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美）威廉·谢里登·阿伦著；张晶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5（格致·格尔尼卡）

ISBN 978-7-5432-3101-6

Ⅰ.①纳…　Ⅱ.①威……②张…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

国历史　Ⅳ.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20）第039146 号

责任编辑　贺俊逸

封面装帧　菜瓜布合作社

格致·格尔尼卡

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

[美]威廉·谢里登·阿伦著

张晶译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22，000

版　　次　2020 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20 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3101-6/K·206

定　　价　75.00 元

目录

版权信息

修订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二 城镇结构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二十 结论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二 表格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注释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献给我的母亲，缅怀我的父亲，正是他教会了我热爱学习。

将每个问题尽可能地划分成很多个部分，对于每一个部分的思考越精确，整体就越明了。

——笛卡尔《方法论》

修订版序言

当我的出版人第一次建议我及时对此书进行修订，以赶上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对于我而言，这似乎代表这本书很耐看：评论家们对此书持肯定观点，书中的主要说明没有受到严重的质疑，本书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有很多学者在效仿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名教师，最令我满足的是这本书对本科生的课程有所助益。实际上，过去17年以来，本书在美国成了德国历史课程中的最常用指定读物，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一个城镇而不是全部国家的历史让学生们感觉没那么困难。将涉及6 000万人的这个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放在一个小规模的社会中来看，似乎更容易理解了，不过复杂性的绝大多数相同因素依旧存在——很多美国学生也发现了这点。简言之，我遵从古老谚语的智慧：“别画蛇添足。”

另外，我也怀疑是否能找到足够多的新信息来对本书进行修订。总体上来说，关于纳粹主义的崛起并没有什么新内容，而且进行微观研究的要点就是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虽然可以利用从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见解，但借用这些信息又不太合适。自1965年以来，我已经从其他的地方研究中得出了相当多的参照数据，所以讨论不同德国城镇的各种调查成果是有意义的。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只能得到相同的主要结论。对纳粹主义的微观研究所产生的细微差别进行详尽的分析可以创作一篇适合于学术杂志的优秀综述文章，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就会很无聊了。

1971年出版的对纳粹组织的地方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著作超越了我之前所做的分析[1]，我想要将其中的成果融合进我的研究中，但是要充分做到这一点，我就需要新的信息来匹配该著作中的数据。我确信在进行研究之初已经彻底探讨过所有能得到的文件记录了，其中并没有新的发现，我认为并不会有新的材料了。（因此，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警世故事。）

尽管如此，1979年，我在德国进行研究之旅时，还是趁机调查了诺特海姆（这个城镇是我最初的研究主题）是否有关于纳粹主义崛起的新数据。我仔细检查了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柏林—达勒姆的普鲁士非公开国家档案馆和柏林文档中心的政府与政党记录。在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但是数量极少的信息。很久以前我已经说过了，我真正需要的有关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实际文件已经在第三帝国崩溃时被烧毁了。

然而，正如其他学者早就发现的，关于诺特海姆所属的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记录大部分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在纳粹党的组织结构中，德国被划分为35个区域，每个区域称为“大区”。每个大区领袖负责其所在大区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希望找到诺特海姆地方组织和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大区领袖之间的通信。如果有信件的话，一定是保存在汉诺威的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

在汉诺威，档案保管员迅速地梳理出我也许会从中发现诺特海姆和其大区领袖之间通信的文件，他说还有些关于诺特海姆的文件，我也许会感兴趣。这些文件没有被编入目录，还没有分配档案编号，也还没有被其他学者看过，足足有八大筐。结果，这些文件原来是1929—1938年诺特海姆地方组织的纳粹党之间通信的副本！还有几个条目一直涵盖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包括一千份来自诺特海姆的“个人的政治可靠性评估”，某位档案保管员还在封面上用笔写了“没什么意思”。这些都被归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区档案中，差不多都因为不重要而被埋没了，因而在战争结束时就逃脱了成为有关诺特海姆的纳粹档案原件的命运。很明显，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证明对本书进行修订是合理的，而且也要求对本书进行修订。

对这些文件的分析证明了我最初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没有出现矛盾之处。这些文件也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数据：关于城镇上纳粹党的内部运作，关于筹资和宣传策略，关于第三帝国期间利用权力来控制城镇居民的方法，关于纳粹党的地方和国家办事处向当地纳粹分子提供援助和指导的程度。关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早期历史（1922—1929年）以及1935—1945年的历史有足够多的材料，所以我可以为本书增添几个新的部分，也能够延伸参数范围，涵盖这个城镇全部的纳粹主义经历——从开始到结束。

这些材料中的某些内容已经促成了我就有关希特勒政权属性的理论进行讨论。[2]其他数据主要是对具体细节有价值，提供了关于纳粹分子日常行为的内容。这些材料的暗示和指引应该能够帮助学生们理解纳粹的崛起和掌权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灾祸，如果不警惕的话，纳粹可能会再次崛起。详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纳粹的成功可以解释为：在有利于他们成功的环境下（但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利用一系列聪明的（但可以理解的）技巧而获得的。知道纳粹掌权是如何发生的，可以让我们防止再次发生相似的事情——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

熟悉第一版的读者们会发现本次修订中另一个主要的区别。在第一版中，我尽力保护城镇居民的隐私，以匿名的方式将他们的城镇称为“塔尔伯格”。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们（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城镇的真实身份，尤其是德国史领域的专家们）尊重了我的努力。但是联邦德国的杂志《明镜周刊》在本书的德文译本问世后不久就“暴露了这个秘密”[3]，另外也辨认出了我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因此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再使用“诺特海姆”这个名字了，而且第一版中提到的很多人物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也会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曾经承诺不会暴露身份的那些人以及《明镜周刊》的文章中没有提及的人，我会继续使用假名（参见附录一）。此外，我整合了最初的研究资料，进行了充分的辨别，为了供未来的研究者们使用，我将它们放在了脚注中。

修订版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我要再次感谢对本书的第一版提供重要意见的那些人，还要感谢两位学者，他们的想法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耶鲁大学的亨利·阿什比·特纳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蒂莫西·W.梅森博士。我还要感谢凯伦，她梳理了我有时写得乱七八糟的文章，还有威尔·戴维森，他一直很耐心。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83年于纽约的水牛城

第一版序言

这是关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第三帝国初期某个德国小镇的历史。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核心的政治和道德议题之一：文明的民主政治如何沦陷为恐怖的独裁专政？我选择以研究某个小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现存的纳粹革命研究没有从地方角度进行。有本书是关于布伦瑞克省的纳粹党—保守党联盟的，还有本书是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各省纳粹化的[4]（在实际掌权前，这两个地方的纳粹都是软弱无力的），但在我进行现在这项研究之前，并没有作品涵盖纳粹革命的整个时期或是关注某个特定的地方。

纳粹在地方上的措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建立的关键。掌权之前，希特勒在地方党派组织的高超技巧和适应能力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933年春天的实际掌权主要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尽管希特勒身为德国总理的身份确实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而元首登上权力顶峰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最底层、在基层很成功。

单一的组织远不能充分地反映整体。就很多方面而言，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城镇。这里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这里和乡村的关系更为密切，工业化程度没有其他德国城镇那么高；这里有更多的路德派教徒；这里更早地转向了纳粹主义，比德国的其他地方更加坚定地支持纳粹主义。而这里确实有代表性：在纳粹党的激进主义方面、在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力量和弱势方面、在国家主义中产阶级的态度方面、在投票趋势方面、在政治活动和派系暴力的发展方面，也许还有其他内容，只有对其他城镇进行类似的详细研究时，这些内容才会变得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微观研究，不过这对更广泛的趋势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一研究至少明确证明了纳粹革命在某一特定区域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容。

如果说微观研究的缺点是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其优点就是可以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作用因素越少，历史学家越有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的内容。可变因素是有限的，于是，对背景要有全面和相对稳定的了解。即时性和真实性增强了。人们可以将行动置于日常生活模式中，从而判断出为什么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什么德国人做出让希特勒掌权这样的选择。正是这种可能性，而非其他内容，引导我去研究一个城镇的命运，要不然的话，这个城镇在一般有关纳粹主义兴起的研究中甚至都不值得做个脚注。

革命、恐怖行动、战争和侵略的破坏性结果严重限制了有关这项研究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类型。幸亏有当地人的配合，保存下来的绝大部分公开和私人文件才可以随我使用。相当多的当地人同意接受采访，因此我能询问大部分主要人物，从而找到合意的普遍的代表性人物。可以将他们的回忆、感想与当时的文件、报纸的描述相对照与核查。结果收集到了相当多的细节，其中很多细节并没有被收入本书中，但可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找到。[5]

在我第一次有了进行研究的想法时，康涅狄格大学的哈里·马克斯博士给了我至关重要的鼓励，我很感谢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准许让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海因里希·爱格林博士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和实际的帮助，卡尔·罗斯坎普博士将他在错综复杂的德国税收统计方面的有益经验告诉了我。我的两位优秀的老师——明尼苏达大学的哈罗德·多伊奇教授和威廉·莱特教授，我的两位乐于助人的同事——密苏里大学的戴维·平克尼教授和罗德里克·麦克格里教授，还有施罗德·L.温伯格教授以及劳尔·希尔伯格教授，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我的妻子卢埃拉·S.阿伦认真地倾听并且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我怀着感激之情对每个人的善意表示感谢，我可以肯定这部作品包含的任何见解都具有一定的集体性质，但是实际的表述以及书中存在的任何缺陷都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世界上的小城镇在两个方面有共同点：很少的隐私和大量的流言。在开始这项研究前，我就得出了结论：不仅应该为那些提供消息的人和主要人物的姓名保密，而且要隐瞒这个城镇的真实名字。因此，人们不可能在地图上或者百科全书中找到“塔尔伯格”。这一预防措施也是我对市政官员和受访者许下的承诺之一。想要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可以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历史系找到这个城镇的信息以及一系列资料的详细信息等文件。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关于受访人物的详细列表。而且，在每一个受访者的记录中都专门描述了他们第一次在书中出现的页码。在这项研究中，并没有提供塔尔伯格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创造如此多的名字耗费了很多想象力，如果有读者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我希望他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65年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吃吃喝喝

不要忘记上帝

捍卫你的荣誉

此外，没有人会要求你更多。

——刻在一所诺特海姆房子中的中世纪铭文

如果你打开中欧地图册，将手指放在战前德国的中心位置，你就有机会发现诺特海姆，这是一个位于前汉诺威王国的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诺特海姆仍旧是个小城镇，有大约一万人。在德国差不多有一千个这种规模的城镇，大约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这种城镇中。 [1]

1930年的诺特海姆是英国游客乐于探索的那种城镇：偏僻的乡下地方，半中世纪的风格，周围的环境安静而令人愉悦。它坐落在构成莱纳河谷地的众多低矮的、丛林密布的山丘之一。谷地只有几英里[6]宽，非常平坦，所以站在诺特海姆坡地上的人可以看到另一面的丘陵；这让这个城镇有种舒适、与世隔绝的感觉，可以被保护着远离外面的世界。在诺特海姆，一条更小的河流鲁默河注入了平静的莱纳河，由此在城镇的北部形成了一个狭窄的河谷。在河流和河谷的汇流点，这个城镇诞生了，从汉萨同盟[7]那时起，这里成了东西向和南北向一个小小的交汇点。1930年，从城镇的丘陵向下看，你可以看到主要铁道线路沿着莱纳河伸展开，通向慕尼黑或者汉堡，主线就在诺特海姆的边缘；而绕着城墙的支线沿着鲁默河河谷伸展开，通向柏林。 [2]

在城镇周围的某些地方实际上是有城墙的。这些城墙围绕着诺特海姆在中世纪时期的核心地带。在大约600码[8]的椭圆形地带范围内，坐落着整洁但粗糙的砖木结构的房屋，这些房屋有着红色砖瓦的屋顶，房屋周围铺着鹅卵石路。有一条通向城镇的街道有三条跑道那么宽（因此也称为“宽街”）：这是主要的商业大道，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商店。城镇的中央是一个大广场，用于举行每周的商品集市以及露天的公众会议。城墙内仅有的几处空地是坐落着一座小战争纪念碑的宽街一侧、城镇政府前面的小片空间，还有一处在16世纪路德派教堂的前面。城镇内部的其他地方布满了狭窄的街道，房子都建到了边缘，一栋栋地紧挨着，每一栋房子前面都装饰着各种几何图样的木质横梁，上层是带有不规则的小窗格的窗户，所有的房子都是陡屋顶，边沿有棱角分明的山墙，上面还有烟囱。在诺特海姆的旧城区有500栋房子，几乎一半的城镇居民住在这里。 [3]

在中世纪椭圆地带之外是各种各样的居住区，主要是1870—1914年之间建立的。最合意的区域是旧城镇之上的山坡。这里建立了很大的家庭住宅区、学校，还有宽阔的沥青街道、广阔的草坪、遮阴的树木以及灌木丛。从这些房子的位置，可以欣赏到城镇和河谷的美景，夏天的微风也让这里比诺特海姆的其他区域更为凉爽。在这里居住的是城镇的上层阶级。

在中世纪地带的另一边，穿过铁路支线的是鲁默运河，这条运河是在中世纪挖掘的，供一个粮食磨坊使用。被鲁默河封闭起来的这片狭长的水域形成了一座岛。这里有公寓式住宅、小户型民居和一个大的圆形广场。圆形广场的一角有一个大的会议大厅，被称作“1910年代圆顶”，适用于舞会、节日庆典和群众集会。一座叫作“长桥”的桥横跨鲁默河。另一角是紧靠山丘的前军事管辖区。1930年，这里安置了很多政府机构，包括就业办事处、一个工厂、应急廉价住宅和一个青年招待所。 [4]

在面朝莱纳河的城镇的另一边是没什么特色的住宅区、几座工业厂房和一家制糖精炼厂（工厂丑陋的烟囱有些煞风景），以及带有大量车间和养路工房的火车站。

因此，环绕着旧的内城是城镇扩展开来的三片区域：沿着丘陵向上并面朝两条河，一片是富人区，另两片是下层阶级区。但是诺特海姆的中心和本质仍旧保留在断壁残垣围绕的中世纪旧城区。

这个城镇的历史就像它的自然环境一样，展现了隔绝和参与的相互作用。诺特海姆是在查理曼[9]时期建立的，但是直到13世纪，它不过拥有一个城堡、一个修道院和一个附加的村庄。早些时候，诺特海姆拥有过一些国家层面辉煌的瞬间，它的重要性之一是有一位足可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事领袖，不过这为他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命运。

城镇的未来取决于更多平凡领域的努力。12世纪开始，商人们在修道院的围墙前定居，在他们的带领下，诺特海姆于1252年被圭尔夫公爵授予城市特许状。接下来，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城镇建起了围墙，还有城垛、塔楼和壕沟；移民增多，人口膨胀；挖掘了鲁默运河；而且诺特海姆加入了汉萨同盟。15世纪，诺特海姆几乎完全脱离了圭尔夫公爵，甚至可以自己铸币。这是诺特海姆的繁荣时期。一个古时的版画显示出诺特海姆是当时最富有和最大的城市之一。

诺特海姆中世纪时期的繁荣和独立在三十年战争[10]时结束了。诺特海姆在宗教改革期间皈依了路德派，当被要求向蒂利蒂利（1559—1632年），三十年战争中，他是负责指挥天主教联盟的大元帅。——译者注领导下的天主教军队敞开大门时，城市议会拒绝了。之后是艰苦的两年围城战。诺特海姆内部发生了紧张的派系斗争。上层阶级支持投降，而下层阶级选择抵抗天主教军队。1627年，和平派将城镇交给了蒂利将军，因之前的抵抗，他严厉地惩罚了诺特海姆。

自三十年战争后，诺特海姆衰落了：“生存在往昔力量的阴影下。” [5]它被对抗的双方入侵，被围攻、被掠夺、被烧毁。1648年，超过三百栋房子是空的，城镇中只留下了大约七百人。公爵取消了诺特海姆的权利，除去了所有独立的痕迹，在城镇里安排了永久驻军来威吓市民。

恢复很缓慢。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诺特海姆的居民数量才重新回到了14世纪时的水平——大约2 500人。虽然商人们仍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看，诺特海姆只是一个地方集市中心，用于手工艺产品和农产品交换。 [6]直到1817年，才在城墙外建立了第一所房子。1857年，建立了贯穿诺特海姆的铁道主线；十年后，建立了穿过山脉的东西线。由此，诺特海姆成了重要的交通中心。现在，政府机关逐渐发现诺特海姆是一个便捷的地点。前汉诺威王国并入了普鲁士，为驻军带来了新的制服，也奠定了迅速发展的基础。到19世纪70年代末为止，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和大学预备学院。1886年，诺特海姆被指定为县国会所在地。铁路维修车间和几个小工厂也建立起来了。诺特海姆出现了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由于教师、工匠、政府官员和铁路职员的涌入，诺特海姆建立了天主教教会。那些细长的铁轨将外面的世界带了进来。

中世纪生活方式最后的残迹在1900年消失了，那时引入了污水处理系统。在那之前，诺特海姆以每周六打开上游护城河的方式清洁街道。水顺着小斜坡流淌，流经鹅卵石，流入鲁默运河，家庭主妇和女仆们会随之用拖布清理。新的污水处理系统价格昂贵，但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1]富有且需要繁荣的象征物。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矗立着一座古时诺特海姆伯爵的铜制雕像，花费了9 000马克。而为了纪念在1866年普鲁士和汉诺威的短暂战争中丧生的诺特海姆人所建的战争纪念碑，现在被冠上了青铜色的“日耳曼尼亚”字样。

现在的繁荣和过去的军事荣光的这些象征物很快就消失了，更多人的名字被添加到了战争纪念碑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铜像都被熔化了，用于供应德国所需的金属。作为回报，中央政府为城镇建立了一所培养军官的军事学校，以及在长桥对面的常驻军事管辖区。253名诺特海姆人为保卫德意志帝国而献出了生命。

尽管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是对许多诺特海姆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是，战争失败了，这也波及了所有生活形态，随着战败而来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推翻君主的革命，之后在德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诺特海姆，1918年革命和平地完成了，因为军队直接和官员们进行了谈判协商。第二年，当地的工兵苏维埃迫使驻军司令辞职。1920年11月，军队彻底从城镇撤离了。 [7]

有些诺特海姆人拒绝接受新事态，诺特海姆很快就变成了极端右翼组织——“德国年轻骑士团”——相当强大的中心。1922年，在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暗杀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之后，德国年轻骑士团决定在诺特海姆上演一部民族主义戏剧（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12]2）。来自诺特海姆和其邻近地区的社会主义者决定阻止戏剧的上演。作为响应，有民族主义情结的农民们涌入诺特海姆，一群附近大学的学生们也在诺特海姆游行示威。两支队伍相遇的时候，他们粗暴地打了起来，使用鹅卵石和啤酒瓶作为武器。在城镇恢复秩序之前，警方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宽街上几乎每家店铺的窗户都在混战中被打破了。 [8]

正如三十年战争期间诺特海姆因冲突和内部分歧而分裂一样，即便是在稳定的魏玛共和国中期，诺特海姆的选举数据还是展现出了政治分裂的迹象。1925年总统选举期间，社会主义者—天主教教徒候选人获得了2 080张选票；兴登堡（作为右翼分子参加竞选）获得了3 375张选票；而唯一的另一个候选人，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只得到了19票。 [9]

尽管这里有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并且很明显这里是偏远的地方，但是诺特海姆涵盖着魏玛德国的各种冲突分歧和紧张。接下来的十几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诺特海姆经历了德国民主的濒死痛苦。在这场旋风中，没有人能逃脱毁灭之灾。

二　城镇结构

“那么，”我说，“如果我们能想象到我们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城邦；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公平和不公？”

——苏格拉底，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即便诺特海姆是一个规模小并且明显统一的社会，它也包含着焦虑和分裂的因素。在正常时期，这些因素也许可以保持平衡；而在紧张时期，这些因素会让社会四分五裂。一个蛊惑人心的政治家也许会利用这些因素，推动现存的社会分裂。

诺特海姆因其规模和某些社会、经济特征而形成了特别复杂的社会，这促进了大萧条之后的数年里纳粹主义的发展，也促成了最后轻而易举地出现了由纳粹引导的专制改革。

这里有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分歧，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差别，有稳定的和无保障之间的职业差别，有相对的新来者和旧家族之间的地域隔离，还有宗教和社会分歧。这里也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城市政府；以及有凝聚力的机构，比如学校、俱乐部和利益团体；这里还有基本的忠诚团体——从家庭到亲近的朋友圈子。

除了古代遗迹外，诺特海姆主要是19世纪的产物。1871年，诺特海姆有4 700名居民；到了1930年，达到了10 000人。这一人口增长中有一半来自增高的出生率，另一半则来自移民。20世纪30年代后期，诺特海姆的人口组成大致如下，追溯至最近两代人： [1]

出生在诺特海姆的：25%

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26%

来自汉诺威其他地方的：34%

来自德国其他地方的：15%

乡村腹地有着强烈的传统偏见，城镇对此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新来者和那些世代居住在诺特海姆的人之间的自然划分。绝大多数“旧诺特海姆人”住在内城区。1932年编制的一份关于诺特海姆绝大多数家庭姓氏的名单展示出这些家庭有多么混杂。除了常用的“穆勒”“迈耶斯”和“施密特”，还有109个姓氏是5—10个家庭在使用。其中的25个姓氏是10个或者更多家庭在使用。3个特别本地化的姓氏分别是22个、19个和18个家庭在使用。 [2]“旧诺特海姆人”相当了解彼此，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靠联姻而变成亲戚了。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既没有特殊的团体，也没有共同的政治愿景，不过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时候站在统一战线上。 [3]

诺特海姆所在的区域给人的印象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即“stur”，也就是顽固的和保守的，就像传说中的新英格兰人一样。1930年，第一次来诺特海姆的某个人会发现要花两年时间才能很好地了解其他人并且被当地的社交圈所接纳，即便这个人相当外向，而且有着令人敬仰的工作。 [4]

如果诺特海姆人是因出身不同而分裂的，那么，他们就会因宗教信仰而团结起来。尽管19世纪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仍旧有86%的居民是路德派教徒，只有6%是天主教教徒，剩下的是其他教派和无信仰者。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诺特海姆县的教徒所占比例依旧如此。1930年，诺特海姆只有120名犹太人，大约相当于城镇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 [5]

关于职业，诺特海姆将自己视为公务员城市：7 000名成年人中有大约1/3都在公共事业中就职，绝大多数就职于铁路事业。另有1/5的人是孀妇或领抚恤金者，所以整个城镇有接近一半的人有固定收入。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高级公务员。稳定和对国家的高度依赖，对诺特海姆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有相当大的影响。 [6]

公务员占较大比例决定了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这里几乎没有工业，要么依靠乡村腹地，要么依靠铁路。政府机构将农民带到城镇里，诺特海姆的商人和工匠们向他们提供商品。只要农民富足，只要政府仍旧管理着诺特海姆，这里就能保持经济平衡。而且，在诺特海姆的生活成本很低：1931年，主要产品的人均支出比全国水平低25%。 [7]许多诺特海姆人养猪或者其他动物，许多人还有小蔬菜园。只要没有大灾祸，诺特海姆的经济就是平稳的。

1930年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诺特海姆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经济影响。1929年夏天到1930年夏天之间，诺特海姆的机动车数量增长了大约15%。1930年，在城市储蓄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增加了50万马克，账户数目大约增加了500个。单单这家银行里就有接近3 600个存款账户，平均每个账户有537马克。诺特海姆的平均存款水平比整个普鲁士的高出了20%。 [8]1930年，在建设新住宅方面，诺特海姆处于所有城市之首。杞人忧天者会注意到1930年开始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329人，但是这一数据总体上低于诺特海姆政府管辖的区域的平均值。 [9]

面对大萧条，诺特海姆似乎是安全的，因为这里几乎没什么工业。一家制糖厂、一家牛奶制品厂、一个粮食磨坊、一家啤酒厂、两家制材厂和一家罐头工厂构成了全部的工业，这些工业依赖于莱纳河河谷富足的土地。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家建筑公司、两家砖厂和一家小规模的水泥厂。这些工业的规模都很小。这些工业都运作起来的话，可以雇用大约1 125人。但是有1/3到1/2的劳动人员是季节性就业，比如制糖厂会在每年的12月停工，有大约300人会没有工作。有300多人依赖于建筑业，相当于雪茄厂和罐头工厂的雇用人数，不过这两家工厂雇用的都是女人。工业是诺特海姆经济中最薄弱的因子，同时也是最小的因子。

与乡村有关的工业、许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以及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系统都吸引着农民到诺特海姆来，这使诺特海姆成了零售贸易中心。1930年，诺特海姆有大约100家商店，差不多500名雇员。最大的绸缎尼龙纺织品商店雇用了大约30人。绝大多数都是小规模的家庭商店，收入适中，代代相传。

工匠商店也是家族生意。1930年，一个铁匠庆祝他家的铁匠铺开张300周年；他是服务于这个城镇的家族的第十代传人。 [10]可以追溯到至少三代以上的店铺并不少见。诺特海姆的工匠由“行会”管理，行会只是它们中世纪祖先的投影，但却是重要的职业协会。1930年，有17个行会，代表着大约150家小商店。

工匠和零售商控制着城镇的商业生活，不过也有信用机构：三家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一家由名叫穆勒的犹太人拥有的地方银行、一家地方合股银行、一家县储蓄银行和一家城市储蓄银行。

诺特海姆中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政府公务员。1930年，诺特海姆的政府机构名单很长，其中最重要的是县政府，这一机构为普鲁士政府管理着诺特海姆县的80个城镇和乡村。国家和州政府在诺特海姆还维持着9个其他的机构，比如邮政部门、地区法庭、就业办事处等，这些机构雇用了大约400人，同时为多个县服务。但是雇员数目最多的政府机构是铁路，包括调车场、维修车间、枕木防腐和接驳系统。铁路车站一共为1 000人提供了工作，是城镇中的主要经济支柱。

城市供养着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常规功能部门，如警察和消防部门、街道清扫和垃圾处理，城市还为城镇提供煤气、电力和水，还维持着一个建设办事处和一家医院。城镇上还有几家非政府企业，如屠宰场、冰库、公墓和啤酒厂。还有些赚钱的企业，它们往往会催生其他企业。在城镇上方的山丘上有大片林地，也是归城市所有，由城市进行管理，这里有一个采砾场，之后又建了一个水泥制造厂。福利办事处不仅为残疾人、穷人、失业者提供补贴，而且开办了两家小型养老院、一家赈济处，并且为那些无处栖身者提供应急廉价租房。归市政机关管理的地方医疗保险办事处被称为“红色的”医疗保险办事处，因为办事处主任正好是社会民主党。 [11]

这样一来，城市增加了200多名公务员，其中并不包括季节性临时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非常多，因此，他们自己建立了针对地方选举的政治党派——“公务员党”，这样就可以在城市议会中拥有决定权了。虽然全俸的公务员收入高并且在德国社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并非所有的都是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被政府雇用的工人仍旧被视为无产阶级。在诺特海姆，铁路工人成了社会主义者选票的核心力量，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工人都是社会民主党。

阶级结构虽然受到收入的强烈影响，但真正取决于思想观点。城市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地址簿，从每个人给自己的称谓来看，可以做出如下估算： [12]

下层阶级（不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37%

中下层阶级（熟练工人、白领工人、农民和领抚恤金者）：32%

中上层阶级（工匠、公务员和商人）：27%

上层阶级（商人、个体经营者和专业人士）：4%

虽然以上只是粗略的估计，但是仍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诺特海姆存在着强大的小资产阶级：这是希特勒推进其运动的“原料”。相对平均的分布并不意味着在收入方面不存在巨大差异。1932年，一个在城市煤气厂工作了50多年的老工人一年可以挣1 500马克。 [13]就同一年来说，一个专业医生一年可以挣9 600马克。 [14]如果一个工作表现出色的工人发现，一个工作表现一般的专业人员所挣的工资是他的六倍，那他一定会再度肯定社会民主党慢慢灌输给他的阶级斗争的概念。

在诺特海姆，与在魏玛共和国的大部分地方一样，工人阶级形成了固定的团体，几乎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工人们有自己的社交俱乐部、经济组织和党派：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很复杂。它由数个不同的小组组成，名义上这些小组是互相独立的，但是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以及各个小组都是共同运作的。列出各种组织的领袖名录，就会发现有很多重复的组织，因为各种实用目的，某人可以组织起由15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了所有小组的关键人员。还包括工会部长（尤其是铁路工人工会），运动协会、工人急救协会、工人合唱团、工人射击协会的主席，等等。还有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和家庭消费者合作社的人员，后者的成员包括1 275个家庭，年销售总额为33.3万马克。 [15]前者建立了廉价房屋，包括128名成员，在经济大萧条的1932年，创造了超过60万马克的商业价值。 [16]这里还有直接附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青年团体（“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儿童团体（“红色猎鹰”）、女性附属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扩散委员会。“国旗队”是保卫共和国的准军事化组织，理论上该组织对所有人开放，实际上却几乎完全由社会党控制。从婴儿救助社团到工人丧葬节约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渗入了诺特海姆的工人阶级，并且将工人阶级团结在了一起。

阶级意识并不是唯一的统一纽带，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致力于民主。此外，再加上多头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微型太阳系得以顺利运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抱负，这样一来，合作的时候就需要妥协和调整。自19世纪建立以来，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优秀的实践训练，而且也成了城镇中工人阶级的生活之道。

对于既不是工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诺特海姆人而言，俱乐部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内聚力。有一句谚语：“两个德国人，进行一场辩论；三个德国人，组成一个俱乐部。”这差不多就是诺特海姆的真实情况，1930年，这里有不少于161个不同的俱乐部，也就是在城镇中平均每60人有一个俱乐部。这里有21个运动俱乐部，47个具有经济或职业功能的，23个宗教或慈善相关的团体，25个退伍军人或者爱国主义的联盟，45个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毫无例外，这些组织都准守着城镇的阶级界线。两个足球俱乐部中，一个是中产阶级的，另一个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 [17]在体育俱乐部中，有两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是工人的。在经济或职业功能的组织中，阶级界线更加清晰，有时会具有政治性。有上千名成员的“铁路俱乐部”既具有社交性质，也具有职业性功能，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导的。另一方面，县农民联盟和县工匠联盟都资助右翼演讲者，最终也都公开支持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 [18]然而绝大多数组织都不具有公开的政治性，一个起源于中世纪惯例的经济俱乐部甚至超越了阶级界线。

传统上而言，在城墙以内拥有房子的诺特海姆人有某些特权，比如用免费树木来修理自己家里的木质横梁，或者用啤酒厂的少量免费啤酒来弥补私人酿造权的丧失。在20世纪初的改革氛围中，这些业主感觉特权受到了威胁，于是组成了“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试图采取法律行动来维持并延伸他们的权利。比如，1930年，在一桩要求一年免费清理一次烟囱的案件中，他们使用旧文件胜诉了。至少在面对外部世界时，通过通婚而合并在一起的“旧诺特海姆人”没有政治或者经济根源，只有这种形式的凝聚力实例。 [19]

诺特海姆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对于这个地区和这个时代而言，与周围的城镇相比较，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不同寻常的。许多军事主义社团都附属于特定的武装部队分支，比如“以前的九十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或“装甲部队协会”。其他的是一般的社团，比如“战士联盟”，还有些来源于特定的经历，比如“战争伤员联盟”。也有些民族主义社团，比如“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或是青年组织，如“希尔独立带”。 [20]如果某人试着整理附属于德国民族主义政党或者纳粹的组织名单，比如“钢铁头盔”和“露易丝王后协会”，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女性俱乐部”和“希特勒青年团”，那么他一定会发现右翼组织对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的控制程度。

所有的组织都有相当多的成员。最小的（“前炮兵协会”）有30名成员。“战士联盟”在1930年有400多名成员，有23个社团介于两者的规模之间。 [21]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游行和社交聚会，以民族主义狂欢为特征。有时，他们也会进行“非党派”政治的努力，比如，1930年，他们向普鲁士教育部长请愿，希望在学校图书馆禁止《西线无战事》[13]。 [22]

盛大出行无疑是军事俱乐部众多活动的一部分。一个退伍军人组织一年中会有三四次被指望着举行带有乐队、身着制服并且有很多其他组织参与的游行活动。所有的游行都是因为民族主义原因，有部分游行甚至公开支持民族主义党和后来的纳粹党。总的说来，民族主义和退伍军人俱乐部成了城镇中的重要社交因素。他们组织的“雄性晚会”、舞会和戏剧表演让他们备受瞩目。他们主要是为了激发爱国主义狂热，并且让军国主义在诺特海姆变得受欢迎和有活力。

诺特海姆最显眼的社交社团是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尽管他们组建的特定目的是社交聚会，但是后来他们遵循着阶级界线。合唱团是这方面的明证。诺特海姆有8个这样的社团：7个属于中产阶级，1个是工人的“诺特海姆人民合唱团”。上层阶级的社团明显是“歌唱五线谱”。用非会员的话说，这个社团“是由更好的一群人组成的真正的社交社团”。 [23]“歌唱五线谱”的前成员承认他是因为职业原因才加入社团的，而非热爱唱歌，他说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导演、专业人士和大企业的名人”。 [24]

这些歌唱社团的规模从25人到65人不等；1930年，差不多400名诺特海姆人参加了这类社团。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练习，之后就喝啤酒来给喉咙降温。一年有五六次，妻子们会被带去听音乐会，有时，社团会组织去地方音乐节旅行。只有“人民合唱团”有政治定位，通常是在共和国的节日和社会民主党的聚会上表演。

另一个有利于交流和社交的工具是“射击协会”，这是诺特海姆中世纪以来的遗留物。当时，所有市民都被各个行会召集起来去保卫城市。每年的射击节让这些兼职士兵发挥了作用。旧行会解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5个射击协会。1930年，他们进行定期练习，为期三天的射击节是一年中的社交大事件，其间会举办聚会、舞会，准备奖金并且进行巡游。一位成员这样描述阶级结构：“‘1910年枪支俱乐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猎人’主要是中产阶级；‘自由射手’是上层10%的阶级。” [25]

虽然有很多俱乐部是无关政治的，但是许多无辜的俱乐部被灌输了民族主义思想。1930年，在“园丁俱乐部”进行的一场园艺作品展览中，某位演讲者抨击了国外竞争：“每个德国人都应接受这样的思想：吃德国的水果！吃德国的蔬菜！买德国的花！” [26]

就算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正规俱乐部并没有形成社会凝聚力，两种社交聚会也发挥了凝聚作用。一个是固定聚餐，另一个是啤酒俱乐部。固定聚餐是一群人在每周的特定时间，在同样的餐厅，围绕同样的桌子一起吃午餐（因此而得名）。这群人关系亲密，而且成员固定，有些是终身成员，这种聚餐的特征是亲密的友谊和自由的讨论。啤酒俱乐部与之类似，成员们进行定期会面，在酒馆聊天、喝啤酒或者玩纸牌游戏。因为城镇政治分歧，结果这些啤酒俱乐部活动的酒馆也在政治上分离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纳粹酒馆里是不受欢迎的，反之亦然。啤酒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下层阶级，而固定聚餐的成员基本上是中产阶级或者更上层的阶级。总体而言，这些组织是城镇中最普遍、最亲密的社交组织。共同信任是它们蓬勃发展的先决条件。

许多俱乐部和协会将公民个体聚集到了一起。没有这些俱乐部和协会，诺特海姆将会变成一个无组织的社会。不过，它们中极少有能超越阶级界线的。

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派别明确支持的机构是公共教育系统，这是诺特海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设施的一部分。这里有三所公共小学，共安排了1 200名学生，这样一来就确保了孩子们的宗教信仰。第一市立中学是路德派的，天主教的公立学校服务于天主教的孩子，第二市立中学不限宗教派别。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顾问委员会，是由学生家长选出的。通过事先和社会民主党领导讨论，工人阶级的家长可以确保在这些委员会中有代表。

中学系统涉及男子高中和女子高中，这两所学校都有大学预备课程并且要学费。两所学校一共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诺特海姆。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并且绝大多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27]想要接受职业训练的孩子可以去商业学校，这里有300多名学生，主要是工匠商店的学徒；由诺特海姆商人协会创办的商人职业学校有55名学生；一所由农民联盟控制的农业学校面向多个国家，还有一所由县政府所资助的家政学校，一年有25名女生从这里毕业。

各种各样的学校减少了诺特海姆的某些乡下习气。根据一位来自城镇的前新闻记者所说，学校的教师“控制、塑造并且指引着诺特海姆的精神文化生活”。 [28]但是教师们也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薪酬和职位，而城市议会和地方教育部划分了学校董事会的职能。

诺特海姆还有其他的文化设施，不过很多都依赖于私人团体，如演讲协会或者博物馆协会的支持。城镇赞助了一个城市乐队，每周在市集广场表演，也参加公开的节日庆典。这里的公共图书馆有2 000多卷书，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工人们更喜欢他们自己在工会大厅的图书馆。诺特海姆有两家电影院，还存在过一家地方轻歌剧演出团。

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是三家日报。最古老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 [29]，创办于1831年，是城镇的第一份报纸。根据该报的编辑出版商所说，这份报纸“完全是为民族主义的德国服务的” [30]。实际上，它是德国民族主义政党的喉舌，其主编就是右翼政党成员。每篇文章中均有偏好，除此以外，新闻通常会晚一两天。在诺特海姆，这份报纸的读者群小而稳定，大约有600名订阅者，绝大多数是在县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明确地试图吸引农业社区。

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是《哥廷根人民报》（以下简称《人民报》）。尽管它是在临近城镇发行的，但其内容是足以和诺特海姆的其他报纸竞争的地方性新闻。《人民报》是社会民主党的喉舌，但是却假装中立。相比其他报纸（除了纳粹的报纸）而言，它是丑闻集合地，充斥着严厉的评论和红墨水。大约2 000名诺特海姆人是其读者。同样由《人民报》报刊印发的是国旗队每周发行的活跃的报纸——《诺特海姆回声》，在诺特海姆县的发行量是3 000份。 [31]

地方上的纳粹出版物于1931年夏天出现，叫作《听！听！》。该报包括两个页面，信纸尺寸，双面印刷，使用牛皮纸（其颜色让人想起来自《人民报》的污秽猜测）。该报宣称，其目的是提供有关纳粹所作所为的消息，并且“与红色分子的谣言作斗争，这是中产阶级的媒体难以做到的” [32]。该报造谣诽谤，通常有中伤性行为，并且有时会被镇压。

另一个主要的报纸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办于1909年，主要是商业企业。该报的编辑是人民党成员，报上的国家消息经常取自人民党的通讯社；但是它试图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以此保持高销量。该报的新闻都是第一手的，通常很精准，并且涉及范围最广。在诺特海姆，其销量接近4 000份。中产阶级的冷静和高效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鲜明特征；其主编认为城市政府那种公事公办的运作是有必要的。 [33]

诺特海姆承袭了自施泰因男爵改革以来德国城市政府的高效管理模式。这种体制代表了市政议员和城市管理者治理的联合。投票者选出由2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该议会选出4名参议员。所有的法律都由议会批准通过，由此对管理机构形成监督。

参议员是各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干预其职权范围内的管理（比如警察、啤酒厂、福利部门）。城市运转的正式工作由市长负责，他是专业的管理者。市长由参议员选举产生，任期为12年，期满后可以继续参选，任期固定可以使他远离议会的极端权力。作为专业人士，市长应该保持公正，并且薪水极高。1930年，诺特海姆的市长已经连任了27年。

谨慎的平衡体制加上长久以来的自我管理传统，使得诺特海姆的城市政府运转顺利。1930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报道，在人口相当的56个德国城镇中，平均每人负公债7.74马克，而诺特海姆完全没有赤字。1930年的预算平衡点是1 385 000马克。 [34]

实际上，如果有人调查诺特海姆的经济、文化和政府结构，就会发现诺特海姆是平衡、独立的个体。诺特海姆唯一没有形成和谐整体的就是社交方面，几乎在每一项活动中都存在不同的阶级派别。这个分裂因素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政治变得更为激进。在1930年后的许多年里，这一因素使诺特海姆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血腥暴动和民主氛围的退化，并且使纳粹掌权达到了顶峰。纳粹解决阶级分裂问题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彻底取缔。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你所惧怕的邪恶必定会体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上。

——歌德：《艾格蒙特》

大规模的极端主义、党同伐异、对激进改变的极度渴望——这些是使稳定的民主政体变得不可能的因素——是难以被唤起的。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政治煽动者发现自己只能在附近空旷的大厅内发表激昂的演说。是挥之不去的恐惧、突然意识到目前为止从未怀疑过的危险，吸引了某些将煽动者视为拯救者的观众来到这个大厅。

普通的诺特海姆人将自己视为小市民：冷静、对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对生活满足、有充足的食物、适度的愿望和一种简单的秩序感。星期天下午，诺特海姆人常常和家人一起在城镇周围齐整而古朴的森林中散步，漫步于整洁的小路上，他们可以眺望莱纳河河谷及迷蒙的西部山丘。星期天消化完晚餐之后，他们会回到有中世纪房子的舒适城镇。这里的环境给人一种延续性生活的感觉；可以信赖旧的方式；稳定既是众人期望的，也是一直传承的。

但是在1930年，新的恐惧萦绕着城镇，世界大萧条蔓延开来，纽约证券交易所一落千丈的行情甚至影响了德国中部这个遥远的谷地。正是大萧条，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对大萧条持续影响的恐惧，导致诺特海姆人更为激进，而不是因为城镇受到了大萧条的严重损害。唯一受到直接影响的团体是工人；工人们失业了，在街角无所事事，靠失业救济金生存。不过，与此矛盾的是，工人阶级仍旧支持现状，而受到经济收缩打击很小的中产阶级却致力于革命。 [1]

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让中产阶级免于经济拮据。商人们只损失了小部分生意。除了建筑业之外，工匠们获得了充足的工作。公务员的薪水减少了，但是并没有失业，他们的支付能力下降了，而物价也相应地下降了，这样一来他们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被削弱。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诺特海姆的总储蓄额缓慢增长，储蓄账户的数量也增加了。到1933年为止，诺特海姆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有储蓄账户，这些账户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稳定的账户：从100到500马克不等。 [2]

但是大萧条引发了恐慌。自己的生意经营得很好的商人们担心德国的总体情况。收集贷款毫无困难的银行开始减少所有的信贷配额。 [3]只有工人受到了直接伤害，而城镇中的其他人面对着失业压力，开始自问：“我会是下一个吗？”“什么时候会结束？”因为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绝望在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听取纳粹的声音。诺特海姆之前忽视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4]（正如在主要是外来者发起的德国年轻骑士团斗争之后，诺特海姆忽视了其他的极端主义组织一样）；1928年的国家选举中，纳粹党在诺特海姆总共获得了123张选票，相当于总选票数的2.33%。1929年的诺特海姆地方选举中，纳粹党收获了5 133张选票中的213张。 [4]在大萧条之前，他们在诺特海姆处于无关紧要的边缘位置。

实际上，1929年初，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只有5名成员，人数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建立“地方小组”，这是国社党最底层的正式单位。 [5]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骚乱事件的遗留物。

诺特海姆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有很多人难以接受德国的战败、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他们都反对新式的东西：自由主义、世界性文化、开放的社会、有竞争性的工业化经济、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总体上，这些人构成了激进的右翼，但是并没有能发挥作用的组织来表达他们尚未形成的，甚至是自我矛盾的不相容理论。更准确地说，他们有太多的组织——其中没有一个是能发挥作用的——作为激进的右翼主义群体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 [6]在众多的组织中，纳粹党还处于初期，在德国南部迅速发展，但是在北部，包括诺特海姆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在城镇北边，汉诺威的一个工业城市，一名驻扎在波兰的前警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变成了反犹太人的偏执狂，在发现希特勒的想法和自己类似之后，加入了国社党。一名失业的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待在中立的西班牙，回到汉诺威之后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1921年夏天，他加入了那位前警察建立的纳粹地方小组。 [7]在诺特海姆的南边，哥廷根的大学城区，一个后来成了庸医的人带领一群学生在1922年2月成立了纳粹党的一个分支。 [8]纳粹主义的另一方面内容吸引了哥廷根的征募活动：纳粹主义有关新社会的模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爱国的团结一致将会取代德国严格的阶级界线。所有的分支都由坚定的中产阶级组成，都弥漫着传教士般的热情。1921年和1922年，来自哥廷根和汉诺威的纳粹鼓吹者们沿着莱纳河边的铁路游走，寻找皈依者。有些人在诺特海姆停留，虽然他们并没有征召新成员，但是他们说服了一些城镇居民，让他们相信在德国各种各样的激进右翼组织中，纳粹党是最为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纳粹党会极端地去实现他们的想法）。

也许来自附近城镇的纳粹传教士们可以只靠说教就逐渐在诺特海姆收获一批永久的桥头堡。那些年正赶上德国的过度通货膨胀、国耻和不断的政治动乱。一系列的地方危机引发了大事件。

1922年，德国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触发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一次大危机。激进右翼组织中的好战者受到了传统保守派的公开支持。哥廷根的纳粹党从之前沉默的右翼人士那里获得了资金和宣传支持；汉诺威的纳粹党得到了传统的“泛德意志联盟”的资金支持。 [9]更为重要的是，原来的相当一部分的右翼也支持由“自由军团”的恐怖分子秘密执行的针对共和国领导人的一系列政治暗杀。

同时，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极端左翼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起义，而这些起义令中产阶级感到恐惧。原来中立的工人们发现他们1918年革命的成果消耗殆尽，而且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被右翼恶鬼杀害了，也变得疯狂起来。早期的汉诺威纳粹党中许多人受到了工人们敌意的威胁，还有些纳粹党则变得更加疯狂了。 [10]

这场对立的高潮出现于1922年6月，当时自由军团的枪手谋杀了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整个诺特海姆地区的工人们都愤怒了。对于他们而言，在多样化的德国右翼组织中存在的良好的意识形态内容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右翼看起来都像是暗杀的同盟。随着拉特瑙被杀害，莱纳河河谷陷入了反对右翼的私刑气氛中。在诺特海姆附近的城镇里，保守派领导人被打、被死亡威胁，不得不逃到警察局寻求保护。而在诺特海姆，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来自艾恩贝克的工人们和来自哥廷根的学生们在街上发生了激战。 [11]战斗之后，一些纳粹党人开始随身携带手枪。 [12]一些诺特海姆人做出了最极端的选择，他们组织了城镇里的第一个纳粹党“地方小组”——成立于1922年秋天。

这是一小群年轻的中产阶级男性。出现在诺特海姆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是首批纳粹党中的典型代表。按照城镇中人的通常看法，他是一个“外来者”，因为他父亲（一个五金店老板）出生在黑尔姆斯泰特。吉尔曼于1896年在诺特海姆出生，接受的是男子高中的高水平教育，但是他并没有去大学，而是接受了商业培训。他接受的真正教育是战争。他从19岁到22岁（1915—1918年）在法国、加利西亚和俄罗斯为德国服兵役；他胸部中过枪，获得了二等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中尉。1919年，他加入了德国年轻骑士团和民族主义党派。他接受了路德派的洗礼，但后来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信徒”。当时的照片显示出他凹陷的下巴、薄唇、闪亮的灰色眼睛，有一张充满怨恨但年轻的脸庞（他在26岁时加入纳粹党，成了在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他的暗金色头发梳成中分，整齐而光滑。他掌控着4 294名成员。 [13]

恩斯特·吉尔曼的哥哥卡尔（比恩斯特大三岁）也和他一起加入了纳粹党；还有书商威廉·施潘瑙斯（35岁）、会计海因里希·伯梅（19岁）和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33岁）。他们还征召了一两个其他成员，但是没有记录。 [14]

诺特海姆的第一个纳粹组织刚刚建立起来，整个党派就于1922年11月17日被普鲁士取缔了。当然，纳粹党仍旧在秘密集会，但是不再收集会费或者公开宣传，于是，整个党派开始收缩。1923年11月，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15]发生了，纳粹党在整个德国境内都成了非法组织。希特勒被关进监狱，党派四分五裂，各派别之间互相竞争，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无聊的学说分歧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更糟糕的是，德国从诸多危机中恢复过来了。通货膨胀结束了，恢复了政治稳定，魏玛共和国开始进入稳定时期（1924—1929年）。来自汉诺威的纳粹领袖曾经于1924年6月在诺特海姆进行过两次演讲，第一次是“作为纳粹计划的根基的责任”，之后是“专家见证的德国的物物交换”，但是并没有引发任何反响。 [15]其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于1924年6月参观了诺特海姆，他报告说纳粹党在恩斯特·吉尔曼的严格控制下（原文如此）。 [16]

1925年2月，希特勒出狱了，重建了纳粹党。不久之后，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进行了重组，有12名成员。 [17]但是地方小组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热情，陷入了停滞状态——不仅是在诺特海姆，而是整个区域。1926年1月1日，汉诺威的大区有1 860名成员；一年后总数为2 441。整个1927年和1928年，大区成员数目实际上没有增长，徘徊在2 500人左右。平均一个月有100人加入，但是加入的人只有退出的人的一半：1927年11月，34人加入和65人退出。归根结底是没有增长，或者至少没有实现纳粹主义相信的称霸愿望。 [18]

诺特海姆的情况是一样的。随着时间流逝，成员在减少。吉尔曼不再是地方小组的领袖；他被另一个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取代了，恩斯特精神衰弱，濒临破产，并且从诺特海姆搬到了柏林（1930年）。当时的照片显示他肥胖、粗脖子、秃头、圆脑袋，留着希特勒式的胡子。 [19]他没什么活力。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党几乎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偶尔出现只是过去骚乱的残余，这就是正处于魏玛共和国平和年代的国社党的真实模样。

然而，在平静繁荣的背后，刺激这一区域内纳粹主义重生的条件正在发展中。即便是在大萧条之前，中产阶级尤其是小农们就感觉自己陷入了麻烦中；税赋增加、信贷紧缩、现代化经济的竞争以及政府掌控在左翼手中是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 [20]而且，传统的中产阶级政治党派陷入了混乱。 [21]在诺特海姆周边地区，从传统政党脱胎的最大一部分保守派选民是圭尔夫派，即德意志—汉诺威党。这是州内的右翼，可能是分裂主义分子，是自19世纪开始的运动的残余。圭尔夫派的支持者主要是“乡村的中产阶级——农民、店主和工匠，尤其是处于旧圭尔夫领地的人”（这一区域包括诺特海姆周边地区）。 [22]令人惊异的是，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1924年，汉诺威省的全部选民中有大约1/4的人支持他们，当时圭尔夫派发起了将汉诺威王国从普鲁士分离出去的公民投票，在1928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圭尔夫派在诺特海姆县获得了20.4%的选票（1930年，他们获得了5.3%的选票，而1932年，获得了0.5%）。 [23]“圭尔夫”党派逐渐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其追随者的怨恨却一直存在着。他们的选民准备着战斗。因此，至少在诺特海姆周围的村镇，到1929年为止，潜在的纳粹党支持者出现了。

而且，纳粹党在沉寂的这些年里，调整了他们的宣传机构，再次指向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现在为激进的政变做好了准备。 [24]1925—1928年的绝大多数时候，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工人阶级，内容上主要是反犹主义。这有助于征召那些偏执的人，但是成员的数目表明并没有足够多的人可以发动真正的大规模运动。1928年的国家选举是自1924年以来对这些策略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下萨克森，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了4.5%的选票。在诺特海姆县，他们获得了4.2%的选票，而在城镇中，获得了2.3%的选票。 [25]

征募成员和投票数据或许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出席会议和响应演讲则是对会议和演讲主题所产生效果的相当明确的检验。纳粹有精确的出席人数记录，只有持门票者才能进入。演讲者引发的热情程度可以通过每次筹款的收益来评估。1928年选举运动之后，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发现会议的收益微薄。某位地方领袖在他所在的城镇进行了五场演讲。其中四场都亏损了，第五场盈利了，但只有2马克50芬尼[16]（扣除广告宣传、场地租赁和支付给演讲者的费用）。写稿人要求113.22帝国马克[17]的津贴，令大区觉得可恶的是，他们本期望从地方小组收钱，而不是给钱。 [26]

因此对于纳粹党而言，在1928年年底，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改变宣传的目标和内容，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仍旧试图争取工人的支持，尽管反犹主义并没有被遗弃，新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响应纳粹主义的群体和会产生影响的宣传主题。那就意味着主要是吸引小商人、商店店员和乡村人口，主要内容除了反马克思主义外，还要加上对魏玛共和国经济政策的抨击。 [27]

至于使用的方法，是在重点上而非在基本技巧上发生了改变。在集会上，演讲依旧是主要的宣传工具；自1925年以来，在整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方法就是让演讲者在观众面前发言。大区提供一群潜在的演讲者，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特定的话题，安排他们在地方领袖要求的日期到达指定地点。地方领袖选择一位演讲者，并且根据他们的估计来选择会吸引很多观众的话题。地方领袖必须为演讲者的交通、食物和住宿付费，而演讲者的酬金是每场演讲10—20帝国马克，他们非常乐于进行一场成功的演讲。集会的收益损耗是衡量成功与否的要旨。

这一体制为地方提供了机动性，保持了信息畅通，这样一来，教条主义的纳粹运动变得灵活性极强。几乎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地方领袖。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管理“演讲者办事处”，但是除了偶尔召开地方组织领袖的会议之外，他们并不会提供其他的直接帮助。大区主要管理地方小组和地区内的内部机构，并且从他们那里筹款。 [28]在集会上演讲的整个宣传策略运转顺利：这是自我调整。

如此一来，从1929年开始，由于新加入的乐于倾听的选民，指向他们的宣传重点，以及在艰难中进行调整的宣传体系，纳粹党的汉诺威—布伦瑞克南部大区逐渐发展壮大。1929年的前六个月，大区仅仅失去了184名成员，却征召到了1 166名成员，净增加982名成员——在总人数上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从2 268人增加到3 250人）。 [29]

在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复兴开始于1929年夏天。5月22日，有4名成员决定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迟钝的鲁道夫·恩斯特做些什么。他们雇用了一个来自哥廷根的纳粹党人，每周一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的半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大厅的业主同情这些人，于是免费将房间租借给他们。恩斯特领导着他们，但实质上是集体的努力。从5月27日开始，一直到7月29日，共举行了八次“夜晚讨论会”。起初只有15人参加，后来出席者增加到平均40人，其中有15人申请加入党派，而更多的人订阅了大区的报纸。这些集会的主题基本都是有关纳粹意识形态的：

5月27日：“我们为什么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6月3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一部分。”

6月10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二部分。”

6月17日：“打破利益农奴制。”

7月1日：“超国家力量。”

7月8日：“锡安智者的规约。”

7月22日：“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7月29日：“杨格计划。”

最后一次集会之后的第二天，鲁道夫·恩斯特向大区领袖发送了一份令人欣喜的报告，索要宣传册子、申请表格以及恢复作为地方小组的身份（因为诺特海姆现在超过了最小值的15名成员）。 [30]在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的三个月前，依靠成员们的积极主动，纳粹主义在诺特海姆活跃起来。

新成员中除了两个人（一个是火车司机，一个是汽车司机），其他人都是小商人或者工匠，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 [31]他们为党派带来了自己的中产阶级技能和年轻活力。对演讲者的需求和对如何运转纳粹党地方小组的信息需求让省党部领袖焦头烂额。省党部领袖回复说演讲者马上会到位，他们解释说因为需求日益增加，所以日程排得很紧，他们承诺会给出建立地方小组所需要的包含指导说明和形式结构在内的文件。演讲者们来了，但是直到秋季末期文件才到，那时地方小组本身就很活跃了。 [32]到10月为止，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已经征召了超过24名新成员，只有一小部分人离开或停止交会费。 [33]11月，又有了16名申请者，地方小组疯狂地索要宣传海报。（大区已经没有了，于是就让他们自己即兴创作。） [34]11月11日举行了一场公开集会（“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工人的背叛”），吸引了120人，他们每人付了22.9帝国马克。观众中有6人决定加入纳粹党。 [35]但是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地方小组的文件混乱，其成员请求省党部领袖安排一些常驻人员来担任演讲者和组织者。 [36]猪一样的鲁道夫·恩斯特很明显无法胜任，而其他人都有全职工作。

因此，与前一年的12月只有5名纳粹分子并且没有集会相比，1929年，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便是这样，诺特海姆的纳粹运动仍旧达不到群众组织的规模；尽管一场集会有120人确实是值得注意，但是很明显这并不能将希特勒的想法带到其他诺特海姆人面前，当时的人仍旧在很大程度上轻视纳粹分子。

这并不是因为纳粹不努力，因为新的地方小组一直在将纳粹意识推到公众面前。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国社党基本上每隔一周就召开一次集会，宣传标题如“德国工人是大国际资本家的利益农奴”或者“拯救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像绝大多数纳粹集会一样，外来的演讲者在每场集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承诺在每场演讲后进行讨论，并且索要大约30芬尼（相当于两条面包的价格）的入场费。集会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根据社会党人所说，这无非证明了纳粹的口号“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大厅很好地满足了纳粹的需求；租赁费用低，强调了纳粹和乡村人的联系，足够小，这样一来，出席的人不会特别显眼。这很重要，因为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出席集会的观众年龄仍旧相当小。 [37]

但是，集会并不是没有用的，这些集会为纳粹分子树立了一种形象。对普通的诺特海姆人来说，纳粹党是精力旺盛的、有奉献精神的和年轻的。一位家庭主妇清楚地说道：

国社党的队伍中都是年轻人。那些严肃认真的人都加入了进来，因为他们支持社会正义，反对赋闲。纳粹分子给人的感觉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你常常可以看到街道两边画着纳粹党党徽，或是发现他们散发的小册子。我被纳粹党的这种力量吸引住了，即使其中有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 [38]

纳粹活动的功能之一是向诺特海姆人证明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思想。但是哪些人是纳粹分子呢？1930年，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发现这个问题还难以回答，因为纳粹分子个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至少能识别出一名希特勒党派的成员：威廉·斯潘瑙斯，宽街上一家书店的所有者。威廉·斯潘瑙斯来自古老的诺特海姆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了镇上的第一家书店。他的一个兄弟上战场，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另一个兄弟成了大学教授。威廉成了南美的一家德国学校的高中教师，从1912年到1921年，他一直居住在那里，之后决定回家接手书店：

正值“斯达巴克斯团”在莱茵兰起义后不久；实际上我乘坐的开往德国的火车，每个窗玻璃都被打破了，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离开德国的时候，魏玛共和国正值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社会党人共和政体统治下的祖国处于混乱之中。 [39]

在旅居海外的那些年，斯潘瑙斯很欣赏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的作品。他听说在慕尼黑政变[19]不久前，张伯伦在一次文学茶话会上提及希特勒，“他是一个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追随的人”，所以斯潘瑙斯成了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国社党的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在诺特海姆非常讨人喜欢。他是一个宽容而有活力的人，温柔又亲切，对每个人都很友好，而且他体贴入微，值得拥有大家的尊敬。他的书店是城镇里的知识文化中心，他和镇上许多受人敬仰的作家、诗人都熟悉，他是诺特海姆演讲协会的主席。除此以外，他还是路德教会的杰出教徒。“威廉·斯潘瑙斯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他是引领更多人加入国社党的榜样，”诺特海姆人评论道，“人们说：‘他参与其中的一定是正确的事情。’” [40]

当时，诺特海姆人对绝大多数其他的当地纳粹分子都不熟悉。到1930年1月为止，地方小组有58名成员，但其中大多数是诺特海姆附近乡村的居民。 [41]这几个月中，乡村地区是纳粹发展起来的真正地点：1930年1月，诺特海姆县有超过230名的纳粹成员，但他们并不隶属于地方小组，而是演讲者们的支持者。 [42]也就是说地方小组的成员是不固定的。每个月都会增加20名成员，但又会失去一半，因为许多人拒绝交会费，还有住所变动等。 [43]记录一切超出了地方小组领袖鲁道夫·恩斯特和其志愿者助手们的能力。1930年2月，为了回应狂热的需求，大区最终派了一名纳粹“事务主任”到诺特海姆县（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必须每月向其支付100帝国马克），但是他能力不足，4月就被开除了。 [44]最后，诺特海姆人自己选出了一个人——瓦尔特·施泰内克，大区领袖于5月委任他为县领袖和地方小组的代理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作为施泰内克的助手介入诺特海姆的事务，让城镇组织有效地运转起来了，而施泰内克主要专注于获利更多的县。 [45]

瓦尔特·施泰内克也是“外来者”（他在1889年出生于多特蒙德）。1929年6月，地方小组在诺特海姆复兴期间，他成了一名纳粹。他是农业用具经销商，因经常销售出差，对乡村腹地很熟悉。因此，他非常适合成为县领袖，他的商业经历让他成了有效率的集会组织者、纳粹宣传材料的批发商以及成员名单和会费记录的保管者。大区和地方小组对他的工作都很满意；除此以外，他自己的生意有足够的收入，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国社党支付报酬了。 [46]另一方面，诺特海姆人却几乎不了解施泰内克。他们从吉尔曼父亲开五金店时起就认识吉尔曼，他们还认识在1930年加入的另一个地方商人——赫尔曼·登茨勒。登茨勒30岁，在宽街上拥有一家小型纺织品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他在著名的警卫团服役，成为一名纳粹不久之后，他成了冲锋队队员，并且成了诺特海姆地区的纳粹领袖。之后，他成了纳粹党卫军领袖，最终加入了盖世太保。 [47]他的举止行为像个暴徒，诺特海姆人将其和恩斯特·吉尔曼联系起来，吉尔曼的暴力性格也让城镇人很不舒服。诺特海姆人认为他们属于典型的纳粹运动的边缘人物。但是由于纳粹主义在城镇中迅速发展，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最初并不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的纳粹分子。将这场运动与如威廉·斯潘瑙斯那样严肃认真的人等同起来是最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

是什么样的思想吸引了威廉·斯潘瑙斯那样的人加入纳粹运动呢？对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国社党首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48]诺特海姆人想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可能不会想到共产主义者，1928年，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城镇选举中仅仅获得了5 372张选票中的28张。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党。社会党人是诺特海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1928年的选举中，他们几乎获得了45%的选票，多于排在其后的三个党派的总和。

社会民主党是非革命政党（实际上，它支持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上的，对于绝大多数城镇市民而言很可能根本没什么重要的。社会党人举着红色旗帜。他们高唱《国际歌》。在德国辉煌的时期，有专门针对他们的法律。他们和1918年的政治大变动相关。他们代表无产阶级、下层民众、躁动不安的失业者。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他们那些坐在城市议会中的领袖都从事着听上去荒唐的职业：“涂油工”“工会干事”“巡道工”。人们从未在社交场合见过他们，而坐在市政厅里的他们是易怒的、好斗的、苛刻的。在萧条的环境中，对抗这些宣扬公平的激进分子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产阶级的思想中有一个因素是纳粹分子能够清楚理解的。就社会党人而言，他们很早就重视了纳粹的威胁。1930年3月，他们的国民卫队国旗队在诺特海姆县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激烈地反对……国社党的暴行”，要求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同志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49]一个月后，国旗队和其他工会、社会民主党以及小型民主党派一起发起了反对纳粹分子的盛大集会。计划要求进行一系列游行，在市集广场举行示威，在开阔的射击馆“1910年代圆顶”发表演讲，主题是“独裁还是民主？”，并计划于4月27日星期天实行。这也是纳粹分子一直等着的，在社会党人发布声明的三天后，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宣布他们会在同一天举行一场集会，由一支乐队领头进行游行，在市集广场发表演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由一个纳粹的国民议会代表主持的盛大会议。而且，纳粹的计划是直接准备好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冲突；两场游行都是在下午1点开始的，两场在市集广场的示威都定在2点。 [50]

对于警察来说，聚会的人实在太多了。因为之前爆发了暴力冲突，普鲁士已经有三个月禁止了所有的公开集会和政治人物的游行示威，禁令刚刚于1930年3月30日结束。 [51]在发布了两个声明的这周，诺特海姆已经爆发了两次暴力冲突。其中一场冲突发生在宽街的啤酒馆前，10个纳粹分子和社会党人打架，其中一人受伤，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另一场冲突发生在城镇上方的树林里，11人被卷入，其中一人被打伤了鼻子。 [52]鉴于形势紧张，警方禁止了4月27日的两场集会。

这给纳粹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在宣传中使用了这样的文字：“就算有禁令——并没有什么用！”他们宣称会按照计划示威游行，不过地点是在离诺特海姆大约两英里的乡村。纳粹带领了大约2 000人来参加集会，吸引了整个地区的人。800名冲锋队队员进行的游行被《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为“非常具有纳粹意识”。游行过后，三辆卡车的冲锋队队员在诺特海姆四处散发传单。 [53]通过明显的组织灵活性，纳粹党不仅阻碍了社会党人的集会，而且控制了舆论，给诺特海姆人留下了他们的规模和决心“强有力的印象”。他们的情绪高昂好斗，第二天的县议会上，他们激烈地质问社会党发言人，几乎演变成了一场争吵。纳粹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诺特海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全体出动庆祝1930年的国际劳动节。来自各个地区的工人，尤其是铁路工人，结成紧密的队伍参加了穿越城镇的游行示威。他们喝了很多酒，举行了很多演讲，当然还悲壮地唱着《国际歌》。 [54]

诺特海姆人在初期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宣扬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军国主义。正如城镇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所显示的，这是迈向体面之门的一步。诺特海姆人接受这些价值观的程度通过1930年5月的大事件——陆军元帅冯·马肯森访问诺特海姆——表现出来了。当时正值诺特海姆“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成立40周年之际。

陆军元帅于5月17日早上乘坐专列抵达，在诺特海姆火车站有大约1 000人列队欢迎他。诺特海姆的城市乐队演奏着激昂的进行曲，一个小女孩将一束鲜花献给了他。在地方退伍军人俱乐部视察之后，陆军元帅在站台上整合队伍，骑上一匹白马，穿越宽街，他的身后跟着乐队和俱乐部成员，包括来自邻近城镇的队伍。人群列在道路两旁，许多房子都装饰着旧的帝国装饰，市集广场上洒满了玫瑰花瓣，人们热情地欢迎着他。他关于强大军队的重要性的直率演讲引发了民众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随后进行了三天的庆祝游行和欢庆活动。 [55]

仍旧沉迷于4月27日战胜了社会党人的纳粹分子几乎不可能和这样的场面相匹敌。陆军元帅到达的前一天，纳粹分子在卡特莱拍卖厅举行了一场小型集会，主题是“诺特海姆怎么了？令人疑惑的新闻报道、故意的错误和4月27日禁止示威游行”。 [56]在5月和6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纳粹分子一直就失业、“锡安智者的规约”和德国青年等主题举行集会。 [57]但是这些集会没能引起争论，也没有给公众留下有关盛会的深刻印象。

1930年，普鲁士内政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试图限制侵蚀德国的暴力活动。街头暴力的主要参与者是希特勒的“褐衫队”，也就是冲锋队。[20]衬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鼓励着穿着的人，同时挑衅着其他人。因此，1930年，普鲁士禁止政治团体穿这样的统一服装。这为纳粹分子提供了新的宣传工具。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再次鼓动周围地区发起针对普鲁士统一服装禁令的抗议游行。大约400名冲锋队队员参与了游行（所有人都穿着白色衬衫，而不是褐色的），来自距诺特海姆大约10英里的大城镇的军乐队跟着他们。市集广场上，一个纳粹分子进行了一场讽刺性的演讲，他引入了具有汉堡特色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下午的其他时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公开演讲。 [58]

这鼓舞着社会党人的反对行动。6月26日，社会民主党在宽敞的“1910年代圆顶”发起了一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罪行”的集会。超过1 000人听取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称的关于纳粹主义的“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有一些不满之声，但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当一个纳粹分子试图反驳的时候，“提及他的个人记录，很容易就把他解决了”。这一经历一定伤害了纳粹分子，第二天，他们就分发了攻击社会民主党演讲者的单页传单。 [59]

由纳粹反对统一服装禁令的示威游行引发的另一个事件证明了社会党人是多么认真地对待纳粹威胁的。诺特海姆的副警察局长是议员威廉·马纳，他是市议会中右翼组织的领袖。他出席了市集广场上纳粹演讲者希望“人头将会落地”的集会。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认为议员马纳本应该让警察逮捕煽动暴力行为的演讲者。马纳没有采取行动，这证明他偏爱纳粹主义。接着，国旗队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公众集会，决定向普鲁士内政部和州长（幸运的是，这两人都是社会党人）递交诉状。马纳被州权力机构剥夺了警察权力，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派的领袖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接任了副警察局长的职位。 [60]

大约同时，《人民报》开始报道一些事件，暗示纳粹分子是暴力和恶毒的。例如，据报道，一个纳粹领袖对其冲锋队队员说，要暗杀那些嘲笑他们在诺特海姆的游行像“一群羊”的旁观者。后来，来自诺特海姆的一个纳粹分子搭便车去城镇时，向司机展示了自己的左轮手枪，朝空中开了两枪，在司机叫来警察之前他就逃跑了。 [61]因此即便是在1930年议会选举之前，诺特海姆的政治氛围就很紧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划清了界线。

社会党人早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竞选活动的方法；他们自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诺特海姆从事竞选运动。方法就是通过大型的、引人瞩目的游行和集会来努力将工人阶级融合成一个牢固的团体，同时让外围选民相信社会民主党是可靠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1930年8月，针对9月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开始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是竞选运动开始的时间正好是一年一度的宪法日假期——8月8日。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主要节日，也是社会民主党极为认同的节日。

早在1930年6月，国旗队就宣布为了支持这一节日会举行火炬游行，并且在“1910年代圆顶”举办舞会。除此以外，他们还强迫其他组织支持宪法日，对拒绝参与的组织进行公开批判，向那些参与庆祝的组织承诺会给予他们“荣誉证书”。为了保证有大批观众，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被要求一定要出席。火炬游行有800多个火炬和21个组织，包括军事俱乐部和海军协会。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这是“诺特海姆第一个真正成功的宪法日庆祝活动”。 [62]

社会民主党在立法方面也很活跃。1930年6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272人，这是社会党人最关切的问题，因此他们向市议会提出请愿，并针对有限的公共事业项目提出明确的计划。8月，这些努力获得了回报，议会采纳了社会民主党的项目，并且针对扩展某些街道、建设操场和为“流离失所者”另外建立两栋应急住房的投资问题进行投票。 [63]社会民主党现在进行的选举活动与针对纳粹煽动行为的建设性行动相对立。

这对于纳粹分子而言很重要，受竞选活动的刺激，他们变得越来越活跃了。8月10日，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竞选集会，有一个外来的演讲者，主题是“11年的共和国——11年的大苦难”。一周后，纳粹分子的第二次集会上，一个大区领袖论及“抽税直到最后一分钱”。这次吸引了很多观众，以至于很多人难以挤进卡特莱拍卖大厅。五天后的一场集会由一名普鲁士议会的成员主导，在只能站着的房间里举行，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举行了另一场。 [64]

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的竞选集会更少，但是他们努力地让这些集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8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县党派纪念活动，有600名国旗队成员参加，他们分成四队，在市集广场会合。发表了几场演讲之后，1 200名参与者和5个军乐队进行了第二次穿越诺特海姆的游行。游行的终点是露天啤酒花园，他们在那里进行了演讲、歌唱、杂技表演，晚上还举行了舞会。10天后，社会民主党人在“1910年代圆顶”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入场费只有20芬尼（失业者免费），大厅里都挤满了人。一系列演讲捍卫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攻击了那些随时诘问他们的纳粹分子。 [65]

其他党派远没有这么努力。德国的民族主义党派举行了一次集会，规模很小。《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他们的主要竞选工具；投票前的最后两周，该报一天至少刊登五则关于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及其德国国家人民党[21]的宣传广告。在选举前夜，报上几乎充满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比如，第一页上有一整幅胡根堡的照片、一首赞扬党派的诗歌以及为德国国家人民党投票的号召。人民党派也广泛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进行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前的三周至少每天一次。德国人民党[22]的总路线是“秩序、法律、道德和团结”，这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社会民主党（因为“造成了萧条”）和纳粹党（因为“破坏性的激进主义”）。这也是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一次集会的主题，在这次集会上，他们用严苛的措辞指责纳粹分子，同时赞美人民党派是已故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23]的精神的传承者，也是中产阶级的可靠核心。这次集会进行得顺利，其参加者很克制。 [66]另一场选举运动集会是在国家党的主持下进行的，国家党是僵化的民主党的保守派继承者。演讲者号召有序的、中产阶级议会统治，呼吁制定相关法律，“根据犹太人的品性和成就授予公民资格” [67]。但是这次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竞选运动的高潮发生了一个事件，不过并不是直接和选举相关的，这次事件的目标是援助民族主义事业，很可能也是援助纳粹分子。8月的最后几天，德国的小型国防军的分支机构之一——第17步兵团在去秋季演习的途中经过诺特海姆。一个连队在城镇中驻扎一晚，兵团军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赢得了很多喝彩。各家报纸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狡猾地报道士兵们和地方的女孩子们相处得很好。第二天早上6点，很多孩子起床去看军队行军，乐队仍旧进行了演奏。 [68]

竞选运动的最后一段日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所有的党派都在张贴海报，分发传单。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暴力事件。在投票的五天前，三名共产主义者痛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因为这个人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这之后不久，另一个国旗队队员被两名纳粹冲锋队队员打了。气氛如此紧张，以至于领袖们坚决要求国旗队在示威游行时不能携带棒子。州权力机关也发布命令要求所有的集会只能进行到10点钟，如果发现参加竞选集会的人随身携带小刀或者棒子，就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惩罚。 [69]

选举前夜，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最后的群众集会，直接号召其追随者投票给社会党人，让“非社会的资本家集团内阁”去死。纳粹分子在最后的集会上找来了一位路德派牧师，让他进行演讲，以吸引诺特海姆的有信仰者。卡特莱拍卖大厅人潮拥挤，演讲者向听众们保证纳粹分子既不是经济上的激进分子，也不是反宗教的极端人士。 [70]

1930年9月14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人进行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次投票。投票非常激烈：6 235人投票，其中94%的投票是有效的。在诺特海姆，和整个德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最令人惊异的就是纳粹力量的迅速崛起。在国民议会中，纳粹代表从12个席位增加到107个。诺特海姆的国社党所获票数从123张（1928年）增加到1 742张，获得了所有选票中的28%。纳粹的收获并没有损害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 246张选票）和人民党（人民党获得了788张选票，相比1928年选举只净损失了46张选票），但是投了805张“新的”选票，各种各样的小党派损失了1 000多张选票，结果就是纳粹得到了支持。 [71]新选民中至少3/4的人投票支持国社党，纳粹分子所获得的选票中至少一半来自那些之前投票给其他党派的选民。这些选票尤其是来自民族主义党派和国家党。因为新的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不足350人，所以纳粹分子的收获必然来自那些不仅年轻，而且在1928年投票支持其他党派或者根本没有费心去投票的选民。

无论投票的来源是什么，很明显的是，国社党的支持率增加了15倍。诺特海姆超过1/4的成年人现在寄希望于阿道夫·希特勒。激进分子、极端主义者、专制政权的拥护者已经大批登场了。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民主经常被煽动者的傲慢无礼所腐蚀。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

1930年9月的每个星期都有大约6 000人来诺特海姆。他们来自四个县，都是来找工作或者来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领救济金。就业办事处位于城镇北部旧军营的一处营房里，其他营房充当着绝大多数贫穷的诺特海姆公民——“流离失所者”——的应急住房。这些军营的营房形成了一个四方院子，在这片小区域中，痛苦的失业者们在就业办事处的窗前时常漫无目的地乱转，等着轮到自己。难以避免的是，这里会发生碰撞、争吵，那些闲散人员压抑已久的情绪会突然迸发出来。绝大多数无业者属于社会民主党，但也有很多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必然经常发生争斗。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中，军营的营房每天都会涌入大量饥饿和焦虑的人，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这是日益加深的大萧条所带来影响的明证。

那些看着失业者们穿越诺特海姆的市民们不只是将他们视为经济灾难和潜在社会退化的象征。比起同情，失业者们的不幸更容易激发出质疑和厌恶。某个教师回忆起的主要是“大量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站在角落里，发出很大的噪声，经常辱骂经过的行人”。某个家庭主妇也有相似的反映：“有很多失业者懒散地站着，他们中很多人只是懒惰，不想工作而已。他们令人感到不快。” [1]

不过，有些人确实是在找工作的——例如，每年秋天收割谷物后，诺特海姆的制糖精炼厂都还另外需要200人。1930年9月，900多人申请了这些工作。《人民报》宣称精炼厂偏向于纳粹的支持者们，因为他们没有加入工会。《人民报》沮丧地预测精炼厂之前在薪酬和工作条件上的改善都将不复存在了。 [2]即便薪酬更低了，工作仍旧抢手，因为他们恢复了工人获得常规失业救济金的权利。一个工人能够获得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是一整年——取决于他之前工作多久。在常规救济金用尽之后，失业者还可以再领取35周的“紧急”救济金。之后，失业的工人还可以接受城市的福利办事处的照管，福利办事处通常是帮助孤儿、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工人名列福利办事处名册上的时间没有限制，只要他没有其他收入即可。

半熟练工人的正常工资大约是一周30马克；常规失业救济金是每周15马克，“紧急”救济金只是略少而已。但是已婚者的福利救济金只有每周8.75马克，而单身者则只有一半。1930年9月决定“紧急”救济金只可以发给能够“证明需要”的人，于是，形势恶化的进程加速了。沉闷而灵活易变的概念是首要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缓解失业对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造成的压力。至于失业者，1930年秋天在他们之中已经形成了阶级结构，那些领取常规失业救济金的人成了不安的精英阶层。 [3]

商店店主和其他以前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在形势恶化阶段被排除在外了。如果没了收入，他们可以直接领取福利救济金。1930年，诺特海姆的三家工匠商店倒闭了，其中两家大约是在9月选举的时候倒闭的。 [4]虽然每家商店本来都是边缘店铺，但是每一件事都会引发城镇人的反思。工匠联盟认为其成员们的困境是因为失业熟练工们的非法竞争。1930年11月，工匠联盟刊登启事，请求与诺特海姆人就他们正在计划中的修理工程签订合同，并且不要雇用非法工人。 [5]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同情这些市民们，反而是利用了这些倒闭事件。一个锁匠是9月破产的人之一，他碰巧成了一名纳粹分子。《人民报》偏爱残酷的细节。根据其描述，锁匠的“财产状况很糟糕。有大量的非法债务”。当锁匠的一个雇工和一个年轻的女士偷走了店里剩余的钱时，最后的打击来了。《人民报》将整个事件描述为“纳粹商业手段的最佳例证” [6]。

社会党人还通过其他方式在中产阶级的伤口上撒盐。在军队逗留诺特海姆期间，他们刊登广告，有偿征用宿舍，但是几乎没有接受者。9月选举之后不久，《人民报》揭露了这件事。《人民报》觉得奇怪的是，“拥有大房子的右翼分子”并没有为士兵们提供额外的房间，许多士兵都不得不住在大厅里。《人民报》问道：“战士联盟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无数的欢呼着的爱国者俱乐部在哪里？” [7]社会民主党也毫不犹豫地公开抨击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后者不负责任地否认了这一点。有个事例是，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在1930年9月写信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说他在庄园里只雇用了几个外国的工人，他在战争中受伤而获得的抚恤金却很少，社会民主党应该为高税收和失业负责。 [8]诺特海姆人也不喜欢社会党人受到攻击时易怒的表现。比如，1930年，市议员库埃尔富尔特将《禁止制服法令》的油印副本寄给诺特海姆县所有的冲锋队队员，从一位冲锋队队员那里，他收到了尖刻的回复。库埃尔富尔特将其告上法庭，法庭判定这是侮辱性言论，他因此而获得了50马克的赔偿。 [9]

因此，许多诺特海姆人认为出现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好理由，有一些理由是明显而合理的，还有些则源于对危险经济形势的普遍不安。如果市民们想要社会党人下台，他们就会辩称他们只是在恢复传统秩序。在普鲁士，1918年之前，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城镇是由封闭的富人圈子掌管的。排除其他人参与的手段是“三等级”投票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那些支付最高税收的人控制着城市议会。1918年革命清除了所有金钱选举权上的差别，引入了直接的、公平的和秘密的投票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突然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获得了主导权，这在城镇历史上是首次。 [10]

在纳粹主义崛起之前，使用政治工具去对抗社会党人的是“公民协会”[24]。如果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政党可以在地方选举中独立竞选的话，拥有大量固定投票的社会党人就会完全控制住城市政府。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所有支持中间偏右翼的人都加入了支持平民候选者的行列中。但是公民协会不只是一个地方政治联盟，它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有自己的人员、财政和按职业划分的候选人：工匠、零售商等。不过，这一组织的巩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反感。 [11]

公民协会的主席是市议员马纳，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成员。他是坚定的路德派教徒和不加掩饰的反对改革者。从1924年到1929年，公民协会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拥有最多的代表，当时的城市议会包含8名公民协会的市议员、7名社会民主党人和5名来自公务员党的成员。1929年11月，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增加到了9名，而其他两个团体各丢失了一个席位。如果社会党人再获得两个席位，他们就会占绝大多数。

在1930年9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再次小幅增加了一些选票。领袖们开始考虑活动的新区域，但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加深了城镇里中产阶级对他们的厌恶。10月即将举行诺特海姆路德教会长老选举。像城镇中其他人一样，9/10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路德派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以来在教会执事会中都没有代表，而且觉得诺特海姆的牧师们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因此，社会党人为长老会选举准备了候选人名单。

市民们将这看作无法容忍的挑衅。公民协会在10月23日召开了一次集会，市议员马纳在会上抨击社会民主党人是反宗教的。他要求以大量的选票来击败“马克思主义者”。公民协会和福音派俱乐部的宣传控诉道：“这是第一次，反教会的社会民主党想要将党派政治的仇恨和骚动拖入教会中……” [12]

绝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次攻击感到难堪。在他们自己的集会上，也就是选举之前不久举行的集会上，演讲者一开始就表达了他对将政治带入教会中感到遗憾，政治是不属于教会的。然而，他坚称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是路德派教徒，所以他们是有代表权的。如果右翼人士愿意和社会民主党列出一个折中的候选人名单，那么就可以避免激烈的竞选了。他希望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13]

如果说社会党人感到难堪，右翼分子感到愤怒，那么纳粹党人就会感到高兴了，因为这给了他们将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对手的新机会。自从9月中旬赢得选举以来，他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那场选举结束10天后，他们就举行了一次夜晚讨论会；5天后，一名国家议会的成员被邀请过来发表演讲。几天之后，放映了两场《国家社会主义的成长》，每场电影后都有一位演讲者发表演讲。最后，10月12日，举行了一场以之前选举的主要候选人为主角的集会，他现在是国家议会的议员。因此在选举后的那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像选举前的那个月一样，尽可能多地举行公共集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他们持续的竞选活动策略。 [14]

持续的骚动至少部分是受到了纳粹大区办事处的鼓励。9月15日，纳粹大区的宣传部门指示地方小组继续前一天已经结束的竞选活动，不要有任何停顿。地方小组被要求至少每月举行一次集会，否则就要递交详细的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到。 [15]

9月的竞选活动教会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他们手中最吸引人的王牌是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最好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一经验现在被应用于利用中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加入教会长老选举的不满中。选举前一天，国社党举行了一次以路德派牧师为主角的集会，他同时也是国民议会中的纳粹党成员。公开的主题为“谋杀德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被敌人收买了”。纳粹党相信会有大量的观众，于是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这里可以容纳1 200人。入场费是50芬尼，由于这场集会的直接目标是中产阶级，所以没有提供给失业者的低价。

纳粹党人的期望是完全合理的；来参加集会的人非常多，以至于只有站着的地方。牧师的主要话题是国社党的性质，他将国社党比作旧式帝国陆军，因为这两者都是代表全部德国人民而非特定群体的。在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详细论述了诺特海姆的长老选举，他所说的是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专制动机。他规劝大家投票支持“无党派人士”。 [16]

第二天是星期天，这一天举行了选举。在更早的教会选举中，只有17%的路德派团体投票；这一次有大约60%的人投票。大量的投票得到了公民协会的运输机构的帮助，他们将投票者带到投票地点。社会民主党只鼓动了它平常投票力量的1/4，其候选人以5：1的劣势被打败了。一群坚决的保守派长老当选了。

尽管纳粹党人并没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但是他们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竞选运动加重了公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纳粹党人可以声称他们的集会对社会党人的失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他们在诺特海姆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群众集会。最好的一点是，市民们知道了社会民主党是可以被打败的。为了反复强调这一经验，冲锋队队员们自那之后每周四和周日都会举行穿越城镇的游行。

1930年剩下的时间里充斥着纳粹党人频繁但相当普通的集会，所有的都是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11月9日，纳粹党人纪念那些在希特勒于1923年发动的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中丧生的人们。四天后，举行了一场夜晚讨论会，两天后，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为“9月14日的选举在外国的反响”。12月初，一场关于经济的演讲强调纳粹依靠下层中产阶级，圣诞节之前的一周举行的另一场演讲攻击了社会民主党。1930年结束的时候，纳粹为孩子们举行了一场圣诞晚会，为成年人举行了“娱乐晚会”。 [17]

到1930年年底，纳粹党的高层官员们为更广泛和更精练的竞选宣传策略做准备，他们9月的选举胜利所带来的资金资助和群众支持对此起到了刺激作用。大区宣传部门每月的定期通知现在向地方小组提供协调活动的指导方针、可用的演讲者（以及话题）清单，还有满足各种各样具体要求的宣传单和小册子的总目录。也可以租赁幻灯片和电影，包括一部有声电影。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从位于慕尼黑的全国总部订购，需要预先付款。

而且，“演讲者办事处”系统加强了。1931年1月1日开始，在纳粹的集会上，没有大区发的特别身份识别卡就无法成为正式的演讲者，只有通过测试的演讲者才能获得识别卡。通过测试的演讲者的标准费用是每场演讲7马克（在大萧条年代算是高薪了），再加上交通和住宿费用，许多纳粹党人都努力获得官方认证，而大区会仔细挑选。只有不到1/3的申请者能够合格。当然，这之后无论他们是否希望经常演讲，他们未来的雇佣都取决于在巡回演讲中的成功。所以，纳粹党久经考验的宣传系统需要进一步地打磨。此外，印刷的宣传材料以合理的价格不断地增加。一份4页的小册子只花了地方小组1芬尼，量大的还可以打折。海报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只印刷海报目录就要花费地方小组1马克的地步。最后，大区宣传部门会向地方小组提供对手党派最新观点的简短摘要，以及推荐的反驳观点。 [18]

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到此时为止已拥有了自己的宣传专家：一位成员负责收集、整理并且进一步传达大区宣传部门下发的信息。在诺特海姆，纳粹党人表示特别需要对抗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讲者和海报，他们想要举行持续的宣传游行，而且不仅在诺特海姆，也在附近的其他乡村。 [19]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除了宣传活动和闯入教会政治，还有工作要做。10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派提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可以让失业者不再流落街头。这个计划包括修缮诺特海姆的公园和街道，纳粹党人掌权后使用了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这个计划的主要特征是提供很多工作，工具或材料的支出却很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只有一项措施通过了——在城镇拥有的森林中拓宽林中小路，而这是第一个只雇用失业工人的工程。 [20]

在县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据着21个席位中的10个，由于和两个“中间党派”代表结盟，社会民主党控制了议会，全部的社会民主党计划都被投票了。到10月为止，已经对工程项目投入了18万马克。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效，到12月为止，因失业而引起的福利成本上升让县负债累累，以至于什么也无法实施。 [21]接下来的两年，县议会因财政衰弱而无能为力。自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形成后，投票一直是可预测的，议会成了参与政治家们的参谋。比如，1930年12月，右派对《人民报》提出忠告，而在随后的辩论中，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猛烈攻击纳粹党人，以至于全体右翼分子离席抗议。 [22]增加税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仅仅是提到这一点就在1930年12月引发了一次公民协会的抗议集会，他们宣称更高的税收是“难以忍受的”。在这次集会上，诺特海姆的一名教师，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海因里希·沃格在公民协会发表了长篇演讲，证实《凡尔赛条约》是诺特海姆财政问题的根源。 [23]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日益增加的纳粹威胁同大萧条一样令人担忧。11月22日，国旗队举行了一场人潮拥挤的集会，主题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演讲者将德国的民主与意大利的独裁进行对比，直接针对纳粹的计划。许多诺特海姆人都感到了危险。国旗队报告说在9月选举前他们总共有100名成员，而其间有70名新成员加入。几周后，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下午，国旗队又举行了一场集会，这次是在市集广场。有五面旗帜和一个军乐队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大一批观众。演讲者的主题是纳粹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他宣称国旗队准备好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战斗，但是并不会率先动手。两天后，一场成员集会宣布过去几周新加入国旗队的有39人。 [24]到1931年年初为止，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总共有300名成员，包括青年部的56名成员。 [25]诺特海姆的民主将不会不战而退。

社会民主党的决心既不能阻止纳粹党的意图，也不能缓解自新年以来逐渐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1931年元旦发生了第一起暴力事件。三个明显喝醉了的纳粹党人，将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十几岁的儿子拖进其中一人所住的城镇宾馆的房间里，殴打了他。几个国旗队的人冲进去救他，但是宾馆的老板足够冷静，由此才避免了一场混战。 [26]也是在1931年的第一周，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强调纳粹党的威胁。“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他们听到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强调要想尽一切方法让纳粹党人无法进入政府。他准确地预言道：“一旦这群人进入政府，民主就将不复存在。” [27]

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的1931年是以在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一场星期天下午的集会开始的。演讲者来自汉诺威，话题很有代表性：“受束缚的司法——党国束缚下的德国法律？” [28]经历过前一年的大量观众以及社会民主党最近的集会之后，这种规模的集会已经很难令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满意了。能够填满大厅的是对民族主义的号召。1931年1月1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激动地报道：“国社党会邀请著名的U型潜艇[25]艇长赫辛[26]来诺特海姆发表演讲。赫辛是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有名的U型潜艇英雄，击沉了很多艘船只。” [29]纳粹的宣传也是兴高采烈的：

德国人民清醒一下！

来诺特海姆！

1月25日，星期天

下午三点在“1910年代圆顶”，将有同志发表讲话：

1.海军上校（已退役）赫辛，U-21号潜艇的指挥官。

2.著名的（奥格登堡）农业革命家布兰肯迈耶。

费用：在施潘瑙斯的书店预售价是50芬尼，售票处售价是60芬尼。

自由讨论！

与大众一起！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30]

为了给这个事件添加一些趣味，纳粹党告诉一位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主要人物，他可以在纳粹集会上进行45分钟的演讲，并且国旗队的人可以随行，只是他们必须交30芬尼的入场费。集会召开前，整个诺特海姆县的冲锋队进行了穿过城镇的游行，国旗队的游行队伍紧随其后。在纳粹集会开始前的10分钟，150名国旗队队员出现在了“1910年代圆顶”。纳粹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负责赫辛的集会，他对此有点儿震惊，声称他只能允许20名国旗队队员付30芬尼的入场费——其余人必须支付全额。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此期间突然又出现了150名国旗队队员。纳粹党人赶快让警察关闭了大门，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到市集广场去了，并且举行了一场反示威游行。两场集会都终止后，人们的情绪仍旧高涨，冲锋队和国旗队之间的斗殴勉强被阻止了。 [31]

接下来的两周，国旗队队员试图阻止纳粹党的游行时，又险些爆发了两场争斗。 [32]2月8日，社会民主党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以埃里克·内尔廷教授为主角，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其开始和终结”。1 000多名拥护共和国的人挤满了大厅，听他们详细讲述希特勒的意图：“想要在德国成功发动政变的人也必须掌握国家权力。所以，希特勒想要进入政府，并且不想再离开了。” [33]

纳粹党人开始感受到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所带来的压迫感。内尔廷教授的集会之后不久，一个纳粹党人撕掉了一个“年轻旗帜队”成员帽子上的帽徽，他立即被旁边一个国旗队的人击倒了。在就业办事处也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受害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纳粹党人，他们来诺特海姆领取他们的补偿金。 [34]在城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提议城镇上不再通过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购买所需的教科书了，因为施潘瑙斯是一名纳粹。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公务员党在一定程度上和公民协会联合起来了，因而阻止了这项提议。一个保守派议员对这一提议甚为遗憾，“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政治每天都在发生改变” [35]。

为了回应内尔廷的集会，纳粹党人将之前计划的集会题目由“陷入困境的政客，进入猪圈的人们”，改为“对内尔廷主题的纠正，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开始，社会民主党的终结’”。而且，他们降低了失业者的入场费，由15芬尼降到了免费。 [36]但是，这次集会以及一周后直接指向“动手又动脑的年轻工人”的集会都没能吸引很多观众，于是纳粹党人转而利用了诺特海姆的特殊性——高比例的政府雇员——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主题是“行政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演讲者是一个铁路工作者，“著名的老战士、机车司机德雷埃尔，国民议会的议员”。租赁的场地是“1910年代圆顶”，而入场费用降到了30芬尼。

集会吸引了超过1 200人。一支强大的冲锋队小分队就在现场，因此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了，而这时一群国旗队队员以紧密的列队进入大厅，高举着他们的旗帜，质问演讲者，尤其是针对他并没有谈及事先宣布的主题这一点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一篇呼吁政治稳健的社论文章中谈及此事，“随即发生了一场大骚乱，但是，双方领袖的理性维持住了秩序”。 [37]

在忙碌的2月，社会党人的政治活动和纳粹党人的同时进行。国旗队在忙于挫败纳粹的政变。在上述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国旗队的地方指挥官突然造访诺特海姆时，进行了一次警报测试。只提前一小时接到通知，就有100名国旗队队员聚集到市集广场，听从指挥官那鼓舞士气的讲话，并且举行了宣传游行。第二周，社会民主党的县组织开会，说现在是战胜纳粹党人的时候了。每个社会党人都被劝告要再招募新人。几天后，国旗队的整个县组织聚集到一起，庆祝其成立7周年。这支游行队伍有900名国旗队队员，全部来自诺特海姆县，他们准备了20面旗子、两支乐队和两支军乐团。他们还在市集广场和马戏场举行演讲，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舞会。集会主题表达了对纳粹政变的普遍恐惧：“为了保卫共和国，国旗队将会变得足够强大。”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一样，一小队冲锋队队员冲进了舞会，在被警察驱逐之后，他们将椅子腿扔出了大厅的窗户。 [38]这些天以来，社会党人也并没有忘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这是情人节时由自由工会上演的一出戏剧的主题，共吸引了400名观众。 [39]

纳粹党人也不甘示弱，2月26日，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另一场大规模集会，一个前陆军中卫和另一个演讲者发表了题为“共和国的12年——自由在哪儿？”的演讲。 [40]城镇中充满了政治活动。自纳粹党举行以U型潜艇英雄为主角的那次集会31天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12次不同的政治事件：游行、集会、会议——6次是由社会民主党进行的，6次是由纳粹党进行的。差不多一直在使用“1910年代圆顶”，大部分事件都带有暴力或者至少是极度紧张的色彩。对政治上玩忽职守的指控也出现了。2月27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引用了纳粹报纸的一篇文章，指责道：“诺特海姆城市建设办事处丑态百出。”文章声称不想参加社会民主党游行的工人们受到了“难以置信的恐吓”，有个工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了工作。城市建设办事处在一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职权范围内，因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要求进行调查和停职。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不幸的是，城市议会已经调查了这件事，发现纳粹的指责缺乏事实依据。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那篇社论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报》高兴地报道了这件事情，接着给这篇社论文章贴上了“另一场无耻的中产阶级骗局”的标签。 [41]

到1931年2月为止，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党人已经成功地应对了纳粹的挑战。冲锋队的傲慢自大与国旗队的好战相互映衬。纳粹的指责被反驳了，纳粹的阴谋被揭露了。每次纳粹会议或者集会都会被社会党人的集会反击。但是自9月选举的半年内，城镇的整个政治氛围已经改变了。政治变得激进了，除了选举运动期间，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街道冲突代替了原本在诺特海姆常见的相当乏味的地方政治活动。

这种转变必然会对采取观望态度的市民有所影响。时代在急剧地变化。在将激进主义和纳粹党人相匹配的博弈中，社会民主党并不指望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对手那么残酷无情和缺乏理性。而且，行动中的每个步骤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不安情绪，让他们更易受极端主义呼吁的伤害。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纳粹党的宣传对人性中的卑鄙完全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库尔特·舒马赫博士（社会民主党）：国民议会演讲，1932年2月23日

对于社会党人而言，纳粹党人只有在试图进行武装政变的时候，才是一个威胁。严肃的政治是一种理性的呼吁和积极的结果。因为国社党看似两者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不能构成政治威胁。纳粹党的宣传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持续给社会民主党钉上了两个标签：“马克思主义者”和“远离人民的当权者”（Bonzen，大概就是“依附于政客的人”，暗示着腐败）。这些标签当然是互相矛盾的，很难想象狂热的激进分子同时会舒服地贪污。但是有效的宣传并不需要符合逻辑，只要它能激发质疑、蔑视或憎恶就行。这两个词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对中产阶级有影响，而且它准确地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社会民主党使用的表达方式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并不是。因此，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双重阻碍，当社会革命是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时，它并不愿意成为革命性的党派，而另一方面，它的革命传统注定了只能寻求或者接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社会民主党捍卫民主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捍卫现状，而绝大多数的诺特海姆人都认为现状就是国耻和经济崩溃。 [1]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是他们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相处时最严重的障碍。城镇的阶级结构和中产阶级对社会的憎恶导致了如下情况：诺特海姆人怨恨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阶级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意识的反射。与个别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的城镇民众承认他们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人，但是一般仍旧不信任社会民主党。 [2]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联盟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城镇中一直是右翼占据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经常受到右翼的压制。尤其是1930年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分子似乎下定决心要削弱社会民主党，并且愿意支持纳粹党人来完成这件事。对于诺特海姆的工人而言，城镇的商人们看起来都是纳粹分子。 [3]从传统、组织和意识形态来看，工人们认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冒着失去其主要支持者——工人——的风险来吸引中产阶级呢？如果社会民主党放松其一贯的激进主义，那么共产主义者将会吸引持不同政见者。所以，社会党人和温和的中产阶级都不愿意为和解而努力。

随着大萧条的加深，让中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疏远的不再是激进主义，而是激进主义的诘问特征。没人相信社会党人真的在尝试进行基本的经济改变。许多人责备社会民主党人（在经济事务上）做得不彻底，同时憎恶他们的社会结构和“调整”目标。 [4]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无法阻止中产阶级聚集到国社党的旗帜下，因为纳粹党被称为真正的激进分子。宣扬对民主或者共和国的忠诚是不够的。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显然认为没有理由来回应这样的呼吁。削弱纳粹党的方式不应该是盲目的反对，而应该是安排有足够吸引力的计划，以此在中产阶级的内心中唤醒那些纳粹党能够唤醒的希望。

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专注于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而且是从武装起义的角度来看待纳粹党的。因此，无论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多么努力，他们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对抗纳粹党的方式。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多来自家庭背景，而不是代代相传的坚定不移。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父亲一直在城镇的铁路调车场工作，在世纪之交前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还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了社会党人。因此，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无意识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就像普通的美国工人必然会加入工会体制一样。 [5]纳粹主义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知道这件事，而投票数据也显示出来了。 [6]诺特海姆的工人们并没有加入或者支持纳粹党，反而是以极度反对纳粹主义而闻名。当一个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妻子询问他所反对的纳粹主义的威胁时，他这样回答道：“我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失去自由。” [7]

这种冷静的决心是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特征。他们并不是引人瞩目的人。从工会干事、消费者合作社主席再到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其他职务，他们在等级和职位上一路晋升，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力和认真，而不是超凡魅力的品性。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在常规工作之后的劳累时间里，有抱负的社会党人领袖会将自己年轻的精力投入学习经济学、历史或者社会福利法律中。那些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蔑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容易就表现得像“远离人民的当权者”，他们当然不是革命者。

三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在他们安静的同仁中脱颖而出——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和市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是国旗队领袖，不仰慕他的人称他为“野蛮和轻率的人”。 [8]他个子矮，但很威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遭遇了毒气攻击，因而声音变得嘶哑而微弱。尽管他的正式职业是医院检查员（也就是调查城镇医院中的保险收款员），但他本质上是政治家。此外，他和国旗队队员一起工作，还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和其他工人组织担任职位，他是城市议会的议长，县议会的代表。他易怒而好战，因粗暴而与许多人都很疏远，但是他非常受工人尊敬，在战斗中很冷静。

他的助手，同时也是国旗队青年部的领袖——弗雷德里希·哈泽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修长，非常孩子气，说话时的声音清晰而动人。他曾经想成为歌手，并且接受了声乐训练，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了县政府中的一名职员。县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弗雷德里希·哈泽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可以为国旗队工作，不过，1932年，一个保守派人士成为县长，这样的情况就结束了。弗雷德里希·哈泽的脸上闪耀着诚实、谦逊和亲切；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喜欢他。

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领袖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他也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地方和县组织的主席。他是诺特海姆城市政府的评议员，县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他也是汉诺威省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下设12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许多人而言，他就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化身。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并不是工人。他在旧城区中心拥有一家烟草店。他长得很帅，有着茶色头发，面色红润。保守派县长冯·德·舒伦堡将他描述为“具有极高的天赋，但是崇尚暴力；他还将这种暴力的性格灌输到了整个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 [9]。

议员库埃尔富尔特是那种少见的、完全党派化的人。他能说出那种特别油腔滑调的政治空话，而且能够成功地让这些话听起来直率而真诚。他有着极强的自信、勇气，并且镇定自若（他在战争中的履历很优秀），但也会运用精练的抨击和斥责。具有这些品质的他很善于判断人的性格，他相信理性和热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这只是在模糊的未来，而且在并没有什么争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接受了他本来的样子——彻底的政治家，而城镇中的工人们却将他理想化了。最后，他还拥有两个特质：完全献身于民主政治，拥有广泛的常识。他非常适合领导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超级社会党人联盟。他的对手讨厌他，也会对他表示吝啬的赞赏。很少人会低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

这就是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是城镇中唯一的民主制捍卫者，也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唯一堡垒。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没能通过考验。然而，他们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勇气或者不够高尚。

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1月和2月积极努力过后，不再试图为了与纳粹党竞争而举行集会了，不过在诺特海姆县，他们举行了16场公共集会，而纳粹党举行了8场。纳粹党在城镇中保持着更强的煽动节奏。3月的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不同类型的集会，一场“带有戏剧表演和德国舞曲的冲锋队征召新人晚会” [10]。这场集会五天后，又一个名人被邀请来发表演讲，吸引了800名观众：“（国会议员）埃德蒙·海内斯[27]，斯德丁女性谋杀审判中的……第一被告。”20世纪初，海内斯参加了高度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团，在一场私设法庭的审判后，他“处决了”一个“叛徒”，在右翼法官进行的审判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次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根据《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当海内斯讲他射杀受害者的经历时，观众们都欢呼起来，之后还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集会在掌声、欢呼声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28]中达到高潮。 [11]

与这种杀人狂形成对比的是，纳粹党决定接下来激起民众对传统犹太人宰杀牲畜方法的反对。于是，他们就这一主题组织了一次演讲，以彩色幻灯片的方式，由汉诺威阻止虐杀动物协会主席主讲。在演讲中，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公开表示他们反对这种做法。 [12]

《人民报》很快就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党人高喊着‘残忍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宰杀方法是20世纪最大的文化耻辱’”，而他们自己也“一直说着‘人头将会落地’”。但是很明显，有些人重视了纳粹的指控，《人民报》也贡献了一篇长文，为他们指控城镇中屠宰场的拉比残忍地对待动物进行辩驳。文章中也指出“纳粹分子经常在屠宰场周围闲逛，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粗鲁无礼”。这产生了影响：主管屠宰场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控告最开始指责“诺特海姆的屠宰场残忍地宰杀动物”的纳粹报纸，而诺特海姆的参议院对两名纳粹党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再对犹太人粗鲁无礼，将会被禁止进入屠宰场。 [13]

在此期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也继续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两周一次的半公开“夜晚讨论会”，目的是教化新成员并征召新人。话题包括“我们的计划”“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内容，讨论会的领导者是如恩斯特·吉尔曼那样的地方纳粹党人，平均每场有85名出席者。到4月末为止，地方小组的成员上升到191人，但是与之前一样，这些成员大部分都来自诺特海姆县，而某个单独的村镇一达到最小数量的15名成员就会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地方小组。因此，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而城镇中心居民的成员数量却在缩减。不过，这已足够他们举行经常的集会、散发传单和进行游行示威了。 [14]

接二连三的煽动将其他党派吸引到了活动中来，尤其是民族主义党派，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相似的呼吁方式来获得纳粹党那样的成功。早在2月，“钢盔团”（他们在地方上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关系就像冲锋队与纳粹的关系一样）就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集会，主题是“冯·亨宁·奥夫·舍恩霍特阁下”。几乎和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他集会一样，这场集会在城镇中最好的旅馆桑尼举办，不收入场费。（这家旅馆的所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演讲者除了攻击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外，还宣称希特勒是“民族主义思想的鼓手”，“俾斯麦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有30名新成员加入了钢盔团。一个月后，德国国家人民党举行了一场以民族主义党派的国会议员为主角的集会。三周后又举行了一场钢盔团的集会，这次是以电影来吸引观众。 [15]接着，公民协会在3月的时候举行了一场露天集会，议员马纳在集会上抨击《凡尔赛条约》，并且预言当内部团结起来的时候，德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现场的乐队引导群众，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16]

共产主义者也很活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第一次游行和集会。他们租赁了骑术大厅用于召开集会，这个大厅很大，但并不是真正的会议大厅。来参加共产主义者集会的还不到100人。 [17]

诺特海姆被如此多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包围着，以至于很难想象任何近似于共同政治行动的事情。然而，1931年3月，即将发生的一个事件证明共产主义者、纳粹党人、民族主义党派和人民党派是能够携手合作的——至少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方面。

魏玛德国的民主政治堡垒是普鲁士邦，在德国特有的联邦制中，普鲁士邦占据着德国3/5的人口和土地。普鲁士邦由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进行统治，前者汲取了罗马天主教在莱茵兰各省的力量，后者获得了鲁尔、西里西亚、柏林和汉萨同盟中各港口城市的支持。只要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控制着政府，民主制度就是安全的。

渡过了大萧条的第一个严冬之后，纳粹党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支持，如果举行选举的话，他们能够终止联合政府的多数派。然而，要举行选举，普鲁士的国会就将被解散，掌权的联合政府拒绝这样做。《魏玛宪法》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签名请愿，就可以进行公投，而如果公投票数足够多，就可以不管国会内的政府多数派而强制解散普鲁士国会。

纳粹党提出了这个想法，共产主义者很快就支持他们了（遵循着共产国际扭曲的想法，即认为打败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目标）。民族主义党派、汉诺威的圭尔夫党派和人民党派也承诺会帮助，不过至少还有一个诺特海姆的人民党派领袖拒绝加入这个纯粹消极的策略。 [18]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混乱随之发生了。公民协会也参与了；议员马纳解释说他们虽然是为了地方政治而存在的，但是，在普鲁士政府中发生的改变应该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

在请愿活动中，纳粹集会放慢了速度，请愿活动吸纳了他们大部分的力量。为了发挥作用，这项活动需要实际收集签名；宣传还不够。不管怎样，纳粹党至少还是找到时间来举行一场盛大集会，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办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在解散普鲁士国会中的立场，以及，结束失业”。演讲者是前普鲁士公务员，他现在是纳粹党在国会的代表。 [20]在请愿活动中，公民协会的集会规模更大，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议员马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专政”。他希望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能在请愿书上签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21]

社会党人对请愿活动很担心，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纳粹的高压手段。选民们的家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没有准备投票箱，选民们必须公开回答“赞成”或者“反对”。《人民报》指责纳粹党正在利用请愿名单来抵制那些不签名的商人。社会民主党特别担心在某些诺特海姆县偏远村庄中的纳粹威胁。后来进行公投的时候，《人民报》指出在某些诺特海姆县的村庄，投赞成票的人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要少。 [22]

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回击是增加了国旗队的活动。3月24日，在请愿活动开始前的一周，国旗队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集会。德佩是主讲者，他拼尽了全力。他认为慕尼黑政变中的希特勒是懦夫，他评论了纳粹的政治暗杀，谴责杀人犯海内斯，海内斯是在纳粹党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讲者。两天后，100名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进行了穿过整个县的35公里游行，随之又在市集广场举行了演讲。几天后，据称国旗队增加了22名成员，驱逐了一名纳粹党的间谍。 [23]

在签名请愿活动中期，4月10日，国旗队又进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大约200名国旗队队员参与了游行，由一支军乐队领头。游行队伍直接穿过山坡上的住宅区，两次停留在公民协会办事处的前面呐喊示威。背后暗含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对保守派同纳粹党勾结的愤怒。在市集广场，德佩发表了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称为针对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的“煽动性演讲”。另一场演讲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为了庆祝西班牙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29]倒台。 [24]国旗队正在制造自己的存在感。

《人民报》也指责纳粹党正在违反制服禁止法令，并且督促政府重申针对褐衫队的禁令。汉诺威省的社会民主党省长诺斯克禁止参与政治集会的人乘坐卡车或者公共汽车，因为好战分子（尤其是党卫军）经常被带到政治集会上，他们比地方部队更易于发起街头战斗。诺斯克也——在私人理论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禁止除了官方海报之外的其他海报使用红色。 [25]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与日俱增的紧张感还是难以避免地导致了暴力行为。4月8日，两名纳粹党人和四名国旗队队员发生了一场打斗，纳粹党人的下场很惨。一周后，《人民报》报道称，一名纳粹党人殴打了一名国旗队队员的妻子；他威胁说如果警方不提供更多的保护，就会自行处理。在请愿运动的高峰时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两名年轻的纳粹党人虐待了一名女性社会民主党人，而两名国旗队队员撕扯掉了一位女士外套上的纳粹徽章，这位女士是纳粹女性附属机构的成员，还有一些国旗队的青年部成员们嘲笑去教堂的孩子们。《人民报》否认了后两件事。 [26]

运动的氛围也导致《人民报》进行广泛的宣传。4月1日，《人民报》报道称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牧师的儿子获得了奖学金，而奖学金本来是给高级中学中贫穷但有天赋的学生的。《人民报》指出一个牧师每个月赚800马克，而一个失业者每月最多只能赚60马克；该报还邀请读者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结论。两天后，《人民报》指出有三份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出现在诺特海姆县图书馆的桌子上。《人民报》发表社论：“这种颠覆分子的报纸怎么会出现在公共图书馆？” [27]

如果说社会党人正在到处见到纳粹党的话，那就是因为在请愿活动中，中产阶级和纳粹党勾结在一起了。1931年4月19日，所有支持请愿活动的团体参加了一场群众集会。正式发起人是钢盔团，晚间的主讲人是其青年部的成员。但是集会的支持者主要是参加请愿活动的所有政治党派（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及诺特海姆的几乎所有右翼组织：县农业协会、泛德意志联盟、德国军官全国协会、储蓄存款联盟、德国学徒协会，最后是公民协会。“1910年圆顶”挤满了人。钢盔团准备了一支来自邻近村庄的乐队，还有一支诺特海姆自己的军乐队，而纳粹党还组织了冲锋队小分队。主讲人一直在咒骂“不信神运动”，他所指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之后他又继续说道，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是一个介乎于“罗马和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盟。集会结尾，他们热情洋溢地歌唱了《守望莱茵河》和德国国歌。 [28]

签名集会仅仅持续了两周，证明了纳粹党强大的组织能力，纳粹党是请愿活动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前十天，诺特海姆几乎有1/5（1 275人）的合格选民签名了。后来，纳粹党人投入了更多的力量，最后四天几乎收集到了同样多的签名，总数达到了2 246，占城镇中选民的1/3。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所收集的签名足够举行公投了，最后确定下的日期为1931年8月。

当然，许多诺特海姆人签署请愿书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收缩现象。4月2日，商业和私人银行的诺特海姆分支营业所永久关闭了。一周后，大萧条期间最不幸的灾难降临到城镇中的中产阶级身上：企业银行破产了，这是地方上的资助合作银行，也是下层中产阶级的骄傲。1931年4月9日，银行宣布破产，不过直到1933年才进行清算，这引发了相当多的怨恨。企业银行破产并不是因为总体上的经济形势，而是糟糕的管理，尤其是利率政策造成的影响。债权人的集会争论激烈，这件事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纳粹党人宣称破产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和政府的共和政体形式，而社会民主党人愉快地指出银行董事会是由民族主义党派和纳粹党人组成的，并且罗列了导致银行破产的各种重大错误。1933年之后，纳粹党默认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对银行的前经理提起了法律诉讼。

城镇中大约15%的小商人受到了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一人因此事而宣布破产。其后，许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 [29]

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活动更加激烈了。4月7日举行了一场诺特海姆家庭主妇俱乐部的集会，主讲者控诉“经济的美国化”，反对百货商店、消费者协会和对外出口。他劝告女性只买小经销商的商品。 [30]在包罗万象的宣传中，纳粹党人承诺会援助小商人，但是直到太平时期到来，商人们依旧被迫为纳粹事业捐款。到1931年4月末为止，《人民报》指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并没有付清账单，而且已经没钱支付了。《人民报》警告商人们不要允许国社党赊账，它还暗示说纳粹党人经常以抵制活动来威胁商人们，从而赊账或者敲诈捐款。至少有一个诺特海姆商人之后证明了这种指控。 [31]

商人们是最不能遭受大萧条之苦的人；到1931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就业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2 000人——是前一年秋天的两倍。其他工人们遭遇了减薪和缩短工作时间。城镇的雪茄工厂（有250名雇员）四个月来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减少。 [32]《人民报》在报道诺特海姆县一个10岁小男孩死于农业机械的意外事件时，顺带指出这个男孩挣的钱比他父亲还多。 [33]在这种情况下，1931年的一个星期五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时，几乎没有工人丢下工作去参加。游行规模小得可怜，只有三面红旗和一个写着“我们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语牌。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演奏了几支曲子，而这就是全部了。 [34]

总体上而言，在请愿活动之后政治活动减少了，不过纳粹党人试图继续施压。5月2日，他们请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发表了一场演讲，吸引了260人；几周后，他们举行了有600名冲锋队队员参加的游行示威、一场音乐会，并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集会。大约900人出席了集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之为“国社党最伟大的成功之一”，而唯一玷污了“这种成功”的实际上是纳粹党人认为增加了趣味的一件事：在游行活动中和一些国旗队队员短兵相接。 [35]早在6月，他们就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其他的不同活动，包括音乐会、戏剧表演、演讲、抽奖活动和舞会。这也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650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活动，不过“戏剧表演”中只包含冲锋队队员痛打共产主义者的场景。 [36]四周后，普鲁士议会的主席代表纳粹党在诺特海姆讲话，一周后，为了符合轻松的夏天氛围，冲锋队乐队在诺特海姆外的一个旧城堡废墟上举行了音乐会。 [37]

民族主义党派也放松了。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征召新成员的晚会，钢盔团在这次晚会上招到了10个新成员，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1931年夏初举行了一场6月花园聚会，为了纪念他们国家指挥官的50岁生日，同时还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和其他娱乐活动。 [38]只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让保守派很困扰。5月，议员马纳指责社会民主党使用福利办事处的资金来放映他们的宣传电影给领取抚恤金的人员观看。马纳立即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控告了，并且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一则广告，说明：（1）他并没有真的提出指控；（2）他带着深深的懊悔收回前言；（3）他会支付所有的诉讼费用。 [39]

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速度也放慢了。6月初，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活动，而在市政厅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弗雷德里希·哈泽详述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不幸遭遇，强调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繁荣起来。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被驱逐的意大利反法西斯者马里奥·科菲教授。一大群人听他谈论“血腥又可耻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演讲的题目是“纳粹标记的国度”。一些纳粹党人出席了，但是没人试图说些什么。 [40]

几天后，诺特海姆涌入一群“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大会。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利用它们的存在发起了游行，并在市集广场上召开了集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的游行很壮观，他们穿着蓝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唱着歌，举着鲜红的旗帜。 [41]另一件令人高兴的插曲是一周后，也就是6月15日举行的“工人运动会”活动。工人运动俱乐部和城市乐队以及国旗队的军乐队一起游行，之后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项目。晚上，有一场火炬游行，人民合唱团演唱了歌曲，还有一场关于社会党人引入体育运动的演讲。这天结束的时候，大家高呼着“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并且高唱着《国际歌》。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尝试了更多的低调宣传，它派遣了一辆带扩音器的卡车，在诺特海姆内穿行，只进行一些口号宣传，主要是轻松的、非政治性的内容。 [42]1931年6月，大萧条减轻了；诺特海姆的失业人数降到了8 000人，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

然而，随着炎热的夏天逐渐过去，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导致美国银行开始收回借给德国的贷款。1931年中期，信贷危机严重起来，7月，主要的德国银行开始倒闭。政府宣布7月14日是银行假日。诺特海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银行挤兑。一家银行的前任主管回忆道：“只有几个人来银行挤兑，之后他们又以尴尬的借口把钱送回来了。” [43]但城镇们的领袖很担心。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参加每年举行的射击协会庆祝活动。其理由是总体上的经济灾难让庆祝活动显得不合时宜。这一决定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大众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特别需要啤酒和撞柱游戏来把注意力从大萧条中转移出来。议会在下一年没有重复这一错误，不过那时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 [44]

社会民主党也表示担忧，尤其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很可能打入失业者内部。6月，自由工会召开了一次特别集会，讨论应对德国共产党[30]在失业者中的活动的对策。一周内，《人民报》就报道说，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们的努力，诺特海姆的城镇已经为自由工会准备了用于分发的土豆和其他食物，也安排了失业者自由使用城镇的游泳池。《人民报》也坚决否认共产主义者正在打入诺特海姆的“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中。 [45]

随着经济忧虑而来的是政治紧张感，尤其是8月8日即将发生的“针对解散普鲁士国会的公投”。7月中旬，有谣言说会有纳粹政变，而诺特海姆的国旗队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但是晚上只举行了一场游行并且在市集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演讲。一周后，国旗队再次出动，针对汉诺威的国旗队队员被杀事件发起了抗议游行。诺特海姆人很可能还记得6月发生的一起恶劣事件，当时两名冲锋队队员用靴子踩踏一名社会党人，然后用镰刀切掉了他的手指。在抗议游行中，由军乐队领头的国旗队队员朝着市集广场行进，在那里聆听弗雷德里希·哈泽承诺他们会捍卫共和国，并且让德佩在民主政治“万岁”的呼声中带领着他们前进。 [46]

8月公投将所有支持4月请愿运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党派的宣传变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主要内容，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8月9日前连续12天登载钢盔团的广告，号召人们投赞成票。和以前一样，纳粹党人是推动力量。8月1日，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而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一场游行，大约有600名冲锋队队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参与其中，此外还有一支乐队。他们也有幸举行了选举前夜的集会。每场集会都有七八百人参加。 [47]8月5日轮到公民协会了，马纳号召“组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阵线”（他忽视了共产主义者也支持公投的事实）。集会上，他们安排了一个车队用于拉票。 [48]

国旗队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诺特海姆县的偏远乡村，他们用卡车作为运输工具。每场在乡村中举行的集会都喊着“共和主义者随时准备战斗”的口号。一次出行以穿过卡特莱拍卖厅的游行为结束，因而受到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警告。在市集广场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反对破坏普鲁士”，德佩强调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正在一起致力于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权威。 [49]社会民主党也在诺特海姆县的偏远地区举行了集会，投入完全纳粹化的农民中。来自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经常陪同着他们以提供保护，而社会党人演讲者的妻子们会一直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归来。 [50]有一次，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只能通过拖延演讲的方式，直到城镇中的国旗队队员来支援才免于被打。事实就是这样，就在冲锋队队员开始搞破坏的时候，警察和国旗队队员同时到了。 [51]在诺特海姆县的其他地方，社会党人实际上生活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中。在某个乡村里，一个22岁的工人在春天的时候死于纳粹党人的殴打，而8月，纳粹党人在同一个乡村里发动了针对国旗队队员的大规模袭击。在诺特海姆，这一事件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了，特别是有30名纳粹党人因他们所实施的攻击而受到了罚款和监禁128个月的处罚。 [52]

也有谣言说即将发生纳粹政变。这种谣言非常常见。一年前，在1930年9月选举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努力地澄清关于希特勒式政变的谣言是假的，还指出国防部长曾说他打算将所有的革命都扼杀在摇篮中。 [53]在这一切的背后，唯一记录在册的事实就是希特勒曾经试图发动一次政变——1923年11月失败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选举前的几天，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五人一组，在街上巡逻。市长，作为治安负责人，立即警告国旗队队员不要这样做。作为回应，《人民报》发表了一封好战的公开信，要求得到更好的警方保护并且拒绝停止巡逻。 [54]诺特海姆的警察也禁止纳粹分子在选举前夜游行，他们担心会“对治安造成威胁”。 [55]

选举之前的几天，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村地区已经割好了干草，这样一来，许多冲锋队队员就能去城镇里了，政治情绪因此而高涨起来。当时的情绪到了只要发生一点儿小事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地步。比如，选举的前一天，一个冲锋队队员进入一家酒馆，宣称：“都让开，冲锋队来了！”一个国旗队队员立刻把他打昏了。当时并没有发生更激烈的暴力行为，不过这为之后的暴力行为做了准备。同一天，一个叫作塔普曼的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用指节铜环殴打工人急救协会成员的头部，导致他到医生那里缝了好几针。 [56]简言之，所有事情促成了发生在8月9日选举夜晚的主战。那段日子，国旗队和冲锋队成员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随后的审判中，纳粹的律师展示了如下的秘密指令，足以表明这一天的氛围：

黑—红—金国旗队，第10区

致第10区所有的地方组织

同志们：

第10区所有地方组织将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发现敌人有政变企图，应立即向地区领袖报告。每个地方组织（X、Y和Z）都要配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以便和地区领袖保持联系。这些联系人在9日星期天晚上7点必须出现在地区领袖的家里。他们身着没有任何标志的平民服装。所有地方组织要确保他们配有更多的骑摩托车的人或者骑自行车的人，以防电话通信中断，地方组织必须与地区领袖保持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所有的指令都是口头传递。星期天晚上7点后只可以打电话给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地下室酒吧，号码是204。晚上10点后打给城市建设办事处，号码是357。

自由万岁！

德佩，地区指挥官，第10区 [57]

在诺特海姆，身着制服的国旗队队员在市政厅地下室小酒吧聚集，而冲锋队在沿着宽街直走两个街区的另一间酒吧里保护总部。8点，天色暗沉了，两群人开始在城镇中巡逻。难以避免的是，这两群人在两间酒吧中间迎面相遇了。纳粹这边是恩斯特·吉尔曼、诺特海姆的副领袖和塔普曼，国旗队一整天都在讨论塔普曼，因为他前天晚上用指节铜环攻击别人。双方争吵起来，纳粹党人先动了手。嘈杂声引起了两间酒吧的注意，不到一分钟，宽街上就充满了打架的人。双方领袖都想要停止打斗，但是国旗队队员看到他们有两个同志倒在血泊中，而已经被刀刺伤的吉尔曼一边用手杖打人，一边大喊道：“我会把你打到死的。”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了。纳粹领袖打电话给警察，十分钟后，警察到来，这才终止了这场打斗。双方都有因刀伤和头上的伤住院治疗的人，许多人都受伤了。

警方调查之后以殴打伤害罪起诉了三名在最初的巡逻中携带致命武器的纳粹党人。由于证词混淆矛盾，需要进行两场审判。法庭认定三名纳粹党人有罪。恩斯特·吉尔曼被判两个月监禁，300马克罚款和三年缓刑。塔普曼被判四个月监禁，与此同时，另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纳粹党人逃走了。法庭在判决书中宣布正如国旗队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公投日打斗”中无罪。 [58]

实际的公投在整个普鲁士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继续执政。在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尽力去“争取选票”，因为没有选票就等同于投否决票。纳粹党人很努力，1 000多名诺特海姆人参与了投票，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多。然而，投赞成票的总数只勉强超过各党派在1930年9月支持解散时获胜的投票总数。

投票结果并不是纳粹胜利，因为并没能推翻政府，但是国社党对春夏请愿运动所制造的氛围非常满意。不仅仅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屈服于纳粹的领导，而且通过一项旨在确保最大限度的民主的宪法规定，政治进程变得更激进了。诺特海姆的暴力活动令人满意，因为这是将城镇中陷入困境的市民带到希特勒那边的另一步。如果没有好的警察，独裁者什么都不是。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没有救世主会来救我们，

没有上帝，没有恺撒，也没有护民官。

如果想要从痛苦中解脱，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版本

嘴唇裂开、脑袋受伤、参差不齐的割伤和绞痛的肿块是“公投日打斗”的结果，但它至少有一个有利影响。它们清除了暴力氛围，满足了双方中暴脾气的人。8月9日之后差不多三个月再没发生肢体冲突事件。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紧张都缓和了，因为这场运动所产生的指责和怀疑的后果仍旧存在。公投三天后，《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控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作为投票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允许选民在投票间中随意乱写选举标语。城市议会调查了这一指控，发现指控不实，《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随即取消了指控并且进行了道歉。接着，《人民报》发出了相对温和的回击。 [1]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在辩论中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人民报》的冷嘲热讽，不如说是因为一个会进行毫无节制攻击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即纳粹每周发行的时事通讯《听！听！》，第一期于8月初发行，每月66芬尼。每一期都包含着各种各样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内容，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参议员职权范围内的城市运作状况，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色”健康保险办事处。手段就是《人民报》所熟练使用的那种反问句式，比如：“健康保险办事处怎么能派三个人和一台车去参加会议？他们不能省钱么？” [2]

《人民报》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议员马纳身上，因为他和纳粹合作，致力于解散普鲁士议会。《人民报》指责马纳上了纳粹的当，选举当天，公民协会的公用车队被纳粹党人用于树立自己的威望了。它还指责马纳为《听！听！》所写的文章以及将公民协会金库中的资金转移到纳粹手中。这是摧毁马纳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最终成功了。 [3]

另一个公投运动所产生的痛苦影响是忽视了每年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公共集会只在一所学校中举行，集会厅里只坐满了2/3的人。《人民报》抱怨道，只有极少数人大概是出于对共和国的忠诚才出席了集会。晚上举行的火炬游行只有国旗队和自由工会的成员参加。《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责，因为社会党人坚持让国旗队带头游行，所以其他俱乐部和工会都不参加了。 [4]

还有其他的迹象表明“公投日打斗”的不良影响。在城市议会接下来的会议上，社会民主党要求为工人急救协会提供每年25马克的补贴。诺特海姆已经资助了红十字的志愿急救协会，但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威胁说如果议会不通过他的议案，他就要限制对该协会的拨款。公务员党无奈地帮助社会民主党压过了公民协会，补贴议案通过了。 [5]

钢盔团也采取了预备性措施。9月，一场以两名党外人士为主角的集会上，一名钢盔团领袖宣称德国将会发生一场内战，“在布尔什维克人和国家反对党之间”，而且“不会存在中立派”。第二天早上，诺特海姆钢盔团青年部进行了“防守运动”练习。一周后，1 000名钢盔团成员试图在诺特海姆进行同样的活动，但是警方担心有麻烦，就禁止了该项活动。这时，《人民报》激动地报道：“星期天早上，一些钢盔团成员在诺特海姆公园练习扔手榴弹，他们将之称为‘体育运动’。而凌晨2点，他们唱着歌在街上游行。警察会对此采取什么措施吗？” [6]

随着第一缕秋风扫过德国北部平原，这些问题被搁置一旁了，因为又一个萧条的冬天迫近城镇了。失业数据随着季节而变化，在冬天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到10月为止，每周有9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来诺特海姆的就业办事处。城镇中有418名失业者。这一人数并不比去年的同一时间更多，但是1930年10月时，城镇中有2/3的失业者仍旧有固定的失业补助，而到了1931年10月，只有1/3的失业者有补助；剩下的人领取紧急救济金或者福利救济金。这种重大变化是令人绝望的。

申请去制糖厂工作的人数量众多。《人民报》报道称，一个过去20年来每个丰收季都在制糖厂工作的人被拒绝了，因为他拥护共和政体。这名工人说，就业主任告诉他如果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必须改变政治派别。 [7]

就在失业者日益陷入困境时，出现了通过私人慈善机构来缓和这种情况的尝试。1931年10月，诺特海姆所有的慈善组织（纳粹分子和钢盔团除外）决定建立一个共同金库。这个“辅助联盟”包括路德派、天主教派和犹太慈善团体，以及包括“社会主义工人福利”在内的左派组织和包括“祖国的女子俱乐部”在内的右派组织。它也得到了诺特海姆县长和市长的支持。辅助联盟着手组织街头募捐，并分发食物、衣服和燃料。到11月为止，共募捐了1 350马克。除此之外，商人们捐赠了衣服，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承诺会每周派送食物。城镇中的犹太商人是捐赠最多的人。自由工会组织了福利晚会，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入场费用是每人75芬尼。人民合唱团和城市乐队带来了音乐。各种各样的当地喜剧演员进行演出，工人体育协会也表演了节目。辅助联盟只从这项活动中就赚了350马克，工人福利协会也举行了自制圣诞礼物售卖活动，收益全部用于帮助失业者。到1931年11月27日为止，有250名失业者申请帮助。他们也要求从自己的阶级中选出四名代表来监督援助分配情况，但是被一致拒绝了。 [8]

在全体努力下，煤炭经销商为所有失业者降低了褐炭砖的价格，诺特海姆面包师行会将面包价格降低了8%。促使面包师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人民报》无情地攻击了他们的定价政策，将其与邻近城镇的价格进行了不利的对比。1931年12月降价之后，《人民报》并没有喝彩，只是指出现在面包房的面包价格和消费者合作社的价格相同。因为诺特海姆的面包师“为纳粹做宣传”，因此即便没有更低的价格优势，工人们也被建议去合作社的商店里买面包。 [9]

城市也帮助减少了失业人数。1931年2月开始，免费的“人文”电影在一所公共学校上映。城镇在第二个秋天开始为年轻的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还把城市拥有的几英亩[31]园地租给失业家庭。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天，贫穷的失业者获得了每月以低于正常价格30芬尼的价格来购买一袋煤炭的资格，这样他们每月最多能买200磅煤。 [10]

尽管有这么多的措施，大萧条还是更严重了。1931年有六家公司破产，是1930年的两倍，1931年12月城镇中最大的一家公司——一家纸袋厂倒闭了，准备从诺特海姆搬走。 [11]冬天结束的时候，诺特海姆有704名失业者。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有超过13 000人，这就意味着每天有2 000人徒步穿过诺特海姆，到旧军营营房。似乎是为了让经济形势创造的苦难更加完整，大自然增加了灾难。1931年1月，鲁默河洪水泛滥，对铁路轨道北部区域的工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在旧军营营房为流离失所者准备的紧急住所也被洪水冲毁了。诺特海姆县的全部损失估计有25万马克。 [12]

银行业也开始出现收缩的迹象。随着前年夏天实行银行假日，城市储蓄银行的账户损失了5万马克。这其实还不到总数的3%，但是足以让议员马纳要求公民协会成员将钱存在城市储蓄银行中，“尽管有恶意的谣言”，但银行是绝对安全的。他要求对人了，离开银行的这些人有很大一批账户，每个账户都超过500马克。1931年年底，城市议会、县长和12个经济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告诉诺特海姆人不要把钱藏起来，而是要放在银行里，这样才是安全的。 [13]尽管并没有在新闻上报道，但是这种方法奏效了；到1932年年底，不仅很多账户重开了，而且又开了许多新的小账户，以至于城市储蓄银行在大萧条的三年中实现了净增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1/4的人在城市储蓄银行有超过100马克的储蓄账户，这还不包括放在诺特海姆其他银行的钱以及投入股票和债券的钱。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除了在心理上。 [14]

为了进行有效的煽动，纳粹党人开始利用日益严重的大萧条。公投结束之后，又开始了旧式集会。8月末，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主角是前军队军官和前共产主义者，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朝着巨大的胜利前进了一大步！红色恐怖！”一周后，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演讲的题目是：“对年轻人的谋杀。”这之后不久，纳粹党人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关于戏剧的演讲：“国家社会主义正在试着拯救德国艺术，再创造属于德国的艺术。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舞台团将会表演戏剧‘毒气506’……”尽管有“著名的演员；低廉的价格”这样的噱头，但是出席率依旧不值一提。很明显的是，城镇只能承受这么多的“夜晚活动”，因为9月晚些时候，纳粹党人参加了由钢盔团举行的活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15]

10月，纳粹党人开始致力于城镇所关注的经济事务。第一周举行了一场题目为“冬天将会带给我们什么？”的演讲。两星期后，首席纳粹党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菲德尔[32]来到诺特海姆，发表了题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金融和经济政策”的演讲。他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到“1910年代圆顶”，包括许多对纳粹党的经济项目感兴趣的中产阶级。他们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并不是富有成效的自由经济的国有化”和“有组织的经济领导”。不管怎样，这是纳粹党最有成效的集会之一。 [16]

纳粹党在1931年剩下的时间里进行的都是相当普通的活动：戏剧、慕尼黑政变的每年庆祝活动、福利音乐会和圣诞晚会。唯一的群众集会是在11月26日举行的，主角是普鲁士议会成员，他指责社会民主党应该为现在的经济困境负责，并且承诺如果纳粹党掌权，他们“不会使用软弱的手段” [17]。

纳粹党也不仅利用大萧条进行政治宣传。1931年秋末，他们开办了赈济处救济失业者。赈济处坐落在一家罐头公司以前的工厂，这家公司于1929年破产了；其所有人免费提供了场地。希特勒和民族主义党派于1931年10月结成联盟——所谓的“哈尔茨堡阵线”。因此，在地方层面上进行更紧密合作的途径打开了，赈济处是纳粹党—钢盔团的联合事业。这个联盟和辅助联盟是竞争对手，纳粹党试图让人质疑城镇中总体上的救灾工作：

100年来最糟糕的冬天！省和国家都拒绝帮助！只有所有人都关注这种强烈的需求时，德国人才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多地付出。以国家反对派为代表的人民中的大多数，只有团结在一起，所有人团结一致，才能控制住不幸。只能捐款给拥有我们卡片的代表。

钢盔团（阵线士兵联盟）

国社党，诺特海姆县 [18]

赈济处获得了足够多的捐款，到12月中旬的时候，每天能救济200人，包括40个家庭、20个单身人士和数名冲锋队队员。大部分食物都是农民（有时是从他们那里强取的）以及诺特海姆的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捐赠的。纳粹党声称他们只向能拿出食物的人索要，而且不会针对政治派别分发食物，但是至少有一个工人因为“左翼”身份而被拒绝分发食物，《人民报》声称只有失业的纳粹党人才能得到救济。 [19]

1932年年底，纳粹党的赈济处分发了12 000次晚餐，但是福利活动并不是赈济处唯一的功能。有一些房间是专门留给冲锋队队员的（在1932年初，“哈尔茨堡阵线”崩溃后，钢盔团被排挤出去了），工厂成了诺特海姆冲锋队的总部和“营房”。工厂投入使用不到两个星期，纳粹党旗就飘扬在了最高的烟囱上。因为纳粹党被禁止在普鲁士展示党派标志，《人民报》很快就要求警方对此展开行动。然而，警方什么都没做，直到1932年春末冲锋队短暂解散，警方才命令将旗帜降下来，但是只持续了几天而已。在一个充满标志的国家中，诺特海姆上空持续飘扬的纳粹党旗一定会被视作让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确信纳粹党是未来政党的另一个步骤。 [20]

1931年年底，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回顾了这繁忙的一年。他们的集会数量并没有比前一年更多，但是他们的角色改变了。首先，国社党可以利用前年选举的国会代表的共同资金，用于地方集会。1931年出现在诺特海姆纳粹讲台上的国会代表不少于5名，除此以外还有普鲁士议会主席和该机构的纳粹党国会领袖。对于一个有1万人的城镇而言，有丰富的可选择的演讲者资源，尤其是也包括戈特弗里德·菲德尔在内，在普通大众的眼里，他是最高的纳粹党领袖。而且，国社党开始向诺特海姆市民强调军国主义理想。这一年，他们准备了三名前军官作为演讲者，举行了五次准军事游行。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纳粹党集会的规模。纳粹党在1930年只租赁了一次“1910年代圆顶”；1931年他们用了不少于10次，每一场都是真正的群众集会，大约都有1 000人。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也举行了14场集会。换句话说，几乎每场集会都有很大一群观众。最后，1931年也见证了纳粹党“夜晚活动”的开端：像政治盛会一样，但是有不同的吸引力，节奏变化上明显不同于通常三到五小时的演讲。

当人们发现1933年之前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实际成员只有60人时，纳粹的活动记录变得更令人震惊了。这些活动得到了县中很多党派成员以及很多同路人的援助，但活动核心有严格限制。一旦运动受到了大批人追捧，有限制的核心就不是一个限制因素了，1930年年中的诺特海姆很明显就是这样。有很多党派成员就住在城镇外面。诺特海姆周围的乡村地带依旧是纳粹党成员最强大的来源地，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包括了那些没有自己地方小组的县成员。1931年，瓦尔特·施泰内克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据他自己所说是春天的每个夜晚）将包含15名以上成员的地区转变为独立的地方小组。到1931年12月为止，诺特海姆县有23个地方小组。当年8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地方小组从184个变为82个，因为新的地方小组蒙受了损失（再加上其他人搬走了或者不再缴纳会费了）。纳粹党中有很多农民，所以，施泰内克向大区汇报说，秋天的时候诺特海姆县的活动必须因收割而终止。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因为信仰而成为纳粹党人的；警方有证据证明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是受到联合抵制的威胁才被迫加入纳粹党的，农场工人也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加入纳粹党或冲锋队，将会被开除。农民们也为他们雇用的帮手支付会费。 [21]因此，有很大一群外来者可以协助城镇中地方小组的活动。而且，很少诺特海姆人会质疑城镇中缴纳会费的成员这么少。城镇中的人都认为纳粹人数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22]

就年轻的方面而言，这是相当正确的。诺特海姆高级中学的学生们被纳粹强烈地吸引住了。绝大部分公开进行的活动都是由冲锋队中的年轻人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来完成的。一位诺特海姆的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仍旧清楚地记得绘制纳粹党旗、写人行道和墙上的标语以及分发宣传单和小册子。 [23]尽管纳粹党依靠口头语言，但是他们也分发印刷品，尤其是在选举时期，比如向诺特海姆的几乎每栋房子投递党派报纸、攻击性的宣传单和参加他们集会的免费门票。 [24]尽管希特勒青年团被安排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所进行的很多活动都不是直接与纳粹有关的。一名前成员这样描述1933年之前的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

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不是受到了来自父亲或其他人的压力——我自己独立决定加入，只是因为我想要加入一个男孩子的俱乐部，在这里我可以为了民族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希特勒青年团有露营、远足和团体会议。1930年我加入青年团的时候是诺特海姆的第九个人。这里有来自各个阶层的男孩子，不过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的。并没有什么社会或阶级差别，这是我最支持的。直到后来才出现了直接或明显的政治教化——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虽然没有努力招纳新成员，但是发展速度很快。我认为大部分男孩子加入这个团体的理由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和其他男孩子一起进行激动人心的活动的组织。这也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正派的男孩子们想要摆脱来自国外的不良影响。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政治因素并不是男孩子们加入青年团的主要原因。我们确实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讨厌社会民主党，但是这都是普遍的，并不是特殊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很高兴，而且感觉自己很重要。 [25]

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增加到了75人。

与希特勒青年团相对应的女性团体是“德国女孩联盟”，对10岁到18岁的人开放。诺特海姆分支是由纳粹党卫军领袖赫尔曼·登茨勒的妻子克莱尔领导的。尽管这个组织强调实践活动，比如急救训练，但它也被用于宣传工作：女孩子们在游行中和公众集会中列队。到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的德国女孩联盟有92名成员，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城镇中的居民。 [26]

纳粹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组织，是1931年年初建立的，开始时有22名成员。其中大部分的成员是纳粹党人的妻子。内部争吵不断是诺特海姆女性附属机构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女主席迈耶夫人的个性，因此这个组织从没有发挥过作用。尽管她不受欢迎，但是迈耶夫人得到了恩斯特·吉尔曼一意孤行的支持，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33年年初，他最终罢免了她，是因为她的领导地位所引起的骚动已经威胁到了他自己的地位。 [27]

诺特海姆纳粹组织真正的主力军是“风暴部”：冲锋队或者“褐衫队”。并不是所有的党派成员都是冲锋队队员，也不是所有的冲锋队队员都是党派成员，虽然有些人是重叠身份的。在诺特海姆，1933年之前，冲锋队队员不超过50人，不过在大多数城镇人看来，他们的人数比这多三到八倍。每当纳粹党举行公众集会时，他们总会从乡村叫来冲锋队队员负责保卫工作，这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冲锋队每天大部分的日常工作也是由这些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人所做的。每当他们来城镇时，他们就会聚在赈济处或者诺特海姆的纳粹总部（在宽街上的一家酒吧），除了喝酒和谈论政治，他们还可以做任何任务。有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冲锋队队员每周五晚上在卡特莱拍卖大厅接受军事训练，拍卖大厅的所有者让他们免费使用场地。 [28]经常能在街上看到他们，他们通过辱骂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对其他人大喊“希特勒万岁！”而让自己变得显眼。因此，这里看起来好像有比实际人数更多的冲锋队队员。 [29]

冲锋队队员有很多事情要做。许多纳粹集会都是在他们的保护下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需要他们参与保护，包括音乐会或者娱乐活动。张贴海报也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还要进行宣传。冲锋队也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要么是因为无聊，要么是因为野兽般的精力。因此1931年，两个冲锋队队员爬到一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里，在他家的门上画了纳粹党旗，还写下了如下的话：“在这个标志下，你将会流血，你这头红色蠢猪。” [30]诺特海姆人很快就看到了墙上或者电线杆上的标语，“让犹太人滚出去！”或者“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这些也是冲锋队的非正式工作。 [31]

如果冲锋队没什么事情做，他们就会设法说服潜在的亲纳粹分子。纳粹党会紧密关注那些来参加他们集会的人，之后就会努力说服这些人加入纳粹，为纳粹作贡献或者至少为国社党投票。

许多冲锋队队员都是粗野的人，有些人至少之前是共产主义者。诺特海姆的工人很可能痛打了他们，而且，冲锋队的训练经常造成无政府主义暴行。冲锋队还总是把武器藏在他们的制服中。皮革肩带是可拆卸的，带扣增加了重量。许多冲锋队队员会随身携带金属棍棒、指节铜环或者钢刀。最后还有一种巧妙的武器，是一端开口的短管子，里面有一个连接着钢球的弹簧。短管握在手里，弹簧和钢球组合成武器。旋转的时候，钢球会被弹簧弹出来，利用延伸长度来攻击，整个精巧的装置可以灵巧地放到口袋里。这群粗鲁、全副武装和烦人的冲锋队队员大部分来自诺特海姆外，他们是城镇中暴力行为的主要来源。 [32]

在纳粹党举行游行活动时，诺特海姆人经常看到冲锋队队员。报纸通常会支持他们的演习指令。但是冲锋队队员决定不只要成为好的游行战士。1931年，《人民报》已经报道称经过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人能听到军事演习的声音。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在附近的森林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演习，之后举行了“演习舞会”。1932年年底，他们开办了训练课程，冲锋队在一所废弃工厂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搬离了赈济处。 [33]总而言之，到1932年年底，主要是由年轻的农民们的儿子组成的冲锋队发展成了强大的工具：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并且有庇护；英勇的、遵守纳粹党的钢铁纪律。在第三帝国初期，人们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许多冲锋队队员是失业者，买不起冲锋队的制服。纳粹的解决方法就像他们的财务安排一样，有独创性、灵活性而且是分散化的。制服可以通过赊账来购买；更为常见的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当地党派成员会被要求捐款；对于他们而言，“供养”一个特殊的冲锋队队员无疑是令人高兴的。诺特海姆富有的纳粹党人或许还会供养五到六名冲锋队队员。 [34]这些钱绝不会来自城镇外，而冲锋队自己筹到的钱（无论是在街上还是集会上）都必须移交给纳粹党的地方小组，它负责冲锋队的所有费用。 [35]就像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整体运作一样，冲锋队全部由当地资源提供资金援助。地方小组并不是从国家的国社党那里获得钱，而是被要求自己筹钱。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为自己的运营而使用的钱来自各种各样的手段。整个筹措资金的核心就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纳粹主义的支持、狂热的自我牺牲的成员结构和许多有小商人背景的纳粹领袖的不择手段的行为。

固定的收入来源是每个成员支付的会费，每人每月大约1.4帝国马克。其中的30芬尼交由地方小组保存，剩下的交给大区（大区转而要将其中的一半交到慕尼黑的全国总部）。 [36]每月固定汇款的要求使得纳粹党的每个层级都热衷于精确记录成员数量，也使得上一层级会根据成员数量来收取钱款。任何一名纳粹党人，如果三个月没交会费，就会被自动驱逐出党——这是目前为止出现成员高流动率的主要原因。新成员也必须支付0到3马克不等的“入会费”，主要是根据其个人收入决定。除此以外，还会定期评估成员们对“各种运动的捐款”，每人最多可达15马克。例如，1933年39名加入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成员总共支付了202马克，包括会费和入会费。有两人没有支付入会费，有六人分别支付2马克，剩下的每人支付3马克。他们的竞选捐款总共97马克：一人支付了15马克，两人支付了10马克，13人没有捐款，剩下的每人捐款1到3马克。 [37]

经常还会要求成员们进行特别捐款。国会选举的时候，每人必须额外多支付1马克。1931年3月，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每个党派成员都必须分摊10马克的《州报》费用，这样大区都能有日报了（当然，每个纳粹党人也被期望着能够订阅）。接下来的一个月，每个成员都固定分摊了购买希特勒青年团固定设备的费用。这只是国家和地区领袖正式索取的费用，还有很多地方领袖要求的相似的、非正式的费用。一切都基于纳粹党人应该为纳粹的事业做出牺牲这一想法。简言之，纳粹党成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剥削。 [38]

而纳粹党的运作方式非常商业化：预付现金是地方小组能从大区得到每一样东西的规则，从成捆的印刷宣传品费用到演讲者的费用。甚至发给向地方小组捐款的城镇人民的收据也不是免费的。有一种积木是用不同的颜色对从50芬尼到5马克的金额进行编码，大区向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索要印刷费用、邮寄费用，并且会严格核算售卖的收益。 [39]

地方小组对其自己的运作费用同样吝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人们都会被要求支付纳粹发给他们的传单和宣传册的费用。在每一场集会上，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都会针对每200人支付1马克的保险费，用于保护他们自己免于可能产生的损害诉讼。所有的诺特海姆县和地方小组官员都是免费的志愿者；唯一支付的薪水是给一个打字员的每月45马克。党派的办公室位于宽街上的一家酒吧，租赁费用是每月25马克。但是他们也把接待室转租给了一个小商人，他在这里售卖纳粹的明信片、文具和贺卡，他每月向地方小组支付10马克。当地方小组必须签订如法律代理这样的外部服务的合同时，他们会向提供服务者提出一个礼貌的建议，让他考虑将应得的费用转为竞选捐款。 [40]他们几乎不会错过任何节省或赚取几芬尼的机会。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群众集会：从售卖入场费到演讲结束后的募捐。通常情况下，会根据城镇的偏好精心筹备集会；从收益角度来看，这些集会可以和同一时间在美国中西部举行的复兴集会相比。当然，纳粹党非常清楚他们在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举行群众集会的娱乐价值。 [41]他们也发现，当集会请来著名的演讲者时，他们的收益足够再举办一场，而再举办的这场就可以获得纯利润了。入场券和捐款通常可以达到每人1马克，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两场满座的集会明显能获得超过1 000马克。当然，结果很少会这么顺利，经常会出差错（比如晚上会下雨）。即便是身处大萧条的环境中，许多纳粹领袖依旧有获得大笔资金的想法。 [42]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区宣传部就如何举办集会制订了详细的规定，他们列出了所有事项的清单，从刊登广告到利用冲锋队。甚至有一个典型的脚本，里面写着在会议各个环节要使用的实际言辞，空白处还写着城镇和演讲者的名字，等等。典型的集会总是包括筹款环节。备忘录的附录是一个冗长的部分，内容是对演讲者的实际照顾和供养：他必须有安静的时间，因此不能总是参加“娱乐活动”或者社交活动；付给他的费用不能是集会上筹集的小硬币；必须严格执行他的日程表，这样他能最大限度地进行演讲；总体上而言，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对他的精心照顾将会获得同等的回报。 [43]纳粹集会不仅为本场集会付出，它们所资助的其他宣传活动会增加今后集会的出席率。到1931年为止，纳粹党成了一种“金字塔俱乐部”，只要可以保持住势头，他们似乎就可以无限制地增加收益。

尽管地方领袖并没有自己保留由集会和其他资源产生的收益，但有收益就意味着这些资金之后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地方上的招新活动，而成功地建立起对纳粹主义支持的领袖将会在纳粹统治集团中获得晋升。大区在印刷关于地方小组的征召材料方面孜孜不倦（当然，必须预付现金）。有些指导方针和宣传册子是关于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幻灯片和电影，在集会上派发或者塞进邮箱里的传单，以及贴在公告栏上的海报（根据党派中的宣传专家所说，红色是最受人喜爱的颜色），还有贴在墙上和篱笆上的涂胶贴纸。有很多的主题和内容，所以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联系来满足特殊的需要。还有些关于如何为“夜晚讨论会”写个人邀请函的建议，甚至分列出了举行一场群众游行所需的费用明细。 [44]地方小组越是举行有收益的集会，就越能购买征召新成员和支持者的宣传材料，而反过来又可以召开更多的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回报就是成员队伍的壮大以及越来越多的纳粹选票，这两方面通过确切的统计资料就可以证实。在整个纳粹运动中，增长有助于增加负责领导人的荣光。成功很容易衡量，失败也一样。所以，不仅有持续举行活动的压力，还有关于何种活动会发挥效用的持续反馈。这种持续强化的系统是1930—1933年期间希特勒运动的力量日益强大的主要原因。

这一系统的关键即整个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是适合群众集会的方法，要有合适的演讲者，要针对地方的利益和关注点。而且，就到场人数和贡献而言，要立即衡量出哪些是有效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重复利用那些有效的主题和演讲者了，同时可以放弃无效的组合。如果纳粹党人发现没必要自下而上地资助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自我调节的宣传机制了。

运行这一系统的负担公平地落到了地方小组领袖和纳粹办公室的身上（虽然专门的宣传材料和主题是由国家纳粹党总部设计和制作的）。而大区领袖几乎没提供任何实际的指导。地方上的纳粹党人和大区领袖之间大部分的通信都是关于宣传（获得地方上需要的演讲者和印刷给地方分支的材料）、钱（主要是汇出的费用是否正确，有时是关于债务的）和组织（证实成员都有谁，确保所有地方党派的位置都有合适的人）。至于其他的，大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领袖的精力和能力，只要他们能挣钱，能增加成员和投票数，几乎就会给他们完全的行动自由。 [45]

在诺特海姆，纳粹的努力受到了两名官员的指导：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直到1932年年末他仍旧是名义上的地方小组领袖；以及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副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是城镇中纳粹党的实际运作者。吉尔曼理论上是施泰内克的下属，实际上他们地位相等，因为施泰内克并没有时间管理城镇中的日常运营，因此不得不让吉尔曼进行自由管理。吉尔曼极度独断，又渴望权势，他充分利用了和施泰内克的这种现状，从1930年开始作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实际领袖运营整个组织。

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在1929年6月加入纳粹党，当时正值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复兴时期。他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农具销售商，当年他刚刚搬到诺特海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好酒，他在酒上花了很多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最终死于酒精。他总是坐在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行李寄放处，喝着自带酒瓶中的酒，给工人们讲着粗俗的笑话。他也为纳粹事业奉献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忽视了他自己的生意（反正因为大萧条，他的生意也衰败了），1933年他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诺特海姆的第一任纳粹领袖鲁道夫·恩斯特于1930年春天被解职之后，施泰内克接受了县领袖的职务，结果证明这是成功的。管理县组织是一项逐渐繁重的任务，但是施泰内克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应对，这得益于他的商人背景。只是从1932年年末开始，在紧张的状态下，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他虽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总是尽力和冲锋队队员们开玩笑。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总是会悲叹曾经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旧式私人集会。他虽然做事冷酷无情，但并不是一个粗鲁的人，甚至他的对手都认为在粗鲁的外表下，他有颗热心肠。 [46]

恩斯特·吉尔曼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矮矮胖胖的，有着金色头发，脸色红润，浅灰色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又固执。提及他时最友善的话语就是他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同代人”，这至少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反应，包括瓦尔特·施泰内克。吉尔曼也有在其父亲的五金店工作的经历，不过他的兄长卡尔实际上管理着生意。他的另一个兄弟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恩斯特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受伤了。实际上，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迷失在他作为军官参加那场战争而获得的痛苦中，他很可能轻视了他从战争中带回家的同胞们。他冷酷、愤世嫉俗、粗鲁、无情而且残忍。他对做生意从不感兴趣，但是很有成为管理者和政治家的天赋。成为纳粹变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于1922年加入纳粹党，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诺特海姆的市长。也许是因为诺特海姆长期忽视了纳粹党人，所以吉尔曼也经常忽视城镇中人。他酗酒，一喝酒脾气就变坏了。他最常见的情绪就是生气，甚至会发展成大发雷霆。在纳粹统治终结了很久之后，诺特海姆人一回忆起他那通红的脸和讽刺的语言还是会感到恐惧。吉尔曼缺乏其他的情绪，着迷于野心抱负，他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主要发展动力。

尽管恩斯特·吉尔曼从1922年就成了纳粹党，早年期间也是城镇中的领导者，但是他离领袖地位依旧很远，直到1930年，他才接管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副领袖的职位。一般不为人所知，甚至一些城镇中的党派成员也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就将冷酷和强劲的个性强加给了组织。他成功地将城镇变成了纳粹大本营，因此于1932年11月受到了大区领袖奖赏，他被正式委任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到那时为止，在城镇的国社党成员中，他也有很多敌人。对于那些不是纳粹党的人来说，恩斯特·吉尔曼就是纳粹主义粗暴、不良的那面。 [47]

“在诺特海姆有两群纳粹分子，”一个前公务员说，“正派的和粗俗的。结果，粗俗的一方胜出了。” [48]这是很多诺特海姆人的感觉，即便是投票给国社党的人也是心绪复杂。但是这里有像威廉·施潘瑙斯一样的纳粹党人，实际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诺特海姆人都是纳粹分子：一家城镇旅馆的老板、高中的理事、大约三名教师、雪茄厂老板、市集广场上一家电影院的老板、县法院的两名法官和铁路董事会的几名高级官员。当然，住在诺特海姆县的主要纳粹党人是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贵族、地主，而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放弃民族主义，转而加入纳粹党时，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头条新闻。 [49]

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主义另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该党的反犹太主义。针对犹太人的社会歧视在城镇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犹太人是融合在各阶级界线中的：两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属于上层阶级的圈子和俱乐部，中等收入的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属于社会主义团体。虽然以笑话的形式或者普遍厌恶的表达来表现抽象的反犹主义是广为流传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情只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如果说纳粹的反犹主义对城镇人有任何吸引力的话，那就是它的形式非常抽象，而作为一种遥远的理论，它与诺特海姆真实的犹太人日常生活无关。诺特海姆的国社党认识到了这点，因此，除了形式上以外，并没有在宣传中增加反犹主义的内容。（主要的例外是冲锋队用粉笔写下或者大吼出来的口号，农民和手工匠商店中的一些吵闹的员工接受了这些口号。）诺特海姆人之所以会被反犹主义吸引，是因为他们被纳粹主义吸引了，而不是其他的原因。许多投票给纳粹的人只是忽视了该党的反犹主义或者将其合理化了，就像他们忽视了纳粹运动中其他不愉快的方面一样。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有很多。有个人和他的妻子被“社会”原因感动了：“我们认为普通人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是少数有积累的人，因为我的生意很成功。” [50]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校长主要是受到反共产主义的激励。他于1932年加入纳粹，很快就陷入了与恩斯特·吉尔曼的“腐败行为”相关的斗争中，在第三帝国建立后，他被迫离开了城镇。战后，他写道：

1925年，我从柏林来到了诺特海姆，我在柏林已经住了30年，每年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回柏林待几个星期。我在柏林观察到了很多在小城镇中没被注意到的事情——或者说是较次要的事情。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危险、共产主义的恐怖，他们这群人破坏了“资产阶级的”集会，“资产阶级”党派完全无可奈何，纳粹是唯一能用反恐怖破坏恐怖的党派。我看到了“资产阶级”党派在处理经济危机时的彻底失败（有六七百万人失业，国家银行的损失高达15%）。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反犹太主义在柏林有另一面，绝大多数纳粹党个人并不讨厌犹太人，许多人有犹太人朋友，但是他们担心犹太问题：绝大部分犹太人虽然已经准备完全被同化，愿意成为百分之百的德国人，但是仍旧坚持忠于他们的犹太伙伴（这些人大多来自波兰和俄国），这些伙伴帮助他们，推动他们前进，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仅在贸易、银行、剧院、电影、报纸等行业占据位置，而且整个经济和关键位置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还包括医生、律师等。（犹太人参与政治的直接影响被纳粹党人高估了。）许多人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危险。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希望纳粹知道。如果他们早就猜到纳粹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没有一个人会加入纳粹党。 [51]

其他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更简单：因为看起来纳粹会胜利，而他们想要从中获益。众所周知的一个案例是高级中学的一个教师在纳粹掌权后获得了晋升。 [52]还有一个开印刷厂的人因为商业原因而加入：

正处于大萧条期间，生意不佳。纳粹曾经让我的父亲捐款，但是他拒绝了。结果，他丢掉了生意。因此，他加入了纳粹党。但这又导致他失去了其他客人，他对整个形势感到气馁。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他很可能不会加入。 [53]

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绝大多数加入纳粹党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要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激进方式。当然，人们也想要一个努力的、敏捷的、清楚的领导者——他们对国会政党政治中一直存在的政治冲突感到厌恶”。 [54]

而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是半信半疑的。“我之前的经历证明国社党的队伍中充斥着无能者和破产者。” [55]这是保守的诺特海姆县长的意见（他后来改变了想法）。“1933年之前纳粹党中主要是破产者——都是穷人、小偷，以及道德和财务上的破产者。”另一个后来加入国社党的人说道。 [56]当然，社会民主党都同意这种意见。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知道纳粹掌权后真正会做些什么。即便是犹太人也不知道纳粹党所说的真正意味着什么。 [57]这并不是缺乏信息所造成的。任何经常去参加纳粹集会，或者读过他们的宣传册，或者看过在墙上用粉笔写的口号的人本应该认识到国社党粗俗、暴力的那一面。通过阅读纳粹在诺特海姆发行的出版物《听！听！》，当地人应该立刻就能发现这一点。其中的每篇文章都在嘲讽个别人，之所以具有可读性，就是因为其中的嘲讽形式非常多样。讽刺和粗俗的语言是规则。这份报纸没有一期包含积极的想法。该报的主编是个骗子。 [58]

通过《人民报》的专栏，诺特海姆人可以了解到一系列关于纳粹分子都是什么人的观点。但诺特海姆人不必通过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来听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劲头十足，总是口口相传。《人民报》的故事试图证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都是荒唐、粗鲁、唯利是图和野蛮的。如果一个送货男孩在试图行纳粹礼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人民报》就会报道。 [59]如果冲锋队队员将纳粹党徽贴在墓地的墓碑上，新闻标题会是“纳粹对死者的敬意”。 [60]《人民报》相信绝大多数纳粹党人都是小偷，它总是报道这样的故事：“B——《听！听！》的作者……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栋梁，他刚刚因诽谤省长诺斯克被判刑三个月，现在又背叛了他的女房东，偷了她的钱。另一个纳粹也被证明是个常见的骗子。谁会是下一个？” [61]

除了将纳粹分子看作愚蠢的、粗鲁的和贪婪的，《人民报》还将他们描绘成暴力和品行不端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建立起了这种形象：一个4岁的男孩被他的纳粹党继父打伤住进了诺特海姆医院；一个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抢劫他的祖母时射伤了她；最不堪的是，临近村镇的一个纳粹木匠企图强奸一个已婚妇女，当时她正在城镇教堂中打扫圣坛。 [62]另一份报纸没有报道这类事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编辑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对纳粹主义有好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这些新闻太粗俗了；即便是必须报道这类令人讨厌的事件，他们也会避免提及当事人的名字，而是使用其个人职业和姓氏的首字母来代替。能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读到的有关纳粹最糟糕的报道就是他们因违反制服禁令而被监禁，或者《听！听！》因诽谤而被镇压（都是经常发生的）。到1932年年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编辑愈发反对纳粹，但他也是一个谨慎的商人，不想失去发行量或者广告宣传，因为有很多人投票给纳粹。

因此，除非诺特海姆人相信社会党人的新闻，否则的话，他们几乎没什么机会得到关于国社党的不利意见，而这些新闻很可能只是给那些已经成为社会党人的城镇人看的。纳粹党人的性格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已经表现得足够明显了，即便是投票给他们的人也是半信半疑，但事实仍旧是几乎没有诺特海姆人真正意识到纳粹掌权后会做些什么。诺特海姆人主要认为当时的形势糟糕，而纳粹是一群年轻又有活力的人，他们一定能改变现状。

唯一能正确理解到纳粹威胁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1931年8月公投后，社会民主党人不怎么活跃。10月，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县的游行，12月，举行了一场有600人参加的公共集会。演讲者试图证明布伦瑞克的纳粹—资产阶级联盟对中产阶级是不利的，但是他唯一的建议就是中产阶级应该加入社会民主党。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大事件是反共产主义电影的上映。 [63]

但是，公共集会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所做的唯一工作。那一年，社会党人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七场成员集会，在县里举行了63场。资金来源于会费以及一些公共集会的少量入场费。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萧条这年的收入是1 841马克；支出是1 762马克，组织了三次孩子们的远足旅行，向贫穷家庭分发了206份圣诞包裹，向老年人分发了67份包裹，工人们的妻子们制作了350件衣物。这带来了2 125马克的收入，支出了1 859马克，这种努力让社会民主党派在城镇中领先于其他私人的社会福利组织。“社会主义女性团体”这一年举行了50场集会，成员增加了130名。“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举行了85场集会，展映了一些电影，在党派工作之外，他们还举办了一场“亲子晚会”。“社会民主党孩子们的朋友们运动”拜访了35个孩子，确保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对社会民主党而言，政治几乎成了副业。 [64]

1932年是德国民主政治的最后一年。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确实有了危机感。其中的一个迹象就是针对纳粹—民族主义党派的“哈尔茨堡阵线”，他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决定，即将所有反纳粹的群体合并为一个组织，命名为“钢铁阵线”。在诺特海姆，一个代表所有工人组织的新的执行委员会于1月末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场群众集会。大厅里挤满了人，许多人只能站着。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国旗飘扬着，国旗队的军乐队演奏着，两个工人合唱团演唱着。他们展映了一部卡通片《在第三帝国》。有四名演讲者，包括德佩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演讲内容主要是强硬的反纳粹，不过也有个人强调了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和纳粹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三周后，另一场群众集会主要是指责国社党，并且预示“钢铁阵线”将会取得胜利。在2月16日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县全体大会上，全体成员一致认为纳粹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并且这是与希特勒“决一死战”的一年。 [65]

从1932年开始，纳粹分子也将运动推向了高潮。1月25日，他们举行了一场“大型军事游行和音乐晚会”，还有体操表演，演讲者是一名冲锋队指挥官。“1910年代圆顶”直到凌晨一点都挤满了人。就在第二天，他们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有三名演讲者，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和普鲁士议会议员。五个小时的演讲是关于农业、中产阶级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的。 [66]

纳粹分子并没有忽视诺特海姆的宗教诉求，他们得到了恐惧社会民主党的路德派的支持。据说，去年秋天，一个来自汉诺威的牧师提醒虔诚的信徒要提防社会民主党，他将社会民主党描述为“从根本上反教会”的人。他的演讲得到了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的支持，他指示聚集起来的牧师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1932年2月，在诺特海姆路德派堂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另一个牧师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无神论和“自由思想意识”。 [67]社会民主党只是忽视了这些指责，而纳粹分子则转而利用了这些内容。1932年2月12日，他们请来一位牧师在城镇的一家旅馆发表演讲，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观众是精心挑选的“传教士、教会长老、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演讲者宣称德国的基督教受到了魏玛宪法的冲击，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布尔什维主义。他将纳粹的目标描述为“具有民族性的、有组织的、敬畏上帝的人”。至少有一位牧师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纳粹激进的计划会导致“全国性的偶像崇拜和大规模的仇恨”。但是“演讲者激烈地否认，观众们热情地鼓掌”。 [68]

民族主义也得到了发展。2月12日，“1910年代圆顶”里挤满了人，来自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用了两小时时间攻击“泛欧洲”运动。 [69]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桑尼旅馆举行了类似主题的集会，一个退役的陆军中将在集会上描述道，如果没有国内的叛徒在背后捅刀，德国军队本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9名钢盔团青年部新成员宣誓加入，集会以演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宣誓效忠于黑白红的帝国旗帜结束。 [70]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次成功。自从8月公投以来，《人民报》一直在无情地攻击公民协会的议员马纳。议员在市政府中的管辖范围是诺特海姆的啤酒厂。1931年年末，《人民报》的报道称一直有传言说啤酒厂的会计员挪用了公款。社论激动地质疑：“难道议员马纳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吗？”几个月后，整个事件清楚了：自1924年以来，会计员盗用了9万马克。《人民报》激动地问道：“没有审查过账簿吗？议员马纳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挪用公款了吗？什么时候能举行公开听证会？”几周后，《人民报》喜不自胜地报道称会计员是德国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和议员马纳一样。 [71]

议员最终因《人民报》接连的攻击而陷入了绝望。实际上，每次公民协会召开会议时，他都会抱怨这份报纸，并且试图阻止诺特海姆的商人们去这家报纸上刊登广告。他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国社党成员，并称自己是超越党派的（“代表市民的、中立的”）。他在1932年2月26日召开的公民协会全体大会上说道，啤酒厂会计员已经偿还了所有挪用的公款，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起诉他。这次说明之后，议员马纳宣布他再也忍受不了《人民报》的攻击了，于是决定辞去公民协会的主席一职。他的同伴们都站在他这边，之后也试图重选他，但是他拒绝继续担任主席。他脱离了战斗；之后不再发表任何演讲，不再活跃了。 [72]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安抚《人民报》。只要马纳依旧担任参议员，对他品性的攻击就继续着。4月，有指责称啤酒厂向附近城镇的纳粹冲锋队学校提供免费的啤酒。8月，《人民报》指责称，对啤酒厂汽车的修理有差错，但是啤酒厂仍旧向车厂主支付了1 000马克。1932年12月，马纳被指责雇用了“有双份收入的人”做城市工作，而不是那些失业者。 [73]

对诺特海姆人而言，这些内容读起来有趣，很有可能也增加了《人民报》的销量。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投票。但是主要的影响是败坏了政治的本质，破坏了信任的基础和相互尊重，没有了这些，民主政治将无法取得成功。政治变成了诽谤和影射，最终人们会对整个进程感到厌恶。人们开始期待着超越狭隘的党派群体的强人出现。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这种情感，虽然他们大大加剧了党派间的唇枪舌剑，但是他们也率先提出“政治家”就是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轻蔑和讽刺的语调发声。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选兴登堡！选最好的！

他不服务于任何党派——

他只遵循着上帝和自己的良知。

——诺特海姆德国人民党的宣传广告，刊登于1932年3月11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

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末，诺特海姆的形势有利于纳粹主义的快速发展，大萧条正是其最糟糕的时候，暴力变得更加频繁，民族主义和阶级对立的双重激情在其最高峰。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将他们自己塑造成了令人尊敬的和激进的人。他们被视为爱国的、反社会主义的和虔诚的人。他们显然得到了保守党的祝福。而同时，纳粹分子看起来精力充沛、有决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准备使用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关键问题——大萧条。事实证明，普通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福利事业，但是只有极端措施才能终结大萧条，而只有纳粹分子被视为特别极端的。促成有利局面所需要的就是煽动新的选举运动。

当然，有利的形势并不是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有持续的活动，但他们赢得第一次的胜利是在国家层面的民主恶化之后。从1930年开始，他们就难以在国会中获得稳定的大多数，而总理布吕宁[33]通过使用兴登堡的总统紧急权力发布了针对国会首脑的法律。尽管布吕宁的法令并不受社会民主党的欢迎，但是社会党人拒绝推翻他，因为他们害怕选举骚动会导致纳粹和共产主义者进一步获益。因此，从1930年春天—1932年春天存在于德国的不稳定的困境就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不得人心的法律，这项法律并不是基于民主的国会权威所发布的，而是基于1925年当选总统的年迈陆军元帅兴登堡的权威。

这种削弱力量的程序存在的唯一理由本应该是成功地解决大萧条。但是布吕宁基于正统经济学理论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措施实际上加剧了大萧条的影响，纳粹分子成功地给他贴上了“饥饿总理”的标签。就避免新选举的意义而言，布吕宁的半极权统治唯一的有利影响就是造成了政治上的停滞不前。1932年，兴登堡的任期到期时，这一局面才结束。纳粹在诺特海姆发展的最后阶段就是现在了。

总统选举定于1932年3月13日进行。兴登堡寻求连任，从社会民主党到人民党的共和国派都支持他。纳粹党支持希特勒，而共产主义者也推举了候选人——退役的斯大林主义者恩斯特·台尔曼。民族主义党派不愿意支持兴登堡，因为他不会颠覆共和国，他们也不愿意将命运托付给希特勒，于是提名了钢盔团的副指挥杜斯特博格。还有一个叫作温特的怪人成功获得了竞选资格。但是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将这场选举视为希特勒与兴登堡之间的重要竞争。

在诺特海姆，几乎可以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暴力激增。自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以来，除了12月初在酒吧发生的打架外，城镇中没有发生过政治斗争。 [1]然而，1932年2月的最后两周，在铁路车站附近发生了持刀斗殴，之后宽街上还发生了两次打架，打斗双方是纳粹分子和国旗队队员。 [2]一周后，一个愤怒的诺特海姆人写信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说连小孩子都被卷入其中了。他发现一群男孩在新成立的纳粹选举总部前用脏话骂希特勒（这得到了他们父母的支持）。《人民报》进行了反击，报道三名纳粹年轻人尾随一些职业女性，还用污言秽语大骂她们。《人民报》指控了在赫尔曼·登茨勒商店里工作的一个男孩。《人民报》还报道了一名女性在周日早上带孩子去教会时，因为拒绝接受一个年轻的钢盔团成员发的政治传单而被一捆传单打了脸。 [3]这些事件被刊登在报纸上，但是国旗队队员和纳粹分子之间的嘲弄和辱骂每天都在发生。

在痛苦的背后是经济不景气，自从竞选运动开始以来，诺特海姆在大萧条期间的失业人数达到了最多。1932年3月和4月，城镇中登记的失业人数超过700人，比照前一年的同一时间增加了几乎50%。而且从这时起，福利名册上登记的人数时常超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几乎有14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每周都要郁闷地去位于旧军营的地区就业办事处，这是诺特海姆成年人口的两倍。2月出现了两次破产，政府计划降低啤酒价格，这引发了诺特海姆县酒吧管理人协会的强烈抗议，以至于当局被迫放弃了他们的计划。甚至孀妇和孤儿都参加了抗议。2月初，“战争孀妇和工业事故受害者”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抗议降低抚恤金。因为集会是由社会党人控制的，存在这么多的孀妇和孤儿被归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共和国，但是观众们情绪低落。 [4]

也是在1932年3月，工人丧葬节约协会瓦解时，一些诺特海姆人遭遇了最沉重的打击。这是由协会会计挪用公款所引发的，但是如果有新用户加入的话，协会本来会承受住这一损失的。470名成员每人所获得的补偿只是这些年来他们放在协会中的一小部分钱。随着年老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排队走出大厅，他们知道现在自己只拥有穷人的墓穴了。 [5]

这种挫败感很容易被分裂派的媒体引导为攻击性。纳粹分子关注着腐败指控，即便并没有腐败发生。在竞选运动开始前，《听！听！》被诺特海姆参议院指控刊登了一篇针对城市医院的诽谤性文章，被县长指控中伤一名县官员，被健康保险办事处指控发布错误的报道。《人民报》不那么笨拙了，但是相当狠毒。此外，《人民报》注意到一个诺特海姆保守派领袖（“社会党人法律的主要敌人”）让他的女儿去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民报》热切地期望就业办事处可以格外小心地调查这个事件。同样地，关于纳粹暴行的新例证被发现并发表出来了。 [6]

不过，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连任只是因为他“不太邪恶”，所以他们在诺特海姆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3月6日，新的“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游行，城镇乐队、国旗队的军乐队也加入了，还有25面旗帜和横幅。在市集广场上，他们几乎没说什么兴登堡的优势，而是说了很多纳粹主义的弊端，一位女性演讲者引用戈培尔[34]和施特拉塞[35]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即“在第三帝国中，女性会成为生育奴隶” [7]。

社会民主党在骑术大厅又举行了一场关于兴登堡的集会，因为他们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之所以不能使用，是因为城镇中的纳粹分子采取特别的方式一直租赁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不让其他人使用，不过花费很大。 [8]尽管如此，在令人不舒服的骑术大厅举行的社会民主党集会影响还是很大。超过1 200人出席，他们听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和卡尔·德佩攻击纳粹分子和公民协会，号召大家支持兴登堡的连任。 [9]人民党公开支持兴登堡，他们的支持仅限于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宣传广告，宣称兴登堡是超越党派的。 [10]

竞选活动的刺激甚至将共产主义者再次带到了诺特海姆。2月，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来城镇举行了一场游行，在酒吧前召开了一场集会。就在投票前，德国共产党举行了一场由系红领巾的10岁小男孩领头的游行。气氛变得有点儿紧张起来，因为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加入了游行；共产主义者迅速决定以铜管乐队的音乐会而非市集广场上的演讲来结束这场游行。 [11]

在竞选运动中，民族主义者主要是在选民面前保持他们的认同。他们也希望通过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来重获那些被纳粹阵营吸引的前追随者们的忠诚。第一次选举集会的主角是一个中校，他对纳粹主义的立场模糊，他说德国国家人民党是“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希特勒本人”。之后钢盔团举行了一场“剧院之夜”活动，内容是百年风俗喜剧，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周还有两场政治集会。一场的主角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国会议员，他谈了自己的苏联之旅，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另一场会议的出席率很低，一个钢盔团成员猛烈地攻击希特勒，声称他想要解散钢盔团，实行社会主义。 [12]

和纳粹的努力相比，这些大量的政治活动都不算什么。选举之前的一个月，国社党将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带到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 [13]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并没有继续这项活动，而是采取了新的策略。虽然直到3月初才举行了进一步的集会，但是，纳粹分子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八天的集会。有四天晚上举行了大众集会，而白天的示威游行是为了让城镇中充满纳粹的宣传。这是一场拼尽全力的竞选运动，让希特勒对手们的努力都黯然失色了。

纳粹分子关注竞选运动并不是一项有预谋的策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经历了宣传递送系统的崩溃。早在2月初，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就向上级领导求助，因为他们没有为接下来的竞选运动预定任何的演讲者，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演讲者都很平庸；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四名在国家层面很优秀的人以及两名地方上的名人。其他的计划也显示出了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变得多么有抱负和多么放纵。比如，他们订购的传单足可以分发给整个县一半的合格选民。然而，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宣传材料是欠考虑的，产生了反效果，尤其对那些反兴登堡的人来说。在诺特海姆县和城镇中的竞选运动要求也让他们的问题更为复杂了，因为到这时为止在县领袖施泰内克管理下的地方小组大概有30个。但是最终问题都解决了，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诺特海姆县的组织举行了40场群众集会，包括8场电影展映会。 [14]3月初，城镇中的纳粹分子正在准备他们自己具有渗透性的竞选运动。更为有效的是，纳粹分子可以优先使用城镇中的集会大厅，这样一来，对手们都难以对抗纳粹联盟了。

第一场群众集会于3月6日星期天举行，演讲者包括上个月在教会导向的集会中发表演讲的牧师和一名省议会的纳粹党成员，有很大一群观众，主题是中产阶级的绝望和柏林存在的腐败。两场晚会之后，举行了一场针对工人们的群众集会，“前共产党船员马德尔同志和前共产党矿工克诺特同志”发表了题为“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对工人们的背叛。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死亡，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救星”的演讲。天气很不好，所以出席人数较少，这对纳粹分子来说很可能比较好，因为第二名演讲者说了关于“冷漠的中产阶级不会帮助工人们”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对诺特海姆国社党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中产阶级追随者而言，令人怀疑的话语才会有吸引力。这两场集会的入场费都打折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 [15]

3月10日星期四，冲锋队接手了。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所有诺特海姆县和附近区域的冲锋队队员，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游行，乐队、军乐队以及接近1 500名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加入了其中。街上挤满了朋友、敌人和好奇的人，游行者时而受到欢迎，时而被喝倒彩。市集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共产主义者。纳粹分子在行进过程中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人群中发出嘘声和咒骂声，他们还以《国际歌》作为回击。诺特海姆的警察在国家部队的大力帮助下成功地让纳粹穿过狭窄街道的游行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褐衫队的游行以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演讲为结束。但是当纳粹分子开始往回走，穿越诺特海姆的中心时，他们发现路被铁路上的一大群人给堵住了，这群人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很大影响。人群蔑视了警察要清场的命令，于是，警察用警棍对付他们，逮捕了很多人。这引发了新的问题，人们试图夺回被抓的人。面对这样一群暴徒，警方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只能在市集广场释放了被捕者，这些人大吼着“红色阵线！”来庆祝。整个过程中，纳粹冲锋队的队伍一直保持着极好的秩序，最终静悄悄地解散了。

社会党人对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愤怒，因为上个星期天，国旗队队员刚刚被禁止在游行中唱歌或者穿制服，而现在纳粹分子却被允许做这两件事。社会民主党认为如果警察对纳粹分子严格一些，就不会产生这些麻烦事了。这一指控巧妙地掩盖了暴力的主要影响，在中产阶级眼里，这就让纳粹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指控更为合理了。

不管怎样，到了晚上城镇就冷静下来了，没有再出现麻烦。国社党令“1910年代圆顶”满座，他们进行了关于“他们如何说谎”和“布伦瑞克的冲锋队游行”的胶卷幻灯片演讲，以及关于“第三帝国的金钱政策”的演讲。 [16]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没安排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个大事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午在去附近城镇的路上经过诺特海姆。他受到了一大群纳粹分子的欢迎，他停下车表示了感谢。前一天，气氛就高涨起来了，以至于对领袖的接待并不全是友好的。他的车被迫停在了铁路交叉道口，有一大群失业者高呼着“红色阵线”。领袖的党卫军保镖以亮出手枪的方式来清路，《人民报》反问道：“我们已经身处第三帝国了吗？” [17]

最后一桩纳粹事件是星期六晚上（选举前夜）的“娱乐晚会”，还有演奏会以及汉诺威大区领袖发表的关于“进入最后战斗”的演讲。出席率很高。 [18]

这种竞选活动——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在渗透——不一定会赢得选票。纳粹分子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究竟是这些策略的结果，还是其他因素积累的影响，很难说清楚。无论怎样，这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想象力和活力。群众集会多种多样且有趣，街道游行有秩序并且强有力、时机巧妙（从直白的演讲到纯粹的娱乐活动）。这是纳粹的煽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达到巅峰的例子。

选举结果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自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后，纳粹党的收获有多少。他们在诺特海姆获得了双倍的支持。希特勒获得了3 261张选票，纳粹分子现在在城镇人中拥有51%的支持率。被称为“兴登堡联盟”（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派、人民党派和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党派在1930年总共获得了差不多4 000张选票；现在他们输给了希特勒超过1 100张选票。民族主义者虽然进行了激烈的竞选活动，但是却发现他们的选票少了一半。共产主义者获得了67张选票（但是不到一个月就会失去全部选票）。纳粹党的支持率日益提高，他们至少赢得了300个“新选民”中的3/4的选票，还吸引了其他党派的成员，尤其是那些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党派。 [19]国社党现在可以自夸说在诺特海姆占据绝对大多数了。

纳粹党很难超越这场竞选运动的影响了，但这确实是他们被要求做到的。在3月13日的选举中，兴登堡赢得了多数票，但并不是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希特勒只获得了30%的选票）。因此又举行了一场选举，在第一场选举之后的四个星期，也就是4月10日。自从希特勒再次竞选总统以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再次开始了竞选活动。而且，他们的竞选运动是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展开的，因为他们被发现准备武力夺取政权。

关于实施纳粹政变的谣言在第一次总统选举前有很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宣称这些谣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但也指出警方和国家部队已经取消了所有假期，随时准备着维护和平与秩序。这一次，国旗队队员立刻回击，加大了竞选活动的力度。到1932年年初，诺特海姆有400名受过训练的国旗队队员，这里也是国旗队第十分部（诺特海姆县加上其他三个县），总共有大约2 000名成员。国旗队的策略是认为在纳粹冲锋队发起起义的情况下，工人们可以武装起来，以补充人数不足的德国军队。因此，他们进行了频繁的秘密军事演习和迅速的动员测试；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能集结起整个诺特海姆的军事力量，而且不需要电话、摩托车或者自行车，正如他们反复的“警报测试”所显示的那样。 [20]

在选举当天，也就是1932年3月13日，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一直处于警戒状态，非常密切地关注着纳粹的行动。晚上，相当多的纳粹党冲锋队队员并没有去听选举结果，而是穿着制服聚集到了城镇边的森林中。国旗队队员被派去监视他们，于是，移动到距离全部冲锋队队员不到50英尺的地方。警方接到通知，立即出了城镇，解散了褐衫队。一些纳粹分子再次聚集到冲锋队的赈济处，来自附近村镇的其他冲锋队队员在此处与他们会合。大约凌晨3点，警方突袭赈济处，命令冲锋队队员离开诺特海姆。那晚剩下的时间是平静的。 [21]

要不是在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远的小镇上同时发生的事件，诺特海姆的事件很可能会被解读为异想天开的鬼把戏。选举当天，在附近小镇上，警方截获了一辆卡车，里面有5把来复枪、18个钢盔、18个新的帆布包（每个包里装着两天的口粮），200发来复枪子弹，还有1 000立方厘米炸弹和两根引线。帆布包上标记着当地纳粹分子的名字；因此，当地国社党总部被搜查了，又发现了28个钢盔和几千发子弹。警方也发现城镇中的纳粹分子计划在附近的森林中聚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对整个事件做了突出报道。

到此时为止，城镇中开始出现内战气氛。上个周末，国旗队和冲锋队都组织了穿过诺特海姆街道的“巡逻”，并且在各自总部里保持着常备军队，甚至在选举后也是这样。警方很紧张，于是向国家部队求援，搜查了双方的总部。除此之外，诺特海姆（以及附近城镇）的镇长和诺特海姆县长一起发布了全面禁令，禁止在政治总部中“警戒”和进行“巡逻”。因此，双方都不得不更加慎重。 [22]

由于在选举当天的可疑行动，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暂时受到了质疑。纳粹的官方消息立即否认知道这些在附近城镇发现的武器，并且之后宣布开除了那些有行为过失的人。当地冲锋队组织的领袖发布声明，声称冲锋队的所有行动都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成员的生命安全，免受“钢铁阵线”的攻击。冲锋队领袖发誓总统选举日当天并没有计划任何政变。几天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刊登广告称他们的地区宣传领袖将会就“不是内战，而是复兴共和国”这一主题发表演讲。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入场费降到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但是诺特海姆人并没有听到这场演讲，因为他被另一个演讲者取代了，后者严厉地抨击了国际主义、共济会会员、保守派、“马克思主义”和“现行制度”。有很大一群观众，除了社会党人，没人提出关于帆布包、钢盔、子弹、炸药以及夜晚在森林中聚集等问题。 [23]

新的选举运动也分散了对政变恐慌的注意力。兴登堡距离连任非常之近，所以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投入太多精力。他们只举行了一场集会，得到了专设的“兴登堡委员会”的支持。演讲者是人民党的成员之一哥廷根大学的珀西·施拉姆教授，他发表了一场平静的演讲，题为：“为什么会是兴登堡？”在讨论期间，当地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演讲。演讲结束的时候，所有出席的纳粹分子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离开了大厅。一个18岁的纳粹大喊着“该死的兴登堡”，因此他立即被逮捕了。 [24]

其他的党派都不活跃。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选举中决定支持希特勒，为此他们仅举行了一场集会。很明显的是，这时有些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策略有所怨言，因为其下属的“非党派”女性附属机构——“露易丝王后联盟”——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如下独特的广告：

露易丝王后联盟

地方小组领袖号召其成员参加本周日举行的国家总统选举。

虽然联盟官方保留了自己的声音，但在其体制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却毫无压力，这一体制提供了强烈而固定的无党派身份，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投票。

第二次选举也包含在为了人民的自由而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因此，4月10日，每个人都要投票给哈尔茨堡阵线的候选人阿道夫·希特勒，无论哪一个国家党派的成员都会发现自己被吸引过来了。 [25]

没有竞选运动并不意味着暴力气氛会减弱。到1932年为止，诺特海姆就像有两个武装阵营露宿在一个封闭的、紧张的区域里。就算常规的警方保持警觉，可以阻止绝大多数主要战斗，但是这样并不能消除个人暴力，这在两次选举之间几乎没有减少过。第一次选举的两天后，警方不得不去就业办事处营救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的塔普曼（他参与了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但还没有被抓起来）。就在警察到的时候，塔普曼正在用手杖打一个社会党人。人群一直跟着警察到了城市监狱，好不容易才被驱散。一周后，发生了15人的械斗，由于警察的迅速行动，才没有发展成一场大战。双方都随身携带了武器。在第二次选举投票的清早，一个纳粹因在诺特海姆的主街道朝一个共产主义者开枪而被逮捕。同一天，一个国旗队队员因携带一把军用手枪和五发子弹而被逮捕。 [26]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不允许进行任何的政治游行，这就阻止了纳粹分子再举行一场冲锋队的表演。不管怎样，国社党试图重复他们的“直到最后一分钟”的竞选策略。选举日前的一周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在上一次竞选运动中发言的组合——克诺特和马德尔。这一次天气很好；他们的演讲高朋满座。两人都抨击了“马克思主义”，马德尔将之描述为（与社会党人的指控相对应）对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威胁。克诺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反国家的，而不是超越国家的，他声称兴登堡正在“被骗去拯救这一体制”。五天后，有一场“娱乐晚会”，还表演了四幕剧（《1914年，1918年，腐败，纳粹的胜利》）以及唱歌和跳舞。最后一场集会是选举前夜举行的，包含一场演讲，目标是纳粹从未做过特殊呼吁的唯一群体——领抚恤金者和战争孀妇。这些人免费入场，出席率很高。 [27]

这是值得称赞的努力——四场集会，其中三场是在选举前的一周举行的——但是其中确实缺少上次竞选运动那样的吸引力。特别缺少的就是群众游行的景象。不管怎样，在4月10日的投票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比照一个月前的选举多获得了435张选票。纳粹所获选票中超过一半来自他们新赢得的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240张选票）。兴登堡联盟失去了12张选票，而共产主义者失去了55张选票；所有这些选票都流向了希特勒，而且纳粹通过积极的竞选活动获得了106张新选票。兴登堡很顺利地连任了，但是从全国而言，纳粹在德国人中所获得的支持增加到了大约37%。

这个难以置信的春天的选举活动还没有结束。还有新的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定在4月24日，大约有3/5的德国人会参加投票。

社会民主党终于能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的候选人开展竞选运动了，他们开始认真地为布劳恩—泽韦林政府工作。两周内举行了两场集会，都获得了“诺特海姆钢铁阵线”的支持，都是在骑术大厅举行的，因为纳粹分子预先租赁的“1910年代圆顶”仍旧在有效期内。一千多人来参加了第一场集会，一个来自柏林的国会成员在会上就选举发表了演讲，而作为选举候选人的诺特海姆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抨击了“诺特海姆人的纳粹谎言”。第二场集会因为下雨而出席率很低。身为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的演讲者对比了普鲁士的三级投票和1932年的投票，劝告在场观众为社会民主党投票，以免失去所有已获得的好处。 [28]

分裂党派中有两个也加入了这场竞选运动。国家党举行了题为“我们想要没有希特勒的普鲁士”的集会，但是唯一出席的人只有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他们将这场集会变成了一场反纳粹的示威游行。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国家党放弃了在诺特海姆的活动。 [29]另一个在竞选运动中活跃的分裂党派是德国汉诺威党，这是一个暴躁而反动的国家右翼组织。他们竞选运动的口号是“反对普鲁士，反对德意志帝国”。 [30]犹豫不决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党也在两周的竞选运动期间举行了一场集会，强调其要求是平衡预算，结束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在普鲁士的统治。 [31]

纳粹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期待中的疲惫感。在最终的总统选举四天后，他们就开始了第三场竞选活动，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戈特弗里德·菲德尔，他前年在诺特海姆做得非常好。广告发布了，题为“普鲁士密码”。观众很多，当菲德尔使用激烈的讽刺语言去抨击刚刚连任的兴登堡时，纳粹谄媚者们响起了不绝的喝彩声。一些城镇人对此的反应明显是消极的。 [32]八天后，就在选举前，有一场决定性的集会，一名国会成员在会上全力抨击社会民主党。尽管当天下雨了，但依然满座。由此，在8周的竞选活动期间，纳粹分子一共召开了10次集会，每一场的出席率都很高。

纳粹也对诺特海姆县的乡村要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他们至少举行了25场集会。 [33]住在附近村镇的社会党人中几乎没人感觉受到威胁，以至于《人民报》在两周的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至少三次提醒他们的读者，投票是秘密的。 [34]在诺特海姆，紧张的政治活动在选举当天达到了高峰，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双方都在那天早上出去张贴选举海报了，当社会党人开始撕毁纳粹的海报时，发展成了涉及25人的打斗。双方都没有携带武器，但是他们很快就把拔出的栅栏当作武器了。与明确的警察命令相反，双方的准军事力量都在城镇中的不同地点保持着警戒状态，几分钟内，双方都增加了六七十人。幸运的是，警方及时赶到，遏制了大战的爆发，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受伤严重。接着，五名国旗队队员因殴打罪被起诉，其中四人被无罪释放，第五个人获得了缓刑。这并没有结束破坏对手海报的行动，但是，这确实导致行动变得更加隐秘。 [35]

投票结果与第二次总统选举的结果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总投票数只减少了15票，而纳粹党只失去了76张选票；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紧紧抓住了之前在总统选举中所获得的所有成就。在总数为6 585张投票中，国社党总共获得了3 620张选票，现在得到了55%的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落后于他们的是社会民主党的2 024张选票，即31%的支持率（自1930年以来减少了222张选票）。剩下的14%分布于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分裂党派中。

正如这些数据显示的，纳粹的胜利是以中立和相对温和的右翼党派的牺牲为前提的。1928年，这些党派拥有诺特海姆差不多一半选民的支持率。但是，这些选民对不少于10个党派表示忠诚，包括像“农民、房屋和地主党派”这样内行人的组织。到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时，这些党派的支持率减少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们所控制的选票不超过450张。到1932年夏天时，它们的选票减少到了200张，不过总的投票人数却增加了1 200多。它们从前的支持者们都投票支持纳粹了。

在诺特海姆，最重要的小党派是人民党派，即德国人民党。1928年，其在规模上仅次于社会民主党，拥有834张选票。1930年，它比其他保守党派更好地抵挡住了纳粹的猛攻，只失去了46张选票。但是在普鲁士议会选举时，德国人民党也不得不向纳粹分子移交自己的选民了，只剩下154张选票。到1932年夏天，它又失去了一半的选票，只有69张选票的德国人民党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了。

平时，德国人民党在诺特海姆是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政党，这很可能是因为城镇中的公务员因素。德国人民党在现实中接受魏玛共和国，其通常不具有煽动性的特征以及与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36]之间的关系，对牢固的市民群体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德国人民党是特别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在诺特海姆，人民党的领导人物是非常可靠的市民：粮食磨坊的主管、《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人和两名高级中学立备受尊敬的老师。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的眼中，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贯冷静而相当温和的立场来看，德国人民党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

对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伤害最大的是其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和对社会党人的厌恶。当德国人民党像1930年9月选举中那样公开与纳粹分子对战时，它能留住其追随者。然而，第二年夏天，德国人民党加入了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这就将它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放置在了对纳粹分子的厌恶之上。一年后，德国人民党再次转变立场，他们与社会党人结盟，一起支持兴登堡。

人民党派为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所举行的集会很好地证明了它的基本矛盾。演讲者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他宣布反对分裂党派、肆无忌惮的激进宣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他特别反对共产主义者，反对“政治情绪”，他严厉地指责布吕宁不允许希特勒进入政府。完全不清楚他支持哪一方。 [36]在接下来的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更明确了。德国人民党想要的是基于总统权力的集权国家，这会“摧毁德国国会糟糕的党派政治” [37]。

德国人民党对民主事业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德国人民党确实反对纳粹分子，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激进主义”。《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也为各种各样过分的行为喋喋不休。就像亚里士多德时代一样，这是个好观点，非常适合正常时期。但是此时是激进又过度的时期，正如纳粹集会的出席率所显示的那样。《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谨慎的温和态度主要是为了让其读者在晚餐后可以放松；它并不能有效地与纳粹主义作战。如果德国人民党及其机构奋力争取理性而进步的民主制度，那么国社党将会发现德国人民党是比社会民主党更为危险的对手。但是由于模糊的机会主义和盲目的“反马克思主义”，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不仅无法解决纳粹威胁，而且很可能会拒绝承认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国社党。

1928年，诺特海姆第三大的党派是民主党派。当时，它拥有大约500张选票，接近总投票数的10%。在这方面诺特海姆是个例外，因为从全国层面而言，民主党派的表现非常糟糕，以至于在纳粹选举浪潮之前，它就不复存在了。它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者、非天主教的支持者。随着民主党派的消亡，其成员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一些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还有些人投给了德国人民党。 [38]

民主党派中存在一个极端右翼组织，由此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党派，叫作国家党。在诺特海姆，国家党是反纳粹的，而且也是集权、过度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人的——一种对希特勒运动的拙劣模仿。因为诺特海姆人更喜欢“原装内容”，国家党的投票总数从1930年的246张选票降到了普鲁士议会选举时期的105张。到1932年秋天，只有34人投票给国家党；它只是使选票结果混乱了。

诺特海姆还有影响的最后一个分裂党派很特别，它位于原属于汉诺威王国的区域，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仇外心理。这就是德国汉诺威党或者圭尔夫派，它创立于俾斯麦时代，反对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汉诺威的目标是“纠正1866年的罪过”，也就是将前汉诺威王国的领土从普鲁士分离出去（1866年普奥战争后合并的）。19世纪党派意识的残余与魏玛共和国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管怎样，德国汉诺威党确实对其他主题有看法，而且确实有一群追随者。其立场是民族主义、保守派、极权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其追随者是粗野、暴躁和守旧的。令人惊异的是德国汉诺威党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1928年，德国汉诺威党拥有455张选票——超过总数的8%以上。随着大萧条的现状影响到诺特海姆人，这些都迅速消失了。到1932年4月为止，德国汉诺威党在诺特海姆的城镇登记在册的选票只有62张，这代表着“汉诺威先行者”的中坚力量。在周围的乡村，德国汉诺威党给纳粹主义的甚至更多：其在诺特海姆县的投票数从1928年的5 900张下降到了1932年7月的200张，到那时为止，这些选票占据了纳粹所获得选票的1/4以上。 [39]

德国汉诺威党对诺特海姆政治斗争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与社会民主党相反，德国汉诺威党在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支持纳粹分子，不过他们在1932年投票给兴登堡了。总体上而言，德国汉诺威党公开反对独裁主义和激进主义，但即便是在1932年这样重要的一年，德国汉诺威党也按照其核心政纲，提议汉诺威从普鲁士分离出去。 [40]

因此，由于德国汉诺威党为完全脱离现实的计划背书，它有400张选票流到了纳粹分子那里——这些追随者之所以会离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完全理解纳粹主义有什么错误。像其他的分裂党派一样，通过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它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分裂党派的主要贡献在1932年4月完全清楚了。这些是潜在的纳粹支持者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党派抵抗纳粹选举攻势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一些已经提到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追随者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或理解）不足。德国中产阶级几乎不想要无政府主义的独裁统治，但是，他们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继承的思想遗产使得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理解纳粹主义意味着什么，或是开发出一套可替代的方案。在大萧条的可怕氛围中，由于意识形态贫乏，他们响应了构成纳粹宣传的标志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粹主义的发展既是两代人的民主价值观被侵蚀的产物，也是希特勒掌权那些年一系列情况的结果。

从1932年3月和4月举行的三场选举的投票总数可以发现决定性的事项。共产主义党派开始时有115张选票，然后升到了182张，在普鲁士议会选举中又降到了117张。从这一点来看，清楚的是，至少有65名诺特海姆人从共产主义者转向了纳粹。接下来的选举证明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两个党派之间来回转变立场。 [41]

很明显的是，到1932年为止，至少有些诺特海姆人已经准备好接受独裁统治了，只要独裁统治能保证进行革命。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分崩离析，中心失控；

世间一片混乱，

模糊的血色潮流横行于世

纯真的礼仪被淹没了；

好人们缺乏信念，

而坏人们充满了激情。

——W. B.叶芝：《基督再临》

3月和4月的选举之后，诺特海姆相对平静下来，普通人（很可能投票给纳粹了）有时间思考自1930年以来大萧条对其城镇所造成的影响。从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事实是人们的消费变少了。在城镇的两所中学中，学生数量从1930年的472人下降到了1932年的387人。这显然是父母要省钱的问题，而同时小学人数却有所增加。[37]职业学校的学费只有一年16马克，自1930年以来入学人数下降了1/4。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父母以牺牲孩子们未来的做法来省钱。 [1]

诺特海姆人大幅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博物馆协会的秘书报告说其成员数量在1932年下降了12%，因为人们不愿意支付每年2马克的费用。 [2]诺特海姆人拥有的轿车数量在1932年下降到了143辆，这一总数又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 [3]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养犬许可证的收入下降了1/3，娱乐税收也是一样的，甚至在公共浴室售卖的澡票数量也减少了。城镇中人甚至节省了城镇公墓中的墓碑和墓地费用，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其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 [4]

经济萎缩更为严重的表现是住房建设。1930年，新建了68所住房；而1932年，只有16所，其中12所是公共资助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早在1930年就有136个家庭需要新公寓，或者是因为他们和亲戚住在一起并住在危楼里，或者是登记为“流离失所者”并住在当局提供的住所里。后者中有些人住在旧军营营房里，每月要支付5马克。另一些人住在备用房子里，完全不用支付费用。1930年，每月平均有51个人是这样住的；1932年，平均人数上升到114人。将这些穷困的人压缩在一片小区域内不仅产生了极易引起争论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合理的。诺特海姆有很多大公寓因为太大了而难以租赁，如果把这些公寓再分割一下，“流离失所者”本来可以负担。 [5]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诺特海姆有很多可用的资本可以援助分割公寓或者建设新公寓。光是在城市储蓄银行就有至少1 500个账户超过100马克，还有800个超过500马克的账户。 [6]除此以外，诺特海姆人的储蓄都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城镇中的其他银行了。诺特海姆人越是关注大萧条，他们越是为了存钱而减少消费。因此，大萧条影响了他们的情绪而不是他们的钱包，如果说诺特海姆的消费水平下降了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击，而是因为他们藏起了自己的钱。 [7]

有两群人受到了大萧条的伤害——与建筑相关的小工匠，还有工人们。建筑业的工匠们在1932年特别拮据，不过他们还能在缩减的基础上继续运营。到1932年夏天时，诺特海姆的工艺大师大会要求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并且严厉谴责非法竞争和资本主义体系。几乎没有工匠被赶出这个行业，除了本来就效率低下的人。 [8]

城镇中工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已经失业的工人。通常情况下，失业者会在冬天达到顶峰，在夏天减少。1932年夏天却没有迅速地减少；高失业率持续存在。统计数据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失业者数量和领取常规或“紧急”补助金者的数量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了。而且，1932年6月，新规定生效了，即限制那些之前有固定薪资的人领取福利金。因此，许多年轻人被排除在了所有资助之外，这引发了激烈的抗议。 [9]到7月为止，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公室中只有1/3登记在册的人实际上收到了救济金。剩下的大多数人长期没有工作，以至于他们一直受到官方慈善机构的保护——这些人已经忘记如何去工作了，这些人是没有未来的。

对于这些人而言，1932年的夏天是干燥且贫瘠的，而非多产的。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如此，7月，100年以来的高温纪录被打破了。那年夏天，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也大幅提升。 [10]

绝望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注意，甚至是在与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中。1932年春天的选举显示出社会民主党在大萧条时代的第一次失利。虽然只失去了222名选民（是之前总数的1/11，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明显投票给共产主义者了，不过还是有些人去了纳粹阵营），但是对一个稳定发展了几十年的党派而言是影响重大的。

对于迟钝的社会党人领袖而言，解决方法必须直击问题的根源，因此只能采取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但是诺特海姆没钱。在大萧条的前两年，城镇预算是平衡的，但这只是因为城镇在持续地削减。到1932年为止，预算只有100万马克了，而1929年还有150万马克的。即便这样，1932年也有5万马克的赤字，啤酒税和人头税都增加了。不仅福利开销在持续增长，而且税收来源也威胁着他们的收益。1931年和1932年，营业税的百分比是一样的，但是1932年利润税的收益只有前一年的一半。德国的税收体系允许税务员在利润税不足的情况下按照资本控股来收税，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因利润税的下降影响到总的商业税收益，可以免除大约5%。但很明显的是，税收收入不能增加到满足日益高涨的福利成本，持续的资本税而非利润税是危险的。 [11]城镇也无法为了公共事业项目借钱，因为到1932年，中央政府各种各样的紧急指令都禁止这么做。 [12]

不过，社会党人一直坚称启动公共工程远远超越前几年已经做的事情。1932年4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提出了一项新的详细的工程项目，主要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只需要最少的材料支出并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的项目。中间派和右翼议会成员对有关城镇金融局势的看法持怀疑态度。5月，《人民报》刊登讽刺性的社论，要求实行社会党人的计划，并且质问之前为这种项目储存的资金都是怎么使用的。1932年6月，议会最终极为勉强地批准了涉及三项社会民主党计划的有限项目。 [13]

同一年夏天，中央政府计划的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志愿劳动服务”在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个单位。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大型体育场，工期是5 500天。这会减少该镇的失业人数，但是1932年时已经太晚了。而且，国家资助大型项目的可能性阻碍了地方上的行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持续讨论推迟了所有的工程项目，直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为止。他们在1933年1月获得了资助——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两周前。 [14]

最有希望的公共工程计划来自失业者自己。这是“移居俱乐部”开发的，该组织于1932年春天在诺特海姆成立。该计划是要在归属于地方修道院办公室的荒置土地上建造廉价的独栋房子，雇用失业工人做这项工作。建造房子的工人们之后可以住在这些房子里。一个失业建筑师画了很容易建造的房子蓝图，只需要使用很少的材料。如果城市可以为每栋房子提供材料和500马克，那么中央政府将会借给每位移居者2 500马克。唯一的问题就是修道院管理层只有拿到钱才会放弃土地，而国家只有拥有自由土地才会借出钱。 [15]

8月，僵局被打破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为第一批30栋房子投入了资金，不过，必须要保证的是每栋房子的花费必须控制在政府借款的范围内。城市也同意提供免费的沙子、碎石和森林木材。议会中的右翼成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其他的材料必须从诺特海姆商人那里购买。下一步就是从城市议会那里获得批准，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中间派联盟都支持这项计划。但是纳粹却非常反对。

城市议会中的纳粹领袖指责全部移居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提出无限期地推迟考虑该计划。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整个社会民主党派一度因抗议纳粹分子所使用的语言而离开房间。当时，纳粹分子要求迅速进行投票，否决该计划。

这些策略后来受到了中间党派的挑战，在第二轮投票中，该计划被批准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提议为无力偿还贷款的人做担保，由于纳粹党人的反对而失败了，因为这项提议需要2/3的大多数人同意。在这一点上，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爆发了，他反对纳粹的演讲非常激烈，以至于县长不得不召集警察来阻止武力威胁。 [16]

纳粹分子后来声称他们实际上是支持这项移居计划的，但是时机还不成熟。就县里为移居提供担保而言，是对的，因为当时该县有超过20万马克的难以抵消的赤字，而且鉴于县财政即将崩溃，只能向普鲁士政府求助。赤字主要是由于高涨的福利成本。 [17]

由于诺特海姆县已经拒绝了，现在就轮到城镇来担保这些贷款了。社会党人再次积极地支持这项计划，而右翼则反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号召大家注意迫切的住房短缺问题，指出即便是一笔小支出，也会对城镇的经济有所帮助。右翼反对移居的唯一理由就是孩子们需要走过1英里才能到学校。在公务员党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打败了城市议会中的右翼，城镇变成了移居的赞助人。 [18]

但这时已经是1932年秋天了；时间越来越短，工程却还没有开始。失业者不得不靠着希望而活着，直到第二年春天。那时，纳粹分子已经掌权了，它推动了移居项目，并声称该项目的成功都是纳粹的功劳。

如果说城镇的工人们对他们的经济困境感到绝望，那只是故事的一半。还有一半是纳粹分子因在春天的选举中获胜而激动不已，而他们在诺特海姆拥有绝对多数的武装，于是，他们开始对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施加无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是社会党人无力抵挡的。

这一过程是更加折磨人的，因为1932年春天开始，反纳粹分子的希望被德意志政府的行动瞬间点燃了。4月，布吕宁内阁发布解散冲锋队的命令。前一天，《人民报》刚刚就冲锋队队员发表了如下意见：

在《听！听！》上，我们读到了一个便签，是希特勒让诺特海姆冲锋队承袭旧汉诺威皇家普鲁士军重骑兵军团的传统。应该笑还是哭？冲锋队的队伍中满是盗贼、骗子和更坏的人。旧卫兵们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赶出去。 [19]

第二天，冲锋队正式被禁止。在诺特海姆，得到国家部队支持的警察突袭了纳粹总部，搜查了冲锋队和党卫军领袖的家。他们并没有发现武器，不过要不是一个警察在突袭之前几个小时向诺特海姆党卫军的首领告密的话，警方本会有所发现的。 [20]社会党人满意地看到纳粹的赈济处即冲锋队营房关闭了，自前年秋天一直飘荡在诺特海姆上空的纳粹旗帜被警方拉下来了。 [21]

高兴还太早了。只过了几天，警方就向纳粹分子承诺重开他们的赈济处，纳粹旗帜又一次马上就升起了。而且，冲锋队只是名义上解散了。解散命令发布还不到一周，《人民报》就发现：“之前的紧急命令看起来对诺特海姆没有任何影响，当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依旧穿着制服在城镇中闲逛。普鲁士内政部长的长臂何时才能伸到诺特海姆？” [22]

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觉得有理由进行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国旗队的军乐队一大早就沿着全城镇游行，以此提醒人们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上演奏了更多的音乐，下午，庄严的游行队伍蜿蜒地穿过城镇，有很多旗帜和横幅，一直走到啤酒花园。在那里，工人们听着人民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看着社会党人青年团体表演的杂技，喝着很多的啤酒。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讲给德国人和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响亮的欢呼声。《人民报》将整个事件解释为“工人们对抗纳粹主义斗争的转折点” [23]。

5月的第一个星期，国社党的活动很克制，但并不是因为与社会民主党的交战。其中一个原因是春天时一系列繁忙的竞选活动所带来的疲惫感和混乱感。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贫穷：4月和5月，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既没有向纳粹党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支付要求的费用——诺特海姆县几乎有一半的地方小组都有这种玩忽职守的现象。 [24]过度依赖未来增长的消费行为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尝到了恶果。由此，他们一直负担着债务，直到希特勒建立起独裁统治时，才解决了他们的财政问题。

但即便是纳粹减少努力了，也并不是完全不活跃了。5月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一场相对没那么政治化的“5月步行”活动，有25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去诺特海姆的森林远足旅行，之后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城市公园，喝咖啡，吃蛋糕。虽然一周后举行的纳粹第二场集会被大胆地宣传为“战斗仍在继续”，但是会上只讨论了纳粹分子会如何通过轻度通货膨胀信贷项目来解决失业问题。 [25]诺特海姆的暴力行为也减少了，但是5月中旬还是发生了一场八人打斗，其中一人受伤严重，6月，一个纳粹把一个年轻人打到失去意识了。 [26]然而，5月末，希望的序曲终结了，纳粹的主宰力量再次向前推动。

在整个国家层面，容克[38]和军事领袖的阴谋导致布吕宁辞职。冯·施莱歇尔将军[39]保证了右翼政权的任命，冯·帕彭[40]成了没有国会支持的内阁总理。冯·帕彭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解除对冲锋队的禁令，另外他还撕毁了禁止纳粹分子穿制服的命令。

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选择在1932年春末将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其权力附属职位，尤其是学校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有效的攻击，因为社会民主党一直担心诺特海姆的学校成分。早在1930年12月，《人民报》就指出高中的学生们经常以“希特勒万岁！”来问候彼此。10个月后，《人民报》报道了两个纳粹化的高中学生将一颗臭气弹扔进了开着窗户的房子里。该报评论道：“校方将如何处理孩子们头脑里的所有纳粹思想？” [27]尽管高中校长禁止学生们行纳粹礼，地方政府禁止学生们成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但是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松其担忧之情。1931年年末，《人民报》指控第一市立中学为“纳粹大本营”。它暗示有几个教师是纳粹分子，并指出学校周围的建筑和路灯柱“装饰着纳粹标志”。 [28]因此，正是在社会党人非常担心纳粹教师影响的时候，纳粹决定将社会党人从学校咨询委员会驱逐出去。

1932年4月初，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项清除学校里纳粹教师的运动。《人民报》指责第一市立中学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是激进的纳粹分子，他读《听！听！》，在课上教政治，在黑板上写纳粹口号——这些都是事实。 [29]因为普鲁士的教师加入国社党是违法的，所以这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几天后，《人民报》又抨击了另外两名教师，指控其中一人在凌晨3点喝醉了，踉跄着穿越诺特海姆的街道时，大喊着：“希特勒万岁！”还指控另一名教师在上课时行纳粹礼并且允许学生们在学校远足时携带纳粹三角旗。后一项指控是有目击证人的。 [30]4月末，城市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正式要求将沃格和第一市立中学的另一名纳粹教师作为危险分子开除。然而，市长认为这一行为超越了议会的权限。 [31]

如果社会党人认为这些曝光将会为他们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那他们就错了。社会民主党试图为新的学校咨询委员会选举列出一个普通的候选人名单，但是被拒绝了。正如《人民报》所说的：

中产阶级已经选定了一份“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几乎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其中也有些是转投纳粹的前共产主义者。这自然引起了工人们的反对。 [32]

社会民主党质疑第一和第二市立中学的选举，他们两所学校的候选人名单被称为“社会的—共和政体的进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向社会党人施加压力。两者都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向城市议会提议削减该镇对路德派教会的补贴；两者还都报道了（在当地新闻版块）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议会中投票赞成共产主义者的建议，即向所有收入12 000马克以上的人收税。 [33]

纳粹分子发起了攻击。5月末，一个路德派牧师，同时也是纳粹党的国会成员，在一场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他严厉地抨击了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德国境内将其定为非法者。除了宣称宗教支持纳粹主义，他还坚称德国军队是希特勒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一周后，在“1910年代圆顶”有一场“娱乐晚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这场晚会是“真正德国化的”。投票前的一周，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了对年轻人的关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希特勒青年团会议，还有游行、乐队演奏和体育比赛。之后，在选举前夜，另一个路德派牧师在群众集会上就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发表讲话。演讲者宣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毒害着青年人，“福音派（新教）和德意志民族密不可分”，而“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教将会庆祝它的重生”。集会以演唱《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并重复高呼“万岁”[41]而结束。参加投票的人很多。 [34]

两所学校的投票竞争很激烈。在位于山坡处住宅区的第一市立中学，纳粹分子赢得了14个代表中的10个席位。在位于铁轨北边的第二市立中学，投票结果是分裂的，社会党人和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分别赢得了五个代表席位。 [35]社会民主党的无能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内显现出来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2日，为了庆祝旧日耳曼部落的夏至节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县举行了群众游行。来自三个县的三个乐队和1 200名冲锋队队员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36]不到一个星期，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就急忙写信给省党部领袖，想要更多的申请表格以分发给急着加入纳粹党的诺特海姆人。 [37]

纳粹在学校选举中的胜利令人沮丧，但对社会党人而言还不是灾难性的。严重的问题是纳粹的经济压力。诺特海姆社会党人的核心力量是铁路工人们。1930年，在工人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中，社会党人工会以10：1的绝对大多数获胜。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开始削弱工会，强迫工人们至少在表面上接受纳粹主义。

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5月中旬《人民报》的报道中。诺特海姆铁路办公室开除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在这里工作了长达20年。终身制领薪水的工人们被迫签署同意书，变为领小时工资的工人，并且不再是终身制。九人拒绝签署，马上就被开除了。同时，薪水降到了每小时50芬尼。 [38]前铁路工人赫尔曼·舒尔策描述了这个过程：

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第一次试图把铁路工人们组织起来。纳粹主义已经在管理层、控制室、办事处工人们等那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了。纳粹主义从高层职员开始，向下层做工作。从1931年开始，职员们发现那些属于褐衫队的工人们得到了特殊待遇……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是打斗。当我和工人们讨论反对纳粹分子的时候，主管要求我上班时间不要讲话……1932年春末，所有的社会党工人都被迫签署了放弃终身制的同意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可签字也不想失去工作。压力开始施加到其他工人身上，最后一步就是“要么加入（纳粹工会），要么被开除”。我是唯一一个坚持下来并且（公开）留在社会民主党的人。 [39]

这一进程持续了整个夏天，9月开始了新一轮的解雇，包括舒尔策在内。由于舒尔策的顽固，没有任何文件说明，他就被解雇了，这就意味着他既不能找新工作，也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调车场主任曾亲自向舒尔策承诺，只要他加入纳粹阵营就可以保住工作，但是舒尔策认为自己处境安全，因为作为工人委员会成员，从法律上而言，他并不能被解雇。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工会的全国办事处无力改变整个进程，这让其他工人认为他们是毫无防御能力的。 [40]

这场斗争是无声的，因为社会党人明显不愿意暴露他们的弱势，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刊登了官方的解释，即“季节性裁员”。自由工会在7月安排了一场群众集会，会上的工人们期待着可以就这一问题进行某些抵抗。与此相反，演讲只是强调了保卫共和国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唯一与诺特海姆铁路工人们的迫切要求相关的是一个工会部长提出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号召。 [41]

铁路调车场的第二次解雇浪潮之后，在工人委员会的终身雇员中举行了选举。投票的前一天，地方铁路办公室宣布其会在诺特海姆地区雇用1 000名工人以替代85%的被解雇的人。在选举中，纳粹代表赢得了六个席位中的四个，社会党人一个都没获得。整个地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个即将成为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阵线”地方领袖的人被提名为诺特海姆的地方代表。1932年11月，诺特海姆铁路车站雇用了30名新工人。 [42]

总体的经济形势让社会党人很无助。成千上万名工人正在等着每一份工作，罢工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是舒尔策那种情况明确的法律诉讼也会因缺乏证据而失败，工人们感到恐慌。结果，社会民主党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号召抵制纳粹的商店。《人民报》公布了一系列由纳粹分子所开的商店名称，并且讽刺性地提议道：“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会确保这些商店幸存下来。” [43]抵制运动并没能推行开来。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商人都是纳粹分子，工人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贫穷工人们根本没有以抵制措施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力量，而最具政治意识的人早已通过他们的消费者合作社进行购物了。 [44]

不管怎样，几乎没有人能抵制铁路，这里正是工人们受苦的地方。工人们因自身经历而产生的无助感在1932年夏天转变成了一种愤怒和失望的情绪，最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而这最终帮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在1933年后毫无阻力地就掌握了权力。

那年夏天，社会党人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冯·帕彭对冲锋队的放任态度难以避免地导致在德国出现暴力行为的浪潮。冯·帕彭以这一点为借口，于7月20日在普鲁士发动政变。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政府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权委员会。社会党人选择将这件事告上法庭，而不是与之战斗。德国民主堡垒就这样不费一枪就被攻破了。

纳粹分子不仅在1932年夏天攻击了社会民主党的下属要塞，而且还利用他们新获得的绝对多数席位渗入了保守的公民协会。这是简单的：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只要求每个党派成员加入公民协会，这样瞬间就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 [45]自从社会党人迫使议员马纳辞职之后，7月，他们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大部分的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将会发现这是正确的。九名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六名是纳粹，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和会计。新主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公民协会的所有成员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国社党。新的副主席就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补充说纳粹分子是中产阶级可靠的保护者，而民族主义党派是由“大资本”控制着的。他的这一声明赢得了很多喝彩，但是其中很可能没有民族主义者的参与，而他们是当时这一组织的支柱。 [46]

纳粹进攻的最后一个层面在1932年7月到来了，就是国会选举。投票定在7月31日，但是纳粹为他们所设计好的最协调的努力所做的准备很早就开始了。6月20日，省党部领袖将来自慕尼黑国家总部的要求传达给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告诉他们在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存在不当行为，自此，“腐败”成了这场竞选运动的中心议题。（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只能汇报说他们城镇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实际上是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其腐败在于雇用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他之前被另一项公务员工作解雇了。 [47]）此后不久，出现了如何开展这场竞选运动的明确指示：组织、金融援助、口号和需要强调的中心议题——腐败。

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大区中的600名主要纳粹分子，包括15名县领袖、430名地方小组领袖和120名大区演讲者。其中包含了利用新技巧的明确指令：根据成员的特定领域向选中的投票者寄送手写信，针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文本。为战争孀妇、领抚恤金者、战争伤员、乡村工人、共产主义者、女性、年轻工人、工会成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妻子和“才智过人的女性”提供了示范文本。每一份文本都手抄在很好的信纸上——让其看起来像是原始文本而非复本，这样一来，接收者会确信这是私人信件——并由同一领域的某些人签名。因此，一个纳粹工会成员会写信给另一个工会成员，附上：“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这次我想投票给希特勒，因为我厌倦了所有腐败……” [48]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命令其各种各样的组织成员都努力做这项工作，在选举运动结束时，合适的信件已经送到了城镇中的每一个选民手中。 [49]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挨家挨户地发传单，还有平时的群众集会和冲锋队队员游行，这些在过去两年经检验表现良好。即便是这样，随着投票日迫近，大区的演讲者组织还是紧张起来了。7月中旬，瓦尔特·施泰内克惊慌地写信给省党部领袖，因为他没有“大牌”演讲者了，他担心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的竞选活动会比纳粹分子的更加活跃。 [50]

选举运动产生了一个可预见的影响：暴力行为。

1932年持续的政治活动已经将城镇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分裂波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也因此陷入了混乱。家庭因为纳粹主义问题而分裂。夏天时，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子们在集会后不敢独自回家，只有带着反纳粹的标志（比如“钢铁阵线”的三个箭头）才能避免被攻击。政治暴力变得司空见惯。 [51]

1932年7月，不仅选举运动到来了，潮湿闷热的天气也来了。冲锋队最近被允许穿他们的制服了，因而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挨饿受冻地度过了”冬天的社会主义工人发现连短期工作都找不到。整个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7月1日至7月20日，普鲁士爆发了461场政治骚乱，其中有82个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严重。 [52]

在诺特海姆，傲慢自大的情绪环绕着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冲锋队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武装起义。《人民报》在6月的时候报道称，80名穿着制服的纳粹分子正在诺特海姆的森林里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殴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当时他“碰巧晚上出来散步”。诺特海姆的警察局长要求采取行动。 [53]第一次的纳粹竞选集会强调了制服的妙处：

1932年7月2日，星期六，在“1910年代圆顶”。晚上军队的游行和冲锋队征召新成员。军队游行的音乐将由44名接受了优秀的冲锋队82分队的音乐训练的人演奏。***所有的（娱乐活动）表演都由冲锋队负责。***冲锋队分队的某位领袖将就“防卫的意愿——通向自由之路”发表演讲。

冲锋队是1914年精神的传承者。

冲锋队拥有英勇的心。

晚会将以穿越城市的宣传游行作为开端。

第一党卫军82分队

冲锋队82分队

在斯潘瑙斯的店里和国社党的商业办公室有预售票。 [54]

这一事件实现了纳粹希望500多名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举行游行的期望。“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热情的观众，他们为冲锋队的表演（体操表演）喝彩，尤其是音乐表演，按照《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拥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光环和崇高的精神”。

四天后，纳粹分子召开了另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群众集会。演讲者是一个国会议员，主题是“布吕宁——从此不再！冯·帕彭——过渡时期！给希特勒权力！”。演讲者明确地将纳粹分子从冯·帕彭的政府中分离出来，坚称“没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也发誓希特勒会合法掌权，而“11月罪人[42]和社会民主党杀人犯”将“为他们的罪行负责”。“1910年代圆顶”响起了喝彩声，结束时回荡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 [55]

社会党人努力地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阻挡纳粹浪潮，以极端的战斗状态回应一切。冲锋队的“军事游行之夜”之后的那天，诺特海姆“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对抗游行，以城镇乐队、两个军乐队和许多装饰着三个箭头的旗帜为首。在市集广场上的演讲又是关于捍卫共和国的。五天后，共产主义者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有50人和一些红旗。第二天，社会党人又举行了游行，是由“钢铁阵线”发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战斗情绪也反映在这次事件的宣传广告中：

致诺特海姆县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7月9日星期六晚上7点，在诺特海姆：诺特海姆县拥护共和政体的工人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的街道都属于拥护共和政体者！因此，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必须参加游行！ [56]

游行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由30个举着旗帜的人和两个军乐队带领。在市集广场上，一个演讲者严厉谴责冯·帕彭政府，在结束的时候吼道：“在国会选举中，我们不能被纳粹打败！” [57]第二天，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这一次是由失业者和社会党人所控制的专设的失业者委员会发起的。接下来的一周，表达了为失业者增加工资的要求，制订了在诺特海姆进行大规模抗议游行的计划。 [58]

7月10日是有纪念意义的，不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因为这一天在诺特海姆，被压抑很久的暴力行为终于爆发了。一大清早，六个纳粹分子殴打了一个佩戴“三支箭”别针的“钢铁阵线”成员。这为真正的战斗做好了准备，战斗在当晚7点爆发。大约25名国旗队队员从就业办事处出发朝诺特海姆行进，就在跨过“长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从对面方向过河的60名冲锋队队员。两支队伍的首领平安无事地擦身而过，其身后的队伍却互相咒骂起来。“长桥”上的通道很窄，辱骂迅速地变成了全面战斗。双方使用了棍棒、手杖、自行车打气筒和其他的简易武器。在桥北面旧军营居住的“流离失所者”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冲过来帮助国旗队队员。在警方赶到并终止打斗之前，有大约80人正在用石头殴打纳粹分子。即便是警方努力让对立的双方分开，依旧发生了个人打斗，人们开始越过警方的头顶将石头扔向冲锋队的队伍。这一直持续到一个警察朝人群开枪才结束。双方终于被分开了，两名党卫军成员破坏了就业办事处那边的桥，人群将他们手中最后的石头扔了出去。党卫军急忙撤退了。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有三人住院，多人受轻伤。在受伤的国旗队队员穿过诺特海姆之前，战斗的消息已经引发了一群人的敌意，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一直被嘲笑。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也就是一个月后在诺特海姆举行的，九个国旗队队员被指控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攻击。其中四人无罪释放，其他人被判处二到六个月的刑期。在传达判决的时候，法官宣布双方都有错，遗憾的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起诉冲锋队中的一些人。 [59]

“长桥”战斗的四天后，也就是7月14日的“巴士底日”[43]，失业者进行了抗议示威游行。尽管是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但是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都渗入了队伍中。前一天，共产主义者举行了一场100人参加的游行，发表了演讲，呼吁与社会民主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那天晚上，警方在诺特海姆森林里逮捕了两名共产主义者，两人都携带着左轮手枪和子弹。 [60]

7月14日，有500名男性和女性参加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这立即就被报纸称为“饥饿游行”。游行事先制订的目标是抗议过低的失业救济金并向城市议会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免费洗浴和终止义务劳动。

在穿过诺特海姆的游行之后，队伍在市政厅聚集，他们举着标牌、海报和一面黑色旗帜（象征着普遍存在的悲伤和极其痛苦的情绪，至今仍旧在整个欧洲使用）。在游行期间，失业者越来越焦躁不安，开始大喊“饥饿！”和“给我们面包和工作！”。在市政厅，呼喊声传到市长那里，要求他出来和他们谈话。他拒绝了队伍的请求之后，怨愤声四起，一个人大喊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市长？”人群大喊着回应：“绞死他！”之后，最前面的人走上台阶，进入市政厅。

警察立即抽出他们的警棍，有些人被抓住和控制住了，还有些人被殴打了，人群向前涌去，有一个人大喊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进去！”一个警察掏出了枪，一个示威者对他说：“你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

进入市政厅后，失业者不知道接下来能做些什么事情。人群发生了混乱，警方阻止他们向一楼以上的地方前进。示威游行最初的领导者之一，也就是工会秘书和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劝说人们离开大楼。人们出去之后再次聚集起来，有序地朝着县辖区行进，县长现身并且告诉他们，他本想提高失业救济金，但是县现在几乎要破产了。于是，游行队伍解散了。

第二天，失业者仍旧心情不好。《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讽刺性文章，生气的人们聚集到该报的编辑部，开始敲窗。警方及时到达，从而阻止了暴力的发生。这天稍晚的时候，参与“长桥”战斗的一个国旗队队员出院了，立刻被一个纳粹分子袭击，惨遭殴打。同一天，两名女性之间还爆发了政治争吵。

八名“饥饿游行者”后来在诺特海姆的巡回法院接受审判。审判拖到了11月，越来越超过限度了。法庭不得不反复地清场，法官一度威胁说要逮捕所有的观众。后来，他以蔑视法庭罪审判了其中一个被告。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都提供了辩护律师。有七名被告被认定为有罪，被判处6到9个月的刑期。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一个共产主义被告在被告席上大声呼喊着：“德国的‘下层人民’很快就会进行另一场审判。你们可以锁住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是自由的！”这时，法庭的观众席上唱响了《国际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警方会清场并且把人群驱散到外面去。 [61]

“长桥”骚乱和“饥饿游行”之后，纳粹分子变得相当沉寂。他们唯一的活动发生在7月18日，冲锋队的合唱团在为一名冲锋队队员及其新娘演唱完《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后，举行了穿越诺特海姆县的宣传游行。 [62]减少活动是因为他们在准备纳粹项目中的一场最大事件——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

1932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主流媒体的明星，希特勒的演讲就像组合狂欢节、摇滚音乐会和大联盟冠军赛一样。演讲吸引了寻求神秘交流的信仰者、刚刚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的有求知欲的人以及想要分享其他人都做了些什么的好奇者。一宣布举行演讲，票立刻就被卖光了；通常情况下，票只在当地纳粹重要人物中谨慎分配，由他们加价出售。早些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请求省党部领袖将一部分票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士，他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11张2马克一张的票。 [63]施泰内克还在6月中旬写信给大区，当时希特勒的行程已经定好了，哥廷根附近的城镇被挑选为希特勒的演讲地之一，他在信中指出了本应选择诺特海姆的原因。 [64]

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地点不能轻易地选取；1932年，地方上的纳粹官员经常事先收到一套完整的印刷的指示说明，是关于如何举行希特勒的集会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希特勒要求的矿泉水牌子，还有一些奇怪的要求，比如天气热的时候，希特勒要求讲台上必须放一碗冰，这样他可以凉手。 [65]希特勒的演讲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事业和主要的创收事业。1932年7月21日，在哥廷根举行的演讲花费了11 470帝国马克，但是卖出了15 545张票（每张票高达3马克），总收入达19 222帝国马克，净收益7 751帝国马克。即便是元首抽取一半的收益，仍旧能挣很多钱。 [66]而重点是无论希特勒出现在哪里，他的演讲都极大地推动了纳粹的竞选运动。

希特勒将要发表演讲的哥廷根城镇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为了将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带到这里，铁路安排了几辆专列。集会将在露天举行，整个空间可以容纳15 000名观众。希特勒之前是威廉·弗里克教授，教授在晚上8点开始演讲，场地3点就开放。希特勒会坐飞机来。

下午很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演讲者的讲台上布置了很多纳粹标志和旗帜，讲台后面就能看到旗帜。当地冲锋队队员作为引座员，而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成群地站着。作为一种荣耀，在战争中受伤的人被带到了前排的特殊席位；之后，病人被抬了进来，包括（据称）一个声称最后心愿就是见到希特勒的濒死的人。等待期间，气氛越来越紧张。突然，8点的时候，人们呼喊起来，因为希特勒的飞机越过了布伦瑞克，他早些时候在这里发表过演讲。人们高喊着：“万岁！”当飞机飞向机场时，他们挥舞着手帕。

之后，弗里克教授开始演讲。“如果警方说他们不能保护冲锋队，我们将会自我保护。只要给我们多年来我们的敌人对付我们时所使用的武器就行了。”9点45分，他结束了演讲，人们一边等待着，一边不停地低声抱怨着。开始下起了细雨。突然，希特勒出现在了讲台上，迎接他的是欢呼声和自发的“万岁”。说了几句粗话后，他命令把讲台上的雨伞拿走，这样一来，他就像观众们一样没有任何庇护地站在细雨中了。他大概说了如下的话：

各国历史上都会迎来各种各样的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的投票并不只是一场选举，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抉择——国际主义的世界和真正德国精神的世界。人们必须在被阶级、党派、宗教分裂的德国和拥有一种意志、一个目标的德国之间做出抉择。过去的13年带来了痛苦、毁灭。本没有人能摧毁国家财富，创造数百万的失业者。所有的成分都有他们的党派，只有德国人民没有。但是国社党永远不会放弃斗争，因为只有国社党拥有勇气，并且愿意采取行动。

他离开讲台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之后又被高呼“万岁”的声音打断了，最后，人们自发地唱起《霍斯特·威赛尔之歌》。“每个人都浑身湿透地回了家，但心中充满了希望，”《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铁路车站附近的路灯都熄灭了——我们听到马克思主义者也‘断电了’。” [67]

尽管在希特勒的演讲之后，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会变得扫兴，但是纳粹分子仍旧不得不以选举集会来填充7月剩下的10天。他们举行了两场集会，每一场都不出彩。7月25日，一个维也纳的纳粹被邀请到诺特海姆，发表了反对犹太人的讲话，选举前夜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娱乐晚会”，播放了希特勒、戈林[44]和施特拉塞的“有声”影片。 [68]为了填补空白，纳粹分子在他们的报纸《听！听！》上发表了诽谤性的指控。

媒体的谩骂很可能已经到了收效递减的阶段。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一年前，一群在诺特海姆邮政局工作的办事员被《人民报》贴上了纳粹分子的标签，但是随后该报就撤销了指控。而现在，1932年7月，纳粹分子抨击同样一群人为社会党人。这群办事员最终对纳粹分子提起了法律诉讼，经公证人证实，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因而恢复了平静。 [69]

但是纳粹的诽谤在诺特海姆健康保险办事处起效了。这一机构由社会党人管理，自1931年8月《听！听！》第一期发行以来，办事处就一直承受着纳粹分子的抨击。在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前的一周，健康保险办事处的董事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解释其对《听！听！》发起的诉讼已经失败了，因为法庭裁定读者们不可能从纳粹文章的扭曲语言中发现任何意义，但是《听！听！》开始了新一轮攻击，因此，董事会发起了新的诉讼。《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广泛报道了新的指控，即健康保险办事处向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承诺可以使用它的油印机。《听！听！》从一个该办事处的雇员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该雇员后来被解雇了。社会党人坚称这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市政厅和县辖区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每一次使用这个机器都付钱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县长和审查委员会调查了这一事件，宣布纳粹的指控是诽谤。委员会免除了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所有责任，并且支持办事处开除一开始将此事出卖给《听！听！》的雇员。但是，这一消息只在《人民报》上发表了，而且是在选举后。去投票的诺特海姆人对纳粹的指控记忆犹新，很可能有一种印象，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声音，健康保险办事处及其社会党人董事会一定有问题。 [70]

选举前夜，社会党人执迷于疯狂的指控，包括声称纳粹分子会给穿着冲锋队制服在城镇中行走的工人3马克，还会给成为冲锋队队员的人50马克。除此以外，社会民主党最后举行了两场集会。其中一场是由工会发起的，于冯·帕彭在普鲁士的政变之后六天举行，他们向政府就此事提出抗议。另一场是选举之前两天举行的。集会上的演讲者之一是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客观分析了纳粹分子的承诺和行动之间的差别。第二位演讲者是一个地方工会的秘书，他详细地反驳了纳粹对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指控。集会的内容相当不同于最初的广告宣传：“我们正在进击！奋起！攻击敌人！”不过，出席率很高。 [71]

其他政党变得无足轻重了，因此并没有发起竞选运动，只有民族主义者除外。虽然冯·帕彭并不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但是他代表了该党的一些观点，因此该党是国会中唯一支持帕彭的党派，德国国家人民党认为这给了它新的政治可能性。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投票的两天前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会上，该党成员谨慎地将其从国社党中分离出来。民族主义演讲者说他们钦佩纳粹分子的爱国主义，但是反对他们的计划，尤其是“社会主义”方面的计划。他也指责希特勒想要摧毁其他党派的愿望，因为“德国文化就是通过多样性发展起来的”。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72]

7月31日星期天，6 730名诺特海姆人去投票，其中有96%的人符合条件。纳粹获得了4 195张选票，比前一年增加了500多张。他们现在代表了诺特海姆62%的选民。他们获得了所有“新”选民的支持，也吸引了其他党派的选民。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385张选票，现在只代表城镇中1/4的选民。除了纳粹之外唯一选票增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选票翻了一番，但只有285张，即所有选民的4%，这让他们成了诺特海姆的第三大政党。就算最大限度地将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转给共产主义者，也至少有200张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投给了纳粹分子。痛苦和无助感开始侵袭社会民主党曾经的追随者们。

民族主义者在诺特海姆站稳了脚跟。获得了200多张选票之后，他们从普鲁士议会选举时的最底端攀升上来。而这并不是让他们狂喜的原因，还发生了很多鼓舞极权保守主义追随者们的事情。冯·帕彭的政变让他控制了普鲁士邦，他现在可以清理普鲁士的社会党人政府，并且以保守主义者取代他们了。城市议会试图就谴责《人民报》一事进行投票，不过没有成功，因为中间派不同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县长被免职了，他被一个民族主义者取代了，而且县议会被解散了。 [73]

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虽然是一个社会党人，但却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也很客观，以至于纳粹分子对其在1932年离任也表示遗憾。即便是身处口水战中心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忘记了他们都是社会党人，并且称他为独裁者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镇定。新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是一个反纳粹的保守派，他质疑民主，厌恶社会党人。他的上任也就意味着社会党人在县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形势结束了，因为冯·帕彭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并入临近的乌斯拉尔，保留诺特海姆的县地位，但是解散其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两名纳粹党人、一名民族主义者和一名温和的右派组成。 [74]社会党人又从另一个权力位置上被驱逐了。

所有改变的标志是1932年8月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并没有举行游行。只在第一市立中学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集会，所有的学校这天甚至都没有放假。下午晚些时候举行了游泳比赛，但这就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为其主要年度节假日做的所有事情了。 [75]

考虑到整个夏天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

——一个失业工人大喊道，他因扰乱治安而被捕，据1932年12月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

尽管社会民主党遭遇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纳粹分子在7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绝大多数，但夏季选举后，诺特海姆的政治形势陷入停滞不前。纳粹分子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这是他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但他们仍旧没有权力。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经过密切观察，纳粹在7月国会选举中赢得的230个席位的“胜利”是空洞的。国社党只获得了37%的投票——自第二次总统选举之后，这一比例就没有增加过。8月13日，希特勒向冯·兴登堡举荐自己，希望能被允许组建内阁，这位老人家不仅拒绝了，还暗示他永远都不会允许希特勒成为总理。如果不可能“合法取得权力”，毫无疑问会使用武力。冲锋队于1932年8月发动了一波恐怖袭击，冯·帕彭政府以紧急法令作为回应，按照这一法令，五名冲锋队队员因谋杀罪被判死刑，军队告诉戈林一旦纳粹试图发动政变，他们就会开枪。

在这种僵持局面中，军队似乎占据着优势。在诺特海姆，1932年秋初的重要事件反映了这一点，因为来自第17步兵团的军队访问诺特海姆，进行了秋季军事演习。城镇热情地接待了400名士兵和6名军官。各种报纸满是关于军事演习的叙述，军乐队举行了两场音乐会，在各种各样的酒吧里举行了多场“演习舞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城镇中的孩子们听到老兵的歌曲很高兴，因为他们骨子里都热爱军队。为了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学校给孩子们放假，让他们去看第二天的军事演习。简而言之，整个城镇都沉浸在纯粹的军事表演中。 [1]

以前，在小范围内，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1930年11月，一个自行车团体访问诺特海姆并举行了“同道中人晚会”，和诺特海姆“以前的90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的成员一起喝啤酒。1931年5月，一个小型摩托车分队在城镇中因模拟演习待了两天。很明显的是，诺特海姆人非常渴望军事生活，以至于他们看到警察部队来城镇时都很高兴。1931年，为庆祝一支警察部队驻扎在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晚会，1932年6月，警察部队访问城镇的时候，举行了一场“演习舞会”。人们还应该了解的是，有几个诺特海姆人是非法军队（黑色国防军[45]）的志愿者会员，这支军队驻扎在城镇东部15英里远的山丘上。 [2]

投入军事主义并不只是观看士兵们的游行。1930年，陆军元帅冯·马肯森[46]访问诺特海姆所引发的精彩的庆祝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32年，前陆军元帅再次穿过诺特海姆，路上，他去拜访家宅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老朋友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当地最重要的纳粹分子）。他要求不需要小题大做的，但是150名钢盔团成员在火车站迎接他，诺特海姆露易丝王后协会为他献花。他乘着伯爵的豪华轿车穿过城镇（许多房子上都挂着向他致敬的旗帜），“长桥”上一支钢盔团卫队列队欢迎他。在被检阅和解散之前，钢盔团一直跟在汽车后直到冯·施特拉伦海姆的家。之后，当地的“骑兵俱乐部”被邀请到伯爵的宅邸喝茶，与老战士会面。当《人民报》刊登了伯爵庄园的半版照片时，对马肯森的到来很高兴的诺特海姆人几乎笑不出来了，照片中包括仆人们的住房、马厩等，题述是：“这里住着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工人们的领袖——国社党的领袖——不需要进一步的评论了。” [3]

在大萧条的年代，诺特海姆人持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常态，但是几乎没人能像纳粹分子那样熟练地利用民族主义。甚至娱乐活动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演讲协会”经常有军队的演讲者。在1931—1932年的圣诞假期，有一部军事滑稽剧电影《舒适的后备队》打破了诺特海姆电影院的所有纪录，连续两周都满座。该电影比汤姆·米克斯和哈利·皮尔[47]那样的中坚分子更具吸引力。但该电影并不是宽容的民族主义。1931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城镇附近发现了一个来自比利时的小气球，上面系着一张明信片，询问发现的时间和地点。“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无意义的玩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社论称，“但是，有很多人来询问关于风向、天气和发现地点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些寄送者正在调查战略信息。因此，不要把明信片寄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出，想要爬到树上拿气球的那个诺特海姆男孩的裤子被划破了；该报严肃地建议法国人给他买一条新裤子。《人民报》对这个故事没发表任何评论。 [4]宗教也被利用来培养民族主义了；虽然教会并没有举行宪法日庆祝活动，但他们确实举行了纪念俾斯麦建立帝国的庆祝活动，1932年10月，他们庆祝了冯·兴登堡总统的生日。 [5]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纳粹诉诸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虽然粗暴，但却有效。另一方面，社会党人指责纳粹分子崇尚军国主义是毫无价值的，尤其是其中包括隐含的暴力威胁。1932年秋末，《人民报》被驱使着要求城镇政府采取行动，反对纳粹分子穿制服并高举旗帜在城镇游行。该报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在“挑起暴力”。 [6]然而，城镇中的纳粹分子知道正是这样的姿态吸引了他们在诺特海姆的追随者。因此，纳粹分子并没有试图与民族主义的、以军事主义为基础的冯·帕彭政府战斗，而是将新的重点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了。

9月17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举行了他们在7月31日国会选举之后的第一场集会。这场集会被宣传为“盛大的军事游行晚会”，特色是“党卫军的体育表演”。有很大一群人到场观看党卫军的表演，不过他们的“体育表演”结果是一场被委婉地称为“国防体育”的展览，即军事演习。两天后，冲锋队在诺特海姆附近的森林进行了大量的公众演习，随之还举行了“演习舞会”。这类活动比一周后举行的另一场集会更加吸引人，在集会上，“所有阶层的工人！商人！工匠！农民”都被邀请“和我们一起带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愤怒和行动来发起猛攻”！根据《人民报》所说，这次集会只有通常出席率的1/10。 [7]

虽然最近获得了很多成功，但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是陷入了麻烦，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都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财政。虽然有大量的资金转入，但是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反而增加了——按照预期，收益会增加。1931—1932年的“金字塔俱乐部”将群众集会的收益投入宣传，想要以此从群众集会中获得更高收益，到了1932年夏天，它已经到了极限并且开始崩溃了。再也没有大批新的希特勒追随者来供养这个循环了。而且，过分乐观的纳粹领袖期望每场竞选运动都能带来最终的胜利，于是，不断的选举导致了不计后果的浪费和难以偿还的债务，因为增长率相对下降了。

1932年8月，省党部领袖生气地催促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缴纳6月以来拖欠的会费，总计823.5帝国马克。8月末，地方小组偿还了债务，但是很快又陷入了困境。9月末，诺特海姆一共拖欠了555.5帝国马克，10月，又未能支付当月的261帝国马克会费。12月8日，省党部领袖提醒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自8月以来它没有支付任何会费，并要求它立即汇款。 [8]不仅诺特海姆欠大区的钱，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地方小组都没能付款。 [9]

另一个问题是纳粹党派中的成员人数实际上在减少。1932年9月末，大区记录当月净减少了401名成员。有84名新成员，但是有330人退出，155人被开除（绝大多数是因为未支付会费）。捐款也减少了。 [10]这可能是因为国社党之前对其追随者压榨得太多了。也可能是因为国社党变得更加“偏左了”，它试图与冯·帕彭的政府拉开距离，因而疏远了一些中产阶级追随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一个不祥的政治问题。 [11]

1932年10月，诺特海姆面临一场新的竞选运动——八个月以来的第五次。7月选出的国会只召开了一次有关商业的会议，当时反对冯·帕彭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以10：1的绝对大多数通过了。冯·帕彭无意在国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于是立即解散国会，要求于11月6日进行新选举。很明显，只有冯·兴登堡的权威和军队的刺刀支持着政府，在国会内，没有其他可能的联盟能组成政府了；608个席位中有319个由纳粹分子或者共产主义者控制着。他们不能共同统治，但是可以联合起来阻止其他人的统治。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秋季国会选举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如果纳粹分子想要保持他们不可战胜的光环，他们就得加入战斗并且展示成果。大区再次下达了战术指令，并再次询问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宣传需要。瓦尔特·施泰内克不再是夏天那个挥金如土的人了，他回答道，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印刷材料了。他不再像7月选举那样要求“五个大区演讲者、三个国家演讲者和一个参加选举前夜15 000人的示威游行的重要人物” [12]。省党部领袖也设计了一些能以人力而非资金完成的策略：“传教士般的”演讲者挨家挨户地进行选举宣传，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使10到20个家庭“皈依”（并且将印刷品卖给这些家庭）；再次进攻没有设立地方小组的地点；再次使用了曾经在7月用过的私人信件写作策略。竞选运动仍将使用经过检验的煽动性方法，比如群众集会。 [13]

10月8日举行了第一场纳粹群众集会——又是一场混合性的活动而不是简单的演讲活动。有抽奖活动，冲锋队演奏了音乐，希特勒青年团表演了题为“在敌人的金牌里”的戏剧。三天后，一个普鲁士议会的纳粹成员发表了题为“打倒富翁们的独裁统治”的演讲。他针对的目标就是冯·帕彭和民族主义者，他承诺纳粹分子会粉碎这场“资本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两场活动的出席率都很高。 [14]

随着新竞选运动而来的是令人厌烦的暴力和谩骂的日益增加。整个8月和9月，城镇都很安静。唯一的例外是9月初，当时积习难改的纳粹好斗者塔普曼殴打了一名社会党人，他因此被象征性地处罚了10马克。然而，10月23日，两名国旗队队员和一名纳粹分子打架，纳粹分子的头被打破了。同一周，一名“钢铁阵线”成员因辱骂警察而被法庭罚款，一名纳粹分子因辱骂城镇议员而被罚款。 [15]在10月10日的“乐队之战”上出现了有趣的调剂。城镇乐队（纳粹认为该乐队是社会党的，因为社会民主党集会经常雇用他们）正在市集广场上举行每周的惯例音乐会，就在此时冲锋队的乐队来了。由于警方的工作疏漏，纳粹分子也被允许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进行表演。广场上的观众很快就将之等同于政治事件，交替大喊着“自由！”和“希特勒万岁！”。为了避免暴力，警察在广场中央画了一条线，在两支乐队猛攻彼此的时候，他们在线的旁边就位。在警方的督促下，两支乐队最后离开了，群众也安全地解散了。不管怎样，那天的诺特海姆人很可能已经听够了音乐，因为那天的早些时候，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乘着卡车穿越了城镇。 [16]

10月22日，社会民主党以一场大规模的国旗队队员集会开始了竞选运动。主要的演讲者是国旗队的全国领袖卡尔·赫尔特曼，集会之前，来自汉诺威的国旗队乐队在市集广场上举行了巡游和音乐会。因为全部国旗队第十区的人都为此次活动来诺特海姆了，所以这次巡游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赫尔特曼的演讲标题是“我们的自由岌岌可危”，是对纳粹分子的猛烈攻击。整个事件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力量。一周后，社会民主党青年部举行了一场游行，他们高唱着歌曲，表演着反纳粹戏剧。最后的一场游行于11月4日到来，主角是奥托·格罗提渥，他在激昂的演讲中抨击了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 [17]

民族主义党派在竞选运动中举行了两场集会，都是在最后一周，都攻击了纳粹分子和国会政府。 [18]

纳粹分子以一场群众集会开始了最后的选举运动，起重要作用的是德国女孩联盟。诺特海姆的领袖克莱尔·登茨勒发表的演讲强调了“热爱祖国、人民团体、德意志意识和德国道德”。三天后举行的一场对抗的集会吸引了“收租者、领抚恤金者和战争伤残者”，还吸引了“德国的工匠和商人”。票价降到了20芬尼，这是纳粹集会的最低金额。早上，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一起去教会，中午冲锋队乐队举办了音乐会。两天后，一个路德派牧师代表纳粹分子讲话。票价再次降低了，但纳粹还有财政麻烦，他们第一次进行了公众集资。牧师抨击了冯·帕彭政府，不过像往常一样，他强调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我们所侍奉的天上的神只有一位，我们所热爱的祖国只有一个。”有很大一群热情的观众。最后，在选举前夜，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一起举办了“娱乐晚会”，有唱歌和跳舞，还有当地领袖的演讲。 [19]在扣除掉啤酒的成本之后，这次活动的400马克收益表明仍旧能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身上赚钱。 [20]

在自1930年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中，纳粹分子以报纸宣传来补充他们的集会。在选举之前的那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每天都出现大量的广告宣传，还包含如下的简短口号：“14年的痛苦、羞耻和丑闻！保护你自己！”“我们每天的面包是首要需要。我们想要能忍受的生活条件！”除此以外，全党各个部分都被派出去分发印刷品和集会门票了。纳粹分子明显很谨慎。

11月6日星期天的选举表明诺特海姆对纳粹的支持率第一次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选举疲劳”；不过投票人数只减少了100人，这些一定是来自国社党的数据，总票数减少了267张。获得这些选票的主要是人民党和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共产主义者也增加了大约5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似乎呈平稳状态。社会民主党虽然在诺特海姆失去了12张选票，但实际上在诺特海姆县是有所收获的。尽管纳粹的力量有所削弱，他们仍旧控制着59%的大众选票，而社会党人只有24%。在全国范围内，国社党似乎已经过了巅峰时期。它在国会中的席位从230个下降到196个，而共产主义者的席位从89个增加到了100个。然而，选举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仍旧保持着“消极多数”，而专制政府也在继续着。

好像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一样，冯·帕彭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选举日在德国的任何地方召开所有的政治集会，为期12天。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暴力行为；选举结束两天后，几名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发生了打斗，不过没有人严重受伤。 [21]在危险的政治贫瘠中，只有一个乐观的理由。1932年秋天已经度过了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即便没有政府行动，现在人们都期待着恢复过来。诺特海姆的每份报纸每月两次刊登当地的失业数据，研究这些数据的诺特海姆人会发现1932年春天达到失业顶峰时几乎没有超过前一年。他们会注意到，秋天的失业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增长。1932年10月，该区的工业和贸易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经济正在复苏。他们向公众发布了一项声明，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这是大萧条年代第一个充满希望的声明。 [22]

然而，这并没有给失业者带来多少欢乐。即便是1932年秋天在制糖厂找到工作了，每周的工资也只比失业津贴多了2马克；工资水平是1929年的一半。1932年11月，一个年轻的接受福利救济的女性在市政厅大喊：“饿！”因为福利办事处没能满足她的需要。她一直呼喊着，直到警察把她赶走。11月下旬，当地法庭判处一个工人一个月监禁，因为他在发现自己一大家子的失业救济金被削减了之后，生气地大吼道：“走向街垒！走向内战！”当领取福利救济金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救济金被削减了的时候，市政厅几乎发生了骚乱。12月初，一个在福利办事处的失业者非常愤怒，他拒绝离开，因而被逮捕了。去拘留所的路上，他一直大喊着：“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同时，工业事故受害者和孀妇协会向政府要求更好和更公正的抚恤金。 [23]

城市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向失业者提供廉价的肉，如果有人有一头猪，可以在城镇屠宰场宰杀并且免费烹调加工。城市准备了一些土豆以备紧急使用，没有任何食物的人可以在城镇赈济处获得免费的餐食（1932年每天平均分发37顿餐食）。城市公共浴室以每人10芬尼的价格提供温水浴，在特别的情况下，失业者可以免费洗浴。还为失业者建了一个温暖的大厅。 [24]城市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部分原因是私人慈善团体做不到这些。1931年的慈善联盟在1932年没有再出现，“主要是为了逃避他们去年遇到的困难”。政治对立的加剧使得各个慈善团体难以凝聚起来。 [25]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最后两个月内，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一种特殊宿命论的强烈影响。自夏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质疑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他们没有举行公共集会，不过国旗队队员仍旧在为防止纳粹分子夺权而准备战斗。他们在柏林总部建立了一个秘密短波电台，11月后全天有人值班，一旦纳粹发动攻击，他们能立刻发出信号。在诺特海姆，人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好斗。国旗队的领袖们不断警告着不能仓促采取行动。他们也渴望战斗，但他们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1932年12月，一个工会领袖把其成员名单烧毁了。一个来自紧挨着诺特海姆郊区的国旗队领袖难以阻止其成员发起针对纳粹分子的独立罢工，但同时他采取预防措施，先摧毁了其成员名册，这件事也发生在12月。 [26]一个普通工人总结了普遍情绪。他发现纳粹分子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主要是财政上的。他不会在他们面前退缩——实际上他是与一些冲锋队队员打架的领头人之一，他因而曾被判入狱——但是，他也确实觉得纳粹分子会掌权，这是他无法阻止的。毕竟，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27]。

城镇中人也认为纳粹必然会胜利。人们普遍相信国社党已经编制了如何在诺特海姆分配权力位置的清单。 [28]非社会党人都不相信国旗队队员会战斗；他们认为其领袖是和平主义者，缺乏个人勇气。 [29]不过，事实是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领袖都获得了能证明自己勇气的战争勋章（卡尔·德佩拥有一级铁十字勋章）。而当城镇在12月和次年1月等待着第三帝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过，这轮毫无意义的政治活动依旧在继续着。共产主义者坚持煽动旧军事营房的失业者并且分发传单。人行道上能发现共产主义者用棕色油漆写的口号，这给清理的城市工人带来了无尽的麻烦。1月，德国共产党让大约80名参加游行的示威者拿着刻有口号的牌子：“打开橱柜！拿着煤、土豆和面包出来！”这也引发了城镇中人的一些思考。《人民报》曾两次强烈地否认德国共产党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中取得了进展。

与关于社会党人的流行观点相反，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是在纳粹掌权时会进行战斗的严肃的革命者。但诺特海姆权威机构并不认同这一观点。1931年，镇上的警察对一项官方调查的回应如下：“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没人对共产主义者表示担忧。他们的地方组织只有15到20名成员，直到现在都不活跃。” [30]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也不准备战斗。1932年8月，当普鲁士警察在整个诺特海姆县搜查主要的共产主义官员的家时，从14所房子里搜到的全部武器包括四根“棍子”、两把“匕首”、一把左轮手枪和一副指节铜环——后者是诺特海姆城镇的共产主义者唯一的武器。 [31]但是在大萧条的环境中，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这就给纳粹分子提供了替罪羔羊，给中产阶级提供了担忧的新原因，也给社会党人提供了造成围攻气氛的另一个理由。 [32]

纳粹分子在整个严冬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继续他们的煽动活动。12月初，他们发起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宣传电影，另一场是多样化的娱乐活动。1月，冲锋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还有一场群众集会，他们的演讲者在会上将国社党描述为“一个优等民族发出的最后一声备受折磨的呐喊”。许多可以免费入场的失业者来这里主要是因为纳粹分子宣传称“大厅非常暖和”。最后，1月末，冲锋队召开了另一场“军事游行晚会”，还表演了一出戏剧《褐衫英雄》。这些活动并不是源自他们的活力，按照之前的情况来看，只是源于坚韧的决心和惯性。 [33]

纳粹分子的部分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陷入了僵局。另一部分是恩斯特·吉尔曼（他自1932年12月1日起最终正式接任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所说的“暂时的财政灾难”，尽管这实际上是一场地域性的而非全国范围内的危机。 [34]总之，12月，地方小组陷入了贫困，以至于都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来举行集会了，只能租下骑术大厅，他们降到了与之前蔑视的社会民主党同等的地位。 [35]他们迫切地需要资金，甚至开始敲诈他们自己的选民。吉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发行一个诺特海姆各党派成员所拥有的各种商业的目录。纳粹分子之后被命令只能在目录上所列的商店买东西，一共分发了2 000份。要登上目录，一个纳粹商人就必须支付4马克。吉尔曼称之为“廉价的广告宣传”，但是他几乎没给受害者们什么选择：“你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被顾客读到？” [36]

其间，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生病了（胃溃疡已经折磨他10个星期了），他卧床不起，完全没有收入，只能靠亲戚们的救济来存活，他没有从大区那里收到任何官方经费的补偿。他有117帝国马克的电话账单已经过期了，他的电话会被取走。12月19日，他写信给省党部领袖，为他的过期会费申诉，他提道：“今天，在来自省党部领袖的信中，我为‘拖延会费’给出了我最后的20芬尼。”他支付费用的那封信是提醒他过去几个月一直欠大区的会费，并且要求他支付欠大区演讲者的57.5帝国马克，因为这个演讲者现在“身无分文”。 [37]结果显示，纳粹党人没有人能付给其他人任何东西。

除了艰难地举行集会和“娱乐晚会”之外，恩斯特·吉尔曼的解决方法是请求上级派来“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请求大区让希特勒来。他邀请戈培尔到诺特海姆，向他讲述这个城镇的吸引力。最终，他请求省党部领袖的老同志们派来任意一个重要的演讲者，但是他们没做出任何承诺。 [38]

其间，在诺特海姆的国社党爆发了派系争斗。持不同政见的纳粹分子指责吉尔曼任人唯亲、财政违规和独裁。他以简单的驱逐作为回应。1月，地方小组似乎要解散了。而且，冲锋队的情绪越来越糟糕了。圣诞节前的一周，他们中的一个人痛殴了一个年迈的社会民主党，导致他瞎了一只眼睛。 [39]没人能预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将被委任为国家总理，以及第三帝国将会出现。城镇一直在致力于纳粹事业，但是1933年1月，除了一直持续的宣传和暴力行为之外，纳粹分子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

占诺特海姆选民3/5的纳粹绝对大多数（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将这座小镇带到第三帝国边缘的因素并不多，但是它们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萧条。不过在这三年危机期间，只有工人阶级遭受了痛苦，对城镇中产阶级影响更大的是他们的担忧，即最终的灾难会降临，他们会承受和“流离失所者”同样的命运，或者社会革命会摧毁其地位。比大萧条造成的实际痛苦更重要的是一直强调这种痛苦的新闻报道。

在整个大萧条年代，诺特海姆只有17次破产，其中的11次规模很小，只是边缘化的商店主人，而剩下的6次与大萧条无关。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破产现象，每次都涉及冗长而痛苦的法律程序，所有的内容都在新闻上如实报道。1932年4月，在失业顶峰时，只有8%的城镇中人失业，但是持续的抗议、打斗、示威游行和源源不断的面色灰白的工人们去地区就业办事处让失业问题成了城镇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纳粹的煽动吸引了这种情绪，并且加强了不安定的氛围。

失业者的绝望不仅令中产阶级恐惧和厌恶，也摧毁了工人们的自信。多年的懒散破坏了他们的纪律；工会权力的削弱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十多年来获得的工资收入都没有了，甚至仍旧有工作的人也一直担心会丢掉工作。

大萧条不仅创造了纳粹分子得以蓬勃发展的恐惧氛围，而且让政治进程更加痛苦。政治对抗反过来又妨碍了可以缓和大萧条影响的合作。在诺特海姆，危机政治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战争。城镇中的中产阶级从没有将社会民主党视为公共机构；现在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种摧毁社会民主的方式。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回应方式是增加了《人民报》对一些诺特海姆主要市民的恶意抨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听！听！》则成功地削减了政治性，增加了紧张性。基本上，纳粹分子是最擅长辱骂的，在普通时代，这本会对他们起反作用，但是在恶意中伤的混乱中，这增加了他们的声望。在争夺党派利益中，只有城市议会中公务员团体的温和态度才能造就有效的城市政府。正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憎恶让诺特海姆投入了纳粹分子的怀抱。在纳粹分子摧毁了社会民主之后，几乎没有保守派人士认识到纳粹将会攻击他们从前的同盟者并且摧毁这些同盟者。

如果纳粹分子在其他方面没被中产阶级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们本不会被选为遏制社会民主党的工具。纳粹分子令人尊敬的特质是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操纵以及他们所获得的保守派的支持。

193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诺特海姆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城镇，不过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对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投入增加了。外部力量促成了这种现象，纳粹的宣传就是这样，但是通过操纵爱国主义象征，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将其与重要的传统惯例联系在一起了。纳粹分子同样利用了宗教感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以路德派牧师作为演讲者。和纳粹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民族主义党派也是互惠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整个前希特勒时代或多或少都是结盟的。两者之间唯一真正痛苦的时期是冯·帕彭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空气中充斥着“反动分子”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反攻。1933年1月末，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又一次在音乐会上共演，因为希特勒政府最开始就是联合政府。

纳粹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有很多共同点：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反社会主义以及致力于破坏魏玛共和国。在诺特海姆，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对纳粹的成功感到高兴，不过纳粹分子常常表现出明显轻视他们的迹象。《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给予他们社论支持，经常报道和支持纳粹的所作所为（记者是纳粹分子），并且明显提供了减价或者免费的广告宣传版面。在纳粹成长的早期，《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印刷机可以用于印刷纳粹的小册子和海报，该报的专栏是纳粹分子能直达大众的唯一途径。 [40]

虽然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他们还有两项有益于纳粹分子的资产。其中一个就是资金。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地位高的公务员、企业家，或者贵族。另一项资产就是社会地位。不仅其成员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它还继承了德国伟大的黄金时代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君主制的传统。最后，它还通过钢盔团和军队关系密切，钢盔团名誉上的全国指挥官是冯·兴登堡。通过对纳粹分子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限制对纳粹社会目标的反对（在此期间，党派间是不和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帮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很明显的是，最优秀的人是支持纳粹的，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有利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化。由大萧条而产生的渴望和需要、阶级对抗和复苏的民族主义似乎都能以政治方法解决。持续的选举意味着持续的竞选运动，而每一场竞选运动都刺激着仇恨和激进主义。从1929年11月的地方选举到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一共有九场重要的竞选运动，单是1932年就有五场。诺特海姆的大部分人都在所有的选举中投票了。这遵循了整个选区的模式，这是德国35个选区中参与率第二高的地区。 [41]在诺特海姆，每场重要的选举中，都有94%—97%的合格选民进行投票。因为是自行登记，所以只有生病的人和虚弱的人待在家里。剩下的人都被卷入政治中了，也就是说，政治热情几乎蔓延到了城镇中有人存在的所有区域。

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纳粹在诺特海姆的成功，但即便是有利的形势也无法解释在大萧条的三年中纳粹所获得的选票从123张飞涨到了近4 200张这一现象。 [42]为了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必须考虑到纳粹分子投入竞选运动的技能和努力。数量是首要因素。从1930年1月到1933年1月这三年间，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平均每月召开三场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纳粹分子公共集会的数量、规模和种类在日益增加。在选举运动中达到了巅峰；1932年7月，有六场集会：三场是带有演讲的集会，两场是带有游行的集会，还有一场是“娱乐晚会”。而且，活动一直在继续；在整个三年期间，只有两个月没有纳粹集会（1930年7月和1932年8月）。 [43]活力是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纳粹在诺特海姆的宣传努力超越了纯粹的行动主义。持久稳固的、富于创造力的和强劲的努力，再加上对特别适合诺特海姆和城镇中每一种因素的敏锐触觉。除了关于民族主义、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演讲外，他们的集会也是专门为工匠、商人、公务员、领抚恤金者、工人和其他目标群体举行的。还要考虑到诺特海姆的地方特性，城镇中几乎没有真正反犹主义的人，因此这一效果较弱。但是城镇中人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这被充分利用了。当纳粹分子不吸引特定群体时，他们会依赖于盛会、“娱乐晚会”、放映电影、演戏剧、杂技表演、抽奖、舞会、体育表演、军事演习、儿童朗诵和其他取之不尽的手段。 [44]他们将受苦的群众吸引到盛大的集会中，在集会中，人们会沉浸在参与一场充满活力且包罗万象的活动的感觉，在这场活动中为满足每一种需要而调整激进的行动。敌人的定义也差不多：他是犹太人、社会党人、不敬神的人，或者更受偏爱的是无定型的普遍形式，是一种需要为从企业银行的崩溃到《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负责的“体系”。

简言之，国社党成功地成了所有人的一切。这甚至反映在广告宣传中所使用的名字上，分别是“National Soc.German Wkrs.Party”或者“Nat.Socialist Germ.Workers Party”，或者是根据需要而出现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混乱的宣传中，纳粹分子表现为虔诚的、严肃的、完全爱国的、在满足民族主义需要的情况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而且（如果你曾经出席他们的“娱乐晚会”）很明显是友好的。但是，纳粹集会所取得的效果仅仅是通过他们的人数来完成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活力的政党，那么国社党就是这样。

从远处来看，纳粹分子的活力和技能看起来是神秘的，但是当某人分析该党派在当地的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动力、成分和构成时，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从中可以推测出纳粹狂热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根源，如同邪教般的伪宗教信仰运动特性，以及被恶魔般地释放出来的由受虐狂似地依附于全能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产生的力量。但是更简单的解释似乎更能揭露纳粹分子疯狂行动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纳粹党由边缘现象转换为大众运动开始，他们的目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获得权力。这要通过获得更多的成员和选票来实现。所有的其他内容——比如主义上的一致性或者人类尊严——都服务于唯一的目标，即动员群众支持，让希特勒掌权。一个如此简单的目标，可以允许他们集中所有的努力，非常合算地利用各种才能和活力。

其次，与以前的党派相比，纳粹党的构成给了他们以最少的努力实现最简单目标的才能。国社党是中产阶级的第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已经了解了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以最少的努力完成各种事情。他们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问题（明白如何记录分类账户，这一点与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追随者不同，在他们眼中，学习这一内容就像是学外语一样），他们熟悉广告宣传、设备租赁、筹资和办公室间备忘录等。他们有交流网络（至少是在地方层面上），了解各部分的业务专长，能够处理像租赁麦克风或者在一夜之间设计并印刷海报这样的实际问题。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和商业经历意味着他们已被训练成守时、勤勉、自律、守序和节俭的人。参与战斗的人也熟知冷酷无情，他们会毫无疑问地服从命令，并且迅速地利用各种机会。纳粹领袖也有中产阶级那些偏狭、自信、易受骗和粗心大意的自以为是的特性——希特勒非常了解如何加强和利用这些性格缺陷。

最后，1930年之前，纳粹党通过试验和错误而制订出的宣传和群众动员机制是简单的、自我修正的和自我强化的。通过形成多样化的书面宣传的要求清单和对各种主题的演讲者的广泛选择（1932年12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任用的大区演讲者有80名 [45]），国社党的高级官员让地方的纳粹领袖几乎可以任意选择满足当地需要的组合。这些选择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举行过一场群众集会之后，可以通过统计门票销量和筹款所得来更加精准地评估结果。未来的策略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且可以根据反馈系统进行调整。收益是衡量一个专门的演讲者或他的主题（每一位演讲者在其最佳表现中也有利害关系）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最容易的标准，收益可以用于更多的活动和宣传。因此，纳粹分子持续的竞选运动主要可以通过群众集会和筹资方法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反馈系统包括其他经常被记录和容易被统计的内容：申请成员数量和选票。因为追求权力是唯一的目标，所以这些内容也是整个机制的主要奖励和强化因素。

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暗示纳粹分子是无敌的，或者他们强大的破坏力是无法阻挡的。他们从1930年到1932年之间的大部分成功必须归因于他们求新而顺应潮流的影响力。一旦这些因素无法发挥作用了，这场运动就会陷入麻烦——以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问题为例。到那时为止，诺特海姆纳粹分子能让城镇中人参加集会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集会变成一场“娱乐晚会”。换句话说，纯粹的政治宣传对普通的纳粹选民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众的冷漠和疲惫已经取代了好奇心和热情，金融泡沫破灭了，否认了迫近胜利的期望所带来的外部关注的党派已经开始攻击自己了。纳粹的极度活跃也要求从地方层面的领袖那里收取费用；他们很快就心力交瘁了，像是鲁道夫·恩斯特和瓦尔特·施泰内克。整件事情就像一次生死攸关的骑兵冲锋，1933年1月，事情很容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明显的是，如果一个德国的国家领袖有决心和勇气取缔国社党和共产主义者的话（将全部国旗队队员转为储备军也许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希特勒就会走投无路了。该党无疑会继续存在，但是正如1922年的普鲁士禁令所显示的，由于缺乏煽动和资金，纳粹党本会萎缩的。希特勒绝不是不可抵挡的，不过1933年开始，希特勒的追随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技能让他看起来是难以抵挡的。

如果当时有任何有效的反对力量的话，纳粹分子并不会在诺特海姆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各种各样的右翼分裂党派并没有什么竞争性，因为他们同意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高度怀疑民主的价值。 [46]只有两个党派无条件地献身于民主事业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天主教中央党派和社会民主党。因为城镇中的宗教情况，中央党派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是很稳定——每次选举都获得了180张选票，差不多会有10张的浮动。就大萧条直接对社会党人的追随者施加了压力这一事实而言，社会党人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直到1932年春天，他们才出现损失。在1932年春天和夏天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28%的支持者，但是其本身还是稳固的。社会同质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源，也是它无法有效对抗纳粹主义的根源。如果社会党人与非纳粹的中产阶级改善关系，他们本可以阻止纳粹主义的发展。城镇中的社会主义传统阻碍了他们。如果社会党人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他们本可以从纳粹分子手中盗走激进主义的旗帜。他们自己的改革传统阻碍了他们。他们在战略上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纳粹主义的威胁在于其进行武装起义的潜在可能性。社会党人随时准备进行抵抗；他们无法抵抗的是纳粹的政治威胁。相反的是，他们的做法完全是消极的。

社会民主党强调纳粹主义的邪恶性，但却没有替代计划。它捍卫共和国，但是却不能允诺更好的未来。社会民主党、国旗队队员或者工会集会的心境完全是防御性的，甚至到了在全国竞选运动中利用群众集会来解决纳粹分子在地方层面上攻击的程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民主党有一个解决大萧条的超级武器，但是在诺特海姆，除了在《人民报》上刊登攻击个别中产阶级的粗鲁中伤外，这一武器却从未发挥作用。整体上来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最具奉献精神的活动却没起任何效果的一个例证，其后没有任何有效的策略。而且，社会民主党越是努力地想在决心上赶上纳粹分子，他们就越是将中产阶级赶向纳粹的怀抱。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的政治紧张局势，并没有消除纳粹的吸引力。

在诺特海姆，有益于激进的右翼群众政党崛起的因素是丰富的：看起来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灾难；由于政治上的不宽容，传统的阶级划分变得更加严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军事主义；不起作用但是好战的左翼；以及分裂、愤慨而且不稳定的右翼。除了其宣传外，国社党还为这种混乱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崩溃——贡献了其他要素。

从1930年到1933年，在诺特海姆出现了不少于37场政治打斗。其中四场是大规模的混战。这些数据中还不包括未遂的打斗——有几次是警方的积极行动或者对立领袖的克制阻止了暴力行为的爆发。还有几次是警方禁止召开集会，国家警察分遣队被派到诺特海姆作为增援，而报纸在报道出现或者没有暴力行为时，几乎都统一口径说是天气或者汽车意外事故。虽然有警方的规则和规定、政府的布告和紧急法令，但这些没有一项能彻底根除在德国这片有严厉法律和严格秩序的古老土地上每天都出现的街头打斗。

问题的根源是将城镇中完全对立的对手分成两个组织，其中每一个都想要摧毁另一个；一个想要建立独裁统治，另一个即便是遭受了猛击也想要维持现在的民主。这种冲突的观点导致了互相的诽谤，首先是党派间的，其次是个人间的。诽谤诉讼变得司空见惯了。言语和行为上的嘲讽和辱骂助长了傲慢情绪。恐怖主义，尤其是在诺特海姆县，成了一个标准的武器；刀子、金属棒甚至是枪都成了标准装备。除此以外，还持续存在着即将发生纳粹政变的谣言，有些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诺特海姆从一个不活跃的偏远的城镇变成了暴力行为的爆炸中心。可以绘制一个由政治活动和街头打斗构成的“狂热图表”。 [47]它会证明竞选运动、频繁的政治集会和肢体冲突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三年是与日俱增的。而且，法庭基本上会宽大处理，以至于双方性急的人都受到了怂恿。1933年1月20日，这一心态达到了顶峰，当时在“饥饿游行”和“长桥”战斗中犯罪的人都被大赦。因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各种活动。

三年来的暴力行为的遗产，打破头、撕裂嘴角和打伤眼睛的后果是多样化的。当然，任何一场打斗都没能决定什么，这些打斗与其说是政治紧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但是这些打斗为城镇积累了足够的痛苦。由于和平的解决被证明是不可能了，诺特海姆人越来越习惯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不合。有秩序的人对经常发生的打斗感到厌恶，但最后却习惯了打斗。因此，这为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系统地利用暴力和恐怖行为铺平了道路，也为诺特海姆人相对冷漠地接受他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如果说德国人的这种癌症一开始并不明显的话，那只是因为有足够有效的健康力量在抵制着。但是随着它的逐渐发展，最后，它通过一个决定性的诡计而掌握了权力，这种癌症爆发并且摧毁了整个政治机构。之后，大多数对此表示反对的人都躲藏起来了。

——1942年分发的德国的抵抗传单

1933年1月——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的最后几周——对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来说都是艰难时期。天气阴冷潮湿，这是一种在德国北部平原才有的特别寒冷的特性。灰蓝色的天空使旧建筑和鹅卵石街道显得灰蒙蒙的，连空气本身也显得灰蒙蒙的。对于失业者来说，光秃秃的树枝和结霜的土地象征着他们自己的处境：无限延伸的绝望，深陷没有尽头和无意义的失业中。

有些人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有些人只能间歇性地找到工作。然而，有些人也许是更加不幸的：他们刚刚到了正常能够找第一份工作的年龄，但是却没有工作，似乎不再可能有工作了。商店主站在闲置的收银机旁边，拥有令人骄傲的头衔“工艺大师”的工匠坐在自己的店里，等着订单的到来，这是个不幸的冬天。连孩子们也不高兴，因为流感疫情特别严重，以至于学校都关门了，男人们在闲散的一天结束之后，一看到发烧的孩子和疲倦的妻子，就会更加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对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冬天会是什么情绪呢？甚至纳粹的回答——憎恶——也黯淡了，随着出席纳粹集会的人数减少，冲锋队队员穿着傲慢的制服，却只能孤独而痛苦地站在那里，在街角处摇晃着他们的筹钱罐。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看起来已经度过他们的权力巅峰期了。他们获得了城镇中一半以上的支持率，但是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他们如何能保持住支持率？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1932年11月），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才保持住支持率。在全国范围内，纳粹浪潮有退却的迹象。在诺特海姆，纳粹只采取了一些固定的行动：在卡特莱拍卖大厅召开小型集会，计划再做一些重复的演讲或者“娱乐晚会”。保持坚定的决心而不是胜利的活力，似乎是1933年1月的典型调子。

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兴高采烈的理由。他们在1932年损失惨重。有一些不祥的预兆显示城镇中的失业者越来越对共产党感兴趣了。许多人期待着纳粹能接管。他们计划着战斗，但是并不完全清楚他们是为什么而战斗。为了共和国的冯·施莱歇尔将军或者冯·帕彭？为了在总统紧急法令下统治的民主制度？在阴郁的1933年1月，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举行集会，也没有进行任何演讲。他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然而，城镇中的政府还在继续试着处理大萧条。城市议会于1月13日召开会议，市长彼得斯宣布1933年将达到预算平衡。这可以通过提高35%的城镇税来完成。在另一项改善穷人命运的努力中，城市所拥有的花园土地税减少了25%。最后，诺特海姆分摊的中央政府的公共事业资金已经到了，总计超过6万马克，正在制订将这笔钱投入创造就业的工作中的计划。休会前，议员库埃尔富尔特花费了一些时间谴责纳粹报纸的诽谤。 [1]

1月27日，城市政府已经完成了利用公共事业资金的计划，即应新建造一条街道，修缮几条街道。射击协会要求城镇建立一个新的射击打靶场，因为这是1933年在诺特海姆举行预定的北德射击协会大会的先决条件。社会民主党对请求城镇商人们把这笔资金投入城镇里表示冷漠，并且拒绝拨款，因而引起了一些更刻薄的话语。 [2]

在1月的最后几天，《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叫作摩西的牛贩子去世了。他曾经很富有，但是他那些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们挥霍了他的钱财，现在他只能躺在穷人的坟墓里了。在轻微的反犹主义和道德悲哀的氛围中，诺特海姆的1933年1月即将结束了。 [3]

随后，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城镇。对于所有诺特海姆人而言，国家政治无意义的混乱状态结束了，终于发生了一些事情。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对此毫无准备。纳粹分子在事情发生后甚至没有立即就组织起一场胜利游行。不过，这之后的周末（1933年2月4日，星期六）策划了一场“娱乐晚会”，包括演讲和一场军事音乐会。2月5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县内所有纳粹地方小组都参加的会议。现在，这些计划具有了新的意义；倦怠感一扫而光，诺特海姆人都成群结队地去买票。2月4日，星期六，匆忙准备了一场火炬游行。现在，城镇中和纳粹分子联合的钢盔团也同意加入了。胜利游行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除了军乐队和钢盔团的旗帜外，还有冲锋队的旗帜、乐队和军乐队。整个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都因这次事件而聚集到了一起。如果《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就有800多名纳粹分子和200多名钢盔团成员。整支队伍通过要花15分钟的时间。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群众，市集广场上也有很大一群人，“比之前见过的人都多”。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以及共产主义的背信弃义的。

绝大多数来城镇参加游行的人之后就立即离开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参加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娱乐晚会”，人太多了以至于有些人被拒之门外了。庆祝活动很热闹，县领袖施泰内克和其他纳粹分子发表了演讲，钢盔团领袖就成为支持纳粹分子的同志有多么好发表了欢欣鼓舞的祝酒词。前年夏天和秋天，纳粹分子谈及的“反动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指控的“独裁”和“典型的社会主义”就像啤酒上消失的泡沫一样被遗忘了。

第二天早上，纳粹分子清醒地完成了和县会议相关的一系列繁重活动。上午，军乐队穿过城镇，而一大早，瓦尔特·施泰内克就把花环放在了战争纪念碑上。纳粹分子举行了一场游行，还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两家旅馆和一家咖啡厅举行了会议。下午晚些时候，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系列演讲，尤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纳粹分子给城镇留下的印象就是这里已经完全属于他们了。 [4]

镇压与庆祝齐头并进。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阻止暴力是正当的：2月的前10天，在旧军营发生了两场打斗。 [5]不过，随着戈林管理内政部，除了官方的制裁和命令外，没有再发生暴力事件。2月2日，共产党发起的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都被禁止了。第二天，诺特海姆的警察接到柏林的命令，突袭了当地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家，但没有什么收获，正如《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报道的，没找到“任何违禁印刷品”。接连不断的命令是禁止共产主义者分发任何印刷品、筹款以及在家里或公共场所举行集会。 [6]

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更加零碎。2月18日，受到普鲁士内政部怂恿的诺特海姆警方查抄了每周发行的《诺特海姆人的回声》，它是“钢铁阵线”的机构。理由是该报在一篇文章中嘲笑希特勒，还在另一篇文章中称纳粹党徽是“破产的象征”。对于胆小者来说，这是个重大的消息，尤其是有消息称该报很快就会被彻底取缔。 [7]

2月19日，社会民主党明白了新秩序的全部意义。那一天，“钢铁阵线”计划在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通常情况下，警察会事先得到通知。午后不久，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就业办事处附近的旧军营营房聚集。朝向市集广场的游行开始时，大约有400名参加者，还有常见的旗帜和表演音乐的人。与此同时，大约有150名冲锋队队员在宽街上的旧城镇聚集，“他们处于警戒状态，要保护房屋和纳粹党旗免遭袭击”。当社会党人的游行队伍到了旧城墙的时候，他们被警方阻止了。社会民主党领袖被告知，冲锋队和国旗队队员已经在诺特海姆发生了冲突。警方声称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了威胁，命令游行队伍退回去，到附近的啤酒花园举行集会，而不是试图进入市集广场。

星期天下午，在啤酒花园内，他们举行了一场（渴望得到尊重的）“咖啡音乐会”。当警方包围了400名国旗队队员时，昏昏欲睡的中产阶级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这一事件相当震惊。被花园的高墙和警戒线孤立起来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他们最后一次政治集会，而冲锋队队员们则自由地行进在城镇的街道上。 [8]

这一事件对城镇中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事件发生的当晚，赫尔曼·舒尔策将他的国旗队旗帜叠起来放进一个咖啡罐中，并将咖啡罐埋在了田地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成员也知道博弈结束了。他们将希望放在了德国军队的身上。如果军队下令，他们就会战斗；如果没有，那么国旗队和其他工人组织不会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德国将会落入纳粹手中。国旗队队员仍旧愿意战斗，但很明显，除非尽快得到命令，否则他们将会被纳粹分子逐个除掉。 [9]

纳粹分子现在开始公开袭击社会民主党人。2月24日，社会党人分发给失业者的小册子被警方没收，“……因为嘲笑国家总理”（也就是希特勒）。同一天，警方完全禁止了“钢铁阵线”计划的火炬游行，理由是游行会“危及安全和秩序”。当然，纳粹游行得到了允许。 [10]

尽管没有了左翼的竞争，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也没有放松他们的煽动性努力。希特勒政府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安排新的国会选举，他们知道这次的竞选运动可以根据自身的方式进行。党派的宣传组织随之发布指令，规定竞选运动针对的目标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派不会被攻击（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指令）。 [11]

在诺特海姆，2月25日星期日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一场演讲是针对战争老兵的，另一场的标题为“清算马克思主义罪犯”。演讲者号召所有德国人都要像“1914年的军人们”“至死都相信会获胜”那样信任希特勒。“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第二天，通过派遣200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去路德派教堂，纳粹分子唤起了中产阶级的宗教情感。活动过后，冲锋队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很多诺特海姆人来参加他们的周日宪法活动。 [12]

民族主义党派也加入了竞选运动，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过娱乐晚会之后，钢盔团进行了游行。演讲都在强调纳粹—民族主义联盟的亲密性，严厉谴责“党治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人民党派也举行了一场集会，不过具体的信息和往常一样模糊不清。演讲者坚称德国人民党将会在“黑白红的（帝国）旗帜下”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正式提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强调需要“从凡尔赛获得自由”，结束时提出了“加强黑白红阵线的左翼联盟”的诉求。有20个人出席了会议。

3月2日，人民党派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当天的宣传中，德国人民党提醒诺特海姆人，“暴力和武力既不能带来经济和平，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该报号召诺特海姆人帮助确保德国人民党在国会中有稳定的代表：

这是维护自由公民和市民服务、维护中产阶级和工作行业、维护私营企业以及国家和自由道德的最佳保证。那些想要阻止专制主义、想要结束所有的国家力量等级秩序的人，把票投给德国人民党。 [13]

他们及时地提及了“专制主义”。2月27日晚国会大厦被烧毁[48]给了纳粹一个镇压左翼的新借口，随后颁布的紧急法令终止了德国的公民自由，赋予了警方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从这次事件开始，出现了恐怖系统的非正式社会强化。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早上，在诺特海姆，有人听到一个社会党人的儿子对他的同学坚称纳粹分子应该对火灾负责。非纳粹分子的校长受到他自己对新环境认知的影响，立即给了这个男孩停学处分。他和市长办公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谈话，对于这个男孩是否可以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他们之间争论不休。 [14]

国会纵火案之后，报纸也发挥了有助于创造恐怖氛围的作用。比如，3月13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

这些天来，一直有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犯罪行为、破坏行为和纵火行为等最邪恶的谣言……这些谣言只能助长选举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紧张局势。我们询问了有关当局，他们说这些谣言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人们应该大力打击这些造谣者。当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地方警方和铁路警卫都加强了，他们保持着防备状态，保卫着大桥、建筑和我们的铁路车站以及轨道延伸线路。 [15]

除了谣言以外，还有些具体事例。3月1日，诺特海姆的警方在突袭了私人住宅之后没收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违禁报纸和小册子”。警方还宣称前一天逮捕一个工人是因为“他不顾禁令分发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小册子”。镇压的手段也增多了。2月28日，恩斯特·吉尔曼（违反一直以来的国社党指令）授权镇上的冲锋队队员随身携带装有子弹的枪支，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攻击。 [16]3月1日，30名党卫军和冲锋队队员被指定为警察。他们的制服是常规的纳粹分子的褐衫，戴着一个白色的臂章，上面写着“辅警”。他们立即开始在城镇的街上巡逻。因为这些人前几年曾多次与国旗队队员打斗，所以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执法理念是什么样的。冲锋队队员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机会在不受警察阻碍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了。纳粹分子不仅控制着警方——现在他们就是警方。

新警察立即行动起来了。他们得到任命的当天下午，冲锋队队员搜捕了当地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家。虽然他们彻底而且暴力地搜查了房子，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归罪的证据。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发出了逮捕共产主义领袖的逮捕令，理由是怀疑“他分发违禁小册子”。他们还对其他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家进行了搜捕。 [17]

同时，这股力量还被用于镇压社会民主党，纳粹分子开始传播中伤他们的谣言。3月3日和4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以下宣传内容：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

你们想要继续生活在和平安宁中！你们已经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无耻行为！你们想要共产党的参议员、市议会议员以及国旗队的将军们带着武装追随者走向毁灭！记住这群家伙去年的无耻行为！红色的搅局者库埃尔富尔特、哈泽、德佩（等人）试图发动内战！健康保险办事处分发的医药包就是国际罪犯党派——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嗜血意图的明显标志。作为前共产党的警察议员已经和他的武装队伍全副武装准备好了。军营里那些残暴的共产主义者配备着军用来复枪——库埃尔富尔特和其他共产党党员的同志联盟——正等待着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生一场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希特勒才是你们的救世主！国社党、冲锋队、党卫军都会为你们而战，就在诺特海姆这里！明天是国家觉醒的日子！在投票箱那里，德国人民会感谢伟大的领袖在最后时刻拯救了他们！

一场风暴将要扫过德国！德国人投票给候选人一号！希特勒万岁！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德佩、库埃尔富尔特和哈泽立即对这一宣传内容进行了回应。然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却拒绝刊登。因此，他们只能在附近城镇的一家报纸上刊登：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更正！

在昨天的选举宣传中，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指责我们一年前签名发动“内战”，以“粗鲁的”“可耻的”和“犯罪的”行为进行证明。还说我们期待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动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

对此，我们正式声明，宣传中所提及的人几乎都是“阵线战士”，他们在行动中因勇敢而获得了一级或二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勋章。我们中的一些人忍受着严重的为祖国战斗而受的伤。

战后的岁月里，正是我们一直守护着和平与秩序，甚至在危急时刻，我们仍旧约束着那些焦躁不安的同志们。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都拒绝内战。我们在1918年以及任何其他情况下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号召我们的朋友们不要管国社党的宣传内容，一定不要失去冷静的理性。

我们很乐意将我们是否属于“国际犯罪党派”这一问题留给大众来决定。

诺特海姆，1933年3月4日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等人） [18]有些诺特海姆人读到了附近城镇的报纸，但是并不多。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报纸《人民报》（以及在诺特海姆的副刊）都被“暂时”禁止了。这样一来，纳粹指责的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没有回应了。既没有任何社会党人的宣传内容刊登在诺特海姆的报纸上，也没有公共集会和分发传单。社会民主党被噤声了。

换句话说，在最后一次自由的国会选举之前的那周，纳粹分子有能力让城镇经历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选举。从3月1日到4日（选举前夜），广播喇叭一直放在市集广场和宽街上，每天晚上，阿道夫·希特勒的声音都会响彻整个城镇。那些天，冲锋队队员分发印刷品。3月2日，“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听纳粹女性附属机构全国领袖伊丽莎白·赞德的演讲。在希特勒的广播演讲之后，赞德夫人在演讲中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对“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认真的。因此，女性们的任务就是购物时只买德国的商品，对孩子们逐渐灌输“信仰、道德、纪律和对祖国的爱”。

他们一直努力到3月4日星期六，也就是选举前夜。那天晚上，纳粹分子举行了火炬游行，有600多名穿着制服的冲锋队、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钢盔团成员参加。游行在城市公园周围的大篝火旁结束。在那里，一群人通过广播喇叭听到了希特勒的讲话，这段讲话也在市集广场、宽街以及教堂和市政厅前面——简言之，任何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播放了。

在公园里，火堆的光芒照亮了很多纳粹党旗。还有很多的黑白红旗帜，这些旗帜都挂在旧城镇上的商店和房子前面。在“1910年代圆顶”也能听到希特勒的演讲，结束后，人们唱起了《德意志高于一切》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然后，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之后还点燃了罗马烟火筒和五彩缤纷的火箭炮。最后，人们终于被允许在投票前回家睡觉了。 [19]

在星期天选举当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令人吃惊地安静”。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仍旧挂在外面。纳粹和钢盔团的选举用车将人们带到选票箱那里，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沿街游行。大约中午的时候，三架空军飞机低空飞过诺特海姆，为民族主义党派做宣传。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件。 [20]

这是诺特海姆最激烈的一次投票，有6 802人参与投票——比1932年夏天的记录多了72人。纳粹分子比他们之前的最高纪录（在同一个选举中）多了73票，而民族主义党派比1932年11月多了105张选票。其他党派差不多和1932年秋天的情况一样，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失去了110张选票，但仍旧是城镇中的第四大党派，总票数是228张。社会民主党相比1932年11月失去了157张选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选票都流向了纳粹分子或者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包含的数据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分析。不管怎样，纳粹—民族主义党派都是明显的大多数。纳粹分子拥有63%的城镇选票，民族主义党派拥有6%。社会民主党仍旧有22%，而德国共产党位居第四，只有3.5%。

尽管是一场充满威胁和激烈的竞选运动，但是其中的数据仍旧有指导意义，相比1932年7月的高峰，纳粹分子没能提高他们在城镇中的支持率。实际上，这些数据很可能表明这是纳粹分子得到的最高的支持率。即便如此，也足够了；这一数据代表着城镇中2/3的选民都支持他们，是能够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充足大多数了，也完全可以达到纳粹的目的了。对于纳粹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不是赢得选举，而是确保在没有严重的公众抗议的情况下让大众支持他们的意愿。在诺特海姆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纳粹分子自己并不满意这种信心的表现。在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内，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去保持并且增加公众支持。要诀就是继续使用武力和宣传。

纳粹分子在放松实际的竞选活动前，还得进行最后一场竞选运动。就是在国会选举一周后，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市议会、县议会和省议会的代表权岌岌可危了。在某种程度上，纳粹分子可以期待利用他们在3月5日胜利时所产生的热情了。很难指望投票偏好会在一周内就发生改变。

之前选举运动的恐怖机制和示威活动的热情仍旧得到了好结果。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那周，有七名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被逮捕了。在逮捕他们之前还搜查了他们的家，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铁棒、钢管、橡皮警棍、随身武器、匕首、弹药等……都被没收了”。国会选举之后的那个星期二，纳粹分子在市政厅、县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升起了纳粹旗帜，以此庆祝他们的胜利。第二天，按照冯·帕彭的命令，为了庆祝“国家胜利”，整个普鲁士的学校放假一天。 [21]

在地方选举之前为期一周的竞选运动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被允许举行任何的集会或者分发任何的竞选印刷品。他们确实成功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宣传，但能肯定的是，因为他们之前刊登宣传的要求被拒绝了，所以社会民主党发布了一个非常谨慎，几乎是敷衍的公告，与社会党人以前的宣传内容相比，这次公告中所使用的语言对社会民主党是弊大于利的：

致诺特海姆的选民！3月12日，星期天，将会举行重要的选举，也就是省议会、县议会和城市议会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已经为所有的选举列出了自己的候选名单，序列号是“二”。我们号召所有人都去投票，尽早地投票，每一场选举中都要投票给“二号”的“库埃尔富尔特”。

诺特海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 [22]

社会民主党是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候选人名单的，而纳粹分子只在省议会和县议会选举中这样做了。在城市议会的选举中，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名单”的名义参加的。因为公务员没有列出单独的候选人名单（正如他们在1924年做的那样），所以投票者的选择是在“国家联盟”候选人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进行的。

这对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这是他们通过熟练的操作所获得的。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是在2月6日公布的，是在选举之前的一个多月。各党派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准备他们的候选人名单，最后的截止日期是2月25日。公民协会的纳粹执行委员会直到截止日期的八天前才举行成员会议。会上，纳粹主席就所有成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支持中产阶级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并且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起草了被称为“国家联盟”的候选人名单，代表了“工人、公务员、手工工匠、工匠大师、商人、农民、白领和自由职业者”。他号召公民协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城镇中就拥有“中产阶级多数派”了。

当他述说完后，协会的老成员们问道：“候选人都是哪些人？”纳粹主席宣称“因为竞选策略”，所以他不能泄露候选人的姓名。这引发了激烈的反对，恩斯特·吉尔曼随后沉默了，他说只要他愿意，谁都能获得提名。他提名了一些人，但是所有的被提名者都拒绝了，纳粹多数派后来以投票的方式完成了提名（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交给纳粹控制的委员会处理了）。公民协会中的保守派成员明显中计失败了。虽然他们强烈抗议，但是除了接受现状，他们别无选择。纳粹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终结了这个问题，他高傲地评论道，这些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地指向“德国团体精神”的普遍观点。在这个不幸的消息被宣布之后，德国北部射击协会在不来梅而不是诺特海姆举行了每年的会议，因为城市议会拒绝为建立新靶场拨款，伴随着国歌的歌声，会议休会了。 [23]

距离公布候选人名单，保守派还有一周的时间，他们也许有机会至少让一些非纳粹分子位列名单之上。在最后期限前的四天，《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发表了一封由“几名公民协会成员”签名的《致编辑部的信》，要求立即公布候选人名单。《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也试图将这件事摆在公众眼前，该报指出德国人民党最近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支持“中产阶级联盟阵线”。 [24]

公民协会中所有保守派成员的抗议都没有用。最后期限到了，诺特海姆的保守派现在除了投票支持纳粹分子精心挑选的候选人之外，别无选择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并不是毫无抗议地就接受了。当“国家联盟”的名单最后印出来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标注的是“国社党（？）”。恩斯特·吉尔曼给该报写了一封恶毒的信件，威胁会采取法律行动，除非该报进行纠正，以正确的标题印刷。《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温和地解释道，它是从诺特海姆参议院得到这一标题的，标题中的问号表明该报自己并不相信，而在发现错误的时候，这一版本已经印刷和销售了。 [25]

当时的参议院包括两名社会民主党人、一名公务员党派的成员和议员马纳，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嘲弄是如何安排好的。因此，整个城镇都了解到纳粹分子欺骗了保守派，“国家联盟”是“纳粹”的委婉说法。这被精明的纳粹策略消解了。候选人名单上主要是纳粹分子，但是也有几名非纳粹分子。不过，非纳粹分子的候选人是仔细挑选的：他们都被诱导着要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实际上都准备加入，只是还没加入。因此，城镇中的保守派会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他们会认为上面也有非纳粹分子。但是，召开城市议会的时候，那些从“国家联盟”计划中选出来的人都穿着褐色衫。 [26]

这是公民协会的末日，该协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该协会通过激烈反对诺特海姆中唯一支持民主的组织，帮助纳粹分子掌握了权力。纳粹分子一度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公民协会，但是他们现在抛弃了该协会。公民协会只在1933年10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散该组织，因为“其目标已经实现了”。 [27]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的名义参加选举的，但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运行当地选举的竞选活动的。除了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广泛的宣传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竞选活动只有一场集会，是在选举之前的晚上举行的。主讲人是恩斯特·吉尔曼，主题是“公共选举的重要性”和“诺特海姆的政治事务”。集会上承诺“你们将选出的候选人”会详细阐述他们“在市政府中的目标”。

“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恩斯特·吉尔曼状态特别好。他希望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投票，但是如果还有投票的话，他还是希望人们是在法律的驱使下进行投票的，这样就不会有中立的德国人了。在新秩序下，不再是议会制而是市政委员会了，就像中世纪一样。这是旧德国习俗，最适合德国。

吉尔曼继续讲道，一周前，一种新的日耳曼精神席卷德国，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现在是连在一起的。如今需要做的就是在诺特海姆清除堕落的马克思主义。健康安全办事处的车不再用于私人目的了，车速里程表被调回原来的位置。对于城镇泳池而言，不再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跳台了，这一跳台的花费比原来的计划高出了90%。城市储蓄银行不再有虚假信贷和大量的贷款了。不会再有人对啤酒厂丑闻沉默了。人们会进行详细的讨论，所有的罪行都会被惩罚。伤害小商人的消费者合作社消失了。波兰犹太人将会被送回他们所属的地方，因为诺特海姆服装商店的竞争已经足够激烈了。向国旗队捐钱的犹太人，也就是对德国的灾难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特别注意。 [28]

在吉尔曼讲完后，候选人发表了讲话。一个人对学校里的拥挤表示哀痛。另一个人提倡更好的税收政策，因为诺特海姆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城镇中买东西。还有一个人重新提起1929年时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指控。最后，警察部长（也位列“国家联盟”名单之一）承诺会确保警方尽忠职守。没有其他演讲者了，所以吉尔曼为希特勒和祖国高呼“万岁”，集会以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结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计划了。

纳粹选举运动的最后一击是选举前一天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刊登的宣传广告。宣传广告明显试图让城镇中的非纳粹分子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

诺特海姆的市民们！

14年来，你们一直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体制的玩物！14年来，你们只能看着他们所管理的德国陷入泥潭！上周的选举为国家和普鲁士的复兴清除了障碍！明天，你们必须在我们的城镇——诺特海姆——履行你们的国家责任。这将是你们长久以来的最后一次机会，投出你的选票，终结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在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强权统治，让国家复兴事业能够进行。个人偏执必须让位于更伟大的目标。明天你们将见证国家社会主义的诺特海姆团结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残余势力！库埃尔富尔特和他的红色派系都滚出去！让诺特海姆在自由的德国复兴！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一号！

公民协会、国社党、钢盔团、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汉诺威党派、小商人联盟、县工匠联盟、农业协会、农民俱乐部、啤酒馆主协会、德国商人学徒协会、国家铁路工人、德国公务员联盟的地方组织、诺特海姆城镇和县失业委员会 [29]

这之后就是投票了。结果见下表： [30]

选举结果最突出的一点是，纳粹分子没能获得选票。这也许是因为在地方选举中的总票数比一周前的全国选举少了300到500张。但是，三场投票（城镇、县和省）是一起计算的，省投票数比城镇议会的多了210张。就是在省投票中，纳粹分子的票数减少了。

这也许是因为只有在省投票中，选民才可以在所有党派的范围中进行选择。在城镇和县投票中，选择是受限的，因此有200人不想费心去投票。而在省选举中，这些人投票了，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投票。很明显的是，在有更广泛的选择时，比起国社党，形势对非纳粹分子更加有利（不过，在地方选举中，比起社会民主党或民族主义党派，形势对纳粹分子更加有利）。

其次，我们会发现在恐怖威胁和不利的竞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07张选票（不过，像纳粹分子一样，他们在比较重要的县选举和省选举中遭受了一点损失）。由此出现了两个事实：一个就是在城镇选举中，前一周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的大部分人决定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另一个就是坚定地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并没有被日益增多的恐怖活动吓住，也没有被激烈的宣传活动或盛会所触动。

在城镇选举中，“国家联盟”候选人收到了4 565张选票。这一结果只比一周前纳粹分子所获得的少了297张。但是也比一周前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少了456张。因此，在投票选举的时候，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中，有许多成员明显拒绝支持纳粹主导的候选人名单。一些人毁掉了他们的投票，还有些人的选票空白——总共有200多人。有些人甚至根本懒得去投票箱。但是还有些人甚至把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不过，社会民主党所获得的大部分选票都是来自中央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

如果对只间隔一周举行的两场选举进行概括的话，那就是纳粹分子明显没有增加他们受欢迎的程度，而社会民主党显然没有失去其坚定的支持者。城镇人也对他们的选举结果有一些疑惑，有些人对纳粹采用专横手段提出的“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颇有怨言。最后，有超过90%的人参与投票这一事实应该与仅仅一周后，在纳粹各种努力的情况下，投票参与率依旧下降了这一事实进行比较。这是反对生活政治化的开始，还是仅仅是德国人所说的“选举疲倦”？很难对此进行判别，因为这是诺特海姆接下来15年中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了。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我掌管着这里的一切——所有都是靠我自己，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诺特海姆副市长、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陈述

地方选举结束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城镇的权力机制从民主、多元的转为专制的。这就包括了净化城市议会、政府机构和城市工人的队伍。前提条件就是绝对控制议会。

3月12日选举的结果就是，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纳粹分子获得了15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5个席位。这对国社党来说确实是有效的大多数，尤其是在“领导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的纳粹代表都得按照地方小组领袖告诉他们的进行投票。不过，3：1的大多数对于纳粹分子来说还不足够，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5个席位，他们就能合法地要求在每一个常设委员会中至少包含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这对纳粹分子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绝对控制城镇事务。如果社会民主党仅有4个代表，那么准确地讲，他们就会被驱逐出所有的委员会。

纳粹分子用一贯的彻底态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劝说其中的一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宣称自己“保持中立”，也就是否认他按照党派的名义竞选职位。我们对纳粹分子是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一直没弄清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总是激烈地反对纳粹分子；因此，他的叛变被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视为等同于犹大的背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们意识到纳粹分子有许多劝说方法。 [1]

这导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减少到了四个。而为了以防万一，在第一场议会会议的那天下午，纳粹分子还安排逮捕了卡尔·德佩（他是四个仍旧是社会民主党议员的人之一）。因此，就算是那个被劝说“保持中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实际的任期中转变自己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也只拥有四个议员，仍旧会被排除出委员会。 [2]

新的城市议会的第一场会议是在3月28日召开的。与之前的惯例不同，这场会议并没有在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的市政厅举行，而是在诺特海姆最大宾馆的舞厅举行的。会议开始不久前，大厅里挤满了纳粹分子，包括很多冲锋队队员。党卫军协助警方维持秩序。

就在议会会议开始前不久，“国家联盟”候选人的15名代表一起来了，都穿着褐色衫。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高呼着：“希特勒万岁！”差不多就是在这之后，四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到了。在他们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他们在这里举行了会前核心会议）出发去开会的路上，警方逮捕了德佩。当其他人到达会场的时候，他们看到大厅里挤满了人，都穿着棕色和黑色的制服。大厅里挂满了月桂树的树枝，而舞台背后却挂着很多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照片，两旁装饰着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舞台上放着两张桌子：长的那张桌子是给纳粹议员的，另一边小的那张桌子是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

25年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仍旧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他一坐到指定位置，就拿出一支大雪茄并且点着了。一个冲锋队队员立刻冲到社会民主党的桌子旁，说：“赶快熄灭！你不能在这里抽烟！”库埃尔富尔特缓慢地吐着烟气，审视着这个冲锋队队员。之后他探身过去，说道：“现在听清楚了。你是掌管城市议会的冲锋队队员还是我们的市议员？我喜欢，我就在这儿抽烟。”那个冲锋队队员转身离开了。

市长彼得斯宣布会议开始。他是个有威严的人，以枯燥无味和遵纪守法的个性而闻名。在整顿完会议秩序后，他谈到希望新的爱国主义的崛起可以反映在为诺特海姆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实工作中。他列举了即将面临的困难，特别提及了预算问题。在分别祝贺了每一个新的议员之后，他请恩斯特·吉尔曼进行了第一次发言。

这一刻，吉尔曼首先要求每个人都记住过去14年来，德国是被如何统治的。军事崩溃给德国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社会民主党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而且，该党甚至毫不犹豫地劫掠自己的工人们。现在是时候清算一切了：

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报复一切。在清算中，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被他们蒙蔽了的穷人，而是这些欺骗者本身，哪怕是这个党派中最小的杂务人员。只有被关在集中营里，他们才会知道如何再为德国服务！

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民主结束了；从这时起，专制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会袭击每一个敌人，无论这个敌人的出身如何。针对犹太人的斗争再次开始了。他们将正面交锋。铭记着希特勒的竞选誓言，“共同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知晓德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社会主义朝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前进，而这也是诺特海姆促成的。

接下来，新的议会议长海因里希·沃格宣读了一系列委员会的任命名单以及由核心会议的大多数决定的议员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然后，发挥了叛徒作用的那个社会民主党成员上台了。他宣称他现在“保持中立”，并且已经离开了社会民主党，“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了”。观众们为这一声明喝彩，大喊着：“太棒了！”这位前社会民主党成员走向了大桌子。

在喝彩声结束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站起来，要求上台。沃格回答道：“14年来，你们一直没听国社党的发言，现在我们也不会听你们的。我拒绝让你登台。”然而，库埃尔富尔特说道：“你们已经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了，而你们还不允许我们发言。那么，我认为根本没有表达我方利益的可能性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上台，那么我们就会离开会场。”在观众们的嘘声中，另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起身来到他身边，一起走出了大厅。当他们沿着侧廊走出去的时候，站在两旁的冲锋队队员朝他们吐唾沫。

会议剩下的部分相当乏味。纳粹对参议员的任命被一致接受了，包括任命恩斯特·吉尔曼为副市长。旧城市议会准备的针对公共事业的贷款被批准了，完全按照新议会的方法进行分配。最后，新的议长沃格以下面的这段话结束了会议：“每个人都会发现从现在开始将刮起一场新的风暴。眼下的任务需要每个人都贡献出全部力量，而在伟大思想和阿道夫·希特勒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将会完成所有任务。”人们唱起《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并且高呼三次“万岁！”作为回应。新的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3]

这次会议为接下来纳粹在诺特海姆前四个月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其特征就是持续骚扰社会民主党人，以充足的精力应对经济形势，以及戏剧性地阐述纳粹核心干部会议预先决定的措施。

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自由处置社会民主党议员。根据一份来自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戈林的通知，由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选出来的代表“在履行职责时，不会被阻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阻止警方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合作”，那么他们将被“立即解雇（如果还没有被解雇的话）”。之后，他们会被由合适的纳粹地区领袖选出的临时被任命者代替。 [4]

4月7日，卡尔·德佩放弃了他的议员席位，因为他仍旧在监狱中。4月12日（城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前一天），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辞职了。库埃尔富尔特和德佩被两名纳粹分子代替了。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四人减少到两人了。 [5]

第二次议会会议时，社会民主党的叛徒要求允许他在议会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任职，因为他有九年的经验。议长沃格拒绝了，但还是要求他尝试和纳粹分子合作。接下来，国社党提议授予兴登堡、希特勒和戈林诺特海姆“荣誉市民”的称号，获得了一致通过。国社党的第二个提议是更换了几条街道的名字，也获得了一致通过。新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街”“戈林街”“兴登堡街”“达雷街”（达雷是纳粹农业部长），最后是“伊丽莎白·赞德街”。会议结束前，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人提出了两项议案。一项是为父母失业的学校儿童提供免费书籍。另一项是解决“居住”问题。两项议案都被搁置了。 [6]

虽然遭受了这样的待遇，但是两个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仍旧坚守着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出席了4月28日举行的第三次城市议会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听市长有关预算的报告。市长解释道，动用不同的城镇企业的储备金可以让诺特海姆保持预算平衡，只需要动用大约总额的2/3。通过这一权宜之计，很可能削减大约16%的营业税和大约35%的城镇所得税。议会没进行讨论就通过了这一计划。之后，他们开始对相关补贴进行投票。一直为诺特海姆工作的“志愿劳动服务”获得了1 100马克。议会允许射击协会建立新的射击场，而且向其免费提供原材料。青年海军协会获得了价值70马克的木材，用于制作他们想要的船；而希特勒青年团获得了300马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出席地方大会了。议会还提议以100马克支付5月1日庆祝活动的花费，同意支付使用“1910年代圆顶”的费用。最后，还就四位纳粹分子每人每月50马克的薪水进行了投票。整个会议只持续了45分钟。 [7]

下一场会议于6月7日召开。在此期间，市长彼得斯去度假了，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主持会议。第一项议案是停止向城市工人支付津贴，“因为国家会接办相关费用”。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个建议城镇等到国家开始支付钱款时再停止。在两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反对的情况下，吉尔曼提议城市将会继续向某些工人支付津贴，由他自己决定哪些人能获得，于是最初的议案就这样实行了。会议的剩下时间都在处理日常事务，主要是授予或者取消不同组织的资金援助。 [8]

这是社会党人参与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因为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解散了，仍旧留任的议员在6月27日被迫辞职了，包括“那些当选但是后来离开社会民主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社会民主党叛徒。纳粹分子取代了他们。自此以后，城市议会的会议只用于宣布由纳粹地方小组领袖和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已经决定好的措施。有一次，一位精心挑选出来的纳粹党议员自由地发表意见，令吉尔曼很难堪。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7月18日，当时会议的目的是解释新的公共事业计划。在分配完所有的资金之后，在诺特海姆外拥有一间农场的议员乌德提议拨款建立一条从城镇到他的农场的人行道。这一提议被否决了，吉尔曼立刻终止了会议。 [9]从此，市议员和参议员在开会期间都保持绝对沉默了。

在诺特海姆县议会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纳粹分子没能创建“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因此选举后他们并没有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纳粹分子甚至没能为这次选举建立起联合阵线。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去年夏天普鲁士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和附近更小的乌斯拉尔县合并。这一措施激发了地方上盲目的爱国心，尤其是附近县中失去身份地位的人。于是，在列出候选人名单的时候，被认为是完全统一的纳粹党提交了两份名单：“国社党候选人名单”（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希特勒运动候选人名单”（来自乌斯拉尔县的纳粹分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主义党派都分别成功地建立了联合阵线。 [10]

尽管如此，纳粹分子还是获得了绝对多数，占据了25个议会席位中的15个（10个是来自诺特海姆的，5个是来自原乌斯拉尔县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八个席位，而民族主义党派获得了两个。 [11]甚至是第一次县议会召开前，纳粹分子就已经开始安排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务了。诺特海姆县的16个社会民主党乡村议员被停职了。该县在《人民报》公开官方通知的合同被终止了。《人民报》的发行已经暂停了，而这只是遵守法律程序。这样一来，该县的合同也就授予了新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 [12]最后，纳粹迫使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加入了国社党。

县长对纳粹的态度复杂。他认为日益增加的失业正在使人们走向共产主义，因此纳粹主义可以拯救德国。但是他不想自愿加入国社党，因为“之前的经验让我相信纳粹的队伍里充满了无能者和破产者”。他并没有一直保持这种冷漠的态度。3月29日下午，就在县政府要关门的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来到了冯·德·舒伦堡的办公室。施泰内克取下自己的银制纳粹徽章，扔到冯·德·舒伦堡的桌子上，说道：“戴上它。如果你不戴的话，明天你就不是县长了。”于是，冯·德·舒伦堡加入了纳粹党。 [13]

新的县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像诺特海姆的市议会那样，很大程度上是一桩有仪式性的事件，向公众们开放，县大厅内装饰着旗帜、图片和彩旗。这里并没有诺特海姆市议会第一场会议那样的紧张氛围，主要是因为这些纳粹领袖们的性格（纳粹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快乐而且平易近人；议会多数派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是冷漠的贵族）不同于恩斯特·吉尔曼。但是，会议开始前，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把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叫到一边，对他说道：“看吧，如果发生市议会会议那样的闹剧，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会回家去。”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向他保证会恪守礼仪。 [14]

会议以冯·德·舒伦堡的演讲开场，在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会与各种各样的纳粹措施保持一致，结束时，他高呼了三声“祖国、兴登堡总统以及希特勒总理万岁！”。接下来，冯·施特拉伦海姆发表了演讲，他宣称可以容忍社会党人在这里，只要他们能够表现得极为客观，就能一直被容忍。（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中有两个拒绝担任职务，另一个人，也就是德佩，在监狱里。）“马克思主义者”不被允许担任县中的任何职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被允许在任何委员会内任职。 [15]然后，他按照一份准备好的候选名单宣读了委员会任命。纳粹分子获得了所有任命。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对此的回应就是社会民主党现在除了服从多数意愿之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什么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冯·施特拉伦海姆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取消县里所有和犹太人签订的合同，犹太人还被从县里的养老院赶出去了，并且还被剥夺了其他的县福利服务。议案被“提交到委员会”，会议就结束了。 [16]

这之后，县议会只是偶尔开会。绝大部分的纳粹抨击都指向县议会的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冯·施特拉伦海姆作出了如下陈述：“你们就像是香槟酒瓶上的软木塞。我们把你们拔出来，你们就‘砰’地一声飞到了天上，然后你们就完了。”社会民主党静默地退出了画面。6月初只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留下来了；其他人中除了一名加入民族主义党派的成员外，剩下的人都辞职了。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像市议会一样，县议会已经主要变成了一种形式，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纳粹分子，所有的演讲也都是纳粹分子发表的，其他代表都不敢发表演讲。到7月为止，所有的非纳粹分子都被要求辞职了。 [17]

在实际控制了诺特海姆政府和诺特海姆县之后，纳粹分子承担的第一个最明显的任务就是清洗市和县办公室中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反对者。这是预先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就众所周知的是纳粹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有一份名单，列出了在国社党成员中分配的不同职位和工作。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正在进行清洗的事实，城镇中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纳粹分子认为“大清洗行动”是他们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件事情被刊登在了1936年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的特别纪念版上，在第三帝国的头两年，每当恩斯特·吉尔曼汇报他的活动时，首先就会提及此事。 [18]

虽然纳粹分子通常宣称他们一共解雇了30名工人和职员，但是实际数据更高一些。当时的报纸描述中所列出的个人实例有43起，这还不包括以不同理由被解雇的人。后一种情况就是市长彼得斯、他的助手托马斯·加兰，可能还有其他人。实际上有45个人被开除了，绝大多数是工人，其中有些是终身雇员，少数是终身任职的专业公务员。这些人大约一共占诺特海姆市雇员的1/4。进行清洗的依据是希特勒的“重建职业公务员的命令”，这是1933年4月7日根据《授权法案》授予政府的权力而颁布的。 [19]

第一波解雇浪潮是4月中旬开始的，涉及一些次要职位的社会党人：一个煤气厂员工、一个会计和城市游泳池经理。4月末，又出现了第二波解雇浪潮，涉及15名建设办事处的工人、7名啤酒厂工人，还有4名煤气厂工人。除此以外，还有7名工会商店管事被解雇了。一周后，纳粹的斧子落到了“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头上。理事会被罢免了，瓦尔特·施泰内克作为“委员”接管了所有事务。为了防止出现抵抗，党卫军占领了办公室。3名被雇佣的纳粹分子取代了被解雇的人，之后新成立的理事会任命瓦尔特·施泰内克为主席。 [20]我们可以通过一名前《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记者的回忆判断出这次特别的“清洗行动”的影响：

纳粹分子在清洗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开除了社会主义党派的业务经理，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吉尔曼以一个叫作X的纳粹分子取代了他。X刚刚出狱，他因挪用公款而服刑！他之前是在国家疾病保险办事处挪用公款的！

这自然是招人讨厌的。以至于（一个行会首脑）去见吉尔曼，强烈反对，猛敲桌子，直到吉尔曼解除了X的职务。但是后来，X又得到了秩序局主管的工作。

1933年之前的纳粹分子都是破产者，而之后他们都得到了工作。1933年该党中全是穷人、盗贼、道德和财政上的破产者。X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纳粹将有着最糟糕名声的人放在了这些位置上。 [21]

随着5月中旬开除了两个市雇员，一系列政治免职终于结束了：这两人一个是城市储蓄银行的送信人，另一个是守夜人。不过，还有些非政治原因的免职。4月，一个诺特海姆的警察无故被开除了。之后，出现了特别晋升和增援警力。6月，那个在5月被开除的守夜人被重新雇用了，官方的声明是：“因为他在申请这一职位时，给出了某些保证。”他的复职导致之前取代他的人被解雇了。同一月，一个警察获得了晋升，还有三个人获得了终身职位。这一系列行动不同寻常而且史无前例。 [22]

有些免职与其说是驱逐政治上的不良分子，不如说是为失业的纳粹分子腾位置。4月末，吉尔曼将一份详细的纳粹分子名单提交给其他参议员，命令这些参议员尽快为他们找工作。 [23]

县里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官方记录中唯一因政治立场而被免职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哈泽。不过，因为诺特海姆县和乌斯拉尔县合并，有些办事处（也就是有些工作职位）变得多余了。关于谁可以留任、谁会被调走、谁能获得退职津贴以及谁会被直接免职，都取决于县议会中的所有纳粹分子的执行委员会。不用说，政治在这些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24]

对恩斯特·吉尔曼而言，掌权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诺特海姆市长。就政治控制而言，很难将市长彼得斯赶下职位。实际上，彼得斯甚至申请加入国社党了。 [25]正如瓦尔特·施泰内克在和托马斯·加兰谈话时所说的：

我理解不了恩斯特·吉尔曼。他和我都是商人，不是行政管理者。我认为我们都忙于党派事务。现在我能确定的是，如果我想的话，我就能立刻接手冯·德·舒伦堡的职位，成为县长。但是我并不想。现在的情况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他按照我所告诉他的那样做，而政府机构运转得相当顺利。当然，吉尔曼也会对市长彼得斯做类似的一些安排，你不这样认为吗？ [26]

事实上，就算吉尔曼不使用卑劣的手段，他还是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把市长彼得斯赶下台。1933年彼得斯61岁，自1903年以来一直担任诺特海姆市长。在和助手托马斯·加兰私下聊天的时候，他承认如果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会立即主动退休，但是在造谣中伤活动面前，他是不会屈服的。 [27]

因为吉尔曼除了使用肮脏的方法之外，并没有尝试其他的方法，所以他做出的每一个新举动只是增强了市长彼得斯的决心。彼得斯不会只是因为“政治不可靠”而被开除。他是一个冷静、客观而且守法的人。他是保守派成员，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党派成员，但是他完全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以至于没有人会考虑到他除了专业管理者之外的身份。吉尔曼因为不能使用惯常手段，于是对彼得斯展开了复杂的攻击。吉尔曼采取的方法是试图激怒彼得斯，让彼得斯采取能够为他所利用的行动或者发布类似的声明。吉尔曼以攻击彼得斯下属的方式恐吓他；干扰上级官员，以行政命令开除他；诽谤他无能；以捏造的玩忽职守罪审判他；最后，以灵活的（且显然错误的）借口——“为了简化管理”——解雇了他和他的助手。 [28]

在吉尔曼的行动计划中，市长彼得斯会被吉尔曼的好朋友之一奥古斯特·乌德激怒而发布轻率的声明或者采取鲁莽的行动。乌德虽然是诺特海姆的市民，但是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农场。他经常与诺特海姆镇发生法律纠纷，这让他和市长彼得斯的关系很差。他在诺特海姆非常有名，以至于流传开了一个笑话：“就算奥古斯特·乌德早上起来忘记穿靴子了，这双靴子也能自己找到去县法院的路。”他想做的事情之一是移动他农场上的界石，这样一来就可以侵占城市所有的土地了。他与纳粹之前的诺特海姆参议院之间的激烈往来最终导致参议员们采取了特别的措施，拒绝将城镇所有的任何土地租赁给他。 [29]

这就是将会激怒市长的那个人。这一点在3月中旬纳粹分子为分配选举的职位而列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显示出来了。当时，恩斯特·吉尔曼坚持让奥古斯特·乌德成为参议员。城市议会中的另一名纳粹成员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乌德的名声很糟糕。恩斯特·吉尔曼拒绝了他们的反对：

“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当议员们仍旧拒绝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做时，这位地方小组领袖宣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 [30]

许多人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议员乌德的作用。鉴于他能力低下，很难想象奥古斯特·乌德还能发挥其他的作用了。结果，指派他为参议员的“职权范围”还是个问题。他最终只获得了三项职权：城市花园、城市牧场土地和垃圾回收站。市长彼得斯对这一切很清楚，在面对最卑鄙的骚扰时，他对议员乌德保持着冷静而正确的态度。 [31]

随着这些策略的失败，吉尔曼开始攻击彼得斯的下属，主要是他的后辈和得力助手——托马斯·加兰。作为市督查员，加兰是城镇的第二大管理者。在纳粹掌权之后不久，加兰就了解到参议院正在请愿让彼得斯离任。因为每一个参议员都拒绝解释原因，所以加兰直接去找了吉尔曼，但吉尔曼也拒绝解释原因。当加兰对此表示愤慨时，吉尔曼爆发了。他敲着桌子吼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能躲藏在市长的庇护下，你就错了！在这里，我掌握着一切，所有都是靠我，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32]

这再一次坚定了市长彼得斯不离开原位并且不能让托马斯·加兰的职业生涯结束的决心。近6月初的时候，彼得斯去度假了，吉尔曼作为副市长坐在了市长的位子上，他决定让彼得斯的假期变成永久假期。6月28日，吉尔曼采取了直接行动。有关议会会议的部分记录如下：

市议会如今全部由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构成，该党派成员在今天的会议中决定：

1.市长彼得斯不再拥有市议会的信任。因此，市议会拒绝再与他合作。

2.城市议会一致同意参议院的决定，向行政专区主席请求禁止市长彼得斯再参与任何官方活动，并且（按照内政部部长戈林的命令）剥夺他的治安权，将这些权力转交给警察部长恩格尔曼。 [33]

再加上吉尔曼集中地游说上层党派和政府，由此导致市长彼得斯的假期无限期延长了。其间，吉尔曼利用懒散的参议院正式指控彼得斯和加兰作为城市储蓄银行的董事，与银行经理雨果·施皮斯曼勾结，向不同的诺特海姆商人们提供不适当的贷款优惠。彼得斯知道施皮斯曼（于1933年3月成了国社党成员）会在纳粹分子施加的各种压力下作伪证，于是他自己承认被免职了。托马斯·加兰被停职了，之后以“精简政府机构”的名义被免职了。作为交换，针对两人的指控都被撤销了。（这一过程中充当工具的稀里糊涂的雨果·施皮斯曼被免除了银行经理的职务，但是在国社党获得了工作。）之后不久，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市长。 [34]

正式决议于1934年3月下达，但是在1933年6月时，吉尔曼就已经坐在市长办公室里了，所以诺特海姆人只是认为他仍旧留任而已。大部分诺特海姆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一个重要的团体之外）甚至都不知道城市议会中发生了这样一场斗争。城镇中人所知道的就是1933年夏天地方政治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希特勒上台之前了。明显的是，无论是作为副市长还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都稳操胜券。纳粹分子不仅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市议会、参议院和执行委员会，他们还对城市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所有实际上或者潜在的反对纳粹目标和方法的人都被清理或者控制住了。在1933年6月底调查了他所在的政府机构之后，这个精明的诺特海姆人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完全是纳粹的工具了。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残酷令人印象深刻。残忍而直接的暴力。街上那些单纯的人只对粗暴和冷酷印象深刻。

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控制市政府是一回事，完全掌握城镇中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控制市政府便于酬谢朋友和惩罚敌人。其中也涉及对地方警力的控制。 [1]但这还不够。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后最初的一个月里，纳粹分子明显更愿意以残忍而有效的方式利用权力工具。如果可能的话，要是诺特海姆人绝对相信他们无法期待新的纳粹统治者们给予他们任何宽容，那么就不需要之后的恐怖行动了。恐怖行动的初期投入会通过传播谣言和社会强化来增加其影响力，直到所有的反对都完全无效。

这恰恰就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做的事情。大约到1933年7月为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诺特海姆人都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如果他轻举妄动，极权国家的全部武力都会用于针对他。至少，他会预料到自己的家会遭到突袭和搜查；最糟糕的是人们不甚了解但特别可怕的集中营经历。

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他们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建立起恐怖主义体系，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为各种镇压措施提供借口。部分正当理由已经被发展出来了——暗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计划以武力推翻国家。国会纵火案的发生支持了这一理由。然而，诺特海姆离柏林很远，它需要一个离家更近的正当理由。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是他们在诺特海姆内及周围发现了大量武器，并且他们还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这些调查结果。

这就更容易了，因为实际上诺特海姆有很多武器。当然，人们在任何城镇中都会发现普通的猎枪和来复枪。不过狩猎是富人的特权，所以通常不会在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家里找到武器。 [2]其次，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也有武器——一些非常精良、昂贵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主要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们很难将此与工人阶级推翻国家的尝试联系在一起。

但是也有些武器属于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老兵将来复枪或者手枪带回了家，或者是在停战后的混乱时期得到了枪。还有些人是国旗队队员，他们重视纳粹政变的威胁，所以为了反击而收集枪支弹药。他们未经国旗队领袖同意就这么做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拥有这样的武器。有些拥有武器的工人对此特别不小心。有个工人常常随身带着一兜子的高质量来复枪子弹，还有个人公开声称家里有十几板手榴弹。 [3]

因此，纳粹警察毫无疑问地能拿出正当理由为他们的镇压手段辩护。地方媒体上发表的所有关于武器的调查结果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报纸报道了警方告诉他们的一切，而人们所相信的内容比事实更加重要。

3月选举之前的那一周，纳粹的辅警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突袭，尤其是对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住所的突袭。根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这些突袭搜查出了一些武器，其中大部分是临时改造的武器，但也有些是“随身武器”。报道关于警方没收武器的实际类型和数量特别模糊。 [4]更多的详细报道在3月末才发表出来。整个4月，报纸突出报道了一系列特定的发现。

1933年3月30日，据报道，在啤酒花园附近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有一种推测是共产主义者在警方开始突袭搜查之后埋在那里的。同一天，据报道，一名国旗队队员主动向警方交出了“一把手枪、一把锯子和一套指节铜环”。五天后，警方突袭了在旧军营里的“左翼分子”的公寓，发现了“一把卡宾枪、一把军刀、一把随身配枪和一把左轮手枪”。这显然促成了警方采取更大的行动，四天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搜查。但是发现的只是一些老旧的、很可能无法使用的武器。两天后，警方搜查了城市建设办事处，发现了两把手枪（其中一把是军用的），以及“一大包宣传材料、几面旗帜和海报等”。还有报道称，警方已经证实一名国旗队队员将一把来复枪和几枚手榴弹扔到了鲁默河里。一周后，新一轮的警方突袭只发现了一些来复枪子弹，但是鲁默河附近的流浪者发现了一把卡宾枪和10发子弹。四天后，警方宣布他们搜查某家的柴火堆时，发现了一把军用手枪，但是这家的主人声称不知道枪为什么会在那里。之后四天，警方付钱在鲁默河里用网进行打捞，但没能成功。然而，六天后，他们从河里打捞出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 [5]因此，跨过了4月的整整六周的时间里，诺特海姆人的印象就是城镇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工厂。容易得出的两个结论是：首先，纳粹分子唯一的有力行动是阻止了内战的发生；其次，家里有任何种类的武器都是特别危险的。

在4月进行了一系列轻率的报道之后，不太可能再提及发现非法武器了。7月，人们进一步排干了鲁默运河的水，“在有限的储藏地点……武器和弹药……被打捞上来了。他们将这些扔进水里很可能是出于被发现的恐惧”。最后，8月，一名工人因拥有一把手枪而被判三个月的监禁。“警方通过匿名指控发现了这件事……”虽然警方声称本月内在不同地点共发现3 015发子弹，但是声势浩大的武器搜查行动结束了。 [6]

这是警方不断进行突袭和逮捕的最佳理由。而且，纳粹指出不会再发生政治性的打斗了；前纳粹时期的暴力已经结束了。从（复活节）发表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的城墙内，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就像在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所进行的那样。没有丝毫发生任何政治斗争或者其他骚乱的消息。一切重组所带来的国内政治的平静以一个既清楚又有益的例证得到了证明。 [7]

随着牢固地树立起对警方行动的正当理由的宣传，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利用了熟悉的镇压和恐怖主义策略。他们不断搜查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反对分子的家，逮捕了不同的人。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增加了其威慑效果。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的最初六个月内，诺特海姆的地方媒体有14次报道了搜查房子的事情。报道也至少列出了22名（绝大多数是名义上）因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人。 [8]

媒体上并没有报道所有的逮捕事件和搜查房子的事情，但是公众已经知道的足够多了，以至于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总体印象。而且，对警方行动足够多的报道让城镇中人了解到了这种行动普遍的专制性质。

因此，3月14日，据报道，诺特海姆国旗队的领袖德佩被逮捕了，“但因调查需要，具体原因保密”。第二天，警方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就被释放了。之后，在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那天下午，他再次被逮捕，这次给出的原因是“怀疑他传播所收到的萨尔州报纸上刊登的具有反政府性质的报道”。 [9]

在纳粹执政的头几个月，绝大部分被逮捕的人都被送进了县监狱。诺特海姆人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不同寻常。3月中旬，《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

正如我们所听说的，18名被关押在县监狱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来自诺特海姆）中有8人已经申请加入国社党。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位看管他们的狱卒X的努力工作成功地发挥了好的影响？无论怎样，他们看起来已经和“邪恶的布尔什维主义完全而彻底地决裂了”。 [10]

无论县监狱里发生了什么，都比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更好。3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发布了一张第一个集中营（位于达豪）的照片，随附的文字说明写道，这里能容纳5 000名政治犯。3月末，诺特海姆县监狱满了，有三名共产主义者被送到了“莫林根工厂”。这只是谣传，但是到7月中旬时，据报道有“九名囚犯……在早上被诺特海姆警察送到了莫林根，其中七人被送到了集中营，另外两人被送到了工厂”。 [11]因此，诺特海姆人知道了在开车就能到的距离内存在一个集中营。

实际上，媒体报道完全落后于事实情况。距离诺特海姆不远，在县另一端的莫林根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4月初，它接收来自汉诺威市和该区域内其他监狱的政治犯。3月的时候，被“保护性监禁”（这是“国会纵火案法令”的副产品，按照这一条款，市民们不经过起诉就会被逮捕，他们还不能诉诸人身保护权）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普通监狱所能容纳的人数。虽然莫林根工厂是国家机构，但是这个邻近的、新创立的集中营从一开始配备的工作人员就是党卫军成员。起初，集中营里只收纳共产主义者，包括11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但是4月末的时候，集中营中已经有超过300名混合成分的犯人了。犯人们被要求修路、读纳粹报纸、去教堂、听纳粹演讲并且参加纳粹宣传游行。 [12]

1933年春天，集中营中的人口随着囚犯们的增加、被释放或者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波动。但是，过度拥挤日益成了常见问题，以至于指挥官坚称集中营里只能容纳322名囚犯，一个人都不能再多了。而到6月的时候，人数增加到了356人（包括大约20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囚犯）。那时，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绝食抗议活动，有252名囚犯参与其中。党卫军看守人员四天内就通过切断饮用水和强制给抗议领袖喂食破坏了这一活动。到8月为止，这里有381名囚犯。 [13]

从那以后，虽然莫林根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和构成依旧有变化（有段时间它只作为女性集中营），但是这里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性固定场所，到1944年时，这里已经有700多名囚犯了。 [14]经常有来自诺特海姆县的犯人被送入这里或者被释放，而且至少有24名党卫军守卫来自诺特海姆县，所以诺特海姆人一定知道被送入集中营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是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恐怖氛围的目的，模糊的消息很可能是最有效的。

媒体报道也明确了一点，如果纳粹分子追捕某人，一定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抓住他。这是从一个被逮捕的工人事例得出的唯一结论，纳粹分子向他承诺，只要他透露枪支弹药所藏的地点，就会给他自由。他告诉了警方信息，于是被释放了。然而，警方没能在他所指出的地点找到枪支，因此他再次被逮捕了。不久后，他因“侮辱一名警官”的罪名被判入狱。 [15]

逮捕的理由都非常细微，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更糟糕的事情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6月的时候，两名仍旧留任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之一被逮捕了，因为他说钢盔团很快就会强大到“将冲锋队碎尸万段”。几周后，一名女性小贩被逮捕了，因为她“传播错误和具有煽动性的政治谣言”。有人认为她很可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她所做的是“让人民不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内容。6月末，一名工人被逮捕了，因为“亵渎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 [16]

因此至1933年仲夏，诺特海姆的公众显然都知道了只要自己表现出对新制度的反对，就会招来迫害。实际上，不仅诺特海姆人知道了现在的形势，而且正是他们知道了这一点加强了实际上的恐怖系统机构。每当某个诺特海姆人提醒他的邻居或者朋友时，他都在强化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名教师记得他的一个学生的母亲抱怨说书被烧毁了。他同意她所说的，但是也提醒她不要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情，以免她惹上麻烦。一位高中校长记得他经常在某家商店买雪茄烟，买烟的时候常常收到要谨慎小心的建议。一般人的感觉就是盖世太保无处不在。至少有五个人被认为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不过事实上是很可能整个镇子只有一个人——赫尔曼·登茨勒，而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17]

其他人声称知道存在一份“名单”（虽然他们实际上从没看见过），上面记录着未来某个时候会被剥夺公权的人。“这是一份黑名单，上面一共有80人。” [18]“名单分成四组：A、B、C和D。A组会被射杀；B组会被送入集中营，等等……” [19]“我自己从未见过这份名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名单的存在。” [20]

造成这些谣言的部分原因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中，纳粹党中有些人试图充当秘密警察。纳粹党和冲锋队中的个别成员承担起监视潜在对手的任务，其他人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扩大了权力。纳粹党的宣传部门决定建立自己的“情报部门”，在大区层面建立一个中心卡片索引，记录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各县的宣传领袖被要求选出一名纳粹分子作为地方代理人，最好是前警官。 [21]1933年6月，诺特海姆的党卫军也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开始向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汇报嫌疑人名单。 [22]因此，诺特海姆人暂时被业余的“盖世太保”特工控制住了。

在谣言和恐惧的作用下，盖世太保变得特别有效。纳粹分子没必要建议那些没有纳粹党徽的人去买。玛利亚·哈贝尼希茨和邻里关系友好，她以提醒那些没有标志的人的方式关照着其他人，“允许她告诉某个人应该做什么”。鉴于这种恐怖的氛围，即便是朋友的人们也发现，为了生存必须背叛彼此。因此1933年初，发生了一个库诺·鲁曼医生的事例，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喝多了之后，他开始模仿希特勒的说话方式来逗乐人们。第二天早上，聚会的女主人向纳粹总部举报了他。这件事传播得很快，诺特海姆人不久就发现最好不要去参加聚会了。“社交生活大大减少了——你根本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23]或者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批评并没有那么危险，而是毫无意义。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我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众所周知，赫尔曼·登茨勒必须让自己知道诺特海姆人都在想些什么。 [24]

即便某个人实际上不会被逮捕，但清楚的是，他很容易就会失业或者被排除在通常使社会机制顺利运转的正常因素和考虑之外：

总之，所有独立思考或者坚持自己观点的人都被粗暴地对待或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被搁置一旁。你会被联合抵制；你会被赶出这个行业。绝大多数人注意到了这些事情，他们是从别人的命运中了解到的。这纯粹是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力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25]

自第三帝国建立起，恩斯特·吉尔曼就一直在利用他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来伤害潜在的政权反对者。1933年3月3日，他写信给国家劳工部，让一名被雇用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被开除了。一周后，他写信给戈林（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以确保已经搬到另一座城市的诺特海姆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被开除公职，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半个犹太人”。 [26]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会写多封相似的告发信给其他城镇的纳粹领袖，这些城镇里居住着为了脱离吉尔曼的报复而从诺特海姆逃走的人。因此非常明显的就是，纳粹分子记忆力持久，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赶。

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恐吓人们的事情了。他们在左翼和右翼中创造典型（随后会被展示出来），然后让自然的社会力量做剩下的事情。情况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某个人忘记行纳粹礼，早早离开会议或者敢于冷淡地看着恩斯特·吉尔曼，都会被认为是愚蠢的鲁莽行为。“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最多就是有所保留，甚至这也是一种奢侈。” [27]

然而，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些发誓要进行抵抗的人都怎么样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国旗队队员一直坚称一旦发生纳粹政变，他们会保卫共和国，现在他们怎么样了？至少在诺特海姆，在共和国被摧毁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一次来自他们的打击。国旗队队员连同他们所有的直接动员计划，一个个地被击破了，其领袖被监禁、被殴打、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作和家人，整个组织没有任何的抵抗。

也许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并没有发生纳粹政变。反之，至少过去六个月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合乎法律的行动，每一项行动本身并没有形成一场革命，但是所有的行动加起来将德国从共和国转变为独裁专政了。问题是界线在哪里。一旦界线被明确划定了，革命就是既成事实了，潜在的抵抗机构已经被单独粉碎了，不可能再组织起抵抗运动了。简言之，优秀的组织都没用了；在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1933年是准备战斗的。所需要的只是来自柏林的命令。一旦收到命令，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就会执行他们制订的经过长期测验的计划——获取并且分发武器，摧毁纳粹。但是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不会自己实行这一计划。领袖们认为单打独斗会失败，当最后机会到来时，他们也很可能会妥协，而且不管怎样，单独行动都是违背纪律的。他们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共同行动，所有人一起在整个德国采取行动。汉诺威的前社会民主党省长古斯塔夫·诺斯克不是说过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反击吗？所以，他们等待着并且祈祷着命令的到来，但是从未有命令下达。在他们等待期间，纳粹分子开始逐个地追捕他们。最后，明确的是，永远不会有命令传来了，卡尔·德佩和弗雷德里希·哈泽传出消息，解散国旗队：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保留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就对成员们负有责任。但是当我们不再有保护他们的力量时，我们就不能再要求他们保持忠诚了。 [28]

而绝大多数旧国旗队队员都对他们的理想保持忠诚。根据弗雷德里希·哈泽所说的，400名前成员中也许会有10个人去参加冲锋队。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同意这一估计。他自己对那些向他寻求意见的国旗队队员也没什么鼓励。“加入党派，”他经常说，“想想你们的家人。英雄主义行为不会有任何收获。” [29]

甚至英雄主义都被民主的左翼人士拒绝了，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让他们理解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就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的基本前提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认为纳粹分子是叛乱主义者，不太可能吸引大众的追随，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们的基本前提也是同样错误的假设，即认为他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其他政府是相似的。

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说服力的记录是1933年3月23日汉诺威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发出的一系列指令。指令都是关于在公共事务中分发社会主义政策手册以及填写问卷调查的内容；简言之，像以往一样运行。唯一和纳粹主义有关的内容包含在第七段中：

我们的乡村和城镇代表的选举是否能通过？这是一个一直被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会怎么做。然而，任何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必须像往常一样，在我们占据多数的地方选择值得信赖的同志作为乡村代表。如果他们之后不能宣誓就职，那么我们会对此采取立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决不应该低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30]

这时正值纳粹分子为寻找武器而在半夜搜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这时正值国旗队队员被冲锋队队员投入监狱，在整个德国的监狱中被殴打，被扔进集中营！德国唯一的民主制度保卫者社会民主党人本应该聚集起枪支并且号召大罢工，或者至少以密码、假名字的方式发展地下组织以及其他有效且荫蔽的抵抗方式，但是他们反而在保持党派文件整齐有序，避免记账错误，除此以外，还在乡村议会中购买最新的关于议会策略的小册子。

就算中央的社会民主党官员不知道“政府将会做什么”，诺特海姆的地方社会主义领袖很快就发现了。五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的详细个人经验将会说明一般模式。

约翰内斯·格罗特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国旗队队员和工会官员。从1926年到1930年，他一直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他在城市煤气厂工作，到1933年为止，他已经在这里工作18年了。 [31]

1933年5月12日，约翰内斯·格罗特被解雇了，因为“参照你之前所参加的政治活动，你无法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 [32]。12天后，他被逮捕并被投入县监狱。他被关押了三天，每天都被警方审问三四个小时。在审问期间，有人把他的脸抵在墙上，从背后殴打他。那时距离他51岁的生日还有五个星期。

在发生这次事件的前后，他家里遭到了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的反复搜查。最令格罗特愤怒的是他们从他的藏书室里抢走了一些由马克思和倍倍尔[49]所写的初版著作。他的妻子也被叫到了警察局，被审问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孩子们没被骚扰。 [33]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格罗特发现在诺特海姆的那些大部分旧相识根本不和他相认了。而且，没有人愿意雇用他。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做挨家挨户的推销员的工作，开始售卖肥皂。这让格罗特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联系。“如果我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家，我就只问他是否想要买香皂，然后就去下一家。但是如果我来到同志或者其他的工会成员家里，我们经常会谈论如何摆脱纳粹分子。许多人都支持公开的反叛行动，但是有更多的人不支持。”

最终在1934年，格罗特的旅行证件被收回了，不能再从事售卖肥皂的工作了。 [34]唯一的工作就是就业办事处给他的在采石场的工作，从诺特海姆走到采石场大约需要45分钟。这项工作很辛苦，格罗特收敛起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傲气，写信给纳粹战争受害者援助协会（NSKOV），请他们为他求情。他们确实向恩斯特·吉尔曼求情了，但是他拒绝允许格罗特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因为我不想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解雇老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 [35]。

在采石场工作期间，格罗特再次被逮捕了，这次是因为他曾经说“冯·帕彭和资本家们很快就会推翻希特勒了”，但他只被盖世太保审问了一个小时。 [36]然而，这足够让格罗特想离开诺特海姆了，他在当年年底离开了。自此以后，他就离开了诺特海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保持着骄傲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对纳粹主义的反感从未减弱，但是不管怎样，就有效的抵抗来看，他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37]

另一个被列为社会主义团体中的次要人物的诺特海姆工人是本诺·施密特。他不曾是社会民主党缴纳会费的成员，但他常将自己视为社会党人。作为一个缺乏技能的工人，在大萧条期间，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获得工作，于是只能靠救济金生活，最终他和他的妻子都被登记为“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安置在旧军营简陋而混乱的房间里。施密特经常参与针对冲锋队队员的街头斗殴，他因参与1932年7月的“长桥”战斗而被判入狱，不过他受到大赦的保护，因而从未服刑。

1932年秋天，他在诺特海姆林业管理局找到工作。纳粹分子掌权后，本诺·施密特想的不是如何推翻他们，而是如何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他并没有被解雇，但是却被指派做最肮脏的工作。在进行了城市工人清洗之后，他的劳动群体由全部的社会党人变成了半纳粹分子的。施密特受到了工人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的打击：

不久，因为纳粹分子的存在，没有人愿意再多说话了。我仍旧记得在树林里的“第二顿早餐”——每个人都在大声咀嚼着食物，根本没人说话。这确实让工作变得更糟糕了。

同时，他发现纳粹分子的权力日益扩大。某天，他因拒绝行纳粹礼（“我永远都不会说‘希特勒万岁’——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而被殴打。1933年夏季，警察突袭他的公寓，扣押他的财产和工人体育俱乐部的足球，他曾经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而且警察还没收了他的修剪刀和门上的弹簧，他们将这些视为武器，并让他付了8马克50芬尼的罚款。他也一直被要求加入冲锋队，结果他辞职并离开诺特海姆，找到了一份在高速公路上的工作。“自此以后，他们不能再骚扰我了。” [38]

针对那些更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弗雷德里希·哈泽，纳粹分子更加有活力了。纳粹掌权之后，他的个人命运包括：被开除，在找工作时被阻碍，被阻止领取失业救济金——换句话说，他被剥夺了所有收入。而且，他被逮捕了，家里多次被搜查，还被审问等，终于，他一再被恐惧或固执的房东赶出公寓。

盖世太保特别想要得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旗帜和成员名单。他们不相信弗雷德里希·哈泽已经烧毁了这些，直到他真正带着他们去诺特海姆外的田野，看到那堆冷掉的灰烬。虽然弗雷德里希·哈泽在国旗队中占据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3年4月他才被逮捕。他被关押了四天，没有被提告，虽然有不当的审讯，但并没有被粗暴地对待，然后就被释放了，不过一周后又被逮捕了。这一次，他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不会谈及在监狱中的经历并且不会索要伤害赔偿：

我说我不会签署这种声明的，警察部长恩格尔曼说：“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会再被关起来的。”于是，我对他说：“恩格尔曼！你和我一样都知道这是强取豪夺，你本该被罚款或者被监禁的！《民法典》中就是这么写的，而这本书正好就在你的桌子上。”恩格尔曼起身，走到窗边，向外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说道：“我没有办法，你要么签字，要么再次被关起来。”所以，我说道：“把那该死的东西给我——我签。”

在弗雷德里希·哈泽被关在县监狱期间，他收到通知说被县长办公室停职了，在被释放后，他因政治上的不可靠而被永久性地解雇了。 [39]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他的房间一共被警方和冲锋队搜查了七次。4月27日，在第一次被逮捕前的两天，他被要求到地方上的国社党总部报到。在那里，瓦尔特·施泰内克给了他一支笔和一张纸，命令他写声明说哈泽辞去“所有左翼组织内的职务，并且申请加入国社党”。哈泽讽刺性地拒绝道，纳粹分子不会希望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显的颠覆分子成为他们的“同志”的，而施泰内克只是回答道：“要么照着我告诉你的内容写，要么去集中营。” [40]

弗雷德里希·哈泽认为这种强取豪夺的声明会让其他城镇的社会党人士气受挫。“诺特海姆周围的人很了解我，不会相信任何类似的事情，此外，他们能看到纳粹分子几乎每天都在骚扰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哈泽经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审问，他的家每个月都被搜查。而且，他收到了房东的一封信，声称他不能再将房子租给政权的敌人了。弗雷德里希·哈泽搬家了，几个月后，他又被赶出去了。在第三次被赶出去后，他离开了诺特海姆。其间，他不得不完全依赖父亲提供的资金生活。他试着找工作，但是每次机会都被他的记录给毁了。商人们只是觉得雇用弗雷德里希·哈泽是一个不必要的冒险。

在此期间，哈泽一直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在河边见面，一边游泳一边交谈。“河岸平坦，没有人可以悄悄地接近我们。”冬天，为了能够交谈，他就和同志们一起散步，他们每次都会被跟踪，之后会被盖世太保查问。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成员保持联系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在我被逮捕之后，我少年时代和家里的朋友都和我断了联系。他们都无视我的存在，甚至连“你好”都不说。我失去了好朋友。只有政治上的朋友仍旧是忠实的。其他人都生活得很遥远。我的未婚妻也是忠实的。

也许正是经常的审问和搜查、不断的被驱逐以及财务困境让他离开了诺特海姆。1935年，他离开城镇，去汉诺威的一家工厂工作。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诺特海姆。 [41]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诺特海姆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真正痛苦的经历。可能正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是个足够狡猾的政客，知道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结束了，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以冷静和勇气直面纳粹主义问题，正如他在市和县议会中采取的行动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他的勇气并没有扩展为他所说的“徒劳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一看到他当选的那些机构所发生的事情，就静悄悄地辞职了。4月初，他在省议会的会议中了解到了基本事实。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入选执行委员会，但是新省长宣布他“被停职”。因此，当选后不久，库埃尔富尔特要么是主动放弃，要么就是被赶下了职位。

很明显，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一开始打算以惩罚库埃尔富尔特来告诫其他人。3月的地方选举后不久，几辆货车拉着来自附近城镇的冲锋队队员到诺特海姆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形式是打碎“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的玻璃并且毁坏办公器具。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小烟草商店位于健康保险办事处所在的那条街对面，恩斯特·吉尔曼向冲锋队队员发表了攻击库埃尔富尔特的演讲。演讲中，最常见的手势就是用手指指着街对面。很明显，吉尔曼希望冲锋队队员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并且把库埃尔富尔特拉出来，强迫他亲眼看着魏玛共和国的旗帜被烧毁，这会将示威游行引向高潮。但冲锋队队员或者是厌烦了，或者是觉得难为情，拒绝了他的暗示，因此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才免于被毁。

纳粹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宣布抵制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生意，尤其是冲锋队队员们还站在商店外，把人们都吓走了，但是库埃尔富尔特有很多朋友，而且在小城镇中的购物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的生意还是坚持下来了。最终，甚至连吉尔曼都忘记了抵制的事情。

辅警自然反复地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但是他抢在他们行动前烧毁了自己的文件。而且，他开始反抗。在第一次搜查后，库埃尔富尔特订购了一堆木材。然后他去找吉尔曼，要求让警察详细地检查堆积起来的木材，这样他们之后就不会再在这堆木材中搜查武器了，也就不会弄乱整齐的木材堆了。他第一次在自己后院的小菜园锄地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最后，他变得更加挑衅了。在他的商店遭到抵制期间，某天晚上，一个冲锋队队员在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后门“站岗”，第二天早上，库埃尔富尔特一大早去见吉尔曼，对他说：

看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让你的冲锋队队员守着我的后门了！某天晚上，他可能会将武器扔进栅栏里，然后警察第二天就会“发现”这个武器。你知道我有一条獒犬吧？明天晚上8点，我会放它出去锻炼——从后门出去。我会在晚上9点再喂它吃食，如果那个时候它还饿的话。

冲锋队的站岗被撤销了。

这种个人斗争具有局限性，对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而言，他和吉尔曼以及其他纳粹分子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就是他完全暂停了所有政治活动。他从未说过反对希特勒或者纳粹分子的话，而且就算是不高兴，他也基本上接受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甚至愿意在小事情上让步。因此，纳粹分子最终决定让库埃尔富尔特加入他们的附属组织之一——人民福利协会。库埃尔富尔特最终同意了，但他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胜利，他坚持自己只付一半会费，“因为你们抵制我的商店，这让我变穷了” [42]。

在这个特殊的角色中，这个被驯服的老虎——库埃尔富尔特虽然生活在纳粹年代，但是除了偶尔遇到纳粹分子的小诡计之外，他并没有遭受其他的痛苦。他甚至还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比如他通过冯·德·舒伦堡的介入使集中营里的两名诺特海姆县社会民主党人被释放了。库埃尔富尔特逃过一劫最有可能的主要因素是他的冷静以及他和吉尔曼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并且理解彼此。 [43]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经历的最后一个例子使有关这一情况的图景更加饱满起来。赫尔曼·舒尔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也是国旗队的普通成员。他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工作，在1932年的清洗运动中丢了工作，而且无法领取失业救济金。因此，他加入第三帝国时，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如何挣得每天的面包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舒尔策和他的家人靠着为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工作来维持生计。他和他的孩子们工作一整天，作为交换可以获得食物。他的妻子很幸运地在雪茄工厂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仅仅够糊口。他的家人经常挨饿，但是他父亲常帮助他们，和他们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最终，农民们拒绝再给舒尔策任何工作，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被发现他们帮助社会党人会遇到的事情。

与其同时，盖世太保多次非常仔细地搜查舒尔策的家。他们切开床垫，猛击墙壁，甚至砸开了碰巧是空的墙壁。他们没收了舒尔策的来复枪，但是舒尔策将国旗队的旗帜小心地藏了起来，以至于他们没能找到。盖世太保对此非常愤怒。他们至少20次就此事和相关问题质问他。

1933年夏天，在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之后，由于瓦尔特·施泰内克的干预（他曾经追求过舒尔策的表妹），舒尔策在诺特海姆附近的采石场获得了一份工作，作为报答，他承诺放弃政治活动。他发现许多来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官员都在这里工作。每天早上，升纳粹军旗时，他们都必须向纳粹旗敬礼。工作内容是用大锤砸石头，每周的报酬是20马克，舒尔策说正如一句古老谚语所说的：“这点钱饿不死，但吃不饱。”实际上比失业救济金更少。

对曾是铁道修理工的舒尔策而言，这份工作完全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残酷的。在城市雇员清洗运动之前，曾经在诺特海姆的政府办事处工作的舒尔策的表亲就因为露天工作而死。最终，1935年，舒尔策在高速公路施工队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在此期间，房屋搜查依旧在继续。一个盖世太保代表至少七次搜查了舒尔策的房子，还有其他人的搜查。“最糟糕的就是听到敲门声，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

他还在其他方面被监视着。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陌生人敲响了舒尔策家的门，叫他的名字。舒尔策让他进门。天正在下雨，这个人全身都湿了。这个人给舒尔策看国旗队队员的名册，告诉舒尔策他是从盖世太保那里逃脱的。他告诉舒尔策国旗队在鲁尔起义了，正在和纳粹分子对战。舒尔策有武器吗？他能提供本地区忠诚的国旗队队员名单吗？舒尔策对每个问题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说道：“这跟我无关，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你在这里过夜并且给你东西吃，在这样的夜晚，这是我能为任何人做的事情。”

早上，在早餐之后，这个人走到门口，就在离开之前，他把衣领翻过来，给舒尔策看了自己的党卫军扣子。之后，他沉默无言地离开了。 [44]

从这五个人的描述中——一个工会官员、一个工人、一个国旗队领袖、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和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可以看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如何对付公开承认反对政权者的。首先，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尽可能多的打击。绝大多数丢掉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随后就被要求在完全没有工作和去采石场工作之间作出选择。后一项工作是为了磨灭他们的精神。除此以外，他们还被警察骚扰，被逮捕、审问，还被一遍遍地搜查住所。在这背后是持续的被投入集中营的威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最近一次的房屋搜查是否会出人意料地让他具有被送入半杜撰出来的纳粹集中营的资格。此外，他们还会遇到一些小麻烦：被要求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的纳粹组织；纳粹分子在演讲或者纳粹媒体上中伤某人的名誉；纳粹分子向房东或者（狡猾地）向某人的朋友施加压力；当某人来喝啤酒时，酒吧里一片安静。

贫穷、恐惧、官僚主义的诡计、社交孤立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方案。也许我们应该加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无力感。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该怎么办呢？反叛？即使有人有武器，应该由谁来开枪呢？警察？每个纳粹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和你一起上小学的人）？还有，应该什么时候动手？各种各样的小举动中，究竟是哪一个导致天平向独裁政体倾斜的呢？在不信任因素的影响下，谁会和你一起反叛呢？之后应该怎么做？诺特海姆宣布自己成为德国的独立实体吗？

也许人们应该首先试图通过有效的宣传来让大众做好准备。但是在诺特海姆，有63%的多数投票支持国社党，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可以利用自由演讲、自己的媒体和党派机器时都没能让民主政治受欢迎，那么没有了这些工具，他们又能怎么做呢？

因此，只剩下逃跑、自顾自的信念、讽刺或者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所获得的那种小成功。到纳粹政权的头六个月的统治结束时为止，这一期间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仍旧有选择的余地，一旦错过，形势就无可挽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出于整齐划一的缘故就足以导致社会民主党被正式取缔了。早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会员资格就被终止了，而且组织被摧毁了。认识到这些事实后，诺特海姆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4月29日召开了会议，自行解散了。国旗队的诺特海姆分部在同一天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在社会民主党结束所有事务前，警方在5月11日以夺取所有社会民主党财产（包括仍旧存在金库里的200马克）强调了其已经解散的事实。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前任领导们遭受了盖世太保广泛的拷问，盖世太保对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此容易被摧毁明显感到很惊讶。工会解体了，他们的大楼在5月4日被侵占了。在复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系统中，其他组织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党派在诺特海姆并没有可以解散的地方组织，除了德国人民党，1933年7月14日，在将金库交由德国战争墓地协会管理后，该党投票终结了自己的存在。 [45]

于是，诺特海姆所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正式党派组织都终结了。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

——诺特海姆纳粹胜利庆祝仪式的主要演讲的标题，1933年3月19日

充满活力和彻底性是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诺特海姆国社党的主要特性。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这些特性发展成了狂热，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似乎终于打开了。纳粹分子不仅抓住了权力的煽动性，并且利用这种煽动性来向他们之前的对手们灌输屈服的理念，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宣传力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群众支持一直是纳粹的优势。在诺特海姆3月的选举中，群众的极度兴奋让纳粹分子获得了绝对多数。通过纳粹技能中的每一个技巧，城镇人被说服了，他们认为投票给纳粹主义就意味着投票给新时代，也意味着投票给一场能够扫除过去所有困难并且开创世界新千年的革命。但是纳粹革命并不是在一夜间完成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革命初期（建立独裁政权）就至少花费了半年时间。

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持长时间的热情。这种热情不只是让人们感觉到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也是为构成革命的各种各样因素——其中许多都是丑陋的——作掩饰和辩护。最后，通过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这种有组织的热情将那些反对，甚至只是质疑引入独裁政府的人孤立起来了。于是，这就成了第三帝国的重要增援。

有效宣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控制住媒体。通过创造一个恐怖系统，纳粹分子已经确定地方媒体并不会反对他们。表示反对的机构（《人民报》和《诺特海姆回声》）到3月为止都已经消失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一直对纳粹主义抱有好感，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起先是矛盾的，后来就默许了。但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现存的地方媒体变成完全顺从的工具，最终他们还拥有了纳粹自己掌控的报纸。

纳粹报纸的创办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他们的双周刊报纸《听！听！》首次发行了。1932年秋天，《听！听！》开始作为更大的纳粹报纸的每周增刊出现，在整个汉诺威地区发行，这主要是因为省党部领袖命令宣传地区报纸。按照这种形式，《听！听！》却并未拥有广泛的读者。诺特海姆县有54 000名居民，纳粹报纸只有1 000个订购者。 [1]1933年4月6日，增刊的名字转变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每周发行三次。到了6月，该报变为每天发行，但是仍旧作为母报的增刊。在这期间的几个月里，纳粹分子接管了《人民报》的印刷厂，7月，他们开始在这里印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作为独立的党报向诺特海姆提供纳粹的观点。 [2]

纳粹分子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地方媒体时，试图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8月初，《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成为诺特海姆城镇的官方报纸，以及警方事务的唯一官方报纸。几周后，该报成为诺特海姆县的唯一官方喉舌。所有党派成员自然都被要求订购《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冲锋队队员被安排去推销订购，这明显获得了成功。5月，瓦尔特·施泰内克向诺特海姆县国社党的所有地方小组领袖下达命令，禁止他们向其他报纸提供任何消息，并且要求他们以各种可行的方式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 [3]换句话说，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方法之一就是削弱其他地方报纸。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纳粹分子把他们最主要的枪口转向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该报是诺特海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地方新闻版块对纳粹主义要么是客观的，要么是模棱两可的，但是该报隶属于德国人民党，因此，在国家新闻版块，该报是反对纳粹的。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前，这对诺特海姆人自然是无关紧要的。甚至纳粹分子也认为有必要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召开集会的宣传广告。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许多诺特海姆人或者是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信念，突然判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不是他们想读的那种报纸。

正如该报的一位前记者所言：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和3月选举之间，数以百计的人不再阅读《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他们并没有停止订阅——他们来到该报的办事处，强烈地要求从明天开始别再把报纸投递到他们家里。他们说他们并不想再听到该报的消息。广告收入也下降了。 [4]

因此，到3月的时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开始对要印刷的内容极为小心谨慎。该报甚至很仔细地筛选要刊登的广告。不过，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之后，该报的前途是相当不确定的。1933年3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地方新闻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和他的邻居国社党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你加入国社党，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就不会再有麻烦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将会得到担保。”因此，在与该报的编辑出版商协商之后，克诺佩尔加入了国社党。他对此并不热心，但这似乎是经济需求使然。 [5]

不过，《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解决。该报失去了作为城镇和县办事处官方喉舌的地位，《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喜悦之情：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失去其官方性质是预料之中的。不管怎样，这是活该，因为有记录显示该报反对我们的运动。过去几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试图穿上纳粹斗篷，但是他们仍旧从犹太人和消费者合作社那里接受广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前景真的是不确定的。 [6]

在这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变得加倍小心了，拒绝了来自犹太公司的广告。但是遵循纳粹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克诺佩尔回忆道：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错误。我写了一篇关于一场集会的报道，其中我首先提及县长，然后才提及国社党的县领袖。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施泰内克给我打电话，痛斥了我。那天晚上，出版商告诉我纳粹分子要关闭报社。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因此，我去见瓦尔特·施泰内克，连连道歉，并且承诺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施泰内克说：“别忘了！首先是纳粹党，其次才是办公室中的公务员。” [7]

除了这些直接的攻击外，《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还有其他要担心的事情，该报的发行量在持续下滑。主要是因为纳粹推销订阅他们自己的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运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敢拒绝订阅《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他们不能同时负担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于是，他们停止购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 [8]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能使用的唯一方式对此进行抗争。5月，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不可缺少的价值的长文。7月，该报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价值的文章，是根据纳粹省长的原话写成的。同时，该报试图鼓舞读者的勇气。6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突出地报道了德国报纸出版商协会通过的决议，即反对“使用威胁或抵制的方式来获得新的发行量”。第二个月，在一个大标题下（“禁止对中产阶级报纸采取抵制措施”），《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国社党的全国指导处已经禁止利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来针对任何的中产阶级报纸。几周后，该报就纳粹媒体针对非该党报纸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该报批评了“增加报纸发行量的恐怖主义方式”，并且以主要的纳粹分子经常说的话来支持这一观点。 [9]这种活动是否真的有效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增加《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行量的过程中，纳粹分子也触及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所有者兼编辑W.A.罗尔的底线。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就从未试图隐藏其对纳粹分子的崇敬之情。纳粹经常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刊登宣传广告（很可能享受了折扣价）；在纳粹分子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印刷传单时，是罗尔印刷的；他总是极富热情地报道纳粹集会。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对纳粹分子非常热情，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得到回报。对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而言，《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可以利用的，但并不能信任，因为该报的编辑是一个卑鄙的反动分子。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这种态度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10]

在1933年初形成纳粹—民族主义者联盟之后，纳粹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攻击减弱了，但是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像《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那样开始试图为了保护自己报纸的发行量而反对纳粹竞争时，这种攻击又增加了。5月，《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如下文章：

这只会发生一次

印刷者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员罗尔攻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仅是公开地，而且是清楚地。谈论“地方媒体”的价值！我们都认同地方媒体的价值，但并不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价值。地方媒体并不是狭隘的“教会墓地政治”，而是与其读者的基本观点有重要的联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太老旧了。该报很明显难以适应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共同体。 [11]

这使罗尔进行了冗长的社论回复。他坚称他为在帮助击败“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他终生都在和“马克思主义者”战斗。他从未接受社会民主党或者消费者合作社的广告，“虽然他们一直在提议”。至于“教会墓地政治”，罗尔说他无法理解这种指责。他报道了每一场在诺特海姆举行的国社党集会，甚至雇用了一个纳粹党人来写新闻报道。他宣称“《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未来仍将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至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报道，很明显是一堆谎言。如果《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再次攻击他，罗尔总结道，他不会再屈尊回应他们。 [12]

这是一场激烈的对话，纳粹分子明显不打算就此认输。《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很小的发行量开始下降。那些订阅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人要求不再投递报纸给他们了，而是他们自己偷偷地去该报的办事处领取。 [13]

罗尔对此的回应是就“报纸的非法竞争”问题发表了一大篇文章，文内充满了纳粹官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引文。之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以非法方式获得订阅。该文建议人们要求宣称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推销订阅的人出示身份文件。最后，该报还声称之所以发表这一篇文章“是因为《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正在对我们进行许多肮脏的指控”。而且，县长办公室在阻止罗尔抱怨他失去获取官方通知的途径时发挥了作用。 [14]简而言之，罗尔正在进行一场他无法获胜的战斗。在纳粹统治的头六个月结束时，明显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很可能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起被摧毁。于是在这一领域内只剩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诺特海姆的非纳粹主义报纸公开挑战纳粹主义。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越是为自己的存在表示担忧，它们越是渴望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热烈拥护。因此，在纳粹掌权的最初的几个月，一直是诺特海姆人自己信任的报纸对他们进行宣传的。

媒体宣传虽然有用，但并不真正是纳粹促进支持率的方法。为了确保大众支持，就必须有积极的参与，在纳粹掌权并且能够要求大众参与之后更是如此。3月竞选运动一结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就开始为此做准备。

第一波大众示威游行的浪潮和3月12日赢得选举胜利的庆祝活动相关。选举日当天就提供了一个预示，因为那一天也被指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所有的公共建筑都被要求降半旗，并且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悬挂帝国国旗而不是魏玛国旗。早上，所有退伍老兵协会那些身着制服的人都加入了追思会上的冲锋队和钢盔团，这也是向希特勒德国的新人民[50]团体的致敬。接着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集会上，县退伍老兵协会的负责人说能看到旧旗帜再次升起，他非常地高兴。

接下来几天，旗帜飘扬，因为纳粹分子要求为纪念选举胜利而挂旗三天，主要是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这是从3月13日开始的，还在诺特海姆周围举行了一场全体游行，升起了两面新的旗帜，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旧旗帜。游行队伍由钢盔团、冲锋队和党卫军组成，由冲锋队的军乐队领头。正是在这一天，诺特海姆的警察被要求带上纳粹臂章。

率先经历这一变化的是市政厅。升起了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市长说了几句祝福德国“团结”的话，接着恩斯特·吉尔曼说了类似主题的话。讲话后，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旗帜被投入准备好的小篝火堆，在它被火焰烧毁的时候，围观群众唱着《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警察局、县大楼和邮局举行了同样的仪式，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演讲者。最后，游行队伍行进到健康保险办事处，这里也升起了旗帜，恩斯特·吉尔曼在谴责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将这座建筑视为他们的产业和宣传机构”方面比以往更甚。“这种时代过去了，”吉尔曼总结道，“当时这些社会民主党分子有机会活跃在这栋大楼里。”最后，被这种象征性的操控和演讲的狂欢搞得筋疲力尽之后，人群散开了。 [15]

国社党直到这周末才举行下一场大活动。在此期间，针对那些想要更多活动的人，举办了诗人奥古斯特·温宁主讲的爱国主义演讲以及冲锋队乐队表演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之后在3月19日星期天，诺特海姆的国社党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活动，是在合适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大厅内装饰着纳粹旗帜，挤满了人，至少有1 000人。主讲人是纳粹传教士牧师明希迈耶，他演讲的主题是“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整个庆祝活动的基调是保守、严肃和虔诚的。 [16]

就在诺特海姆的第三帝国典礼完成之后，为了配合希特勒和兴登堡在3月21日星期二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的国家庆典，城镇必须重复这一过程。在诺特海姆，所有的公共办事处在这天都关闭了。商店很早就关门了，并且从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也休息，就是为了收听广播里的典礼仪式。收音机也被带到了学校里面，那里的孩子们听着在波茨坦发生的大事件，教师们告诉他们“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元即将开启”。之后，那天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放假了。所有的房屋和公共大楼都装饰着纳粹旗帜。夜晚降临之后，举行了一场蜿蜒穿过整个诺特海姆的火把游行。参与者包括各种各样的纳粹和国家主义准军事组织、诺特海姆所有的体育俱乐部、各种各样的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协会、所有的学校，还有各种混杂的组织，如“工匠培训俱乐部”、邮局的办事员和邮递员以及志愿消防部门。领头的是城镇乐队、冲锋队乐队和冲锋队军乐队，游行队伍最终在城市公园停了下来，恩斯特·吉尔曼在这里发表了演讲，他赞扬了新的德国统一体：“个体不再存在了；人民就是一切！只要我们从内部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外部敌人。之后，‘德国将会真正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在这种提示下，人们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然后解散了。大约3 000人参加了游行；至少同样多的人站在街道两旁围观。“因此，诺特海姆的市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评论道，“已经以压倒性的大多数证明了，他们准备毫无保留地投身于新生祖国的怀抱。” [17]

这种忠诚和热情的群众游行是宣传运动的主要内容，目的是使诺特海姆人确信他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可能举行这种只是为了庆祝第三帝国出现的盛大游行和群众集会了。需要有具体的事情才行。有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其中两场是新的，另一场是传统节日。这三场分别是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德国劳动节”（对五一劳动节的重新解释）以及5月26日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51]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通过强调这些事件，在漫长的纳粹政变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每三周都有一场重要的庆祝活动成了可能。

这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的第一场是庆祝阿道夫·希特勒44岁的生日，于4月20日举行。这天的活动以早上7点钟穿越城镇的游行为开端，参与者是冲锋队及其军乐队。这之后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仪式，将一条新街道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街”。然后，所有隶属于国社党的身着制服的人都参与了教堂仪式。路德派教堂装饰着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在诺特海姆几乎每栋房子都是这样。那天早上的布道强调了落在希特勒身上的沉重责任，以祈求诺特海姆人为他们的元首祷告而结束。

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游行，终点在市集广场，冲锋队乐队在这里举办了音乐会。诺特海姆火炮俱乐部为庆祝这一时刻，用他们的小型礼炮开火致敬，两名穿着普鲁士炮兵制服仿制品的小男孩负责开火。下午他们在诺特海姆各个酒吧里喝啤酒。晚上，庆祝活动在“1910年代圆顶”继续，举行了军事进行曲音乐会、戏剧和幽默短剧、舞会以及演讲。镇政府中的每个官员、县长、钢盔团成员和国社党成员都出席了。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主题是“团结就是一切”，他承诺诺特海姆很快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纳粹化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跳舞。

在想象的余波中，报纸宣称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向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分部赠送了奶酪、巧克力和香肠。这些礼物本来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之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分发给地方分部。 [18]

第二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于5月1日到来，这一天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名的党派不能忽视的，但是他们决定转变一下性质。在诺特海姆，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以纳粹的名义领导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于是就给这场活动定下了纳粹基调，让这场庆祝活动有了不同的性质，由此冲淡了之前的阶级内涵。这也许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所以在纳粹党的高层官员决定介入当地的群众宣传组织时，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规划在纳粹掌权期间也成为第一要务。4月15日，国家宣传总部发送了关于这天所有项目的全面而详细的说明，并且和预先计划好的全国广播安排就此进行协调。六天后，戈培尔新创立的宣传和国民教育部的地区负责人以他自己的多框架特定指导来跟进这件事。于是，诺特海姆在5月1日的行动第一次成了一种明确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在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都是一样的，而且除了细节之外，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 [19]

人们几乎是刚庆祝完希特勒的生日就开始准备“全国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了。诺特海姆纳粹地方小组发布的宣传广告拉开了序幕：

德国政府为5月1日“全国劳动节”所做的计划，将在本质上显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这一天将会带领有创造力的人民认识民族国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努力截然相反。同时，这标志着在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初期计划工作的开始。我们号召所有办事处、经济组织、俱乐部、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出席计划会议…… [20]

之后不久，纳粹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宣布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主题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工人”。因此，整个诺特海姆都必须参加庆祝活动。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要在纳粹总部购买翻领纽扣。有了这个纽扣，才能参加5月1日的游行。不买纽扣的人会把纳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一个纽扣是10芬尼；出售纽扣所获得的收入将会为庆典活动提供经费。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平常的社会和经济协会都投入正常使用，以确保庆祝活动井然有序并保证良好的出席率。在五一游行中，城镇中的每个组织都有位置，从德国银行的地方办事处到教师协会。当然，所有的退伍老兵和爱国主义组织，所有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雇员，所有的体育俱乐部，所有的工匠行会、合唱团、钓鱼俱乐部、象棋协会等都将参加游行。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也都被要求支付5到10马克的庆祝活动费用。他们需要在国社党县总部支付。

这个假期是忙碌的。节目按照下面的时间表进行：

上午6：30军乐队发出开始的信号。

8：00在所有的办事处和商业场所升旗，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

8：45教堂仪式。

10：00所有俱乐部、企业等官员的会议，在城市公园举行（等待最后的游行指令）。

10：30来自柏林的德国政府的广播。

下午1：15开始游行（下午剩下的时间，在游行广场的途中会举行有货摊的嘉年华）。

7：30阿道夫·希特勒演讲的无线电广播。

之后直到午夜：音乐会、舞会，等等。

在4月的最后几天，为这个精彩计划而做的准备变得疯狂起来。许多组织不得不借助报纸广告来发布要求其成员所做事情的详细内容。但是幸亏了这些努力，这个计划是按照普鲁士演习队的精确度完成的。最令纳粹计划者们满意的是在诺特海姆，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或者建筑物没有装饰纳粹旗帜。

游行——出奇的井然有序——只晚了15分钟开始。这毕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有5 000人参与了游行。一共有73辆机动车辆和游行彩车（大约一半的机动车是在诺特海姆的），游行队伍绵延了9公里。游行队伍花了3小时才通过。有些部分非常精彩，因为几乎每种职业都由一辆彩车代表。比如，面包师行会有一个巨型脆饼干，而移居俱乐部则有一个模型房子。游行的终点是游行广场，参与者们在这里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之后可以自由地完成这天计划表中的其他内容。媒体如实地报道称诺特海姆此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21]

在经历了令人筋疲力尽的五一庆祝活动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接下来三周多的时间里不太活跃。然后是纳粹庆祝活动三部曲的第三部——“施拉格特纪念日”。这是一个新节日，为了纪念十年前，也就是第一个纳粹的春天，一个前自由军团志愿者和纳粹党成员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在鲁尔被占领期间，他因破坏罪被法国军事法庭下令处决。诺特海姆为纪念他而准备了一个刻有如下字迹的石碑：“永不忘记！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1923年5月26日被法国人谋害了。”

当天会举行两场仪式，因为在施拉格特的仪式之后，会在市集广场上焚烧“污秽的文学作品”。要被执行火刑的文学作品包括被没收的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和小册子，再加上从公共图书馆拿到的其他著作，比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认为可以捐赠可燃物的诺特海姆人被要求将书交给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

施拉格特纪念碑揭幕仪式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因此，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不过冲锋队、党卫军和冲锋队乐队也参与其中。很大一群人来围观了仪式，包括所有来自小学的学生。人们表演了各种各样爱国主义性质的诗歌和歌曲，之后由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的主管）发表了主要演讲。在对施拉格特的重要性做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并且要求希特勒青年团仿效施拉格特的勇气后，登茨勒进入了演讲的核心：

除了以他的事例来增加你们的勇气之外，还要以“施拉格特”这个名字增加你们对凡尔赛和杀了他的法国人的恨意，因为——除了迫害和危险之外——他献身于祖国。（转而面对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你们要为他报仇！你们这些德国青年知道如何仇恨外国人！你们的道路指引你们每天经过这个石碑；握紧你们的拳头并且思考：“永不忘记，我们必复仇！”

在登茨勒之后是路德派牧师的演讲，他决定在演讲中重点强调施拉格特的英雄主义和“尊敬他与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必要性。唱完一首赞美诗之后，仪式结束了。

之后，人们去了市集广场，数英担[52]的书堆积起来，最上面是一面红色旗帜和奥托·布劳恩[53]的照片，他是普鲁士前社会主义总理。恩斯特·吉尔曼就“非德国精神”和“犹太精神”发表了几句话之后，他以承诺再也不会有人以“种族歧视的外国因素”来写德国的书或者报纸而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燃烧着那堆书的火焰蔓延开来，人们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两场仪式对诺特海姆人极具教育意义。 [22]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这三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并没有穷尽诺特海姆国社党承担的宣传活动项目。除了这些一般的活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纳粹次级组织发起的小型活动。

在最初的几个月，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参与很多。3月，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晚间音乐会和现场演习。一个月后，他们再次举行了演习，充满了象征意义。（“红方”攻击“蓝方”，并在诺特海姆的西边树林里被反攻消灭了。）这些事件无疑满足了该镇对军国主义显然无可抑制的渴望。5月中旬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名诺特海姆冲锋队队员结婚。为了明显地效仿得到正式认可的军事行为，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站在通往教堂的道路两旁，高举手臂，行希特勒礼。同样是在5月中旬，来自附近城镇的党卫军乐队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军乐队进行曲”晚会，之后同一个月，冲锋队队员组成了一支骑兵队。随着夏季的到来，冲锋队开始强调“军事体育运动”。6月初，在附近城镇举行了一场这种类型的比赛，诺特海姆有26位奖牌获得者。7月，诺特海姆举行了自己的冲锋队“军事体育运动会”，主角是整个区域的摩托车冲锋队。还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城镇的游行，之后是一场摩托车障碍赛，最后是模拟坦克对战。晚上举办了一场舞会。几千名诺特海姆人观看了表演。这个月底，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举行了一场25公里的负重行军比赛。 [23]

在掌权期间的一般宣传工作中，纳粹青年组织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德国女孩联盟举行了“父母晚会”，和4月下旬的那次一样，主要是为了展示联盟教女孩子们的健康有益的技能，如唱歌和民间舞。5月，德国女孩联盟进行了两次广为人知的旅行，一次是去地方的希特勒青年团大会（在这场大会上，该联盟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被宣布为本区域内最佳），另一次是行进至附近的城镇再返回。 [24]

希特勒青年团对宣传事业的最大贡献就是于1933年6月6日在诺特海姆召开了分区会议。超过1 400名男孩聚集到了诺特海姆，在阅兵场上露营，白天举行游行和体育比赛。《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可能还有很多城镇中人）看起来真的被“这些小褐衫士兵们”迷住了。 [25]这些组织自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确保大游行和集会的成功。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在纳粹掌权期间一直很活跃，而冲锋队和党卫军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是搜查房屋、殴打和逮捕的辅警。

就像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样，纳粹分子再次利用了戏剧表演和电影。他们特别推出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是《流血的德国》。4月，诺特海姆国社党为那些想去附近城镇看戏剧的人提供专用客车。7月，一个纳粹的巡回组织在诺特海姆特别表演了“施拉格特”的戏剧。“1910年代圆顶”内挤满了人。最后，甚至连诺特海姆之外的事件都会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比如，6月在汉诺威召开了一场普通的纳粹会议，而诺特海姆派了两辆专用火车，在离开和回来的时候，冲锋队都进行了庆祝游行。 [26]

在一般的宣传工作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及其附属武装组织钢盔团也试图通过煽动热情的方式来减轻希特勒政府的负担。3月，钢盔团进行了一系列电影展映。4月末，年轻的钢盔团成员举行了现场演习，之后在市集广场举行了庆祝游行和音乐会。钢盔团还在7月的时候效仿希特勒青年团的运动会发起了一场小型活动。 [27]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阶段，许多诺特海姆人加入了钢盔团。通常，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纳粹组织。4—6月间，城镇中的钢盔团差不多增加了150名成员。 [28]随着这一活动在诺特海姆的进行，在柏林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却正在被剥夺权力，戈培尔开始指责共产主义者正在渗入钢盔团。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地方组织鼓起勇气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对希特勒的忠诚，而且坚称“任何与胡根贝格[54]作战的人都是在和希特勒政府作战”。6月末，有人将钢盔团放在施拉格特新纪念碑上的花环拿掉了。最后，诺特海姆地区的钢盔团宣称（1933年7月1日）他们不再接受新成员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仔细地核查申请者了” [29]。民族主义党派开始意识到成为国社党同路人的代价。

虽然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党派都积极地支持新体制，但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已经成为城镇生活中一部分的那种民族主义活动仍旧在继续着。近6月底，城镇中都降半旗以沉痛哀悼《凡尔赛条约》的签订。4月，国防军按照其惯例派遣了一队人到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军事音乐会。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还得到了国社党的支持，但是却没获得成功——诺特海姆人一直忙于纳粹的庆祝活动，以至于没时间享受他们传统的娱乐活动。 [30]

虽然纳粹耗尽了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诺特海姆人的精力，但是至少一些希特勒时代之前的民族主义党派团体仍旧在继续工作。5月，诺特海姆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演讲，主讲者是一名前海军官员，题目是“世界大战中的U-21潜艇”。5月8日，城镇举行了每年一次的老守卫大会。和往年一样，他们举行了游行、一系列演讲，最后还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舞会。但是现在传统仪式中充斥着纳粹象征和想法。因此第一次在守卫大会中出现了希特勒的照片，演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以及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至于其他的，庆祝仪式仍旧在继续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路径。 [31]

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爱国主义团体到目前为止所发起的最大事件就是战士联盟成立六十周年和海军俱乐部成立十周年的联合庆祝活动。庆祝活动耗费了整个周末，星期六晚上举行了演讲、游行和升旗典礼，星期天举行了教堂仪式和一场盛大的游行。和守卫大会一样，纳粹分子确保希特勒和国社党在每个场合都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因为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热情参与，庆祝活动特别井然有序，出席率特别高。因此，虽然这场庆祝活动带有纳粹的色彩，但和1933年之前这些团体的工作一样，其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直接导致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情绪高涨。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的诺特海姆分会于6月25日举行了马拉松比赛和群众集会，还是有大量的纳粹之音。于8月初举行的诺特海姆军事协会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也是这样。 [32]

简而言之，虽然纳粹主要的宣传攻势仍旧在继续，但是惯常的民族主义煽动也在继续。仅仅通过宣传让纳粹主义看起来合理的这种背景，有助于纳粹革命进程。个别的活动都充满了纳粹观念和演讲。一切都有助于铺平道路。

除了诺特海姆传统的民族主义团体之外，两个新的运动有助于纳粹主义事业。第一个运动出现在希特勒被提名为总理之前，但1933年2月才被城镇中人察觉到。这就是民事防御计划，主要是教诺特海姆人如何保护自己免遭空袭。1933年2月初，一队民事防御专家到达诺特海姆，领头的是前自由军团领袖罗斯巴赫。一所学校的集会大厅作为安置民事防御团队的地点被征用一周，他们就炸弹的种类和减少炸弹影响的措施举行讲座并进行示范。教学课程得到了诺特海姆爱国主义组织的支持，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民事防御团队为了有助于其教学课程，自己举行了一场带有低沉鼓声（一种进行战斗的传统号召）的游行。总体上的效果就是暗示城镇很快就会陷入空袭的危险中。通过这种方式，民众的军事情绪高涨起来。 [33]

第二个新元素是滑翔机大楼和滑翔机飞行员训练。这也是希特勒掌权之前开始的，但是在希特勒掌权的最初几个月，国社党进行了大力宣传。诺特海姆的滑翔机主要是在游行中展示的，常被认为是新的德国空军的核心。最后，在6月末，纳粹分子接管了这项活动，为诺特海姆建立了党卫军飞行员组织。因此，滑翔机练习被大力推进。 [34]

纳粹掌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经受了特别密集的宣传攻势。由国社党领头，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组织被要求参与其中，支持并推广纳粹魅力。在诺特海姆，除了大众参与的活动之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全国新闻报道、广播演讲以及杂志和图书中的宣传。总体效果就是创造出革命精神并且证明纳粹确保自己控制人民的措施是正当的。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圣经·诗篇》133：1

纳粹年代的最早期阶段在诺特海姆发生了一个事件，有效地将宣传和恐怖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1933年4月1日—4日的抵制犹太人。这一事件开启了难以避免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直到10年后才在党卫军灭绝集中营的毒气室中终结，除此以外，这项特别的行动也是纳粹分子对所有德国人所做之事的缩影。抵制犹太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他们从社会上分裂出去了：切断了他们与德国社会中其他人的联系，这样一来，正常的人际联系就不会发挥限制独裁的作用了。

和德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诺特海姆的犹太人非常少。193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万名人口中有12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宣称信奉犹太教。他们的人数没有明显地增长，一代人之前是102人。 [1]诺特海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小商人：牲畜代理人、食品杂货店或者服装店店主以及工匠。1932年，一个犹太商人庆祝自己的杂货店成立230周年——这家店一直开设在诺特海姆。城镇中没有犹太区；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诺特海姆的社交圈。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城镇中仅有很小一部分反犹主义者。他们只是用玩笑或者广泛的厌恶感来表达反犹——换句话说，这是普通的中世纪欧洲的传统。犹太人参加射击协会、爱国主义俱乐部和合唱团，如果他们被区别对待，那也只是因为阶级，而非宗教信仰。有些人在他们的组织中被选为官员，有些人非常受人尊敬，所有的人都被认同为城镇生活中的普通人。

纳粹分子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反犹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基石。诺特海姆人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将纳粹的宣传视为一种选举工具或者知识分子破产的证明，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一项具体的计划。 [2]

直到纳粹分子控制了整个城镇，绝大部分纳粹反犹主义行动的目标只是纳粹党内依旧和犹太人保持着经济联系的成员。吉尔曼威胁要驱逐这些成员，但是并没有公开。 [3]

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中偶尔会出现反犹主义言辞，但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于1933年3月29日开始的，当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由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发出的启事。启事中称“国际上的犹太人”正在传播反对德国的“残暴宣传”，“侵害我们身处国外的德国兄弟”。鉴于此，国社党发表声明，号召人们抵制所有的犹太生意：“德国将迫使犹太屈服！”三天后，又有一篇启事，明确列出了需要抵制的个人和公司的名称。标记“剪下保存”字样的这篇启事罗列了代表40个人（换句话说，几乎涵盖了诺特海姆所有的成年犹太男性）的35家商店。 [4]

列出详细的抵制呼吁之后就是行动。4月1日开始，冲锋队队员被派到犹太人商店或者办公室的门前站岗。根据国社党发布的声明，这项“对犹太人仇恨宣传的反击”要继续到“对德国商品的仇恨运动和抵制结束时为止”。

抵制运动也得到了县农业协会的支持，该协会希望农民们“通过打击犹太人来为民族主义而战”。为了向农民提供可以替代与犹太牲畜代理人做生意的其他选择，在县农业协会的赞助下，牲畜代理人协会成立了，这是诺特海姆唯一公开支持纳粹抵制运动的组织。 [5]

三天后，抵制运动停止了，以一场带有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牌的游行结束。根据《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所说：

在当地行动委员会的诱导下，以下的电报被送到了纽约、华沙、巴黎和伦敦的德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犹太人在国外进行的有关德国的煽动和仇恨宣传都是不真实的。德国和平而安宁。立即停止仇恨和煽动宣传。诺特海姆犹太会堂社区。主席。” [6]

这封电报是从犹太社区领袖那里敲诈来的，还是只是国社党伪造的，直至现在仍不清楚。清楚的是，诺特海姆120个犹太人和国际上诋毁新的第三帝国名声的阴谋之间的联系只是城镇中纳粹分子的妄想。但是这封电报的影响完美地解决了之前出现的宣传问题。在此期间，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抵制运动的效果各不相同。其中一家被列入启事中的公司是A.H.穆勒的银行，这是一家可靠而受人尊敬的企业。1933年4月1日并没有冲锋队队员在这家公司门前站岗，生意照常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冲锋队队员在站岗，但是只站了几个小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有些诺特海姆人实际上并没有发现这项行动。但是，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最终都知道了犹太人现在被驱逐了，纳粹分子对他们计划中的这方面内容非常认真。 [7]

抵制运动对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格雷戈尔·巴林和他的妻子起初并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当他们看到两名冲锋队队员守在他们的门口时，他们忽然明白了这件事的全部意义。那天，他们根本不敢离开家，巴林颓废地坐在椅子上好几个小时，一直重复着：“就是为了这个，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保卫我的祖国吗？” [8]

抵制运动的经济影响超过了正常时期。银行家穆勒的生意根本就难以承受，格雷戈尔·巴林的医疗工作迅速缩减，他的收入从1932年的9 000马克降到了1933年的6 000马克。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意的真实情况；随着人们越来越恐惧，和犹太人做生意变得越来越罕见。

在诺特海姆，将犹太人变为贱民的问题并不只是纳粹分子将一种迫害制度施加给一群懒散群众的尝试之一。由于犹太人离群索居，形势更加恶化，而其他诺特海姆人虽然也许反对迫害犹太人，但是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而成了这个制度的同谋。抵制运动开始之后的第二天，拥有多家分店的一家诺特海姆连锁商店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发表了大广告，声称他们的商店是一家“纯粹的基督教家庭的事业”，没有“外国资本”能够毁坏他们的“经济独立——我们的公司的自豪之处”。抵制运动之后不久，越来越多带有宣告“德国商人”标志的商店兴旺起来。一旦接受了这一原则，离海报上所写的“犹太人不准进入”就不远了。5月初，诺特海姆雪茄厂宣布“国社党的彻底检查最后证明，本公司是一家纯粹的德国企业”。敏锐的诺特海姆人还注意到，自4月1日之后没有任何犹太人公司的广告出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 [9]

至于犹太人自己，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银行家穆勒是属于诺特海姆社交圈的上层人士，他尽可能地无视了整个事件。在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招摇地在银行前挂了一面帝国的旗帜。总之，他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指挥官。穆勒在街上遇到朋友时以脱帽致意的礼貌方式打招呼，这就逃避了“德国的问候方式”（即“希特勒万岁”再加上纳粹礼）。对于那些热切建议他离开诺特海姆的人，他回复道：“我应该去哪里呢？在这儿，我是银行家穆勒；在其他地方，我只是犹太人穆勒。”由于作为诺特海姆上层阶级成员的地位稳固，他相信麻烦很快就会过去。为了避免不愉快，他静悄悄地从射击协会和歌唱俱乐部退出了，给出的理由是“事务繁忙”。 [10]

其他人并没有这种自信心。格雷戈尔·巴林远离所有的社交活动，连过马路时都避免遇见往昔的朋友。他自己的受迫害感加剧了诺特海姆人日益增长的一种感觉，即被人们看到和犹太人说话是不恰当的。不久，巴林收到了退伍军人俱乐部和射击协会的信，“因他不出席会议”（一种善意的委婉说法）而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1850年男子歌唱协会”的主席和部长亲自来见他；巴林是协会的娱乐主席，因此不能用一封简单的信就打发掉。他们希望他能出席集会，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运作协会。巴林已经产生了新的敏感性，他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告诉他们不幸的是他事务繁忙，这样一来，他不仅得辞掉娱乐主席的职务，还无法再做会员了。他们表达了深深的遗憾，然后离开了。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犹太人很可能都是这种反应。 [11]

一些城镇人，尤其是社会党人会故意去和犹太人讲话或者去犹太人的商店里买东西。但与之相抵消的是，冲锋队队员总是在犹太人经过街角时小声地辱骂他们，还有些冲锋队队员在犹太人商店里购买很多东西，一直累积从未付过的账单，有时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未拿到过账单。 [12]

因此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地位很快就变得明朗化了，在希特勒政权头半年结束之时确实是这样了。纳粹领袖每次发表与犹太人相关的演讲时都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针对德国人民的国际毒瘤，每份报纸都使用同样的措辞，每个新的笑话或者谣言都加强了这种状况。这种新形势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事实，它被人们所接受了。 [13]

诺特海姆的犹太人被完全排除在社区之外。同时，纳粹分子担负起他们最艰巨的任务：把整个社区割裂开。虽然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到1933年夏天为止，每个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的有效交往都被切断了，就像是犹太人和其他城镇人的联系被切断了一样。社会的全部重组是纳粹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最终，不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团体了。只要是两三个人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元首会存在的场合。最终就正常的人际关系来说，所有的社交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存在于一种新框架中，其中，每个个人不是与其同伴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国家以及纳粹领袖联系在一起，纳粹领袖则成了国家的个人体现。

社会组织的全面改革对独裁统治的益处可想而知。首先，这意味着人们更容易被监视，因为所有的团体都控制在纳粹分子手中。其次，随着旧社会纽带的破裂，传播不满的集会将会越来越少。第三，所有的组织都有纳粹班底，于是其成员们都被卷入了一般的纳粹体制中。

促成独裁体制并不是纳粹重组社会单位的唯一原因。也有种趋向是简化社会组织，使其更加“高效”并减少多样性。比如，一方面，有人认为将各种不同的运动俱乐部整合起来，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运动员组合。另一方面，试图整合的这些俱乐部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却是以阶级路线来划分形成的，而新的标准是德国公民和虔诚的纳粹主义，不再是旧传统或者阶级差别。

以大众组织为例，比如运动俱乐部，对其整合并不是为了维持对各个团体的控制，因为这些俱乐部已经被很好地渗透了。但以小型的有阶级倾向的团体为例，对其整合就是要结束它们的排他性，从而让纳粹分子能够控制这些组织。所以，纳粹重组团体的一个要素就是一直试图将大体上有相同目标或主体利益的所有共同努力结合起来并使其服从。

追求明确目标的团体（比如，象棋俱乐部）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们的形式和构成也许会被改变。正是它们的客观目标让它们能一直存在，或许在它们的名字前会有“N.S.”[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象棋俱乐部（National Socialist Chess Club）]，但不管怎样，它们仍旧存在着。那些只是因为社交来往或者偶然的客观目的而形成的俱乐部，或是遭到了削弱、终结，或是被合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认为只是出于社交原因而聚在一起的人会进行讨论。这也是纳粹群众参与宣传的一个副作用，因为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单纯的社交功能变得日益困难。最后，这还是在恐怖和谣言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破裂的结果。纳粹坚持让各种组织政治化，侵害了迄今为止活跃的俱乐部。正如一个诺特海姆人所说的：“不再有社交生活，甚至连保龄球俱乐部都没有了。” [14]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完成的。有些俱乐部被解散了，有些被合并起来，还有些失去原来的目的，规模迅速减小。所有的组织都被控制在纳粹手中，因为这些组织都被要求在它们的执行委员会中安插大量的国社党成员。这个庞杂的进程被归结为一个通行的术语下——“一体化”。

起初，“一体化”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治代表的重组，从而能够使其在国会中反映出政治代表性，即有纳粹—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派。希特勒为了证明其关于一体化的法令是正当的而宣称每个政府机构都可以重建新的“国家统一体”。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一体化法令也适用于社会组织。 [15]甚至《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偶尔也会这样建议。恩斯特·吉尔曼通过向各个团体发送“官方”通知强化了这个谎话，他通知他们国家的一体化法律要求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至少有“51%的国社党或者钢盔团成员”。 [16]于是，诺特海姆人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视为完全合乎法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如果国社党命令一个组织解散其现在的执行委员会并且选举新的委员会，那么该组织会认为必须要服从法律。如果他们质疑命令的合法性，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发现了。但是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人这么做，而之后则太晚了。因此，大规模的社会重组没有遭遇任何公然的抵抗。

诺特海姆俱乐部的种类和数量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项庞杂的任务。然而，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项任务，并且以极大的活力和极快的速度将其进行到底。在某些案例中，这一进程早在1933年3月就开始了。一体化在4月和5月层出不穷，所有的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落入纳粹的控制之下。至1933年夏末，实际上已经没有留下独立的社会实体了，大变革差不多完成了。

诺特海姆最基本的组织就是经济组织：工会、商业和职业协会以及行会。其中，工会显然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因为涉及的人数，而且是因为工会的社会主义倾向。因为纳粹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工人应该远离“马克思主义”，所以，国社党决定排挤掉现存的自由工会。

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更高职位的纳粹分子于1932年解散了铁路工会。因此甚至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大部分登记在册的诺特海姆劳动力至少在名义上都处于纳粹分子自己的工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组织（即NSBO，以下简称“国社劳工组织”）的控制下。在白领雇员中，与此同时有类似的推进在发生，主要是一个纳粹阵线组织：民族主义铁路官员工作协会。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他们对这一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其领袖公开成为纳粹分子。 [17]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也迅速采取行动，组织起城市雇员。在纳粹接管市议会并且开始清洗的同时，国社党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国社劳工组织雇员小组，登记了几十个成员。一个月后，现存的诺特海姆当地的城市公务员和雇员协会被“一体化”，在国社党的命令下选举了一个纳粹执行委员会。纳粹的工会运动在另外两个领域也取得了成功。一个是“高速公路维修工”的组织。该组织中主要是农村人，因此已经被纳粹化了。剩下的就是把他们组织成国社劳工组织的一个分支。这一点于1933年3月和4月完成。最终，纳粹分子在制糖厂赢得了38名男性常规劳动力的优势。大萧条期间，制糖厂的工人面临着大量的政治压力。因此，工人委员会选举于4月3日举行，投给国社劳工组织的选票有28张，而投票给“非政治候选人列表”，也就是自由工会的，只有10张。 [18]

就算有这些小成功，很明显的是，纳粹分子在他们自己的工会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经济压力和观念各异给国社劳工组织带来多大的影响还很难说，因为国家大事很快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5月4日，按照五一庆祝活动次日在整个德国确立的典范，城镇中的冲锋队队员占领了诺特海姆自由工会的办公室，没收了名册和装备，宣称进行工会“一体化”。几周后，国社劳工组织搬到了旧工会的办公室。但是该组织缺乏影响力，所以它要求至少两名前工会部长服务于他们，以履行基本职责。国社劳工组织也发现为了声讨旧工会，有必要召开群众集会。自由的记忆比事实更加难以抹去。为了监督全部的劳动力，后来成立了一个超级虚假的工会——“德国工人阵线”。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在诺特海姆，这一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纸上组织。 [19]

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被彻底摧毁了。还有些遗留下来的小问题需要处理。铁路官员团体被并入一个综合的“纳粹公务员和官员协会”，这明显是为了组织的整齐划一。具有一般社交功能的“铁路员工俱乐部”是按照经济成分来吸引成员的，7月，该团体被“一体化”，加入了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0]其他工人阶级组织都随着社会民主党而垮台了。

在工会组织被摧毁以及取而代之地建立起新的纳粹体系的同时，国社党逐渐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工匠协会。县工匠联盟已经友好地倾向于国社党了，因为有很多工匠大师都是纳粹分子。1933年2月，该联盟每年一度的官员选举产生了一个纳粹主席，他们在决议中还赞扬了新的希特勒政府。国社党对此并不完全满意，4月，县工匠联盟被要求“按照一体化法律”举行新选举，由此产生了完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1]

国社党还一体化了构成工匠联盟的每个单独的行会。4月中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在会上告知行会领导他们必须在5月2日前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这导致他们特别活跃，因为每个行会都必须提出草案，与国社党协商，达成新的妥协，并且最终选出新的由纳粹控制的执行董事会。个性问题变得和意识形态一样重要了。而且，许多行会认为一旦他们“一体化”，那么纳粹分子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抽调他们的金库资金。因此，有几个行会为其成员举行了几场盛大的晚会，他们吃吃喝喝，用光了金库资金。有些行会几乎是马上就完成了一体化进程。有些则一直等到截止日期才完成。到5月初为止，诺特海姆没有一家工匠组织不是纳粹控制的了。 [22]

“一体化”零售商协会花费的时间稍微多了点儿，主要是因为现存的组织被完全摧毁了，建立了一个新的、纯粹的纳粹组织——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通常的一体化。零售商人的新组织于5月2日建立，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成了领导者。卡尔·吉尔曼建议为诺特海姆县的每个商人注册，他在组织大会上宣布：

加入新联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认为诺特海姆镇和县中的每个商人，只要是认为他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同伴，在面对新协会时都会毫无保留地加入。很明显，他有决心帮助重建德国经济。 [23]

劝服的过程进展得很快，但并不足以令纳粹分子满意。6月，他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策略，一次性地 [24]强迫旧的零售商人协会并入新协会，并且其成员都加入新协会。“一体化”完成了。

其他经济协会迅速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4月18日，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成立了，吸收了之前的联盟。一个月后，德国牙医协会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专业牙医组织。4月还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最终，所有诺特海姆的教师为了保住工作都加入了。 [25]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唯一没被“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就是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显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企业，而且对城镇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功能是建造廉租房。1932年，该俱乐部做成了超过60万马克的生意，减少了10%的租金，增加了其投入资本，宣布股息为5%，其成员从112人增加至128人。 [26]

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抱怨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的运营糟糕。但问题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和业务经理是重要的社会党人。因此，当收到进行“一体化”的命令时，该俱乐部操纵了选举，以确保社会党人仍旧留在有权力的职位上，但除此之外还是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忠诚。不过，俱乐部特别岌岌可危，因为纳粹分子将所有的合作社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因此，国社党要求得更多。8月7日，该俱乐部再次被“一体化”，恩斯特·吉尔曼自己就任主席，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从俱乐部退出了。这是他毕生的事业，但他也敏感地认为一旦俱乐部彻底解散，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减少投资。 [27]

更重要的一个经济实体是诺特海姆消费者合作社，该社有1 200名成员。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一直在斥责这个“红色的”组织，因为该组织和当地的商人竞争。但是他们掌权之后，国社党陷入两难之地。如果彻底解散合作社，一定会相当严重地破坏城镇经济，而且会惹怒很大一群人。但是“一体化”合作社本应该被解释为作为其未来存在的保证，而且本会激怒市民们。因此，纳粹分子试了很多方法。首先，他们传播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消费者合作社的邪恶谣言，寄希望于这些能削弱合作社。其次，通过任命一名纳粹委员为“管理人”，他们控制住了该组织。最后，他们暗示私营企业家，“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照管”消费者合作社。 [28]

与纳粹分子在处理城镇中的经济组织时的彻底和残酷相比，他们在对待那些爱国主义团体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只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SKOV）。之前的德国战争受害者联盟于5月解散了，与新的纳粹组织合并了，但“基弗霍伊泽战争受害者”保持了独立，不过其上级机构被“一体化”。只有两个爱国主义组织被强制解散，即“更伟大的德国联盟”和独立的男孩团体（包括童子军、志愿军和德国年轻骑士团青年部）。后者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其他的军事和爱国主义组织中，只有“基弗霍伊泽联盟”被正式“一体化”。其他组织中都有足够多的纳粹分子，已经能够控制这些组织了，大概国社党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宣传似乎足以控制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恐惧和不信任而产生的更为缓慢但是相当有效的社交萎缩会摧毁作为独立实体的爱国主义团体。 [29]

同样的普遍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组织——合唱团、射击协会等。大部分歌唱协会都自行解散了，而不是被“一体化”。正如一名前成员所说的：“我们俱乐部中再也没有人有时间或有兴趣来了。” [30]在一体化之前，诺特海姆的合唱协会反映了城镇中的阶级结构。工人的歌唱俱乐部是诺特海姆的“人民合唱团”。该组织建立于1905年，当时是“工匠合唱团”，20世纪20年代由工人掌控。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三年，“人民合唱团”经常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唱歌。1933年4月，该团体试图清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切断了和“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的联系，并且承诺“彻底地重新定位”。对于国社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国社党要求合唱团主任和执行委员会辞职。俱乐部中的主要人物选择彻底解散，于是该俱乐部在1933年4月22日解散了。 [31]

社交体系的另一端是城镇的上层阶级歌唱团体“歌唱五线谱”。通过迅速和悄悄地纳粹化，这一团体逃过了一劫。因此当其成员改变了其执行委员会的构成时，他们很谨慎地通知了恩斯特·吉尔曼，询问他对新领导是否有任何异议。这被认为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一体化”。 [32]

这之后不久，所有城镇中的其他歌唱俱乐部都被合并为一个叫作“1933年混合合唱团”的组织。该俱乐部将那些来自实际上专心于歌唱的所有不再起组织作用的人聚集到一起，获得了相当优秀的会员。新的俱乐部强调在这个新组织里社交地位是不重要的，只有歌唱能力是重要的。 [33]

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不过它们的作用也被改变了。在1933年5月15日的联合年会上，各社团都致力于维护自身。到处都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忠诚并且高呼“万岁”。恩斯特·吉尔曼被选为荣誉会员并且立即被提名为首席队长。在接受演讲中，吉尔曼强调射击协会并不能只为娱乐而存在。他们必须鼓励军事精神。他们也必须遗弃自己的排外性。各俱乐部立即做出回应，投票支持在即将到来的射击节上向公众公开放映一个特殊的“阿道夫·希特勒射击的影片”。1933年的射击节到来时，它已经被重新命名为人民的节日，每个市民都被邀请来参加。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之间进行了特别竞赛，不收取任何入场费。挂着的纳粹旗帜和旧社团旗帜一样多，最常听到的音乐就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4]简言之，射击协会只是被重新装点了。

诺特海姆另一个特殊利益社团（红十字会、博物馆社团等）在更正式的意义上被一体化了，每个社团都出现了新的纳粹执行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发生在每年例会上，而且不需要什么提示就能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刺激来自国家或者上层组织，而不是当地的国社党。唯一被特别对待的是“装饰俱乐部”，这是一个在诺特海姆森林里建造道路的社团，总体上是在试图推进城镇的园林系统。因为这个俱乐部有很多钱，所以吉尔曼对其很感兴趣。其成员们比吉尔曼的行动更快，他们把俱乐部的所有钱都投到了城区以外的一所狩猎房，然后自我解散了。 [35]

最大的特殊利益俱乐部是体育俱乐部。纳粹对此的重点是融合。该进程开始于1933年5月，当时城镇中最大的两家体育协会融合成了一家体育俱乐部“VfB”。这创造了一个八百人的“旋转和运动协会”。同时，另一家足球俱乐部（“比赛和运动”）通过吸收“诺特海姆人的游泳俱乐部”来巩固了自己。第二步于7月到来，“比赛和运动”与“旋转和运动协会”合并成了一家庞大的“诺特海姆人体育俱乐部”，其领导者是赫尔曼·登茨勒。两家社团对此都怨声载道，它们都试图保持独立，互相指责对方过去的政治罪行。但这是徒劳。登茨勒主导了这次合并，还得到了吉尔曼的支持。 [36]

因此到7月为止，所有独立的体育俱乐部都被整合成了一家。纳粹分子认为新的超级俱乐部是正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终结了“无意义的竞争”，而且形成了本地区内最强大的体育俱乐部。同时该俱乐部也是以纳粹为导向的。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参照国社党的“区块”系统，其重点就是军事体育运动。这种融合并不受所有组成单位的欢迎。就算有纳粹的努力，该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减少了超过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旧俱乐部各自恢复原状，很高兴地继续他们的“无意义的竞争”。 [37]

纳粹在社交上的霸权并没有止步于惯常的协会：经济的、爱国主义的、特殊利益的。国社党还期望在宗教信仰和单纯的文化事务中占据主导权。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纳粹就对宗教信仰感兴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就是通过路德派教会来发出最强烈的呼吁的，他们最喜欢的演讲者是路德派的牧师。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在纳粹的庆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牧师经常督促诺特海姆人为希特勒祷告。就其本身而言，国社党将宗教信仰作为对抗“没有信仰的11月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斗争内容之一。与社会党人的立场相比（“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纳粹分子宣称：“宗教信仰是人民的事务！”诺特海姆的路德派牧师还没有发现这是把双刃剑，他们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不安，比如应用《罗马书》11：36来定位希特勒在纳粹革命中的角色，或者在声明中说“上帝是太阳” [38]。

因此，当国社党开始从事“复兴教会”运动时，诺特海姆人并没有震惊。正如一份写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信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卷入的革命意味着在我们德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即便教会生活被卷入这场有力的改革运动也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 [39]这场运动采取的形式是试图让路德派加入“德国基督教运动”。这被描述为一场由宗教人士发起的非政治运动，这位宗教人士只是偶然间成了纳粹分子，他只是对统一和复兴新教感兴趣。诺特海姆的运动得到了很多活跃的路德派人士的支持，包括教会的两位牧师。

但是这场代表“德国基督徒”的运动绝不是当地的自发性努力。来自全国纳粹总部的指令下达到了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接下来，大区命令其下的地方小组在教会选举中推荐并且投票支持纳粹分子。通过该党的国家宣传办公室，慕尼黑也为如何开展竞选运动，包括指导演讲者的演讲题目提供了完整的指南。简而言之，这是全国纳粹分子共同的努力。 [40]

纳粹分子使用惯常的宣传方法来推进这项运动。6月，牧师雅各布斯哈根被带去参加“1910年代圆顶”的群众集会，他之前是一个受欢迎的纳粹演讲者。大约有500人出席，其中100人立即加入了这项运动。一个月后举行了第二次集会，吸引了很小一群观众。1933年7月，举行了长老会选举。在诺特海姆，德国基督教运动列出候选人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提名得到了“福音派男性俱乐部”和“福音派女性俱乐部”的支持。因为这是唯一的提名，所以无需选举这些候选人就自动当选了。整个区域的教会选举都是类似的结果。 [41]

支持德国基督教运动的人对他们的信仰明显都很认真，这对新教是有帮助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国社党开始认真地反宗教信仰时，正是这些人站在了反抗纳粹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并且形成了勇敢的抵抗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的盲目，在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他们极大地助长了纳粹主义。 [42]

在纳粹控制的前半年，唯一忍受痛苦的路德派组织是“福音派自由之友”，该组织于5月中旬解散，很可能是在“一体化”的威胁下。 [43]

在纳粹分子和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关系进展顺利时，该党和城镇中天主教教会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有个牧师是中央党派的坚定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吸引了纳粹分子的炮火。1933年3月，因为他敦促教区选民投票支持中央党，所以有两篇针对他的社论。1933年7月，这种形势恶化了，当时“天主教青年人团体”被解散，其财产和旗帜被冲锋队没收了。其他的天主教团体并没有被打扰，但是国社党仍旧预料到天主教神父的敌意。只有6%的城镇中人是天主教教徒，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44]

在学校里，诺特海姆的教师被吸收进了纳粹教师协会。为了更加有保障，1933年4月，其他的教师协会都被“一体化”。 [45]对教师的全面控制及时到来了。在纳粹眼里，比教师更重要的是控制孩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青年团是主要工具。希特勒青年团的主要武器是控制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这一点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都想要举行庆祝活动时，学校会让步。当出现纪律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会被惩罚。甚至是在学业问题上，希特勒青年团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纳粹掌权前，恩斯特·吉尔曼就直接命令高级中学校长为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提供帮助。吉尔曼详细列出每个应该在学业问题上给予优待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包括早前的课程应该给予更高的分数。没什么能比这更明显地取代教师的地位了。在所有的问题上，学校当权者都表示顺从了，因为他们害怕丢掉工作。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谁在管理学校是值得质疑的——是教师们还是希特勒青年团。 [46]

希特勒青年团也因相互竞争的青年团体解散而得到帮助。到1933年夏天为止，希特勒青年团是诺特海姆唯一现存的青年团体。

城镇中的公共图书馆也被“一体化”。到5月为止，有超过500本书被焚毁（占总数量的1/4）。“非德国的、对人民来说是国外的，以及毫无价值的文学垃圾”被一系列以《我的奋斗》为首的精选图书取代。在5月初工会被迫解散的时候，自由工会的租赁图书馆关门了。 [47]

最后一个被“一体化”的（在风潮之后）文化实体就是城市乐队。为了每月的津贴，城市乐队每周都在市集广场上开音乐会。因为津贴不足，每个乐队成员也会跳舞，并且在其他时候演奏。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年份，乐队经常在游行和集会中租借给社会民主党成员。通过这些方式，乐队明显被“布尔什维主义”侵蚀了，因此不得不消失。而且，如果城市乐队消失了，冲锋队乐队就有更干净的场地了。1933年3月初，城市乐队试图让自己适应新秩序。取代通常的“每周音乐会”，他们开始举办“每周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但是这并不够。新的城市议会几乎没进行投票就切断了乐队的津贴。这令保守主义者感到失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的音乐会。而且，民族主义者明显感觉到有自己的乐队的话，他们可以更为成功地与纳粹分子竞争。所以，资金很快就到了，城市乐队成为钢盔团的乐队。但是自从钢盔团不太活跃之后，该乐队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钢盔团乐队每周都会在市集广场上举办音乐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至少在这一点上，纳粹革命是不成功的。 [48]

这次有关纳粹对城镇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侵袭的快速调查并没有包含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都被解散了。有些干脆就不复存在了，像是工人急救协会。其他更脆弱的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在办公室被侵占及财产被没收时就解体了。 [49]所有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相关的庞大而复杂的附属组织都被摧毁了。这终结了诺特海姆工人有组织的社交生活。

因此，到1933年为止，纳粹分子将诺特海姆大部分的社团都解散、修改、融合，或者控制住了。城镇中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交组织几乎都完全被连根拔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分子都试图填补空白，但是人们常常不会再聚到一起。或者是因为不再有俱乐部了，或者是一体化破坏了俱乐部的吸引力，再或者是人们不再有空闲或愿望去继续参加俱乐部活动了。在大部分基本的小团体中仍在继续的社交生活就是固定聚餐、啤酒和打牌之夜或在家里的小型社交聚会。

当人们开始不信任彼此的时候，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得不小心翼翼于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谈话的价值在哪里呢？因此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化了。在一体化进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隐居或者通过纳粹组织保持民众间的关系。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的纳粹措施比一体化的影响更大了。通过这种方式，严格的阶级结构的外部环境被破坏了，诺特海姆人被塑造成了独裁者最喜欢的那种无组织的群众。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每个人当然都会注意到从现在开始吹来了一股新风。

——海因里希·沃格，城市议会的纳粹演讲者，1933年3月28日

在纳粹主义于诺特海姆崛起的所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萧条。大萧条所引发的恐惧让诺特海姆人一开始就屈服于激进主义。正是因为纳粹声称他们已经诊断出经济困难的原因（《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并且能够提供治愈方法（纳粹领导），很多诺特海姆人才投票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党派。因此，纳粹分子知道如果想要赢得稳固的忠诚，他们就必须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

因为诺特海姆的大萧条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所以纳粹分子着手准备一个适当的解决方式。他们很快就提供了一个短期的解决方式——通过消除大规模的失业来消灭大萧条的外在体现。必须让诺特海姆人觉得进步的车轮又开始启动了，在有力的领导下，城镇开始前进了。这些事情是纳粹分子所做的。这是他们取得的唯一的扎扎实实的成就。

大萧条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失业。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发展出的处理失业问题的方法就是：公共工程项目。在大萧条最初几年，实施了一些有限的工程项目，1933年1月，中央政府向城镇拨出了额外的资金。纳粹分子对公共工程项目的想法就是利用这些工程来消除城镇中的所有失业。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纳粹掌权的时候，之前中央政府的拨款就能利用了，而且希特勒政府迅速地为公共项目筹集资金。

1933年1月，城镇从中央政府收到了6万马克，计划将之花费在修复道路上。3月，政府批准向诺特海姆县贷款30万马克。4月，诺特海姆又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用于公共项目的10万马克。这些钱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城镇。首先，城镇能让失业者得到工作。通过将失业者从福利名单上移除，诺特海姆能投入工程项目的钱增加了；城镇财政部几乎每周节省了4 000马克。最后，通过叠加效应，这增加了一般开支，诺特海姆的商人由此获益了。但最重要的是，这给了新的纳粹政府足够的资金，让他们可以推行紧急的公共工程项目。 [1]

1933年1月末，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653人，其中几乎有400人在福利名单上。据估计，还有100个“隐形”失业者，由此失业者总数达到了750人。虽然纳粹分子期望所有人都能工作，但是1933年春天的进展却很少。到1933年6月30日为止，城镇中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仍旧有506人。而人数减少几乎完全是因为季节性工作的增加。

然而，7月，伟大的运动开始了。有450人被安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道路被修复了，城镇中的树木被修剪了，内城周围的旧护城河被抽干了并将其变成了天鹅池和公园。新的失业群体几乎每天都要工作。7月24日，恩斯特·吉尔曼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布之前所有福利名单上的失业者都有工作了。那时，诺特海姆唯一拿福利收入的就是孀妇、老年人和残疾人。同一时期，县长冯·德·舒伦堡宣布自1933年3月起，县福利失业者中有900人投入工作，诺特海姆县也没有福利失业者了。 [2]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更多的还在后面。整个8月仍旧在继续同样的努力。当月结束时，城镇中每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都在工作了。8月的最后几天，130多人被吸引到了工程项目中。甚至是失业女性也被安排去种花和修剪灌木。诺特海姆人几乎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城镇中没有任何一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了。 [3]

纳粹分子为完成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和他们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类似。首先，工程项目会优先给纳粹党成员，尤其是那些会员编号小的成员——所谓的“老战士”。即便是私营企业家，如果他们是党派成员，恩斯特·吉尔曼就会强烈要求优先雇用纳粹分子，当然，不可以雇用任何“红色分子”。 [4]其次，由于清洗社会主义者并逮捕共产主义者，出现了许多工作。那些受影响的人或者是因为被随意否认了“失业者”的身份而被迫去采石场工作，或者被投到了集中营。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再会被列为失业者了。再者，许多失业者实际上是被迫去工作。所有的失业者，无论其之前从事什么职业，最后都被投入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有些人坚称他们应获得与其能力和经验相匹配的工作，但是纳粹的选择是要么在工程项目中工作，要么再也没有失业金。在许多的抗议声中，之前的失业者中有很多人每天早上都要爬到工人的卡车上去修路。 [5]

不过，许多工人很高兴再次被雇用，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对纳粹在这个层面上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中，工人们并不是唯一从经济上获益的。工匠也得到了援助，主要是通过家庭维修项目的补贴。1933年春天，国家为此目的而拨给诺特海姆21 000马克，特别是为缓解住房短缺问题而帮助翻新公寓。而且，国家又拨了20 000马克，补贴给那些想要将大公寓划分为更小单元的人。城市通过修复其所拥有的全部建筑物来引领了方向。同时，鼓励新建筑，1933年新建了七栋住宅。建筑和修复工作在大萧条期间基本停滞了，这些项目及其有力的管理对电工、木匠和油漆工来说非常受欢迎。如果纳粹报道值得信任，他们一直“忙于工作”。 [6]

最后，纳粹尽其所能地通过宣传和政治压力来结束大萧条压力。吉尔曼孜孜不倦地敦促商人们扩大经营和消费。县大楼里建立了“荣誉册”，所有雇用以前的失业人员的雇主名字都被记录下来了。 [7]简而言之，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决心和精力来做的。

纳粹在对抗大萧条过程中所实施的一项措施之后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机制，这就是“劳动服务”。像工程项目和住宅修复津贴那样，它开始于希特勒掌权之前，在国社党掌权后以更大的力度被推进。起初，这是“志愿劳动服务”。1933年2月，国社党在诺特海姆建立了组织。其目标在本质上是非经济的，是为了让年轻人加入进来，以便“（1）把他们和人民团体联合起来，（2）重建他们与土壤的联系，（3）唤起健康的军事精神”。不过，“劳动服务”确实让年轻失业者远离了街角和劳动市场，该组织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保护项目。4月末，有65个年轻的诺特海姆人被招收，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旧军营营房里。这就有必要驱逐原本住在那里的“流离失所者”。为了给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所，城市提出保证支付租金，并且为新建公寓提供必要的改建补贴。最终，吉尔曼希望旧军营中能容纳250个“劳动服务”的人，他认为这就意味着城镇中有250个新的消费者。 [8]

除了经济功能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的功能外，“劳动服务”也协助了一般的宣传工作。它还组织了一场穿过诺特海姆的惯常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举着一面纳粹旗帜，甚至在夏天的某个星期天在城市公园举办了一场古典音乐会。 [9]所有人都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都将“劳动服务”视为一个非常好的组织。

尽管纳粹分子尽了最大努力去结束失业，但他们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并没有忘记推进慈善事业。其中有些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比如3月30日针对福利案例提供了特殊的额外费用，“就算在艰难时期，也要展示新政府的社会方向”。此外，在希特勒生日时，他们为失业者提供了一场有咖啡和蛋糕的特殊派对。纳粹“冬季捐助”的慈善募捐带来了相当多的收入，冲锋队的赈济处报告称，1932—1933年的那个冬天他们已经支出了32 000顿餐。 [10]

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以和他们应对其他问题时同样的精力和彻底性来着手解决城镇的经济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效果和成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提供新想法，但是他们充分利用了现存的资源。通过暂时消除失业并且增加诺特海姆的可用收入，纳粹分子并没有彻底结束大萧条；实际上，1934年他们必须再次与失业问题战斗。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纳粹分子有决心控制住大萧条。对很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关于经济危机，表象比现实更加重要。简而言之，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做了他们在经济上所承诺的事情；它驱除了大萧条这个幽灵。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真正支持政府的是那些脆弱、无知并且不聪明的人。

——威廉·戈德温：《探讨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

在纳粹统治的前半年，诺特海姆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恐怖行动、专制统治、不懈的宣传、重建社交生活和经济复兴。其全部影响是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改变了城镇的基本结构。虽然六个月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就发生了，因为就算将所有革命要素区分开，放在这里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是混杂在一片混乱之中的。某天会出现逮捕事件，第二天又会举行大型的欢呼游行。城市雇员遭到了清洗，“劳动服务”团队在肩上扛着铁锹去工作。首先是古老的歌唱俱乐部不复存在了，之后出现的是冲锋队军乐队。闪耀的黑白红旗，焚烧书籍，响亮的无线电演讲，佩戴纳粹标志的学生，穿着靴子的冲锋队队员将一个男人拖入监狱，伴随着嘶哑歌声的火炬游行，牧师为元首祈祷，关于盖世太保的流言，用锤子修缮房屋，有节奏地高呼“万岁！”——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里，到1933年夏天为止，城镇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纳粹分子手中，完全不可能逆转这个进程了。

诺特海姆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为此投了赞成票。国社党掌权之前的那些年，这就是所有人的一切。因此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几乎并不清楚纳粹分子真正做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以某种方式让事情变得更好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少数国社党成员和一些城镇中的社会民主党真正期待他们所得到的。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城镇中人对引入纳粹独裁的反应如何？

当然有些人只是利用纳粹革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几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这种期待的人。希特勒一掌权，城镇的一个酒吧就安装了一台无线电，之后宣传说能在这里听到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而且啤酒价格便宜。整个3月和4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每天都有出售纳粹旗帜的广告。城市银行敦促诺特海姆人以将自己的钱存入储蓄账户的方式来帮助这场伟大的革命。甚至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都毫无掩饰地为五金店做广告，声称自己是“诺特海姆县资格最老的党派成员”。 [1]

许多人也认为需要通过加入国社党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社团领导或者工匠大师会加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待在执行委员会了。其他人想要工作保险。市长彼得斯试着加入国社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商保罗·哈恩瓦尔德也是这么做的——这两人都不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都有要保护的东西。 [2]还有些人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行动而加入。 [3]导致成员突然涌入的一个官僚主义原因是3月初吉尔曼开始坚持要求每个冲锋队队员也必须是党派成员（他说，“根据保险条例的要求”）。 [4]加入国社党的高峰开始于2月，就是宣布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那些摇摆不定或者唯恐损害自己的利益而退缩的人现在都递交了申请。1933年1月，诺特海姆大约只有100个纳粹分子在缴纳会费。3月，纳粹地方小组暴增至差不多400人。3月中旬出现了真正的成员洪流。这次1933年3月的潮流高峰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旧的纳粹分子将新来者视为“Maerzgefallene”，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即“3月受惠者”（March favors）和“3月受害者”（March casualties）。

国社党收到了太多的申请，以至于他们宣布5月1日之后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这样一来，就要清理现有的积压。这在4月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冯·德·舒伦堡记得4月20日在纳粹的县总部看到大量装满申请表的篮子。到5月1日为止，接近1 200名诺特海姆人加入纳粹党。几乎有20%的城镇成年人登记了。 [5]

并不是所有新成员都是因为信奉纳粹思想而加入的。纳粹控制各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们的领导者成为国社党成员。县长冯·德·舒伦堡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都非常质疑纳粹主义，都是因为被要求才加入国社党。还有些人加入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国社党成员视作个人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有两个教师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信地认为加入纳粹党的话，他们就能确保自己获得晋升。 [6]还有些人加入国社党只是出于顺从的愿望，即随大流，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说明的：

雨果·施皮斯曼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直到3月国会选举，他都犹豫不决。我记得他经常问我的意见：他应不应该加入纳粹党？我常告诉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没什么帮助。纳粹选举成功的第二天，我看到冲锋队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满脸笑容的雨果·施皮斯曼。他一边走着一边冲我挥手并且大喊道：“我已经做了！” [7]

许多人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而被迫加入国社党。正如某个人所描述的：“有些妻子常说的话就是：‘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些妻子竟然会出门买褐色衬衫并且让她们的丈夫穿上。” [8]其他人声称他们原本一直想要加入纳粹党，但在申请时，受到桑尼旅馆所有者写给恩斯特·吉尔曼的“我是自由的”这一矛盾信条的干扰而未能如愿。 [9]许多这样申请加入国社党的人实际上被地方小组领袖拒绝了，还有些申请者被告知他太冷淡了，或者明显是个投机主义者，或者之前反对纳粹，或者仅仅是因为吉尔曼个人不认可他。 [10]还有些人当时加入国社党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党，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该党，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需要一群正派人士，这些人将会从内部引导革命走上温和的道路。 [11]

因此，至少在献身程度上，新成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一旦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就被困住了。他们现在受党的纪律约束，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党的组织（从单元组织和片区到最小的单位）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得到保证，相反，他们变得更不安全了，因为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国社党，他们就会被打上标签。那年春天，很多人被驱逐出党：因为拖欠会费，因为对该党的“片区管理人”无礼，或者因为完全难以解释的原因。 [12]无论是什么原因，通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个人带来糟糕的麻烦。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提到驱逐那些被认定为没价值的人时，吉尔曼记性很好。因此，“3月受害者”发现加入国社党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个人焦虑。他们不太可能抵制纳粹政府的要求。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了彻底的损害，因为作为该党成员，他们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承担了责任。

如果说许多加入国社党的城镇中人仍旧是半信半疑的，那么也有很多没加入的诺特海姆人是新体制的热情支持者。基本上，市民们热衷于游行和庆典，对纳粹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感到高兴。他们的感觉就是内部分裂结束了，真正的领袖现在即将来临。正如一个工艺大师所说的：

我不同意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试着做些事情。主要是人们再次获得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学会了再次识别生活中的目标和内容。 [13]

纳粹革命的很多概念和口号都吸引着诺特海姆人。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荣誉和复兴的观念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活力、有目标并且明显有明确方向的城市政府对公民意识拥有吸引力。最后，人民—社区的概念令人着迷，虽然其神秘的内涵意味着阶级划分的终结。 [14]中产阶级尤其被这种“阶级应该终结并且只有德国人”的观念所吸引。就市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而言，这似乎很棒，而这是结束阶级战争的源头和原因，并且和概念本身一样重要。社会党人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努力是自命不凡层面的例子。纳粹的吸引力是爱国主义和仁爱。当社会民主党发出威胁时，国社党则唤醒了“位高则任重”的品德，其关注的是外表而非现实。这完美地迎合了诺特海姆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因现存的阶级结构而沮丧不已；他们因希望创建一个人民—社区，且实际上不用牺牲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然，诺特海姆人对革命的许多内容半信半疑。有些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只是因为纳粹分子属于低阶级才接受他们。正如玛利亚·哈贝尼希茨的丈夫所说：“只是一个下士如何领导国家？” [15]还有些人对逮捕、消灭反对者、破坏社交生活，尤其是新的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安。但是有对这些内容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

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暴力而被粉碎，工会是因为暴力而被解散的吗？他们是一群傲慢的制造麻烦者，完全是自讨苦吃。

是否有逮捕和搜查住所？看看那些被发现的武器吧！根据之前的记录，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在密谋使用暴力。

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了，只有国社党是合法的党派吗？德国的主要问题一直是无意义的政治冲突和党派分裂。任何想要代表的人都可以加入国社党。

俱乐部被“一体化”了吗？这促进了国家团结和经济复兴。德国必须终止内部分裂，团结一心。

犹太人被抵制和驱逐了吗？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越轨行为，类似于伴随任何一种革命而发生的行为。此外，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少。

简而言之，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人们不能轻易下判断，要给它们机会来证明自己；有失才有得，好处中总会掺杂些坏处。毕竟，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城镇就被统一起来了，经济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没有什么比火把照亮的冲锋队队员闪亮的面孔和旗帜的剪影更具有说服力了。纳粹党正在发挥决定性的领导能力，他们统一、专注、无私而且有决心。

而实际上，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内部腐化堕落。起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社党的抵制就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反抗的领导者是旧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威廉·施潘瑙斯身边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诺特海姆第一个成为纳粹分子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以及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负责人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恩斯特·吉尔曼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暴力行为、破坏和专制方式，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有悖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

施潘瑙斯—沃格—芬茨拉夫的“理想主义者的阴谋”一直在酝酿中。早在1932年，恩斯特·吉尔曼领导下的几个纳粹分子就已经变得难以驾驭了。针对他的主要抱怨是他对党派成员粗鲁，而且不体谅他人，他还保护了明显挪用党派金钱的诺特海姆纳粹女性组织领袖（其中有一次是给她自己买长筒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一年，因为吉尔曼的粗鲁行为，许多诺特海姆人不想要加入国社党。 [16]

整个1932年，理想主义团体变得越来越不满。同时，吉尔曼开始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主要包括一些性格粗鲁暴力的人，比如赫尔曼·登茨勒和奥古斯特·乌德。这两个独立的纳粹团体各自在诺特海姆发展，但是吉尔曼占据上风，因为恩斯特·吉尔曼是地方小组领袖，能够通过呼吁国社党的专制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1932年12月，第一场风暴来临。几名理想主义者团体的成员要求审计地方小组的财政。吉尔曼明显滥用了很多党派资金。他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还是只是因为疏忽而丢失了，不得而知。但是筹款已经收到，并且没记入账簿；入党费被中饱私囊，并且申请表丢失了；积累了大量难以解释的债务。 [17]起初，吉尔曼还在安抚。他需要理想主义者团体，因为他们是筹款的主要收入来源。1933年1月，理想主义者威胁，如果不对财政不当行为进行解释，他们就要中断捐款。吉尔曼被迫采取行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虚张声势，谎话连篇，开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团体成员，同时作为让步，他撤销了对纳粹女性组织领袖的保护并且开除了她。吉尔曼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了应对措施：他清除了党派的纪律委员会——调查和仲裁委员会有主见的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以支持他的人填补了这个职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武器，可以应对他决定的进一步的开除行动。 [18]

然而，这些并没能修补好裂缝，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仍旧处于分裂的危险中，就在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内部争吵都被抛诸脑后，纳粹分子为了2月和3月的重要任务而团结起来了。在此期间，吉尔曼实际上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出于热情的精神，理想主义者主动提出新的竞选捐款。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高峰让吉尔曼能够要求新成员支付更高的入党费用。 [19]他的财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同时，吉尔曼利用自己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在城市中以工作的形式大批地分配恩惠，取代那些在城市雇员大清洗中被开除的人。其他的恩惠还包括他要求司法部长让一个想要成为律师的人免试就当上律师（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位申请者之前因为考试委员会对纳粹分子有偏见而被拒绝了），他还要求提高希特勒青年团中高中生的分数。 [20]很多纳粹分子日益依赖恩斯特·吉尔曼，也变得越来越害怕他。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将城市议会变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机构，还塞满了参议院。所有的抗议都被威胁制止了。

2月和3月，吉尔曼也试着与异议分子修复关系。作为和好的表态，他撤销了对一些申请者的阻拦，并且开除了那些“在我背后煽动及试图解除我职务”的人。正如他对国社党全国登记办事处所说的，异议分子已经屈服了，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实际上都是受到一个特殊成员的妻子的煽动。还有些人，如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曾经在纳粹主义被禁止的时候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推广纳粹主义。此外，沃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吉尔曼一同在军队中服役。是时候发挥仁慈之心了。 [21]

但是不同意见只是蛰伏起来了。4月，财政问题再次浮现。为了清偿最后一笔债务，吉尔曼任意地提高成员会费，对所有成员征收特别评估税。 [22]同时，理想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其他问题。吉尔曼利用他作为副市长的地位将城市合同分配给他的亲戚朋友们。《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以威胁的方式强迫人们订购该报。“捐款”是向商人敲诈勒索来的。 [23]市政府中的专制方式日益令人恼火。对理想主义者最糟糕的是，纳粹革命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乌托邦式的人民—社区，而是创造出了腐败和野蛮的一人独裁。理想主义者的反抗再次兴起。

4月末，因为一次事件，这种反抗爆发出来，当时恩斯特·吉尔曼被一位年长的党派成员奥古斯特·德林公开指责说谎。地方小组领袖的回应是殴打60岁的德林，于是德林骂吉尔曼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臭小子”。之后，吉尔曼要求由他小心翼翼重建起来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以公开辱骂地方小组领袖并且伤害党派形象及破坏党派纪律的名义开除德林。 [24]

整个事件激怒了党派内的反抗分子。5月，冲突变得普遍，6月，吉尔曼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行动开始针对沃格、芬茨拉夫、施潘瑙斯和前任（不合作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所有人都被开除出党。 [25]大区领袖被告知在诺特海姆发现了反对派阴谋。城市议会被迫通过决议：它申请地方学校当局将芬茨拉夫从诺特海姆调走；城镇参议院被要求开始抵制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各级政府机构被告知沃格被解除市议会议长职位。 [26]

威廉·施潘瑙斯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保持着警惕。几乎在吉尔曼开始采取镇压阴谋的行动的同时，施潘瑙斯就向大区领袖递交了一份由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进行的全面调查报告。施潘瑙斯认为大区当局会仔细核查他的指控，因为他的党员编号是整个区域内最小的几个之一。他也确信一旦国社党高层官员发现了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开除吉尔曼并且将“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归还”给城镇。

然而，国社党的高层官员认识到了施潘瑙斯所不知道的事情——恩斯特·吉尔曼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像吉尔曼完全信任他在诺特海姆的处事方法一样，大区领袖信任吉尔曼。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德国所创立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在变得稳固。唯一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像吉尔曼这样的统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于像施潘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永远都不会和纳粹主义创建自己的方法相容。

按照施潘瑙斯和芬茨拉夫的要求，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于1933年7月初在诺特海姆审理了针对他们的诉讼。被告都被判无罪，所有人都恢复了党员身份。换句话说，对吉尔曼的控诉都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些指控涉及违反公共和纳粹党法律，吉尔曼本应该被剥夺职位。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是被口头警告，并且被允许按照旧方式行事。这让威廉·施潘瑙斯确信他想进行清除的愿望是痴心妄想。他仍旧是国社党成员，因为他坚持认为领袖自己某天将会采取行动。沃格最终被调离诺特海姆，不过并没有失去地位。施潘瑙斯继续网罗不满者，收集针对地方小组领袖的证据。但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了，他的朋友们也吸取了教训。 [27]

恩斯特·吉尔曼接下来的行动牢牢地强化了这一教训，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对党派中的反叛分子进行了一场仇杀。他一直号召调查并且审判席尔洛和德林。他让芬茨拉夫在诺特海姆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芬茨拉夫是一所城市学校的校长，而且住在城市所有的一所房子内。当芬茨拉夫最终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个职位的时候，吉尔曼安排其他城市的纳粹官员抹黑他的名声，从而阻止他得到工作。因此，任何公然反抗地方小组领袖的人都明白了，无论他们的理由是否正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后悔。 [28]

这些问题远离诺特海姆的一般民众。人们听到了谣言，但是争斗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内。因此，诺特海姆人依旧认为国社党是统一和专注的。对许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威廉·施潘瑙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存在仍旧让他们相信纳粹主义有另外一面，一旦“最初的越轨行为”结束，该党就会专心致志于有建设性的、有成效的工作。再一次，和获得权力之前的时候一样，国社党就是所有人的一切。

不管怎样，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人有多信任国社党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经过了最初六个月的掌权，纳粹分子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城镇。市政府和警察都在纳粹分子的控制下。潜在的抵抗被粉碎了。社会交往的中心被分散或者破坏。公众被组织起来，进行定期的庆祝活动。有很多恐怖行为的例子，并且通过社会强化传播开来。城镇已经成为顺从新独裁主义者的工具。纳粹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不得不一直参加教化课程，这些课程一直在灌输给你这些想法。你不得不学会，因为你不得不小心你所说的话。

——一位诺特海姆的教师

当然，1933年前半年，纳粹成功建立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就是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活动。很多不同的活动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诺特海姆人目瞪口呆。但是1933年夏天，春天以来极快的行动步伐放缓了。新的独裁统治开始寻找规律并且适应规律。大部分破坏和建设都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让新系统运转起来了。然而，尽管需要新的方式，但他们还是趋向于采用同样的方法。独裁主义增长了，群众游行活动全面展开，武力依旧被应用于经济方面。然而，城镇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城镇有重申其集体品格的习惯。虽然这些改变是在新生的独裁政权内发生的，但是并没有反对该政权。

1933年春季纳粹宣传攻势的势头一直顺利地延续到了夏季。虽然没有大型节庆了，但是仍旧有很多小规模的活动。有些活动是受新成立的纳粹附属组织或者现存组织的迅速强化的刺激，无论是哪种，看起来都需要展示某种活力。因此，1933年8月，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德国女孩联盟和新成立的党卫军侦察部队接连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前两次活动进行时，都有大型游行活动和“现场教会仪式”，而且大部分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党卫军的活动涉及由一个“演习队”完成的“演习”。 [1]类似地，有些新的纳粹官员决定以发动大规模活动来证明他们的重要性。新的诺特海姆体育运动负责人赫尔曼·登茨勒就是这么做的，他于1933年秋天宣布在城镇中开启一个大型运动项目。从9月10日到10月1日（除了星期天），诺特海姆每天都有体育比赛。大部分活动包括射击、体操和“国防体育”，是为了促进大众运动意识，也有定期的游行活动、演讲和其他仪式。这些天所有的建筑自然都装饰着旗帜。没有人会抱怨新政权不重视身体锻炼。 [2]

同时，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抢占9月某个空闲的星期天，举行了一场普通成员的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利用这个集会宣布革命结束了；国社党现在是国家政权的唯一拥有者了。然而，他继续说，现在将会展开教化新德国的任务。所有成员，尤其是新成员，都被提醒必须出席他们小组的集会，必须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者冲锋队预备队。他们必须参加党派的盛大集会。他们必须去德国剧院。女性必须加入纳粹女性组织。最重要的是，每个成员都必须阅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不是反对纳粹主义的那些报纸。最后，吉尔曼声称他个人保证地方小组的财政状况运转良好。 [3]

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领袖并不是唯一担心1933年春天涌入党派中的新成员品质的纳粹分子。全国党派总部也规定自1月1日起加入党派的成员必须上一个特定的两周课程。这一课程本质上是要灌输基本的纳粹意识形态。出席是必需的，任何缺席课程的人都会被罚款。 [4]

简而言之，国社党发现兴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加强纪律并且使收益系统化了。随着1933年春天国社党的大规模扩张，纳粹分子能否保持活力和凝聚力值得怀疑。即将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们能做到，但只是迫于压力。

1933年10月，希特勒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55]。面对国外对此举动的反应，他认为有必要表现一下国内对他领导地位的支持。表现的方式就是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选出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国会。第一反应为接下来的运动奠定了基调。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县长冯·德·舒伦堡将如下电报发给柏林：“诺特海姆县全体人民一致支持国家政府的行动，并呼吁和平、面包和工作。”其他组织发送了类似的电报。 [5]

全民公投运动本身就是纳粹方法的一个杰出案例。即使国社党有望获得一致通过，因为只有他们能计算选票，但是也需要努力让诺特海姆人确实地为希特勒的政策投票。纳粹分子在过去几年完善的整个竞选系统再次启动了，就像这次也会是自由选举一样。很快，县领袖施泰内克开始请求大区提供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甚至针对有问题的特定乡村——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的巢穴”，还有两个是社会民主党的据点。选举开始前的最后三天，他要了七个演讲者，其中大部分人将会在多个地点发表演讲。 [6]很少有纳粹分子考虑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既然现在人们被迫出席纳粹集会并且被迫表现出明显的热情，那么再也不会有任何关于纳粹宣传效果的反馈系统了。在独裁统治建立起来之前，地方上的纳粹领袖能非常精准地评估哪些演讲者是“优秀的”，哪些主题是吸引人的，哪些集会是成功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记忆、臆测或者他们自己的反应。独裁统治的建立打破了之前自我修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曾经对纳粹分子赢得大众支持非常重要。

诺特海姆的竞选运动于10月25日开始，当天希特勒在汉诺威发表演讲。从诺特海姆开往汉诺威的专属列车大幅降价。而且，诺特海姆人被告知只要向地方上的纳粹总部递交申请，就可以去参加汉诺威的活动。四天后，诺特海姆的冲锋队和党卫军，还有两支军乐队和他们的乐队举行了游行。 [7]

然后，竞选活动认真地开始了。按照国社党的命令，除非是政治性质的集会，否则选举日后才允许召开集会。第一场活动是在选举之前10天，也就是在11月2日举行的。该活动由一场盛大的游行和一场集会组成。从3点开始，不管怎样，按照国社党的要求，整个城镇都被卷入其中。（“期待所有居民的积极参与！挥舞旗帜！”）游行是由各种团体组织起来的，从铁路工人到露易丝王后协会，包括超过3 000人，再加上两支乐队、三支军乐队和无数的旗帜。第二场大活动是11月9日举行的，而这一天对国社党而言是特殊的日子——1923年希特勒那场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在诺特海姆，所有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全部的庆祝活动，举行了群众游行活动，他们还参加了敬献花圈仪式。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参加。 [8]

最后一波浪潮是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两天到来的。11月10日，希特勒通过广播发表演讲，在诺特海姆，国社党决定让所有人都听演讲。演讲期间，所有的行业都被要求停业，所有的城镇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大的大厅集合来听演讲。这场活动是同步性的杰作：

1：00到1：01——警报信号。所有的工作结束；所有的交通停止。

1：01到1：10——宣传领袖戈培尔博士的报告。

1：10到1：55——元首的演讲。

1：55到1：59——《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2：00到2：03——警报；恢复工作。

聚集在骑术大厅的观众以紧密的纵列形式离开，走向市集广场，在那里解散。

高举旗帜！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9]

第二天，选举前夜，计划举行一次全面的游行：

诺特海姆的和平游行！据此，要求诺特海姆全体人民都参加星期六6：30举行的游行，游行的目的地是“1910年代圆顶”，布伦瑞克的同志克拉格斯牧师将在这里发表演讲。各种俱乐部和组织的顺序和5月1日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出席。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10]

恩斯特·吉尔曼给所有诺特海姆纳粹党成员的通函提醒他们必须出席选举前夜的集会，写着如下的话：“不接受任何借口。” [11]

有了这种准备，参与选举的组织本身并没有被忽视。诺特海姆1200名纳粹党成员中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星期天选举当天早上9点出现在投票站，还有其家庭成员以及朋友旧识。投票后，每个纳粹分子都必须向其小组领导报告，为支持进一步的工作全天待命。诺特海姆的每家店铺都用海报填满了橱窗，每所房子都挂着纳粹旗帜。政府官员和商人被要求在中午之前进行非公开的投票，各种俱乐部也被要求进行非公开的集会和投票，而且：

国社党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从而确保了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投票责任。投票后，每个选民都会在投票站收到一个售价5芬尼的翻领纽扣。在城市的出口、铁路车站等，都有人站岗，这些人会提醒每个没有代表爱国责任的纽扣的人。 [12]

为了保证诺特海姆人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投票，报纸上还刊登了发出指令的大幅广告：“这就是你正确地进行投票的样子。不能在‘不’下面的圈中做标记。”并一再说：“注意！选民们！当你在投票站为了希特勒投票并且投下赞成票之后，才能收到一个纽扣。” [13]

在做过这些准备之后，结果却是令人扫兴的。诺特海姆县报告称有98%的选民投票支持国社党的国会计划（选票上唯一的一个选项），公投中有98.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如果我们看看位于诺特海姆县的莫林根集中营的数据，这一结果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在这里，据汇报，有252名囚犯进行了投票：其中212人投了赞成，26人投了反对，14票无效（据称，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7%的居民的选票）。 [14]

在诺特海姆城镇，结果是相似的。只有94.6%的人投了票，其中97.2%的人投了赞成票。公布的投票结果表明，6 942名选民中有193人投了反对票，68张选票作废。神奇的是，在举行国会选举的同时（其中只有纳粹分子提名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据称有321张选票作废。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很难说明，因为国社党在没人质疑其制表的情况下点算了选票。但是无论他们怎么点算，这都被视为希特勒事业的胜利。当诺特海姆教堂的钟声响起时，结果被公布了。 [15]

选举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使用的方法和技巧。选举运动和投票表明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实际上，在选举日之前差不多两周时，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被迫卷入了一场没有内在内容的仪式。选举机制并没有判定或者登记诺特海姆市民的意愿。令诺特海姆人印象深刻的是国社党的全能和决心。这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国社党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开始时真挚热情的资本。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甚至不得不以威胁来鞭策国社党成员。普通的诺特海姆人禁不住越来越怀疑整个事件。仪式是令人深刻的，但却不再具有真实性。竞选运动后，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发现只有通过新的威胁才能完成联合行动。

尽管缺乏广泛的积极性，大众宣传方法仍旧在继续。诺特海姆人被命令挂出他们旗帜的场合增多了，其中包括一些次级活动，比如赫尔曼·戈林的生日、国社党的县代表大会。 [16]最终，吉尔曼开始坚称在整个德国，诺特海姆都是装饰新颖独特的城镇。房主们被要求不再是只挂出纳粹旗帜，而要用一系列微型纳粹旗帜、彩旗和其他种类的装饰环绕阳台。

简而言之，地方沙文主义被用来支持增强诺特海姆人对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影响对于纳粹分子而言是可喜的。当宽街上的一个屠夫设法用猪肉、欧芹和香肠蒂做成希特勒的雕像并陈放在他家商店的橱窗时，影响达到了顶峰。曾经为了射击节和其他古典庆祝仪式而装饰城镇的努力，现在再次应用于纳粹主义。而诺特海姆人融入了这种精神，满足了他们适应新形势的审美冲动。 [17]

为了有助于宣传努力，其他的地方习惯也被融入了纳粹的方法中。在国社党登上舞台之前，诺特海姆人一直致力于向以前战争的死难者致敬。国社党通过经常举办庆典仪式来加以利用。为了向诺特海姆各种团体中去世的运动员致敬而建立起了特别纪念碑。甚至在平安夜和其他的非传统日期举行了一场纪念死难者的仪式。这些事件被叠加在现在惯常的纳粹庆祝活动（希特勒的生日、五一，等等）之上。甚至慈善基金的相关活动都被处理成了宣传运动那样。针对1933年秋季启动的冬季救济金活动，省党部领袖宣布会雇用200名大区演讲者并且举行近3 000场集会。 [18]

但是1934年群众游行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在庆祝活动刚开始出现时，诺特海姆人还会踊跃地参与，而现在他们只会沿街蹲下，不想再听任何的演讲了。针对纳粹主导的活动的广告越来越多地利用如下这种祈使语句：“诺特海姆的全体人民必须出席！” [19]

国社党队伍中也弥漫着这种冷淡情绪，成员们被要求带着需要打孔的“管理卡”参加集会。任何错过三场集会的人都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国社党成员还被要求带其他人一同参加集会，以便使大厅内坐满人。在1935年夏天传阅的一份备忘录中，有种观念被重复了好几次：

每个成员必须将出席以及带其他同志一起出席视为一种责任……每个党派成员都有责任为出席某次集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最后一个公民都会参加。……没有公民被允许待在家里…… [20]

虽然这些措施和恐怖行为确实增强了服从性，但是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体制结构中，群众宣传的历史确实是一段逐渐变得冷淡的历史。越来越多的诺特海姆人因纳粹的劲头而感到无聊和精疲力竭，他们抱怨接连不断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对于狂热的纳粹分子而言，他们越来越确信诺特海姆的公民是无望地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对政治毫不关心。 [21]

如果热情不能自愿到来，那么还有其他唤醒的方式。当然，为原社会党人设立的就业黑名单一直持续到了1934年，但这是通过吉尔曼推动的幕后活动进行的。 [22]不过，这些例子仍旧可以作为提醒。唤起外部顺从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继续恐怖体制。即便是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有逮捕行为，主要是针对非常轻微的犯罪行为。因此，8月末，据报道一个工人大喊“莫斯科万岁！”之后，就被送到了莫林根集中营。类似的逮捕行为依旧接连不断。9月，一个工人因“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逮捕。1933年11月，两名诺特海姆女性因“传播有关国社党的不实谣言”而被逮捕。 [23]但是最终没再出现有关逮捕的报道或者警方的其他行动。和其他事情一样，恐怖体制正在稳定下来。9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发表一篇反对匿名谴责的社论是明智之举。纳粹权力的最后一次公开展示很可能是在1933年9月，当时冲锋队和党卫军去围捕一群诺特海姆的乞丐。这是徒劳的，但之后不久警方就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并且成功抓住了一名不幸的受害者。 [24]

从此以后，纳粹只通过命令或者微妙而更加有效的社会强化方法来实施恐怖行动。和先前的例子一样，纳粹发布了禁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希特勒致敬以及维护城镇公墓中的坟墓的命令。而且，纳粹还发布了指令，要求通过出席集会、向慈善运动捐款和追溯雅利安人血统来树立自己的好公民形象。 [25]更重要的是，通过谣言和社会强化来维护恐怖行动体制。有时，公开行动是必要的。因此自从于1935年开始反对教会的行动之后，每周日都有警探被安置在教堂前，招摇地记下所有人的名字，并且在仪式开始后，记录布道的内容。 [26]但这种措施是例外。基本上，诺特海姆人很快就了解到了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期望并且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然而，恐惧传播开来，在成熟的独裁体制中实际上并没有因政治犯罪而被监禁的，至少在整个1935年都没有。

这并不是因为该政体放松了对内部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将这种行为系统化了。自1933年春天以来，盖世太保迅速地建立起来，1934年4月，盖世太保由海因里希·希姆莱[56]和党卫军管理。同时，1933年涌现的大部分“业余探子”网络被逐渐淘汰。1934年10月，纳粹党国家总部要求所有成员警惕任何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可疑活动，但是不能试图自己去解决，而是要报告给盖世太保。 [27]同时，为了找出潜在的反对者，纳粹党发展了自己的“情报部门”。1934年3月，一个叫恩斯特·赖茨的纳粹分子被任命为诺特海姆县情报部门的领袖，他很快就在诺特海姆县78个城镇和乡村中的70个建立起告密网络。接下来的几个月，赖茨报告称他认为在诺特海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钢盔团，而且后者定期在桑尼旅馆举行集会。并没有可以支撑这些怀疑的细节，但是这些纳粹刺探者的存在和活动无疑有助于压制有异议的城镇中人的反抗思想。 [28]

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就算是恐怖体制也多少适应了诺特海姆的特性。有个关于曾经汉诺威党派成员的老农民的例子。如果诺特海姆人还记得的话，他总是在晚上去酒吧里喝啤酒，一边指责现在的政府，一边赞美汉诺威王朝时代的好日子。纳粹分子掌权后，他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列入他的咒骂中。但他是政事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以至于从没有人去骚扰过他。因此，他几乎在第三帝国的每一天都公开诋毁政府，完全不受干扰。 [29]

还有些诺特海姆人直到1934年夏天才真正意识到恐怖体制。就是在“罗姆政变”之后，出现了“德国扫视”[57]和普遍的信任崩溃。 [30]

简而言之，威胁、暗示和谣言都用于维持控制，所以在纳粹统治第一年，诺特海姆实际上的恐怖主义行为并没有增加。存在着某种平衡，一方面诺特海姆人按照他们被期望的那样做，另一方面作为回报，他们不会遭受极权国家可能出现的严厉对待。这种基于恐怖行为可能性基础上的默许协议是纳粹统治在诺特海姆成熟起来的重要先决条件。在将城镇中各种机构转变为能够接受的纳粹主义工具的缓慢进程继续进行时，这一条件一直保留着。这一进程考虑得尽可能周密，最好的例子就是学校系统。

诺特海姆城市政府对小学系统的运营具有广泛的控制权，从决定预算到聘任教师。它对高级中学和女子高中没有这样的控制权，因为这两者由省学校董事会监管。然而，纳粹掌权后，决定因素是地方小组领袖，他不仅控制着诺特海姆城市政府，而且通过国社党对省学校董事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33年之后，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的必要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教师都完全配合他。只有三名教师被免职了：沃格和来自“理想主义者”反对派的芬茨拉夫，一人只是被调动了，另一人则被赶出了城镇；还有一个人是来自高级中学的教师，众所周知他拥护共和制，他也被调离了诺特海姆。 [31]

不过，国社党不只对开除反对派感兴趣。国社党也关心着将教育争取为对新政权的一种积极支持。根据城镇的官方历史学家于1936年所写的：

学校的任务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紧随其后的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愿望培养正在成长中的青年男女的需要，也就是让成年人感知到“社区”的意义并且想要加入社区。因此统一国家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培养人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让他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斗争中对抗敌人：除了常规的提升智力之外，学校还承担了新的任务。 [32]

将学校转变为新国家的意识形态堡垒的过程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了。1933年引入了新的教科书。现有的学校图书馆都被夺走了“堕落的”作品，入藏的书都是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教师们都要听关于制订需要教授的历史和其他敏感课程的总路线的讲座。关于“种族理论”和日耳曼人史前史的新课程被引入了。针对教师的讲座和“学校课程”一直在继续。在一次接一次的会议中，通常会重申相同的主题。教师们小心翼翼地准确记录下总路线，因为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希特勒青年团会向国社党汇报教师们的所作所为。 [33]

除了新课程和教授旧课程的新方法，学校还被要求重点强调体育运动和体育课，尤其是射击和“国防体育”。比如，在科学课上，学生们被要求制作滑翔机模型。纳粹的宣传电影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教室里都安装着无线广播，这样一来就能听到宣传演讲了。 [34]可以从天主教小学关于获得新知识的报告中评估出学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必须有旗帜……每个班级都要挂一张元首的照片……赔款表格和购买的手榴弹……学校图书馆被整改了，此外，还能找到格拉夫·勒克纳的《大海的恶魔》……学校墙上的照片增加了种族的内容，“在四个世纪内的纳粹标志”，基因法律……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地图就是我们的财产……购买空气步枪……旗杆……滑翔机模型…… [35]

这一过程包含了所有学校。商业和专业学校都引入了“种族历史”和“政治教育”的课程。即便是为低能者创办的小规模学校也尽可能地灌输其责任。 [36]

希特勒青年团在所有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4年，出现了一场让学校体制里的每个学生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孩联盟的运动。现存的学校社团都不存在了。但是随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地位提升，教师的权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用前任校长的话说，“几乎不可能进行教学了” [37]。

尽管有这项运动，但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两年，纳粹主义中的某一方面内容却没能进入学校。这就是反犹主义。一位校长回忆起在他学校里的三名犹太学生：“他们在任何方面从未陷入过困境。这些孩子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从学校毕业。据我所知，其他孩子从未以任何方式侮辱或者骚扰过他们。” [38]后来，犹太孩子们开始按部就班地被学校拒之门外，但并不是在早期。实际上，甚至是支持纳粹主义的学生们也和有犹太信仰的其他学生足够团结，以至于他们从不当着后者的面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9]但是在其他方面，学校的孩子们都受到了严格的灌输教育。在诺特海姆，相比其他机构，学校成了更活跃的纳粹主义工具。

如果说他们在学校取得的成功是鼓励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源泉，那么另一种教育工具——日报却不是这样了。报刊确实都处在严格的控制下；《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充分地意识到了他们的自由受限。但是在纳粹分子眼里，只有当这些报刊完全归纳粹所有，才能不出问题。

如上所述，1933年9月6日，恩斯特·吉尔曼在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一场全体大会上宣布，每个成员都必须订购诺特海姆自己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很快就利用了这一命令。9月23日，每个纳粹成员都收到了一份来自《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信，提醒他们吉尔曼的命令并且通知他们从1933年10月1日起就是该报的订阅者了。一名代理人很快就会正式去确认订单。 [40]

这是增加纳粹报纸发行量的综合运动的一部分。1934年开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用再关心扩大其读者人数了，这项职责落到了纳粹地方组织中的一个专门官员新闻监察官的身上。新闻监察官的一般任务就是监视该区域内的所有报纸，而其特殊和主要任务就是打造纳粹自己的报刊。他被任命为当地纳粹报纸的一名普通记者，报道每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便他能够首先把所有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媒体……这样一来，那些胖乎乎的市民们就知道我们到处都有耳目，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让自己适应新德国。”而且，这个新闻监察官尽其所能去支持纳粹报刊，削弱非纳粹报刊。他特别要保持非党派报刊的秩序。 [41]

在诺特海姆，这些基本规则被解读成意味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将会被取缔。然而，随着埃哈特·克诺佩尔为《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写新闻，国社党就很难对该报进行抱怨了。在早期与灾难擦肩而过后，诺佩尔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了。实际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遵循着纳粹路线，跟随着每次变动。然而，最后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却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的事情。自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刊以来，该报的报头上就有一句口号——“祖国高于党派”。在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这大概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情感表达。然而，在纳粹国家，这是一种叛逆，因为这提出了一种国家和党派是可以区分的异端观念。如果埃哈特·克诺佩尔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本应该立即舍弃这个会惹麻烦的口号。但报头是每个人都会看却很少有人会注意的内容，直到1933年12月初的某一天，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才发现。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立即就被查封了。克诺佩尔和该报的出版商不得不进行最卑微的道歉，他们在幕后运作了很长时间才在10天后获得了重新发行的许可。不用说，报头必须被去掉。国社党认为这种暂时的停刊会成为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这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新生的机会。直到停刊为止，《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发行量一直在稳定下降。在该报被查封的时候，订阅者却蜂拥而来。该报的记者认为这是大众对第三帝国不满的第一个迹象。很有可能，只是诺特海姆人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审查制度盛行的年代，只要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被禁止的内容，当然都会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阅读内容。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赢回了读者，而且因为其内容写得好而精准，都是第一手新闻，一直保持着订阅量。也许那个记者是对的，诺特海姆人是出于抗议心理来读该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出版商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成为抵抗的象征），但是不管怎样，此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纳粹分子厌恶地挥舞着他们的双手，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直容忍，不过都是偶尔遭受骚扰。 [42]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愿意忍受《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但是他们决定完全根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厌恶“反动派”，比如该报的所有者和主编威廉·罗尔，还有部分是因为罗尔直接顶撞了纳粹分子。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是在垂死挣扎的报纸了，罗尔还是认为这滞后的发行量是因为纳粹的压力（这当然也是真的）。他甚至直接写信给该区内的新闻监察官，寻求对抗“非法竞争”的帮助。这刺激了《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在社论中不断攻击罗尔。他被指责丝毫不了解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接受犹太人的广告（他确实这样做了），发表关于诺特海姆国社党所作所为的错误报道。他还在一些小问题上受到烦扰。1934年夏天，《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拒绝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进行通常礼貌的交换报纸。罗尔被次要的纳粹人物要求发表直接针对他自己的毁谤性诗歌。他一再被诺特海姆的新闻监察官指责犯有小的过失罪。 [43]

最终，罗尔开始写信向其朋友求助。附近城镇的一个编辑告诉他《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编辑过去曾经犯了盗用公款罪、伪证罪和逃脱债务罪，但是这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什么帮助都没有。一位罗尔写信求助的诗人尽他的可能去和纳粹的省党部领袖交涉，但是却被告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毫无希望了。 [44]

因此无论罗尔向谁求助，他都陷入了困境。他自己家里的剩余财产能让他以个人损失来出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但是最终发行量骤减到了每次发行都是徒劳的行动。1937年初，他屈服了，以少得可怜的价格将报纸卖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签署了不再出版任何东西的协议，并且退休了。不久之后他就死了。他对纳粹掌权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以武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感到高兴；他完全被他们伤害了。 [45]

国社党发起的建立自己在报刊方面垄断地位的斗争还是发生了，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只发表国社党让他们发表的内容，而且是以纳粹分子想让他们发表的方式发表的。任何人哪怕只是温和地批评《诺特海姆观察家报》都会被吉尔曼报复性地威胁。 [46]从第三帝国的最初期开始，诺特海姆的所有报纸都是宣传纳粹专制的积极和有效的工具。类似地，几乎所有在1933年春天被“一体化”的组织最终都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基本上，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逃脱了“一体化”的一群组织是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团体。这一疏忽接下来就得到了纠正。1933年11月，“基弗霍伊泽会”的所有前退伍军人和类似组织都被整合入冲锋队的“第二储备队”。因此，他们被置于纳粹纪律的直接约束下，需要参加游行示威，等等。 [47]

其他服务于纳粹目的的民族主义团体都被有条不紊地推进了。“德国战争墓地保护人民联盟”就是这样。纳粹支持的影响在他们的年筹款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1930年是31马克，1932年是37马克，而1933年当冲锋队帮助进行筹款时是187马克。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也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重要的团体。这一团体当然是在对外政策中提出纳粹诉求的完美工具。 [48]

纳粹最主要的努力之一是在诺特海姆开始扩大滑翔机团体。1933年9月，城镇中建造了第二个滑翔机，在献词演讲中，吉尔曼重点强调了滑翔机训练的军事重要性。一个纳粹滑翔机团体建立起来了，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模拟轰炸演示的飞行表演。这是在政府的明确命令下进行的，不过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表现出了一些主动性。诺特海姆参议院提供了近400马克的资金援助。 [49]

同时，滑翔机和空军力量得到了加强，国社党没有忘记促进民防。1933年9月，诺特海姆创立了由纳粹领导的防空协会，城镇中的所有学校、俱乐部和报纸都被并入其中了。城镇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为民防目的而组织起来。到11月为止，第一批课程中有250人参加了讲座。必须出席。民防学校于1934年5月正式改组，有11名教师。认为即将出现战争是纳粹统治不变的内容。 [50]

另一个用于宣传并最终被国社党吞并的机构是钢盔团。这个组织在第三帝国作为纳粹分子的伙伴而开启了其事业。不过，纳粹分子决定控制住这个组织，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大众组织，而这一组织可能是持异议者的潜在聚集地。整个1933年8月，诺特海姆钢盔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让国社党确认其忠诚和友善。为此，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友谊晚会”，喝了很多酒，跳了很多舞。9月，根据决定，钢盔团被冲锋队统一，也就是说被吸收了。实际的仪式变成了国社党的宣传资源，有旗帜、乐队和某种不自然的节日气氛。这一进程被拖进了10月，之后钢盔团就完全不存在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才会被偶尔提及。通过将钢盔团并入冲锋队，该组织成为竞争团体的危险被排除了；而且，更多的诺特海姆人被直接置于纳粹纪律的管束下。但与此同时，存在这一组织中的公共精神和热情被破坏了。 [51]

简而言之，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结构不仅是难以改变且专制的，而且失去了自发性。恐怖体系唤起了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缺乏内在热情。宣传逐渐变成一种程序。纳粹分子成功地在某些领域刺激了真正的热情，在这些领域内，诺特海姆人通常能够感受到热情，比如，市民自豪感方面。

伤害人际关系的一个后果甚至很有可能是犯罪率的上升。从1933年至1935年之间的警方数据证明各种类型的犯罪都有所上升。如下表格给出的数据： [52]

涉及盗窃和诈骗的犯罪的增长尤其明显： [53]

虽然增长得相当多，但是整体数量仍旧很少。人们几乎不能说诺特海姆的犯罪浪潮是对独裁政体建立的回应。不管怎么说，这些数据是具有暗示性的，和恩斯特·吉尔曼在1934年春天给学校和青年人管理机构的那封有点儿疑惑的信一样，信上抗议孩子们最近在城镇公园中恶意破坏灌木（甚至烧毁常青树）。 [54]毫无疑问，吉尔曼对涉及很多纳粹党成员的盗用公款罪案例也颇为疑惑，这些成员后来都被开除了。其他案例中，涉及一位诺特海姆纳粹时事通讯的前任编辑和城镇中的一位冲锋队领导，这两人都盗用了党派的资金。 [55]因盗用公款罪而被开除的人中还有些是市政府获得新委任的纳粹分子，他们一上任就立即把手伸向了所控制的公共基金。 [56]吉尔曼进一步发现只有使用威胁开除出党的手段才能让其他党派成员接受甚至是很小的成员责任。 [57]腐败和缺乏责任感的证据并不确凿，但这却暗示纳粹分子逐渐发现了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和强迫人们过上一种被迫伪善的生活的后果。

1933年以后，诺特海姆的所有现象都必须置于时代背景下。这一背景的主要特征是信任的普遍崩溃以及迄今为止团结一致的社会组织的破坏和颠覆。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回避，有时也会挑衅。这两种反应对独裁统治都是有帮助的：回避会消除对新体系的威胁；挑衅可以被利用来对抗政权内部或者外部的敌人。但是国社党承诺的内部团结却没有出现。第三帝国并没有创造理想的人民—社区，而是开启了一个欺诈、不信任以及进步精神衰退的时代。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听见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

——一个诺特海姆商人

到1935年为止，诺特海姆已经解决了所有大萧条的表面现象。那年夏天来到城镇的游客会对其所见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如果他三年前来过的话，他一定会进行比较。城市建设蓬勃发展；没有失业者；工作和目的性主导了所有场合。而且，城市毫无疑问地看起来更好了。有了新的统一的园区体系，旧城镇中的房子都被重新粉刷和修整了，街道更加干净了。游客们来诺特海姆甚至可能是因为新成立的、充满活力的旅游办事处想方设法地将他们吸引到了这个山谷中的小而迷人的城镇。所有这些特色都要归功于纳粹分子，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城镇中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想象力和活力。经济复兴是诺特海姆国社党最伟大而可靠的宣传要点。这也是独裁统治的主要理由，这样一来，吉尔曼就可以辩称通过全镇的团结一致，并且由于将市政府变成了个人独裁主义的工具，才实现了经济复兴。

对于城市官僚体制来说，新体制影响的最大教训就是托马斯·加兰的个人命运。加兰是市政府第二高职位的管理人员，纳粹分子掌权时，他一直受到骚扰，这些骚扰只能证明恩斯特·吉尔曼在诺特海姆内真的有无限制的权力。这并不是加兰的政治主张的结果，而只是因为他代表着独立思考。

加兰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在政治态度上是如此沉默寡言，以至于每个人都将他视为非政治派别的公务员。吉尔曼讨厌加兰的表面原因是加兰和市长彼得斯关系亲近，而彼得斯又是吉尔曼的竞争对手。因此，吉尔曼和加兰的宿怨只能解释为吉尔曼个人态度的表现，不过他偶尔会援引模糊的“政治担忧”。 [1]

整个1933年夏天，加兰被有条不紊地剥夺了附属职位。1933年8月，他被彻底赶出城市政府，而他的位置被给予了他的对手。之后就开始长期不和。无论托马斯·加兰想找什么工作，他都会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干扰而被拒绝。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加兰有两项选择：他离开诺特海姆并且亏本卖掉房子，或者在奥古斯特·乌德负责的工程项目中做挖沟工人。

为了避免选其中的任何一项，这位前任市总督察被迫在附近城镇找了一份在铁路车站做报贩的工作。最终，诺特海姆军队的到来将他从这种不安定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军队不受吉尔曼的控制，因此加兰在军队中找到了作为文职雇员的体面工作。虽然接下来五年，恩斯特·吉尔曼每年都努力想让托马斯·加兰因安全威胁而被解雇，但是军队坚定地反抗了他。 [2]

尽管吉尔曼进行的彻底铲除托马斯·加兰的行动未能取得成功，但是也足以证明其有权力将城市政府中的其他成员完全变成他的工具。1935年，吉尔曼要求城市雇员不仅要按照他的命令来完成日常工作，而且他们要完全听命于国社党。 [3]在最大程度上，诺特海姆的政府成了吉尔曼意志的表达。

恩斯特·吉尔曼的专制地位只有两方面的制约：给予他权力的国社党和选举他的城市议会。只要吉尔曼能够依靠纳粹党高层的支持，他就能控制纳粹组织，当然还有城市议会。到1933年夏末，在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中明显出现了反对他的力量，而吉尔曼确实得到了纳粹党高层的支持。当1933年12月，纳粹党全国总部拒绝了持异议者的最后诉求时，这一点再次得到了明证。 [4]

9月，吉尔曼采取措施铲除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中反对他的人。1933年9月21日，在议会的公共会议上，头等大事就是对当时的议长沃格（纳粹教师，“理想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投“不信任票”。沃格徒劳地寻求原因，之后又试图和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谈话。他们都拒绝和他谈话，除了离开会议室，他没有其他选择了。同一场会议中宣布了不会再举行城市议会的会议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市议会中的四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会私下里和参议院召开会议。 [5]这种“四人委员会”的临时安排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30日，当时德国新的城市统一法规将这一形式合法化了。

新的法规（其中的某些部分早在1925年就在讨论了）将所有的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市长。他可以得到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帮助。这些机构完全隶属于他，并且绝不会限制他的权力。因此，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唯一的专制统治者。 [6]

吉尔曼对城市政府的绝对控制当然不是他用于积极解决城镇经济问题的唯一武器。通过其作为国社党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他能够控制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在“一体化”过程中将这些组织纳入纳粹控制下。1933年，这些不同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用于宣传目的。因此，用于取代自由工会而创建的德国工人阵线将其活动限制于举行群众集会和招募成员。工匠联盟举行展览、示威和游行。零售商一星期进行一次募捐，很多文章、广告和社论都赞扬其所发挥的作用。 [7]而这些活动大概也就是在心理上让人高兴，对于结束大萧条的实际作用很小。

经济团体“一体化”对纳粹分子来说真正有用的地方在于为它们提供了让诺特海姆的经济脱离大萧条的控制杆。国社党是如何提议这样做的，在1933年秋天变得明显了。夏天的时候，城镇通过种公共工程项目解决了失业问题。然而，对纳粹分子而言，这明显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真正要做的是将这些失业者整合入常规经济中。纳粹分子似乎认为如果德国的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消费者买东西，雇主招人，大萧条就会消失。因此，经济问题被视为可通过组织和宣传来解决，而这是国社党擅长的领域。

这一进程开始于1933年10月5日。那一天，所有的雇主，无论公私，和所有团体的代表在城镇中的一家宾馆开会。市政府列出了诺特海姆能雇用工人的所有人员的总名单，经过三重核查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人。恩斯特·吉尔曼在这一场合的演讲中告诉聚集起来的商人们，现在是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的时候了。政府暂时雇用了失业者，而且手头上有贷款和津贴。现在私营经济部门必须开始雇人了。诺特海姆城市啤酒厂以雇用四名新人的方式竖立了榜样。制糖厂已经同意保持其正常运转，有四轮交替。几天后，每个雇主都会被拜访并且被要求在其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雇用尽可能多的新人。这一演讲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之后，只有少数人站起来发表评论。有个人建议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坚决抵制非法工匠。还有个人号召雇主们优先雇用资深的纳粹成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商人起身保证会雇用一个新工人。 [8]

接下来几天，人们几乎没公开做什么能实现吉尔曼演讲中所阐发目标的工作。有广告号召人们多买东西、多存钱并且只光顾有合法执照的工匠。但是10月末，公共工程项目仍旧雇用了340人。 [9]这种情况一直相当稳定地持续到1933—1934年冬天。

春天，国社党开始认真地行动起来。新的努力被称为“工作的战斗”。开始的日期是1934年3月21日，这是“国家复兴日”的第一次纪念日（当时希特勒和兴登堡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了庆祝仪式）。

但是在诺特海姆，宣传努力是在这个日期的三周前就开始了。2月末，所有的公务员和社团、行会领导都收到了信，号召他们到“1910年代圆顶”参加群众集会。吉尔曼对他们所说的就是在整个大区所说的同一件事情，因为纳粹大区宣传部向诺特海姆递送了一份关于演讲材料、内容和展示方式的完整大纲。不管怎样，吉尔曼的演讲很精彩：强有力、令人信服并且鼓舞人心，带有一种有益的目的性的味道。信息很简单。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必须消费、雇用、借贷、消遣，让经济之轮运转起来。雇主被告知要提高薪水并且雇用新人。如果他们不做，国家也会强迫他们。房屋主人被要求现在就进行房屋修整，当时的贷款利率低。简而言之，演讲混杂了威胁和甜言蜜语。给诺特海姆人留下的清晰印象就是：经济会复兴，人们会变得富裕和快乐——要不然还能怎样呢！ [10]

群众集会之后一周紧接着另一场雇主、工匠大师和公务员们的小型集会。参与的人就是去年夏天听过吉尔曼演讲的同一批人。但是这次气氛完全不同。首先，吉尔曼不再在集会上谈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广泛的讨论。其次，房间里的每个人实际上都相信经济复兴正在进行中。最好的报告都来自建筑工程的那些人。油漆匠行会报告说一年前只有15名学徒，现在有40名。木匠行会报告说自1月以来有20名新学徒。对于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吉尔曼也会说积极的内容。鞋匠行会对竞争表示不满；吉尔曼承诺纳粹福利组织会在诺特海姆订做500双鞋。食品杂货店抱怨来自消费者合作社的竞争；吉尔曼承诺这个组织“不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面包师们没看到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吉尔曼发誓改善会在几周后到来。但是出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整个冬天，新政府一直在试图提供帮助。裁缝行会报告说因为突然需要制服，他们雇用了18名新学徒。零售商的领头人报告说1933年的营业额比1932年增加了11%，而且现在仍旧在增长中。他承诺商人们会雇用新人：“你们听到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我想说就纳粹德国的人民福利而言，他们已经为零售商做了很多了。” [11]

在最初的讨论之后，吉尔曼做了总结发言。他承诺会抨击合法竞争。他确认纳粹主义致力于可观利润的概念。但是他也发誓会打击任何想要削减薪水，攒钱而不投资，以及加班工作的人。他设定了合理的目标：本月内新增16名新学徒，为忘记职业技能的人提供再教育课程。之后就是整个会议最令人愉悦的时刻。吉尔曼宣布政府将会拿出很多资金。这些资金应该花费在哪些方面？令人钟爱的计划层出不穷。旧梦想再次被提及。会议在热情洋溢和一系列计划讨论中结束。毫无疑问，至少在心理上，大萧条结束了。 [12]

这种情绪持续了下来。几天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简短但是华丽的广告：“谁还没有工作？立即报告……给市政厅。”3月15日，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次全县大会，其中的演讲概括了“为工作而战”，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等等。3月21日，官方宣布“战斗”开始。检阅、游行、乐队、旗帜、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所有的纳粹装饰都使之成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事件。 [13]但是，对诺特海姆意义最重大的就是一系列新工程项目的奠基典礼。

实际上，虽然进行了各种讨论和宣传，但是大萧条并不是因为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尽职尽责而被击败。与此相反，打败大萧条的重要工具是公共工程项目和以政府注资为基础的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同一周，恩斯特·吉尔曼和诺特海姆的商人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讨论，他写信给城市工程师，详细概括了1934年的一系列新的工程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央政府，城镇就没有资金再支付同等数量失业者的救济金了。 [14]许多进行中的工程项目并没那么引人瞩目。其中包括城镇所拥有的森林、修复现存园林系统和修复道路的工作。但是有一项工程改变了整个城镇的面貌。这就是“公园环”。环绕着这座中世纪内城的是一系列可追溯到诺特海姆独立年代的防御工程。到1933年，墙体都剥落了，壕沟都被填满了，反投射的土堆都被小菜园覆盖了。现在，根据公共工程计划，这都要重建。旧城墙能修复的地方就修复，其他地方则夷为平地。壕沟变成了一些小的天鹅池。其余地方变成了令人愉快的公园，有草地、花园和操场。结果，诺特海姆的园林系统规模扩大了两倍，城镇给人一种愉悦和独特的感觉。11 000多个工作日创造了这个“绿化带”。 [15]

诺特海姆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更吸引人了。位于诺特海姆上方树林间的两个城镇所有的酒吧都被修复和改造了，还铺设了通向这里的新道路。城镇中破败的地方都被清理和翻新了。按照博物馆馆长的指导，诺特海姆旧城区的房屋都被重新粉刷了，这样一来，他们再次突出了中世纪的半木材架构成果。这项工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城镇自己的失业者完成的，但还有很多工作是由“劳动服务”完成的。这一组织最初是自愿性组织，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强制参加。它非常适合以将人们赶出劳动市场的方式来带动经济疲软。因此，当诺特海姆制糖厂在1933年结束其季节性精炼时，该厂的300名临时工人中大部分都被吸收入了“劳动服务”中。整个1933年，“劳动服务”承担了很多随机项目，从修建足球场和射击场到在城镇的森林中修路。然而，1934年开始，他们贡献出了全部精力用于创造城镇中的新资产。这就是一座露天剧场，建立在诺特海姆森林中的自然斜坡上。

其最初被设想为纳粹典礼的会场，开始被称为“事务广场”（Thingplatz，这是来自古条顿语的词汇，用于指部落集会的地点），后来更意味深长的是，被称为“圣所”（Weihstaette）。其建造好之后，在旁观者看来确实差不多创造出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因为它戏剧性地融入了古老而宏伟的橡树自然环境中。在其于1936年6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之前，差不多花费了23 000个工作日才建造成了这座“圣所”。当然，比起纳粹典礼，这里更常被用作剧院，仅仅1936年就吸引了6万名游客来诺特海姆。而且，吉尔曼还将其交由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管理，由此使得诺特海姆成了全国总部和召开大会的城镇。这为城镇带来了很多资金。诺特海姆人对“圣所”的建造非常高兴，尽管纳粹的行动一如既往地存在错误：纳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从恩斯特·吉尔曼最不受欢迎的密友——参议员奥古斯特·乌德那里购买了建造用地。 [16]

“劳动服务”也涉及治疗大萧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中：建筑业的蓬勃发展。由于旧军营营房被征用，有75个原本住在那里的“流浪”家庭必须被重新安置。为这些流离失所者找住房的问题使诺特海姆的住房短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城镇在陷入大萧条时，已经有住房短缺问题了，而大萧条的进程又使这一情况恶化了。从1930年开始到1933年结束，诺特海姆的人口净增长差不多为400人。同时，建筑业严重滞后。因此，建筑业蓬勃发展的形势已经成熟，只要资金到位就可以。 [17]

希特勒政府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确保有可用资金。到1933年11月为止，诺特海姆为建设所筹备的资金差不多有20万马克，而且还有更多的资金即将到位。这些资金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通过援助和贷款获得的。比如，对于公寓的修理或分配，国家会支付20%的花费并且以六年4%的利率借贷剩下的部分。类似的条款也适用于新的建筑业。在这些吸引人的安排下，1934年3月为止针对728项工作分配了超过63 000马克。到1936年为止，有超过1 300份申请，共获批175 000马克。另有政府为支持新的建筑业而提供121 000马克。1934年春天，资金再次增加了，因为军队返回旧军营，政府必须为之前在那里办公的机构建立新的大楼，还得为“劳动服务”建立新的营房。简而言之，到1934年春天为止，所有为诺特海姆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条件都具备了。 [18]

这种情况因恩斯特·吉尔曼所采取的行动而更加有利了。对于他不能找到足够多的房子来安置军营营房的“流离失所者”，他感到相当得窘迫。这迫使他将他们安置在了旧有轨电车里，对城镇而言，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许多诺特海姆房东对他请求为这些人提供住房的答复是提高租金，这令他非常沮丧。综上所有原因，吉尔曼力图加速诺特海姆的房屋建设。通过“一体化”的方式，他已经控制住了“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该组织现在被迫要加快建设速度。为了增补这一组织，吉尔曼建立了一个诺特海姆房屋建筑公司，以他自己为负责人。城市财政部被要求拿出10万马克作为启动资金，88名小商人被诱导着又买了价值53 500马克的股份（并且被诱导着选举了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董事会），其中主要是建筑业的小商人，城市储蓄银行为他们购买股份提供了贷款。 [19]

因此，该组织也被要求立即推进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虽然是从1933年夏天开始的，但是直到1934年春天才获得足够的动力，建筑业的旋风席卷了诺特海姆。至1934年年末，建立了85间新房子，共126个房间；另在现存的建筑物中增加了100个新房间；修复了超过1 200间。在这种努力下，城镇的经济问题消失了。1934—1935年的那个冬天，公共工程依旧在继续，但只是完成了已经开始的项目。1936年，诺特海姆不得不引进建筑工人。 [20]

上述列出的建筑数据不包括国社党视为其建筑计划的展示品——位于诺特海姆北部边缘的48栋新的“流离失所者”的房子。虽然纳粹分子对此负全责，计划、资金和所有其他的准备工作在第三帝国建立时已经准备好了。实际上，移居项目并不是开始于1932年的主要原因是纳粹分子曾经阻拦过。1933年8月16日，伴随着盛大的仪式，该项目的前24栋房子开始动工。因为造的是这些简单的房子，以及这个项目也成为公共工程项目的一部分，第一批房屋就在11月初完成了。在“为工作而战”开始的那天，第二批“移居”项目的24栋房子就破土动工了。到1934年秋天，这些房子也完成了。因此，这些房屋就被通称为“纳粹移居点”。 [21]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只有能证明其是拥有雅利安血统的人，在纳粹组织中是成员以及地方小组的资助者，才能在新的移居点购买房子。 [22]

既然诺特海姆大萧条的终结是靠着工程项目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那么所有的宣传、讨论和“为工作而战”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看起来明显的是，当时这被视为战胜城镇经济困难的重要部分。虽然其直接的经济贡献是最小的，其在精神上的贡献却是决定性的。这使城镇中人相信大萧条结束了，也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在纳粹领导下结束了大萧条。无论是不是故意的，纳粹分子都利用了“人们相信发生了什么有时比实际发生了什么更加重要”这一事实。

除了战胜大萧条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还以“他们也解决了包括饥饿、必需品和其他贫困方面的经济危机的副作用”这一事实为资本。为了缓和痛苦，他们提出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结果都很受欢迎。第一个是每个人都应该提供帮助；第二个是作出贡献并不是慈善，而是对陷入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局面的德国同胞的一种应尽的义务。这种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努力是国社党所做的最接近推进他们所承诺的人民—社区的努力。

纳粹福利工作的主要手段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NSV）。和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情况一样，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的主要人员都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党派成员确实被要求加入。但是许多诺特海姆人，包括那些并没有加入国社党或者任何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人，发现自己愿意加入纳粹人民福利协会，因为该协会的工作看起来是与政治无关的并且是有益的。 [23]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也能利用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协会以及其他经由“一体化”而归入纳粹领导的组织。和在经济动力与宣传努力中的情况一样，纳粹分子因此能利用全部的社交机制来作为撬动全部群众的杠杆。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于1933年9月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即“冬季救济”。这项特别的运动被称为“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以一系列的群众集会作为开端。在新闻广告中，诺特海姆人被要求付出很多。“奉献”是关键词；那些最慷慨捐赠的人都被许诺会将他们的名字写入一本名为“诺特海姆奉献册”的特别荣誉册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这场运动再次证明纳粹倾向于彻底性。一份名单列出了城镇中所有商人，每个人都被期待进行捐赠。商人们也被告知“会仔细审查名单上的人，捐赠太少的人将会被抵制”。到10月中旬，为了进行密集的募捐，城镇被划分成了六块区域。在募捐过程中，所有俱乐部和其他社会组织都被给出了目标金额，并且要求其成员们负起相应的责任。慈善晚会也没有被忽视。一场惯例的“娱乐晚会”入场费是30芬尼，所有的收益都会转入“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希特勒青年团都被安排进行特殊的街头募捐。最后，每个公共地方都被放置了募捐罐，尤其是收集小硬币。这些地方都张贴了标语“赢得了芬尼，斗争就会获胜”。

但是最精彩的策略是“炖煮星期天”。其想法就是在选定的星期天（通常是一个月一次），德国的每个人都吃炖煮的菜而不是他们的常规餐，之后将成本上的差额捐赠给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炖煮菜提供给餐馆、家庭和德国的每个地方。这种方式就证明了“即便是我们中有人忍受着极少的痛苦，所有的德国人都准备着一起承受痛苦”。这些措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炖煮星期天”通常所获得的募捐总额超过1 200马克，到1934年1月为止，只是芬尼罐里的钱就达到了342马克。但是就纳粹而言，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作为宣传措施的功能是更为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德国人都认为他们帮助缓解了大萧条引起的灾难。纳粹所推行的“团结”再次被证明是有益的。 [24]

纳粹分子也努力在其他方面展现他们政府的社交方向。因此1933年圣诞节，在市集广场上放了一棵圣诞树，“这样一来，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能分享了”。很多文章再次指责使用“善良的夫人”这一措辞，也就是反对等级差别。 [25]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支持这些想法。他们关注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让城镇严重分裂的阶级划分，他们认为纳粹分子正在通过抨击外在的阶级机构来对此采取行动。他们对“国家团结”的可能性非常激动，即便这是一种纳粹主义强加的如此肤浅的团结。 [26]

纳粹对诺特海姆经济的贡献并不是以抗击大萧条的措施为终结的。恩斯特·吉尔曼认为应该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来做更多能帮助城镇的事情。工程项目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诺特海姆成了一个更愉快的观光地，在解释修理城镇森林小路和诺特海姆树林中两间城镇所有酒吧的原因时，经常这样提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吉尔曼才安排在城镇中引人注意的建筑物和其他合适的地点挂上了60个“历史匾额”。 [27]1934年初，一场吸引游客的积极运动开始了，当时吉尔曼将两个现存的俱乐部，即“游客俱乐部”和“改善协会”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促进旅游业俱乐部”。在接下来的集会中，按照通常的方式，该俱乐部的成员增加到了大约500人。在大城市报纸和小册子中赞扬诺特海姆优美景点的广告很快就开始给城镇带来游客了。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给城镇增加了很多收入。 [28]

对诺特海姆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军队对鲁默河以北旧军营的再次占用。这是一项深得恩斯特·吉尔曼之心的计划，主要由他积极推动。1934年初，吉尔曼决定开始和军队协商，并且准备从城市基金中拿出5万马克，用于为军队购买额外的土地。军队也愿意，于是在1934年4月签订了合同。合同的重点是军队同意以285 000马克从诺特海姆购买军营。这对诺特海姆来说是一个损失，尤其是因为军队还要求将城镇的泳池（位于军营附近的土地上）加到交易中。当市民们得知城镇即将失去他们的游泳池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吉尔曼不得不以威胁进行镇压。考虑到诺特海姆先前为军营和游泳池付的钱，城镇在这场交易中损失了近235万马克。

但是，军队给出了更多的补偿。首先，到1937年为止，军队在新建大楼和修复方面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00万马克，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给了诺特海姆的承包商和工人。其次，中央政府必须建造新大楼，用以容纳迄今为止在军营中办公的各种不同的办事处。迫使另外的100多人搬出“流离失所者”公寓也帮助刺激了建筑业发展，尤其是因为军队为新公寓提供资金。 [29]最重要的是，诺特海姆的经济收益只是来自新增加的1 000名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并不会成为劳动市场的负担。士兵们在城镇中花钱，他们的亲戚来看他们，更重要的是，军需部和当地商人签订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合同。从各个角度来看，军队的移驻是纳粹分子主导的一流经济政变。 [30]

军队的到来自然会对诺特海姆产生其他影响。士兵们必须小心谨慎，直到1935年为止（当时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他不服从《凡尔赛条约》中的军事条款）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伪装，城镇中人很快就知道了旧军营中驻扎着一支部队。如前希特勒时代所表现出的一样，就诺特海姆人对军事的极大热爱来看，完全想象得到军队的到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正如托马斯·加兰的个人经历所证实的，军队成了一些诺特海姆人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不会受到吉尔曼怒火的影响。因为军队中的许多军官都不认同纳粹主义，所以“理想主义反对派”和军队之间很快就发展出了很好的感情。因此，军队使得许多诺特海姆人更容易接受第三帝国了。 [31]

总而言之，在城镇人的眼中，纳粹分子在经济领域的行动确实对改变人们有关纳粹主义的印象以及证明纳粹主义的正当性具有重大的作用。那些有时间并且愿意评定纳粹主义本质的人，在1935年时建立起了一个平衡表。一方面，纳粹主义明显终结了大萧条，开启了经济复兴，美化了城镇，提供了有活力、有效率的领导，并且增加了诺特海姆的经济资产。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损害并且管制社交生活，引入了恐怖行动体制和极权体制，攻击教会，强迫诺特海姆人加入沉闷而固定的宣传活动，并且将城镇的命运与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妄想、可疑性格绑定在一起。很明显，这种平衡并不能将其分解成一个简单的等式。

到1935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再次对纳粹主义缺乏信心。很难说自由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在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看来，坏的结果很可能超过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投票支持结束或者改变纳粹政体。但是1935年之前，这一决定已经固定下来了。

既然纳粹主义创造了复兴的奇迹，诺特海姆人怎么能转而反对它呢？首先，人类的感激之情是短暂的，许多城镇人很快就将经济复兴视为正常的并且将他们的担忧转到了其他事务上。其次，经济复兴在利益上是不均衡的。建筑交易的获益不成比例，但是小零售商只从灾难的边缘退回了一点儿。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趋势还是消亡；纳粹政体并没有废除20世纪的经济学。除此以外，正如更早些时候的情况一样，大萧条并没有真正地伤害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经济问题并没有使他们不安，因为他们主要是担忧政治和社会。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纳粹的伟大工作是破坏了左翼。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纳粹分子就不再像他们曾经表现的那样必要了。

尽管直到1933年，诺特海姆周围的农业社区一直坚定地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政府的行动幻灭了。纳粹对农业的严格控制压迫着农民，纳粹建筑项目吸引走了雇工，这种人员流失给农民带来了负担。农民的不满很快传达到了诺特海姆人那里，因为城镇是农村商业的中心。因此，国社党在两个主要团体，即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力量被削弱了，而这两个团体在其掌权前就一直支持着他们。

但是，比起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诺特海姆人已经逐渐发现了专制独裁所带来的影响：它破坏了社交生活，它无处不在的威胁，它变化无常，它贪求无厌。最重要的是，几乎令城镇中所有人都幻灭的是纳粹分子抨击有组织的宗教信仰（正如我们将要讲到的那样）。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进行运动时都将自己伪装成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以至于他们掌权之后突然发生转变时看起来就像是对庄严承诺的粗鲁背叛。当然，确实是这样。这是一种权力自大的举措，恩斯特·吉尔曼就认为他可以在不失去其下属忠心的情况下违背他们的基本价值观。

而且，传统的政治态度渐渐消亡了。1935年春天，包括诺特海姆在内地区的纳粹副省长写了一份关于民众态度的特别报告。他总结说，绝大多数人仍旧支持我们，但是还有些问题点。比如，工人们依旧反对政府。1935年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诺特海姆县的某些工人对元首的广播讲话作出了诋毁性的评论，以至于他们立刻被送入了集中营。当然，工人们一直都反对纳粹。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诺特海姆的前钢盔团成员不再说“希特勒万岁”，而是招摇地以“您好”来互相问候彼此。他们谨慎地讨论着改变内阁，甚至是建立“第四共和国”的必要性。知识分子也转向了反纳粹。至于新教教徒，他们对政府反教会运动感到失望，以至于他们公开号召反纳粹的军队独裁。“有些人公开说俄国的情况适用于德国。”当然天主教教徒也反纳粹，不过有所保留。这样事实上几乎涵盖了社会中所有的要素在内，他重申了自己最初的观点：民众仍旧是支持我们的。 [32]

这位特别的纳粹官员是一位长期狂热的党派成员，他的失望很可能被归因于一开始就过高的不满足的期望。 [33]但是在这种评估中，盖世太保可能更加冷淡。1935年年底，两份盖世太保针对诺特海姆地区的报告有相似的失望。前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断地被逮捕，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反对政府，甚至还和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建立起联系。前社会民主党成员一直通过口耳相传的宣传破坏政权。纳粹党自己的成员，或者至少是“老战士”，对该党失去了其“真正的精神”感到非常不满。普通人希望进行清洗，以驱逐那些声名狼藉的成员。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军队军官表现出的蔑视该党的态度。 [34]

盖世太保下个月的报告甚至是更令人失望的。新教教徒正在秘密地流传反纳粹作品；天主教教会正在有组织地并且持续地试图让其追随者反纳粹。工人地下组织招募下层阶级的时机成熟了。前社会民主党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加强对政权的反对。人们仍旧在犹太商店里购物。之前的保守派厌烦了纳粹党，一直寻求与军队军官进行联系。父母都变得反对希特勒青年团。旧纳粹分子都觉得他们被忽视了，而新成员一直抱怨该党对他们的所求太多了。 [35]

因此，1935年时有很多对第三帝国不满的因素——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几乎和可辨认的群体一样多，这也是不太可能将不满变成任何有组织反对或者团结一致针对国社党的主要原因之一。纳粹分子能够掌权首先是因为人们分裂了，他们仍然能够掌权至少部分是因为人们仍旧分裂。纳粹革命的结果，尤其是“一体化”，使得人们一直分裂，而盖世太保会迅速地处理任何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正如一系列事件所表明的，第三帝国根基稳固，只有外国军队才能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诺特海姆人喜欢纳粹分子。这只意味着到1935年为止，无论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有什么看法，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都非常少。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党派成员，还有某些群众，对正式的党的措施和集会明显缺乏兴趣……

——纳粹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递交给小组I和小组II的所有片区管理人的备忘录（绝对机密），1936年9月28日 [1]

诺特海姆从1935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静态特征。到1935年为止，纳粹党已经无可争议地控制了整个城镇，但却失去了有活力的动力，其领导人也不再确定他们拥有民众，甚至是其成员的支持了。因此，他们开始谨慎行动，除了在那些独裁规则已经建立并且为人所接受的地方之外：俱乐部必须服从党派，党派成员和城市雇员必须听从党派安排，城镇中人必须在选定的场合里对政权展现出公开的热情，不允许表达敌意。但除此以外，纳粹领导人基本上成了管理者，城镇中人成了消极接受的对象。在成熟的第三帝国中所缺少的就是变革的热情、狂热、活力以及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就领导者和城镇人而言，明显的是和睦团结使得日常生活可忍受了。当战争于1939年到来时，城镇坚忍地渡过了难关，遭受了轰炸，经受了儿子和父亲的死亡，并且不英勇地投降了。

导致纳粹分子动态减少的一个因素是地方领袖变得富有和放松了。曾经在1932年穷得身无分文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在1933年3月开始领取薪水了（当时新成员大量涌入，使该党的金库令人难以置信地膨胀起来），并且薪水是很可观的：每月810马克。因此，他致力于庆祝活动、喝酒和监管旧大楼的修复活动。 [2]他将诺特海姆县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像瓦尔特·巴尔德奥夫这样的下属以及其他冷静可观的专业人士，巴尔德奥夫是一个50多岁的温文尔雅的职员，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两个月加入了国社党。 [3]

甚至是可怕的恩斯特·吉尔曼在第三帝国时期也变得放松了。1934年3月后，他担任了12年诺特海姆的市长，薪水是每月880马克。 [4]当1935年1月新的市政法规实施时，市长吉尔曼在法律上不会对诺特海姆的任何人负责，他的权力不容置疑。吉尔曼感觉自己安全无虑，于是决定放弃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他也确实于1935年9月这样做了，不过他小心地选择了继任者，避免其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他通过一分为二的方式削弱了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对于城镇中1 200名党派成员而言，“地方小组I”和“地方小组II”就这么产生了。为了领导他们，吉尔曼选择了两名会计，都是性格呆板的人。 [5]一个41岁，另一个44岁；两人都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半年加入国社党的；在吉尔曼大方向的领导下，两人除了一丝不苟地管理地方小组之外，都没有任何的野心。 [6]1938年，吉尔曼动用城市资金中的2万帝国马克，以重建和扩建城镇的骑术大厅，之后不久，他重新加入冲锋队，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骑马冲锋队”的一员，可以在新跑道上骑马了。 [7]这是他在1938年后的主要活动。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在1935年后变得没那么有活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再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如前所述，诺特海姆对国社党的热情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衰弱了；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唯一能吸引全体出席的纳粹集会就是他们举行的没那么政治性的“娱乐晚会”。在建立起独裁统治之后，诺特海姆人去纳粹集会，但主要是被迫去的。接连不断的纳粹集会令他们无聊和疲乏，对于被逼去参加这些集会，他们愤恨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城镇人日益表现出冷漠的迹象——这是唯一不危险的逃避方式。

被迫参加纳粹宣传活动也破坏了该党在1933年之前成功进行宣传活动的关键因素：一种记录常规反应的反馈系统，再加上为了便于根据反馈来调整宣传策略而在地方上控制大部分的演讲者和主题。到1935年，纳粹党的高层宣传机构对地方领袖发布命令。例如，1935年11月，有一项指令发送到诺特海姆，内容是关于即将召开的集会，三页纸上写了如何举办的细节，包括每一步的计划，完整到包括在介绍演讲者时所使用的话语（以及在油印表格上留给其名字的空白）。 [8]

国家对地方集会的指导都是精心设计的。他们也试着提供多种内容。比如，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放映幻灯片，包括像“德国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娱乐化标题。 [9]但是无论内容如何，当人们是被迫参加的时候，这些集会就失去了吸引力。除此以外，集会实在太多了。比如，1938—1939年的整个冬天，党派成员被要求参加的集会数量平均为每三天一场。 [10]日程表排得太满了，以至于他们已经预先准备了八个月的活动，并且城市中的其他俱乐部若是没有得到地方小组领袖的允许就不能举行集会。 [11]

就算诺特海姆人漫不经心地明显表现出他们的冷漠，但是纳粹仍旧展示出了他们的尖牙。下属领导人被要求记录所有应该出席纳粹集会的人并且将没去集会者的名单送交地方小组领袖。 [12]没有出席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3]那些早退的人也被要求做出解释。 [14]在集会上没有表现出适当热情的人会受到挨打的威胁，正如下面这封恩斯特·吉尔曼于1935年写给一个年轻女性的信所证明的：

有人向我报告说，在元首生日庆祝仪式上，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国歌时，你没有抬起胳膊。我提醒你注意，你这么做只会面临被打的危险。谁也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们招摇地用这样的行动将自己排除在我们的种族社区之外，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希特勒万岁！ [15]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一般会注意除了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支持的态度外，不会表现其他情绪。但是这明显意味着只有纳粹的威胁是可靠的。因此，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越来越难以确定诺特海姆人的真实态度了，领袖们所持的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在压迫人民方面比他们必须要做的更加谨慎了。

促使恩斯特·吉尔曼明白这一点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帝国期间，就在诺特海姆取消纳粹主义合法地位而言，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对新教教会的抨击。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没有任何反对教会的客观理由。教堂牧师祝福过希特勒建立起的独裁统治，在1933年之前，路德派牧师曾经是城镇中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率的纳粹演讲者之一。实际上，诺特海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纳粹党就是因为纳粹分子将其定位为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党派。但是恩斯特·吉尔曼讨厌教堂，（正如他在193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他私下里决定“通过我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打败所有牧师的信仰”。 [16]然而，对于如何完成，除了一般的威胁之外，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他一开始针对路德派教会的运动失败了。

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是让诺特海姆成为德国第一个完全没有教会成员的小镇。但是，他的谴责和威胁措施只是增加了来自路德派团体的强烈的无声抗议。他显然不敢逮捕牧师或者强制禁止去教堂，因为纳粹党的高层机构不会允许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他让希特勒青年团破坏基督教坚信礼课堂，朝城镇教堂里的十字架扔雪球，暗中监视牧师——希望借此记录下能够让盖世太保采取行动的有罪言论。

这些都没奏效。去教堂的人增多了，团结在威廉·施潘瑙斯周围的党内反对派系通过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公然反抗吉尔曼。这完全是被动的抵抗，但却是有效的，因为吉尔曼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徒劳的威胁行动逐渐消失了，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帝国完全不能再冒任何疏远其自己人的风险了。 [17]

得到了这个教训之后，吉尔曼变得更狡诈，因此也更有效率了，他着手废除诺特海姆的宗教学校。他没有使用威吓手段，而是使用官僚主义技巧和一种迂回攻击。他的谨慎证明了即便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

1937年复活节之后不久，市长吉尔曼召集起学生们的父母，在一家小型天主教初级中学召开集会。他告诉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着不适当的教育，这家只有77名学生和两名教师的天主教学校不能充分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他强烈要求父母们让孩子转学到福音派路德教会的学校，那里有1 300名学生和丰富的教师团体。

34名天主教教徒父母马上就顺从了。一名诺特海姆人（本诺·施密特，他是一名社会党人，名义上是天主教教徒，但因为反对神职人员而从未去过教堂）为了对抗吉尔曼，让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女儿转入天主教学校，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的小天主教社区并未作出明确的反应。接下来几个月，市长对这些父母施加了个人压力，一次一个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逐渐离开了天主教学校。

当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市长吉尔曼捍卫了自己的行为，他坚称他唯一的主张就是在新教学校能够获得优越的教育机会。吉尔曼声称他所做的是敦促父母考虑他们孩子的未来，主教无法证明他在市长办公室里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父母说了其他的内容。到1937年圣诞节为止，诺特海姆天主教学校里只有16名学生了，吉尔曼向省级学校机构申请（按照规定执行）关闭这个“侏儒学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随即，1938年2月，市长再次向该机构申请宣布路德派学校是“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因为这里现在有大量的天主教学生。这也是按照规定来的，于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到1938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再也没有宗教学校了。 [18]恩斯特·吉尔曼胜利了。

但是请注意这一年的运动都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武力的使用甚至公开的威胁都将危及这一运动。熟练的操控而非独裁命令使市长吉尔曼达成了他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市长个人和天主教教徒父母面谈时大量使用的非正式威胁手段。无论吉尔曼在提出为了孩子们的福利这一恳求时是多么“正确”，父母们都十分了解他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要对人们做什么。他并不是个可靠的人，只是穿着纳粹制服坐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画下面。但那都是不言而喻的暗示。重要的是，吉尔曼通过官僚政治和有计划的控制得逞了。他了解到了极限，就像其他诺特海姆人所了解到的那样。

吉尔曼公然威吓的一群诺特海姆人是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大家还记得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成百上千的城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大部分是投机主义的）理由而加入该党。因此，党派成员在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实际上，直到1936年春天，国社党还在向1933年5月1日（当时的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入党申请的所有诺特海姆人发放成员卡。 [19]每个申请者都被立即视为临时成员，不过和“党派同志”一样支付会费并履行其他义务。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大约有1 200名党派成员，加上450名冲锋队队员、150名冲锋队后备人员、140名党卫军、15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300名少年团成员（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预备儿童组织）。 [20]这些人中大约有600人隶属于不止一个党派组织，因此会被统计两次，但即便是这样，地方小组至少直接控制着1 500名诺特海姆人——占整个城市成年人口的1/5。

这些人是他要求的主要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将他们开除出党，而这在希特勒的德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还因为这些人是在纳粹胜利之后随大流加入该党的，他对他们献身于纳粹事业的忠诚特别怀疑。当他仍旧是地方小组领袖时，他大部分的通信联系中都包括了试图保持该党和冲锋队的纯粹性。对那些错过了党派集会的人、那些未能向纳粹捐款的人、那些支付会费延迟的人或者那些发出不适当言论的人，吉尔曼会给他们写威胁信。对于那些表现得体的人（按照他的标准来看），也有奖励分配，比如推荐信。 [21]但是监管1 500人的行为表现对一个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尤其是吉尔曼发现受到训斥的人比受到奖励的人更多，大约是10：1的比率。

早在恩斯特·吉尔曼发现一个地方小组领袖控制这么多的人有多么困难之前，纳粹党就发展了一项分割这项任务的系统。每个地方小组被分成“单元组织”，其中的每个包含若干的“片区”，每一片区负责监管几十户人家。在诺特海姆，有12个单元组织和80个片区。城镇中包含了3 500户人家，平均每个纳粹“片区管理人”负责44户人家。通过和这些有限的人进行密切而不断的交流，纳粹片区管理人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向该党表述这些人的需求并向这些人转达该党的命令。片区管理人因而成了该党组织中的关键性人物，对许多人而言，他就代表着纳粹党。 [22]

像大多数纳粹策略一样，片区管理人系统因其自身的矛盾性而被削弱了。一个尽职尽责的片区管理人或者会赢得分派给他的民众的信任，以代表他们的愿望，或者会将该党的要求施加给民众。但是他无法同时做到这两方面。因为他对该党负有责任，所以片区管理人难以避免地成了该党的眼睛、耳朵和嘴。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众认识到不能信任他；欺骗也成了这种关系的核心内容。但本质上，片区管理人成了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让民众加入党派组织、出席纳粹集会、读纳粹出版物并且为该党每周的募捐活动捐钱。 [23]当诺特海姆人看见片区管理人靠近时，就扮起鬼脸，但是当管理人看见他们时，他们就不得不礼貌地笑起来。当然，片区管理人也知道这一点。

而且，这一系统明显取决于每个片区管理人的性格，在诺特海姆，那些于1935年之后填补该职位的人主要是趋炎附势者而非狂热分子。当两名会计从恩斯特·吉尔曼手里接手，成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管理者时，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授权是要将该党的事务变得井然有序。因此，他们首先着手的事情之一就是以有能力的商人取代了大部分之前委任的纳粹骨干领袖。几乎所有直到1935年一直担任单元组织领袖或者片区管理人的狂热的“老战士”现在都退休了，他们的职位被“3月受害者”——1933年3月随大流加入纳粹的投机分子——取代了，这时很明显的是希特勒已经接管了整个国家。他们被期待着成为有效率的人，而非狂热分子。这些新的片区管理人被任命到各个职位上（有时会明显违背他们的意愿，是威吓的结果），他们显然应该正确而准确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24]

目标是有限的，结果很容易通过标准的簿记做法进行衡量，但是这些工作是无聊的。至少每周一次，片区管理人必须去拜访他所负责的40户人家中的每一户，以收集“冬季救济金”捐款，或是以其他方式纠缠民众。偶尔，纳粹党还会要求更多。例如，1939年，该党发现，诺特海姆对某份纳粹时事通讯的订阅数较低，于是片区管理人就被施压了，反过来管理人又向民众施压，这样一来，八个月内，订阅数就翻了番。 [25]还有一次，该党决定让德国人喝更多的德国葡萄酒，于是片区管理人就必须挨门挨户地售卖样品酒。他们成功地使城镇中每两户人家就买了一瓶酒。 [26]然后，还有该党的命令要传达——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1939年为止，省党部有20个单独的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会为每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布条例。没人能全部遵守。 [27]最后，片区管理人被要求监视他的家人，还经常被要求递交关于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书面报告。

然而，正是1935年之后的那些年里，由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所做的“个人政治评估”最为明显地展示了纳粹党从其狂热抱负中撤退到了多远。

要求进行评估的原因很多。如果一个诺特海姆人要申请在新的“移居点”买房子，或者是想成为行会或俱乐部里的官员，或者是希望做任何政府的工作，或者是有资格领取任何的社会福利，或者甚至是要领结婚证，都必须有存档的“政治评估”。片区管理人填表格，单元组织领袖副署。表格上的查问非常具体，包括此人是否属于某个该党的组织，是否订阅该党的报刊，是否在之前参加过政治团体，是否出席纳粹集会，是否为“冬季救济金”捐款，以及他的妻子、孩子是否也属于某个团体、捐款、出席集会，等等。关键的问题是：“政治可靠性？” [28]片区管理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复会成就或者毁掉一个人。

在1935—1944年间，完成了1 000多份这种表格，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几乎没把任何人列为“政治不可靠”。前共产主义者、前君主主义者、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前国旗队激进分子，等等——所有人都从疲惫不堪的片区管理人那里得到了合格证明，只要他们确实做了其中的事情，在片区管理人每周进行募捐走访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并且愉快地捐几枚硬币，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片区管理人的生活过得去。片区管理人在填大部分的回复时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当他们遇到与捐款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空格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的答案才会是具体和完整的。这一主题也在“进一步评论”部分占据着主要地位。

当然，到1935年为止，实际上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个纳粹组织（通常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或者“德国女性工作”），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出席集会，订阅某些纳粹出版物，尤其是，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意识到至少要为“冬季救济金”捐赠一笔象征性的钱。一旦“政治评估”中被放入了消极的评论，通常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就会被描述为“自私的”或者“不友好的”，这表明他们让片区管理人一周一次本来就沉闷的工作更加繁重了。1935年后有段时间有些表格中包含消极评论是因为某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不过通常被打上标签的是天主教教徒而非路德派教徒，这反映了城镇中存在的宗教偏见），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通常还是被列为“政治可靠”。 [29]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特征鲜明的人会被明确地认定为不“可靠”（即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或建立期间以及建立之后都强烈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政治评估表主要是表明片区管理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感兴趣于制造麻烦。他们感兴趣的是尽可能例行公事并且表面地做好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明白如何远离复杂的事务，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出于便利而非信仰而成为纳粹党成员的。 [30]因此，即便是纳粹控制机制，也调整到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了。

片区管理人所做报告中有一方面的内容是是否有任何社会民主党地下活动的迹象。如果前社会民主党活动者在某人家里会面，片区管理人会不得不注意（在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里，每个人都彼此相熟），他们立刻会通知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但是1935年之后这种会面越来越少了。 [31]社会党人也常常讨厌使用规定的“希特勒万岁！”这样的问候语（弗雷德里希·哈泽注意到他的片区管理人从未说过），但是不久后这也被忽略了。即便恩斯特·吉尔曼限制了他的目标，但是，他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做；从他针对一个在1934年申请恢复在国有铁路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我认为斯特罗迈耶先生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追随者，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反对的话。” [32]他批准了此人的申请。

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唯一对社会党人的逮捕是在1943年，当时有三名前社会民主党领袖被送入集中营。这并不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主动的，也不是因为社会党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是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盖世太保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先发制人的清剿行动的一部分。 [33]除此以外，1935年后在诺特海姆没再发生过政治逮捕。

片区管理人也只是间接地参与了诺特海姆的反犹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偶尔会报告关于纳粹党成员和犹太人之间的结交，因为1934年9月之后发布的纳粹命令明确禁止党派成员在公共场合或者社交场合与犹太人在一起。 [34]在诺特海姆这样小的地方也是不太可能隐瞒的。但明显的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会有一封谴责这个可恶的纳粹分子的信，再加上在未来政府工作就业机会中丧失优先选择权。 [35]

这与1933年之前在诺特海姆民众和纳粹党中普遍存在的温和的反犹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意识形态关注点是教会，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其他方面的态度。他个人认为不应该对城镇中的犹太人采取激进的行动。正如他在1934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解释的，如果人们确实避免和犹太人进行商业或者社交交流，这会“破坏犹太人的力量”。除了和国社党成员在一起之外，他从未强调过这一内容。最终，他期望“犹太商业能够从这儿消失”。 [36]他甚至偶尔会愿意为诺特海姆个别的犹太人写担保信。 [37]

因此，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年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没采取任何公开的反犹主义行动。1935年有两次，冲锋队队员朝一个犹太商人的商店橱窗扔石头，因为这个人之前鲁莽地“侮辱”他们。 [38]1938年11月9日夜晚，冲锋队队员抢劫了几家宽街上的犹太人商店，这是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帝国水晶之夜”[58]的一部分，但诺特海姆人对此的反应（全德国的情况都是这样）是公开地表示否定，以至于这成了城镇中最后一次公开反犹主义事件。 [39]那时，希特勒决定杀掉他控制的所有犹太人，也就是他的“最终方案”，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犹太人都离开了城镇，去了更大的城市并且隐姓埋名，或者为了安全考虑而去了另一个国家。诺特海姆人没有骚扰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他们也尽最大努力不去“了解”他们的政府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 [40]到那时为止，冷漠和心理上的否认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之道。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诺特海姆已经实现了一种平衡。该党只希望从民众那里得到顺从和例行公事的回应，而民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么回应的。作为回报，纳粹领袖谨慎地不过分地逼迫民众。 [41]另一方面，党派领袖对民众态度非常紧张，以至于1937年，他们开始训练单元组织领袖和片区管理人使用小型武器，并且发给他们手枪，让他们穿制服。 [42]就片区管理人收集的记录来看，这是相当可笑的。他们对手枪的主要担忧是一旦第三帝国崩溃了，他们如何迅速地丢弃。

随着战争的开始，诺特海姆纳粹党承接了新的任务，就是保证彻底占领，进一步减少对城镇人的要求。冲锋队队员成了空袭管理人，该党的官员变得有点儿像社会工作者了。这部分是因为根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该党承诺会维护响应号召的士兵们的妻子和家属的利益。因为诺特海姆是驻军城镇，所以这里有很多士兵的妻子；她们主要的需求是合适的住房。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这些女性找公寓，然后调节她们和女房东之前难以避免的口角。当德国其他被轰炸城市的难民家庭到达诺特海姆时，问题变得更多了。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该党的工作主要包括回答某个城镇中人是否具有“政治可靠性”的询问；帮助民众寻找工作，获得资金援助或者是寻找住所；处理由配给这样的战时限制所引发的抱怨；代表党派成员出面以确保他们获益；澄清关于党派成员的官僚主义问题。 [43]简而言之，这是普通的19世纪坦慕尼协会[59]的手下人所熟悉的工作，这些工作让纳粹领袖们十分繁忙，以至于几乎没什么时间去骚扰民众了。

当伤亡数字开始增加的时候，城镇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和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后果。到1944年12月为止，成为第三帝国一部分的特权已经导致148名诺特海姆人丧生，57人在战斗中失踪，还有14人被俘，这些人是诺特海姆人的儿子、父亲和兄弟——占城镇男性人口的6%，其中还不包括伤者。1944年12月12日，同盟国的轰炸机摧毁了诺特海姆的铁路调车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袭击了附近的几所房子。讽刺的是，这些房子都是工人阶级的家，毫无疑问，受害者中包括了那些1933年之前在大街上对抗纳粹分子的人。换句话说，同盟国的炸弹杀害了反纳粹分子的人。不管怎样，这种非常小的突袭导致6名男性、15名女性和7名儿童丧生。之后又有两人去世，总伤亡达到了30人。 [44]

当美国的第三装甲师部队于1945年4月初进入诺特海姆县时，恩斯特·吉尔曼命令当地民兵组织誓死捍卫城镇。他自己脱掉他的纳粹制服，开车到诺特海姆东边的山上，车上还带着一箱杜松子酒。民兵组织步他的后尘，而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于是没有战斗，城镇就投降了。温克将军领导下的当地德国军队也关心撤退的问题，不过其后卫部队的行动导致美国损失了五辆谢尔曼坦克。于是，因为在这座位于莱纳河畔的小镇内于1933年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些美国人的儿子、兄弟和父亲也丧生了。 [45]

诺特海姆挺过了第三帝国。1945年4月12日，一切都结束了。

二十　结论

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且所谓的重复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尽管诺特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理破坏，但城镇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还是经历了彻底的变化。随着第三帝国的终结，纳粹分子当然消失了。恩斯特·吉尔曼被投入战俘营，待了三年，之后在诺特海姆附近的一个城镇定居。20世纪50年代末，他回到诺特海姆，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他人都经历了“去纳粹化”，这至少剥夺了他们投票或者任职的公民权利。在那之后，他们对第三帝国集体失忆了。1945年4月，城镇中人烧毁了他们的纳粹旗帜，之后不久，英国军队监督清除了所有可见的纳粹标志。占领当局还从公共图书馆中搬走了853本纳粹书籍，把这些书捣成纸浆回收了。这些是威廉·施潘瑙斯拣选的。 [1]《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消失了，曾在1942年因为“战时经济措施”而关闭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现在的副标题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恢复出版了，很快就再次成为城镇中阅读量最大的报纸。

占领当局委任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担任诺特海姆县县长，他迅速而平稳地恢复了民主的当地政府。托马斯·加兰成了城镇的主要管理者。社会民主党几乎一夜之间再次出现，并且根据政治潮流的流动，在保守派还没有掌权的时候管理诺特海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议会中的21个席位按照如下划分：10个社会民主党人、8个天主教中央党和3个自由民主党。这非常接近于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情况，唯一的不同就是保守派和社会党人已经学会了认可彼此的合法身份；现在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尽管有明显的连续性，但现在并不是同一个城镇了。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更大城市的难民为了躲避空袭而涌入诺特海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待在这里。甚至有更多的难民从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来到这个小镇。到1960年为止，诺特海姆的人口翻了一番。到那时为止，每三个居民中只有一个是希特勒掌权时期的诺特海姆人。

前纳粹时期的僵化、互相排斥团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再出现。战后不久，经济灾难均衡地传播开来，从1945年到1948年，盛行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只依旧存在身份地位差别，鉴于这是普遍贫穷的社会，这种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之后，随着联邦德国接下来的经济奇迹，收入差别重新出现了，但是自从新经济创立了新的精英之后，就没有出现过去的静止和分裂，而持续充分就业的方法再加上强有力的累进所得税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下层阶级，就是流动的外国务工人员，和他们相比，之前德国的工人阶级（所挣工资接近于世界上最高时薪）提升了好几个社会等级。阶级界线也变得更不固定了，一方面是纳粹对正式社交生活粉碎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打破了曾经一丝不苟、僵化的阶级联盟和团体。结果就是无论如何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特海姆的社会，它都不像极大地帮助希特勒掌权时那样有裂缝和有凝聚力了。旧城镇已经逝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诺特海姆现在不是，过去一直都不是“典型的”德国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诺特海姆的结构都不同于其他德国城镇。这里有数量过多的公务员，城镇在经济上由铁路控制。在德国，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在第三帝国开始时就有2/3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5。另一方面，在第三帝国早期，德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比诺特海姆更多的暴力事件。 [2]

那么，从诺特海姆在纳粹年代的经历能学到什么呢？

首先，很明显的是，在纳粹选举大潮和掌权中主要的舞台是地方层面，其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当地纳粹领袖。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通过积极、活力和宣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形象。1933年春天，他们确切地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里，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以上所说的一般性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是当地发起的，又有多少是在其他城镇的其他纳粹组织或者在其他区域和国家纳粹领袖的榜样推动下出现的，目前还无法确定。当然，没有来自上面的书面命令，也许都是通过口头传达的。但是主要的发动者明显是地方层面的领袖。确切地知道国社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目的性和主动性灌输给地方小组一定会很有趣，这些方式之后又被应用于整个运动中了。详细地了解在专制机构中如何将调配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是有用处的。可获得的关于诺特海姆的研究材料并没能完全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清楚的是，如果诺特海姆没有积极和有效的地方小组，那么这里就不会发生纳粹革命了，至少不会是现在所描述的全部革命。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袖提供了政治决定、意识形态、国家宣传，之后，对政府的控制使革命成了可能。希特勒为其追随者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不和其他党派分享：一有机会就获得全部和排他的权力的想法。但正因为整个德国有成百上千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地方，革命才实现了。它们构成了第三帝国的基础。

就诺特海姆特殊经历背后的原因来说，纳粹主义获胜的主要因素是城镇中活跃的阶级派别。虽然诺特海姆在纳粹分子开始主导他们掌权的运动之前是有凝聚力的，但是这种凝聚力只存在于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内部，并不是延伸至整个城镇的。纳粹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想要镇压下层阶级，尤其是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有效工具。

这就是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的胜利感到高兴的原因，也是他们称赞独裁机制建立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反感并不是针对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同样地，他们也不是针对工人阶级，而是针对其政治和社会抱负；最后，他们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情况，而主要是针对他们对社会民主党所发展出的错误观念。因为多种原因，诺特海姆中产阶级非常想给社会民主党一个打击，以至于他们没看到所选择的工具有朝一日会翻过来对抗他们自己。

关于诺特海姆人这么强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切理由不能只基于有关这个城镇的研究；答案存在于德国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很可能将由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答案。无论怎样，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中产阶级的态度相关。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使用的口号和方法与现实不怎么相关。他们表面上是革命党，但却并不再准备领导革命。他们没有认真地试图和中产阶级修复关系，还经常以他们的短见和肤浅的攻击性冒犯中产阶级的感情。

但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身上也是不正确的。中产阶级回应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的方式几乎是偏执的。其成员坚持将社会民主党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当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决定将时钟拨回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被强制禁止发挥影响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一组织的存在是具有威胁性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观点与现实不符，因为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目标都是按照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所想的那样维持这种城镇。

在诺特海姆，阻止纳粹分子所需要的就是，任何党派的正派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认识到——无论它承诺什么——纳粹主义是不道德的。这种联盟无法形成是纳粹分子掌权的主要原因。但正是中产阶级给了他们机会。

当某人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民族主义时，诺特海姆好市民的表现也许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镇中无节制的爱国情感就是纳粹主义最好的道德切入点。就很多方面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诺特海姆人的行动和信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结束一样。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民主党看起来是不忠的，而纳粹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大萧条带来了类似的影响。而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影响，中产阶级会变得绝望是因为恐惧，因为对大萧条影响的困扰，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失业现象时。至于大萧条对下层阶级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毫无疑问的是失业者随着失业时间越来越长而逐渐加深的绝望削弱了城镇中的民主力量。这也侵蚀了社会民主党想要抗争的意愿，导致该党以老套的方式回应纳粹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当涉及捍卫会产生某种经济灾难的体制时，他们很难竭尽全力去对抗纳粹主义。如果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引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付大萧条，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来自其追随者的全新的力量源泉，很有可能赢得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这些人支持国社党只是因为纳粹分子承诺结束大萧条。简而言之，聪明而可信的激进主义是对付大萧条所需要的，但是社会党人并未提供。

大萧条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制糖厂和铁路的经济压力作用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威望和权力。危急时刻，它甚至不能保卫自己的民众，那么它如何能捍卫民主，它又如何能带来社会主义社会呢？在铁路调车场管理的成功无疑为纳粹分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工人们在经济上有多么脆弱；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民主党不会反抗。

但大萧条的主要影响是使城镇更加激进了。在面对加剧的经济危机时，诺特海姆人愿意忍受在其他情况下会使他们义愤或者冷漠的做法。因此在专制政权出现的那些年里，令人厌恶和削弱党派的唇枪舌剑与暴力行为迅速成长。诺特海姆暴力行为的程度是其极端局面的表现，而通过使暴力行为正常化和可接受也使这种极端局面更为严重。随着逐渐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对大萧条越来越没有耐心，暴力行为和政治紧张局势成了城镇准备接受纳粹掌权的主要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纳粹宣传相当巧妙地利用起来了。面对几番毫无意义的政治争吵和低效运作，纳粹分子看起来是统一、有决心和有活力的另类。他们的宣传对城镇中的需求和恐惧产生了影响，其指向几乎是任何潜在的追随者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愿意让他们的宣传在程序上灵活起来，因为他们有一套简单的评估和调整宣传策略效果的反馈系统。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力、适应性和努力，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捕获了城镇中困惑和陷入麻烦的中产阶级的忠诚。

这为实际掌权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本身也是以确保成功的方式进行的。用康拉德·海登的话说，事实就是一场“分期进行的政变”让国旗队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作出果决的回应。当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恐怖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强化而产生的。

在这一进程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对诺特海姆正式社交生活的摧毁。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着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诺特海姆人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诺特海姆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社会分子，纳粹分子可以让由此而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在诺特海姆，这一进程很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更加容易，因为该镇包含很多的政府雇员。由于他们对政府的依赖，这些公务员处于暴露的位置，如果他们重视自己的生活，那么除了和纳粹分子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尤其是诺特海姆的教师——他们组成了该镇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几乎立刻就陷入了对国社党的支持中。随着1933年春季大批诺特海姆人涌入纳粹行列以及恐怖行为和骚扰行为变得明显，实际上已经没有抵制希特勒的可能了。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采取了相当多的行动来加强支持，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经常举行游行和集会，给人一种充满无法抵挡的热情和受人认可的印象。经济领域的活力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证明独裁统治的正当性。除了纳粹自己的努力外，还有些有利于他们的因素。许多迹象表明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正在慢慢地自愈。而且有很多之前政权分派的公共事业资金，在纳粹分子掌权后才得以使用。人们可能还应该考虑到建立独裁统治的重要工作是在春天开始的——当时热情看起来是适当的，革命也并不是不自然的。

因此，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纳粹主义对诺特海姆来说成为可能。同时，城镇本身影响着纳粹主义的性质，正如纳粹主义在当地的表现一样。比如，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基本上缺乏暴力行为很可能是因为诺特海姆本质上是个小城镇。正如纳粹分子痛恨社会党人所代表的一切，双方都太了解彼此了，以至于没有发生冷酷而系统性的暴力行为。冲锋队队员会在街头打斗中打他们的邻居，但是他们却会避免在社会党人毫无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并不是说没有暴力行为发生，但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纳粹政权前几年没人被杀，而且诺特海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送入集中营。有一次，恩斯特·吉尔曼似乎决定让冲锋队队员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及其小烟草店开火，但做脏活的并不是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用卡车载来的来自其他城镇的冲锋队队员被用于这一场合。库埃尔富尔特和吉尔曼后来的关系也再次证明了这点；即便是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也很难对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人完全无情。

诺特海姆的小，无疑改变了成熟的独裁体制的性质，实际上许多家庭都是世代相知。纳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由政治光谱中每种颜色的旧城市居民组成——仍旧开会并一起努力确保他们收到每年配给的免费啤酒以及来源于城镇森林的价值18马克的木材。 [3]在希特勒掌权之后，有些事情似乎仍旧是一样的。虽然纳粹分子声称他们的慈善事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1933年之前可以看到诺特海姆人向各种各样不同的慈善组织捐赠同样多的资金。尽管纳粹分子认为通过将军队带到诺特海姆来，他们正在做些新的事情，但是应该记住早在恩斯特·吉尔曼考虑这样做之前，城镇就以热爱军队而闻名了。

实际上，就许多方面而言，吉尔曼及其纳粹管理当局只是将诺特海姆在纳粹掌权前表现出的小城镇的盲目爱国心具体化了。当要在纳粹理想和将诺特海姆发展成旅游中心之间作出选择时，吉尔曼毫不犹豫。如果有重要的游客来诺特海姆，他会确保他们住在桑尼旅馆，因为那是城镇中最好的旅馆，即使其所有者是前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和被禁止讨论的共济会的负责人。 [4]另一方面，有些诺特海姆人没在纳粹主义中看到什么新的内容，除了有可能有机会实施他们一直希望的政策之外。比如，对于诺特海姆射击协会的几名主要成员来说，引入希特勒政权只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拥有300米的靶场了。对于城镇中的几名商人而言，纳粹主义只意味着现在是时候发扬诺特海姆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商店里购物的观念了。无论他们的纳粹领袖如何告诉他们，诺特海姆人都不会不去教堂，因为这是他们在星期日一直做的事情。

最后，有人可能会分析纳粹掌权后恩斯特·吉尔曼的行为，将其视为诺特海姆阶级分化的表现。并有什么比去发现关于个人动机的真相更难的事情了，但是吉尔曼及其亲近的朋友们所采取的许多行动暗示他们是对社会不满的产物。吉尔曼属于下层中产阶级，这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样一个政府和社会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城镇中，这些精英可以自由地表达胜过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冷酷的优越感。当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后，他们摧毁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组织，并且追捕社会党人领袖，但这可以解释为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妥协的政治对立。吉尔曼想从社会党人这里得到的是他们变得不发挥作用，而不是退化（除非是产生一种政治徒劳感的情况）。因此，吉尔曼会同意在他看来永远也不会支持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党人的工作申请。 [5]当一个普通工人公然反抗他时，他还能难得地笑起来；当他试图骚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兄弟时，库埃尔富尔特能以这样告诉吉尔曼来阻止他：“看吧，如果你想要选人欺负，那就试试我吧——但是，离我的家人远点儿。” [6]这是吉尔曼所尊重的；他所讨厌的是城镇中的上层阶级。在这方面，他的团体是支持他的。正如赫尔曼·舒尔策有次说到威廉·施潘瑙斯：“一个诚实的共产主义者比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学教师更合我意。” [7]

结果，吉尔曼对城镇精英阶层所做的事情是他从不会对完全对立的政治对手所做的。在驱逐市长彼得斯的漫长而卑鄙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令人厌恶的。试图贬低托马斯·加兰也属于同一类别。吉尔曼对待射击协会和零售商人协会的做法超越了惯常的“一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轻视。他对待和城镇中上流社会的关系的做法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威廉·罗尔是最显著的例子。这种态度最终表现在吉尔曼对抗路德教派的斗争中，这种对抗在诺特海姆比德国的大部分地方更加严酷。通过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和卑劣的方法抨击城镇中有社会地位者的大本营，恩斯特·吉尔曼很可能在试图胜过他所成长的环境，并且谴责他之前纡尊降贵地对待的上流社会。

而诺特海姆人，即便是在第三帝国的深渊中，也找到了让吉尔曼及其追随者接受城镇态度这一现实的方法。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在诺特海姆经历希特勒独裁统治中的一个有点儿令人鼓舞的内容就是，即便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尽管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能挑战并且改变人类的本性，但是纳粹领袖被迫接受了城镇中人的表面顺从而不是要求内在承诺。至少从1935—1945年，无聊和淡漠是纳粹运动无法克服的因素。他们可以强迫诺特海姆人出席集会并且假装热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做戏，最大的谜团是谁在欺骗谁：是那些假装他们的行为有意义的人，抑或是那些鼓励这种虚假的人？作为对外在顺从的回馈，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并没有向城镇中人施加太多的暴力，但这可以证明纳粹领袖也知道这种顺从只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暴力威胁和表面上的。就很多的日常经历而言，接受这些规则让人们的生活暂时变得可忍受了。

这是种半信半疑的胜利，几乎不能视为诺特海姆人被免除他们国家的杀戮行为了。而且，当置于纳粹经历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时，这就显示出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的犬儒主义、欺诈、和解、漠不关心、背弃和坚决的冷漠是多么得无效。诺特海姆施加给他们的纳粹管理者的调整使得城镇人可以在第三帝国生存下去，但是大众的不抵抗也让纳粹分子能够对人类种族犯下罪行。就某些方面而言，纳粹最大的罪行就是鼓励道德麻木并且证明了其正当性，甚至是在那些不同意纳粹分子的人中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这种道德麻木是所有纳粹主义其他不道德罪行的先决条件。

而且，纳粹独裁统治最终甚至还折磨着想要与之和平相处的诺特海姆人。基本上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逐渐明白了第三帝国正在带给他们什么。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在经历了普遍的信任和社会交流崩溃时就了解到了独裁统治的含义。当希特勒的政策为他们带来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一场人们恐惧和憎恶的战争。 [8]尽管在前纳粹时期这里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1939年当驻军走出城镇的时候，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没有任何欢呼声。战争带来了饥饿，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而且在冰冷的俄罗斯大草原上，许多诺特海姆人的儿子学会了缓和他们对军国主义的热爱。他们的父母了解到纳粹主义意味着死亡。

但是，当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引入第三帝国时，没人预见到这些结果。这也许就是这个城镇从纳粹掌权期间和掌权之前的经历中所获得的最大的教训。那段时期，诺特海姆几乎没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真正理解一旦希特勒掌权城镇会经历什么，没有人真正理解纳粹主义是什么。

社会民主党未能理解纳粹诉求的本质；犹太人和路德教派也是，在纳粹的鞭笞下，两者都遭受了痛苦。即便是许多深信不疑的国社党成员，比如威廉·施潘瑙斯，对他们正在宣传的内容也是完全地理解错误。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来自诺特海姆著名学校的老师问一句为什么，如果德国人民就是希特勒一直告诉他们的是优等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了实现所谓的命运而变成恐怖的奴隶制国家。

每个团体都看到了纳粹主义的一面或者另一面，但是没人看到它全部的可怕之处。只有到后来才会变得明显，甚至是那时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纳粹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知问题。就这一点来说，诺特海姆的困难和诺特海姆的命运在相似的情况下很可能被其他城镇中的其他人分担。并不容易找到补救方法，但是知识和理解会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带有引用符号的名字代表是假名。信息的序列如下：职业、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主要活动、其他。

“汉斯·阿贝罗德”（“Hans Abbenrode”）

小学校长，投票支持中间路线。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

格雷戈尔·巴林（Gregor Ballin）

职员，民主党派成员。犹太人，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在战争中受过伤。

鲁道夫·比克曼（Rudolf Bückmann）

高中校长，民族主义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大学毕业生。

赫尔曼·登茨勒（Hermann Denzler）

纺织品商店的老板，纳粹党和纳粹党卫军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后来成了诺特海姆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托马斯·加兰（Thomas Galland）

城市管理部门的公务员，民主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

约翰内斯·格罗特（Johannes Grote）

城市煤气工程的半熟练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48岁。曾经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弗里德里希·哈泽（Friedrich Hasse）

受雇于诺特海姆县的小公务员，社会民主党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当地国旗队的著名领袖。

玛丽亚·哈贝尼希特（Maria Habenichts）

高中教师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5岁。她的丈夫是共济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安娜·许格（Anna Hueg）

城镇的首席历史学家和作家阿道夫·许格（Adolf Hueg）的妻子。政治信仰偏向于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3岁。

“埃哈特·克诺佩尔”（“Erhardt Knorpel”）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温和派报纸）的记者，投票支持人民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海因里希·拉默”（“Heinrich Lamme”）

一家私营银行的副主管，投票支持民主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Carl Querfurt）

小商人（零售商），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之一。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市议会议员，县议会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伊娃·罗尔（Eva Röhrs）

右翼报纸《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主编的妻子。投票支持民族主义党派，她的丈夫是民族主义党派的活跃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8岁。

“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

无特殊技能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通常是作为城市劳动力储备。左翼，不过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28岁。

奥托·冯·德·舒伦堡（Otto von der Schulenburg）

1932—1945年任县长，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具有非凡才能的专业政府官员。

赫尔曼·舒尔策（Hermann Schulze）

半熟练铁路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无神论者，1930年时31岁。国旗队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小郊区的领袖，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工人委员会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Wilhelm Spannaus）

书店业主，纳粹党成员（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纳粹党的人，但是1933年之后不再着迷于纳粹）。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之前在南美洲做教师。知识分子。

“雨果·施皮斯曼”（Hugo Spiessmann）

公务员，城市储蓄银行主管，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库尔特·蔡瑟”（Kurt Zeisser）

印刷学徒，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13岁。

二　表格

注：*统计基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月度报告，以及Oberamtmann Nolte，“Ar-beit und Wirtschaft in Arbeitsamtbezirk Northeim, Bearbeitet in Arbeitsamt Northeim，1938/1939”（诺特海姆区就业办事处文件中的手抄本）。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报告。

注：1933年7月14日除了纳粹党之外所有的党派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的。7月或8月的“民族主义党派”集会实际上都是钢盔团进行的。

*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哥本哈根人民报》的报告。

注：*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数字所代表的主题（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出现的频率。）：1—抚恤金（2）；2—基督教（2）；3—资本主义（3）；4—青年（4）；5—犹太人（4）；6—对外政策（4）；7—公务员和中产阶级（5）；8—军国主义（5）；9—共和国或“制度”（5）；10—一般经济学（6）；11—“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10）；12—纳粹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0）；13—不可归类的（12）；14—纯粹的盛会或娱乐（26）。

*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本表格只列出了媒体上报道的那些活动，实际上逮捕的人和搜查的房子更多。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正式声明，为“诺特海姆的纳粹地方小组正在发生糟糕的事情”这一断言辩护。

由埃德蒙·芬茨拉夫（编号—）同志递交，1933年6月20日。

1933年6月16日星期五，纳粹党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和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想要知道我使用“地方小组的糟糕事情”这一表述的原因。为了回应，我将以下声明递交省党部领袖。

1.资金问题。关于党派资产，我指控地方小组领袖没有确保必要的廉洁和秩序。相反，在很多情况中，他试图进行妨碍。

（1）就诺特海姆女性组织中的违法乱纪情况来说，迈耶同志作出如下声明：“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2）E同志和F同志去年12月检查选举活动支出、筹款的账簿时所要求看到的收据，还有成员申请表的收据等，都没有得到。（参见F同志递交给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报告。）

（3）去年12月，许多同志在C同志家中会面，讨论这个事情，当着地方小组领袖的面进行投诉。他声称这些批评是有益的，要求就这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协作。几周后，1933年1月1日，他密谋着驱逐那些同志。（证人：C同志和沃格同志。）

（4）1933年1月，地方小组领袖号召组成一个委员会，目的是检查债务清偿方式。出席者包括施潘瑙斯同志、B同志、C同志、H同志、I同志和J同志。地方小组领袖因病没有出席，由其兄弟代表参加。委员会一致宣布除非提交债务清单、关于债务如何产生的解释说明和如何清偿的计划，否则他们不会着手做任何事情。委员会因而再未召集起来。就流产的委员会成员而言，他们想要积极协作的意愿可以通过与1933年3月5日选举相关的筹款和准备的礼品体现出来。

（5）关于1932年6月、7月和8月延迟登记以及不正确的捐赠接受，参见我在1933年6月11日递交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6）为了清偿地方小组的债务，地方小组领袖将每月的会费提高了50芬尼，但是并没有经过地方小组的会议批准。鉴于资金乱用的情况，许多同志拒绝支付。

（7）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中的每位同志特别捐赠至少10马克（见附函）。这种做法太专横了。

（8）在同样的条件下，新的申请者需要另外交入会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支付的话，无法加入国社党。

（9）地方小组现在的财务主管K同志因在接管职位的时候拒绝证明手上有更多的现金而为人所知，他不想为前任的玩忽职守负责。我要求他为此事作证。

2.肆无忌惮的方法选择。

（1）1933年1月12日，地方小组领袖告诉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他被省党部领袖与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解职了。这并不是真的。（证人：E同志。）

（2）1933年1月19日和1月28日有两次，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签字同意开除沃格同志、C同志、L女同志、M女同志和N女同志，尽管实际上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从没有进行审讯，而且地方小组领袖已经在1月12日宣布E同志被解职了。

（3）不久之后，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席尔洛同志）签署据说是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审讯记录，其内容是将L女同志和M女同志开除出党，不过实际上从未进行过审讯。席尔洛同志拒绝签署。

（4）后来，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关于德林同志的案件文件必须递交给他。这遭到了拒绝。（证人：席尔洛同志。）（见下。）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同志们监视其他没有顺从他意愿的同志们，这一点存在严重的疑问。我要求市巡查员Q同志回答他是否被要求监视R同志。能肯定的是他没有失业，而这些市雇员们一直忍受着地方小组领袖的专制方法所带来的恐惧，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反对地方小组领袖，他们就会失业。（见下。）

（6）在参议员选举时，市议员们反对选择乌德同志，因为他从事欺骗性的和非法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我要求由S同志作证），因此名声很差。地方小组领袖声称：“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议员们依旧拒绝按照地方小组领袖的意愿行事时，地方小组领袖声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证人：G同志。）

（7）不久之后，地方小组对上面的证人市议员G同志说：“你要是不服从的话，就必须辞职。你一定很惊讶！我很快就会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针对你的文章。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会号召抵制你的酒吧，而沃格（议会议长）会被调到东普鲁士。”（沃格同志是教师。）（证人：G同志。）

（8）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工业和贸易商会。我参考了T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3.地方小组领袖的虚伪。地方小组领袖在诺特海姆地区因虚伪而名声很糟糕。他自己曾经对沃格同志说：“什么是‘诺言’？我不承认任何诺言。”以下是例证：

（1）见第1部分中的（1）、（2）和（3）。

（2）见第2部分中的（1）、（2）和（3）。

（3）1933年1月30日，他告诉M同志省党部领袖要求开除她。省党部领袖最了解这并不是真的。

（4）几周前，德林同志声称地方小组领袖不止一次撒谎，而是很多次。他告诉了乌德同志，而乌德将此事告诉了地方小组领袖。于是，地方小组领袖找到德林同志，将这位年长他25岁的同志打倒在地。（见德林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至于我，地方小组领袖在6月16日说道：“我本不该只将德林打倒在地。我本该绕着市集广场用狗鞭抽打他。那些传播关于我的庸俗谣言的其他蠢猪应该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下一个就是施潘瑙斯。”

（5）尽管迈耶同志一直保护着女性组织的领袖，但是他声称：“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他私下里对U同志说：“你是对的，迈耶夫人是有罪的。”

（6）内在的虚伪至少是存在的，地方小组领袖在焚烧市售的“堕落文学作品”时，愤怒地反对犹太人，而他自己的姐妹就嫁给了艾恩贝克的一个犹太律师，地方小组领袖并没有停止和她的友好往来。

4.地方小组领袖允许腐败和贪污。诺特海姆的市政机构包含四名国家社会主义参议员，某人经常听到这样的判断：“纳粹党比红色分子更了解腐败和贪污。”

（1）参议员们为自己投票通过了每月50马克的薪酬，而地方小组领袖之前宣称参议员和议员职位只是名誉上的。市议员们对此进行了抗议。（证人：C同志。）

（2）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在皮具店工作的岳父拿到了“劳动服务”团体的制作靴子的合同。（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3）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拥有一间铁具用品店的兄弟拿到了城市啤酒厂制作啤酒玻璃瓶的合同，而他的兄弟很久之前就终止了玻璃器皿的生意。地方小组领袖下属的部门之一就是啤酒厂。（证人：沃格同志。）

（4）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拿到了啤酒厂的园椅的订单，而铁器商V同志为这个订单提供了更低廉的报价。（证人：沃格同志。）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得到了城市的脚轮衣柜的订单，而他的兄弟并没有储存那些物料，城市里的其他同志却有储备。（证人：沃格同志。）

（6）参议员乌德安排城市终止了和W同志签订的运送牛奶合同，虽然实际上和W同志的合同对城镇更有利。乌德的意图是自己拿到这一合同。

5.地方小组领袖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1）吉尔曼同志已经入党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1931年3月1日才变得活跃起来，而他一出现在成员们的集会上，立即承担了地方小组领袖的副手这一职务。一般的判断是他只是受到了雄心抱负的激励。证据包括去年他做出的声明：“如果我当不上地方小组领袖，我就会转向其他党派并且反对纳粹党，之后我会向省党部领袖提供一点儿自己的想法。”（证人：沃格同志和Y同志。）有一种设想是，他的目标是成为市长。

（2）吉尔曼同志只看到了领袖原则的权力，并没有看到责任。他想要进行独裁统治，将任何的批评都视为妨害或者阴谋。（证人：沃格同志和C同志。）他没有将能干的人视为同事，而仅仅视为工具。

（3）由于啤酒厂参议员所拥有的权力，地方小组领袖开除了啤酒厂的25名市雇员，因为他们属于社会民主党，不过元首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或者国旗队队员并不是开除这些人的充分理由。地方行政长官反对这一行动。（证人：沃格同志。）6月16日，我向地方小组领袖提出这一行动违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国家社会主义想要提供一个所有德国人的人民—社区。他回复称：“‘人民—社区’只是个漂亮的词汇而已。”他说更重要的是为常年守卫在街头的冲锋队队员提供面包；用“人民—社区”这个词根本不能填饱他们的肚子。昨晚的一场特殊集会上，地方小组领袖提到这件事情，并且说有些群体想要将新采用的冲锋队队员重新安置到街道上。冲锋队领袖们应该向其队员们讲过这个事情，并且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应该被按照基督教方式进行管理。（证人：Z同志。）我发现这有点儿在煽动冲锋队来对抗他们的同志，而且将我的声明扭曲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

我恭敬地请求省党部领袖调查这些指控，并且整顿诺特海姆。

希特勒万岁！

（签名）埃德蒙·芬茨拉夫

编号、头衔等

注释

注释中使用的缩略语：

BAK：联邦德国档案馆（Bundesarchiv Koblenz），科布伦茨

BDC：美国柏林文献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柏林—采伦多夫

GGZ：《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Göttingen-Grubenhagensche Zeitung，保守派报纸）

GSHB：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Gau Südhannover-Braunschweig，纳粹大区领袖的职位所对应的就是南汉诺威和布伦瑞克）

HSN：诺特海姆城市行政办公室（Hauptamt der Stadt Northeim）

KLN：诺特海姆县领袖（Kreisleitung Northeim）

MVN：诺特海姆博物馆协会档案室（Museumsverein Northeim）

NB：《诺特海姆观察报》（Northeimer Beobachter，纳粹党的报纸）

NNN：《诺特海姆最新消息》（Northeimer Neueste Nachrichten，自由派报纸）

NSAH：汉诺威国家档案馆（Niedersächsisches Staatsarchiv Hannover，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汉诺威和帕滕森资源库）

OGL：地方小组领袖（Ortsgruppenleiter，诺特海姆市纳粹党的地方小组领袖）

OGN：诺特海姆地方小组（Ortsgruppe Northeim）

PK：纳粹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党派通信（NSAH，汉诺威储存310 I/附录）

PGSA：普鲁士私人国家档案馆（Preussisches Geheimes Staats-Archiv，柏林—达勒姆）

SAN：诺特海姆城市档案馆（Stadtarchiv Northeim）

VB：《人民报》（Volksblatt，社会民主派的报纸）

一　背景

[1]Roger H.Wells, German Cities：A Study of Contemporary Municipal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Princeton，1932），p.25.

[2]Heinrich Eggeling, Northeim：700 Jahre Stadt，1252—1952.Ein Festbuch zur 700-Jahrfeier （Northeim，1952 ），pp.17—18，74—75；Adolf Hueg, Northeim：Ein Führerdurch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Northeim，1938）；Hans-Henning Eggling,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r Stadt Northeim i.Hann.vom Mittelalter bis zum ersten Weltkreig（Northeim，1960）.也可参见Adolf Hueg, Northeim zwischen Harz und Solling（Hanover，1939）。

[3]Verein für Fremdenverkehr, Northeim：Führer durch Northeim und Umgebung（Nor-theim，1909 ），p.41；Adolf Hueg，“Northeim 1933—36：Im Auftrage des Bürgermeisters auf Grund der Berichte der einzelnen Abteilung der Verwaltung dargestellt. Die Stadt Northeim und ihre Verwaltung 1933—36”（ms, Northeim，1936，SAN）；Adolf Hueg, Chronik der Stadt Northeim，1932：Northeim Einst und Jetzt（Northeim，1932）.也可参见anon.，Northeim zwischen Harz und Solling：Stadt der Reichstagungen der N.S.K.O.V.；Verkehrsmittelpunkt Südhannovers（Northeim，1938？）。

[4]Stabszahlmeister Oessel&Zahlmeister Borgholte，“Chronik des Standortes North-eim，26 August 1939”（ms.，SAN）.也可参见Adolf Hueg, Northeim in Wandel der Zeit（Northeim，1928）。

[5]Hueg, Northeim：Ein Führer ...（1938），p.18.也可参见G.H.Vennigerholz, Beschreibung und Geschichte der Stadt Northeim（Northeim，1894）和Adolf Hueg, Aus Northeims Sturmzeit：1625—1636（Northeim，1936）。

[6]Hans-Hennig Eggeling, p.12.

[7]Oessel&Borgholte, pp.27—33.

[8]Hueg, Northeim：Ein Führer ...（1938），p.24.

[9]Northeimer Neueste Nachrichten, I.III.32（此后引用的简称为“NNN”，1909—1933年由MVN，1933年以后由HSN发行）。

二　城镇结构

[1]Heinrich Eggeling, pp.76—78；Hans-Henning Eggeling, p.14.

[2]Göttingen-Grubenhagensche Zeitung：Nachrichtenblatt für Northeim und Umgebung.（North-eim，1831—1937；在MVN中），7.X.32.此后引用的简称为“GGZ”。

[3]对奥托·冯·德·舒伦堡和赫尔曼·登茨勒的采访。

[4]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5]NNN：25.IV.30；1.I.33.

[6]这个和注[12]的表格都是从城镇的通讯录中计算得来的：Einwohnerbuch der Stadt und des Kreises Northeim i.Hann.（Northeim，1932：in MVN）。

[7]NNN：10.IX.31.

[8]NNN：4.X.30；“Vorbericht，” Rechnungs-Abschluss der Stadtsparkasse Northeim für den 31.XII.1930（ms.in archives of Kreissparkasse Northeim）.

[9]NNN：1.I.30；1.XI.30；6.V.31.

[10]NNN：22.X.30.

[11]关于城镇经济结构的材料可参见第一章中引用的资料，尤其是海因里希·爱格林所写的。以及对“雨果·施皮斯曼”的采访。

[12]参见上面的注[6]。

[13]由约翰内斯·格罗特提供的递交赔偿署（Entschädigungs Behörden）的声明所确认（约翰内斯·格罗特的私人文件）。

[14]由格雷戈尔·巴林提供的递交赔偿署的声明所确认（格雷戈尔·巴林的私人文件）。

[15]Volksblatt：Organ für die werktätige Bevölkerung der Stadt Göttingen und der südhannoverschen Kreise Göttingen, Northeim, Einbeck, Duderstadt, Osterode a.H.，Harzgebiete und Uslar（Göttingen，1921—1933，located in Stadtarchiv der Stadt Göttingen），13.XI.30；21.XI.32；此后引用的简称为“VB”，以及NNN：18 XI.31；18.X.33。

[16]NNN：6.II.33.

[17]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18]GGZ：1.XII.31；6.III.32；6.IV.32；NNN：13.I.32；VB：11.IX.30；4.I.32.

[19]对前任主席的采访，以及NNN：22.VII.30。

[20]对“库尔特·蔡瑟”的采访。

[21]NNN：21.VII.30.

[22]NNN：3.II.30.

[23]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24]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25]同上注。更多关于诺特海姆俱乐部生活的数据可参见Vereinsregister, Amts-gericht Northeim。也可参见anon.，Jahrbuch des Landesverbandes Niedersachsen im Deutchen Reichs-Kriegerbund“Kyffhäuser”1936，13.Jahrgang （Braunschweig，1936 ）；Wilhelm F.Kassebeer, Festbuch zum 75-jährigen Stiftungsfeste des Männergesangvereins Northeim vom 15.bis 18.Mai 1925 （Northeim，1925 ）；a-non.，（Fr.Renziehausen），Festbuch für das 21.Kreisturnerfest am 11.，12.，13.，und 14.Juli 1930 zu Northeim（Northeim，1930）；anon.，50 Jahre Volk-schor Northeim：Ein Festbuch（Northeim，1955 ）；Friedo Kopp, Festbuch zur II.Deutsche Turnjugendtreffen in Northeim von 25.bis 27.VII.52（Northeim，1952）；Werner Schmidt et al.，Festbuch zur 100-jährigen Jubelfeier im Männergesangverein“Niedersachsen”，Northeim，10—11.IX.54 （Northeim，1954 ）；anon.（Friedrich Wilhelm Kassebeer ），Festbuch zur 100-jährigen Jubelfeier des Männergesangvereins von 1850，Northeim（Northeim，1950）。

[26]GGZ：7.X.30.

[27]对“库尔特·蔡瑟”和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

[28]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关于学校的更多信息参见Dr.Ahrens，“Kaufmännische Berufsschule Grosskreis Northeim：Schulgeschichte 1887 bis 1937（ms.，1937，in SAN）；高级中学校长Dr.Rudolf Bückmann，475 Jahr-en Städtische Corvinusschule in Northeim（Northeim，1952）。

[29]这个名字反映了在诺特海姆周边地区的前封建头衔，而到20世纪20年代时，这已经不通用了。

[30]Hueg, Chronik der Stadt ...，pp.46—48.

[31]对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

[32]Hört！Hört！Nachrichtenblatt der NSDAP, Northeim/Hann.，Nr.1，8.VIII.31.[1931—1932年，全部运营由瓦尔特·施泰内克夫人私人捐助。后继是诺特海姆和杜德尔斯塔特地区（Duderstadt）的《纳粹观察家报》：州日报的副刊。从1月21日到7月18日由HSN创办。之后的继任者是《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诺特海姆和艾恩贝克地区的国社党党派机关报，1933—1945年也由HSN创办。]《听！听！》每份售价为15芬尼，而《诺特海姆回声》每份售价为20芬尼。

[33]发行量估值来自“埃哈特·克诺佩尔”和伊娃·罗尔。

[34]NNN：16.VIII.30；“Haushaltspläne der Stadt Northeim，1933—45”（mss.in SAN，每年出版）；关于城市政府结构参见Wells, pp.34—51，119—129，257—258。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1]对“埃哈特·克诺佩尔”“汉斯·阿贝罗德”和“海因里希·拉默”的采访。关于社会民主党及其现状参见下文第四章。

[2]对“埃哈特·克诺佩尔”、赫尔曼·登茨勒、“汉斯·阿贝罗德”和“海因里希·拉默”的采访；Rechnungsabschlüsseder Stadtsparkasse Northeim （31.XII.30，31，32：mss.在诺特海姆档案馆）。还可参见Hueg，“Northeim 1933—36 ...，”表格“银行1和2”，第89页无标题表格。对比的国家数据参见Richard F.Hamil-ton, Who Voted for Hitler？（Princeton，1982），p.605，n.45，表明在整个德国盛行同样的模式。

[3]对“海因里希·拉默”和“雨果·施皮斯曼”的采访。

[4]NNN：17.XI.29；15.IX.30.然而，关于1929年地方选举，诺特海姆纳粹组织要求其追随者不要在城市选举中投票，因而是将在县和省会议中的投票视为他们真正的测试。在城市投票中的情况并没有更好：县选举中纳粹有320票，而省选举中有327票。在诺特海姆县投票中，对纳粹候选者有明显的支持：有1 601—1 797张选票。参见NSAH Hann.310 I/A-29 I, Nr.90：OGN to GSHB，18.XI.29。

[5]NSAH Hann.310 I/A-23，Nr.3：GSHB to Pg.Ernst，27.XI.28和回复，10.XII.28。他们是鲁道夫·恩斯特、恩斯特·吉尔曼、卡尔·吉尔曼、威廉·施潘瑙斯和海因茨·沃泽（HeinzWeise）。还有第六个人，但是他离开了。到1929年，达到“地方小组”最小数量的15人。

[6]Jeremy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1921—1933（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9.

[7]Ibid.，p.14.前警察是古斯塔夫·塞福特（Gustav Seifert）。失业商人是布鲁诺·温泽（Bruno Wenzel）。两人都留下了手稿自传。参见BAK, NS26/141：Bruno Wenzel，“Zur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 in Niedersachsen”（Bremen，1934）and Gustav Seifert，“Die Treue ist die Mark der Ehre”（n.p.，1934）以及同上，16.IV.21，2.VII.21的信函。

[8]Noakes, pp.19—23.学生是鲁道夫·哈泽（Ludolf Haase），之后他成了哥廷根大区的大区领袖，直到1925年因病退休。他后来作为纳粹演讲者发挥次要作用。希特勒掌权后，盖世太保以涉嫌罗姆政变而逮捕了他；盖世太保的审问让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在第三帝国他没再发挥任何作用。参见BAK, NS26/1228：柏林盖世太保和鲁道夫·哈泽，4.I.35，以及鲁道夫·哈泽的党派档案，11.I.35。

[9]Noakes, p.35；BAK, NS 26/141，Wenzel ms.

[10]BAK, NS 26/141，Seifert ms.在紧随埃茨伯格被暗杀（1921年8月）而来的威胁氛围中，他和温泽不得不重新招募成员。

[11]NSAH, Hann 122a/XI, Nr.76，Nr.74：Städtische Polizeiverwaltung Einbeck，29.VI.22；Nr.162：10.VII.22；Nr.335：Landrat Uslar to Oberpräsident Han-nover，3.VII.22.警方将骚乱归咎于德国年轻骑士团，在诺特海姆附近的几个城镇内取缔该组织。

[12]BAK, NS 26/141，Seifert ms.

[13]BDC, Akten Ernst Girmann, geb.1.VII.96.

[14]Noakes, p.23；BDC, Akten Karl Girmann, Heinrich Böhem, Rudolf Ernst, Wilhelm Spannaus.

[15]Noakes, pp.26 to 55，esp.p.28，35；BDC, Akten Heinrich Böhem；BAK NS 26/141，Wenzel and Seifert mss.，也可参见“Vorträge des Pg.Bruno Wenzel, Hannover, in den Jahren 1921—24，” ibid。

[16]NSAH, Hann 310 I/A-2，Nr.172：“Ns Freiheitspartei, Landesverband Hanno-ver-Süd，25.VI.24.”

[17]BDC, Akten Ernst Girmann and Heinrich Böhem；PK, OGN N-10：Grosskundgebungen in Northeim，1935：OGN an den Northeimer Beobachter，1935.以及：NSAH Hann 310 I/G-5a和/A-411；/A-83 II, Nr.181：OGN an Gau Archiv，25.V.37。

[18]Noakes, pp.104—05；BAK，“Slg.Schumacher，” Nr.202-I：Geschäftsführer NSDAP and Gauleitung Göttingen，7.I.26；an Gauleitung Hannover-Süd，29.I.26；Geschäftsführer Gau Göttingen an die Organisationsabteilung der NSDAP, München，11.VIII.26；NSAH, Hann 310 I/A-8 I, Nr.3-35和/A-9 I.Nr.1-66：“Mitgliederbestand, Gau Hannover.”

[19]BDC, Akten Rudolf Ernst, geb.8.V.89；NSAH, Hann 310 I/A-83 II, Nr.181：OGN an Gau Archiv，25.V.37.

[20]Noakes, pp.108ff.，详细分析参见“The Crisis of the Mittelstand in Lower Saxony，1928—30，” pp.118f所描述的到1928年为止，乡村中产阶级是如何与政治体系疏远的。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下萨克森对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汉诺威党和德国人民党的投票支持率从48.4%降到了31.2%，不过国社党的支持率仍旧是4.5%，并没有因此而获益。

[21]Ibid.；以及Larry Eugene Jones，“‘The Dying Middle’：Weimar Germany and the Framentation of Bourgeois Politic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5，No.1（March 1972），pp.23—54。

[22]Noakes, pp.5，112—23，118，149—50.

[23]Günther Franz, Die politischen Wahlen in Niedersachsen，1867—1949，2.Augflage （Bremen，1953），p.164.以及Noakes, p.118。

[24]Noakes, p.105.

[25]Ibid.，p.121；Franz, p.164.

[26]NSAH, Hann 310 I/A-22 I, Nr.36：Felix Kopprasch an GSHB，28.X.28.

[27]Noakes, p.105.

[28]NSAH, Hann 310 I/A-22 I.

[29]Ibid.，/A-24：Mitgliederbestand.这些数字和上面提到的数字不相关，因为在此期间，大区的边界发生了改变。

[30]Ibid.，/A-29 I, Nr.123：Versammlungsberichte OGN，30.VII.29；Nr.124—25：OGN an GSHB，25.VII.29.

[31]Ibid.，/A-27 II, Nr，276：Ortsgruppe Göttingen an Gauleitung Hannover，19.VI.29 and Nr.279：ditto，6.VII.29.

[32]Ibid.，/A-29 I, Nr.101-122：correspondence, OGN and GSHB，14.VII.29—26.X.29.

[33]Ibid.，Nr.95—114：correspondence, OGN and GSHB，24.IX.29—2.XI.29.

[34]Ibid.，Nr.91—93：correspondence, OGN and GSHB，12—25.XI.29.

[35]Ibid.，/A-27 II, Nr，214：Monatsbericht, OGN.

[36]Ibid.，/A-29 I, Nr，81—86；correspondence, OGN and GSHB，21.XI.29—18.XII.29；/A-27 II, Nr.147：GSHB an Bezirk Göttingen，14.XII.29.

[37]对“埃哈特·克诺佩尔”“海因里希·拉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和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也可参见NNN：16.I.30，15.II.30，26.II.30，11.III.30；GGZ：17.I.30，16&27.II.30；2&15.III.30。

[38]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39]对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

[40]对托马斯·加兰的采访；也可参见BDC, Akten Wilhelm Spannaus, geb.29.XII.87。1939年的党派统计数据中，他的党员编号为4274。

[41]NSAH, Hann 310 I/A-58 I.Nr.83：OGN an GSHB，18.I.30.

[42]Ibid.，/A-28 I, Nr.79：OGN an GSHB，18.XII.29.截至1930年1月2日，消息特别灵通的警方给出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成员人数为50—55，而县的其他地方是232人：ibid.，122a/XI/79，Nr.87：“Nachweisung der Orts-gruppen der NSDAP im LKP-Bezirk Hannover.”也可参见ibid.，310 I/A-58 II, Nr.58—59：correspondence, OGN&GSHB，4—6.III.30。

[43]Ibid.，/A-58 II, Nr.50：GSHB an OGN，29.III.30 and/A-83 II, Nr 222：OGN（退出的成员名单），Aug.1930.

[44]Ibid.，/A-58 II, Nr.74：GSHB an OGN，12II＞30 and Nr.40：OGN an GSHB，16.Iv.30.

[45]Ibid.，Nr.32：GSHB an OGN，24.V.30；/A-83 II, Nr.181：OGN an Gau Archiv，25.V.37.1930年7月1日，恩斯特被正式解雇，施泰内克获得永久任期。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后，恩斯特于1931年返回诺特海姆，渴望成为县领袖却没有成功。取而代之的是，他被给予了“单元组织领袖”这样的小职位，在一系列事件中没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参见Ibid.，/A-47，Nr.125—126：Steineck-Maul correspondence，1.XII.31。

[46]BDC, Akten Walter Steineck, geb.14.VIII.89.

[47]Ibid.，Akten Hermann Denzler, geb.31.III.00.

[48]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49]VB：26.III.30（诺特海姆县国旗队大会决议）。

[50]NNN：16&19.IV.30.

[51]NNN：20.III.30.

[52]NNN：22.IV.30.

[53]GGZ：26&29.IV.30；NNN：28.IV.30.

[54]NNN：29.IV.30；VB：1.V.30.

[55]NNN：17&19.V.30；GGZ：18.V.30.

[56]GGZ：16.V.30.

[57]GGZ：25.V.30；1&14.VI.30.

[58]GGZ：22.VI.30.1&2.VII.30；NNN：30.VI.30.

[59]NNN：23，25&27.VI.30；VB：27&28.VI.30.

[60]VB：6&19.VII.30；NNN：5.VII.30；29.VIII.30.

[61]VB：9&24.VII.30.

[62]VB：7.VIII.30；25&26.I.31；NNN：26.VI.30；5，9，&12.VIII.30.

[63]NNN：15&20.VIII.30；26.IX.30.

[64]GGZ：9，15，21&25.VIII.30；NNN：18，23，25&30.VIII.30.

[65]NNN：18&25.VIII.30；2&4.IX.30.

[66]NNN：14&25.VIII.30；13 IX.30.

[67]NNN：2&6.IX.30.

[68]NNN：29&30.VIII.30.

[69]NNN：21.VII.30；23.VIII.30；10.IX.30；VB：10&23.IX.30.对约翰内斯·格罗特的采访，他是被殴打的对象之一。

[70]NNN：11&13.IX.30，关于社会党人的集会；NNN：8&10.IX.30；GGZ：17.IX.30，关于纳粹的集会。

[71]尽管我用积极的语言表述了这种投票分析，以避免其中夹杂限定性的判断，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当投票保密的时候，永远不可能完全确定投票出处。我分析这些内容和其他选举情况的方法是计算出所有党派（然后是单独每个党派）失去的总票数、所有党派（然后是单独每个党派）获得的总票数，之后从所有党派获得的总票数中减去非纳粹党派获得的票数。我认为剩下的就是纳粹分子从他们对手那里可能获得的最少的票数。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新的”投票数。

我基本的假设是没有复杂的投票转变，比如，从德国人民党转到社会民主党，或者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德国国家人民党。这种假设的基础是纳粹分子是过去三年来的净获益者，“随机投票”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党派和国社党之间有程序化的密切联系。分析德国其他几个区域投票数据的案例，参见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Stuttgart，1957），pp.645—656；Alfred Milatz，“Das Ende der Parteien im Spiegel der Wahlen 1930 bis 1933” in Erich Matthias and Rudolf Morsey,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usseldorf，1960），pp.743—793。最复杂的分析参见Richard F.Hamilton, Who Voted for Hitler？（Princeton，1982）。完整数据和关于诺特海姆的选举情况分析参见附录二的表4和表5。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1]对“汉斯·阿贝罗德”和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2]VB：30.IX.30.

[3]Wells, p.163；NNN：1.VII.30；3.XI.30；1.X.31；28.VI.32.也可参见Erich Roll, Spotlight on Germany：A Survey of H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London，1933），p.188。

[4]NNN：18.VII.30；11&12.IX.30.

[5]NNN：5.XI.30.

[6]VB：17.IX.30；7.X.30.

[7]NNN：1.VIII.30；9.IX.30；VB：29.IX.30.

[8]GGZ：14.IX.30.

[9]VB：24.IX.30.

[10]Bertram W.Maxwell, Contemportary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Germany（Iowa City，1928），pp.11—19；Wells, p.64.

[11]Noakes, p.130&136，描述了在其他下萨克森州的公民组织所扮演的角色。

[12]NNN：21，23&25.X.30；GGZ：24.X.30.

[13]NNN：24.X.30.

[14]NNN：24&25.IX.30；3&9.X.30.

[15]Noakes, p.158，201.

[16]NNN：18&27.X.30.

[17]NNN：7，11，13，14&29.XI.30；16&30.XII.30；GGZ：12.XI.30；7.XII.30.

[18]BAK，“Slg.Schumacher，” Nr.201—I, GSHB：Monatliches Rundschreiben der Gau Propagandaleitung，15.XII.30 and 27.I.31；以及“Eiliges Rundschreiben an alle Render，”27.XII.30；Noakes, pp.143，146，and 203（但是新的演讲者认定系统被不适当地定为一个月后）。

[19]NSAH, Hann 310 I/B-28 II, Nr.27：OGN an GSHB，“Gegnerische Peopagandatätigkeit”；/A-83 II, Nr，244；KLN an GSHB，4.I.31.

[20]NNN：6.X.30；1.XI.30；VB：4.X.30.

[21]NNN：11.X.30；12.XII.30.

[22]NNN：22&23.XII.30.

[23]NNN：22.XII.30.

[24]VB：25.XI.30；15.XII.30；NNN：21.XI.30；13，15&16.XII.30.以及对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

[25]VB：12.I.31.

[26]VB：2&5.I.31.攻击是无缘无故的；纳粹分子声称他们只是试图“让库埃尔富尔特的儿子清醒地回到现在”。

[27]NNN：6.I.31；VB：5&10.I.31.确切的引文如下：“Sitzt die Gesellschaft erst einmal drin, ist die Demokratie verloren.”演讲者约翰内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后来在1933年6月被冲锋队谋杀了。

[28]NNN：9.I.31.实际上，主题是由省党部领袖指定的，是按照国家纳粹宣传办公室的命令而采取的行动，因此，这种微弱的效果就是自上而下的宣传管理如何导致地方灾难的最好例证。参见BAK，“Slg.Schumacher，” Nr.202—I：GSBH an alle Redner，27.XII.30。

[29]NNN：16.I.31.

[30]NNN：19&23.I.31.

[31]VB：26.I.31；NNN：26.I.31.

[32]VB：3&11.II.31.

[33]NNN：3.II.31；VB：9&10.II.31.

[34]VB：17.II.31；NNN：20&23.II.31.

[35]GGZ：19.II.31.

[36]NNN：3&7.II.31.最初的标题是“富有的大人物，一文不值的人民”（Die Bonzen im Speck, das Volk im Dreck）。

[37]NNN：16&19.II.31.

[38]VB：18，23&24.II.31；NNN：23&24.II.31.

[39]VB：14.II.31.

[40]NNN：26.II.31.

[41]GGZ：27.II.31；VB：28.II.31.最初的标题来自Niedersächsische Tageszeitung, Nr.20，17.XI.30。纳粹煽动的突然增加并不只是其对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地方反应。1931年2月，纳粹分子将抵制国会作为一种策略手段。接着，107名纳粹的国会代表不再领取薪水，不得不以赚取演讲者费用的方式弥补。这种竞争也刺激了普通的纳粹演讲者，这样一来，地方纳粹组织突然在演讲者供给方面从不足变成了过剩。这场抵制仅仅持续了六周。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1]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埃哈特·克诺佩尔”、“海因里希·拉默”和“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2]对“雨果·施皮斯曼”和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3]对弗雷德里希·哈泽和赫尔曼·舒尔策的采访。

[4]对“海因里希·拉默”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5]对约翰内斯·格罗特、弗雷德里希·哈泽、赫尔曼·舒尔策和“本诺·施密特”的采访。

[6]同上。以及对“汉斯·阿贝罗德”“埃哈特·克诺佩尔”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7]对约翰内斯·格罗特的采访。

[8]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9]对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

[10]GGZ：7.III.31.

[11]NNN：12.III.31；GGZ：22.III.31；NSAH, Hann 310 I/B-9 II, Nr.178：OGN an GSHB，31.III.31.

[12]GGZ：21.III.31.

[13]VB：11，12&14.III.31；1.IV.31.

[14]NSAH, Hann 310 I/B-9 II, Nr.133&40：Monatlicher Propagandabericht，30.IV.31&31.V.31；/A-83 II, Nr，216：OGN an GSHB，18.VI.31.

[15]GGZ：19&26.II.31；18.III.31；NNN：23.II.31.

[16]NNN：23.III.31.

[17]NNN：9.III.31.

[18]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她的丈夫是处于问题中的领袖。

[19]NNN：5.VIII.31.

[20]GGZ：10.IV.31.

[21]NNN：13&16.IV.31；VB：18.IV.31.

[22]VB：22.IV.31；12.VIII.31.

[23]VB：24，25&27.III.31.

[24]NNN：16.IV.31；VB：17.IV.31

[25]NNN：15.XII.30；20.III.31；10.IV.31；VB：16&17.III.31.

[26]VB：9，17&21.IV.31；NNN：20.IV.31.4月21日，年轻旗帜队成员写信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否认了关于孩子们去教堂的事情，并且指出他们的组织是（1）涉及不同教派的，（2）不向学生开放的。

[27]VB：1&3.IV.31.

[28]GGZ：16&20.IV.31；NNN：20&22.IV.31.

[29]NNN：2，9&14.IV.31；7.VII.31；15.VIII.31；29.IX.31；31.V.33；VB：22.XII.31；5.I.32.对“雨果·施皮斯曼”“海因里希·拉默”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30]NNN：7.IV.31.

[31]VB：29.Iv.31；对“库尔特·蔡瑟”的采访，他的父亲在抵制运动结束后加入了国社党。

[32]NNN：11.XII.30.

[33]VB：11.IV.31.

[34]GGZ：2.V.31；NNN：1.V.31.

[35]GGZ：10&17.V.31；NNN：11.V.31；VB：22&24.V.31；NSAH, Hann 310 I/B-9 II, Nr.40：OGN an GSHB，31.V.31.

[36]Ibid.，/B-9 I, Nr.257：OGN an GSHB，30.VI.31；GGZ：21.V.31；7&16.VI.31.

[37]GGZ：10，15&16.VII.31.

[38]NNN：17&20.VI.31；GGZ：6&8.V.31.

[39]NNN：1.VI.31.

[40]VB：3，4&9.VI.31；NNN：3&5.VI.31.

[41]NNN：8.VI.31；VB：15.VI.31.

[42]NNN：15.VI.31；VB：15&18.VI.31.

[43]对“海因里希·拉默”的采访。

[44]VB and NNN：14.VII.31.

[45]VB：16&22.VI.31；8.VII.31.根据一份纳粹报告所说，于6月28日举行的共产主义者集会只有75人出席。参见NSAH, Hann 310 I/B-9 I, Nr.257：OGN an GSGB，30.VI.31。

[46]关于镰刀事件，VB：15.VI.31。《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否认了这件事情，但是《人民报》核实了所提供的名字（参见17.VI.31的三篇文章）。关于国旗队的集会，VB：15，23，25&27.VII.31；NNN：25.VII.31。

[47]NSAH, Hann 310 I/B-9 I, Nr.99：OGN an GSHB，2.IX.31；NNN：1&3.VIII.31.

[48]NNN：5.VIII.31；GGZ：8.VIII.31.

[49]VB：7&8.VIII.31；NNN：3.VIII.31.

[50]对约翰内斯·格罗特的采访。

[51]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52]VB：21.IV.31；24.VIII.31；NNN：29.VIII.31.法官在宣读判决时遗憾地表示法律不允许他施加更严厉的处罚。1931年12月，纳粹分子在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法官面前接受了复审，他赦免了之前被判决的人中的10个，并将其他人的判决处罚降低到象征性的程度。1931年12月21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高兴地对此进行了报道。

[53]NNN：20.IX.30.

[54]GGGZ：12.VIII.31；VB：14.VIII.31.

[55]NNN：3.VIII.31.

[56]VB：10.VIII.31.

[57]重印于《听！听！》：15.VIII.31。

[58]NNN：10.VIII.31；2.X.31；6，23，&14.XI.31；13.V.32；GGZ：11.VIII.31；25.XI.31；14.V.32；VB：11.VIII.31；25.XI.31；13.V.32；以及对赫尔曼·舒尔策的采访，他是站在国旗队一边的目击者。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1]GGZ：12&15.VIII.31；VB：14.VIII.31.

[2]Hört！Hört！：No.1，8.VIII.31；NSAH, Hann 310 I/A-47，Nr.136：Bericht der Kreisführertagung am 4.X.31 in Northeim.《听！听！》将抨击社会民主党作为其主要功能：ibid.，/B-11 I, Nr.104：KLN Tätigkeitsbericht für Mai&nbsp；1932，2.VI.32。

[3]VB：8&15.VIII.31.

[4]VB：8.VI.31；13.VIII.31；GGZ and NNN：12.VIII.31.

[5]NNN：28.VIII.31.

[6]VB：28.IX.31；NNN：23，24&28.IX.31；以及Ch.7，n.8。

[7]VB：22.X.31.

[8]NNN：6，7&17.X.31；9，27&28.XI.31；VB：14.XI.31.

[9]VB：28.I.30；5&11.II.30；7.XII.31.

[10]NNN：15.IX.31；8.X.31；4.I.32；VB：13.II.31.

[11]NNN：6.I.31；29.IX.31；22&24.X.31；VB：31.III.31；30.XII.31.纸袋工厂的经理以一种令人鼓舞的信心姿态，从所有者那里买下了工厂，并且在10个月后重开了。参见NNN：7.X.32。

[12]NNN：4.I.32；2.XII.32.

[13]NNN：21.XI.31；12.XII.31.

[14]Rechnungsabchlüsse der Stadtsparkasse Northeim，1930—33（参见Ch.3，n.2）；对“海因里希·拉默”“雨果·施皮斯曼”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15]GGZ：28.VIII.31；2，12，24&26.IX.31.其中的一位演讲者[布特曼医生（Dr.Buttmann）]要求并且得到了50帝国马克的酬金，这件事情太特殊了，以至于引发施泰内克向大区领袖发出抱怨，声称布特曼被多支付了20帝国马克。参见NSAH, Hann 310 I/B-28 II, Nr.249：OGN an GSHB，17.VIII.31 and/B-30 II, Nr.132：GSHB an OGN，20.VIII.31。

[16]GGZ：4，18，23&28.X.31；对“埃哈特·克诺佩尔”和“海因里希·拉默”的采访，即便是25年后，这两人仍旧将菲德尔的演讲视为“大事件”。

[17]GGZ：6&26.XI.31；23.XII.31；NNN：9.XII.31；NSAH, Hann 310 I/B-11 II, Nr.156：KLN an GSHB, Tätigkeitsberichte，4.XI&1.XII.31.

[18]GGZ：12.X.31；对赫尔曼·登茨勒的采访。

[19]NNN：27.XI.31；19.XIII.31.对赫尔曼·登茨勒的采访，他声称为人们提供食物的赈济处没有任何问题；对“本诺·施密特”的采访，他声称因其众所周知的左翼身份而被拒绝分发食物。《人民报》声称该赈济处正在被用于谋利。关于从农民那里抢夺食物，参见NSAH, Hann 122a/XI/80，Nr.292：Polizeipräsident in Hannover an Oberpräsident/Hann.d.6.II.32，betr.N.S.Bewegung im Kreise Northeim。

[20]NNN：9.I.33；GGZ：6.I.32；15.IV.32；VB：11.I.32；15.IV.32.

[21]NSAH, Hann 310 I/B-28 II, OGN an GSHB，15.IV.31；/B-11 II, KLN an GSHB，4.XI.&1.XII.31；/A-83 II, Nr.203：OGN an GSHB，28.X.31.Ibid.，122a/XI/80，Nr.292：Polizeipräsident in Hannover an Oberpräsident/Hann.d.6.II.32，betr.N.S.Bewegung im Kreise Northeim.

[22]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本诺·施密特”和伊娃·罗尔的采访。

[23]对“库尔特·蔡瑟”的采访。关于高级中学里学生的态度，参见对“埃哈特·克诺佩尔”和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

[24]GGZ：19.III.32；VB：6.VIII.32；9.XI.32.

[25]对“库尔特·蔡瑟”的采访，经赫尔曼·登茨勒证实。

[26]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0—1932，BdM/OGN an Ort-sausschuss f.Jugendpflege，21.XI.32.

[27]对威廉·斯潘瑙斯的采访；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1933：OGL an KLN，20.I.33。

[28]参见以上注[21]的最后一条。以及NSAH, Hann 310 I/A-108 II, Nr.141：OGN an GSHB，30.I.32。

[29]对约翰内斯·格罗特、赫尔曼·登茨勒、“埃哈特·克诺佩尔”、弗雷德里希·哈泽、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海因里希·拉默”和“本诺·施密特”的采访。前任报纸记者“克诺佩尔”做了最精确的估计：40人。

[30]对约翰内斯·格罗特的采访；原文见“Unter diesen Zeichen wirst Du rote Schwein verbluten”。

[31]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原文见“Schmeiss die Juden'raus！Die Ju-den sind unser Unglück！”。

[32]对弗雷德里希·哈泽、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赫尔曼·登茨勒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33]VB：12.VI.31；21.IX.32；NNN：28.XI.32；GGZ：20.IX.32；20.XII.32.

[34]对赫尔曼·登茨勒和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以及PK, N-14，OGN Eingeg.Schreiben, N-Z，1932—33：Hermann Sebolde an OGN，31.III.33。

[35]NSAH, Hann 310 I/A 83-II, Nr.241：GSHB（Kassenver.）an OGN.实际上，冲锋队也从来没被允许召开集会；参见下面的注[42]。

[36]Noakes, pp.105，144.1928—1933年费用发生了改变；此处列出的数字是1931年的。

[37]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passim.

[38]NSAH, Hann 310 I/A 32-I（1929—1931年，GSHB所收集的一般备忘录和规则）。

[39]Ibid.，/A 83-II, Nr.335—36：GSHB和OGN，7.III&14.III.31的通信。

[40]Ibid.，/A 47，Nr.136：Bericht der Kreisfuhrertagung am 4.X.31 in Northeim；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Erklärung am 19.XII.32 and passim.

[41]Noakes, p.123.

[42]NSAH, Hann 310 I/B-5，Nr.1：GSHB, Richtlinien der Propaganda Abteilung，1.VI.31.“1910年代圆顶”有1 200个座位；必要时，城镇中的骑术大厅可以用于召开集会。大厅有1 800个座位。参见PK, N-10，OGN：“Grosskundgebungen in Northeim，1935”。

[43]NSAH, Hann 310 I/B-5，Nr.1：GSHB, Richtlinien der Propaganda Abteilung，1.VI.31.到1931年夏天为止，纳粹演讲者的费用固定下来，一名大区的演讲者是7马克，一名国家演讲者是30马克（这两种情况下都要再加上各种成本花费）。在那之前，费用差异很大。参见ibid./A 53-II, Nr.64：GSHB Propaganda Abt.an OGN，25.II.30。

[44]参见上面的注[40]，尤其是圆形编号“9”。

[45]NSAH, Hann 310 I/A 53-II, GSHB an Kreisleitung Northeim，2.VI.32 and passim.

[46]对“埃哈特·克诺佩尔”、鲁道夫·比克曼、赫尔曼·登茨勒和托马斯·加兰的采访。施泰内克的大部分态度可以从与其孀妇的对话中总结出来。还可以参见第三章注释[45]—[46]。

[47]对托马斯·加兰、“埃哈特·克诺佩尔”、赫尔曼·登茨勒、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本诺·施密特”、威廉·施潘瑙斯和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引文来自“埃哈特·克诺佩尔”。还可以参见第三章注释[13]。

[48]对托马斯·加兰的采访。

[49]对“汉斯·阿贝罗德”、威廉·施潘瑙斯、赫尔曼·登茨勒和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NNN：8.XII.31；GGZ：10.XII.31；PK：N-14，OGN Eingeg.Schreiben, N-Z，1932—33：Hermann Sebolde an OGN，31.III.33；ibid.，N-15，Ausgeg.Schreiben, A-M，1932—33。

[50]对赫尔曼·登茨勒的采访。

[51]这封信是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于1967年1月14日写给作者的。他认为犹太人在各行各业中占主导地位是错误的。医生中的德国犹太人比例最高，他们甚至占据了该行业人数的1/8。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德国犹太人职业是裁缝。可以从Karl A.Schleunes, 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Nazi Policy toward German Jews 1933—39（Urbana, Illinois，1973），pp.37—44中容易地总结出数据。尤其可以参见“表5&6”，第41页。芬茨拉夫的误解证明了谬见是如何导致谋杀的。

[52]对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

[53]对“库尔特·蔡瑟”的采访。

[54]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55]对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

[56]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57]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对于第二种说法，参见对格雷戈尔·巴林和“海因里希·拉默”的采访（他们的雇主是犹太人）。

[58]编辑马克斯·赫霍尔茨（Max Herholz）于1933年1月被驱逐出纳粹党，因为他从时事通讯的账户中挪用了40帝国马克。参见PK, Nr.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den Uschlavorsitzenden Pg.Peit-ers，12.I.33。

[59]VB：4.II.32.

[60]VB：19.VIII.31；6.II.32.

[61]VB：14.I.32.

[62]VB：20.XI.31；26.III.32；8&9.VIII.32.

[63]NNN：19.X.31；VB：10&12.XII.31.

[64]VB：17.II.32；1.III.32.

[65]VB：21，25，26，28&30.I.32；2，10，17，20&23.II.32.

[66]GGZ：22，26&27.I.32.

[67]GGZ：14.XI.31.据人口普查，诺特海姆有20名无神论者。

[68]GGZ：12.II.32.以牧师作为演讲者以及以宗教信仰为话题是纳粹在整个南汉诺威采取的习惯做法（参见Noakes, p.207f.）。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女性对纳粹主义的投票，以此抵消该党的异教信仰形象。还可以参见NSAH, Hann 310 I/B-11 II, Nr.186：KLN Tätigkeitsbericht fürFeb.1932，3.III.32。

[69]NNN：13.II.32；GGZ：11&16.II.32.

[70]GGZ：14&18.I.32.

[71]VB：4.XII.31；20.II.32；7.III.32.

[72]GGZ：27.II.32；NNN：27.II.32；9.IV.32.

[73]VB：23.IV.32；4.VIII.32；21.XII.32.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1]VB：4.XII.31.

[2]VB：23.II.32；NNN：26.II.32；GGZ：27.II.32.

[3]NNN：9.II.32；VB：16.III.32.

[4]NNN：2，3，6&8.II.32；12.III.32；VB：10&21.II.32.

[5]NNN：9&26.III.32.

[6]VB：16&20.I.32；6.II.32.

[7]NNN：7.III.32；VB：5&8.III.32.

[8]NSAH, Hann 310 I/B-11 I, Nr.186：KLN Tätigkeitsbericht für Feb.1932.3.III.32；Nr.133：fürApril 1932，1.V.32；Nr.152：fürMärz 1932，29.III.32.

[9]NNN：9&12.III.32；VB：12.III.32.

[10]NNN：11.III.32.

[11]NNN and GGZ：13.III.32；NNN：12.III.32.

[12]GGZ：17&21.II.32；NNN：29.II.32；7，8&10.III.32.

[13]GGZ：12.II.32.

[14]NSAH, Hann 310 I/B-21 I, Nr.92：OGN an GSHB（Propaganda Abt.），4.II.32；Nr.89：GSHB an OGN，19.II.32；Nr.83：Fragebogen KLN，1.II.32；Nr.73：KLN an GSHB，28.II.32.自食恶果的宣传来自讽刺性地暗示社会民主党是爱国主义的和有宗教信仰的便条。

[15]GGZ：5，9&10.III.32；NNN：7.III.32；VB：9.III.32.

[16]NNN：11.III.32；GGZ：12.III.32；VB：10.III.32.

[17]VB：14.III.32；GGZ：13.III.32.

[18]GGZ：15.III.32.

[19]附录二中的表5列出了本章中关于这次和下两次选举的数据；关于这种分析的方法，参见第三章注释[71]。

[20]对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关于警方的警告参见NNN：12.III.32。

[21]VB：14&15.III.32；对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他是国旗队的侦察员。

[22]NNN：16.III.32.

[23]GGZ：20&22.III.32；NNN：18.III.32；8.IV.32.

[24]NNN：8&11.IV.32.这些话是从惯常的纳粹口号变化而来的：“该死的犹大！”（“Juda verrecke！”）

[25]NNN：9.IV.32.

[26]VB：18.III.32；12.IV.32；16&22.III.32；NNN：15.III.32；15.IX.32.一个宽厚的法庭后来发现塔普曼犯有殴打罪，但是只罚了他10马克。NNN：23.IV.32.

[27]GGZ：2，5，7&9.IV.32.

[28]NNN：5 13，15&21.IV.32；VB：15&23.IV.32.

[29]NNN：16&19.IV.32.

[30]NNN：14.IV.32；GGZ：20.IV.32.

[31]GGZ：25.IV.32.

[32]GGZ：14&19.IV.32；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33]NSAH, Hann 310 I/B-23 I, Nr.191：KLN Fragebogen für GSHB，19.IV.32.

[34]VB：12，19&23.IV.32.

[35]NNN：25.IV.32；27.X.32；9.XI.32；GGZ：26.IV.32；VB：26.IV.32.

[36]NNN：18.IV.32.

[37]NNN：24.X.32.

[38]对托马斯·加兰、格雷戈尔·巴林和“海因里希·拉默”的采访。

[39]Guenther Franz, Die Politische Wahlen in Niedersachsen，1867—1949 （second ed-it.，Bremen，1953），p.164.

[40]NNN：30.VIII.30；2&13.IX.30；4.VIII.31.

[41]附录二的表5。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1]Hueg，“Northeim 1933—36 ...，” Tables B-1，p.76，and A-1，p.27；also Ru-dolf Bückmann，475 Jahren städtische Corvinusschule in Northeim（Northeim，1952），p.12.

[2]Northeimer Heimatblätterm, herausgegeben von dem Heimat und Meseumsvereinfür Northeim und Umgegendm, Nr.4，Jhrg.9，Mai 1933：“Jahresbericht.”

[3]NNN：4.X.30；27.X.32.1930年7月，诺特海姆有162辆轿车。

[4]Hueg，“Northeim 1933—36 ...，” tables to pp.8 and 62；Table：“Städtische Warmwasserbadeanstalt.”

[5]Ibid.，table to p.8；NNN：21.XI.32；1.I.33；VB：21.XI.32.

[6]“Rechnungsabschlüsse der Stadtsparkasse Northeim，1930—33.”

[7]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最近所做的研究（第三章注释[71]）证明这是一种国家模式：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大萧条的伤害。参见Hamilton, p.604，n.45。

[8]NNN：29.VIII.32.对“雨果·施皮斯曼”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9]NNN：15.VI.32.

[10]NNN：13.VI.32.

[11]“Haushaltsplan der Stadt Northeim”（在HSN的每年的油印副本）；Hueg，“Northeim，1933—36 ...，” Table：“Gewerbesteuer nach dem Ertrag und nach dem Kapital”。因为在德国城镇是以复杂的公式来估算税收的，因此利润税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利润下降。除非人们能单独地核查每项税收情况，否则的话，我们从所引用的数据中能够得出的最有说服力的结论就是，1932年期间的利润下降幅度小而模糊。在总的商业税收益上的迅速下降应该能显示出真正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税收收益只是再次证明了诺特海姆并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决定性伤害。税收收益上的普遍下降本质上意味着消费下降，因为除了各种各样的事业之外，城镇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各种各样的间接消费税。因此，减少预算并不意味着诺特海姆人实际上忍受着大萧条的痛苦。关于深入了解税收和预算问题，我要感谢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的卡尔·W.罗斯坎普教授（Dr.Karl W.Roskamp）。

[12]Wells, p.170.

[13]NNN：9.IV.32；16.VI.32；VB：11.V.32.

[14]NNN：28.IX.32；12.XII.32；13&27.I.33.

[15]NNN：17.II.32；11.III.32.

[16]NNN：26.VIII.32.

[17]GGZ and NNN：27.VIII.32.

[18]NNN：30.IX.32.

[19]VB：13.IV.32.

[20]从1930年开始，至少有一名诺特海姆的警察是一名秘密的纳粹分子。参见PK, OGN Korrespondenz, H-K，1936—43：Wilhelm Karcher an OGN，10.VI.36以及对赫尔曼·登茨勒的采访。

[21]NNN：14.IV.32.

[22]GGZ：15.IV.32；VB：15&22.IV.32.

[23]VB and NNN：2.V.32.

[24]NSAH, Hann 310 I/A-53 II, Nr.40：GSHB an KLN，2.VI.32.

[25]GGZ：8&11.V.32.

[26]NNN：17.V.32；VB：13.VI.32.

[27]VB：10&13.XII.30；1，5&26.IX.31.

[28]VB：7.XII.31.毫无疑问，高级中学的学生们都被纳粹化了，不过根据前任校长所说，他们大部分是出于青少年的反叛性而非政治意识。对鲁道夫·比克曼、“库尔特·蔡瑟”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29]VB：2.IV.32.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他是沃格在学校里的监管人。

[30]VB：7&12.IV.32；18.VI.32.

[31]NNN：29.IV.32；GGZ：30.IV.32.

[32]VB：6.VI.32.

[33]GGZ：30.IV.32；22.VI.32；NNN：29.IV.32；22.VI.32.

[34]GGZ：15，21，24&28.V.32；16&19.VI.32；NNN：13.VI.32；NSAH, Hann 310 I/B-11 I, Nr.104：KLN Tätigkeitsbericht für Mai 1932，2.VI.32.

[35]NNN：20.VI.32.

[36]GGZ：21.VI.32.

[37]NSAH, Hann 310 I/A-108 II, Nr.131：OGN an Wittenberg, GSHB，28.VI.32.

[38]VB：15.V.32.

[39]对赫尔曼·舒尔策的采访。

[40]Ibid.，NNN and GGZ：8.IX.32.

[41]NNN：25&29.VII.32；VB：28.VII.32.

[42]GGZ：11&20.X.32；15.XI.32；NNN：12&17.X.32.这些事件都没有被《人民报》报道。

[43]VB：28.VII.32.原文：“Die Republikaner warden dafür sorgen, dass diese Geschäfte lebensfähig bleiben.”

[44]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海因里希·拉默”和赫尔曼·登茨勒的采访。

[45]NSAH, Hann 310 I/B-11 I, Nr.61：KLN Tätigkeitsbericht für Juni/Juli，4.VIII.32.

[46]NNN：20.VII.32；GGZ：21.VII.32.

[47]NSAH, Hann 310 I/A-37 I, Nr.155：Sonderrundschreiben GSHB an alle Kre-isleiter，20.VI.32；Nr.156：OGN an GSHB，24.VI.32.

[48]Ibid.，/B-6：Rundschreiben der Propagandaleitung GSHB 1932，passim.参见获取收件人列表的Nr.100；给目标群体文件的Nr.107—120；Nr.121 （25.X.32），不过秋季选举时，详细重复了这些指令。关于虽然完全不同，但是更加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指导方针例子，参见Ibid.，/B-3 II, Nr.211：Materialien f.d.Reichstagswahl 1932。

[49]Ibid.，/B-11 II, Nr.61：KLN an GSHB, Tätigkeitsbericht für Juni/Juli，4.VI-II.32；Noakes, p.216.

[50]Ibid.，/B-23 I, Nr.151&152：KLN an GSHB，14.VII.32.

[51]Ahrens，“Kaufmännische Berufsschule ...”对“埃哈特·克诺佩尔”“库尔特·蔡瑟”“汉斯·阿贝罗德”“海因里希·拉默”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52]Alan Bullock, in Baumont, Vermeil, et al.，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55），p.514.

[53]VB：14.VI.32.

[54]GGZ：1.VII.32.之后的引文来自GGZ：5.VIII.32；以及NNN：4.VII.32。

[55]GGZ：13&16.VII.32.

[56]NNN：4&7.VII.32.引文来自VB：7.VII.32。[57]VB：12.VII.32.

[58]VB：8，11&12.VII.32.

[59]NNN：11&22.VII.32；10.VIII.32；GGZ：12.VII.32；12.VIII.32；VB：11，12&13.VII.32.《人民报》声称有目击者在那天下午看到纳粹分子明显在为战斗做准备。然而，在法庭上却没有这样的目击者作证。判决最重的是“本诺·施密特”。至少有一名国旗队队员主动作证来对抗他的同志们，还在法官面前痛哭流涕地请求减刑（参见对“本诺·施密特”的采访）。

[60]NNN：13，14&27.VII.32.

[61]NNN：14&16.VII.32；12&13.VIII.32；11，21&22.XI.32；GGZ：15&16.VII.32；14.VIII.32；VB：16.VII.32；23.XI.32.

[62]GGZ：19.VII.32.

[63]NSAH, Hann 310 I/A-108 II, Nr.139：OGN an Wittenberg（Kasseleiter），GSHB，6.III.32；Nr.138：response，7.III.32；Nr.134：GSHB an OGN（要求支付22帝国马克和25芬尼的邮费），26.III.32。

[64]Ibid.，/B-30 II, Nr.121：Steineck an GSHB，18.VI.32.

[65]Ibid.，/B-2 II, Nr.23：Richtlinien für Hitlerversammlungen.其中包含了将50%的净收益支付给希特勒私人账户的原因的解释。

[66]Ibid.；以及/G-3，Nr.7—9，15，and 50。那天，希特勒也在布伦瑞克和汉诺威发表了演讲。在哥廷根，门票销售的细目是以3马克的价格售出2 570张，总共是7 710马克；以1马克的价格售出10 046张，总共是10 046马克；以50芬尼的价格售出2 929张，总共是1 464.50马克。大部分必须从总收益中扣除的成本（比如海报、纳粹报纸中的广告、支付给冲锋队的费用，等等）实际上都回到了国社党手中，这样一来该党的实际收益比列出的净收益更多。

[67]关于希特勒演讲的内容是转述总结，并不是直接引用。GGZ：13.VII.32.对“库尔特·蔡瑟”的采访。

[68]GGZ：21，27&29.VII.32.

[69]VB：21.IV.31；29.VIII.32；Hört！Hört！：7.VIII.32.

[70]NNN：27.VII.32；VB：27&28.VII.32；5&18.VIII.32.

[71]NNN：25，28—30.VII.32；VB：28&30.VII.32.

[72]GGZ：31.VII.32；NNN：27，29&30.VII.32.

[73]NNN：19&23.VIII.32；8.IX.32；GGZ：27.VIII.32.

[74]NNN：1，4&6.VIII.32.

[75]NNN and VB：12.VIII.32.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1]NNN：13，16，18，25&31.VIII.32；5，6，8&9.IX.32.

[2]NNN：4&8.XI.30；29.IX.31；18.VI.32；GGZ：14.V.31.对伊娃·罗尔的采访，她的儿子是黑色国防军部队的成员。

[3]VB：20.IV.32；NNN：22.VI.32.

[4]NNN：20.VIII.31；GGZ：21.VIII.31.

[5]NNN：16.I.31；3.X.32.

[6]VB：4.XI.32.

[7]GGZ：17，20&22.IX.32；VB：21&26.IX.32.

[8]NSAH, Hann 310 I/A-108 II, Nr.119，127&129，all GSHB an OGN.Nr.124所展示的，9月，33名新申请者的汇款总额是102帝国马克。参见同上。或A-53 II, Nr.10（November 1932）的摘要。

[9]Noakes, p.234f.

[10]Ibid.然而，这一时期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记录了33名新成员（参见上面的注[8]）。诺克也指出净损失的401名成员必须放在39 336名全部大区成员中衡量（ibid.，p234，n.2）。

[11]Ibid.，p.236ff.

[12]NSAH, Hann 310 I/B-26，Nr.42：Fragebogen für die Propaganda durch Bild und Schrift, GSHB Prop.Abt.，3.X.32.引文来自施泰内克对7.VI.32问卷的回答（同上）。

[13]Ibid./A-122 I, Nr.165：“通过琐碎工作进行宣传的方针。”（Richtlinien für die Propaganda durch Kleinarbeit）26.IX.32.

[14]GGZ：5，6&11.X.32；NNN：10—12.X.32.

[15]VB：16.IX.32；24.X.32；NNN：24，25&27.X.32.

[16]NNN：10&11.X.32；VB：10.X.32.城镇乐队的指挥对此非常沮丧，他写信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坚称他自己是政治中立的。

[17]NNN：22&24.X.32；VB：1&4.XI.32.

[18]NNN：1&4.XI.32.

[19]NNN：27&29.X.32；1，3&5.XI.32；GGZ：1&4.XI.32.

[20]NSAH, Hann 310 I/A-108 II, Nr.116：OGN an GSHB，21.XII.32.

[21]NNN：7.XI.32；VB：9.XI.32.

[22]NNN：22.X.32.

[23]VB：28.XI.32；NNN：1&26.XI.32；6.XII.32.

[24]NNN：22.X.32；21.XI.32；4.I.33.1932年11月和12月，提供了1 400次免费洗浴，这暗示了诺特海姆的市民很可能是最干净的人（参见Hueg，“Northeim 1933—36 ...”，Table：“Städtische Warmwasserbadeanstalt”）。

[25]NNN：1.XII.32.

[26]对约翰内斯·格罗特、赫尔曼·舒尔策和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

[27]对“本诺·施密特”的采访。

[28]这很可能是基于一个事实，即1932年12月，地方小组预料到有必要为下一次的地方选举推举候选人，于是提议有名望的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在哥廷根的地方政府中学习课程。然而，由于地方小组内部分派别，所以没能就分派办公职位的“总体规划”达成一致。参见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N an KLN，27.XII.32。

[29]对“埃哈特·克诺佩尔”和“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30]NSAH, Hann 8/Hild II, I，Bd.VI, Nr.585：Polizeiverwaltung Northeim an Reg.-Präs.Hildesheim，23.IX.31.该报告由保守派市长彼得斯签字。

[31]Ibid.，Landrat Kirschbaum an Reg.-Präs.Hildesheim，15.VIII.32.也可参见NNN，13.VIII.32；27.I.33；GGZ：13.XI.32；VB：22&27.X.32。

[32]社会党人尤其需要担心的是共产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一策略已经争取到了一个当地的国旗队领袖。参见NSAH, Hann 80/Hild II, I，Bd.VI, Nr.585：Landrat Kirschbaum an Reg..-Präs.Hildesheim，16.VII.32。

[33]NNN：7.XII.32；19&23.I.33；GGZ：24.I.33.

[34]Nokes, p.243.引文来自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Girmann an Keunecke，3.XII.32。吉尔曼将财政困难归结于数以百计的党派成员，绝大部分是冲锋队队员，他们没支付会费；更富有的成员必须弥补他们损失的费用。

[35]PK, N-14，Eingeg.Schreiben, N-Z，1932—33：Magistrat der Stadt Northeim an Walter Steineck，18.XI.32.

[36]Ibid.，N-16，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N Rundschreiben, Nov.1932.此前，汉诺威的一个纳粹次级组织使用了相似的策略，这很可能是吉尔曼产生想法的出处。参见Noakes, p.171。

[37]NSAH, Hann 310 I/A-108 II, Nr.116：OGL an GSHB，21.XII.32；/A-53 II, Nr.4&6：KLN an GSHB（Pg.Wittenberg），13.XII.32 and 19.XII.32；B-25 II, Nr.98：GSHB an KLN，17.XII.32.也可参见上面的注[8]。

[38]NSAH, Hann 310 I/B-25 II, Nr.108&109：OGN an GSHB，15.XI.32，and GSHB an KLN，18.XI.32；/A-83 II, Nr.191ff：exchanges between OGN and GSHB, Jan.1933；PK, N-15，OGN Ausgeg.Schreiben, A-M，1932—33：OGL an Dr.Goebbels，5.I.33.1933年1月，所有著名的纳粹演讲者都被派遣到利珀（Lippe）的重要选举中，戈培尔正在忙于证明纳粹的“胜利”意味着新的动力。他并没有回应吉尔曼。

[39]NNN：15.XII.32.关于内部争吵，参见附录三，1.（4）、2.（1）、2.（3）和3.（3）各段；还可参见本书的第十六章。

[40]对“埃哈特·克诺佩尔”和伊娃·罗尔的采访。

[41]J.K.Pollock，” Areal Studies of the German Electorate，1930—3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XXXVIII.p.93.

[42]在诺特海姆的纳粹力量反映了该城镇是位于普通地区的。从1930—1933年，诺特海姆选区在纳粹投票的百分比中是德国35个选区中第八强的。在1932年第二次总统选举中，诺特海姆选区在投票支持希特勒的选区中排第六位：44.8%的支持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大约8%（ibid.，pp.60—63）。

[43]参见附录二中的表6和表8。

[44]关于这方面的示意图参见附录二中的表8。

[45]NSAH, Hann 310 I/B-11 I：Gau-Redner，15.XII.32.主题和特性分别列出。

[46]正如附录二中表4和表5所显示的，诺特海姆纳粹的发展是以牺牲中产阶级权利为代价的。关于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最突出的描述，参见Richard N.Hun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8—1933（New Haven，1964）一书第119页的段落。

[47]附录二中的表7显示了这种相互关联的分布情况。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题辞]Desmond Flower&James Reeves, eds.，The Taste of Courage：The War，1939—1945（New York，1960），p.400。

[1]NNN：13.I.33.

[2]NNN：27.I.33.

[3]NNN：26&28.I.33.

[4]NNN：28.I.33；2&6.II.33；GGZ：7.II.33.

[5]NNN：2，3&11.II.33.

[6]NNN：2，3&28.II.33；GGZ：22.II.33.

[7]NNN：18.II.33.

[8]NNN：20&21.II.33；GGZ：21.II.33.

[9]对赫尔曼·舒尔策、约翰内斯·格罗特和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

[10]GGZ and NNN：24.II.33.

[11]NSAH, Hann 310 I/B-3 I, Nr.176：Reichspropagandaleiter Goebbels an alle Gauleiter，9.II.33.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目标。

[12]NNN：23&27.II.33.

[13]NNN：2.III.33.关于集会，NNN：15&17.II.33；GGZ：18.II.33。

[14]对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通过这些人的请愿，这个男孩最终被允许毕业了。

[15]NNN：3.III.33.

[16]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Küchenverwaltung，28.II.33；OGL and Standartenführer Schnepel，18.II.33.

[17]NNN：1&2.III.33；GGZ：3.III.33.

[18]对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文本来自他的赔偿署文件，出自《哥廷根报》简报，4.III.33。

[19]NNN：28.II.33；3&6.III.33；GGZ：6.III.33.

[20]NNN and GGZ：6.III.33.

[21]NNN：6&7.III.33.显然，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明确要求不许反对在公共建筑上悬挂纳粹旗帜。不管怎样，诺特海姆有一些反对。当市政厅的看门人在建筑物的旗杆上悬挂纳粹旗帜时，市长彼得斯要求拿下来，因为他认为在公共建筑上悬挂党派标志是不合适的。降下纳粹旗帜的命令实际上是由市长的管理助手托马斯·加兰传达的。这之后引起了纳粹分子对他的反对。因此，3月7日，诺特海姆唯一一栋没有纳粹旗帜的公共建筑物就是市政厅。参见对托马斯·加兰的采访。

[22]NNN：11.III.33.

[23]NNN：6，10&11.II.33.

[24]GGZ：21，22&26.II.33.《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后来宣称议员马纳和另一个国家主义者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并不是“致编辑部的信”的作者。关于德国人民党的决定并没有在他们自己的报纸《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报道。

[25]GGZ：28.II.33；1.III.33.

[26]对托马斯·加兰的采访。

[27]NNN：23&24.X.33.

[28]GGZ：14.III.33.所有的演讲都是用转述的方式印刷的，但是因为纳粹分子一直密切地并且充满疑虑地监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而且他们并没有更改描述或者其他相关的评论，所以很可能实际上是正确的。而且，当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雇用了一名纳粹党成员作为纳粹集会的记者。

[29]NNN：11.III.33.

[30]NNN：13.III.33.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题辞]参见第421页注[32]。

[1]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eobachter für Kreis Northeim und Duderstadt.Beilage der Niedersächsische Tageszeitung（因此，从1933年7月18日，这份报纸及其替代者Northeimer Beobachter：Parteiamtliches Organ der NSDAP für die Kreise Northeim und Ein-beck.Amtliches Organ sämtlicher Behörden für die Kreise Northeim und Einbeck——都由HSN创办——都被简称为“NB”）：15.III.33，分配议会席位。就议会中的“领袖原则”的操作情况对赫尔曼·登茨勒的采访；就关于社会民主党议员的不满对托马斯·加兰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2]参见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NNN：29.III.33。

[3]这种描述来自对三名目击者的采访（赫尔曼·登茨勒、托马斯·加兰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以及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29.III.33）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30.III.33）的大量报道。演讲来自报纸转述，来自吉尔曼的缩进排印的引文就是两份报纸报道相一致的情况。沃格对库埃尔富尔特声明否认他发表演讲的权利就能说明得到确切说辞的困难（以上引用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库埃尔富尔特自己记得：“10年来，你一直让人们沉迷于你的演讲技巧；人们就不愿意再听你讲话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库埃尔富尔特先生，在你统治的这些年里，一直用愤怒和鞭子对付我们。我们不想听你说话。”

[4]NNN：6.IV.33.

[5]NNN：7.IV.33；GGZ：14.IV.33.

[6]NNN：13.IV.33.实际上，最后两个名字从未被使用。纳粹分子后来将市集广场改名为“冲锋队广场”（Platz der SA），为了纪念纳粹公共工程的主管者，建造了一个“赖因哈德街”（Reinhard Strasse）。后来，由于市长被罢免，街道名称也改变了[“彼得斯市长街”变成了“卡尔·迪克拉吉街”（Karl Dincklage Strasse）——以省党部领袖中的一名早期官员的名字命名的]，还试图败坏教会的名声（“基希街”变成了“彼得·霍曼街”），这也可能是创造“蒂利街”（Tilly Strasse）的原因。关于完整的街道、旧建筑物的列表，参见NNN：28.II.33的选举区域列表。关于新的街道，参见“诺特海姆街道地图，1938年”（SAN, no number）。关于纳粹分子掌权之前选择的典型名字，参见NNN：11.XI.30。整个1938年，有11条街的名字被换了。

[7]NNN：26&28.IV.33.

[8]NNN：7.VI.33.

[9]NNN：27.VI.33；19.VII.33.

[10]对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NNN：25.II.33。

[11]NNN：13.III.33.之前的县议会（旧的诺特海姆县）有20个席位：10个社会民主党，2个“中间派”，2个国社党，5个“市民联盟”和1个“城镇和乡村”的。

[12]NNN：29&30.III.33.

[13]对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也可以参见他在BDC的记录，他实际加入的日期被列在1.V.33——这是一个普通的日期，许多人都是在1933年春天加入的。后来，当库埃尔富尔特挖苦他说“有件新衬衫”时，冯·德·舒伦堡只是回复称他“在党内能做的比他在党外和无能为力时更多”。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14]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15]“就是在这个声明里，”冯·德·舒伦堡后来说道，“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会拥有全部的独裁权。”然而，他之前特别焦虑不安以至于他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根据笔记写下他的演讲稿，并且照着一字不差地读出来而非讲出来。参见对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

[16]NNN：1&3.IV.33；GGZ：4.IV.33.

[17]NNN：9.VI.33.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18]对“汉斯·阿贝罗德”“埃哈特·克诺佩尔”和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NB：30.I.36，“3 Jahre N.S.Kommunal Verwaltung；” Ernst Gir-mann，“Tätigkeits und Erfolgsbericht，25.I.25.”（Bürgermeister Girmann zum Landrat von der Schulenberg）：me.In SAN, Nr.C.

[19]GGZ：13&27.IV.33；NNN：27.IV.33；5&13.V.33；24.VI.33.没有现存文档显示清洗之前被雇佣的人数。在1937年，诺特海姆雇用了221人，其中105人是小时工，剩下的是公务员。其间，创造了一些新职位（例如，“种族血统职位”），毫无疑问的是，小镇在努力平衡预算的时候，工人数量少了，在清洗之前工资单上很可能有大约180人。关于1937年的数据，参见“Stand 18.IX.37：Beschäftigte Arbeiter”和“Personalbestand am 17.IX.1937（mss.in SAN, no number）。

[20]GGZ：13，14&27.IV.33；5.V.33；NNN：27.IV.33；5.V.33；24.VI.33.

[21]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22]NNN：19.IV.33；13.V.33；8，9&29.VI.33.

[23]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Girmann an Senator Junge，27.IV.33.

[24]NNN：10.V.33.

[25]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未注明日期的地方小组领袖的通函再加上姓名列表。

[26]对托马斯·加兰的采访。对金钱的贪婪几乎不可能是吉尔曼的动机，因为副市长的薪水只比市长的少20%，两者的薪水都很可观。参见NSAH, Hann 174/Northeim 86：Magistrat Northeim an Reg.-Präs.Hildesheim，10.XI.33。

[27]对托马斯·加兰的采访。

[28]对奥托·冯·德·舒伦堡、“埃哈特·克诺佩尔”、托马斯·加兰、威廉·施潘瑙斯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29]NNN：13.I.33.

[30]参见附录三，2.（6）。

[31]对奥托·冯·德·舒伦堡、托马斯·加兰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关于乌德的部门，NNN：7.IV.33。乌德在1930年3月1日加入该党。他在地方小组的职位是“地方农民领袖”。参见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KLN，27.XII.32 and ibid.，Korrespondenz, S-Z，1936—43：Kreisbauernschaft an OGN，14.VIII.37。

[32]对托马斯·加兰的采访。

[33]“Protokoll der Fraktionssitzung der Fraktion der NSDAP in dem Bürgervorsteherkollegium zu Northeim, dem 28.Juni 1933.”复本见于威廉·施潘瑙斯的私人文件；摘录于PK, N-15，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Reg.-Präs Muss（原文如此，应该是“Muhs”），29.VI.33。

[34]NNN：7.VI.33；15.VIII.33.对“埃哈特·克诺佩尔”、托马斯·加兰和“雨果·施皮斯曼”的采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吉尔曼要求诺特海姆市支付退休金，因此他如何成为市长的这件事就闹上了法庭。他的要求被否决了。参见“Ausfertigung.Streitliste Nr.AH II 176/54.In der Verwal-tungsstreitsache des Bürgermeisters a.D.Girmann in Northeim, Klägers, gegen den Rat der Stadt Northeim, Becklagten, wegen Berücksichtigung der Beamtenrechte，” and“Ante Nr.II OVG-A 30/56，24.X.56 Revisionsan-trag.”（Both mss.in HSN.）解雇彼得斯的正式条款是1933年4月7日的法令的第六部分；战后法庭认为吉尔曼是非法掌权的，是政治行动的结果。他的委任信函见于NSAH, Hann 80/Hild.III，18/76，Nr.16；Girmann, Ernst（16.III.34）。他的任期为12年。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题辞]Hermann Rauschning, Gespräche mit Hitler（Zurich，1949），p.81.

[1]实际上是通过非正式手段控制警方的。甚至是在3月选举前，所有的地方法官都是纳粹分子。城镇警方的有效管理者是警察部长恩格尔曼，他每年依靠来自城市议会的津贴来保持收支平衡，之后在吉尔曼掌权时就不得不服从城市议会的意志了。但是大约在3月的时候，每个警察从根本上都被要求佩戴纳粹臂章。之后，除了心理上的妥协外，如果他们不顺从吉尔曼，他们就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对弗雷德里希·哈泽、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和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

[2]例如，1930年，诺特海姆只发布了九个狩猎许可，几乎都是给商人或者专业人士的。参见NNN：8.I.30。

[3]对弗雷德里希·哈泽和“本诺·施密特”的采访。某天，口袋里装满了子弹的朋友坐在“施密特”家的沙发上，并且有几颗子弹从坐垫间滑落，“施密特”因此而陷入了严重的危险中。后来，当警方来搜查“施密特”的公寓时，发现了一些子弹；“施密特”后来和他的朋友谈过之后才知道它们是怎么到他家的。

[4]NNN：6.III.33.

[5]NNN：30.III.33；4，8，10，19，24&28.IV.33；5.V.33；GGZ：4&5.IV.33.

[6]NNN：11.VII.33；2，9&22.VIII.33.

[7]NNN：18.IV.33.

[8]这些事件的分布情况，参见附录二的表9。

[9]NNN：14，15&29.III.33.

[10]GGZ：18.III.33.

[11]GGZ：29.III.33；NNN：30.III.33；12.VII.33.

[12]NSAH, Hann 80，Hann II/752，Nr.51：Präs.Des Straffvollzugsamts Celle，30.III.33；Nr.54：Reg-Präs.Hann Vermerk，4.IV.33 and Nr.60：7.IV.33；Nr.84：Moringen an Reg-Präs.Hann，15.IV.33 and Nr.102：21.IV.33；Reg-Präs.Hann an Landräte，27.IV.33.也可参见Nr.112：28.IV.33 and Nr.116：5.V.33。

[13]Ibid.，穆勒所做的报道，Lagerkommandant, to Reg-Präs.Hann：Nr.137（8.V.33），Nr.138（11.V.33），Nr.148（19.V.33），Nr.158（26.V.33），Nr.161 （29.V.33），Br.253（2.VI.33），Nr.273（16.VI.33），Nr.304（30.VI.33），Nr.307（7.VII.33），Nr.308（14.VII.33），and Nr.444（4.VIII.33）.关于绝食抗议：Nr.322（23.VI.33），Nr.385（24.VI.33），and Nr.387（26.VI.33）。

[14]Ibid.，Cordes所做的报道，SS Sturmführer u.Lagerkommandant an Polizeimajor Bergin, Hann：Nr.472—3，499，500，529，and 545。之后的数据记录直到1944年6月，见于NSAH, Hann 22a/XI，104g。

[15]NNN：28.IV.33；9.V.33.

[16]NNN：17，19&30.VI.33；GGZ：20.VI.33；1.VII.33.

[17]对“汉斯·阿贝罗德”、鲁道夫·比克曼、“埃哈特·克诺佩尔”、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赫尔曼·舒尔策、托马斯·加兰和威廉·斯潘瑙斯的采访。赫尔曼·登茨勒自己否认和盖世太保有任何的联系，但是作为诺特海姆最高级的党卫军官员，他毫无疑问是国家密探体系（V-Männer System）的一部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党卫军直到1934年4月20日才正式控制普鲁士的盖世太保。

[18]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19]对“海因里希·拉默”的采访。

[20]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21]NSAH, Hann 310 I/C-17，Nr.192：GSHB Propaganda Abt.（Nachrichtendi-enst），Rundschreiben，6.V.33.

[22]PK, N-14，OGN Eingeg.Schreiben，1932—33：Karl Schmikke, SS Nachricht-entrupp Northeim, an OGN，20.VI.33.

[23]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24]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25]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26]PK, N-15，Ausgeg.Schreiben, A-M，1932—33：OGL an das Reichs Arbe-itsministerium，3.III.33；Ibid.，OGL an Goering，10.III.33.

[27]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28]对赫尔曼·舒尔策、约翰内斯·格罗特和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所引用的内容来自他们的陈述。

[29]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30]“Kommunal-Politische Abteilung der SPD im Bezirk Hannover.Rundschreiben Nr.6/35（Hannover, d.23.III.33），Wilhem Hess an die Ortsvereinsvorstände im Bezirk Hannover.”复本见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私人文件。

[31]Zeugnis，12.V.33.约翰内斯·格罗特的经历和其他文件都来自他递交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赔偿署的文件，这些文件是为了支持其要求赔偿在纳粹反对他的恐怖活动中所失去的工资。这些文件经过了查证，他获得了赔款：Der Beauftragte des öffentl.Interesses beim Niedersächsischen Landesausschuss für Sonderhilf-ssachen, Nr.02/223，Hann.d.17.Okt.1952。

[32]Ibid.，通函来自Magistrat der Stadt Northeim，12.V.33。

[33]Ibid.，由前任诺特海姆警官提供的声明所确认，5.I.53。

[34]Ibid.，“Der Bürgermeister als Ortspolizeibehörde an den Gasanstaltsarbeiter Her-rn Johannes Grote”（Northeim，3.I.34-v 1505—35）；“Der Landrat des Kreis Northeim an Herrn Johannes Grote, Northeim，6.X.34”；“Der Regierungspräsident Hildesheim an Herrn Johannes Grote，28.III.35 （I.v.545）.”这些信件的一般观点认为，格罗特并没有旅游身份证明文件，是因为他不具备政治可靠性。

[35]Ibid.，“Der Bürgermeister an die Nat.Soz.Kriegsopferversorgung z.Hd.Von Herrn Fritz Kaeppke.”9.III.34.

[36]参见上面的注释[33]。

[37]对约翰内斯·格罗特的采访。

[38]对“本诺·施密特”的采访。

[39]赔偿署文件，弗雷德里希·哈泽的私人文件：“Der Vorsitzende des Kreisau-sschusses an den Dauerangestellten Herrn FriedrichHasse, Northeim, d.9.V.1933”；“Der Preussische Minister des Innern an den Dauerangestellten Herrn FriedrichHasse, Berlin, den 20.Juli 1934.”

[40]Ibid.，“FriedrichHasse an den Entschädigungsbehörde, Hildesheim （18，April 1956）.”

[41]对弗雷德里希·哈泽的采访；所有的引文同上。

[42]BDC, Akten Carl Querfurt（NSV card）.

[43]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44]对赫尔曼·舒尔策的采访。1946年，他的陈述和相关文件被英国占领当局证实是经过认证的。

[45]NNN：9&19.V.33；15.VII.33；GGZ：12.V.33.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题辞]参见本章注释[6]。

[1]订阅数见于NSAH, Hann 310 I/A-22 II, Nr.112：Gau Presseamt，“Erläuterung zu der Karte über die Verbreitung der NTZ im Gebiet des GSHB.”也可参见No-akes, p.205。

[2]在1932年12月10日和1933年4月6日，这份报纸也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观察家报》（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eobachter）。NNN：18.VII.33；NB：6.IV.33；10.VI.33；对“库尔特·蔡瑟”的采访，他的父亲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7月间印刷该报。

[3]“Runderlass der Kreisleitung Northeim an alle Ortsgruppenführer，22.V.33”；“Landrat von der Schulennerg an GGZ，24.IV.33”（两者都来自《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文件，现在为伊娃·罗尔所有）。

[4]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5]Ibid.

[6]NB：6.IV.33.

[7]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8]对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

[9]NNN：9.V.33；7.VI.33；15，22&29.VII.33.

[10]Hört！Hört！：6.IV.32；22.X.32；GGZ：26.IV.32；1.V.32.《人民报》对此非常欣赏，但是仍旧称《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为“纳粹机关报刊”，并要求剥夺其作为地方政府正式刊物的地位（VB：4.V.32；2.VII.32）。

[11]NB：21.V.33.

[12]GGZ：25.V.33.

[13]对伊娃·罗尔的采访。

[14]GGZ：9.VI.33；NB：10.VI.33.以及冯·德·舒伦堡给威廉·罗尔的信件，20.VII.33（来自伊娃·罗尔的私人文件）。

[15]NNN：10，13&14.III.33；GGZ：15.III.33；NB：15.III.3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吉尔曼试图煽动冲锋队去洗劫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

[16]NNN：11，17—18&20.III.33；GGZ：21.III.33.演讲的标题是：“Welch'ein'Wendung durch Gottes Fügun.”这实际上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普法战争的色当投降时所作的一份声明。参见Extra-Beilage, Magdeburgischen Zeitung，3.IX.1870。

[17]NNN：20—23.III.33.

[18]NNN：18—21.IV.33；GGZ：21.V.33.

[19]NSAH, Hann 310 I/B-6，Nr.2-9：Reichspropagandaleitung, Richtlinien für den“Tag der Nationalen Arbeit，”15.IV.33 and Nr.10—11：Huxhagen （Kommissar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für Wahlkreis 16，SHB）Rundschreiben Nr.1/33-Betr.1 Mai 1933，21.IV.33 and ditto：2/33.

[20]NNN：24.IV.33.

[21]NNN：24，26，27&29.IV.33；2.V.33；GGZ：28.IV.33；3.V.33.

[22]NNN：24&27.V.33；GGZ：25.V.33.

[23]NNN：23&27.III.33；12，15&20.V.33；7.VI.33；11，17&31.VII.33；GGZ：3.V.33.

[24]NNN：22&24.IV.33；5&13.V.33；GGZ：4.V.33.

[25]NNN：6.VI.33.

[26]GGZ：20.VI.33；NNN：22&27.IV.33；19.VI.33；20.VII.33.

[27]NNN：17.III.33；28.IV.33；20.VII.33.

[28]NNN：5.V.33；GGZ：7.IV.33；5.V.33；9.VI.33.对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他此时加入了钢盔团。

[29]GGZ：1&20.VI.33；NNN：27.VI.33.

[30]NNN：15&28.IV.33；2.V.33；28.VI.33.

[31]NNN：8&29.V.33.

[32]NNN：12&26.VI.33；7.VIII.33.

[33]NNN：8—10.II.33；GGZ：11.II.33.[34]GGZ：22.VI.33.起初，滑翔机团体是由诺特海姆的“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发起的。在诺特海姆，20世纪30年代初的汽车拥有者都足够富有，以至于可以出钱资助滑翔机俱乐部，这些人还是民族主义者，因而愿意这么做，这种方式能够让德国训练飞行员，并且绕过禁止德国拥有空军力量的《凡尔赛条约》中的条款。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1]NNN：1.I.33.数据102是1900年的，当时城镇的人口大约为8 000。所有的数据都接近于城市的全国平均水平。

[2]对格雷戈尔·巴林、“海因里希·拉默”、“本诺·施密特”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3]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Pg.Mäthaus，24.II.33.

[4]NNN：29.III.33；1.IV.33.这40个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命运如下：

因自然原因死亡：4人

离开诺特海姆：25人

被从诺特海姆带到集中营：8人

自杀：2人

命运未知：1人

1932年诺特海姆的120名犹太人中，在1945年后返回的有2人，都是因经济原因回来的。

[5]GGZ：21.III.33；2.IV.33.根据“埃哈特·克诺佩尔”所说，只有诺特海姆周围的农业社区中存在真正的反犹主义情感。

[6]NB：6.VI.33.

[7]对“海因里希·拉默”和“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8]对格雷戈尔·巴林的采访。

[9]NNN：3.IV.33；4.V.33.对弗雷德里希·哈泽、“埃哈特·克诺佩尔”、“海因里希·拉默”和格雷戈尔·巴林的采访。

[10]对伊娃·罗尔和“海因里希·拉默”的采访。

[11]对格雷戈尔·巴林的采访。

[12]对约翰内斯·格罗特和“本诺·施密特”的采访。

[13]1937年，当银行家穆勒自然死亡时，旧行为方式的火花突然燃烧起来了。他是一名保守派，一名前官员，也是城市精英中的一员，因此即便在纳粹分子眼里因他的种族而将他视为贱民，也无法忽视他的去世。尽管已经被警告了，但是诺特海姆还是有60名主要的商人出席了他的葬礼。一名冲锋队领袖拍下了这桩丑闻，照片刊登在朱利叶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的《前锋》（Stürmer）上，加上了“诺特海姆的犹太贱人！”这样的标题。但是除了这种全国性的苛责之外，冒犯者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根据第十六章所述，这些人中有些是纳粹分子的“理想主义”团体。

[14]对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

[15]对“埃哈特·克诺佩尔”和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

[16]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Un-terstüzungsverein Northeim，27.V.33.

[17]NNN：20.III.33；8.IV.33.除此之外，国社劳工组织在铁路主管办事处建立了一个单元组织。参见PK, N-13，OGN Eingeg.Schreiben, A-M，1932—33：Gau Hesse-Nassau-Nord an Ernst Hirmann（sic），24.IV.33。

[18]NNN：27&30.III.33；24&26.IV.33；NB：6.IV.33；GGZ：27.IV.33.

[19]NNN：5，20&22.V.33；24.VI.33；NB：6.V.33.临时重新雇佣的工会官员在1933年6月6日被解雇了。

[20]NNN：22.V.33；18.VII.33.

[21]NNN：13.II.33；20.IV.33.

[22]NNN：18，22&26.IV.33；4.V.44.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23]GGZ：21.V.33.

[24]NNN：4.VII.33.

[25]NNN：18.IV.33；24.V.33；GGZ：23.IV.33.后来，教师们也被要求加入国社党。整个诺特海姆只有一名教师拒绝加入纳粹教师联盟。她是一名老姑娘，在诺特海姆教了很长时间的书，甚至在恩斯特·吉尔曼还是个小孩子时还打过他耳光。她声称整件事情都是“荒谬的”，拒绝与此扯上关系。也许是出于一种古老的恐惧，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从未对此施压。但她只是唯一的例外（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26]NNN：6.II.33.

[27]NNN：16&29.V.33；8&9.VIII.33.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28]NNN：13.IV.33；6.VI.33.对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最明显的谣言是消费者协会的运货卡车曾经被用于运送一具尸体。

[29]NNN：25.III.33；3.IV.33；8&30.V.33；10.VIII.33；GGZ：21.VI.33.

[30]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31]NNN：8&19.IV.33；50 Jahre Volkschor Northeim, p.39.

[32]PK, N-14，OGN Eingeg.Schreiben, N-Z，1932—33：Otto Klepper, Die Liedertafel, an OGL，11.X.33.

[33]NNN：18.V.3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旧俱乐部复兴了（参加第二章，注释[25]）。

[34]NNN：16.V.33；24.VI.33；1.VII.33.

[35]对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关于上面“一体化”的例子，参见Northeimer Heimatblätter, No.5，June 1933：the“Museumverein”。

[36]PK, N-14，OGN Eingeg.Schreiben, N-Z，1932—33：An die OGL，25.VII.33及其回应，OGL an Pg.E.Hentschel，27.VII.33。每个俱乐部都指责其他的俱乐部是犹太人的、自由主义的；两者都想保持独立。

[37]NNN：15.V.33；1&3.VIII.33；GGZ：12.V.33.在纳粹时代，足球俱乐部“VfB”的成员实际上藏起了他们的俱乐部旗帜。参见匿名，50 Jahre“Verein für Bewegungssport 1906，Northeim e.V.，” Northeim，1957。

[38]NB：10.VI.33.《圣经》原文：“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39]GGZ：11.VI.33；以及NNN：15&26.VI.33。

[40]NSAH, Hann 310 I/B-3 I, Nr.56：Reichspropagandaleitung an Gauleitung Hannover（Telegram），18.VII.33；Nr.58：Reichsleitung Propaganda an alle Gauleiter；Nr.115：Stabsleiter der P.O.，Anordnung 28/33.

[41]NNN：10&17.VI.33；11，15，20，21&24.VII.33；GGZ：18.VI.33.

[42]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汉斯·阿贝罗德”、鲁道夫·比克曼和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

[43]GGZ：12.V.33.

[44]NB：4&15.III.33；NNN：3.VII.33.

[45]NNN：7&19.IV.33.

[46]对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Direktor Bückmann，25.IV.33（3 letters）。

[47]NNN：20.V.33；Hueg，“Northeim 1933—36 ...，” p.23.

[48]NNN：9.III.33；15.IV.33；13.V.33；GGZ：14.IV.33.后来，当钢盔团解散时，乐队也解散了（参见第十七章）。

[49]NNN：2.VI.33.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题辞]参见第十一章的注释[3]，第419页。

[1]Stadtwohlfahrts-und Jugendamt Northeim：“Gesamtübersicht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letzten 312 Jahre，”25 Aug.1936，p.2（Nr.7/71/VII in SAN）.以及NNN：13&27.I.33；15.III.33；12.IV.33。

[2]NNN：20，24—27.VII.33；以及诺特海姆地方官给政府总统的信件和报告，17.VIII.33（in SAN）。

[3]NNN：29.VIII.33；1&4.IX.33；以及诺特海姆地方官给政府总统的信件和报告，31.VIII.33（Nr.4 in SAN）。

[4]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Heinrich Schönewolf，22.VI.33.为了雇用党派成员使用了两次的术语是“责任”。

[5]NNN：17.VI.33；20.VII.33.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在诺特海姆，只有15名国社党成员的编号在100 000以下，而其中有5人是失业者。许多纳粹分子在清洗城市公务员时获得了工作。

[6]诺特海姆地方官给政府总统的信件和报告，17.VIII.33（in SAN）。也可参见OGL，“Bericht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Führerprinzips in Northeim，”1933—37（ms.，1937，in SAN）and NNN：9.II.33；25.VII.33；NB：30.I.36 （特刊：“Drei Jahre N.S.Kommunalverwaltung”）。

[7]NNN：14.VII.33.

[8]NNN：25.II.33；10&26.IV.33；12.V.33；3.VI.33.

[9]NNN：26&28.VII.33.

[10]NNN：30.III.33；22.IV.33；11.V.33；GGZ：23.IV.33.流动赈济处也为各种各样的纳粹集会提供了5 000顿餐饭，并且为2月和3月在赈济处站岗的冲锋队队员提供餐饭。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1]NNN：25.II.33；29.IV.33；NB：6.V.33.

[2]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section“N”）.双方都有点儿太矛盾了；他们错过了最后期限。

[3]对托马斯·加兰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4]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Stürmführer Pg.Fr.Dierbach，8.III.33.

[5]NNN：22.V.33.对奥托·冯·德·舒伦堡的采访。

[6]对“汉斯·阿贝罗德”和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阿贝罗德”坦率地承认了这点，而比克曼从他的一位老师那里听到了相似的事情。在后者的情况中，这个人实际上得到了晋升。

[7]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8]对托马斯·加兰的采访。

[9]PK, N-14，OGN Eingeg.Schreiben, N-Z，1932—33：Otto Müller an OGL，28.VI.33.他的意思是不受钢盔团的约束。7月，6名前钢盔团成员申请加入纳粹党；这都是因为“德国国家阵线”的解散。

[10]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section“N”）.

[11]对“海因里希·拉默”和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12]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passim.

[13]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提出质疑的这个人失去了很多资金，因为只要有游行，他就得允许他的工人们去参加，并且还得支付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工资。他确定的是如果他拒绝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被抵制。

[14]对奥托·冯·德·舒伦堡、“汉斯·阿贝罗德”和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15]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尽管这些都令她的丈夫，这位曾经的德国人民党地方领袖表示怀疑，但是他还是在1933年3月时投票支持国社党。

[16]“Report of the Gau-Uschla Prooceedings in Northeim on July 4，1933，” p.2.也可参见附录三。这些和其他所引用的关于“理想主义阴谋”的文件都来自威廉·施潘瑙斯的私人文件。

[17]“Report of the Gau-Uschla Prooceedings in Northeim on July 4，1933.”对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附录三。关于未记录的申请或者是在处理上至少有六个月推迟的申请，参见PK, N-14，OGN Eingeg.Schreiben, A-M，1932—33：Ludwig Huch an OGL，4.II.33。

[18]关于开除，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Frl.Maria Hermann, Lore Hartmann，28.I.33（两者都是因“诽谤言论”而被开除的）；关于填补“调查和仲裁委员会”，同上，N-15，OGN Ausgeg.Schreiben, A-M，1932—33：OGL an Uschla-Vorsitzenden Göttingen，22.II.33 and ibid.，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Pg.Fr.Dierlach, Fe.Schoppe，30.I.33。到夏天为止，又被清洗了：ibid.，OGL an KLN，5.VII.33.缩写“Uschla”代表“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之后在1933年，其名称改为“党派法庭”。

[19]PK, N-14，OGN Eingeg.Schreiben, N-Z，1932—33：Friedrich Schrader an OGL，26.IV.33；Hermann Sebolde an OGL，31.III.33；ibid.，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Rechtsanwalt（illeg.），28.II.33.所有的例子都是地方小组通过选举运动来解决其资金问题。

[20]PK, N-15，OGN Ausgeg.Schreiben, A-M，1932—33：OGL an Justizministeri-um，4.IV.33 [代表律师，赫尔曼·巴特尔斯博士（Dr.Hermann Bar-tels）]；关于学生，参见第十四章，注释[46]。

[21]Ibid.，OGL an Reichsleitung der NSDAP（Karteibteilung），25.II.33 and 3.III.33；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Frau Re-gierungsrat Niemeyer，18.I.33 and an Frln.Wilhelmine Dierking，3.II.33.当1932年12月施泰内克生病时，沃格拒绝将党派的慈善捐款给他，由此吉尔曼和沃格出现了矛盾。参见NSAH, Hann 310 I/A-108 II, Nr.116：OGL an GSHB，21.XII.32。

[22]油印的信件：“Ernst Girmann, OGL, an alle Parteigenossen OGN，”22.IV.33（施潘瑙斯的文件）。

[23]Ibid.，以及NNN：30.III.33；31.VII.33.前一篇文章不言自明：“国社党的县领袖宣布在没有县领袖的书面许可或者地方小组领袖的批准时，禁止进行任何的筹款。如果出现这样的筹款者，应该立即没收他们的党员证，有关当局应立即进行通知。”

[24]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Pg.Peiters，8.V.33 and Abschrift（Erlärung）Pg.August Döring, n.d.

[25]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Wilhelm Spannaus, Heinrich Schierloh, Dr.Venzlaff, Heinrich Voge，28.VI.33；an August Döring，8.VII.33；an Standartenführer Schnepel，29.VI.33.

[26]“Protokoll der Fraktionsitzung der Fraktion der NSDAP im Bürgervorsteherkollegim，28.Juni，1933”（施潘瑙斯文件，副本）；摘录自PK, N-15，OGN Ausgeg.Schreiben, A-M，1932—33：OGL an Reg.-Präs.Muss（sic），29.VI.33。就所有情况而言，给出的理由是个人“不再对城市议会保有信任感”。实际上，议员们主要是受到害怕吉尔曼的驱动。

[27]对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

[28]PK, 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OGL an Sturmbannführer der SA-Res.91，Ehlers，20.VIII.34；an Führer der SA Reserve Standarte 91，Schnepel，28.IX.34；an Pg.Engelmann, Vorsitzender des OG Gerichts，10.XII.34；an Gaugericht SBH，20.II.35.以及1967年1月14日，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给作者的信件。芬茨拉夫最终在策勒找到一份工作，一直在那里待到1945年，“被该党监视和骚扰，但是和平地离开了”。讽刺的是，英国占领当局把他解雇了，因为从1945年到1948年他的前国社党成员身份。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题辞]参见第431页注[33]。

[1]NNN：7，19&21.VIII.33.

[2]NNN：8&11.IX.33.

[3]NB：20.IX.33；NNN：18.IX.33.在诺特海姆县的其他普通集会上所进行的演讲在内容上是完全相同的。

[4]NSAH, Hann 310 I/B-3 I, Nr.127：“Richtlinien zur Schulung der nach dem I.Jan.1933 in die NSDAP eingetretenen Parteigenossen, München d.18.V.33.”

[5]NNN：16&17.X.33.

[6]NSAH, Hann 310 I/B-53 I, Nr.158—59：KLN an GSHB，27.[X.]33.根据施泰内克所说，“共产主义者的巢穴”（Kommunistenneste）是比斯豪森（Bish-ausen）、诺顿（b/Norten）和比勒（Bühle）；社会民主党的中心是苏特霍多（Suterode）和艾尔丁豪森（Ertinghausen）。

[7]NNN：20&23.X.33.

[8]NNN：31.X.33；1，3—4，6&8—9.XI.33.

[9]NNN：9.XI.33.

[10]NNN：10.XI.33.

[11]油印的通知：“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党内同志”[未注明日期，（1933年11月1日）]，威廉·施潘瑙斯的私人文件。

[12]NNN：9&10.XI.33.

[13]GGZ：12.XI.33；NNN：11.XI.33.

[14]关于县投票：NSAH, Hann 310 I/B-53，Nr.150：Landrat Northeim an GSHB （telegram）。关于莫林根集中营：NSAH, Hann 80，Hann II, Nr.752：report of 16.XI.33 an Reg.-Präs.Hannover。

[15]NNN：13&14.XI.33.

[16]NNN：12.I.34；3.III.34.

[17]对“海因里希·拉默”和玛丽亚·哈贝尼希特的采访。

[18]NSAH, Hann 310 I/B-31：GSHB and NSDAP Reichspropagandaabteilung München 7.X.33.

[19]NNN：25&27.XI.33；25&27.XII.33；13.I.34；26.II.34；对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

[20]油印的通知：“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党内同志，1933年11月21日”；油印的信件：“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党内同志，1935年7月30日”（两者都是来自威廉·施潘瑙斯的私人文件）。

[21]对赫尔曼·登茨勒、“汉斯·阿贝罗德”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22]PK, N-17，OGN Ausgeg.Schreiben, A-M，1934：OGL an Verband mittel-deutscher Konsumvereine，20.III.34 （in re：Robert Schnabel）；ibid.，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OGL an Post-Inspektor Jaep，26.X.34 （in re：Hermann Lüdecke）.

[23]NNN：29.VIII.33；2.IX.33；25.XI.33.

[24]NNN：19，22&27.IX.33.

[25]NNN：10&30.VIII.33；28.X.33；“Bericht des Stadtoberinspektors Horboth an dem Magistrat Northeim，24，Aug.1936，” Nr.1A in SAN.到1936年为止，大约有1 500名诺特海姆人要求进行血统认证。

[26]对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

[27]PK, N-12：Veranstaltungen u.Tagungen in Northeim II，1937—41：GSHB, Rundschreiben Nr.53（vertraulich），d.13.XII.37（1934年10月20日，鲁道夫·赫斯重复的指令）。

[28]NSAH, Hann 310 I/C-16，Nr.15：Kreisnachrichtendienstleiter an GSHB，3.V.34；/C-15 I, Nr.123：Kreisnachrichtendienst Tätigkeitsbericht，4.VII.34；/C-10，Nr.56—62：Kreisnachrichtendienst Tätigkeitsbericht，5.VI.34，3.V.34.

[29]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30]对“海因里希·拉默”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31]Wells, pp.136—37；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NNN：30.IX.33；7.X.33。

[32]Hueg，“Northeim 1933—36 ...，” p.16.

[33]Ibid.，pp.17—19；OGL，“Bericht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Führerprinzips in Northeim，1933—37”（ms.，1937，in SAN）；对“汉斯·阿贝罗德”和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

[34]Hueg，“Northeim 1933—36 ...，” pp.16—20.

[35]“Verwaltungsbericht der Katholische Volksschule Northeim am 2.X.36”（Nr.6/54/V in SAN）.

[36]“Bericht über die Hilfsschule Northeim f.d.Zeitraum 1929—36”（Nr.6/53/V in SAN）.以及：Hueg，“Northeim 1933—36 ...，” pp.19—20。

[37]对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Verwaltungsbericht des Gymnasium Corvinianum Northeim，16.IX.36”（Nr.6/54/V in SAN）。以及Bückmann，475 Jahre ...

[38]对“汉斯·阿贝罗德”的采访。

[39]对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

[40]“NB an alle Psrteigenossen, Northeim d.23.Sept.1933”（印刷通函来自威廉·施潘瑙斯的私人文件）。

[41]“Weigel, Gaupresseamtsleiter, GSHB, an alle Kreis-und Ortsgruppen-pressewarte, den Kreis-und Ortsgruppenleitern zur Kenntnis （Streng vertrauli-ch！），Hannover, d.5.IV.1934”（伊娃·罗尔的私人文件）。很明显，在纳粹网络中存在漏洞，因为《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获得了非授权的复印件。

[42]NNN：2&12.XII.33.对“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镇压随着“保护党派和国家身份的法律”的颁布而进行，该法律使报刊名称吸引了新闻监察官的注意。《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直保持着独立，直到1942年，该报因“战时经济措施”而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合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报以自己的名字复刊。

[43]NB：27.II.33；27.VII.33；“Gaupressewart an den Herrn Wilhelm Röhrs，14.XII.33”；“NB an GGZ，27.VIII.34”；R.A.D.Unterfeldmeister（sig.illeg.）an Wilhelm Röhrs，4.V.34”；“NB an GGZ，29.I.34”；“NSDAP Kreispressewart für Northeim an GGZ，21.IX.34”；“NB an GGZ，25.IX.34”；P.Gussmann, 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Propaganda an Wilhelm A.Röhrs，26.III.35”（所有都来自伊娃·罗尔的私人文件）。

[44]“A.Schwertfeger an W.A.Röhrs，2.III.34”；“Heinrich Sohrey an NSDAP, GSHB，6.VIII.34”（在“Heinrich Sohrey an Wilhelm Röhrs，8.VIII.34”中附有副本）。所有都来自伊娃·罗尔的私人文件。

[45]对伊娃·罗尔的采访。

[46]PK, 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OGL an Gastwirt Dressel，21.VIII.34，人们被告知“无论谁攻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就是攻击该党”。

[47]NNN：30.XI.33；26.I.34；12.II.34.

[48]NNN：21.I.31；13.IX.33；27&28.XI.33；10&13.II.34.在纳粹分子掌权之前，战争墓地组织有125名成员，其筹款者是犹太银行家穆勒（NNN：13.V.33）。

[49]“Regierungspraesident Mühs an Magistrat Northeim，9.X.33”；作为答复，“Magistrat Northeim an Regierungspraesident Mühs，16.X.33”（“Fach V” in SAN）；NB：8.X.33；NNN：23&30.IX.33；3&9.X.33。

[50]“Tätigkeitsbericht der Luftschutzschule Northeim im Jahre 1935”（n.d.，ms.in SAN, Nr.121/XII）.以及，NNN：7&20.IX.33；18.XI.33。

[51]NNN：31.VIII.33；4，23，25—28.IX.33；3.X.33；NB：8.X.33；3.XI.33；27&29.XII.33.

[52]表格根据Hueg，“Northeim 1933—36 ...，” pp.33。“政治犯罪”和“需要秘密调查的事项”被排除在外了。

[53]“Statistik über die bearbeiteten Kriminal-polizeilichen Vorgänge bei der Kriminal Polizei in Northeim, Kriminal-Sekretär Meyer, Northeim 1936”；“Schutzhaft infolge Trunkenheit, Rühestörung, politisch pp.”（both mss.in SAN, Nr.2/VIII/c）.

[54]“Rede des Stellvertretener Bürgermeister Girmanns am 1.III.34 im 10er Zelt”（ms.in SAN, Nr.74/VII/6）.

[55]PK, N-19，OGN Korrespondenz, A-K，1935：Uschlavorsitzender Peiters an Max Herholz，8.IV.33；ibid.，N-20，OGN Korrespondenz, L-Z，1935：GSHB an Georg Meister，4.III.35.

[56]Ibid.，OGL an Karl Voss，29.XII.34，and OGL an Vorsitzenders des Ortsgrup-pengerichts Pg.Richard Schmidt，5.III.35；in re：Pg.Hugo Sauer.

[57]PK, 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OGL an Pg.Obermeister Ranberg，26.X.34；ibid.，OGL an Pg.August Voss，19.XII.34.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题辞]见本章的注释[11]。

[1]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OGL an Pg.Ehlers, Führer der Reserve SA Standarte 136，6.XII.33.

[2]GGZ：17.V.33；NNN：7.VIII.33.对“埃哈特·克诺佩尔”和托马斯·加兰的采访。

[3]1935年6月26日，命令在诺特海姆公务员中传播开来（副本见于威廉·施潘瑙斯的私人文件；也见于SAN）。

[4]BDC, Akten Ernst Girmann：“Beschwerde des Uschla-Vorsitzenden der Orts-gruppe Northeim gegen den Ortsgruppenleiter von Northeim, Pg.Girmann, München den 4.Dez.1933.”

[5]NNN：22.IX.33.

[6]Wells, p.62.关于吉尔曼作为市长就职，NNN：27.III.34和Hueg，“North-eim 1933—36 ...，” p.2；以及，OGL，“Bericht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Führerprinzips ...”新体制是“议员”（Ratsherrn）[之前是市政负责人咨询委员会（Bürgervorsteherkollegium）]和“市议会”（Stadtrat）[之前是市政府（Magistrat）]。

[7]NNN：3&5.VIII.33；7&13.IX.33；30.XII.33；20&24.I.34（关于DAF）；12&16.X.33（关于工匠）；18.XI.33（关于零售商）。

[8]“Bericht der Rede des Ortsgruppenleiter Girmanns am 5.X.33 im Deutsches Haus, Gr.Saale，”包括一封通函和附加的名单，可追溯至1933年9月30日（所有的都在SAN, Nr.75/VII/b）；NB：8.X.33；NNN：6.X.33。

[9]NNN：14，25&29.X.33.

[10]通函及附加的名单来自Stellvertretener Bürgermeister Girmann，27.II.34 （Nr.74/VII/b in SAN）和“Richtlinien für die Redner in der Arbeitsschlacht des GSHB”（II 2640 Hu/wk in SAN ）；“Rede des Stellvertretener Bürgermeister Girmanns am 1.III.34 im 10er Zelt”（Nr.74/VII/b in SAN）。整个演讲覆盖了四个报纸版面，重印于NNN：2&6.III.34。

[11]“Versammlung, betr.Arbeitsbeschaffungs-Massnahmen, im Hotel‘Sonne'am Do.，d.8 März 1934，Abends 8：30 Uhr”（stenographic report, no number, in SAN）.

[12]Ibid.

[13]NNN：10，15，20&21.III.34.

[14]“Stellvertretener Bürgermeister Girmann an Stadtbaumeister Nass，12.III.34”（in SAN, no number）；“Versammlung des Verein zur Hebung des Fremdenve-rkehrs Northeim in der‘Sonne ’am 31.VII.34.Ansprache des Herrn Bürgermeister Girmanns”（Nr.B/IIa in SAN）.

[15]“Merkmale über die Stadtforse Northeim seit der Machtübernahme durch unser-en Führer[10.I.35]”（Nr.8/91/IXc in SAN）；OGL，“Bericht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Führerprinzips ...”；Hueg，“Northeim 1933—36 ...，” p.23；NB：30.I.36（special issue）.

[16]NNN：29.XI.33（关于来自制糖厂的大众进入RAD）。关于剧院，参见“Bericht über den Bau der Weihstätte in Northeim，1934—36”（unnumbered ms.in SAN）；关于吉尔曼在现场发表献词演说的照片，Der Spiegel, Nr.49/1966，p.59；NNN：5.II.34；7.VI.36。

[17]Hueg，“Northeim 1933—36 ...，”表格：“Bevölkerung der Stadt.”

[18]Ibid.，p.7；NNN：7.XI.33；2.III.34.

[19]NSAH, Hann 174/Northeim 86，Nr.178：des Notariatsregisters, Jahrgang 1934，26.V.34.

[20]NNN：21.XI.33；NB：30.I.36（special issue）；Hueg，“Northeim 1933—36 ...，” p.7；Girmann，“Tätigkeits und Erfolgsbericht.”

[21]NNN：16.VIII.33；18.IX.33；7.XI.33；22.III.34；附有名单的通函，来自吉尔曼，19.III.34（unnumbered in SAN）；OGL，“Bericht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Führerprinzips ...”

[22]PK, OGN Korrespondenz, S-Z，1936—43：Bürgermeister Girmann an Herrn Schrader，28.VIII.36.

[23]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24]NNN：21—26&28.IX.33；14，25&30.X.33；18&24.XI.33；1.XII.33；8&9.I.34；12.III.34.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的集会也被以显著的方式用于宣传纳粹政策。1933年11月全民投票之前不久，一场福利晚会转变成了选举集会，另一场于1934年1月举行的集会是宣称德国对萨尔州的所有权。参见NNN：25.X.33；15.XII.33；13&19.I.34。

[25]NNN：18.XII.33；NB：20.II.34.“善良的夫人”也许是出于礼貌或者尊重而使用。纳粹分子所反对的是要求女仆用此来称呼他们的女主人。

[26]对“海因里希·拉默”、“汉斯·阿贝罗德”、玛丽亚·哈贝尼希特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

[27]NB：30.I.36（特刊）；OGL，“Bericht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Führerprinzips ...”；Hueg，“Northeim 1933—36 ...，” p.21。

[28]NNN：3.II.34；NB：16.IV.34；“Versammlung des Verein zur Hebung des Fremdenverkehr ...”（参见上面的注释[14]）。

[29]Oessel and Borgholte，“Chronik des Standortes ...，” pp.29，38—42，59.合同的第九部分明确地委托军队用诺特海姆的工匠来做大部分的工作并且雇用城镇中人做额外工作。

[30]Hueg，“Northeim 1933—36 ...，” pp.10—11.关于了解到城镇失去了游泳池时进行的抗议，参见“Versammlung des Verein zur Hebung des Fremdenve-rkehr ...”（上面的注释[14]）。

[31]Oessel and Borgholte，“Chronik des Standortes ...，” pp.40&55；对“埃哈特·克诺佩尔”和威廉·施潘瑙斯的采访。许多国防军军官在纳粹开始反教会运动之后依旧显眼地去教会。参见第十九章。

[32]PGSA, Rep.90-P/3，4：Lagebericht des Refierungspräsidenten Hildesheim f.d.Monate April u.Mai，1.VI.35.

[33]BDC, Akten Regierungsassessor Dr.Hermann Muhs.穆斯（Muhs）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加入该党，1933年之前暂任大区领袖。

[34]PGSA, Rep.90-P/3，4：Lagebericht der Stapostelle Hildesheim，2.XII.35.

[35]Ibid.，Lagebericht der Stapostelle Hildesheim，7.I.36.我无法找到任何关于盖世太保处理诺特海姆的补充报告。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1]PK, N-5，Rundschreiben der GL u.KL betr.Organisation, usw，1935—36.本章节的一部分内容之前曾经发表过，William S.Allen，“Totalitarianism：the Concept and the Reality”，收录于Ernest A.Menze, Totalitarianism Reconsidered（Na-tion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Port Washington and London，1981），pp.97—106。

[2]BDC, Akten Walter Steineck, geb.14.VIII.89.所引用的薪水是他到1936年4月1日为止所挣的；他死于1942年3月20日。关于他对地方维护的关心参见Walter Steineck，“Aufbau und Aufgaben der amtlichen Heimatpflege im Kreise Nor-theim，22.X.35”（ms.in SAN）。

[3]BDC, Akten Walter Baldauf, geb.30.XI.78；“Parteistat.Erhebung 1939”给出了巴尔德奥夫（Baldauf）加入的日期是1933年4月1日，他的头衔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专区管理人”。关于其他例子参见同上，Akten Hans Blume, geb.22.III.06，或者Hans Böttcher, geb.21.VIII.02。

[4]NSAH, Hann 174/Northeim 86：Magistrat Northeim an Reg.-Präs.Hildesheim，10.XI.33.作为副市长，吉尔曼每月挣700马克。

[5]他们是恩斯特·巴特拉姆（Ernst Bartram）（geb.2.IV.94，party number 1475988，税务办公室的一名会计）和弗雷德里希·巴特尔斯（Friedrich Bartels）（geb，2.IV.91，party number 1475985，一名银行会计）。两人于1932年7月的同一天加入了该党，两人都不具备“老战士”的资格。1935—1936年期间，地方小组II的负责人是奥古斯特·约恩斯（August Jörns）——一个冰淇淋经销商，也是吉尔曼的密友之一。

[6]PK, N-16，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2—33，passim；ibid.，OGN Kor-respondenz A-B，1936—43：OGN II an Industrie u.Handelskammer Hildesheim，7.V.36，and Gauschatzmeister an Kassenleiter OGN，2.XI.39.也可参见BAK，“Slg.Schumacher，” Nr.202 III：GSHB Ordnungsblatt, Gauorganisationsleiter, Ordnungsziffer 4，Blatt 11，Folge 7（1.IV.39）。

[7]BDC, Akten Ernst Girmann.尤其参见他的冲锋队申请表和“Beurteilungfür SA Führer（Hann.，d.16.VIII.43），SA Gruppe Niedersachsen, Standarte 136.”也可参见NSAH, Hann 174/Northeim 89：Bürgermeister an Landrat，27.IV.38。

[8]PK, N-10，Grosskundgebungen in Northeim，1935：GSHB Propagandaabt.An OGN，28.XI.35.

[9]PK, OGN Presse u.Film Rundschreiben，1935—36：GSHB an alle OGL，7.XII.35.“德国冬季运动会”是确切的标题；也有些详细的政治幻灯片展览，比如《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Adolf Hitler, unser Führer”）。

[10]PK, N-12，Veranstaltungen u.Tagungen in Northeim, II，1937—41：“Ter-min Kalender der OG Propaganda Ant.—gültig f.Sept.1938 bis Mai 1939.”

日程表如下：

10月9日的活动，全体内部党派成员。

11月9日的活动，除了Ⅱ组以外的全体内部党派成员。

12月10日的活动，除了Ⅰ组以外的全体内部党派成员。

1月9日的活动，除了Ⅰ组以外的全体内部党派成员。

2月10日的活动，全体内部党派成员。

3月8日的活动，除了Ⅰ组以外的全体内部党派成员。

其中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女性联合会（N.S.Frauenschaft）、党卫军和KdF，但是不包括其他的纳粹组织。因此这是必须参加集会的基本名单。

[11]PK, N-11，Veranstaltungen u.Tagungen in Northeim，（I），1936—37.关于试图对城镇钓鱼俱乐部负责人举行和党派典礼相冲突的集会而进行惩罚，参见ibid.，OGN Korrespondenz, A-B，1936—43：OGL I（Pg.Bartram）an KLN，21.X.36，betr.Angelsportverein。

[12]PK, N-5，Rundschreiben der GL u.KL betr.Org.，usw，1935—36：OGL an sämtliche Blockleiter OGN I&II，28.IX.36.这之后出席率下降到了50%。

[13]PK, OGN Korrespondenz, H-K，1936—43：Betr.Pg.Adolf Happe，28.IX.36.通过解释城镇的中产阶级是因为地方腐败，尤其是对奥古斯特·乌德的偏爱而抵制纳粹集会，这个人会把他的问题复杂化。关于吉尔曼威胁不出席者的例子，参见ibid.，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pas-sim。

[14]PK, N-30，Politische Beurteilung einzelnen Personen，1936—42：OGN an Friedrich Schrader，17.XI.37.

[15]PK, N-19，OGN Korrespondenz, A-K，1935：OGL an Fräulein Albrecht，14.V.35.

[16]PK, N-17，OGN Ausgeg.Schreiben, A-M，1934：OGL an Studienrat Mei-necke，4.XII.34.“通过我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打败所有牧师的信仰。”

[17]PK, N-35，Vermerke über missliebige Äusserungen des Pastor Moritz, usw，1937.以及对鲁道夫·比克曼、威廉·施潘瑙斯、“海因里希·拉默”和“埃哈特·克诺佩尔”的采访。关于当局对反对教会行动采取沉默态度的消息可见于William S.Allen，“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hibitantas in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收录于Franklin H.Littell和Hubert Locke编著，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and the Holocaust（Detroit 1974），pp.114—123.希特勒一度威胁称要亲自射杀一个大区领袖（瓦格纳），如果他重新开始公开抨击巴伐利亚的宗教信仰。

[18]NSAH, Hann 80，Hild III/2631，passim.吉尔曼的运动开始于1937年4月5日，希尔德斯海姆的行政官所采取的最终行动是在1938年4月23日。诺特海姆大约有750名天主教教徒；关于他们神父的抗议，参见ibid.，Fr.Meyer an Burgermeister Girmann，9.IV.37，以及对“本诺·施密特”的采访。

[19]PK, N-1，Rundschreiben des Gauschatzmeisters，1934—36：passim.

[20]后面的数据来自1935年11月：PK, N-10，Grosskundgebungen in Northeim，1935：OGN an GSHB（Propagandaabt.），28.XI.35。最精确的党员人数见于NSAH, Hann 174/Northeim 85：Betr.Stadtbrief：der Bürgermeister, d.31.V.34。

[21]PK, N-17 and N-18，OGN Ausgeg.Schreiben, A-M and N-Z，1934：passim.

[22]PK, N-6，Rundschreiben des KLN，1935—36：“Rundschreiben 053/36，Hann.d.27.VI.36，Org.Amt”（关于诺特海姆片区管理人的分配）。关于国家指令：Aryeh L.Unger, The Totalitarian Party：Party and People in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p.99—104。

[23]Unger, p.101.

[24]PK, 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OGL an Pg.August Voss，19.XII.34；N-22，OGN Korrespondenz, L-Z，1935—36：OGL II an Pg.Ot-to Müller，17.I.36；N-20，OGN Korrespondenz, L-Z，1935，包含大部分有关人事变动的材料。

[25]BAK，“Slg.Schumacher，” Nr.202 III, GSHB：Verordnungsblatt Gauschul-ungsleiter, Ordnungsziffer 5，Folge 1，1.I.39（Blatt 1）and Folge 17，15.IX.39 （Blatt 22）.

[26]PK, N-11，Veranstaltungen u.Tagungen in Northeim（I），1936—37：Betr.Weinwerbewoche，1936，29.IX.38.售出了1 444瓶。

[27]BAK，“Slg.Schumacher，” Nr.202 III：GSHB Verordnungsblätter.其中就包括1939年的条令。

[28]PK, N-29，OGN Politische Beurteilung einzelnen Personen，1935—1943.其他文件包括编号从N-28到N-32的文件，直到1944年。

[29]Ibid.，尤其是关于Josef Eckermann, Luise Ahrens和August Müller。

[30]这似乎也是临近城镇的模式。比如，1936—1941年博文登（Bovenden）的73页政治评估中，没有一个人被认定为“不可靠”，主要的评论是关于捐款的，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政权的适应超过最低限度。参见NSAH, Hann 310 I/L-3，Nr.36—7，40—42。

[31]PK, N-22，OGN Korrespondenz, L-Z，1935—36：Zellenleiter Nahme an OGL，15.IX.35 and Konrektor Hauk an Zellenleiter Hermann Nahme，14.XI.35.[所有的报告集会都是在福尔克曼医生家进行的，包括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和四名其他的社会党人。应该知道的是纳默（Nahme）是来自“老战士”的遗留者之一，他的党员编号是4 291。这也许可以解释他的极度狂热。]也可参见PK, N-32，Politische Beurteilung einzelnen Per-sonen，1936—43：Zellenleiter Fr.Schoppe an OGL, betr.Tischlermeister Gustav Knust, n.d.。

[32]PK, 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OGL an Reichsbahn Ober-inspektor Pg.Schulze，23.VIII.34.吉尔曼也指出斯特罗迈耶是“社会民主党中活跃的、令人讨厌的”。吉尔曼的附文当然是斯特罗迈耶不能被重新雇用，直到所有提出申请的冲锋队和党卫军都被雇用为止。

[33]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34]PK, 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OGL an Pg.Ernst Hilke，26.X.34，and OGL an Pg.August Döring，27.IX.34（后者也许是受到吉尔曼与德林长期不和的刺激，参见第十六章和附录三）；ibid.，N-22，OGN Korrespondenz, L-Z，1935—36：OGL I an die Orsgruppenverwaltung der DAF，3.I.36.

[35]PK, N-28，Politische Beurteilung einzelnen Personen，1935—44：OGL an KLN，15.VII.36；ibid.，OGN Korrespondenz，1936—43：Betr.Gebr.Fricke Modewaren, an OGL Lüchow，8.I.38.

[36]PK, 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OGL an Frau Dorothea Bauer, Brooklyn, N.Y.，2.VIII.34（关于前一个引文）；ibid.，N-20，OGN Korrespondenz, L-Z，1935：Girmann an Ortsgruppe Bad Grund/Harz，10.VI-II.35（关于后一个引文）。

[37]PK, N-15，OGN Ausgeg.Schreiben, A-M，1932—33：OGL an N.S.Heil-praktikerfachschaft，30.IX.33；ibid.，OGN Korrespondenz, L-R，1936—43：An die KLN betr.Bankier Hermann Müller，21.XI.36.吉尔曼对弗雷曼森（Freemasons）采取了相似的容忍态度，这是纳粹意识形态愤怒的另一个目标。参见PK, N-18，OGN Ausgeg.Schreiben, N-Z，1934：Betr.Pg.Dr.Ger-hard Meissner（n.d.）。

[38]PGSA, Rep 90p/3，4：Lagebericht der Regierungspräs.Hildesheim f.d.Monate April u.Mai，1.VI.35；Lagebericht der Stapostelle Hildesheim，7.I.36.

[39]对玛丽亚·哈贝尼希特、“海因里希·拉默”和托马斯·加兰的采访。关于全国范围内的消极回应，参见William S.Allen，“Die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die‘Reichskristallnacht’—Konflikte zwischen Werthierarch-ie und Propaganda im Dritten Reich，”收录于Detlev Peukert und Jürgen Re-ulecke,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itonal-sozialismus（Wuppertal, Hammer Verlag，1981），pp.397—411。实际上，所有的外国外交官和记者都发现了德国人民对“水晶之夜”事件的反对。所有的地下社会民主党人和盖世太保也是这样。

[40]对格雷戈尔·巴林的采访。

[41]有些例外：公务员或者承包商被要求对纳粹事业展现出额外的热情，年轻人被告知除非他们积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否则就“没有未来”了。关于前者，参见NSAH, Hann 174/Northeim 86：Stellplan für Northeim，26.X.35（雅利安血统和政治献身被列为每个领薪水的公务员的职位描述的第一要求），以及PK, N-29，Politische Beurteilung einzelnen Personen，1936—43：OGL betr.Milchhändler Bünger，13.V.37（一系列迫使承包商加入该党的要求之一）。关于后者，参见ibid.，N-11，Veranstaltungen u.Tagungen in Northeim（I），1936—37：BM Girmann an die Elternschaft der Nortehimer Ju-gend，9.XI.36；N-21，OGN Korrespondenz, A-H，1935—36：OGL I&II an Amt für Erzieher in der NSDAP，12.XI.35；OGN Parteikorrespondenz, L-R，1936—43：Girmann an OGL，8.XI.41。

[42]PK, N-11，Veranstaltungen u.Tagungen in Northeim（I），1936—37，passim.武器是沃尔特PK-9自动手枪。

[43]PK, OGN Korrespondenz，1936—1943，A-M and L-Z, passim.

[44]PK, N-1，OGN Gefallenen von Northeim, Band 1.

[45]关于吉尔曼的行动，参见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和托马斯·加兰的采访。海因里希·伊格林（Heinrich Eggeling）博士指出在吉尔曼的辩护中，他将纳粹制服换成了军队制服，因为他是一个预备军官。在某些附近村镇，民兵们奋战到底，城镇还是被摧毁了；艾恩贝克就是其中的一例。关于第三装甲师于1945年4月12日包围诺特海姆，参见Spearhead in the West（Frank-furt a/M，1945），pp.247—49；Charles B.MacDonald, The Last Offensive.U.S.Army in World War II：The 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Washington, D.C.，1973），p.391；Vincent J.Esposito, West Point Atlas of American Wars, Vol.II（New York，1959），map.70。引文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考服务的“历史”。

二十　结论

[题辞]Edmund Wils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New York，1953），p.187.

[1]Wilhelm Spannaus and M.Luders，“List of 853 Books Removed from the Northeim Public Library on the Order of the Allied Control Council”（ms.，January 12，1946，located in Northeim City Hall, Room 8）.

[2]关于比较当地和区域内的纳粹经历，除了已经列出的作品外，还可参见Walde-mar Besson, Würtemberg un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28—33（Stuttgart，1959）；Mar-tin Broszet et al, Bayern in der N.S.-Zeit：Soziale Lage und politischer Verhalten der Bevölkerung im Spiegel vertraulicher Berichte（multi-volume：Munich，1977—）；Wil-fried Böhnke, Die NSDAP im Ruhrgebiet 1920—1933 （Bonn/Bad Godesberg，1974）；Bernd Burkhardt, Eine Stadt wird Braun：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n der Provinz：Eine Fallstudie（Hamburg，1980）；Ursula Büttner, Hamburg in der Staats-und Wirtschaftskrise 1928—1931 （Hamburg，1982 ）；John Farquharson，“The NSDAP in Hanover and Lower Saxony，1921—192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73），pp.103—120；Ellsworth Faris，“Takeoff Point for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The Landtag Election in Baden，1929，”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June 1975），pp.140—171；Elke Fröhlich and Martin Broszat，“Politische und soziale Macht auf der Lande：Die Durchsetzung der NSDAP im Kreis Memmin-ge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77），pp.246—272；Norbert Frei,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roberung der Provinzpresse：Gleichschaltung, Selbstanpassung und Resis-tenz in Bayern（Stuttgart，1980）；Hans Graf, Die Entwicklung der Wahlen und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Gross-Dortmund（Hanover，1958）；Johnpeter H.Grill, The Nazi Move-ment in Baden，1920—1945（Chapel Hill，1983）；Hans-Peter Görgon, Düsseldorf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Düsseldorf，1969）；Reiner Hambrecht,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Mittel-und Oberfranken 1925—1933 （Nuremberg，1976 ）；Gertrud und Erwin Herrmann，“Nationalsozialistische Agitation und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Das Beispiel Bayreuth，” 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1976），pp.201—250；Franz-Josef Heyen, Nationalsozialismus im Alltag：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ornehmlich im Raum Mainz-Koblenz-Trier（Boppard，1967）；Gerhard Hoch, Zwölf wiedergefundene Jahre：Kaltenkirchen unter den Hakenkreuz （Bad Bramstedt，1980）；Werner Jochmann（ed.），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33 （Frankfurt/Main，1963 ）；Gerhard Kirsch et al.，Berliner Alltag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1981 ）；Kurt Klotzbach,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Dortmund 1930—1945 （Hanover，1969 ）；Claus-Dieter Krohn and Dirk Stegmann，“Kleingewerb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einer agrarisch-mittelstän-dischen Re-gion：Das Beispiel Lüneburg 1930—39，”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1977），pp.41—98；Karl Kühling, Osnabrück 1925—33：Stadt im Dritten Reich（Osnabrück，1969）；Edward N.Peterson, The Limits of Hitler's Power（Princeton，1969）；Hen-ner Pingel, Das Jahr 1933：NSDAP-Machtergreifung in Darmstadt und im Volksstaat Hes-sen（Darmstadt，2nd Edition，1978）；Sigurd Plesse, Die nationalsozialistiche Machterg-reifung im Oberharz：Clausthal-Zellerfeld 1929—33 （Clausthal-Zellerfeld，1970 ）；Günter Plum,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politisches Bewusstsein in einer katholischen Region 1928—33：Untersuchung am Beispiel des Regierungsbezirks Aachen （Stuttgart，1972 ）；Geoffrey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1923—1933 （New York，1973）；Horst Rehberger, Die Gleichschaltung des Landes Baden 1932/33（Heidelberg，1966 ）；Ernst-August Roloff, Bürgertum und Nationalsozialismus：Braunschweigs Weg ins Dritten Reich（Hanover，1961）and Braunschweig und der Staat von Weimar：Politik,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918—1933（Brunswick，1964）；Paul Sauer, Würtemberg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Ulm，1973）；Jürgen Schadt （ed.），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aden （Stuttgart，1976）；Hans-Dieter Schmidt, Die nationalsozialistiche Machtergreifung in einer Kreistadt：Ein Lokalmodell zur Zeitgeschichte（Frankfurt/Main，1983）；Eberhard Schön, Die En-tsteh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ssen （Meisenheim am Glan，1972 ）；Herbert Schwarzwälder, Die Machtergreifung der NSDAP in Bremen 1933 （Bremen，1966 ）；Hans-Josef Steinberg,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Essen 1933—1945 （Hanover，1969）；Gerhard Stoltenberg, Politische Strömungen in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Landvolk 1918—33（Düsseldorf，1962）；Lawrence D.Stokes，“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Nazi Party in Eutin，1925—193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978），pp.1—32，and“Der Fall Stoffregen：Die Absetzung des Eutiner Bürgermeisters im Zuge der NS-Machtergreifung 1928—1937，”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Geschichte（1979），pp.253—286，and“Dad Eutiner Schutzhaftlager 1933/34：Zur Geschichte eines‘wilden’Konzentration slager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79），pp.570—625；Hans Teich, Hildesheim und seine antifas-chistischen Widerstandskampf gegen den Hitlerfaschismus und demokratischer Neubeginn （Hildesheim，1979）；Robert Thévoz et al.（eds.），Pommern 1934/35 im Spiegel von Gestapo Lageberichten und Sachakten（two volumes, Cologne，1974）；Timothy Al-an Tilton, Nazism, Neo-Nazism, and the Peasantry （Bloomington，1975 ）；Harald Voigt, Der Sylter Weg ins Dritten Reich：Die Geschichte der Insel Sylt von Ende des 1.Weltkriegs bis zu dem Anfän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iktaur（Münsterdorf，1977）；Vereinigung der Verfolgten des Naziregimes, Peine unter der NS-Gewaltherrschaft （Peine, n.d.）；Friedrich Walter, Schicksal einer Deutschen Stadt：Geschichte Mann-heims 1907—1945（two volumes, Frankfurt/Main，1950）；Falk Wiesemann, Die Vor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übernahme in Bayern 1932/33 （Berlin，1975）；Bettina Wenke, Interviews mit Ueberlebenden：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in Südwestdeutschland（Stuttgart，1980）；Gerda Zorn, Stadt im Widerstand （Frankfurt/Main，1965）。

[3]关于对这个俱乐部的描述，参见第二章。

[4]对鲁道夫·比克曼的采访。

[5]参见第十九章的注释[32]。

[6]对“本诺·施密特”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采访。

[7]1933年7月1日，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反对威廉·施潘瑙斯的备忘录（威廉·施潘瑙斯的私人文件）。

[8]Marlis G.Steinert, Hitlers Krieg und die Deutschen：Stimmung und Halt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Düsseldorf，1970）；简略翻译为Hitler's War and the Germans。

译名对照表

《大海的恶魔》，Sea Devil

《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Göttingen-Grubenhagensche Zeitung, GGZ

《哥廷根人民报》，Göttinger Volksblatt

《赫尔曼战役》，Hermannschlacht

《褐衫英雄》，Brown Heroes

《霍斯特·威赛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

《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

《禁止制服法令》，Uniform Prohibition Decree

《流血的德国》，Bleeding Germany

《民法典》，Civil Code Book

《明镜周刊》，Der Spiegel

《诺特海姆观察家报》，Northeimer Beobachter, NB

《诺特海姆回声》，Northeimer Echo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Northeimer Neueste Nachrichten, NNN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

《守望莱茵河》，The Watch on the Rhine

《授权法案》，Enabling Act

《探讨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

《听！听！》，Hört！Hört！

《在第三帝国》，In the Third Reich

《州报》，Niedersächsische Tageszeitung

1850年男子歌唱协会，Men's SingingSociety of 1850

1910年代圆顶，1910er Zelt

1910年枪支俱乐部，Gun Club of 1910

1933年混合合唱团，Mixed Choral Singing Club of 1933

3月受害者，March casualties, Maerzge-fall-ene

A.H.穆勒，A.H.Müller

U型潜艇，U-Boat

W.A.罗尔，W.A.Röhrs

W.B.叶芝，W.B.Yeats

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

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

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Dr.Edmund Venzlaff

埃哈特·克诺佩尔，Erhardt Knorpel

埃里克·内尔廷教授，Professor Eric No-elting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艾恩贝克，Einbeck

奥格登堡，Oldenburg

奥古斯特·德林，August Döring

奥古斯特·温宁，August Winning

奥古斯特·乌德，August Ude

奥古斯特·席尔洛，August Schierloh

奥托·冯·德·舒伦堡，Otto von der Schu-lenburg

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

柏林—达勒姆，Berlin-Dahlem

保护母亲联盟，League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

保罗·哈恩瓦尔德，Paul Hahnwald

北德射击协会，North German Shooting Society

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

比赛和运动，Spiel und Sport

波茨坦，Potsdam

布兰肯迈耶，Blankenmeyer

布劳恩—泽韦林，Braun-Severing

布伦瑞克省，Brunswick

城市议会，City Council

冲锋队，褐衫队，Sturmabteilung, Storm-troopers, Brownshirts

慈善联盟，Charity Union

促进旅游业俱乐部，Club for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达豪，Dachau

达雷，Darré

大区，Gau

大区领袖，Gauleiter

戴维·平克尼教授，Professor David Pinkney

单元组织，cells

党卫军飞行员组织，SS Flyer Group

党卫军侦察部队，SS Reconnaissance troop

德国报纸出版商协会，Society of Ger-man Newspaper Publishers

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German Workers Singers'League

德国工人阵线，German Workers Front

德国汉诺威党，German Hanoverian party, DHP

德国军官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Officers

德国空军，Luftwaffe

德国年轻骑士团，Jung deutsche Orden

德国年轻骑士团青年部，Jung deutsche Orden Youth

德国女孩联盟，League of German Girls

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 DVP

德国牙医协会，Reich Society of Den-tists

德国战争墓地协会，German War Graves Society

德雷埃尔，Dreher

德意志—汉诺威党，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

第17步兵团，Seventeenth Infantry Reg-iment

第二市立中学，Bürgerschule II

第一市立中学，Bürgerschule I

蒂莫西·W.梅森博士，Dr.Timothy W.Mason

冬季救济金，Winter Relief

杜斯特博格，Duesterberg

炖煮星期天，Stew Sundays

恩斯特·吉尔曼，Ernst Girmann

恩斯特·赖茨，Ernst Reitz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aelmann

泛德意志联盟，Pan German League

防空协会，Air Defense Society

冯·德·舒伦堡，von der Schulenburg

冯·马肯森，Field Marshal von Mackens-en

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Count von Strahlenheim

弗雷德里希·哈泽，Friedrich Haase

福音派俱乐部，Evangelical Men's Club

福音派男性俱乐部，Evangelical Men's Club

福音派女性俱乐部，Evangelical Women's Club

福音派自由之友，Friends of Evangelical Freedom

辅警，Hilfspolizei

辅助联盟，Hilfsbund

改善协会，Improvement Association

盖世太保，Gestapo

钢刀，Stahlruten

高速公路维修工，Highway Repairmen

戈特弗里德·菲德尔，Gottfried Feder

歌唱五线谱，Song Stave

格拉夫·勒克纳，Graf Luckner

格雷戈尔·巴林，Gregor Ballin

更伟大的德国联盟，Greater German League

工匠合唱团，Handwerkergesangverein

工匠联盟，Artisans'League

工人丧葬节约协会，Workers'Funeral Savings Association

工人体育俱乐部，Workers'Sport Club

工业事故受害者和孀妇协会，Associa-tion of Industrial Accident Invalids and Widows

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Common Good Construction Club

公民协会，Bürgerliche Vereinigung, Civic Association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

固定聚餐，Stammtisch

圭尔夫公爵，Guelph Dukes

圭尔夫派，Guelphs

国会纵火案法令，Reichstag Fire Decree

国家党，Staatspartei

国家疾病保险办事处，State Sickness In-surance Office

国家联盟名单，National Unity List

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国社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

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National So-cialist Teachers'League

国家社会主义劳工组织，National 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 Organization, NSBO

国家社会主义象棋俱乐部，National Socialist Chess Club

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National So-cialist Physicians'League

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a-tional Socialist War Victims'Associa-tion, NSKOV

国家社会主义者女性俱乐部，National Socialist Women's Club

国家社会主义专业牙医组织，National Socialist Professional Dentists'Group

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National So-cialist Liberation Party

国旗队，Reichsbanner

哈尔茨堡阵线，Harzburg Front

哈里·马克斯博士，Dr.Harry Marks

哈罗德·多伊奇教授，Professor Harold Deutsch

海军协会，Naval Society

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Asso-ciation for Germandom in Foreign Lands

海因里希·爱格林博士，Dr.Heinrich Eggeling

海因里希·伯梅，Heinrich Böhme

海因里希·沃格，Heinrich Voge

汉诺威先行者，Hanover Firsters

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Club for the Defense of Old Northeim Privileges

行政专区主席，Regierungspraesident

赫尔曼·登茨勒，Hermann Denzler

赫尔曼·舒尔策，Hermann Schulze

赫辛，Hersing

黑尔姆斯泰特，Helmstedt

黑色国防军，Schwarze Reichswehr

亨利·阿什比·特纳教授，Professor Henry Ashby Turner

红色猎鹰，Red Falcons

胡根贝格，Hugenberg

皇家普鲁士军重骑兵军团，Garde-Küra-ssiere

饥饿游行，Hunger March

积木，Bausteine

基地，Standarten-Heim

基弗霍伊泽会，Kyffhaeuser-bund

基弗霍伊泽战争受害者，Kyffhaeuser War Victims

基施鲍姆，Kirschbaum

家庭消费者合作社，Householders Con-sumers

警卫团，Guards Regiment

卡尔·德佩，Karl Deppe

卡尔·赫尔特曼，Karl Hoeltermann

卡尔·吉尔曼，Karl Girmann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Carl Querfurt

卡尔·罗斯坎普博士，Dr.Karl Roska-mp

卡特莱拍卖大厅，Cattle Auction Hall

科布伦茨，Koblenz

克莱尔·登茨勒，Claire Denzler

克莱斯特，Kleist

克诺特，Knauth

库诺·鲁曼医生，Dr.Kuno Ruhmann

宽街，Broad Street

莱纳河，Leine River

莱茵兰，Rhineland

劳动服务，Labor Service

劳尔·希尔伯格教授，Professor Raul Hilberg

零售商协会，Retail Merchants'Association

卢埃拉·S.阿伦，Luella S.Allen

鲁道夫·恩斯特，Rudolf Ernst

鲁尔，Ruhr

鲁默河，Ruhme

露易丝王后协会，Queen Luise Society

罗德里克·麦克格里教授，Professor Roderick McGrew

罗斯巴赫，Rossbach

马德尔，Madel

马里奥·科菲教授，Professor Mario Cofi

玛利亚·哈贝尼希茨，Maria Habenich-ts

民族主义铁路官员工作协会，WorkingSociety of Nationalist Railroad Officials

明希迈耶，Muenchmeyer

莫林根工厂/集中营，Moringen Work-house

纳粹教师协会，Nazi Teachers'Associa-tion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Nazi Volk-Welfare Society, NSV

纳粹战争受害者援助协会，Nazi War Victims Aid Society, NSKOV

男子高中，Gymnasium

南汉诺威—布伦瑞克，Hanover-Bruns-wick

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Young Socialist Workers

年轻旗帜队，Jungbanner

诺特海姆，Northeim

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Northeim District Employment Office

诺特海姆房屋建筑公司，Northeim Housing Construction Company

诺特海姆火炮俱乐部，Northeim Artil-lery Club

诺特海姆家庭主妇俱乐部，Northeim Housewives'Club

诺特海姆人的游泳俱乐部，Northeimer Swimming Club

诺特海姆人民合唱团，Northeim People's Choir

诺特海姆县酒吧管理人协会，North-eim County Tavern-Keepers Association

诺特海姆演讲协会，Northeim Lecture Society

女子高中，Lyzeum

片区，blocks

片区管理人，Block Warden

珀西·施拉姆，Percy Schramm

骑兵俱乐部，Cavalry Club

骑术大厅，Riding Hall

企业银行，Enterprise Bank

前炮兵协会，Society of Former Artiller-ists'

青年海军协会，Young Naval Society

人民福利协会，People's Welfare Society

人民合唱团，Volkchor

萨尔州，Saar

桑尼旅馆，Hotel Sonne

善良的夫人，gnaedige Frau

商业和私人银行，Commerz und Privat-bank

少年团成员，Jungvolk

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社会主义工人福利，Socialists'Workers'Welfare

社会主义女性团体，Socialist Women's Group

牲畜代理人协会，Cattle Brokerage Socie-ty

省党部领袖，Gauleitung

失业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Unem-ployed

施罗德·L.温伯格教授，Professor Ger-hard L.Weinberg

施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Schles-wing-Holstein

市督查员，city inspector

市集广场，Market Square

市长彼得斯，Mayor Peters

市政委员会，corporations

斯达巴克斯团，Spartakus

斯德丁，Stettin

斯特罗迈耶先生，Herr Strohmeyer

塔尔伯格，Thalburg

塔普曼，Tumpelmann

天主教的公立学校，Katholische Volksschule

天主教青年人团体，Catholic Young Men's Society

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er

调查和仲裁委员会，Ushcla

铁路俱乐部，Railroad Club

铁路员工俱乐部，Railroaders'Club

童子军，Boy Scouts

托马斯·加兰，Thomas Galland

瓦尔特·巴尔德奥夫，Walter Baldauf

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

瓦尔特·施泰内克，Walter Steineck

威尔·戴维森，Will Davison

威廉·弗里克教授，Dr.Wilhelm Frick

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威廉·莱特教授，Professor William Wright

威廉·马纳，Wilhelm Mahner

威廉·施潘瑙斯，Wilhelm Spannaus

温克将军，General Wenck

温特，Winter

乌斯拉尔，Uslar

西里西亚，Silesia

希尔独立带，Schill Free-Band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

下萨克森，Lower Saxony

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State Archives of Lower Saxony

县工匠联盟，County Artisans'League

县农民联盟，County Farmers'League

县农业协会，the County Agricultural Society

县长，County Prefect

县政府，County Prefecture

宪法日，Constitution Day

小市民，Spiessbürger

新闻监察官，Presswart

兴登堡联盟，Hindenburg Bloc

旋转和运动协会，Turn und Sport Verband

选举疲倦，Wahlmuedigkeit

学校咨询委员会，School Advisory Councils

雅各布斯哈根，Jakobshagen

演习队，Maneuver Ball

一体化，Gleichschaltung

伊丽莎白·赞德，Elisabeth Zander

医院检查员，Krankenbesucher

移民俱乐部，Settlement Club

以前的九十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So-ciety of Former Reserve Ninety-Firsters

议会制，parliamentarianism

婴儿救助社团，Infants'Aid Society

犹太会堂社区，Jewish Synagogue Com-munity

游客俱乐部，Tourist Club

雨果·施皮斯曼，Hugo Speissmann

园丁俱乐部，Gardeners'Club

约翰内斯·格罗特，Johannes Grote

战士联盟，Warriors League

战争伤员联盟，League of the War Woun-ded

战争孀妇和工业事故受害者，Widows and Industrial Accident Victims

长老会，Church Elders

长桥，Long Bridge

志愿军，Freischar

志愿劳动服务，Voluntary Labor Service

秩序局，Ordnungsamt

装甲部队协会，Cavalry Association

装饰俱乐部，Beautification Club

自由军团，Freikorps

自由射手，Free-hand Shooters

祖国的女子俱乐部，Fatherland's Women's Club

译后记

诺特海姆，一个德国中部的小镇，用威廉·谢里登·阿伦的话来说，就是“偏僻的乡下地方，半中世纪的风格，周围的环境安静而令人愉悦”。如果不是他以这个小镇为对象写下了《纳粹掌权》一书，对大多数人而言，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听说它的名字，更别提了解这里的人文历史，甚至变迁历程了。

魏玛共和国，一个复杂的历史标签，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德国蒙上了一层层惨淡愁云。所以，本书中的这个小镇也难以避免地失去了悠然宁静，从20世纪20年代民主粉饰下的暗潮汹涌，到30年代派系对抗中的击搏挽裂，再到40年代独裁统治的已成定局，诺特海姆被历史洪流裹挟向前，终究还是成了纳粹的掌中之物。

和魏玛共和国相比，诺特海姆一定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注解，既没有柏林的政治中心地位，也没有慕尼黑的战略竞争力，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地方小镇，这里的经历却完整地呈现了纳粹的崛起、发展、鼎盛和终结。可以说，诺特海姆的二十几年就是整个纳粹发展历程的缩影。而正是因为这里不具有太多的特殊性，只是一个在欧洲随处可见的小镇，它由民主转为独裁，由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转为纳粹分子的狂热者，个中缘由就更值得探究了。在本书中，阿伦用详实的资料和合理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诺特海姆是如何逐渐落入纳粹之手的，而从这个小镇的微观事例出发，进一步引发我们深思纳粹德国是如何诞生的。

提及纳粹德国，一定有很多人记得那位死于纳粹之手的神父的墓志铭：“当纳粹要对付共产党时，我不是共产党，所以，我不说话；当纳粹要对付犹太人时，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说话；当纳粹要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在诺特海姆，走马灯般上演的也是这样的事实。只是作为一个并不处于政治漩涡中的小镇，因为地域面积小，更因为居民们世代相熟，最残酷的纳粹屠杀并没有肆虐，甚至被送入附近集中营的人都屈指可数。这样一来，镇上的许多居民其实直至纳粹倒台都不太了解“纳粹”到底意味着什么，于他们而言，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权更迭，或者只是让他们远离了经济损失和战争威胁。

作为已知晓历史的后人，我在本书中第一次接触到诺特海姆这个城镇，跟随着一行行文字进行了一趟艰难的回溯之旅，说艰难，一方面是因为这段历史颇为沉重，真的是眼看着民主死去，眼看着纳粹掌权，眼看着世事变迁……而另一方面，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作为译者，我面临的是如何准确地传达出原书内涵这一郑重的任务，为了尽可能地以我们熟悉易懂的方式如实呈现，我参阅了一些已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的著作，也得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指导，尤其是书中德语部分的翻译，要感谢孙小惠老师的帮助。但在译文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未尽之处，望诸君悉心指教。也希望跟随文字的脚步，游览了一番之后，我们后人能从诺特海姆的经历中获得更多的警示，而不只是做好一个个沉默的齿轮，眼看着历史向前。

张晶

2020年4月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1922—1945（REVISED EDITION） By WILLIAM SHERIDAN AL-LEN

Copyright © 1965, 1984, 2014 BY WILLIAM SHERIDAN ALL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SCHULMAN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Truth and Wisdom Press,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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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20-109

[1]Jeremy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1921—193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诺克写道（第1页），他的调查动力是希望回答我所提出的但没有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关于纳粹运动中地方和高层主动性的对比。他的著作回答了许多问题，但我认为并没有我想要的那个。他关注区域性的纳粹组织，但对潜在区域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忽视了两极化关系的末端（而我之前是忽视了顶端）。现在，我希望在详细审查两种来源的情况下，能更准确地回答关键问题。但是很明显，没有诺克开创性的和细致的工作，我很难完成这个尝试，因此，我对他所做的工作非常感激。（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原书脚注。）

[2]参见“Totalitarianism：The Concept and the Reality” in Ernest A.Menze, ed.，To-talitarianism Reconsidered（Nation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Port Washington, N.Y.，1981），pp.97—108，部分内容我已经整合进了本书中。

[3]“Unsere kleine Stadt，” Der Spiegel/49，Nov.28，1966，pp.59ff.

[4]Ernest-August Roloff, Bürgertum und Nationalsozialismus：Braunschweigs Weg ins Dritten Reich（Hannover，1960）：Rudolf Heberle, From Democracy to Nazism（Baton Rouge，1945）.

[5]可从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Ann Arbor, Michigan, No.63—1188获得。

[6]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译者注

[7]汉萨同盟，德国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联盟。13世纪形成，14世纪兴盛，15世纪转衰，1669年解体。——译者注

[8]1码约等于0.91米。——译者注

[9]查理曼（742—814年），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800年，由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译者注

[10]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终。——译者注

[11]威廉二世（1859—1941年），德国皇帝，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的策划者。迫于战败和国内的革命压力，1918年11月28日威廉二世退位。——译者注

[12]《赫尔曼战役》是德国戏剧家、小说家海因里希·克莱斯特于1808年完成的作品。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征讨莱茵河沿岸各日耳曼部落时，歇鲁斯克酋长赫尔曼巧使妙计，在条顿森林大败罗马人。《赫尔曼战役》描绘的正是这场著名的条顿森林战役。——译者注

[13]《西线无战事》，由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以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人的视角记述了战争期间德国士兵所面临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表现了战争的非人道性，质疑了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参战目的。——译者注

[14]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即纳粹党，以下简称“国社党”。——译者注

[15]啤酒馆政变，又称啤酒馆暴动、希特勒暴动。1923年11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等人在慕尼黑发动的未遂政变，失败后，希特勒等数位纳粹党领袖遭逮捕。——译者注

[16]马克和芬尼都是德国货币，前者是主币，后者是辅币。1马克等于100芬尼。——译者注

[17]帝国马克（RM，即Reichsmark），是自1924—1948年通行的德国货币。1919年，德国建立共和体制之后，“帝国”（reich）一词仍旧被用于某些正式的官方名称中。——译者注

[18]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55—1927年），本是英国人，后来成为德国公民。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及瓦格纳传记作家。他创作的《19世纪的基础》是20世纪初泛德意志运动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后来纳粹种族政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译者注

[19]即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译者注

[20]Sturmabteilung，字面意思是“风暴部门”（Storm Section），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冲锋队”（Stormtroopers）。

[21]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即DNVP。

[22]Deutsche Volkspartei，即DVP。

[23]施特雷泽曼是魏玛共和国少数极具魅力的政治领袖之一，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直到1929年10月去世时为止一直领导着德国人民党。

[24]Civic Association，德语为Bürgerliche Vereinigung。“Bürgerliche”不能用一个词语翻译过来，而它在德国意味着“公民的”“中产阶级的”和“保守的”。因此“Bürgerliche Vereinigung”可以转换为“Civic Association”，但是读者们应该记住这个术语也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社会排他性的内涵。

[25]U型潜艇：德国的军用潜艇，尤其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26]奥托·赫辛（1885—1960年），德国海军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U型潜艇指挥官。——译者注

[27]埃德蒙·海内斯（1897—1934年），于1922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是恩斯特·罗姆的副手。1929年，他被判犯有谋杀罪，后开庭重审，因“爱国”动机而被赦免。——译者注

[28]《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又称《旗帜高扬》，1930—1945年是纳粹党党歌，1933年后，纳粹党人将它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第一段一起作为德国国歌。——译者注

[29]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年），1923—1930年任西班牙首相，他坚信是政客们毁了西班牙，认为没有他们，他就可以重建国家。他采取的高压手段引起普遍不满，不得不辞职。而后不久即病逝。——译者注

[30]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即德国共产党。

[31]1英亩约等于0.40公顷。——译者注

[32]戈特弗里德·菲德尔（1883—1941年），德国经济学家，是纳粹党早期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纳粹的经济理论家。他在1919年的演讲吸引希特勒加入该党。——译者注

[33]海因里希·布吕宁（1885—1970年），1930—1932年期间的德国总理，同时他也是魏玛共和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译者注

[34]保罗·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亲密伙伴和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译者注

[35]格雷戈尔·施特拉塞（1892—1934年），纳粹官员和政治家，于1920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在希特勒清洗冲锋队时被杀。——译者注

[36]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1878—1929年），德国政治家，1923年曾短暂地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理，1923—1929年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他是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共同得主。——译者注

[37]“Gymnasium”（男子高中）和“Lyzeum”（女子高中）分别是男孩和女孩的大学预备学校，收取学费。小学与其预备学校的年级重叠，免学费。

[38]容克，泛指普鲁士的贵族地主。19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化，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是德国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译者注

[39]冯·施莱歇尔将军（1882—1934年），魏玛共和国时期倒数第二任总理，其于1933年辞职后，由希特勒接任。——译者注

[40]冯·帕彭（1897—1969年），曾于1932年布吕宁下台后短暂地任魏玛共和国总理。——译者注

[41]Sieg Heils，德国法西斯分子见面时打招呼用语。——译者注

[42]11月罪人，德国军国主义者对1918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参加者的一种蔑称。他们认为是这场革命导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战败。——译者注

[43]“巴士底日”，即法国国庆日，每年的7月14日，以纪念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从而揭开法国大革命序幕。——译者注

[44]赫尔曼·戈林（1893—194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飞行员，1922年成为纳粹分子，与希特勒关系密切，创立了盖世太保。——译者注

[45]“黑色国防军”是常规军的一部分，为了躲避《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向公众隐瞒了这支队伍的存在。

[46]冯·马肯森（1889—1969年），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一名将军。他曾被授予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译者注

[47]汤姆·米克斯（1880—1940年），美国电影演员，1909—1935年期间主演了多部早期西方电影。哈利·皮尔（1892—1963年），一位多产的德国演员、电影导演、编剧和电影制片人，参与了150多部电影的创作。——译者注

[48]即“国会纵火案”，是德国纳粹分子策划的焚烧柏林国会大厦的事件，借以打击德国共产党和其他反对纳粹主义者。——译者注

[49]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50]Volk这个术语可以有多种翻译，比如“国家的”（national）、“大众的”（popular）或者“种族的”（racial），因此包含了这三种意思。这是纳粹最喜欢的表达方式。

[51]他原本是一个不出名的民族英雄，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期间被法国人处死。

[52]英担约等于50.8千克。——译者注

[53]奥托·布劳恩（1872—1955年），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党领袖，曾长期担任普鲁士省政府总理（1920—1932年）。——译者注

[54]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全国领袖。1933年6月21日，他被迫从希特勒内阁辞职，德国国家人民党也解散了。

[55]国际联盟，《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解散于1946年4月。它是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使命的国际组织。鼎盛时期有58名成员。——译者注

[56]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年），纳粹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曾短暂地任命他为军事指挥官，后来又任命他为替代（本土）军队的指挥官，并任命他为第三帝国的全权代表。希姆莱是纳粹德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也是对大屠杀负有最直接责任的人之一。——译者注

[57]“德国扫视”（German glance）[对“德国问候语”（German greeting）的嘲讽演绎，“德国问候语”就是纳粹宣传坚持使用的“希特勒万岁”]包括在人们说出任何可能被听到的麻烦的话时小心提防。“罗姆政变”是1934年6月发生的一场冲锋队的血腥清洗运动，其中数以百计的冲锋队领导被党卫军谋杀。

[58]“帝国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译者注

[59]坦慕尼协会，于1789年5月12日建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专门用于维护民主机构，尤其反对联邦党的上流社会理论。——译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修订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二 城镇结构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二十 结论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二 表格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注释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