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此书献给吾儿，弗兰克·阿普尔比，

他是我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不断追求知识、感知幽默、保持热情的源泉

目录

致谢

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谜题

传统社会中的稀缺

资本主义的区别

开拓者

欧洲的分歧

经济的变化与分析

研究的影响

资本主义也是文化体系

第二章 贸易的新方向

贸易限制

欧洲统治

内战的影响

荷兰是经济模型

贸易与社会

无意与意外的影响

第三章 农村的关键发展

不断扩大的消费品篮子

人口增长和农业

食品成本如何限制经济发展

荷兰的农业改良

英国农业的改良者

启动资本主义的泵

第四章 关于市场与人性的评论

新经济论述

评估雇主对工人的责任

高利贷的讨论

英国的货币危机

英国新政权下的经济发展

新的经济思想

第五章 18世纪资本主义的两副面孔

新的劳动力来源

西班牙湖上的违约

英国大陆殖民地的奴隶

要求合理化的劳动制度

工业发明

科技革命

发明家和他们的发明

改良的纺织和制陶

工厂的外观

科技进步的智力影响

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

第六章 德国与美国的崛起

经济发展和德国国籍

美国的私人倡议

德国与美国的技术

银行的角色

公司的效益

1873年旷日持久的萧条

第七章 工业巨无霸和它们的对手

德国企业家

为穷人改变的选项

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

欧洲的劳工积极分子

美国劳工的独特斗争

消费者日益重要

第八章 统治者的资本家身份

去非洲的欧洲传教士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帝国野心

其他在非洲的欧洲国家

西方世界觉醒的良知

东方的新对手

公司重组

行业范围

汽车驾驶的律令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

第九章 战争与萧条

全球对一战的反应

全球扩散的经济萧条

一战挥之不去的阴霾

难忘的战时生产

第十章 新水平的繁荣

马歇尔计划

国际合作的新举措

汽车制造商和战争

全速前进的美国经济

冷清的新和平

国际贸易的新体系

技术的社会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的推进

德国科学家对美国技术的贡献

电脑的出现

新的社会劳动力量

战后繁荣的终结

第十一章 新环境下的资本主义

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

个人电脑的到来

个人电脑的另一次技术进步

亚洲四小龙

沃尔玛的零售巫术

资本主义的个人选择

第十二章 进入21世纪

世界贸易组织和它的批评者

中国不同世代的巨大变革/中国每一代人经历的巨大变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家

中国的经济特区

中国的投资资本组合

东欧没有起效的休克疗法

英国留给印度的复杂遗产

印度的现代主义者

年轻的印度消费群体

玛哈特玛·甘地和毛泽东——对印度和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个人

第十三章 危机与批评论

资本主义历史的重现

当代资本主义和它的批评者

贫穷问题及其分析家

绿色革命的标志

有关资本主义的结束辞

索引

致谢

写这本书的过程非常有趣，我和弗洛拉·兰斯伯格（Flora Lansburgh）、吉姆·凯勒（Jim Caylor）、林·夏皮罗（Linn Shapiro）、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德博拉·西尔弗曼（Debora Silverman）、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和莱斯利·赫尔曼（Lesley Herrman）等一些朋友，就资本主义进行了许多愉快的交谈。我拥有一群读者，我对他们一直心怀深深的感激之情。杰克·鲍勒（Jack Pole）为《无情的革命》这本书奉献了许多有趣又有意义的历史知识。另一位共事的历史学家大卫·勒旺（David Levine）是我最严格的批评家，但他也常常大声称赞他喜欢的部分，并且鼓励我坚持下去。威尔·迈尔斯（Ware Myers）有点像文绉绉的工程师，他给的建议总是很简单明了。苏珊·维纳（Susan Wiener）是一位诗人，也是一名作家，她读了这本书，非常敏锐地帮我找出了文中的语法、句法和拼写错误。卡尔顿·阿普尔比（Carlton Appleby）推敲了我的文辞，力求表达得清晰准确。我亲爱的朋友安·戈登（Ann Gordon）也很细心地检查了我随笔写下的句子。还有我的几名同事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尼基·凯蒂（Nikki Keddie）、弗雷德·诺特哈尔弗（Fred Notehelfer）、斯坦利·沃伯特（Stanley Wolpert）、约瑟·莫亚（Jose Moya）、玛丽·耶格尔（Mary Yeager）和内奥米·拉默利奥克斯（Naomi Lamoreaux）也都为这本书贡献了他们宝贵的专业知识。我的侄子内奥米·艾弗里就好似拯救神秘金融世界的塞斯·维格埃姆（Seth Weingram），帮我纠正了几个电脑错误。凯伦·奥仁（Karen Orren）总是一边听我讲，一边从自己的角度阅读。我很走运，有诺顿图书出版公司的史蒂夫·福尔曼（Steve Forman）做我的编辑，他人很机灵，还能与我的文章产生共鸣。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儿子弗兰克，他仔细阅读了这本书的每一章，为我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他还与我分享了他广博的知识，而且乐此不疲地跟我讨论资本主义，这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通过彼得·赖尔（Peter Reill）以及17世纪和18世纪研究中心，我找到了维克·弗斯勒（Vic Fusilero），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研究助理。很少有人既能给你写一本书的灵感，又可以说服你坚持写下去，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就是这么一个人。很多年前，他在广播节目里采访过我，他认为我应该写写资本主义，所以才有了现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我对所有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本书或许有错误，我也可能为此辩解，但我也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些一流的读者，我需要辩驳的地方可能更多。

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谜题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像一则优秀的侦探故事，从一个谜题开始。几千年以来，贸易虽然蓬勃发展，却一直严格局限在传统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框架之内。直到16世纪，商贸才大胆地在新方向上迈开了步子。农作物耕作的增效方法慢慢开始为其他经济领域释放劳动力和资金，比如加工从东、西印度群岛以及周边地区运达欧洲的食糖、烟草、棉花、茶叶和丝绸。这些劳作改进提高了西欧的生活水平，也戏剧化地打破了旧有经济秩序和习俗的限制。当一群自然哲学家开始理解物理定律时，重塑世界的力量就出现了。偏好实用的发明家凭借这些知识，发现了借用自然之力生成能量的惊人方法。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资本主义——这一以个人投资为基础，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的体系——逐渐取代了满足社会物质需求的传统惯例。从早期的工业化到如今的全球经济，一系列革命无情地改变了人类的习惯和栖息地。而资本主义历史的谜题就藏在这里，即这些发展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才得以实现。

大多数改变人类努力的神奇机器都始于蒸汽和电力的简单应用。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想出利用蒸汽运转机器的方法以前，有多少人看过沸水的蒸汽顶起锅盖？更早些时候，不是还有人尝试用闪电做过实验吗？18、19世纪的创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让我们更想知道在数千年的原始农业秩序中，人类社会为什么一直固步不前。那时候的智者可以洞悉宇宙的秘密，却无法想出对抗饥饿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古代经济落后，这个答案只是语义上的推搪，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面对有限的经济生产力，解开这些文明成就的难题。

带着这些问题，我想寻找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探查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了政治，同时在习俗的约束下，又如何改变了社会的主流行为、思想、价值观理想。这本书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综合研究，而是回望我们现今的经济体制一路走来的脚印。它并没有全面讲述不同国家如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形成资本主义的特殊地区的特定发展上着了重墨。虽然我更关注经济运行方式，但我也要在这里强调，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体系。它还体现了建立政治秩序的新方式。一旦人们扭转了有关过去和未来的看法，他们就会重新思考人性，他们就会从个人角度规划自己的人生。在传统社会的人看来，这曾是满纸荒唐言。回首过去四个世纪，人们的生活不断出现挑战，而社会的应对方式也在逐渐变化。

如果有机会参观古代的佛罗伦萨、阿勒颇和广州，我们一定会惊讶于他们庞大的集市和市场上售卖的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商品，我们也一定会赞叹他们精美的教堂、寺庙、清真寺，以及商贾的城市居所和贵族的乡村住宅。我们还会发现大量手艺出众的工匠、知识渊博的政治家、精明世故的贸易商、技术熟练的水手，所有的人都充满活力。然而，因为他们崇信的经济体制在规模和范围上有诸多限制，所以他们只能勉强糊口。各类商品经常严重短缺，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了。

传统社会中的稀缺

全世界的传统社会都建在稀缺的基石之上，尤其是粮食短缺。无论是在古代的埃及、希腊，还是在古巴比伦和古蒙古，8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粮食生产。即使这样，农民仍常常生产不出供养全社会的口粮，于是就会闹饥荒。年复一年，除了富庶的家庭，大多数人在农作物尚未成熟的几个月里，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各处的人们都对饥荒充满了恐惧。而粮食问题一旦与经济和政治因素联系起来，饥饿往往就会变成一种手段，用来惩罚不守规矩的人。大部分成年人都经历过吃不饱的日子，这些饥馑的出现间接证明了威权统治占上风的合理性。很少有人会去想，如果农民和商人可以自己做主，那么他们会拿手中的粮食做什么，那些易受粮食短缺侵害的人要保护自己不受农民和商人的自私决定之苦。

为了避免社会动荡，统治者监控了粮食的生产、销售和出口。有立法机关的地方颁布了限制性的法律。在规则的约束下，人们没有机会闹事，也没有机会开创新事业。大部分生产活动在家庭内部进行，家族成员有的纺线织布，有的烹煮食物。日子一天天过去，风俗习惯代替激励机制，推动了社会运转，传承着工作技艺。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人们没有分工，房东、租客、父亲、丈夫、儿子、工人、妻子、母亲、女儿和仆人等继承的身份是分配任务的唯一方式。

尽管世界各地的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在某些程度上，他们又是一致的：丰年和歉年——即《圣经》提及的七年丰裕，七年饥馑——交替出现，人口也随之增长或萎缩。我们可以从欧洲教堂的施工记录中看出这场“盛宴与饥荒”的起落。大部分雄伟的建筑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工，积极建设一阵子后，一般紧接着就会有长期的停工。闹饥荒时停工，日子好过些再开工，这样反复几次，工程才能最终建成。

假如时光倒转，我们可能会讶异，社会中居然存在这么多的阻力，对改变的敌意就更不用说了。新事物在现代西方的生活中极为普遍，所以我们很难彻底理解人们曾经多么害怕它们。脆弱的经济自始至终影响整个旧社会，不但鼓励了猜疑和迷信，而且袒护了君主、神父、地主、父亲的无上权力。维持秩序对社会管理者来说从来不能等闲视之，当这么多人的生命被危险胁迫时，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财富织就了一张对抗全球饥荒的安全网，但某些社会的强大传统仍反映了近代欧洲的习俗。通过与穆斯林世界的接触，我们也承认荣誉思想的保留，承认男女角色的分离，承认女性贞操的重要性，也承认个人欲望有时该隐入群体意志。所以近期的恐怖袭击使许多西方人期盼，好转的经济可以让那些实施暴力的年轻人有其他事可忙。我们欢迎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这样的反应显露出资本主义思维的痕迹。我们没有充分地考虑过共同的宗教仪式和信仰之间的强大联系，也没仔细地思量过对这些关系形成的威胁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传统社会的男男女女眼中，我们对效率和利润的关注是彻头彻尾的恋物癖。他们就像是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厌烦我们看重的这些东西。

资本主义的区别

“资本”这个词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这次历史巡航的行动路线。资本是有特定用途的钱。钱可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花出去及时行乐。在这两种情况下，钱还是钱。只有当我们投资某项事业并期望获得回报时，钱才能称为资本。简而言之，生钱的钱才是资本，一般来说，这个转变总会伴随着某种生产活动。而只有当私人投资的意愿和策略成为主流时，我们才能在“资本”后面写上“主义”，这种演变最早发生在英国和荷兰，接着是西欧，再后来才是美国。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还把手伸到了临近的东欧和日本。如今，资本主义方式仍有力量左右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

资本主义的初衷当然不是要穿上“主义”的外衣。一开始，资本主义不是制度，不是名词，也不是概念，而是一些零散的行为方式，这些与众不同的方式被证明很成功，而且可以继续发展。这些行为方式和所有新事物一样，进入了一个尚未准备妥当的世界，一个担心偏离既有规范的世界。这些行为方式不仅违反了法律，遭到了当局的反对，而且与主流的正统观念相左，触怒了普罗大众。最早的创新者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权力去抗衡社会里的这些反应。因此资本主义的崛起之谜不仅包括经济主题，也有政治和道德的含义：企业家如何摆脱习俗的束缚，获得了使他们转变的力量和尊重，而不是遵从当时社会的教义？

创新战胜习惯有许多发挥作用的因素，有些因素还很偶然。百折不挠的开拓者坚持创新，直至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不再被召回事物的惯常秩序。“蝴蝶效应”的说法并不全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比喻更贴切一些。他们钻开这样一个小小的洞穴需要好奇心、运气、决心，还有反其道而行的勇气，他们必须承受环境加诸的巨大压力。

资本主义制度如今遍及全球，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全球两大部分的连接。15世纪末，欧洲、非洲和亚洲才与美洲恢复了联络。在此之前，即使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也仅仅是几条运输胡椒、肉桂等轻量级商品的陆路贸易路线。后来，欧洲对世界的好奇心激发了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其中就包括航海家亨利王子。亨利王子虽然自己从未离开过葡萄牙，但他陆续资助了一连串沿非洲西海岸的航行。贸易商禁不住非洲西海岸沿线黄金交易和奴隶贸易的诱惑，增加了航海次数。不久，沿非洲东海岸航行的葡萄牙船只就到达了好望角。16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经在非洲海岸和横跨印度洋直通印度次大陆的地方建立了两个据点。1517年，另一个葡萄牙人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也带领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完成了一次环球航海。

中国明朝的七下西洋比葡萄牙的航海还要早七十年。这几次探险由伟大的将领郑和指挥，远征船队共有27000多名水兵和200多艘舰船，其中最大的一艘船重达1500吨（与此相比，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只有87名船员和3艘舰船，每艘船的重量都超不过100吨）。这些船从中国出发，穿越东印度群岛，途经马六甲、暹罗、锡兰，横跨印度洋，沿非洲东海岸航行，最远或许到达过马达加斯加。中国的水兵们在宽敞的甲板上种植草药，并且想办法从非洲带回了一对长颈鹿。在罗盘的辅助下，中国的航海向全世界宣传了他们复杂精密的技术。不过三十年后，中国的这些探险活动都停止了。

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到达了莫塞尔港。后来，许多类似的快帆船紧随其后，使欧洲与东印度群岛有了持续的接触。葡萄牙人的航海只是吊起了欧洲冒险家的胃口。而欧洲前往亚洲的转变，从意大利出发，经由陆路到大西洋国家，才有深远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地中海国家芳华尽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和荷兰抢夺了它们的商业优势。大西洋超过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成了世界旅行者的新航路。

历史的大谜思之一是同样能干的中国水手和葡萄牙水手之间的不同反应。与葡萄牙人相比，中国人“看世界”的热潮为什么会退去？中国人比葡萄牙人更早地表现出对贸易的极大兴趣，因此金钱动机并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更多的葡萄牙人可以随心而为，葡萄牙王室甚至承担了首次航海的费用。我们缺少准确的信息，但又急着讲故事，证实我们的猜想。西方的说书人喜欢强调探险者的无畏和欧洲人为摒弃习俗做好的准备。这种有关东西方差异的解释最经不得仔细推敲。真实往往比故事更精彩。

缺乏知识、财富或技能显然不是中国人与西方切断联系的原因。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从现实角度出发，中国商人曾在整个印度群岛建立了商业关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可能减少了他们走得更远的兴致。或许明朝皇帝发现非洲国家在科学、艺术、工艺等很多方面都比本国逊色，所以他失去了兴趣。“太平天国”正是中国人的一贯风格，对绝对优势的信仰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这有何不可？中国古代的工程魔法是很好的例证，改革家通过交替使用营火和冷水浴的方法爆破岩石，凿穿了花岗岩山脉，修成了一条用来控制洪水的长渠。[1]许多独创技术和科学成就都强调了当时的中国具有多么高水平的优秀教育。中国站在祖先的肩膀上，而且中国人也没有欧洲基督教的教会命令，不会赋予探险家以道德权威去改变外国人的宗教信仰。那么它为什么没有持续发展下去？这里存在许多的“可以”和“可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体会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反应背后的深意。

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紧随西班牙人的脚步抵达了新大陆，在这片蛮荒之地上开辟他们的疆域。当时的人很快发现几乎一切都可以在热带地区生长，特别是欧洲人缺少但自己又种植不了的东西。欧洲探险家一边勘探开发，一边寻找帮他们耕种新作物的劳动力来源。自从航海家亨利第一次远航开始，葡萄牙人一直在进行非洲奴隶贸易，而且他们很快就横跨了大西洋，把奴隶贩卖到更远的地方。非洲人与新大陆大多数的土著部落不同，他们非常适应矿业和农业的规律工作。而美洲土著是可怜的奴隶，如果被迫工作，他们往往会在绝望中死去。17世纪中期，随着需求不断增长，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为了主宰奴隶贸易，与葡萄牙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航海对欧洲和非洲的影响不可估量。新的劳动力需求创造了现代的奴隶制度，这远比圣经时代的奴役制度更残忍、更不人道。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里，差不多有1200万非洲人从家乡被扭送到新大陆，先是在西班牙的矿山和牧场上做苦力，然后是在糖料、稻米、咖啡和烟草种植园里劳作，这就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和英国人在整个西半球创建的事业。而大西洋的海上通道正好可以通向这个新的劳动力来源。

开拓者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活动。而我却非指着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岛国说，这里才是资本主义的开端，似乎有点反常。可是只有在英国，这些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才突破了社会和智力的条条框框，从而形成了商品生产的全新体系。一系列始于农业、终于工业的变化标志了贸易发展的这个时点，此前，商业长期在传统社会的夹缝里挣扎，现在它终于挣脱了法律、阶级结构、个体行为和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对它的束缚，散发出了活力。很多书都描写过这一段惊人的历史，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个谜。

几年前，我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时，被14、15世纪的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丰富生活迷住了。这些画作中满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家具、装饰品和服装！我忍不住把这些描绘日常生活的奢华与英国的平淡无奇进行了对比。这个贫乏的、寒冷的、微小的、古怪的国家居然是技术创新的始点，居然是它无情地改变了物质世界，这多么不合常理！20世纪初，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自己在“挑战与应对”的公式里，找到了所有发展的关键。他说英国人总能接受挑战，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什么令自己分心的奢侈品。汤因比的假设虽然不够严谨，但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几代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工业化，因为它标志着18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他们称之为工业革命。这可以理解，因为在外观气派的工厂里，到处都是连接的机械设备以及整齐作业的工人，这明显与以前不同，但也只是个开始，就像是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才刚刚能看出点迹象。早在这些发明还没成形时，关键的变化就已经发生了。但究竟是哪些变化，又该追溯到多久以前？

资本主义的根基究竟有多深？有些人认为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是史前时代。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此命题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他的研究强调了西方的地理优势和生物优势。而这种解释说不通的核心问题是：所有欧洲国家也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只有英国推开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其他国家都只是追随者。戴蒙德强调了物质因素，这表示在个人、想法和体制不影响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导致西方现代化的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2]

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是参与详述“西方的崛起”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这是气候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他并没有讲述这些改变西方社会的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面对相同的问题，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着重说明了欧洲人对现实基本理解的变化。13世纪，他们用量化方法揣摩世界，促进了数学、天文学、音乐、绘画和簿记方面的发展。科技成果的故事总是令人着迷，克罗斯比坚持认为，智力变化使社会和政治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概念。迪博·拉尔（Deepal Lal）则追溯到了更早的11世纪，他认为教宗诏书是“大分流”的根源，它为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建立了共同的商业法律。[3]

拉丁格言“此后，因此，由此”（拉丁文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说的是因果关系，这提醒了我们，这件事发生之前，还发生过别的事，但它不一定是后续事件的起因。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普遍现象，它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长远眼光看待资本主义萌芽的人会注意到很多事件，比如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机的发明、钟表的使用以及教皇的财产安排。这些在没有改变经济方式的国家里也同样存在。从逻辑上讲，广泛共有的发展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特有反应。无数有关西方国家如何向过去挥手告别的理论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西方打破陈规、走进资本主义有很多因素。可是，请记住，演替不是过程，这一点很重要。过程是一系列有关联的行动，而演替时有中断，而且存在很多偶然性。

欧洲的分歧

英国人脱离了农业创新，释放了可用于环球贸易以及开创性机械工业的工人和资金，但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进程似乎天衣无缝，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表观推断反映了人们倾向于相信已经发生的原本就该发生。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理解它并不是人类历史注定的篇章，而是对四千年主流惯例的一次背离，那么我们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很重要。商贸同样也不具有形成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或许有成批的贸易商会在你的脑海中浮现——但他们既不是农业革命的拓荒人，也不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我们可以说，高度发达的商业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资本主义始于英国，这并不是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活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贡献。15、16世纪，这些大胆的冒险行动打开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思想和钱袋子。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佐证了英国的例外论。尽管这两个国家不断地出外探险，但它们的贵族仍然藐视工作，完全不顾及商人和匠人的需求。正因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虽在航海方面成绩斐然，但最终还是折回了老路。英国则不同，它向前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且这些发展吸引了评论、争辩和解释。智力参与经济变革的意义在于阻止旧思维方式的回退。因此，新做法和他们敏锐的分析是为了推翻时光沉淀的智慧。许多国家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英国却能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持续创新，所以才显得更加耀眼。

当然，始点没有定数。所有历史发展都有前提条件，有些条件甚至可以倒回数百年。史学家展示给我们的每个历史断面都证明了现代社会的根基扎得非常深。然而17世纪，英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代的人也敏锐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起初，世代沿袭的社会秩序尚可支撑既有的戒律、特权和法规。但一个半世纪后，资本主义获得的动量越来越强，可以对抗地位一成不变和皇室控制的统治方式。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和试错法中出现的成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所以他们没有了回头路。变化不可逆转且不断累积。最终，增长变成了发展，不只是扩张，而且积少成多。资本不再稀缺，事实如此，荷兰人凭借其在全盛时期，作为世界伟大的贸易商累积起来的储蓄成了欧洲的金融家。

“西方的崛起”在历史书上是非常古老的主题，但很可惜，这个主题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了很多次不公平的比较。我非常不愿意助长历史传统教育的这种嚣张气焰。我认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解释资本主义方式如何变成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时，更愿意强调不寻常的时机趋同和恰当的判例引用。聚焦英国似乎有点老套，但最新的学术成果证实了英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最近，围绕欧洲在1800年之前是否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个命题爆发了一场令人兴奋的争论。肯尼思·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研究论文，详细介绍了亚洲的部分地区在18世纪享受着与西欧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准。在他看来，由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充分发展，出现了“大分流”，才产生了欧洲霸权。[4]彭慕兰的研究非常有益，促进了新研究，并且推动了对旧观点的彻底重评。他用人的预期寿命、农业生产力和区际贸易等物质因素论证了“全球经济平等”。但彭慕兰没有注意到公众对变化的接受能力，以及政府反应的灵活性等无形资产。他也没有考虑各方面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是加强还是阻碍了成功的创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核心是控制资源和启动项目的个人能力。英国伟大且意外的成功促使我们去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却始终发挥作用的无形影响力。

某一时间点采用的创造幸福的措施没有过多提及不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动力。历史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这样的先例，有些国家蓬勃发展一阵后，仍然会回到从前的水平。只有英国在16世纪成功地迈出第一步后，仍稳步走向了其他创新。[5]英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逃脱了习俗的围追堵截，充分利用了变革的影响力。这一事实令人钦佩，并不是证明了民族的优越感，而是说明意外和偶然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在强调英国特殊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资本主义这个革命性新制度的出现多么令人惊讶。

英国在经济上先进，却在政治上分崩离析。17世纪，英国的宪法和宗教冲突先是公开叫板，而后演变成内战，再后来成了共和实验，最终以君主制复辟的桥段结束。权力的划分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时间上不谋而合。无论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的成因或假设是什么，创新者和开拓者自此都可以无视粮食生产和销售的古老规则。1688年，君主立宪制恢复了英国的政治稳定，新经济方式的地位也得以确立。这些方式当时已经很完善了，所以老一辈甚至开始抱怨世风转变。

经济的变化与分析

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了思考资本主义历史的线索。他的《国富论》是第一本有关英国经济变迁的巨著，论述了1776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英国经济的变化。斯密从更长的时间序列上分析了经济的渐进，这些步骤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资本主义的历史毫不费力地向前迈进，这一说法产生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最大讽刺，它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说它使自然之事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打破先例。这个观点有赖于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的参照系。在斯密看来，资本主义出现得很自然，从人们的普遍想法逐步过渡到“交换与交易”。而经济发展自身实际上又促进了这一特有的文化特质。斯密把因果颠倒了。对于斯密和他的哲学同事来说，经济变化缓慢且稳定地积累了资本，这些资本后来支付了劳动分工等提高生产力的改进的成本。他们认为文化调整不是必需的，因为面对多样化的着装、饮食、举止等，经济人的心脏——特别是女性经济人的心脏都会疲惫不堪。

英国经济发展相关的完整阐述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差不多包含了七代人的生活经验——亚当·斯密描述的演化过程完全可以借此想象。但是在欧洲大陆上，与工业化一起到来的还有残酷的速度。人们被拽离了传统的农业秩序，终其一生在大小工厂中度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观察了19世纪中间数十年的分崩离析，他不接受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英国演进的解释。他认为胁迫才是导致这种转变的绝对必要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这股力量来自一个新阶层，他们联合了生产上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他们以新的工作模式组织劳动力。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宏图伟略最重要的一点是分离了穷人和私人所有的工具与农田。[6]他还强调，资本积累是摆脱传统经济方式的第一步。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欧洲教堂的实例已经证明，他们拥有建设雄伟建筑以及公路、隧道、风车、灌溉系统和码头等其他构筑物的资金。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更为关键，尤其是生产的新技术和新思路。这些创新可能来自于一位公爵，琢磨着如何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采矿，也可能来自于一名农夫，为了防范动物入侵，利用闲暇时间修建了栅栏。

工厂的工作关系比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更直观，所有者就是从每个工人的劳动中赚取利润。工厂销出货物后，工人得到的工资很微薄，但雇主的收益很可观。马克思说，雇主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为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而扩大再生产可以使他们进一步榨取更多工人自己创造却得不到的财富。工人与雇主的生产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这些新行为方式的载体是外来者，也就是脱离了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人，狭隘的自身利益驱使他们这样做。而且由于共同的政治目标，这些资本家开始挑战既有秩序，为阶级冲突推波助澜，马克思把这些称为变革的动力。马克思的论证隐含的意思是，资本家的专有优势指导了市场运作。

20世纪早期，另一位精明的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研究了斯密和马克思的宏论，发现了两人都谈及一个决定性特征：人们在资本主义方式开始前后的态度转变。韦伯追问，对于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价值观、习惯和推理模式曾植根于近代欧洲的土壤里，它们如何具有了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的生活节奏和道德词汇。韦伯之前，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很少有这样的困扰，他们一直认为男人（很少说是女人）是天生的生意人和永无止境的自我提升者，当幸福感会随生产力增加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提高效率。

经济分析家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假定人类心理能自然适应持续的经济活动。韦伯只一句话就质疑了这个假设：“一个人生性并不渴望挣多少钱，只是单纯地想过自己习惯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才要多赚一些。”[7]韦伯从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了这个探讨：发达国家和新教教派的经济联合。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是16世纪新教改革意料之外的副产品。韦伯研究了改革者反对的天主教国家的形式和情感，详细说明了新教领袖如何教导真正的基督徒处处遵从上帝的旨意。他们把艰苦的道德观念播撒到传统社会的每个角落，用理性之刀切除了天主教的赘生物。韦伯表示，清教徒把道德和理性带入工作世界，改变了人们的习惯。清教徒给工作涂抹了宗教的色彩，遭到了贵族的否定。新教传道士总是向人们不停灌输的观念是，每个人总是晃悠在需要救赎的悬崖边缘，这引发了极大的个人焦虑，也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天意，信徒们开始仔细探寻上帝在每一事件背后留下的线索。经济繁荣经由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严密考量，变成了神旨的体现。韦伯说，这些都在不经意间把男男女女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

新教的所有召唤都在赞美上帝，它中断了宗教惯常的仪式安抚，成了现代的原型和传统的敌人。韦伯确切指出了先前有关资本主义历史讨论的错误之处：因为这些讨论始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前提，即假设男男女女都急着除旧迎新。分析家把当代价值观投射在过去，并没有认真研究人们的动机。他们自以为，即使需要改变态度或参与令人不快的活动，但如果有希望能赚更多钱，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积极回应。这些推理从这样的假设出发，扫除了资本主义如何在西方世界取得胜利的所有中心难题。

韦伯否定了斯密，因为斯密认为人们存在的交易与交换的自然倾向无法控制，韦伯还批评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假设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市场心态就已存在。斯密把每个人都形容成资本家，他们在市场的物质回报的驱动下，不断寻求自我完善。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人类这一可靠的禀赋，才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出现。马克思虚构了一帮逐利的人，他们非常有洞察力，可以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韦伯把斯密意指的不懈的经济努力归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需要解释，而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

研究的影响

这些强大的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韦伯——对后续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名学者，我一直着迷于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身以及工作和生活的方式。虽然我学习了所有这些主流理论，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韦伯，他强调资本主义形成的偶然因素以及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也尊重文化和智力特征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也把自己与当代意识形态的连续体统一了起来。我是一名坚定的左倾自由主义者，有时自相矛盾，但自由主义者的神经仍时刻紧绷。我始终对先进的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某个信念正在不恰当地左右我们，而资本主义是个独立的制度，参与者的特征和特定的社会目标并不会影响它。经济的力学模型总是强调无私的意图，但实际上削弱了我们在已有选择范围内的理智的思考能力。

1967年，我还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书，就是在那里，我迂回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美国历史讲师使用的都是同一本基础入门教程。这本书的内容很主流，包括清教徒在新英国一连串的布道，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联邦党人文集》等，它用一组数据展示了现代社会思想的起源。

教学是揭露无知的伟大开端。你边听别人的演讲边做笔记时，一切似乎并不困难。可当搞清楚过去的任务落在你肩头时，差异和不合理的推论就会亮起危险警示灯。我在涉及“人性”的定义中很快发现明显的异常。人性是18世纪进入公众讨论的一个术语，我们从未审视过有关人性的想法，因为它似乎是社会的常识性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友谊、婚姻和育儿，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几乎囊括了一切。我的教学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17世纪人性的根本变化。我们早期选择的教科书中，清教徒的布道词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戏剧集总把男男女女描绘得轻率又任性，再不然就是些彻头彻尾的恶棍。但是往前快进一百年来看，人类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已经发生了蜕变。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一些关于人的新观点。斯密认为自己的人性观点很合理，他说：“迅速保存的原则是我们不断改善自身条件的需求，这种需求一般是平稳的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自我们从娘胎出来，直到走进坟墓都挥之不去。”他讲到“每个人为了改善自身条件而付出的始终如一的、恒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8]我想知道亚当·斯密如何得出这个观点，认为人完全理性且会自我完善。当然，这和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以及清教徒信仰“亚当的堕落是我们所有人犯的罪”并没有相似之处。我在英国轮休了一年，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我在那儿阅读了一个新流派的著作，它们最早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是宣传页、经济短文、传单和建议书等贸易方面的文字记载。顺着这些贯穿17世纪的书面记录，我找到了丰富的线索，可以打破关于人性的传统看法。我发现大多数作者总是把他们的政策建议与有关人类倾向的主张或通常所说的自然法搞混。[9]

资本主义也是文化体系

经济体制不会孤立存在，它总是与国家的法律和习俗紧密联系。尽管资本主义依靠的是个人意愿和个别选择，但这种关联仍存在。经济一直影响着社会，而社会习俗反过来也引导了人们的欲望和野心。社会惯例决定了家庭规模，而家庭规模又影响了种群动态。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无论是贸易商，还是制造商，他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参与者，他们都有复杂的社会需求，并且在社会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是父母、国民、邻居，也是教会、政党或志愿团体的成员。当代的企业家、公司高管、银行家以及股票和债券的大股东在财务上拥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他们都想使资本免征税并使企业免受监管，我们因此可以把他们看成某种资产阶级的构成。然而，即使这样一群人也不会只是资本家，他们还是父母、运动员、枪支所有者、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徒、匿名戒酒者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会员、美好生活的爱好者、自然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或者艺术赞助人。

这本书的基本论调之一是，资本主义并非不可阻挡、不可避免，它也不是注定出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小题大做？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种子不是在中世纪生根，资本主义的心态不是与生俱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概念不正确。资本主义一旦违反了传统，强大的推力就是它必然在人类舞台上出现的主要原因。

如今，抗拒资本主义方式的社会似乎很反常。然而，欧洲实际上也偏离了全球基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不应该把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当成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模板，因为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可能被复制。英国最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其后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并不需具备实现首次突破所需的相同的品质。这也适用于现今走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复制和创新并不一样。

因为资本主义在英国萌芽，所以进入人类历史的农业改良、全球探索和科学进步等资本主义方式都带着英式口音。18、19世纪，很多国家都追随英国的脚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换言之，市场经济对非英语国家保留了一丝异国气息，资本主义是第二语言。英国的邻居和对手除了模仿它别无选择，这也就是18世纪法国人惊叹的英国奇迹。其他国家严丝合缝地发展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变体，往往使某种风俗习惯避免了资本主义规则的冲击。随着西欧人去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开采资源，资本主义也被强加给了那里的人民。还有一些人，比如北美和南美的原住居民，当欧洲人威胁到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就开始撤退，慢慢变成了故土的陌生人。

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普世原则的发现，意识到这一点使一个观点更加清晰：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的发展潜力还有待发掘。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影响了整个社会，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改变它的价值观和行为。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文化、偶然性和威权的角色也很关键，不应该被掩埋。每一代的市场都在变化，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各种可能。

资本主义在推力的作用下夺得了冠军奖牌，也在前进的过程中坚持了自然品质。所有文化都很自然，依靠的是人们天生的品性，还有人们滋生的许多潜能。并非人类所有的特质都能在每一种文化中发挥作用。文化是选择机制，可以挑拣不同的人类技能和习性，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为某个群体糅合成独有的方式。生物学、表观遗传学的新兴领域研究了在特定环境下，人类的某些基因如何被激活，又如何遗传给后代。如果没有环境的触发，基因是惰性的。这说明生物学和文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交互，远远超出了我们熟悉的遗传与环境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是自利的，但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

我们目前的经济分析方法掩盖了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结。专业的经济学家总是利用数学精度来分析资本主义。他们构建数学模型解释了市场行为，却往往忽略了社会关系集结势必产生的混乱。所有经济学家精准预测的前提假设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他一切保持恒常——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哲学家用“物化”这个词表示要把某个概念具体化，而不只是谈论方式方法。经济学家的课题总是在说单一的事物，而不是作为整体的风俗、习惯和体系。我认为这存在危险，也希望自己不要靠得太近。我用“资本主义”作句子的主语时，始终把资本家看成企业经营者，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开办企业，组织业务集群，一心想通过生产获得回报。

你们读了这么多定义一定觉得昏昏欲睡，可是为了铺垫后文，这一段的枯燥其实很值得。我还想进一步区分资本主义推进和随着旧制度出现的不同现象。人们指责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弊病，长久以来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说到这些，“《启示录》四骑士”——战争、饥饿、瘟疫、死亡——会立即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毫无吸引力的个人动机以及贪婪冷漠的性格往往投射在资本家的身上。贪婪几乎和《汉谟拉比法典》一样古老。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依赖贪婪的经济制度——至少亚当·斯密说过，资本主义取决于人们改善自身条件的欲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真是该死的诚实。不过贪婪也可以让企业家处于劣势。资本家一直很贪婪，但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创富能力。这些财富的力量改变了传统社会，并持续使人类社会取得非凡的成就。

资本主义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惊人的是它对女性的影响。资本主义利用两波浪潮颠覆了女性的生活，第一波是虐待，第二波是解放。每个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女性都会被带出村舍和村庄，被扔进工厂车间完成每天12～14个小时令人肌肉酸痛的乏味工作。以前，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对她们来说既不必要也不需要。

第二波浪潮是始于19世纪的避孕技术。高生活水平和低生育率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妇女因此受益。今天，在资本主义家园里，夫妻生育的孩子甚至不能支撑国家的人口结构。女性几乎和男性一样，也进入了每个行业细分的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仍在下降，为了适应父母都在外工作的家庭，婚姻的角色也在慢慢调整。

资本主义的特点不是剥削，而是创富。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剥削可以算是它鲜明的特征。这个创富的制度给损失惨重的冒险和人类的歹毒行为创造了环境，而且有时还鼓励它们，如果没考虑这些冒险和恶行，我们也不会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资本家和政府主持了资本主义事业，却无法一肩挑起《启示录》预言的人类灾难的责任，当今的许多弊病在历史上也一直隐隐作痛，尤其是那些成功背后固有的顽疾。引发工业革命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石燃料，开始是煤，后来是石油。这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范围，打破了经济的局限性，使土地不再只用来种植粮食和生产木材。时移世易，无情的革命加大了自然资源的利用，伴随而来的是环境不可避免的退化。“地球还能维持这些资本主义的成功吗？”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资本主义自16世纪开始，持续制造了一些紧张局势。稀缺处处存在的社会通常可以容忍极端财富的存在，而资本主义的创富能力过于突出，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又太过明显，因此饱受批评。如果社会存在不能解决温饱的风险，政府干预不难接受，但如果参与者拥有了最大自由度，制度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政府干预就不会再受欢迎。缺乏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致使繁荣与萧条周期性出现，这一点现在家喻户晓。这些问题不断浮出资本主义历史的水面。为此找到公正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个不小的挑战。

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决策是资本家的权利。企业需要雇人，所以资本家需要依赖他人的劳动。反过来，工人也依靠雇主的工资养家糊口。普通人一旦脱离了土地和工具，就失去了谋生的资源，因此不得不走出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我们谈论工作形式时，并不是总能说清楚雇主和工人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自由企业”里，“自由”这个形容词只是资本主义威逼利诱的遮羞布，达成了粉饰意识形态的目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但他们只要有衣食住行的需求，就不能摆脱工作。而雇主自身不存在这样的约束。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自由”——贸易、企业、市场——都满是修辞色彩，为了避免千篇一律地重复“资本主义”，我会谨慎地使用这些措辞。

资本主义制度性质明确，可以让我们更明智地制定政策方针。资本主义是文化制度，是一般惯例，不是自然系统。它就像天气，可以反映出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政策建立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假设基本一致。反对者认为，市场不是自我调节的体系。我们是市场的个别参与者，也是收取或支付工人生活工资的社会成员，经济自主权的假设使我们很难看清，市场实际是在为我们服务，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民医疗保险和好学校，并将人道主义发扬到了全世界。在资本主义占领高地的关键时刻，文化影响和社会实现的价值在概念上仍旧模棱两可。我们需要把这些清晰化。

在这本书中，我想要陈述的资本主义历史不再是一幕道德剧，里面的人物也不是非黑即白。虽然每段历史都少不了道德意义，但是历史学家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们必须能够识别出道德如何影响了人们过往的行为。经济学家喜欢把自己的学科看作一门科学，他们尽量弱化了财富分配的道德色彩，可忽视人们强大的是非之心其实只是在逃避现实。经济生活怎么会与我们的价值观，进而与我们的政治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国家的人民加深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在经济制度的形成中起到更积极、更有利的作用。如果你不同意我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说法，那么我的这些话似乎有点自以为是。不过，我提出的只是意向，而不是结论，究竟相信什么还是要由你自己决定。

在结束引言前，我想重申一下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深植在经济实践中的文化体制，这些经济实践围绕着私人投资者的要求展开，从而获取利益。逐利通常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比如推动劳动分工，产生规模经济，提升专业化，扩大某个商品市场，尤其是发起创新。因为资本主义是文化体制，而不单单是经济制度，所以不能只用物质要素来诠释它。资本主义方式一开始就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抵抗。在这一投资者驱动的经济里，竞争让所有参与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投入他们的资金，推销他们的产品，或是出卖他们的劳力。从18世纪利用燃煤和水产生蒸汽开始，一系列利用自然能源的发明使经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化石燃料。煤和石油一度被认为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如今它们成了稀缺资源，这不禁让我们怀疑，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否仍可持续。

我的挑战是要提起你们对一个极为熟悉的制度的兴趣。你们熟悉这个体制，因为一个概念曾经告诉你们，人性存在某些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而这种说法实际上遮掩了资本主义和传统经济之间真正的冲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显身，从根本上背离了古老的习俗。资本主义方式侵蚀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进而获得了立足点，占据了有利位置。自此之后，资本主义的创富能力才变得更有说服力。西方企业家总是想要“更多”，这种冲劲鞭打着他们满世界地寻找商品和劳动力。他们自我驱动，掀起了一场资本主义的无情革命。

[1] Simon Winchester，“Historical Tremors，” New York Times，May 15，2008.

[2] 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1997）. See also Gregory Clark，（Princeton，2007）.

[3] David S.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New York，1997）；Alfred F. Crosby，Jr.，The Measure of Reality：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1250-1600（New York，2000），reviewed by Roger Hart，Margaret Jacob，and Jack A. Goldstone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5（2000）：486-508；Deepak Lal，Unintended Consequences（Cambridge，1998）. See also David Levine，At the Dawn of Modernity：Biology，Culture，and Material Life in Europe after the Year 10OO（Berkeley，2001）.

[4]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r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2000）. The critical literature on this proposition is best covered in James M. Bryant，“The West and the Rest Revisited：Debating Capitalist Origins，European Colonialism，and the Advent of Moder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31（2006）. See also David Landes，“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in Maxine Berg and Kristine Bruland，eds.，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Europe：Historical Perspectives（Northampton，MA，1998），19-38. For a more sympathetic response to Pomeranz，see P.H.H. Vries，“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2（2001）.

[5] Jack A. Goldstone，“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Rise of the West’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3（2002）.

[6] Karl 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1977[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59]）.

[7]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rans. by Talcott Parsons（New York，1958[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in 1904-05]），47-62.

[8] Adam Smith，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1937[Modern Library ed.]），306，3，13，and 328.

[9]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158-70，199-216，242.

第二章 贸易的新方向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加勒比地区后，西班牙人很快就联结了新旧大陆，葡萄牙人则汇合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古老贸易。13世纪末，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征服并连通了亚洲、印度、北非和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把贸易扩展到了印度洋。现在他们又汇通了西北欧和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君士坦丁堡的哈里发织就了东印度贸易的巨大网络，向各地输送香料、奢华的面料和珍贵的木材。而西班牙人就将黄金、白银和当地食材从新大陆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世界各地的人民分隔了几千年，现在又可以彼此联系了，更确切地说，是好奇而大胆的欧洲人联络上了他们。

穆斯林商人的生意不断向东方扩张，他们的信仰也一起传到了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抑制伊斯兰教的传播成了葡萄牙人向好望角之外进发的宗教动机。1498年，突尼斯商贩在马拉巴尔海岸问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首航船队的水手，他们的航行究竟能得到什么，他们回答，“基督徒和香料”。探险传播的福音精神在不少日本信徒中物化成了实体，这些信徒开始生产并出售祷告用的精美艺术品。这些日本艺术品连同印度人手工制作的半透明的玳瑁碗，以及非洲艺术家用动物雕饰的象牙勺，显示出当地工艺品如何迅速地成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1]

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织物和檀香木刺激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和味蕾，更不用说他们旅游的热情。平淡无奇的食材添加了肉桂、丁香、肉豆蔻，尤其是胡椒后，片刻就能变成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不过，由于盐糖稀贵，大多数人还是不得不食用滋味寡淡的食物。调味品带来的快感使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贸易公司纷纷在印度群岛建起了贸易前哨。因为海路比陆路更容易运送沉重的货物。

从罗马帝国时代起，欧洲和东方国家就通过陆路有过一些联系，但饥荒和疫病把它们之间的商路阻隔了几十年。阿拉伯商人也经常轻易切断欧洲的贸易路线。只有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这样经验丰富的商贾才会继续这种危险的陆路贸易。现在，欧洲人借助装有大三角帆的舰船以及新近发现的海上航线，能更便宜、更安全地建立永久的联系。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向东方行进，到达了好望角，四年后，哥伦布又发现了新大陆，这条航海路线自此引发了新一轮的探险活动。受过教育的人很早就听说过地球是圆的，却不知道它的周长。现在这些航行带领欧洲人抵达了西半球的岛屿和大陆，他们终于明白地球有多么大。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也获得了阿兹特克和印加的矿山。这些矿山开采出来的金银开始大量涌入欧洲。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船舶横渡大西洋，携带的动植物大大改变了大洋两岸的社会。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完成了地球上生物学和植物学的同质化。[2]

不过很可惜，新大陆土著居民易感的病菌也是大交换的一部分。当地土著完全无法抵御随欧洲人而来的致命微生物，所以西半球外来者的到来引发了一次意外的灭杀。圣多明各的阿拉瓦克人因为对旧大陆的疾病没有免疫力，整整一代人全部死去。自从新大陆的居民遇见欧洲人开始，这种致死的画面就一再重演，从16世纪的阿拉瓦克人到17世纪马里亚纳群岛的查莫罗人，再到18世纪普里比洛夫群岛的阿留申人。

在商人、海盗和海军的指挥下，不断往来的船只打破了北美和南美人民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唤醒了无数欧洲人的好奇心。马上出现的几十个雕版印刷物迎合了欧洲小部分读者的猎奇需求。平版印刷描述的伊甸园只是引述及转载，而新大陆见闻，有关人、动物和植物的生动描绘则渐渐流传开来。好奇心的历史也揭开了全新的一章。

由于到达东西印度群岛全水路航线的伟大发现，海运贸易很好地适应了传统的欧洲社会。命令、统治、狂热、侵略的尚武品德和军事实力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恐吓并征服了同样钦佩男子气概英勇壮举的男女。葡萄牙人与西班牙的功勋一样，也热爱军事冒险的贵族精神。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Afonso de Albuquerque）就是典型的高贵的伊比利亚冒险家。阿尔伯克基是私生子，有葡萄牙王室的血统，他在北非和穆斯林战斗中开始了自己的事业。1506年，他53岁时，率领一支小舰队绕过好望角，因为帮助当地统治者夺权，他获准在那里建造了堡垒。1511年，他奉葡萄牙国王之命，征服了马六甲的大商业中心。

阿尔伯克基在贸易、征战和殖民化的奔劳中多次遭受监禁或遭遇海难。1513年，在政府的坚持下，他对亚丁实施了一次不成功的围攻，成为第一个使用红海水路的欧洲人。埃及人激怒了阿尔伯克基，他曾计划改变尼罗河的航道来蹂躏这个国家！1515年，他在攻下了忽鲁谟斯后，在返航途中死在了海上。与现代商人相比，阿尔伯克基这样的指挥官更像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他的绰号“葡萄牙战神”也会让人产生同样的联想。

西班牙的征战摆出了同样的贵族和军事阵容。哥伦布、赫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和斐迪南·麦哲伦等热血无畏的探险家把西班牙国旗从加那利群岛一直插到了菲律宾。西进路线减少了西班牙人追逐东方传说中巨额财富的努力，他们开始开发已发现的土地。哥伦布首航后，西班牙王室迅速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建立了殖民地。16世纪上半期，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从此掉进了金窝窝——那里有许多金银矿山。西班牙人比较善于胁迫，而不是组织劳动，他们驱使土著居民为他们工作。土著居民起来反抗，他们就从葡萄牙奴隶贩子手中买进非洲奴隶。西班牙在哈瓦那筑建了防御工事，它的宝船舰队每年从这个城市出发，两次横渡大西洋，将大量的贵金属运往缺少硬币的欧洲。后来，西班牙人还在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的马尼拉之间建立了贸易联系，他们载满白银向西行进，返航时带回丝绸，再转运至欧洲。新大陆带来的收入有百分之十直接送进了王室的金库。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主教君主国，1494年，它们探险的惊人发现促使罗马教皇出手，压制了这两个国家的早期竞争。教皇把世界版图在这两国之间进行了划分！教皇承认西班牙占有除巴西之外的西半球，因为前往印度的葡萄牙探险队已经阴差阳错地跑进了巴西。而葡萄牙则获得了非洲西海岸以及东部沿海到印度洋的几处地方，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供应站，余下的地方被划归西班牙。但是教皇并没有真正制止这场竞争。16世纪60年代，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后，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殖民地。他们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而且需要两条边界线。而葡萄牙人则挫败了西班牙人对东印度群岛的入侵。起初，西班牙利用当地劳动力，在新大陆创立了监护征赋制，建设了大量房产，而葡萄牙则在西印度群岛实现了贸易往来。16世纪晚期，随着巴西糖料种植园的建立，两大帝国的行动越来越一致。[3]1580～1640年，两国甚至由同一个君主统治。

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是欧洲的拓荒者。它们在新的边区都建立了防御工事，而且始终主导着殖民地的贸易。西班牙在其他欧洲国家发起挑战前，独享了一个世纪的垄断特权，而葡萄牙也尽其所能地强取豪夺。这些最初无非是在欧洲传统社会的老旧结构上长出的一些新皱纹，但是它们的成功意义深远。这两个国家通过海路到达了东方，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这使世界贸易的杠杆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西北欧因此失了势。16～18世纪，贸易和征战的势头通过大西洋，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传递到了其他国家：荷兰、法国、英国、丹麦和瑞典。

贸易限制

贸易中心的交流充满宗教的、实用的、浪漫的和政治的色彩。北美大陆西北角的炫财冬节经由赠送礼物来流通财富。国王利用税捐获得商品和服务，征服者受纳贡品，而商业交流则依靠的是金钱、中间商和簿记，这种依赖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

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三角洲建立了第一个人类定居点，以物易物也随之出现。然而，18世纪前，人们对商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使贸易一直局限在狭窄的社会空间内。商人常常与挣钱画上等号，不像贵族和法官那样，端坐着，指挥军队、率领外交使团、叙写诗篇，也不像农民那样，为人们提供粮食。商业工作虽然很重要，但从事这行的人却很丢脸。

贵族不仅瞧不起商人，而且赞赏反对支持经济发展的品质。他们追求安逸，蔑视以工作谋生的人。他们依靠租金和其他特权过活，大把花钱购置物品，用来装点他们的外表、家具和财产。他们经常入不敷出，因此产生了持久的债务，甚至还有世代相传的未付票据。他们借由肆意挥霍来逃避惩罚，因为很少有店主或工匠想招惹这些重要客户生气。

贵族和上层阶级是近代社会的名流。他们为重大的公共庆祝活动贡献了学问、品位、风尚以及迷人的仪态。他们是宫廷、军队和教会等高级职位仅有的候选人。他们可以优先要求经济盈余。商人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商人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不稳定的财产所有权、繁重的税捐，或对他们货物的直接挪用而精疲力竭。统治者很少会考虑这些负担造成的后果。尽管如此，交易因为代替了武力强夺，仍被认为是文明的力量。

上流人士能否世袭职位对家庭来说很重要。比如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他们看重的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你是谁家的孩子”。出身名门的他们赞同血统是神定的等级，完全不羞于继承身份。统治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16世纪，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和阿姆斯特丹，城市寡头政治操控了一切，贵族的价值观备受尊崇。社会公认分为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人们相信天生的不平等，认同由少数特殊人和多数普通人组成的世界。他们看向动物世界的狮子和老鼠时，更是在自然中找到了等级的证据。他们信服等级是“正确的秩序”，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坚定，这种强大的认同感随着成长而深入他们的内心。

因为我们的焦点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工业生产的新事物和古老的交易方式区分开。商人自古一直是低买高卖赚取差价，他们有时运气好，可以利用市场短缺捞到一笔意外之财。因此贸易本身并不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变化，资本主义的财富来自别处，生产活动才是利润的源泉。虽然机器引入生产流程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但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资本家因投资机械设备而致富，因为机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与先前经济制度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是创造了巨额财富，除此之外，劳动重组以及购买新产品的消费群体的扩大也是资本主义的特征。16世纪欧洲人织就的全球商业网络扩大了资本家售卖商品的范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风生水起，投资者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跟着欧洲贸易帝国的发展脚步一路向前进。

我们不可能夸大拓展贸易路线和扩大合作伙伴的重要性。贸易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即使没有资本主义，它也能蓬勃发展，这才是阐明资本主义贸易史的要点。我们因为看到了16世纪远航东方和发现新大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总想将其与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以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着痕迹地关联在一起，就好像接连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大势所趋，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并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17世纪中期，新贸易开始时，人们不会预料到接连出现的神奇机器会改变传承几千年的劳作模式，也没有理由相信人与社会的新描述会取代长期指引大众的传统智慧。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晓未来是什么模样。

欧洲统治

虽然东亚贸易的参与者分为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但他们在葡萄牙人到来前，一致认为海洋不属于任何人。随着新来者的抵达，这个态度有所转变。阿尔伯克基的国王获得马拉巴尔海岸、锡兰、马六甲和忽鲁谟斯的控制权后，拥有了各种头衔。1509年，葡萄牙击败了埃及舰队，取得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作为该区域另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中国退出了这场竞争，葡萄牙因此控制了大部分贸易。近一个世纪以后，荷兰、法国和英国也参与进来，试图垄断它们能控制的一切。

虽然奥斯曼帝国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葡萄牙，但葡萄牙的优势是拥有更快更机动的船只。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海峡寻觅香料，不时受到友好的款待，他们进而诉诸武力，利用马来群岛统治者之间的混战，发挥了他们的军事优势。葡萄牙的新战术对有志于海战的人很有吸引力。此前，船只通常用来运送士兵。虽然它们在战斗中也会开火，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调遣，让士兵登上敌方的甲板。葡萄牙人抛开了这些常规战术，把船变成了打击敌人的海上射击平台，由于他们的船可以逆风航行，所以他们总是发起直接进攻。[4]

葡萄牙人成功利用金银和武力控制了利润可观的香料贸易，尽管他们没有实现完全垄断，但是他们创建了东部海域的新律法。[5]葡萄牙是个只有百万人口的国家，却在短时间内成功打压了过去长期占据这些海域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葡萄牙人把欧洲的工具和武器送到非洲，然后把黄金和白银运去中国，把中国的货物载至日本，再把香料和丝绸带回欧洲。葡萄牙人在非洲的东西海岸上修建了具有防御工事的城邑，在那里储存货物、修补船只：莫桑比克和蒙巴萨岛在东海岸，西海岸有埃尔米纳和罗安达。葡萄牙人为了抵御来犯者，建立了50个殖民地，从香料贸易到奴隶贸易，他们的生意遍及世界。

统治者付出这么少的努力，却获得如此多的财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香料和白银交易的巨大利润助长了皇家的奢靡之风。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内的税负都非常高，财富分配沿袭着传统方式，少数人可以放纵地追逐华贵，但多数贫困的农民和工人只能勉强生存。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孙子查尔斯五世以及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在1556～1598年统治着西班牙，这两位国王非常清楚该如何利用这些看似无穷无尽的黄金。他们为了建立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保护至高无上的天主教信仰，向土耳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新教徒，甚至教皇发动了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军事开支。即使今天在东方和欧洲，天主教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16世纪80年代，一位异教女皇在英国登基。荷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也旷日持久，他们平息这些帝国内部的叛乱，也需要资金支持。1580年，虽然经济停滞不前，但是西班牙的政治因与葡萄牙王权的联合而变得异常强大。

由于远洋船只的新需求和皇室的青睐，西班牙的造船业和羊毛产业兴旺起来。但是皇室的官僚机构通过源源不断的关税、港口税和赋税，打压了贸易商、制造商和农民的积极性。16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的国王很忌惮异端邪说，因此他们剥夺了国民旅行的权利。禁止书籍进口阻断了思想和企业之间的自由交流。西班牙贵族抗拒变革，皇室则用繁复的法规和赋税扼杀了新产业。1560年，西班牙的工业达到了它的最高点。之后，对英国、法国、荷兰工匠和商人的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它们一直为西班牙的消费者供货，同时，西班牙的城市如同它的土地一样日渐衰落。

商业渗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企业的吸引力仍无法克服贵族的白眼。西班牙的大公是优雅的绅士，他们运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保护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设定了国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限，减少了国内商业的利润，同时还鼓励从国外进口廉价商品。这无疑伤害了他们自己的工匠。西班牙的贵族对农民也同样冷漠。每年冬季，经济价值高的美利奴羊都会从北部山区迁徙到温暖的南方，农民的庄稼因此面临威胁。政府明文规定绵羊不许践踏附近的田地，可牧羊公会梅斯塔（MESTA）却从不理会这些投诉，国王作为羊毛贸易税收的最大受益者，也没有强制执行这些法律。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段时代通史中非常闪亮，但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甚微。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殖民地，都扩展了大公、荣誉和英雄事迹的概念。1605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创造的人物堂吉诃德（Don Quixote）成为西班牙人的缩影，表现了他们致使经济失败的特质。堂吉诃德误以为风车是强大的对手，或许正是塞万提斯的隐喻，他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西班牙绅士深陷在过去的泥潭里，甚至无法正视这种有益的能源生产。

我们习惯听圆满的故事，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比未来更真实的黯淡过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兴衰与罗马、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起落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历史一直在发生：能量短暂爆发之后，总是逃不掉衰减。当时，即使换作其他强国，也无法跳脱出资源、体制以及内部矛盾的局限性。这些帝国繁荣和衰落的故事催生了一种感觉，历史是周期性的，改变带来的灾难往往比它创造的成就更加频繁。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略并不算失败，这两个帝国比其他曾经辉煌的国家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只是它们在航海、探险和贸易方面的丰功伟业几乎没有改变国内的社会，这一点让人讶异。1571年，西班牙在希腊城市勒班陀附近的海域击败了土耳其（塞万提斯参加过这次战斗），它们不能无视伊斯兰教的扩张，也不能容忍国内的社会重组。

激烈又残酷的正式和非正式争斗一直在大西洋海域发生。早在1564年，西班牙就开始为从新大陆到塞维利亚运送黄金和白银的舰队护航，他们每年四月和八月从新大陆出发，这种行为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而在切萨皮克定居点，英国人为了保护高价值的烟草，也组织了防卫。欧洲的战争极为普遍，公海上的袭击有一些是具合理性的，因为所有国家都为船主出具了官方私掠证，许可他们出于追捕敌方商船的目的而武装自己。一旦两国交战，大部分私掠船都会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私掠船多次突袭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也伏击过西班牙银舰队落后的船只，有两次甚至捕获了整支船队。这些国家尚未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却一点点啃噬着开拓者的利益。

英国最负盛名的海盗船长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es Drake）爵士，他几次三番攻击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和船只。有一次，他劫掠了圣多明各，释放了奴隶，放火烧了城池，毁了港口停靠的船只，最后把城市交还给西班牙后，还收取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1572年，德雷克爵士绕过好望角驶入了太平洋，厚颜无耻地袭击了正向菲律宾航行的手无寸铁的西班牙银舰队（Spanish silver fleet），这震惊了英国民众，英国女王新教徒伊丽莎白因此变成了西班牙国王的靶子。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爆发了战争，德雷克爵士再次做起了他的私掠船生意。他率领一支24艘船的舰队，沿南美洲的北部海岸洗劫了西班牙大陆。另一名私掠船船长亨利·摩根（Henry Morgan）则动员了数十艘船只和数千名海盗，随他一起劫掠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摩根因破坏和平的罪名被捕，后来一场新起的战争为他争取了缓刑的机会，他还获得了骑士身份以及对英国新殖民地牙买加的控制权。

一旦欧洲的敌对势力签署了和平条约，这些像摩根一样有执照的私掠船船长就会变成海盗，在没有皇家授权的情况下，四处追击商船。德雷克爵士就是这样一名纵横印度洋贸易圈的海上魔王，但他更多地代表着旧秩序，而不是新规则。16世纪，海盗的钱袋一直靠的是东方和新大陆的贸易，由于他们性能优良的船只，他们常被人看做是世代盘踞地中海的腓尼基人。东印度群岛的丝绸和香料贸易对海盗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掳获一次这样的战利品就可以收回航行的全部成本。虽然的黎波里的巴夏后来发现，在正式条约中加入贡税的条款也能捞到很多好处，可是土耳其海盗还是不断在地中海地区捕掠船只。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海的海盗也非常活跃，但加勒比海的尤其猖狂，因为西班牙人真金白银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往现代快进一点点，我们会看到，随着合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清醒稳健的中产阶级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商人厌倦了海盗肆意夺取他们的贵重货物，厌倦了即使没有丢失船只，也不得不支付的高额保险费。大的贸易公司为了避免它们的货物落入魔爪，开始寻求保护。船长基德的职业生涯就是著名的范例。1696年，威廉·基德（William Kidd）受雇护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红海航行的船只。他跟随船队驶出了纽约，突然意识到当一名海盗似乎更合算。于是他弄沉了自己的船，又控制了一艘法国船，最先抢劫的正是他护航的船队。后来，政府听从了商人的意见，四年后，在基德返回纽约时逮捕了他。为了宣扬官方对海盗行为的忍无可忍，基德被审判、定罪，并送回伦敦执刑[6]。政府开始负责维系海域安全，保护合法的商业利益。爱德华·提奇（Edward Teach）在加勒比海到处劫掠，他“黑胡子海盗”的名号让那一带的海员闻风丧胆，随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诚实的公民，北卡罗莱纳殖民地的总督还把自己的第十四个妻子嫁给了他。

西班牙和葡萄牙最重要的决定是为邻居打开了门。我们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法国、荷兰和英国以海盗和走私者的身份非正式地参与了这些贸易，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丰厚的贸易利润让它们愿意铤而走险，经济发展的指挥棒也因此顺理成章地传到了它们的手上。17世纪伊始，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政府许可成立了合法的贸易公司，向控制两个伊比利亚帝国的西班牙王室发出了战书。这个赌注非常高。迷恋新大陆的英国人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敏锐地察觉：“谁控制着大海，谁就控制着贸易；谁控制着世界贸易，谁就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着世界本身。”

大西洋变成了贸易世界的高速公路，贸易范围迅速扩展到全球。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接着是荷兰、法国和英国，它们都因靠近大海而得益，因为欧洲贸易商能通过海路去往各个方向。这次地理上重排的最大输家是意大利城邦、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它们原本操纵着印度洋复杂的商业网络，从而控制着整个海上贸易。直到16世纪上半期，威尼斯才派出了一支商队与英国开展贸易，这支商人组成的队伍几乎没有海军，也没有商船。当英国人成立自己的贸易公司，并向世界各地派遣船只时，一切都变了。1600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创立，在苏拉特、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建立了殖民地。到18世纪，它已经成功控制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而荷兰人则关闭了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的香料贸易，自此，这次欧洲入侵远东的赢家只剩下英国和荷兰。

内战的影响

英国和荷兰的成功吸引我们仔细观察了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变化。虽然当时不被看好，但是英国和荷兰为了争取更大的民族自决权，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了战争，挑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和东印度群岛的统治地位。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荷兰人为独立战斗了八十多年。16世纪晚期，荷兰终于赢得了自由，164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后，它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富有。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转化为组织和技术变革，没有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描绘成制度。荷兰没有追随英国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它变得臃肿、快乐而自满。更讽刺的是，荷兰落后的邻居，直到19世纪还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比利时居然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几十年，财富没有撬开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封闭社会的大门；而荷兰的繁荣也没有转化为坚持的创新。

17世纪20年代至17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简直乱作一团。一位国王被处决，一个议会被解散，另一位国王复位，世袭继承被驳回，这无序的一切直到1688年所谓的光荣革命才戛然而止。虽然政治冲突是这场混乱的主旨，但经济问题也有助于定义对立的双方。国王是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和其他拥有土地的家庭一样，他的收入会随年景的好坏而变化。但是国王手握特权，所以他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来自许可垄断、专利和公司执照的款项。他最赚钱的是出售的一件产品、一个行业的“许可权”，或者是一项政府服务的公共专属权，比如检查烟草和征收关税。

国王詹姆斯一世发现许可垄断最容易增加收入。某位学者描述过这个状况，17世纪早期，典型的英国人住在“用垄断的砖建起的房子里……用垄断的煤加热。他的衣服由垄断的腰带、垄断的扣子、垄断的别针制成……他吃着垄断的黄油、垄断的醋栗、垄断的红鲱鱼、垄断的鲑鱼和垄断的龙虾”。[7]垄断的持有人拥有这些物品的独家销售权，所以尽可能地抬高售价。

这样慷慨地出售特权在任何时候都是负担，因为内外部市场一直在增长，垄断会扭曲整个贸易模式。商业企业也吸引了贵族，特别是如果这些企业还涉及能增强英国声望的殖民地。[8]英国统治者试图从非常规的税收、补贴和专利中榨取利润，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由此进入了议会辩论。皇家特权的捍卫者自信地鼓吹着古老的商业传统，他们争取了情感的共鸣，但没有什么经济理论。靠近权力的人不断呼唤经济活动应从属社会团结的旧时理想，但新辩论者也一直在争取发言权，谈论新经济秩序中收成、租金、贸易和税收等新词语。

英国国王是坚持传统、使用强权的代表。垄断企业和封闭式公司背负了皇家的所有恶名。在垄断和其他经济弊病的争论中，一批有议会席位的英国精英——改良的地主、贸易公司的成员、服装商——找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经济上的委屈改头换面变成了政治问题。这表明，即使英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没有引起内战，冲突也可以保证他们最终的胜利。

17世纪的动乱持续了很长时间，削弱政治威权是解除经济限制的关键。但首要问题是建立法律——庄严的法律——有法可依，而且在面对强权的躲闪时，还要有法必依。企业家与被长期内乱搞得烦躁不安的政治领导人和宗教领袖联合了起来，他们加强了国内的交通运输系统，集中了市场销售的殖民地产品，并且把伦敦变成了一个大商业中心。而当局在这三十年里并没有投入太多心力，许多人辩称这对国家更有利。因为缺少规范化的指导，非正式的合作体制占了上风。某些限制一旦被解除，商业繁荣就会随之而来，赢得更多解放经济生活的支持。最终，荷兰和英国的贸易商和制造商争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和公共话语权。

荷兰独立后，建立了松散的邦联制，每个省由摄政者领导，而摄政者通常都是杰出的商人。荷兰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散管理直截了当地把政府的位置排在了商业利益的后面。获得独立的荷兰北部省份及邻近地区居住的大多是新教徒。荷兰的领导人不仅要保护贸易商和制造商，还要拟定支持经济的新措施，构建自由港，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后顾之忧，建立诉讼的有效流程，管理学校的簿记教学，销售海上保险的代理许可，等等。

荷兰是经济模型

西班牙军队在保卫西属尼德兰的斗争中摧毁了安特卫普，于是著名的西班牙银行家干脆向北迁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在薪资和货物的诱惑下，荷兰变成了欧洲的金融中心。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提供的利率比其他地方少一半还多。荷兰为每种情形、每位客户灵活地定制信贷安排，再次获得了成功。甚至曾经抗拒的西班牙君主也开始向拥有财产的银行家借钱。渐渐的，西班牙王室欠荷兰金融家的钱越来越多，著名的银舰队经常横渡大西洋，把金银直接送达阿姆斯特丹。后来，这些仍保留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气质的天主教省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立的比利时。

所有人都赞叹荷兰的经济繁荣。两三百万人涌入了北海沿岸的城镇，他们是如何致富的呢？他们的贸易支柱是一种不起眼的鱼——鲱鱼。鲱鱼很容易干燥，在蛋白质短缺的地方，它是四季皆宜的蛋白质来源，所以它的需求量巨大。当代的结论是，它们的渔业拥有数百只船，雇用了50万荷兰人和妇女，从事渔业的劳动人口是农业的两倍，与工艺、零售和金融行业的总和一样多。行业工会严密地控制着渔业，确保渔民们执行政府设定的质量标准。17世纪上半期，1000多艘荷兰船在波罗的海运送谷物，与英国的比率是13∶1。[9]荷兰在英国利用家庭手工印刷的宣传页，解释了它的成功。

荷兰联合省的造船业空前繁荣。船匠们发明了快速平底船，这种精心设计的航海驳船可以运输鲱鱼、木材和谷物等沉重的货物。荷兰人可以乘船从北海的栖息地出发，跨越大西洋，到达新大陆的殖民地，再沿非洲西海岸进入地中海，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群岛。荷兰商人从转运鲱鱼、钢铁、木材、谷物和食盐等基本商品开始，贸易范围逐渐包括了世界人民想买卖的一切。他们建立了一支新舰队，规模比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此海域航行的船队总和还要庞大。[10]

《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针见血地指出，荷兰人是“贸易的中间人，欧洲的代理商和经纪人……”他继续说道：“他们庞大的贸易就是买了卖，进了出，最伟大的在于世界各地都是他们的货源，也是他们的客户。”[11]荷兰人不仅是商人，也是熟练的工匠。他们对其他国家收割或开采的物品进一步加工，提升了这些商品的价值，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把原生羊毛染色织布，把木材做成富人家餐厅的护墙板，为国内盛产的印刷机生产适用的高级纸张，把烟草制成上等雪茄。他们甚至为了运送货物和乘客开凿了运河网络，这证明了他们的融资能力和组织复杂项目的能力。他们停泊在码头的帆船看上去就像是移动的森林。他们的码头和仓库堆满了箱、盆、桶和包裹，起重机来来回回，卸载中国的丝绸、波罗的海的谷物、纽卡斯尔的煤、瑞典矿山的铜铁、西班牙的盐、法国的葡萄酒、印度的香料、新大陆的食糖和烟草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而他们从西非贩卖到新大陆的奴隶再也无法返乡。[12]

荷兰邻国的贵族非常鄙视这些专心挣钱的人。他们眼里的荷兰人粗鲁、贪婪，一身坏习惯。荷兰人出了名的节俭，而且全心全意地热爱自己的家园。荷兰有许多的艺术家和工匠，他们为人们和建筑雕刻、设计，精心制作装饰品。荷兰艺术家喜爱描摹日常工作的普通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绘画流派。这些雕刻师、图书设计师和音乐家没有贵族主顾，富足和乐的中产阶级是他们的新赞助人。荷兰出现过伦勃朗（Rembrandt）、维梅尔（Vermeer）这样的大艺术家，所以提起文化时，他们不会觉得羞愧。

荷兰的商业魄力也刺痛了葡萄牙。葡萄牙自称是“征战、航海，以及埃塞俄比亚、印度、阿拉伯、波斯贸易圈”的领主，荷兰水手曾在葡萄牙船上工作过，他们给国人描述了这个庞大的贸易帝国。他们还记录了葡萄牙的控制并不如他们声称的那么有效。[13]1635～1644年，荷兰占领了巴西最富有的地区，用俘获西班牙的银舰队支付了这次入侵的成本，这一侮辱西班牙的举动让世人震惊。

与大多数荷兰贸易的商业冒险一样，首次去往爪哇岛的航行也是由一群多样化的投资者联合资助的。尽管这是一次尴尬的处女航，但是这支三艘船组成的荷兰舰队还是带回了足以收回成本的胡椒。随后的十年，荷兰商人争先发起了十几次冒险活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成立，垄断了麦哲伦海峡以西、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它还可以以荷兰共和国的名义行使主权。这个授权很了不起，但实际就是一张狩猎许可证；它的活动范围覆盖了东印度群岛的水域和岛屿，所以荷兰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自圆其说。20年后，荷兰西印度公司也获准垄断了西非和新大陆的商业。它和东印度公司一样，也被授予了准政府权力。荷兰西印度公司承担着辖区内的司法和管理的职责，它拥有一支陆军和海军，可以在它的贸易范围内开战。

荷兰用一代人的时间把自己塑造成了马来群岛的主导者。他们凭借惊人的效率取代了葡萄牙人，夺下了几个坚固的堡垒，他们控制着这些据点直至20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想成为这个地区唯一的欧洲势力，必须击退安汶岛的英国人，他们仔细盘算后，戏剧化地残杀了10个英国贸易商。英国人自此把目光转向了印度。荷兰人还经营着亚洲内部的贸易。他们以货易货，用胡椒对换当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和日本换成奢侈品和金银，大部分换来的货物被运回国内，用来资助更多的出海远航。[14]亚洲和欧洲一样，也屡遭饥荒烦扰，但是中国和其他地区人口的强劲增长保证了这些贸易的扩展。

荷兰人坐镇香料生产群岛的中心，借由当地统治者之间的残酷争斗，获取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支持。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设立了总部，给这座城市起了个古老日耳曼部落的名称——巴达维亚。荷兰人摧毁了爪哇，同时也占领了它。这个群岛由几十个主权国家组成，荷兰施加的影响常常受到干扰，激进的商业政策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征服计划。到1670年，镇压当地统治者的任务终于完成。不过，香料贸易的利润非常丰厚，中国和欧洲的竞争者都不想放弃分一杯羹的机会，它们努力挤入了胡椒、食糖、咖啡、茶叶、丝绸和纺织品的贸易。然而，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垄断着与日本的商业往来，还有丁香、豆蔻香料、肉豆蔻和肉桂的贸易。[15]

荷兰自我实现的城市寡头政治监管着国内外的贸易。荷兰的摄政者一旦独立，就想方设法地把哈布斯堡时代那些天主教贵族的遗老遗少送回他们的中世纪城堡。摄政者与志同道合的贸易商一起经营着十几个繁荣的城市。在荷兰，关心贸易利益的人把主张正统信仰、难以容忍商业利益的宗教领袖成功地逼入了绝境。由于商业的多元化，摄政者对所有人都表现得热情好客；他们急切地推动贸易跨越了种族与宗教的界限。

荷兰是知识中心，容纳了异见者、自由思想家和大量狂热的怪人。荷兰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而且可以自由出版周边国家封禁的著作，所以荷兰的图书贸易一直兴旺发达。阿姆斯特丹有10万居民，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葡萄牙人、犹太人、比利时人，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难民。追求宗教自由的工匠用他们灵巧的双手不断丰富着艺术品的宝库。17世纪，人们喜欢用蜂巢打比方。荷兰非常适合这个比喻，它吸引着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工匠，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融汇才能。而且这个独特的蜂巢井然有序，因为摄政者，也就是荷兰的统治者重视秩序，如同珍视利润一样。

贸易与社会

16世纪，贸易创造了新财富，并且通过货币交易深入乡村，所以它比早先的商业冒险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征服者在印加和阿兹特克窃取了大量的白银，使欧洲深陷一个世纪之久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不是莎士比亚剧中波西亚描述的雨，它并没有公平地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它伤害了依靠固定收入维持生计的人，比如签下旧租约的店主。工资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可通胀提振了企业家，也提高了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商人的收入。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贸易商带着货物和钱币，在一年时间里不停航行，返回时，发现丝绸、宝石、香料和香木等商品的价格比出发时高了许多。

英国贸易在以皇家为首的贵族社会里萌芽。英国不像西班牙，西班牙大公蔑视所有与贸易相关的人，并且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打压商人，而许多英国绅士却认为营利的投机活动非常迷人。英国的既定秩序虽有阶级区分，但很开放，它还有其他地方没有的社会流动性。英国贵族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无论是公爵、法官、侯爵，还是男爵，只有长子可以继承世袭头衔。

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讲究的是贵族血统，而英国贵族只限制在父系的狭小范围内。长子可以继承家庭的世袭职位，他的兄弟姐妹则只能是平民。世袭贵族和其他精英之间的边界很松散。比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是马尔伯勒公爵的孙子，但他仍是一个平民。英国和法国之间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减损的概念。法国贵族如果从事贸易，可能会失去头衔，英国则不同，一大批贵族对经济投资兴致盎然，不存在任何失去地位的风险。

股份制贸易公司是一种新的融资形式，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有钱人。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源自意大利，而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与商业公司不同，商业公司主要是活跃的交易员，而股份制贸易公司的成员必须认购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这是英国绅士和淑女的机会，他们不用积极参与经营，就能成为盈利企业的一分子。许多股份制公司利用皇家的执照，打破了区域贸易的限制。

英国贵族对建立殖民地或经营贸易的公司青睐有加，因为这些公司可以提高英国的世界地位。上流社会力挺贸易，而且下议院的成员中有很多就是商人。正因如此，英国法律前进的步子迈得比其他地方要快得多。几个世纪前，英国就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而且非常灵活，包括保护发明等新形式的知识产权。1624年的《垄断法令》明确了新设备具有14年的专利权，这平衡了发明家获得回报和公众获取有用设备的需要。法律承认公司股票等新形式的财产，鼓励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

新兴世界不可思议的贸易动态在英国第一个殖民地呈现出来，弗吉尼亚公司在大西洋另一边建立的这个贸易前哨反映了欧洲生活的脆弱。投资者向西班牙看齐，希望从金银上大捞一笔，要不然就依靠香料、檀香和珍珠贸易获利。所有股东在伦敦的公司年度会议上都可以投票，而且他们的股份都是分期缴纳。1607年用于工人和设备的初始投资很快就耗尽了。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发现把设备运回国成本很高。而且祸不单行；工人的死亡率也很惊人，股东不再缴付他们的股份。公司只好用彩票筹钱，并且开始变卖它持有的唯一资产——土地。在这个节骨眼上，人们铭记的殖民者——一位认真的英国年轻人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娶了印度公主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他将自己杂交成功的烟草命名为奥里诺科（Orinoco）。奥里诺科烟草非常优良，足以与备受推崇的西班牙烟叶竞争。

罗尔夫的杂交烟草掀动了一次热潮。17世纪20年代，一磅烟草的售价是2～3先令，高价刺激了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们，他们把钱和男性工人（还有几个女性工人）投入了种植园。后来者和当地的殖民者争相种植烟草，导致烟草的出口数量从1618年的5万磅激增到8年之后的30多万磅。所有流入切萨皮克湾的潮汐河流沿岸遍布种植园。这股需求驱动的热潮之后，供过于求紧随而至，烟草价格跌到了17世纪20年代弗吉尼亚优质烟叶价格的1/24。因为过度自信的逐利者分散决策，所以萧条是资本主义的永久特征。但祸兮福之所倚，低下的头总会抬起来。

新的消费群体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烟草。这很好地例证了开创型事业意想不到的影响。为了从庞大的、价低就买的消费群体身上赚钱，烟草种植者开始尝试削减生产成本，以迎合不断增加的咀嚼烟草或吸烟的需求。短短几年内，他们就找到了降低成本的方法。

除了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其他欧洲国家也不甘示弱。大胆顽强的法国人琼·德·拉·罗克（Jean de La Roque）在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单枪匹马地开创了远离中东的咖啡贸易，几个世纪下来，那里的咖啡树仍旧只种在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的山坡上。罗克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红海环好望角的航行。尽管走水路比较慢，但是可以大幅缩减运输成本。17世纪，咖啡价格高昂，被列为奢侈品，但是欧洲人最痴迷的就是奢侈品。之后的十年，咖啡树被带到了法属马提尼克岛和法属圭亚那。同时，荷兰在爪哇、西班牙在哥伦比亚、葡萄牙在巴西也纷纷开始种植咖啡树，这些地方如今的咖啡出口量差不多占世界总产量的1/3。这些地方的兴盛致使咖啡的价格下跌。和烟草一样，许多欧洲人现在可以负担得起用这种芳香的、含有咖啡因的方式开启新的一天。[16]

普通人在追求消费乐趣时，更加贴近他们的社会上层，而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则改变了企业的特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无意间拓宽了新产品的市场。投资者响应了繁荣的收益，普通人则抓住了萧条的机会。普通人变成了消费者，货物的供应量因此增加，这意味着国家与个人的财富和权力都在扩大，因为它们成功分享了新的消费热忱。社会也学会适应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体制，它还持续改变着欧洲社会曾经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价值观。这种适应性正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始发地之外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

无意与意外的影响

16～17世纪，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印度莫卧儿王朝和中国明代也正当盛世。奥斯曼哈里发用军队威胁维也纳，仍意图控制世界贸易和欧洲大地。欧洲的基督徒和奥斯曼的穆斯林发觉了彼此迥异而又迷人的风格。在波斯贵族的财产中，我们能发现意大利的刻花玻璃花瓶和漆盒，意大利逐步发展的装饰艺术和制陶业技术源自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的艺术家临摹他们在欧洲王室画像中见过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油画，几个世纪的交流下来，欧洲的书本和容器上也能见到伊斯兰传统的花鸟图案。文化使者有时是传教士，有时是商人。[17]但是欧洲社会日益世俗化，宗教开始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这种技术和情感的交流因此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另一个意外的影响粉饰了弗吉尼亚和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国王把破产的弗吉尼亚变成了皇家殖民地。许多原始股东只剩下曾代替股利派发的土地所有权。17世纪中叶，弗吉尼亚依靠每年烟草作物带来的稳定收入实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于是这些股东开始行使他们的权利，成箱地装走烟草，并且为他们的土地申请补贴。他们常派家族的年轻人带着钱过来，开办一个种植园。如同它从依赖契约佣工转向购买奴隶一样，弗吉尼亚又获得了新的资本。

法国、英国和荷兰都受益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铺张浪费。法国工匠为伊比利亚半岛的买家供应最好的布料、皮革、印刷、家具和葡萄酒。与英国和荷兰一样，法国紧跟着西班牙，派遣探险者和移民去往新大陆。当时，法国拥有欧洲最庞大的军队和最宏伟的宫廷。当时大多数时人都认为法国代表着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法国的荣耀仅归功于太阳王路易十四，17世纪末，他的继任者上台时，这个国家就开始衰落。

维护雄伟的皇家建筑大量依赖于法国的资源。既要强大，又不能和竞争对手相差太远，这使法国国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王朝和宗教野心的战争。英国得益于它的岛屿地形。17世纪，英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它对贸易的支持远远超过一支杰出的陆军。18世纪，英国的朴茨茅斯船厂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车间，也是煤炭和五金器具的主要消费者。[18]据说路易十四如果不是为了在宫廷仕女面前检阅陆军时更有面子，他在海军上的支出将会更多。经济优势正是在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的作用下消失或形成的。

法国国王和贵族依靠农民缴纳的税捐和租金生活，坏年景里，大多数人生产的粮食连自己的家庭都养不起，更不用说投资新的农业技术了。16世纪，人口激增，每个家庭都有更多的儿女需要养活，许多农村家庭只好把他们拥有的土地分割成更小的地块。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这种财产分割造成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农业退化。这个国家靠着政府干预才从几次严重的饥荒中活过来。

法国落后的农业影响了整个经济。国王给他的宠臣授予了特殊津贴，就像童话里，公山羊拥有收取过桥费的权利。这种拥有特权的人还可以将他们的权利遗赠给继承人。慢慢的，公路、桥梁、运河和纤道都开始收费，区域之间的粮食运输变得缓慢又昂贵。在法国这样幅员辽阔、气候多样的国家中，所有地方的粮食同时歉收的情况基本不会发生，但事实是这些领主特权阻断了分配，饥饿的人们得不到其他地区的接济。除非政府为了挽救生命，强力介入，否则将谷物从一个地区运到另一个地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统一的国内市场，不过内战期间，只要国王的垄断专权被废除，商品就可以自由地流通。法国真正拜占庭式的运输安排并不仅限于食品。因为歉收推高了粮食价格，人们没有多余的钱再去购买衣服和家具陈设，工业领域也备受煎熬。

法国宫廷的辉煌背后是无数穷苦农民的血汗。对这些赤贫者愤怒的恐惧影响了宫廷决策。国王的大臣们认为，任何农业改革实施起来都得冒极大的风险。某位大臣尝试推行过一次农业改革，结果被他的对手指责，说他的创新导致了随后的粮食歉收。旧政权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才轰然倒塌。不过，法国的经济和政治仍然很强大，它在纺织、家具、葡萄酒、皮革和印刷等制造行业都有令人钦佩的企业，但这些行业加起来，从没有超过法国经济的20%，因为80%以上的工人还在为整个国家生产粮食。

和平是荷兰经济成功的基础。16世纪，荷兰争取独立时，它的海军异常凶猛地攻击过西班牙，但是独立后，荷兰人民设计的船只开始更多地考虑它的速度和货运能力。这些船只只携带轻武器。这个新设计没有躲开法国和英国的法眼。荷兰著名的快速平底船成了最具吸引力的目标。17世纪中期，两个邻居——英国三次、法国伙同英国一次——挑起了与荷兰的战争。他们查获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破坏了苏格兰和英国沿海的鲱鱼渔场，这些都是荷兰商业帝国的支柱。荷兰凭借高超的本领和凶残之势猛烈反击，但法国和英国因为优势规模，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荷兰人为了阻止法国军队入侵阿姆斯特丹，打开了拦截北海海域的堤防。如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所作所为，法国和英国在攻击荷兰联合省时，为了赢得商业让步使用了强制权。很明显，欧洲竞争者的思路是，竞争得不到的就用暴力来争取。虽然荷兰人绝不是无法保护自己，但是他们在这些战争中，还是因为自身的弱点经历了一些磨难。

17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的财富和贸易范围都超过了英国，但到18世纪，它的经济发展才达到顶峰。荷兰人没有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向新水平推进，而是成了其他国家商业冒险和犯蠢的大金融家。美洲殖民者在独立战争需要钱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荷兰在工艺品和贸易方面很有创造力，但没有成为技术先锋。荷兰用了一个世纪，才跟随其他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甚至它的邻居比利时，这个直到1830年才独立的国家都走在了荷兰的前面。比利时丰富的煤铁储量在它的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更加凸显了自然资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

荷兰人作为欧洲的托运人、修理工和银行家的成功可能有助于解释他们的工业落后。许多荷兰男女找到了作为食利者享受美好生活的方法。荷兰商人和许多成功商人一样，他们投资土地、成为银行家，或是双管齐下，一门心思地争夺地位，享受美好的生活。[19]荷兰人成功地扩大了商业利润的范围。经济繁荣了几代之后，荷兰的统治阶级陷入了僵化，但是此前，它们利用勤劳与智慧创造的财富奇迹仍令其他欧洲国家眼花缭乱。虽然从来并不贫穷，但与它们的邻居相比，荷兰和它的姊妹省还是衰退了。尽管在18世纪，它们仍是一片欣欣向荣，可是在无情地不断寻找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的新发展的过程中，它们落在了后面。

解释没有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件总是很有挑战性。为什么阻止前进、创新，并且改变投资？荷兰人是否如批评家所述，是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人民，一旦找到安乐窝就没兴趣在新方向上伸展？或者是否有其他因素抑制了经济发展？客观现实似乎更能说明问题。荷兰人从未摆脱古老的限制、粮食的短缺和伴随而生的对饥荒的恐惧。荷兰农民是农业技术的奇才，但是他们可用的土地每年产出的粮食只能养活2/3的人民。1/3的粮食缺口使荷兰人非常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而且有趣的是，这个弱点貌似不止导致了饥饿，还扼杀了荷兰人的想象力。他们意识上也有很强的依附性，重视安全感，不愿承担风险。

我在这一章开篇时就说过，在资本主义方式出现前，商业就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也会继续繁荣。我想打断大多数人心目中新大陆发现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联系，因为资本主义不是贸易的延展。它需要不同的态度和技能。虽然“商业资本主义”一词被频繁使用，但是它有误导之嫌，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商业资本主义汇集而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甚至法国和荷兰也能证明这一点。仅凭此项记录就能证明这个联系是失灵的。

因为商业不会改变，这与影响截然相反，世界经济只涉及非常少部分的劳动人口。年复一年，农业仍旧吸收着国家80%以上的劳动力。改变这一比例会彻底地改变经济——或者至少是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15世纪末开始的探险与贸易值得关注：它们把亚洲、欧洲、北美和南美彼此紧密连接在了一起。现在，全球所有国家都不能完全不受千里之外事件的影响。这有个很好的例子，16世纪初，中国的货币制度变成了银本位，于是全球范围内的白银价格翻了个番。也因为这个转变，运往中国的白银量激增。马尼拉大帆船从新大陆带来的新食物有助于养活更多的中国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白银需求也在增加，白银在所有连接的大陆上都起到了货币的作用。[20]

欧洲贸易的新经验促进了东印度群岛和新大陆的新商业机构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朝气蓬勃的企业家，并且激起了当时人们的想象。舆论随之分析了这些经济的新事物。新智力爱好，这个新词语强调的东西成为传统国家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许多机械设备和体制规程对企业家很有用，但它们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成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印刷成本，从而促进了图书贸易的发展，把探险新闻传遍了欧洲。希腊的星盘和罗盘成为在三大洋航海的重要工具。商人用意大利的复式记账法可以更好地记录他们的收支。所有这些改进都对工业企业非常有帮助，但它们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它们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资本主义需要不同的社会动态和业界创新，改变粮食种植和商品生产的方式。

传统的道德观念深植在文学、法律、宗教仪式、工作流程和人们的习惯之中，不会突然地崩塌，只会慢慢地粉碎。各国政府持续监管着许多农业之外的日常活动。法规法令指定了欧洲中部制造业生产和销售毛织品的程式。城市的公会限制了造纸、印刷书本、生产皮革和制作工具等企业的工人数量。海外客商也有限制性条令。17世纪，英国和荷兰确立了面向商业利益更开放的政治体制。英国政府坚持保留了贵族化，而大部分贵族也满腔热情地走进了新事业。更重要的是，英国发起了许多农业技术改进，这决定了其他经济企业在未来有多少工人、多少资金可用。

[1] C.R. Boxer，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1415-1825：A Succinct Survey（Berkeley，1969），14；Holland Cotter，“Portugal Conquering and Also Conquered，” New York Times，June 28，2007.

[2] Alfred W. Crosby，Jr.，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CT，1972）.

[3] Leonard Y. Andaya，The World of Maluku：Eastern Indonesia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Honolulu，1993），151；Sanjay Subrahmanyam，“Holding the World in Balance：The Connected History of the Iberian Overseas Empires，1500-164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12（2007）：1367-68.

[4] M.C. Ricklefs，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Bloomington，1981），21.

[5]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2nd ed.（Armonk，NY，2006），16-18.

[6] Robert C. Ritchie，Captain Kidd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Pirates（Cambridge，1986）.

[7] Christopher Hill，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1602-1715（Edinburgh，1961），32；see also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32-35.

[8] Robert Brenner，Merchants and Revolution：Commercial Change，Political Conflict，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1550-1653（Princeton，1993）.

[9] C.R.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New York，1970），43-44.

[10] Lynn Hunt，Thomas R. Martin，Barbara H. Rosenwein，R. Po-chia Hsia，and Bonnie G. Smith，The Making of the West：People and Cultures，a Concise History，2nd ed.（Boston，2007），494.

[11] Daniel Defoe，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Being a Compleat Prospect of the Trade of This Nation，as Well as the Home Trade and Foreign Trade（London，1728），192，as quoted in Charles Wilson，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New York，1968），20.

[12] Wilson，Dutch Republic，27.

[13] Boxer，Dutch Seaborne Empire，22.

[14] Jan De Vries，“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forthcoming）：14.

[15] Boxer，Dutch Seaborne Empire，94.

[16] Pomeranz and Topik，World That Trade Created，80-83.

[17] Holland Cotter，“When the Islamic World Was Inspired by the West，” New York Times，March 28，2008.

[18] I am indebted to David Levine for this information.

[19] Charles P. Kindleberger，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2nd ed.（New York，1993），173-76.

[20] Dennis O. Flinn and Arturo Giraldez，“Cycles of Silver：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3（2002）：391-427.

第三章 农村的关键发展

所有的经济首先都是粮食生产。我们知道这一点，但这一点并不直观。处处林立的商场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使我们感觉不出稀缺可能的模样。饥荒只发生在其他遥远的国度，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然而，饥荒曾经像恶劣天气一样常见。虽然中世纪构造了美观的建筑，还成立了大学，资助了战争，但是欧洲国家——连同世界其他地区——常常没有足够的粮食。富人在收割第一茬庄稼前的几个月里，可能还有充足的食物，但大多数人则不得不勒紧腰带，希望他们去年秋天贮藏的胡萝卜和芜菁还没有发霉，希望晚霜不会耽搁春季的播种。

那些年月，保存食物的方法很少。没什么收成的日子里，农民只能吃为春季繁殖而越冬饲养的动物，或是吃为第二年播种储备的种子，否则他们的处境会非常艰难。饿死的情形虽然不常见，但歉收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现在分析，我们认为用更少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粮食非常必要，如果国家想支持其他经济追求，只有农业重组才能释放工业等其他经济活动所需的工人和资金。

稀缺在现代化以前的社会具有普遍的影响。政府当局会仔细观察每年收成的变化，为来年储备粮食。官员们总是监视着农民的一举一动，害怕他们会把粮食撤出市场，等粮食价格上涨时再出售，或是未经许可就把部分粮食卖给酿酒商。对饥荒的恐惧促成了普遍的监督。粮食的种植和销售落在了一大堆法规条例的漩涡里。每个国家的法律都反映了政府当局对饥荒及其引起暴乱的担忧。小麦、大麦、燕麦和大米——这些组成主食的珍贵谷物——的每一个生产步骤都受到监视。

行销三大罪——独占、囤积和倒卖——在英国法律里都是重罪。这些十恶不赦的行为是什么？购买大量的食品，把它们撤出市场，等价格上涨后，再卖给他人。这些名字非常古老的旧法规肯定了粮食种植与销售和经济活动一样是社会行为。人们不认为谷物是可以穿过农村，寻找最优价格的商品。

种植谷物（英国人称为玉米）的农民——佃户、自耕农或地主——并不真正拥有谷物；他只是把谷物从田地运到当地市场。他不能储存谷物，也不能把它送去远方的市场，而且作物在田里生长时，他也不能把它卖给中间人。他只能把家人吃不完的谷物装进马车，送进最近的市场，把这些粮食卖给老主顾。加工面粉的磨坊主和再加工的面包师同样也受到限制，他们必须有序地进行加工，直至最终制作出一个面包，然后以当地巡回法院设定的价格售卖。

即使到了今天，饥饿仍是数百万人不得不面对的悲惨现实。几年前，《纽约时报》报道了中非共和国发生的饥荒，它描述了一个农民让妻子把最后的一点小米熬成粥，这样他们才都能活下去。大多数人或许没想过，制作面包或酿造啤酒的谷物与为来年准备的小麦或大麦种子是一样的。人们因持续的匮乏，往往会无法抵御诱惑，吃掉他们为下一季预留的种子，中非共和国农民这样的做法将会在未来产生可怕的后果。

传统社会的人们谋求的是欣赏自然，而不是干扰自然，他们对社会安排充满了敬畏和虔诚，反之现代人经常思考的却是革新。接受与顺从的每日哲学不仅可以抚慰疼痛，而且鼓励人们尊重意志力，忍耐艰难的岁月。政府当局强加的稳定规避了许多不良后果，但也抑制了新思维。一成不变的忧心孕育了某种死气沉沉的氛围。只有借着想象进入资本主义以前的旧秩序，我们才可以理解创新者为了改变它进行的斗争。

道德经济从维持社会稳定到促进发展的转变并不是在一个世纪就实现了的。16世纪，当时的人还不能感受到商业世界的魅力。都铎王朝的法令规定了工资、济贫和收获谷物，它的法典精神依赖强大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基础包括上帝命令亚当一直工作到汗流浃背，以及阿摩司严酷惩治那些“吞噬穷人”的人。

圣经经济的显著特点与16世纪欧洲为了控制信仰的劳动秩序完全一致：世界因劳动而硕果累累；对人类来说，劳动既是惩罚，又是礼物。作为礼物，劳动实现了人类社会与上帝恩赐的结合。作为惩罚，劳动永久驾驭着人们完成维系生活和遵从神祇的共同工作。圣经解释了社会秩序，为日常任务赋予了神圣的理由。如果一位贫穷的佃户备受狠心地主的折磨，他可以阅读箴言篇来缓解自己困窘的痛苦：“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物；亦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因耶和华必为他辨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讨其命。”

农村和城市工人的生活很少有隐私。主人总盘旋在仆人的上空。公会则控制着商人和工匠。这些垄断的职业组织有数百个，其中商人公会最负盛名。当公会的控制——权威——真正发挥作用时，浏览工匠公会的列表就可以大致了解制造业的发展。鞋匠、面包师、染色工、石匠、木匠，甚至是白色信纸的制造者都有公会管理。这些公会高度团结，保护成员的特权不会受到外部竞争。它们还管制价格，确保产品维持质量标准。男孩进入各行各业，从学徒开始，慢慢变成熟练工；有些最终会成长为行业大师。女孩通常会成为女佣，在女主人的严格监督下进行工作。欧洲的男女直到二十几岁才被允许结婚。

前现代时期，对秩序的痴迷根源于此前各个时代一直盛行的有限的经济视野。忧心每年的收成是政府控制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要理由。适当的政治控制无可非议，尤其是对有产阶级。人们认为有限的粮食生产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是人类生活不可改变的特征。一年一度的粮食生产是庄严神圣的职责和权利的循环，旨在保护社会不会发生饥荒，每个人的饥饿经验给这个目标增加了更多生动具体的实例。国家之所以被称为联邦，因为它关系每个人的生存利益。

古代的罗马和8世纪的阿拉伯等军事强国能够维系庞大的军队，不仅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生产足够养活士兵的粮食，而且因为他们可以在征战中掳获食物。16世纪，西班牙也以类似方式利用过军事力量。发生饥荒时，西班牙人就会从属地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抢夺粮食，任由那里的意大利人饿死。17世纪前，约80%的人口必须务农，才能养活其余的人，这个严峻的统计数值从未改变过。而供养者和被供养者的身份则是由权力强加的。

农业与狩猎和采摘等获取食物的方式截然相反，它在基督诞生前，使族群定栖了四个世纪。奴隶、农奴和劳工不停挥舞他们的锄头，因为即使是原始的作物栽培技术也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养活他们及其支撑的社会上层建筑。他们的庄稼和牲畜所得的盈余供养了社会神龛中的皇室家族、宗教机构、军队，还有一小撮商人和工匠。文化源自少数强大的人，他们想必都很有才华、聪明又博学。虽然许多社会过去都经历过繁荣，但是没有一个能明显提高农业产量，逃出饥荒的威胁。

不断扩大的消费品篮子

前现代时期，地理、气候和土生土长的动物基本决定了餐桌上的食物。在寒冷的天气里，谷物、腌肉和根茎类蔬菜是人们越冬的食物。羔羊在春天宰杀，一年四季都有牛肉，但因为饲养成本高，所以宰杀的动物通常都是幼崽。好猎手可以打下空中飞向南方的鸟。手头宽裕的农场主妻子可以饲养兔子和鸡，有时他们还养蜜蜂。每年十月以前，各家各户可以吃到自家种植的水果和蔬菜。再往后，苹果就会制成苹果酒。没人会用盐腌制水果，水果和蔬菜不容易脱水，所以多余的只能丢弃，因为保存它们的食糖非常贵。如果收成不太差，啤酒花和大麦还可以酿成啤酒，如果收成不好，法律会禁止把粮食售给酿酒人。17世纪中期，新大陆的苞谷——就是我们所说的玉米——以及土豆在某些欧洲饮食中出现。后来还有了向日葵。向日葵是从新大陆引入的作物，16世纪中期开始广泛种植。培育更高的向日葵变成了一场竞赛。一名英国园丁声称自己有一株高十四英尺的向日葵，随后，一个马德里的园丁说他的向日葵高二十四英尺，另一则帕多瓦的报道则称一株向日葵长到了难以置信的四十英尺。18世纪，有人为提取葵花籽油的设备申请了专利。

发现通往东印度群岛和新大陆的水路增加了欧洲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它们也打击了古老的信条，说人类历史进入了没有新事件发生的周期。顺着从地理学到神学的广泛话题，15世纪和16世纪的探险活动证明了极点有生命体存在，这迫使知识进行了重新评估，也获得了实际关注。更醒目的是，新旧大陆的连接实现了全球大交换，植物、动物、人类活动，还有——很遗憾——细菌。此前，西半球生活的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相互隔绝，1492年后，新的生物同质化开始出现，对世界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新大陆的一切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陌生的。他们从没见过鬣蜥蜴那么大的爬行动物，而且他们很困惑，新大陆不仅没有马和牛，加勒比群岛上甚至没有一只大过狐狸的四足动物。探险家和征服者没有看见熟悉的欧洲树木，但加勒比地区3000多种纤美的开花植物让他们惊叹。马、牛和不请自来的老鼠在新栖息地繁衍开来。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率领一支为期四年的远征队穿越了北美大陆的东南部。他在事先并没有准备许多补给的情况下，艰苦跋涉，跨过了现在的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给新大陆留下了一大堆欧洲猪，在那里繁衍开来。征服者拥有了大片的土地，他们开始养牛，而马则一路向北，改变了大草原印第安人的文化。

哥伦布在第二次航行时带来了种子，因为他首航到西半球时没看见西班牙的水果和蔬菜。这是名副其实的“苹果种子约翰尼”的故事，西班牙人迅速使新旧两个大陆的植物和动物种群进行了交换。西班牙和葡萄牙引进了香蕉、柠檬、橘子、石榴、无花果、红枣，还有后来在菲律宾发现的椰子。除了可可和烟草，欧洲人还在新大陆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南瓜。欧洲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远远多于西半球，但是土豆、黄豆和玉米等一些新大陆的主要产物对粮食短缺的欧洲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新大陆的谷物可以在不适于种植蔬菜的荒凉地带生长，它们可以成为欧洲人主要的营养来源。比如，玉米可以生长在对小麦来说太湿润、对水稻来说又太干燥的地方，而且它的亩产是小麦和水稻的两倍，这些来自新大陆的作物能适应不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就像是对抗饥荒的保单。

土豆比谷物富含更多的热量，而且可以在小地块上茁壮生长。而且更惊人的是，土豆每英亩的产量比小麦和大麦能多出两到三倍蒲式耳。它们可以储存过冬，而且对种植方式没有过多要求。人们很难改变饮食习惯，所以接受奇怪却有益的食物的过程非常缓慢。但是不起眼的土豆用高产量说服了爱尔兰人，16世纪末，爱尔兰人开始种植它。

土豆有几个如今很少发挥作用的优点。它们可以在高海拔地区生长，有助于西班牙养活波多西省的矿工，而且有了它们，中国农民可以搬进山地，逃避政府征税。[2]入侵的军队烧毁其他作物时，藏在地下的土豆可以躲过一劫。在中国、波兰，尤其是爱尔兰，土豆的丰收促进了早婚多育。1846年、1848年和1852年，空气传播的枯萎病袭击了土豆植株，爱尔兰因此失去了1/8的人口——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全家人死在他们的小屋里，田地里也能看见尸体。而英国贸易政策更是加剧了这次灾难，迫使爱尔兰另外1/4的人口去了新大陆。

新大陆对欧洲最大的贡献是加勒比群岛生产的食糖。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从葡萄牙的马德拉带来了甘蔗。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把甘蔗种植从西非海岸附近的圣多美，引入了他们新大陆的殖民地巴西。圣多明戈的金矿很快枯竭，食糖生产变成了殖民者可靠的收入来源。有用的甘蔗和种植它们的奴隶帮助西班牙的殖民当局创造了利润。劳动密集型农业迅速萌生，这通常需要大量奴隶一起劳作。这些田里的工厂是农业高度资本化最早的例证，对以家庭为基础的欧洲农业圈来说是陌生的。农活是苦差事，如果为了让工人努力工作，还要奴役和追打他们，那么农务就变得更加残酷。糖料种植园的男女比例往往高达13∶1。蔗糖立刻风靡欧洲。17世纪，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为了种植这个新的盈利作物，很快占领了加勒比岛屿。

虽然我们都明白食糖对于糖果、饼干、蛋糕和咖啡的价值，但是我们忘了向它在欧洲饮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致意。食糖不仅可以提供热量、增加甜味，而且它可以一年四季长时间保存水果和蔬菜。人工制冷发明前，保存食物只有三种方法：腌制、蜜渍或风干。而食糖是蜜渍必不可少的原料。19世纪，德国化学家开发甜菜制糖技术之前，人们只能从甘蔗生长茂密的热带地区进口食糖。充满魅力而稀有的蔗糖对西印度群岛的价值，就如同后来石油对中东的意义一样：这是他们垄断的商品，而且这种商品的需求持续攀升了两个世纪。

东西印度群岛的异国香料、奢华织物和贵金属贸易极大地丰富了富裕的欧洲人的生活，同时也极其缓慢地出现在普通人的衣柜里和餐桌上。城市不断扩大，同时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大幅增加，但在农村地区，男男女女以及他们的孩子、仆人仍在以几个世纪以前的方式劳作，侍弄土地、砍伐木材、饲养牲畜。在这些农业活动中，人们并没有分配各自的任务；地主、承租人、佃农和工人等继承身份已经指定了这些职责。补给生存所需的食物、布料和住所占满了整个家庭的时间表，而且其中有持续严格的性别分工。这些工作并没有激励措施，是习俗指引着一项项任务按日历进行。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中还掺杂着一点点无知、孤立和迷信，而改变这个秩序需要一次激励、创新和巧合的复杂编排。

花了两百年的时间，加勒比种植园的生产规模才降低了食糖的价格，使这种神奇的调味料走进了大多数人家的食品储藏室。1750年，英国饮食中1%的热量来自食糖；到20世纪初，这个比例达到了14%。高额利润的诱惑压制了使用奴隶劳动的顾虑。食糖成为库存不断扩大的物品，把欧洲国家带入了一轮日趋激烈的物资交流，波罗的海国家的粮食和木材，荷兰人的干鲱鱼，还有他们的贸易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商品，伊比利亚半岛的橄榄油、葡萄酒及精致的美利奴羊毛，意大利的葡萄酒和水果，法国的奢华织物和葡萄酒，英国的羊毛、五金工具和食品。国际贸易的网络中，接近大西洋的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

富人可以享用大量的肉、鱼和家禽，而穷人却只能用面包这种单调的食物充饥。英国北部和苏格兰甚至连小麦都没有；穷人只能吃燕麦，而各处上流社会的成员却可以享受种类繁多的菜肴。一本保留下来的家庭账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某位贵族在主显节宴会上招待宾客的食物清单。他有450位客人，总共吃了678块面包、36块牛股肉、12只绵羊、2头小牛、4只猪、6只乳猪、1只羊羔、许多鸡和兔子，以及牡蛎、鳕鱼、鲟鱼、比目鱼、大鳗鱼、鲽鱼、鲑鱼、天鹅、鹅、养鸡场的阉鸡、孔雀、苍鹭、野鸭、山鹬、云雀、鹌鹑、鸡蛋、黄油和牛奶，还有若干葡萄酒和259壶麦芽酒。[3]如果把这份记录与社会中80%的人口的单调饮食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见地位带来的物质享受方面的差别。在这个稀缺的世界上，还是有些人生活得很富足。

农业实践总结了几个世纪的经验，由共同的习惯构成，受到权威的支持，通过惯例、共同任务、仪式和庆典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理想化的农村生活方式甚至持续了三个新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许多欧洲人仍在共同的田地里耕作。效率最低的农民设定劳动节奏；集体地块保持着种植和收割的严格的时间表。庄稼收割后，村民们必须协商一致，在特定的一段时间里让他们的牲畜吃田里剩下的庄稼。虽然大多数村庄里也住着拥有永久产权的农民和富裕的租户，但是他们的生活与邻居也密不可分。这种生活方式的稳定性筑起了一堵反对变化的铜墙铁壁。即使是家庭独自耕作的地块，土地的使用和处置也有诸多限制，还有复杂的称谓和出售或遗赠土地的权利。

人口增长和农业

出生和死亡的节律设定了人口扩大和收缩的进度。年景好，人们就会养育更多的孩子——或者说，更多的孩子能活下来。久而久之，新一代膨胀的需求推高了粮食价格，反过来还鼓励一些农民去寻找和耕作一些边缘的地块。更大的需求导致了更高的价格，这使人们去开发相对贫瘠的土地来讨生活，但是要养活越来越庞大的人口，用这个策略注定会失败。最终，产量会下降，放大的人口也更容易遭遇饥荒。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都会非常有规律地进入这个人口数量增长和下降的周期。疾病时常伴随着饥饿让人虚弱的影响，也成了杀人利器。而且还有战争的创伤，军队洗劫农村，会使那里的生活处境更加糟糕。从1618年持续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致使德国人口下降了35%，给16世纪的人口增长画上了一个突然的句号。

一些简单的经济真理主宰了一切。食品丰富，价格下降；食品短缺，价格上涨。人口增长增加了需求，从而推高了粮食价格。随着人口数量的减少，粮食价格会下跌，农作物种植面积也会缩小。现代化以前，农民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也养不活足够的牲畜，不能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所以他们一直心存对坏年景的恐惧。这挫伤了投资的信心，增加了对权威的依赖。最好为拮据的日子提前储蓄；最好不要冒犯那些在困苦时期能提供帮助的人。因为收成不定，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在这些情况下，宿命论盛行。只有农业生产力提高了，恶劣天气才会显得不那么生死攸关，人们才会愿意相信自己有掌控命运的能力。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口在增长和下降之间大起大落。14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大陆，人口数量几乎触底。来自中国的大篷车里的老鼠身上的跳蚤把黑死病带到了欧洲，不到四年，欧洲的人口几乎死了一半。因为黑死病周而复始地爆发，所以15世纪，欧洲人口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口的连续损失致使整体经济紧缩。消费者减少了，而且分散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货物的运输成本变得非常昂贵。许多贸易关系骤然中止。但是人口减少对幸存者往往意味着更美好的时代，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工资，从地主手中获取更好的租约，地主们被迫开始争夺租户。工人数量的减少也激励了葡萄牙的贸易商，他们沿非洲西海岸扬帆航行去买奴隶，并把他们带回里斯本。

人们为了应对早先的人口增长，不得不耕种贫瘠的土地，现在人口下降，人们放弃了这些定居点。15世纪中后期，英国有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村庄不复存在。16世纪初，欧洲人口开始从黑死病中活过来，但是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的人口数量才达到公元1世纪的基准值。人口增长与收缩的秋千荡来荡去。16世纪，人口增长，17世纪，人口又下降了，到18世纪40年代，人口又出现了新高点。这一高点成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的永久出发点。自此以后，虽然19世纪早期，欧洲大陆仍经历了几次饥荒，但是人口缩减停止了。

18世纪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时刻在思考这些现实问题，他发表了著名的《人口论》。他在书中揭露了一个相互矛盾的困境。他从一个人口增长的简单假设开始：如果食物充足，人们就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而这幸福的产出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饥馑。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4]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口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如果一对父母把六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很快就会有36个孙子孙女，家庭人口等于增加了六倍。即使农业扩大，更多的土地可以投入生产或增加产量，它也只能缓慢地以算术方式增长——二加二，而不是二乘二。粮食种植增加10%，产量只能在每100蒲式耳的基础上多出10蒲式耳，几乎不够养活新增人口。饥馑加速袭卷重来，新耕地也不如已开垦的土地，因为人们首先会耕种好地，只有当需求推高了粮食价格，他们才会迁移去贫瘠的土地。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言外之意令人震惊：生育可以消灭所有大丰收带来的丰裕。简而言之，好时光造就了坏年景。马尔萨斯认为，死神开着满载疾病、饥馑和灾难的列车，重建了人与食物之间的平衡。对法国大革命后围绕整个欧洲知识界的乐观情绪，马尔萨斯反应消极，他从未指望人们会减少他们迫切的情欲。他承认少生育会延缓饥荒发生的可能，但他不相信男男女女愿意控制他们的生育能力。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教化可以改写这些人口增长和下降的必然规律。他在再版的著作里表示庆幸英国有这么多的马（英国人爱射击和狩猎）。马尔萨斯说，马建立了对抗饥荒的防火墙，因为它们在人们绝望的时刻可以充当食物。当然，它们的粪便也是农民宝贵的肥料。

和许多先知一样，马尔萨斯关于过去的话……很正确。他的书在1798年出版，正赶上两次戏剧化发展的风口浪尖，这两次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极为重要：家庭规模的限制，以及两个世纪以来收成的稳定增长与农业改进的相互加强。17世纪末，英国和荷兰已经突破了古老的生产力限制。即便如此，马尔萨斯清楚地看到，早期现代社会的人口增长仍是没有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这正是我们故事的起点。顺便说一下，马尔萨斯给出的严峻数字启发了当时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使他产生了一个关键的想法。如果所有物种为了养活自己必须斗争，那么自然已经引起了一场物种之间的战争。这个想法让达尔文进化论的爱好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造了著名的短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二战后，学者对百年来欧洲人口手风琴般的波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里面似乎包含了一些“西方的崛起”的线索。历史学家的“珠穆朗玛”变成了解释西方国家如何甩掉贫穷与无知的枷锁，大步走入它们自己创造的现代化时代，这使它们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也不同于它们自己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为了解释西方世界与它的过去和其他同时代社会之间的分歧，都把注意力放在对外贸易、城市增长和工业发展上。很明显，这个故事终究是缺点什么，因为只有农民能生产出更多供养社会人口的粮食，资金和劳动力才能进入工业。这意味着改变如果要持久，必须从社会最保守且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农村开始。

人口学家想要证实或证伪马尔萨斯有关人类繁衍的苛责，他们找到了更精确的方法来调查过去的人口动态。他们详细研究了教区教堂保存的婚姻、出生和死亡登记册以及政府的统计数据。他们利用家庭重构形式，耗费心血地绘制了婚礼、洗礼和葬礼的时间图表。这些日积月累的记录反映出了统计上的平均结婚年龄、典型的生育间隔，以及人们与他们下一代的预期寿命。[5]历史人口学家可以借助计算机标绘出生率和死亡率。他们一丝不苟地填写了数百个群体的家庭重构形式，发现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模式。

这项工作有一个显著的发现：大多数欧洲人的结婚年龄偏大，男性是26～27岁，女性是24～25岁。这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早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和印度人差不多青春期就结婚了，然后他们会搬去和丈夫或妻子的家人一起生活。欧洲南部也是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而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夫妻结婚前，必须建起自己独立的居所。这个习俗起到了人口检查的作用。如果婚前，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就已过了1/3，那么她就会少生孩子。一个男人只有能养活妻子才能结婚，这一事实解释了晚婚模式如何被维持下来。父亲去世，儿女才能拥有土地，这是连接死亡率和生育率的现实。但是结婚年龄比较灵活。后来，当男性有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时，结婚年龄就提前了两三岁。尽管如此，欧洲国家的结婚年龄仍远高于世界其他地方。

这些发现表明了欧洲的饥荒为什么从未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严重，也解释了英国最先消灭饥荒的原因。穷人晚婚的现象最为明显，他们的青春期都消耗在了学徒制或成为农场仆人的岁月里。有产阶级的成员更关注接续香火的家族继承人。富人们为他们青春期的男孩娶妻，或送他们青春期的女孩出嫁，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支持年轻的新婚夫妇。父母可以安排——而且教会法规也允许——八九岁的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婚姻，但这并不典型，只是长期以来一直这么认为。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例外，不是普遍现象，普通人总是需要等待时机才可以结婚。

粮食短缺长期限制着人们的经济视野，如果人们想摆脱粮食短缺的钳制，食品价格必须降下来，人口指标显示了欧洲国家成功限制家庭规模的方式。新的耕作效率只有释放出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和资金，并且降低了食品价格，才能挣脱稀缺的钳制——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17世纪早期，一名伦敦面包师的记账本向我们展示了相对于收入的食物支出。他每周需要支付的工资是3美元，同时要养活一家13口人——妻子、孩子、帮工、学徒和仆人——花销是12美元。他的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4/5。而今天，一家为8名员工提供三餐的小公司在食品上的支出少于总支出的1/4。[6]

食品成本如何限制经济发展

因为约80%的人口在从事粮食生产，所以很少有额外的劳动力和资金去支持许多其他事业。务农累积的盈余一般都计入了统治者的税收、地主的租金和教会的什一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成员——皇室官员、地主和神职人员——仍旧依靠田里劳作的人上缴的税金和租金供养，而不是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其他人——批发商、律师、银行家、零售商——则以收取税金、什一税和租金过活。如果粮食生产没有改变，制成品，甚至从远方带回的大宗商品的需求就不会增长，因为人们没钱消费。与罗马帝国时代相比，16世纪欧洲的农业人口比例几乎没什么变化，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食品价格完全限制了可用来购买皮具、装饰物、香料、餐具、马车、家具、布料和书籍等奢侈品的资金。歉收推高了粮食价格，进一步缩减了这些物品的购买。凶年恶岁里，穷人的餐桌上接连几年都见不到肉。人们会推迟新的购买计划，直到下一个好年景出现，对推迟购买的人来说，这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即使资金越来越宽裕，商业和制造业的增长还面临着另一个障碍，即缺少农业之外的劳动力。扩大生产依靠的是可以在企业工作的男女，但是农业的劳动力需求仍排在首位。

这种状况有几种结果。它鼓励了人们为公认的困难时期进行储蓄。它还意味着奢侈品消费被限制在小范围的、有可支配收入的群体里——这个比例不超过15%。为了摆脱这个困局，农民必须学会用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粮食。新的耕作方法为了消除对饥荒的恐惧，必须维持越来越大的丰收，这抑制了对其他事业的投资。食品价格继续下降，除了贵族和城市富人，其他人也有了购买制成品和进口货物的能力。这些永久摆脱匮乏的必要改变必须从农村群体开始，因为他们对习俗是出了名的忠诚，这也使画面变得更加复杂。

16世纪早期，食品价格上涨是改变的动因。因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推高了粮食价格，虽然改变存在风险，但是荷兰人开创的改进很有吸引力。新大陆的金银涌入引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通货膨胀，但是谷物价格上涨得更快。英国一些有利因素综合在一起，促进了旧农业秩序的改革。地主和租户之间的关系很灵活，允许了新方式的采用。地主、租户和自由租地农开始效仿荷兰农民的成功技术。

黑死病的灾难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土地所有结构。东欧国家的地主把租户变成了农奴，而西欧国家的许多家庭却完全脱离了租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许多独立的英国农民——自耕农或自由租地农——与租户一起耕种着更大面积的土地。英国地主成功地打破了惯常的、持续租户一生的廉租租约。他们有权根据租户产出谷物和饲养牲畜的价格水平来调整租金。租户也可以利用固定的义务进行更好的规划。比如，他们为了换取长期租约，在协议中详细说明了耕作的改进方法，这使他们能与地主一起分享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带来的好处。法国的地主则用不同的策略来增加收入，他们用罚款、封建会费和劳动服务来压榨租户。

16世纪，人口增长推高的价格鼓励欧洲波罗的海产粮区的地主迁移到了从前忽视的土地，生产了更多出口的粮食。增长又一次引起了旧式的交叉移动，增多的工人降低了工资价格，人口增长不仅增加了食品需求，而且提高了食品价格。有钱人又富裕了一阵子。从长远来看，粮食生产无法跟上新增人口的迫切需求。从短期50年来看，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去寻找获得更大产出的方法。大部分地方的大多数地主宁愿坚持使用根深蒂固的方法，但也有很多人选择尝试提高产量的新方法，正是这些人让欧洲走上改变农业体系的道路。

所有欧洲国家从16世纪和17世纪激增的贸易中都有所斩获。[7]更多的船只和货车在国与国之间运送更多的货物，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地区歉收，它的损失有时可以从同一大陆其他地区进口的粮食中得到弥补。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村，所以政府要员们开始储存粮食以防未来的农作物歉收，尤其是在荷兰，那里的粮食供给总是不够养活它的人民。西班牙依赖北欧国家进口的小麦、铜、锡、木材、麻、亚麻以及高品质的纺织品，而且许多西班牙人当时也有钱购买。这种追逐商品的货币增长很自然地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有趣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他商品。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过多的人和白银。

欧洲农民有自然的水源，所以不必像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农民那样依赖灌溉。修建灌溉用的运河、水闸和水轮机的成本非常高，只有政府或富人可以负担得起。这一事实可能限制了创新者相对于官员和富人的人数，因为官员和有钱人往往是最保守的社会成员，他们是当时既存状况最大的投资者。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部分地区同时享受着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直到18世纪中叶，人口增长才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

荷兰的农业改良

荷兰的联合省是欧洲的奇迹，尤其是16世纪末，它们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后，从北海的潮汐入侵中费力地争得了土地。他们从拍打海岸的海水里捕获了成吨的鲱鱼，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商船队，把这些宝贵的蛋白质来源运往欧洲邻国。佛兰德斯的农民开垦了荒地，这些沙质的荒地一般不能培育谷物，只能种植亚麻和大麻，这些作物可以制造亚麻制品和绳索（大麻的用处就不用说了）。这些作物的好处是它们遗留下的秸秆在翻犁后可以使沙质的土壤变得蓬松。其他地方的荷兰人排干了沼泽地，开垦了更多的耕地。他们还尝试使用苜蓿这种各处丛生的野草进行实验。一些人的细心观察表明，苜蓿和许多豆科植物一样，会在土壤中留下氮肥。萝卜也成了新作物，它们可以在夏季种植，然后储存起来作为动物冬天的饲料。这一创新方法使人们可以饲养大型的动物，并且为贫瘠的土地提供更多的肥料。

全世界农业的生产力都严重不足，因为不停耕作耗尽了土地的肥力。传统补救土壤衰竭的措施是让土地休耕，使其重新恢复生产力，但这会让1/3或1/4的耕地停止产出。农民也可以用添加氮肥的方法恢复土壤的肥力。氮肥的主要来源是动物，人们饲养动物，让它们排便，但这侵占了更多的土地，使之不能为人们生产粮食。突破这个土壤肥力下降的束缚需要一些相互促进的方式。数十年来，荷兰农民一直在尝试各种可能的改良方法。

一些荷兰农民意识到，他们可以放弃每年让1/3土地休耕的古老的中世纪做法。这一举措增加了1/3的耕种面积。他们不再休耕轮作，而是把土地分成四个区，每季轮流种植谷物、萝卜、甘草和苜蓿。这不仅增加了1/3的耕种面积，而且苜蓿可以丰富土壤里的氮沉积，还能用来喂养牲畜。增长的良性循环取代了下降的恶性循环。一些地主和农民抓住了提高生产力的机会，他们抢占了先机，永远逃出了由来已久的匮乏经济。

英国农民复制了荷兰人的做法，他们的农业基地成功做到了利用更少的劳动力和投资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英国人与荷兰人不同，他们有很多种植谷物的耕地，这些谷物可以养活人，也可以饲养牲畜。荷兰却生产不出足够它的人民食用一年的口粮。他们只好用贸易收益来换取谷物，但是这种救命计划的代价越来越高昂。

17世纪初，英国有差不多500万人和100多万匹马。一匹马可以提供相当于8～10人的力量，所以马成了风、水、煤之外，英国工业可以使用的另一种动力来源。[8]因为土地有多种类型，所以提高肥力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如果农民住在大海附近，他们可以用海砂和磨碎的海洋贝类来缓和肥沃的重黏土，也可以把泥灰土和石灰岩掺进土壤。农民为了提高沙质土壤的肥力，可以种植豆科植物和苜蓿，因为这些植物能把氮留在土壤里，氮是所有土壤的重要强化剂。农民还用绳把动物拴在地里，这是自然界最有效的施肥方法。

一些英国农民效仿荷兰人用四块田轮流耕作，另一些人则采用了垂直畜牧业的方法。这一做法要求农民先在最好的土地上耕作三四年，然后把它们当作牧场，放牧五年，畜肥和固氮作物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重建土地种植谷物所需的肥力。这就和荷兰的农业体系保持了一致，不管是为了动物，还是为了人，土地都不再休耕，始终都在种植某些作物。农场的每一个要素都被利用起来，每一双手都被分配了新任务。这些创新带来的连锁反应很快就吸引了农民的注意力。荷兰人和英国人开始大量培植草甸，它们可以在冬季温暖土壤，并且延长了种植作物的时间。这一百年，所有农业改进都提高了种子的投入产出比、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和土地的投入产出比。更简单点说，它们用更少的耕地、更少的劳动力和更少的种子获得了更多的产出。

当话题转到生活必需品时，改变需要勇气和想象力，也需要注重细节。我们假定在耳熟能详且盲目的进步故事中，所需的改变都混合了时机与自然人追求自我完善的动机。那么下一步可以解释说，人们会利用这些巧妙的方法为农村带去繁荣。只要传统的农场家庭和地主的想法与今天的风险投资家一样，这一切就会梦想成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很多因素也阻止他们这样做。新事物吓坏了这些循规蹈矩的人。承担风险可能只是能不能吃饱饭之间的差别。

还有一个反对采用这些新技术的不利因素：前现代时期的人们的生物节律不能适应连续的劳动。人们习惯了欲望不能满足，也习惯了忍受其他诸多不适，但是他们不会长期日复一日地奋发图强。人类不是天生就可以长时间工作的。古老的耕作方法只在粮食种植和收割的时节需要密集劳作。这些季节之间则会有很多闲暇时光。基督教日历甚至用数十个节日来打发这些不用干活的日子，如果星期日也算在内的话，每年差不多有100天的假日。努力工作是必须开发的潜力，通常要从严格的儿童早期训练开始。害怕受到惩罚和坚持不懈的监督可以改变习惯，只是进展缓慢。有一点也很清楚，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为了感知目的而发奋劳作。打破旧农业秩序重要的是为接受以新的方式竭尽全力做事的人营造环境。当有这么多更习惯的花钱途径，而且风险还超过回报时，成为经济学家称之为的理性经济主体对地主和租户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农业的改良者

新一轮的农业改良使英国摆脱了“七年丰裕，七年饥馑”的现象。这一次农业改良是永久的改变，而不是与常见阻碍的冲突，所以它的收益是稳定的。接下来的三个半世纪，欧洲西北部农民人口的比例从80%左右下降到了差不多3%。英国的自由租地农和地主这两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有待改变的体制约束。他们用反映市场价格的租约成功代替了较低的固定租金。这些都是潜在的创新。因为地主很少自己耕种土地，所以他们必须顺利地找到合作的租户。英国各处贵族和绅士手中的土地数量差别很大，地主强制租户接受土地改革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少数贵族不愿打扰租户，所以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经济领域，比如采矿。参与农业改良的地主和自由租地农加在一起，控制了英国约60%的耕地。国王、给予习惯承租人以固定租金的地主、不喜欢自己管理地产的领主以及贫穷的佃农持有着这个国家剩余的耕地。

参与农业改进的地主和自由租地农可以购买进入市场的土地，从而增加他们持有的土地，这些土地被出售是因为它们的所有者仙逝或者陷入了财务困境。他们能够作出价格刺激快速响应，因为他们很富有，可以与变化对赌。他们改良成功带来的收益使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政府也参与推动了农业改进，它向专家发放养老金来宣传实利作物，并向农民示范操作如何种植它们。农业手册连续发行了许多廉价版本，同时，人们的识字率也不断提高。长此以往，改良的回报降低了旁观者感受到的风险，消除了一个改革的不利因素。

这些记录并不会让我们了解哪一个群体——是改良的地主，还是改良的自由租地农——在英国农业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把它从以农村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变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农场管理体制。因为农场规模对是否采用新技术几乎没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会转而分析推动创新的文化素养和个人品质。罗马人的记录信息把最好的粪便描述为大师靴底的花纹。17世纪的作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拥有土地的农民可能比地主更具优势，因为地主必须引导租户学习新技术。只有高效的管理人员才可以保存所有动物的粪便，把他的田地从牧场变成耕地，轮流种植粮食作物，种植苜蓿、牧草等土壤改良植物，并让他的孩子和仆人完成各式各样的任务。

采纳改良的最大动力源自这些方式在增收上的显著成功。因为改良有成效，所以少数分散在农村的开拓者充当了变革的催化剂。放弃休耕可以立即带来更多的耕种面积。当足够多的人把资源投入生产改进时，其他人就会效仿，否则他们只能自讨苦吃。增收使粮食价格下降，但改进者仍能获利，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产出，而那些没有提高土壤肥力或者没有采用更好耕作方法的地主和农民则会因为持续下降的粮食价格而被淘汰。市场机制慢慢地建立了改良的动力。

农村最尖锐的分歧发生在参与和没参与改良的人之间——无论他们是农民、租户，还是地主。这不是地主和租户本身的问题。因为身处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也很难知道其中的利益所在，所以利己行为并不会产生一致的影响。市场对原地不动的人非常苛刻；市场的价格动态会奖励有先见之明和参与改良的人，惩罚抗拒改变和不愿参与的人。未来很难看清，而资本主义对个别决策的依赖使未来甚至更加难以想象，想知道这些决策累积起来会导致什么结果更是难上加难。

这些听上去无伤大雅的陈述却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农业从原始生产向提高生产力的转变始于有远见的地主，他们强制租户与其签订商业租约，根据收成设定租金，这使租户必须考虑市场的竞争力。[9]在这个分析中，租户被假定成抗拒与地主的改进计划合作，因为他们害怕变得依赖市场，也担心失去固定租金赋予他们的自主性。但是人们没有办法预测启动改进的后果，也没有办法预言依赖市场需要承担什么。这些只是回顾分析。我们无法想象采用一些农业技术的实验会开启一连串导致经济全面重组的独特发展。将地主指作变革的动力，这使他们比过去更有先见之明，也更遵守纪律。[10]没有证据表明地主作为一个群体，发起了农业的关键转变，也没有证据表明农民和租户自己不愿意接受改进。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反面是真实的：新的社会关系是英国农业转变的结果，而不是起因。这些改变历经了五六代人的试验和反抗，在这个过程中，从佃农到大领主，旧有农业秩序的所有阶层都在缓慢而凌乱地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分类整理。创新必定会重新分配农业收入。创新向愿意改良的人派发了红利，同时减少了不愿改变的地主、农民和租户的回报。这一系列的发展逐渐对数百个农村社区进行了重排。

许多贵族家庭因为临时债务而被迫抛售房产。没有保护性租约的租户就会失去他们的财产。噩运、疾病或规划不足都可能把他们推入佃农的行列——那些只有一座小房子和一个小花园的人——或者，更糟一点，他们甚至会变成流动的劳工。记录表明，即便17世纪，自由租地农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成功。最成功的自由租地农进入了上流社会，而另一些则完全失去了他们独立的基础。市场以其客观和看似无情的方式增多了富人和穷人，并且改变了中间阶层的一系列选项。

启动资本主义的泵

改良的农业技术没有止步于提高产量，它们还颠覆了旧有的农业秩序。它们为市场进行生产，用所有的实际调整取代了传统和继承身份指引的固定生活方式。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有一个观点很正确，即新所有者阶级具有一致性，他们会用影响力和资金去保护对他们利益有利的政策。讽刺的是，这次复杂的社会重排最初竟然被视为一次自然的进程。改良地主运动的一部分是要使地主摆脱旧限制，这些限制在反对独占、垄断和倒卖的法律里都有所提及，只是修辞上有点夸张。争论者和时评人开始谈论市场生产，说它是对抗政治干预的自然系统。

继续前面的话题，丰收还有另一个智力上的影响。丰收让人们更少体会到变化的威胁、更少屈从于自然，也更不容易接受权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的心理模板是不同的。我们会焦虑和害怕。我们接受领导者的权威；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前现代社会一直处于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恐惧的退去腾出了地方，人们可以更乐观地分析未来，更积极地评估人类的能力。人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17世纪中期，英国的人口和价格都趋于稳定，1730年以后才开始再次爬升。过去三千年，世界人口总是在扩增和缩减之间振荡，但是从18世纪开始，人口的基准值一直保持到现在。与以前欧洲人口手风琴模式波动不同，这次的人口增长奠定了未来增长的新基础，每一族群的人口基数都更加庞大，世界人口从此开始猛增。食品供应不时出现严重紧张，但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到可以维持新的人口水平。1700年，路易十四统治着2000万法国人，到1914年，法国人口变成了整整4000万。英国人口增长得更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算上来自西北欧的男男女女——人口数量差不多每隔25年就翻一番。

因为从1860年开始，英国官员才对农业产量保持系统的记录，所以我这里给出的数字都是根据农民保存的账簿和有关租约的诉讼记录中推测出来的。1520年，英国约80%的人口务农，在正常情况下，100个家庭可以生产足够养活125个家庭的粮食。额外的25个家庭组成了国家的军人、神职人员、王室官员，以及零售商、机械师、批发商和工匠。1600年开始，英国农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1800年，英国只有36%的成年男性劳动力还在务农，而这些农户产出的粮食可以养活自己和其余60%的家庭。这意味着社会的政治、宗教和商业领域的人员数量增加了三倍。后来的半个世纪，农业人口的比例继续减少到总人口的25%。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仍保持在60%～80%，而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人口数量也在同步增长。[11]19世纪中期，法国还没有进行市场整合，而英国在17世纪末就已经完成了。

为了理解新农业实践招致的愤怒，我们需要再回看一眼传统的农耕世界。农业一直围绕着村庄展开，除了村民播种和收割的土地，多数村庄都有大面积的共同耕地。即使每个村民都只耕种自己的土地，但何时种植、何时收割、何时拾穗还是由集体决定。软弱和不负责任与能干和勤奋编织在同一张责任网络中。农村也居住着佃农，他们有一两英亩农田种植作物，饲养家禽。他们与签订年度合同的差役和零工一样，在他人的农场上工作。到16世纪初，私人农场几乎取代了先前的旷野，但是抛开法律不谈，旧日理想作为——良好的——理想仍阴魂不散。

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把余下的公共地块并入独立的私人农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政府为了防止粮食短缺投入了巨资，所以这样的圈地需要议会律例。顾名思义，圈地圈的是以前开放的田地。16世纪上半期，羊毛价格高起，一些英国地主把他们的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圈地把租户赶出了土地。租户从此变成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走在路上寻找工作和食物的“无主之人”。尽管圈地运动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广受非议，但它仍一直持续到羊毛价格再次下降才停止。17世纪，围栏建立谷物耕作的私有农场大体上就已经完成了，但这次圈地仍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圈地创造了就业岗位，生产了更多的粮食，所以它们没有让政府官员焦虑。它们看起来更像是优化的农田管理，而其他经济活动皆源于这个母体。

共同田地的协作耕耘、除草、收割创建了工作、娱乐和典礼的模式，强化了村庄的团体生活。圈地则使每个人离开了这个群体义务和活动的网络。它允许个人组织自己的资源，由此带来了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主要生产者变成了单个家庭，而不是一群协调季节性任务周期的村民，共同命运的意识逐渐淡化。

与其他许多变化不同，整合与围住曾经开放的田地非常引人注目。圈地运动引起了很多评论。对道德家来说，社区农业值得维持，因为它教会了人们彼此的职责。但是17世纪中期，新农业技术的倡导者积极挑战了这个论点。他们认为如果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轮作周期，灵活地铺建牧场，或者种植谷物和牧草，那么生产力获得的提升会非常惊人。争议唤起了不同的理想。珍惜穷人和培养兄弟之爱与利用自己的才智、远见、自律和知识来增加自然的恩赐之间展开了角逐。

17世纪50年代，两位牧师做起了宣传册的生意，这些小册子以极大的热情探讨了这些选项。牧师约翰·摩尔（John Moore）全力攻击圈地运动，从而引发了这次交流：圈地运动把农夫变成了佃农，进而毁灭了他们，因为他们利用这么小块的地，无法养活他们的家庭。圈地鼓励了对不热爱主的穷人的漠不关心。牧师约瑟夫·李（Joseph Lee）匿名回应了这次攻击，他认同不照顾穷人是一种罪恶，但是圈地运动后，租户和自由租地农更有机会挣脱贫困。生产力提高正是圈地的优点。李解释说：“一英亩的君主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他可以和40人共同分享。”虽然争论的核心是优势，李还是强烈建议，人们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被团体福祉的理念禁锢。[12]当时的人反复斟酌这些经济方式，因为这些方式既没有在圣经中被禁止，也很少与社会传统相关联，所以类似的论辩战线一再出现。

16世纪末，同样出于对重整旧有社会结构的关心，英国通过了《济贫法》，重申了社会对养活民众和满足其工作需要的承诺。这部法律颁布后，每个教区即地方政府的基本单位都设置了两名济贫助理的岗位。英国所有的男女儿童都有权在需要的时候，从他或她出生的教区获得救济。在发放救济前，教区官员会确认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一位济贫助理概括了这部法律的要旨：“为那些即将劳动的人效力，惩罚那些好逸恶劳的人，把面包给那些没劳动能力的人。”[13]这部法律的条款明确了社区的责任，即要么给予户外救援，要么提供室内保健设施。从开放的田地变成封闭的私人农场的漫长过程中，越来越多曾经定居村庄的人变成了贫穷的佃农或者流动劳动力，所以这部法律也越来越重要。

17世纪末，一位名叫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公务员编辑了一份国家社会类别的详细清单，我们由此可以大致了解英国贫困人口的规模。他草拟的清单有不同的编号，其中包括男爵、店主等有法律地位的人，也包括流浪汉。[14]学者们仔细研究并且修正了金的这份令人着迷的清单。他总结的一个事实触目惊心，即超过一半的英国人必须求助于某种形式的慈善才能度过一年。一个世纪前，这个群体可能更庞大，当时大批的乞丐和流浪汉使有产阶级惶恐不安。这种担忧推动建立了所有劳动合同的标准，并且将定居人口的理念写进了法律，在所有定居人口中，每个工人都有他的社会上级。雇主必须留用员工至少一年，而且要遵守工资的法定限制。

虽然农业改良使很多人失业，但是也让更多的人活了下来。人口史学家在重建谷物价格升降与出生率和死亡率升降之间的关系时，偶然发现了英国经济历史上的重要基准。他们发现，1648～1650年农业歉收非常严重，粮食价格飙升，但是伴生的死亡并没增多。食品价格尽管仍不时暴涨，但是饥馑不再是灾难。到1700年，英国每年的农产品产量至少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而且这个差距一直保持到19世纪50年代。[15]

英国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越过了障碍，与自己的过去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分开。他们确实做到了。17世纪中期过后，饥荒不再能威胁英国人。长期的营养不良却仍徘徊在欧洲最底层20%的人口中，到18世纪也没有完全消失。提高的农业生产力，连同粮食供应短缺时，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粮食的购买力一起消灭了英国海岸的“《启示录》四骑士”之一的饥荒。维持严格社会秩序的强大理由悄然消失，留下了一组慢慢过时的社会惯例。1819年，最后一场大饥荒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明显地区分开来，更不用说和世界其他地区，它们还在与粮食短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尽管农业革命很混乱，但它提高了每个人的生存机会。食品和其他商品的内陆交易愈加密集。在欧洲，单一的国家市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成形。因为粮食歉收很少同时打击所有地区，所以全国范围的商业网络创造了另一道对抗饥荒的堤防。现在这些联系方式——交通运输系统、中间商以及支付手段——可以将食品运往粮食匮乏的地方。如果穷人买不起食物，那么政府可以买单。国家市场的形成反映的不只是良好的公路系统，还证明农民愿意将他们收割的庄稼运往本地之外的区域。他们这么做了，但并不总是很愉快。当时曾有人感叹：“‘我们’在每个教区曾有一种市场，可以提供大部分的国内商品。我们不用被迫把玉米运去只有天知道的地方，与只有天知道的人交易，以只有天知道的价格出售，也只有天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收到钱。”[16]

17世纪上半期，英国和荷兰是仅有的提高了养活人民能力的两个欧洲国家。半个世纪后，它们又是最早实现人口和收入同时增加的两个国家。与其他欧洲国家对比后，我们可以看出农业改进带来的巨大差异。欧洲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以及一连串的风暴和冰点天气造成的破坏从俄罗斯一直延伸到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农耕方式仍然保持不变。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人口增长更是加剧了农业生产力的下降。[17]俄罗斯和波兰的远东地区的地主通过农奴制把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消除了改善农业惯例的动力。波罗的海的地主为了应对粮食价格上涨，把更多的土地用于耕作，但是他们不关心农民的福利，他们以牺牲国内的饥民为代价，把粮食运到国外市场获取利润。

法国的农民可以获取荷兰农业改进的信息，而且法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也与荷兰相似，但直到18世纪，法国的农业也没有开始改良。黑死病导致的人口缩减使法国农民更紧紧攥着手中的土地，但是他们也得承担许多法律责任。16世纪，人口开始上升，更多的子孙意味着家庭地块不得不划分。这种财产的分割使这些家庭必须依靠更小块的土地挣扎度日。法国没有英国那样丰富的河流和运河网络来运输粮食。覆盖法国乡村的封建特权错综复杂的像个迷宫。区域之间的货物运输很困难，所以法国一个地区的人快饿死了，另一个地方却仍有充足的粮食。

法国的贸易和制造业表现抢眼，但农业停滞不前。随着贵族地主和国家对农民微薄收入的抽成越来越多，法国农民的苦难不断增加。法国地主没手段改变贫困农民的农业技术，但他们可以恢复并且也确实恢复了旧的封建特权，随着价格上涨，他们可以榨取更多的钱。即使国王一直保护农民免受咄咄逼人的地主的折磨，但他也向农民索取了越来越高的税金。[18]直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才针对所谓的旧制度完成了有意义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改革。

1787～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热心的英国农业改革者阿瑟·杨（Arthur Young）在西班牙和法国旅行，西班牙对农业的忽视以及法国的贫穷让他感到惊讶。杨观察到一个现象，某个地区的穷人出门不穿鞋，他明确指出了一个至今仍困扰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普遍的贫困破坏了国家繁荣的根基，因为只有穷人可以大量消费了，其他行业才能生存发展。[19]在他看来，工人的双重角色十分明显。保持工人的低收入可以使商品降低成本，但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商品的市场规模。杨批评了政府干预，他指出法国的古老特权阻碍了所有货物的流通，甚至包括闹饥荒时的谷物流通。

用更少的工人、以更低的成本养活更多的人，这样一来，其余的人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而且每个人口袋里有更多的钱可以购买陶器、餐具、印度棉、书籍，以及从鞋子到马鞍等一系列皮革制品。当英国农民从养活6个家庭变为满足30个家庭的需要时，他们完成了一次生产力的惊人转变。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也为人们的生活引入了一项新的必然措施。饥荒消灭后的一代，消费者和投资者放下了与恐惧关联的谨慎，他们开始用储蓄进行风险投资。新机器迎来了制造业的新时代，但这些精巧设计与高效的农业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农业革命不能生产这些对工业化很关键的发明，但是如果没有充裕的粮食，经济不能为所有社会成员全力生产粮食，这些发明只会局限在小范围的经济之内。

与早期加快商业节奏不同，用更少的钱和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粮食为其他经济活动释放了人力和资金等重要资源，其中一些经济活动是以前无法想象的。在早期现代的混乱革命中，农业革命的影响最深远。然而这场革命在研究时常常被忽略，因为它不像迷人的香料、陶瓷和纺织品贸易那样显眼，也不像宣告“西方的崛起”和工业力量的机器进步那样神奇。

对继承父辈身份的人来说，乡村生活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失去了一生指定的角色。他们因为不可逆转的变化而流离失所，他们四处流浪，在附近的城镇寻找工作，或是走进森林和山地草甸安家落户，成为非法占有者。农业的商业化使许多人开始为工资而工作。一旦从传统的农业秩序中连根拔起，他们就会失去农民身份，被迫加入现代化社会的工人阶级，在这个社会中，老主顾很少，就业很不确定。一些人四处迁徙，成为季节性劳动力。许多人移居伦敦，少数人抓住了不断成熟的商业和不断发展的工业创造的机会。另一些人则总是在寻找工作，他们的脚步始终追赶着经济扩张的进程。

自此，英国人分成了两类，在百年内被迫改变的人和原地不动的人。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的经历是整个欧洲农民未来使命的预先排演。数百万人横渡大西洋，在北美和南美建立了欧洲的滩头阵地，而他们的兄弟姐妹则成为新兴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今时今日的饥荒使我们想起养活一个社会是怎样复杂的挑战，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农业革命如何为资本主义创造机会。

[1] Alfred W. Crosby，Jr.，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CT，1972）.

[2]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2nd ed.（Armonk，NY，2006），07.

[3] Quoted in Andrew B. Appleby，“Diet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Charles Webster，ed.，Health，Medicine and Mortal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79）.

[4] David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69），15-16.

[5] E.A. Wrigley and R.S. Schofield，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London，1981）；E.A. Wrigley，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ical Demography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966），96-159. See also Levine，At the Dawn of Modernity，294-99.

[6] 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New York，1965），1. I have converted English currency to American dollars.

[7] Fernand Braudel and Frank Spooner，“Prices in Europe，from 1450-1750，” in Edwin E. Rich and Charles Henry Wilso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4（Cambridge，1967）.

[8] P.H.H. Vries，“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2（2001）：4-5.

[9] Robert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68-72；Robert Brenner，“Property and Progress，” in Chris Wickham，ed.，Marxist History-Writ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xford，2007）. Brenner，more than any other contemporary scholar，prompted a debate on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economic change.

[10] T.H. Aston and C.E. Philpin，eds.，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Cambridge，1985）.

[11] 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1988），12-13.

[12] Quoted in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59-64.

[13] Quoted in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130.

[14] D.V. Glass，“Gregory King’s Estima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1695，” Population Studies，2（1950）.

[15] E.A. Wrigley and R.S. 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A Reconstruction（London，1981）；Gregory Clark，“Too Much Revolution：Agricultur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00-1860，” in Joel Mokyr，ed.，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2nd ed.（Boulder，1999），238-39.

[16] Thomas Culpeper，Plain English（London，1673）.

[17] Robert C. Allen，“Economic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urope，1300-18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4（2000），6-8.

[18]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68-72.

[19] Arthur Young，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Dublin，1793），Ⅰ∶130.

第四章 关于市场与人性的评论

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进口彩色的印花棉布和条格棉布。英国民众原本终其一生都裹着厚重的羊毛和亚麻，现在有机会穿着轻薄鲜亮的衣料，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观察家对于人们的反应感到很惊讶，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大肆宣扬物质欲望的好处。有位观察家写道：“心里的欲望是无限的，人自然而然地渴望，而且随着精神的提升，他的感官会变得更加雅致，更能喜悦。”接着，他把这些唤起的品味与为了消费努力工作的倾向联系起来。资本主义战胜传统秩序重要的一点在于让人们改变了关于基本价值观的想法。一整套连贯完整的观点把他们的世界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些观点很好地描述了资源稀缺的世界的行为方式。歌曲、布道和古语传达的赞誉和非议使人们各得其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处世原则，而后，我们也很少认真地思考它们。研究这些原则如何作用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领域。但是在资本主义历史中，这些处事方式不容忽视，因为资本主义有赖于人们不同的行为：承担风险，认可新事物，还有创新。印花棉布的热潮是开启世界新存在方式的缩影。

传统社会是围绕地位而构建的，社会结构中贵族或平民等身份是永久的。社会阶层与资本主义一起出现，是以他们的财富多少和他们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区分成不同的群体。企业精神显著而深刻地背离了传统的社会规范。比如，现代社会中，享受富有生活的愿望是经济创新的主要诱因之一，而继承身份的等级制度阻塞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身份继承与美德没有任何关系。一心发财的念头冒犯了绅士，他们认为这些野心勃勃的平民非常庸俗。绅士不用努力，只有仆人才会东奔西走忙个不停。谁是雇主、谁是雇员，阶层固化了职业。今日的美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可中产阶级或布尔乔亚原来是指那些富有的商人、医生和律师，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但又不是绅士或贵族。

如果没有推力，人们只有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才会缓慢地改变他们的行为。通常这需要有新想法的一两代人成长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变化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新事物必须融入文化形式，而这是表达和讨论的工作。我是想说，人们需要打量创新，评估它们的效果，找出它们对人生的意义，并且确知社会的其他切面会受到什么影响。创业型经济的支持者解释说，创新促使他们奋力争取各种社会变革。大多数参与变革的人最先这样讲，然后才有更多的社会辩才加入。这些话说出口，似乎人尽皆知，但资本主义起源的故事很少讲到培育支持新制度的价值观等非常必要的任务。人们好像认为，因为经济关乎物质，所以只有物质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事实上，经济包含人类，他们没有想法就不会行动。

制度改变前，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像李和摩尔这样的神职人员对待圈地问题一样，必须研究备选方案的利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不能由权威规定，因为新创业型经济的精神内核是个人能动性。这些无名人士凭借自己的力量作出重要的选择。穷人可能会因为食物和住所的需要而被间接强迫，但是制度实际上给了他们更大的空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在哪里落脚以及如何工作。“新的”“改良的”“盈利的”“利益”等成了人们口中的褒义词，同时旧时工作和生活模式的明显的瓦解激起了痛苦和愤怒的哭喊。社会地位高的一群人对究竟是接受改革，还是维持旧方式持不同意见。说服能力在随后的世界观争论中成了强大的武器。

新经济论述

英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历经了两个世纪，自始至终都存在一股活力，而这股朝气蓬勃的劲儿最初是由17世纪的宗教和宪法纠纷培育出来的。生财的新机会越来越明显，当时的人开始寻求解释，他们很容易就会发表关于传统经济正在发生什么的看法。他们往往写文章来证明自己作为积极的市场参与者的特定利益。某些分析家是“代笔”，他们为海外贸易公司或国内制造商进行辩护。道德家则常常借由书写来哀叹罪恶的个人利己主义，痛心他们藐视旨在保护穷人的旧规则。然而相当意外，几乎所有观察市场的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普通百姓都对新机遇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这证明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行动能力，这使他们的社会上层十分惊讶，因为这些社会上层一直认为，单纯的农民和小城镇商人并不拥有想象力采取惯常之外的行动。

在稀缺世界中劳动力和资源全力投入才能用一年的生产置换一年的消费，而现在，这个世界渐行渐远。各种各样的欲望带来的煎熬仍普遍存在。17世纪末，一位受人尊敬的专家曾推测，英国有一半人口需要援助才能度过一年，他们不得不依靠全国税收支持的救济制度。[1]户外救济一点也不慷慨，自从地方政府就位，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时，革新派雇主解雇或取代工人就更加容易了。

很快，经济发展新现象的观察者就开始广为宣传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行为方式。他们描述人们天生就喜欢生产、销售和购买，这种固有的倾向推动了市场的扩张。这些言论散落在小册子、订购目录、宣传页和学术专著里，其中许多是出自洛克、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笛福等杰出人物之手，聚集了赚钱的普遍感召力。民众的能动性最紧要，比如，为了在春季种植中抢占先机而播撒草种，或是把本地奶酪运到远地市场。这不再是罕见的行为，注重商业行为的反馈被看作是新发现的人类能力。即使是洛克这样清醒的人类历史事件的见证人，都沉溺在未来的幻想之中，他写到，如果所有人都工作，那么世界的工作差不多半天就能完成。[2]

每一条有关汇率、工资、租金和账户余额的建议都召唤着有关人们对选择如何反应的新概念。英国经济脉动规律的观察家认为，参与者不是冲动，他们计算过成本，也权衡过收益。多数评论家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开始相信市场上的生意人有一致的反应。因为人们会计算自身利益，所以他们可以指望。18世纪中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评论说，“赚钱是一个人可以使用的最天真的手段”。[3]决定性的文化转变终于豁然开朗了。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即《国富论》）；18世纪末，知识分子把斯密视为理解资本主义现象的亚里士多德。斯密出色地阐释了英国创造出空前财富的原因（1707年，根据《联合法案》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建立了大不列颠王国）。他倡导“天赋自由”的制度，构建了新的概念，说人类会负责任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他认为如果撤除大部分监管，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人们少有选择的机会，所以他们表现得善变又冲动，并且对自己的激情太过执著。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他们沉浸在罪恶之中。因为人性有这一面，所以让人们利用自己的资源，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似乎有点疯狂。但有关人们市场交易行为方式的新事实支撑了亚当·斯密的这个建议。斯密自己似乎没意识到，他的前辈不仅观察了新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戏剧化地提升了人性。这些想法在他心里积存已久，他视之为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新论断变成了普遍真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写到斯密时，给予了某些肯定，“像你这样的基于人性的理论，始终如一，必会持久；而那些基于个人观点的理论，千变万化，必将被忘记”。[4]多么诱人的想法：不变的人性。

在英国，所有这一切都在公共舞台上上演，编写小册子、演讲报告，以及宣传大多数人关注的争论。这个国家在17世纪的发展中已经高度同质化了。它只有一位国王、一种语言、一个国立教会、一套法律制度和一家充满活力的媒体。随着各地的农民和工匠进入这个日益扩大的圈子，一个国家市场形成了。伦敦就是英国团结一致的最佳表达。1690年，伦敦的居民人数超过了50万，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并且仍然在快速增长。500万英国人中，差不多10%生活在伦敦。

伦敦的增长模式包含一些有趣的特征。由于高死亡率，伦敦每年至少需要8000个外来人口迁入，才能维持它的增长。因为未婚人士的流动性最高，所以我们推测，大多数来自其他城镇、村落和乡村的男女都是年轻人。英国大都会中心的这种频繁迁徙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有学者计算过，超过1/6的英国人曾在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他们而言，伦敦——政府所在地、企业策源地和公众社交中心——传播了思想，培养了品味，刺激了欲望。[5]

经济变革可能仍是精英事务，它没有以激烈的宗教争斗拉开内战，有关这一话题的争论扩大了读者和评论员的范围。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纠纷催生了庞大而多样化的撰稿人群体。英国人习惯了公开的不和谐。英国和其他欧洲社会相同的是，它也有审查制度，但不同的是，这个制度很少被强制执行。经济的领先优势无论如何都没什么可特别诟病的。重要的是很多作家，甚至更多的读者，他们习惯参与公众讨论。17世纪，英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从而平定了政治纷争。1689年，开创先河的《权利法案》为所有英国人的人身和财产提供了重要保障。审查出版物的许可法获准终止，英格兰银行成立。这首先促进了思想的流通，接着又推动了货币的流通，这都是创新的润滑剂。新上层阶级巩固了它的权力，它对经济发展始终保持着进取心。

英国由于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走出了“世纪革命”。这个世纪开始时，英国还坐着一位相信自己是“王权神授”的国王，而结束时，却变成了国王和议会之间权力平衡的宪制安排。虽然上层阶级渴望稳定，但是它无法压制现已进入大众文化的强大的反权威阵线。过去的三代人对权威的敬畏已经大大降低。他们只会想起这一连串不同寻常的新事物：国王想戴上王冠，只能把权利法案奉给他的臣民，贵族成员表现出对商业的明显兴趣，企业家扩大了事业领域，年轻人毫不费力地在这个国家四处迁移，资金随着争议的欢宴来回流动。回顾这些，不是要赞美英国人，而是想指出必要的社会环境可以使资本家冲出德高望重的社会秩序筑起的藩篱。

所有这些新事物的新颖之处都考验了人们理解生活中无形力量的能力。关于英国商业和资本的热烈讨论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研究中似乎只是拐弯抹角地出现。比如，学者在对比中国与英国时，很少关注17世纪英国的经济变化引发的公众讨论。荷兰主张言论自由，而且确实比英国出版了更多的书籍，但是荷兰经济主题的出版物非常罕见，通常是由政府发行。而欧洲其他地方有力的审查制度扼杀了公众阅读和讨论的导入，处处都是对无序的恐惧。

利润导向型企业的熙熙攘攘与贵族注重的品味和安逸，即伯克口中“买不来的优雅生活”极不相称。主导欧洲社会——其实是统治全球社会的贵族伦理——冷眼旁观了这些粗野的奋斗。19世纪早期，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把英国称为“一个店小二的民族”，他可不是在恭维英国。打动人心的倡导者使人们接受了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忍受了资本主义。只有在英国，提倡创业的人才能一而再公开地证明自己。贸易的加剧引发了通向想象经济的新方式的公开讨论。英国的这些经济辩论对智力和道德方面产生了影响。这些辩论必须经过理解、分析、评议和争执，它们迫使争论双方及其受众对基本价值观都进行了反思。

自身利益驱使大多数文人拿起了手中的笔。经济生活的变化使很多人感到不安。那些输给变化的人很快就开始抱怨创新，而成功的创新者则写文章道明为什么新事物对国家有益。制造商围绕约束员工的方法连篇累牍。贸易公司——尤其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雇了写手，为他们出口金条等违背传统智慧的行为进行辩护。农业改革者出版了指导书籍。现有行业的闯入者在他们的小册子里鼓动解放经济奋进。一些政治家也踏入了这个战场，描绘了有关未来的大画面。私营企业这次严肃而持久的检查导致了经济问题的概念重建。虽然这些因素难以量化，但是对英国制度能否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动态平和地进行调整来说，这些因素绝对至关重要。在私人与公共、个人与道德的争斗中，经济学领域的作家必须创造新的伦理。

评估雇主对工人的责任

1994年，世界银行在马德里召开年度会议。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广播名人I.加比隆多（Iñaki Gabilondo）相当反常地派出了一名记者去采访教堂外等候免费圣诞大餐的人群，询问他们如何看待金融家会聚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用哄笑回应了采访记者的这个导引问题。记者使他们相信，他是很认真地想知道他们的观点时，这些等待免费食物的人热切地发表了他们对国家经济需要的意见。不出所料，这些人一致认为，企业应该拿出一些利润，为像他们这样运气不好的人提供就业岗位。而且如果企业不情愿这样做，政府应该介入，向依靠富人的商业计划而谋生计的人施以援手。[6]

这些西班牙乞丐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出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古老的争议问题之一：雇主不再能从雇员的劳动中获利时，他们是否还该为员工承担责任。员工生产的产品需求下降时，雇主是否该像散伙的“酒肉朋友”一样解雇员工。这个问题总是以某种方式——今天大概是外包——不断地跳出来，最先是受到挑战的经济举措，然后是旨在使雇主成为员工保护神的过时法律。这个问题对君主来说尤为突出，因为国王认为所有臣民都是排列好的，从属于联邦部署的层级结构。

17世纪20年代，欧洲布料的供过于求影响了英国服装商，这个问题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在之前几十年，英国羊毛出口的扩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创造了工作机会。他们的就业岗位源自国际贸易，他们代表了新类别的工人。冲动的服装商将会停止布料生产，直到市场再次好转。这震惊了当时的人。人们习惯于恶劣天气造成的可怕后果，但他们还不能适应市场低迷所致的苦恼，即使痛苦都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忍受天灾，却无法容忍雇主的选择。在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看来，雇主反社会的反应破坏了富人照顾病人、弱者和穷人的道德义务。服装商希望保护他们的资本，他们认为目前收紧资金才是明智之举。如果现在大笔花销，市场好转时，他们就没有用于投资的储备资金了。起初，皇家政府积极回应了穷人对保护的要求，它承诺私人事务从属于整个社会的福祉。

这个问题没有消失。17世纪早期，贸易下滑重新引发了争议，并且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次贸易过剩恰逢硬币短缺和汇率不稳定，致使国家陷入了经济萧条。事态越来越糟，国王为了研判形势，任命了一个由商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研究报告随即发表。贸易衰退的严重程度不再能常规地归为当地妖风邪气等简单的原因。英国政府出乎意料地否决了约束服装商的提议。这是这场争辩最不朽的推论；自此以后，国王和他的顾问为了防止国际贸易跌宕起伏引发的社会动荡，再也没想过要回到更加包容的经济。[7]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人物托马斯·孟（Thomas Mun）从争论中得出了一则绝妙的经济推理。他跳脱了常规的思维方式，不再将经济视为政治统治者为了达到社会目的而控制的体系。他的辩词很有说服力：英国当局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带回经济繁荣，因为买卖或货币流向国外都是紧随私人贸易商的交易而发生的，并不听从政府的命令。孟建立了一个贸易模型，是客观且高度自发交互的连贯系统。他说，如果卖多于买，那么英国就会有更多的货币。他借着令人愉快的繁荣阐明了自己的论点：“让小交易所拼命滥干；让王子压制、律师敲诈、高利贷啃噬、浪子挥霍……随着对外贸易超过或低于价值平衡，这么多的财富也只会被带进或带出英联邦而已。”然后，他拿起笔，继续大胆断言：“而且这需要超越所有阻力才能实现。”[8]我们过去常常相信无情的经济规律，但是1621年，孟写下的这些话表明，经济不在主权的控制之下，因此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孟的著作导致了贸易平衡理论的流行，也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观点，国家财富源自成为更好的卖家，而不是更好的买家。事实上，孟还有更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是通过国际通商贸易结算账户的迂回渠道，被动地跟从着商品交换。他不是想诠释贸易顺差的好处，而是要扑灭家长式统治的概念，使人们不再相信官方规定的汇率可以治愈经济萧条。重商主义的目标是实现贸易顺差，各种评论推动了这个目标的发展，虽然它再三暴露出基本谬误，但它一直尾随着经济讨论。英国对平衡贸易的痴迷——即买不能超过卖——主要是个政治反应，是被得益于控制国内消费的人培养出来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兴隆源自国内消费，所以它推高工资来提升购买力。制造商更关心出口，他们想压低工资水平，从而保持较低的商品价格和较高的市场竞争力。重商主义的中心假设是，世界财富是一张零和馅饼。国家财富的目标是要争得更大的一块。虽然财物具有明显的互换性，但重商主义者仍然更重视金钱。在国家不安全和经济不稳定的时代，某些形式的重商主义思想总是悄无声息地潜回公共讨论，这种情况一再发生。

17世纪20年代，经济现实主义生硬地推倒了家长式统治之墙，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这表明，商业圈的人可以说服他们的社会上层——坐在国王枢密院里的贵族——相信他们的建议里蕴藏的智慧。这些顾问和小册子写手创建了一个讨论经济关系的公共领域。如果不是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我们可能不会强调企业家和地主精英合作的重要性。西班牙国王和贵族们的特权一旦受到质疑，他们就会践踏商人和匠人。这反映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差别。

孟和著名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同一时代的人，培根认为17世纪英国的自然哲学不断在向科学的观察与分析发展。培根是大师级的导师，也是相信事实的伟大信徒。他建议当时的人研究自然。他认为，人们用实践检验想法可以获得经验，因为自然会回击。培根特别讨厌的是观点——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因为观点只能促进激烈的交谈，而不能寻求真理。从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关于宇宙的想法开始，到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研究气体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工作，经验主义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欧洲的想象力。不可知又无法计算的学科猜想开始枯萎。哲学的进步巩固了发展有关经济的可检验假设的兴趣。

高利贷的讨论

在实际层面上，把资金放在知道如何投资的人手中，这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来说是重要的挑战。借贷要求偿本付息，违反了圣经有关高利贷的禁令。根深蒂固的宗教缘由阻止了人们自由地使用金钱。商业扩张的批评者大加利用了旧约传达的社会愿景，他们认为，钱不可生钱，不能为了获得回报而出借。对犹太人来说，《摩西五经》的法律篇则清晰地订立了希伯来人兄弟会的盟约。

《申命记》高利贷的有关章节明确否认了以获利为目的的借贷的合法性：“你不可向你的兄弟放债；金钱的高利贷、食物的高利贷、任何可以高利贷出借的东西：你可以向外邦人放债；但不可向你的兄弟放债……”《申命记》反对高利贷的禁令是道德准则的一部分，明确了社会成员和外来者之间不同的可接受行为。反对者不能批评躲避公众监督的商业交易，他们只能死死地抓着捆绑贫富的慈善纽带。他们屡次引用圣经的劝诫，说人与人彼此都是兄弟。

天主教坚称，基督的降临抹去了兄弟和他人之间的差别，一位撰稿人这样描述，“从部落的兄弟情到全世界的博爱”。[9]尽管如此，希伯来法还是变成了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代表着教会的立场，反对不受约束的商品经济。强制执法与所有简单的禁令一样，依赖的是明确的犯罪性质；14世纪和15世纪，在欧洲信奉天主教的核心地区，商业发展弱化了许多高利贷和非高利贷形式上的差别。商人虚构的遁词和文人辩士的曲解使针对收取利息的简单禁令难以执行。[10]

从路德（Luther）到卡尔文（Calvin），新教神学家舍弃了政策，不再把希伯来法作为积极的民法执行，他们宁愿相信基督教徒的良心驱使。高利贷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该受到谴责。慈善行为和金科玉律可以引导基督徒。英国的立法人员动摇了。1488年，反高利贷的法令宣布，所有的高利贷将被根除，有息借贷的人将被处以一半本金的罚款。随后，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法令规定利息率不得高于10%，到詹姆斯统治时期，这个上限降低到了8%。1652年，这一比例再次降至6%，并一直保持到17世纪结束。与此相比，在穆斯林世界中，所有利息形式仍是罪恶的，由此产生了诸多托辞。簿记加入透明度原则是接受高利贷的意外后果，自此账目更清楚了。[11]

商业世界有很多让人反感的东西，谋求私利、财产征税、吃亏的买卖，还有被利用的倒霉竞争者，等等，道德家使高利贷变成了它们的象征。社会和宗教的保守派认为，高利贷问题是揭露市场经济存在危险的手段。高利贷不只是理性地追求利润，从而违反了行善的律法，而且它暗含的自我依赖愚弄了节俭主义。保守派认为，宗教和利润导向的商业活动本质上就不相容。17世纪，市场影响愈发普遍，一些人非常敌视企业家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精神，这些人可能是商人、地主、农民，或者制造商，他们仍不断向高利贷问题开火。15世纪和16世纪大部分有关高利贷的文献都在集中表述钱不能生钱的事实，而经济变革削弱了这条进攻路线。金钱作为资本已被证明是硕果累累。生产力的提高紧跟工农业投资而来，向许多人证明了收取利息是正当合理的，但这还需要一些新的论证。

在这场公众讨论中，荷兰人刺激了市场体系模型的成形。英国观察家在嫉妒和怀疑的刺激下，悉心揣摩如何效仿荷兰的非凡成就。17世纪，荷兰人从冲刷英国海岸的水域中捕获了成吨的鲱鱼，他们组建了欧洲最大的商船队，以最低的利率向外借贷，吸引西班牙黄金存入他们的银行，而且他们在波罗的海、地中海和西印度群岛的商业往来中击败了所有的挑战者。荷兰的繁荣就和它的土地一样，似乎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而不可避免地对比之下，西班牙这个金银矿的拥有者现在正徘徊在破产的边缘，只能更加让荷兰成功这个谜语扑朔迷离。

一方面，荷兰是反童话的代表。中世纪民间传说里，白手起家的英雄总是凭借英勇的行为才找到金盆或获得财富。小精灵术士、仙女教母和被制服的巨人都是巨大财富的授予人。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壮举完全遵从了惯常的传奇模式。征服者利用军事实力赢得了印加和阿兹特克传说的矿山。甚至葡萄牙人不那么光彩的征服行动也符合获得财富“宝藏”的想象。他们冒险进入未知的海洋，勇敢开拓了一条通往东方财富的水路。

另一方面，荷兰人在用最平凡的方法赚钱。荷兰人最初的成功没有金银、香木、稀有宝石或奢华织物的光环。他们的快速平底船定期在北海海域来来往往，无休止地往复运送着欧洲的主要产物。勤劳的低地国家人民以这个并不光鲜的出发点开始，把他们的城市变成了世界商场。荷兰人总是在尽力追赶，但追赶并不容易，因为市场经济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人类活动的复杂混合体，这些活动似乎能自我维系。

经济推理的第一步是把价值、利润和各种比率等关键变量从它们参与的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分析的这一步最困难，因为这一步要求我们不因嘈杂的真实的细节而分心。此外，17世纪，人们脑海中的社会往往就是国王与他的王国，而不会去思考这个社会内部相互作用的部分。荷兰人被公认为英国思想家走向分析的助力。

17世纪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评论家在嫉妒羡慕恨的驱使下，一直在质疑市场对荷兰的意义。这提供了一种观察买进、卖出、生产、出借和货物交换的方法，独立的个人和政治考量往往掩盖了这些行为纯粹的经济要素。有时，只是为了表明荷兰可以推翻一项政策。1663年，议会撤销了对外国硬币出口的处罚——这项限制反映了增加国家黄金持有量的重商主义目标——荷兰人允许硬币自由进出国家，说服议员相信放开这项限制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荷兰的成就利用恰当的贸易秩序热情地鼓舞了一些英国人，同时还推动了有投机偏好的人去寻找新市场经济的秘密春天。对荷兰经济的分析鼓励了市场抽象模型的建立，并且加快了对其中无形作用力的认识。随着市场的扩大，统一已知的价格取代了地方市场上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总需求就像万有引力（1687年，牛顿解释过这个概念），表现出远方通过空间传递而来的力量。因为终端消费者与制造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连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步骤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需要澄清。荷兰经济中对外贸易的优势可以用来研究这些关系。

荷兰的例子存在着表象与实质之间具有挑战性的矛盾，也表明了基于既定事实的期望与实际发生之间令人费解的分歧。荷兰人没有矿，怎么会有大量的硬币？荷兰人少有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如何吸引其他国家的生产？荷兰人如何实现低利率和高地价？随着人口日益增加，荷兰人如何维持高工资？高价格和普遍繁荣在低地国家如何同时存在？17世纪中间的几十年，荷兰人是英国贸易商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是价值不可估量的原始数据的来源。

这一时期结束，有关市场关系的主要假设以某种方式进入了公共讨论，对后续的社会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购买与支付、雇用与收入、生产与销售，这些离散事实被编入了单一的、易于跟进调查、质疑和调整的经济范式。分析市场关系的核心是坚信存在一个可检测的秩序。但这不是统治者主持的政治秩序，而是人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致而有序的行为。

分析者否认主权能控制贸易，也没说明个别的市场决策是随机的，还是特殊的。相反，他们假设各个层级的运作形式具有一致性，进而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这反过来导向了一个信念，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外部控制的必然选择。文学作品中，人类本性冲动的老旧描述退出了讨论，取而代之的是描绘自私、精明且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很多旧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如果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查找“职业生涯”（career）、“个体”（individual）、“专业知识”（expertise）、“利息”（interest）、“经理”（manager）这些单词，你会发现这些词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含义变化，19世纪之前，“职业生涯”是指赛马，而直到17世纪，“个体”才适用于人。

东印度公司的成员为他们出口硬币的做法进行辩护，也加入了争论者的名单，但只要人们认为黄金储备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这个做法仍会受到怀疑。东印度公司成了无视公约赚钱的主要榜样。它的首航回报丰厚，能获得200%的利润，只有海盗行为可以超越。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东印度公司安定了下来，专心赚取每年20%以上的利息。因为东方客户的需求小于欧洲的供给，所以公司船运为了进货只能自掏腰包。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是托马斯·孟的小册子讲述的知识点之一，但货币揭秘并不简单，因为它与强烈的囤积本能背道而驰。货币揭秘藐视了人们的普遍观念，即认为对外贸易的全部意义就是聚敛金银。英国怎么会从减少金银储备中受益？国内消费耗费了英国的资本储备，王国如何保持健康？最好就是把英国货卖给外国人，换回他们的黄金。在稀缺社会的政权中，这个观念能够长期盛行是有道理的。鉴于传统的消费模式，囤积很可能比消费更好。贵族和上层人士的生活奢靡浮华，穷人则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对王国的财富都没作出什么贡献。但是随着购买新商品的新消费者出现，财富创造在国内就能完成。货币和商品可以互换。人们有时需要钱，有时需要商品。所有社会几乎如出一辙。

贸易差额解释了国家财富的增长方式，从而强调了生产，掩盖了消费的作用。而当特立独行的时尚精神显示出改变行为的力量时，贸易差额的真实性受到了挑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进了廉价的印度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印花棉布的热潮。1690年，轧光印花布、印花棉布和纱布流行开来。这些不起眼的棉布开始只是使用于西装的衬里，后来演绎成了窗帘、床罩、挂毯、衬衫和连衣裙的印花风潮。[12]新面料的名称泄露了它们出身的秘密：“平纹胚布”（Calicut）和印度城市（卡利卡特）同名；“轧光印花布”（Chintz）在北印度语中是“斑驳的”意思；“泡泡纱”（seersucker）相当于波斯语的“条纹”；“条纹棉布”（gingham）是马来语的“条纹”。英国民众世代都包裹在羊毛和亚麻材质的服装里，现在却疯狂地追捧新颜色、新设计和新面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新面料的喜爱沿着社会阶梯快速下移，劳动者成了它新的消费群体。但这其中隐藏着冲突与摩擦。如果人们购买棉织品，就会减少购买羊毛和亚麻制品，而后两者正是英国布料产业的支柱商品。东印度公司曾派遣英国技工向印度的纺织品制造商展示如何设计符合英国品味的样式，同时英国国内的布料生产商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迫使政府下令禁止了大多数印度面料的进口。

很明显，色彩丰富的印度面料既装饰着女仆，也点缀了女主人的身体。在新消费品位的影响下，人们的开销变大了，而且会莫名其妙地有意花钱。国内市场的商业价值突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经济学家说，需求弹性愈加明显。模仿、奢华之爱、虚荣，或者仅仅是爱美之心成了人类积极的驱动力——至少促进了经济——因为它们让人们更投入地工作，以便他们可以花更多的钱。年轻人本身就对流行搭配很敏感，而且伦敦年轻人的数量又不断增长，因此他们的消费转入了新方向，完全跟随工业化一起成熟。[13]正是这个新的消费盛况引发了一次积极的讨论，关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内的布料生产商为了报复，毫不客气地唤醒了人们有关贸易平衡理论的记忆，重新提起了世界财富是零和馅饼的假设，以及“全胜政策”的常用招数。他们强调了个体消费偏好与经济总体良好之间的区别。

一位热情洋溢的观察家仔细审视了印度棉的新品味，他详细论述这样一个事实，人“渴求稀有的一切，而他的欲望与这意愿一起膨胀，可以满足他的感官、点缀他的身体，并且许他一个轻松、愉悦和华丽的生活”。另一位时事评论家则与那些哀悼进口奢侈品流行的人展开了争论，他坚持认为，这些商品不仅不是罪恶之源，而且“确实促进了美德、勇气和心灵的提升，鼓励了行业的正当回报”。[14]圣经针对奢华之爱的禁令正在被经济发展的世俗热忱吞没。

东印度公司的捍卫者跳出来，解释了国内消费对国家有益的原因，这与国内储蓄、国外销售的重商主义观点之间矛盾重重。“贸易的马刺（英国作家喜欢与骑马相关的比喻），或者更确切地说，产业和独创性的主要刺激是人们过高的欲望，人们不惜一切地满足欲望，所以当别无他法时，他们愿意投入工作，如果人们仅仅满足于基本需求，我们只会有一个贫穷的世界。”[15]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散布这些观点的先锋。他们还领悟到，如果劳动者可以改变习惯，更有规律地工作，他们就可以赚得更多，那么企业家也可以从他们身上挣钱。这种乐观主义违背了上层阶级的传统观念，他们一直认为凡夫俗子改不掉他们的坏习惯。东印度公司出口金条，进口商品供应国内消费，为了自身利益，它经常要应对这些假设说词。

消费热忱听上去就像是麦迪逊大道的宣传口号，但实际是一条有效结合了需求和纪律的信息。人们想要丰衣足食，就会为此努力工作。这一见解使一些作家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工资上涨，穷人就会增加他们在衣服和家具上的开支，而他们增加的消费正是他们生产的商品。这些言论表明，消费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想法。精英们一直都看不起穷人，所以他们不愿承认这些刺激经济的新主张。毕竟，长久以来，社会上层阶级控制下层阶级的正当理由都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通人任性懒惰，而且很粗鲁。

1700年，英国人的工资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动者的工资。他们也吃得更好。一项有关18世纪欧洲人平均卡路里摄入量的研究表明，英国仅凭自己的粮食产出就能养活它80%的人口，所以英国人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他经济活动。[16]当时的人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城市人民丰衣足食的一幕，琳琅满目的橱窗，以及工作日熙来攘往的人群。不断增长的英国工人阶级现在有能力购买新陶器、印花棉布、餐具和廉价的印刷图片。这个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刺激了英国的商业扩张，充分阐释了依附市场的物质文化。

普通人搭建起了国家市场的基础架构。海外贸易则把国内贸易与正在扩张的全球商业串联了起来。物体的新附加值、对新产品的深嗜笃好以及城市社交带来的愉悦显示出人们已深陷于物质世界，消费显然已比节俭更有利于经济。人们离开了报酬低的农活，因此平均工资有所上涨。他们每周延长的工作时间证明了他们的劳动需求。节假日天数大幅减少，同时，工人的旧日喜好，不敬地被称为圣周一，即尚未从周末的宿醉中清醒过来的情况也越来越少，这都是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对高工资的渴望。[17]18世纪，工人的年均工作日从250天增加到了300天。

低价棉的流行使羊毛生产商恐慌，他们用贸易平衡理论来解释，用优良的英国货币购买花哨的印度棉布究竟错在哪里。他们指望把经济描述成某种巨大的股份制贸易公司，人们为了囤积金条而通力合作。生产商和贸易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开化，分析质量有所提高。许多时评家嘲笑愚蠢的重商主义观念。东印度公司的捍卫者指出，任何限制英国人购买本国商品的法律都会迫使他们为了自己的需求支出不必要的成本。消费者权利是个全新的概念，不符合传统的智慧。一些人很快重新构建了新的概念，认为经济是自利男女的聚合体，他们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贵族以前认为，他们和平民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现在这些激进的言论动摇了他们的信念。对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人们是欲望无限膨胀的消费动物，他们能把经济发展推向新水平的繁荣，这个想法激发了几十个作家的想象力，但他们是企业家，而不是道德家。国家财富始于刺激欲望而非组织生产的命题侵蚀了支持社会立法的理由。一旦自由贸易主张成为经济增长新解释的一部分，早期为了保证高价而精心管理贸易的商业智慧就会受到挑战，一个世纪以前，亚当·斯密就解释过在经济问题上自由为什么优于控制。

对流行时尚的反应可以表明一些需求是弹性的。如果需求是弹性的，那么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就需要关注人们的品味和需求。甚至败家子也会被赞颂为社会的捐助者，因为即使他个人破产了，他的大笔开支也帮助了其他人，所以他不是守财奴。在这些新品味的背后，作家开始探讨调整个人支出的人类动机，他们发现了人类动力和市场机制，这些逐渐瓦解了静态的、金银导向的重商主义观点。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通过记述，描写了“多多益善”的包容态度带来的购物乐趣。人们也发现，英国的新消费者并不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冲动生物，他们在享受幻想之前，总是克制自己去努力工作。所以欲望牵引出必要的克制和警醒。正是这方方面面的原因，资本主义夺走了古老社会伦理的阵地。

18世纪，作家开始谈论人性，这是他们在当时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术语。一位评论家说，“从农民到国王，所有人都是商人”。这是社会进步，不是社会均化，因为新的消费习惯证明了提振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以前这个阶级总是被否定。社会过去常常根据功过和继承身份奖励人们。接纳市场回报，甚至称赞市场回报意味着认同利己主义参与者的集体行为形成的这个客观体系。虽然自然不平等的旧信仰转变为信奉平等的新观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17世纪末，长征的第一步已经跨了出去。

英国的货币危机

英国有关经济学的思考的另一个突破是货币危机。在事业和交易的新世界里，货币是最令人头痛的新要素。这个词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意义。货币一直代表着大量的财富，现在它还变成了远地市场交易的润滑剂。而货币也是现金，是即时享乐的手段。而且货币是——好吧——金钱——也就是说，在君主许可的数量和纯度的保证下，金银被铸造成了法定货币。

想到货币就会眩晕。比如，金银铸成硬币后与它们本身有不同的价值，这一点令人困惑，但要谨记。英国的铸造比率——也就是，一定数量的白银的面值或面额——非常低。硬币中的白银被贬值了。这诱使人们把硬币熔炼成银条，然后出口欧洲，获取更高的价格。出口英国硬币是非法的，但即使是重罪，这种行为也很普遍。这样做造成了硬币短缺。而且恰好赶上了艰难的时光，政府当时正在与法国交战，需要定期把钱运往大陆，支付士兵的工资并为英国的盟军购买补给。

国外白银价值的上升进一步导致了欺诈。一些无视法律的人开始削去银先令的边缘，把它们熔成银块，卖去国外，然后，把这些锉边先令兑换给别人。奇怪的是，锉边硬币和完好无损的硬币一样容易流通，这似乎不合常理。硬币短缺的情况日益严重，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货币机制。如果最开始，这个不稳定的交换媒介就不被理解，那么为何会统一应用它？

1695年，国王的大臣们提出了硬币短缺和剩余银先令磨损这一对双生问题。他们寻求财长的建议，财长以一份货币分析模型的报告回应了这个问题。财长告诉他们，如果在同等重量下，银条的价值超过了硬币，那么大量的白银就不该铸成硬币。这就好像拿着一磅重的鸡到了商店，结果把它变成半磅包装的鸡件。当然啦，对立的情况也会发生：尽管非法，硬币仍会被熔成银条运出去。锉边硬币的问题引出了另一个不同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使用磨损，硬币的银含量已经比它们原本的低了许多。新的铣削加工可以在硬币上压出凹槽，变成不能锉剪的边缘。财长因此建议，减少25%的银含量重新铸造在英国流通的银币，这反映了当时货币流通中大多数先令的真实价值。

货币危机凸显了两个惊人的事实：货币的交换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银含量，而且根据不同的形式，白银的交换价值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白银是硬币，还是银条，在价值上是有差别的。一讨论到货币机制，听者常常放空，所以我会很快跳过铸造比率和官方面值，来说说硬币短缺导致的政治斗争。在英国的统治阶级内部，贵族和上层人士仍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希望避免货币贬值的情况出现。银含量较低的新硬币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通货膨胀，这对支付租金的租户来说是恩惠，但不利于贵族和上层阶级。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开始寻求更多重铸硬币的建议。

他们向伟大的哲学家洛克求助，洛克对经济学科很感兴趣，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他更是兴致勃发。洛克反驳了财长的推理，他坚持认为，白银具有立法者甚至国王都无法改变的自然价值。他说，硬币只有一个价值来源，那就是它的银含量。面值的改变皆是徒劳的欺诈。硬币只能体现内在银的价值；君主不可能通过把白银变成硬币就创造出新的外在价值。他错了，但错得很自信，因为只有他一个哲学家可以这么自信。

熟悉洛克政治哲学的人必能领会，这场辩论对他来说利害攸关。他在解释人们如何形成政府时曾声称，货币的使用是在自然状态下出现的。因为人们赋予金银以虚构的价值，所以货币就变成了有用的价值储存手段。这意味着，财产在政府出现之前已经形成，这是他支持限制政府权力的关键理由之一。货币是实现商业的基本途径，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不依赖任何人的权力。银币与银条的价值等同，因为统治者没有权力提升自然之物的价值。建立政府是人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采取的行动，他们之所以会选择政府，因为它是达成这些目的的便利手段。洛克让英国人知道了政治义务的自然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裹挟了有关货币机制的不准确描述。

牛顿和笛福等三百多名时评家加入了随后重铸硬币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锉边硬币是根据官方的银含量重铸，还是根据降低的银含量重铸，才能匹配凿刻造成的硬币贬值。争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反对者把货币的概念进一步复杂化了。洛克的反对者——多半是商人和企业家——姑且可以这么说，他们以当时的现实情况开始举例说明。压印加工的银币增加了价值，因为很明显，人们把硬币放入口袋时，从未区分过它们是锉边的，还是毫无缺损的。君主行使权力，把白银铸成了法定货币，在白银的内在价值之上又增加了外在价值。

许多作家退离了洛克教条主义的立场，他们更加务实，不再充满哲学意味。他们接受了货币的定义，承认它是交换媒介，可以从贵金属中分离出来。他们完全更改了洛克对货币兴起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他们认为，货币具有交换媒介的效用，因此才推动了金银的使用，货币使用的并不是金银的虚构价值。货币有价值，因为它有用，而不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赋予它的虚构价值。一位作家嘲讽洛克的虚情假意，“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府和自然状态下的政府拥有同样多的权力”。[18]他的话一针见血；洛克说过，政府不能影响货币的价值，就像它不能阻止暴风雨一样。但是洛克也不同于过去的理论家，他不会辩称经济关系是自然的，不是政治的。

其他批评人士指出，洛克“表达了他对债权人和地主的关心，却没有考虑债务人和租户的实际情况；过去四五年间，人们因锉边硬币被夺走了数千英镑，但他说这没什么不合理，也不存在不公平，他迫使他们用大笔的金钱再次偿还了这些债务，这负担或许是之前的两倍还多”。[19]这导致了更多有争议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么明确的利益声明唤起了人们对通货紧缩的关注，他们开始留心通缩对有钱人及其依附者的不同影响。这一指控昭然若揭，很可能破坏了人们心目中国王的顾问们是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客观论证的印象。

洛克在这场论战中论述的理由最糟糕，但影响力也最大。议会最终决定回收锉边硬币，并按旧标准重铸。洛克反对者预言的灾难一夜成真。重铸的银币并没为英国提供良好的货币，大部分硬币很快就被熔成了银条运往国外。而半数仍在流通的银币则引起了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地主和债权人从中渔利。硬币短缺使贫苦大众的生活雪上加霜，他们开始在一些城镇闹事。甚至连政府也没钱再兑付士兵的工资。

锉边硬币即使被削掉1/4到1/2，仍可以按面值流通，这一事实证明了其他物品也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如果货币的法定身份最紧要，那么金银应该可以寻找替代品。作家利用土地银行签发的文件，开始兜售各种增加货币的方案。

英国新政权下的经济发展

1689年，玛丽和她的丈夫威廉登上了英格兰的宝座，这一事件促成了英国与法国的第一次战争。这些战争种下的仇恨影响了经济发展，筑高了关税之墙，引起了欧洲贸易的倒退。新国王的特权受到限制，而且更糟的是——或者说以人民的立场来看更好的是——国王从今往后必须与议会分享权力。自此，英国人在议会中的国王这个新政权下，可以限制并集中国家的权力。这两项成就对企业来说都是好消息。五年后，议会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准公共机构，可以获得税收收入、向政府发放贷款，发行如同货币一样可以流通的汇票。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征税都是中央政府和辖下各地方省、州或区县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君主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花费税收收入。光荣革命之后，全国应用了统一的费率，议会开始监控国王如何花费税收收入。新引入征税和预算的透明度原则增加了收支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这两项对企业都非常重要。有关自由市场的华丽辞藻常常强调要承担风险，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保护资本，而且他们为了降低风险，愿意做任何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国家银行做到了这两点。1712年，议会创建了国家邮政服务。1715年，贸易统计数据可以用来指导政策的制定。

一位具有拼搏精神的苏格兰投机者约翰·劳（John Law）在法国创立了第一家银行，他利用这家银行为法国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的发展筹措资金。劳把这家银行称为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他通过它为新大陆数千平方英亩的土地开发发行了银行票据。政府对劳很有信心，他因此拥有了铸币和募税的特权。人们为了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几乎发生暴动，但劳不懂适可而止。票据的过度发行造成了突如其来的破产，密西西比公司变成了密西西比泡沫，泡沫也因此成了一个新术语，用来描述物品价值突然地膨胀和紧缩，这件物品不是郁金香，就是房地产，反正是某种投资。

劳知道如何描画未来财富的大饼能够让人眼花缭乱。18世纪20年代，他这样的成功案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清楚地表明了利润动机的心理因素。法国具有假设结果的警世故事最终变成了超警世故事。政府不愿继续容忍纸币70年。甚至英国人也厌恶了把纸币当作经济刺激来使用。一股正统的观念逐渐会聚。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坚持认为，经济繁荣与货币供应并不相干，而是取决于经济中的实体，比如商店、仓库和工厂。增加货币量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个观点成了经典，在整个19世纪都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于这个观点的见解，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他精妙绝伦的著作中，也把它奉在神龛的位置。[20]

事实上，荷兰人建立了第一个现代银行体系，开创了由银行金库的黄金支持的汇票。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也是荷兰人开办的，他们还摸索出一种房地产抵押的贷款方式，这是我们现代抵押贷款的先驱。但是直到19世纪初，荷兰有了国王时，荷兰人才发展出集中税制。尽管这样，他们也不能查新国王的账。法国的问题更具拜占庭式风格，君主必须与强省协商才能设定税率。同时，法国的免税范围覆盖各个省和大多数贵族。赋税都落在了穷人的身上，而他们的贫困又限制了税收收入。政府最终因筹集不到足够的税收收入而停止了正常运转。[21]

18世纪，英格兰银行成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因为英格兰银行公开了税务状况，向人们证明它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英国的金融家愿意把钱借给政府。管理公共债务意味着，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对政府借贷及其税收流的细节具有知情权。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很容易通过风险评估来保持低利率。这些事实或许比其他因素都有利于英国在18世纪的大多数欧洲战争（美国革命是个例外）中获胜。随着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资本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而英格兰银行却稳定了资本市场。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政府征收的人均税是最高的，但是它也回报了人民物有所值的服务和稳定。甚至皇家海军与英国企业都联手合作，护卫回航的烟草和食糖舰队。[22]

从近几个世纪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任何经济体中的要素都可以流通和转让，这与长久以来要求的停滞完全相悖。有时攥着钱比拥有商品要好，有时情况则相反。土地投资和贸易投资趋向平衡；一位时评家解释说，这是因为“突然的变化频繁发生；今天是金融家，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地主；而今天拥有土地的人可能就是明天的金融家；每个人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感觉来回调换财产，随着他……这些谋划终归对他是最有利的”。[23]其实在英国，拥有土地是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个地位绝不会授予“金融家”，但是时评家准确传达了新的价值观，英国人在商业问题上都是实用主义。

英国人不再认为市场是面对面讨价还价的地方，他们开始把它说成是一个看不见的实体，由成千上万的交易组成。纵观一个世纪，价格、需求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作品都达到了骄人的成熟水平。资金、食品和土地失去了特殊地位，价格和利率把它们同质化了。人类在议价时表现出的一致性微妙地削弱了天生不平等的普遍观点。虽然让道德卫士和固化阶级的拥趸接受可互换的市场参与者的流行观点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经济作家已经为即将侵入的商业逻辑建起了滩头阵地。没有人打算改变社会的价值观。但在应对新经历的过程之中，社会的价值观确实改变了。英国人在经济分析上的专长是他们的优势，这是他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法国人和荷兰人所没有的。除了英国，没有其他地方这样彻底而理智地否定了旧秩序。荷兰几乎没有关于市场的抽象讨论，而法国的经济思想家则在全力发展政府财政与货币政治，并没有让商业利益得势。

新的经济思想

从17世纪晚期开始，路易十四的重臣、闻名于世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就让法国政府成了商业规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积极地推广新技术，建立行政机构处理工业和劳动力问题，并且广泛地提供如何提高利润的建议，但结果并不讨喜。两代过后，提高法国养活人民能力的强烈需要激发了一群新的经济学家与君主走在了一起。这些分析家赋予农业一种近乎神秘的特殊品质，他们命名为“重农主义”，取“自然规律”之意。他们宣称，所有价值皆源于土地。因此所有课税都应落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

法国的例子或许最好地揭示了理论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方式。英国人成功地实现了丰衣足食，从而实实在在地把农民从法律限制中解放了出来。重农主义者头顶上坐的是专制君主，所以他们认为，为了赶上英国的经济发展，只有国王的权威可以让国家做应做之事。重农主义者与科尔贝尔不同，他们想为农民、中间商和制造商争取更多的自由，但是政府援助都来自于像他们这样的公职人员，也需要帮市场参与者自救。[24]

依靠垂死的君主制来主持国家的农业改革是令人气馁的努力，但重农主义者仍在继续推进。他们在许多宣传册里敦促投资从制造业和贸易转向农业。[25]他们准确地注意到英国的收益来自于粮食的自由贸易，于是他们把这个目标连同单一税一起变成了他们振臂高呼的口号。18世纪70年代，德·杜尔哥（de Turgot）男爵当上了国王的首要大臣，他许可放开了国内的粮食市场。但自然没有支持杜尔哥；歉收破坏了他的努力，恰好成了对手的口实。尽管他们的朋友位重权重，但是重农主义者太少了，他们过于理论化，而且很软弱，在法国的旧政权下，他们不能克服制度针对一切形式的变化的阻力。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重农主义者一直试图通过命令来完成英国企业家利用宽松的执法环境为自己所做的事，把地方的商业关系编织成一个国家市场。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在英国，是自作主张的个人实现了创新，无论这些人是改良的农民和地主、股份制贸易公司的经理、侵占他人权益的商人、奶酪贩子，还是专业的放款人。他们没有大局观，他们搞砸的次数和达到目标的一样多。虽然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反复试验才能形成优化的操作，但是英国的经济冒险不仅在生产上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功地证明了允许人们做出自利选择，可以带来意外的社会效益。

资本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步子虽然迈得慢一些，但这种方式也让它走得更持久，因为它一边发展，一边也教育并改变了民众。权力带来的变化依赖的是统治者或统治团体。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找到其他利益，或者有不愿分享他们的目标的继承人，派遣郑和探索非洲东海岸的明朝皇帝就是个例子。这一点很好地补充说明了一旦资本主义成为主导的经济制度，资本家就获得了和新企业家阶级同样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权力来压制劳资纠纷。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非常不利于工人的老式的从属关系，还保留了把劳工组织解读为凶恶的阴谋集团的法律。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上层阶级的压迫。它只是改变了它们立足的基础。社会流动性的阶梯似乎四散在人们可见之处，但实际上，今天没有资本的人的遭遇和以前没有继承身份的人是一样的。

18世纪，英国重新流行起重商主义，但在实际应用时，大多数企业早已摆脱了法律的约束。重商主义者利用18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主张对进口商品收取高额关税，从而加强民族工业，而且他们常常把外国商品说成是奢侈品，刻意用高价格帮助国内制造商阻止人们购买进口商品。或许正是这场运动触动了语言学家塞缪尔·约翰逊，他发表评论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重商主义者可能会摇头叹息，他们不相信追逐私利的人能够建立市场秩序，但是他们并没怎么成功地说服其他人。

虽然上层阶级的保守派可以减缓变化的速度，穷人可以求助于慈善的道德准则，但是私营企业仍潜藏着动力。如果食品价格飙升，像歉收时的情形那样，人们就会开始谈论联邦，弱势群体的问题就会变成头等大事。最终，改良的农业技术成为长期救济的方式。直到18世纪末，反对独占、垄断和倒卖的法律一直都有记载，但是它们必然会被废弃，因为在市场上从事粮食交易的人差不多达成了他们的心愿，他们学会了生产，实现了五谷丰登。

在经济变革开始时，某些智力发展曾经至关重要，但是资本主义建立后，它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日本就是一个例子。2006年，日本首次采用陪审团制度。外行参与司法体系的想法与根深蒂固的不能质疑权威的偏见背道而驰，政府不得不推出大规模的公关活动，教导人们在陪审团中如何表现。日本人不喜欢挑战他人或在公开场合抒发己见，而这正是陪审团的审议工作。这种文化特质可能不会抑制经济发展，但一开始还是设立了障碍。相比之下，17世纪末，英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大声喧嚷，从救助到穷人的坏习惯，他们可以就所有事公开进行辩论。质疑权威是使新事物被接受的关键。一旦所有人都看到资本主义实践已建立起来，当局很可能就会采用这个体制，就像19世纪晚期的日本政府。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混乱嘈杂，充满争议。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因为只有复制成品才能是有序的，甚至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知识上的开放性，难以捉摸的信任在资本主义初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个研究过初次贸易扩张的人都表示，让贸易商信任远方的代理商和客户有多么困难。他们通过复杂的商业网络发货与付款，常常就像买彩票一样要撞大运。一般情况下，欧洲的商船公司会把他们的子女、表亲和姻亲当成代理人，派去特纳利夫岛、巴达维亚或太子港，让他们小心照看家族利益。英国在奠定信任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接近600万的同源群体。虽然不同地区的人讲不同的方言，但英语仍是他们的通用语言。17世纪末，各种新教徒之间以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教义争端几近消失，与英国国教达成了一致。期刊在区域之间传播消息。议会中的国王意味着君主以及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成员都是在代表全体人民讲话。18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产权纠纷交给法庭处理。英国人好争论，但是他们相信执法机构会为他们的利益作出公正的裁决。

英国的内战分裂了精英，但是当威廉和玛丽登上王位时，更务实的新一代接管了这个国家的未来。英国法律一直保护个人财产，可是1689年后，“英国人的权利”变成了英国人及其北美殖民者的战斗口号。虽然上层阶级支持针对财产犯罪使用严厉的法律，天主教徒和异见人士也都被排除在公职之外，但是与当时其他地方的人相比，英国人仍能更自由地跨越阶级和地位实现融合。人们分享出版物中的观点，降低了发生冲突的概率，并且对宗教、经济，以及国王和议会之间宪政的权力制衡问题，更容易达成共识。这些都为信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英国人有相同的傲慢与偏见，而且不知何故，这些共同的信念甚至还教会他们信任外国人。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凭借亚当·斯密的大师之作《国富论》获得了某种凝聚力。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研究一样，成了一门专业。这门学科具有足够的精密度，可以用算法和随机统计数据来提出它的主要原理。我对这个精密度深表怀疑，不知道它的应用何时能超越单一比率或单一度量衡。一个国家的经济植根于它的文化，而文化混杂了各种在集体生活里发挥作用的特质。这里，“发挥作用”是个恰当的词，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包含生动的情感、信念、期望、厌恶、禁忌、秘密乐事、违法行为、传统态度和礼貌形式。这种无序绝不适合归纳成一个方程式。社会科学的预测通常有个前提说明，其他条件不变（拉丁文ceteris paribus）——“如果其他条件保持恒定”——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是其他一切很少保持不变。

直到资本集中于工业厂房，新无产阶级成为劳动力时，许多学者才开始相信资本主义的存在。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工业化的同义词。而对其他人来说，资本主义和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文明一样古老，因为人们自始至终都在为未来的事业积蓄财富。我认为，私人投资开始推动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开始了，企业家和他们的支持者也获得了权力，可以使政治和社会制度偏向于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正是17世纪末英格兰发生的事。推动市场经济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借了舆论的东风，因为公众不断在讨论国家如何变得富有。效率、创造力、纪律严明的工作和教导有方的实验，这一切都成了新伦理的一部分。虽然这些看待工作世界的新方式必须与强调地位、固化和公共义务的旧价值观长期共存，但是生产力的诉求最终占据了优势。以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都渴望成为朝臣，甚至是神职人员，可到了18世纪，制造业、金融、零售和对外贸易的职位变成了热门之选。

没有资本主义文化，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这和选择资本主义做法不一样，而直到传统社会的主要形式被怀疑并且被战胜时，资本主义文化才出现。但是必须说的是——而且要经常说——在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组织的道德观念也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它们会重新部署，借由新领导和新借口再次还击。资本主义的历史必定倒映着反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子，有时它们是以新理论之名出现，但更常是18世纪以前主流价值观的重新表述。

我详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取代德高望重的既定秩序，是想强调资本主义一路走来的艰辛。我希望读者能抵御诱惑，不要相信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是发展的必然，因为这不是事实。现今多样化的社会应该强化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有些社会并没有按照工业经济的要求，作出态度和实际行为的调整。家庭、宗教信仰等社会体制，或是政权的型态——专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都会对经济决策施加巨大且独立的影响。站稳脚跟是西方世界谈论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前提假设是经济发展不可阻挡，资本主义正是这么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但是过去四个世纪不规则的发展模式表明，某些传统社会也找到了续命仙丹，可以限制威胁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今，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甚至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反对谈论共性和一致性的告诫在自然界可能出现，但在社会领域很少见。

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制度。它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它自身也受到了各种塑造其参与者的机制和身份的影响。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文化形态，激发了新品味，并且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词语，可以讨论私营经济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最终，传统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失去了它们的控制能力。它们成了备选项，而且被冠上了品味问题的大帽子。与其让人们自由地把经济自由和个人权利变成基本价值观，不如形成一股不同的主流社会思潮。一旦它创造财富的神奇力量被发现，大多数国家，至少是西方世界都会想参与进来。18世纪，资本主义在英国出现，之后，其他国家复制英国的创新就相对容易许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还可以区分哪些是它们想效仿的，哪些是它们反感的。法国的资本主义和英国的原版不完全一样，而德国的资本主义虽是法国的翻版，却也进行了调整，这个丰富的经济体制充满了个体特色。

[1] D.V.Glass，“Gregory King’s Estima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1695，” Population Studies，2（1950）.

[2] Locke Manuscripts，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Cambridge，England.

[3]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ed. George Birkbeck Hill（Oxford，1887），Ⅱ∶323.

[4] Quoted in R.D. Collinson Black，“Smith’s Contrib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 Wilson and A.S. Skinner，eds.，The Market and the State：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Oxford，1976）.

[5] E.A. Wrigley，“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650-1750，” Past and Present，37（July 1967）：44-47.

[6] Puerta del Sol，vol.5，no.6（1994）.

[7] B.E. Supple，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1600-1642（Cambridge，1959），231-36.

[8]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London，1664[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622]），218-19. Spelling has been modernized.

[9] Benjamin Nelson，The Idea of Usury：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2nd ed.（Chicago，196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

[10] Benjamin Nelson，The Idea of Usury：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2nd ed.（Chicago，196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229ff，74ff. See also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63-69.

[11] Timur Kuran，“Explaining the Economic Trajectories of Civilization：The Systemic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9，in press）.

[12]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158-98.

[13] 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June 1994）：257.

[14] [Nicholas Barbon]，A Discourse of Trade（1690），15；[Dalby Thomas]，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West-India Colonies（London，1690），6，both quoted in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169-71.

[15] [Barbon]，A Discourse of Trade，15；[Sir Dudley North]，Discourses upon Trade（London，1681），14；[John Cary]，An Essay on the State of England（Bristol，1695），143ff.，quoted in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169-70.

[16] Robert C. Allen，“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2006）：3-7，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17] H-J. Voth，“Time and Work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58（1998）：36-37.

[18] [Henry Layton]Observations Concerning Money and Coin（London，1697），12，quoted in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237.

[19]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234.

[20] Irwin Unger，The Greenback Era：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Finance，1865-1879（Princeton，1964），38-40.

[21] This and the previous paragraph have been drawn from Mark Dincecco，“Fiscal Centralization，Limited Government，and Public Revenues in Europe，1658-1913，” Paper given at the Van Gremp Seminar（UCLA，April 28，2007），also available through scholar. Google. com.

[22] Richard B. Sheridan，Sugar and Slavery：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1623-1775（Baltimore，1974），436-37.

[23]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Better Security of Our Trade and Navigation（London，1685），4.

[24] Jeff Horn，The Path Not Taken：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50-1830（Cambridge，2006），51-53.

[25] Elizabeth Fox-Genovese，The Origins of Physiocracy：Economic Revolu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Ithaca，1976）；Horn，Path Not Taken，21，30，51-53.

第五章 18世纪资本主义的两副面孔

在有屋顶的工厂出现之前，田地里就已经有了工厂。与20世纪的石油一样，蔗糖只能在巴西和加勒比群岛等几个上帝垂青的地方生产。而蔗糖和石油还有另一个相似点，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需要它。生产这些商品的丰厚利润诱引西班牙的欧洲对手也来到了新大陆，他们在热带地区用奴隶劳工发展起了密集型农业。过去三百年间，共有1100万非洲人像牲口一样被运往西半球。18世纪，虽然英国正值鼎盛时期，控制着大部分的贸易，但是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丹麦和荷兰分享了人口贩卖的生意。这是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而肤浅的辩驳只会让它更加可憎，说什么直到这些奴隶毫不夸张地倒地死亡为止，欧洲人一直都是有偿使用他们的。他们说，伪善是向美德致敬的副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伪善种下了苦果。为了减轻这种巨大的不公造成的良心不安，欧洲人进行了可恶的种族比较，这种比较甚至比奴隶制还早一个多世纪。

资本主义历史上，与糖料种植园的残暴同时翻开的还有温良甚至是令人惊叹的一个篇章。从18世纪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发明天才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力进行推动、抽取、提升、翻转、旋转、冶炼、研磨。大英帝国从来没有想过进口奴隶，但是工人工资的高成本成了寻找替代资源的强大动力。

这是发明家开启技术传奇的助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速。借鉴17世纪水力学和流体静力学方面的科学实验，这些先驱工程师设计出了机械奴隶，可以利用能源的机器设备。牛顿有关重力如何使行星保持在轨道上的精妙计算引起了人们对人类理性的新的尊重。亚历山大教皇这样写道：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就有了光。

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和瓦特证明凡人也可以从牛顿那里获得普罗米修斯之火，构建出比人类和牲畜更加努力的引擎。

这两种现象——奴隶劳作的美洲种植园，以及泵水、冶金和为纺织厂供电的机械魔法——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当然，我们一直不愿意把奴隶制与自由企业制度的贡献关联起来，但在17世纪，它们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巨人逃出传统神灯的双重答案。因为这两者都代表了对既往行为方式的彻底违背。从事农业、种植粮食作物一直都是每个国家农民的职责。虽然农活艰辛又卑微，但是长久浸淫在农村习俗中的家庭仍做着各种各样种植和准备食物的工作。在没有农村传统的情况下，糖料种植园只能重新开始（拉丁文 de novo）使用被拽离家园的劳工，让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以军事化的方式耕种某种异国作物。

化石燃料的利用永远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发明才能并不新鲜，但是蒸汽动力的适用范围是新发现。人们创造了复杂的水轮机、风车、喷泉、波纹管、枪支和水坝，但是他们之前从未参透过物理学的秘密，也没利用这些秘密设计出操控自然力的方法。而现在可以生成大量的力量，并且在所有改造的生产流程中得到多样化的应用。与糖料种植园一样，这些动力创利的能力解释了人们愿意为蒸汽动力的开发投入时间和金钱的原因。这两者都需要集中资本，而破土开垦新的糖料种植园的成本大大地超过了兴建一家棉花加工厂。这种资本投资成为新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对当时的工人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田里的工厂和屋顶下的工厂都引入了工作程序，需要训练有素的劳动者进行长时间的工作。雇主总是喜欢勤奋，不喜欢懒惰，但是他们在奴隶和设备上的可观投资把这个偏好变成了命令。

17世纪晚期，政治改变了欧洲的贸易模式，从而改写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激烈的王朝对抗使英国和法国，法国、奥地利和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法国、俄国和西班牙，还有一些意大利城邦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1689～1815年，这些国家以不同的组合互相打了8次仗，交战的时间加起来有63年。[1]这些战争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急剧缩减了前两个世纪大幅增长的欧洲内陆贸易，特别是邻近的英国和法国，它们原本视彼此为贸易伙伴，现在却开始竞争海外资产。战争本身迫切需要增加收入，所以繁重的进口关税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都变成了补助母国经济需要的希望。

欧洲列强之间持续的战争造成了某种困窘的局面。交战国为了支持战争，需要从亚洲和新大陆掘取财富，但是为了控制这些利润丰厚的贸易，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又引发了更频繁的战事。法国和英国在全球五个不同的地方发生了对峙：印度的棉花与丝绸、非洲西海岸的奴隶、加勒比地区的糖料种植园、北美大陆俄亥俄河谷的印第安同盟以及哈德逊湾地区的毛皮。看到法国和英国的军队为了打仗，被迫在北美长途跋涉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对这种竞争进行了风趣的评价。

奴隶贸易因其对糖贸易的核心影响，变成了欧洲面向全球最激烈的冒险。数字本身可以更清晰地证明奴隶贸易的重要性。1501～1820年，奴隶贩子把870万戴着镣铐的非洲人贩卖到了西半球；从1820年开始，到1888年巴西最终废除奴隶制为止，超过230万名奴隶被运送到巴西。与同一时期穿越大西洋的260万欧洲人相比，总共1100万人从非洲到达了新大陆殖民地。仅仅运送这些人类货物的航行次数就超过10万，其中70%是英国商人或葡萄牙商人所为。[2]

蔗糖是资本主义最初的金矿之一，它的成功也显示出利润激发的力量可以践踏任何针对极端剥削的文化禁忌。奴隶制由来已久。埃及的奴隶建造了金字塔；罗马的奴隶修筑了桥梁和沟渠。而资本主义引入的奴隶制却是建立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商品制造之上的持续而系统的暴行。区分现代奴隶制与希腊和圣经时代的古老制度的不单是规模，还有种族问题。奴隶制往往掺杂民族因素，因为奴隶常常是战争俘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种族。15世纪，葡萄牙人开始抓捕非洲人，并将他们带回人口稀少的里斯本工作，这项贸易就和阿拉伯人在非洲中东部进行了好几个世纪的奴隶买卖没多少区别了。一百年之后，这个人口交易加进了些新因子：他们被整合进不断扩大的生产体系。大批非洲奴隶被送往加勒比地区，他们种甘蔗、砍杂草、收庄稼，在磨坊里压榨甘蔗，把它们变成糖浆和蔗糖。为了满足新的奴隶需求，这项贸易的规模促成了非洲大地上的战争。

西班牙人是第一批到达新大陆寻找黄金和荣耀的欧洲人，他们很高兴用土著居民为他们劳动。欧洲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工。但情况并不乐观，因为新大陆的土著居民特别容易被欧洲疾病打倒。他们以前一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隔离，亚洲人、非洲人和欧洲人早已杂居了很多个世纪，而他们却与这些地方的人甚至没有相同的血型。新大陆和旧大陆的连接造成了一次意外的种族灭绝，西半球的部落因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北美和南美的土著居民仅仅剩下一点点“拯救下来的残余”。

研究历史的人口学家认为，哥伦布到达以前，美洲大陆的人口数量为9000万～11000万，其中，1000万～1200万人居住在墨西哥北部。而麻疹、天花、胸膜炎、伤寒、痢疾、肺结核、白喉则消灭了所有的部落。连番接触新疾病使土著人口锐减到了原本的1/10。土著居民以惊人的速度患病、死亡。在搞不清楚是什么导致疾病的情况下——直到19世纪细菌才被分离出来——没有人可以理解这种现象。看着自己人不断死去，征服者却存活下来，印第安人承受了沉重的心理打击。因为原因不明，欧洲人更愿意相信是上帝之手拯救了他们，同时摧毁了他们的异教徒敌人。

新的劳动力来源

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葡萄牙人试图奴役幸存下来的土著居民，但是很少成功。1495年，哥伦布甚至把500名被俘的印第安人送回了塞维利亚。16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一批接一批的西班牙征服者奔赴大安的列斯群岛，强迫土著居民为他们淘金和生产粮食。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1511年血腥征服古巴的见证人之一。卡萨斯是牧师、历史学家、辩论家、多米尼加的修道士以及恰帕斯的主教，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成了印第安人最伟大的守卫者。也正是卡萨斯，他为了保护土著居民，建议西班牙人进口非洲奴隶。他说，非洲人为工作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而印第安人还没达到同样的文明程度。[3]加勒比地区最赚钱的手段之一——贩奴许可证即是听从了他的建议，西班牙官方每年都会签署这个供应奴隶和欧洲货物的合约。1595年，第一份贩奴许可证使葡萄牙人获得了专有权，每年可以带4250名奴隶在卡塔赫纳入境。1713年，一纸和平条约结束了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英国人也因此获得了贩奴许可证。

西班牙人在矿山、畜牧场和生产粮食的农场中使用印第安奴隶和非洲奴隶，用蔗糖的利润为进口奴隶买单。印度的先驱农学家种植甘蔗的历史超过两千年，而甜食传入地中海也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在那里，威尼斯商人控制了欧洲的蔗糖市场。[4]与阿拉伯人在埃塞俄比亚和桑给巴尔岛所做的一样，意大利人在西西里成功地学会了种植甘蔗的方法。压榨甘蔗生产食糖的加工技术同样也来自阿拉伯世界。葡萄牙人在入侵摩洛哥的休达后，想必学会了这项技术，短短几年后，它就将马德拉群岛开辟为殖民地，其拥有的岛屿离摩洛哥海岸不远。15世纪，葡萄牙人很快就开始在马德拉群岛，以及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圣多美岛等各处尝试种植甘蔗。西班牙人紧随其后，也在他们的大西洋群岛和加纳利群岛如法炮制。

在马德拉岛和圣多美岛，最惊世骇俗的新鲜事就是葡萄牙组织奴隶进行了严格的劳动分工。[5]从前大量的工人也聚集在同一屋檐下，但是现在，葡萄牙的蔗糖生产商想出了协调复杂任务的方法，可以通过分工协作，完成从大桶煮沸的甘蔗碎屑中结晶蔗糖的一系列工作。13世纪至15世纪，意大利商人总是活捉东欧的斯拉夫人（slav，因此称为“奴隶”）去地中海工作，而16世纪到18世纪，阿拉伯商人也奴役了100多万西欧人。起先，葡萄牙人使用的奴隶都是白人，但是自从葡萄牙商人定期带回非洲人开始，糖料种植园的园主就转为使用黑人奴隶了。15世纪中期，葡萄牙人每年带回里斯本的只有1000个非洲人，一个世纪之后，这个人数就增加到了3500人。[6]

好运和好风使葡萄牙人在南美的巴西拥有了一片广阔的立足之地。最初，他们只是集中精力出口著名的巴西木，这种以巴西命名的木材能生产红色染料（事实上，葡萄牙牧师最开始把这片广袤大地称为圣十字）。巴西的东南沿海和内陆地区绵延着好几英里的森林。葡萄牙人依赖图皮人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从这些树上提取资源。结果发现，图皮人只能是临时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拒绝耕种。如果葡萄牙人企图强迫他们工作，他们就会逃进森林深处或者自杀。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是掠夺，而不是生产。所以这项贸易结束时，巴西的葡萄牙人转向了更易掌握的糖料种植。[7]

西班牙湖上的违约

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欧洲在新大陆殖民地刮起的蔗糖风。哥伦布在第二次航行时，把甘蔗幼苗带到了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当局鼓励殖民者种植甘蔗，但是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贵金属。所以这项业务就留给了巴西的葡萄牙人，他们证实了一旦拥有可以做苦差事的工人，利润就会随煮沸的甘蔗流淌出来。马德拉群岛和圣多美岛的糖料种植为葡萄牙人在新大陆建立种植园提供了模板。过去的三个多世纪里，巴西进口了约400万名奴隶，成了欧洲最大的奴隶贸易基地，其中超过1/3的奴隶被运往了新大陆。难怪巴西人在远眺里约热内卢海港的山脉时，只会看到一座糖面包山。

虽然教皇让西班牙接受了葡萄牙占领巴西的事实，但是塞维利亚的印度群岛理事会（Council of the Indies）还是下定决心要保住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控制权。很可惜，16世纪，西班牙的战争耗尽了国家和皇室的金库，而恰逢此时，法国、荷兰、英国，甚至丹麦都急着进入新大陆争抢财富。西班牙制造商又提供不了这些殖民者想要的货物——至少肯定不会像荷兰人和英国人供应的货物那么便宜，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很愿意把工具、武器、布匹和食物等走私带入西班牙在新大陆的众多的港口城市。西班牙维持垄断控制的努力只会将不法之徒吸引到加勒比地区。不久，加勒比地区就被认为“越线”了——僭越了欧洲文明及其国际条约的规范。加勒比地区的欧洲人可以容忍强奸、绑架、抢劫、虐待、攻击、剽窃以及各种欺诈，而他们对待非洲和印第安奴隶惨无人道的行为使这一切更显卑劣。[8]

荷兰人想在西班牙大陆找到一个立足点，于是集中精力发展贸易。1634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贸易商从剽窃到走私，终于占领了离委内瑞拉海岸不远的库拉索岛。库拉索岛附近是盐的来源，盐是宝贵的食品添加剂，对荷兰的鲱鱼贸易至关重要。荷兰西印度公司用价值差不多24美元的货物买下了曼哈顿，同时，它已经在北美大陆建立了新尼德兰。库拉索岛凭借其天然港，成了荷兰奴隶贸易的中心。荷兰人利用这条通往西班牙大陆殖民地的要道，加入了西班牙贩奴许可证的竞争。

西班牙很少关注小安的列斯群岛，也就是圣多明哥和卡塔赫纳殖民地以东500英里，所谓的向风群岛和背风群岛。英国人和法国人却非常乐意占领它们，法国人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建立了定居点，英国人则在圣克里斯托弗、巴巴多斯、安提瓜岛、蒙特塞拉特岛和尼维斯安置了下来。英国企业家开始用白人契约佣工在岛屿上种植烟草；但是白人佣工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劳动力供给总是很不确定。这些自由佣工的劳动合同四五年后到期时，雇主必须为他们提供土地或工作。作为劳动力，非洲奴隶显然更有吸引力，如果用一种出口作物可以标明他们的售价，那么一定就是蔗糖了。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富有且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法国企业家不得不与未改革的绝对君主制抗衡，绝对君权的任意使用对他们的投资安全构成了威胁。法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各种路桥通行费阻塞了它贸易的内部通路，同时，大部分农民也缺少经营农场的技能和投资。不过，法国人在新大陆学会了如何生产糖。18世纪，法国的糖收益大幅增长，但也只是受到一小群投资者的青睐。法国君主制的财政危机因新大陆糖料种植园上缴的大量税金而推迟到了18世纪末。

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仅侵入了西班牙控制的加勒比地区，而且挑战了葡萄牙的奴隶贩子，他们组织了一场激进的运动，打破了葡萄牙对西非奴隶贸易的垄断。就海岸线的长度而论，后来者想进入这个利润丰厚的贸易并不困难，他们可以在非洲海岸购买奴隶、与各种各样的非洲统治者做生意。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穿越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近海岛屿坚固的城堡或工厂里经常聚集着奴隶货物。有时，成群结伙自由武装的非洲人会袭击村庄，把他们的俘虏卖给奴隶贩子。奴隶贩子沿着从塞内冈比亚到安哥拉3500英里的海岸线，收集他们用来交换欧洲商品的奴隶货物。奴隶贩子特别喜欢枪，因为用枪能抓住更多人。为了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他们把俘虏按性别分开，塞进船舱，在8～12周的时间里，每个奴隶都只能窝在四平方英尺的空间内。一次典型的航行一般能装运150～400名奴隶，通常，12%～15%的奴隶会在途中死亡。而且约10%的航程会爆发起义，几乎总是在第一周发生。[9]

16世纪末，欧洲的制糖中心从安特卫普转移到了伦敦；西西里的制糖业缩减至只能满足当地需求。英国人通过垄断公司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进入了奴隶贸易，但是到17世纪末，垄断时代就结束了。闯入者大声抱怨，贸易之门大开。利物浦变成了英国的中心，相当于兰斯之于法国的价值。18世纪90年代的高峰期，每隔一天就会有一艘奴隶船驶离英国港口。英国自1713年获得了西班牙的贩奴许可证开始，控制奴隶贸易长达一个世纪，直到国内的改革者叫停了这项可怕的事业。

英国大陆殖民地的商人，尤其是罗德岛州和纽约来的商人，与从利物浦起航的奴隶贩子共同参与了奴隶贸易。北方的英属殖民地在为西印度殖民地供应补给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印度殖民地宁愿进口所有东西，也不愿转移投入糖料种植的人手和土地。它们用糖浆换取美洲殖民地的进口商品，新英格兰人把这些糖浆运回国，蒸馏成了朗姆酒。除了最贫穷的欧洲人之外，蔗糖从奢侈品几乎变成了所有厨房的必需品。仅一项食糖进口的价值就相当于亚洲国家贸易总价值的四倍。[10]每个通往大西洋的欧洲国家都加入了这场甜蜜的利润之争，这种甜味剂不仅能让茶更好喝，布丁更好吃，而且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一年四季地保存水果和蔬菜。

糖料种植园主把资本投入了种植园，催促他们的奴隶和土地尽可能多地产出。他们追求快速的回报，因此接受土壤的必然退化。这种作物太有赚头，种植园主又太残酷，他们简直在把奴隶往死里用。加勒比地区的劳动力每10～13年就得更换一批。欧洲企业家因为远离家乡，所以他们不再理会礼仪和道德的约束。许多种植园主把财产留给他人管理。这些在外地主最终都乘坚车策肥马返了乡。几乎没人会质疑他们巨额财富的来源。英国有十几个这样的食糖权贵在下议院占有席位。他们没有把钱再投进种植园，种植园的土壤肥力因此下降，这为新的种植园进入市场创造了机会。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都处于很重要的地位；1690年前后，巴巴多斯达到了顶峰；1700年后，海地和牙买加很辉煌。18世纪的后半段，历史上最伟大的奴隶起义结束了圣多明哥的鼎盛时期；整个19世纪，古巴一直很兴盛。古巴控制着制糖业，奴隶在那里的售价是非洲买入价的30倍。[11]即使这样的差价仍能找到买家。

英国大陆殖民地的奴隶

所有欧洲国家探索新大陆的初衷都不是带回非洲奴隶，为全球市场种植异国作物。弗吉尼亚、巴巴多斯和南卡罗莱纳三个转向奴隶劳动的英属殖民地为这种转变如何发生提供了真实的例子。弗吉尼亚是英国于1607年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它被寄予厚望，可以找到黄金和白银。一位殖民者经过十年的失望和困苦，杂交出了可与西班牙烟叶媲美的品种，最终是烟草拯救了这片殖民地。在英国，吸烟和咀嚼烟草颇受欢迎，这个需求带动了弗吉尼亚的再次繁荣。所有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人都开始种植烟草。[12]决策分散是自由企业制度的特征，这个特征导致了烟草的过度种植，很快烟草就沦为过剩的“肮脏的杂草”。烟草价格陡然下跌，一下子进入了许许多多消费者的预算范围内。一个新的市场机会豁然出现：学会如何削减成本，在新低价上获利。

奴隶制不是种植烟草的充分条件。英国的契约佣工和家族农民早先已经种植了几十年的烟草，但是对富裕的种植园主来说，使用奴隶劳工仍是诱人的选择。1619年，一艘荷兰船把20个奴隶带到了弗吉尼亚，但是更早些时候，投资奴隶并没什么吸引力。几十年后，为了在更宽广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事业，大量的移民带着足够的现金抵达这里。英国国王不想让荷兰人随心所欲地进入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奴隶贸易。现在英国人的奴隶贩子可以以不错的价格，直接从非洲向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供应奴隶。英国人从契约佣工转用非洲奴隶的决定性诱因主要是，佣工在履行完劳动合同后，有可能成为不守规矩的下层阶级。州长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他感叹道：“哦，那个人太惨了，他必须管理的人，七个有六个都是穷巴巴的，债台高筑，满腹牢骚，还全副武装！”奴隶的价格虽然比佣工的高，但是他们至死都保持着奴隶身份，比佣工更好控制。[13]

卫生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弗吉尼亚最初的高死亡率，奴隶代替白人佣工，成了更好的购买选择。弗吉尼亚现在具备条件成为种植园里的中坚分子，有资源的人可以在这里开辟奴隶劳作的种植园。与此同时，它的母国也开始了一项赚钱的生意，向欧洲大陆出口烟草。一位牧师曾抱怨弗吉尼亚缺少神职人员，受到了英国司法部长的斥责，“灵魂！该死的灵魂！还是种烟草去吧”。18世纪10年代，黑人人口的占比仅为10%，后来迅速增长到了40%的高点。当时，英国海军每年护航的烟草舰队由300艘船组成。也就在那个时候，穷人们从低洼的海岸迁移到了马里兰州、北卡罗莱纳州或内陆山谷等山麓地区，他们在那里经营着小规模的农场，种植几英亩的烟草，用来换取毯子、工具和器具。

巴巴多斯经历了相似的转变，糖料种植取代了耕牧混合的农业生产。当有路子的人来购买土地、奴隶以及种植和加工甘蔗的机械时，贫穷的移民只能去新大陆寻找另一个家园。1663年，南卡罗莱纳州收到了一张特许证，引发了巴贝多大批的白人和黑人向北去往美洲大陆。南卡罗莱纳州开始也是混合经济。他们的奴隶引入了非洲人熟悉的开放式放牧，但是引进了作为出口作物的稻米之后，这一切就改变了。非洲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塞拉利昂的非洲人拥有长期水稻种植的经验，他们知道水稻要求的准确水量和其他特殊的种植条件。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当地的草本植物，一些人利用这些植物来毒害他们的主人。[14]与甘蔗和烟草一样，水稻也产生了足够利润，吸引了买得起奴隶劳工的富裕移民。1720年，南卡罗莱纳州的每位英国移民都至少有两个非洲奴隶。与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使用奴隶劳工的做法类似，为了消减他们对奴隶起义的担忧，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精英们也通过严酷的法律来控制奴隶行为的方方面面。

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对烟草、稻米和靛蓝染料的补贴，美国南部幸运地找到了新的经济作物——棉花。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使所有地区都能生长的短绒棉的利润大增。很快，这种作物就向西传到了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州，奴隶制也因此植入了这个新国家的经济。1815年，南方种植园主向兰开斯特和曼彻斯特的工厂发送了1700万包棉花。到1860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1.92亿包，奴隶人口也翻了两番，包括孩童在内的黑人加起来，差不多有400万人。

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南部构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软肋，它们残酷地剥削外籍劳工，为新上瘾的欧洲消费者生产药物。药物范围很惊人。1714年，法国从也门引入了咖啡，并传到了海地和中美洲地区。阿兹特克人喝调味的冷可可。因为有了食糖，可可和茶变成了欧洲的流行饮品。中国人是最大的茶叶供应商，但是加勒比地区也可以种植茶叶。除了蔗糖，所有这些作物都是药物。有人可能会说，糖也能让人上瘾，当然了，将甘蔗大桶里不断涌出的糖浆进行发酵，很快就可以变成朗姆酒。欧洲人一直不能接近这些令人迷醉的新作物，是因为欧洲的气候条件不适宜热带作物的生长。欧洲各国的政府也喜欢这些味觉增强剂和情绪转换剂，因为可以向它们征收“罪恶”税。[15]道德家抱怨它们的大范围流行，但是随着个人自由的价值提升，他们的斥责也失去了效力。毕竟，如果人们可以在大量的可用商品中自由选择，那么需求也就变成了稳定工作习惯的有力刺激。

要求合理化的劳动制度

存在四个世纪的奴隶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欧洲文化中有什么允许这样的暴行，让他们对非洲人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土著居民犯下这样的罪？其一，当时世界各地的残暴水平使奴隶制并没那么显眼。举例来说，一份19世纪的议会报告曾冷静地描述了拖鞋少女的工作优势，说她们可以拉着煤车通过狭窄的矿道。他们对非洲人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所有依附者的不人道的待遇。再就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正当合理，展示出了人类的惊人能力。

与我们今天对待数百万饥民的态度一样，“眼不见心不烦”一直都是主流。只有很小比例的欧洲人口接触过奴隶制。这可能解释了美国南方奴隶制更温和的原因，那里的主人和奴隶非常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但英属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那里居住的很多奴隶是白黑混血儿和麦斯蒂索混血儿，种族成了奴隶制捍卫者紧握的把柄，他们认为永久奴役这些人正当合理。

资本主义非常丑恶地扭曲了种族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同时又很晦涩。资本主义以生产制度为起点，贪得无厌地追逐利益。全世界但凡有自然资源的地方都对投资者有吸引力。这些欧洲人带去了资本，但是没有劳动力去提炼或种植那些广布的资源。他们不得不依靠资源所在地的工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动员亚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这些有色人种。身在国外的欧洲企业家组织劳工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一般的做法是收买当地权贵来帮他们摆平。欧洲人评判新工人的标准是他们调整工作习惯的速度。但这些工人往往被认为不合格。欧洲人在家书里写满了对工人的懒惰和不讲卫生的习惯的感慨，而这些工人正是他们所依靠的劳动力。

奴隶制的合理化使我们注意到回旋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良心不安。有时，学者认为，欧洲人对非洲人的偏见并不是他们为奴隶制找到的借口，而是他们推动奴隶化的原因。一旦奴隶制就位，各种贬低非洲人的说法随即产生。他们黑色的皮肤引起了与黑暗相关的一系列贬义的意象和表达方式：黑鬼、黑市、黑暗守卫（恶棍）。不可思议的循环论证也开始了：奴隶制向孩子及其父母灌输的不招人喜爱的个人特质——懒惰、傲慢、迟缓、嗜睡——完全是用来替奴隶化辩护。虽然直到1888年，最后一个西方国家巴西才结束了奴隶制，但是18世纪末，欧洲自由和平等的新承诺已经宣判了奴隶劳工的命运。没人愿意再谈起它。20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挖苦道，他们的历史书中出现的奴隶贸易只有废除这一部分。

学者争论说，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奴隶制度更仁慈，因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习惯于这种体制，他们把奴隶制纳入了法律。这两个国家与北非的穆斯林有着长期的联系，所以能持续接触到有色人种。此外，天主教会还坚持要改造奴隶。因此葡萄牙奴隶贩子在起航前，会例行为他们的人类货物施浸礼。天主教会认可奴隶婚姻，但新教徒不承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律例书写了非常具体的条款，奴隶可以根据这些条款恢复她或他的自由，风俗、法律和宗教也鼓励奴隶主解放他们的奴隶。奴隶甚至有权作为证人和诉讼当事人出入法院。[16]

因此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许多混血儿童也被宽容对待。当时人们把黑人和白黑混血儿称作巴西的“手和脚”，因为他们做着社会中的所有工作。白人认为劳动会降低身份，这反映了西班牙绅士们的态度。一位外国旅行者谈及阿根廷时说，黑人是他遇见的最聪明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匠人、建设者、农民、矿工、运输员、厨师、护士和普通劳动者。“如果没有奴隶，”他说，“这里根本无法居住，因为无论多么贫穷，西班牙人都不会做这些工作。”[17]

我们仔细研究记录会发现，纵然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与美洲土著居民和非洲奴隶很容易地实现了社会融合，可巴西和古巴的奴隶剥削仍然非常极端。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殖民地的奴隶没有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奴隶那么容易存活下来，因为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高。1/4的非洲奴隶的后代生活在美国，这一点很惊人，虽然他们还不到非洲总人口的6%！[18]这个情况有几点原因可以解释得通：更多女性被带到了大陆殖民地，更高的出生率超越了非洲人的进口数量，而且气候也有利于他们的健康。3/4的黑人在不到50个奴隶的小型种植园里劳作，相比之下，在西印度群岛，一个种植园的奴隶劳工通常都是几百人。制度仍然很残酷，但是使人虚弱的力量更少了，种族主义色彩更重了。

这段历史更明显的问题是，大西洋的奴隶制度对资本主义有多么重要。奴隶制最起码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其中大部分被运回了欧洲投资者的家乡。直到18世纪末，新大陆仍是英法海外投资最大的受托地。他们的殖民地贸易雇用了数十万名同胞，海上和西印度群岛糟糕的卫生条件使这些欧洲人和非洲人一样，深受其害。驻扎在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士兵有一半客死异乡。贩奴船船员的死亡率甚至更高。糖料种植岛屿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在外地主，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逃出这些致命的地区。1789年，英国枢密院报道，共有5万名白人居住在英属岛屿殖民地，其中大多数是男性，略少于与他们在岛上共同生活的50万奴隶和100万左右被解放的有色人口。[19]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南美、西印度群岛、美国南部和非洲使用奴隶劳工并没有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大西洋体系的盛与衰都很短暂。整个复杂的制糖结构就像是沙滩上的脚印，在奴隶制废除后即销声匿迹。美国的奴隶制持续的时间虽长，但故事的结局是一样的。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奴隶的市场价值将近30亿美元，比制造业和铁路的价值总和还高。四年后，南方成了一片废墟。战争和12年军事占领造成的伤害抑制了美国南方的经济发展，直到新政开始，情况才逐渐好转。

1883年，英国首先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1848年、1863年、1886年，法国、荷兰和西班牙也先后废除，两年后，也就是1888年，巴西成为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地方。无论是废奴主义者，还是食糖权贵，他们都未曾预料到当奴隶获得自由时，西印度群岛的制糖业会几近崩溃，它们用脚投票，搬到了远离伤心之地的小型家庭农场。[20]1867年，牙买加想把奴隶制转换成某种奴工偿债制度，结果引发了一场暴力起义，这场起义最终被残酷地镇压了下来。同时，在美国南部，刚性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一直规范着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制度直到20世纪中期才被废除。

种植园生产的急转直下启发了一些学者，他们认为推动废奴运动的是英国制糖业的败落，而不是道德恐慌。[21]这个论点提出后的60年里，历史学家证明了当英国议会通过废除奴隶贸易的法令时，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进出口都呈上升趋势。接下来的几年间，为了防止其他国家进口奴隶，英国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海域巡逻的海军中队上花费了数百万英镑——这可以说是一项永无休止的苦差事。尽管英国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但还是有200多万名奴隶被送到了古巴，19世纪中期，古巴的生产力达到了它的顶峰。当议会废除奴隶制时，糖市场仍处于成长期。

工业发明

说起大西洋奴隶制度的结束，我们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18世纪的另一个篇章，其中一个问题是，技术奇才改变工作世界的时候，英国本土发生了什么。曾有个笑话说，只有最好的毕业生才会被告知没有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问题卡在了“革命”这个词上。革命隐含了戏剧性的变化和意外。而这个名词的解释里，只有戏剧性变化的部分符合19世纪英国的真实情况，因为隐藏在革命标题下的工业创新和早期的农业革命一样，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进行构思、设计、测试和调整。而那以后，它又耗费了更多的时间才使新机器可以应用在纺纱、编织、制造餐具、烧制火砖、冶炼钢铁上，并且通过铁路和水路运输货物和人。

“工业进化”是个更准确的表达，它可以说明机械设计的起点是为了代替人们完成繁重的工作。我们在讨论人类进化时用到的词组——“稳定不变的自然法则”“复制”“随机变化”“损耗”和“适者生存”——放在这里都恰如其分。因为在完善蒸汽机的过程中，所有这些词组描述的都派上了用场。如同进化一样，特定机器从开始到完成的一系列步骤都不是最优的，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令人满意的模型还是会出现。我知道“工业进化”这个词组流行不起来，所以后文中，我还是称它为“工业革命”，但是我希望我的读者记住，改变工作世界的速度是可以测量的。

欧洲政治秩序的变化被证明有利于工业。18世纪，因为英法之间的激烈竞争，贸易模式从欧洲内陆贸易变成了殖民地贸易。这种转变导致各国开始在国内加工原材料，让竞争对手陷入困境，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精炼食糖和轧制烟草的就业岗位。殖民地是原材料的理想来源，也是制成品的好顾客。而且它们必须服从——或多或少地——母国订立的法律。英国的航海法规定，食糖和烟草必须直接运往英国，殖民地从欧洲进口的物品也必须首先卸载在英国港口。英国减少了从德国、荷兰进口亚麻布，也减少了从法国进口葡萄酒。因为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融洽的外交关系，所以波尔特葡萄酒成为了英国人的首选饮品。当然，其他国家也用自己的保护性立法进行了报复。这些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谴责的政策。他计算了维护英属殖民地的成本，认为这个国家最好的贸易伙伴是它最近的邻居。

大量的经济建设增加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但没有一项发展是根本原因。条件使某些形势成为可能的工作的理由，但这些不是起因。首要的是戏剧性的农业改良，它减少了一半——从80%减到了40%——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虽然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以创新方法进行生产制造，但是如果农民不能提高生产力，制造业仍旧只能是经济的配角。英格兰农村冗余的工人最终变成了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而且不仅工人脱离了农业，农业支出也减少了，剩下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其他经济领域，也可以用来购买食品之外的其他商品。盈利贸易进行了一个世纪，整个英国都积累并且分散了资本。

说的更具体一点，英国主要的两个经济现实对寻找节省劳力的设备都给予了高度重视：高工资和廉价煤。考虑到田里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手，英国的高工资似乎有悖常理。尽管如此，英国工人的报酬还是大大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也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人工资。这可以归因于17世纪平稳的人口增长以及其他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的出现。许多冗余的工人仍留在农村，成为散工制的一部分，服装商把原毛带给这些佃农，他们的家人负责洗、缝、梳、纺，最后织成布。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顶尖匠人在自己家里就完成了国家钢铁厂的很多工作。

在这种家庭工业制的生产体系内，雇主按件付酬。一家之主设定工作的时间、速度和条件。母亲纺线，父亲织布，孩子——根据他们的年龄、性别和灵巧度——完成操作流程的其他环节，从羊背上剪羊毛，把它变成布匹。[22]散工制把许多以前的农村人口变成了现代的工人阶级，也导致了家庭规模的扩大。佃农可以早些结婚，他们在建立一个家庭前，不必再久等一块田地，这都得感谢不断扩大的工业经济。而他们的早婚则推高了人口出生率。[23]

几十年里，英国的农业人口逐渐缩减，伦敦逐渐成为欧洲城市的楷模。1650年，伦敦的人口数量约为40万，之后不断增长，1700年，增至57.5万，1750年，继续增长到67.5万，到1800年，伦敦已有80万人。相比之下，法国的总人口虽然是英国的六倍，但伦敦的人口超过了巴黎。因为死亡率比出生率高，所以每年都会有8000～10000名农村人稳定地流入伦敦。一位学者估计过，每六个英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曾在伦敦生活过。[24]

这个城市的贸易商为他们出海的船只雇用了船员、码头工人、仓库管理员，以及捻缝工、修帆工、黄铜制品装配工和走绳索的人。进口的原材料付清了加工糖、咖啡、烟草、茶叶、杜松子酒等高收入工作的工资。杜松子酒是18世纪最受喜爱的饮品。更高的工资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有能力购买产自英国车间的商品。伦敦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首都不同，这里没有太多的官老爷和朝臣，到处都是市场参与者。1666年，大火烧毁了伦敦，之后私人投资家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这座城市，它的活力因此被形象化地展现出来。

还有一个经济因素解释了工业革命错综复杂的诱因和有利因素。英国一直洋洋得意于自己巨大且易用的煤储量。一旦这个国家的森林资源被耗尽，木炭价格大幅上涨，人们就会把煤当成燃料。煤对于工业行业是天赐之物，吹玻璃和制砖等行业都需要大量的热能。用煤替代木材作为碳源，也缓解了土地的压力。英国人利用廉价的煤烧制砖块建造房子，进一步卸去了土地的负担。尽管木材越来越多地从瑞典进口，造船也转包给了美洲殖民地，但是木材节省下来，仍可以用于船舶建造和制作构筑物的框架。煤还可以转化成高炉可用的焦炭，为武器、工具和建筑结构铸铁。新的工业生产过程不只是生产速度更快了，而且越过了土地、粮食以及燃料供给为生产带来的限制，在此之前，生产只能强调什么可能被生产出来。[25]当时化石燃料廉价又丰富，人口也相对较少，几乎没人想过两个多世纪以后，开采并燃烧煤会给地球造成什么影响。

广受欢迎的印度棉布和纱布表明了国内强势的棉花市场。如果能找到方法，棉花的纤维比羊毛和亚麻更容易用机械处理。最终，大量的行业对煤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利用廉价煤生成人工能源多么合算一目了然。[26]18世纪，英国的高工资和廉价燃料激发了强大的动力，他们不断开发替代方法，用便宜的代替昂贵的，用更多的燃料减少人类劳动或简化工序，或是发明使用燃料的机器，从而大幅提高人力的产出。这一概念正是制造商所不具有的。据说，15世纪末，也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生活的时代，现代汽车的每个部分都存在，只是缺少引擎的概念，不懂得通过化石燃料的燃烧，把热能转化为驱动力。[27]

科技革命

并不是所有愿望都可以产生新的想法。俗话说，“如果愿望是马，乞丐也有马骑”。我们知道一小撮发明家发明了神奇的机器，因此我们相信，如果找到他们的动机，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他们踏上魔毯的原因。但机械设计需要的不只是良好的动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天资也说明不了问题。托马斯·塞维利（Thomas Savery）、纽科门和瓦特，他们都把创造力积累成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总结出了以前并不为人所道的知识。技术遇见了科学，从而形成了永久的联盟。用人物打比喻的话，就是伽利略碰见了培根。

1632年，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强迫伽利略发誓放弃他的信仰，不再宣扬太阳是中心体，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太阳旋转的学说。伽利略是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职业生涯非常漫长，他在沉默前，构思好了准确的运动定律并且改进了折射望远镜。伽利略还感染了同时代的一个英国人，培根。培根虽然是一名律师和法官，但他却醉心于伽利略的观察结论和归纳推理。培根在著作《学术的推进》中写到了是什么促进了我们获得有用的知识，培根认为实验，而非理论，才是支撑整个欧洲大陆形成新科学的关键因素。更准确的应该称之为自然哲学，因为“科学家”这个名词直到19世纪中期才常用起来。

客观认识成了迫切需要，想要获得这些知识，我们先要形成有关自然力的假设，然后再设计实验，去检验这个假设。培根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在法庭上听过许多充分又直率的观点，所以他重视事实多过重视观点。他说，自然会回嘴，他的意思是指，如果某人有关事件顺序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验就不会证实它们。另外，这些观点仍会有增无减地继续盘旋，因为通常也没有证伪的方法。培根支持新知识的广泛传播。这是另一个不同的出发点，因为长期以来，知识都被看作是秘密，只能传授给特定的群体。公开分享观察结果和分析论断的做法拓宽了调查研究的范围。发表的言论就像一块磁铁，把好奇心的铁屑从各处吸向特定的问题。

整个欧洲大陆，最优秀的数学家和哲学家都在研究伽利略的命题，关于运动定律，关于光学定律以及模型的使用。17世纪，科学的好奇心一直在发酵，尤其是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法国，这种情况也很明显。两个英国人，牛顿和波义耳完成了对工业发明影响最大的实验。1642年，牛顿出生，伽利略去世，波义耳15岁。一个接一个的预言家次第出现。

自然哲学的主要范式来自于生活在20世纪早期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用物质和形式的二分法描述世界。他的工作跨度虽然惊人，但是只描述和定义了事物的性质，并没有作出解释。根据性质和形式，物质的反应会有所不同；气、水、土和火四个基本要素传达了干、湿、冷、热的性质。重物会落地是因为重量是它们的固有性质。牛顿有关万有引力的理论为物质的作用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原理。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都会受到万有引力的作用。这些规律不只是原理，它们还可以用数学方法表达，可以被论证。当时尽管只有极少数人会做数学题，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于1689年印刷出版了。

亚里士多德还说，自然厌恶真空。伽利略用吸泵实验回答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怀疑。波义耳最终用气泵和钟罩证明了真空的存在，这意味着大气是有重量的。因为英国公共生活的开放性，知识从自然哲学家的深奥难懂的调查研究发展成了广泛的好奇的科学团体。空气压力、真空和水泵的魅力成了科学文化广泛共享的一部分，除了有空学习的人，匠人和制造商也可以接触科学知识。宗教宽容、通过出版物和讨论自由交流的思想，以及普通公民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融合，使这些有关世界的理论被广泛接受，而正是这些理论推翻了几个世纪的知识学问。[28]

虽然伽利略在教会的权威面前落败，但是新权威也逐渐建立起来，这个哲学家团体阅读他人的著作、复制他人的实验，形成专家的共识。英国比梵蒂冈更容易接受这种新的探究方法。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推动并保护着实验法。英国皇家学会在培根生产有用知识的哲学精神的指引下，并且可能也是为了证明它受到皇室支持的合理性，它首先考察了整个英国的农耕方式。它还资助了一项用土豆作为食物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英国皇家学会把研究物理、力学和数学问题的人汇集在了同一个屋檐下。学会成员很快发现，把有用的“知识”转化为有用的技术非常困难，但是他们发起了一系列讲座，推广这些知识，或许会有人想出应用这些知识的方法。[29]

当然，这一切对工作世界都没什么影响，鼓风炉旁，人们依旧挥汗如雨，织布机边，人们也仍然在费力织造，他们研究的物理定律并没有改变提举、推挤和旋转等行为。蒸汽机的发明是17世纪的关键创新，而有关这项发明的两个重要发现是真空的存在和空气压力的测量。这些知识可能仍锁在空气泵和钟罩里，没有成为普及的信仰，因为牛顿写道，自然可以为人类工作，自然的力量可以理解和控制。

天主教会在欧洲大陆很强势，因此牛顿学说被质疑，几乎被视为是神秘学。即使在英国，教会人士也担心太多的自然研究可能导致人们成为唯物主义者，而18世纪，唯物主义相当于无神论。但是在荷兰和英国，很少有人理会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可以尊称为世界导师的人写书简化了物理学，发行了不同语言的版本。参与式的社会形成了一大堆的民间组织，自我提升的会社、书店、期刊、酒吧和戏剧。很多流行的牛顿导读出现，有些甚至是为孩子而写，而且它们找到了现成的读者。十几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去伦敦学习印刷的机械原理，发现了牛顿物理学。大概在同一时间，伏尔泰也在英国待了三年，这个注定要成为著名启蒙运动哲学家的年轻人宣称牛顿理论是人类一次伟大的胜利。[30]

教会反对学习新物理学，这使伏尔泰等批评家又添加了一条针对法国旧政权的指控。18世纪，法国陷入许多问题，工业化迟迟不能实现，但是它的知识分子却对牛顿学说及其应用痴迷不已。1751年，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出版了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结合了预测性和实用性。这本书的编辑，也就是这两位哲学家拜访了几十个车间，写下了72000项关于实用艺术的条目，包括从钟表制造到离心机等各种内容。亚当·斯密显然是从这本书里获得了他描述劳动分工的灵感。[31]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是一个伟大的流派，他们在英国找到了出版商，这些出版商预见到了便捷组织技术信息的来源的吸引力。

英国存在足够的好奇心，可以维持相当昂贵的新物理学成人课程。潘恩从家乡来到首都，报名参加了这样的课程，后来他设计了一座铁桥，证明了课程学习的成效。穿梭于伦敦的年轻人在整个国家传播着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理念。不久，专家就开始在利兹、曼彻斯特、伯明翰以及更小的城镇提供巡回系列讲座。他们还拖带着几百磅的空气泵、太阳系仪、杠杆、滑轮、液体比重计、电气设备和小型蒸汽机模型。他们利用这些仪器，可以演示牛顿定律的“吸引力、排斥力、惯性、动量、动作和反应”。[32]而始于特定目标的力学结构开始为工人们讲授新机器如何运转，还有——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会这样运转。

发明家和他们的发明

全世界人类创造才能的普遍性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大陆可以锁住这些创造力。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关键进步远比欧洲要早。他们甚至还开发了复杂的液压系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工匠们可以熟练地采矿，并用金、铜、锡和铁制作器物。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玛雅人、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在没有利用铁骑或轮子的情况下，已经修建了宏伟的建筑。这些例子都是为了告诉我们，不是文明的智力，而是技术好奇心和经济机会的顺利结合，再加上有利的社会环境，工业革命才会出现。简言之，社会为智力和知识应用于生产过程提供了动力。环境也为个人实验提供了行动范围。或者更准确地说，官方没有运用权力转移研究领域的好奇心，也没有动用法律惩罚或歧视那些进行创新，扰乱传统工作场所的人。

两位有创造力的铁匠塞维利和纽科门最早利用了大气重量的新知识，使得蒸汽带动了发动机。矿井抽水使用蒸汽机非常有效，1705年，纽科门的发明为一些没什么赚头的煤矿注入了活力。有些明白人建议矿主购买蒸汽机，这些矿主可能来自英国国教，或者牛津大学，再或者是地头上有矿藏的贵族。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想出了如何使用焦炭，这种燃煤的固体衍生物可以代替木炭在高炉里使用。这是很不错的共生关系，蒸汽机的锅炉里使用煤，反过来，它又可以用来从生产煤的矿井里泵水。和其他许多发明一样，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铸铁才可以容易地使用焦炭，才可以利用蒸汽机的抽吸把空气鼓入熔炉。[33]

纽科门的蒸汽机在采矿和炼铁上替代了水轮机和风箱，这是无止境替代的第一波。这些机器需要耗费大量的化石燃料，但是英国有很多煤。这就意味着蒸汽机必须在英国中心靠近煤田的地方使用。经济学家把这种企业集中在煤矿周围的现象称为集聚经济。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工房聚集在一起，它们就可以利用同一批技术工人、同一项专业服务，还有价格更低的原材料，这是燃料限制产生的一个意外但有益的后果。[34]1800年，英国共有1600台纽科门发动机在运转；比利时有100台；法国有45台。荷兰、俄罗斯和德国有一些，葡萄牙和意大利没有。[35]在煤炭稀缺的地方，如果想让蒸汽机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需要一些新要素，但在此期间，纽科门机器成功地解决了煤矿的排水问题，使英国因其81%的开采量，成为欧洲主要的矿业中心。

苏格兰的仪器制造商瓦特因为修理纽科门发动机，而进入了我们的历史画面。这次遭遇激发他成了一名机械工程师。瓦特自学成才，消化吸收了他从认识的格拉斯哥学者那里学到的所有知识。他一生都热衷阅读和收藏图书。[36]瓦特以实验科学家的精准度要求不断尝试，苦思冥想如何解决纽科门发动机的气缸在加热、冷却、再加热的过程中产生可怕的蒸汽浪费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他设计了一个冷凝器，可以把蒸汽排到一个独立但连通的小室内。1769年，他为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与利用蒸汽的力量移动物体一样，冷凝器也利用了自然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大气压力。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瓦特一直都在制造蒸汽机，培训蒸汽工程师，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伯明翰的工厂里度过，不断优化改良他的设计，正如一位学者近期的评论，他说瓦特把蒸汽机从“粗笨的装置变成了工业动力的通用来源”。

18世纪晚期，瓦特模型的平均容量是水轮机的五倍，而且它们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37]一匹马的力量是一个人的十倍多。瓦特从这个统计数据入手，确定了人工能源的计量单位。一马力相当于在1秒内将550镑的重物举高1英尺，约为750瓦特。瓦特的儿子是看出蒸汽发动机发展潜力的实业家。凭借父亲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对他的勤勉指导，小瓦特专心致志地为船舶设计引擎，19世纪10年代，一群美国人正在急切地寻找可以载运旅客和货物沿哈德逊河逆流而上并且通过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方法。从蒸汽船到铁路是明显的接续步骤，19世纪20年代，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发明了铁路。瓦特和他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为各种可能的工业应用生产了数百种发动机，到1819年，瓦特去世的那一年，他们生产发动机的种类已经过千。他们对自己的专利极力保护，而且与许多发明家不同，他们成功地依靠自己的独创性设计赚到了钱。获取专利的过程常常就像是一场超越障碍的训练。更令人吃惊的是，瓦特同时代的人看出了他成就的征兆。

改良的纺织和制陶

19世纪20年代标志着蒸汽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大气层、生物圈、水圈和地表。100年前，世界人口开始增长，到20世纪末达到了顶峰。越来越多的嘴要吃饭、身体要穿衣、家庭要住所，工厂要燃料，对长期不为人知的化石燃料的贪欲部分地推动了人口膨胀。回顾历史，无数工业技术次第产生的意外后果带来的级联效应非常可怕。又过了一个半世纪，人们才意识到，数亿两足动物集体行为的影响已经跨越了地方和区域的限制，波及全球。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从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到20世纪，人工能源使劳动者的效率提高了200多倍。一位专家计算过，全球产量仅在20世纪就增长了40倍。[38]但要不是19世纪，工程师不断改良瓦特蒸汽机的设计，积聚了力量，今天也不会取得这样的进步。

利用蒸汽制作美丽的物品也变得容易起来。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一直从中国进口瓷器。这些精美的器物让欧洲陶器作坊生产的笨重陶器自愧不如。欧洲的陶器匠人认为他们也可以制作精美的器具。18世纪的最后25年，法国赛夫尔、里摩日以及英国斯塔福德郡的公司接受了这个挑战，研究制作媲美中国的瓷器。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领导了这次工作。韦奇伍德出生在一个窑匠家庭，他从小就熟悉斯塔福德郡陶器作坊的日常组织。当时，工人买走工艺品大多数是为了守夜、婚礼、参加集市，以及酒醉撒酒疯。陶匠的工作时间并不规律，大陶匠通常都经营一家作坊，有八九个雇用工和学徒，没有多少有工头。每个陶匠都知道大部分把黏土捏成锅的手法，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并不关心成功。作为工业化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韦奇伍德将这些特点看成是改革的挑战。

韦奇伍德像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头一样对待陶器制作。他尝试使用混合了金属氧化物的黏土和石英，并且发明了测量箱温的高温计。他使皇室家族使用的奶油色陶器更加完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因为他组织工厂生产和把雇员塑造成行家里手的才能如同他把黏土制成盘子、碗和杯子一样神奇。韦奇伍德非常有远见卓识，他会想象理想的样子是什么，然后竭尽全力去实现它。他打破了陶器作坊惯常的工作程序，把不同的生产线安排在单独的房间，原来需要完成所有工作的制陶工现在只专注于一项任务。举例来说，韦奇伍德工厂生产一件彩色陶器，油漆工、打磨工、印刷工、衬层工、兴边工、磨光工和擦洗工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一起工作，而建模师、制模工、消防员、搬运工和包装工则属于所有部门。[39]

韦奇伍德理解工人在面对工资单时表现出的复杂的人性，他利用工资单把他们塑造成了现代劳动力。他用铃声和钟声向工人灌输守时的观念。他根据准确的记录惩罚不听话的工人。他将女工引入了工厂，尽管男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女工，但这个举动还是激怒了他的男性员工。他不能容忍父辈闲散的工作习惯，但他很注意工人的物质需要，他付给他们高工资，关心他们的健康，并且建造房屋来代替他们曾经居住的临时小屋。

韦奇伍德在英国西北部建立新工厂不久，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就订购了1000件著名的奶油色陶器。当得知女皇想要在她的盘和碗上饰以如画的风景，绘出古代遗迹和华厦，韦奇伍德才意识到他没有从事这类工作的艺术家；而且他要培训这样的人也很不容易。他给女皇送去了952个餐具，总算应付了过去。这次死里逃生说服他开办了一所学校，开始从小培养设计师和装饰工。长远来看，把青少年塑造成技艺高超的男女匠人，这或许是他意愿的最好证明。去过中国的游客在报道中惊讶地表示，中国工厂生产出来的每一个盘子都要经过70双不同的手。韦奇伍德的工厂组织和中国这种极致的劳动分工之间有一定的区别，虽然韦奇伍德在意质量，但他仍然坚持效率。[40]

18世纪最后几十年，韦奇伍德用船将大量的奶油色陶器、黑色玄武岩系列和碧玉器皿运送到波兰、丹麦、意大利、南非、德国、法国和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他是当时陶器制作风格、工艺、釉料、材料和生产设施的标杆。18世纪末，他在陶器作坊安装了蒸气发动机，现代陶器行业就此诞生。18世纪90年代，韦奇伍德为英国修造运河的狂潮推波助澜，成了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之间相互加强的早期证明。[41]自然宠爱英国，让它拥有了许多河流；运河使这些水路运输变得更加便利。

与韦奇伍德出场之前的斯塔福德郡陶器作坊一样，英国纺织业也墨守着旧式的生产程序。虽然水力运转的工厂聚集了一些工人，但是许多人仍然在家人和学徒的帮助下在家工作。铁匠和钟表匠用木材和一些铁零件打造工具。[42]纺织业是工业化时机成熟的行业，棉花是最有成功希望的织物原料。它的纤维比羊毛、丝绸和亚麻更容易处理，而且市场空间巨大。工业化的目标是将纺织工和编织工的手和手臂的动作实现机械化。

四人独立工作，分别用珍妮纺纱机、走锭纺纱机和动力织机进行织造，所有这些发明都是为了加快羊毛捻线、线织布的生产过程。这些发明不同的成功成了它们的发明者各异的命运缩影。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和托马斯·阿克莱特（Thomas Arkwright）设计了珍妮纺纱机，这是一个简单的装置，通过一个轮子的旋转带动多个纺锤。一旦它开始运转，带动的纺锤很快就会从8个增加到80个。哈格里夫斯是一名纺织工人，但阿克莱特与投资者的关系更好，他成功地开办了一家工厂，把600名工人带到了同一屋檐下，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埃德蒙德·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乡村牧师，在拜访了一家棉花纺织厂后，他也投身于织造工艺。一年后，也就是1785年，卡特赖特申请了动力织机的专利，它主要是利用蒸汽动力运转普通织机。动力织机是现代织机的原型。卡特赖特开的织布厂最终还是破产了。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了走锭纺纱机，顾名思义，它是珍妮纺纱机和动力织机两项发明的结合。但因为克朗普顿实在太穷了，支付不起申请专利的费用，所以他不得不卖掉走锭纺纱机的专利权。

蒸汽动力是英国纺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棉花织造方面。他们能以低于几乎所有印度和中国制造商的售价卖出产品。棉花市场是全球市场，英国的面料实在太便宜了，因此打开了世界上许多受保护的市场。棉花销售旺盛使染料也得到了重视，大部分染料产于新大陆。巴西苏木可以提供红色染料，土耳其的茜草植物也可以。人类常常产生各种奇思妙想；有人不经意间发现了墨西哥仙人掌上的一种昆虫，胭脂虫，它的雌虫尸体干燥后呈鲜红色。于是它也出现在了棉花染色的调色板上。靛蓝起源于印度，是一种美丽的渐变蓝。在化学染料时代来临之前，这种颜色非常难得，穿着艳色服装是财富的象征。为数不多的女性创新者之一伊丽莎·卢卡斯·平克尼（Eliza Lucas Pinckney）尝试在南卡罗莱纳州种植槐蓝属植物，结果获得了成功。现在殖民地的两种气候都可以为世界市场生产某种物质：潮湿的地区种植稻米，干燥的土地种植槐蓝属植物。这些鲜艳的染料从奢侈品变成了女店员和她的情郎都能享受的乐趣。普通人现在也可以穿着紫色的衣服，这曾经是专属国王的颜色，但最初穿着紫色衣服还是相当引人侧目。

蒸汽使纺织制造业成了19世纪的主要行业。与甘蔗相比，棉花可以在更多的地方种植，但是种植区域仍然受到限制。直到1793年，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美洲人才开始种植短绒棉。后来，短绒棉的需求飞涨，50年间增加了20倍。随着殖民者和他们的奴隶进入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处女地，曼彻斯特的工厂才最终有了稳定的棉花供应。内战期间，北方成功封锁了运往英国的棉花，因为埃及政府一直在促进棉花生产，英国即向埃及求助。再后来，廉价的电力可以实现长距离的泵水，才使中国以及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种植的棉花能够盈利。但这些对18世纪资本主义的故事来说都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工厂的外观

工人在酿酒厂、造船厂、高炉、矿山和造纸厂中已经工作了很久。虽然工厂工人仍是现代社会各种劳动大军中的一小部分，但随着纺织制造和制陶的工业化，工厂成了新工业时代的象征。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难忘地称它们为“黑暗邪恶的工厂”。使用水力的工厂散布在英国乡村，但是大多数蒸汽动力的工厂仍聚集在英国中部的煤炭产地周围。工厂是黑暗、肮脏和危险的地方，对员工来说工作条件仅比矿山略好一点。妇女、儿童和男人一起在矿山工作，他们提着满满一篮的煤，走过通风不良的长隧道。无论是水力，还是蒸汽动力，工厂都结束了一家人一起在家工作的自主性。最初，亲属还继续在工厂单位共同工作，但是现在因为要协调工人的日常生产活动，所有者或管理者必须监督员工的表现。机械越来越复杂，而且消费者坚持要求标准产品，这使监督变得越来越重要。[43]雇主把工人带到一个地方，强制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这在19世纪是惯例。

韦奇伍德的成功把就业机会带到了斯塔福德郡。韦奇伍德的有生之年，他的家乡的就业机会增加了5倍，但其他省时的发明让人们丢了饭碗。各种创新大大改变了工人的生活。经济学家认为，长远来看，商品价格下降往往会释放出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最终创造就业机会。疼是短暂的，但许多英国工人用痛来止疼。19世纪20年代，约克郡的工人砸毁了剪羊毛机，他们的家庭以前世代都在剪羊毛，但是剪羊毛机的出现逐渐瓦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以早期的反对者内德·勒德（Ned Lud）之名向机器宣战，这些勒德分子违反了严肃的工作制度，放弃了工作场所的舒适与欢乐。

实际上，英国西部的羊毛布料生产商很早就开始竭力阻止服装商引进珍妮纺纱机。珍妮纺纱机来势汹汹，一台可以完成20台老式纺纱机的工作。这些手艺人摆出了对羊毛贸易监管的悠久传统，他们呼吁议会执行这些世代记载的法律。经过10年的请愿、游说和时事评议，羊毛料生产商最终获得了议会的质询。这些工人一直在努力维持古老且稳定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的雇主想节约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工人重新提起抑制创新的一次荣誉规则，制造商却认为这些过时的法律总是弄巧成拙。对传统与改革之间、连续与变化之间的长年论战来说，这是一次新的转折。

1809年，议会废止了约束布料贸易的旧法令。两年后，勒德分子的战斗精神鼓舞了英国广袤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布料生产商砸了织袜机，农场工人则攻击了另一项发明，用钢球挖掘排水渠的鼹鼠犁。顾名思义，这种工具能像鼹鼠一样挖出一条小道，因为鼹鼠只在地下活动，所以它们略微地增加了污垢。政府为了平息农村的暴动，派出了一支由1200名士兵组成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支更壮大的队伍则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去西班牙对抗拿破仑了。资本主义的罪状上已经列出了几百条，议会穷追不舍地又在这张罪状上加了一条，勒德运动。在工业革命发生的这一个世纪，勒德运动有超过400例针对英国工作场所的工作节奏和范围变化的直接行动。对财产的毁坏激起了地主、制造商、金融家和贸易商的狂怒反应，而他们才是牢牢掌控着英国政府的一群人。1846～1848年爱尔兰的饥荒使支撑法律的控制方式和价值观现出了原形。几十万男女老幼正在挨饿，爱尔兰却把粮食运往富裕的英格兰，因为法律不允许当地人用在外地主土地上生长的粮食来养活自己。[44]

对创新的零星的抵抗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从砸机器发展到了暴乱威胁。19世纪30年代，“舰长之舞”（The Captain Swing）的示威延迟了打谷机的使用。而排字工人、锯木匠以及从事鞋靴贸易的人与机械化的战斗则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除了技术创新，农场工人还有更多的抗议内容，比如使用爱尔兰劳工，还有济贫法的执行方式。[45]工人反应的返祖现象通常强调的是他们有关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真正不满总是得不到重视。

技术通常体现为减轻了苦差事，可实际上工业任务的必要协调、持续的噪音，以及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发生事故的紧张心情，这些都使体力劳动更加讨厌。高压成了工作的常态，不仅因为机械的运转，而且因为机器的所有者总是希望资本投资能获得最大的回报。矿井越挖越深，爆炸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机械化的工作使工人的肺里充满了污物。[46]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表现的情况下，工人会利用特别手段，仔细聆听叮当作响的金属发出的噪音。他们以错误的速度运转机器。他们忽略了颠覆自己工作生活的工具。机器的使用减少了生产所需的人力，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因此增加了。工人协会几经努力寻找机械化的替代方案，最终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机器上。男男女女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不得不适应比先辈们更加繁重的工作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参与的攻击性的运动更多的是防卫战斗，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得生活，抗议者却屡次赢得了让步。公众常常会站在他们一边，因为他们手握着传统。议会撤销了太平绅士调整工资的权力，法律保护对工人有利有弊。家长式作风的统治时代为进步的时代让出了位置，而一个想法牢牢抓住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想象力。很少有媒体在面向大众时是代表工人的立场，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刁钻地评论说，制造商绝不会为了吃饭而齐聚一堂，但是他们决定了工资数额。雇主很容易订立非正式协议，但是如果工人施压要求让步，那么他们就抵触了反对阴谋的法律。又过了一个世纪，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才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劳动者才可以享受到工业化为工作和家庭带来的好处。

科技进步的智力影响

人们可以用他们喜欢的英国品质来解释英国的工业发展——高工资和低燃料成本、稳定的土地所有权、农业技术改进、低税收、城市的崛起和科学文化——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承认，所有这些元素都是互相加强的呢？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发明掺杂着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就像基因一样，利用它们的反馈机制交互作用，才实现了这一生产过程的革命。一些人强调财务动机如何激发人们发明了省力机器，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培养利于经济企业发展的态度是英国优势的主要部分。这些企业中，许多都可追溯到17世纪政治动荡结束之时。

每一代“风云人物”选择的毕生事业都与他们年轻时形成的价值观存在很大关系。如果瓦特出生在前一个世纪的英国，他很可能会投身于英国国教的改革——不过或许他已经达到了这项事业的巅峰，因为威斯敏斯特教堂现在就放置着一座他的巨大雕像。[47]18世纪，有天赋的年轻人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倾注在了工业发明上，有时他们也可以名利双收。而且事实上，这几代人确实人才辈出，持续了工业的发展。他们还是合作的竞争者，虽然渴望注册专利，但是更兴奋的是分享工作的灵感。发明的才能在许多家族延续了下去，比如瓦特家族和莫兹利家族。

18世纪，即使不确定，但创新是资本主义背后的秘密的活力第一次变得那么明显。我说“不确定”，是因为没有办法强迫创新。当然，创新可以鼓励，有些文化显然更能培育创新，但是创新的想法只会在某个特定大脑的隐秘角落生根发芽。大多数发明家都是自学成才，这一点令人吃惊。这些人不仅是能工巧匠，可以用自己如何使用滑轮、齿轮、轴、槽楔、飞轮和杠杆的知识改良既有的机器，而且像R.罗伯茨（Richard Roberts）和J.默瑟（John Mercer）这样真正的天才还自学了力学方面的科学文献。1825年，罗伯茨使纺纱机实现了自动化，这项革新一直持续使用到20世纪；默瑟开创了棉布印花的工序，其中包括可以使布料具有抗拉强度的丝光处理。[48]

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

18世纪，在对欧洲社会的变革至关重要的思想剧中，法国和英国有着迷人的关系。英国人以全新社会的姿态走进了这个世纪，这个新社会放弃了审查制度，并且在国王、贵族和平民之中进行了权力分配，用平衡宪法代替了政治专制主义（下议院并不完全代表普通民众。下议院成员积累的财富比贵族还多，但下议院仍是人民的象征）。而在法国，晦涩难懂的法律使想成为企业家的人陷入了困境。工人和农民都拥有阻碍经济发展的特权。无论是一个省、一位贵族、一项个人拥有的可继承的垄断权，还是一家企业、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可以抵抗一个名叫改变的怪物。

直到1787年，垂死的法国君主制仍坚持它不受制衡的权力，空虚的国库迫使国王召集了旧议会。这个议会差不多有两个世纪没召集过了，于是它迅速地变成了国民大会。这致命的一步使国家突然陷入了革命。也正是这一幕突破了羁绊、繁文缛节、许可证，还有注册公司的信件——使法国这个强大的巨人从所有拴住它的侏儒中突围而出。19世纪，法国奋起直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的人均资本财富已经与英国不相上下。

法国革命的激进吓坏了大多数的英国人，他们享受了几代的经济繁荣，现在对任何惹是生非的行为都感到十分恐惧。这种保守主义影响了英国社会的所有阶层。比如，听说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赞同1794年的法国革命，一群暴徒居然摧毁了他的房子。他因此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郊区。这一个世纪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不过在很多方面英国一直是法国革命的缘由。法国人阅读了英国的历史，研究过牛顿和洛克，他们看到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开放、好奇、雄心勃勃、勤勉，从而催生了他们认为旧政权需要改革的想法，这个想法甚至比他们的初衷更重要。[49]

基础环境的明显变化对想象力的作用就像是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一样肯定。特别强烈的好奇心吸引西欧国家走上了创新之路，随着人们越来越漠视惯常做法，这条路也越走越宽。欧洲人在人类发明的广阔大道上遇见了他们自己，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宇宙。这样的实现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不符合他们的宗教传统。世界似乎不再是被研究且被崇尚的天成之物，而是被改进的在制品。

1776年，两本出版物和一份意外的文件对资本主义历史具有关键的影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还有美国的《独立宣言》。斯密认为经济应该摆脱政府干预。他用大量有说服力的细节详述了他主张的“自然自由明显又单一的系统”。支持他这一经济想法的是一个人类行为的模型，这个模型明确地打破了人是不可预测、反复无常而又不负责任的传统观念。读一读他的话可以证明一个论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斯密还坚持认为：“促进保留的原则是改善我们条件的愿望，这种愿望尽管通常平静且不带感情，但与生俱来，而且直到我们走向坟墓才会离开我们。”[50]

正如牛顿看出了纷繁复杂的行星、流星和星辰等背后的一致性一样，斯密也发现了五花八门的商业交易中的稳定性，正是这些交易组成了市场。他描述的经济宇宙不受国家法律的限制，反而是国家受制于它的法律。斯密写道，以工业化告终的发明才刚刚开始，但已经有足够多的改进可以让他预言未来。

亚当·斯密推理的依据是意外后果定律，这是苏格兰哲学家一个有趣的洞见，他解释了自私自利的个人的意志如何支配行为，但是产生的结果对群体有益。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它用竞争把利润动机变成了一股正义的力量。斯密解释，“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51]这个概念有助于加深以下印象，即现实往往掩盖在表象之下。斯密一生都在面对他的事业发展，1723～1790年，有抱负的年轻面包师如果想找资金自己开店，与既有的竞争者进行有效的竞争还相对容易。后来，资本越来越集中，“看不见的手”很难再施展它的灵活性。

亚当·斯密和他的苏格兰同事提出了一段有关人类历史的推测性假说，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最早是从狩猎和采野果开始，后来演变为游牧，再发展为定居的农民，最终形成了商业社会。而发现南美和北美的土著民族仍在狩猎和采野果，这一显著的观察事实有助于证实苏格兰人的假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是逐步改变的缓慢过程，而不是历史书上所说的，是偶然事件和大人物推动了历史前进。亚当·斯密谨慎地结合了经济事实，提出了一些主张，他认为人类是始终如一、纪律严明并且有合作精神的市场参与者，自然法则管理着自发性活动的领域，因为人类的品质非常可靠。

苏格兰人断言，人类历史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它没有在变化的周期中摇摆不定，相反的，是累积的不可逆转的改进的形态在推动新方向上的事件发展。时间随着人类历史一起在发展，这发展不仅只有变化。这一认识改变了欧洲人看待过去和未来的立场。伊甸园时刻提醒着基督徒，他们生活得很堕落，而文艺复兴则赞颂了古希腊。传统的周期变化的概念把人类生活与可观测的周期连在一起，从出生、茁壮成长到成熟，然后是不可避免的衰弱和死亡。而现在，因为时间都分配在了可靠的进程、序列模式和不可逆的轨迹中，所有人类活动的小溪流都可以看着汇入发展的大河，不过直到19世纪，货币这个术语才出现。一旦不可避免的退化这种辛酸的故事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时，发展的新脚本就会占据想象的空间。恐惧为希望腾出了空间。

托马斯·潘恩是希望最成功的代言人之一。1773年，潘恩移居宾夕法尼亚州，他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写了一本叫《常识》的书。他是一位难以征服的偶像破坏者和充满激情的斗士，他认为改革不只是能让雇主和地主获益，对普通男女也有好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攻击了英国人为之骄傲的平衡宪法的整体概念。他评述英国宪法是“在黑暗的奴隶时代建立的，所以它是光荣的”，潘恩诋毁了过去。他大方地引用圣经来解释国王为什么会把人遣往以色列以示惩罚。他把社会——后来，社会成为一个新单词和新概念——和政府进行了比较。社会源于自治组织，是奖励者，而政府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讨人厌的惩罚者。潘恩认为商业是战争的另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描述商业是“温和的方法”，把商业“同国防结合起来，我们的兵力和财富可以互相发生有利的作用”。[52]

潘恩停下了笔，不再继续写煽动性的传单，他全心全意地开始设计一座铁桥，后来这座桥落成了。为了满足自己对经济进步的热情，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政治讲坛。他主要抨击贵族社会的残余的不公，而不是工业社会的新弊端。他的作品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仅因为他推动美洲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控制，而且因为他也攻击了传统，这才是他受欢迎的原因。像潘恩这样的人钦佩创业型经济，因为它向人才开放，而不是为具有继承地位的人保留坐席。这在今天仍是事实，只是如今获得资金更难一些。

旧敌的威胁渐渐消失——至少它们已经消失在想象里。潘恩继续猛烈地抨击英国贵族，同时，新实业家更进一步地巩固了他们的权力。这个时代，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很多自由。19世纪，工厂主这个新固化的强大阶级为了行使他们的控制权，毫无缘由地随意利用着他们手中雇用和解雇的权利。他们拒绝接受工人与他们拥有同等自由的想法，他们使私有制成了额外的社会福利。因为工人试图在老板的私有财产上成立组织，而法律却保护他们，所以工厂主往往将工人运动视为对自由的攻击。对其他人而言，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就安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等问题旷日持久的战争反驳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毫无疑问，这种结合确实曾经出现过，当时资本家正在对抗顽固的地主阶级。

18世纪，很明显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方式的累积影响正在形成体系。组织生产追求的是利润的回报，而不是为社会生存提供补给。在政府当局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并且自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这些个人决策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价格设定意义非凡的经济现实。信息以价格、利率或租金的形式在非正式的沟通网络中流动，进而影响了其他参与者的选择。雇主代替风俗习惯，组织人们完成工作任务。通过客观的市场运作，那些赚了钱的人获得了个人权力。强大的教会和地主阶级仍在不断地施加影响，但是他们也时常向那些在经济领域拥有权力的人低头。

我们追查了美国的工业化轨迹，发现工业化在奴隶制中也参过一脚。奴隶制在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主导部门——纺织制造业的转型中发挥了战略作用。19世纪，美国北方和南方形成了某种兼容的经济关系。北方的制造商为南方的种植园主提供衣服、木材和工具，而南方的种植园主则把他们的资本集中在棉花生产上。19世纪50年代以前，棉花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如果没有来自南方奴隶制的利润，美国经济肯定会发展得慢一些，但本质上，节奏慢并不是不前进。

对工薪阶层的自由的限制通常很难发现，但是奴隶制的锁链实在太过明显。我在这一章的开始就已经将加勒比地区糖料种植园对奴隶劳工的剥削与导致工业革命的发明联系在了一起。物质与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由相同的利润动机驱动，并且利用的是相同的资金，但是到18世纪末，它们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在历史上知识发展最丰富的一段时期，国内出现了工业创新；而奴隶制在视线之外偏远落后的地方一派繁荣，但也并未被完全遗忘。情感进一步划分了物质与文化。国内的社会进步充分证明，神奇的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曾为大西洋奴隶制度创造过机会的沉睡的良知。

推进人权事业的原因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鼓舞了18世纪的两代改革者。[53]许多新主张呼吁关注人们和他们演变的本性。当时，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丰富的食品货架、大量的布料、瓷器、书籍、工具和橱窗展示的小玩意儿上，而在此之前，这个可能的——这个可能性随着时间不断加大——有利的变化已经舞动了起来。过去一再重演，这一点似乎非常肯定，现在所有人都在憧憬未来。

道德持续发酵，人道主义的新精神感染了西欧大众的想象。好奇心做出了新承诺，受启发的组织转而发起了政治运动。论战的宣传册、奴隶的回忆录、贸易参与者的见证将锁链下非洲人的形象生动地推上了前台。很明显，为自由而战与坚持奴隶制之间的矛盾令美国革命领袖和他们的英国对手非常尴尬。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有关“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普遍权利上与英国决裂。《独立宣言》发表四年后，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废除了奴隶制。根据《十三州邦联宪法》，宾夕法尼亚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州，所以它成了第一个证明像圣经一样古老的体制可以通过民选立法机关的作用而和平结束的政府。

北方的其他州跟随宾夕法尼亚州进入了新时代。1801年，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的州界，梅森—迪克森线成为美国自由和奴隶劳动之间分化的象征。北方各州逐步地废止法律强制规定，某一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只要年龄到了25岁、26岁或28岁，就可以获得自由。而在南方，反对奴隶制的社团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奴隶制因利润丰厚的棉花种植又维持了40年。英国人总是把法令应用在远离母国的属地岛屿，而美国的北方人则不同，他们和解放的奴隶生活在一起。北方各州的奴隶远比南方的要少，但是据估计，奴隶在曼哈顿的劳动人口中仍能占到1/4。纽约的法律否认了持有人类财产的合法性，构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私有财产的和平入侵。1868年，美国内战使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四条修正案》进入了联邦宪法。如果有人还在怀疑平凡世界中的思想是否具有力量，看看结束奴隶制的运动就知道了。

今天，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迷人实验，但是最初，至少有三个世纪，资本主义都只停留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动力带着欧洲人和他们的运作模式一起环游世界。一旦资本主义成为完整的体系，拥有了可以增强自己力量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习性，它就会随时准备着粉碎对它扩张的反对。在成功的磨砺下，西欧人的气质——对新奇、进取、坚韧、独创和优越感的开放态度——愈加清晰可见。这正是世界其他地方了解、钦佩和敬畏的欧洲，也是培育自然权利、民主和人道主义情感的文化。

[1] These were the 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1689-1697），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2-1713），War of Jenkins’s Ear（1739-1741），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Seven Years’War（1756-1763），Wa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77-1783），Wa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2-1800），Napoleonic Wars（1803-1815）.

[2] David Brion Davis，Inhuman Bondage：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Oxford，2006），80；David Eltis，“The Volume and Struc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A Reassessment，”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58（2001）.

[3] Peter Bakewell，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2nd ed.（2004），153-57.

[4]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2nd ed.（Armonk，NY，2006），88-89.

[5] Arnold Pacey，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A Thousand-Year History（Cambridge，1991），100.

[6] Davis，Inhuman Bondage，83-85.

[7] Pomeranz and Topik，World That Trade Created，104-07.

[8] Richard S. Dunn，Sugar and Slaves：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Chapel Hill，1972），9-10.

[9] Davis，Inhuman Bondage，92-93.

[10] Jan De Vries，“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forthcoming）：8.

[11] Frank Tannenbaum，Slave and Citizen：The Negro in America（New York，1947），33.

[12] See Chapter 2 for a fuller account of Virginia’s tobacco boom.

[13] Edmund Morgan，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New York，1975），24-26.

[14] Peter H. Wood，Black Majority：Negroes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from 1676 through the Stono Rebellion（New York，1974），30-42.

[15] Martha Schwendener，“Growing Up in the Caribbean，Inspiring Artists over the Centuries，” New York Times，June 29，2007；Pomeranz and Topik，World That Trade Created，72-73.

[16] Tannenbaum，Slave and Citizen，48-54.

[17] Carl N. Degler，Neither Black nor White：Slavery and Race Relations in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971），245-56；Davis，Inhuman Bondage，120-21；Tannenbaum，Slave and Citizen，10.

[18] www.digitalhistory.uh.edu/black_voices_display.cfn？id-24.

[19] Bryan Edwards，The History，Civil and Commercial，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the West Indies，5 vols.（London，1810），2：287-89，quoted by James Epstein，“Politics of Colonial Sensation：The Trial of Thomas Picton and the Cause of Louisa Calder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12（June 2007）：714，n.17.

[20] Davis，Inhuman Bondage，240-48.

[21] 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London，1944）.

[22] James M. Bryant，“The West and the Rest Revisited：Debating Capitalist Origins，European Colonialism，and the Advent of Moder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31（2006）：434；Joel Mokyr，The Gifts of Athena：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Princeton，2002），123.

[23] 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New York，1977），77-78，146-47.

[24] E.A. Wrigley，“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650-1750，” Past and Present，37（1967）：48.

[25] E.A. 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1988），26-29，32，56.

[26] Robert C. Allen，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How Commerce Creat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Modern Economic Growth，forthcoming，April 2009，http：//www.nuffield.ox.ac.uk/users/allen/unpublished/econinvent-3.pdf.

[27] Mokyr，Gifts of Athena，75，n.72.

[28] Margaret C. Jacob，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West（Oxford，1997）.

[29] Margaret C. Jacob and Larry Stewart，Practical Matter：Newton’s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Industry and Empire，1687-1851（Cambridge，2004），38-41；Mokyr，Gifts of Athena，44-45.

[30] Jacob and Stewart，Practical Matter，83-87；Joyce Chaplin，The First Scientific American：Benjamin Franklin and the Pursuit of Genius（New York，2006），29-33.

[31] Allen，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10；Mokyr，Gifts of Athena，68.

[32] Chaplin，The First Scientific American，29-33；Jacob and Stewart，Practical Matter，95，97；the quote is from p.93.

[33] Pacey，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111-12；Allen，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27.

[34] Paul Collier，The Bottom Billion：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Oxford，2007），82-84.

[35] Allen，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28.

[36] Eric Robinson and A.E. Musson，James Watt and the Steam Revolu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London，1969），4-6.

[37] Jack A. Goldstone，“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Rise of the West’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3（2002）：363.

[38] J.R. McNeill，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New York，2000），13，315.

[39] Neil McKendrick，“Josiah Wedgwood and Factory Discipline，” Historical Journal（1961）.

[40] Pacey，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101.

[41] Charles P. Kindleberger，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2nd ed.（Oxford，1993），193.

[42] Pacey，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116.

[43] A.E. Musson，“Industrial Motive Power in the United Kingdom，1800-7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9（1976）：415-17；Mokyr，Gifts of Athena，131-40.

[44] Walter G. Moss，An Age of Progress？：Clashing Twentieth-Century Global Forces（New York，2008），74-75.

[45] Adrian J. Randall，“The Philosophy of Luddism：The Case of the West of England Woolen Workers，ca. 1790-1809，” Technology and Culture，27（1986）：1-8；Mokyr，Gifts of Athena，267；Jeff Horn，The Path Not Taken：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50-1830（Cambridge，2006），96-101.

[46] Raphael Samuel，“Workshop of the World：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no.3（1977）.

[47] Mokyr，Gifts of Athena，87；Christine MacLeod，“James Watt，Heroic Inven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Maxine Berg and Kristine Bruland，eds.，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Europe：Historical Perspectives（Northampton，MA，1998），96-98.

[48] Mokyr，Gifts of Athena，48，65，72.

[49] Jan De Vries，“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f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June 1994）.

[50] Adam Smith，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1937 [Modern Library ed.]），306，3，328.

[51] Adam Smith，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1937 [Modern Library ed.]），13.

[52] Thomas Paine，Common Sense，ed. Isaac Kramnick（London，1976），65-72，228.

[53] Lynn Hunt，Inventing Human Rights：A History（New York，2007），24-32.

第六章 德国与美国的崛起

19世纪早期，公众的目光都集中在携带着革命思想穿越欧洲大陆的拿破仑的军队上。但是同一年士气不断高涨的英国工业化是更持久的革命，因为工业化的基础是之前两个世纪的农业和贸易的进步。一个集成的现代经济正在形成。英国技术突破的效益直到19世纪才物化为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此前，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近2/3的英国人在制造业、零售业和运输业找到了工作，城市人口不断膨胀。伦敦成为闪闪发光的金融、贸易和时尚的世界之都，它也是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聚集了很多社团会议、示威、剧院，以及大大小小的流行杂志。

英国虽然被剥夺了大陆美洲殖民地，但仍保留了卓越的海运力量，还有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印度等殖民地。当时的人看到“太阳永远照耀着大英帝国”时，他们明白了它的全球影响力。工业化刺激了对原材料的控制，因为原材料可以带回国加工成制成品。英国失去的大陆美洲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美国，英国从此把注意力转向了印度，这提升了英国的南非海军基地的重要性。

然而资本主义历史19世纪的这一篇章并没有关注英国的成功，而是讲述了德国与美国如何绕过英国，在世界经济体中遥遥领先。这个故事在许多方面都有悖常理，因为英国早已建立了自由贸易，并且不遗余力地把其他国家带入了以它的银行和产品为中心的全球商务。德国与美国通过设置关税保护了民族产业，从而阻隔了英国的磁力，创建了韦伯所描述的“封闭的民族国家，使资本主义有了发展的机会”。[1]

居住在人迹罕至地区的移民很少是直接搬去的。在没有地图和视觉线索的情况下，他们四处流浪，走入过死胡同，徘徊在枯井旁。创新者到达了没人去过的地方，他们不再害怕竞争。当其他人决定追随成功的拓荒者时，他们的路线就会更直接。在德国与美国的例子中，它们不断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也成为创建国家的部分推力。它们的前进运动表明，资本主义不是英国的越轨，而是世界历史的新阶段。19世纪伊始，人们预计进一步的改变即将到来，未来不再是盲目地复制过去。

英国的邻居（或竞争对手）感觉到了追随榜样的巨大压力，因为古老的政治力量、军事实力现在都依赖于工业能力。挑战者必须先搞清楚英国如何创造了它的神奇机器，它们寻找答案的唯一选择是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一些社会与西欧的财富和战争决策中心充分隔离，只要它们不被拉入大英帝国，它们可以忽视英国的收获。但与英国比邻的国家却不能忽略英国的举动。

其他人一旦见过英国惊人的新机器，很可能就想复制它们。盗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私人投资者和英国官员，但英国是非常开放的社会，所以对保守秘密并不是很在行。蒸汽机对制造工具和纺棉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革新，这吸引了来自法国、德国，甚至英国原美洲殖民地的间谍。这些国家的任务相同：找出是什么把传统的手工作坊变成了生产力空前的制造工厂。英国禁止技术工人移居国外，但是18世纪，法国居然说服了差不多1000名英国的工厂操作工移民。[2]虽然英国的专利机器不能合法出口，但是德国可以走私机器，或者从比利时购买。记忆超群的美国人考察完英国工厂后就复制了它们。英国工人有时也会离开自己的国家，在他们的新家园复制机器的生产流水线，正是这些机器改变了英国制造业的面貌和生产速度。

许多国家都开办了纺纱厂，但是事实证明，英国成功的原因不只是机器。英国管理者和工人的灵活度和效率也应该效仿。不过这是文化问题，难以复制。早期工业革命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没有国家的纺织品产量可以追得上英国。尽管它们的工人工资远远低于英国，但是法国与德国都没能成功地利用这种成本优势。1811年，英国运转着世界40%的棉纺锭。同样高工资的加拿大与美国运转着另外22%的棉纺锭，而剩余38%的棉纺锭分散在德国、法国、俄罗斯、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印度、日本、中国和墨西哥！这是一项惊人的记录，是机械设计和工人专业技能的一次胜利。[3]几乎同一时期，1780～1830年，英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而它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近300%——这是惊人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大多数时间，英国还在和法国打仗。

始于1701年的蒸汽机开启的创造力在英国一刻不停地向前发展。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准备为她的人民的聪明才智举行庆祝仪式。在阿尔伯特亲王的赞助下，“工业作品”的伟大展览在一座惊人的建筑里举行，这座建筑是以钢铁为框架，由玻璃构筑而成。游客可以在这座水晶宫殿中，观看到从世界各地煤矿、码头、办公室、厨房、工厂和实验室收集的13000件发明。这次展览的隐形英雄是“发明家”“艺术家”和“作家”，他们成为新的浪漫主义人物。这次吸人眼球的工业成果展览的持久影响是让人们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所有人似乎都在无情地向伟大的科技成就靠近。19世纪和20世纪初，神奇机器的出现让当时的人眼花缭乱，他们无法想象先辈们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早点进入机器时代。

历史书开始把工业化描述成人类的普遍目标。古希腊的辉煌和十字军的狂热等曾使欧洲人着迷的过去都悄悄溜进了阴影里。作家不无优越感地认为，现代以前出生的人非常不幸。人们经常把工业化比喻成一个目的地，好比一座伟大的城市，男男女女一直都在向它靠近，虽然他们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就像我们同样也不能预料22世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一历史展望直至20世纪晚期才逐渐淡去，作家开始提及“后工业化社会”。现代化已达成，很明显，人类生活正带着新愿望和新忧虑在继续向前。

一段好奇的历史被缓慢地写入了资本主义，因为煤矿里的马拉轨道车变成了轰隆隆穿越世界大陆的铁路机车，这个转变笼罩着必然性的迷雾。人们为这一从未减弱的改进找到了一个名字——进步。早期的“进步”只表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比如“乡村的进步”。现在，这个词有了新含义。进步扰动了过去和未来指定的价值。变化不再使人害怕；变化确认了进步。

水晶宫展览后的20年里，德国与美国超越了伟大的开创者，在资本主义的持续行进中走到了队首。1850年，美国蒸汽动力的规模超过了英国，到1870年，美国已经远远把英国抛在了后面，不到十年，德国也大步赶了上来。如果把钢铁产量作为另一项衡量标准，1886年，美国的钢铁产量超越了英国；7年后，德国的钢铁产量也超过了英国。其他指标的对比也有同样的变化。[4]而且德国人与美国人的发展成果不只是喷吐烟气和蒸汽（炼钢和蒸汽机应用）。他们还在化学、电力和内燃机上开始了新一波的创新。震惊世界两个世纪的领跑者头一次落后了——不只是生产能力，创造力也被比下去了。工业后来者的优势是更新的设备以及尚未使用的资本。它们的农场不断缩减工人，满足了实业家的劳动力需求。大英帝国的陨落与它的技术成就达到顶峰一样，似乎有悖常理，但是这段历史追寻的是资本主义无情的革命，而不是编目它的各种成功。

德国与美国并不相似，经济成功是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工业化的关键要素一旦显现，就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差异。这两个不同国家的成功的经济发展轨迹告诫我们，经济成功不依赖于同一个公式。但是超越领跑者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天赋。美国是经济优势明显的竞争者。当美国还接受英国的殖民指导时，当地的殖民者就已经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能力，将他们的经济冒险整合进了欧洲商业的大计划。独立使他们跳脱了英国指定的渠道，也解放了他们的商业智慧。如果拂去传统和继承特权这层厚厚的尘土，德国也具有大量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德国在物质和文化上都有优势：重要的自然资源、促进科技进步的教育体系，还有以技能和自律为傲的劳动人口。

对美国来说，经济进步的推力成了这个新兴民族性格的一部分。美国人赞美他们的进取心和效率，认为这是他们区别于衰败的封建欧洲的一种方式。美国人缺少强大的贵族传统，他们珍视无畏的品质，往往夸张地讲述着其他国家死抓住过去不放的故事。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美国总人口接近400万，大多数是适应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地球几乎最肥沃的土地上。他们在来到这个国度的途中，发现了丰富的煤、铁、黄金和石油。第一次人口普查还统计出了75万多名被奴役的人口。随着轧棉机的发明，整个地区种植的短绒棉都开始赚钱，奴隶的价值因此飙升。由此，革命理想燃起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整个南方的奴隶制并没有衰落。

1789年，美国通过了一项宪法，旨在联合十三个半自治州，创建一个国家。同一年，德国还只是个称呼，而不是一个国家。德意志在地理上包括奥地利在内的三百多个独立的王国、公国、自治市。民族主义助长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在德意志，许多不同经济体现代化的任务为创立国家提供了手段。美国人曾经遭受过被殖民的痛苦，习惯了扮演母国的小配角。德国则承担着它的邻居——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俄罗斯、西班牙和葡萄牙——关系长期破裂的责任，获得了强大的民族认同。整个19世纪，民族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美国和德国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走上了国家建设之路。这个驱动力为经济努力增加了道义与浪漫的美感。

德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余威。拿破仑把革命军队磨炼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19世纪头10年，拿破仑在所有他征服的地方都实施了体制改革，他的现代化冲劲跟随他的军队一起，在欧洲大地上转战南北。自公元800年起，神圣罗马帝国就与中欧德语区的国家结成了松散的联盟，而拿破仑却抹去了它的名字。他在神圣罗马帝国原来的版图上建立了包括奥地利在内的三十九州省的联盟。拿破仑的遗赠和奥属尼德兰这个小镇的名字被人们长久铭记于心，就是在这个小镇上，拿破仑落败。

滑铁卢后，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议，创建了称为欧洲协调机制（Concert of Europe）的独特实体。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为令人胆寒，所以为了打败拿破仑，甚至以前的敌人都联合了起来。在维也纳会议上，精疲力竭的参与国主要使用外交手段完成了周边土地的分配，从而实现了某种权力的平衡。一个世纪的敌对行动使和平看似值得用一些牺牲来换取。英国人成功地借他人之口讨伐了奴隶贸易，但是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仍是安抚欧洲大陆。一切并没有回到过去，所以保守派唯有维持他们的现状。他们指责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煽动了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代表了对宗教、家庭和执政当局的攻击。这一教训非常明确：人们需要铁腕，而且这只手最好隶属于高贵的传统。后革命保守派并不想换一套更好的理念；他们希望完全地消除政治思想，更好地依靠习俗，遵循服从的习惯。

在学习曲线的另一边，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从法国大革命的信条中择优选择了非常适合他们改革概念的新事物。他们厌恶拿破仑的狂妄自大，但是赞同他合理化的法律。他们倡导自然权利，并且增加了一项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承诺。他们也支持更广泛的选举权，以抵消拿破仑的失败重新授予贵族的影响力。在德国，现状的坚定捍卫者和开明代表之间开始了第二回合的对峙。只是现在，这个对峙不再是两组想法之间的争辩，而是自由派与贵族之间的角力，正是这些贵族策划了维也纳会议。[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尤其是普鲁士王国，获得了两个城市和富含铁矿的鲁尔谷，它们走出了欧洲的长期创伤，成为胜利的一方。不过，和意大利一样，“德意志”仍代表着公爵领地、封邑和独立城市的集合体。

经济发展和德国国籍

德意志各州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因为它们是拼接的百衲衣，而不是国家之毯包裹的集团。350个德国公国缺少统一的度量衡、消费税、公路通行权、商业惯例，更不用说统一的货币、银行机构和免费运输。自治城市并没有推动商业，而是担起了教会、大学或王室法院等行政中心的角色。特别是在普鲁士，它的军队控制着大部分的公共基金，各处的行政开支都是臃肿的。18、19世纪虽然英国的农业改良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贫困的农奴仍在田里劳作。[6]

法国人惊人地在一夜之间立法废除了压在农民身上沉重的封建税。但是德国花了很长时间才结束了农奴制——1807年，普鲁士废除了农奴制，而萨克森直到1832年才废除。普鲁士有65%的工人仍在务农，所以重组农村的土地所有权等同于改造整个社会。普鲁士的地主羡慕地看着英国和荷兰仅40%的人口务农，却有如此高的农业收益，他们开始认为，自由的劳动力可能会提高农业产量。政府通过法律解放了所有农奴，同时也用罚金和租金补偿了地主的收入损失。此外，改革还把那些不能有效务农的农奴的土地给了地主。现代读者获悉这些并不会感到震惊，控制政府的地主从刚刚获得自由的农奴手里得到了几十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农奴只能成为自谋生计的农业劳动力。[7]

从农奴制度到自由劳动力的过渡已完成，但德国的西南部地区仍保留着小农场的传统。普鲁士的农场数量翻了一倍，1816年，它的农场不到100万个，1858年，已增加到200多万个。以前拥有足够土地的农奴为自己工作，现在伟大的普鲁士庄园都由无地工人进行耕作。粮食产量直到19世纪末才显著提高。

德国的城市中心并不比农村先进。直到19世纪中叶，公会一直压制着竞争，保有排斥创新的能力。难以逾越的障碍阻止人民、产品和思想在许多行政辖区内流动。只有共同的语言和一度一起在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记忆支撑着德国统一的梦想，但这对于普鲁士的领袖来说已经足够了，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使它有机会成为统一的得胜者。普鲁士有煤、铁、投资者，以及资助经济发展的政治意愿。它的领导人意识到，即使容克贵族讨厌主导贸易的城市中产阶级，但建国之路仍需由商业发展奠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需要财富来维护军队以及受人尊敬的军事传统。

普鲁士王国集中了成就伟大德意志民族的希望，因为它比另外三大州巴伐利亚、汉诺威和威斯特法利亚加在一起还大。1817年，普鲁士建立了统一的商业联盟，关税同盟。在经济诱因和政治诱因的反复刺激下，它吸引了德意志越来越多的州加入。扩大的内部市场和免受外国竞争的保护措施使一些企业家获益，但是其他地区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只有地方运价能略微缓和一下竞争。关税同盟逐年扩大，主要是因为普鲁士为了争取南方各大州的加入，愿意作出一些财政让步。经济进步仍怀抱着将德国各州合拢成一个国家的希望。

新概念有助于推动德意志的统一。过去，人们认为经济有强有弱，但是现在，由于英国设定了一个远高于以往生产力水平的快节奏，人们开始用先进和落后来形容经济。[8]这一思考经济活动的新视角非常惊人。以前的经济只是简单地包含重复性的古老的任务，哺育人民，生产有用的物品并且交换它们。而现在，经济期望发展，否则就得承担落后的责任。“落后”是与“传统”不同的警钟。落后的概念加剧了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我们非常熟悉线性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渐进运动，所以我们很容易漏掉历史最初的影响。以前，军事实力最重要，尤其是在德意志，处处都是战争的炮火。维持军事基地的高昂成本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保持国际地位的重中之重。而因为英国工业的冉冉升起，财富创造和权力运用交织得越来越紧密。

德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发展提供了刺激。在运河的辅助下，莱茵河、奥得河、威悉河和易北河等大河干道成为德国主要的商业交通动脉。19世纪20年代，轮船出现，更多的运河修建接踵而至，但是德国在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发明是铁路。铁轨上不再是煤矿长期使用的四轮马车，而是由机车牵引着装载货物的车厢，它们上山下坡、穿越平原，驶向港口城市的码头。铁路需要铺设轨道，最好是用标准尺寸。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对铁路进行了完善，铁路就像三个世纪以前的大三角帆船，再次缩短了地点、人和产品之间的时间距离。而在德国与美国，运河都是铁路运输的重要补充。

德意志各州横贯欧洲的中心，连接着现代化的西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以及落后的东部俄罗斯、波兰，还有仍是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巴尔干半岛诸国。德国铁路联起了欧洲的这些部分。铁路建设促使日渐衰落的陆路贸易路线重新繁荣起来，并且刺激了德国邻居的经济——一个国家有东西可卖总是良策。随着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公国加入，关税同盟不断扩大，正好赶上了铁路建设的投机热潮。[9]这就如同技术领域经常发生的一样，一个成果会激发另一个的出现；铁路建设支持了德国的采矿、金属冶炼和机械制造。在法国，铁路以巴黎为中心，向外辐射；在德国，铁路连接了各个工业中心。

与如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不同——“不发达”是20世纪的名词，代替了不友善的形容词“落后”——德国有建设铁路的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门德尔松家族这样的私人银行家是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它们都是犹太人的公司，这使保守派将反犹主义的毒药注入了经济问题的讨论。其他著名的私人银行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银行家是局外人，但是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的分支机构和人脉提高了他们为德国工业化筹措资金的能力。金融机构在工业化早期非常重要。资本不是供不应求，而是分散在未受过投资教育的人群里。

普鲁士把奥地利排除在新布局之外非常必要，这样它才可以控制未来的德意志联邦。德意志伟大的建设者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熟练地部署了普鲁士的军队，针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展开了一系列短时战争，从而以他开出的条件赢得了德国的统一。1817年，以普鲁士国王为皇帝的新德意志帝国出现了。圆滑的霍亨索伦王朝推开了权力式微的哈布斯堡帝国，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缩小到了只剩下奥地利和匈牙利。德国实现了统一，成为欧洲的工业巨头。俾斯麦成功地利用“铁血”政策对付了他的自由主义对手，他轻蔑地称他们为只会“演讲和多数决定”的人。

普法战争后，德国除了获得战利品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还得到了法国的大量赔款。富含铁矿的鲁尔谷的并入引发了一次德国内部的大迁移，人们从人口过剩的东部地区迁徙到了工业化的西部地区。随之而来的繁荣证明了大迁移有利于经济发展。而文化差异也再次证明了它的影响力。可以这么说，德国人口比法国人口具有更好的流动性，在法国，分遗产的机会使小儿子坐在家，等待分享父母的财产。而德国人却开始横渡大西洋，在新大陆开创他们的新生活。19世纪中期，美洲900万移民中有80%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他们主要的目的地是美国。[10]

美国的私人倡议

在美国，商业社会在不寻常又极其不同的环境下苦心经营。商业和民主的互动加快了国家的发展。美国人用鲜血和债务为他们的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1789年，长期的经济低迷终于结束了。复苏的经济推动了道路建设、扩大的邮政服务和报纸出版。如果不论大小的话，美国发行的报纸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根据宪法建立的新政府恰巧赶上了经济形势好转的时机。

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认为，亚当·斯密主张经济可以自我调节的观点很疯狂。或许因为汉密尔顿知道，凭借自己的权威和专业知识他可以将革命债务变成资产。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合并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持有的所有欠条。之后，他发行了“股票”来偿还这些债务，并且用特定税作为偿付股息的基金。投资者很快就买完了这些债务。多亏汉密尔顿的财政实力，美国变成了安全的资金存放地。大多数购买了汉密尔顿股票的欧洲人把所得收益继续投入了美国众多的私人企业中。可以说，美国成为金融界的第一个新兴市场。同时，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争使美国粮食获得了溢价。粮食的托运人成为交战双方的中立运输公司。

竞争和障碍如果不是压倒性的，就会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刺激。自17世纪以来，北方人一直努力在世界市场中寻找有利的定位，他们发展出了推动资本主义的体制和个人特质，而南方从事大宗生产的种植精英们则在吃老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仍然依靠的是特定作物创造的丰厚利润，首先是烟草与稻米，然后是棉花。种植园主挥金如土，他们保留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且尽其所能地遮掩他们依赖奴隶劳动的残酷事实。

拥有奴隶是主人的一种保险政策。1774年，杰斐逊的岳父去世，他继承了135个奴隶，其中包括伊丽莎白·海明斯（Elizabeth Hemings）和她的9个孩子。52年后，杰斐逊去世时，他已拥有70多个海明斯的子孙。惠特尼轧棉机使南方各处都可以种植的短绒棉成为生财作物，奴隶的价值也因此飙升。发明总是在最合适的时机出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纺织厂自此激增。北方人负责供应食品、木材产品和制成品，而南方的专业化加剧了他们对这些物品的需求。为奴隶生产廉价的鞋帽衣袜成为许多拥有较少资源的企业家的创业起点。

奴隶劳动创造的可衡量的财富必须以南方文化资本不可估量的损失为背景来看，他们没有掌握技能，投资机会也没有得到开发。更何况，为了捍卫他人眼里越来越站不住脚的社会制度，这个地区已经无形地耗费了大量的道德资源。1801年，北方各州找到了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方法，1808年，美国宪法开始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随着南方边境的扩张，国内市场的奴隶价格在十年内翻了一番。而对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种植园主来说，土壤衰竭使他们很乐意出售奴隶。

国内的奴隶贸易代表了南方一项伟大的创业活动。由于棉花的过度种植，东部土地开始衰竭，边境的空地成了富矿。南部扩张的新时代里，最大的输家是非洲裔美国人（即奴隶），一旦他们的价值上涨，他们获得解放的机会就会越来越渺茫。在亲友的生拉硬拽下，这些大人小孩被迫前往西部的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他们带着奴隶制度深入大陆。在铁路推动长途贸易之前，内部的奴隶贸易代表了最重要的州际商务，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提及这一事实。1820年，100多万非洲裔美国人跨越州界，去往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11]

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大选成功，他迅速推广了汉密尔顿的成果，废除了联邦财政计划，减少了税收，精简了行政机构。因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经济纲领，美国在两个世界占据了优势地位。汉密尔顿不相信普通民众可以明智地运用他们手中的钱，从而忽略经济中最变化无常的因素，但他赢得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另外，杰斐逊不信任金融家，他想让工人阶级中的白种人摆脱上级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他限制政府权力的信念也是源自奴隶主的果敢，而不是受到联邦政府的干扰。

杰斐逊拒绝了汉密尔顿中央指导经济的建议，他解开了国家束缚货币和信贷的绳索，把控制权交给了各州和私人企业，利用相互竞争的银行来为国家提供所需。[12]19世纪的后半期，宪法扫清了阻力，率先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构建了银行、公路和运河的基础结构，同时，向所有前途未卜的企业提供了出口奖励金、营业执照和特许权。[13]相当讽刺的是，为了监督新当选的杰斐逊总统，联邦党人在最后时刻任命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做出了重要的决断，反对州授权的垄断和其他违反合同的行为，而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促进基于竞争而不是基于特权的贸易，是杰斐逊的另一个目标。

如果说宪法奠定了美国自由社会的基石，那么自由企业经济就是自由社会的脚手架。宪法通过后，新的经济秩序形成，消除了大多数由英国控制的痕迹。宪法卸除了至高无上的土地和信贷控制，使无数经营者可以利用被寄予厚望的金融活动，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杰斐逊致力于分散政府的权力，把机会散布到美国乡村，那里有丰富的溪流可以转化为水力，这是美国制造业几十年以来的主要能源。这次主动权的离心运动意外地顺风顺水，先是公路和运河，后来是电报和铁路连接了整个联邦。国会也利用它不断扩大的邮政服务促进了非正式的统一，为国家不断增加的报纸邮费背书。

永不停息的美国人渴望拥有自己的农场，他们满怀享有土地权利的信心向西推进。他们想获得当地部落的土地，必须购买、协商，或者从在那里居住了几百年的原住民手里暴力夺取。后来，“敌对”这个形容词就与“印第安人”这个词连在了一起。作为野蛮行为的例子，报纸描述了美洲印第安人为了保留祖先的狩猎场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入侵者则认为他们的侵入合乎情理，因为当地居民无法充分利用这片土地，至少不能以欧洲的方式提高土地价值。资本主义用持续稳定的发展，为美国人深入旷野提供了似是而非的正当理由。入侵者和捍卫者之间的冲突和争斗在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谷的定居点不断爆发。

没什么能阻挡渴望土地的人潮，他们从美国人早期据为己有的土地上汹涌而来。他们把1774年的第一个立法机构称作大陆议会。15年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组建他的第一任内阁时说，他想让人“能从大陆范围内考量问题”。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后，国会将伊利诺伊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160英亩土地奖励给了退伍军人。西进运动不断加速，使家庭远离了东部的权力和礼仪中心。边境开办了地政局，土地销售因此直线上升。大多数退伍军人把他们的土地权卖给了东部城市的投机者。边境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四处发芽。1815年，美国国有土地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50万美元，四年后又增长了一倍多。[14]粮食生产成了美国人的伟大事业。整个19世纪，美国农民一直不停地在向更好的土地搬迁，他们最终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那里的中央山谷郁郁葱葱，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棉花、蔬菜、牲畜、家禽、坚果和水果的最大出口地之一。

美国的地理流动性让外国游客惊愕，他们大书特书美国像蛇一样蜿蜒的火车，他们坐着火车去往匹兹堡，再从匹兹堡乘竹筏到达俄亥俄州。对这些游客来说，随着人们的迁移，美国社会提供了不断变化的视觉景观，在物质环境的重构过程中，道路分级、土地清理，建筑物加高永无休止。普通民众拥有了空前的机会来创造他们自己的资本。他们借助廉价的土地、宽松的信贷以及国内外的现货市场兴旺起来。有些人会闯入新土地，然后当其他人搬到此地时，他们再加上可观的利润将其出售。获得土地意味着家庭劳动的最大化。一位俄亥俄州的拓荒者发现，他的百亩农场并没有让他的儿子们“充分的就业”，于是他投入全部积蓄，购买了充足的土地，能充分动用他们的劳动能力。农民不仅打算把自己的劳动资本化，而且认为他们儿子的劳动也应该算进去。

尽管俄亥俄州的许多土地排水不良，但是大多数边境的年代史编者仍会谈起它惊人的产量。虽然棉花外销的收益有助于解决国际债务，但是北方边境把经济发展推向了城镇建设，数百城镇因此涌现。1860～1920年，400万家庭开辟了新农场。内战后，由于州立法机构的推动，抵押贷款利率降到了12%以下，农场抵押贷款变得更为普遍。[15]多年来，农业一直充满传奇色彩，但是当时许多人仍认为农场工作枯燥乏味。一个新英格兰人惋惜，他小时候，还没有工厂工作，所以他只学会了农民的技能。他们的儿女——特别是有学术嗜好的人——用脚投票，离开了家庭农场，去寻找教师等其他领域的工作。

除了少数例外，企业家都出生于富有的殖民家族圈之外。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职业道德和容易接受新思想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借用朋友和家人的钱，投入自己的血汗，利用规律自力更生。“恐慌”和“萧条”随着这种波动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人们的金钱损失和失望非常明显，但是初期的经济充满了活力，可以迅速恢复。清除制造业的殖民限制也为美国人的创造力松了绑。工业革命后出生的一代中，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发现了他们在制造钟表、纽扣、工业导线、纺织品、鞋、帽、钢琴、硫化橡胶以及各种蒸汽机等方面的天赋。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还获得了一份为军队制造步枪的合同，从而首创了制造业的通用件原则。专业化向整个社会提供了商业机会。比如，康涅狄格州的韦琴斯菲尔德每年为市场提供150万个洋葱。[16]李维·迪金森（Levi Dickinson）用玉米秸秆制成了扫帚。到1883年，马萨诸塞州哈德利的镇民每年能生产50万把扫帚。一位英国旅行家指出，他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人的交谈是没有‘美元’这个单词的发音的”。他说，美国人的谈话无论是发生“在大街旁、马路上、田地里，还是在剧场、咖啡屋，还是家里”，场所并不重要，谈的都是钱。[17]

市场机会对新参与者来说已改头换面。第一位专利局长发布的专利摘要展示了商业想象力的全景图。因为获取美国专利便宜又简单，普通人也可以利用它的保护。随着公路、运河和铁路系统联通了村镇与全国市场，专利申请大幅增加。许多美国普通人为冶金设备、化学工艺、液压机具、机床以及家庭便利装置申请了专利。而其他梦想发明的人，比如宣传页的写手，他为读者编造出200英尺高、1英里长的帆，可以将风能转化为相当于20万人的动力！[18]

1834年后，美国专利局（Patent Office）开始审核新颖性和实用性的申请。此举减少了专利授予的数量，成为默默无闻和资金不足的发明家的福音，他们成功地获得专利充当了这项发明的信任票。[19]新人工制品中用物质表现出的所有想法都证明了老前辈错得有多离谱，他们曾援引过去的经验，预测说世界上的钟表、蒸汽机、炉灶——凡是能说出的东西，都已经太多了。新事物往往会打破事物原本的期望，而现在这却成了美国人生活不变的特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革阻力之后，19世纪，新产品有时会流行起来只是因为它们的新鲜感。

美国商人摆脱了英国的限制，他们派舰队沿加州海岸上行，穿越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伊莱亚斯·哈斯凯特·德比（Elias Hasket Derby）用他的钱叩开了俄罗斯和东方的市场。美国的轮船设计师和托运人利用新英格兰海岸沿线修造的快船，有幸地打败了英国人。纽约的黑球航线公司（Black Ball Line）控制了北大西洋的客运和邮路航线。美国的贸易商还推动了进一步的竞争，他们开始把快船派往中国，去运送供应伦敦市场的茶叶，这引起了一次中国大竞赛。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通过大量的观察，预测了经济的上升趋势。他写道，“英裔美国人对于海洋始终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好……现在，美国人消费的欧洲产品，9/10都是用自己的船运输的。他们还用自己的船把新大陆的3/4的出口货物运给欧洲的消费者”。他继续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能用比欧洲人低得多的成本经营航运。他说：“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船只更便宜，它们并不便宜。美国海员的工资甚至高于欧洲海员，”他还强调，“从物质的优势去寻找这个原因是徒劳的，而要到纯智力的和纯精神的特点中去寻找。”

欧洲的航运公司办事谨慎，从不在海上冒险。它们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让船出海，一遇到不测，便令船回港。夜里，船员们收起一部分船帆；当海上的浪花发白，表明快要接近陆地时，船员会立即降低航速，仰目看一看太阳调整航向。美国人不这样小心翼翼，他们敢于冒险。风暴还在低啸，他们就拔锚起航了。白天和夜里，他们都会全帆前进。他们一边航行，一边修复风暴给船舶带来的损伤。当他们接近航程的终点时，他们会继续扬帆前进，就像已经看到港口似的急欲靠岸。美国的船舶常在海上失事，但哪一个国家的船舶都没有他们的船舶航海迅速。由于他们用较少的时间做完了同他人相等的工作，所以才得以降低航运成本。[20]

粮食和棉花作物迅速给很多州带来了收益，它们用充足的钱填满了许多为新事业筹措资金的口袋，无论新事业是谋得一个好的教职、开办一间商店、启动一项发明、为前沿工程采购耗材、投资一艘去西印度群岛的货船、买进一个奴隶，还是为了摆脱奴役争取自由的罢工。从会计的角度来看，年轻的美国人贫穷鲁莽，且愿意借钱；但是冒险精灵已经逃出了家长约束之瓶，并不是所有时代的谨慎都可以把这只精灵再塞回瓶子里。出乎意料的是，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后，民主实践迅速展开，这对年轻人非常有好处。英国人的离去使殖民地上层阶级失去了政治权力，普通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在杰斐逊和他的继任者决定撤除监管的经济中追逐这些目标。

然而，与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依照现代标准来看，美国经济也很原始。19世纪20年代末以前，只有生活在国家河流附近的人有把握长距离运输，而且后来这种运输仅仅朝着一个方向进行。道路没有深入内陆，而且在雨季也无法通行。大多数人住在他们自己建造的简陋房子里。奴隶家庭则挤在军营似的小屋中。奥利弗·克里夫兰·克拉克（Olive Cleaveland Clarke）在西部的马萨诸塞州长大，她记得自己17岁以前从没见过地毯。她去了北安普敦才认识了钢琴。[21]乐器很罕见。在肖像画上颇有建树的画家切斯特·哈丁25岁才第一次看到图片。而17世纪，荷兰就夸耀它拥有200万件艺术作品。

19世纪，人们的预期寿命并不高，20岁以上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5岁。而非洲裔美国人的统计结果要令人沮丧得多，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1800年，白人女性平均生7个孩子；奴隶女性平均生9个孩子，每次分娩都对产妇的健康构成了威胁。[22]这么高的生育率造就了一个年轻的国家，1820年，2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是58%，1899年，这个比例是44%，现今是22%。[23]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工资水平很高，但是如果考虑生活成本的因素，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宽裕。对典型的每周工作60小时的工人来说，食品、衣服和住所的开支至少要占工资的80%。[24]而在欧洲，根据收成的好坏，每周仅食品一项就得花掉一个家庭60%～80%的预算。人们能观望历史，却不能知晓未来难以想象的生活水平。19世纪的前50年，美国人稳定地改善了物质环境：耕作田地，以各种独创性的方法应用蒸汽机，在河流和小溪上筑坝蓄水提供动力，还有长长的运河和公路穿越旷野。

德国与美国的技术

美国与德国借用了英国纺织制造和机车设计这两个基础工业的技术。这两个国家以英国的设计作为出发点，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和辅助发明，它们非常善于完善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发明。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对铁路的贡献就是范例。英国的机车不太容易急转弯，所以杰维斯重构了它们，与他的英国先辈进行了一场创造性的对话。1836年，美国制造商不再从英国进口机车，因为他们在国内就可以买到。同样，19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使用高炉生产钢铁，为了使用宾夕法尼亚州丰富的无烟煤，他们对英国的高炉原型进行了创新设计。19世纪40年代，美国80%的生铁要从英国进口；而到1856年，美国国内的钢铁生产量已经超过了进口量。[25]

德国丰富的煤、铁和可用资本很快转变为铁路里程。19世纪中叶，铁路运营里程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优良指标。英国铺设的铁路接近1万英里；德国紧随其后，铁路里程占欧洲总和的58%；法国占29%，奥匈帝国的占比是19%，意大利和俄罗斯的不到1%。[26]美国的铁路里程数接近9000英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最初，高效的美国线路是由私营公司建设，因为无论路程多么遥远政客们总是引导舆论，为通向他们选区的铁路筹措资金。[27]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为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它的版图还包括数百英里人烟稀少的地区。美国政府成了铁路建设的主要赞助商，它用批地来激励铁路公司。随着铁路建设横贯大陆，充斥着腐败的房地产投机也四处开花。尽管如此，铺设铁路对德国和美国来说仍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附属物。

19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与德国培育的创新符合经济发展的节奏。因为每个改良的设备都会淘汰掉它的前身，所以持续创新并非没有代价。在更大销量和更高利润的诱惑下，不断进行发明创造的人伤害了既有的行业和企业。20世纪初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提出了以新换旧“创造性破坏”的概念。[28]很少有人如此一针见血，暗示出与“创造性”和“破坏”有关的影响。经济学家对此的说法——“提早退化”，则不太容易记住，这个习语意在表明商业物品不会衰老；只有出现更好的替代品，它们才会被淘汰。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创新推动了资本主义无情的革命，但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技术领先优势的原因和方式仍有点模糊。

电报为反复改进的适应性发明提供了极好的例证。18世纪的最后几年，法国的两兄弟克劳德·查普和伊格纳茨·查普想尽法子，通过10～15英里远的信号中继站，把信号转换成单词发送了出去。1837年，英国仪器制造商查尔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e）设计了用五个指针指向字母的电力电报系统，并且申请了专利。尽管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在电力、光学、声学方面所做的实验非常出色，为他在伦敦国王学院赢得了一席教授职位。惠斯通接触电报始于他测量光速的工作。就在惠斯通发明电报机的两年前，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以另一位美国人的工作成果为基础，证明了信号可以通过电线传输，他利用发送装置的电脉冲，经由电路连接了接收器，操控电磁铁在纸上做标记。由此，著名的以点和破折号代表字母的莫尔斯密码就形成了。

很快，莫尔斯就公开展示了他的电报模型，但是从模型过渡到实用的机械装置又经过了五年时间，并且花掉了国会的补助金。最终，莫尔斯电报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此前，德国伟大的电器工程公司的创始人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Ernst Werner von Siemens）在惠斯通的基础上，开发了东欧国家普遍采用的电报系统。所有电报方面的这些成功都历经了几十次的失败教训，因为它们没有解决通过空间传输信息的技术问题。[29]当时的人认为在短短几秒内能传输信息非常神奇。不久，电报就成了铁路运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的信号能跨越大陆，快速地来回传送到达、离开和故障等信息；它的架空线杆排列在路基两旁，生动地证明了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空间正在缩小。

西门子通过柏林炮兵工场的军事据点学习了电报。在德国他见证了世界第一条水下管线的铺设，并且在德国人与丹麦人交战时，从一支前进的舰队手中救出了基尔城，从而声名鹊起。1845年，他的专利机器发送了德国议会投票赞成德皇的消息。莫尔斯发送的第一条信息也是政治消息：辉格党提名亨利·克莱（Henry Clay）为总统。更有名的是一条圣经引文，这是朋友的小女儿建议发出的一条信息：“上帝创造了什么！”33年后，也就是1877年，上帝创造了更令人惊讶的东西——电话。

对德国与美国来说，铁路是最有效的国家建设者，它刺激了经济增长。这也戏剧化地向世人展示了速度如何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变得现代化，把人类历史的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有效地区分开来。火车站是新的公共空间。它们往往是城镇里最大的建筑，城市的建筑师把它们设计成了进步的庙宇。德国保守派人士哀叹，铁路推倒了社会阶层之间的那堵墙。是的，铁路做到了。制造商分散在德国各地，他们成为铁路的第一批受益人和最有力的赞助者。他们在降低运输成本和拓展产品市场上都看到了巨大的优势。铁轨把德国的制造商和食品、木材和铁矿石的生产者迅速联系在了一起。1871年，两德统一加强了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随着持续不断的铁路建设，德国的铁路里程首先超过了法国，然后超过了比利时，到1875年，甚至与英国持平。

因为德国非常落后，铁路建设把数百个地方市场连成了一个商业宇宙，从而开启了德国的经济。铁路是区域制造商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铁路进入德国及其国际贸易伙伴的更大更复杂的市场。铁路建设也刺激了钢铁产品的旺盛需求。铁路在这两个国家是第一个大生意，多年来，也是唯一的大生意。在美国，铁路被认为是国家统一的必备条件，所以联邦政府借调了军队工程师来设计第一条铁路路线。这个时期，美国的西点军校事实上是重要的工程学校。一旦铁路建起来，维护它们需要改进路基和铁轨的连续实验。蒸汽机可以在隐蔽的环境下运转，而铁路建设和运营的信息却很容易跨国界流动。土木工程师愿意分享他们的发现，去彼此的国家参观，他们有时是自费，有时是由政府赞助。[30]他们撰写报告，他们还印刷宣传册。

银行的角色

资本主义的历史上，铁路投资的规模和持久性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从1865年的事件中搜集到一些信息，证明铁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那时，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的资产相当于全美国制造业财富的1/4。建设铁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改变了铁路所有者的运营策略，因为铁路资产远远超过了它的经营成本。铁路资本的固定性使紧缩开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投资者不得不制定策略，刺激铁路的使用，以便有更多的货物和乘客可以分摊固定成本。[31]他们竭力保持尽可能高的交通量，或是通过提高票价来回收资本成本。工厂的固定资本及其带来的调整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约束。时间和利润的方程极其清晰；昂贵的设备必须一直投入生产使用。

铁路对总体经济的影响从运输到生产，再到金融。经过19世纪前50年的洗礼，德国的命运已经与土地贵族的偏见和喜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喜欢投资抵押债券和政府养老金，不愿意将大把的资金投入工业冒险。新体制满足了铁路建设大量的资金需求。19世纪中叶，科隆、柏林和莱比锡已经出现了投资银行。他们集中精力进行工业投资，使德国金融业展现出了与法国和英国不同的风貌。[32]铁路对其他人的商业计划来说也不可或缺——不只是制造商，还包括农民，所有人都对价格表以及可能提高价格的诡计高度敏感。铁路迅速变成了一种公共事业，容易受到政府监管。

资本主义的资本需要相应的体系来吸引储户投资新的经济项目，而且他们一旦投资，又要让他们防范损失金钱的风险。如果货币可以流通，那么欧洲拥有支持工业化充足的资金。这正是银行的切入点。在把储户变成投资者，为工业发展汇集资金的过程中，银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银行业务向贸易互助扩展，集聚了普通民众的存款，为此，它们提供一流的服务，吸引社会资金，放款给商业借款人，之后再由这些商业借款人向储户支付利息。通常情况下，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除非银行倒闭，银行有时为了清理小账目，确实会这么做。银行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不过它很少发起经济项目。当然，银行充当了他人资金的通道，也创造了欺诈和投机的机会，即使诡计不太体面，但是对于事业来说，它们是分不开的双生子。

银行发行了允许政府覆盖非常支出的债券。保险公司向人们销售保险单来预防死亡、火灾以及太平洋、大西洋或印度洋上货船沉没等事故造成的损失。现代统计学的资料来源正是这些风险管理工作。英国的工业工人形成了互助会，如果发生事故，他们可以为其成员或家庭募集资金。当他们要求政府提供工业事故发生频次的相关信息时，国会介入，声称它是唯一可以收集这些信息的权威机构。统计学正是从19世纪早期的这会儿开始起步。

只有与没有支持的地方进行对比，政治和宗教的支持对企业的意义才能真正被理解。在穆斯林世界里，古兰经的禁令阻碍了企业的形成和合作关系的沿袭。在没有有关注册成立公司的法律文件的情况下，死亡可以终止合作关系和集资经营关系。[33]公司股份不能遗赠，业务就不能持续。而欧洲与穆斯林国家不一样，它发展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处理投资资金的金融机构。

德国银行开始是私营机构，后来变成了股份制公司。所谓的全能银行可以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从扩展短期信贷到吸收存款、贴现票据、销售保险和处理抵押贷款，还有承保和买卖有价证券。[34]英国的工业化在以开路人的悠闲步态前进。它的大部分资金源于个人储蓄和精明的利润再投资。英国和法国都有中央银行，但是德国的区域银行恰好是他们所需要的。

1800年，拿破仑创立了法兰西银行（Bank of France）。商业银行家由此构成了财政官员核心集团的外围，法兰西银行垄断了票据发行，19世纪60年代以前，它一直拒绝在巴黎境外设立分支机构。[35]1848年，银行限令取消后，金融家创立了动产信贷公司（Crédit Mobilier），但是它并没为法国工业帮上多少忙，因为法国投资者喜欢把他们的资金投向海外，而不是离家近的地方。

1817～1911年，英国的年储蓄率为12%～15%；而德国的储蓄率是15%～20%，这一点令人钦佩。储蓄很重要，因为它们建立了启动经济项目的资金池，用凡勃伦的话说，储蓄加快了他们“追逐利润”的脚步，歪曲的观察报告很好地展现了资本主义固有的躁动不安。[36]享受向前冲的人并不欣赏放慢发展的努力，这常常使实业家和和银行家争执不一，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这种情况更加常见。据说，没人爱他的银行家。许多买卖必定很厌恶银行家坚持要遵照会计、借贷和人事政策的合理化程序。[37]

18世纪90年代，美国人在费城和纽约建立了两家证券交易所，比英国人正式创立“证券交易所”晚了20年，证券交易所最早是为了取代英国经纪商在咖啡馆里和街道上的非正式集会。尽管主要仍是发行政府债券，但是伦敦、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巴黎、里昂和马赛的证券交易所还是成了大都会的绿洲，那里聚集了很多不同民族的人在经营业务，有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也有瑞典人和法国人，交易所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潘恩说商业“激发人的热情”，他引入了一个从未流行起来的新词语。伏尔泰领会了交易的精神，他写道，“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一道从事买卖，仿佛他们信奉着同一个宗教，只有破产者才会博得异教徒的名声”。[38]当华尔街开始交易铁路股票和债券时，铁路确实开辟了美国更加复杂的证券交易。直到19世纪末，公司股票的交易才成为全球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活动。因为经纪人的吵闹，政府为了确保秩序，始终对证券交易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19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显著增长。1848年，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在他修建锯木厂的地方发现了黄金。九天后，美国签署了结束美墨战争的条约，美国多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在没有政府管辖的地区发现黄金，这一波动造成了独特的局势。财富狩猎者从南美西海岸、夏威夷、澳大利亚、塔西提岛和中国蜂拥而至。走水路到达这里的人是从东海岸赶过来的美国人花费的时间的1/3。不到四年，25个国家的25万移民挤入了加州。实际上大部分矿工是中国人。英国和法国也把犯人推进了旧金山这口沸腾的大锅。然而，当地土著男女却大量地死在了这帮无法无天的新来种族主义者手中。[39]19世纪50年代，旧金山挖出的金子比此前150年所有地方挖出来的总和还多。在黄金洪流的影响下，世界货币增加了六倍，世界贸易增长了近三倍。黄金超越白银成了本位货币。澳大利亚、阿拉斯加和南非的黄金供应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金本位。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金融史。1836年，美国唯一的中央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成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决意扼杀的“怪物银行”的受害者。因为没有中央银行，美国经济也在惊人增长，所以不能说中央银行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经济活力维系了这个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1863年，迫在眉睫的美国内战终于获得了国会的支持，允许联邦政府的特许银行发行纸币。条件是这些银行必须在纽约市存入准备金，这巩固了纽约作为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战争爆发前，银行——数百家银行——通过发行纸币来提供国家货币，这给了造假者一个表演的舞台。北方发行了美钞，它的贬值速度和支付美国独立战争的大陆纸币几乎一样快。战争结束时，美钞和战争借款相当于当年美国年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的一半！税收只占无比昂贵的战争开支的1/5。战争的负担没有消失，寡妇的养老金变成了国家预算中最大的一笔支出。[40]

从19世纪初的托马斯·杰斐逊到19世纪末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许多美国领导人都明确阐述了经济的无形部分给同胞们带来的不安：流通的货币、银行的存款，企业融资的借入资本。对于想稳定货币并且建立一个联邦银行的人来说，美钞其实是眷顾。1879年，政府提议用黄金赎回美钞，很少人愿意接受。美国人对授信和纸币的旧时信心重新得到了肯定。对财政混乱局面的所有修正都很困难，大多数企业家都想避免疼痛。无论是增加国家法定硬币中的银含量，还是发行更多的银行票据，货币扩张都是发起人的口号。多数投资者都企盼着美国的经济前景一片光明，这一点相当合理。马克·吐温（Mark Twain）抓住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这种精神，在《镀金时代》里塑造了比利亚·赛勒斯（Beriah Sellers）上校这个角色。赛勒斯从一个美国小镇搬到纽约，他跟朋友吹嘘，他刚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现在却能欠下50万美元的债。赛勒斯是许多真实的美国人的缩影，认为债主会允许他一直欠债。[41]

与大多数战争一样，美国内战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几十年来，棉花出口一直主导着美国经济，北方的农业和工业通常都是为了满足南方的消费。不过，联邦军队对制服、帐篷、步枪、马车和食品的需求很快就取代了棉花。这个新市场推动了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战争结束后，林肯所在的党派成了新生实业家的党派。西方的经济机会也开始萌芽。1913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指《联邦储备法案》），建立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巩固了联邦政府对货币的控制权。[42]这些不同的经历表明，调动资金很重要，但是调动资金的方式并没有那么重要。

重现资本主义这样的主题故事往往着墨于推进发展或排除前进障碍的关键动态。可我想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既没有推动发展，也没有扫除阻碍。我们看见的只有数百万的美元、英镑、法郎和马克，还有工人数不清的工时，填补了这些拙劣方案的漏洞。这些方案的存在提醒了投资者，创新不可能没有风险，但是频繁又显眼的成功还是吸引了投资的不断流入。资本主义首先需要的是资本，不只是发明家及其亲友的存款，它还有那些不想自己生产却希望钱能生钱的人手里大把的现金。

公司的效益

公司注册成立的法律形式是最具革命性的产业金融，它赋予了企业的所有者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方式，城市或慈善机构因此可以永久地获得特定且高度的自主权。我们把居民区也纳入其内。如果参与者非常合拍，那么良好经营的合伙关系可以汇集资本，而且这种情况现在仍有。但是人有悲欢离合，所以合伙人通常会订立合同，每个合伙人都能够解除合作关系。契约轻易就能解除，这对公司的长期成长来说非常不利。[43]而顾名思义，注册的公司创建了虚拟的法人，这个法人要纳税，它能以公司的名义起诉要债，也可能不幸地被起诉。公司为了筹集资金可以贷款，也可以向公众出售公司股票。这也就是说，公司的档案必须公开接受股东的审查，不过随着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获取这些信息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19世纪，管理层往往控制着股份，但是注册的公司分离了投资者和管理者。公司在锁定大笔金钱方面还占据优势。此外，因为公司是虚拟的，所以它可以永久存在，这撤除了合伙关系随意解散的威胁。

公司有个缺点。公司在律师费和政府规费上要花钱。特权一经获得，就可以免费享受，这是政府及其人民给予个人的礼物。投资者与管理者的分离，这是有关公司的知识中非常著名的一条，但有时也会招致不负责任的行为，不然就是彻头彻尾的腐败。野心勃勃的公司领导可以在文书上弄虚作假，和他们自己所有的公司签订合同，或者用资本代替收益来支付红利。更恶劣的还可能为了支付股利而发售新股票，这等同于庞氏骗局。[44]尽管如此，公司还是深受美国和英国企业家的欢迎。19世纪，普通公司法让私营企业可以更容易、更便宜地变成公开注册的公司。在美国，这种情况尤其常见，各个州给成千上万的有限责任公司发放了营业执照。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公司数量远远超过英国。

18世纪，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致使英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泡沫法案，限制了公司的注册成立。1856年后，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流行。不过直到20世纪，家族企业还是很常见。[45]更令企业欢欣鼓舞的是自由破产法，这部法律对商业贷款人的支持要多于债权人，也就是说，破产法偏爱赚钱的人，而不是有钱的人。如果发生工业事故，比如铁路机车摩擦出的火花点燃了农民的干草堆，农民就很难打赢这场针对铁路公司的侵权官司。法律，甚至更应强调的是法官，在工人受工伤时，它都不愿意惩罚雇主。虽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美国法律常常坚定地站在企业的一边。[46]

整个世界不是只有投资者和企业家，所以有限责任的概念也并不是总能魅惑那些不是投资者，也不是企业家的人。法律主体的创立，最主要的控诉是回避了个人责任。还有对买卖中隐含的投机行为和账面利润根深蒂固的疑虑，因为这似乎与用一纸文书上表明的公司股份一样没有事实根据。直到19世纪末，监管一直很宽松，后来，公司受到了更多的立法和司法约束。自从股东要为股息收入缴税之后，股东和管理者一口咬定企业税代表了双重征税。

投资者既需要保护他们的投资，也希望获得定期稳健的回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投资者对他们参与的生意一无所知，只能任人摆布。在投资方程的另一边，实际开发了新技术应用的人希望投资者承担风险，并且不插手他们经营的细节。铁路建设者巨大的资金需求给正常的资金池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需要乃发明之母。金融家想到了公司债券，它的运作方式与政府债券类似，都是长期固定利率的贷款。另一个策略是向矿业公司或铁路公司的供应商和承包商发行替代现金的股东献售股。后来它发展成了优先股，优先股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向普通股持有人支付股利之前获得回报。美国经济史上的大骗局之一是某个动产信贷公司。这个1867年成立的美国公司通过抬高成本来榨取铁路建设的利润，而成本则由政府补贴承担，获得的收益反过来又用来贿赂国会成员。直到1872年的总统大选，这一案件的调查工作才展开。

英美公司是资本扩张的媒介，它们的卓越成就受到了很高的关注，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代价却出奇的高。正因如此，19世纪末，德国立法者引入了一种新的商业形式，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可以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详细说明合作关系的条款。这种商业形式消除了合伙企业的主要缺陷，即某个合伙人意外地丧失了工作能力，或者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国和德国找到了大本营，因为法国和德国的民法体系与英美的普通法相比，更偏向于个人权利，而不是国家问题。这种类型的合作关系不适用于普通法系的国家，所以直到1907年，英国的企业家才开始应用，而直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企业家才引入了这种商业形式。[47]

德国的实业家和银行家凝聚成了一个新阶级，不是贵族精英，也不是城市名流，而是工业巨头和他们已成为百万富翁的幸运员工组成的专业中产阶级。他们愿意为铁路项目筹集资金；他们提供货物装运，需要货运的新客户也随之而来。因为欧洲的机械工业不断升温，他们忙于开采煤矿，生产铁矿砂。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专业化和国际分工。虽然容克贵族仍主导政治，嘲笑这些新人，但是他们也只能私下嗤笑，因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这些大实业家热心公益，他们为巩固德意志帝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贡献。[48]企业在美国是某种全民娱乐，而在德国仍局限在对贵族品味亦步亦趋的阶级之内。

1873年旷日持久的萧条

1873年是资本主义历史上非常糟糕的一年。经济开始萧条，某些领域的萎靡不振甚至持续了26年之久！自由企业制度的问题之一源于它分散的决策。个人和私营企业各自算计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依此行事，因此很难知道这些市场行为放在一起将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人管事。虽然价格和利率可以传递信息，但是这些特定的价格和利率也是由决策决定，所以决策背后的成因必须得到解释。一切顺风顺水时，很少人有动力去探寻市场行为的意义。只有出了漏子，人们需要解释时，才会有人这么做。1873年这个挑战就更大了。

生产效率超过了有效需求。换言之，市场供应的商品数量多于人们打算购买的商品数量。[49]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青春期，麻烦就像夏季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那样聚集在一起。人们称之为不景气，这个名词形象地传达了事态发展很快会自我纠正的含义。但是这一次，自我纠偏并没有实现。维也纳股票市场的崩溃和纽约大银行的破产标志着20年经济动荡的开始。除了制造商的库存过剩，还有美洲、阿根廷和俄罗斯的大丰收。低廉的粮食价格彻底摧毁了欧洲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他们仍旧遵循着传统的耕作方法。就连法国和英国的农业都陷落了。

1873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当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低迷也对南非、澳大利亚和西印度群岛的经济造成了困扰。长期经济发展累积的消极影响打倒了大多数的西方经济体。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产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停滞不前。大多数实业家竭力保持低工资，无意间却减少了商品的潜在购买者。节俭是美德的保守态度也是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贵族伦理仍主导着欧洲社会，雅趣之人瞧不起普通民众的消费，尤其是如果百姓的购买行为对他们构成威胁，模糊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界限，他们更是会嗤之以鼻。现在，我们只会解释说，贸易过剩造成了商品的供过于求，但是我们错了。这里面还有文化落后的原因。

19世纪70年代，白银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使用金银作为货币的尴尬愈发明显。英国始终坚持单一的价值来源，用黄金结算，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美国也开始有样学样地这样做。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货币——马克、法郎、英镑和美元——与黄金都有固定的兑换率。如果一位德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了200马克，他或她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笔投资相当于多少美元。金本位是看不见的工头、保姆、狱卒和预言家。它影响了从进出口到工资价格的一切。如果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黄金就会离开这个国家，国内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进而影响商品销售。制造商为了赢回顾客，不得不降低成本。而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达到这个目的。[50]

在电报、国际商业新闻和改良的海洋运输的帮助下，金本位支持了全球贸易新一轮的集约化。人们越发有信心，他们的货币可以在其他国家公平兑换；他们开始投资海外，特别是在美国投资，因为美国是目前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有机会获得高额资本回报的地方。阿根廷和埃及也因无止境地寻找最佳投资而获益。1873年大萧条开始之前，曾让德国人振奋的投机买卖已经停止。不过事实证明，压抑的创业活力的前进势头比大萧条的阻碍更加强烈。到1880年，德国经济再次崛起。但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是艰辛的几十年。

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开始抱怨这一新形式的专制，他们差点破坏了新政权。他们蒙受了19世纪90年代低价带来的痛苦，指责金本位的固定兑换率是这次灾难的元凶。他们公布了人民公敌的名单，首先是英国的金融精英，其次是通常所说的国际银行家。这些农民在民主党的旗手中找到了支持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896年，布莱恩与农民代表一起出席了民主党会议，他用一段对股市大亨的戏剧化劝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你们不应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直到秋季总统大选，共和党战胜了这些变节的民粹主义者之前，形势一直都很危急。

虽然我们很少这样想，但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确实历经了一次统一。[51]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不一样，普法战争只是八个月的嬉耍喧闹——在1861～1865年的四年间，对生命、财产以及追求和平都造成了可怕的损失。1870年，最后一个南部州才重新归入联邦，而北方则准备终止对加入南部邦联各州的重建。视线转向西部，1871年，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拨款法案》，这部法律使美洲印第安人成了国家的守卫，并且取代了以前所有有关印第安人的条约。美国内战把加州整合进这个国家的工作；阿波马托克斯投降（指美国内战结束）四年后，中央太平洋公司（Central Pacific）承建的铁路与联合太平洋公司（Union Pacific）承建的东部的铁路终于贯通了。一枚金钉子在犹他州的海角点连接了这两条越州铁路。横贯大陆的铁路连接了美国的东西海岸，经过了所有人烟稀少的定居点。胜利的北方准备用国家愿景向南部和西部施加影响。

内战之前，美国利用1848年结束美墨战争的条约，在1803年收购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空地上大肆铺设铁轨。与此同时，城镇人口开始激增。1800～1890年，美国人口总数增长了12倍，城市人口惊人地增长了87倍。古斯塔夫斯·富兰克林（Gustavus Franklin）发明了冷藏车厢，迅速建立了整个大陆的经济联系。现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放养的牛可以运到奥马哈、堪萨斯城和芝加哥进行屠宰，然后再把肉运往人口稠密的东部城市。现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每个人都吃得起肉，冷藏弥补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缺失的环节。

19世纪下半叶，经济繁荣虽不稳定，但还是为工资、公共卫生和食品价格等方面带来了积极的改善。美国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范例。人口与土地的有利比例，没有封建的过去，拥有工业必需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家庭农场走出来的勤劳自律的年轻人，这些都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

19世纪20年代，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杜撰了一个词组，“万能的金钱”。一个世纪以后，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美国人民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深埋于平凡观察里的洞见不容忽视。19世纪，竞争的价值观和职业选择还非常少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父亲很富有，他慨叹这个国家的人总爱问他干什么工作，他不喜欢总被打听隐私，所以起航回了欧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参与者累积的私人决策对整个经济都施加了强制的影响。高效的经营者否认垄断控制的保护，迫使低效的经营者模仿他们，或是让他们放弃对资源的积极管理。资本主义活动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人、地区和家庭。一个人错过了赚钱机会，另一个人就会看见其间的潜在收益。这是一项最优评估，它还必须权衡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财富也为贪污受贿创造了大量的机会，比如，美国越州铁路的建设者就曾向政客行贿。

19世纪初，美国人口不及400万，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北美大陆的大西洋大陆架上。他们共同的历史非常短暂。1776年，德国与美国一样，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但是追溯到9世纪的查理曼大帝时代，德国这些不同的地区仍有重叠的历史。美国人喜欢新事物，德国人却害怕新事物。美国包容不同宗教，德国却因基督教信仰的分歧进行过痛苦的战争。德国人接受独裁政治，美国人却为政治体制的软弱而欢欣鼓舞。不过，德国在没有“特殊”优势的情况下，经济记录却几乎与美国相当。

资本主义参与者可交换性的原则逐渐破坏了继承财富的优势。一个败家子为其他习惯赚钱胜过花钱的人创造了机会。与贵族统治不同，资本主义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子孙的美德、审慎或冒险精神来实现经济增长。美国人接受并推崇资本主义的规则。德国人则不太相信这些优点。整个19世纪，德国的工程师和制造商一直在与上流社会对新贵的蔑视进行着抗争，而新贵这个词在美国几乎没什么意义。[52]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一旦足够多的关键角色启动了发展的进程，非人为的力量就会维持资本主义的动力。虽然美国人保留着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他们更容易承担风险，但是德国人严谨的韧性也为他们国家经济的成功发展作出了贡献。

像英国这样的经济发展的先驱者虽然具备明显的优势，但是也存在某些竞争对手可能利用的独特劣势。英国在开拓性的纺织业投下了重资，可成功却使它的企业家阶级变得谨小慎微。英国的投资者只能去别处寻找机会。美国和德国才因此得益。他们大可进入新行业建立资金池，寻找有前途的新投资。整个19世纪，国家建设对美国和德国来说都很重要，它促进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拥有适合耕作的广袤大地，而且进取精神无处不在。而德国的新兴工业家阶级也准备对这个容克贵族建立的国家从经济上进行整合。这两个国家都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对于铁路建设和重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它们的人民也善于仿制和改进英国的发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化学、电力和汽车制造方面很快就有所创新。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超越英国似乎有多种决定因素。英国经济没有衰退；只是如同早期的荷兰一样，它虽然保持着不错的生产能力，但是失去了相对的优势地位。[53]不过法国为什么没有踏上飞毯仍是个谜团。[54]

19世纪，无情的资本主义革命仍在快步向前。事业的规模和范围渗透了每一片大地。20世纪开始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称作是“铁笼子”。如果人们真的想要先辈们那样的生活，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那样活着。在铁笼子之内，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加。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在延长，改善的公共卫生条件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想鱼和熊掌兼得：一边享受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硕果，同时也不会失去往昔的生活方式。

19世纪末，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匮乏则刚开始向丰裕低头。有了这个缓冲，资本主义世界随时准备证明习惯的长期后果是多么的浪费、贪婪和冷漠。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但这也让资本主义的攻击性超过了地球表面，到达了维系生命的大气层。如果不想要杀鸡取卵似的经济繁荣，我们只有建立约束，才能两全其美。

[1] Manu Goswami，Producing India：From Colonial Economy to National Space（Chicago，2004），67.

[2] J.R. Harris，Industrial Espionag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1998），10-12，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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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工业巨无霸和它们的对手

19世纪出类拔萃的工业强国——伟大的英国及其两个对手，德国和美国——改变了物质世界。它们铺设的铁轨跨越了数千英里的大地。它们建造的庞大工厂吸引了无数男女，其中很多人才刚刚离开农场。它们利用银行筹资，消耗煤，加工钢铁，挖矿，将高山夷为平地，改道河流把水引入运河，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人类前所未见的力量和智慧。尽管这些都是客观变化，但确是由特定的人引起：神气活现的企业英雄和工人。工业化颠覆了人们的生活。少数人完全理解资本主义的动力，所以他们创办的公司现在仍跻身世界前列。虽然这些实业家掌握了主动权，可他们的工人却凭借胆识找到了其他方法，组织成立工会，充满斗志地反抗着世界的新统治者。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劳工运动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政治策略、意识形态和历史先例。但故事总是以企业家开头。

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经济中史无前例的行动自由，所以资本主义的历史缀满了个人奋斗的故事。科学与工程方面的主要成就为19世纪的企业家指明了方向，他们仔细挖掘了这些发明的商业潜力。随着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一些人开拓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伟大的经济领域。19世纪，美国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以及德国的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卡尔·蔡司（Carl Zeiss）和西门子都是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把自己的国家推上了经济优势地位。他们在德国成立了卡尔蔡司公司、蒂森克虏伯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在美国成立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这些工业巨无霸具有君主般横扫一切的力量，讽刺的是，这也意味着这些超级竞争者缩小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因为它们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他们组建的这些巨型企业大到无法由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来经营，描绘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特征。

这些人没有挣得巨额的财富；但他们开创了主导时代的产业：铁路、钢铁、电动工具、科学仪器、药物和燃料。像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以及苏格兰出生的卡内基这样的美国企业家是激烈的竞争者，他们为了打倒对手的公司，大打价格战。而蔡司和西门子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德国企业家领袖则依靠制度对研究的支持，从而推进德国的经济发展，使其更加多样化。蒂森被称作美国人，这是一个兼饰两角的绰号，因为有评论说他凶猛的个人主义更像典型的美国企业家，而不像是德国企业家。

巨型企业的创始人通常都出身名门。德国实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接管了他父亲的钢铁厂。蒂森家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家族。而在我们的时代，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父亲很富有，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但是在其他突然闯入贸易世界的工业巨头的背景中，我们却很少能看出他们未来神话般的成功。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个完美的榜样，他的发家致富始于斯塔顿岛上一个不起眼的滨水农场。卡内基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洛克菲勒也是由从企业的基层干起。西门子从服务德国军队起步，蔡司在一个玩具制造商的家庭里长大。

从经营渡轮到横跨大西洋的汽船，再到铁路，范德比尔特的才华在美国的交通运输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早期铁路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少不了区域协调。所以范德比尔特重组了不同铁路驶入纽约的混乱局面，中央车站因此成了他的组织才能的永久献礼。[1]范德比尔特最初是以个人储蓄和家庭贷款的旧方式开始，在中年时顺利地进入了股票交易、并购和清算所交易的金融新领域。虽然他保留了很多老式习惯，但是对企业资本主义这种股份价值波动的非固定贸易，他适应起来完全没有困难，许多人就不能适应。范德比尔特天不怕地不怕的行事风格搞坏了竞争的名声，而国家不同寻常的一点是相信个人努力和自由放任的政策。

范德比尔特与纽约金融界的新手不同，他保留了年轻时的野性，他在中美洲的历险可能就是最好的例证。当许多美国人跟着淘金热冲去加州时，范德比尔特设计了一条经由尼加拉瓜的路线，他在那里修建了公路，打开了朝向太平洋的通道。因为范德比尔特的竞争对手试图让政府撤回他的经营许可证，所以他弄垮了尼加拉瓜政府。范德比尔特的事迹使当时的人，尤其是背叛了他的人惶恐不安。而他80岁时应对1873年大恐慌的举动也惊世骇俗，他收购了一些岌岌可危的公司，进一步扩大了他的铁路帝国。还有他260英尺长，内有大楼梯和10个配有高雅家具的特等舱的游艇也让人大开眼界。这艘游艇有个真正金光闪闪的名字——“镀金时代”。[2]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也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蒸汽动力织机的出现打翻了卡内基父亲的饭碗，他母亲开小店攒的钱正好够他们全家从苏格兰搬去煤烟笼罩的莫农加希拉河岸。卡内基当电报员时展现出的惊人才能使他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 Company）不断升职，逐渐成长为一名经营铁路、桥梁和石油井架的风险投资家。

卡内基是个懂得如何施展魅力的人，他在欧洲出售债券时——常常是价值不确定的债券——这一点就派上了用场。他投资了苏必利尔湖周围的钢铁厂和铁矿田，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美国内战对武器装备的需求把匹兹堡变成了主要的工业中心。19世纪70年代，国会筑高了关税壁垒，恰好为陷入成长烦恼的匹兹堡和卡内基提供了保护。他是第一个自下而上、从原材料的开采到钢铁厂的精加工一体化经营的实业家，他的主要业务是轨道交通。卡内基是一个无情的竞争者，他的目标总是“铲底”，用更低的价格击溃对手，这常常需要与工人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1892年，他合并了自己的各种投资，都投入了卡内基钢铁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3]

10年后，银行家J.P.摩根收购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创办了美国钢铁公司。摩根声称，卡内基是全国最富有的人。1919年，卡内基去世时，他价值1亿美元的遗产被清算，这相当于当时全美国1/20的美元！那会儿，非技术工人的周薪约8.5美元（相比之下，2009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周290美元，也就是说比尔·盖茨530亿美元的资产中，每130美元才相当于1919年的1美元）。卡内基热心慈善事业，他散钱的热情同赚钱一样高涨，他的财产因此迅速缩减，去世时估计只剩下2300万美元。他对孩童时期可以进入的私人图书馆心存感激，于是，他在美国、加拿大和家乡苏格兰建起了2500个公共图书馆。

卡内基可能是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否定正规教育，却终其一生都在研究文学和历史。他消耗脑力的爱好不只是阅读。他还写了很多有关政治制度和企业理念的文章。他的商业档案中塞满了写给美国总统的信、带注释的董事会会议记录，还有给自己的咨询备忘录、给下属的备忘录、会计报表以及许多交付出版的文章草稿。卡内基区别于他的苏格兰亲戚的一个特点是他并不像他们一样，在支持劳工问题上偏向激进主义，这是他来美国时丢弃的传统。他是典型的白手起家，所以他相信，任何男孩在美国只要不理会顶部有限的空间，都能够成功。然而，他认为追求利润令人反感，他写道，“拜金最可耻了”！

与范德比尔特和卡内基一样，洛克菲勒也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当他想成为代销商，销售谷物、干草、肉类、家居用品和农具时，他的父亲至少能借给他1000美元。1853年，一位出身于新英格兰高贵家族的子孙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证明了产生难闻的、烟雾缭绕的光的石油其实是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可以通过分馏进行提纯。石油可以制备润滑剂和廉价清洁的光能源，这个制备工艺的不断完善提高了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广泛分布的石油的价值。洛克菲勒决定从事炼油。他给自己的初创企业起名为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铁路公司需要稳定的投资回报，才能抵消它们的固定成本，洛克菲勒许诺了稳定的货运量，从而换取了更低的运输费用，他通过铁路往克利夫兰炼油厂运送原油，然后再将成品油运回纽约。洛克菲勒利用这个成本杠杆，开启了他漫长的吞并其他炼油厂的事业，他常常只是为了摆脱某个竞争对手，就将价格降低到成本线之下。洛克菲勒对石油的未来充满信心，甚至在内燃机改良之前，他的信心也从未动摇过。1870年，石油产能过剩致使价格大跌，洛克菲勒趁机从许多失去信心的所有者手中买下了他们的公司。[4]然后，他展开了积极的营销活动。

分馏包括加热石油。因为不同的组成部分有不同的沸点，所以石油加热的过程中会依次生成瓦斯、石脑油、汽油、煤油和润滑油。当时，只有汽油没有实际使用价值。30年后，汽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标准石油公司垄断了石油产业。1882年，约40家独立的公司形成了第一批托拉斯，洛克菲勒创立了其中之一，托拉斯这种商业形式可以统一决策。这些企业合并引发了不少争议，洛克菲勒为此辩称，这样做可以统筹资本，并且以较低价格提供产品。实际上，托拉斯强化了集中管理。到1896年，洛克菲勒的身家已达两亿美元，是20年前，范德比尔特去世时的财富的两倍。

洛克菲勒的商业策略没有逃出批评家的视线。洛克菲勒是一名虔诚的浸信会教徒，却获得了铁石心肠的名声，特别是伊达·塔贝尔（Ida Tarbell）在一本揭露丑闻的流行杂志上连载了他的故事后，洛克菲勒退缩了。他听从了公关顾问的建议，增加了向浸信会教堂的捐赠，并且开始资助医学院。洛克菲勒在57岁的时候，揭开了他职业生涯中作为慈善家的新一页。他发起了配套资金的概念，通过配套资金，他可以捐助别人运作的项目。他利用这个方式，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后来，为了“提升全世界人类的福利”，他又于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捐出自己的5亿美元后，洛克菲勒作为一位受人爱戴的人去世了。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成功企业家的生活似乎都相似的乏味，特别是如果他们出身贫寒。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得心应手，他们是早熟的自我修行者，表现出自己建立事业的决心，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们吸引了赞助商的注意，然后投入了新的产业，他们一直都在预言着经济增长的方向。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专心和永不停歇的向上攀登，直到他们登顶，甚至是创造了无人企及的事业巅峰。范德比尔特在铁路行业、卡内基在钢铁行业、洛克菲勒在石油行业都骑着固定资本成本这只大老虎，步入了巨头公司和托拉斯的新世界。他们与同龄人一起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亚当·斯密认为，随着企业家奋力地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看不见的竞争之手”会发挥作用，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商品。但这也很容易成为新竞争者的入口。相反，高固定成本限制了竞争，只有拥有准备资金的竞争者才可以参与进来。

德国企业家

奥古斯特·蒂森去世时，《纽约时报》的讣告戏称他为“鲁尔的洛克菲勒”。这么说是为了押r字头韵，蒂森其实更像是安德鲁·卡内基。他脾气火暴而且求胜心切，他的活力改变了德国的钢铁行业。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莱茵兰银行家族。30岁时，他的婚姻甚至为他的事业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为了满足用于桶、包、箱、导管和管线的带钢日益增长的需求蒂森开始收购钢铁厂。他将他的商品远销俄罗斯，建立国外的销售网络是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73年，经济危机压低了钢铁价格，蒂森大胆地扩大了生产，并且开始促销，把他的事业推向了多元化。当然，范德比尔特也有相同的举动，他们两个人都展示了冒险精神，做出了违反直觉的决策，这使他们充满了传奇色彩。

19世纪80年代末期，蒂森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煤矿开采、钢铁冶炼、高炉冶炼轧钢厂和机械工程。与美国公司标准化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同，蒂森公司提供给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商品目录中的都是专业化、高品质的产品。他接受过良好的技术教育，而且是天生的商业组织者，他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经营结构。他希望他的部门经理——往往是二三十岁的男人——都像他一样，是处理技术和营销问题的多面手。他在大部分生产线上实现了垂直整合，这使他拥有了巨大的成本优势。然而，尽管他的经营规模如此之大，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仍一直坚持家族控制。蒂森是个超凡英雄。他持续追加资本，投资新技术，这与谨慎的英国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

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是个生意人，但也是一位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创立了世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西门子长大时，普鲁士的教育预算几乎与它的军事预算一样多。1835年，西门子因为没钱学习土木工程，于是进了普鲁士的炮兵部队。六年的技术研究免除了这个年轻人两年的兵役并允许他加入陆军预备役，还给了他一套制服！军队也因这个项目而受益。西门子的早期发明包括金银的电镀工艺、微分调节器，还有几个可以改善惠斯通电报机的设备。西门子离开军队后，开始专心研究发明的实际应用，为他钟爱的实验赚钱。他是第一个建议使用古塔波胶的人，这是一种从热带树木上提取的乳胶，可以用来缠绕地下和水下的电缆线路。他持续不断地为连接英国和印度这样的试验电缆开发仪器。

1847年，西门子的第一家公司大举进入了新的电力领域。西门子发现了电动原理，可以使电池产生连续的电流和高电压。19世纪60年代，他为电力方面的发明申请了专利。他的实验室利用太阳系的规律研发了新产品。西门子发表了许多篇发电机、热电阻、测量仪器和电磁设备方面的论文，指导德国工业开发了新工艺和新产品。他留下的西门子公司如今在能源、电气工程和通信领域仍保持着他创办的初衷。

德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都有它们的特色手工艺：奥格斯堡的金银和铜制品，纽伦堡的木工艺和玩具，莱茵兰的刀和剪刀，雷姆沙伊德的钢制工具和斯托尔伯格的黄铜工具，我们还可以加上巴伐利亚州的啤酒。而卡尔·蔡司正是从德国这些强大的手工艺传统中走出来的。12年的学徒期满时，蔡司从生物学家研究细胞的新兴趣中看到了机会。1846年，他得到了一份合同，为耶拿大学制造和修理所有的科学设备。20年后，他的公司出产了千分显微镜；40年后，他的公司又出产了万分显微镜。1866年，蔡司与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联手，研究了最新显微镜对玻璃的压力要求。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修饰玻璃来满足这些需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进行相机的试验，这是一项对于消费者、科学家和制造商来说都越来越重要的发明。蔡司和阿贝发现，光线经过透视镜会集中在不同的位置。研究这一现象的数学模型最终形成了新的光的波动理论。1870年，另一位玻璃化学家奥托·肖特（Otto Schott）加入了蔡司和阿贝的事业。

蔡司公司强调新产品的设计，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大多数德国工匠的视野。蔡司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不断改进科学仪器，他和同时代的西门子以及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把德国的资本主义与技术前沿对接了起来。1888年，蔡司去世后，他的公司生产出了放大倍数为2000倍的显微镜，通过这种显微镜能够辨别好细菌和坏细菌。现在，蔡司公司还生产望远镜、照相机、行星仪、显微镜、半导体、纳米技术、光谱分析仪和光电产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伯开始了他对农业的研究，因为当时，英国的封锁切断了智利和秘鲁供应的硝酸盐，所以他想找出一种方法，来代替德国农民需要的化肥。哈伯用合成氨法生产的氮肥可以提高全球作物的产量。他的诺贝尔颁奖词说他从空气中抢夺了面包。哈伯还进行了化学气体方面的试验，从而推动了农药的发展，其中就包括奇克隆B。一段成功的人生却有一个痛苦的句点，纳粹在集中营使用了奇克隆B，哈伯的几个亲戚就死于那里。[6]如今我们发现这些进步中，许多都加速了化石燃料和化肥的使用，从而破坏了大气的未来，这虽没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但仍使人担忧。

整个19世纪，人们进行了连锁性迁移，从农场到乡村工业，从小镇商店到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作。如果没有财富带来的保护，无论想不想，他们都必须接受变化。[7]这些人在态度上可能是守旧的也可能是现代的，忠诚的、不顺从的、勤勉的、懒散的、迟缓的或聪明的，人类一直都是这样。但在资本主义的演算中，他们被计为商品，必须遵循供求规律。马尔萨斯解释了一条适用于劳动者的规律，他预测说，新生儿数量的增长对应的是年轻人就业机会的增多，这个增长迟早会因为收成减少而下降。因为他没有料想到农业改进措施会提高粮食产量。不过他关于出生人口增多的短期效应的观点非常切题。

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不是一帆风顺。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死平衡被高生育能力和低道德观念打乱了。工资赶不上支出的增加，特别是女性劳动者深受其害。农村的穷人一直生活不易，而城市也出现了明显的就业歧视。粮食供应的持续短缺使女人必须让着更需要营养的丈夫。英国的农民被新农场设备所吸引，开始从饲养牲畜转向种植谷物，他们强迫女人放下高薪的农活，去做低收入的工作或者回家做苦工。[8]女人还得承受丈夫容易被裁员或遭遇工业事故这些痛苦。

为穷人改变的选项

农场设备最开始依靠的是马力，接着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驱动，农场设备的机械化影响了全球。美国农场的大丰收多亏了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发明的收割机，它为美国的家庭农场迎来了一段繁荣期，并且压低了世界的商品价格。早在19世纪70年代，价格低廉的美国谷物就唤起了欧洲国家的关税保护。航运业采用了蒸汽动力，使横渡大西洋的运输更加容易，这导致美国的大丰收逐渐摧毁了东欧和南欧的农民经济。随着各个国家急着在全球农业的专业分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农业生产的重整随之而来。在新农业体系中，农民只种植一两种作物，而不是像早期那样进行多样化的种植。农业公司开始取代种植户，而这些农家成员则纷纷涌入附近的城市或移居国外。

逃离欧洲恶劣生活条件的方法之一是去北美或南美国家寻找新家园，或者走向更远的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早在1818年，威斯特法利亚的官员就记录过“流浪精神”和“移民美国的热潮”。19世纪40年代，每周有1000个欧洲人抵达美国。20年后，大部分欧洲国家取消了对女性和服役结束的男人的旅行限制。从19世纪末开始，波兰、俄罗斯、匈牙利、意大利、塞尔维亚和希腊多余的农村劳动力选择横渡大西洋，到国外开始新生活。其他人则搬到了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城市。1892年，纽约港的埃利斯岛成立了一个接收中心。20世纪10年代，移民高峰期时，每年有差不多100万人从这里入境。

人们四处迁移。太平洋上有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动身去了暹罗、爪哇、马来半岛、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南威尔士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地方也吸引了不少日本移民。据估计，300万印度人作为流动工人去了尼泊尔和东非。[9]差不多5000万人离开中国南部和印度，到达东南亚，相同数量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迁往了中亚、西伯利亚和满洲。[10]西班牙把100多万人送到了古巴和拉丁美洲。意大利人去了美国、阿根廷和突尼斯；法国人去了阿尔及利亚。虽然英国经济发达，但还是有1200万英国人去了美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时，600万德国人移居巴西和北美。而一旦巴伐利亚人、爱尔兰人或瑞典人在国外建立了滩头堡，他们的亲友就很容易跟来。显然，这都是与资本主义关联的新经济实践产生的深远影响。

欧洲人口膨胀的同时，美国人口也从1800年的550万爆炸式地增至1900年的7600万。十年后，美国人口已经达到9200万。白种拉丁美洲人渴望欧洲移民来美白他们的人口，美国的制造商也需要男男女女来使工厂运转。总之，当时有5600万欧洲人穿越大西洋来到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11]之前，奴隶贸易还带来了1100万人。因为大部分移民都是年轻男性，男男女女都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所以美国的抚养率很低。年幼或年老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相对较少。

1750～190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口从1亿4000万增长到4亿3000万。欧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占比曾经是17%，现在是1/4。人口大幅增加最直接的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19世纪至20世纪初，健康、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延长了人们的寿命，霍乱、斑疹伤寒、肺结核、天花和伤寒症等旧时杀手致死的比例也有所下降。生育率的提高也是人口长期增长的原因之一。1870年，生育率急剧下降，但是由于预期寿命延长，人口仍在继续增长。

人口过剩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加剧了民族矛盾。1880～1914年，发生在俄罗斯、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大屠杀掀起了大批犹太人移民美国的浪潮。他们背井离乡的动机有很多，包括逃避兵役和征税、渴望冒险、想要更高的工资、想要土地，还有寻求政治和宗教自由。[12]蒸汽船加快了航行的速度，但是客船统舱的等级依然很低。对美国企业而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来得正是时候，随着工厂流水线的建立，许多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正需要他们。

匹兹堡、布法罗、扬斯敦、托莱多和纽瓦克的钢铁厂、炼油厂、血汗工厂等无数的工厂向在埃利斯岛登陆的人张开了怀抱。工厂里大多数工人是移民，但是也有一些是从瑞典和挪威往西走，定居在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新开垦的土地上的人。因为家乡的习俗，来自希腊、德国或爱尔兰等地的女性可能会进入工厂工作、担任公务员或在家里制作人造花卉、帽子和衣服。对于在家工作的人来说，缝纫机是非常重要的发明。每天吃过早餐后，整个家庭就开始在租住的公寓里辛勤劳作，公寓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这些编外工人就像是供应充足的生产要素，因此价格——即工资——就会降低。在大部分人口接近50万的美国城市里，2/3的人或他们的父母出生于外国。因为他们到达的国家仍由具有英国和德国血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管理，所以根据原籍，他们成了有定语的美国人，比如波兰裔美国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

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

工业化改造了工人阶级。新无产阶级的成员对重新划分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变化有着不同的反应。19世纪中叶，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比利时和法国更快地实现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降临攻击了习俗，然而，在英裔美国人的世界里，开始于18世纪的机械化车间慢慢地蔓延开来。这种从容不迫的发展步伐延续了几代人，所以人们相信，工业化是社会自然的经济发展潜能进化演变的一部分。亚当·斯密曾论证过这个观点。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大陆却不是如此。也有批评者认为，工业化是新贵阶级设计的一次掠夺式的转型，想同时摧毁贵族和农民，这次转型曾免于经济动荡的侵害。

反对者支持有关工业资本主义的破坏和剥削的共同观点，他们的人数成倍增加。区别在于，他们的建议超出了他们对打击欧洲的这场灾难的认识，他们掉进了意识形态的大坑。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尤其强大，他们相信组织大罢工这样的直接行动可以从所有者手中夺取工作场所的控制权。因为他们希望管事的是工人的工会或联合会，所以他们自名为“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消灭所有的政府，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政府与实业家相互勾结。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是他们主要的理论家，他说，“财产就是盗窃”。普鲁东不断地强调一个有说服力的想法，即私有财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没收工业财富的利益，这些财富实际是由工人创造的。无政府主义者比其他人更理想化，他们指望未来出现某种自愿的相互关系，可以引导社会决策。卡尔·马克思对于历史本身有一套更复杂的理论：他认为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阶段，可以让实业家创造的巨大财富实现社会化。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当社会走入共产主义时，政府只是事项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

这些理论成了使人改变信仰的组织原则。工厂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12小时，这种工作制危害了工人们的健康。最初的工人运动是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1864年，激进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它也常被称为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国际工人协会每年在西欧城市举行会议，顶峰时，它有500万成员。1848年，几个欧洲国家发生了暴动，政府疑心是劳工骚乱，所以警察和告密者经常会参加劳工的集会。

马克思和普鲁东彼此影响，但是他们对是否使用武力有不同的看法。普鲁东相信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从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分离出来的一群人，后来，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实施社会公义时使用暴力。劳工支持者利用了一系列根本有效的解释说明，他们对于是否成立政党来改变政府，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等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在体制内努力来扩大工业化的成果等问题各执一词。

欧洲的劳工积极分子

激进组织的发展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敲响了警钟。1883年，德皇威廉一世经历了两次袭击后，德国政府取缔了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而且政府每三年都会重申这一法律。与美国不同，德国有社会支持的传统，这源于它早期的家长式统治。社会福利立法着重强调了有关工人组织的苛刻法律。借用总理俾斯麦的话来说，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国家不仅是必要的体制，也是社会福利之一……是为他们的需求和利益服务的”。不到十年，俾斯麦通过立法，确保工人获得了疾病、工伤、养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等方面的保险。因为这些项目是由雇主支付，所以保险政策得以普遍而有效的执行。

制造商担心劳动力市场的动荡，于是开始向容克贵族靠近，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地投入了容克贵族的怀抱，同时，社会主义的威胁也促使容克贵族主导的德国政府更加支持社会立法，从而放慢了德国移民的步伐。[13]德国政府加大了中小学的教育开支。在这一有利的相互影响下，工业得益于有文化的工人，而工业职业也鼓舞工人成了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扩大选举权被视为是对财富再分配的激进努力的遏制。尽管政府取缔了激进团体，但具有马克思主义血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却在不断增加。

50多万英国人把5月1日从古老的异教节日变成了国际劳动节，因为1890年的这一天，他们游行到海德公园，示威要求8小时工作日。在拉丁美洲，劳工骚乱始于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全国性的大罢工，他们不仅为了争取劳动收益，而且为了打倒政府，他们认为政府与老板、地主相互勾结，保持了对工人阶级的控制。1918年和1920年，美国的国家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农民劳动党和共产主义劳动党甚至也选派了候选人，参与总统大选。不过，美国工人不太适应激进的思想，他们更愿意在体制内努力，从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报酬。

德国和英国眼看着强大的工人政党冉冉升起，与保守派开始争夺政治权力。1900年，经过与政府数十年的斗争，并且依靠不断扩大的劳工运动，英国工人成立了工党。行业工会代表了部分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它们的活动仅限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渐进式改善。19世纪80年代，组建工会的非技术工人更加激进，他们冒着被逮捕和监禁的风险，组织公众集会和示威，要求8小时工作日和安全的工作条件。他们让公众看到了因为制作火柴而被磷光物质毁容的女人脸。非技术工人不能像行业工会那样限制行业的准入，所以为了获得关注，他们就转向了罢工、纠察和游行示威。于是骚乱很常见。

德国与美国加入了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使英国工业陷入了困境。失业和停滞不前的工资成为最好的招聘人员。英国著名的知识分子组建了费边社（Fabian Society），他们说服公众支持实现主要产业国有化这样的社会主义措施。主张政治运动的人最终胜出。不到20年时间，英国工党取代了自由党，成为保守派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美国劳工的独特斗争

美国劳工的情况明显不同。因为从殖民时代起，美国就没有贵族，甚至没有公认的精英，所以美国人觉得他们自己在政治上是信奉民主的毫无差别的社会成员。而等级差别明显地触怒了美国人的自我形象。19世纪，即使没有财产的美国人都有投票权，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非洲裔美国人也有此项权利。内战之后，工业化给土生土长的白种工人带来了新机会。[14]公司取代了家族所有者和合伙关系，商业的官僚机构也随之扩大了。许多本土工人受助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及其对美国方式的熟悉，从蓝领工人变成了白领阶层。他们离开了车间，走进了办公室，成为职员或主管，他们的工作环境更干净了，工作时间更短了，工资也更高了。他们与所有美国人一样，受益于源源不断的移民，这些在美国工厂打工的移民是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存在保证了商品的低价。19世纪，最好的土地已经不见了，但是务农仍是一个选择。虽然美国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可直到1950年，它的农场的实际数量仍在不断境加。

产业工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英国的技术工人属于行业工会，工会非常注重确保他们的特权。外籍劳工扩大了非技术工人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场所几乎没有权利。雇主可以“随意”开除他们，“……以正当的理由，或者没有原因，甚至因为道德上的错误，雇主也不会因为侵犯法定权利而获罪”。[15]美国的普通法沿袭了英国的法律体系，处理劳动投诉的依据是历史悠久的主仆法令，这项法令偏向于主人的喜好。比如，如果在工作场所，由于同事的疏忽造成了意外事故，雇主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法律还把工会解释为阴谋组织，外国劳工组织者常常被驱逐出境。尽管法律包括了对工人有利的措施，但在法庭上财产权始终胜过人权。经济繁荣时期，盆丰钵满的雇主愿意作出一些让步，工会的工作也会好做一点。

美国人满腔热情地认同平等公民的理想，他们通常不在乎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财富差距。外籍劳工努力想加入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黑人在美国的同化承诺中却是明显的例外。内战后，南方的白人曾建立了一项社会制度，在学校、公共汽车和餐馆等公共场所对白人和黑人进行了隔离。他们着迷于让非洲裔美国人“不要乱动”。这条几近专横的社会鸿沟标志了美国的种族关系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相同。种族隔离这项安排给黑人企业家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把商品和服务带进他们的社区，这是小小的安慰。

独特的意识形态主导着美国的公共话语，它对劳工组织非常不利。公众易于把工人看做是负责照顾他们自己和家人的个体。托马斯·杰斐逊把有限政府的概念变成了颇有说服力的美国价值观。作为美国百姓的拥护者，杰斐逊认为削减联邦权力是缩减财富精英影响力的最佳方式。虽然工业企业中，新权力的集中削弱了他的假设，但是过了很久，公众才意识到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并且剥夺大工业企业的特权。20世纪之交，被称作激进分子的平民党以及头脑清醒的进步人士走上了他们的改革之路，最终成功地让公众明白了经济力量不受制约的危险。

各种激昂的、愤愤不平的团体提供了政治势力，使改良的立法获得了国会的通过。这些团体有依赖铁路公司的农民，也有面临被大公司吞并威胁的小企业主。女性改革领袖暴露了移民家庭身处的悲惨的社会环境。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在城市社会服务所工作，她们公开了外籍劳工必须面对的不安全的公寓和暴虐的雇主。20世纪初的改革者借鉴旧式反贵族的修辞，给工业巨头贴上了“强盗大亨”的标签，并且把他们专横的方式与贵族进行了比较。“强盗大亨”这个名词引起了美国人的共鸣，因为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就是没有欧洲那样封建的过去。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本土庞大的白人中产阶级在欧洲的启发下，也经常参与暴力罢工和抗议活动。劳工才慢慢赢得了公众的支持。

人们开始担心，因为企业的冷漠威胁到了他们的食品安全。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出版了小说《丛林》，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让同胞们了解了肉类加工厂可怕的劳动条件。他纤毫毕现地描述了香肠如何被塞满锯末等各种杂质。他生动贴切的描写深深地刻入了读者的脑海。1906年，也就是《丛林》出版的同一年，国会通过了《肉类检验法案》和《纯食品和药品法案》。各州也开始立法保护女工和儿童。公务改革遏制了这个所谓镀金时代猖獗的市政腐败。

1902年，伊达·塔贝尔月复一月地在杂志上连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迷住了广大读者，这个故事和基德船长冒险记一样精彩，洛克菲勒如同海盗一般操纵着道德罗盘。民众有机会了解了洛克菲勒参与石油垄断时曾用过的诡计，见不得人的勾当以及歹毒招数。塔贝尔的书还提到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的政府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起诉过标准石油公司。[16]不过，标准石油公司在最高法院找到了它的同情者，他们否决了这些法律，他们认为这些法律过度限制了市场上的行动自由。工人的安全依然不受雇主和立法者的重视。直到1937年金门大桥建设时，建筑工地才开始使用安全网。这张网挽救了20个人的生命。

每年有100万外国人移居美国，这引发了一些本土美国人对这些陌生人的怨恨，因为这些陌生人似乎接管了他们的城市。新移民不只有着深色的皮肤和深色的头发，许多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来的移民还是天主教徒或犹太人，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新教徒。1882年，排外情绪使美国人非常反感中国人。一些人不断向大众灌输一种观念，说美国现在感觉上已经变成了逃脱欧洲恶劣条件的避难所，他们公开表示，移民忘恩负义，总是在寻找更好的条件，事实上，除非他们在欧洲就是激进分子，否则大多数移民工人都在忙着适应陌生的新国家，根本没时间响应组织者的号召。东部城市的寓所挤进了许多穷苦的移民，他们的极度贫困以及奇怪的习惯引起了猜疑，推动了限制移民的运动。把多种族的劳动人口变成有效的劳工运动是个挑战。

所谓的新移民到来之前，七个美国裁缝组成了高贵神圣的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劳工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为了防止政府的镇压，它最初是个严格保密的团体。劳工骑士团的成员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他们不受种族、性别或肤色的限制。它还正式排除了医生、银行家、律师、酒类生产者和赌徒等几个群体。劳工骑士团的主要纲领包括争取8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要求累进所得税、使公共设施和铁路国有化、实行同工同酬，以及建立合作社，用雇佣劳动为制造业提供替代选择。虽然劳工骑士团起初极力避免参与罢工，但它还是卷入了干草市场暴乱，这次暴乱几乎结束了它的上升势头。这一丑陃事件的起因是芝加哥的游行队伍中有人向警察扔了一枚炸弹。七名警官和数十名平民死亡。民众猛然将矛头转向了劳工组织，相当轻松地宣告了四个无政府主义者有罪，并处死了他们。

19世纪的最后15年，劳工骑士团的成员从近100万骤减至仅10万。1886年，紧跟着劳动骑士团的这次衰落，一位英国移民的雪茄制造商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成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AFL）。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最成功的工会组织，它认可其成员行业工会的自主性。直到1924年去世，龚帕斯一直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负责人，他看到了工人在资本主义中的潜在利益。美国劳工联合会一直稳步成长，它致力于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即时改善，强调“十足的工会主义”。美国劳工联合会最初向非技术工人、黑人和女工开放，后来部分因为成员工会的偏见，被迫逐渐对黑人工会进行了隔离。他们认为女性就像如今的非法移民一样，充其量只是劳动人口的一小部分，拉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情况很糟糕时，她们还很可能是罢工的破坏者。

美国劳工联合会对其核心的白人男性成员保持了极度的忠诚，1901年，它敦促国会重申了1882年对中国人的移民限制。不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量从未多于劳动人口的5%。这是一段艰苦的历程，因为内战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从农村进入了城市，他们拥有了稳定的工厂工作，可用的医疗诊所和免费的公共教育，他们的生活水平经历了真正的改善。

龚帕斯的“经济工联主义”冒犯了激进分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地垄断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创造的利润，他们想打倒资本主义制度。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成立，它给美国的劳工运动注入了一些激进主义的色彩。它的成员包括曾信奉龚帕斯的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其中的尤金·V.德布斯（Eugene V.Debs）、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乔·希尔（Joe Hill）、比格比尔·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还有“琼斯妈妈”（“Mother” Jones）都是美国激进传说的主要人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像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形成鲜明对比的翻版，它积极争取工人团结一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盟员们打出了“伤害一个人就是伤害所有人”的口号，他们坚持认为雇主和工人毫无共同之处。矿工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最早的核心成员，他们显示出了激烈的战斗精神，之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又招募了伐木工人、流浪的外籍劳工、丝绸生产商和纺织工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南方腹地和太平洋西北地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前20年里，盟员们参与了150次罢工。美国虽然有大量的劳工行动，但是它的工会运动仍然很无力，尤其是与欧洲国家相比。

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是外国人，他们希望暴力可以使美国工人认识到工业体系的邪恶。1892年，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和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策划谋杀了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厂的管理人员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因为他解散了钢铁工人工会。贝克曼未能杀死弗里克，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人生中的28年，而戈尔德曼则成为激进分子圈子里最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之一。成功的暗杀者当属里昂·乔戈什（Leon Czolgosz），1901年，乔戈什在泛美博览会上，射杀了新当选的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美国体制的进攻姿态引起了州政府、市政府以及治安维持会的强烈反应，他们急切地想对它进行严厉的审判。

1917年，成功的俄国革命使共产党走上了政治舞台，美国人极其害怕他们之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狂热的检察官判定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有罪，说他们谋杀了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的两名出纳员，主要判断依据是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万泽蒂最后被执行了死刑，他们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的烈士，激起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又一次投弹行为，这次发生在华尔街的爆炸造成30人死亡，200人受伤，J.P.摩根的办公室被毁。大规模的驱逐随之而来，贝克曼和戈尔德曼也包括在内。当他们正要离开时，收到了弗里克死亡的消息，贝克曼冷冷地评论说：“他是被上帝驱逐的。”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批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量只占美国劳动人口的5%，而它自己的盟员却从没超过50万。内部的纠纷及公众的嫌恶喊停了这两个劳工组织前进的步伐。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再也不能有效地煽动美国工人。激进团体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非常失望，因为战争瓦解了它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国际工人之中建立的团结。战斗的号角响起，各个劳工团体都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了同一边。美国劳工联合会因其温和的政策和对成员团体之间差异的包容，在美国很好地存活了下来。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38年，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成立，团结了一切非技术工人时，美国劳工联合会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公众把美国工会中不断壮大的外籍劳工解释成是工会运动的原因。他们发现工会罢工总是来势汹汹。美国人对新移民的反感超过了企业对劳动力的渴望，本土主义者成功地促使排外的移民法获得了通过。1921年，国会通过的移民配额法规对1880～1914年的新移民非常不利。移民法律规定了每年357000人的移民上限，并且优先考虑来自欧洲西北地区的人。新一代有定语的美国人已经被彻底同化了，但是原籍的配额制度却一直持续到1965年。

消费者日益重要

美国社会不是通常所述的金字塔结构，底层人最多，向上逐渐减少，而顶部则坐着一小撮的精英；美国社会更像是西红柿，它的顶层是一部分富人，中间人很多，往下慢慢变少。美国主要由农民构成，它的过去没有贵族，而且直到近代才出现了工薪阶级，所以美国社会培育出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口味、教育和地方特征上虽然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缺乏有影响力的上层阶级的支持。毫无疑问，封闭的社交圈才可以培养出高尚的情趣。势利小人一直存在，但他们就像是花园里的蛇，很少有毒液。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和乐融融的感觉。

美国白种人的一致性巩固了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大众日用消费品市场。大多数美国人喜欢购买邻居家也有的物品，而不是追求与众不同。“向邻居看齐”寻找的不是差异，而是平等。美国家庭如果能买到和朋友一模一样的东西，他们会非常骄傲。同质化的归属感能让中间阶级感到舒心愉快，这种心态十分适合规模生产。20世纪头几十年，全力投入工具制造、铁路建设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经济发生了转变，公司开始大量地生产标准化的家居装饰品、儿童商品、娱乐物品和流行服饰。

城市里的百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有消费者喜欢的物品都聚集在了同一个屋檐下。百货公司的所有者聘请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为他们设计漂亮的大厦，容纳他们丰富的商品。这犹如新零售的锦上添花。环绕门厅的通道挤满了高级成衣、厨具、家具、床上用品、电器、珠宝、化妆品和布料的展示橱柜，讲述着一个又一个视觉故事。罗巴克·西尔斯（Roebuck Sears）和蒙哥马利·沃德（Montgomery Ward）等公司不像百货公司那么光鲜迷人，它们没有巨大的底商展示橱柜，但它们开创了邮购零售。早在1900年，它们著名的商品目录就有1000页图文并茂的说明。[17]这些现代商场遵从了市场成功的必然逻辑，与长期服务于当地居民区的夫妻店、小商铺展开了漫长的消耗战。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找到了一个新战场。

火车和有轨电车使在城市工作的人们可以去郊区建造房屋。同样的，有轨电车、市际列车和私家车也把人们带到了“市区”，美国的城市中心越来越广为人知，于是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变成了一天之中的购物时间，购物者大多数是女性。这对于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来说，是另一个同化力量。一些贫困家庭被排除在了这次巨大的消费热潮之外，因为他们没有购买商店货架和邮购目录上的商品的经济能力，但是这些商品也强烈地刺激着他们加入消费群体的欲望。人行道、柏油街道和电话线通向了偏远的社区，使商业中心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各地。

过去发生的许多事导致了消费支出的激增。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消费者。工人工资增加了。大公司的组织机构中出现了一系列白领职位——会计师、文员、速记员、销售人员、律师和银行家。许多公司这样的职位拒绝雇用已婚女性，更多的是因为社会偏见，而非资本主义的偏好。因此，未婚女性大量涌入了市区，走进了办公大楼，她们的到来带动了周边百货公司的兴盛。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预期寿命延长了，还有工厂生产出来的没完没了的新玩意儿，这些都取悦了人们的感官，使他们可以忍受厨房、农场以及车间的辛苦劳作。

女性因为她们的购买习惯变成了经济中一支强大的新力量。[18]在欧洲，消费文化的出现对贵族在流行和礼仪上的领导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相反，大量中产阶级消费者涌现，发挥了他们在市场上的偏好影响。越来越多的电器设备——搅拌机、炉灶、冰箱、洗衣机和轧布机——减轻了家务劳动，许多妇女因此可以抽出时间去购物。此外，她们还得负责为孩子在这个多项选择的新世界里做好准备。不工作的人有空开发娱乐场地，追求高雅文化，支持慈善机构，同时，大批年轻的女文员和女售货员强化了都市时尚，甚至是男性时尚。范围广泛的消费品为描画一个人的身份提供了色彩丰富的调色板。

消费行为的新模式为生产者创造了持有的挑战。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企业想回应的大多是稳定的需求，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非弹性需求。人们在家庭预算中最大的一部分支出是食物、住房和衣服。制造业和采矿业以预测的需求为基础，购买机械设备。当重要买家变成普通人，而且很可能是女人时，这一切都变了。随着迷人的新产品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的人会赚钱去购买它们——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但是这里存在一点摩擦：可选择性消费的不确定性，这些消费更多的是出于欲望，而不是需要。20世纪初，消费者支出的大部分都是为了购买时尚配件、软体家具、电器、汽车和娱乐用品等无关紧要的物品。需求不仅仅反映了购买力，也反映了我们所谓的偏好强度。这些公司要迎合消费者，必须研究他们的品味，或者说得难听点，必须研究走马灯似来去匆匆的时尚。

除了研究新消费品位，同样重要的是还必须发展自己的专家。这些专家很快就以广告公司的形式出现了，它们致力于传播信息，煽动欲望。广告宣传同时进入了流行杂志和电台节目，成为这两个媒体的赚钱手段。平面广告和电台广告需要抓住公众的注意力，所以它们非常重视精美的图片、有说服力的声音以及心理上产生的共鸣。1900年，流行杂志《好管家》成立了一个测试新家居用品的实验站。不久，这个实验站就开始给这本杂志打广告的产品盖“批准印章”。到1910年，大城市已经随处可见光电户外路牌。促销产品和娱乐互动创建了一种流行文化，人们逐渐把商业广告词演绎成了浪漫的民谣。

营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相互竞争，在百货公司、药店和杂货铺的“销售点”到处推销它们的肥皂或洗发水、药物或地图、手袋或针织品。品牌之间开始了消费者忠诚度的争夺战。“胡佛”和“舒洁”等一些知名品牌成了人们常见的名词。广告运动还将新的语言方式带入了公众话语，比如“因为骆驼，我走了一英里”，或者描述某肥皂“纯度达到99.44%”。提供购买建议的全新产业走进了消费者的视线。迎合消费者品味固然重要，但赊账制和分期付款等信贷方式也必不可少。20世纪初，连锁店出现，它们利用信贷消费吸引了顾客。甚至学校也借由鼓励储蓄的计划，帮助培养儿童成为明智的消费者。[19]整个20世纪，人们反反复复地争论着两个无果的问题，即广告是否植入了虚假需求和虚假期望，从而操纵了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是否运用了他们的购买力，从而让市场为他们提供想要的东西。

虽然劳工组织的激进主义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但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不太受法规约束，20世纪10年代，利益趋同终于促使各州通过了工人的补偿法律。这些法律把有关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冲突带出了法庭，并且为了照顾工人的损失，创建了预付保险。[20]员工与雇主分摊费用，各自承担有限责任。纵然工会在工厂派驻纠察员，组织罢工，积极地争取8小时工作日和体面的工资，但是他们很少取得胜利。大多数公司很难把自己的员工看成是公民或商品的潜在购买者。它们更喜欢公司控制的工会、城镇以及公司经营的商店，因为在这些地方，它们可以控制它们的工人。

美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提早10年或20年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21]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龚帕斯非常受金融界的偏爱，他很快在工业商品制造的新能力中看到了劳方的机会，特别是在商品产量超过市场需求的时候。毕竟，规模生产可以盈利，仅仅是因为它生产出了许许多多相同的产品。龚帕斯提出，工人不只是生产要素，他们还有成为购买者的潜力。19世纪初，关于工资设定方式的普遍观点认为，雇主总是会把工资降至一个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这个“工资的铁律”在19世纪被执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工资上涨也可能刺激整个经济。

马克思把压低工资视为工业体制的核心，也是这个体制不能自我维系的部分原因。欧洲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劳工领袖自信地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会灭亡。而龚帕斯不是空谈家，他针对劳工频繁遭遇的裁员和长时间的工作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1887年，龚帕斯说，工人需要“更多”：更多的钱，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多的自由。很明显，他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精神，他一直强调“我们确实想要更多，而且如果真的变多了，我们还会想要更多。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要求更多，直到我们的劳动成果完全属于我们”。[22]

龚帕斯的“更多”运动解释了如果把劳动者视为文化和社会生物，他们可以解决企业供过于求的中心难题。年轻的经济学家抛弃了突出需求的劳动价值论，他们开始认同龚帕斯的说法。工资如果算上不定时的调整，确实上涨了；在平均工资率没有下降的情况下，8小时工作日越来越普遍。龚帕斯并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以匮乏为基础的经济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为由富足驱动的经济。1907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纳尔逊·帕顿（Simon Nelson Patten）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文明的新基础》，他在丰裕时代已经到来的观点中增加了知识攻击力的概念。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17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辩论，当时的想法是，大众消费可能会影响刚刚浮出水面的经济。后来，对外贸易的从业者用进口的彩色棉布主动刺激了人们的新品味。有关人类欲望无止境这个话题，他们显然更有说服力。他们认为，推动经济进步的不是食物和住房等非弹性需求，而是第三件或第四件上衣这样的非必要商品的弹性需求。制造商强烈反对这些乐观的评述，他们眼中的普通民众只是懒散的、短视的、迟缓的、容易惹祸又粗暴的劳动者。三个世纪以后，这两个资本家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了保护性关税、最低工资法和扩大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斗争。不过，资本主义经济日益提高的生产力使它必须作出选择，是降低工资，还是提高工人的购买力。

就其本性而言，商人并不爱思考；他们更喜欢行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巨无霸在世界各地的工厂、车间和矿山创造了奇迹。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他们看不起那些借助群体力量迫使他们让步的员工。然而，龚帕斯和帕顿偶然间发现了他们的经济核心存在一个难题。工人既是员工——决定商品价格的生产要素——也是消费者，他们的购买力可以促进销售。理念赶上事实需要时间。在电力和电报奇迹的推动下消费资本主义迅速到来，揭示了男男女女在经济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养家糊口的人、全职或兼职的工人、节俭的人、挥金如土的人、消费者、品味追逐者以及未来工人的生产者。所有对于西方世界发展中经济体的充分分析都必须从一个人经历的全部阶段之中探寻意义和有效性。

[1] T.J. Stiles，The First Tycoon：The Epic Life of Cornelius Vanderbilt（New York，2009）.

[2] T.J. Stiles，The First Tycoon：The Epic Life of Cornelius Vanderbilt（New York，2009），279.

[3] Harold C. Livesay，Andrew Carnegie and the Rise of Big Business（Boston，1986）.

[4] Daniel Yergin，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and Power（New York，1991），39-42.

[5] Jeffrey Fear，“August Thyssen and German Steel，” in Thomas K. McGraw，ed.，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How Entrepreneurs，Companies，and Countries Triumphed in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Cambridge，1997），185-226；Clive Trebilcock，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1780-1914（London，1981），61-62.

[6] J.R. McNeill，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New York，2000），24-25.

[7] Jean-Christophe Agnew，“Capitalism，Culture and Catastrophe：Lawrence Levine and the Opening of Cultural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93（2006）：783

[8] Jose C. Moya，“A Continent of Immigrants：Post Colonial Shift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6（2006）：3-4；Stephen Nicholas and Deborah Oxley，“The Living Standard of Wome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95-182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46（1993）：745-49.

[9] Geoffrey Barraclough，ed.，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London，1992），208-09.

[10] Adam Mckeown，“Global Migration，1840-1940，” World History，15（2004）：156.

[11] Moya，“A Continent of Immigrants，” 3-4.

[12] Trebilcock，Industrialization of Continental Powers，32；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ntinental Europe，1780-1870（London，1973），142-45.

[13] David Khoudour-Casteras，“The Impact of Bismarck’s Social Legislation on German Emigration before World War I，” eScholarship Reposi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http：//repositories.edlib.org/berkely.econ21l/spring2005/，4-45；Trebilcock，Industrialization of Continental Powers，65-77；Hubert Kiesewetter，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1815-1914，Neue Historische Bibliothek（Frankfurt，1989），90.

[14] Thomas Weiss，“U.S. Labor Force Estimates and Economic Growth，1800 to I860，” in R. Gallman and J. Wallis，eds.，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Chicago，1992），8-10；Lee A. Craig and Thomas Weiss，“Hours at Work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19th-Century U.S. Agriculture，” Advanc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1（2000）：1-30；Weiss，“American Economic Miracle”：20.

[15] Nelson Lichtenstein，State of the Union：A Century of American Labor（Princeton，2002），4；Karen Orren，Belated Feudalism：Labor，the Law，and Liberal Develop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1992）；Irwin Unger，The Greenback Era：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Finance，1865-1879（Princeton，1964），22.

[16] Mark Twain and Charles Dudley Warren，The Gilded Age（New York，1973）；Upton Sinclair，The Jungle（New York，1906），

[17] Walter G，Moss，An Age of Progress？：Clashing Twentieth-Century Global Forces（New York，2008），3-12.

[18] Lisa Tiers ten，“Redefining Consumer Culture：Recent Literature on Consumption and the Bourgeoisie in Western Europe，” Radical History Review，57（1995）：116-59.

[19] Lisa Jacobson，Raising Consumers：Children and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2004）.

[20] Price F. Fishback and Shawn Everett Kantor，“The Adoption of Workers’ Compens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30，”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41（1998）：305-308.

[21] Alfred D. Chandler，J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Cambridge，1990），70ff，167-70，218-36，375ff，430-34.

[22] Rosanne Curriaro，“The Politics of‘More’：The Labor Question and the Idea of Economic Liberty in Industrial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93（2006）：22-27.

第八章 统治者的资本家身份

19世纪的最后15年，欧洲国家成了风险投资家，但是对于它们自己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来说，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在过去的200年中，自由市场经济一直沿着私人投资者铺就的小道前行。非正式的市场沟通借由价格和利率的语言，指导参与者达成最佳交易。信息本身成为重要的商品，使工人、生产者和投资者重视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配角。它们资助工业间谍活动，筑立关税，在法庭上裁决合同。一些国家的政府还修建了铁路，成立了国家银行。不过，国王、总统、总理、首相仍需要开展外交和战争等高级政治活动，这些仍牵引着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

欧洲的领导人不再愿意继续坐在看台上，观看他们的人民独自引领奇迹的发生。他们从富裕的国民手中得到了许多钱，他们开始用这些钱投资于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不像罗马人和蒙古人那样受纳贡品，而是指挥国民的劳动和资源来为市场进行生产。国王和政治家变成了企业家。累积资本的挑战受到了许多关注，研究过剩资本如何影响经济选择的想法则相对少得多。到19世纪末，大多数西方人都认识到钱应该用来赚钱——而且始终都应如此。闲置资金的想法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统治者在这方面的理念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元首利用增加的收入，开始了鲁莽的海外冒险。资本主义无与伦比的创利能力重塑了政治面貌。

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带入资本主义轨道，向欧洲的统治者许下了权力和财富的双重承诺。但是很遗憾，资本主义没有缓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角逐。托马斯·潘恩曾预言，商业使人们“失去热忱”，不愿冒险，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国家现在有更多的钱可以武装自己。更多的武器催生了它们更大的野心。西欧国家争相开拓海外版图，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和英国则继续剥削它们的古老帝国。新的收入来源为欧洲统治者参与国际竞赛提供了手段和动机，最终酿成了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西方国家在寻找异国原材料的过程中，进入了非洲内陆，从此，世界和资本主义都不同以往了。工业发展和商业扩张之间的差异变得至关重要。贸易只会触及商人及其仆人，还有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但是在国外生产商品牵涉了为他们这样的新主人工作的全部种群人口。19世纪30年代，英国入侵中国的行为是早期外国侵略的典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急切地希望建立贸易联系，买卖印度种植的鸦片。而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使用这种容易让人成瘾的毒品。中国禁止了这项贸易，并且驱逐了英国商人。尽管国内也有抗议的声音，但是英国人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中国。他们轰炸了中国的沿海城市，成功地获得了五个中国港口的商业使用权以及香港的控制权。这次入侵虽然暴力，但影响范围比较小。

动用海外劳工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因为它不只是用经济刺激来诱捕在油田和热带森林附近生活的男女。收割热带作物和提取珍贵的矿物都需要生活在这些原材料产地周边的工人。当然，17世纪和18世纪，加勒比地区的糖料种植园以及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等地区的工厂都为新资本主义把殖民地猛然变成生产中心提供了某种模板。

政府有公司缺少的东西，政府可以逼迫当地顺从的领袖作出让步，或者凭借武力进入没有公认的政治秩序的地域，从而获得征用工人的权力，欧洲国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是这样做的。在沿海地区存在的欧洲殖民地是对长途贸易的支持。非洲内陆尚未开发的富饶之地激起了帝国的想象力。欧洲国家为争夺这些地方扭打作一团，它们从未考虑过当地居民的感受。贪婪、好奇、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武装暴力纷纷出场，在这场劫掠中都发挥了它们各自的作用。当资本主义跨过了它的原始边界时，在本国不能接受的暴行在这些地方变得很常见。人们早已忘记殖民者的祖先用了多长时间才适应了现代的工作节奏。他们只知道新殖民地的臣民似乎很落后，对新主人带来的幸福感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殖民地人民的抵抗也常常遭遇暴力镇压。

去非洲的欧洲传教士

西方探险的活动范围令人吃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19世纪50年代以前，居然几乎没有人了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知何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像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和印度那样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致命的疾病，尤其是疟疾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成了欧洲人的死亡陷阱。而不同寻常的是，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却只身打开了非洲大陆的东部地区。

利文斯通的生活阅历令常人羞愧。10岁到24岁他在家乡苏格兰的纺织厂工作，青年时，他如梦初醒，开始信仰并学习基督教，而且自学了大学教育要求的拉丁文。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阅读方法，在14小时轮班的时候，把书固定在珍妮纺纱机上进行阅读。他后来存够了钱，到格拉斯哥和伦敦的医学院读书，又从那里作为医疗传教士去了南非，在南非，他很快通过婚姻成了著名传教士家庭中的一员。1841年，利文斯通到达了开普敦，不久后，他就找到了两项使命，基督教治疗师和无畏的探险家。这两项工作成了利文斯通的终生事业，他组织探险，走进了“最黑的非洲”，这个通俗的名称不仅说明着这片土地缺乏知识，而且让人想起那里深色皮肤的居民。

利文斯通直至去世都在旅行，他靠双脚和牛到达非洲大陆的中心，顺着河道航行，爬山下坡，沿着山脉行走，去到了以前从没有白人去过的地方。他徒步穿越了数千英里的广袤大地，走过了原始的热带稀树草原、高原、沙漠、湖泊、溪流和急流，他的日记里满是有关非洲植物、动物和居民的生动描述，还不时穿插着表达一下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笃定。利文斯通是第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穿越了非洲大陆的欧洲人。他在艰苦的旅程中发现了非洲的刚毅之美。他曾与两只狮子对峙，还体验过疟疾发作的痛苦，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他详细记录了自己治疗疟疾等疾病的经验，他认为奎宁是有效对抗疟疾的药物。不过后面的探险家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2006年，疟疾仍是致命的疾病，每年都有100万非洲婴儿因此丧命。

利文斯通无意间透露的细节挑动了同胞的贪婪之念，他口中的非洲大地到处都是崭新的资源。1857年，利文斯通返回英国，出版了《传教士游记》和《南非研究》，着迷于这两本书的读者和如今《夺宝奇兵》的粉丝一样多。但是利文斯通不是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他是大家公认的最温和的人，这个特点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总能成功地说服部落卸下对他闯入的敌意。

利文斯通把医术和基督教信仰传给了他遇见的人，并且在中非地区亲眼见识了穆斯林和讲斯瓦西里语的非洲人进行的活生生的奴隶交易。19世纪，强势的阿拉伯领袖从东西海岸进入非洲，改变了许多部落的信仰。阿拉伯人也奴役过非洲人，并把他们卖给桑给巴尔、波斯、马达加斯加和阿拉伯半岛种植园的买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利文斯通致力于揭露东非奴隶贸易的残忍行径。1865年，他出版了《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激起了数百名基督徒的强烈反应，他们为了结束这项邪恶贸易集结在一起，而且他们因此更加憎恶奴隶贸易的穆斯林印记。欧洲人用象牙镶嵌钢琴、台球、珠宝和家具，他们对象牙贪得无厌的需求加重了奴隶贸易的惨状。利文斯通受到的普遍尊重支撑了将文明带给“黑暗大陆”（指非洲）的人民的新运动，证实了欧洲人藏污纳垢的自负。利文斯通重返非洲，他冲进了非洲腹地，这次他找到了尼罗河的源头。整整五年，利文斯通与所有的欧洲记者都失去了联系，这给他人道主义的好名声又增添了几许迷人的神秘色彩。

故事讲到这里，出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威尔士移民，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17年，斯坦利以内战老兵、外国记者和业余地理学家的身份接下了《纽约先驱报》的任务，去非洲寻觅失踪的利文斯通。据称斯坦利在内战中为南北两方都打过仗，这使他多才多艺。他在中非苦苦寻找了六个月，岁末年终时终于成功了，他用探险史上的著名问句表达了对失踪传教士的敬意：“我猜，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斯坦利和利文斯通后来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刺激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野心，欧洲人一直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领地。

斯坦利在之后的六年里绕着维多利亚湖航行，继续着他的非洲探险之旅。他从尼罗河的南部源头出发，顺刚果河而下，结束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旅程。与有信仰的利文斯通不同，斯坦利是与一支190人组成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一起行进，他更多地表现出了西方主人的姿态，而不是谦卑的基督徒。斯坦利很像是17世纪去北美的英国人，他认为非洲大陆空无一人，至少他没把非洲人算作人。返回英国的斯坦利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他尽力使英国政府获得了非洲心脏地区的主权。但这些努力无济于事。[1]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帝国野心

斯坦利宣传的非洲的前途横跨英吉利海峡，煽动了一位显赫的欧洲人。他就是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利奥波德的父亲曾抓住时机推动了比利时工业企业的发展，其中还包括欧洲的第一个铁路系统，而利奥波德则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他下决心要获得一块殖民地，提升比利时这个小国家的地位，他为了了解西班牙从其殖民地获得了多少好处，竟然查遍了马德里所有有关西印度群岛的档案文件。[2]每天早晨，特殊信使都会为他送去《伦敦泰晤士报》，利奥波德借由阅读这份他最喜欢的报纸来获知非洲的新闻。他读过一则英国探险家的评论，说非洲“无法形容的富庶”是在等待一位“进取的资本家”。也就是这个时候，利文斯通死后出版的日记震惊了读者，他在日记中形象地讲述了奴隶贩子如何肆无忌惮地抓捕非洲男女，甚至儿童，然后把他们卖为奴隶的故事。以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奴隶贸易进入了利奥波德的视线，他把杜绝奴隶贸易的热忱加进了他建立非洲殖民地的计划。利奥波德约见了传教士、地理学家以及反对奴隶制的倡导者，他成立了代表基督教、科学和人道主义的组织。他私下筹谋着如何分得“一块非洲的大蛋糕”。[3]

你如果想知道19世纪的世界与我们的时代有多么不同，利奥波德的事迹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狂妄自大地想获得相当于比利时国土面积26倍的非洲殖民地。但是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正确。刚果自由邦是利奥波德的个人财产，在比利时议会的批准和财政资助下，他把刚果自由邦当作一家公司经营。因为英国领导人对在非洲腹地建立殖民地的兴趣不大，所以利奥波德抓住了机会，利用了无畏幸存者斯坦利多年的探险经验。他们签订了五年的合约，利奥波德把斯坦利即刻送回了中非，让他带着钱去修建公路，设立刚果河网络沿线的驻地，购买土地并且签署条约。爱耍派头的斯坦利在五年时间里确实完成了这些任务，他说服刚果盆地的450名酋长接受了他交换领土权的礼物。

与此同时，利奥波德在欧洲打着促进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幌子，开展了一次辉煌的外交活动。他的国际刚果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Congo）不过是一具空壳，他在背后巧妙斡旋，使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同意了他在个人主权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可以征用中非辽阔的地域。[4]利奥波德没想过要把当地居民赶出这片他梦寐以求的土地，因为他还想借助他们熟练的臂膀和强壮的背脊来为他劳作。世界舞台曾上演过的悲剧再次拉开了帷幕，这都源于西方世界对非洲财富的垂涎欲滴。

刚果自由邦一点也不自由，而这正是利奥波德的风格。利奥波德建立了一个邪恶的政权，与他曾发誓要根除的奴隶制度一样，彻底地剥削着生活在那里的男男女女。所有未开垦的土地都被归为他的财产，这么一来，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土地。在白人士兵和黑人雇佣兵的配合下，利奥波德与顺从的部落酋长联手，利用谋杀的威胁，并且大规模地摧毁村庄，强迫刚果人采集野生橡胶树的乳胶、发掘钻石，捕杀大象获取象牙。仅凭橡胶，刚果在商业上就取得了成功。与君主的称谓相比，利奥波德其实更像是现代的CEO，时刻关注着市场指标。他出奇的无情，总是定期给他的刚果奴才派发步枪。相似的悲壮史歌也在亚马逊河流域唱响，到达那里的专业的割胶工人把疾病和武器一并带给了当地的土著居民。[5]

19世纪末，利奥波德在刚果的所作所为唤醒了批评家的良知，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一名公司雇员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起了疑心。瑞典和美国的传教士亲眼见证了暴虐的恶行，随即发起了一场针对利奥波德的刚果事业的讨伐。亚瑟·柯南·道尔爵士（Arthur Conan Doyle）、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马克·吐温等一批能言善道的人开始对利奥波德伪装的残暴行为进行口诛笔伐。他垄断的财富也惹火了英国的自由贸易商。而利奥波德却依旧我行我素继续编造他仁慈的谎言。他修建了特尔菲伦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陈列的非洲艺术品都是为了庆祝刚果人民从异教和奴隶制中翻身解放！[6]1908年，利奥波德去世前，把他的封地授让给了比利时国，刚果自由邦因此改称为比属刚果。

其他在非洲的欧洲国家

虽然利奥波德的行为是欧洲劫掠最极端的记录，但是他的邻居也争分夺秒地加入了非洲的这场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战。18世纪末，法国失去了新法兰西及其印度的属地，1830年，法国入侵了阿尔及利亚，开创了一个新帝国。一代过后，法国逐渐从普法战争失败的刺痛中缓过劲来，它开始派探险队去塞内加尔河考察。法国就是从那里出发，最终成功地占领了非洲西北部1/4的疆域，包括突尼斯和摩洛哥在内的400万平方英里的非洲大陆地区。[7]除了取得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控制权，法国还占领了塔希提岛，1890年，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塔希提岛建立了他的工作室。

德国人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样整装待发，他们必须找到一片殖民地，因为他们没有参与16世纪的新大陆探险。德国向非洲推进之前，在南太平洋发现了一处奇迹之地。美国内战致使原棉极度短缺，重创了莱茵河谷的纺织厂以及依赖棉花出口的港口。因此，德国汉堡一位杰出而又想象力丰富的企业家派人去了太平洋，沿赤道寻找棉花能够生长的地方。结果他找到了萨摩亚。德国政府随即说服西班牙出售了所罗门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帛琉群岛的大部分岛屿。法国和英国不准备将这些肥沃的南太平洋岛屿让给德国，所以它们把剩下的岛屿分成了八个不同的群岛。再往西看，1898年，中英签署了《南京条约》，英国自此获得了香港99年的控制权。同一时间，德国人也宣告了他们对地处非洲大陆两侧的多哥兰、喀麦隆、纳米比亚和坦噶尼喀的控制。

意大利是最后一个加入非洲土地热潮的欧洲国家。它占领了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部分地区，但是面对埃塞俄比亚人时，意大利却遭遇了尴尬的失败。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在欧洲的这场版图争夺自由赛中坚守住了自己的独立，这里后来成了美国安置自由奴隶的殖民地。虽然法国和英国风格迥异，但是它们早期建立的殖民地都是它们进一步全球扩张的平台。

商业比区域争夺战吸引了更多的目光。1875年，利奥波德正在敲定他的计划，英国则加强了对埃及的控制。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来，英国打败了拿破仑，从而占领了埃及。埃及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有着松散的联系，在形式上它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实际上，它仍然属于欧洲的势力范围。这个丧权辱国的安排成了埃及民族主义者争论的议题，他们的煽动引发了社会动荡，从而威胁了英国在埃及的巨额投资。此外，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放，越来越多的英国商船开始在运河上航行。这条100英里长的航道连接了红海和地中海。英国投资者无法接受暴力对它的损坏。1882年，英国政府下令入侵埃及，这显示出公共经济利益和私人经济利益的融合越来越明显。

英国在南非这个非洲大陆的另一端惹了麻烦，它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抢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开普敦为来往东方的商船队和皇家舰队提供服务，在英国的海外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33年，英国发起了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之后，它还抓获了一群在其治下极其不安分的荷兰农民。约6000名自称布尔人的南非白人决定向北迁移，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带走了差不多6000名奴隶和成群的牛羊用来维持他们的生计。英国人不愿放弃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统治权，特别是在1867年的某天，一个非洲人在那儿发现了钻石之后。20世纪最后几年，英国支持用流血冲突来解决问题，当时，欧洲人已经控制了非洲大陆大部分可居住的土地。

对欧洲人来说，在非洲境内最有用的是机关枪，机关枪是美国人海勒姆·马克西姆（Hiram Maxim）根据他们的想法发明的！有人曾建议马克西姆，如果他想赚钱，他应该“发明些东西，能让这些欧洲人更容易地割开对方的喉咙”。他们用新武器瞄准了非洲人。这种便携式的自动机枪每分钟能射出500发子弹，是步枪火力的100倍，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每一颗子弹的后坐力，反弹出废弹壳，并且插入下一轮子弹。在现在津巴布韦所在地区的一次交战中，50名英国士兵用四挺马克西姆机关枪打败了约5000名勇士。连发步枪和各种改良的马克西姆机关枪很好地服务了欧洲，无论是士兵，还是企业家，他们都希望用枪加快占领非洲的速度。

非洲边境同样也吸引了掠夺者，他们有时就像国家吞并的终极杀手。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就是这样一个人。1870年，罗德斯追随哥哥来到南非。他用10年时间创立了德比尔斯矿业公司（De Beers Mining Company），这家公司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从非洲攫取了大量的钻石。英国国旗“从开普敦一路安插到开罗”的画面启发了罗德斯，也向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和忙着在东非站稳脚跟的德国人发出了警报。建立伟大的帝国有时就是要厚颜无耻，罗德斯的名号刻在他接管的地域上长达半个世纪。英国政府对他目空一切的行为方式反应迟钝，总是曲终人散时才宣布国家的主权。多亏声名狼藉的罗德斯，英国的势力范围才可以延伸到非洲南部大片的土地上。

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资本主义往往就像是一位伯乐，不断发现遍布各地的植物和产品的新用途。橡胶就是其中之一。橡胶在刚果的热带雨林以及从巴西直通马来西亚和印度的赤道地区疯狂生长，它具有弹性，而且可以防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特性。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找到了从橡胶产物中提取粘胶的方法，但是直到1887年，英国人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才成功地为他儿子的三轮脚踏车制成了气压轮胎，装上这种轮胎的车辆行驶更加平稳，这变成了橡胶的主要商业用途。自行车风潮随之而来。在技术进步的下一个拐角，六个国家正在开发现代汽车的技术原型。汽车对橡胶的需求把曾被忽视的赤道和中东地区整合进了世界经济。

不仅是橡胶找到了新用途；石油、硝酸盐，甚至是仙人掌也具有了商业价值。机械收割机改变了美国的农业。它的广泛应用无意间还引起了另一项农业机械的发明，用线绳捆扎小麦的打结设备。贫瘠干燥的尤卡坦半岛的土地所有者不知如何学会了用仙人掌制作绳索的方法，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商业机会。一群准备奴役农民的企业家出现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让农民用弯刀砍断仙人掌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发展让一群人痛苦不堪，却让另一群人崭露头角。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墨西哥工人砍仙人掌叶几乎没什么回报，但是机械化的劳动让美国大平原的农家受益。[8]在我们的时代里，资本主义创新的长拳是发现了钶钽铁矿，这是刚果非常特殊的一种金属矿石，它有助于缩小手机的尺寸。

欧洲主要的工业大国对待它们不那么先进的邻居时，间或也会表现出它们在非洲展示的那种颐指气使的控制感。1873年，一个由德国公司和英国公司组成的财团收购了安达卢西亚海岸线上力拓河沿岸的西班牙矿山，传说这里是所罗门王的财产，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时代。新的力拓公司（Rio Tinto Company）引进了现代化的设备，并为它的英国员工建设了住宅区。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封闭的社区”，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阻止西班牙人的进入。英国人只要与西班牙人结婚，就会失去在贝拉维斯塔居住的权利。力拓公司迅速地使该地区变得一片死寂，它定期燃烧硫化铜棱锥造成了环境灾难。1888年，当地12000多名愤怒的受害者厌倦了呼吸这种含硫气体，他们发起了抗议，遭到了西班牙当局的暴力镇压。[9]2008年，当美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rporation of America）联合中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想要收购力拓公司12%的股份时，它再次成为新闻的焦点。

19世纪，美国不断扩张，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生活的印第安人推向了更远的区域。在军队的支持下，武装移民帮助美国实现了它的“昭昭天命”，占领了北美大陆。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很快住满了人，在美国领导人的眼里，自己的国家俨然已变成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一股势力。对帝国统治的愤怒感染了许多美国人。就在此时，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的地方出现了机会。许多欧洲大国正在争相占领新的殖民地，而西班牙这个昔日辉煌的帝国对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这三处仅存的财产的控制却麻烦不断。1898年，古巴的独立战争博取了美国人的同情心，美国的小报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了古巴发生的叛乱。

美国国会指责西班牙应该对美国战舰的爆炸负责，并授予了总统可以武力对抗西班牙的权力，顺带着宣布了古巴独立。在某次交战状态中，美国在距离古巴一万英里之外的马尼拉湾击沉了西班牙的舰队。美国立即强占了关岛、中途岛和威克岛。1893年，夏威夷群岛划入了美国的保护范围。同时在加勒比地区，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后，西班牙终于承认了古巴独立，并且把菲律宾割让给了美国。具有独立精神的菲律宾人民被这个主权受让的举动点燃了怒火，他们与自己的新主人苦苦抗争了16年。这场斗争十分残酷，甚至美国士兵也不能原谅自己的军队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最终，美国还是加入了帝国俱乐部。菲律宾人民不得不又等了48年，才拿回了他们的自治权。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与欧洲的并无分别，他们吹捧自己国家的工业、贸易和就业的扩张，而这些都是他们在新征战中获得的战利品。[10]

西方世界觉醒的良知

在瓜分非洲的几年里，大卫·利文斯通和亨利·莫顿·斯坦利代表着把欧洲人带入非洲的两股动力。斯坦利象征着姿态傲慢的剥削，而利文斯通则表现了对他人身心幸福的奉献。许多像斯坦利一样的私人事业不仅削弱了这些国家击退西方势力的能力，还在许多方面破坏了它们文化的完整性。基督教传教士关心非洲人民，但是也抱定了要改变他们的决心。尽管斯坦利和利文斯通之间横亘着一条道德的鸿沟，但是两个人表现出的特征与风险投资都相当一致：他们不知满足的好奇心，他们为了达成长期目标可以忍受的短期不适，以及他们无坚不摧的意志力。

欧洲内部的争斗加重了商业的贪欲，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爆发式的占领结束时，半个地球被攥在了9个国家的手中。如果你用不同的颜色来标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美国和比利时的统治区域——甚至丹麦也需要一种颜色来涂抹它的格陵兰岛——那么世界地图看上去就像是一块色彩斑斓的布料。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经营者为它们的财产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委托管理”“势力范围”“保护权”和“兼并”，这些词详细说明了它们统治全世界的特殊性质。1884～1885年，它们在柏林的某次会议上批准了所有国家当时在非洲地区的统治权。

西方人继续横扫全球，他们认为这是宏伟的人类进步计划的一部分。随处可见的资源开发冲动很少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它常常被并入欧洲人是历史发展代理人的假设。欧洲人在国外的确开启了许多美好之门，而且他们还亲眼目睹了当地统治者的残酷行为和刚性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保障。不过，伤人感情的傲慢同样也蒙蔽了欧洲人的双眼，他们很少真正地了解和关心当地人，所以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给这群人造成的伤害。无论是否与欧洲之外的西方统治有关，进步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让西方国家的海外国民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且虚弱的自卑感。

20世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了这个问题：欧洲人在本国的疆界之外，愿意完成在国内无法容忍的行为。[11]放眼全世界，欧洲人并不是最暴力的，但是他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死亡和破坏。资本主义的马达每十年就会获得更大的动力，驱使欧洲人从容地去征战。欧洲人看不起禁锢于陌生习俗的不同面孔，这种轻视减轻了他们作为文明使者的负疚感，这与美国白人之中的奴隶制情况相同。有人可能会说，回想起来，当政府主动远离参演资本主义节目的私人投资者时，资本主义早已习惯了阴险的神态。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善于兜售他们的正能量，同时把他们暴虐的故事沉入人性本恶的池塘。暴力确实是普遍的能力。戴蒙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那里的居民长期以来养成了温和的个性。而毛利人这个与他们分离了几个世纪的远亲，听说他们没有任何武器，于是就派了一支探险队去往这座岛，屠杀了男人，掳走了妇孺，消灭了这个族群。[12]欧洲人坚持了自己的优良美德，同时也追求着丑恶的目的，他们自我驱动，不断提升。

18世纪发生了一场情感革命，最初的问题指向的是欧洲社会内部的罪恶。新的人道主义以个人对其他人类的移情作用为基础，虽然与以前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但在社会里生了根，发了芽。这种人道主义生动地表达在欧洲的文学、哲学和艺术中，为欧洲人提供了新的更亲切的特征。[13]E.I.杜邦（E.I.du Pont）的父亲为了纪念启蒙运动的目标给他起名埃鲁西尔·伊利泽（Eleuthère Irénée），意思是“幸福与和平”。这个新精神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战役中失去了一些感染力。后来，19世纪，在没有否定人道主义的情况下，科学研究开始描述种族差异存在的方式以及原因。这样的论述为欧洲帝国建设者的侵略行为打了掩护。

就大众层面而言，两个理由可以解释欧洲的罪行：一是受到影响的人们非常无知、懒惰和迷信，所以他们不清楚自己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事；二是欧洲人是自身优秀文化的伟大使者，他们的优秀文化在宗教、工具和财富中都有所体现。欧洲人从文明国度而来，为他们愚昧无知的新臣民带来了公共教育、清洁的卫生条件、更好的运输系统以及更加尊重女性的态度。当改革者公布了预期收效和实际成果之间的巨大差距时，帝国建设失去了光彩，纵然它前进的某个瞬间依然强大，以致可以引发一场欧洲征服全球那样的战争。

东方的新对手

欧洲扩张期间，视线之外的日本经历了一次巨变，1867年，封建的江户幕府让位于明治维新时，这次变革达到了顶峰。原因很难说清，1637年，日本德川系第三代幕府首领颁布了“闭关锁国”的法令。[14]这很有可能是他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出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防御性反应。这种克己的条令非常符合日本民族精神中的仇外心理，但是它激怒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西方人。日本这样的国家不愿意加入对自己不利的贸易体系，而西方对这些国家表现出的不耐烦也是整个欧洲帝国主义的标记。1863年，一支英国舰队为了获得日本南部萨摩藩的使用权，轰炸了鹿儿岛。这次轰炸摧毁了这座城市的1/3。

两出戏剧化的事件扭转了日本的局势：第一件是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抵达日本，要求它加入非正式的世界贸易体系；第二件是1869年发生的和平政变。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获得了加州港口，这刺激了美国人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开展贸易的胃口。日本就如同美国人手中的一只牡蛎，只需加一点点力，它就可以展露出里面的珍珠。于是美国派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率领一支舰队，穿越太平洋去撬开日本的硬壳。佩里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带着精良的现代武器装备和精致的礼服抵达了日本。他想用西方的技术打动日本，于是，把全副武装的汽船停泊在东京港，重甲汽船形成的这道壮观的黑线确实非常有威慑力。

佩里只与最高权力机关做生意，他拒绝了任何企图登船的日本人，证明了自己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佩里也很有耐心，他给了日本人半年的时间来做决定。日本人在这段时间逐渐清醒过来，他们抵制外界影响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利用外国人的现代化力量。经过15个月的紧张谈判，佩里不时地使用武力威胁，终于成功地拿到了一纸条约，这个条约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

这些所谓的开放对日本造成了连续打击，约占日本人口7%的传统贵族武士阶级中的改革派精心策划了一次贵族权力和皇权的重新洗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以年轻的天皇之名，伺机借用了每一个可能把日本变成现代化国家的西方思想。日本人对强加给日本的商业条约非常不满，他们强化了诸如信仰天皇具有神性的神道教等独特的日本体系。共同的宗教是很重要的统一力量。学校和军队也一直在向日本人灌输忠诚和强烈的公民责任感。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治改革者用更多的科技教育代替了古老的经典的、道德的儒家教育。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明治领导人既希望保留日本的独特性，又想让他们的人民迎接国际化的现代世界。

长期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农村网络，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集成的商业经济。日本的农业非常有活力，因此日本的生活水平可能比邻国要高出1/3。富裕的农民、小商人和城市专业人员组成了初期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日本复兴的重要支撑。之后的几十年，中央集权的政府不断加快日本现代化的脚步，同时还使用工业力量来建立军队。日本的目标变成了达到“大国地位”。[15]

农村地区的商人和匠人非常支持这次复兴，他们希冀有更大的事业范围，以及参与政治的机会。1889年，日本宪法颁布，设立了由下议院——国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宪法保留了天皇的大部分权力，但是这些权力需由他的谋士代为行使。虽然日本存在政党，但是对和谐的明显关注以及总在解释和谐由什么构成的新贵族严重地限制了这些政党的效力。宪法本身代表了明治时代批评家的极致成就，他们一直希望拥有更自由的秩序。[16]

明治时代的领导人在赶超西方的目标上没有丝毫让步，他们成了典型的经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事实证明，“赶超”意味着这个国家要放弃封建制度，放弃对传统的执著，放弃高成本的武士以及帮助封建领主控制农民的课税制度。他们把武士津贴变成了可以用作银行资本的武士债券，并且统一了多种货币。新旧经济领域同时增长，而且常常相互促进。事实上，日本现代化的资本来自于加速增长的传统手工艺和纺织品贸易。

日本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家庭劳作是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主要形式。城市建起现代工厂很久以后，他们仍继续在家里制作纺织品。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弥补日本的资本不足大有裨益。日本大量地出口棉纱和棉布、绢丝和绸布，还有廉价的雨伞、欧式阳伞、纸制品、陶器、玻璃瓶、灯具、绳索、垫子和肥皂。[17]对外贸易为农民换回了肥料，使纺织品制造商有了棉染料。日本丝绸的出口需求在五年里翻了一倍。[18]

新政府开发了一个国家银行系统。它降低了武士津贴，重新规划了国家财政。它用一组土地税取代了原有的农业税，把土地变成了资本资产，使新的农夫地主，而不是封建领主，从农业改良中受益。它重现了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的农业改进的盛况，为商业和工业企业释放了劳动力和资金。政府大量投资于铁路、公路和商船队。新一届领导人打出了“富国、强军”的口号，更改了法律、学校和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日本放弃了中国的农历，开始采用英国的公历，于是旧历的9月3日变成了新历的9月14日，整整缺失了11天。不久，日本如画的山水间就星罗棋布地点缀了很多烟囱、电线杆、铁轨、造船厂和煤矿。[19]

在天皇崇拜的意识形态中，憎恶外国人、保持国家孤立都能找到影子。但是随着照搬西方的服饰、美学和技术成为爱国主义的表现，日本的仇外心理整个颠倒了。对英美暴力强取的让步继续磨蚀着日本的骄傲，并为它扩张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情感刺激。19世纪90年代，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俄国气势汹汹地向东部的满洲、库页岛和朝鲜迫进。中国也一直在谋取朝鲜的控制权，日本政府有点难以容忍，它心甘情愿地把国家1/3的预算用在了士兵和武器系统上。

日本力求自治的部分原因是决心击退入侵远东的西方列强。西方列强当时已经在远东落了脚——英国人在香港、荷兰人在澳门和帝汶岛、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法国人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岛——1867年，美国人从俄国人手里买走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并且占领了中途岛。1894～1895年，明治新政府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从中尝到了甜头。当俄国向满洲扩张时，日本开始重新整军备战。1904年初，日本和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失败，日本袭击了满洲的旅顺港。日俄战争接踵而至，日本再一次获得了胜利。新罕布什尔州的和谈结束了这次敌对行动，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因此授予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英国人听说了这些胜利，但是他们并没顾及日本自尊心的创伤，仍旧继续观看1885年轻歌剧《日本天皇》，欣赏着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对日本帝国的恶搞。1910年，日本的殖民地除了台湾，又增加了朝鲜，1895年，日本占领了台湾，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日本很少替它从西方列强手中“拯救”出来的邻国考虑，它的下一步计划是入侵中国。日本如同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导师一样，看到了自己教化落后邻居的使命。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发现了日本美学，他们开始将日本元素融入他们的作品之中。追捧新事物的西方消费者对这些日式风格的物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20]

明治维新的著名口号“富国强兵”描述了日本当时用最新的西方技术取代落后方法的社会实情，但是它没有揭露的内幕或许更重要。日本为需求让路，走出了闭关锁国，同时，它的领导人努力实现自治，避开许多非西方国家，进入了西方国家的轨道。这意味着他们维持政府导向的经济发展，是为了建立强大的军事存在。尽管商业领袖总是随时准备利用任何可能的经济机会，但是监督日本工业化的是娴熟的管理者，而不是商业领袖。日本以借贷闻名。虽然日本的宪法体现了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尊重，但是它的领导人回避了西方对自由市场分配资源的信仰。你们或许会说，除了有关自由企业的理论，日本复制了西方经济震动中的每一次进步。[21]

日本轻而易举地在对马海峡击沉了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吓了西方世界一跳，同时，它展示出的威力也震惊了亚洲。亚洲国家因此兴奋不已，欧洲对它们的祖国的长期统治留下了很多的恼火，还苦涩地夹杂着自卑感。但是现在，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欧洲强敌，即使对方只是落后的沙俄。[22]欧洲人从未在亚洲国家面前承受过这样的惨败。而印尼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在《布鲁岛四重奏》中充分抒发了这种感情，听说亚洲人战胜了傲慢的欧洲人，那种兴奋的心情就像是整个人飘到了遥远的马来西亚。

日本帝国充当了两次革命的助产士，这两次都是惊天动地的革命的先驱。失败的耻辱鞭策了1905年俄国起义的领导人，而日本领导人则更直接地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者，按理说这有利于日本控制满洲的计划。留日的中国学生从1902年的500人增加到了1906年的13000人。在这些政治激进分子中，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中国支持孙中山。1912年，日本政府资助了中华民国的成立，象征着打开了满洲的权力真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岛外控制了相当大片的领土。它占领的这些土地巩固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也支持了金融领袖和工业领导人，他们开始加入曾由地主阶级控制的政党。[23]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当美国入侵菲律宾时，日本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尽管这听上去像是向所有人发出的亲切邀请，但是日本人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中国完美大计的威胁。日本的军队每十年都会更强大一些，而且日本的大实业家也认同政府把满洲纳入主要殖民区的看法。由此，长期冲突的大局已定。

公司重组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善变的资本主义再度改变了它的节奏和结构。与帝国主义毫无章法地占领新地盘形成鲜明的对比，商业企业成了现在的关键角色，它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高效，组织性也越来越强。铁路和电报的早期发展为复杂的企业结构奠定了基础。火车和电报打破了村镇之间的区隔，连接了天各一方的城市。电报线路和铁轨保持了人、货物和信息的连续运动。如果组织得井井有条，新企业在购买材料、组织生产和吸引顾客的同时，还可以削减成本。大型化推动了机构重组，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

20世纪伊始，资本主义不再是打破固定模式的可憎入侵者。资本主义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成了优越的经济体制。19世纪，不断演进的技术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展示出了强有力的联系。虽然很少有人研究，但是德国和美国赶超英国的历史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第一点，承担风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动力具有破坏性。创新维持了经济发展，而培育消费和扩大生产也同样重要。恐慌和经济衰退提醒人们，即使一些参与者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没有人对创业经济是负有明确责任的。仅凭这一事实，证明人民和政府的困难就能达成共识。在生产、储蓄、消费、雇佣、工作、借贷等私人决策中表达的市场选择的积累可以、可能以及必将会带来惊奇，或许也有惊吓。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激烈的竞争不断啃噬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利得，同时，技术创新也吸纳了更多的资金。起初，贸易协会依然希望缓和这些价格大战；它建立了一家由许多机构组成的控股公司，这是一个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家“公司”——速记术语是指私营企业——在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时代的尾声接管了一切。事实上，当俄亥俄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近乎垄断了油田、管道和炼油厂时，洛克菲勒推出了一项新举措。根据俄亥俄州对营业执照的要求，他不能合法拥有俄亥俄州以外的股票，因此他制定了新策略。为了持有不同企业的股票，他成立了一个理事会，1881年，洛克菲勒建立了石油托拉斯。这不仅抑制了市场竞争，而且新公司变得非常大，必须付出成本进行管理改造。

这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正是官僚制区分了公司与早期的商业体系，辨别了官僚机构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早在美国政府用缩写字母建立了ICC（国际商会）和SEC（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里程碑式的官僚机构以前，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杜邦公司（DuPont）、标准石油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就形成了复杂的组织，这些公司的复杂程度形成了新的专业管理。管理人员掌握了新技能，因而声望日隆。各个专业的并行发展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更复杂的组织。义务教育提升了劳动者的素质，受过培训的管理人员还学会了如何使用统计、财务报表、采购策略和技术报告。

如果你利用从上到下堆叠的方格能够想象出典型的组织结构图，你就可以掌握新业务结构背后的工作原理。纵向来看，这些方格表示职权；拥有最终决策权的董事会位于组织结构图的最上方，但是董事们能掌管的也只有24/7。领薪水的高管，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首席行政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简称CEO）现在取代了所有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的每一个组织单元在经营和经理、职员、会计师、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等管理层级中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而生产单元也分成了工人和工头。这些单元的管理人员通过确定的命令链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并且通过来来回回的信息流彼此相连。

尽管新组织的刚性结构略显军事化，但实质上它仍具有流动性，可以使公司快速响应市场的微妙变化。这刺激了公司更加依赖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来构建新的组织结构，因为它们只有跟上定期提升的鼓点，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24]市场吹响的竞争哨声，CEO及中层管理人员总是听得最真切。职业经理人就如同良将，必须驱策他的团队不断寻找各种方法去拓展市场，与创新保持同步、打垮竞争对手以及削减成本。[25]研发是常态工作。许多新公司非常大，大到足以支配它们所在的行业。市场份额的概念在如今的成功词典里几乎与稳定的利润同义。传奇组织者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J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920～1956年，他在任职期间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简称GM）的市场份额从12%提高到了52%。

1893年，另一次经济衰退外加资本密集型产业之中的价格战，刺激了企业整合，抑制了市场竞争。新泽西州用一部公司法打开了缺口，不管公司的注册地在哪里，它都可以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兼并公司后来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减少竞争的策略。企业合并遵循了规模经济这一由来已久的原理，它可以使三四个大公司享受规模带来的成本节约，但是也只有能引起节约，大型化才是有益的。[26]

合作的企业别无选择，只有形成托拉斯或是获得一张新公司的营业执照才能集合现有公司的股份。经济繁荣的回归引发了前所未见的企业大合并运动。1895～1904年，超过157家大公司吞并了1800个独立企业。近100家整合后的新公司在其竞争市场上都获得了具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从40%到70%不等。石油、烟草、钢铁、汽车行业的大公司都因此繁盛起来，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也有成百上千试图遵循这一模式的企业失败了，因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不能给它们带来什么好处。[27]

对很多公司来说，最危险的通路是从家族企业变为非个人公司。很多家族企业，比如雨燕（Swifts）、迪尔斯（Deeres）、伊斯特曼（Eastmans）、加信理财（Schwabs）、火石（Firestones）、陶氏（Dows）、屈臣氏（Watsons）、麦考密克斯（McCormicks）、西屋电气（Westinghouses）和安德玛（Armours），它们能保持长时间的公司控制权是因为它们的发展依靠的是内部力量，而不是购并。不过，虽然个人才能关系重大，但是成长和多元化的挑战仍不断加剧。并不是所有继承人都具备同等的才干，拥有指导公司扩张所需的广博知识；大多数家族企业没有雄厚的资本可以用来支付垂直整合和管理重组需要的可观成本。只有范德比尔特拥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实现它们铁路系统的现代化。

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的天赋非常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04年后，他主持了杜邦公司的重组，1920年后，他又担起了通用汽车重组的重任。杜邦既富有，在金融事务上又足够精明，他不需要常常为了公司扩张而投奔华尔街。他的直觉会告诉他，哪些经理可以成功，而且他也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在保持利润的同时，还可以解决现代化运营这个艰巨的任务。杜邦在通用汽车时慧眼独具地提拔了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保证了公司的持续繁荣。[28]但是他罕见的成功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经营复杂组织需要与众不同的人才，比如经营一家经历重大变革的公司，那么什么在成功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个人，还是企业的最优结构？[29]

1917年，200家大公司的排名让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取代了当地的肉类加工厂、农户零售商、裁缝和车匠。我们想起了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美国橡胶公司（United States Rubber）、桂格燕麦片公司（Quaker Oats）、标准石油公司和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Pittsburgh Plate Glass）。这些企业利用数百万的资产和数以千计的员工生产着食品、烟草、纺织品、服装、木材、家具、纸张、印刷用品、化学制品、石油、橡胶、皮革、玻璃、金属、机械、运输设备和仪器。[30]这种整合形成的巨无霸有时被称为管理资本主义，它们依赖公司的法律基础，是永久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经营范围受保护的公司。因为在州政府注册成立公司很容易，所以股东很少认为公司是一个礼物。[31]

J.P.摩根（J.P.Morgan）等私人银行创建了工业证券的股票市场。股票销售为许多并购提供了资金，从而整合了整个行业。银行买进了大量普通股，它在股东大会有足够的分量可以影响股利和投资政策。这种运作形式直到银行家的影响力威胁了公众利益才停止，公众代言人要求法律限制这种金融资本主义。时移世易，银行丧失了一些它们在19世纪末还在行使的权力。大公司不仅受到了联邦更多的监管，而且还有了新的资本来源，比如公司的收益节余或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新公司或正在扩张的小公司成了华尔街银行的座上客。[32]随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范围不断加大，股东的监管能力逐渐弱化。

因为新机器把生产过程分解成了单独的步骤，所以办公室和部门的复杂设置促进了订购、开账单、记账、写信和准备营销材料等日常工作被分配到单独的责任单元，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管理团队——从购买原材料、建立工厂和培训劳动者，到生产、营销和交货，再到开支支票、成本入账以及进行相关研究——这么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不同的活动。雇用工人曾是车间工长的工作，现在变成了人力资源办公室和效率专家的专业职责。商业官僚机构的精细化也催生了我们熟悉的诸如“功能专业化”之类的新官样语言。

财力雄厚的公司为把创新设计转化成适销对路的商品支付了昂贵的成本。美国的政府相对较小，所以工商企业成了这个国家最大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州一级的政府很少为企业重组设置障碍，并且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激励措施。比如新泽西州的法令提议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权力共享的联邦制度就很好地服务了商业利益。各州之间也在竞争资源；有营业执照的公司可以带来税收收入，为了给公司董事会他们想要的东西，激励措施也必须很强大。新泽西州宽松的法律环境吸引了很多公司。尽管建立大型公司是趋势，但是失败的努力仍多过成功的案例。国家新奇公司（National Novelty）、国家盐业公司（National Salt）、国家淀粉公司（National Starch）、国家壁纸公司（National Wallpaper）、国家绳索公司（National Cordage）这些公司都一败涂地。即使现在，大多数人仍在小企业工作。创立于1910年以前的财富500强企业如今仅存29家。[33]

在美国竞争推动了市场导向的大公司的形成，而在德国，竞争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1873～1896年的大萧条促使制造商结盟，形成了卡特尔，这种生产者的组织依靠单一部门的指导来实现集体目标。1911年，市场上共有500多个卡特尔；到1923年，卡特尔的数量增加到了1500个。英美的普通法把卡特尔的价格管制解释为某种贸易限制。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萧条时，通过国会颁布了《国家经济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简称NRA），将合作规则强加给了制造企业，最高法院却宣布这个法案违宪。欧洲的大陆法就不存在这样的障碍。这种法律环境意味着卡特尔在英国或美国可以形成，但是法院不承认它们的规则。18世纪和19世纪初，斗志昂扬的竞争是企业的烙印，而这种竞争现在让位给了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竞争的破坏性。

卡特尔反映了一种谨慎的防御策略。它旨在保护收益，而不是开拓机会，卡特尔在特定行业里推动了缓慢有序的发展，它通常是根据效率最低的制造商的生产水平来设定价格。当稳定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定价时，卡特尔甚至会更多地干预市场为个别的公司分配市场份额或配额。与其他曾盛极一时的体制一样，卡特尔也同时存在着优势和劣势。[34]它们常常借由信息传播来翻过这些老皇历，并且利用定价来防止回报的不稳定波动。卡特尔妨碍了个人决策，有时还阻断了随之而来的创新。

卡特尔是一种协作经营，它依靠总部专业管理人员的指导来制定整个行业的决策，从而抚平了行业的起落。它们还保护了个人公司免于被大机构吞并。两相对比，卡内基钢铁公司和联邦钢铁公司（Federal Steel）生产的钢锭和钢轨分别占到美国产量的35%和45%，而鲁尔谷却没有一家钢铁制造商可以生产出德国10%的钢锭或钢轨。[35]

因为德国帝国政府是高度官僚化的政权，所以它有引导经济发展的立场，但是实际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实业家几乎都不会横加干涉。19世纪初，普鲁士政府就开始资助技术和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经过工程学校的网络扩散开来，[36]成为德国化工、金属、电气和重型机械等行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德国政府用关税为钢铁行业设置了保护，远离英国和比利时的竞争，它放手让企业家自主经营公司。美国也紧随其后，提高了关税壁垒，保护它的“民族”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和美国的经济优势显著提升。

英国人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先驱，它连同荷兰和比利时一起拒绝筑立关税壁垒，它们因这一决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并不是说它们有多大的功劳。一位外交官曾就此打过这样的比方，他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就像是一个人爬上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然后一脚踢掉了梯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带有偏见的观点。[37]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从自由贸易政策中受益。世界经济低迷时，英国愿意坚持自由贸易，这意味着生产过剩的国家可以出口一些商品，虽然存在短期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可取的稳定市场的方法。[38]1931年，逆境迫使英国放弃了领导地位，自由贸易政策因此终结，每个人才开始感念它。另一个“英国人的特质”是他们的企业控制权常常攥在家族所有者的手中，所以他们没有像美国人与德国人那样着手进行企业重组。不作为也会有疼痛，这些公司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夺走了它们钢铁产品、电气设备和染料大部分的国际市场份额。小的可能是美的，但在19世纪末，小却没什么用。

人们认为卡特尔和关税营造了自满的经营环境，但是德国制造商突破了这个认知误区，他们为了争取国内的市场份额而彼此竞争。19世纪中叶，铁路建设的势头很猛，几乎顺利地过渡到了电力、化工和精密工程等新技术。[39]因为这些资本主义的新赢家，德国人成了世界的开拓者。德国的电气工程行业走向了统治全球的宝座。到20世纪初，德国产的电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德国还几乎垄断了欧洲的精细化工、染料和光学等贸易。

行业范围

德国人为科学教育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同时也共享着欧洲人从事经典研究的高溢价。德国研究人员在19世纪晚期才找到他们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这些应用非常惊人！在能源、电力和光学等方面，法国和英国的同行加在一起，也没有德国人的知识丰富。学术研究人员和商界领袖密切合作，当时的人间或将其称为秘密婚姻。1890年，德国化学家的人数是英国的两倍。1914年以前，德国几乎垄断了染料行业。他们的实验室率先合成了化肥、染料等天然材料。德国耻辱地败给拿破仑后，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更专注于发展科学和经济。[40]从滑铁卢到凡尔登，德国在人口增加了两倍多的情况下，工业产量惊人地增长了45倍，农业产量提高了3.5倍。这证明了马尔萨斯的错误，农业生产率已经赶上了人口增长。

再次重申一下，美国与德国遵循着不同的技术轨迹。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等美国的个人发明家都是从工作坊起步，创办了大公司。这两个人用他们发明的早期回报建立了实验室。他们利用电力进行加工锻造，成功地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企业。爱迪生和贝尔出生于同一年——1847年。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与众不同的两个人。贝尔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苏格兰杰出的教育家，他因为帮助聋哑人的职业，最终发明了电话。爱迪生是自学成才。他退学时，老师曾认为他天生愚钝。爱迪生是一边做报务员，一边自学了化学。

白炽灯泡留给我们的记忆大多是它们驱散了夜晚的黑暗，也不存在烟雾、烟尘、高温和火灾的危险。爱迪生是个天才，他非常多产，而且产品都很赚钱。他拥有1093项专利，现在仍保持着世界的最高纪录。他还培养了很多人。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就是从爱迪生的实验室走出来的，他是匈牙利移民，他发明的专利是最高法院鼓励的无线电。同一时间，许多国家的人才也都在研究无线电，包括苏格兰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美国牙医玛伦·卢米斯（Mahlon Loomis）和意大利人古格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爱迪生的许多点子都来自于电报。贝尔也是从电报开始，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实现了用电传输声音。其他人还利用电力和电报发明了留声机、电话和电影。这些发明的商业化孕育了流行的娱乐方式，这些娱乐方式成为20世纪的文化特征。

电力不只激发了新发明的灵感，还提供了一种新的能量形式。生产活动从蒸汽动力向电力的转换既复杂，成本又高。这不仅是打开开关的问题，而且涉及改变工厂的全部设备。电力的来源必须安全。水——水电——和蒸汽带动的涡轮机都可以为制造商发电，这些制造商可以从新的公用事业公司买电，也可以在他们的场地自行发电。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在推广电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开发了能够远距离输电的变压器。如此一来，尼亚加拉大瀑布发电站发的电可以点亮水牛城方圆20英里的区域。爱迪生是直流电的倡导者，而威斯汀豪斯则是交流电的拥护者。直流电传输一英里就会衰减，这是它的劣势，而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却可以毫无损耗地输送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但是这场竞赛出现了一次匪夷所思的大逆转，因为公法学家声称，纽约电椅的高效易用证明了交流电的危险性。

从蒸汽到电力的转换非常坎坷，曲曲折折地历经半个多世纪。最先使用电力的是服装公司和印刷公司，紧接着是金属制品公司和运输设备公司。[41]自此，电力才推开了后续意外的发展之门。比如电梯的出现，使具有现代建筑特点的摩天大楼变成可能。电力还改变了最保守的行业之一——建筑业。圆锯、车床、槽刨机加快了建设作业，但依然保持着人类的节奏。走在建筑工地横梁上的男人（有时是女人）仍可以操控他或她手中的工具。再就是那些奇妙的小玩意，它们开始填满家庭的厨房和洗衣间。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一名机械奇才在开发“汽车”模型。早在1771年，法国人尼古拉斯·约瑟夫·居纽（Nicholas Joseph Cugnot）就设计出了蒸汽驱动的车辆。德国人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威廉·迈巴赫（Wilhelm Maybach）因发明双缸内燃机而大获成功。他们的竞争对手卡尔·本茨（Karl Benz）则将汽车投入了生产。1888年，本茨为了庆祝三轮车的成功，带着妻子进行了一次汽车之旅。1901年，美国人兰塞姆·奥兹（Ransom Olds）用他的“愉快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迷住了美国民众，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量产的汽车。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50家吸引到上百万美元、马克、法郎、英镑的风险投资的创业公司，每一家都想在车厢里放一台机器，让车能行驶起来。财务上支持新福特汽车公司的集团希望为富人生产汽车。但是它的发明者亨利·福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他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加速生产，让合伙人变成了他的推销员，为普通人供应汽车。[42]

161项专利证明了福特的技术实力，可是他真正的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生产、竞争、劳工管理和营销等典型的资本主义活动中。经营这样一家成功的公司，福特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别出心裁，表现出充分的独创性。但是投资者和他并不是一条心。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计划，所以福特买下了投资者的全部股份。福特能够取得非凡成就最关键的就是他的远见，他认为如果可以削减成本，提高作业效率，汽车就可能成为一件流行商品。这是他的指导原则。

福特起步时，汽车都是由工匠制造的，每次只能生产一辆。后来，他使用非技术工人革新了生产流程，他进行了彻底的劳动分工，给工人分配简单的任务，让他们以流水线的形式组装汽车。他发明了批量生产。在福特的工厂里，众多的工人经常说着50种不同的语言，但是没关系，因为他们只要知道如何完成一项任务就可以了。[43]福特的成功可以用他著名的生产流水线的真实情况来说明，当流水线作业顺畅时，98分钟就可以生产出一辆汽车！1908年，福特推出了T型车；这种车型设计优雅，符合人体工程学，有多种可选的颜色，但福特宣布“只要它是黑色的”（Any colour so long as it’s black）。更加重要的是，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美国人都买得起这样一辆车，其中，也包括福特的工人，1914年，他们的日薪是5美元。他的目标是他的员工都有高工资，这样他们就可以买得起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且他们确实买了。

科学的劳动力管理吸引了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注意力，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仔细观察了钢铁行业工作的工人。泰勒实际应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他确信科学管理可以协调老板和工人的利益。这个期望或许有点高，但是泰勒的确描述了如何使工作场所的工效更精准，如何使管理更适应工人的工作节奏。他提出了在工作进度表上加入休息时间的理念。生产率因此提高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V.I.列宁（V.I.Lenin）曾经都非常钦佩泰勒。泰勒制成为企业管理合理化的完美补充，还有以福特制著称的管理方法，都是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的良好结合。

1929年，密歇根州胭脂河的工厂每十秒钟就能生产出一辆汽车。在20世纪初的20年里，T型车的成本从850美元降至260美元——相当于在福特生产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52天的薪水。再后来，包括一半26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内，1.22亿美国人共拥有1700万辆汽车，他们正享受着驾驶的乐趣，其中有很大比例是福特车。[44]同时期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口总和与美国的相当，但是它们的汽车保有量不到200万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也都进入了世界前列。

福特还引领了营销创新。他在福特T型车，即俗称罐式小汽车有购买和服务需求的地方发展了经销商。1912年，7000家福特经销商开业时，它们精致的展厅吸引了从哈里斯堡到休斯敦、从朴茨茅斯到波特兰的顾客。不过，1909年，福特仍要面对其他273家汽车制造企业的竞争！[45]1920年，汽车取代了铁路，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齿轮。1927年，亨利·福特为了转型生产A型车，将他胭脂河的工厂关闭了六个月，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因此下跌了11个百分点。[46]

威廉·杜兰特（William Durant）证实了汽车行业巨大的市场空间，能容下更多的天才施展拳脚。杜兰特从别克起家，收购了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并且抓住1907年股市恐慌的机会，买下了很多汽车制造企业和生产汽车配件的公司。1908年，他创立了通用汽车公司，这使福特再也不能仅仅为钱奔波。俗话说一猫九命，杜兰特就像一只猫。1911年，他破产了，但是经过激烈的竞争，他又借助雪佛兰牌T型车东山再起。看到福特公开表明坚持生产盒子式的黑色汽车，杜兰特决定为顾客提供有吸引力的颜色和柔软的坐椅，而且顾客可以在通用汽车的五种车型——凯迪拉克（Cadillac）、别克（Buick）、奥兹莫比尔（Oldsmoble）、旁蒂克（Pontiac）和雪佛兰（Chevrolet）——中任意选择，还可以赊购。[47]正如通用汽车公司的下一任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所说，他们的“汽车是为每一个钱包和每一种用途专门定制”。不久，福特也开始效仿；这成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固定模式。

1923年，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进入汽车行业，成为通用汽车的总裁。斯隆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气工程师，他把通用汽车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在销售额和利润两方面都遥遥领先。20世纪30年代，他让雪佛兰取代福特，成了美国大多数汽车购买者的选择。斯隆利用了福特对标准化的迷恋，他每年都会推出风格不同的车型，这取悦了美国消费者。

20世纪10年代，汽车生产正在实现奇思妙想的同时，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和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两兄弟也在不断地利用风筝、滑翔机和双翼飞机进行飞行试验，1908年，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他们的第52架飞机将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起飞。

汽车驾驶的律令

回顾历史，虽然私人交通工具的转变似乎非常顺利，但是汽车仍是高要求的新事物。普通人如果不想坐公共汽车或火车，他们就必须学会操作复杂的机器。车辆的行驶距离取决于道路建设和燃料供应。以前，我们在杂货店购买石油，现在汽车对石油的需求带动了一项新的零售业务，城市之间的公路沿线建起了加油站。人们为了适应汽车，甚至不得不更新他们的观念。原本只能走路或骑马到达的有限距离现在可以无限延伸，远远超出了父母、老板和警察的视线范围。更大的机动性和封闭的空间默许了更多的性自由——至少父母会担心这种情况的发生。

汽车最初是在马车、手推板车和四轮火车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但是颠簸得太厉害，乘客忍无可忍，于是平稳行驶成了新的需求。已经出现了半个世纪的碎石路是由压碎的石块铺成。人们尝试在其中加入了各种添加剂，希望碎石路对汽车来说能更稳定。直到汽车自己找到了应对铺路挑战的解决方案，用碎石与焦油混合铺路一直都是最佳选择。对汽油的稳定需求产生了很多石油的副产品，比如沥青，沥青被证明非常适于铺建路面路基。城市居民更喜欢水泥这个现代城市的新成员，因为水泥更平整，也更适合修筑路边。无数建筑队从全国各地出发，四处平整土地、建立基准面，铺设一望无际的公路，这些工作都是因为受到了汽车及其粗野表兄卡车的召唤，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惊讶。

由于汽车能够伤人和破坏财产，所以它们对保险业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们为了调试这些停在数百万个车库里的复杂机器，还提出了车辆修理技工的需求，因为一般人只要向引擎盖下瞟一眼，基本上就晕头转向了。不过，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许多美国小伙儿现在每周六都会躺在家庭汽车下，摆弄它的发动机。轮胎常常被磨平，因此换轮胎成了男人的必要技能，直到20世纪70年代，子午线轮胎上市，扁平的轮胎才成为往事。如今，业余的汽车爱好者也维修不了车内控制的微处理器了。

或许没有其他发明可以媲美汽车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它加速橡胶和石油等原材料商业化的能力了。福特证明了自己能在98分钟内生产出一辆T型车，但是获得生产流水线所需的物资花费的却不止这么多时间。在利奥波德国王的刚果自由邦、巴西的亚马逊盆地和马来西亚的丛林里疯长的橡胶因此具有了新价值。在利润的诱惑下，这些“橡胶工人”几乎沦为奴隶。不过即使控制，他们的习惯对资本主义日趋合理的经济体制来说依然显得混乱。英国植物学家亨利·亚历山大·威克姆（Henry Alexander Wickham）对巴西种子进行了杂交，取得了成功，于是英国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橡胶种植园，适时地消灭了在巴西、非洲和其他地方收割的野生橡胶。下一步应该是合成橡胶，但是直到二战，橡胶的急剧短缺才真正刺激了合成技术的发展。[48]

汽车对燃料的需求很旺盛。尽管灯具中使用的仍是煤油，但是石油不断冒出地表，成了新热源。汽油本来是不重要的副产品。但是当福特、奥兹、别克、奔驰、戴姆勒、奥斯汀、莫里斯和标志兄弟开始推出新车时，汽油的需求出现了飙升。内燃机很快成了公共汽车、卡车和军用车辆的驱动器。它们让洛克菲勒变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随着石油及其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石油企业家开始奔赴世界各地，寻找沉睡在地表下数千年的化石燃料。争夺石油的“黑金”热潮主要依靠的是当地劳动力的溢价，这使外国投资者和地方统治者的口袋逐渐鼓了起来。19世纪80年代，欧洲的银行世家罗斯柴尔德和炸药世家诺贝尔两大家族都参与了俄罗斯巴库地区的石油生产。

诺贝尔的子孙带着25000卢布抵达高加索地区，为他的兄弟的公司购买胡桃木的枪托。结果他到了一处油栅，用带来的钱买下了一个炼油厂，他的家族由此增加了一项国际石油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的竞争迫使洛克菲勒把标准石油公司变成了一家国际公司。[49]一名荷兰游客在苏门答腊岛发现了石油，于是他开始在这片丛林地区钻探，甚至还获得了荷兰威廉三世的许可，这名游客的公司就叫皇家壳牌公司（Royal Shell）。1914年，库拉索岛发现了石油，这座岛再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皇家壳牌公司和荷兰政府在奴隶市场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套复杂的炼油设备。废弃的煤油罐不是涂着标准石油公司的蓝色，就是抹着壳牌公司的红色，它们最后都丢进了遍布亚洲的高炉。

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公司在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土地上寻找石油时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但是也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尼弗（Abdelrahman Munif）在他精彩的小说《盐城》中心酸地表示，许多中东人初次接触的西方人都是站在19世纪30年代建成的钻井平台上傲慢的公司经理和杂工。与在非洲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很少尊重中东人和中东文化。他们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疯狂地开采远地资源，而且依靠顺从的当地统治者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源。

20世纪前几十年，美国的发展速度惊人，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它的规模生产和管理组织环绕着无情且最优的发展光环，这些发展都源自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非常逻辑。这个正统的解释有一定的误导性。发展绝非不可避免，也不会脱离大趋势，美国企业的整合和重组很多都是政治环境和社会价值的产物。总结起来有三点：软弱的政府、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接受标准化产品的民众。美国人很容易进入消费者的角色，即使廉价商品看上去和尝起来都差不多，他们还是在不停抢购。大众对标准化产品的接受意味着公司可以受益于批量生产带来的成本节约，但是不要指望欧洲民众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因为欧洲的消费者仍旧欣赏手工制作的商品。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

第一次公司权力的严重削弱发生在1887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负责管理州界之外的交通营运路线。三年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首度尝试对大公司进行监管，这部法案解释说，大公司的规模限制了行业发展。但是脱缰野马难以挽回。大政府时代到来以前，公司整合已经开启。20年的时间里，在美国的40万家企业中，不到600家公司控制着一半的国家资产。当最高法院裁定托拉斯受到反托拉斯法管制时，兼并才逐渐减少了一些。

洛克菲勒被迫解散了他的托拉斯，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标准石油的集群。这其间存在一幕资本主义的道德剧。1909年，联邦法院下令解散了标准石油公司，以前曾因公司的纽约总部集权管理而烦恼的经理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尝试新技术。这里隐藏了一则定律，也就是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一条推论，资本主义包含创造性破坏。既定权威的周期性解放可以给资本主义带来好处，那些渴望实验、创新和学习新鲜想法的人因此获得了自由。[50]

一方面，随着19世纪渐近尾声，美国的公司权力不断壮大。西方政府的帝国式突袭使非洲和亚洲国家对它们国内的资本家更加通融。1913年，美国联邦政府在找到有效提高收入的方法以前，批准了《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但是面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不能通过所得税仍让人感觉到了对政府权力不同寻常的限制。[51]另一方面，在种族和性别的问题上，各州都严格限制了非洲裔美国人的迁移，并且制定了亲密行为的准则。

20世纪伊始，大多数西方君主国开启了资本主义的冒险之旅，它们带着现代化的物品、态度、体制以及文化优越感踏上亚洲和非洲的土地。它们居高临下地对落后国家发号施令，并且夸耀自己的文明使命，一副妄自尊大的嘴脸。在私营领域，大公司不断巩固市场，一些小公司因此遭到淘汰。这个星球的人口越来越稠密，利用自然资源的机械化生产也越来越多，化石燃料的消耗速度尤其惊人。西方之外的小国家以及西方世界内部公共领域的倡导者都看清了一个真相，即帝国霸权和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的方向盘，它们很有可能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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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imon，“Rise and Fall of Bank Control”：1077-93.

第九章 战争与萧条

1914年，战争调动军队，跳着规则的小步舞来到了欧洲。这是一场慢舞。一些国家斟酌再三，决定尽早进入备战状态，其他国家则谨慎地认为自己也不能落后。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许多国家开始依靠人多势众来获得安全感。但是这些联盟只会增加战争发生的机会。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奥斯曼帝国形成的集团与英国、俄国和法国组成的联盟对峙。这些高瞻远瞩的交战方动用资本主义在20世纪前半期创造的财富，组建了大规模的军队，并且以旧换新，把木质军舰都换成了钢制战列舰。军事为工厂找到了未来的方向。英国维克斯造船与工程公司（简称维氏公司）等与它们的竞争对手德国钢铁制造商克虏伯公司一样，把大量利润都投入了军备开发。全球资源带来的兴奋使欧洲领导人心中生发出一种独孤求败的优越感。

19世纪，争抢工业优势的竞赛推动了德国傲人的发展，到19世纪末，这场竞赛进入了第二轮角逐，德国开始与英国争夺殖民地。这两个国家不断地燃起战火。沙文主义可以为每个国家的帝国野心进行辩护，很快就证明了军备竞赛的合理性。政治宣传这个单词在这一时期增加了新含义，是指负责传播有关国家优势的积极信息。战士们的满腔热血现在想来仍令人震惊，他们凭借这股雄心壮志在一战中培养了很多的作战手段和动机。1914年，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实际上，除了普遍的鲁莽行为和大量的错误估计，根本找不到其他任何理由。

当时，人们解决国际争端的技巧与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不相称。他们认为战争都会像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一样短暂，这种预期导致狼烟四起。现在很少有美国人还记得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血流成河的场景。

自16世纪以来，欧洲还没有打过一场全面战争。美国人对内战的记忆犹新或许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直到1917年才加入欧洲战争，在此之前，这场冲突已经在欧洲的大地上肆虐了三年。所有人终于幡然醒悟，摒除了战争持续不了多久的偏见。相反，堑壕战这种折磨人的、乏味的、无法防御的打法却成了持久战术，并以西部战线而著称于世。战争开始的头三个月，战事发展有多么糟糕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时战死的士兵多达150万。

这样的伤亡只会增加双方决一死战的决心。想让公众理解这种可怕的损失就要加大描述敌人的邪恶。除了欧洲以外的300万人，至少有6400万欧洲人被动员了起来。仅俄国军队就有1200万人。6400万名陆海军战士中，有850万人死亡，2100万人受伤，另外700万在战斗中失踪。全面战争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工业生产的全速进行。许多女性加入了劳动大军，尤其是在制造弹药的生产流水线上（仅一天之内，德国人就冲着法国凡尔登的防御堡垒发射了100万发炮弹）。

除了美国和日本，所有在这场消耗战中幸存下来的参与国都精疲力竭，幻想破灭，债台高筑。一战所记录的数据只有在21年后爆发的二战的创伤面前才略显苍白。第一次世界大战惨淡收场，却播撒下了疾病的种子。1918年和1919年，世界各地的大流感疫情导致了2000万人死亡。与16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一样，平民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

一战最壮观的一幕发生在结束之前，一系列的革命瓦解了俄国的君主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简称USSR或苏联）震惊了全世界，它既抛弃了君主制，也拒绝了后继的议会制。在接下来的72年中，苏联一再鼓吹自己对产权和自由企业的漠视，公然侮辱了西方世界。中央规划者负责苏联的经济运行。国内凡是对苏联计划的抵抗都遭到了严酷的镇压。苏联公布了沙皇政府的机密公文，令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尴尬不已，它暗暗传达了自己想要打破传统政治形式的意图。所有人都仿佛望见了新时代的曙光。

卡尔·马克思曾经想象的走入共产主义的国家是像英国或德国这样的先进经济体，而不是像俄国这样一个需要赶超，甚至只是维持自治的落后国家。苏联退出战争以后，它的领导人把俄联邦的资源和人力都投入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项艰巨的任务有很多着力点，从促进妇女权利和素养到执行新的卫生标准。尽管农民顽强抵抗，但集体农场还是取代了私人耕作。苏联领导人公布了国家的五年计划，把计划经济的议题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它还蔑视金本位等国际惯例，并且尽可能地撤出了国际贸易。这股势力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陨落，但是对共产主义的高度怀疑已在资本主义的故土扎下了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结束后，人才出现了短缺。欧洲人和美国人善于生产重型火炮、氯气、机枪、潜艇、坦克、战斗机和假肢，但是不擅长与他们的邻居相处。交战双方战时的政治宣传总是把对方描绘成贪婪的怪物。同盟国因胜利而沾沾自喜，它们坚信自己一直是正确的。它们的盟友俄国退出了战争，因此失去了胜利者取得的道德成功。当法国人和英国人坐在各种和平谈判桌前，努力解决终止敌对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时，他们的复仇之火又被点燃了。教科书频繁提及，说条约的起草者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地图，把它们交给了在巴黎酒店进行和平谈判的代表，确信他们会创建新国家，摆脱旧帝国。但是没有人查看过这些地图。外交官们更喜欢在纸片上写写画画。

全球对一战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君主制的完结。代表美国出席和平谈判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激动人心地向所有人呼吁民族自决，振奋了全世界在压迫下挣扎的人民。为了打世界大战，欧洲国家调动了所有的资源，包括它们广大的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通过参与战争，认识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找到一个独立的所在。尽管回想起来，威尔逊日思夜想的似乎只有欧洲，但是他号召全世界人民围绕民族认同来建立国家，使他变成了埃及、中国、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他们读到了他的演讲。一位名叫胡志明的越南人竟然凑足了钱去巴黎，妄想和威尔逊对话。

法国、荷兰和英国的领导人秘密签订了如何划分中东版图的协议，他们显然认为帝国主义还有第二次生命。因为这些国家是战场上的赢家，所以没人阻止它们享受战争的硕果。殖民列强野蛮地镇压了所有的独立运动，现在还夺走了德国在非洲的财产。战争结束后，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更紧密地融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商业世界。脱离欧洲统治的时刻尚未到来，威尔逊默许了和平条约中的惩罚性条款，这使整个亚洲和中东的民族主义者失望透顶，他们破碎的希望为长期的反美情绪奠定了基础。记忆是选择性的。这些委屈在被压迫人民记忆中的停留时间显然比压迫者的要长久。

不过，在凄凉的压制民族自决的组合模式中，出现了一次精彩的例外情况。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把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变成了世俗国家土耳其。阿塔图尔克以及作为他的追随者而闻名的“青年土耳其党”罢黜了穆斯林哈里发，并且迅速开始了维新。他呼吁年轻人积极参与共和国的建设。阿塔图尔克被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国家建设者，他是当代鲜活的典范。在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女性也可以成为法官。土耳其在欧洲大陆获得了立锥之地，它被认为是欧洲唯一的穆斯林国家。

战争结束时，德国满目疮痍，徘徊在饥饿的边缘。德皇威廉二世逃去了荷兰。1919年初，继任政府魏玛共和国成立，假如“成立”是个合适的字眼的话。德国必须争取稳定，它反对准军事化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失败的军事领导人，因为这些人都企盼着君主制的复辟。这些往事在特奥多尔·普利沃（Theodor Plevier）的《国王去，将军在》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凡尔赛和约拿走了德国13%的领土，并且把德国10%的人口分给了其他国家，使德国的复苏局面变得愈加复杂。工业发达的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了法国，而同盟国则占领了莱茵兰15年。在这些简单的陈述背后，真实情况是几十万人的生活陷入混乱，回忆中满布着不可能遗忘的痛苦。

德国被索偿巨额的战争赔款。这是法国人的报复，48年前的普法战争结束时，法国人被迫向德国支付赔款。凯旋的领导人建立了国家联盟，他们希望未来的纠纷都能公开解决，他们用集体安全保障取代了引起1914年战争的条约体系。美国国会拒绝加入联盟，但是它参加了联盟主办的一系列会议。美国是主要的债权国，它在战后的金融安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和英国发动战争的成本高得惊人，要求偿还巨额债务则造成了金融动荡。

20世纪20年代，迫近的经济问题发出的信号好坏参半。没有人预料到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会随之而来。世界大战的损失还未弥补，人们着手开展的项目都已被战争消耗殆尽。不过，往日的交战国在五六年内都恢复了农业和工业能力。持续更久的是战争造成的扭曲。战争状态下，全世界的农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养活6700万正在服役的人。他们为了满足战时需求，大量地开垦新耕地，投入耕作。停战给他们留下了过剩的粮食和原材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特别是东欧，农业始终是它们的经济命脉。农业的萧条使国家总体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国家放弃了自由贸易，致使国际贸易的复苏困难重重，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却仍享受着奥匈帝国成员的待遇。为了达成经济自给自足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些国家调高了关税，反对商品进口。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货物运输都甚至很困难。[1]后来还夹杂着货币问题。赔款、战争债务和代替黄金的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几乎处处可见。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1922年5月，275马克兑换1美元；到11月，7000马克兑换1美元。依靠养老金、债券收益、租金和储蓄生活的人几乎都被摧毁了，但债权人以及蒂森和斯廷思这样的德国公司却能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2]战争最昂贵的遗产是人们普遍开始选择复仇，而不是扶助受伤的世界恢复正常。这更凸显了开明的领导阶层的稀缺。

所谓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20年代那一代年轻人的疯狂。他们的哥哥姐姐如果不是愤世嫉俗或身负伤病，就很有可能是意志消沉。美国在短暂参战的20个月里遭受了许多小规模的人员伤亡。战争杀戮的不只是人；它还扼杀了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尤其是影响男女关系的价值观。女性的短发和短裙宣告了更加自由的社会精神。19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世界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19世纪末，美国家庭的成员数量——少于4个孩子——是19世纪初的一半。[3]这一转变更多的是对女性的影响。如果说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漫长的酝酿期，那么生育率的下降可能就是它的始点。更省时的电器、白领工作的激增以及战时在家庭之外的工作经验也成为女性解放的推力。1925年，大多数经济体都进入了高速发展期。随之而来的社交风格完全背离了维多利亚时代刻板的道德观念。

留声机是新文化风格的流行组件，它的著名商标是一只侧耳倾听“主人的声音”的狗。留声机总是播放着来自美国黑人社区的爵士乐。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年轻人纷纷北上。有声电影取代了无声电影。1920年，美国出现了第一家商业电台。不到十年，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4]1929年，差不多300万个德国和英国家庭也拥有了收音机。农村与外部的隔离线渐渐消失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喧嚣的公共空间之中开始了它的“大牛市”。股票价格不断上扬，有钱人开始撤出他们在欧洲的投资，转而购买美国证券。这是典型的泡沫，价格一直上涨、上涨、上涨，一再地刷新它的最高纪录，吸引了越来越多热切的投资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搅乱了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日本成功地融入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1885年，它们在柏林会议上瓜分了非洲。[5]日本为了获得东亚主导权而开战的决定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日本与同盟国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是它几乎没打过仗，它一直在从事大量的生产活动。日本的经济获益于盟军的弹药和其他战争物资的订单。西方竞争同时撤离日本国内市场和亚洲大陆市场可以被视为另一个战争红利。

一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退。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早期，日本政府更青睐大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拥有资金，符合国家的发展目标。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所有产业都形成了卡特尔，从而避免了困难时期的过度竞争。20世纪30年代，更多日产这样的大型公司出现，雄心勃勃地计划着达成15000辆汽车的年产量。多家控股公司进入了矿业、化工、渔业、海运和土木工程等各个行业。当日产制造出第一辆轿车时，公司的座右铭是“旗帜上有旭日，精选的汽车是日产”。[6]

在欧洲，战争的后遗症对情感和智力的影响与物质上的一样多。胜利并没有把意大利从危险的战后形势中拯救出来，反而启发了意大利人激进的政治思想。一个名为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社会主义记者，他四处宣传欧美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制度和自我完善市场的缺陷，开创了一番事业，并且建立了新的政党。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的法西斯运动把他推上了权力的宝座。他骤然转右，迅速压制了反对派，解散了议会，并镇压了工会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独立政治活动。墨索里尼组织雇主和工人加入了联合会，由政府负责协调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他利用关税、配额和补贴，阻断了意大利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的联系。法西斯主义提倡用生动的民族主义来代替个人的满足感。这把国家拼成了一家巨型企业，领袖墨索里尼规定，个人在其间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1935年，墨索里尼准备向世人展示他治下的意大利可以在境外做些什么。他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在40年前曾成功地击退过意大利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对这种纯粹的侵略行为实施了制裁，但是它的成员国不愿承受因此带来的任何牺牲，尤其是让它们承担销往意大利的石油利润的损失，这简直要了它们的命。墨索里尼说国际联盟是虚张声势，与埃塞俄比亚一样不堪一击。其他欧洲国家信仰公民自由和个人决策，与这些国家的软弱相比，意大利隐含暴力的阳刚之气表现出了力量。墨索里尼的社团主义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再加上军事建设上的投资，把意大利带离了美国和欧洲即将出现的经济萧条。

全球扩散的经济萧条

两次缓慢又无情的运动有助于解释经济衰退日益严重的原因，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就是这次经济低迷的示例。男男女女——通常是年轻人——离开了乡村农场和服务的工作，来到了城市的工业中心，民族企业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两项发展都是进步的标志，但是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躲不开来自世界其他角落的破坏。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逐渐减少。此时，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极其意外地把经济衰退的痛苦一脚踢了进来。痛苦的源头是自由企业一贯的乐观。市场参与者必须想象出诱人的利润，才有动力为未来的产出投入时间和资源。保持希望的唯一方法就是忽视远处的乌云，只把目光集中于依然灿烂的太阳。谨慎和乐观之间很难平衡。20世纪30年代，多年的经济失速掩盖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和坚持不懈的进取精神。

大萧条的最大问题不是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经济活动的下行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而是正常的反弹为什么没有出现。当时有评论说，由于企业破产，世界经济从一个周期变成了一次危机，继而走入一个向下的陡坡，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30%。未售出的商品堆放在仓库和谷仓里；很多棉花、小麦、食糖、羊毛、咖啡、丝绸、橡胶、黄油、水稻、烟草、玉米从这一次收获的季节一直存放到下一季。人们因此失去了消费的热情，沮丧、害怕和悲观的情绪鼓励了储蓄，这种反常对低迷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虽然竭尽全力地修正这些不利条件，可复苏只是闪现了一下，并没有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见一致，认为经济触底反弹，只是为了看到销售和价格重新暴跌。货币主义者、市场维稳派、干涉主义者、规划者、社团主义者和自由放任的拥护者对这一切各自都有惊人的解释，这就是任凭事态发展的哲学。[7]

现今，大萧条结束已经快80年，专家们对于大萧条的成因仍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大多数人赞同影响因素的说法：过剩的农业产品和原材料，与工厂生产的商品数量不匹配的购买力，不稳定的金融体系，高关税，一两次股票投机热潮后紧接着是几近停止的投资，当然，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烈余震。然而，即使这些危险信号频闪，也不会有人预见到经济即将昏厥。事实上，与1925年相比，1929年的国际贸易和工业产值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

专家意见一致的一件事是，黑色星期二，也就是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价格骤降，并不是大萧条的触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萧条的成因早已形成，只是被淹没在股市上涨的欢欣鼓舞的海洋里。三周内，股票价格指数从381的高点跌到了199，然后一路下滑，降至两年后的79。这次崩溃引发了大量的财务危机，许多人因此伤心欲绝。更直接的影响是，大萧条使人们对银行丧失了信心——大城市银行、城镇银行、中央银行。事实证明，银行能够非常便利地服务于储户和借款人的需求。它们可以保证人们的资金安全，向他们支付利息，并为他们提供快捷的服务。银行为新经济项目提供贷款，无论什么时候，它们借出的钱都要比它们手头的多。这让银行非常脆弱，一旦储户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银行就会发生挤兑。这种经营状况正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图景，尤其是在美国，1930～1933年，9000家银行倒闭。而在德国，整个银行体系都崩塌了。

这一形势的发展似乎无法停止，一路冲到了大萧条。这个打击对美国来说尤为严重，因为它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消费者，而现在消费者的反应变得更加难以理解。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投资者从高层建筑上一纵而下的消息登上头条新闻的版面，但经济萧条的真正受害者其实都在社会底层——或是接近底层。季节性裁员变成了永久裁员，人们因此失去了信心，停止了消费。在止赎、驱逐和破产的无奈中，储蓄和退休计划消失不见。一家大小发现他们全部都失业了。民族互助会社和教会福利组成的慈善网络也几近崩溃。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在经济恶化时，依靠的是个人救济。大萧条也暴露了这一点不足。

独身男子步履沉重地在这个国家四处游荡寻找工作，他们经常“偷乘火车”从一个城市去往另一个城市，于是城市周边形成了“流浪汉城镇”。[8]这些城镇被称为胡佛村，因为人们指责总统赫伯特·胡佛让好时光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悄悄溜走。制造商陷入了双环困境。他们降低了商品价格来争取新顾客，但是这样做也压低了工人工资，工人几乎没有了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花销，他们成了经济方程式中消费者端的阻力。这些年来，资本主义对工人困境的忽视培养了一批批评家，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工会主义、监管、经济正义和返回农场时代的旗帜四处游说。

世界经济非常像一艘没有船长、随波逐流的小船。18世纪以来，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先驱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它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在货币兑换和国家银行贷款方面。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可以用英镑衡量，主要是因为英格兰银行为英镑设定了黄金定额。1931年，英国再也无法继续兑现这个承诺，它和美国一样，脱离了金本位。另外26个国家一年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从此以后，这些国家的货币不再有黄金的支持。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货币，自由浮动的英镑和美元也混在这些价值大幅波动的货币之中。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了金本位，现在这种便于国际账户结算的货币制度已不复存在。这一切对大多数不依赖国际贸易来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家来说，伤害可能没那么大。百年难遇的大萧条已经来临。

美国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它的工业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的占比超过40%，是德国和英国工业产量之和的两倍。[9]虽然美国可以成为经济稳定的新监护人，但是它没有，它宁愿当个独行侠。它的关税创了历史新高，保护了国内市场，而且它拒绝使用自己的财富来抹平币值波动。美国的高关税使法国、英国和德国难以偿还战争债务，因为它们无法售出商品。与此同时，美国银行也不再向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贷款。

包括智利、墨西哥、西班牙、印度、巴西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它们出口市场的崩溃印证了一句谚语，“塞翁失马”。但是此前，它们的购买力水平已经比1929年的下降了50%多。因为没有外汇储备来负担制成品的费用，这些国家不得不开始生产原来依靠进口的商品。在这次广泛的“进口替代”中，几十家小型工业企业迅速成长。印度扩大了水泥和其他加工制成品的输出。巴西政府为了缓解过剩的痛苦，购买并销毁了咖啡。更重要的是，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了工业。这个十年结束时，巴西制造商生产的布料、服装、皮革制品和家具等商品已经可以满足90%的国内需求。日本在纺织品、铁路设备、电气机械方面差不多也实现了自给自足，以前它都是用丝绸的出口利润从其他国家买进这些商品。[10]

除了这些结构问题和过渡问题，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就像确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依然执著地坚持着平衡预算的信念。扩大失业救济的范围可能会刺激经济，当然也可以帮助失业人员，但是政府为了平衡预算，却削减了这项津贴。就业岗位少得可怜，于是很多家庭迁回了农村，而看着粮仓里多余的小麦、玉米和棉花，农民同样也手足无措。很多专家担心发明和扩张的时代已然走到了尽头，他们的报告让我们会心一笑。一些批评家高呼，说大萧条是对物欲横流时代的谴责。他们说，这是一个机会，所有人可以回归蒸汽机发明之前的简单生活。

大萧条的严重性、普遍性和持续性反驳了经济可以自我纠偏的论点。领导者为了经济的长期复苏必须承受几次打击，而美国不情愿展示出领导者这种开明的私利观，这令人十分沮丧。大萧条让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建立稳定货币、信贷和商品流动的机制。主要参与者——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美国，一段时间内还有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开始认识到政治行动对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意义。他们通过研究报告、委员会和会议，向外界发出了新认知的信号，不过，许多都像世界经济大会（World Economic Congress）一样无果而终。合作的意愿依然存在，但是没有强烈到可以超越国家的优先事项的主导地位。

有关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经由决策者，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的分析可以用来预测结果，这些结果对决定如何实现预期效果来说非常关键。决策者和舞台经理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不写剧本、不做道具，也不会扮演某个角色，但是他们得像舞台经理一样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他们在舞台旁侧静候大萧条的登场，悲剧就是他们全新的经济脚本。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重新审视了经济推理的基础，建议政府停止平衡预算，开始欠债花钱，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凯恩斯不仅挑战了国家预算需要平衡的设想，还瞄准了经济学的假设，即市场的购买和消费行为应与最佳就业保持积极的平衡。凯恩斯解释说，情况并非如此，当失业率压低工资时，新平衡并不会如预测那样发生。制造商没有再次投入生产的动力。凯恩斯一口咬定，人们不会投资，因为如果时代糟糕透顶，他们就会表现出“流动性偏好”。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存钱，所以资金不会被用来投资，也不会被用来生产商品和投入服务，因此，工人就会失业。20世纪30年代，这种现象频频出现，而凯恩斯当时正在埋头撰写他的鸿篇巨制。[11]凯恩斯建议政府通过新项目提供就业岗位，防止经济发展走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弥补私营领域就业岗位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恢复国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才是最珍贵的商品。

美国的新政正是遵循了这个经济处方。一直以来，福利立法在欧洲比在美国更为普遍，因为美国的传统偏爱个人自由和自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新政百日”的著名演讲触动了国会，从而使国会通过了直接救济失业者的法律。接着还为工程项目提供了资金，这些项目后来被纳入了工程发展部（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简称WPA）和公共工程部（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简称PWA）的管理范围，这些工程项目负责建造一切，从航空母舰到学校，再到桥梁和道路。政府的工资表里增加了数百万人，他们建设了邮局、公共艺术和文物保护工程。

《国家经济复兴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协调产业政策，它违背了美国最强大、最独特的价值观，破坏了自由高于社会规划、个人权利高于公共福利的承诺。两名犹太屠夫因为所谓的破坏性降价被判罚款和监禁。这对谢克特兄弟一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他们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终审判定《国家经济复兴法案》中的工业法规违宪。这次判决阻挠了《国家经济复兴法案》的推行，罗斯福试图增加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席位，从而找到与他意气相投的战友。但是美国人不喜欢随意摆布他们的最高法院，所以罗斯福最后还是放弃了。法院宣判《国家经济复兴法案》部分违宪后，国会拣出了其中处理劳工问题的部分，把它们编入了1937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亦称《瓦格纳法案》，Wagner Labor Act，简称WLA），这部法律大大地增加了工会与雇主谈判的成功几率。很快，工会中非农业劳动力的占比就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占全部劳动人员的36%。

新政最成功的项目应该是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简称CCC），这个项目为18岁～23岁、承诺把大部分酬劳交给家人的男青年提供6个月～2年的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主要是在联邦土地上工作，帮助垦务局（Bureau of Reclamation）播种和修梯田来对抗土壤侵蚀，帮助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建立营地和野餐地点，帮助林务局（U.S.Forest Service）保护树木免受火灾和病虫侵害。政府通过借贷资助了这些项目，从而扰乱了联邦预算的平衡目标，但是公众也不再相信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市场会自我平衡的观点，新政回报了罗斯福，让他连续四届当选总统。不过，新思路产生的情况时常出现，领导人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旧时预算平衡的正统观念再次申明了它的地位。1936年，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增税节支，结果印证了凯恩斯的预测，失业率再次上升。之后，国际危机接连出现。欧洲爆发战争，美国为了帮英国勒紧了裤腰带。政府开支大增，把国家带出了大萧条。[12]

如果专家的法眼都看不出大萧条的成因，那是因为这些因素之间有太多隐蔽的相互作用。这再次强调了一个观点：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虽然一些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没有人会全面主持工作。所有经济的物质方面——可用资金、工厂产能、财政工具、运输和通信系统——都有赖于个人和机构的选择。更令人困惑的是，个体决策者不仅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而且根据年龄、是否经历过19世纪末的大萧条、是否刚刚步入商业世界，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经济并不是那么令人费解，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措施，防止经济低迷的再次发生，但是不可预见的发展就不好说了。

一战挥之不去的阴霾

结果遗憾地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的第二天，阿道夫·希特勒被授予了全面统治德国的权力。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与典型的立法机构和公民权利、自由市场和个人政治自由一道，使自由民主的名声扫地。与墨索里尼一样，希特勒的成功也是利用了战后时期战败经济体中充斥的民怨。他订立了雄心勃勃的国家计划，毕竟德国在一战前曾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希特勒投入了大量资金，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他无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重新武装了德国。希特勒钦佩墨索里尼，所以他像墨索里尼一样，利用纳粹党的爪牙来打压工会和报纸等独立的政治机构。希特勒也有一帮穿制服的追随者，他利用军事游行和大型集会来维持他们的热情，与他们高谈阔论一连就是几个小时。希特勒燃起了一战后国人尚未平息的怒火，他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用可怕的运动加深了国人的反犹主义偏见。

希特勒曾单方面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的许多条款。他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是直到1939年9月，希特勒率领德军入侵波兰时，英国和法国才猛然惊醒，意识到了他形成的威胁以及宣战的姿态。希特勒用闪电战的策略对付它们，这种策略运用了所有的机动技术——飞机、坦克、机动步兵。第一年，希特勒捷报频传，他连同新盟友苏联打败了波兰，之后，又入侵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1940年底，只剩英国还在独自对抗着德国，英国皇家空军利用了新的雷达和防空防御系统才免于被侵入。1940年6月，德国迫使英国军队全面撤离了欧洲大陆，此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成希特勒的了。英国人转向防守苏伊士运河和印度，而美国则开始装备加工机械，为英国提供物质支持。这一决定给了英国一次喘息的机会。

德国刚刚打败法国一年后就入侵了苏联。希特勒本以为这一次也会速战速决，结果苏联强大的祖国捍卫者意想不到的凶猛反击，狠狠地击碎了他的梦。他们成功地削弱了德国的进攻，迫使侵略者退到了防守状态。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虽然苏联没有明确地战胜德国，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德国，使战势的天平逐渐向同盟国这一边倾斜。英国和美国从空中袭击了德国的工厂和平民，削弱了他们的生产力，珍贵的德国资源由此转向了守势。英国皇家空军利用改良的导航设备转为夜间轰炸。一连串的航空改进后，美国的第一架洲际轰炸机波音B-29（Boeing B-29）面世，被戏称为超级空中堡垒。1944年夏天，同盟国准备返回法国战场，美国人为了充分地实现机械化侵袭，在诺曼底登陆日这天调动了所有部队，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侵。[13]

作为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的盟友，日本早在加入二战以前，就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名头，进行了近十年的侵略活动。日本所谓的“共荣”很虚幻，这是日本帝国谋求邻国受其控制的纲领。某个人在说到日本现在减轻了白人的负担时，戏谑地引用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名句：白人颠三倒四的负担。日本舆论教化民众的基本概念是，日本人是太阳神的后裔，道德高尚且文化优越，可以领导亚洲走出西方列强挖好的泥潭。虽然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回应了利用泛亚洲国际社会取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诺，但是日本政府的目标更具体，也更具剥削性，这个目标聚焦于获取日本缺乏的原材料并且垄断亚洲市场。

日军的残暴打碎了任何可能的真诚合作。1933年，日本获得了满洲的保护权，进入了中国的内蒙古和中原地区。日军在这些地区遭遇了蒋介石的部队，尽管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还有美国的帮衬，但是仍未能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日军平定了中国，同时进入了印度支那，并且向西部和南部进发。美国反对这些行为，于是禁运了废钢和石油，这为四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提供了动机。不愿把种族平等的条款写进国际联盟的盟约，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除外条款，这些西方国家的冷落煽起了日本的怒火，推动了它的扩张。全面战争的爆发粉碎了初期日本国内反对军队主导外交政策的运动。[14]

1941年底，日本成功地偷袭了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摧毁了八艘战列舰，另外还损坏了七艘。之后，日军又对菲律宾和香港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新加坡经由陆路突袭了英国的海军军官。他们使美国在太平洋的驻军在一年多时间里都无法移动。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腹背受敌，但是它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仍然具有优势。对这场战争来说，举足轻重的是军队在海洋、陆地以及欧洲上空战斗的机动性。一旦日本的军事行动被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共荣圈”就会变成前线，日本人就会在这些国家背后用“亚洲人的亚洲”这样的口号操纵当地的傀儡政府。这些花言巧语在日本的占领区意外地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15]

1944年，日本一次成功的进攻给它加冕了帝国的头衔，它占领的区域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它打开了去往印度群岛的通路，恰好赶上全面战争的爆发，这使日本对石油、铝土矿和橡胶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它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缅甸。日本终于有了长期作战所需的原材料。但是很可惜，它的新领地实在太远了，它的商人和海军舰队在途中很容易受到攻击。

日本出色地执行了空袭，但是它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完整的反潜艇计划。一战时，德国U型潜艇的成功使英美的军事战略家相信，潜艇和反潜艇在未来战争中至关重要。美国有几家公司可以生产用于潜艇的电动柴油发动机，所以战争爆发时，它们已做好了加速生产潜艇的准备。另外，还有成熟的反潜学说，包括训练海军人员扑灭敌方潜艇引燃的火等。美国破译了日本追踪船只运动的代码，于是派潜艇舰队摧毁了在日本岛和东印度群岛之间海域往返的日本商船。1945年夏天，美国潜艇舰队破坏了日本1/3的海军舰艇，还有3/4的商船。[16]

难忘的战时生产

生产战争物资的关键需要对所有交战国的经济来说都是最大的压力。英国、德国、美国和苏联根据各自不同的工业实力和战争目标，动用了一切手段。为了满足战时需求，它们最初并没有抢占国内生产，而是向大萧条中失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的军事开支终结了大萧条。战斗打响一年后，1/2到2/3的工业劳动力被卷入了军工生产。每个参战国的战争目标都与它的政体特征相互作用，调整成为战时经济。

侵略者德国设计了闪电战，这种战术如同它的名称一般，强调速度和机动性。德国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制造闪电部队所需的作战武器，但是英国和美国完全不知道德国发动下一次攻击的地点和方式，所以它们必须为各种各样持久战的场景订立计划。[17]空军和海军是英美战略部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有可以返回法国的人力和物力。德国的坦克师开进了苏联，苏联人则仿制了它们的优越功能。苏联在战争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改进军备模型的能力。新式武器装备在远东战场上很罕见，那里的交战国大多使用的还是步枪和轻型火炮，当然也并不是传说中的刀与剑。[18]

德国人固守着自己精工细作的传统，而美国人也信赖他们批量生产的专业知识。[19]这是卡尔·本茨与亨利·福特之间的对话。德国人仍继续从事坦克设计，而美国人在潘兴坦克出现以前只生产谢尔曼坦克。很多美国大公司摇身一变，变成了国防承包商，但是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威楼峦（Willow Run）工厂，没有走漏一点风声。虽然通用汽车的战时生产实际上比福特汽车的多，但是到1943年底，福特威楼峦工厂的生产流水线每月都要组装300架B-24轰炸机。另一个生产魔法的例子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士满，亨利·凯泽（Henry Kaiser）修造的船只比其他任何制造商都多，而且同一时间，他还想方设法地推行了一项公司健康计划。1942～1943年，太平洋战争耗尽了日本和美国海军的气力，于是日本修造了7艘新的航空母舰。美国船厂则生产了90艘。[20]

所有战时经济都是计划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战时生产与它信奉自由市场的同盟国并没有多大差别。面对为民族存亡而战以及相当一部分土地被德国占领的现实，苏联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苏联的动员远比纳粹德国更为有效，这一点非常重要，也令人讶异。甚至没什么国家计划经验的美国在优先考虑战时生产方面也完成得很出色。1944年，美国为苏联的后防线输送了大量的坦克、卡车、装甲汽车，还有罐头食品。美国仍然在不断超越自己，它利用自己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参战国的工业厂房，通过租借协议，分别向英国和苏联提供了多达1/3和1/4的物资需求。

战争总是充当着技术的催化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开发了雷达以及绘制弹道、火箭和喷气推进式飞行器运行轨迹的计算机，还有大量的合成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替代不能再经由贸易获取的自然资源。小进步时有大影响。美国的双向无线电使苏联人改进了他们的坦克战术。1945年5月，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另一项技术突破——原子弹结束了太平洋战争。

数百万人命悬一线，参战国拼命地鼓励国民的英勇行为，悲剧提醒了我们，只有面临灭顶之灾时，人类才会被激发出最佳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所有的参战国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平民历经的苦难更加深重。正如所料，因为新武器的改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1700万士兵战死沙场，3300万平民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苏联人和德国人，还有600万来自多个国家的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被杀害。战争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受伤，甚至饿死。大量的空中轰炸摧毁了房屋、船只、桥梁、铁路、工厂、机场、码头，有时甚至把整个城市都夷为平地。只有西半球逃脱了这场战争暴虐的怒吼。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和荷兰广泛分布的殖民地成了它们的生命补给，不然的话它们早就被判了死刑。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了美国的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还有英国的缅甸和马来西亚。日本战败后，演起了搅局王的角色，它鼓动这些地区独立，脱离后来形成的印尼。马来群岛的新联邦应时而生，1965年，新加坡更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7年，英国承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民族国家的成立。孟加拉国脱离了巴基斯坦，锡兰岛则形成了斯里兰卡。1946年，美国许下诺言近50年后，终于承认了菲律宾的独立。

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长期斗争一直持续到1962年，其他北非的阿拉伯国家摆脱欧洲的统治似乎都比它容易。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也不消停。老挝和柬埔寨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是美国接过了法国指向越南的枪，继续了这场战争，它的目的是遏制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的蔓延。1973年，美国惨败。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击退了民族解放运动。1975年，葡萄牙殖民地的人民推翻了独裁统治，获得了自由。10年残酷的争斗过去，1963年，英国终于向茅茅党（Mau Mau）人低下了头，肯尼亚成了第34个独立的非洲国家。1997年，英国国旗终于在香港这个中国租借出去一个世纪的城市降下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剧正式落下了帷幕。1978年，35个国家聚集在赫尔辛基签署了自决权协议，民族解放战争自此结束。

强国有时在人们眼中是扎格纳特一样的存在。人们或许不知道，根据印度神话，扎格纳特是毗湿奴的八个化身之一，是世界之主、诸神之首，在一年一度的乘车节游行中，狂热的扎格纳特信徒会投身于安放神像的车轮之下以示虔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可以被比作扎格纳特。它的方向不确定，但是它的力量显而易见，而且它的信徒可以伟大地自我毁灭。1945年，资本主义的神力面临一次彻底的挑战，这个挑战正是来自于它战时的盟军苏联。资本主义和苏联作为盟友完全是同床异梦：一个的经济运行依靠的风险资本，而且迫切希望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另一个是计划经济，肩负着向全世界宣传共产主义制度的使命。苏联有5000万军人与平民死亡，只剩下2000万人口。这些损失非常可怕，但是并没有打倒苏联，战后的苏联比以往更加强大，它曾控制过包括1/3的德国领土在内的东欧国家。因为反对中央集权，所以资本主义现在要面对一批决心揭露、强调并且利用资本主义缺陷的国家。

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看过为汽车修建的公路，看过电气工具和电器的推广应用，也看过高楼华厦重塑的城市中心，如果活得够久，他们还可以经历一场世界大战，力证10年的大萧条，并且眼见战火在另一场更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中被重新点燃。他们暮年时，坐在躺椅上可能还在思忖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新竞赛，当时这似乎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有关基本真理的争斗，而且不受对立经济体制的影响。在美国和西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峙的时期，1918年，欧洲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世界版图再不能用几个欧洲帝国的颜色涂抹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蔓延的大萧条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破坏能力。不过，证明资本主义仁慈品质的时代也即将到来。

[1] Rondo Cameron，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York，1989），347-50.

[2] Charles Kindleberger，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2nd ed.（New York，1993），308-13.

[3] Alan S. Milward and S.B. Saul，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ntinental Europe，1780-1870（London，1973），128，130，142-68.

[4] Walter G. Moss，An Age of Progress？：Clashing Twentieth-Century Global Forces（New York，2008），42.

[5] W.G. Beasley，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2nd ed.（New York，1973），161-63；Jon Halliday，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New York，1975）84-86.

[6] Kozo Yamamura，ed.，Economic Emergence of Modern Japan（New York，1997），123-37.

[7] Charles P.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1986），119.

[8] Lizbeth Cohen，Making a New Deal：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1919-1939（New York，1990），102-03，213-35.

[9] Jack Garraty，The Great Depression（New York，1987），23；Cameron，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356-60.

[10] Garraty，Great Depression，75-77.

[11] 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London，1930）.

[12] Paul Krugman，“Franklin Delano Obama？，”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0，2008.

[13] Richard Overy，“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excerpted from Charles Townshend，ed.，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War（New York，1997），available at englishuiuc.edu/maps/ww2/overy，10.

[14] Bill Gordon，“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ww.wgordon.web.wesleyan.edu.；Beasley，Modern History of Japan，256-57.

[15] Geoffrey Barraclough，ed.，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rev. ed.（Maplewood，NJ，1985），280-81.

[16] Beasley，Modern History of Japan，268-76.

[17] Mark Harrison，“Resource Mobilization for World War II：The U.S.A.，U.K.，U.S.S.R.，and Germany，1938-194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12（1988）：175.

[18] Overy，“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6.

[19] Overy，“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10.

[20] Overy，“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4.

第十章 新水平的繁荣

在二战的极端压力下，参战国家的人民表现出了近乎奇迹般的努力和耐力。战争时期，他们在现在主导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工业的帮助下，使生产力水平打破了以往的记录。需求再次被证明是发明之母，所有竞争者都加入了合成材料、医药、通信、航空的创新竞赛，当然，也包括武器。战争结束时，它释放的破坏力唤醒了每个人，他们发现，征服和胜利是如此相似。这场噩梦持续了31年，所幸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

25年之后，欧洲第二次遭遇灭顶之灾。美国再次展示了它非凡的工业实力。而第一个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国家也现身于世界舞台之上。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大萧条的刺激下，政府学会了在经济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只是为了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时期提振经济，那么凯恩斯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处方都可以为维持经济事务上的持久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二战时，参战国为生产者和劳动者制定了规则，冻结了物价和工资。他们甚至接管了一些私营企业，征用了任何战争可能需要的资源。到1945年时，许多官老爷在告知投资者、企业家、管理者和劳动者要做什么的方面都有经验。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建议非常有建设性。许多官员建议政府继续监管经济。最突出的是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他们提倡废弃自由放任政策。资本主义如今是否会回退到它18世纪才逃离政治轨道的现代版，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领导人在战后有三条路可选，他们面临的任务是重建厂房、运输系统、金融体制和贸易安排，这些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三条途径称为指示式、命令式和教育式：第一条，前进的方向已被指明；第二条，前进的脚步要听从命令；第三条，市场用暗语把选择知会了参与者。政府并不是根据意识指令行动，它也会回应信息。战后最强大的商业玩家是公司，其中许多还是国际公司，但是资本主义的池塘里还存在许许多多小公司，甚至更多人只是在信封背后详细地介绍项目。

法国、瑞典和英国选择了指示式的方案。法国政府在一个四年计划中，利用补贴和贷款的导向作用设定了经济规划的方向。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就任，竖起了根除欲望、肮脏、疾病、愚昧和失业五项极恶的旗帜。政府迅速使铁路、公用事业、英格兰银行、煤矿和钢铁厂实现了国有化。国民医疗服务项目的覆盖范围“从摇篮到坟墓”，政府还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公共住房。瑞典是最慷慨的工业化国家，它提供全民养老金、医疗和伤残保险、儿童和家庭补贴、扶贫救济和低收入住房补助。这些国家明确了经济发展的优先级，并为私营企业指明了方向。

苏联是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规划者负责设定生产目标，但是他们却很少关注市场信号。欧洲人珍视他们的私有产权，因为这是他们很久以前从君主手中费力争取来的，许多苏联人反对政府挪用他们的财产，所以政治压迫一直与苏联的经济重组相伴。战后，苏联宣布了新的经济目标，控制甚至收得更紧了。苏联政府决意不再使自己遭受像希特勒那样的可怕入侵，所以它建立了几个国家组成的缓冲区，包括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事实证明，这些国家也被强制执行了计划经济、一党专政，并且从属于苏联。只有南斯拉夫躲开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拥抱。

战争期间，苏联的工业表现得非常出色。它的经济在五年内就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没有了战争的迫切需求，政府规划者变得不那么脚踏实地。苏联接连实施了几个五年计划，直到很久之后，这些计划乏善可陈的成果才被人知晓。而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甚至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因此在自己的国家毫无节制地鼓吹共产主义。

美国领导人选择了教育式的方案。因为国内没有发生过战争，而且也没有强大的劳动传统，所以美国人对于允许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激进计划没什么兴趣。罗斯福新政时期曾经赞成加大政治控制的成员在战争期间被商人取代，这些所谓“年薪一元”的商人完成了战时的生产目标，赢回了公众的信心。大萧条时期失去的信心现在重拾起来，支持了商人的争辩，他们认为政府的战时干预不该变成中央计划的开场演出。

大萧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两大弱点：一是时好时坏的不规则波动，二是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虽然美国领导人驳回了中央计划和中央指导，但是他们明白，需要缓和这些趋势。即使美国人仍然坚信自由企业，但是他们并不会追回20世纪初的商业理念。苏联与美国之间从信念延展至外交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差异，使自由企业这个术语本身就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意义。

美国外交官参与了欧洲国家的战后复兴，他们赞同让市场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美国的巨额财富和创富能力使其可以施加无可匹敌的影响力，这些国家任由市场高效运作，而不是遵从政治决定。但是大萧条也让领导人意识到，为了国际自由贸易的优化运行，他们需要遏制某些民族主义冲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会无法继续与国际联盟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记忆仍栩栩如生。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罗斯福和他的参谋们就已经开始筹划和平大计。他们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有保护条款的协议，此时，同盟国还尚未对它们的货币做手脚，保护它们国内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者。[1]

罗斯福始终警醒自己，要让公众与他一同制定政策，他优先考虑了粮食和农业议题的讨论，他知道战争结束后，美国人会强烈地感觉到解决温饱问题的重要性。1943年举行的粮农会议引起了尖刻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反思，他认为罗斯福“凭借伟大的政治洞察力，为战后重建制定了最佳策略，这个策略从维生素入手，然后一步步迂回地靠近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凯恩斯汇集了他对财政问题的所有观点，当时，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一起踏上了开往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布雷顿森林的专列，他们在整修一新的华盛顿山饭店敲定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协议，这一纸协议结束了阻挠从大萧条中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2]

两场灾难性的战争粉碎了复仇之魂。美国的影响力占了上风。国际贸易组织的光环逐渐褪去，但是至少很多国家还是愿意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关贸总协定或GATT）。关贸总协定现在从属于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世贸组织或WTO），它的谈判从战后到目前一直未断。参与国在布雷顿森林达成决议，成立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简称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这两个组织的职能首先是长期投资于那些私营企业家犹豫不决的发展项目，其次是管理贷款和监控货币。世界贸易的中心从伦敦永久地迁到了纽约。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中心就已经发生了转移，情况如同17世纪，阿姆斯特丹取代了热那亚，18世纪，伦敦又取代了阿姆斯特丹一样。195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良好，所有主要的欧洲货币都可以兑换成美元。[3]

欧洲人没有经历美国人享有的眼前的繁荣。战争使一些人退回到了原始的过去。1946～1947年的冬天，也就是重归和平的第二年，欧洲的干旱异常严重，地里的土豆都遭了灾。在德国，农民即使手里还有土豆，他们也不会出售，因为币值的变化难以捉摸。德国曾登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巅峰，现在却眼见城里人为了换回一麻袋一麻袋的土豆，去农村售卖台灯、椅子或镜框。紧接着，1947年，旱情创下了历史纪录，成为20世纪粮食收成最糟糕的一年。德国和其他地区的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他们在废墟中游荡，到处可见战争破坏力释放的痕迹。难民成为人群中常见的身份，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被驱逐或从监狱救出来。几百万犹太人幸免于难，活着逃出了希特勒的屠杀计划。现在他们自由了，过着流浪的生活，或是聚集在新的难民营。

大范围的需求确实推动了雄心勃勃的复苏计划。它以低预算开始了各种类似试错法的尝试。许多人饱受战争摧残，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基本的——食物、衣服和居所；其次，他们面临着修复大范围破坏的挑战；再次，他们需要资金注入来复活他们和平时期的经济。山姆大叔有钱，也有意愿，它开始通过联合国或直接从华盛顿调动资金。加拿大也启动了主要救援项目。人总是吃一堑，长一智。美国领导人终于承认，美国现在必须担起一战后曾竭力避开的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马歇尔计划

尽管有美国和加拿大的援助，但是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想重新站起来，过程仍然很缓慢，这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激起了他们对共产主义替代市场经济的同情。1947年，出于对这类问题的担忧，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宣布了一项新计划。马歇尔计划经由国会通过，以借贷和津贴的形式拨款，首先是用于补助养活人民的食物、种子和肥料，其次是用于刺激生产的资本货物、原材料和燃料。苏联及其东部的卫星国家也受邀参与这项计划，但是它们拒绝了。16个西欧国家在巴黎会晤，商讨美国的这项提议。他们会谈的结果是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f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CEEC）。只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西班牙没收到加入该组织的邀请，不过五年后，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这个右翼独裁政府还是成了这些西欧国家的盟友。美国的援助范围逐渐扩展到了西班牙，而且获准在那里建立了空军基地。

1948～1952年，美国在欧洲复兴计划上总共投入了180亿美元，当时，美国典型文职工作的年收入是2400美元。接受援助的国家的经济迅速反弹，使马歇尔计划看起来像是一剂专治经济落后的灵丹妙药。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针对印度提出的第四点计划，把马歇尔计划的原则应用在了欧洲以外的地区。这次努力代价高昂，结果却时好时坏，这很清楚地表明了经济发展需要的不只是金钱，但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结论。许多专家说，而且一直在说，市场成功是自发的自然规律使然，可历史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确定的人际互动。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书上，战后欧洲的篇章非常有趣，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不同的发展轨迹提醒了我们，企业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茁壮成长。战争结束后，哀鸿遍野的西欧用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才完全恢复了工业实力。1950年，西欧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相当于美国19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差距是最后一次出现。接下来的20年是西欧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期，创下了历史纪录。1948～1952年的四年间，西欧的年经济增长率惊人地达到了10%。

同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受困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因为它们的不和睦，这个国家被分裂成了苏联占据的东部地区以及美国、英国和法国指导的西部地区。西方列强很快就意识到西德的经济恢复对西德人民的幸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949年，西德的独立国家的身份获得正式承认。仅仅用德国马克取代人人唾弃的纳粹货币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德很干脆地应对了这次货币挑战。囤积现象消失了，商店有了充足的存货。这对于保持了60年强势的货币来说，只是个戏剧化的开始。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所以人们称之为经济奇迹，经济奇迹这一名词很快就被用来形容所有西欧国家的快速复苏。[4]

他们不止重建了工业厂房，还结合使用了过去20年的发展技术，不断的超越使西欧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行道。来自美国的资本润滑了经济复苏的新机车，并且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典范。西欧国家有技术劳动力、精明的投资者、复杂的银行系统，还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这是这些国家重振钢铁、汽车制造、医药、电子产品等领先行业的必要条件。或许马歇尔计划最难懂的效益来自于它传达出的信心，以及国家竞争的宽松环境。1948～1964年的16年间，资本使西欧的生产力翻了个番，几乎抹平了西欧与美国的差距。[5]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甚至连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繁荣昌盛了起来。

西欧国家采用了社团主义经济的形式。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几乎垄断了风险资本，工会则成为公司董事会中的工人代表。发展与稳定成了集体目标。这种情况在德国尤甚，因为纳粹政权几乎粉碎了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大实业家在内的所有人对强大国家的想象。他们转而寻求机制来牵制市场参与者之中的利益争夺。这一体制认可利益集团的合法权益，并且建立了新制度来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6]

社团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权衡非常明显。与美国的情形一样，弱势的社会成员很少漏出欧洲的安全网。大公司资助了优秀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在制药方面，在欧洲，安全之后才是创新。与个人企业家相比，银行、管理层、劳方和政府的群体决策更加不愿承担风险。个人的新思想在美国更容易得到支持，而且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决定成败。总的来说，经济受益于许多未雨绸缪的努力。[7]但是动荡依然是美国经济的突出特点。

战后初期的协议引导了世界工业领袖之间持续的国际合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消失的共同责任感又活了过来。大多数人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零和游戏。亚当·斯密很多年前就说过，如果邻国都很富裕，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也必然增加。虽然保护性关税没有取消，但是与19世纪中叶的高点相比，它们已经非常节制了。不过，所有国家都避而不谈撤走农民的国内支持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农民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强大的政治团体。

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变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它的成员国增加了美国和加拿大，后来又收进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由于它的欧洲支付同盟（European Payment Union）的良好运作，世界贸易年均增长达到8%。1950～1973年，世界制造业的产出增长了三倍。[8]不仅生产力实现了大飞跃，政府也利用增加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广泛的公共服务。

国际合作的新举措

俗话说，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在20年之内接连爆发很肯定地验证了一个命题：短暂的和平间隔就是好消息。让·莫内（Jean Monnet）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许多成年男子都参加过这两次大战。在二战的最后时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决心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莫内在成为国际联盟的外交官之前，曾代表家族的白兰地公司学习过英国、美国和欧洲的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重回了法国的怀抱，舒曼从德国公民变成了法国公民，他在法国政坛的职业生涯也自此展开。

这两人提出了一项激动人心的计划：把西欧国家的钢铁行业置于同一个权力下。这绝对是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1951年，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简称ECSC）。成员希望利用这个煤钢产品的统一市场保证稳定的供应。为了支持现代化的持续前进，他们鼓励创利。二战的大屠杀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凡尔赛条约》谈判时提出的复仇精神与莫内和舒曼计划的精髓并不相似。

实际结果比计划更鼓舞人心，煤钢共同体顺利地使德国重新投入了欧洲的怀抱。[9]这一成就使跨国联盟的强大概念鲜活起来。六年后，《罗马公约》（Treaty of Rome）建立了共同市场，正式名称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欧共体或EEC）。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更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成立了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或EU），并且认定了初始12个成员国国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欧共体形成后的31年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原始的经济和货币同盟进一步扩大，范围涵盖了司法、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资本主义战胜了民族主义。

这里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点。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虽然不是所有市场危机的灵丹妙药，但是它一直是参与国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自由企业宣扬的行为模式并没有指向这样的合作努力。因为有了莫内和舒曼这样的人，而不是由于经济规律，合作才能代替竞争，国际主义精神才会取代民族主义精神。这些人邀请其他人一起想象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有他们亲眼目睹的恐怖画面。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重大意义。美国运用自己的天赋，撬动备受战乱蹂躏的国家走向了自由市场制度。同时，大把资金也减少了此类惊人的调停行为所要求的牺牲。[10]资本主义的形态和方向总是由参与者决定，从来都不是由无情的法律设定。专家的概述包含了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但是因为有人类的存在，其他条件很少保持不变，尤其是当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吸取了不同的经验教训。

美国通过反垄断诉讼，努力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欧洲国家则不同，它们更愿意在工业领域培养一个领跑者，这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经济增长的考虑，而不是内部竞争。战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远比战前重要，但是政府投资却从未超过全国总投资的1/3。这真的是不错的责任分工：政府帮助有需要的公民，同时，也依靠私营经济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11]许多欧洲的商业领袖都相信，经济衰退时，福利国家可以减轻公众的忧伤，而且可以调和有关高工资的劳资争议。因为可以使用美国开发的技术而且没有军费开支，西欧可以说是过得很不错。

欧洲国家在钢铁生产、汽车制造、制药和电子产品上的表现极其出色。在战后时期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德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卡尔·本茨和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Otto）是商用车的先驱。20世纪20年代，为了在欧洲获得一个立足点，美国汽车制造商放慢了他们的生产速度。通用汽车公司接管了欧宝，福特创办了一家成功的子公司。大萧条使德国的汽车企业由150家减少到了包括欧宝和福特在内的12家，但是存活下来的都是强者。

汽车制造商和战争

1933年，纳粹上台，汽车制造业出现了一个政治演员。希特勒想效仿福特大规模地生产汽车。[12]此时，奥地利汽车奇才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走进了画面。他跟随戴姆勒汽车公司（Daimler Motors）一起来到德国，但是自戴姆勒与奔驰合并后，他的想法一直无法取悦梅赛德斯-奔驰的高层。不过保时捷与希特勒却很合得来，希特勒的“力量来自欢乐”（Strength through Joy）汽车就是选择了他们的设计。希特勒规划设计了一家德国胭脂河那一类的新工厂。工厂的工人都是德国的军事犯、集中营的囚犯、被捕的波兰人，还有苏联战俘；工厂周围的小镇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即将到来的暴行，这里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集中营。[13]

民众的汽车从未超越过原型。战争期间，这家工厂一直生产某种德国吉普车，直到1945年，英国军队占领了工厂，给这种汽车重新起名为大众，并且订购了一万辆。后来，军队把这家工厂交给了英国的汽车制造商，这些英国汽车制造商都嘲笑大众的荒谬外形。福特不感兴趣，法国的汽车制造商也看不上。所以这个工厂最终被交还给了德国政府。

与此同时，费迪南德·保时捷作为战犯被拘留了20个月。法国政府还逮捕了另一位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路易斯·雷诺（Louis Renault），他的罪名是与纳粹维希政权通力合作。雷诺最后死在了监狱里。因为这些汽车制造商的同谋恶名昭彰，所以德国及其征服者对他们无法置之不理。保时捷的儿子费利不关心政治，但是他和费迪南德一样，也是一流的设计师。费利迫切需要一笔钱来保释他的父亲，于是他设计了一辆跑车——保时捷356。这是第一辆以保时捷命名的汽车，它很快就发展出了一系列高档的车型。

政府邀请保时捷公司负责大众汽车的设计，并且作为回报，许可它在大众汽车这款独特车型，也就是如今所说的甲壳虫未来的所有销售中收取专利税。随后的几年里，保时捷公司生产了近10万辆保时捷356，同时，2000万辆大众甲壳虫也走下了生产线，在很多国家的街道上奔跑。20世纪90年代，另一名保时捷家族的成员，费迪南德的孙子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ech）帮助大众摆脱了财务困境，使其成为世界四大汽车公司之一。德国的战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些成功，因为大众、戴姆勒-奔驰和宝马等公司在汽车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份额，所以这个国家每七个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在汽车制造业。

尽管农民的机械化生产使欧洲农业不断释放出劳动力，但是1950年以后，如果没有移民的涌入，西欧经济仍无法持续增长。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困难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受大量就业机会的吸引，纷纷来到西欧国家。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开始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北非聘请“客籍工人”。[14]英国则迎来了加勒比联邦国家的移民，同时，一些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逆势迁移，搬去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希特勒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西欧、美国，还有新以色列这个1948年在前巴勒斯坦地区上建立的新国家找到了他们的新家园。二战后，流向美国的移民持续增加，但是这些移民更多的是来自亚洲和中美洲国家，而不是欧洲。

因为经济强劲增长，西欧的移民可以找到工作，但在他们选择的社会中，这些岗位并不是舒适的所在。与美国一样，欧洲国家也不认为自己是“移民之地”，它们拒绝把这些新来者编入自己的社会组织。在美国，拉美裔或非洲裔的客籍工人的居住地往往被隔离。当经济增长放缓时，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就会有人呼吁把这些“客人”遣回他们的家乡。[15]客籍美国人的存在巩固了恐外的政党。不过，随着1946～1960年婴儿潮出生的人逐渐进入了退休年龄，而且欧洲的出生率又在加速下降，长期用工荒的问题隐约可见。20世纪60年代，所有欧洲国家的人口更新率均已低于2.1。经济繁荣以及不断扩大的女性的职业选择范围改变了几千年的道德观念。资本主义中心的个体决策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16]

全速前进的美国经济

战后头两年，美国发生了空前迅速的和平转变。政府管制很快消失，军队也立即遣散了士兵、水手、护士和商船海员。公职人员从1200多万减少到了150万。（1939年，欧洲战争开始时，美国陆军在编的官兵就有12万！）和军队解散人员一样迅速的是，禁令、优先权、配额、限制、撤销、价格管制、补贴、配给、挂钩利率等具备战时生产特征的复杂事项也都不见了。[17]国会并没有在经济决策上指手画脚，但它对这次转变的顺利进行很有帮助。直到1981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始终保持在87%，但是公司税的税率降低了。战时开始征收的工资和薪金的预扣所得税被保留了下来。到1959年，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个人数据库。

政府为了向退伍军人表达感激之情，发布了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对于经济环境有健康的影响。近百万退伍军人受益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这个法案既支付了他们高等教育或技术教育的学费，还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津贴。1947年，最高纪录时，近一半美国大学生是退休军人，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凑巧得很，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技工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项教育投资产生了很多年的人才红利（所以，经济学家在讨论劳动力—土地—资本的生产组合时，增加的“人力资本”的因素也很重要）。

另外还有90万无业的退伍军人，他们在失业的劳动力人口中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国会投票通过的52周失业津贴。几个项目使退伍军人能够得到便宜的抵押贷款。这促进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地产开发商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在纽约长岛距离一家大型美国钢铁公司的工厂一步之遥的地方兴建了1700套住宅。莱维敦是第一个郊区社区。全国各地的地产开发商开始在美国城市周边的通勤范围内的建筑用地上规划建设大片的住宅区。他们利用相似的蓝本批量建造房屋，用卡车把橱柜等物品装运进来。因为当时的偏见，黑人通常被排除在这些社区之外。

美国公司不断加大投资，仿佛好时光会永远驻留。它们用收益、战时储蓄以及新发行的公司股票和债券为转化和改进提供资金。当失业率升至5%以上时，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敦促国会通过了1954年、1956年和1958年的《联邦公路法案》。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了四车道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把整个国家连接在了一起，这一项目提供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艾森豪威尔年轻时曾是一名陆军中校，他参加过上一代的军车队，这些军用车辆被派往全国各地勘查路线，使部队能更容易地从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结果证明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军车队走一趟就得62天，有时还需要用牛把卡车拉出泥潭。新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沿用了与1919年陆军护卫队相同的路线，即旧时的林肯公路。[18]

《瓦格纳法案》通过后，劳工组织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支力量，1935年，这个法案正式被命名为《国家劳资关系法案》。这一法案为工会工人提供了法律保护。公众舆论和法院判决都开始偏向于劳方，首先是20年代的集会权，然后是大萧条期间的组织权。国会限制了使用禁令来阻止劳工集会；在1938年和1939年的连续判决中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读是，街道和公园是保护和平示威的“公共论坛”。

为了抗议联合会对大量生产企业中非技术工人的漠视，八个工会退出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激烈的对抗破坏了劳方内部的关系。1938年，生产企业的考察委员会组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产业工会联合会更加欢迎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二战期间在“黑人和白人：团结和斗争”的旗帜下，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增加了50万黑人工人。美国工会中的种族歧视与白领工人中的种族歧视同样强烈，但是以瓦斯矿工领袖约翰·L.刘易斯（John L.Lewis）为首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一直在努力扭转这些消极态度。产业工会联合会还成功地招募了移民和他们的下一代。它作为美国的一支民主力量，向外来者展示了如何在工作场所要求权利，并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19]

由于战时生产的增加，许多公司为了获得军用合同与它们的工人达成了和解，从而扩充了工会成员的队伍。战争结束，这些公司想要缩减工资时，工会奋力争取，成功地保住或增加了工人的收入。在公民团结的十年半时间里，劳工组织经由大萧条和战争带来的共同痛苦的锻造，成功地使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工资不该由某些供求“规律”客观决定。所以当和平最终走近时，他们提出了最低生活工资和充分整合蓝领工人将他们纳入繁荣的双重目标。纠纷仍然不断，但是大工会、大产业、大政府终于找到了可以共事的平衡点。

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是一次神奇的组合。战争使大多数欧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穷困潦倒，而美国经济却在1939～1945年增长了50%！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得更快。以前居住在公寓的人现在买了洋房；回归服务行业的人员结婚生子，创造了1946～1960年的婴儿潮。小生意也很兴旺，许多小企业面向越来越多在郊区生活的家庭，为他们提供自行车商店、清洁工等诸如此类的服务。自1930年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现在终于启动了和平时期的全速发展，而且这次发展整整持续了25年。

如果经济健康的标志之一是其对破坏的复原能力，那么和平时期生产的迅速恢复足以证明经济的强健基础。美国经济的复原能力令人震惊。1945～1947年，美国经济为900万没有行使《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权利的老兵找到了工作，而且接收了以前军事相关职位上的2200万雇员。潜在需求以及所有战争债券的节余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作用都不如人们恢复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那么大。[20]战前，美国经济是欧洲、日本和苏联的经济总和的一半。七年后，它超过了它们的总和。

冷清的新和平

美国人把苏联对邻国的压制解释成它世界统治计划的一部分。1947年，总统哈里·杜鲁门宣布，他打算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从而牵制共产主义，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正在和共产党的叛乱进行斗争。杜鲁门主义提出的概念是，苏联通过代理的反叛团伙施加压力，这种行动一旦成功，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败给了共产主义的国家也会推倒它的邻居。在杜鲁门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的这样的援助支持下，苏联和美国彼此之间不断加重的敌意引发了一场全面的宣传战役。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演讲时，打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比喻，东欧和西欧之间落下了一道“铁幕”。以前同盟国并肩作战的时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冷战。资本主义成了西方经济制度的签名，它的财富生产能力涂抹了新的道德色彩。

俄国的偏执和美国对社会主义近乎歇斯底里的抵制增进了它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每一事件都变成了双方的宣传材料，每个外国国家的效忠都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战利品。现实主义者或许会添油加醋地说，这两个国家的信仰和治理体系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任何结果都可能出现。自由企业、自由选举，还有个人迁移、语言、宗教和政治参与的自由总体概括了西方崇尚的价值观；而苏联则讴歌他们的充分就业、国家商品的公有制以及人民的平等待遇。反共产主义联合了西欧和新大陆的国家。这也限制了美国可接受的政治思想的范围，它威胁要扼杀健康的公共辩论，而这些辩论正是基于创新和主动的经济所需要的。

虽然东西方之间的竞争比一战和二战之前的更加激烈，但是避免冷战升温的重要差别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原子时代就开始了。1949年，苏联科学家在一项紧急计划后造出了原子弹，与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一模一样。苏联人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动向，紧接着又开发出了威力更强的氢弹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现在，说这两个国家是超级大国真是恰如其分，它们都具备了消灭对方的能力。相互毁灭成了悬在它们头顶的利剑。随后几年中，另外七个国家也通过同盟国的渠道获悉了曼哈顿计划的机密。或许现在，还有四个以上的国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靠近。

刚刚走出二战阴影的国家现在又面临苏联的侵略政策。没有人真正知道苏联经济会如何发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红军是强大的战斗力量。1961年8月的一个晚上，为了阻止叛逃者流向西德，东德政府在东柏林筑起了一堵墙，从此丘吉尔的铁幕不再是隐喻。西欧国家仍旧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开始用陆军基地和导弹基地向苏联集团发出警示。

尽管20世纪50、60年代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但美苏仍想法设法地遏制极端分子，避免相互毁灭。在这一点上，它们愿意接受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帮助。1945年，50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鉴于列强不承认解散的国联，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除了精神，甚至连审议的形式也是形同虚设。虽然美国对联合国的控制要甚于苏联，但如果是过于恼人的事件，苏联在安理会上的否决权也是某种平衡机制。

国际贸易的新体系

战争结束后，某些有远见的人看到了实现相对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机会。相对自由的世界市场这个目标早先的出发点并不是什么良好的愿望。17世纪，某项发展扫除了不列颠王国内部贸易的地域障碍，从而提升了英国经济。而同一时间在法国，如果不付过路过桥费，你开车绝对走不出25英里。这类的收费特权在法国备受推崇和保护。英国的商品和公民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可以自由流通，而在其他国家与地区，商品只能在本地市场或区域市场中进行交易。统一市场是公认的发展动力，但是国家之间的竞赛却叫停了所有在国际贸易上应用自由市场的努力。相反，国家设立了关税，或是在贸易条约中填满了为优惠产品或利益集团争取特殊待遇的细微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起点。美国在参战前通过租借条约为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武器。在这些条约中，美国政府要求受助国战后必须协助参与多边贸易世界的建立，加速经济的复苏，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与三个世纪以前，英国内部市场的做法非常类似。尽管美国曾有保护自己所谓新生产业的历史，但它还是成了自由贸易最强大的倡导者。尤其令美国制造商不爽的是英联邦范围内优惠的贸易条件。美国的动力与19世纪英国的一样，它认为推进自由贸易是善行，而不是强国占便宜的政策。在兑现租借条约的过程中，美国有时表现得就像一位富有但爱发牢骚的大叔。[21]这样的举动不足为奇。只有创新能超越可憎的国家姿态。

战后建立的体系为参与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美元主持了国际贸易。1956年，在欧洲支付联盟的推动下，所有西欧国家的货币都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兑换。从美国的拨款开始，联盟放松了支付手段，促进了多边贸易的发展。每个国家从马歇尔计划中收到的美元不仅可以购买必要的商品，还可以相互交易。每个国家的往来账目每月月底结算，只有大额的借记或贷记是用黄金或美元结算。

数百万家庭购买了汽车、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等大件商品，面向消费的美国经济自此繁荣起来。借贷方式的改变使伟大的消费热潮成为现实。此前，百货公司和高档的生活用品店已经创建了赊欠账。百货公司内部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气动管道，各个部门通过气动导管把费用单据汇总到信贷办公室，然后由办公人员将它们分类形成每月的账单。所以，在美国人眼里，信贷并不新鲜，只是以前尚未成为经济繁荣的支柱而已。战争过后，银行、零售商、制造商、贷款机构、讨债公司以及美国各州的官员和联邦官员接管了杂乱的地方贷款行业，把它们变成了统一的国家系统。

美国人现在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可以把战后工厂生产的大量商品直接拖进他们的房子和车库。从借款人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时期，分期付款购买汽车、房子和大家电很有道理。当稳定的高薪工作与商品一样充足时，违约率是最小的。赊购似乎不再像是放纵，更像是谨慎的消费。20世纪60年代，国家信用卡开始替代个人赊欠账。同时，这个十年还见证了美国购物中心的兴起。购物中心是开发商创造的全新的购物区域，往往是装有空调设备的封闭建筑，避免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购物中心通常由一家主要的百货公司坐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它们标志着早期商业区零售业的衰落。即使在这个炫耀消费的时代，债权人依然歧视黑人和女性。[22]不过，男主外女主内的假设渐渐站不住脚了。20世纪50年代，虽然战时步入工作的女性慢慢地在回归家庭，但是女性的就业人数仍创下了历史新高。

技术的社会影响

20世纪50年代，电视是美国人客厅里最新鲜的玩意儿。电视的发明者菲洛·法恩斯沃思（Philo Farnsworth）证实了机械天才的随机性。法恩斯沃思在犹他州的海狸县长大，他从12岁就开始摆弄电器。1927年，法恩斯沃思利用60条扫描线的电子技术，选择美元符号发送了一幅图像，成为传输电视画面的第一人。虽然法恩斯沃思在与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RCA）的专利战中败下阵来，但是他又发明了包括真空管、电子扫描仪和阴极射线在内的其他165个设备。法恩斯沃思很好地诠释了资本主义依靠创新的优势之一：它不会忽视外来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发了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系统和近炸引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电子行业的发展。[23]这些无线电产品的大订单使美国无线电公司等许多美国公司建立了高成本的实验室，专心研发拖延已久的电视机项目。电视机不只是富人的奢侈品，它作为终生的娱乐投资，还打动了中等收入的人群，此外，它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代表一系列合并的美国公司和德国公司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率先实现了电视机的商业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无线电公司引进了彩色电视机。到20世纪60年代，4500万个家庭拥有了电视机。电影观众骤降，收音机也只能在车里找到它的最佳听众。

电视机的普及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最扰人的新事物之一——电视广告。电视广告作为报纸、杂志、广播广告的自然延伸，似乎特别粗鲁。电视台为了最大限度地安插广告时间，不停地打断正在播放的戏剧、足球比赛和新闻。视觉感观胜过万语千言，图片演变成了告知、说服和刺激观众的32帧图片序列。虽然电视广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它却成功地促进了从除臭剂到人寿保险的销售。不久，政治候选人也嗅到了机会，开始用电视广告来增加选民的支持。广告比上门推销更为有效，它很快就占用了大部分的竞选预算。筹资在美国政治中有了新的重要的意义。商业再次意想不到地显示出它塑造体制的实力。

航空旅行是战后美国人的另一项新消费。1903年，莱特兄弟试飞成功后，美国政府曾推动过航空研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停止了。美洲航空和联合航空等航空公司最初都是飞行器公司。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一架单引擎单翼机从纽约飞到了巴黎，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后来，林德伯格成了泛美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和其他初创的商业航空公司一样，泛美航空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也是递送邮件，特别是送往拉美国家。20世纪30年代，恐惧和费用限制了商业飞行。面对这些障碍，营销努力也只是白费心机。一家航空公司发现，妻子是因为担心丈夫的安全，所以才阻止他们飞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航空公司向陪同丈夫出差的女性提供免费机票。不过在后续针对参与配偶的问卷调查中，广告商发现——从他们收到的愤怒回复中——并不是所有丈夫带的都是妻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让政府加入了飞机的设计和生产。航空旅行如同其他新事物一样，在战后突然大获成功。20世纪60年代，喷气机取代了螺旋桨飞机，替换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C系列飞机（Constellation）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双引擎客机（DC-3）这样的飞机，60年来，这些飞机一直在运送货物或21名乘客。喷气机可以运载更多的乘客，并且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为新飞机起降的杜勒斯机场设计了宏伟的建筑，这个建筑看上去就像是自己也要飞起来一样。起初，喷气机很新奇，人们纷纷跑去本地机场看喷气机起落。[24]1958年，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FAA）开始接管安全问题和空中交通管制。

新事物并未止步于电视机和飞行。1967年的卖座电影《毕业生》中，一位家族朋友在男主人公的毕业晚会上质问他，说“我只想对你说一个词：塑料”。他是正确的，塑料的未来很美好，最初，纤维素的开发只是替代象牙，用来制作台球，但近一个世纪，它引起了英国、美国、瑞士和法国的化学家的好奇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塑料兴起。[25]之后，尼龙长袜代替了丝绸长袜，胶木餐具填满了橱柜，而且乙烯基还用在了沙发和躺椅上。制造商使用聚乙烯这种销量第一的塑料制造汽水瓶、牛奶罐、贮藏容器和干洗袋。不久，塑料橡皮泥进入了玩具商店；维可牢（尼龙搭扣的商标名称）也紧接着出现，取代了按扣、纽扣和鞋带。化学大获全胜，塑料把合成材料推向了一个新的商业高度。

美国高等教育的推进

对美国思维最意义深远的科学影响来自于苏联，而不是美国。1957年，苏联人将一颗重达184磅的卫星送入了太空。一个月后，一艘更大的苏联宇宙飞船带着狗莱卡（Laika）又进入了空间轨道。全世界都可以听到卫星和宇宙飞船传回地球的哔哔、哔哔、哔哔声。美国人惊呆了，他们挨了一记重拳。不到四个月，美国用探险家1号（Explorer 1）加入了苏联的太空探索，但是史普尼克号（Sputnik）已经圆满完成了它的公关任务，消除了人们脑海中苏联很落后的概念。美国人对这一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事件的反应证明了“史普尼克号”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学者和政治家一致认为，美国必须下大力气，才能在科学和工程方面表现出色；他们还认为，科技进步的关键是美国的大学，而不是政府的研究机构。

十年之中，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启动了扩张计划，这些计划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地方高等教育的性质。因为将史普尼克号送入太空代表了极致的成就，所以毫无疑问，即使招收了成千上万的新学生，大学的贡献还是被冲淡了。此外，《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还表明了出身平凡甚至家庭贫困的学生在大学里如何茁壮成长。战后几十年中，大量的女性也走进了大学，而且她们往往进入的都是非传统的领域。少数民族学生融合的要求来得稍迟一点，但是后人造卫星的扩张时代为这项努力提供了样板。扩大的高等教育向研究生课程施加了特殊的压力，全国的师资队伍需要预备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塑造公众舆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64年，科尔在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愿景，他希望大学教育是一般权利，而不只是保留给少数的特权享有者。1911年，科尔出生时，美国18岁的年轻人中只有5%能读到高中以上。现在科尔坚持认为，国家必须为每个有能力的学生创造空间。他还呼吁高等院校变成综合大学，这样它们可以理论联系实践，通古晓今，为学生提供更为广博的知识。[26]史普尼克号是一剂催化剂，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明显地依赖于工程师、物理学家、商务专家和熟练的机械师。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196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这项规划为学生开发了三层式的发展路径：加州的高中毕业生中，排名前1/8的可以进入加州大学，排名前1/3的可以保证进入州立大学系统内的某个分校，而其他人可以进入社区大学，准备日后进入四年制的院校。许多州依循了这一模式，原来的州立大学因此衍生出了多个分校。在私立教育占优势的东部地区，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也启动了它们的第一个公立大学系统。

扩张的是大学，而不是像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那样的技术院校，因此美国政府变成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赞助人。因为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不一样，美国高等院校的头两年还是致力于所谓的通识教育，而其他国家的学生早在中学时就已经完成这部分的课业了。除了刚完成学业的科学家能在高等院校谋得一份好差事，数千名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毕业的学生也找到了工作。许多知识分子如果谋得了某所高校的终身教职，他们就不再是抱持怀疑态度的局外人，就会失去了原有尖酸刻薄的语气，这种情况在欧洲很常见。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担心资本主义会因为它的文化对手而落败。但是美国公众却成功地支持了资本主义及其对社会环境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美国人还没接触过批评家摧枯拉朽的评论。

州立法机构和私人慈善家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支持了构建大学系统这项不朽的努力。他们希望学生会为此心存感激。他们却未曾想过，全国各地和欧洲的校园会变成暴徒的温床。根据意外后果的规律，在循规蹈矩的社会里，通识教育会塑造更多的学生，就像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学生就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以及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举行了多次的抗议和示威活动。196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董事会免除了科尔的校长职务，因为他们对学生的激进运动非常不满。而那时，在科尔的主持下，加州大学已经扩张为九个分校。科尔后来成了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评论自己的就任和去职都是“满怀热情”。

德国科学家对美国技术的贡献

史普尼克号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还把空间探索变成了冷战时期的竞赛，国会为此殷勤地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虽然美国迅速地遣散了武装力量，但它还是保留了新武器的主要研发计划，苏联也一样。苏联的史普尼克号和美国的探险家号都是借鉴了德国的战时发展。而这些发展又是基于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Robert Goddard）、俄国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和德国人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的工作。1926年，戈达德使用液体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火箭，这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但是在德国却恰恰相反，反响非常热烈。年轻的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读了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H.G.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对可能的太空旅行非常痴迷。1929年，布劳恩17岁时，加入了一个火箭社团，了解了戈达德、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奥伯特的工作。三年后，冯·布劳恩参军。22岁时，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开始领导所谓的火箭团队研发弹道导弹。纳粹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给他的第一个导弹模型起名为“复仇武器2号”。冯·布劳恩的“复仇武器2号”能把一个2000磅的弹头，以每小时3500英里的速度发射到500英里远的地方。幸运的是，直到1944年底，这个模型才投入生产。

但这正是火箭故事的有趣部分。虽然德国人依赖于许多美国的专利设备，比如陀螺控制，但是只有他们拥有如何制造由液体推进的火箭的知识。这促进了美苏两军之间的竞赛，他们查找曾去过德国的科学家，尽一切可能地将他们带回国。冯·布劳恩看到战争即将结束，决心把他的成果交给西方列强。他安排了约500名德国科学家带着实验室的论文和检测仪器一起投降。同时，也就是1945年的夏秋时节，占领军为了把前纳粹党人带去接受战争罪行的审判，一直在追捕他们。这里发生了摩擦。大受欢迎的科学家是纳粹；他们如果没有加入纳粹党或它的隶属机构，就不会实施这些敏感项目。更糟糕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被指控为战犯，因为他们在生产火箭的波罗的海工厂使用了奴隶劳工。

美国国务院（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认为，大多数申请进入美国的德国科学家都让人反感。于是，国务院与陆军部（War Department）起了争执。这两个部门最终互相妥协，决定选一组德国科学家，把他们带回美国完成任务报告。这显示出战争期间，德国科学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而深刻，研究范围从火箭技术直到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美国军方希望这些科学家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因为美国没有敌人的潜在威胁。“狂热的”成了取消某人申请进入美国资格的相关形容词。他曾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吗？另一个妥协也有了一定的成效。只有这些德国科学家的工作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时，他们才会被允许移民。100多名德国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通过了这项筛选。他们被打上了“回形针科学家”的标签，因为军方评审员为了表明他们的价值，会在他们的文件上别枚回形针。直到20世纪70年代，回形针行动共将1700名德国科学家带到了美国，他们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和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奠定了美国空间计划的基础。

教育的挺进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代表了巨大的资金投入，而且为电脑、医药和航空等新一轮的创新提供了智力基础。美国人有非常好的高等教育系统，但是他们也肩负着加速军事硬件研发项目的责任，这些项目从氢弹到原子潜艇，再到成熟的太空计划。虽然安全的目标很自然地取代了赢取战争胜利的目标，但是战时态度仍然徘徊不去。保密有时成了采购低效的托词，而国会议员又表现得过度通融，特别是如果采购的物品产自他们辖下的州。20世纪80年代，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认识到了这一点，设法把B-2隐形轰炸机拆分成了几部分，送去联邦各个州进行生产。

战争期间，陆军和海军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工作，开发出了未来最伟大的机器——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一直在努力设计一种设备，可以快速地完成现代数学的复杂计算。珍珠港事件之后，为了计算射击和轰炸瞄准表，这项发明显得更为必要。1943年6月，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诞生，这是他们履行的一份陆军合同。海军跟着也拥有了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计算机。这一台的内存更大。1949年，苏联发射原子弹时，海军因为计算机的高昂费用，正打算放弃这个项目。现在却没有回头路了。陆军开创先河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简称ENIAC）是一个重达30吨的庞然大物！谁能想象60年过后，人们会拥有功率更大、速度更快、功能更多，也更便宜的掌上电脑呢？

1947～1991年是漫长的冷战时期，军事研究的开支一直在增加。1947年，国会为了把新的安全问题体系化，把以前的战争部门、海军部门和空军部门整合成了新的国防部。计算机的出现引入了一个广泛适用的革命性概念——数字传输。信息或声音可以转换成二进制数字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特）。模拟传输利用连续的调制波形图来发送信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助了一项研究，可以把模拟语音信号转换成数字比特流，20世纪80年代，它还为数字数据传输安装了第一个光纤电缆系统。[27]

政府与大学缔约，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企业已经证实这些研发工作正是经济成功的关键。物理学家、化学家和陶瓷家率先在电子、通信、航空航天设计和材料测试领域开展了研究。政府挑起了重担，而且国际商业机器（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简称IBM）等公司也适时找到了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商业用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简称ATTC）建立了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制药公司也保留了自己一流的研究机构。[28]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任前三天的告别演说上，警告民众防范他称之为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他呼吁大家关注国家的永久战备状态以及牵涉其中的极为复杂的武器，他请求美国人警惕“同样严重的负面危险，即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沦为科技精英阶层的俘虏”。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每年的军事安全开支已经超过了所有美国公司的净收益，他敦促“庞大的工业和国防的军事机构应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适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29]但是除了“军工复合体”的称谓流行起来，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几乎没引起多少关注。这些公司从政府的慷慨解囊中谋利，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防止国防部任何削减预算的举动。终于，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很不幸，与一战和二战的毁灭性破坏相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荣耀时期造成了更多的环境损毁。“生态学”这个新术语开始渗入公众意识，它主要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生态做了什么？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已经致使环境的方方面面受到了协同攻击。世界人口从1900年的16亿增长到2007年的60多亿。这些新增人口——燃烧化石燃料、丢弃废物、引水、疏浚、土方作业以及地表耕作——都污染、弄脏、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而扭转这一可怕的发展进程并非易事。

事实上，建设雄伟的大坝成了国家建设者的丰碑。他们的话语在没有讲明任何后果的情况下，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精神。温斯顿·丘吉尔游览维多利亚湖时，看到欧文瀑布的水冲进下面的尼罗河时，他并没有为波澜壮阔的美而倾倒，而是感叹未能利用它的力量：“这么大的力量就这样被浪费了……这样一个控制非洲自然力量的杠杆没有把握住，这让人禁不住烦恼并且刺激想象力。真开心，古老的尼罗河正在使用涡轮机，这将展开它的旅程。”1952年，埃及的执政者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也认同丘吉尔的这个观点。他凭着一腔热情，规划并资助了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他评论道：“在古代，我们为死者建造金字塔。现在，我们为活人建造金字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总理更简洁地称他国家的新水坝是“现代印度的神庙”。虽然大坝提供了廉价的电力以及规律的灌溉用水，但是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它们破坏了渔业，中断了河流淤积，使由于耕作而衰竭的土壤无法重新获得滋养，造成了土地的盐碱化。[30]环保主义者这个新生群体敲响了警钟，指出了环境恶化的复杂模式。

德国科学家在美国继续为太空探索进行着放射生物学、眼科和医学新领域的研究。所有没有满意解决方案的问题都会调用德国医学使用囚犯实验所得的研究结果。战争创造了防治感染、治疗疟疾和治愈受伤士兵的必要条件。战争是医学研究的温室。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偶然发现了培养皿里的某个霉菌可以溶解致病菌，从而首次分离出了青霉素。战争期间，英国科学家来美国继续了这项研究。辉瑞公司（Pfizer）勇担风险，试用了生产青霉素的新方法，结果奏效了。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当同盟国的部队踏上法国的土地时，青霉素已经可以用来治疗伤员了，而且不到三年时间，每剂青霉素的成本就从20美元降到了55美分。

生化学家发现了一类新药物，而且排除了它是青霉素的可能性，这种药物被证明可以有效对抗肺炎、脑膜炎和其他细菌性疾病。1929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对氨基苯磺酰胺，也就是人们简称的磺胺类药剂，可用来治疗战争伤员。这种药物被制成粉末状，投入战斗的士兵可以随身携带自己的配给量。日本人切断了同盟国治疗疟疾的奎宁供给，研究人员因此研发了一种合成药物。这种合成药物叫做疟涤平（也称人造奎宁），它救了成千上万在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国人。美国人查尔斯·德鲁（Charles Drew）发现血浆可以代替容易变质的全血。不久，红十字会开始运营血库。战争结束时，它采集并向前线发送了超过1300万单位的血浆。制药公司施贵宝发明的吗啡的皮下注射器，医护人员在战场上使用起来很方便。

这些新药物和新治疗方法在平民中的使用为战后制药行业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952年，辉瑞公司的劳埃德·科诺菲尔（Lloyd Conover）对从自然中提取的某种药物进行了改良，制成了一种新的抗生素——四环素。从这项研究开始，一连串针对特定感染的抗生素在美国和西欧出现。在欧洲，政府提供全民医保，但美国却坚持医疗部门的私有化体系，政府只利用五花八门的保健措施不断增加成本，扩大了对老人和穷人的帮助。

政府投入资金推动了电脑、医疗和航空的科技发展，对战后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大有助于创新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市场。不仅政府的研究开支很难与未来的收益平齐，而且它的合同扩大了行业领导者的规模，使它们有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昂贵的研发项目。政府支持研究的持续期表明了保持学习基地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国防，而且对经济增长也很有意义。1941～1960年，政府研发资金的份额增加了13倍，1960年，政府研发资金占全国资金总额的64%。

战后经济的另一个新要素是技术变革的速度。企业领导者不断寻找着下一匹重要的赛马。不过，他们总是押错动物，或是太早或太迟冲向目标。除了这些问题，所有新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它的前身，而这些前身原来曾是稳定的收入来源，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也都熟悉它们。

电脑的出现

IBM是战后最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它受益于政府研究以及一位鼓舞人心的首席执行官。1911年，IBM以生产天平支座、咖啡研磨机、打卡钟、加法机起家，直到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加入公司三年后，IBM终于发现了它的阿尔弗雷德·斯隆。与斯隆这位19世纪的伟大企业家一样，沃森把他的思想和价值观也贯彻到了公司的方方面面，打造了一支忠实的员工团队。沃森是一名慷慨的雇主，他为员工提供了优厚的薪资和良好的福利。他甚至为所有高管建了一所乡村俱乐部，高管们可以定期在那里聚餐，展示妻子们的厨艺。沃森痴迷于教授员工如何取悦客户，他因此还创作了一首企业歌曲，并且每月发行一本月刊，其中充满了鼓舞士气的讲话和公司的产品信息。他的员工热烈响应，他们在衣着和行为上不断地模仿老板，还经常把沃森的照片挂在办公室的墙上。[31]

IBM的发展历程赶上了前线所有的戏剧性事件。与其他公司相比，IBM从政府开发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各种联邦合同负担了IBM一半的研究成本。国防部的主要合同使IBM的工程师有机会接触最先进的磁芯存储器和电路板技术。IBM战前的主要产品是穿孔卡片，也就是一张用穿孔来传达数据信息的小矩形板。IBM稳步改进了打卡机，从机械到电气，再到电子化处理。沃森的想法是把所有信息的详情都集中在一张穿孔卡片上，这张卡片可以存储、关联或印刷。沃森讨厌解雇员工，大萧条期间，产品销售下滑时，沃森仍在继续制作穿孔卡片。令他高兴的是，《国家经济复兴法案》等联邦计划和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他们打进电话，要求IBM加工更多的穿孔卡片时，这些卡片就在那里，就储存在仓库里！纳粹使用IBM的卡片编码并操纵了德国的人口普查，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大公司现在主导了经济，因为它们的复杂性，所以处理数据变得非常重要。收集的所有数据都可以输入IBM的机器，按照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投资回报率、库存比率等进行分类。“数字运算”进入了管理词典。战后的保险公司和银行也需要IBM的打卡机，更确切地说，它们更依赖于IBM提供的包括维修服务在内的租赁合同。因为设备越来越复杂，所以这些服务变得非常抢手。

由于这些工作极其需要训练有素的销售人员，所以IBM在他们的培训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公司强调必须把客户关系放在第一位。IBM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让数千人的销售队伍持续了解它的产品，所以才能一直繁荣发展。电脑太新太复杂，大多数顾客都难以理解，但是他们相信IBM知道该做什么。沃森带领IBM集中发展的业务首先是打卡机，然后是计算机，他避开了成为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或美国无线电公司等企业集团的机遇。他甚至回绝了购买影印机专利的提议。IBM的人曾写报告说，他们现在“处理”它们！电脑的数据存储容量一直在两倍甚至三倍地增加，与此同时，电脑的价格却在不断下降。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技术发展轨迹，后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战争结束后的30年里，从政府到企业再到个人，计算机的使用逐渐普及。

IBM在计算机革命的边缘徘徊，拿不准是否要放弃它的打卡机。直到1950年，IBM才从电动数据处理转为电子化数据处理，而这主要是由于1952年成为IBM总裁的小汤姆·沃森的影响。IBM从卡片到磁带是关键的转变。而且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IBM由此成了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商。20世纪50年代末，IBM在几年时间里扩招了2万名新员工。需要在神奇的新机器里存档和处理的数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IBM还开设了一个独立的分支机构——世界贸易公司（World Trade），负责制造并将IMB的计算机远销海外。老沃森不是工程师，但是他具备工程师般缜密的思维。他和福特一样，也会像销售人员那样思考，培养他的销售队伍，并且鼓励他们与公司客户保持密切的关系，客户的意见与建议是他管理决策时仔细考量的因素。不过，沃森仍保持着老派的管理方式。当他的儿子决定制作一张组织机构图时，发现有47个部门都得直接向他的父亲报告！[32]

美国的法律促进和保护竞争。战后，欧洲国家纷纷效仿美国。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权威支持下，司法部一直密切注意着美国大公司的动向。法学家认为IBM的租赁政策是贸易限制，因其业务的全面性导致销售显示器、打印机、同步电动机、变速箱、键盘和扫描仪等外围设备的公司停业。他们还向美国无线电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叫板，因为这两家公司不愿发放专利许可证。[33]

1956年的同意令制止了垄断行为，开放了数据处理、消费电子和电信领域的发展机会。现在美国公司和外资企业都可以获得宝贵的许可证，在不断成长的电子行业开发它们自己的产品线。1969年，第二次反垄断诉讼控告的是IBM的捆绑服务，从而扩大了电脑兼容领域的竞争。[34]不久，电信行业也感受到了反垄断调查的刺痛。

与此同时，IBM设计出一款可以迅速拆卸并迅速组装的计算机。慢慢地，客户开始抱怨IBM七种不同的计算机只能使用特定的外围设备。在这个节骨眼上，IBM不得不冒着风险，开发一些适用性更强的产品。1961年，IBM承诺将投入50亿美元——相当于公司三年的收入——设计一个更快、更小的通用计算机来取代它所有特殊用途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的系统结构与以往的完全不同。不过，它的收益回馈了它承担的所有风险。IBM的System/360对计算机行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是很可惜，在战后技术不断进步的环境下，即使是革命性的系统也只能领先一二十年。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市场的赌注一直很高。[35]

新的社会劳动力量

在17、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缺少劳动力。农夫主人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美国的13个州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与欧洲人口富裕、土地稀少的构成完全相反。这种地广人稀的状况长久影响了美国对待工人的态度。欧洲的旅行者对于美国仆人的独立表示很吃惊，他们还对美国乡村男女的智力和文化水平发表了评论。19世纪末，大量的外国劳工涌入美国工厂，改变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特征，并且创造了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巨大的社会差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数百万黑人搬到了北部和南部的城市，成为美国新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组织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劳动力是个严峻的挑战。工会在春风得意时曾用雇用、解雇、晋升以及评价工人的具体流程取代了大多数工厂的家长式作风。当选的工会管事成了车间里最重要的人。[36]对于黑人工人来说，这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在隔离的工厂内——他们大多数人——都会交涉，要求培养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工会大厅为工人提供社交、娱乐和教育等服务。工会组织还煽动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罢工，其中包括1936年和1937年汽车行业著名的静坐罢工。

劳工代表与管理者坐在了同一张谈判桌前，他们赢得的不只是更高的工资和申诉程序，他们还得到了许多管理者一直不愿给予的尊重。虽然从韦奇伍德到沃森，这些仁义的雇主都把员工视为同胞，但是工会却让大家认识到，非技术工人在工作场所也拥有和别人一样的合法权益。劳工和管理者和平地解决了大多数冲突，但是罢工仍在继续。1950年，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军队接管铁路，从而结束了一场罢工。1952年，钢铁工人罢工时，他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但是这些怒气在全国的工会车间之中散播开来。不过，经济繁荣为工人提供了通向高工资的最好出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1/3降至1973年的10%。[37]

美国人没有欧洲人那样到位或完善的社会保障。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的负责人，战前，他环球旅行了32个月，在世界各地都工作过。战争结束后，鲁瑟当上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头儿，为了不景气时期的全额养老金、医保和工人工资保障，他亲自去国会游说。恰逢美国人对苏联的敌视日增月长，他的努力使他的想法听上去很像是社会主义——或者更糟，像是共产主义。于是这些要求被拒绝了，鲁瑟原本打算着手开展全美工人运动，但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在谈判桌前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争取到了这些福利。而那些不属于工会的工人只能拿多少算多少。[38]

回顾往昔，像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等商业领袖反对养老金由公共融资支持是错误的决定。这些企业家背负着不断增长的企业成本，而这个负担原本可以通过公共资金来分担，罗斯福新政对抚养子女的家庭的援助就是这样实现的。20世纪60年代，除了高等教育的范围逐步扩大，社会改革的引擎也有了一个向上的推力。累进所得税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20年，与此同时，经济也在全速前进。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向贫困宣战，不过现实的越南战争削弱了他许多的国内目标。

经济分析的语言抹杀了工人的个性，寻求劳工的认同由此变得更加困难。劳动力和土地、资本一起成了企业的重要组成。但是这三者的关系微妙，其中，有一些不人道的影响，因为它模糊了人力和物力在生产中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主流的资本主义观点是商业的另一笔额外收入。《纽约时报》近期头条新闻的标题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飙升》。[39]为什么不说是《中国的工人工资上涨》？即使像大学这样开明的机构，当谈及自己的劳动关系时，表现得也会像铁石心肠的雇主。在经济分析中，劳动所得仍贴着“工会征收的利润”的标签，而且进一步解析，可能还与“犯罪组织的强取豪夺”的意思相关。[40]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工会最开始一无所有，在这个歌颂个体的国家里，它只能依靠也必须依靠集体行动，即使它是雇用了大部分人的大公司。

公司易主时，工会起先赢得的合同就失效了。工会活动极大地刺激了管理者，他们尽可能多地使工作任务实现机械化。而对劳方来说更重要的是，企业界开展了一项长期的运动，想要撤销《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对工会的支持。企业界利用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成功地限制了某些工会活动。二战后的20年是工会的全盛时期，之后，它的成员一直在稳步减少。1970年，工会成员最多，占全美工人的27%；1980年，全美有1/5的工人隶属于工会；2007年，工会工人在全美工人中的占比下降到了1/8，其中大多数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20世纪70年代，一项立法努力以失败告终，这项工作想通过类似于《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的条令，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提供保护。

《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只执行了短短12年，企业界就轻松地使《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获得了通过，工会因此失去了助力。地毯和家具生产企业为了避免工会化，开始把工厂移往南方。一到那儿，北方的制造商就与南方的国会议员形成了联盟，制止劳工对于支持性立法的要求。[41]雇主想把所有工会都挡在门外，他们不断啃噬着工会组织的权力。美国的企业界代表着一小部分人，他们在公开讨论时，总是对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利益含糊其辞。管理层在选民数量上缺少支持，但在一流的组织中得到了弥补。

美国还有其他竭力反对劳工的力量。工会强制征收会费，而且封闭式的工厂和商店（指只雇用某一工会成员的工厂或商店）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公平感。工会领导人的丑闻以及他们对基金的滥用也腐蚀了人们对工会的尊重。于是新现象出现了，工作流出了工业领域，流进了餐馆和医院等更难组织的工作场所。不管合法还是非法，新一轮的移民都给雇主带来了服从命令的劳动力，特别是1965年，修改之后的法律消除了对欧洲移民的偏爱，这种情况就愈加明显。[42]劳动者甚至在修辞上也输了阵，他们越来越少地被叫做“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被称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个名词模糊了生活优渥的专业人士与那些有工作却生活贫困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公司雇的不只有工人，还有领薪的文职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对公司没有像工薪阶层那么强的对抗性，但是他们也常常遭受严厉的对待。高管可以毫无缘由地被迅速解雇。独一无二的例子要数国家收银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的CEO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他把被辞退员工的办公桌拉到外面，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还有一些员工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工人正在把他们的名字从办公室的门上刮去。[43]神经紧张的中层管理人员——那些夹在高管和工人之间的人——催生出了丰富的文艺作品。

文职人员如果在其他工作中体现出他们技能和责任心的价值，很少会因此获得报酬，但是大部分女性劳动者愿意接受这种不对等。当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女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从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毕业时，她的毕业成绩在全班排第二〔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是第一名〕，可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律师事务所的秘书。20世纪60年代，大量女性进入了专业领域，文职人员的工资开始上涨。很快，要求“同工同酬”的运动就全面展开，“同工同酬”这个名词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劳工运动，但是后来专指针对女性的歧视性报酬。1963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签署了《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简称EPA），男女工资之间的法定差距开始缩小。从此以后，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的工资差距从59美分比1美元缩小到了77美分比1美元。

直到1973年，整个战后时代美国就业人口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强大的工会鼓励了商业文学中颂扬的水涨船高。商业在股票市场上获得了明显的公众支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自豪地宣布，它有100万个股东。到195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东达到了650万个，其中76%是小股东，他们是年收入少于1万美元的销售员和大学的初级讲师。

在自由的战后环境中，政府干预商业决策有了新依据——《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955年，州际商务委员会禁止了州际火车和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事实证明，这个禁令成了全国运动的出发点，最终解除了南部地区所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和平抗议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因为法院规定商场是公共场所，不能压制人们在那里的言论自由。州和市的公平租赁房屋政策还禁止房东歧视潜在租户，只是执行机构很少监督这些常见的做法。本着同样的精神，药剂师近来也被剥夺了拒开药方的权利，比如避孕药，这可能违背了他们的良心。私营企业因其与公众的亲密互动，不再武断地作出影响公众的决定。

“跟着钱走”是水门丑闻的“内幕检举人”给调查记者的建议，但想跟踪这条线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美国、西欧、日本和部分拉丁美洲地区在战后繁荣的黄金时期创造的财富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生产力增长的下滑，德国、法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人有了大量的闲暇时光。西欧国家加大了对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投资，而且加强了对世界银行的支持。它们开始更多地资助公共服务。这些国家的客籍工人每年寄回家乡数十亿美元的汇款。2006年最高峰时，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寄回家乡的汇款高达240亿美元；尼加拉瓜的GDP中，29%是汇款的贡献。我们在移居德国的土耳其人和生活在荷兰和加勒比地区英联邦群岛上的库拉索人中也能找到类似数据。

战后繁荣的终结

大多数人都记得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时他们在哪儿，但很少有人能清楚地回忆起1973年他们在干什么。只有细细回想才能让我们看清，这一年经历的波峰和波谷多得比过山车还刺激。美元价值跳水，石油价格翻了两番。美国工会成员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欧洲的出生率开始长期下滑。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绝无仅有的峰值。人们通常形容对外贸易的增长是出口的急速发展，给西欧和美国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但是1973年，这项增长也戛然而止。接下来的14年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44]

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军事开支大大地增加了流通中的美元的数量。林登·约翰逊总统宁愿让美联储印刷钞票，也不愿意征税。这一举动加剧了世界主要货币的持续疲软。由此产生的过剩使美国财政部很难继续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实现它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作出的承诺。1971年，约翰逊的继任者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把美元拽离了金本位。现在，所有的货币都可以自由浮动。事实上，在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搅动下，这些货币疯狂地扑打挣扎了整整两年。[45]

侵蚀更快的是美国的石油生产。二战期间，同盟国使用的石油90%都是美国供应。当时，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所有中东国家生产的石油还不到全球产量的5%。20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对石油产品的旺盛需求改变了这一切。波斯湾成了世界石油的中心。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油田昼夜不停地生产，但是仍然不够。世界石油消费量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长，美国开发了它的全部闲置产能。1955年，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最高值，之后，美国更多的是依靠墨西哥、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生产的石油。1955年，2/3的石油经由苏伊士运河送往欧洲，这条运河找回了10年前英国离开印度时它曾失去的战略地位。1973年，充足又便宜的石油已成过去。中东石油储量巨大，但是阿拉伯国家的实际生产能力只能满足99%的需求，还剩下1%的缺口！决策者开始谈论石油危机。

经济气候失去了阳光，一场完美的风暴也正在远方酝酿。阿拉伯国家认为以色列卡在它们与全球相连的脖颈上，由此产生的敌意导致了一次耸人听闻的打击，使1973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难忘的一年。那是十月的一天下午，250架埃及的喷气战斗机飞往苏伊士运河东岸，轰炸了西奈半岛上的以色列控制区。这一天是犹太历最神圣的一天。不过赎罪日战争仍是一次地区冲突，其他穆斯林国家并未决定使用“石油武器”。在这几个月中，这些国家把石油价格提高了70%，石油产量减少了5%。欧洲和美国的汽油价格因此上涨了12倍。接下来的20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GNP从4.6%降到了2.6%。通货膨胀找到了失业这个新伙伴。[46]

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欧佩克或OPEC）阿拉伯成员国的这些决策是在宣告主权；此前，这些国家基本都是从埃克森和壳牌等西方生产企业拿订单。[47]恐慌、震惊和难以置信传遍了世界，严重依赖石油产品的富庶国家变得紧张兮兮。迅速且不可预知的战争以及接踵而至的禁运令给不断上涨的价格增添了更多的动荡，也造成了偶发的地方性短缺。有关未来所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破裂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粉碎。在这场凶风恶雨中，唯一的一点慰藉留给了各地的农民和工匠，他们找回了之前流失到大城市的老客户。比如康涅狄格河谷上游的花农重获了曾转移到“花之州”新泽西的贸易，因为上涨的汽油价格显著提高了运输成本。这验证了一条古老的谚语：一个人的失意是另一个人的机会。

卡桑德拉是特洛伊王国的公主，阿波罗赋予了她预言未来的能力，但是却让她的话永远没人相信。美国的外交官詹姆斯·埃金斯（James Akins）就是现代版的卡桑德拉。埃金斯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务院进行了一次秘密的石油研究，面对美国控制的石油产量不断下降的现实状况，他非常详细地汇报了迅速扩大石油使用范围的后果。埃金斯的建议听起来非常熟悉，因为这些建议已经提出过很多次了：合成燃料的发展、更大的保护力度、高额的燃油税，还有研究运转工业机器的替代方法。[48]埃金斯的提议立刻遭到了斥责，说它夸大其词，很可能是虚假的，而且必定是非美国式的。

1973年，在伦敦工作的德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E.F.Schumacher）出版了一本很可爱的书《小即是美》，更为流畅地表述了这个观点。舒马赫认为，石油危机是西方世界需要面对的一次挑战，可以改善它们恣意挥霍的消费方式。他用诗歌、至理名言和佛教智慧的方式表现了他对无穷消费的批评。1957年，核潜艇的开发者海军上将海曼·里科弗（Hyman Rickover）早就拉响过这个警报。舒马赫和里科弗的先见之明再次证明了自利可以使思维敏捷。舒马赫曾在英国煤炭委员会工作，而里科弗则是杰出的核能提倡者。

许多观察家认为，1973年的多重挫折只是路上的一些颠簸。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正确的，但前提是我们忽略了观念和态度的转变。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是最先厌倦多年繁荣奇迹的一批人。他们开始彼此竞争，判断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或是后资本主义时代，再或是后现代。不管是什么，反正它肯定是“后”。事实上，许多人已经腻烦了市场上层出不穷的便利的产品、新娱乐和新消遣。60年代初，美国出版过几本书，这几本书提出的主要问题在1973年的危机发生后显得更为紧迫。

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中描写了杀虫剂和除草剂对环境的破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卡森是美国渔业局（Bureau of Fisheries）的动物学家，他用《寂静的春天》引爆了一次火力强攻。伺机而动的还有数百名专家，他们一直在研究20世纪对我们栖居的地球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环保人士发动了一次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运动。1962年，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他写的《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中提醒公众，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光明的前景。三年后，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矛头对准了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它的副标题透露了更多的信息：美国汽车的设计隐患。他们似乎预言了后来的多重打击——石油危机、持续增长的失业率和不断攀升的通胀率。

年青一代开始寻找环境退化、产品安全和穷人长期穷困潦倒的原因，并把它们变成了自己伟大的事业。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环保运动，恪守社会进步的承诺，借鉴了理性信仰的启蒙传统。环保运动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它有助于缓和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中，因为公民权利、妇女地位、性观念和越南战争等愤怒对抗产生的紧张局势。几十年来，西方人一直在忙着污染他们的空气、土壤、水源，以及他们的栖息地和动物世界，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同时，也有专家预测了工业的必然蔓延。W.W.罗斯托（W.W.Rostow）曾担任过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1953年，他出版了一本书，推广了现代化无法改变的理念。《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很轻松地告诉读者，一些良好的西方计划必将以它们的形象去改造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成功就像一针兴奋剂，使西方人有理由和动力相信这些计划可以实现。与17世纪以前的欧洲一样，传统社会内部存在抗拒变革的阻力，但是外部力量为这些社会引进了技术，最重要的是还带来了资本。这一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一个概念，它认为这些国家不是注定贫穷落后，也不该被返祖的文化所左右；所有人都渴望抓住“现代化的魔力”。现在，我们已在现代化的希望和失望中沉浸了太久，很容易漏掉这个开创性的想法。[49]

读者读完罗斯托的书后可能会认为，劳动力的素质是工业化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因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50]资本比生产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更容易引入欠发达国家。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进步联盟就是个失败的案例，进步联盟与美国在印度的第四点计划等硬要把第三世界拉入第一世界的努力没什么不同。很明显，偏转传统社会的航道需要的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坚持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传统与现代的分门别类开始表现得粗鲁又片面，没有公平地对待世界人民生活的并饱含意义的各种社会环境。[51]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只是不耐烦了，只好等等再看它们投资的种子是否会萌芽。

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或许是它与变化剪不断的联系——无情地扰乱了曾经稳定的物质世界和文化形态。资本主义不只推动了变革，还证明了人类共同渴望的改良可以实现。它为很多西方人展示了机会，他们完全可以为了完成某个市场项目，比如建立新的贸易联系或用商业产品满足旧时需要，把他们的活力、注意力和才能组织起来。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达到目标。一个人不需要高大、漂亮、年轻、富有、人脉广，甚至不用会聪明地拟订计划，虽然这些素质都有一定的帮助，但它们并不是基本要素。资本主义控制了这个充满想象力的领域，所以深入人心。新来者发现很难吸引到风险投资，而且失败多过成功。尽管个别企业成功了，但是几乎没有人能预见，所有这些对自然和社会的篡改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后果。动荡写入了这个制度，但是在有人看清这一点之前，资本主义已经可以自谋生路了。

1973年的冲击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已经在它的故土走到了尽头，意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些时间。物价上涨通常伴随着经济增长，但是这一次，它却跟随停滞不前的生产一起到来，由此引入了一种新条件和一个新术语——“滞涨”，进而激起了人们对货币理论的兴趣。另一个趋势同样令人不安，1969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更多地却只停留在讨论上。借由先进社会忽视环境以及工人和消费者安全的各种研究记录，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历史最伟大的篇章更多的是在一片牢骚声中结束，而并非终止于一场轩然大波。

同一时期，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英特尔实验室和东京品川的索尼公司，工程师正在筹划如何使用晶体管。晶体管——“转移电阻”的简称——是一种放大或转换电流的装置。晶体管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但是现在正在升级。由于体积小而且具有可变性，焊接在电子线路板上的晶体管可以完成很多奇妙的工作。心灵手巧的人们发现了一种新方法，可以利用我们星球的电磁。这个新的技术发明“创造性地破坏”了开启无线技术的真空管。无情的革命还在继续，并没有前瞻性地看好新纪元，不过美国出现了个新地名——硅谷，在那里，很多初创企业和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简称IPO）创造了一批新的百万富翁。

[1] Jeffrey A. Frieden，Global Capitalism：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06 [paperback ed.，2007]），287；Charles Kindleberger，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2nd ed.（New York，199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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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Roger Lowenstein，“The Prophet of Pensions，” Los Angeles Times Opinion，May 11，2008.

[39] New York Times，June 18，2008.

[40] Crafts，“Golden Age of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Europe，”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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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rieden，Global Capitalism，344.

[43] Olegario，“IBM and the Two Thomas J. Watsons，” 356.

[44] Maddison，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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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Daniel Yergin，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and Power（New York，1991），601-909.

[48] Daniel Yergin，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and Power（New York，1991），590-91.

[49] Barbara Weinstein，“Presidential Address：Developing Inequal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13（2008）：15.

[50] Kaoru Sugihara，“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sation in Global History，”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47（2001）：122.

[51] 51.Joyce Appleby，“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cial Theories in England and Americ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0（1978）：260；Crafts，“Golden Age of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Europe，” 434；Barbara Weinstein，“Developing Inequal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13（2008）：6-8.

第十一章 新环境下的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早期，石油价格的意外上涨迫使人们开始关注工业世界的其他负面指标：放缓的经济增长速度、棘手的通货膨胀、上升的失业率、暴跌的美元和波动的汇率。大企业、大工会和大政府的自在理解正在分崩离析。滞涨不受欢迎的露面也暗示出国家决策者不再依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当私人投资不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时，凯恩斯会建议政府担起消费的核心作用，大萧条时期就是这样。战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听从了凯恩斯政策来抵御经济衰退。可惜的是，当大众的支出项目不再能刺激经济发展时，很少人会有勇气削减它们。这个疏忽导致了通货膨胀，再加上1973年的油价飙升，情况愈加严重。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现在总是并肩出现。实际情况不再支持原来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正是听从了凯恩斯在需求下降时提出的建议，政府开支才创造了物价上涨的“胀”和销售停滞的“滞”。曾经似乎稳定的、可理解的、可预测的经济环境现在既不稳定，又令人费解。

20世纪70年代早期，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平稳特性突然消失了，这正是向新理论寻求帮助的时候。这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对这个时代有一些恰当的见解，或者说是看似恰当的见解。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写了大量有关消费者行为和公共政策的文章，其中很多是与他的妻子罗丝合作完成的。弗里德曼分析了新数据，解释了不稳定的通胀率其实是导致失业的原因，因为通胀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它危害了债权人和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也迫使政府作出了一些明智或不明智的举动。弗里德曼建议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参与，这样市场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通过价格，将简单纯粹的信息传达给市场参与者，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作出最合理的决定。

作为货币理论方面有影响力的作家，弗里德曼建议政府把货币供应限制在小幅增加的范围之内。作为公众人物，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在著书立说，他想让公众重新了解“经济人”，也就是凯恩斯曾质疑的理性经济人。弗里德曼重申了经济学家初期的信念，即市场会帮助人们选择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他说，竞争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最合适的运作方式。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念很快就渗入了公共政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先采纳了他的建议，然后是美国。1981年，里根总统宣称“制止政府职能扩张，逆转这种形势的时候到了”，但是他也承认命令可以使政府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1]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掌权的那段时间，弗里德曼被铺天盖地的奖赏、奖项和任命所环绕。而在实际应用中，仅1979～1982年这几年间，货币主义受到了美联储的支持。货币主义仍然无法避免国家陷入经济衰退。

并不是所有政府干预经济都是受凯恩斯理论的启发。其中大部分是在追求社会目标。20世纪60年代，立法机构开始管理对环境或濒危物种有较大影响的工厂。其他法律还涉及改善工人的安全、消除雇用和住房中的歧视，以及保护消费者等问题。弗里德曼在没有讨论社会效益和道德效益的前提下，指出了这样做对竞争的负面影响。[2]他的著作成为放宽管制运动的依据，放松管制运动解放了信贷机构、电信公司和能源部门。他坚信自利能胜过偏见，因此他预言雇主不会歧视工人，因为不把工作提供给最好的申请人会损害雇主自身的利益，许多实地研究都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其中最有趣的或许是盲人参加管弦乐队面试的比喻，这对于女性申请人来说是很大的鼓励。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和2000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再次激起了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理论之间有关政府支出和政府约束的争议。凯恩斯主义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更好，但是国家本身却因听从了弗里德曼的建议而受苦。

不过，弗里德曼的观点对企业负责人和决策者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行政机构的支持下，第一波放宽管制开始了。法律允许航空公司和货运公司可以竞争性定价。因为交通运输行业被视为需要稳定和保护的公共服务，所以它的监管一直特别严格。一大批具有公民意识的男女也一直在努力解除对投资银行的管制。与此同时，新毕业的MBA带着提高银行利润的新想法走进了银行的行政办公室，在这种压力之下，银行与企业客户之间传统的长期关系开始破裂。[3]1980年和1981年的两部法律放松了储蓄和贷款机构的会计准则，并且减少了抵押贷款的最低首付。银行轻装上阵，发放了更多的贷款，美国个人债务自此开始了它30年的攀升。十年内，700多家储蓄贷款机构倒闭，耗费了承保人和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但是放宽管制的运动仍旧没有减速。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故乡的制造业也发生了痛苦的变化。跨国公司不断寻找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建立它们的新工厂，人、财、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全球通信的加强使这种流通更加容易实现。特别是美国因此失去了许多高薪的工厂工作，这些工作曾使数百万美国家庭成为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从纽约州的水牛城一直延伸到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钢铁中心很快就输给了墨西哥、中国、韩国和巴西。日本和欧洲廉价的进口钢材进口到了美国。从前烟囱林立的地区现在变成了铁锈地带。虽然金融、计算机和服务等行业创造了数百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但是美国人还是习惯于他们制造业的实力。新领域促进了收入转移：最低工资的工作出现在快餐店和护理机构，而华尔街和硅谷的居民则拿着高薪。

小说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近期评论说，“众所周知”，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的终结”。[4]这一说法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多次被提及，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制度，一组特别容易中断的指令，一项正在进展的工作。除非你检查了这些类别，而不只是参与者和实践者，否则资本主义看上去都一样。比如，人们一直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开放的世俗社会中才能繁荣发展，因为在这些地方，产权具有强制性，个人野心从母亲的膝头就开始培养。20世纪下半叶，七个成功的案例表明，资本主义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生根——在政府的监管下，在提倡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范围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其实非常强。

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

第一个反补贴的例子出现在日本，日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经济转型。接着，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也跳出了传统的囚笼。有时它们也被称为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简称NICs），四小龙的起飞脱离了日本的控制，就像日本以前脱离欧洲和美国的控制一样。印度和中国发展得要慢一些，它们是全球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37%，这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日本似乎是希望不大的工业化候选人，更不用说快速工业化。一个3000万人口的东亚岛国在19世纪中期故意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又在20世纪末突然成为杰出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在1820～1970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工作报告中，日本名列第一。日本的GDP增长了25倍，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井喷式增长。[5]如果以1820年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准，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德国增长了15倍，美国增长了18倍。西方工业化的顺序一般是从纺织制造业和矿业发展到冶金工业、铁路建设和重工业，而工业化的能源从水力发展到燃煤产生的蒸汽动力，再到发电机提供的电力。消费品慢慢地从生产资料中释放了投资，整个过程经由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决定，以或多或少的试错方式完全实现。

日本没有逆转这个进程，但是它偏离了西方国家设定的模式，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可以走不同的路。日本缺乏重工业需要的重要原材料，所以它必须进口铁和煤。政府提出了一项出口纺织品、鞋和饰品的计划，可以偿付这些必要进口品的支出。日本凭借自己借鉴外国技术的出色能力，并在持之以恒的精英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这一切。日本的小屋缫丝、食品加工和各种工艺品等传统产业使用水力顺利进入了20世纪，但是到20世纪10年代，电动机迅速取代了蒸汽机，你甚至可以说，日本跳过了蒸汽时代。日本还沿袭了自己的传统路径，把现代化的生产和金融交到了三井、三菱和住友等极少数家族的手中，这些家族后来在钢铁和汽车制造等不同的经济领域成立了股份制贸易公司。这些家族企业与美国公司不同，它们内部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企业的管理者通常都是从业务阶梯的最底层一步步向上走的。这些大工业家族执行着严格的中央控制，培养了内部人士组成的特权集团。他们还限制外国人的投资机会。[6]

即使有军事支出，日本的政府开支在经济中也仅占它年度总投资的7%～11%，相比之下，美国的政府开支的占比是28%。日本政府在资本筹集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大概30%～40%，直到一战期间，私人投资才开始成功。正如所料，日本也有它的韦奇伍德、瓦特、卡内基、洛克菲勒、蒂森、西门子，这些人为日本成功的工业化奠定了企业基础。丰田佐吉（Sakichi Toyoda）和托马斯·爱迪生一样，也是天生的发明家和商业改进的组织者。1867年，丰田佐吉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他一心一意想要设计出更好的动力织机，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在他生活的地区，几乎每个农家都有一台织布机，家里人可以织布赚取额外的收入，因此他非常熟悉织布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丰田佐吉吸引了英国公司普莱特兄弟的注意，普莱特兄弟公司当时主导着世界纺织机械的市场。1929年，丰田把他的G型自动织机的生产权卖给了这家公司。这份合同犒劳了他的天赋和毅力，也标志着日本技术的进步。对于棉布生产商来说，丰田的织机似乎是一项有利的投资。它的价格是传统织机的三倍，但是能让单人操作的产出增加十倍，不过它没有流行起来。对于普莱特兄弟来说，丰田织机的失败揭露了英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弱点：劳工组织的力量。很少有制造商会购买普莱特制造的丰田织机，因为他们的工人害怕自己被淘汰，会进行抗议。英国工业界为实现短期的和平，听取了工人的意见，却失去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纺织品的市场份额从82%下降到了27%，而日本的市场份额则提高到了39%。日本纺织品制造商协会能够买到廉价的原棉，这也有助于他们市场份额的提高。虽然日本最终输给了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但它还是保住了制造纺织机械这个厚利的生意。[7]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丰田织机制作所（Toyoda Automatic Loom Works）若不是因为与丰田汽车公司的渊源，不会受到这种关注。1930年，丰田佐吉在临终前奉劝另一位发明天才，他的儿子喜一郎要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丰田喜一郎参观美国时，看到规模生产的福特T型车非常惊讶，后来，丰田佐吉用第一桶启动资金把他的儿子推上了汽车制造的道路。当时，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还主导着日本的汽车市场。丰田喜一郎基于家族自动织机的技术开发出了他的早期汽车。为了适于日本书法，他把汽车的名字从Toyoda改成了Toyota。

1936年，日本政府很好地改进了积极的殖民政策，利用新的许可法把大部分汽车业务抛给了丰田和日产。20世纪30年代，这两家公司都成了大型控股公司。它们的高管都是军人，他们的市场策略都是以先进的技术为基础。这两家公司的资本都是国家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不过，丰田汽车的营运资金确实有一部分来自于丰田织机制作所的累计盈余。[8]1894年和1904年，以及一代之后的1937年和1941年，日本政府的开战决定把日本工业推进了战备状态。日本实业家一直是大东亚共荣圈以及日本积极的战前外交政策最热心的支持者。1945年，美国的空袭摧毁了日本的战争机器，但是没有毁掉日本组建机器的技术。

从资本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1945年，日本向美国投降比它早前短暂的帝国成功更令人惊讶。除了保留天皇这一个条件，日本接受了“无条件的”投降，美国任由日本重建自己的形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是同盟国在日本占领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做事的彻底精神以及不存在暴行的美军震惊了日本人。日本解除了武装；监狱清除了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政党和工会鼓励人民参与建立他们期望中的战后民主。

日本人建立宪法非常缓慢，于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工作人员参与了进来，开始推进这项工作，他们组建了类似英国的立法机构，并授予它权力，还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土地改革把200多万英亩的农田放入了近500万佃农的手中，农村经济因此兴旺起来。接着，占领者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制造业，他们试图解放战前的大型控股公司。[9]后来，国际政治进行了干预。

受到苏联支持的朝鲜进攻韩国时，美国领导一支联合国行动部队打击了进攻者。美国的注意力从改革日本国转向了加强它抗击共产主义的力量。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出现加强了东方的冷战，使美国顾问们偏移了他们推动民主的初衷。[10]日本成了冷战的前线，这对它有重大的影响。1952年，正式条约的批准加快了美国占领的结束。日本同时也签署了一项协议，为美国的军队、船舶和飞机提供基地，这一行为等同与西方结盟，排斥了苏联、中国以及亚洲的中立国家。朝鲜战争拉动了日本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因为日本竭尽全力地为美国军队提供服务，为它们的战斗提供军需装备。

1950年，了不起的美国人威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作为同盟国最高指挥官的助理来到了日本，他在日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才能给该国先进的实业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戴明接受过物理学、数学和统计学方面的教育，他是一位天生的老师，总结出了易读易记的学习方法，比如改善经营绩效的戴明十四点、七个致命的弊病和进步的四个障碍。他的中心思想是，生产是某种系统，关注细节可改善生产，而每一个生产阶段的持续改进可以提高成本效益。他首创了著名的日本团队制，即在一个团队中，研究、设计、销售和生产人员密切合作，往往能加强团队精神，消除工作场所的紧张感。戴明荣获了天皇授予的瑞宝章，日本领导人认为戴明是日本战后工业的重生之父。

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参谋们就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来帮助日本的保守派。整个20世纪下半叶，只有1993年，自民党的领导权有过暂时的中断，其他时候它一直雄霸着日本政坛。占领接近尾声时，日本政府启动了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它称之为合理化改革。日本的目标是从钢铁行业开始，让日本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能力。1953年，全球最现代化的集成钢铁厂在东京湾复垦的土地上建成。它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生产步骤，把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11]其他日本钢铁企业很快纷纷效仿，显示出战时被摧毁的日本工业基地的反常优势。废墟的瓦砾一扫而空。日本的实业家在失败中发现了灵活性的优点。

这种灵活性并未扩展至政府。日本对美元的持续依附延伸了它对二战胜利者的依赖。官僚机构、大企业领导者和自民党成员之间的勾结逼迫他们的对手退出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党和民主党定期选举议会上院和下院的成员，但却很少行使任何实权。重大的例外情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左翼政党凭借支持他们的国家共识，推动自民党解决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政党是日本这个不同的封闭体系的安全阀。这种模式无疑非常符合日本的战前体制。日本领导人总是受到决策变化的阻碍，或是因为独立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妥协需要应对即将发生的事件。

1953～1973年，欧洲和美国享受了20年的经济大繁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0%的记录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史无先例，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旗鼓相当。[12]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了保护，使其避免了与欧洲和美国的竞争，丰田、日产和本田因此在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上获益良多。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这把保护伞的庇护之下，丰田和日产建立了新工厂。它们利用“即时生产系统”开创了所谓的精益生产。这种生产计划原本是为了适应用一台机器完成几项任务的战时需要，因为战争中无法生产大量的备品备件。工厂厂长不能分配一台机器只生产一种配件，比如左挡泥板。他们也没有空间安置很长的生产流水线。所以他们没有库存零件，而且必须在狭小的空间里完成汽车组装。

战后，外来者研究了即时生产流程，宣扬了它们的优越性。为了与美国的规模生产形成对照，他们称其为精益生产。精益生产不仅减少了库存零件，而且强调了要由熟练的工人使用无缺陷的组件精密地进行装配，这些工人不能姑息生产线上的任何瑕疵。精益生产印证了“小即是美”的理念，它利用更小的空间、更少的备件，使生产汽车的每一个步骤、每一块材料的价值都得到了提升。零件也是即时准备的。[13]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眼看自己的市场份额像七月烈日下的冰块一样慢慢消融，却拒绝效仿某些成功的日本技术。这又一次拉响了警铃，创新使资本主义不断向前，但是顽固的管理精英却避开了对创新承诺的兑现。

日本从美国那里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交换条件。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政府为了补偿日本为美国军队和飞机提供基地，承诺日本可以进入美国市场。起初，底特律并没有重视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United States-Japan Mutual Security Treaty），但是它很快就感觉到了日本进口汽车的竞争压力。[14]20世纪70年代，油价不断上涨，日本汽车制造商以小而时髦的节能车型打入了庞大的美国市场。丰田和日产没有经由入股美国公司来获得当地的市场份额，而是冒险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美国发展自己的经销商。不久，丰田和日产就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它们的全球汽车工厂每年推出将近5000万辆新车，在汽车行业位居第一。[15]日本人是精明的汽车营销者，这有助于解释丰田如何在经营77年后，于2008年超过通用汽车，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欧洲经济的结构结合了劳动者和管理者两方的利益，他们通过公共和私营组织共同工作。美国经济更具竞争力，而且我们可以说日本经济存在家长式作风。最卓越的日本公司就像是一个由股份制公司组成的大家庭，这些公司在控股公司的指导下各自经营它们特定的事业。这种安排避免了恶意收购。我们不应该把日本公司的家长式作风与父权混淆，因为与美国的分层决策不同，日本的想法通常是自下而上的渗透。中层管理者和本地管理者都形成了很多经营方式；一切着眼于对技术和才能的内部培养都必须把目光放长远。[16]

日本企业属于控股公司，而不是某单一行业的卡特尔成员，但是控股公司下属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可能非常激烈。虽然近几年，家族纽带——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的——略微松开，但忠诚于自己的集团仍然很重要，这一点在西方并没有发现。日本人喜欢稳定的家庭和朋友，日本企业也愿意发展并保持长期的关系。甚至劳动关系表现出来的特点也是经历了长期痛苦打击后的相互信任。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衰退时，作为解雇25%的工人的交换条件，丰田公司与工会讨价还价，作出了终身雇佣制、[17]按年资加薪以及奖金与利润挂钩等承诺。对于拥有100多名工人的企业来说，终身雇佣制有助于稳定日本的劳资关系，即便它设置了一个可能会对未来造成伤害的刚度。

日本还因美国发生的另一事件而受益。1958年，在针对RCA、IBM和AT&T的反垄断案中，最高法院签发的同意令迫使这些公司把专利许可免费授予了申请使用的国内公司，卖给了国外企业。RCA瞅准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它利用专利许可迅速实现了短期利润的最大化，但却忽略了使它成为电视和无线电设备领导者的研究和设计。[18]彩电的竞争与全美汽车比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ock Car Auto Racing，简称NASCAR）的活动非常类似。领先者是挥舞着创始人彩旗的RCA，还有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西屋电气和德律风根（Telefunken）。RCA在冲出重围领先多轮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从而使同一竞技场上的新贵索尼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冲在了前面。新参赛者索尼在设计和维修方面投入了重资，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RCA出售专利的政策加速了彩电技术向日本领先消费电子企业的转移。

RCA最终彻底退出了竞争，还带上了美国其他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这场比赛变成了索尼、三洋和松下等日本公司之间的角逐，它们开始收购倒闭的美国公司。1972年，成立刚满26年的索尼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自己的彩电工厂，一年可以生产45万台彩电。70年代剩下的几年里，东芝、三菱和日立的发展也紧追慢赶，纷纷效仿。日本人因此对RCA心怀感激，1960年，当RCA的首席执行官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访问东京时，天皇居然授予了他旭日章！（作为一名年轻的报务员，萨尔诺夫还曾因收到下沉的泰坦尼克号发出的遇难信息而获得勋章。）日本企业巨头的规模和范围给这些大胆的举动创造了机会。[19]

1947年，晶体管在美国亮相时，更多的是军事用途，并没有应用在商业上，但是索尼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很快将它变成了非常流行的商业产品——晶体管收音机。索尼专门研究小型化。因为财力雄厚，索尼投资的研究生产出了磁带录音机、音响设备、录像机、数字光盘、视频游戏和摄像机。1996年，韩国公司LG买下了天顶（Zenith）的大部分股票，这是美国最后一家生产电视机的公司。这次收购看起来就像是美国消费电子产品的墓志铭，直到10年以后，苹果公司用iPod夺走了索尼在数字音乐领域的领先地位。

个人电脑的到来

美国利用20世纪80年代的明星产品之一——个人电脑保持了市场领先地位。个人电脑大出风头以前，制造业、零售业和金融公司早已开始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这为外围设备、软件和所谓的芯片创造了市场，芯片是小的晶体硅半导体，把它放在集成电路上可以变出很多电子戏法。顺便说一句，半导体不是兼职的铁路工，它像硅一样，是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元素。

随着计算机组件的价格下降，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开始组装自己的小型电脑。1975年1月，《流行机械》杂志的封面故事讲述了这些业余爱好者的一项成就，吸引了当时22岁的保罗·艾伦（Paul Allen）和20岁的比尔·盖茨的注意力。他们自此加入了电脑新手的行列。差不多同一时期，20岁的史蒂芬·沃兹尼亚克（Steven Wozniac）和史蒂芬·乔布斯（Steven Jobs）也在车库里创立了他们的苹果公司。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表现得更出色，他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宿舍里装配出了与IBM兼容的定制电脑！三个商用个人电脑的品牌从这些早期成就中应运而生——苹果（Apple）、康懋达（Commodore）和雅达利（Atari）。

IBM注意到了这些创业公司，它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思考微型计算机的未来。因为硅芯片的巨大进步，个人电脑非常可能成为现实。一张邮票大小的芯片可以容纳数百万个晶体管。1980年，IBM特别小组提交的报告说，如果在公司范围内设立一个独立运营的单元，负责设计开发操作方式更像是系统而不是设备的敞开式机器，那么IBM可以迅速进入这一领域。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个小组还建议IBM从市场上购买可用的微型计算机组件进行组装，而不是自行研发专利产品。[20]管理层给这个项目亮了绿灯。IBM最终选定了英特尔的芯片。它还从微软订购了某种个人电脑使用的语言，后来又定制了操作系统。

这些决定也给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以及微软的盖茨和艾伦带去了名利。诺伊斯经由晶体管发明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介绍进入电脑行业，他组装了一个集成电路，可以把晶体管焊接在一块硅片上。盖茨和艾伦最终在西雅图附近安顿了下来，他们在那里出品了一系列计算机语言，以及微软磁盘操作系统MS-DOS。IBM强大的营销体系也提高了这两家主要供应商的收益。后来，IBM进一步同意微软可以授权其他品牌的电脑应用它的操作系统，英特尔和微软从此拥有了工业历史上最赚钱的特许专营权。就这样，比尔·盖茨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男人，因为与英特尔不同，英特尔依靠的是风险投资，而他和艾伦是借钱创业，并且用盈余继续投资公司。[21]个人电脑的早期竞争导致了市面上各种互不兼容的系统。人们希望电脑具有兼容性，这样他们就可以共享文件了。盖茨利用与IBM兼容的MS-DOS系统开发了这个潜在市场，这个系统在IBM的通用硬件组件上都可以运行。苹果则凭借它的封闭系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边缘参赛者。

IBM迅速地实施了它的计划。两年之内，IBM每45秒就能生产出一台个人电脑，但是仍然无法跟上需求的增长。个人电脑飞进了千家万户。作家和教师把他们整洁的IBM电动打字机搬进了车库，或是送去了慈善机构，用他们新的台式电脑开始了另一段且喜且忧的旅程。电脑的普及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机，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许多人并不真的需要电脑，也很不熟悉它的独特的使用方式，为什么还会付出3500美元去买一台如今个人电脑的原始版本呢？商家很快发现，他们可以在每个工作站点使用个人电脑，并且在这些电脑之间构建一个网络。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上花费的每一美元中，个人电脑就占了80美分。[22]“接口”原本是一个制衣的术语，现在它还可以解释为电子设备之间的连接，比如计算机上的内存芯片或打印机等外围设备。《时代周刊》的封面称个人电脑是“年度机器”，而打字员则变成了文字处理软件。

IBM的成功结束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电脑公司的生命，它们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挑战美国在该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1997年，超过1/3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个人电脑，个人电脑的销量每年都在增加。[23]同一年，IBM还把300多万台微型计算机通过海运送到了很多工商企业。复制生产个人电脑的市场机会催生了不少创业公司，它们钻了个人电脑没有专利的空子。台式电脑的普及也创造了设计特定应用软件的市场。计算机行业的竞争一直都很激烈，演进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到20世纪80年代末，苹果、IBM、戴尔和康柏在个人电脑市场上势均力敌。1999年，IBM的市场份额从50%下跌到了22.3%。[24]

汽车制造并不是日本人唯一的重要产业。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了电脑和电视、录像机和DVD机等消费电子产品领域。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当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司无法跟上IBM大型机和插件兼容机的发展速度，而对打印机或调制解调器这类可以与计算机连接的物品来说，插件兼容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名词。日本公司决定继续为国内市场生产大型计算机。两项出乎意料的发展回报了这一决定：IBM进入了个人电脑，互联网创造了对大型系统的新需求。此外，大型企业开始创建它们自己专用的网络系统，大型计算机的新需求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风靡时，这些大型计算机曾被遗弃。日本收复了大型系统的欧洲市场，并且随着电子市场的进步，这个优势地位一直保持至今，而欧洲人则转而依靠他们的优秀软件。[25]

个人电脑的另一次技术进步

个人电脑用户很快彼此相连，形成了知识、信息、数据的聚宝盆以及个人信息系统。网络能将公司或组织范围内使用同一台主机电脑的人连接在一起，这启发了一些研究人员的灵感，他们同理开发了经由电话线或电缆连接个人电脑的技术。互联网的真正源头是美国国防部，1969年，国防部连接了政府和大学实验室的小型计算机。各种网络从阿帕网（ARPANET）开始陆续出现，最初这些网络只覆盖大学。慢慢地，阿帕网失去了军用的生硬刻板，更像是亲切的学术派。政府资助启动的这个项目成了21世纪最大的商业成功故事。

1969年，远程通信网络的远程登录协议（Telnet）投入运营，1975年，远程通信网络可以利用一个商业组件进行远程登录。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个人电脑，因此与其他电脑连接的需求成倍增长。微调的技术完善了互联网。[26]20世纪80年代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简称EONR）的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和罗伯特·卡里奥（Robert Cailliau）开发了一个系统，可能超越电脑的连接，经由互联网使用超文本进行信息的传输。随着电脑用户逐渐发现了网络的妙处，他俩开发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实实在在地走遍了全世界。商业机会即刻出现。许多国家的数百张报纸很快就可以在网上阅读。银行和航空公司也鼓励客户通过它们的网站来操作业务。后来，在信息的海洋中查找资料成了问题。1993年，伊利诺斯大学开发出第一个图形界面的浏览器——马赛克（Mosaic）。公众很快就熟悉了这个浏览器，还有它的开发者网景公司（Netscape）。紧接着，微软网页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简称IE浏览器）出现，开始蚕食网景公司的市场份额，后来又有了火狐浏览器（Mozilla Firefox），它们不停地改进服务，看似一场永无休止的竞赛。

网页浏览器的流行和个人电脑一样出人意料，它可以提供网上教程、百科全书，并且能够下载电影和音乐，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没有远程通信网络和它的得力助手浏览器的世界。资本主义坚持不懈地寻找新的获利方法，互联网因此变成了零售购物车。互联网能够自由访问的特点吸引了用户，这些用户反过来成了广告业欣欣向荣的基础。因为即时信息能带来满足感，所以移动的图像更有吸引力。2005年，在没有银行这个经纪商的情况下，创业公司开始通过互联网把借贷双方连接在一起，发放贷款。如今，互联网用户接近10亿，比6亿的手机用户还要多。[27]可惜的是，这种灵活性取悦了消费者，也增加了欺诈的途径。音乐界和出版业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们必须保护自己的作品不会在互联网上非法共享。

1994年，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华盛顿贝尔维尤的车库里创立了亚马逊公司（Amazon.com）。贝索斯是互联网零售业的先驱，他使公司名称的一部分“dot.com”流行了起来。没过多久，商店或专业服务请顾客查看www.××.com的情况变得非常普遍。亚马逊飞速增长，从最初的库存书籍开始向其他商品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它曾遇到过难关，后来它向其他零售商开放了站点，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黄页电话簿，包含了从褶灯罩到西班牙凤尾鱼等一切备查信息。因为这些零售的新方式，服务客户的成本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的经济正在放缓，而这些新的零售方式大幅降低了服务客户的成本，从而为美国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竞争能够刺激企业有更出色的表现，而互联网庞大的客户群体使成功更加明显，它创造了超级大赢家和大量的失败者。

除了这些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叫电子邮件的东西悄悄出现。最初，只有使用相同计算机系统的人可以相互发送信息，后来有了互联网，更多的用户可以使用电子邮件。20世纪80年代，电子邮件的普及率骤然上升；现在，电子邮件有6亿多用户，它成了使用范围最广的互联网工具。尽管电子邮件并未淘汰电话、传真机和邮政服务，但是它缩小了它们的势力范围。美国的邮政服务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绰号——蜗牛邮件。

1996年，互联网的新问题出现了：面对网络上大量自由流动的信息，如何实现更容易的检索。此时，我们的画面中再次出现了两个20岁的年轻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出生在俄罗斯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他们用新的“搜索引擎”给出了答案，他们把它叫作谷歌（Google）。谷歌是又一项非凡的成就，它现在甚至变成了一个新动词，比如“我谷歌了一下，了解了它的历史”。在与另一个受欢迎的搜索引擎——雅虎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中，谷歌最终胜出，2005年，谷歌的市值飙升了差不多2000亿美元。谷歌在持续的研究中不断即兴创作，开发出了带有视频聊天功能的电子邮件服务。它还收购了视频网站YouTube，人们可以在这里分享新闻剪辑、娱乐和业余搞笑等视频资源。谷歌现在也是世界最大的广告销售商，它一直在看似毫不费力地改进着自己的增值服务。[28]

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宣布——相当精确地——一个集成电路板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就会翻一番，这极大地扩展了电脑和电话的功能。手机变身成了智能手机，掌上电脑和iPod加入了个人电脑的功能。尽管没人预测，但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电脑价格每年下降20%。[29]不过，没什么能比得过手机价格的变化。1987年，摩托罗拉手机还是售价3996美元的奢侈品；现在，只要与电信公司签订为期两年的使用合同，就可以免费获得手机。

由于在晶体管方面的杰出贡献，威廉·肖克利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决定开办自己的公司肖克利半导体，于是回到了家乡帕洛阿尔托。很多人追随肖克利而至，集结在帕洛阿尔托的周边，后来这里就成了广为人知的硅谷。从马萨诸塞州迁到加利福尼亚州对创业公司非常有利，因为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中强大的“无竞争”条款更偏向于既有公司。这些法律限制了前雇员利用在公司学到的经验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些制度安排几乎是看不见的，但是对于培育创新却至关重要。

在华尔街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时尚圈中，在加州创业的百万富翁个个都很惊人：他们年轻、不拘礼节、崇尚平等而且绝顶聪明。这些软件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欣然接受了“奇葩”的称谓，他们一点也不像下曼哈顿区的居民那样酷。几十个男人（还有一些女人）最初的成功让很多男人（和一些女人）利用巧妙的商业计划得到了风险资本家的支持。硅谷的网络公司因此蓬勃发展，直到它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交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买家。大大小小的投资者一窝蜂似的急着参与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中来，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公司的IPO总是销售一空。20世纪90年代后期，炙热的投机空气吹爆了互联网的泡沫，但是硅谷工程师开发新应用程序的热情却并没有消减。经历了10年轻度的经济衰退之后，硅谷再次出发，用计算机世界的人的语言来形容，就是它重启了。2007年，硅谷吸引了价值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相比之下，所有欧洲国家获得的风险资本加在一起也只有72亿美元。[30]同一年，美国发明家申请了8万项专利，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申请的专利总和还要多。

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了美国人对新事物的开放态度。消费者迅速抓住了拥有个人电脑的机会，为IT业的惊人增长奠定了基础。IBM不断追赶市场上的新产品，它带来的资源、学习基础以及营销知识对于支持年轻的行业来说非常必要。IBM的主要供应商英特尔和微软也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它们投入了大部分的利润继续推动现代科技不断进步。不过，个人电脑的热潮削弱了IBM的优势地位。因为没有专利组件，新来者很容易进入这个领域。个人电脑的简单易操作解放了用户，他们不用再依赖IBM的传奇服务。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在心理上，美国的电脑、外围设备、互联网、万维网和电子邮件的成功都提振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但是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决不容易。2002年以前，美国一直主导着技术市场，2002年，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了500亿美元。[31]如果意识到苹果从中国进口iPod，我们对贸易逆差的担忧可能会减轻一些。因为苹果会在中国制造的基础上增加有价值的组件。

与欧洲的计算机公司不同，日本大型企业——富士通、NEC、东芝、日立——的规模，以及它们在电子设备和电信领域的经验，使它们可以经受住美国的成功风暴的洗礼。在政府的支持下，富士通、NEC、日立公司成了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32]网络引起欧洲大型计算机系统市场的复苏，于是日本与IBM在这个市场上展开了竞争。20世纪80年代后期，IBM对外放开了非专有组件的克隆技术，日本企业大举进入了个人电脑市场。1996年，在全世界个人电脑的销量排名中，只有IBM、戴尔和康柏电脑能超过富士通、东芝和NEC。个人电脑的广泛用途产生了连锁效应。新的应用程序、外围设备和增值改进层出不穷。索尼利用光盘只读存储器（CD-ROM）打进了电脑市场，把电脑从数据处理装置变成了多媒体设备。因为日本的大型公司云集在东京和大阪，为创意的自由交流创造了机会，所以才有了现在消费电子产品和电脑领域中大部分复杂优雅的日本技术。[33]

不过，往日的竞争者似乎也没有投降。美国的半导体和电脑制造商怀揣着竞争精神又冲回了日本市场。IBM和微软在日本市场上打出了一记重拳，它们解决了两个不相容的问题，一是解决了西文字母与日本象形文字，或者说是与汉字不相容的问题，二是解决了各种各样的日本电脑和外围设备不能共享的问题。它们利用老式的通用戏法进行设计，推出了新日语版本的Windows 31.J，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系统可以在日本所有的高端计算机和个人电脑上运行。[34]为此，计算机领域技术创新的弹力球又蹦回到了美国这一边。

亚洲四小龙

所有与微处理有关的世界市场都促进了四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也就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它们的成功轨迹质疑了某个普遍的信念，人们曾经认为经济大国圈子之外的国家无法超越自己，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20世纪60年代，在持续繁荣的暖阳下，战后的西欧经济如凤凰涅槃般开始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化已步入了最后阶段，所有国家都能获得充足的投资资本，这是十分乐观的预测，繁荣第一次走进了每个国家的未来。[35]西方纯粹的资本注入和技术引进并未改善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状况，所以现代化理论理所当然地被丢在了一边。

冷战期间，国家分成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不结盟三派，一位法国人口学家首先提出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区分了西方的第一世界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第二世界，以及世界其他的不结盟地区。前两种说法并未流行起来，但是“第三世界”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词语。舆论非常敏感地把旧词“落后”换成了新词“欠发达”。第一世界认为，第三世界没有欠发达地区那么多的穷人。西方以外的国家也不再有殖民的依赖关系，它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信念表明发展只是几步之遥。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参谋们建议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如果它们专门出口原材料——牛肉、食糖和黄豆——并且从西方国家进口制成品，那么它们可以很好地积累发展所需的资本，因为贸易条件正在向有利于它们的方向改变。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制成品需求推高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原材料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所以核心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会繁荣发展，而周边国家的经济却仍旧停滞不前。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安德鲁·冈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提出了依赖理论，回答了某些国家为什么没有或无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落后是源于第一世界的决策。欠发达不是一个阶段，而是永久状态，是经济赢家运用政策的蓄意结果。现代化是虚构的怪物，并非不可避免。先进的工业强国鼓励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寻找自己的有利位置，是要它们永久地停留在外围，是要它们永远无法摆脱依附的地位，除非它们退出这个胜算不大的游戏。[36]

依赖理论的理论家建议外围国家进行彻底的改变。它们应该对外界提高原材料的价格，并且开始自行生产一直进口的制成品。这种进口替代计划可以制止西方国家的剥削，而且可以节约宝贵的外汇资金。他们还强烈暗示，欠发达国家不可能积累出足够的资本，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飞跃。一些拉丁美洲的专家跟踪调查了区域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经由CIA和跨国公司操纵的剥削，这个说法成为依赖理论的一个阴谋注释。[37]2000年，阿根廷采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经济出现了回退，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的险恶用心。由于鼓励国家大举借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受到了牵连。外围国家能以有利的条件进入世界市场的想法似乎就这么死了，直到东亚国家证明了这个想法确实可以实现。

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都证明了依赖理论的错误。它们的经济起飞依靠的是自己，而且它们还实现了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100年所做的事。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成功发展源于土地改革，这一步骤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通过援助计划对台湾地区和韩国领导人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只是把土地所有权从悠闲的精英手中转移到劳作的农民手中就产生了许多深远又持久的后果。农作物产量上升、食品价格下降，大众购买力提高。来自于新地主的税收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化肥和设备，而且农民的教育项目也在不断增加。[38]与17世纪的英国一样，农业改良后，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务农了，多余的劳动力就可以流向制造业等其他行业。土地改革创造了更为平等的财富分配方式，降低了农村激进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也逐渐消除了老派土地精英反对现代化改革的声音。更少见的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相对公平的收入巩固了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我很想知道，如果阿根廷和墨西哥采取类似的土地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会发生什么。

更为重要的是，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把一大批挥霍者带入了太平洋航运的贸易天地。比如，现代集团（Hyundai）的创始人郑周永（Chung Ju-yung）在美国的武装部队中为他的建筑和汽车维修两项业务找到了好客户。郑周永出生于朝鲜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在日本占领期间就展示出了无畏的性格和做生意的天赋。随后的几年中，现代公司用日本的组件组装汽车，并且踏入了国际工程建设领域，开始建设高速公路、港口、核电站和造船厂。

起初，美国像对待日本一样支持这些国家的民主，但是朝鲜的侵略使美国决策者的态度向右急转。他们为了换取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坚定的反共立场，接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制政权。尽管如此，经济效益还是随之而来。1960年，新加坡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主要驻地，不只是它的船舶基地，还为其提供修理、休息和娱乐的场所。除此之外，美国从未动摇过它支持经济发展的信心，它向韩国和台湾地区输送了资金和专家。[39]亚洲四小龙都有由技术专家和市场拥护者组成的政治核心，他们凭借压迫和镇压，使他们的政治编好隔绝了国内的批评。这些国家还发展了并肩作战的共产主义邻居，帮助它们的领导人压制异议。在他们的操控下立法机关一直处于弱势，政治行动的空间因此留给了强势的管理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和台湾地区日趋民主。[40]

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四小龙拒绝了进口替代政策，它们决定促进出口。“决定”是个正确的字眼，因为它们的政治领导人确实是这么考量和规划的。在任何情况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市场都很大，可以支撑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需的经济规模。经历了最初的失败以后，这些国家建起了自由港口，成了“超级出口国”，它们的出口从传统的服装、纺织品和鞋袜开始，然后转向了计算器和彩电等消费电子产品。韩国甚至还生产钢铁产品。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开了进口商品的市场。到198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在它们GNP中的占比都超过了50%，与之相比，美国的仅为8%，日本的仅为16%。[41]变成出口国自然也需要资金和工人。因此，这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密度成了它们的资产，它们的人民愿意学习劳动密集型产业复杂的生产流程所要求的技能。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内储蓄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约20%，所以一旦做好了准备，它们对外国援助投资的依赖就会越来越少。[42]它们特定的优势组合虽然不容易复制，但是蓝图却非常清晰：出口、教育、创新，在世界经济中找到自己的有利位置。

因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内成功——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是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和韩国是20世纪60年代，所以，它们的相似之处似乎比它们的差异更为重要。当然，差异也值得注意。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以前一直由英国进行殖民统治。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逐出时还是贫穷的城市。现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Lee Kua Yew）在评述新加坡的巨大成功时，称其为“第三世界区域内的第一世界绿洲”。对香港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朝鲜半岛与越南、德国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曾分裂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个部分，但是朝鲜半岛又不同于德国，因为它现在依然是两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岛屿省份，它的生存环境也很危险，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了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坚持专制，整合了最多样化的人口，包括中国人、马来人，还有信仰天主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印度人。而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人口则比较类似。

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非凡成就中，天时、地利和运气发挥了部分作用。两大工业巨头日本和美国对亚洲四小龙的成长也有积极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它们的GNP年均增长7%～9%。日本和美国两个“甜心老爹”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提供了大市场，还为它们注入了投资资本。亚洲四小龙赶上了消费电子产品和电脑行业爆炸式增长的热潮，部分是因为日本当时正在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在台湾设立了它的半导体海外组装工厂。过了没多久，美国就开始从台湾进口较小的外围设备和组件。台湾也生产主板、显示器、键盘、扫描仪和笔记本电脑的主要外接产品鼠标。香港和韩国也开始投入这些生产流水线的运营，尤其是韩国的半导体生产线。新加坡在美国主导的个人电脑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成了大部分美国电脑磁盘驱动器的供应商。韩国和台湾的出口生产则更多地转向了消费类电子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两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培养了一批消费电子产业熟练的劳动大军。[43]

这些国家制定了远景规划，尽管时有混乱，但是它们很幸运，它们享有的秩序与和平使它们的规划可以不断完善，逐渐成熟。这些政府在公用事业和通信系统上的大量投入避免了困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瓶颈，它们不会因为糟糕的交通延误生产场所和航运地点之间的货物流通。虽然新加坡的严酷法律令人胆寒，但是它的法院能保证公平有效的执法。由于政府指导和自由市场动态的独特结合，这些国家或地区使许多经济预测抱愧蒙羞，不平等伴随经济发展的想法也因此备受尊崇。[44]这些国家或地区极大地受益于技术突破创造的利基市场。韩国现有人口4800万，GDP排名世界第十一位。甚至亚洲四小龙的邻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很有发展前途。

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女性生活。性别比例的失衡说明了这些亚洲国家的家庭偏爱男孩的程度。只要超声波允许孕妇知道胎儿的性别，堕胎妇女的数量就会爬升。男孩和女孩的正常出生比例是105∶100。近些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已经高达120∶100，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差不多。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官员坚决谴责这种做法。印度甚至通过法律来阻止，如果一个医生或护士告诉孕妇孩子的性别，那她就触犯了法律。不过，人们普遍还是会违法。据估计，印度每年流产的女胎有1000万。[45]这听上去似乎对女性很不利，但是现在，韩国出现了转机，它的性别比例从116∶100降到了107∶100。

这个曾经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现在对女孩有了全新的理解。[46]良好的学校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商业和专业岗位。而在现实层面上，父母一般都有退休工资，所以他们也不再想着养儿防老。他们在外工作的女儿也不用形如丈夫家的佣人。她们经济独立，而且维护着家庭的情感关系，做得甚至比她们的兄弟还好。

20世纪70年代，专家认为日本的一切做法都是最优的。但是俗话说得好，即使最好的时代也有结束的那一天，或者说“有升必有降”更为贴切。日本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震惊了整个世界，20世纪90年代，日本走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虽然日本的汽车和立体声装置的质量仍旧令人赞叹，它的精益生产依然能让美国和欧洲的工厂管理羞红了脸，但是这些优势都无法阻止价格的螺旋式下降。股市和房地产的价格下跌致使坏账累积。日本政府为了提振经济，最终决定增加数万亿日元的公共开支，这一决定推高了日元汇率，并且意外地导致了出口下滑。而大自然则用一场大地震补踹了日本一脚。

这些问题十分棘手，而且它们暴露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弱点，最突出的问题是日本主要的银行与企业、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这一启示巩固了全世界对美国强势的反垄断政策的重要支持。自1945年以来日本人就有反垄断立法，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执行下去。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暴跌，政府才开始强制执行这些法律。日本与1982年的美国作出了同样的举动，打破了它的电信垄断。[47]

1997年，日本经济略有起色，价格却再次下降，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缓解这种通货紧缩的压力。同一年，泰国、印尼、韩国、新加坡也遭遇了金融危机，日本的企业和千家万户更加焦虑，它的经济进一步紧缩。

亚洲金融危机凸显出一个问题，这些国家需要更透明的政府计划、更小刚性的外汇比价、更强更好的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了大量的现金，承托了日本市场，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为那些因经济意外下滑而受苦的人们购买食品、燃料和药物。这个过程中，其他问题也陆续曝光，比如韩国不存在破产。一位专家指出，“资本主义没有破产，就像基督教没有地狱一样，缺失控制罪孽加重的系统手段”。[48]

沃尔玛的零售巫术

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微处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动力，不过，对于本世纪最惊人的成功案例沃尔玛来说，微处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62年，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在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开了连锁的折扣商店——沃尔玛。由此，沃尔顿坐上了世界头号零售商的交椅，他想办法绕过了一般加价4%～5%的批发商，从制造商那里直接进货。沃尔顿把阿肯色州本顿维尔的总部变成了一个配送中心，可以接收来自供应商的大宗订货，再由沃尔玛的卡车车队送往特定的商店。沃尔顿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所有大城市的物品，这非常受小城镇顾客的欢迎，沃尔顿陆续在很多小城镇开了店，不断地扩张着他的帝国。沃尔顿总让人想起IBM的老汤姆·沃森，他在员工中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沃尔顿的处事风格简单直接，有点咄咄逼人。每个人都可以直呼其名；他开着一辆皮卡绕着他庞大的帝国转来转去。他乐意雇用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往往都是农民的儿子，他总是向他们灌输忠于公司的精神，这种忠心凝聚成了沃尔玛共同的福音派式的虔诚。

沃尔顿与福特和卡内基一样，他不知道如何看待小这个概念。他想开一家新店时，就会在选定的区域上空飞过，标出最容易形成城镇集群的地点，然后降下飞机，把这一片农场的所有权全部买下。[49]一家接一家的沃尔玛门店迅速落成，差不多有7000家，其中许多都开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虽然沃尔顿生于1918年，但他成为了依靠信息技术革命的零售专家。他利用电脑把所有的门店连成了网络。并且安装了最先进的库存控制系统。无论何时，只要通过收银机把款项记入沃尔玛的销售现金进出记录机，就会有消息发送给公司的采购代理、商店经理和供应商，告诉他们，另一个惠普打印机或迪斯尼DVD应该送到本顿维尔了。

这是帮助沃尔玛和供应商的即时补货系统。沃尔玛的管理人员还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分析顾客在冬季或夏季需要什么，丰收或歉收时需要什么，庆祝结婚纪念日或预测未来几天天气糟糕时又需要什么。沃尔玛的卡车司机利用无线电或卫星，可以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他们知道在哪里收货，这样他们发完货也能满载而归。沃尔玛不断扩大的规模和范围使这个系统越来越高效。电脑可以时刻跟踪沃尔玛卸货区的托盘移动。它的管理人员发现商品的条形码被破坏或不可读时，可以转用射频识别标签，这些标签通过天线和无线电波可以把所有必要的库存信息输进电脑。[50]

每个沃尔玛的工作人员都穿着一条很紧的电子皮带。一些批评家说，沃尔玛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零售业的巨头，是因为它压低了员工的工资，削减了他们的福利，同时降低了供应商的商品进价。沃尔玛的供应商也声称，它总是无情地讨价还价，缩减了所有人的边际利润率，有时甚至没有利润。而支持者指出，低廉的价格给低收入的家庭带来了福音。较为中立的观察人士集中讨论的则是，沃尔玛傲慢地坚持所有的业务都必须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处理。山姆·沃尔顿喜欢在美国乡村到处飞，但是他却不想在芝加哥、洛杉矶或纽约做买卖。供应商必须前往沃尔玛总部，因此许多供应商在本顿维尔保留了办事处。一位迪斯尼的高管曾苦笑着说，他的公司并不是容易被战胜的对手，但是每当与沃尔玛有纠纷时，它却总是输，还不得不去本顿维尔解决问题。

迪斯尼一直在沃尔玛的7000多家门店里销售它的DVD、玩具、互动游戏和服装。除了美国，随着日本、法国、中国香港也建起了迪斯尼乐园，迪斯尼公司为沃尔玛分销的消费产品开发了更为广大的客户群。当然，迪斯尼也保持着高质量的娱乐记录，尤其是对孩子们，自1929年以来，迪斯尼一直都表现出色。它是儿童书籍和杂志最大的出版商，这些书籍和杂志被销往75个国家，走进了1亿多个家庭。1928年诞生的米老鼠是世界最知名的卡通人物。认识米老鼠的美国人（95%）比认得圣诞老人的还多。20世纪30年代制作的迪斯尼电影以及它们定期的重映把迪斯尼的卡通人物介绍到了世界各地。当西班牙总理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的竞争对手想损害他的温良形象时，总是叫他小鹿斑比。

竞争对手注意到了沃尔玛的成功，于是效仿了它的系统。否则，其他三个美国折扣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好事多（Costco）和塔吉特（Target）——也不会跻身财富500强的前35名。沃尔玛这样覆盖面广的零售商极大地扩展了迪斯尼等许多美国公司的业务范围，而且把大量的外国商品引入了美国家庭。沃尔玛进口的耐用消费品有1/3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51]沃尔玛商店就像是抑制四围所有生长的大橡树，它们把顾客吸引到城市远郊，从而使数不尽的小城市变成了鬼城。沃尔玛还坚决地击退了一场由140万名员工联合发起的轰轰烈烈的抵制沃尔玛运动。一些员工以违反法定工资和工时的理由把沃尔玛告上了法庭，赢回了5200万美元的和解金。其余大多数沃尔玛员工则继续分享着山姆·沃尔顿结合了福音派原教旨主义与自由市场竞争的连锁经营理念。

20世纪末，美国的头号雇主与40年前的汽车制造商之间的显著差异是沃尔玛并没有把它的员工推入中产阶级。相反，它是美国工人命运发生剧变的原因和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振兴了强大的工会，它们通过交涉，成功地为工人争取到了高工资、安全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福利。美国产业工人的工作过去很不安全，而且报酬微薄，现在却成了一般生活水平的基准。人们现在很后悔失去了钢厂的工作，但是他们也做好了准备。在劳工联合起来以前这些工作确实很糟糕。[52]接下来的几十年，各种各样的因素不断重创着劳工组织：来自管理层的有力的政治反对势力，工作离开工业转向更难组织的服务行业，工会领导层的失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让生产者更容易走出国门的新技术，而国外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不过最具毁灭性的是工会失去了美国民众的同情票，劳工运动不再有利于经济，不再是坚定的民主的组成部分。[53]一旦默契不见了，沃尔玛们就有机会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确保薪资优厚的工作转移到获取廉价的商品上来。

近几年，工资没有下降，所以人们在计算利益时，低价并不那么显眼。结合了营销与通信的全球化在美国劳动力的转变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从协调的、稳定的、有收入保障的群体变成了吃了上顿很可能没下顿的个人集合体。信息技术与全球化步调一致，它们打开了市场，并且使这些市场脱离了政府控制的范围。营利也没那么有把握了。人们担心不再能依赖供求中的无形力量和意外转变，这层忧虑削弱了劳动者的努力，赢回了舆论和议价能力。过去十年，工会领导人提议制定国际劳动标准，还为全球经济重新端出了一些老问题，即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安全的工作环境和8小时工作日。从墨西哥到中国，再到越南，廉价劳动力的中心在国家之间转移的速度表明，未来十年这个运动可能会积蓄力量。

全球化把西方文化推到了世界上所有群体的面前，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画面进入了所有人的视野，唤起了很多社会的强烈反应。批评往往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成员，他们似乎无法欣赏娱乐商业化为无所事事开出的强效解药。因为可支配收入增多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可以光顾好莱坞、宝莱坞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制作戏剧和纪录片的地点，购买它们的产品。虽然美国娱乐产业自身就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它也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物质追求，这种方式就经济发展而言，可能比收入更为重要。与以往不同的生活方式随着CD、DVD、视频、电视节目和电影的传播而流行起来。

资本主义的个人选择

资本主义促进了无数新药品和新医疗手段的出现。对于女性来说，最具革命性的就是有效避孕。这意味着市场忙于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选项，成就了一次子宫的反叛。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出生率急剧下滑，女性生的孩子少了，而且许多人根本没有孩子。这一事实震惊了那些自以为了解女人天性的人。许多国家的人口置换率严重不足。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的性自由也改变了社会对待怀孕和婚姻的态度。比如，现在法国和美国出生的一半婴儿是“非婚生子女”。单身母亲的困境真实存在，和过去没太大区别，非婚生子仍背负着耻辱，与男人相比，这种耻辱更多地落在了女人的身上。

资本主义发现的正是许多人真正想要的。过去的价值体系生长在匮乏和克制的泥土里。传统社会优先考量的是与粮食和其他商品短缺相匹配的行为以及崇高的价值观。资本主义推动了国际媒体的发展，这些媒体把《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精神带到了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21世纪10年代，在新几内亚石器时代的居民之中，有一名18岁女孩为了维护她选择丈夫的权利，逃到了巴布亚岛，2008年，一名10岁的也门女孩跑去法院要求离婚。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制药公司凭借种类繁多的新药进入了它们的全盛时期。许多公司瞄准了全球的老龄化人口；新的抗抑郁药物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人不再把忧郁症看成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除了企业实验室的研究之外，很多欧洲和美国的大学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寻找古老疾病的新疗法。1990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启动了人类基因组项目，这成为一次识别人类DNA的基因的国际合作。这个项目相当宏大，它决定对构成人类DNA的30亿个碱基对进行测序。项目执行原本预计需要15年，但是2003年初，这个项目就完成了，因为私人遗传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把它变成了一场国家之间竞相测序的角逐。虽然尚未开发利用，但是基因组把遗传学推入了一个新方向，闪现了许多的商业机会。人们开始担忧这是否会干扰自然的进程。他们还担心无私的科学会把已纪浪费了很多研究人员天赋的制药公司变成历史。世界排名前20位的制药公司里，美国公司有12家，瑞士2家，德国2家，英国、瑞典、日本和法国各1家。

资本主义证明了自己培育技术以及把新发现迅速商业化的适应性和能力。企业、大学和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学习中心，其中大多数对外开放。人们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好奇心一直存在；而且计算机革命已经证明了，人才往往比财富更宝贵。自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展现了它的影响力，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不满。在世界市场上工业化国家经常强势出牌，冷漠地对待其他玩家，比如，它们对消除国内补贴的呼吁就置之不理。自1975年以来——无论公私——公平交易与暴力的减少并不完全相关。虽然战争故事挤满了我们的报纸版面和晚间新闻节目，但是与20世纪的前几十年相比，这些战场上的伤亡简直微不足道。不用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单日伤亡人数，只拿美国越战五年死亡47000人与伊拉克战争六年死亡4000多人进行对比，就能知道个大概。

再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美国一直都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声援者。17世纪晚期英国的市场经济表明，普通人能照顾自己并且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合理决定，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早已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观察结论取代了早先的假设，比如男男女女是善变的生物，出轨是因为受到情绪的支配，人们常为邪恶的想法而苦恼，等等。因为改进的人性观点，冷静的思考者接纳了一个基本观点，他们认为人民当家做主——民主——可能是一种良好的政体。内战后，美国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几年后，它批准了宪法秩序，大幅剥夺了多数人的特权，并且保证了全套的民事权利。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久，许多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融合使一位俄国女人望着空空的橱柜感慨，只要橱柜没有填满，她的国家就没有民主。很明显，在她看来，多数规则意味着富足，大概因为民主和富足在美国都实现了。

自1973年，二战后协同效应的解体给日本、美国和欧洲的财政和商业稳定带来了一段时间的流动性和波动性。[54]批评家认为是结构变化系统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的两个持久优势：鼓励创新，以及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包括财富给不断增加的接受者带来的实际满足感。

资本主义繁荣发展过程中的憾事是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赤裸裸的不平等。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平均寿命、家庭购买力和儿童营养状况等小康衡量指标的差距比50年前还大。[55]一位统计学家指出，数十亿生活得到改善的人口与贫困人口的分布同样广泛。聚光灯打到哪里非常重要，如果它照亮的是美国的铁锈地带或津巴布韦的儿童死亡率，那么资本主义看上去就像个失败者。但是如果它照向了纽约、日内瓦、首尔、东京，你就会听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我们知道这场竞赛非常迅速，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用脚走的竞赛和生活之间的类比并不是完善的。大量证据表明，竞争性的国际贸易带来了社会和道德扭曲的痛苦。当竞争企业的创造性破坏来袭时，输家总是痛不欲生。我们强烈地主张保护主义，因为我们常常醒悟得太晚，没有及早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改进都能提高价值。第二个千禧年的空气中弥漫着焦虑的味道，我们担心自己已经离不开的电脑不能把日期从1999年变成2000年。结果证明电脑可以改变，那么我们也可以。2001年，资本主义的象征之一——纽约的世贸大厦遭到了恐怖袭击，这更明白地告诉我们，远处等待我们的是一个未知又令人不安的未来。不过，箭头不会只指一个方向。新威胁、新机遇、新问题、新解决方案、新困惑和新的可能性都环绕在我们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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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The Time 100，” New York（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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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Robert Pollin et al.，A Measure of Fairness：The Economics of Living Wages and Minimum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Amherst，2008）.

[53] Nelson Lichtenstein，“American Trade Unions and the‘Labor Question’：Past and Present，What’s Next for Organized Labor：The Report of the Century Foundation Task Force on the Future of Unions”（New York，1999）；Steven Greenhouse，The Big Squeeze：Tough Times for the American Worker（New York，2008），289-301.

[54] Robert Brenne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1945-2005（Lond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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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进入21世纪

2008年8月8日，烟花点亮了北京的夜空，几十亿人坐在电视机前目眩神迷地看着2000名鼓手宣布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随后是一场精准的色彩、舞蹈、声音、节奏、切分音和乐曲的盛宴。激动人心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世界想起了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国术展示了陶器、青铜器和岩画，一团墨色拂过巨大的滚动屏，逐渐溶成一幅水墨画。3000名歌者高声吟唱《论语》，同时还有897名身着汉服的表演者排成了“和平”和“和谐”两个词的形状。中国共产党使出浑身解数，向21世纪的邻居、对手和客户进行了自我介绍。中国顶级电影制作人张艺谋导演的这场由15000人参与、成本超过1亿美元的开幕式，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个月后，中国人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典礼又是一次对他们的文化财富的伟大展览。

印度没有机会用这样引人入胜的表演来证明自己已进入世界领先经济体的行列，或是不需要彰显自己的物质实力，或者说是影响力。不过，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也值得大肆庆祝一番。中国和印度的活力打破了西方有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假设。政府似乎可以转变基本体制，促进对市场经济很关键的个体能动性。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它们不依赖于西方国家，创造了独立的资本，破坏了依附理论，而在威权主义的中国，引入仔细调适后的私人资本、个体决策和市场定价破坏了民主和自由企业关联的假设。无情的革命现在已经席卷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而且很可能还会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

迄今为止，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路线比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的俄罗斯和原东欧国家更有说服力。印度充满活力的多党制民主已经进行了60个年头，那时，人民选举出一位领导人是为了重振国家萧条的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驶进了自由企业的惊涛骇浪，共产党一直牢牢控制着国家之船的舵手位置。美国是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客户。如果美国消费者不愿意积欠巨额债务，那么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速度会比现在慢许多。印度和中国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它们不会长时间容忍美国式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也不会默许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义务教育的不足。这两个国家想实现这些想法任重而道远，因为它们的贫困水平超出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理解范围，而且经济发展带给它们的是比美国更巨大的贫富差距。

21世纪20年代，世界充满了惊人的变化。17世纪，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20世纪80年代，又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因为世界一半人口的生活区域靠近太平洋，而另一半人口天生具有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必定是为了唤醒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沉睡的巨人而来，让全球都感受到它们的经济实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只是回到从前的位置。1820年，中国和印度的收入之和差不多占全球收入的一半；到1950年，这个占比已经减少到了1/10。这种下滑如今毅然决然地停止了。预测到2025年，这两个国家的收入占比将占到富足世界的1/3。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上都拥有骄人的成就。过去20年中，随着它们的经济增长潜力不断释放，它们在国际会议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世界贸易组织和它的批评者

中国和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伞之下，拒绝接受2008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失败非常像尤吉·贝拉（Yogi Berra）的“似曾相识”。国家谋取特权却忽视了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场景仿佛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的深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说服西方国家放弃了保护性关税，接受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限制。61年后的今天，国家利益的毒蛇又在全球的伊甸园中现身。

1947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当年，23个国家同意定期会晤，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也就是世贸组织前身指导下，共同促进多边贸易协定，推动国际经济发展。最不寻常的或许是这“很多事”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却增加了中国和印度的力量。世贸组织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呼吁改革，使许多国家不得安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世贸组织成员一边回避着西方国家谈及自由贸易时的悲凉倾向，一边极力保护国内的利益集团。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十分愤恨世贸大会向玉米、棉花、糖料、大豆和小麦的种植户发放了数十亿美元，使他们避开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不过一些消息值得怀疑，有人指出欧盟对其成员国区域内放牧的牛每头补贴900多美元。[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受到了更多的非难，这些政策迫使发展中国家无限制地接受外国投资和外国资本的短期流入，给已经脆弱的经济增加了更多的波动性。

2003年，在坎昆的谈判回合中，印度和中国与巴西联合，在与欧盟和美国的谈判中转败为胜，它们要求取消农业补贴和其他贸易壁垒。后来，2008年，印度和中国拒绝了新的多哈协议，与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道扬镳。中国想让自己的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所以最初赞成自由贸易，但是2001年以后，印度和中国的面前出现了新问题。石油短缺和粮食价格居高不下把对如何养活已经非常贫困的农民群体这个问题推上了前台。这两个国家都希望世贸组织许可它们筑起一道保护性关税的高墙，这样它们的农产品出口就可能激增。对于二战后的自由贸易来说，这听起来非常像是倒退。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看上去也像是团结的破碎。对这个请求的抵抗很强烈，因为大多数分析家认为，立法保护的高墙之后是低效和腐败的天堂。

印度是世贸组织最早的成员国之一。1947年后，世贸组织在最早27个国家的基础上，又有126个国家加入，还有另外24个国家在磋商。中国直到2001年才加入世贸组织。它一直非常想加入世贸组织，它同意消除大部分的贸易壁垒，这笔交易迫使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削减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进入了这个全球俱乐部，它签署了协议，允许外资银行在2006年后进入它的经济领域，但是这个协议设定了很多的前提条件。不过，知识产权仍是即将爆发的争议性问题。盗版是美国和欧洲音乐产业的一块心病，中国也为它的侵权行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西班牙的事实证明了保护知识产权有多么困难，西班牙是具有良好信誉的世贸组织成员国，但它的DVD和CD的盗版销量占国内总销量的30%。或许我们应该听听历史的意见。1842年，当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访问美国时，他沮丧地发现美国书店的书架上摆放的他的作品都是未经授权的版本。[2]

很遗憾，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大输家都是位于世界贸易宇宙底层的国家，这些贫穷的小国极其渴望西方国家停止补贴它们想出口的作物。新协议的支持者希望居高不下的粮食价格可以怂恿西方国家受保护的农业集团撤回它们原本的主张。甚至美国目前当权的民主党[3]也接受这种保护言论。发展不会因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而停下来。双边贸易协定必将取代多边贸易协定，新回合的会谈也必将开始。当这些发生时，很明显已不再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竞技，而是至少三个竞争集团之间的博弈：第一个集团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第二个集团是亚洲四小龙、中国和印度，为了让世界听到它们的诉求，它们正在享受经济发展的乐趣；还有第三个集团，巴西和智利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来自两个老朋友印度和中国的威胁，这两个国家的巨大市场和加速出口再次改变了平等的竞争环境。

世贸组织是抗议者最喜欢的目标，但是他们时常忽略一个事实，即世贸组织的153个成员国和28个观察员国（俄罗斯也在其中）[4]几乎代表了地球上从中国到列支敦士登的所有国家。世贸组织虽被视为美国的走狗，可它接纳的成员还包括古巴等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不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运转的贸易组织还是要符合丛林法则，因为狮子仍是森林之王。凭借大部分的财富、人才和自负，世贸组织中的权势集团总是力图忽略食物链底端的需求。一些人批评世贸组织对农业经济、医药和金融服务行业的跨国公司有巨大影响力。[5]还有人说，世贸组织出于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目的，对于检疫的执行过于谨慎。这种谨慎似乎俯拾皆是，但世贸组织许多削减关税的协议再过20年也不会生效。

欧盟和美国内部对世贸组织也有诸多批评。劳工组织起劲地抵制与世界各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竞争。跨国公司引发的这场向下竞争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把劳工标准纳入了世贸组织未来的协议。这场运动的反对者说，世贸组织不能接受每一个西方人支持的好理由。考虑到劳动力是生产活动的核心，我们似乎很难不重视劳动力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反感这种高度官僚化的国际组织（世贸组织中，仅法国的工作人员就有147名）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公司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公司也就是全球化词典中的跨国公司，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委员会和国际条约对国家行为下达指令，世界主义还在替代国际主义。西方国家的活动家希望国际组织打击劳动剥削，保护环境，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企业界却往往认为这些关心很虚伪，是想要限制它们的商品贸易。世贸组织拒绝反对使用可能使海豚陷入困境的金枪鱼网，也拒绝限制激素喂养的牛肉，但是它一直致力于抑制保护性的关税和补贴。[6]商品和信息在全球都能获取的普遍益处很有可能会战胜保护性冲动。现在更是如此，全世界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意识到无论沉浮，它们都在同一艘船上。

中国不同世代的巨大变革/中国每一代人经历的巨大变化

代代相传在哪里都很重要，在中国尤其如此。每一代成年人分享的是共同的成长经历。当道德观念、惯例和技术迅速变化时，父母与孩子的世界是分隔的，这在现代社会十分明显。历史学家并不十分关注世代，因为婴儿连续出生，很难说特定的一代何时登场。如果不过多考虑年轻人自我实现的具体观点，他们常常以30年为期来审视其间的变化。在中国，每一个新世代都表现了暴力的特性，这种特性始于1949年，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军队成功地把国民党驱逐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当时台湾还叫做福摩萨[7]。这场胜利结束了中国多年的内战，其中还包括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日本侵略和占领满洲的突发事件。

不到七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这是他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计划。他在农村地区组织成立了以差不多5000户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公社。两年之内，7亿人一直生活在26000多个公社里。毛泽东避开了斯大林极力推动的大型重工业部门，他想用公社这样的小单位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他的首要目标很合理：刺激农民就位，提高粮食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产业工人。毛泽东倡导利用大型电气化工程支持农村生产，为农村工作提供动力。[8]政府也打出了标语：“离开农场去农村。”毛泽东的宏伟计划中最具创新力的（也是最常被讥笑的）是土高炉大炼钢铁，人们为了生产钢铁，把金属炊具和工具全部扔进了土高炉。因为运气不好、天气不好、规划不好等一系列原因，大跃进以灾难性的饥荒收场，死亡人数多达2000万。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带有这个时期明显的印记。

紧接着，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颠覆了当时中国青年的生活。共产党动员学生加入红卫兵，配合人民解放军铲除教师、前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很可能是他们的父母）队伍中的反动分子。年轻人在全国各地流窜，公然谴责这些人，举行批斗会，导致了数万人自杀。与此同时，以前的商人被送去劳动改造。1968年末，毛泽东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他把这些年轻人改称为“知青”，派遣他们去农村，与农民家庭一起生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词语的转换把数百万狂热的支持毛泽东的年轻人变成了国家的流放者。许多年轻男女在农村一待就是五六年。这些经历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难以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像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一样，曾被这样严密地看守过并且肆意地操纵过。

中国的经济改革家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留下的社会消沉而贫穷，并且纠缠在政党的层层控制之中。他在两个意义上使经济受到了政治的制约，为了排除外国对国民消费的影响，他监督并且极力推动工业化。他还主持了人民平均寿命和文化方面的大跃进，这个决策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非常有利。[9]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上台，他很快拿出一项计划，为停滞的经济注入了活力。1971年，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行访问。1978年，美国正式承认了这个冷战时的敌人——中国。美国国务院现在声称，美国不愿意看到自己与任何国家的双边关系变质，所以它必须向乒乓球员伸出橄榄枝。邓小平还无可奈何地目击过一次民众对抗。这场学生和共产党官员之间的对峙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影响了1989年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来说，最伟大的塑造者不是天安门广场，而是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总会即兴发挥一段复杂的舞蹈。它放松了对经济决策的控制，刺激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保留了充分的监督，确保13亿人不会饿死，也不会造反。先让脚步向上，再向下，然后释放压力再来一遍。侧移步估计是在检查经济发展的进展如何。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模式化的舞蹈不会被突然跳成危险的自由风格。

“奇迹”是一个宗教词语，是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奇迹是神力和恩典的证据。天主教堂并不褒扬那些不相信奇迹的人。世俗社会挪用了这个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它的出处——奇迹成为描述经济成功最受欢迎的方式。18世纪早期，法国人把海峡对岸的惊人繁荣称之为英国奇迹。二战结束以后，西欧经济的强劲复苏也被称为奇迹，还有早前迅速跨入资本主义的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可以称为奇迹。现在轮到中国发生奇迹了，而且是个壮观的奇迹。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路途中，很多区域都存在障碍。第一个障碍来自于社会文化，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还基本保持原状的观念。平等是共产主义价值的基石，住房安排和粮食配给问题更加巩固了这一现实。然而，中国迅速从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这确实令人震惊，它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瑞典、日本、德国、印度、印尼、韩国和美国，但是仍旧低于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10]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如果普通的中国人放弃了公职，或是不再经营政府的商店和餐馆，转而开办自己的企业，那么他们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他们放弃了虽然少但是有保障的工资，借用大街小巷的说法就是他们“打破了铁饭碗”。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用实际行动鼓励了其他人，主要是年轻人纷纷下海。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另一个国家如何飞跃到世界经济的前沿似乎就可以预知了。中国迎难而上，冲破了机会和人才的重重困难。中国的发展几乎就像是一部怪诞小说。你只能用数据说话，而不是尸体，诚然，这个比喻可能有点压抑。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制，共产党领导人也开始服从于市场经济的部分规则。市场经济慢慢地接替了计划经济，展现出它惯常的魔力。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总体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这种无与伦比的经济发展可以以其他常用方式重新表述一遍。25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七倍，1989～2004年，它的全球购买力从5.4%提高到12%以上。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土耳其和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且实现这些发展的同时，它还得监督着十几亿的国民。[11]

中国走向市场的第一步是出让它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中国虽然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但是也改变了它们的经营方针。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大型企业的经营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这些经理人可以维护所有者权益，他们的业绩表现也能为自己带来适时的回报。中国的国有重工业企业基本上是为军事需要提供服务。1984年，中国政府甚至允许一些准国有企业以协议价格出售多余的产出。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更加自主了，可是它们的收益却下降了，因为它们用我们所说的利润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增加了他们的福利。这些企业背负着冗员和退休养老金的重担，处于明显的劣势。[12]它们没有服务于国家更需要的轻工业和服务业。汽车制造企业多是国有企业或是与外国公司形成的合资企业，这种安排在酒店业也很常见。

中国的经济特区

邓小平在南方沿海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地方可以进行自由交易并且接受外国投资。事实证明，这些特区非常成功，其他14个沿海城市很快也获得了同样的特权。价值观改变行为。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这些特区以前，曾认为经济繁荣的南部省份广东因为靠近繁华的香港，所以已经被西方野蛮的生意人污染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放开了许多领域，派出了一批年轻的领导人去西欧、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参观学习。这些人考察回来后，认为中国应该效仿一个世纪以前日本明治维新的应急计划。苏联解体使邓小平否决了一些党内领导人的提议，他们依然赞成中央计划。统治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邓小平拥有着作为政党主席必要的管理技能，他知道如何授权和斡旋。[13]他沿袭了毛泽东分散化决策的方针，在农村地区扎下深根的共产党官员是贯彻这个方针的基础，毛泽东把很多责任托付给了他们。改革派想战胜保守派的反对，于是在文辞上耍了些花招，他们把改革行动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他们以前的中央计划看成是需要再加工的方法论。

为了适应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存的状况，中国共产党推出了零售和批发都适用的价格和汇率的双轨制。因为差距大，所以除非产品质量明显不同，人们一般都会争先购买法定的物品。双轨制也鼓励了受贿。人们利用自己的党内关系以较低的价格购买物品，或以较高的价格把工业材料倒卖给私营企业。这种腐败形式使共产党饱受批评，而且加速了向私人生产的迈进。1993年，浮动汇率制度代替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特殊汇率，双轨制被淘汰了。行贿受贿对中国其他方面的直接进步也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贿赂绝不只存在于东方世界。2008年，伟大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因为过去60年在世界各地的非法付款而支付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罚金——16亿美元。[14]

1978年，中国从农业经济开始启动了它的改革方案。中国的农村人口从共产党上台时的89%下降到了71%，但这个占比仍然很大。困扰中国经济的还是两个老掉牙的问题：粮食不足，农村人口的就业岗位不够。[15]1978年末，也就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前夕，一个集体农场偷偷把土地出租给了个体农户，并且分配了强制的采购定额。这次秘密改革的成功证明了私有化农业的好处，尽管天气干旱，这个安徽省的集体农场的粮食产量仍然增加了30%。因此共产党妥协了，至少在贫困地区和山区，它放弃了集体农业。后来，中央政府注意到地方官员可能剥离旧的集体所有制的资产，于是加快了农业私有化的进程，这使得地方官员不能以极低的价格将集体财产出售给他们的亲信。这项新制度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中国的乡镇企业把工业带到了农村地区，部分解决了农村过剩人口就业的老问题。在农村3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中，超过2/3是由农村工业化创造的。人们各就其位，节省了基础设施的成本，也吸收了农村农闲时节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方案最初规定，15年后，私营企业将恢复集体所有制，但是这一条款的执行期限后来延长了30年，而且目前看来很可能会完全取消。1998年，农村人口数量开始下降。邓小平的改革方案甚至让遥远的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提高到了7.4%，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惊人地达到了12.8%。[16]

农户如果想避开针对私营企业的歧视，往往会登记成集体所有制。村民把这种做法叫做戴红帽。户籍制度把农民绑在了土地上，但是1992年后，针对私有制的歧视逐渐减少。1994年，《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民营企业不用再费心去捏造一顶红帽子了。[17]因为国内的市场不断扩大，这些地方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一个事实可以用来判定民营企业对于中国出口经济的贡献，中国某市生产的袜子约占全世界袜子总销量的35%！充足的劳动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8]

农村滞后的工资促使1400万中国男女奔向了富裕地区，随着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不断蔓延，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区和输出地区都有好处，但是这种持续流动的趋势向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使与普通市民相比，外来劳工赚得少一些，但是他们的收入比之前还是增加了一倍。和美国的无证工人一样，中国的流动工人也做着工时长、条件差和报酬低的边际工作。虽然中国极力避免大城市的周围形成贫民窟，但是外来人口只能住在宿舍、出租屋或工作场所。举例来说，1999年，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是17.27平方英尺（约15英尺乘10英尺）；而背井离乡的外来人口的居住面积只有上述的一半。[19]

2008年末，在邓小平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典礼上，共产党的领导人宣布，允许农民把他们30年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其他农民或公司，这一条款把集体农业推得更远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10%下降到8%，振兴农村经济变得极其重要。而经由这次改革，约8亿农民家庭能用他们的农场进行抵押借贷或者出售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加入城里人享受的消费浪潮。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出口放缓，这样做可以增加国内的消费。虽然一些卖出的农田可能不再用于耕作，但是地块整合还是可以产生规模效益。农业改进后，农民少了，投资多了，领导人希望生产力也会提高。[20]中国农民很节俭，政府希望他们有了更多的收入后，会开始消费，弥补出口赤字。

中国的领土面积和美国的很接近，但是中国有更多的山区。中国内陆的丘陵地区仍然很落后，远远赶不上沿海的平原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有2亿人，而中国人口将近10亿。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减缓人口的进一步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少生”，敦促夫妇晚结婚，晚怀孕，少生孩子。1979年，邓小平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打算把计划生育政策至少持续到2010年。不过这项政策只适用于居住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的汉族人。即使存在很多例外，中国的生育率还是下降到了1.7，比西欧的1.4要高，但是低于美国的2.1。政策的成功可以用事实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是30%，而现在只有20%。[21]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后果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因为许多夫妇为了保证他们生的是男孩，打掉了女胎。

20世纪6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尚未产生影响之前，婴儿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从而造就了年青一代的就业高峰期。因为有很多的生产岗位等着他们，20世纪80年代成年的这代人加快了祖国的经济繁荣。从长远来看，人们健康方面的改善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几十年，中国的抚养率（依靠工作者抚养或赡养的儿童和老人的数量）一直在提高。如今，没有姐妹、兄弟、阿姨、叔叔和堂兄妹的两代人长大了。加入劳动大军的求职者数量正在减少，退休人数却一直猛增。到2010年，3.32亿中国人将年过50。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政府持有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它可能不得不兑现一些，因为中国坚持为它的老年人口支付退休金。[22]

尽管中共领导人在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权。然而，迈向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意味着在鼓励人们自行其道。个人主动性和国家控制存在尴尬的对接问题。改革的领导人认同鸟笼经济学说，即中央计划是鸟笼，经济是小鸟。寓意是：没有笼子，鸟儿就会飞走。但又必须让这只鸟感受到有空间，所以笼子必须不停摇荡，创造空间很大的幻觉，让鸟儿高兴。[23]但是西方人会说，共产党现在正被老虎追着跑，它不能慢下来，也不能掉头往回跑，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太过惹眼，而且被广泛分享。《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抓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发展形势：“以前的红卫兵变成了百万富翁。”[24]

1989年政治风波为中国共产党敲响了一次警钟。只有强大的物质文明才能控制对更多自由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次南巡后来被称为“春天的故事”，为中国同年召开的党代会提议的新改革方案确立了政治路线。法律和共产党都更赞成私有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使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拥有了同等的地位。公司股票交易规范化，雇主可以解雇不需要的工人。这一进步让人回想起16世纪英国的服装商，他们说服了枢密院，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让他们为需求的回归节约资本，而不是一直花钱养着纺织工。资本家有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从2002年到2007年的五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增加了10%，达到了7400万人。

中国在引进技术和增强技术教育方面一直保持着急速发展的势头，不过它的教育投资只有巴西的一半，而且远远低于印度。中国派出了最聪明的年轻人去国外大学学习最先进的工程和科学。这项政策是把双刃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共35000人，只有9000人回国。[25]不过现在，回国率不断提高。而且2006年，美国也派出了11000多名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从巨额储蓄中拿出一些，开发一个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身份相称的教育体系，这一点令人费解。

1994年，中国共产党在放松了经济控制的15年后，开始鼓励共产党员参与经济发展，进行自我重建。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是能源、钢铁、交通、通信、电力和卫生等国有控股企业凭借新效率集中了更多的权力。新的精英团体掌控了大局，自上而下直至地方层面，他们都在为成功的举措进行自我奖励。虽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服务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并且特别关注中西部的落后地区。

中国的投资资本组合

中国银行体系的支柱是四家大型的国有银行，这四大银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衍生物；1994年，在发展的宗旨下，中国出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城市银行。在几乎所有国有银行中，政府都控制着多数股权。国外的直接投资非常多，主要包含的是长期承诺。这些被称作“耐心资本”的承诺让中国比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度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人是伟大的储蓄者，所以中国的利率一直保持着低水平。在21世纪的消费热潮中，中国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变成了美国的大存钱罐。中国的企业在建立健全的组织结构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国有银行饱受内部徇私舞弊的折磨。中国的投资安全未来依靠的必将是落实到位的财务问责制度、更完善的法律以及透明度。2008年，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它增加了金融职位执业资格考试的数量，从此，不断增多的金融从业人员必须具有执业资格才能上岗。[26]

新法律允许外国人不用再通过企业合营，可以直接投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喜欢保护许多在国外生活的有钱华人。他们要么是外籍人士，其中许多是20世纪50、60年代逃去香港的人，要么是中国早期移民的后代。如今，中国向市场张开了怀抱，而这些华人也一直渴望在中国投资，他们通过金钱俱乐部或商店找到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的投资途径。这些华人手里有很多钱。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拥有着这个国家60%的财富。而在印尼，华人拥有的财富更多，约70%的私营经济都由这1%的人口控制着，包括印尼最大的企业集团。另外，在缅甸经济中，华人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27]在这些财富的支持下，国外资本和外国公司涌入了中国。新的利润税取代了利润留成制度。

中国在日本和美国找到了它的最佳客户，但是它正在上马一个项目，要把西藏与印度的贸易联结起来。2005年，中国的总理温家宝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推动中印之间经由西藏的陆路贸易通道的建立。中国有如此多的发展建设，这个项目与其说是提升经济，不如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和政治的需要。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八年后，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发起了为西藏争取更多自治权的全球运动。中国鼓励人们迁往西藏，加速这个地区的民族融合，这项举措却遭到了世居藏民的强烈反对。

中国向贫困的西部地区大量投入资源符合它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以西藏边境为起点的新铁路的建成使中国进入加尔各答更加容易，而这里距离中国的西南边陲仅750英里。与此同时，中国建立了一支大洋海军，负责在常常运送石油的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上巡逻。半个世纪以来，边界争端使印度和中国始终保持着距离，但是随着两国都准备开发新的经济机会，它们很可能会捐弃前嫌。欧洲和美国销量下滑的威胁使这一政策愈发具有吸引力。贸易商的热情甚至延伸到了遍布暴力的克什米尔前线，装着苹果和核桃的卡车从印度出发，满载着大米和葡萄干而归。[28]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出口爆炸式增长，21世纪头四年，仅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就几乎翻了一番，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970亿美元。经济衰退时期，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猛然收缩，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国出口总量下降了18%，测试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灵活度。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的复杂性也日益增加，除了鞋帽和玩具，电脑外围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也纷纷加入出口行列。随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出口产品还包括汽车零部件。[29]2004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主要出口国，强烈地表明它在培养技术劳力方面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国的国内消费仅能消化吸收它年产量的1/3，相比之下，美国国内消费的占比为2/3。

与中国的人民一样，中国政府对待巨额财富也很谨慎，它把其中大部分都投资在了美国中长期债券上。这是美国经济的福音，但不一定对中国经济有利。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找到把储蓄者变成消费者的方法，也许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留下更大的空间。2008年的经济低迷使中国推动国内消费的计划更为迫切，但这执行起来并不简单。中国人存钱，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政府必须先发展养老计划。制造业的优先地位必须改变。中国消费者想要不同类别的物品，从迷你音响系统到西方人珍爱的昂贵的鞋子。不过，政府正在努力。政府鼓励银行提供更多的贷款，把房屋抵押贷款的首付从当前的20%提高到30%。如果中国人变成购物狂，必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推测起来，他们会从国外进口更多的商品。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社会变革却进展缓慢。中国人民必须与政府一起痛下决心，进行私有化改革。或者用中国的说法，他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它也影响了私有范围，影响了个人决策。中国的居委会负责照管人们在工作单位之外发生的大事小情，而工作单位也设有监督员工行为的党委。居委会不仅要看管辖区的房屋，还得安排每周的政治学习，经营托儿所，分发配给券。[30]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和惩治共产党员滥用权力，在此结构之上成立了党纪委员会。党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退休党员，他们负责在大街小巷巡逻。而这种控制又与信息技术引入的自由自在的沟通拙劣地搅和在了一起。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十分不友好，因此美国的搜索引擎谷歌和雅虎不得不与中国的审查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较量。

全球经济与世界的新闻媒体相互联系，充分保证了不良行为如果没有受到惩罚，就会被曝光。如果中国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那么2008年毒奶粉这样的新闻报道可能就会被压制下来。但是邓小平的接班人情愿接受这一公平交易，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走近世界，中国就不会有发展。1997年，中国曾想捂住世界银行的嘴巴，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预测，中国的空气污染成本相当于它GDP的8%。[31]但是现在，全球的连通性意味着中国不能再这样向不利于它的课题施压。世界新闻媒体详尽报道了2008年5月四川发生的大地震，88000人死亡或失踪，500万人无家可归。这场自然灾难很快变成了政治问题，豆腐渣学校由此浮出水面，解释了夸张的儿童死亡率的原因。

即使我们不能精确预测，但是这些联系必将改变中国人民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外国记者发表了中国国内腐化堕落的故事。他们估计，腐败侵吞约在中国7万亿美元的经济中占到了3%～5%，从地方官员的内幕交易和裙带交易到整顿停业和用假币支付薪水，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2008年，政府因为腐败行为惩治了5000名地方官员，但是共产党员仍是中国治理的脊柱。行贿可以确保一例成功的手术，可以进入某所学校或拿到驾驶执照，这些情形在中国十分常见。社会中流动的钱多了，贪污受贿的机会也就多了。受害者可以在网上发帖抗议，但是他们要做好被暴力报复的心理准备。[32]

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向我们证明了中国不仅准备好成为一名世界球员，而且愿意投入数十亿美元，上演一场全球秀，展示它的才华、纪律和创造力。[33]中国走了多远可以用大大小小的不同方式加以衡量。1987年，每24小时会有一个航班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抵达北京，两个城市之间每日航班大约运送1000万人，另一个每日航班运送2900万人！想想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或是纽约和费城或纽约和波士顿之间，这相当于多少个航班在空中纵横交错。而这还只是那会儿的事。现在，中国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和几十个航班。比如上海，还有时速240英里的高铁可以将乘客送达机场。集装箱彻底改变了货物水运，装载这些箱子的货船以秒计算的速度从香港出发，一年到头的货运量相当于4000万个标准集装箱。面对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的脚步有所放缓，但依然很忙碌。

东欧没有起效的休克疗法

中国的改革虽然深刻，但是循序渐进，东欧国家则不同，正如一位评论员对波兰的评述，我们经历了“没有起效的休克疗法”。[34]20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着手改革，调整了经济结构，实行了开放政策，并且在政治权力的行使中建立了透明化。1991年，正是在这一双重努力的过程中，苏联和平解体，一党专政的政治秩序变成了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早期，西方专家建议从前的共产主义国家都用大爆炸来进入市场，流露出了“柏林墙倒塌”带来的一点点必胜信念。这些谋士们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讲话，建议立即解除所有对价格的束缚，并且把国有资产折价变卖给私有机构。他们预计，经济在短暂停滞之后会迅速恢复。真实情况恰恰相反，生产下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物价上涨演变成了通货膨胀。

俄罗斯认为所谓的苏联权贵阶层攫取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可以很轻易地把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归为己有。犯罪组织形成的速度比政府控制能力发展得要快。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抛售得太快，新富阶层和其余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极端组织支持的民间团体与这个国家性急的专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更不用说他们与新贵富豪的对抗。很难分析究竟什么事没发生，但是通过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可以看出，俄罗斯缺少了解现代经济学的领导人，也缺少为了消费能逐渐跟上工作节奏的人民。俄罗斯的法律制度也无法控制暴徒和不法分子，这些人可以利用国家过渡政府的软弱无力。还有另一个问题困扰着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美国等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同，俄罗斯每年都会惊人地损失50万人口。也就是说，15年后，俄罗斯将从世界的第九大国家跌至第十五或十六位，人口规模向土耳其靠近。[35]

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个问题，俄罗斯的发展之箭是否会落入资本主义的箭袋。在旧东欧阵营的国家之中，恢复主权也经历过人口下降，最终通向了政治秩序民主化以及撤除旧计划经济的双重努力。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在这两方面都已获得了更多的成功经验，不过，它们的邻居保加利亚仍被评为2008年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俄罗斯享受着石油出口国的影响力，事实上，它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控制了欧盟。但是开采自然资源在许多地方仍是令人难堪的发展。这些收入会减少领导人获得的民众支持，而且这样的“快速致富”鼓励人们延缓了建立强大经济需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英国留给印度的复杂遗产

印度的发展比中国慢一些，但是比东欧经济要大有可为得多。印度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可能比中国的威权体制还有更多优点。印度在独立前的300年，曾是英国占领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的拓荒人——而且鉴于其文化、人口、面积、纺织制造和战略位置，印度不是一般的殖民地，而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殖民地。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带回印花棉布和条纹棉布。这些色彩斑斓的棉织品在英国人的世界一炮而红，他们用棉织品装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窗户，或者用色彩明快的布料点缀他们的长沙发。在印花棉布热潮的鼎盛时期，东印度公司曾把佩斯利涡旋花纹等英国人喜爱的图案样式带给印度织工仿制。很快，英国的布料生产商开始调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通过法律来减少这些进口布料慢慢地渗入国内市场。英国开始限制印度的工业化，而印度的布料自希罗多德时代就闻名于世。东印度公司不再购买成品布，转而为英国的布料生产进口原材料。印度的布料生产商把自己圈定在就近的、引不起英国人兴趣的市场里。

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沉重地承载着印度的殖民历史。印度曾依附于英国这个经济大国，在公共工程上接受过英国数百万英镑的支援，但是这些工程指向的是帝国的利益，而不是印度本身。1830年后，英国官员开始推动贸易领域的生产。19世纪中期，他们开始为许多英国官员修建办公楼和住所，并且修筑了运河、公路、灯塔、邮政、电报线路和灌溉项目。在印度铺设铁路成为英国巩固政治和军事统治的关键。1860～1920年的60年间，英国工程师年复一年地修建了近600英里铁路。到1900年，印度拥有世界第四大铁路系统。[36]

英国把这项投资看作是一次伟大的文明成就，印度人为此应心存感激。维多利亚女王宣布她的王国希望刺激印度和平的产业时，曾明确说过，“他们的满足感（是）我们的安全感，他们的感激之情是我们最好的回报”。但是印度人民的穷困以及他们的劳动果实堆放在英国货轮的甲板上的景象鼓舞了几个核心的批评家和活动家。达达艾·纳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是其中之一，他是第一个在英国议会赢得席位的印度人，他希冀通过议会让英国人理解他们对印度的专制政权。他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正在为“食人的帝国经济”而流血。纳奥罗吉是一名天才数学家，他使用统计数据证明了他所述的情况，据他估计，英国从印度获得了2亿英镑的收益，如果以卢比计算，印度的人均收入是20卢比，而英国的人均收入是450卢比。英国对此的反应是就此问题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这是典型的拖延战术。1885年，纳奥罗吉参与创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简称国大党）。他还成了年轻崇拜者玛哈特玛·甘地（Mahatma Gandhi）的导师。起初，印度国大党只是在英国的制度范围内进行改革，后来它发起了反殖民主义运动，最终使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37]

以资本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印度的批评家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官员把经济学视为和物理学一样的自然体系，而不是人类为了自身目的创造的社会制度。他们坚持经济是自然的，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很有用，可以减少人们对经济运行方式的责骂，就像诅咒雨云一样了无意义。相反，如果把市场看成是社会形态和制度，爱国的印度改革者就可以合理地鼓动变革。如果印度人跳出了英国殖民者的思维定势，他们就会遗弃杜撰谎言的思想基础，不再认为支配经济关系的自然法则有多么重要。他们需要明白的是，印度集成了全球经济范围内的原材料生产商，为什么还会一贫如洗。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总是预先批评印度的领导人，在印度独立后，他们尽可能地甩脱了以西欧和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他们转向发展家庭手工业、手工艺品、合作银行和信用社，这些构成了传统的农村群体经济的基础，而大多数印度人都生活在这些群体里。即使是现在，与全球有联系的企业也只雇用了7%的印度工人。[38]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爬上了它经济扩张最伟大的巅峰，同时，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精心设计自给自足的经济，来匹配它们新的政治自治。印度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是民主的，中国的政治是共产主义的，是威权的。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印度保持着与西方的智力接触，而中国尽可能地隔离了西方的影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仍然会讲英语；而随着改革开放前那一辈的精英上了岁数，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都老了。

1820年，中国和印度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近一半，这一事实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两个国家曾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与同一时代场景下的许多新兴市场不同，这两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浑厚，作为印度人或中国人，它们的人民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它们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从不会随风飘摇，但它们也同样背负着过去的重担。印度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种姓，继承的身份长久以来一直界定了特权，并且指定了行为和职业。

根据文字记载，印度存在上百个种姓，如果按层级结构排列，贱民构成了印度人口的16%。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它的名称用英语解释是指“非常有教养或有知识的人”，如“波士顿的婆罗门”。1973年，一辆载着86名乘客的巴士被困在新德里西南部的洪水中。一个过路人把绳子的一端拴在一辆卡车上，并牵着另一端涉水走到巴士前，要求乘客拉着绳子自己走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因为乘客属于两个不同的种姓，所以他们拒绝使用同一根绳子，宁愿待在原地，结果这辆巴士被冲走了。[39]资本主义鲜为人知的特征是它对这样的区分没什么耐心。比如，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法律制度要求在公共场所隔离非洲裔美国人。

印度宪法宣布基于种姓的歧视是违法的，而且这种歧视现在在城市里基本上已经消失了。然而直到2008年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女孩收到了一个不同种姓的15岁男孩的情书，她的亲戚公开羞辱了少年后，把他推到了一辆火车前。很奇怪，印度的政坛持续保留着种姓制度的痕迹，种姓仍代表着利益集团。2008年，印度最大的北方邦选举出的领导人是一位贱民女性，这震惊了全国。库马里·玛亚瓦提（Kumari Mayawati）组建了一个联盟，吸引了种姓制度各阶层的选民。[40]方便的组织原则、基于种姓的政治推动了赞助行为，而这些行为逐渐破坏了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提升的功绩。

新独立的印度虽然有民主的开端，但在1947年，它还是历经了一场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的血腥分离。大暴力致使穆斯林人口大批离去，他们从印度搬去了巴基斯坦，再去到孟加拉国。但这次分离并不彻底。今天，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数量仍排世界第三，所以像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这样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一些专家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就匆忙下结论，说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友好相处。他们说，共产党的铁腕保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而在印度，党派政治总是做无用功，干扰了局势的稳定。另一些人急忙指出了民主带来的优越环境，不过，印度的政治还远远达不到令人钦佩的地步。2008年，印度议会的522名议员中，120人面临着刑事指控。

强大的国大党自独立以来一直统治着印度，现在它必须把脆弱的联盟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完全的统治。因为印度议会会议喧闹且难以驾驭，所以亟须改革的切肤之痛越来越明显。[41]更有趣的问题或许是资本主义是否具有力量创造潮流，把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推向参与式的民主政治。这些力量可能是私人决策、更顺畅的市场沟通、创新的推广以及消费者口味的满足。中国台湾和韩国都从威权政治走向了民主。新加坡是这一命题绝好的试验，因为它的法律很严厉，经济进步又很明显。

印度的现代主义者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是该国新繁荣的建筑师，1991年，辛格成为印度的财政部长，他开始指导印度经济朝着新方向航行。辛格是锡克教教徒，他利用严重的金融危机剥离了印度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他使公众公司私有化，邀请外国投资，并且刺激进出口。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这个精心设计的制度使企业在繁文缛节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1947年，潘迪特·尼赫鲁开始实行许可证制度，他设立了规划委员会，负责通过苏联式的五年计划来管理经济。2004年，辛格成为印度总理。他虽然是温和的知识分子，但在工人阶级中也建立了权力基础，这些工人和农村地区大部分失业的贫困人群是有区别的。

大多数美国人注意到全球市场中的印度，是因为他们打电话向电脑公司寻求技术支持时，总会听到带有英式口音的印度声调。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抓住这个机会，把它们的客户服务外包给了印度，因为印度有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他们会讲英语，工资又低。美国和英国的银行还外包了它们的行政工作。服务外包有别于把工厂迁往有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它始于20年前，从那时起，纽约城市银行把他们的日常交易记录航空邮寄到爱尔兰，那里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讲英语又低薪的工人将这些记录处理完后再迅速寄回。因为美国公司把它们的“后台”工作发派给了印度，所以欧洲公司的数字运算和簿记工作只能指望东欧国家了。而现在的新动向是，印度的支持专家开始雇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帮助他们争夺高端的技术服务工作。印度人想沿着白领阶梯向上攀爬。

这些呼叫中心对于印度的价值可以从这些工作在印度经济服务领域中的优势中获知。在印度，农民数量稳步减少到了人口的24%，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人口占比增长到了50%。相比之下，中国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近50%，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工厂。每个国家都找到了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而它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恰好反映了这种差异。中国只有1%的人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而印度这个比例是3%，这对于想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来说都极其的低。[42]这两个国家人才流失的现象非常严重，因为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国外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印度培育了大批的软件工程师，其中很多都移民去了美国。随着国内经济明显地繁荣和发展，一部人会回国投身于伟大的国家建设，开始构建与本国历史相当的经济。而且他们常常能带回新技能和新资本。

印度11亿人口中，有2/3生活在农村地区，不过和中国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农村工厂工作。20世纪70、80年代，亚洲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变，但仍有1/4的人口，约2.15亿人生活在丧失体面的贫困中。从不同的角度来看，65%的印度人依靠农业生活，但他们对印度GDP的贡献还不到18%。和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因为独立，印度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加快。尽管英国人自己的农业部门表现抢眼，但他们在印度的农业改进上投入却很少。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前，霍乱、天花和疟疾的消失延长了印度人的寿命，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了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经济增长。为了应对僧多粥少的新马尔萨斯危机，西方援助组织开始摸索避免饥荒的速成方案。

美国新政前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从拉丁美洲开始救助饥民。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了进来，在墨西哥建立了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简称ICMW），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IRRI）。他们依靠遗传学家的技能开发出了新品种的水稻、小麦和玉米，这些新品种的作物可以施新肥料，种植期也短，而且植株粗壮的茎能承托起更重的穗子。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华莱士一样，是一名来自爱荷华州农场的男孩，他在提高小麦和玉米产量方面实践经验丰富，他因改良的新品系的小麦和水稻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从1963年开始，福特、洛克菲勒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AID）带着这些种子到达了西南部从印度的旁遮普地区一直延伸至土耳其的小麦种植带。很快，这些高收益品种将亚洲1995年的谷物产量提高了一倍，被誉为绿色革命。尽管耕地仅增加了4%，但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却翻了一番。饮食的改善明显延长了人们的寿命。[43]

第三世界的这些农业进步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许多农民过度地使用水和肥料，加剧了环境的退化。农村地区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因为许多贫穷的农民对新种子和施肥技术置之不理。农业改进者带来的大丰收致使粮食价格下跌，穷的因此更穷了，这与三个世纪前英国农业革命发生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20世纪90年代，赢了个开门红后，绿色革命的脚步开始有些迟缓。政府不再资助新的灌溉项目，也没有再给农民借钱，而且没有建立必要的交通枢纽，把收获的粮食送去城市市场。它还影响了研究。

尽管经济增速升至两位数，但是如今的印度仍有一半儿童营养不良，对公共卫生项目的需求至关紧要。不过，在印度西南部颇受赞誉的喀拉拉邦，人们的平均寿命和文化水平几乎与美国相当。喀拉拉邦作为典范，喜忧参半。左倾的邦政府在健康和教育方面投入了巨资——效果很明显，但是因为当地就业机会很少，所以每年都有近200万年轻人出国。这些在迪拜及其周边地区工作的工人从他们的第二故乡寄回的汇款占喀拉拉邦年收入的1/4。除了印度，从迪拜汇回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所有汇款加在一起每年合计有650亿美元！

除了美国，印度是世界上耕地最多的国家。鉴于其土壤和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印度可以为它的人民和全世界提供丰富的蔬果。[44]不过，印度的大部分耕地属于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阻碍了高产种子和改良肥料的引进。另一部分人却得为季节性洪水而苦恼。印度和中国未来都存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印度已经开始进口稻米和谷物，这向世界粮食价格施加了更多的压力。这些进口粮食刺激政府提高了谷物的收购价格，从而鼓励了农民扩大生产。过去20年，农村面临了非常严峻的危机，几十万农民因绝望而自杀。总理辛格承诺，政府将采取行动，缓解农村的苦难。

印度看似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容纳制造业和农业，可事实上农民和制造商在土地使用上发生过多次激烈的冲突。印度汽车制造商塔塔公司（Tata）拟订了计划，要在恒河三角洲的平原地区建立一家工厂，这片区域土壤肥沃，农民每年可以收割两季水稻，还能种植一些田园蔬菜，而且通过新的国家公路，所有东西可以很容易地运去新德里。这在塔塔公司看来是非常理想的地理位置，但是示威者却成功阻止了工厂的建设。冲突显现了印度农民的战斗力，也标志着新的强大的发展制造业的行动。印度与它的亚洲竞争对手及邻居不同，它首先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不像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那样优先选择出口。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美国强鹿（John Deere）、LG电子（LG Electronics）、埃萨集团（the Essar Group）、本田、丰田、日产、摩托罗拉（Motorola）、通用汽车和惠而浦（Whirlpool）在印度都投入数百万美元建立了工厂，用来服务它们众多的消费者以及巨大的出口市场。政府预测，印度每年的国外投资最高将达300亿美元。印度的新消费者也给国内的汽车市场加了加温，现在印度是亚洲第四大汽车市场。福特、通用汽车以及日本的三巨头在印度每年都是大卖。超过1/3的消费者正在购买他们的第一辆汽车。超过90%的印度人在他们汽车上的预算不到15000美元，所以印度的塔塔汽车公司决心把五座客车的成本降至2200美元！而另一个印度汽车公司马恒达（Reva）则为印度人民提供电动的双座掀背车。21世纪的环境和经济问题使印度汽车制造商的前景看好，因为他们一直专注于生产便宜的节能汽车。马恒达汽车公司计划将它的电动车推向欧洲市场，并且已经获得了欧共体的认证证书。[45]

印度的人口活力使其可与中国竞争，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在缩减下一代工人的规模。到2030年，印度将会把中国推下世界人口第一的位置。2013年，印度20～24岁、进入就业市场的男女将达到1.16亿，而中国只有9800万。印度一半人口的年龄在25岁以下；18岁以下的占到40%。1950年，29%的世界人口在城市生活；200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0%，而印度是先锋。辛格曾承诺用数十亿美元来翻新印度的63个城市。计划是用体面的生活吸引穷人走出压抑的市郊。海得拉巴已经完成了都市美化，而加尔各答和班加罗尔也进入了蓝图设计阶段。印度持续数年8.8%的经济增长率是实现这些雄图伟业的基础。如果坚持下去——这个艰巨的任务——到2016年中，印度1万亿美元的经济将再翻一番！

年轻的印度消费群体

印度贴近美国，是世界顶级的消费国；印度的国内消费占GDP的64%，相比之下，美国是70%，日本是57%，欧洲是54%，中国是38%。印度零售贷款占银行所有信贷的1/4。中国是储蓄国，印度是消费国。银行针对这一当代现象，充分利用了美好的民俗方式，它们雇用鼓手对那些拖欠付款的债务人演奏小夜曲。而这些鼓手现在得加班加点了，因为印度的债务人陷入了信贷紧缩的困境。与此同时，印度人开始存钱，去年印度的储蓄率从28%增加到了35%。印度银行的保守政策也开始控制它们的支出。2008年，西方的全球金融中心崩溃时，印度人的智慧显现出来。印度银行业的领导人在与西方进行对比时，强调了它们的克制：少之又少的住房净值贷款，没有证券化抵押贷款投资，没有次级抵押贷款。印度银行没有一家倒闭，或是接受政府的救助资金，但如果印度银行在紧紧拥抱他人时不够谨慎，那么即使再强大也会被摧毁。[46]

制片和消费或许很相称，因为印度电影已经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印度电影被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为宝莱坞。印度体育也被拽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坑。在印度，板球最受欢迎，板球的全球总部因此从伦敦旧的贵族板球场搬到了孟买，毫无疑问这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众多球迷。印度这一代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着不错的收入，所以他们可以马不停蹄地买衣服，买CD/DVD播放器，买彩电、空调和厨房设备。印度的新超级富豪争相购买香奈儿香水、伯爵手表、路易威登手袋和罗塞蒂鞋，现在这些品牌都在印度开了专卖店。

手机的普及改变了零售业。印度人是热心的消费者，他们想用卢比买到最好的东西，而且喜欢在互联网上搜寻好价格。因为拥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前景，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在印度建了一家工厂，同时，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也成了跨国公司，把它的第一个全球总部设在了印度。1996年，有3个印度人进入了《福布斯》的亿万富豪排名；2006年，印度人变成了23个。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财富通常来自于电信、风能、信息技术、合成材料、纺织品，还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精炼。

印度的首富是穆克什·D.安巴尼（Mukesh D.Ambani），他父亲创立的信实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简称RI）把手伸进了印度经济的各个领域。安巴尼不只是印度最富有的人，他也是一位世俗的预言者和比尔·盖茨式的实干家。他展望用15年时间消除印度的贫困，并且建议信实工业公司从他的家乡孟买穿过港口建立一个新的更宜居的城市。孟买从Bombay到Mumbai的名称变化是刻意想抹去英国的印记。安巴尼的家族是商人种姓，他充分体现了家族精神。他们与古老的婆罗门不同，婆罗门都去牛津上学，追逐英国品味，而安巴尼更喜欢家乡的母语，喜爱街边推车贩卖的印度食物，他的放松方式是每周去看两三场宝莱坞电影。[47]安巴尼为印度缓慢的社会改革提供了企业家式的加速度，充分体现了新印度精神，印度对这种精神的支持坚决地背叛了它的社会主义的过去。

玛哈特玛·甘地和毛泽东——对印度和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个人

因为资本主义如此密集地冲击着人们的态度、价值观、习惯——这些文化的东西——所以值得我们从更多方面来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两个国家在两位极富魅力的领袖——玛哈特玛·甘地和毛泽东的带领下，向它们尊崇的传统发起了挑战。或许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反应体现了这两位伟人的影响。1913～1948年，甘地领导了印度脱离英国的独立运动，在印度独立六个月以后，他被印度教的极端分子暗杀了。甘地在伦敦是一名有教养的律师，他从24岁开始，在南非一直待了20年，1893年，南非拥有与印度相当的人口数量。甘地看到有色人种在当地受到的待遇非常愤怒，他发起号召，伸张正义，这样的激情使他几度入狱。他鼓励遭受压迫的人民利用非暴力反抗和消极抵抗的方式团结一致，推翻他们的压迫者。

甘地的梦想不只是让印度获得解放，他还想使印度人摆脱英国人曾一度强加的工业社会带来的、丑陋的嘈杂和摧毁三观的剥削。甘地以苦行者的习惯，唤醒了爱与赞美的善意，还有战胜一切的决心。他的继任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顺利建立了印度的现代宪法以及反映了甘地理念的人权保障。虽然宪法认同种姓身份，也认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区别，但是它纠正了许多不公平的土地法律，并且提高了妇女地位。甘地基于印度悠久的传统，强调和平抗议的手段，这一立场在他的国家依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他还培育了印度社会对多样性的包容，这种多样性在20世纪争权夺利的政党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之所以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是因为他抵御了日本侵略，并在与国民党的长期抗战中胜出。中国的内讧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当年才30岁，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是一位杰出而冷峻的将领，他深思熟虑，恪守共产主义的承诺，后来还口述了他一路胜利的过程。旧时的中国社会墨守成规，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病态，毛泽东针对这个万恶的旧社会策划了一次暴力转变。随着和平曙光的出现，共产党成功根除了卖淫、剥削儿童、妇女缠足和鸦片烟馆等社会陋习。共产党带有一丝集权主义的色彩，他们重新分配了土地，并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血腥镇压。毛泽东和他的同伴还建立了一个听命于他的政党结构，直到最底层的村落，各级都得听从毛主席的领导。

中国和印度都退出了国际贸易，寻求改善自己国家困窘的方法，它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它们贫困的成因，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寻道之路却极其不同。在甘地谦逊的个人哲学的指导下，独立后的印度开始了公民参与的教育，而中国人民虽然因国家的努力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得到了许多好处，但是却成了政府控制的对象。如果说甘地非常会鼓舞人心，那么毛泽东就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这两个国家曾经的殖民身份都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是印度人仍与西方世界保持着近距离的接触。他们比中国人更容易成为成熟的消费者，中国人还需要10年或20年，才能逃出极权主义加诸在他们身上的麻木的扭曲和严重的隔离。印度人具有相当有趣的命运波折，他们的种姓制度也有有益的一面，因为吠舍（Vaishyas）这个商贩和生意人的种姓使商业企业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经验。政府因反对意见而紧张不安，而种姓却巧妙地开拓出一条通往全球领导力的捷径，难怪印度人喜欢说：“我们的经济是夜生长，政府那时还驻在梦乡。”[48]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国家亦如是，而印度的责任则很沉重。虽然劳动法禁止剥削，但是印度腐败成风，危险的公路、频繁的抗议、暴力袭击宗教少数派、糟糕的卫生条件和长期的电力短缺比比皆是。它的金融体系比中国的国有银行强壮些，很好地扛住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49]与印度淤滞的民主制度相比，中国政府可以更迅速地解决社会问题，宗教和种族的多样性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这种堵塞。中国也存在许多同样的问题：深重的贫困，无处不在的腐败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甘地在整个西方世界是一位被传颂的英雄，而毛泽东则完全是一介平民。这些文化遗产的去伪存真需要一些时间。

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隐藏在印度和中国地位较高的一群人中：他们对社会地位低微的人，特别是农民，表现出了无比的轻视。这是大多数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种态度，它不只是简单的偏见，而且造成了许多的痛苦，两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18世纪，欧洲的政治自由化扭转了贵族类似的道德观念。宗教仇视或是正式和非正式的种姓制度，这些现实的存在之道与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倾向背道而驰。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似乎都渴望繁荣开放的社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想要达成这个愿望，所有人必须先停止对穷苦乡下人的无礼冒犯。

2008年，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不欢而散，而在此之前，印度和中国受邀加入包括美国、欧盟的27个国家、巴西、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新七国集团。用华尔街投资者的行话来说，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新兴市场现在炙手可热。2007年，印度、中国和巴西创造了最多的百万富翁，这证明了这几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平等的嘉奖。[50]2008年，新兴市场的热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现金短缺的外国投资者为了弥补他们国内的杠杆债务，开始撤回资金。印度损失了110亿美元的国外投资。新兴市场还经历了出口需求收缩的双重打击，这些打击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国投资基金的收缩。[51]至少他们和客户坐在同一条船上。

欧洲人和美国人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亚洲登上世界经济舞台的意义。商业引力的中心不仅偏向了东方，而且更有趣的是，资本主义展示出了远离故土后变色龙般的适应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亚洲新手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和印度对美国具有挥之不去的情感，他们总共拥有两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这些债券几乎没有产生收益，所以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力劝亚洲领导人转而把钱投进区域基金，资助基建项目。这些行动很及时，因为印度和中国与它们西方先辈一样，已经污染了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萨默斯还推动建立了南亚自由贸易联盟（South Asian Free Trade Alliance），研究方法，使合作可以增强现在已经存在的竞争。[52]过去的20年里，印度和中国显然已经找到了登上世界经济舞台的入口。只是西方最初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将如何调整它们的表现、权力和不同的政治方法，这会为有关未来的想法增添情趣。

[1]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1400 to the Present（Armonk，NY，2006），263；Joseph E. Stiglitz，“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 the IMF，”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2004）.

[2] Justin Yifu 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Distinguished Lectures Series，no. 16（2004）：30；Jonathan Holland，ed.，“Top Manta：la pirateria musical en Espana，” Puerto del Sol，vol. 11，no.5（2003）：15-18；Stephen Mihm，“A Nation of Outlaws，” Boston Globe，August 26，2007.

[3] 2010年，美国执政的是民主党。——译者注

[4] 截至2010年7月3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有153个，俄罗斯于2011年12月16日被正式接纳，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译者注

[5] Tina Rosenberg，“Globalization，” New York Times，July 30，2008.

[6] Jeffrey A. Frieden，Global Capitalism：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2007），166-67，467-70.

[7] 福摩萨：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对中国台湾的称呼。——译者注

[8] Kenneth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152（2008）：83-84.

[9] Barry Naughton，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2007），82，222.

[10] Barry Naughton，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2007），217-19.

[11] S. Shuming Bao et al.，“Geographic Factors and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Reforms，1978-98，” China Economic Review，13（2002）：90，109-10；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2；Naughton，Chinese Economy，222.

[12] 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29.

[13] Wing Thye Woo，“Transition Strategies：The Second Round of Debate”（2000）：10.

[14] Siri Schubert and T. Christian Miller，“Where Bribery Was Just a Line Item，”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1，2008.

[15] Naughton，Chinese Economy，79；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1990）；Philip 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1985）.

[16] C.V. Ranganathan，“How to Understand Deng Xiaping’s China，” in Tan Chung，ed.，Across the Himal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1998）.

[17]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90-92.

[18] Naughton，Chinese Economy，202-3，398.

[19]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95.

[20] Edward Wong，“In Major Shift，China May Let Peasants Sell Rights to Farmland，” New York Times，October 11，2008.

[21] Naughton，Chinese Economy，161.

[22] David E. Bloom et al.，“Why Has China’s Economy Taken Off Faster than India’s？”（June 2006），available on the Web；Kenneth Pomeranz，“Why China’s Dollar Pile Has to Shrink（Relatively Soon），” China Beat Blog，http：//thechinabeat.blogspot.com/2008/01/why-chinas-dollar-pile-has-to-shrink.htmlp，January 19，2008.

[23] Woo，“Transition Strategies”：10；Ranganathan，“How to Understand Deng Xiapeng’s China.”

[24] James Fallows，“China Makes，the World Takes，” Atlantic Monthly（July-August 2007）；Ching-Ching Ni，“The Beijing She Knew Is Gone；In Its Place，the Beijing She Loves，”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3，2008.

[25] Donald Clarke，Peter Murrell，and Susan Whiting，“The Role of Law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ng Cai，Albert Park，and Yohui Zhao，“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n the Reform Era，”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New York，2008），172-73，390-91；Robert Brenne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1945-2005（London，2006），324-26；Emily Hannum，Jere Behrman，Meiyan Wang，and Jihong Liu，“Education in the Reform Era” and Alan Heston and Terry Sicular，“China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Brandt and 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233，40.

[26] Naughton，Chinese Economy，422-23，107-10，478-81；Keith Bradsher，“Qualifying Tests for Financial Workers，”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6，2008.

[27] Hannum，Behrman，Wang，and Liu，“Éducation in the Reform Era” and Heston and Sicular，“China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33，40；Amy Chua，World on Fire：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New York，2005），3-7.

[28] D.S. Rajan，“China：Tibet-Indian Ocean Trade Route—Mixing Strategy，Security and Commerce，”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Paper No.1546（2005）；Somini Sengupta，“After 60 Years，India and Pakistan Begin Trade across the Line Dividing Kashmir，” New York Times，October 22，2008.

[29] 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16；Jeffrey D. Sachs and Wing Thye Woo，“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4（2000）：18；Woo，“Transition Strategies”：10，12，23；Sachs and Woo，“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WTO Memb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vol.1，no.27（2003）：27；Albert G.S. Yu and Gary H. Jeffers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n Brandt and Rawski，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320.

[30] Qiu Xiaolong，Death of a Red Heroine（New York，2000），135，308.

[31] J.R. McNeill，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New York，2000），107.

[32] Mark Magnier，“Bribery and Graft Taint Every Facet of Life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 29，2008.

[33] Barry Naughton，“China：Which Way the Political Economy？，” Paper delivered at the UCLA Brenner Seminar，April 9，2007.

[34] 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3. The opinion expressed is that of Grzegorz W. Kolodko.

[35] Parag Khanna，“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January 27，2008.

[36] Manu Goswami，Producing India：From Colonial Economy to National Space（Chicago，2004），46-53.

[37] Manu Goswami，Producing India：From Colonial Economy to National Space（Chicago，2004），224-26，233.

[38] Pranah Bardhan，“What Makes a Miracle？：Some Myths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Boston Review（January-February 2008）；Heston and Sicular，“China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31.

[39] Los Angeles Times，July 7，1973，Part 1∶6.

[40] Somini Sengupta，“A Daughter of India’s Underclass Rises on Votes That Cross Caste Lines，New York Times，July 18，2008.

[41] Bardhan，“What Makes a Miracle？”：11-13；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1999），149-51，and “An Elephant，Not a Tiger：A Special Report on India，” Economist，December 13，2008，6.

[42] Naughton，Chinese Economy，154-57，196.

[43] McNeill，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219-21.

[44] Naughton，Chinese Economy，497；Mira Kamdar，Planet India：The Turbulent Rise of the Largest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Our World（New York，2007），143-48，160，179-85；Somini Sengupta，“India’s Growth Outstrips Crops，” New York Times，June 22，2008.

[45] Kamdar，Planet India，112-16.

[46] Kamdar，Planet India，192-94，102，116-17；Jeremy Kahn，“Booming India Is Suddenly Caught in the Credit Vis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4，2008；Joe Nocera，“How India Avoided a Crisis，”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0，2008.

[47] Kamdar，Planet India，102，107，124；Anand Giridharadas，“Indian to the Core，and an Oligarch，” New York Times，June 15，2008.

[48] Gurcharan Das，“The Next World Order，” New York Times，January 2，2009.

[49] Keith Bradsher，“A Younger India Is Flexing Its Industrial Brawn，”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2008.

[50] Alexei Barrionuevo，“For Wealthy Brazilian，Money from Ore and Might from the Cosmos，” New York Times，August 2，2008.

[51] Kahn，“Booming India Is Suddenly Caught in the Credit Vise.”

[52] Heather Timmons，“Singing the Praises of a New Asia，” New York Times，April 19，2007.

第十三章 危机与批评论

21世纪，全球化的完整意义被第一次全球的经济衰退打回了原形。盈利的预期和糟糕的判断力醉人地混合在一起，再次显露出过去积淀的恐慌，世界金融家以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衍生品和对冲基金组成的松散结构。2007年，房价跳水，他们搞出了五花八门的新证券。许多历史悠久的公司破产了，资金开始稀缺，数百万抵押贷款的持有人发现自己欠的债比他们房子的价值要高得多。不久，毒素就扩散到了金融中心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心脏，金融中心的流动性危机与偿付能力结合在了一起。没有新泡沫出现来分散人们对于经济基本面的注意力，现实的这一剂药下得太猛，为了控制损失，一些人开始呼吁法规和国际合作的回归。

有时，现实的精彩片段就像丁尼生（Tennyson）的“墙缝里的花朵”，揭示出有关大情境的真相。2008年，经历了金融危机、股市恐慌和信贷流动冻结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来自克里夫兰的老新闻似乎听起来颇有意义。当时是2002年，克里夫兰市议会发现针对掠夺性贷款的止赎权出现了突然而短暂的变化，比如收取高额费用和还款罚金，并且还提高了利息支付。于是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条例，阻止了这些变化。托莱多和代顿也纷纷效仿了这一做法。这迫使俄亥俄州银行采取了行动。它们在法庭上对这一条例提出了质疑，并且游说立法机构很通情达理地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了类似的条例。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推翻了早先的有利裁决，禁止了这些条例。紧接着，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介入调查，并且裁定即使是州立法机构，也不能通过针对国家银行的立法。[1]国家和州的权力压倒了地方的审慎。而这并不是孤案，它说明了立法机构不相称地愿意保护企业免受监视。

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会重演，但资本家可以自我重复。事实上，危机来临时，即使没人阻止，也很少有人会表现出诧异，这表明了资本主义养成的一种品质，否认现实的乐观主义。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散发自信的推销员表现出来的劲头。如果没人主持，大多数参与者都会忙着寻找赚钱的新（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很容易）方法，所以恐慌、危机和暴跌无法避免。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监管的外围寻找合算的交易。好交易表现糟糕时，政府总是急忙解决问题，但结果却各有不同。

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以前，市场磕绊已经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痛苦，1987年股市崩盘起了个头，接踵而至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垃圾债券危机；1989年储蓄和贷款行业的陨落，日本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破产，2000年网络公司泡沫破灭，2001年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垮台，随着2008年抵押支持债券崩溃带起的层层涟漪，市场的谬误之歌达到了高潮。从2007年开始，不断增加的止赎权缩减了没完没了的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因此也越陷越深。中国的巨额储蓄降低了借款成本。美国消费者显然决定让中国继续存钱，而他们则继续保持高消费的风格不变。同时，低利率驱动资本管理者四处寻找多挣钱的新方法，因此，他们必须编造花哨的策略。

雷曼兄弟破产是创伤的开端，这一事件并没有刺激美国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世界金融机构的“共沉浮”联盟变得愈发紧密。正因如此，政府迅速出手，接二连三地救助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以及它发起的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还有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同时，通过谈判把美林贱卖给了美国银行。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也迅速采取了行动，虽说这有点不正常，但是提升了希望，我们总归是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通货紧缩的教训中获得了一些启迪。20年的高资本回报准确无误地暴露了它自身的缺点，开始是纽约，然后蔓延到了伦敦、法兰克福、香港和东京等主要金融中心。自治国家冰岛濒临破产，导致投资高利息收益的冰岛债券的机构穷困潦倒。

19世纪J.P.摩根时代，银行家的谨慎协调了市场的发展，现在他们却乐于承担风险，变成了硅谷创业企业的发起人。因为受到收益可能大幅增加的诱惑，银行家开始在服务费用上相互竞争。与19世纪资助铁路建设的先辈们不同，这些银行家会投资于他们为客户创造的证券，为了用更少的资产压舱来获得贷款，他们把谨慎抛在了脑后。公司取代了合伙经营，在不追究个人责任的情况下，高管们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1999年，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废除，极大地助长了风险偏好的风气，这次废除分离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而且禁止商业银行拥有企业股票。20世纪90年代，投机风气四起。[2]

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两个未知因素造成的根本原因。第一个诱因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经济衰退引起了人们破除法规的兴趣，这些法规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遗赠。作家把资本主义企业比作格列佛，环保主义者、安全监察员等小人国居民一队队前来，想要捆住它。商界人士认为，只有参与者可以自由且迅速地采取行动时，经济才能健康。说到放松管制的时代，我们总会想起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而1999年，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成为法律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Financial Service Modernization Act）则宣告了这个时代的完结。

银行、经纪公司、保险公司以及高价股票普遍有所斩获，法律允许银行与保险公司合并，并且把投资银行从许多适用于定期商业银行存款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这个法令保护了银行客户的隐私。更重要的是，它还使难懂的投资脱离了监管，比如投资者为了对冲他们投资的各种证券可能造成的损失，在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市场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这些降低和管理风险的工具事实上却鼓励了投机者与体制进行博弈，这简直有悖常理。

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保险方式，是人们为了平衡投资损失而采用的手段。但是如果其他人认为某个企业会失败，那么即使没有投资，他们也可以签订信用违约掉期。这非常像是为邻居家的房子投保，因为邻居粗心大意爱吸烟，他家的房子迟早会烧掉。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目睹了大量投资者想为他们的证券化抵押贷款投保，急匆匆地签下了合同。这家保守的公司借助复杂的计算机模拟的风险评估，仓促跳入了这片暗流汹涌的抵押债务水域，几乎溺水。2004年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免除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资产超过50亿美元——承担债务金额的监管限制。[3]他们说，剩下的就交给历史吧。

立法机关忙着解构监管体系，同时异常的资金量也正冲刷着全球市场。金融资产远比真正的经济活动增长得要快。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率与政府刺激经济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利率大幅下降。[4]利率不恰当地徘徊在2%～3%的区间内，金融专家们开始想尽办法增加回报。美国住房市场的火热正是他们追逐的机会。他们设计了一系列风险极其不确定的新金融投资工具。银行抵押贷款兵分几路，变成了衍生证券，衍生证券这个名词是指其自身价值来源于其他资产。很快，这些证券化抵押贷款从商业银行传给了投资银行，因为投资银行不用像商业银行一样受到监管。投资银行重新包装了这些证券化抵押贷款，并将它们卖给投资者或其他银行。其他许多正在寻找地方存放自己资金的个人和机构也买了它们。一旦商业银行售出抵押贷款，它们就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衍生品，这成为一轮知情人士的欢乐增长。房主实际的抵押贷款支撑着证券的价值。可惜的是，银行家们低估了隐藏其间的风险，随着抵押贷款的数量和疑点不断增加，这些风险也呈几何级数上升。还有更糟的，2009年，止赎的法律程序揭露了记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疏忽，因为一些止赎权无法提供持有抵押贷款的证据。

对于把玩房地产市场的人来说，抵押贷款是一个很大的杠杆。如果一个人购买100万美元的房子，他首付10万美元，转身在上涨的房地产市场上把它以110万美元卖掉，他就赚回了首付，还多了10万美元，等于初始投资翻了一倍。如果你想分期付款来获得物品的所有权，那么利用贷款投机非常可行。当然，要想成功，这个物品必须有升值空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就呈现出这样的上升趋势，它在2000～2006年之间几乎翻了一倍。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形象地称之为博彩资本主义，抵押贷款表现成了所有信贷形式的证券化，从汽车分期付款到信用卡。

金融机构想留住这美好的时光，它们开始向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收入不够还款的人发行抵押贷款。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公司用降低首付或压根不用提供首付的方式来吸引客户。一个全新的杠杆市场自此被挖了出来。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利率的下行压力也使住房抵押贷款更具吸引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行政机构都将购房作为合理的公共政策来推动。这些额外的购房者进一步抬高了房价。随着越来越多拥有次级信用记录的人取得了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成倍增加。在房地产市场的全盛时期，许多房主把他们不断上涨的财产价格当成是银行存款来使用。他们分享着金融行业的乐观前景，用房屋增加的价值冲抵了住房净值贷款。他们用这些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开创事业，购买越野车或者美化自己的新家园。

个人决策有助于解释世界金融中心在2008年为什么会陷入低谷，这是个完全合理的意外后果。首先，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家庭决定建立储备金时，他们没打算用基于他们储蓄的廉价信贷来刺激美国消费。其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行政机构认同住房是健全的社会政策时，他们也没打算激起银行之间的竞赛，争相发行次级房贷，并将其证券化卖给热切投资者。再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向明星交易员支付可观的年终奖金时，他们也只是想要奖励出众的业绩表现。所以睾丸素驱动的竞争完全是无意识的，强烈压制了做行业老二、从大处着眼和倾听反对意见等所有可能的理智。意外后果的概念与经济学家青睐的数学模型并不匹配，自由的市场体系和普遍的个人主动性才是火车头，牵动着行为产生意外后果的专列。而这些后果聚集起来，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2008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冒险是资本主义的天性，但是它在金融部门与在技术领域扮演的角色不同。银行和公用事业一样，它们在可靠且高效时贡献最大。银行家反而像二手车推销员般逢迎献媚。他们曾让不谨慎的借款人吃过闭门羹，现在却对所有登门者张开怀抱。当然，如果他们从没把钱借给过冒险的企业家，那么资本主义也会受到影响。21世纪10年代，平衡稳定与创新的问题难倒了银行。投资银行甚至开始购买它们正要卖给其他人的资产抵押证券，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人说，当银行体系公开发售股票时，冒险策略会为银行家而改变，这些策略允许他们投注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金融机构乞求政府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后，年终绩效奖金为扩大业务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成为公共领域争论的焦点。不在华尔街工作的人认为，数百万的奖金可能来路不正。金融奇才却认为，他们卖点公司的什么东西就能捞一大笔——行话说，就是“杀什么吃什么”，显然这个逻辑并没有被人们记住。当生活重新听见杀戮的咆哮，这些金融公司都濒临破产时，对于该做什么，他们也只能沉默。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虚拟投资的世界，这些投资的物质实体是从全世界6万个终端发出的电子信息流。技术进步使金融交易量不断增加。也出现了一些双重欺骗，销售人员鼓励人们承担超出他们经济能力范围的抵押贷款，或金融公司在没有分享风险信息的情况下，说服养老金基金经理和市民购买他们的资产担保证券。

过去十年，金融服务在美国GNP中的占比从11%增长到了20%。一些平日里清醒冷静的人投资的杠杆比率达到了1∶30，这在没有跟踪的情况下扩散了风险。更大胆的投资者会把几种举债形式嵌套成单一的投资工具。从长远来看，这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物理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都离开了他们原本的工作，加入了高薪的金融队伍。21世纪的最初几年，至少有40%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进入了金融行业。在华尔街，百万美元的年薪司空见惯，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小而紧凑的赢者圈子，所有的奖励因素都放在了大胆冒险的这一侧，正面的抑制因素劝阻了谨慎，甚至是坦率。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担心得罪大公司的领导，因为他们希望这些领导日后会雇用他们。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和穆迪（Moody’s）等信用评级机构也不愿降低那些承担了巨大风险的银行客户的评级。回顾过去，这些决策者影响了几十个国家的经济，可他们自己其实活在密闭的温室之中，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高呼同志之爱，不愿去想明天在哪里。[5]

这个场景下的未知因素带有心理和地方色彩：膨胀的自信心鼓励人们——如此看来，主要是机构投资人和对冲基金经理——购买新的资产担保证券。回头想一想，他们对风险的错觉有点匪夷所思。歌舞升平时，大多数人只会跟着傻乐。反之，谣言和愚蠢被戳穿时，信心骤降造成的打击几乎等同于令人失望的收益报告或国外市场的动荡。这些来自交易员和投资者的反应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经济，因为全球投资者很容易接近这些“好买卖”。再补充一句，世界对美国每年7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视而不见，这种选择性失明对美国很有利。

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就债务问题有一些独创性的见解，20世纪20年代大泡沫时期，他离开了化学领域，转而投身于经济。人们购买债券（即借钱），因为他们想在未来拥有更多的财富。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庄稼快收割时，如果我借给农民100美元，期望收回110美元，我会祈祷天气晴好或者蝗虫不会来。可实际上，如果抵押未来财富的债权过多，超过了债权的回收溢价，那么一些用未来收益担保的债权必然会亏本。期货市场不仅波动性强，而且总是在应对这种不确定性。[6]在证券化抵押贷款的情况下，债权索偿人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美国方言协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将“次级”评为2007年的年度关键词。[7]在房价上涨的一片欢欣鼓舞中，全球金融词汇也从华尔街跳上了日报的版面，你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一系列引用，比如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债务抵押债券、利率掉期、掉期期权和特殊目的投资工具。21世纪10年代，对冲基金增长了五倍，吸引了养老金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和市政投资等各路投资经理，现在这些人都承受着经济收缩带来的巨大痛苦。经营对冲基金、创建衍生工具和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人用抵押契据搭起了一座纸牌屋。他们初期的成功与上涨的房价共同孕育了“非理性繁荣”。在泡沫出现的初期，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指出，他有点后悔当初反对监管。信用评级机构忽视了其间的利益冲突，给予抵押贷款证券虚高的评级。因此，即使那些创造风险评估的人也对这个体系失去了信心。

2007年末，房价开始下跌，抵押担保证券也跟着滑落。去杠杆化像蛇一样——即偿还保证金买入的证券——沿着金融这条绳索啃噬了所有人，从银行家到保险公司、对冲基金投资人及其机构和私人客户。流动性枯竭，资金紧张。甚至合法的商业借款人都无法获得贷款。更糟糕的是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摇身一变，成了商业银行，离开了投资银行这片鲨鱼出没的海域，驶入了更多监管和审查的避风港。它们也因此获得了政府援助和贷款来源。

不想受约束的金融家并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唯一的责任人。这场危机也揪出了政府官员，从市议员到国会议员，从市长到总统，是他们解散了曾经针对金融公司的监管体系。美国政府或多或少地从经济关系的中立裁判变成了商业利益的提倡者。政治竞选的改变促进了经济领袖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勾结。40年前出现的电视成了竞选活动的主要媒介，钱——绝对不能忽略不计——有了新的重要意义。电视广告费把官员和他们的竞争者推搡到了商业利益的怀抱。油滑的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曾辩称，他抢劫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这就是两党候选人都会去找富豪要捐款的原因。

贪婪和需求的有毒组合——金融工程师的野心勃勃和政客支付竞选活动高昂成本的需要——使官员受制于这些希望政府撤销监管的公司高管。但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主导了舆论，遮掩了政府的真实意图。即便如此，《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通过后，一些立法者仍然试图限制衍生品交易。他们准确地预测了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众议院提出了打击掠夺性贷款的措施，俄亥俄州某些城市通过了类似的提案，但是让企业自己做主的支持者却不断阻挠这些努力。监管体系名誉扫地，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即使那些完好无损的监管机构也变得畏首畏尾。

自满的行政官员和立法者为放松监管抗辩的理由是，美国银行家会带着钱离开这个国家，在其他地方建立他们的证券化抵押贷款的帝国。竞争这剂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无情地鼓励了冒险。谨慎一些的银行家看到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此意气风发，也会想做同样的事。阴雨绵绵时的游行从来都不会有什么人气。撤销监管后，银行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从2001年的9000亿美元飙升到了2007年的62万亿美元。[8]对冲基金在10年间也从37.5万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万亿美元，使损失跳进了万亿美元的行列。数字很难理解，但它不是问题的维度。如果非要指责的话，消费者也不能摆脱干系，因为放松信贷和便宜的抵押贷款也是许多美国人的要求。

房主成了到处打官司的诉讼人，他们开始起诉银行、抵押贷款机构、华尔街银行、大银行、小银行和这些银行的贷款专家。甚至市政府也被卷了进来，它们也购买了部分由抵押贷款、次贷和最低利率的银行贷款担保的高收益有价证券。一些远在澳大利亚的人也把投资银行告上了法庭，说它们隐瞒了在售证券的风险。而通用电气等受人尊敬的公司也将业务范围延伸到了金融服务领域，结果因为沿用欺诈标准，收到了保险公司的律师信。最高法院近期的裁决有利于华尔街，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补偿的话，仍然阻挡不了人们走进律师办公室，寻求报偿。[9]

房价并不需要下跌许多，之前，很多房主的欠贷余额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房屋价值。2009年，超过1/4有抵押贷款的房屋——大约1300万处房产——是“在水线以下”；止赎权平均每天有5000个！投资者损失了4000多亿美元。考虑到1990年的日本经济衰退时，政府并没有迅速采取行动来止损，美国政府也奋力想要驾驭经济恢复的过程，加快信心的回归。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首先为“不良资产”提供了7000万亿美元。“救市”成了让人不再有好感的名词，因为它强烈暗示了我们面对的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不久，人们都开始谈论经济刺激，还有经济复苏的承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新政府正在实施着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所有官方努力都想使普通的市场参与者相信，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或者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的竞选歌曲中唱的那样，“好日子又回来了”。

与此同时，美国汽车产业酝酿已久的衰退引发了注入纳税人资金的要求。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钱花光了，福特也步履蹒跚。汽车制造商的棘手问题挑战了经济学家最强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可以依靠市场参与者的理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本田、丰田和日产在美国首次亮相时，开明的利己主义就应该在底特律领导人的耳边低语，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当然，密歇根州的大多数人还是“买美国货”，所以他们没看到奔跑在加州和纽约州的高速公路上的那些时髦的新汽车。汽车制造公司通常都很大，几乎控制着整个地区，所以它们的首席执行官总是放纵自己沉浸在白日梦里，迎合消费者对于高油耗越野车的短期喜好，或是把它们的创新设计送去国外的展厅。1989年，迈克尔·摩尔的热门电影《罗杰和我》嘲笑了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说他在摩尔的家乡弗林特解雇50000名汽车工人是缺乏远见。而且通用汽车的定期报告必定是有关日渐萎缩的市场份额。这种固执的无知不能永远持续下去。2009年，终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都进入了破产程序。

全美汽车工人约30万，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的雇员占了75%，他们的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这是这几家公司领导逃不出的困境。2008年，他们去国会作证时，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也一起去了。这个缠人的麻烦主要是如何照管现有工人和退休工人，这让人觉得非常讽刺，因为他们的前辈们曾反对国家为医疗保险立法。20世纪40年代，曾有一项提案提议通过社会保障总署为全民保险提供资金。底特律的领导人担心这样的条款会削弱工人的忠诚度，所以坚决反对这一提案，并且推动工会在谈判桌前成功地争取到了它们成员的利益。本田和丰田美国工厂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并没有达到底特律汽车工人那么高的水平，这一事实激怒了国会议员和他们选区的人民。早些时候，公众可能想知道这些工人没有做得更好的原因。可是现在，工资缓慢增长的30年和沃尔玛这样低工资雇主的成功已经引起了观念上的奇妙变化。

为了对抗这种心态的改变，工会领导人意识到需要重建公众和工会之间曾经拥有的团结。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制定的目标是它可以代表美国1/3的劳动力，达到20世纪50年代鼎盛时期的规模，因此它发起了一次运动，解释强大的劳工运动如何激发民主，以及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生活工资和体面工作条件的道德承诺。实际情况也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支持：CEO的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78年的35倍提高到了2008年的275倍。再也没有企业负责人会像亨利·福特那样慷慨地对待工人了。自2003年起，虽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工资并没有上涨，福利的价值也在下降。

工会支持《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2007年，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曾用阻挠议事的理由否决了这项法案。《雇员自由选择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组织工厂的权利，只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联名签署，表达他们成立工会的意图。统计数据表明，1/4的雇主非法解雇过至少一个工会组织的人，所以工会认为《雇员自由选择法案》对于组织新工厂非常必要。工人工资保持不变，而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员薪酬却在不断上涨，这种强烈的对比把许多民众拉回了工会这一边。在无拘无束、不受监管的几年中，自由放任经济理论陷入了耻辱的泥潭，而这几年也为工会在21世纪的发展开了个好头，只是工会必须面对关门停业的商店和美国企业排山倒海的异议等对抗力量。[10]

缺少灾难警示显然是人类的特质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并没什么不同。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研究论文《崩溃》中表示，失败的社会总是在功能失调很久之后，还死死地拽着它们的价值体系不放。[11]坚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可能是古老人性弱点的新鲜例子。当然，这个观点现在听上去就像是在墓地里吹口哨。每一代是否都有自己的经验教训？看起来的确如此。二战后的财政安排使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25年的普遍繁荣。或许这种景象还会重现。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要求布雷顿森林协定在21世纪重建世界经济的金融基础。显然，对他们来说，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签署的协定象征着共享的合作影响力。

虽然次贷危机的中心是美国，但是这场灾难的影响却波及全球。下曼哈顿区招致的麻烦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的城镇，更不用说外国投资者，他们和美国金融界的冒险家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s）一起兜了兜风。甚至美国最神气活现的企业中心硅谷也订单大减，感受到了信贷紧缩的级联效应。考虑到它们的计算机和软件销售额占了美国资本支出的一半，所以这不是寻常的问题。通常充斥着风险资本的技术领域现在也有些资金枯竭了。

在房地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日子里，人们依靠房屋不断上升的价值进行借贷，现在他们停止了消费，这伤害了大大小小的出口商，美国消费者曾是他们可靠的依赖。拉丁美洲的领导人常常谴责美国这个一路向北的哥利亚，他们开始还有点幸灾乐祸，直到发现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这次金融崩溃就像是出其不意地用绊网困住步行者的恶作剧一样，逮到了所有人。只有印度因其保守的银行业传统而逃过一劫，未受太大的影响。这些证券出乎意料的脆弱——证券（security，另意“安全”——编者注）是个自相矛盾的术语——面对这场危机的肇事者，美国的银行则助长了全球许多新兴经济体左派领导人对这场次贷崩溃的肇事者的愤怒。

全球化利用第一场世界范围的庞氏骗局划开了另一个口子，2008年底，全球化终于栽了个跟头。这个骗局是以咆哮的20年代臭名昭著的骗子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而命名，它为了收买已经入股虚假公司的人，得引诱更多的人投资。在巨大利益的鼓动下，股民成了这些赚钱投资的非正式推销员。一位曾受人尊敬的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承认自己曾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国家和中国等世界许多地方向新增的潜在客户出售他公司的股票，骗取了客户500亿美元。[12]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麦道夫受到控告很冷漠，尽管一位坚持不懈的专家反复告诫它皇帝麦道夫没有穿衣服，但它仍然拒绝调查。

金融服务业在过去15年的优势是主次颠倒的经典案例。金融机构的发展最初是为了方便实业企业，但是20世纪末，它们本身成了风险投资家。200多年前开办的股票市场变成了公众和上市公司之间的调解员。股票市场曾经只是富人的游乐园，现在却在为数千家机构和数百万小投资者提供服务。银行也把资金投向了商品生产和服务领域。这些金融机构最终拿到了权杖。21世纪，金融家越来越多地介入公司事务，他们交易公司股票，商谈公司贷款。权力从公司管理层转移到了债务持有人的手中，这种转移对公司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债务持有人更注重眼前利益。股东因此受益——至少在短期内，而许多强大企业的价值观却被冲撞得摇摇欲坠。

一般来说，如果金融资本主义的目标与企业相差太远，那么公众就会受到影响，2008年发生的事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1953年，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出任国防部长时，他说出了他的想法，这句话成了当时的头条新闻：“有利于国家的就是有利于通用汽车的，反之亦然。”威尔逊因为这句话在听证会上被人嘲笑，但其实他说得很有道理。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一直向汽车工人支付着优厚的工资，让消费者对它们的汽车满意。抵押贷款这类纸面交易的灵活杠杆产生的暴利激励了所有的短期行为，比如21世纪初期CEO复杂的巨额薪酬。事后看来，公司或许把高管奖金放入了托管账户，他们好好经营几年后，才会得到这笔奖金，而不是应付了事就能够获得。

次贷危机凸显了想稳住资本主义的无情革命有多么困难，因为过去总是非常不完美地指导着未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刻薄地说，次贷的激增是某种“自然实验”，测试了彻底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理论是否有效。[13]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实现了外围安全网的全新银行体系落实到位。主要的资本集中离开了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转移到了投资银行，这些放贷的投资银行造出了真正的信贷额度的红树林迷宫。这并不反常。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投资者总是在寻求新的赚钱方法，最好还能免于监管。

清算的时刻终于到了。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为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在2008动荡之年结束时，它们去圣保罗和工业巨头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形成的七国集团进行会谈。新兴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呼吁通力合作，重建全球的金融架构。他们强调“其他国家”不再满足于让西方国家这样不负责任地继续下去。很快，华盛顿举行了另一次会议。白宫国宴的安排暗示了这些其他国家的胜利。布什总统右边坐的是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左边坐的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这些时刻和二战结束时一样有利，可以解决全球不稳定的国际问题。[14]

全球化的新现象总是借由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名，不是土耳其围着头巾的老太太打手机的场景，就是伊朗年轻人跳着美国嘻哈舞蹈的电视画面，或是有关尼日利亚生长的一些美丽的非洲雏菊的知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对互联性的肯定令人震惊，就像听说宾夕法尼亚州的好时公司这样支持整个社会的工厂要歇业一样。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全球贸易的真正始点是16世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买卖和新大陆的白银交易。那么，为什么全球化直到现在才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世界的通信和交易以50年前难以想象的方式把我们的生活结结实实地捆在了一起。政府更开放了，界限也更容易实现相互渗透。托马斯·弗里德曼声称“世界是平的”，他的意思就是指人、财、物可以在地球表面自由移动。[15]

互联网超越了电报和电话，它用消息、表格、照片和电子表格等，即时地连接了个人、企业和机构。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进口商品，这也把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一把拉进了跌宕起伏的国际市场。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美国（或德国、中国）打个喷嚏，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也会跟着伤风感冒。21世纪头十年还出现了许多关于全球一体化的炒作，IBM公司登载的两页报纸广告就是典型。这个广告分享了弗里德曼的世界的扁平化，阐述了一个智能化的主题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传感器可以把智能信息发给汽车、家电、相机、道路、管线、牲畜和药！广告还分享了弗里德曼口中的全球化友爱（Globalphilia）。IBM为了强调这一点，描述了它“提升企业的效能和效率，同时利用技术力求科技上的创新、灵活和集成的整体管理方法”。[16]但是仅靠智能和沟通远远不够，最近的金融灾难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成功还需要智慧。

经济学家现在正在谈论所谓的道德危机，这一术语指的是给予人们错误激励的危险。政府救助银行也是道德危机，因为如果未来银行家感觉自己不用买单的话，那么他们更容易冒愚蠢的风险。这不禁让人想起某位专家的话：“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17]控制罪恶的系统手段在经济上以及在宗教中显然都是必要的。“道德危机”这个术语本身就表明了市场参与者现在意识到资本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社会规范上的支撑。人们可能会说，善有善报，但是大多数人发现这个回报远远不够。我们虽然更喜欢度假，但是我们要吃饭，我们渴望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们愿意工作。

所以，市场要什么和市场参与者要什么之间存在某种脱节。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看出来，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一直致力于辛勤工作的道德善举。直到如今，追求享乐的伦理才流行起来。这也是问题所在。自由企业经济依靠的是竞争、明智的选择和广泛共享的信息，它也奖励了部分的市场垄断者，诱骗他人进行愚蠢的交易，并且利用对自己有利的秘密信息。今天的道德危机只可能是资本主义正在远离师长教授有关成年人如何养儿育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古老伦理。如果这组价值观完全消失，我们将失去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石，但这取决于男女履行义务、审慎地管理资源、注重努力工作以及公平地对待他人。

2008年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所以法规才得以重申，官员们才恢复了谨慎的态度。它还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话，这真是件时不我待的事。我们需要的新金融体系不只是一次法律改革。资本主义应该可以很好地兑现它的进步与繁荣的承诺，参与者才能觉得安全无虞，有位专家详尽地列举了这些保障，“有效的法律体系，值得信赖的司法部门，可强制执行的合同法，公正无私的行政部门，现代簿记，准确的财产记录，合理的税收体系，成功的教育系统，洁身自好的警察和政治家，财务公开的竞选资金，有责任感的新闻媒体和普遍认同的公民责任”。[18]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是为了支持这些社会福利。如今，确保这些福利的政治意愿是否存在才是真正的问题。

资本主义历史的重现

有关商业的事项离开了现代之前的贵族社会的外围，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中心，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检测到资本主义起源的缺陷。交易和人际交往一样古老，但它从前主要停留在勇士出没的族群间隙的范围内。欧洲人详细研究了到达西印度群岛的路线，他们发现了具有异国风情的亚洲港口，在那里他们可以买到丝绸和香料。而往另一个方向行进，他们可以到达由两个大陆环抱的、几十个热带岛屿组成的新大陆。利润丰厚的交易不断涌现，证明欧洲人已经拥有了不错的投资海外事业的资金储备。

16世纪，因为商人总是一门心思地赚钱，所以支持欧洲君主制的贵族看不起商人，但是商人也喜欢迎接扩大欧洲影响力和权力的挑战。毫无疑问，他们认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能领导外交使团，为法律或教会服务，为国王出谋划策，以及率领军队；而其他人只是砍伐工或汲水者，还有生活索然无味的农民和仆人。商人是夹在这几类人中间的城市群体，他们重视技能和资金，但是缺乏高贵的家族背景，所以地位低微。

17世纪，买卖行为越来越普遍，至少在英国，这种态度开始有所转变。改良的技术有助于原始的农业体系提高粮食产量，而大丰收则降低了粮食价格。同时，许多农民的孩子不再需要务农，于是他们走进了农村工业，或是离开去城市从事贸易，再或者变成了英国统一市场分销网络的一分子。18世纪，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使蒸汽可以成功地排干矿井，为工厂提供动力，以及驱动火车头。这些变化与深植于当时法律、宗教与普遍做法中的习俗背道而驰。经济发展的支持者举证说明了这些新方式的合理性。他们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自由、进步且有益的。只要他们坚信这个观点，资本家就等于练就了扰乱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重拳。

因为18世纪30、40年代，人口开始增长，所以匮乏仍是18世纪西方社会的特征之一。然而，城市消费者还是找到了有趣而有用的物品，从地图、旅游书籍到珠宝和华丽的服装，以及食糖、咖啡和可可等异国风味的食品；还有眼镜、科学仪器和袖珍罗盘等令人着迷的发明。人类发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意儿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不公平的对比进入了公众讨论。

17世纪末，英国基本消灭了饥荒，西欧其他地方的饥荒也没以前那么严重了。1723年以后，自14世纪以来总是定期造访欧洲的黑死病瘟疫也没再发生。生命的不安全感开始慢慢消失，而这种感觉曾是父权、职权和君权侵入的正当理由。市场参与者的呼声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宗教宽容和个人自由，从而可以获得或抓住跨越社会惯例这道樊篱的自由。短期的个人目标代替了旧时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在没有人为后果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个体决策聚合在一起，设定了价格和利率。

随着最初的蒸汽试验演变成一场生产过程的革命，个人发明家——匠人——庆祝了他们的进展。发轫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蓄势待发，从英国一直扩展到了法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末，蒸汽动力的戏法已经被电力的魔法超越。化学也加入了物理学，成为工业的新助手。热切的投资者不断寻找新发明，并且适时地推动了有组织的研究。这开启了人类对自然世界及其元素性质的不断钻研，他们研究热、冷、压力、压缩、拉伸的反应，还有重力。这一工作在物质界中融入了奇妙的品质，取代了早先人们对于精神的专注。一些人说这是世界的幡然醒悟。最开始，只有自然哲学家不断地利用问题轰击大自然，现在发明家为了将研究结果商业化并且扩散它们的影响，也跟着这样做。

世界围绕着每年重复性的季节任务和假期运转，变成了恒常的变动。变化总是令人畏惧，它具备两面神般的品质。变化可能带来真正的改进，也可以抹杀这个世界长期存在的方式。人们为了维持经济发展，需要承担风险，创新思维，接受变化，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与父辈不同。除了家庭出身，求新也是人们赢得社会地位的方法。社会流动性看似是个很普通的概念，但在由贵族、上流阶层、平民和仆人等身份构成——许多人选择跟从，特立独行的人很少——的社会中，却令人憎恶。

人的雄心可以激发更高的效率，它的作用不可或缺，只要社会阶梯的更高处仍有空间，野心就不会消失。身份支持固化，同时也鼓励人们努力向上爬，不要掉落或被推下来。一旦从旧的农业秩序中连根拔起，人们就开始学习制鞋等工艺，从事建筑行业，建立人类的商业关系，或进入工厂工作。两个新阶级由此出现，代替了旧阶层：工人和雇主。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进一步区分。工作职位向所有申请者开放，虽与旧时的身份地位不同，但是社会流动性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人们进入农村工业，再去往城市寻找工作，地理的流动性增加了。爱冒险的人甚至离开了欧洲，去南亚和北美落脚或寻找财富。即使政治建立了新形式的控制，资本主义仍从与政治自由的结合中获益良多。工厂取代了家庭和作坊，成为新的工作场所。建立、经营和投资工厂的人因此获得了权力。伴随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仍紧紧抓着个人主义、独立和人权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卸掉了人性的概念。它指出权利是普遍的，鼓动人们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自由。然而，欧洲的法律传统却对主仆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即使员工已将自己看做是拥有权利的人，但是雇主仍想方设法维护这些旧时的合法权益。国内消费对资本主义经济显得尤为重要。供需两方之间不停争斗。制造商品时，雇主想要工人工资低、工作时间长，但出售商品时，他们又希望顾客收入不错、喜欢购物。

致富的欲望引发了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贪婪。巨大的财富来源于为有购买力且容易上瘾的欧洲消费者进口食糖、烟草、茶叶、可可等热带作物。欧洲人不愿再从亚洲和非洲进口这些产品，于是他们组织了种植园的农业体系，在新大陆培育这些美好的新奇作物。这个体系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他们可以从非洲购买数百万的奴隶，再把他们运到加勒比海群岛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削是从16世纪的奴隶制开始，后来发展成了在遥远国度的现场剥削，尤其是19世纪在非洲的剥削。后来德国和意大利也学习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集中精力，开发殖民地自然资源，利用资本投资建立帝国。在资本家眼里，殖民地劳工和他们的社会只是生产工具，与欧洲大陆之外的人民相处时，这些资本家已经丧失了人性。

欧洲的好战由来已久，20世纪，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改变了合作条款，使欧洲国家维持了多年的战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没人预料到最终的结局。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内就会结束，可它却掀起了四年的腥风血雨。因为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帝国霸权，所以遥远的殖民地也被拖进了这场争斗。一战结束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又敲响了。1945年，二战在猛烈的爆炸声中结束，或许这场战争散播的绝望和20世纪开端的成就感正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对比。

1900年初，汽车和电力奇迹般地出现，改造了摩天大楼装点的城市中心。民众曾经饱受疾病的蹂躏，现在公共卫生措施却控制住了这些疾病的传播，人们的预期寿命变长了。不过，40年后，战争杀死了数百万人，驱逐数百万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而且彻底摧毁了成千上万的城市街区。一战时的年轻人历经磨砺，进入了中年。困难时期总是会催生严肃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创建了具有持久价值的国际组织的模板。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商业大幅下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开始也曾被称为伟大的战争，大萧条和一战一样让人猝不及防，资本主义的突然减速使专家大跌眼镜。几十个经济体陷入混乱。大多数政府虽然努力改善就业机会，弥补储蓄损失，但是它们的政策仍跟不上经济的恶化。它们花费了二战大量的财政支出才让资本主义制度再度运转，结果证明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理论的正确。凯恩斯认为，单靠私人投资不足以把经济拉出大萧条的泥沼。圣经有云，七年丰裕七年饥馑，资本主义同样也在好年景和坏年景之间徘徊，很难预测。二战后释放的需求使美国愿意花费大量财富来帮助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这正是通往25年黄金时代的起点。然而一代人过后，经济衰退的新基质再次终结了战后时代的繁荣盛景。

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新兴力量让人们留意到了化石燃料加速消耗付出的环境代价。石油输出国组织执行了某种垄断权，造成石油价格飞速上涨，这暴露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几点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上涨第一次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信号，而是预示了某种停滞或萧条，用目前的术语解释，就是滞涨。在美国，战后时期的收入均衡发生了逆转，而后40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大企业、大工会和大政府之间互惠互利的协议不再牢固。工会这个大萧条悲观绝望和战后经济增长的受益方，现在也不再能推动大众的想象力。滞涨还驱散了一个共识，即凯恩斯主义策略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的问题。随着劳工力量的减弱，雇主的声音逐渐提高。

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资本主义也进入了许多新技术的发展高潮，这些新技术带领我们走进了计算机、晶体管和互联网的时代。熊彼特说“常会刮来一阵创造性破坏的大风”，这次，这阵风裹挟着新一代的精巧装置而来。虽然每一次经济低迷都让评论家有机会为资本主义拟讣告，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创造力以及将新奇技术变成摇钱树的生产力。

当代资本主义和它的批评者

电影《华尔街》里，反面角色戈登·盖柯（Gordon Gekko）说，“贪婪非常好，没有比它更好的词了”。可能很少人会同意这一点。举例来说，1997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讲话时就指出了“传染性贪婪”的危险。贪婪不是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理由。我简单列举一下，贪婪包括以下这些指责，比如重视短期机会、轻视长期影响，不负责任地行使权力，把物质价值凌驾于精神价值之上，把人类关系商品化，把社会价值观货币化，腐化的民主，令人不安的社会、体制和安排，以及奖励攻击性——是的——这些都是贪婪。[19]

另外两个资本主义的责任给未来投射下了长长的阴影：顽固的贫困和日益恶化的环境。虽然全球大多数经济体一直发展良好，但是第一世界为了刺激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繁荣努力了60年，还是以失望告终。专家们重新集结，尝试用新方法推动停滞不前的经济，使失败的国家恢复活力。一些人思维更开阔，他们认为与其期待另一次能转移注意力的技术冲刺，不如现在开始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21世纪的议程很满，必须多管齐下地阻止20世纪人口增长、化石燃料燃烧、水污染以及其他各种人类入侵给地球造成的环境破坏。

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被粗俗和丑陋触怒，因为资本主义的逐利催生了很多的不堪。他们不喜欢过剩的商品和全球公民对物质享受的着迷。这类人通常来自于社会精英或学术精英。第二类人抨击资本主义是因为全球化的罪恶，全球化以易受攻击的穷人为代价，扩大了发达国家强取豪夺的范围。跨国公司最忌讳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公司没有社会责任感，对人的需求置之不理。批评家眼中的跨国公司就像章鱼，它的触角总是死死抓着有希望赢利的方案，即使这个方案不太可靠。第三类人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改良，使这个制度更开放、更公平，就像人们对美元一样，有求必应。第二类批评家似乎最有趣，只是因为他们在对抗顽固的贫穷以及伴生的痛苦和不公时最有建设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印度的发展已经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还有其他数百万人因为移民到经济更繁荣的地方，也脱离了贫困。[20]比如，50万罗马尼亚移民正在为老龄化的意大利提供年轻的劳动力。意大利并不是唯一一个人口下降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希腊都已降至人口置换率以下。

中东的油田、建筑工程和迪拜等城市的家政服务也需要工人，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印度和菲律宾。非洲的移民浪潮每周都会推开欧洲的门户——西班牙涌进来。这些外籍工人寄回家乡的汇款高达数千亿美元，但是他们背井离乡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或许，如果国际交流没向这些男女炫耀西方国家的生活，他们就不会在意，但是他们现在知道了，所以他们也想过这样的生活。话虽这样说，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没有电视刺激的情况下，还是有5100万欧洲人和200万亚洲人来到北美和南美，4900万中国南方人和印度人移居东南亚，4800万俄国人和中国人离开家乡，往中亚、西伯利亚和满洲迁移。[21]

贫穷问题及其分析家

虽然“最底层的10亿人”还没摆脱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研究的这个名字，“最底层”对于深陷贫困泥潭的人来说，是令人回味的标签。今天60亿地球人口中，1/6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外40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余十几亿人生活在经济一直止步不前的国家。[22]2005年，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世界上有14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收入低于1.25美元。与落后的、昔日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今天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特定国家——实际是57个国家，这些国家始终在水中挣扎，而他们周围的世界却一直在向前游，甚至在全球陷入经济衰退时，这种状况也丝毫没变。它们不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备受瞩目的“新兴市场”。它们是“失败的国家”，耗尽了慈善家的耐心，也检验了援助组织的想象力。今天，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了疾病的防治，而不再用来促进经济变化，正是对某些地方的发展不抱希望的证据。

57个落在全球经济底部的国家与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相同。它们背负着特殊的重担，所以传统的援助计划对它们不起作用。科利尔仔细分析研究后指出，这57个国家的经济没有任何起色，是因为它们一直受困于糟糕的政府和内战，而且它们都位于内陆地区，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资源都很丰富。这些国情往往相互加强。石油、象牙或钻石等自然财富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这些国家领导人丰富的贿赂资源。他们不需要向人民献殷勤，因为他们拥有贿选或收买对手的财富。[23]

内战是另一个陷阱。一场典型的内战成本大约是640亿美元，科利尔建议对阿富汗和索马里这样的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把它们从内战的创伤中拯救出来。他主张这样的干预至少持续10年，才能为健全的政府奠定良好的基础，他希望干预组织通过国际宪章来澄清意图。科利尔认为，单纯的贸易和援助对失败的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他坚持，改变必须从内部开始，但是也只有在工业化国家的协助下，国内的改革者才会成功。他并不相信全球化本身，因为印度和中国的进入使后来者更难进入世界市场。作为世界银行的前官员，科利尔承认已经尝试过了专横的手段，他呼吁重新恢复就这一问题的讨论。[24]

应对贫困最好的想法来自于人民，像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赫尔南多·德索托、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弗朗西斯·摩尔·拉佩（Frances Moore Lappé）、瓦尔登·贝洛（Walden Bello）、拉吉·帕特尔（Raj Patel）和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他们都想以新方式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正是马克思想做的事：以资本主义的财富为基础，供养整个社会。但他未能预见国有产权使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权力的巩固会使规则僵化，创造出一个不受民意影响的统治机器。不过，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财富如何增加所有人的生活机会，包括最底层的10亿人。

很显然，穷人缺少的正是资本的魔力，甚至是融资渠道。现在有一些巧妙的想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其中之一是穆罕默德·尤努斯想出来的。1940年，尤努斯在英属印度出生，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1969～1972年，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教书。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的运动吸引他回到了家乡，他开始在吉大港大学教授经济学。两年后，现实以国家灾难的形式冲击了他。他回忆道，因为可怕的饥荒在孟加拉国处处肆虐，“他很难在大学课堂上继续教授优雅的经济学理论”。[25]通过接触校园周边的村民，他确信如果手里有点钱，许多穷人就可以摆脱赤贫。然而没有担保的话，这些穷人只能借利息高达30%的高利贷。

尤努斯看到制作竹制家具的妇女为了买竹子，需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她们永远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他认为应该在无需担保的情况下延长贷款。他拿出了自己口袋里的27美元，小额借给了42名女性。这个方法非常奏效，她们还了借款，还支付了合理的利息。1976年，他用政府贷款创立了格莱珉（意思是农村）银行（Grameen Bank）。1983年，格莱珉银行开始独立经营。这家银行从乡村一直发展到整个国家的行政区。目前，除了孟加拉政府拥有10%的股份以外，格莱珉银行的其他股份都在借款人手中。2007年，格莱珉银行向700多万名借款人发放了63.8亿美元的贷款，鼓舞了全球许许多多小额贷款的创业机构。

格莱珉银行接触的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她们更愿意把收入花在家庭上。尤努斯也认识到，需要建立银行客户之间的支持网络。银行将强制性的周例会写入了合约，这样彼此住的近的借款人就可以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企业，分享各自的想法。这些群体的参与者也起到了还款的联合担保人的作用。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记录因其90%以上的还款率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激进的左派人士反对银行成为进入资本主义的诱饵，而保守的神职人员则用拒绝举办穆斯林葬礼来威胁这些女性借款人。但是什么都阻挡不了这一发展势头。2006年，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捐出了一半奖金——70万美元开办了一家公司，为穷人制造低成本、高营养的食物。格莱珉的村庄电话工程使5万个村庄的26万村民拥有了手机，他们中许多人按时间向外出租。这些手机成了城市短工的福音，他们现在可以按照潜在顾客的名单拨打电话，不用为了寻找下一份工作，浪费宝贵的时间在全城闲荡。

今天，成千上万的小额贷款机构在为各大洲的上亿家庭提供服务。印度最大的私人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想与印度政府以及另外100个伙伴组织进行合作，把小额信贷推向新水平。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在尤努斯成功案例的激发下，向300万个客户提供了6亿美元的贷款。它的下一个项目是利用编码的信用评级创建生物身份识别卡，这样人们就可以利用指纹在互联网或各个银行网点自助办理贷款。与此同时，尤努斯与墨西哥的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赫鲁（Carlos Slim Hélu）联手合作，把小额贷款大张旗鼓地带入了墨西哥。斯利姆足以与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争夺世界首富的头衔，他是位伟大的捐助者。他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中，但是由于他垄断了许多经济领域，所以墨西哥的贫困问题部分也是因为他。他雇用了25万人。他和尤努斯一样，向贫困宣战，并把注意力转向了资助墨西哥的卫生和教育项目。斯利姆说，“我新的工作重点是拉丁美洲的发展和就业”。批评家会问，他是否打算支付与北美其他地方相当的工作工资。[26]

尤努斯明白，贫困的基础之一是人们普遍相信贫困和垂死一样，都是不能根除的不幸。他说：“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都相信贫困可以根除，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他还说：“在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里，你唯一能看到贫困的地方是在贫困博物馆。”[27]贫苦大众的支持者与18世纪奴隶制的反对者面对的是相同的障碍：接受不幸，因为它年岁日长，已是老相识了。人们很难被贫困这样的状况激怒，因为贫困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这种主流态度曾经应用于奴隶制。后来，废除奴隶制的想法意外唤醒了改革领袖，他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功地推翻了这种公开的自满。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证明了和圣经一样古老的制度也可以依法取缔，引起北方各州纷纷效仿，大多数州根据奴隶的年龄，逐步解放了他们。

“内讧的家庭让人无法忍受”，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前夕这样说。但是林肯也引用了圣经的经文，穷人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流行的人口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大多数人避不开贫困。突破这个无可奈何的阴影并不容易。近两个世纪前，英国的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谴责过工作的残酷，这些工作保证了清醒勤奋的工人充分就业，但却没有支付给他们足够养家糊口的工资。科贝特的穷忙族也吸引了今天的激进分子，他们成功地使100多个美国城市为正式员工和为市政合同效力的人通过了最低生活工资条例。

阿玛·蒂亚·森和尤努斯一样，出生于现在孟加拉国的某地，但他移居到印度是在1947年分区之后。森成年后一直在教书，先是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后来在哈佛大学。1998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在对抗贫困的斗争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对抗导致贫困和可能减轻贫困的错误想法中，既是道义的力量，也是知识分子中的重量级选手。森利用他在数学方面高超的学术研究启发了最优秀的经济学人才，让他们用新方式来考量穷人。这是他和尤努斯的另一个相似之处。1943年，孟加拉的饥荒深深地影响了森的想法。他研究了这场灾难，发现人们饿死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因为工资降低、失业率上升和有缺陷的分配体制造成他们没钱去买食物。

久而久之，这些想法使森发展出了社会能力的概念，这些社会能力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代理人。社会能力不只是社会资本，还展示了未来的远景。比如，教育可以促进生产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选择时应该有更大的视野。这些社会能力包括女性可以自由地讨论避孕，他发现讨论可以增加社会应用的可能性。[28]森学说的基本推力是把自由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不是讨论自由是否缺少约束。在他看来，政府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才能确保公民开发了自己的潜力。他强调的重点改变了评估援助和剥夺的方式。他说，许多穷人受苦，是因为政府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这样的忽视不太可能发生在自由备受推崇的地方。

埃尔南多·德·索托是另一位对抗贫困的战士。他是一位与国际银行业和工程公司有密切联系的秘鲁经济学家，他现在领导着秘鲁的自由和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研究所在集中精力研究赋予穷人权利的不同方式：使他们拥有占据土地和操作设备的合法权利。德·索托吸引了全世界非正式经济体的关注，这些地方的人在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情况下开垦土地、改善住房、经营企业。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使用财产进行抵押贷款，即使他们家可能几代人一直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德·索托认为，人们选择在地下经营，是因为获得经营许可证和土地所有权通常是艰巨而昂贵的任务。德·索托通过他的研究所，排除了许多限制性注册和许可经营的法律，帮助100多万秘鲁人和近50万家公司合法地获得了财产所有权。在埃及，德·索托发现根据他的计算，即使只是租赁土地，都需要完成31个不同的公共和私人机构设计的77道手续。德·索托获得了世界银行的青睐，他现在正在开展类似的活动，反对萨尔瓦多、坦桑尼亚和埃及的官僚限制。

在所有社会中，向穷苦人家的孩子开放机会的最好方式是投资于公共福利，比如好学校、医疗卫生、公园、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有效的警察保护和公共艺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某些极其不公平的竞争领域中的不平等问题。但这需要钱，更准确地说是收入。彼得·巴恩斯有很多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巧妙筹资的方法。巴恩斯是运营资产长话公司（Working Assets Long Distance）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把自由行善与电信结合在一起，比如鼓励顾客购买有价值的书，向环保事业捐赠，给他们选区的国会代表发信。巴恩斯在《资本主义3.0》一书中，探讨了“公共权益”，即空气、水、生态系统、语言和文化等我们共同分享的东西。他在我们有关公有物的概念中，找到了一个好理由，包括科学、技术和法律安排。他认为，我们为了平衡私人财富，需要促进共同财富的发展，他强调我们共同拥有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因为我们没有思考它、衡量它或开发它。

我们最伟大的共同资产之一是公司的法律文书。我们拥有它，我们的立法机构执行公司章程，我们的法庭裁决企业问题，所以为什么不向这些宝贵的特权要求一些租金呢？毕竟，它使企业限制了自己的责任，创建了公司这个新实体，还被赋予了权利和特权。巴恩斯还提议由新机构来管理公有财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各个政府机关草率地经营，使公有财产受制于在任行政机构的心血来潮。他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为例，展示了如何把国家从石油公司租赁协议中收取的意外之财变成一家公共投资公司，按年向所有居民支付红利。他认为这需要更多的国有土地信托。巴恩斯极有想象力地虚构了一个社会，意识到自己的巨大财富，于是开办了空气信托、流域信托、水牛共同信托、儿童机会信托和电视广播信托。巴恩斯主张的这些与大多数改革一样，要求人们打破看待事物的常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对民营企业家的做事方式进行创新。[29]

扫除全球饥饿的想法激励了弗朗西斯·穆尔·拉佩、瓦尔登·贝洛和拉吉·帕特尔，他们著述研究了我们的努力到底有什么错。帕特尔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曾在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联合国就职，丰富的经历使他变成了直言不讳的评论家，批评那些推动全球化的组织。拉佩因出版了《一个小星球的饮食》而成名，这本书售出了数百万册。1975年，她推出了《食物优先》，告诉美国人世界饥饿问题的起因。她和森一样，强调世界上的饥饿并非由于粮食匮乏，而是饥饿的人无法获得世界上现有的丰富食物。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为穷人大声疾呼的倡导者，她将纯粹投票的“弱势民主”与参与者可以明智选择自己买什么以及如何生活的“活跃民主”进行了对比。贝洛也是社会学家，他成立了一家总部位于曼谷的政策研究机构，关注南半球组织（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食品价格的飙升引起了人们对土豆的兴趣，人们重新发现了土豆的优点。联合国公开宣布2008年是“土豆年”。[30]土豆的价格并没有像谷物和稻米那样飞涨，因为土豆容易腐烂，不适合出口。土豆更受西方人的喜爱，但是食品专家一直敦促世界的贫苦农民种植土豆，因为土豆成熟所需的时间短，所需的土地和肥料也少。2003～2005年两年时间，中国的土豆产量提高了50%。世界经济两个最强大的后来者——中国和印度必须应对可能出现的饥荒问题，这意味着让人吃饱的想法还在它们脑中盘旋，而饱足的人却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并非没有批评者。反对德·索托为穷人争取土地所有权的人说，这种努力削弱了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如果其他人利用更好的权利主张登记了土地，那么最贫穷的寮屋居民甚至可能被驱逐。他们哀叹最能干的穷人损害了最没能力的穷人的利益。反对格莱珉银行等小额贷款机构的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他们认为，即使提供了合理的贷款，也不是所有贫困妇女都拥有经营小买卖的才能。这些批评提请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是奖励制度。那些在市场交易中做得出色的人才会成功。传统社会赋予人们的是继承身份，而苏联、东欧、中国和古巴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力争的是均等，以及保证人民一定的生活水平。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都不善于创造财富。即使是在现代，它们也遭受过多年的饥荒，但是它们确实尊重人类的共同需求，限制了人民之中永无休止的竞争。

这实际上就是称作南斯拉夫乡愁的现象，表达了人们对休闲、娱乐、平等的向往。1989年，南斯拉夫解体前，巴尔干半岛国家曾享受过一段这样的时光。一位南斯拉夫乡愁的受害者这样解释，“人们在南斯拉夫玩得很开心。这是一个适合懒人的制度；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都会得到报酬。现在，一切都是钱的问题，这对小人物没什么好处”。[31]而那些投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人也大声叫嚷：“但是医学进步、优秀的学府、省力的设备、方便的全球通信和更长的寿命，这些努力工作和延迟快乐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已从20世纪中期的48岁提高到了1999年的66岁，而且仍在持续延长！不过，我们吃生日蛋糕时还是很高兴，保持懒惰的方法也会感觉不错。

绿色革命的标志

虽然绿色革命不是慈善事业，但是它的未来计划很有远见。资本主义贪嗜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这让人不愿想象未来：人类永久损毁了自己星球的大气层。这个问题很深刻，所以必须认真对待。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了奥斯卡奖，真相和名人同时映入我们的眼帘，他出版的同名书还获得了普利策奖，而他个人在2007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人们可能难以接受环境退化造成的永久伤害，因为一般的新技术也不能消除这种恐惧。或许还有可能性？

尽管人们都怀疑托马斯一直坚持的全球变暖的观点，但是21世纪的头十年，石油价格的上涨仍把风险投资家推向了技术前沿。[32]自然资源保护行动基金（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Action Fund）投放的广告解释说，“应对全球变暖将会产生一个百年难遇的就业项目”。美国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气候安全法案》（Climate Security Act）。俄罗斯人也率先使用核动力民船作为北极圈的破冰船。法国从未放弃过核能，它可能获得取代石油的第二次机会。

重新发现人类的力量还与腰间的赘肉打了场仗。欧洲的市政公债买了许多自行车，有策略地把它们放置在城市周边，这样一来，市民就可以骑车去目的地了。法国和西班牙时下最流行的是分享自行车的传统技术如何与新技术连接。电子卡和电脑自动化控制的自行车站点让骑车人可以很容易地使用他们注册的信用卡付费，并且取放自行车。[33]绿色产业还在铁锈地带的倒闭工厂中找到了便宜的空间，制造风力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组件。德国的建筑商正在建造几乎不耗能就可以控制温度的房屋。风险资本正在为下一轮的燃料创新而积累。底特律正在认真研究电动汽车的制造。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内容宽泛的改革和恢复计划，使能源独立成为美国的目标之一。调整将会很痛苦。但是如果我们只想在博物馆里看到贫困的证物，那么人工能源的增加绝对必要。

有关资本主义的结束辞

抛开“制度”这个词的含义不谈，资本主义并不是协调统一的制度。相反，它是一组惯例和体系，允许数十亿人在市场上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国际企业的权力没有完全统一，但是在世界市场上，许多不同的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每次行使权利所带来的影响力。在参与市场竞争的所有正当利益中，利用法律漏洞和买家的无知来发横财的机会并非那么有吸引力。因为这些侥幸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可能给资本家造成严重的损失，次贷危机已经很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次恐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7世纪的郁金香泡沫和18世纪的南海泡沫在先，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在后，很难相信这些戏码不会再次上演。

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民主和资本主义可能分离，因为它们形成的价值观常常冲突。民主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及定期有竞逐的选举。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国家还包括对公民和个人权利的保护。而资本主义是指对生产过程的投资，是否依靠拥有政治权力的参与者对资本主义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资本主义与道德无关，而民主则充满着道德关怀，关心所有人的幸福，担心领导者的正气。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依赖创新，而创新又会扰乱现状，因此自由市场制度定期会制造些政府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我们，人民”与“我，个人”发生了强烈的冲撞。资本主义保持前进的势头依赖的是技术魔法，可为了确保人力、物资、客户、法律保护，新技术的应用也要求稳定，甚至是和平。民主和资本主义相处得不错，但是它们常像一对夫妻，既不能在一起生活，离开彼此又活不下去。

资本主义与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充满张力的好交易，但是这项交易的根源缠绕在一起。平等的概念出自启蒙运动，是典型的社会产品。18世纪最后几十年平等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中有所体现。在此之前，诸如公爵和搬运工这样的不平等似乎也没怎么影响到人们过日子，在人们眼里，不平等就像日头东升西落一样正常。启蒙思想逐渐瓦解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接受度，而这不平等大部分要归因于资本主义，归因于人类理解和利用自然力量造福所有人的能力所引起的敬畏。法国远远看见海峡对岸英格兰的经济繁荣，生发了对未来的憧憬。人们对有形的、无形的和以前不可想象的一切都一视同仁。平等不是现实，它还是理想，但却是有脚的理想。

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已经保持了差不多120年。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总体经济规模的25%，二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曾一度占世界的50%！在未来20年，它可能仍是中国的两倍。与其他两个财富与活力中心——欧洲和东亚——不同，美国的地理位置很独立，它的沿海地区有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心，面对着大西洋和太平洋贸易世界。[34]美国推动全球化至少有一个世纪了，它相当成功地创立了许多影响中心和财富中心。或许正因为这一发起人的身份，世界各国都认为想要恢复资本主义扩大繁荣的动力，美国的领导必不可少。美国人也明白，对一国经济有利的，也会对全球经济有益：竞争、开放获取和合作经营。亚当·斯密在18世纪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说过，有个富裕的邻居最能推动增长。

另一位18世纪的先知，也就是所谓的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说过另外一些与我们时代有关的东西，他警告我们，权力集中于一个政府部门就相当于专制。美国宪法的总体架构是对滥用权力进行额外检查，从而平衡权力（你该记得有关“制衡”的公民讲座）。如果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庞然大物——政府和经济——读出的是相同的利润表，那么集中的危险就更大了。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时，我们就可以肯定，市场的自我纠偏机制会慢慢失灵。接下来，竞争的声音会减弱，任人唯亲猖獗，效率低下受到保护。公职候选人和包括工会在内的富有捐赠者之间的金钱交易将引发问题。说客忙活一整天的补偿是捐赠和支持。从长远来看，互联网增加了普通选民的小额竞选捐款，这可以减少政客对大钱袋的依赖。而从短期来看，善意和近距离接触灾难的融合可能会恢复某些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新的和更好的监管体系也正在酝酿之中。

熊彼得提出过一种可能性，他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会失败，因为它倾向于破坏保护它的体制。[35]2008年次贷危机时，审计事务所的腐败就是个例子，经济波动瓦解了稳定的家庭，这些家庭需要被反复地灌输自律和尊重法律的观念，因为法律对市场的良性运转很有必要。但是熊彼得没有考虑市场参与者决策时借鉴的不同经验。1942年，熊彼得写下的观点与现在，甚至半个世纪以后市场参与者所持的意见不同。人们会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社会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不会继续修正和监控经济。这是一场无情的革命，但不是盲目的革命。

[1] Michael Hirsch，“Mortgages and Madness，” Newsweek，June 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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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aul Collier，The Bottom Billion：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Oxford，2007），9，42-45，79-84.

[24] Paul Collier，The Bottom Billion：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Oxford，2007），1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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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1999），204，2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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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lisabeth Rosenthal，“To Counter Problems of Food，Try Spuds，” New York Times，October 25，2008.

[31] Dan Bilefsky，“Oh，Yugoslavia！How They Long for Your Firm Embrace，” New York Times，January 30，2008.

[32] Deepak Lal，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The Case for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2006），214-19.

[33] Elisabeth Rosenthal，“European Support for Bicycles Promotes Sharing of the Wheels，”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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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Joseph A. Schump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3rd ed.（New York，1950），61.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著页码即本书边码）

Abbe，Ernst，207-8

abortion，355，378

Acapulco trade，30

Addams，Jane，217

advanced economies，171-72，267，351

Advancement of Learning，The（Bacon），141

advertising，224-25，346，347

TV commercials and，307-8

Afghanistan，425

AFL-CIO，411

Africa，7-10，21，115，229-38，350，424

craftsmen in，145

Dutch in，44

empire building in，229，233-38，240，263，268，420

European missionaries to，230-33，240

immigrants to，210

Portuguese in，8，10，30，34，35，124，237

rubber in，234，237，261

trade in，8，10，34，43，66，124-25，129，420

warfare in，125

African Americans，135，182，263，320

credit and，307

in Roaring Twenties，271

segregation and，137，216，219，300，321，324，388

unions and，219，302，321

voting rights of，215

Afrikaners（Boers），236-37

Agricultural Revolution，13，73-86，137，392

industrialization and，85-86

agriculture，54，56-86，194-95，291，352，420

collective farms，267

description of traditional practices in，60

effects of enclosures on，80-82

famines and，see famines

Great Depression and，277

innovation in，12，13，21，52，64，73-84，116

labor for，5，10，52，54，57，60，63，69，70，75-76，80，86，138-39，167，170，215，245，299，352，390，417

manuals on，76

population growth and，5-6，65-70，72，79，84，255

specialization and，209

subsidies for，367-68，369

World War Ⅰ and，270

see also specific crops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322

airlines，308，333，346

airplanes，259，308

air pressure，143，144

Akins，James，327

Alabama，133，151，175，176

Alaska Permanent Fund，430

Albert，Prince，166

Albuquerque，Afonso de，29-30，34

Alembert，Jean Le Rond d’，144

Algeria，210，235，285

Allen，Paul，343-44，348

Alliance for Progress，329

Alsace-Lorraine，173，269，296

alternating current，256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America，239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239

Amazon，234，261，346-47

Ambani，Mukesh D.，395

Amboina，45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219，220，221，225-26，302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402，403

American Revolution，53，113，161-62，168，174，189，363

Amsterdam，32，42，46，52，173，188，292

anarchists，212-13，214，220，221

Angola，286

Anhui Province，376

antibiotics，316

anticommunism，286，303-4，338，353

anti-Semitism，173，211，280，283，292

antisubmarine programs，283

antitrust policies，U.S.，218，263，319，341，356

Antwerp，42，129，188

Apple，342-45，349

Arabian Peninsula，oil in，262，326

Arabs，27，34，59，134，145，285，326

slaves of，124，232

sugar growing of，126

trade of，12-13，28

Arawaks，29

architecture，145，246，257，301，308

Arendt，Hannah，241

Argentina，135，194，196，210，214，302，333，351，352，414

aristocracy，169，198，417

consumer culture vs.，223

as contemptuous of commerce，32-33，35-36，46，88

diet of，64

Dutch，45

English，46-47，55，76，78，93，97，103，109，160

French，47，51，113

German，171，186，194，199，214

Japanese（samurai），243，244，245

Portuguese，13，29-30，47

Spanish，13，30，35-36，46，47，97

Aristotle，142，143

Arkwright，Richard，122，150

ARPANET，345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162

artisans，50，59，60，97，103，243

in Netherlands，44，46

artists，art，50，235，246，328

Christian，28

Dutch，44，181

Asia，7-9，14，27，33，36，54，124，134，299，350，415

economic arrival of，398-99

European empire building in，229-30，263，269

financial crisis in（1997），356，380，401，405

asiento，126，130

assembly line，211，257-58，261，266，340

Aswan Dam，315

AT&amp；T（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314，319，324，341

Atatürk，Mustafa Kemal，269

Atlantic Ocean，8，10，27，31，39，43，64，130，137，239，366，420

Spanish treasure fleets in，30，37，42

World War Ⅱ and，282

atomic bomb，285，304，313

Australia，164，195，296，353，398

immigration to，209，210，282，299

Austria，84，123，165，168，169，172，173，270

Nazi seizure of，280

Austria-Hungary，183，265-68，270

authority，111，114-15，143，174，413

weakening of，79，93，169

automobiles，222，250，257-61，352，421

cost of，258

credit for，306

electric，393，433

gasoline for，204，260，261

in Germany，199，257，258，298，299

in Japan，272，335，337，339-41

rubber for，238，261

strikes and，321

in U.S.，222，250，257-61，337、340，341，359，410-11，414

World War Ⅱ and，298-99

Aztec，28，30，46，100，133，145

B-2 Northrup Grumman “stealth bombers，” 313

B-24 Consolidated “Liberator，” 284

B-29 Boeing “Superfortress，” 281

backward economies，171-72，173，267，293，350

Bacon，Francis，97，141-42

balanced budgets，276-77，278

balance of trade theory，96，103，104，106

Balkans，84，172，432

Baltic countries，42，64，72，84，312

Bangladesh，285，389，392，426-27

Bank of Amsterdam，42

Bank of China，375

Bank of England，92，111-12，113，188，275

Bank of France，188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189

bankruptcy，192，275，356，410，416

banks，186-90，318，346，413

Great Depression and，274-75，276

investment，333，403，404，405-6，408

moral hazard and，416

poverty and，426-27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Barbados，128，130，131

Barnes，Peter，425，429-30

Batavia，45

Beijing：

June Fourth Incident in（1989），372，379

Olympics in，365，383-84

Belgian Congo，235

Belgium，Belgians，46，165，168，172，182，185，254，296

currency of，195

empire building of，229，233-35，240，285

Great Depression in，277

guest workers in，299-300

independence of，42，53

industrialization of，40，53，146，165，212，233

in World War Ⅱ，280，285

Bell，Alexander Graham，255，256

Bell Laboratories，314

Bello，Walden，425，430，431

Bentonville，Ark.，358

Benz，Karl，257，261，298

Berkeley，William，131

Berkman，Alexander，220

Berlin Conference（1884-1885），240，272

Berlin Wall，304

Berners-Lee，Tim，346

Bezos，Jeff，346

Bible，58-59，82，98，104，159

bicycles，238，433

Bill of Rights，English（1689），92

Bill of Rights，U.S.，324

biology：

epigenetics in，22

microscopes and，207

Birmingham，145，147

birth control，23，324，360-61，428-29

Bismarck，Otto von，173，213-14

Blackbeard（Edward Teach），38

Black Death，66，71，84，418

blacks，see African Americans；slaves，slavery；slave trade

Blake，William，152

blood，316

Boers（Afrikaners），236-37

Bollywood，395

Bombay，see Mumbai

bonuses，405，406

bookkeeping，55，69-70

books，93，369

trade in，46，55

Borlaug，Norman，391

Boulton，Matthew，147

Boyle，Robert，97，142，143

Brahmins，388，395

brain drain，391

brand names，224

Braun，Wernher von，311-12

Brazil，30，49，334，374，398，424

abolition of slavery in，124，135，136

Dutch in，44

education in，379

at G20 meetings，414，415

Great Depression and，276

immigration to，210

labor activists in，214

rubber in，237，261

sugar in，31，63，121，127，13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368，369

brazilwood，127，151

bread，57，64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1944），291-92，325，367，412

bribery，193，198，375，383，425

BRICs，398，424

see also Brazil；China；India；Russia

Brin，Sergey，347

Bryan，William Jennings，190，196

Bubble Act，192

Buffett，Warren，427

Buick，259，261

building trade，257

Bulgaria，270，290，385

bureaucracy，249，252，253，370

Bureau of Reclamation，U.S.，279

Burke，Edmund，91，93

Burma，282，285，381

Buru Quartet（Pramoedya），247

Bush，George，415

business：

small，252，302

see also corporations；entrepreneurs；firms；specific businesses

Cadillac，259

Cailliau，Robert，346

Calcutta，39，381，394

calendars，245

California，151，196，239，243，326

agriculture in，178

education in，310，311

gold rush in，189，202

immigrants in，189，210

Silicon Valley in，330，334，348，412

Sony plant in，342

California，University of，310，311

call centers，390

cameras，207

Canada，164，165，210，293，296，302，326，413，414

canals，150，172，176，177

Cancún round of trade negotiations，368

Cape Town，236

capital，12，13，24，69，118，178，322，329，368

accumulation of，15，16，229

bank role and，186-87，190

in China，366

cultural，16

defined，6-7

economic choices and，229

human，301

investment，123，173，191，193，350，380-84

in Japan，336，337

patient，380

poverty and，425-26

capitalism：

attitudes and skills required for，54

closing thoughts about，433-36

contemporary，critics of，422-24

as cultural system，4，20-26，119-20

debating the origins of，212-13

definition of，25-26

distinctions of，6-10

eighteenth-century，two faces of，121-62

as juggernaut，286

personal choice and，360-64

puzzle of，3-26

recapitulation of history of，417-22

social ills ascribed to，23-24

start of，118-19

weaknesses of，290-91

see also specific topics

Capitalism 3.0（Barnes），430

Captain Swing demonstrations，153

Caribbean，61-64，133，137，239，420

British soldiers in，136

Columbus’s voyages to，27，30，62，127

emigration from，299，325

privateers and pirates in，37，38

sugar in，63，64，121，125，127，130，161，230

Carnegie，Andrew，201-6，220，248，357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311

Carnegie Steel Company，203，253

Carson，Rachel，328

Cartagena，126，128

cartels，252-53，254，272，341

Cartwright，Edmund，150

caste system，388-89，395，397，398

cathedrals，European，6，16

Catherine Ⅱ（the Great），Empress of Russia，149

Catholicism，17，30，35，42，45，98，117，135，218

science and，13，144

cattle，61，368

CD-ROM（compact disc read-only memory），349

cement，260，276

censorship，92，93，156，383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58

Central America，133，202，299

Central Europe，55，169

central planning，290，291，375

Cervantes，Miguel de，36，37

Ceylon，34，285

“challenge and response” formula，11

change，329，419，425

in agriculture，71，79

by authority，115

culture and，88

for each generation in China，370-72

economic，15-18

fashion and，103

public receptivity to，14

resistance to，6，35

of work habits，104

see also innovation

Chappe，Claude，183-84

Chappe，Ignace，183-84

charcoal，140

charity，99，275

Charles Ⅴ，King of Spain，35

chemistry，167，199，208，254，255，309，314，419

Chesapeake settlements，37，48

Chiang Kai-shek，282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CEOs），249，323，405，410

salaries of，411，414

childbirth，182，355，361

children，302，383，416，429

consumption and，223，224

entertainment for，358

nutrition of，363，392

sex ratio of，355，378

see also fertility rates；pregnancies

Chile，208，276，369

China，27，34，49，66，93，133，322，335，360，365-85，387-94，396-99，413，423，424，425，431

agriculture in，368，371，375-76，377，431

automobiles in，374，382

banks in，368，375，380，397

British relations with，229-30，235

calendar and，245

communism in，282，338，354，366，371-72，396-97；see also Communist Party，Chinese

corruption in，383

cotton in，151，165

Cultural Revolution in，371

dependency rate in，378

dramatic change for each generation in，370-72

dual-track system in，375

economic zones in，374-75

education in，379，390-91，397

emigrants from，189，210，218，219，380，424

explorations of，8，9，115

at G20 meetings，414，415

Great Leap Forward in，371

Hong Kong returned to，286，354，375

India compared with，387-88，390-91，393，394，397-98

India’s relations with，381

industrialization in，372，376

investment capital in，380-84

irrigation in，72

Japan compared with，339

Japan’s relations with，245，246，247，282，381

China（continued）

Korea’s relations with，245

marriage in，69

migrants in，377

Olympics in，365

one-child policy in，378，394

population growth in，45，54，72

porcelain of，148，149

press coverage of，383

revolution in，247

Russia compared with，385

savings in，380，382，394，401

science in，9，145

sex ratio in，355，378

silver standard in，54

steel in，334，371

textile industry of，368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 in，376

trade of，9，12-13，45，349，381-82，397

Walmart’s imports from，359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367-70，398

Chittagong University，426

Christianity，49-50，91，159

commercial law and，12

evangelical imperative of，9

feast days and，75，105-6

missionaries，230-33，240

see also specific sects

Chrysler，340，410-11

Chung Ju-yung，352

Churchill，Winston，47，303，304，315

Church of England，117，155

Cities of Salt（Munif），262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279

civil war，39-42，425

in England，15，39，40-41，51，92，117

Civil War，U.S.，136，151，162，178，203，232，266

cotton shortage and，235

paying for，189-90

U.S. unification and，196

Clarke，Olive Cleaveland，181

Clay，Henry，184

Clemenceau，Georges，296

clerical workers，323-24，390

Clinton，Bill，403

clothiers，95-96，103，139，152-53，379，386

clover，73，74，77

coal，24，26，53，335

in England，51，74，133-34，139，140-41，146，152

in Germany，171，183，194

in U.S.，168，182

Cobbett，William，428

cochineal，151

cocoa，133，420

coffee，10，49，133，140，276

coke，146

Colbert，Jean-Baptiste，114

Cold War，286，303-5，311，321，338，350

China and，372

Collapse（Diamond），412

collective farms，267，376，377

college education，300，309-11

Collier，Paul，424-25

coltan，238

Columbian exchange，28-29

Columbus，Christopher，8，27，28，30，62，125

command economies，267，284，290，366，384，389，431

“commercial capitalism，” 54

commercials，TV，307-8

Committee of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293，295-96

common law，193，216，253

Common Market（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296-97，393

commons，the，430

Common Sense（Paine），19，157，159

communism，213，286，290，293，321

in China，282，338，354，366，371-72，396-97；see also Communist Party，Chinese

containment of，303

Vietnam War and，286

see also 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Chinese，366，371，372，374，375，379-80，382-83，387-88，389，397

Compaq，345，349

competition，26，172，176，215，252，254，319，341，409，431-32，435

agriculture and，367

automobiles and，259

Cold War，311

in computer industry，345

cooperation vs.，297

Friedman on，332，333

in oil industry，248-49，261-62

shrinking of，201，250，253，272

warfare and，124，421

computers，313-14，317-20，354，362，422

anxiety about，364

Walmart’s use of，357，358

computers，personal（PCs），342-50

Conan Doyle，Sir Arthur，234-35

concentration camps，208，285，298，299

Concert of Europe，169

Congo，237，238

Congo Free State，233-35，261

Congo River，232，234

Congress，U.S.，177，184，219，239，301，313，367，422

banks and，189

bribing of，193

Cold War and，311，314

corporations and，217，263

labor issues and，301，411

League of Nations and，270，291

Marshall Plan and，293

Native Americans and，196

New Deal and，278，279

tariffs and，203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221，302

Congress of Vienna，169

Congress Party，Indian，389

Connecticut Valley，327

Conover，Lloyd，316

Conrad，Joseph，234-35

Conservative Party，British，215

Constitution，U.S.，168，174，175，176，363，435

First Amendment to，302

Fourteenth Amendment to，162，215

Sixteenth Amendment to，215

constitutions：

British，159

Indian，388，396

Japanese，244，246，337-38

consumers，consumption，33，49，246，335，394，415

agricultural，66

in China，382，397

in England，96，102-7

Great Depression and，275

importance of，221-27，420

in India，393，394-95，397

luxury，71，104

mass，258

of oil，326，327

postwar，306-7

of tobacco，48，131

Coolidge，Calvin，197

Cooper，James Fenimore，124

cooperation，295-98，304-5，362，412，414

copper，238-39

corn（maize），60，62，277，367，391

corporations，187，191-94，211，215-18，221，289，317，323

agricultural，209

Barnes on，430

family vs. impersonal，250，254

mergers of，250，262，263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314-15

multinational，334，351，369，370，423

restructuring of，247-55

small business vs.，252

stock of，189

taxes of，300

white-collar jobs in，223

World War Ⅰ and，265

see also firms；specific corporations

corporatist economy，295，341

corruption，383，435

Cortés，Hernando，30

Costco，359

cottagers，76，80，81，139

cotton，3，150-51，178，181，190，277，336，367

in American South，132-33，161，162，175

of India，87，103-4，106，140，151，386

Japan’s export of，244

shortage of，235

cotton gin，132-33，151，168，175

cotton spindles，165

Council of the Indies，127-28

craft unions，214，215，216，219

creative destruction，183，263，330，363，422

credit，42，98，277，394，427

in U.S.，176，190，306，307，404-5

credit cards，306

credit default swaps（CDS），403，409

Crédit Mobilier，188，193

credit rating agencies，407，408

cricket，395

Crompton，Samuel，150-51

Crosby，Alfred，11-12

Crystal Palace Exhibition，166，167

Cuba，30，126，130，135，137，369，431

immigration to，210

independence of，239

Cugnot，Nicholas Joseph，257

cultural capital，16

Cultural Revolution，Chinese，371

cultural superiority，attitudes of，262，263-64，281

culture，22，195

of capitalism，4，20-26，119-20

change and，88

English，165

of everyday life，118

globalization and，360

Curaçao，128，262，325

currency，306

Bretton Woods system and，292，325

English crisis of，107-11

exchange rates for，see exchange rates

Great Depression and，275-76，277

of West Germany，294

see also dollar，U.S.；money

Czechoslovakia，270，280，290

Czech Republic，385

Czolgosz，Leon，220

da Gama，Vasco，28

Daimler，Gottlieb，257，261

Daimler Motors，298

Dalai Lama，381

dams，315

Darby，Abraham，146

Darwin，Charles，68

death rate，decline in，211

De Beers Mining Company，237

Debs，Eugene Ⅴ.，219

debt，277，356，398，407

personal，333，366

World War Ⅰ and，267，270，276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U.S.，157，162，434

Defense Department，U.S.，313，314，315，318，345

Defoe，Daniel，43，90，109

de la Roque，Jean，49

De Leon，Daniel，219

Dell，345，349

Dell，Michael，343

Deming，William Edwards，338

democracy，359，362-63，384，411，433-34

in Four Little Tigers，352，353

in India，366，387，389，397

in Japan，337-38，352

thin vs. living，431

Democracy in America（Tocqueville），180-81

Democratic Party，Japanese，339

Democratic Party，U.S.，196，333，369，405

Deng Xiaoping，372，374-79，383

Denmark，10，128，240

trade of，8，31

wars of，173，184，280

department stores，222，306

dependency theory，351，352，366

depression，economic，95，96，248

of 1873，194-96，202，206，252

see also Great Depression

Derby，Elias Hasket，180

deregulation，333，403

derivative securities，400，404，409

derogation，concept of，47

De Soto，Hernando，425，429，431

developing countries，368，369，370，414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Diamond，Jared，11，241，412

diamonds，237，425

Dias，Bartolomeu，8，28

Dickens，Charles，369

Dickinson，Levi，179

Diderot，Denis，144

direct current，256

disease，28，65，67，211，267，361，421

in Africa，230，231

bacterial，316

Black Death，66，71，84，418

in India，391

Native Americans’vulnerability to，29，125

DNA，361-62

Doha round of trade negotiations，367-69，398

dollar，U.S.，179，195，197，270，276，292，306，307

Japan’s attachment to，339

plunge in value of，325，331

Don Quixote，36

Drake，Sir Francis，37，38

Drew，Charles，316

drugs，133，229，316，361

Dubai，392，424

Dunlop，John，238

du Pont，Eleuthère Irénée，241

du Pont，Pierre，251

DuPont Company，249，251

Durant，William，259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44，45，52，236

Dutch East Indies，World War Ⅱ and，282，285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44，128

DVDs，345，368

dyes，127，151，254，255

East Asian NICs（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see Four Little Tigers

Eastern Europe，7，126，184，211，303，366，390，431

agriculture in，209，270

postwar，286，287，293

serfs in，71

shock without therapy in，384-85

East Germany，294，304，354

East Indies，8，21，61

trade in，3，27，28，29，31，34，38-39，54，63，415，417

World War Ⅱ and，282，283

ecology，315

economic development，169，198，212，306，418，428

in China，366-67，373-74，379-83，389，399

consumption and，104，105

food prices as limit on，70-72

in Four Little Tigers，350，352-55

in Germany，167，170-74，185，199

in India，366-67，394，399

of Japan，335

slavery and，136

Smith on，212-95

in U.S.，174-81，189，199

economic man，332

economic reasoning，100

economics：

change and analysis in，15-18

as profession，118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146

Edison，Thomas Alva，255-56

education，9，214，243，249，379，438

in China，379，390-91，397

engineering，185，254

in Germany，254，255

in India，379，391，392

in U.S.，300，309-11，313，322

Egypt，34，151，196，326，429

nationalism in，236，268

Egypt，ancient，124

Eisenhower，Dwight，314，414

elasticity of demand，103-4，106

electrical engineering，254-55

electrical equipment，223，254，255

electricity，4，167，199，207，227，254-57，307，335，419，421

automobiles and，393，433

dams and，315

transistor and，330

electronics，298，307，314，319

in the Four Little Tigers，354

in Japan，342，345，349

Walmart’s use of，358

elevators，257

Elizabeth Ⅰ，Queen of England，35，37，99

Ellis Island，210，211

e-mail，347，349

embargoes，282，327

empire building，228-30，233-42

Berlin Conference and，240，271

empiricism，97

Employee Free Choice Act（EFCA），411

employers，419，420

employment：

full or near-full，331

government，278，279

lifetime，341

enclosures，80-82，89

encomiendas，31

encyclopedia，144

energy，74，122，147

see also coal；fossil fuels；oil；waterpower Energy Department，U.S.，361

engineering，engineers，185，309，313，318，319，330，342，379

electrical，254-55

in India，386，391

engineering schools，185，254

engines，122

internal-combustion，257，261

steam，4，33，144-48，150，165

England，7-16，37-43，74-118，128-69，242，362，417-18

advanced vs. backward economies and，171，172

agriculture in，12，15，57，61，68，71，74-85，114-15，138-39，143，170，195，245，352，392，417

author in，20

banks in，92，111-12，113，173，188，275

canal building in，150

civil war in，15，39，40-41，51，92，117

clothiers in，95-96，103，139，152-53，379，386

copying of，21，120

currency crisis in，107-11

Dutch as model for，99-101

enclosures in，80-82，89

Enlightenment in，156-59

horses in，67，74

immigration to，299

in India，39，45，103，164，281，326，385-89，391，396

industrialization in，74，104，137-41，145-56，163-66，187-88，215，417，418

law in，47，57，82，106，115，117，118，153，154，192，193，253

mercantilism in，96-97，101，103，104，106，107，116

monopolies granted in，40，41，51

navy of，51，113，132，137

new economic discourse in，89-94，96，102

in New World，9，10，37，39，48，50，63，79，117，128-38，140

plain features of，11

Poor Laws in，82，154

population growth in，84，139，165

pottery making in，148-50

privateers and pirates of，37-39

risk management in，187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141-45

slave trade of，121，124，126，129-30

textile industry in，150-53，160，165，175，182，198，336

textiles imported by，87，103-6

trade of，28，31，34，35，38-41，45-48，50-51，64，95-96，105，112，113，123，124，138，139，164，305

as trailblazer，10-15

trust in，118

villages abandoned in，66

wars of，37，52，111，113，123-24，208，265-68，270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39，87，94，96-97，102-6，229，386

engravings，29

ENIAC，313

Enlightenment，144，156-62，169，241，328，434

entertainment，256，271，307，358，360，365

in India，395

entrepreneurs，115-16，134，198-208，295，335

black，216

British，192，198

French，129

German，200-202，206-8

kings and statesmen as，229，233-35

risk taking of，248

U.S.，192，199-206，216，317

environment，333

damage to，315，328，330，339，392，422，423，432

protection of，370

environmentalists，315，328

epigenetics，22

equality，134-35，169，241，434

Equal Pay Act（1963），324

espionage，industrial，164-65，228

Essar Group，393

Essay on Population（Malthus），67-68

Estates-General，156

Ethiopia，49，126，236，273

Europe，27，54，303，334，363，381，394，413

consumer culture in，223

labor activists in，213-15

population growth in，211

Europe，Western，7-17，21，287，303，304，375，378，387，418

Asia compared with，14

corporatist economy in，295，341

Great Divergence in，12-15

IWA in，213

Japan compared with，335

postwar，293-300，325，329，350，421

quantitative understanding in，12

trade dominated by，34-39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296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Common Market），296-97，393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346

European Payment Union，296，306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293

European Union，297，367-70，385，398

exchange rates，90，96，375

fixed，195，196

floating，325-26，331，375

exploitation，10，23-24，133，135，229，351

in China，397

labor，370

oil and，262

see also slaves，slavery；slave trade

exploration，8-10，13，21，30，36，54，61

by China，8，9，115

Explorer Ⅰ，309，310

Fabian Society，215

factories，420

appearance of，148-50，152-55

assembly lines in，211，257-58，261，266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333

failed states，424-25

famines，5-6，23，28，56-59，67，71，431

in Asia，45，371，426，428，431

in Europe，6，51，56，57，62，66，69，83，85，153，418

present-day，58，86

Farnsworth，Philo，307

fascism，272-73，280，293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308

Federal Highways Acts，301

Federalists，176

Federal Reserve，325，332

Federal Reserve Banks，190，404-5，410

Federal Steel，253

fertility rates，23，209，211，271，325，361，378，391

fertilizer，73，74，208，392

financial services，dominance of，413

firms，248-54，301，362

bureaucracy and，249，252

as defense contractors，284

in Japan，272，341

use of term，248

First World，350-51，423

Fleming，Alexander，316

Florence，4-5，32

flyboats，43，52，100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431

food，3，56-86，94，105，113-14，153，209，291

New World，27，28-29，54，60-64

preservation of，42，56，60，63，130

spices and，28

U.S. production of，174，177

see also agriculture；specific foods

Food First，430-31

food prices，51，57，64，65，69-72，79，82，84，116，182，368，369，417，431

economic development limited by，70-72

in France，85

grain，70，71，72，77，194-95，209，431

India and，392，393

Ford，Henry，257-59，319，357，411

Model A and T of，258-59，261，337

Ford dealerships，258-59

Ford Foundation，391-92

Fordism，258

Ford Motor Company，257-59，284，298，337，340，393，410，411

Forest Service，U.S.，279

fossil fuels，123，140-41，147，208，264，422

see also coal；oil

Four Little Tigers，334，350，352-56，366，369

see also Hong Kong；Singapore；South Korea；Taiwan

France，49-52，172，182，193，199，358，412，414，424，433

agriculture in，51，52，84-85，114-15，129，195

automobiles in，257，258，298

banks in，112，173，188

British rivalry with，138

colonial wars of，285，286

commercial capitalism and，54

computers in，344-45

copying England and，21，120

currency of，195

emigrants from，189，210

empire building and，229，234，235，236，240，242，245，268，285，420

Enlightenment in，144，156-57

in German occupation，294

Great Depression in，277

guest workers in，299-300

indicative path and，289

industrial espionage of，165

industrialization in，51，52，144，146，212，418

in New World，9，10，50，63，112，128-29，136，235

physiocracy in，114-15

population growth in，79，80，84

postwar，289，290，296，299-300，325

pottery making in，148

privateers and pirates of，37，38-39

railroads in，183，185

science in，142

single mothers in，361

slavery abolished by，136

slave trade of，121，129

socialists in，289

syndicalists in，212

taxes in，51，85，112-15

trade of，8，28，31，34，35，38-39，47，49，64，85，123，124，138，305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in，51，84，129，173，305

wars of，52，111，123-24，168-69，173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370

World War Ⅰ and，265-70，276，296

World War Ⅱ and，280，281，283，285，316

Franco，Francisco，293

Franco-Prussian War（1870-1871），173，196，235，266，269

Frank，Andrew Gunder，351

Frank，Barney，414

Franklin，Benjamin，144

freedom，160，161-62，278，304，418，429

of expression，93

political，420

sexual，260，361

free enterprise，24-25，122，131，176，194，246，267，291

democracy and，366

ethic of pleasure and，416

optimism and，273

freeholders（yeomen），57，71，76，82

free trade，107，164，169，176，254，270，305，367，368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49

French Revolution，52，67，156-57，168，169，174，241，434

Frick，Henry Clay，220

Friedman，Milton，332-33，351

Friedman，Rose，332

Friedman，Thomas，415

Fujitsu，349

G7 countries，414

G20 countries，414-15

Gabilondo，Iñaki，94

Galileo Galilei，97，141，142，143

Gandhi，Mahatma，387，396，397，398

gasoline，204，260，261，326

gas stations，260

Gates，Bill，202，203，343-44，348，427

genenomics，362

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GATT），292，367

General Electric，342，409

General Motors（GM），250，251，259，284，298，321，337，340，341，414

decline of，410-11

in India，393

Genoa，8，32，292

Georgia，151，175

Germany，Germans，120，167-74，198-202，286，335，414，415，424

agriculture in，164，170-71，208，255，292

Allied occupation of，294

automobiles in，199，257，258，298，299

banks in，173，186，187-88

computers in，344-45

corporations in，193-94，252-55

currency of，195

depression in，196

economic development in，167，170-74，185，199

education in，214，254，255

emigrants from，174，210，211

empire building and，229，234-37，240，268，420

Great Britain compared with，199，248，255

Great Depression in，277，298

hyperinflation in，270

industrial espionage of，165

industrialization in，146，164，165，173，199，212，215，255，265-66，418

labor activists in，213-14

leviathans of industry in，200-202，206-8

nationalism in，168-73，185，199

Nazi，see Nazis

population growth in，65，80，84，255

postwar，290，292，294，295，325

Río Tinto mines and，238-39

science in，63，142，207，208，311-13，315-16

technology in，182-85

trade of，138

transportation in，172-73，183，185，194，199

U.S. compared with，167-68，172，181，198，213，255

wars of，65，172，173，184，208，255，276

in World War Ⅰ，265-70，276，283

in World War Ⅱ，280-81，283-85

GI Bill，300，303，310

Gilbert，W.S.，246

Gilded Era，202，217

Glass-Steagall Act（1933），402

globalization（global economy），4，7，23，194，415，423，435

China and，335，382，383，425

Great Depression and，273

India and，335，387，425

recession of 2008-2009 and，400，407，413

supranationalism and，370

U.S. labor and，360

global warming，432

God，17，18，58，125，184-85，220

Goddard，Robert，311-12

Goebbels，Joseph，312

gold，45，48，63，71，131，270

of England，102-3

of Portugal，8，34

of Spain，27，28，30，37，38，100

of U.S.，168，189，203

value of，107-10，195

Golden Rule，99

Goldman，Emma，220

Goldman Sachs，408

gold standard，189，195，196，267

demise of，275-76，325

Gompers，Samuel，219，225-26

Good Hope，Cape of，8，28，29，44，49

Good Housekeeping，224

Goodyear，Charles，238

Google，347，383

Gore，Albert，432

government，14，288-89，297，331-33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76

in communism，213

creation of，109

Friedman on，332，333

government（continued）

Keynes on，277，278，331-33

Locke on，109，110

poverty and，429

government regulation，24，55，59，216-17，263，333，401，409

Graduate，The（movie），309

grain，5，15，57-60，62，64，65-66，70-75，81，84，181

Dutch shipping of，42，43

in France，51，84，85，115

India’s importing of，392-93

price of，70，71，72，77，194-95，209，431

see also rice；wheat

Grameen Bank，426-27，431

Gramm-Leach-Bliley Financial Service Modernization Act（1999），403，409

gravity，Newton’s work on，97，101，122，142-43

Great Britain，113，122，182-85，198，200，207，335，412，414

automobiles in，258

banks in，390

computers in，344-45

in Concert of Europe，169

constitution of，159

corporations in，192

emigrants from，189，210

empire building and，229-30，234-37，240，268，285，286，354，385-87，420

free trade policy of，164，254

Friedman’s influence in，332

in German occupation，294，298

Germany compared with，199，248，255

gold standard in，195

Great Depression in，275-76，277

in Hong Kong，230，235，245

indicative path and，289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137-41，145-56，163-67，187-88，212，215

Japan compared with，336，338

Japan’s relations with，242，245

labor activists in，213，214

oil industry of，262

postwar，289，290，299，325

radios in，271

Río Tinto mines and，238-39

rubber plantations of，261

slavery abolished by，136，137

socialists in，289

U.S. compared with，167，199，248

use of term，91

wealth in，91

World War Ⅰ and，265-68，270，276

World War Ⅱ and，279，280-83，285

see also England；Scotland

Great Depression，253，273-80，283，298，301，302，318，331，367，402，414，421

causes of，274，279

New Deal and，278-79

weaknesses of capitalism exposed by，290-91

Great Divergence，12-15

Greater Antilles，125-26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281，282，337

Great Leap Forward，371

Greece，295，424

emigration from，210，211

guest workers from，299-300

Truman Doctrine and，303

Greece，ancient，124，159

greed，23，408-9，422

Greenland，240

Green Revolution，392，432-33

Greenspan，Alan，408，422

G-type automatic loom，336

Guangzhou，375

guest workers，299-300，325

guilds，36，42，55，59，171

guns，234，237

gutta-percha，207

Haber，Fritz，208

Haiti，130，133

Hamilton，Alexander，174，176

Hapsburg Empire，39-40，42，45

Harding，Chester，181

Hargreaves，James，150

Harrington，Michael，328

Haymarket Square riot，218-19

Haywood，Big Bill，219

health，health care，211，315-16，321，392，411，421

in China，378，397

hedge funds，400，405，407，408，409

Helsinki Accord，286，361

Hemings，Elizabeth，175

Henry the Navigator，Prince，8，10

Henry Ⅷ，King of England，99

herring，42，43，52，64，73，99，128

Hershey Company，415

Hill，Joe，219

Hinduism，Hindus，286，396

caste system and，388-89，395，397

Hitachi，342，349

Hitler，Adolf，258，280，281，290，292，298，299

Hobbes，Thomas，19

Ho Chi Minh，268

Hohenzollern dynasty，173

Holland，see Amsterdam；Netherlands

Holy Roman Empire，168-69，171

Home Depot，359

Honda，339-40，393，410

Hong Kong，282，334-35，350，352-55，358，380，384，402

British in，230，235，245，286，354，375

Hoover，Herbert，275

Hoovervilles，275

horse power，147

horses，61，67，74，147

House of Commons，English，47，117，130，156

House of Lords，English，117

houses，housing，301，302，306，324，333，404，433

price of，400，405，407，408，410

see also mortgages

Hu Jintao，415

Human Genome Project，361-62

human nature，4，17，91，102，107，362-63，420

definitions of，19

Smith’s opinions about，19-20

human rights，161，216，361，396，420

Hume，David，112

Hungary，84，173，210，270，290，385

hydrogen bomb，304

hyphenated Americans，212，221

Hyundai，352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315，317-20，341，415-16

personal computers and，343-45，349，350

Iceland，402

ICICI，427

Illinois，University of，346

immigration，immigrants，86，174，209-12，215，282，299，320，419-20，423

to California，189，210

illegal，219，323

quotas for，221

remittances sent home by，325，392，424

unions and，218，221，302

U.S. living conditions of，217，218

to Western Europe，299

imperative path，289，290

import substitution，276，351，353

Inca，28，30，46，100，145

income，84，85，330，335，352，367，374，422

agricultural，78，392

disposable，71，360

fixed，332

see also wages

income tax，263，300，322

Inconvenient Truth，An（movie），432

incorporation：

benefits of，191-94

as shared asset，430

see also corporations

indentured servants，50，128，131

India，21，49，207，235，237，335，366-70，385-99，414，423，425，431

abortion in，355

agriculture in，368，390-93

automobiles in，393

banks in，394，413，427

as BRIC，398，424

call centers in，390

castes in，388-89，395，397，398

China compared with，387-88，390-91，393，394，397-98

China’s relations with，381

consumers in，393，394-95，397

India（continued）

cottons of，87，103-4，106，140，151，386

dams in，315

democracy in，366，387，389，397

education in，379，391，392

emigrants from，210，392，424

English in，39，45，103，164，281，326，385-89，391，396

food imports of，392-93

Great Depression and，276

independence of，285，387，389，396

marriage in，69

modernization of，389-94

Muslims in，27，389，396

nationalists in，268，387

opium in，229

Point Four program in，293，329

Portuguese in，8，30

Russia compared with，385

sugar in，126

trade of，28，397

transportation in，392，393

urban renewal in，394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367-70，398

Indian Appropriation Act（1871），196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C），387

Indian Ocean，27，38，39，242，381

China in，8

Portuguese in，27，30，34，52

indicative path，289-90

indigo，132，151

Indochina：

French，235，268，285，286

Japanese in，285，382

Indonesia，39，355，381

industrial espionage，164-65，228

Industrial Evolution，137-38

Industrial Revolution，11，13，24，137-41，145-56，163-67

Luddites and，152，153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Wobblies），219-21

industry，industrialization，4，11-14，16，23，68，69，118，212-13，418-19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85-86

appearance of factories and，148-50，152-55，160

culture and，165，167

as human goal，166

inventions and，137-41，145-47，152-53，161

leviathans of，200-208

resistance to，152-54

scope of，255-59

sequence of，335

inequality，363，392，417，434

inflation，46，71，72，112，326，328，331，332

after World War Ⅰ，270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348-49，357，360，382

see also computers；computers，personal；Internet

informative path，289，290-91

innovation，4，7，11-14，16，25，87-89，295，363，434

agricultural，12，13，21，52，64，73-84，116

Dutch，40，53，73-75

in England，11，12，75-78，87，92，94，115，120，137-41，145-47，199

in Germany，167，183，199，207-8，254-55

industrial，137-41，145-47，155-56，254-57

in U.S.，167，179-80，183，199，255-59，307-9，313-20

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429

insurance companies，187，260，318，403

integrated circuit，343，347-48

Intel，330，343，344，349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368-69

interchangeability of participants，198

interchangeable parts，179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304

interest rates，42，113，401-2，404，405，426

Dutch，100，101

usury and，98-101

internal combustion machines，167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300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Congo，234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39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92，351，356，368，384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391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249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IWA；First International），213

Internet，345-47，349，415，423，427，435

Internet Explorer，346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263

investment，186-93，292，325，334，335，353，368

capital for，123，173，191，193，350，380-84

in Germany，173，198

in Japan，336

in U.S.，176，186，190，195-96，198，331，412

investment banking，333，403，404，405-6，408

invisible hand，91，205

iPods，342，348，349

Ireland，62，153，295，390

emigration from，62，211

iron，51，53，146，296，335，353

in Germany，169，171，173，183，185，194，201，254

in U.S.，168，182

iron curtain，303，304

irrigation，72，315，392

Irving，Washington，197

Islam，Muslims，6，27-28，36，50，135，187

in India，27，389，396

oil weapon of，326

Spain vs.，35，36-37

trade of，27，39，232

Turkey and，269

usury and，99

Israel，299，326

Italy，Italians，126，142，290，296，414

agriculture in，84

computers in，344-45

emigrants from，210

empire building of，229，236，273，285，420

fascism in，272-73，280

Great Depression in，277

guest workers from，299-300

immigrants to，423-24

industrialization in，146，165

population growth in，80

railroads in，183

socialists in，289

trade of，8，39，47，64

wars of，123，281，285

see also specific city states

ivory，232，309，425

Jackson，Andrew，189

Jamaica，37，130，137

James，Henry，Sr.，197

James Ⅰ，King of England，40，99

Jamestown，Va.，48

Japan，7，242-48，303，358，361，363，394，398，414

agriculture in，243，244，245，338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356

automobiles in，272，335，337，339-41

banks in，244-45，356

China’s relations with，245，246，247，282，381

Christian converts in，28

closing of，242

Cold War and，338

computers in，345，349，350

constitution of，244，246，337-38

democracy in，337-38，352

economic power of，334-42，356，369

emigrants from，210

empire building of，272，281-82，337，371

Four Little Tigers and，353，354

Great Depression and，276

industrialization in，165，244，335-38

jury system in，116-17

Meiji Restoration in，242-47，375

postwar，296，325，421

recession in，333，356，402，410

textile industry in，244，336

trade of，34，45，244

U.S. occupation of，337-38，339

in World War Ⅰ，267，272，336

in World War Ⅱ，281-83，285，304，337

Java，44，45，49，210

Jefferson，Thomas，175，176-77，190，216

Jervis，John，182

Jesus Christ，98

Jews，46，98，283，292，299

emigration of，211，218

German，173，280

trade of，12-13

Jobs，Steven，343

John Deere，393

Johnson，Lyndon，322，325，328

Johnson，Samuel，90-91，116

joint-stock trading companies，47，106，115，187

in Japan，335，341

Jones，“Mother，” 219

June Fourth Incident（1989），372，379

Jungle，The（Sinclair），217

Junkers，171，194，199，214

Justice Department，U.S.，319

just-in-time productive system，340

just-in-time restocking systems，357

Kagoshima，British bombing of，242

Kaiser，Henry，284

Kelley，Florence，217

Kennedy，John，324，325

Kenya，286

Kerala，392

kerosene，204，261，323

kerosene cans，262

Kerr，Clark，310，311

Keynes，John Maynard，277-78，279，291，331-32，333，421

Keynesian economics，277-78，279，288-89，301，331-32，333，422

Kidd，William，38

King，Gregory，82

King Goes，the Generals Remain，The（Plivier），269

Kipling，Rudyard，281

Knights of Labor，218-19

Korea，245，246，282

see also North Korea；South Korea Korean War，338，339，340，352-53

Krupp，201，265

Krupp，Alfred，201

labor，12，23，24，33

activism of，212-21；see also labor unions；specific unions

in Africa，234

agricultural，see agriculture，labor for cheap，334，360，370，390

division of，15，25，63-64，144，194，257

firing of，94-95

as guest workers，299-300，325

industrial，149，154，160，167，187，211，215，257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360

Native Americans as，10，30，31，125

regularization of work habits of，104，105-6，123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258

shortage of，299

suppression of，116

surplus value of，16

see also indentured servants；slaves，slavery

labor unions，214-21，301-2，320-25，359-60，411-12

consumption and，225-26

craft，214，215，216，219

in Europe，212，272，295 in Japan，341

Taft-Hartley Act and，322-23

Wagner Act and，279，301，32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370

Labour Party，British，215，289

Lal，Deepal，12

land，50，76，101，113-14，322

in China，376，377，397

De Soto on，429，431

in Germany，170，171

in India，392，393，396

in Japan，245，338

in U.S.，176，177，178，183，197，215，320

Landes，David，11

landlords，46，58，63，65，70，75-79

absentee，130，136，153

discrimination and，324

in England，41，57，71，76-79，81，110，111，153

in France，71-72，85

in Germany，170

in Japan，245

land reform，338，352

Lappé，Frances Moore，425，430-31

Las Casas，Bartolomé de，126

Last of the Mohicans，The（Cooper），124

Latin America，229，269，308，325，350，351，391，427

Alliance for Progress and，329

immigration to，210

labor unrest in，214

recession of 2008-2009 and，412-13

Law，John，112

law，legal system，12，60，95，416-17，420，430

canon，69，98

English，47，57，82，106，115，117，118，153，154，192，193，253

French，193 German，193

U.S.，192，193，216，218，225，253，319，333

League of Nations，269-70，273，282，291，296，304

lean production，340，356

Lee，Rev. Joseph，82，89

Lee Kua Yew，354

Leeward Islands，128

Lehman Brothers，402

Lenin，Ⅴ.Ⅰ.，258

Leopold Ⅱ，King of Belgium，233-36，261

Lepanto，battle of（1571），36-37

Lesser Antilles，128

letters of marque，37

leveraging，404，406

Levitt，William，301

Levittown，N.Y.，301

Lewis，John L.，302

LG Electronics，342，393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Japanese（LDP），339

Liberal Party，British，215

Liberia，236

liberty，91，134-35，157，169，241，434

Library of Congress，268

License Raj，390

Liebig，Justus von，208

life expectancy，181-82，211，363，378，392，421，432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192，193

Lincoln，Abraham，428

Lindbergh，Charles，308

liquidity preference，278

Lisbon，slaves in，66，124，127

literacy，46，76，214，215，392

Liverpool，slave trade in，129，130

livestock，60，63，65-66，71，73

Livingstone，David，230-33，240

Locke，John，19，90，109，110，157

London，38，48，69-70，144，145，163，173，213，292，395，402

as emporium，41，149

growth of，86，91-92，104，139-40

stock exchange in，188

sugar refining in，129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401

Loomis，Mahlon，256

looms，150，336-37

Louisiana，112，133，176

Louisiana Purchase，197

Louis XIV，King of France，50，51，79，114

Lud，Ned，152

Luddites，152，153

Lula da Silva，Luis Inácio，415

Luxembourg，296

Maastricht Treaty（1992），297

MacArthur，Douglas，337-38

McCormick，Cyrus，209

McKinley，William，220

Madeira，62，126，127

Madison，James，435

Madoff，Bernard，413

Madrid，61，94，233

Magellan，Ferdinand，8，30，31

mail-order retailing，222

Malabar Coast，28，34

Malacca，29，34

malaria，230，231，316，391

Malay Archipelago，27，34，44

Malaysia，237，247，261，285，354，355

malls，306，324

malnutrition，83，392

Malthus，Thomas Robert，67-68，208-9，428

management，managers，262，263，320，321，323，336

in China，374

in Japan，340，341

scientific，258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from，249，252

managerial capitalism，251

Manchester，133，145，151

Manchuria，210，424

Japan in，281，371

Russia in，245-46

Manila，30，31，54

manufacturing，5，59，214，223，256，334，351，352，393

in China，352，382

English，97，106

food costs and，70，71

French，85，114-15

Great Depression and，275，276，278

Japanese，338，340

U.S.，210，323，334

Maoris，241

Mao Zedong，371-72，375，396-97，398

Marconi，Guglielmo，256

Marianas，29，235

market share，250，253

marriage，135，302

age at，59，69，139

Marshall，George C.，293

Marshall，James，189

Marshall，John，176

Marshall Plan，293-95，306，329

Marx，Karl，16-18，79，213，225，267，425

Marxism，77-78，213，214，225，290

Mary Ⅱ，Queen of England，111，117

Maryland，162，175

Massachusetts，348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310，313

mass production，262，284

of automobiles，257-58，298，337，340

of houses，301

labor unions and，302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310

matching funds，205

Matsushita，342

Maxim，Hiram，237

Maxwell，James Clerk，256

Maya，145

Mayawati，Kumari，388-89

Maybach，Wilhelm，257

meat，60，64

Meat Inspection Act（1906），217

meat-packing plants，217

medical experiments，Nazi，315-16

Mediterranean Sea，31，38，126，236，366

Meiji Restoration，242-47，375

Mendelssohn family，173

mercantilism，96-97，101，107，116

balance of trade theory and，96，103，104，106

Mercedes-Benz，298

Mercer，John，156

merchants，29，33，55，59，60，70，88，107，229，417

Arab，126

Chinese，9

Dutch，41，44，45，46，53，64，73，99

English，41，46，47，95，101，106，110，115，117，140，153

in English colonies，130

French，46，114

Indian，395，397

Italian，126

Japanese，244

Portuguese，8，13，127

prejudices against，31-32

privateers and pirates vs.，37，38

Spanish，13，97

trust and，117

U.S.，180

mergers，250，262，263

Mesta，36

Mexican-American War，189，197，243

Mexico，28，30，151，165，230，325，334，352，360，391，414

cactus leaves in，238

Great Depression and，276

microlending in，427

oil of，326

Mickey Mouse，358

microprocessors，261

microscopes，207，208

Microsoft，343-44，346，348，349，350

Middle Ages，11，21，56

middle class，44，70，88，171，244

U.S.，88，178-79，216，217，221，222，258，323，334，359

Middle East，21，49，238，268，269，413

irrigation in，72

oil in，262，326

Midway Island，239，245

Mikado，The（Gilbert and Sullivan），246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314-15

military research，311-14

Mill，John Stuart，112

Ming dynasty，8，9，49，115

mining，mines，28，62，76，100，101，140，154，230，335

labor for，10，30，133-34

pumping water from，145，146

Río Tinto，238-39

missionaries，230-33，240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Livingstone），231

Mississippi，133，151，175，176

Mississippi Bubble，112

Mississippi Company，112

Mitsubishi，342

Mitsubishi family，335-36

Mitsui family，335-36

modernization，328-29，335，350，351

in China，371，375

in India，389-94

molasses，130，133

mole plow，153

monarchy，95，117，263，417

English，15

French，50，51，114-15，129，156

Monet，Jean，296，297

monetary theory，330，332，351

money，3，17，18，31，32，70-71，92，107-14，408，417

biblical view of，98

capital vs.，6-7

Carnegie on，204

consumer culture and，223-24

definition of，110

Dutch devotion to，43

empire building and，228-30

English views on，90，91，96，97

Great Depression and，274-75，278

paper，111，112，270

postwar prosperity and，324-25

saving of，66，274，278

in U.S.，176，189-90

usury and，98-99

see also currency

Mongols，27

monopolies，63，129，356

Dutch，44，45

English granting of，40，41，51

oil，204-5，248

Montgomery Ward，222

Moody’s，407

Moore，Gordon，343，347

Moore，Michael，410

Moore，Rev. John，81-82，89

moral hazard，416

morality，7，17，25，58，89，95，133，434

community farming and，81

usury and，98，99

Morgan，Henry，37-38

Morgan，J. P.，203，220，251

Morgan Stanley，408

Morocco，126，235

Morse，Samuel，184

mortgages，301，333，382

subprime，400，401，403-10，412，414，433，435

Motorola，348，393，395

movies，256，271，307，309，358，360

in India，395

Mozambique，35，237，286

Mozilla Firefox，346

MS-DOS，343，344

mulattoes，134，135

Mumbai（formerly Bombay），39，389，395

Mun，Thomas，96-97，102

Munif，Abdelrahman，262

music，333，346，368

Mussolini，Benito，272-73，280，281

Nader，Ralph，328，404

Naoroji，Dadabhai，386-87

Napoleon I，Emperor of France，93，153，163，168-69，188，236，241，255

Napoleonic Wars，168-69，236，241，255

NASDAQ stock market，348

National Assembly，French，156

National Cash Register，323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U.S.，361

nationalism，168-73，268，297

in Egypt，236，268

German，168-73，185，199

in India，268，387

in Italy，272

U.S.，168，196，199

Nationalist Party，Chinese，354，371，396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1935），301

National Park Service，U.S.，279

National Recovery Act（NRA）（1933），253，278-79，318

Native Americans，21，61，133，134，135

as labor，10，30，31，125，127

in U.S.，177，196，239

vulnerability to disease of，29，125，234

natural liberty，91，157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Action Fund，432

nature，328

Aristotle on，142，143

Bacon on，97，142

loss of subservience to，79

Newton on，144

Navigation Laws，English，138

Nazis，208，280-81，283-85，295，298

IBM Cards and，318

science and，312-13

NEC，349

Nehru，Jawaharlal，315，396

Nehru，Pandit，390

Netherlands，the Dutch，7-10，37-46，49，52-54，168，172，254，269，296，325

agriculture in，42，53，68，71-75，84，138-39，170

art in，44，181

banks in，42，99-100，112，173

currency of，195

devotion to home in，44

as economic model，42-46，99-101

economic plateau in，52-54

as financiers，13，42，53

Great Depression in，277

independence of，35，39，41-42，45，52，73

industrialization in，53，146

as intellectual center，46，93

in New World，9，10，39，43，44，50，63，128，129

oil industry of，262

population growth in，80，84

privateers and pirates of，37，38-39，128

science in，142，144

slavery abolished by，136

slave trade of，8，10，30，66，121，128，129，131

trade of，28，31，34，35，38-39，41-44，52，53，64，74，138

wars of，44-45，52，123

wealth of，39-40，52

World War Ⅱ and，280，285

worldwide dominance and influence of，240，242，245，268

Netscape，346

networks，computer，345-46

New Basis of Civilization（Patten），226

Newcomen，Thomas，122，141，145-46

New Deal，136，278-79，290，321-22

New Jersey，250，252，327

New Netherlands，128

newspapers，174，177，280

Newton，Isaac，90，97，101，109，122，142-45，157，158

New World，9-10，27-31，54，121-33，417

discovery of，12，54

Dutch in，9，10，39，43，44，50，63，128，129

European wars and，123，124

foods of，27，28-29，54，60-64

immigration to，62

plantations of，10，31，48，50，63，64，420

New York，N.Y.，38，162，188，189，194，263，292，390，402

immigration to，210，211

railroads in，202

World Trade Towers in，364

New York（state），130，310

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186，201

New York Herald，232

New York Stock Exchange，271

New York Times，206，322

New Zealand，353

immigration to，209，210，299

Niagara Falls，256

Nicaragua，202，325

Nile River，232，315

Nissan，272，337，339-40，393，410

nitrates，238

nitrogen，for soil，73，74

Nixon，Richard，325，327，372

Nobel family，261-62

Nokia，395

North，American，160-61，174-75，196，323

North Africa，27，29，285

guest workers from，299-300

North America，7，21，29，31，54，125，420

immigration to，86，209，210，424

population growth in，79

rights in，117

North Korea，338，352

North Sea，43，52，100

Norway，211，280

Noyce，Robert，343

nuclear power，432-33

Obama，Barack，410，433

Oberth，Hermann，311，312

O’Connor，Sandra Day，323-24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U.S.，401

Ohio，178，204，248，401，409

oil，24，26，238，261-62，273，326-28，425

of China，381

crisis of 1973 and，326-28

Japan’s need for，282

price of，325，326，327，331，340，422，432

shortages of，368

sugar compared with，121

in U.S.，168，201，204-5，211，217-18，248-51，326

Oil Trust，248

Olds，Ransom，257，261

Oldsmobile，257，259

Olympics，365，383-84

opium trade，229

optics，255

optimism，273，401

organizational charts，249，319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96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326-27，422

Orinoco tobacco，48

Ormuz，30，34

Other America，The（Harrington），328

Otto，Nikolaus，298

Ottoman Empire，34-37，39，49-50，172，236

World War Ⅰ and，265-69

outsourcing，95，140，334，390

Owen Falls，315

Pacific Ocean，239，242-43，366-67

World War Ⅰ and，271-72

World War Ⅱ and，282-85，316

Page，Larry，347

Paine，Thomas，19，145，157，159-60，188，229

paintings，11，44，50，181

Pakistan，285，389，392，395

Panama，Isthmus of，37

Pan American，308

panics，see depressions，economic；Great Depression

Paperclip program，313

Paris，139’ 173，188，268，293

Parliament，Belgian，233

Parliament，English，92，101，110，111，112，117，118，137，154，187，192

industrialization and，153

Naoroji in，386-87

see also House of Commons，English；House of Lords，English

Parliament，Indian，389

Parliament，Japanese，338，339

partnerships，187，191，193，215，402

Patel，Raj，425，430，431

patent licenses，341-42

Patent Office，U.S.，179

patents，61

in England，40，47，50，51，147，165

in U.S.，179，256，257，312，348

Patten，Simon Nelson，226

Patterson，John Henry，323

Pearl Harbor，Japan’s attack on，282，313

peasants，84，86，122，209，212，238

Chinese，62，371，375-76，377

French，51-52，84，85，129，156，170

penicillin，316

Pennsylvania，159，162，182，204，428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313

Pennsylvania Railroad，203，249

pensions，321，382

People’s Liberation Army，371

peripherals，343，349，354

Perry，Matthew，243

Peru，28，30，34，208，230，429

Pfizer Company，316

pharmaceuticals，pharmaceutical companies，295，298，313，314，316，361，362，369

pharmacists，324

Philadelphia，Pa.，188

philanthropy，203，205，311

Philip Ⅱ，King of Spain，35

Philippines，27，30，31，37，62，245，381，391，424

Spanish-American War and，239，247

in World War Ⅱ，282，285

Phoenicians，38，238

phonographs，256，271

physics，142-45，314，419

physiocracy，114-15

Piech，Ferdinand，299

Pinckney，Eliza Lucas，151

pirates，29，37-39，128

Pizarro，Francisco，30

Planning Commission，Indian，390

plantations，10，48，50，136，420

sugar，10，31，63，64，122-23，127，129，130，230

plastics，309

Platt Brothers，336

Plivier，Theodor，269

plug-in compatibles，345

Pocahontas，48

Point Four program，293，329

Poland，62，84，172，290，384，385

emigrants from，210，211

Nazi invasion of，280

policy makers，277

politics，4，7，12，59，123

civil war and，see civil war

election campaigns and，408，409

in England，15，39，40-41，55，109，156

in France，52

in Japan，244，337-39

in Spain，35，36

TV and，308

after World War Ⅰ，272-73，280

Polo，Marco，28

Pomeranz，Kenneth，14

Ponce de León，Juan，31

Ponzi，Charles，413

Ponzi schemes，413

Pope，Alexander，122

population growth，139，165，197，315，418

agriculture and，5-6，65-70，72，79，84，255

Malthus on，67-68，208-9，255，428

of slaves，135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Porsche，Ferdinand，298，299

Porsche，Ferry，299

Porsche 356，299

Portsmouth，51

Portugal，50，54，97，124-27，146，165，168，229，237，240，242，420

aristocracy of，13，29-30，47

in Brazil，30，31，49，127，135

colonial wars of，286

Dutch competition with，44-45

evangelical spirit of，28

explorations of，8，9，13，30，36，100

in food exchange，61-62

guest workers from，299-300

military superiority of，34

postwar，295

refugees from，46

slave customs of，135

slave trade of，8，10，30，66，121，124，126，127，129，135

Spain united with，31，35

Spanish rivalry with，30-31

trade of，27-31，34-36，38，39，40，44，47，52，138

World War Ⅱ and，285

railroads（continued）

in U.S.，177，182，183，185，186，188，193，196，198，199，201-4，222，321

Raleigh，Sir Walter，39

rates，100，114，194，418

rational economic actor，75

rats，61，66

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307，319，341-42

Reagan，Ronald，332，403

reaper，209，238

recession，248，331，332，333，358，377，380，421

in 1970s，402-3

of 2008-2009，400-417

Red Army，Chinese，381

Red Army，Soviet，304

Red Cross，316

Red Guards，371，379

Red Sea，30，38，49，236

refrigeration，197

refugees，postwar，292

Rehnquist，William，324

Reliance Industries，395

religious tolerance，45，46，143，418

Renaissance，11，159

Renault，Louis，298

rent，51，70，71，430

in England，76，77-78，90

rentiers，53

reparations，269，270

reproduction，67，68，378

Republican Party，U.S.，196，333，405，411

Reuther，Walter，321

Rhine Valley，235

Rhode Island，130

Rhodes，Cecil，237

Ricardo，David，112

rice，10，62，132，175，391，392-93，431

Rickover，Hyman，327

Río Tinto，238-39

risk taking，248，405-9

River Rouge plant，258，259

robber barons，217

Roberts，Richard，156

Rockefeller，John D.，201-5，217，248，261，262

Rockefeller Foundation，205，391-92

rockets，311-12

Roger and Me（movie），410

Rolfe，John，48

Roman Empire，28，36，59，124

agriculture in，70，76

Romania，270，290，423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253，278-79，280，290，291，410

Roosevelt，Theodore，217-18，246

Rostow，W. W.，328-29

Rothschild family，173，261，262

Royal African Company，129

Royal Air Force，British，280，281

Royal Navy，British，113

Royal Shell Company，262

Royal Society，British，143

rubber，234，237-38，261，282

Ruhr Valley，169，173，253

rum，130，133

Russia，363，366，369，424

Russia，imperial，146，149，165，168，172，180

emigrants from，210，211，424

Japan’s relations with，245-47

oil in，261

railroads in，183，245

serfs in，84

wars of，123，265-68

Russian Revolution（1905），247

Russian Revolution（1917），267

Saarinen，Eero，308

Sacco，Nicola，220

Samoa，235

samurai，243，244，245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19

Santo Domingo，29，37，63，128

Sanyo，342

São Paulo，G20 meeting in（2008），414

São Tomé，62-63，126，127

Sarnoff，David，342

Satsuma，242

Savery，Thomas，141，145

savings，66，188，274，275，278，303，353，403

in China，380，382，394，401

savings and loan institutions（S&amp；Ls），333，401，404

Saxony，170

Scandinavia，195，325

scarcity，56，74，90，103，226，361，418

in traditional society，5-6，57，58，71

see also famines

Schechter brothers，278

Schott，Otto，208

Schumacher，E.F.，327

Schuman，Robert，296，297

Schumpeter，Joseph，183，263，311，422，435-36

science，scientists，21，122，207，208，241-42，255，379，418

genenomics and，362

German，contribution to U. S. technology of，311-17

higher education and，309-11

King Leopold and，233，234

paperclip，313

revolution in，141-45

World War Ⅱ and，284-85，312

see also biology；chemistry；physics scientific management，258

Scotland，Scots，52，64，91，158，203

search engines，347，383

Sears，Roebuck，222

Second World，350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403，406，413

segregation，137，216，219，299-300，321，324，388

self-determination，268，286

self-interest，5，16，22，77，94，102，327

in England，106，115

Friedman on，332，333

Great Depression and，277

self-made man，202-4

Sellers，Colonel Beriah（char.），190

semiconductors，343，349，350，354

Sen，Amartya，425，428-30

serfs，60，71，170，171

servants，59，103，116，211，320

indentured，50，128，131

Seventh Fleet，U.S.，353

Seville，37，125，127-28

sewing machine，211

sexual behavior，regulation of，263

sexual freedom，260，361

Shakespeare，William，20，46，107

Shanghai，377

sheep，shepherds，36，81，152

Sherman Antitrust Act（1890），218，263，319

Shinto，243

shipbuilding，42-43，140，180，284

ships，8，34，35，38

Dutch，42-43，52，73，100

slave，129

steamships，147，172，209，211，243

U.S.，180，284

Shockley，William，343，348

Shockley Semiconductor，348

Sichuan Province，383

Sicily，59-60，126，129

Siemens，184，201，375

Siemens，Ernst Werner von，184，201，202，206-7

Sierra Leone，132

Silent Spring（Carson），328

silicon chips，343

Silicon Valley，330，334，348，412

silk，3，30，35，38，244，417

Silliman，Benjamin，204

silver，34，35，45，48，71，131，189，190，230，415

China’s use of，54

of England，102-3

English currency crisis and，107-11

price of，195

of Spain，27，28，30，35，38，42，44，46，100

value of，107-10

Sinclair，Upton，217

Singapore，164，282，285，334-35，350，352-55，375，389

Singh，Manmohan，389-90，393，394

Sino-Japanese War（1894-1895），245

skyscrapers，257，421

slaves，slavery，10，50，63，121-37，236

abolition of，37，124，130，135，136-37，162，175，236，427-28

in England’s continental colonies，130-33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0. 60. 124

slaves，slavery（continued）

industrialization and，160-61

rationalizations for，133-37

revolts of，129，130，137

in U.S.，136，160，168，175-76

in World War Ⅱ，312

slave trade，43，121-22，169，175-76，231-32，233，420

Portuguese in，8，10，30，66，121，124，126，127，129，135

profits from，130

size of，124，210

Slim Hélu，Carlos，427

Sloan，Alfred P.，Jr.，250，251，259，317，321

Small Is Beautiful（Schumacher），327

Smith，Adam，15-20，23，91，106，118，138，144，154，157-58，174，435

on economic development，212，295

on invisible hand，91，205

Smith，Roger，410

smuggling，128

social capabilities，428-29

social classes，16-17，88

in Germany，171，186，193-94，198，199，213-14

see also aristocracy；middle class；upper class；working class

Social Democrats，German，213，214

social force of labor，320-25，359

socialism，214，288-89，303，321

Socialist Party，Japanese，339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316，411

Soddy，Frederick，407

software，343，344

Somalia，425

Sony，330，342

Soto，Hernando de，61

South，American，175，196，323，388

segregation in，137

slavery in，131-33，136，162，168

textile industry and，160-61

South Africa，164，195，231，236-37

Gandhi in，396 South America，7，21，29，37，54，125，420

immigration to，86，209，424

South Asian Free Trade Alliance，399

South Carolina，131，132，151

South Korea，334-35，350，352-56，375，389，393，423

Soviet Union，267，283-87，303

atomic bomb of，304，313

buffer zone of，290

Cold War and，303-5，311，321，358

collapse of，363，375，384

command economy of，267，290，384，431

postwar，287，290，291，293，294

space program in，309

in World War Ⅱ，280，281，283-86，312

soybeans，351，367

space program，309-13

Spain，35-42，49，50，54，97，168，229，240，368，420，424，433

agriculture in，36，61，84，85

aristocracy of，13，30，35-36，46，47，97

in Asia，239，242，245

Belgium’s independence from，42，53

debt of，42，100

economic stagnation in，35-36

emigrants from，210

explorations of，8，13，30，36

famine threat and，59-60

Fascism in，293

fear of heresy in，35

in food exchange，61-62

Great Depression and，276

guest workers from，299-300

imports of，72

industrialization in，35-36，165

islands sold by，235

labor used by，30，31

Netherland’s independence from，35，39，41-42，45，52，73

in New World，9，10，27，28，30，31，37，39，100，121，125-29，135

population growth in，80

Portugal united with，31，35

Portuguese rivalry with，30-31

postwar，293，295

Río Tinto mines in，238-39

slave customs of，135

slavery abolished by，136

slave trade of，8，10，30，66，121，126，130

trade of，30，31，35-39，44，47

wars of，35，36-37，123，128，153

Spanish-American War，239，247

Spanish Main，37，128

specialization，25，175，179，194

agricultural，209

functional，252

Spencer，Herbert，68

spice trade，8，27，28，34-35，38，63，415，417

Dutch in，44，45

spinning jenny，150，152-53

spinning mule，150-51

Sputnik，309，310，311

Squibb，316

Sri Lanka，285，395

Staffordshire，148-50，152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The（Rostow），329

stagflation，330，331-32，422

Stalin，Joseph，290，371

Standard &amp；Poor’s，407

standard of living，3，14，23，182，209，431

British，163，170

in Japan，243-44

U.S.，223

Standard Oil，201，204-5，217-18，248-49，251，262

dissolution of，263

Stanley，Henry Morton，232-34，240

State Department，U.S.，312，327，372

States-General，Dutch，44

statistics gathering，187，318

Statute of Monopolies（1624），47

steam power，4，33，123，144-48，150，152，165，167，335，418-19

switch to electricity from，256

textile making and，150-51

steamships，147，172，209，211，243

steel，254，282，296，298，334，354

in China，334，371

in Germany，167，206，253，254

in Japan，335，339

in U.S.，167，201，203，211，250，253，321，359

Stephenson，George，147

Stinnes，270

stock，191-93，248，250，324

price of，271，274

stock exchanges，112，188-89，348，413

crash of，274，275，401

Strength through Joy automobile，298

strikes，212，214，215，218，220，221，225，321，341

submarines，283，327

subsidies，362，367-70

Suez Canal，236，281，326

sugar，3，10，62-64，113，121-30，132，133，136，137，138，140，351，367，420

in Brazil，31，63，121，127，130

in Caribbean，63，64，121，125，127，130，161，230

in food preservation，60，63，130

price of，64

sulfanilamides（sulfas），316

Sullivan，Arthur，246

Sumatra，262

Sumitomo family，335-36

Summers，Lawrence，399

sunflowers，60-61

Sun Yat-sen，247

Supreme Court，U.S.，218，253，256，263，341，401，409

labor issues and，302

National Recovery Act and，278-79

surplus value of labor，16

survival of the fittest，68

Sweden，10，211，234，277

indicative path and，289-90

trade of，8，31，140

Swift，Gustavus Franklin，197

Switzerland，165，299-300，309

syndicalists，212，214

Taft-Hartley Act（1947），322-23

Tahiti，235，245

Taiwan，246，334-35，350，352-55，389，393，423

tanks，284，285，372

Tarbell，Ida，205，216-17

Target，359

tariffs，123，209，228，270，295，367，368，370

English，111，116

German，171，254

U.S.，203，254，276

Tata Motors，393

taxes，70，129，133，192，352，381

in England，40，41，90，111，113，115

in France，51，85，112-15

income，263，300，322

in Japan，244，245

in Netherlands，112

in Spain，35，36

U.S.，174，176，190，263，279，300，325

Taylor，Frederick Winslow，258

Taylorism，258

tea，3，133，140，420

team system，Japanese，338

technology，12，54-55，122，193，243，297-98，307-17，329，330，362，434

Chinese，8，9，379

in Germany and U.S.，182-85，311-17

intellectual impact of，155-56

in Japan，336，337

social impact of，307-9

World War Ⅱ and，284-85，308，313，314

see also innovation；specific kinds of technology

Telefunken，342

telegraphy，183-85，195，227，247-48，256

telephones，185，255，256

cellular，348，395，427

television，307-8，345，360，365，408

color，341-42 Telnet，345-46

tenants，57，58-59，63，65，66，75-78

discrimination and，324

in England，71，76-78，81，82，110

in France，72

terrorism，6，364

Tervuren Museum，235

Tesla，Nikola，256

tetracycline，316

Texas Instruments，354

textiles，textile industry，122，235，335，336

England’s importing of，87，103-6

industrialization of，150-53，165，175，182，198

in Japan，244，336

in United States，160-61

Thatcher，Margaret，332，403

Third World，325，329，350-51，367，423

Thirty Years’War，65，84，267

threshing machines，153

Thyssen，August，201，206

Thyssen &amp；Company，206，270

Tibet，381

Time，344

Times（London），233

tires，260-61

tobacco，3，10，37，49，113，132，138，140，175，420

firms and，250，251

price of，48，131

in Virginia，48，50，131

Tocqueville，Alexis de，180-81

Tokugawa regime，242

tolls，French，51

Toshiba，342，349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376

Toynbee，Arnold，11

Toyoda，Kiichiro，337

Toyoda，Sakichi，336-37

Toyoda Automatic Loom Works，336-37

Toyota（car），337，410

Toyota Motor Company，337，339-41，393

trade，3，8，9，12-13，27-55，68，72，319，351

barriers to，368

changes in center of，366

downturn in，95-96，111，123，325

European domination of，34-39

free，see free trade

Great Depression and，274，276

institutions for，305-7

limits of，31-34

society and，46-49

Soviet withdrawal from，267

unintended and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49-55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ethnic groups，and products

trade associations，248

traditional society，26，87-88，119，329，361，431

description of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60

scarcity in，5-6，57，58

transformer，256

transistors（transfer resistors），330，342，347，348，420

transportation，355

regulation of，333

see also automobiles；railroads；ships

Treasury，U.S.，325，378，382，410

treaties，38，189，196，268，297，370

lend-lease，305

World War Ⅰ and，269，280

Treaty of Rome（1957），296

Tripoli，38

trolley cars，222

Truman，Harry，293，303，321

Truman Doctrine，303

trust，117，118

trusts，205，248，250，263

Tsiolkovsky，Konstantin，311，312

Tunisia，28，210，235

Tupi，127

Turgot，baron de，115

Turkey，38，151，269，374

guest workers from，299-300，325

Truman Doctrine and，303

see also Ottoman Empire

Twain，Mark，190，234-35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173，325，350-51

unemployment，301，325，326，328，331

Friedman on，332

in Great Depression，273，275，278，279，283

unemployment benefits，277，301

unintended consequences，law of，158，405

United Auto Workers（UAW），321，411

United Kingdom，see England；Great Britain

United Nations，293，304-5，338，430，431

United States，174-83，192-206，209-27，234，248-63，281-87，290-354，356-64，375，377-82，387，390-95，398，399

African Americans in，see African Americans

agriculture in，164，177-78，196，209，215，238，258，291，367

army of，239，281，300，301，313，321

atomic bomb and，285，304

automobiles in，222，250，257-61，337，340，341，359，410-11，414

banks in，176，189-90，194，251-52，275，276，390，401-6，408，409，413，414

China compared with，377，378，382

Civil War in，see Civil War，U.S.

Cold War and，286，303-5，311，321，338，372

computers in，313-14，317-20，342-50

consumers in，221-27，258，306-7，366，394，401

corporations in，192-93，211，215-18，223，248-54，257-59，262，263，323，402

debt of，174，178，366

education in，300，309-11，313，322

elections in，193，196，214

empire building of，239，240，245

exploitation by，351

foreign investment in，195-96，412

Four Little Tigers and，353，354

Germany compared with，167-68，172，181，198，213，255，276

Great Depression in，275-79，290-91

immigration to，174，210-12，215，217，218，221，282，299，302，320，323，325

industrialization in，164，165，190，199，212，215，255-59，276，282，288，418

informative path in，290-91

Japan compared with，335，336，339，340-41，356

Japan’s relations with，243，245，337-38

labor struggle in，214-21，225，320-25，359-60，411-12

leviathans of industry in，200-206

in Mexican-American War，189，197，243

middle class in，88，178-79，216，217，221，222，258，323

missionaries from，234

national character of，168

natural resources of，168，182，189，197，202，204-5

navy of，282，313

New Deal in，136，278-79，290，321-22

open door policy of，247

as paradigmatic capitalist country，197

population growth in，197，210-11，378

postwar economy of，300-303

United States（continued）

private initiative in，174-82

recession of 2008-2009 in，400-415

Russia compared with，385

single mothers in，361

slavery in，136，160，168，175-76

social impact of technology in，307-9

in Spanish-American War，239，247

technology in，182-85

textile industry in，160-61

trade gap of，349

trade of，242-43，319

transportation in，172，174，176，177，179，181，182，183，185，186，196，198，199，201，202，222，250，257-61

Vietnam War and，286，311，322，325，328

Walmart in，357-60，411

waning hegemony of，367

westward movement in，177-78，196，211，239

world leadership of，293，434-3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367-70

World War Ⅰ and，266-69，271

World War Ⅱ and，279，281-85，290，304，305，337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391-92

United States-Japan Mutual Security Treaty，340

Unsafe at Any Speed（Nader），328

upper class，70，116，195，221

English，92-93，116，117-18，154 German，198

see also aristocracy

urban growth，68，72，197，210

Great Depression and，273

in London，86，91-92，104，139-40

Uruguay，214

U.S. Steel，201，203

usury，98-101

Uttar Pradesh，388-89

Uzbekistan，392

vacuum，143，144

vacuum tube，330

Vaishyas，397

value，100，107-10

Vanderbilt，Cornelius，201，202，204，205，206，248

Vanderbilt family，250

Vanzetti，Bartolomeo，220

VCRs，345

Veblen，Thorstein，188

Venezuela，oil of，326

Vengeance Weapon No.2（V-2），312

Venice，Venetians，8，32，34，39，126

Venter，Craig，362

venture capitalists，venture capital，228-30，240，348，412，413，432

Versailles Peace Treaty，269，280，296

veterans，U.S.：

of War of 1812，177

of World War Ⅱ，300-303

Victoria，Queen of England，166，386

Vienna，49，194

Vietnam，354，360

Vietnam War，286，311，322，325，328

Village Phone Project，427

Virginia：

slaves in，131-32，175

tobacco in，48，50，131

Virginia Company，48，50

Vishnu，286

Volkswagen（VW；Beetle），298，299

Voltaire，144，188

wages，16，46，58，66，70，72，83，86，90，289

in China，374，377

English，122，139，140，154，165，215

increase in，97，105，106，139，140，223，225，302，322

iron law of，225

living，428

low，195，209，211，411

minimum，334

U.S.，165，182，195，203，211，215，225，258，275，302，322，323-24，334，358，359

Walmart and，358，359

Wagner Labor Act（1937），279，301，322

Wallace，Henry，391

Wallerstein，Immanuel，351

Wall Street，334，348，406，409

Wall Street（movie），422

Walmart，357-60，411

Walt Disney Company，358，359

Walton，Sam，357-59

war，23，37，362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and wars

War Department，U.S.，312，314

War of 1812，177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26

Washington，George，177

water，72，74，392

Waterloo，169

waterpower，26，152，177，256，335

Watson，Thomas，Jr.，319

Watson，Thomas，Sr.，317，318，319，321，357

Watt，James，122，141，146-47，148，155

wealth，23-24，33，46，88，128，197-98，216，303，363，381，407，417，420-21，425，427

of Carnegie，203

in China，72，382

common vs. private，430

distribution of，35，214，291，352

Dutch，39-40，52

in England，89，91，102，118，156

of Gates，344，427

German，171

mercantilist view of，96，97，103，104

of nations，96，103，106

of Rockefeller，261

as safety net，6

from slave labor，175

socializing of，213

from sugar，130

of U.S.，276，291

World War Ⅰ and，265

Wealth of Nations，The（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Smith），15-20，91，118，138，154，157-58，435

Weber，Max，17-18，164，199

Wedgwood，Josiah，148-50，152，321

Weimar Republic，269

welfare，welfare state，213-14，278，297

Wen Jiabao，381

West，369，414，418

awakening conscience of，240-42

exporting of culture of，360

rise of，11-14，68

West Germany，294，296，354

guest workers in，299-300

West Indies，195，417

imports of，130

slaves in，136

sugar in，63，130，137

trade in，3，29，39，63

Westinghouse，342

Westinghouse，George，256

Westphalia，171，209-10

wheat，57，62，64，277，367，391

in India，391-92

Wheatstone，Charles，184

Whig Party，U.S.，185

Whirlpool，393

Whitney，Eli，132-33，151，175，179

Wickham，Henry Alexander，261

Wilhelm Ⅰ，Kaiser of Germany，213

Wilhelm Ⅱ，Kaiser of Germany，269

William Ⅲ，King of England，111，117

William Ⅲ，King of the Netherlands，262

Wilson，Charlie，414

Wilson，Woodrow，268，269

Windows，350

Windward Islands，128

Wolfe，Tom，334

women，23，135，209，219，269

air travel and，308

in Asian countries，338，355，396，397，426

birth control for，360-61，428-29

as consumers，223

credit and，307

education of，310

emigration of，210，211

employment of，215，223，300，307，320，323-24，333

Muslim，6，426

World War Ⅰ and，266，271

wool，woolen industry，35，36，64，95，106，139

industrialization in，152-53

price of，81

work day，length of，213，214，215，225

workers’compensation laws，225

work ethic，416

Working Assets Long Distance，429-30

working class，209，212，320，323，352，419

consumption and，225-27

English，105，139，140

in India，390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278

World Bank，94，292，325，329，383，384，424，425，429，430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277

World Trade（IBM branch），319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292，367-70，398，430

World War Ⅰ，208，265-74，292，296，336，421

casualties in，266，271，281，285

global reactions to，268-73

labor groups and，221

lingering grievances from，280-83

oil in，326

submarines in，283

World War Ⅱ，279-86，288，289，290，304，313，337，367，421

casualties in，267，285，286

German scientists and，312，315-16

labor unions in，302

lend-lease treaties and，305

medicine in，315-16

production achievements in，283-85

relief and recovery after，289-96

submarines in，283

technology in，284-85，308，313，314

World Wide Web，346-47，349

Wozniac，Steven，343

Wright，Orville，259，308

Wright，Wilbur，259，308

xenophobia，242，245，300

Yahoo，347，383

Yemen，49，133，361

yeomen（freeholders），57，71，76，82

Yom Kippur War，326

Yorkshire laborers，152

Young，Arthur，85

Yucatán Peninsula，238

Yugonostalgia，432

Yugoslavia，270，290，299-300，432

Yunus，Muhammad，425-28

Zambesi and Its Tributaries（Livingstone），232

Zapatero，José Luis Rodríguez，359

Zeiss，Carl，201，202，207-8

Zenith，342

Zhang Yimou，365

Zheng He，8，115

Zollverein，171，172

Zyklon B，2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美）阿普尔比（Appleby，J.）著；宋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097-5611-9

Ⅰ.①无… Ⅱ.①阿… ②宋… Ⅲ.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 Ⅳ.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9262号

无情的革命

——资本主义的历史

著者/乔伊斯·阿普尔比

译者/宋非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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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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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6.75

版次/2014年4月第1版 字数/350千字

印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5611-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8478号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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