体制的维护者。对于1992年的局面，聚集在“左派阵营”里的某些“理论家”们，既愤怒又沮丧。他们势如破竹地把别人批判了两年多，不许人家出来解释和申辩，现在，这样的局面轮到他们自 己来承受，如何能不愤怒能不沮丧？无奈邓小平的威望毕竟太高，说的话又太明白无误。更何况还有党中央政治局的认定和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这些人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了。不过，来日方长。经过这么多年的风云变幻，这些人全都明白，政治的立场不是信念，而是乌纱帽，是房子，是轿车，是职称，是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大约也就从这时候起，在某些人的心里，“1992年”这个时间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默默地铭记，等待着卷土重来的那一天。

果然，他们隐忍了不到三年，就又出来说话了。这一次，他们在论证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是拿“1992年以来”来开刀的。

第十章 大批判烽烟再起

失去邓小平的中国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五天后，也即2月24日，邓小平遗体火化，烈焰青烟，暮霭沉沉，寒风瑟瑟。

电视上面，不断地播放着一首新的颂歌：

一九九二年，

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

这时候，深圳的老百姓眼泪汪汪地望着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巨幅画像，不免问道：如若没有邓小平那一次的南方视察，如若没有那一次的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终卷篇”，中国能够这样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么？

在1997年的这个早春，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有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有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有“左”的问题是否已从根本上解决；有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有文化事业能否为了不“出事”便宁可牺牲繁荣。还有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对于过去的总结和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深圳空难、河南煤矿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中美关系“乍暖还寒”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执政党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十五大”上谁去谁留、九十五岁的彭真逝世，以及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一次小组会上说，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在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为邓小平逝世发布的公告和悼词当中，有一段话引人注目：“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除了感情之外，2月19日这一天还具有政治的内容。有人说，“左派”集团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只是还应当加上一句，这些人所组成的不仅仅是政治团体，还是一个利益团体。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这个时刻的终于来到而额首相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自从“1992年那一个春天”以后，这些被邓小平指斥的“理论家”、“政治家”的处境就变得日愈不妙。不过，这些人并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所谓“处境不妙”，不过是，他们在推动一轮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获得期望之中的种种好处，形势忽变，现在看到仕途黯淡，就纷纷改换门庭，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他们和容纳他们的地方。“他妈的，我上了×××的当”，某报社的一位干部这样嘟囔着离开了。1989年夏天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社长曾经暗示他等着升任副总编辑什么的。这些年来，他写了那么多文章，做了那么多事情，还给社长出了那么多主意，真的很卖力。可现在……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在1992年以后销声匿迹的人们，其实活得都挺不错。他们在批判右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不叫“右派”分子“永世不得翻身” 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右派”们居然没有对他们穷追猛打，还让他们安居乐业，很可能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一个地方呆下来了，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中国的种种“异端”。什么也不干，但却紧紧盯着那些干事的人。用他们那种天生的敏锐眼光，在政治的天地里苦苦等待着可以利用的机会，就如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的天地里掌握制胜的先机。

现在，邓小平的不在人世，是否会令某些人把闷在心里五年之久的一口恶气 吐出来？不可知。可得而知者，是一场风暴已经在天际露头。

就在邓小平辞世之后不久，《中流》杂志1997年第2期在北京出版。这个杂志已经出版多年，极少引人关注，但是这一次却有了轰动的效应。因为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连连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由多位作者联合撰写。它在1996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书名确有取巧之嫌，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真的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推心置腹的“谈心”，实则作者只是在凭藉江泽民总书记的一些讲话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冯宝兴最后将他的对于书的批判转为对于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他放过了那些作者，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作序的人。“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冯没有指名道性，口气还算委婉，但他似乎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吃惊，因为那作序者是刘吉，这在那本书里写得清清楚楚。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在社会科学的舞台上面一直挺活跃，现在冯宝兴的文章发表之后，不少人都在猜测刘吉是否犯了错误。

在同一期《中流》上面，还有一个人成了刘吉的难兄难弟，此人名叫张贤亮，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一个叫作刘贻清的人在《中流》杂志上说，张贤亮在沮咒党中央。这罪名真是不小，根据在哪里呢？刘的凭据是张写的一篇小说。小说 叫作《无法苏醒》，发表在1995年第五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这个人曾经是“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重新走进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赵鹫的精神有些问题。不过，就在他刚刚要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外面出现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二十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赵鹫眼前。“完了，文革又来了。”赵鹫想。然后他就昏倒了，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的确给人们讲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也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复旧的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他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既有“理论纲领”，又有"诅咒”和“诬蔑”。这些事情听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刚刚去世，“阶级斗争”就骤然激烈起来？

然而这个春天里发生的事情还远不止如此，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也远不只这两个，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三十九个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且流传于世，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看来作者静心研读了1992年以来的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作者说，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然后，作者就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名单，并且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名记录在案。按列举其“反动言论”的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礽、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荣、张维迎、王玨、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1997年春天，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在中国，有些“理论家”真是让人难于理解。他们在写了文章之后不大愿意让人家说三道四，尤其不大愿意让人家提到他们的名字，说那会影响安定团结；或者说，这是“挑起争论”；或者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翻出来。可是，他们点着别人的文章和别人的名字展开批判的时候，却从来也不会想到这些。有些批判，看来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列举一二“反动言论”，并没有过分地纠缠。有些批判可就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王蒙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是一篇题为《王蒙其人其事》的文章，发表在《中流》杂志1997年第一期上。作者毫不含糊地指斥这位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是一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还说，王蒙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的年代中崛起，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他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和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居然“‘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王蒙这个人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作者说，这个人和身在美国的那个坏蛋刘宾雁“心心相印”，但是“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很显然，这样的结论若能成立，则前文化部长王蒙就算是投进秦城监狱也不过分。

还有一个人，厉有为，比王蒙的处境更加糟糕。这位深圳市委书记和中央候补委员在1997年早春的某一天拿到一张纸。上面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其口气之严厉，叫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心惊肉跳：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 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十八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鍵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作坚决的斗争。

这一段话并且附加厉有为的文章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文字虽简短，但却极为严厉和不留余地。厉有为面对如此辣笔，不免更加怀念邓小平：假如他老人家还健在，那些人会不会发动这样一场大批判呢？

在后来的一年里，“厉有为风波”闹得京城纷纷扬扬，京城里面卷起一阵政治批判的潮流，厉有为成为一大批很有学养也很有地位的学者的攻击对象，从批判他的言论，到批判他的职务，还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但是，说老实话，说“厉有为风波”并不准确，因为这场风波并不是厉有为发动的。所谓他的“宣言”和“纲领”，其实只是他在党校参加学习时的一个发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厉有为说，“居然有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然而还有让厉有为更加委屈的事情呢。人家把他批了一个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能知道人家是谁，甚至在一年八个月后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莫名其妙。共产党建国四十多年，发生这样的故事倒是第一次。以往政治批判大大小小，无计其数，批判者总是大义凜然，有头有脸的，从来没有谁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倒是被批判的人有时候不能留下姓名，只叫作“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者“前领导人”云云。现在，情况怎么竟然倒了过来呢？其实，这还不是最奇怪的事，因为这些人虽然隐藏了姓名，却并没有隐身，他们毕竟站出来自己说了自己要说的话，还有一些人，是连站出来也不肯的。他们只是给某某部门或者某某领导打个电话或者写个信，要求发起批判厉有为的运动，或者把所有批判厉有为的文章集中在一起，复印若干，到处散发。

厉有为遭遇到如此严厉的打击，心里难免觉得委屈。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一个学习体会会出现这么大的是非，引起这么多人的激动。还在文章写成之前，他就同周围的人说过，“过去干革命，是提着真脑袋的，现在说真话，顶多是掉个‘乌纱帽’，不过是个假脑袋。”这表明他对眼前发生的事并不是全无准备，他的委屈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的文章只是作为自己在党校学习数月的一个毕业论文写的，题目叫作《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顾名思义，他是在集中谈论所有制的问题。按照他在事后的解释，他写作此文的总的看法是，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对不上号”。所以，他就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式的公有制，类似于拔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比如他说，我们以往的传统的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认为公有与私有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他设想，在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比如他说，我国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这些想法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领导者，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讨真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面学习的朋友就曾经劝他，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他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了，大约一百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他说，“他们既 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为什么连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

“左派”阵营发布不同政见

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发现，许多新鲜的事情，同邓小平的去世以及数月之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有着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王蒙这一类人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兴许会牵涉着全局的走势。中国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知道这股大批判的潮流在1997年春天涌出，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

住在京城里的人们不妨回想一下1995年的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从上到下，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国正在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可以视为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十八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的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的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的人民公社，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的国有企业。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便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顽强的阻击。前一次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作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当改革者为国有企业的苦无出路煞费苦心的时候，有些的理论家们躲在谁也不知道的角落里卧薪尝胆，现在看到改革的矛头指向了国有企业，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在这些人看来，这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后一块净土，眼下那些盗用改革之名的人，居然连这最后一块社会主义的阵地也不放过，借用“文革”时期一句流行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这些“理论家”并不了解国有企业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开动机器生产，产品卖不出去；不开动机器，工人领不到工资。十家之中倒有三四家亏损，余者也不能维持正常生产，贪污和浪费更是数不胜数。假如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它又怎么能够救中国呢？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愿意过问这些，他们一向精于审时度势，知道如果让改革的潮流冲进这最后的领地，他们自己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处了。

1995年春天，也即在沉寂了三年之后，他们终于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次他们小心翼翼不去触动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来提出问题：改革开放是否将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他们用一篇很长的文章来回答这 个问题。看来，这三年这些人的确没有闲着，文章立论和选择的事实全都经过精心的准备。其行文之风格，在许多人看来，有着“上书”党中央以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所以，人们私下将它看作一份“左派万言书”，甚至看作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之“檄文”。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形势是满意的。所要批判的事情，有如他们自己所说，是“1992年以后”，或者是“近三年来”。

“1992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万言书”说，私营经济大举进攻、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以前。在“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望而知，“万言书”对邓小平1992年春季的南方讲话不满意，并且认定由这次谈话所推动的中国改革的走势，正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国家安全。作者宣告：“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人们读到这里，不免要想到“文革”时期大家常常提到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哪里？“万言书”的作者回答，有三十二点八万户私营业主和五百多万从业人员；有一百万“百万富翁”，还有“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还不限于这些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此外，还有二千零一十五点三万个体工商户，有三千四百三十八点五万人。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有更加严重的事实，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样，按照“万言书”的阶级分析方法，威胁国家安全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多至上亿人。接着，作者写道：

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此文题目就叫作《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可惜只是以“手抄本”之方式，印制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广泛地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这一发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方式，在以往是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的。因为右派从来没有真正掌握我们国家的舆论工具，他们如果有什么见解，不是被拒绝发表，就是被“引蛇出洞”以“供批判用”。现在却轮到另外一些人来效尤。看来他们即便不是苟延残喘，至少也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

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得承认“左派”的顽强了。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他们就偏偏证明他们的说法有充分的根据。然而这篇文章还仅仅是开始。官方没有对他们的行动表示什么意见。他们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了(有意思的是，现在只有他们大骂不已的香港刊物愿意为他们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他们的一些“万言书”就在香港刊物上纷纷发表)，但是却仍然战斗不息，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来发表他们的意见。在后来的两年中直到1997年年初，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一共有四份。全都依照同样的方式流传在人们的手中和口中。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一连贯，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除了前述的一份，第二份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第三份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第四份则是前面提到的点了很多人名的《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持不同政见者”的样子了。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与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相对立的证据太多了。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却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我国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却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却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前。”党中央的领导人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远未解决”，“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却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他们却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党中央的领导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党中央的领导人说，公有制经济再降到百分之六十，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却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党中央的领导人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锲而不舍。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

他们把那些言论一篇接一篇地散发出来，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到了后来，把他们的意见和党中央的文件的及党的领导人的说法一对照，就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呢，现在方知，原来还有这些人，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江泽民排除干扰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作“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 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讲话全文共二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四千多字, 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

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 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对“左”的思潮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尤其是针对“左”的干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是针对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是在批评那种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显然也是针对那种指斥改革开放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主要是在防止“左”。

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左派”则全线收缩，再一次销声匿迹。北京的舆论则认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将由这一天兴起。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中的确散发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比如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不过，仅从公开发表的文本来看，他却没有提到“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他 的讲话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对于改革进程所构成的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公开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七八月间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五二九”精神上来。尽管如此，中宣部并没有公开地将眼前的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迄今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不过，到了7月下旬，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接受记者斯人的采访。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惯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贲思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 讲话，乃是针对当前的“左"的倾向而发。邢贲思的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 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两天以后，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又过了五天，《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班明丽的述评，其中说，目前的“种种疑虑，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又过了七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何江涛的专访。按照李的说法，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他还说：“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这一番话8月12日发表在报纸上，标题赫然便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这就使得京城里那些敏感的观察家们平添几分火上浇油的感慨。

如此集中且如此激烈地斥责“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接下来的事情真是我们国家改革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页。江泽民的讲话之后两个月又三个星期，亦即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纷纷呼应江泽民的讲话之后，8月20日，《当代思潮》的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话说得真叫严厉，虽然也是在谈论“社会主义”，但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绪，显得那么势孤力单和空泛，根本不能阻止批“左”的潮流。

9月8日，李锐写道：“目前不仅是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今后还有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 他还说：“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9月9日，董辅礽说：“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于光远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差不多同时，《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张曙红的文章。张说：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到了9月13日，“十五大”终于召开，任仲夷在“十五大”小组会上说，“姓‘社’姓‘资’的问题又从姓‘公’姓‘私’的争论表现出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宣扬‘左’和极左的思想。可见‘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就在任仲夷说这一番话的前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5月29日那一天曾经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又公开重申。这就是“要警锡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一个是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是重申十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还有一个是，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这当然不仅仅包括江泽民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坚决地要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一部分的阐述，必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十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阴转晴”

此后两天，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一致地维护迄今为止官方主持的对所有制的改革。李鹏总理说，党的“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主张。“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他说，“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他还宣布，一般职工都欢迎股份合作制。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官方的代表，看来，现在不只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来对“左派”的理论表示不满，政治家和官员也按捺不住了。在这同时，一个调査机构给二百零五位企业经理提了一个问题：除了有关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一百三十一人选择“股份制”；五十六人推崇“租赁”、“承包” ；二十六人主张“出售”给私人，有十二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

这可真是一个令历史家神往的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气温既不凉，也不热。政治之局势有如气象之变幻，大家都说是“阴转晴”了。公开的舆论，包括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北京之外东西南北的省市区，都没有直接地指责谁，不过，倾向是明显的，全都摆出同“左”的思潮分道扬镳的架式了。萧蔚彬、黄伟经出版了一部新书，书名叫作《告别“万岁”》。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报道全省各个领域取得的进展。深圳的《深圳商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珏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这最后一句话，正是厉有为曾经论述过并且遭到严厉批判的观点，现在却堂而皇之地重现京城了。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说：“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吴敬琏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晓亮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这些都是理论家们的论述，那些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这个秋天里面就更加斗志昂扬。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以实现“富民兴川”的战略目标。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江西省长舒圣佑说，“不求其纯，但求其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辽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朱镕基前边有多少“地雷”

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

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二千九百多位人大代表对于这一项任命的投票结果为：二千八百九十票赞成，二十九票反对，三十一票弃权。朱镕基的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七。

在这样一种场合里面，票数有时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全部。但是，这一次，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怀疑，他们的选择是深得人心之举。这有现场的情形为证：江泽民主席对于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提名一经宣布，会场在未予投票表决之时，即已掌声雷动。一个小时后，胡锦涛宣布选举结果，话音未落，会场掌声再次爆出。然后是宣布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度爆出。这三次掌声接连好几天都是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有说“数分钟”，有说“三分钟”，有说“两分钟”，有说“三十秒”……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这时候是上午10时40分。看来这掌声完全出于自发而非事先的安排，其热烈的程度也是出自代表们的内心。因为它就如同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于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宣读下面的内容而被掌声打断。

在掌声的包围中，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全无往日的那种咄咄逼人。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这掌声中分明洋溢着生生不息的信任和期待。朱镕基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地微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场二楼的记者席上，中国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假如我们有机会让记者们来评选本次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记者们没有评选这个场面，但是，一个在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包括的字，现在却在各种印刷、电子和口头的文字中最频繁地使用着，这就是“镕”。“镕”字何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镕”只是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说文解字》说，是“冶器法也”。《辞海》则说，镕，为铸器的模型。然而这个字畅行天下，与文字本身的释意没有关联，而是因为，它是朱镕基的“镕”。所以，中国内外的一些舆论，便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连续几个星期，朱镕基成为海外舆论最关注的人物。西方媒体，包括美国的媒体，对朱镕基的报道中，十之八九为赞歌。它们过去总是不大习惯说中国人的好话，看来这一回是个例外。海外的记者们使用了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形容词来赞扬朱镕基的魅力。“风趣”，“幽默”，“有说服力”，“充满睿智”，“风魔了民众”，“颠倒众生”，“令西方传媒十分折服”，“叹为观止”，“拍案叫绝”，“妙语如珠但不失分寸，坦率真诚不矫揉造作，作风潇洒又实事求是”。一篇文章说，“他被任命为中国总理，应是中国之福。”《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把朱称作“Der 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一个名叫关愚谦的作家说，“朱镕基有一种气质，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他大度，有气魄，有一种大将之风。”这位作家不遗余力地描述了七年以前朱镕基访问德国的一次演说。他说，那一次朱演说之后，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当场感叹：“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听了朱镕基的答记者问之后承认，不仅他本人深受感染，而且“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他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访问朱镕基后毫不隐瞒他的钦佩之情。他说，“朱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说：“朱镕基征服了全球媒体。”另一个专栏作者，阮次山，在海外的报纸上面撰文说：“笔者所阅读到的英国、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国的媒体，几乎有点‘惊为天人’的反应。”

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唯一的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镕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最大金融财团之一爱德华集团的金融专家预测：“朱镕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镕基的成就、思想和品格。对他评价形形色色，诸如“经济沙皇”，“铁腕总理”等等，这是外国人说的。至于中国人自己，如前所述，两年来朱镕基所持有的经济改革的一些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的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地把朱镕基叫作“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朱镕基本人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所以他深深地懂得，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什么。有如60年代把邓小平叫作“中国的赫鲁晓夫”或者“邓纳吉”。这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应，所以，他对数百名记者说：“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还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几分豪迈，几分悲怆。分明一句就职宣誓。这一回没有人带头鼓掌，但记者席上掌声突发。此情此景，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实在是一个罕有的例外。

这一天，香港股市上涨三百二十三点。

至于“左派”，自从1995年春天以来，这些人煞费苦心地制造了那么多的理论，点名和不点名地批判了那么多的人，脑子里面时刻期待着对1997年秋天的“十五大”和1998年春天的全国人大施加一些影响，力阻1992年那一连串“悲剧”不要重演。现在，1997年秋天过去了，1998年春天也过去了，全中国都热闹起来，他们却只好回到家中，指天骂地，枉自落寞。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自己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却根本无力左右中国的大局了，再往前看，还能做些什么事呢？莫非往日风光真的不会再现？

卷三 民族主义的声音

第十一章 我们对于别人的民族主义不以为然

喜玛拉雅南麓的轩然大波

1998年春，一个印度无神论者、工运出身的好斗的政治家成了中国人关注的人物。此人名乔治·费尔南德斯。这位六十八岁的印度国防部长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这个社会党人多年来一直是国大党的“肉中刺”。他从事工运期间“曾使五十二列火车脱轨”，自称是“从煽乱分子转变为部长”的人物。

早先任工业部长时，费尔南德斯曾把可口可乐及IBM赶出印度。他说：“多国公司有权有势……但印度没有他们的位置。”这显然不是印度的福音。

让中国人感到头疼的是，1998年3月他出任国防部长之后，一再攻击来自中国的“北部威胁”。他说中国不断侵犯印度边境，还要攫取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他说中国强化在西藏的军事力量，支持印度东北部的叛乱；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结成“核心”对付印度。他还频频前往中印边界视察，“鼓舞士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代表印度的利益，我将为国家的安全竭尽所能。”基于这个立场，他公开称“中国是头号威胁、头号对手”，并且提出要加强印中边界的军事力量。

他的这些言论和活动，获得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军界的喝彩。印度将军梅塔发表文章说：“费尔南德斯是军人们期待担当国防部长的唯一人选。”

在中印双方经过二十年缓和努力之后，费尔南德斯好斗的民族主义叫嚣显然十分剌耳。中国政府5月5日对费氏的言论表示“极大的遗憾和不满”，并警告说，这些言论可能破坏两国关系。

然而，轩然大波还在后面。

自5月11日开始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印度突然连续爆炸五颗原子弹，震惊了全世界。

兴奋的印度民众在各地涌上街头，欢呼印度终于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印度成了真正的“全球大国”。

然而，这一举动理所当然地遭到各国谴责。

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说：这是对国际社会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公然蔑视”，并且指出：“印度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禁止核试验的国际努力，企图称霸南亚，挑起南亚军备竞赛。”

但是，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11日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却说，之所以进行核试验，是因为中国在1962年的战争中“侵略”了印度，而且，“主要是因为边界问题未解决”，“两国间一直存在不信任的气氛”。

14日，中国外长唐家璇给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打电话磋商，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坚定地谴责印度。唐家璇对奥氏说：“当务之急是对印度采取一致的立场，促使其放弃核武器计划。”

奥尔布赖特在电话中告诉唐家璇说，美国已决定对印度实行制裁。

接着，日本停止与印度三项基金合作；俄罗斯外交部对印度核试验表示“十分遗憾”。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深感不安”。

欧盟、德国、加拿大及许多国家相继表态，感到“震惊”、“遗憾”，表示谴责。

这些批评，反而在印度刺激了一股“反抗外来压力”的民族情绪。

瓦杰帕伊说：这是被拖延了的试验，印度早该做这项工作。他说：只有核试验才能保持印度大国地位。

他还说：制裁不会使印度受到伤害，印度不会屈服于这类惩罚措施，印度要保持“民族自尊”。印度不会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因为对于印度来说，“民族自豪感是第一位的”。

印度有的报纸还发表评论说：中国能爆炸原子弹，为什么印度就不能试验？当初中国怎样回答国际批评？现在为什么中国对印度采取这样的蛮横态度？这表明中国在搞霸权。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印度问题专家马加力对记者说：印度的人口、国土和资源都居世界前列，但二战后国际地位下降，这是印度最沮丧和恼怒的事情。再加上印度人民党和社会党联合上台之后未获绝对优势，地位不稳，因此想借核试验迎合军方和民众的愿望，改变人民党的不利处境，树立形象，“带动国家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对此，俄国舆论、法国舆论，还包括对核试验持批评态度的印度共产党舆论都说：印度瓦杰帕伊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府”。

中国严厉批评印度政府利用民族主义狂热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

18日，新华社发表述评点名批评瓦杰帕伊和费尔南德斯，指出印度核试验“理所当然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公愤和谴责”，“印度以其邻国拥有核武器来作为核武器试验的借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不仅破坏了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世界的和平构成了威胁。”

19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版面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印度“倒行逆施”进行五次核试验，“激起举世公愤”。所谓“中国威胁”纯粹是“谎言”。评论引述说：“美国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印度发展核武器是出于国内的原因，完全不同意中国对印度构成威胁的说法。”

21日，北京《文摘报》摘要转载上海《新民晚报》一篇批评瓦杰帕伊的文章，点破了瓦杰帕伊及费尔南德斯民族主义言论的要害。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刺激民族排外，捞取一党私利》。

吓人的自尊

与印度爆炸核弹同时，日本的民族主义电影《自尊》同样招致了中国人的愤怒。

从4月底到5月在日本全国一百五十家电影院上映的《自尊》，经过新闻及广告炒作，闹得纷纷扬扬。

《自尊》的首映式在东京繁华区银座的东映公司总部大楼电影厅进行。从大楼一层进入电梯，迎面一张《自尊》大幅海报。整个画面都是东条英机头像大特写。东条面色严峻，蓄短须，戴眼镜，行军礼。旁边一行大字杀气腾腾：“斗争仍未结束”。

《自尊》的广告词说，“东条对抗美国”，是“为了国家的荣誉”。

这部电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国际审判庭命令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投案。

东条在被逮捕当天自杀未遂，被关进监狱。

在狱中，东条写着口供。虽然他很苦恼，但他认为应该写下日本的真实情况。此时支持着他的信念是：“一个人即使面对死亡也不可剥夺的东西，就是尊严。”

在法庭审判东条时，法官、检察官、律师及证人互相矛盾，东条所提出的指控不能服人。影片竭力刻画中国等国的原告“浅薄无知”，“证据不足”，借此反衬出被告东条是“无辜”的。

影片中，律师为日本侵略者辩护说：“日本部分军队在中国进行的残酷事件的确令人遗憾，但是，不当的夸张达到了捏造的程度。日本从未做过像德国人迫害犹太人那样故意违反人道的事情。”

影片进而渲染南京大屠杀是“传闻”。

影片最后还演出美国检察官和东条辩论，表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出于“自卫”，是觉察到美国的威胁，被迫选择先下手为强的行动。

在审判中，“东条英机为尊严和真实做着努力的抗争”。

总之，影片意在说明，法庭判决东条死刑“缺乏公正”。

显然，这是一部为东条英机歌功颂德的电影，是一部为军国主义辩护的电影。

一位十九岁的观众看完电影说：我对东条英机的印象变了。过去只知道他是令人讨厌的人物，今后将改变看法。

当然，电影院外也有一些人举着横幅，抗议这部电影上映。他们说：如果不是史实，就不该制造这样的作品。

日本有识之士还组成“批判《自尊》之会”，该组织声明说：《自尊》歪曲历史，推卸侵略责任，是对日本国民希望和平的背叛。

为什么拍摄这样一部长二小时四十一分、耗资十六亿日元的电影呢？日本报纸的评论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从1991年下半年起，日本经济持续七年不景气，笼罩在愁云和恐慌之中。日本近代史表明，每逢这样的时刻，民族主义就容易抬头。就目前情况来看，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取代80年代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和平主义思潮，处于主导地位。

标志是修宪论上升为主流。二战后的日本宪法有关于放弃武装的规定。50至70年代，绝大多数人反对修改宪法。而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赞成修改宪法。这说明，和平主义退潮，民族主义兴起。

日本民族主义思潮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是要求确立大国地位，重新建立武装，在国际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是回避或者掩盖战争罪行，混淆战争性质，模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界限。有些人甚至还想否认历史；彻底为战争翻案。

近些年来，“修改教科书”事件、政要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修宪”问题等等，背后都有民族主义明潮暗涌。《自尊》是最新的例证。

影片中，东条英机在回答检察长关于“为什么侵略中国”的问题时说：“出兵中国是为了保护侨民，至于后来战争扩大了，也是由不得我们的事。”影片为他的回答安排了一阵掌声。

在影片中，东条成了“在法庭上是战士，在孩子面前是慈父”的“真正的日本人”。东条在监狱中说的一段话印在说明书上：“我在战斗，没有军队，也没有武器，在法庭上，这是一个人的战争。”

电影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了日本，为了国民，为了天皇”，忍辱负重、甘愿牺牲的“民族英雄”，这是日本民族主义的狂热表现。

该影片制作委员会的代表对媒介发表谈话说：“要通过这部影片改变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日本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希望这部影片成为改变世界的转折点”。

出资拍摄这部影片的东日本屋公司首脑中村功说：“我们要利用电影找回令日本人值得骄傲的那一段历史，同时带着义务将正确的日本史教育给年轻的一代。”1998年是东条英机被送上绞刑架的五十周年，中村功的自白，居心可见。

可以作为补充的是，与此同时，日本的排外情绪在激化。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日本公众越来越对外国人怀有敌意，他们认为外国人使日本犯罪率上升并弄脏了环境。同样，外国人则认为日本人歧视他们。日本许多房主都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外国人。这种敌视由于日本警方的宣传而加深。警方的报告说“外国人的犯罪严重威胁着日本的安全”。根据是，在日本的外国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犯罪率却达百分之二点三。这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将非法居留者排除在外，在日外国人犯罪率还不及日本人的一半。

总之，日本新闻媒体的炒作给人这样的一个印象：除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外国人是日本犯罪率上升的罪魁。

中国猛烈反弹，抨击日本的民族主义。

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美化战犯评日本反动影片〈自尊_命运的瞬间〉》一文，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炮制这样的电影，显然是向亚洲人民示威，向国际社会挑战。”“它露骨地宣扬反动的历史观，鼓吹‘侵略无罪’、‘战争有功’、‘反省有罪’，妄图推翻东京审判的铁案。这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主持正义的人民决不答应的。”“战后，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埋下了祸根，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这是日本的不幸。”“影片《自尊》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它提醒人们，对日本社会上存在的这股逆流，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

5月23日，《人民日报》再度发表《谎言掩盖不住事实》一文，用南京大屠杀的事实驳斥《自尊》。文章说：“这部影片公然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招魂，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这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再次伤害。”文章接着引证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证人的证言，指出：“1937年在文明古都南京有三十多万无辜平民遭日军屠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一些人抛出《自尊》，“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事实，进而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判决，为二战中世界人民的公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之流招魂。”

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驻东京记者于青的特写《蛊惑人心的影片》。介绍了《自尊》在东京首映式的现场情况。文章说：“在电影院外，不少民众举着横幅，高呼口号，抗议美化战犯的影片上演，这才是日本人民真正的呼声。”

中国新闻媒介纷纷发表文章或播出新闻，抨击《自尊》。

以富有改革锐气著称的北京《中国经济时报》5月23日发表《〈自尊〉：民族精神中异变的怪胎》一文，作者张神根到过日本，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有过实际感受。他在文章中说：“日本之所以敢轻举妄动，就在于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又具有比较雄厚的实力。”“《自尊》的出笼不是偶然的，是从日本民族精神中异变出的怪胎，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大和民族的凝聚力举世皆知，然而过头之处也令人不寒而栗，令人厌恶。《中国经济时报》6月3日发表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教授严绍望的文章。

严教授说，日本江户时期幕府武士就有一种领土扩张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日本有些人一直想充当东亚的盟主。

严教授回忆说，1985年日本电视台播出当年二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一位日本青年学者看过之后对他说：“太残酷了！”严教授说：“他们都是战犯，他们杀了许多人。”这位日本青年说：“那是战争，没有办法！”严教授问：“为什么会有战争呢？是谁发动的战争呢？”可这位日本青年学者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杀人呢？而且他们都是我们日本人哪！”

十年之后的1995年，严教授又到日本，另一位日本青年学者对他说：“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不对的，我们是与英美帝国主义决战，但是日本领土太小了，不得巳借用中国的土地，动用中国的物资，这是给中国带来了麻烦。”

严教授认为，《自尊》完全表现了这种历史观。

该报同日还发表了冯世则的文章《日本又来了！》，该文把日本与德国作了比较，指出德国人对战争的反省比日本人要深刻，而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掩盖昔日，为他日张本”。这对于日本的确是狠狠的敲打。

“我们还不如当年的犹太人”

1998年的4～5月份，张神根所说的“民族精神中异变出的怪胎”，接二连三出现在亚洲。

血浓于水。印度尼西亚5月暴乱期间，一些印度尼西亚人对华人妇女大规模的强暴格外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和愤慨。

5月中旬，以金融风暴为导火索，印度尼西亚爆发严重骚乱。骚乱期间，华人的财产遭到大规模抢劫破坏，数百名华裔妇女被集体强奸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奸杀。

美国《纽约时报》仗义执言，在全世界首先报道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揭露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恶性发作的暴行：

一名女学生在汽车站遭到绑架，遭四名绑匪轮奸。她看到其中一人的绿色制服，问他们是否是警察，并央求放过她。然而其中一人告诉她说：“我要给你一个教训，因为你是女的，你又漂亮，而且你是华人！”

一群暴徒拦截一辆公共汽车，将车上所有非华裔女子赶下车，只留下华裔女子，在车上轮奸。

十五名暴徒闯入一家银行，放走印度尼西亚人之后，强迫十名华裔妇女脱光衣服，跳裸体舞，然后再凌辱她们。

一群暴徒闯入一华人家里，轮奸了这一家年轻的姐妹俩，并强迫她们裸体走到户外，然后将她们俩推到火堆中烧死。她们的母亲听到之后气绝身亡。报道说：很多妇女被强奸后被杀或者自杀，也有些人精神失常。

《纽约时报》指出：基于对华人社区发生的攻击事件具有组织性(暴徒乘车大批进城)，再加上对暴徒外形的描述(身材结实，蓄军人平头发型)，可能有军人、警察及政府人员涉入迫害华人的事件。在《纽约时报》带动下，世界各国报纸及印 度尼西亚雅加达报纸开始报道这些悲惨事件。

被迫害的印度尼西亚华人6月25日给香港传媒发出传真，指出印度尼西亚暴徒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绝非偶然，系经过精心策划，遭迫害者百分之百是华人。

这份传真说：大批暴徒把商店抢劫一空之后，把数以百计的华人妇女集中起来，集体轮奸。警察到达现场之后目睹暴行，不进行制止，反倒像保护暴徒一样，要求暴徒在两小时之内完成兽行。

《上海译报》1998年6月1日揭露说，雅加达唐人街及华人经营的商品中心被洗劫一空。印度尼西亚首富华裔林绍良住所5月15日被焚于一片火海，暴徒还捣毁了他的巨幅画像。

北京《环球时报》6月28日发表在印度尼西亚任教的英国女教师瑞切尔在暴乱期间逃离印度尼西亚的日记。5月19日的日记说：“出租车穿过已变得一片焦黑的唐人街。所有房屋都体无完肤，门窗破碎，墙上布满了暴乱分子的涂鸦之作。”新华社记者赵金川5月29日从雅加达发回的消息说：“被破坏的绝大部分商店、银行和居民住宅都是华人的”，“华人艰苦创业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财产，一夜之间全部被抢光烧光，变得一贫如洗。大部分人全家出逃，以防杀身之祸。一些华人流着眼泪说：‘我们还不如当年的犹太人，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知什么时候大祸临头。’”

7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了在印度尼西亚骚乱中遭到暴徒轮奸的18岁华人姑娘薇薇安的被害陈述。短文催人泪下，题目一语击中事件的严重性：《歹徒施暴有如日本法西斯当年在中国》。

7月16日，路透社记者从雅加达发出一条消息，表明部分印度尼西亚人准备在经济上对华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被采访的一位印度尼西亚企业家竟然说：今后“华人将是雇员，不再是雇主。华裔大商人会作为外国投资者回到这里，不是经营企业，而是以有价证券进行投资或成为小股东。”

这个企业家有意回避了如下事实：绝大多数华人世代定居印度尼西亚，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融入了印度尼西亚社会，而且奉公守法，善于经营，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贡献巨大。根据什么限制他们只许他们做“小股东”呢？

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妇女在5月份印度尼西亚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8月3日，外交部长唐象璇在香港说，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如何惩治罪犯及如何保护华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正拭目以待。

香港、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地华人先后举行抗议活动，声讨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暴行。美国国会发表声明，准备就印度尼西亚华人遭迫害举行听证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布将调查印度尼西亚华人妇 女遭强暴事件。

印度尼西亚各界人士和媒体也纷纷遗责本国民族主义暴徒的野蛮行径。印度尼西亚多位政界要人联合发表一份题为《良心上的交代》的声明，要求政府调查这些事件，将暴徒绳之以法。

在5月苏哈托下台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印度尼西亚反对派领袖，穆罕默德协会主席赖斯指出：事件背后肯定有操纵者。

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印度尼西亚总统哈比比7月15日说：5月强奸案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他已下令调查暴乱事件和强奸案。

5月事件不是偶然的。印度尼西亚当局长期以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歧视华人。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百分之四的七百万印度尼西亚华人被称为“非土著居民”。官方规定称华人为支那人。众所周知，支那人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称呼。华人身份证与原土著居民有区别，身份证上注有特别符号。华人外出办事要填写特别的表格，比当地人交更多的费用。印度尼西亚一旦发生危机，华人就成为替罪羊，遭受迫害，历来如此。

各地华文报纸猛烈批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在五十小时之内，雅加达二十七个区同时暴乱，成千华人丧生，数百华人妇女被强奸，四十座华人经营的购物中心及四千家华人商店被毁。任何团体不管多么狂暴，都没有能力策划这类暴动。这实际上是由国家策动的。

香港《亚洲周刊》8月3日发表文章《被阉将军策动强暴惨案》。该文说：“越来越多证据显示，集体强暴华人妇女的幕后黑手，是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将军。民间传言他在东帝汶作战时被阉割，故有变态报复心理。军方消息则指他想趁机兵变夺权。”该周刊并登出雅加达街头流行的民族主义者要求赶走和打击华人的传单。其中一份的标题是《要回被华人掠夺的祖宗财产》，传单说：“我们要在短期内收回祖宗留下的财产，所用方法包括烧毁华人商店住宅，割掉 华人男子的阳具及强奸华人女子，除此别无他法。”该周刊指出，“在其他大城市也流传类似传单”。这些煽动民族仇恨的传单，不正是从民族主义当中异变出的怪胎么？

北京《环球时报》8月9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出揭露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文章。大字标题为《印度尼西亚暴徒天理难容》。

8月13日在北京，北大学生前往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递交抗议书。

中国报纸指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猖獗将使印度尼西亚本身受害。

印度尼西亚华人外逃，资金大量转移。暴乱之后三个月，汇出印度尼西亚的资金达一千亿美元，这使印度尼西亚努力争取IMF提供的四百五十亿美元变得没有意义。同时，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华资正在撤出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与东亚最活跃的经济区分割开来了。中国报纸预测，印度尼西亚经济今年将出现百分之二十的负增长，贫困人口将达八千万人。

其次，民族主义猖獗将激活印度尼西亚的分裂主义。印度尼西亚领土由一点三万多个岛屿组成，有一百多个民族。散居各岛的某些民族早就酝酿独立。5月排华事件之后，已有两个较大的岛屿地区公开要求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北京《中国经济时报》8月3日预言：印度尼西亚有可能裂为几大碎片。

北京的《华声月报》1998年10月号刊出两篇催人泪下的文章，以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歧视华人的野蛮的中世纪政策。

一篇是《美丽的印度尼西亚需要民族的平等》。文章作者尹安是印度尼西亚华人后裔，他的家庭已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四代。他在文章中悲痛地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公开场合，因为说中文或举止像华人常惨遭毒打。华人后裔被禁止在印度尼西亚的公立大学学习医药和法律专业。他们被禁止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不能获得任何权力。杀害华裔是印度尼西亚至今为止的历史的一部分。以暴力迫害华人有惊人的周期，每三十年发生一次，每次五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得不两次经历这种极端恐怖的事件，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文章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彻底废除一切民族歧视，从法律上保障华人的平等。

另一篇文章《一位印度尼西亚归侨致哈比比的公开信》，作者是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五代的华人后裔钟喜甲。文章揭露说：在印度尼西亚，因为当店主的大多数是华人，就该被抢、被杀、被烧、被强暴！文章说：“总统阁下，我们几代人，历经一百五十至二百个春秋，对当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只求安安定定地生活。”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执行错误的政策，“对世世代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后代，不给起码的人权，随意让流氓和不法分子烧杀强暴不加制止，你们的错误政策究竟对印度尼西亚有什么好处？”

第十二章 何为民族主义

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

我们赞成保护民族正当权益，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尊重民族生活方式，维护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

这是一种民族意识。

从文化角度来看，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和政治背景、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人的共同体。

法国学者勒南说：“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同甘共苦和共同希望，这些就是造成民族的东西。”

自16世纪在欧洲形成民族国家以来，许多地方的民族先后摆脱部族及种姓遗迹，与政治结合起来，以国家框架作为生存依托。

当前世界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是：越来越多的民族要求与国家相重合。

黑格尔认为：“只有形成了国家的民族才具有更高的品格。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

当然，也有一个民族分散在若干国家，或一个国家包含多个民族的情况。

不管情况如何，作为民族一分子，生于斯长于斯，总有一种血缘上的联系，因而也就产生出一缕感情，一份热爱，一种期盼，甚至于一腔奉献的热血。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心理感受和自豪感。

但是，在“民族”后面特地加上“主义” 二字，而成为“民族主义”，就宣示出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依归、民族至上的倾向，在主义方面具有排他性。正如共产主义者不会赞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一般来说，国际社会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汇的。因此，很多国家的舆论称瓦杰帕伊、费尔南德斯政府为民族主义政府。在这里使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相当于我们这里一部分人常说的“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

我们认为，在“民族主义”之前再加上“极端”或“狭隘” 二字，是不必要的叠床架屋，正如我们不赞同使用“极端平均主义”这个概念一样。平均主义是主张所有的人在劳动和分配各方面享受齐一待遇，认为只有平均才是平等。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在平均主义之前再加上“极端”二字，使人莫名其妙。因为世界上决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均主义，那么，什么样的程度是“极端平均主义”呢？使用“极端平均主义”这个概念的后果，有可能是在“反对极端平均主义”的旗号下保护和纵容平均主义，使平均主义大行其道。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俄国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散布了一系列准法西斯主义的言论。他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号召防范劣等民族的渗透和混居。他要求扩大俄罗斯民族的生存空间，鼓吹俄罗斯士兵南下，“到印度洋洗军靴”。他还赤裸裸地提出要在俄罗斯实施铁腕统治，压制批评。他公开提出要警惕中国“威胁”，要对付日益强大的中国。

对于日氏及其政党，国际舆论一般均称之为“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政党”。这样定义，大家都明白所指，不必再加赘语。

在我国官方和民间，也有与国际通用概念相一致的用法。

比如，最新出版的由国家经贸委组织编写的工商管理培训教材《邓小平理论简明读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这样使用“民族主义”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在民族问题上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即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显然，这里是从负面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民族主义”在这里是指排他性的族际情感，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狭隘民族主义”。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指强烈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排他性的族际情感。

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是指效忠本民族的情感和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王逸舟将民族主义分为部族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四种类型。

不论哪一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排他性。

部族民族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有狭隘地方特征的民族主义。至今还在非洲不断发生的部族之间的仇杀，是民族主义排他性的野蛮表现。

种族民族主义“指的是那种以种族神话为依据，强调本民族无论在精神上或血统上或实践能力上均高于其他民族的现代意识形态以及受这种意识形态支配的大规模的种族歧视甚至种族灭绝行为”。

至于宗教民族主义，“在某些地区和国家，宗教民族主义已发展成为某种类似于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的东西并且构成对世界现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威胁。”这里的排他性是不言而喻的。

文化民族主义，则“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笔者要对王逸舟的研究加以补充的是，除了上述四种民族主义之外，还存在着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以维护本民族经济利益、保护本民族财富为前提的。目前国际社会中替代了老式殖民主义和大规模战争的日益尖锐的经济争端，常常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

政治民族主义，是指将民族主义归结为建立单一民族国家，集中全力进行政治斗争乃至军事斗争。

这两种民族主义同样具有强烈的排外性。

潘多拉盒子里飞出的怪物

民族主义的功用十分复杂。

它有时作为一种思想化合剂，吸引族内成员的忠诚和报效热情；

它有时变成一种理论和政策，为民族成长提供原则和观念；

它有时发挥凝聚整合功能，以抵御外辱争取和保卫本族权益；

它有时充当一种口号和象征，起着支持和分裂国家的作用；

它有时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它的人陷入梦想般的狂热之中，导致战乱、分裂和历史的倒退；

……

正如王逸舟指出的：“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决定。”

英国学者约翰·普拉蒙纳兹在《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书中说：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来自感到文化劣势的民族的反映”，“当特定人民的民族或文化的特征受到威胁时，保存或增强它的愿望；或者在那些感到民族特征不鲜明或不具备的地方，转型或重建它的愿望。”

在历史上，民族主义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弱小民族起来反抗民族压迫，又比如在20世纪50～60年代前后亚非拉中小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发挥了凝聚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句名言：“工人没有祖国。”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广泛的阶级斗争而不赞成民族主义。他们在《论波兰》中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克服了一切民族间的冲突。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但是，在“大的欺负小的”(俄罗斯和德国奴役波兰)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波兰的民族主义斗争。他们在《论波兰》中说：“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恩格斯在《波兰宣言》中说：“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

然而，正如韩国学者李克灿所说：“民族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运动现象。”它也可能运动到悬崖边上，带来各种灾难。

各国学者认为，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再次登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者徐迅在他最近出版的《民族主义》一书开头就指出：“90年代初，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政治格局随之寿终正寝。两大阵营所各自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一夜之间丧失了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思潮中，民族主义却异军突起，显赫于世界。”

庞大的苏联分解为十五个国家，南斯拉夫一分为五而且还面临着科索沃独立问题，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这股民族主义狂潮正在迅速蔓延。

日本学者卫藤沈吉称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泛起是“潘朵拉盒”中飞出的“狂热怪物”。

日本学者岩崎正洋认为，这导致了众多国家走向分裂，全球民族纠纷大大增加。

日本学者宇多文雄说：“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苏维埃帝国的最后崩溃使民族问题作为未解决的大问题骤然上升到突出的地位。至今已没有人能够否定：民族问题已和环境污染、资源分配等问题一起，成为本世纪迈向21世纪的最大问题。”

法国学者莫兰认为，“其后果只能是将外国的种族或民族圈入新的疆界之内，或者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被圈入外国疆界内。”

世界的部分事实正是如此。以至于各国出版的“最新”世界地图都赶不上边界的实际变动。

最新的例子是南斯拉夫南部科索沃地区的纷争。

90年代初，原来的南斯拉夫已经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和南斯拉夫五个小国家。事情还不算完。小南斯拉夫的南部科索沃地区与阿尔巴尼亚相邻。在这个地区，生活着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等等。

生活在该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最初只是想恢复自治”。但是，在同塞尔维亚族人的争斗中，“胃口越吃越大”，提出完全脱离南斯拉夫建成一个独立的袖珍国家；或者，成立由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以及邻国马其顿国内有阿族人的各州 联合组成的“大阿尔巴尼亚”。

俄国《俄罗斯报》1998年8月8日指出：“这也就是试图彻底改变巴尔干的整个地缘政治形势，实际是新的‘三十年’巴尔干战争。”“这种要求立即造成了塞尔维亚族人和马其顿族人的接近。马其顿国内的阿族人已试图拿起武器前去帮助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但被塞族军队击退了。以前南斯拉夫与马其顿之间从未热乎过。而这几天，两国外长在塞尔维亚南部举行了会晤，双方谈到如何使两国边界的阿族人激进的情绪冷却下来。”

国际地理学权威索尔·科恩预言：“在今后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内，世界上的国家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总数可能会超过三百个。”

一些联合国的专家更为悲观，他们认为如果搞得不好，国家总数甚至会超过五百个。

当代世界有两种趋势：

一是国界和民族界限逐渐模糊，走向大同。西欧十二国1999年启动欧元，实现劳务、企业、资金、货物免签证自由往来，这个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这一趋势的代表。

二是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聚集地，不管人口多少(有的只有几万人)，都提出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建国要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分裂和封闭的倾向。

俄国学者乌特金最近指出：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民族自决运动是“历史发展中的退步”，“应当受到谴责”。因为这些运动不仅威胁正常的民主生活，危害合理的经济联系，而且往往导致对公众生存权利的蹂躏。“在南斯拉夫实现民族浪漫主义，抵得上二十五万被杀害者和四百万难民吗？”

法国学者多甘在民意调査的基础上，生动地描述了西欧各国由传统的民族主义向国际一体化过渡的心态，值得我们仔细研读。

他说：许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其军队，不愿保卫其国家，但却信任其邻国，而且对西欧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

多甘指出：这种超民族的欧洲自我意识日益增强的基础，是这些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相互渗透过程，它使西欧各国人民愿意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谋求民族国家利益，使已完成民族一体化的民族国家适应国际一体化潮流，实现超民族、超国家的合作。

欧洲正在尝试康有为所向往并曾详细描述的大同。

这是不是人类的前途和世界的方向呢？

今年7月底，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访问时，抨击了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领袖汉森的种族民族主义。

汉森认为亚洲移民降低了澳大利亚的素质，抢走了澳大利亚人的工作机会。她主张拒绝亚洲移民，甚至要赶走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留学的亚洲留学生。

汉森的单一民族党有一定的族际基础，在今年6月澳大利亚的议会选举中，单一民族党在昆士兰州获得胜利。

奥尔布赖特批评说：“我认为，对任何国家来说，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移民国家，作为移民国家，我们更应了解与其他国家来往的重要性。未来，在科技、贸易和国际关系方面，都必须讲求实际，作为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7月31日发表了一篇十分及时的重要文章《这个民族主义国际需要监视》。

文章揭露法国的民族主义者让－玛丽·勒庞等人正致力于与其他国家民族主义者如俄国日里诺夫斯基等建立联系，也在与欧洲的纳粹势力建立联系，扩充势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排外、反对移民。他们集中注意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在选举中尽可能多得选票。他们正在创办“民族主义国际”这样一个组织。文章结尾得出结论：“民族主义国际能够形成一种国际威胁”，因此，人们必须像布拉格的杂志《变迁》那样，及时地揭露他们。

在这个大背景下，究竟应该怎样评价1998年四五月间席卷亚洲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热潮，读者是不难得出结论的。

第十三章 中国涅槃

从义和团到火烧英国代办处

清朝末年，有一幅画让中国人痛心疾首，寝食不安。

这幅画题为《满清时局图》，署名：“光绪廿四年(1898)岁次戊戌广东开平施振泰绘于香江”。1898，正是戊戌变法同一年。

画面上是海棠叶般的中国地图。在中国东部土地上，硕大凶猛的熊、虎、鹰、青蛙等动物分别盘踞在长城以北、长江以南、胶东半岛、华南沿海……

这些虎视眈眈的猛兽，就是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侵略者，正在瓜分中国。

这幅画形象地展示出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危局。中国只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已经沦为半殖民地。

短短几年，东北三省完全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侵占胶州湾，并攫取了在山东境内筑路、开矿等特权。

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成为英国租地。英国还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九龙半岛及其周围岛屿，租期九十九年。俄国等国“承认”长江流域十个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强租广州湾及其海面，并迫使清政府答应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大部分为法国势力范围。

日本则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福建及沿海让给他国，占据了福建……

回答这个瓜分狂潮的，是漫天遍野的头带红巾的中国农民。

在山东、河北，“头裹红巾之辈触目皆是，致红巾价格为之顿昂。”

这些农民，以旧小说戏曲中的关云长、展昭、孙悟空、黄天霸等为崇拜偶像，借其“神威”以鼓舞士气，并且“焚香佩符，念咒降神”，“求神保佑，刀枪不入”。“义和团自谓能祝枪炮不发，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不能伤……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

义和团如此仇恨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从一个角度说明农民深受封建意识形态毒害，也说明旧式农民战争已经不能给中国带来进步。

有道是：“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癫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

这些大字不识、面目黧黑的农民，举着“扶清灭洋”的大旗，队伍迅速壮大。“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

这就是20世纪初震动全世界的义和团。

1900年发展到高潮的义和团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急速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

复旦大学学者姜义华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于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风潮中，士大夫喊出了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保种就是保卫民族独立，保国就是保卫国家主权，保教就是保卫传统思想与文化，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虽然当时还没有民族主义这一名词。”

士大夫如此，义和团呢？历史学家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指出：义和团的宗旨，“是以反对外国教会、传教士及其教民，反对一切外来事物为主要斗争目标。”

义和团是在山东首先举起义旗的。

这是因为，外国侵略势力瓜分中国，山东深受其害。

1895年初甲午之战后期，日军二万人攻掠山东，战火从成山角烧到威海卫。威海卫被日军占据掠夺三年，随后又被英国强租，死人无数。

1897年德国强占山东之后，在境内筑路开山，侵占田地。外国资本开发的沿海航运使南北大运河运输业迅速衰落，大量船夫和工人失业，颠沛流离。

英国又强占文登、荣城两县，强迫农民交粮纳税。

再加上1895～1898年山东大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旱涝之灾，大批人饿死，农民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终于导致义和团运动首先从山东爆发。

义和团兴起之后，很快向北发展，在河北境内燃成燎原烈火。

义和团所到之处，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军和教会势力，并在北京南部涞水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进入北京、天津和保定等大城市。惊慌中的慈禧太后也改“剿”为“抚”，对义和团加以利用。

朝廷改变态度，使义和团声威大振。北京大设拳坛达一千多个。

在北京，城市贫民、甚至清军士兵都加入义和团。他们持刀执械，上街游行，把“洋油”(煤油)倒掉，把“洋油灯”扔掉。

他们强迫北京所有的“洋药店”改名“土药”。

据史书载：

义和团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阙，三日不灭。”

慈禧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十万两银子。大臣载漪在官邸中也设了拳坛，早晚膜拜。这一来更助长声威，使“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

结果，车夫小工，都放弃了辛苦的本业，参加义和团。城郊附近的无赖，也纷纷赶来。城里“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月，亦毙之。”

他们烧掉地图，砸碎放大镜、眼镜及西洋钟表，因为这些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不从的，他们就大开杀戒，以示与外国“划清界限”。

义和团还把一些地名改为“切洋街"、“断洋桥”。一些平时接近外国人的中国人，被义和团称作“二毛子”、“三毛子”，加以杀害。

作家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一书中写的义和团大闹北京的情景，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增加了许多在课本中不易读到的知识：

义和团一旦进了城，在慈禧太后和端王暗中庇护之下，行凶作恶，弄得人人战栗，全城震惊。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而那些拳民就打拳拜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这个《西游记》小说上的猴子精就是他们供奉的神灵。于是满街香烟缭绕，香味扑鼻，人人觉得似乎进了西游记异域殊方的神仙国度。

前几天，博威洋行被抢了，把钟表、镜子都砸碎了。一个人拿了一瓶子香水当酒喝。喝下去，脸变得煞白，倒在地上乱喊乱叫，说喝下洋药中了毒……他们以为电话是妖魔地雷，装在那儿要炸死他们，于是就把电话砸烂，把电线割断了。

在天津，人们把仇恨集中到铁路、轮船和电线上，认为这些东西给自己带来了苦难。“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

1900年4～5月间，天津各处贴遍揭帖，勒令教堂的人一周之内全部离开，并提出“挖铁路、砍电线、毁轮船”，把外国人统统赶出中国。

在东北，州县教堂被烈火吞没，俄国铁路站房和火车站被义和团拆毁。义和团与清军联合，打败了侵占哈尔滨的俄国军队。

在山西、河南、内蒙，大部分教堂都被烧毁，外国传教士和许多教民被杀死。

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义和团认为：“只有把一切洋人赶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众才有出头之日。”(《近代中国八十年》)

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张义和团揭帖是：“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

最可悲的是，在慈禧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之后，大臣们顺着“上头”的意旨，谄媚干进，争以义和团为奇货，竞相建言。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说：“攻打外国大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杀尽外国驻华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是当今的上策。这样定能大振国威，让外国害怕。”顽固派首领端王载漪看后，竟然高兴地说：“这真是公论！”

御史徐道琨在奏折中竟引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说：“洪钧老祖已经下令让五条巨龙去守大沽，不劳我们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外国的军舰一定都会自行沉没！” 还有一位御史陈嘉言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传达上天意旨的帛书，说：“帛书已经预言：外国当自行灭亡！”

义和团是一柄双刃剑，其历史作用是非常复杂的。

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志；但同时，它盲目排外、笼统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排斥近代生产方式、排斥科学技术的愚昧封闭，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阻碍了中国的前进与发展。

义和团反对改革(戊戌变法)的取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令人痛心。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他又说，“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瞿秋白分析说，义和团“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1997年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从现代化这一新范式来看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视为一场“革命史”。从新范式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都要重新审视。比如义和团，对它盲目排外等不利于现代化的消极方面，就会有较多分析和批评。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也不是简单地把“侵略”与“反侵略”作为唯一的视角与标准，而是较多自省，对那种固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闭关心态持批判态度，对危害匪浅、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多一分警惕；同时，它更多地看到西学东渐对中国新文化的催生作用，并认为只有这种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资深历史学家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了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他说：义和团反对基督教的理由之一是说基督教造成了华北大旱。义和团以其蒙昧思维创造了一种鼓动愚民的有效范例。义和团把反基督教扩大为杀掉一切在华的外国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义和团又把矛头指向科学技术：“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这种盲目排外，回归闭关锁国旧时代的企图，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垂死挣扎，貌似爱国，实属祸国。义和团尽管事出有因，有广大群众参加，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不值得肯定。

事实上，义和团是受载漪等顽固派大臣利用的。李时岳文章指出，载漪亲贵集团是为了乱中夺权。慈禧欲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废掉光绪，遭到各方特别是外国使团反对未遂。载漪欲“借兵力摄使臣”，打义和团的主意。载漪曾指使义和团闯入宫中企图搜杀光绪皇帝。义和团还曾下令“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义和团还责令“康有为回国治罪”。义和团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堕入黑暗势力掌握之中。

关于八国联军问题。李时岳文章说，八国联军以代中国平乱为名，并未向中国宣战，而清政府却是对外宣了战的。宣战书尽管慷慨陈词，却没说明为什么宣战，也没说明向哪个国家宣战，实为奇文。载漪集团假造各国使团要求归政光绪的照会给慈禧，激怒慈禧，不惜以国事为赌注，要求攻打各国使馆。说穿了，他们是为皇位而战。义和团就作了载漪、徐桐之流的工具。

1997年去世的作家王小波在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中有这样一段忧虑的文字：“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

义和团封闭排外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早在清初，1656年(顺治十三年)，清政府就厉行“海禁”，宣布“片板不许下海”。

1757年，乾隆皇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下令封闭江苏、浙江、福建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岸对外通商。

两年之后，乾隆又下令在广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其后又陆续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等作了极为繁细苛刻的规定。

闭关的又一措施，是1760年在广州恢复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批准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性官商组织，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并担保外国人交税，约束外国人在广州的起居活动等，不许民间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与外国人接触。这一制度一直实施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打破。

这是落后封闭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甚至连林则徐这样有一定远见的人，在鸦片战争之前都说：“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这种作茧自缚的态度，不利于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只能导致中国落后、贫穷、愚昧。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之下，怎能不产生义和团？

义和团的最高潮，是在慈禧太后指挥下围攻占领西方国家驻华使馆。

慈禧听说洋人不同意废掉光绪帝，并要求她“归政”给光绪帝之后，勃然大怒，于1900年6月20日下令向各国“宣战”。

慈禧先是下令让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到总理衙门开会。德国驻华使臣克林德走在前面。大臣载漪命令属下的虎神营及义和团埋伏在道旁，杀死了克林德。清朝大臣徐桐等闻之，大喜，说：“杀了外国使团的头头，中国就强大了！”

慈禧命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和义和团攻打各国驻华使馆。

攻打时，“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

尚书启秀上奏说：“不杀死外国使团人员，必成为我心腹大患。”他说五台山和尚普济有神兵十万，他建议请普济率神兵来京会战，歼灭外国驻华使馆人员。

义和团焚烧了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荷兰的驻华大使馆，焚烧了西什库教堂。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14日。

我们相信，读者会对这一鲁莽的举动作出自己的评价。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仓皇出逃。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和慈禧的威风，都倒在八国联军枪口下的血泊中了。

这一段历史，以1901年7月清政府签订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划上句号。

令人痛心的是，陈独秀不幸而言中——六十七年之后，北京又重演了义和团的悲剧。

那是在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封闭与愚昧再度导致理性失衡。

1967年7月，在中央文革小组重要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指使下，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和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联合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宗旨是专门造“国际帝、修、反”的反。

8月7日，刚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获得政治资源、红得发紫的王力，打着“毛主席让我过问外交部运动”的旗号，接见外交部造反派领导人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煽动外交部造反派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夺外交部的权。

当时，是否打倒陈毅是斗争的焦点。一方是督战的王、关、戚，另一方是保护陈毅的周恩来。外交部一个造反派头头说：“不打倒陈毅，就不能打倒周恩来！” 王力在讲话中说：“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他还说，“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在“王八七”讲话策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警告，于8月16日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封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把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关进地下室写检讨。

短短几天，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我国驻各国外交机构，有些电报还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命令我国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此时，香港一些人受内地“文化大革命”影响，在香港贴大字报、游行，意图在香港掀起“文化大革命”，从而与港英当局发生严重冲突。

在北京，由“文革”的重要代表人物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声讨港英当局、声援香港同胞“抗暴”的大会。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及外交部一些造反派决定，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声称要“采取革命行动”。

周恩来得知，立即召见造反派负责人，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造反派保证不进入英国代办处的允诺之后才离开。

8月22日，几千名红卫兵和外事口造反派将英国驻华代办处团团围住，上万人在附近游行，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活动。

当晚，受狂热的极“左”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蛊惑的造反派置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于不顾，冲破警卫人员阻拦，冲进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室和汽车。

周恩来得到汇报之后采取措施。英国代办处门外的高音喇叭里广播了周恩来的指示，命令人们马上离开，但没有奏效。狂热的人群打砸烧，直到凌晨才渐渐散去。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痛心地流下眼泪，后悔自己轻信了“革命小将”。当晚,他紧急召见造反派代表，气愤地质问：“道我们国家的荣誉都不要了吗？”

但是，自恃有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并不买周恩来的账。

重要的例证是，第二天，在中央文革控制下的《人民日报》竟然大肆表彰义和团式的火烧行为。

《人民日报》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四年之后的1971年，周恩来在会见缅甸联邦主席奈温的谈话中回忆说：“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过了几天，我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同样的报复。

1967年8月22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我国外交工作人员称这一天是外交史上的“冰点”。

邓小平扭转乾坤

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些问题？

马克思这样解释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的确如此。

1518年，明朝中叶。在欧洲，商业和金融在城市中发展起来。在尼德兰和意大利，伟大的文艺复兴诞生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和人类应该了解世界、驾驭世界的观念。在这一年，当时最发达的葡萄牙派出船队，航海首次来到中国，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明朝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

交往了五十六年之久，1574年，明朝大知识分子阎从简写了一本书《殊域周咨录》。在书中，阎先生通过想像，竟这样介绍葡萄牙国情：

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朝朝廷献上世界地图《万国舆图》(又称《坤舆全图》)，给了中国人一个认识世界的机会。

不料，大臣徐昌治看后勃然大怒，编辑了一本很有气势的大批判文集《圣朝破邪集》，其中有一篇《利说荒唐惑世》的文章说：“利玛窦用他的邪说迷惑人，他所著的《坤舆全图》汪洋浩淼，世界怎么能是这样？这是欺负我们眼睛看不到那些地方，我们的脚走不到那些地方，没办法检验！这正像画家画了一个鬼魅，你没法说他画得对不对。我们中国当然是居于世界的正中间，而在他的地图中，中国稍稍偏西，真是无聊透了。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在世界地图上，我们中国显得不那么大，而且居于北方，肆无忌惮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宝贵的时间又过了近二百年。1792年,英国瓦特已经发明蒸汽机，亚当·斯密已出版《国富论》。这一年，英国派使节前来，要求互相建交。乾隆皇帝拒绝说：“你们国家若留下人来在北京，言语不通，衣服式样也不一样，没地方可安置。”

再过二十四年，1816年，英国又派人来华联系建交。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仍然沿袭闭关的老路，他给英王一通“敕谕”说：“离得太远，来往麻烦。你们又不熟中国礼仪，学起来也是一件累事，以后不要再交往了。只要忠心孝顺我大清，就可以算是有教化了，不必时时想着来中国。”

但是，时至19世纪中叶，闭关自守守不下去了。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用枪炮轰开中国大门。但清廷并不吸取以往封闭的教训以图自强。直至1860年英法侵略军攻占天津，攻入北京，焚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还是不知道外国为何物，也不愿费心了解世界情况。1861年，咸丰皇帝临死之前见到美国总统送来的国书以平等相称，竟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其实可笑的正是咸丰自己。

直到光绪二年，上层仍然不醒悟。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讲过光绪二年这样一个故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哎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怎能不出义和团的那些偏狭过激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50年代初“一边倒”，倒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50年代后期又走向小农式的封闭。到“文化大革命”中，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悲剧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当中重现出来。

姜义华在《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在如是基础上形成的如是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作用，必然是双重的。民族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政策上、文化上更为紧密的结合。但是……反过来又妨碍着中华民族以健全的心理、积极的态度、常规的途径建立广泛的世界联系，不能用世界文明发展的各种新成果来推动自身的近代化。民族自主性与民族开放性常相对立。与此相应，民族主义不是将重心置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是将使本民族尽早在近代化基础上成长为近代民族放在中心地位，使民族主体精神发育不全，缺乏必要的自信、足够的勇气和充沛的力量去批判和摈弃民族肌体内与现代不相适应的东西，变革和改造各种与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相抵触的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于是，民族主义、民族化常常演化为排外主义、保护落后的同义语。”

姜义华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旧式农民的利益和要求”。

直到邓小平复出，以他深刻的洞见、恢宏的气势和开阔的眼界，才打破长期封冻的坚冰。

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中顾委讲话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的要害，不愧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声。

打破沿袭多年的封闭，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彻底消除生存危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新的历史契机。

邓小平在1984年6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再次强调：“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

论气魄，有人认为毛泽东或许超过邓小平，但是，毛泽东缺乏这个认识，甚或没有这个认识，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

格外启人深思的是，邓小平多次从开放与封闭的角度，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训。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

邓小平在1984年12月的讲话中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两个多月之后，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再次指出：“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只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这样批评性的总结，而为全党接受。

邓小平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明他解决了三个认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克服了三个长期困扰全党的思想障碍。

一是克服了左倾思潮的影响。左倾思潮长期以来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内的“左”和对外的“左”是互为一体的。从50年代后期直到“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实行“左”的一套，必然导致对外采取封闭和关门政策。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我国强调自力更生，固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对自力更生的理解带有“左”的色彩，以为自力更生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造成的损失更大。就像邓小平说的：“我们封闭了二十年……而日本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二是克服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中国人民在外部的强大压力面前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些都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但同时也滋长了夜郎自大的情绪，使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卷土重来。比如在50年代“大跃进”期间，自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在短期内超英赶美，甚至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又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认为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是全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又说中国人民的责任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等等，说明夜郎自大的“中国中心论”达到了高峰。

三是克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制约。我国长期以来是个农民国。平均主义、自给自足、小农意识的影响十分强大。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向往的“男耕女织”，是封闭意识的典型表达。毛泽东曾作出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个指示，是封闭的小农意识的集中反映。它的实质，是排斥商品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办法曾强制实施，导致了中国的大倒退。

邓小平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弊端对发展中国的制约，才坚决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鉴于封闭思想长期以来对广大干部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在1984年12月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首先给在党内有重大影响的老同志做工作。

邓小平说：“历史的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邓小平深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尊重和骄傲。

但是邓小平是站在开放的立场上，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民族问题的。“兵器销为日月光”。他主张化干戈为玉帛，各民族平等往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主张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这就是邓小平的民族观。

李瑞环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1998年5月中旬，他访问了另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国家——意大利。5月18日，他对意大利总理普罗迪说：“实践证明，一个民族，只有敢于并且善于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成果，不断为自己注入新的活力，才能保持蓬勃生机。如果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拒绝与其他文明交流，拒绝接受外来的有益的东西，结果只能是走向停滞和落后。”

是邓小平引领中华民族走出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噩梦——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从而使中华民族从“文化大革命”的地狱之火中再生，真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是自外于世界历史进程。

第十四章 开放的冲击

砸烂麦当劳？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言近旨远的街头讨论。

1998年盛夏的一天，笔者之一在人民日报社所在的朝阳区小庄街头，目睹了一位报社记者与水果小贩这样一场辩论。

小贩指着不远处丁字路口一家麦当劳快餐店，恨恨地说：“应该把麦当劳砸了！”

记者诧异地问：“为什么呢？”

小贩：“大老美多机灵啊，到中国来赚中国人的钱，把中国人的钱都揣进他腰包里，中国人最傻了！”

记者：“话不能这么说，开快餐店，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赚钱。美国人投资盖房子装修，中国出地皮，两边分成赚。美国人投了资，当然得让人家赚钱。假如你出钱盖一个饭馆或是美容店，赚了钱不给你分一份，行吗？”

小贩乐了：“那当然不行！”

记者：“再说，这个快餐店里有二十多个小姑娘小伙子工作，每人每月挣一千多块钱。砸了这家店，这二十多个年轻人，你给他们找工作呀？”

小贩：“我到哪给他们找工作去？连我自己下了岗还没辙呢？要是有辙，还能在街上卖桃？”

记者：“说得对呀，现在下岗的人这么多，你还要硒快餐店？刚才我去麦当劳吃快餐，还看见两个家长带着中学毕业的孩子到店里求职呢。”

这时，围观的人多起来，都津津有味地听着，可见关心。

记者：“有这个麦当劳，里边干干净净，又有空调，挺凉快的，也给大人孩子添了一个去处。你瞧白天晚上都是满座，你没带孩子去过吗？”

小贩点点头：“去过好几次了，孩子老缠着要去呀！”

记者：“再说，这一片有这个麦当劳，促进了环境的改观。周围的小饭馆都重新装修，也把桌椅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周围人们笑了起来：“你弄得不干净，没人去吃了。”

这时，笔者也加入进来，对小贩说：“引进麦当劳，怎么说明我们中国人傻呢？这正是我们聪明的地方。”

小贩不解。

“70年代末，中国没有星级饭店，咱们连什么是星级饭店都不知道。80年代初，咱们借钱盖起了长城饭店和昆仑饭店，都是跟美国人借的。每个饭店大概借了1亿美元才盖成。说好了分十几年还清。现在，十几年过去，钱都还清了。这两个大饭店都是咱们的了。这叫借鸡下蛋。而且，从长城饭店开始，咱们培养了一大批会管理现代化饭店的人才。现在全国星级饭店多得数不清，大都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管理了。你说，咱们中国人是不是聪明呢？”

小贩点点头。

记者：“中国人做的饭最好吃。咱们中国人在美国开了数不清的中国餐馆，比美国人在中国开的麦当劳不知多多少倍。”

周围人点头。

记者：“美国人要是眼红中国餐馆挣钱，把在美国的中国餐馆砸烂行不行呢？”

周围人哈哈大笑。

怨恨化解在笑声之中。

无疑，“砸烂麦当劳”的想法正是中国民间一脉相承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今天的典型表现。

由此想到，打破信息封锁，大力发展教育，展开不同意见的交流，都有利于减少冲突因素，降低民族主义的狂热。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长篇随笔《英国人》一文中批评英国说：“传统的英国排外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比在中产阶级里更强烈。”

由此，还令人想到民粹主义的问题。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思想史学者胡伟希，最近对于民粹主义曾有精辟的分析。

他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等论文中说：民粹主义的特点，是将传统的农耕社会及其生活幻象化。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以“男耕女织”的乡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财富共有、平均分配的美好社会。

胡伟希指出：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端都是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的。他们的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是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思潮。

民粹主义的出现和流行，一般发生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阶段，也即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时期。

民粹主义关注社会平等，常常表达社会下层大众的愿望，极易渗透于社会下层。在社会变动和剧烈转型时期，它往往成为动员社会力量对现存社会加以改造的一种意识形态。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常常和民族主义联手，在排外(国际市场、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共同发挥作用。这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租界”之争

其实，对外开放以来，类似的争论在其他重大场合又何尝没有发生过？

在特区建立之初，“租界”之争就是显著的一例。

“租界”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概念，在很多国人眼里，它是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句尖锐刺激民族感情的告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告示代表着一段惨痛的历史，是一个很深的伤口，碰不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独立得到解决，“租界”问题何以再度发生？

这就要说到1979年。

这一年，广东省传达讨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群情振奋。为了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一些同志提出：利用接近港澳的条件，在沿海设立出口加工基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加快经济发展。

这一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参加。

在向中央领导作汇报时，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 办出口加工区。

其实，这个办法在世界上是非常普遍的。

二战之后，不但发达国家继续设立经济特区，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出现了一大批以出口加工为主兼营其他经济业务的经济特区。如新加坡的裕廊出口加工区，菲律宾的马里蒂莱斯自由贸易区，韩国的马山出口加工区，台湾的高雄出口加工区，等等。

这些特区或自由贸易区，发挥了探索、试验和拉动作用，对所在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很大。

广东省的提议在今天看来不成问题，但是在当时有如一滴水溅入滚烫的油锅。

原国务院副总理、对兴办特区作出重大贡献的谷牧，1998年2月21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一文。他在文章中回忆说：

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前例。它是一项重要的创举和试验。因之，一些人对此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比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

让我们看一看，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怎样陈述当时的细节。

《刘田夫回忆录》一书说：“记得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和我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七千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显然，除了“左”的影响之外，民族主义也是兴办特区的阻力之一。而且，两个因素常常联系在一起。

有些同志属于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习惯于旧思路，因此对特区有种种误解。

幸好有邓小平掌舵。

就在习仲勋等人向中央提出建议的当天，邓小平就与广东负责同志谈话。

邓小平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画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倡议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积极推动特区筹建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广东、福建的同志具体研究策划，由江泽民率领考察组赴国外考察特区经验，诸种力量结合的结果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特区终于在1980年、1981年先后开始建设。

事情并没有完。

中央党校学者汤应武在《抉择》一书中说：“对于特区的性质，尽管许多人逐渐认识了它，但也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我们解放后没收了官僚资本，赶走了外国资本主义，实行了三大改造，好不容易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为什么又专门划出一块地来办特区，把外国、华侨和港澳的私人资本引进来？……有的人将经济特区与过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有的到特区考察的人手捧飘扬的国旗感叹地说：只有这面旗帜还是红色的。”

经济特区理论家、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文彰在《特区导论》一书中说：“特区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运用而为我们所严厉批判过的东西。因此，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议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系统回答了这些议论之后，议论才逐渐平息。”

特区哪些做法引起不断议论呢？周文彰指出有以下几个问题：

―、特区大量引进外资，而外资主要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

二、特区实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三、特区推行股份制，搞股票交易所，这是旧中国及资本主义才有的。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是搞私有化，是卖国。

五、“炒鱿鱼”的用人制度是资本主义雇佣制度。

等等。

然而，特区终于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说服了世人，站稳了脚跟，战胜了种种责难。

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是邓小平的发展观和民族观的胜利。

何谓“卖国典型”

洋浦，位于海南省西北角。

它面临辽阔的北部湾海面，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它有阔大的港湾环绕，可避风浪；又是岩石壁立，天然水深，好端端一个深水良港，停泊十几万吨巨轮毫无问题。早年，孙中山就曾设想在这里修建深水大港。

但是，这里亘古以来未曾开发。放眼望去，丘陵起伏，乱石遍地，只有一丛丛仙人掌千百年来临风无语，自生自灭。

上个千年之初，1097年，正是北宋哲宗绍圣四年，大诗人苏东坡贬官海南岛。他在海南行走，曾有“我行西北隅，如渡半月弓”的诗句，相信路过洋浦。在这里，苏东坡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水天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他又作了一首题目极长的《行琼儋间……作此数句》的五言古风，云：“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历代人士，无不把海南视为畏途。

悲剧在于，近千年之后的80年代初，祖居在这里的少数渔民子弟，还悲凄而无奈地传唱着这样的歌谣：“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有仙人掌一个劲地长……”

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初，这个不毛之地忽然成为国人关注的热点。

在1989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洋浦更成为议论交锋的重大话题。

人们情绪激动，几乎落泪挥拳。

事情何以至此呢？

原来，天涯一角的洋浦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不甘像北宋年间一样蛰居荒丘，它尝试了一种新的开发方式，即洋浦模式。正是这个洋浦模式，引起轩然大波。

洋浦模式是成片开发。

成片开发并不新鲜。很多地方都是成片开发，做到“七通一平”之后再引外资进入。洋浦的新鲜之处在于，它从头就交给外商承包开发，让外资来做“七通一平”。海南将洋浦近三十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分部)成片承包，系统开发，出让期七十年。

开发的目标，是要将洋浦建成为拥有四十万人口，年产值约二百亿人民币，以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相应发展的新型海港城市。

出让土地使用权请外商连片开发，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

在今天看来，这个做法实在是很普通，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洋浦开发需要大量投资，而海南没有这笔钱，借鸡下蛋不是聪明的一着吗？从中还可以学到一些有益的开发经验。其实，你想请人来，还只是一厢情愿，人家肯不肯投资还是个问题呢。在一些战乱频仍的国家或是根本看不到赚钱希望的地方，你就是给他优惠，他也不来。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也开始在美洲、亚洲一些国家购买矿山、油井，进行开发。这不说明中国在实施民族扩张，欺负别的国家，也不说明中国在搞殖民主义。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往来。这且不多谈。这里要说的是，假如对方正在发生战争，中国还会买吗？

当时，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对洋浦模式做出了过激反应。

他们在一些十分庄严隆重的场合，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把日本人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请回来了(指日本产业熊谷组)。”

他们还说：“(上海)南京路一尺柜台值几千块，洋浦一亩地才二千块，这不是卖国是什么？”

这种看法，在1989年3月“两会”上得到一些响应，声讨洋浦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致使洋浦开发在舆论上遇到空前阻力。

在僵持之下，当时担任总理的李鹏讲话说：洋浦开发只是一种经营方式，不是卖国不卖国的问题。缓解了责难和压力。

接着，邓小平又作出指示说：我认为(洋浦开发)措施是可行的，要向党外人士讲清楚。

这才使事态逐渐平息下来。

经过多年建设，迄今为止，外商已在洋浦累积投入四十多亿元港币，实现了“七通一平”，具备了大规模开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

洋浦模式交锋之后，1990年，天津也采取了出让土地使用权由外商开发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天津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并且带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

民族工业：封闭还是竞争？

1996～1997年，还有一个颇令人动感情的问题引发交锋，这就是引进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的争论。

《高校理论战线》杂志1996年第9期发表文章说，有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希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吸引外资越多越好。这样，他们可以从生意中赚钱，成为百万富翁。该文揭露了这些人之后警告说：“对外开放中要尽力保护民族工业。要警惕和防止吃‘买办饭’的人把我们引入歧途。”

什么是歧途呢？

有一篇文章认为：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大大削弱了我国自主进行技术开发的能力”，“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要求合资企业使用它们的品牌，迫使我方名牌产品退出市场。”

这篇文章还说，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战略布点，分割市场，产销网向全国延伸。合资企业在站稳之后，又通过扩股、再合资、兼并、收购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结论是：“少数行业和地区出现了外商形成垄断势力的现象或趋势。”文章据此要求“调整”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工作。

《真理的追求》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周光春的文章提醒人们：外资正在加紧抢占我国市场。

文章举出一些例子。

比如洗衣粉，我国的几家名牌洗衣粉厂家合资之后，被美国P&G控制，推销美国的碧浪牌及汰渍牌洗衣粉，“把我国名牌打入冷宫”。

又如饮料，大多数厂家都合资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已伸向许多角落，只剩下广东的健力宝和上海的正广和在竭力拼搏。”

再如，“天津生产的北京牌电视机是‘中国第一屏’。与外商合资，名义上各占百分之五十，外商出流动资金后，已成为真正的主人。”

文章说：“此外，还有药品、轮胎、啤酒、化妆品、服装等行业都有类似情况。”

文章还感情激动地揭露了我国还有一些“小汉奸”、“二鬼子”，帮助外商做生意，抢占中国市场，是可忍，孰不可忍？

周先生呼吁说：“今后，合资企业不能再让外商控股，应千方百计支持我国名牌产品。创出更多的新名牌产品，振兴民族工业。”

《经济日报》则从啤酒入手。6月20日，该报发表姜波的述评《国产啤酒有必要搞那么多合资吗？》，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报道描述了国产啤酒在外资进攻中节节败北的情形，评论员文章则指出外国企业、外国名牌对民族工业的威胁，进而提出如何才能“既提高开放水平，又振兴民族经济”的问题，号召“大家来讨论这个重大课题”。

此后，《经济日报》接连刊登九期文章，连续报道国产品牌在外资冲击下所处的劣势，包括“燕京为什么不合资？”、“五星为什么要合资？”、“青啤道出的沉重话题”、“九千六百万，扬子卖不卖？”、“中国名牌究竟卖了多少？”、“看日美法政府如何保护本国工业”……编辑部还辅之以一系列理论文章，呼唤保护民族工业。

首都其他新闻媒介也参加进来。

大体同一时间，《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分别发表长篇报道，提醒人们关注外资蚕食乃至控制我国部分产业或产品的情况。

《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国务院发展中心熊贤良的文章，要求重视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

这排炮般的文章，自然使一些人得出了“狼来了”的结论，不免有点恐慌起来。

周光春文章说得最彻底：这样下去，“我国岂不沦为殖民地经济”？

让我们看看另一种观点。

7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头版刊登何力的评论。何力的话委婉费解，其间可能有些隐衷，但他的倾向还是清楚的。何力主张：“不忙着给引进外资打分。”他说：“几年前人们似乎对外债的偿还能力问题更为倾斜，但今天更多的人是把‘引进外资’和‘振兴民族工业’放在一个框架中加以审视的，有人甚至还把它们搞成了对立面。”

《学术动态》杂志1996年第26期发表张上塘的文章，就更进一步了。

张文回顾了我国引进外资的骄人成绩(协议引资四千二百九十五亿美元，实际投资一千四百三十九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然后说：“外商投资不仅解决了我国长期的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受益匪浅。而且提高了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工业品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扩大了出口创汇。”

张文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说：“究竟有没有民族工业还是问题。民族工业的提法是否科学也值得怀疑。民族工业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概念不清楚，基本上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过多地提保护民族工业会招来报复，保护幼稚工业的提法可能更为合适。”

《中国市场经济报》6月10日发表王志乐的文章。王文提出：要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民族工业问题。

他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过去所理解的纯粹的民族工业已不复存在。各国的工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工业应该指以民族资本为基础的工业。当前世界资本流动加速，如果讲民族工业，显然不能只包括百分之百民族资本的工业，而应当把民族资本控股工业也包括在内。有民族资本参与的工业，也是具有民族工业成分的工业。按这样的观点看，民族工业不应排斥外来工业。

他说，保护民族工业与发展合资企业并不矛盾。因此，8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新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前往投资。

王志乐举例说，日本富士通公司是日德合资公司。富士通引进德国西门子的技术，并在消化基础上开创自己的事业。1994年，富士通公司在全世界工业公司中排名第三十二位，成为日本著名的跨国公司。但是至今，西门子公司仍握有富士通的股份。在这样的发展趋势面前，片面强调“民族工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国务院发展中心丁宁宁撰文说：“改革开放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开放，就会引进外部冲击，改革则是使自身适应这种冲击，接受这种冲击的挑战。”

最具权威性的是《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1996年9月5日发表该报记者龚雯的文章，不同意“外资已控制中国部分行业市场”的说法。

龚雯说：“利用外资不可能不付出一定代价。”外企产品没有一统天下，比如，啤酒占全国产量百分之二十，医药百分之十三，电子百分之二十，洗衣粉百分之三十二，化妆品百分之三十四，饮料百分之三十九。这虽然造成一定冲击，但也促进了内资企业竞争意识和品牌意识，形成共同发展局面。比如青岛海尔集团过去是一家亏损一百五十万元的集体小厂，与德国利勃海尔合作后迅速壮大，产品商标由“琴岛－利勃海尔”改为“琴岛－海尔”，最后定为“海尔”，成为中国驰名商标。顺德的“科龙”、深圳的“康佳”等等，也都是在合资中创出了中国名牌。所以不能把外资与内资对立起来。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吴焰、顾兆农的文章，提出“积极引资莫彷徨，引资再多没有度”。

该文引述权威人士的意见说，合资大大加快了中国产品更新步伐，提高了整体工业水平；并且促进了中国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从这两层意义上讲，引资起了积极作用。比如汽车工业，没有与德国合作生产“桑塔纳”起步，中国的汽车工业恐怕还要用手工榔头敲打多少年，工业水平绝不能提高这么快。记者认为：“用堵外国企业，堵外国牌子的方式保护自己，绝非上策。”

7月17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记者述评说：“啤酒行业利用外资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

学者、媒介对同一个问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中国经济时报》的总编辑包月阳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在1996年7月2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写道：“各大报对这一问题出现不同说法是件好事，许多人已经开始抛弃那种非黑即白的评价模式。”

这也是本书的主题：一个中国，多种声音。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历史前进了。1996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据外经贸部公布的消息，至1998年8月底止，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三十一点八万个。1998年1～8月，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三百一十七亿美元，比1997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

发展工业，当然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民族主义、恐惧主义、关门主义却是要不得的。

第十五章 新冷战

说“不”何以升温

有些朋友说：《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是一次成功的商业操作。

这意思是，该书观点是迎合市场需要，与作者内心想法没有关系。说到底，是“玩”了一把。君不见，有人为了赚钱，今天写一本《大气功师张××》，吹捧张××是真佛现世、菩萨下凡；明天形势一变又抛出一本《大骗子张××》，把张××说成是为了骗钱无恶不作的巨奸。两本书相隔三个月出版，描写的都是张××，两本书的作者也是同一个人。何以如此翻云覆雨？答曰：为了钱！市场需要什么就写什么，价值观念么？顶个屁！

不论《中国可以说不》是不是商业操作出来的一本书，反正它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这恐怕是几个年轻作者始料未及的。

此书一出，出版界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纷纷问世，而且卖得很俏。一时间“说不”成了一个时尚，人人挂在嘴边，大有掀起一场“说不”竞赛的势头，仿佛谁要是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在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一下子带动了如此汹涌的社会思潮，很值得我们分析一番。

这本书主要是对着美国来的。它分析美国现状，评述美国对华政策，并就中美关系的前景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这些分析和建议，由于是在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紧张背景之下问世的，并且被一些人误以为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所以引起了全世界广泛注意。

当时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样的紧张因素呢？

1995年6月，在美国国会支持下，李登辉以参加康奈尔大学毕业典礼为名，对美国进行访问，实现了所谓“外交突破”。

此举遭到中国一连串猛烈的反击。1996年3月8～15日，中国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3月18～25日，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演习内容有：空军向地面实施摧毁性攻击、诸兵种合力打击“敌”战斗舰艇编队、三军联合渡海登岛等等。

这些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表明中国将不惜重大牺牲，决不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且要严厉打击“台独”。

美国对此作出了激烈反应。

中国3月9日宣布即将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演习，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0日即宣布：以独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支美国特混舰队将在几天内驶向台湾海域，以便在“必要时对台湾提供帮助”。

11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又宣布说：驻守在海湾地区的以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支特混舰队也将驶往台湾海峡，与独立号为首的特混舰队会合。

……

中美之间出现了发生对抗的风险。

美国国会一些人更是乘机兴风作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要求派更多美国军舰去台湾海峡。参议员弗兰克·穆尔科斯基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中国的“导弹外交”是美国不能接受的。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为首的八十二名众议员还提出了一项“保卫台湾”的决议草案……

《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说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96年初夏问世的。

因此，对于这本书中一些情绪化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放弃理性的立场。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本书的三个主要内容。

首先，看看这本书怎样评估美国形势。

总的看法是美国即将崩溃或完蛋，并预言具体完蛋日期是十五年内(该书“代后记”)。

该书认为：

美国“财政金融危机已潜伏多年，并在加速发展，找不到出路，总有一天要爆发”。

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有大量虚数、负数”。

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由盛而衰”。“美国经济‘由盛而衰’，是从1973年开始的，至今(1996年)已有二十三年。”

美国种族矛盾尖锐。

美国社会问题严重。

所以，“不出十五年，西方经济必然要出大问题。”

在《说不》一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判断：

“美国的没落，可能比我们所预想的还要早。因为它已经显示出集体民众心理上闭关锁国的强烈征兆。”

“美国人似乎正在失去独立思考的乐趣和相应素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文学及思想的繁荣，对美国来说已成昨天。”“美国人民已经丧失了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因此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在金融方面要早做准备，预防美元崩溃……(有人估计不出十年就会来)”

……

这些话足以使《说不》的作者们一逞口舌之快了。

但是，这些评估多半并不符合事实。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1998年夏季的一次大型报告中说：到1997年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八年，而且，通货膨胀不到百分之二，失业率在百分之五以下，增长率最高达百分之五，实现了低通胀、低失业率、高增长。这是美国三十年来最好的经济形势。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家庭财富增加了十二万亿美元。

戴相龙指出，近些年来美国之所以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原因在于：一是企业重新组合增强了优势；二是由于美国技术发达；三是美国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老百姓把大量的钱存放在基金之中；四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得当。

很多国家的专家和舆论认为，由于知识经济崛起，美国的技术迅猛发展。信息革命渗透到美国经济各个部门，从因特网到生物技术到商业尖端技术，美国正处于发明创造高涨时期，它的经济成果将持续到下个世纪。由于美国具有良好的电讯基础设施、知识渠道(网络、社团、协会……)以及知识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等等)，并且拥有较多的高技术人才，美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将会扩大经济领先的距离。

1998年夏季，中国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在一次报告中说，随着知识经济在美国的崛起，到下世纪初，美国蓝领工人将会从目前的百分之二十下降到百分之十，而白领阶层将会从百分之四十上升到百分之七十。

究竟谁的评论更接近事实，相信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1998年8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绯闻公诸于世，使克林顿受到沉重打击，面临被弹劾的困境。

但出乎共和党以及很多人意料的是，9～10月间的民意测验表明，克林顿的支持率竟然上升了，高达百分之六十三。对于执政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极高的支持率。

11月4日，美国中期选举爆出冷门，受克林顿绯闻困扰的民主党人出人意料地增加了四个众议院席位，并且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重要职位，这一职位曾被共和党把持十六年。这就遏制住了共和党人企图弹劾克林顿的势头。

美国人向来对政治家十分苟求，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英国路透社10月6日的一条电讯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华盛顿一心关注白宫的性丑闻，而首都之外的许多美国人更担心他们的工作和收入，他们渴望的不是惩罚或弹劾总统，而是迅速了结这个事件。尽管共和党人谴责克林顿总统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不恰当关系，但普通平民则称赞他成功地履行了发展美国经济的诺言。他们认为对克林顿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忠实行为进行旷日持久的调查是危险的脱离正题的做法。”

一般来说，妇女对于不忠实家庭的男人是非常痛恨的。但是，在美国，就连华人妇女也站出来为克林顿说话。纽约《侨报》报道说，“一些华裔妇女尤其明显地为克林顿抱不平。纽约地区一位名叫张淑颜的女土说，她一直很关心这事。克林顿在过去六年里政绩很好，美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巨大的财政赤字得到平衡。对于他私生活上的错误根本不值得小题大做。”

《侨报》还报道说：“一些华裔朋友说，今后再也不投共和党的任何一个人的票。”

克林顿靠什么呢？靠的是经济的成功与繁荣。

《人民日报》1998年11月5日发表文章评述民主党在中期选举的佳绩，文章题目是《民主党以政绩取胜》，说：“自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新增就业岗位一千六百五十万个，创造了失业率二十八年以来、贫困率二十九年来、通货膨胀三十三年来的最低记录。拥有个人住房的人数为历史最高水平。”

克林顿政府还解决了令所有国家政府都极为头痛的问题，即政府财政赤字的问题。1998年10月30日，克林顿宣布，在于当年9月30日结束的1998年财政年度里，美国联邦政府实现了空前的七百一十亿美元的盈余。这是美国政府自1969年以来首次实现财政盈余。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会不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1999年美国经济发展会不会减弱？对此，美国及其他国家有不同的看法，还要等待实践的检验。但这是今后的问题了。

还有，正如任何国家一样，美国存在着许多弊病和问题。《说不》的作者所说的“种族矛盾尖锐”就是美国的现实问题之一，而且根深蒂固，不易解决。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注意到问题和成就两个方面，不宜只取问题一面而且肆意夸大到完全经不住检验的地步。

如果以《说不》提供的评估作为认识世界进行决策的依据，会导致出什么样的结果，读者是不难猜测的。

这样的思维方式，无疑会阻挡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阻碍中国的对外开放。一个令《说不》的作者们尴尬的问题是：如果从1996年起过十五年，美国和欧洲没有崩溃，还在继续发展，怎样向读者交待呢？

在《说不》出版的1996年，无疑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好日子。经济的发展有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鼎盛。

一时间，不免就骄傲起来。“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式的升虚火、发高烧，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看看《说不》一书：“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亚洲模式将给世界其他区域进入现代文明送去曙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等等，不一而足。

令作者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说不》出版的第二年(1997年)开始，美元没有崩溃，倒是亚洲的货币和经济陷入危机。而且，还要靠美元来拯救日元的汇率和帮助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走出低谷。在日元汇率直线下跌的1998年6月份，中国政府也一再希望美国出面干预日本外汇市场，制止日本经济继续下滑。

要说对此谁也没有一点预感，没有想到，那也未必。

朱镕基总理曾说：“亚洲金融危机是我们所熟悉的东西。”

是的，中国从1992年第四季度起出现的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就与亚洲金融危机类似。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被“超级繁荣”搞得头脑发热，而是冷静地分析和处理问题，在1993年果断采取措施，整顿泡沫经济，整顿金融秩序，使中国经济避免了大的损失。不然的话，一味“热”下去，再逢上亚洲金融风暴，还不知道后果将会如何！

也有冷静的经济学家。早在1993年，吴敬琏等学者就一再警告和呼吁：要警惕泡沫经济。吴敬琏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说：“投机资本横行对经济发展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他还引用台湾的例子警告说，“到了泡沫破灭时，许多人倾家荡产”。他提出，金融混乱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必须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改变政企不分的现象，根治腐败。

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建议都是对症的良药。

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取得多大成就，也要头脑冷静，实事求是。虚狂傲气只能身受其害。

一个观察问题的基本点，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由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奋斗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也还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再看《说不》一书怎样评价美国的对华政策。

该书提出：

“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

“美国正抓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为了对中国实行殖民主义，“每一分每一秒，西方人都在设计着他们的阴谋。”

“整个美国对中国所形成的知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错误的。”

《说不》一书这样评论美国的外交：“捕风捉影、独自尊大、虚伪无常、不负责任，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的几种基本特征。”

该书还说：“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味时，殊不知你已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

那么，将怎样评价江泽民总书记在1998年春热心地向干部群众推荐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呢？

作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附带产物，《说不》一书指出：“日本人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加入了遏制中国的大合唱。”

该书甚至认为：“东南亚国家必定会紧紧依附于美国，从而形成一个不自觉的对中国的包围圈。”

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国岂不是又要如过去一样，走上孤立、半孤立的封闭的老路了吗？

这决不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应有的外交选择。

无庸讳言，由于国家利益等种种原因，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矛盾与冲突。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美国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结尾章节，都以幻想小说的方式，形象地描写了美国和中国在下一世纪初叶发生的军事对抗与军事冲突。

但这毕竟是幻想。

现实是什么呢？

一是美国的确有些人和媒体对中国态度恶劣，主张遏制中国。这里有国家利益因素，有争夺国际或地区影响力及领导地位的因素，有经济和贸易因素，有意识、形态因素，有美国国内党派斗争因素，有宗教因素，也还有缺乏了解或产生误解的因素等等。

美国这些人以及媒体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千差万别，所出的主意也各种各样。有的建议拒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的主张“帮助中国人民颠覆中国政府”，有的要求美国拉拢中国的周边国家以孤立中国，有的叫喊支持台湾进入各种国际组织，有人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还有人要求制定军事计划尽快以军事手段击败中国等等。这些极端人士，算是美国的义和团。对此，我们当然要采用各种办法展开工作，增进了解减少误解，进行批评与斗争等等。

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也未成为美国政府的指导思想。这就要说到下面一点。

二是美国官方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是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1989年和1995年，中美关系因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和李登辉访美，曾经陷入低谷，甚至一度达到危险的境地。但是，尽管在这样严峻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还是愿意作出努力，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1989年12月10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讲的这句话，已经成为名言，成为中美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的共识。

1989年下半年是中美关系最紧张的时刻，布什总统就两次派特使来华商讨中美关系怎样才能不致因春夏之交政治风波而中断。布什总统因为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的交往及友谊，而被美国一些人称为“亲华”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就曾经批评布什这一点。

邓小平在这次会见布什总统特使的重要谈话中还说：“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1992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在对华政策方面从现实出发，一改他在竞选时使用的强硬语言。

正如华盛顿亚太政策中心主任道格拉斯·帕尔所说：“克林顿政府在不同的时期将其对华政策称为‘接触'、‘建设性接触’、‘全面接触’。”

用克林顿总统的话来说就是：“设法孤立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与中国合作是促进我们利益的最好办法。”(1998年6月11日在华盛顿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就21世纪的美中关系发表的讲话)当然，克林顿从自身文化价值、国家利益和世界政治的角度，也要提出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停止出售导弹和导弹技术、减少贸易壁垒和顺差等问题，中国对此也给予理解。

为什么要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埃兹拉·沃格尔)说：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稳定国际秩序，限制核扩散及削减军备；扩大贸易和保持开放的国际市场；加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等等。他还说：“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无异于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因此继续这一进程，帮助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傅高义希望美中两国经常沟通与接触，他的警告是很有道理的：“领导人若不了解对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增加认为对方动机不纯的可能性，形成彼此越来越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美国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这样解释“全面接触”政策：“中国人和美国人需要进行内容更为广泛的讨论，将每一个地区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对抗降到最低程度。”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说：“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避免出现第二次冷战，维护地区稳定，从经济合作和其他合作中最大限度地获得好处。”“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世界组织和国际准则要想发挥作用，就需要中国的参加。”他说：“中国通过阐述自己对20世纪行将结束的世界的看法，以令人信服和友善的方式说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打算发挥的作用，是能够得到国际支持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哈里·哈丁则指出：“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他认为，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为讨论人权问题提供了共同标准，对中美两国处理好人权问题极为有益。他说：“中国和美国应当找出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基础的领域，共同努力促进各自国家的人权。”“两国还应制定一些指导原则来处理人权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分歧。”“如果这两个大国能就人权问题采取较具建设性的态度，那就能避免引发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东西方文明冲突，而朝着促进人权方面的文明融合的方向前进一大步。”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虽然有些摇摆，但总的来说，是坚持建立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指导原则，不然，也不可能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成功地实现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并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得到了布什、卡特、基辛格、黑格、万斯、斯考克罗夫特、舒尔茨、伊伯尔伯格等一大批在美国政界有着很大影响的前美国政府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支持。

美国学界有相当多有影响的人士，支持中美两国加深了解，扩大共同点，避免误解和冲突。1997年以来，美国出版界出现了“中国热”，很多研究中美关系并提出这样那样的主张的书出版。其中，傅高义主编的文集《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丹尼尔·伯斯坦和阿恩·德凯基泽著的《巨龙》、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等等，都是持建设性路线的作品。即使是持较强硬态度的理査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也指出：“与中国为敌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目标是：“同中国建立起一种经济关系并取得它的战略合作。”

一个新的趋向是，近些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扩大及贸易额的上升，美国经济界特别是美国一些大企业成为推动中美加深友好联系的重要力量，如美中商务委员会、美国贸易问题紧急委员会、美国商会、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联合会，以及波音公司、可口可乐公司、摩托罗拉公司、美亚国际保险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大陆谷物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美国运通公司等等。

长期以来，这些机构和公司向自己所在州的议员施加影响和压力，并且在华盛顿向国会及政府大力开展工作，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敦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要求与中国保持友好联系，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往来。

在一些美国人眼中，这些公司成了“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意思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利益而在美国国会展开游说的活动分子团体。

在华盛顿，有一个松散团体被称为“K大街的那帮人”。这是指在华盛顿一条大街上设有办事处、由在中国有经济利益的公司提供经费的许多游说专家。

1996年初，以波音公司为首的一些大公司成立了一个促进美中友好的团体_“中国正常化计划”，他们的工作之一是向全国教师散发小册子，说明通过向中国出口增加了一些州的就业机会。美国强硬派批评这些小册子“只字不提从中国日益扩大的进口，并且不提美国公司在海外扩大经营和投资以及从中国大规模进口导致了一些美国人失业”。

1996年9月，摩托罗拉公司、联合航空公司等大公司在芝加哥成立了支持美中商业发展的伊利诺伊联盟。其目的是：要求永久性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让中国以商业方面可以接受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通过以上因素综合作用，克林顿政府1994年作出决定：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永远同中国的人权记录脱钩。美国报纸评论说：“这是美国当今外交史上最彻底的转变之一。”

美国肯德基家乡鸡公司在这一决定宣布之后立即声明说：将在四年内在中国再投资2亿美元。该公司总经理约翰·克拉诺说：“通过永远把人权与经济投资问题脱钩，克林顿总统消除了我们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不确定因素。”

美国政论家指出：从此以后，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政府声明，欢迎美国政府这一明智的决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并没有把“遏制中国”定为国策。

《说不》一书对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和各种主张不加以区分，动辄“整个美国”如何如何，是不是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表现呢？

第三，让我们看看《说不》一书提出了怎样的外交对策。

该书先批判胡耀邦，说胡在80年代中期主持的中日青年友好活动是“一厢情愿”，“太善良了”。

那么，应该怎样做呢？《说不》提出：

“我号召中国人民要记住仇恨！”

“应在民众中号召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

“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

“要支持一些中小国家为反抗美国的强权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焚烧好莱坞！”

更为歇斯底里的是：

“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

“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

“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就不仅是在鼓励“冷战”，而且有“热战”之嫌了。这些言论，同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潮流的概括与分析，同邓小平关于要搞好中美关系的外交指导思想，是不是有太大的差别？说“不”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程度，而且还要“大打”、“早打”，如果真的拿这样的思想指导我们国家的外交，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些言论表明，民族主义与左倾思潮的合流，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

前文说过，《说不》一书是在中美关系出现紧张的背景下问世的，换句话说，是在压力之下出版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但是，这本书毕竟走得太远。

过度的反应，过于夸张的反弹和完全经不住事实检验的陈述及概括，显得色厉而内荏，在本质上是一种弱国心态，缺乏自信。这是还未完全从过去屈辱历史中走出的一个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学者沈骥如在1998年2月出版的《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中指出：

《说不》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作者对当代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择”。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我们的外交战略、外交政策是跟着一时感情走的，那一定要出乱子。一系列剑拔弩张的“不”，仿佛中美明天就要打仗的样子。是不是中国只要一说“不”，就能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是不是只有敢于说“不”才能证明自己的独立强大？

如果21世纪的大国动辄互相说“不”，那么时代的主题岂不又要从和平与发展，退回到对峙与冷战了？和平与发展，需要的是信任、对话、理解与合作，是存异求同。轻率地说“不”只会加剧矛盾和摩擦，导致对抗，这是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说“不”还是说“是”，都会对世界的全局发生影响，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中国对世界大事表示态度，要十分谨慎，三思而行。

《说不》的作者宣称：“我们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民族主义怎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准则呢？理论的失误必然导致行动的失误，正是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致他们说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豪言壮语”，诸如：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做‘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称霸世界的一个别名。又如：“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

对此，我也要说一个“不”，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狂热的民族主义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值得我们深思！

这里指出了民族主义的危害，我们下文还要详细讨论。总之，民族主义的崛起，是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说不》以及类似著作的升温，正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说不》这本书纯系民间创作，并不是政府行为。它所卷起的浪潮，很快便过去了，并未给我国外交工作造成长久的影响。

“妖魔化”的背后

《说不》一书余绪未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以下简称《妖魔化》)一书于民族主义高涨的1996年年底问世。

与《说不》一书相同的是，这本书是集群创作，作者共有八人。

写作方法也有类同。这本书有些章节，是以随笔的方式写的。作者自述年轻时如何热爱和崇拜美国，而现在对美国又如何失望。

《妖魔化》一书称赞《说不》一书的出版是表现了“赤子心”，“它反映了确有不少中国青年从盲目崇拜走向爱国的事实。”

不同的是，《妖魔化》一书的作者对美国更为了解，文笔更为老练细致，相对来说，对美国的批评有些地方也较能击中要害。八人中，有五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或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三人曾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工作或学习。

书中对美国媒介、学界的两种批评是有道理的。

一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中国和亚洲的了解非常之少”。

该书举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对哈佛大学权威学者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批评为例。徐友渔指出：这部以“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史书，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事实陈述错误百出；对中国政治十分陌生；对红卫兵的派系不清楚；对“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认识不足。比如：书中说罗瑞卿被整，是因为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与其他人有分歧。又如说北京大学的一群激进教授和学生在一名助教聂元梓的率领下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其实“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根本没有一个教授，聂元梓当时不是助教，而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样的基本常识错误，在书中很多。

徐友渔说，这部书对中国“文革”时期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缺乏了解，因而对“文革”作出的基本判断和分析，非常肤浅和混乱。他认为这本书是“令人失望之作”。

二是有些美国媒介对中国有偏见。

它们最有兴趣的是刊登和夸大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在美国报刊影视、电台和INTERNET网上经常看到听到下列词汇：如皇帝统治、独裁极权、阶级斗争、践踏人权、贪污腐化、拐卖妇女、强迫流产、溺杀女婴、盗窃版权、出售导弹、走私军火、文盲充斥、出售犯人器官、武力威胁其他国家、跟踪和骚扰外国人、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等。《妖魔化》作者之一李希光说：“这不是丑化中国，不是，比丑化更严重，是妖魔化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媒介对中国在法制、人权、知识产权方面的进步，对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对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要么报道很少，要么“没有一点报道”。

由于某些媒介的片面性报道，使美国公众很难了解关于中国的真实全面的消息，因而阻塞了中美两国人民沟通的管道，助长了公众态度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从而影响了中美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友好关系。

这个批评虽然有道理，但话说回来，也有一点要考虑到，美国新闻媒体并非只对中国如此，而轮到美国的事情就一味说好。《妖魔化》一书也承认，美国新闻媒体的特点就是喜欢刊登“丑闻”，揭露“阴暗面”。这个锋芒，对他自家人也是一样。这与美国媒介的传统有关，与美国的新闻观念及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媒介功能有关，与不同媒介的不同背景有关，与美国市场需求的压力及媒介为了生存采取的对策有关。你看看美国媒介搞起自己国家最高领导人克林顿来是多么起劲，也可以看出一点门道。前文已经有介绍，连中国人都有点看不下去。有些中国人说：“搞得克林顿可怜巴巴的连一点公民权都没有。”

应该指出的是，《妖魔化》一书偏颇、偏激、不妥及情绪化所在不少。

还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

第二百六十九至第二百七十页说：“在政治上，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竭尽全力打压……美国官方如此，民间也不落后……在经济和贸易上，美国也将中国列为头号敌人。”这种概括未免过于简单笼统。

第三百零三页改口，把美国官方提了出来，说：“在美国，的确存在一股顽固的反华势力。我们不说美国政府，但至少有一些美国人从骨子里仍然把中国视为宿敌。”

也许是分别担负两部分文章写作的两位作者未商量好之故。

其实，该书第六十四页就指出：“就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对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做法感到不安。”接着还引用了克林顿的话，他说中美应该成为“具有建设性的伙伴”。

第七十页说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不同意美国媒体片面报道中国。尚慕杰指出中国在许多重大问题如知识产权、人权、禁止核扩散和农村基层民主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尚先生有一段话说得精彩，他说：“双方无休止的争吵引起的‘战斗疲劳’可能使得一些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谋求遏制和削弱中国。同样，这种情况也可能使美国的一些人认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会危及美国的利益。如果这样一些态度变得普遍并且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些态度可能成为事实的预言。”

第三百四十一页提到美国国务院官员艾丽格拉在美国接受《妖魔化》一书作者采访时说的话。她说：“美国政府最基本的政策？那就是不想孤立中国。”“但是，国会有一帮人却总是想刺激中国，惹麻烦。”

接着，该书谈到“由于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美国各种利益集团在对华政策上的争吵……”等等，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近些年的美国，并不存在不分官方民间、不分政府国会，一致打压中国的政策和运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勇指出：事实上，美国对华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因素日益增加。比如美国人权组织、劳工组织和政治保守组织协调采取对华不利的政策，而美国工商界则形成了支持稳定发展对华关系的核心力量。在这中间，美国总统和国会则与利益集团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总的来看，两国关系已渐渐进入全面接触、深入交流的阶段。应该根据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新特点，建立一个分析中美关系的新框架。

《妖魔化》一书自己驳斥了自己的提法。

在改革开放如此之久的今天，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妖魔化》在谈论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大力强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 该书说：

美国舆论妖魔化中国的核心原因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密切关系；

美国媒体完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的利益；

美国媒体只服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美国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

诸如此类等等。

这些论述不免给人以过时之感。

当今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是什么呢？简略地说：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

在变化了的世界新形势下，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国际新秩序的目标是和平与发展；

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上，邓小平从来没有大谈国际阶级斗争，也从来没有以国际无产阶级代表自居，号召人们向美国“大资产阶级”作斗争。

邓小平在1990年所作的《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特别告诫我们：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在对苏、对美关系问题上，“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在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有些人怀念“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的豪迈日子，还希望中国来扮演“世界社会主义中心”的角色，把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老大哥”的红旗扛起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希望中国当头，向唯一的超级大国展开斗争。对此，邓小平十分明确地表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针对世界局势的变化问题，邓小平特别提醒人们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

但是有人就是变得慢一点，老调子还没唱完。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大力宣传和强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不免使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中风靡一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

至于《妖魔化》和《说不》等书在批判美国的同时引以自傲的亚洲国家的情况及亚洲价值观，我们暂且不多作评论，仅仅指出下列事实以供思考：

1998年5月，正是在印度尼西亚首都，发生了有如二战中日军法西斯兽行般的大规模奸杀华人妇女，大规模抢掠华人财产，大规模焚烧华人住宅商店的震撼全球的惨案。

正是在印度尼西亚，不许华人子女读大学的法律和医学专业，华人及后裔被禁止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华人不能获得任何政治权力。在公开场合，因为说中文或举止像华人，常惨遭毒打。

在美国，虽然很多华人奋斗得很艰苦，但从整体上看，人身安全还不至于受到印度尼西亚式的威胁。而且，凭着努力和机会，也可以当选议员，甚至可以当选州长。华人不但可以进入大学读法律和医学，有的人还担任了大学校长……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这并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美国的种族、民族问题也令人头痛，美国也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意思是说，评论问题时要尽可能实事求是。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1月6日发表张剑荆的文章指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接班人副总理安瓦尔突然被免职并立刻下狱，在东盟内部引发了对立。安瓦尔是不是犯有鸡奸罪，自有法庭判决，但没有人相信马哈蒂尔真会因为这个原因拿掉他。另外，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龃龉使两国关系降到了近十年的最低点。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李光耀和马哈蒂尔的舌战。连这两个旗手都互相攻击，岂不说明亚洲价值观正面临着挑战？

毛泽东曾针对斯大林破坏法制的事件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这句话，仍然值得我们联系亚洲实际，加以深思。

更为重要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给我们的教训告诉我们决不能骄傲。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外管理》杂志1998年第九期发表文章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泡沫加腐败。

厉以宁指出，银行不良资产增多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官商勾结，官与商都从中渔利。政府让银行给那些与政府有关系的商人贷款，很多项目没有什么效益，必然还不了款，造成银行呆账坏账增多。外商投资开始止步。借钱人想用新债还旧债，外商不愿意借，而到期外债又无法偿还，这样使外债问题暴露出来。有人说，东南亚经济危机是美国资本搞阴谋的结果，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就因为你内部有问题，根源在于内部，简单地说，就是泡沫经济加腐败。

还有的学者补充说：亚洲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腐败，是政治腐败再加上金融监管、金融改革方面存在问题。亚洲是腐败现象最甚的洲。这是因为，亚洲的封建社会历史特别长。

至于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1994年提出的中国的粮食将不够吃的问题，《妖魔化》一书是这样评论的：“前不久，西方媒介又在中国的粮食自给问题上大作文章，宣扬中国在下个世纪将不能养活自己，会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对世界粮食供应造成‘威胁’。这也是他们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出于偏见和敌意。”

我们在《交锋》一书中曾说：布朗的分析方法和结论，中国国内过去并非没有。布朗的题目《谁来养活中国》虽令人心悸，但从逻辑来说并不新鲜，其论述也不能说全无根据。在国内，已有相当多的人提出过类似观点，但从未引起太多关注。这一次，提出问题的是美国人，所以便引起关注。

布朗的结论虽不无偏颇，但他提出的人口增长、耕地减少、土壤恶化、水资源短缺以及粮食增长率的递减等问题，几乎都是事实，而且都对粮食增长发生着重大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是否能够长时期地保持平衡，并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疑问。我们对于布朗先生提出的问题，应该给予认真研究。说“中国人能够养活貝己”固然豪迈，但教训告诉我们，经济问题不能全靠豪迈来解决。

但是，有些中国人似乎对布朗的动机而不是研究本身更感兴趣。冷战虽已结束，但以冷战眼光看待世界的仍然不少。所以在一些国人眼中，布朗的动机比他的研究结果更重要。

《妖魔化》一书猛烈否定美国电影，指好莱坞是制造“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本营。该书认为，好莱坞适合冷战需要，宣扬美国霸权主义，一直把中国人当作反面角色，从早年的“傅满洲形象系列”到近年的《龙年》，“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的恶意丑化和诬蔑”，刻意描绘中国人的“落后、愚昧、腐朽”，最近几年尤甚。可以称之为“妖魔化中国的好莱坞电影”。

该书甚至认为，在华人影星李小龙的影片中，李小龙主演的角色不近女色，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妖魔化》一书评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继续，即剥夺东方男子的性象征，把东方男子刻画成性无能、性冷淡的无用之徒。”这个批评是不是有些牵强和矫情？

该书很自然地对近年来美国“大片”吸引中国观众的情况表示不满。

但是，中国最近的许多报纸刊物都高度评价美国投巨资花费四年时间拍摄动画巨片《花木兰》。

这些报刊说《花木兰》“散发浓郁的中国味”，“浸透着中国文化底蕴”，表扬该片的美国制作人员不辞辛苦在四年前就来到中国的紫禁城、敦煌等地深入生活，并聘请中国人为该片人物作造型设计等等。香港报纸还大力称赞演员周润发、成龙、李连杰及导演吴宇森近年来在好莱坞拓展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在上文提到，江泽民总书记在1998年春热情地向全国推荐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

显见，《妖魔化》对美国电影的批评尽管有一定道理，但是说过头了。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8年9月12日说好莱坞已经没有美国特色。最有实力的两家制片厂哥伦比亚三星影片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已经分属两个国家——日本索尼公司和澳大利亚的新闻公司。几部最成功的片子依靠外国资源：《三个男人和一个婴儿》改编自一部法国喜剧。《全面回忆》部分资金来自法国，由荷兰人导演，奥地利人施瓦辛格主演。《英国病人》的导演是英国人，在意大利拍摄，女主角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美国的保守派说，美国文化正从好莱坞中消失。

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

《妖魔化》还说：“美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狭隘的和排外的。”“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面一个就该是中国。’”“美国记者甚至不做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

这些话，充满“完全”、“任何”、“都是”的绝对化，包括了一切美国报刊和记者，而且也没有时间限制，是不是过头了？

笔者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就接连读到美国重要报刊上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比较公正的报道。

1998年9月16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亨利·朱的一篇长文，说中国选择渐进式的改革模式，避免了俄罗斯的覆辙，“中国的模式看起来是十分明智可取的”。

10月11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梁复朗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耐心使它免遭亚洲危机的冲击》，该文说中国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依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国经验是实行适合本国国情的开放政策，但中国需要进一步加深经济改革。

10月15日，美国《商业日报》刊登亚利桑那州一研究所所长诺曼·莱文的一篇文章《中国民主制度取得谨慎的进步》。该文说，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农村基层开展选举说明中国在民主方面取得进步是无可置疑的。

中国在美留学生身处异域，漂泊海外，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母国文化情结，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抗拒意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妖魔化》有如《说不》一样，满怀着民族主义的激情。作为一个个人或一个团体，当然有权力拥有这样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否真的有利，还是很大的疑问。

民族主义危害中国国家利益

1998年4月10日，中国最畅销的周报之一《南方周末》发表署名甘棠的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骄傲总是不好的》，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概要如下：

有些词，在我们的母语里，本来应该加以区别的。如“骄傲”和“自豪”。自豪是正面的，骄傲却有贬义。该说自豪的地方却说骄傲，我猜最初可能是哪位翻译家，面对英语PRIDE这个有“骄傲”、“自豪”、“自尊”等多义的词，毫不踟蹰地译作骄傲，后面又不断有人跟上来了。

70年代末，诗人李瑛写了一首《我骄傲，我是—棵树》，受到欢迎，后来即以此命名一本诗集。一时有不少模仿之作。但相沿成风，有意思就变成没意思了。

我虽然不时想起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开幕词里的名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但我想，这是写诗啊！写诗不必胶柱鼓瑟，在词语上过分较真。突破一般，给人以陌生感，可以达到一新耳目的效果吧。

最近，不止一次看到评论文章引用一句“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的话，据说是一句新诗，很抱歉没有读到原作。这使我想起30年代国难当头时，救国会领袖沈钧儒老先生写过一首新诗，三复斯言地咏叹“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回肠荡气，声泪俱下。后来又曾见有人写过：“我沉痛地想起我是中国人……”联系时代背景，我们也能理解诗人的衷情。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每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忧患，都不能像没有心肝的人那样轻松。时代不同了，独立的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已有的国力和发展的前景都大不同于30年代以至60年代了。为此自豪，激发进一步的自强，无疑是应该的，但若因此导向骄傲就不可理解了。

毛泽东当年谈虚心与骄傲，是着重从国际关系立论的。而“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无论是诗也罢，口号也罢，如果面向国内读者，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互相骄傲什么劲？恐也不是作者的立意。那么，莫非是为十几亿中国人代言，向世界宣告“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么？

请设想，倘若在国际讲坛上，大家群起效尤，英国人说：“我骄傲，我是英国人！”日本人说：“我骄傲，我是日本人！”美国人说：“我骄傲，我是美国人！”伊拉克人说：“我骄傲，我是伊拉克人！”你也骄傲，我也骄傲，混声合唱，还好协调么？

这个“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显然不是外交部门的指导思想，然而作为文艺形式的宣传尤其是向青少年的灌输熏陶，它的效果值得研究。

八十年前，鲁迅就说过，不自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民族才有希望。无论民族无论个人，骄傲都是一种盲目性的表现，骄傲总是不好的。“骄傲使人落后”，若以落后为骄傲就更可怕——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读了这篇文章，返回头看看《说不》一书所主张的：“我们过去太多的‘好说好商量’，太过的共容的谦恭。现在特别要改一改作风，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沉浸于我们大国式的美……”读者诸君会有什么感想呢？

其实，民族主义凸起早已引起《南方周末》的注意。

在“骄傲”一文发表前一个月，《南方周末》还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驳斥民族主义。该文有一个直截了当的题目《千万不要胡吹》，作者是思想界和杂文界老前辈严秀，即“延安才子”、错划右派、前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曾彦修是也。曾文畅快淋漓，醍醐灌顶，不可不读：

近年来有不少人在忙于谈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21世纪的世界文化是儒学思想领导的文化，21世纪最重要的世界通用语言文字是汉语和中文等等。一句话，在21世纪内，中国会把全世界的一切都统一起来。我看，这完全是在胡说一气。要西方人放弃拼音文字来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要西方人放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口号来采用中国三纲五常、中庸之道的思想道德规范？要人家都放弃交响乐来听我们的威风锣鼓？要人家放弃芭蕾舞来演我们的跑旱船？要人家放弃现代医学来学我们的肝火脾土的医术？……这简直是异想天开，无可理喻了。

现在中国不仅巳经吃了几年饱饭(但是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哩！)而且国家比“文革”前和“文革”时期，都确实有了根本的不同，国家是大大地飞速前进了，面貌可谓大为改观了，人们当然会因此而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在这种时节，会产生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看来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还相当落后，在见识上同应有的世界水平似乎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所以才会说出种种离奇古怪的胡话。

这回大说特说的胡话，倒不是要天天斗、一天到晚要去解救全世界四分之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之类的空话了，相反的是一些更加怪异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然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电视、报刊上常见，字体很大，当然主要是在信口开河的说话和广告中，但是有些正式的文章也在这么大讲特讲。这算什么爱国主义？这是在公开地胡说八道。难道中国要做宰割全世界的秦始皇？胡吹这一类东西，真可说是愚昧到了极点。

我们不仅现在不应该胡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昏话，即使在千年万年中国太强特强之后，那时世界真的“大同”了的话，也决不是“大同”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只不过是现在大家还很难想像的某种联系更加密切的状态罢了。恐怕在那个“大同”中不但有“小异”，而且还有“大异”呢！例如，语言文字就很难“大同”得了。要我们十几亿人放弃汉语、中文等，怎么办得到呢？要全世界的人都来通用汉语、中文等，当然更是决不可能的事。

国家兴旺起来了，这是大幸事，但我们还要更加谦虚一点才好，更加理智一点才好，更加照顾常识一点才好。一切统一于中国，不但纯属空想，而且十分反动，这是千万胡吹不得的。

外国人现在大体上也知道这类东西全是无知者的妄说，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没有认真看待这类东西，大约还处在一旁看笑话的状态中。但是如果吹得太多了，吹的人有的又不全是无知妄人，甚至把这种胡吹变成一种时尚潮流，并误以为是“爱国主义”宣传，听其泛滥，以致鼓励其泛滥，那就很不像话了，外国人也会真的重视起来的。所以，我劝有些大家小家们，不要吃了几年饱饭，有个电视机看看，就忘乎所以了，还是要照顾一点常识，不要这样胡说八道为好。

实际上，《南方周末》这两篇杂文已经谈到了民族主义对中国将会造成负面影响，只不过限于篇幅和文章体裁，没有从理论上展开。

另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也感到了90代的民族主义是汹涌澎湃席卷全球波及中国的思潮。该杂志1994年和1996年先后以“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和“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为题，对世界范围内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展开专栏讨论。诸多学者就此发表意见，从各种角度论述民族主义。其中有些文章亦涉及到了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

诚然，民族主义具有其他意识形态难以比拟的整合功能。民族主义在中国反侵略斗争中，在振奋民族精神、战胜自然灾害(如1998年夏季战胜特大洪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人尽皆知。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在中国则罕有人提起。笔者打算弥补这个缺陷，以期使国人对民族主义获得全面的认识。

民族主义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危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主义飚升将会干扰甚至破坏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对中国颇为友好的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慨叹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加深了中国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长期封闭，导致中国人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而自以为是世界之中心。

中国国情告诉我们，民族主义高涨有可能导致封闭意识抬头。民族主义与闭关锁国是孪生兄弟，互为恶性循环。

远的例子太多，不必再提了。最近的例子——“文化大革命”就是民族主义急剧窜升的时期，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众所周知的代表作之一。

不止是对付英国。1969年，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的口号。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重要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与此同时，中国还支持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本国开展武装斗争，这使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不正常。

陈伯达鼓吹“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一时间，“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等等宣传，出现在红卫兵报纸和正式出版物上。“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提法也出现在党内文件上……

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苏共经常以“老子党”自居，对中国颐指气使；又如苏联在60年代中期停止援助中国并撤走专家等等，都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应该反击。

但是，中国很多红卫兵南下缅甸，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缅共进行武装斗争推翻缅甸政府，就不是受人欺负的问题了。

古老的“世界中心”的念头在革命的外衣下还阳了。

民族主义狂热的结果，连学外语、收听西方广播也成了里通外国、崇洋媚外的罪状，有的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家破人亡。

作家陈放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梦寻者的生活流》，描写“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工人仅仅因为给外国人领路到商店买东西，就遭到迫害的悲惨故事。

的确如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怎么能随便接触呢？

这样的氛围，谈何对外开放？

北京大学学者叶自成指出，后发型国家的工业化都离不开对外国先进经验的模仿移植、引进和改造。到20世纪下半叶，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更加密不可分。完全可以说，现代化进程就是对外开放的进程。没有对外开放，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对外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对落后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民族主义的排外倾向，无疑是与这一进程相反的作用力。民族主义影响和干扰我国的政治开放、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就影响我国的经济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我们已经从1996年起理论界新闻界展开的“到底要不要继续引进外资”的争论、1996年《说不》中“不要最惠国待遇”的偏激情绪以及民众中“砸烂麦当劳”的冲动看出端倪。

因此，在我国独立问题早已解决，综合国力今非昔比的今天，民族主义的狂热威胁着我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及优秀文化，威胁着我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威胁着我国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也就是说，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利益。

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结合义和团运动作出了很好的分析。他指出：排外倾向、回归封闭主义的企图，阻挠中国社会的进步，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是不应该肯定的。

香港学者张晓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1996年第三期撰文说：“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引导下，中国拒绝了封闭主义、孤立主义。但我们的头脑应该清醒。应该指出的是，目前活跃在部分民众当中“砸烂麦当劳”一类的冲动和《说不》等书呼唤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之类的说法并不足取。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暗流在未来的某一天跃出水面，变成波翻浪涌的可能。

民族主义高涨的后果，只能把中国推向封闭主义、孤立主义。

第二，民族主义助长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

民族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非理性倾向。

正如《战略与管理》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的皮明勇的文章所指出的：“民族主义的基本作用机制在于利用民众的情感力量，因而它在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的特色。”

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利益、民族情绪为依归的。

萧功秦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同期上的文章《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一文说：“当人们为了强调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利益与地位，而提倡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而‘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反过来又会使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取得‘合法性’。”

正是如此。

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向和追求目标，是诉诸于国家，是文化复兴转变为政治诉求，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召唤出二百年以前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提出的经典模式：“一族一国”。

这一点，我们从苏联解体之后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分裂之后变成最剧烈的民族战争的战场，看得非常清楚。

1998年全球关注的冲突热点——科索沃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科索沃省有一百八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这一百八十万人就要求独立建国，并为此与控制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族人刀兵相见。

不仅科省一百八十万阿族人想独立建国，连西半球最小的袖珍国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国中的1万名尼维斯人都要求独立建国。

据巴西《圣保罗州报》1998年8月12日报道，该国共有四点二万人。尼维斯人认为，拥有三点二万人口的圣基茨人利用人口优势在资金分配等方面占据了明显的好处，因而造成不平等。尼维斯人要求通过投票与圣基茨人分开，独自成为一个国家。

当有人责备他们准备成立的国家太小时，尼维斯人的领袖艾默里振振有辞：“国家小并不意味着生产能力小。世界上有许多大国，他们居民的处境比我们差。”

须知，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当中有极少数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有些人想使本民族独立出来，为此付出极高成本在所不惜。有些人甚至宁愿把自己同外国的一些民族联系在一起。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寻根”活动结果将导向何处，是很清楚的。不能忽略，这些人在某种形势下，将会利用民族主义推进自己的目标。因为民族主义就是主张对本民族效忠的情感和理念。无疑，这里给这些人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因此，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威胁，是明显的事实。

第三，民族主义高涨将促使其他国家使用同样武器对付中国。

目前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说，今后几十年，随着中国富裕起来与十二亿多中国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需要的能源和其他经济资源将会成倍增长(中国的人口还将继续大量增加)，这庞大的需求，将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力。

对于这种舆论，我们应该表明自己的意见和研究成果，尽量说服大家不必紧张。但是，有些国家在私下认为，这种舆论并非完全胡说八道。再加上在钓鱼岛归属问题，南海部分海域归属问题，中越、中印、中俄边界问题以及所谓中国向俄罗斯远东实施人口“扩张”等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甚至争执，一些国家内心对中国发展起来会不会称霸具有某种担心，是应该料到的。周恩来生前曾问一位外国记者：你说中国今后会不会称霸？那位记者说不会。周恩来说：那不一定！将来如果中国强大起来称霸，你们一定要斗争！

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前苏联(俄罗斯)、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先后出现过紧张，乃至与一些国家发生过战争；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在长时期内也经历过很大的曲折。这中间的得与失，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天对外关系的好局面得来不易。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呕心沥血布局谋篇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外事人员努力工作及很多官员与民众致力于友好活动的结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审慎对待。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争取一个很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国人发达富裕的梦想。而且，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为了中国子孙的幸福和世界人民的安宁，中国也要继续推进和平。

假使“要准备打仗”的主张被误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态度，无疑将会引起一些国家极大的震恐和警惕，“误会导致更大的误会”，其他国家将会作出怎样的反映，就不是中国所能控制得住的了。可以预料的是，其他国家同样会用民族主义来回敬我们。其激烈的程度，或许要超过日本演出《自尊》、印度尼西亚打击华人和印度核爆。这中间，如有一些国家从中施加对中国更为恶意的影响，则将使局面变得更加不利，从最坏角度估计，也许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从国际关系的范围来看，民族主义也将给中国的安全利益造成很大的威胁。

邓小平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这是中国人民应有的抱负和志气。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勉强别人接受的霸气，应该让它休息。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压迫和欺凌，永远不会把这种痛苦强加于人。”我们应该牢记。

中美关系亟待突破

1996～1997年，中美两国国内一些人的愤怒和偏激情绪都在上升。

姜昆著的《笑面人生》一书，写一个在北京北郊开饭馆的老板，“听不得人说中国不好”。这位老板说：“我听不得人说我们中国不好，我们自个说可以，外人不行。”

1996年10月，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五十五万字的《遏制中国》一书。

请看这本书一些章节的题目：“居心不良的新‘黄祸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美国国会利用达赖分裂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可以休矣”、“美国国会：台湾的第五纵队”、“人权大棒横扫亚非拉”、“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东亚的盾与剑”、“石油和钓鱼岛：未来日中冲突的关键因素”、“并非优惠的最惠国待遇”、“东盟：不断扩大的火药库”、“微妙的越南”……

同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中国为什么说不》一书。批评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企图挑起冷战，并把中国视为继纳粹德国、前苏联、伊拉克等之后的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五个敌人，策划采用军事的、综合的手段击败中国。

美国方面。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文明的冲突》的基础上，扩写成一本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于1997年出版。亨廷顿的文章以及专著，在全世界引起了持续的反响和巨大的争议。

该书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明方面的差异和矛盾。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再加上非洲文明。今后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说他写作此书的意图是为了在冷战之后寻求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作为一种对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的思考和探索，亨廷顿此说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有一定价值，而且也有一定实例支持他的部分观点。但是亨廷顿的重点完全放在“冲突”上，就难免陷入偏颇与片面，并且为加剧紧张提供了一种学术背景。

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命题：儒教和伊斯兰教正在联合起来，对西方构成挑战。而且，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西方文明不会形成普世文明。一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又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在这本书中，“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是论述的重点。

早在1993年亨氏单篇文章《文明的冲突》发表之后，中国就作出了强烈反应。

1994年，中国十四种刊物发表了二十五篇文章，评论亨廷顿的观点。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将这二十五篇文章，加上他自己写的文章在内一共二十八篇文章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是《文明与国际冲突——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收入书中的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关系，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批评性的研究。

亨廷顿的专著于1996年出版之后，中国学者李慎之对亨氏的论点提出了一个新的解读。李先生在《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亨廷顿的“冲突情结”来自一个不便启齿的预测：再过五十年，美国国内的人口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黑人、拉美裔及亚裔人口将会超过欧洲裔白人人口。同时，欧洲的人口也在下降，而亚洲人口、特别是伊斯兰人口则急剧扩张。亨廷顿担心这个不利于白种人的人口对比，会对西方文明造成巨大压力。只不过，亨廷顿碍于“种族歧视”的帽子，不便将此种担心直白说出，于是便以“文明冲突”的方式委婉地道出他内心的心曲。

李慎之观点可备一说。下面让我们看看亨廷顿的“伊斯兰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靖华指出：伊斯兰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对现代世俗化进程的一种传统抗议形式，但它的真实意图是改变自身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伊斯兰运动只是一个各成员奉行不同教派、不同战略，持有不同利益的松散运动。穆斯林国家是以民族国家而不是以宗教文化属性来确认自我利益的，导致冲突的主因是国家利益和权力关系。

穆斯林世界远非是伊斯兰旗帜下铁板一块的凝固体。虽然从中亚经伊朗至阿拉伯再到北非，似乎存在一条“弧形的伊斯兰动荡带”，但那更多的是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派别行为，并非是国家主体行为。

另外，广义的伊斯兰教与政治上的原教旨主义有区别，与美国冲突较为激烈的是一部分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而不是作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整个伊斯兰教。

伊拉克与科威特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两国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战争。冲突的根源是历史上领土纠纷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问题。

1998年10月间，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和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争端愈演愈烈，几乎到了战争边缘。土耳其总理耶尔马兹指责叙是“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总部所在地”，土耳其军队蓄势待发。冲突的根源是领土争端、水资源争端以及土耳其抗议叙利亚支持土国内的库尔德分裂主义势力。

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装都是伊斯兰教信仰者。但在1998年夏，却因为塔利班杀害伊朗驻阿富汗外交人员，激化了两方由来已久的矛盾，也几乎要发生战争。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埃及都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但他们是美国的地区战略盟友。

虽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与美国在文明类型上完全不同，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也大相径庭，但是，经济、战略与安全的利益成为他们结合的纽带。

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是因为在美国看来伊朗正策划自中亚到北非的反西方的“弧形地带”，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威胁甚大。

亨廷顿的看法不符合事实，并且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如果按照亨廷顿的建议，美国不加区分地打击伊斯兰，无疑是给自己树敌过多。

同时，美国的地缘经济战略，要求美国在中东要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美国要利用中东的资源、市场与和平环境，在21世纪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美国在中东不能付出太大代价，不可能在“弧形地带”向伊斯兰全面开战。

亨廷顿的结论不符合美国政府战略。历史证明，美国的利益是跨越文化的，超越文明的，同时也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再说“中国威胁论”。

亨廷顿在遭到中国学者批评之后，有所表示。1997年12月6日，他在为其著作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他们各自的利益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亨廷顿在他的书中说：“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

在该书第十二章，亨廷顿具体设计了中美两国冲突的细节：2010年之后的某一天，中国因为领海争端与越南发生战争，美国卷入支持越南，与中国发生海战。印度入侵巴基斯坦，遭到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联盟的回击。日本臣服中国，与中国结盟。但是俄罗斯起来反击中国。最后，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与中国、日本、伊斯兰国家展开了全球战争，人类的大灾难开始了……

这是亨廷顿所设想的以中美冲突为中心的“文明的冲突”的极致，也是亨廷顿一种绝望情绪的流露。

20世纪行将结束。

一百年走到末尾，悲观的亨廷顿先生应该回过头来看看，随着时间的前进，不同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解与合作正在增加而不是比过去更少。

正如钱其琛副总理所说：“现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不同的思想文化可以互相交流，而决不应该只引起冲突。”

亨廷顿的专著正好在中美关系出现波动的时候问世，引起了许多人对中美关系的忧虑。

问题还不止于此。

作为对《中国可以说不》的回答，曾驻亚洲和中国的美国资深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于1997年2月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以下简称为《冲突》)一书，这是美国“义和团”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这本书说：“五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大多是以往参加过反政府民主运动的人，写了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此书愤怒地抨击美国，并很快成了全中国谈论的话题。书中对美国提出许许多多的指责，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分裂主义者，从而‘使中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被世人谴责为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这部高度民族主义的反美宣言反映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的观点。在北京的控制严密的气氛下，由一些不知名的年轻知识分子写的这本书得以出版，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官方是希望它问世的……这本书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傲慢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并敦促中国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以下步骤：

反击美国文化与经济帝国主义；

与俄国结成反美联盟；

抵制美国的小麦和其他产品；

要求美国对其使用火药、纸张及中国发明的其他产品给予赔偿；

宣称中国不仅不要最惠国地位，并且要对美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不用说，《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对《说不》进行了加倍的回击。

伯恩斯坦和芒罗说，他们写此书的目的是：“我们将证明，中国日益增强的、同该国的雄心及仇外冲动相联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侵略性。”

《冲突》还谈到：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现象得不到治理，甚至出现其他意料之外的震荡，中国就很容易地“把各种问题归咎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

两位作者说，在中国领导层内部有一条强硬路线，把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视为头号敌人。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有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是北京时常发生的权力斗争中的一个因素。强硬分子利用民族主义的仇外来加强他们自己，使反美成为一个涉及国家尊严的问题。尽管邓小平一直主张对美友好，不赞成与美国对立，但在个别时候，邓小平也制止不了强硬分子。

该书说：1995年和1996年，中国发出了许多信号，表明它把美国视为精神上和实际上的敌人。“中国是在做这样的赌博：它能够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做好准备，尽管它在公开场合否认其最终目标。”

接着，两位作者分析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就人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批评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该书认为：克林顿对中国的态度太软，太容易退缩。这样就给中国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使中国认为，只要强硬到底，美国就会退让。“最重要的是，克林顿在人权问题上的软弱和退缩更有可能使今后必然发生冲突，而不是防止冲突。”

《冲突》一书批评了基辛格等力主对华友好的政治家，批评了美国工商界“放弃原则”为中国的利益也为自己赚钱而奔走。该书暗示基辛格等人从中国得到生意方面的照顾和巨大的好处。

作者明确地告诉人们：“同中国的激烈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情况。”

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异曲同工的是，《冲突》一书的最后一章具体设想了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细节。

两位美国记者预测的战争版本与亨廷顿的版本有很大区别。

由于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立论，所以他设想的战争是儒教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结盟，与西方文明国家(美国为首，包括俄罗斯与印度)大规模开战。

而《冲突》一书主要是从中国自己的因素来预想中美之间冲突的发生与进展。

因此，战争不是从进攻越南开始，而是从遏制台湾独立开始。

《冲突》一书描述说，大体上在2004年左右，随着台湾独立倾向加强，大陆向台湾动武。首先用潜艇封锁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出动，在台湾海峡进行反潜演习，制止大陆的潜艇攻势。一年之后，中国用演习的方式动用空军力量，大批军用飞机轮番飞到台湾上空示威。接着，大陆动用大规模海军力量全面封锁台湾。台湾为了打破封锁而向大陆军舰开炮，激烈的战争爆发。大陆向台湾各地发射导弹，并空袭台湾。美国就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展开辩论。日本军事力量全面进入针对中国的战备，但并未参战。而俄罗斯却因为与中国大陆经济、军火贸易利益，站在中国大陆一边。

美国辩论结果是：“我们必须干涉。问题不是要不要干涉，而是如何干涉。另外，不管我们如何干涉，都有很大可能与中国直接交火。”“到那时，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得介入。”

中美之战如何展开？书中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在介绍美国辩论的各种意见时，却也以各方发言的方式，设想了与中国交战的各种措施及可能的后果。

上面介绍了一些火气冲冲的著作。

在美国，还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理论说，在世界史上，每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都带来过暴力冲突。比如古代的雅典和罗马，17世纪的法国，18世纪的英国，19和20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日本和苏俄等等。这是因为，已有强国和新兴强国在利益规则、资源分配等方面存在许多矛盾，两方面的领导人往往只看到这种冲突，而看不到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共同利益。

除了这些著作和理论之外，再加上美国国会中一些议员对中国的猛烈批评，以及一些美国媒介对中国素有敌意的报道及评论，一时间，由于两国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美国一些人的行为引起的偏激倾向连环上升，中美两国关系再度成为一 个问题。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这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重大问题，也是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

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成功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之下，于1997年10月26日开始了历史性的美国之旅。

这是一次高瞻远瞩、力挽颓势的重要访问。

在此之前，江泽民主席虽然与克林顿总统在各种国际交流场合曾有四次会见，但这次意义不同。这次是中国国家主席十二年来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中美两国近年来的一些波折，使两国国内一些人发生短视。天边涌起乌云，隐隐传来雷声。

中美两国，恩恩怨怨，长短交错，关系复杂，真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好走极端的人也能从两国的波折当中为自己的主张找到充分的支持证据。

但是，从历史的高度看来，中美两国和则两利，分则两伤。

江泽民10月26日启程访美，至11月3日离开美国，九天之中，在美国各地仆仆奔走，为理顺中美关系作出了极大努力。

江泽民首先希望两国人士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眼光放远一点，放大一点。

10月29日，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江泽民说：“21世纪即将来临，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着新世纪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我们这个星球成为人类和平、安宁、繁荣的家园。”在这样一个大家都赞成的背景之下，江泽民强调说：“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

同日，在白宫国宴上，江泽民以十分感慨的心情，赞扬“二十五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胆识，重新打开两国交往的大门……在这里，我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针对种种不利于两国交往的短见和偏激，呼吁说：“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美应该加强合作，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认为，中美两国克服不利于交往的猜疑及敌意，才是顺应历史潮流。他指出：“我们要顺乎潮流，合乎民意，为建立和发展中美两国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断向前迈进。”

这里提到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概念。

战略，即宏观长远；伙伴，则为亲密搭档。

这虽然不是结盟关系、排他关系，但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构想，是在前人开创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为今后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

正如江泽民在白宫国宴上所说的：中美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标志中美关系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把眼光放远放大，具体落脚点，就是建立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其次，江泽民与“冲突论”者相反，他再三强调中美两国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

我们从中美两国偏激人士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1997年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人因了各种各样缘由，盲人摸象，夸大冲突；有人甚至给人这样的印象：不惜以牺牲两国人民的生命为代价，乐见中美冲突。这种倾向是应该警惕的。

10月29日在白宫国宴上，江泽民提醒说：“二十五年来，中美两国关系虽然有过波折，但总的来说是在向前发展。”

这种宏观的历史性的眼光可以使人穿越前进中的不快。

同日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江泽民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作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中美两国有哪些共同利益呢？

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和美国，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例如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打击国际犯罪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共同责任。这些都是中美两国发展友好合作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妥善解决分歧。”

江泽民在洛杉矶的讲话中指出，中美两国在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在环保、能源、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以及处理非法移民等许多重要领域都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江泽民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国中国商会举行的晚宴上的演讲中阐述说：“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发展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潜力很大。”

“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美国飞机的第一大买主，截至目前为止总计购买了三百三十七架，这个月又签订了购买三十架的合同和二十架的意向协议。中国还是美国小麦的最大买主，尽管我们的粮食连年丰收，不久前又宣布购买美国七十万吨小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美国已成为对华第二大投资国。到今年6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到二万三千多个，协议金额超过三百六十八亿美元。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将重点发展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汽车和电子等基础设施和 支柱产业。今后五年，中国将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八千万千瓦，新建铁路一万六千公里、高速公路二万八千公里，新增七千万到八千万门局用电话交换机。这些领域，美国都具有投资优势。”

以上，就是近期中美两国在国际间及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在。

说到底，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两国如果无休止地伤害和误解下去，其后果必然是双双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个成本是谁也付不起的。

当然，江泽民也坦率地谈了两国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他提出了解决分歧的方针。

他说：“至于分歧,完全可以通过相互尊重的平等对话，逐步求得解决。”“关 键是要正确认识两国的共同利益，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分歧。”

美国方面给予了善意的回应。

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说：“江泽民主席的来访在新世纪来临前夕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和责任，让我们加强彼此的纽带，寻求共同的目标，同时坦诚地、相互尊重地处理相互的分歧。让我们共同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以造福于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虽然中国的万里长城令我们叹为观止，但对于分隔美中两国的壁垒，我们则必须共同努力逐步予以拆除。携手合作而不是彼此分离最能使美中两国增进其利益和价值观念。”

良性互动的结果，是10月29日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共同承担责任，努力实现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重要的。”

《声明》说：“两国元首决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声明》在“高层对话和磋商”、“能源和环境合作”、“经贸关系”、“和平核合作”、“防扩散”、“人权”、“法律合作”、“两军关系”、“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等诸方面都作出了进一步合作的承诺，并制定了相应的原则。

这是中美两国关系新突破、新发展的历史记录。

正如钱其琛副总理所说，江泽民访美具有重大意义，取得了重大成果。第一，两国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这是意义最为深远、包含多方面合作的最重要的成果；第二，制定了高层接触和各领域、各层次交往的机制；第三，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广泛接触各界，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新的高潮是克林顿总统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问中国。 这是江泽民访美实现中美关系突破之后，中美关系又一次新转机、新发展。

中美关系在曲折的过程中不断迂回靠拢。中美都发现，彼此之间的依靠性越来越强，利益关系越来越明显。

克林顿是自1989年2月布什访华之后，又一个访问中国的总统。

访华前夕，6月19日，克林顿在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中说：“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利益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是冲突的，这一点无法改变，因此我们应该在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之前遏制中国。”克林顿在文章中列举事实批评了这种观点。

同日，克林顿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相信，多数美国人都希望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保持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我们愿意与中国结成长期的、战略性的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这是克林顿访华的基调。

在克林顿访华前不久，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爆炸原子弹，全世界为之震惊。这给中美协调立场，共商世界和平大计提供了机会。

6月25日，名城西安以精彩纷呈、辉煌灿烂的人城式欢迎远道贵宾。

克林顿在他的讲话中，谈到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基础：“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心怀着同样的愿望——供养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孩子，建设我们的社区，保护我们的地球，塑造我们自己的未来，将更光明的可能性传递给我们的后代。”

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还剩下一小段没有铺通。一位铺路工人说：克林顿总统可能通过他亲手修建的公路登上长城。因此他格外专心施工。

《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报道美籍专家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江泽民主席去年访美的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巨大反响。

书摊上关于美国的书大量增加。

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说，70年代她去天安门参加欢迎尼克松的队伍，很不情愿，因为那个时候她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现在不一样了”，丈夫正在美国留学的这位女士说，“我们现在是战略伙伴。”

“假如克林顿从身边经过，市民最有可能的反应是会向他微笑”。这是零点调查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査结果。

与此同时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与全国广播公司联手进行的调查表明：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支持克林顿总统访华。

6月27日，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会谈之后，两位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对记者说：“我们今天达成了协议，不把核导弹瞄准对方。”

这虽然是个象征性的动作(把导弹再扭转方向只需十几分钟)，但它是双方非常积极的姿态，显示相互间的信任与信赖又向前迈进一步。克林顿说：“我们便完全消除日后任何意外发射的机会。”

克林顿说：“我们同意作出更多的努力去巩固亚洲、朝鲜半岛及印度次大陆的稳定。”

人们都注意到，在北京，中国最高领导人与外国最高领导人共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的事情极为罕见。所以这次记者招待会引起中外人士极大兴趣，人们认为，这表明了中国新的开放姿态，表明了中国的信心，表明了中美关系的新进展。

在这次非常活泼的招待会上，江泽民与克林顿时而就两国关系的进展微笑陈词，时而就双方的分歧展开有礼节的辩论。虽然都是在微笑，但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分歧之深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但是，毕竟已经越过了“妖魔化”和“冲突论”。克林顿说：“我们已经发展出一种开放、坦率的关系，在我们看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很坦率地、充满诚意地提出来，以便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并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共同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克林顿在列举了在会谈中就防止核扩散、打击国际犯罪、加强科技合作等方面取得的突破之后，说：“我相信我们还将取得更大的进展。”

克林顿在参观长城、到崇文门教堂作礼拜以及在北京大学与学生的对话中仍然精力充沛地一再重申中美之间加强交流和加深友谊的重要性。

当然，克林顿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也没有忘记宣传美国的价值观。

最让克林顿惊讶的是中国新的开放态度。他在结束访问时说：“我有一点惊讶。我来时没有预料到我和江泽民主席的记者会及随后的北京大学的演说会在电视上实况转播”，他说，“我没有预料能如此公开、大规模地和中国人民沟通。我非常欣慰，也感谢江泽民主席让记者会全程广播的决定及其他决定。”

与在北京的访问相比，克林顿在上海的访问显得十分平民化。克林顿早就想来上海。这也难怪，上海在世界上久享盛名。上海是中国开放最早、现代化发育程度最高的大都市。近些年来，上海更是一年一个样，充满了活力。

克林顿在上海与各界代表举行四次座谈，参观上海新落成的亚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参观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金汇花园住宅区，并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客。他与上海市长徐匡迪一起走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室，担任《市民与社会》这个栏目的不同寻常的嘉宾，通过电波与上海市民交流了五十分钟。他还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散了 一会步，又在晨练时与上海市民交谈，并且到居民喻建源家里作客。这些活动颇得上海市民好感。第一夫人希拉里则来到宋庆龄三姐妹的母校——上海市第三女子学校访问。

除了这些令人愉快的花絮之外，克林顿在上海就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是6月30日上午，他与上海市民座谈时讲的。他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 参加的国际组织。

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政策。

这是中国在此次互访中获得的一项突出的外交成就。

克林顿在山水如画的桂林访问期间，发表了关于保护环境的讲话，并介绍了中美两国在环保方面合作的最新进展。

7月2日，克林顿在访华最后一站——香港，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他在讲话中对香港回归中国一年来的成就给予好评。他对香港安然度过亚洲金融风暴充满信心，他相信香港能够带领亚洲走出困境。

他再次重申：“美国愿意与中国做一个战略伙伴。”

他在讲话中还赞扬了中国领导人，他说：“我对江泽民的能力非常景仰……他的智力非同一般，精力过人，非常有活力，有远见和想像力，他的这些素质对于我们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非常重要……看来中国是在合适的时机有了合适的领导者。”

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互访，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正源编著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一书，刊出一篇述评，有一节的标题就是《告别妖魔化》。

该书对两位领导人互访取得的成果作了一项有意义的统计：两国领导人会谈时，在加强核控制、政治与安全对话、两军关系、人权对话、经济和商业、能源与环境保护、法律合作、民间交流等方面，取得四十七项共识。

也许成果比这还要多。

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1998年，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98年，中国允许美国宗教领导人进入西藏，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展开了积极的对话；

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停止同伊朗进行核技术的谈判，并再一次加强对核技术出口的管理；

美国在1997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不再像往年那样提出反华议案；

美国允许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

1998年，克林顿总统发表讲话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开设了直通热线电话；

中国认为，美国在1998年6月间协调干预日元汇率，是为了避免中国因日元贬值导致人民币贬值。

1998年5月间，中国和美国一起批评印巴核试验，并协调一致，对此采取强硬态度。

……

中美两国许多人士认为：中美双方越来越多地表示接受对方的要求。

当然，双方还存在着分歧，有些分歧还带有根本性。这不可避免地会在未来引起摩擦。

但两国正努力绕过暗礁，克服各自国内民族主义偏激意见的影响，减少吵架或者降低吵架的温度，朝着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前进。

欧洲大同、全球化和亚洲价值观

大雨滂沱，不时有闪电裂空劈下。

一个头后拖着辫子的中年男人却于此时游兴大发，他掷下手中的笔，带着几个年轻人，从旅馆房间下楼，来到长长的走廊上。这是印度恒河岸边的一家旅馆。

这个中年人一会驻足兴奋地看着望宽阔的雨中恒河，一会又疾步前行，并不时回头问身边拖着辫子的青年，“你们知道这天空的闪电是什么原理吗？”

青年人不敢造次：“请先生指点。”

中年人哈哈大笑，随即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

这个中年人就是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此时正值本世纪开篇的1901年。四十三岁的康有为因戊戌变法失败，逃避慈禧的追捕，流亡印度。

流亡中，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写作与思考。目下正在写的，是他从二十六岁就开始构思的一本书，这本书日后震动全中国，产生了持续久远的影响。连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所发表的专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都没有忘记评论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大同书》。

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称康有为是“进步的中国人”。毛泽东并没有全盘否定康有为的大同目标，只是说康有为找不到实现的办法。

与康有为其他著作不同，《大同书》不再以某种经典诠释的面目出现，而是直接向世人宣布他的政治理想。康氏的学生梁启超曾说，康有为“经世之怀抱在《大同》”。

也许是顾虑这个理想在当时过于超前，难为世人理解的缘故，《大同书》完成之后，在康有为生前并未发表。直到1935年，康有为去世后八年，才由他的弟子安排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康有为在二十一万字的《大同书》中说，人类之所以吃苦，是因为受到国界、等级、肤色、性别、家庭等“九界”的网罗束缚。“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在破除“九界”的构想中，康有为最看重的是破除国界，他称此为“大同之先驱”。

他认为，由于国界的存在，国与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不已，甚至发生残酷的战争，“人人尽私其国而攻夺人之国，不尽夺人之国而不止也。”令人类生活在恐怖战乱之中，民死沟壑，肝脑涂地。他说：“夫以有国对立，兵争之惨如此，人民之涂炭如彼，此其最彰明较著矣……虽有仁人义士，不得不各私其国。故其心志所注，识见议论皆为国所限。以争地杀人为合大义，以灭国屠人为有大功，勒鼎刻碑，铸象作史，大号于天下，后世以自夸弦，不知其为屠伯民贼也。养成争心，养成私心，于是偏狭残忍之论视为宜然。”

“今欲救生民之惨祸，致太平之乐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国界、去国义始矣。此仁人君子所当日夜焦心敝舌以图之者，除破国界外，更无救民之义矣。”

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国者，人民团体之最高级也……非公法所可抑，非虚义所能动也……欲骤去国而‘天下为公’，必不可得之数也。”

但是，康有为还是有信心的。“然则欲與兵而去国天下为一，大地大同，岂非仁人结想之虚愿哉？然观今之势，虽国义不能骤去，兵争不能遽弭、而以公理言之，人心观之，大势所趋，将来所至，有必讫于大同而后已者，但需以年岁，行以曲折尔。”

康氏举出远古至今的国家变迁史证明大同说之必行之后，替人类的将来设想了联合邦国的过渡体制。在联合邦国之中，因各国仍有各自主权，所以“不设总统，但设议员”，并有议长，责任是促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交流，为大同作准备。如“凡关税之出入，当渐求其平，不得限制他国及一国垄断”。又如“各国货币、纸币渐归于一”。

过了近百年，到1999年，康有为的理想即将部分地在欧洲实现。康氏地下有知，亦当欣慰了。

在历史上，欧洲曾经是民族国家对抗与冲突、大国轮流称雄至为激烈的地区。远的如拿破仑的战争不提了，近的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掀起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国与国之间打得天昏地暗。正如康有为所说：人民涂炭。

然而近几十年来，欧洲在经济逐渐一体化的推动下，走上了“破国界”的征程。

二战之后，欧洲在金融货币方面采用布雷顿森林体系。1957年，由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发起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前身)。

1969年12月欧共体海牙会议决定，把成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作为一个共同目标。

1979年3月，欧洲货币体系正式建立，创建“欧洲货币单位”，亦称“埃居”(ECU)。这种货币单位(账面和结算货币)之内的每一种成分货币所占比重根据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在欧共体内部所占贸易额的大小确定。

1989年4月，欧共体批准《德洛尔报告》，决定从1990年起，分三阶段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

1991年12月，欧共体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生效。一个囊括欧共体十二国、人口三点四亿的欧盟诞生，欧洲一体化进程迈出重要一步。

1994年1月，欧洲经货联盟第二阶段启动，要求各成员国实现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统一，力争达到进入第三阶段的四项经济要求(通货膨胀率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预算赤字不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等等)。

1995年12月，欧盟马德里会议决定，未来欧洲单一货币名为欧元，于1999年1月启动，届时将取代“埃居”。会议并决定于1999年1月1日开始经货联盟第三阶段。届时，将实现资金、企业、商品和劳动力在欧元国家内部免签证自由流动。

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根据各国经济报告，提出头批搭乘欧元头班车的国家名单：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葡萄牙、奥地利、芬兰和爱尔兰，共十一个国家。愿意和能够参加欧元的国家有十五个，但这 十一个国家首先符合《马约》的标准。

1998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按计划成立，将负责发行和管理欧元，确保货币稳定和正常运作。一欧元等于一欧洲货币单位。将在1998年12月31日确定欧元同各国货币的比价。目前一欧洲货币单位等于六点六三九五七法郎。

而此时，欧洲议会也早已存在了。

欧元列车马上就要开动，欧洲一体化迅速发展。可以说，这是人类在20世纪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迈向大同的最大胆的尝试。

美国《商业周刊》1998年5月4日一期发表美国前商业部副部长杰弗里·加藤的一篇文章，题为《欧元将使欧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文章说：“欧元联盟将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持续到下一世纪。这一事件将比人们可以想像到的任何其他经济事件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大。”“欧洲货币联盟将成为世界最强的经济区，它拥有二点八八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全球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俄罗斯和东欧都将会加入新的欧元区”，欧洲的资本和劳务市场将第一次合并到一起。它最终将对美国大公司构成严重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6月5日则说：欧盟(大于欧元区)现有人口四亿人，1995年十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一，而美国占百分之二十七。欧盟吸引外国投资占全球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七，美国为百分之十九点一。欧盟对外投资占全球比率为百分之四十四点六四，美国为百分之三十。因此欧盟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贸易集团。欧元的实施将减少货币兑换程序和商品成本，欧洲每年可节省开支六百五十亿美元。因此，整个欧洲生产将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欧盟在全世界的金融地位将会显著提高。欧元将成为仅次于美元的重要货币，各国银行为分散风险，将会把总数为一万亿美元的外币兑换为欧元。欧盟将会全面扩大亚欧经济合作。当然，欧元启动之后也许会给欧洲带来暂时的货币混乱，但这是可以克服的。

经济和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政论家布热津斯基在《新闻周刊》1998年2月2日一期发表文章说：一个新的欧洲邦联可能诞生于2014 年。

这个邦联会向东扩展，把东欧以及乌克兰包括进去，最终把俄罗斯也包括进去。

1998年10月末，在欧元启动前夕，欧盟主席桑特率欧盟代表团访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在30日同一天相继会见他，以示重视。三位领导人都表示：支持欧元启动，希望欧元稳定，并希望欧元在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给予好评并寄予期待。

消息透露，欧元问世之后，中国准备改变过分依赖美元的局面，提高欧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率，最理想的是美元和欧元各占百分之四十，其他外币占百分之二十。

欧洲巨大的变化和探索，给欧洲人的观念与生活带来了全面影响。

前文已介绍，法国学者多甘说，欧洲已经由民族主义向“后民族主义“转变。具体表现是：许多欧洲人具有很有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本国的军队，不愿保卫其国家，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欧洲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多甘说，这种超越民族的意识日益增强的基础，是这些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深刻变化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愿意适应全球一体化的过程，愿意实现超民族、超国家的合作。(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7》一书一百五十三页)

当今世界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民族主义抬头，诉诸“一族一国”，加剧分裂，使地球上的国家数目逐年增加；二是以欧洲一体化为代表的超越民族、打破国界的合作，逐步实现全球化。应该说，后者是一种进步。

顺便说一句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有合理的预言成分，也有乌托邦成分，应该重新认识，具体分析。长期以来，史学界和思想界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大同书》的理想、批判《大同书》的理想是“幼稚、荒谬、梦想、呓语”，则似乎过于武断。

在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该怎样选择？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大问题。

很自然地，就引出了全球化的话题。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8年的几次重要讲话中，一再指出要重视全球化问题，要适应全球化的形势发展。

这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态度。

目前，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当然，全球化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全球化将是一个漫长的各个领域互相渗透的过程。

关于全球化的起点，众说纷纭。但有一种能为多数人首肯的说法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欧洲一体化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议出台，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以及政治上的谈判、谅解、合作逐渐成为主流，是目前全球化最重要的三个标志。

全球化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各国的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的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全球经济整体。并且，以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为推进动力，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也在逐渐实现全球化。

从1989年到1996年，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越过国界的贸易额是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六点二的速度增长的。这个数字是同一时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百分之三点二的两倍。

从1980年到1994年，外国直接投资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点八增长到百分之九点六。

1970年，越过国界的股票、债券交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美、德、日都在百分之五以下。到1996年，越过国界的股票、债券交易额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猛升至百分之一百五十二、百分之一百九十七和百分之八十三。

……

总之，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国界的流量在持续猛增。随着各国对外开放的深化，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运输业的迅猛发展，随着移动电话、可视电话和因特网的用户迅速扩张，全球分散活动的协调一致将会大大加强。

德国外长金克尔1998年8月26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全球化的挑战已代替冷战》。他说：“全球化将消除国家区域，建立跨国家的经济区。”

眼下正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新任外长伊万诺夫1998年10月答《消息报》记者问时说：“大家都承认，下个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各种问题都将是国际化的，因此只能由集体来共同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人担心。1998年11月2日，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在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说：经济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因此，对全球化的不同观点，在今后数月甚至数年内都将引人关注。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0月30日发表李大伦的文章说：全球化是双刃剑。

首先，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富国和穷国差距很大。目前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发达国家会利用这些优势，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处于受支配地位，容易在不等价交换中继续吃亏；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业可能被跨国公司所控制；

第三，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会日趋尖锐；

第四，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控制的图谋没有改变；

第五，全球化要求资本市场过早开放，在某些时候可能弓I发汇率波动甚至货币危机。

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审慎决策，在力争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负面作用。但是，事情是两面的。全胜和全输都不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除了有上述危险之外，还有下面这些机遇：

第一，全球化带来更多的引进资金的机会，而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事情就是缺乏资金；

第二，全球化带来更多弓I进先进技术的机会，可以使后发型国家直接采用先进技术改造本国产业，少走弯路，节约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资金。

第三，国际贸易的扩张，带来更多的扩大国外市场、增加国内就业的机会；

第四，全球化缩小了产品和要素的国际价格差距，从而可以促进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

第五，全球化有助于弱化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国际诱因。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也并非意味着不用付出代价。

第一，全球化导致了生产更多地移往国外，加剧了本国的“经济空洞化”；

第二，全球化导致来自国外的廉价制成品大量增加，替代国内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失业率；

第三，全球化不断加快技术输出，从而加快了国际竞争对手的成长；

第四，全球化导致大量税源转移国外，同时增大了政府福利开支的压力；

第五，全球化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8年10月9日抱怨说：全球化给美国带来风险，跨国公司在经济动荡打击下收缩。由于全球化，亚洲金融危机不仅肆虐亚洲，而且波及世界。近日来，一些大跨国公司因为进入全球市场受到打击。吉列剃刀公司 艰难地对付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下跌，为节省开支，打算把全世界的雇员裁减百分之十一，关闭在世界上几十家工厂和办事处。因为亚洲危机，摩托罗拉公司被迫停止在里斯满附近建设一个已经进行了先期投资的三十亿美元的芯片工厂的计划。由于国际动荡，美国股市上一些最热门的公司股票大幅下跌。可口可乐公司从夏天的最高点猛跌百分之二十八……

全球化并不是谁的阴谋。全球化是由于下列动力的推进而形成的：

首先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

第二，是由于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

第三，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市场经济思想，市场经济全球化；

第四，是经济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50年代，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如今已成为先进经济。规模更大的中国也正在急步追赶，迅速发展。寻求增长的公司别无选择，只好前往经济增长的地区。

如果阻挡不了上述趋势，就阻挡不了全球化。

在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谁与世隔绝，他就会成为全球化的失败者。

事实上，中国二十年来的巨大发展，正是在全球化迅猛前进的形势下取得的成果。

据世界银行最新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统计，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比中国发表的统计数字略高)，人均860美元，第一次摆脱了低收入国家行列，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经济强国。1998年，中国很可能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名。

这二十年，如果不实行对外开放，如果没有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如果没有大量的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输入，我们能不能取得这样大的发展呢？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的事情。

所以，全球化并不是灾难。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显然地，是机遇大于挑战。

无疑，我们应该超越民族主义，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以此加速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尽快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

与此相关的是亚洲价值观。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洲都有自己的文明背景，提出亚洲价值观的命题进行研讨是很自然的。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在1998年11月2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指出：“勤奋工作、注重储蓄，实行内部积累与利用外资相结合的政策，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把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有利于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是应该肯定和发扬的。”

另外，亚洲价值观还重视家庭，这对于增加社会亲和力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亚洲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应该给予总结，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自傲于人。

王梦奎说：“至于消极的东西，例如‘裙带资本主义’，官商勾结，重人情轻契约，以及金融体制、经济体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当然是应该革除的。”

还要补充的是，崇尚家庭与家族，在企业和经营中，容易妨碍人才开发与任用。全世界五百家最大的企业当中，没有亚洲的家族企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家族企业的局限性。这与亚洲企业的家族特点有一定关系。

又比如社会高于个人，有些时候就不免压抑了个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而每个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则是国家强盛的长远和根本的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17日发表张剑荆的文章《这是哀伤的时代》，评论金咏三、苏哈托和桥本龙太郎。该文指出：东亚国家有如下几个弊病：1、裙带关系；2、腐败；3、信息不透明。文章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弊病没有被充分认识，在“亚洲价值观”的理论光环之下，这些弊病甚至被视作奇迹的一部分，结果造成了悲剧。今天，全球化正在冲击亚洲的旧式政治。“现实似乎暗示着，东亚正进入类似1848年欧洲所经历的革命时期。”

亚洲人应该在自豪的同时，正视自己的问题了。

针对“亚洲价值观”，于光远先生1996年5月在太平洋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国际合作新文明”。

于光远认为，20世纪文明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科学与技术的大发展；二是市场经济的大发展。

他认为，亚洲在当代文明发展方面是落后的，亚洲应该努力把这两种文明掌握到手，而不要轻易地骄傲起来。

如果要对于光远有什么补充的话，那就还有第三条：法治精神的大发展。

于光远认为，虚无主义和排外主义都是错误的。亚洲应该在吸取世界上先进文明的基础上，敞开胸怀，以自己特殊的传统、特有的创造来丰富世界的文明，共同创造国际合作新文明。这个意见很值得我们重视，这是与全球化的趋势相致的。

的确如此。应该警惕有的人把亚洲价值观变成一种自高自大的排外主义，排斥其他的洲，实行亚洲孤立主义。

日本议员石原慎太郎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1998年8月号发表的文章《新亚洲攘夷论》，就是排外主义的代表作。

攘，即排斥之意；夷，则为外人、外族、外国。题目上的所谓“新”字，意思是说，过去亚洲有过排外的主张，现在要接过这个传统，掀起新一轮排外浪潮。

从文章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出石原慎太郎的偏激情绪。他在文章中猛烈攻击美国是世界的“奴隶主”，而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则是美国的奴隶。他说世界上的动荡，如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亚洲金融危机等等，都是美国的阴谋制造出来的。因此，亚洲国家应该团结起来，把矛头指向美国，与美国及欧洲展开殊死的斗争，保卫亚洲。

这是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前些年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的精神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对于美国的问题与错误，应该进行批评与斗争，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赞成任何国家在世界上称霸，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

但是，耸人听闻地提出“保卫亚洲”的口号，煽动亚洲人与欧美决裂，绝不是亚洲的福音。日本如果感觉到在一些问题上受到美国无理的钳制，应该与美国据理力争，这是一个双边关系问题，不必把整个亚洲都牵扯进来作石原慎太郎的炮灰。

至于说萨达姆侵略科威特以及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美国阴谋的结果，尚欠证据。这种说法也不利于一些亚洲国家总结教训，不利于亚洲国家今后深化改革和新的发展。

亚洲价值观如果发展到石原慎太郎这一地步，是亚洲的狭隘和悲哀。

卷四 封建主义的声音

第十六章 东方的迷信

书记原来信狗血

《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罗昌爱根据他在广西采访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从一些领导干部爱8说起》的文章，十分有趣。文章说：

最近到几个县，翻开县领导电话号码簿，看到几乎所有的号码尾数都是8、88，或者168、988之类，以至常常拨错电话。不单电话号码8字多，就连他们乘坐的汽车、办公室编号等，也都喜欢使用8字。

对领导干部爱8，群众有何议论？现抄两句以飨读者：“共产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怎么带头搞封建迷信呢？”“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官是为百姓办事的官，怎么把自己想发也给捎上了呢？”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近些年来在民间，“逢8必发，逢4必死”之类的谶谣大为流行，“所到之处，人莫敢撄其锋”。北京的手提电话市场上，电话号码中含有4这个数字的减价销售。不少心存疑虑者，也抱着“宁肯信其有”的态度，以得“8”为安。这种崇信数 字符号具有神秘效应的心理，显然是一种迷信。身为领导干部，理应力挽狂澜，以身作则，带头破除迷信，怎能利用权势把“8”据为己有呢？这种行为，岂不是为迷信推波助澜吗？

正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干部头脑昏乱，所以使全国的迷信活动如同烈火烹油，愈炒愈热，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请看下面这一出闹剧，竟还有这样的厂长兼总支书记，如果不是登在著名的报纸上，你真会以为在看香港的一个鬼电影。

《羊城晚报》1996年7月8日刊出该报记者关立平、林映辉的通讯《巫婆神棍点迷津杀狗拜天为扭亏》。文章说：

这是发生在广东省怀集县龙湾水泥厂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咄咄怪事。

今年5月18日凌晨五时三十分。 一向“三班倒”的龙湾水泥厂准时停机。

该厂厂长兼党总支书记韦海华与厂领导班子成员在厂大门口举行杀狗祭拜天地仪式。整个祭拜活动由一男一女两个“神棍”主持。厂长亲自跪拜天地，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有的点香燃烛，有的备酒洒地。随后，厂长在鞭炮声中，手托香炉由厂门口一直拜到厂长办公室安置神座，另一副厂长则带人将被杀的黑狗拉到该厂的生料车间等三大车间，四处洒狗血，之后，在立窑车间以狗祭窑，点火开机生产，以示驱邪镇妖。还有人在各车间的机器和水泥柱上张贴黄色神符……

整个活动，厂领导称为“重新开张仪式”，并向职工说明：工厂将从此摆脱长期亏损局面，实现振兴的目标。

“开张仪式”当天，全厂三大车间的生产并非一帆风顺，有的马达烧坏，有的提升机出故障。工人为之摇头叹息。

投产多年的水泥厂为什么要“重新开张”呢？

据了解，龙湾水泥厂是怀集县矿冶建材集团属下的一家小型国有企业，现有职工二百七十多人，年生产能力四万吨。1993年，该厂曾创下税利五百多万元的最高纪录。去年以来，受市场因素制约，水泥售价下跌，去年亏损达三百多万元。

屋漏更遭连夜雨。去年8月，该厂投资四十万元搞窑改造，数月后发生塌窑事故，造成一死四伤，经济损失近一百万元。今年2月以来，厂里发不出工资。至今年6月止，工厂累计亏损达八百多万元。

面对困境，厂领导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多次请当地的“风水佬”来指点迷津。

据知情人士透露，厂长在“开张仪式”之前，已经釆取另一大举措：将该厂办公楼与化验楼对调。

原来，按“风水佬”的解释，三层高的办公楼建于厂内的一个池塘之上，根基不扎实。而办公楼对面的化验楼虽然残旧，但它建于地面，根基扎实。

为了实现对调，化验楼的基础设施被拆除，并改装为办公楼。原办公楼则重建化验设施。原本亏损的账目上又多了十万元。

踏入龙湾水泥厂厂区，记者领略到的是一股股浓烈的封建迷信氛围：

在水泥厂正门两侧，有两只高约二米多，直径五六十厘米，呈笔形的粗大水泥柱拔地而起，据说是为了敛财。

在化验楼二楼的QC办公室入门处，门楣上端，张贴着红黄相叠的长条形神符。

在厂长办公室，有一间用大布帘围起来的密室。密室里是厂长精心设置的神座。记者拉开布帘，神座上放置着香炉，摆着七杯茶，一只碗中装着几个利市红包。神座底下有一堆烧过的纸灰。神座上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一些求神明保佑生产之类的祈祷用语。

在各车间里，不时见到机器和建筑物水泥柱上贴有神符。

“依靠封建迷信活动能使生产起死回生吗？”

对于这个问题，该厂负责人只是强调当地风俗使然，是“为了满足职工心理需要”。该厂负责人承认，工厂亏损后，他们并没有从管理、经营、技术等方面找原因，只是搞了这一件他们认为唯一可挽救工厂的拜祭活动。

该厂职工坚决否认这种“满足职工心理需要”的说法。他们向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是满足厂长个人的心理需要”，“厂里搞这些迷信活动，从不敢召开职工大会解释清楚。”

工厂亏损，职工领不到工资，厂领导班子不是从管理上找漏洞，从市场上找出路，却一个心思寄托在“神明保佑”上，这样的领导班子能领导职工走出困境吗？

当然不能。这样的领导干部掌握权力，只能阻碍生产力发展，干扰社会进步。

请看广东另一个例子。

《南方日报》1998年5月11日报道了广东东源县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炸桥事件。

邓世祥写的这篇文章说：

东源县黄村镇万和管理区有一座由华侨捐建的名为青春桥的桥梁，因为直对着丘氏祠堂，被当地丘姓人认为破坏了宗族风水。丘姓一些人啸聚族人，将桥炸毁，并擅自改在下游重建，改名为漫水桥。

新桥虽然于最近通行，但因为改了地址，给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不便，村民怨声载道。前日，黄村镇党委分管公交的陈副书记表示，他们已对炸桥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被炸的青春桥建于十年前。它是由万和管理区北岸丘氏族人中的旅外华侨丘水青、丘春华捐钱建筑的。家乡父老为纪念他们两人，取名青春桥。该桥长四十米，宽二米，是管理区南北两岸村民外出生产、办事以及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然而，在1997年6月10日，北岸一些丘姓人却不由分说将其炸毁。

据介绍，炸桥当天，黄村镇分管政法的钟副镇长就知道了消息。他说下午他和派出所的四名警察到过现场，没发现炸桥的人。后来镇领导研究，对炸桥的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在原址重建新桥。可是，“懂风水地理”的丘氏族长丘月明坚持改址建桥，并通过向丘姓人募捐的方式筹款建造新桥。

新桥建在下游，耗资六万元。

好端端的桥为什么要炸毁？据南岸村民介绍，炸桥是北岸丘姓人酝酿巳久的事。丘姓人认为，近些年来，丘姓许多人创不了大业，出不了大官，发迹不了，就是因为青春桥像支箭似地直对着丘氏祠堂，破坏了丘氏宗族的风水，误了丘氏后辈的青春。

由于漫水桥建在黄村河下游，给上游南岸村民造成诸多不便。适逢雨季，最让南岸六十多位家长担心的是孩子们绕路上学的事。南岸村民还要去北岸耕作，徒然绕了不少冤枉路，十分不便。其实，北岸丘姓村民以及稍远的板仓管理区村民、永新管理区村民和叶潭镇部分村民也遇到同样的难题。

黄村镇是典型的侨乡。该镇每一项公益事业中，都有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出人员的捐款。炸桥事件令大批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出人员十分气愤。四位多次为黄村捐过款的外出工作人员对笔者说：“为家乡公益事业捐出来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而如今家乡却任由封建迷信势力破坏这些公益设施，真让人感到心寒。”

相信读者看了这篇文章，也同样会感到心寒。

耐人寻味的是当地领导的态度。“没发现炸桥的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这样严重的制造迷信、破坏公共建筑的事件，仅仅“批评教育”就能了事吗？

假如在广州市也进行这样的破坏，又该怎样处理呢？

或许，黄村镇的迷信势力和宗族势力强大，当地领导人有难言之隐吧？

类似的事情，难免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些地方，迷信势力与宗族势力相结合，已经大于当地政权的力量。迷信的力量能够横行无忌，甚至左右当地政权。

迷信之风，当然不仅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劲吹。北方大地，向来是迷信的深厚土壤。

《农民日报》记者孟军不辞辛苦为我们采写了河南惊人的奇观。

该报1998年6月23日的这篇文章说：

近几年，在河南省淇县、浚县等地一些农村，封建迷信活动愈演愈烈。不仅过去一些破败的古寺被大规模修复，而且，几乎所有的村都建了庙，有的村还不止一个。

每逢正月和三月份的几天，在那些大庙前，万人云集，烟雾缭绕。即使是阴历每月初一和十五，在那些小庙前，求神磕头的人也络绎不绝。

位于淇县境内的云梦山，以前是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小山。近几年，因为修建了供有玉皇大帝的大庙而闻名。每年上山拜佛的有十几万人，仅正月几天的香火收入就达万元。与之相邻四十里的浚县小河镇前同村，更是一个既无旅游价值，交通又很不便利的地方，可那里近几年也修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寺庙群，名为殷隆寺。共四个庙，有前殿、后殿和偏殿。庙中供奉的既有佛祖也有观音。从庙前矗立的石碑文字上可以看到修这些庙宇的钱都是老百姓捐的，多则两三千元，少则几元钱。因为是麦收季节，加上是中午，记者只看到了几个烧香磕头的妇女，但据看庙的三个老人讲，赶会的时候这里的人多得很，成千上万。

“都是些什么人呢？”记者问。

“多数是并不富裕的农民，他们有的拜老爷(佛祖)，有的拜菩萨，拜什么的都有。”住在附近的一位退休老工人厌恶地说，“闹闹哄哄，乌烟瘴气，也没有人管，修路、建学校那么难，搞这东西倒快，谁家摊一个烧香的，任事不顶，搞得家里不安宁。”

在淇县、浚县，沿着公路，记者随便串了一些村子，所到之处村村有庙，有的村多达两三个，有土地庙、奶奶庙、山神庙等。这里人均实际收入也就六七千元，可老百姓求神问鬼的风气很盛。他们或十几户或几十户集资建庙。

一些农民告诉记者，去年县政府曾组织村干部拆了一些庙。但拆的都是小庙，大庙没有拆，据说是怕触犯神灵。干部尚且如此，何况老百姓呢？

那些拆掉的小庙不久又重修了，而且修建得比过去还大。

记者又询问了许多烧香的农民磕头求什么，有的说是求治病，有的回答说为保平安。

“灵吗？”

“这不好说，不过，总要有个寄托吧？”一位在公路上打麦的老汉憨笑着回答。

淇县北阳乡宋庄村一位曾在外打过工的中年农民对记者讲了一番话，也许能解释为什么热衷建庙：“改革开放使我们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现在我们也经常犯愁，我们种地、生活遇到困难，找谁？广播电视上常讲科技、文化下乡，可谁见到了？好大夫难进村，卖假药的满街走。找村干部？他们除了收钱，我们不知道他们平时干什么。国家的法律和新政策我们不清楚，科学知识我们不懂，也没有人给我们讲。遇到难事没办法，只好求神问鬼了！”

《农民日报》对这篇通讯十分重视，专门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切不可丧失政治警惕——评一些地方乱建庙宇现象》。

评论指出：迷信现象绝不止于河南两县。评论说：“上述现象在相当多的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庙宇在‘文革’中已被拆除，可现如今不管是否有文物价值，一律纷纷重建。有的扩大规模，红墙黄瓦，画栋雕梁，耗资巨大。”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文章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地领导长期失察，熟视无睹。”其次，“也与那里的领导只注重抓经济发展，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有关。”

迷信活动在当代中国大规模盛行，引起多方关注。青年学者何云对迷信的背景、危害等作出了更为深刻的论述。

再看看中国的西部。

《人民日报》1998年5月6日发表甘肃省平凉市驻军某部朱志斌、刘广波的图片和文字报道，批评该市迷信盛行的现象。

文章说：“一边是高耸耀眼的庙堂，一边是漏风漏雨的学堂。这一现象在陇东山区的平凉市贫困乡——白庙乡并不少见。当地农民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贫困落后。可是不少农民宁肯让孩子少读书，甚至不读书，把积攒下来的钱用来修筑庙宇，也不愿修建破烂不堪的校舍。近几年，修建庙宇的攀比风愈演愈烈。据了解，全乡校舍面积几乎都不够建筑标准，危房甚多，普遍存在桌凳、课本、教学设施严重不足的状况，影响了教学质量。罗湾村为修建一座庙宇，从筹集资金、征集土地，到竣工持续近一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公里外的村小学，条件简陋，长期漏风漏雨。”

文章旁边，还配发了两张这两位作者拍摄的豪华庙宇与简陋学堂相对比的照片……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在《捍卫科学尊严》等文章中，曾引述中央文件，用“令人触目惊心”来形容目前中国大地上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盛行的情况。读者诸君，上文披露的这些现象，是不是触目惊心呢？

万众膜拜气功师

近些年来，“神功”的崛起与流行，也是迷信活动的重要支脉。

气功能够健身，并且能够治疗某些疾病，这是没有疑义的。古代有识者就说过：“强身则有，白日飞升则无。”

医学实践表明，做气功能缓解大脑紧张状态，可以预防和治疗神经衰弱；气功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降低血黏度和血小板聚集程度，因而可以降低血压；气功可以缓解胸闷、心悸、气促等症状，对治疗冠心病有较好效果；另外，气功治疗消化性溃疡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等等。为了强身治病，应该大力开展气功的研究与普及。

但是，从1979年传媒报道四川唐雨“耳朵认字”开始，“白日飞升”的奇迹却成为社会上持续的大热点。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如痴如醉，神魂颠倒。有如龚育之所说：“早几天读到一则报道，说是一部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大书，其中竟然大讲‘神奇的意念力量’，称之为‘人体的特异功熊中最神秘的力量’，并说使用这种意念力量，可以在球赛中使对方球员进不了球！”

许多人热衷的气功之“气”是什么呢？

中国中医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洪林著的《还气功本来面目》(1996年出版)一书说：“那是能从沈阳发往大兴安岭灭火、从广州辐射到北京改变清华大学试管水分子结构的气，能当场停雷止雨、拨云露月的气，能和神仙会面、和鬼神对话的气，能预测卫星发射是否成功、改变导弹方向的气，能穿透瓶壁抖药片、复原嚼碎名片的气，能帮助公安人员破案、运动员破纪录、学生益智的气，能胜过核磁共振透视扫描人体、通过越洋电话也能发放治病信息的气……”

张洪林认为，这些都是打着气功招牌的虚幻之气，“是一个以这种虚幻之气作为图腾物的邪教崇拜”。

他说，伪气功产生的原因是，“人类面对自然与社会，总要遇到一些令人恐惧或无能为力的事，并总希望出现一种超自然力使自己摆脱困境。”于是伪气功乘虚而入。

张洪林在该书第二章《擂台风云录》中描写了他与严新、田文平、戴复生、陈景怀、女尼姑圣钦法师、覃尧卿、黄仁忠、樊映培等大小神功师交锋的经过，并介绍了他与司马南“并肩战斗破妖雾”的事迹。

司马南于1998年出版的《神功内幕》一书也描述了严新、张香玉等人的“气功”；揭穿了白酒变味、白水变味、香烟变味、茶叶变味、扬手放香、耳朵听字、窥破人心、思维传感、遥控杀人、抖药片、名片复原、意念手术、意念控制血压和体温、意念弯钥匙、背对黑板认字、灯管发光术、手上发烟术等等名为气功，实为魔术的花招。

最近轰动全国的事件是“当代华佗胡万林”的行医骗局。

没有受过医学教育的胡万林在陕西长安县太乙宫镇终南山医院无照行医。

据报刊披露：

胡万林的行医，“平均每二十秒看一个病人”；

他的制药技术则是：“一块被围墙隔开的场地中支着四口大锅，一名药工拿着一把大铁铲不断地挥动着，轮番在锅里搅动。”胡万林说：四口锅里有一千六百多味药。

把药装进瓶里之后，“由胡大师亲自放入芒硝，最多的时候，一瓶药中加了十一把芒硝，估计在一公斤左右。”

“一瓶药放在胡的桌子上，胡用右手上去捂了两秒钟，挥手让病人把药拿走了。在柯云路的书中，这个捂就是发功。”

就是这样的“医术”，居然被说成是“医疗奇迹”。

一些人说胡万林“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先后治愈先天性聋哑、弱智、脑瘫痪患者共五千七百多人，各类癌症患者六千多人，各类疑难杂症约七万人以上”。

有人还嫌话不够大，还说胡万林“四年多来收治病人一百二十万人，其中癌症患者一点六万人，有效率百分之九十，治愈率百分之四十七点二。还有三十九天内治愈29名血癌患者的纪录”。这不由让人想起“亩产十万斤”的浮夸。

对于这样的“奇迹”，许多人竟笃信不疑，并且不许别人怀疑。

1998年2月24日，以揭破伪气功出名的司马南及传媒记者前往终南山采访时，遭胡万林手下及百余名不明身份者的扣押、谩骂、殴打达四个小时之久。可见一些人迷信昏乱到了何种地步。

几天之后，西安警方出动六百余名警察赴终南山医院，才制止了胡万林在西安用芒硝害人的骗术。

消息表明，陕西受挫之后，胡万林并没有停止他的医”。《科技日报》1998年11月6日发表长文《谁来管一管胡万林》，报道山西一妇女耿爱玲被胡万林治死的经过。该报为此文刊出的编者按说：“据说在太原晋祠‘万林医院’开张的三 个月中，有二十多人死于非命。因索命太多，胡万林从山西逃到陕西，陕西被逐，他又到了河南，河南大概也呆不下去了，他又会去哪里呢？又将会有多少‘张爱玲’、‘李爱玲’成为冤魂？”

专栏作家鄢烈山在1998年3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柯云路是否涉嫌共同犯罪？》，该文指出：胡万林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与名作家柯云路推出十万册《发现黄帝内经》有关。《发现黄帝内经》共有两部，上部即名《发现当代 华佗》，吹捧胡万林是“神医”，把胡万林说成“当代华佗”。柯云路的书与胡万林“行的医”关系，有如一个企业的公关部门与营销部门互为表里。胡万林非法行医，用迷信诈骗钱财，柯云路也难逃责任。

不少人说，读了鄢烈山文章尤感痛心。其实，不唯文学家如此。

1998年6月1日，《科技日报》发表文章沉痛地揭露说：“有的科学家相信伪科学，为伪科学辩护，压制正当批判，使我国一些迷信活动泛滥成灾。”

有识之士泣血呼唤

“中国迷信，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影响深远，在全世界范围内罕有其匹。”

这是青年学者何云的概括。何云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佛教文化》杂志主编。这句话引自他最近撰写的《中国迷信文化批判》一文。此文足以使人警醒。

其一，何云认为，中国迷信有几个特点：

(一) 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强大的亚文化系统，自成一体，天然常厚，早熟有序，具有突出的操作性，充分的适应机制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核心是有神论价值观；它有职业行为、非职业的习俗行为和随意行为所构成特殊的行为体系；它还有物质文化消费体系，包括迷信用品、迷信书籍、迷信场所和迷信娱乐(戏曲、庙会、迎神赛会等等)。

(二) 它具有鲜明的准宗教性质。

(三) 它具有强烈的功利实用性。比如期盼生子抱孙，治疗疾病，升官发财等等。

其二，该文说：中国迷信源远流长。从先秦两汉初具规模、营造观念，到元明清走向行为化、实体化和可操作化(行为化指与价值观相对应的算命、相面、测字、占卜、求签、风水、扶乩、画符、驱鬼等等行为；实体化是指衍生出千千万万以迷信为纽带的迷信团体)，中国迷信历经千回百转始终奔流不止，水量丰沛，从无枯竭之虞。这也是中国文明的一大奇观。

其三，如何评价中国迷信系统呢？何云说，中国迷信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最消极、最落后也是最强大的一个亚文化系统，是几千年愚昧的一大渊薮，是造成民族素质较低、更新提高滞缓的一大精神缘由。它通过成文的、不成文的、哲学的、习俗的种种渠道，以慢性的、浸润性的以及扩散性的种种方式渗透进民族肌体之中，与封建专制、宗族宗法、思想禁锢、愚民蒙昧、歧视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当社会矛盾冲突加剧，迷信就有如一个灵敏的压力计和温度计，度数不断上升，及时反映出社会大气候。

其四，该文指出当前迷信活动的态势：

(一) 全国迷信消费剧增至空前地步。仅湖南省南岳一地，每年夏秋前来的香客就达百万之众，并有逐年增加趋势。中央电视台1989年1月曾报道，南岳一年烧香费用高达一亿，相当于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部数额！这种消费是最不合理的经济现象，是生产生活系统的“黑洞”，它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造成的危害，有若某些发达国家的毒品。

(二) 当代迷信功能发生了变化，满足个人生活需求的职能有所削弱，而调节社会心理负面的作用明显增强，对主流文化的潜在破坏作用也明显增强。

(三) 当代迷信正呈现出进一步增强的趋势。一些人非理性与反社会的情绪被纳入迷信系统之中，通过这一渠道表现、宣泄，对社会构成威胁。

何云在文章中大声呼吁：必须采取措施遏制这一势头，不然悔之晚矣。

第十七章 愈演愈烈官本位

八方兴起买官潮

《羊城晚报》曾登出一幅《乌纱竞销》的漫画，画面上是两顶乌纱帽，两种标价：

一顶的标价是：“乌纱出卖，价格合理。一次付款，八折优惠。”

另一顶标价是：“乌纱出卖，分期付款。首期三成,月供×万。”

这并非是夸张。

去年揭露的温州市平阳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通过卖官收受贿赂三十多万元。1997年该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杜某一次送给董三万元，希望董给他“扶正”。没多久，董果然给他办成了这件事。该县国税局长、地税局长和财政局长三大财神爷各自给董进贡二万元，三个人分别从升官、调官和保官的需求中得到了回报。

河南的人均收入低一点，卖官的行情不如温州。朱振江1992年担任安阳市副市长，收了安阳市商委干部郭某二千元，按郭意愿，将其调入安阳市重工业局担任局办公室主任。1994年，朱提升为鹤壁市市长，生意做得更大了。1994年，该市地矿局副局长常某的妻子两次送钱给朱，要朱帮助常某当正局长。一年多以后，朱在市委常委会上帮常说话，使常当上了局长。常某“扶正”一事，朱前后三次共收九千元。直至1997年东窗事发，查实朱前后共向十八人卖官。

1994年担任安阳市市长的杨善修比朱振江大胆，他卖官到了明码标价的地 步，来者不拒。1995年5月，因违纪被免职的原安阳市内衣厂厂长许某给杨四千元。经杨“协调”，许某竞被任命为林州市副市长。就这样，杨某前后向十八人卖官，得人民币十三点九万元、美金三千三百元。

河南另一位以卖官著名的交通厅厅长、周口地区专员曾锦城，参与卖官十五起，收受贿赂三十三点二万元。

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黄登仁任人唯钱，通过卖官收受贿赂及实物共计二十三万元。

……

买官卖官风行全国，成为仕途上心照不宣的供求市场。

令人震惊的是，一些英雄人物、模范领导干部，暗中也在从事买官卖官活动。

曾以体察民情、严于律己、狠抓廉政闻名全国的“廉政明珠”、原河北省邢台地委书记李明珠，因手下一公安局长出事被捕而暴露出来。

原河北省沙河市公安局长、党组书记王文增因特大贪污受贿罪被捕，1995年8月9日向检察机关交待了他向李明珠行贿买官的罪行。

原来，李明珠因政绩突出，1988年从保定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往邢台担任地委书记。1991年1月，在保定工作的王文增找到李明珠，送给李二万元，要求调往邢台市安排一个公安局长的位置。

李收下二万元，答应了王的要求。不久，李明珠设法安排王文增到邢台市管辖下的沙河市担任公安局长。

王文增捞到公安局长肥缺，以十倍的贪婪巧取豪夺，不仅把损失的二万元赚了回来，而且大大发了一笔，本以为买卖双方皆大欢喜，不料东窗事发……

广东的一件卖官案更为奇特。

韶关市的一个个体户蔡登辉，由于出资四十三万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办好了入党、招工、转干的手续，并被提拔为区政法委书记。

原来，韶关市乳源县经委因拖欠新建的办公大楼四十三万元工程款，被法院查封并判处一个月之内搬出，将楼拍卖。此时蔡登辉出现，愿意出四十三万元了结此事，但条件是：为他办理入党、招工、转干手续，并提拔当官。县经委党委负责人大喜。经研究决定：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于是，在蔡登辉交了四十三万元之后，只用一天时间，就为蔡登辉办了入党手续。蔡一下子由群众变成有五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入党介绍人还是县经委党委书记。再用几天时间，县劳动局、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顺利地给他办好了招工、转正、定级、调级、转干等手续，并把填写表格的时间提前到几年前。接着，蔡被任命为县工业联合公司副经理、县经委副主任。

有了这些身份，蔡登辉想到其他地方当官。因为乳源县这个地方熟人太多，难免露馅。于是，用钱开路，送一辆小汽车，就使他担任了揭阳市普宁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后因举报者众，才败露出来。

败露了也处理不重。著名作家邵燕祥在《杂文报》1998年5月29日发表《“吃屎”吃出甜头来》一文，剖析此案。该文说：“除了本来无官无党的个体户蔡登辉失去了刚刚买到的党籍和官职外，涉案十几名科处级干部中，只有人事局长一人受到开除党籍和撤销其局长职务的处分，其他人还都留在党内，也许用不了多久，就‘又是一条好汉’，重新掌握一定范围的党政人事诸权了。此案中的蔡登辉，从报道看，也遭到些经济损失，偷鸡不成蚀把米之类，却并未追究买官罪责，这是以罚代刑，还是网开一面？这个蔡登辉也许不再来‘玩儿’了，但别的‘蔡登辉’能够知所怵惕，不敢效尤，抑或看到衙门并未关死，‘盍兴乎来’？”

用不着再繁琐地举例。杂文家刘绍楹在《卖官书记的口头禅》一文中说：“在金钱大行其道的今天，卖官已经不算什么惊人的新闻，报纸上接二连三披露这方面案件，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出大钱买官呢？

《中国改革报》1998年8月19日发表钟国兴的文章《干部利益独立化》，指出：在我国，干部利益已经独立化，形成单独的利益群体。他们在执行政策和操作过程中“过多地顾及自身的利益”，造成政策扭曲和变形。

吉林省省长王云坤说得彻底。他在1998年3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要警惕滋生官僚资本。他说：公有制是以政府的面貌出现的，权力在谁手里呢？在政府手里。这样，弄得不好，就会出现权力市场化的问题，结果搞的市场经济就可能是政府市场经济，是官员市场经济，是权力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变成了官场经济。搞了股份制之后一部分人搞了所谓“干股”，因为他有权力就给他一点股份，时间长了干部和企业就会结合起来，形成官僚资本。

《人民日报》1998年3月24日发表该报记者郑宏范的长文《遏制权钱交易》。该文分析了一些腐败案例，指出：掌握着人事、资金、计划、指标审批等权力的一批干部，利用手中的实权，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造成国家和集体的资产大量流失，这是全国违法违纪的一大热点。

《中国改革报》1998年6月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杨帆的文章《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该文说：中国实际是官员群体控制国有资产和社会资源。在改革进程中正在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掌握资源的人，正在将这些资源变成私有财产，这就是权力变成资本。

杨帆认为，二十年来，权力资本经过四个阶段的扩张：

一、1978年开始的权力创造市场阶段，有二十亿元人民币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二、80年代初期开始的商业资本崛起阶段，大约有五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

三、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双轨制阶段，大约有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财富转移；

四、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财富转移不下于十万亿元人民币。

这些资本扩张，“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有的领导秘书收取贿赂、乱收款乱收费等，估计在中国转型期二十年中，权力资本逐渐扩张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三十万亿元人民币。”

杨帆的评估是不是一定很准确，可以讨论，但是，人们都承认，我国资产转移和腐败的规模相当之大，在历史上也罕见其匹，是千百个魏忠贤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杨帆勇于探讨，应该鼓励。

另外，近些年来国际反腐败会议指出，腐败严重的国家，其腐败额度一般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我国有些经济学家测算，近些年来我国腐败额度为每年七千亿到八千亿元人民币。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惜花大钱买官的原因。老百姓说：“当了官，什么都有了！”

买官只是一种投资活动，其所得将远远大于投入。这一点，是“投资者”早就计算好了的。不然，他为什么从兜里向外掏钱？

邵燕祥在杂文中说：“会不会有‘曲线救国’的人想通过买官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抱负？还没听说。”

各种“官场秘笈”和“买卖经”应运而生，以点拨迷津。这里简介一二，以飨读者，有好者不妨深入探究。

一、《北京青年报》1997年10月24日曾发表一首民谣：“能干没钱干生气儿，三千四千不顶事儿，五千六千记个字儿，一万两万办成事儿。”

二、《群言》杂志1998年6月号发表刘绍楹的文章《卖官书记的口头禅》，介绍河北省巨鹿县原县委书记刘欣年的经验总结。刘欣年经常在会上会下宣讲“三个一点点”。他说：“你送一点点，我收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他鼓励部下说：“现在的社会，该送就送。上边免了你的职，我再给你安排相当的职位，让你满意。”

三、《南方周末》1998年4月24日头版文章说：南方的“技术性专业术语”既贴切又深刻。

行贿方程式＝(烧冷灶＋趋热门＋挠痒痒)×钱。

烧冷灶，即选择有前途但暂时还未得势的官员，殷勤对待，时时看望，小恩小惠，解其疑难，结下雪中送炭之谊。日后，一旦冷灶变成热灶，“投资者”可获大利。

趋热门，就是短线投资，对权高位重者，烧香拜佛，以钱开路，立竿见影。

挠痒痒，即投其所好。

应该说，这三样都是“上头”喜好的。

四、《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5月11日发表殷国安《用市场办法卖官》一文。

文中说，“卖官的市场机制正逐步‘发育成熟’”：

一是多种形式交易方法。有现货、期货和赊欠三种经营模式。现货是交钱与交货同时进行；期货是预先付款，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医院探病等都是预先付款的机会；赊欠是先安排工作后付款。站在卖官者的立场上考虑，当然要压缩赊欠为好。

二是坚持按职论价。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卖官不削价。乡官张某人想到县里当官，送了三千元，郑不予办理，后又送去一万元才办成。为了增加收入，郑书记想方设法扩大货源，多安排一些带括号的科级干部(享受科级待遇)，以满足买方。

三是建立完善经纪人队伍。经纪人为双方牵线搭桥，促进买卖成功。秘书、身边工作人员、家属均可充任经纪人。每当“首长”有事，比如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儿女上学、住院治疗、乔迁新居、调动升职……都由经纪人充当中介，通知买方自愿或被迫送钱送物从事现货或期货交易。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人事报》1997年5月13日发表冯俊科、樊希安的文章《卖官三问》。

问什么呢？

“如何选拔干部，中央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更何况下边有广大群众监督，中间有党委集体研究，上边有主管部门审批把关。方方面面都有严格制度。他们为什么还能照卖不误？”

经过思考之后，两位作者告诉我们：

“这说明在郑元盛等人把持的地方，我们党的任用干部的规定、管理体制等全成了一纸空文，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卖官者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人民没有了说话的权力。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

正是如此。

因贪污受贿罪被判死缓的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得意洋洋地对别人说：“到我们这一级，就不好监督了。”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根源的确是在这里。

流风所及，毒害后人。《干部人事月报》1998年4月号发表姜少勇的文章《孩子要当“官”的隐忧》，说友人之子读小学五年级，在班里当了小组长下面的分组长，就兴冲冲不可一世。因为他管三个同学。这三个同学“为了巴结他，都从家里拿玩具和零食送给他”。

友人大悟：过去孩子经常从家里拿零食等物品到学校去，原来是为了巴结班里干部，想以此为进阶之礼，捞个“一官半职”当当。

封建“官本位”传统可谓后继有人矣！

杀手重现为哪般

很长时期内，我们只能从美国和香港电影中看到杀手的形象。现在，杀手在内地重现江湖。

内地杀手的活动中，最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是什么呢？

请看《民主与法制》杂志1998年第19期给我们介绍的一桩离奇案件。

1997年3月27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工作会议结束。参加会议的阳春市市长曾威斌因路途远，准备第二天返回。晚上，曾市长和司机吃夜宵时，手机响了，曾市长说了几句话，匆匆离去。

一天过去了，曾市长没有回来。司机打传呼，没有回音。副市长杨启周从阳春市打来电话问市长在不在，司机着急地说：“我也在找他，已经一天一夜没他的消息啦！”

凌晨，电话响起，司机接过一听，是“失踪”了一天一夜的曾市长。原来曾市长就在本大厦楼上22层。司机上楼见到曾市长时，曾市长竟对他说：“有人要杀我！”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从五天以前说起。

原来，五天以前，广州市有一位妇女到医院做计划生育手术，不料在医院大厅被两个壮汉挟持而去。越秀区公安局将两个男子抓住。审讯之中发现，这两人不但受人指使劫持妇女，而且还要实施一项更为严重的犯罪——准备把前来参加省卫生工作会议的阳春市市长曾威斌杀掉。

令办案人员震惊的是，幕后指使人竟然是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和阳春市财办副主任、市食品公司董事长林启菊。杨、林以五十万元代价买曾的人头，并要求说：“不能让曾活过3月28日。”

办案人员在省政府有关部门配合下，将曾保护起来，这才出现曾“失踪”一事。

办案人员将曾与外界联系全部切断，并让两个杀手告诉正在阳春市等待消息的林启菊，“已经解决，请按协议到广州付款。”

杨启周和林启菊大喜，两人在28日凑了三十万元，由林赴广州付款。

林启菊带钱于深夜赶到广州，立即被擒。

在阳春的杨启周兴奋地打电话问林启菊情况如何，林在警察指挥下回答：“一切顺利。”

4月2日，阳江市公路局通知分管公路建设的杨启周前来开会。杨想到自己不久将要担任市长，得意洋洋前去开会。到达会议地点，一副手铐正等着他。

杨启周，1953年出生于阳春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1975年入党。1976年到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做资料员。杨在人情世故方面有惊人的本领，善吹善拍。他说：“一担牛粪培一棵苗，没有搞不掂的人。”三年后他升任县里城区副区长，1986年任乡党委书记，1989年担任一个重点镇的党委书记，1991年升任副县长。升得越快，杨的野心越大。1994年阳春撤县设市，杨启周本以为自己出任市长。但上级提拔另一副县长曾威斌任市长，杨任常务副市长。从此时起，杨便认为曾威斌是自己“仕途的克星”，怀恨在心。1995年市领导班子重新分工，决定不再设常务副市长一职，并调整杨的工作，由原来分管财贸变为分管城建、交通。杨失去常务副市长一职，更加仇恨曾威斌。

林启菊小杨三岁，颇有姿色，她与杨为阳春一中的校友。林高中毕业后先下乡，后参军，复员后回阳春邮电局当话务员，再调至商业局。在商业局几年，林成为商业局知名人物，并与杨联络起来。杨此时一帆风顺正要升副县长。两人一见如故，暧昧关系在阳春城渐渐公开。此后，随着杨担任副县长并主管财贸工作，林在商业局也不断获提拔：物价股副股长——商业公司经理——商业局副局长——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兼市食品公司董事长。杨启周爱赌博，为了寻求刺激，往澳门跑，在葡京酒店一赌就输几十万。赌债都被林启菊设法还上了。

林启菊要求升官。在杨的策划下，阳春市向阳江市上报了任命林启菊为市委常委的报告。但经过考察未批准。杨启周又把这笔账记到曾威斌的头上。杨四处散布说，是曾市长搞小动作才没通过。其实，是阳春市大部分常委都不同意林启菊担任市委常委。

曾威斌任市长之后清理小金库，清理出杨启周管辖的小金库一百多万元，结果是不让杨分管财贸口。

1996年，阳春市上马公路改扩建工程。杨启周利用分管交通的权力，成立自己私人砂石公司，规定公路改建工程必须用这个公司的砂石。杨准备狠捞，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这个市长不当了，我也有三辈子用不完的钱！”

更为严重的是，一百零五公里的公路改造不搞公开招标，由杨启周定下来，全线包给个体户中原公司老板单独承建。按当时一般造价，每公里预算应为四百万元，而杨启周却要以每公里八百万元造价与中原老板签合同。这样，整个工程将要多付四个亿！

曾威斌坚决反对。他说：“多出四个亿，这是阳春人民十年劳动的血汗，决不能按这个价承包，要降下来，分段公开招标！”一下子粉碎了杨的发财梦。

旧恨新仇。杨启周和林启菊决定“解决”眼中钉曾威斌。他们设计了四套方案。一是挤走。动用“上面”关系调走曾，没成功。二是美人计。物色三陪女接近市长，然后把曾搞臭，也未果。三是制造车祸。没料到杨、林物色的实施者自己害怕了，不敢搞。四是雇人把曾绑架到内蒙古，让曾“慢慢消失”，也进行不下去。

走投无路，杨、林破签沉舟，决定在1997年下毒手。

林启菊物色了她早先结识的加拿大籍华人谭国政，通过谭又找到刑满释放的卢某人。林把谭、卢两人秘密接到阳春见杨启周。杨启周向他们介绍了曾威斌的特征、习惯、电话号码、活动规律、车牌号码以及去广州经常住的酒店等情况。经过密谋，决定让谭冒充港商，以到阳春投资为名接近曾威斌，将曾引出阳春杀掉。为了表示“诚意”，林启菊将杀人的“前期费用”十万元先付给谭国政，余款在事成之后再付。谭、卢二人用这笔钱买了一辆汽车，作为作案工具，加紧策划，准备实施。

然而，动手之前，却因为一件小事泄露了天机，这是杨、林万万没想到的。

为一个市长的官位，可以如此丧心病狂，官小一点就该有点理智了吧？也未必。1996年8月1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了这样一件案子。

安徽省五河县交通局副局长王守凤与局长曹之平产生矛盾。王找到地痞王守胜、陈先龙，以调动工作和给重金为诱饵，策划报复局长曹之平。王守凤向杀手们提供了曹的照片，向他们介绍了曹的生活、工作规律及行走路线等资料，密谋下手。

1995年9月2日早7点，曹之平离家外出，早些时候获得了信息的王守胜带领五名同伙，追上曹之平，对曹的臀部连剌五刀，然后逃窜。事后，王守凤付给王守胜等人六千元人民币。

小到村长的位置，都有动用杀手来争夺的。

《中国商报》1998年7月12日报道：5月4日，辽宁鞍山铁东钢城大营盘村村民王国军、李印査、佟乃刚三人从王家出来，准备去参加村长竞选会。

刚出门口，突然冲出六名大汉，挥刀乱砍。王国军被砍几十刀，倒在血泊中。李印査逃走时腿上中了三枪。李印奎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王国军脱离危险。

警方经过侦察认为，此事与村长选举有关。

于是，警方把视线瞄准现任村长张万鹏和他手下的“能人”——大营盘尾矿开发销售中心经理魏世福。

当杀手何国强来找魏世福索取费用时，被警察抓获。

何国强供认：“前几天，魏世福和他手下魏利刚找到我，让我找几个人教训王国军，并关照下手重一点。先给了四千元，事成之后再付五千五百元。”

魏世福被捕后，交代出他的后台是张万鹏。张万鹏对魏说：“王国军在村子里有威信，如果让他选上村长，我就没福享了，你的尾矿也就包不成了，一年几十万就没了。”

在张万鹏导演下，发生了上面一幕惨剧。

张万鹏被收审之后，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还交代了去年砍伤村支部书记和村工业公司经理的事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卖官和杀官，都是官本位文化酿成的丑剧、悲剧。

相当多的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大讲人民公仆，暗地里最关心自己的升迁；台上大讲为人民服务，台下猛捞狠捞一点不含糊……

怎么办呢？有的论者指出：儒家的心性、良知、觉悟、修己、道德作用十分有限。

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指出：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出现了许多王宝森式的贪官污吏？因为我们的制度机制上有问题，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要弥补制度机制上的不足，就得吸收中西政治资源的合理层面(如中国的谏官制度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刘军宁说：如果好处太多，诱惑力太大的话，当官就会成为一块肥肉，引人向往，大家便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以各种手段去谋求这个职位，这就必然滋生新的腐败现象，比如对主管任命官员的人行贿等等。他提出的对应方法，一是逐步扩大选举；二是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三是在理论上倡导有限政府论，逐步减少官员过多的权力，真正相信群众，把许多事情放给民众和市场去做。

第十八章 儒家学说再度崛起

新儒学谁来评点

近些年来，新儒学由出口转内销，重新耀眼起来，在国内渐成显学。

也许是形势使然，深圳行政学院一位笃信新儒学的讲师蒋庆，说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话。

蒋庆对中国现实情况十分着急。他认为，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都安立在儒家文化上。由于“国人普遍否认儒家传统”，今天的中国，民族生命无处安立，民族精神彻底丧失。这样，中国人的心理就承担不起现代化的冲击。现代化是一种外来的巨大冲击力，“现代化必然会把这一民族的心理防线冲垮，其结果必然是这一民族完全丧失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今天中国最大、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蒋庆认为，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加速实现现代化。

他说：“复兴儒学是中国内地当前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那么，可能性何在？蒋庆说：人民正处于民族精神彻底丧失的极度精神痛苦之中；由于政治运动耗尽了精力，人们在精神上已处于空白状态；另外，海外新儒家学者积极对大陆进行文化“反哺”，使一些青年认同儒家文化，这些都提供了复兴儒学的可能。

蒋庆认为，儒学是神圣的、普遍的、永恒的正统文化，儒学应该恢复它在中国历史上崇高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他说，目前中国流行人生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传统虚无主义，应该用三代圣王的中国传统来对治，用圣贤形象充实人生，去除私欲，达到天人合一，实现最高价值。

他批评说，眼下国内以权谋私、贪污索贿、投机官倒、倾吞民利已到无以复加地步，道德沦丧，“唯一希望就是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只有儒学才能提供道德批判，“让乱臣贼子惧”，阻止这个社会的道德沦丧。

蒋庆认为儒学能够包容现阶段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出路。他说，民主实质和基本特征是一种道德精神，“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要实现民主政治，非儒学不能为功。”另外，儒学能为工业文明提供道德基础，因此能促进经济发展。他要求恢复私人讲学制度和书院制度以改革教育，弘扬道德，匡正人心。

蒋庆鼓励一些信心不足的人说：“孔子复兴周道，董仲舒复兴儒学，宋儒复兴儒学，不是都成功了吗？”他认为，现在面临的儒学复兴虽然困难很大，但也在节节胜利，一定能成功。

蒋庆发表在台湾《鹅湖》月刊一七〇、一七一期(1989年8、9月)上的文章《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把他的意见说得更为充分。这些话是豪迈的，声音也很高。

但有的论者认为，这些意见太过空泛也太过激进，倒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的话说得委婉一些。

陈来没有像蒋庆那样“迫切”，他觉得：“在全民族急切要求现代化的氛围中……儒学发展的合理性能否成为现实的必然性，是值得怀疑的。”

陈来把眼光放得很远，他有这样一个预测：“注意西方国家在后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如过度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个人的孤独忧惧，可以认为，一旦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儒家传统的再发展一定会到来，那时候，浮面的反传统思潮将会消失，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植根于深厚民族传统的文化复兴。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想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

为了消解反对者的压力，陈来说：“积极地促成儒学的进一步发展绝非意味着要恢复它在中世纪的一统地位。”

陈来是这样考虑：“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必然走向多元化。站在多元文化体系的立场，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某一个思想体系的取向，毋宁是系统相互作用的诸多要素的综合效应。”“不是就儒家自身思考儒家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和方式，而是把它置于多元互动的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建构中综合地设计它的发展。”

陈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进一步发展民主、科学、法制以及人权等，但这不等于说应由儒家提供这一切，这也不构成儒学恢复其生存及影响的基本条件。”

陈来说：“我自己的意愿是，在一个新的文化结构中，不但有民主、科学等制度化的建构，以及形式合理性的经济结构及为其所提供的人的利益动机，而且应使儒学仍然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

陈来强调说：“儒学在未来多元文化结构中仍可扮演较为积极的角色，但绝不再是作为儒教中国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精神气质对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影响。”

陈来这些意见，见他的《人文主义的视界》等著作。

让我们掉过头来。

新儒家是一个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两个主要阶段，限于篇幅只能简略评述。

一是宋明时期开张新儒学。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由于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知识分子崇尚老庄之学，儒学陷入低落，威风已远不如汉代。朱熹曾感叹孔孟学说已经成了“绝学”。

唐朝韩愈提出道统说，企图振兴儒学，成为新儒学前奏曲。到了宋代，王安石、张载、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颖、朱熹、陆九渊等人出来，爬罗剔抉，提要钩玄，出书讲学，利用权势和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扩大辐射，并掀起争辩，才成了气候，使儒学大振于天下，重新成为统治思想。宋儒的工作，主要是把孔孟等儒家开创人物较为散漫的杂论深入挖掘，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和哲学化。在这个过程中，宋儒把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的道教思想吸收进来，特别是吸取了中国禅宗的精髓，在性命之学等方面扩展和深化儒家思想，使之适应新时代的精神需求，这就形成了新儒学。明代又有所发展。当然，万变不离其宗。新儒学的核心学问还是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新儒学的最终和最高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圣人。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明代大儒王阳明曾说，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去私。

从宋明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发展儒学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和贡献。他们生活在清末危机时代，形势所迫，不能总在“心性”兜圈子了。他们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意研究外国情况，利用儒家经典今文经学作变法文章，引起极大反响。康有为先后刊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根据形势需要，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重塑孔子形象，借儒学阐释维新主张，为戊戌变法制造舆论。康有为努力沟通儒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他针对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指出“变者天道也”；此外，康氏还力求把儒学与西学接轨。康有为在当时备受指责，被讥为“野狐禅”，但他踏出来的这一条路，对指引后世儒家与时俱变有所启发。当然，康有为早期和晚期对儒学的态度不尽相同。

二是现代新儒学。按通常说法，现代新儒学又分为三个时期。

一、20世纪20年代，以梁漱溟的新孔学为代表。

梁漱溟新孔学来源有二：中国儒学和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用柏格森生命哲学印证儒学，谋求二者合流，是一个新特点。他把着眼点放在“我”上，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上深化了儒家的认识。他提出人生三路向的观点，承认西方文化一味向前，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有成功方面。但他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过时，必为中国文化取代，则陷入“以夏变夷”的老套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欲调和，随遇而安，未免消极。

二、20世纪30～40年代，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和贺麟的新心学等为代表。

熊十力从佛学归入儒学，提出“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哲学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论。仍然是强调内心世界的完善。

冯友兰把西方的新实在主义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加以改造，形成他的新理学体系。他认为“理的世界”先于实际的世界，即是“我们的主张，是纯客观论”。理，可以离开心，离开实际，而独立存在。冯先生论述的目的之一，是意图说明封建伦常的人道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是永远存在的。

贺麟的新心学主张，心是唯一的实体。精神(心)为体，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贺先生认为，一切都在自心的掌握运用之中，该用什么就用什么，既要继承中国文化，也要继承西方文化，这样来成就自己的体用之学。中西文化优劣论是没有意义的。他还说：“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贺先生还对三纲五常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三纲五常仍可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

三、由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署名，发表在台湾《民主评论》及《再生》两种杂志1958年元月号上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当代新儒家的纲领性作品。

《宣言》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生命，有绵延不绝的统续和“道统之相传”。

《宣言》指出，儒家“注意人与人间之伦理道德”，并具有宗教性和“内在的超越信仰”。《宣言》说，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本源。《宣言》要求发掘人的“内在的道德良知”，激发“道德觉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来解救困境。《宣言》吁求：“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么地方停止，则智慧之运用亦即呆滞不前。”这种心态，超越了客观精神和科学研究的町畦，情感的投注变为宗教的虔诚，其主观性和盲目性不言而喻。

近些年来，海外新儒家又有方东美、杜维明、刘述先等人的观点引起注意。内地新儒家的研究亦渐趋活跃。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一直热心于振兴新儒家事业，仆仆奔走，著书立说，不遗余力。他认为：发掘儒家传统的人文资源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也有助于建构全球伦理。他主持过“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这一科研项目。他通过研究东亚各国及地区的发展，指出东亚社会在政府作用、考试制度、家庭功能、储蓄率和地方组织等方面存在同构现象。他认为，工业东亚确实融会了不同的文 明，“但从价值总体取向来看，儒家伦理是导致工业东亚文明如此发展的基础之一”，“儒家和整个工业东亚的文化心理结构结了不解之缘”。

杜先生儒学研究的时代感非常强，这是他的最大特色，也许是受了康有为的启发吧。他在主观上非常注重把儒家文化研究和现实发展的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对当代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东亚发展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但是，杜先生的信心还不是很足。他说：如果东亚地区争气，那儒家形象就好，否则儒家形象就糟。对于杜先生来说，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儒家文化的负面作用，应该进一步深思总结。

至于内地的新儒家研究，上面所举的蒋庆及陈来的意见，可以说是年轻一辈当中的两种倾向——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激进派和稳健派。

以上是新儒家的发展历程。那么，新儒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以孔孟程朱思想为体，有选择地吸纳技术性的外来文化为用，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这就是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海外和内地的新儒家人物各自强调的重点并不相同，比如有的人强调“仁”，有的人强调和谐广大的生命精神，有的人强调心性良知，有的人强调集体、家族等等。

目前，内地知识界对新儒家的主张，有三种态度。

一是多数人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来自各种角度。

向世陵发表在199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现代新儒家研究综议》，在肯定了新儒家的若干价值之后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只是抽象地谈文化而讳谈国难和民族生存危机，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思潮与社会现实和民族危亡的紧密关联。而且，在当今国际条件下，要想保存中华文化，迫切需要的是尽快提高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希望依凭心性修养来摆脱危机和走向现代化，就显得非常幼稚。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新儒家在吸纳西学和重建儒学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其对西学的批评并希望由此改变西方文化的走向的努力却收效甚微。”

向先生还特别针对新儒家的研究热点——东亚发展问题发表了下面这些意见：“新儒家由原来并不显山露水的一个学派发展成为今天的‘显学’，除了得益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外，东亚地区所谓儒家经济圈的经济‘奇迹’或曰‘儒家资 本主义’是儒学复兴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它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令新儒家头痛的儒家伦理和现代化的矛盾在实践层面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但这二‘基础’和与之呼应的儒家伦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1997年以来东亚地区爆发的战后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儒家伦理尤其是儒家‘人治’的短长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与新儒家在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方面有一致性，但双方在理论基础、文化观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的明显分歧也是不应回避的事实。”

张岱年在199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答问录中说：“我不赞同儒学复兴论，认为对儒学的内容应加以分析……新儒学的许多学者是要继承儒家的道统，我不同意。我认为，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儒学作为一个学派还是可以存在的。”

任继愈在《论儒教的形成》等文章中指出：儒家的第二次改造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修行方法，产生了宋明儒学，即儒教。它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相一致，对人民起着极大的欺骗和麻醉作用。历代都进行了儒学造神活动。儒教对叛道者十分残酷，重要的手段是“以理杀人”，例子不胜枚举。儒教不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是向内反省，正心诚意当圣贤。儒教限制新思想萌芽，限制科学技术发展，中国自明代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封建生产关系腐朽，而儒教对人们探索精神的窒息，也使发展步伐迟滞。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顽固，难以改变，儒教作梗是原因之一。

李泽厚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一文中评论梁漱溟说：“中国近现代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化，因之这种不满意资本主义、尖锐揭示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病痛，要求以中国传统来补救的理论，在客观历史上却恰恰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它具有某种民粹主义的性质和色彩。社会斗争和政治逻辑使梁的理论成为保守派所欢迎的思想学说。”

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先生在评论了牟宗三的思想之后，提出了这样两个对新儒家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第一，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外王，在今天看来，当然不仅是政治，而是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现实生存，它首先有科技、生产、经济方面的问题；内圣，也不仅仅是道德，它包括整个文化心理结构，包括艺术、审美等等。 因之，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由内圣决定外王的格局便应打破，而另起炉灶。第二, 现代新儒家是站在儒学传统的立场上吸收外来的东西以新面貌，是否可以反过来以外来的现代化的东西为动力和躯体，来创造性地转换传统以一新耳目呢？”

刘再复、林岗在《传统与中国人》一书中说：当代新儒家寄望于儒家第三期发展以补救时弊，这种见解，尽管带有学术上的真诚，但离中国的现实要求还是太隔膜了。“儒家文化精神和道家文化精神，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他们告诉人们：不要寻找，不要追求，不要创造，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它把中国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结构伦理化和神圣化。”道家随遇而安的苟且精神，“与儒家哲学构成一种互补结构，造成中国人民严重的精神萎缩，而无法激起中国人民去勇敢进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满素在《爱默生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儒学四大部分的消极面：1、儒学对人际关系的强调为宗法制提供了依据，个人发展受阻，导致情面和裙带风盛行。2、儒家政治是人治不是法治。靠统治者道德完善建立仁政，有如在沙滩上造房子，最好结果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儒家政府从理论上说是圣人之治，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专制统治。政治道德化使中国人直到今天还难以把属于道德范畴和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区分开来。儒家把“国”看成 “家”的扩展，相信治理国家就像父亲治理家庭，导致家长制。3、让全民都当圣人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过于沉溺于修身养性助长空谈习气。4、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的“学”有三大缺陷：A、它是为政治服务的；B、它是反技术的；C、它不鼓励探索未知领域的勇敢精神。

钱满素认为，儒家的思维方式具有以下特点：自今返古向后看，自上而下的等级思维方式，绝对的思维方式和教条态度。从近代看，儒家思维的消极方面一直在限制着中国人，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某些固有的思维模式还时常借着现代理论和术语在起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传统儒家学说中包含着现代价值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既缺乏严密的逻辑系统，又不具备操作性。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儒家话语来阐释现代价值，向前发展和突破，特别是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建设。说到底，这也是对儒家的改造过程。新儒家中有的人拒斥西方的自由主义，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当然不可取。但也有些新儒家借用儒家话语阐释新的思想，用新时代精神来重塑儒家新形象，那是可以的。因为现代价值要获得本民族公众的认同，就不能张口斯密，闭口哈耶克，只以洋符号来象征自己。而它之所以可行，一是由于现代价值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每个民族的人们都应当通过本民族的象征符号(说到底是民族语言)来理解它。二是语言符号也存在索绪尔所说的“任意原则”，即可以从任意角度使用语言符号。问题全在于你针对什么。你到底要讲什么意思，是从你批评什么、否定什么来确定的。这是语言符号使用中的另一原则——“差别原则”，即任何意义的确定只能在差别中存在，任何一个概念如果不和其他概念相对就没有什么意义。比如缅甸的昂山素季以佛教典籍解释自由民主就是一个例子。她以佛经阐释民主，是以缅甸军人政权中某些人“违反佛教精神”为靶子，而不是以哈维尔或英国的洛克(尽管他们都不信佛)为靶子。又如，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搞评法批儒，借《盐铁论》做文章，吹捧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批判“贤良文学”(即儒家)。这时海外有的新儒家就支持“贤良文学”，因为“贤良文学”搞盐铁民营；他们反对桑弘羊，因为桑弘羊搞“统治经济”。在这里，大家要讲什么都是很清楚的。当然，用现代价值重塑儒家，不能像有的新儒家那样，只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心性、道德方面。这是脱离实际的，起不了什么作用。要向前拓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创新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刘军宁认为：儒家开不出自由主义，所以我们要引进自由主义。应该把自由主义与儒家学说当中比较适合时代需要的内容结合起来，当然要以自由主义为主导。而新儒家一些人强调集体主义、家族主义，淡化乃至蔑视个人权利，是发挥了儒家的消极因素，把儒家置于现代化进程的对立面，使儒家处于更加被动和尴尬的地位。刘军宁认为儒家学说并不是东亚发展的支撑。东亚的发展，是引进自由主义的结果。1997～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向世人表明，在自由主义引进比较多的地方，社会动荡就比较少。

启良在《新儒学批判》一书中说：“本世纪中国问题未能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的传统太深太厚。文化的失向，社会的混乱，并非因为传统儒学的地位不显，而是因为其阴魂不散。即使到了本世纪末的今天，仍然还是这样。这几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管人们的主观动机如何，但社会发展的趋势却是向着世界历史的大潮流逐渐合流。然而，妨碍今日中国历史健康发展的，仍然是封建的东西，儒家的东西。一方面，官本位作祟，当权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面对官场黑暗、道德沧丧的严峻现实，人们不是去考虑如何消除腐败的土壤，和如何在制度建设方面努力，而是徒劳地宣扬儒家德治思想，试图用唤起腐败者良知良心的办法消除腐败。对百姓们来说，他们不是去深思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是一味地怀念50年代的质朴、公正与平等，甚至怀念‘文革’期间的大锅饭、平均主义。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本人在物质生活方面两袖清风，不贪不占，当时的干部也比现在的清廉。此种思想，仍然是传统儒学里的德治主义与民本主义，仍然没有跳出封建文化的圈子。只可惜，我们的国人至今认识不到这一点，始终绕不过对明君清官崇拜这一道思想障碍。”

有些更为激烈的意见说：“有人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似乎看到儒家文化的希望，由此认为21世纪必将是儒家文化的天下了。但从去年开始的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危机来观察，儒家文化成为21世纪的主流文化已成泡影。中国近几年的国学热和新儒学热，很是轰轰烈烈了一阵。其实这是旧派人物企图以传统来反抗现代化，反对改革。顾准说，中国的传统是不能产生科学和民主的。但是总有些人喜欢幻想，愿意当祭品。”

二是主张文化融合。

写了《厚黑学》的李宗吾说：“中西方学术思想虽有很多地方极端相反，然而可以调和。兹再举一例为证：中国的养生家，主张静坐，静坐时丝毫不许活动；西方的卫生家，则主张运动，愈运动愈好，两者恰好相反。但是如果我们静坐一会 儿，又起来运动一会儿，则中西思想不就由矛盾而统一了吗？笔者认为中西学说可以融合为一。”

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行霈提出“文化馈赠说”。他说：“各种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如果抱着馈赠的态度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态度，就可以互相交融。在当今世界上，孤立的民族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单一的全球文化也是不可想象的。”

该中心副主任吴同瑞说：“我们主张‘对话意识’，摈弃‘较量意识’。”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接受《书屋》杂志记者向继东采访时说：“说哪个文化占优势，恐怕不太妥当。历史上的成功和进步，都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过去英国没有文官制度，是从中国文化里学去的。欧洲发展快，就是多种文化并存碰撞的结果。摹仿也是一种文化，落后国家摹仿先进国家是一种进步。中国近年来出台的《破产法》、《公司法》、《公平交易法》、《房地产法》、《证券法》等法律也都是摹仿的结果。”

三是主张实现儒家学说创造性转化。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学者崔永东在《试论儒家伦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负功能》一文中说：儒家正面临市场经济的挑战。它的某些观念不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例如，孔孟荀一再强调重义轻利，宋明理学家更是对个人利益持一种压抑否定态度，他们把公与私绝对对立起来，这是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是利益原则，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杠杆，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又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它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助长大锅饭的懒汉思想。再如孔孟强调贵贱有等、亲疏有别的宗法等级制，造成个人在宗法之网中备受压抑，使个性受摧残，人格不能独立。但崔先生又说，儒家提倡的“克勤克俭”，以及“信”和“诚”的原则，在今天有现实意义。他说：“在合理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民主制度)下，儒家伦理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和扬弃，可以成为现代化的促进因素。”

怎样扬弃呢？就是“抛弃那些有碍于市场经济的成分，而发扬那些有益于市场经济的成分”。

经济学家邹东涛认为，“文化冲突论”不适合中国国情，实践效果大多不成功。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过分渲染“冲突”是不明智之举。他提出，对传专统文化的明智之举是“文化整合”。

邹东涛在《文化冲突、文化整合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说：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宏观继承、综合创新”的战略，根据转型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释、创造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需求，实现文化、改革、经济、社会的协同和一体化。邹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一文化而是复合文化，在几千年历史中兼收、并蓄、融会了许多文化体系的精华，有着根据时代需要进行文化整合的丰富内涵和基础，“内圣可以整合出一个新外王”。怎样操作呢？ 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的思想精华，如孔子和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春秋时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儒家的民生思想，以及变法精神等等；二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时还要“因循”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性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比如宗法网中的家庭、家族观念等。邹东涛认为，在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整合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和实用主义都起着较大作用，但随着新体制不断积累、完善和配套，中国总是在高一脚低一脚地一步步走向理性制度、法制制度和正式制度。

五四运动是罪人吗？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等著作和文章当中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引发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林先生的观点得到新儒家的赞同与支持。一些新儒家人物把林先生的观点向不同方向发挥、发展开来，从而使这场争论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

林毓生也承认：“我们可以说五四对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要求，是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

但林毓生的重点是批判五四运动。批判什么呢？批判两点。

一是对民主科学理解肤浅。林先生说：在“形式层次上，五四人士喊了不少口号，高谈自由、民主、科学、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但不能不指出，他们的这些观念在实质层次上是相当肤浅、浮泛，甚至错误的，例如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 文学革命论，现在看来是很不通的。他们把科学看成了宗教，对之产生了迷信，这种‘科学迷’式的科学主义是很不科学的。”

二是思想方法不对。林毓生说，辛亥革命以前的知识分子向传统挑战，只是攻击传统文化中特定的点，而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作全盘彻底的反抗，“整体性或全盘式的反传统思想在五四时代占有极大的优势是一项明显的事实”。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因此便能够不承认中国过去在许多方面的成绩，或不声称中国过去有许多成就。”

这第二点，是林毓生做文章的重点。

他举出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三位领袖人物作分析，指出：“这三位人物极不相同，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却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现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思想革命，而这种思想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 的过去。”

林毓生认为，五四整体性反传统的崛起，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二是辛亥革命使王权和皇室崩溃，不仅使政治秩序瓦解，而且使文化秩序损坏了，使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架构崩塌，这就为反传统的人提供了全盘否定传统之结构的可能；三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使用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思想模式——认为思想决定一切的“一元论思想模式”。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导自先秦之后儒家的思想模式”。因此，看起来五四人物是新的，其实却掉进了传统的泥沼。

林毓生说，在这三个因素作用之下，五四时期新文化人物“认为中国传统每一方面均是有机地经由根本思想所决定并联系在一起”，因此，“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部打倒不可。”林毓生认为：整体反传统思想，实际上犯了“形式主义”或“抽象主义”的错误。

林毓生认为：“五四反传统思想笼罩范围之广，谴责之深，与在时间上持续之久而言，在整个世界史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虽然，五四新文化人物的反传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但是“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思想上的混合，产生了极大的紧张，造成了日后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上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造成的问题之一，就是日后还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

林先生指出：毛泽东青年时代思想形成时期，就受到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特别注重意志功能，强调思想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能力)，以及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的要求(这种要求一向以对旧文化的激烈排斥为其前提)，这些特色实源自五四运动的激进传统。

林先生从以上分析出发，在不同的场合曾一再呼吁要消除“五四反传统思想所产生的各种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他甚至称五四运动是一个“祸害”。

林先生主张什么呢？主张“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在全盘否定传统中进行，而是把西方价值观念与传统中健康有机的质素衔接而进行，使传统因获得新的意义而复苏。

其实，五四运动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反对毒害中国人的君主专制和愚昧迷信的意识形态，这些腐朽的东西(包括儒家和新儒家学说中适应君主制、等级制和家长制的消极面，以及脱离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的关于心性的空谈)，压抑了中国千百年，扭曲了无数知识分子心灵，造成了亿万斯人无数惨剧，加剧了中国的因循与落后。五四运动起来批判它有何不可呢？与此同时，不是还有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嗤之以鼻吗？不是还有新儒家四处宣传儒家文化本位吗？不是还有袁世凯、张勋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尊孔读经吗？何以对此不发一言，偏偏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如此不能放过？

在这个澎湃全国历时既久的运动中，出现一些激烈的语言(打倒孔家店)和行动(火烧赵家楼)，是难免的。

至于林先生所谓的“全盘、彻底、整体性”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存在。就以林先生所举的三个人物为例。

鲁迅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几千年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两个字，反传统可谓激烈。但是，鲁迅也收集和研究汉唐古砖、拓片，研究书法，纂辑和校刊古书。他先后校刊了《嵇康集》、《岭表录异》，纂辑了《谢承后汉书》、《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等书籍。他还研究和讲授中国古代小说史，撰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林毓生在另外的场合也曾谈到鲁迅的内心矛盾——否定传统和研究古典文化的背反。

首举五四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新文化诞生建树甚大，更以提倡西化闻名，是五四运动旗手之一。但他卓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仅对推动当时古典文化研究贡献甚巨，而且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新文化发展方面的历史地位十分显赫。但他长期注意中国文字的创始及流变，并且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研究。

另外，由于林先生没有在祖国大陆生活的经历，所以他关于“文化大革命”与五四一脉相承的论述，就显得对中国情况十分隔膜。五四是企求创新，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复旧。

“文化大革命”中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人人戴毛主席像章，人人手挥“小红书”，人人高唱语录歌；遍布全国的批斗、游街、武斗和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整死2000万人；以及全国每个单位都贯彻“五七”指示，大办“五七”干校，朝着自给自足努力；毁灭教育，毁灭文化，煽动“读书无用论”；还有林彪、“四人帮”阴险毒辣的宫廷政变和谋杀手段等等，难道不是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和空前展示么？就连“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方面的纲领性口号——“斗私批修”，也是宋明儒家反复强调致力终身的宣传重点。宋明新儒家的纲领性口号就是“去私”。

“文化大革命”的确也搞了“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

离祖国大陆远远的林毓生大概被这些吸引了注意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是表面的。中国的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里。

林毓生的观点得到新儒家和一些新儒家研究者热烈赞同。

陈来说：要批判地审视五四。

他说：“五四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则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

陈来认为：“五四全盘反传统思潮，在学理上有两个主要失误：一是在功能坐标中判断人文价值，认为一切与富强的政治经济功效无直接关系的人文文化都没有价值……二是不能正确了解近代文化中价值理性的意义……西方文明之能够延续，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与发展，是与以基督宗教为形式的价值传统的连续性分不开的……五四以来我们看西方，只看到近代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没有认识伦理一宗教传统的连续性，从而使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对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发性，不能有全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两点失误直至今天仍然被广大的热血青年重复着。”

陈来指出：“把思想文化当作了解现代化过程的终极原因，‘从思想文化上解决问题’(林毓生)的倾向，五四以来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新儒家指斥五四新文化追求科学与民主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是丢掉了价值理性而沉湎于浅层次的工具理性。

陈来也说：“把价值理性看作传统的古代，相信现代只是工具理性，把两者看成断裂的，无视作为价值理性的精神传统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连续性，是五四以来直到今天的一大弊病。”他说：“如果《新青年》派们在高呼科学与民主的时候，不是全盘否定几千年来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贡献的古典中国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可能会少得多。”

林、陈等人的论断引发了争论。

《人民日报》1998年3月28日发表文章批评说，新儒家“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德’的继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对此，不能盲目倡和。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21日发表文章说：美国学者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把“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和中国意识的危机，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国内学者陈来先生响应此观点，将“五四”称为20世纪的激进主义。把五四运动称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1、这种说法把儒家文化当作了传统文化的整体；二、把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整体；这种说法不承认在儒家思想中有非主流的思想存在，比如明代的李卓吾、冯梦龙，清初的黄宗羲等等。

严家炎说：“文革”并不像林、陈说的那样，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恰恰相反，“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实质完全不同。“文革”出现有两个根本条件，在上是个人专制倾向变本加厉，在下是个人迷信盛行。这两者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伟希说：林毓生并不是新儒家而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他割裂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与时代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是一个大时代的大问题。林毓生没有从大时代着眼，却以思维方法这样一个技术层面的理由来否定五四运动，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样做，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历史，也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思想史。

胡伟希认为，新儒家对“五四”的否定，则有两个问题。一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新儒家强调内圣通过“曲通”等途径能够开出新外王，因此否定五四运动对西方文化的“横移”。实际上，今天的"外王”首先是指政治、经济、法律等各项现代制度。靠开发“心性”和升华道德，开不出现代的制度，所以新儒家对五四的否定是站不住脚的。二是新儒家仍然恪守张之洞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否定五四运动的实质，是排斥西方文化。这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阻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王炎认为：五四运动的确有过激之处，这是它的一个不足。但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和筛选，透过当时一些过激的言论，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精华，是它的自由主义精神。即使在新文化阵营当中，也是百家争鸣，没有谁来强迫命令整齐划一。五四运动之所以生机勃勃，之所以开一代新风尚，是自由主义精神的胜利。今天总结五四运动，不能满足于它提出民主与科学，而要更深一步，体会五四运动中蕴含的自由主义精神。新儒家提倡内圣开出新外王，但是看看实践，没能开出自由主义和各项新制度。新儒家是从传统到传统，不能解决中国的新发展问题。新儒家从内容到形式否定五四运动，就把自由主义也否定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拯救传统。激进地全面否定传统和从传统到传统，都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据说，对五四运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已经准备在北京进行一场争论。

卷五 民主的声音

第十九章 潜流激荡

科学无禁区

1978年夏天，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活跃。这些人刚刚从“文革”中解脱出来，“伤疤”尚未痊愈，便已经忘了疼似的。7月，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五百零六个院校、机关和科研所的科学工作者来参加，总计有一千五百多人。说是讲习“自然辩证法”，但是很奇怪，与会者们谈论的问题大都与“自然”无关。他们津津有味地把“真理标准问题”说了好些天。也是在这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一次会议的名称没有绕一个很大的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叫做“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研讨会”。与会者一百六十多人，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来的人，也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员。

这时候，“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达到了高潮，这股潮流迅速地将形形色色的思想汇聚在一起。各省各市各自治区的官员们也已经在报纸上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过，在同样一面“解放思想”的旗帜之下，文人们的心情同官员们有些不同，说出的话也不一样。文人把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表达得更强烈。比如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研讨会”上，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孙耕夫刚刚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就迫不及待地阐述“科学无禁区”的道理。发言的人有冯定、王耕今、马沛文、汪子嵩、胡福明、李秀林和林京耀。就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这个时候也表现得相当开明。他说，他希望这次会议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打开新局面，提倡科学无禁区，不同途径地探讨问题，不搞棍子主义，也不要怕打棍子。他的这些话显然并不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了社会科学。文人们分外激动，在饱尝了至少二十年的“棍子”之后，他们相信，科学真是进人自由的天地了。如果不是后来那些年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这些文人一定会对这位在1978年高呼“科学无禁区”的人抱有更多的崇敬之情。

八天之后，也即7月24日，周扬也来了，他的讲话包含了更加强烈的民主倾向，所以台下的人们听来更加精彩。他提倡“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提倡“独立的见解和独立的创造”。他说，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还说，“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和加强了党对科学的领导。”

那个夏天里周扬讲的话真是不少，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老是露出心有余悸的样子，说出的话从不兜圈子，也从不模棱两可，左顾右盼，他似乎拿定主意要在中国的上空张扬起自由和民主的旗帜。到了秋天，思想解放的势头更加强大，“凡是派”已经只有招架之功的时候，周扬也把他的自由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出来。那是在1978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举行开学典礼。周扬到会上去讲话。他对所有的教师和学生说：“我们要的是，对现实问题，对当前国内和国际问题，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热烈探讨的气氛；是密切联系实际、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钻研精神；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学、自由辩论的学术空气。”这时候他是研究生院的院长，所以讲话的时候就有些教师讲课的味道。周扬说，有一个哲学家，叫作第欧格尼。他要学生回答问题，当学生表示同意先生的意见的时候，他就拿拐杖打学生的头，还斥责道：“先生讲的意见你为什么不反驳？”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周扬说：“我们研究生院的导师们，将来学生完全按你的意见回答问题，你也可以拿拐杖敲学生的头。”台下的学生听了这话不免交头接耳起来：这不是明摆着要我们脑袋后面长反骨么？假如学生们把这个问题当真提到周扬面前，他也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事实上，用不了几个月，所有的人都会发现，这位老人的脑子里面还有一些更加大胆的念头。他想的是，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不仅仅要在这些年轻学生中间贯彻,还要推行到全国去。1979年是五四运动发生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又是周扬作报告，他的报告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更加引人注目的话还在后面呢。周扬说：“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他说“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

在场的人全都震撼不已。这么多年了，他们就从来没有听到哪一位党的干部讲过这样的话。会议甫毕，周扬的讲话便不胫而走。一时间，周扬成了知识分子心目中一面民主的旗帜。直到二十年后，温济泽还能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他说：周扬的讲话，“在全国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反响。”

“西单墙”风波

由京城中心天安门广场，沿着最主要的一条街道西去不远，曾经有一道深灰色的砖墙，沿街展开，长度大致二百米。90年代的最后几年，它已经不再存在，在它原来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商业广场，为五颜六色的广告和店家所盘踞，从里到外流淌着人类的物欲。但是，在1978年的秋天，这道墙却是京城里面最具政治色彩的地方。街谈巷议纷纷扬扬，老百姓说它是“民主墙”，不过，官方提到它的时候始终不肯说出“民主” 二字，只是叫它“西单墙”。

事情缘起于这一年盛夏时节的某一天清晨，这道墙上居然再一次出现了只有在“文革”中才有的大字报，内容是抗议对《中国青年》复刊号的批评和禁止发行。这件事情吸引了众多过客。接着，那些在“文革”中间受了委屈的人，从大街小巷的角落里面钻出来，纷纷来到这里，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冤情。政府未加干涉，任由这些人为自己鸣冤。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国家里面的家家户户，教师、职员、学生、医生、干部，甚至还包括工人和农民，都在“忆苦”——不是旧社会的苦，而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苦”。就算那些没有冤情的人，听到人家讲到“伤心处”也要陪着流泪。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大家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谁说要推翻共产党。可是，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的日愈高涨，这里的气氛也亦步亦趋地张扬起来，到后来就有一点不可收拾。大字报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人群中也不仅仅是匆匆过客了。二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使得一亿中国人受到直接和间接的牵连，冤情太多了。很多人从全国各地专程来到这个角落，发泄自己的怨恨和寻找再生的机会。人们一重又一重地围在墙边，一张大字报贴出来，就立即围上一大群人，一个人喊“冤”，就立即回响起一片“冤”声，其声势已然超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就这样成了老百姓的一个政治讲坛。深灰色的墙上怨声沸沸扬扬，由倾诉个人之冤情发展到倾诉社会的不公。到了秋末冬初，有人开始发泄对毛泽东的不满。有一个人在这里说：“毛泽东根本不是什么伟大领袖，充其量只是一个农民领袖。”另一张未署姓名的大字报为周恩来叫屈：“主席灵堂一何巍，总理却在雪中睡。”另外一张大字报的署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壮烈”，他要南斯拉夫驻中国的使馆替他把这张公开信转交给铁托。“壮烈”对铁托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确实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第三个里程碑就是您。”这已经是极为明显地排除了毛泽东的位置，可是大字报的作者还不肯知足，他又接着写到：“我们中国1949年就获得了解放，二十多年来，仅在头七八年过了好日子，往后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中国人民感到多么内疚和悲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铁的事实证明，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不在中国，而是在南斯拉夫，就是您——敬爱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同志。”

这些议论无疑已经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可以容忍的程度。可是，这还不算，“西单墙”上的反叛气氛仍在变本加厉地弥漫着。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宣布，两年前被判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参与此次事件的人也一律平反昭雪。这就更加助长了“西单墙”上的气焰。又过了十天，由兴奋和不满聚集起来的人已多至数千。他们以这道墙为营垒，举行“民主讨论会”，几十人发表了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把听众揽得热血沸腾。

人们很快便看到戒备森严的警察出现在周围，党的主席华国锋的一个说法也传到他们中间。华说：“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年轻人现在有了“四五”英雄的榜样，其士气已非一般的禁令所能遏制，他们以更加激烈的言论向政府呐喊。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党的领导人终于发现，他们的当务之急，还不仅仅是争论“两个凡是”，以及平复“文革”留下来的种种冤情，事实上，那个“西单墙”上也在显示一些危险的倾向。不过，党的官员中间，对年轻人在“西单墙”上的作为表示支持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曾对《中国青年报》的一位编辑说，应当把“西单墙”的大字报选择部分刊登在报纸上。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说，“群众贴大字报，开民主讨论会，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继续提出自己的民主要求，表达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要求，这是人民群众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表现……一看到人民的民主情绪高涨，就惊惶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众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

佩服得五体投地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民间的民主潮流与官方的民主潮流在相当程度上汇集在一起了。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题目是《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文章一开头便说：“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如同一声春雷，响彻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作者说，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按照作者的意见，中国的确有一种“反革命势力”，这就是“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文章还说，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在写了这些话之后，作者就提到“人民万岁”，说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群众队伍时曾高呼“人民万岁”，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那些天里，天安门广场上的一面巨幅标语写着“人民万岁”。还号召中国人民“在‘人民万岁’这个历史真理的召唤和鼓舞下胜利前进”。党中央机关报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像是在祖国千山万水之间响起了又“一声春雷”。

邓小平在最初也不像华国锋那样情急火燎地指斥“西单墙”。有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査德·伊文思所说：“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年轻人的过激言行，邓小平非但不加干涉，反以一种真正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说出一句千古名言：“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共产党中身居高位者如邓小平，能够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令广场上的年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的热情不免更加高涨起来。

不过，年轻人这一次搞错了。邓小平不会支持他们越轨。只不过，那个“西单墙”上的东西在眼下对于“解放思想”的大局还有着几分推动，实在不必过早地拆掉它。到了1979年早春，“民主墙”发起的运动更加激烈。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示威。对邓小平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友善。“他开始觉察到了危险，”理查德·伊文思说，“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人造成伤害……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

伊文思所说之政治上的“伤害”，不仅仅来自“西单墙”上那些“要民主，要自由”的言论，还来自另外一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邓小平仍然是个“邓纳吉”。这个人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正在撰写一篇文章，专门谈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毫无疑问，这是冲着邓小平的。文章把毛泽东的一句耸人听闻的话再一次加以引用：“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再早一些时候，某杂志的一位领导号召属下“对付重新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那个月里，西单墙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字报忽然多起来，把当初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也覆盖了。有一张大字报说：“邓小平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凡是派”现在可能会庆幸当初没有把这个墙封死，原来“民主”这东西也会被他们所利用，让他们有机会掉转枪口冲着邓小平打过去。

邓小平感觉到强大的压力。毫无疑问，压力还来自京城里面那些几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的人。当然，北京以外的地方，风声也挺紧。有人质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了。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王洪文两年前被捕的时候说过“十年以后再见”，意思是他终有重见天日的时候。现在，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两个人的对话竟比王洪文还要“乐观”。一个说，“阶级斗争，隔七八年再来一次。”第二个说，“要不了七八年，等五年再看。”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了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怨恨，等待着再一次“变天”。有些人真的就结成“地下党”。京城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把一份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上面的内容还算客气，没有直接说邓小平如何如何，只是集中力量“批判胡耀邦、胡乔木的修正主义路线”。另外一个叫做“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十九人委员会”的组织，可就不那么客气，它把一份传单同时发送十几家报社，长达一万六千多字，通篇大骂邓小平是个机会主义者。所有这些事情集中到一起，就把一些人搞糊涂了。

重点讨论民主问题

197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政治空气一下子宽松起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毛泽东留下的古老国家沉寂了两年，每一个人都不知所措，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1957年他们的“大鸣大放”一败涂地，此后二十年不能振作。今天的胜利在他们简直是死灰复燃，看来有极大的必要乘胜前进。1979年1月，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具有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几个星期以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占了上风，“两个凡是”的理论也威风扫地。但是，与会的官员们似乎意犹未尽，满肚子还有好多话，不吐不快。邓小平肯定是感觉到这种局面，所以他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很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说话。叶剑英这时候与邓小平似乎是心照不宣，也觉得有必要以某种方式继续让大家讲话，所以他提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不是解决任何具体的问题，只是谈论一些理论的和思想的问题。有如胡耀邦后来的表述，“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这个建议在政治局中得到不少人的赞成。这样，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华国锋便宣布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

1月18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务虚会在北京召开。刚刚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一心想要鼓动大家畅所欲言。考虑到大家的心里仍然余悸未尽，他就第一个在会上发言，以证明这一次党的方针不是“引蛇出洞”。他的发言题目叫作《理论务虚会引言》。他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人们的认识参差不齐，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点。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没有明说“一些同志”是谁，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指华国锋和汪东兴那些人，不免在心里把胆子壮大起来，就听见胡耀邦继续说，“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胡耀邦还宣布了一个漫长的会议时间表：从18日开始，直到26日。然后大家回家过春节。节后，2月1日接着开会，到2月12日休息。几天后进入会议的第二阶段，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大约四五百人。再开十天左右。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作报告。

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的那些人，大都具有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除了胡耀邦之外，还有胡乔木、黄镇、朱穆之、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和胡绳。

1月19日上午，有6个人作了一次联合发言，这6个人在京城里全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包括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新华社社长曾涛、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华楠、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这些人推举胡绩伟作为他们的代表，发言的题目听上去挺委婉：《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但内容可就相当犀利，也相当长，大约有两万字，把八个月来的争论说得淋漓尽致。二十年后，张湛彬回忆这一段情节的时候说，这是理论务虚会上最有分量的一个发言，“有触目惊心之感”。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同一天，杨西光在另外一个小组里发言，将他和胡绩伟、曾涛一起核对整理的一份材料在会上公布出来，材料里面是党的副主席汪东兴1978年6月15日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的讲话记录。三天以后，胡绩伟和杨西光又一次联合发言。这一次，他们公布了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初期同吴冷西争论的全部材料。包括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的记录，吴冷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他给胡绩伟打电话的内容的说明，胡绩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答复吴冷西的发言，以及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王惠德说，“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周扬问道，“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变化，”历史学家黎谢说，“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经济学家许涤新说。

“二十年来国内左倾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国际问题专家宦乡说。

与佘者多至数百名，包括胡乔木、胡绩伟、黄镇、朱穆之、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冯文彬、成仿吾、许涤新、莫文华、薛暮桥、蒋南翔、林默涵、熊复、张显扬、李洪林、马洪、吴明瑜、孙冶方、郑必坚、宦乡、王忍之、李鑫、苏绍智、严家其、龚育之、吴敬琏、阮铭、马沛文。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发出二百六十四期简报。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其中包括了下面这样一些话题:

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人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靠不住

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

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

警惕封建复辟，“四人帮”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

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

发扬民主不是恩赐

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反对理论恶霸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十年后谈起这些的时候还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路线的大转折；务虚会是理论上的大突破”，而且，他还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来歌颂这个春天的价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与中央理论务虚会同时，山东、上海、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等地也在春节前自动召开了同样的会议。参加人数一般五六十人，上海三百人。现在，全中国的文人似乎都汇聚在一起，对中国既成的理论体系发起了范围更加广大的冲击。就在大约三周以后，邓小平也兴致勃勃地鼓励理论务虚会上的文人们“重点讨论民主问题”。他说，“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

然而事情很快出现变故，令人们措手不及。表面上的起因是一场战争。2月17日，中国人越过边界进入越南，是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争3月16日结束，其全部过程局限于一个极小的地区，然而它对于中国国内的形势，竟会发生重大的牵制。北京出现了“反战”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是已经给党的领导人带来很大麻烦。“西单墙”上出现了批评这场战争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还要世人警惕“独裁”。邓小平震怒了，胡耀邦不知所措。这时候，被战争打断的“务虚会”再度开始。有人就把消息传进了中南海里，说“秀才正在开会造反”；然后又有消息传出来，说秀才们的会是“搞乱思想的会”，“闯祸的会”。北京大街小巷里有人用京腔的谐音，称“务虚会”为“戊戌会”。所谓“戊戌”，是指晚清王朝中的一次变法。几个文人和光绪皇帝串通一气，图谋架空慈禧太后的权力，改变大清王朝的既定制度。结果是太后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皇帝。拿这个故事来影射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局，其用心一望而知。胡耀邦倒是一如既往，他说文人们的见解“很多很好”。但是其他一些领导人可就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他们对此评价谨慎，不置褒贬，只是说，“值得注意，需要研究”。就在文人们还在那里“研究”的时候，胡乔木获得了为邓小平起草一篇讲话的机会。邓小平这个讲话后来收于《邓小平文选》，是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一天是1979年3月30日。邓的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大字报的作用已经走向反面，“西单墙”也不能再存在于世。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在“西单墙”上张贴大字报。从这一天开始，街头的大字报便转移到京城北边的一个公园里面。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再也不会有“西单墙”那种轰动的效果。又十个月后，也即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取消“四大”，也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大字报消失了。“西单墙”也不再具有政治的含义。不过，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受到影响。邓小平的初衷，也即“重点讨论民主问题’，至少在文人们中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一年里，他们写出的这方面的文章真是不少。

黎澍在《历史研究》上面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即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制度，在本质上不能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

卢之超在报纸上面读到了张志新被残杀的报道之后大为震撼。震撼之后写了一篇《冷静下来的思索》，发表在1979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些坏蛋在窃取了一定权力后，居然可以用党的名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去残酷迫害以致公开枪杀一个政治上不同意他们的共产党员，”卢之超说，“这却决不能仅仅以他们是坏蛋这一点来解释。它提出的问题要深刻得多。”卢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某些领导人(包括高级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不信任或有怀疑，对党的某些重大政策和实践，有不同的意见，难道因此就可以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吗？”这的确涉及到问题的关键。卢之超的结论是：“思想问题不能称犯罪。就算是犯罪，也纯属政治犯。因思想问题而遭逮捕，政治犯被手铐脚镣，受尽酷刑，惨遭枪决，这在当今文明国家的法律里已是很少有的了。”“在我们的党纪国法中，应当规定，即使对于当前被判定为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意见，也不准采取粗暴的、违法的办法去对待。”“在我们国家里，不应当有思想犯。”

6月，李洪林撰文说：“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党领导人民争来的。恩赐的权利可以收回，争来的权利是可靠的。”他的这一段话，因为是源自毛泽东的一段话，所以显得格外有力。那是在多年以前，毛泽东说过，“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

8月4日，孙瑞鸢、李燕奇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暴力是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更消灭不了思想的。”“如果把发表不同意见，对领导人提出批评建议视为犯罪行为，加以惩处，甚至处死，那么社会公仆就会成为凌驾于主人之上的特权者，宪法的规定就会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纸。”

9月，《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若干学者座谈民主问题。于是又有了精彩之论。邢贲思说：“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既贯彻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去，也贯彻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去。一定要提倡在学术问题上、理论问题上只能服从真理而决不能屈从权力，决不能屈从‘长官意志’。”孙尚清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像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那样，明确宣布今后也不再搞学术批判运动了。”王瑶说：“决不能动不动就给犯错误(更不必说根本没有错误)的同志扣政治大帽子，甚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前些年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应当永以为戒。”林甘泉说：“即使是基本原理，也应允许人家发表意见。”

……

文人们发出的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尖锐。那个时候人们的勇气真是令人惊讶。他们说出来的很多话，就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会让人出一身汗：究竟是那时的人们胆子太大，还是后来的人们胆子太小？或者，也许问题并不在于“胆子大小”，而是在于，那个时候，文人们无论是非正误，总还有着一腔热血，现在，人们的行为则更多出于利益的动机，至于热血沸腾地指天说地，很多人会认为那是傻瓜。

第二十章 周扬之死

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

1989年7月31日，周扬与世长辞。他的已经冷落了五年的家，现在成了灵堂。席卷京城的政治风波归于沉寂不过几个星期，官方显然并不希望周扬的去世引起太大的反响，所以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但是，人们还是自发组成了吊唁的队伍来到这里，依次进入，垂首默哀。作为共产党老一代的革命者以及本世纪我们国家文坛颇有声望的文化人，周扬生前为重重荆棘所包围，死后却又被层层鲜花簇拥着。那些鲜花的中间还凸现着数不清的挽联，从客厅一直延伸到院落。京城内外的唁电则又络绎不绝地传递到这里，经由这条鲜花组成的小路送进灵堂深处。挽联和唁电上的文字一律缅怀着周扬的业绩和品格。陆定一说，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冰心说：“我为他‘解脱’而感到放心。”巴金说：“他活在我的心里。”吕正操说他“殚思竭虑，追求真理”。周而复说他“忠实马列能玉汝，忍抛心力媚佞人”。冯牧说他“无私无愧战斗业绩重不朽”。鲁迅文学院全体师生则说他“一世忠勤担道义，百年功过付春秋”……

然而，周扬唯一的女儿周密，此刻对父亲生前一切是非功过，已经能够淡然处之。“摆脱了人世间的诸多烦恼，归于自身的永恒”，她这样谈论她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永久的安宁。”

直到三十六天之后，也即9月5日，官方为周扬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才在八宝山开始。单就形式来看，这仪式已经达到了官方所能准许的最高规格。所有尚在人世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都送来花圈，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彭真。所有现在任上的领导人全都亲往告别哀悼，包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政府总理李鹏。灵堂灯暗，逝者如斯。吊唁者摩肩接踵，拥挤在里里外外。年轻的和年老的、认识死者的和不认识死者的、接到通知的和没有接到通知的……全都来了。报纸上说，有五百多人，但是，据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估计，实际的人数要超过很多。另一个人，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辉，为这个场合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包容性惊叹不已。“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李辉说，“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一个人默哀，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

按照我们国家一向遵循的规矩，大人物的去世，是一定要有一些文章来悼念的。这些文章大致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但却可以代表官方的意见，至少也不会与官方的想法相违背。然而奇怪的是，在周扬逝世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龚育之在八年以后回忆当时情形的时候说，“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点，我也想写一点。从哪里下笔呢？”

周扬的去世乃是因为本身疾病的不治。从人的生理极限上讲，这是一个老人在享尽天年之后的必然归宿，并无其他“非命”的原因。然而如果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前来向他表示哀悼，也就没有可能激起那么多人的那么复杂的感情。看来事情的确如李辉所说，人们“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其间种种情由虽为外人不能详知，但大多数人都已料到，必是发生了一些令官方尴尬、令文坛不平的事。不然，在悼念周扬的日子里，怎么会出现种种隆重与哀伤、热闹与冷清、纵容与限制交织在一起的情形？陆定一又怎么会说出“他是被气死的”这句话来？

一篇报告引起的是非

陆定一是在1989年8月19日写给周扬的女儿周密的信中说这个话的。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周扬是“被气死的”。但是周密以及所有的人都彼此心照，陆定一指的，并非周扬在“文革”时期所遭遇的迫害，而是在说1983年发生的那一桩公案。

周扬在“文革”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八年的冤狱。1975年7月，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自认为“身体还可以”。“这老头总算挺过来了”，陆石感叹，“够坚强的”。“文革”的遭遇并没有彻底地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如此长寿。

根据他的女儿周密的陈述，在那次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备受刺激，身体急剧衰老，面容僬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然后他就开始念叨那些他所熟悉的已经去世的人：“主席、少奇、总理、陈老总，他们都走了，还有梅兰芳、郭老、茅盾、老舍、田汉、立波、赵树理……”

周密所说令周扬“备受剌激”、“急剧衰老”的“事件”，乃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

事情由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所作的报告开始。

1983年3月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既定的安排，一个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这时候周扬在中宣部并无实际的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中宣部还是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的报告人。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文革”以前是党在文化方面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拥有极好的口才和鼓动人的本领，或许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

周扬接受了中宣部的要求，但他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确定的演讲选题。这个选题仅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他认为范围太窄，便自作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作他的报告。他似乎也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组成的写作班子，自己挑选了王元化、顾骧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组成一个小组，为他起草讲话稿。

3月7日上午，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按照党的既定之规，周扬的报告是要提前送达上级审阅的。可是，直到前一天晚上，那份演讲稿还在人民日报社的印刷厂里排印。会议就要开始的时候，排印好了的讲话稿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看来送审是来不及了。这时候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宽厚，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先讲吧。”

周扬就这样讲了。他的讲话洋洋万余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阐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他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他说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许多话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在作了这些阐述之后，周扬开始说明“异化”的概念。他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异化”呢？周扬举例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当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作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周扬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也就有必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还说，这个问题应当继续讨论，百家争鸣。

周扬毕竟已经年迈，身体也不大好，所以不能再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事实上他只是作了一个开场白，他的这些论述是通过一个广播员朗读出来的。广播员不负众望，居然能够将这些理论色彩极浓的文字念得抑扬顿挫。台下鸦雀无声，听者聚精会神，然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直到多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能对此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而王震在当时便走到周扬面前，连连称赞“讲得很好”！他一边同周扬握手一边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异化’，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邓力群也当场走过来同周扬热烈握手，只是对报告的内容没有一点明确的表示。

周扬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可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居然成了一场大批判的起点。这场大批判在形式上仍然不失温和的尺度，但是周扬的精神由此经历的打击之严厉，甚至超过了“文革”时期他在秦城监狱的那些日子。

报告会原定3月9日结束，现在忽然接到指示需要延期。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却又没有开会。莫非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

3月10日，胡乔木忽然来到周扬家中。他要谈谈他对周扬的报告的意见。这时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也奉命来到。

胡乔木此举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他说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还说他“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是他批评了王若水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篇文章。按照王若水的回忆，胡的讲话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直接地批评周扬的报告，他明显地认为周扬文章中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王若水听来听去，却“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周扬似乎也觉察到胡乔木的说法模糊不清，于是忍不住插话问道：“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周扬的问题，只是继续他的思路。他说，“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然后他建议周扬同志“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

“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周扬有些不耐烦地打断胡乔木。

“那没有关系……”胡乔木有些勉强地说，“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在说了这些之后，胡乔木起身告辞。他拖着自己的病躯向周扬深深地鞠躬致意。

周扬的心情稍稍轻松。按照他的理解，胡乔木已经同意发表此文。

周扬在第二天即要秘书打电话给王若水，表示不再修改文章，就照这个样子发表。他可再一次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事实的细节在日后成为一次大争执的焦点。当周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胡乔木极为愤怒，他坚决地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周的文章不能发表，但周扬却毫不含糊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不同思想的分歧便演变成为对人的品格的怀疑，由此也就导致这两个朋友最终的分道扬镳。

3月16日，周扬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也许《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秦川已经意识到分歧的存在，所以他在发表周扬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但是，他还是没有料到，周扬的文章竟然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邓力群先打电话指斥秦川和王若水。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乔木同志已经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发表，可是《人民日报》居然不听。邓还说，秦川对这件事有重要责任，但王若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王曾经当面听到胡乔木的意见，对于胡乔木的不同意发表此文，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王若水在电话里为自己申辩说，他的确听到胡乔木的谈话，但是却不知道胡乔木说过“不能发表”。倘若有此指示，他就不会不从。

邓力群尽管没有当场聆听胡乔木的谈话，但却丝毫不怀疑胡乔木说了“不能发表”。他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也即在他到周扬家里发表那样一篇谈话之前，即已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

为了证明他之所言不虚，中宣部送来当时的电话记录。这一记录果然证明了胡乔木的真实意见绝非周扬和王若水想像的那样简单。“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胡在给中宣部的电话中说道，“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他还认为“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的目的何在？”

这一电话记录清楚地表明，邓力群并没有误解胡乔木的意思。事实上，胡乔木不仅不能允许周扬的文章公诸于众，而且已经认定周扬的文章无可救药，进而怀疑周扬作这样一个报告乃是居心不良。他之愿意跑到周扬家里浪费那样一番精力，也许是因为他不好对这位昔日的上级施以强制手段，只好委婉地提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不料周扬居然一意孤行，也许是他根本没有弄明白胡乔木的“先圈子”乃是一种精深技艺，也许他是打算身体力行自己在四年前说的话——“开放禁区”，“自由讨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

“自由讨论”之后的“紧张空气”

至少在表面上来看，周扬坚持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立场，是没有人反对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甚至还能公开表示大致相同的意见。他说：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和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邓力群还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他这样说也许并不是特指与周扬发生的冲突，但是他讲这些话的时间，是在周扬事件发生之后仅仅第九天，也即1983年3月25日，这就让大多数人都把它同周扬的处境联系在一起，不禁松一口气：也许他们要网开一面。不过，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时候，已经有一份等待上呈中南海的报告。报告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要对发表周扬的文章负责。批评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报告批评王若水“企图利用周扬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还说有一些人“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有人宣扬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在说了这些话之后，报告便要求党中央作出决定，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就在人们得知“不要制造紧张空气”的第二天，周扬再次接到上级通知去开会。来到会场的还有秦川和王若水，胡乔木和邓力群也在。这是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胡乔木最先开口说话。胡把讨论的锋芒避开周扬，只是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是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然后大家开始阅读那份报告。报告的内容已如前述，可以想见被批评的三个人难能心服。屋子里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直到多年以后，秦川还能回忆起当时情景。“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他说，“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下去。”

但是几分钟后，周扬终于忍无可忍。突然，他把手中那本报告扔在胡乔木面前，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根据秦川回忆，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声音反问周扬：

“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胡乔木瞪大眼睛，倾身向前，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胡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

……

两个人针锋相对。秦川坐在胡乔木的对面，他与胡乔木相处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声色俱厉，不禁坐立不安，连连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

胡乔木稍稍镇静一些，接着质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仍然寸步不让：“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要发表。”

气氛再一次紧张起来。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个人，王若水，也在多年以后谈到这时的情形。他回忆说，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坚持认为胡乔木3月10日在他家里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胡乔木却表明他从来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而且认为周扬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这时候，周扬更加愤怒。

周扬说：“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说，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这样，两个理论家的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文章的内容和观点，而是集中在胡乔木是否说过“不要发表”。“他们都同意査记录，”王若水后来说，“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胡乔木说：‘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

却不料此时某人插话说：“我们当时也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如此，胡乔木究竟有没有说过“不能发表”的问题，就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

事情很明显，对于那份报告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均不能同意，并且不能认定其中一些基本的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也要尽力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周扬在会后上书中央领导，说明中宣部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他以书面方式声明自己所说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胡乔木所说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并且特别强调，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周扬还说：“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周扬此信写于1983年3月27日。收信者是“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并胡耀邦同志”。在发出这封信之后，周扬便坐在家里，天天念叨胡耀邦同志是否能够看到他的陈述。他后来始终没有得到胡耀邦的回音，却总是在晚上听到胡乔木的声音。胡打来电话中，催促他作出公开检查，令周扬睡不安宁。这情景让他的夫人苏灵扬非常不安。“小胡怎么了？”她 疑惑地说，“起应(周扬)在上海替他恢复了党籍，那时不像这样啊！”

问题的关键：‘不要发表”是否合法

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的意见，全都石沉大海。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一次“征求意见”，其实只是向他们宣布既成的决定，而并非真的要将他们的意见认真考虑。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于这一事件的三条处理意见一一落实。

第一条是，“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落实这一处理意见的结果是，一批批判周扬和王若水观点的文章，在报纸上面发表出来。

第二条处理意见是，“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另行分配工作。”而实际的结果似乎更加严厉。这一年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人民日报社宣布：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第三条处理意见是，要周扬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而“表示正确的态度”。这在胡乔木的一再催促之下终于实现。这一年秋天，周扬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由新华社发布消息，通电全国。

今天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公案，可以发现，无论是胡乔木还是周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胡乔木是否有权力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胡乔木也许认定他有这种权力，并且会在党的一贯的组织原则或者党的纪律当中寻找根据。这一点似乎就连周扬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他只是坚持说，胡乔木并没有说他不可以发表这篇文章。看来，如果胡乔木真的发出这样的指令，周扬也就必定会老老实实地听从。

但是，也许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党的方针中本来就有“百家争鸣”、“自由讨论”之种种规定，宪法中也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款。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周扬的文章不能被认定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胡乔木的“不要发表”是否合法也就有了疑问。换一句话，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

当周扬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声明对自己的观点负责的时候，他是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既定原则。但是，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这个关键的事实而一味坚持他并没有听到胡乔木的“禁令”。看来，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依据，这依据还须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周扬的悲剧所在

80年代“周扬事件”的起因，在于他对民主政治的探索。

1975年7月16日，周扬在毛泽东的关注之下得以离开秦城监狱。至此，“文革”当中周扬“文艺黑线”牵涉的一百一十多人全部释放，周扬本人最后一个解脱牢狱之苦，却还无家可归，只临时寄居在一个招待所里。连续十年冤狱遍野，他本人则饱受凌辱，甚至失去了生活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这位老人终于懂得，自己大半生追求民主，却连他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不能保障。他在招待所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包括阅读黑格尔《小逻辑》以及《黑格尔的哲学》这两本书。在被解放出来的党的高层官员中，像周扬这样对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孜孜以求的并不多，尽管有不少人在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自居，而将周扬指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

今天我们仔细阅读周扬毕生的文章，可以发现他曾经是我们国家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旗手。比如他在1957年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就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1963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他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此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动笔修改并且增写了许多段落，然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又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还用多种语言向世界播出。这些文章在当时政治运动中都是当之无愧的大批判的号角。至于那些年文艺界里被打成右派的众多作家、学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冤案背后，多多少少都有周扬的影子。直到“文革”爆发的前夜，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周扬还在积极地组织属下人员开展对吴晗的批判。从他详细拟定的题目来看，他是准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和道德继承观的。他自己组织撰还写了在“文革”正式开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一文章在1965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读者一看而知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的。但是，几天以后，当他听到毛泽东在杭州指斥《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时，又觉得自己对于吴晗的批评没有能够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于是他赶紧组织人员撰写另一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看来，事情的确如龚育之的感叹：“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然而周扬最后的悲剧却不在于他“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是在于他在日后能够由衷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公然表明了他对专制的鄙夷和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在他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以后，但逢有机会，他便向那些遭受委屈的文人忏悔道歉。他的这些忏悔有时是亲自到那些受害者的家中，有时则是在公开的场合，情真意切，声泪俱下，令无数人感慨不已。许多人原谅了他在过去的专制行为。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的“忏悔”却在培育着新的怨恨。比如他在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这时候便有人指斥他“有什么资格检讨”。这些人大都像周扬一样，在过去的岁月里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现在大都没完没了地讲述着自己如何饱受冤屈，但是对于他们给人家造成的冤屈，全都不愿多讲。现在，周扬极少诉苦，却到处忏悔自己的罪过，这不是不给他们这些人留一点面子么？

然而如果周扬的言行仅止于忏悔，他也许不会遇到那么大的麻烦。他的麻烦在于，他要独立思考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和原则。他在“文革”结束以后重新回到中宣部，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而无实际的权力。在一次会上，他公开承认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的确早有研究。1960年7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就是一个证明。那时他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也是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他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谬论。他还批评了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到了1963年，我们国家批判“修正主义”渐渐已成风尚，人们感到只写一些批判文章已经不够，还应该写一连串的小册子，对修正主义的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所以拟定了一些题目，其中《批判人道主义》一题即由周扬主持。

周扬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系统地研究了人道主义的问题。他在这个时候是坚定地批判人道主义的。这一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讲话，再次毫不容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他还坚决反对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的努力，说这完全是徒劳的。他在这次讲话之前还仔细地研究了“异化”的问题，最后发现马克思不仅在早期，而且在晚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也多次使用“异化”的概念，只不过这本书的中译本将“异化”翻译成“疏远”、“离开”一类的词汇，令后人难免发生误解。不过，他仍然认为，“异化”概念正在被“修正主义理论家”利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周扬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得到毛泽东表扬。毫无疑问，这些往事促使他在“文革”结束以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这样的审视当然来源于他的理论修养，但更加重要的是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他的品格。“文革”的十年彻底改变了他的精神世界，于是全中国都看到了另外一个周扬。

周扬在相当程度上曾是错误决策的执行者，同时又是它的牺牲者。但是，至少在“文革”结束的时候，这一切还没有导致他最后的绝望直至走向死亡。周扬最后的悲剧，还是在于他对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对权威的冒犯，有如夏衍对周扬所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是它是你作的。”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闹成这样，不免在心里感到不安。有一天，他去看望周扬，说起不该发表周的这篇讲话。这时候周扬淡淡地笑道：“不是你的错。你不发表，照样要批判的。我太熟悉了。”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他对历史的反思超过了既成制度所能容忍的程度。然而他至死也不能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他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在大脑完全失去知觉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竭尽全力为自己解释。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中就曾肯定“异化”的普遍性，这个讲演稿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当前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他说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性。还说他“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些话说得那么冷静，听不出有任何感情的色彩，但是，在一些私下的场合，他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住地念叨：

“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

“我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认为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

“我们再不能重复‘左’……秦城……我想了许多许多。”

……

他把这些话一直说到临死的时候。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报纸上对他公开的批评。他自己在公开发表自我批评的时候也没有讲出心中的不平。这个自我批评似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周扬也获得了重新发表自己文章的权利。看来事情的确如毛泽东在二十多年以前的安排：“团结——批评——团结。”

在周扬公开检讨之后，胡乔木在1984年1月3日发表了演讲，也是在周扬那次演讲的中央党校礼堂，也是宣讲周扬那次讲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也是由广播员代为朗读。胡乔木此时恢复了往日的宽容。他说自己“只是参加讨论”，还说“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

不过，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人公开反对胡乔木的意见。人们似乎“一边倒”地发表着批评周扬的观点的文章。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无论胡乔木当初的动机如何，从客观上说，他的行为在80年代中期阻止了一次百家争鸣的探讨，重演“一家独鸣”之局面，这一点，就连他本人在多年以后谈到此事时也能承认。

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表示和解之意，诗中说到：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然而，周扬已经不能享受这种“拥抱”了。这位“战士”已心力交瘁，身体急剧地衰弱下去了，一年以后一病不起，大脑很快地死去，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他在1989年7月31日与世长辞之前，始终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等待死亡，令所有前去看望他的友人心中阵阵悸动。

第二十一章 民主要走向制度化

毛泽东：民主是一个方法

共产党内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时候，党的领袖们几乎全都义正词严地抨击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还说只要蒋介石真正地改变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则共产党一定会同国民党精诚合作。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延安的欣欣向荣感慨良多，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前途。但是，作为一个熟知古今兴亡大历史的学者，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则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毛泽东在共产党执政后领导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时候，明文规定了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还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一宪法诞生于1954年，正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也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不仅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排斥，而且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

问题似乎发生在两年以后。

1956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指出这在苏联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说，毛泽东虽然深深地了解斯大林的错误，但他对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并不满意。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乃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第一个反应。此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想法。文章并不追究“个人崇拜”的问题，只是说，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发生了偏差：“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

四个星期以后，也即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举国为之欢呼，直到现在人们还念念不忘。实际上毛泽东所说这八个字，只是重申了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的贡献在于，以一种生动和朗朗上口的语言将这种权利加以概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民本身就拥有的权利现在不知不觉地成为党的领袖颁布的最新政策，宪法的权威之上已经覆盖着领袖的权威。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可以知道，他始终认为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和法律。这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讲话里面可以找到许多证明。比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让人们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当然表现了一个领袖的襟怀和气魄，但也同时表明了，人民的说话的权利，是要通过领导人的“让”方能实现。毛泽东还曾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南斯拉夫的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指出赫鲁晓夫把“整个事件当做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做一个制度问题”是一个不足，因为斯大林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同意这样的判断。这一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这正是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意见。

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私下里并非没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党的一些领导人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一重要的细节是否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民主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制度？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揣测，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这种想法。他在公开的场合只是批评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有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无论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应当承认，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相当完整地表明了他对民主的看法。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可能是缘起于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种种罢工、罢课、游行和请愿的事件。据薄一波的陈述，此类事件在邻近1957年的几个月里波及几十个城市，在乡下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毛泽东针对这些情节说他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民主是一个方法”，毛泽东说，“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他解释说，“民主的方法”对敌人和对人民是不同的。对于人民内部，就是“团 结——批评——团结”。至于罢工、游行之类，毛泽东认为是“大民主”。“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他说，“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他还列举了发动群众斗垮蒋介石等等事情，说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而不是在人民内部使用的。

至于人民内部的民主，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亦即“说服教育”。毛泽东的设想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团结。从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以后的二十年来看，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团结——批评——团结”，都没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反而还会推波助澜地把这种错误“升华”到“文革”那样极端的情形。

现在，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泽东1956年曾经说过而在生前从未公开的那句话，发生在中国的这些悲剧，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发生么？

毛泽东也许已经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里是这样。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毛泽东的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他是把民主看作为领导人的思想方法问题的，而不是看作一种制度。这一点也许是后来我们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之一。

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制度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们国家的民主思想，在对“文革”的反思当中迅速成长起来。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是在这一年12月13日说这一番话的。大约十三年后。胡绳在他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邓小平的这一次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还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巳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胡绳还注意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民主的讨论。他说，全会公报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拥有“充分的民主”？下面这些话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保证人民在自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将民主看作是一种制度，并且将民主与法制联系起来，在我们党的文件当中，这是第一次。

大约从这时起，党内的舆论也开始将民主看作一种制度。

党的文件将民主视为一种制度，这一点显然与邓小平的引导有关。根据现有的文字记录，邓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的时候。那一次，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考验，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依照我们党的既成制度，这样的报告，是一定要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并且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这大约可以证明，当时党的领导中枢已经从制度方面来认识民主的问题。毛泽东说斯大林在苏联造成的悲剧，不会在西方国家发生，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然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思路没有能够延续下来。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有机会直接采访邓小平。当法拉奇对中国能够避免再次发生诸如“文革”这样可怕的事情表示怀疑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驳斥她。邓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十天以后，邓小平的一个讲话被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这一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的讲话也是围绕这个题目展开，其中包含了他的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邓小平说：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物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我们目前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重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邓小平在80年代初说的这些话，前所未有地显示了共产党人对于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他是从防止“文革”这样的悲剧重新发生的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但他的话显然已经不仅仅拘泥于此。他还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所以，许多人认为，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所有讲话当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可惜邓所表述的这些思想在以后的岁月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当然，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民主化”，与他多次批评的“自由化”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他在三年以后有过明确的陈述。那是在1983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说，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宣传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会把青年人引入歧途。邓小平无疑认为共产党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并且一力推动着中国向这个方向前进。几年之后，邓小平将他的这些想法进一步发挥出来，在中国推动了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可惜这一改革最终没有能够取得人们所期待的成果。

万里：政治问题也可以争鸣

在整个80年代，党的领导人谈论民主的问题并不算少，邓小平谈得很多，其余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万里等等，对于这个问题全都有一些说法。考虑到我们国家因人废言的遗风仍在，胡耀邦、赵紫阳和胡启立后来都多多少少有了错误，他们的职务不能善终，其言论是否都有问题，也没有人肯定或者否定，所以今天也就不便过多地提起。唯万里全身而退，我们引用他的若干话，想必不会发生问题。

世人均知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的许多关于农村改革的讲话给人印象极深。比如他说：“如果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嘛。老是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最终必将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我说过，包产到户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又比如他说：“硬是把个别或少数农民的意见，把自己主观想像的东西，强加给全国农民，这是个领导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不了解实际，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制度保证，没有不出问题的。”

在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人中间，能够这样痛快淋漓地表达农民意愿的人，是不多的。

然而万里有一次谈到农村以外的一些问题，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农村讲话，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万里的思想深处对于民主问题的一些想法，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民主观。

这是万里1986年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人民日报》在1986年8月15日这一天全文刊登。

万里说：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文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

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革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儿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政策问题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

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槁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十三大”：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1986年，当万里在北京说政治问题也“可以争鸣”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在设想建立和健全民主的政治制度了。这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从现有的记录来看，邓小平在以后的一年中，至少七次谈到这件事。

第一次，邓小平说，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大家原本是谈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谁也没有想到，邓小平忽然将话锋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邓小平说，“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第二次，邓小平说，所有的同志要考虑一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有些同志提出关于端正党风和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划分问题。其实，主要还不是这两件事怎么划分的问题，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有些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由党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就会妨碍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主要是这么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考虑一下，我看到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先把这个关系理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问题。上次找几位同志谈经济工作的时候，我提到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这个问题。”“我想所有的同志，特别是书记处的同志，要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第三次，邓小平说，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有拿定主意。

1986年9月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的时候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我们提出改革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有拿定主意。”

第四次，邓小平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

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谈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我想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第五次，邓小平说，根据我们本国的情况来决定。

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们本国的情况来决定的。

第六次，邓小平说，“十三大”前进一步，“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

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时候说：“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最近我在设想，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活力同干部年轻化有关。……能在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十三大’要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全面的改革方针，时间来不及，离现在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可能‘十三大’提出一些，1988年、1989年再提出一些。今天能说的，是肯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要摸索前进。”

第七次，邓小平说，不能搬用西方的民主，而要搞社会主义的民主。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时候说：“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10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个问题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一般的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一个是多党竞选，一个是三权鼎立……我们不能搬用西方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而要搞社会主义的民主，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民主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怎么个搞法还是新问题。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搞普选，就是在县一级、城市区一级搞普选，省市和中央这两级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普选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我们还是搞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西方的两院制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不能搞。”

按照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多次谈到的计划，是在党的“十三大”上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主要议题，并且加快这一改革的进程。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十 三大”的政治报告当中所描绘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正是由于邓小平的一力推动才得以产生，其中很多重要的思想，都是源于邓小平的阐述。党的“十三大”还特别地指出，邓小平在1980年的那个讲话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十三大”政治报告当中阐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摘要如下：

一、社会主义应有高度的民主。

“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应当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在初级阶段，不安定因素甚多，维护安定团结尤为重要。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既因为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条件限制，只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二、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三、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明我们最终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要用这些要求来检验改革的成效。”

四、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各项改革措施，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

五、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的七项任务，即着手点。

“十三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七个方面的工作：(一)实行党政分开；(二)进一步下放权力；(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六、指出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

“十五大”：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以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五大”的新突破，是提出了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很多专家学者指出：“法治”与“法制”，虽然只是一字之别，含义区别却是很大。法制，常指具体的法规制度建设，先秦时的秦国、唐朝、清朝等都做过这方面的事情。商鞅在秦国变法，“法令多如牛毛”，“百姓咸称不便”。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君主、贵戚、权臣往往在法律制度管辖之外。法治，则是指治国的指导原则，全国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

“十五大”的又一项成果，是强调了民主必须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

“十五大”还特别提出“扩大基层民主”。目前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就是在“十五大”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民主实践。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证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这是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说的话，并且为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可以证明，于建立民主政治的理论，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和总结，不断取得进步。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党的正式的文件当中有了这些理论和这些方针，但在实际生活进程当中，有些人仍然讳言自由和民主，甚至有些人还把自由、民主、人权看作是“外国敌对势力”和内部敌人颠覆我们国家的伎俩。

党的“十五大”闭幕之后不久，1997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又一年后，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正式签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之大，一点也不亚于人们对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惊叹。在国内，尽管舆论对这件事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但人们在私下里却仔细咀嚼着其中的味道。4天以后，《人民日报》为此事发表评论说，“这表明，中国既重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也重视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说，在已经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之后，中国政府又相继签署这两个公约，“这是中国人民人权事业合乎逻辑的发展”。

正是如此。今后的中国，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探索前进，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而努力奋斗。

这正是中国人民热烈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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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封一

封二

书跋

作者及作品简介

评论

总序

引言

卷一 主流的声音

第一章 乍暖还寒

第二章中南海纷争再起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

第四章 万里与民心向背

第五章 昔日“逆流”，今日主流

卷二 教条主义的声音

第六章 冰冻三尺

第七章 忽喇喇似大厦倾

第八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第九章 邓小平力挽狂澜

第十章 大批判烽烟再起

卷三 民族主义的声音

第十一章 我们对于别人的民族主义不以为然

第十二章 何为民族主义

第十三章 中国涅槃

第十四章 开放的冲击

第十五章 新冷战

卷四 封建主义的声音

第十六章 东方的迷信

第十七章 愈演愈烈官本位

第十八章 儒家学说再度崛起

卷五 民主的声音

第十九章 潜流激荡

第二十章 周扬之死

第二十一章 民主要走向制度化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