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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媛到病媛：女性身體與符號在流量經濟中的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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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媛到病媛：女性身體與符號在流量經濟中的錯配

作者 侯奇江｜2021-10-08

【作者按】：中國大陸互聯網上近兩個月有兩個和女性有關的熱詞，一個是佛媛，一個是病媛，專指兩種網紅女性，前者被定義為禮佛的名媛，後者被定義為穿著病人服也還是妝容精緻的女性。兩者的共通點都是被認為在不合宜的場合有不合宜的裝扮。

9月中下旬，工人日報《狐狸的尾巴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央視網評《佛媛：Ω是慾壑難填》，新京報沸騰評論文章《「佛媛」的「僧服」底下，爬滿了炫富帶貨的「蝨子」|沸騰》等一系列的評論文章，開始圍剿「佛媛」。此後，《健康時報》一篇《「佛媛」之後再現「病媛」：「生病」不忘化粧》，更是把「病媛」推向了輿論浪尖。宣傳機器發動，以上官方媒體的評論內容隨後被各大媒體轉載，不同的媒體矩陣甚至以視頻、解說的方式層層傳遞。在打擊網絡平台上虛假營銷賬號亂象的輿論氛圍下，主流文化批評的刀尖直指女性。

隨後社交媒體上出現了數位當事人的澄清。健康時報刊文配圖中的當事人，用@張吉晶-cat賬號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維權，她表示，照片僅是個人生活，並未帶貨，已經請律師介入；另一位當事人稱拍照僅僅是記錄治療過程，沒有想到圖片被盜用，並且因此遭到網暴。微博賬號為「零十二畫生」賬號的女性則被誣陷稱「佛媛」。照片裏的場景實際為其住的燕方歸客棧，她覺得酒店的院落好看，所以拍照在小紅書上分享，卻被營銷號盜圖，構陷成在寺廟炫耀。在這幾個當事人身上，病媛沒有帶貨，佛媛甚至也不在寺院，而盜用其照片的營銷操手卻隱身匿形於激烈交鋒的輿論中，到底是誰盜取了她們的照片，卻無人問津。

在整治網絡環境的大勢之下，抵制庸俗的「網紅」文化成為主流聲音。原本是監管對商業社交平台虛假違規網絡賬號的打擊，卻延伸成為網絡上對女性看似不合時宜地分享精緻粧容和打扮的批評。被盜用照片的女性用戶原本也是不良營銷手段的受害者，但在整治互聯網亂象之下，「病媛」「佛媛」等詞彙的生產，卻轉移矛盾焦點，將女性置於新的話語壓迫中。這並不是個別記者不遵守基本的新聞倫理核查事實再做報導的偶然失誤，也不僅僅是簡單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整治政策不慎外溢的誤傷效果。長期以來，媒體、輿論與網絡消費文化通過製造新的矛盾來重申性別秩序，女性的網絡性別身份成為長期討論的輿論焦點，新經濟下的女性勞動者的生存矛盾愈發尖鋭。

網絡消費主義的興起和信息社會的轉型，迫切地要求人們重新對兩性關係重新加以審視。分析病媛佛媛背後積累的厭女社會情緒，拆解大眾網絡消費文化對「媛」的話語再造，我們會看到粉紅經濟中女性從事網絡市場營銷、以帶貨為謀生手段的職業困境。在文化身份上，網紅成為一種被排擠的性別身份政治，常常困囿於嚴苛的道德枷鎖。病媛佛媛的文化現象，表面是對女性的批評和污名，本質上更是是男權的重構，是父權社會在經濟轉型中嘗試鞏固男性特權、愈發極化的性別不公、調整鬆動的社會權力關係的努力。

流量的喚起與崩塌的人設——女性數字零工的職業道德困境

在商品隨流量而動的新媒體營銷時代，新媒體市場營銷理論和實踐均已經證明，平台銷售的工作實際上為包括女性在內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種參與勞動和經濟活動的手段。網紅代言、直播帶貨、都是把網絡影響力和商品銷售的實用主義結合起來，完成銷售某些產品的目的。然而「網紅」，並不是一個得到普遍認可的正式職業——人們常常忘記，這是一個需要被承認的工作。除了平台零工帶來的績效和種種勞工問題，數字零工的職業道德困境，也往往來源於傳統的世俗觀念和新興的銷售技術的錯配——帶貨博主必須在發布真實內容和過度分享之間謹慎行事，否則，人設就崩了。

實用主義的網絡商品展示需要塑造消費者的臨場感、認同感，最大限度地刺激誘導消費。這樣的互聯網營銷手段也確實引來的許多人的顧忌：通過虛擬營銷、設立人設模式進行帶貨的群體，一旦開始就有較強的目的性，便喪失了其原本的道德立場。早在病媛飽受爭議之前，直播帶貨的江哥媽媽、蒙冤27年的張玉環、墜崖孕婦等人，就已經引起了行業和市場的爭議：賣貨的利益動機與人們同情之間的道德期待，形成了落差，所謂「利用同情博取眼球恰爛錢」的指責來源於此。

同情帶來了知名度，知名度可以轉換成影響力。如果直播帶貨中完全遵守市場規則和要求，為什麼曾有過痛苦經歷的人不可以從中真正收益？然而，「人設崩了」的指責中，依然藴含着對受害者必須如永遠受難的刻板印象、來自正統社會觀念的鄙視和既得利益者俯視性的道德綁架。

虛假營銷、賣醜作態等極端情況，也並不能為文化上打擊女性從事網絡銷售工作的合理藉口。事實是，同樣是虛假營銷，著名的「帶貨一哥」辛巴家族曾經售賣實際上為蔗糖水的假燕窩，遭到行業廣泛討論和監管重罰，但批評聲中並未產生話語性的性別污名。網絡情懷第一人羅永浩也曾經帶貨「翻車」，承認售假，但三倍賠付就立刻收穫人心，獲得了老實人的好評，至今高居帶貨榜。抖音上一度爆紅的鐵山靠常常講低俗髒話，口頭禪「窩嫩疊」（我是你爹）卻被認為是草根的親和力。

當然，不論男女主播，在過去平台經濟草莽生長的發展過程裏，都存在涉嫌違規銷售等情況。但個別現象群體極化的情況，在女性網紅的抨擊和批評上尤為嚴重。網絡消費流行文化中只見「病媛」卻不見大喊家人、老鐵、我是你爹的「糖水燕窩郎」。文化上，人們是不是對男性帶貨者更加寬容呢？

哪怕是不賣貨的素人，也難逃厭女互聯網的文化絞殺。許多網友回憶起被嚴重網曝的B站Up主卡夫卡鬆餅君，她的真名是趙上上，在25歲時死於肺癌。治療期間，她在B站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卻遭到大量的網絡暴力。除了被質疑「為什麼得了癌症還那麼開心、還能活蹦亂跳」的同時，她也被質疑「賣慘、打同情牌博人眼球」。除了身材羞辱等常見的網絡性別暴力，很多人也懷疑她生病是造人設。生前，她疲於向互聯網的世界證明她的病歷簿、診斷書，護士的存在等「自身的真實」。她去世後，網曝惡意的餘波仍然久久未散去。一個生命的消逝能否換來一些反思，也掀起新一輪網絡討論。

趙上上是患病女性在互聯網上受到極端的道德審判、性別偏見的典型案例。病媛也只是沉積已久的對女性惡意的爆發。很多短視頻平台上的確存在一些抗癌博主，展現日常治療的生活之外，推銷一些非醫療相關的正規商品。只要放下立場，就會發現，疾病的治療給家庭帶來重大的打擊，很多「病媛」是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採取這種非正式的勞動方式創造收入。她們不得不售賣商品以補貼高昂的治療費用。只要不涉及虛假營銷、沒有觸碰工商管理和網絡秩序的紅線，她們的勞動成果為什麼無法得到認可？

不論是分享經驗，還是帶貨謀生，女性在網絡上記載個人的生活經驗史，嘗試用自己的勞動換取經濟價值。然而她們的行為和形象卻總是被賦予更多的性別意義，帶上了更多的道德枷鎖。關於網紅的道德爭鳴和倫理辯論，體現了一個社會新的階級和數字性別構造中，有關性別的經濟和階層的社會地位的權力安排。這種張力來自信息經濟轉型所推動的社會性別建構的隱形進程。

「媛」的污名與反污名——數字身體的商品化與網絡性別秩序

從民國名媛的「媛」，到病媛佛媛的「媛」，媛這個名詞互聯網化後，經過了一系列的語義變遷。原指「美女」有着美好象徵的媛，突然與「病」、「佛」等詞嫁接在一起，形成矛盾修辭語，就衍生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污名性語義。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同一模式下話語再造產生的「綠茶婊」。學者曹晉等人對「綠茶婊」的研究中就曾指出，矛盾修辭體其所再現出的強勁語義張力，表徵了一種轉型期中國社會對年輕婦女矛盾的身體政治：女性外在觀感本來美好純淨，但身體卻可供消費售賣。

媛的身份構築也存在着愛慕和獻媚，同時又遭受正統社會性別秩序的排斥和鄙視。對於病媛、佛媛而言，媒體的抨擊更是把「虛榮、矯情、造作和利慾薰心」等負面諷刺意涵烙印在了媛的網絡表達裏。這種操作樹立了一種女性網絡失範的典型，進而成為一種新的被貶低的文化身份。

媛字背後意涵的轉變，也意味着社會權力和信息秩序的變化。正如福柯認為「話語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規定着，控制着人們談論的話題以及主題的位置」。實際上，製造病媛、佛媛的人並不一定是女性：千篇一律的低俗內容背後的巨大推手，明明是愈發流水線的網紅經濟運作模式（MCN）。商業行為失範的始作俑者或許是運作機構，但真正的答案已經在輿論的浪窩中隱了身，個別受害女性反而成為肅清網絡環境的靶子。

作為一個網絡新修辭，媛的意義建構展現出了網絡商業活動中話語形成、經濟實力和商業規則的角逐轉換。這個過程中，佛媛病媛等話語的再造，則成為了對網絡中部分女性行為的規訓和審判。新的詞彙攪動並重構社會文化的性別秩序，強化舊有的社會性別規範，它鞏固的依然是男性的利益。

通過病媛、佛媛現象，我們也可以看到，網絡經濟下身體、商品與權力愈發緊密結合，女性的網絡形象往往通過視覺符號來強化着某種刻板下的性別操演，女性線上銷售工作者承受着來自父權和階級的多重宰治和剝削。我們確實看到了各種濫用的美顏和失真的照片，甚至「直角肩」、「4A腰」的流行文化，充斥着性別符號的象徵暴力。

但需要強調的是，女性的身體只是這種暴力的載體，誰是這種暴力的真正發起？網紅的身份是被言說、被賦予的。平台和機構、資金的運作與觀眾的偏好，也或多或少成為一種強加在具體個人選擇的動機之上的「真正原因」。正如以女性群體為主要用戶構成的社交平台小紅書，近期因其在男性網絡社群虎撲所投放的廣告而引發爭議：「超多美女盡在小紅書，免費看，不花錢」。這樣的廣告詞配以軟色情擦邊球的美女配圖，構成了屢見不鮮的性別化網絡表達。它表達了廣告模特本人的意願嗎？它代表了小紅書這個社群中記錄生活展示照片的女性的想法嗎？

在社會轉型歷史轉向的洪流中，我們尚且難以區分魚龍混雜的千萬新媒體用戶裏，性別化的視覺表達，是機構或個體的主動的積極的自我張揚，還是迎合市場的需求，亦或是兼有之？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主動維權宣布「我不是病媛」的當事人們未想要利用同情換取一些不匹配的利益，更沒有像媒體抨擊的那樣不合時宜地搔首弄姿。而在網上聲援她們的那些自嘲是「學媛」、「公務媛」、「醫務人媛」的女性，她們加入名媛系列的反污名的行動和言說都表明，女孩們已經意識到重奪輿論場的話語權的重要性：媛本身就是某種積極的女性理想特質，而那些傷害我們的事物可以被改變。

對「受害者帶貨」或網紅的鄙視更是一種階級分化的行為

對「媛」危機的追溯，我們必須釐清種種難以迴避的輿論情緒和歷史沉澱。首先，即使在「民國名媛」或西方語境下的「名媛」，這個詞彙也暗流湧動着「通過出身、外貌等性資本依附於成功男性」的意涵。而在2020年10月左右，上海拼團名媛這一熱點事件和鋪天而來的抨擊諷刺，更是以一種離奇的方式尖鋭地揭示了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性別階級焦慮：女性的炫富、衣着裸露是性道德敗壞，連精緻的容貌也都有着冒犯的意味——這些費盡心機假冒白富美的網紅，觸碰了男性社會經濟壓力焦慮的暗礁：名媛的美是父權獵物的理想型，它首先是性別的暴力符號。其次，名媛的富，在網絡視覺文本中展示出被奢侈品和奢華環境，則更是階級的暴力符號，是底層普通男性難以企及的階級門檻。

兩種疊加的焦慮微妙地威脅到了男性統治和權威。當他們發現，包包是拼的、這些都是假的時，大眾情緒中積攢已久的焦慮轉換成發泄式的攻擊和鄙視，這是男性重構性別特權的勝利時刻。

拼團名媛的「炫富」行為其實並不觸犯法律或者傷及具體個人的實際利益（除非是那些覬覦於這些女性財富的男性），其實現實生活裏也有帶假表的男性，但拼團名媛卻成為網絡女性文化的恥辱柱。整整一年後，相同的道德焦慮和越軌懲罰幾乎原封不動地延續到了輿論對病媛和佛媛的大批判中。

這一次矛盾愈發集中在因為同情而轉換成影響力的勞動工作：賣貨的經濟行為成為最受詬病的爭議點。這也正是中國目前愈顯發達的數字經濟中最具現實意義的社會轉型：直播帶貨讓部分女性成為網絡公共領域頗有影響力的人物，更關鍵的是，網紅帶貨更讓普通階層的女性，甚至可以打破教育、出身的門檻，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個人經濟水平的機會。女性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的作用日益凸顯。

我們也必須直面這樣的事實：在信息商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網紅是一個新晉階級。特別讓（男）人們所焦慮的是，它不再為男人所壟斷。正如艾米•漢瑟（Amy Hanser）對轉型中國女性形象的分析中解釋的那樣：「女性特質的操演總是被標記着階級的符碼」。媛，不單是性別的，也是階級的。前文「綠茶婊」的分析研究，也已經把女性形象的轉變，放到了經濟轉型推動社會性別建構與階級重組交織的隱性進程中。

從無產階級的「鐵飯碗」，到市場化社會吃青春飯的「打工妹」，到現在直播帶貨的「網紅」，女性的身份轉變可以把近現代經濟社會轉型的歷史語境連接成線。換言之，經濟市場的轉型不斷地催生出中國城市新的階級，性別話語在這種社會變化中尤其具有代表性。

然而它也不盡然是女人的勝利。某種意義上，直播帶貨或各種類型的網絡零工，給女性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也局部改善了女性生產資料的情況。但原有陳舊的消極社會性別觀和市場經濟轉型的話語相互共謀，一些帶有性別歧視的觀念得以正當化。否則，網紅不會是一個有微妙負面意涵的名詞，佛媛病媛這樣的話語也根本不會存在。不論女性的性別身份如何七十二變，消費和圍獵名媛的是高富帥，凝視和謾罵名媛的是屌絲，男性在這一過程中始終是隱身的主體。部分男性對佛媛、病媛的攻擊，不但是為了鞏固其性別身份的正當性和正義感，也是階級的某種「對峙」：通過對白富美的攻擊中獲得道德和語言的精神勝利。

更複雜的是，除了外部男女間的不公平，內部來看，名媛和與之相關的身體、商品和社交場景，在視覺傳播的過程中進一步符號化，加劇了網絡空間中女性身體的性別化和商品化。對名媛和佛媛的激烈批評並不僅僅指來自男人。原本處在優勢階層的女性，甚至其他希望遵守原有規則的女性，也自覺不自覺地希望與之劃清界限，通過鞏固和強化父權制對女性的身體政治來區分群體內部的不同類型。部分女性在鬆動的階級調整中保持原有優勝者的地位，充當道德監督人的角色，以獲得男性的尊重。此外，無孔不入的網絡消費主義、網紅經濟中的誘導、不規範等問題，在另一種程度上也間接的強化了數字經濟鴻溝下愈發被動的女性劣勢，讓經濟和文化的變化呈現出糾纏的複雜性。

父權重構——社會轉型的歷史經驗

請允許我再將目光拉遠一點點，來說明病媛和名媛此刻處於輿論靶心的歷史經驗。根據歷史學者徐善偉的研究與分析，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歐洲，新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誕生，女性一度在紡織、釀酒和零售業中佔據了優勢，不但成為重要的家庭經濟支撐，甚至在社會納税貢獻中構成相當比例。在宗教、生養醫療方面，10世紀的歐洲女性已經發揮重要作用，社會和經濟地位也顯著提升。由於十字軍東征戰爭離家等原因，貴族女性開始繼承家庭財產，隨母姓的比例大幅提高，11世紀法國南部隨母姓的人所佔的比例一度上升到12%。

然而，社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社會關係面臨新的調整，兩性關係並未因此變得更加平等。宗教迫害為男權社會製造了完美的藉口，女性成為獵巫運動的主要受害者。「巫術指控成為了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對女性進行社會控制的手段之一。」

讓我們來看一些細節：在啤酒釀造和銷售業中，當時的人把售賣淡啤酒的女性稱為淡啤酒妻子(alewife)，並形容為「古怪、女巫般的年老女性」、「品行不端的女商人」。醫療行業對女巫的指控，也伴隨着醫學院只招收男學生的禁令。歷史學家克里斯蒂娜·拉納（Christina Larner）直言：「獵巫運動的目的就是整肅女治療者的領地，以便為男性同行開路。」徐善偉對通常遭到巫術指控的女性類型的總結道：正是不符合男性所規定的女性行為標準的行為，使她們成為巫術指控和訴訟的對象。她們被認為太有個性，不符合宗教和道德要求，喜歡吵架，尖酸刻薄。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結局。自15世紀後期開始，紡織、釀酒、零售、治療等這些原本主要由女性從事的行業中，女性遭到排斥，且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如1461年英國布裏斯托爾城的市政當局通過法令，禁止妻子、女兒和織工的女僕去紡織作坊工作。三百年內，獵巫運動讓大約五萬至十萬人被處死。它最終演變成了對女性的迫害——審判處死的人中75%到80%為女性。限於篇幅，宗教迫害的性別因素，本文不再討論。

坦言，把病媛、佛媛的網絡攻擊直接對應於歷史上人道災難的獵巫運動，或有危言聳聽的嫌疑。或許，在歷史上某個細微的時刻，釀造淡味啤酒的妻子或許也認為，只要保持虔誠，宗教壓迫就不會傷及她自己。論者各有所言，讀者自有判斷。

我們所唯一確定的是，經濟轉型會帶來權力關係的改變，要經歷失序後重建秩序，重新安排權力關係的動態變化。歷史告訴我們，這個變化過程中有所衝突，會有所代價。回到現實，我們身處的這一個時刻，新經濟領域內全新的傳播技術和消費模式早已侵入了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關係，改寫着原有的傳統的倫理和文化。隨着快手、抖音、小紅書等平台的興起，除了當做日常記錄和交流的普通用戶，網絡紅人、直播帶貨也愈顯發達，女性作為「消費公民」的數字身份不但對平台和品牌至關重要，薇婭、李子柒等紅人也通過不同的模式，成為新經濟領域貢獻較大的勞動群體，直接撬動了市場營銷和銷售等環節，成為生產要素的重要構成。網紅的崛起，讓性別與階級秩序表現出最明顯的動態張力。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女性雖然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活動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會，逐漸逾越了男權社會所規定的界限，但也引起了男性權威的焦慮。男權的重構，就是需要鞏固岌岌可危的陽剛之氣，奪回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地位，侵佔搶奪可以由女性開拓的生產資源，重新把女性至於被支配地位的過程。男權的經濟思維也往往利用傳統性別觀念中的不平等，把女性消極觀念延續到不斷擴張的數字化商業進程中。

病媛、佛媛，是媒體與互聯網內容的再生產，這些詞彙的出現，意味着女性的符號、身體與性別，仍然面臨着價值觀的錯配。消極的女性觀念，讓新經濟領域中關於女性的歧視與暴力的陰魂不散，性別的困境並未因為傳播和營銷技術的改變而消逝。這是女性的數字化生存備受威脅的時刻。然而如何讓另一部分人打破性別競爭的對立思維，共同拓展男女平等、共同發展的網絡生存和發展空間，是我們當下歷史的複雜命題。

參考文獻：
張小強,李雙. 網紅直播帶貨：身體、消費與媒介關係在技術平台的多維度重構[J]. 新聞與寫作,2020(06):54-60.
曹晉,徐婧,黃傲寒. 新媒體、新修辭與轉型中國的性別政治、階級關係:以「綠茶婊」為例[J]. 新聞大學,2015(02):50-59.
徐善偉. 男權重構與歐洲獵巫運動期間女性所遭受的迫害[J]. 史學理論研究,2007(04):34-41+158.
塔瑪拉·尼斯(Tamara Kneese). 杜雲飛譯. 勞動論丨女性帶貨博主：數碼時代居家勞動的線上零工. 澎湃思想市場
關聰 原瑞陽 誰來監管辛巴 財新週刊

2020年3月10日，北京三里屯，兩名戴著防護口罩的女士路過一家奢侈品店。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佛媛」是結合了「禮佛」與「名媛」，網紅會穿著名牌前往寺廟或是佛堂參拜，以抄寫心經、泡茶、吃素等來展現自己「不同於世俗」的形象。網上圖片

2018年9月20日，一名女士欣賞藝術家 Onur Mansiz 的藝術作品。攝：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好像三綱五常都要管我的卵」——中國單身女性凍卵第一案

特約撰稿人 二兩｜2021-12-07

【編者按】：2021年9月17日，中國大陸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二次開庭，未當庭宣布結果。當事人徐棗棗（化名）因自己提出冷凍卵子需求被拒，起訴北京市一家知名三甲婦產醫院。在中國大陸，男性不論婚否均可冷凍精子，但依據2003年原衞生部出台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下稱《規範》），單身女性被禁止提供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這一案件於2019年12月底首次開庭，引發巨大關注。2021年初中國兩會召開前夕，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就《關於賦予單身女性實施輔助生育技術權利，切實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權的提案》作出回應，表示「將着力推動輔助生殖技術管理立法工作」。儘管二胎乃至三胎放開的生育新政陸續頒布，低生育率在中國已成現實。除去生育成本等外在因素的制約，作為生育主體的年輕女性，其自主和權利意識也在覺醒。面對人口問題的嚴峻現實，徐棗棗的起訴也是對執政者和執法者的一個提問：現在，中國單身女性可以自主生育權嗎？

2018年，30歲的徐棗棗親自確定了一件事：單身女性在中國不被允許冷凍自己的卵子。31歲時，她決定就此發起訴訟。現在她33歲了，正在等待一審二次開庭的結果。

9月17日下午，儘管發布開庭信息的微信自媒體文章被刪除，支持者和媒體還是聞迅趕來，徐棗棗在法院門口被國內外媒體蜂擁圍住。

案子引起全國關注和討論之後，徐棗棗發現，原來大多數女性不知道單身時不能凍卵，甚至不知道凍卵在中國已沒有技術障礙。徐棗棗和支持者們想要聲張的是作為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利，而凍卵或許是漫長生育鏈條中最容易的一環。

女性的生育權在中國的幾大相關法律中都有條文明確的保障。但在落實和執行的層面，生育往往與婚姻關係綁定，單身女性以及非婚已育女性被排除在外。而這與執行了40年的計劃生育國策息息相關。醫院聲稱拒絕為徐棗棗凍卵所遵循的《規範》也被視為計劃生育時代的產物。

徐棗棗的訴訟開庭前不到兩個月，三胎放開以及鼓勵生育的配套措施正式發布，將「到2025年，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基本建立」列為主要目標。鼓勵生育的大方向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也成為徐棗棗爭取法庭支持的重要依據。

但另一方面，訴訟也折射出現實與新政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斷檔。徐棗棗看似簡單的訴求實際觸碰的是計劃生育時代的生育內核——生育與婚姻關係綁定。

「我真實的需求應該怎麼樣被滿足？」

2018年11月底，徐棗棗第一次來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生殖科諮詢凍卵。她很快感受到不同——去問診的幾乎都是年輕夫妻或由長輩陪伴的已婚女性。

徐棗棗告訴醫生想諮詢凍卵。坐診的醫生埋頭詢問基本情況，眼睛沒有離開病歷本。直到她隨口說道：「是已婚吧。」徐棗棗答：「不是。」醫生停下來，抬頭看着徐棗棗，手裏的筆同時放下。

徐棗棗感受到對方傳遞的信息：「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聽到徐棗棗「暫時還不想結婚，想為以後留一個可能」的理由以後，醫生告訴她，趁着現在年輕，早點生孩子對自己的身體有好處，產後恢復快，生完孩子再發展事業也來得及。而且，國家現在有政策不允許給單身未婚的女性提供凍卵服務。所以，先去領證結婚。

對面的年長女醫生態度友好妥帖，但幾乎她說的每一句話都讓徐棗棗感到生氣。「我不能對個體發作，因為不是她的錯，但又不知道找誰說理」。北京冬天室內暖氣充足，加上空間裏超載的人數，徐棗棗覺得缺氧和壓抑。

眼前的場景，她早有預期。北京婦產醫院並非首選，她原本想要去國內輔助生殖技術最富盛名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但這家醫院的輔助生殖科只能線下預約掛號，並且需要出示結婚證。「這樣的醫院我是連門都進不去的。」而北京婦產醫院的這一科室接受網上預約，院方客服告訴徐棗棗，具體情況可以跟醫生諮詢。

徐棗棗不想被這樣「打發走」：「但是我現在這個（單身）狀態就是這樣，我真實的需求應該怎麼樣被滿足？」

徐棗棗覺得醫生顯得有些不得已，但她還是給徐棗棗開具了檢查單，讓她先查一下當時的身體狀況。那些檢查通常是給備孕或者準備試管嬰兒的已婚女性做的。

全部檢查分兩次做完，2018年12月徐棗棗又去了一趟醫院。醫生說她的身體狀態很好，適合備孕，也可以凍卵。但最終，徐棗棗把第一次諮詢時說的話又說了一遍，醫生也把自己第一次時說的話又說了一遍。

徐棗棗第一次去醫院時，一個人突然出現，向擁擠的候診隊伍裏撒了一把小廣告，然後迅速消失。徐棗棗撿起一張看，上面寫着提供代孕、胎兒性別鑑定等各式服務。在女廁所的隔間門後，貼滿了更加直白的廣告，包生男孩、包性別、有償捐卵、赴美生子不一而足。徐棗棗發現，為了爭搶生意，貼廣告的人會把競爭對手的聯繫方式抹掉，留下自己的。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大家其實都心知肚明，這些灰色地帶是存在的。」在9月18日接受端傳媒專訪當天，徐棗棗還收到一筆捐款，捐款人自稱在一個特大城市專業運營人工輔助生殖業務，可以免費為她提供凍卵。徐棗棗對此一笑了之。

即將30歲，她決定凍卵

2015年，演員徐靜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已經在美國凍卵，讓凍卵這項醫療服務在中國迅速提高了公共知曉度。徐棗棗也是在那時第一次知道了凍卵的存在，她覺得生育離自己非常遙遠，直到29歲時。

「快30歲的時候，好多人都會開始跟你說，有些事情不能再等。」徐棗棗說。

好的壞的一併襲來。好的是，29歲這一年，在新媒體行業供職的徐棗棗獲得了一個晉升機會，她開始帶團隊。「我發現可以用我的經驗和專業能力去解決一些事兒，能看着團隊把我的一些想法實現。這種感覺是很爽的、很有成就感。」徐棗棗意識到，她可以實現更大價值，並且自己喜歡。

壞的是，身體機能的下降。吃多了，肚子就容易胖，必須靠健身維持輕盈狀態，熬夜之後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恢復。這些新的身體變化讓徐棗棗有些難以接受。加之新媒體的工作節奏快、強度高，她有時覺得自己被掏空了。

也是在這一年，徐棗棗結束了一段長時間的親密關係。跟其他在異鄉的年輕情侶一樣，分手意味着搬家，再次一個人生活，面對生活中一系列平日裏都會覺得難纏的變動。

徐棗棗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即將30歲的時候，如何讓自己覺得更安全？外界給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開始一段新的愛情，走入婚姻和家庭，掙更多的錢，或者生一個孩子……突然之間，徐棗棗的生命中有太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去規劃和決定。

「當我自己的生活中有一到兩個甚至是三個主要矛盾的時候，我還可以去balance（平衡），但是一旦超過三個，我會覺得有點難平衡，希望能夠先解決或者是推遲一兩個煩惱。」徐棗棗非常明確自己還不想結婚，生孩子這件事優先級也相對靠後。

凍卵從一件遙遠的事變成了真實的需求。「我還是更在意我現在的事業，我的自我提升或者人生規劃。如果能用凍卵去解決這一塊，那不是很好？」而且身邊總有人提醒徐棗棗，高齡（35歲是高齡產婦的年齡分界點）以後，自己的生育能力，尤其是卵子的質量都會下降。

在歐美、日本、泰國、香港等地，凍卵服務業已發展成一個成熟的商業服務，但在中國大陸，只有已婚女性或患癌女性在接受治療前進行生育力保存時才被允許獲得。

出國凍卵往往價格不菲。徐棗棗諮詢到的價格是10萬元至20萬元之間，美國費用最高。然而，在中國的公立醫院，這一價格則只有2萬元上下。

徐棗棗原本以為是容易解決的「矛盾之一」卻成為最難解決的。「我覺得自我消化不了，因為還有那麼多人有一樣的需求，我就眼睜睜看着這些人在跟我走一樣的路。這就不是天災，就是人禍，完全是一個人為的原因。」她想要反抗。

發起訴訟：我想主動掌握生或者不生的決定權

「就像之前別人一直在揍我，我覺得我已經嚇傻了。沒法反抗，也跑不了，就在那裏忍受，非常委屈，非常憤怒。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意識到我其實是可以動的。」徐棗棗說。

這一時刻發生在諮詢凍卵被拒絕後不久，2019年前後，徐棗棗在北京參加了一場關於女性生育權的線下討論會。討論會由倡導多元家庭理念和自由選擇權的民間組織——多元家庭網絡舉辦，徐棗棗後來也成為了志願者。在那場討論會上，一位女性社會學家為徐棗棗「打開了一扇門」。她分享的主題是新中國生育政策與女性的關係。

徐棗棗認為，與人口和生育有關的大多數報導里，女性都像螺絲釘，國家需要女性幹什麼，在這個政策和時代背景下，女性就要去幹什麼，論述的背後邏輯「其實都是怎麼想辦法能讓女人生更多孩子」。但是，女教授的分享讓她第一次聽到，一個女性作為主體對政策的看法，以及女性如何運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在跟現有政策共存的狀態下，做一些變通或者是嘗試。 

會上提及中國唯一允許單身女性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生育的吉林省，但遺憾當時沒有出現有影響力的訴訟案件，在本省乃至全國都沒能真正得到應用。這啟發了徐棗棗。她默默坐在聽眾席裏想：「也許你們要找的人就坐在這兒。」她有完整的就診經歷和書面記錄，在她病歷本上的就診項目裏，明確寫着凍卵諮詢。

2019年3月，徐棗棗決定起訴。第一位律師在最開始的時候就告訴徐棗棗，她的案例屬於倡導型，勝訴概率有限。這意味着，過程比結果更重要。但過程往往艱難。

外界開始知曉徐棗棗是從2019年12月23日朝陽區人民法院的第一次開庭前後。但在那之前，徐棗棗已經歷了在兩個區的法庭不予立案、換了一次律師和改變起訴理由——從醫療合同糾紛改為一般人格權糾紛。

與司法系統的首次遭遇，徐棗棗覺得自己又被打發了。當年3月，她們兩次找到東城區人民法院。一位年長的男性法院工作人員出面解釋。他把徐棗棗和律師叫到一個空的法庭，反覆強調不能立案。徐棗棗也反覆向對方強調：「我現在就有這個需求，應該怎麼辦？」這位工作人員說，他們只能按照國家現有法律法規辦事，沒辦法質疑現有體系。他建議徐棗棗，如果想凍卵就出國去做，這樣中國法律也不會管。在最後，這位工作人員還表示：「你這些都是西方傳過來的。」

在半年後的9月底，徐棗棗和第二任律師終於拿到朝陽區人民法院的立案通過。徐棗棗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為由提起訴訟。在法律概念上，它既包括生育權，也包括身體權。

即將開庭的消息一經發出，媒體採訪紛至沓來。徐棗棗一天至少接受10個採訪。她需要按小時安排自己的一天。有時候甚至要提醒記者注意時間，因為下一個電話很快就要打進來。

徐棗棗很意外。「我的心態就是沒有人理，我悄咪咪地把這事做完，然後對我自己是一個交代，就結束了。沒有想到那麼多人是那麼在乎的。」在開庭之前，徐棗棗和多元家庭網路一起給國內60多位有社會影響力或者關心女性議題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寄信，希望呼籲他們關注凍卵案和支持單身女性生育權，都石沉大海。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徐棗棗非常強調自己起訴的原因：主動掌握生或者不生的決定權。「我不希望被寫成一個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現在不能生孩子、找不着對象的大齡女青年，為了以後找到對象一定要生。我想讓他們看見，我就是拿着我自己的一個鑰匙。我拿到這個鑰匙本身是重要的。」

前來採訪的男女記者本身也折射出社會對於單身女性生育的各異態度。有人問她：你要凍卵這個事兒，你男朋友同意嗎？你怎麼跟他說和解釋這個問題？也有人問她：你同事領導怎麼看？他們會不會覺得你奇怪？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和生活？

徐棗棗告訴端傳媒：「好像『三綱五常』都要管着我的卵。」

多元家庭網絡創始人、徐棗棗的二次開庭律師董曉瑩告訴端傳媒，自己一直關注國內非婚女性生育權這一議題。「她們的生育權在國內受限。我們想從訴訟的角度，通過司法途徑去擴大影響，爭取可見度。」

董曉瑩認為，通過徐棗棗的案子，關於女性生育權的議題被確實地推到公眾面前，而徐棗棗在不斷接受採訪時所表達的其實代表了很多女性的心聲。讓董曉瑩欣喜的還有很多體制內的專家學者願意就女性生育權公開發聲並且給予支持。「這個過程都很有意義。」

一個正面的、單身並且有生育意願的女性社會形象

2020年4月，徐棗棗在互聯網上發出訴訟費的公開募款，在募款信上，她寫道：「大家都付出很多，不單是為了案子，也更不是單純為了我，而是為了女性生育權的平權事業。」

呈現一個正面的、單身並且有生育意願的女性社會形象，這是徐棗棗的一個希望。她回憶自己從小到大看到的影視作品裏，大多數單身生育的女性形象都是悲慘的受害者，社會對她們的描述是「未婚先孕」。

「現在不應該這樣了。（女性單身生育）形象敘事該被改變了。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們做的這些選擇是主動的、負責任的、作為人的一個選擇，而不是一個客體。」

雖然在過去幾年，女權倡導組織和積極行動者被政府相關部門和一些網絡輿論聯合圍堵、攻擊，但當下的女性權益意識不論是在女性群體內部還是社會輿論場，其可見度和民意基礎都不可逆轉地得到了提高和擴大。因為真實世界中，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用實際行動改變自己的選擇。

徐棗棗學生時代的很多女性好友都在被認為合適的年紀結婚生子，但她們的選擇已經與上一代不同。當她們覺得婚姻無法幫助自己成長、獲得發展空間的時候，離婚成為自然選擇。「現在我的好多朋友都說，覺得離婚是人生大事，結婚不是。這對她們來說是真正的自由。我們現在這一代人，還是很尊重自己和自己感受的。」

因為凍卵案，徐棗棗一頭扎進單身生育這個議題裏。她結識了更多的女性，也開始深入地了解那些有生育意願以及已經生育的單身女性們。

2019年底第一次開庭之後，再次開庭的通知一直杳無音訊，再加上疫情爆發，徐棗棗跟多元家庭一起邀請專家和專業人士開了多場線上分享活動。有的女性聽眾告訴徐棗棗，凍卵案之前，她們不知道在中國單身女性不能凍卵。現在她們知道了，她們很憤怒，因為不公平。

在其中一次的分享會上，徐棗棗認識了張萌，她是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生育保險案的當事人，已經當了媽媽。徐棗棗看到了同為單身女性在生育議題下的另一種狀態。「她自己去尋求答案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智慧，還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去照亮其他情況類似的人。那種東西是非常鼓舞和感染我的。」徐棗棗說，不同生命體驗的女性相互交匯，那是一個神奇的過程。

現實也在不斷提醒徐棗棗，針對單身女性生育的敵意和刻板印象依舊根深蒂固。「兩次開庭都會被被告方的陳述點燃，讓我覺得不能這麼就算了。」

在第一次庭審中，被告方除了論述國家有政策規定外，還列出了「單身女性生育會造成單親子女的教育問題、會推遲女性生育年齡」等在徐棗棗看來代表主流保守性別觀念的理由。在9月17日下午進行的第二次開庭中，被告提出單身女性凍卵會延遲生育年齡，由此催生高齡產婦，而這對孕婦和胎兒來說等於「自殘」。徐棗棗說自己氣憤到雙手發抖。但兩次庭審的法官都讓徐棗棗感到些許安慰。他們態度友好，給了她和律師相對充分的表達時間和空間，並且認真聆聽。

徐棗棗說，被告方律師繞來繞去，其實總想回避「房間裏的大象」，即「不平等的體制。一方面是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國家懶政又同時過於深入個人生活的越權管理。」

中國女性生育權被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係裏

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正式公布，被視為中國徹底放開三胎生育的標誌。同時發布的還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被稱為從經濟和社會角度，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其中有諸多引人關注的具體措施，比如取消計劃生育時代色彩濃重的社會撫養費（又名超生罰款），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脱鈎。文件稱，一系列舉措的主要原則之一就是「努力滿足群眾多元化生育需求」。

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退休教授、性別與法專家劉明輝對端傳媒表示，當前的大環境對於保障女性生育權非常有利。「跟計劃生育那時代是完全兩樣了，那個時候是不惜代價地去控制，現在不是了，現在是想方設法地鼓勵生。但問題是沒有多少人生，所以才讓出台很多的配套措施。」通過課題研究，劉明輝了解到單獨二孩乃至全面兩孩放開之後，實際的生育增長情況遠遠沒有達到預期。她作為凍卵案的兩名專家證人之一出席二次開庭。

劉明輝說：鼓勵生育得落到實處，光喊口號沒有用。「我覺得咱們實質鼓勵的東西還是少一些，光是在那喊口號、下命令。比如像日本，人家確確實實是給財政補貼的。哪個公司做的好，政府給錢的，還有精神上的表彰。」

徐棗棗說：「現在年輕人又要養老又要育兒，尤其我是80後這一代的獨生子女，這些責任如果都壓在身上，只是說開放政策就去做選擇其實非常難，要考慮的後顧之憂太多。」

在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之下，單身女性是否能夠掌握生育權？

董曉瑩說：「國家沒有鬆過口說保護單身女性生育權利，相關政策也都沒有明確，所以地方也很難去有一個依據。」讓她感到鼓舞的是，文件明確提出了「多元生育需求」的表述。劉明輝也認為中國對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整體呈現放開趨勢。她告訴端傳媒，2015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時在最後審議中刪去了「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

然而，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執行40年，其造成的行政慣性和管理思維定式雖然在鬆動，但仍根深蒂固。

2017年9月由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發布的《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中寫道：「我國生育權政策體系繁雜，《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裏很多內容沒有做出詳細規定，而是交給國家衞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即現在的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各地人民代表大會甚至各級人民政府來補充，隨之產生了一些地方或部門規定甚至是地方的『紅頭文件』不符合上位法的情況。」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由包括律師在內的多家中國大陸民間組織構成。

董曉瑩也認為，中國雖然已經取消了社會撫養費、戶口登記等限制，但在具體執行層面，單身女性仍然要面對諸多困難，比如生育保險報銷。「在國家層面的規定，比如《社會保險法》，沒有限制說必須有結婚證才能領取生育保險，但是在地方的執行上就是卡住了。其實這是一個違反上位階法的情況，但是地方沒有動力去改變。」

「非婚生育除了違反所謂的傳統價值、讓家庭『蒙羞』之外，還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國家一直都是實行嚴格的一對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子女，計劃生育法裏說的也是提倡夫妻生育一個孩子。地方層面就都把生育權的主體默認到了夫妻身上，所以非婚群體一直都被排除在政策外。」董曉瑩說，雖然國家政策上已經允許非婚生育子女直接登記戶口，但是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在實際執行層面仍然認為非婚生育不能登記，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

劉明輝告訴端傳媒，為了做專家證人，自己蒐集了所有有關的法律法規，發現沒有任何一條禁止單身女性凍卵的規定。她認為，拒絕為單身女性提供凍卵服務，但可以為單身男性提供凍精服務，這屬於性別歧視，而只能給已婚女性提供凍卵服務，則屬於身份歧視。醫院所遵從的2003年的規定屬於部門規章，與多個上位階法相違背，理應取締。

《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指出：「現有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雖然確認了公民的生育權，但是實際規定裏卻以『夫妻』作為生育的主體。雖然法律層面並沒有明文禁止單身生育，實際上各個地方在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時候，卻將單身生育囊括進入了『違法生育』之列，將『是否結婚』作為『能否合法生育』的其中一個條件。」

在董曉瑩看來，中國女性生育權本身一直沒有回歸到女性自身，當作其一項基本人權。「一直都是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係裏，沒有把它獨立出來，從計劃生育法到現在從來沒有鬆動過。」

鼓勵生育的大環境與單身女性掌握生育權之間仍然存在鴻溝。董曉瑩認為，僅靠國家政策，還遠遠不夠。在地方執行差異巨大的現實下，每個人會遭遇和遵循的都是更具體的地方政策，國家政策的變化給人爭取提供了空間，但「不是說政策在了，個人的權利就都實現了」。

但與此同時，舉國鼓勵生育的大環境反而加重了干涉女性生育權的勢能——催生變得更嚴重了。在十一國慶假期時，跟徐棗棗年紀相仿的兩位新朋友告訴她，她們原本已婚未育，但自己現在遭受到的催生壓力是空前的。董曉瑩身邊的女性朋友也有在三胎放開後被催生的情況。她告訴端傳媒，尤其是生了一胎之後的女性。如果一胎是女兒，女性大概率會被催着生二胎，看能否要個男孩。「這個也更能體現，生育權不在女性自己手裏。到現在還非常普遍，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

第二次開庭結束意味着一審階段的司法程序已經走完，現在只剩公布勝訴或者敗訴的結果。徐棗棗被問及對凍卵的想法是否有變化時，她說：「生孩子還是沒有那麼迫切，但對於凍卵更迫切了一點。因為我的卵又老了一些。」徐棗棗告訴端傳媒，如果在國內凍卵的前景完全無望，她會考慮攢夠錢之後出國凍卵。「但這都不是上策，我想堅持我的訴訟請求，就在這一家醫院凍。」

雖然仍期待勝訴，但徐棗棗不執着於判決結果。她對端傳媒說，一個社會實踐性別平等需要分步驟分時期來完成。從最開始形式上的顯性不平等逐漸消失，然後發展到隱性的不平等逐漸消失，最終達到實質平等。這是一個漫長過程。「從觀念到生活實踐，都是很需要練習的，也都是很漸進的。大家對於這些不公正的容忍程度也在變化。」

2018年11月底，徐棗棗第一次來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生殖科諮詢凍卵，發現單身女性在中國不被允許冷凍自己的卵子。攝：七七/端傳媒

法國尼斯一所輔助生殖技術實驗室內，螢幕顯示顯微鏡下的一粒卵子。攝：BSIP/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一所生殖技術實驗室內的一名工作人員把卵子樣本放進液態氮容器內冷藏。攝：Benoit Tessier/Reuters/達志影像

上海，一名男孩望著一個地鐵站內的嬰兒用品廣告。攝：Carlos Barria/Reuters/達志影像

廣州，一名婦人走過一張推廣計劃生育的海報。攝：China Photo/Reuters/達志影像

郭婷：「三十歲」的焦慮？那些我們看不見的姐姐和她們的風浪

作者 郭婷｜2020-07-08

「每個人的歷史，從出生前就開始了。」熱播綜藝真人秀《乘風破浪的姐姐》如此開篇。雖然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並沒有錯，但節目裏的這句話，卻僅僅是為了把生命聯繫上母親。因為接下來，那個男聲畫外音繼續說道：「女人，從母親開始，就是我們一生中最早記得和最後忘卻的名字」。男性聲音一般被認為更具有權威性，在一部關於女性的節目裏用男性畫外音來定論，似乎暗示儘管節目的主角是女性，但決定命運的權力卻未必來自她們自己，而來自其他權威。

而畫外音的男性權威在節目一開始就代她們規定了女性的人生軌跡。「三十歲以後，人生的觀眾越來越少」，進一步加強命運無法自主的無力感和觀眾對這種無力感的認同，也通過絕對權威的模式阻止了大家對這種無力感的深層社會成因發出質疑。如果片頭的畫外音改一下，用聲音蒙太奇讓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女性說出她們的煩惱、快樂、驕傲，會更符合《乘風破浪的姐姐》這個標題吧。

事實上，人生未必就從三十歲開始凋謝，對很多人而言，三十歲才是厚積薄發的時候；我們之所以感到過了三十歲就大勢已去或力不從心，既是媒體、資本、公共輿論的共同作用，也和資源分配不均有關，在中國更有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推波助瀾。

青春近似值代替年齡多樣性

「三十歲」作為一個負荷著壓力和焦慮的年紀，在節目开头這段旁白中被無限放大，突顯出單一的主題：如何讓三十歲以上的女性呈現出更年輕的樣子，而不是呈現出不同年齡的豐富、苦樂和多樣性；所謂「乘風破浪」，是如何讓大齡女性也能排除萬難，像少女那樣勁歌熱舞，而不是以成熟和歷練的姿態面對現實生活中真切的苦難和不易。

好在節目穿插的訪談裏，不少人對「年齡」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既有坦然和淡然的聲音，也有真實的焦慮。但製作方和觀眾參與在內的社會陳見形成一種互動性霸權，彼此鞏固對年齡的要求和隨之而來的壓力。中國的娛樂節目更因為有審查制度的存在，所謂製作方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又有另外一層互動，哪怕製作方的工作人員希望探討壓力成因，有為「大齡」賦權的原意，也會礙於官方思路和公共話語在這個問題上的稀缺，而不得不呈現單一和扁平的樣貌。

普通人對年齡焦慮，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包括生理性和社會性的不安全感，而不同群體面對的壓力和不安全感又有所不同。這種焦慮也是世界各地共通的，比如單身歧視、性別歧視和年齡歧視是單身女性普遍面臨的社會壓力。當然，這些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會有不同的標準和表現方式，當代人也同時受到社會文化和規範中對性別、年齡、婚姻等問題的既有陳見和交叉性壓力，以及全球資本對資源的壟斷和對本土既有問題的勾結和強化。

我們身邊的公共空間充斥著美容產品、豐胸產品、美白產品，女性似乎只能擁有一種形體，那就是外表上的幼嫩，身體上的豐滿，簡言之，就是所謂童顏巨乳，加以心智上的單純。每次和朋友看電影時，都會一起笑電影開始前的FANCL廣告：「年輕，可以彈返來！」。這句廣告詞非常典型地利用我們對年齡的焦慮。

護膚品牌SK-II曾在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美國、英國及澳洲共 11 個地區進行有關年齡議題的調查。他們發現近半亞洲女性認為社會為女性貼上「保存期限」標籤，暗示女性到了一定年紀又未婚，就會在「婚姻市場」上失去吸引力。同一則調查發現，只有10%的香港女性認為自己可以坦然接受變老，68%認為與年齡相關的壓力是發自內在，而不是外界所強加。但這個看似具有社會意義的調查是由一個跨國護膚品牌進行，其目的是進一步打開市場，販賣護膚帶來的年輕外表，和這種外表所帶來的表面上的改變。《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一書也指出台灣女性、尤其是公眾人物譬如從政者，經常被去性別化、少女化、或老女人化，呈現極度簡化和標籤化的年齡樣貌。

這個問題似乎在東亞更明顯，但問題並不是東亞女性天生更愛美、更注重美白或抗老，而是在歷史和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資源和公共空間始終被父權精英霸佔，女性被塑造出「女為悅己者容」的特質，以身體或外表為資源，是權力不對等的結果。

東亞不同地區的女性都在面對「剩女」的標籤，因為東亞社會過渡到現代的過程中，融合了既有權力秩序和西方殖民發展中的父權，就如對「N號房」事件的評論中所指出的。與此同時，在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浪潮中，女性也承擔著勞動生產和養育人口的重任。

整體而言，亞洲在全球權力不平等的大語境下，疲於殖民暴力、戰爭、社會運動、反殖民運動，並沒有和西方同時經歷女權主義浪潮，而經歷了雙重殖民和雙重父權，包括以反殖民和獨立或進步為口號的民族運動。連今天的公民社會內部的權力關係，很多時候只是換了組織結構，但並沒有更換權力邏輯，因此也不斷在複製同一套家長式威權。女權主義運動在亞洲並沒有缺席，只是開始得晚，或受到更大的阻礙。印尼學者L. Ayu Saraswati在《在印度尼西亞感受美，感受種族》（Sensing Beauty, Sensing Race in Transnational Indonesia）一書中分析東南亞的美白產業，讓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如何共同作用，系統地壟斷和規範我們對美的想象。

對年輕樣貌的過度強調，也出於一種對女性形象的扁平想象和規範，女性在身體和頭腦上的單純被譽為美德，將成熟、智慧與世故精明、道德渙散等同。當年因為陳冠希的電腦被入侵，裸照被公佈在網絡上的女星分明是受害者，是公眾消費和傷害了她們，她們卻不得不為自己被娛樂行業打造出來的純潔無瑕形象的崩塌而道歉。其中阿嬌也以純潔、完美、凍齡的形象代言醫美而復出，似乎要抹掉她的過去，讓多重父權繼續利用對性的道德化以及性別想象的單一化來壓制女性，而不是展現她因經歷而成熟的智慧。

姜文的《邪不壓正》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電影中塑造了兩種女性形象，周韻成熟勇武，因為她是母親，襯托女配角的精明妖冶。而電影中有也僅有兩種男性形象，分別是想做父親的和做了父親的。彭于晏說：「我現在不用找爸爸了，我自己做爸爸了。」他的話意味著男性氣質也只有「爹味」和乳臭未乾兩種。

這不僅是一種對性別的扁平詮釋，也是在用家庭關係來衡量人的成熟度，並未真正脫離私人領域而通達更廣闊的世界和更複雜的社會身分。進一步來說，這種家庭主義（familism）給公民社會造成了困難，因為東亞的威權治理利用的正是大家長式的家國民族主義（familial nationalism）。任何人要成熟，能被作為成年人尊重，成年禮只能是生兒育女，為人父母。家庭本來沒有錯，但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意味著對公共空間的打壓。這符合家國威權主義對「子民」的規訓，「子民」不能覺醒成有自主意識和公共意識的現代公民。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從「婦女解放」到當代女性覺醒

當然，不可否認SK-II在上海相親角的廣告有非常感人的地方，讓人看到單身女性的自主意願在兩代人之間的和解。但造成「剩女」壓力的社會甚至政策原因，和造成父母輩的焦慮、代際矛盾的歷史原因，卻在廣告中被隱去了，因為跨國資本進駐中國需要國家的首肯和支持，自然不能提及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這一點，也是威權政府與全球資本主義形成新型霸權的點滴例子。

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婦女的歷史地位經常被引用，以表明過去的某些問題，或以女性的「陰性」屬性來表現「舊社會」的弱點。這種以偏概全的話語經常受到質疑。

比如在《女性與中國革命》（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一書中，歷史學家賀蕭（Gail Hershatter）通過有限的檔案和資料的腳注，為那些無名的婦女立傳，讓人看到女性如何不斷用自己的主體能力回應環境和時代。她們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種種危機的受害者，也是過去兩個多世紀以來每個重大建設項目和社會發展的參與者，包括清末女性如何管理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在家中教育女兒、安排聯姻，還通過編織和紡紗為帝國晚期的經濟做出了貢獻；當時的稅收和道德秩序是如何產生的，纏足的女性如何通過紡織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也作為按時交稅的良性主體使家庭和社會秩序井然。

但同時女性承擔了許多「隱性勞動」，包括生殖勞動；勞動分工也限制了婦女的社會適應性和可見度，譬如婦女確實在紡織業做出卓越的貢獻，但商人雖然為了爭奪婦女的勞動力而相互競爭，卻只向女性提供原棉和紗線，再向她們購買制成的紡織品。這種分包制度使婦女無法直接銷售自己的產品，也失去了市場能見度和參與權。隱形勞動和基於性別的勞動分工便於從公眾的理解中抹去她們對社會進步所作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婦女解放運動鼓勵去性別化，卻隱藏了性別不平等的主體問題，用男性標準去要求和替代女性，其中性別作為一個類別，僅具有政治和實用意義，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政府實現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烏托邦的一種手段。宗教學學者康笑菲也曾通過革命樣板戲《白毛女》指出女性的身體如何成為農村百姓和中國落後的符號，只能被「紅太陽」的「陽氣」所拯救。換言之，「婦女解放」所代表的女權主義有一個悖論，那就是誰被解放，被誰解放。

在後社會主義中國，女性年齡的焦慮有官方製造的一面，包括官方對「剩女」話語的製造，法律和機制上的不完善，威權體制和資本經濟勾連模式下更激烈的資源競爭和壟斷。

此時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因此國家如何鼓勵婚姻和生育也是一種經濟發展的策略，同時減少國家養老的壓力，穩定社會和諧。因為婚育和社會的發展與穩定掛鉤，公共話語也因此對年齡帶著更多性別和階層上的歧視，比如用「剩女」形容女性，卻用「單身貴族」或「鑽石王老五」來形容男性。「剩女」話語的誕生也因此具有官方意識形態，教育部在《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 中將「剩女」納入其列出的171條漢語新詞語中，並將此定義為：那些生於70年代的大齡女青年，也被稱為「3S女郎」——Single（單身）、Senventies（大多數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

全國婦聯網站也轉帖了新華網上有關「剩女」的文章，其中包括《有多少「剩女」值得我們同情》，認為「大多數『剩女』不值得同情，她們更需要教育和反思」，因為「『剩女』們雖然依然單身，但是，一般說來，異性朋友一大堆，而且很多高學歷的『剩女』性思想非常開放，她們最喜歡到一些娛樂場所去尋找一夜情，或者乾脆傍個官人或大款做二奶，等自己青春不再的時候，被別人一腳踢開才想到自己還要找個結伴終生的人。」

女性的年齡在這裏被官方進一步道德化。2010年12月，全國婦聯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婚介行業委員會和百合網聯合發布了《2010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女性的擇偶壓力主要源自於男性對女性年齡的要求，超九成的男性認為女性應該在27歲之前結婚，超過五成的女性認為男性最佳的結婚年齡是28-30歲。」官方媒體直接將這句解讀為「『剩女』門檻27歲，『剩男』門檻30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把「剩女」 列入2007年的漢語新詞之一，共青團中央常務書記賀軍科在2017年《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 2025年）》發布會上表示，「大齡未婚是中國青年迫切關註的重大問題，共青團將幫助大齡未婚青年找合適伴侶」。

因為中國的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性質，因此，官方和媒體共同加劇了女性對年齡的焦慮，一同塑造性別角色和社會身份，影響公眾思維和社會性別規範。娛樂節目和新聞報道都通過選擇性處理信息，造成公眾對女性年齡的更多偏見，給女性帶來更大壓力。甚至原本可以成為對性別平權有推助作用的事，都成為鞏固父權制度的一部分。譬如中國第一位高調坦承自己變性經歷的公眾人物金星，卻主持了一檔強調家長權威和父權機制的相親節目《中國式相親》，其中更有教訓女性下跪等場面，回應了當前意識形態中對「傳統文化」和傳統權力結構的直接宣揚。

中國的剩女婚戀焦慮也是歷史的結果。社會學家孫沛東研究上海相親角時提出集體焦慮的觀點，認為因為存在生存、成才和養老等風險，獨生子女與其父母毫無選擇地被綁縛在了協同擇偶這輛戰車之上。另外，現行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還不能妥善解決養老和醫療問題，目前主要仍依靠子女照顧老人，父母之間相互關注對方的工作單位、福利待遇、養老保險等個人經濟狀況和社保狀況這一現象的背後，也隱含著人們對未來生活的擔心。換言之，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年齡焦慮也蘊涵著一個諷刺的矛盾：「社會主義」的缺位。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希望通過社會改革達到公私領域的平權，在中國的表達方式是「婦女解放」。但「婦女解放」和「女權主義」在今天幾乎是兩套脈絡，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政策，後者是自發的民間運動。兩者在很多時候是矛盾的，前者會對後者進行制約甚至打壓，比如女權主義者被拘捕，展開女權運動的困難。當然，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時期也不能完全用時序表差，因為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既有父權的一面，也有進步的地方；後社會主義時期確實可以看到私人領域的興起，但國家對私人領域的管控從未消失。有學者在研究共和國婚姻法時提到，五十年代的第一步婚姻法確實有很多進步的地方，比如廢除納妾，允許離婚，但也加強了國家對婚姻的介入。在最近頒布的離婚冷靜期、二胎政策也可以看出國家通過婚姻法對人口和個人自由的進一步控制。

今天中國的女權主義包含眾多脈絡，就像曾金燕曾經概括的那樣，包括逐漸建立和普及的性別學科，多元但依然力量薄弱的草根女權運動，我認為也包括新自由主義女權和更廣泛意義上女權意識的興起，同時面對民族主義、新儒家、新國學等文化保守思想運動，資本市場與開發利用女性生產力為主導的國家女權主義同謀，在國家對女性權利保障制度缺位的情況下，一方面提供了女性主體解放的土壤，另一方面步步逼近成為全方位侵犯女權的主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乘風破浪的姐姐》節目開頭畫外音的男聲，也代表了自上而下的絕對權力，讓所有改變和對改變的呼喊都變得困難。

利用社會覺醒，娛樂代替改變

身邊的朋友們對這檔節目褒貶不一。有許多批判反思的聲音，認為這檔真人秀節目依然把女性作為觀看的對象，僅僅用外表是否年輕漂亮來衡量她們的價值，但真正的乘風破浪和表演乘風破浪是兩回事。姐姐們有自己的事業，為什麼要來組女團？也有許多讚揚的聲音，認為它還是展現了女性努力的樣子，哪怕只是歌舞選秀。

但節目的娛樂性質為它定下了限制，就像畫外音提醒我們的：「漂亮，是女人的戰服，活得漂亮，才心服口服」。參與節目的演員寧靜也說選同伴就要選漂亮的。女團未必是年輕漂亮的代名詞，但節目僅僅把女團表現為年輕漂亮的代言詞，仿佛讓觀眾看的是她們再努力，也不過是娛樂大眾的美物；當真正的社會問題被消解時，個體的能動性也變得非常狹窄和有限。

個人覺得最遺憾的，就是節目的走紅反映了目前社會上性平意識的崛起，但是它卻得不到更廣泛的支持和發展，只能是被規訓和控制的樣子。女明星在節目中的彼此打壓，也映射了現實生活中的權力不對等、資源分配不均、和權利的缺位。

中國當前的女權運動其實非常豐富，有反家暴小組，法律援助組織，多元性別關注組，有關注女工權益的尖椒部落，揭露性侵和性騷擾的米兔運動，更早年還有女權之聲組織的「佔領男廁所」、「受傷的新娘」、「萬人簽名反家暴」等成功事件，也有後來的女權五姐妹被捕。在今年肺炎疫情肆虐的時候，不少女權運動者也參與到志願服務中，提供了物資、心理咨詢、醫療咨詢、新聞和信息翻譯等工作，包括發起為女性醫護人員提供安心褲的行動，更不用說那些戰鬥在第一線的女性醫護人員。

微信公眾號和其他自媒體上也有對女性主體性的強調，不少普通女性希望改變育兒、家庭、工作中基於性別的不平等和壓力，參加節目的女星也認為自己活得很瀟灑，不需要把幸福建立在對另一個人或一些人的依賴上，或者想過不凡的人生。這些可能只是一些初步的女性意識，但國內汲取信息的渠道是有限的，公共話語受限制和管控，造成大家對女權主義的理解可能片面，或者能呈現出來的形式很有限。

一方面中國確實有正在不斷生成和崛起的新生意識和運動，另一方面不同個人和群體都面對信息、資源受到限制和控制的情況，圖景雖然豐富但也紛雜，有時甚至出現陣營分裂的現象。這些也是公共空間在形成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而女權議題本身敏感，更容易受到責難和壓制。正如李思磐最近在《微博女權的前世今生：從「政治正確」到「商業正確」》所說的，希望能找到把各自運轉的「互聯網星系」連結起來的方式，一起面對共同的挑戰。

而再回到《乘風破浪的姐姐》這個節目，其背後的利益方利用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權主義的萌發，卻製造出單一、扁平、甚至宮鬥式的女性形象，反而回應了之前所提到的官方意識形態，和權力一起進一步規訓了女性。「姐姐來了」是什麼來歷？這是韓國 MeToo運動中的口號，是女性之間的關照，是面對暴力時的勇氣。這句話流行起來是因為女性確實在她人的故事裏受到鼓舞，在現實的艱難中看到了希望。利用這句話，將之資本化，再抹去其語境，則是一種惡，讓人憤怒。

單說女明星自身，也因為娛樂行業的狹窄和利益壟斷而很難突破。去年，海清、姚晨、馬伊琍等三十歲以上的女明星在頒獎禮上「突襲」，談到「大齡」女星戲路窄的問題，希望以後能有更多角色。許多網民為她們叫好，也有人對此感到惋惜，認為她們說自己比年輕女明星便宜是在乞討，依然處在被動的位置。相比之下，在被問及如何改變好萊塢少數族裔不受重視的問題時，美國亞裔女星Ali Wong說需要我們自己動手來寫劇本，自己寫出增加少數族裔、能改變人們刻板印象的故事，讓人拍手叫好。但這些改變在國內很難做到，因為國內有產業壟斷性和審查制度。這些是亟需探討的問題，但我們知道它們卻無法在節目上露臉，讓人倍加遺憾。

我們是普通人，希望在熒幕上看到有力量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會給我們所經歷的疑問和掙扎帶來一些解答。而《浪姐》這樣的節目讓我們看到的力量依然是單薄的，節目中的象征性改變也應該與現實生活中的改變相輔相成，但因為在中國改變之困難，連象征性改變都如此單薄的時候，更讓人感到無奈。

真正乘風破浪的姐姐們在哪裏？

真正的乘風破浪，應該讓我們看到生活中的勞動者和普通人的風浪，和她們相應的勇氣與力量。工地上充滿力量和尊嚴的女建築工人，樓下敬業的保安大姐，豆瓣上分享自己作為單親媽媽裝修心得的友鄰，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經歷、不斷成熟的昔日「童養媳」馬泮艷。

我自己身邊有年輕女性說賣保險賺到錢之後要去扶助社會企業，有朋友為了記錄歷史而放棄考古理想成為記者，有朋友在工作之餘為反家暴中心提供法律援助，還有老教授決定把每一位研究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因為沒有子女，又無法滿足複雜的領養程序。真正的乘風破浪，應該讓普通女性的故事進入公共話語，比如每次生理痛的煎熬，對疾病、腫瘤、衰老、生死的恐懼，尤其是其實非常常見的子宮肌瘤和乳腺疾病，上一代人的節育環，教育和醫療資源匱乏的無奈，怎樣面對從小追隨我們到大的性侵，生兒育女或者無法生育的苦樂，到城市打工和不同職業的進取、壓力，身為性少數者的經歷，對政治的看法，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彼此鼓勵和幫助的點點滴滴。

真正的乘風破浪，也應該讓我們看到體制和機制能夠如何做出回應和改變，以及我們在其中的互動。最近一則新聞讓人動容，標題是〈女校長讓16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知青張桂梅堅守滇西貧困地區四十多年，放棄優越的工作條件，毅然投身深度貧困山區教育扶貧，建成針對貧困山區家庭困難女孩的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使1600多名貧困家庭學生圓夢大學，而這一切都源於在她任教期間時不時有女生從課堂上消失的情況。張桂梅說，十幾歲的姑娘就被嫁出去了，我絕不讓我教的班級的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輟學。張桂梅老師應該上《浪姐》，或者這樣的故事才是體現出乘風破浪更廣闊的現實意義。雖然這個新聞被報道的方式也有失偏頗，譬如迴避了知青政策的歷史問題，譬如突出一己力量，陷入國家型正能量的論述；並沒有追問為什麼國家缺位，需要這樣一位普通人犧牲自己的人生來幫助其他女性。

女權主義或者任何平權運動永遠是在不斷變化和生成的。我非常喜歡美國非裔女作家Roxane Gay的《糟糕的女權主義者》（Bad Feminist），用調笑的語氣細數自己沒有做到的「女權主義」，比如喜歡粉紅色，不會修車，暗戀UPS的送貨小哥……但她也說道：「但我也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因為我不認為自己因為性別就應該被像一坨屎似的對待。」在分享會讀到這一句的時候，她的聲音都在顫抖。

許多人都有真實的覺醒，但因為公共話語中沒有明確的方向，也沒有明顯的、觸手可及的公共機制提供幫助，民間運動又經常受到打壓，不被官方接受，也不為大眾所知。如何在有限制的情況下推動（社會主義）女權的建立，是我們要一起面對的問題，而這些也是只能出現在《浪姐》舞台燈光之外的乘風破浪。

（郭婷，愛丁堡大學宗教學博士，曾於牛津大學歐洲研究中心、普度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及性別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2006年6月30日，北京一名女士在街道上。攝： 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2010年5月26日，廣州一個數據處理中心的上班女士。攝：Lucas Schifres/Getty Images

SK-II在上海相親角的廣告片段。網上圖片

2016年10月28日，北京接受過培訓的保姆與塑料嬰兒一起吃午餐。攝：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娛樂圈女星的台灣金箍咒：五十年來，被公開的秘密夢想

特約撰稿人 馬欣｜2020-12-19

直到21世紀，我們才有了阿爆、9m88、魏如萱等女歌手⋯⋯而此前，在台灣，我們的女歌手多半是活在他人視角中，由男性意志創造，附身在眾人附魔不可脫離母胎的想像中，一如90年代初陳小霞唱的〈傀儡尪仔〉，半數以上並沒有辦法擁有自己的神魂⋯⋯

1999之後，「女星」不再需要討喜

日本觀察者藤原新也說過，可更換衣服之娃娃如莉卡與芭比娃娃，對女童來說是社會化的入門。回想起來，台灣幾十年來培養的女星，的確幾分像「莉卡」與「芭比」，反映了我們單薄且缺乏多元性的女神文化。

改變點大概是1999年蔡依林的出現。讓社會嚮往的「她」是可以隨時更新人生的魅影，像一個夢幻的載體，因她渾身是普普藝術的實現，近年更是將自己的身體化為賽博格的想像（機械人、改造人），包括〈怪美的〉〈我呸〉人如娃娃的碎片化，充滿了外界習慣將女藝人徹底客體化的反諷。

她是少數終於能破繭而出，不被傳統形象侷限的女歌手。她可隨「七十二變」更新，以肉身菩薩般實現各種幻影，不拘女特工、女王等各種角色扮演。且不斷地推翻自己，讓歌與人合體，實現了男女羅莉控加芭比娃娃的生化境界。

她有時不惜將自己外型妖魔化的反操作，反映了台灣就是不容許女孩作亂，尤其在審美上，比他國要保守很多，同時也嘲笑了現代刷臉的淺碟文化。

來到新世紀，直到這兩年，新生代藝人更進一步，以行動藝術大破大立地走進人們視野。9m88的造型玩得跳脫，跟早年藍心湄有著各種時尚元素拼貼的打扮，加上阿爆以原住民風格混搭流行的獨樹一格、魏如萱、王若琳各種反宜家賢慧洋娃娃的穿法（幾分像復古娃娃穿越的怪異符號）。這除了阿妹後期「阿密特」以分身敢這樣穿外，沒人敢像這批人敢去挑釁女生就是要討喜的公眾形象。

加上近期竄升極快的持修（他雖然不是女生），但他的出線不只是性別的包袱有了突破，他等於突破了次元壁，讓二次元動漫的審美進入了現實領域，或許他的出現，可以改變台灣一成不變的明星包裝。

80、90年代：懷春少淑女與保守時尚觀

然而，所有這些發生之前，群眾對多數女星的幻想，仍多侷限在社會功能想像中，女星多數都要唱著委婉悲切的歌曲，符合著多數的「少淑女」成衣 Model 樣貌。

即便我們在90年代初刻意推出ABC背景包裝的歌手，如蕭亞軒、李玟等，像是我們集體品香國外月亮，但她們始終貼上正能量「人生勝利組」的標籤，也讓她們困在原地，抽離了神魂，只是一種價值實現。

90年代中期後，我們曾很流行以幾分頑皮的女兒情態來叛逆一下，如李心潔、徐懷鈺、范曉萱、S.H.E等、都是非常符合社會規格的製造，很難出現真正帶領時代風騷的女歌手。這時期，儘管有推出都市都會女歌手，如蔡健雅等，但仍延續陳淑樺路線，比起80年代雖有造型突破，但整體來講仍相當有限。

有一大原因是我們時尚觀非常保守，三十年來受困於極端傳統的兩性性別想像中。我們在蔡依林之前，幾乎沒有敢打翻流行符號的人。因此除了好媳婦、小女兒情態、都會新女性等三大類外，很難讓無法歸為這三大類的女歌手出頭。而中性化的歌手，從潘美辰、林良樂、張芸京都以一種幾分草根藍領氣反撲為包裝，始終反芻一種「無法歸家」的悲情，如同複製重貼，包括歌路。

因為只是迎合社會的符碼，讓後來轉型的范曉萱經歷辛苦期、楊乃文的嗓音與狂氣無法真正找到合適的位置。各種個性女生都是一路被壓抑的。

台灣始終無法產生梅艷芳、王菲（多虧香港打造）這樣不用考慮先當一個討喜的女人，而是原本就該有獨領風騷的氣勢。我們鮮少有這樣氣勢的女歌手，且從來也不鼓勵。

數十年來，我們的女歌手製造始終循環著一種「莉卡娃娃」的全面實踐，接力保守的魅影重生。也因此在21世紀，我們非常流行文青女神，陳綺貞、張懸等人的崛起，算是一種溫柔的反叛，但樣貌仍然得是好人家的女孩，終於可以唱一點自主思考的歌曲。年輕的聽眾已經想突破了，只是暫時還乖乖待在安全的範圍內。

70年代：美式美學vs好姊姊好女兒

這樣說起來，似乎70年代的女歌手還前衛些，表象上是。那時我們台灣是全套移來國外美學。諷刺的是，等我們經濟起飛了，卻只是讓女歌手成為白領階級女兒的系列，來充分顯出我們躋身新貴的不安。

在寫這篇時，我想到很久以前，我們家電視放的都是崔苔菁、華萱萱的影像。彷彿除了勞軍與全民共同「乾女兒」的鄧麗君外，我們其實當年是跟隨著美國而喜歡某些女星，那時無論在精神上或是物質上都崇拜著美國的台灣，女性審美也跟著美國跑，像條精神上的臍帶，呈現在70年代流行文化中。

如果女性藝人在電視上多少都要肩負安慰療癒，與投射當時社會嚮往的樣貌。那麼華萱萱自稱是台灣「夢露」；崔苔菁遂另以「一代妖姬」將自己與其分庭抗禮，一時間，崔姬與她帶領的綜藝與審美風潮風行於大眾。微妙的是，當時社會上一般女生無論衣著還是思維都被控制在一個保守的世界中，與電視上的世界大相逕庭。

崔姬這樣的橫空出世，與她影響的妝容與歌舞西方化的女歌手們，就只限於大眾對美國的孺慕之情，那很像美軍遺留下來的審美條件，或是我們當時非常需要的歌舞昇平（對比我們當時傳說另一邊在吃香蕉皮），在電視上最終歸於人們在吃飯時順便做的南柯一夢，事實上鄧麗君才是大眾自家人。

那時的電視文化並不接近民眾，比較像是我們對未來一起共同做的美國夢。於是崔苔菁無論金色流蘇裝，或她埃及豔后的形象，都是美國好萊塢飄來的殘夢異香，但的確無論台風與舞步，崔苔菁女王自信的紮實舞台，是我們普遍極度缺乏的。

70年代後期的淨化歌曲，讓女生流行的圖像又變了，女性的客體符號永遠是社會變化的象徵。像個母胎一樣，集體孕育著共同的想像。那時開始流行清純的女青年。有別於崔姬等美式作風，甄秀珍等藝人唱淨化歌后，開始刻意穿起褲裝，有著渾厚歌喉與眾多手勢，展現出時而正氣凜然，時而端莊雅致的政治正確。

之後鳳飛飛等中性女星都在70年代開始風起雲湧，亦師亦友的風格大行其道。當年女星除了流行艷麗的模特兒搭配劉文正的演出，就是電視台扶植出來形象端莊正確的女星。電視上女星分為兩派，一派是對美國深深依賴而複製出的華麗女星，彷彿是將夢露之夢與伊莉莎白泰勒之夢，放在「群星會」等綜藝節目裡；另一派則跟隨國民政府政治正確的風氣，由黨國色彩濃厚的電視台為綜藝與戲劇扶植起來的歌手，包括尤雅、姚蘇蓉等。

再回80年代: 經濟起飛，閨秀型歌手如扭蛋

真正影響到台灣後來審美風格的仍是80年代一票閨秀型女歌手的出現，跟當時台灣已經濟起飛，中產階級的人們開始藉由對情人與女兒的期盼來發夢。

陸續出現扭蛋型歌手，當時大紅的如沈雁、李碧華（唱古代詩詞爆紅）、蔡幸娟等，看似小家碧玉的裝扮，實事上都承載了社會期待的「女兒」與「媳婦」類型，似乎需要點經濟實力的背景方能於深閨培養，來唱幾首「養在深閨無人識」的幽怨歌曲。

當時全民拿點文藝腔唱歌，心懷作詩夢。課本上寫著席慕蓉；腦袋裡想像著三毛的出逃於撒哈拉；在聯考壓力下想像著二秦二林是人生的樂透，一切都像是楊德昌導演的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一》那股既壓抑又好不容易混出頭的悲傷。人們做同一種秀才夢，而搭配這種秀才夢的就是這系列扭蛋型閨秀。她們一律低著頭淺笑、吟著春花秋月、穿著得體長裙、髮夾不離身、待嫁夢隨時被吟哦著。

若一個不小心穿越，你會以為我們那時還仍在中國科舉時代，做著某個階級才能想的舉人與秀女夢。人們帶著那點稀微的中國印象，小心翼翼做著開始富裕的夢，這是經濟起飛後，金瑞瑤、彭雪芬等小女兒情懷在歌曲與戲劇（當時流行大量好學生電影）中都大紅的情況。

當時除了金韻獎與民歌風潮，培植了一些女大生，能抱著《未央歌》，譜出些許自覺的歌曲外，也終於是在民歌開放的氛圍中，我們有了潘越雲這樣的特色歌手。

但普遍來說，小家碧玉風仍吹襲整個歌壇，甚至當時女影星如呂秀菱等，都最好抱著古樂器半遮面，不知今夕是何夕地演繹著故土員外的想像。除了出現了藍心湄這樣的時尚亂碼震驚視聽、蘇芮、葉璦菱短暫地殺出重圍，宜室宜家幾乎是鋪天蓋地的影響（或箝制）著台灣年輕人。

到90年代初期，若非滾石與友善的狗，讓女星面貌稍稍多元，女星形象仍是被集體放天燈般，只能秋水伊人、在水一方地等郎來，重複著社會小女兒情態。

再回90年代：形象轉型困難，港星也要入境隨俗

1988年。滾石將陳淑樺從乖乖女打造成都會獨立女性形象，89年推出〈夢醒時分〉，女性像回了魂一樣，能有一點點個別色彩。

這算是一個分水嶺，女人形象可以稍微有人味。那時的「玉女」簡直像個魔教，或是金庸筆下神經質的峨嵋教，三貞九烈都拿到歌壇與影壇大批發。

只是跨入90年代後，女歌手與演員仍然難以真正脫離適合相親的好女孩形象，80到90年代，除了少數如〈自由〉〈檸檬樹〉等歌，當時丘丘合唱團的金智娟，我們仍然是在女兒（徐懷鈺）與媳婦（范瑋琪、郭靜）的系列迷思中，如此其後才有了范曉萱從乖女兒到叛逆鬼才的突變——那突變的過程有多辛苦，有如張惠妹從悲情的、奔放的（綜合了80到90年代大全）自己到後來的阿密特，需要多長的一段變革歷程。當時光是剪短髮就震驚視聽，如孫燕姿、李心潔、范曉萱等都像是一種宣誓了。

香港明星來台灣的情況呢？王菲早期也是長髮且之後唱了夠賢淑味的〈我願意〉而大紅，後來轉型；關淑怡一開始就個性化的形象卻從沒走進過台灣大眾市場；梅艷芳剛出道就能霸氣地在香港唱著〈壞女孩〉，來台後卻必須唱著〈女人花〉的孤挺幽怨（雖是好歌）；當林憶蓮在香港已經是都會舞曲女王、走的是百變形像，來台卻只能以〈愛上不回家的人〉最紅，要到進入21世紀，林憶蓮才能有了《蓋亞》這樣個人色彩的專輯。

台灣女子在影視文化中，很少能脫離男生主宰與社會意志，無論在穿著造型或是在歌曲意志上，何時真能破繭而出？我們女歌手是直到最近才開始有了原生姿態，而不是屬於某個系列的。

影視文化中呢？因劇本與角色受限，女生們不是演墮胎就是演犧牲的怨女，也還沒有夠輕重的女性角色，多半是陪襯男性命運。難以像張曼玉穿著旗袍在街角點了一根菸，就寂寥地送走了某個時代的韻味。林青霞與金城武也是送到了台灣以外，有了徐克與王家衛的加持改造，才能有新風貌。不然都只是悶在教條裡的人物。

我們看似開明，骨子裡還很保守，無論演與歌，真正有生命力的女藝人還在路上。

蔡依林。網上圖片

阿爆。網上圖片

范曉萱。網上圖片

陳綺貞。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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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娘令：男人的叛徒究竟是誰？

特約撰稿人 孫小椒｜2021-10-29

在5月份喧囂塵上的中國娛樂圈打擊飯圈「清朗」行動之後，今年9月初，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發佈今年第267號文件，當中正式宣佈禁止偶像養成類節目，此外另一引人注目的規定，是要抵制「泛娛樂化」，要求節目要樹立「正確審美導向」，嚴格把握演員和嘉賓選用、表演風格、服飾妝容等，「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這個規定不止規範於電視節目中，也延伸到其他娛樂行業。一週後，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署等部門約談騰訊，網易等網絡游戲企業，強調各平台要加強游戲內容審核把關，「堅決抵制拜金主義，『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

2018開始的限娘簡史

這是這項近幾年來不成文的禁令首次被正式寫入公開的規定中。一石激起千層浪，文中使用「娘炮」這種歧視詞彙，並將之定義爲「畸形審美」的做法，令很多觀衆愕然，引起了大量民間討論，不少人直言見證了性別意識的倒退，但在一些下沉網絡平台上，也不乏網民評論對官方表示支持，認爲早應該打擊娘炮。

然而，對於熟悉中國娛樂圈近年規管的觀察者們來說，這樣的規定出台並不意外，這一規定的意義，更接近於第二只靴子落地：早在正式宣佈之前，國家對於娘炮的不滿，和各種並不明文的限制，已經存在很久了。

中國民間一向對於娛樂產業中氣質陰柔、精緻的男性有特別的關注。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演員唐國強便因爲面容俊美、行動精緻而獲「奶油小生」之稱，乃至於後來這個稱呼成爲中文世界的俗語，在一向不乏精緻男性的電視熒幕上，「奶油小生」有很多，但同樣一直有民間的批評聲音。爲了擺脫「奶油小生」形象，唐國強一直尋求轉型，後來憑藉出演《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一角，成功擺脫稱呼。而隨著中國社會文化發展，陰柔氣質男性在社會中的曝光度逐漸增加，並且得到部分接納。2017年7月，中國婦聯下屬《中國婦女報》，就刊登文章號召公眾停止使用性別歧視詞匯，當中就包括「娘炮」一詞。

但這樣的呼籲顯然沒有什麼效力，官方針對「娘炮」的一系列動作，由次年開始。2018年，仿韓國101偶像選秀模式的愛奇藝男性偶像選秀節目《偶像練習生》橫空出世，在全國引爆熱度，成爲中國第一個爆紅的韓式偶像選秀節目。幾乎在節目形成現象的同時，不成文的禁令傳聞就隨之而來。同年暑假，央視節目《開學第一課》開播，規定全國大部分學生都必須在家觀看，而節目期間找來大量明星助陣，當中一些花美男明星惹怒了部分陪看家長，一時引發大量討論。

在節目播出後數月的2018年9月，就有報導指出中國開始有不明文的「限娘令」條例，將要求各大電視台嚴禁邀請外型比較陰柔的男性上節目。報導指男子組合NINE PERCENT被某電視台獲邀請做中秋晚會表演嘉賓，隨後抽起消失；東方衛視選手節目《下一站傳奇》第一次錄影後突然又將許多「略娘」的選手淘汰；組合TFBoys的節目機會被取消等。同年，《人民日報》發表評論《什麼是今天該有的男性氣質》，贊揚軍人的血性勇敢和精神魅力，但同時也稱「我們不贊同所謂『娘炮』，『不男不女』等帶有貶損性的說法」。

然而在2019年初，就有信號告知外界「限娘令」仍在繼續。電視節目中男星的耳釘被打上格子，有業內人士透露由於限娘令，男性畫眼線也同樣不被允許。同年10月，中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的微博官號「思想火炬」轉載了一篇名為《為了讓你娘炮，你知道美國中情局多努力嗎？》的文章，內容稱二戰後美國中情局通過成立娛樂公司，打造陰柔男明星，來洗腦日報民衆，弱化日本社會的雄性氣質。

一方面電視娛樂限制在繼續，但偶像選秀節目依然改頭換面暗渡陳倉，改變不同的名稱、叫法、表演風格以求生存。然後在2020年，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斯澤夫就就提出提案，要防止「青少年女性化」，隨後在今年1月，中國教育部對上述提案進行答覆，表示將「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儘管相關事件引起不少爭議，但在今年5月飯圈 「清朗」行動叫停了數個選秀節目的背景下，今年8月27日，中共中宣部下屬《光明日報》繼續發表《娘炮形象等畸形審美必須遏制》一文，稱娘炮形象在影視界和娛樂圈成為一種社會問題。

在經歷了這幾年的鋪墊和拉鋸之後，中國官方對於陰柔氣質男星的態度，從言辭上有所包容到直接抨擊，從行動上暗中限制到明文規定，終於清晰擺明：陰柔氣質的男性面孔，爲中國娛樂行業所不容。

反娘炮的人，反對男人的叛徒

這次明確而嚴苛的規定，再次給整個偶像文化領域帶來影響。官方對於什麼是「娘炮」沒有給出明確而標準，平台、藝人和粉絲只能如無頭蒼蠅般地自尋方式迎合。不少此前以花美男形象著稱的男星，開始在社交平台上秀出鬍子與肌肉，素顏直播，而多家明星後援會也發佈新規定，內部規訓禁止粉絲在網絡討論時「泥塑」明星和使用養成類詞彙。泥塑是「逆蘇」的諧音，意指將男性偶像幻想爲女性。被禁止使用在男星身上的泥塑稱呼包括老婆、女兒、公主等，以及兒子、崽崽等暗示養成類的詞語。

事實上，在如何界定什麼是「娘炮」這件事情上，以女性粉絲爲主的飯圈和男性網絡聲音爲主的「反娘炮」陣營從來沒有意見統一過。擁有鬍子和肌肉、不被稱爲「老婆」、不被改圖加上長髮P做女孩子，顯然不足以進入主流男性語境下界定的「男人味」門檻。就在近日，男團成員甘望星在機場被路過的男性連罵多句「娘炮」羞辱，事件引發討論，值得玩味的是甘望星在加入娛樂圈之前是主修田徑的體育學生，國家二級運動員。這個事件折射出此前數年的多次爭議：男團成員爲維持唱跳水準，需要堅持運動和練舞，身體絕對較多數批評他們「娘炮」的男性健康，但依然難免被指「娘炮」，而男星的女性粉絲們，會反擊這種不公平，但並沒有什麼作用。爲什麼一個健碩、健康、擁有完美腹肌的男星，依然會被指責爲「娘炮」？究其原因，是因爲給「娘炮」下定義的，原本就不在這些男星和他們的女性粉絲手中。

在近年的中國語境中，一個男星被指責爲「娘炮」，其實和日常生活中中性氣質較濃的男性被指責爲「娘娘腔」那種情況略有不同。

不同於我們在網絡語境刻板印象下聯想到的毒舌、精緻、潑辣的「娘炮」男性形象，一個偶像男星被指責爲「娘炮」，通常指他的形象較爲接近東亞世界流行的「花美男」或「奶油小生」。這種形象與前者的區別是，前者通常不被認爲具有異性吸引力和性別競爭力，但後者可能擁有大量的女性粉絲。

對花美男男星的「娘炮」指責，則通常發生在兩種情況下：其一是他的打扮、妝容、髮型、修圖、濾鏡較爲精緻，特別是畫上較爲濃厚的舞臺妝時。這一點在官方和民間均口誅筆伐，備受攻擊，也是打壓「娘炮」的主戰場，目前大衆看到的平台和明星面對限娘令主動或被動的調整，都是從外形裝扮出發。

而事實上更爲人所不容的第二種情況，因爲難以用言語總結和形容，則較少被提及單獨討論的，則是男星的行動和體態。在舞台表演抑或日常互動中，花美男系的男星會使用一些被主流印象認爲是女性專屬的表演或者互動方式，從動作上舉例，則例如比心、wink、嘟嘴、撅嘴、對着鏡頭放電等，從行爲上舉例，例如與粉絲互動時的撒嬌、賣萌等。這些動作和行爲常被認爲矯揉造作、「不男不女」，有意討好粉絲而缺乏美感，乃至於「娘」，但與其他受衆感受不同的是，該明星的粉絲卻能夠從其中感受到偶像的外形魅力。

以男性用戶爲主的中國網絡平臺虎撲，在討論「娘炮」的帖子下，經常使用一張男星蔡徐坤在舞台塗潤脣膏的動態圖片：頭髮略長的他緩慢地打開潤脣膏，滿不在乎地對着鏡頭塗了一圈，然後輕輕抿了抿嘴，再蓋上潤脣膏，拿到眼前盯着它。臺下尖叫聲一片，但虎撲網友卻感到「噁心」。在限娘令前後，熱播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就對參演男星出了一個舞臺提示清單，當中要求他們慎用「鬼機靈表情」、「咬嘴脣」、「wink」 、「頂胯扭胯」動作，並且沒有給出明確理由。

如果理解了這些觸發「娘炮」警告的舉動，那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剖析打擊「娘炮」的人反感的是什麼了：再深入聊下去，他們會表示認爲這種體態造作、刻意、虛假、「不男不女」。本文在此無意展開相關舞臺設計、乃至這些娛樂產業的商業設計營造出來的人物形象是自然還是造作，我更關心的的一點是，比心、wink、嘟嘴、撅嘴、撒嬌、賣萌這類行爲，這類目的更是爲了讓觀看者覺得被觀看者「可愛」而創造出來的刻意行爲，它們本身的設計感就很強，這些動作可能沒有一個是自然的；但，早在流行文化的歷史上，這些體態早就與女性融爲一體了。

爲了讓自己顯得更可愛，無論是熒幕女星還是普通女性，上述行爲舉動對她們來說都是一些在社會中會主動或被動習得的技能。瑪麗蓮夢露飛吻、撲下裙襬的媚態成爲熒幕經典，日式女團常以以一種元氣滿滿、並不日常的嬌聲發音方式說話，這些表現如果出現在日常，還可能偶爾會得到造作、虛僞的批評，但至少出現在舞臺上，這樣的「刻意 」，沒有什麼人會對此表示太大的不適。討論到這個層面，我想「娘炮」男星引起那麼多不滿的癥結就在這裏了。那些讓「普通男人」覺得噁心的撅嘴、撒嬌、賣萌等行爲體態，並不是女性專屬，而是本身就是人類在把自己變作被審視的客體之後，呈現的一種非自然狀態。而女性做這些行爲，之所以不會讓人太覺得不適，是因爲在社會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女性活在凝視之下這件事已經被習慣了。

女性被變作可愛的物件或寵物，所以必須努力使自己的體態、聲音、氣質都變得更可愛，所以女孩子有些刻意地對着鏡頭，瞪着無辜地雙眼，塗個潤脣膏、抿抿嘴，哪怕不是人的自然狀態，也不會讓人覺得覺得有任何問題。女性發精修的自拍圖片，讓自己成爲被觀看對象，在鏡頭前有意把五官擺放到最滿意的位置，把皮膚美白，當然也不是自然狀態，也不會有任何問題，因爲女性從出生以來就是被觀看的。但男性這樣做，就是「娘炮」與「造作」，會引起主流男性的憤怒。究其原因，是在這樣狀態下的男性，喪失了自然狀態，喪失了主體性，成爲了被觀看的客體（而偏偏男性賣萌、撒嬌，女性還真的很愛看！）。這對於主流男性而言，代表著某種男性權力的喪失。

所以這當然不是男星們秀出鬍子、肌肉，或者顯示出發達的運動神經就能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背後，是當部分男性拾起了某種不自然的、被女性使用多年的鏡頭語言，來給自己的擇偶能力加權時，轉換身位成了被女性凝視的客體，從而觸發的整個男性社群對被凝視、成爲客體、失去權力的不安感。這麼多年以來，主流男性第一次感受到男性身體也會被放入到一個評價體系中，也可以呈現出某種「不自然」的狀態，他們並不理解那種非自然狀態的美感（就像有些女性不理解「造作」的女生一樣），但那種非自然被觀看的狀態卻擁有了女性市場，這種失控感讓他們感到憤怒。

因此主流力量會對此採取相應的動作。最直觀的就是「限娘令」，他們可以從政策層面禁止這種被審視的男性形象出現，首先斷絕這些客體的存在。另一個他們可以做的是改變評價體系，羞辱「娘炮」，羞辱精緻的、鏡頭呈現型的男性，教育大衆（主要是教育女人）從審美上鄙視、拋棄這個類型的男性形象。在達到這個目的之前，無論「娘炮」男星們如何給自己添加運動、留鬍子、打籃球等「男性氣質」元素，以向主流男性受衆羣體示好，都不會有好結果，也不會改變「娘炮」的評價體系：任何一個大腹便便、缺乏運動、邋遢示人的男性，都有資格批評精緻的男星是「娘炮」，因爲他們是男人的叛徒。

然而想要用外力來改變這一切並沒有那麼簡單。當市場的輪子開始運作時，一切可能就唯有市場決定了。妝髮造型或許可以一刀切，但舞臺體態、互動方式等是很難用明晰的規條界定的：你如何禁止男性在舞臺上塗潤脣膏，或者在直播鏡頭裏撒嬌賣萌？

打擊「娘炮」的直接原因，猜不到，也不重要

對於官方一再針對「娘炮」發難的原因，民間的各類分析通常不外乎兩種想像。第一個常被提及的聯想，是認爲青年男性的氣質影響了國家的氣質。這種猜想的痕跡，在上述「思想火炬」關於日本社會氣質的文章可見一斑。有的分析者甚至認爲，現在對陽剛氣質的呼籲，是爲了不遠的未來與他國開戰做準備。此外，前兩年娘炮爭議成爲熱門話題時，「少年娘則中國娘」一語曾走紅網絡，此句化用自梁啓超《少年中國說》中「少年強則國強」一句，背後的意涵事實上是青年男性的面貌就代表了國家的面貌，那麼由此推之，如果國家需要有什麼面貌，則唯有靠改變青年男性的面貌來達到了。端傳媒《臉書洗版：中國父權家庭的狂歡》一文中曾提到，經過二十世紀以降的許久經營許久，中國民族主義形象從女性化的「祖國母親」如今已變爲「你的中國爸爸」，相比母親形象的苦情和體諒，父親不再需要強調温情，而是直接展示肌肉和強力，網民們想象中的中國形象，都是身為男性一家之主的「我」。而《女人迷》也曾在評論中分析，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作為少年的生理男性們，被視為撐起國家的一群人，同時負責中國的對外形象，所有不是陽剛少年的人，無論是陰柔男孩、生理女性或跨性別，通通被抹去了身影。

另一個猜想，則與中國民衆的生活日常息息相關。知乎上有網絡評論認爲，「娘炮」對社會的「危害」是造成生育率下降，而打擊「娘炮」的舉措，和近年來政府鼓勵生育，甚至號召三胎生育的政策時間上高度重合。《經濟日報》有評論認爲，禁止「娘炮」和耽改劇，是因爲這些潮流如果變成主流，會「進一步影響人民戀愛、結婚、生育、傳宗接代的觀念，愈來愈多人喜歡同性、愈來愈少人生育，勢將打擊內地的人口活力及長遠經濟發展」，因而作者認爲相關規定體現國家方向。儘管目前並未見到更系統的論述，但搜索中國網絡平台，會有不少這類猜想：拒絕娘炮是不是爲了提高生育率政策啊？大家覺得抵制“娘炮審美”後對提升生育率有幫助嗎？然而，下面的女性回覆也態度明確：「不想生孩子的就是不想生啊，怎麼灌輸都沒用。」「淘汰我欣賞的男人型，塞給我不喜歡的，不想戀愛了，更別說結婚。」「無非是想重構原來的審美觀念，來保證腩權（男權）社會形態的延續。但這是不可能的，多元審美一旦開啟，就回不去禁錮的籠子了。」

而最簡單一種猜想，無非就是「沒有什麼理由」。時評人五嶽散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認爲，當下打擊「娘炮」也許就僅僅出於高層領導人「看不慣」這一類簡單的原因：「中國很多東西，包括傳播，頭兒說不好，下面就會當個事辦。這是一種中國治理的模式。領導說看不慣，下面就把這個東西單獨列出來。」在沒有清晰制度的社會中，這種政策隨心所欲的無常，也未必不是一個合理的猜想。

誠然，對於相關政策的猜測不少，然而在沒有信息公開的制度下，統統無法證實，也難以證僞。可以明確知道的一點是，審美的多元、性別意識的進步和性別氣質的自由選擇，本質上是傾向自由的、進步主義的，必然與威權結構下的父權統治相悖。所以精緻氣質的男星娛樂產業和他們的粉絲，無論換多少種面孔，用怎樣的方式迎合，都不會改變他們一冒頭必然迎來痛打的「打地鼠」局面，更何況政策的背後有一整個父權社會的文化爲他們撐腰。但是，審美的大門被商業市場敲開之後，也沒有那麼容易關回去。

「娘炮」不會銷聲匿跡，但打壓也永遠不會結束，不會因爲你的哥哥發了肌肉、素顏、運動神經超好、上過多少官方認證的愛國節目、轉發過多少愛國內容就免責。在至少短期的局面中，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改變。無論是中國那些去政治化的、無害的、綏靖的明星與平台，還是那些這幾年一腔熱誠迎合過民族主義敘事的「小粉紅」飯圈粉絲，最好都意識到這一點。

2017年12月31日，黃子韜在上海東方衛視跨年晚會上登台表演。過去黃子韜造型偏中性化，也會佩戴耳環。攝：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偶像練習生》。網上圖片

男團成員甘望星。網上圖片

《披荊斬棘的哥哥》宣傳照。網上圖片

2017年12月29日，福建省晉江市舉行的全國健身健美錦標賽的參賽者。攝：Feature China / 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太多波霸，太少女人——遊戲世界的性別空間

作者 楊靜｜2021-11-06

今年春天的某個傍晚，收工很早，我和搭檔趕地鐵去灣仔一家酒吧給朋友的脱口秀捧場。疫情中的開放麥，去的人不多，基本上都是職業或業餘脱口秀演員。我們的朋友是位藝術家，那日，她是唯一的女性表演者，風格大膽潑辣，有人講鹹濕笑話調侃她，她總能反應奇快回諷過去。我們在台下給她鼓掌，被主持人注意到，於是坐在我旁邊的搭檔就被互動起來。

主持人問他：「你做賓行啊（你做什麼職業）？」

搭檔據實回答：「我是職業藝術家，最近在做遊戲。」

主持人跟進：「做遊戲，是不是美女麻將那種？」

這一 part 完結，搭檔側身對我耳語：「每次我說我做遊戲，大家的反應都是這樣，都覺得我是宅男，家裏有很多2D海報抱枕。但你知道的，我做的東西完全和這無關。」我自然知道，我們兩個雖然做遊戲，但確實離美女麻雀離了十萬八千里。可性別政治就是這樣，不管你是否在意，它都會在生活的罅隙裏找到你，然後縈繞在空氣中，永不消弭。

不幸的是，遊戲——這個我們愛的媒介與行業，恰巧也是厭女恐同最氾濫的空間。誠實地說，作為在這個行業邊緣處的人，我幸運地得到很多慷慨幫助，也從無數作品中吸收到力與美，因此每當看到它被批評、被蔑視、被忽略時，就會忍不住站起來發聲。但越是離得近，也越會看到自己所屬的性別如何被代表、被蔑視、被忽略。每當這時就會心疲力竭，想閉一隻眼睛（或兩隻），想轉過頭去。

還是在春天，clubhouse 在兩岸三地如火如荼，端的一系列房間裏 Game On 也開了一間。不記得最初我們在講什麼，最後變成兩岸三地的讀者和玩家一起討論女性與遊戲。一位在台灣某家遊戲公司的女性分享，她在市場部門工作，好幾次被公司的研發和宣發內容觸犯到，比如過於豐乳肥臀、衣不遮體的女性角色，比如過於露骨的性暗示宣傳用語。當她鼓起勇氣提告訴同事和上司，這類內容會讓女性受眾覺得不舒服，但對方總會用「女人不懂遊戲」的話語駁斥回去。久而久之，十分抑鬱。

那個月我剛好看過一份中國遊戲從業人員的調查，男女比例約4：1。只佔五分之一人數的女性大部分在宣發部門工作，和這個台灣女孩一樣。尤其是在運營手遊、端遊這樣更注重滿足客戶需求的公司，宣發和客服的總人數越多，女性工作者也更多。這也不難理解，在當下的社會分工中，女性更容易在提供社交勞動和情緒勞動的職位工作。同時，遊戲又是娛樂產業、文化產業以及 IT 產業的交叉口，這也意味着被視為核心技術的部門往往是內容研發、編程設計，其他部門更像是輔助功能，所以女性工作者也很容易被視為不懂遊戲。

矛盾的是，在女性席位少而輕的遊戲產業中，人們創作出的很多角色又都是女性。真的，那些脱口秀演員們調侃我搭檔的美女麻雀，我剛接觸遊戲的時候就見過。dos 時代的豔品，打贏一圈，趴在麻將桌上端的女人就脱一層衣服。同一時代還有台灣七彩狼的《紅樓夢之十二金釵》，我們扮演的當然是賈寶玉，按攻略去撩幾乎所有的女性角色，直到她們寬衣解帶。還有和美女麻將差不多思路的戰棋遊戲，每打贏一局就可以圈圈叉叉女性隊員和女性敵人。色情遊戲就像色情電影，是文化產業中假裝隱形但無處不在的存在，細細想，都有些殘存記憶。

同一時期的主流遊戲遠為保守，大部分女性角色是常見的可愛無害型，純潔、善良，衣服也裹得嚴實——當然這也許和當時大部分中文遊戲取材於武俠、歷史有關。具有性吸引力的妖豔女人不是妖怪就是外國人，她者中的它者。美國遊戲就要暴露得多，畢竟 GTA 最初幾代就可以在街上虐妓女了。更常被舉例的當然是《古墓麗影》的蘿拉，胸脯鼓到不行，那時候中文雜誌上說這是健美。女性性感的另一張面孔，健美就被引入我的遊戲世界，只是操作蘿莉的時候，我的代入感很低，我操作的始終是第三人稱視角的「她」，眼睛盯着的除了古墓，永遠還有麗影——當年中文標題的翻譯者真是一針見血。後來翻拍這部遊戲，選角果然也是以身材勁爆為主，再加上安吉拉朱麗冷冷的那張臉，蘿拉的經典形象再次固化。

這幾年歐美遊戲在性別政治上開始轉型，獨立遊戲和藝術遊戲自不必說，3A 大廠的社會責任感也自發或被逼着一點點完善。新的蘿拉更像愛運動的普通女孩，胸變小了，布料多了。遊戲評分還是蠻高，也有不少玩家生氣女神變平民，太醜，讓人沒有慾望——有時看到這樣的言論就好奇是否在互聯網上才會有人毫不羞赧地這樣說話。《古墓麗影》這方面引發的討論其實還好，《最後生還者2》的糞作和神作之爭恍惚還在眼前。很多遊戲批評者從玩法、敘事各個角度批判《最後生還者2》，證明從正統的可玩性角度而言，這個遊戲無法比擬前作，更有欺騙玩家的嫌疑。這些玩家為了證明自己的客觀，總會在批判前先利申不想從性別政治（恐同）角度來評價遊戲，不管這樣的申訴是誠實真摯還是此地無銀，都間接指出開發者的遊戲內容和後期言論的確讓很多人不舒服，遊戲被指強行政治正確，強行同志。LGBT 角色在遊戲中的位置一直很曖昧，主流遊戲幾乎不會將主角設為有同性性取向的男女，但有時 NPC 中會有幾個或正或邪的同志插曲。更為立體的 LGBT 角色存在於本身定位就是 LGBT 的遊戲中，比如《奇異人生》（Life is Strange）。這個角度看，角色定位應該遵循市場守則，同性人物和故事應該被隔離到屬於它們的安全地帶，偶爾可以參與主流世界的生活，但喧賓奪主就是僭越了。

另一個近來被詬病的女主角是《地平線》（Horizon: Zero Dawn）中的 Aloy。這個遊戲顯然對女性自覺、性別自覺。從角色外型到故事線，Aloy 都得到兩極化的用戶反饋。很多男性玩家抱怨 Aloy 長得太醜，發布視頻和圖片證明這是有史以來最醜的女性角色。關於角色外形的論戰十分精彩，剛巧提供稜鏡視角讓人看到男性玩家群體對女性角色要求之高。最簡單的批判就是 Aloy 的面孔和身材都不「美」，無論從「媚」還是「性感」的角度看，她都像個男人婆。和《巫師三》裏童年時代一樣平平無奇的希瑞斯（Ciri）相比，成年後的 Aloy 還是個「野人」，圓臉雀斑，寬肩頭，還是平胸。為 Aloy 辯護的人反駁這樣的設計符合角色背景，Aloy 從小生活在人類社會之外、且以狩獵為生。但又會有批評者搬出蘿拉類的健美女性前輩比較，質疑 Aloy 獵人身份和裝備的真實性。這裏的多重標準不難忽視：女主角如果走寫實風格，沒有屬於傲人三圍、天使面孔，設計師就要證明她的一切包括她寄身的世界足夠真實。很多參與這場辯論的人顯然沒有玩過遊戲，甚至沒有看過預告片，想當然地批判《地平線》異想天開，經不起思量。我想你不需要閲讀一本關於遊戲與現實主義的理論書籍，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要求是否太過嚴苛。更重要的是，《地平線》的角色設計恰巧是在嚴密的世界觀基礎上一點點豐滿起來。遊戲本來塑造的就是一個未來的原始世界——人類文明毀滅，但物質遺蹟尚在的時代，更少人有耐心和好奇心知道的是，Aloy 根本不是人類（抱歉劇透）。

還是在那次 Game On 的 clubhouse 房間裏，《地平線》也被幾個玩家提到，有個女孩的批評我印象很深，她生氣這款遊戲裏沒有浪漫故事線。Aloy 一路遇到幾個親密夥伴，有男有女，甚至有移情於她的王子，但她到遊戲結束都只有友情以及有詮釋空間的曖昧。「為什麼女性角色不能談戀愛？」那個女孩這樣問，我猜想她的先提條件是男性角色往往都會有豐富的感情戲，有時還可以在多個女性角色間週轉。另一方面，我又覺得 Aloy 有權利不選擇情愛伴侶，先理清自己的身世、在世界各處探險也未嘗不可。遊戲世界人物關係其實不只是愛情，很多讓人難以忘懷的遊戲關係可以是兄弟情、戰友情、父子情、師徒情甚至父女情，只是和女性有關的的確多是浪漫關係。那麼選擇沒有浪漫關係，尤其是作為一個非人類的類女性，未嘗不合理。

真的，在這麼多女人形象的遊戲世界裏，有幾個不依附於愛情和男性存在的角色呢？不是母親、女友、妻子、女兒的她，還可以是誰呢？屬於男性的女性充斥着遊戲空間，原因也不難想像，畢竟大部分遊戲的締造者就是男人。某程度上，遊戲中的女性本來就是男性的想像和男性的消費對象。故而現實中玩遊戲的女性又面對着當年看名畫和電影的女性一樣的問題：如何處理角色和自身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如何覺察到遊戲中對女性的「凝視」。因為常常要和男性解釋這個視角，我會偷懶把性別問題類比為種族問題：中國男性如何看西方電影作品中的亞裔男性，會代入嗎，會覺得真實可信嗎？會願意被他們代表嗎？

有多少女性玩家在玩 galgame 或中式RPG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很像女主角呢？但我們大部分時間也就心中一想，繼續透過男性角色玩遊戲了。當李逍遙被塑造成輕鬆頑皮，擁有常人的慾望和缺陷時，趙靈兒和林月如則繼續着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使命，熾熱如火或是温婉如水，到頭來都為愛情/男人犧牲，更不用說以雙兒、小昭這樣僕人型角色為原型的阿奴了（名字取得極為誠實）。這種一男多女的設計在後來的中文 RPG 中屢見不鮮，於是劇情的悲劇高潮總是男主角未能享齊人之福，女主角之一香消玉殞。女性玩家代入的只能是男性主角的視角，我們被感動，也被教育：什麼樣的女人才會被慾望。

女性這種本能的不舒服由於太過日常又無法言明，以至於我們對於不舒服的忽略和自我抑制也變成了本能。情況已經不樂觀，但目前為止我們談到的還只是單機遊戲。當進入多人遊戲的海洋中，這種尷尬艱難就更加凸顯。先不說那些類似「奶頭樂」的極度性化遊戲，在成熟度很高的多人在線 RPG 中，女性玩家被騷擾、攻擊的案例是在也是多不勝數。這是真實女性、真實男性、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多方廝殺的一場混戰。作為女性玩家，除了面對明顯直接的言語攻擊外，也有一種好意會直接否定你的性別，那就是讚揚你技術好的不像一個女人。性別身份在這個場域裏本身就是一種符號和資本，不少人選擇標識自己為男性或無性別就是想逃過這一重審視，也有人選擇標識女性是為了運用性別資本「求帶」、「求送禮」、「求保護」。最好的女性玩家，應該是「技術和男人一樣好」，又有「女神顏值」，這方面的極致應該就是電競女主播吧。

2019年，我在上海看 Dota2 全球決賽，所有的參賽隊伍都是全男班，主持人小鴿子是女孩，她一週換了好幾套旗袍。將女性和中國兩個身份彰顯一身。她的電競知識與人脈以及流利的英文讓她總是遊刃有餘，同時美麗的外形更讓她的女主播身份完美無缺。我記得當時和幾個波蘭觀眾聊天，他們多次提到小鴿子和其他幾個女主播，表示在波蘭的遊戲世界根本找不到這樣的女人，如果小鴿子去了波蘭或者俄羅斯，會有無數宅男追求她。在上海那周，因為 Dota，我還認識了好幾個供職於熊貓直播的遊戲女主播，其中有位是專做《英雄聯盟》的，有天我在晚餐時間的新天地商場看到她，正拿直播杆拍自己買衣服。之後閒聊中她說，顏值衣着甚至私生活也是這份工的一部分，是因為粉絲想看，也是因為直播公司嚴格打卡，如果只播比賽，她無法完成基本工時。除了沒有邊界的生活/工作外，她也要花費心力面對粉絲的各種言語不恭，我問她情況能有多壞，她只是淡然地說這是主播必然要面對的，越紅越嚴重，但越嚴重也證明你越紅。熊貓當時還沒有破產，是王思聰香蕉帝國的重要一環。 他的 IG 沒有能夠再創奇蹟，但他仍然被認為是對中國電競貢獻最大的人，除了 IG 牛逼，他還高價簽下了不少女性遊戲主播。

也就兩三年，今年大陸嚴格的遊戲管制下，電競、網遊都在低調做人，不過遊戲產業依舊繁榮。我們製作的獨立遊戲幸運被選去幾個遊戲節與展覽。在北京的展場獨立區，我和幫忙的朋友做好布展後，四處閒逛，忽然想起不久前灣仔那晚搭檔的自嘲。我們四周真的很多遊戲都是二次元的美少女形象，不過性感露肉的不多，也沒有香港書展上那些賣半裸抱枕的攤位。不知道是不是和大陸游戲審查對於女性形象的要求有關。展區絕大部分多工作人員是男性，但也有一些女性，大部分是遊戲公司的美術、市場、發行，還有志願者。主辦者組織的嘉賓分享對談中，又是男性居多，也邀請了好幾個我很喜歡的女主播。展覽開放後，女性玩家相對較少，不過總人數也很多。大家聊起來都是經歷豐富的各行各業人，還有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正準備畢業後去遊戲公司開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也許是第一次直面玩家，那次展會給我非常好的體驗，是玫瑰色蜜月期。

下半年又入圍一些獎項，能去參加展覽和頒獎禮。其中一個展會我一直想去，能夠入圍自然開心，也很想分享被提名的喜悅。只是主辦方的海報上又是一個低胸露出部分乳房的短裙大眼二次元美少女。我的社交網絡裏有不少其他領域的朋友，一直以來我都想能夠通過自己的工作讓他們看到遊戲的豐富性，於是我很猶豫地沒有分享那張海報。我和賽事主辦者發送私信，建議他下次展會的海報可以不這麼性化。這個主辦者是我很尊重的前輩。我解釋，主流遊戲文化的確有這樣表現女性的習慣，所以大家會設計這樣風格的圖像，可以理解。但女性玩家越來越多，有些人會看到這樣的圖像會不舒服，需要這方面做一定轉變。對方回覆說，是我太過敏感，設計者並無這樣的意圖，他不希望被這樣看待，但如果我堅持，就隨便我怎麼想吧。對話的那一刻我失望大過生氣，隱約感覺到對方很抵觸的情緒，也就放棄了繼續溝通——接下去道理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但效果會更壞。目前輿論場十分兇險，大家可能都沒有惡意，但出於自我保護，總是直接或間接地放棄溝通，最後只剩立場和站隊，原本想要溝通的問題已成了明日黃花。

但，是我太敏感嗎？

是吧，我不是動漫文化里長大的人，愛玩的遊戲中不少都是 steam 會標籤為「女性主角」的那種，我不怎麼玩網絡遊戲，還沒有習慣用男性玩家眼光看自己的性別。正因為如此，我的敏感應該治不好了，再年輕些的時候我會閉嘴，畢竟我已經是這個圈子裏受到優待的女性了，差不多會和有些男性一樣好了，再努力些，我說不定也有機會把自己匯入主流。

但一個人否定自己、抹掉自己其實極為畸形，我們永遠變不成非我。我還是要打遊戲、做遊戲、寫遊戲，還要活下去，還是會敏感和失望，騙不了自己。既然有了這樣受到優待的位置，就不應閉嘴。我們的遊戲本身就太少真實的女人了，如果我們這些能被聽到的人再度沉默，那就只能被2D和3D的性感波霸或清純少女一併吞沒。

其實這個故事太老了，繪畫、雕塑、小說、電影、音樂全都演過，現在輪到遊戲，好在這個故事總是不斷重新書寫，在一些女性有了自己的房間之後，一些也有了自己的電影和歌、甚至脱口秀。

現在，我們也該有自己的遊戲了。

Aloy

美女麻將遊戲

《紅樓夢之十二金釵》

《古墓麗影4》中的蘿拉

《軒轅劍：天之痕》結局之一

新聞截圖

「非自願單身」：為何外貌與兩性關係焦慮，會引他們掉入網上的仇女黑洞？

記者 陳婉容｜2021-10-21

躲在家裏三天沒上學後，來自美國亞利桑那州，十九歲的傑克在網上討論區發了一個帖子：

「我已經很努力了，一星期上五天健身房，在護膚品上花了很多錢，少年時期爬滿臉上的暗瘡消褪了大半，本來鬆胯胯的手臂也變得結實。」

「但照鏡子的時候，我看到的還是同一個人。臉上有如月球表面坑洞的痘疤從沒離開過我，眼角嚴重下垂讓我看起來像喪家犬。十九歲了還是沒踫過女人，那怕只是個擁抱都得不到。想到要一輩子帶著這張這張醜陋無比的臉做人，我真的連學都沒辦法上。再努力又怎樣？」

傑克意識到自己長得難看是在十三歲那年。童年時期他在學校很受歡迎，以他的說法是「跟誰都能交朋友的popular kid」。但升上初中的他很快發現，午餐時間在學校食堂裏沒有人願意跟他坐一起了。他成為了那些拿著餐盤，看著別人悄悄把長桌的空位用衣服和背包填滿，好等他不會不識相地坐過去的人。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莫名殘酷，十三﹑四歲孩子的社會也階級分明－－那些長得好看的男女總會加入最受崇拜的階層，下面可能是一群成績不錯的書呆子，以及其他有著不同興趣物以類聚的小群體。在學校這個小社會，佔據底層的是傑克這種獨來獨往的怪胎。女同學看到他退避三舍，男的也不願意跟他交朋友，因為跟他這樣的人牽扯在一起，恐怕會連累他們也交不到女友。

「我只有寥寥幾個男生朋友。」採訪中，傑克跟我說，「其中一個是交得到女友的。他女友要求他跟我斷絕來往，因為我看起來就像強姦犯，或者是會帶槍回學校屠殺同學的變態殺人魔。學校裏的人都這麼想。」想起童年時交得到朋友的那些日子，他唯一想到的說法是「小孩子比較善良。又或者他們還不能分辨誰長得特別難看。」

在對外貌和身體最充滿焦慮，對異性（和「性」本身）最好奇的青春期，傑克逐漸深信，自己沒有資格擁有別人擁有的東西，尤其是那些長得陽光俊美的男同學所擁有的東西：異性的崇拜﹑愛戴，還有跟她們發生性關係的機會。

他說他沒有跟朋友傾訴，因為他在僅有的朋友間是老是被嘲弄的小丑角色，而沒有人願意知道小丑的內心世界。他自然也沒有跟家人傾訴。雖然家人有給他足夠的愛和關懷，但這種事情本來就很難跟家人開口。這也可能是在我提出採訪要求後，他在「不露臉」與「不公開身份」的前提下爽快答應的原因。可能在屏幕與網上假名的保護下，他比較容易向我傾吐這些年的積鬱。

「夜裏我常常躲在被窩裏哭，哭累了就睡。睡醒的時候眼睛都是腫的。」

無數個無眠的晚上後，十六歲那年，他在網上找到自己的同溫層，只是，這個同溫層最後引他進入了一個難以逃脫的黑洞。

INCEL：互聯網的黑暗角落

因為想要解決臉上愈來愈嚴重的青春痘問題，他偶然之下撞進了一個網上討論區。討論區公告的宗旨是幫助男性提升外貌質素，取得成功－－「如果您希望讓自己看起來更好、更吸引異性、變得富有、獲得名譽地位，或者只是想成為最好的自己，這個論壇就適合你了。」公告欄也寫著：「這個論壇只為男性而設，女性帳戶一經發現即被移除，絕無例外。」

在這個討論區，傑克學會了鉅細無遺地評價自己的外貌。女人把她們的性和愛都給了別人，他一直只是模糊地知道是因他「長得醜」，但因為這個論壇，現在他能夠用近乎挑剔的目光，明確地指出自己醜在哪裏。

「例如我外眼角下垂（negative canthal tilt）。外眼角下垂的人幾乎沒長得好看的。偶爾也有例外，例如阿當（Adam Gallagher；知名男性時尚部落客，在Instagram上有近二百萬追蹤者）。我就不是例外。」

「外眼角下垂」這種醫美界才用的名詞是他在參與網站上的討論後才知道的。對外貌的極端敏感支配了傑克整個青春期，而且給了他不少精神上的折磨，但他從瘋了似地研究鏡中的自己的臉和身體，居然得到了一種超然的澄明感，一種他從沒有過的，重新認識自己的感覺——他將自己定義為「INCEL」。INCEL（Involuntary Celibates），即「非自願獨身」或「非自願禁慾者」——他們是想要得到性但事與願違，於是非自願地保持獨身與禁慾的人，絕大多數為男性。雖然不是沒有自貼「非自願獨身者」標籤的女性，但這個群體絕大部份是單身異性戀男性，而且在與INCEL文化有關的討論區﹑博客和Youtube頻道—成為「INCELDOM」—瀰漫著厭女甚至仇女情緒。

這是互聯網上一個不那麼隱密的次文化角落，除了專注於改善外貌的較易吸引新人的入門網站，還有眾多網站﹑博客﹑討論區和Youtube頻道。被稱為「男半球」（manosphere）。INCELDOM便是其中的組成部分。

「男半球」這個有機群體也包括類似「男人自行之路」（Men Going Their Own Way）﹑男權運動（Men’s Rights Movement）等，主張男性在現代社會受不斷膨脹的女性主義（所謂「女本位」）壓迫的組織。此外還有將女性視為獵物的把妹達人（Pick Up Artist）。這種文化早就不止局限於歐美或英語圈子；在中港台，也都有自稱把妹達人的「專家」推出高價課程，吸引希望更受異性歡迎的男性報讀。

像傑克口中、受人推崇的「阿當」這樣的人，在「非自願獨身」群體中被歸類為「Chad」，是男性中的「阿法男」（Alpha Males）：長得好看，會打扮，事業有成，身材優越，走到哪裏都有女人投懷送抱。這樣的人自然愛跟哪個女人，或者幾多女人上床都可以。INCEL社群有很多類似的刻板印象，例如他們也製造了像Stacy這樣的超女性化（hyperfeminine）典型：性感漂亮膚淺拜金的金髮女郎。

從十六歲發現這個網站開始，傑克將所有課餘時間都花在那些「幫助男性改善外貌」的討論區上，跟同樣有外貌焦慮，自認為被女人鄙視和討厭的男性交流。「我終於明白，自己一直以來的痛苦不是沒來由的。感覺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宗教，或者某種真理。」INCEL是網上社群而不在真實世界這點，完全沒有令傑克覺得這個群體和它的信念要打個折扣，「在網上更好，沒有人知道我長甚麼樣子，沒有人會貿然論斷我。」

循幾乎同樣途徑接觸到INCEL社群的，還有來自德州，二十四歲的加比奧。「我一直以為，是我不夠好，所以異性才會不愛我。但我從INCEL社群中接收到的訊息是不一樣的。我意識到的，是女性的心態嚴重扭曲了，變得膚淺，拜金，她們才會一面倒地去跟那些Chad交往。」跟傑克一樣，找到INCEL社群對加比奧來說也是人生轉捩點。二十歲初接觸INCEL之後，他每天都貪婪地吸收這個群體的所有術語和資訊。得到了這個新的身份定位以後，他感覺此前的迷惘和掙扎都有了解答：「這世界還有著很多和我有相同經歷的人，INCEL們是一體的，有著同樣的歷史與同樣的敵人。」

加比奧說自己不是愛好暴力的人，但這種將女性和「阿法男」視為敵人的世界觀，正是「INCEL」近年在歐美國家從不受重視的網上次文化，變成了新聞報道和學術研究的主題的原因。

將INCEL的網上仇恨情緒化成現實暴力的「始祖」，是2014年在加州無差別殺人的二十二歲青年羅傑（Elliott Rodger）。他在行兇前在網上發佈了一份叫《我扭曲的世界》（My Twisted World）的宣言，裏面說：「我不知道女生為甚麼不喜歡我，但那是不公義的……我將以宰殺你們所有人為樂，你們就知道我高人一等，是真正的阿法男」。宣言裏也充滿種族主義情緒，例如說白人男人和亞裔或非裔女性一起是不尊重自己，而且羅傑對於一個認識的黑人男生曾跟白人女孩上床感到無比憤怒：「如果這個醜陋﹑骯髒的黑人能在十三歲就和金髮白人女孩上床，但我卻一輩子都因為身為處男而受苦，這就證明女性這個性別的人有多荒謬。」

羅傑的事件將INCEL帶到了歐美的輿論中心。人們開始問，「這到底是有組織的恐怖主義，還是隨機出現的野狼式襲擊而已？」又或是「這種極端仇女的情緒是一小群人的意識形態，還是這種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和「像羅傑這種隨機殺人犯的成因是厭女還是精神病？」

監控極端和仇恨組織的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將「男性優越主義」（Male Supremacy）列為他們關注的仇恨思想之一，並指出「男性優越主義」是各種右翼極端主義的「入門藥物」（Gateway drug）：對「女性主義」的厭惡，很多時候會轉化成對各種進步價值的極端懷疑和反抗，以及一種「西方傳統文化受進步人士／外來者侵蝕」的受害者意識。

羅傑在殺人宣言中表達的種族仇恨在INCEL社群中並不罕見，而歷史上歐美白人社會對跨種族通婚（miscegenation）的厭惡，原因本來就包括將女性視為男性附屬品的男權主義。

雖然「男半球」和裏面的INCEL都是組織鬆散的網上群體，他們還是聚集在某些特定討論區和網站上，「學習」和討論的都是一堆特別有名的「意見領袖」的思想。羅傑的出現，無疑挑戰了西方社會對恐怖主義的理解：除了出於種族仇恨的恐怖主義，或者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恐怖襲擊，還能有像羅傑這一種背景不錯，家庭溫暖，在任何角度看都是普通白人男性的計時炸彈，在社會裏悄悄潛伏著。

羅傑殺人後在INCEL社群被封聖，而後來的模仿者也一再證明他不是孤例－－2020年在加拿大多倫多以相似方式進行襲擊的米納希安（Alek Manassian），以及2021年八月初在英國普利茅斯隨機殺人的戴維遜（Jake Davison），行兇動機都與他們的INCEL自我標籤有關。戴維遜在行兇前的遺書裏說：「女人不單都是自大狂，還自以為是到難以置信」、「女人對男性毫無尊重，甚至不把我們當人看。」有些INCEL社群稱呼這些「英雄」行為作「GOING ER」（幹羅傑幹的事）。

《厭女的資格》（Entitled）作者，康奈爾大學哲學教授曼恩（Kate Manne）指出，羅傑的宣言通篇都說明幾點：第一，雖然男女都會在兩性關係中受創傷，但INCEL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創傷特別重要，以至即使他們在傷害別人的時候，卻仍然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第二，在仇視女性的同時，INCEL們也沒有否認女性是有能動性的，她們顯然可以選擇愛誰或跟誰上床。說他們把女性視為非人類（non-human）不是最準確的說法－－他們無法否定女性是人類，但女性最主要的角色是向男性付出愛﹑關懷與照料（以及滿足他們的性需要）的「付出者」（human giver）。第三，INCEL的行為雖然不道德，但他們不是毫無道德觀念的，他們只是「深深地信仰著特定的道德秩序」。那種道德秩序就是一種資格論：男人是有「資格」去獲得女人的，因此所有的挫折與創傷都顯示了世界的種種不義，也因此他們有資格去用任何方式平反這些不義。也因為這樣，許多極端的INCEL合理化對女性的性暴力，甚至視殘害他人（包括女性和「阿法男」）為對世界作出抗議的辦法。

曼恩對男性受INCEL社群吸引的原因表示理解，但她不忘提醒讀者，不要跌入「同理他心」（Himpathy）的陷阱：「當擁有特權的男孩與男人犯下性暴力的惡行，或做出了涉及厭女的行為時，他們往往會獲得同情和關懷，但他們的女性受害者則否。」

黑藥丸與兔子洞

曼恩對INCEL的理解和加比奧從INCEL社群中學到的很相似：女性應為男性的各種需要服務，故此有必要與男性發生性關係。他們也認為，女性只與外貌出眾和經濟能力優秀的男性上床，是受了女性主義（及進步主義）的荼毒，所以現代男性有必要用暴力令女性重新臣服於他們的領導。理解這種「真理」在INCEL群體中被稱為「blackpilled」（吞下黑色藥丸）。

「黑色藥丸」的比喻從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Matrix，大陸譯為《黑客帝國》，台灣譯《駭客任務》）而來。電影裏叛軍領袖給主角尼奧兩個選擇：「吞下藍色藥丸，故事就在這裏結束，你明天會在床上醒來，繼續相信你愛相信的事。吞下紅色藥丸的話，你就留在這個愛麗絲的仙境裏，我會指引你探索兔子洞裏的玄機。」愛麗絲夢遊仙境裏的「兔子洞」，在陰謀論和網上次文化社群中，泛指沒有人知道的秘密和真相。美國陰謀論社群QAnon也經常利用兔子洞的符號。

我採訪過的INCEL都說，一開始接觸到這種想法的時候，幾乎沒有半點懷疑就全盤接受了，因為這種想法完美解釋了自己一直以來的疑問：為甚麼我不受歡迎？為甚麼女人不喜歡我？為甚麼別人過得那麼好，我卻如此孤獨寂寞？他們在面對待在兔子洞還是轉身離開的抉擇時，都幾乎是立刻選擇吞下那顆黑色藥丸。

對於在INCEL社群找到自我認同，自願吞下「黑色藥丸」的他們，雖然認同有些INCEL走火入魔了，但這個社群是確實給了他們一些心靈依靠，那怕他們從中獲得的幸福感如毒品般短暫。而且，願意接受端傳媒訪問的，自我標籤為INCEL的人，都不完全認同外間對於INCEL的看法。

「就好像有些人說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他們只是當中有些人是恐怖分子而已。也不是所有INCEL都會殺人。我就不認同羅傑那類殺人犯的行為。但是，我每天的生活都告訴我『黑色藥丸』是真理，或者起碼有部份是真理。」傑克說。

我問傑克是否認同「進步女性主義」（progressive feminism）是毒藥？他卻不解地反問甚麼是「進步女性主義」。傑克理解的黑色藥丸是：男女之間就是一個完全商品化，甚至數字化的交易市場。男人如果長得不像個男人，就只能在這個市場中被嫌棄與遺忘。男女的交易市場價值都可以靠公式推算出來，加總後的分數稱為性價值（SMV；sexual market value）：男人的話，有錢加分，有名氣加分，長得俊美加分，有結實肌肉加分，身高高於一米八加分，如果性格外向，談吐風趣，會聊足球籃球加分，當機師﹑醫生等高等職業加分，有豪宅名車加分，是白人加分（如果不是白人則倒扣），社交媒體追蹤者多加分，長得具有雄性風範，不像娘泡（sissy）也加分。

至於女性的性價值就更簡單了：清一色看臉﹑身材，還有年齡和性經驗－－所有條件都是為男性提供性滿足而存在的。不過傑克說，女人幾乎有「無限性價值」，因為想要跟女人上床的男人太多了，令這個市場處於求過於供的狀態。

二十六歲，住在加州的諾亞自評的性價值只有2：身高超過一米八，而且是白人。他說自己的其他方面都不值一提。諾亞在這個社群的年資比傑克和加比奧都長，在高中的時候已經開始自我標籤為INCEL。跟傑克和加比奧不同的是，諾亞並不是「母胎單身」－－他兩年前交過一個女友，也是人生第一次和唯一一次交女友。女方是諾亞在餐廳打工時認識的，鄰近社區學院的學生。二人在交往八個月後，因女方提出所以和平分手，但之後諾亞開始死纏爛打，時常在女方的住所和工作地點附近流連，每天向她打出幾百通電話。前女友不久後就從社交網站上完全封鎖了他，也不再回覆他發的短信。

交往期間他短暫脫離了INCEL社群，但分手後他又掉回那個無底深潭裏。

「我是千萬個不願意再沉迷那些網站了，但不看的話又很痛苦。」分手不是諾亞主要的痛苦來源，讓他更難以接受的，是覺得自己是人際關係中的失敗者。「她要我給她空間，不要再這樣打擾她的生活，因為她害怕我會自殘，也怕我會對她幹出甚麼暴力的事情。我不是想要騷擾她的。她對我很重要，我很尊重她，也感激她願意跟我交往。但我控制不了自己，好像每一天都有另一個我在跟自己說：『她有必要對我所受的傷害負責。』看那些網站又令這種感受更強烈。想到自己是她恐懼的來源，我覺得很內疚。」

離開？難以下嚥的白色藥丸

諾亞把重返INCEL社群，瘋狂瀏覽和參與INCEL討論區的行為稱為「復發」（relapse），一個戒毒和戒酒社群常用的字眼。「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是光榮的。復發以後，我每天都見到自己那些很「INCEL-ly」（很像INCEL）的，惡劣的習慣和情緒一點點地回來。我討厭街上的情侶，討厭自己的樣子，討厭身上每一寸贅肉，討厭前女友，又討厭自己對她的討厭。我每天都漫無目的，不知道如何重整自己的人生。」

把INCEL社群和它們的意識形態比喻為毒品的，也不止諾亞一個人。傑克跟諾亞一樣，初時在INCEL社群得到的，近乎宗教體驗的極端認同感慢慢褪去後，剩下的就只有不知何去何從的虛無。

傑克說：「我也還是沒有得到我想要的愛和關心。而且我的心理健康變得很壞，常常覺得自己醜到不能上學。我約了助教談功課都臨時取消，寧願待在宿舍裏自憐。而且我又開始常常哭了。」

讓他覺得特別痛苦的，不止是「黑色藥丸」本身，還有許多INCEL意識形態，例如對外貌的極端執著。「我已經無法看到自己任何優點了。例如就算我改善了外貌和身材，還是會覺得自己很醜。當然我本身也不覺得自己很多優點，但這種極端的執著和負面情緒，是我在接觸INCEL思想以前從未有過的。而INCEL令我相信男人就是有個『男人該有的樣子』。沒法達到那些標準令我很痛苦。」

傑克在大學裏攻讀天體物理學，畢業後希望在研究院進修。我說，能讀天體物理學就證明你的科學頭腦很不錯，這本身是值得驕傲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看看自己的優點，多些肯定自己？

傑克只是淡淡地說：「現在我的世界除了對於性的渴望，以及對自己外表的厭惡外，甚麼都沒有。我不是不知道自己算是聰明的，但就是沒法在乎。」

他積極地嘗試去找別的同溫層，包括想要逃離INCEL文化的網上互助群體。而這些群體的確溫暖得多了－－人們告訴他，像「外眼角下垂」這種對自己的標籤只有INCEL們才會用，也有人說他似乎有軀體變形障礙（Body Dysmorphia；一種心理障礙，患者通常過度關注自己外貌，並誇張化自己身體缺點），勸他好好利用大學裏的輔導資源，找專業人士幫助自己。互助社群裏的善意他都接收到了，但他還是有那種從INCEL社群裏習得的那種憤世嫉俗：他覺得，除了實際上改善外貌的方法，所有讓自己變得好過的努力都是在瞞騙自己。

我問傑克有甚麼想要跟未接觸過INCEL社群的人說。他說：「無論你怎樣好奇，永遠不要踫這些網站。我以為我足夠堅強，不會因為一些網上無名氏改變我對人生的想法，我徹底錯了。這些網站毀了我的心理健康。」他千叮萬囑：「你一定要警告其他人，要他們絕對別接觸INCEL。」

如果可以回到三年前，他會跟十六歲的，那個常常在夜裏哭紅了眼的傑克說些甚麼？「我會要他絕對不要踫那些網站，」傑克想了良久，「但不去的話又該去哪裡呢？好像無論我怎樣避開INCEL網站，我最終都一定會找到它們。」

訪問之後，我給傑克發了些關於「正面男性氣慨」（positive masculinity）的網站和文章。「正面男性氣慨」提倡男性摒棄「男人有男人應有的樣子」的想法，建議男性擁抱多元﹑勇於展現脆弱甚至女性化的面向，重新定義何謂「男子氣慨」。他同意這種想法比INCEL價值要正面得多：「就是未必吸引到像十六歲的我那樣的，既陰暗又寂寞的人。」

但傑克的確有努力想要變得沒那麼陰暗和消沉，不讓INCEL的黑洞把自己完全吞噬。他對我說，他在嘗試吞「白色藥丸」（get whitepilled）。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吞白色藥丸不代表理性地否定或駁斥「黑色藥丸」，或者重新評價INCEL社群裏那堆對於兩性關係的扭曲的想法。

「白色藥丸即是接受黑色藥丸是真理，但由於我們沒法改變世界的現實，我們只能用一種斯多葛（stoic）式的哲學去忍耐和接受它，盡量不讓恨意和憤怒侵蝕自己。」

「我還是覺得黑色藥丸是真理，只是它太苦了，苦得我無法不盡最大努力和它共處而已。」

插畫：Rosa Lee

2020年5月17日佛蒙特州夏洛特市，一群青少年在湖邊聚會。攝：Robert Nickelsberg/Getty Images

2018年3月18日德國法蘭克福，觀眾在音樂節期間觀看燈光藝術。攝：Thomas Lohnes/Getty Images

2021年1月12日美國華盛頓特區林肯紀念堂，牆上投下了人們的影子。攝：Samuel Corum/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3月20日美國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一名男子走過城市。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從金基德之死說起：藝術神話下的道德豁免與性別暴力

作者 宗城｜2020-12-16

【作者導語】當地時間2020年12月11日凌晨，韓國導演金基德因COVID-19併發症在拉脱維亞去世。根據其家人意願，將在當地火葬並舉行葬禮。在他死去兩天之後，韓聯社才將其報導出來。當中文互聯網對金基德倍盡哀思，在韓國本土，金基德遭遇的卻是電影公會的冷處理和大部分韓國民眾的批評。韓國電影導演工會稱，由於金基德不是工會會員，因此沒有後續悼念活動。而不少激進的韓國觀眾，更是打出了「活該」、「死得好」這樣的評論。這不僅是因為金基德的電影充斥厭女情節，其根本原因在於：在#Metoo反性騷擾運動進行時，金基德就被演員屢屢指控犯下了毆打、虐待、性侵甚至是強姦的行為，由此引發公眾憤怒。

對於這些醜聞，中文媒體或是選擇淡化處理，或者採取了「藝術歸藝術，道德歸道德」這樣的二分態度。但是，藝術和道德二分法並不能充分解釋金基德的行為，只有深入討論藝術神話所製造出的道德豁免與性別暴力，才能理解為何看似神聖的藝術背後，卻總是充斥着對人的剝削、壓榨乃至犯罪行為。當我們僅僅停留在「藝術歸藝術，道德歸道德」時，並沒有深入到這一問題的本質，而僅僅是為了表達對金基德作品的欣賞，又譴責他性侵演員的籠統之詞。這是一個安全，但不足夠解釋金基德，乃至在這些藝術家裏普遍存在的現象。

這種對藝術的宗教般的信奉，隨之而來對他者的傷害，不僅僅發生於金基德、波蘭斯基，甚至在太宰治、畢加索這些作家、藝術家裏也很普遍，所以，要追問這個問題，僅僅歸結為「藝術家道德不行，但我欣賞他的才華」是不夠的、偷懶的，因為金基德其實代表了藝術的剝削是怎麼達成的，也就是說，那些我們愛的、恨他的理由，其實是一體的，不能割裂的。

當我們熱愛金基德電影的殘酷、極致，近乎獻祭般的個人表達與宗教思想，我們無法迴避的是這藝術的底座就是對自我和對演員的殘酷和剝削，是把人打到痛苦的邊緣，從中凝結成的一點點微甜。正是這種對藝術獻祭的觀念，造成了藝術史普遍的殘酷，包括對他者，尤其是對女性的長期的壓抑。在這個意義上，當悼念金基德藝術成就的評論已多如牛毛，媒體理應出現一篇通過金基德來反思藝術神話的文章，當我們反思金基德時，所要反思的其實是「藝術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權」。這不僅是對藝術神話的質疑，也是將那些被遮蔽的暴力與歧視，重新託舉到地表之上。

金基德是一位藝術成就非凡的電影導演，這一點已經不需贅述。但中文媒體沒有充分報導的，是他對演員實施的虐待、壓榨乃至場外性侵。2018年3月6日，韓國時政節目《PD手冊》就播出了指控金基德暴行的重磅訪談。

三位匿名女演員以受害者揭發金基德，以及其早期御用演員趙宰賢（也譯為曹在顯）藉助導演身份，拍戲之便，對她們所進行的侮辱、性暴力和侵犯等涉及刑事案件的經歷。根據當事人指控，金基德不僅當着女演員的面脱褲子，詢問讓人難以啟齒的器官問題，還對女演員實施了毆打、虐待、性侵乃至強姦。

早在2017年底，就有一位參演《莫比烏斯》的女演員控告，稱其在4年前電影拍攝過程中，被強制增加拍攝大尺度床戲，如果女演員不願拍攝，金基德就當着全劇組的面對她進行毆打。而《壞小子》的女主角孫婉曾說：「拍攝（金基德電影）時真是噩夢，感覺靈魂受到創傷。」在那之後，孫婉一度宣布告別演藝生涯，前往國外學習。

金基德被指控的大背景是#Metoo反性騷擾運動。這股浪潮從美國發生，席捲全球，各行各業的女性紛紛站出來，指控曾利用特權行不義之事的男性。這一長串名單，包括韋恩斯坦、波蘭斯基、高銀、山口敬之、朱軍，也包括了金基德。

在#Metoo運動蔓延至韓國時，金基德成為輿論集中聲討的對象。儘管2017年，韓國檢方以證據不足為由，放棄以性侵罪名起訴金基德；但在肢體攻擊罪名上，檢方依照輕罪庭外和解程序，對他處以500萬韓元（約為3萬元人民幣）的罰款。因為證人和其他間接舉報足夠充分，金基德被韓國電影工會封殺，落魄輾轉到歐洲。

一些人同情金基德，是反對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把他封殺，因為他們警惕一種基於正義之名實施的專制。在這一點上，他們同情金基德，跟同情波蘭斯基有點相似，後者曾被多位女演員指控性侵，並曾在當年涉嫌誘姦少女，而波蘭斯基在法院宣判之前就逃往了歐洲，宣稱這是美國人對猶太人的一種迫害。

但是，檢方判處「證據不足」，並不等於金基德就沒做過性侵之事。首先，性侵案的舉證本就非常艱難，許多真正發生過的性侵，都是因為證據不足而被輕判，金基德性侵之事發生在多年以前，蒐集和保留證據就更為艱難。

其次，金基德利用導演特權和名望，對演員實施性剝削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事，這一點從大量的演員指控即可看出。另一層面，東亞尤其是韓國濃厚的厭女氛圍不可被忽略的，社會上普遍的厭女症，加劇了女性演員地位的弱勢和維權艱難。當人們感慨金基德晚年的落魄，更應當看到的是，在韓國，大部分女演員仍未得到公正對待。

被浪漫和被神話的藝術，背後是作者的特權

金基德對女演員做出的行為，嚴格來說要分為兩個層面看待。第一是他出於極致的藝術效果追求，而實施的對演員的壓榨。第二則是與藝術關係不大，單純為了滿足他自身性慾和施虐慾望的行為。前者的例子，是在拍攝電影《悲夢》時，有一場女主角上吊自縊的戲份，金基德為了捕捉到人瀕死的狀態，遲遲不喊卡，導致扮演者李娜英因長時間的懸掛而窒息，當場昏厥。後者的例子，就是金基德藉助導演特權，對女演員的話語羞辱和性侵。

金基德死後，中文媒體秉持死者為大的觀念，對金基德禮讚有加。僅僅筆者看到的報導，主要都是正面肯定了金基德的藝術價值，再用次要的篇幅提及他的性侵醜聞。肯定金基德的藝術價值沒有問題，但如果中文媒體一邊倒地這麼做，卻對金基德的暴行含糊其辭，那麼這既不是一個嚴肅公正的態度，也無助於媒體生態的豐富性，更深層次來說，當我們平時感歎特權壓制、神話構建、性別偏見，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在加固藝術神話和對弱小者的遮蔽？

中文媒體對金基德暴行的含糊其辭，源自於藝術崇拜。它不僅體現在金基德的案例，也體現在顧城殺妻案、波蘭斯基誘姦少女案、太宰治抄襲事件等。那些放在普通人頭上一定會被大聲批評的事件，放在藝術家身上就被模稜兩可地處理，乃至被浪漫化、脱罪化，美其名曰藝術人格、為藝術獻身，然而所做之事到底有多少是為了藝術，有多少是滿足個人的殺戮欲、性慾乃至佔為己有的心態，這都非常可疑。例如在詩人顧城的神話中，人們談論顧城，但很少人談論謝燁，詩人的暴行被遮蔽在藝術神話之下，而他人（尤其是女性）對藝術家的付出、隱忍乃至創作上的幫助，在文學史的書寫中甚至沒有筆墨。

長期以來，文學史、藝術史的書寫都秉持着作者中心論，而其他付出的人卻被放逐在黑箱之內。作者所造成的暴行也因為藝術上的冠冕而被一筆帶過。如同元十雨在《謝燁之死：被顧城天才神話遮蔽的性別暴力》中所說：「二十七年來，（顧城殺妻）這一事件在公眾視野中反覆出現，回憶與評論卻往往圍繞顧城，謝燁則彷彿成為顧城天才詩人形象的負擔或尾綴。而謝燁經歷的暴力，以及此前受到的家庭暴力與性別剝削則在這樣的敘述中被淡化。」並且，「人們似乎默認天才詩人的妻子放棄自身的職業發展為丈夫付出是應有之義，甚至謝燁自己也內化了這樣的期待。」

這種天才神話的敘述往往伴隨着對藝術家的純潔化、浪漫化想像。彷彿藝術家生來是抵抗這骯髒、暴虐的世界，藝術家的種種行為都能被「本真」、「純淨」、「理想主義」、「赤子之心」這樣的詞彙解釋。可是何不追問一句，什麼又構成了藝術家所面對的世界？藝術家和世界的關係又是這樣二元對立的嗎？這種把藝術家作為個人身份，又超脱於世俗的解釋，在現實中是否經受得住檢驗？

在藝術神話的構建中，藝術家所對抗的世界是污名化的、負面的，但其實，世界就是由我們這一個個個體組成，世界不只是名詞和符號，世界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當我們說世界，我們所說的不只是利維坦，不只是統治階層，它還包括自然、女性、男性、跨性別、五湖四海的不同族群和文化，以及藝術家自己。

藝術家並不孤立於世界存在，藝術家是在大地上完成了他的藝術。而僅僅作為符號的藝術家永遠是一個虛幻，真實的人不會只有一種身份，就像詞人李煜同時也是南唐最後一位君主，易安居士李清照在家擔任母職，而魯迅既是小說家、思想家也是一個複雜多面的丈夫。當藝術神話將藝術家與世俗對立，它訴諸的是一種不真實的純潔想像，也是一種先入為主的對他者的忽略。

對崇高的追尋，不應建立在對他人的剝奪之上

20世紀是一個道德例外論步步瓦解的世紀，也是新的道德問題被提出的時期，過去被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如今被嚴肅對待。放在十九世紀，金基德這樣的創作者或許仍會享受殊榮，而被他侵犯的演員將獨自吞嚥痛苦，但如今，演員有了站出來指控的權利，藝術成就如金基德，也不得不接受道德的審問。

可是，當我看到中文媒體依舊以作者中心視角的姿態來報導事件，對金基德涉嫌性侵、強姦之事含糊其辭（放在報導中次要的部分），卻又在其他#Metoo事件中義正言辭地抨擊疑似性侵者（例如弦子訴朱軍案、伊藤詩織案）時，我所感受到的不僅是雙重標準，也是藝術神話那片仍舊遮蔽天空的雲層。

藝術神話及其背後的特權雖然被衝擊，但仍舊沒有消散。這從今天中文媒體的報導、藝術史的書寫乃至輿論對兩性創作者的雙重標準都可見一斑。當人們津津樂道於金基德的電影，又有多少人記住為之付出的女性演員；當太宰治的天才神話暢銷中國，還有幾個人在乎他對妻子和情人的壓迫和抄襲；當作家楊絳去世時，她最響亮的名號是錢鍾書「最賢的妻」。文壇津津樂道男性作家的妻子、情人，以男性為主角來建構文學世界，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男性作家很少會被丈夫的符號壓制，但女性作家截然相反，即便她們自身流光溢彩，一旦步入婚姻，後半生也容易被妻子的標籤所框定。

從金基德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對藝術崇高的追尋，不應建立在對他人的剝奪和壓迫之上，否則，這樣建立的不是崇高，而只是與極權共享一套邏輯的藝術利維坦。現代藝術的發展道路證明：對藝術價值的追尋，並不必然倚靠在對他人的殘酷對待上。藝術家和評論家為偶像辯護常會說：「不做極致之事，不能達成藝術。」他們把對他人的虐待和侵犯都內化到追求藝術這件事上，但是，藝術首先要有愛人的體悟，那些真正傳世的藝術，無論是善的美學，還是惡的美學，它都不是必須依靠犧牲他人（且未經許可）來完成。

進而言之，追求藝術無法成為道德豁免的前提，既已決定獻身藝術，又何須害怕道德與法律的制裁，若是害怕，甚至逃避，那所謂的藝術之心怕是也並不決絕。

從金基德延展開的，所能得到的也不只是對藝術的反思。人類歷史上種種剝奪，背後正是對某種事物的純潔和神聖想像。在金基德這裏，是藝術。在歷次屠殺事件裏，是民族、國家或者信仰。

我欣賞金基德的電影，但這些年會意識到，是他的殘酷造就了這些電影，而我拒絕作品和人格的二分法，因為其實作品跟人格，跟一個人對藝術的看法就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對金基德無法採取「一半批評，一半欣賞」的態度，而是一種複雜的理解和愛恨。在今天，比起追憶金基德的藝術成就，通過金基德來反思藝術神話及其遮蔽，才是一件對多數人更有意義的事。

（宗城，寫作者，在澎湃新聞設有個人專欄，作品散見於《三聯生活週刊》《單讀》《財新週刊》等）

2013年9月4日，南韓導演金基德出席威尼斯電影節。攝：Domenico Stinellis/AP/達志影像

《莫比烏斯》劇照。網上圖片

《悲夢》劇照。網上圖片

2019年10月25日，韓國導演金基德出席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第七屆博斯普魯斯電影節的大師班課程。攝：Arif Hudaverdi Yam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周芷萱：高嘉瑜被家暴變「網軍」風暴，傳統政治真的關心性別問題嗎？

作者 周芷萱｜2021-12-13

十二月初爆出的立委高嘉瑜遭男友林秉樞威脅洩露私密影像並家暴事件，震驚台灣社會，除了受害者本人是政治人物之外，林秉樞因與執政黨許多政治人物有過互動、政商關係錯綜複雜，而使得整起事件快速成為媒體和政論節目的熱門話題，又因事發後 PTT （台灣網絡論壇）有帳號試圖為林護航，整起事件開始被藍營導向「網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如何看待有政治權力的女人遭到家庭暴力一事。這起事件最該被討論的應該是家暴如何發生、未來怎麼防範，可惜的是如今已然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話題早已遠離家暴成因的討論，進到各式各樣的政治陰謀論。

可見，即使台灣民意代表的女性成員比例在世界名列前茅，性別平等的工作依然尚未結束，整體社會的性別意識遠遠不足、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女立委被前男友塑造成經驗不足的「小女孩」

同樣被牽連到事件中的、高嘉瑜的前男友兼助理馬文鈺，在政論節目上說，高嘉瑜雖然已經 41 歲，但內心仍住著一個小女孩的靈魂，可能情感或相關經驗不足，又說她很少參加外面的活動、在綠營沒什麼朋友，所以她對外面的理解跟認知不高。

先不論前男友憑什麼替他人感情或是性格作結，高本人對這些說法的意見我們亦無從得知，但從馬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他的用意不外乎是替高塑造出一個合格的受害者形象，在馬的心中，「內心是小女孩」，對一個成年女性立法委員的受害者身份來說，顯然是正面的特質。然而其言論不斷幼體化高嘉瑜這樣一個從政多年的成年女性，甚至可說是在貶低其獨立生活的能力。

儘管稍有性別意識的人都知道，受害者從來都有各式各樣的樣貌，然而對許多社會大眾而言，受害者是有典型非典型、合格不合格的差異的，而合格和典型與否，也會影響輿論對受害者的同情。如果是一個強勢、咄咄逼人的女性政治人物遭受家暴，很有可能會成為社會眼中不夠格的受害者。高以甜美形象著稱，但家暴事件一發生，還是有不少留言說「他的樣子就很欠打」、「一定是他逼到對方受不了」。也難怪馬要上節目強調他的「合格」受害者身份。

諷刺的是，我們不太可能會看到有人認為男性政治人物被這樣描述會是加分效果，正因為高嘉瑜是女性、是受害者，所以他的「弱」顯得更重要。無論真實與否，從政多年的高嘉瑜還是必須被描述成小女孩、社會經驗不足，以藉此滿足社會對合格受害者的期待，否則大概很難得到多少同情。足見即使當代女性能夠透過民主選舉得到政治權力，也不代表整體社會地位已然提高到平等的位置，「弱者」的形象還是社會習慣女人要有的樣子。

蘇貞昌的刻板印象：男強女弱與家暴的產生

幼體化高嘉瑜的其實不只他前男友。環顧網路討論，社會上許多人聽到高嘉瑜事件時的「同情」發言，也一樣圍繞著弱化女性、期待男人作為保護者的傳統觀點。如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出席活動時說「嚴以譴責任何暴力，尤其男人打女人更是豬狗不如」，許多網友也有類似的論點，說「男人打女人真的要不得」。

這些把女性放進弱者位置的刻板印象，同時導致強勢的女人常受到外在的社會壓力，因為這些女人逾越了社會認為女性該有的位置。女人強不會被同情，但女人弱，得到同情時也會遭到質疑。比如有些人質疑高嘉瑜「在關係中都會被打，這麼弱要怎麼能做好政治工作」。而正是這種女性較弱的傳統觀點，讓女人即使取得了一定的社會位置和政治權力，依然時時要面對「弱者是否適任這樣的位置」的挑戰。

而這種強調男強女弱、男人應該如何的性別刻板印象結構，亦是許多家庭暴力產生的原因。傳統陽剛氣質培育的過程中，男性使用暴力甚至是被鼓勵的。支配是男子氣概中的核心元素，尤其是對政治、女人、性的支配權，更是男性不斷被期待該擁有的特質，諸如兄弟會的拳擊活動或是流行於台灣校園的阿魯巴遊戲，都隱含著支配與暴力的元素。許多男性加害者之所以對家庭成員施以暴力，正是因為在長期接受這樣的陽剛氣質培育之後，幾乎不知道如何以暴力以外的方式表達情緒，習慣將受挫以暴力的形式展現。

「男人打女人比較嚴重」的這種傳統論點，同樣讓男性受暴後很難主動通報，男性受害者常常礙於面子問題而不敢出面。與其說「男人打女人真的要不得」，何不強調任何一種家庭暴力都讓人無法接受？

性別刻板印象對男女都可能造成傷害。即使人們沒有察覺也幾乎不願意承認，多數人對於男女在社會上應該處的位置仍被結構養成了一種習慣：男性握有權力幾乎是理所當然、女性握有權力卻會增加許多額外的要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明明有多位立委在任期間結婚生子，卻只有洪慈庸這位女性立委，會被眾人嘲笑他當立委期間談戀愛又生小孩。

既然女人在有權力的位置並非常態、且總是被以高標準看待，性別議題這種「女人的」政治議題自然永遠被放在其他議題後面。女性主義（feminism）一詞出現之初，就是希望女性的議題能被當成足夠重要、且能成為一門學問的事情。如今女性地位和性別議題的能見度即使已和當年前輩們爭權時截然不同，然而當性別問題發生在傳統政治場域時，依然會被拿來當成政治工具，議題之間的主從關係很難反轉。

反對黨的操作：依政治需要而變動的受害者身份

縱使許多聲援高、譴責林的執政黨成員說法並不令人滿意，作為最大反對黨的中國國民黨則也完全沒有能力提出任何提醒、做反對黨該做的事，只能把重點放在政治鬥爭、派系之爭。他們不但主張林是集團犯罪、背後還有其他人，把事件導向「民進黨內的政治鬥爭」、「網軍現形」，甚至說出「為什麼她被鎖定，林秉樞跟高嘉瑜一開始真的是自由戀愛嗎？」而不願意正視此事在性別政策上可能的意義——例如范雲等委員和高嘉瑜本人提出的私密影像法——只想以之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在反對黨眼中，高嘉瑜倒非「受害的小女孩」，而是「受高等教育卻仍受害的國會議員」。指出其身份絲毫不是用來談家暴可能發生在任何一種社會地位和教育程度的人身上，而是強調林秉樞的可怕。「連高嘉瑜都會受害了，你看多可怕！」

然而在家暴中，具有社會地位的高教女性受暴並不少見，認為高教女性就不會受暴本身就是一種迷思和刻板印象。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的統計，2019 年家庭暴力通報且已知教育程度的 25,879 位女性被害人中，就有 6,214 人的教育程度是專科以上，佔了 24 %。任何社經地位和教育程度的人都可能成為家暴受害者，高嘉瑜不巧是其中一例。

若反對黨的存在應該要是對執政黨的不足提出提醒和建議，在家庭暴力和性別議題上，這種政治陰謀論先行的說法，實在一點幫助也沒有。

多數的家暴案例應該要被著墨的並非個案的特殊情況——縱使大眾很喜歡從這個角度切入——而是這個社會如何養出這些被害者和加害者、我們的社會結構如何讓家庭暴力產生。例如是否有暴力模仿的契機？或是性別權力關係失衡的情況？過度強調個案情況，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既沒有幫助，也無助於未來的防治。

因此無論是形容高的性格像小女孩的這種弱化說法，或是強調他教育程度高、社會地位高的這種刻板印象，對這兩群人來說，都是政治鬥爭工具、媒體曝光的手段，而非真正關心如何防止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更遑論要他們去倡議私密影像法的推動了。

性別本身就是政治

2019 年的統計顯示，家庭暴力的通報案件中，女性被害人約佔七成（當然這只是通報的案例，男性被害人可能因為社會壓力而被低估），高社經地位的的女性被害人也可能因為怕丟臉而不願通報。高嘉瑜身為一位受害者已經得到不少關心和資源的支持，作為一位公民，我更關心的是我們的社會如何從這個超大量曝光的案例中得到能量和社會的注意力，去支持更多在暗處的受害者。

1993 年的鄧如雯案催生了 1998 年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高嘉瑜這樣一個和鄧如雯很不一樣的家暴受害者，是否有機會催生符合當代家暴樣態的法規、進而幫助更多的人？這比任何一個與林秉樞或是民進黨派系有關的陰謀論，都值得關心的多。

許多人喜歡用台灣已經有女總統，民意代表中女性佔比高來說台灣女權很高、性別很平等，這些雖然確實是一個指標，但民意代表或是首長是女性不表示他們會對性別議題或是婦女權益有所關注，蔡英文第二任的蘇內閣性別比創下新低，在高嘉瑜事件中一直以陰謀論荒謬發言博版面、隻字不提相關修法的反對黨國會議員鄭麗文也是女性。無論是蔡英文或是鄭麗文對性別議題的貢獻都很有限，甚至可能是負面的影響。

性別本身就是政治，何況涉及一位國會議員，當然不可能排除任何一種意義下的政治操作。指出高嘉瑜家暴事件中過多的政治鬥爭觀點，並非認為性別不該與政治有關，恰恰正是相反。只有當性別、家暴等議題可以獨立被當成一件夠重要的事情看待，性別本身就已足夠政治、不需要用陰謀論博眼球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接觸到這些問題的核心並且為改變所需要的社會討論做出貢獻。

雖與個案無關，但正如本文不斷強調的，暴力的生成是來自結構而不只是個體選擇。最後以一首詩作結，願天下所有的孩子與成人，都不必面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暴力。

《奶與蜜》露琵・考爾
每一次你
告訴女兒
你吼她
是因為愛她
便是教她混淆了
憤怒與好意
這樣似乎是還不錯的主意
等她長大後
便會信任傷害她的男人
因為他們看起來
跟你好像
——給有女兒的父親

2021年12月1日台北立法院，高嘉瑜接受媒體訪問。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12月1日台北立法院，高嘉瑜接受媒體訪問。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11月8日新北市，蘇貞昌在有關公投的演講中呼籲支持者投4個不同意票。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12月1日台北立法院，高嘉瑜接受媒體訪問。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12月1日台北立法院，高嘉瑜接受媒體訪問後，收到立委何志偉的鮮花。攝：陳焯煇/端傳媒

懷念女權人物bell hooks：個人和權力被放得越來越大，而她是一個小寫的人

作者 唐凌｜2021-12-19

【編者按】當代女性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美國女權作家、活動家bell hooks，於週三（15日）逝世，享年69歲。

總覺得對於詩人來說，只有完整的引用和朗讀才最能呈現對句子的尊重，故此篇悼念文會大量引用並翻譯bell hooks的原文。bell hooks 本名Gloria Jean Watkins，用此筆名是為了紀念叫Bell Hooks的直言不諱的祖母。小寫名字可以把自己和祖母區分開來，也是為了讓人們把注意力放在作品而不是個人身上。對女權主義者來說，最好的紀念不是一種個人崇拜的宣揚，而是繼續去堅持她們在女權道路上的實踐和反思。因此本文不會聚焦在她的人生故事上，而會盡可能多的覆蓋她的理念。bell hooks, 感謝你給世界帶來的觸動。

注意，這裏的用詞是觸動。因為與其他許多稱之為「主義」的理論不同，女權主義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一種生命的體驗。那麼，女權主義對你來說是什麼呢？

革命，不僅僅是「也可以」

直觀上我們總是把女權主義理解成一種「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 他可以從政掌權，她也可以。他可以經商致富，她也可以。 後來她變成了Ta，貌似囊括了更多性別多元的主體。但對於bell hooks來說，這些「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邏輯正是建立在種族、經濟的種種特權之上的。然而對於中心的仰望總是伴隨着對邊緣的暴力。所以對所有人都受用的女權（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是永遠站在邊緣的（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女權主義是一場結束性別主義（sexism）、性別剝削和壓迫的運動。」bell hooks是這樣定義女權主義的。所以在她看來，女權主義不是「公平」的追求特權的平等，也不是厭惡某一種群體，而是與產生制度性壓迫和歧視的體制抗爭的運動。她所倡導的革命式女權（revolutionary feminism）不僅要終結性別主義，也要終結種族主義、階級特權和帝國主義。也正因如此，hooks大聲批判一切不反思自己的中心性和優越性的運動。

對於白人中心主義的女權主義運動，hooks問道：難道我不是一個女人嗎？（Ain't I a woman） 黑人的主體性在白人中心主義的女權運動裏要如何擱置呢？七八十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有兩種方向：第一種強調女性和男性應該同樣享有政治經濟權利，即「也可以」的邏輯。但當白人女性運動家在爭取女性權益的時候，是誰在洗衣服、做飯、擦地板？而像是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的奧秘））的作者）那樣過分把重點放在家務事上，恰恰又是一種白人中產的假設。不是每個女人都會進入中產的家庭成為家庭主婦；不是每個女人成家了以後丈夫都有足夠的工資養活一家幾口；也不是所有女人都會成家。而hooks關心的，正是這些其他女性。

對於黑人解放運動，hooks也一針見血的指出黑人解放運動仍然是建立在父權結構之上並鞏固父權結構的，其首要目標是為了讓黑人男性可以獲得跟白人相似的權利，並說上那句「我也可以」。但是一個群體的「也可以」卻總是建立在剝削另一個群體之上。在黑人解放運動中，女性仍在持續的被剝削和物化。

「如果女權主義者去對比白人女性和黑人的地位，更準確的說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地位的話，我們會清晰的看到這兩個群體受到的壓迫是大同小異的。但在一個性別和種族的雙重帝國主義壓迫的社會中，我們時常看不清女性在性別主義和奴隸在種族主義下的壓迫的相似性。一個性別上處於劣勢的女人，可以因為種族而處於優勢地位，就算是對另一個種族的男人來說也是一樣的。」「所以說這樣不考慮黑人女性處境的女權主義運動不會給女性帶來解放，而只會給部分女性權力去做一個代理男性。這樣的女性運動提供了一個表達對男性憤怒、嫉妒和失望的平台，讓那些幾乎沒有什麼共性的女性也可以在一起抒發對男性的負面情緒。」

這也引向了當時主流的另一種女權主義。它過度強調男女之間的區別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然而這樣的敵我分明，一是會讓女性內部屬於更邊緣位置的人的聲音被「同是姐妹」的主流吞沒，而黑人女性這樣被雙重邊緣化的人再度失聲。二來這種思維模式沒有認清楚女權主義的敵人不是男性，而是生產出壓迫的思維方式和制度。

hooks卻早就察覺到男性和其他壓迫者也是父權體制下的受害者，因為他們被剝奪了人性。在1981年發表的Ain't I a woman中，hooks就說到：「做一個壓迫者同樣是去人性化的和反人類的，跟做受害者一樣」。 而在她2000年後針對於男性的寫作中（The will to change: men, masculinity, and love），hooks更是系統地說到，在其他制度中感到壓迫的男性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轉嫁到對女性的暴力中去。但論其本質，我們都是慕強體制的受害者。

hooks在2000年發表的Where we stand: class matters 和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中補充了更多對階級的論述。她引用了美國女權主義作家Rita Mae Brown對階級的定義：「階級的劃分遠不是馬克思所說的有沒有生產資料這麼簡單。階級包括了你的行為，你對人生基本的設想。你的人生經驗會證實這些設想：你的行為舉止，你對自己和他人的期許，你對未來的想像，你怎麼看待、解決問題和怎麼思考、感受。這些都冥冥之中由你的階級決定。」正因為階級更具備流動性，hooks觀察到在美國社會討論階級相對於性別和種族來說更困難，「我們一談論到階級就緊張、焦慮，因為我們不確定自己到底在社會的什麼位置。」因為貧困者的自我否定，階級問題也就更為棘手。

對於hooks來說，對任何一種制度問題的忽視都是對其他制度問題的倒戈。在探討性別、階級、種族、地域等結構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被普及之前，hooks 早就意識到不考慮交叉性註定會繼續讓中心者對邊緣者不斷施加有意或無意的暴力，所以她的追求從來不是某一個群體建立在剝削另一個群體上的「也可以」，而是革命式女權對於整個壓迫體制的顛覆。因此，在主流女權主義運動和研究開始把目光放在男性和酷兒群體之前，hooks已經意識到在這樣一個追求名利最大化的仰慕中心的社會中，沒有人可以自由而自洽地活着。

也因此，女權最好的位置是邊緣，酷兒最好的位置也是邊緣：「酷兒並不是與誰同枕的單一。酷兒關乎一個與周圍格格不入的自我，如何打造和尋找一個空間生存和綻放。」 而愛，是這個空間的養料。

愛到深處即是政治

愛的美和醜都集中體現在性上。說到愛， hooks在千禧年初那幾年發表了自己愛的三部曲：All about love: new visions, Salvation: black people and love 和Communion: the female search for love。裏面經典的句子數不勝數。

hooks對愛的定義是：「對於個人和他人靈性的成長意願」。這樣的定義可以把愛和關注（cathecting）區別開來，也意味着這樣的愛不是沒有疼痛的，而是一段追求自我和解與讓社會更公平的過程。「沒有公平，就沒有愛」。在仰慕名利和中心、唾棄弱者和邊緣的資本主義、父權、種族主義的社會中長大的我們本就註定在不斷的自我懷疑和否定中殘缺，而所謂靈性的成長正是一種慢長而反覆的治癒之旅。

黑人社群的愛不是在嘻哈文化中常見的紙醉金迷式報復性炫耀，而是馬丁路德金式的愛的政治。我們都很可能在問題滿滿的原生家庭中誤解了愛的內涵。「我們絕大多數來自功能失調的家庭。儘管家人聲稱愛我們，但我們被告知我們不行，我們被羞辱，我們受到言語或身體上的虐待，以及情感上的忽視」，女性因為父愛的缺失而時常被一個「和父親一樣冷漠」的人吸引，但「女同性戀者何嘗不也總是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

但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意識到虐待並不是愛，彰顯權力也並不是愛，甚至對於hooks而言：那種「讓自己更能做自己」的愛的假設也不是愛，因為那樣的我們就失去了對於過去和現在的經歷反思的能力，也失去了靈性成長的可能性。只有對父權文化、慕強文化下的暴力進行了反思和抗爭，我們的和解與改變才會開始。「任何改變都會帶來挑戰和失落感。 當我們體驗到真愛時，會覺得我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我們可能會感受到威脅。」 但這樣的威脅不是上述的虐待，而是愛的政治。屬於「邊緣也能過得很好」而「不產生新的中心對邊緣的暴力」的群體正在愛中轟隆作響，所以「愛是高度政治的」。

學術與生命、人的靈性

最後想說說hooks跟家鄉、遷徙以及教育的關係。她生長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美國南部肯塔基州霍普金斯 （Hopkinsville）小鎮，是清潔工和女僕的六個孩子之一。後來她去了美國最「自由」的加州讀大學。如果僅把hooks讀斯坦福又發表40多本書簡化成貧苦黑人女孩鹹魚翻身上名校做教師就太對不起她一生的思考了。

學術於她絕不是什麼成功學。她說：「我走向理論是因為我很痛苦 - 我內心的痛苦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我無法繼續生活。我開始絕望地從理論去試圖理解在我周圍和我內心發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想讓傷害消失。我在理論裏找到了一個治療的據點。」所以她把教育看作一個愛的據點、改變的據點、希望的據點。

在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中，她說來到加州對她來說是一種通過距離而認同肯塔基是家鄉的過程。在南部做一個黑人女性固然十分困難，因為肯塔基當然屬於那個「嚴重功能失調的南部世界」，是「白人至上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典範。但認同肯塔基為家鄉的過程不是通過理論和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就認識到家鄉的惡便一走了之的自我否定，而是「不讓文化忠誠一葉障目，讓我們看不見那些人為的暴力與分隔」。

對hooks來說，肯塔基是一個滿是問題的南部社會，但也是阿巴拉契亞山脈所在地，更是自己的靈性所在地。而養育我們的山河和自然，是具有自身的能動性和靈性的。種植煙草本是土著和黑人群體和自然連結的重要方式，但正是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和與之相輔相成的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改變了煙草和種植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更改變了這片地貌。

在這本書中，hooks正式把環境也納入了她的交叉性體系中去。但我們不能用「因為保護了環境、於是我們人類可以有可持續的資源使用」這樣淺薄的立意去理解hooks。對於hooks來說，人的認同和靈性的發展，是根植於自然之中、根植於我們和土地的關係中的。換句話說：「對自然的羞辱就是對人類精神的破壞」，所以她關於愛的概念，也適用於自然。

在這個把個人和權力放得越來越大的世界中，希望我們都能被這位小寫的人觸動。面對世間種種的惡，無力的時候想想這段話：「對我來說，原諒和惻隱之心不可分割。我們要堅持人要對自己做的惡負責，但同時相信殘存的人性終將拯救每一個靈魂。」

（唐凌，以社會學為藝術，反之亦然。牛津博士，浸會博士後。）

參考文獻：

Biana, H. T. 「Extending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Critical Ess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21, no. 1, Bridgewater State College, 2020, pp. 13–29.

Cooper, J. A. 「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 by Bell Hooks (review).」 Southeastern Geographer, vol. 60, no. 4,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0, pp. 360–62.

Banaji, S. 「For bell hooks, beloved scholar」 LSE Media. Retrieved from For bell hooks, beloved scholar | Media@LSE. [18/12/2021].

美國女權作家、活動家 bell hooks ，拍攝於 1996 年。攝： Karjean Levine/Getty Images

2003年﹐bell hooks為 6 歲的 Robert Wood 簽署了她的著作。圖：Getty Images

喀布爾1973——阿富汗女權作為戰爭修辭、政治工具與炮灰的半世紀

作者 趙恩潔｜2021-08-28

有些歷史很容易被遺忘，因為寫歷史的人不希望世人知道他們的灰頭土臉與完全失算。為了讓美國政府有個台階可下，阿富汗的歷史總是被方便地刻意忽略，同時又選擇性地乃至誤導性地呈現。太多時候，一切只從2001年，或是1995年開始算起。在固定的美國敘事裡，阿富汗的歷史不可能有光榮與尊嚴；阿富汗女性的形象，必然是千篇一律的刻板。白人永遠是來「拯救」的，穆斯林女性只能是等待救贖的。

當然，我們距離窮盡發生的一切，有好幾光年那麼遠。但我們總得從某處開始。如果我可以如此建議，不如讓我們回到1973年。因為，在1973年，我們會看見一個不同的世界。

左翼時代的本土女權，共產時代的「高壓速成女權」

1973年的阿富汗，在君王King Zahir Shah四十年的統治底下，雖然大部分人都活在貧窮之中，但生活大致是和平的。一場沒有流血的政變，把當時還是力圖現代化改革的首相（也是國王親戚）的Mohammed Sardar Daud Khan（穆罕默德·達烏德汗）變成了一個提倡社會主義的國家首領。

Daud的上台有蘇聯某個派系的支持，但是他也想與蘇聯保持距離。他在任內推出許多大力提升女權的政策，包括女性可以自由穿著、上學、旅行、工作，家長不得強制婚姻。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一些70年代喀布爾留下來的照片，比如年輕女性上大學，穿短裙，在校園與街上自由的行動，都與新政有關。公民團體也躍躍欲試。一位普什圖族、出身菁英階級的女性，米娜（Meena Keshwar Kamal），在1977年成立了第一個本土的、獨立的、世俗的女性主義組織，阿富汗革命婦女協會，試著團結國內所有族群、階級的女性，推廣性平、並提高政治意識。

當然，新政震撼了許多部落的「傳統」，造成社會內部的對立與分化，例如一些偏鄉地區無法忍受外來入侵者——包括國家，對某些遊牧民族而言，國家永遠是入侵者——想知道家裏的女人的所有姓名與身家資料。但所謂「傳統」勢力，並不總是來自宗教，也來自某些族群自身的驕傲（畢竟他們千年來與波斯打交道，而波斯過往到處都是蘇菲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俗民伊斯蘭）。「傳統」也不是固定不變的產物，而是一種歷史形成的意識，與阿富汗許多族群長期面對外來入侵勢力所感受到的危機意識，以及他們擅長的「不被統治的藝術」有關。

重要的是，曾經有許多阿富汗人努力要把阿富汗帶向更好的未來，而那是一個非常艱辛的任務。至少1973到1978短短的幾年時光，有一些努力是看得見光芒的。當然，Daud政權有各種為人詬病之處（尤其是普什圖尼斯坦問題，以及專制統治），但這段時間至少讓人感覺改革是可能的。有人甚至說，從Daud擔任首相到成為總統之後，那短短數十年造成的改變，是兩百年來都難以達成的。可惜的是，因為Daud政權與蘇聯保持距離，並想與鄰國以及更多的國家建立較友善的關係，惹怒了蘇聯。結果，Daud與他幾乎所有的家人都被暗殺了。

這場1978年的四月革命，帶來的是暗自對蘇聯效忠的共產政府，由總統Nur Mohammed Taraki（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領導。這段時間，女權正式被當成政治工具來操弄。一些看似解放女性的安排，實質上是未經深思的高壓政策。

比如阿富汗許多族群均有的新娘財習俗，其實是已婚女性自己可以操控的財產，但卻被當成陋俗要急著改變，政府規定要有「新娘財上限」，結果是讓女性經濟獨立的機會更渺茫。又比如新共產政府規定婚禮花費不可以太奢華，否則要取締，則根本已經到了妨礙人民自由結社與慶祝的地步。在識字課方面，政府幾乎是「強迫」女性去上學，同時除了幾位象徵性的女性政治領袖之外，並未讓女性真實參與政治。

這一方面並未實質增進女權，另一方面徒增社會衝突，因為許多部落習俗並無法立刻接受國家這種「外力」來干預他們牢固的父權家族體系，而由上而下的暴力政策執行，只會增加反彈，而非開啟溝通的平台。可以想見，這種「進步」的方式同樣帶著強行的色彩，加上土地改革已經讓很多地主大為不悅，更加深了民怨。

到了1979年，阿富汗女性上大學的數字已經大為提升，相對來說男性大幅下降。部分原因，是因為很多男性已經開始去加入各種「聖鬥士」mujahideen的行列。(我刻意不說「聖戰士」，因為我不想再扭曲jihad的含義。) 這段期間，阿富汗革命婦女協會持續對蘇聯抗爭，甚至後來也與聖鬥士產生衝突。

美帝為打擊蘇聯而栽培的阿富汗「自由戰士」暗殺本土女權領袖

1979那一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成功，國際上瀰漫著全球穆斯林社群對於擺脫長期被美歐勢力干涉的希望。年底，蘇聯當局認為阿富汗執政黨需要一些「幫助」，因此不請自來地展開了侵略，拉開將近十年的戰爭。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從旁擔憂已久，眼前已經失去的伊朗魁儡政權，讓他們無法忍受阿富汗落入蘇聯的可能性。因此，美國中情局祭出至今仍是史上最長久也最昂貴的秘密行動：旋風行動Operation Cyclone。

這項秘密軍事活動，主要是投資各種阿富汗聖鬥士團體，寄望他們把冷戰防線打回蘇聯。美國政府挹注大筆資金給這些團體，並提供武器以及軍事訓練，但管道主要是透過巴基斯坦的三軍情報局(ISI)進行，雖然有時候沙烏地情報局也會來摻一腳（兩者後來都是極端主義的金主）。採用這種間接的方式來規避，理由是美國政府不想被蘇聯摸透他們想要在中亞回穩勢力的企圖，也不想明目張膽地與蘇聯起正面衝突。

某種程度來說，過去四十年其實是一場美國與蘇聯在阿富汗爭奪的戰爭與其遺緒。但在美國主導的外媒裡頭，也在我們今天看到的維基百科裡頭，這場戰爭被稱為「蘇阿戰爭」，下一場則是稱為阿富汗「內戰」。（就好像黎巴嫩內戰，一大部份是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後產生的難民問題，可是卻被稱為「內戰」一樣的荒謬。）

整個80年代，聖鬥士儘管違反古蘭經教導不可殺害平民的教義而採取自殺炸彈攻擊戰勝蘇聯軍，照樣被美國政府與媒體堂而皇之地盛譽為「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s）；因為，在那個年代，只要是幫美國政府攻擊蘇聯軍隊的，都是自由戰士，不論他們使用的方法是甚麼。當年的美國政府認為這些聖鬥士善於在崎嶇的山區裡游擊，是擊退蘇聯軍隊的最佳武器。美國政府提供的大量資金與武器，透過巴基斯坦白手套的中介，絕大部份流到了軍閥希克馬蒂亞爾（Hekmatyar）手中，而有一部份則是流到了賓拉登（本拉登）已經在喀布爾外圍設立的軍事訓練營之中。

美國政府為了打擊蘇聯而透過巴基斯坦情報局中介，而巴基斯坦政府日後不只資助許多聖鬥士團體，也在各方面大力協助了塔利班的崛起。更複雜糾結的是，塔利班的意識形態源自印度 19世紀中期抵抗英國殖民的一支穆斯林法學派的Deoband運動，這些思想影響許多1980至90年代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受教育的普什圖學生。當年這些學生曾使用的教科書內容正是來自美國政府贊助推廣的「軍事伊斯蘭思想」教科書，只因為美國政府認為這有助於擊退蘇聯。後來這些普什圖學生成為了塔利班。

美國中情局當時最信賴聖鬥士大首領希克馬蒂亞爾，大筆的錢都被他掌控。他在1987年派人暗殺了阿富汗革命婦女協會創始人與女性主義運動領導人米娜。許多女權運動份子，也被美國資助的聖鬥士團體逮補、囚禁或獵殺。

十年之間，阿富汗的土地承受各種血淋淋的游擊戰、旱災與飢荒。接受美軍資助並對抗蘇聯的結果，是更多的貧窮。在敘利亞戰爭以前，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多難民的地方。蘇聯發現這將近十年戰爭血本無歸，最後決定撤退，留下他們扶植的共產政府，交給納吉布拉。納吉布拉從1979年就開始幫蘇聯做情報工作，接著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國政府內部一路扶搖直上，最後成為總書記。他確實是個對敵人嚴刑拷打、殺人無數的政治惡魔；但他也曾經說過，如果讓激進主義進入到阿富汗，這個地方將會成為恐怖主義大本營。

美國支持的聖鬥士主政後，女權又再度變成政治戰場。這次不是「高壓速成女權」，而是「保衛我們的穆斯林婦女」。美國支持的聖鬥士政權帶回原本已經被共產政府取消的頭巾政策，再度駁回原先已開放的女性無條件的行動自由與其他權益。但即便如此，在塔利班於1996年正式上台以前，女性在阿富汗也不是像《國家地理雜誌》販售的性別化東方主義那樣悲慘。至少，在塔利班以前，不論是在共產政府或聖鬥士掌權底下，女性都可以照樣上學。有報告指出（註1），1996年以前，女性大約佔教師比例七成，女性公務人員比例為五成，而醫生階級女性佔了四成。這樣的阿富汗，雖然並不理想，但也並不是一個女性毫無出頭之日的地獄，更不是甚麼中古世紀遺留至今的化外之地。

但這些歷史很容易都被刻意略過。在美國主流報導中，一切只從2001年，或是1996年開始算起。美國政府與被他們影響的世人，彷彿必須要地球上有一個地方，是那麼的落後、野蠻，才能感覺到自己的高貴、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價值。彷彿阿富汗從古至今都是如此故步自封，只有美國人才能拯救他們。畢竟，如果沒有一個高尚的修辭，他們該如何面對塔利班的興起、無人轟炸機底下莫名死去的孩童、以及在清真寺默默祈禱卻被轟炸的無辜百姓？他們甚至不希望被提醒那種過去——阿富汗一直有本土女權運動，雖然困難重重且影響有限，阿富汗本土女權運動領袖卻也重要到需要被美國資助的聖鬥士暗殺。

為獵殺恐怖份子，美國政府扶植壓制女權的阿富汗軍閥

就算退一百步，一切只從2001年塔利班離開首都算起，事情也不是主流媒體報導的那樣。布希總統第一夫人Laura Bush在十一月十七日代替她先生發表全國廣播演說，把女權當成美國入侵阿富汗的合理化說詞。諷刺的是，在那之前十天，阿富汗婦女網絡（Afghan Women’s Network）早已集結起來反對戰事，連同其他國際穆斯林女性組織，希望巴基斯坦收容更多難民。她們呼籲，千萬不要為了發動反恐戰爭，就犧牲女權與人權。

可惜的是，過去二十年，美國政府沒有聽見阿富汗女性的聲音。從首都趕走塔利班以後，美國政府與中情局重新讓地方軍閥在地方掌權（也就是塔利班過去已經扳倒的軍閥們），而這些軍閥，他們的性平教育水準令人堪憂，他們貪腐的程度無遠弗屆。從公領域到私領域，整個國家有太多重大的事情都沒有可咎責性可言。美國政府授權的私人外包公司幾乎活在法治之外，在阿富汗的土地上為所欲為。

所有那些美國政府號稱在阿富汗被建立起來的基礎設施、學校、診所，那些所謂「進步的成果」，根據1900多頁由400餘位阿富汗重建計畫的官員的訪談逐字稿與備忘錄——也就是著名的Afghanistan Papers與相關人士透露——有七成五到九成是荒廢的、無法使用的，或根本是虛構的。那些發包的錢，有時候還在阿富汗軍閥的口袋裡，有時候根本從來沒有離開過華盛頓。所以，過去二十年，除了菁英階級與部分中產階級以外，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根本沒有變得更好。他們只能不斷地看見軍閥、毒梟以及華盛頓的商人發了戰爭財，壟斷了絕大部分的資源。畢竟，那些人早都說了，即使輸了戰爭，還是能發財的。所以，經由美國政府承包的私人公司繼續在阿富汗做著幽靈基礎建設的事業，而美國政府繼續仰賴各地的軍閥。

二十年來，阿富汗沒有真實的產業，唯一有的只有毒品工業。四十年的戰火，配上毒品，兩者之間的親近性令人悲傷。如果說真的三分之一的家戶都有人有毒癮，這是甚麼社會情境造成的？戰爭經濟是真真實實的。

美國的國會不是第一天知道這些事情。但大部分人仍不分黨派地裝聾作啞，直到一千九百多頁的調查報告書公諸於世，他們終於不得不面對，但也只是應付而已。他們必須相信這場戰爭是有意義的，一切都會好轉起來的。

在美國政府扶植阿富汗政府期間，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真的有大幅改善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女性有五分之四仍然受到強制婚姻，而女性坐牢的原因絕大部分都是因為「道德罪刑」，而這正是美國政府所扶植的政府底下透過軍閥來治理社會的成果（軍閥控制底下的女子監獄，跟塔利班佔領區的女子監獄，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但這二十年來，只需要幾張女孩子上學的照片，美國人民與全世界，就會繼續傻傻地相信美國人是在這「蠻荒」的土地上執行白種人負擔的文明任務。

反恐戰爭下的女權炮灰

現在，為了解釋美國戰敗，人們急於把塔利班形容成極度宗教狂熱的危險份子。但仔細想想，他們其實並不需要多麼狂熱，因為他們的對手，也不過是在美國政府扶植的政權底下，早已民心渙散又軍心潰堤的阿富汗社會。或許，菁英階級與部分中產階級的生活確實過去二十年來算相對安穩，但對大部分的人民而言，生活並不容易。越是需要把塔利班妖魔化，也越彰顯美國政府必須掩飾失算與無能的需求多麼迫切。就像當初在伊拉克那樣，美軍不懂當地的語言、不懂當地的文化，常常不知道自己在那裏幹甚麼。然後反恐了兩個十年，換來的是「伊斯蘭國」以及塔利班的全面掌權。

高傲且長期駕馭「不被統治的藝術」的普什圖人，也是阿富汗最大的族群，老早就開始跟塔利班合作了。因為他們發現，除非他們是軍閥或是毒梟，否則在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政權底下，他們基本上沒有未來。其他族群的人也有相似的見解。因此，在這次佔領中，有些地方根本不是甚麼狂熱的塔利班浴血奮戰打下來的，而是完全不必開打就直接讓塔利班佔領的。

不論是蘇聯或美國、聖鬥士、軍閥，或塔利班，女性的身體總是被當成最簡便又最直接、最立竿見影的政治宣傳工具。展示權威，最簡易的方式就是從女性與少數族裔開刀。因為他們的脆弱性最高，而威嚇的效力最大。女權淪為各種政權用來證明自己擁有權力或正當性的道具。

女權曾經是美國入侵阿富汗的合理化修辭之一，而女權最後也成為最大的犧牲者。但這並不是因為「文明的美軍」一離開，「野蠻的阿富汗」就會退回中古世紀。恰好相反，事實是，阿富汗曾有過土生土長的女權與開放政權與公民社會的希望，但那些希望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蘇帝與美帝主導的戰爭侵蝕與殲滅。先將第三世界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再以救世主之姿加以拯救。這種帝國主義式人道救援的慣常腳本，光是「令人絕望」，已不足形容。

正如今年巴勒斯坦女性主義宣言所說的，我們必須拒絕一切以解放女性之名來進行軍事占領、經濟剝削或將一個民族或社群去人性化的說辭。因為帝國並不真正關心女性與女權。不論是殖民的、後殖民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帝國要的只是侵略的合法性。抵抗帝國主義的人道救援，我們該做的不是由上而下的「拯救」、不是抽象的人權口號，而是對歷史轉變深度的了解、對各種詭譎脈絡的同理、具備文化敏感度的協商、虛心平等的合作，以及思考我們自身在各種全球不平等關係下應有的責任與義務。

（趙恩潔，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註1: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Mission to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submitted by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resolution 1997/4,” E/CN.4/2000/68/, March 13, 2000, p. 7.

後記

2007年某個冬夜，我在波士頓因緣際會接待了一位阿富汗友人。阿富汗友人對我說，誰會喜歡塔利班？人們痛恨塔利班！美軍2001年來把他們趕走很好！他坐在沙發上，沈默了一陣，然後說，但歸根究底，一開始也是因為美國政府，才會有塔利班的。

我不曾忘記他那晚說過的話。

五年前，我曾說過，若沒有伊拉克戰爭，就不會有伊斯蘭國。今天我還是必須要說，如果沒有美蘇冷戰，就不會有塔利班。美國政媒的阿富汗論述，總是方便地刻意忽略掉一段70年代阿富汗曾力圖現代化且實施性別平權的歷史，同時又撇清極端分子在該區域興起的責任。蘇聯的阿富汗論述，則強調自己幫助過阿富汗現代化的那個層面，但粉飾自己摧毀一個70年代可能有機會走向開明開放的政權。

美蘇的貪婪，橫跨地球兩端的權貴階級，戰爭的經濟，高層的富裕，第一線人民與士兵的血洗。（我對軍人有無限的同情，他們往往身不由己，也是不成比例地由美國境內的有色人種與貧窮階級擔任，甚至還有來自密克羅尼西亞、不受美軍福利保障的太平洋士兵。）誰能想像活過四十年的戰火？沒有人應該經歷這樣的生活。

當今主流的阿富汗論述，往往奪走阿富汗人民的能動性，甚至怪罪阿富汗人民，或是把論點放在最容易撻閥的塔利班身上。這種論述在今日的新冷戰局勢重現，甚至就出現在台灣。 當然，將台灣比擬為阿富汗是完全失當的，因為台灣人民並沒有活在軍閥與極度貧窮之中，相反的，我們享有高度的民主自由與相對充足的物質生活。但或許我們與阿富汗人民相同的，是我們一直被迫學習在夾縫中生存。蘇聯與美國在阿富汗的慘敗提醒我們，人民的意志必須被充分了解，不同社群的需求必須受到照顧，而大國與小國之間應該要有更互惠的合作機制，而非由上而下的暴力執行。台灣的歷史跟未來，不該只被當成任何大國的棋局，因為台灣人民的意志與能動性，不應該是只是任何大國的註腳。

1996年阿富汗，戴著頭飾的女人。攝：David Turnley/VCG via Getty Images

1972 年，年輕學生穿著迷你裙走在喀布爾市的街道上。攝：Laurence Bru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79年7月，女工和男工在喀布爾遊行。攝：Keystone/Getty Images

2006年11月22日阿富汗喀布爾，阿富汗女孩在英語課上舉手。攝：Paula Bronstein /Getty Images

2021年8月20日阿富汗喀布爾，阿富汗喀布爾美容院窗戶上的女性海報遭到破壞。攝：Haroon Sabawoo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04年6月阿富汗喀布爾，準父親在分娩室門外等候，而婦女則被允許進入庭院。攝：Stormi Greener/Star Tribune via Getty Images

為了活下去，中國LGBTQ組織改名、商業化、接軌主流價值觀

特約撰稿人 二兩｜2021-11-08

當男友被公安部門叫去喝茶的通知突然降臨，阿義會有一兩分鐘感到無法呼吸。這種情形在今年以來愈發頻繁。他們是一對同志情侶，在中國公益領域從業十幾年，其中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LGBTQ權益上。

同在這一領域的阿石也覺得壓力變得貼身。最近一次，他被當地派出所直接傳喚做了筆錄。這不同於以往非正式場景下的會面溝通。阿石被問及許多涉及個人的問題，比如家人是否知道他的工作，自己有沒有想過給家人帶來的影響。「他們知道怎麼給你帶來直接壓力。我們有些夥伴就有在老家被找，甚至被直接聯繫父母。」

2013年前後，阿義和阿石都從中國北方回到南方，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不再感受連快遞敲門都會恐懼的情緒。他們一度覺得所在的這個南方城市寬鬆、友好；但慢慢的，會面地點逐漸向他們的住所靠近，比如樓下一個好吃的餐館裏。面談也愈發頻繁，從不定期到定期，從幾個月到每週。對方傳遞出來的信息也越來越明顯和直接：別人都很安靜，你們不要再有任何行動。

一位LGBTQ組織的負責人告訴端傳媒，被相關部門請去喝茶已成為自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現在是一種日常監控，而不只是個別事件的管理。」

另一個組織的負責人也表示：「以前這些事兒你說得清楚是怎麼發生的，大概可以分析出來是誰找我們、目的是什麼。現在你搞不清楚，有時候甚至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誰想找你、為什麼找你。但這個事就這麼發生了。你只知道沒完沒了。」

中國LGBTQ組織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壓力。就在11月4日，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權促會」）註銷其微信公眾號和微博，並宣布無限期停止一切工作。權促會成立於2013年，是針對LGBTQ權益提供法律服務的非政府組織，他們推動和支持了中國首例性傾向扭轉治療案、首例同志教師勞動權案等數十件深刻影響中國同志權益法制進程的案件。

不久前，另一家LGBTQ組織的辦公室也被聯合突擊檢查，來訪者包括片警、街道、出租屋管理處等數人，來訪理由是登記出租屋內人口。對方錄入了所有在場人士的身份證信息。但該組織的負責人認為，登記人口不過是個藉口，為的是製造麻煩和恐懼。「這種層級化、網格化的監管趨勢越來越明顯。」該負責人說。

阿石被告知什麼活動都不要辦。「沒有人像你們那樣一直在發聲，一直還要做權利倡導之類的，其他人都很乖。」阿石轉述對方的話。這並非虛張聲勢。目前，除了積極的個體活動者還衝在前面，多數LGBTQ組織現在變得非常保守和低調。即使是由志願者支持而非專業化組織的上海驕傲節也在2020年宣布停辦。此前，上海驕傲節已經連續舉辦12年，包含騎行、電影放映、主題論壇等不同內容。資深志願者Ray告訴端傳媒，停辦是因為「壓力已經大到不行」。

不久前的7月，十幾所高校性少數學生社團組織的微信公眾號更是被一夜關停。幾乎所有長期從事LGBTQ權益工作的非政府組織都保持了緘默。全面收緊的信號已經清晰無比，中國LGBTQ組織的發展到了某種臨界點。他們嘗試改名、在宣傳策略和生存模式上向主流價值觀靠攏，甚至向商業化企業轉型……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

改名：「名字中不準帶有『協會』、『同志』、『權利』等字樣」

在2021年7月前後，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將使用了八年的名字改為「同促在線」。一個聽起來像在線會議工具的名字。一位權促會前工作人員自嘲說，新名字聽起來有些讓人不知所云。2008年成立的北京同志中心也改名叫「北同文化」。而在同年成立的另一個老牌組織同性戀親友會則直接改成了「出色夥伴」。

改名是因為壓力。阿義告訴端傳媒：「今年7月份的事情（指高校性少數學生社團組織的微信公眾號被集中關停）之前，無論是直接說你不要用什麼名字，還是間接地感受到威脅，大家已經收到了很多壓力。改名某種程度上也是妥協。」

與此同時，一些主流公益基金透露給合作的LGBTQ組織，有關部門近期直接找到他們進行問詢：在跟誰合作、這些組織都在做什麼。除了臨近7月1日建黨紀念日這一重大政治活動被提醒「不要搞事」之外，越來越頻繁造訪的安全人員直接告訴LGBTQ組織者，名字中不準帶有「協會」、「同志」、「中心」、「權利」等字樣。

「自我切割、自我審查，你才有出路，但這個過程就很痛苦。」一個組織的工作人員表示。

今年，一些LGBTQ組織在公益籌款開始前，收到合作基金會的提醒——最好不要帶有性少數、LGBT、同志等字樣。而與此同時，幾乎所有LGBTQ組織在某一公益平台上的籌款項目遭遇集體下架。一個組織的工作人員告訴端傳媒：「合作的基金會建議大家把同志相關的表述拿掉再重新上線。」在此期間，開通月捐渠道的同志組織無法招募新的月捐人，只有原先已經開通月捐的資助者還能正常捐款。

過去，直接受到官方指示名字中不能出現同性戀或同志的，基本都是做艾滋病服務的男同性戀組織、在民政註冊環節受到提醒。

據推算，中國LGBTQ人口規模達7000多萬。2016年發布的《中國性少數群體生存狀況》稱，該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可見度很低，且不同形式的歧視甚至暴力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從幼年到成年。該報告是迄今為止針對中國LGBTQ群體進行的最大規模全國性調查研究。接受調研的LGBTQ人群中，只有5%左右的人完全出櫃。中國尚未形成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的權利保護和反歧視的法律制度。也因此，LGBTQ受訪者對從制度上保障其平等權利、消除歧視抱有強烈的願望，比如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LGBTQ組織，是幫助這7000多萬人進一步可見、推動其權利保障的重要力量之一。90年代至2008年前後，艾滋病服務組織、性少數權利倡導組織陸續出現。前者數量最高時達上千家、分布在全國各省，後者2008年前後至今可能不到十家。

不可否認的是，伴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LGBTQ群體的生存水平也在水漲船高。中國針對同性戀的去刑事化與去病理化已雙雙完成。在2011年性少數平等權益被納入聯合國主流議題和中國LGBTQ組織的努力之下，中國的LGBTQ群體可見度得到明顯提高。報告稱，在中國開始形成反對歧視性少數群體的社會輿論環境，其中年輕人的態度更加開放和自由。

2020年底，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龍大瑞發表調研報告《朝不保夕的進步：LGBT人權倡導在中國》（PRECARIOUS PROGRESS： Advocacy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eople in China）。龍大瑞說：「中國性少數群體在過去20年的可見度、社群建設、安全空間等方面取得了很多進步，但正如我在報告中用到的詞，這一切都是朝不保夕的。如果政府決定逐步收回，它們很容易就會消失。這取決於政府想要走到哪一步。」

改名——只是LGBTQ組織「斷臂求生」的一小步。

生存之道：接軌主流價值觀

阿義告訴端傳媒，自2018年以來，中國LGBTQ組織幾乎都在尋求轉型。主流化是一個明顯特徵，即將自己的工作目標與當前國家強調的社會工作重點相結合，並且將自己的存在價值與國家宣傳的價值體系和敘事方式相結合。

「其實我們做這些改變也是為了回到我們本來的目的——讓性少數群體生活得更好。這些社會組織其實是在幫助政府更好地服務不同的邊緣人群，都是為了社會更和諧穩定。」一位組織負責人說。

在主流化嘗試中，同性戀親友會的步子最大。2020年底，該組織全面上線了新機構名稱和品牌logo——出色夥伴（英文為Trueself）。成立於2008年的同性戀親友會在全國多地都有地方分會，以幫助LGBTQ群體實現自我認同、促進家庭接納為主要工作。

在新推出的組織簡介中，出色夥伴的敘事已經全面與主流接軌：「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出色夥伴將積極探索新時代家庭觀，建設相親相愛的家庭關係、弘揚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踐行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幫助更多的人追求美好生活。」

負責人阿強對端傳媒表示，他們要解決的就是民生問題。「因為小孩是同性戀，家長就吃不進去飯，得抑鬱症了，生病了。我們就解決這些人的問題。那就是民生問題，對吧？按照我們中國的主流話語體系，就是解決家庭矛盾、建設和諧家庭。在話語選擇上確實要回到本土，你不要高喊着說我正在解決一個平權運動什麼的，人家也不喜歡，最後你也做不了，何必？」

而改名之外，出色夥伴還在做一個更大的轉變——向社會企業轉型，通過服務活動負擔組織運營的成本，而不再依賴公眾籌款。「所以現在有一些活動，我們會適度收費，來彌補籌款的不足。這是我們最近面臨的真正的轉型。」阿強更願意以本土化來解釋組織的轉型嘗試，而本土化首先意味着敘事體系的本土化。「我跟很多做社群工作的人打交道，他們恨不得都說不出同性戀這三個字，每天都是lgbt什麼的。你做這個事得讓人聽得懂，只有聽得懂才能夠被引起共鳴，才能夠捲入進來支持。」

但阿強也承認，在當下的環境裏，強調社群服務的LGBTQ組織更有可能生存下來。留給權利倡導的社群組織的空間已經非常逼仄。阿強說，這是房間裏已經存在的大象了。「最近一兩年在這個領域做事受到的挑戰非常大，你說你不妥協，但不妥協，你想不想做？要靠自己去找到不同維度，看到光亮。我是比較務實的一個人。」

一些組織的主流化嘗試已經進行多年，有的在外界看來已經沒有LGBT社群組織的色彩。比如有的組織的主業是性教育，不斷受到政府層面重視的預防校園欺凌、保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也是在性教育主題之下重點強調的內容。

上述工作人員這樣解釋這些組織所做的選擇，主流意味着破圈。「我們選擇了一個更大的話語體系，一個更大的框架。在這個框架裏，講故事的空間就比較大了，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更多人捲進來。」但這並非沒有代價。「就是我們會流失掉很多的社群連接。」

中國另一個重要的LGBTQ組織北京紀安德中心原執行主任小剛說：「有一些可能把自己作為權利倡導組織，他們本身挑戰的就是不公，本身就是為了監督權力，所以可能就沒法就跟國家有太多或者任何的妥協。」

對於仍以LGBTQ權利倡導為主色的組織來說，生存方式還有一條：與LGBTQ友善的專業人士和學者合作，開展特定的專業服務和學術調研。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主流化。從醫療服務、心理諮詢再到法律援助，發展專業人士的同盟者一直是LGBTQ組織的一大策略。一位組織負責人說：「在過去幾年，這塊兒發展得非常明顯。」

組織者們認為，通過不同專業領域的同盟們，針對LGBTQ群體的認知和聲量都可以進一步的擴展，影響更多的非LGBTQ人士，而與此同時，這些領域也跟社群的切身權益直接相關。「社群有很多實際的需求，比如伴侶財產、子女撫養等涉及醫療、法律、心理多方面的服務需求。」上述負責人說。

但發展同盟者對資源本就十分有限的中國LGBTQ組織來說意味着顧此失彼，甚至可能與他們堅持的理念發生衝突。一位社群組織負責人對端傳媒表示，自己嚮往通過社會層面每個人的行動促成有話語權的人們作出改變。但在中國現在的環境下，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不僅不一定推動改變發生，反而可能會讓相應的組織變得異常敏感。「你不得不去跟這些內部的人建立關係，甚至要用一套所謂更和諧、更主流的話語去講。而且專家也不是看你在做這件事情就合作，所以你要把自己變得很有名頭或者動用很多關係和社會資源。這些資源不是投給社群，而是投給專家，因為他們有話語權。」

這些選擇既有環境所迫，也是主動選擇。在基金會和同志組織都供職多年的阿偉這樣告訴端傳媒：「我不希望因為一兩件出格的事情，讓整個領域瞬間傾覆。如果說現在是一個篩子往下壓，如果換成一個鐵板，那就根本沒空間了。」

「從合法性上來講，專項基金是最後一步了」

成立專項基金，是目前LGBTQ組織既能解決身份問題、同時解決籌資問題的唯一途徑。據端傳媒了解，中國組織化的LGBTQ組織目前幾乎都在一家俱有公募資格的基金會旗下成立專項基金。「如果把那家端掉的話，中國同志組織可能會像打掉一條腿的感覺。」其中一個組織的負責人說。

現在，政府的手已正式伸向基金會。2021年8月，民政部發布《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加強民政部業務主管基金會專項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強調「專項基金業務領域應當與基金會業務範圍相符，聚焦主業，避免寬泛、模糊」，同時，「基金會完成專項基金清理整頓後的1年內，擬新增專項基金的，應當同時終止同等數量的現有專項基金」。

「我覺得大家還在等這個靴子落地。如果落下來的話，可能最後一次。」其中一個組織的負責人說。

此前，合作方大多數時候不會對LGBTQ組織的合法身份作出過多要求。因為受制於條件無法註冊或者只能註冊成企業的現實，大家心照不宣。「無論是什麼樣的形式，其實並不影響我們去工作。大家只會問你是誰，你做過什麼樣的工作。」上述負責人說。

籌資和身份問題一直是中國民間非政府組織難以解決的兩大問題。LGBTQ組織絕大多數都難以通過民政註冊獲得合法身份，只能通過工商註冊，也有少部分通過註冊民辦非企業單位。大多數的組織其實只能長期以非法身份從事社群活動。

然而，情況在2018年之後徹底改變。那是《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開始執行的第一年。中國LGBTQ組織受到重擊。對這些組織來說，幾乎從成立之初，其資金和支持基本都來自於國內外的國際機構，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就是其中一個重要來源。但在新法頒布後，資金來源被攔腰截斷。甚至與不在管理範圍之內的駐華使館和聯合國常設機構比如UNDP（聯合國發展規劃署）的互動，也會被監控和問詢。

阿義在9月曾受邀到北方參加一個聯合國下屬機構的非正式聚會。但到了開會地點，他才得知，有其他同志組織的夥伴在還沒出當地的時候就被攔下。開會酒店也似乎提前知曉了他們的到來。為了躲開眼線，這個只有兩天的聚會變成了一場遊擊活動。他們在酒吧裏、在草坪上把會開完。

「得到國際資金越來越難。」阿偉向端傳媒舉例說，比如以前A基金會想要資助中國的同志組織B，不論它是否在中國註冊，只要A和B之間簽訂協議，基金會的錢就可以通過國際轉賬的方式打到同志組織的銀行賬戶，後者只要到銀行做申報，正常結匯之後，錢就出來了。但新法律頒布後，如果A沒有在中國註冊和報備，即使錢到了銀行也會被退回去。即使A在中國註冊了，想要完成匯款，也要提交一系列資料，列明自己在中國的每一項工作以及被資助方想要開展的每一個活動，得到主管部門同意之後才能進行。

此外，仍在中國運營的國際組織對於中國LGBTQ組織的合作門檻也開始提高，LGBTQ組織的合法性被格外看中。「現在大家有很多的擔心，就不敢跟你合作。」一位組織的負責人說。

龍大瑞對端傳媒表示，《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徹底改變了中國公民社會運動運作的整個生態，LGBTQ組織雖然並非直接目標，但也受到重創。龍大瑞曾供職於美國律師協會北京辦公室，主要職責是管理改善LGBT群體權利的司法改革項目。他們在中國與官方、學校和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展了近20年的研究合作。但該組織在管理法正式公布之前被迫撤出中國。「因為得不到註冊。」龍大瑞說。

所以專項基金這一形式對中國性少數組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位組織負責人說：「專項基金沒了的話，在錢上面的影響，我們還可以通過做項目、找別人幫忙，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再折騰幾個來回。但從活動的合法性上來講，專項基金是最後一步了。」

一種例外

縱觀中國LGBTQ組織，跟艾滋病服務相關的組織似乎是一種例外。

一家以艾滋病議題為核心工作的組織負責人告訴端傳媒，他們的活動並沒有受到其他組織那樣的限制。除了艾滋病相關的健康服務之外，該組織也一直在開展LGBTQ青少年沙龍、學校公選課，以及針對社群內不同群體，比如跨性別、女同性戀等社群小組的支持和服務。幾年前，該組織以社工組織的身份正式在當地民政局註冊。

「我們不會隱去LGBT這些信息，因為就是希望能把這個議題帶到公共層面去談。」該組織負責人說。

除了學校之外，該組織的公眾教育還走入了官方。在他們的努力下，當地疾控系統刪去了宣傳手冊中針對LGBTQ的偏見和歧視性內容，在之後的手冊修訂中，該組織直接受邀參與其中。他們還被省內多個城市的疾控部門邀請進行多元性別友善的教育培訓。醫護人員、社會工作者、教師乃至地方官員都在他們的聽眾之列。

該組織的負責人告訴端傳媒，在當地很多疾控中心和醫院，以及一些由政府支持的社會組織孵化基地，他們的辦公室裏可以看到象徵着同志友善的彩虹旗。「這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

這位負責人亦清楚地知道為何其組織能夠擁有眼前的空間。「我覺得倡導工作很重要，但是目前我們沒有做太多那方面的工作，整個定位就是一個服務型教育型的機構。」一直以來該組織通過艾滋病項目跟當地政府部門保持了密切而良好的合作和互動，「所以他們會對我們有一些放心」。

然而，「指望以艾滋病議題推動官方對LGBT社群的認同，可能不是一個走得通的路徑。」上述負責人指出，在中國艾滋病相關的政策和管理條例裏，幾乎都只提到男男性行為者，但是男男性行為人群不等於男同社群，也不等於LGBTQ社群，政府一直沒正視LGBTQ的存在。但從資源的角度上來講，該領域是唯一一個和LGBTQ相關、政府又會拿錢資助的交叉區域。「艾滋病防治對於男同社群而言本身就重要。我們現在做心理和同伴諮詢時接到的很大一部分來訪都跟艾滋病等健康議題有關。所以跟政府互動這一塊，艾滋病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不同受訪者告訴端傳媒，自90年代艾滋病防控在中國上升至國家議題以來，中國男同性戀社群組織因為與男同性戀群體的密切聯繫得以快速發展。而這又與國際基金進入中國資助中國開展艾滋病防控工作密不可分。

據一位組織負責人介紹，在全球基金資助下的社群組織並非是完全的服務型項目。艾滋病防控的目的之下，他們還受到包括能力建設、人才培養等全方位的組織發展支持。「它注重的是一個權力架構的重建。」

阿誠創辦的組織在20世紀初成立，於2017年得以用艾滋病服務的社工組織身份直接在當地區一級的民政部門註冊登記。他親歷了中國艾滋病防控政策與同志組織的互動歷程。早在2008年前後，他們的組織已經在艾滋病服務工作的基礎上向權利倡導方向轉型。「疾控部門只講公共衞生，不講同志文化，不講加強同志社群內部建設，不增加外部關鍵人群對同志群體的了解，我們覺得這個病其實根本沒有辦法防治，因為它不完全是一個公共衞生問題。」阿誠說。

將視角轉為權利倡導之後，從2010年前後開始阿誠和團隊展開了一系列行動。在他們的支持下，中國東北地區的十多所大學裏成立LGBTQ學生社團。他們還培育發展了當地的多個女同性戀社群組織。

而上述組織負責人告訴端傳媒，最讓人矚目的是多個組織策劃舉辦的東北同性戀文化節。那是一個充滿激情和雄心勃勃的計劃。雖然東北同性戀文化節的官方微博已經被清空，但在互聯網上還能找到首屆開幕式時發出的推文。「同志徒步、法律論壇、老年論壇、跨性別選美、拉拉營，我們可以談各種話題。」該組織負責人說。

但2013年以後，相關組織受到嚴密監控，東北同性戀文化節被迫停辦。在2014年，來自全球基金的艾滋病資金正式撤出中國。2015年，中國成立「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基金」，主要資金來源轉由國家財政撥款。而失去全球基金資助之後，中國同志社群組織大量消失。阿誠認為，這是中國以艾滋病服務為主的LGBTQ組織被清洗和規訓的開始。

阿誠告訴端傳媒，政府接手以後，對於同志組織進行艾滋防控工作的態度十分強硬。即使只涉及艾滋病患者——例如就醫歧視等倡導活動都不再允許進行。「我們發出倡導或者做研究都不可以」。而允許開展的活動被嚴格限制在發放安全套、檢測感染者以及關愛宣教等在阿誠看來「基礎、重複、低水平的勞務性工作」。

「不聽話就靠邊站」，阿誠等堅持權利倡導的依靠艾滋病服務發展起家的LGBTQ組織被徹底邊緣化。阿誠說，原來艾滋病服務相關的男同社群組織大多數已經被「收編」，自己的組織現在也只能用「苟延殘喘」來形容。「純艾滋病的這種活我們不喜歡幹的，但是它能給我們帶來安全，然後也確實也能幫助到社群的人，所以我們把它保留了。」

何以至此

在2008年前後，中國LGBTQ組織的發展出現明顯的分水嶺。一批以權利倡導為主要特徵的社群組織在中國陸續建立。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中國的整體語境從上至下都以積極擁抱外來影響的姿態與國際接軌。加之南方雪災和汶川地震先後襲來，民間組織或者社會力量在政府和公眾之間都收穫了積極評價和信任。與此同時，互聯網上的信息傳播和公共討論空間也蓬勃發展，幾乎暢通無阻。中國的LGBTQ組織也因此經歷短暫的發展黃金時期。

「那個時候我們感覺前途一片光明。」一個組織的負責人表示。

在北京市內的一家寫字樓裏，曾經聚集了一批非政府組織，其中僅LGBTQ組織就有六七家，還包括主業是女權和性別平等議題。在2010年前後，大家陸續搬入成了樓上樓下的鄰居。這些組織彼此不僅熟悉，還有很多互動和合作，甚至不同組織的志願者都可以輪換。

關於那段黃金時期，阿偉對端傳媒說：「第一個是組織足夠多。當時各地都有組織，也有足夠多的類型，大家嘗試不同的活動。第二個是出現了一小批時代造就的能人。他們搞了各自的事情。那個時候就轟轟烈烈地發展。是很鮮活的一個時代，很有個性。」

但是，這一繁榮發展期自2013年開始逐漸進入停滯。到了2015年，所有LGBTQ組織都感受到風向變了。在這一年，近300名律師和權利倡導運動者被警方盤查、羈押甚至逮捕，被稱為「709案」。此後兩年，中國相繼頒布《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審查、監控和嚴管逐漸滲透到所有帶有權利倡導色彩的LGBTQ組織身上。

所以在阿義看來，中國LGBTQ組織當前的遭遇並非剛剛發生。」它是一個慢慢的、特別是15年開始之後的過程，也是整個公民社會緊縮的過程。勞工組織、婦女組織都已經被打得差不多了，現在剩下的性少數組織就會顯得權力色彩非常濃郁，和所謂的『境外勢力』『勾結』很深，自然就很突出。」

幾年時間裏，多家LGBTQ組織陸續搬離了那棟充滿回憶的辦公樓。到2020年，最後一家也搬走了。

2019年墨爾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Anthony J. Spires曾就慈善法對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影響進行調研並發表論文。他指出，在中國官方的認知中，能夠被認可的「慈善」應該被嚴格限制在提供服務而非權利倡導的範圍內。

龍大瑞也對端傳媒表示，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於官方控制之外、致力於發展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都抱有懷疑態度。與此同時，「黨領導一切」的主導思想下，政府對於一度自由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運動越發警惕，加強管控在上一屆政府中就已經開始，在本屆政府中更加強化。

龍大瑞告訴端傳媒，不論是平等就業有利於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科技創新，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利於性少數群體實現生育權從而促進人口增長，再或者是消除針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污名其實能夠從長遠角度真正防控艾滋病蔓延，這些LGBTQ組織過去所提出的種種它們存在的理由和目標對於政府是否仍有說服力愈發沒有信心。「我不確定政府是否還會將這些列入優先級去考慮。現在更多的趨勢表明，政府似乎更在意文化重建，剔除它認為是壞的元素，建立一套好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

而政府層面的動作還遠未停止。一位國際基金會中方工作人員在9月接受端傳媒採訪時透露，他相熟的跟性少數議題有關的大牌專家都收到了官方的調研通知。這些專家分別來自包括衞生、法學、社會性別等不同領域。「國家關於性少數人群這塊好像要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出一個綜合的方案。」據這位人士分析，此次調研大概率是政府對於當前中國社會中不穩定因素的一次集中排查。因為LGBTQ組織持續地發聲和這一群體可見度的提高，性少數議題因此被納入其中。

「我們這些人都還在」

雖然壓力和焦慮的陰雲揮之不去，但阿義還是笑着告訴端傳媒：「我們沒有那麼脆弱啦，中國的同志社群組織還是非常vibrant（具有生命力）。」經受考驗的時候，也往往是回望初心的時候。每個人幾乎都有自己的決定性瞬間。

阿義至今記得，在一次討論會上，一位年齡偏大的同性戀男士的發言。在滿屋子都是性少數和友善人士的情況下，他希望開口講出自己的性別身份，但同性戀三個字卻如千斤之重，遲遲說不出口。汗從腦門上流下來，這位男士滿臉通紅。在最後一次在「我是...」卡住的時候，旁邊的人幫他說出了「同性戀」，大哥連說「對對」。

在中國，同性戀依舊是一個非常負面的形容詞。阿義在工作中，遇到過被詐騙犯圍獵、被公司辭退、被父母抓去進行「扭轉治療」的各種故事。「你會更多地認識到，作為一個同性戀，這個困難是什麼。」

「我們不能對身邊的很多人輕飄飄地說『過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的話，TA因為不得不去面對這件事沒有辦法過好自己的生活，這不是TA的錯。」阿石說。

阿義說：「同志運動和其它運動相比，不是一個簡單的身份政治。因為我們的確真實地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儘管LGBTQ組織的影響力在下降，但大家對於社群的力量依然有信心。

一位組織負責人對端傳媒表示，即使現有的社群組織全部死掉，新的組織也一定會誕生，它們會用不同的方式繼續推進性少數議題在中國發展。「雖然這些年整體都不太好，但只要有機會，同志們還是非常積極地參與。而且他們不是必然屬於某個組織。」

帶給這些社群組織負責人巨大鼓勵的事件就發生在外部環境愈發惡劣的2019年。2019年10月底，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三審稿公開徵求意見，為期一個月。就是在這一個月，中國性少數群體通過近20萬人參與提交意見的方式把「納入同性婚姻進民法典」的意見永遠留在了中國的立法進程裏。在當年的記者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在總結收到的意見類別時，明確提及中國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聲。這被媒體廣泛報導，在阿義他們眼中成為一個新的歷史紀錄。

「這20萬人真的是自己想做。這些其實才是社群的生命力。」上述負責人說。雖然現在可見的很多方式都已經被堵死，但希望和機會也還有很多。「比如現在高校社團公號關了，但其實那些學生都還在那兒。學生之間不會聊天，不會認識，不會介紹對象嗎？生活是很難被關閉的。」

明暗之間，他們仍然在行動。一些機構將工作集中在資料文獻梳理和志願者體系搭建等對內工作上；一些機構以非公開的方式對個體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機構在向企業化轉型，在商業化和公益之間努力求索。

雖然宣布停辦，一到年中，來自全國乃至全世界的LGBTQ人士和友善人士還是會給Ray和其他志願者留言諮詢驕傲節的活動。在拿掉「上海驕傲節」的名字之後，今年的活動也都獨立運營並且如期舉行。但活動舉辦的地點再一次回到外國使領館和友善企業內——這是目前唯一可以安全無阻進行活動的空間。

目前處境相對樂觀的與艾滋病防疫相關的組織負責人則表示，他們計劃通過外部合作的方式進行基礎調研，以這種温和地方式嘗試做一些倡導。「我們的底線是，如果我們的工作影響到了社群的利益，比如說如果我們最後變成了一個掌控LGBT社群的助手，我們就絕對不會做了。」

沒有人放棄。在大家眼中，不論是LGBTQ組織還是性少數議題，在中國取得的發展不可否認。一位負責人說：「即便今天這麼糟糕的環境下，一個同志的事情出來了，比如像最近都在攻擊『娘炮』，你看大家的反應，要是10年或者20年前，這些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說唯有人的意識的啟蒙和決心不可逆。」

阿義說：「我們這些人都還在。」

應受訪者要求，阿義、阿石、阿偉、阿誠、Ray為化名。

插畫：Tseng Lee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左）與伴侶在中國北京的婚宴上親吻。攝：Kim Kyung-Hoon/Reuters/達志影像

2018年9月13日，中國北京舉行的LGBT派對之夜。攝：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6月13日參與者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上海驕傲節 LGBT跑步活動。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2014年7月31日，同性戀活動家在法庭外舉行一場抗議活動，一名男同性戀者起訴輔導員試圖用電擊療法“治愈”他的同性戀。攝：Xu Yangjingjing}/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9月13日中國北京，酒吧内LGBT 派對之夜。攝：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6月27日，一對同性戀伴侶在家裡準備他們在北京的婚禮。攝：Iain Masterton/Avalon via Getty Images

中國上海的蘇州河。攝：Iain Masterton/Avalon via Getty Images

「性少數群體境遇最糟糕的一年」：一場身分、體育、醫療上的文化戰爭

作者 程賢｜2021-08-03

如果要在這屆疫情籠罩下的奧運會中尋找一點給人希望的部分，LGBTQ群體所得到的空前充分「代表（representation）」一定是其中之一：超過160名性少數運動員在游泳、球類、田徑類、跆拳道等項目中參賽；而其中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進展，是一批跨性別選手在今年第一次有機會站上奧運會的舞台，這其中包括加拿大女足中鋒奎恩（Quinn）、美國自行車手切爾西·伍爾夫（Chelsea Wolfe）和新西蘭舉重運動員勞拉·哈伯德（Laurel Hubbard）等。

但他們的參與除了讓全世界的跨性別者在象徵着最高水平運動競技的賽場上終於看到自己「身份」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爭議，在這其中，奧委會批准舉重運動員哈伯德參賽的決定，引發了尤其大的反撲：同項目中的另一位比利時運動員稱她的參與「像是一個糟糕的笑話」，以挑釁式風格著稱的英國保守派評論員皮爾斯·羅根更是為此專門發表專欄表達自己的「憤怒」，稱哈伯德因並非一位「生理女性」從而具有「不公平的身體優勢」。

儘管至今尚無任何科學依據，這種說法長久以來被用於打壓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女性——在體育項目中的參與。而聚焦於運動場上的風波，僅僅是近期一波「反跨」浪潮的一小部分。

這場「浪潮」的一個中心是美國，今年以來，數十個由共和黨主導的紅州內相繼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跨性別者平等權利的法律。幾個月前，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十歲跨性別女孩凱·沙普蕾（Kai Shappley）在州議會前針對此類立法作證時的發言，在社交媒體上收到了大量轉發和聲援，她在證詞中說，僅僅因為跨性別者的身份，自己「從幼兒園開始就受到保守派政客的攻擊」。而這個畫面之所以在令人心痛的同時也極具代表性，因為被這批「反跨」法案所集中針對的，是像她一樣最為脆弱的跨性別少年兒童。

虛構的爭議

許多「爭議」所圍繞的共同點，是跨性別者和順性別女性權益之間的對立，許多人聲稱，跨性別女性「存在身體上的優勢」，因此若允許她們在女子組別參與體育活動，勢必會擠壓「真正」女性運動員的生存空間。

但絕大多數科學研究成果都證明了對跨性別女運動員的恐懼並沒有根據：不同性別造成的體能差異在青春期階段才開始發生，這也是為什麼在這以前的許多體育活動都是不分性別（coed）的，所以，當及時使用了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並同時進行荷爾蒙替代療法（hormone replacement）後，跨性別者可以抑制顯著體能差異的產生，而即便是在青春期後才進行荷爾蒙替代的跨性別女性，其各項身體機能也能達到符合女子運動公平要求的水平。

即便有一些得出其他結論的零散研究存在，或有諸如身高等極少數不可逆的指標，公平與否也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二元判斷，順性別者之間也存在無數差距，許多最頂尖的運動員更是都具備一定身體機能的先天優勢，一位相關領域研究者這樣比喻：「你不能因為博爾特每次都能獲勝，就說他所擁有的能力讓比賽變得不公平」。因此，目前幾乎全部主流體育機構都支持跨性別者按自我身份認同參賽，同時制定了種種標準來儘可能確保公平，如美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要求跨性別女運動員至少進行一年的睾丸酮抑制，國際奧委會則要求跨性別女運動員血清內的睾丸酮濃度降至每升10納米摩爾以下，並在整個職業生涯內維持。

而從現實來看，跨性別者的參與也並未對女子體育造成任何威脅。據估計，NCAA的二十萬名女運動員中，只有50名左右跨性別者；美聯社則聯繫了在20多個州內起草此類法案的議員，發現沒有一人能舉出自己州內順性別和跨性別女運動員間發生爭議、衝突的實例。從統計數據來看，女子體育的參與率也完全沒有被接受跨性別者的政策影響，甚至在如加州等地最為多元、進步的政策下還隨之出現了上升趨勢，反而是多個限制了跨性別者參與的州見證了女性參與率的隨之下降。

女運動員本身也沒有感受到任何「威脅」的存在：在對大學女運動員的一項研究中，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自己完全接受與跨性別同學共享賽場，且相比男性更加支持包容跨性別者的政策，同時，在體育活動中與跨性別者的共處，還有利於促進學生們對跨性別群體的了解和接受。

實際上，相比「被跨性別者威脅」這個捏造出的問題，女子運動卻真實地面臨着許多許多亟待解決的不公，比如常被分配到相比之下匱乏的資金和資源、得到系統性偏低的媒體報導和公眾關注等等，這才是真正關注體育領域性別不平等的人要着手解決的問題。

當然，縱觀一眾熱衷於這個話題的保守派人物，尤其是他們在諸多女性議題上的表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們會對這些真實的不公絕口不提：從議員到州長，他們中絕大多數都長期熱衷於限制女性墮胎權，特朗普在政策方面對女性權益的敵視更是有目共睹，他本人甚至還面臨多個可信度極高的性侵指控；諸如「捍衞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等許多為起草這批法案出資出力的保守派政治組織，也同時是反墮胎行動背後的籌備、助推者......換句話說，這批保守派對女性權益本身並沒有任何真誠的關心，而是僅將其視為擠壓邊緣群體權利的一個有力工具。

從「衛生間法案」到「體育法案」

而今年以來美國保守派主導的這批針對跨性別者的法律，可以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就是禁止跨性別運動員以符合自我認知的性別參加比賽——換句話說，就是只允許通過出生時所分配的性別或生殖器官來確定運動員的性別。由於美國體育比賽的相當一大部分都是在中學、大學隊伍間進行的，受此影響的一個主要群體就是跨性別青少年。

據統計，多達30個州正在起草此類法案，其中，密西西比、阿肯薩和田納西州的已經被簽署通過；明尼蘇達州共和黨參議員盧塞羅（Eric Lucero）所撰寫的草案甚至將跨性別女性參加女子運動定為一項可被起訴的輕罪，量刑與持有或販賣少量大麻相似；特朗普在今年2月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說，對保護跨性別者的反歧視政策「放任不管」會「毀掉女子運動」⋯⋯這些保守派政客對此給出的理由，就是「維護女子運動項目的公平」。

這樣的話術並非是第一次。早在2016年，北卡羅萊納州就曾通過一項法案，禁止跨性別者在公立學校、政府部門建築等公共空間內，使用與其出生時性別不符的衞生間。支持法案的共和黨議員稱，這是為「保護婦女兒童的安全」，否則，「男性隨時可以偽裝成跨性別者，溜進女衞生間內實施騷擾和侵犯」、「性侵者會擁有自由進入女衞生間的權利」。堪薩斯、南卡羅萊納、得克薩斯等州也緊隨其後，起草出了類似的法案。

但就像保守派用來壓制投票的「選舉舞弊」傳言一樣，這種說法同樣是不存在任何事實根據的。媒體監督組織 Media Matters 對當時已經允許跨性別者按自我身份認同使用衞生間的12個州和17個學區進行了調查，發現在這些地方，性侵案發量並沒有在相關反歧視政策實施前後出現變化，他們還就此採訪了這些地區的警方，得到的回應也都是未曾注意到此類問題在自己的轄區內發生；事實核查機構 Politifact 則核查了保守派組織常舉的幾個案例，發現其中實施侵害的男性都並未偽裝成跨性別者，其發生與處理也與保障跨性別者權利的法律和制度完全無關；《紐約時報》社論因此將這種憑空虛構出威脅的做法直接稱為是「歇斯底里（hysteria）」。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性少數群體權益律師切斯·斯特蘭吉奧（Chase Strangio）在採訪中說，這類法案利用了人們在衞生間等私密空間內有更強不安全感的心理，將跨性別者驅趕出公共空間。但事實上，這個聲稱防範侵害、保證安全的法律反而會讓公共衞生間變得對任何人都不再安全。

斯特蘭吉奧以自己作為例子，他是一位跨性別男性，擁有鬍鬚等男性的一切外表特徵，但在這類法律下，他卻只能使用女性的衞生間，這自然會讓其他女性感到不適、不安全；換句話說，這個法案會製造出大量其聲稱會防止的混亂。而跨性別者恰恰是面對性騷擾最為脆弱的一個群體，研究表明，高達60%的跨性別者都在公共衞生間內受到過騷擾，這個法案的實施自然會讓他們所面臨的危險近一步增加。

因此，這次衛生間立法引發了大量意想不到的負面反響：PayPal、德意志銀行、二十一世紀福克斯等公司紛紛宣布撤出其在州內的業務或取消擴大規模的計劃，因此流失的税收和就業崗位為北卡羅來納州造成了近四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據美聯社的另一項估計，這種抵制如果持續下去，會在接下來的12年裏讓該州損失近40億美元；推動立法的共和黨州長麥考瑞也在隨後的大選中，輸給了支持性少數群體權益的民主黨對手、現任州長羅伊·庫珀，這個法案也最終被廢除。

在隨後的幾年裏，類似的「衞生間法案」在其他幾個州內被短暫地討論過，但由於害怕重複發生在北卡的反彈，各州內執政的共和黨並沒有圍繞其製造太大的響動。直到今年，在以極大的普選票差距輸掉白宮和兩院後，迫切尋找新領域來激發基礎選民的保守派再一次選擇了跨性別者作為攻擊目標。

可以看出，如今的「體育法案」就是曾經「衞生間法案」的一種延續。但相反，這批法案本身卻會製造其聲稱所解決的問題：身體、體能與順性別男性並無差異的跨性別男運動員，將被迫參與女子體育，不僅會因共用更衣室等私密空間而產生許多問題，對同場競技的其他運動員更是會產生十分直接的不公：比如，保守派組織有意忽略的一個案例，發生在公立學校系統一直僅允許運動員按出生時所分配的性別參加比賽得克薩斯州，作為跨性別男性的摔跤運動員馬克·貝格斯（Mack Beggs）因此就被迫只能參加女子組別的比賽，身體上的巨大優勢讓他多次輕易贏得州內比賽的冠軍，他在採訪中多次表明，自己一直希望參加符合自我性別認知的男子組比賽，是得州對跨性別者的歧視性政策讓他和對手都要面臨這個所有人都不願看到的情境。

此外，還有人指出，在對性別認知愈發深刻、豐富的今天，人們也應該重新思考和定義體育活動中「公平」的概念，尤其是對於這批法案所針對的學校體育。眾所周知，參與體育活動對心理健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能夠緩解焦慮、抑鬱，消除自殺傾向，降低酒精和藥物濫用的可能，而這種調節也正是相對脆弱、更易存在心理問題的跨性別者所急需的。對跨性別運動員的調研也顯示，參加體育運動能有效降低跨性別群體遠高於平均的嚴重心理問題、自殺或自傷傾向概率，有跨性別運動員說，運動是自己在身份不被接受的艱難日常裏「唯一能表達自我、能放鬆享受的事情」。

同時，作為學校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體育場上對待不同身份群體的態度會直接傳導至校園的其他部分，因此，當隊伍和教練在這類法案的要求下將跨性別女生「趕出」女子體育項目時，其他學生就很容易收到周遭環境並不接受跨性別同學的信號，從而讓他們更易面對校園暴力。所以，考慮到參加體育活動對跨性別青少年的的意義，對「公平」這個概念的討論本身就不應僅局限於比賽結果，而應該從定義上就包含保障跨性別和其他邊緣群體平等參與、從而讓其健康和安全從中受到保障的權利。

事實上，主流群體長期用來擠壓邊緣群體、將他們排除出公共空間的話術之一，就是將其塑造為一種危險或威脅：1955年，14歲的黑人男孩艾米特·提爾因被無端指責在雜貨店「侵犯」了一名白人婦女而被綁架並私刑致死；1989年，五名非裔、拉丁裔男孩被惡意指控在紐約中央公園強姦白人婦女，又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被判罪成，十五年後才得到無罪的澄清，「中央公園五人案」（Central Park Five case）也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一百年前整，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黑暗慘劇的圖爾薩種族屠殺（Tulsa Race Massecare），其開端也是一位黑人青年被無端指責在電梯內「騷擾」一名白人婦女，最終導致當時美國最為繁華的黑人社區被完全燒燬，近200人喪生......類似的還有前後無數起受害者的名字沒能被記錄進歷史的悲劇。長久以來，黑人「暴力」、「危險」、會「傷害白人婦女」的刻板污名一直是用來合理化種族隔離、私刑和警察暴力的理由。

因此，已經有很多人指出，今天的「衞生間法案」和「體育法案」完全就是發源於種族隔離的：在它們背後的邏輯中，將跨性別者直接替換成「黑人」，就是幾十年前人們為衞生間、更衣室、體育競賽等公共空間維持種族隔離所找的理由。

「體育法案」之外，剝奪醫療救助權

如果「體育法案」還有一層良好用意的表象，那麼今年這一次反跨風潮的第二種路徑，就已經根本不再掩飾它背後的殘忍和無知：剝奪跨性別未成年人接受醫療支持、救助的權利。

截至目前，有18個州在起草這類法案，其中，阿肯薩州的已經在4月6日被通過實施，成為美國第一個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包括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轉化在內的跨性別醫療保健的州。在州議會3月29日第一次通過這部法律後，共和黨州長哈欽森（Asa Hutchinson）甚至一度因「太過極端」將其否決，但他的否決在幾天後又被共和黨佔絕對多數的州議會投票推翻。

其他州所醖釀的方案在極端程度上也不相上下：南達科他州計劃以輕罪起訴為跨性別未成年人提供醫療支持的醫生，若罪成，醫生會面臨高達一年的監禁和2000美元罰金；新罕布什爾州則計劃將支持子女跨性別轉化的父母視為進行了「虐待兒童」，致其面臨被剝奪撫養權的可能；肯塔基州的法案，甚至為公立學校教師在校內霸凌跨性別學生開起了綠燈。

這批法案發源於一場原本普通的民事案件：得州一位跨性別女孩露娜·楊格爾（Luna Younger）父母的離婚。在兩人爭奪監護權的訴訟中，露娜的母親身為一名兒科醫生，支持女兒性別轉化的選擇；她的父親卻拒接接受，堅持將她視為男孩，為了贏得監護權，他決定到保守派迴音室內尋求支持，成為了《每日電訊》（The Daily Wire）等保守派媒體的常客，「痛心疾首」地稱自己不願意看到孩子被母親「化學閹割」和「虐待」。但事實上，他自己卻曾暴力對待包括露娜在內的幾個孩子，還通過這一系列犧牲孩子隱私的公開表態獲得了近15萬美元的收入。陪審團在考慮了父親的劣跡，聽取了醫生、露娜學校的職工和家人的證詞以後，將監護權給予了母親。

保守派迴音室立刻被這個結果點燃了，露娜母親的住所和診所都遭到破壞、收到人身威脅，參議員科魯茲、小特朗普等政客也紛紛附和對她「兒童虐待」的指責，州長阿比特（Greg Abbott）甚至威脅動用兒童保護機構調查露娜母親。最終，該案法官在各方壓力下，作廢了陪審團的判決，賦予父母雙方共同監護權，同時單獨點名露娜的父親在她性別身份方面具有參與和決定的權利。

隨後，利用這起案件所激發的憤怒，保守派政客開始通過立法，制度化地剝奪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別醫療支持的權利。他們給出的理由和露娜的父親一致：順從小孩子們被「誤導」所產生的想法——即自己是跨性別者，通過醫療手段為他們的身體帶來「將來可能會後悔」的「不可逆轉變」，是一種應當被禁止的「兒童虐待」行為。

毫無疑問，科學是不站在保守派一方的。醫學界曾有過將跨性別少年兒童視為疾病或認知失調的時期，並試圖「矯正」，如強迫他們選擇符合出生時性別的衣服、髮型、玩具甚至玩伴，但除了讓被「矯正」的孩子們承受了更多痛苦以外，這樣的手段已被證明不會奏效，且顯著增大了被「治療」者的自殺風險，已在20個州內被完全禁止。

目前，包括美國醫學會、美國兒科醫師協會、美國心理學會、美國婦產科醫師協會在內的全部代表主流學界的權威機構，都贊同為跨性別未成年人提供在身體上完成轉變的醫療支持。這主要包括上文中所提到的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顧名思義，其作用是延遲青春期內第二性徵的發育，從而讓跨性別青少年得以擁有更多觀察、確定自己性別身份的時間；當事人一旦確定了自己跨性別者的身份，在經過涉及了父母、心理治療師等更多人的一系列通常長達數年的討論和評估之後，就可以接受相應的荷爾蒙替代療法，從而讓身體最終獲得符合性別認知的特徵；相反，若當事人意願改變，青春期阻斷劑的效果隨時可以在停止服用後消除。

所以，「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蠱惑下對自己身體輕率做出不可逆改變」這一幅保守派刻畫出的圖景，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恰恰相反，青春期阻斷劑治療所給予的正是更多用來做出審慎決定的時間，而無法得到這類藥物的跨性別青少年，則要被迫面臨如乳房、鬍鬚、嗓音、骨骼結構等難以逆轉、同時不符合自己真實性別的身體發育，而即便目前已存在改變乳房、毛髮等特徵的手術，當事人往往需要因此承受較大的身體和精神創傷（阿肯薩州的法案也鼓勵醫保公司拒絕為成年客戶承擔此類醫療費用）。

同時，由於遭受欺凌、騷擾、承受不符合性別的身體發育等多方面的原因，跨性別青少年存在遠高於平均的自殺率：據調查，超過一半的跨性別少年男性和近三分之一的女性都曾嘗試過自殺；而研究顯示，及時使用青春期阻斷劑能顯著降低這種自殺風險。換句話說，對許多跨性別未成年人來說，說青春期阻斷劑等正向醫療支持是在「救命」並不是一種誇張。許多醫生在各州議會前作證時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們都有豐富的對待跨性別患者的經驗，不僅駁斥了保守派立法者所引用「科學研究」的諸多漏洞、謬誤，更是以切身經歷講出了這批法案通過後自己的許多患者會立刻面臨的絕望處境。

來自阿肯薩州的兒科醫生米歇爾·哈奇森說，自己在過去的幾周內，不斷地接到跨性別少年兒童患者的電話，告訴她一旦這一切發生，「我只能選擇結束生命」——「如果這個法案通過，會有孩子們死去的。這樣的事情每發生一次，我都會給你們（保守派議員）每個人逐個打一次電話。」

保守派的文化戰爭

既然「保護女性」、「維護公平」、「保護兒童」都是站不住腳的，那麼這類法案真正所傳達的價值觀是什麼呢？從許多立法者的發言已經給出了答案：在推銷「體育法案」和「衞生間法案」時，他們往往刻意用「生理男性（biological male）」來稱呼跨性別女性，並將其刻畫成為了在運動場作弊或理直氣壯地窺視異性衞生間，於是通過易裝搖身一變後就稱自己為「跨性別」的投機者和罪犯；在支持「醫療法案」時，他們則稱孩子們是「在誤導下臆想出來」了自己跨性別的身份，當提及個案時，則有意使用與孩子們性別身份相反的人稱代詞。

所以，不難看出，這些法案內深埋的價值觀，其實是從根本上否定跨性別群體的真實存在：這個身份一定是當事人為了某種目的或在某些誤導下所想像、捏造出來的，而這波立法則是保守派在一個向着看到、接受更多身份可能的社會文化面前，試圖「挽回」傳統性別觀念的最新一次嘗試。

縱觀歷史，無論是推翻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非裔美國人，還是爭取投票權和同工同酬的女性，都曾被類似的邏輯打壓過：由於「種族間的生理差異」，黑人「永遠不能成為平等的美國公民」；而女性這個「性別的本質」也意味着她們無法「承擔相夫教子以外的政治和社會角色」——許多在今天已經是常識的平等權利，也曾被指責是特定的群體「想像」、「憑空構建」出的身份。

而如今即便是內心裏最堅定的性別歧視、種族主義者，如果想要在主流政治內生存，也不再敢公然稱「種族歧視是有道理的」或「女性就應該回歸家庭」，但跨性別者這個近年來才第一次走出陰影的群體，還尚沒有享受這種主流觀念前進帶來的保護。

據一項民調顯示，在被身邊人告知自己是跨性別者時，只有63%的美國人會覺得沒有感到不適，而如果這個人是自己的孩子，這個比例則降至了48%；就連許多在其他方面絕非「保守派」的人，在談及跨性別群體時，也難免會表達出偏見、偏執：比如，絕大部分女權主義者和跨性別者都能看到，兩個群體本身不僅存在大量的重疊，二者的平權運動間也存在本質上的相通之處，即不受規訓地自由定位、詮釋自己身份的權利，同時更是自然而然地將跨性別女性或普適或獨特的權利，視為女權主義應該去爭取和捍衞的範疇。

但近幾十年以來，主流以外極小的一部分「女權主義者」卻在對待跨性別者的態度上加入了保守派一方，拒不承認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女性身份的真實性，認為衞生間、運動場等公共空間內對後者的接納是對「真正女性」權利的「擠壓」。她們因此將自己稱為「排除跨性別的極端女權主義者（Trans-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常簡稱TERF）」，並「借用」白人至上主義者通過自稱「種族現實主義（race realist）」來自我美化的思路，將自己對跨性別者的不包容稱為「性別決定性（gender critical）」的「女權主義」。

這其中一個引起巨大爭議、同時讓許多人第一次得知這個群體的例子，是《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近幾年來「孜孜不倦」的恐跨（transphobic）發言，即便已經有太多人指出其中科學和邏輯的謬誤、甚至有許多曾經在她的作品中尋找到慰藉的跨性別粉絲明確表示被她如今的表態傷害，她依然沒有向自己在作品中所傳達的一樣，反思在「性別身份」下是否存在更多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多元可能。

美國保守派清楚地看到了跨性別群體的這種脆弱性。在2020年以歷史最高的普選票數輸掉白宮、又緊接着在傳統紅州席位上輸掉參議院控制權後，共和黨急需一個新的主題來激發基礎選民熱情，而挑動對某些身份、群體仇恨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向來是他們最為擅長的領域：對民權運動的反撲，反墮胎，茶黨運動，反對同性婚姻⋯⋯他們一次次靠着這類主題所點燃的憤怒奪回權力。

政治作者亞當·索爾維（Adam Serwer）在最近的一篇專欄中，將共和黨的這種策略準確概括為以「通過將弱勢群體的存在刻畫為威脅來保持對他們的壓迫」為中心的「殘忍、排斥（弱者）的政治」。於是，在今年，諸如「捍衞自由聯盟」、「美國原則項目（American Principles Project）」等一些長期為共和黨政客尋找議題、起草立法、出資出力保守派組織經過調查、實驗後，發現了跨性別群體權益這一個在主流社會文化中還沒能得到足夠堅固的支持、又能有效激起基礎選民憤怒的話題。

於是，這樣一系列法案就被起草出來，送到了全美各地共和黨州議員、州長的辦公桌上。美國著名性少數權益倡導組織「人權運動（Human Rights Campaign）」主席阿方索·大衞說，2021年是美國性少數群體境遇最為糟糕的一年。

而在這些冰冷的政治計算背後，是無數像上文提到的凱和露娜一樣，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擠壓的跨性別孩子。凱在2018年的一部紀錄片中說，當她所在的地區禁止跨性別女孩使用學校的女衞生間時，儘管學校專門為此設置了一間供她使用的衞生間，並請其他女孩陪她一起去，她依然難以擺脱因此被排擠和孤立的感受；在「醫療法案」已經通過的阿肯薩州，許多跨性別青少年的家長已經在計劃搬家，儘管這意味着工作變動、離開熟悉的社區，但維持孩子最基本身心健康的醫療服務被切斷顯然是更難以承受的代價。

公權力本身的擠壓，更是傳遞出性少數群體的尊嚴和安全並非社會要務的信號，讓社會中各方面對他們的歧視和暴力更加有恃無恐。據統計，2021年至今為止死於謀殺的跨性別者已經超出去年一整年。一年一度的「性少數驕傲月」剛剛過去，這個以往以自我展示和慶祝為主的節日，在今年也因為這批法案的存在而灰暗了許多，性少數社群內因對未來的不確定而惶恐不安，跨性別者今後在美國許多地方即將面臨的艱難處境，也代替了性少數群體在平日難以品嚐到的驕傲，成為了今年這個節日裏格外沉重的主題。

目標：像空氣一樣自然

那麼，熱心跨性別權益的人們有什麼抗擊這一系列措施的方法呢？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重複面對2016年北卡羅來納州「衞生間法案」時的策略，通過大型企業從相應州撤資、造成税收和就業崗位損失的方式，向政客施壓。出於品牌形象和創造包容的工作環境從而吸引儘可能多地人才，許多企業的確存在這樣做的動力，但與2016年不同的是，這一次計劃通過此類法案的州數量大出很多，幾乎覆蓋了整個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在這樣的「集體行動」下，指望企業同時在如此大範圍內停止操作，顯然並不現實。

於是，很多人便寄希望於另一條途徑：在司法系統內挑戰這批立法。的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結束了種族隔離，「羅伊訴韋德案」保障了女性的墮胎權，「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保障了媒體自由報導的權利，「奧貝格菲爾訴霍奇斯案」確立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國歷史上太多民權的進步都是在法庭上發生的。作為ACLU中專注於性少數群體權益的主要負責人，上文提到的律師斯特蘭吉奧也在採訪中表示，ACLU一定會分別起訴每一門侵犯跨性別群體權益的法案。

他本人所在的團隊，去年也獲得了一次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的勝利，通過在意識形態以外的法理層面翔實而縝密的論據，說服了兩位保守派大法官做出確保性少數群體在就業方面不受歧視的判決（博斯托克訴克萊頓縣），撰寫多數意見的還是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薩奇（Neil Gorsuch）。

但儘管他對未來訴訟的結果還保持着樂觀，這扇大門也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逐漸關閉：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後，特朗普提名接替她的法官巴雷特，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保守派，在墮胎、性少數等方面的意見和裁決都和保守派主流價值觀高度一致。在她的到來後，最高法院已經一反常規地接下一起可能對「羅伊訴韋德」判例中確定下的墮胎權造成挑戰的案件，這個動作中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可以想像，如果這一批針對跨性別者的法案被訴至高院，在今天這批大法官面前複製類似成功的難度只可能有增無減。

所以，很多居住在紅州的跨性別者將目前最後的希望放在了白宮身上。相應的，拜登政府也給了性少數足夠多的關注，在就職第一天就頒布行政命令，在學校、工作場所、醫療等領域確立了保護性少數免受歧視的原則，並在對國會的第一次講話中直接對跨性別年輕人喊話：「你的總統就是你的後盾」，他所任命的教育部長也在近日的採訪中保證，自己將盡力確保跨性別青少年擁有在公立學校中不受歧視地參加體育項目的權利。

但行政命令的效力畢竟是極其有限的，且可以隨時被另一位總統不經任何其他機構批准而廢除，因此在聯邦級別最能夠帶來實質性改變的還是由國會進行立法。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早在2019年就通過專門旨在保護性少數的《平等法案（Equality Act）》，將他們納入1964年民權法案所保護的範疇內，若經通過、簽署，一切基於種族和性別的平權保護就會全面覆蓋至性少數群體上。但在如今的現實下，參議院基本沒有可能廢除需要60票才能通過法案的「阻撓議事（filibuster）」制度，而民主黨的多數優勢又僅僅多出一票，在當下的氣候裏迅速通過這個法案顯然並不現實。

與此同時，許多紅州還在加緊通過一批針對性壓低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等傳統民主黨選民投票率的措施，因此即便民主黨政府保持今天較高的支持率，一年半後的中期選舉完全可能見證共和黨拿回兩院，跨性別群體也因此難以立刻獲得保護自身權益的制度性工具。

所以，擺在今天的跨性別群體面前的，只剩下和先前的大多數民權運動一樣、最為緩慢而曲折的一條道路：自下而上、點滴積累地改變主流社會的觀念——從影視、文藝作品到大眾媒體和新聞報導，要讓跨性別者的存在和表達成為一種常態，既要有足夠多專注於他們，講述他們獨特的身份、認知、體驗和痛苦的表達，又要在所有看似與之不直接相關的主題中，讓跨性別者的形象獲得足夠的「代表（representation）」，讓他們的存在在每個層面的展示和表達中都不被抹去。

當身為跨性別者的「驕傲」不止於一年一度的節日或月份，而是成為空氣一樣自然存在於每個人身邊的日常，今天這一切建立在否定他們存在的基礎上的立法和宣傳才會隨之變得蒼白而荒唐，並被主流中對他們足夠堅實的承認沖刷掉。

（程賢，主要關注美國政治、社會問題）

2021年7月25日日本東京奧運會，德國隊與英國隊的曲棍球比賽期間，一名隊員穿上彩虹旗。攝：Alexander Hassenstein/Getty Images

2020年日本東京奧運會，新西蘭選手勞雷爾·哈伯德(Laurel Hubbard)在女子舉重比賽中。攝：Martin Rickett/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17日德國希爾德斯海姆，一名婦女前往印有誇性别符號的廁所。攝：Peter Steffen/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8月2日日本東京，女子 100 米欄獎牌儀式上，波多黎各的金牌得主 Jasmine Camacho-Quinn 在領獎台上舉起獎牌。攝：Patrick Smith/Getty Images

2021年8月2日日本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舉行女子5000米決賽。攝：Ezra Shaw/Getty Images

2021年7月24日英國倫敦，跨性別維權人士參加遊行。攝：Mark Kerrison/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夢珂：羅琳「恐跨」翻車？跨性別權利、「共同體驗」與女性抵抗性身份

作者 夢珂｜2020-07-03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在6月6日的一條推特上，對一篇名為《為後疫情時代中來月經的人創造一個更平等的環境》發表評論，她對文中「來月經的人」（those who menstruate）這一表達方式展現了猛烈的抨擊：「來月經的人。我很肯定曾有一個詞語可以形容這些人。誰幫我想想：呂人？綠人？釹人？」（『People who menstruate』. I‘m sure there used to be a word for those people. Someone help me out. Wumben? Wimpund? Woomud?）她的推特一石激起千層浪，被許多跨性別人士指責是恐跨的。一條推特回覆表示：「2020年了，不是所有女性都來月經，不是所有來月經的都是女性」。

她隨後於6月10日發表在自己個人網站的一篇小論文也引來更多批判，不少《哈利·波特》的主演，包括丹尼爾·拉德克利夫（Daniel Radcliff）、艾瑪·沃森（Emma Waston）和「神奇動物」系列的主角小雀斑也旗幟鮮明地撰文與羅琳劃清界線。在這篇小論文中，她對自己被扣「排跨激女」（Trans 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即TERF，亦有將radical翻譯為「基進」）的帽子表示拒絕，並重點講述了自己曾遭受到的家庭和性別暴力。她表示，正是因為自己遭受暴力的經歷，讓她對「保護」女性產生了強烈的使命感。

無論是站羅琳者還是踢爆羅琳者，這次羅琳事件所激起的討論都是一件好事，因為關於跨性別者的政治權利和哲學討論由來已久——「我覺得我是誰我就是誰」是否某程度消解了女權主義？應不應該徹底消解「女性」這樣的傳統性別身分？人們為何如此糾結？——而思想只有放到陽光下彼此論爭，才可能成熟開花結果。到更具體的生活層面，「同廁法案」是否會傷害女孩和女人？在當今，「女性」的定義可以是什麼？「月經」以及「女人們共同的生理體驗」對於女性的定義又意味著什麼？

本文嘗試從以下三個層面，為此事件作一註腳。

被羅琳們混淆的基本問題：弱者和犯罪者

中文語境下我們所說的「同廁法案」，其正式名稱是加州 Assembly Bill 1266，它於2013年在加州通過立法，2014年開始實施。與華語世界普遍認知有所偏差的是，它並不是一條全社會普適性的法案，而是用來保護學生的：它允許的是幼兒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社會性別（gender）認同來選擇依據性別進行區隔的校內活動，比如一些體育活動和比賽；同時他們也可以依據自己的性別認同來選擇使用廁所等設施，並不需要和學校對其的性別紀錄相符。

儘管沒有直接提及加州的這一法案，羅琳女士在其小論文中表述了對「自由依據性別認同使用廁所」的擔憂：「當你廁所和更衣室的門向任何聲稱或感受自己是女性的男人打開時——他們並不需要出示任何醫療證明——那任何一個男人，所有男人都可以進來。」羅琳表示她的擔憂是為了保護女性，然而實際上，她的邏輯，只是強行將跨性別者等同於潛在的偷窺犯和強姦犯。這不僅是對跨性別者的極不尊重，更是子虛烏有的污衊。

事實上，「男人要上男廁所、女人要上女廁所」更多的是「自古以來」的約定俗成而並非成文法律的規定。一個人去了女廁，無論這個人的性別、性取向、外貌打扮是什麼，如果這個人在女廁中進行了違法犯罪、對她人實施性騷擾、性侵害的行為，其自我認同的性別並不會成為令其脱罪的尚方寶劍。因此，羅琳的「男性會利用這一政策對女人在女廁進行騷擾犯罪」的邏輯根本站不住腳。

此外，在女廁實施犯罪的犯罪者亦並非等到所謂「同廁法案」後他們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時候將其歸咎於一個旨在保護脆弱人群的法案，其動機亦是相當可疑的。固直男（指cis straight men）在女廁所偷窺、偷拍甚至實施犯罪的新聞屢見不鮮，但這些犯罪並沒有因為 AB1266 修正案的出現而暴增。為何在那之前沒有羅琳們站出來「保護」女孩和女人們？為什麼恰恰是在這之後，「保護」的呼聲反開始此起彼伏？

甚至乎，當他們指責犯罪時，被譴責的都是犯罪者個人的性向、認同問題，抑或是指責犯罪者有精神問題，卻沒有人會指責這是全體白人的問題、全體異性戀的問題、全體男人的問題。因此，羅琳這個邏輯，就像是當台灣在推動多元成家、同性婚姻合法時，反同婚聯盟的「擔憂」：「同性婚姻合法後，我們的小孩子要在小學裏學習雞姦了」抑或是「同性婚姻合法後人類要滅絕了」等等。污名化與不尊重，多少不是假以「保護」的名義實行。

在英國，單一性別（unisex）廁所的普及程度可以說是相當高的，咖啡館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自不必說，大多數咖啡館只提供一個無障礙廁所給所有人使用，而一些劇院比如小維克（The Young Vic）也都在其廁所門口的標示上貼了非二元性別標識。筆者也在英國生活，現在已很少感受到性別二分的盥洗室的差別。羅琳女士作為英國人不應該不知道這一點。

並且，從實際運用來講，單一性別廁所其實更公平，因為它比按照1：1比例建造的二元性別廁所更容易解決「女廁永遠大排長龍」的問題。相反，反倒是分二元性別的廁所給我帶來的不適遠超於單一性別廁所，原因就在其無所不在的性別刻板印象。高級酒店、餐廳的廁所標識用裙裝和褲裝已厭煩到屢見不鮮，我看到的一家誇張的餐廳，其男廁的標識是一本書，女廁的標識是一個手提包。這種極其單一貧瘠的對性別的想像，才是真正在傷害女性的罪魁禍首。

光明磊落的跨性別者，無論其外表、穿著，我看不出其使用公共女廁有任何不妥。出於對「節省時間」這一實際應用的考量，以單隔間為主的單一性別廁所或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此外，羅琳的著眼點全部都是男跨女跨性別者，她有沒有考慮過女跨男跨性別者的需求呢？強迫他們使用女廁，是否他們也會不舒服呢？還有那些沒有進行荷爾蒙療程、那些性別肯定手術只做到一半的人呢？那些仍然在對自己的身體掙扎的跨性別青少年呢？

AB1266 從一開始就是為了保護這些人的利益。就這點而言，羅琳的隱憂是在拐彎抹角模糊焦點，硬要將一則保護弱勢人群的行政指導令歪曲成給潛在的猥褻者提供方便，這種歪曲就是典型的污名化。這種污名化，從猶太人夏洛克，到穆斯林群體，到害怕你偷窺TA的直人舍友，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但為什麼「跨性別女人是女人」這句話也有爭議？

在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爾·拉德克利夫公開與羅琳決裂、表明立場的公開信中，第一句話就是「跨性別女性是女性」（Transwomen are women）。這句話也在各個LGBT友好場合的宣講中被當作斬釘截鐵不容置疑的事實，用來表達支持跨性別人士的立場。然而，從語言哲學的角度來講，如果我們要下「跨性別女性是女性」的定義，我們就必須要首先回答「女性是什麼、什麼是女性」這個問題，這也是女性主義哲學論爭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雖然這個哲學問題的出發點是為了證成（或排除）跨性別女性的女性身份，但它其實對每一個自我認同為女性的人都是非常有益的思考。

為什麼一家餐廳的廁所可以光明正大的用手提包作為「女廁」的標誌？為什麼有人會因為這個標誌而感到被冒犯？為什麼當跨性別女性一再在穿著、打扮和粧容上接近「女性」、強調自己非常非常具有「女性氣質」（feminine）卻仍然得不到認可，因而困擾和掙扎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女人卻也認為所謂「女性氣質」是一個桎梏她們的枷鎖呢？當跨性別女性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在打破二元性別桎梏時，一再強調自己非常具有女性氣質的行為是不是和父權制的合謀、對父權制定義下的女性氣質的再強調（reinforcement）呢？

我曾在Slate、Pink等網站（Slate是一份在立場上偏自由左翼的綜合性電子雜誌，而Pink則是以提供LGBT資訊和深度評論的網站）上看過不少跨性別女性講述自己的故事，她們無一不強調她們的「完備的女人味」（full womanhood）。然而，「完備的女人味」又究竟指的是什麼呢？在探究、思考這些問題以前，僅一句「跨性別女人是女人」，是一種思維終止（thought-terminating）的表述。

我們要感謝跨性別女性主義和排跨女性主義（TERF，Trans Excluding Radical Feminism）的激烈論爭，為我們留下了不少豐富的論爭成果，也為「女性」這一定義作出了極大的豐富。

（1）跨性別女性主義，與排跨女性主義的拉鋸

跨性別女性主義者將女性主義哲學家和反種族主義活動家金伯萊·克倫肖 （Kimberlé Crenshaw）最初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為其出發點，強調多種形式的壓迫密不可分——克倫肖尤其注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之間的相互交織，她的出發點是黑人女性受到雙重壓迫的「交叉路口」（intersection）這一意象。在這之後，「交叉性」又引入階級的視角，主張在研究性別問題時，不能僅僅關注宏觀層面的社會結構和父權制，而是要關注種族、階級和性別共同塑造出的個體微觀權力關係之間的不平等。

舉個例子，在莎士比亞戲劇《奧賽羅》中，白人女性苔絲德蒙娜與「摩爾人」（中世紀的西非穆斯林人）奧賽羅將軍相戀結婚，後者身邊的小人搬弄是非，讓奧賽羅相信妻子出軌自己的屬下；最終，滿懷嫉妒的奧賽羅用枕頭悶死了自己的妻子。奧賽羅因其膚色和信仰而遭受種族歧視，這種歧視則以性別暴力的形式作為反饋，最終實施在了苔絲德蒙娜的身上。在這個意味上講，看上去種族歧視與苔絲德蒙娜無關（她甚至是有種族特權的），但她最終同時成為了性別暴力和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和犧牲者。這時，探究性別和種族的交叉性就顯得尤為必要。

然而，與此同時，跨性別女性主義的理論也遭到了諸如珍妮絲·雷蒙德（Janice Raymond）等女性主義者的猛烈攻擊，這一類的女性主義者被認為是排跨女性主義，在她的《變性帝國》一書中，雷蒙德認為認為女性的身份和資格取決於染色體和她們所被指派的生理性別（sex），針對「女性」這一身份的迫害僅是針對生理性別的女人的迫害。因此，她認為，根本不存在對跨性別者的迫害。同時，排跨女性主義也認為，跨性別女性是「由男人偽裝的」，她們試圖進入女性獨有的安全空間（諸如盥洗室）對女性實施強姦。這已在上文証偽，也由此可見，在這個意味上，羅琳的「恐跨」罪狀，算是非常實錘了。

但究竟什麼樣的女性定義是更為積極肯定的理性定義，而女性主義哲學家們又作出了什麼貢獻呢？

（2）德勒茲「成為的女性」及女性主體性

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基於對尼采主奴道德的詮釋，建立了「成為」這一基本的哲學世界觀。「成為」同時作為一種思考方式和身份定義，它同時拒絕一成不變的身份定義總和，和在對立的兩極中產生的張力。相反，它是對「不同」（differenceé）的積極確認，代表著「變化」（transformation）。而基於此觀點所推導出的「成為的女性」（becoming women），則代表了女性這一身份的「可能性」：它注重身體性，注重思考當下發生在身體上的瞬間，注重身體作為一個場所、各種微觀的權力關係的角力。「成為的女性」消解了排跨女權的性別本質主義傾向，因為它指出身體的第一屬性就是政治性的，更何況生物學意義上的染色體和性別。

與此同時，德勒茲式的「成為的女性」也遭受了一些女性主義哲學家的批評。羅西·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作為一個德勒茲派女性主義哲學家，認為他提出的完全中立的、去性別化的「成為的女性」存在著消解女性主體性的危險性，這些主體性和能動性是深深地烙印在社會、歷史和文化中的「女人」這一符號上的（在某種程度上，羅琳和排跨女權的「隱憂」亦是在此）。布拉多蒂問了兩個問題：如何將女性從陽具中心主義的指向性功能（icon function）中釋放出來？如何表達一個不同的，積極的女性主體性（female subjectivity）？德勒茲式的「成為的女性」可能會無力回答這兩個問題。

因此，布拉多蒂試圖用女性主體性來代替「成為的女性」這一概念。它沒有否定「成為的女性」本身的合法性，但是強調了歷史意義上女性的共同體身份：從「我們，女性」中獲得賦權，從而可以聲稱「我，女性」。同時作為本體論層面的女人和社會、歷史文化層面的女性，在父權制下的從屬身份是一致的，而女性主體性的重要性在於證明她們的感受和掙扎是真實的。

在這個意味上，女性主體性這一概念也給予了跨性別女性以身份合法的可能性：跨性別者的權利鬥爭同樣是歷史性和政治性的，在這鬥爭過程中的掙扎和體驗都是她們女性主體性的部分。此外，無論她們選擇攝入荷爾蒙，還是選擇性別肯定手術，或是僅是對自己的「女性身份」再度進行確認，這些都是在進行「成為」這一過程。因主體性而身份合法，在我看來，是有效且自洽的反「排跨」女性主義策略。

（3）「女性」作為抵抗

同樣立場上反「排跨」、路徑卻不盡相同的，還有將「女性」作為抵抗性身份來使用。女性主義哲學家塔利婭·梅·貝切（Talia Mae Bettcher）認為，基於對話的需求，排跨女性主義（TERF）這一詞彙應停止使用。因為一開始儘管這些詞可能只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述，但在很多情況下，它也表明了明顯的貶抑含義。相對的，她提出「女性」作為一種抵抗性的身份，提倡「女性」一詞的抵抗性使用。

她舉了自己的同事，亦是女性主義學者的洛裏·沃森（Lori Watson）為例。沃森作為女人，因為外表經常被視為男性，所以她也經常遭受跨性別者使用公共廁所時的困境。沃森懷疑，排跨女權會期望自己跨性別為男性，從而符合社會外界的認知。沃森的懷疑並非毫無道理。在西方（英語）語境下的「男性」（man）和「女性」（woman），已形成了非常完熟、難以改變的性別編碼，細緻到廁所標識的手提包和書本這種程度，它是由長久的社會規範（norms）、歷史、政治和文化（如基督教的「女人是男人的肋骨」）所建構起來的。

在這個意味上，上文提到的「女人味」（womanhood）在廣泛意義的語境下已成為一種社會壓迫，因此，相比「逃去另一套性別編碼以符合社會認知和期望」，沃森不進行跨性別行為的決定，恰是她使用女性作為抵抗性身份的意義：「留在這套性別編碼中以抵抗的姿態來改變」。

而一些跨性別活動家，比如「蘇格蘭跨性別平等權利組織」（Transgender Equality & Rights in Scotland），也認為跨性別者應包括那些「不認同自己是變性者（transsexual），也不打算改變其自身所屬於性別的人」。在這個意義上，跨性別者和女性的身份得到了重合，她們同屬抵抗者的身份。

「來月經的人是女性」又有什麼問題

說回月經這件事本身，以及備受詬病的「女人們共同的生理體驗」。羅琳因為「來月經的人」一詞而感到受到了冒犯和貶低，她的情緒本身是天然正當的，這個情緒和跨性別者被錯認性別時的情緒完全同質，都是個人認同不被承認、被冒犯的情緒。羅琳錯是錯在用了錯誤的路徑和方法去正當化自己的情緒，在這個正當化的過程中，她出現了無數次的邏輯謬誤。

「女人們共同的生理體驗」之所以備受詬病，是因為雷蒙德等排跨女權將其看作她們的重要理論基礎，這些生理體驗中自然包括月經。而反對排跨女權的觀點則認為，來月經是一種特權。因為來月經，一些女人被天然地認為是女性，而跨性別女性花很多錢去改變自己的身體進行性別肯定手術，讓自己擁有高聳的胸部、重構陰道，甚至試圖移植子宮到自己的身體內；然而，即使如此，她們也無數次經歷自我認同的懷疑和焦慮，無數次被別人質問到底是男是女，無數次地無法得到作為女性的認同。

在這樣的邏輯思維下，「月經」似乎變成了排擠跨性別女性的罪魁禍首，其背後的潛台詞似乎是說，如果你認為月經對女性很重要，那你就是在說不來月經的女性不配做女性。然而，在2020年，如果我們承認「只有來月經的人是女性」的論斷是荒謬的，那「月經是女性特權」的荒謬程度是與之對等的。

我們不妨回顧葛洛莉雅·絲坦因（Gloria Steinem）在1978年所寫的《如果男人有月經》一文（If Men Could Menstruate），來想像一下「特權」真正的模樣：「男人會吹噓他們血量之多，經期之長，月經會被視為男子漢成人階段的象徵而羨慕地談論，國會將資助痛經機構。」這，才叫做「特權」。而在近50年後的當下，最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也無非服用激素保持不來月經的狀態，和衞生棉用品免税罷了。稱月經為特權，可謂荒謬至極。

在原始社會，出於封建和迷信，女人需要躲起來，她們不能妨礙社會的正常運轉。月經在父權制的社會被認為是骯髒不潔的，不少文化的習俗中正在來月經的女人都被禁止參加紅白喜事。而在我們當代社會，情況真的有變好嗎？我們仍然擔心側漏，仍然會為不小心弄髒了公共設施而感到抱歉，感到羞恥，我們都經歷過那個去超市買衞生巾要黑色垃圾袋、課間拿著衞生巾去廁所要緊緊攢在手裡不要給別人發現的年代。

這是父權社會加諸於女性身上的枷鎖和凝視，它與父權制對跨性別者的戕害、令她們感受到的痛苦並無二致。承認「月經是不少女性共同的生命體驗」並沒有取消「不是所有女性都來月經、不是所有來月經的都是女性」這個結論的正確性。當女性第一次彼此互相得知「原來你也會痛經」或者「原來你也覺得弄到褲子上相當窘迫」時，這種彼此互認的心情和體驗，是柏拉圖式的姐妹情誼（homosocial sisterhood）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女性彼此互相抱怨痛經到不行時的吐槽和咒罵，還有對月經黏稠地、自顧自地、隨心所欲毫不在意地流著的無能為力；女性會互相推薦好用的止痛片和暖寶寶、就「能不能不來月經」「能不能讓月經變得更規律」這些事而開始使用激素治療；發現別人和自己一樣，最後幾天時在護墊和衞生巾中「反復橫跳」、總是覺得用衞生巾嫌浪費用護墊又不夠；第一次用棉條時的解放感覺和欣喜感，以及想要迫不及待推薦給身邊好友和姐妹的心情等等⋯⋯

這些月經的困擾所帶來的極其有限的能動性，是組成姐妹情誼的一部分，而姐妹情誼，對於女性主體性的塑造有著重要的正向作用。乃至針對月事杯和手洗布衞生巾的爭吵，也是此種姐妹情誼下良好的辯論：當A認為月事杯和手洗布衞生巾更具有環保倫理時，B也可以駁斥這種倫理的責任是否應該落在使用一次性月事用品的女性身上。

因此，說「月經是特權」的論調是不恰當的，這就如同 LGBT 群體指責進入婚姻的異性戀女性遭受丈夫的家暴、因為懷孕而遭遇職場歧視等困境卻指責這些是她們的「特權」一樣可笑。作為Les群體的一員，我認為走進婚姻、遭受家暴和職場歧視的異性戀女性，天然地與我同屬「受壓迫者聯盟」，對她們的共情，於我而言，是油然而生非常自然的正義感，而不會去攻擊她們的婚姻是特權。因此，我亦認為，當不來月經的女性看到女性為月經受苦、卻又不得不與之共存的窘境時，不來月經的女性亦應天然共情，而不是反向攻擊月經為特權。

不少女性將月經作為女性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並不是因為月經這件事本身是什麼可以值得炫耀的事，這和固直男炫耀自己「又粗又長」有著本質的區別。月經之所以是女性重要的身份認同，是因為它字面意義上血淋淋地展現了「女性是一個受壓迫的身份」，也是因為在父權制的壓迫下，女性自發形成的這難能可貴的姐妹情誼。女性會因為來月經受到的壓迫，和跨性別者受到的壓迫是同構的，而進行壓迫行為的主體，從來都是父權制，和利用父權制進行思考的思維方式。試圖將月經打成「特權」的思維方式，無論是誰在進行思考和發聲，無論掩蓋在怎樣的身份政治外表下，都只是父權制思維的末梢神經突觸罷了。

女性需要怎樣的抵抗？

在這個意味上，我們也應堅持「女性是抵抗者的身份」這一定義，而姐妹情誼則是抵抗者們互相彼此連結的重要基石。抵抗對月經的污名化和父權制加諸的羞恥心理，抵抗有毒的性別二元文化，抵抗父權制對女性定義貧乏單一的思考與想像，抵抗以「保護」之名進行的限制。同時，我也認為女性這一身份應是創造性的、進行時的、開放的、而非修正性的、過去式的、固定的——我們需要的是以女性自身作為中心出發去進行定義、而不是依靠外界其他事物對女性進行定義。我認為，只有在思維上掙脱 「女性是男性所不是」的否定性思維（這種思維方式即是西方中心的、也是基督教式的），轉變為「女性是女性之所是」的肯定性思維，抵抗性、創造性和開放性的女性定義才能得以實踐。

台灣著名女歌手黃鶯鶯在二十多年前發表了一張《我們啊！我們》的專輯，其同名主打歌微妙細膩卻準確地描寫了遊走在柏拉圖式和情慾之間的女性情誼。有趣的是，「我們」與「women」的諧音，許是早就給了「女性」最恰切的定義。女孩是「我們」，女人是「我們」，江山嬌是「我們」，米兔是「我們」⋯⋯一切受壓迫者，一切抵抗者，只要願意，都可以是「我們」，是women，是女性。「我們」共同的抵抗對象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父權制。在抵抗的過程中，「我們」會犯錯，會走一步退三步，「我們A」、「我們B」和「我們C」甚至會吵成一團讓父權制樂得坐享其成看笑話，就像這次羅琳女士的事件一樣。但是，即使如此，「我們」所唯一不能停止、必須堅持的事，就是持續的抵抗、持續的發聲、持續的行動。

（夢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研究生）

2010年4月5日華盛頓，哈里波特系列小說的英國作家羅琳，她在白宮草坪上讀著《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英國伯明翰的一個公共廁所。攝：View Picture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3月8日法國巴黎，示威者在第42屆國際婦女節遊行中抗議。攝：Kiran Ridley/Getty Images

2017年3月8日在紐約，一名打扮成自由神像的參與者在參加國際婦女節集會。攝：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2018年11月25日印度新德里，LGBT社群參加酷兒驕傲遊行。攝：Sujay Reddy/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你關注的高校LGBTQ社團已被404

記者 楊鈺｜2021-07-15

7月6日晚9點53分，張和打完網球查看手機，未解鎖的屏幕上彈出一條通知：微信公眾號被永久封禁。張和有些錯愕，解鎖打開，Z社的介面已是一片灰白。Z社是上海某高校關注性別議題的學術類學生社團，已運營逾7年，累積2萬多人關注。張和雖已離開Z社，但帳號未解除關聯。「潛意識裏知道，可能這一天遲早會來，只是沒想到來得這麼快。」張和說。

當晚，清華大學「Purple」、北京大學「ColorWorld」、復旦大學「知和社」等中國大陸近20個較有影響力的關注性別議題的學生社團公眾號，忽然遭到封禁。這些帳號均在9點53分收到封禁通知，過往內容無法查看，後台一片空白，甚至名稱都變成了清一色的「未命名公眾號」。游慧就是聽說這一消息後，才去翻看曾參加的社團武漢大學「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下稱「性平會」）的頁面——同樣變成了「未命名公眾號」。

騰訊並未對封禁做任何解釋，運營社團的同學們在後台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申訴的按鈕。中國外交部則在7月8日對有關提問回應稱：「我們依法管理互聯網」。

儘管2020年7月，中國代表團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就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暴力歧視問題中發言稱：「中方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和暴力」。但以LGBTQ為主題的影視劇、言論及平權活動，卻一再受到壓制，被官方視為隱蔽、難以管控的相關學生社團亦陷入愈加嚴苛的生存環境。

2021年5月至6月，湖北、江蘇、上海、天津、湖南、山西等多地高校關注多元性別的學生社團被校方約談，江蘇更一度傳出來自教育部的紅頭文件。

張和說，高校曾是一個相對包容和可以理性討論的環境，不少性少數個體在工作後便又會「回到櫃子」裏。關注高校多元性別社團的NGO從業者高碩亦指出，這些社團除了可以為校內性少數群體提供社群感之外，也是一個傳播性別平等理念的平台，其中不乏質量高、社會影響力大的內容。但過去幾年，校園公眾倡導的空間大幅壓縮，性平會另一位前成員厚西說，社團註冊受阻，場地受限，不可做大型活動，連貼海報發傳單都時常要與保衛部周旋，公眾號成了傳達聲音與凝聚社群的「最後陣地」。如今，這一小塊陣地也被徹底抹除了。「是蠻絕望的，」張和說，「類似的事情一件一件地來，一次比一次更嚴重，感覺做再多努力也是徒勞的，封禁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

「錢是哪裏來的」？獵巫「境外勢力」

7月6日晚12點左右，LGBTQ高校社團帳號被集體封禁後，有人自發開了一個Zoom會議室，為相關社群的同學們提供一個釋放情緒的地方。連線持續了一個半小時，高峰時有300人同時在線。有不少曾經經營過高校多元性別社團的人發言，大家試圖傳遞「號沒了，人還在」的信念。

新南威爾士大學中國及亞洲研究學高級講師王盼博士對媒體表示，此次關停賬號和控制少數群體的影響力有關。在王盼看來，很多人利用社交媒體自由發聲甚至是影響輿論、組織活動，參與者尤以年輕人居多，這就產生了政府需要控制的影響力。「政府要積極提高監管力度，以防止任何不穩定的因素。尤其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因此會加強監管審查力度。」

事實上，早在這次集體失聲之前，性平會已被要求停止運行，部分在校社員遭校方持續半個月的約談，此後又出現多地教育部審查高校多元性別社團。而性平會的「引火燒身」，來自一次對女權主義者的聲援。

3月底，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勸阻男子吸煙反被潑不明液體。事件發酵後，極端民族主義者@子午俠士 等人發起對肖美麗的圍獵，以其曾在2014年手舉「風雨中抱緊自由！Pray for Hong Kong」的標語，指控其「港獨」。隨後，聲援肖美麗的梁小門等其他女權主義博主，也相繼被攻擊，繼而炸號。4月12日，十數個女權主義豆瓣小組突然集體爆破，這些小組多與6B4T相關，社群網站豆瓣給出的理由是「含有極端主義、激進時政和意識形態的內容」。

為了聲援這些被消失的女權聲音，性平會的同學們發起行動「炸不掉的女性聲音」，在校園活動區域張貼海報，於食堂、操場等地分發傳單及展示貼有海報的宣傳牌。並在當晚將活動照片發在微博上。

厚西記得，性平會在「三八婦女節」也有做類似活動，同樣製作了海報和傳單在學校裏分發，當時微博上不少人誇讚校方寬容度高。

然而4月16日的活動，輿論卻完全朝著另一個方向狂奔。由於性平會微博在開頭提及了肖美麗事件，@子午俠士 一眾人很快開始羅織「罪名」：舉牌是「學香港廢青」，在路上的三五人是「非法遊行」，還有人言之鑿鑿地說性平會背後有美國資金支持，就是為了煽動性別對立。攻擊者們一面列舉「罪狀」，一面不斷提及@平安武漢（註：武漢公安局官方帳號）、@武漢大學、@反邪教組織 等。到了晚間，武漢大學官方微博下方，幾乎每一條評論都會帶上「顏色革命」一詞：「你們學校被西方顏色革命女拳滲透了，你校黨委難道無動於衷嗎？不落實一下黨委的領導與監督責任？」。

另一位性平會前成員文星聽社內的同學提及，外界的輿論風浪很快波及到社內。一位剛剛入社的同學在群裏表示，擔心活動影響自己入黨，也很委屈自己被拍到一張「像遊行一樣」的照片。這位同學當晚便退出了群組。此外，社團內也有其他同學感到害怕，提出之後是否不再用這樣的行動方式，或不應該提肖美麗。

「那篇貼文，肖美麗只是開頭很小的一部分，主要針對的是女性言論空間被壓縮，」文星說，「其實也能感受到，子午他們在很有意識地轉移重點。」

在當天的校園倡導行動中，性平會還有兩組同學遭遇校方保衛處的圍堵和質問，部份同學被拍下照片及學生證信息。4月17日上午，早前被拍下學生證的同學，被輔導員或負責人進行約談。在後來整整兩週內，校方對學生反覆盤問，又根據活動當日的照片及一些同學不小心洩漏的學院等信息，不斷找出「漏網」的同學。據一位不具名的前社團成員透露，有一位同學連續被盤問6次，進而求助心理諮詢，沒想到諮詢室的老師拿出了與輔導員一模一樣的盤問題綱。

盤問一直持續到五一放假前夕，輔導員們一次次確認學生們已經記憶有些模糊的細節，希望找出他們身後的「境外勢力」。儘管校方最好奇的「錢是哪裏來的」、「怎麼開始的」等問題，在公眾號中就有答案：賣周邊、個人興趣。「但他們不信，也沒有看，他們就是相信有一個境外勢力，一切都是境外勢力。」游慧說。

5月，性平會終止運作。與此同時，江蘇、上海、天津等多個省市的高校，排查校內的多元性別社團。江蘇省兩間大學傳出了同一份紅頭文件——《關於核查有關情況的通知》，其中提及，據教育部維護高校穩定工作情況通報，發現多所高校存在「女權、同性戀等『性少數』組織」，要求進行「全面核查」，並「及時穩妥整頓未經審批的涉校組織和自媒體賬號」，末尾附上了該校性別社團的公眾號名稱。

性平會的停運說明得到了大量轉發及留言，厚西感動之餘又覺得難過，「明明有那麼多人同情，但為什麼當時大家沒有發聲？」她問，「如果大家盡可能地多說話，我們後來面對的情況會不會不一樣？」

「你不是一個人在掙扎」

作為性少數，張和中學以來就一直關注LGBTQ性別平權的新聞。2013年，他在網絡中留意到「透過性別來看愛情」這一講座，講座呈現的多元包容的氛圍，他覺得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大學該有的活動」，並因此留意到了Z社及其所在的大學。

「感覺會找到一個支持我的氛圍，和一群比較相近的人，」張和說，自己的社會支持系統很大一部分來自Z社，像是一處和暖的避風港，有著相似的價值判斷，可以理性討論公共議題，「尤其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感受到不那麼孤單。」

文星回憶加入性平會時的場景，當時招新的同學雖然沒有固定攤位，但手裏拿著彩虹旗，她看到傳單上寫著「關心女權主義和LGBT」，便毫不猶疑地加入了。

文星、游慧都是女權主義者，厚西則關注性少數議題。三人高中時就有關注性別類議題的新聞，對當時「染血的婚紗」、「佔領男廁所」等青年女權行動派的行動記憶猶新，並不時在朋友圈轉發性別平權的文章。她們加入性平會，就是希望能在大學的空間裏像此前的女權行動派學習，「把議題轉化為行動。」

也是在這個社團裏，她們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

在停止運營前，性平會的活動以小型觀影會、讀書會、分享會及線上樹洞、公眾號推送為主。厚西說，自己做公眾號小秘書時，常看到有性少數同學將公眾號後台，當作樹洞聊天或信息諮詢的空間，留言談及他們的抑鬱與困惑。

「有沒有像我一樣的？」厚西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跨性別詢問者，對方對於相關概念並不熟悉，只是模糊地感受到內心認同的性別與生理性別不同，對於自己的性取向也很困惑。厚西陪Ta聊天，表示有很多夥伴與Ta一樣，並將Ta介紹給其他跨性別的朋友。

「不管是作為性少數還是女性，」厚西說，「看到有很多人在跟你討論、關注同樣的問題，至少不是你一個人在想、在糾結，大家都有一樣的掙扎，可以給我一種比較舒適的體驗。」

游慧也曾遇到一個跨性別的案例，一位跨兒的家長詢問如何面對孩子的情況。游慧向對方引薦了專門做跨性別公益的NGO及公眾號，「希望能給到家長一些專業引導。」

「以前對LGBTQ群體不了解，也沒有感覺，就是覺得不存在於我的生活裏，」文星說，進入社團接觸到大量性少數群體，並在推動相關活動時遇到真實的困難，「才知道原來有那麼多恐同的人。」

2018年，文星與當時社團的另一位成員參加學校青年志願者協會組織的防治愛滋病的講座。其中一場由當時武漢疾控中心防艾所干預工作人員孫必高主講。文星對講座進行了整場錄音。在現場，文星粗略統計，講座所使用的PPT中，有關同性傳播愛滋病的內容佔據9成以上。文星說，孫必高在講座中表示，男性同性性行為是愛滋患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並提及自己訓斥支持同性戀的兒子，又表示中國女性愛滋病患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與黑人發生性行為。另一位成員在當場提問環節就向孫必高及主辦方表達了不滿，青協則要他「不要太激動」，會後，一位青協成員偷偷塞給他一枚青協的徽章。

講座結束後，憤怒的文星與同伴將錄音中有關同性戀歧視的部分整理了出來，鏈接此前性平會有關愛滋病的科普，發佈公眾號文章——《孫必高這個恐同者還會繼續給我們大學生做防艾講座嗎》。

這篇推文被很多關注該議題的同學轉發，並引起武漢疾控中心的注意，疾控中心隨後表示，孫必高不會再到武大進行該議題講座。

社團活動也會觸及到一些此前對相關議題不了解的人群。2019年，文星與厚西參與了性平會紫色校園日（Spirit Day）的校外倡導，向當地中小學家長宣傳反對校園霸凌，尤其是基於多元性別的校園霸凌。文星記得，一位老奶奶在聽完後對大家說，「你們在做這個挺好的。」

2021年3月，游慧參加社團舉辦的一個婦女節的討論會，主題是關於女性面對的挑戰。會上遇到一位在附近工作、此前從未參加過活動的姐姐，「她說一直想在武漢找到類似的活動，所以非常開心，當下加入了社團。」游慧說，「結果第二個月社團就沒有了。」

一直以來，高校性別社團舉辦的每一次活動，都是對持續緊縮的空間的試探。

「最後你就是說不了話了」

張和曾加入的學術類性別議題社團Z社，是最早註冊成立的多元性別學生社團之一。自2015年起，這處避風港就開始遭受不同程度的壓力。

2015年，學術講座被校方提醒更改活動標題，將「同性戀」、「LGBTQ」等用詞，換作「多元性別表達」。2017年，Z社持續十餘年的大型話劇排演被校方轉換到偏僻的場地，第二年又移至校外，2019年直接未通過審批。自2018年起，Z社的學術講座便已很難請校外老師前來，校方的理由是學校對校內老師更了解。

此外，自2018年、19年起，校方便開始主動派學生旁聽Z社講座，並在活動結束後填好一份活動內容概述，轉交給社團管理部門。此前，這些監視活動都不是公開進行的。Z社成員還曾在社團微信群組裏抓到給校方記錄群聊內容的同學，那位同學不小心將記錄好的文檔發到了大群，雖然馬上撤回，但還是被群裏其他同學保存了下來。

「記錄還蠻詳細的，」張和說，「會有幾月幾號下午幾點，誰說了什麼話題，其他人反應是怎樣的，還有誰轉發了什麼文章，其他人回應如何。」Z社成員之後曾拿著記錄質問校方社團管理人員，對方則回應稱，作為管理機構，有權對各學生組織進行監督。

行動與言論公共空間的縮窄，是幾乎每個LGBTQ高校社團都在遭遇的事。「2016年的時候，感覺大家很願意做校園倡導，例如擺攤、路演、掛彩虹旗、陌生人擁抱等，也樂於分享自己的活動，很熱火朝天，」高碩回憶，「但現在基本沒有了。」

2018年5月初，性平會的同學發起「在武大，來一起造彩虹」的活動，遊說校內商家在門前掛起彩虹旗，並準備在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恐雙恐跨日（IDAHOTB）」，於學校食堂等人群聚集的地方，發放科普手冊和彩虹手環。

性平會在當時的推送中寫道：「我們堅信大學應該是包容的、理性的......讓更多的人看見彩虹，擁抱差異，反對校園暴力......希望你勇敢站出來，影響身邊的朋友、同學，希望你尊重、支持每一個為LGBT群體抗爭的人。」

文星記得，推文在5月15日發布，當天便被校內校外的人大量轉發，閱讀量接近10萬。不少校內同學及校友誇讚武大「包容開明」。

也是在同一天，學校保安一一收走商家插上的彩虹旗。翌日，校內各院系輔導員便開始在群組裏發布聲明，稱性平會為非註冊社團，提醒學生不要參加相關活動，「以免被利用」。聲明也因院系而異：有的相對溫和，甚至承認活動的意義；有的言辭激烈，稱活動「受西方亞文化影響」，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對抗的言行」；還有的直指性平會「具有和校外乃至國外勢力串連之可能」。

事實上，性平會的同學們並非沒想過註冊，但中國大陸學生社團均需配有校內指導老師才可完成註冊，他們一直沒有找到願意成為指導老師的人。據公益機構China SOGIE Youth Network（CYSN）2020年發布的《中國高校LGBTQ+社團發展調研》，其調研的50個多元性別高校社團中，21個為官方註冊社團，27個未註冊，還有2個被取消了註冊資格。由學者艾曉明支持成立的中山大學彩虹社，在2006年註冊並引發關注後，2007年被校方註銷。儘管知名性學家李銀河，曾評價其為「歷史的進步」。

輿論很快反轉。5月16日，部分在校學生開始發出「非註冊社團憑什麼代言學校」、「蹭武大熱點」等聲音，「境外勢力」的惡意揣測也甚囂塵上，甚至有人強行相關同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布的國際不再恐同日的活動，認為有「利用少數群體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之嫌。

16日傍晚，看到各院通知後，性平會的同學緊急開會，決定取消翌日公開活動，轉而在8點上課前，將手環放置在食堂、圖書館等地，請有緣的同學前去尋找。

武大校友的陳威對這個活動記憶猶新，他當日遇到自願在校園裏偷偷派發彩虹物料的同學，而原本計劃佈置在食堂周邊的彩虹旗，出現在Costa、KFC等商業餐廳裏。陳威說，作為性少數，感到「終於有一個渠道可以讓性少數群體被主流人群關注到」。

「它（性平會）的存在至少不會讓人特別絕望吧，在越來越緊、越來越嚴格的這樣一種校園主流文化的底子當中，它會給人一些希望和力量。」陳威說，但他表示，不少性少數學生的羞恥感和安全性顧慮仍在，尤其活動被說作「境外勢力」的時候。

「近幾年覺得註冊和不註冊的區別越來越小了，」張和說，「而且註冊社團還要受到學校直接的監控。」2021年3月，Z社因3則轉發貼文，被校方以「違規宣傳」的名義，勒令不可以參加2021年的社團招新活動。遭受處罰的3則貼文分別為轉載講座、轉載科普、轉載同校其他社團的多元性別講座信息。

「很強詞奪理，」張和說「我們以前都是這麼做的，以前也沒有說什麼不合適的地方。」

2018年517之後，應對環境的惡化，性平會、Z社等多數LGBT高校社團的活動，以線上公眾號科普、線上樹洞或聯合紅十字協會所做的愛滋病快檢為主，偶爾會有線下小型讀書會、觀影會、分享會等。而5月17日、甚至整個6月驕傲月等標誌性日期，都成了敏感時間，社團學生們只能在微小的縫隙裏，做一些在玫瑰花花莖上貼彩虹旗等創意又隱蔽的活動，以圖增加彩虹議題的可見度。

游慧說，十年前在中學時，看到當時女權主義者做的行動，很受鼓舞。但到大學想要做點什麼的時候，空間已幾乎沒有了，只能觀觀影，看看書。

「觀影會其實都根本算不上公共空間，只是私人沙龍，」厚西說，性平會4月只是在校園內舉了舉牌子，就被校方乃至公眾、有關部門等看作是「要翻了天」，「整個空間就是這樣被壓縮的，大家也一步步自我壓縮自我克制。他們砍斷了你所有的說話方式，不能發傳單，不能舉牌子，他們說，你可以說啊但你不要用這種方式，但最後什麼方式都沒有了，你就是說不了話了。」

此前，中國政府對LGBTQ群體活動的壓制，亦時有發生。2017年6月，中國廣電總局發布《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將同性戀稱為「表現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渲染淫穢色情和庸俗低級趣味。」同年9月，運營20餘年的同性戀論壇天涯「一路同行」板塊遭「不可抗力」關閉。2018年，擁有20餘萬粉絲的同志公益媒體@同志之聲，稱因「不可抗力」面臨暫停，微博上一夜間湧現數以10萬計的「#我是同性戀#」留言，《人民日報》的微信帳號發布評論文章，強調性傾向「不可作為譁眾取寵的內容」，也指出「性傾向不止一種，不管是同性戀還是雙性戀都屬正常，絕不是疾病」。@同志之聲之後被恢復。2019年，「Les」微博超級話題被封，亦在網民反對後恢復。

但到了2021年，面對LGBTQ學生社團的集體失聲，微博等公共發聲場域，再也看不到任何水花。

「大規模封號，大家可能會覺得是國家意志，」張和說，近年來言論審查愈發嚴格，不時還會面臨被舉報的風險，尤其在2019年之後的香港議題上，更感受到深深無力感，很多人開始自掃門前雪，從前的意見領袖們，也不再於網絡防火牆內發出聲音。

「這次無差別無理由封禁，更看到言論審查的不確定性，」張和補充到，「紅線摸不著邊際，你不知道下一個會是誰。」

尾聲

當地時間7月11日下午三點，一場由女權主義者和性少數群體自發組織的「我們都是未命名公號」線下聚會活動在倫敦舉行。現場陸陸續續來了三十多人，大多數是在英國高校就讀的學生。他們坐在草坪上，用備好的彩筆自行繪畫和創作。陳威也去到了現場，畫了他曾經參與度不高、但帶給他希望的性平會的Logo——一個以無限符號「♾️ 」為基礎的圖案。

在場的人都避免自己的臉出現在鏡頭裏，避免以真名相稱，都表達了對扣上「境外勢力」之名的擔心。

「它（指境外勢力這樣的話術）其實是在抹殺一個人的主體性，」其中一位參與者張雨表示，「它認為，你背後必須有勢力，你才能做這件事情。它不相信一個人因為相信某一種信念，自發去做一件事。」

「一直到今天，從商業話語到政治運動，我看不到一點中國社會更加包容LGBTQ的趨勢。資本在消費LGBTQ，權力在忽視LGBTQ，」陳威對於未來覺得很悲觀，「我看不到任何自上而下的推動中國LGBTQ平等包容的努力。」

在做活動、翻譯英文優質內容、及撰寫推文的過程中，張和從只關注性少數議題，到開始留意女性等其他人權議題，並漸漸意識到，這些問題都是有共性的，「一個國家對於尤其少數人群是不在乎的，法制化程度低，很多事情沒辦法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也沒有民眾表達聲音和不同聲音達成共識的途徑。」

儘管如此，文星、厚西等人表示仍會繼續關注性別平權的發展。「我覺得我們是有責任去過沒那麼娛樂化的生活的。」文星說。

「做事情好像是我活下去的動力，」游慧說，但面對大環境一次次撲來的巨浪，仍然會感到無力招架，「我覺得前路無望，究竟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活得積極也是一種反抗吧，」厚西試圖回應游慧的問題，「而不是任由他壓在我頭上，直到最後被壓死。」

據端傳媒了解，武漢大學等部份高校學生，目前仍然被校方及有關部門以各種理由約談。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出現機構名及受訪者人名皆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王炫迪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2021年6月13日中國武漢，一萬名畢業生參加大學的畢業典禮。圖：Getty Images

武漢大學「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微信公眾號被封禁後，公號名變成「未命名公眾號」。圖：網上圖片

肖美麗在2014年手舉標語寫着「風雨中抱緊自由！Pray for Hong Kong」的照片，被民族主義者宣稱她是港獨。網上圖片

2019年6月15日參與者參加中國上海舉行的LGBT上海驕傲節的活動。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性平會的同學們發起行動「炸不掉的女性聲音」，在校園活動區域張貼海報。圖：受訪者提供

武大性平會海報。圖：受訪者提供

性平會婦女節海報。圖：受訪者提供

7.11「我們都是未名命公號」倫敦紀念活動。圖：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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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性與性別：壓迫與解放，暗潮洶湧的時代博弈》

出版：Initium Media Group Inc.

網址：https://theinitium.com/

出版日期：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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