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

·目 录·

代序：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献词

第一部分 我的青少年时代

第一章 接受启蒙：从观察“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

第二章 追求真理：从不满现实的少年学子,到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员

第三章 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保安队员, 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

第二部分 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一章 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录取与报到

2．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第二章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国书

1．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2．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第三章 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1．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3．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4.《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5．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校对工作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第四章 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1．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间题一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2．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 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3．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存在干部腐化变质问题并保持高度警惕

4．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5．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第五章 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1.关于“高、饶反党集囲”案

2.关于彭德怀等老帅批判大将粟裕

3.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第六章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附录：毛主席l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原始内容(根据戚本禹个人记录整理)

第七章 反右派连动的起因、 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1．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2．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3．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附录：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历史担当

第八章 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1.序言

2.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3.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4.在6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5.工作组进入阶段

6.毛主席调查并亲自解决间题

7.尾声

附录①：戚本禹《容全堂的“历史真相”在哪里？》

附录②：《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

第九章 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

1．大跃进中, 中南海里也建起了三座小高炉

2．从“共产风”、“浮夸风”到“高指标、高征收''

3．毛主席根本就不相信报上的“卫星”：亩产万斤粮

4．到四川种试验田

5．与劳动模范罗世发的谈话

6．给毛主席写《关于四川新繁县即时生产真相的报告》

第十章 我所知道的庐山会议的若干情况

1．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2．彭德怀的“意见书”

3．李锐的掲发交代与厂山会议的转向

4．田家英叫我们从四川连夜撤回北京

5．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6．庐山会议真正的教训

第十一章 去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

1．毛主席和人民一起度过困难时期

2．和以前整过我的人一起下厂劳动

3．和工人打成一片

4．《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5．共同劳动结成的友谊

第十二章 天津调查和主办《群众反映》

1．随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2．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之间的开系

3．主办《群众反映》

4．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掲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第十三章 七千人大会和会后党内出现的两条道路斗争

1．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大会讲话

2．参加小组的讨论.

3．调查各地饿死人的情况

4．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5．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出现的分歧

6．围绕“包产到户”间题党内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第十四章 北戴河会议反对“包产到户”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

1．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

2．《群众反映》编印“关于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3. 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第十五章 日记残页(1962年4月20日—1962年10月24日)

第十六章 调后楼研究室和去唐山摘四清试点

1．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2．后楼研究室

3．去唐山搞“四清”运动的试点

第十七章 《评李秀成自述》发表的前前后后

1．我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2．围绕《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的风波

3．江青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示

4．后续的事情

5．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附录：评李秀成自述一一并同罗雨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権

第十八章 调«红旗»杂志社和参加通县的“四清”运动

1．调入《红旗》杂志社

2．参加“四清”运动

3．因一封批评信而引起的风波

4．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一章 从《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钢”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2．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3．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附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5．田家英擅自删改毛主席的讲话

6．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纲”

第二章 批判“二月提纲” 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1．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3．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6．惠安童生

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通过前后

1．批判“彭、罗、陆、杨”

2．中央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3．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4．刘少奇主持批斗朱德

5．“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紧急飞往上海

2．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3．“五七指示”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杀

1．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2．逢先知对田家英的掲发

3．我知道的田家英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从批判“三家村''到改组北京市委

2．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3．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4．许广平受命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第七章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

1．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

2．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组织

3．办“快报”“文革简讯”设立“中央文革接待站”

4．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第八章 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2．工作组座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3．刘少奇批转《九号简报》实行白色恐怖

4．江青叫我们去支持学生

第九章 撤销工作组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2．邓小平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5．两起风波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第十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3．起草并通过“十六条”

4．改选中央领导机构

5．专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

6．烧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7．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受到毛主席批评

第十一章 红卫兵运动

1．毛主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2．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3．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

4．红卫兵与“破四旧”

5．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第十二章 文革运动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

1．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2．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

3．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4．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5．批判“出身论”

6．“联动”的覆亡

7．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追害的真相

3．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4．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第十四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2.毛主席主持召开10月中央工作会议

3.我所知道的刘少奇

4.我所知道的邓小平

第十五章 批斗“彭、罗、陆、杨”、彭徳怀等问题

1．批斗“彭、罗、陆、杨”

2．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

3．江青与宋庆龄、康克清的纠葛

4．批斗彭德怀

5．关于李立三的间题

6．中央文革在运动中保护的一些老干部

第十六章 张春桥处理上海“安事事件”和中央召开工交座谈会

1．文革运动从学校向工厂和农村的发展

2．处理“安亭事件”与张春桥的政治胆略

3．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生的争论

4．工交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第十七章 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家宴

1．我对毛主席在生日宴会上讲话的回忆

2．贯彻落实毛主席的生日讲话精神

3．我对王力整理的毛主席生日谈话的看法

4．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对毛主席“生日讲话”的回忆

第十八章 打倒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1．我所知道的陶铸

2．陶铸与陈伯达

3．关于我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同志的一封信

4．陶铸是怎么被打倒的

5．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第十九章 上海“一月革命”掀起的夺权风暴

1．上海的“一月革命”

2．毛主席提出向走资派夺权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第二十章 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1．京西宾馆事件

2．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第二十一章 青海军区开枪镇压革命群众惨案

1．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诡异传达方式

2．青海“223”大屠杀

第二十二章 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1．军队的造反派

2．我在文革运动中与老帅们的接角弱

3．我在文革中与粟裕、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吴法宪的交往

第二十三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发表前后

1．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一段旧事

2．文章的写作经过

3．毛主席对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4．文章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

5．胡乔木和谭震林等人的掲发证明

附录：《爱国主义选是买国主义？ —— 评反动影片<</span>清宫秘史>》

6．关于批斗王光美

7．围困中南海与批斗“刘、邓、陶”

8．陈伯达在批斗“刘、邓、陶”文件增加了让他们家属陪斗的内容

第二十四章 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造反派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2．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造反派的支持

3．在支持文革造反派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五章 武汉“七二〇事件”

1．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2．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经过

3．北京举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大会

4．批斗陈再道

第二十六章 关峰和王力

1．《红旗》杂志1967年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2．王力的“八七讲话”

3．王力、关锋受审查

4．毛主席在我的检讨书上写的批示

5．关于王力的《反思录》

6．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完整表述

7．关锋对王力的批判

第二十七章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1．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2．总理与江青

3．“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4．周总理和我

第二十八章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

1．陈伯达和康生

2．张春桥和姚文元

3．尹达

4．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

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查

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2．所调“整江青黑材料”的来龙去脉

3．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竞是什么？

第四部分 我的秦城岁月

第一章 从“请假检讨”到被捕入狱

第二章 “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

第三章 我在秦城的遭遇

第四章 秦城“心读”

第五章 我听到了江青的歌声

第六章 邓小平上台后对我的“审判”

附录：戚本禹“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辩护词和判决书

第五部分 继续革命

第一章 上海图书馆管理员

第二章 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1．我和关锋的共识. 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2．编撰«中华易学大词典»

3．编著《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

4．编著中国历史人物论集

5．关锋的著述与我的其它著作

6．关锋与我的部份书信来往

第三章 公开指斥对毛主席的造谣和污蔑

附录：《御笔痛批御医》

后记

代序：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三维空间，四面八方，没有一点亮光，黑暗统治着世界，空虚包裹着宇宙。

面对着黑暗和空虚，古老的哲人发出了深远的叹息：“潜龙勿用。”

但是，你不要以为世界就此永远沉寂，永远这样黑暗、空虚下去了，你不要忘记，这物质世界还有四维……

三维空间是在四维的时间里运动着。四面八方的物质，在时间中发展着，各种能量在黑暗中聚集着，巨大的变动在黑暗中酝酿着，淹没在黑暗中的一切在黑暗中跃动着。

而且，空间不空，虚数不虚。产生一切的空虚，本来就不空虚，那里有无边的看不清的物质，还有比光子、微子更无法捕捉的渺小实有。零和负，不就是这些渺小实有的符号吗?渺小的实有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无限渺小的实有却能聚合成庞大的星系，这无限的宇宙，浩瀚的大千世界都是由无限渺小的实有组合的。没有这空虚般的渺小实有，也就没有这无尽的宇宙和浩瀚的大千世界。当你感觉空虚的时候，空虚中那渺小的实有却正在为组合一个巨大的新的物质聚合体而激荡着。

“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快。”黑暗的越厉害，能量的新聚集也越大;空虚的越厉害，物质的新组合也越快。黑暗和空虚压制了光明和实有，却也诞生者新的光明和实有。在量变引起质变的节点上，在黑暗与空虚的边际上，新星就会突然爆发。届时，她灿烂的光辉将会撼动固若群山般的恒星表，她的巨大辐射，将会改变一切接近她的有生命、无生命体系的命运……统治世界的黑暗、包括宇宙的空虚都要被光明的新世界所更替。

所以，在你感觉黑暗和空虚的时候，注意你周围正在集聚的巨大能量和正在聚合的渺小物质吧！不要悲观，不要失望，“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光明在前。

戚本禹

1983.12.26写于秦城

1988.12.26改于上图

附资料一：关于【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年仅28岁的蒋卫平，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将一腔热血洒在了黑龙江上。

蒋卫平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到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正在那里读书的李大钊极为悲痛，他怀着哀惋的心情，蘸泪写就《哭蒋卫平》诗两首。其一即为文首篇，其二为：

龙沙旧是伤心地，凭吊经秋只劫灰。 我入平山迟一步，君征绝塞未曾回。 玉门魂返关山黑，华表入归猿鹤哀。 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度江来。

1913年6月，激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妥协，李大钊又写了《题蒋卫平遗像》一诗，其文为：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这既是深切的缅怀悼念，又蕴涵了无比的钦仰与告慰。此年冬天，李大钊负笈东渡日本求学，为挽救国家与民族危亡而坚决奋斗，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附二：心潮逐浪蛟龙起——重读李大钊烈士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

春风浩荡，杨柳依依，农村已传来春耕与播种的讯息，又已到难忘的四月。案头放着李大钊同志的诗文选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这篇短文已读过几遍，但是，在大钊烈士就义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来读，不禁心潮倍增起伏。

三十五年前的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不久，在南方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大屠杀。接着，北方的军阀政府以卑污的手段偷偷地宣判了李大钊同志及同案十九位革命战士以死刑。在绞刑架上，李大钊同志英勇牺牲了。白色恐怖把中国革命推上了极其艰难的境地。然而，事情的发展决不象反动派希望的那样使革命被完全扼杀，而是如毛泽东同志写的那样，共产党人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革命队伍继续战斗成长。结果是：二十二年，“换了人间”。

中国国运曾是重重艰难，然而人间又毕竟不得不换。李大钊同志的这篇短文，正是对这问题作了绝好的回答。“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全是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他以这警赅而发人奋起的语言，指明了一个要用奋起斗争变革艰难的国运的真理。革命从来就是要战胜敌人，要破除面前的艰难。只要有雄健的“国民”，有踏实而勇敢的革命人民群众，有他们的奋发的意志与坚毅的实践，那么，正如他写的：“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

经过切实的斗争实践，艰阶可以变为平夷，困难可以转化为顺利，从艰难中可以冲过去达到胜利。“风物长宜放眼量”，知道了艰难的实际情况、规律和转化的必然趋势，不是就会刮目以看下回分解吗?深知未来在握的“国民”，才会有真正的雄健，也便会在艰阶中“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没有过不去的山，山路艰险，难在其中，乐也在其中。《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也说的是相近的意思。

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的。他生前的这篇短文，是激励当时革命战士的号角，几十年来又为革命发展的事实所证实。人间已换，要继续向前发展，这却仍然是我们的精神武器。几十年前的播种已结出今天的果实，今天的播种也决不是不需要征服新的艰难的。但也正如过去的艰难被征服一样，今日我们的脚步正继续从新的障碍上越过去。

大江愈向前奔流，江水便会愈加壮阔。比起当年，如今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该是怎样的面貌空前雄伟！他的话却仍然激励着我们。就如他早年为自己已牺牲的朋友题像诗写的：“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在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潮里，李大钊烈士的精神，他的希望，他的鼓舞，象蛟龙在腾起，在飞舞！（《人民日报》1962年04月28日)

献词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导师毛泽东，并以此纪念他以惊人的魄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

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浩大的、有亿万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仍被中国乃至世界的反对势力，加诸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成千、成万奋不顾身为这次大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同志，则被反对势力妖魔化为红毛绿眼、为非作歹的野心家和流氓匪徒。他们之中不仅包括在第一次资反路线中死难和受伤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教师、干部以及社会人员，而且包括在“二月逆流”中，横遭各地党内、军内走资派镇压的死难同志;还包括此后因受走资派挑动，而在内战中牺牲的革命造反派，和因受走资派蒙蔽而为走资派无谓牺牲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教师、干部以及社会人员。

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百万计的被强加与错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而事实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只有极少数人，且早已被革命造反派反对与打击)，而遭难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在10月6日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阴谋发动的“苦迭打”中，遭到非法拘捕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同志，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因此而遭受株连的所谓“三种人”，其中的大多数也属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献身的牺牲者。

我们不否认在这场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混进了一些乘革命之机、图谋不轨的不良分子，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但他们仅是大革命洪流中的泥沙，而且不断受到大革命运动的冲洗。大革命运动受到了干扰，但大革命运动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前进着，其实干扰大革命运动方向的人中确有一些犯错误的革命者，但更多的正是走资派培植的自己人或他们的同伙。有些事情，如“西纠”、“东纠”、“海纠”，和后来的“联动”中某些人的打、砸、抢和滥打、滥杀，还有抓“516”反革命集团的扩大化，其中大部分就是各级走资派有意制造的。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它其实也是当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等人鼓励和操纵的。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中，许多破坏文化革命的事情，竟然变成了革命行动。例如天安门反对文化大革命暴乱中的烧房子、烧车、打人等等劣迹，却变成了革命行为，历史的黑白颠倒，莫此为甚了。

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目前黑白颠倒的历史事实起一点匡正谬误的作用。我相信广大革命同志和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终能从历史材料的比较分辨中，认清什么是血泪的事实，什么是无耻的谎言。一时弄不清的问题，许多文革历史之谜，也能随着当事人的最后证言和历史档案的解密，逐步弄清真相。

我们绝不否认，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由于组织队伍的庞杂和思想认识的差异，加上对毛泽东思想学习的不够和革命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在工作中确实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工作的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客观上帮助了走资派。但是工作的失误毕竟不是反革命问题，把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视为“十年浩劫”，甚至污蔑之为文化反革命，把为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而与走资派路线生死斗争的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审判，处以徒刑、死刑，恰恰从反面证实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是篡夺革命果实、压迫人民、危害人民、逆历史而动的社会公敌。

毛泽东思想万岁！

人民万岁！

戚本禹

2016年1月12日

第一部分 我的青少年时代

第一章 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

1931年5月8日，我出生在山东威海。那一年九月，发生“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

我父亲叫戚以峰，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经书，因家道没落中断学业后，为了生计做过多份小职业，先是到乡下贩买蔬菜进城贩卖，后由祖父托人进金山顶中学做校工，继后到芜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绍到英国船上当海员，最后落脚上海，在一家报关行做小职员。我母亲叫丛秀梅，她是我爷爷一个好友的幺女，1930年嫁给我父亲时不到十七岁，她一过门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养那时已经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即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年去世。我母亲身上有山东妇女礼让温顺的传统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清最后的生员(秀才)，也是我们家族最有学问的人。他1929年中风瘫痪，养病在床。祖父兄弟三个，他是老大，老二经商，老三，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后来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每年都要随祖父那辈人到戚家小祠堂向着戚继光的神像祭拜，从他们那里听到了我的先祖抗击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不能照顾我，母亲又要操持家务，也没有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觉担负起从文化上教育我的责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头，他就把我抓住，给我讲故事，叫我背书，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经》，不到五岁又教起我《周易》、《诗经》，还教我唐诗宋词。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实际提供者卢梭，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开始读书的，我则是这样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开始接受启蒙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给我讲解，我还是不懂，当时对我最有诱惑的是摆在他炕头的点心、糖果，因为只有背书背对了才能吃到点心、糖果。祖父原来想要走科举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科举这条路就断了，他只能在威海清华银楼做账房，挣钱，养家糊口。

我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次在海边玩耍，看到一大群人“海祭”，却不明白他们干啥。那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到黄海边玩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边点香、烧纸、撒酒，还向海里扔白馒头，一边扔一边哭。那时候，白馒头珍贵得很，贫苦的人家还吃不起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呢？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观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后，我问祖父，祖父听了后，叹着气说：“哎，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祭’！”我问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讲了甲午海战的事，说威海的水兵与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乡亲百姓，每到过年和清明，都要到海边去祭奠那些战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几年的“海祭”一来，刘公岛对面海滩上，香火缭绕，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讲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海祭”对我幼小的心灵却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可以说那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播种。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国山东省，“海祭”再起，说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来了的不祥预感，祭奠亡灵，是在控诉日本当年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唤抵抗侵略、保卫海疆的战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镇东，1936年秋入小学读书的时候，祖父按家族宗谱给我起学名戚本玉(我是本字辈)。我因为有祖父学前的启蒙教育，一入学就成绩不错，在全校联考时考得一年级第一名，校长亲自在大会上给我颁发的奖品。不料，第二年，“海祭”预示的不祥之兆就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前，老师领着我们学生在国旗下宣誓：永远爱我们的祖国。校长也来讲话，说现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领了威海，我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学岳飞，学戚继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虽然小，却对校长讲的这几话记忆特别深刻。可是，国民党的军队没抵抗就跑了。所以，从小开始我就对国军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没有保卫好祖国。不久，日伪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长来重新开课，校长变了，但教书的都还是原来的老师。

那一年威海戚氏家族族长在戚氏宗族祠堂里召集会议，要各家嫡长子都去参加。我爷爷是长子，瘫痪在床去不了，他的长子，就是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爷爷就让我小爷爷领我以长孙的名义去参加了。在祠堂里，我按照小爷爷的教导，先随着大人跪拜祖先戚继光的塑像，然后听族长讲话。族长说，日本人下地了，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我们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日本人会找我们戚家麻烦，几百年的世仇，双方都忘不了……，戚家每个人都是我们祖先的子孙，不要给祖先丢脸，不论日本人怎么打你，你都不能投降，特别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姓戚的当汉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们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骂他、打他、杀他。你们不敢杀他，就把他绑到祠堂里来，由我们按家法处置。族长还说，你们的子女能参军打日本的，就去参军……。

那时候，我一听说要杀人就挺害怕，开完会回来就跟我妈妈学说族长的话。妈妈说，族长讲得对。我说他要杀人，妈妈就给我解释，族长要是不凶，允许人去当汉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点。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后才明白有些坏人是要杀的。

但日本人来，不是为报与戚家的私仇，而是要中国人为他当奴隶，要占领整个中国，但族长的讲话对于戚氏的族人来说是真有用的。有几个年轻人听了族长讲话就去参军了，后来在威海也确实没有姓戚的当汉奸。我的表兄谷源臻(军人)还告诉我，解放以后在威海找汉奸，也没有找到姓戚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开始逃离上海。那时祖父已去世，父亲担心英国跟日本开战后妻子、儿女的安全问题，就通过清华银楼汇来一笔钱，叫我们赶紧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英国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随时都可能停航。清华银楼当时是威海最大的银楼，我祖父在科举废除之后，弃文从商，转入这个银楼经营金银珠宝。所以银楼很负责地把父亲汇款的事通知母亲，叫母亲去上海。母亲对父亲的决定很高兴，从银楼拿到钱后，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变卖的变卖，能送人的送人，告别了亲友，就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乘长途汽车到烟台，再乘英国船去上海和父亲团聚。

在威海到烟台的长途汽车上，我因晕车，半路上就呕吐了。当时，因为沿途常有抗日游击队活动，汽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一吐，一个日本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是霍乱的传染大家”，要赶我下车。我母亲一个劲地哀求。车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乱，也帮我妈妈说话，我这才没有被赶下去。不然，后来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党、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狱，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我们是1942年春夏到达上海的。到了上海后我就在西城小学读五年级。我受祖父的影响，关心天下大事，喜欢看书，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多的书。我有个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诉我，在胶州路附近有一座儿童图书馆，那里有很多书，学生可以去看书、借书。我找去了，发现那是一座光线明亮的小楼，藏书很多。后来我放学以后就常去那里，在那里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书籍，只要我有兴趣又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

第二章 追求真理：从懵懂的少年学子到意气风发的青年地下党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所在的报关行生意萧条，父亲的工资减少了，一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节省房租，同时还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条件，1943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莱路67号一座民房里。从南市到西城小学，路太远，我就转学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学。那是一位慈善家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设立的学校。我在念慈小学读完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了《新闻报》的贫寒学生助学金，被分配到德润中学，当时叫建平中学。

为了贴补家用，我父母借钱在住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店，由母亲打理，卖些烟、酒、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小店确能赚点钱，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青帮要强迫“保护你”，保护费是盈余十抽一、二。这个钱要是不给，小店就别想开。日本人的税务局也要抽钱，虽比青帮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分之十。这两项合计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还有日伪的小特务，戴着个破徽章，到店里要钱不说，还常常不给钱整条地拿烟，整瓶地拿酒，有时一拿就是几条烟，几瓶酒。这么算下来，小店收入起码一半就没了。

有一次，小特务又来了，有瓶好酒，价格很贵，我母亲实在舍不得让他拿走，就想藏起来，但晚了一步，小特务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亲不给，还据理力争。那小特务恼羞成怒，就诬说我母亲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母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下学回来，听家门口钉鞋的老皮匠一说，就好像天坍了一般，撒腿就往宪兵队跑。那个宪兵队，也在蓬莱路上，离我家只有七八百米，我几乎一口气就跑到了宪兵队门口。我小孩子思维简单，又一心想找妈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冲。好在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我是个小孩，没开枪，一个在原地继续站岗，一个来追我，追到里面一个大楼的门口把我抓住了。当时那大楼里面有日本宪兵队的军官正在开会，我把他们的会议搅乱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头头，通过他的日本翻译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建平中学的学生，我妈妈给你们抓进来了，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妈妈？”戴眼镜的日本人就对着其他人哇哩哇啦说了一通话，我什么也听不懂。几分钟后就有人把我妈妈带到我面前来了，她后面还跟了个中国人，那家伙说我妈妈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我妈妈虽然没文化，但遇到事很沉着、很冷静，在威海的时候还帮助我四姨妈给游击队偷运过短枪，她说：“不是这个事，我是开小店的，卖烟酒的，给你们做事的那两个人经常拿我的东西，不给钱，我跟他要钱，他火了，就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抓来了”，还说：“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那些小特务，连我妈妈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日本头头听了我妈妈的声辩，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妈妈放了。

我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事，这次冲日本宪兵队救妈妈算是最大的一件事。我父亲回家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支博士金笔，一本《沉香救母》连环画，作为奖品给我。那只博士金笔我用了好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丢下了。我惭愧呀！我没沉香那本事，不然的话，就早把日本小特务惩治了。不过，这之后，我对于给日伪做事的小特务就更加痛恨了。

我们建平中学有一个日伪派来的训育员，姓邹，他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可不知怎么就是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们唱骂汉奸歌“穿个皮鞋嘎嘎响，卖了祖宗再卖娘”，他就在旁边丧着脸，不高兴。德国人打败仗了，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们学生对形势都知道一点，可他上训育课，还是大讲“大东亚共荣”，“反共才能救国”。我们都讨厌他。一次，我们知道他又来要上课了，就在黑板上画了个乌龟，乌龟身上十三块纹道，乌龟举着日本膏药旗，旁边写着“打倒汉奸”。那乌龟十三块纹道，四个腿加上一个头一个尾巴，等于六个脚，合起来是“十三块六脚”。上海话“十三块六脚”就是骂人无耻。训育员进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块六脚”的乌龟，气得脸刷一下就白了，连忙自己擦掉，还说：“你们老说我汉奸，我是为了和平反共救中国”，“汪(精卫)主席是孙中山的信徒，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蒋介石压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国’的口号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们说我是汉奸，我是为中国人利益的，我教过你们当汉奸吗？我都教你们怎么样修身，怎么样救国，我没有教你们当汉奸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老家那个四姨妈是共产党，具体干啥还不知道。训育员不承认他是汉奸，我们学生却不信他，不给他鼓掌，也不说话。他说：“谁画的，自己出来认个错，我可以原谅你年幼无知。”他追问了半天，没人出来认错，他就把我们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认为女学生不会干这事，所以不打女学生。那是我长到十几岁第一次挨板子。我们挨了板子，还是不服气，还是没一个人理他。很多同学回家后跟家长告状，结果好多家长，有的还带着亲戚朋友，到学校来包围了校长室。我们学生没法上课了，都出来看热闹。后来校长、校长太太出来作揖，想平息事态，但学生家长说，不行，一定要开除这个老师，向学生道歉！校长太太说给每个学生发一包点心，表示慰问。学生家长说，谁要你的臭点心，我打你儿子，再给你发点臭点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没有告诉妈妈，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给她添累。家长闹事后的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撤销那个邹姓训育员任的职位，不要他上课了。那个人就再也没来过。这次勇斗汉奸训育员取得胜利，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的力量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起菜叶子或者黄瓜啦，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报上铺天盖地地宣传说是蒋介石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还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去欢迎蒋介石，在会场上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万万岁！”又过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被他们认为沾上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顿时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我们家也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们家把积攒下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愿。这等于变相抢劫了我父母的活命钱之后，又切断了我们家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接连身亡。

母亲小店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上不过是一粒小沙子，但是这粒小沙子对我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懂了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回事。

终于，1946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国民党上海政府在整顿市容名义下，在几天之内抓了上千的小摊贩进局子，并没收他们那点可怜的小商品，结果引起众怒，五、六千个摊贩家属(妇女、老人、小孩)和许许多多被没收物品、被禁止摆摊的摊贩，包围了黄浦区的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财物。那天是星期六，我本来是要去父亲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摊贩们一群一群往黄浦警察局奔去，一打听说是摊贩在包围警察局，就跟着人群进了黄浦警察局前面的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后面和旁边马路上还有数千围观者。警察局门口则是好几排警察在跟往里冲击的摊贩发生肉搏式冲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龙头冲人，还往天上开枪，摊贩们则毫不退让，一些人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筐筐碎砖头、鹅卵石、西红柿、臭鸡蛋，纷纷往警察局扔，扔得远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这阵势，我就跑过去帮忙给大人递送鹅卵石和碎砖头——我是个小孩，力气小，扔东西扔不远，只能帮忙传递。警察会闪躲鹅卵石和碎砖头，真挨打的不多，而冲在前面的摊贩，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伤。即使这样，摊贩们还是不罢休、不退却。几十分钟后，其他区的大批警察，坐着鸣叫的警车赶来支援，他们下车就抓人，我从人群空隙中跑了。摊贩们随后就组织全市商户罢市。这件事最后以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讲话，答应放人、答应退还东西、答应摊贩继续营业而淡化。

1946年冬天，因美国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由此爆发了平、津、沪的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包围了美军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高喊“美军退出中国”，“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大学教授蔡尚思、马寅初、楚图南等名流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大游行那天，正是1947年元旦，学生放假，我听到广播后，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观看反美大游行，学生喊口号，市民也跟着举手喊叫、鼓掌、跳跃，一致要求驱逐美军撤离中国。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大兵欺凌中国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人民运动。

这个时期，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内战造成大批苏中、苏北战区的难民，他们搭船从长江对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涌进上海的难民最多，一时间在南市、闸北、杨浦，出现无数的贫民窟，难民用木板、硬纸板搭起许多临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没地方搭建小屋了，他们就睡在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突然有一天，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蓬莱路、复兴路上就看到隔一段就有一个或两三个小孩的尸首，还有老人的尸首。有人在报上说那天死了八百多个小孩，八百个童尸！住在上海的诗人臧克家，目睹了这个惨状，就写了一首诗，叫“生命的零度”，副标题是“八百童尸”。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这诗摘录成一个小传单加上照片，到处散发，我就是在传单上看到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反内战的号角。那些儿童有权利生存下去，却到了生命零度，冻死在上海的街头，死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弄得老百姓没吃、没住。1947年以后，上海米价又暴涨，比抗战胜利时上涨了百倍，即使这样，市民还常常排长队买不到米，而穷人想吃也没钱买，只好买点豆腐渣掺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到黑市买点大米应付一下，而黑市米价比配给米高一倍到三倍。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地下党发起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但谁都不信他们的，谁都知道，是四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意支持下，张开大嘴想吃掉共产党。

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对我触动很大，臧克家的诗又启发了我的觉悟，我就参加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了(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很崇敬诗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还到他山东老家去纪念过他)。外滩、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学生、中学生游行示威，我就跟着他们跑，他们喊口号我也喊口号。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地下党，但是我已经知道是地下党在策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警察用水龙头来冲击学生，学生不肯退却。我所在的德润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他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我们和郁文杰、高信成等同学，还是到外滩去助威。特务们用一个木头棍子，上面钉很多钉子打学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惨烈。学生把照片拍出来，老百姓看了更愤怒了。国民党命令大中学校提早放假，不准学生在一起。他们以为放假学生就不游行了，其实一放假学生出来参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内战、反饥饿，其实就是反对给老百姓造成苦难，所以都自愿参加到运动中来。一些工人、职员是直接参加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来，很多的大小商店则是关门停业，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与上海同时，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所有这些大城市的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国民党就出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死伤大批革命学生的惨案。即使这样，还是压不下群众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众运动中去之后，不像学生那样温文尔雅，他们罢工、罢市，包围警察局，还有许多市民竟然自发掀起抢米风潮。

1947年暑期，我初中毕业，那时我虽然反蒋反美的积极性很高，但还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理想仍然是做个科学家，走科学救国的路，所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报上说，黄炎培等创办了一个贫寒学生助学金，凡上海市贫寒学生，如能考取这项助学金，就可保送进上海名校浦东中学、沪新中学等。我家境贫寒，就去报考了这个贫寒助学金，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免费保送浦东中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浦东中学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原来设想的人生道路。

浦东中学是上海名人杨斯盛创办的，杨斯盛是工人出身，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上海许多有名的建筑都是他带领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毁家兴学，捐献一生积蓄二十四万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这所中学。第一任校长就是黄培炎先生，他是孙中山领导的老同盟会会员。“五四运动”先驱蔡元培曾赞誉杨斯盛是“一代伟人”，胡适则称杨斯盛是中国的“大豪杰”，“可敬、可爱、可法、可师”。浦东中学在长期的教学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张闻天、李一氓、蒋经国、庄世平、王淦昌、夏坚白、范文澜、胡也频、殷夫、董纯才、雷经天、谢晋、何挺颖、叶君健等。

浦东中学一直富有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锋堡垒。在抗日战争中校舍被日寇炸毁，学校迁至浦西杜美路(即今东湖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重视浦东中学，派军统特务黄星来控制训导工作，他有权把革命师生送特刑庭，连校长都怕他。上海地下党则把浦东中学列为中学工作重点，还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我在解放后才知道，我考的那项贫寒助学金，名义上是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而我能考上则可能与我之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不无关系。我的英语不好，我很担心考不取，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一位女老师问我对全市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侃侃而谈，结果我在回家后的第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东中学的通知。

1947年秋我到浦东中学报到了，和顾志刚同学分在一个班级，他就坐在我后排。不久我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顾志刚是年轻的地下党员，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派到浦东中学组织地下党支部、开展学生运动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地下党员还有胡令升、张晔、何世和、钱嘉庆、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最年轻的区委委员。

1947—1948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大变化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与坏，福与祸……都与这个大变化有关系。这个大变化又与革命书籍分不开。我对书籍总是如饥似渴，刚随母亲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里;读初中的时候，从一个老师那里得知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市立图书馆，我就去那里读书，先后读过诸子概论、《史记》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著作，还读了达尔文、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的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变化的是在浦东中学时期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通过地下党员顾志刚，我先是读到了许多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历史、哲学著作，包括《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李家庄变迁》、《大众哲学》、《小二黑结婚》、《社会科学概论》和鲁迅、高尔基著作的单行本等，后又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这本书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特别是书中的《毛泽东自述》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历史、政治主张坦诚地公诸于世。这本书打开了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门。书里的许多事情，如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既新鲜又刺激。我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一连三天三夜，日以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学校里的功课也不做了，有的章节不止看过一遍、两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它帮助我建立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现今我个人的藏书里有《西行漫记》的三种版本，它们是我的珍爱。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亿万家财，想做亿万富翁，其实，这本书里讲的真理其价值在亿万以上！你只要认真读了，就比亿万富翁还富有。

从《西行漫记》里，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本《共产党宣言》，我到处找这本书。后来何世和给我搞来了，他那个书的封皮是《家庭月刊》，里面才是《共产党宣言》，书没写译者姓名，书的纸张粗糙泛黄，书的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踟蹰着，这就是共产党的幽灵！”“踟蹰”两个字我那时还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解放后我看到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译本，它把第一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我觉得它没有我第一次读的那个译本好。《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看了就想，我在报关行干活的父亲、在香烟厂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厂干活的花姐，不都是无产者吗？他们的老板不都是资产者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资产者的机器、工厂、土地、房屋，建立起一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提出要没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工厂、铁路，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按计划组织生产，还提出具体的十条措施。我反复阅读这些措施之后，全部都拥护，特别拥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这一条。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倒国民党，因为那时国民党很专制、很腐败，我很厌恶国民党。另外，我觉得顾志刚等人向我说的，中国革命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道理更适合中国。但那时，我对《共产党宣言》中某些内容却不很明白，比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开的公妻制”、“英国宪章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其中一些问题是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弄懂的。

我从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老乡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飞路影院的后面，有一家中苏友协开办的进步书店。我找到那家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对我这个穷学生也彬彬有礼。后来我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图书馆一样地看书，只要愿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有时(星期日)我就去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时代日报》，上面有解放战争的战报，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如饥似渴地搬起砖头般的革命经典著作翻看。久而久之，书架上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阅读，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还看不大懂。总起来说，那个书店给了我许多解放区的消息和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呀、“价值”呀、“剥削”呀、“帝国主义”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给了我一本香港中国书店出版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书店里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好长时间的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和当时看了小册子的感觉。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又把祖国拖入内战之中，沉沦了一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我都看了，都没有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多前就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地寻求祖国发展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小册子把一切都讲得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志向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觉得，毛泽东能救中国，我对他服膺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跟着毛泽东。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读过它的人成百上千万了，我不知别人读后的感想，但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顾志刚讲了。不久后，顾志刚又给我借来一本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要我好好看。这本书很厚，分三编：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三编是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很打动人，其中介绍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法)、傅立叶(法)、欧文(英);他们都眼光远大，对“充满罪恶和灾难”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为他们的伟大精神感动，最叫我心动的是身为英国一个大纺织工厂厂主的欧文。他先是领导一个500多人的工厂，后来，又领导了一个发展到2500多人的大棉纺厂，别的工厂厂主逼迫工人每天劳动十三、十四小时，他却只让工人劳动十小时半;他为工人的子女创办了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得愉快;当经济危机爆发使工厂停工时，他仍给工人发工资;在别的厂区，工人大批堕落，在他的厂区却没有堕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连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也绝迹了。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给工人“合乎人的尊严”，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问，这2500多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些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在半世纪前需要六十万人才能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财富差额到哪里去了？他的答案是，都归企业主了。他认为，那巨大财富的果实，本应当归于工人自己;这种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现实是最不合理的;大众创造出的财富不应归个人而应为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本着这样的想法，他想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创设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想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与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创造他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所以他最后被逐出了上层社会，变得一贫如洗，他的共产主义新村也以他丧失了全部财产而失败告终。

我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感动的青年人，但欧文的那些话，特别是“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的话，我当时读到时，曾泪流满面。这泪使我的思想完成了革命的转变，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书中所描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是在1948年1月的一个天气很冷的夜晚，地点是上海市蓬莱路六十七号我家的阁楼上，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陪伴我读完这本共产主义历史的巨著。在阁楼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熟睡着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层我母亲简陋的小店里，三块木板搭成的一张小床上，蜷曲着在香烟厂打工的远方老姑。那天因为上夜班，她回不了家，临时睡在我家的小店里。她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了，为了供养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烟厂做工。那厂子我也去过，在复兴路的一个弄堂里，车间破烂透风，满屋飞尘，烟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连呼吸都很困难。她的老板有时连工钱都拖着不发。试问，这样的老板能同意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思想吗？能和欧文一同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村吗？工人要解放，不斗争行吗？那时工人为什么那么拥护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就一百多万军队，国民党有五百多万军队，力量对比很悬殊，人民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地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来革命，要自己救自己！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共产党？因为许多共产党组织已经要和当年逼得人民起来革命的国民党一样贪污腐败了。史镜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诸己”。今天的共产党应该反省自己啊！

地下党员顾志刚看到我思想进步很大，就来动员我并和我商量，怎么把小兄弟们团结在一起，先领着大家看革命书，再慢慢形成一个进步组织。不久，我们十几个人在淮海路白俊义同学家里开了个会，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起名叫“野火社”，取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表示不怕国民党的一次次镇压。由于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野火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浦东中学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的进步活动都是按顾志刚等人的布置，在上海地下党和市学联指导下进行的。

浦东中学那时实行学生自治，每个班级都设立学生会，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因为以前就与班级的几个同学办过一个文艺性学生刊物，就当选了班级学生会的文艺委员。这正是顾志刚想要的，他希望我负责办壁报(当时一般叫墙报，其实和后来的大字报差不多，只是字小一些)，宣传革命思想。我请班级语文老师为班级壁报取名，他取名为“警钟”，意思是警钟长鸣，自强不息。大家同意。我又请美术老师绘制板头，动员大家写稿。很快《警钟》就办起来了，半月左右一刊，第一期是1948年3月出版的。我按照顾志刚的建议，让《警钟》的第一期采取了中间立场，不谈共产党的事，除了同学们的好作文之外，就只有我和地下党员何世和编的《海涅诗选》，以及从进步报刊抄来的一些时评。想不到《海涅诗选》受到爱好文艺同学的喜欢，有人一面看一面抄。我们登载的海涅诗，其实是个精粹摘录，不是全文。同学们也都没想到海涅竟然是一位革命诗人，同情工人，在诗中诅咒资本主义剥削。如今壁报的许多文章，都找不到了。我翻查解放前的笔记本，只找到当时摘抄的海涅诗的几张小纸条，上面的诗是：

我们织！

我们在织布机前，

织呀，织！

愤怒的眼睛里，

早没有了泪水。

我们咬牙切齿地恨你呀！

德意志帝国！

我们在为你织裹尸布呀！

织呀，织！

我们一面织，

一面诅咒！

诅咒你的上帝，

我们在饥寒交迫时，

曾满怀希望，

向他祈求……

到头得来的只是欺骗！

织呀，织！

我们一面织，

一面诅咒！

我们诅咒帝国的统治着，

你对我们的苦难，

毫不关心，

你只知道剥削压迫！

榨干了我们最后的一根筋骨，

还把我们打死在地，

织呀，织！

我还会雷鸣！

因为我的闪电是那样的明亮，

它光芒四射，

刹那间，

就划破了苍穹。

所以，

你们就以为我不会雷鸣。

亲爱的人们，

你们错了！

除了闪电，

我还会雷鸣！

不信吗？

一旦革命的日子到来，

我雷霆万钧，

五雷轰顶。

那时，

官僚特权的宫殿将被轰塌，

贵族阶级的统治将被摧毁。

富豪的庄园、别墅，也将同大地一起震荡！

贪污、腐败、娼妓、赌博、流氓、毒枭，

一切污秽的东西，

都会被我的闪电雷鸣轰掉！

我是火，我是剑！

我是火，

在黑暗里。

用我的生命，

指引着革命的道路。

我是剑，

在战斗时，

用我的身体，

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1948年内战局势发生逆转，国军不行了，解放军形势大好，先有西北、东北战场解放军的大捷;接着是3月间在华中战场陈赓、谢富治所部攻克洛阳;紧随其后是3月30日我的家乡威海获得解放;再接着是4月22日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复延安后，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些消息，我们通过壁报和野火社积极分子，告诉了大家。5月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爆发，我们的野火社也积极参加活动。美国在1948年2月宣告日本天皇无罪，允许日本悬挂太阳旗，5月扶植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作为武装日本的初步。这等于是中国人刚刚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挣扎出来，还没来得及擦干身上的血污，美帝又把日本军国主义扶植起来了。美国的行径激怒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由此爆发。北平、天津的学生首先举行游行示威，上海地下党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反美扶日的宣传。5月4日晚上，野火社成员和许多积极分子到交通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营火会，这个大会的一个内容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孟宪章做专题报告。由此开始，“反美扶日运动”就成为1948年上海学生运动的最重要题目。

野火社当期壁报，按照顾志刚的要求，不但要扩大篇幅，还要贴到学校的大门口。为了组织好这期壁报，我们不分昼夜地编写，我们在学校仓库的旧报刊中，找到日本人轰炸上海、残害老百姓的旧报纸、旧杂志资料，把它们剪下来，还按顾志刚的主意，把剪报边烧一烧，造成一种实物证据的样子，让读者能想起当时日本人用炸弹炸我们上海的惨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报道，在旁边用大字写上“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屠杀中国人，现在美国又把日本扶植起来，我们能答应吗？”。

这期壁报在校大门口贴出后，顾志刚还叫上别的中学学生来看，造成较大影响。但也马上引起学校里的训导员、军统特务黄星的注意，他嗅到这个大概是共产党搞的。壁报贴出来的第四天，他就叫学校里跟他跑的学生把壁报揭了下来，交给校办，并对背后的情况进行追查。壁报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说“美国”，而说“美帝国主义”。黄星就从这篇文章查起，他认为作者是共产党，就把我这个主编找来问话。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写的，但不能出卖何世和。黄星这个军统特务就用查笔迹的办法查到是何世和写的，然后又把我找来问话：“何世和是不是共产党？”我答：“他是共产党？你简直好笑。”我当时这样说也是真话，一则我那时确实不知道何世和、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员，二则我以为共产党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也该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还没我长得高大，能是共产党？！我接着又说：“他长得比我还小，他什么共产党呀！”黄星不管，仍叫级任老师去把何世和找来追问。何世和说自己的祖父是青帮“同”字辈大佬，与黄金荣关系非常好，父亲在跑马厅管事。黄星一听，马上就不再问何世和“美帝国主义”的事了，叫他走，何时(注：“时”应为“世”)和一边说“好”一边要拉我一起走，黄星不干，说：“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装着很讲义气的样子说：“他是我的朋友哩！你以为他是共产党？笑话，他长得挺大，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懂什么共产党，你这年纪才够共产党哩！”黄星哭笑不得，但还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纪小小的，能弄出来这个东西，还威胁我说：“谁指导你的？谁教你？你今天不说出来就别想走，因为你是主编，不说就把你送特刑庭。”

顾志刚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黄星又找我问话，就知道情况不好，就立即派同学通知了我母亲来学校;看到黄星放了何世和，却不放我，就鼓动起同学围住校办。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我母亲赶到学校来了，在同学簇拥下闯进校办，先把黄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产党去，抓我孩子干啥？”然后拉着我就走。教务主任赶过来告诉我母亲：“你来了也好，学校决定开除你儿子学籍。你把儿子领回去，今后不要来上学了。”他没说完，我母亲就把我拉出校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是1948年5月19日。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天，我在浦东中学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天结束了。第二天，学校出了布告，开除戚本玉的学籍。

在我被开除后不久，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像滚雪球一样，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六月中的一天，上海地下党又组织全市学生，在外滩举行游行示威。顾志刚出于我的安全考虑，怕我万一被国民党抓了，放不出来了，就让人来向我交代，不要参加游行，只可旁观。

这之后的一天，顾志刚来跟我谈话，要发展我入党。我已看过许多革命书籍，对共产党也有了认识，虽然有参加党的愿望，但是我没想到，甚至也不相信顾志刚是共产党。在我的想象中，地下党一个个高高大大的，威风凛凛，年纪也比我大多岁，顾志刚与和我年纪差不多，与我想象中的地下党实在相差太远。还有，我那时自己组装并收听短波，经常给他讲我从延安广播电台听来的东西，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如我多。所以，我就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是你自己搞的共产党吧？共产党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组织的，它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他笑了，说：“是的，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我说，共产党要有枪的，你有枪吗？没枪。没枪你怎么是共产党？我还想有个枪呢。我看了毛主席的书，枪很重要。你没有枪，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顾志刚第一天没有说服我，第二天还跟我谈。我跟他说，你知道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吗？你知道列宁批判马尔托夫随便组党吗？共产党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像马尔托夫那样胡乱组织共产党是不行的。顾志刚那时还不知道马尔托夫，就被我说得没有话说了。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实话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我是学校共产党小组的组长，入党一年多了，“野火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党看你有了觉悟，而且在反美扶日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才发展你的，你入了组织就会知道党多了不起的。我还是半信半疑，我要求见他的领导人。他说，那要入了组织才行，你的好朋友何世和也是共产党员，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不能再多了。后来何世和来跟我谈话，跟我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发展历史。还说，共产党有白区，有苏区，白区的党组织后来被破坏了，毛主席又叫恢复。顾志刚不是一个人，他上面是有组织的，他不好跟你讲。何世和在理论上比顾志刚高，是他给我看的《共产党宣言》，壁报上的“美帝国主义”就是他写的，他又同我一起和黄星面对面地斗争，我很相信他。我问他：“你真是共产党啊？”他说：“真是的。”我那时认定，凡是共产党都有枪，就说：“那你能不能证明啊？有枪没有啊？”他说：“我们能有枪吗？我们不能带枪的。毛主席讲的，我们不能随便发动暴动，在白区一般情况下要利用和平手段，讲合法斗争。他还说刘少奇有论党，那里讲了在白区要进行合法斗争。我听何世和讲的都在理，想了半天，又觉得他们这个共产党应该是真的。何世和知道我信了他，就说，你应该相信顾志刚，他是组长，是你的发展人。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的比顾志刚多，而你当组员他当组长呢？”他说：“我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我向一个女同志泄露过党的机密。你入党后不能随便说话，泄露党的机密要受处分”。

我同意入党了，顾志刚很高兴，就要我用米汤写一个入党报告，把我的姓名、经历什么的汇报上去。他后来领着我一句一句轻声地说，“我志愿参加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永不叛党”等等。都说完了，他说，“这就是宣誓。”就这样，我入了党。我要求见领导人，他说要等上面批准我接关系后才能见。那时我离开浦东中学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是暑假期间，不能在浦东中学过组织生活，只能等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再接关系。我的关系实际是1948年10月在中华理科接上的，党龄是以接上关系开始计算，所以我入党时间较早，接关系较晚，我的党龄是从1948年10月算起。

我入党后还没接上关系，顾志刚就要我到浦东中学去发展一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入党。他叫钱宝瑾，与我关系好，我待他像自己的弟弟。我是被浦东中学开除的，名气比顾志刚的大，浦东中学一些进步同学认我，以为我是共产党。钱宝瑾接受了我的发展，在8月入党，在浦东中学接上了关系。钱宝瑾解放后当过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秘书，后来在公安局政保处。文革中，徐景贤准备让他进入公安局领导班子。1968年初我出了问题，他因为是我发展入党的，就也遭受审查。一审查，他是八月份入党的，比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还早两个月，他怎么也说不清楚，后来就被派到虹口公安局当民警去了。我1986年从监狱中出来后回到上海，与他再次见面，现在他也还来看我。

1948年8月在我发展钱宝谨入党后，顾志刚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让我报考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简称中理，这个学校原址在今徐汇区安福路上)，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他说，中理虽然规模小，但学风好，在上海颇有声望，校长曹凤山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很有点名气，他主张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一边开办纺织厂，一边创立了这个学校。学校只有一个地下党员，现在派你和另一个地下党员瞿云宝一块进校，那里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工作比较安全，你们三个人争取用两个学期，把它建成像上海储能中学那样的红色堡垒。我说我是被开除的，没肄业证明，怎么报考呀？他说那个好办，过几天何世和会给你安排好。

过了几天，何世和果然就来同我谈办证书的问题。他说，地下党正在想办法给我开一张中学肄业证明书，要我改个名字。这个我懂，因为上海中学生都要往市教育局报名单，一查档案，戚本玉是浦东中学开除了的，我要再在上海上学不改名字不行。那时候我正看鲁迅的小说《理水》，它是写大禹治水的，说大禹带了一群人，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但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大禹使我很受感动，我就跟何世和说：“把戚本玉改为戚本禹吧”。何世和希望两个字都改了，我告诉他戚家是山东的大家族，本字辈必得用本，叫戚本什么的很多，改一个字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何世和给我拿来一张写有戚本禹名字的黄色土纸做的肄业证书，学习时间为一九四六年，是国立九中的，上面有国立九中的图章和校长的印章。我从来没听说过上海有个国立九中，就提出一堆疑问，何世和都给我做了解答，还说“四川的地下党跟我们说了，国立九中从重庆向南京迁移时，船破了，档案都丢了，查也查不到了。这个证书不是随便开的，是按照一个认识的国立九中的学生的证书复制的，图章也是照它的样子刻出来的，没问题。”我那时候很执着于真假，还不大懂搞革命工作，有时对敌人也要做点假。所以，心里总是觉得不对劲。可是，没有这个证书，我又进不了学校，就只好将就了！何世和还叫我抓紧时间找些旧报刊，看看重庆的情况，以防万一有人问起来，可以接上几句，但他告诫我尽量少谈重庆，免得说漏了嘴叫人起疑。

我拿着复制的国立九中的证书进了中理，戚本禹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了。我那时认为，中国最理想的领导人就是大禹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真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的。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对大禹的评价更高，他在少年时代即对大禹心向往之，在读书笔记中赞美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抗日战争，建国初期都曾在讲话中颂扬大禹。看来，我当时的选择是符合鲁迅和毛泽东的思想的。

1948年9月底，顾志刚通知我，第二天课后到老同学瞿云宝家开接关系。记得那是个周末，我下了课即与瞿云宝一起去他家。来接关系的人是中共上海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张效浚的领导人是张本，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张本上面就是市委书记刘晓、潘汉年等。文革中张本在国家科委担任副职，造反时我支持过她。我出事后，她和张效浚都受我连累，长期被审查。

我和瞿云宝都进中理后，中理就有了三个地下党员，党小组长是由上学期就在中理读书的刘伯瑞。这个时期地下党工作就比较好做了，许多学生愿意听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消息，并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策。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之后，国民党的败象毕露，地下党工作就更好做了。我们组织的读书会、同学联谊会都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在会上讲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讲栗裕击毙国民党名将张灵甫、讲林彪解放东北的故事等等，同学们都爱听，都希望共产党打胜仗。不到半年，我们就壮大了队伍，发展了施克俭、张惠康等同志入党，在学期末使学校地下党员增加到六名，读书会的外围成员十几名。

校长曹凤山见我们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籍，组织各种进步活动，怕我们影响学校教学，便进行干预。他认定我是领头人，有一天便找我到校长室，很客气地邀请我下课后到他家吃午后茶。校长请我去他家吃午后茶，这是很高级的礼遇。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拉过来，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下课后我带了一个地下党员同去他家。他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不是国立九中的。我刚要解释，他就说，不必说了，你是个好青年，聪明能干，有理想，一定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丢了学籍。我女儿也同你一样，在南模女中闹学潮，学校不要她了，看我的面子，才保留她学籍，调到男中去旁听。其实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只是国家怎样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们现在就是好好读书。我也知道国家当前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怎么救国呢？唯有科学一条路，希望你好好学数理化，将来搞工业。我的理科中学就是培养工业家、工程师的。我还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是太好，只要你愿意好好学习，我可以免除你的学费，将来保送你上大学，我在外国还有些关系，大学念完了，还可以送你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回来到我的工厂当工程师。将来这个工厂就归你们管。你给国家发展工业，好不好？

我听了校长这些话，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更想争取他。但是，我没有成功。我记得我们谈到后来我低声跟他说过，难道你没看见国民党的军队用水龙头冲学生，没看见国民党的特务用钉了铁钉的板子打学生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不好，我们能好好读书吗？我还提议跟他达成一个协议，等推翻了反动政府，我们都帮他去发展工业，现在他不要反对我们的进步活动，但遭到他的回绝：“那不行的，我的学校都给你搞乱了，学生一天到晚都听你们宣传。”

这位校长兼实业家，解放后接受了毛主席、共产党的教育，思想有极大进步，后来当了市政协委员，对共产党的事业一直很积极的，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他的另一个女儿曹子方是解放后南模学生自治会主席，1951年曾作为新解放区学生代表，来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给我带来过他父亲的问好。对这样一位坚持科学救国，后来又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过长期合作的进步人士，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我始终认为，曹老先生和众多和他一样坚守科学救国理想的人，虽然都很值得尊敬，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巨大的变故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却不能解决国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的进步问题。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革命比科学更重要。

第三章 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忠诚卫士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

1949年初，上级党组织提出，由于南洋模范中学是上海的名校，社会影响很大，必须要调一些地下党骨干成员进去加强党的力量，让我和瞿云宝报考插班生，进入南模。同时，由于郊区市立真如中学那里，是解放军从铁路线进入上海的必经之地，让刘伯瑞去真如中学开辟工作。这样，我们原来在中理的三人小组就不存在了，我因此只在中理实际学习工作了一学期。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把中理建成红色堡垒，但已为地下党在中理的扎根打好了基础，新党员张惠康等人接手中理地下党工作后，在第二学期就有很大的发展。新的中理党小组为迎接解放尽了自己的责任。解放后中理收归公有，改名黎明中学，成为上海的重点中学。现任上海第一书记韩正就是黎明中学毕业的。刘伯瑞进入真如中学后，把我初中时的进步同学郁文杰发展入党，很快就在那里打开了局面。真如中学党小组为配合解放军进军上海，做了很多事情，劳苦功高。

在南洋模范中学，我们的领导仍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区青委的领导是钱其琛，即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那位。那时南模已设立了党支部，男中有六个党小组，女中有一个党小组，都归张效浚领导，党支部书记是高三级的地下党员王纯亨，组织委员是我，宣传委员张晔(女)、杭天禹。另外还有一个党团小组，是做学校社团、校方领导工作的，由张效浚直接领导。这时，我受命于张效浚，负责南模两个党小组的联系，并暂时联系中华理科和真如中学的党小组，不再做直接的群众工作，在政治上也完全以中立面目出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组织示威游行都很容易，但上海地下党接到中央指示，不再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主要搞隐蔽斗争，保证进步力量的安全，因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解放以后需要大量人才，不能让我们的人才都给国民党抓了、杀了。

1949年春节后，淮海战役结束了。下一步是渡江问题。领导讲，跟国民党谈判，肯定成功不了，我们已经把部队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渡江。果然，国民党不肯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蒋介石不让签字，李宗仁也不肯签字。刚广播了和谈破裂，第二天，解放军就渡江了。那边渡江，这边我地下党就组织人民保安队，准备迎接解放。人民保安队的徽章、袖章发下来了。支部书记和党团小组长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我是学校保安大队中队长之一，负责我们学校和周边地区的安全、秩序，责任区从天平路到宋庆龄的故居一带。我们要防止特务活动，还要防止抢劫、破坏和流氓活动。上海地下党给黄金荣下了命令，不准他们青帮小兄弟在解放军进城时闹事。所以我们那里没有发生抢劫、破坏这类事情。张效浚还布置我们派人去徐龙区南面，调查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碉堡数量、配置，要我们秘密画地图。我们不懂军事测绘，但还是去做了调查，也画了些图，并调查了国民党、三青团等机关单位的名称地址，都送上去了，后来派上用处没有就不知道了。

1949年5月，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垂死挣扎，几次大规模搜捕进步人士。地下党事前均能得到消息，预先防备。消息来源之一，就是高中三的地下党员顾慰庆。顾慰庆的父亲顾毓琇是国民党中央要员，在国民党里很有点权威，当时是上海市的教育局局长，家住在徐汇区一个高级公寓里。他不知道我们把他的儿子也发展为地下党员了。顾慰庆在家里听到国民党要大逮捕的消息，就报告地下党。另一个消息来源是陈立夫的侄子。陈立夫的侄子也是地下党员，经常跟地下党报告情况，都很有用。按国民党宣传，陈立夫是比较艰苦朴素的，但是他的公馆也是相当豪华。他侄子就住在公馆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顾毓琇的儿子，陈立夫的侄子，家里都是有钱有权有势的，可他们宁愿跟共产党走。现在呢，有些共产党的子女竟希望变成豪门贵族！这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每天国民党大逮捕，我们就通知学校的地下党员晚上不能睡在家里，一些地下党员就躲在顾慰庆家里，顾毓琇是国民党要员，没人敢来搜查;还有些地下党员躲在陈立夫、陈果夫的公馆里(现在复兴西路的玫瑰公寓)，和陈立夫的侄子呆在一起。其他学校来不及躲避的地下党员有的人被逮捕了，不经审讯，就被捆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遇难者中有与我们打过交道的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穆汉祥等人。国民党当时开着坦克冲进学校，叫学生排好队，拿着档案，对着照片，一个一个搜查辨识。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看到，反动派可以开着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许多市民也都亲自目睹过这一场景。

临解放那天晚上，解放军已经打进南郊了，我们怕国民党临时来抓捕，住在天平路一个弄堂里面。5月25日凌晨，听到外面有零零落落的枪声，有人说，是不是解放军打进来了？我说打进来会枪声更大。但我判断错了。解放军一进来，刚打几枪，国民党的军队掉头就跑，如同鸟兽散了，哪还会有什么很大的枪声！后来有个党员悄悄出去看了一下，回来说，是解放军打进来了，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戴着帽子，胸上有个牌子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问他看清楚了没有，他说看清楚了。我就说，那我们赶紧出去。我们出去，部队还在那儿前进呢，真都是解放军！我们给他们打招呼，欢呼。他们也跟我们打招呼，摆摆手，继续前进。

我们跑着回了学校，那时天麻麻亮，我们通过电话集合人民保安队的同学。很快，来了几十人，张效浚也马上到学校了，他布置任务：维持治安，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解放军经过时向解放军欢呼，喊解放军万岁。我和地下党员按原来的组织体系，组织起保安队，出去欢迎解放军。同学可积极了，拿着个小旗，带着袖章就去了。钱其琛是我们区青委的领导，经常对各学校保安队的工作进行巡察。后来他说：你们南洋模范搞得不错，有个女孩，看见解放军就欢迎，同时向从家里出来围观解放军的市民进行宣传，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解答群众的疑问，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钱其琛说的这个女孩就是女中党员张晔的部下姜保年。

由于解放后很多事情要依靠学生党员去做，上面从解放区派来一个叫李昌的同志办学习班，对学生党员进行短期训练。我参加了这次短期训练，时间一个礼拜，收获很大。李昌是“一二•九运动”的青年领袖，当时是上海团市委书记。他跟我们做报告，讲青年运动，讲城市工作，并给我们布置工作任务。

那时我们每天工作都很忙，大大小小的事很多。南市是个最复杂的地区，地下党的力量小，接管警察局的军代表要我们派个家住南市的党员学生，去帮忙解决一些群众纠纷。我家住南市区，组织上就叫我去。军代表派了一部吉普车来接我。我去了就配合解放军处理一些群众打架之类的事。闹事的人听不懂解放军的话，我当翻译并帮助调解，告诉他们要听解放军的话。问题都一个个解决了。

1949年7月，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就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上面来指示，说建国需要大批干部，中央要上海各学校调人去北平学习(北平正式改回北京是在两个月后的1949年9月)，南洋模范要去三个人。上海各个大学也要去人。徐龙区青委张效浚等负责人决定，南洋模范派我、秦亢宗(原地下党党团小组成员)、姜保年(女中部党员)三个人去。秦亢宗后来是杭州大学教授，姜保年后来是上海民进大学校长。

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学，没档案，南洋模范党支部从区里拿来三张表格，一人一张。我们填了表，带上区里开的信，到市里换信，再到华东局(当时的华东局在现在的福州路江西路交叉口)开了到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部的介绍信。第二天我们三人在华东局汇合其他学校的同学，一共十几个人同行。我被指定为领队，带领大家一起去火车站找军管会安排车次去北京。上海刚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飞机还经常来，有时候扔几枚炸弹炸铁路。我们坐的车开到南京，遇到国民党飞机又来炸铁路了，就开到支线一个隐蔽地方暂时停留。列车员来告诉大家火车要等到晚上才能开，想玩的可以去玩玩，记住车停的地方，天黑以前一定要回来。我们分别去了夫子庙、玄武湖，玩了大概不到半天，天还没黑，怕误了车，就一起回来了。天黑后，车就开了，后来再没有碰到飞机轰炸。

清晨火车开过当年的淮海战场。淮海战役当年进行时，我每天都听新华社的短波广播，盼望着解放军打胜仗。我知道在这次大决战中，死难的烈士不少。火车开过明光时，我看到了被炮火破坏的房屋、桥梁，还看到在绿色的田野中有许多新土堆，我想那大概是打扫战场的人为死难烈士堆的坟墓了。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敌人横行霸道，我们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它是千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啊。看到眼前快速略过的座座新坟，心情不能平静，就在本子上写下了一首《淮海战场巡礼》的小诗，来纪念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捐躯的烈士。诗写得稚拙，但心是赤诚的。

你们是一团滚动的火，

在大雪飘飞的寒风中，

从北向南，

为祖国的自由，

拓展着疆土。

你们用鲜血和生命，

与敌人搏斗。

你们战胜了敌人，

自己也倒在解放的土地上。

把自己的躯干，

化为鲜花、五谷。

没有留下姓名，

没有留下遗嘱，

却留下了永恒的生命之光，

为后人，

指引着前进的路！

第三天早上九点多，火车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后，我们就去了当时在御河桥的团中央。团中央的接待干部告诉我们，劳大即中央团校，在河北良乡(现属北京)，并安排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送到招待所休息，第二天又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赴良乡。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到了良乡，与在那里接站的中央团校的干部韩彬会面了。我被分配在中央团校第十七班，这是为上海、杭州的学生专设的班级。北京、天津的学生分在十五班，著名作家王蒙就出在这个班。其他省市亦有自己的班。

中央团校的学习期不到一年，课程是三门：哲学、经济学、党史。另外还学习建国方针、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工青妇运动史等。教员很多，名家亦不少，著名的有艾思奇(哲学、社会发展史)、孙定国(党史、哲学)、田家英(党史、毛泽东思想)、薛暮桥(经济)、狄超白(经济)、陈家康(国际形势)等。讲课的方式多是讲大课，一千多人坐在地上，教员站在台上讲，中间休息十几分钟。彭真、王明、毛岸英、邓颖超等也来过。毛岸英替苏联客人做翻译，还应大家要求讲了他的简单经历。后来我进了中南海，去瀛台散步时，又见过他几次，听他讲在苏联的见闻和土改的情况。他对人挺谦和，大家都喜欢他。

1949年9月30日，团校学员从良乡坐火车进北京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大典。大典当天，全校师生由仪仗队率领，按班次进入广场，排到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后面，等待大典开始。我因身材高大，被选为仪仗队员，每两名仪仗队员共执一面大旗，轮流休息。古代名将韩信参加农民起义军时，初职“执戟郎”，我这大概可叫“执旗郎”吧。在大典当天的中午时分，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天天安门广场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很多的人和我一样，虽然在远处并不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但还是既高兴又激动，又喊又叫，又踮脚向上跳，想看得清楚一些。我当时只是个十八岁的青年，能参加这样的盛典，毫无疑问感到是一生的幸福。大典正式开始后，先是鸣礼炮，升国旗，接着是毛主席讲话。这时全场突然沉静下来了，谁也不喊叫了，生怕听漏了毛主席的话，而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静谧的广场突然又如雷霆般爆裂！高兴呀，喊叫呀，欢呼呀，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女同学还哭出了声来。在阅兵游行的时候，大家喊万岁，喉咙都喊哑了。毛主席也喊“万岁”，他喊的是“人民万岁”。人民原来也可以万岁呀！这真是旷古奇声！马克思说，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1950年，中央团校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习，因为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和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新生共和国各方面都急需人才，不能等待学员们按部就班完成学业。毕业前夕，我们纷纷提出要见毛主席。团校校长向中央反映了我们的请求，中央竟答应了！这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年轻人有多么殷切的希望啊！四月的一天，我们列队赴中南海怀仁堂，在政协委员们开会的地方坐下来等待。突然聚光灯一齐打开，毛主席从主席台旁走出来，红光满面，笑着向大家招手。我想，那一刻，在场的每个学员都和我一样，为这样近距离见到亿万人民的领袖感到无尚光荣。我们班级的女党员曹炎等人，代表团校师生向毛主席献上用红纸写的致敬信。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我们其他人是又高兴又羡慕。

毕业典礼完毕不久，大家唱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的歌曲，告别了中央团校，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我和几个学员奉命去中南海报到。

第二部分：走近毛泽东

第一章 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

有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

1950年5月4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一同到中南海报到【注1】。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那年我19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

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我和逄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之前我从来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

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逄先知当时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

2、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1950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

当时的政秘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

政秘室大约是1949年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年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注2】。

1945年10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是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1949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任弼时1949年11月去苏联治病，1950年1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

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注3】。

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红又专。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搞社会主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

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

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

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34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注4】。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任弼时实在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注5】。当时江青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

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视。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注6】，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

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注1：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部。我1968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注2：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戚，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戚。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啰。毛主席1964年批评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注3：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注4：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

注5：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

注6： 1957 年山东的书记李 X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 ”（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

第二章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图书

1、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群众来信都是毛主席了解和掌握全国形势的重要途径。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的报纸、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都送到中央来，他没时间、也没有必要都亲自看，就让田家英、彭达彰他们看了摘出重要的东西再给他看。他们二人忙得不可开交，报纸一多，也看不过来。我们新生力量一来，他们就分配给我们来看，我们看了摘编好内容，再由他们送给主席。所以，我进秘书室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给毛主席看的报章内容摘要，原则上是要选重要的。可是，什么是重要的呢？当时也没个标准，我去请教从老区来的老同志，他们也都是凭个人感觉。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头版头条最重要、省委书记的讲话和报告最重要。所以他们给主席送的往往是报纸的第一版的内容。我在上海呆过，连蒋介石文告都看得多了，知道什么叫官样文章。我刚进中南海，当然还没有觉得地方领导的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只是觉得那些报告都另有正式文件，主席都看过的，再摘了去也是多余。所以，我就摘其他的东西呈送。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历史上的淮河流域曾经河湖错、沃野千里、富饶美丽，宋代诗人秦观在登泗州城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阳间。林梢一抹香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1194年，黄河南堤在河南原阳县决口，黄河水侵入淮河。自此开始，淮河就失去了原有的风貌。明、清淮河水患频仍，封建政权治理也不见有实际的效果，到了民国，还多次发生重大水患，上千万人遭难。没想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淮河就又发生大水灾了。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1950年10月，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响应毛主席的根治淮河水患的号召，开始具体组织实施淮河治理。1951年5月毛主席又专门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我从上学开始直到进中南海工作，一直都爱看新书，阅读面比较宽，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出身贫寒，自小对农村的事也略有所知。所以就对农村搞合作化的事情特别有兴趣，认定搞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我在上海时还看过苏联合作化、集体农庄的事，虽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了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合作化就成了个全国全局性的事情。我想苏联是那样，我们中国也会是一样的。因此，各地报纸上只要是关于搞合作化的事情，我都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应该摘录一些给主席看。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一些老区搞合作化比较早，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它说的是山西省老区土改后发生了两极分化，李顺达搞了变工队，以后又搞互助组，现在又搞互助组走向合作化。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从中可以看出主席对革命成功后的农村多关心，对合作化、对集体化多么重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画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河北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画圈。

秘书室当时一共大概三十多个人，开始都是见习秘书，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就几个，大多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高才生。他们都很有学问，如有个韩瑞定，个子不高，燕京大学毕业，精通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某东欧国家等五、六种外国文字，在我心里就像神一样，非常了不起，我叫他小天才。这些大学生喜欢选摘“文学”、“小说”、“音乐家的故事”之类的东西报告上去，在他们眼里，那些都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主席对那类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如这个姓韩的大学生，他摘选波兰大音乐家肖邦的恋爱故事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奇闻轶事给主席，主席一般不会画圈就原样退回了。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一次彭达彰给我们开会，对大学生们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彭达彰还要我给他们大学生传授经验，我年纪比他们还小，实在也讲不出什么经验来。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比如，有个过去的名人，现在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有点俏皮，我看到后觉得这个名人的意见、想法有内容，主席会关心，就送上去了，结果主席还真看，看了就划圈。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有的人当然就不服气，说：“你送的主席都看，我们送的都挺重要的，主席怎么不看呢？”

其实这里面没有啥复杂的。我这个人就爱琢磨，从小见到无线电，觉得很神奇，上初中就自己鼓捣出一个短波收音机，收听很多同学都听不到的无线电节目，同学们奇怪，戚本玉（那时我还不叫戚本禹）怎么知道那么多？现在，为毛主席搞报章摘要，我也开始琢磨，一开始，看到主席对我们的批复各不相同，我更开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觉到毛主席虽然也是大学问家，博古通今，还常常赋诗作词，但建国不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让国家大定，他重视的东西一定都与全国大局有关，比如当时的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或者是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比如我送的名人轶事、趣闻，那些趣闻、轶事里是带着意见和思想的，不是光逗乐的。所以，主席都划了圈，有的还点点划划一大片。时间久了，我摸到的脉络更清晰了，送什么主席都看，都划圈就一点不奇怪了。而那种无关国家大定、无关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东西，或者官样文章，当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现在我还想，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都把肖邦的恋爱故事之类的东西当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领导的秘书那样，心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建国之初短短几年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更不可能发生了。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新华社前身是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红色新华通讯社，在成立的当日创办了《参考消息》油印小报，专门摘编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一些国外的消息，给中央最高领导参考。进城后《参考消息》更加兵强马壮，林克是主席的英文秘书，也是《参考消息》编辑组的组长注7。《内部参考》那时一直仅限党政军高级领导参阅，而且是比《参考消息》密级还高的一个中央最高层参考读物，后经过完善就搞得跟一本杂志厚薄差不多，每期大约100页，到1955年前后更成为一个很定型的内部读物。《内部参考》一诞生，就不再是像之前我们秘书室搞的那些报摘是专门给主席一个人看的。在文革中，主席对红卫兵的油印小报很感兴趣，曾专门叫“一组”的人给他收集各种小报。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历史关注的。

2、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我搞的那些报摘主席都看，田家英开始重视我。有一天，田家英找我谈话，他说，你理论问题好像比其他人懂得多点，你来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吧！就是给毛主席做书童，主席要看什么书就给他拿去，主席看过的书退回来要整理好、上架，要借书就到图书馆去借……。田家英是领导，他发话了，我也不能不服从。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本来是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事儿。但我当时没当回事儿，还觉得受了轻视似的。心想，给毛主席管书，就跟过去管御书房似的，也还行吧。这个工作，我的前任是史敬棠，史敬棠之前是蔡沫。蔡沫在五六十年代是马列学院的秘书长，院长陈伯达一般都不去，蔡沫实际管的是院长的事儿注8。从这就能看出，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管毛主席的图书的，而我开始还瞧不上这这工作。实际上，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工作重要，什么工作不重要。

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图书都是从延安开始慢慢积攒下来的，最早只有几个箱子，到五十年代初也只有五个小书柜，摆起来不足一面墙，一些重要的书一般要锁在箱子里。我对所有书都很有兴趣，每本书都翻，几乎把主席看过的那些书看了个遍，第一次真正知道毛主席是党内读书最多、也最会读书的人。党内没有一个其他领袖是像毛主席那样认真读书的。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从第一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出的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第二卷、第三卷主席批得比较少。应该说《资本论》第一卷，毛主席精读的，第二卷、第三卷是略读的。

不仅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恩格斯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也是批得密密麻麻的。这些已经发表过的。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苏联的两本政治经济学，主席不仅看，而且找邓力群、陈伯达、田家英他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以后，主席有很多批示。这些批示现在由邓力群整理出来了，五大本。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示，能形成一本著作。现在有人说他没有读过经济学，那是胡说八道。他不读经济学，能搞得出来那么多东西吗？批评他的人，读过经济学吗？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经济学吗？中央文献出版社应该把毛主席批示《资本论》的全部影印出来，驳斥那些说主席没看过《资本论》的人。还有《左派幼稚病》这本书，彭德怀自述里说，主席都翻烂了，然后送给彭德怀看。这本书后来哪去了？康生也看过这本书，他说：“这书大概给彭德怀吃了，找不到了。”

有诬蔑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不看科学的书，不懂自然科学。实际上，中央委员里，除了几个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读那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在文革中）陈伯达经常一讲完话就喊一个口号：“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就批评他说：“谁叫你们一天到晚老歌颂我呀？你这句话就不通”，“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世界上没有什么光焰无际的东西，这个宇宙本来就是无际的，你怎么还能超过宇宙呢？无际的，没有边际的，我们地球上一个小小的人，讲一句话，讲个思想，怎么能无际呢？怎么能超过宇宙呢？”“光也是有际的，不是无际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光是曲线运动。而且光也会弯曲，会弯曲就不能无际。连光都不能无际，我毛主席思想多少年以后，就被别的更好的理论代替了，怎么能无际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永放光芒，太阳最后都要毁灭，多少亿年以后就没有了，怎么能永放光芒呢？”我后来看了，爱因斯坦真是这么讲的，光真是曲线运动，毛主席用很通俗的方法跟我们讲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让我们知道了光不是无际的。还有，氢弹爆炸后，毛主席给我们解释爱因斯坦那个质能互变公式，讲爱因斯坦的理论，很通俗的，那么多人讲那个理论，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讲的那么通俗易懂。讲质量与运动互变，质量重了运动就慢，质量轻了运动就快。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公式时，总理还在，总理也懂，还能做些补充。所以我说中央委员，包括刘少奇，读书都读不到毛主席这个程度。我就没听刘少奇讲过自然科学。当然，总理是很懂自然科学，至少比我懂。

毛主席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西游记》，他也阅读非常精到，光是对它们的批注，现在出版了，就能当一本古典文学评论读。他那时的藏书里面还有一些外国文学，像别林斯基著作的评论集、高尔基的小说集、霍桑的小说集都有。他看没看托尔斯泰，看没看过《复活》，我不了解，但他肯定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看过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因为他给女儿写信讲过这些书里的故事，要没看，怎么讲呢？有人挑剔说毛主席不读外国文学。这些不是外国文学是什么？他不是搞外国文学专业的，他要指挥打仗，要领导建设，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那时已经看这么多西洋文学和俄国文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马列，尽读二十四史，尽读古代的书。这是胡说八道，单凭他那时读过的书就能证明。他总归是比批评他的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你搞西洋文学的，你看过马列吗？你像他那样研究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吗？你看过爱因斯坦吗？毛主席也只是一个方面，只能搞一方面，他能阅读这么广泛，就算全才了，共产党领袖里还有第二个吗？没有！而且毛主席看书，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去看书。他把看书与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从看书里吸收理论养分，在实践中形成思想，再创造出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讲怎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马列没讲过的。苏联革命是城市暴动，那农村暴动怎么搞？在工人阶级力量缺乏的地方革命怎么搞？毛主席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还觉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适合他们的情况哩！我觉得，光凭这个革命理论，毛主席就把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有一次我问林克：“主席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书？”林克说：“主席除了开会、写东西、和中央委员商谈问题之外，整天就是看书。吃饭很简单，几分钟就吃完了；平时讲话很少，除非是跟群众在一起；跟我们说话不多，有时候休息才跟我们说说话；跟服务员很友好，但也不多说话；跟江青说话都很少。”林克还说：“主席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他是边如厕边看书。”

我那时做了一件事，不太合规矩，但现在也不后悔。我把毛主席看过的书、做的批示，抄了很多下来。我先去买同样的书，比如毛主席看李白的集子，线装的，我就去买来；有的书，主席看的那个版本我实在找不到，就找类似的版本。然后，都按照毛主席的读法去读，毛主席划一个圈，我也跟着划一个圈。我这样抄写过的书有厚厚的一摞。有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人的，毛主席批了很多，我找了好几个旧书店才淘到同样一本，拿回来就照毛主席的书抄他的批语。一本李达的《哲学大纲》，一本好像是艾思奇的《哲学选集》，主席都批了很多，我也都下功夫边看边抄下来了。另外，像《聊斋》、《西游记》、龚定庵《笔记》，上面也有毛主席的批语，我也照抄下来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毛主席批语说那是空想。我没有买到一样的版本，就找来类似的版本，一页一页地抄下主席的批语。这些书我1968年出事后都被抄走了，我1986年从监狱出来后，有些退了回来，有些没退回，没有退回的，估计也是读书人拿走了，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了，而《聊斋》、《西游记》、《乡村建设理论》都还在。

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给买的，有的是书店送来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凡是叫我去买的，我都要买两本，一本是我自己花钱给自己看并用来抄写主席批语。

给毛主席管书是一个大学问。那不仅仅是保持书的干净、整洁就行了，而是还要进行分类、修补、修复。这些我那时都不懂。有一套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图文并茂，毛主席看过好多遍，江青、田家英也看过。主席曾经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但是警卫战士一般不懂爱惜书，看掉页了，能给塞回去不丢就不错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爱惜却不周，就破散了、掉页了。我想，这书既然看的人多，就必须用结实的东西钉牢它。订书钉又钉不透，想到有的书是铁丝装订的（没想人家那是用机器钉的），我就也想用细铁丝去钉牢它。我到外面买了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锥子和铁丝，锥两个洞，用铁丝给钉上了。钉了以后没检查，不知道把里面的字也给钉了，就在外面用牛皮纸信封上拆下的牛皮纸贴上，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虽然那字不太雅观，但我还挺得意。不料田家英回来一翻，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能这样搞呢？”我说：“这书破了。”他说：“破了也不能这样钉呀！铁丝钉，一有潮气，几天就锈了；纸张被这种铁丝摩擦，就更容易碎了，那不是更容易掉页吗？怎么能这样搞呢？而且你这“西行漫记”四个字也写得不好，你得找个书法家，字写得好的，写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书现在又是铁丝钉，又是浆糊粘，翻还翻不开，字也压上了，这样还怎么看呢？”我再看看自己弄的，实在是个劣等品，脸当即就红了，连忙说：“做坏了，对不起。”田家英说：“你不懂，先来问问我呀！这是毛主席的书，咱们都得爱护！”随后他就去找来一个姓洪的、会针线活儿的大姐来，吩咐她先去买来丝线，再把我用锥子戳出的洞抚平，然后把厚书拆薄，用针扎一部分再扎一部分，用丝线在边上绞一个很小的扣，完了再涂上一层胶……。都完了，他又找来书法家陈秉忱，在书面上和书脊上都规规矩矩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才放到书架上去。

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前夕。有一次，毛主席的警卫过来，要田家英马上送朝鲜的地图过去。可就在这个当口，田家英出去玩了，不知在哪个地方喝酒。我和他一个办公室，我也是他很信任的人了，平时他出去喝酒，有什么事我就帮他挡着。我那时知识太少，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的是指挥打仗用的军用地图，就把办公室的朝鲜地图和一张有南北朝鲜分界线和美军的分布位置的小地图，一起送过去了。后一张图是我从一本美国分析朝鲜时局的书里搞下来的。主席拿到地图，说不是要这种地图，要军事地图。一问，知道田家英不在，是田家英底下的人找的，就把那张小地图留下了，让警卫把大地图退回来了。警卫回来说，主席要的是军事地图，不是这个地图。我知道军事地图就在军委总参里面，但军事地图是机密，我级别太低，谁也不认识我，打电话过去不管用。那时没有手机，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到应该有老干部知道田家英的去处，就马上去找老干部。果然他们打电话找到了田家英。我跟田家英说：“毛主席要朝鲜的军事地图，我找不着，我送了一个地图去挨了批评了。怎么办？你赶紧回来！”他说：“哎呦，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我现在就给军委打电话，马上叫他们送来。送来后，你马上送主席。”当时军委在地安门，半个多小时，地图就送到了，是骑摩托车送来的。我一拿到就赶紧交给毛主席的警卫。过了一会，估计警卫已经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电话问：“这次对了吗？不对，我再去换！”警卫说：“对了，主席正在看呢。”田家英回来后，又打电话问军委的人有没有比例更小的地图，特别是丹东的地图，要有就也送来。田家英真是聪明。果然，主席那里又来人要更详细的朝鲜地图和我国丹东的地图了，要那种连小村庄都详细标出的。田家英马上送去，这下主席就高兴了。当时那样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人当初测绘的。这件事，促使秘书室立即加强了毛主席的图书管理，调进了一大批地图，近有日本的，远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调来了。

我用铁丝钉书这件事，让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可能不是个能管好书的人。我送军用地图出错这个事儿，也让田家英感到不太好。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逄先知。逄先知是从青岛华东革命大学来的。他接任后，知道自己看书是次要的，把书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训，主动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动把凡有破损的书都请洪大姐修补好。逄先知做这件事是称职的，他能向懂的人学习怎样管理和保护图书，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毛主席出差要带的书，他也都能准备得很好。而这些事我都没能做得足够好。不过，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是经他的手置办的，包括苏联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书籍。那时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书出版就马上要买来，后来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论书籍都会主动送过来，到1957—1958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有了两屋子书，再后来就发展到几屋子了。

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就购书数量而言，逄先知具体购置的最多。当然，田家英作为当时的负责人贡献还是很大的，这个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后，有一个姓徐的也做过主席图书管理工作。这是个有心人，后来写了一本《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纪实》的书。

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但人还在秘书室。常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还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大致情况，继续偷师学艺，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读书轨迹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人民情怀和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深谋远虑，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为自己有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经历感到自豪，还常因为这段经历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命。

【注7】：有人说毛泽东不懂国际，没出过国，土包子。林克跟我说过，主席对外国的了解，不仅超过他，而且超过了他们新华社《参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说：“这个《参考消息》我都不仔细看，送到主席那儿，主席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说国内除了专业部门的，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这样读《参考消息》。那个《参考消息》是大本的，林克说：“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儿看，主席看的《参考消息》都在我那儿，上面圈过划过多少。”。他对哪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都十分了解。古巴，几百万人口，和美国打了几次；委内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张口就能说出来，讲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员里面，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点，其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外国。

【注8】：文革中，蔡沫被陈伯达逼死了，因为蔡沫经常跑田家英那儿，不大听陈伯达的，群众斗他，自杀了。毛主席知道后说：“呜呼哀哉，怎么死了呢？”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批评陈伯达：“你把蔡沫逼死了，还要开除人家党籍，你不比别人好，也是很左的。”

第三章 为《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1 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我丢掉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不久，田家英就叫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具体是做校对和收发。

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 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的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主席无暇顾及，这项工作就暂时搁浅了，因为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本人不参加编辑是不行的。抗美援朝进行到第三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志愿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战局对我们比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

我当时弄不懂，编辑《毛泽东选集》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么，为什么还要斯大林同意？田家英告诉我说：“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编辑《毛泽东选集》这个事，不仅牵涉到我们一个中国，还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选集的，只有导师级的人物才能出选集。谁出选集，要是没有斯大林的同意，那会有很多问题的。”他跟我大致讲了一下中国和苏联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实际存在过的矛盾和分歧。他还说，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当时毛主席说：“我们因为长期处在战争中，对理论缺少研究，特别是我的几篇哲学著作，当时是写了提纲，作为讲义和大家讲的，没有在理论上严格推敲，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我们缺少理论干部，你们是不是派个理论干部来帮助我们？”斯大林欣然同意了，还派了尤金来北京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

尤金是个理论家，主编过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他曾专门把《实践论》翻译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毛主席的这篇哲学论文，指示在1950年 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真理报》同月发表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自那时起，一般的苏联人民都知道了毛主席是一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理论家。在实际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一般文章尤金不看，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些哲学著作，牵扯到整个马列主义的哲学体系，就都要经过尤金审查。他来后我听过一次他的报告，感到这个人的确水平很高。他说，他原以为中国没有马列主义，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大吃一惊，毛主席的哲学水平那么高，能把马列主义的哲学问题讲得那么清楚，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认为，毛主席的思想都符合马列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但他不认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有创造性发展，他强调毛主席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但中央并没有设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门机构，当时的“编辑委员会”既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委员，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兼职的，凡是给“编辑委员会”的有关文件、信函，都是送到田家英的住所。它在颐年堂和静谷连接处的转角上，十几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外间的桌子就是“毛选出版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陈伯达、胡乔木、江青、田家英、叶子龙合称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虽说是主席的秘书，但都担任着中宣部的副部长职务，陈伯达还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胡乔木还是新闻总署署长。所以这两个人平时一般是不来秘书室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启动后，这五大秘书中，叶子龙因为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行政秘书江青，因为解放战争中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又在西柏坡照顾毛主席生活、协助毛主席工作，非常劳累，身体一直很差，虽然1949年第一次去苏联疗养7个月，但并未完全恢复健康，1952年经中央批准再度去苏联疗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剩下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都参加了。

田家英负责具体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里面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劳动远大于陈伯达、胡乔木。排名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其实贡献是倒过来的：田家英贡献最大，陈伯达贡献最小。一般的政治性的文章、抗战的口号等等，是叫田家英看。胡乔木改的东西要重要一些，改的也比陈伯达改的多。不过，陈伯达在《矛盾论》、 《实践论》这两篇文章上面花的功夫是胡乔木、田家英所不能及的。陈伯达修改的地方、提出疑问的地方，比胡乔木和田家英都要多。我记得，《实践论》上有一行字，主席原来引证的马列著作是旧的译文，陈伯达把旧的去掉了，换上了新版的译文。毛主席自己改过的稿子，别的先送给胡乔木、田家英去印，而《实践论》是专送陈伯达看，陈伯达看了再交给田家英印。所以陈伯达在理论上算是毛主席的一个助手。

我现在还保留下来一个《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的最初编目，它与后来的实际编目差别很大。当时各解放区都分别编印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讲话和文章的小册子。“编辑委员会”经过比较，发现东北局编印的最为完整，就采用了东北局的版本为基础。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排版的方法和东北版本都差不多，连字体大小都差不多。这说明《毛泽东选集》没有完全摆脱东北版本的影响。邓拓主编过一个晋冀鲁豫版的《毛泽东集选》（张春桥当年参加过这个版本的编辑）。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很多是采用了晋冀鲁豫版的。所以，邓拓对《毛泽东选集》是有大贡献的。

编排目录出来后，就送给主席和其他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看，也送给几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看，其中包括任弼时，让大家提出增加和删减意见。任弼时开始还看送过去的编目，后来因为病得很重，对送过去的文件，就基本不给回应了，所以任弼时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编目上画圈的重点文章都还要送尤金看。

根据目录入选的每篇文章都先由人民出版社作校对后出清样。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是印出来了，但它不是原件，我们还要去档案馆，和保存在那里的原件作校对。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发表在20年代的《向导》杂志上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向导》，就要到那里去校对。田家英还特别交代，这些东西年代久了，纸张都很脆了，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弄破了。我按照田家英的指示，到中央档案馆去找到相关文章对照原始文件校对。我发现，东北局的版本和《向导》上的基本一致，有些改动的字和标点还是东北局的改得对，原稿上是错的。可见当年编辑东北局版本的同志还是用了大功夫的。主席的手稿很少了，像《井冈山的斗争》，原件就是手刻油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上海的中央印的；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手稿，只是当时的记录，主席在记录稿上作了修改。有很多军事电报是主席亲自写的，我去找文件的时候，看到过一些这类手稿。

清样出来后，一份给主席，其它分送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校阅。胡乔木、田家英对清样看得非常认真，他们两人负责了对清样文字的技术性处理。从技术处理的结果来看，胡乔木的知识结构和文字能力，比田家英要高出许多。一般情况下，胡乔木、田家英校阅好的清样，送毛主席审改后即为定稿。但有时主席改后仍要再排、再看、再改。最后入选文章的题解和注释，胡乔木、田家英写了一些。但是，凡专业性的注释则由党史工作者缪楚黄和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专家撰写。有些题解，主席看了不满意，就会自己重写，对注释部分，主席也改动得很多。

陈伯达对清样并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认真，他好像只对某些特别的东西有兴趣。例如毛主席改过的清样，他看得很仔细，甚至在主席改过的清样上，再做些技术性的修改，或写上几个可有可无的字。毛主席改过的清样，是文档的珍品，陈伯达改上几个字就弄得很不协调，大家对他的这一做法都看不惯。此外，第一卷有个《本书的出版说明》，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陈伯达改了一些字，让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给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写的。这类小动作胡乔木、田家英他们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陈伯达老师，后来就有点看不起陈伯达了，背地里叫他“老夫子”，带有讽刺的意味。

那个时期，我每天进到办公室，先分发清样给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他们，然后就和田家英一起坐到小屋子开始校对。小屋子大小跟过去那个太监用的小屋子差不多，只有现在一般办公室的1/4大，里面放一张小桌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了。一般情况是我念，他对，有时反过来，他念，我对。田家英抽烟，气味就在狭小的屋子里飘荡，我不抽烟但必须接受他的烟熏。所以，单是一个上午下来，我就觉得很疲劳，脑子也变得很迟钝，有时明明错的地方也看不出来了。我出错后，田家英就对我进行教育，说这个校对，古代人就叫它是校雠，就是要把错的地方当作仇敌一样，把它逮出来。《毛选》是我们领袖的选集，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

为了标点符号不出错误，田家英叫我看朱自清的文章和由胡乔木编写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标点符号的规定”的文件，熟悉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一熟悉就不得了了，我成了“戚标点”。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进他们的写作班子，去跟他们搞“九评”，他们在校对文章，念到标点符号时，我甚至一听就能指出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为此他们封我一个“标点符号专家”称号，叫我“戚标点”。

清样送给主席，主席有任何改动那就要整篇再校，不像现在这样，只校改了的部分。这个再校很重要，第一次，第二次念校没有发现的问题，再校往往会发现。主席改了的文章要全篇再校，直到回来的东西，没有改动了，才给大家传阅。所以，一篇主席的文章，就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念了校，校了念，校念一次十几遍，少的七、八遍，五、六遍，一校、二校、三校，合起来，往往就是三十几遍。这样下来，最后定稿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没有什么错别字，没有什么错误标点符号，不像现在的书，随便都可以见到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

既然如此精益求精，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自然要产生大量的作废的清样。这些废稿怎么处理？除了有毛主席亲笔改过的清样必须要封存外，其他人改动过的一般都不保存。那时，纸张很紧张，往往一张稿纸我们要翻来覆去地用；《毛泽东选集》清样的纸张好，所以，里面只要没有毛主席的亲笔字，无论谁（包括陈伯达、康生、田家英）改过的，一旦不要了，都分给大家当草稿纸用。

《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年 2、3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10月第一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年4月第二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年4月第三卷也与读者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第四卷是 1960年10月出版发行的，我没有参加这一卷的具体编辑工作。

3、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论》，由师哲他们翻译成俄文后交苏联人尤金去看。我对照过《矛盾论》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论》，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删减，里面引述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话，是陈伯达整理的。陈伯达对《毛泽东选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这个哲学思想方面。

在《矛盾论》的“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论述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 ，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当时，政治气氛是强调斗争，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陈伯达怀疑主席是笔误，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话下面划了一道，并将其倒过来了，胡乔木也同意倒过来。这样，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我当时水平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讨论，陈伯达这个修改对不对，我也说不上。现在如能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划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在文革进行到1967年时，一些群众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到“一分为二”的问题，进而讨论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们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矛盾论》中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后来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理论问题说不清，这个也不好问主席。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大一批人，说人家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解决也不行，要是成为一个错误潮流也不好，我就去问了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我向主席请教说，外面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个普遍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那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评。主席听了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这个情况和毛主席的态度后，就展开调查，责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类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准确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乱来，结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错误领会和错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扰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这些偏差都算账到主席的头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说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谦，而是反映了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两个命题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或者说，主席原稿到底有没有笔误？陈伯达的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关于这些问题，仁者还可以见仁，智者还可以见智。

4、《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江青说：“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主席在文章里预测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了”。从江青那里，我还知道，主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那时，主席吃饭也是食不知味，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先去写。所以，主席一餐饭常常是冷了再热，热了又冷。江青还把小米粥熬得很薄可以喝，还把一些菜和豆子都捣碎，弄得很细很细，送给主席吃，但主席看也不看就囫囵吞下去了。那个时候，一有人来找主席，江青就挡在门口，一些很大的人物来了她也不让见主席；人家还以为主席生病了，她就告诉他们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主席可能是写的过程中碰到特别解不开的困难了，会显得很烦躁，那时天气本来就闷热，主席一烦躁全身更热得不行，江青就拿冷毛巾给他擦头；主席手上也热得不行，江青就找来些凉的石头，让他握着用来降温。江青在边上也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誊抄好，因为只有江青能认出主席的字来，别人都抄写不下来。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对我、王力、关锋、文元和穆欣几个人，谈过她的早年历史，穆欣当时作过笔记的。她说，她从小就受到压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岁去学京戏，那些名角，那些教戏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进行了反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着非分之想，却没有一个人去捧红她，就是因为她用毫不犹豫的反抗，摧毁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黄敬（俞启威）是她在青岛时候认识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对他的感情很深。1933年黄敬被捕后，她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可是，周扬有个弟弟见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发生关系，还跟她说，我哥哥就是周扬。她把周扬弟弟怒骂了一顿。没想到，周扬因此就不给她接组织关系，还挑她毛病说她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廖沫沙，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他们原都以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会就范的，没想到她是在不断的反抗中长大起来的，性格倔强，根本不就范。只有唐纳，性格比较软弱，她觉得还合得来，就和他好了。后来她发现和唐纳还是合不来，就在抗战爆发后自己一个人离开了上海，投奔延安，几经周折终于在1938年到了延安。

她刚到延安时，有人赞她是“延安十大美女之首” ，立即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想追求她。可是，她除了毛主席谁也看不上，她就崇拜毛主席。那些大人物借口找她谈话，谈到很晚还不让她回去，她就直接提出了责问。那时，毛主席在党内有一定地位，但不是最高的。王明到延安后，王明才是延安妇女界的偶像人物，她们一哄而起，对王明的崇拜远超过了对毛主席的崇拜。第二次王明路线连总理也是跟王明走的，可见王明当时在党内、在整个延安地位和人望之高。即使这样，江青还是看不上王明，还是心里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为人宽容、大度。她说她是有幸嫁给了毛主席，换成别的人，恐怕都搞不好。

她和主席的婚姻，本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却也招来很多大姐们的不满。叶子龙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叶子龙说，贺子珍和主席吵架，举起板凳就往主席头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不知道会出什么后果。其实江青没有抢贺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贺子珍离婚以后，才和主席结婚的，可那些大姐们都认为，主席离婚，那只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更恶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内的不少人还骂她是婊子（宋庆龄后来也这么骂过）。文革中更有人不断拿这些人的恶语和谩骂做文章，当做证据来抬高别人，贬低和污损江青。

江青还说，在延安康生对她这样一个小辈是很尊重的，所以她后来一直是叫康生“康老”。总理当年对她也很照顾，不反对她和主席结婚。此外，当时贺龙也是支持江青和主席结婚的。还有一个李富春，他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也是保护江青的，他把江青入党的事都给搞清楚了，支持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江青有什么困难，都找李富春。当时有人造谣说江青和党校一个什么人好，江青听到后就到李富春那儿去哭诉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李富春听江青诉苦后，马上找人了解情况。实际情况是党校一个人暗恋江青，江青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和人家来往过。李富春又找到那个人，把他训斥了一顿，叫他“不要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就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的话，要负担党的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讲了。

一个从小就遭受压迫和欺辱的女子，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主席身边照顾主席，而且照顾得那么好，这里面反映出的她和主席的深厚感情和革命者的志同道合，后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正如江青所说，毛主席《论持久战》所预测的东西都发生了，八年抗战，日本人被赶回去了。可是不久内战又爆发了。1947年3月胡宗南领 20万国民党精锐大军进军延安，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江青毅然留在中央机关3支队与毛主席同生共死。当时，任弼时是3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委，江青是政治指导员。江青要负责主席的生活，管理主席的警卫、机要。可是，那些主席身边的人，像叶子龙、李银桥等等，都不把江青当回事，不听她的话。据江青说，她批评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向主席告状，主席只能是调和一下，要李银桥尊重江青，因为她是领导。那时，汪东兴有支小分队，是专门在军事上保护主席的安全的。只有汪东兴对江青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但后来她为这样的唯命是从复出了惨重的代价：1976年就是汪东兴参与华国锋、叶剑英他们的政变，抓捕了江青等人。

在文革中，江青把我抓起来了，我是很气愤。如果从个人恩怨来说，我完全可以像金敬迈一样把江青大骂一通。但我不能这样做，不说其他，就凭她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投身革命，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把主席照顾得那样好，我也不能埋怨她什么。

5、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编辑校对工作

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为《毛泽东选集》做校对我后来的成长和全部人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从工作关系上来讲，我和田家英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与陈伯达也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但这些还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和关键的是，这个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文化、学习写作的时期，甚至比上几年大学还有用。人是学而知之。毛主席写的那些个句子，不用懂句法，就会喜欢，喜欢就容易学会。谁要把那时的《毛泽东选集》三卷都念个三遍，五遍，十遍，看他会不会写文章，保证他会写文章。所以，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

更重要的和更关键的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一个人，要是老念杜甫的诗，他就可能变成杜甫的思想了，老念李白的诗，就可能变成李白的浪漫主义了。毛主席对杜甫评价很高，我也喜欢杜甫的诗，我又是老念毛主席的东西，而且用心到位了，所以就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毛主席喜欢田家英，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田家英对主席的东西用过心，整理出来的主席文稿有主席自己的风格。例如，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不是主席的原话，是田家英根据主席讲出的意思，模仿主席的语言整理出来的，是炉火纯青的主席风格。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至3卷三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者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我以前就是爱看主席的书，还没有加入地下党，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就服膺了毛主席，决心跟着他干革命，历史垂青于我，几年之后就让我做了《毛泽东选集》的校对。是田家英让我参加到这个工作中来的，所以，我一直视田家英为我的恩师。

第四章 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群众来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于是，田家英、彭达彰他们就开始把来信按性质分出反映类、求助类、控诉类、建议类、外事类、文化类、旧谊类等几个类别，让大家处理。就在《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来信组当组长，你把手上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来代替。我服从组织安排，没得条件可讲。

1、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令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

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2、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

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1951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1951年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这个批示现在在党史新闻网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兹录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封批示是1951年5 月16日作出的，15年后的5月16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份批示和“五一六通知”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它与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腐败变质问题有关。这是后话。

毛主席对党的干部，无论级别如何，无论远近如何，都总是严格要求的，对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仅三个多月，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 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消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田家英后来喝闷酒发牢骚，抱怨说，我事情这么多，这么忙，主席也不体谅我，这么一件小事，就这么批评我？！那时候，田家英对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发过什么牢骚，酒醒后就问我。我安慰他说，干嘛发牢骚呢？主席批评你，那是爱护你，这件事我们也都有责任，你把主席的批评赶紧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对，对，对！田家英才气过人，酒醒后说出的大道理，比我们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写了检讨，说了“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推动”之类的一番话。后来毛主席给那个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是整个北京市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决。后来彭真他们一起，把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3、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存在干部腐化变质问题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业、对农民征购太重，都是影响全国稳定的大问题，都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解决了。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群众来信揭发他们那里有什么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还有群众来信反映说，有干部让群众给他盖房子却不给工钱，还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此外，还有军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来信甚至来访，反映她们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牛金星”、 “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情况的。总之，很多党和军队的高级首长，早已忘掉了主席的“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不当李自成”、“不做刘宗敏”的警告了。

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我叫她们老大姐，其实她们当时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不是真的老了。她们都告到主席这里来了，说明各家情况是相当的厉害了。她们事先拟好了一份名单，我请她们交给我，她们不同意，非要亲自见毛主席！我向杨尚昆报告，请他见见这些老大姐。杨尚昆圆滑老练，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个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们的丈夫了。出来就要听，听了就要回报，不汇报就是欺骗主席。汇报了，主席批评了那些将军、首长，就等于还是得罪了那些将军、首长，也还是得罪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见。老大姐们原以为我是收发室传达，我细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们讲清楚，我就是专门负责接访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是可以的，我去汇报。我进进出出好多次，不断进去报告，她们却还是不断见不到中办领导，更不用说指望毛主席知道她们来了。终于她们明白过来了，说我们来了见不到主席，也不能白来一趟，总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也不想为难你，见不到毛主席的话，你拿笔来，好好帮我们记下来。我说，好，好！她们原本不想跟我说的事，这时也都慢慢跟我说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完了，她们千叮咛万嘱咐：“小同志，这事不能给别人说，信也不能给别人看，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我们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我说：“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时跟主席汇报。”我真是认真去整理了。我给主席的报告不能写得太具体，都是概括性的东西，但是人名都写上了。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的报告，一个名字划一杠，一个名字划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请刘、周几个人阅，请罗荣恒同志处理，处理完了将结果报告给他。罗荣桓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理不经过我们秘书室，是罗荣桓直接跟主席报告的。但因为是我写的报告，我很关心这事，我注意到，从报纸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也看不到这些人了。估计罗荣桓处理得很严肃，罗荣桓是个很正派的人。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年高岗事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党内不只一个高岗啊，“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

这类问题即使有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这类问题，凡涉及到高级干部的，我们都不写进综合报告里，要作专题报告。主席则对这类报告特别重视，有的批示叫大区的书记去查，有的就让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像老大姐们反映的军队高级干部的问题，就是叫罗荣桓开专门会议解决的。还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亲自过问。我从主席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从那时开始就非常防范干部特殊化问题了。由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得很多了，1951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主席想要杀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当时是意见很大的，我记得华北局里面就有人说，这两个干部功劳很大，不要杀吧，要杀也顶多杀一个；有的说，他们的钱也都没用，还在那儿，拿回来就算了；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一辈子，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都没死，革命成功了，倒让自己人给枪毙了，杀了他们会让老干部心寒；连黄敬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给这两人说好话了，说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风时说过一个都不杀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只有刘澜涛、薄一波等少数人是主杀派，支持主席。我听李银桥说，毛主席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杀还是不杀，最后下决心要杀，毛主席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唉！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 主席这样做，有点像三国时曹操向监粮官王垕借其项上人头一样，迫不得已。当然，曹操是杀了无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贪污腐化证据确凿。二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凡是当时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文件，现在也应该都没有丢，它们是主席批过的，谁敢丢？除非故意销毁！如果能把这些报告和主席的批语都公开，那是能让人民更多了解建国以后党内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对后来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现在出版的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完全没有主席的有关批示，更不用说原始报告附件。

4、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有一类知名民主人士的来信，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群众来信，但又不是一般群众来信，那些来信远不如一般群众来信多，但是处理的难度很大。我刚一开始办信就遇到了这类信件。哲学家、佛学家熊十力，给毛主席送来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写的《新唯识论》。田家英交代我，把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呈送给主席。《新唯识论》是讲佛学的。可1950年才19岁，马列看了不少，佛学不知其所云，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学和佛教是不同的，只知道阿弥陀佛，到庙里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来佛的像，别的都不懂，佛经也没念过。佛经有很多术语、专有名词，比如，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心经》我背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说啥，想找个出家和尚问问，附近也没什么庙。 《新唯识论》，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摘要。由于有保密条例的限制，我还不能叫别人去弄，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弄、去钻研。我一头扎进中南海机关图书室，找词典，但查了半天，不解决问题，因为词典主要是解决一个个词，要想看懂，就得系统研究；找哲学书籍参考，但忙来忙去好一阵子，还是许多问题一头雾水。在中南海机关图书室里，没有找到可参考的佛学书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找，终于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识的书，跟白话文一样。《心经》的白话浅释，《大悲经》的白话浅释，《华严经》的白话浅释，我就从这个入手。后来还查到了熊十力自己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又反复苦读。前前后后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总算勉强对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知之一二了，远不是完全领会，就是知道哪句话、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

随后我写了一份几百字的摘要交给田家英，他再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后，在上面划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书，在重要的地方做了些记号，然后给熊十力复了信。为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我整整两个星期加班加点，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给老先生回了信。知道这些之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心里很滋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像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常夹着生僻的典故，我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诗词文章、历史、哲学功力都是莫测高深。所以，这些民主人士虽然一个个满腹经纶，但给主席写信，都不敢信手写来，多是苦心孤诣，尽显文章风骚。这好是好，却为难了我们这些个晚生之辈。不过，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读的习惯，常去中南海机关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夜读。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事，我先去那里，那里闭馆后，再回中南海，到机关图书馆继续夜读。黄炎培这个人我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他办了许多学校，还常免除穷孩子学费。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给主席的信，就马上送上去。可是，在处理章士钊的来信时，我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看过很多鲁迅的文章和书，《鲁迅全集》也看过几集，知道鲁迅和章士钊“打过官司”，把章士钊骂得很厉害。例如，在《从胡须说都牙齿》中，鲁迅就写道：“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开枪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学生请愿好几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鲁迅的名望、革命性、战斗性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对于鲁迅的赞扬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毛主席是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欢章士钊，对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了解，鲁迅又骂他那么厉害。我相信鲁迅，相信他不会瞎说。想当然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毛主席写信。而且他不过是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对什么改造发表一点看法，却用古文写，字句拗口，那些问候的客气话，用词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让人烦，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这一扣压不要紧，章士钊见给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总理那里要说道。总理就追问田家英。本来，所有的来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为北京地区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们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选我来管，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读了不少书，不会出错。哪知道，我要不读书就往上送了，偏偏读了一点书，又偏偏读过鲁迅，看到鲁迅和这个写信的章士钊还有那个过节儿，反而把他的信给扣了。田家英来问我，是不是有章士钊的来信？我理直气壮告诉他：“是有，我压下了。他是个反动派。”田家英一听，说：“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严肃地批评了我，还和彭达彰一起，召集几个人开会，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理睬人家，这牵涉到毛主席的威信问题。田家英还说要给我处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后第一次挨批评。过了一段时间，处分没有下来，我就去问田家英。他笑了笑说，批评是批评，你这个事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诉我，他也犯过这个错误，也扣押过，挨主席批评了。不知者不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问我们，不要自作主张。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那时毛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还亲自接见了毛主席和蔡和森——这是周总理告诉我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毛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毛主席好几万块钱，毛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毛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1955年的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1967年，我向康生问及此事，他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国志》，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我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典故。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曹操果然照办。毛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我推测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两只鸡就把相隔近两千年的两段佳话传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与幽默，也是大风大雅。

主席不光对章士钊另眼相看，对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宾的。毛主席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那时，主席还没有稿费，他就想拿他的津贴买些礼品。主席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东西买好了谁去送呢？田家英说，大学生都还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礼不大合适。当时，来信组年纪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岁，胖胖的，长得比较老成一点，可他脖子上长癣，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给田家英提建议，让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领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蛮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还是决定让我去。因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才刚20出头，但脸比较黑，看上去快三十岁的样子，算是比较老成了。后来，彭达彰给我们要了两部车（那时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资格要车）。我就照着名单，挨家挨户代主席把礼物都送到了。时至今日，还总有那么多人，说什么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了胡适的冷遇，就开始仇恨知识分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主席建国后从来就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主席与这些大知识分子和名流们之间如此笃实的交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5、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上面列举的都是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所直接经历的部分重要事情。实际上其他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经历，要都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本专著。即使我自已经历的，以上也只是便于归类的一些事情而已，还有很多是没归入的。比如，庆贺电报宽泛地说，也算是一种群众来信。建国初，群众热情高涨，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节日，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发来祝贺与致敬的电报，热情洋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电报数量巨大，有时堆满整个房问，让秘书室领导们不胜烦恼。刚开国，中央机关的纸张很紧张，我们办公都要利用用过的废纸甚至旧报纸的空白处，这些电报纸纸质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疼。而且那时拍电报的费用很昂贵，这么多电报需要多少钱啊！秘书室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是当地的领导让群众或者以群众的名义发来的。然后，他就让中央办公厅发文，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地制宜，体谅群众，爱护群众，也是关心我们秘书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们耗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还有一种来信也比较特别，看似很普通，却不是通过秘书室，而是通过机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当时，有些主席批下来的信到了我这里，我一看这信不是由我们秘书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还有通讯渠道。后来我知道，主席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到各地视察，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映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有个红线女，是个粤剧演员，她就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价高，烟酒都跟着涨价了，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主席。主席后来在一次中央会义上问，为什么烟酒涨价？参会的人都被主席的问话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信是寄到北京××信箱，写上“××收”。毛主席后来有交代，我们一见到这样的信，谁也不能拆，必须交给徐业夫，由徐业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叶子龙管机要室，经过机要室给主席的信，密级就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信密级却还要高。写这样信的人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书”，李锐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锐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有些好的意见， 才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的。主席用了一批这样的通信秘书，但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

1950、1951、1953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校对， 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过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 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秘书室这个时期为毛主席处理来信来访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毛主席对于群众来信来访的重视和相关批示，成为了后来党和国家规范化的信访制度的基楚。

在为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期间，我读到了一些列宁关于重视群众来信来访的教导。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要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就要搞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把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当作“劳动者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来对待。列宁自己还曾亲自接待过很多来访者，他的接待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宁一样地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要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的许多经历之后，对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事迹就更加体会深刻了，为了记念列宁诞生85周年，我在1955年4月写了《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报》投稿，《人民日报》居然在4月22日(列宁的诞生日)的第3版登出了。这在当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大家知道后都比较惊讶。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终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预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晩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1986年我出狱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 我无语了。我一个17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总的体会是， 毛主席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领导的秘书，尤其党和国家领袖的秘书，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领袖或领导的私仆，而是领袖或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主席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一件件详细阅读群众来信。惟其如此，秘书室的作用和价值才显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里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疾苦和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

第五章 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1、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注9】。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20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

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灭税，资本家灭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灭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

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

高岗对于主席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中央以为是主席喜欢他，其实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林彪、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10】。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主席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刘少奇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有乱发文件，这些主席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年年底，主席带人到南方搞宪法，让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议，看中央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陈云、邓小平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谬误。拉帮结伙，搞宗派在当时是比刘少奇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主席当然也不能放任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刘少奇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软打击宗派主义。陈云、邓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状，刘少奇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分裂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主席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11】。高岗当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

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刘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中央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刘少奇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社论，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社论，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上面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社论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社论，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主席。这好像是给主席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共和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还要作历史分析。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联通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卖国就不能成立，他卖国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评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联通报情况了。

刘少奇、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刘少奇一派搞的阴谋，让苏联支持刘少奇？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国际派”）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领袖，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张闻天就是王明的坚决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主席。但周恩来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党内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刘少奇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打倒总理，而苏联又出卖高岗，狠踩他一脚，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书记，恐怕就是主席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自杀，就是去当个地委书记，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自杀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主席对他的自杀是很惋惜、很气愤的。但主席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中央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主席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刘少奇、杨尚昆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委婉批评而收敛，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主席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我是党的主席，你们却发文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主席是忍无可忍了。这个事情华国锋1977年把它公布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12】。

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

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待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刘少奇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单，让安子文替刘少奇受过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刘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刘少奇了。高岗反刘少奇是分裂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暴露了刘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刘少奇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

饶漱石没有倒，批判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倒台又加强了。高、绕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刘少奇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刘少奇有明显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主席在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批评过刘少奇，说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妥， “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批评在1977年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在这种一种情况下，毛主席又是那么支持高岗，刘少奇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权力的。（毛主席对刘少奇右倾思想的批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主席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还在一次中央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1955年主席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批评刘少奇）。

主席信了刘少奇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党的钟馗”，让刘少奇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党内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1955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说服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反党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刘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主席调邓小平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刘少奇的权，但邓小平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2、关于彭德怀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路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下流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军委在开会，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路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主席不在，几个老帅在，邓小平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兼职，受到牵连。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

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国民党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聂荣臻丢了张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围，林彪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国民党家门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国民党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蒋介石吹牛，说共产党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收拾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军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主席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

毛主席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步枪，刘伯承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不省人事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争。最后主席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安心养病。林彪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叶剑英。粟裕是只听毛主席的，其他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自我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主席还是信任他。毛主席说过：“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党内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年，彭德怀又批判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军委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军委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如果不是军委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质问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毛主席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13】，对这样一个人搞残酷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众怒。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3、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

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1955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1968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

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注9：刘邦的苦衷：汉高祖11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正在生病，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平叛，吕后一听啼哭不止，因为刘盈根本不会打仗。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带病出征。刘少奇不会打仗，所以康老说毛主席自己留在陕北，让刘少奇过黄河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10：我自己把主席对身边和党内、军内高层的人的态度分成三类：敬重的，喜欢的和倚重的。主席敬重的人可以列出很多，如宋庆龄（主席叫她大姐，庆龄先生），如董比武（主席叫董老），像章士钊、杨度、周谷城，都是主席的旧友，也都可以说是主席敬重的人，但程度有所不同。主席喜欢的人不多，在高层是林彪、邓小平和粟裕，还有一个罗荣桓。主席喜欢的人一定都倚重，但反过来，倚重的人不一定就喜欢，像周总理、高岗、叶剑英，还有那个许世友，都是主席倚重却并不喜欢的。

注11：“你一个我一个”，现在都说是陈云自己说的，推给了高岗。这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陈云说这是高岗拉他下水的时候说的。主席当时也只能根据党内大多数人揭发的材料来确定高岗案的性质。如果要追究事后的责任，也该是追究陈云和那些不让高岗申辩的人的责任，不能只简单追究主席的判断错误。主席要是党内正式工作会议上的集体意见都不接受，那他还怎么工作？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没有像后来其他人污蔑的那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任何重大的决定都是经过中央会议通过的，如“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等都是这样的。

注12：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一”下的“否则无效”四字加了着重号。编者在这份文件下加了一个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这份文件在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没有了。这是在消灭历史，同时也是在伪造历史。

注13：“大树将军”典出东汉冯异。东汉刘秀得了江山，论功劳，冯异功劳最大，但他“谦让不伐”，从不争功，诸将争功，剑拔弩张，冯异不参与，总是“独屛树下”，军士们佩服他，都愿归属他，称他“大树将军”。毛主席1966年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一个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967年春，毛主席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粟裕，说“粟裕是我们的大树将军”。这无疑是肯定了粟裕的历史功劳和他对于新中国的无人可以替代的贡献。

第六章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新中国开头几年，因为毛主席没有离开第一线，走得是很踏实的：土改、合作化、三大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到 1956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大业初见曙光。

不料，1956年初国际风云突变，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闭幕之前，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错误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向苏共全党传达，但仅过了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就全文刊出。随后国际上就掀起一个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暴。1956年秋季，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中“匈牙利事件”是比较严重的社会动荡。

新中国不是世外桃源，国际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很快在国内引起反响。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基础还很不牢固。所以，波匈事件一发生，国内一些地方就有跟风的。1957年初，我国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小匈牙利事件”，即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夺取电台、高喊“打倒法西斯”、 “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这些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解放才刚几年，一些党的干部就开始腐化变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不例外，高岗和更早的张子善、刘青山是暴露出来并遭受处理的，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遭受处理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而且一些党的干部身上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也已经相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由此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为一些人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毛主席从来不怕问题、不回避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局面，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瞻远瞩，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开明的内部讲话，就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精辟的论断。这个讲话本意就是给群众民主权，让群众讲话，支持群众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避免在我国也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态。讲话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好，群众和民主党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积极响应号召，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大字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平时开会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记录，但这次不同，一开始我就被主席的讲话吸引，觉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启用了自己的速记法。我是很赞成这个讲话的，我自己的记录又不是文件，我就没有交出这个记录。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

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毛主席的这个开明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逄先知、金冲及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641页还引用了傅雷这封家书的部分内容。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了。

附文：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

（根据个人记录整理）

【编者按：拜读之后，感慨万千：敌我是非，心明眼亮。对民怀柔，面敌用强。解矛化盾，指明方向。马列导师，人民领袖。古今中外，心中太阳！如果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指导我们新民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指南，那么此篇《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堪称就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走向成功的方向指南。感谢共产主义战士戚本禹老，给人民、给革命、给历史记录了这空前绝后流芳百世的不朽篇章。】

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

毛泽东

同志们：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占去我们的时间很多。

问题很多。

一、两类矛盾

有两类问题，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之间的矛盾。事实有两个问题，不单是一个问题。今天重点在人民内部矛盾，谈时两个问题都要谈。

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不同。过去有两个口号：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敌我：多少年来，我们讲的主要是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我们自己。分清是非是将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内部的是是非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是非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如我们与蒋美也有是非问题，谁是谁非。是是非非，但性质不同。普通习惯的说法一般说是敌我问题。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是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日报》写了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时，毛主席转向摄影记者插话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篇文章讲了两种矛盾，但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敌我矛盾，很少说人民内部问题。对人民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未作分折，只作原则说明。文章说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缺点，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区别。专政管什么？专政管对付与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压服敌人，不完全是镇压。比如不给选举权、不让他们自由宣传不准自由出版报纸，不让美帝——他们的主子在我们这里出报纸等等。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不给选举权，这却属专政范围的问题。这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捉、杀、管都要经过人民。人民内部要讲民主，不专制，不杀头。专政不适应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不属于专政范国。人民不能自己专自己的政。只要不是敌人就是人民，就不适应专政。人民有言论、出版、示成、游行的自由。所以宪法写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民主有大民主和小民主。波兰、匈牙利有人主张搞大民主！几十万人在街上闹！专政有少数人对人民的专政，有人民对敌对阶级的专政。在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或民主运动都是对敌对阶级的。有些同志，党内的，有些朋友，党外的，搞不清这件事。另一些人则是有敌对情绪。比如有人希望用大民主搞垮政府，学匈牙利，整共产党才开心。有的大学生发表声明：要杀共产党，杀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共产党太厉害，大家活不下去啦！他们想让我们混不下去，知道其厉害。其实是过甚其辞，真叫他杀，杀不了这么多。叫喊杀共产党，不过是表示其心理状态。有人认为我们的民主不如西方。他们思想幼稚，不了解实际，认为西方民主，议会民主好。人民代表大会比议会差。说民主要有两个党，一个在台全上，一个在台下，两党互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日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不同意我们说的民主是手段，或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马列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是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为经济基础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才是目的。政治、文化、思想，所有上层建筑都为这个经济目的服务。有的人一听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就不舒服，只有说民主是目的才高兴。有人说外国自由很多，我们的自由很少。我说外国的自由并不多。议会自由不过是摆个样子给人看。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打埃及，工党不要。就象艾登打埃及的自由，艾登是有自由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抽象一般的自由，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赛尔有纳赛尔自由，要看什么阶级什么集国。所以世界上只有阶级和集团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

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是错误的。以行政命令和武断压制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效力和有害的。宗教也是思想范国的问题。也不能以行政命令方法解决。唯心主义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思想问题应采取讨论、辩论、批评、教育、说服的办法，使人们相信你。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矛盾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没有谈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不应放在第一类敌我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应放在第二类人民内部矛盾里，因为它不是敌我矛盾一类。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毛主席对服务员说。“茶水没喝完，别倒掉，要节约。”)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官僚帝国主义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对抗性处理恰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由第一类对抗矛盾转化为第二类非对抗矛盾。非对抗性，如果处理失当，如果不采取团结改造的方法。则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势必走向对抗，为第一类矛盾。由第一类变成第二类矛盾的办法，是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所以是民族资产阶级。

现在讲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这是个新问题，历史上没有突出过，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少。列宁也是简单说到过，他说到社会主义时，对抗消灭，矛盾存在。即人民内部还有矛盾。列宁虽然说社会主义还有矛盾，但他没来得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例如人民内部矛盾有否可能转化属对抗性矛盾？应该是有可能的，但列宁却没有能评细考察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死了，时间太短。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分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不满意政府，批评共产党，这是人民内部的批评，应与敌人的攻击有分别，斯大林却在很长时期内对两者的情况不加分别。这是苏联同志说的。他们说，那个时候，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提出批评，谁批评了党和改府就是敌人，就有坐班房和杀头的危险。两类矛盾容易混淆。把两类矛盾混淆，我们也干过。在肃反中我们有些地方把好人看成坏人，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当反革命来斗争。有没有，有。从前有，现在也还有这类问题。但我们有一条：有错必纠，斗错了要平反。并且从延安时就有内部规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对反革命不管真假大小都一个不杀。现在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因为极少数还要杀)，实际上大多故是不杀的。这一条好，错了有挽回馀地。两类矛盾容易混淆。在这个问通上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右倾。 即认敌为我，不分敌我。现在还有。广大人民看是敌人他们是朋友。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有人提议释放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这人是襄阳市的人民代表，原来在襄阳工作过，过去与康泽是朋友，他在康泽问题上思想感情就与广大人民不相同。还有个人老替帝国主义说好话。简直是美国月亮都比中国好。其实美国月亮和中国月亮都一样，我赞成它是一个月亮。美国月亮比中国好我不相信，不赞成。为什么会好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种倾向是左倾， 带括号的左。 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份。 斯大林就是这样，我们也有人这样。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肃反中常会出现这种“左”的倾向。这是括号中之左。

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提出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我们提出的这个公式，详细地说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当时提出这个公式是为了解决党内教条主义与广大同志的矛盾、教条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 教条主义是从西天取回来的经。西天就是斯大林那里，即是从斯大林那里传来的，他们处理内部矛盾的方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处理内部矛盾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以牙还牙。我们用的方针是团结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日的，这是1942年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经过三年。到1945年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

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愿望呢？因为没有这第一个团结愿望， 批评斗争就斗乱了。然后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无情斗争，严厉打击！ 没有团结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准备不行。因此这个公式必定要把团结的愿望放在第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后来推广到党外。到北京我劝说民主党派处理内部问题也采取这个方针，不是要么是你，要么是我，你死我活。以后，对工商业界用这种办法也灵。195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商会议，他们团结批评了一个月结果很好，未伤感情，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对资本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对剥削阶级也可以采取这方法。不过我看对台湾采用这个方法有困难，现在台湾蒋介石与胡适斗法，对他们这样的剥削者不适用。因为工商业者与他们是两种剥削者，对前者可以用，对他们不适用，道不同，不相谋。对他们从团结到团结不可能。对民族资产阶级从团结到团结有可能。对犯错误的人，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宗教界、唯心主义者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推广这个方法。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商店、机关都可用这个方法，还可以推广到对解除武装敌人即俘虏，对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没解除武装的不行，对没有解除武装的，还必须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对已解除武装，可以用这个方法。对劳改犯，对解除武器的特务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改造他。改造就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你还要他活，不消灭他。1956年5月2日我在最高国务会上讲了十馀条，十条中二条，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非关系，讲的就是两类矛盾。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内部的相互矛盾关系。半个钟头讲了一个问题，这是开场。

二、肃反问题

这是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问题。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的肃反工作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坏呢，我看我们比起苏联、匈牙利做得好。苏联太左，我们不是比别人特别聪明，而是自己左过。我们过去在南方根据地学苏联的办法，吃过亏，后来取得了经验，纠正了。因为有了经验，所以比别的国家做得好一些。在延安时我们就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到北京又有许多进步，虽然有缺点错提，但我们和苏联是两条路线。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肃反路线不好。但也有两面。一面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一面抓错了，杀错了许多人，其中还有很多重要人物，这不好。联共十七大，50%的中央委员，8%的大会代表受牵连。我们有鉴于此，没干这些事。过去杀错的也有，1950—1952年也有杀错的，杀五类反革命也有杀错的，但根本没有错。肃反总共杀了70万，前年杀了7万。去年杀得少。

人们说我们反复无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50—1952年我们大约杀了70万人，香港报纸说杀了2000万，多了1930万，“纣之不善。不如斯之甚也”。也不必对帐了。哪里有几千万，70 万则有之。

杀一些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不杀他们人民出不了头。他们都是些霸王、南霸天、西霸天之类的。杀了他们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人民要杀的。现在有的朋友要翻这个案，翻不得！翻了农民要拿扁担、工人要拿铁条打我们，这是吃不消的。

匈牙利对反革命是根本未肃清，对革命同志倒错杀了几个，像伊拉克。反革命杀得少所以出了今天的反革命事件。外国人也觉得是如此。匈牙利事件后，我们国家稳固。外国人也说我们稳固。我们自己也觉得稳固。匈牙利事件后，中国有没有风波？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小波浪，春风吹微波，引起大波浪没有？没有。为什么？很多原因，肃了反，反革命没剩下几个。还有几个，但很少，这是原因之一。

匈牙利事件没有在中国引起大波浪，第一条是我们的党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军队和干部队伍也都经过了革命斗争和锻炼。党在人民中生根，军队有战斗力。政权是从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解放的。民主人士经过斗争和锻炼，他们长期与党共患难。中国学生经过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锻炼。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总之，人民经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长期斗争的锻炼，包括知识分子都在进行教育、改造。再有反革命肃清得差不多了，这些条件匈牙利都没有。当然还有别的因素，比如经济措施，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团结民主党派，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等。

现在我们的大学生80%左右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匈牙利大学生60%是工农子女。但他们大游行反对政府，我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拥护我们。我们没有裴多菲俱乐部，除了少数人讲怪话，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赞成社会主义，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都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比较起来我们的肃反方针没有苏联的左，也没有匈牙利的右。 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没有过火，有没有漏掉？有。 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依靠群众的肃反路线。 虽然有毛病， 但比较好， 比苏联公安部单枪匹马的好。群众经过斗争得了经验。搞错了，有犯错误的经验；搞对了，也有搞对了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拿来能教育自己。

我们希望肃反工作所有的毛病都能加以纠正。中央已发指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中央决定分步骤地在今明年搞个肃反工作大检查。 我们建议这次要全面检查一次，从中总结经验。此项检查，中央由全国人民代表人会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主持，地方由地方人大常委和地方政协主持。个别检查收效不大。有人已写信向我们反映过。

我们的目的，这次全面检查的要求：(1)不要泼冷水，要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参加肃反工作的干部。泼冷水不好。不要使干部抬不起头来。(2)有错必纠。包括公安、检察、保卫、劳改部门的工作；都有许多毛病，有毛病就要纠正。这次检查由人大、政协领导主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都参加，把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这对法制工作很有帮助，省、市、地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凡身体好的都参加。

总的情况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意思。

第一句话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没有反革命了，可以把枕头垫得高高地睡大觉了，天下太平。这不对。地球上的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党支部副书记。(叫什么，应该给他扬扬名)哦，叫马国风，秘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张贴，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事实上是这个共产党员赞成匈牙利反革命暴动，赞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所以肯定有反革命，这就是个漏网的。当然，查下来这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只是有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不一定是反革命， 不一定是蒋美派来又留下来读书的。北京学校里的反动标语不少，没有反革命了的思想不对。第二句话是“但不多了”。不多就是很少了，这两句话都应该肯定，不肯定第二句话的结果会搞乱。反革命很少，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反革命。总之不多。

是否大赦？很多朋友对此问题大有兴趣，很好。但我是消极分子， 对大赦我不积极，没兴趣。这就不免和有的朋友有点小摩擦。大赦可赦不得。有人说，“宪法有规定国家主席有权大赦，可你毛主席又不赦”。是，我有权利，但我不主张大赦。我们可以多做些赦免文章，但不要这大赦名义。大赦就是全部赦放。如果大赦了，康泽等人放出来，老百姓反对，犯人也要讲话，大的犯人赦了，小的犯人也要赦。 公安部、人民法庭都可以不要了。有人说台湾的将介石都可以赦，为什么康泽不能赦？谁说蒋介石可以赦，人大未作决议，我也没发布命令。我们是建议：台湾起义，祖国统一。向傅作义将军学习，取得赦免权。最近我不称蒋介石为匪了，可是蒋介石依称我们匪。他们对民主人士也不客气，称张治中为张逆治中。大赦不得，是否就一个不放了？不，放，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只是不登报。不宣扬。

溥仪怎样处理？人家是皇帝，是我的顶头上司，上45歳的人都是他统治下的臣民，但是他得罪了人民。将来要放，现在不能放。现在放了，人民不谅解，无益，对他没好处。那么请他参观参观，看看报，研究研究问题。请他参观天安门、工厂、大桥，也可以在人民监督下做点工作。改悔较好的犯人逐步放一些，但不要登报，这些都要取得人民的同意。人民要是反对我们就不得了啦， 他们拿起扁担、 铁条，打我们，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

三、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合作化。去年下半年，在高潮热情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问题。上半年优越性很大，下半年优越性就没有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是小风，春风吹绿波，说合作化不行。今天文件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这是个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的好典型。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成长，什么事情都有困难，新事物的成长发展都要经历曲折和困难的道路。人民不习惯集体生活，特别是富裕中农，最不习惯。拥护合作化的是贫农、下中农。对合作化不满的，除了地主、富农就是富裕中农。很不满的占全体农民的1-5% 。因为合作化头几年干得比他们单干时要差，不能雇工，生产、生活又不合他们的意。合作社要多少时间方能巩固？大概要五年时间。全国大多数合作社历史才一年多，一年多时间要那么好不行，要五年时间才能逐步巩固，减掉去年一年，还要四年。王国藩的合作社在热河遵化县，靠近长城，他们的合作社办了五年才巩固。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有改善。解放以来，农村共增产1千4百亿斤粮食，1949年粮食产量有2千2百亿斤，增产1千4百亿斤，就达到3千6百几十亿斤。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说农民生活没改善并不符合事实。但一部分农民还没改善，还有缺粮户。缺粮户大的占农户的5—10%，还要三四年， 缺粮户才能消灭。那时才能只统购不统销。 几年内只增产不增购。 现有的粮食大部分是统购来的，公粮只是小部分，两项加在一起共有812亿斤粮食，在农村销了390—400亿斤，400多亿斤作为供应城市和出口预备粮。这样农民手中还有不少粮食，说农民生活没改善不合事实。现在下面一片叫苦声，有的干部也这样讲，他们实际是代表富裕中农立场。干部家属回家后变了富裕中农，影响很厉害。民主人士也受其影响，民主人士也有富裕中农亲戚。说合作社化没有优越性。我看合作化还是有优越性。你们看王国藩的合作社就有优越性。

为什么波兰、匈牙利搞起来的合作社今年一阵风吹去了大部分？ 哥穆尔卡演说前波兰有1万几千个合作社，现在一万多个吹没了，只剩下1000多个，削去了90%，匈牙利也一样。

我们所以能搞起合作社，而且这样快，有这几个原因：

(1)中国地少人多，穷得要命，合起来比较好。

(2)我们党对合作社采取了分几步的方针，逐步走。

我们国家与苏联不同， 苏联合作社后几年不增产， 我多年增产， 去年增产200亿斤 。

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叫苦，影响党内外一些人跟着他们叫。还有一部分缺粮户也叫，他们是真正生活苦。

再就是城乡比较，工人与农民生活悬殊的说法。

现在农民平均年收入60元，有高于60元的，有低于60元的。低于60元的有40—50元的，有低于30元的。30元的很困难。我还听说有一家四口58元过一年的，这是最困难的了。也有一家年收入100多元、200多元的。甚至有1000元的，有一家4口人，年收入4000元。这样发展下去。几年后你们看工人比农民苦，农民比工人富。

工人中的粗工工资不适当，一个人一月30元。工资不适当，刺激了农民。农民与工人，城市与乡村生活不同，农民一家六口，平均每人年收入60元，可以过生活了。如果人均年收入240元，那生活就相当好了。乡村里很多东西不用花钱买，城市里样样都要钱，把两种情况混起来不适当 。

四、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

对这问题我没有研究，但鼻子也闻到了一点气味。这方面也有小风波，也是春风吹绿波。比如说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了，说资产阶级跟工人、农民差不多了，不需要改造。少数人还问工人为什么可以不改造？谁说工人可以不改造！“阶级斗争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话，工人为什么也要改造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工人阶级不解放六亿人，自己也不能解放。我们在座的人每年都有进步， 就是改造来的。

我自己从前是知识分子，信过佛教(毛主席指着在座的赵朴初说，“就是你们的教，我信过”。)拜过菩萨，跟着母亲到南岳还愿，也信过无政府主义，那时我想无政府主义多好啊。还相信过严德的唯心论。 我这个人多复杂啊。后来马列主义把我的脑子改变了一下。几十年了，主要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已啊。难道资产阶级就不需要改造了！？资产阶级就那么高明！？我都需要改造，你不要改造！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总有两面性，有优点，有缺点。只有一面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面。而且现在资产 阶级还没摘帽子，即使摘了帽子，还要思想改造。大家都要学习。全体工作人员也要学习，学习是大多数工商业者的愿望。不学习，不合乎多数人的愿望。有人参加了四十天学习，感到自己学习以后思想面貌一新，与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不像过去互相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有人害怕改造。美国把我们的改造叫洗脑筋。其实美国才是真洗脑筋，我们还文明点。照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的理论，连宪法都要修改。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一样了，那么宪法上的工人阶级领导也要取消，都一样了，还领导什么？要说明一下，这种不需要改造的说法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问题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同全国六亿人民一样都有很大进步。工人、农民有很大进步，商业者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也有些学生有不正确思想。他们讨厌马克思主义，刮歪风，发怪议论。他们只顾钻研业务，念书只为了将来多挣薪水、吃饭、讨老婆、生孩子。什么政治理论、国家前途、人类理想都不需要，马列主义也不顶事了。好像从去年下半年起，这些都不时兴了。对他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要进一步改造自己，不要逃避改造。过去的改造方式有些粗糙，伤了人。这要改进，每个人都要努力学习。 除了专业知识外，思想政治也要有所进步。 学一点政治， 学一点马列主义理论很必要。没有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认为只靠专业知识，就行了，就一辈子吃不完，这是不对的。最近是政治工作减弱，高教部应管政治工作，青年团也应管政治。过去讲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现在有些人只要二育(智育、体育)，不要德育，这不对。所谓德育，指学习马列主义，学政治。重视政治工作，德育、智育、体育三者都要。高教部不管政治工作不对，应该管。党和青年团也要管，要有德育。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铺张浪费又来了。共产党就这一套，过几月就没事了。”是不是这样？反对铺张浪费真的只有一次。仅仅在三反运动时整了一次，以后没有再反。1955年提倡节约主要是为了解决非生产性基础建设的浪费问题，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这一次节约搞得对。全国共节约了20个亿。但也有节约不当的，影响了工程质量。但许多工程成本降低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很大的。这一次节约别的部门没搞。现在是在全国范国内搞增产节约，这不刚一开始，沙发地毯、桌椅就没人要了。这次要彻底，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来。就像洗脸一样，各位洗脸会一年洗一次吗？据我所知，每人一天至少洗一次，还有洗两次的。为什么？为了尊容漂亮起见，每人天天都要洗脸。反对铺张浪费，倒不能经常进行呢？反对销张浪费和洗脸一样要经常进行。不是一年一次，一星期一次，而是要经常进行。人不是别的动物，而是高级动物，每天要洗脸。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人士，总之全国六亿人民都要像每天洗脸一样，来一个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去年评级出了毛病，有些人升官发财思想大发展，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些人也要洗脸。

七、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这一点是全世界各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生产棉花、布匹都有计划。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计划。人对什么都有计划，就是对生孩子没计划。无政府主义、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人类要趋于灭亡，提前否定自已、消灭自己。如果中国六亿人增加个十倍，到60 亿，那时，小孩多，人口多，加以卫生条件好，有防疫针打，大家都年高德劭，又都是大学专科毕业的专家，文化上也比我们高明，岂不很好。可是人多吃得多，60亿人到时候没东西吃可不得了！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我建议政府设立一个部门，叫生育计划部好不好？设个委员会也行，叫节育委员会。也可以组织一个人民团体管这件事。还要拨一笔经费，作为加强宣传和解决节育的技术问题的费用，这些就不多讲了。(少奇同志插话：生育要有计划，一对夫妻生三个孩子就是错误，生四个严重错误。)

我讲战略方针。要认真救灾。全国有很多灾，每年有灾，要拨粮， 给他们救济粮。要搞好统销，统销苏联没做过，我们在全国有计划地统销粮食。还有安排就业，统战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统等兼顾，合理安排。去年就安排300万人就业，按照计划只能安排80万人，多了220万人，因此麻烦很大。工资出去了，发了1800万人的工资，增加了300万人。失业只能逐步消灭，还不能完全消灭。广州、上海失业的人很多，要想办法。有人提出三个人饭五个人吃，可以考虑。人口多薪金低，我们高级人员是十年不增薪，死不了人。以不死人为原则。连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这是因为今年计划中那点钱，只能办这点事，所以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我提出这个意见有些犯众，但死不了人。要增，给下面的同志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40%的学龄儿重，到了学龄上不了学，人民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人民政府不能一步登天。另外，今年还有400万高小毕业生升不了中学。没地方、没经费。有80万初中生升不了高中，9万高中生升不了大学(这些统计数字不一致，早晚市价不同)，大学生升不了科学院。就业也成了问题，80万人等特就业！这么许多人等待安排。就象排队买猪内一样。等在那里。这是相当大的问题，大家讨论讨论。今年国家的钱就这么多，只能安排这些，怎么办？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人民内部矛盾，列宁说过，对抗消灭，矛盾存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里说没有矛盾。列宁那时不能全面考察问题。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但他在1952年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中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矛盾，处理好可以不对抗，不发生冲突，处理不好会发生冲突。他已看出了这一点。

苏联建国40年，我们落后于苏联许多年。我们1927年开始在一 些地方建立根根地，也有了30年的经验。根据苏联和我们的经验，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矛盾的存在。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矛盾，这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集体、个人之间矛盾。社会主义没有剥削，都是公有制，不过分全民、 集体两种罢了。斯大林不承认矛盾的提法缺乏辩证法，严重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说他犯了局部错误。就是指这一点。在他影响下《简明哲学字典》(尤金主编的)同一性这一条引用形式逻辑的同一来分析哲学上的同一性，没有弄清形式逻辑的同一和辩证逻辑同一性的区别。说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等矛盾都没有同一性。恩格斯讲述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 实际上对立的东西不能没有统一，只有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都有同一性，否则就是错误的。斯大林死后苏联哲学界在这些问超的看法上有所改变。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界有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观点。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资产者、无产者不变化，战争与和平、生与死不能变化。我们的说法不同。我们认为资产者可以转化为无产者，无产者可以转化为资产者，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生可以转化为死，死可以转化为生。尽管斯大林在哲学上形而上学，否认对立的变化，但后来他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有矛盾，处理不好矛盾会转化为对抗。这就对了。实际上斯大林是差差答答地承认了辨证法，吞吞吐吐地承认了辨证法。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基础矛盾都是存在的。政治、法律、哲学、意识形态都应当为经济基础服务，要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就要发生冲突。

承认社会主义上有矛盾，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毒草也可能放出来；百家争鸣，唯心主义也可以争鸣。只要不破坏团结，不秘密组织团体，开放一点可以。我们国家面积大，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开放那么一点不要紧。

香花和毒草。百花中本来就有野草闲花，还有毒草。只要粮食大米，不要野草不行。每年农民都要锄草，年年这样。禁止一切野草生长不行，下命令不准一切野草生长也不行。事实上有野草就会有毒草。只许香花生长不许野草生长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本身就不是香花，不是马列主义，它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方法上是形而上学，对社会、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形而上学老早即有，特别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发展，中国也有。

香花与毒草难分别。新生事物在生长过程中都要遭受打击，都要经历这种困难的道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还被人认为是野草和毒草。同盟会、孙中山在清末也被认为是毒草。共产堂长期来被称为匪、土匪。对我们这里开会的人，香港、台湾仍称之为匪，即毒草。孔夫子老先生一生不得志，当时他也是一类野草。耶稣当时也为社会所不容。释迦牟尼，佛教的开创人，开始时社会上对他亦不欢迎。马丁·路德的新教开头也不为社会所承认，被看作是毒草。《西游记》里的孙行者为何被封个弼马温，就是玉皇大帝们认为他是毒草，但他对自己的鉴定是齐天大圣。封建社会有出戏，大英雄薛仁贵只封了个虎头军，那是他的对头张士贵对他的鉴定。欧洲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文学著作，生前都不能出版，死后才被承认。伽利略也一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人家也不承认。我看过一本科学家的传记，安眠药的发明历史就很曲折。在法国先有了名，中国第一个吃的是李烈钧。吃后，说是好东西，李烈钧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死了。后来美国舞蹈家邓肯生第二个孩子时吃了安眠药，减轻了病苦，这才推广。这一切说明世界上一切科学发明、一切新事物的成长。都会有困难。司马迁写的《史记》，开始也不被承认。只好藏之名山，后来才传诸后人。新生力量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越困难越要强，越顺利越脆弱。我们的社会是新社会，但新事物也会碰到顽固保守力量的压抑，还是有困难。死官僚、顽固势力是新生力量的对头。应该说在新社会里新事物的成长比旧社会条件要好。但新生事物被社会承认，也要经过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没有与困难打击的斗争，新生力量永远成长不了。这是历史规律。

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也有很多问题。斯大林本来是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打下去变成了毒草。现在又香了一点了。

最近，有些批评有问题。钟惦棐用假名字写文章：《电影的锣鼓》否定一切，影响很大，台湾很欣赏，全文转载。陈沂及其部下陈其通四人一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怀疑百花齐放，说百花齐放也没见大作品。这样的结论过早。陆定一百花齐放的文章去年七月才发表，离陈沂同志一月的文章时间才五个月，百花齐放的大作品怎么写得赢？对这种意见，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我表示不赞成。《人民日报》至今没有发表文章反批评。是什么意思，不赞成我吗？或者有困难？有因难应请示中央呀，这里有没有《人民日报》的问题？

钟惦棐是右派，这几个同志是左派，为党为国忠心耿耿。他们怕百花齐放后文艺界会出问题，他们对形势估计错了。那文章，我不敢领教。现在四个人作了检讨，陈沂在《文艺报》第四期上也表了态。他们的过去还是好的。《文艺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登了陈沂的文章。台湾喜欢钟惦棐的文章。发出来了。在外国，罗马尼亚发了陆定一的文章，《真理报》不登。陈沂的文章《真理报》喜欢，登出来了。这也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喜欢机会主义。这种现象恐怕值得评论一下吧。 有个青年作家叫王蒙， 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 原来是工厂的团支部书记，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 ，也发生了问题，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党员与党员打架。有人说这篇东西一无是处。其中有马寒冰。违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没官僚主义，典型环境选得不当，那么说是地点选得不好，如果选上海就较妥当。马列主义我看得少，没有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的说法。 中央还是会有官僚主义。过去中央就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高饶。这样的批评不对。马列主义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马列主义还要发展，不是说过就完了，还要继续发展，按具确情况有所发展。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

中国六亿人口，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农民五亿，手工业者二千多万。小商贩五千万。资产阶级五十万人。小资产阶级五亿七千万人，这是客观存在，这些人一点意见不让发表，那怎么行？

嘴有两个作用，一个吃饭。一个讲话(发表意见)，只准吃饭不准讲话，怎么办得到！中国是个小资产的大国，从存在出发，小资产阶级意识一定要反映。他们千方百计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教育，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让他们不表现，只能在表现时与之辩论。写文章批评，不能形而上学。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有辩证法。

老干部能不能批评？在马克思主义书上从来没说批评有新老干部之分。或者只能批评新的干部，不能批评老的干部。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上平等。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的问题上也应该平等。老干部因为老了就获得了不受批评的权力，我看不行。活时不批评，死了也要批评。孔夫子死了几千年还受批评。五四运动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现在孔夫子好了点。斯大林死了也被批评，批评是不能分官职大小、老幼长短的，死活都可批评，错了即挨批。

靠老资格吃板。老资格可以吃板。就是因为老，活了老大年纪没有死，即有一种资格，可以吃饭。老资格有种作用，跑龙套，摇旗呐喊，能起这个作用。(鼓掌) 80歳也能起这种作用。在座的梅兰芳，(毛主席插问：来了没有？ ) 80多歳还可以跑龙套。《西厢记》我唱红娘不行，唱老太太行。我唱主角不行，主角是周总理。都是你唱，也不行，大家要赶你走。老者只可以唱一回。但老资格不管怎么老， 办事要正确。活到99岁都正确，到100歳犯了错误，做了个大混蛋也不行。拉科西就是如此。一个人不能因老资格办错了事不受批评。

新干部有一样，青年的缺点也应该批评教育。比较起来对青年，应同情。列宁说青年人因为年轻，上帝会原谅他们。在《左派幼稚病》的书里说的。上帝所以会原谅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年轻。对老年人应该严格一点。对青年也要严格，但要帮助，要长期耐心的教育。否则，只对青年严，老太爷就太舒服了，不好。

许多人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级干部中十个人中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对这个方针思想不通。真正思想通了的同志是少数。对唯心论应该给以批评，对文艺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批评。但批评要适当，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教条主义的批评解决不了问通，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助长不好的东西。 我们的批评是人民内部的批评。这是一个人民内部自己教育自己、团结自己、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

正确东西都是在与错误的东西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来。新东西都是在与旧东西的斗争中才能发生。中国的马列主义即是在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的不好东西作斗争中成长的。

出点问题没有什么可怕。野草闲花长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怕。年年都要长野草开花。你为什么不准。而且野草开花中就可能有好草好花， 不准生长不对。野草开花生长了几十万年，不是这几年才生长的。如果我们规定什么花都不准开，很可能这不准开的花中就有香花。就是马列主义的香花也要在批评斗争中才能成长发展。旧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毒草，只是有些是毒草。有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

对长期共存、共同监督的方针，有人也不赞成。这也是形而上学。这个问题我也讲了许多次了。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百家争鸣，长期共存，对犯错误的要治病救人。但一到写文章就忘了。不治病救人了，而是一棍子打死。我希望大家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提倡种牛痘，我种过牛痘。培养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人才能强壮。没害过病的人没有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很危险。经常害点病是好事，能产生只抗疾病的能力，培养免疫力。

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的问题

现在还缺乏全面反映学生闹事的材料。去年大致有20几个学校7000多个学生闹事。昆明航空学校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办法办学校，不赞成官僚主义。他们反映学生闹事的材料，分析得相当好。他们说学生的闹事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青年学生的幼稚无知、不懂事。学生不知道艰苦奋斗，领导不懂得关心教育。而且对学生的实际困难又没能及时解决。他们不能与学生共甘同苦，反而采用各种办法欺骗学生。

工人罢工去年有五十几起。小的十人、二十人，大一点的有一千人的罢工。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发生。罢工、罢课、拿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这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波兰的影响。只是波匈事件以来。事情不好办。

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怎办？我看有四条办法：

(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恰当处理矛盾。

(二)官僚主义未克服时，让开不让开？两个方针：一是不护，凡闹者即是造反。我看不妥当。闹事者有反革命，但不能说引起闹事的， 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们的领导有问题，工作有缺点，甚至是官僚主义，不懂教育，不会当领导，没做好工作。二是让闹。我看让闹，要罢课即罢课，要罢工即罢工。应该解决问题嘛，是你没解决问题嘛！ (这时毛主席对施复亮说：施复亮你是闹事的吧？)

(三)闹起来后草率收兵好不好？刚闹两三天还没过上瘾，怎么行？闹得不够。让他闹够。闹了两三天还没闹够，没闹过瘾的，当局即要收兵。不对。要闹，让他闹个够。我也是闹过事的。闹得不够，难以解决问题。闹得不够再闹 一星期不够两星期，两星期不够三星期，三星期不够四星期，让他开个够，够了即不闹。把这过程当做一个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领导要积极对工人学生进行教育工作，补足政治课，把罢工、罢课、打扁担的过程，看做是克服官僚主义和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

(四)对罢工、罢课的领抽人物要不要开除？除个别的外。如拿刀杀人的要坐班房外，不打、不关、不开除，开除罢工、罢课领抽是资产阶级的办法。对罢工、罢课领袖人物还是留下来好。正确的、错误的都留下来。错误的留下来当教员，即使是特务也留下来(只要他不杀人)。一个单位留下个把特务有什么不好。不要一定搞得干干净净才舒服。清华大学闹罢课的领抽也要留下，即使是教员也留下，有名的更好。这是难得请到的人。

不要开除罢工罢课的领抽人物，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一反国民党其道而行之。

闹事还会有。中国的问题特别多。人心不齐，想法不一。许多人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人来自五潮四海，许多人文化不够，容易犯错误，文化多的知识分子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犯起错误来更大。我们党在历史上左倾、右倾错误都犯过。犯错提的人如陈独秀、李立三都是知识分子。错误会有，矛盾冲突不断。我们要把闹事和正确处理闹事，当做调节矛盾的一个方法。

十、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说是又好又不好。商品有两重性， 这事也有两重性。和匈牙利、波兰事件一样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不好，又好，又不好。匈牙利闹事不好，但闹事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首先是，匈牙利局势稳定下来了，现在匈牙利的局面要比过去好。再者是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很大的教训。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件事，第一当然不好，但第二好。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反苏反共，锻炼了各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机关被打乱，瑞士共产党领袖躲到山上，找我大使馆。大批共产党员离开党。英国、荷兰、比利时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脱党。他们脱党是好事，纯洁了党。主要方面是好的。

批评斯大林也有两重性，两面性。一方面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好。好的是揭了个人迷信的盖子，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因揭的方法不对，一棒子打死，引起了世界大半年几次大风潮。引起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其他困难。这个问题在苏共二十大时我们向苏共同志当面讲了，只是在公开文件中没讲。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不当，也反映了苏共的大国主义。

美国不承认我们也有两重性、两面性的。不承认我们不好，联合国我们进不去，好像我们不存在，但又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这个看法我和朋友们讲了，就是没能说服他们。最好再过六年承认我们，再过十五年也行。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好了，他们悔之晚矣。我是美国不承认即高兴；他要承认我们，我就耽心。英中有外交关系，也是这样，他承不承认，我们都不放弃台湾。他不承认我们，我们就有话可说。有文章可做。

出了几篇有错误的文章，也是好事。对上面讲过的错误文章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反批评的根据，使我们有了反批评的对象，这样反批评才有可能。《电影的锣鼓》文章说没有大作品，没有好影片，怎么办？大作品是会产生的，是好是坏，那是另外问题。物极必反，坏事多了，好事即来。这是辩证法。辩护法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我们的老祖宗“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位老子，就有坏事会变成好事，好事会变成坏事的观点。“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古代甚至有人家烧了房子，客人反而去贺喜的。因为烧房子的坏事对这家人会变成好事。

日本人打进中国，中国失败了。但在中国的失败里包含着胜利的因素。这样，中国的失败会转化为胜利，日本的胜利会转化为失败。苏德战争也是如此。战争开始时苏联大片国土丧失，希特勒兵临城下，但希特勒的胜利包括着失败，苏联的失败包括着胜利。日本代表团来中国向我们说抱歉，我说你们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帮助中国团结起来。打败了日木帝国主义。

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起来，也有好、坏两方面。

中国是一穷二白，一穷是生活水平不高，二白是文化水平不高。这都有两重性。我们的革命就是靠这两条，一条穷，一条白。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生活富裕、文化水平又高就难以革命了。要革命还是要依靠穷苦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群众。我不是提倡文盲。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马上打怎么办？散了会就打怎么办？我看，要打就打，要闹就闹。你们要有准备，准备开完会就发生世界大战，人类被消灭了一半？或者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会这样。我和印度、巴基斯坦总理争论过。总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条，不欢迎；第二条，不怕。

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卷入大战的不是几亿人，而是十五亿、二十亿。最后是帝国主义消灭，社会主义胜利。

战争有两面性，有不好的一面、也有使人民觉悟起来、紧张起来闹革命，造成革命大爆发的一面。总之是两面性，有破坏的一面，有调动人民积极性、提高人民草命觉悟的一面。

真打起来，不要怕。小米加步枪都能打，何况我们还有新武器。不要听见世界大战就愁眉苦脸，那连蒋介石都不如了。对战争，蒋介石并没有哭丧脸。蒙哥马利说全世界只有两个大国消灭不了。这就是苏联和中国消灭不了。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昆仑山，都消灭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番了对我们也有好处。我前面说过，日本代表国访问中国向我们承认错误，对我说对不起我们，我说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你们教育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教育了中国人民反对你们。

世界上的事物，对立双方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国际上对立双方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就像一个曲子中讲的，“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比一对泥人儿，将来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调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世界也是两个泥菩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主义世界有我们的人，社会主义世界有他们的人。匈牙利有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有个人听了美国之音，卖了食品躲在屋子里等世界大战。 苏联也有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我们中国同样有人喜欢听。

总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态度是：

第一，准备打。打起来就准备夺取最后胜利。而且是加一倍的胜利，现在是九亿人口赤化。那时变成十八亿。

第二，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我看可能有十年、二十年。也可能更长。

打，就建设停止，专门打仗。但现在看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现在在搞什么？互相渗透。颠覆波兰、匈牙利。现在世界上（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美国正在争夺英国的殖民地，争夺亚洲、非洲。这是世界主要矛盾。

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力量：

1、社会主义力量。主张和平，反帝。

2、民族独立力量。他们在和平与反帝问题上，可以程度不同地与我们合作。

3、帝国主义力量。打仗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美国就要同英国、法国争夺殖民地，争夺亚洲、非洲，他们的方针与我们的估计不的而同，好像是我们叫他们这样做。

主要的冲突地区有：①、印度、巴基斯坦②、叙利亚、摩洛哥③、中东的广大地区。洛克菲勒的文章对此作了分析，很值得一看。主要目标是争夺殖民地。

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主义

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他们占有全国60%的土地。十大关系中有一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换的关系一定要搞好。主要要解决大汉族主义问体。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中共中央准备开中央全会来讨论解决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作风，改变不尊重少数民族的作风。

西藏有一派人要搞独立王国，要去找印度支持，达赖喇嘛动摇了。印度邀请来了，我们做了工作，不听，就让他们去了。英国在印度多伦堡搞了个情报中心，专心破坏我们同西藏的团结。尼赫鲁与周总理说过多伦堡是个间谍中心。我们对走的人说，你们要走也可以，但是对你们不见得好。

我们与西藏有个十七条。西藏的制度一定要改革，但改革要征得你们的同意，你们不同意改就不改。第二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改。第三五年计划期间改不改，也得看你们的意见，要改即改，不改即不改，为什么要那样着急。

十二、建设和人民生活

中国可能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初步改变面貌，对工业化，苏联有一个路线，我们也有个路线。我们与苏联做法上有一些不同， 在《十大关系》讲话中，我讲过这个问题。主要是重轻农的投资比例适当，苏联重轻农的比例是9：1，重工业是九，轻农是一，对农民有竭择而渔的味道。当然这是为了国家建设。但农民积极性不高，市场不够兴旺。重工业市场在哪里？在轻工业和农业那里。中国有五亿农民。 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轻农的比例是8：1，实行结果是7：1，我看第二个五年计划搞成6：1比较好。是否可行，请国务院同志研究一下。 我没有专门研究。

轻工业和农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也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重工业。原料没有，市场没有，怎么搞重工业！

重工业应当为优先发展，6 ：1还是优先发展。仍然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但是走了一点新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重工业投资比例比苏联小，速度要比苏联慢一些，但实际上可能反而要快一些。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里，我们有比苏联发展速度快一点的可能。苏联在旧俄时代的1913年，是400万吨钢，1921年恢复到400万吨钢，1941年增到1800万吨，比旧俄增加1400万吨。即21年增加了1400万吨， 我们的老底是90万吨钢。1950年统计的，主要是日本人在东北搞的。 从1950年起如果能有21年的和平环境，像苏联那样，那么1950年到1971年，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可以断定，我们的钢不止1千8百万吨，可能达到2千万吨。当然如果帝国主义不给我们和平机会，天下大乱了，我也就只好打了以后再建设。一开打，就是赤化全世界了。更大的可能是打不起来。

所以在建设方针上走一点迂回的道路可能更好。要让农民吃饱，让市场情况好一点。要多做工作，使农民有购买力。只有农民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轻工业才有原料。农业发展了，轻工业才有市场，化肥才有市场，钢铁才有市场，电力才有市场。也就是说，重工业才有市场，才更能发展。重工业有了市场又会反过来促使农业、轻工业的潜力发挥出来。我们对革命有较多的经验，犯过错误，翻过跟斗，有把握。对经济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希望不翻大跟斗，不犯大错误。不用像民主革命时，把苏区90%的地方都丢了，最后来个二万五千里长征。错误是难免的，但不应弄得全国根据地丢了，只剩下陕北等几个小地方。经济建设可以少犯一些错误，犯错误也不用犯那么大的错误，花的代价不那么多，这就是我的要求。现在我们还缺少经验，不知道事情应当怎样做才恰当。许多事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究竟好不好？还要不要继续学。苏联是好的，还要继续学。

苏联还是个好国家。他们帮我们办了这么多的工厂，包括军事工厂。英、法、美帮了我们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帮我们设计这么多工厂，建设起这么多工厂！没有一个国家能象这样帮我们，能这样帮我们的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缺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和他们是一类国家。我们仍要以学习苏联为主。我们要向一切国家学习，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都要学。各国外语也都要学，单学俄语不够。但主要以学苏联为主。只有他们肯教会我们设计，只有他们肯给我们装备。只有他们能给我们援助。真正帮助我们的是苏联。所以学习苏联是我们的重点。

学习有几种态度。教条主义态度也是学习，好坏一起学。另一种态度是学先进经验。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不对，我们要学先进经验。 我们的报刊上并没有提出学落后经验，但有时实际上把落后的东西当先进的经验学来了。这种情况要避免。

要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同亚非被侵略的国家团结，但首先要同苏联团结。苏联可靠。帝国主义国家没良心，不可靠。杜勒斯有什么良心？他很成问题，天天骂我们，把台湾侵占着不放。

好了。几点钟了？七点。三、四、五、六、七讲了四个多钟头了。不讲了。(鼓掌)

(成本禹记录、整理。摘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第六章。)

第七章 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1、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1956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这个讲话的精神一出来，群众就动起来了，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而且畅所欲言，社会上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字报。这个局面实际上是主席期望的，给了毛主席本人和党内部分干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之后约两个月，即1957年4月27日，中央就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群众动作更大了，抓住机会给官僚作风严重的领导贴大字报，把心里的不满都爆发出来了。很多民主党派友好人士也动起来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大字报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真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葛佩琦是个老共产党人，据他讲，他只是向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说党委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绝没有说要杀共产党人之类的话。这种意见有什么不对呢？那时，邓小平主持党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从党内渠道报送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一时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变化，主席也不愿意右派翻天，就在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罗隆基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储安平则在光明日报开会骂共产党搞“党天下”。当时就有人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人都听他们的，民主党派里的左派是少数。史良和雷洁琼还不错，史良把他们的一些内部活动告诉了主席和总理。与此同时，在北大出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林希翎5月23号又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类似的大小事情全国还有很多。党内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以上这种党内外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外有股很大的势力认为主席的讲话还不够开明，要求轮流执政；党内则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批评毛主席乱讲话。毛主席受到党内外夹击。

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书记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2、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详见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 1949—1976》就在第 702 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家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参见后一章）。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4、5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功夫，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 20 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3、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这里我先说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是关于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的。一次中南海举办周末舞会，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崔英。”主席说：“那你是崔莺莺了，你的张生在哪里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个“英”字听误了或者是故意说成“莺”字，就说：“我的张生，响应号召下乡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主席听了安慰她说，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还说，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主席就这样记住了崔英，后来在舞会上再见到崔英就会说：“你过来，咱们一起跳个舞。”主席这其实是在表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1961、62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

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那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他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三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崔英觉得，工作交代了，调新单位总得给个鉴定吧。于是科里匆忙开会，讲了几条意见，算是做了鉴定。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 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这个人是当时华东《新闻报》的，我估计现在还活着，可以查到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当时中央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还是“一条路线”的的分歧问题。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主席批语）的错误作法。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

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总起来看，在反右派及其扩大化问题上，主席缺点错误是有，但不能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比。他们的错误多了。而且主席并没有品质性的错误，他们是品质性的错误。

附文：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历史担当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烂帐，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头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屎盆子是说毛主席一贯仇恨知识分子，发起反右派运动就是要打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让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是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姑且称呼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反右派运动前后根本没有一致的独立人格，也没有什么脊梁骨来承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担。所以，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屎盆子应该而且必须端掉。

实际上毛主席是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说过，共产党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可见毛主席把知识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于武装力量的。毛主席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不但重视文化的军队，还特别重视对拿枪的军队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也确实言行一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讲话，是有同样的用意的；在嗣后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主席与某些旧知识分子是有分歧甚至冲突，之后毛主席对待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责任到底在谁？毛主席思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为什么不再整体性信任旧知识分子这个集体，而要对这个集体进行改造，并要发起教育革命乃至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去培养新知识分子，即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就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维护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去审察。这里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来做个管中窥豹。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年轻，漂亮，很活跃，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这样偶然地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的一个局外角色（参见下一章）。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王文是参加了的。所以，对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

主席在最高国国务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是很开明的，紧接着的整风运动也是要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确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功绩是第一的，主要的，错误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错误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

但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演讲，目标就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她说：“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林希翎这样讲，就是没有通过提意见表达民主的诚意了。不管她怎么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 “要搞真正社会主义”，还要“让人民过上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不能掩盖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意思的。她说“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就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当时二战结束后不久，个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希望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正常生活，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时都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至于她说的“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符合实际的。中国是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直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当然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新制度总是带着旧制度的脐带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发展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到足够了，就会发生飞跃，完成事物的彻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要遵循这个历史观。搞社会主义，不是心脏移植外科手术，把旧的封建基础的心脏，一刀切除，再换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即使是这样的移植手术，整个躯体也还是要借助原来的那个躯体，使其慢慢适应新的心脏。这一点共产党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整风，打掉党内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开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林希翎却在当时搞社会主义是大方向的时候，把攻击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动不动就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当然就与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精神、与中央精神、与整风运动的本来精神都是相违背的。

林希翎当时不过就是一个冲在前头的爱出风头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尚且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态度，那么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他们对毛主席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态度，就不难知道了。

毛主席对秦始皇有过很多与众不同的评论，在反右派运动后他就多次谈到过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二次会议上，结合知识分子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评，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有人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对，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个能与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伟大和历史进步作用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毛主席后来进一步评价秦始皇就知道了。他1973年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否定秦始皇的观点，写了七律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关键的历史进步作用就在于制度建设上：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身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祖龙身死秦犹在”里的“秦犹在”，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秦始皇死后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死； “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是秦始皇之后，各个王朝不过是这样那样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根本的东西没有丢，也丢不掉，丢不起。所以，陈寅恪不是也有“两千年来皆行秦政”一说吗？秦之后，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就以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错了，所以汉代刘邦迫于功臣和封建文人谋臣们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就恢复分封制，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若干个，结果是连年战乱，汉王朝也最终灭亡了。西晋又一次恢复诸侯分封，结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照样灭亡了。可见问题不在于中央集权制本身。顾炎武就说过：“汉以后之人，莫不认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柳宗元则说：“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反对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当时主要都是旧知识分子）和党内同志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以为秦始皇的错是在中央集权制。毛主席这是从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出发，看待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问题。毛主席对于一个根本制度的创立和维护是特别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样，像章伯钧等人那样，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主席正在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隶制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进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必然、是进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进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是进步。不管多么艰难，历史多么长久，这个进步一定要发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发生。所以，离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也是不愿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张反右派进攻的；就不能理解为何后来他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还要那样直率地讲上面的一番话。秦始皇的“坑”是肉体消灭，毛主席的“坑”是思想改造。这是有天壤之别的，体现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领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样看到了“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失”的话，也会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他就想坚持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并把重点放在“政”上，不失于政。所以，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采取了在“政”上主动出击，用整风运动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改进共产党的行政能力，不失于政。

恰恰是在这个政和制的关系问题上，许多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求“人的生活”的旗号，实际上以个人的私心和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名义上谈“政”，实际上把鸣放炮火冲着“制”。在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之后，还是借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目标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怀疑旧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搞社会主义了。

在这里，旧知识分子自己需要检讨，不要太过自我膨胀，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也不要把什么责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从后来旧知识分子（这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称呼会更合适一些）一个个都崇拜资本主义，倡导资本主义，就可以肯定，旧知识分子当时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不仅不敢承认这一点，还要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还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吗？我看不冤枉。说毛主席不是完人，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连前后一致的人格都没有，更毫无脊梁骨来担当历史责任。老是责怪、指责、污蔑和诋毁毛主席，那就是连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旧道德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有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对于旧知识分子是怎么的恨铁不成钢却又不得不爱护有加。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一码是一码，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打折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旧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头上的屎盆子难道不该端掉吗？必须将知识分子做新与旧的划分，否则就是混淆视听。旧知识分子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总有一天会多起来的。

毛主席本来是连旧知识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旧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多的佳话流传，例如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文革中列出受保护的大知识分子名单叫周总理执行保护，还有本书谈到的给熊十力回信，给章士钊夜半送鸡等等。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主要是重视和爱护旧知识分子的证据呢？

总之，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之前和整风运动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识分子”的，并在整风运动中寄托很大希望于“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是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经过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再经过其后的许多事情上反反复复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毛主席最终发现，从旧制度下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总体而言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们了。整风运动中旧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导致毛主席改变对旧知识分子态度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也导致毛主席后来发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来培养无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事件。

第八章 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1、序 言

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始发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期间，延续到嗣后的反右派运动中，直到1958年5月才告结束。这个发生在毛主席身边，而毛泽东直到最后阶段才知情并加以解决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义。它决不只是“八司马”遭受何载他们的打击报复这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了当年党内整风运动的艰难曲折和反右派运动被一些人人为扭曲的复杂历史过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枢机构搞小动作，在毛主席身边搞小动作，企图渗透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秘书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边。

秘书室在田家英主要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时候，设有三个科处理主席的信件并接待群众来访：一科管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地区）外加北京；二科负责中南、西南；三科分管华东各省加上海。何载当权后，成立了接见科，增设了内勤与总务科，并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拿出来单独成立一个五科。这样总共就有六个科，各科具体负责分别是：

一科：分管东北、西北、华北；科长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长朱固，副科长沈栋年【注14】。

三科：分管华东（ 这个科的信最多）；科长马芷荪【注15】。

四科：负责总务、内勤、收发信件；科长王象乾。

五科：分管京、津、沪；科长李公绰。

接见科：专管群众来访；科长吕澄。

所谓“八司马”是指八个科级干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林克，以林克为首，林克是牵头人。

林克，江苏常州人，1946年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地下党，1949年北京解放后进入新华社工作，1954年秋开始担任毛主席英文秘书。李公绰，辽宁沈阳人，比我早八九个月进秘书室，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精通日、英两种外语，建国初为主席翻译过大量的日文信件。这个人很聪明，字写得很清秀。当时毛岸青每星期来两次教我们俄文，要求很严格，我是学不进，但他学得很认真，不久就能借助字典翻译俄文了。那个懂六国语言的韩瑞定调到中联部去之后，他接替韩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长，后调五科科长，监管国外来信。

朱固，江苏沛县人，也是地下党。他原在俄文专修学校帮师哲管干部组织工作，因对俄文没有兴趣，而古文功底很好，处理主席信件摘要精确、复信得当，就调来出任二科科长（我1966年代田家英职务后，曾调他到我的办公室帮助工作）。

马芷荪，上海人，到秘书室也比我早，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46 年在上海即参加了地下党，后来转到北京，领导是后来的北京市共青团书记汪家镠。

吕澄，山东泰安人，长的高大，北师大学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见科成立时，调他任科长。在“八司马事件”中立场坚定，不与何载、王刚妥协，被王刚称为顽固的反党分子。

王象乾，山东青岛人，解放后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初调入秘书室。工作认真、细致，收发信件工作做的很好，曾当选中直机关模范工作者。

沈栋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学的地下党，和我一起从中央团校分配进秘书室。这个人党性强，工作积极，字也写得好，特别是小楷写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欢他，把主席的故旧、亲友等的私人来往信件都交给他管。这些信统称旧谊，与各界名人来信一样的重要。

在“八司马事件”中，杨尚昆、刘华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主席以外的领导人交往，连总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给杨尚昆汇报工作。江青对他很满意，说他在中南海不结交大人物，很懂规矩。毛主席也称赞他“不结交诸侯”。他的组织关系在秘书室里，常来参加支部生活会，对人坦诚。引发“八司马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何载。何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中文化。高中毕业生在他当时工作的西北局已经很难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给领导当秘书，提升很快。他跟刘少奇常有来往，很受刘少奇欣赏，1949年就曾作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刘少奇率领的中央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过苏联。他是1950年下半年调来秘书室工作的。一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专门去看望过他。他初来时也是一般秘书，归彭达彰领导，协助彭达彰工作。由于他是老干部，在他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彭达彰就分了一部分领导工作给他。后来，就也当了副主任，还取代彭达彰当了秘书室的支部书记。

何载掌权后不久，就调来了很多老干部。为首的叫闫草，是个地委级的干部，到秘书室管党支部。其余是：张殿科、程芝到一科；刘运到二科；袁林、马之江到三科；丛滋荣到四科；武允胜、方世郁、张一平到五科；王明宽、张道静到接见科。何载实际是要用这批人来取代原来的科长、副科长。这些人后来确实都是何载的依靠力量，在整风、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斗争我们“八司马”的骨干分子。

何载从西北局调来秘书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不了解。但他来秘书室，尤其当了秘书室的副主任之后，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很了解。这个人很骄傲，很自以为是，待人态度非常傲慢，动辄训下级、骂群众，会上会下，不分场合，谁要有一点小错，他开口就骂。他不是骂脏话，而是专门挑字眼骂，侮辱人家人格。秘书室有位女同志被他骂得差点自杀。我也领教过一次。我把一个报告送给田家英（那类报告以前一直是给田家英的），何载觉得该先给他，就对我骂开了：“你长着脑袋干什么吃的？不会干就别干。你的报告不经过我，就给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实说，我自参加地下党干革命，还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还从没被人这么骂过。我也没有遇到过他这样揽权，还蛮横无理的领导。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他的确有意见，这决不仅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为他整个的工作作风、他对待下属和群众的根本态度。实际上，秘书室对他有意见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个。所以，1957年3月在毛主席发表了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号召群众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之后，我们就酝酿给他提意见，由此爆发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2、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内部讲话后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众响应主席内部讲话精神，贴出大字报，给所在单位的党的领导提意见。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党校接受轮训，由于我是中办秘书室的，秘书室我经手的事情，别人搞不清楚，无法代我处理，我就要随时请假回秘书室处理事情。因此，秘书室同志们对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什么态度，我就很清楚。我们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讲话鼓舞，也受到社会上大字报的启发，就在一起议论给领导提意见的事，主要针对的是何载。议论的结果，就是给何载写小字报，后来写出的小字报（不是大字报）就贴在秘书室的会议室。

3、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1957年4 月27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之后刚好两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大字报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样是局部现象了，而是一些工厂、机关、学校，都纷纷贴出了大字报，对各自单位或者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中南海内也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整风运动。我们秘书室进行一人一票的群众选举，选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我得票最高，但因为不是领导，只担任了副组长。得票比我低的何载担任了组长。

秘书室当时有田家英、彭达彰、何载三个领导，大家对何载的意见最多。3月份，我们是在小会议室给何载贴小字报，这时我就带头给他贴出了大字报。由于秘书室很多人被何载骂过和粗暴对待过，都对他很不满，我的大字报一贴，跟着贴的人就多得很。越贴越多，就把秘书室的小会议室贴满了；继续贴，就贴到走廊上和大门外的墙上去了，还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来看。那时，秘书室在中南海丙楼的一楼办公，同一院区的甲楼住着刘少奇，乙楼住着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载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平等对人；另一个就是对群众没有一点热情，对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和提出的问题不认真处理，能推就推，甚至干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报说，何载到处吹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说赫鲁晓夫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等等。诸如此类。我反映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他动不动就训人、骂人都是事实，尽人皆知；我批评他那是欺负群众，是不平等对人，也没给他扣帽子，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八司马事件”之后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他也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只坚持认为其他几个人的大字报是造谣）。

大字报开始都只批评何载，后来就不点名提到“办公厅领导”。主要原因是，有些办公厅领导，如杨尚昆，的确是和何载一样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例如，刚解放不久，有个陕北的劳动模范老杨来访，办公厅就没有领导出来接待。这个老杨，在党中央还在陕北的时候，住得离毛主席、杨尚昆都不远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杨尚昆还常去他家里吃饭。可是这个老杨来了，杨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杨来的事反映给主席，主席很快就出来见了他，还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见了，杨尚昆或者其他办公厅领导还是不见；再如，有不少高级干部的家属来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进城后的变质行为，说一些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惯原来的老婆了，要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欢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从艰苦的革命年代过来的，资格都很老，级别也很高，还都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反映的问题又是很严重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但办公厅没有一个领导出来接待她们。后来我写了报告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这么多问题，很生气，叫罗荣桓去调查、召开会议拿出处理意见。主席有了指示，杨尚昆他们就起劲了，说：“下次再来，你报告上来。”可这也是说说而已的，下次来了，他们还是一个都不出来。所以，在给何载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情况也有分寸地带出来了，而且没有点杨尚昆的名。

4、在6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那些我们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人，实际就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贴大字报的事情，矛头对准的就是八个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认为我们写大字报给何载和中央办公厅个别领导提意见，是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是反党，要把我们打成右派。秘书室主任田家英（主任还是代主任？戚老说过田家英一直是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达彰，在观点上是支持我们的，因而遭受牵连，而且彭达彰已被决定调离秘书室。具体布置追查的是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载则让他亲自调入秘书室的那批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反办公厅的领导，是想把中南海搞乱。杨尚昆、何载他们这个搞法和当时社会上搞扩大化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社会各界许多单位、机关和学校，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风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向本单位的党组织和个别领导提出意见的人（有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当作是资产阶级右派来进行打击。

我们当然不服，因为我们大字报提的都是一些具体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就反抗，坚持认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向领导提意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是反党呢？这样，就开始了双方的大字报辩论。我们抓住他们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来进行反击，坚持说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他们。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党演讲，何载还专门派人参加。何载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观点，倒可能是反党的。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满口新名词，还懂法国文学，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之后，就听她的了。王文把谈的情况报告给何载，何载就说她“大胆、勇敢、有才华”。王文后来就根据这个精神，去北京大学参加林希翎演讲会，林希翎还在会上指着王文说：“今天，中央办公厅特派了王文同志来参加我的演讲会”，让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谁是右派？我们下面大字报这么争论也不能解决，直到 1957年秋季，全国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中南海这个事情却还是悬而未决。这就要提交给上级党委，即中直机关党委来解决了。

5、工作组进入阶段

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来秘书室接替何载的工作。同时，经由杨尚昆同意，以中直机关党委的名义，向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 （中直机关人事处长） 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正是这个工作组，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据何载后来讲，上面的领导在派晓岚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意见，是何载自己提出的：何载是老干部，只是有些错误，但不是反党。我们八个是反党。这个工作组在中直机关党委的支持下，从1958年3月到4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在大会、小会上斗争我们（是言论的，不是肉体的。我们后来批判他们，也是言论的，没有肉体的。双方都是文明的）。我这个名义上的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没有了发言权。

他们说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还从个人历史上做文章，说李公绰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1948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把我们八个人打成以林、李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其实，我当时贴的大字报是最多的，但因为我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大家认为我这个人说话实在，不说假话，历史又过硬（何载也承认我的大字报说的是事实，只是不承认别的几个人写的，说那是造谣） 。所以，他们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们批判何载支持林希翎的大字报贴出期间，刘少奇还来看过大字报，我已经听说了刘少奇表态说这样搞不好。刘少奇妻子兼秘书王光美退送相关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给我的，现在都不退送给我了。我的预感在何载自己后来的说法里得到证实，他说中南海的高级领导提出，在中南海写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这里面有问题，为什么要在中南海这么搞？这高级领导人何载没说是谁。但是从他的前言后语来看，是比办公厅的领导杨尚昆还要高的，那不是刘少奇，就是邓小平了。

关于李公绰参加国民党，那是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在抗战胜利的时候集体加入的，后来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就加入了共产党。他这个历史是清白的，在当时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1953年审干的时候，我是审干委员会的委员，了解他的情况（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这个问题，害得他想自杀，是我出来为他讲了话，他才没有出事）。林克则是地下党的老党员，燕京大学毕业，英语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书和正正规规的英文老师。他是专门搞“参考消息”的，经常和主席一起讨论国外的事情，知道许多核心东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组把林克找回来斗不说，还把他隔离起来。

工作组甚至布置人跟踪、盯梢我们。有一天，我去彭达彰的家，出来时一个人从暗处跳出来，把我一把揪住，带到工作组。这个人叫方世郁，原来是何载从青岛公安局调来的，现在被何载用来监视我们。我当时就提出了抗议，说这是搞非法监视，但晓岚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们宣布我们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都已经写好了，还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经说好了，叫王震准备接受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我们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都做好了离开中南海去新疆劳改的准备。

6、毛主席知情并亲自解决问题

就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新疆劳改的时候，整个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八个科级干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的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起来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毛主席5月3日回到北京。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八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二月讲话（指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 “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八司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7、尾声

因为毛主席的及时介入，我们“八司马”获得平反，最终没有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小集团”。“八司马事件”就此告终。在5月3号晚上的会议之后，中南海又召开了有中央办公厅各部门的干部参加旁听的揭批大会，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这些会议是在春藕斋开的，虽是由“八司马事件”引出，但从性质上讲是肃清“八司马事件”的不良影响，已经不属于“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了。当然，我们八个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而且我们得到平反后，是处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来整我们的人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批判、斗争，都不是肉体的，而是辩论观点，跟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是一样性质的。他们当时批判我们很文明，我们这时候批判他们也很文明。

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误的人是包括杨尚昆在内的一批人。在这一系列会议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何载、王文等四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八人也受到了党纪处分。

在“八司马事件”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都对毛主席都有些不满，都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上来，又把他们调回来整风，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1960年北京市把关于他们的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田家英传达了主席这个指示之后，我就主动报名去长辛店二七机车厂，从徒工做起，一边劳动，一边了解工业，并带上他们十来个犯了错误的人一起去（闫草请病假没去）（详情参阅后面的见第十一章）。我们在一起劳动了一年多，回来后我就向毛主席打报告撤销对他们的处分，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还有继续留在秘书室的。

何载是老革命，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确实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对的，因为打成右派就是敌我矛盾了，那时候也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杨尚昆将何载的问题定性为“内部矛盾”后，何载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劳动。

王文原来是北京地下党搞学生运动的一个支部领导，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是从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任上，调来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里当我的副手。这个人工作很勤恳，就是在整风运动时有点迷里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响，被她说服了，又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认为斯大林搞法西斯专政，杀了那么多人。在当时来讲，王文这个错误就很大了。

王刚只是秉承了上面的意见，执行的是杨尚昆路线。毛主席说了那是”拔红旗插黑旗”，那总要找几个责任人，既然王刚是接替何载的，那就要找王刚了，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样，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不错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机车厂的人就包括王刚。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我给主席打报告，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晓岚其实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纺织厂出身的党员，对党有深厚感情，后来当了纺织厂厂长，再后来调到中直机关当人事处处长。在“八司马事件”中，她是中直党委派来的工作组的副组长，可以说是奉命来整我们的。她坚决站在杨尚昆那边，她的概念很朴素，就是谁反对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谁就是反党。所以，她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5月3号她“顶撞”了毛主席，中直机关党委就准备拿她当替罪羊，说她犯了大错误，准备把她划成犯了右倾路线错误的人。我不同意这样处理她，站出来为她说话。我说：“晓岚处长只是执行了中直党委的意见，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她就跟主席讲了那么一句话，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这种认识，一般人都能理解。她只是工作方法上有错误，不是一个拔红旗插黑旗的人”。晓岚和王刚一样是执行杨尚昆路线的，杨尚昆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没事，倒要搞底下的人，这个理不顺啊。还有其他同志和我一样，也认为晓岚只是在毛主席调查的时候讲了自己的观点，算不得顶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观点，也没有批评她。所以，我们不建议给晓岚处分。但中直党委最后还是把她处分了。1960年我带他们犯错误的人去二七机车厂，考虑到晓岚对党有感情，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而且对待错误的态度也好，又是一个女同志，与我们十几个男的一起劳动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领导邓典桃讲了我的意见，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劳动了。晓岚原来是邓典桃的秘书，邓典桃当时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长征干部，他听了我的意见很高兴，就把她继续留在人事处工作。文革中，晓岚变成造反派了，因为她对在“八司马事件”中的经历有深刻的教训和体会，就告诉其他人，说毛主席对待给领导提意见是有区别的，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是可以的，只要提得对，还是好同志，就是提错了，也不能划成右派。这样群众就很拥护她，她在单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领袖了。后来我听说，1968年我被打成反党进了秦城之后，在江青、总理批判我的时候，晓岚站出来说：“据我了解，戚本禹是个好同志，不是反党，可能这里有误会。”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听说因为这个事有人要整她，但没有整倒。晓岚年纪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

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后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那是困难时期，他虽然没有怎么劳动，但也没有饿饭。1961年我给主席打报告，请求给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厂的人取消处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包括刘国峰、李东冶的处分，也都取消了处分，还给李东冶恢复了部级，让他当了辽宁省委书记，再后来当了冶金部长。毛主席记忆好，一次在一个报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说这不是那个搞黑旗事件的人吗？怎么升这么大官了？我说不给处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错误怎么还升官呢？主席这么一说，杨尚昆又把李东冶撸下去了。其实说他升官也谈不上，他原来就是省部级的。他的那些人也跟着下去了，他们就埋怨我，说你这个戚本禹报复起来也太厉害了。跟你劳动的人，都取消处分，分配工作了。我们也下放好几年了，我们也不归你管，你怎么跟主席报告，又把我们的职务撤销了呢？我跟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挺好，我跟他说，我真冤枉，这哪是我报告给主席的呀！

刘华峰原是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处书记，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调任中共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

那个跟踪监视过我的方世郁，是被划了右派的。他当时态度很不好，乱讲话，群众意见很大，划他右派时，全室的群众百分之百的赞成。但现在看，他也只是乱讲话，并不是右派。

我们“八司马”在这个事件之后的人生际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样的。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再后来汪东兴插手秘书室（当时秘书室已改组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秘书处了），也把“八司马”中的六个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余党”，送进了学习班。林克担任毛主席的英文秘书一直到1966年夏，1970年后在新华社和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做研究工作，1996年去世。

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这个“八司马事件”来教育党内干部，不要压制群众意见，要让群众说话。事件刚一结束，毛主席就把它作为一个冤案批给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各部委的领导人，但未得到响应。在1958年5月中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夕，毛主席还让林克和我准备个发言稿，就这个“八司马事件”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个发言。可后来邓小平以会议议程安排太紧为由，取消了这个发言。如果我们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或可能对当时阻止反右派进一步扩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处，或者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摘帽会有很多帮助。可是邓小平耍了手腕，把这事给压下去了。此后，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种场合提到了“八司马事件”，在一次给华东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马事件”时，还用了“看了催人泪下”的词句。1976年，毛主席逝世。又过了三年，即1979年，“八司马事件”就被翻了过来，说“八司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制造了何载、王文、晓岚等人的冤案，中央对于当年“强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撤销，恢复他们的名誉。

注14：有一次，我和沈栋年一起去主席家乡韶山，幸有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个画家，是去韶山画画的。张伯驹是个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欢李白，就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书真迹送给了主席。后来主席把这帧李白真迹送给故宫博物馆收藏了。大家都只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李白还是个大书法家。我们都很尊敬张伯驹先生，对潘素也很尊敬。

注15：马芷荪是田家英的相好，后来跟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结婚。田家英出事后逄先知遭到隔离，他写了一大摞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还说：“我和田家英是有夺妻之恨的。”可文革后，他又肉麻地说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是他的良师益友。

附录①：

戚本禹《容全堂的“历史真相”在哪里？》

何载的儿子容全堂 2007 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一文。该文是根据 1979 年“平反”“八司马事件”的调子写出的，人场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转载或者部分内容的引用。

容全堂为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30多年来一贯流行的“稀释事实，扭曲事实，改装事实，倾泻个人主观观点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挪动骨干事情的实际发生时间以建立某些事实之间本不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者颠倒它们的逻辑关联”等手法，将猜测、臆想、以讹传讹、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现实政治观念杂糅起来，就把一个真相本来清清楚楚的事件，写得毫无真相可言。

例如，容全堂在文章里说：“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18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容全堂写出的“历史真相”里，何载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尊重下属、不平等待人，变成了既表扬人，也批评人，只是批评人“显得急躁一些，“多了一些”；我们给何载提出的“三条意见”，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诬陷；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借故对我们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上罪名，变成了我们对他们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他们帽子1957年我们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变成了何载被我们打成右派，而我们在继1957年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之后，又在1958年，被何载的支持者杨尚昆操纵的工作组打成“反党小集团”，变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最高领导人”派人把争论双方的大字报都抄去看、抄去分析，并和争论双方和相关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做现场调查，自由听取双方的陈述，最后根据双方实际所为做判定、做结论，变成了最高领导人“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也是我们这些小科长们就可以“加以利用”的么？实际上，毛主席总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现场调查中得知有人对我们搞跟踪、盯梢，就批评“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革命群众”。

在八年后发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样坚持这个原则，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击的清华学生“智擒”王光美之后，也严厉批评学生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对待党内同志，而且在周恩来、林彪签字的王光美专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证据”，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击。这都说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样一个革命领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受（几个小科长）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对党内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容全堂还完全不负责任地说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对何载“推搡、打人”，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事实是，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上午，下午，有时晚上，都是文明的，没有推搡、打人的事。后来事件翻过来，大家发言，指出他们的错误，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没有什么“推搡、打人”，更没有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就是说，在整个事件前后，无论哪一方占了主动权，都没有向对方搞肉体批判。在春藕斋开会辩论，他们都是坐着的，从来没叫他们站起来过。当时是曾三作的记录，记到后来，他就写条子给我，那条子现在都还在。上面写：“主席（当时我是会议主席），现在我头痛的厉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让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也好，凡是说有“推搡、打人”，或者说“抓脸、揪头发”之类，都是瞎说。那个时候，就是社会上的辩论也没有推搡、打人的，遑论中南海里面？说“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后来人对当时历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证据，搞有罪推定。容全堂还暗示“戚本禹进入中央文革，就是因为在这起事件中获得了污蔑陷害别人的经验，被毛泽东看中了，8年后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即使是“带着这个事件的经验”，也和这个事件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有的话，那其他也有这个“经验”的人怎么就没有“荣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呢？我进中央文革是因为我此后八年的综合政治表现和学术成就，而不是什么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经验，具体说是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毫不动摇的坚持和我继1963年写出《评李秀成》一文之后，又写出了多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设想和建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现实要求。

引用到这里的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历史事实，还只是容全堂“历史真相”里的部分内容。他的整篇文字表达的东西，简直就是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不是在写历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说“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3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而且还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把60年代的文化界、史学界的争鸣与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挂起钩来，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预演和试验”的立论。“八司马事件”，表现形式上的确就像是一场“小文革”，但它不是“文革预演和试验”。因为当时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同志，都没有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八司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时搞“文革预演和试验”。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预演和试验”，那么，不同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的人，就会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阶级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这场“预演和试验”，得到的政治和阶级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里，林希翎来秘书室不是在整风运动之中，而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而且是来请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没有在整风运动中接待过她，更没有到北大去听去支持她那些导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讲——林希翎是因为她在整风运动时期在北大发表讲话，散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公开的直接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而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被刘少奇亲自确定为右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实，而是故意错置时间顺序，罔顾事实。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亲何载在“八司马事件”中，就没有被打成“右派”，容全堂说他被打成了右派，还说他是第一个被加上“党内”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何载、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为在“八司马事件”中的表现和做法违背了党内民主原则，混淆了敌我矛盾等错误，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我们“八司马”是何载的下级，都是没有权力给他们带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 （田家英、彭达彰），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可是，容全堂为了掩盖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迫害我们的历史真相，同时制造一个何载他们被我们打击迫害的“历史真相”，就说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比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慢了半拍”——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结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才开始。可是，无论容全堂怎么制造“真相”，中南海的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都是和当时全社会的运动完全合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正是在这个基本事实下，是何载作为秘书室的领导，要把我们这些给他提意见的下级打成右派，而不是我们这些下级要把他这个上级打成右派。请问容全堂，党内生活中，下级可以给上级做组织处理的结论吗？容全堂连这样的常识都不能面对，就只好制造一个毛主席被我们小科长“利用”了的“真相”出来。够了，不必再“例如”了！……

容全堂不但对“八司马”的对立面尽情颂扬，对毛主席和我本人公开地用“春秋笔法”进行“笔则笔，削则削”，而且还对另一位当事人林克坚守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很不尊重，他写道：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 1997年 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1958年盛行的极“左”观点写“黑旗事件”。

为什么林克就不能坚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坚持1958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须按照后来的政治观点来写“黑旗事件”？后来给出的所谓“极左”，具有特定的含义，与当时的“黑旗事件”根本挂不上钩。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极左”，那显然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极左”，是他们把给他们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进而打成“反党小集团”，这不是“极左”，是什么呢？毛主席是及时制止了他们“极左”行为，把一起何载等“极左”分子对“八司马”制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现在的历史写作，滥用“极左”一词，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极左”，还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说成是“极左”。所以，“八司马”就成了“极左”分子，毛主席给“八司马”平反也成了“极左”行为。照这个逻辑，1949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小日本，打国民党，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也是“极左”了。这真是荒谬之极！

我是“八司马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而且，就给何载写大字报而言，我的确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于何载等人对我们搞打击报复，后来的事情都脱离了我个人和我们八个人的控制。这正是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转，我们才获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后，这个事件再次翻转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写在这里了，对历史做了一个完整的交代，算是向历史作一次证。这个作证等于是为那些曾经遭受何载和工作组打击，后被毛泽东主席解救出来，现在又重新遭受污蔑却不能再做申辩的逝者说几句公道话，也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的党内民主作风提供一点证明。容全堂可以继续抹黑我本人，继续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继续抹黑毛主席。但是，处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敬请还是下笔谨慎一些，留给后人一些真正的历史真相，不要为现实政治主导下的主观观念所支配，留给后人一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历史垃圾。毕竟，历史和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终归是自有判断的。

附录②：

《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

容全堂：中南海“黑旗事件”

50年前的1957年至1958年，全国掀起了整风反右运动，处在核心领导层的办亊机构——中央办公应秘书室，无一例外地也开展了整风反右。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容，围绕该室负责人何载同志是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了激烈争论，起初，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新的“八司马事件”，这就是“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人受到诬陷或株连，中办秘书室的人马几乎被全部解散。

戚本禹罗列罪名批判何载

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何载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简称：中秘室）负贵人、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下属：居仁堂后楼支部、机要室支部、秘书室支部），主持秘书室的全面工作。中秘室有工作人员70多人，戚本禹和林克（毛泽东的英语导读）都在中秘室。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民众提出批评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了整风运动的热潮，普遍展开了大鸣大放。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曾受到何栽批评过的几位年轻人，在中秘室整风运动动员会后，拿出亊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提出要大鸣大放，由远及近地联系中秘室的情况，对何载开始了揭发批判。

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向中办领导做了假汇报，说秘书室人员对本单位整风不感兴趣，对社会上整风有兴趣；有人攻击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何载利用他们为骨干，把整风中的积极分子打成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何裁、王文（时任中秘室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对她的翻案表示同情和支持。

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多数人认为大字报鸣放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多次反映无人理睬，也不许当事人申辩。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骗子李万铭”……

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中直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

从6月下旬开始，何栽专事写检查、反省材料，接受批斗，不许参加任何工作会议，导致他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也就在全国反右斗争告一段落的9月份，领导决定调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王刚（己故）、李东冶两人分别接替何载檐任的秘书室负责人和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的职务，9月底，派何载同志到十三陵水康参加水利建设。

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要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实践设明，处理敌我矛盾不能用“四大”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用“四大”的方式。1980年1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戚本禹：何载是“黑旗”代表人物

据说，刘少奇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赧，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即戚本禹等人）成员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当时国际友人常来中南海），不利于领导机关办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联，毛主席常去那里散步，会干授和影响他的工作。对领导同志有看法、有意见，属正常现象，可以写小字报，也可利用晚问或节假日时间，在西门政治局会议室开会提意见反映问题，不要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种方式不妥当。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刘少奇出面过问此亊，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中直机关人亊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党委对何载问题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针。

绝大多数人拥护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和做法，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则始终坚持罗列的三个问题，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栽定为右派分子。

戚本禹等8人把两种不同意见比喻成两种不同的旗帜，主张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红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黑旗”，何载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戚本禹私下向江青反映秘书室的整风动态，说他们8个人被人跟踪、信件被检查、个人历史受到审查，认为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领导是在袒获和包庇何载。

戚本禹引火烧身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58年3月，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中办主任兼中直党委书记杨尚昆等多数人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求中直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中秘室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亊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在5月3日，召见了杨尚昆、刘华峰、王刚（已故）、晓风、李藤、戚本禹、林克等人，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汇报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干部，说他们压制批评，一些年轻人提点批评意见，不是反党嘛！

一位曾参加汇报会的人回忆说：在毛主席批评后，如果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人当场承认错误并做出自我批评，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但在毛主席批评后，中直机关党委干部晓岚不服气，正面顶撞了毛主席，她说：他们攻击中直机关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应杨尚昆主任，这还不算反党吗？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说：哟！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我看需要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后再处理。

毛泽东一边倒的态度，大长了戚本禹等人志气，导致了杨尚昆等多数人处于被动的地位。

毛泽东挺戚本禹中办秘书室八成人受处理

1958年7月中南海党总支在春藕斋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会上传远了毛泽东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主要是5月3日召见双方人员的谈话〕。

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回忆，中南海党总支负责人在会上讲：

“原来党总支批评教育的同志中有一位秘当室的干部林克，他同时又是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毛主席学习英文。当时毛主席南下视察，几次问到为何林克没有随行，主席秘书叶子龙找各独理由来解释，最后主席要林克立即赶到南方（长沙）。”总支负责人还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亊，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说领导派人对他们进行盯梢，检查他们的信件，审查他们的历史，扶右反‘左’，等等。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

随后，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18人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还给张希曾、程之、张殿克、景文焕等50多人做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装入本人档案。

受“黑旗亊件”错误处理的人，占中办秘书室80%左右人员。中直机关党委、警卫局、中办直属单位受牵联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受处分、受牵连的同志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中办秘书室几乎到了解散的程度。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应宣布：“黑旗亊件”是一起大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为王文、何载等4位被错划右派的人彻底平反；推倒强加在王刚（已故〕以及18位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对张希曾等50多位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恢复名誉。1980年经中央批准，恢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建制，后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十二期）

第九章 毛主席派我们到四川种试验田

1、大跃进中, 中南海里也建起了三座小高炉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中南海里也不例外。刚刚从“八司马事件”中被毛主席解放出来的我们，那更是热情高涨，干劲冲天。我们响应党中央大炼钢铁的号召，夜以继日地在中南海里垒起了炼钢的“小高炉”。那个时候，在中南海里面一共垒起了三座小高炉，其中一座是机要室垒的，一座是我们秘书室的，还有一座是后楼研究室的。

老实说，那时我们对如何炼钢，实际上是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就是冲着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一定要把钢炼出来。我们一面看书，按照中国古代的方法去炼钢；一面请冶金部冶金研究所的同志来跟我们上课。炼出了一块钢之后，马上就拿到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去化验，看看是不是合格。人家看到是中南海送来的，当然不敢怠慢，就一次次地给我们化验。而当时我们是连一点成本的概念都没有的。

朱德，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都到我们小髙炉旁边来看过。他们都竖起大拇指，赞扬我们干得好。

毛主席也来看了。但我发现主席看了之后就只是朝我们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心里就想，主席对我们这样的做法明显的是不赞成的，不然他一定会表扬我们的。可他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批评我们，他这是不愿意打击我们的积极性。主席对群众的积极性从来都是很注意保护的。说实话，我很能理解后来庐山会议上人们对彭德怀的愤怒心情的：别人都在没日没夜、拼死拼活地干，你什么事都没有，到头了却过来说风凉话。

白天，我们仍在秘书室上班，处理各地的来信。那时我们所收到的信件中，最多的就是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的捷报。而在来信中提出反对意见的很少。

我记得很清楚，上海的一家工厂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辆小轿车，把它开到中南海来展览。那是了不得的事啊，解放前我们中国连一辆完整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现在不但生产出来解放牌大卡车，而且连小轿车都造出来了。中南海的人都去围着看了。我看那轿车的外壳好像还是人工打造出来的。杨尚昆也来看了，经过了“八司马事件”，他和我们的关系明显地改善了，他也时常到我们中间来走走了。他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也可以去买—辆，开着车来上班多好。这事当时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可他说，你看人家苏联，青年人都是自己开着车去上班的。我说，要买那也是杨主任这样的才能买。他笑着说，我不用买，我有公车。除非等我退休了，才会去买。

应该说，大跃进所激发起的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也确确实实的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虽然说那时有好些事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它确实是鼓舞着人们，在很多领域里创造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出来。我们国家好多东西〔包括原子弾、导弾事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的。

现在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大部分都为了找些可以用来攻击毛主席、攻击共产党的东西。真正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的却不多，即使有也多是不让发表的。

群众的热情中带有肓目性，这是不奇怪的。问题是在这种群众热情的背后，却隐藏着由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刮起来的“浮夸风”。这才真正是要命的。

2、从“共产风”、“浮夸风”到“高指标、高征收”

从刘少奇这个人的历史来看，他一直是忽左忽右，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解放初期，他对合作化所持的消极反对的态度，和提出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都被毛主席批评为右倾思想，并且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可是，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却又表现得非常起劲。这可能与他即将就任国家主席有关系，新官上任，总要做点成绩出来。他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你去看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他在大跃进期间到各地的讲话，好些话简直就是在说胡话。

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处理“炮轰金门”这件事上面去了。所以刘少奇那时实际上已经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了，因为他即将就任国家主席，所以跟着他后面的人，上上下下都有一大堆。

在那个时候，刘少奇讲了很多过头话，例如，“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刘少奇的原话，由于他是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这些话到了下面，就成了刮“共产风”的源头了。他还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什么“男女分营”，要把一个个好好的家庭都拆散，夫妻俩只有在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好些地方都已经按照他说的去实施了，可这样一来，就弄得怨声载道，严重地影响了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极大地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事实上，这连他自己都不会真正拥护的。陈秉忱告诉我，毛主席对刘少奇的这个主张是很反感的，说他自己和王光美就分不开。根据刘少奇说的，在中南海里一度也酝酿起了要取消家庭。说中南海有很多大屋子，男的可以住在这里，女的住到那里。这样一来，搞得我们也都是人心惶惶的，整天担心着自己的小屋会不会给收回去啊。如果收回去了，那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那可能大家还不会太在意，可那是刘少奇的讲话，你能不把它当回事？

陈伯达那个时候也跟在刘少奇的后面，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取消货币和商品，还说通过“穷过渡”也能进入共产主义。他的文章一出来，就马上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取消货币、商品，那你公社就可以共大队的产，大队共小队的产，穷队共富队的产了。这就是所谓的“一平二调”。后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把它比作是“青抢红偷”的“青红帮”。

然而在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的饿死人就是和这个“浮夸风”密切相关。

“浮夸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放粮食髙产的“卫星”。而那些所谓“高产田”、“亩产万斤”的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刊登出来的。邓拓当年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而邓小平则是党内分工主管《人民日报》的。当时，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而毛主席又是怎么讲的，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当时还印成了书，在全国发行。

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说他现在不是担心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了。人家报亩产已经达到上万斤了。刘少奇还问人家，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点。这种话当时都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也浮夸得厉害。还有几个大区的书记头脑也都是比较热的。河南，山东和安徽这三个省都在相互“别苗头”。你报亩产几千斤，我就一定要超过你，要上万斤。你搞了上万斤，我要不搞上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了吗？那我就要报得更高。这到后来就迎一贴常识都不讲了。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你就连麦秆一起称，也没有那么多的。

当时东北地区还是比较稳的，没有怎么瞎报产量。1958年9月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增产20-30%，邓小平就批评说：别人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把当地的领导骂得灰头土脸的。他这话就登在1958年10月的《人民日报》上。

邓小平那次去东北视察，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时被一个不知什么的虫给咬了，手臂肿的很厉害。田家英回来跟我说，邓小平下令，让医院一定要给他治好。田家英为了这事非常感激邓小平。不过田家英也说，邓小平虽然是生在农村，但他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从来就没种过地，农业上的事他根本就不懂。

据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当时各个地方也有不少人是反对搞浮夸的，可他们却都被认为是思想保守而受到批判，有些甚至受到处分。最典型的像安徽的省委书记曾希圣，他不但搞浮夸搞得厉害，而且他底下的人都不能反对他，谁反对他，他就说人家是右倾，反党，就把人家打下去。换了一批人上来，还是反对他，他就再把人家打下去。这样几次一打，还有谁敢再反对他。毛主席开始对他还挺相信的。山东的舒同搞浮夸出了问题，主席就让曾希圣去把山东也管起来。可后来一了解，曾希圣的浮夸比舒同还厉窖，就叫他不要再管了。下面对曾希圣的意见也反映到中央来了。刘少奇说，这个人曾经对革命有过特殊贡献的，除了毛主席，谁对他有办法？河南的吴芝圃吹牛也吹得很厉窖，他也整了很多反对他吹牛的人。

“浮夸风”所引起的粮食生产的“高指标”，直接导致了1958年秋季粮食征购时的“髙征购”政策的推行。你报了一亩地能打两千金粮食，那征购50%、就是一千斤。结果你实际上连一千斤都达不到，那征购以后，农民就颗粒不剩了。

3、毛主席根本就不相信报上的“卫星”：亩产万斤粮

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他对这一时期主席的情况很了解。那次他随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看到报纸上登出来的那张小孩子站在麦穂上的照片，就去问林克，报纸上所说的事情，他到底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能想象把那些麦穂堆在一起，是很匝实的，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但那并不是自然生长的，是人为地堆出来的。我问林克那是不是真有万斤粮呢。报纸上说，主席在天津问了：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林克告诉我，主席这样说，就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的。主席说了这些话之后，就叫林克他们去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事给弄清楚。林克他们下去一了解，原来那是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的时候，半夜里把好几亩田里的小麦、稻子都挖出来，把它们都集中到一亩田里，然后浇上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地几千斤的，但是一万斤是没有达到的。他把了解到的情况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原来是这样的。林克还告诉我，当时主席特别关照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千万不要跟着去瞎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

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也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拜农民为师。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4、到四川种试验田

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 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同去的骆文惠是来自四川重庆的一个姑娘，她是二科的科员。李学谦是三科的科员，来自河南，也是一个女同志。我们一行来到了四川省新繁县的大丰人民公社。

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要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实验田有困雏。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她倒是也搞了块实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

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我姥姥是个贫农，那时我常帮着姥姥在田里干些农活。虽然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就很不错了。现在，毛主席要我们来实地做调查，我是很高兴的，我心里也很想搞清楚，在一亩地里究竟能生产出多少粮食来。尽管在农田里劳动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种水稻，两条腿泡得黑乎乎的，时常还会有蚂蝗爬在你腿上吸血。

我种的试验田是在新繁县崇义乡大丰公社第四中队的第六小队。听说我们是中央派下来的，当地的干部都很积极配合。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稻田。说是一亩，我不放心，就自己去丈量，宥六百六十多平方米，差一点就是一亩。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代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尽管小时候也在地里劳动过，可真正对农活却还是一窍不通的。于是我就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怎么套牛、牵牛、架犁、扶犁。一开始我觉得这挺容易的，比我写文章找材料容易多了。可实际一干，就出了洋相。那农田下面的土层其实是不平的，不同地方泥土的硬度也不一样，因而是有深有浅的。所以扶犁的时候是有讲究的，碰到硬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把犁尖翘起来一点，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就拉不动。可我开始并不知道，看到前面的牛停下来不走了，还以为是牛偷懒，我挥动鞭子就往它身上甩，想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就一个使劲往前冲，一下把犁都弄断了。前面我嘴里还哼着小调，一付很得意的样子，忽的就叭嗒一下摔到在田里，弄了个嘴啃泥。田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非常狼狈。边上的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看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带我去附近河里洗了洗。再回来一看，犁也坏了。那犁可是农民的宝贝，当时这样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忙说由我来赔，当时我的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这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是一位公社来的干部说，上级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的农具都由公社负责来赔。我现在想起这事来还是觉得挺内疚的。

换了一付犁，我想再给牛套上继续去犁田。可那牛是会记仇的，它死活也不让我套了。这时老农民对我说：你要拍拍它的马屁才行。我问，怎么拍牛的马屁呢？他就教我，你去弄点它喜欢吃的嫩草来喂它，喂的时候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你一边喂还要一边向它作检讨，说牛啊，对不起，我让你受惊了。我照着样做了，果然有效。没多少时间，那牛又听我使唤了。不过，打那以后，队里干部就不怎么让我犁了，怕我再弄出事情来。

耕完田还要播几天，让太阳晒一晒，然后再用耙来把整块田粑平整了，这样放上水以后，泥块在水里就变得细腻松软了，这时才可以在田里插上秧苗。

那时的报纸上整天都在宣傅要密植，说只有密植才会髙产。而且（四川）省里还规定，要用什么“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的方法进行密植，也就是把秧苗插得越密越好。可当我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时候，农民却对我说，老戚啊，你要信了报上说的那套，那你的试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听了那些宣传是已经吃过亏的。“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了，可等秧苗长起来的时候就倒伏了。农民讲种地的学问，可能是讲不过教授、学者的，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耕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你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的。我觉得，这就跟毛主席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我就说：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后来关于这个密植的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

接下来，农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对庄稼来说，人粪是最好的。他们还说，我们去拉，人家不会给我们。你是从中央来的，你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拉着板车到成都市里去拉粪。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从新繁县崇义乡到成都市区，大概有20多公里路。有时在路上遇到下雨，我们就躲在板车底下躺一会，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我们刚从城里拉着粪出发，就下起了大雨。雨太大，回不去了。我就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省委的招待所在老皇城里，那里过去是个军阀的公馆。招待所的门卫一看我们是拉粪的，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去。一起去的农民指着我跟他们说，他是中央下来的人。人家不相信，哪有中央下来的人拉粪车的。我告诉他们打省委某个处长的电话，他们打了电话，知道我确实是“北京来的”，马上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洗了热水澡，换了衣服。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了招待所，回到了新繁。但从这以后就是再遇到大雨，我也不去招待所了，因为我觉得这怪麻烦人家的。我们老祖宗种地，是没有化肥的，都是用人畜的杂便来当肥料的。那时四川还有种苕子作肥料的。苕子的学名叫紫云英，它的嫩叶和苗尖还可以吃。但是你把苕子翻倒在田里烂了，那就是肥料了。我看到当时报上都登着，施肥越多越好，这样产量才会上去。我就想把拉来的人粪都浇到我的地里去。老农看见了就对我说，老戚，你贪心了。实际上并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够了，多了，庄稼反而长不好，干不好还会把庄稼弄死。不信，你拿几棵秋苗回家去做个试验就知道了。我照老农说的去试，果然到了第二天，秧苗就枯萎了，没两天，秧苗就死了。拔起来一看，底下根都烂了。泥土太肥了，把秧苗的根烧死了。

等插下去的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去间苗，就是要把长得不好的苗拔掉。我说，拔掉后不是苗就少了吗？老农就说，这种长得弱的苗以后是不会结果实的，但你不把它拔掉，它就会争肥，这样就影响了好苗的生长，就会影响收成。老农还教我看什么样的苗算是弱苗，要去掉。

那个一直在帮我的老农叫老宋，他跟我非常要好，我很相信他。从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间苗，整个田间管理，我都是跟他学了，然后自己来做。那农民可真好，你只要跟他们交了朋友，他们什么都跟你讲。老宋叫宋德成，他后来当了大队书记，2012年我到四川时，去看他，他还健在，居然也还记得我。他说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坏人看过。我问他，我当年种的田呢？他指着一群楼房说，都盖了楼房了。我顺着他指向看过去，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住宅区，已经没有耕地了。

我那时种的是早稻。过了几个月，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让队里安排了民兵，叫他们扛着枪日夜在我的试验田四周把守着，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若带出去。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个稻穗都不许落下，全部都要收起来。然后就放到打谷场上，在一个方桶形状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摔垫很好使，一摔稻粒就下来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等到过秤的时候，我眼晴就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盘是500多斤，不到600斤。老农们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能超过它的人并不多。现打的稻谷里还含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到底会掉多少，我不知道。我就根据老农告诉我的经验比例值来做调整。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是要报告给毛主席的数字，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

5、与劳动模范罗世发的谈话

在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整个过程我都是在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500多斤。另外，我划出的一块麦田，那是人家已经在种了的。我没去参加管理。但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也像秤水稻那样的一斤一斤地把它称出来，共计是三百来斤。老农们也说我的产量不低了，能超过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那你们的报告不是说平均有二千斤吗？农民回答我：那都是干部让报的。你不多报点，他们怎么升官呢？我又问:那亩产万斤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那所谓的万斤粮，是把快熟的稲子从其他的地里挖出来，然后把它们集中到一亩地上去，这就是卫星试验田。那么多稻子塞得田里都满满的了，小孩子都可以站上去踩。这情况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所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

当时，在农业战线上有两个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一个是江苏的陈永康，还有一个是四川的罗世发。可是之前，在罗世发给主席的报告里，也说他种的地亩产是两千斤。但我听当地的农民讲，本来人家是要他报一万斤的，他坚决不肯，只报了两千斤。我就想，我得到的产量只能代表我这个地方的粮食产量，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当地农民说的话也不能全部相信。我应该亲自听听罗世发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才能下结论。于是，我就决定亲自去拜访罗世发。

罗世发当时有一大堆头衔：四川省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等。各地去找他的人很多，他都应付不过来。他不是我所在的这个公社的，我要是一个人自己过去，恐怕还见不到他。所以，我就联系了新繁县县委的曹书记，曹书记是个地道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可他对知识分子很尊重。我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又从中央来的，他对我也很尊重。我和他很谈得来，在谈话中我觉得，他也希望国家做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实际情况。我跟他说，我这次下来就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实情况。他跟我说，那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能辜负毛主席的委托。从我下来以后跟他的几次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个蛮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是愿意让我调查到真实情况的。尽管他往上报的也是亩产两千斤，但他实际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说，他要不这么报告，他这个书记也就当不了。就是这样报了，他还挨批评呢。因为他报上去的产量在各县的报告中还是最低的。

我把想去和罗世发见面谈谈的想法说了，曹书记一听，就说他陪我去。我说，不行，你是人家的父母官，人家见了你可能就不敢说话了，还是我自己去谈吧。你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就说我是个不懂农业的知识分子，想跟他请教点有关农业的知识。曹书记爽快答应了，马上通过电话和罗世发打好了招呼，还叫了崇义乡的周书记陪我同去，给我领路。

那时陈伯达的秘书史敬棠正好来四川办事，他顺便过来着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来看我。他也想顺便了解一下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已经约好要去看罗世发，我就让他跟我一起去。我又叫李学谦也跟我们一起去。

去找罗世发谈话，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他是个党员，又是人民代表。只要我能讲清利害，他是会说实话的。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只想知道他真实的产量究竟是多少。

我们几个人同罗世发见了面以后，我就感觉出来这个劳动模范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没有脱离农民的本色，他和有些整天只想吃吃喝喝的干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赞扬他这个农业专家对四川、对国家作出的贡献，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自己种试验田的详细经过，还说自己并没有按照报上说的那样去做密植。他听了就说：老戚啊，你不用多说了，其实在你刚开始种试验田的时候，我就已经去看过了。听他这样说我倒觉得惊讶了，问：你这个劳模，真去看了我的试验田？啥时候去的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他说：你插秧的时候，我就过去看了。上面派下来种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说田家英带了个工作队来种庄稼，我就想去看看是不是又是下来做做样子，来瞎胡闹还是干啥的。我还带了几个公社里的人一起去的。我看了以后就跟他们说，这个工作队看来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这个试验田种的是内行的。我一看就晓得，你那个插秧不是根据上面规定的‘双龙出海’，是按我们农民的意见插的。他又说：我们实际上也没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在我们的报告上还是要写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做的。真要搞那个密植的话，那是要死苗的。我们都是7、8寸的距离，都不是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太密了，苗长不大就倒了。你们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来做的。毛主席派来的人就该这个搞法。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问：那你的产量为什么那么高呢？我却才这么一点儿？才500多斤？他听了就显出了有点为难的样子，瞪大眼晴看着我，不说话。不过我看得出，他并不是对我的话有反感，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就说，老罗啊，你别看毛主席地位那么高，他的计划，他的指示，可都要根据下面真实情况来定的。下面报告上去的情况如果不真实，他的指示就会脱离实际了。毛主席就好比是一个加工厂，如果材料不好，那出来的产品也就不好了。所以，你可要说真话啊。要都是假材料，叫毛主席怎么领导啊？你看，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种的试验田，用的方法都跟你的一样，可产量也就几百斤，哪有几千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到这个时候，罗世发才说：老戚啊，你别问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哪有什么两千斤啊？连两千斤都没有，又哪来的一万斤呀？我这个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的种子也是最好的，结果也就打了八百斤。他们省里派来的干部整天都在这里，都知道真实情况的。但让我到各个地方去做报告，人家都是几千，几万的，我这个劳动模范只打了几百斤，那不是给领导抹黑吗？为了不给领导抹黑，我就只能说两千斤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两千斤，就是八百斤。

我又问他，那别的地方也都是瞎说的？他说，别人我不敢说，江苏的陈永康，他报了最高四千斤。我问他，你是怎么打的？我们都是种地的，都知道的，谁也骗不了谁的。陈永康就跟我说，老罗啊，别问了，你都知道，还来问我，哪里有四千斤。我问他，那你去年到底打了多少？他说，也就八百来斤。

这就是当时四川粮食产量的真相，从中也反映出了全国粮食产量的真相。我们是几个人一起去的，在现场听罗世发说出这些真相的并不是我一个人。

跟罗世发谈完回来，我把谈的情况跟县委的曹书记说了。曹书记说：罗世发报的这个产量，下来的干部都不敢去推翻它的，也推翻不动的。你是用了什么法子啊？我说：没用什么法子呀，就是实话实说，我告诉他，你这个劳动模范的粮食产量，牵涉到国家制订的计划和毛主席的决策。可能是我的诚恳打动了他，他才跟我讲了实话的。我又问曹书记：我把情况报告上去。将来，你要是为这事挨批评怎么办？他说：你的调查跟我没有关系。你在报告上别提我就可以了。一个多好的干部啊，可在那个时候也不得不说点瞎话。

6、给毛主席写《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

和罗世发交谈之后，我就把我种试验田的结果，和从罗世发那里所了解到情况分别写了一个报告。在关于试验田粮食产量的报告中，我如实地写上了自己所种的试验田的产量，我还特别强调了我用的都是最好的土地、最好的肥料和最精心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谈话情况的调查报告，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说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因为史敬棠也参加了和罗世发谈话的全过程，而且他还当场做了笔记。我把报告写好后，就跟他说，你也听了罗世发说的，这是给主席的报告，你也看看。他看了以后表示同意报告的内容。我说，那你也一起签个名吧。史敬棠也是赞成要对毛主席讲实话的，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名。他的级别比我高，是抗曰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又是陈伯达的秘书，影响力比我大，我就让他把名字签在前面。李学谦也参加了谈话，我让她也签了字。所以最后这个报告是三个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学谦。报告的题目就叫做《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

报告写好后，我就立即派人把报告直接送给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在报告上加了一句：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们亲自调查得来的报告。把报告呈交给了毛主席。

附录：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

田家英同志：

我们在6月7日到四川新繁县禾登乡罗世发所在公社访问。参观了他们的庄稼、食堂，并和罗世发（他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劳动模范）谈了一阵。

罗世发所在公社原来是新繁人民公社的禾登大队，权力下放以后，改为公社。罗世发现在具体来到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第一管理区共有土地5600多亩，人口3400多人（862户），劳动力1800多个。我们在访问中，着重了解了这个管理区取得粮食产量和并田、密植等问题。现将我们了解到的一些问题和罗世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报告如下：

一、去年的产量究竟有多少？

去年中共新繁县委整理的关于选派罗世发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材料上说，跟世发领导的那个管理区水稻平均亩产量是1929斤（以稻谷计算，市斤制，下同）比1957年增产214%。

今年3月，罗世发在省万人生产动员大会上说，他们管理区，去年水稻平均亩产量经过地委、县委反复查仓核对的结果是1304斤，比1957年增产112%(见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报》)

但是，这些数字都不真实。实际上，去年水稻平均产量远远没有这么高。今天他谈出真心话。他说，就他自己在小队里参加收打的情况计算，水稻的平均亩产并没有突破千斤关。真实情况是：双季稻：两季加起来，平均亩产有1000多斤；

中稻：一二等田，平均亩产量有700多斤；三四等田，平均亩产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块最好的上等白鳝泥田，亩产量是900多斤。

他们去年双季稻的面积占水稻面积的30%。这样，早、中、晚三季加起来拉平计算，平均亩产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罗世发认为“就按上述真实产量数字，去年的农业产生还是大跃进，成绩是很大的，是谁也推不翻的。

罗世发还谈到他们这个管理区几年来水稻平均亩产的情况，现列表如下：

年代
1955
1956
1957
1958

产量（市斤）

605
608
613
750

根据这个增产数字，1955到1957两年水稻增产率只有1.32%而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间，水稻增产就达到22.34%-32.12%之间，这个管理区增产速度是很快的。

罗世发说，“毛主席讲得硬是对，一亩田能增产个二三百斤就算成绩很大了。不讲去年跃进数字，今年谁真正做到平均亩产800斤，都是应该得到金牌奖章的。”

他又说，“事实上去年真正能产上个八九百斤，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在一起讲私房话，全国最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康的水稻，平均亩产只有八百斤，报的却是二千斤。这是私房话，不能追究，追究起来，开起会来会要整死人。”总的来说，罗世发是一位风格相当高的农民党员。但是他和我们谈水稻真实产量时，思想上还是有矛盾的。他说：“产量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说不对，否定了大跃进。右派才否定成绩，我怎么能否定成绩！”有时他又说：“我是共产党员，当不当全国代表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你亩产七八百斤，却上报二千斤，国家说打个折扣吧：一千四，征购四百斤，给你们剩一千斤，几百斤做口粮，几百斤做牲畜粮，留几十斤做种子，几十斤储备粮，多余的还可以再卖点给国家。这个账不是很对吗？好！四百斤征购粮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了很多报告，你虚报个跃进数字，国家计划就要受影响，更严重的是社员吃饭问题，这是个大事情，如果交了粮吃不上饭了，怎么办？我着急啊！”“主席讲得对，要说老实话，农民听了都赞成（按：他们公社向农民讲述了毛主席要讲真话通信的精神，但没有详细传达毛主席的通信），去年报这么多，今年怎么办？我们当干部的心焦啊！”“当然我们这个队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许有先进的。”“刚才说的这些话别人来了我不能说，参观团，记者来，领着他转，什么也看不出来。报二千斤，我也能报，抽查也抽查不出来。你们来了我得说真话，说真诂，对党有好处。”“别人来我也不敢说，说了背时，开会一追，是否定大跃进！”

新繁县今年和去年的粮食产量，现在还没有最后算出来，罗世发说，党委也没有做研究，不敢说。一种估计是400斤左右。但从今年春季麦子收交帐上看，似乎不够这个数目。罗世发这个管理区今年小春麦子是880亩，完成征收人任务22万斤，留麦种17000斤，还有3万斤没打的麦泡泡。照这样算，产黄有340?350斤。究竟实际有多少，还摸不很准。这个管理区有一块1亩多田的麦子，长得最好，原来计钊是亩产1万斤，专家评定是2000斤。生长后期李井泉同志来参观过，说起码能打2500斤，实际收的结果是亩产788斤半。这块麦田高产的经验是：

肥料足（泥巴肥1万斤，商品肥100斤，尿水100挑）：深耕1尺，种子35斤；密植规格3×7寸。

二、卫星田造成的浪费很大

去年这里也刮了一阵并田放卫星的风，在人力物力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整个管理区并了40多亩田，动员了600多个劳动力，搞了三四天。结果并的秧子都沤烂了，臭气四溢，颗粒未收。按照平均产量计算，这40亩田少收谷子3万多斤，可以供给全管理区社员吃半个月。此外，为了并田还吹了许多竹子做搬运工具。群众到现在还对这件事情不高兴。

三、密植问题

罗世发对现在推广的密植规格有很多意见。

去年这里总结和推广的水稻密植规格是3×7寸。但实际上农民栽下去的大多数是4×7寸、5×7寸，有一小部分是4×8寸、5×8寸，或者是“7寸、7×7寸的。真正栽下3×7寸的并不是很多。此外，他们去年还试验栽了一些1×2寸、3×3寸，2×5寸和3×3×7寸的双行条栽（即双龙出海〕。从收货的结果看，过分密植的1×2寸产童最低，亩产只有几十斤。3×3寸、2×5寸和3×3×7寸的产量也不高。产最高的是4×8寸，亩产有八九百斤。

今年上级全面推广3×3×7寸、3×7寸的密植经验，而且规格质量要求很高。许多社员和干部思想不完全搞得通，但是又不敢讲。现在秧子长起来了，又开始返黄，追加肥料又怕倒伏。特别是3×3×7寸的早稻，庄稼样子长得虽然很好看，但实际上质量最差。罗世发领我们参观时，用手拨开田畲中的禾苗给我们看，许多禾苗茎部细弱，子母秧枯萎，吊吊短小，有有效穗只占三四成。罗世发说：“如果记者专家来参观，站在田坎上看看，数数田边上的吊吊，敲敲算盘子，保险能敲出个一二千斤。但是最后打起谷子来，没几百斤。”

罗世发说“密植还是好的，也不能保守。有些规格才栽了一年，还不能就做结论。有些规格栽下去后，减了产，也不能都怪密植，因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根据目前条件，大面积的密植规格还是4×8寸、5×7寸、7×8寸，为好。

罗世发听说我们所在的大丰公社今年栽了很多6×7寸、7×8寸的秧子，他说：“现在6×7寸、7×8寸的抬不起头来，将来收谷子倒可能翘尾巴。”他的理由是6×7寸、7×8寸虽然每亩的窝数比较少，但是没窝儿率强，一窝秧子可以顶3×7寸的好几窝。算起账来，总穗数不一定比3×7寸的少。而且节省种秋苗，游秧子、追肥都方便，只要田间管理好，增产还是有把握的。

此致

敬礼

史敬裳 戚本禹 李学谦

1959年7月1日

第十章 我所知道的庐山会议的若干情况

1、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后告诉我，毛主席把我们送上去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生产真相的报告》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关于我们种试验田的报告主席也认真看了。然后主席就把李井泉找来。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时，田家英也在场。主席问李井泉，四川粮食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斤，有些地方两千多斤，平均是两千斤。主席就问他，那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下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们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写的粮食产后就说，这不可能。他们调查得不对。他们说的这些产量是假的，是受了下面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他说，我都亲自下去看过，的确是两千多斤。李井泉还说，一定是他底下的人因为他们是中央派去的，故意向他们瞒报了产量。田家英当场否认了他的说法。这样，当着主席的面，李井泉就跟田家英争了起来，李井泉说田家英是带着框框下去作调查的，这样做就是否定大跃进。还说田家英是不是故意想要拆他的台。主席就说：你看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而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的秤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可李井泉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他要自己派人下去再作一次调查。

李井泉在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省、市领导中，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见过他好多次，他一出来，那是前呼后拥，不得了的。我们的报告其实是说明了他向中央报告的产量是虚假的，这个他如何接受得了，这是牵涉到他政治地位和前途的事。而主席对他说的，看上去就几句话，但其实是分量很重的几句话。而且真正给李井泉打击大的还不是我们所报的粮食产量，而是由他自己树立起来的劳动模范罗世发所说的那些话。

李井泉立刻派了四川省的统战部长亲自去找罗世发，核实是不是跟我们说过这些话。平时罗世发去北京或其他地方开会，省里都是由统战部长去通知他的。李井泉就专派了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领导去找他核实情况。

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带着人下去调查了。后来大丰公社的罗书记和周书记来北京看我的时候，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了我。统战部长先是去了大丰公社，他们一群人是开着好几辆汽车去的，声势浩大。然后他们又去了我种粮的那个小队，问队里的农民，戚本禹下来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500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称出来的粮食就是500多斤，600斤不到。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他把我们写的报告念给他听。并不无暗示地说，戚本禹他们向毛主席报告的是不是真实的？戚本禹在报告里说，是你跟他说的，你的亩产最高只有八百多斤。你是真这么说的，还是他们记错了？

罗世发可真是了不起啊！他顶住了，他说了真话。罗世发对统战部长说：戚本禹他们没有欺骗毛主席，我是这么跟他讲的，亩产只有八百多斤就是我说的。罗世发当时在全国的农业战线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这一来就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给揭穿了，他的这句真话在当时真不知道解救了多少中国的老百姓啊！同时也解救了我。1986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头一个想去看的人就是罗世发。可惜那时他己过世了。我心中一直都默默地在想，后人真应该为他建一座铜像，以纪念这位敢讲真话的伟大的劳动模范。

统战部长也实事求是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跟李井泉报告了。李井泉这才在毛主席面前认了错。

后来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李井泉还特地到会场上来找我，当面向我道了歉。

2、彭德怀的“意见书”

本来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纠正在大跃进中所出现的“左”的错误。毛主席采取的方法是让全党都冷静下来，通过认真的看书、学习和讨论，来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所以一开始，毛主席把这次庐山会议叫做开“神仙会”。毛主席自己就带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而且还开了个书单给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起来学习，以引导全党一起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毛主席就察觉到在大跃进中所表现出来的过左的错误倾向，并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来加以纠正。为了制止下面的干部对上隐瞒真相，对下逼迫群众讲假话的错误行为。毛主席甚至还用“党内通信”的方式，亲自给全国生产小队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信。我记得，我们在四川种试验田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来，在电话中把主席的信传达给了我们。田家英远亲自通过公社的有线广播，把主席的信念给了农民听。可是田家英的普通话不标准，农民反映说听不清楚。田家英就特地去挑选了一个公社广播台的女播音员来念，那位女播音员朗读得很好，后来田家英还想把她介绍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封信在当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好多群众就把主席的信当作一个有力的武器，用来抵制上面领导的瞎指挥。但是，也有很多地方都不把主席的信对下面进行传达，封锁了主席的声音。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对李井泉的批评给会议的震动也很大。一些在大跃进中吹的厉害的领导人，像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都感到心虚了，因为他们都虚报过粮食产量。特别是吴芝圃，大跃进的时候他最能吹了，所以在会上都没有人愿意理他，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

但是主席对这些在大跃进中犯了左的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要通过赞书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认识，让他们从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工作。而不是要把他们都打下去。不但如此，主席还肯定了他们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主席说了：放假卫星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能把假卫星变成了真的卫星，那不就好了么。即使对在大跃进中说了很多过头话的刘少奇，邓小平，主席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只是说刘少奇说“共产主义”是“言不及义”。他让陈伯达他们专门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供全党学习，以使全党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

可是一些往大跃进中反对搞“浮夸风”的，或者因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批评，甚至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这时候心里还是觉得愤愤不平。其实，这些人的力量也是挺大的，但就是没有人出来领头。像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大跃进时，因为他没有怎么吹，被说成是插“白旗”的；而他临近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却靠着虚报粮食产量，是到处插了“红旗”的。可是到后来湖北的粮食出现了紧张，却开口要去向湖南去借粮了。与田家英被派去四川农村作调杏的同时，毛主席还派了陈伯达去福建，派了胡乔木去江苏的农村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两个都因批评当地领导搞浮夸、说假话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抵制和排斥，搞得很不愉快。然而这些人当中如果没有人出来挑头的话，那他们也只能在心里面觉得不满，发发牢骚而己。

就是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一通发言，就把那些对大跃进有意见的人都汇集起来了。彭德怀当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是很髙的。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但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的威望一下子升得很高。他在开庐山会议之前去苏联和东欧访问，赫鲁晓夫就把他称作是“国际英雄”，并且用接待元首的礼仪破格接待了他。可能当时在党内，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是在他的眼里的。而那个时候，毛主席已宣布退居二线，刘少奇刚当上国家主席不久。彭德怀又是主持军队工作的人。而且取代了粟裕当了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又是和他从“平江起义”开始就在一起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就显得更加微妙了。后来毛主席中央常委会上当着面对彭德怀说，有很多同志担心，我死了以后，没有人能管得住你。这句话确是实话，并非虚言。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得到许多人的拥护和响应。但会议本来还是按照原定的议程，准备在通过相关决议以后闭幕。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看了信，就把信作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了大会。

即便像彭德怀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信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的。但从信的内容来讲，实际上是埋着很多钌子的。他所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发出进行路线斗争的信号。所以毛主席把它叫做是“下战书”。田家英后来告诉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是张闻天看后建议彭德怀加上去的。

在会议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时，张闻天黄克诚及不少同志又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表了支持彭德怀意见的发言，使得会上的分歧与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中苏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在庐山会议召开前，赫鲁晓夫贸然向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核潜艇基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抵制，使得赫鲁晓夫对毛主席大为不满。而彭徳怀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是很暖昧的。彭徳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问，把解放军的服装一律改为了苏式的军服。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直是采取敌视和攻击的态度。但他对彭德怀却是大加赞扬，就是在举行庐山会议的期问，赫鲁晓夫正在美国访问，他在美国发表的演讲中也公开地赞杨了彭徳怀。而就在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刚回来，苏联就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弾样品，和停止在核领域与中国的合作。这显然是一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表示。此外与彭德怀一起去访问苏联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在访问期间，苏联曾撇开中方的翻译，而与彭德怀单独进行了会谈。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庐山会议期间还有一件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去见陈毅，并要求与他个别谈话，陈毅就把秘书都叫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司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一听，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苏共领导人是一直想分化中共上层，想支持反对派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时，也企图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可以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并报告总理。总理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不再出席会议，回国了。彭德怀后来被指责为“里通外国”，应该是事出有因的。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说，别的人都可以平反，就是彭德怀不能平反，因为彭德怀“里通外国”。文革运动中，我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阐述的主要思想就是批判珍妃对光绪皇帝说出的主张：借助外国人的力量八国联军，帮助光绪皇帝废掉慈禧，重掌政权。这种思想，也是现在国内一些人的想法。到今天我愈加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这么重视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毛主席对外部势力时时企图寻找机会干涉中国内政是异常警惕的。

田家英后来还告诉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厄运，还与李锐在山上的表现有着很大的关系。

3、李锐的揭发交代与庐山会议的转向

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舍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徳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面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面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面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关的灯、几点开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做了详细的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中央的“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走出来。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

李锐就一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

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聴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倶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前些年，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惠写的回忆录里，第一次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周惠所写的情况和当时林克跟我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李锐所揭发和交代出来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一听，原来彭德怀他们不只是对大跃进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有意见，而是把矛头针对着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的。彭徳怀是国防部长，黄克诚是总参谋长，问题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

会议马上从克服大跃进中的错误，转到了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这样一来，庐山会议就彻底转向了。不仅彭德怀等领头的几个人受到了批判。连田家英也在小组会上受到了批判。

4、田家英叫我们从四川连夜撤回北京

那还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我还在四川农村。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秉忱在电话里对我说：国庆节快要到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马上回北京来参加筹备工作。而且还有别的重要任务，你们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启程回北京。我说，这么急，火车票都不好买，怎么办？他说，你们说是中央的，还买不到火车票？我告诉他，火车站人挤人，票真的很难买。他说，那你们就坐软卧回来，坐软卧的钱就从他的工资里拿出来给我们。因为我当时只是个科长，按规定是不能坐软卧的。

我放下电话就马上通知了逄先知、李学谦。那时骆文惠己回她的四川老家探亲去了。然后我就连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他们帮我把行李运到火车站。在火车站碰到了逄先知。李学谦却没能来得及过来，她说，最快也只得要明天才能走。我们也不能等她了。我们赶了当晚的火车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才知道原来是庐山出事了。陈秉忱告诉我，田家英打电话来，说他在庐山挨了批判。他怕你们继续留在四川，也会挨斗。所以叫你们赶紧撤回来。果然，后来大丰公社的周书记和罗书记到北京来看我也对我说过，幸好你们走得快，否则，庐山会议的精神一下来那你也是右倾了，你恐怕就走不了。像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就挨了整。罗书记和周书记都挨了斗，说他们是跟着田家英搞右倾的。可是后来也斗不下去了，因为我在那里种试验田，周书记、罗书记都没有直接参与。我去找罗世发谈话，周书记也就是带个路。最后是让周书记为给我带路的事写了检查。

田家英从庐山会议回到北京之后，就在我面前连声地大骂李锐，说他是小人，小人，卑鄙无耻的小人。胡乔木也说，李锐怎么可以把我们在私下里聊天所说的话，都断章取义地说出去呢。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宣布从此与李锐断绝往来。

李锐有记笔记的习惯，陈伯达一直担心李锐把他说过的话都记在笔记上。在文革的时候，他叫我去抄李锐的家，把他的笔记本抄出来。我说，由中央文荦组织人去抄李锐的家怕不大合适。后来他就让叶群布置吴法宪，派人去抄了李锐的家。陈伯达拿到李锐的笔记本后，当即就把它撕得粉碎。

5、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主席让田家英带着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调查粮食产量，也让陈伯达，胡乔木下去搞调查了。他们一下去调查，就会发现问题，就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主席。这就都要和地方领导发生冲突。田家英是因为把我在四川做的调查报告给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并泉受到主席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时当然会想：你田家英来四川调查，我对你那么好，什么会都请你参加，奉你若上宾，本来四川是工作上的模范，向国家交了多少粮，结果你一个调查报告，把四川说成是搞假的，这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吗？李井泉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的。可想而知，这件事之后，李井泉对田家英的态度会怎样。田家英还骂了王任重搞浮夸风，当时各路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厉害的，柯庆施也算一个。三个大诸侯，田家英得罪了两个，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胡乔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处批评指责人家，日子当然也一样不好过。陈伯达在福建，也都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领导欢迎的。他们这三个人拿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在彭德怀站出来挂帅反对李井泉他们，向浮夸派发起批判的时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怀一边去了，但对于彭德怀的本意可能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还辩白说“我没有”。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出去。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检讨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李锐上串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讲这样的话？李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徙。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惠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惠。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曾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册，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批判彭徳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徳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大字报还厉害。

应该遭到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却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6、庐山会议真正的教训

庐山会议后，党内就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原来因为在大跃进中搞“浮夸风”、虚报产量而受到批评的一些人，这个时候也起劲地反起右来了。结果不但是一些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受到了批判，而且一些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正确意见的同志，也被说成是同情彭德怀的观点而受到了打击。当时胡乔木总结出了一句话，犯左的错误总比犯右的错误好。因为前者只是个方法问题，而后者则是立场问题。这在党内流行一时。

然而，实际上由大跃进时期搞的“共产风”，“浮夸风”所产生的一些严重后果，在1959年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由“虚报粮食产量”而导致的“高征购”使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断了粮。中央那时就已经在想方设法向断粮的地区回调粮食了。而所谓的“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也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紧接着连续三年的在全国大范囤的自然灾害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了。而苏联又在这个时候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并要中国向它归还因抗美援朝而向它所借的债务。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

有好些人把所出现的困难的主要原因，说成是因为批判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的背景的。试想，如果当时不批判彭德怀，而是完全采纳彭徳怀的意见，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恐怕党就会分裂，全国也将要陷入到一片混乱中去了。

把彭德怀说成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代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就说了，你彭德怀所提出的“意见”，有哪一点是超过了我们当时已经在进行着的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和批评呢？一点都没有。彭德怀只不过是要利用这些在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来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的时候，也确实把“左”的错误的批判掩盖过去了，甚至是把“左”的错误说成正确的东西，使得这些错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造成了进一步的危害。这正是毛主席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所讲的，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多次地重复的出现的。

1962年我在秘书室主编《群众反映》的时候，就曾根据当时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意见，整理了一个报告。报告的主题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事实上是严重干扰了党对在大跃进时所犯的“左”的错误的批评和纠正。所以彭德怀对后来出现的困难局面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报告是给周总理的。总理看了以后，同意我在报告中说的意见，把我整理的报告批发了下去。在我现在还保留着的我的“日记残页”中，还记载着这件事情。只是报告的原文后来被抄走后就不知下落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带头搞“左”的东西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也是最起劲的人，到后来却渐渐地改变腔调了。他们把通过各种方法把彭德怀塑造成了一个“大义懔然”，“为民请命”的悲情人物。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毛主席的头上，作为否定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有关“庐山会议”的文章和书籍也不计其数了，可悲的是，其中大多数的文章和书籍，都是置历史事实和真实文献于不顾，竟然是把那个在庐山上有着拙劣表现的李锐的所谓的笔记当作了最权威的依据。

还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说是来自杨尚昆的日记，他说毛主席在让彭徳怀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是在你这里。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毛主席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场合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而在彭德怀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主席曾经和他说过这个话。而且那个时侯，毛主席已经下定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了，正在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所以我认为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我当时听到传达的是，主席对彭德怀说，我当初反对你是真心实意的，现在支持你出来工作也同样是真心实意的。这个话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所釆取的一贯的态度和做法的。它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和胆魄。这是其他的人所学不来的。

看来，虽然都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在“庐山会议”这件历史事件上却还一直是云遮雾罩的，相信后代的历史学家是一定会还“庐山会议”真面目的。

第十一章 去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

1、毛主席和人民一起度过困难时期

1959年下半年我还在四川农村的时候，就发现粮食的供应已经很紧张了。我发现，就是在天府之国的四川，当时的粮食供应都有了问题。但是我觉得，四川的人民真是伟大，尽管他们自己的粮食很紧张，我亲眼看见他们还是用“鸡公车”，驮着粮食一车一车的往火车站运，去支援其他比他们更缺粮的省份。

回到北京后，翻秘书室每天都会收到各地群众大量的来信，反映缺粮的问题。有的还把他们吃的、用不知道什么东西掺在一起的、一种黑咕隆咚的东西寄过来。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写成报告呈送给中央和毛主席。

毛主席也让他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利用他们回家探亲的机会，了解一下他们所在地方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回来向他报告。一次，一个警卫战士从他老家带回了当地群众吃的糠团，我们也都看了，那东西黑黑的硬硬的。后来这位战士把它拿去给主席看了，毛主席拿着这个糠团就把它硬吃了下去。一边吃，主席还一边流下了眼泪。那位战士后来跟我们讲了这事，我们都还怪他，不应该把这种东西拿去给主席看的。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吩咐他身边的人，把分配给他的肉和蛋，全部送到中南海的大食堂里去，他不再吃这些东西了。并说，要到全国的农民也能吃上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才吃。总理知道以后急坏了，他怕影响到主席的健康，想了很多办法。可是总理自己却也把分配他的东西送去了食堂，自己也吃得很少。

那时候很多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知道国内供应紧张，就寄来很多食品、营养品到中南海来送给毛主席。那里面什么样高级的东西都有。我们秘书室收下这些东西后，就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就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去，用来招待外宾。一位印尼的华侨送来了好几斤上等的燕窝给主席。主席也让把它送到人民大会堂去。后来有一次主席咳嗽得很厉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听说吃燕窝可以治咳嗽。就去问大会堂还有没有燕窝，大会堂说，就留了一点了，大概二三两的样子。就把这些燕窝拿回来悄悄地做在汤里面给主席吃了。这恐怕是毛主席一生中的最高的享受了，那还是在他自己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享受的。

直到1961年的春节，那时我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我让身边的工人把他们回家过年时、当地群众吃的东西了解一下。他们回来后就向我反映说，现在的情况好多了，过年的时候村里还杀了猪，都能够吃上饺子了。我把这个情况写了个简报给了办公厅，办公厅就把它登在了“情况简报”上。主席看了这个消息，在上面划了道道。

现在有些人一说起这三年困难时期来，就把它说得昏天黑地的。其实，正是在这个困难时期里面，我国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和精神，是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放在任何其他的国家，或者我国的其他时期的话，那才不知会闹出怎么样的人间惨剧来。

当然，在困难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袖，都有毛主席周总理所表现出的那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范的。

2、和以前整过我的人一起下厂劳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始了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北京市委向中央办公厅反映，那些因为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里犯了错误而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的干部，在背地里牢骚很大，有的甚至还流露出了对彭徳怀的同情。田家英知道后就把他们叫回来进行了整风，并向他们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粮神。当田家英把这次整风的结果报告给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就对田家英说，你们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很好的去关心和照顾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尽管他们以前做的是错误的，但你们那些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且要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

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这个指示。然后田家英就问：你们谁愿意带他们下去劳动？可是好一会没有人应声。本来田家英并没有考虑让我下去。因为我1959年差不多下去了一年了，刚从农村回来。但我觉得主席称我们是积极分子，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如果大家都不报名，这不太丢人了么。于是我就报了名，田家英很高兴。田家英叫我再选一个人做我的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的姜徳久。

安排去哪里劳动，田家英觉得现在的农村的粮食很紧张，一些农民情绪不高，怨言较多，容易给犯错误人的思想造成负面影-乡，工厂的生活条件要比农村穏定，工人的觉悟也高，这样比较有利于犯错误同志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我们选工厂，有人提出到首钢或北京机器厂去，而我选了北京郊区的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这个厂以前叫长辛店铁路工厂，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而改名的。这个工厂的工人富有革命传统。毛主席在他的青年时代也去过这个厂，蔡和森，邓中及等好多革命前辈当年都在这个厂工作过。大家都觉得好，最终就选了去这个厂。

1960年夏天，我和姜德久就带着王刚、程之、张道静、张一平、马之江、袁西林、张万祥、张殿科、武允胜等一共十几个人去了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田家英指定由我担任支部书记。

到工厂后，和工人师傅一接触，那个感觉可真好。工人们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却很少有什么牢骚和怨言。他们工作积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他们可能是听说了我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的，开始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就跟我讲，吃一亏、长一智嘛，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改嘛！他们很会讲道理，怎么认识错误，怎么改造自己，都能讲出一套来。在生活上他们也挺照顾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感觉到心情很舒畅。工人师傅带着我们一起劳励，我们就老老实实的给他们当“学徒工”，看到自己劳动马上能干出成果来，加工好的零件马上就能派上用场，那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觉得自己真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份力了。而且工人们都很直爽，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很少，不像在机关里那样。

到了热情豪放的工人中间，那些犯错误同志的郁闷情绪很快就没有了，大家整天都在一起劳动，晚上又都睡在一个宿舍里头，有说有笑的。过去那些你是我非的事，个人受到什么委屈的事，就都放到脑后去了。

王刚在“八司马事件”时是秘书室主任，因为执行“何载路线”，受到了主席当面的批评。下去劳动的时候情绪一直很低落。他的身体不好，我就安排他去干一些检验之类的比较轻的活。他对我挺感激，觉得我不但没有报复他，还很照顾他。

就在王刚下放劳动的时候，他听说刘华峰（原来是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处书记）调任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李东冶（原来是中南海机关的党总支书记）调去辽宁省当了省委书记处书记。他就很有意见了，他跟我说，当初都是他们派他去秘书室的，他也都是按照他们的意见来整我们的。结果他倒是犯了错误，下来劳动。而他们怎么反倒升官了。我把王刚的意见汇报给了田家英，田家英对这事也很有意见，他就汇报给主席。主席当时也从报纸上看到李东冶为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报道。这样主席就批了，怎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是怎么回事，要邓小平去查。后来就把那两个人都被降了级。所以那两个人后来对田家英都恨得要命。

渐渐地王刚和我的关系就逐步改善了。他把当时他们怎么商量整我们的事都跟我讲了。文革后，邓小平把杨尚昆的原班人马都召回到中南海，刘华峰还是当中直党委书记，王刚重新做秘书室的主任.那时我的妻子仍在秘书室工作，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不错，并没有反过来报复她。相反对她还挺照顾，还悄悄地问过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

我出狱的时候，张万祥第一个跑来看我，他也不管别人会说什么。武允胜后来在辽办省委办公厅当处长。他知道我要去东北，大老远的派车子来接我，给我安排好吃好住的，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他们，当初你们不埋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可看到你整天都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这也是受了我们累的。而且那时你对我们都挺好，以前我们整了你，开始还怕你会报复，可你一点也没有。所以我们的怨气也就慢慢地消了，对你没有意见了。

马之江是个三八式的干部，原来是彭德怀“一野”的。调来秘书室之前他是在部队搞情报工作的。庐山会议后，开始他还表现出是同情彭德怀的。我们在劳动中熟悉了以后，他也跟我说些心里话，他说彭德怀这个人其实他自己也是很蛮干的。打宝鸡的时候，都是彭德怀在指挥，那时已经收复了延安，主席过了黄河了。当时我们的伤亡很大，底下向他反映，说这样打不行。可他还是坚持一定要这样打下去，结果不知死了多少人。

3、和工人打成一片

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是个万人大厂。主要是修理火车头和研制内燃机火车。厂里的设备很齐全，从炼钢、锻造一直到研制开发出新的产品出来。

我是在工具车间劳动。工具车间是厂里比较重要的一个车间，很多新的技术设备都在这个车间。那里几个老师傅都对我非常好，手把手地教我学习掌握各种技术和手艺。时间一长，我都和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每逢休息日，我还常骑着自行车到他们家里去。但是那时正是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时候，所以我去工人家里的时候都是自己带着吃的，或者带着粮票给他们。

1960年正是最困难的时期。农村农民的口粮不足，中央决定，要减少城市的口粮标准，支持农村。干部、工人都要减少，各人自报，大家评议。工厂里的情况就复杂，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就不一样，像炼钢的、翻砂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试着干过几天锻压，那干活时是满头大汗，干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肚子不吃东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时吃一碗饭，这时吃五碗饭都不够。工人的总体粮食定几个平均是40多斤，轻体力劳动三十五斤，重体力劳动的四十几斤，最多的有五、六十斤。除了考虑工种还要考虑个人情况，有个人天生就是大肚子，他们的饭量比普通人要大一两倍，吃不饱就叫唤，这种人即使是在一般的工种，也得按重体力工种照顾。而女同志呢，就要让一让。按照我的工种（机器工人），可以报三十五斤，但我只报了二十八斤，因为我并不是每天都参加劳动。其实即使是三十五斤也是不够吃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人每月能节省下五、六斤粮，拿到农村就能够养活很多人了。我们中的马之江，他身高体壮，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时就是吃五、六十斤，可按工种定量是五十斤。他问我该报多少，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人，带个头，就减两斤吧。他减了两斤后，老是叫肚子饿。我在四川农村种地时得到一个经验，饭吃不饱，喝点糖水就过得去，我就叫马之江饿了去喝点糖水，就这么对付过去。

后来我们想办法自救，节假日去荒山中摘点可以食用的野菜树叶，晚上回来把这些野菜树叶洗干净，蒸一蒸当饭吃。在公路边上有很多苦菜叶、蒲公英什么的，我们都挖回来吃。苦菜叶洗干净，揉一揉，拌点盐，吃到嘴里有点苦，但别有味道。

尽管生活很艰苦，但工人们的劳动干劲并不减弱。赫鲁晓夫跟我们闹翻后，把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去了。二七厂那时正在试制三千马力的内燃机，之前都是苏联专家在帮着搞的。有些苏联专家和我们的关系还挺好，走的时候就故意的把内燃机的设计图纸留了下来，回去就说，是早给了他们的，现在要不回来了。后来二七厂的工人和干部就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内燃机火车给制造出来了。我把这个喜讯也报告给了中南海。

自在工厂时间久，慢慢的我也发现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基层干部，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搞一些特权。那时一个基层的支部书记权力还挺大的，他领导的车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车间所有的人和事都得听他的命令，书记叫干啥就得干啥。诸如调换工作岗位、增加工资，这些都是书记最后拍板的。而且经过了反右运动以后，谁如果给书记提意见，那严重的他就可以说你是反党了。我知道有个车间的支部书记，长期压制一个给他提过意见的工人，同样条件的人都提级了，可就是不给他提级，也不给他长工资。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劳动最好，成分也好，可大家都提了，就是不给他提，别人也不敢说什么。还有个车间书记，车间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几个都给他霸占了，其中有两个姑娘分别被工人们戏称为东宫、西宫。这两个姑娘，没做出过什么突出成锁，但级别却是工人里面最高的。这事是一个老工人跟我讲的，老工人还说：你们总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老百姓的反映你听听就是了，不能说没有，没有的事老百姓不会随便说。但到底有没有我也没看见。这个老工人的意思是明确的，但话说得非常圆通。我说，你这样说不等于没说吗？他说：那你就自己捉摸去吧。

4、《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中央重新印发了毛主席早年写的一篇《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干部深入到工厂、农村，帮助群众克服困难，解决群众所遇到的问题。中央连续召开了几次工作会议来落实这件事情。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也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带一个小组下去了，各中央机关和各个部委也都闻风而动，一时间调查之风真兴起来了。

当时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也来了好多调查组，因为它是个大厂，上面的主管部门多。有铁道部的、国家计委的、北京市委的和总工会的，都来了。但是有些调查组下来，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他们是因为都不愿意去农村，因为农村苦。所以就都到工厂来。可他们来了工厂以后也不参加劳动，厂里还得请他们的客。一些工厂的领导也都乐意陪着这些下来调查的人一起大吃大喝。那时国家供应虽然十分紧张，可为了保障一线工人的需要，国家还是规定要给在第一线的工人保证供给一定量的油、肉和鸡蛋。比如对高温作业的工人每天有半斤肉，重体力劳动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几斤肉，还有油、鸡蛋、大豆、花生等。此外，对技术工人和身体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特供。现在为了招待上面下来的调查组，就把这些国家规定给一线工人的东西扣了下来，给调查组的人吃了。工人们对这种做法意见很大。我们一起下来的有两个同志是在食堂干活的，他们就把食堂每天都招待了些什么人来吃，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记下账来。谁来食堂开小灶，他们都记了账。当时食堂有个像现在饭店的包房一样的小客厅，每次厂里干部来陪调查组吃饭都有肉、有鱼、还有酒。而调查组一下来，也就开个会，开完会就吃，一吃就一两个小时。然后再在厂里的招待所住两天，写个报告，就算完成调查了。如果有个部长或副部长下来，那就更不得了了，吃吃喝喝要到晚上十点多。那两个在食堂工作的干部告诉我，那些给重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等的特供和专供，至少有一半是这样给吃掉的。那时二七厂的党委书记姓吴，是个抗日干部，他倒还好，不怎么陪着去吃。可厂长就不管那么多了，厂长姓关，是个长征干部，在战争中断了一只胳膊。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陪上面来的人来食堂小客厅里吃吃喝喝。

这些事情听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了个想法，你们是来调查的，却不深入到基层去，不和工人搞“三同”，就这么吃吃喝喝的，道算是什么调查研究啊？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于是我就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报告。我在报告里写道，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家都说好，都纷纷起来响应。但是，有些调查组下来以后并不好好深入下层，也不找工人、干部谈话，就是听了几个领导的汇报就写了调查报告，也不管其中的内容有些根本就不符合下面的实际情况。现在是调查成了灾，十几个上级部门都派人下来搞调查，把工厂招待所都住满了，整天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相当大一部分配给工人的肉、鱼都吃了。在报告里，我把问题总结为“十多十少”，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其实不是少，是根本就没有）”等等。

这个报告是在1961年5月上旬写好的，然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了报告以后，觉得这个报告写得很好，他对我在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也感到很气愤，再好的政策到了底下就都歪了。他在报告前面还附了一个他写的短信。

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这个报告一连写了三次批语：

（以下是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的内容）

5月28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30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可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却故意遗漏了毛主席写下的下面的一段批示：

“现将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

5、共同劳动结成的友谊

1961年6月，我们结束了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劳动锻炼，我仍回到秘书室工作。一回到秘书室。我就给田家英打了个报告，说跟我们一起下工厂去的王刚等人在劳动中表现得都很积极，他们的思想也都有转变，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从工厂劳动回来以后应该给他们分配工作，而且对他们以前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取消或者减轻原来的处分了。

原来对王刚的处分是开除党籍。通过一起在二七厂劳动，我们彼此都增进了了解，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他也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从二七厂回来后，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把对他的处分改为“缓期执行”。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表示同意。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主席说这是个成功的经验。主席还说，“缓期执行”这一条可以试试看，如果效果确实好，可以写进党章。文革中，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讨论过，想把这条用来处理犯走资派错误的一些干部。王刚高兴极了，说多亏了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去跟主席说话啊！1976年10月以后，王刚又被调回到秘书室当主任。

其他的人也都分配了工作，有的继续留在秘书室。张一平原来是从中央膂卫局调来秘书室的，就又回了中央警卫局。后来他当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去看过他，我们一起谈起了汪东兴。他很蔑视地说，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他还告诉我，1968年我被捕审查以后，汪东兴为了整我的材料，把他们这些人都找去，要他们揭发、批判我。汪东兴原以为他们都因为“八司马事件”而受到了处分，所以是都对我有仇的。结果他们几个除了说我有些自高自大、批评人太厉害之类的小事，其他的什么东西都弄不出来。倒是原来在“八司马事件”中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几个人，后来我进中央文革后又加以重用，在我被捕后，可能是为了撇淸自己，和我划淸界线，而乱说我一气。

通过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劳动锻炼，我深深地体会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思想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啊！

第十二章 天津调查和主办《群众反映》

1、随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出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公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只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

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对工厂所存在的问题，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从账面上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心里有点纳闷，而另外两个小组下去后，遇到的情况也与我差不多，都查不出哪里有什么问题。这时我就想，应该下去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也许这样能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来。我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时当过学徒工，虽然技术要求太高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活还是可以干的。我开过车床，也可以独立操作磨床，但铣床的难度大，我不行。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用的还都是进口的机床，都是比较精密的，而这里用的都还是国产的，比较简单，我上手就能干，而且还操作得挺麻利。工人师傅一看，哎，是行家啊！就这样工人们一下子就跟我搞得很亲近了。在二七厂的时候，还代理过车间的支部书记，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经验，这时正好也派上用场了。

我结交了车间里的一个会计，不久我们两人就亲如兄弟了。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见我一付苦恼的样子，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实在弄不清楚这个厂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怕完不成下来调查的任务。会计悄悄告诉我，你想了解工厂的真实情况，就该去找银行。我问：找银行干嘛？他说，工厂的盈利、亏损是多少，银行都一清二楚的，否则它怎么贷钱给你啊。

听了会计的话，我心头豁然一亮。银行是管着钱的，工厂上交利润，下发工资，都是要通过银行的。后来我知道，那时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管企、事业单位的钱的，而且一家银行还不只是管一、两家工厂，它所在区域的很多单位它都管。老百姓的存款那只是捎带的小事。办理老百姓的存款，手续复杂，利润还少。而给企业贷款，把国家的拨款贷给企业，坐收利息，利润还高。

我到市里开了张介绍信，就去银行作调查，这一下就把问题都给搞清楚了。工厂的利润是产生在哪里的；工厂的亏损又是怎么造成的；出现了亏损以后工厂又是怎么处理的：在账面上又是（怎么）做的？银行都跟我说了。比如某批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出了次品、废品，工厂就和银行商量，如何销掉这笔帐，而把出现的亏损摊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这样一来，其实是国家受了损失。

从银行把问题搞清楚了之后，我就去找了厂长，我问他，有一批产品你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在账上没有显示？厂长听了大吃一惊，朝我看了半天。他早就从工人那里知道我经常和工人一起干活，而且我还会开机床。但他以为，我是不可能从工人那里了解到的这些情况的。我也没跟他说我去过银行。所以他搞不清楚我究竟是怎么查出他们的亏损的。看到事情已经瞒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从中央来的，所以干脆就不瞒了，他把怎么销账、怎么做虚假利润等情况，都给我讲了。讲完后他说，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大概也干到头了，要被撤职了。我对他说，我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但既然你都跟我讲了老实话，那我可以保证至少在我工作期间不会撤你的职。就是将来你因此而被撤了职的话，我也会向市委书记去替你说情的。

后来我知道了，那时有很多工业企业都是在瞎报成绩的。它的帐面上都做得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账。我查了相关的资料，当时我们的废品率是较高的，就是跟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我们也是没法比的。很多产品报废了，国家损失了大量资金，但这些在账面上却并没有反映出来，报上去的还都是取得的很大成绩。这种情况并不只是个别工厂的问题。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到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柴沫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调查啊。我说，咱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所以我也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再说我去银行调查之前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出问题来。他说，那你也该先通报一下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啊。实际上，我当时认为他们都是老干部、而且还是大干部，肯定比我有经验、有办法的。我只是发愁我自己调查不出问题来怎么办，根本没有想到要通报他们。陈伯达认为我这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这事现往都已经不新鲜了，都知道银行重要了，可在当时企乐和银行的关系确实还不大有人知道的。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作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薄一波说，我们调查出的许多内容是别人都没有调查出来的，他承认那时在工交口所发布的一些成绩中是有夸大成分的。

不过我那时感觉到，毛主席往制定《工业七十条》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工人，在工厂里真正做到是当家作主的问题。而绝不是要制定出一套什么方法，来监管工人。他不希望把工人的劳动搞得太紧张的，就像他后来在作“五七指示”时所说的那样的。当时华东局有个干部给主席写信，说工厂应该建立起有工人参与的监察的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而且工厂如果搞得好就应该和工人的利益挂起钩来。主席很重视他的意见，批示要找人研究。当时陈伯达还曾经发起过批判“计件工资”，他认为那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泰罗制”。这曾引起过一些争论，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2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为都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而都受到了枇评，但是主席都把他们保了下来。陈伯达当时就马上转了过来，他在庐山上就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还被主席引用过。胡乔木也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可是从庐山会议以后，胡乔木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和刺激，他老是睡不好觉。本来他写东西笔头很快的，可那时哪怕让他写点小的东西，他都觉得吃力了。这一直到文革发生以后，他一直都是处于这种状态。主席倒是很关心他，还专门写信安慰他，叫他放下工作，安心养病，好好休息。胡乔木和田家英的关系很好。他们两个和陈伯达的关系却都不好，他们碰在一起就老要说陈伯达的坏话。

陈伯达这个人心眼小，他和田家英的最初的矛盾，是因为主席原来让陈伯达起草他在“八大”上的闭幕词，可陈伯达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的，写了几次主席看了都不满意。作为闭幕词，提纲挈领的就可以了。后来主席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主席对田家英起草的闭幕词很满意。这样一来，陈伯达对田家英就很嫉恨了。

田家英跟我说，陈伯达对自己手下的人很不好，就像对奴隶一样。陈伯达的秘书姚一、史敬棠都一天到晚挨他的骂。到最后他们给调走的时候，陈伯达把他们的鉴定都写得很坏。柴沫也是属于陈伯达领导的，可是他和陈伯达的关系也不好，他老往田家英这里跑，他和田家英谈得来。陈伯达因此也对柴沫记恨在心。

3 、主办《群众反映》

在1961年底，我参加天津调查结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书室。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田家英说，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工厂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说他是个好同志，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他加担子。

那时的秘书室还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意见，连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作了批示，这让他们就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个矛盾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田家英他们就商量了，干脆我们秘书室就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来访所提出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刊物上，把它们综合地反映出来，然后把刊物分送给主要的中央领导。

田家英把他这个办刊物的设想，以及他提出的负责办刊的人选，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立即得到了主席的同意。

田家英他们几个秘书室的领导经过讨论，决定刊物的名称叫《群众反映》，并决定让我来负责办这个刊物。

那时中央办公厅还有另外两个刊物，一个叫《情况简报》，它主要是摘编各地和中央各部给中央的报告中的重要内容的。那是由后楼研究室负责编的；另外一个刊物是由机要室编的《机要简报》，它的内容主要是罗列出每天收到和发出的重要电文。他们都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有专门的人员来搞刊物的。可田家英让我办这个《群众反映》，却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我又做主编，又做编辑，又做记者，甚至连校对都是我自己来做。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的。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是秘书室的重要人物了。因为一个“八司马事件”，一个主席称你是好同志，你在中南海里的名气很大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次（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而我在那时又是被杨尚昆看作是个“刺头”的人，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和他顶过，所以他对我也有点头痛，加上我不是他直接的下属，所以他也不好直接来找我。杨尚昆曾经多次提出要由他来审稿，可他也只是往口头说说，并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所以我都没有去加以理会。因为如果经过他的审稿，那还能刊登什么内容呢。

我请陈秉忱（那时他已担任了秘书室副主任）来题写刊名，可他说，这是给中央主要领导看的刊物，由他来题写刊名不妥当，他建议采用从古代的碑帖上集字办法。结果他集选了隶书体的字样做了刊名。

《群众反映》这个刊物是不定期的，一般就是四页纸，内容满了就出版。有时内容没有满，我就编上一些“零讯”，内容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有时内容多了也有增加到八页的。而遇到有重要情况的时候则可以即时出版。所以通常都是三天出一期，也有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出一期。如果收到的群众来信比较集中，那也有一两天就出一期，甚至一天就出几期的。

刊物是由机要室的“机要印刷厂”印制的，这个厂就往中南海的边上。田家英和印刷厂打了招呼，只要有我的签字，工厂就开印。工厂印制好了，就交由机要室发送。

刊物分为有编号的和不编号的两种，有编号的上面写着：主送：主席、刘少奇、朱德、总理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不是全部都送的，而是送给分管的书记。不编号的，有的是只送给主席，有的是只送给主席、刘少奇和总理等人。

主席和其他主要的中央领导看了之后，如果在上面作出了批示的，中央办公厅就马上会把批示连同刊物上发表的报道，一起抄送给相应的部委或省、市。各部委，各省、市收到以后都会很快去处理，把问题解决。

头几期出来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让他去跟主席说，现在群众来信不送了，改成送《群众反映》了。没想到，往开头的几期《群众反映》上面，主席就一连作了三次批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刊物搞得影响很大了。后来，我问林克，主席是不是经常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来催问的。在文革的时候，叶群也跟我说过，林彪对《群众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自《群众反映》出来之后，秘书室各个科室都会把他们收到的、并认为是重要的群众来信送来给我；有时田家英也会把他认为重要的一些信件转给我；甚至连杨尚昆也常叫他的秘书送来材料，让我在《群众反映》上登出来。尽管杨尚昆对我办的这个刊物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当他看到毛主席常在刊物上面作出批示，他知道通过这个渠道解决问题比其他的要快一点。

那时我也经常到秘书室的各个科里去走走，看看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有时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在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我还独自一个人到反映问题的群众那里去，实地了解情况。

有一次，来自本溪地区的皮匠写来了信，反映现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得很厉害，可是有关部门却对皮革制品的价格控制的很严，使得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遇到了困难。我了解到他们都居住在一家旅店里。我就一个人跑去那家旅店，跟他们住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情况。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在《群众反映》上登了出来，很快问题就得到了解决。那些皮匠都对我表示非常感谢。

4、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

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前面说了，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的《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份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来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象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象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不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髙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当时，工交口的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也是把它全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这些反映特权、反特殊化的内容特别能震撼大家。看了这些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

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励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

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1962年5月9日，许（许明，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电告：习仲勋同志认为《群众反映》办得很好，他每期都看。

传阅范围正副秘书长。上次给总理的报告，总理已阅，并在中央同志间传阅了。……下午国务院电话：他们要派三个主任来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的情况。……5月11日国务院秘书厅来副主任陈等三人，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的情况，谈了五点。

毛主席把习仲勋专门调去管中宣部也是眼光独到，当时《刘志丹》小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习仲勋把中宣部管得很好，连胡乔木都佩服他，在底下跟田家英说，习仲勋的水平比别人要高一个档次了。在文化战线上，他是个帅才，我们只是将才。

毛主席更是痛恨党内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马上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最后都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生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谈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弾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1951年底、1952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党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映）着的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有“高岗”的毛病。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象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吴，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听不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总理总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1960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利用特权，搞几只鸡，用飞机带回的事情，和今天共产党内许多大小官员贪污腐败的严重性比起来，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就是很大的事儿。防微杜渐，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律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髙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谋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时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许多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因传说的原因，离家出走了。据说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张云逸揭发，右江起义危急关头，不打招呼就离队，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现在自我辩解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国家进人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在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毛主席在1962年9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细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第十三章 七千人大会和会后党内出现的两条道路斗争

1、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大会讲话

就在我主办《群众反映》后不久，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龚子荣通知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这个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主会场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天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刘少奇。不过刘少奇那天在大会上只是做了口头讲话，他代表中央向大会做的报告，是事先印发给大会代表的，并没有在大会上念。

刘少奇在讲话中闭口不谈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做的事和所讲的话。反而假借着某个地方的群众之口讲，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当谈起责任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些责任全都应由中央来承担，却丝毫不说他本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在当时会议的现场上就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他把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别是他讲得激动的时候，一副慷慨激昂样子，好像错误都是别人的，而他则是纠正错误的人。我当时在现场听了心里就觉得很不是个滋味。在刘少奇讲话的时候，会场里到处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很嘈杂。

由于刘少奇的讲话是口头讲话，后来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有个文件，里面汇集了中央领导在大会的讲话，我看了一下，刘少奇在会上说的那些尖刻的话上面都已经没有了。

后来我知道，刘少奇的这种表现可以说是一贯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刘少奇也同样是表现得很“左”的。当年毛主席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九篇文章里，就点了胡服（即刘少奇）的名的‘可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时候，他也是像个没事人那样的大批王明的“左”倾，一点不提自己在那个时候所犯的错误。后来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以后，他就说“五一六通知”里面讲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就是朱德，在中央的会议上批斗了朱德。

紧接着，第二天林彪就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那天的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林彪手里拿着几张稿纸，可他并没有照着稿纸来念，而是脱开稿纸讲的。林彪的声音非常洪亮，一点都没有生病的样子。他前面说了几句以后，紧接着他就讲，不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你说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没有事先提醒过我们？都是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才出现了错误，才遇到了困难。他说，刮“共产风”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们纠正的，虚报粮食产量也是主席首先发现了提出纠正的。接着他就说，历史证明，凡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们就取得成绩，就取得胜利；凡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们就犯错误，就遭遇到困难。他这几句讲得铿锵有力，全场鸦雀无声。我在现场听了之后，所感觉到的效果要比后来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这与刘少奇讲话时的会场气氛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此林彪在党内的威信就大为提高了。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讲话。毛主席的讲话照例是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他语言生动，诙谐幽默。把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会上所有人的情绪都随着他的讲话起伏跌宕，时而满堂大笑，时而静默无声。毛主席讲到，所有中央所犯的错误，都由他第一个来承担资任，因为他是党中央的主席。所有与会的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毛主席讲话的主题是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毛主席要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个问题呢。建国十几年了，前面几年走得都很顺。当时担任党和国家的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是从长期的战争中打出来的，他们中的好些人都是战功卓著的，也有思想觉悟。但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国家政权的运作，和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都是没有经验的，对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则可以说都是从一窍不通开始的，有的甚至连文化水平都还是很低的。他们有的只是战场经验和对部队的管理经验，最多也只是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但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革命热情和干劲，他们也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硬是把这么大的一个贫穷落后，千疮百孔而且外部条件也极其恶劣的中国搞得欣欣向荣，蒸蒸日上。1956年召开“八大”，毛主席让田家英给他起草开幕词的时候，中心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成绩面前不要骄傲。经过了“大跃进”的髙潮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低谷，这些在管理上、技术上缺乏经验和知识的问题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像在大跃进时期的“命令主义”、“瞎指挥”，有些表现不但是幼稚，甚至是无知的。但你不能说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坏的，而是他以前在战场上就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在战场上，你违背客观规律，那是会立见胜负，马上就看到后果的。但在经济建设中，你违背了客观规律，那不是马上可以知道结果的，可能要过些时候才会尝到滋味的。所以，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党包括毛主席都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不过，对于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毛主席始终认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要干社会主义的，是急于想让国家摆脱经济落后情况的。所以，当彭徳怀在庐山会识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线斗争”的时候，就被毛主席认为那是企图分裂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七千人（在这个七千人当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不是红军指战员、就是抗日老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主要是强调了要加强党内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义，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主动承担了中央的第一的责任，也主要就是为了不过多追究底下人的责任，而让大家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2、参加小组的讨论

我是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参加会议的。同时，中南海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王青林和我一起列席会议。我们两个是可以任意到各个小组，参加旁听他们小组讨论的，因为这样可以方便我们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地反映给中央领导。

由于安徽的问题多，在困难时期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最多。所以我特别注意安徽组的讨论，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的次数也最多。在安徽小组的讨论会上，我亲眼看到，那些参加会议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可以说是愤怒到了极点了，他们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成绩，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风”的干部；以及当后来发生饥荒的时候，群众没有吃的，都饿死人了，他又是怎样下令封锁消息，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残酷打击谁，不但把人家的职务一撸到底，有些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或反党分子。那些县委书记们在批判曾希圣时那个激动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有几个人在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就要冲上去和他拼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都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

我参加小组讨论后，就把所听到的这些情况，通过“情况反映”汇报了上去。刘少奇也知道了有关的反映，他听说由于曾希圣本人也在小组讨论的会议上，所以还有好些人不敢在会上发言。后来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去参加了。这样在后来的小组会上，发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开除曾希圣的党籍，送他去劳动改造。各个地、县都有人提出这个要求，而且也没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刘少奇知道了后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但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决定。

我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候是负责电台的，是他领导破解了国民党军队来往电报的密码。他这个人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解不了的密码，他都能破解出来。那时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后来是从部队的情报部门调出来当省委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而且又是老革命，怎么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他都不关心，还要把反对他搞浮夸的人打成反党集团呢？可见一旦地位变了，人也容易变。

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是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毛主席在大会上说，对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进行检查，并责成他们汇报对群众生活安排落实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而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而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就亲自派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叶子龙、林克，去河南信阳调查饿死人的情况。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当时是中央监委书记）亲自带人去安徽调查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圣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听参加会议的安徽代表揭发，当地政府把中央调查团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饿的村民，都集中到几个偏僻的村里，每天供应他们一些稀饭喝，等中央调查团走了，才让他们回去。而那些饥民们由于被集中了以后还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这样中央派下去的调查团，最后也没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调查清楚。

在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中央就决定把曾希圣调离安徽，让他到华东局去当第二书记，实际上是闲置了起来。中央决定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的省委书记。李葆华是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是很有感情的，他亲口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后来在文茧中，我和李葆华谈过一次话，他说他当时在安徽搞的是“责任田”，不是“包产到户”。他搞的责任田是集体的。他对“包产到户”是加以限制和抵制的。李葆华一上任，就处理了原来曾希圣底下的一些人。李葆华的工作作风与曾希圣完全不同，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到了文革的时候，安徽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保李葆华的是“保守派”，可安徽的“保守派”力量很强大。而在安徽的造反派里面，却反而有很多是被李葆华处理过的原来曾希圣的那些人，他们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一起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可是安徽的造反派的力量始终很小。而毛主席在文革中也一直是保李葆华的。

在会议期间，我也去参加了几次四川的小组会议。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我去四川种过粮，尽管四川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有“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在困难时期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但在最困难时期，四川还拿出了很多粮食支持其它的省市。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他对我说：1959年，你们在四川作的调查是对的，我错了。当时我还跟田家英争论，被主席批评了。现在我已经给田家英道了歉。因为那个报告是你写的，我也要向你道歉。李井泉是个老同志了，那时头发就已经都白了，他态度那么好地来给我这么个小干部道歉，我当时是很感动的，对他的印象很好。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过他不好。

3、调查各地饿死人的情况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会以前就已经在做了，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在读会议简报时，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对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的调查更加细致地展开了。

当时后楼研究室的综合组，汇总了全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这件事是由陈麒章具体负责，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后楼研究室的时候也是协助做这方面的事，当时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也是个老干部，他也一起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因为这事正好是在1963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别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被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上报的数据也比较真实了。其他地方的上报数据也都比较真实。所以，1963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实在很难统计出来，是用估计的。

我们所得出的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600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些，因为有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出来，是估计出来的。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600万的基础础上，增加了20%，这样就达到720万。事实上，到那个时候的气氛完全都变了，谁都怕因为瞒报而受处分。有人提出在720万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过800万。所以最后上报总数是800万。这800万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朝末年的大灾荒，死了2,000万；抗日战争的死人总数是3，000多万。而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了800万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由综合组根据各地上报的数据和材料经过反复的集体核实，研究做出来的，是很严格的。如果说数据还有不准确的地方，那800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在边远地区，人烟稀少，而且可以当作食物的动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饿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个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增加了80万。

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调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可惜现在已经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话。

4、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一直以来，有许多人都错误地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了人。其实，办食堂是不会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当然，这是造成了一定的浪费，但这些浪费根本不足以导致后来发生的饥荒。

1959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试验田，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周围的农村搞调查，差不多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采访了很多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说，撑死人的事还不是个别现象。

事实上，办食堂是刘少奇首先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可在当时也造成了很多浪费和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调查报告，那是田家英唯一的一个他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曾经问过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理由是，与其让一些干部贪污了粮食，还不如让食堂把粮食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把我写的和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调查报告，一起批给了大会。

困难时期的饥荒也并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现的，是在1959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那时，在我去新繁县大丰公社种粮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光一个队这样，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就开始出现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是拨了粮食给公社的，我们吃的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去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小队里面吃饭，都没怎么吃饱过。那时工作队有规定，不能自己带饼干等干粮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

当地有些农民小青年，很喜欢听我讲故事，尤其是讲历史故事，他们觉得比他们听过的说书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总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点来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但她还是每次都带些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大家发现后，都不忍心吃她的东西了。

我们下去后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他还告诉了主席1958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到1959年夏季收获后，全国普遍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开始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丰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比较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放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到了开春，如果农民连种子粮都没有了，那明年的生产就不能维持了。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用来对付粮荒。我们到大丰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自家的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葫豆（蚕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买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这我都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你一来，我们就注意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当时，我还带着一点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赶紧骑车走了。这事儿是都发生在1959年初。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与此同时我也见到，尽管四川的粮食已经很紧张了，自己都吃不饱，老百姓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持全国。

我从四川回到秘书室后，就收到了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有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从中央办公厅下放去河南、山东的干部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给毛主席。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

1960年夏，我去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时候，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着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髙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试验田，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问他四川有没有饿死人的事。他告诉我：“别的地方有饿死人的，但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1959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1958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田里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地里了。这个情况我1964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不过这还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遭遇了自然灾害，一个就是“浮夸风”。

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其实当时北方发生大干旱、南方出现大水灾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他不是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而诿过于人的话，那应该指的就是“浮夸风”。可他自己和邓小平却正是这个“人祸”的主要责任人。

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提出要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不断讲话，要求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春、夏之交，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直接发到生产大队支部这一级，并要大队的干部直接去给农民去讲，要他们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风”。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把毛主席的信传达下去，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大队，这还是我们工作队去传达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把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前面说过，开始是田家英亲自去广播站读毛主席的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后来就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还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良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也不算多，可你实际只有500斤，最多也不过800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

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粮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粮食都不够了，武汉面临了断粮的危险。他就派人去把长江上从四川经武汉运往上海的粮食抢下来。后来上海把这事告状一直告到主席那里。

田家英与王任重的矛盾很大。田家英告诉我，那时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发生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1960年。到1961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但是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向我们逼债，为了还债，征收了大量的农副产品。所以，市场的供应很紧张。

5、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出现的分歧

一个中央的工作会议，扩大到全国的县级以上（当时又叫“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的干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和军队）一共七千多人来一起参加，这是建党、建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件事的本身就体现了毛主席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的胸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的气魄。现在有些人说什么“七千人大会”是毛主席认错的大会，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从1959年上半年开始，为了从1958年所刮的“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中走出来，毛主席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提出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好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征询过意见，但他没有说这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如何如何”。是用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即大队。

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要让1961年成为调查年。他亲自下令让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到不同的地方继续去搞农村调查。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后来一般说的“农村工作六十条”。农村情况就开始大为改观了。

1961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解放初的初级社，一般是10到20来户人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当时毛主席亲自抓了三件事：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公共食堂，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稚的和错误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这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绝对平均主义”。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废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

到了1961年秋，最困难的时期实际上就已经过去了。我国农村在1962—1966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260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万担。这些现在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62年的时候，当年我在四川种试验田的大丰公社有个干部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这里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我当时就把这封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到了这封信，非常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中央常委看。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给在一线的刘少奇来负责。可是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召开在京的中央常委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叫做“西楼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会对形势以及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所作的判断。把形势说得是一片黑暗。认为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三七开”，而是错误占了主要的地位了。这些东西首先都是由陈云提出来的。在文革中，总理要财贸口的领导与造反派批判陈云，就把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拿出来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看法当然也都是和陈云的看法一致的。总理当时的态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赞成，有些地方反对。后来毛主席把这种对形势估计是一片漆黑的说法，叫做刮“黑暗风”。

其实对形势作悲观估计，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实行“包产到户”作舆论准备的。陈云当时就是竭力主张“包产到户”，甚至要“分田到户”的，他说如果不搞“包产到户”，那恢复经济至少需要八年，搞“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而刘少奇则更过分，他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这些也就是后来毛主席所批评的“单干风”。

在七千人大会上，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因为反对“浮夸风”而受到错误打击，以及在庐山会议以后又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得到了平反。这一来，连彭徳怀都向中央写了“八万言书”，提出要翻案。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批评的“翻案风”。

6、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党内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关于“包产到户”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圣搞的，他1961年就已经在安徽做单干试点了。当时主席听说后也没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说，你们可以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各个地方的单干风越刮越大了。刘少奇的秘书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刘少奇的最重要的秘书。平时我们常碰面的，关系也挺好的。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谈论重要事情的，因为大家彼此心里都明白，是“各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问姚立文，怎么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单干”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对这样搞的么？姚立文说，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压着，下面的呼声还要高呢。

但实际上刘少奇不但是支持搞“包产到户”的，而且他是主张要搞“分田到户”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议，说下面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农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给他们土地，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主席听了十分生气，斥责了田家英，认为他给自己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还跟着人家后面跑。主席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说这个话，他心里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这一定是刘少奇叫田家英来说的。可田家英当时还坚持说，没有谁让他来说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就此对田家英彻底失望了。

围绕着是否搞“包产到户”所展开的党内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之前在党内发生的髙岗、彭徳怀事件，主要还是一些历史恩怨和如何维护党内团结、防止出现党内的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往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上发生争议。而这一次的斗争则是关系到了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的道路问题了。

毛主席很清楚，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大政方针的话，他很可能会变成少数。这样一来，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转变党的路线。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那样看问题的话，只是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权力，而是说权力是为路线服务。

第十四章 北戴河会议反对“包产到户” 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

1、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紧接着，8月26日至9月23日又在北京举行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田家英参加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那时从北戴河到中南海有直达的班车，所以他常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两头来来回回的。8月25日和26日，他在秘书室室务会上分别传达了会议的情况，这些我当时都记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了。田家英传达的具体内容可见下章日记残页的1962年8月25日、26日两天的日记。

2、《群众反映》编印“关于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党内一部分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这之前，田家英让我整理《关于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等材料，通过《群众反映》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田家英实际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的。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年到四川种试验田，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己的选择。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到1958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总之我是没有完全听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搞了一个材料。我选择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小题目，也登在这个专辑里了。这样一来，反对的和赞成的两种材料都有了。虽然份量不是一样多，但一个来信多，一个来信少，这也是客观情况。田家英看了以后还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人滑头，两边的东西你都送，那你就总是正确的了。

谭震林是反对搞“包产到户”的，他看到《群众反映》的这个专辑后，觉得抓到把柄了。他在小册子的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示，把“包产到户”批得个体无完肤，说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还说《群众反映》的编辑是在为资本主义呼喊，要追查。本来在秘书室阅览室里就有一份《群众反映》了，现在又多了一份谭震林批示的抄件，大概是谭震林的秘书放在那里的。我心里明白，谭震林这样做，实际上是想报一仇之箭，因为我们反映过他夫人用军用飞机买活鸡的事情。这些人，你别看他是老革命，都是睚毗必报的。

看到谭震林的批语，杨尚昆就叫龚子荣来找我谈话。我说，我们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我就请示了田家英，田家英叫我专门编一个专辑，送给中央领导做参考的。杨尚昆就去问田家英：戚本禹说是你叫他编那个东西的？田家英为这个事情对我很恼火，来问我，你怎么告了密？我一愣，问：我告什么密了？他说，你不是告诉别人是我叫你编辑的吗？你跟别人说干嘛？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是反党的，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说，我真不知道中央这些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啊。

龚子龙他们去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所以龚子荣就向中办党委写了汇报，说人家编的专辑里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两种意见都向中央反映了，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是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见，这是对的，为什么要追究责任？他们没有责任的。

彭真知道此事后对谭震林说，你有意见可以，但不能去追查人家呀。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反映，我们怎么知道底下的情况。当时彭真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看了那些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觉得讲得很有道理。

后来田家英对我说，亏得你搞了一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不然就说不清了。

不久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马上就有一个人出来说戚本禹搞的那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好在田家英也在会上，他就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

3、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并没有强调提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提出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一开中央全会，那些各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当时大多数是主张搞人民公社的，走集体化的道路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所以，这样一来，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少奇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

在我的工作笔记中也有当年田家英传达的关于十中全会的内容，亦录在“日记残页”一章中。

田家英在传达中未提及刘少奇、邓小平，也未提及陈云，只提了邓子恢，但邓子恢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十中全会上正式挨主席批评的也只是邓子恢。

至于彭徳怀，尽管他在庐山上是强烈反对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的。但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却又是和刘少奇完全一致的，他也主张分田给农民。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来从主席的这个讲话里，归纳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流传到了群众中间，就被简化成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主要是他看到了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里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他逐步明确了这种危险主要的并不是来自下层，而是来自党内，尤其是来自党的上层。而这些在以后都早已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而我们的党内斗争中，有这样一个特点，由于毛主席的崇髙的威望和他在党内外所受到的广泛拥戴。公开地提出与毛主席相对立的意见的并不多。可是有些人却总是善于把毛主席所提出的口号，在实际的执行中变成为另外的一套东西。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来就被变成了把反对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了。而八届十中全会重新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实际生活中又被搞成了是针对下面群众的东西了。大搞阶级教育，强调阶级出身等一系列的做法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到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四清”运动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形左实右”错误倾向，和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及“联动”的“唯成分论”。而到了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却又倒过来把自己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帽子戴到了毛主席的头上。

这一年的年底，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作了首诗“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向来都把诗中的“苍蝇”解释成是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其实，那一年，从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一直到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党内同样是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啊！

第十五章 日记残页(1962年4月20日—1962年10月24日)

日记残页的全文及说明

我在中南海工作时，有个随手记日记的习惯，虽草率、随意，不连贯，散乱错杂，但真实、私秘、便于翻查。可惜这些日记多在文革受审时失落了，也许被有心人收存起来，或者当作废纸处理了只有1962年4月20日-1962年10月24日的日记残页，在我1986年出狱时夹在归书中退还给我了。

写残页中日记的时候，我正在秘书室主编《群众反映》。残页中所记述的那几个月正值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和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的事。其中虽只是一些片言只语，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历史重大转折时期党内、国内的一些事情，颇有历史参证作用，遂整理出来，以供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探索研讨。括号里的字是我在整理时新加的说明。

（1962年4月20日前的日记遗失）

1962年4月20日，晴

《群众反映》35期付印。批评葛惠敏（谭震林夫人）一稿站首条。

【注】有关谭震林飞夫人葛惠敏买鸡并用专机运鸡的事，我在前面第十二章里已作了叙述。

1962年4月21日，晴

耕畜问题严重，告姜（德久）、陈（希梅），整理材料。

【注】耕畜问题严重，是指当时的情况。

姜德久是秘书室一科的科员。他是和我一起去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的。后来他调去贵州省办公厅工作。在文革的时候，就是他给我讲了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贵州造反派的事。后来我被捕，他和李在含也都被作为“516分子”抓起来审查了很久。陈希梅是个大学生，是一科的一般干部。

1962年4月22日，晴

与林克（短）信，请他将葛惠敏材料（《群众反映》35期）送主席阅。发编《群众反映》36期，加编者按。

【注】林克是主席身边一组的工作人员。

1962.4.23，晴

杨（尚昆）主任送来上海（群众来）信，反映第一机械工业部不顾大局。编为37期。

【注】杨尚昆对上海的陈丕显有意见，他就把心给我，叫我登出来。尽管他对我搞的《群众反映》很有意见，但他也经常会拿了很多东西叫我给他登的。他也知道这样问题好解决。

1962.4.24

主席要《草字诀》，已请（北京市）文化局刘子章（局长）找到两册送去。现书店又找到（一部），石印，品相不佳，不送了。

读清史（十全武功章）。

见到王任重《读书笔记》，（送）给田家英（阅）。

【注】十全武功章是主席看过的，主席看过的书我都会自己去买一本来看。

王任重的读书笔记是在湖北（油）印的，当时湖北的干部差不多是人手一本。

1962.4.25，晴

林克已将《群众反映》35期送主席阅。

（中办副主任）龚子荣找陈秉忱（中秘副主任），对《群众反映》刊载批评葛惠敏的信不满。传达杨尚昆主任的话：“人是猴子变的，要照顾人家的面子。”

（陈秉忱来告我杨尚昆的不满意见时，见我在看清史，便叫我查孙恺阳是谁？我一查，他就是蓟辽名督孙承宗。）陈以30元人民币在琉璃厂购得孙恺阳所绘鲁仲连祠（古画），上有何子贞题字。人们多不识孙恺阳是谁？此画遂为陈秉忱低价购得。

毛主席要《辞海》（解放前版）、《中华文选》（新版）（主席和田家英均在杭州）。急告中国书店找书，中国书店找到《辞海》，但无《中华文选》，又找中华书局办。

朱老总为我收藏的《幽兰赋》题字，盖大章。

【注】陈秉忱是我们秘书室的副主任，他是山东陈XX的孙子，写的一手好字。中苏友好条约的中文正式签字文本就是他用小楷抄写的。

孙承宗的那幅画是陈秉忱送给了康生的，他叫康生在上面题了字。后来康生都把这幅画交给了国家。

孙承宗当过明朝的国防部长。他是抗清的。康生叫我写本关于他的书，我写了，交中华书局出版了。后来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彭真他们把我写的这本书找出来，要交到毛主席那里去，说这也是写“国防部长”的。王力跟他说，不行戚本禹是八司马，你们这样做，不是又搞出个八司马了吗。他们听了之后就想把交上去的这本书撤回来，但已和关锋的文章一起交上去了，撤不回来了。主席当时对彭真说，他们的事，三年以后再说。三年过后，我们真的被抓了。这也许是巧合，也可能主席知道，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一些勇敢分子后来都是要受到处分的。

何子贞是明代有名的书法家。

朱德是用黄庭坚的字体给“幽兰赋”题字的。这幅画在我被捕后被中央办公厅抄走了，没有归还给我。

1962.4.26，风

（整理了一份）《如何应付中央》的材料，刊《群众反映》。

修改关于王刚等人的问题的决定。

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同志对《群众反映》有好的反应。

葛惠敏信在高层震动颇大。

晚观看评弹：《长征组诗》，凌文波表演精彩。

读清史。分析乾隆之治的矛盾。

看考茨基《土地问题》。

【注】对《群众反映》登载了批评葛惠敏的信，普遍的反应是“很好”。

一些领导干部都告诫自己的家属，千万不要惹出像葛惠敏那样的事出来啊。

考茨基说，小生产是不可能搞社会主义的，连资本主义也不能允许小生产的大量存在。

1962.4.27，晴

（《中华文选》买不到，向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急购。中华书局问是谁要？）请示秉忱同志，告以是主席要，（他们说立即送），下午他们派一女同志送来（办事员付钱，他们说是送毛主席审阅，不要钱）。开会讨论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报告，下午去书店购《世界通史》三卷、影印《颜真卿祭侄稿》一卷。共价十元。与秉忱欣赏《祭侄稿》，发现释文竟有七、八处错误。

【注】我对林彪的那个讲话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就在现场听的。他的讲话要比后来印发的文字要精彩得多了。林彪上来就说，不是主席犯错误，是我们犯了错误。凡是我们离开了主席，我们就犯错误。不信你们自己去查一查，有哪件事主席没有说过，我们没有照着做就是了。主席后来问罗瑞卿，你讲得出这样的话吗。

刘少奇的报告当时我们也讨论。刘少奇的讲话根本就不检讨自己，其实大跃进的时候，他是讲得最厉害的。但他一点都不检讨自己。主席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却说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给人听起来好像都是主席的错误，他自己什么错误都没有。刘少奇一贯是这样的，以前他犯左倾错误的时候，他也是批评别人犯左倾错误，好像他是一贯正确的。

1962.4.28，晴

（中办秘书室）开室务会讨论（精简）编制的……。（这是）克服目前困难的重要措施。

主席要（我们去）买一些古典名著送人。（书单：）

东周列国志

两汉演义

三国演义

曲选（顾明编，上海光华出版社）

聊斋

【注】秘书室本来就只有一百人不到。主席要各单位都要精简人员，所以秘书室也作了精简。

1962.4.29，阴

上午接见河北涞县复员军人，反映村干部贪污问题。

下午为主席购书，跑了东西城，强差配齐。（《曲选》品相不好）

看陈毅同志在人大报告。

1962.4.30，晴

给田家英同志发信。

《文汇报》发《京华何处大观园？》，考证大观园原址，并肯定《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与李希凡有不同看法。昨《光明日报》发吴晗，《并为争论的争论》，亦与李希凡意见相左。

晚看电影《东进序曲》，政治内容与艺术水平均好。

1962.5.1，晴

上午同女儿至天安门欢庆五一。

读《红岩》。

1962.5.2，雨复晴

接家中信，妻妹工厂（国营纺织）停工、工人还乡处理。工作错误，造成如此后果，心中不安。

去中国书店，遇文化局长刘子章，他们看到主席要《草字诀》（知道此书有用），正在组织影印发行。

1962.5.3，晴

今日是（我们八司马因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挨批斗）的四周年，（四年前）这一天，主席给我们拨开乌云，重展红旗。

【注】这天就是1958年主席在中南海和我们讲话的那天。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八司马都要碰在一起纪念纪念。

1962.5.4，晴

编写《阜新煤矿工人（对领导）不满》的报告，刊《群众反映》。

1952.5.5，晴

室务会议讨论编制问题。

1962.5.8，大风

参观首都第六届书发展，很多好作品。

朱德总司令：回忆井冈山诗、毛语录：（中国文化从古代文化而来，这个条幅写得好）

董老：录龚自珍诗，好。

谢无量：行草杜诗，别有一体。

邵宇：（美术学院院长）行书，新诗（艰难曲折多，业绩永垂千秋！）好。

老舍：行书，汕头行，好。

宁斧成：大处落墨（隶书），极有特色！

（其他如）沈尹默、沈钧儒、刘子章、谢觉哉、邓拓、郭老、欧阳予倩、李苦禅、黎锦熙、老舍、凌子风、赵树理、顾颉刚、叶圣陶、王昆仑、何香凝等人书法，亦各有好处。

1962.5.9

（上午值班室告我）国务院秘书厅来电说：“习仲勋同志（国务院秘书长）认为《群众反映》办得很好，他每期都看，传阅范围至副秘书长。”

许明办公室来电，上次给周总理（关于彭德怀问题看法）报告。总理已阅，并批请中央同志传阅了。

下午值班室又告，国务院秘书厅来电，（习秘书长要）他们派副主任等三人来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情况。

今日购得《努尔哈赤实录》一册。

【注】国务院是由秘书厅管群众来信来访的。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以后，就由许明管来信来访了。

许明当时是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关于彭德怀问题看法的报告是我汇总了群众来信的内容写给总理的报告。当时给彭德怀翻案的事闹得挺厉害。我汇总的报告中主要是说，如果当时在庐山上没有彭德怀的干扰，那后面也不会犯那么多的左的错误。本来庐山会议是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彭德怀一闹，就使会议转为反右了。所以说彭德怀一直是在干扰着主席的步骤，到现在都还在干扰。总理把这个报告批下去之后，这个看法为大家所认同。

习仲勋派人来取经的事，我在前面第十二章里说了。

1962.5.10，晴

办信。

田家英来长途电话，告以写好王刚等人结论部分。

晚看《老子》。

【注】田家英当时跟着主席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是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1962.5.11，晴

编辑《群众反映》第40期（《将军之子》）。

国务院办公厅陈副主任等三人来访，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经验，我们谈了五点体会，如少而精等，其他不能多谈。

晚去怀仁堂看赣剧《西域行》。

【注】国务院办公厅来了三个人，都是老干部，很老的干部。总理有个缺点，他身边用的都是老干部。不大用年轻人。主席这里就用林克、田家英这些年轻人。

关于“五点体会”，前面第十二章讲了。

1962.5.12，晴

向仲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对《群众反映》的揭发作了一些检查，不深刻。

（军委）总政组织部对《群众反映》第1-2期《关于军队干部》特殊化等问题作了检查，（认为）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看《伟大的历程》纪录片。

【注】向仲华当时是装甲兵司令。有人来信反映他搞生活特殊化，在“群众反映”上登了。他承认，并写了检讨，表示接受意见。我把他的信也登在了“群众反映”上。这事是罗瑞卿过问的。当时部队搞特殊化确实很厉害。主要是吃喝风，七大盘子八大碗的，把公家的招待费都用来自己喝酒了。当时还是定量供应时期。还有就是占用公房，公物。装修自己的房子。把公家的东西用来送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但当时贪污的事情还是不多。搞女人的事却很多。

1962.5.13，晴

购《燕山夜话》、《焚书》、《文选》。夜读《焚书》。

【注】我看了《燕山夜话》，当时就写了个批评信给《前线》杂志编辑部。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太过分了。谁都看得出，你是在攻击中央领导的。你要提出的指导方向究竟是要往哪里指导啊？可他们不让登我的这封信。而是给我回了个信，说你这个意见有合理的方面，但是我们的意思并不是你说的意思。所以你的信我们就不登了。后来据他们在文革中的交代，这个回信的每句话都是经过邓拓仔细斟酌后写的。我当时是用了“戚谊”（我在团校用的名字）的笔名写这封信的。他们就到处去打听，戚谊是谁，可查了以后，谁都不知道是谁。

当时不仅是我，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好多人都写了信给他们，他们一封也没登出来。后来主席批评了《燕山夜话》。我就把这信拿了出来。康生看了就说，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证据，这是典型的压制批评。后来他指示把我的信全文在《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

1962.5.14，风

看各地（向中央送的）文件，“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

杨（尚昆主任）批评（《群众反映》）以前刊载的东西有（些内容）不妥。但我想让中央负责同志了解一下社会存在的黑暗面也有好处，工作有缺点，怕人知道，不是正确态度。编发《群众反映》第41期。

夜读《庄子》。

【注】杨尚昆感到有压力，他说，军队对他有意见。因为人家都以为《群众反映》是杨尚昆管的，是杨尚昆想弄他们。他们说军当时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怎么说得我们一片黑暗呢。其实军队是有好的一面，可是一些高层领导搞特权也确实是搞得很厉害的。杨尚昆对《群众反映》的态度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一方面他对谁有意见，他就把许多材料拿来叫我们登出来，比如他对华东局的柯老有意见，对陈丕显也有意见。以为陈丕显是听柯老的。他就叫我登。但我登出一些批评其他领导的群众来信，他就对我感到不满意了。

1962.5.16，晴

整理《山林的灾难》。

1962.5.17，晴

秘书室支部大会通过王刚等人（原）党纪处分缓期执行。（主席指示，有些党纪处分试行缓期执行以观后效的办法，如行得通，可以向中央建议推广。）

1962.5.19，星期六，晴

龚副主任把反映内蒙蝗灾告急的信压了20几天，实不应该。

1962.5.22

葛惠敏写来申诉书，说对她的批评意见是余先觉听坏人讲的。龚子荣指示，把她的意见全文刊载《群众反映》。

又听说葛要找杨（尚昆）主任闹，杨指示龚子荣接待。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编辑《群众反映》第44期、45期。与姜德久加班赶写：《德州地委领导干部违法乱纪》。

【注】葛惠敏不只是申诉，她是反攻了。这些人哪有这么容易得罪的。

龚子荣指示，把她的来信全文照登。我就以“葛惠敏同志对上期群众反映意见的答复”为题把她的来信照登了。这一下，大家对她的意见更大了。

杨尚昆说，他找谭老板解释那不是他弄的，是下面人弄的，谭震林听都不听。他总认为，不经过你们的同意，底下人怎么能登呢。他当时还不知道是我决定登的。那时我还是个小人物。等他知道是我登的，那对我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瑕疵必报的。所以也很好理解他们后来对文革的态度的。

我这件事做得不但杨尚昆被动，连田家英都很被动。谭震林老找田家英的事。

主席对谭震林骂得很厉害，可总是保他。大跃进的时候他吹得最厉害了，他对饿死人的事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他也不检讨。所以，我们对他意见都很大。不过他倒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是他自己却挺会享受的。他是工人出身。他是铁杆要搞集体化，工业化的。

他和江青关系很不好。他给林彪写信骂江青是武则天。可能这多少和我也有点关系，以为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

“二月逆流”的时候，他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正好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后来他被打倒了，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在群众大会上说的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是不一样的。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当时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1962.5.25，晴

（参加中办会议。杨尚昆主任传达）

中央决定派100名部长级干部下去，加强重点县的工作。中直机关各单位都要抽人，胡耀邦、廖鲁言、李颉伯已报名。

杨（尚昆）说，《群众反映》最近几期内容尖锐，把谭老板的老板娘也批评了。这个人大家对她反映不好，用飞机（往北京）带东西（活鸡活鸭），多少人都有意见。但我怕这样会引起谭老板误会，以为我在整他。我上次向谭老板说明了，他说，他倒没什么，（只是）葛惠敏紧张。杨说，以后刊登这类东西，要和他多商量商量。

晚看湘剧《生死牌》。（听林克说，毛主席看过这场剧，对几个人争抢死牌一节很感慨。）

【注】林克还告诉我，主席跟他说，你们八司马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宁可自己挨斗，也要保别人。林克说，是的。当时杨尚昆搞八司马事件，首选的目标就是林克。因为他和主席的关系最好，主席很相信他。他说，丧失大家为了保护他，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拉，叫林克不要作检讨，由他们来做检讨，不让人家抓到林克什么把柄。主席说，你们八司马这些人都够意思，够朋友的。像生死牌里面一样。

1962.5.26

晚看意大利影片《她在黑夜中》，这个影片，似可在社会上公演，以比较资、社两个社会的优劣。

1962.5.27，晴

整理《机关生产弊病都多》。

参观中国美术馆

【注】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为克服困难，一些机关就自己组织生产。有点搞农业生产，有点搞捕捞。生产的东西就在单位里分，往往是领导分的最多，底下群众却很少。大家都有意见。还有的拿东西到市场上去卖，比市场价格便宜，造成了与民争利。群众都有意见。有些机关农场还和农民争地。后来主席批了，一旦情况好转，就把生产给农民去搞，机关不要搞了。

1962.5.28，星期一，晴

中国革命博物馆来人商量毛主席的礼品保管问题。我讲了我所知的列宁博物馆的沿革和此馆对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作用，供他们思考。

【注】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有外宾送的，也有内宾和华侨送的。这些东西都归秘书室管。内宾送的，我们一般都给钱，这些钱都是从主席自己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来的。可有些是华侨寄来的，你也没法给钱。有个华侨送来好几斤燕窝，说是给主席增加营养。可主席不吃，让把这些燕窝全部拿到人民大会堂去，又来招待外宾。

这是主席的厨师告诉我们的。文革期间，一位龙虎山的老道给主席送来了他自己做的“长寿丸”。说真的有效，他已经活到九十多了。主席看了笑笑说，他不相信这个东西。让汪东兴拿去处理。汪东兴拿了就放在自己嘴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还叫我也吃。我说，我不吃，万一这里面有毒。他说，书呆子，个主席送的东西，他敢有毒？其实我心里是想，给主席的东西，主席又没让你吃，你怎么能吃呢？张耀祠在边上也跟着一起吃。

我跟他们说了列宁博物馆是怎么收藏列宁用过的东西的情况。他们说，这个好。问我是否去过苏联。我说没有，我看过一本列宁博物馆写的小册子，搬来照本宣科的。他们觉得很有启发。不过现在弄的什么主席用过的瓷器，还称作“毛瓷”。这纯粹是瞎弄的。主席根本不用那东西。

1962.5.29，星期二

田家英回北京，（决定）整理《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等材料（通过《群众反映》，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田家英意见，现在要站住，不要松口，一松口，集体化就有涣散的危险。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可以让其存在下去，不要急于纠正。

又决定即可整理《（广东沿海农民）外流香港》问题的材料。此事据说已在国际上引起震动，英国外交部给我们照会，态度尚好。美国则想借口此事干涉我们，他们想把此事提交联合国，肯尼迪已讲了几次话。国民党假惺惺要拨款救援。此事我们早应向中央反映，现在报告都慢了。

葛惠敏之事引起震动，主席（把这期《群众反映》）批给好几个人看了。

王刚（正式调地方工作），昨晚来道别。（看起来）他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毕竟大家在一起劳动了一年多。后来又一起下去调查研究。）

【注】主席的批示是在很小的范围传阅的。我没见到过。但我知道内容是批评谭震林的。但主席只是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件事的。那在中南海里的影响可大了。大家都觉得高兴，那谭老板平时谁敢去惹他啊。好些人在中南海里遇见我，都笑嘻嘻地向我伸出大拇指。

1962.5.30，星期三，晴

电话告广东省委办公厅，注意一个做过十年机要工作的刘某（正在乘机偷渡香港），不能让他去香港。

田家英上午来办公室，谈起群众对龚同文（王任重、梅行等合写文章的笔名）文章的意见。田说，（在最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向王任重反映了三条意见：

一、龚文说要超过毛主席，不妥。

二、龚文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也不妥。

三、不予许别人批评龚文的文章，批评龚文就是右倾，右派，不对。

田家英说，第一条是狂妄；第二条是荒谬。因为不要迷信马克思就意味着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叫别人不迷信科学根本不通。如果不要迷信马克思指的是不要迷信马克思本人则无的放矢，因为现在根本没听说有谁对马克思有什么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对斯大林有个人迷信，他都没敢说对列宁有个人迷信，何况马克思！

第三条是压制民主，专制。

田说，王任重听了他的批评，没吭声。第二天承认错误，并派宣传部长去北京去向陆定一作交代说明。

田还说，他在会上还批评了柯老（庆施）那里的人，对错误的东西不作研究就闻风而起，对正确的东西，却以稳重为名，加以抵制。柯老表示考虑他的意见。

（田又对叶子龙有意见，）他说（主席调离叶子龙工作后），叶子龙不服从（北京市轻工局副局长的）工作分配，向杨（尚昆）主任说，要去邮电部当副部长。杨（尚昆）主任说，“他还要当部长，当个局长都不行。”

田说，这次真遗憾没把叶子龙贪污的冰箱和貂皮领子的皮袍子收回交公。

田又传达杨（尚昆）主任意见，叫我们向下面打招呼（帮助何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注】王任重的这些言论确实是不对。虽然王任重当时作了检讨。但田家英也就此和王任重结下了梁子。田家英垮台后，王任重一连喝了好几天酒。

后来，陈伯达写了处理田家英的报告给主席。王任重马上向主席告田家英的状，说他怎么到处散布“包产到户”的言论。

说实话，王任重是一直坚持搞社会主义的。到打到他的时候，也查不出他有什么反对搞社会主义的言论。文革后，他也没有支持邓小平搞“包产到户”。更没有支持搞私有化。彭真也是这样的。文革后，彭真和邓小平的关系一直不好。党内有好多人其实都看不起邓小平的。张云逸就老是说，邓小平在红旗军队时候就是逃跑。

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在文革中对这些人不是用打倒的步伐，而是用团结的方法，也许结果会好一点。

文革一结束，虽然这些人都和邓小平他们联合起来发对文革。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像邓小平那样，要搞资本主义的。他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的。

田家英批评柯老。他对柯老有意见，对张春桥也有意见。那时他狂妄得很，自以为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垮台。我后来也很狂的，想说谁就说谁。别人不敢说的，我敢说，也是目中无人的。所以我也不然会垮台。但是，我只是在性格上和他相近。我和田家英有个区别，我是坚持搞社会主义的。而田家英后来实际是转向刘邓那边去了，要高资本主义。

田家英批评王任重、谭震林他们，主要是批评他们的左。田家英不主张搞集体化。

而我是批评他们的右，搞特殊化，脱离群众，镇压群众。但我是很欣赏他们坚持搞社会主义的。

冰箱是苏联送给转向的。主席不要，叶子龙就拿去用了。

那种苏联冰箱很大很重。我也用过，那本来是王稼祥的。他搬出中南海后，可能因为那冰箱太重，也可能是又买新的了，那冰箱没搬走，留在屋子里。我调去《红旗》杂志以后，我家也搬到中南海外面去住了。文革开始后，听说西纠、东纠的那些人在调查我们的住处，扬言要对我们采取什么“黑豹”行动，把我们消灭。反映到江青那里，她就下令把我们都保护起来。关锋住的地方比较大，所以就派部队去他家保卫。叫我就搬回中南海里，就住在王稼祥原来住的四合院里。我的隔壁住的是董老。

何载的右派帽子当时被摘了，他后来去了山西。那里的人挺照顾他的。文革后，他去中央组织部当了副部长。冤家路窄，我1986年被放出来后，去深圳的一个朋友那里住。听说边上的一栋楼里住着一个北京退休的大干部，还老招漂亮小姐给他作特殊服务。我心里奇怪，是哪个大干部呢。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何载。他也腐败了。

1962.6.1，星期五，晴

下午听田家英作目前农村形势的报告。

整理“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准备印成一册。

1962.6.3，星期日，风间雨

去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老工人。

1962.6.4-6.6，星期一、二、三，晴

4日学文件，5日、6日校印“包产到户”建议（分发中央各同志）。

1962.6.9，星期六，晴

习仲勋同志批了一件江苏省发对特殊化的来信，（指示刊《群众反映》，）上午整理排印。

（下午）看《山西省委书记铺张浪费几件事》材料，整理排印。

【注】那些都是在一线的高级领导人。

1962.6.12，星期二，晴，晚小雨

编辑《吉林省委特殊化》材料，付印。

1962.6.18，星期一，晴

编辑《坚决与特殊化作斗争的六名党员》（刊《群众反映》）。

近期看《三里湾》、《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

1962.6.19-22

工作之余，看了《秦史纲要》和西方文学名著节录。

又欣赏了陈伯达以80元购得明拓《孔宙碑》，秉忱提拔。康老藏有此碑之宋拓本，有宋人、明人及清人高南阜提拔，（秉忱为给伯达藏本写拔，借来对照）我感觉此本不似宋拓，宋、明跋文皆伪，唯高跋似真。

1962.6.23

为《群众反映》编辑《论工资制度与干部特殊化的关系》。

1962.6.24

看望（前中秘副主任）彭达彰同志，他最近要下去担任县委书记。

他向我谈了对谭震林和王震将军的意见。

谭震林在1959年10月在省委书记会上讲了许多错话，既不了解情况，又主观片面，下去就住最豪华的宾馆，不深入下层，应派他下乡，让他做点实际工作，改正错误。

王震工作不实事求是，高指标，大帽子压，今年才承认错误。

彭又说现在有些地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黑龙江领导借口给中央领导修招待所，里面犹若迷宫。（听说叶子龙乘主席外巡）把春藕斋装修了一下，主席回来气得不得了。主席英明，不走隋炀帝的路，有些地方简直是在重蹈隋炀帝的覆辙。

1962.6.29，晴

编辑《边境前线动态》。

1962.7.9，星期一

近日编了5期《群众反映》（61期-65期），内有《对刘仁同志的意见》，周总理批示的《关于干部侵占农民田地的情况》及杨（尚昆）主任《保荐安徽责任田》的材料等，责任田一期，田家英不同意刊载。

读《努尔哈赤实录》、《东北通史》，又读《民约论》。

看电影《古巴革命的故事》。

1962.7.13，星期五，雨

田家英找我谈话。对《群众反映》有如下意见：

（一）标题要客观。倾向性要正确。中央未决定的问题，不要有倾向性。如对“包产到户”来信，就不能乱用支持性的标题。邓老（子恢）主张“包产到户”，但他的意见尚不是中央的决定。他还不很同意邓的意见。杨（尚昆）主任《保荐安徽责任田》的信就不宜刊载，所以我叫你缓办。出了错误，我们负不了保荐的责任，我们也不十分了解安徽的责任田实际如何。

（二）编者按里有些提法要慎重考虑，我们是中办的刊物，要考虑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问题。

（三）[本刊讯]宜改为[本刊综合材料]

编辑《安徽定远县有些人乘平反机会殴打干部，干部不敢外出》。

1962.7.14，星期六

毛主席在上周末，与中秘女同志谈起群众来信工作情况，他问主张“包产到户”的来信有多少，都是哪些人写的（要有个分析）。全国精简工作情况来信反映如何？等等。田家英听汇报后，决定向主席做个工作报告，室务会议决定，由我起草。

【注】我当时听说别人向我转达的主席的意思，我知道主席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

1962.7.16，星期一，雨

昨天星期天到团校老友赵素行家，见到他新婚妻子林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空军转业人员）。他告诉我许多团校同志的消息：吴剑迅（班主任）在建筑工程部，杭冠华在美术学院，陆恺在浙江省团委，王碧霞（团校校花）在建筑工程部，周祖熙在体委，朱孝伦、韩彬在团中央。

赵素行在军委工作的，他的夫人也是空军转业去的北京图书馆工作。后来是她告诉我，有人在整我的材料。韩彬是工农干部，就是他坚决推荐我去中南海工作的，他说这个人将来有希望。他是我们班级管组织的。

冯文彬那时是团校校长，这个人威信不高。他看到漂亮的女同学就走不动了，老找人家谈心。我们看了都觉得他太过分了。后来胡耀邦调他去当中办主任。他居然提出要张玉凤陪他睡觉，被张玉凤臭骂一顿。张玉凤给中央写信，说怎么有这样的办公厅主任？说主席，总理都对她很尊重的。胡耀邦马上把他撤了。

1962.7.21，星期一

春藕斋演出京剧。八时，毛主席来了，坐在一排中间，江青坐在右边，彭真和夫人也来了，坐在主席左边。我正好坐在二排主席身后。剧目《失空斩》，谭元寿演诸葛亮。主席对此剧唱腔很熟，常跟着板眼频频点首，演出中与江青低声评论演员唱腔功夫。闭幕时主席夫妇、彭真起来鼓掌、致谢。

1962.7.24，星期二

听说明天主席要去北戴河，所以周末的京剧演出，提前到今日。今日演出有是三位著名演员，张君秋、谭富英、裘盛戎。剧目《大保国》。演员出场时，主席和江青鼓掌欢迎。演出中主席不断以手击拍，悠然自得。一个跑龙套的在台上昏倒，后来说是因为首次见到主席怕演不好，精神过度紧张，以致晕场。江青马上叫人抬他至台后，请医生急救，医生来时，人已苏醒，江青跑上跑下，看了他好几次，回来告诉主席没事了，主席才放心。演出结束时，主席又问他好了没有，演员感谢主席的关怀。

编辑《群众反映》第66、67期，主要反映机关生产弊病问题。

1962.8.5

母亲自上海带鹏儿来北京团聚。一早即乘公共汽车去车站接他们。

编辑《我国人口发展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稿，准备刊登《群众反映》，供中央参考。

鉴赏田家英收藏的清人钱沣书写的《争座位帖》，字写得真好。要是颜真卿能看到都会高兴。

1962.8.6，星期一

崔英今天来看我，告诉我前些时她在游泳时见到主席，主席听说她丈夫在下放农村时因公牺牲，对她表示慰问，让她抚养好子女。主席说她的名字好记，《西厢记》里有个崔莺莺。又说，“《西厢记》的文章写得很美，可以多看看，我看过十几遍呢！”

【注】崔英是朝鲜族人，是我科里的科员。

1962.8.7，星期二

《群众反映》出刊《黄牛（投机倒把者）办工厂》。

田家英回北京，谈目前形势，说现在很多问题中央上在讨论，意见不一，《群众反映》暂时不要多出，少表态。

1962.8.18

母亲今日回上海。这次母亲来京，陪她吃了北京烤鸭，请她看了马连良、张君秋演的京剧，新凤霞演的评剧，她很高兴。说自己也住进了皇帝住过的中南海，知足了。我忙于工作，多年来对父母照顾很少，送她上火车时，心中很不是味。

1962.8.25，晴，星期六

《孙承宗》小册子写完，准备送中华书局出版。

桃花运回北京，谈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某些情况。

这次谈得较多，较杂。要点：

（一）现在有人又在大讲大好形势，说过去下马多了，主张再上马大干。

（二）会上不少人批判“包产到户”主张，说这是两条道路问题。谭震林最起劲，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批判，又列举了许多没有根据的增产指标。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三）（许多人对陈正人意见很大）说陈在会上做假报告，报告说他去湖南等地看到老百姓红光满面。事实上他根本没深入农村。同他一起下去调查的同志看他说假话，气得不得了！杨（尚昆）主任知道了此事，说叫人写个匿名信，让《群众反映》刊登一下。田说，这办法不好。不如写个有名有姓的信。据说陈正人是个老革命，《毛选》第一卷中有他的大名，但为人作风很不好，过去是高岗的干将，党内受过批评。他喜欢一个花旦演员，收人家做干女儿，为干女儿大摆宴席，一派旧社会的老头子作风。（田说，不巧这件事被田看见了。）陈正人又请田吃了一顿饭（意思是让田别向外说）。生活上的事就算了，但他政治上看风使舵，一派资产阶级的政客作风，叫人看不惯，还到处说田架子大。

（四）有一次起草中央文件，里面有一句“如实反映情况”，陈伯达正说要修改一下，改“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反映情况”，陈说，否则，尽在内刊上反映包产单干思想，也变成了“如实反映情况”。田说，我就反驳他。我说，如果下面有包产单干思想，就要如实反映，让中央知道呀！胡绳说，若按老夫子意思，那在美国就要说，“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反映情况”啦，大家哄笑。陈伯达的“修改”意见，只好作罢。

（五）中央会上，邓子恢受到重点批评。主席找他谈话时，他只字不提他自己对“包产到户”问题的看法，事实上，他在外到处作报告，鼓吹这种意见，实在是不顾组织纪律。可他检讨时不从自己找原因，却拉扯上了田家英，说他“受了田家英的湖南农村调查的影响”。田（家英听后）发了火，事实上他的到处报告在先，田的调查报告在后。批评邓子恢没组织没纪律到处作报告，应该挨批评。后来黑了心，说受到别人影响。这样的人被人家批死了，也没人同情。后来有人把这些情况转告邓子恢，邓说，“唉，弄错了，误会，误会！”

（六）会上也有人就这些情况批评田家英，田大笑，引文天祥的诗，“姓名不列中心策，后天皇土地分明之。”意思是我是没有名望的人，但是谁爱护人民，老天爷是知道的。

（七）田家英、吴冷西商量，确定我们不能看风使舵，应反映的情况，仍要反映。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人可以在内部刊物刊登，以让中央了解下情。（戚注：可我在主张“包产到户”的建议外，又在《群众反映》上刊载了一件正面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却受到田家英的批评，说我动摇。我受到田的批评，感到委屈，向田说，上次你回来讲《群众反映》编辑方针时，说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可登，却没说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不能登呀！他说，你这是表白自己，怕登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批评。我说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是怎么讨论的，更不知道“包产到户”的主张在中央扩大会上受到批评，这不是什么表白，当时我也不需要向谁表白呀！我只觉得反对的意见也是一种动态，不管自己赞成反对，也应该整理出来，予以刊登，否则中央的人怎么知道也有人反对“包产到户”呢。况且包产单干，到时候粮食收不上来怎么办？农村两极分化怎么办？也要研究一下呀！田说，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不同意说“包产到户”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中央说是，我也说是，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我说，那是来信人说的。只是一种意见。）

（八）田说，两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也受到了批评（两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指王任重、陶铸，田家英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意含讽喻）。他们一会儿左，左得出奇。比如他们坚决主张，把主张“包产到户”者开除出党。一会儿右得厉害。比如他们坚持田间管理一定要“包产到户”，那就是安徽省的责任田，五统一。他们的前后的主张岂不矛盾！？

（九）田说，两个市场，两个价格，中央仍主张维持。

（十）只是田间管理怎么搞，中央尚没有拿出一个办法。（田指着我说，你有兴趣，我同意让你下去调查研究，再放个卫星出来！我说，你都没有办法，让我下去，我哪拿得出办法？田又问其他人谁有兴趣，没有人应承。）

晚，看英国电影《红菱艳》。是一部富含哲理的艺术片（痛苦的哲理）。

1962.8.26

田家英在室务会上继续谈形势：

（一）田说，陈伯达很左。他是昧着良心的人。天津调查，干部向他反映农民有单干的要求，他不向中央反映，却大谈形势大好。向中央转的材料也是讲大好的材料，而且说这就是马克思抓主流的思想方法。田说，这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田还说，陈伯达在北戴河想把他的秘书逄先知拉过去。拉着逄为他做事情，逄以外出有事搪塞过去了。陈伯达这么多年没培养出一个秘书来。他总是和秘书搞不好。史敬棠对他那么忠顺，尽管他还是要用史敬棠，却又看不起人家。

（二）田说，廖鲁言是王八羔子！说是下去，其实是呆在东北宾馆里休养。这次左得要命，攻击人家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三）田说，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言一小时，但他没有昧着良心去批判人家“包产到户”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昧着良心说话，那我会比那些家伙讲得更好。田说他自己的发言也是个“滑头发言”。“我反对说保留点自由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但我不直接说，而是大讲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劳动变成商品，而不是保留点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我说奴隶社会就有商品，还有大投机商呢，但那不是资本主义。我这一说，谭震林很听不进去，我明明反对取消自由市场，谭震林却大声赞同我的意见哩！他竟听不出我在反对他给自由市场扣资本主义帽子呢！我在反对他，他不知我在反对他，还赞同我呢！田说，我还反对说按劳分配产生两极分化。但我不这么讲，而是引证哥达纲领批判。大讲哥达纲领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也有分化，那是一部分贫农和中农、富裕中农的分化，不是变成剥削阶级的两极分化。谭震林也听不出我在反对他，也在会上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三）田说，中央机关的有些负责同志如王鹤寿等，反对“包产到户”，比地方上的同志吵得凶。

（四）李井泉左得厉害！

（五）谭震林甚至将这样的话，你们讲形势要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好转就好转，至于征购任务可以商量，所以大家都要做一片光明派，抵制一片黑暗。到哪征购任务不增加，而且今年还要进口粮食。

（六）田说，但愿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能拿得稳，不会让他们胡搞。

（七）田说，周总理引证毛主席的诗安慰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田说，“这是总理怕我年少气盛。”总理还说“遵义会议后还打过败仗呢，有些人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八）田欣赏《左传》所记周天子的话：以理服人，不以力胜人。但省委书记们水平不高，讲理论他们听不懂。

（九）田说，陆定一前一天在宣传部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这次中央开会，他听了一些风声，马上转舵，又大讲“包产到户”的坏处。我没有这个本事。陈伯达、陆定一、陈正人、廖鲁言都是如此！

（十）谭震林在会议中与杨（尚昆）主任大吵一顿，批评杨是右倾（即支持“包产到户”）。

室务会议在听了田家英关于中央会议一些见闻的谈话后，向他汇报了中秘中层干部生活会的一些情况。田听后对三个人讲了一些意见：

（一）戚本禹。“（1）有才气，但不够坚定，容易动摇，如‘包产到户’，听到一些风吹草动就又刊出了发对‘包产到户’的材料；（2）有私心。如《调查研究的调查》，给了我，又给彭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会听你的批评，早知道，我不给你转报主席了；（3）在天津调查工厂时，除了干工作组的，又搞了自己一套（指去银行做金融调查）。”

（二）对吕澄。“（1）私心太多；（2）凶得很，粗暴，民主作风缺乏。（3）上台保不定干出什么事，如整马之江就是，不放心。”

（三）对李公绰。“扶不起来，太自私。”

（这是田家英一次对八司马三个成员的批评。会后八司马成员马芷荪对我们说，“可能是夫子最近心情不好，对你们批评重了。”但当时我的确不是很在意。）

1962年10月24日

田家英在中办秘书室室务会议传达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若干问题。

会议主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国际上，苏修做了八件事，伊拉克、印度、原子弹，和平大会等，没有一件做对的。

和平大会上，我们的团长对赫鲁晓夫讲话表示欣赏，犯了一个错误。

（二）国内有两股风：翻案风和单干风。

第一，翻案风。

彭德怀要翻案。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他推翻了过去的检讨，说：“过去的检讨是追逼出来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好要什么给什么，不是我真的想法。”彭还极力否认对自己“里通外国”的批评，说他不懂外语，如何“里通外国”？

事实上，这个“里通外国”，他翻不了。

（1）他与赫鲁晓夫说，中国过去不了解你的政策方针，现在了解了；

（2）他曾与布尔加宁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一个统一体；

（3）苏联曾派一个华裔（苏籍）情报人员，单独与他联系；

（4）赫鲁晓夫在国外公开说，彭德怀是他最好的朋友，高岗也是他的好朋友，毛泽东是穿旧了的破套鞋；赫鲁晓夫至今仍然支持彭德怀。

还有很多材料不宜公开。中央没有冤枉他。

彭德怀还在申诉书里吹捧自己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就在军队里组织士兵委员会，搞平江暴动。

彭德怀很善于在我们困难时期搞些活动干扰我们的工作，庐山会议我们上了他的当，现在不上他的当了。我们现在主要抓当前工作，他的问题中央已经组织了以贺龙为首的委员会来审查处理。

除了彭德怀要翻案，最近又出了高岗的翻案。

习仲勋从宗派主义出发支持李建彤的《刘志丹》小说，要为高岗翻案，可是毛主席保护习仲勋，此案已交由总理、康生同志去审查。

第二是单干风。

毛主席分析在困难面前，党内有三种人：

一、坚决克服困难，不动摇，如林彪、周总理、柯庆施、李井泉、彭真、陶铸；

二、动摇害怕的，如邓子恢；

三、幸灾乐祸的，如彭德怀。

邓子恢在民主革命中是坚决的，但对社会主义革命没准备。过去大砍合作社，现在又大力宣传“包产到户”，到处作报告，在党校做报告，很多人同情他。又在军委后勤部做报告，等等。罗迈陶铸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他，不知他能改正否？

毛主席要我们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根据山东、河南等地同志的汇报分析说，再有三年时间，农业经济会得到恢复，集体经济会有个大发展。

田家英在传达中未提及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态度，也未提及陈云，只提了邓子恢。但邓子恢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十中全会上正式挨主席批评的也是邓子恢。

（三）毛主席要我们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根据山东、河南等地同志的汇报分析说，再有三年时间，农业经济会得到恢复，集体经济会有个大发展。

第十六章 调后楼研究室和去唐山摘四清试点

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篓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惠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办公厅后楼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很年轻，而在“后楼”工作的都是些党内资格很老、级别很高的老干部。所以在参加开会时，我都自觉坐在最后一排。

对于这个调动，老实说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领导干部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出来，这当然使很多人感到高兴，但也必然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喜欢搞特殊化的领导，他们总感到坐卧不安的。

田家英对我的工作倒是一直都很支持，而且他有个特点，从来不委过于下属。这一点我很敬重他。他有时候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他那时也坚决主张“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已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那边去了。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所以他也是得罪不起的。

《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我听林克告诉我说，主席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再作出什么批示。

2 后楼研究室

最开始的时候，各地（包括二大区和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也都是由秘书室来处理的。后来中央办公厅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各地给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中央提出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建议方案。而各地给毛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则仍由秘书室处理。由于这个机构设在中南海的后楼，所以就习惯地把它叫做“后楼研究室”。除此之外，它没有其他正式的名称。它也没有设立主任，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组，例如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总共有三、四十人，都是些级别很高的干部。各组的工作都是直接向杨尚昆或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

1963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分配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他原来是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年，饶漱石出事后，杨尚昆就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然后iu实事求是地汇报说，没查出有什么问题。所以杨尚昆对他很信任。直到文革后，陈麒章还一直是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

《情况反映》就是综合组搞的，由陈麒章负责。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协助他搞《情况反映》，一起工作的还有王青林和一个姓罗的记者。当时《情况反映》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和向中央综合汇报各地关于农村的情况，因为那时农村的工作是影响到全局的大事情。主席那是对农业是抓得很紧的，其他方面关于工业，文教的东西他不大看，关于农业的情况他是一定要看的。所以凡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农村情况的，我们都要及时汇报上去。主席也都看了，在上面画了一道一道的，具体的批示好像不多。

3 去唐山搞“四清”运动的试点

1963年的6月，中央办公厅组成了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我参加了去冀东唐山地区抚宁县的工作组。王光美去的桃园大队就在我去的那个地方附近。

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混乱的现象，党内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当时我们从群众来信所反映的情况中了解到，社会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又死灰复燃了，一些在建国后被取缔的封建迷信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猖獗，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私娼。伴随着封建迷信活动的是各种谣言都起来了，有的谣言甚至都传到中南海里来了，说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什么的末日啦，等等。

可也奇怪，到1962年底的八届十中全会一开，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那些东西马上就全部躲藏起来了，像一下子全都就消失了一样。

我们下去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如何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当时农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私分和私卖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很普遍。生产小队的小队长和会计等几个主要的干部，瞒着群众私底下给自己多分些粮食，然后再把这些粮食悄悄地拿到“自由市场”卖出去。当时国家规定的粮食才一角几分，可拿到自由市场上去，那就是好几倍的价格了。而且这种情况在小队里面还好点。因为那时庄稼收上来以后，都是放在谷场上一堆一堆地分好，然后由队里的十几户人家自己去认领的。大家都看得见的。要私分掉很多比较困难。可到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以后，那里的干部要私分的话，就方便多了。可这些事情你别以为群众都不知道，他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在队里一发动，马上就会有一批“勇敢分子”站出来，揭发干部存在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次的群众运动，首先站出来的一定是这些“勇敢分子”。这些人平时比较活跃，但他本人的表现不一定好，身上常有不少的缺点。比如偷鸡摸狗，搞个“破鞋”的都有。运动一来，首先起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后来毛主席也说过，这些人还是有用的，但不能依靠他们来掌握政权，把权力交给这些人往往是要出问题的。

而王光美她们在桃园大队搞得就很神秘，工作组几个月都不进村，而是秘密地搞什么“扎根串连”，挨家挨户地摸情况。当时我们听到这种做法觉得很不以为然的，没有这个必要嘛。你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情况不都清楚了么。所以我们没有多加理会。后来刘少奇把它搞成了所谓的“桃园经验”，要在全国推广，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这时候我们才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刘少奇这些人，虽然是极力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尤其是针对群众运动的时候，那他们搞起阶级斗争来是绝不含糊的。这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实行“资反路线”时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文革以后，邓小平否定了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可到“六四”的时候竟然动用军队来镇压群众运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

而毛主席非常重视阶级斗争，但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真正的危险主要是来自执政的共产党的内部，尤其是来自党内的高层。毛主席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把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做法称之为“形左而实右”，道理就在这里。简单地说，毛主席主张的阶级斗争，它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上面的。而刘少奇他们的斗争矛头则是主要地对准着下面的群众的。

到了1964年，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了刘少奇他们的抵制和反对。这样，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格局就此形成。

第十七章《评李秀成自述》发表的前前后后

1、我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在吕集义的书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笼亲笔写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书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后来被曾国藩家里的人带去了台湾。这些照片是曾国藩的家人在逃去台湾之前拍下来的。此外，我还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阅读。在当时，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三个人可以说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权威的人物了。他们对《李秀成自述》写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述。其中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我看了罗尔纲的书之后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在书中是把李秀成当作农民起义的了不起的英雄来歌颂的，而把他向曾国藩写的“自述”说成是曲线救“国”，说他是像三国时候姜维一样的向敌人“伪降”。

可是我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就断定这个家伙是已经投降变节了的。你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能假投降吗？你这么做，那么多的部下不都是跟着你一起投降了吗？那还有什么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呢。况且李秀成还在他的“自述”里面向曾国藩献计，哀求他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还在抵抗的作战部队。而且他所献上的那些计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罗尔纲他们要那么曲加解说呢？

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1963年春节期间，我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我主要的观点，就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埸”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文章写出来了之后，我是打算向《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的，因为这个杂志当时是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刊物。在投稿前，我也想和秘书室的同事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于是，我把文章拿去给田家英看了，因为一方面他对历史有兴趣，同时他又是我的领导。田家英说，他也没有时间仔细地看，就让我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他说了一下。田家英听了之后没有反对，说写得挺好。后来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当时并没有给过我任何指导。后来我还听说了，田家英私下里对《历史研究》的人说，戚本禹这个人不怎么样，叫他们先不要发表。据说，黎澎当时对田家英说：像戚本禹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我当时听了还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田家英要这样的表里不一呢。还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江青、毛主席授意让我写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也有人把我的这篇文章，和后来文革运动中抓“叛徒集团”联系在一起。尽管从后来的客观效果上讲，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就我当时所处地位来讲，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的。这完全是我自发写的。要说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我只是联系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我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列宁、斯大林开创的革命事业的背叛。而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

文章寄出之后，我就随中央办公厅的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冀东搞“社教”的试点工作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乡村，那里连邮局都没有，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新出版的《历史研究》目录，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了好几次会，在批判我的文章了。

2、围绕《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的风波

当年的9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了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秘书室的同事朱固、田崇净、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他们告诉我北京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还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分别召开了会议来批判我的文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了解到，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一出来之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1963年8月2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和节选，现照录如下：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迷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期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

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如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筝）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贵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优（侵）略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了一套“招降”大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这套计划如果实行起来，每一条都会奉（奏）效，可以极大地帮助曾国藩摧残和瓦解革命实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看成一体，同样加以吹捧，根本没有什么“利用满汉矛盾”的痕迹。李秀成表示要严防“洋鬼”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坚决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众，竟想依赖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封建反动派去反鬼，这是一种倒退，完全不应该“表彰”。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

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

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很多读者都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我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往的中央办公厅也是这样。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据说罗尔纲看了我的文章之后气得跳脚，说我毁了他一生的研究。而当时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是不容讨论的。而我所提出的反对的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要干预争论了。

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责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导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傅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基本是一边倒的，关锋等少数几个人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我的文章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

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所以在会上就有人责备、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禹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他的文章也经过田家英看过的。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让各地不要再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了；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仍出《历史研究》发表，以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要公开发布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会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涧、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是一边倒的，都是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而且批判戚本禹的调子还很高，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

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我自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什么学术讨论。所以在学术界是毫无声誉，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那些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就连同意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我当时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我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学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家对我搞大规模的围攻，当然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年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然而我在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很关心我，把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批判我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绐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能更多了解会议对我批判的具体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可打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地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6554）

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

握手。

本禹

10月2日

丁守和收到我的信之后，就约我到近代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如约而去，他告诉我，周扬和刘大年召开的那两个批判会的一些情况。还悄悄跟我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可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1958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斗争的经验了。1958年到1963年已经5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许多。二是我已经从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关心这件事。他们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所以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我向他表示了对自己文章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宣部。于是，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又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中宣部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这种情形相似的，黎澎在文革后把我骂得一钱不值，可当年他却曾亲口对我说过：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你笔端有感情。

还有一个总是喜欢造谣生事，又从不负责任的前《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在文革后说我听说中宣部在批判我之后，吓得“惶恐不安”，赶紧检讨。可在当年他却正是把我捧上了天的人。

倒是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刘大年，他奉周扬之命写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在11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过黎澍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国书籍，在研究李秀成评价问题，感到对于如何评价李秀成问题把握还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刘大年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已经从会议上周扬的发言中，听出周扬对田家英的反感。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对曾国藩“老大人”馅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刘大年也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我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实，我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委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的文章初稿。我想，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刘桂五这个人平和朴素，没有架子，我也不好为难他，就在文章送来两周后，给了他一个答复：“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我最后写道：“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复示。

3、江青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示

1964年春天，江青三次派人来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一份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在批示的最后，主席还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对我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不知为什么，可能因为忙，主席的批示江青后来没有拿给我看。所以我开始还以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后来邓力群告诉我，主席写的是“忠王不终”，是晚节不保的意思。邓力群从康生那里看到主席的批件了。

1966年5月我因主席召见去了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正好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晚上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出席作陪，在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8点不到，我就去了。总理先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总理曾在文革时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喊出了“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的口号。可是，在我1968年被捕后，总理却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戚本禹的文章也是让别人帮他写的。我是一直都很敬重总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可对总理的这个讲话，我也一直是有意见的。当然，在当时总理也只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4、后续的事情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夏天，我写了关于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文章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领导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记得王力当时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对我们写反修文章都很有启发，最近广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我文章中的“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都要好好地批。他说，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联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又送总理、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在电话里表示支持。关锋等人对文章又作了最后的修改。

在这之前，李秀成问题的论战是按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康生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我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总理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生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历史研究》也在1964年第四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表，然后各地报刊转载的，可是时任《光明日报》领导的穆欣却找我要清样，他坚持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我请示康生，康生和他关系很好，所以同意文章在这两张报纸同时见报。

这篇经过钓鱼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气势恢宏的文章，见报后在各地迅速被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生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写文章了，所以本来我起草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的，这时也没有发表的必要了。

导致一场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其实正是周扬这些人。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当年对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是很恼火的。直到1966年3月30号，主席在上海同康生、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对于与我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罗尔纲，后来在文革时候，我负责历史所的运动时，我不准历史所的造反派整罗尔纲，我说那是学术争论，而且罗尔纲在解放前是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所以，罗尔纲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5、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的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

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我：“你写《评李秀成自述》，是不是知道主席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六十一人自首叛党”案。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就还不知道有“六十一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䴘、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重申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就说这个对我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曰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生、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等等无稽之谈的始作俑者。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

警惕呀，人们！

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附录：

评李秀成自述

——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绩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34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同上，第36-62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65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贱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8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负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如1年版，第9-10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18页。）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像（相）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曾国筌“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

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谓］发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页。）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悮英雄”、“快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见《校补本》，第29、51、52、122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页。）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例如：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这不是事实。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同上，第102页。）这也与事实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高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94页。）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同上，第6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蒙蒙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同上，第I9、29、51页。）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斜，故而保至今也。”（同上，第33页。）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同上，第29、47页。）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已“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救”，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救此粤之人，甚为美甚”。（同上，第19、44、93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榣，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同上，第106页。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这段话，《校补本》漏钞。）

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校补本》，第56页。）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64页）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同上，第69—72页。）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获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么），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同上，第56页。）不是表“功”是什么！（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当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4页。）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补本》，第35页。）“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还告诉他们：“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曰，被李抚台杀害”。（同上，第92、93页。

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得风之命。”（同上，第104页。）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31页。）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余。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校补本》，第112-113页）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同上，第119、121页。）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81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设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119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圆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救，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句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125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贲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补本》，第49、55、69、107、113页）等等。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21，《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颠末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捕掠以致欺君卖国的独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帐。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凡是为太平军攻克的城池都书作‘克服’，而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起义的字眼更是数见不鲜”（《校补本》，第18—I9页）等。罗尔纲先生也引证了这些材料，并且认为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诬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63页。）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校补本》，第84页）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掼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满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不管，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法令为“钦命”、“国法”，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见了蟊贼就会做出卑鄙可耻的奴才相。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问”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初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对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顾地去策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一个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对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那么不同。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即使在挫折、失败的困难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给外国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39页。）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有一个和李秀成时代相同、家乡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伟大人物。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战，世罕其匹的英王陈玉成。他在1862年（同治元年）被另一个反动将军胜保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一篇《陈玉成被擒记》，替我们记下了这个伟大农民领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倾听为我檎？’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饺舌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历史教学》，1953年4月号。刀口余生《被捕纪略》里也有类似记载。）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个巍然矗立，一个屈辱变节，“历史局限性”为什么竞会有这样的不同！？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那么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夭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

这个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点的，但是他被敌人俘虏以后的壮烈表现，却是李秀成之类永远不及的。他在反对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的自述：

“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7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洪仁矸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再看另一个历史人物。

这就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投笔从戎的遵王赖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门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莶的新湘男打得落花流水。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他坚持革命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自述里无情地揭露反动派残暴不仁的反动本质，斥质敌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叙述自己复国不成，以身殉节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愤壮烈，使人读后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动不已。

“独力此间数裁，战无不捷，彼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上，第863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赖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国英雄的“就义歌”。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溃”，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者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道的听王陈文炳，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夭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难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迹，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姚济：《小沧桑记》，卷下。）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骑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到：“琼楼玉宇，曲櫊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3页。）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校补本》，第110—111页。）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批上了皇太极的貂袭，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风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绩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原载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杂志）

第十八章 调《红旗》杂志社和参加通县的“四清”运动

1、调入《红旗》杂志社

1964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康生告诉我，他本想调我到他们的反修写作班子去的。可他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的时候，陈伯达却抢在他之前，向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去。陈伯达是以当前史学领域斗争尖锐复杂、为增强该领域中的力量为理由，打报告给毛主席，要调我去《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的组长，结果获得毛主席的批准。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生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小心，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虚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去的时候很积极，但其实他只是做个姿态给主席看的，说明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真的去了之后，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去报到，他也不见我，只是让邓力群安排我在副总编范若愚的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面办公。等报到后我去他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并不和我谈具体的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正局级）。

康生没有要到我，但他跟我说，我们这里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愚一样，经常来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虽然是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他们写文章。可是这年的十月，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了。这样一来，反修写作班子的任务就没有了，随后它们就作为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写作班子了，“二月提纲”开始也是由这个班子起草的。康生和彭真的关系很好。平日里康生在中间一坐，秀才分坐两边，一句一句地讨论文章。但是“二月提纲”最后的定稿是彭真定的，是彭真拿到家里让许立群他们几个人又作了修改的，没有经过康生他们。在康生那里，主要动笔的是吴冷西和姚溱。王力主要是担任记录。后来王力说“二月提纲”主要是由他起草的，那是瞎说。王力的特点是擅长记录和在记录后很快地把观点整理出来。在这点上，别人是比不上他的。但要说写文章，他的笔头不行。

然而陈伯达却一直没有给我什么工作。只有一次，贺龙要人给他写《贺龙传》。陈伯达很起劲，他要我参加，因为我是《红旗》历史组组长，所以他要我来主持编写。我当时就推说我对军队的情况不熟，坚决推辞了。其实我当时多少还是知道点军队的事的，知道是很复杂的。而且江青也跟我说过，连她自己对军队都很谨慎，从来不多说话的。我怎么能去写这个《贺龙传》呢。

因为没什么事可干，而我又是个闲不住的人，所以那年（1964年）入冬，我就主勋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

2、参加“四清”运动

我去了北京郊区的通县，参加那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四清”运动）。邓力群是带队的队长，陈茂仪（《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还有十几个文化战士，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带的小组来到了宋庄公社的翟里大队。

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分私藏了不少粮食，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我们通过调查掌握了证据后，经过请示就抄了他的家。那时普通的社员家里连吃东西都很少，可是在邓庆福家里的几个屋子里却都是东西。他家院子很大，搬出来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连当时还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他家的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是超出普通农民太多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当时的粮食是先由队里上交公粮，然后是社员按所得的工分来分粮食的，等社员都分完后还会剩下一些，那这些粮食就不在统计数字之内里面的，所以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一个普通的大队干部，居然就私分得那么多的财产。

上有所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揭发他，他还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那里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食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究竟有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的东西了。他贪污的粮食多，把粮食高价卖到自由市场上去，钱也就多，所以家里东西自然就多。光是这些东西，他也够得上是个贪污犯了。当然，就贪污的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法相比的。而且这个人是曾经做出过一点成绩的，他在公社里有点名气，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所以，虽然他贪污的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给他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而上面的人居然都是听他的。关锋对这事感到非常愤怒，就是要拔掉这个钉子。这个人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平时欺压老百姓的事儿还很多。关锋很仔细，他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文革之后，北京市却给这个人平了反，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的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都不服气。他指着他当年搞的那个小册子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怎么翻案也翻不了的。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那本小册子人家不给他发行。“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当然这个“真理”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那个大队的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文革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地主的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他就利用这个权力和当时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来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髙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把秤杆压得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比较放荡，她也不结婚，喜欢谁，谁只要给她一点东西，她就跟人睡；但要不喜欢谁，你再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就是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髙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竟把她给强奸了。就这样一个坏分子，邓小平重新掌权后，北京市居然也给他平反了。只要当年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都给予平反，连证据确凿的坏人也给平反。理由居然是他们都是当年被我们“迫害”的群众。这应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邓小平、胡耀邦他们平反“冤假错案”另一面的真相。看看今天中国的农村，许多地方村霸、恶霸猖獗，欺压老百姓。这些是不是与他们当年的“平反冤假错案”时不分是非一风吹有关？你再怎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你能阻止这些血腥事实的持致发酵吗？

相比之下，还有个叫老刘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后来死了，对于他的死，我一直是觉得很遗憾和内疚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办了邓庆福之后，有群众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虽然现在是贫农，可解放前他当过土匪，还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盗亦有道”，那个时候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可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曾经绑过村里的人，所以村里的人都不喜欢他。可是我们在“社教”运动中是没有搞土匪的任务的。再说他都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什么劣迹。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挺积极的。但是，社员们向我反映了，我也得应着。我说，那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们工作队的小周去找他谈话。结果一谈话，他就觉得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了，在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他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他是自杀的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他家人的生活就困难了。人不死，怎么把他当作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一死了，大家却又同情起他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反而都觉得是我过分了。其实我又没有整他，或者是抓他，只是让人跟他谈话。可是人死了，就都是我的责任了。我为这事检讨过。后来为了把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工作，让他一家在生活上有个保障，但是他自己毕竟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所存的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查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髙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最后还是都烂掉了。1958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髙，并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自己贪污，又欺压社员。社员怎么会有积极性呢？经过“四清”，把干部队伍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

我们工作队自己都是很清廉的，工作队所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这就是说，生产问题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了，你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以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是“四清”运动的成果吧。

就在我下去搞“四清”运动的时候，我看到了毛主席新近的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看了之后，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就像感到地震一样的。这是我思想上最受到震动的一次。当时我刚写了评李秀成那些文章，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但在我的认识上，我们党至多达到了肖朝贵的那个状态，总的还是革命的。远没有达到洪秀全那个地步，洪秀全是已经完全变质了的，成了重新骑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地主阶级了。没想到主席已经把问题提到了形成新的与工农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的高度了。毛主席的这段批示，其实就是与刘少奇辩论的结论。我问了关锋，关锋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是已经到了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了。我也问了邓力群，邓力群表示他对主席批示不理解。但据说邓力群这些年也已经慢慢理解了。

3、因一封批评信而引起的风波

“四清”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首先就需要发动群众起来。如何发动群众？当时王光美发明的“桃园经验”，是通过搞秘密的所谓“扎根串联”，瞒着大部分的群众。等到他们排查摸底搞清楚之后，由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对那些排查出来的“坏人”进行斗争。斗争的方式很残酷，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最早搞“喷气式”的就是“桃园经验”。刘少奇则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可是，群众和那些犯错误的“坏人”，平时也是乡里乡亲的，你要搞“喷气式”，搞“肉体折磨”，群众也抹不开面子，反而引起群众的反感和抵制。所以我们，包括邓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园经验”那个搞法。我们就是先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听取群众的反映，然后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去调查核实。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才对这些人进行清查和斗争。在斗争的时候，也最多是让他们站着，不去搞什么“喷气式”的“肉体折磨”。这样有理有节的，群众觉得信服，所以也容易发动。

可是也有热衷于学习效法“桃园经验”的。像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就是这样的。可是当他看到他们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抵制，群众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就认为是下面群众觉悟太低。他就作了个讲话，说如果你们不想搞，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那就算了，我们都撤回去。

刘仁的这个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后，我听了是有些看法的。当时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讲的，并不知道这是刘仁讲的。我觉得，群众不觉悟，那你就应该去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而不是去训斥他们，还动不动要撤走工作队。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对待群众的老爷作风。

虽然那时我已经离开“后楼”研究室了，可是陈麒章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就叫我把在下面了解到的事经常跟他们沟通一下。所以我一直和“后楼”的一些同志保持着通信联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大多是些零零碎碎的事。在给一个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就把我对刘仁讲话的看法都写了出来，因为是私人通信，所以我也就写得比较直接。那位同志看了以后，觉得这封信的内容不错。他也没有跟我说，就把信转到陈麒章那里去了。陈麒章看了以后，认为我的批评意见很有道理，就把信在《情况反映》上登了出来了，而且还从办公厅保存的北京市简报里找到了刘仁的讲话，把它作为附件一起登出了。

毛主席向来都很反感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搞神秘化、搞地下斗争那套东西的。他从《情况反映》上看到了我的信，就作了批示,是批给彭武的。主席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你不该这样讲话。这一来，刘仁就很紧张了，他作了检讨，还生了场病，住院治疗。不过很快就治好了。

这件事，彭真的意见很大。他找了陈伯达，说刘仁这个人是老革命了。你们批评我们的书记，也先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评他的。你这么一登出来，给主席看了，这事情就弄大了。

陈伯达这个人是没有独立自主性的，他的确是像主席说的那样，经常在党内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搞投机。我们批评刘仁就等于是给彭真难堪了。而彭真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厉害程度丝毫不在邓小平之下。所以，陈伯达一看彭真不满意了，就很紧张。当然说实话，那时候陈伯达怕跟彭真起矛盾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陈伯达来电话批评我：你们是怎么搞的？不经过我同意，怎么就随便给人下战书？我也没有叫你们下战书啊。你们写这东西应该先通知我啊。你是《红旗》的人，这牵涉到《红旗》和北京市委的关系，《红旗》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影响我和彭真的关系，彭高是可以随便得罪的吗？你们这么一弄，彭真还以为是我要整他，对我有意见了。

我跟陈伯达解释：我知道了，以后反映什么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给你看，那只是封私人通信，讲得随便了些，有点上纲上线，并不是正式意见。没有想到他们会登出来。我往信里说他是老爷作风。现在我收回这话。要不要我给彭真写信说明一下，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陈伯达说，你别写了。你和关锋赶紧到彭真那里去作检讨，认个错。由于我的信里还引用了关锋的几句话，也是比较激烈的，所以他让我叫上关锋一起去。

这一下，我和关锋也觉得犯难了。那封信，主席都已经作出批示了，我们怎么去认错呢。说来也巧，陈伯达要我们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也正在找我们。彭真指名叫我和关锋去参加北京市委召开的“四清”工作动员大会。我记得那天是天寒地冻，虽然专门给我们弄了个火炉子烤火，我们还是冷得不得了。开了四个小时的会，就冻了四个小时。其他干部没有火炉子，就更遭罪了。开完会，主持人说，你们两位请留一下，一会儿有车送你们到彭书记家去，彭书记要见你们。彭真是很大的领导，要见我们，我们不能说不去的。一会儿车子来了，把我们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头一次到彭真家里，屋里热气开放，温暖如春。以前我给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没到他家里去过。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丽堂皇，比豪华饭店的高级房间还要高级。桌子都是很高级的木头。吃饭是个专门的房间，很大，存很多精致的摆设。我当时也没有见过大世面，我在上海见过我爸爸的老板，家里也很气派的，可那是资产阶级，共产党里面这么阔气的我还没有见到过。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没有吃饭的房间，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当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长。可是，主席家里与彭真的家相比，也简直也是两重天的，暖气不暖，在屋里呆着也要穿棉袄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参观一下，木床、旧沙发……。总理家里我也去过，西花厅，总理和邓颖超就住在一间小屋，都挺朴素的。

彭真确实是大手笔，领导能力很强。他不但不批评我们，还好像很重视我们。关锋是老干部，我原以为他会以关锋为主的。不料，他把关锋冷在一边，老跟我说话。

他先跟我们唠家常，问寒问暖，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还叫我常到他家里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叫张洁清。然后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他先说了关锋的文章好，赞扬关锋一番。然后就提起了我评李秀成的文章。他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当时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写得好，那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赏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对的，周扬他们不对。“忠王不终”啊，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忠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我跟你一样是拥护陈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们党培养的新兴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举负党的培养。彭真这么一说，就把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对他的感觉也一下子好起来了。乘此机会，我就说，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对刘仁同志的那个意见应该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给办公厅写了封信，他们就登出来了。这个事情跟陈伯达同志没有关系。我们去之前，邓力群还在通县，我们跟他通报了彭真要见我们的事。邓力群也叮嘱说，见了彭真要说一下，你们写的那个情况汇报，是你们自己弄的，不是陈伯达叫写的。他还说，陈伯达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你们要替陈伯达撇清楚。

彭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意见，有权利写。还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对待群众怎么能用这种老爷式的腔调呢？他说，刘仁这个人呢，就喜欢讲反话。他那个意思本来是想反激一下的。他说不管了，那意思是，还是要管的。你们把它当成是他的真话了。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是真不管就不对了。他是个书记，怎么能真不管呢？

我们听了，也觉得彭真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水平低，当时是我跟关锋讲的。关锋也没有仔细看。我们俩水平都不高，可能领会错了。主席看了我们的报告认为刘仁不对，就批评了。这是我们做得不好。彭真说，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主席批评他，批得好啊。弄得他很紧张，心脏病都发了。他以后就知道该怎么讲话了。你要激发人家，就正面讲嘛。

彭真这么一说，我和关锋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对刘仁也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对。听过彭真的这些话，我觉得彭真好像不在乎这个事。于是，我再次强调说这个批评不是陈伯达的意见。他说，就是陈伯达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彭真又说，你们《红旗》杂志办得很好，工农兵学哲学，主席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彭真的这个态度和陈伯达的指斥大不一样，这使我对彭真更加好感。说完他还要请我和关锋两人以后担任整个北京地区四清工作的顾问，只要我们有时间，所有北京召开的“四清”工作会议都欢迎我们去参加。

聊完了，就吃饭。我第一次吃这么精细的饭，那豆腐做得比肉都好吃。我老吃豆腐，关锋是老吃肉，那个肉也好吃。我们在通县都是“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都是在社员家吃饭的，到工作队队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平时在中央开会，我以为吃得也还不错的。中南海我们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请我到四川饭店吃过，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这个饭菜，那是天差地别了。

临走的时候彭真还叮嘱我，以后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写信，写我亲收，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就不会压了。我领会他那意思是说，以后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别人说了，要跟他本人说。对这一点我当时也并不反感，因为那时彭高在党内很有威望，中央开会也常是他在讲话，比邓小平还厉害。那时还没有什么“二月提纲”的事，我确实是把他看作是中央的领导的。我那时才30多岁，比较简单，还不知道会有那么多矛盾。

我回来以后就对关锋说，彭真请我们吃饭这么隆重啊！关锋说，还不是因为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权力大，陈伯达都不敢得罪他。你写了那封信说刘仁的坏话，陈伯达要你去说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请吃饭还不是因为那封信，因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说了吗，以后北京有什么事给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说他不好吗？关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锐，他究竟是经验多。我问他，我跟彭真讲清楚没有？他说，你应该向他说明，你是跟中办同志个人写的信。不经意说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状。应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说，那你怎么不当时就补充？他说，你的事我怎么补充？我仔细一想，觉得关锋讲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按照关锋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经过说得再清楚一点，这也算是对向陈伯达有个交代；二来吃了人家的那么一顿饭，也该说声谢谢。给彭真的信，不是关锋叫我写的，我在信里说了对彭真招待很感谢，希望他转告刘仁同志，消除误会。此后我和彭真再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再给他写过信。

文革一开始，彭真就被隔离审查了，抄了他的家。所有彭真那里的信都交到了康生那里，里面就有我写的那封信。那时候彭真被认为是个反党集团，所有跟他关系好的，都会受到怀疑和审查。戚本禹响当当的的左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看了那封信，就说我是拍彭真的马屁，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青还有点怀疑，问我：你怎么跟彭真写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说，是陈伯达叫我去认错的。如此这般讲了一下过程。江青就问陈伯达，可陈伯达说没有啊，我不记得啊。还好那正是一起在开会的时候，关锋也在。我说：“江青同志，这个事关锋同志可以证明”。关锋也证明了。江青知道了实情就说陈伯达：“你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的，你现在又来说人家。”那次，康生也在，王力也在。康生说他仔细看了我的信，彭真请吃饭，一般的感谢，没有讲别的内容，没有什么事儿。康生这么一解释，这封信的事就算过去了。可后来陈伯达说，康生在包庇戚本禹。

等到我被捕后，开始是陈伯达骂我，后来是总理、康生、江青讲话，讲我早就投靠彭真。还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话“在您的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说可见戚本禹早与彭真成为一家人了。其实那不过是句客气话而己。还有人造谣说我在信里写了“最敬爱的彭真同志”。我给主席都不这么写的，怎么可能给彭真写“最敬爱的”这种话呢？那造谣的人自己没有头脑，不等于其他人也没有头脑啊。

4、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翟里大队的“四清”运动归宋庄公社管，而宋庄的“四清”又由上面统一管着，所以经常要我们去汇报工作，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有些都是重复的，我们得专门派一个人来应付。正好那时《哲学研究》约我写文章，我就想现在是繁琐哲学盛行啊。大大小小的会议，没完没了的统计、填表、查问，上面老来人听汇报，要这材料要那材料，比我们的队长邓力群来得还勤，邓力群有什么事叫我们说说就行了，也并不经常开会的。而他们却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一天晚上，我越来越气，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繁琐哲学，关锋拿去看了说好。于是我就把它交给了《哲学研究》杂志。清样都出来了，邓力群看到了，就问我，你这个批判“繁琐哲学”是不是中央有人跟你说了什么啊？我说，没有啊。他就说，毛主席正在批评刘少奇的“繁琐哲学”呢。

我当时写的只是出于自己的感受，并把它提到了哲学高度来讲这个问题。没想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主席说“四清”运动主要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说，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主要是解决“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还说要解决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毛主席就批评他是搞“繁琐哲学”。

我所讲的“繁琐哲学”是指具体的工作方法问题，跟主席批评的刘少奇搞的“繁琐哲学”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因为我是从哲学角度讲的，所以用了“繁琐哲学”这个词。邓力群是做过刘少奇的秘书，所以他很敏感。一看我讲“繁琐哲学”就警惕了，以为我是在批判刘少奇，以为我消息灵通，一定是听到了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繁琐哲学”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主席在批“繁琐哲学”呢。他说是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说毛主席跟刘少奇发生分歧了。邓力群跟康生关系不错，常跟康生打电话。邓力群说，这个事现在中央还没有公开，你不要去赶这个热闹。我跟邓力群说，我批评“繁琐哲学”，批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我一点不知道，我在农村没有回家，自从上次那个私人通信搞出那么多的事情后，我也没有和办公厅通信。邓力群表示相信，说那你就赶紧把文章撤回来吧，以免引起误会。你看我都误解你了，别人误解就更大了。党内文件一传达，你的文章一出去，好像你在反对刘少奇了。这样的话引起党内矛盾就不好了。这是中央领导之间的事，现在没有正式传达，我们不要作这样题目的文章为好。我认为邓力群的意见对，马上打电话告诉《哲学研究》杂志的林聿时，请他赶紧把文章撤下。他们说目录都上了，印刷费都付了。我说哪怕印了也要抽下来，损失我赔偿，我说这是邓力群交代的，不能发了。我也不好说怕引起什么误会，就说请他帮个忙吧，下次我一定写一篇大文章。他说那要损失多少钱，我说我来补。他说那倒不用，别的杂志赔钱，他们杂志赚钱，不在乎这点钱。他最后还是把文章撤了。

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我就特别留意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关他们分歧的文件（即“前十条”和“后十条”）发下来后我仔细看，觉得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不对。而邓力群看了后，却搞调和论，说他们只是一个说法问题。同样的事情，不同的说法而已。刘少奇也没有否定搞党内矛盾啊。我和关锋都不同意邓力群的说法，认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干群矛盾，贪污腐败，私分粮食，各种人的历史问题，农村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找矛盾什么矛盾都有。这是客观情况，但是我们的体会是，你不能一天搞那么多的事情，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往解决党内干部的贪污腐化的问题，要让农民多分些粮食，这才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力群认为，你得把各种矛盾摆出来，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们怎么能一进去就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呢？主席说，什么都抓是繁琐哲学，但你摆出各种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琐哲学。我们就这么随便议论，也没有谁要抓谁的辫子。

我原来也不满意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但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会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呢？后来才理解了，毛主席和刘少奇这个“繁琐哲学”的问题的根本分歧，毛主席主要是要解决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最具有危险性的。而刘少奇则根本否认党内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把运动的方向是指向了在群众和基层干部中所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去了。

江青在文革的时候跟我说，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主席觉得挺纳闷的。主席对江青说，以前，刘少奇对他不是这样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是很委婉的说的。而现在是我说一句，他就顶我一句。

主席所讲的，可能就是在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在此前后又发生了刘少奇不让主席在会上讲话，邓小平叫主席不要去开会，毛主席手持宪法和党章去参加会议的事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此形成了。

1965年我从通县参加“四清”运动回到北京后，就生了场病，当时口吐鲜血。家里的人很紧张，马上把我送去医院。没想到江青和康生都来医院看我了。我对江青表示感谢的时候，江青说，别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她就不说了。我就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命令，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的副部长亲自来。其实后来检查下来，也没什么大病，是支气管破裂导致的吐血，过度劳累所致。

从医院出来，我又回到了《红旗》，一边休养，一边就写了“为革命研究历史”这篇文章。

（上部完）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一章 从《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不但是因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更是由于随着共产党地位改变，取得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是更加复杂。而无产阶级思想不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在我们党内，能像毛主席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却并不多。

从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看，刘少奇在这方面没有很大建树。他1959年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其中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当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这本小册子，主要是靠了吕振宇和杨献珍的帮助。杨献珍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刘少奇在思想理论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忠实的助手。吕振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和刘少奇共过事。后来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刘少奇的历史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刘少奇平时对理论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够。传说的什么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那只是当年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个流言。王光美很认真的跟我们说过：那都是瞎说。少奇同志讲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这么说过。

邓小平是党内有名的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桥牌，玩。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别人看了几遍还不懂的东西，他看一眼就懂了。他还特别善于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心理。邓小平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从吴晗那里来的，吴晗和邓小平并不仅仅是牌桌上的牌友。外界都以为吴晗和彭真的关系好，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其实吴晗与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彭真的关系。

周总理总是忙于各项事务，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较“迟钝”的。

其他几位常委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很有限的。

党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比较强势的还是彭真和康生。他们两个在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记得，彭真被打倒后，毛主席在一次跟我们的讲话中还说，彭真在批（苏）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这点不能否定他。

康生对马列经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这方面他不仅在党内，就是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胡乔木﹑田家英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他们对当时以理论家而闻名的陈伯达都看不上，但他俩对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其实，陈伯达也有他的长处，他在哲学﹑经济学上的功底比康生强。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

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

陈伯达在延安的时候，曾写出很多文笔犀利的学术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应该说，陈伯达还是有学问的。只是他这个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比较善于见风使舵，容易动摇。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怀一边。主席一说话，他马上回头，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批判彭德怀。本来他在会上是受批判的，因为毛主席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才被解放。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紧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后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

胡乔木本来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笔杆子，在主席的几个秘书中，他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最强的。我听田家英说，建国之初，毛主席在写《评“白皮书”》等六篇文章的时候，规定胡乔木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都要随叫随到，主席一有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把他叫过去商量。可是后来胡乔木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却一直倾向于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他也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尽管后来毛主席保护了他，但他从庐山下来后，就一直在家里养病了。

田家英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但要论写文章，他比陈伯达、胡乔木都要逊色。他后来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倒向了刘少奇。这也不难理解，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之后，仍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经常找他。日积月累对他思想影响不小。

叶子龙主要是搞机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这方面过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书”中，唯有江青对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这同主席对她在理论思想上的严格要求有关，主席看什么书，要求她也跟着看，而且要写笔记，主席看过的好文章，也经常批给她看。她是喝“蜂王浆”成长起来的。

2.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就带着人下去调查武训，为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到了60年代初，她又开始从京剧这个传统的戏剧入手，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革命改造。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江青对我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她还让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并不懂行。所以没能完成她给的任务。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她指导创作的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她又叫张春桥领我去看样板戏。江青跟我说，她在北京抓京剧现代戏的时候，曾经和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一些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但是江青搞京剧革命争取到了周总理的大力支持。我听浩亮（他和我是秦城时的难友）说，“样板戏”这个名称就是由总理亲自定的，而不是江青定的。后来组建“样板剧团”，也是由总理亲自决定的。有一次，毛主席去看样板戏的时候，演员们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军。主席回答得很巧妙，说你们要求参加解放军这是好的。但是群众也不一定希望他们看到的节目都是由部队来表演的呀。主席这么一说，下面就难办了，到底是给参军好？还是不给参军好？结果还是总理想出了办法，所有的“样板剧团”都由总政发给军装，但不发领章和帽徽，也不算是现役军人。

江青对样板戏确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梅兰芳甚至说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腔，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该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她也是年轻漂亮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音，她马山就听出来，说，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们都服她。她确实是个内行。程砚秋老先生和江青交往很久，他生前都说江青真懂京戏。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出场的亮相也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英雄的首次出场就像一篇文章的开篇之笔，是这出戏成败的重要一环。杨子荣的出场亮相，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也不满意，最后还是江青亲自跑到台上教他怎么摆弄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的出场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观看排演的观众和专家们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头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赵燕侠原来与彭真他们关系很熟，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出来演阿庆嫂。可是她还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了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在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我说剧中的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生存呢，这比在孤岛漂流的鲁滨逊还难啊！哪怕有个人同她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的人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还真的去改了。他们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那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得先跟我商量。你下去这么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下群众场面。

对芭蕾舞，江青其实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总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脚尖上，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还说，电影表演要看眼神，电影的特写镜头很多都是写眼神的，它是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说，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讲的就是处事看人，她说，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

江青所领导的京剧革命，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3.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有》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人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文革结束后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 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

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问来。而阻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

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

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三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三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阅，毛主席也说他看过三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从那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北京，她分别找了我和关锋等人，想听听北京学术界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说，她听江青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我那时和关锋还不在一起，我俩也没有商量过，但却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我们的意见大为高兴，因为她跑遍了整个北京，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现在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主席、江青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就成了北京的左派，：

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但从心里说，我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理想，一个是没把“清官”问题说清楚。没有揭露出“清官”在本质上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外，我觉得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个是为海瑞鸣不平，一个是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这才把《海瑞罢官》这出戏的主题给点出来了。

我当时听了主席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传达，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难以相信，怎么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对社会动向的了解竟然会那般细致入微。当时，60年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著《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

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

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冲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

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也和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样，并没有谁给我下过什么指令，完全是自发的，那时我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那时学术界还是很活跃的。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这篇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红旗》杂志第13期上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阶级立场上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这个时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出来，事实上就成了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1965年12月21号，离我的文章发表才半个月，离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也才一个多月，毛主席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一起谈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对他们说：“成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我没有参加那次谈话。那次关锋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是他母亲生病，他要回山东看母亲。他回来后，我问他，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他说，你真以为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没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后关锋向我传达了主席说的这些话。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在主席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缺点后，我和林杰、闫长贵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继续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点了翦伯赞的名。之后，写第三篇文章又进一步上纲上线。这第三篇文章虽然是闫长贵执笔的，但参加讨论、修改是三个人。发表的时候也是署三个人的名。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核对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核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看法，但并构不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闫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

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就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⑶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干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⑷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⑺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⑻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

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⑼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⑽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⑾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⑿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

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注释：

⑴《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⑵《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⑸《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⑺《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⑻《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⑽《〈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⑿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5.田家英擅自删改毛主席的讲话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五个人谈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主席同他们谈话的时侯，关锋和艾思奇在现场做了记录。他们把记录整理好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据他们两人作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个毛主席讲话的内部文件。田家英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挺大。他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大区书记的领导。可是在田家英印发的毛主席谈话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这段话给删除了。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为给田家英平反，说这是关锋告密，是江青和陈伯达对田家英的政治迫害。但无论从党的工作纪律，还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上来说，田家英擅自删改主席重要讲话都是不应该的。邓小平等人以这件事作为平反的理由也是不充足的。

6、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胡绳、田家英、许立群、邓力群、林涧青、龚育之以及宣传部、新闻界和学术界其他领导人，彭真特别点名要关锋、戚本禹参加。总共约有三十多人。会上，由胡绳传达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胡绳讲得很仔细，他先讲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势，以及这一时期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接著传达毛主席12月21日讲话，他倒是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胡绳还解释了一下，毛主席说的没点名，是说戚本禹写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的是翦伯赞，但没点翦伯赞的名。胡绳的传达与关锋给我讲的基本相同。胡绳讲了以后，彭真说：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学习讨论。

会议结束后，彭真叫我和关锋留下来。因为前不久我们已经和他见过面，他跟我们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说：我们又见面了。我开玩笑说：你又要请我们吃刀削面了?他说：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扰你们了，咱们不吃饭。咱们就说一件事，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两位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彭真接着说，吴晗一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些问题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他这次又受了批评，态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问题，也引起我很多思

考。对主席讲的吴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彭真没说他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只说听了很吃惊，理解不深透。他接着说：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对彭真这段话，我当时还认为是他谦虚。可关锋却说，不对，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见。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分寸。我从来都很尊重关锋的意见，但仍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了。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关锋对彭真和我们这次谈话的看法是正确的。

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节期间，关锋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说，批《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还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问题，反击62年的“翻案风”问题。过了春节以后，艾玲又向我和关锋透露，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张春桥具体组织的。可是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些。她叫我们不要给别人说，而且建议我们也写文章。并说，《文汇报》会给你们发表的。

这时，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从康生那儿听到了一些风声，他表现得很积极，也跑来约我们写文章。

我在参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召开的会议，以及彭真与我们进行谈话之后，就开始为字文章准备材料。很快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写清楚”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彭真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我自然认为彭真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意见的。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有那么大的分歧。差不多同时，关锋和林杰也写好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

两篇文章都交给了许立群，可是却一直都不见发表。过了一阵，我就给彭真写了封信，报告了以上情况。彭真的秘书答复我，首长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他桌上了，有时间他会看的，他看了以后有答复，我马上告诉你。然后就这样一直拖着。

长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怀疑。许立群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是彭真最得力的干部。他不发表我们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后来我听说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说，彭德怀的罢官涉及到政治问题，很敏感，先不要发。我就想，明明是你当面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让我把《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写清楚。我花了几天时间，熬了好几个夜晚，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完了你却叫许立群不要发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为拓词不理。如果我写得不对，你可以批评。为啥什么都不说，却又不让发表呢？老实说，我以前对彭真印象一直很好。这以后，我就对彭真有看法了，觉得关锋没有看错他。

后来想想，当时彭真在会后找我和关锋说的话，确实是在给我们暗示，让我们把批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但后来因为我们的文章都不符合他的意思，所以他就不让发了。可这些话，他又不能跟我们明说。那时我还不太懂这种高层的政治语音，所以，我当时对彭真不准发表文章，很不高兴。

我把文章送给了康生，康生的态度很明确，叫马上发表。我说：人家不让发，怎么办?他说，你找穆欣发。但这时穆欣听说彭真不让发，他也不敢发了。这和他之前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就是这么个人。

到了1966年1月下旬，彭真就让许立群他们准备材料，起草了一个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在2月完成的，所以就叫做“二月提纲”。在准备起草“二月提纲”的时候，他们找了七份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材料，准备转呈给毛主席。据说，这七份材料中有我写的小册子《孙承宗》，还有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从陈贾说起》等，以及邓拓的一篇杂文《伟大的空话》等等。

关锋的杂文是用“何明”的笔名写的，发表在《光明日报》等几个报纸上。我的《孙承宗》小册子是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孙承宗是明代的一个兵部尚书，曾率领明军坚决抵抗满清皇太极的侵略。明末抵抗满清的侵略，有三个战功较大的统帅，一个是熊庭弼，一个是孙承宗，一个是袁崇焕。其余的(包括那个投降了清军的明朝统帅洪承畴)多打败仗。袁崇焕已经有很多人写了，熊庭弼也有人写了，就是孙承宗没人写。一次，我们秘书室的领导陈秉忱把他收藏的一幅孙承宗画的画送给康生。康生在画上面题了跋。康生说，孙承宗不但是个有名的文人，而且是个有名的统帅，他打败过努尔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极。康生让陈秉忱给我传话说，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孙承宗了，听说你对明史有兴趣，那你就写一篇文章吧。我听说康生要我写文章，便马上积极行动。那篇文章好写，查查明史，看看他的传记，没几天就写完了，投给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当时吴晗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吴晗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又通俗又好读，文笔也好。翦伯赞也说好，都同意出版，翦伯赞还给我提了一些意见，写文章要剪裁浮辞，形容词不宜太多，一般情况下，一个形容词就够了。他的意见很对，到现在我写文章还遵从他的意见。翦伯赞确实是有水平的。

许立群在把我这本小册子给彭真的时侯，还加了附言，说，现在我们批判《海瑞罢官》，是因为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借海瑞为彭德怀鸣不平。那末戚本禹写的孙承宗原来也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而且孙承宗后来也是被罢官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吴晗写《海瑞罢官》要批判，那戚本禹，还有关锋等人也要整风。

他真是生拉硬扯。海瑞是因为骂皇帝而被罢官的，孙承宗不是，他是因为抗击皇太极立了功，受人嫉妒，被排挤的。而且，也不是被罢官，而是年龄大了退休回家的。

2月初，彭真和许立群带着他们写的“二月提纲”，与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几个一起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康生、吴冷西虽然也都是五人小组的，但“二月提纲”的最后修改没有让他们参加，是彭真、许立群、还有姚溱他们三个人搞的。彭真把那些材料都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说对吴晗要进行批判；可是对左派也要整风。毛主席跟他说，左派整风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这里的左派主要就是指关锋和我几个人。可能只是巧合，过了三年，我和关锋都被隔离审查了。

王力在回忆这件事的时侯说，他得知许立群报送给主席的七个材料中有我写的《孙承宗》，很担心这样会出问题。因为他在康生那里，看过康生为孙承宗绘画的题跋，知道是康生叫我写《孙承宗》的。尤其是他知道1958年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他就给彭真说，戚本禹是当年的“八司马”之一，是主席给他平反的。你们现在又要告他?他那篇《孙承宗》的文章，是康生叫他写的，与彭德怀无关。你把他又告到主席那里，会不会再出个“八司马事件”?彭真回去就叫许立群把我的《孙承宗》从上报的材料里抽掉。但从后来的一些迹象看，毛主席是知道《孙承宗》这本小册子的，似乎没能抽掉。

第二章 批判“二月提纲”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1、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受张春桥委托，到北京来办事，他见到许立群的时候，许立群对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你们上海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就把北京的批评向张春桥汇报了，春桥又报告了主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许立群他们不让发表我们文章的事都对《文汇报》的艾玲讲了，我还把我的文章给了艾玲一份，请他带给春桥。很快艾玲带回了一封春桥写给我的信，艾玲告诉我，她还向江青作了汇报。

本禹同志：

信和稿子都收到了，可惜，这几天，我和其他同志都难抽出时间阅读，估计短期内也如此，恐怕误了你的事情，特先复你：不必等待我的意见了。

热烈地问候你的健康。

张春桥 一月二十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不加理会，拒绝转载。为打破封锁，毛主席建议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小册子，向全国征订。北京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这种情况已经是很不正常了。在毛主席作出了明确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之后，他们又不让发表我们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这些都表明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经在公然抵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了。矛盾激化了。

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谈话。3月30日下午，毛主席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由康生传达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康生在会上说，主席说，北京写了那么多文章都不请示他。为什么姚文元写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请示他们呢?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

这次会议，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我也列席了。就在这个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撒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会后，康生叫穆欣马上发表我的文章。《人民日报》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要发表我的文章。

1966年4月1号，我把《〈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拿给了穆欣和吴冷西的部下陈浚生，当天晚上我就坐火车去上海了。4月2日清晨火车到了南京，在火车靠站的时侯，邮局送上一大捆当天出版的《新华日报》。一会儿，列车服务员就去各个车厢卖报纸，我也买了一份，报上全文刊载了我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我自己的文章被登在报纸上。随后我到各个车厢去转了一圈，看到许多乘客都在看我的文章。那时的群众都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

在我原来写的文章里，我还是肯定吴晗曾经是民主斗士的，只是说他现在的观点是错误的。希望他这位昔日的民主斗士，重新思考自己现在的立场，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在我交给他们的底稿上是有这段话的，可是在4月2号正式发表的时侯这段话没有了，这或许是康生他们给删掉了。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

我这次去上海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参加《红旗》杂志历史组和学部的哲学所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毛主席发出了工农兵学哲学的号召后，《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我们就在上海组织了由工人和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的座谈会。另一个是去见江青，这是艾玲通知我的，说江青要我到上海去与她见面。

和我一同去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哲学研究》杂志主任编辑吴传启以及两个青年编辑，一行五人。到上海的时侯，上海市委秘书长来车站迎接我们，安排我们下榻在锦江饭店。当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但是没有请潘梓年、吴传启他们。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是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负责人顾志刚安排的。顾志刚见了我，就跟我开玩笑说：“好同志来了”。我跟曹荻秋说，顾志刚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侯的入党介绍人，曹荻秋说他们已经听顾志刚说过了。那时侯我只是个局级干部，上海市委对我的接待是破格的。席间谈起了李秀成，谈了《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他们都很支持我，给我说好话，我自然也谦虚了一番。那次，是我第二次见曹荻秋、魏文伯，我和他们很谈得来。曹荻秋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很有学术修养；魏文伯对历史很熟悉，对古诗词也有自己的理解，对毛主席诗词，他都能背诵。

饭后回来，我对潘梓年说，吃饭没请你们，我真觉得不好意思。潘梓年说，我们只是学部哲学所的和《哲学研究》杂志的人，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负责人之一，请你是符合礼仪规定的。

晚上睡觉、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带厅的套间，给潘梓年安排了一个単独的房间，给吴传启和另两个小年轻则安排了标准房。我觉得，潘梓年的资格比我要老多了，所以我坚决要把大套间让给他住，而且吴传启是研究员级，和那两个小年轻住一起，也不太合适，我就对吴传启说，你和我住在一起，让潘梓年一人住套间。潘梓年坚决不干。我就说，我和吴传启晚上要探讨点问题，你年纪大了，睡得早。这样他才勉强同意了。潘梓年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在毛主席去参加“重庆谈判”的时侯，他是《新华日报》社的社长，而我只是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小党员，人家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呢。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哥，因为潘汉年那时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他有一些思想包袱。

第二天，我就去锦江饭店的小礼堂见江青。江青在上海有她的住所，但开会、会见客人，一般都在锦江小礼堂。

我向江青汇报了北京的情况，讲了我们写文章的过程和许立群扣压我们文章的一些情况，也跟她说了我们对“二月提纲”的看法，并且说了在康生传达了主席指示后北京发生的变化。江青听完我的话以后说，“本禹啊，幸亏我们还有毛主席，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怎么办啊？”我对江青说，他们说我和关锋是什么学阀。可我们都是小人物，算得上什么学阀啊。依我看，他们说的这个学阀指的是比我们更大的人物，也许包括你和春桥?江青说，他们恨我，要超过恨你们好几倍呢。但在他们眼里我和春桥也算不了什么学阀的，他们所说的学阀，其实就是指毛主席。这个说法在我听来真是大吃一惊啊。我说，他们不敢吧？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是革命的导师呀，他们有这胆子！江青说，哼，你说不敢，可我看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有什么不敢？！她说，他彭真眼里有谁啊?听了这话，我惊愕不已。

江青又跟我谈了她受林彪同志委托，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发表座谈会纪要的事。她说。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就要批判周扬。她跟我说起周扬等人曾经怎样迫害鲁迅。我说，许广平同志对周扬的意见是很大的。那时我跟许广平有一些来往，知道许广平对周扬他们有看法。江青问我许广平的态度和表现怎么样。我说，她的态度很坚决，表现也非常好。江青就让我回北京以后安排许广平来上海同她见面，具体商讨批判周扬的事。

和江青见面后，我就和潘梓年，吴传启一道去召开工农兵学哲学的座谈会了。我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来参加座谈的人，发言还真是有点水平，他们把批判《海瑞罢官》，讲得头头是道。会后我跟潘梓年说，真不能小看工农兵呀，他们一个个都快变成专家了。潘梓年说，你不知道，他们都做了很长时间准备了。那些文章都是经过秀才们改过的，都背熟啦。后来，我见到朱永嘉，我问他，我觉得上海工人的水平很高，我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工人的发言讲得很好。可潘梓年说，那些发言是经过其他人帮助修改过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朱永嘉说，我倒是没有去改过。但真有人改过。市委听说你们要来座谈了，就专门找人来辅导他们，找的是谁我就不知道了。他讲的情况跟潘梓年分析的是一样的。

座谈会上的文章我们没做多少改动，后来都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工农兵的文章发表后，一次关锋跟我讲，山西有个工人，是个女同志，叫解悦。本来我也认为她的文章是别人替她写的。我就去跟她探讨，她没稿子，却能把写过的文章讲得清清楚楚。我没想到那么漂亮的年轻姑娘，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我说，是不是也像潘梓年说的那样，是人家给她作了辅导，再让她背下来的。关锋说，不像，我提的问题都是临时想到的，她都讲得很好。解悦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来成为山西省革委会的常委，再后来就也跟我们一样的受难了。

我又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格使我都感到汗颜，战士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他们简直是半点个人主义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把自己限制得太苦了，处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战士为了上海市民过年期间的安全，两三年都没有回家过春节，给他假期他都不要。后来我专门写了个报告，表扬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质。这个报告送给了江青和主席看了。江青表示，她很受感动。主席看了那个报告后，说，“好八连是好啊。”

3、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到了4月中旬，我们召集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的任务完成了。准备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去编发工农兵学哲学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时，张春桥派他的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指示让秀才们一起开会讨论，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并说陈伯达、康生、吴冷西、王力他们马上都要来上海。以康生、陈伯达为首，要我和关锋也一起参加。还说，部队也要来人，有刘志坚、陈亚丁等人。于是，我就让潘梓年、吴传启他们先回北京，去整理座谈会的稿子。我继续留在上海。

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和张春桥见了面。他见了我，就一见如故。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说他孩子看了我写的《评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见见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来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来参加起草文件会议的人不少，好些人我都记不得了，但姚文元没来参加。在会议期间，姚文元到锦江饭店来找过我。他是一清早走路过来的，六点钟就来了，他到了之后也不让服务员来叫醒我，就在外面坐着等我起来。可那天我是凌晨二点钟才睡的觉。后来一个服务员觉得这样让一个名人去外面等着实在不妥，就进来叫醒了我，说，首长，外面有个人等着，就是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姚文元，他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叫醒我。我赶紧把衣服穿起来把他引进房间。让他等那么长时间，我很过意不去，连忙说对不起。他说，没关系，我坐在那里也是在想问题，不耽误时间的。他虽然已经是个名人了，却还是像个中学生，很朴素，又很谦虚，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又说得很得体。我对他印象很好。我们一起谈《海瑞罢官》，交换了对彼此写的文章的看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之，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等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陈伯达就召集开会了。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接着他说，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做了动员以后，大家开始对“二月提纲”进行讨论和批判，开始是逐句逐条地来讨论、分析、批判的，哪一条错在哪里，哪一句话错在哪里。这样进行了一天。说实话，有好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你光从字面上看是不容易看出错误来的。所以这样一句、一条地分析、批判就有点繁琐了。我就在会上提出，我们能不能抓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可能工作效率会高点，譬如，把左派当学阀来反对，这条就挺重要。但究竟这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没想好，要请大家来研究。陈伯达觉得我的意见有点道理、就让大家对我的建议说说自己的看法。王力说，“二月提纲”就是个纲要嘛。我们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问题来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那些东西就放过去，不然这个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长了。吴冷西接着王力的话题说，评判谁是学阀、和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确实是个要害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辩清楚。后来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中，讲到平等问题和学术权威的那一段，就是吴冷西起草写的，后来又经主席补充修改，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样，就不再一句一条地批驳了，而是先找出主要问题，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大家发言踊跃，而且是各有特点。吴冷西、关锋善于理论概括，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吴冷西讲的最多，关锋也讲了不少。后来“五一六通知”文件中，有好几个重要问题都是吴冷西、关锋讲的。王力的记录、整理能力很强，他行文也快。他有个特点，能把别人的思想接过来变成他的，你给他一个提纲，他就能慷慨激昂地讲半天.。你讲一分，他能讲二分、讲得比你的还好。可他自己却不大能形成独立思维。一次江青问我王力表现如何？我说，王力挺好，批判‘二月提纲’很积极，发言也很尖锐。穆欣没怎么讲话，陈伯达也不问他。陈亚丁讲得也不少。刘志坚人是来了，但他比较稳重，讲话不多。当时我觉得这人挺和善，又是老资格，很尊敬他，可没想到后来他在总政镇压起造反派来会那么厉害。在这次会上，我除一开始讲了一点意见，后面都是听的多、讲的少。我总觉得他们都是老干部，我是年轻人，我不能老是表现。

大家讲完之后，就各自把发言的内容先整理成文字，再把一段段的文字连接起来，交给陈伯达汇总。陈伯达是很会写东西的，而且他擅长做后期整理。他汇总出来以后，再请康生看。

康生在文件上改得很多。他的修改很规矩，用一条线勾划出来、然后在空白处用章草仔细地写好，他工作得很认真。

都弄好了就送去印刷厂，由工厂排版印出来，然后陈伯达、康生又给主席写了一个短信，再送给江青转呈主席。

江青不大来参加会议，她只是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找人碰头，主要是找康生、陈伯达、春桥他们几个。会议最后形成的文稿由江青派专人送去给主席，她负责和主席联络。

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对我们送去的文稿又作了很多修改。然后就印送北京，给其他的中央领导人看。请他们再提出修改意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就在我们讨论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

吴冷西没有进中央文革，这可能与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他过去在彭真领导下也犯过点错误。其实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他善于作理论概括，不但话讲得透彻，文章也写得好。我曾两次参加钓鱼台“反修写作班子”的会议，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两个人。我那时还年轻，不太懂事。吴冷西有个眼睛不好，老是带着有色眼镜。有一次我问他，老吴，你怎么老是带着有色眼镜，你的眼睛怎么了？他就和声细语地跟我解释了一番。王力知道后就跟我说，你真是的，怎么问人家这个问题。这是他最不愿意人家问的问题。谁问他他都会跟谁发火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当时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吴冷西，同时也感激他把我常成小孩，没跟我发脾气，还耐心给我作了解释。

现在，在所有我看过的回忆录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吴冷西。有理论，讲公道，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中肯。主席批评他是半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不简单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也说他自己顶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江青提名的陈亚丁被刘志坚否定了，刘志坚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改为谢镗忠。陈亚丁就此恨死了刘志坚，后来打倒刘志坚，很多材料都是陈亚丁和总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老红军，老革命，党性很强。但是人太老实了，在文革中，他去处理部队的事情，两派都不听他的。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将要回北京的时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见了面。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回北京以后不要再去《红旗》杂志上班了。她要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她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当时已经听说田家英出了问题，中央决定要对他进行审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央还决定由我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担任主席的秘书室主任。

这时中央已经开了会，决定审查罗瑞卿了。江青跟我说，上次碰到罗瑞卿的时候，和他说了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事，罗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觉得罗挺好。但没想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从江青的话里，我听出来，她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的。我就问她，罗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林彪让叶群来向毛主席告的状。她说，叶群还神秘兮兮的，单独找主席谈话，都不让我们知道。我想，毛主席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是在叶群汇报谈话后作出的，不然，他会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惠安童生

我是和陈伯达，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起草文件小组的成员，一起乘专机返回北京的。在飞行途中，陈伯达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当我问起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谈兴很浓。由于口音的障碍，他就一面说，一面写。因为飞机上没有书写的纸张，他就写在了专机上的“飞行报告”的背面。这些纸后来我都夹在了一本书里，我从秦城出狱后，在归还给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里面看到了这些纸。

陈伯达在上面写道：“最近看过清朝一个官僚的信，其中说，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瓮、县清似水。可见我生活的环境，是很狭窄的，眼光太小。敝县在前清时，童生最多，号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传的笑话很多。泉州所属各县，称不通的人，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这篇短文倒是陈伯达很少有的一个幽默小品。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话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文件时，田家英擅自删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是与会者的一个中心议题。在陈伯达的报告交给主席之后，江青为此与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个电话，主席在电话里对江青说，怪不着田家英要到我这里来游说“包产单干”呢！“谮言如水，渐以成之”。江青没听懂，主席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又向她说了一遍，可她还是似懂非懂，只是不好再问。但江青知道了主席引的这话，意思是说：坏话所以能影响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润力一样，是慢慢形成的。江青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她把主席说的“谮言”念成谗（chan）言了。有一次开会，江青对大家谈起了她与主席的通话，康生说，谮言应读“zen” 言，谮不读为谗。陈伯达听了说，这两个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没再说话。过几天大家又开会，康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抄来的“谮”字和“谗”字的音韵古读，还有从《正字通》抄来的一句话：“谮，俗作谗，非。”（大意）江青看了这张纸，说对呀，主席湖南话我听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谮”字读为“zen ”的。这件事把陈伯达搞得不好意思。他心里肯定是觉得没面子。我心里明白，他在我面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实是怕我会受到康生的影响。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哪里是什么惠安童生，我在参加校对《毛选》工作的时候，看到你在整理编辑《实践论》、《矛盾论》所作的贡献，后来还看到你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贡献。我这样一说，陈伯达挺高兴。

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通过前后

1、批判“彭、罗、陆、杨”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过的甲字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同时，为筹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又在钓鱼台为关锋、王力、尹达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先是在钓鱼台的15号楼，后来又搬到了16号楼。

5月3日，中央通知我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5月4日开始的，我记得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轮流主持的。会场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有时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

彭真的倒台，看似很突然，但其实也不突然。这中间是有个变化发展过程的。 早在1963、1964年毛主席先后有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这两个批示应是毛主席对在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所发出的警告。但是彭真没把它当回事，仍然对京剧改革等一些事情横加阻扰。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彭真又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所以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主席公开讲话支持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后，彭真又搞出一个“二月提纲”，打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继续压制左派，要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二月提纲”问题应该是导致主席决定罢免彭真的直接原因。其实，我觉得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次叶群在陈伯达陪同下来找我和关锋、王力。叶群对我们说，她是陈伯达的学生。可我们当时的感觉陈伯达和叶群并不是很熟的。陈伯达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叶群。叶群向我们透露“罗长子”怎样反对毛主席。叶群说，林彪当初怎样对罗瑞卿好，可是罗瑞卿忘恩负义，去跟别的老帅好。这“别的老帅”指的是贺老总。陈伯达曾经叫我们历史组去帮贺龙写一部传记，等叶群一走，他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对军队内的斗争一向都不太清楚，给贺老总写传记的事你在历史组布置过吗？我说，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还没有作具体的布置呢。陈伯达马上说，统统取消，不搞了！这事以后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罗瑞卿的事主要是因为他跟贺龙走得太近了。而贺龙当时又和刘少奇关系很好，中南海里一度盛传，他们要结成儿女亲家了。在文革中，一次主席、林彪、总理在一起开会时，我也在边上。我亲耳听到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 江青跟我说过，关向应、任弼时和贺龙都是二方面军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关向应是在延安病逝的。临死前，他找任弼时、贺龙，叮嘱他们在党内一定要跟著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任弼时、贺龙都是尊重关向应的。贺龙这个人很讲义气，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曾布置他和聂荣臻在华北与国民党打几个好仗，结果两人都没打好。但贺龙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积极为陕北解放军供应粮草、弹药，还专门把一支部队放在黄河边上，随时准备过河接应毛主席。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的身体不好，中央决定，在林彪休养期间由贺龙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罗瑞卿这时和贺龙处得较好，不像他在林彪那里那么局促。罗瑞卿劝林彪休养这事也是有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林彪的身体恐怕是好不了了。如果他知道林彪的病是能治好的话，那我估计他也不会这样去跟林彪讲了。据说罗瑞卿是让刘亚楼出面来劝说林彪休养的，这是因为林彪很信任刘亚楼。我听杨成武说，刘亚楼这个人很有能力，林彪指挥打仗，决策后都要靠他来具体组织落实。罗瑞卿跟刘亚楼说的话应该是很和缓的，是没有什么棱角的。后来批判他的时候，把他的话掐头去尾突出一点，就好像真是反对林彪了。 我对罗瑞卿的印象挺好，建国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中南海的警卫局领导，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中南海碰到我的时候，总是跟我打个招呼。别人都叫我“老戚”，他叫我的全名。他的夫人郝治平碰到我们也都是很客气的。在他们面前，我总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后，中南海开罗瑞卿的批判会，会议由童小鹏主持。下面有人递条子，说要叫郝治平上台去接受批判。童小鹏把条子给我，问我的意见。我跟他说，批判罗瑞卿就是批判罗瑞卿，把郝治平弄出来不好，中央又没有这个精神。童小鹏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把条子压着，没去理会。那人又递了一张条子上来，童小鹏还是没理他。不知这人与罗家结过什么梁子？ 罗瑞卿对主席一直是很好的。我听江青跟我说，主席跟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这句话陈伯达也知道。主席本来对罗瑞卿一直都是很信任的。中央有个最保密的“防突小组”，由总理领导，但具体都是罗瑞卿负责的。 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跳楼自杀，叶剑英还作了首喻讽诗。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人家自杀，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当时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其业务与原来的“防突小组”相仿。“首都工作组”是由叶剑英具体负责的。这是个很神秘的机构，它对外不公开。只向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总理报告工作。

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特别不应该的是，严慰冰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这一对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领导人，却连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都不放过，真是残忍。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像话了。所以，陆定一、严慰冰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拿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的，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对林彪一家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 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 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报。这封举报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报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这一来，陆定一紧张了，他提出要去看看严慰冰。但没有总理的同意，谁也不能去看。陆定一就找谢富治，说要给她送点衣服之类的。谢富治表示很为难。陆定一就说我可以写封信给她吗？得到允许后，他就写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配合，力求宽大处理。我前段时间去无锡，给你买了块国产手表，是半钢的。你就看着手表，按时休息，按时起床，维护身体健康。

谢富治向康生报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 谢富治向总理汇报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 陆定一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可在庐山会议上，陆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怀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德德，据他自己说，一个德是朱德的德，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但文革后他们否认自己的这一说法。但写匿名信这件事，说明他们夫妇两个人，连一个德都不讲。

杨尚昆受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在毛主席身边秘密安放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密的问题。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查。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 在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当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一个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好，但毛主席没有同意。江青跟我说，在这个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关键的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他们，并不把她当回事的。这些人参加革命都很早。唯有汪东兴对江青始终是毕恭毕敬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是有看法的。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是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的。但江青觉得，汪还是个比较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后来毛主席就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这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为了她这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分了他的权，就对他说，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已经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说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怕他还不放心，就又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他看到我的态度很诚恳，也就表示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 1966 年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 66 ）277 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2、中央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彭、罗、陆、杨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会议对“五一六通知”的文本进行了讨论。 “五一六通知”的文稿起草出来以后，主席亲自对它作了多次修改，并增写了大段大段的文字。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然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之后，才提交到这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来进行讨论的会议先是分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在收集了各小组的意见和建议后，又作了修改。经过小组会议的充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以后，才在大会上举手通过的。 “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是在5月16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后来一直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主席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

3、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五一六通知”文件通过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讲话，这个讲话别具一格。主席那时候在杭州，看了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政变，有些是旧的历史观，不符合马列。主席本来是不想往下批的，但是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希望批下来，主席才批准下发。 在林彪讲话之后，总理指示，要中办秘书局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必须把讲话稿整理出来。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马上和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一起连夜进行整理。林彪的讲话没有书面讲稿，他只是写了一些条条杠杠。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主要是根据我自己在现场做的速记。我在中央团校学习和从事秘书工作时，为了记录方便，自己琢磨出了一套速记方法，制定了一些别人看不懂的简单符号，在自己学习和工作时一直沿用这个记录法。我看着自己的记录一句一句念，梁川就一句一句地写。林彪这次讲话讲得非常流畅，不用添加什么，实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通顺的稿子。需要查对的只是一些历史典故、年代、姓名等。而这又正好是我之所长。所以我俩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问，就把这个讲话给整理出来了。 梁川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我的牵连，被审查了很长时间。现在他对文革还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表现却比较消极。他说，以我们个人的力量，你和我，搞不过邓小平他们。连毛主席都没斗过邓小平，我们有什么办法？他说，他的家也破了，爱人也死了，自己劳改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还不是失败了？看起来我们是决定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命运的。算了吧，就当是一场梦吧！其实他去的只是五七干校，也不算劳改。他说，如果他当初搞科学技术，现在应该过得不错。我读了那么多马、列、毛的书，可还是说服不了他。 我把整理好的林彪讲话送机要处印厂排印好以后，先送给林彪审阅。林彪看了觉得很满意，说这是高水平的整理。林彪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来询问：是谁整理的？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是戚本禹亲自整理的。后来听叶群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当时就对他们说，往后写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戚本禹看看。 也是在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在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了我前几年，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后的感受，我用了“疾风知劲草”这个比喻，形容林彪这个讲话。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了。我自己还觉得自己讲得挺好。不想却挨了江青的批评。江青在电话里跟我说，不是说你讲的内容不对。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作这样的发言，事先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关锋在底下跟我说，江青的批评是对的。你这么一个敏感的讲话，是会引起各方猜测的。

4、刘少奇主持批斗朱德

5月23日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组织处理决定，停止他们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同时增补了陶铸、叶剑英进书记处以及任命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主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还亲自跟我们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就这样刘少奇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陈毅的态度最严厉，他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野心家，是个危险人物。陈毅这么一说，这个会的气氛就变得很严厉害了，斗得很凶。我后来听朱德的军事秘书曹全夫（他是主席母亲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说，康克清跟他发牢骚，说他们斗朱德比在庐山上斗彭德怀还厉害。 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总理跟我说起这件事的。

5、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最后是由出席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开会商量决定的，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发了这个名单的通知： 《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确定：华北：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东北：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西北：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又发出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8月底又发中发[66]439号通知，在陈伯达因病休养期问，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紧急飞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徐业夫在电话里对我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让我去通知他们，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接到徐业夫电话，我立刻告诉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了飞机。他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然后一起乘专机去上海。那时我们都习惯在夜间工作，所以那天晚上我干脆就不睡了。到了5月13日凌晨3时左右，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叫做子爵号的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飞机上还有可以办公和休息的小房间。飞行途中，我心里就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行了三小时，我们就抵达了上海的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起坐上了一辆有三排座位的轿车，在我们的车子前后还各有一辆开道车和护卫车。在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文件分发给我们。打开一看，是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和毛主席在上面作的批示，主席的批示是写给林彪的。我们在车上就看了起来。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给林彪的批示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2、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我们到的时候，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在三人沙发上，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了椅子。我们坐下后，都继续埋头看文件。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天，我被调去《红旗》杂志工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住的地方离丰泽园很近，平日我常骑自行车经过丰泽园的后门出海办事。有时遇上主席在那里散步，我远远看见了都会立即下车，想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以免打扰到主席。可是主席只要看到我，总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参加，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红旗》杂志陈伯达是叫吴江、邵铁真去的，没叫我去。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就在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随后就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到他的边上去。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就不好推让了，于是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是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的。主席出来后，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从沙发上起身要让座给她，可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了。

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 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著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唉，一杯麦片马奶和一碟烤馒头，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马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在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所处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了。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训练，还可以做工，务农，还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在分配上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官僚特权阶级，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接着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刚拿到文件，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曾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个又是一次新的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前不久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持有这个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上了，可能还没有传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年轻时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主席在《张鲁传》上的批语我都抄写过，并且读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我就从主席对《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在他所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皆以祭酒为治”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接着，我说起我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那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上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我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我刚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去体验生活过，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战士也能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上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他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这时，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还会起来反抗的，还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都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一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都是毕恭毕敬地在听，那天也一样。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然后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中的个别字句、标点做了一点小的修改，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是一定要自己亲笔来写的，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当晚，曹荻秋、魏文伯请总理和我们一起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好的东西带去交给主席。这个时候，总理跟我说、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朝我笑了笑，他先和我聊了几句闲话，接着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总理就认真地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所作的十六字的批示之后，端正了自己的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我听了很受感动，深深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东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很快，1966年5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向全党下发了这个文件。因为毛主席是在1966年5月7日作出这个批示的，后来就被称为“五七指示”

3、“五七指示”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主席那么紧急地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是要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然后马上下发给全党。

“五七指示”在当时也确实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可是随着中央紧接着又发出“五一六通知”，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我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他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是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他身体力行的则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读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主席自己对“五七指示”是很重视的。他一直都在考虑怎样才能既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不使差别扩大。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主席问我，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块钱。他说，哦，我是四百多块了，相差十倍了，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还很远。他对我们说，工资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要研究怎么解决？他特别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决。我赶紧找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孟祥才等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去作调查研究。后来也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工资。孟祥才后来在山东大学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诉我，当年我们作调查研究的材料现在都还在他那里。我记得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大约是把主席这一级的工资降到三百多块，这样就和工人只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实十倍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陈伯达看了就反对，他说按你这样的方案搞，我们都不能生活了。陈伯达是四级还是五级，记不清了，只比主席少一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和陈伯达的生活开支，他的确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方案有待进一步推敲。后来文革运动发生大变动，这个方案就拖下来了。

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就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牛棚”，是“劳改”，是一种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间，农村搞工业，发展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也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现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苏的华西村，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有农业，有工业，又有学校。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杀

1、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在下午二时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他和王力会合，然后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与汪东兴通话，告知情况。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他。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你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的威信很高，组织上的事情，他说一不二。

田家英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里原来是彭德怀住过的元帅府。我们到那儿的时侯，只有田家英夫人董边在，她告诉我们，家英同逄（先知）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就坐下等着。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田家英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查。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你检查的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这儿还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稿。

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我、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安子文谈话完毕，我就在田家英住处用红机子与汪东兴通了话，通报了安部长和田家英的谈话情况，并请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马上就派了机要室的机要员王妙琼过来，又派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一起过来协助我办移交。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和张纯到了，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清点田家英那里的文件，并一一作了登记。

接着，安子文与王力分别乘车回去了，我在交代完毕后也回到中南海甲楼，找汪东兴通报了情况，并请他对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等做相应布置。汪东兴听了我的话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中央对田家英实行停职反省的决定。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可能来不及到会。他就说，那么我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登记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的，所以都很清楚，交接得也很快。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后把文件带回来。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的文件交机要室，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把《毛选》第五卷清样存放到甲楼。

晚上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汪东兴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各种斗争，还讲了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批评。汪东兴讲的内容有些我是知道的，许多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在我离开中南海的期间（1964-1966）发生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5月22日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马上交给我。我说，那我派人过来登记。他说，“不，你要来一下，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我说，那好。于是，我通知了王妙琼，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电话，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里。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是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东厢房找住在那里的逄先知过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就跟着过来，在走到卫生间拐角处，他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他这个举动是违反纪律的。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毕竟有着多年的交往。这个时候，我也没法告诉他什么情况，只能对他说，下午安部长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没有啊。我一边说还一边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说的是陈伯达。事实上，中央这次决定审查田家英，也确实有陈伯达向毛主席写报告的事。

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第三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约十时许，田家英的勤务员小陈，第一个发现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厢房里上吊自杀了。（田家英把主席不大看的书都放在永福堂的西厢房，而主席经常要看的书则都放在菊香书屋。）小陈看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里自尽了，门还反锁着。小陈惊恐地跑到秘书室去报告，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他们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路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就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和我报告。我们立即转报会议主持人，然后赶了过去，安子文、王力等也闻讯坐车赶来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叫人通知了董边。

看了现场以后，安子文、汪东兴当场就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后来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火化了。安子文、汪东兴和我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主席和江青等汇报了情况。

2、逄先知对田家英的揭发

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那个地方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一查，原来是逄先知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了，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取出来一看，在烧剩下的碎纸里竟然有张毛主席索书条子的碎片。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说是毛主席要书的时候写的条子，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迹毁了，这个问题挺大了。汪东兴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来。我有点于心不忍，毕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东兴说，现在不宜叫公安部来抓他。汪问，为什么。我说，他接触过大量的中央机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审，他万一乱讲，不太好。汪东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说那就把他隔离起来，内部审查。

逄先知被隔离后，态度挺好。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还有什么刘公（指刘少奇）怎么还不起来造反等等。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

逄先知1950年进秘书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书。当时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发和控诉田家英怎样侮辱他的时候，声泪俱下，令人同情。而到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把田家英抬上圣贤的宝座，大说田家英是怎样培养他，他跟田家英的关系是怎么怎么好。还反过来说是我诬陷田家英。真是一个不实事求是的人。

3、我知道的田家英

我进中南海之前，就在中央团校听过田家英的党史报告，进中南海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从为毛主席读报、处理信件，到给毛主席管理图书，直至参加编辑《毛选》的校对，都是田家英叫我去做的。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对他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那个时候我感到他对毛主席的感情很好。特别是在编辑《毛选》一、二、三卷的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勤恳，非常认真负责，连一点细小的地方都不肯放过。可以说，在编辑《毛选》这件事情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毛主席对他也是喜欢的。1956年开“八大”的时候，他根据毛主席的口授大意给主席起草的闭幕词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逢人就夸奖他，这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这一点他是有君子风度的。即使批评人，也很有分寸，不象秘书室另一位领导人何载那样官腔十足、随便训人。只是他这个人过于敏感，气量也不是很大。我们秘书室的同事们和他的关系一般都是很好的。他对我们也非常随和。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他同情和支持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可是，他明知中办主任杨尚昆包庇秘书室的领导何载，支持何载狠斗“八司马”，但在主席替“八司马”平反后，他却不准我们给杨尚昆多提意见。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哥哥参加军统的事和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事，有把柄落在了杨尚昆的手里。所以，在主席亲自支持“八司马”，要开会批判中办领导扶右反左错误时，田家英就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揭发，就到中直党委和中办派来的代表王刚为止，绝不能牵扯到“老令公”（指杨尚昆）。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开大会的时候，他不让说话激烈的李公绰和我两个上去发言，生怕我们对杨尚昆批评过分，而是安排了说话比较平和的朱固上去发言。

杨尚昆曾多次提出秘书室的工作要先向他报告，然后由他去报告主席，而田家英知道，主席是非常重视秘书室工作的独立性的，一直是要田家英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于是田家英就两面敷衍，不敢得罪杨尚昆。

1950年秋，因为他没有把石景山工人为要求解决生活困难给主席的信送给主席，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他回来就一边喝酒一边在我的面前发牢骚。田家英嗜酒如命。他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不能陪他喝酒，而我对喝酒真是没有兴趣。我估计，后来逄先知揭发的他说的许多话，很可能是在他喝了酒以后说的。还有很多错事，他也是在喝了酒之后干的。

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不过在大跃进的时候，他倒是没有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浮夸风。他在私底下还对我说，邓小平虽说也是出生在农村的，但他根本就没干过农活，不懂农业。刘公（刘少奇）家在农村，可是也不干活，也不懂农业，所以他们才会搞浮夸，才会相信什么万斤粮。毛公从小干农话，所以他就不信什么万斤粮。

田家英对1958年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缺的。主席派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去各地农村作调查，他们了解了下面的真实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向主席汇报。为此，他们也受到了各地方大员的反感和冷遇。田家英对一些中央和地方大员比如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人看法很大。1958年他带领我和秘书室一些同事去四川种试验田。在庐山会议上，他把我们写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呈给了主席，使得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李井泉不服，自己派人去作复查。如果不是四川的劳动模范罗世发顶住压力，坚持说了真话，那当时田家英和我都可能会被打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被指责为“欺骗毛主席”。

正因为此，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也是事出有因的。可是后来他受到了李锐的揭发，李锐把他们在私下里说的一些话加油添醋地向主席作了交代。因此在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他们也差点被卷进去。由于主席对他们进行了保护，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他才过了关。从庐山下来后，他和陈伯达、胡乔木都宣布从此与李锐绝交。田家英更是咬牙切齿地在我们面前，痛骂李锐是“卑鄙无耻的小人”，宣布与他“割袍绝义”。

庐山会议后，田家英曾跟我说，他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是上了彭德怀的当。他很感激毛主席保护了他。他在向秘书室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他批判彭德怀的态度是很激烈的，直指彭德怀反党，那个报告的记录我现在还保存着。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对这一切心如明镜，只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可是，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从那之后，田家英的情绪就很低落。

田家英自杀后，他的夫人董边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国妇联的领导人讲，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产到户”的事，是刘少奇让他去说的。这些人现在怎么都不出来说话啦？还说，田家英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那是为了保护中央的团结。

全国妇联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安子文。安子文马上把董边找来，还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参加。安子文对董边说，田家英出了问题，照理我们是可以把你也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的。现在我们已经对你很宽大了。如果你还要胡说八道，攻击中央领导，那后果你自己负责。董边吓坏了，从此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场，这是向董边表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领导的。我和王力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

不过，董边说田家英代刘少奇受过，是为了党中央的团结，这话我当时就觉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去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了，理应首先去向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毛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这怎么能说是维护中央领导之间的团结呢？要维护中央的团结，不是应该去劝说刘少奇听从毛主席，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吗？那是中央决定的方针呀。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竞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区别只是，汪东兴在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可是田家英却不愿向主席说真话，承认错误，而是寻了短见。

田家英自杀后，在一次谈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当时主席也在，我说，田家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据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对主席还是有感情的。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会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为此，我在后来的中央秘书局秘书处的群众大会上还公开作了检讨。

等到我被抓起来后，好多人，尤其是汪东兴就说我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已经是田家英的死党了。到了文革结束，田家英又被邓小平他们抬举成了英雄。而我又变成迫害田家英的罪魁祸首了。其实，这两者都离历史的真实十万八千里。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从批判“三家村”到改组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 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我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

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封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

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

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

其实，我一开始对邓拓的印象是不错的。我在参加校对《毛选》的时候，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邓拓在晋察冀边区最早主持编辑过一部《毛选》。后来的东北版《毛选》主要是以晋察冀版毛选作为基础扩编的。

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

邓拓在1966年5月1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

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但是从我内心来讲，对于邓拓的死，我还是有责任的。我写文章本来主要是批判他的错误，至于他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归组织上来管的。我这文章又不是批他个人历史的。况且当年他招供时，地下党的同志已疏散完毕，并未造成组织破坏。联系他的历史问题批判他，是应请示毛主席老人家最后裁定。

有一次，张春桥跟我谈起邓拓。他说，对邓拓的自杀，他是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在晋察冀办报的时候，邓拓是张春桥的领导，一直对张春桥很好。春桥说，如果我先和他好好谈一谈，让他思想上做点准备，先转变转变思想，也许他就不会自杀了。而且建国之后，江青和邓拓合作过几件事情，她对邓拓的印象还好，给邓拓打招呼，她也会同意。

姚文元和我的两篇文章一发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就几乎瘫痪了。刘少奇、邓小平就此向主席提议改组北京市委，主席表示同意。至5月底北京市委完成改组，李雪峰成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彭真、刘仁都被撤职。邓小平向主席推荐陶铸来中央参加书记处工作并接管中宣部。同时，刘少奇他们还决定，亦经毛主席同意，派陈伯达带人去接管《人民日报》，改组《人民日报》党组。

大、中学校的学生对报刊批判“三家村”反应最快，他们在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批“三家村”，、揪“黑帮”。出现了文革运动的第个热潮。到6月2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全国各大、中学校实际上都停了课，学生和老师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刚起来的时候，必然会带有某些盲目性。学生们是一腔革命热情，但是斗争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大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学校的领导，顺势把学校里一些老师，在历史上有问题的材料抛出去给了学生。于是，在校园到晚都是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还到处效仿着抓本单位的“三家村”、“四家店”，并把一些老师当作了“黑帮”人物来进行批判、武斗，甚至游街示众，实行体罚。这应该是文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把斗争对象扩大化的情况。造成这种扩大化的倒不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而主要是北京新市委和各地方的省市委。

2、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由该校哲学系教师杨克明起草、由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领导人，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党委副书记。大字报揭发北京大学党委长期推行修正主义，压制群众运动，号召革命人民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控制，打倒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学校党委书记和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个指向与口号是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革命精神的，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

这张大字报一出来，北京大学沸腾起来了，大字报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当天跟着贴出的大字报开始多为支持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后来反对的大字报逐渐占了多数。争辩对立的双方都情绪高涨，学校实际处于停课状态。看到这种情况，刘少奇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说，北大现在根本没办法管了，再这样下去，吃饭都成问题了，这都是聂元梓大字报惹的祸，整个学校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可当时我到北大去看了以后，看到师生们都好好的在那里讨论问题或写大字报，食堂也好好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吃饭都成问题了”的情况。

那几天，江青经常跟我通电话，询问北大的情况。我把聂元梓等七个人写的大字报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她问，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是什么态度？我说，我们都支持。江青又问，怎样支持？我说，因为还没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组尚没有人出面公开讲话。但小组办事组的曹轶欧带人下去了，他们广泛与学生联系，并公开表态支持广大学生。可江青说，光曹轶欧去还不够，她又不知道多少情况。我说，她知道情况的，康生把北大的情况告诉了她。江青这才放心。这不久曹轶欧就来电话问我，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说，中央文革当然要坚决支持群众大字报的，你是不是再去请示一下康生。曹轶欧说，就是他要我来问你的。因为康生知道，江青和我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那时不用我打过去，江青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情况，而且问得很详细。

我从来没有听曹轶欧说过，是她去参与组织、策划写这张大字报的。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这恐怕还是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得到的教训。其实按照地位来说，聂元梓在当时应该属于是当权派的。因为她自己认为受到了陆平等人的压制，所以也起来提意见。结果大家就把她当作是领头人了。其实，后来知道，聂元梓原本就是陆平帮忙把她提拔为总支书记的。但在北大四清运动中，聂元梓就成了批评陆平等人的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彭真保护陆平，打压北大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文革运动前夕，聂元梓、杨克明等人都处于受压受打击的情形。所以，文革结束后又翻过来了，陆平对聂元梓恨得要命，对她报复得很厉害。

等到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中其它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理想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对北大运动的兴起，刘少奇开始不怎么很在意。他认为这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但他还是在5月2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来讨论如何对待学生运动。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在攻击党，跟1957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当时倒没说学生就是右派，他只是说，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么不一样。会上的意见也基本上是跟着他们一边倒的。连陈伯达都没有怎么讲话，我们就更说不上话了。只有总理说：我们当年搞学生运动也是有一点偏激的嘛，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总理还具体地说，当年他在天津反对的校长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们的大方向对，校长却不对。实事求是地说，总理当时还是在袒护学生的，他在那个时候能说这话，是很不容易的。他讲这话时那严肃的姿态我现在还记得。当然，总理也讲了，陆平也是个好同志嘛！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些情况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还是总理好。

刘少奇还决定派李雪峰到北大去讲话。李雪峰讲话内容，主要是要内外有别，不要乱搞。他的基本调子就是要控制住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控制也难，你一控制，那就势必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了，这样矛盾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加激烈。李雪峰是来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的。实际上毛主席对李雪峰是不大满意的，他一直都是紧跟着刘少奇的。不过，李雪峰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倒很客气，我对他没有什么坏印象。

5月27日，我们把登载着聂元梓他们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用急件送去杭州给毛主席。其实在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之前，好多地方已经贴出过很多大字报，其中也有马列主义的。比如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传启等人，在5月23日贴出了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比聂元梓他们写得还要早，但因为影响不大，所以没有登上《文化革命简报》。聂元梓他们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大字报又是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饭厅，这个影响就大了。

主席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在6月1日中午就在我们报送的《文化革命简报》上，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高度批示给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还说这样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下午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主席这个批示用电话传回了北京。

在当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时还要配发评论。我跟陈伯达说，这个评论叫王力、关锋一起来起草，他们出手快。陈伯达说，对，对！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王力、关锋过来，我们很快就写好了稿，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完之后又马上用电话报告给主席。主席问过江青，《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谁写的。江青问我，我说是关锋执笔，陈伯达、王力和我一起讨论的。听江青说，主席说好，关锋能写得这么快！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主席又在文中加写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6月1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直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关锋执笔的评论。6月2日北京和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了大字报，和作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经验证明，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过往的办法通过党的正常的组织系统开会解决不行，所以，毛主席要寻找一种新的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打碎走资派掌控的官僚系统，破坏旧秩序，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一广播、，就点燃了文革运动的熊熊大火，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群众斗争形式就开始形成了。

这张大字报的播发，使北京的各个大、中学校都轰动起来，成千上万的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校园中破土而出。几天之后，不仅北京，而且是全中国的学校乃至工厂，各种反对修正主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向他们打招呼，主席说：“不要怕乱，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大字报的打击面宽了，可待日后区分、排除”。他还说，一定要在运动中“把左派核心建立起来，不要讲资格、级别、名望、要依靠运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的讲话。

3、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所以要发表这篇社论，是因为按照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决定（经过了主席的同意），从这一天开始，陈伯达带领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等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接管了报社。

这篇社论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并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看过。也没有给主席看过。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凡是按照中央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只要总编辑批准就行了，但《红旗》杂志的社论则必须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审核。

这篇社论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主席发动群众进行文化革命，斗争重点是反对走资派的思想。在这个时候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客观上是把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引向已经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的身上去，这正迎合了党内那些“走资派”的想法。所以这篇社论一出来，中央文革内部就有人提出，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反走资派，如果是横扫一切，就是新、老反动派一起扫，战线太长，目标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扩大打击面，并从而保护了走资派。“四清”运动中，尽管毛主席冲破了刘少奇等人的阻力，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规定（即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还是把“四清”运动搞成了如“反右运动”一样，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和基层干部。

陈伯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反思道，自己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犯了大罪。他的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是的，毛主席在稍晚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到过要扫除“牛鬼蛇神”的话。可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的走资派呢，还是指向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甚至是下面的群众。文革运动把斗争主要矛头指向谁，这正是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带有路线性的分歧。

4、许广平受命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1966年2月，与彭真他们搞“二月提纲”差不多同时，江青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后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3月先在党内的上层作了传达，4月10日下发全党。在纪要中提出了一个“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4月初，江青在上海同我见面的时候，说起这个座谈会并说周扬他们在三十年代是如何迫害鲁迅的事。我平时跟许广平关系不错，我知道在解放以后周扬他们那些人还是不断地压制许广平，而冯雪峰是一直在保护和照顾著许广平的。许广平对周扬很有意见，但是一直是敢怒不敢言。许广平曾跟我说过，冯雪峰活着的时候对她说，周扬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以前的旧事就不要再提了。因此，我跟江青说，许广平对周扬的意见最大，但不敢说。江青听后说，那我们给许广平打打气吧！把鲁迅批评他们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说，这个事情我说不行，在许广平面前，我是小辈，我的话影响不了她。我向江青建议，要不你去跟她谈谈？江青说，我和她不大见面，不熟。我说，这没关系。我去跟她说，就说江青同志想见见你，有些问题想请教你，了解一些情况。江青说，那好，我也早想见见她了。江青还说起当年鲁迅去世时为鲁迅送葬的情形。她说，那时很多人抬着鲁迅的棺材去下葬，我也去了，走在前面，一直走在抬棺人群的旁边，可因为我是个女的，所以不能加入到抬棺的行列里去。在追悼大会上，我见过许广平。当时许广平瘦得不得了，满头乱发，眼睛都哭肿了。我又说，许广平年纪也大了，是否可以让她儿子海婴陪她来。这样你也可以见见鲁迅的后人，你还没有见过她儿子吧，这个小伙子挺聪明的。海婴跟我差不多大，他是搞无线电的，那时他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他听他爸爸的教导，没做文学家。鲁迅说文学不能遗传，不能靠血统。他担心儿子搞文学会变成空头文字家，觉得儿子还是去搞技术的好。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很高兴，就说，好。见一见，见一见，叫他们一起来，你来安排吧。

5月中旬，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我到了许广平家中，说江青想见她，征求她的意见，她很高兴。我说，因为您年纪大了，江青同志叫海婴陪您一起去，路上好照顾你。她说，儿子要上班，怎么办？我说，没事，我帮他请假。

就在他们出发的当天，我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找负责人。秘书接的电话，他开始以为是群众来电，就以领导工作很忙为由挡驾。我说，我叫戚本禹。他一听就赶紧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我马上去找。一会儿，负责人就来了，说，您是戚本禹同志？我说，是，我有事儿找您请假。他很惊讶地问，请假？请什么假啊？我说，我给周海婴同志请假。中央的同志有事情要找许广平同志去上海，要海婴陪他母亲一起到上海去。我说，事情决定得比较仓促，昨天晚上怕打搅你休息，来不及跟你请假，所以现在我代他来请假。他说，没问题的，中央有事情，我们应当配合。我说，那就谢谢您了。他说，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局里来坐一坐，我说有时间一定去。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还特地安排了毛主席的卫士去送他们，一直把他们母子俩送上飞机。

许广平见了江青，她们的谈话经过，许广平和周海婴都写有回忆。

许广平回到北京后，就打电话来对我说：“我觉得很突然。以前他们都叫我不要反周扬。现在要我去批评他，我也是愿意的。可文章怎么样写？从什么角度来写？我不清楚。”我就跟她说，您可以谈谈“国防文学”的问题，那可是个大问题。她说，是。江青也跟我说“国防文学”是大问题。我说：周扬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跟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听上去好像是两个平常的口号，但是，“国防文学”是国家政权的思维，以蒋介石为主，听蒋介石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抗日的、是老百姓的思维，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有原则区别的。

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都赞同周扬的“国防文学”，不赞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共产国际也同意周扬的“国防文学”。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国民党就不接受，他们说一写大众的，就有红的色彩了。共产国际也跟着认为这个口号不贴切。而毛主席却支持了鲁迅，说鲁迅的这个口号提得好，‘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好。

我还跟她讲了一些具体想法。那时我已看过江青的《纪要》的文件了，我按照《纪要》精神跟她讲的。许广平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许广平没花太长时间，就写了一篇批评周扬的文章，题目是《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在交稿的时候，许广平还特地写了封信给我，这封信倒还保存着，也是失而复得的。

戚本禹同志：

近日来看了许多报刊，不由得使人不激愤填胸，我身为文联副主席之一，但不见文化界有何文件登出，职责所以，不甘缄默，曾托民主促进会代写稿件，但秘书们只会写八股式不痛有痒文字，不合我口味，现特草书，请您务必分神看看能用与否？如能用的话，还请您大加斧削，至于究在何处发表，我亦一听尊便，此致

敬礼！

许广平

66. 5. 22

许广平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了，说写得很好。而且毛主席还说：鲁迅培养了一个好接班人。他教江青好好向许广平学习。

我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后，因为我曾奉命去文化部调走鲁迅手稿，移存于中央文革保密室加以保护，被江青误以为是盗窃鲁迅手稿。后来事情都弄清楚了。

在2000年以后，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周海婴，周令飞父子来上海，他们特意请我去吃饭，席上还有好多人。海婴对我说，他母亲许广平当时听人说，鲁迅手稿不见了。非常焦急，心脏病都犯了。就写信给中央。结果这件事弄得江青差点要枪毙你。后来知道了，你是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把鲁迅手稿保护起来了。所以他们都觉得对不起你。席上，周令飞还郑重地对我说，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道歉，为你平反。

我说，许广平大姐为保护鲁迅手稿而心情焦虑，是她忠诚于鲁迅先生的表现，我至今仍然非常尊敬她。你们弄不清情况因而怀疑我，也很正常。更何况是江青听了一些人的误传误导，而作了错误的判断的。一切都过去了，此事就不要再重提了。

第七章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

1、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但此时钓鱼台还是归外交部礼宾司管理。因为那里原先是用来接待外宾的，所以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餐厅的伙食也好，但价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贵。

等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和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才正式在钓鱼台开始办公。那时，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共占用了七个小楼。16号楼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办公的地方。

我的办公室在16号楼的楼上，王力和姚文元的办公室也和我在同一个楼面。关锋由于《红旗》杂志事情挺多，他和陈伯达一起在15号楼办公。康生此前就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总理也有一个小楼备用。张春桥住7号楼。王任重住在2号楼。刘志坚、谢镗忠是部队的，他们不住在钓鱼台。钓鱼台里还有一个楼是最大的，那个楼曾经是赫鲁晓夫访华时住过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去住，一直空着。那里有一个大客厅，还有一个小的电影放映厅。总理、江青常使用。

中央文革小组一成立，首先要设立办公室。开始陈伯达觉得穆欣很听他的话，就提出让他来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觉得穆欣办事不力，他就打算改由曹轶欧来当主任。可康生说，她当主任不合适。这个时侯我就推举王力来当主任，曹轶欧当副主任，曹轶欧一定要我也参加办公室工作。陈伯达、江青同意了，由于我一直是在中办做秘书工作的，所以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我在那里管着。

上任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小组组长陈伯达批准，向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向他们公布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电话、联系人。对军队方面，我们只是通知了在北京的一些主要部门和领导，未通知下面。在所发出的通知中，要求他们每天把本地区、本部门有关运动的情况都报上来。光这件事就忙了我整整一天。那时不像现在，只要在电脑上点击一下就行了，而是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电话、发函件，很繁琐。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马上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通知发下去以后两三天，各地的情况就都报上来了。来的基本上都是些告急的电话和报告。而且多是一边倒，说学生怎么把学校秩序搞乱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利用文革运动来反对党的领导等等。

接到这些情况，我们就马上派人下去了解情况。结果下去后了解到的情况，往往和各省市、各学校、各单位领导报告上来的情况大不一样，许多则是刚好相反。实际上许多地方是领导在压制群众，甚至整群众。我经常和派下去的人直接通电话，以核实情况。在我们把情况收集起来并派记者作了初步核实以后，就把它上报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

这些事情工作量都很大，最初的工作人员是我从中央办公厅和马列学院调过来的，王力也从中联部调了几个人过来。后来人手还是不够，经主席、林彪、总理同意，又从军队调了些人过来，并且组建起了相应的机构。

2.、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组织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提供全面、及时，并且是准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要做好这个工作，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工作，这样才能把在全国的运动情况掌握起来。我们首先建立了“记者站”、“快报组”、“信访组”、“保密室”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批准和支持。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迅猛展开，文革办公室一个小小的机构，应付不了日益增大的工作任务。要了解和掌握全国运动的动态，就要从全国各地抽调更多的人过来才行。起先我们从《解放军报》社调来了一批优秀记者，后来又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大报纸调了一些优秀记者来参加工作。可就这样人手还是不够。后来又经过主席和中央同意，由杨成武从部队选拔了一批人过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各个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然后我再一个一个地挑选，最后确定下来了大约四五十个人参加了“记者站”、“快报组”。我又选拔了一位师级干部徐学增来管理他们。从各部队调上来的人都是模范标兵、战斗英雄，有好些人都是团一级干部，所以得找一个有威信的人出来领导他们。徐学增虽然只是个师级干部，但他打过仗，还当过模范团的团长，他能压得住。大家都听他的指挥，有重大事情都会向他汇报。我不愿意用级别太高的人，太高级别的，一般文化都不高，架子还大，干不了什么事情。用徐学增，我是和关锋商量过的。关锋也说，这个人写东西不错，组织能力强，要管这么多人，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行的，这个人正合适。

王力是办公室的主任，所以由他来当”快报组”的领导人。

后来，“快报组”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各地发生的一些大的事情，通过”快报组”，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种突发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可以说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耳目和神经系统。我们给“快报组”的所有记者分好工，哪个去四川，哪个去上海，哪个去云南，哪个去贵州，哪个留在北京，都给他们明确下来。我还要求快报组所有成员，不论外勤内勤，都必须随时准备加班。要24小时地应对突发事件，。所以，“快报组”人员一下去，全国各地的情况就上来了。而且跟过去不一样，从“快报组”把情况汇总上来到印出材料，往往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了，这样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可以说是与战时和地下党时的情况差不多。一般来说，各地的领导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只要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快报组”来的人，都会对“快报组”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对待，还会给“快报组”记者很多方便。

可是到1968年我被隔离审查以后，“快报组”的工作也受到质疑，江青他们又没有时间去具体过问。这样，那它实际上能起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3、办“快报”、“文革简讯”，设立“中央文革接待站”

以最快的速度，抓最要紧的问题和抓准问题，然后把情况送给最关键的人，这可以说是我们工作的三大特点。“快报组”报上来的情况，怎样才能及时地送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那里去呢？我原先在中南海搞过《群众反映》和《情况反映》，后来这两个刊物都没有了。为了让主席和中央领导及时地了解情况。我们就搞了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

我先后找了靳耀南和程理嘉等同志来负责这件事。

靳耀南，当时已近50岁了，他是一个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东开辟革命根据地时的老干部；建国后当过地委书记，又搞过工业，后来被调到中南海“后楼研究室”的工业组。我在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时，和他一起临时搞过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调查，所以彼此都很熟悉。靳耀南的政治水平很高，为人又和蔼，我和他相处得很融洽。这个时候我请他来帮助我工作，做我的秘书。我还和他打了招呼，虽然他资格比我老很多，但为了革命工作，就只好受点委屈了。他欣然接受，毫不介意，并在工作中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我出去讲话，哪些事情该注意的，他都会帮着我把关。在社会上大搞“破四旧”的时候，一些地方兴起了一股“烧书”热。他马上就跟我说，历来的政治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提倡过“烧书”，此风不可长，你得去说话。于是，我就去作了公开的讲话，制止了“烧书”风潮。红卫兵运动起来后，有些情况很乱，一些较激进的“高干子弟”、“革干部弟”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肆意打人、抓人、抄家，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打人致死的恶性的事件。这时候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乱打人、乱抓人、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头上，因为大家都说红卫兵是你们中央文革指挥的，人家都叫你“戚大帅”呢。我说我们中央文革的领导从来没有哪一个说可以去乱打人的，甚至打人都没说过，这些人怎么这样乱搞呢？他跟我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在这些乱抄家、乱打人的人的后面，一定是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马上出去作了明确的表态，不准乱抄家，不准打人、抓人。

可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的时候看到了靳耀南，她就找我去问这人是谁。我说是帮我工作的。她又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后楼”来的。江青听了就说，“后楼”有不少人是刘少奇、杨尚昆的人，你能用吗？我告诉她，这个人不错，我很多工作上的毛病，他都会直言不讳给我指出。江青说，他年龄比你大那么多，到底是你领导他，还是他领导你啊。可能江青是觉得我年纪轻，还不太懂人，希望我调一个年轻人来，管得住。她担心这些年纪大的干部，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我这么个年轻人应付不了他们。我说，都是同志嘛。她一听就说，路线不一样，就不是同志，叫同志也不是同志。这样，我只好把靳耀南调到学习班学习去了。

1986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靳耀南托人给我带信，要见我。见面后他对我说，你是个好同志。我以前是怎么看你的，现在还是怎么看你。说起当年他被调走的事，他说，这不能怪你，我知道那是江青的主意。他还说，你也不能怪江青，那时候中南海到处都是杨尚昆安插的耳目。她能相信谁啊。

靳耀南被调走后，我就指定年轻人程理嘉来当我的助手。程理嘉原来是《光明日报》的一个资深记者，这个人很有能力，帮我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出事之前早有预感，我想，我这里的机要文件都交给程理嘉保管的，如果在我出事的时候，程理嘉还在我这里的话，那他一定也会受到审查的。所以，我就安排程理嘉回报社去。我跟他说，你这里的工作结束了，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单位去参加运动吧。他很聪明，看到那时江青老是在找我的工作差错。他说，你这是解放我。我说，来日方长，只要我在，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工作的。后来我果然出事了，中央文革办事组一共十几个人，都受到了审查。只有程理嘉，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文革小组办事组，就此躲过了一劫。文革结束以后他出任了《经济日报》总编辑。

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是分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的领导看的，一般都有编号。有些情况是直接向主席汇报的，这样的简报就不编号了，作为“临时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写的。后来，我又在办事组的值班室办了一个《要事汇报》，把一些刚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汇报上去。这个刊物发送的范围就更小了，有的只送给主席一个人看，有时还加上林彪、总理和江青、陈伯达等人。

主席是一直看我们的《快报》和《文革简报》的，并且还在上面作过很多的批示。主席要有什么批示，我们也马上把它登出来，让其他的中央领导也很快可以看到。这样一来，《快报》和《文革简报》，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中央领导人手头的一个重要刊物了。许多领导也渐渐地习惯了我们的“快”了，只要我们稍有迟缓，他们就要嫌慢了。陈毅就很爱看我们的《快报》和《文革简报》，每天起来就要看。记得有一次他一早起来没有看到《快报》和《文革简报》，就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一了解是已经在递送途中了，他就放心了。

通过快报组和《快报》、《文革简报》，使得中央文革小组不但可以及时地掌握全国的动态，而且也及时地了解了中央的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的群众给中央文革写来的信，也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上访和告状。为及时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我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基础上又增加扩充了许多人进来，很多人也是从解放军调来的，我让一位解放军的团级干部杨松友来领导他们。我们还专门在中南海的西门设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来上访的群众。毛主席还亲自去了这个接待站接见过群众。

4.、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机构作了一次调整。分工负责的情况如下：

办公室（王力、戚本禹负责）

文艺组（江青、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关锋、王力负责)）

理论组（关锋、王力、戚本禹负责）

记者站（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

1967年3月，又把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从马列学院调来的王广宇担任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最关键的一个机构，它设有办事组值班室：

长途电话组

市内电话组

《要事汇报》编辑小组

会议组和打字室。

办事组还经常与记者站和信访组（在花园村办公）联系工作。

信访组下面设有：

陈（伯达）办信访组

江（青）办信访组

文革办信访组

《信访简报》编辑组

而“记者站”下面则设有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记者分站、北京市记者组和快报编辑组。

办事组虽然是由我和王力、关锋分工负责的，所有的大事，都得请示陈伯达和江青，但实际上的领导是江青。江青规定，关锋、我、王力一般情况下，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特别重视此项制度，我和关锋有时没叫王力去，他还有意见，他很在意这件事。后来，事务愈来愈多，江青办公时间又不稳定，无法每天去她那里汇报工作。但江青有时间时仍然打电话要我们过去。总之，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她抓得最力。

由于我同时还兼任着毛主席的秘书，江青教我经常到主席那里去。可我总想，主席若有事要找我，那我马上就过去。主席不来找我，那我也不愿意像汪东兴那样的，有事无事就往主席那里跑。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抽不出时间，无法经常到一组去。再说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都向江青汇报了，她会去跟主席说的。这样的安排我现在想来很后悔，如果我那时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多到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的话，那后来发生的许多错误也许就可以避免，春桥、文元在上海就主动地多往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比我做得好。

第八章 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了。在各个大学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学都闹起来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组电话不断，哪里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了，告急的电话接连地来。

为了应对各种问题，中央也是接连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对策，中央书记处差不多每天就要开一次会。由于我有责任协助童小鹏处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所以中央开会，我都得去。会场布置、安排警卫等，虽有警卫局管，但秘书局也要关注。甚至连茶水供应也要过问，因为来开会的都是重要领导，如果有人给你在茶水里加点什么药，那就出事了。所以会议供应的茶水都是由中央办公厅招待科的人员送去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进出茶水间的。别看茶水这个事儿小，世界上在茶水上出问题的大案就有好几个。这些事本来都应该由汪东兴管的，可是他经常不在北京。童小鹏，总理那里也总有任务，就得我去过问了。

那段时问，白天我一般在中南海，晚上在钓鱼台。中央开会的时侯就去怀仁堂。会议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会议的记录和简报，中央指定王力和我负责。有紧要的事情，还要立即向主席报告。所以我要三个地方不停地来回跑。有一个司机整天都跟着我们转。

由于运动中各种问题不断，6月3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及相关的领导，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

会议主要是讨论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要不要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在发言时提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派工作组下去，是不是好？但刘、邓他们没有理会陈伯达的意见，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对派工作组也都没有表示出不同的意见。这样会上就决定，要派工作组下去。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北京的北京大学、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江苏的南京大学、河南的郑州大学等几所大学，认为这几所大学的问题很多，被认为是“右派”集中的地方。

至于工作组下去以后干什么？怎么干？会上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关于开展文革运动的八条要求，让工作组掌握。这八条要求是：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3）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6）注意保密；

（7）不准打人、诬蔑人；

（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说，戚本禹，你过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次会议的决定要向主席汇报，他明确地指明，文化大革命要“内外有别”，你要跟主席讲清楚：“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条你要跟主席反复讲。并告诉主席，随后我还有专门的报告给他。

那时主席和江青都不在北京。起先他们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不在一起。后来是有时候在一起，有时候又不在一起。但即使不在一起他们也是经常互通电话和信函的。江青曾对我说，我们在外面，对北京的文革情况不是很了解。你是主席的秘书，你要经常跟他汇报情况，我说，我不敢经常给主席打电话，怕干扰他。江青

说，那你就先跟我说，我看看哪一些应该讲的，我给你转达。江青是我的直接领导，同时她又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因此我觉得要报告给主席的事跟她讲比较方便，所以有事我更多地是先向江青报告的。有一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京大学等一些地方看了。那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旗帜，有红的、黄的、绿的，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很壮观。后来主席在他写的“有所思”这首诗里面，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心里就觉得伟大领袖与广大群众，真是息息相通啊。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发生的事情。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电话，有时是我打给她的，有时是她打给我的。

主席在那个时侯对运动还没有具体指示，对刘少奇、邓小平决定要向学校派工作组，主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只是通过江青在电话跟我说，叫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和我都要经常去学校看看，了解一下运动的进展情况。把我们所看到的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2、工作组压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被派到北大担任工作组组长的张承先，原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他带的工作组，是在6月3日中央会议结束的当日就进驻北大的。随后几天，又有更多的工作组被派到了各个大、中学校去。

工作组下去以后，很快就开始约束和压制学生自发参加与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对工作组的一些作法，一些学生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向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就对这些学生进行打击。

按照江青传达的主席指示，我和关锋、王力几个人就经常抽时间到各个学校去跑，我还抽空去过工厂，去看那里的大字报。我去了北航、地贸学院、清华、北大、轻工学院、矿院以及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首钢等单位。开始时我是带着秘书、警卫，穿着军装去的。后来带着“快报组”的人一起去，也有的时侯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司机去。因为那时认识我的人还不多，我可以随便地到处去看。各学校大字报很多，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我只是看，不跟别人交谈，所以也没人来理我。我听说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了以后，他们七个签名的人这时也分裂了。我就专程去北大看了，可北大太大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我来不及仔细查找，但我看到了不少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

每次看完大字报回来，我都要向江青汇报。我向江青汇报，看到一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遭到工作组打击，甚至工作组组织人开会斗争学生的情况。江青就说，这个工作组怎么不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打击学生吗？派工作组下去是去打击学生的，不起什么好作用啊。你们为什么不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意见来呢？

可是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们能提出什么意见啊，连陈伯达发言都没有人听，那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里能有多大发言权呢，就几个写写东西的秀才。在中央的会议上，也只是做做记录。

江青跟我说，“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己发动的运动嘛，就没有工作组嘛！“一二九运动”也没有工作组嘛！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说的。江青说，我就不赞成派工作组下去跟学生搞对立。我把江青的这个意见跟陈伯达说了。陈伯达就问，这是不是主席说的？我说，我只是听江青说，但我想江青说的这些话，一定是问过主席的。陈伯达也认为是这样，于是，陈伯达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组下去了，让群众自己选举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来领导自己。我们可以在旁边引导，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行不行？工作组去了以后，发生了一些和群众对立的事，还不如让群众自己来领导自己好。可那时陈伯达还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刚上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那些参加会议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讲话声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嗫嗫嚅嚅的，许多人也没有听懂。所以，陈伯达讲完之后，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人驳斥他。刘少奇虽然显得不耐烦，但总算没有打断他；邓小平在他讲话的时候，则连头都没抬一下。所以后来陈伯达很委屈地说，我只是个小小的老百姓，连讲话都没人理睬。总之是会议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意见，继续往各学校派工作组。

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

3、刘少奇批转《九号简报》实行白色恐怖

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报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刘少奇、邓小平很喜欢使用他们新提出的“反干扰”、“抓游鱼”这些新名词。我亲耳听到刘少奇说过“反干扰”、“抓游鱼”，印象很深刻。他说，毛主席在反右派时的讲话里讲过，“一条游鱼三个浪”。游鱼本事很大，能在深水中翻腾，把水弄得混浊一片，波浪起伏。刘少奇又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一条游鱼能起三个浪，那是因为渔翁懒，渔翁的职责是抓鱼，把游鱼都抓了，水就清了，浪就没了。各大学校都有游鱼，抓了它们就行了。不去抓游鱼，不去抓捣乱的人，他们就会搞得你翻天覆地。刘少奇说的游鱼，指的就是造反的师生，他认为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刘少奇的讲话很快就用红头文件发了下去。这个文件没经过我，是童小鹏经办的。陈伯达说他也不知道。于是各地的工作组马上统一腔调，说什么一条游鱼三个浪，把游鱼抓出来，不让它跑掉，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坏分子。这样，一场刚刚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立刻就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反干扰、抓游鱼、反右派的运动了。而且一下子就搞得声势很大。因为1957年有过一次反右派的经验了，所以他们对于怎样把学生打成右派，已经驾轻就熟，都很有经验了。

全国第一个“抓游鱼”的高潮大概是在1966年6月10日前后出现的。最早受到打击的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李世英。李世英被抓了“游鱼”，并被戴高帽游斗后，于6月9日中午跳楼自杀（获救）。毛主席后来曾说，李世英是西安的学生领袖，当时他的影响超过了蒯大富。

“抓游鱼”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6月18日之后。6月18日上午，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影响与鼓舞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校园内，自发地起来批斗了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揭发为修正主义的领导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有些会场发生了给挨批斗者戴高帽、涂黑脸的现象；有的会场上还发生了扭打现象，但很快就被与会的群众所制止。本来这些现象在群众运动初起时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也是不难纠正的。但是北京大学工作组却搞出了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在这个简报里，他们用片而、夸大的方法，歪曲地报导了事情的经过，说当天上午北大所发生的群众批斗会不仅存在严重的乱打乱斗，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反革命黑帮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我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工作组领导人张承先号召组织力量进行追查、反击。张承先他们在学校开会追查了三天，但除了查出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有一个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的工人，和几个有盗窃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学生外，并没有查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可就是这么一个简报，刘少奇却把它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依据，迫不及待地在“简报”上加上一个批语：“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与《九号简报》，不经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给了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各地学习北大工作组，严厉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这个中央文件的批发的时间为1966年6月20日，这时距离6月18日北大事件的发生才两天，距离北大工作组的“九号简报”送到中央各同志的时间还不到一天。

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种的高潮。在这前后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断在简报中向中央反映，各地有多少学生被斗，这个省抓了多少人，那个省又抓了多少人。还不断有学生自杀的消息传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大、湖北大学都发生了学生自杀的事件，也有工人自杀的。

派去北京地质学院了解情况的同志来汇报说，地质学院的工作组把一些学生和群众关押在一个曾经存放过放射性物质同位素的地下室里。我一听，赶紧带人跑去看，结果我们的车到了校门口，门卫不让我们进去。说是为了防止学生串联，工作组不让任何人随便进出学校。我拿着《光明日报》记者证给他们看，他们说如果你是党报的记者，那还可以。《光明日报》不是党报，不行。于是我就只好回去再换上《人民日报》的记者证，这才让我进去。进去一看，里面的学生被斗得很惨。他们都不敢见记者了。你一见记者，工作组就要来追查你给记者讲了什么。但我们总算把工作组将一些学生关在原来存有放射性物质的地下室里的这件事查清楚了，确有其事。

清华大学的情况更是刘少奇直接干预指导、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因蒯大富贴出怀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组关注。因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化902班听取意见而后又未来这件不大事件，竞引发了一场长达25天的反蒯运动。工作组提出“反蒋（南翔）必反蒯”的口号，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反蒯运动中，工作组将蒯大富隔离关押，剥夺其人身自由。蒯大富抗议无效，被逼绝食反抗。蒯大富多次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申诉反映清华文革运动的情况。

4、江青叫我们去支持学生

我看到了蒯大富的信，又看了记者关于清华文革运动情况反映的材料，感觉清华文革运动好像是一种白色恐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因为怀疑批评了工作组的一些做法，就被关押批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被逼绝食，被逼自杀。清华的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一个同学卧轨自杀失去了双脚。

当我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江青的时候，江青就批评我们，说把你们选进中央文革，你们怎么不起作用啊？我说，他们都是大人物，我们人微言轻啊。她说，人微言轻也要有言，你们应该起来反对。我说，我们反对有什么用。陈伯达在会上说了，可人家理都不理他。她说，你这是“奴隶主义”。我接受了江青的批评，心想，那好，奴隶起来造反了！大不了再来一个“八司马”。

我去和王力、关锋两个人商量，请他们去清华见蒯大富，了解清华文革运动情况。我对他们说：王光美跟我比较熟，我一去她就会打电话来找我刨根问底的。你们去了，她就不好给你们打电话了。王力开始还有点顾虑，但关锋却很积极。他说：他们放着走资派不斗，倒把学生给关起来了，这不行。7月22日，王力、关锋就去清华找蒯大富谈了话。王力这个人，临场发挥的能力很强。他卯上劲儿的时候，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一点他比我们都行。他们去了之后，见了蒯大富，听了他的申诉。当时就表示了对蒯大富的同情与支持。当天陈伯达也到了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而当时，王光美知道中央文革来人见了蒯大富，就发火了，她打电话追到中央办公厅，问是谁去接见蒯大富的？她说，蒯大富干扰毛主席的路线，你们去支持蒯大富，你们这是在干扰中央的“反干扰”。

听了江青的话后，我也再去各大学了解情况。当我去轻工学院的时候，一到那里，就看到贴在学院外面的满是“抓游鱼”的大字报。我就跟工作组的人说，你们怎么这样给学生贴大字报，文革的大方向该是斗走资派，学生哪里是什么走资派啊？工作组的人说，他们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怎么变成了坏人呢？即使里面确实有一两个坏人，那也可以放在运动的后期进行处理的。怎么能把那么多学生都说成是坏人呢？

本来我到各个学校去看大字报的时候，学生们都不认识我。但在轻工学院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当时在轻工学院读书。她跟学生们说，戚本禹来了！好些学生就上来围住我。有的说，中央文革来人了。甚至还有人说，是毛主席派人来了。他们问我对“抓游鱼”大字报的看法。这个时候，我就跟学生们说，我是来看大字报的，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不过，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意见。我说，毛主席说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们学校现在却到处在抓“游鱼”，谁是“游鱼”？学校的革命师生不是“游鱼”。我就简单说了这么几句话，学生们就都知道我的态度了，一下子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多数学生拥护我的讲话，说戚本禹反对抓“游鱼”。他们还把我的讲话抄成了大字报到处去贴，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这样一来，我的表态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薄一波当时在中央管工交口的运动，轻工学院恰好是他在运动中抓的一个点。我去轻工学院的前两天，薄一波刚去那里看过大字报，他看了以后表态支持工作组“反干扰，抓游鱼”。稍后，薄一波就在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不点名的说，有的人在群众面前轻易表态，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造成了学生思想的混乱。

我把我去轻工学院的事报告给陈伯达，陈伯达跟我说，你以后少说话。我心想，不对呀，前天我在向江青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还批评我奴隶主义呢。我权衡了组长、副组长的不同指示，觉得还是江青爱护青年学生。所以我想，应该按江青的意思办。

就这样，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继续分头到各个学校去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北师大支持谭厚兰。我也经常去北大看大字报，有时候是和曹轶欧一起去。曹轶欧把我向北大的学生作了介绍。听曹轶欧这么一介绍，那些受压制的学生都知道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的。所以他们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们。

其实，我当时之所以会同情并支持学生，还因为这类事我自己也亲身经受过。1958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就是因为我们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差点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党分子。是毛主席亲自解救我们的。我思想深处，有根深蒂固的革命造反情结。

第九章 撤销工作组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的高龄，在武汉长江里畅游一个多小时。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 · 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九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九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

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

2、邓小平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江青是7月20号回到北京的，她一回来就跟陈伯达交换了意见。然后由陈伯达在钓鱼台16楼主持开了一个文革小组的会议。江青在会上提出，我们是不是向中央建议撤销工作组？陈伯达虽然有点犹豫，但还是表示了同意。我们全都同意江青的意见。

在接下来7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许多工作组以党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实他们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组因为整群众，而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如先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发言的语气很软，有的地方简直都是在哀求。刘少奇他们还是没有理睬他。后来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是“跪着造反”。

在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认为高校运动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怎么就要把工作组给撤销了，撤销工作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给否定了。这时，总理说，陈伯达所说的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呢？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整了学生，很多提意见的学生受打击，有自杀的，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先缓和一下？总理又指出，工作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组不了解情况，就会干出不理想的事情来。让他们先撤出来，让群众自己先搞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再说。

总理说得比较委婉。陈毅也在会上说，不如让学生自己搞搞看，让他们自己搞，无非就是乱一点，乱了，我们再去，或许就好点。陶铸支持陈毅的想法。当时就只有总理、陈毅、陶铸讲了这么几句话，其他人没有讲这样的话。李雪峰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他说，派工作组去学校，问题不大，工作组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局面稳定下来了，不能只看到一点问题就撤！

这天的会议没能做出决定，第二天7月22日接着开。陈伯达又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发威了，我原来还不知道邓小平这么厉害。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看工作组问题不大！没有工作组的话，下面还要乱，还会出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他很激动地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一句话都不敢吭。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倒没有讲多少话，讲得最凶、音调最高的是邓小平。最后他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这是我进中南海十几年，第一次看到邓小平脾气那么大，他双手叉着腰，质问陈伯达，你们搞过群众运动没有？没有政策搞什么运动。你见了风就是雨？党中央的决定，就这样否定了？谁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话的口气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总理也没有再讲话。按一般程序，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会议决定不撤销工作组了。为什么邓小平后来被称为第一号走资派呢？就这一幕，他也是够资格的。

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吗。江青向我们转述了主席的话，我们感到心情沉重。从主席的话里，我听出来主席这时已经对江青、陈伯达、康生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进行了郑重的考虑，并已经有了决定了。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主席接见了中央文革全体人员。陈伯达、康生、陶铸、江青、张春桥、尹达、王力、关锋、我、穆欣都参加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向主席汇报了情况，主席讲了话。我当时有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

毛主席在讲话中，主要讲了要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来搞等内容，同时还说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书记处也不行了。你们文革小组，是代表群众的，做了不少好事，群众最拥护你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群众拥护戚本禹、关锋他们，不听自称代表党中央的工作组。主席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天下人不之丹朱而之舜”，意思是说现在群众有问题找中央文革，不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了。主席之所以表扬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学生受压制时公开表态支持了学生。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华北的李雪峰，东北的宋任穷，中南的王任重，华东的陈丕显等各大区书记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主席讲了话。主席在讲话中继续批评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批评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组，批评他们不许群众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准他们打电报给中央文革。主席说，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凡阻碍运动的，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的。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

主席还说他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张承先的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是起阻挠革命作用的。主席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革命运动。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毛主席说全国90%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建议中央下令撤销工作组。

主席这次讲话非常重要，表明主席已经下了要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斗争到底的决心。而且主席的态度非常鲜明，在接见我们之前，他虽然反对压制群众，但还没有正式提出撤销工作组。主席决定重要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和刘少奇斗争这样重大问题，他会找很多人来谈话，看很多资料，考虑很多问题，然后才下决心的。他的这次讲话，向我们明确表态反对派工作组，而且认为派工作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负责。主席还说，召开派工作组的会议的时候，我不在。是他们主持的，我不知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他又对我们说，你们都应该到群众里面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我跟关锋说，我们俩应该写一篇文章了，把主席最新的精神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写了一篇《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文章，作为《红旗》杂志社论发表了。这个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学生们都把文章里面重要的话做了摘录，抄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后来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

主席的表态，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这期间主席还有几个重要讲话，有些我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刘澜涛还是谁，曾整理过一个材料，里面有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多次讲话，其中包括接见大区书记时的讲话，比较全面，可惜我找不到了。我记得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不是跑各个大学，就是参加各种的会议。每天每人要工作差不多18个小时，很紧张。

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陈伯达都到北大等学校去看了大字报。听说主席自己也在一个凌晨悄悄地去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主席对刘少奇他们说：中央文革现在都下去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跟群众在一起，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1966年7月25日以后，中央领导就分头到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去。总理去清华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邓小平去人大，江青到北大，我和关锋到地质学院、北师大，王力到中学。

刘少奇选择了建工学院，他让中央文革派一个人跟他一起去。他先叫陈伯达去。陈伯达一看刘少奇挨主席批评了，他哪里还敢和他一起去啊？但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他也不敢得罪他。于是他叫王力、关锋去。可他们都说晚上有事，去不了。陈伯达就对我说，没办法了，只好你去了。我也不愿意去。我说，江青叫我今天晚上跟她一起到北京大学去，我答应了，不好改。陈伯达就说，江青那边，我帮你去请假，你今晚就不要去北大了。刘少奇这边，他要中央文革去一个人。他是中央的副主席，他说要人去，我们一个人都不去，我怎么交待？你必须去，没有商量。我没办法，只好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开小组会，江青知道我跟着刘少奇去了建工学院，向我发了火。她说，你怎么跟着刘少奇去建工学院？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去北京大学的吗？我说，我是说好跟你去北大的，但是陈伯达一定要我去建工学院，他说他负责帮我向你请假。她说，他什么时候替你跟我请假了？问陈伯达，他又是照例地装糊涂，说他忘了有这事。还好关锋在边上给我作了证，说的确是陈伯达要老戚去建工学院的，老戚说，他已答应江青同志一起去北大。江青知道了事情经过，就反过来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说，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去了。后来主席听江青说了这事，说，你们当初答应让戚本禹陪着去是不对的，现在答应去了而又不去，那也是不对的。江青从主席那里回来，向大家传达了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主席说的对，我应该继续跟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果然，在我陪这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开会的时候，工作组的人就说我支持反动学生，支持反动言论，对我进行上纲上线。还把他们听来的我在轻工学院说过的话拿出来批驳。陪同刘少奇一起去的余秋襄也指责我，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什么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么。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里的反应跟他事先通通气。可是，主席没有交代让我跟他说的事，我怎么能跟他说呢？我若主动去跟他说，那不就犯了和田家英一样的错误了么。当然，当时如果他来问我的意见，那我是可以跟他说的，但他又没来问我。他那时一心“反干扰”、“抓游鱼”，精神亢奋，偏听王光美和那些大人物的。我即使跟他掏心窝子说实话，他也听不进去呀，弄不好再打我个“八司马”。

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后来不知怎么被传出去了，第二天学生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们拥护戚本禹，反对工作组。还有些很偏激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狗胆包天，敢攻击中央文革等等。我们在建工学院开会的时候并没有学生参加，我也没有跟学生接触，开完会就回钓鱼台了。刘少奇不会去传，谷牧、余秋里他们更不会传，那学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计是工作组里的人告诉学生们的，工作组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天，刘少奇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是我去给学生报的信。可是他不来问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了。

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

5、两起风波

江青去了北京大学，她在北大发表的讲话中，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江青的讲话很受北大师生的欢迎。

在江青讲话的过程中，底下有人递了张条子给江青，条子上写着。我们系里有一个人，自称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组来整我们，她说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请问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为什么要支持工作组？

江青看了纸条很生气，当场就把纸条上所说的那个人讲了一顿。这件事当时在群众中还很引起了波动。

在江青讲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她的边上，周围还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

过了一天，李讷来找我。她跟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给你，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家事”。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引起了主席的误会。我就跟李讷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预你们的家事呢？可李讷说：“这我相信。但爸爸让我带话给你，我总是要带到的”。听了这话，我也无话可说了。我想，很可能主席怀疑这件事是我告诉给江青的。其实知道这事的人很多，江青并没有瞎说，她说的都是事实。只是在这样的群众场合下说这事，也确实是不很妥当的。主席是知道我经常给江青反映情况的，江青在向主席汇报时候，也常常会说，本禹怎么说怎么说。主席就有一个印象，江青的许多事都是听我汇报的。可是这件事却真的不是我汇报的，其实在这之前，我连那人是在北大念书的都不知道。但是主席叫李讷带话给我，我也不能再去向他作解释的，甚至在江青那里，我也不好去说的。我只好把主席的话谨记在心了。后来主席见到我的时候，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派到北京中学里面的工作组，有许多人都是从中央团校调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个中学，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工作组，他当场指着学校工作组的组长说，你站起来，我现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销你的工作组组长职务。那位组长在被王力宣布撤职后，就被学校里的学生给打了，打得很惨，伤得很重。中央团校的人抬着被打伤的工作组组长到中央文革来告状。他们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们的人马上把情况反映到了我这里，我不相信王力会叫人打他的。只是在王力讲话以后，那位工作组长挨了学生的打，两者有点关系，但不能说是王力叫打的。中央团校来的人还说，戚本禹是从我们中央团校毕业的，我们要找戚本禹。我那时离开团校已经十六年了，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说啊？我就让靳耀南去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派了中南海的一位医生陪同被打伤的工作组长去医院治疗。还答应他们，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回来以后，马上就向他们汇报。这样才平息了这件事。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主席在连续几天所作的谈话中，都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1966年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这个文件修改后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在会上毛主席提出撤销工作组。7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三楼。这样一来，三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

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照例要到到会场的四周去查看一下的。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

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向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

第十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尽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究竟怎么搞，在党内是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的。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方针，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就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了。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到头来，运动的矛头就还是指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而根本不可能去触动与斗垮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出现的党内官僚主义特权阶层。

会议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除全体中央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也都列席了会议。此外还根据毛主席指示吸收些学生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学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扣。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

整个会议的议程也是由总理安排的。在开幕会上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人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邓小平也讲了话。

在开幕会上，总的来说，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论。不像在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跟陆定一在会上争论得那么激烈。

按照主席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先下去到各大学作调查研究。所以在开幕式以后，中央委员们都分头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的多，说的少。

到了1966年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开会之前，我看到在前面的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几个在说话，说什么听不清，但看上去说话态度都比较激动，像是在争论什么问题。后来是在总理的招呼下分别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在会议开始以后，毛主席就作了很严厉的讲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调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是遇到这类情况，就会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但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口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他们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

在主席讲话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我在北京，我有责任。毛主席当即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也马上顶着说，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叶剑英在这时突然表态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主席就说，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连纸张翻动

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气氛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在党的会议上是不多见的。有关这次中央常委会的情况，在现在的很多出版物都提到了，但都被淡化了。而当时毛、刘分歧的情景是很严重的，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5号，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写的，是写在《北京日报》空白的地方上面的。写了以后，他就叫徐业夫把它誊抄了下来。主席又在誊抄好的稿子上加上了标题，并做了一点修改，然后交机要印厂排出了清样。清样排出后由我作校对，我在校阅时，看到主席在誊抄件上面亲笔作的一个修改，原来抄件上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主席将这句话中的“大领导人”改为了“领导同志”。现在公开发表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张大字报当时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给了全体会议代表。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九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

这样一来，虽然这张大字报还没有正式向下面传达，但很快就有学生知道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上下都传遍了。

8月7日，当毛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了全体与会代表的时候，会场上顿时就沸腾起来了。由于大字报上没有公开点名，下面就纷纷议论了，有的说主席的大字报指的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1962年的“单干风”，以及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搞矛头向下的“打击一大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都是同刘少奇有关系的。

也有人说，尽管主席写了“何其毒也”这样的词，但这是思想从严，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并不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怎么样。不然怎么还称他们为“同志”呢？虽然各种看法很多，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于是会议的气氛就变得严肃起来了。许多人已经明显地感到了毛主席跟刘少奇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路线斗争。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揭开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1966年7月24日，关锋给江青写信说：“我认为，目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出现了一个逆流”。又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主席向大会批发了这封信，从而又一次引起了会议的震动。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关锋发言首次将刘、邓的这条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党内历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凡是提到路线斗争，那就是最高级别的问题了。建党那么多年，加起来党内也就是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那么几次斗争被称为是路线斗争。而每次发生路线斗争的时侯，都意味着要更换领导人。

说实话，我当时对于刘少奇指导文革运动的路线，以及后来将这条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上还是很不足的。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只是觉得，以往运动一来，党内就总是有人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群众，通过运动来整群众，尤其是整那些反对或者对自己有意见的群众。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都是这样的情景。但把这种做法叫做什么路线，是否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那时并没有仔细去想过。我真正理解它广泛的历史含义时，已经是文革结束好多年之后了。

3、起草并通过“十六条”

1966年8月8日，即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与会代表的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在这个文件中还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十六条”的起草的过程比较短，不像起草“五一六通知”那样专门成立一个起草班子。起草工作是由陈伯达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进行了反复多次地修改。我记得，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

“十六条”的主要内容，是把毛主席关于文革的一系列的讲话集中起来概括而成的。王力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文件是他与陈伯达起草的，这是不确实的。起最大作用的是张春桥和关锋。王力只是在文字记录和整理上做了些工作。陈伯达、张春桥和关锋起的作用要比他大得多。

“十六条”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原则，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毛主席希望在文革运动中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发动群众监督人民公仆，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为此，“十六条”指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他后来讲的要寻找一种方式，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人民群众监督公仆的方式，来克服我们党内存在的“阴暗面”。

8月10日，毛主席亲自来到了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群众。毛主席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和我们任何人打招呼。当时我还在钓鱼台办公室里处理文件。接待站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主席到了接待站，我想我就是立即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我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并让他们把主席说的话都记录下来。

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4、改选中央领导机构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以选举方式，通过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有关决定，并重新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经过选举，新的中央常委的排名秩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新的政治局常委的选举产生，意味着毛主席重返党的领导第一线，而林彪则成为在毛主席之后排名第一位的常委。会议还撤销“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在8月12日的闭幕会上毛主席又发表了讲话，强调了要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要团结—批评—团结，要治病救人。毛主席很著名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也是这次闭幕会上讲的。闭幕会上林彪也发表了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有人几乎扼杀了这个革命，但在危机关头，毛主席出来扭转了局面，革命重整旗鼓，继续进攻。

中央常委重新排名之后，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陶铸却一下子被提到第四位，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对此很多人都感到惊讶。陈伯达、康生对陶铸都有意见，陈伯达在广东搞农村调查的时候，就跟陶铸发生过矛盾。我们文革小组内部对此也是议论纷纷的。这时江青出来讲话了，你们不要再议论了，这是主席决定的。

陶铸在合作化和大跃进的时候都是很积极的。可后来到了刮“单干风”的时候，他开始是有点跟刘少奇的。后来张平化对他进行了批评，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他对陶铸说，你可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许多人就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改变了态度，明确表示反对搞“包产到户”。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在那个时期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是怎样的。后来主席说了，是邓小平向他建议让陶铸到中央来主管宣传工作的。可是陶铸当了常委之后，并没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而是仍要大力地保护刘少奇等人，与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日渐背离。

尽管邓小平是和刘少奇一起、坚决主张派工作组去压制群众的，有些事情还是他为刘少奇出谋划策的。但是主席却一直想要把他和刘少奇区分开。在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从原来的第七位竟上升到了第六位。这一来好多人都有意见了，怎么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犯错误，结果却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和谢富治等中央委员对邓小平都有议论。

5、专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

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

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

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6、烧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林彪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从大连回来参加会议的。林彪来了以后，他的表现是很积极的，说话慷慨激昂而且声音洪亮。应该说，林彪那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都很高。他的到会，在当时起的作用很大。那个时候，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很好。她们俩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江青都是说，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从不说“你们那位”，说到主席，只称主席。

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主席写完后曾给总理、王任重看过。总理和王任重都抄了下来。后来我从陶铸那里看到抄件。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总理是亲手用楷书工工整整的抄了一份。总理拿着主席亲笔写的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林彪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后来信就回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曾拿里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读了一遍。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7、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受到毛主席批评

第十一章 红卫兵运动

1、毛主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鉴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毛主席曾就“接班人”问题讲过很多话，并亲自写下了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1964年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其中心的意思就是，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其主要的目的，除了要防止党内的一些“当权者”为了谋取其自身的利益而走向资本主义之外，再一个就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在这场运动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和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大学校。

在中央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五一六通知”后，7月24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改革高考制度，全国所有的高校推迟半年招生。稍后又决定全国的大、中学校停课半年，让大、中学生投人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锻炼成长。所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

可是当学生运动起来以后，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打击。而刘、邓所推行资反路线依靠的是各级党委组织。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历来由各级党委领导下、由上而下进行的群众运动，改变为让群众由下而上来进行的一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而各级党委都要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接受群众的考验和检验。

在“十六条”发表以后，首先起来响应的也正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勇于批评学校党委领导的错误，从而打破了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所形成的思想禁锢。

2、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早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取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在开始的时候，它的影响并不大，只是众多的学生自发组成的团体中的一个。后来他们受到了学校工作组的压制，一度被视为“非法组织”。于是在6月24日和7月4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7月底的时候，他们把这两张大字报的稿件交给了江青，江青马上把它转呈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后，7月31日就写了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表示支持的复信。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寄出去，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印发的。不过很快这封信就传到了学生当中去了。这样一来，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各个学校里，很快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纷纷提出了要见毛主席。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和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受了红卫兵小将宋彬彬给他带上的红卫兵袖章。此举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把毛主席称为是他们的“红司令”。从此，红卫兵运动就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了。

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纷纷从各地赶来北京，都想见到毛主席。于是全国就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串联高潮。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人数不断增加，接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多红卫兵来北京，住什么地方呢？主席说，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实在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可以在各个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宿舍挤住一下。中南海也可以让出点地方给他们住。可就是中南海让出地方也容不下那么多人的。于是就动员各个机关、学校腾出地方来。还不行，就只好安排他们分散住到市民家里了。北京的气候，过了10月就逐渐变冷了，很多南方来的红卫兵没有棉衣、棉被。我们就去动员各单位和市民们拿出自家的衣被来帮助他们。光这些事情，就让那些负责接待和安置红卫兵生活的人感到疲惫不堪。

实际上，主席也非常劳累的，即使后来安排他坐着敞篷车去接见，可一天坐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无怨言，仍然坚持要不断地接见。很多人都对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这样的。一次，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看见我，就跟我开起了玩笑，说戚本禹也来了啊，你是山东人，你祖上和戚夫人是一个家族吧。他说，戚夫人多才多艺，后来死得很惨。我说，我听族中的老人说，我们是戚继光的后代。不过戚夫人倒也是我们山东人。日后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戕害戚夫人，这个仇恨一直传到戚氏的后代。在我们山东老家，戚、吕两姓是不通婚的。主席说，哦，还有这事？我说，是的，不过交朋友是可以的，我就有一个姓吕的好朋友，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主席听了说，那当然，你们是现代人，是共产党。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时，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主席还问，怎么孙中山的语录至今没有人去编？

3、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后8次，共计接见了1000 多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群众。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群众的壮举，使得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了一股波涛汹涌、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上千万的青少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又到许多地方去串联和参观革命圣地。然后把他们看到的和学到的革命精神带回到各个地方。北京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到了各地去。这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局面就真正地形成了，毛主席不愧是发动革命群众运动超一流的高手，他就是通过支持红卫兵运动，而动员和推动全国广大群众起来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燃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初始，在红卫兵组织中，主要是由一些“高干子女”在里面起主导的作用，由于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接见，很多学生组织也都加入到红卫兵里面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先后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

“一司”是汪东兴支持他女儿汪延群（轻工学院大学生），联络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汪东兴求着江青和我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但我知道，汪东兴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挺支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来他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才转过来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江青倒是去了。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还当上了“一司”的司令。江青对此很反对，她对我说，这样不好。他汪东兴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样一来，人家会以为，他女儿做的事都是主席的意思了。汪东兴知道了江青的意见后，就叫他女儿辞去了司令的职务。“一司”改由其他人负责。

“二司”其实主要是各大学保工作组的保守一派红卫兵组织成立的。但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等也参加了二司。江青对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比较看重，总把他当作一个有希望的好青年看待。而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对北京高校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江青也参加了一司的成立大会。但我没有去。

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保守派组织得到过往工作组领导与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而造反派组织则积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反映他们继续受压的情况，寻求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江青跟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那些在工作组时期敢于起来造反、批评工作组路线并受到打击的学生，支持他们成立造反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于是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各个学校进行联系，支持他们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我对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说，一司是官办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让他去和蒯大富一起联合各校造反派组织成立个“三司”。“三司”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可江青却因为正好有事没有去参加。其实如上所述，“三司”是江青叫我去支持成立的。“首都三司”在全国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1967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都参加了“红代会”，被称为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这些才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主要的力量。他们与那些依仗着自己“高干”、“革干”出身，到处乱打人、乱抄家的“老红卫兵”、8月25日先后成识的“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以及1966年12月由这些组织演变而成的“联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西纠”、“联动”等，它们只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支流和逆流，它们只能代表那些自以为出身“高贵”，而后来却千方百计维护特权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攻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广大的青少年学生。

不过，这“五大领袖”和我们中央文革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聂元梓那时已经45岁，比我道大十多岁，跟江青都差不多大了，还向称红卫兵，实在有点滑稽。聂元梓和王任重走得比较近，她经常去王任重那里。王任重当时虽然只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在文革小组里面，他根本就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对江青他也只是表面上敷衍着，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王任重的背后有陶铸在支持着他。我认为聂元梓靠着王任重对她支持，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由她及新北大公社控制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排斥其它造反派组织。她背地里将中央文革分派，以自己利益需要为是非标准。她对我则采用又打又拉的方法，她曾常着我而，跟江青说我的好话，挑唆我和王力、关锋的关系。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心里并不信她。

在地质学院，开始我们支持的是朱成昭，，可是朱成昭到了1966年底就跟着叶剑英女儿叶向真不听中央文革的了。于是经文革小组会议讨论，1967年3月5日，由我召集地质学院东方红内不同意见的代表在政协礼堂开会。在听取他们意见后，宣布让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朱成昭与叶向真交好以后，与我们的关系也就疏远了。我出狱以后，朱成昭来找过我。他跟我说，那时候他跟着叶向真经常到叶剑英那里去的，叶剑英经常给他们出主意，朱成昭说，那时在他的心里面，那边的分量比我们中央文革要重得多。所以他就听他们了。

当时搞得较好的是北师大。谭厚兰看上去人个子很小，但能力很强。她较会团结人，她对学校的教授，老师都很尊重，，所以在北师大，对立面的力量很小。聂元梓、蒯大富等都看不起谭厚兰，可搞得好的还是谭厚兰。只有王大宾是支持谭厚兰的。江青也看好谭厚兰。什么事情布置下去，她马上能落实下去，没有多少人反对。聂元梓，蒯大富就不行了，他们那里的对立派很厉害。后来要选派红卫兵代表访问阿尔巴尼亚，五大领袖都想去，最后是主席指定了谭厚兰去。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也搞得不错，虽有不同意见，但整个学校还是团结的，没有发生组织上的分裂。北航红旗也不错，始终保持团结，没有分裂。搞得最差的倒是清华、北大。清华四一四的主要头头也是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对蒯大富有不同意见。蒯大富不能正确对待与处理，不能团结好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致使清华井冈山分裂、对抗，直至发展到武斗。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时说，他也不赞成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所宣示的主张。主席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其实是对井冈山有利的。可蒯大富却跟工人打起来了，还打死了人。这也是派性膨胀，讲到底还是头脑膨胀，私心膨胀，忘乎所以。文革运动失败，这些造反派的领袖也是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

当时我在各大学一般都不大直接出面的。有什么事情，就把这几个”领袖”找来一说，让他们出面去做，这样的效果反而好。这也是我以前搞地下党工作的时候得到的经验。我还经常给他们一些点子，比如怎样掌握高音喇叭（现在叫“掌握话语权”）、怎样行使行政权、怎样控制交通工具（汽车）以及怎样组织会议、维护秩序等等。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那时的财务制度很严。而学校党委把财务权都交给了保守派。我就跟造反红卫兵说，你们得想办法把会计争取过来，如果争取不过来，就查账，调动他们的工作。那时中央机关的钱都在总理和李先念的手里，我们中央文革手里一分钱都没有的。这时，我就叫他们去找总理和李先念批钱。总理心里恐怕也清楚是我在后面给他们出的主意，所以总理对我说，国家财政困难，要叫红卫兵节约闹革命。当然在我给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出主意的时候，那保守派组织后面也是有人出主意的。

在中学红卫兵当中，我直接联系李冬民、刘刚这些中学红卫兵的领袖。中学里的事，通过他们就基本能掌握起来。

由于我和大、中学校造反红卫兵联系最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叫成是“戚大帅”。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几次找江青，要调我兼北京卫戍区的政委。江青没有同意。

到了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就很少像以前那样活动了。那时，我已经被一些人攻击，将造反派做的一切错事、坏事都说成是我幕后指使的，说我是他们的“黑后台”。等到我也被审查了，我心里明白，红卫兵和他们的“五大领袖”的厄运也快要来到了。

4、红卫兵与“破四旧”

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

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

在1966年第四季度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有人曾印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好像叫“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的战斗成果”，作为会议的参考资料在会上分发。内容是怎样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把他们的家也给抄了，还抄出了很多金银珠宝。小册子里面还有很多抄家物资的照片。我看了这本小册子以后就问总理，说这些抄来的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的物资都是由“首都工作组”统一收缴的。

但实际上，好些“抄家物资”还是流落到社会上去了。我记得，一次在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卫戍区的战士在打扫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挤丢的东西，其中除了被挤掉的鞋子、提包等物品之外，还有大量的黄金和珠宝，足足装了满满一大箩筐。这些黄金珠宝都是那些去抄家的人私藏在自己的口袋里的。江青看了这筐东西之后，就说了句，看来小将也有私心啊。当然，这些黄金珠宝大部分都交给了银行等部门。我说，最好要搞个手续。总理说，那当然。后来傅崇碧把银行等部门的收条拿来给我们看过。

关于“首都工作组”，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书写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给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这副字可以称得上是主席书法中的精品。文革一开始，林铁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组”派人去抄了林铁的家，他们搜出了毛主席写的这副书法作品。不知为了什么，他们把这副字给了林彪。后来，林彪叫叶群来跟江青、主席讲，林彪看了主席这幅字，爱不释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里看。叶群问主席能不能把它转送给林彪。当时，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算作同意。后来，林彪就找了一个文物专家把这幅字上面写的“林铁”中的“铁”字去掉，补上了“林彪”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后，这幅字应该是被中央办公厅拿走了。

与“首都工作组”不同，当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怎样支持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对群众提出的“破四旧”的要求我们当然也表示支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着党内走资派，而并不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始终是非常明确的。

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5、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突破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进行的模式，变成了一场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和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运动中，毛主席也作出过许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给化解了。后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到过这个问题。从这一点来讲，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红卫兵运动，才发挥出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首创精神，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的范围内深入地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使得各地的党委领导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面临著考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为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所以能够掌握国家政权，那完全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时，毛主席经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才拥护我们。所以，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进了城，执掌了国家政权。一些人就渐渐地脱离了群众，重新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前毛主席发动了许多次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搞到后来都成了整群众的运动了。像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都是这样。这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地回到北京，而让刘少奇、邓小平按照他们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也会重蹈历史列车的覆辙。

红卫兵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各级执行刘、邓错误路线的党委的领导，而且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去了工矿企业，与那里的工人进行了串联，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到文化革命中来。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几次“南下中联”，去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运动的经验带到了这些大城市里去了，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城市的文革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万产业工人，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并不是我们中央文革组织去的。是王任重他们几个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红卫兵。他们去了上海并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而是去社会上斗“地、富、反、坏、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裤腿的裤子那种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后来总理也组织了一次北京红卫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生产是要影响到全国的。

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接到了大量的来自上海的群众来信和来访，反映上海市委执行资冲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给党委提意见，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关押、迫害等等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动员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红卫兵去上海。江青亲自找聂元梓谈了话，要她去上海揭开文革运动的盖子。江青这样做也是为了要把聂元梓从王任重那里争取过来。

后来知道，正是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上海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策划和帮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从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十二章 文革运动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

1、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现在被称为“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与冲动，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这个大舞台，是最先积极登台表演的群体。而他们身后父辈们的利益、分歧、恩怨、冲突，也被文革引发与公开，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立场、取向与行动；尤其在文革初期，对文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高干子弟”群体中，许多人都有浓厚的“自来红”思想，因父辈的革命资历和功续而产生很强的优越感。低调的人，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齐；但更多的人喜欢显示自己出身高贵，喜欢攀比自已父辈官位的高低，住的什么房子，坐的什么汽车等等。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辈地位相同或战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们中一些人还看不起那些成绩拔尖、超过他们的平民子弟，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绩却很好的同学。文革运动开始，他们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阶级观念，实际是封建的“血统论”，高调宣传他们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敌我，完全偏离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制造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及其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文革运动中的“高干子弟”群体，特别是北京中学生中那部分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从最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到自认为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组成“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的成立；再到l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学红衞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文革运动中发生过重大影响，也形成了当时对毛主席文革思想干握的各种思潮，这里着重讲讲中央文革是如何处理应对的。

2、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

上面说过，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职战线”开始的。1964年，1965年，毛主席先后与毛远新、王海蓉谈话，批评教育战线的问题，提倡教育革命。这两个谈话的内容，首先就在“高干子弟”群体、随后在人数更多的“革干子弟”群体中传开了，他们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进分子已据此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展开活动，以阶级斗争应成为一门主课为依据，批评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自发成立的第一个红衡兵组织不是偶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随后得到北京一些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如四中、六中等学校“高干子弟”和革干子弟”群体的支持，也纷纷以“红卫兵”的名字贴出大字报。但不久这些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受到了团中央派到北京中学的工作组的打压。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7月4日先后写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有理”思想，自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亦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投人文革运动。这时，我才理解了毛主席所以肯定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真正意义。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在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这两张大字报后，7月31日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8月3日，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给他们看了毛主席写给他们的信。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信息迅速传播，红卫兵就成了光荣的名号。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穿上绿军装，戴上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得风气之先的许多“高干子弟”，自然领头，以“革干子弟”为主体，以红五类出身为条件，在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这批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为“老红卫兵”。

文革开始，“老红卫兵”对宣传传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冲破革命群众的思想禁区，动员群众投入文革运动，先后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运动的历史中，无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锋作用。

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得到了亿万革命群群众热烈响应支持的局面下，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党内的文革反对者，亦在审时度势，大都并不是公开抗拒，而是顺势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通过争取掌控与影响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引导他们将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偏离毛主席文革运动重点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一些干部与他们的子弟经常用这様的办法参与和扭曲文革。1966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线。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衡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壊、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様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衞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我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作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里，在那里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说，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歳”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様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様做的。我问他，是市里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说，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焼掉了。查都没法查。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绝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我问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说，那里全是军队的人说了算，他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为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様，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让室，当场就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带去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来，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拿下去。她这个人是见不得血的。不过她很快就说：他们这么做，不是想给文革抹黑吗？她的政治敏感性确实很强。叶群也明确表示林彪从来是反对打人的。可陈伯达这时却在一边说，革命嘛，总是会伴随着血腥味的。还引证说，这是高尔基说的。他还学着江青以前批评我的话，说我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没经过革命风浪，书呆子。所以9月以后我们继续去取缔这时已由这些“老红卫兵''为主体组成的“西纠”、“东纠”那些关人打人据点的时候，有时会叫上陈伯达一起去。他到现场去一看，那些残酷的场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后他反对“西纠”的“老红卫兵”暴行的时候比我还起动。

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様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调“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还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那时候，康生的孙女张力在大兴县当团委干部，她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里的。王力认识她，我们就打电话叫她过来。张力告诉我们，事先确实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体是那个上级，她也不太清楚，因为别人对她进行了封锁，不跟她讲，开会也不让她参加。她说，她当时也没法出来说话，不然别人就会指责她阶级立场有问题。她还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我们也向陈伯达作了汇报。陈伯达开始还不把它当回事，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对陈伯达说，你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们只是个组员。出了这种事，如果主席追究起来，你的责任就大了。我说，这事你要出来讲话的，否则你将来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他一听也吓壊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讲了话，强烈地谴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锐，他说，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般人来制造混乱。我说，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壊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说，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续，说一下红卫兵怎様意气风发，怎様破四旧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写这一些，然后再说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

在这个报告里，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因为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为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为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他说，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波也卷进去了。我又问，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应该是靠边了，为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说，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亲自找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里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様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毛主席郑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里没有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以后，“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接着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讨论，关锋把这些“老红衡兵”等组织的活动总结为是刘、邓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实质上是刘、邓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关锋在理论上的确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惟慨激昂，他拍着桌子骂它们是“挂羊头实狗肉”(意思是挂着文化革命的羊头，卖的是刘、邓路线的狗肉)。我则说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赶去大兴县的路上，我们看到在那里房屋的墙上，到处都涂上了红色的油漆，还有许多用红布拉出来的横幅标语，还到处树立着密密麻麻的红旗。我们间当地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在搞“红海洋”。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来的。我跟王力说，这様搞法，如果再在全国一推广，那得狼费多少油漆和布料啊，而且这都是要让老百姓自已掏钱的，这不是又要增加群众的负担了吗？这种做法完全是形式主义，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看到更多报告材料，“红海洋”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们就此事专门又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红海洋”的事。主席对这类事非常重视，专门对此作出了批示，还让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制止搞“红海洋”。

3、首都红卫兵制察队西城分队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孔丹作为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红衡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制止武门，维护秩序，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革正在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为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为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线对其迫害的造反行动。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并为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为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为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为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纠”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查与执行制止暴力行为。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为“西纠”、“东纠”、“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牢”、“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坏人”。我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概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警车车开道，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

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4、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东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国很广的大辩论。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这里所说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说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组被撤走了，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也不在他们的眼里的。这些人当时大都还只是15、6歳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而由他们出来讲的。

对这一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圈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说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说，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说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原来是康生的部下。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为康生来打了招呼，我们也不打算怎么为难他，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请一些道理。我和关锋把他叫了来，就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室里跟他谈话。他开始还以为我们挺重视他，所以上来就跟我们说了一大堆“血统论”的“真理性”。我打断他说，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说我这是在给他扣大帽子，他说毛主席也没说他不对。我说江青同志传达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说：“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我们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至于他后来怎么被抓起来的，我真的不清楚。

5、批判“出身论”

就在批判谭力夫的反动的“血统论”的过程中，北京有个年青工人叫遇罗克，他提出了一个“出身论”与“血统论''相对抗。这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遇罗克的观点，认为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

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当时就决定由我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批评遇罗克的观点。1967年4月，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遇罗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又被处以死刑，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在他被捕之前，我自己也早已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了。遇罗克的妹妹和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罗克被追害致死的经过，我实在无法交代。

当时是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的时期，所以类似像遇罗克这様发表各种各様的思想观点的人很多。在我们收到的大量的群众来信中，反映各种观点的都有，但对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尽管是很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一般都采取存而不报的方针，不作处理。那时有个叫陈里宁的，他确实是很早就反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后来受到了迫害，被关进精神病院，所以当时有人根据病例和陈的笔记整理了新“狂人日记”。我当时是支持他的。但后来有人说，这个陈里宁对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并借此事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弄清问题，我只好叫小组办事组把他的事情交给公安部调查处理。

那时有群众在讨论“一分为二”观点时。有人提出：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一些人认为毛泽束思想是普遍真理，怎么可以一分为二呢？但也有人认为可以。结果后者被说成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因受到群众检举而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不少人写信把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我看了信之后，就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间张春桥，他说这是个理论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我说，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说，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说。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毕竟已经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间题了，你说人家这是反毛泽东思想，把人家给抓了起来，这不解决能行吗。我还是要去问问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于是，在一次主席召开的会议上，我就问主席，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普遍性真理的东西，是不能一分为二的。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挨了批斗，有人还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主席听了就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后，立刻下令把所有因为这个问题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6、“联动”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10月开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首都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多数派。

“西纠”、“东纠''和“海纠''的队伍瓦解后，少数的老红术兵因其父辈许多受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冲击，从切身利益出发不满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因而进一步走向与中央文革对立，与造反派组织对抗。

1966年12月5日这部分“老红卫兵''又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就叫“联动”，发表宣言，要“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为反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主席的文革路线，同时继续乱打乱冲。“首都三司”、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付“联动''是有办法的。他们的人比“联动”的人要多得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好多人围上去。'联动”的人讲又讲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以后再遇上了，也只好采取回避政策，“联动”不能与“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争斗。可是，他们并不甘心。一次，北航附中的几个“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的时候，被人抓了，并把他们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这几个人拘留了起来。于是“联动”的人就聚集起来冲公安部。他们把公安部办公室玻璃窗砸了，还把公安部的副部长都打了。

谢富治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抓“联动”的，这些小家伙许多都是大干部的子弟，抓起来怎么弄呢？谢富治是何等聪明的人物，陈、谢大军说是一个兵团，实际上抵得上一个野战军。谢是这支大军的政委，是陈赓须臾不可少的好兄弟。

谢富治办事是非常有经验的，头脑又这様清楚。可最后他还是被“联动”逼上了'梁山''。联动”实在太嚣张了，谢富治只能把他们中几个带头的抓起来关着，但在生活上是还给予了优待。可这様一来，'联动''就更不肯罢休了，他们接连几次发动自己的成员去冲击公安部。公安部越让步，他们越闹得厉害。谢富治就来找我商量，怎么弄呢？我说，这事恐怕总理也难办，真要办，那得请示主席和副统帅。但你撇开总理去找主席和林总，又不妥当。我想了半天，给他出了个主意，去找人民群众。我说，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去依靠'安泰'(意思就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你去发动群众啊。他说去哪里发动呢。我说，你先与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联紧，北京的街道干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现在他们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旧市委，他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马力和我是朋友，四清时我们在一个工作队，文革开始时我还出面保过他。所以，我打电话和他一说，他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他们一下子就动员了好多街道的里弄干部和积极分子来保卫公安部。因为“联动”分子身上都带着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来的老大爷、老大婚也拿着菜刀，耕面杖过来。一来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联动”分子也都是欺软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么多老百姓过来那他们就只有逃了。后来他们也聪明了，知道群众过来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就到公安部去冲一下，看看“街道大军”差不多要来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经验了，看到他们来闹，有的干警就换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来了，来了”，把他们吓跑了。谢富治挺感谢我，说你道一招果然有效。

“联动”的倒行逆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民愤。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次控诉联动的群众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是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这个大会。会上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奋。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也非常气愤。她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就问，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的？这时下面就有人通条子上来，说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兴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来，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说把他们俩怎様。这时，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他们俩也都看着我。我说，让他们回家吧。

会后，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手，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说明一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说，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为她说说话。我相信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为她说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

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说，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说，也许地说得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说，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清。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为之惊动，也很哀伤。因为她工作实在、为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

对许明为何自杀，我想不应该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压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剻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剻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剻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许明亦未态度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为。而在9月，孔丹为头的'西纠”，公开对抗反对地院东方红因批判工作组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上国防科委上访请愿的事，是否背后得到许明的支持？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其压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7、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

著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可陈士渠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为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検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

在放他们的时候，主席叫总理、江青和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见了他们。江青对他们讲了话，说，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

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他们又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就在那里唱起了毛主席写的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江青也拿他们也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释放他们的指示，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然后就走了。主席后来就跟江青说了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毛主席当时还说，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毛主席随后又让江青去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将军们作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江青在讲话中就说了“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鼓励老干部要继续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继续革命，为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真是炉火纯青，寓意深长。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冲击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成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 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开始的时候，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来进行的。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许多大、中学校就掀起了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的热潮。但当时被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 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了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开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我自己在党时就曾亲自见过这种情况。一次我坐车出去办事，车顺着小胡同向大马路开去，就在出胡同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脑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脑袋半边没有头发了。我赶紧叫司机停车，走下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看我们穿着军装，就说，是被学校里的学生斗了，他们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要赶紧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她说，学生们说我搞资产阶级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书教的，怎么是资产阶级教育。原来她是一位语文老师。看见她走路很难堪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钓鱼台的办公室，跟文革小组的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说不仅剪阴阳头，现在“红卫兵”在街上剪人家长头发和小裤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里经历的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我的女儿是1955年生的，那时就十一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见她正对着一张凳子，用皮带叭叭地抽打。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批评我没有斗争性，说我不敢打老师，叫我回家练一练怎样打人。我说，你们在学校都打老师呀？她说，现在都在打老师，谁不打老师就说谁没有斗争性、不革命。我一听,觉得问题真是严重了。我说，你有没有打老师啊？她说，老师平时对我挺好的，我不愿意打老师。我说，中央文件里都明确说不准打人的，打人就是有斗争性啊？ 她给我背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书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我说，不对，这是在解放前斗地主时说的，你们的老师又不是地主，你们有意见，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打他们。

后来，我们把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的情况，向江青、陈伯达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确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喷气式、剃阴阳头都属于武斗，统统禁止。

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这些打人的事情都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并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时，许多有关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决定的， 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的发言权还很小。

还有人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去学校，说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多数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并没有去制止打人，他们只是不许学生起来反对领导。他们对起来反对领导的学生，和他们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般都是实施残酷斗争的。 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只有少部分的工作组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不同的范围内制止了武斗。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最好的。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在武汉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厉害。工作组撤销后，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还背着中央文革小组， 在后面支持“西纠”等组织和后来的“联动”，而在王任重的后面，又有叶剑英等人在支持着他。

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热悉。 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 她让我去查。 我曽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查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查出实据来。查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对上官云珠，现在许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我从未听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相反，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思想又进步。批判《清宫秘史》时，江青还叮嘱我，别牵涉上官。她说上官虽然曾与《清宫秘史》编导姚克做过夫妻，但她与《清宫秘史》没有关系。《清宫秘史》受批判时，上官也受到单位群众的批判，她回答不好，《文汇报》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江青专门问我，上海为什么要斗她？江青说，上官是个老实人。江青认识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对它的评价来的，主要也不是批判姚克。虽然上官的挨批判与我无关，但我当时还是马上把江青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要他去处理。 春桥答应立即向上海方面通气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上官跳楼的悲剧。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挨不到江华，他也管不了。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

马思聪、傅聪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可是他们又不拿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而是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和世界的人民。

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过节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了。周扬的弟弟跟她有过不礼貌行为。而周扬却听信他弟弟的话，不给她接组织关系。江青对此事一直不满。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他的弟弟。那时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属，她如果要整什么人，她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 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在文革中真要抓上海什么人，她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却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不是授人以柄嘛！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很可疑的。据我的观察,，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关系多是政治性的来往，江青在文革前与郑君里夫妇的关系很好，她能叫叶群去加害郑君里？！不可思议。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有时甚至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晩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 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安排她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不惯，还是要回上海去。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个保姆给关了起来。我估计这很可能是叶群叫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庭作证，控诉江青。江青见了保姆一愣，她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大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30年代后期才恢复党的关系。到1938 年她和主席结婚了，她在党内能有什么大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甚至不惜制造她的谣言，通过她来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时脾气不好，不善与人相处，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3、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的家被抄了，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帮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按主席指示去办了这件事。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错、邵力子、蒋光期、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

江青是个爱才的人, 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

在《红色娘子军》演吴清华的白淑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有血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江青还是保她。我在会上就听江青讲了好几次了。那时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是金敬适，他那时威信很高，所有的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于是金敬适赶紧找中央芭蕾舞团的刘庆棠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了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一件大事。后来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要么她是受人利用，要么就是她把刘庆棠错误对待她当成江青对她的迫害。刘庆棠艺术上有成就，但为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钱浩亮、于会泳那样严于律己。像白淑湘那样的情况，当时如果没有江青保护，她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了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保红线女，还要她去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开始，东北音乐学院就把李劫夫定为黑线人物，学生要批斗他。江青跟我说，你把他弄到北京保护起来，让他住北京饭店，由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个报告，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这个批示的原件，被夹在一本我出狱时归还给我的书里。我根据江青的批示，专门去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讲了话，做了他们的工作。后来李劫夫给我写来了几封信，表示感谢。 “9.13”事件之后，有人掲发李劫夫写过歌颂林彪四野的歌曲，江青反过来又批判了李劫夫，但林彪那时是四野的司令员，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不能算是什么问题。所以江青也没再深究。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实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她说，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小英雄，去斗人家干什么。有人说他们是跟刘少奇黑线的。江青驳斥道，他们都是孩子，懂什么路线？又有人说他们是跟着贺龙的，是贺龙的人。江青说，他们跟贺龙能有什么关系？他们又没打过仗，没有卷入军队的内部斗争，怎么能是贺龙的人呢？总理知道我要去保护他们，非常高兴。他就叫荣高棠来钓鱼台找我，荣高棠原来是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4、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实际上人人都是积极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的。因为我们都懂点文化，知道那些东西的珍贵，不能随便就毁了。我那时一听到哪里有人在破坏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关锋，一起去向江青专门汇报了关于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江青又去报告主席。当时康生、陈伯达也都是很支持我这样做的。毛主席对一些人不认真搞“斗、批、改”，却喜欢去破坏文物，感到很不满。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他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 “破四旧” 期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 “老红卫兵” 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就拿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事情来说，最初是由曲阜当地的造反派提出来的，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道理，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造反无理”。因此，我们觉得，批孔是文革应有之义。但这是件大事，让群众自发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动加以引导，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当时北师大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他们听说此事，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这个事当时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来讨论了，这个会总理和康生都参加了。总理在会上讲了话，康生、江青也关心这个事。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他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他也说了，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孔子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我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要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随后谭厚兰组织了一个队伍， 在1966年11月浩浩荡荡地开到曲阜，结合当地院校的师生，成立一个“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山东省委马上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请示。我即根据总理在中央文革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牌区，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陈伯达亦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谭厚兰他们。后来听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考古队和学生们一起去了之后，主要是当地贫下中农的造反队伍动手挖开了孔子的墓，发现里面全是黄土，什么东西也没有，连竹简也没一片，更谈不上什么珍贵文物了。实际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后人随意堆起的一个土包包。孔子当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职只是个司寇，而鲁国又是个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东西留给他。孔子死的时候，他弟子还没有整理出《论语》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论语》放在里面。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没有自己的专著。而《诗》、《书》、《礼》、《乐》各种典籍也不可能放在里面。

所以，所谓的孔子墓，只是在他被捧为“万人师表”以后，才由后人重新给他重修的一个墓。而孔子死时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亲，墓里没放什么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几千年来，孔子的思想对帮助封建统治牢固自已统治阶级地位有利，他的墓实际上只是个糊弄人的象征。关于对孔庙里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谭厚兰他们是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干之前的碑、匾等东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坏，以后的可以清理处理。谭厚兰她们当时就是按这个原则清理孔庙的文物碑、匾等东西的。

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

在中南海里也有文物保护的问题。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说中南海里有很多都是皇帝的御碑什么的，要搬走。总理说，中南海里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东西要保存，1840年以后的东西，有许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战士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东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历代皇帝们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来。

第十四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曽经提出过 “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反映“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天晩上江青就让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一下。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关锋的这个讲法显然是从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个说法里引申过来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曾经反复多次跟我们讲，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是针对党内那些老是想着动用军队，来镇压造反群众的当权派讲的。不过，毛主席在当时还没有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讲。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许多群众就在大字报中提到了路线问题。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理有事没有参加。会上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江青后来讲，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真不缺哲学家，在那时就提到了路线问题。 后来在关锋被审查的时候，江青还说，关锋对文革是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提出的。

在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关锋、王力起草，陈伯达签批的。在这篇社论中，根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报主席同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义的。在当时看来，它是指从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个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对群众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改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发生在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这个路线彻底、完整的暴露罢了。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了3天，我都参加了。座谈会上，就有人发言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改选了中央的常委会，结束了刘、邓对运动的领导。但是并没有着手系统批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内长期来确实存在一条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发动群众公开批判这条右倾路线，让广大群众都知道。

1966年10月2日发表的《红旗》第十三期的社论，实际上是确认了这条路线的存在，从而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公开化了。毛主席在群众发动起来后，为了扭转文革运动过往偏离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方向，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资反路线”，把文革运动正确的斗争方向更加清楚鲜明地告诉全党与广大群众。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反对工作组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鲜明的、坚定的支持。各地起来参加造反的群众就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2、 毛主席主持召开10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有中央及各部门的领导之外，全国各大区、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共产党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从而夺取了国家政权。而且，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与以往剥削阶级所建立的统治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是为成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绝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个人或某个集团谋取利益的。 但是实际上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在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中就发生了变化。一开始的时候，是官做得大了，做得久了，就听不得下面群众提意见了。对向他们提出意见的群众往往就采取压制态度，甚至是进行打击报复。1957年，从共产党给自己进行整风的运动，发展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其中确实是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新当政的共产党所发动的进攻。但是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候，许多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把一些向他们善意提出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反右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党。我在中南海亲身经历了“八司马事件”，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 。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更进一步的尝到手中掌握权力的滋味了，他们非但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所不能得到的“特供”，更有人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当时提出的“三自一包”，表面上看是为了摆脱经济建设上所出现的困难，可是如果真的搞起来了， 真正得利的还不是那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刘少奇仍然是故伎重演，要把毛主席发动起来的，从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的学生和群众，又一次打成是向党发动进攻的“右派”。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绝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思想，它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股颇大的势力了。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虽然很长，可是通篇都只是在重复毛主席历次对他所作的批评，看不出有他自己的诚意。所以被认为是“假检讨”。

邓小平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的检讨，他的态度要比刘少奇要好，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他的检讨不满意。

3、我所知道的刘少奇

我进中南海后，也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少奇。那时在我的眼里，他也是党和国家的领袖，所以对他也是非常尊敬的。不过在工作中，我和他接触机会很少。

大概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处理了一封湖南来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是，湖南长沙有个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他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共产党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解放后，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当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说得有头有尾、很具体，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给公安部然后再转到中南海来的，因为当时我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所以先送到我这里。我一看信的内容，说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转给了我们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过了一段时候，我向朱固问起那封信后来处理了没有。朱固告诉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那个人处决了。当时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个人的历史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上报给主席的，或者至少也应该给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怎么就这样直接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不过，刘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了。

1958年，我在“八司马事件”中挨整，当时我们只知道是杨尚昆在整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指示杨尚昆这么做的。我们“八司马”所反对的何载和刘少奇的关系很好，刘少奇当时就有让何载来取代田家英的意图。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后，对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控制得很紧。安子文、杨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

其实，刘少奇这人挺厉害。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27年的时候，在武汉就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后来给刘少奇当过政治秘书。建国初传出了刘少奇1927年在汪精卫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向汪精卫上交了工人手里的武器，自已跑到庐山上去休养的事。有人向主席反映了这些事情。据说刘少奇怀疑是吕振羽讲出去的，就把吕振羽关进了监狱。到文革时，是关锋建议中央下令把吕振羽放出来的。吕振羽在狱中以及出狱后掲发了刘少奇的许多错误。

在我的印象中，刘少奇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其实他的治国理念，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所非常热衷的“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变为代表新生利益集团的新统治者。毛主席曾讽刺他是“刘皇帝”。

“五一六通知”以后的历次中央会议我大都参加了。我亲眼目睹了刘少奇他们是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他们对领头起来提意见的学生、 工人和干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们总是借口在群众中有坏人，而把群众当作“坏人”来镇压。那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在他们主持的中央的会议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只能把会议的情况通过江青报告给毛主席。江青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我们去看了之后，几乎每一个学校的造反学生和群众都受到了“工作组”打击，不但被批斗，不少人还被带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而被关押。“反干扰、抓游鱼”没几天，仅北京就抓了一万多人。后来还造成了一些群众自杀。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时制止，那受到处分和打击的群众，一定会远远超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

4、我所知道的邓小平

在我的感觉上，开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中的威信并不高，好多人都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说是喜欢他。董老说，“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其实，在五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邓小平。因为高岗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到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邓小平，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组织能力确实很强。

那时，中央书记处开会都是有专门的速记员作记录的。可有一次，因为速记员有事，就临时叫我去帮助记录。那是一个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会上乱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无法记录。可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几条，就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进去了。这样，我的记录也就很顺利了。大家听了也都表示赞同。我也一下子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平时也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讲理论。但是有些事情，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别人要琢磨几遍才懂，他却听一次就能够抓住要害。当时经常和他在一起打桥牌的，像吴晗呀、万里呀，吕正操呀，其实都是他的高参。

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他的想法，有些连总理、陈伯达、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邓小平却可以把握得很准。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后来写给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无论在选择的时机上和对主席心里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观止”名文的水平。尽管这在政治上是欺骗，但是对于如君子之方的领导人却能有醍醐灌顶、发人猛省的作用。

不过，你很难说他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有什么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欧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而且他做起事情来，往往是没有底线的，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连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会的道德、为人的准则他都敢于彻底抛开。

第十五章 批斗“彭、罗、陆、杨”、彭德怀等问题

1、批斗“彭、罗、陆、杨”

1966年12月12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这是文革中第一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公开批斗原中央上层高级领导干部的大会。但是，这个会议，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和组织的。这么大的会，批判这么大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都未到会。

这一事件还要从叶剑英说起。1966年9月，叶剑英参加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会议，并接见了文艺院校的代表。在会上和会后接见代表的时候，叶剑英发表了支持江青搞的文艺革命和样板戏的讲话。我也受邀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我就把这事报告了江青。江青听了以后，很高兴。她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啊，我听说你在文艺院校代表会上讲了话，支持文艺革命，支持样板戏，我很感动啊！ 叶剑英在电话里跟江青说: 我的女儿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她经常给我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她和她的丈夫刘诗昆都支持你。你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她们都学习过，我也看过。我们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江青和他通完电话就对我说：听说叶向真他们也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文艺革命的，经常向叶帅反映文艺界情况。你去找叶向真谈一谈，叫她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青还说，不久以后，北京要开一个文艺界造反派的大会，各艺术院校和样板戏剧团都来。你去安排让叶向真在会上发个言。

我那时虽然还不认识叶向真，但我与她的生母曾是党校轮训时的同学，知道她家中的一些事情，也从她母亲那里知道一些叶剑英和叶向真的情况。江青说了以后，我就去找了叶向真，并安排她在1966年11月28日召开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言。叶向真在发言中，支持江青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支持样板戏，讲得挺好。

本来，在文革初期，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组是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的，而叶剑英从1958年起直到1972年，一直就是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所以这个工作组是支持叶向真的，叶向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文革筹委会的主任。到了当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叶向真马上转过来了，开始反工作组了。人家说，你根本没受压，反什么工作组！？

叶向真从支持工作组变为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后，名声已经不小了。现在又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就一下子轰动起来了，更成了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学生的代表，而且在整个文艺界也有了影响力。戏剧院校的，芭蕾舞团的，歌舞团的，好多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都听她的，她一时成了文艺界造反派的学生领袖了。

这以后，叶向真来找过我。那时李讷也来文革办公室，叶向真也同她见过面，两人谈过很多关于文艺革命的事。

从文革一开始，叶剑英的态度就很积极。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现的。当时我也认为他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真实的。他尤其反对罗瑞卿，说罗端卿很不尊重他，也不尊重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些老帅，目中无人。

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后一天，在一个会议的中间，叶向真过来找我，说要向我汇报工作。当时在我两旁的座位上都已坐满了人，她就半蹲在我前面跟我说话。她说他们把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给斗了，还抄了她的家，把她的许多封资修的戏剧照片和衣服，就放在她的身边给烧了。然后她又跟我说，我们不光要斗李伯钊，还要斗杨尚昆。我说，杨尚昆的问题当然比李伯钊大，但他不是搞文艺的，跟他夫人不是一码事。她说，那不管，也要斗。“彭、罗、陆、杨”都要批斗。她希望我支持他们。我说，斗“彭、罗、陆、杨”，这可是件大事，得有中央的批准。我说了不算，你要去找总理。她说，哎，总理那么忙，我怎么找得到他。我说，你父亲经常与总理在一起，你应该去听听你父亲的意见，他是老革命了，有经验，千万不要自己乱来。她听我这么说，也就走了。

到了12月初的一天中午，周总理打电话来问我，谁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给抓走了？总理说话的口气很严厉。我忙说，总理，我不知道这事，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说完这话，我马上想起叶向真向我问过要组织人批判“彭、罗、陆、杨”的事。我就把这件事跟总理说了一下。我这么一说，总理就明白了。

后来叶向真跟我说，总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来。她说，总理真是个谈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总理两句话就让她答应了他全部的条件。总理说，你现在把人交出来，你要开会批判，经过我们研究批准以后，就交给你们去批斗。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杨尚昆你们是找不到的。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到时候我把杨尚昆一起交给你们去斗。

那时，罗瑞卿住在医院里，陆定一刚搬出中南海，他们两个比较好找。可彭真家里的围墙非常高，不开大门你是很难进去的。叶向真后来对人说他们先巧用计谋，混进大门，然后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押着彭真从小门走出去的。但我又听说他们是找人先翻围墙进去后把门打开的。彭真家那么高的围墙，可不是一般人容易翻墙进去的。总之，那时叶向真也是个时代的弄潮儿，怪不得后来她复出后，在新潮流中她又转身做回电影导演，执导《原野》，也引起不小的影响呢！

第二天，我在总理那里遇到了叶剑英。我就说，叶帅呀，你女儿真行啊，竞然把彭真他们都抓起来了。我是故意当着总理的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总理，抓“彭、罗、陆”是得到叶剑英支持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叶剑英多聪明啊！他听出我的话音来了，马上就说，哎呀，我女儿一个小孩能有多大本事，她都是在江青和你们的指导下，才能做出这么点事情。灵敏透顶的周总理早就从我们的对话中明白了一切，我也就不必再解释了。

后来他们召开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江青叫所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不要去参加。她说，这是他们搞的事，咱们别去掺和。可总理不同意，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来总理就要我和王力、关锋几个人应卯式地去参加了大会。江青叫叶群也不要去。但叶群后来还是去了，她是换了便装，戴上帽子和大口罩，悄悄地去看的。她主要是想去看陆定一下场的。

那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腿挥断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众都看不下去；斗陆定一的时候，陆定一很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就根本没有拿出什么材料，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

从那以后，我跟叶向真的联系就很少了，她有时来找我，我也有戒心了，跟她说话就比较少了。但当时她早已经认识了好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了。这女孩真厉害，没几天，她就把地质学院的朱成昭笼络住了。朱成昭和她交好后，慢慢地最后就转而听她的，不听我们的了 。

后来1967年7月，叶向真带着朱成昭一些人坐火车去南方。一路上，她肆无忌惮地谩骂江青和中央文革，而且打算偷渡香港。同去的人把情况紧急反映给了我们。江青看了这些材料，就把它拿到了总理那里去，跟总理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怎么骂我们的，他们还想偷渡去香港呢。总理看了以后对江青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你们别管了。今后不会再“节外生枝”了。结果，总理与叶剑英商量后，把叶向真、朱成昭连同刘诗昆都一起隔离审查了。

2、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

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当时对发生的矿难事故，报纸上是有选择报道的，但在内部有大量的通报。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所以哪个地方出什么事，哪儿的煤矿又发生瓦斯爆炸了，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

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后来只要是去参观展览的，解说的同志就会给你讲，毛主席也来参观了，并且一再叮嘱我们要搞好煤矿的安全生产。

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早年在安源煤矿工作过，也下过矿井。他亲眼看到煤矿爆炸以后，煤矿工人家属带着小孩都站在矿井上面等消息，他们的亲人就在井下，不知是死是活。哭声、叫声连成一片，场面非常凄惨。

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

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 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

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

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主席认为，走资派就是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些人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穏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 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

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掲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这些事，当时在煤炭部底下传得很广。所以康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 。

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北京市学生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江青在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到12月下旬，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有个走资派，毛主席都点了他的名了，可是还没受到批判，是不是有人包庇？江青讲话后，总理也讲话，说张霖之官僚主义，漠视煤矿生产安全，要组织批斗张霖之。但是，光说要斗，这没有用，得有人去具体执行。江青在会上就要我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总理也同意要我去，他要我把为什么要批斗张霖之的道理向群众说清楚。我当时对执行总理、江青的指示很积极，会后就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总理还叫我带上几个解放军战士一起去。

我去了矿业学院，找到了造反派学生，开了群众大会，动员他们组织召开批判张霖之的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同学们、工人们要同张霖之作坚决斗争。但同时我在讲话时也强调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人也向我保证，不用武斗。我的讲话，后来都按原始记录，印发全校师生，各种小报纷纷转载。记录上面也记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

可是没想到，斗争张霖之的大会一开，情况就起了变化。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所以不少煤矿的工人，还有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北京找张霖之讨说法，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北京参加批斗张霖之的大会。当这些煤矿工人，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过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有些死难者的家属控诉，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却还挨了斗，有的人还被打成反革命，被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劲，他们想到自已的委屈，那斗争时打起来是毫不留情的。矿院的学生们根本就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杀了。我看过他的尸检报告，上面说身上有很多的皮下伤，有青淤血斑。这当然都是被打出来的。

张霖之死了，总理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他说，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总理在1967年2月17号（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的讲话中，也讲到了这件事情，说他很伤心，他连自己的部长都没有能够保护好。对待干部不能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我还听参加过“江青专案组”的人跟我说，张霖之死了以后，总理很气愤，在我被捕之后，总理说，戚本禹打死了张霖之，把他枪毙都可以。可我还在台上的时候，总理得知张霖之的死讯后，倒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枪毙我，那时，他仍然经常向我布置工作。

对于张霖之的死，我当然负有重大责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严重的失职。我不推卸这个责任。尤其是后来我听说，张霖之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很勇敢，是个能打仗的将军，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而且从个人品德来说，他也是比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没有其他问题。

就我所知，在文革中，倒还真有一个老干部是在批斗中被人打死的。虽然随意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资格很老的干部。总理知道这人被打死后发了火，说这个人过去是有功的，怎么把人家弄死了呢。他叫我去查，看是谁搞的。我带着人去一查，情况就都清楚了。原来这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还是在文革前，他把他们学校的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学生给强奸了。那个学生被他强奸后神情恍惚，饭也不吃了，样子很可怕。学校老师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变成这样的，怕她出事，就把她的母亲找来了。母亲来了一问，那学生也没具体说，只说是被领导欺负了，不想活了。她母亲还以为是下面的老师或者干部干的，就坚持要找学校的最高领导告状。结果就找到了那个党委书记。那党委书记一看她母亲，长得比女儿还漂亮。竟把她母亲也强奸了。强奸以后还跟她说，不准到外面去说，你女儿要什么照顾都可以，否则就怎么怎么的威胁人家。她母亲在被强奸的时候，反抗不了，就在那人的身上抓了一把皮肉下来，紧紧地拽在手里。还把留着秽物的内裤也保存了下来。然后，那母亲就对她女儿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要坚强，不要怕。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的。两年不到，文革开始了，那位母亲就去了学校。她很聪明，为保护女儿，她不讲女儿的事，就讲自己的事。她这么一揭发，其他那些也被那个党委书记污辱过的女孩子也都站出来了。那个老干部平时在学校是说一不二的，非常霸道，被他欺负的女孩子不是一个两个的。他还整知识分子，整下面干部，而且都整得很厉害的。这一次群众起来了，就不得了啦！那位母亲把她保留下来的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就拿去公安局作检验，检验的结果，血型跟那个党委书记是一致的。群众愤怒了，自发地闹起来开批斗大会，把那人打惨了。尽管当时中央有规定，在文革中不搞男女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可他这已经不是生活作风的问题了，而是新走资派黄世仁和新喜儿的故事了。我把调查到的材料全部整理好，就拿去向总理汇报。总理一边看一边就用手拍打桌子，连声骂道，这还叫共产党！这是土匪、恶霸呀！我就问总理，怎么处理？总理气愤地说，不要处理了，把尸体烧了算了，不要再提了。我跟总理讲，那我去跟群众也说一下，叫他们也不要再提了，这对党的影响太不好了。总理说，对，谁也不要再提了。

我写到这里，一直有思想斗争。因为当年总理说，不再提这事了。可我现在又提了。因为我考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掲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实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大量复辟的现状。

3、江青与宋庆龄、康克清的纠葛

文革初，上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误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知道后气得不得了。

这事在当时闹得挺大。一次我去主席那儿开会，宋庆龄在场，她问，谁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是我。她看了我一眼说，噢，是你啊。接着她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派人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了，我保护她还来不及，怎么会派人砸她父母的基碑呢？解放上海的时候，上海地下党就指令我们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的住宅，我们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

可是江青因为宋庆龄骂她也发了脾气，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对我说，她宋庆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所谓的“烧”，是当时流行语，意思是“冲击一下”，并不是真烧) 。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回过头，总理马上就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给保护起来了。可他们等了三天，却什么动静也没有。一天，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把我叫到会议室边上的小房间里去。他问我，那件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是怎么布置的？我知道他问的是宋庆龄的事，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是在气头上说的话，事后她也没有再和我说起过。总理听了说，哎呦，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总理拿着修复后的照片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得比以前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事，他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在中南海里面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 前面第二部分第三章已提到，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她和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反对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尚好，曾志也是贺子珍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这可能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

我组织了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徳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要求总司令应该坚决支持毛主席，跟刘少奇划清界限之类的，还说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应该检讨。之后又贴出了“勒令朱德、康克清出来看大字报”的大字报。朱老总倒是真的拄着拐杖出来看大字报。在中南海里碰到他们夫妇的时候，又有人上去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康克清也承认自己错了，承认不尊重江青。

后来我知道，毛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在这件事上面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但是这件事我直到今天想起来都很不安。

后来，人民大学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朱德。起因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要批斗他们的党委副书记孙泱，而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

孙泱的父亲孙炳文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是总理的助手。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孙泱开始不知道，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和蒋经国是同学，所以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还参加了复兴社。后来党组织和他联系上了，告诉他，他爸爸是烈士，他马上跑到延安去了，人大的学生说孙泱是个特务，就斗他。连孙泱的妹妹孙维世也一起被斗了。孙维世是总理的养女，可不知什么缘故，总理没有很好保护孙维世，后来孙维世被批斗而自杀了。现在人们都传说是江青迫害了孙维世，这是莫须有的事。我没听江青迫害孙维世，倒是我知道叶群要迫害孙维世。叶群恨孙维世，因为孙维世在莫斯科曾经和林彪谈过恋爱，叶群总怕她再来抢夺林彪。所以就抓住她在苏联加入过克格勃的事来整她。其实当时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经常互通情报，人员也可以互相调度。当时加入克格勃是个光荣的事，不可靠的人还加入不了。

我过去对朱德反对主席的事，不很了解。江青向我讲过朱德在井冈山反对主席的往事，所以我就支持了人大学生开斗争大会的决定。总理知道后马上把我找去，他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在转移大方向吗？总理还说，上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就有人斗了朱德。我问总理，中央开会，我常来做记录，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会呢？总理说，那是个绝密会议，你不能参加的。总理还说，总司令在那个会上交代说，他以前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也还有。可到了解放战争就没有了。解放战争时，那些大战役，战场死伤惨重，惊心动魄，都是主席亲自指挥的，他只能做个参谋。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已是没有资格来当党的领袖的。到现在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更没有这种想法喽。总理说，后来主席听说刘少奇开会批斗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说，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总理叫我马上去取消人民大学的群众大会。我马上遵从总理指示，打了电话给人民大学，又叫秘书去人民大学说服他们取消了这个群众大会。

1986年我出狱的时候，那时总司令早已经去世，康克清还健在。我给康克清写了一封信，做了自我检讨。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犯了错误。虽然我们撤销了批判总司令的大会，但我们还是有错。我一直没有给你作检查，是因为当时给你检查的话，好像我在寻求什么“宽大”，不是真心。现在我坐完了十八年监狱，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都不承认。但在反对朱总司令这件事情上，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现在向你作检讨。康克清的女儿后来在她写的《我的父亲朱德》这本书中写了：戚本禹后来给我妈妈写过检讨，认为他错了，态度很诚恳，等等。

我的办公室曾经与总司令的家在一个大院。总司令常到办公室来看我们。他还送给我一本他手写的《幽兰赋》，上面写了“本禹同志”，并盖上了他的“朱德”大印。尽管那本《幽兰赋》后来也被抄没了。但每当想起它，就更增加了我对总司令的愧疚。

4、批斗彭德怀

文革的时候，彭德怀是在四川搞大三线的建设。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斗得挺厉害，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所以彭德怀到了四川之后，他对彭德怀看得很紧，把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向中央汇报。我接到了一个西南局写来的报告，就两张纸，很简单。上面说彭德怀现在在四川很自在，到处去看大字报，并对自已的问题进行翻案。当他看到批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就笑，说，你们现在才知道反刘少奇啊，我早在1959年就反对他了，你们还斗我呢。于是，我就和关锋一起写了一个报告，说彭德怀的翻案活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记得，1966年12月13日，在由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讨论彭德怀这个问题。江青在会上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彭德怀却在那里幸灾乐祸，优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来进行批判。在讨论中，包括总理在内，大家都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彭德怀调回北京来。但是怎么把他带来北京？开始想用解放军去把他带回来。总理说，让部队去带不妥，还是由群众去带比较好。王力、关锋说，那就让红卫兵去带。就这样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让红卫兵代表群众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总理还说，不能坐飞机，要坐火车，因为飞机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说不清楚了。有人说，现在火车很紧张，又很乱。总理说，搞个专列车厢，他去跟卫戍区傅崇碧说。然后总理就叫我去与红卫兵联系。我问总理，带回来以后怎么办？总理说，带回来就跟我说，下面的事我来安排。

在中央文革开会作出了决定以后，14日上午，我就叫阎长贵通知朱成昭去办这件事。朱成昭提出叫当时正在四川串联的师生和王大宾主办这件事。我知道王大宾这个人做事比较稳重，不会瞎来，就同意了。王大宾到成都后不久，有人向我汇报说，彭德怀把地质学院去的人给说服了，说得变成同情他了。我一听不对，批评了地质学院的人，同时又赶紧找人通知韩爱晶，说地质学院对彭德怀的事不积极，拖拖拉拉，让他去接着办这事。韩爱晶对这个事很积极，二话没说就坚决去办了。我对韩爱晶说，如果他们不肯把彭德怀带回来，那你们去把他带回来。但最后还是王大宾他们把彭德怀带回来的。彭德怀对王大宾说，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刘少奇了。你们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刘少奇。王大宾很相信彭德怀的话， 认为彭德怀案搞错了，彭德怀是拥毛反刘的。这些都是王大宾跟我说的。王大宾这个人是比较诚实的，我相信他不会说瞎话。

王大宾把彭德怀带到北京以后，就给我打电话说，“海瑞”带到了。我问在路上安全吗？他说我们连一根头发都没碰他。我说，好，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谢谢你们。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快报组”的记者也跟我打电话告知彭德怀带到了。当时，刚好中央文革在开会，总理、陈伯达、江青都在，我报告说红卫兵已经把彭德怀带回来了，等候指示，看送哪儿去？总理马上说：好，行了，这个事情由我来安排，你别管了。他就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我在他后面，听到总理在电话嘱咐说，吃住都要有保证，被子要多送几床，别冻着了。总理又在电话里说，彭德怀住哪儿，要保密，不准说。不准随便拿去斗，凡是要斗，都得经过我批准。也不准到他的住处去围攻。彭德怀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都要随时向我报告。总理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才放下电话。

在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联合开大会斗争了彭德怀。在斗争大会前，北航红旗在韩爱晶的主持下，先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要彭德怀交代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不承认。韩爱晶冲动之下，首先动手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文革结束后韩爱晶为了这一个耳光也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彭德怀一直是被总理安排在卫戍区保护着。当时凡是要斗争彭德怀，都得直接向总理报告。连军委、总政的人要斗彭德怀，也得找周家鼎请示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批准批斗彭德怀的权力。没有总理的同意，谁都调不动彭德怀，大家也都不知道彭德怀究竞关在哪里。

文革结束后，来监狱审问我的人问我，为什么要从成都揪回彭德怀。我就回答说，西南局有报告，总理主持会议作出的决定，我具体执行了。这些具体事实你们去查档案就清楚了。他们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因为那时他们正好要解放李井泉，也要维护周总理。

5、关于李立三的问题

对于李立三的问题，我在文革中曾公开表过态，说他爱人李莎是苏联的克格勃。我当时是根据一些小报的揭发来说的。那时认为克格勃是给苏联搞特务的，所以就认为是有问题的。到文革后我看到了相关的调查，李莎与克格勃没有关系。我感到我犯了陷人于罪的错误。 虽然后来没人来追究我这个错误，但我心中一直都是不安的。

李立三曾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共党中央的领导人，主持过中央工作。当年我之所以那样表态，支持群众批判李立三，是因为我对他印象不好。历史上李立三对毛主席很不公正，他批评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开除了毛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虽然并没有开除党籍。可是消息传下去却说是开除了党籍，因此主席不能在红四军担任党代表了，只能当师长。

本来，李立三是毛主席早年的朋友，主席有个回忆，早年，他曾在长沙的报纸上发了个征友启示，交了几个朋友，李立三因为只见了一面，没说多少话，算半个。后来毛主席把自己开辟的安源煤矿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交给了李立三，李立三因此在工人运动中出了名。这样他才进入了中央，当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以后他到苏联取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派他回来当了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但他回来以后，却大整毛主席。我觉得这人太不地道了，有点中国人所说的小人得志、忘恩负义的味道。正好有华北局造反派提出要批判李立三，找到我，我就说了几句话支持他们。后来，我向江青、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总理说，让群众批判他一下也好。李立三在苏联，卷入了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被送至西伯利亚。在延安开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不计前嫌，仍说服大家选他为中央委员。那时他在西伯利亚，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此事。是毛主席叫人与苏共交涉接他回国，回国后又委以重要任务，让他在哈尔滨参与东北局的领导。总理说，这些就是他，也是党内同志最佩服毛主席的地方。

6、中央文革在运动中保护的一些老干部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老干部。中联部斗争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分别向中联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们就停止了批斗王稼祥。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了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中央的组织部长，他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说，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都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跟他们说了，不许反李富春。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什么为什么的，就是不许反。

文革运动中，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就在一次大会上说了，谭震林是跟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的，他反对包产到户。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据说谭震林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总算讲了几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感谢。

江青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连犯了严重错误的叶子龙，江青都为他说过话，说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

第十六章 张春桥处理上海“安亭事件”和中央召开工交座谈会

1、文革运动从学校向工厂和农村的发展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十六条”以后，一些工厂的工人也都纷纷投入到文革运动中。按照当时原有的规定，除学校以外，工矿企业等系统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以原来城乡“四清”运动的部署来进行。并且规定，学校的学生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但是在许多工厂里面，一些工人因为在运动中给党委和领导提出了意见，而被单位的领导或者是派到那里的“四清”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和“坏分子”，还有些人甚至遭到了非法关押和拷打。从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这些受到单位领导和“四清”工作队错误镇压的工人们，就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来了申诉信，有些外地的群众还来到北京上访申诉。那时，我们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

1960—1961年我曾在北京的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和天津的机床厂呆过。 1966年9月至10月就有二七厂的工人不断写信给我，有的还跑到钓鱼台来找我，向我反映厂里文革运动的情况。我听到当时国务院的一些主管工业的领导说，现在工厂也乱了，工人们都不干活了。他们说，工厂可不能乱，工厂的生产一停，国家怎么办啊。 于是，我就去长辛店二七厂里看了一下。我在那里看到的情况跟他们说的并不一样。工人们照常在工作，各车间的机器也没有停。因为大家知道，工业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一环扣一环的，你一个环节停下来， 其余的也都得受影响或者一起停下来的。所以，工厂的运动多是在下班后的时间里搞的。一些工人去外面参加社会上的运动，也都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去的。不然的话，他的工资也会受到影响。

经过了解，二七厂有些工人确实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坏分子”、“反革命”或者是“反党小集团”。他们中间有些人还跟我挺熟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所以，我就表了态，认为这样整工人是错误的。工人向领导提意见是合法的。厂领导应当听取工人提出的意见，而不可以整工人。

我在长辛店工厂的表态，马上就在工厂和工人中间传开了。好多工厂，像首钢的工人都来找我，向我控诉工厂领导，要我支持他们。

这些情况我也都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

2、处理“安亭事件”与张春桥的政治胆略

1966年11月10日上海爆发了“安亭事件”。上海造反派的工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的帮助下，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上海市委的曹荻秋在请示陶铸以后，对“工总司”的成立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曹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当时正在养病的陈丕显的支持。上海市委根据“三不”方针处理“工总司”成立大会，结果激怒了工人，于是上千名工人在潘国平、王洪文等造反派领导人的带领下，挤上火车进京告状，结果火车被上海市委下令扣停在离市中心30来公里的安亭车站上。工人们非常愤怒，拦车抗议，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态，承认和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开会讨论。陶铸主张坚决要把工人的这种“不听话”的势头打下去。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几个领导把难题交给中央文革，有人还有点看中央文革笑话的味道，这从他们打来的电话中就感觉得到。京沪铁路当时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没有全线阻断铁路，但是他们拦车抗议影响了好些北上列车的班次，其中还有几趟国际列车。所以国务院管工业的同志的意思是，你们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处理不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到主席那里告中央文革的状了。

这件事我也立即汇集了情况向陈伯达汇报，会议决定请他出面来处理。他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华东局的韩哲一发了一份电报；后又起草发了一个给工人的电报。陈伯达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同情工人，但并没有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希望工人从大局出发，回去搞生产。陈伯达起草完电报就拉着我和他一起签字。我说，你是组长，你签字就行了，干吗要我也签呢，我算啥？他说，不行，有人说你是支持上海市委的，所以你也得签字，免得人家再说你什么。所以他硬是替我把名字也写在了电报上面。现在如能查到当时电报的原件，上面应该还有陈伯达代我签的名。但我坚持我不能与组长共签，最后，电报还是以陈伯达一个人的名义发出。

陈伯达为什么说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呢？那是因为1966年4月初，我到上海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的时候，曹荻秋专门宴请了我，他还问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熟识的同志的情况。我有很多地下党时的战友在上海工作，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我就向他提到顾志刚和张效浚，并说过这两个人很有能力。顾志刚是我的人党介绍人，张效浚是我在地下党时的领导人。顾志刚当时已是市委机关的领导人，与曹荻秋关系很好。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曹荻秋还请我帮他修改过他写的检讨。所以陈伯达就说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

发完电报，陈伯达还打算派人到上海去。他就找了我，说，我们要把工人劝回去。你在铁路的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工作过，有点经验，你去跑一趟吧。我说，我去不行。北京的工人，二七厂有问题我还可以去，首钢我都不见得行，他们与北京老市委关系好，他们不见得会听我的。上海工人我更不了解了，我恐怕处理不好。我建议说，张春桥原来当过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领导，对上海情况他最了解，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由张春桥去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直接赶到了安亭车站现场，而没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谈判，劝工人让开铁路，保证交通畅通。工人通情达理地让开了铁路。到11月12日，不到两天的时间，铁路交通就完全恢复正常。 然后他又劝工人们回去，但工人们却坚持要张春桥答应，为他们在资反路线期间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们还当着张春桥的面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和迫害工人的事实。工人们的控诉使张春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并没有在安亭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只是坚持要工人们回上海去解决问题。但他向工人们承诺，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决不回北京。

这时，张春桥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中央文革给他的任务，只是劝工人回厂，恢复铁路交通。此外并没有给他任何的授权。况且，上海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中态度是积极的，与江青的关系很融洽。怎样处理这件事，关系到中央文革与上海市委的关系，颇费踌躇。

张春桥从安亭回到上海就跟我通了电话。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知道他一方面可能是顾忌我跟上海市委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更想知道江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就在电话里对他说，咱们也没有什么别的武器，不就是一分为二，辩证法么？上海市委支持批《海瑞罢官》，那是正确的，我们不否认它；但是它执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那是错误的，就得检查。他听我这么说，也放心了。我又跟他建议，这事你不要去和陈伯达多说，跟他说半天也说不清楚的。你应该直接找江青去说。后来张春桥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叫他不要有顾虑，怎么有利于工人，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的成长，你就怎么做。

最后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一个大省市的工人阶级签订的第一个支持工人群众革命造反的革命协议书。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当着我们的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不过，等总理转身走开时，我听到那几个人就在嘀咕，我们算什么呀，现在我们说话谁听呀。人家可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啊。

可是上海市委对张春桥的意见就很大了, 陈丕显从上海打来电话, 质问陈伯达: 张春桥作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绕过华东局，绕过上海市委就和工总司签字承认“五条”？陶铸等一些中央的领导，甚至陈伯达也都认为张春桥这样做，是违反了中央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所以说，张春桥的签字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这件事不只是表现了他的魄力和胆识，也说明他对主席思想，对主席要把文革运动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有认识、有思想准备的。11月8日，他在和我一起见北航红旗的战士时，就支持他们去工厂串联，与工人相结合。张春桥还说：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

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常委会议，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张春桥是对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

3、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生的争论

1966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会议平时都是由陶铸主持的，总理参加时则由总理主持。余秋里、谷牧这些当时管国家经济的人、国务院各部部长、各省市管工业的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讨论了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借口，来压制革命派，保护自己；有的则以不管生产，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困难。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厂的工人群众可以建立文革组织，可以串联，可以与学生交流文革经验。但必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

可是在陶铸的主持下，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 “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为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竟大声喧哗，离席哄闹，说到最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

这样就在陶铸的主持下，由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我那时因为事情很多，所以没怎么去参加这个会议，可是总理好几次都叫我去参加会议，他说，你对工业的情况比较了解，你应该去参加。我在私底下听到陈伯达抱怨说，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只是小小老百姓，无权无势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看不起我们，现在这些部长们也同样瞧不起我们。把我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全部推翻，他们自已另起炉灶。

事情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条”。他叫谷牧等带人先去几个大城市，去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

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总理来主持了。总理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坐下来进行讨论，以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为基础，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后补充为十条。

然后主席又让林彪主持中央常委会来讨论这个“十条”。林彪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得挺厉害，他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说，我们不应该是被动地、而应该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到社会。文化大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我们不应该去挡，而应该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刹车，而是要扩大。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林彪对工业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认为，工矿企业要加强政治领导。林彪对薄一波的意见特别大，他专门批判了薄一波以前在工业战线上的一些做法。而这个时候，薄一波已经因为“六十一人叛徒案”而被审查了，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

总理也在会上讲了话。总理说，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时可以坐大牢、下炼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害怕群众的思想状态说，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因为工作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教训，受到教育，要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肉。这些惩罚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错误造成的，我们不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总理的这段话，后来经常被引证来说明总理对文革是抱着反对和抵制的态度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辱负重。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 以我的了解，当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与毛主席基本上是一致的，绝不是曲意奉承。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由于所面对的问题不同，或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和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一般在他知道了主席的意图之后，他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看法。

总理当时在说完“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句话之后，还对着一个领导干部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当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狱，死都不怕，现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肉，生点病，罢个官嘛！大家要从整体来考虑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觉得总理对文革的态度是积极的。

4、工交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在工交座谈会上出现的这场争论，对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交战线是决定文革成败的生死战场。文革运动光靠红卫兵是不行的，国民经济、国家大局还在工矿企业。文革能不能搞好，就看工人阶级能不能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后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那一边？所以，这并不是制定个“十条”或“十五条”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团结起工人阶级，组织起工人阶级，来同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作斗争。

其实，抛开对文革的态度，我认为古牧、余秋里这些人也都是好人。王力和谷牧的私人关系挺好的，在后来王力被审查后，康生提出，说王力以前参加过国民党。这时，谷牧就出来说，王力参加国民党是我们地下党派他去的。谷牧那时是北方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谷牧在王力失势时候还出来替他说公道话，我对他印象就非常好。我和余秋里关系也很好。我崇拜英雄，余秋里是独臂将军，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所以，我到外面去讲话总喜欢拉着他一起去。这些总理都看到了，总理对我说，你崇拜英雄，尊重老干部，这点很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生产是一刻都不能停顿的。工厂、铁路、煤矿、电厂，随时都有大量的问题要处理。我记得恩格斯在哪里讲过，生产停顿两天，一个社会就会混乱，就会维持不下去了。这是个常识性问题。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知道，中央文革这几个人并不能掌管好生产的。所以毛主席总是让总理管生产，要中央文革和总理配合好，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我们一直都是努力配合总理工作的。

当时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像一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所指责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以抓革命来破坏生产。恰恰相反，是一些反对和抵制文革的人总是在千方百计地以抓生产来压革命。而当文革运动直接影响到了这些人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惜以破坏生产来压制革命了。

工交座谈会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这以后，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的地位，参加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了。文革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十七章 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家宴

1、我对毛主席在生日宴会上讲话的回忆

1966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多次向主席说，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与主席一起吃个饭，以为庆贺。主席一直未作答复。12月26日下午4时许，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一共六个人，于下午5时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饭。我特地问，要不要通知康生？徐业夫回答，不要。我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电话都非常高兴。

5时前，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服务人员。饭前，主席与大家闲话聊天。

主席说，今天过个生日，我七十三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已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

主席又说，斯大林是七十三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主席又对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上海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说，上海重要啊！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

主席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关锋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义的还有任继愈等人。两派还在争，统一不起来。主席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

差不多5时半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家宴开始。服务人员端上了八盘菜、一大盆汤水。菜有红烧肉、烧鱼块、木须肉、腊肉青蒜，还有豆腐、青菜、马扎菜（一种野菜）等。主食是厨师自做的寿面和烤红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务员为大家斟上了黄酒。我们都举起了酒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

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话语就比较少了。等到寿面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四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辞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

在谈到写大批判文章时，毛主席特地对我说，你也要写。我就对主席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做专门研究。毛主席说，好。我又说，可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

随后，我们向主席道了别，然后各自回去了。

2、贯彻落实毛主席的生日讲话精神

主席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我们都认为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主席不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而且为即将来临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针。

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总理和康生做了汇报，总理又把主席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总理和康生都认为主席谈话内容深刻。总理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我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我们大家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

27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和我四个人，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起草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我补充意见。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祝酒辞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我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担心。后来，主席在审批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再作修改。说明主席也是同意我们所做的改动的。

稍后，我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又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叫我们写大批判文章的事。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后来关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刘少奇的 《论修养》再版时是陈伯达参加修改的。所以关锋的文章在陈伯达那里来回了好几次。我听关锋讲，陈伯达每次都拿去和他自己保留着的《论修养》修改的底稿核对，不是他改的部分就通过，是他改的，他就找各种理由出来阻拦，说什么这个不是主要的啦等等。当初陈伯达修改《论修养》的时候是很积极的，比参加编《毛选》还积极。

姚文元本来是准备从批判电影《武训传》以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历史，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批“五一六”阴谋活动的内容，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批“五一六”到后来发展与演变成一场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全国性运动。

王力当时提出，他来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但后来他只写出了一篇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则被武汉“七二〇事件”冲了。那个时候王力正在外交部鼓动造反，所以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成了对着陈毅了，甚至还牵涉到总理。王力自己说他主要是批判王稼祥的，可实际上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并不是主角。我每次看到王力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而且王力当时“左”厉害，他把“三和一少”又拔高到了“三降一减”。但这个文章后来没有写出来。

张春桥原来打算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不知为了什么，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张春桥想问题比较深思熟虑，但写文章比较慢。

我的文章，已经在主席那里确定了主题。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向陈伯达请了假，经常一个人关在钓鱼台的办公室里或者家里写文章，好多事情我都没有参加。

3、我对王力整理的毛主席生日谈话的看法

主席的生日谈话一直没有向外面作过正式的传达。所以许多人都是后来从《王力反思录》里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谈话”的。

关于主席的这次生日谈话，现在有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和我的五个版本。所有版本都只是事后的追忆，因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兴讲的，我们都没有做现场记录。五个版本中王力写的最长、最多，关锋写的最短、最少。关锋的版本是阎长贵转述的。据我所知，关锋本人还有个整理稿，应该比阎长贵转述的更详细，现存于其后人处。我认为，在五个版本中与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时间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讲话时间也就是几十分钟。主席谈话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中间春桥、文元、关锋和我还插过话，所以不可能是长篇大论。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谈话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评论，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话是他的发挥，并不是主席说的。例如他说毛主席说“一切企图阻挡工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驳斥。” “他同陶铸分岐的实质就是这个。”我不记得主席这样说过，到1966年12月底，主席还没有公开批评陶铸。再如不能乱抓人的一大段话，我记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会议上讲的，生日家宴上没有谈这个问题。

王力在回忆中，对主席那天并没讲过的话，说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当时讲过的话，他却略而不详，甚或说没有。他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没记得听他说过”。这不对，除他之外，关锋、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听到主席讲过“全面内战”的话。 而且我还记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论时，王力也议论过这句话，并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这话的含义，可这时候他却说他不记得了。

4、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对毛主席

“生日讲话”的回忆

附件①：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生日家宴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春桥 回忆

1966年12月25日，当我走进他的住所时，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说话，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啊！”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往下来，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情况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于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又说到最近工作重点就是京、津、沪、辽宁——我们本来是为他祝寿的，竟自变成工作会议了。中间还询问关锋：老子研究怎么样？他看我不懂，就解释说他（关锋）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陈伯达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统一不起来。 我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主席在那样繁忙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哲学研究，这在我们党内好像难找第二个人了。在吃饭的时候，话倒不多了，空气好像也不活跃了。陈伯达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只回了一句“你们万寿无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说。过了一会，吃面了，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明白这杯酒的含义。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了。

（摘自1989年1月张春桥给女儿维维的信）

附件②：

关锋对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生日谈话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阎长贵记述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附件③：

毛译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力整理

我看到了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 “一月风暴”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事物的背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注：是下午，不是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板。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已，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注：以上两段，多系王力自已的演绎，毛主席有这意思，但只提了两、三句，没有长篇大论。）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泽东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准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做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注：这两段王力回忆均不对。毛主席是提出了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 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已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板，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自已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注：我不记得毛主席在此次谈话时提到过陶铸。）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已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厂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指的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个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了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提的大部不抓。（注：这一段以及下面所谓主席讲话多系演绎。）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 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杜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城都存在这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

摘自王力《现场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00-104页，1993年）

附件④：

姚文元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徐景贤 记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 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 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 商量着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 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来是文元。自从他调到北京去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以后,几个月来,总是我有事打电话找他,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电话, 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后, 我要频频向北京打电话, 寻求他和张春桥的支持, 很想倾听他的意见。 但是, 电话相当难打,连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找到他，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我心里曾经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来了！”今天，他忽然主动打电话给我, 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 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

我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

晚上，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我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中间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调到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来的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下，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我觉得这些主意不错，表态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来的程绮华负责筹备，等备处就设在准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我们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唱着、唱着，我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我造反以后送给我的一副对联:

革命方觉北京近，

造反才知主席亲。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亲”字，我把这个“亲”字真正地融入到这首歌曲里去了。

我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落，因为就在市委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中夜，他们家里黑洞洞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们不想惊动他们。当然，在沉睡中的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就从近在咫尺的市委写作班里，一场席卷全国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即将猛烈地刮起来了！

摘自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11月版第6—11页）

第十八章 打倒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1、我所知道的陶铸

文革开始前，中央办公厅是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甲楼”办公，中办主任汪东兴、秘书局局长童小鹏和我的办公室都在那里。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陶铸调来中央当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由他来领导了。他刚调来北京，还没有办公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把我们办公的地方腾给了他。我和汪东兴搬到丙楼，童小鹏搬去了丁楼。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与陶铸接触多起来了。他管办公厅，是汪东兴的领导，也是我的领导，秘书局有什么问题，或主席有交待的事情，我都要向他汇报或者商量。我那时除了要向江青汇报工作之外，还要把中央书记处每次开会讨论的内容，和会议所作的决议写一份正式的报告，经陶铸签字后，发给主席和各位中央常委。陶铸文字功夫很好，我写得不妥的地方，他都会作修改。

在他刚来不久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不少他对毛主席的思想的体会，讲他遇到困难，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分析现状，寻找解决方法。 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我觉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曾询问过我个人的经历，我说我是个中学生，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几句话就介绍完了。他待人比较平等，也向我讲他自己的历史。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啊？我一愣，我那时没有听说陶铸犯过什么错误，就问，你怎么会犯错误的呢？他说，人人都会犯错误的，我在高岗的事情上就差点陷进去。是毛主席批评教育了我。他说，他跟高岗的关系不错，在“高饶事件”之前，高岗到他那里去过，讲了一些看法，他也发表了些看法，其中有赞成高岗意见的。陶铸说，后来中央没有追究我，不过我自已知道是犯了错误的，我向主席作过检讨。我与陶铸认识没多久，他就把他自己犯的错误都跟我说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坦荡，所以对他很尊敬。当时我们的关系挺好。

陶铸有时会和我谈起共产主义理想，这在我接触到的中央领导中是比较少见的。从他和我的谈话中，我感觉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很讲究的，他很会享受。他家里用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级的，有些东西都不是用钱能买来的。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他那家跟贵族豪门的家一样。我看到过红卫兵送来的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确实是好。陶铸到中南海以后，选择居住之处，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过的“万字廊”，那是中南海里最华丽的院落。在审美观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

那时，中央开会的时候，陶铸指定由我、王力、穆欣做会议记录，然后由我们给他起草报告。他的要求很严格，记录哪几个主要问题，有什么意见，哪个记录写得不对了，他都亲自看过、改过，然后才给主席送。他还私底下要我把我和主席联系的情况经常和他通通气。有一次他甚至还批评我，说主席那里有什么意见，你应该及时地告诉我们嘛。我嘴上答应，却并没有照办。因为主席没有让我去说的事情，我是不可以随便去跟其他中央领导说的，这是铁的纪律，是最大的组织原则。主席的机要秘书知道的比我还多，但他们都是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的。

2、陶铸与陈伯达、江青的分歧

陶铸刚来中央，就在好几次会议上对陈伯达的讲话有看法，他在会上就批评了陈伯达。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有点“针尖对麦芒”。陈伯达喜欢挑陶铸的毛病，陶铸也喜欢找陈伯达的问题。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我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两个人关系就渐渐地不太好了，后来就发展到经常互相拆台。在这两个人当中，说心里话，当时我还是喜欢陶铸，不喜欢陈伯达。这除了前面说的陶铸待我平等之外，再就是我喜欢陶铸的文章，喜欢他写的《松树的风格》。他写得不错，文笔简洁生动，有古文功底，我对有古文底蕴的人是特别尊重的。陈伯达虽然古文也非常好，但他说话总是嘟嘟囔囔的，而且牢骚又太多。总是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甚至有时对毛主席也会流露出不满意，埋怨毛主席对他不重视。

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情况就不对了。陶铸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倾向于刘少奇、邓小平。对他们搞得那一套，从来都是轻描淡写，不向毛主席如实汇报。陶铸一到中央，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公开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对这个，林彪很忌讳。我有一次听江青对叶群说，他陶铸说什么也是林总的部下（陶铸原来在“四野”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四野”的“104”），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他低呀，他拜他什么师啊？所以陶铸不但跟陈伯达的矛盾继续加深，而且又跟江青闹起了矛盾。陶铸对江青意见很多，江青也对他很有意见。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成为党内排名第四位的中央常委，又是书记处常务书记，还兼任着中央文革的第一顾问。他等于是取代邓小平当了总书记（邓小平那时不大管事了）。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他见到总理总是很恭敬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和江青发生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而且陶铸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陈伯达、江青都拿他没办法。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

事实上，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搞特殊化、压迫群众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说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其实都是两面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对两广、两湖的干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如有严重的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大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当然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时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一次他跟邓小平一起去人民大学接见学生的时候就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怀疑。后来这就被批评为“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除了铁板钉钉的大案、要案，是不能怀疑一切，不能打倒一切的。谁都不可以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什么都保的，有什么怀疑一切呢？江青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

陶铸在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时候是很坚决的。王任重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反路线的一个人，陶铸则死保王任重等人。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惨。还把李达都迫害致死了。到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受王任重压迫的群众就起来造王任重的反。还有刘志坚，他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可他在总政系统搞“资反路线”非常厉害，整了很多人。王任重跟刘志坚在抗战时一起打过游击，生死之交。两个人相互死保，而陶铸又对他们两个百般维护。所以他们三个，一个是中央文革第一顾问，另两个都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三个人互相呼应，给别人的一种印象，他们像是一个小集团，而且常常和中央文革其他人唱反调。

陶铸对邓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主席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x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总理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3、关于我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同志的一封信

1966年12月中旬，阎长贵送来了一封他在人大读书时的几个同学写来的申诉信。他的这几个同学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因为对陶铸有一些意见，贴了陶铸的大字报，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阎长贵一再央求我想法救救他的同学。于是，12月20日，我就给那几位同志写了封信，对他们提出的申诉做了一个答复。我在信中说: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x x x 等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这封信没有经过主席，也没有经过江青、陈伯达他们看过就发出去了。不过我知道，我写这个信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对一个中央领导人提点批评意见，就说人家是反革命，那还有什么大民主啊。

我写了信以后，见到陶铸我还跟他说过，教育出版社有几个人因为给你提了些意见，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们说不能因为给你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陶铸说，对。是这样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嘛，这我早已经说过的。从他的话听来，他对我这封信，也并不介意。

后来我的这封信在红卫兵小报上登出来了。就在这事发生不久，陈伯达、江青与陶铸的冲突表面化了，到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就公开提出要打倒陶铸了，江青也跟着说要打倒陶铸。因为这两件事相隔很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把我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那几位同志的信，说成是要打倒陶铸的信号。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当时对陶铸也已经有了些看法，但直到1966年12月我没有反对过陶铸。那时我经常要向他请示工作，每次开会他都在，总理在是总理主持会议；总理不在，就由他主持会议的。我写那封信只是因为听了阎长贵的反映，为给陶铸贴大字报的人作开脱，并没有要打倒陶铸的意思。可是后来阎长贵写文章揭发我，说我的信貌似温和，实含杀机。他似乎忘了这封信实际是他来求我写的，而且信里的许多话，当时他还嫌我说得太平和呢。

4、陶铸是怎么被打倒的

到1966年11月16日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稍后，在一次接见揪斗王任重的学生造反派的会上，陶铸又和陈伯达、江青当面发生了冲突。于是陈伯达在12月27日、28日周总理主持的会上说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伙的，是陶“二世”（刘少奇是“一世”），把陶铸也列为走资派。江青也跟着在会上说要打倒陶铸。叶剑英等人到主席那里去告了陈伯达和江青的状。12月29日上午，在主席主持的会议上，主席批评了陈伯达、 江青，还为陶铸说了话。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陈伯达、江青在讲话中公开批评陶铸。1月5日，陈伯达、江青的讲话就已印成传单公开，大街上贴满了“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到2月6日，2月10日，毛主席两次在会上就陈伯达、江青公开发表批评陶铸的讲话，严厉地批评陈伯达、江青。毛主席说：陈伯达你这是“一个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袭击”。你过去老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陶铸在庐山表现比你好，你还动揺呢！江青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你们要好好检讨！批得很厉害。陈伯达回钓鱼台后为这事大哭，喊着要自杀。主席说:“一个礼拜之内，中央文革小组自己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我听总理说，当时陶铸对主席很感激，他反过来还为陈伯达和江青说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气，也不要叫陈伯达和江青再检讨了。主席当时的意思是，陶铸是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新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动不动就打倒。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组专门开了一个会，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会上大家对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批评。我出狱后，从归还我的部分书籍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康生写给我的便条，使我回想起来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景。康生在会上运用了一句典故来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由于我在会上没有听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会后，我问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张纸上面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谦，美德也，过谦则近于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进于奸”。并注明了（见“一夕话”）。从这张纸条上所留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开会对陈伯达他们的批评是很严肃的。

但是，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话对陶铸是不满的。说陶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他的问题是红卫兵起来后才解决的。曾志对此讲话有疑问，写信问主席，主席未作答复。虽2月10日后就此事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而不久当江青、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铸时，主席不讲话了，陶铸最终还是被打倒了。由上可知，毛主席对陶铸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是有反复的。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为什么主席最后还是同意打倒陶铸？据我现在的分析，这个转折可能与这期间发生的以下几件事有开。

第一件事，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查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江青跟他说，对主席的批评，我们听着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要同他顶。主席常说“春雨润物细无声”，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们应该把材料收集了给主席看，让主席认识陶铸这个最大的“保皇派”的真面目。而且光我们说不行，要让群众来说，主席最相信群众了。

于是，陈伯达、江青就真这样做了。她叫我们在红卫兵的小报中（特别是广东、湖北的小报），把所有批评陶铸、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来，送给主席去看。同时又叫我去查陶铸和王任重在那段时间里所批发的文件。这一查就不得了啦，原来我们谁都不知道，在刘少奇1966年6月20号批转了北京大学《九号简报》的中央文件之后，中南局接连发出了五个正式文件，要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在所有中央局里面，中南局所发的坚决执行“资反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

早在6月份陶铸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学开展反右派、反干扰运动，号召打歼灭战，要追根，要在群众中进行排队摸底。

1966年7月初陶铸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商量余地，要群众抓住反党这一条掀起一阵打倒反革命的风暴。

刘少奇、邓小平在主席回京前，还批发了中南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院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

直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铸和王任重还在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如此等等。这样的材料至少送上去有几十件之多，即使毛主席只看了这些材料的一部分，也会对陶铸的看法发生改变的。

第二件事，在1967年初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准了，中南海西门来了一个红卫兵模样的人，但他的年纪看上去已经不小了。他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份材料，说要告陶铸。材料上写着，他的生母是陶铸现在的夫人曾志，他的父亲姓蔡，叫蔡协民，是一个老革命。当年是毛主席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届学员，是主席的学生，后来还给毛主席做过秘书。主席曾说他是一位好同志，对革命很忠诚。蔡协民在30年代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被捕了。那时陶铸和曾志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曾志很漂亮，已经与蔡协民结婚了，可陶铸却在暗地里追求她。蔡协民被捕后，陶铸就把曾志追到手了。那时候也没什么离婚、结婚之类的手续，陶铸就跟曾志同居了。不久曾志生下来一个孩子，但那是蔡协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这个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里去了。那个红卫兵模样的人说他就是那个孩子（他拿着他爸爸和曾志一起的照片。他说这张照片是在曾志把他放在奶奶家抚养的时候留下的）。也不知道这人怎么调查得那么详细，他说敌人在他爸爸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出来后就找组织，找到了陶铸，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陶铸说，因为他被捕过，到底是怎么放出来的情况还弄不清楚，现在不好接组织关系，就没给他接组织关系。于是蔡协民就只好到处去流浪。在流浪期间又被国民党抓住了，并把他处死了。这个“红卫兵”认为，他爸爸蔡协民的死就是因为陶铸不给接组织关系的结果，是陶铸造成他爸爸的死亡，他要来跟陶铸算这笔老账，为父亲伸冤。

我们把信送给了主席。毛主席因为是他以前秘书的儿子的信，就仔细看了这封信。后来我问过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主席是怎么批的。徐业夫说，主席叫这个孩子回去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还说，主席引了一句老话，意思是说陶铸道德上有欠缺。徐业夫也记不清楚主席说的那句老话了，我查了成语词典也对不上主席说的老话。我认为主席是相信这个孩子的话的。但主席当时也没办法处理此事，一则蔡协民刚从敌人监狱放出来，情况不明，确实不好接关系，二则陶铸是领导干部，曾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干部，你说人都死那么多年了，事情也无法查实了，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当时都三十多岁了，只能照顾他一下，给他一些安慰了。

但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发现主席就再没说过陶铸的好话。主席对陶铸态度的转变除了这些原因，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就在主席保陶铸，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以后，中央文革又继续跟陶铸发生了纠纷。而这前后还有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而陶铸支持的是学部的保守派，这保守的一派坚决反对吴传启，他们向陶铸送材料说吴传启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在一次会议上陶铸就说，这个问题要审查一下。关锋和吴传启关系不错，他们经常一起写文章。在开会时，关锋说，吴传启解放前是参加过国民党，但他那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与地下组织有关系。他参加国民党是地下党叫他参加的，目的是取得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争取当选代表，以便于开展统战工作。

我也认识吴傅启，是关锋介绍给我的。我跟吴传启一起参加过上海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我对陶铸说，这个事也应该听他本人讲讲。陶铸大概不想让我牵涉其中，就说有没有问题，调查了再说。他还跟我说：“这个事跟你没关系，我知道，你跟他只是一般性的工作关系。” 陶铸又解释说：“国民党也不一定都不好，国民党也有一般性的和骨干分子的区别。我只是要查查清楚。”就在这时。江青讲话了，她说， “参加国民党也要看他为什么参加，听说陶铸同志当年也参加过国民党呢！”可没等江青说完，陶铸就发火了。他指着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那时是国共合作，那时的国民党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国民党，怎么能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比。”他接着又说，“那时毛主席还参加过国民党哩。”江青一听也火了，说：“你诬蔑毛主席！”这样两个人就闹起来了。总理一看不对，说：“哎呀，你们说的是一回事，那时毛主席参加的国民党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国民党，我也参加过。”与陶铸向来不合的陈伯达这时就火上添油地插上来说：“你们看，陶铸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陈伯达这么一说，就变成陶铸对毛主席的态度有问题了。陶铸急忙辩护说：“我没有，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等等，结果一场会议，闹得不欢而散。这个事，我估计江青会给毛主席说的。

不久以后，中央就批准对陶铸进行审查了。一次，总理要一个负责审查陶铸的解放军军官来钓鱼台汇报。那军官说，在北方草岚子监狱有“六十一人的叛变案”，在苏州反省院也有个几十人的叛变案。陶铸就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怎样出来的也有嫌疑。他还说陶铸有个哥哥，被抓起来了。他哥哥掲发说，陶铸不仅参加了国民党，而且是国民党的秘密党员，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卧底。来人把陶铸哥哥写的信拿出来给我们看。他哥哥在信上写着，是他去劝陶铸背叛的。此外还写了陶铸给他哥哥回信的内容。但是这个回信的内容只是他哥哥的回忆，并不是陶铸自已写的。内容是说陶铸当时有与他哥哥妥协的意思。当时一起听汇报的有好几个人，总理、江青、陈伯达、关锋和我。

我看了陶铸哥哥写的材料，就问来汇报的人：“你们强迫他了没有？”他说：“不是我们搞的，是红卫兵他们搞的。”我问：“红卫兵怎么搞的？是不是强迫他哥哥交代的？打了他哥哥没有？”他说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材料，我看不像是真的。陶铸是有文化的人，而这个信上写的口气和写法，都不像是陶铸的，他写信不会这么蹩脚。”我又说：“背叛不背叛是个大问题，不能够仅根据几个红卫兵搞的材料就给陶铸定案，咱们得自己调查。”当时我说的意思有两重性，既怀疑这个材料不实，但也未否定陶铸有背叛嫌疑。但总理听了很高兴，马上说：“本禹同志这个分析很好，我也有怀疑。陶铸是地下党的一个领导人，听他哥哥一句话就背叛了？他那么长时间都不背叛，哥哥写封信就变了？那么容易？”总理也说叫他们要继续调查。总理又说: “陶铸这个专案组还没有组长，我看本禹就去当个组长吧。”我说： “这不行，我事儿太多了，恐怕耽误事。”总理说：“你掌握一个大的方向就行了。”接着他马上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陶铸专案组由戚本禹任组长，送主席、林彪批。总理还说：“你有什么弄不清楚的，就来问我。”看起来，周恩来也是不相信陶铸是叛徒。

这以后，陶铸专案组就来跟我汇报工作了。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跟他哥哥谈，看他哥哥写的材料对不对。”专案组把他哥哥写的材料给陶铸看，叫陶铸交待，陶铸拍了桌子，把他哥哥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哥哥是国民党，他兄弟俩从来就有矛盾的，他没有背叛。后来我把专案组重新调查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也挺高兴。

1967年9月初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把陶铸批判得很厉害，说陶铸早就“怀疑一切”了，他的动机是可疑的。虽然我不认为陶铸是国民党，也不认为他是叛徒，但是我认为他忠实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走资派，这很不对。但我对陶铸的认识跟姚文元有些不同，可是姚文元的文章是主席看过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在此事发生以后的四个多月，我自己也被隔离审查了。

我出狱后，听一个参加过陶铸专案的同事说，在我入狱后，陶铸专案组的人曾举报，说我包庇陶铸。但实际上，因为材料的缺乏，当时对陶铸还没形成定论，谈不上包庇不包庇。邓小平他们上台后审查我的时候，就没有说我包庇陶铸了。那时陶铸已经是正面人物了，而我则被他们视为反革命，他们也不好说我包庇陶铸了。

5、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随着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相继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发生了变化。1967年初穆欣和尹达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中央文革。因为他们分别在《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所里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对那里的群众镇压得很厉害。尽管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但底下群众对他们反对得很厉害。陈伯达和我都去做过工作想保他们，但群众意见还是很大，保不下来。这样他们就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工作了。但中央文革告诉群众，对他们可以批判，但不准揪斗 。

这样就仅余下八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了，当时被称作， 三老、三中、两青。“三老”是康生、陈伯达、江青。

江青对康生很尊重，她一直都叫他“康老”，我们也叫他“康老”。主席一般就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他“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三中”是张春桥、关锋、王力。关锋的资格比王力老。而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青年人，戚本禹、姚文元。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以前陶铸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虽然在小组的内部经常会有意见和争论，但陶铸对外还是维护着文革小组的。所以，他的存在，实际上缓和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部门的不少矛盾。陶铸倒台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关、戚。

第十九章 上海“一月革命”掀起的夺权风暴

1、上海的“一月革命”

参加毛主席的简朴家宴两天后，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做法很不满意，可是毛主席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他们又不好公开地去反对。当时在“工总司”成立先后，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曹荻秋等人心里也是支持赤卫队的，可以此来与已经得到承认的上海“工总司” 相抗衡。但这时毛主席、中央已表态要支持工人中的造反派，曹荻秋被迫声明要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的赤卫队的八项要求。赤卫队有被上海市委抛弃的感受, 反过来, 有过万的赤卫队员拥进了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在这个关键时刻，张春桥显示了他对政治形势走向把握的能力，他及时、果断地告诉“工总司”，应调集队伍，把赤卫队从康平路市委机关驱赶出去。这一事件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 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武斗。

1967年1月2日, 毛主席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紧接着《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于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 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 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

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并且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张春桥在上海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抛弃的大批“赤卫队”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去北京告状，使得许多单位的生产陷于瘫痪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另一方面，此时又现出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浪潮。面对汹涌的经济要求，抵挡不住的上海市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他们中有些人所以这样做, 其在政治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

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毛主席对上海市委的那些做法非常反感，他在会上说了: “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就得吃混毛猪” 。

张春桥意气风发，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了“工总司”王洪文这些工人造反派，让他们到“赤卫队”工人群众中去作路线交底，劝说他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产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着了火。这时，他又支持由“工总司”联合各个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这个由上海工人和学生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后来又有机关干部参加的“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领导全市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

2、 毛主席提出向走资派夺权

1967年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群众造反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

毛主席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紧急通告”的，他立即给这个“通告”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写得比中央文件都要好。他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个“紧急通告”，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于1967年1月11日向上海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发出了“贺电”。而且这个“贺电”在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正是这个“贺电”，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新秩序，建立新的权力系统的新阶段。

关于夺权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成员，包括去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面都讲到了要夺回被走资派所篡夺的那部分的权力。但是，这在当时都是被理解为主要是个别的组织人事调整。陈伯达那时总跟我们说，那些老干部，毛主席还是要用的啦。他说，解放后，连国民党的大员，毛主席都还是用他们，更何况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呢。他说，主席老讲，对犯了错误的老干部“火烧”一下可以，但不要把他们给“烧焦”了。这说明主席还是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乎。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是专家，没有管理经验。管理国家还是要靠专家的。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态度。那时陈伯达的这个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江青也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起过“夺权”的想法。所以说，这个夺权的决定完全是毛主席经过他独立的观察和思考以后, 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 当时就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上海工人的觉悟高，听毛主席的话。由于毛主席支持“工总司”造反派，那些原来参加了“赤卫队”的工人很快就转变立场, 反过来支持并加入了“工总司”。而王洪文他们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方针，敲锣打鼓地欢迎“赤卫队”的工人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并规定对他们不得采取歧视的态度。所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上海的“夺权”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到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才一个多月就把原来的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力都夺了过来。可以说，整个上海的“夺权”过程，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进行的。

斗争是复杂的。1967年1月下旬, 上海发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当时毛主席是明确支持张春桥主持掌控上海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以陈伯达的名义及时表态，发去了“紧急电报”，很快就把这件事平息下来了。

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很快就在全国兴起一个从下而上的革命夺权运动，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方最先起来响应，紧接着是全国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十章 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1、京西宾馆事件

在上海发动“一月革命”期间，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陈丕显的评价问题时，她以开玩笑的方式对主席说，“这次要造主席一个反”。谭震林就在一边指责江青说，你还要造主席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这是胆大妄为。当时主席听了也只是笑笑，并没有去理会谭震林。

可是当看到主席真的为陶铸的事情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一些人就起劲了，认为毛主席是要“纠正”中央文革的“错误”了。

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我那段时间大都请假在家里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江青也只是偶尔去参加一下。后来听关锋回来跟我说，当陈伯达在会上批评肖华对军队文革运动领导不力的时候，叶剑英、聂荣臻就跳起来了，他们指责陈伯达是不是想把军队也搞乱。这时，徐向前出来讲话了，他说肖华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但叶剑英不买账，对着徐向前拍桌子，反驳陈伯达。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盖上，又用力过猛，据说他的手掌骨折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叶剑英又到林彪那儿去告状。他列举了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学员，批判军队干部的种种“罪状”，特别讲到肖华被斗的事情。肖华是林彪的旧部，林彪要保肖华。其实肖华在军队中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中央文革也是主张保肖华的。叶剑英告状以后，林彪就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去大发了一顿脾气，把一个小茶几都推翻了。江青再三辩白，林彪就是不听。开到后来林彪要和江青一起到毛主席那里去评理，后来据说是叶群跪下来哭求，才劝住林彪。江青回来之后跟我说，他一个病夫，我又不怕他。我是照顾大局才让他的。其实，在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之间，这种磕磕碰碰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闹得这么大的并不多见。这件事情不久就被传了出去，并很快被一些人故意给渲染和夸大了。其中最恶意的是说林彪当场要人把江青拉下去枪毙！这种讲传，其实也是有历史根源的。事后叶群多次来找江青，有时我也在场，叶群说，林总对叶剑英一直是很警惕的。她说，尽管叶剑英积极地反贺龙，反罗瑞卿，林总还是不看好他，说他这个人不会打仗，就会无事生非。林彪还关照叶群，叫她以后在叶剑英面前说话要小心点。江青也跟我说，在肖华的问题上，她上了叶剑英的一个当。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林彪并不是像后来一些人所说那种两面三刀的人，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是会当面跟你干的。只是他对他自已的部下保护的很厉害。

后来在这次中央军委的会议上，就搞了一个“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于1967年1月28日发出。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命令。这个八条命令强调了拥军，也严格限制了军队造反派的行动。但总的来看，它对稳定军队，防止军队出现混乱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2、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毛主席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评，林彪和江青之间发生的争吵，在一些人中间产生了错觉。他们以为攻击中央文革的时机到了。

而此时在上海发生的“一月革命”，则成了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人大闹怀仁堂的一根导火索。这中间陈丕显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原来一直是在新四军工作的，陈毅、谭震林都是他的老上级。华东的许多将领，包括许世友、叶飞，都是陈丕显的老战友。新四军的这些人，和八路军还不一样，由于他们的力量不如八路军大，又经常受到国民党的围攻，为了集中兵力对敌，经常相互支持，所以各部之间抱团抱得很紧。

建国以后，陈丕显是柯老（柯庆施）重视的人物。原先陈毅、谭震林都在华东局工作过，他们跟柯老的关系也挺好，他们都是听柯老的。柯老当时在党内的威信很高，毛主席也喜欢他。柯老就是与刘少奇的关系不好。

陈丕显在批《海瑞罢官》这件事情上是支持江青的。文革初，江青和总理都亲自找他谈话，做过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出来，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但是，实际上，由于他所处地位的关系，他还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对待文化大革命，他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他们是一致的。张春桥跟我说过，柯老在去世前跟他说，让他以后有事多向陈丕显请示汇报，所以他对陈丕显一直都是很尊重的。可是由于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未向陈丕显请示就签字承认了工人造反派组织，这就跟陈丕显他们对立了。加上那时上海的造反派收到一个材料，说陈丕显在十年内战时有次曾被国民党俘虏，当时他才十几岁，长得又小，就被国民党的长官收为养子，据说还叫他指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这些材料未经核实，但张春桥由此对陈丕显在思想上有了距离。

上海的“一月革命”矛头，实际上是对着原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的。在毛主席的支持与号召下，接着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展开夺权斗争。夺权斗争更扩大了对领导干部的冲击，扩大了打击面。而且这些被冲击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的能量又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权力看成是他自己的，变成为特权阶层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党政军内许多领导干部个人和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抗争。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这就是发生在2月16日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背景。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出面大闹、强烈表达不满情结的是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等人。王力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则因为加紧撰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请假在家。王力后来告诉我，这次会议是总理主持的，原本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但会议还未进入主题，谭震林突然向张春桥发难，他质问春桥，上海为什么还在批斗陈丕显，不让他进北京（那时各省的第一书记，多被中央保护在北京，以免他们遭受群众批斗），春桥答，这个问题要与群众沟通一下，很快可以解决。谭震林没等春桥说完，就拍了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什么群众呀群众，别拿这个来搪塞我们，除了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蒯大富什么东西！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这个文革是党史上最残酷的整革命干部的运动，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谭震林说到这里，参加会议的谢富治出来讲话了，他面对着谭震林说，谭老板你也要实事求是呀！我在会上几次听江青说谭老板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谭老板要保！从来没听她说你是反革命。谭震林一听更火了，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稀罕她来保我！他越说越激动。突然间，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呼喊：“我不干了，让他们干吧！但我要与他们斗到底！开除党籍，坐监狱，砍脑壳，也要与他们斗！”这时总理发话了，他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谭震林，谭震林吓了一跳，扑通一声，坐下了。这时，坐在他旁边的陈毅说，“不能走，要在这里跟他们斗！”陈毅又说，这些家伙（指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与他们斗！陈毅继续说：“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今后的历史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结果是修正主义上台。”陈毅讲话后，李先念插话，从1966年《红旗》十三期社论，号召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被打倒！李先念讲后，总理当场问康生、陈伯达，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事，怎么没给我们看看，康、陈没回答。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挺大，当晚即找主席汇报。主席听他们汇报，开始没怎么重视，听到谭震林发脾气，抱起大衣要走，他只是笑笑。但讲到陈毅对延安整风的不满时，主席严肃起来，特别是陈毅讲到总理和他在延安整风挨整时，主席很不高兴，但当晚，主席未表态而在张、王、姚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信，大骂江青是武则天，挑唆林彪同他们一起反对中央文革，这封信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未见到，文革以后，才在中央文献出版编辑的《毛泽东传》中看到，全文如下：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做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当然看懂了这封信，他把信转送主席并附信批评谭震林糊涂和堕落。主席看了后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怀仁堂碰头会后，17日凌晨，周总理、李先念即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周总理当场下令逮捕了支持财政部造反派组织、支持财政部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发表了批评造反派对老干部不讲政策，残酷斗争的讲话，并以煤炭部长张霖之之死为例。

18日，周总理、李先念又接见了财贸系统各部局的司局级以上全体干部，并发表讲话。

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

毛主席应是听了江青的汇报，看到了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谢富治、李先念等。

这次会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大发雷霆之怒。据康生说，他很少看到毛主席这样愤慨。主席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周恩来安慰主席，要他不要生气，主席又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怀仁堂事件，以辩明是非。解决不了，就召开代表大会，发动全党来讨论 。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主席的提议，从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七次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列席了此次会议。在批判会议上，大开怀仁堂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

1967年2月28日陈伯达给主席送了天津小站反对文革运动的《快报》，主席批示：“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

1971年“九一三”林彪逃亡事件之后，“二月逆流”事件被重新评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了毛主席在1971年11月14日的一段讲话：“谈话开始后，叶剑英到会，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但这段话，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没有，是叶剑英传达的。他的传达是否准确，尚待核对。即使属实，我认为，主席这话也是在出了“林彪事件”之后，为了缓和党内的矛盾，才这么说的。陈毅、谭震林和叶剑英当时根本就没有反对林彪，从谭震林给林彪写的信来看，他还是想把林彪和他们拉在一起来反对江青的，怎么说他们是对付林彪的呢？而且“王、关、戚”什么时候，跟谁说过要“打倒一切”，甚至要打倒总理和老帅呢？发生“二月逆流”的直接原因，就是毛主席亲自支持和领导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毛主席自己也知道呀！

其实毛主席一直是要保护谭震林他们的。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也排除了种种阻碍，到农林口对造反派讲话，去为谭震林说话。讲话中我特别强调了谭震林1962年反对“包产到户”的事。对我的讲话，连谭震林自己都表示认可的。

1967年初财贸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总理跟我说，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确说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见中央财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了他们，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团结的人，不能打倒。总理说，告诉红卫兵可以批判陈云，陈云这个人一贯右倾。在困难时期鼓吹“包产到户”，他是最积极的。他其实就是邓子恢的后台。他就是个小农，“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刘少奇还早呢。1967年初，国务院财贸口的吴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写了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和材料。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还有一些副部长，把当时的工作笔记都拿出来交给了财贸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陈云的材料，组织批判。所以说，文革运动中，党内最早提出批判陈云的是总理，从决策到具体布置的都是总理。

批“二月逆流”后，总理还要保李先念。我跟总理说，那让李先念先高姿态做个检讨，我们到学生里面给他去做工作。财金学院的造反派，根据中组部提供的郑位三、陈少敏写的材料，说李先念在中原突围的时候，也支持一个“46”决定，说如果被敌人打散了，抓住了，战士可以投降做俘虏，党员也可以投降，以保存革命力量。学生们认为这一决定，与刘少奇指示薄一波等人可登“反共启事”自首出狱一样，也是叛徒行为。毛主席是不同意学生们对李先念的这个看法的， 还是保李先念的。总理当然也是保李先念的。为了取得学生们的谅解，李先念写了份检讨，对资反路线与“二月逆流”的事认错，叫他的蒋秘书送来给我，让我帮他修改。他秘书送来的时候连信封上的浆糊都还没干呢。可文革以后，李先念却说，戚本禹那小子，狂妄得不得了,竟然逼我做检讨，我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李先念秘书的夫人叫陈慧君，她和我的夫人是好朋友。她后来向人讲了这些事。我觉得李先念在这方面很不实事求是。

第二十一章 青海军区开枪镇压革命群众惨案

1、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诡异传达方式

事实上，“二月逆流”决不是“大闹怀仁堂”这样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许多地方发生的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稳定军队的。但是一些人却把它用来当作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了。本来毛主席把“军委八条”中的第五条改写为:“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在发布的时候，毛主席又把它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查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好多地方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不过，最骇人听闻的还是发生在青海西宁的省军区赵永夫一派，派部队到《青海日报》社包围并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223惨案”。

2、青海“223”大屠杀

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八· 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

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 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

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是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3月11日，毛主席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查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查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查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查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查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 。

第三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查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查，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1点半一直到25目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查对象除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当问到赵永夫，他说过这件事他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

可是，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但我现在还认为，对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即使在今天，无论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也无论找出什么理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这么多人，都是严重的罪行，历史是永远不会宽恕其主犯赵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后高唱保护人权，其实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已的人权，对平民百姓的生命与人权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

第二十二章 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1、军队的造反派

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分别做过新四军和“二野”的政委，但很少指挥战斗，在军队中根基不深。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邓，军队是拥护的。那时部队的主要领导，包括一些老帅和将军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也很好。中央文革要成立《快报》组，吴法宪从空军调了一些优秀的干部来给我们。那时，中央文革的汽车不多，有时我们外出办事还得骑自行车。邱会作知道了，从总后勤部调了几台车给我们。还派了几个部队的优秀司机过来，其中有一个司机跟我说，我们首长指定我专门来为你开车的。这个司机的技术真好，有一次他送我去机场，途中他用娴熟的技术避开了一场看来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车祸。

可是从军队机关院校开展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军队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就开始尖锐起来了。军队内部的矛盾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当时军队里面有的领导搞特殊化的情况，比起地方来有过之无不及。由于部队在管理上都是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所以一些干部的作风也十分霸道。这些情况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来反映情况的并不是底下的战士和群众，大多是来自部队里的同级的对立面。几乎每一级领导都有自已的对立面，甚至几个老帅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又往往与军队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山头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了。

按照“十六条”规定，部队的文革运动在全军文革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在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以正面的学习和教育为主。连队的战士都是掌握着武器的，如果他们也起来“造反”，那就很容易变成“兵变”。但是军事院校的学生提出来，他们也是在校的学生，所以也要参加到文革运动中来，要到北京见毛主席，要进行大串联，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后来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因为你本身就已经是兵了嘛。

部队是有军纪的，有些一开始就起来造反的军校学生，因为违反了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的规定，而受到了“军纪制裁”。他们认为这也是在执行“资反路线”。所以在1966年的10月，就发生了军校学生包围国防部的事件。本来这事是由全军文革小组去处理的。可是刘志坚那时已被陈亚丁他们搞了很多材料，说他在总政执行了资反路线，所以受到了造反学生的反对。而谢镗忠又过于老实，他去说话人家都不听。这时叶群就来找江青，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讲话，劝那些学生回去。于是江青就叫张春桥和我到国防部门前去见学生，我们一去讲话，学生们倒是马上就撤除了包围，退走了。

实际上，部队的造反派和地方的造反派是有很大区别的。地方的造反派反对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而部队造反派反对的是他们的司令、政委，而这些人却大都是反对刘、邓，拥护毛主席的。像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都是毛主席和林彪非常信任的人。后来，出来保护这些首长的人就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被称作“老三军”，而部队机关与院校批评与反对他们领导的造反派则被称为“新三军”。按当时的认识，一般认为“老三军”是保守派组织，“新三军”是造反派组织。按理说，毛主席支持群众起来造反，我们中央文革应该是支持造反派组织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对军队的事我一般都是不介入的。

空军文工团有个女孩子叫刘素媛，因为支持吴法宪，成了保守派。她挨了造反派的斗，造反派还要把她排挤出文工团。她人长得虽小，但很机灵，她以前来参加过中南海举行的舞会，与毛主席也跳过舞。可能是主席跟她说过，如果了解到下面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来跟他说的。大约在1967年4月，她通过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求见主席。说有很要紧的事向主席报告，主席叫徐业夫通知她来。刘素媛见了主席就哭哭啼啼的，把“造反派”怎么整她，怎么要打倒吴法宪等等情况，都和主席讲了。还说，吴法宪现在的行动都得向“造反派”请示报告。我到主席这来，也要向他们请示才行。主席听了说，吴法宪怎么成了走资派了呢？他有错误、缺点，可以批判，甚至炮轰，但不能打倒。主席找来叶群，问她怎么回事，怎么现在三军首长都受管制了？“造反派”怎么就有这么大权力？主席还让叶群去了解，看看到底谁对谁错，但主席说，不管谁对谁错，都要让部队正常工作。吴法宪是司令， 他有自己的权力，进出不需向“造反派”请示，有事只能向我和林总请示。

吴法宪这个人，后来人家说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错了，这个人聪明透顶，大家都挺喜欢他。他是南方人，口齿清楚，他常会说一些笑话给江青听，江青见了他就很高兴。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了他和江青闹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词的，而讨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写。且有的地方则纯是编造，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与江青公开闹矛盾，讨好江青都来不及呢。

毛主席这么说了，老三军这派就高兴了。当然新三军当时也还是有力量的，它的后面也有很多司令、政委在支持着的。1967年5月25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25周年，部队文艺单位在此之前要搞纪念演出。这就发生了两派争夺演出场地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争夺军队文革运动的主导权问题。按照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意思，“新三军”，“老三军”在这一天一同演出。但新三军”演出却不要“老三军”参加。于是“老三军”就要单独在北京展览馆演出。可当“老三军”要演出的时候，“新三军”就组织了人去冲击他们。总理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团结起来，一起联合演出，不一起演出，我就不去看。但“新三军”还是不肯。这时叶群又来向江青求救了，江青让我和关锋去。临走时，她还特别关照我们，你们去了以后说话别一面倒，要强调团结、联合，不能武斗。告诉他们，再武斗，全军文革就要抓人了。于是我和关锋先去看了“老三军”的排演。“老三军”的演出挺好，他们演唱的是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我一进入那个环境，就被感染了，觉得“老三军”的演出很好，“新三军”他们不让他们演出是不对的。演出结束后，“老三军”鼓掌要我们上去讲话，关锋不愿意去讲，他对我说，我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陪你上去，你讲吧，你还知道一点儿。其实关锋以前就跟我说过，军队事情很复杂，你别去讲话，咱们弄不懂，不要陷进去，陷进去就出不来了。现在他这么一推，那就只好我讲了。我的讲话，完全是按照总理和江青的意思，要他们（新、老三军）团结起来，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起来，联合演出。可是后来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了的，就光说戚本禹支持“老三军”的演出，我后面那些要团结，要联合演出的话都没有了。

“新三军”很倔，就是不同意联合演出，而且放出话来，如果“老三军”要单独演出，那就去冲击他们，让他们演不成。肖华其实是支持军队造反派、支持“新三军''的。他是总政主任，他对演出的事有发言权。可这样一个局面出来以后，他就被夹在两派中间不好办了。他是希望“老三军”取消演出的。可林彪知道以后，就叫叶群去给“老三军”说，演出继续，不要取消。肖华和林彪的关系很好，而且林彪又是副统帅。有林彪的支持，这样“老三军”就在5月13日按计划演出了。结果“新三军”就去冲击演出。在演出的现场，双方发生了武斗，双方都有人被打伤。而“老三军”是早已做好被“新三军”冲击的准备的。这个事情一出来，军队内部两派的矛盾就公开了、激化了。

总理在1967年5月14日表态批评了双方，但“老三军”对总理各打五十大板不满。而这时林彪却又公开支持“老三军”。在5月23日正式演出的那天，林彪和叶群都去参加看了，还派了部队去保卫。林彪这样坚决地支持“老三军”，江青也没有办法了，也不得不改变态度，和林彪保持一致，她要中央文革也跟着支持“老三军”。6月9日“老三军”又作了一次演出，中央很多领导人包括总理都参加了，中央文革也去了不少人，我也去参加了，但江青有事没有参加。这就是表示中央支持“老三军”了。此后，“老三军”不仅自己经常演出了，反过来排斥“新三军”参加演出。从这以后“新三军”的许多人就开始挨整了，其造反派组织也都被整垮了。自此，林彪稳定了北京的各总部机关，“老三军”成了文革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属的部队院校最多，所以那里造反的学生也最集中。最早起来造反的是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的 “红色造反纵队”，陶铸的女儿也在里面。记得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当面向陶铸告状，说你女儿如何如何。陶铸只是笑笑，说他也没有办法。说，你们找曾志去，她听曾志的。二军大的“红纵”率先冲击并占领了总后的大院，要揪斗邱会作。其实，毛主席和总理对邱会作的印象都是很好的。文革之初，主席写的“五七指示”就是根据总后的报告写的。 邱会作确实很能干，总理说他是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这话是不错的。同时他又是林彪的一员干将。可是他平时对待下级很严厉，作风比较粗暴。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加上他和肖华两个人在当时就是有名的“花将”，所以，文革运动一来，底下的群众就起来揪斗他了。造反派整了他很多材料。开始他躲到了西山的军委驻地，徐向前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以后，就叫他下来见群众。徐帅说，哪有解放军的将军怕群众的道理啊。其实，徐帅这样做是没有错的。问题是造反群众一听到邱会作平时如何霸道，怎样搞女兵这些事情就愤怒起来了，把他打得很厉害。邱会作写了个字条给林彪，要林彪救他。林彪让叶群拿了邱会作写的字条来找江青。叶群来的时候，我也在边上。叶群说，邱会作是个很好的同志，可就一点不好，是个“花花太岁”。江青马上让陈伯达写了个手令给叶群, 叶群拿着陈伯达写的手令去把邱会作救出来了。可后来邱会作却把所有的仇恨都放在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身上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就是造反派的总司令部，那些打他的人都是受了江青的指使的。其实哪有这事。老实说，那时对于军队文革的事，我们都是躲都躲不及的。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受到主席批评之后，对于军队的事情，一直都是很谨慎的，从来也不愿意多说话。文革以后，叶剑英、邓小平他们又诬陷说，那是江青同林彪的勾结，要搞乱和搞垮军队。要我说，江青如果真有这份心和这个本事，那文革的发展和结局也就不会是后来那样的了。

其实，当时部队的情况很复杂，绝不是一个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就可以说清楚的。实际上，这两派的背后都是有一些大人物在那里较劲的。肖华原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看了林彪的态度，又去支持保守派了。所以弄得两派对他的意见都很大。到了后来，就连叶群也大骂起肖华来了。主席只好出来说，他要亲自保肖华过关。聂荣臻为了让肖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肖华接到自已的家里。可是肖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肖华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不过，当有一次叶群来说，在批斗肖华的时候，群众让肖华在地上爬。而肖华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这事以后，异常震怒。主席说，你有错，改正就是了。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亲自下令，今后不准任何人让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要处置。

2、我在文革运动中与老帅们的接触

那个时候，林彪在我的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不但过去仗打得好，而且在建国以后，我听过他的几次讲话，都是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话。你看他平时好像不管事，可是他要出手来管事时，往往都是惊天动地的。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是我帮助整理的。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满意。他跟张云生说，以后他们那里写的重要的东西，要拿去给戚本禹看看。叶群也多次跟我说，林总很赏识你的才能，让你有时间去家里坐坐。可是我接受了田家英犯错误的教训，不能去。有一次，我问主席，叶群好几次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误会。这时主席正在看东西，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毛家湾。为此，叶群还对我很有意见。

林彪在报纸上发表过两幅题词，上报之后，我就把原件还给叶群。可叶群说，林总特别交代，原件就留给戚本禹。因为我专门研究过中央各首长的书法、笔迹（工作需要），所以能够分辨首长的批件。有一次，叶群拿了一份林彪批过的文件让我组织传阅，我一看就说，这字不是林总写的。叶群说，你真厉害。那字确实是林总的秘书代写的，但是经过林总同意的。“九一三事件”后，我看到在中央文件里，影印出来的他给林立果的那个手令，那上面的字既不是林彪写的，也不是林彪的那个秘书写的。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模仿着林彪的笔迹写的。

1967年的夏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在主席还没有去武汉之前，住在人民大会堂里。有一天，叶群来找我和王力、关锋，说林总想见见你们。随后她就带着我们一起去了林彪在大会堂的办公室。林彪见了我们很高兴，他说，要把文革搞好，要尽量减少负面的东西，不能武斗，尤其是不能动用枪支来武斗。他说，你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党内、军内反对文革的人很多，很多。你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很大、很大。你们一定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点。现在主席健在，我们是靠着大树好乘凉。主席不在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那时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谁也帮不了我们。我们要有备，才能无患。他向我们问了一些情况，叫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对这次谈话，关锋还专门有个追记。林彪这次谈话，我向江青汇报过，江青说，林总说得对呀！江青后来又向主席汇报，据说主席回答，还是林彪能想问题。所以“九一三事件”后，人们说林彪参与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我总是不敢相信。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分明是小孩子玩家家的拙劣产品，而林彪是个能想问题，懂得战略战术，而且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这样拙劣的军事计划，能是一位杰出军事统帅的作品？

叶群还告诉过我们，林彪对怎样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说，林彪不主张很快地走向共产主义。他认为，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张首先把小农经济搞成大农经济。他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那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怎样，我们现在是想象不到的。叶群说，林彪想得很深。

不过，我那时也发现，林彪的“山头主义”其实挺厉害。部队里其他的人受到冲击，他很少管。但是，谁要搞到他“四野”的人，他就不答应。

我觉得，在所有的老帅中，徐向前是最理解和最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本来在我们的眼里，觉得他是跟着张国焘犯错误的人。可是在讨论“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有个发言。他说，毛主席决定搞文化大革命，意义很重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像苏联那样就麻烦了。他还说，他看了小将们写的文章，觉得写得非常好。现在是我们这些人向小将们学习的时候了。他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这些小将，不能光靠老人。老同志关系复杂，历史包袱很重。所以要多依靠年轻人。我听了他的发言，觉得很惊奇。没想到一个平时与外界很少接触的老帅，对文革认识得那么深。我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也觉得很意外。

后来，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是毛主席亲自提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后来总觉得主席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很有深意的。但可惜我们在当时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一点，也没很好支持徐帅。徐向前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有意见。但是他的意见主要是埋怨中央文革对全军文革的工作支持不够。与陈毅、叶剑英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是不同的。“二月逆流”以后，徐向前向主席要求辞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主席没批准。但这之前主席却又把他列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一伙，让他们一起挨批判，徐向前也不申辩，欣然接受。唉！阴阳之道，玄妙之极。

我和聂荣臻的接触的不多，但我总感觉到主席对他有些看法。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只听叶子龙说，1946年主席叫聂帅集中兵力，依险布局，狠狠打击傅作义，但他没执行主席意图，竟然打了败仗。 又听说1948年5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阜平城南庄主席驻地，后来查明，那个在地面上给国民党飞机指引目标的厨师，是聂荣臻夫人的亲戚。江青跟我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说那个女人（指聂荣臻夫人）差点害了主席。

我和贺龙的接触的也不多，但他两把菜刀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事，使我很崇拜他。我记得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看到我跟我说， 有人想用制造车祸的方法来暗害我和关锋。他叫我们要小心，我和关锋都很感激他。后来有一次主席要接见他，叶群过来说，贺龙身上一直是带着手枪的，要主席注意安全。所以贺龙来的时候，警卫战士很有礼貌的跟贺龙说，现在有规定，请他把随身携带的手枪拿出来交给他们代为保管，等离开的时候再还给他。贺龙就笑嘻嘻地把手枪交给了警卫战士，我觉得他很尊重主席。以后又听林彪说他是大土匪、江洋大盗出身，对他印象不好起来。再以后又听说他曾与国民党谈判投降的事，但这件事总理都向主席否定了。但那时我已把他看成是刘、 邓司令部的人。

对叶剑英，在青海“三二二事件”之前，我在中央的碰头会上经常遇过到叶剑英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一直觉得奇怪。开始的时候，他是很起劲的。罗端卿下去后，他接替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还担任了“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批“彭、罗、陆、杨”和打倒“刘、邓”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积极。但是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却一直都是很对立的。后来我听到朱成昭跟别人说，叶剑英曾对他说，我们不怕乱，也不怕群众运动，就怕没有对运动的领导权。林彪事件以后，叶剑英一直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林彪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是想尽办法去靠拢林彪的。只是林彪对他很戒备。

3、我在文革运动中与粟裕、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吴法宪的交往

在对军队的元帅、大将中，除了林彪，我最崇拜的是粟裕。文革前，我曾冶制一枚“粟帅帐下马前卒”的印章，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上海解放前，我曾帮助方伯康、戴觉民同志投军粟裕的部队，又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军情调查，调查材料由地下党转送三野粟裕的司令部。后来主席叫粟裕出席中央碰头会，他每次来我都亲自为他安排座位、倒茶，但是总理老叫他去处理军校各种纠纷，不大通知他出席中央碰头会。

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 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相比来说，罗瑞卿要比他主观一些，罗端卿和公安部的许多副部长的关系都比较僵。当然即使是谢富治，也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冤案，因为有些事情是中央决定要做的，那他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康生也曾经向我们坦言，说他也办过冤案的，把一些忠诚的党员给处决了，后来发现搞错了。只好给家属优厚的抚恤来弥补。那都是处在战争恶劣条件下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了许世友，他见到我就叫我“戚大帅”。我听了忙跟他说，不能这样叫。我跟他聊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三野”的东兵团和西兵团的事。他说，喔，这你也知道啊。 我说，我那时是上海的地下党的一个小党员，我们天天都在关心前线发生的事情。你还是我家乡的解放者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威海。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他去过威海，那里出了很多英雄。

后来他被造反派冲击的时候，他叫他的夫人田普到北京要来找我。田普说，许世友叫他来找江青，说如果见不到江青就找我，别人谁也不找。我知道以后，就去请示主席。我说，田普来了，说要见我。主席说，你先叫人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事再说。于是，我叫让秘书给她打了电话，我的秘书跟她说，本禹同志现在在开会，很忙，有什么事情就请她在电话里说，他负责转告。于是，田普就在电话里说，现在有许多人要搞许世友，搞他的并不是底下的群众造反派。而是某副政委、某副司令要搞他的。我把秘书给我讲的都汇报给了主席。主席后来去上海的时候，就要召见许世友。可那时许世友躲在大别山。主席特意派张春桥去请他来上海。可开始的时候，许世友还不相信，生怕张春桥是骗他下山。后来张春桥告诉我，他是用了自己留下来给他当人质作保证，才使他相信的。我说，你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你这样说多掉价呢。张春桥说：“我当然说的很婉转的。他说他这里的事情很多，跑不开。我就说，那这样，我留在这里给你处理事情。重要的事情随时打电话与你商量，你单独去见主席。我这么一说，他才相信了。于是就跟我一起下了山。后来他见了主席，主席保了他。他很高兴，还说要打个豹子送给我。”主席让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是非常高兴的。主席派自己身边最相信的人给他当政委，这样还有谁能反对他呢 。

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来北京解决福建问题。江青叫我去京西宾馆看看他，听他说些什么。我到京西宾馆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去了，好几个人，都是将军，在那里欢迎我。那些人都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你说一句话，他能听懂你十句。我向他们说，领导叫我来看看大家，问问大家有什么要解决的间题。他们马上说，“感谢江青同志关照。”既不提陈伯达，也不提总理，你说怪不怪！可你要是光听他们说，那可都是造反派的错，他们都是受委屈的。其实我也了解很多情况，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被他们视为异已的造反派的。

杨成武在文革中是与文革小组联系很密切的军队干部，所以他和我的交往也特别多。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他是老革命，但碰到我总是特别客气。他是代总长，权力非常大，军队的调动都是通过他下达的。一次他跟我说到叶剑英，他说，叶没打过仗，一直都是做参谋和情报工作，所以他在部队中没有几个人听他的。部队的人平时见面都客客气气的，可节骨眼上还是听自已老首长的。

杨成武的那篇《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是他让部队的几个秀才写的，陈伯达帮他修改过。杨成武对发表这篇文章表现得非常急切，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很高兴。

“二月逆流”以后，吴法宪常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他和杨成武的关系还挺好。可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和杨成武有些不和。我看到军队有个材料反映他作风骄傲，曾告诉过他注意。他说是空军的人串连的结果。我不愿深入下去，点到为止。记得在1967年10月以后有一段时间，杨成武因为生病，好长时间没来参加文革碰头会。有一次，吴法宪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探望他。我是想去看看他，因为上次王、关问题时，他在主席面前替我说过好话。可我的职务又限制了我不能随便去军队看望任何人。吴法宪却一定要拖住我去，硬把我拉上他的汽车，让我的车跟在后面，我也就去了。到了杨府通报了秘书，杨成武听说我去看他，就很热情地叫人出来迎接我。可能他以为是江青让我去看他的了。其实江青根本没说要我去看他。可他一听说吴法宪同我一起去的，就有点不高兴。他教他的夫人陪我到他家楼上卧室去看望他，而让吴法宪和会客室的一堆看望他的人坐在一起。这些人太多，是原华北军区的高级将领。 这一下，我明白了吴法宪为什么一定要拖我去的用意了。如果他一个人去的话，杨成武有可能给他吃闭门羹。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军队高层之间，尽管表面上显得很亲热，但实际上有些人互相间的分歧很大。甚至一个山头之间也是如此。杨成武原来亦属一方面军，是林彪很信任的干将，但后来竟与林彪的另一干将吴法宪弄得不可开交，吴法宪说，杨成武要夺他的空军司令的大权，其实代总长的地位远比空司要大，说杨成武要夺空司的权应没有事实根据。而后来杨、余、傅事件暴露的事实表明，吴法宪这一边，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倒是在想夺取杨成武的代总长的大权。

第二十三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发表前后

1、关于电影《清官秘史》的一段旧事

电影《清宫秘史》是1948年由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摄制的，主要讲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珍妃与西太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宫廷内的争斗。电影对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给予了肯定，对慈禧则采取了揭露否定的态度。在影片中通过珍妃之口，说出了要光绪依靠洋人、夺取慈禧的权力。同时影片又对义和团运动充满了仇视，有许多诬蔑与不实的描述。影片完成后，先在香港上演。1950年3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

这个电影在北京一上映，我就看了，那时我很年轻，看不出影片的卖国主义错误，只是觉得它把光绪皇帝演成人民救星，极力美化。而其实光绪在历史上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不值得那么美化。而且有一点我也看不大惯，就是影片丑化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我老家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我自小就在姥姥家的圪崂村听老人们讲，义和拳都是反抗洋鬼子欺侮中国人的好人，可是在影片中他们都被描绘成迷信、无知、丑陋、可笑的群氓。这些都是在我不知道主席讲话之前的感觉。听到主席评论，开始也是不懂，后来还是胡乔木的秘书商恺给我解释了一番，我才明白珍妃叫光绪依靠帝国主义势力，通过与洋人的内应外合，把权力从慈禧手中夺取过来。这是一种卖国主义行为。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主席和刘少奇在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价上发生分歧的经过。最初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不是公开讲的，是听了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以后给胡乔木说的，主席也跟江青说过。那时主席的几个秘书，包括陈伯达和田家英，都知道主席不赞成这个电影。我首先是从田家英那里知道这些情况的。

那时候，我在帮田家英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一次，学部有一个人打电话给田家英。过后田家英对我说，这个人叫黎澍，是学部近代历史所的负责人。有一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是密斯（田家英私底下对江青的称呼〕叫黎澍他们找人写的。黎澍布置了历史所一个叫荣孟源的专家去写了，可黎澍说文章写的不行。江青说那你们就给改好吧。黎澍又看了文章感到难改，所以打电话来问田家英怎么办？田家英对他说，那你就先印出来给江青看看再说吧！我看田家英对这事也不大积极，因为这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他自己手上的事就很多了。

黎澍后来也向我说过，当时批判《清宫秘史》是江青布置的。我分析，这事不大可能是江青直接向他布置的。江青当时是电影局的处长，她若去布置，是要经过中宣部的。所以她或者是通过胡乔木去布置的，胡乔木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或者就是经过中宣部，由电影局布置下去的。

我再一次听说这个事，那是在批判影片《武训传》之后了。1951年，《武训传》刚开始放映的时候，党史专家缪楚黄刚拿到了一笔稿费，请我和逢先知去看了《武训传》。那还是在《武训传》被批判之前。看完以后，在回机关路上三个人议论了一下，我说把一个乞丐搞成个英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我不大喜欢这个影片。缪楚黄说，你这个人有点吹毛求疵呀。三个人在路上争论了一番，逢先知是支持缪楚黄的。不久，主席说要批《武训传》，缪楚黄对我说，哎呦，还是你有先见之明，让你说对了。就是这次，缪楚黄把他从历史所听说的，主席除了要批《武训传》，还要批《清宫秘史》的指示告诉了我。他说这事比批《武训传》还大呢！可是，《清宫秘史》一直没批判起来。

那时候，缪楚黄在做《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工作。《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相当一部分是缪楚黄起草的，有些经陈伯达修改过，有些是胡乔木、田家英修改过。还有些是各方面专家写的，如历史部分，大多是范文澜写的。有人说都是田家英起草的，田家英当时就纠正了这种误传，他说那不是事实，他只写了一小部分。

1954年，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时，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宫秘史》的问题。主席写道：“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这以后，主席又一次说过：“《清官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但这部影片仍然迟迟没有受到批评。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他们谈历史和哲学问题时，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从这时候，我才弄清楚了关于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主席要批的就是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

上面说过，胡乔木的秘书商恺，一位老新闻记者，他一直跟我很好。因为事情牵扯到胡乔木，我就去问商恺。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当年主席看过《清宫秘史》后，曾问胡乔木，你看了没有？胡乔木说看了，那时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就跟主席说，少奇同志也看了，说是爱国主义的。主席当时就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后来，主席叫批判这部电影。胡乔木就觉得不好办了。两个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批判当然可以不点名，但是，要批副主席的观点，这怎么向别人交待？别人会说我在破坏党中央的团结！

胡乔木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审读《人民日报》。他顾虑主席和副主席的团结关系，就悄悄把这事拖了下去，没有批判，他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另一方而，胡乔木跟刘少奇的关系的确比较好，在“一二·九迎动”的时候，他就和刘少奇认识，刘少奇是他的领导。后来他在延安参加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就把刘少奇列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当然这也是主席同意的）。所以胡乔木不愿意批判《清宫秘史》，也与他和刘少奇有这么一段特别的感情有关系。

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他特别对影片中珍妃说的几句话感到反感。珍妃对光绪说：“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毛主席认为这个不行，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有什么纠纷，都不能依靠外国人。毛主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非常强烈的。

1966年9月18至20日（那时还没有公开批刘、邓的资反路线），中央文革在北沙滩红楼开了个准备批判刘、邓路线的调查座谈会。会后我们讨论时，就把批判资国主义也提到了日程上。

2、文章的写作经过

1966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的生日家宴上，要我们搞大枇判，叫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要写文章。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那时我就已经在考虑对影片《清宫秘史》的批判，而且从电影资料馆调来《清宫秘史》的拷贝，看了两遍。我就向主席说，我已在准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想把这部影片究竞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讲清楚。我说，主席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至今仍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听了说好，很支持。我又说我对义和团这一段历史不是很熟悉。主席说，你先写，写了之后就拿来给我，我给你看。

姚文元在1967年1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他那个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宫秘史》的问题，但我觉得得他仍然没把“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个问题讲明白。要批判《清宫秘史》，得讲出个道理。要把问题的实质讲明白，这就要研究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跟穆欣打电话，说我想写《清宫秘史》的文章，但记不住电影中的对白，要他帮我找《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穆欣说，这好办，我马上给你搞来。不到两天的功夫，他就从电影馆资料室弄来了电影剧本，叫司机给我送了过来。电影剧本弄来以后，我说，这是人家档案，别丢了，还得还给人家的。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剧本排版，并让他们多印几份，不要光我一个人看，送给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看。穆欣很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独家全文发表了那个剧本。

拿到剧本以后，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说的没错呀，这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了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竞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我明白了。

剧本所写的依靠外国人推翻慈禧太后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潮。主席很敏锐，说这样做就会变成彻底的卖国主义。另外，剧本把义和团那么一个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义和团的战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关戊戍变法和义和团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并在我的秘书程理嘉等人的帮助下，用了两、三个月的功夫，写成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3、毛主席对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1967年3月20号那天，我把写好的稿子送给了主席。因为是主席让我写了以后就交给他看的，主席看了、改过之后，又直接退给了我。为了这事陈伯达还批评过我，说我怎么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了。总理和王力、关锋也都对我有意见。

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里边有错，有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说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还针对影片所说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

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来批判我的这篇文章，可写了那么多文章也写不出什么名堂来。你既然说我是大毒草，那你好好批呀。可是主席的那些观点，你能批得倒吗？

然后主席就叫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组去讨论。小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我抓紧时间重新修改，印出来后，我又拿去交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后交代说，戚本禹这篇文章可用，请总理主持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后正式发表。

在主席指示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就开会讨论修改《爱国主义还是资国主义》这篇文章，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会议由总理主持。在会上先把文章一段一段地读出来，读一段讨论一段。开始我读，读累了，王力接着读，王力口齿清楚，读得铿锵有力。以前讨论文章，一般都是由王力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作修改的，但这篇文章是总理边主持会议，边亲自在稿纸上记录下，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都要斟酌讨论。第三天上午才把讨论后修改过的稿子再拿去改版印刷。当天下午再拿回来进行讨论和修改。前后讨论了几次，有一次下午从两点多钟，陈伯达、江青就来了，一直改到吃晚饭。

最后定稿以后，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时王力问总理，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红旗》杂志，还是《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评论员，还是同时用几家名义。总理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

我觉得这个事太大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文章形成的过程又不同寻常，我觉得以我个人的名义发稿不大合适。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大，而且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是不是还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可总理讲，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作为个人的文章为好。总理说出这么一番道理以后，陈伯达、江青都没说话，康生点头称是。这样就决定了文章以戚本禹个人署名发表。到关锋起草的批刘少奇“黑修养”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就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了。

总理又亲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夏青、葛兰来朗读。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曾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读不出气势来，要我改短一点。

3月3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5月间，毛主席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把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他说：

“无产阶钑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贲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4、文章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

从4月2号开始，各地群众就开始上街游行示威，表示他们对走资派的愤慨，一连游行了好几天，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进行任何布署。到1968年初要隔离审查我的时候，据陈伯达等人的回忆，康生还提出，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影响是很大的。

多年后，我碰到朱永嘉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文章出来了，我们有点被动。我问，被动什么?他说，张春桥拿了你的文章放在我们面前，说，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所以那以后，朱永嘉他们就拼命写批判文章，一下子写了三篇东西。主席看了之后说，你们不要光搞数量，质量要搞好。数量多了，人家消化不了，你一篇东西写好了，人家消化了，那比几篇都好。

主席曾与江青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写出文章来，现往戚本禹写出来了，所以要鼓励他一下。江青本来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我说我不会用。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写的字，哪怕就几个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过去写的一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送给了我，而且江青叫汪东兴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人的面送给我的。主席的词写在信笺上，一张纸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来以后，没喝酒，却觉得像喝了酒似的，捧着毛主席的手书，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几次了。每次看完，都是再把它锁在小保险柜里。我曾请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词也写了一幅字给我。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等我一被抓起来，我那个小保险柜就被他们抄了。那个小保险柜里东西很多。有毛主席给我的信件，例如主席对贵州省李再含的来信的批示、主席对青海事件的批示、主席在我的检讨上的批示等等。那些批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而收入了几篇，但有的没有登。

在“审判”江青的时候，邓小平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审问我，来的人跟我说，你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是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浪潮的。这件事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讲毛主席，也不能讲周总理。我说这行，反正讲不讲都一样。他们又说我那篇文章引用的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假的，是诬陷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中央的领导人，怎么可能说那种话呢？在这一点上我给了他们坚决的反驳，我说，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从天律档案馆保存的档案里抄来的材料，这能造假吗？如果你们能证明这些档案是假的，你们再来找我吧！他们又与我谈了要照顾大局的话，我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大局。后来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很多领域里复辟了，他们的御用理论家又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真的了，而且是“发展”了马列主义。

5、胡乔木和谭震林等人的揭发证明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励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刘少奇也看了。听说刘少奇看了文章之后气坏了，血压升高，睡不着觉，极力喊冤，说戚本禹的文章“有很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红色买办？”为此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只是当时他对批判刘少奇有顾虑，所以没有贯彻主席指示，对此他向毛主席作出了检讨。胡乔木写的这个材料，我亲眼看过。

至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不承认，王光美也说没有。他们不仅不承认，而且说他们都很反感这个话。这时，谭震林站出来了。谭震林刚因为“二月逆流”事件挨了主席批评，在靠边检查。这时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写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我也看过。毛主席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

这事我们当时也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陈毅说这话时，总理在场。

1994年，我见到复旦大学一些教授，谈起这段往事。几个青年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当年还为红色买办争论过呀？现往满大街有多少红色买办啊，好多大人物都在替美国人当红色买办赚钱呢！

附录：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固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祭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竞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固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亊，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问，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褚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陪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戌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戌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戌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亊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亊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档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戌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夭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进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亊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竞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资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曰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曰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亊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吏》，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竞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竞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竞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独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资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竞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竞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示”、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舍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我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原载1967年4月1曰《人民曰报》)

6、关于批斗王光美

1967年1月的时候，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的女儿出“车祸”的谎言，搞了一个“智擒王光美”事件。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搞的。总理知道以后，马上派他的秘书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后来知道了说，共产党讲究光明正大，不准再搞这种骗人的事情。对这件事情，我们中央文革事先也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们很可能是受到叶向真智擒彭真的启发，也想干出点惊人的壮举来。那个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风气，好像谁批斗的人级别高，就越能证明自己革命性。

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见报以后，清华大学又提出要召开30万人的大会来斗争王光美。蒯大富来跟我说。我说，这事我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后来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决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项链，这些都是侧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顶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候一样。总理不赞成，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

王光美在批斗会上回答了红卫兵学生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都很得体、很巧妙。我都没有想到，一个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这样的才能。只是可惜她这个才能用错了地方。

我和王光美认识很早。我进中南海政治秘书室工作以后，王光美就和我是一个党小组的。她经常来一起参加组织生活。那时过组织生活是很严格的，有时她不来，开会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意见，她也得在会上作检讨的。因为我是秘书室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所以有时她还会来主动向我谈一些问题。

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她给我们讲过什么叫核裂变，什么叫核聚变。讲得头头是道。我总觉得，她看人的目光很敏锐，她也很会团结人。王力是首先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支持了她的对立面蒯大富的人，她心里对王力的怨恨不会小。但是，文革后，王力见了她，向她致歉时，她对王力说，你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一句话就把王力给拉过去了。

王光美历史上有过一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人员关系比较密切的记录。建国初审干的时候，我、王文、张维诚、沈栋年是中南海秘书室审干小组的，负责审查她。那时她说，抗战结束后，自己一边同共产党的同志们好，一边却又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情报官员很好，但只是私人来往，从来没谈过情报工作。我们讨论后，认为她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员只是一般的朋友交往。她本人当时受共产党影响，在国共和谈时给共产党当翻译，当时表现很好，所以她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她们家是个大家族，她的兄弟姐妹一部分加入共产党，一部分加人国民党。她是家族中的左派。可是，在文革中，她又因为这些事情被中央立案审查。

但她的胸怀不是很宽厚。我从秦城出狱以后，听说就是因为她向当时的中央提出，蒯大富不能留往北京居住和生活，以致蒯大富才被逼得离开北京，南下谋生。不过，也有人告诉我，她晚年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看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实，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也许是必要的。如果她真是这么说的话，那她要比当年左得很、而现在又在不遗余力地全面否定文革的王力、穆欣等人像个人。

7、围困中南海与批斗“刘、邓、陶”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钱的时候，建工学院的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要求刘少奇到他们学校去作检查。刘少奇写信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去检查，并在1967年1月6日将刘少奇的信批转总理，让总理给学生做工作。

不久，又有学生组织提供材料，说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过。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建议，成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但毛主席认为材料不足，不同意成立专案组。后来总理说，不管有没有问题，总要调查一下吧！于是把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调查，放在王光美专案组里做。在查出一些问题后再请示主席，主席才同意设立刘少奇专案组。

1967年4月以后，天津南开大学、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了“揪刘联络站”，后来又联合其他组织成立了“揪刘火钱指挥部”，要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

当时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到中南海门口来楸刘少奇的有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学生本来都是刘少奇（和工作组）的拥护者，现在他们却要表现得比谁都激进，最早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主要就是这两批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人并不多。后来其他学校的学生听说后，都纷纷跑来支持。学生说，毛主席说了，要到群众中去，你刘少奇为什么不到群众中来？可是刘少奇不出来是有理由的，因为毛主席有指示说，对他不搞面对面斗争，要搞背靠背斗争。我们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也是这个意见，真要让刘少奇到群众中去，弄不好会出事。

周总理让汪东兴派人劝说学生们回去，并向他们保证，可以按胃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刘少奇写书面检讨。可是学生们仍然不走，于是总理就让我出面处理。

1967年7月4日凌晨，我按照总理的交代，到“揪刘火线”劝说造反派撤离中南海，同时又支持他们批判刘少奇，保证让刘少奇写检查，学生们同意了。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检查，汪东兴把它交给了建工学院“新八一”造反团。可这一下“老八一”造反团不干了，“老八一”是老造反，“新八一”是从“老八一”分裂出来的，你刘少奇只向“新八一”检查、不向“老八一”检查，那不行。另一方面，刘少奇的检查被他们指责是“假认罪、真反扑”，这样就引发了更大的批刘高潮。“老八一”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到中南海的西门外安装了高音喇叭，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这样一来，除了学生组织，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也纷纷前来中南海西门楸刘少奇，到后来连郊区的农民都来了。在中南海西门两边人行道上安营扎寨，其状态如同我多年后去美国看到的美国工人在白宫外扎个纸板房包围白宫有点类似。这就是当年的包围中南海。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刘少奇的，但对围困中南海这个事，中央文革是没有一个人支持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事并不太重视。没想到这个事就这么闹大了，真把中南海给包围了，最多的时候起码有几万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放着。给我们中南海办公区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连总理也被吵得没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讲话，陈伯达也去，都劝他们回去。但他们都不听。接着又闹绝食了。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们都没法交代了。

这时，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开会。总理说，包围中南海这个事影响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紧，主席回来了，要是睡不好觉，怎么行？主席睡觉很敏感，连乌鸦叫，他都会醒。总理叫我和谢富治去说服群众撤离。那时，北京市革委会已经成立了，谢富治是革委会主任。

于是，我就和谢富治一起去接见他们的代表。我见了他们就办，你们那些宣布绝食的学坐先去吃饭，不然我们就不接待了。他们就去吃了碗面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不同意把刘少奇交给群众斗争。你们开会批判可以，只要把道理讲透，从理论上认识走资派对中国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口舌地讲，他们就是不同意，坚持一定要见到刘少奇本人，一定要批斗他。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那些审判我的人说，包围中南海是我策动的，这是我的一大罪状。我问你们有什么事实根据？在文革中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学生找来问过，没有一个学生说是我在背地里发动他们包围中南海，他们查了我接待学生的谈话记录，我所有的讲话都是劝说他们回去的。他们拿不出证据来驳我，就说这不用证据，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说我反对刘少奇确实是众所周知的，可说是我策动群众包围中南海，这是无根据的推测，怎么说是众所周知呢？他们回答不了我，只好用沉默来做回答。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开会商量办法。总理提出:一个方案，他说，8月5号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铸。同时也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由警卫局、秘书局的群众参加。总理说，中南海里的人守纪律、好掌握，让他们开会斗争“刘、邓、陶”。外面的人不许进来。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往天安门广场上拉线转播，来满足群众的愿望。大家都表示赞成，就这样作出了决定，并由康生、总理报告了主席。

总理叫谢富治和我去向群众传达这个决定，并说服群众开完大会撤离对中南海的包围。我们从部队调来两部大卡车，在车上架上大喇叭，我和谢高治站到了卡车上，用喇叭向包围中南海的群众讲话。我们说，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批斗会，同时在天安门举行一个纪念大会。中南海里斗争会的实况将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转播。听完广播后，由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批判发言，作进一步的声讨。这样内外结合，才能显示人民的力量。纪念大会结朿后所有的群众都撤回原单位，把帐莲小屋都拆除干净，以后都集中精力继续在原单位深人进行大批判，我们问这个办法好不好？学生、工人都高喊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主席万岁。

于是我和谢富治就分头落实，谢富治去布置天安门大会，我去布置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当时叫来广播局的技术人员研究怎样把中南海的会和天安门的会连起来。他们说中南海和长安街原来就有线，不用拉线，接上就行。

对中南海里面的批斗会，我丝毫不敢怠慢。别以为中南海干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激烈的，一旦展开面对面的批斗，就有可能发生非理性的情况。张霖之的死就是前车之鉴。不要说打坏了刘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两天，我就担当不起责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特别布置了专人来控制会场秩序。我叫文革办公室负贲人王道明、矫玉山这些人都到会场。王道明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支部书记，挺得力的一个小伙子，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就站在刘少奇他们的旁边，看到有人要接近，马上把他隔开。我又与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卫人员，万一发生武斗，随时出动，加以制止，并且马上就提前结束会议，由警卫局的负责人把他们送回家。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在会议上出现对立、冲突情况，或者“刘、邓、陶”他们讲个什么话来刺激我们一下，那就有可能会发生群众性的武斗，这样就会给运动抹黑了。这时候，你们就必须出动警卫马上上去制止。群众推你们也好，打你们也好，你们都不耍反抗。他们如果喊“保卫毛主席”。那你们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就是你们的任务。而且规定，不准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带武器，也不准任何一个群众带棍棒。我们的这些个布置，当时的―警卫团都有纪录可查。我布置好以后，立刻向总理、陈伯达、江青都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总理尤其满意由王良恩党警征卫，防止武斗。王良恩为此还专门打长途电话，去向身在主席身边的汪东兴做了汇报。

开批斗会时候，我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掌握全局，王良恩、王道明等每十几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现场的情况。而在整个批斗会的进行过程中，总理也派人从头到尾地在现场观察。我们也是十几分钟向他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汇报一次。

中南海批斗会，事实上是很平和的，整个会场上，没有出现武斗场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在现场拍摄了新闻片。在批斗刘少奇的会上，有个青年女干部用语录本要往刘少奇的脑袋上拍，因为距离远，没拍准。马上就有警卫上前制止了。在整个批斗会上也就是声色俱厉的口水仗，刘少奇也没有讲什么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他讲话也没有用。而发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准备的提钢发言。刘少奇平时对下面人比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书、服务员也都很起劲地参加了批斗。

批斗邓小平时候，我布置了让他坐着参加。因为主席讲过，刘、邓要分开，应该把邓与刘区别对待。所以邓小平是一直坐着听大家对他的批判的。

在批斗陶铸的时候，控制就差一点了，陶铸和群众发生了顶撞。当时我把防范的重点都放在刘少奇那边了。但在陶铸那里虽然有顶撞，也没有进一步的武斗情况。

8、陈伯达在批斗“刘、邓、陶”文件上增加了让他们家属陪斗的内容

在中南海开刘、邓、陶的批斗会，是经过总理主持的中央文犁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在这个决定上，中央的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划了圈的。但陈伯达却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写了让他们的家属也—起陪斗的字样。

我看了陈伯达在批示上增加的内容，心里觉得不大好办，可我也不好反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秘书，而且她在清华大学推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逼死了好几个学生，她一起挨批斗是可以的。可邓小平的夫人却不管邓小平的事。再说陶铸夫人曾志，她和主席是老战友了，并冈山的时候就和主席共过事。她在资格上和陶铸是一样的老革命，他们之间不是谁听谁的。陶铸曾经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和无私的原则，把曾志的行政级别压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批评了陶铸，陶铸这才把曾志的级别提了上来。再说曾志也没有参与陶铸的那些错误，她一直是希望陶铸紧跟主席的。所以我对王道明他们作了特别的交代，我说，陶铸的事和曾志没有关系，不能批判她，叫她坐着听就可以，你们要保护好她。还要跟她讲清楚，今天开这个会，是要陶铸出来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的，她的任务是保护陶铸。万一陶铸太激动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发什么病的话，就去护理他。可是这件事后来在审判我们的时候，说三个夫人陪斗的事，是我瞎搞的。我告诉他们，那是陈伯达加上去的，不是我。他们问陈伯达，陈伯达不承认。但有文件可查，文件上家属陪斗的字样是陈伯达的笔迹，可他死也不承认是他写的字。后来公安部请了笔迹鉴定专家，专家的一致结论，这字是陈伯达写的。法庭出示了文件的复印件和专家鉴定书，陈伯达才承认是他写的。

第二十四章 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造反派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五一六通知”发布，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首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起来造反。但那时候学生对“造反”的理解是比较模糊的，他们只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批“三家村”，揪黑帮。好多学生把斗争的矛头对着自己学校里的教师和个别领导，有好些学生甚至把平时管他们的班主任当作了“造反”对象。学生们的这些斗争造反行动，多少是和当时的一些中央与地方领导有关系的。后来他们还有意把学生们的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资”，甚至是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群众运动搞到自己的头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尽管各个学校的大字报很多，但还不能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这一斗争方向的造反。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它的矛头就不仅是指向学校的领导，而且是对准旧北京市委、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揭开了这些长期以来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单位和部门的阶级斗争盖子。所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但当时在一线指导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却反其道而行。

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于是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工作组一时还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但其他学校的类似聂元梓那样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像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很大一批人，则被工作组以及学校领导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党分子”。工作组和一些地方的领导，根据刘、邓批发的《关于转发北京大学第九号简报》等中央文件和“指示”，对这些学生进行了批斗，审查，甚至拘押。而且他们还在学生和教师中层层进行排队摸底，准备沿用1957年反右的做法，按照人数比例划出“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刘少奇还派王光美掌控清华工作组，要抓一个“反干扰、抓游鱼”的典型，抓出一个文革运动中的“桃园经验”。

就是在这个时候，江青通过电话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并向主席报告。江青还多次在电话里指示我，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公开表态，反对工作组把斗争矛头对着学生的做法，支持那些受到工作组错误打击的学生。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了各个学校，支持那些受工作组错误打击的学生。当这些学生知道有中央文革在支持他们的时候，深受感动。他们贴出了“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大标语，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并由此同我们建立起了彼此信任的关系。

与此同时，各地的学生和群众也纷纷通过来信或来访，向我们反映他们所受到的压制和打击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向各地派出了中央文革快报组的记者去了解情况，一面通过中央文革接待站和信访办，接待和接受了群众的访问和信件，并很快作了相应的处理。所以，各地的受压制群众，也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了信任，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依靠。

但是，在当时许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的眼里，却并不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一回事。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也都不过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其他的人则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不要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不把中央文革当回事，恐怕连谭震林、叶剑英他们也是如此。叶剑英领导着“首都工作组”，他多次讲要争取运动的“指导权”，就是针对着中央文革小组而言的。后来主要由高干子弟与革干子弟等组成的“西纠”、“联动”等组织，之所以敢公开与中央文革小组对抗，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是受到了“首都工作组”和国务院一些人强有力的支持。

说实在的，与“首都工作组”相比，中央文革小组虽说是直接隶属中央常委会的，但在当时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权力，它既没有行政权，更没有军权，甚至连一点财务权都没有。

到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撤销了工作组，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制定并通过了“十六条”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江青指示我们支持过去受到工作组镇压的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联合起来，成立首都红卫兵“三司”。同时，我们也支持了反对刘、邓路线的“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等当时真正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这才真正在北京形成了一个有力量的文革造反派。然后，这些造反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动员和组织起了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中央文革小组除了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还得到了各地造反群众的拥护，这才有了权威和力量。

然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那些由各级党委组织成立起来的群众组织，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直到1966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才有了一条区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我们也就是根据各个群众组织对刘、邓的资反路线的态度，来决定是否承认其为造反派组织的。

1966年11月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和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交座谈会，对全国造反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安亭事件中，毛主席支持了张春桥，承认上海工人的造反组织为革命的合法的群众组织。而在工交座谈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了工人群众有权建立自己的革命的组织，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之间以及与学生组织可以进行串联的《工业十条》。各地工人造反派这才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逐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最早组织起工人造反组织的也都是一些在文革运动开始时受到刘、邓资反路线迫害的普通工人。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回来后跟我说过，他到安亭去的时候，开始也只是极力想劝说工人群众回到本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以保证京沪铁路的安全畅通。可是他在听了工人群众向他控诉了他们如何在文革运动中受到本单位和上海市委当权派的压制和迫害之后，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而且他跟我说，工人为什么坚持要得到中央文革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以后才肯回去，就是担心回去之后会受到进一步的更严重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下了决心，支持工人。

所以，文革造反派的产生还是像毛主席经常说的那样，是被“逼上梁山”的。

后来这些文革造反派，都被邓小平他们污蔑成是社会上的“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这跟当年国民党污蔑工农红军是“强盗”、“赤匪”差不多是一个道理。其实，当年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大多数都是很有头脑，也很正直的人。毛主席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当年他领导红军“打土豪”的时候，就有这方而的经验。他好几次跟我们说，一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首先起来的总是一些有缺点的勇敢分子，这些人如果能得到正确的引导，接受党的教育，那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当然，毛主席也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些“勇敢分子”中间，不仅有有缺点的人而且有作风恶劣的不良分子。他说，有些人起来造反，总像阿Q—样，眼晴老是盯着人家家里的女人，以至小姐的牙床。对这些人要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清理出去。

2、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造反派的支持

在文革中，认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单位，哪些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要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研究讨论之后，然后由总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他们几个拍板，才能确定下来。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通常先是把文革办公室汇集后报上来的，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材料分发绐大家研究讨论。然后由大家发言谈自己的观点。其实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起先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由谁来负责哪一个地区的运动。而是谁对某个地区的事务关心的比较多，那以后有关这个地区的事情就由他先来说。陈伯达比较关心河北、天津，内蒙古的事情是康生负责，关锋对山东的运动关心得多，他支持王效禹。王力对山东也关心，所以山东的事就由关锋和王力来管；关锋对东北也很关心，关锋的女儿在东北工作，她是支持宋任穷那一派的。东北的事后来是毛远新参与了，毛远新是支持陈锡联、潘复生的。有一次，关锋要去东北，毛主席让他缓一缓再去，主席说，还要再看一看。云南和湖北等地是由王力负责的。上海、浙江、江苏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主席对上海特别关心，他对上海的事情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主要是负责北京。后来湖南出了“湘江风雷”的事情以后，湖南的事情我管得多了，其他的像湖北、贵州、四川、河南、青海、甘肃我参与得也比较多。

对全局的情况掌握得多的还是总理。相对来说，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比较缺乏全局观念，缺乏对全国运动的战略思考，他们整天都忙于事务，没有整体的规划和布局。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由总理来主持全局的局面了。

早先国务院这一摊和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摊，是分头开会讨论各自负责运行的，当牵涉到相互有关联的事情的时候，就召开联席会议。后来这种联席会议就变成了“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都是在怀仁堂举行，由总理主持。“二月逆流”后，国务院的好多人都靠边了，总理就把会议搬到钓鱼台来开了，会议的名称也改作“中央文革碰头会”了，但还是由总理主持。

但是由于总理和造反派在如何对待各地领导的问题上，总有认识上的差异，所以，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对总理也有时不大买帐。有些事情光是总理去讲话，中央文革不讲话，造反派往往就不听。因此总理对造反派提出批评时，中央文革一般也要跟着批评他们。但我们的批评有时不像总理批得那么厉害。造反派就认为中央文革与总理有分歧，因而就对总理不尊重，弄得中央文革很难办。有一次，我和总理一起接见湖南的造反派，那个造反派的头头人称“雷司令”。他见到总理，也不站起来，而是把身体塌在椅子上，装作没看见。我坐下后，见他对总理不礼貌，就把脚伸过去踢了他一下，他懂得肢体语言，得瑟了一下，赶紧坐好了。

总理去接见造反派的时候，总要叫上我们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去。谁对那个地区关心的比较多，总理就叫上谁一起去，这样无形地好像就形成了文革小组的分工。

我那时的工作非常繁忙。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江青都交给了我来处理，并由我直接向她报告。加上1967年开始的几个月我一直在集中精力写文章。所以除了北京的造反派，我与其他地方的造反派联系不多。在文革中，我除了去过一次山东、一次天津，基本没有离开过北京。

各地的造反派当然都是听中央文革的，他们有什么事情都来找中央文革反映，汇报。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出于我1960年到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过，那里的工人都跟我熟，文革的时候他们来找我，我也去了厂里支持工人造厂里的走资派的反。文革前我还去过几次首钢，所以首钢的造反派遇到什么事情，也愿意来找我。

北京的造反派与其他地方有个区别，由于彭真领导的旧北京市委，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打倒了。李雪峰领导的新北京市委主要是向学校派工作组，对学生搞资反路线，所以学生们对他反得比较厉害。而北京工人的造反派主要是针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

随着工作组被撤销，李雪峰实际上也靠边了，中央调了刘建勋来主持北京市委的工作。刘建勋是个很好的同志，我曾和谢富治商量，让刘建勋担任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可是后来河南发生了问题，河南人民要他回去领导全省工作，中央就又把他调回河南去了。北京的事情主要是吴德和马力、丁国钰在管。他们帮中央文革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些学生和工人的造反派，有时还是抓住吴德和马力他们的一些错误不放，中央文革常让我出面做工作。

毛生席对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事很关心。他说，先要召开红卫兵的代表大会（大学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工人的代表大会(工代会），和农民代表大舍（农代会），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主要是谢富治和我两个负责。但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忙，当时有个叫周景芳的，他是关锋的老战友，原来是在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很多事情我们都叫他出面去办。后来北京市革会成立后，周景芳担任了市革会的秘书长、核心组副组长，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处理。

聂元梓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但是这个人一心就想要当主任，她处处作梗，拼命排挤谢富治和周景芳。我对她很看不惯，我与谢富治商量对她怎么办？谢富治说，不要紧，让她去闹，我对付得了她。其实，毛主席对聂元梓的情况很清楚，因为李讷是北大毕业的，她把聂元梓为人处事不足之处都告诉主席。主席后来对聂元梓也不信任，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后，也派了军宣队、工宣队去管北大。

3、在支持文革造反派中出现的问题

在湖南的“湘江风雷”事情上，我们中央文革犯了个很大错误。“湘江风雷”是一个很大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众多，几乎覆盖了湖南全省，高峰时据说达百万之众。1967年1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传达后，湖南省军区在2月3日来了报告，说“湘江风雷”冲击省军区，根据“军委八条”文件，应当按反革命处理。当时叶群也来了，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说，湖南省军区司令龙书金是林彪的一员战将，说这个人会打仗，如何如何好，要我们支他。于是，2月4号中央文革就发了一个关于“湘江风雷”的批示。这个批示是王力和关锋起草的，我也看过，陈伯达、江青也看过。

在这个批示上说了，“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应采取专政措施”。湖南省军区一拿到这个批示，就马上把“湘江风雷”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迅速将它取缔了。他们出动部队把这个组织的大小头头都抓了起来，在全省抓了上万名的造反派。

湖南省委有个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叫章伯森，他是支持造反派的。他向毛主席反映，说“湘江风雷”是省里最早起来造反的造反派，怎么说它是“反动组织”呢。主席在湖南的其他一些朋友也向主席作了反映。主席让我们再去查一查。一查，果然是我们弄错了。“湘江风雷”的的确确是一个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到五月后，中央文革给它平了反。为了这件事，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受到了毛主席严厉的批评。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和湖南的工人造反派就接触多了。我非常重视章伯森，可是下面反对他的人也很多，尽管我们去做了工作，但效果不大。这样我就把旧省委中虽犯有资反路线错误，但与群众关系尚好的华国锋提了上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我讲话保护了华国锋，要他站出来工作。会后，他留了下来，对我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改正错误，紧跟毛主席。华国锋一转变，就减少了与造反派对抗的对立面。再加上龙书金被调走，把47军的黎原调去湖南，湖南的局面就稳定了。

我一直觉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个信念，他很想让建国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铸、谭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陈丕显、刘澜涛、陶鲁笳、宋任穷、林乎加、李雪峰等等，能够让他们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可是他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方面是这些人不知怎么，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另一方面，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

毛主席还特别重视那些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但仍能正确对待造反派的老干部。像华国锋、纪登奎都是因为这样而被重用的。河南的“二七公社”把纪登奎斗得很厉害，可后来纪登上去之后，不但没有报复他们，还主动和他们搞好了关系，因而受到了主席的表扬。可惜，在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中一些人又倒向了反对文革的对立面去了。毛主席对上海的马天水也赞赏有加，多次要调他来中央工作，只是上海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马天水还是一直留在上海。主席去世以后，马天水仍然坚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这在老干部中是很可贵的。

处理四川的问题后来我参加了，李井泉搞资反路线很厉害，四川的造反派都反对他。但四川省省长李大章这个人很不错，不少群众拥护他。江青也跟我说，李大章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我是很想支持李大章站出来工作的。可是另一些群众不同意。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尽管造反派是造刘、邓资反路线反的，但是刘、邓是在中央的，他们的资反路线是通过地方的领导去执行的，所以各地造反派都把这些与他们直接对抗的地方的领导，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李大章也是因为执行过刘、邓的资反路线，没有少挨斗。但他能正确对待群众，后来结合做了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工人造反派的。可以说没有工人造反派，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学生只是先锋队，光靠他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些知识分子当年也起来造反，而且他们总要处处显示，唯有他们才是最革命的。可在文革后，不少人又都一个个成了反对甚至是坚决反对文革的人了。当年毛主席跟我们说，在知识分子中，左派最多不超过10%，我心里还觉得主席是不是估计得太悲观了。但历史证明，还是毛主席正确。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有个很大的弱点，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工人，所以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生的身上。如果我们都能像张春桥那样，与工人们建立更多的联系，那当时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了。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这方面却做得不够。

从1967年年初，毛主席就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大量的解放军参加了地方的支左工作。可是由于解放军各军区的领导与地方的当权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解放军到了地方以后，所支持的是往往都是保守派，真正支持文革造反派的不多。

第二十五章 武汉“七二〇事件”

1、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人开会的时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汉游泳。当时武汉应是天下最乱的地区，所以林彪和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反对主席去武汉。大家建议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里比较安全。但主席说，天下之好水，莫若长江；长江之好水，莫若武汉。大家都知道，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是劝不住的。主席说，这次去武汉让杨成武跟着他去就行了。这时，汪东兴提出，他也要一起去，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问，你办公厅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呢？汪东兴说，办公厅的事，他会安排好的。可主席没有同意由他自己安排，说那就交给本禹吧，戚本禹任中办代主任，并向林彪、总理征询意见。林彪和总理都表示同意，大家就都同意了，随后中央发了通知，任命我为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7月14日凌晨，主席就坐火车出发了。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在当天一早，就乘飞机赶在主席的前面先到了武汉。由于谢富治和陈再道以前都是四方面军的，所以总理又特地把正在西南的谢富治叫去武汉。王力是和谢富治一起到西南去的，由于王力对学生运动有些经验，因此总理就叫王力也和谢富治一起来武汉。跟着谢富治、王力去西南的几个“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战士也同机到了武汉。

上海“一月革命”成功后，各地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各极参与全国各省、市、区的夺权行动。但也激发了“走资派”、以及许多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不理解、不支持的“老干部”，和支持他们的群众的对立与反抗。当时一月“京西宾馆事件”、“二月逆流”和地方的“二月镇反”，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主席此行之前，比较支持上海一月革命模式，推动了包括山东在内的华东等地区问题的解决。而中南地区，最大的问题是武汉“百万雄师”，不但有以工人为主的几十万人的群众组织，还有武汉军区在背后支持；而造反派组织仍被打压。主席此行到武汉，主要不是去畅游长江，而是想继续推广上海模式，解决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不过他在思路上有所调整，不是打算让造反派一统天下，而是希望在避免武斗的情况下实行两派大联合。

主席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看了武汉各派关于文革运动许多材料，做过一番调查研究，对解决武汉问题，主席是有一个方案的。他是希望先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工作，让武汉军区从原来支持保守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然后通过他们再去做“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工作。主席认为两派应该联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百万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武汉地区的“三钢”、“三新”虽然是最早批判湖北省委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力量比较小。所以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

1967年7月14日晚9时，主席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到武汉后，主席找他们两个一起谈过话，一面听取他们汇报西南的情况，一面告诉他们到武汉后，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先听取部队意见，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找两派头头和群众去做工作。但王力与谢富治没有仔细去体会主席的指示，对武汉问题的复杂性，显然缺乏认识，对先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做好陈再道等人的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没有认识。因而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他从主席那里出来就和谢富治先去大学造反派学生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张春桥在上海签字承认工人造反派以后，中央文革只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那里的“赤卫队”搞垮了。所以他以为他在武汉也可以这样把问题解决。

1967年7月15日上午，主席召集陈再道、谢富治、王力、郑维山等汇报情况。下午，总理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武汉军区向总理汇报了造反派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这个会一直开到18日，总理根据他对武汉文革运动的了解，批评了武汉军区，并总结了三条原则性的意见：

一、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二、“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

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以上是根据王力与一些与会者的回忆整理的。关于总理讲话，现在的记录是总理共讲了八点意见。）

7月18日，总理讲了三点意见以后，陪同陈再道等见了主席，随后回京。当晚，谢富治、王力受到总理讲话的鼓舞，又一起去武汉水院（时称“红水院”）“二司”总部与在场学生见面。19日凌晨到水院体育馆，对数千学生、工人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武汉当年空军领导人刘丰亦代表部队表态。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响彻全场。谢、王等人讲话随后在武汉全市反复播放。这引起武汉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的愤慨与不满，他们回到师部，向师部各级领导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传达了总理和谢、王的讲话，开始策划和布置人，准备到东湖宾馆冲击和抓斗王力、谢富治，“给中央文革来个下马威”。

就在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策划惊天动地的抓斗王力行动时，王力却在造反派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声中失去了冷静。在7月19日下午3时，王力在同谢富治一起去参加军区党委师级以上的干部扩大会时，在扩大会上发表了当时绝不应该去讲的许多话。

例如王力竟在扩大会上指责军区这些养尊处优的高级领导，“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的一课，从ABC讲起。”正像一位哲人所说的，就是几何学原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人们的反抗。出席会议的师级干部普遍对王力的讲话反感。可能是同去的谢富治对王力的讲话也觉得过分了，便在王力讲话的中间，退席回宾馆休息了。王力不知情理，仍然滔滔不绝地在批判不已。可以想象，王力这次讲话以后，武汉军区大部分干部，都会支持牛怀龙司令等人策划的去东湖宾馆抓斗王力的错误行动。所以毛主席在“七二〇事件”以后，批评王力说，“不好好作作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乱发表意见，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主席还批评王力对“七二〇事件”中犯错误的干部批评的态度“很凶”。但无论是主席或中央文革都不认为王力是“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武汉军区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方针的反抗。王力的讲话不过是个导火线，没这个讲话，武汉的文革运动照样会爆发大冲突。而且当时，独立师的领导与“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是知道毛主席已到武汉，坐镇处理武汉问题。他们将矛头对准王力，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斗争策略。当时，他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公开叫板与反对毛主席。

但当时王力的公开表态和讲话确是把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激怒了。他们抓住王力为目标，说王力这是在支一派、打一派。说他是欺骗中央，伪造中央指示。当时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仗着自己人数众多，而且已经通过武斗控制了武汉局面，用卡车运来大批人马到东湖宾馆王力的住处来抓斗王力，后来又把他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武斗。在武斗中，王力人被打伤，脚踝被踩得骨折，连胡志明主席送给他的手表和他随身的钱包等均被抢走。接着，他们又在全市组织武装游行，向中央文革示威。应该说，他们中除了独立师的领导和“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毛主席也住在东湖宾馆。后来跟着王力去武汉的有些人说，当时“百万雄师”他们是故意冲着毛主席去的。这种说法对广大群众来说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后来武汉事件的的解决就绝不会那么容易了。这一点，毛主席在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时就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2、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经过

“北航红旗”有个女红卫兵叫尹聚平，她是随王力一起从西南到武汉去的。王力被抓时，她也被抓上车。尹聚平后来说，她当时也穿着军装，又是个女的，年纪比较小，现场的情况又非常乱，没人注意她。所以当车子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停下来的时候，她就悄悄地下车走了。然后她就跑到水利学院，赶紧找到一个电话，向“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等报告说，王力被抓了。

“北航红旗”接到尹聚平打来电话，马上报告中央文革，这时已经是7月20日上午了。那时我们都刚开完会，回去休息了。中央文革办事组是王广宇在值班，他接到北航的电话以后，立即就去找了陈伯达。陈伯达那时也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陈伯达的秘书听说，王力在武汉给保守派的人抓了，赶紧就把陈伯达叫了起来。关锋就住在陈伯达的楼下，于是又把关锋拉起来。他们两个就到十六号楼的文革会议室来商量解决办法。我就住在十六号楼的楼上。王广宇问陈伯达，是不是把戚本禹也叫起来。陈伯达说，不用了，我们来处理。可是王广宇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于是他就上楼来找我了。我是从来不吃安眠药的，他一叫我就起来了，问什事？王广宇说，王力在武汉被人抓起来了。我一听就急了，这不是王力的事情，毛主席也在武汉啊！我赶紧起床跑到办公室。我看到陈伯连和关锋正在起草一封绐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信。他们准备在信中宣布武汉事件为“叛逆”。这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得赶紧去请示江青和总理。

我先直拨西花厅的红机子。总理的值班秘书说，总理已经劳累了两天两夜了，刚服了安眠药睡下。我只好说，事情非常紧急，你一定得叫总理起来，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向他报告。你去找护士，让她给总理准备一些可以恢复神志的药物。

在秘书去叫醒总理的时候，我又给在武汉的汪东兴打了电话。汪东兴就跟我说，情况十分严重，好像还有部队在向这边运动。我说，主席那里的情况怎样？他说，还没有去请示主席，不过我们警卫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能够应付。

这时总理来接电话了。我就说，总理，不得了啦！他们冲击了东湖宾馆，王力、谢富治已经被他们抓了（后来才知道，谢富治并没被抓），现在就怕他们冲击主席那里。我刚跟东兴通了电话，他们警卫都在做准备了。总理一听说，啊？！这怎么得了！我马上过来。

紧接着，我又赶紧去报告江青。江青就住在11号楼，距离16号楼就两百多米，可我还是坐了车过去。到了那里，我先把护士许春明叫起来，让她去叫醒江青，小许说，首长刚吃了药入睡了，我不敢去。我说，你就说，是我让你叫的。有特别重要事情报告，一切由我负责。

江青一听是主席住的东湖宾馆被围，就紧张了。我看得出她心中的焦急。但是她在面上却还是很镇定的样子，她让我把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下，便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他冷静、果断，能处大事。于是我就立刻通知了叶群和总理，让总理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处会合。又通知了康生，康生总是失眠，比较好叫。接着我就叫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上了车，跟着江青的车一起朝人民大会堂直奔而去。

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已经整整齐齐地穿着军装坐在那里看地图。我一看，林彪果然是大将风度。我们把情况一讲，他很平静地说，不要紧，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的。但我们还是做好各种的准备。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

于是，总理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注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败，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总理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承受任何风险。江青在电话里和毛主席说了话，只有在那种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主席离开武汉。主席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

之后，又商量了马上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武汉劝主席马上离开。林彪在把信交给邱会作的时候，说，你人在，这信就要在。接下来又决定了总理立即飞武汉，亲自去安排毛主席离开武汉，直飞上海。

随后，林彪向他的参谋们发出了一个一个的指令，进行军事部署。我听到林彪的参谋不断在向他报告，距离东湖宾馆最近的部队的位置，以及他们到达东湖宾馆需要的时间，等等。

等我们从林彪那里出来的时候，这时，我看到长安街上已经贴满了声讨陈再道的标语了。前后才半天的功夫，大字报和大标语就贴满了整个北京城。有的标语上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没过多少时间，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就上街游行了，他们高喊着口号，“陈再道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没过多久，部队的大标语也贴出来了，“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陈再道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等等。很快，在全国的所有大、中城市也都行动起来了。大字报、大标语、大游行。

当初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造反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不很理解的。碰到了这个事情，我才明白了主席的髙明。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有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你想要搞政变，没有那么容易。你那里还没有把东湖宾馆包围住，全国就行动起来了。陈再道这些人总得有所顾忌的吧。在回来的路上，江青说，我说去找林彪，没错吧。

3、北京举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大会

1967年7月22日上午，江青跟我说：王力在武汉到底讲了些什么话，是不是他把事情弄坏的，咱们还不知道。但不管怎样，武汉“百万雄师”公然反对中央文革，那我们就要明确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在接到王力已被空军部队救出的消息后，江青要我布置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准备去机场迎接谢富治、王力回北京。

我在布置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怀疑是王力乱讲话，捅出了大漏子。我对关锋说，王力闯了这么大的祸，还要我们去欢迎他，不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关锋说，不用分析就知道，他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现在心神不安，七上八下，还不知中央会怎么样处理他呢。

总理和谢富治、王力是分乘两架飞机从武汉回北京的。总理在飞机上听说下面有很多人在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就叫谢富治、王力的飞机在空中转圈，他自己先下了飞机，随后他也一起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去。等王力下了飞机，就坐在了轮椅上，总理和江青站在两边迎接他，一副欢迎英雄归来的样子。我跟关锋说，他还一付挺得意的样子，这个人没救了。关锋劝我说，你别这样，他挨了打，还坚持革命，也算不容易了。要是叫你去，碰上那些蛮不讲理的“熊师”，你怎么办？我说，是，“熊师”也不是仅仅对着王力的。但他去外面也应该谦虚谨慎，讲话也应该请示一下呀，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听到他向文革小组做过一个像样的汇报。

王力回到北京以后，看到中央文革组织那么多人欢迎他，就丢弃了不安情绪，人也活跃起来了。新华社的人要他去讲讲事件的经过，他就给新华社作了一个报告。说那些人怎样打他，他又是怎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还说了这样一个情节，说他听到部队里那些打他的人在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他说他怀疑他们所说的“老头子”是指毛主席。

我问关锋，王力说的是否确实？关锋说，不管确实不确实，他这样说法都不好。按他这个说法，那武汉的部队和群众反对的就不是王力、谢富治，而是毛主席了。这问题可就大了。我说，我认为广大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对毛主席都是拥护的，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反对毛主席。如果他们真的是反对毛主席，也不敢当着王力的面这么说出来的，那不是自我暴露吗？所以，我后来就对王力说，你不要再讲什么他们是反对毛主席了，讲反对你就够了。就是确实讲了，也不能对群众这样说。这不是损害毛主席的威信吗？我还对王力讲，你也别再到处去作报告了。总理、江青去接你，那不是为了树立你当英雄，而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你这样到处去说，把自己说成是英雄了。英雄哪有自己说的，英雄要让别人去讲的。王力倒是很虚心听了我的意见。

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讨论决定，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百万雄师”。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群也参加了，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参加大会。可是，临要开会时，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大会，表个态为好。我说，那当然最好喽。我连忙把林彪要参加大会的事向在上海的毛主席作了汇报。过了一会儿，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说主席要他也上天安门参加大会。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连杨成武也要上。他说，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名单上，要有他们的名字。汪东兴、杨成武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登上天安门的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参加了声讨大会。这意义不一般。

在7月25日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万人。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

在这次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了“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口号。本来在“五一六通知”里，就已经有毛主席亲自增加进去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了。所以，我对这个口号也不是太在意。可没想到，正是这个错误口号首先导致了王力、关锋的倒台，当然他们的倒台还有原因。

大会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去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附近去游行、示威喊口号。后来，在秦城审判我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是我指挥人干的。其实我确实没有主动指挥去干这件事，江青也没有绐过我这个任务。这件事我又确实知道并支持过，虽然它确实不是我指挥的。那天开完大会后，是叶群拉着我到文革办事组，指挥着让“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叫人去的。当时是叶群具体告诉我们叫红卫兵去那里那里的。叶群当时在文革办事组里这么指挥人做这件事，我在旁边当时也只能配合着她，而江青当时也在场。现在叶群已经死了，他们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我也只能认了。反正事情都过去许多年了，我觉得更多地辩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4、批斗陈再道

总理回到北京后，经常同在上海的主席商量，怎么处理陈再道？总理说，是否宣布他们是叛逆。主席不同意，说，不要这样说。我看他们并没有下决心来反对我。他们要是真的下决心反对我，调几个师把东湖宾馆围起来，我们就出不来了。

7月23号中央打电报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北京开会，讨论他们的问题。24号凌晨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一行数人抵达北京，总理把他们安排在京西宾馆。

陈再道他们一住进京西宾馆，首都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起码有两、三万人，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件事倒跟我有关系，是我让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动员了不少人去参与了包围。当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都对陈再道感到非常愤怒，所以我跟他们一说，陈再道就住往京西宾馆。文艺组的金敬迈就说，我们去造他反去！他把文艺组、各个艺术学校和样板剧团统统带上。金敬迈动员的人至少在万人以上。还有上万人都是穿着军装的，那是叶群劲员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工厂、学校的，那是群众自发去的。

这几万人先是喊喊口号，后来就冲进大楼了，他们要去抓陈再道。按照总理的意思，陈再道是中央把他请到北京来开会的，不能抓他们。而且既然请他来了，就不应该再去包围人家。你把他包围起来，这就好像是事先设了个圈套让人家来钻，那是中央失信了，这个不好。况且，这么多人冲进去，陈再道真要被抓走了，搞不好就会把他打死。所以，总理命令傅崇碧去想办法保护陈再道。傅崇碧让警卫战士把陈再道等人放到一部电梯里，然后把电梯停在两个层楼的中间，这样上下都够不着了。

傅崇碧很聪明，他一看群众中有好几个他认识的样板剧团的演员，“老三军”的代表，就报告总理说这事跟戚本禹和叶群有关。总理就把我找去了，问，是不是你动员人去揪陈再道的？看到总理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就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给文艺组的人透露了一点消息。总理就说，你马上让他们走！这怎么行啊？我们中央让人家来开会，你弄了那么多的群众来包围，万一群众激动起来，把他打伤了、打死了，我们怎么跟毛主席交待？！我一听，也觉得紧张了，就赶紧通知金敬迈，让他赶紧把人撤走。接着，总理又叫叶群撤人。

在开会时，总理又拿这事批评我和叶群，说，怎么不经过中央同意，你们就找人去包围京西宾馆？我知道错了，就当众给总理再次认错。可叶群不高兴了，她顶总理说，他们在武汉把毛主席都包围了，我们去包围他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表示我们的忠心嘛！总理说，你表示忠心当然可以，但也不能不经过中央同意，就冲进去抓人，要真出了事，我怎么跟主席交待？叶群说，我们也没真抓他，我们只游行示威，吓唬吓唬他也不可以吗？总理说，示威可以，但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吗？叶群说，我们不进去抓人，就叫人在门口走走，喊喊口号，这总可以吧？他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我们喊几句口号还不行吗？

老实说，也只有叶群敢顶总理，我是不敢顶总理的，我要是顶总理，那江青就会找我了。由于叶群的坚持，总理就说，那你们就去喊喊口号吧，但不准冲进宾馆，不准抓人。总理还说，到时候，他们去示威，你们中央文革的人也都一起去看看，免得出事，万一有什么事，你们要负责的。那天晚上，叶群就又组织人在京西宾馆门前举行了游行示威。江青、陈伯达陪着叶群坐往车里到京西宾馆的边上去看了。晚上的游行，队伍就很有秩序了，不像上午那样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是沿着宾馆门前的路走走，喊喊口号。不料，江青、叶群他们坐在车里，被游行的群众认出来了，车被群众围了起来。这时我急忙下车去找傅崇碧，让他派人来指挥疏散群众，为她们解了围。她们回到钓鱼台以后都埋怨总理，说是上了总理的当，他叫我们去看看，结果差点就出不来啦！

接着是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八大军区的司令，除了许世友，其他的都来了。当时许世友还在华东，他要负责主席的安全。陈再道在京西宾馆的房间门口有战士看守，但也算不上是软禁，他有自由，可以和来参加开会的韩先楚等人聊天。

在批判会上，陈再道极力否认是他指挥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去包围东湖宾馆的。他说他只是对王力有意见，但绝对不会去反对毛主席。他说，我们保卫毛主席还来不及呢，哪敢去反对毛主席？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对毛主席，那老百姓还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我看陈再道讲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挺诚恳的。我相信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毛主席，更不敢去加害毛主席。但是，他真的没有通过包围王力给毛主席施压的意图？我就不相信了。还是主席讲的，他只是还没“下决心”。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队的批斗大会，这个会不是很文明，甚至比地方还不文明。在会上的发言，也是一个嗓门提得比一个高的，骂人的声音很大，而且粗话不断。我看江青坐在那里都听不下去了。吴法宪还上去揪住陈再道的耳朵，打了他两个耳光。在休会时候，我还看见吴法宪叫服务员让陈再道在边上罚站，又去摘棹了他军帽和衣服上的帽徽和领章。但并没有后来所谓的纪实文学中所描写的拳打脚踢的场面，那全是瞎编的。

不过，陈再道在他的检讨中却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他心底里是非常痛恨造反派的。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平平安安的。可造反派一起来就全乱了。所以，他真是想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听了陈再道说的话，我当时就想，怎么共产党的干部当了权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呢。主席在一开始的时侯，对“七二〇事件”的性质也没有弄清楚。到了上海以后才弄清了一些情况。后来主席在写给武汉军区的信里，还是称陈再道为同志。总理看到主席的电报以后，立刻就下令撤除了看守陈再道的士兵。陈再道就住进有大客厅的套间，待遇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了。“七二〇事件”以后，主席很关心部队对这件事情的反映，他让我们去了解。我布置了文革快报组的记者到各地的部队去收集情况。下去了解情况的记者很快就有报告上来，说部队里有一些人对这件事情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听到福州军区有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公开说，这下好了，中央文革有热闹好看了。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给了毛主席。

第二十六章关锋和王力

1、《红旗》杂志1967年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给武汉军区的指战员写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锴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时，主席跟总理说，“武汉的问题，应当作为内部错误来处理，因为陈再道并没有下决心反对中央，否则我们就出不来了。”

但主席的这些指示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进行认真讨论。所以陈伯达、王力、关锋，还有林杰参加，在为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所写的《红旗》杂志社论中，非但没有很好地宣传毛主席对“七二〇事件”所作的上述指示，反而在文章中号召全国人民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同一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员的文章则更厉害，它的题目就是“向人民的主耍敌人开火”。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了。

当时的《红旗》杂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对全国运动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指导运动方向的。所以按照规定，重要的社论都是必须经过中央的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因此像这样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就擅自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改变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的指向，确实是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严重错误。社论发表之后，已经有一些地方的群众是这么理解的了，许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提出要搞第二次大串联，要第二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起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士兵们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的对立面也会拿起枪来，那不等于号召武装斗争吗？如果再有几个军区出现类似“七二〇事件”这样的事件，那全国局面就乱了。

2、王力的“八七讲话”

从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有许多干部，还有外交口院校的许多学生，起来造外交部长陈毅的反。但总理是极力保护陈毅的，主席其实也是保他的。而陈毅的个性很强，有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里，种种原因使他同下面造反的群众的对立情绪亦愈益激烈。

“二月逆流”以后，陈毅在党内受到了批评，外交部造反派就提出要斗争陈毅，打倒陈毅。总理曾叫我和陈伯达到外交部接见一下造反派，告诉他们外交无小事，不能因为造反而影向部里的正常事务。告诉造反派，可以给陈毅提意见，但要支持陈毅的工作。

4月底，姚登山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一次会议上姚登山问我，陈毅要不要保？我说：保不保，是要由中央决定。群众批判陈毅是可以的，大方向是对的。现在陈毅是应该给学生做个检讨，以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

在8月初，姚文元从上海打电话给我，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外宾时说的话，毛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嘛，打倒一下也没什么，打倒了还可以再保的嘛。”当时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话写成了文件，给总理及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过。总理指示，要我和关锋根据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外交部给他们讲了次话。往我们的讲话中都是按照主席的意思来讲的。但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听了我的讲话以后，并不满意。因为到底陈毅可不可以打倒，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王力从武汉回来以后，是被当作英雄看待的，可他自己却不知道其实他在武汉是有错的，主席已经对他不满意了。他听说外交部的两派对我和关锋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告奋勇地在8月7日那天，把外交部的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找到钓鱼台来和他们谈话，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为“王八七讲话”。他的讲话被姚登山他们记录了下来，回去就把它在红卫兵的小报上登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句有问题的话就是：外交工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嘛。

本来总理已经代表中央作了宣布，中央各部委的权力是属于中央的，红卫兵可以参与监督，但业务权不能夺。所以，王力的讲话就出格了。但是后来在申辩中，王力说他并没有讲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

1967年8月22日，离王力“八七讲话”才两周时间，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为抗议港英当局压制香港爱国新闻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时周总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签批发了一个“对英国政府的48小时最后通牒”。8月22日是最后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没有答复。于是，造反派冲进了英国代办处，还放火烧办公楼（被救）。这件严重的外交事件有清华“414”这一派红卫兵的参与。清华“414”是清华大学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对立面。但中央从总理到江青，当时未加区分地认为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挥的。其实，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总理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与他签发“最后通牒”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

这件事情发生后，总理就写了封信，通过杨成武带给了在上海的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王力的“八七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群众“包围中南海”的情况。毛主席看了总理送去的材料，很快就作出了认真纠正运动中错误倾向的指示。

3、王力、关锋受审查

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马上向总理、江青传达了主席的指示。

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的人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没有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了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

随后江青对我说，你去叫王力、关锋来开会。我让秘书去15楼通知关锋过来开会。我自己跑到16号楼的楼上去接王力下来。王力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轮椅推着他到了楼梯口，然后挽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会议室。

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陈伯达见到问题严重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便说这两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最后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并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还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去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胡涂的，忘了。

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贲任。

接着又讨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在会上否认他说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总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传达纪录和红卫兵的小报都调来，有的材料上面有这话。虽然也可能是记录的夸大记忆，但毕竟是已经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总理、江青叫我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钓鱼台2号楼进行隔离审查。当时钓鱼台2号楼是空着的，我就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了那里。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把王力和关锋安排好之后，又回到了会议室，向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和他们两人表示愿意认真检讨错误的态度。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着他们，关心一下。随后总理就离开了会议室。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感等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流了泪。

4、毛主席在我检讨书上写的批示

杨成武回到北京的那天，在他向江青传达主席指示的时候，我也在边上。会后杨成武跟我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杨成武对我说，主席向我问起你了，说，戚本禹近来表现如何？我当时给你说了好话，我说戚本禹是忠于主席的，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讲了你写的文章，战斗性很强，作用很大。主席说，你在年轻人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说你跟王力他们是不一样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秘书都在场，而且这次会面也记入了我的工作日志。但我从秦城出来后，看到杨成武对采访他的人说，主席那时就说，戚本禹是坏人。我想如果主席真说了这话，那杨成武当时就不敢到我办公室来说那番话的。实际上主席对王力、关锋究竟是怎么说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徐业夫告诉我的是，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为此我出狱后还给杨成武写过封信，问他主席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他当时说的与后来同记者说的不一致？他一直没有回复我。

那时，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

在王、关被隔离后不久，总理跟我说，你应该给主席写个检讨了。江青也让我写，于是我就写了封信给主席。我在信里面说到，这次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没有察觉出来。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没过几天，徐业夫就从上海给我带回了毛主席在我信上作的批示：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九月七日”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

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

我问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给王力和关锋看。江青说，你拿去绐他们看好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不合适，是否叫个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说，让春桥陪你一起去吧。于是我就和张春桥一起去了。王力、关锋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兴。

自从王、关被隔离，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我很少出去，有些会议我也不去参加，省得别人有想法。这时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并下石。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

1967年的国庆前，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分工：张春桥起草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起草国庆社论；我负责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

我因为参加过《毛选》的校对工作，对主席的语言风格比较熟悉，所以我把各地整理出来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作了汇总。我发现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要实行革命“大联合”，也就是各派都要参加掌权，而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思想上的大转变。我想，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主席看了我整理的东西是满意的，在我送上去的整理稿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多少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在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述了毛主席的“要斗私批修”这句话。可是在最初的稿子上写的是，“要批修斗私”。我提了个建议，革命总是先内而后外的，而且从逻辑上讲，总要先把自己的私心去掉了，才好去批修。所以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春桥觉得有道理，主席和林彪也说好。于是就把“批修斗私”改为了“斗私批修”。

5、关于王力的《反思录》

康生在王力受审查的时候，曾提出过王力有一个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王力解释说，那是他在东北军工作的时候，受地下党组织的指派而参加的。王力还说，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谷牧。后来谷牧专门写了个证明材料，说有这事，当初是组织上为了工作需要，叫他加人国民党的。这件事使我对谷牧的印象很好，尽管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大家的意见不同，但他没有在王力倒霉的时候端上一脚。

江青原来对王力并不熟悉。他是在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康生把他从北京带到上海时才与江青认识的。王力为人爽朗，处事灵活，口才特好，但是说话常有水份，所以江青不太适应他，说他像三国的马谡，“言过其实”。一次，江青还悄悄对我说，你别看王力那么慷慨激昂，将来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是出现挫折，他也许不如关锋呢！关锋有点倔劲，不容易屈服。唉，江青看人有时也挺有眼光的。

我在1986年从秦城出狱后，在王力的《反思录》出版后不久看到了这本书。本来，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顾，对一些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这是最起码的。

可是我在王力的《反思录》中，却看到他不少罔顾历史事实，刻意去迎合邓小平之需要的地方。

譬如，王力在《反思录》中有一章，专门是说毛主席1967年7在武汉曾单独找他谈话，说什么如果林彪身体不好，他还是想用邓小平的。接下来又说了些主席赞扬邓小平的话。

毛主席那时确实说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别开来的。但是关系到接班人这样的敏感话题，主席怎么可能在那种时候，去随便给一个他并不太熟的人说呢？如果当时这话传到林彪的耳朵里去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主席还是信任和倚重林彪的。再者，就我所知，那时，除了江青、康生之外，主席很少单独召见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有时单独去见主席，那是因为中央秘书局的工作需要。只是后来在上海的时候，主席曾单独召见过张春桥、姚文元。但主席从未单独召见过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央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主席真的跟王力说了什么重要话，那王力应当马上把主席的讲话向中央常委汇报，而且不允许私底下去跟别人说。王力在中央工作时间不短，他应该很懂得这些纪律的。

但是，王力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编造出这些东西，一开始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听人说，邓小平在1978年重新上台后，曾派邓力群去秦城跟王力谈了两次话。邓力群告诉王力，邓小平说了，现在就是要重用像王力这样的人。现在需要他这样的知情人出来说话。我想，王力的这些东西应该就是这么出来的。

可是后来邓小平并没有重用王力。我所知道的原因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来揭发王力，这人把一些情况告诉了邓小平，说当年揭发、批判邓小平，王力是最起劲的一个。而且王力在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的时侯，有时不叫邓小平的名字，而是以“矮子”为代称。

此外，陈云是坚持要开除王力党籍的。所以，尽管王力大讲邓、陈的好话，可结果还是被人家“双开”了，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他在《反思录》里自诩“留得清白在人间”，其实是越留越不清白。

王力对陈云对他的落井下石很不满意。他在反思录中上说道，陈云是很有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王力在反思录里还说，中央的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又说文革时的社论大部分也是他起草的，这些都是夸张之辞。事实上，在中央文革小组各路英雄好汉中，王力是比较缺乏思想的。王力的长处是记录速度快，当时都称他“王快笔”。大家在一起讨论文章时，一般都是王力记录，这样一来，留存下来的文稿很多都是王力的笔迹。王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口才好，别人提出的观点，叫他去讲，他能转述得比你讲的都好。但你要他自己提出一些新思想来，那就很难。

王力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也是他总结出来的，这夸张得太离谱了。在这件事情上，关锋、张春桥、姚文元的贡献比他大得多。

6、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完整表述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献》——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问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

在起草的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些我的想法。

记得当时有一本书，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的，叫《新阶级》。它里面写到，在社会主义草命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掌控了国家的一切资源，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我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相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批判吉拉斯是修正主义呢？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

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我看到陈伯达、姚文元把毛主席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致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排印了出来给主席。主席看了并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1967年11月6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公开发表，在国际、国内影响巨大。这篇文章同5月份纪念“五一六通知”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及国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茧命胜利万岁》，是文化大革命中论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经毛主席批阅、修改。毛主席指示，在论述继续革命思想时，不仅要引用他的话，还要多引列宁的话，要紧紧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关锋等积极执行主席指示，一再地引述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地、经常不断的、普遍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江青说，王力、关锋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关锋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总结“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上所作的贡献，不应该否定。

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髙。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往、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不过也难，江青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没有生产斗争的经验，政治上也经验不足。另外，在性格上她不大善于与人求同存异，这就不容易团结同志。

可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近来阎长贵又写了些关于江青的文章，较前要客观真实些了。

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鹰，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

7、关锋对王力的批判

关锋和王力在文革中的关系非常好，很多亊情他们都是一起商量配合着去做的。我因为忙于处理小组的日常事务和中央秘书局的工作，所以我和他们往一起的时间不像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我对关锋一直都很尊重，但对王力是有看法的。但关锋总是劝我不要对他太存偏见。

1986年我从秦城出狱后，就想方设法去找了关锋。而关锋和他的夫人周英也到处在打听我的消息，想跟我见面。我和关锋见面后，他就告诉我，王力投靠邓小平了，跟着邓小平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关锋说，王力还想把他也拉过去，被他拒绝了。我那时知道王力也在到处打听我，要和我见面。听了关锋的话，我没与他见面。后来王力来到上海，又托人来跟我说，想跟我见面，我也婉谢了。

1995年的4月24日，关锋从北京写信告诉我，据说王力卖了收藏的文物，在京郊买了两座住宅、高级轿车，自费雇佣司机、厨师、打字员、保姆服务人员等多名。我无法查实也无兴趣证实这事，一笑了之。

2002年6月23日，关锋写信给我说：“王力的两本厚厚的《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么对付？您什么时候来京，看过细商。”

关锋在《王力反思录》上划出了很多地方，准备予以批驳。可惜他因身染重病，写下的文字不多，终于没能如愿。关于关锋写给我的上述信中的内容，我往《回忆录》后面部分照录我们来往的部分信件中，还可更加完整地看到。

第二十七章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1、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

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偶尔也会在“游泳池”开会，但冬天在那里就比较冷。主席好像特别耐寒，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还觉得冷，他却一直不让开暖气。

如果主席不参加会议，那会议一般就在怀仁堂举行，通常由总理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和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林彪那里基本上都是叶群来的，军队由杨成武参加，谢富治基本每次开会都来参加。

这在当时就是最高的中央决策会议了。像批斗张霖之、从四川带回彭徳怀这些事，都要由这个会议来讨论决定与通过。有些事还得经过主席的批准才好去执行。

就我所知，那时除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外，只有总理可以不用通报就去主席那里。其他人，包括陈伯达在内，要见主席，都需事先通报主席，并得到同意。以前刘少奇是可以不经通报就去主席那里的，但是现在不可以了。包括中央开会，如果没有得到通知，他也不能参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是由总理来主持，陶铸协助总理。

“二月逆流”以后，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等人，除了工作需要就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后来总理就把这个会议从怀仁堂搬到钓鱼台的16号楼来开。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还是由总理决定，总理把名单给我，由我交文革办事组去通知，这个会议后来被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其实，这两个叫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参加的人有了变化，原来国务院的几个领导，总理不让他们来参加了。这个时候毛主席亲自指定粟裕来参加中央碰头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叶剑英一般也不来参加会议了。

凡是有总理来参加的会，会议都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都会事先把要讨论的问题写往一张纸条上，然后一条一条地进行讨论。从1967年2月以后，连国务院的很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来讨论解决。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总理就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员。

除了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会议之外，中央文革小组自己也经常开会，除了有重大事情需要专门开会讨论之外，一般日常的事情并不规定开会的时间，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但经常到会议室来碰头，先到的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了。有重大事情则必须请陈伯达、康生、江青到会。

在开始的时候，大多由陈伯达主持会议，但他的口音很难听懂，讲话又常常不得要领，所以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下面开小会。而当江青主持会议的时候，那大家都会认真地听，认真地讨论，。下面没有开小会的。那时，小组的人（包括我）都有点欺负“老夫子”。

2、总理与江青

周总理和江青，他们两个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有时也有意见分歧，比如那时有“临时工”、“外包工”起来造反，这些人的生活处境困雏，而且也确实因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江青听了他们的诉说，看了他们的材料，难过得哭了。江青有个优点，她对普通的工农群众都很爱护，对他们很有感情。她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他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用度上的缺口，说暂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总理和江青的关系有点像是兄妹一样。江青经常会绐总理说好话，要总理帮她出主意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江青经常跟我说，你跟他们（指王、关等人）讲啊，不准反总理，这是大局。总理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话去跟王力、关锋说了。

关锋对总理确实很有意见。他说，总理和那些走资派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常常会表现得忽左忽右。当群众批判某个人的时候，他通常会保他，这就右了；可是当他知道主席也对这个人有看法的时侯，总理就会很快转过来，批判起来比别人更起劲，上纲上得很髙，这就左了。王力对总理的态度则是多面的。当着总理的面，他一般都是恭恭敬敬的；可在背后，他又同意关锋对总理的看法。王力说，外交部的那些主要领导像陈毅、姬鹏飞等，都是总理在保证他们。可是那些人接受西方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就转变不过来。他认为，除了乔冠华还可以争取，像姬鹏飞这些人都不堪重用。文革失败后外交战线种种错误，包括姬鹏飞儿子的背叛祖国，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有时，江青也会当着面说总理，说总理啊，人家都说你是“老保”，原来你真是个老保啊。总理听了，也就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事实上，在当时中央高层的领导中，也只有总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么可能去反对总理呢？至于我被审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狱后曾托人去问了毛远新，那个江青批“周公”是怎么回事？毛远新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从来没有反过总理，也没有说过批“周公”是批总理。

总理也是不反对江青的，还处处维护她。可总理底下却有不少人是反对江青的。虽然并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但这也常使得总理感到为难，因为这些人跟总理的关系都是非常深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有点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有时也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她写给我的条子，就会尽量按江青指示想法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总理太累了，现在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们听了再向总理汇报。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

有一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我，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但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还是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从这个话，我才明白总理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并不象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

3、“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1967年春的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钓鱼台找中央文革，说她有件非常大的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概不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也不知道是什么事？看来挺大，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就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我和关锋一起与她见面后，周荣鑫女儿把天津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而登载了伍豪叛党启事，她说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我们虽然对此事不甚了解，但当我们看了启事全文，无根无据，文笔粗劣，哪像是总理写的启事。我们水平再低，毕竟也参加过一些对敌斗争，所以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吗？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这是组织原则。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说，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

邓小平他们要审判江青的时候，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向我问过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对他们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她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那是敌人造谣。那些人还要我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我都如实地写了，可是我写的材料他们却不敢在“法庭”上公示。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当即做了个会议记录，让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然后就驱车去公安部。我见了谢富治，向他传达了总理、江青讲话并转交了我作的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比较好。于是他就陪我去审讯室。我对这几个学生训了话，态度很严厉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部长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他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们现在就是奉总理的命令释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张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

4、周总理和我

我1950年进中南海工作后就认识了总理。但只是在文革的时候，才和总理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触。总理对我一直都很好。总理也很喜欢看书，可是他没时间看书。中央开会时，有时总理早到，他经常会对我说，“本禹，你过来，给我讲讲你最近看什么书？”我告诉他我看的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传记类书《潘恩传》等。他说，那你给我说说。这样我有幸做过几次他的读书秘书。我特别记得，1967年我看了南斯拉夫吉拉斯写的《论新阶级》。作者当时是挨批判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里出现了新阶级——特权阶级。我对总理说，这个特权阶级思想跟毛主席的看法差不多啊。总理说，你别瞎说，这那能跟毛主席思想比啊！有时我看了一些古书也给总理讲，总理很愿意听。比如，江青有一次跟我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要我善于观察人的眼睛。我联系古文上的“其心正，则眸子瞭焉，其心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说的，意思是，看人看他的眼晴就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总理说：“你把那个话帮我记下来。”总理随身带着小纸条，我就给他在小纸条上记了下来。总理把我写的放在他随身的文件夹里，保存起来了。

在“二月逆流”发生之后，总理手下的人手少了，总理常叫我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煤矿的问题是我去帮助解决的。那时工人起来造反以后，煤矿减产。我就去了京西煤矿跟工人们一起下到了矿井底下，我给工人讲道理，我们不能只搞革命不抓生产。我说，北京市民冬天都要靠这个煤生活，如果再不把生产搞上去，北京的锅炉都要停了。工人们都热爱毛主席，我就说，毛主席屋子里都是冷的。于是工人就喊起了口号，要大家都去上班，谁不上班，就斗争他。很快，生产就上去了。当时著名军旅作家魏巍也在这个煤矿体验生活，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也帮我动员工人。我把这个经验带到煤炭部去，他们作了推广。其实工人们都很懂道理，要他们上班，甚至加班并不是很难的。只要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否则，光讲白猫、黑猫的，甚至是吓唬他们，不上班不给工资，他们也不会接受。铁路出现紧张，我建议总理，从空军调来一个三级部长王素去管铁路。吴法宪说，王素级别低，他说要调一个最好的一级部长过来。我说不要，就要这个三级的。因为官太大了，架子也大，做不了什么具体事情。那个王素就很厉害，他很快就把铁路的问题解决了。直到我被打倒后，总理还一直在用这个人。王素是文革初期，从空军调来做我的助手的。他既忠于革命又有头脑。后来，王素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从来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多年来一直怀念我。

有一次，总理问我，外交部你认识的人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我向他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几个人。钱其琛，他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的小领导，很聪明，又能干；李道豫，他是我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的战友，等等。总理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了他的本子上。哪知道我介绍的人中有人后来官做大了，听说也变成了特权阶级。据有的人说他的儿子靠他发了大财；又据说还出了一本书说这个人是中国外交之父，受到了外交部老同志们的批判。我无法核实，但如果真是这样，又说明一个共产党人保持晚节太重要了。我希望他不是传说中那样的人。

可是在我被关进秦城之后，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却把我说得很坏。按他的说法，把我枪毙几次都不够。可是他说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连后来审查我的专案组都没采纳。也不知道他那个讲话是谁帮他整理的。特别可笑的是，总理在大会上说，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坏，等等。我当时尚没有两个儿子，只有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一个刚入学，才一年级。中办秘书局的人听到这个传达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声。

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在江青认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时候，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第二十八章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

1、陈伯达和康生

陈伯达与康生的关系一直不大好，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很深，而且总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一起去上海听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的时候，从主席那里出来住进锦江饭店。陈伯达说，这次我还是住上次住的那个楼层，上次来时，康生就住在我楼上。我说，这次康生没来啊。陈伯达说，上次康生就住在我的上面，整天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这是陈伯达向我们公开表达他对康生的不满。这也不能全怪陈伯达，因为康生经常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陈伯达难堪，陈伯达的口才远不及康生，经常吃亏。

文革中，中央党校有人贴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就怀疑是陈伯达在背后指使的。北大有人贴了陈伯达的大字报，陈伯达也怀疑是康生和聂元梓搞的。其实我去看了都不是，是群众自发搞的。那个在中央党校写康生大字报的，是关锋的一个好朋友，姓李，他那时就反对康生。但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陈伯达搞的，也不是关锋叫他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要打倒关锋的时候了，而康生是保关锋的，关锋不可能叫人去贴康生的大字报。

打倒王力、关锋时，陈伯达表现得最积极。因为平时我们三个人常常一起揶揄他，我们为什么要揶揄陈伯达呢？因为他老是摇摇摆摆，一天到晚说些丧气话。他老给我们说，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得罪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得了，将来很多责任都是要由我们来承担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更有政治经验，他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到最后就会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跟他说，你干啥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跟着毛主席革命，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就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得失败。他毕竟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可当时我们对他很反感。

毛主席对陈伯达看得很透。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里跑。康生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跟着毛主席会得罪什么人的这种事。康生比陈伯达坚定。后来有人说，康生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这很可能是夸大的误传。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康生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给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时有人揭发江、张，康生在清醒时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陈伯达原先对我还是挺好的，他把我从中南海后楼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社，一下子就叫我当历史组的组长。这是越级提拔。邓力群对我说，老夫子从来没这样提拔过人，你是个例外的例外呀！；

但是后来我同陈伯达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在刘少奇搞资反路线的时候，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讲了一些反对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的话。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轻工学院是薄一波管的。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薄一波他们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当我向江青汇报的时候，江青却说我说得还不够。我说，可陈伯达叫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回到北京，就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当时陈伯达就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其实，我那时只是如实地汇报，并没有故意去说他的坏话。不过，从这以后，我总觉得陈伯达老是怕这怕那，患得患失的，互相间的疙瘩就多起来了。

尽管陈伯达是组长，又是公开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理论权威，但实际上他的威信并不很高。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出什么事情，就往下面推。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亏，我自己也有多次的经验。

有一次，陈伯达和他的夫人吵架。他夫人说，我把你在背后说毛主席的坏话全都写信给中央。陈伯达一听急了，他马上来找我，因为我是管群众来信的。我说，你最好叫她不要写。夫妇共命运，你向她讲明道理，说不通，我替你去说。否则，她的信只要一到信访办公室，那都是要登记的，再拿出来就难了。那真是“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其实，我这也是故意吓唬他的。后来他听了我的话，和他夫人缓和了关系，他夫人也没有写信。

陈伯达在理论上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体系。不像康生，康生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成体系的，讲起来是一套套的。康生的口才也好，临机反映也很快，但他的处事能力不如总理，思想方法片面，决定问题不够谨慎，甚至对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好研究就根据几点未经核实的材料轻率作决定，所以他办的案子常有水份，冤案也不少。

有一次我和陈伯达在主席那儿开会，说到现在有些人参加会议，大会小会都不讲话。主席就说，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吗？息夫人是息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的绝代美人，嫁给了国君，后来息国被晋国所灭，息国国君被杀。息夫人没自杀，也没殉葬。因为她太美了，晋国的国君就把她收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愿意怎么就怎么，她温顺地伺候晋国国君，但就是不讲话。晋国国君也允许她不讲话。这个时候，陈伯达插话说，息夫人是嫁给晋献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儿子。这事有点新鲜了。主席说，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呢，陈伯达真是个历史学家。陈伯达听了很得意。

回来以后，我觉得，公子重耳的母亲是息夫人？这么大的事，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说呢？于是我就去查书，可不知翻了多少书，都没查到有这事。这事整整耗了我一个晚上时间，但我基本上也肯定这是没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陈伯达见面时就说，老夫子，你说的那个息夫人是晋文公母亲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资料都没查到。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陈伯达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就叫他的秘书去找《史记》、《左传》等书。书拿来以后，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我说，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传了，都没有。他相信了，说，哎哟，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别着急，你马上给主席写个说明。他说，对。那你给我写一个吧。我说，这不行，这个必须是你的亲笔。他说，你写，写完我来抄。我就给他写了：主席，咋天开会我曾说，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亲。回来我核对了许多书都没有查到，这件事怕是我记忆失误了。干扰了主席。陈伯达抄完就赶紧给主席送了过去。主席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事。

陈伯达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陶铸的事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他想不通。他来跟我说，我都不想活了，主席骂我骂得那么凶！我说，你可不能自杀，那是叛党啊。他说，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杀的，也没人说他叛党。我看他认真了，就劝他，主席骂你，那是对你抱有希望，是为你好，他对你不好就不这么骂了呢！你看他后来骂过田家英吗？他琢磨了半天，说，是啊，主席倒没骂过田家英呢。

我后来想，陈伯达有时在一些问题上确实是有点投机心理，但他只是在共产党内的这一派和那一派中间搞投机，是党内投机。而并不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搞投机。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到了中央文革的团结。尽管这主要是康生和江青的事，但我的责任也很大。对此我也是应该反省的。

陈伯达平时的生活比较奢侈。他嘴上也讲为人民，还专门写了幅字送给我，但社会主义关不容易过。要过社会主义的关，那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凌驾于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否则就不要侈谈什么“为人民”。

田家英到处收购清人字画和其他古董。浙江省文物商店有一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对联，他看了喜欢，就硬要人家卖给他。人家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非卖品，不能卖。田家英不依，硬是要买。人家没有办法，就请示浙江省委，结果上面说，那你们就让他写个借条，允许他先借去看看吧。这一借，哪还有还啊。田家英死后，这对联都在他家属的手里。人家拿着田家英的借条去要，不知他的家属还人家没有？据说现在这副对联的价值上亿。当时陈伯达知道了这件事，也去向浙江文物商店借文物，说田家英能借，为什么我不能借。人家只好找了另一件邓石如的作品“借”给他。所以说他们两个都没过好社会主义关。

然而这种事情康生就没有。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2、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当过柯老（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在1957年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受到主席的重视。可是，对他的文章，陈伯达和田家英都很反感。田家英他们就去查所谓狄克的事件来中伤他，说他是反鲁迅的。那个时候，谁反鲁迅，谁就不是好人。所以春桥在北京不怎么受欢迎。对此，张春桥有点气愤。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春桥和我算是比较交心的。在他去上海处理工人造反运动的时候，他和我的联系特别多。但是春桥和王力、关锋的关系不是太好，我曾试图调解过他们的关系，但他们之间总有点相互看不起。就我所知，春桥和姚文元开始也很生疏，但他们两个之间投缘，后来的关系就很好了。

姚文元这个人非常穏重，不到十分把握的时候，该他讲的话他都不讲。

姚文元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下功夫研究过鲁迅。他写过一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的书。书中引述鲁迅说，他自己的许多文字“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姚文元的许多文章，包括正确的和有缺点的，大体也是“遵命文学”，他所遵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比我晚出狱，出狱之后他仍然没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儿来看我。我请她代我去向她父亲问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抓我？不久，他女儿来跟我说，她父亲很真诚地跟她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的女儿还跟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他们向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发起进攻，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一次毛主席与姚文元谈话时，对姚文元说，清朝末年，章太炎与那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因为“苏报案”被关押、审判。章太炎在监狱里给年方二十岁的邹容写了一首互相勉励的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斡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念完之后，毛主席还拍着姚文元的手说，我们现在亦是“临命须掺手”了。但我们要努力奋争，扭转乾坤。

听了姚文元女儿的转述，我感慨万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连毛主席都做好了“临命须掺手”的思想准备了啊！

2005年姚文元去世后，他女儿常来看我。她把他父亲生前的亲笔手迹拿给我看。我对她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物，你们要好好保存，作为纪念。后来，我只要了姚文元同志亲笔书写的一份读书笔记的复印件，和他亲笔写给他女儿们的一封短信的原件。

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来看，他的读书学习是非常刻苦认真的。怪不得毛主席生前把他的读书计划批转给了大家去看。

3、尹达

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三封信。

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1966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这段话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中均被删掉了。

可是在文革初期，尹达在历史所里却也执行了刘少奇搞的资反路线，整了不少人。所以历史所里的人对他反得很厉害。加上他又与陈伯达有矛盾。文革开始后不久，历史学界批判侯外庐，陈伯达就乘机也发动了对尹达的批判。我和关锋几次去历史所为他说好话，但也没有用。他后来就不来钓鱼台上班了，自动退出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但中央并没有发文撤销他的文革成员。

4、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

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三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穆欣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多年了，但他在《光明日报》很不得人心。他总是把《光明日报》的同志当下人来使唤，他的夫人张卉中更是《光明日报》的一霸，欺压群众。报社的群众说，有张卉中在，《光明日报》全社都不得安宁。文革开始后，她在报社的日子不好过，我们把她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上班，但实际上文艺组也不用她。

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报》社里积极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群众对他强烈不满。穆欣的水平也有限，《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哪个都比他水平高。我看过他们的一个副总编辑改过的东西。我一看就说：“你这个副总编辑不错嘛。”他说：“是。但整天给我捣乱就是这个人。”我心想：“你自己的水平没有人家高，还说人家给你捣乱！”。1967年1月，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去《光明日报》社造反，把穆欣从中央文革揪回了《光明日报》社批判。1967年3月我和关锋还是去《光明日报》讲话，保过他。慢慢地我发现他这个人有问题，谁上台，他就捧谁；谁落难，他给谁下药。我当时就想，也许哪天我落难了，他也会同样给我也下药。后来果然如此，连当初我保他的讲话在他那里都变成毒草了。直到文革以后他还在鲁迅手稿问题上对我中伤。

尽管穆欣在1967年1月就实际离开了中央文革，可是在我们被抓了以后，不知为什么他也被关进了秦城。

当年有一个原国民党的军统老特务，解放后一直是受公安部门监控的。这个人在文革中给我和关锋写来了一封信，说你们保的穆欣就是我们当年派到延安去的。他原名叫啥啥，改名叫啥啥。文革后，邓小平一上台，穆欣给邓小平写信申诉，并揭发谁谁谁当年如何反对邓小平，邓小平就把穆欣从秦城放出来了。放出去后中纪委的人为了给他做结论，就派人来问我关于他的一些问题，我就说当时有那么个材料。中纪委的人马上说，那些材料都是派性斗争的产物，不足为信，你们作过调查吗？我说，那个写信的人可是一个军统的老特务，他跟派性有什么关系？他们说，那个老特务已经死了。

后来穆欣和乔石结成了儿女亲家，穆欣就更加神气了。有时我想，他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气，就让他神气几天吧

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查

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主要由张、王、关、戚、姚去贯彻执行。但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上海。当他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事情也一起参与。

虽然中央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除非主席有事找我，或者有紧急的文件和发生紧急的事件要即刻向主席汇报，一般我都是通过江青向主席报告工作的。所以，我实际上也兼任了江青的秘书，但无此名义。

江青往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是很高的。而旦她考虑问题比较宽泛，我们去外面讲话，她都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会遵照她的意见去做的。但是，我们却都不希望她到外面去多讲话。因为她讲话太直，她提醒我们的话，她自己有时也做不到。她有时说错一句话，那我们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扭转过来。

在1966年冬天一个下午，江青忽然向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在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足足谈了约二个小时。参加的人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我和春桥、关锋坐在江青的对面，王力、姚文元坐在江青的边上，穆欣悄悄地坐在江青的背后的软椅上，他当场作了详细记录。

江青说，你们大概都听了许多关于我的历史传闻吧！你们不清楚事实真相，又不好来问我。那我今天就把我的历史都跟你们讲讲，免得你们听了风就是雨的。

江青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按：据历史档案揭秘，唐纳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他的缺点是太软弱，胆子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在外面的影响一样。他要说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那时追求他的女孩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我，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我真的很好，百依百顺。她说，当然，唐纳比起俞启威（黄敬）来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当时我们就坦率地询问她，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俞启威那时年纪小，一切都要听家里的。他家是个封建大家族，他家坚决反对俞启威娶她。他那个家族族规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你一个被他们看做戏子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家的门。她说，俞启威那时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根本没办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唐纳在与她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总是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这个她就受不了。江青说，我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我在台上演娜拉，心里也喜欢娜拉。不过江青也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可是他对待家庭，也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我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与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亏得那时有很多好朋友帮助她，她说她总忘不了蔡老——蔡楚生，在那种时候他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青岛时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他像大哥哥一样地保护着她。而且，崔巍为人正派，不像上海滩那些文痞，老想来占她便宜。

江青坦诚地说，她永远难忘她和俞启威的初恋。她说，俞启威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虽然因为他受到封建家族束缚的原因，她未能嫁给他，但正是由于他的引导，她才参加了革命，后来跑到了延安，这样她才能认识毛主席，找到她人生的归宿。

我当时听了江青的自述，感觉她态度诚挚，光明磊落，很受感动。我哪里能想到，正是因为我听了她这段过往的感情经历，后来江青竟会想象北京、上海发生的所谓的整江青“黑材料”案，是我在搞她。真是祸起萧墙，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2、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来能去脉

1967年下半年，群众提出要求开放北京图书馆，文艺组为此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搞文化革命的，连个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其中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苹）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之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报告，说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主席），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给她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叫江菁(音jing)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一半，把它念作“青”。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对她宽大。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侯，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其实，阎长贵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虽是惩罚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待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

1968年1月20日夜晚，总理的秘书通知我去怀仁堂开会，会上宣布我“隔离审查”。汪东兴随即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的士兵看守着。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都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3、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江青之间应该说没有任何过节。那江青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她是想不明白，她对我那么好，可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查勘她的历史！

在当时中南海的政治生活中确实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如果按照他秘书所揭发的材料，那田家英早该判处死刑了。江青是不是怕我成为第二个田秘呢？

还有人说我是因为“盗窃”了鲁迅手稿，所以被抓的。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曾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架子。我告诉他们，当时文化部向中央文革告急，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到文化部的档案室去抢档案，而当时鲁迅手稿、郭沫若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放在文化部档案室。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他们还指定我去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就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去文化部讲话，说鲁迅手稿最国家的重要裆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干部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其实，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忘了这事是她和陈伯达指定我去做的；再一个也许是因为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出来。

还有些人，像吴法宪，说我是因为送《红楼梦》给李讷，想追求李讷，所以被抓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李讷那时确实经常到我这里来的，她大学刚毕业，她是学历史的，所以喜欢到我这里来翻书、闲聊。我也挺乐意和她聊聊，从她那里可以了解许多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愿望、追求，如此而已。现在李讷仍健在，对此有兴趣的人尽可以去信、去电咨问。

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有“戚本禹是江青女婿”的谣传了。毛主席喜欢了解民间流传的政治谣言，他把政治谣言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有一次，叶群把当时公安部从民间的街谈巷议中搜集的这个谣言送给江青看。江青看了之后一笑置之，说，“这么说，我还是丈母娘了”。当时我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风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这在中南海里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有此妄想呢。

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知道把我抓起来审查这件事，是必须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江青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可主席在几个月前刚在我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我们为同志。难道这真是像杨成武后来瞎说的那样，是为了安稳我的“缓兵之计”吗？

我从秦城出狱后，着到一个叫董保存的人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的书，书中引述了傅崇碧的回忆。傅崇碧回忆说，“七二〇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那时主席已经回到北京了。这应该是1967年9月底到10月的事了。

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与主席的谈话中，傅崇碧把总理让他把那些老干部保护起来的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样做很好。然后，傅崇碧跟主席说，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这事开会批了他。主席问他，都是谁在批你啊？傅崇碧刚想说，是江青、康生他们。但话到了嘴边他又收回去了。因为他想，如果跟江青他们搞坏关系的话，以后就难办了。所以他就改口跟主席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主席接着跟他说：“不要怕他们”。

因为这次主席与傅崇碧的谈话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关系很大，下面我按傅崇碧的回忆原文，将一些重要情节引述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轮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亊，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摘自《杨余傅亊件真相》58-61页，董保存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

但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

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在被捕的同时，文革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亦被审查；快报组工作半停顿；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许多原来与我有较多联系的人也都被审查。汪东兴把秘书局的一些人（包括原“八司马”有的成员）也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孽、死党，进行“隔离审查”。

《红旗》杂志1968年第一期社论，还是姚文元和我一起修改后报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审批后出版的。这以后不久《红旗》杂志就停刊了。直到那年8月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两个月后，姚文元为了宣传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才接着出版《红旗》杂志。

第四部分我的秦城岁月

第一章 从“请假检讨”到被捕入狱

1968年1月12日夜晚，我从钓鱼台的办公室里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我心里清楚，这是要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了。所以，当我的秘书要随我一起去的时候，我叫他不要去了。可他还是执意要同我一起过去。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我进了怀仁堂之后，他和司机都被关了起来。而关他们的主要原因是怕他们走漏了我被“逮捕”的消息。

我进入怀仁堂的会议室后，看见里面己经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四个人。我心里明白，他们四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总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这也就是向我表明，对我的处理是经过了这四个人的同意批准的。

汪东兴向我宣布，对我实行“请假检讨”。随后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的双手被用手铐整天整夜的反铐着。我心里知道，这一定是汪东兴使的坏，其他人是不会来管这个事的。而汪东兴只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为理由就行了。他这么一来，就把我弄得痛苦不堪，都无法吃饭、睡觉。

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三个人就都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篮狱。

到后来我才知道，与我被捕的同时，原来由我负责领导的中央文革的“快报组”和“文艺组”，都被改组或解散了，文艺组组长金敬迈等一些人也分别被“逮捕”或受审查。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也被改组，改由李讷负责。汪东兴把中南海秘书局中原来支持我的那一派人，打成了“田家英余党”，分别进行审查。

汪东兴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许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在我出狱时，只归退了很少一部分经他们检查过的书籍给我，绝大部分物品至今都没有归还，其中就包括了毛主席赠送给我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手迹。

同时，我那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而她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是己经怀有身孕了。我的小儿子就是出生在秦城监狱里的，从他落地的那一刻起，他就同他的母亲一起坐牢了，当时还被人叫做“秦城之婴”。

第二章“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

在1967年8月底，周总理叫我送王力、关锋二人到钓鱼台2号楼去“闭门思过”的时候，他曾交代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在“请假检讨”（实际是隔离审查）。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作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

不到五个月我也被隔离审查了。随后又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但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有一次杨成武、傅崇碧，因追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来监狱提审我之外，我没有再受到其他的审查和讯问。我出狱以后问过关锋，他说，他也一样，没有受到任何审讯。直到主席去世前的一两年，汪东兴才成立了专案组对我们进行审查。

我出狱后，以前中南海的老同事告诉我，在我刚被审查的时候，中南海里支持汪东兴的那一派好几次提出要批斗我，都被汪东兴阻止了。汪东兴对他们说，闹什么！毛主席不让批斗。

即使是在1970年全国大搞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来查问我与“五一六”到底是什么关系，而那个时候我们“王、关、戚”是被说成是“五一六”总后台的。不过后来我听一些当年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的人告诉我，在审查他们的时候，倒是问到了他们与“王、关、戚”的关系。可是他们中问谁也说不出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事实上我们跟他们之间，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的群众组织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我出狱以后看到江青在我被审查后讲我的一些坏话。我觉得她的讲话主要是罗织一些罪名加在我的头上，借以撇淸中央文革小组与我们的关系。

和江青不同，周总理针对我的讲话就要做重得多了。总理在1968年3月18日的讲话中，把我说成是一个到处插手的野心家。但是他不可能忘记，我做的所有事情，重要的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中央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我去执行的，而这些会议大部分都是由周总理主持的。在“二月逆流”之后，很多本来属于国务院系统的工作，也是总理本人亲自指定我去做的。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也不会让我去做。总理在讲话中，他甚至还说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好东西。可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还只有11岁，在念小学，他人很内向，除了玩，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我的小儿子那时还没有出生，他是1968年9月出生在秦城监狱里的。

据我后来所看到的材料，当时毛主席讲到“王、关、戚”的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这次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打倒“王、关、戚”之后，就没有人把中央开会的内容透露给红卫兵和造反派了。另一次是1970年他和斯诺谈话时，说到1967年8月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是一批“极左分子”。

这一次，主席虽然没有点“王、关、戚”的名，但从所讲内容的时间上来看，至少是包括了我们的。他可能认为在这些过激的行动背后都是由我们在支持着的。

总的来看，我总觉得，当时毛主席并没有把“王、关、戚”的问题“说绝”、“说死”。后来知道，主席往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引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在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第三章 我在秦城的遭遇

我刚进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原来公安部的人，这些人对我还讲政策。后来不知怎么调来了一批从海军转业过来的管理员。其中有一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好像怀有特别的仇恨，经常以各种借口毒打我。有一次他竟用他穿着海军军用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脑袋，我当场就被他踢得昏死过去。之后我一连昏睡了好几天，虽然还时还有点知觉，但脑子里却什么意识都没有了。那人看我几天都没吃东西，就说我装死，是想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很大的铁钳硬把我的牙齿撬开，也不知他往我的嘴里灌了点什么东西进去。过了好几天我才渐渐苏醒过来。

可能是监狱的领导也怕我真死了，那他们是有责任的。所以就换了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老李头和一个王姓的女同志来看管我，那女同志问我想吃点什么东西，说只要我说，他们可以给我做的。我就说，我想吃点面。她真的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拿来给我吃。在他们的照顾下，我才慢慢恢复过来。但直到今天，只要天气不好，我的脑袋都还痛楚。

我就此事向监狱提出了严重的交涉，（我的头脑受伤，在狱中病案中都是有记载的。）一定要把那个打我的人找出来，我要知道他这样对我狠下毒手，原因究竟是什么？可监狱的领导拖了很长时间才答复我，说那个打我的人已经不往监狱工作了，他们也查不到他究竟是谁，但他们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后来毛主席有一个关于严禁在监狱里用法西斯手段对待犯人的批示，并要求把这个批示向所有在押的犯人传达。但监狱就是没向我传达。他们说，要是我知道了主席的这个批示，能把监狱捅破天！ 

这以后，像这样往死里打的情况是没有了。但是，虐待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的。在一些从秦城出去的人所写的回忆录里说，戚本禹在秦城是经常不服管理，顶撞管理人员。其实他们那里知道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监狱有些管理人员和狱中的看守，时常会用很下流的话来辱骂我，甚至辱及父母。碰到这样的人，我就会坚决地向他提出抗议，尽管我知道我的抗议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但我必须要维护我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不能任人侮辱。

我出狱后，我妻子告诉我，由于她是在监狱里产下了孩子，因为缺乏营养，没有奶水，导致了小孩头脑发育不好，智力较差。直到小孩出生四个多月后，看到小孩体弱多病，在监狱实在无法抚养下去，才同意把小孩送去上海的外婆家。

不管我有什么天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掌管秦城监狱的汪东兴之流，采取封建株连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手段，把无辜妇女和婴儿关进监狱，这是党和国家的耻辱，其责任人都应当受到历史的追究和谴责。

“秦城之婴”被送到上海时，全身溃烂，奄奄一息，亏得外婆与四姨妈夫妇把他视若己出，精心抚养，耐心为他治病，他才得以存活。我出狱后，竭尽全力帮他克服幼时所受到的脑力伤害，教他集中力量，攻克一门专业，现在才能成为一个计算机方面的专家。

最近看到一个姓何的人写的回忆秦城监狱的文章。这人曾经是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他是在邓小平上台以后来秦城的。就是他，在1980年的时候，把我和关锋两个人都关进了秦城监狱的“死牢”里。那是秦城监狱里面条件最恶劣的单人牢房。这种牢房除了牢门，四周都是封闭的。很小的一个房间，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在地上挖个洞，供大小便之用。关锋疯了的时候，就用手往这洞里枢屎吃。这个姓何的在文章里说，因为我不服从管理，他就想出这个办法来制服了我。他想出的办法就是把蚊子放进牢房里来咬我，这一下我就老实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会编出这样故事的。在秦监狱，绝大多数的牢房都没有装纱窗，蚊子、苍蝇是到处自由飞的。何况那蚊子也不是他饲养着的，怎么就听他指挥呢?其实，只要坐过牢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你要是不习惯被蚊子咬，那你在监狱里根本就别想睡觉了。坐牢的人都被蚊子咬习惯了。那时我每天醒来，身体下面被压死的蚊子少说也有好几个。我都觉得，我身上大概已经有了某种抗体，蚊子再怎么咬也都已经不在乎了。

监狱的伙食也是没法提的，按规定，我每月的伙食费是38元，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的了。可是给我们吃的东西里面经常有死老鼠、苍蝇、蟑螂。我看过好几次，管理员从锅里拎出死老鼠往外扔，看到它，我就一天吃不下饭。我想起了在大跃进时，毛主席号召全民除鼠害实在是太英明了。

第四章 秦城“心读”

初进秦城监狱的时候，我感到度日如年。我一直被关在单人牢房，除了监狱管理人员和看守，我接触不到任何其他的人。在这样环境中，人的精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我知道，如果我抵不住这开头的残酷打击，那就是灭亡。我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一些变成了精神病的人在外面乱喊乱叫。我一定得想出办法来与监狱的恶劣环境进行对抗。

经过思考，我认定监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思考的机会。十八年来，我接触了那么多的大人物，特别是像毛主席这样的人物；经历了那么多刻骨铭心的事情，就好比是喝了那么多的奶，现在应该消化了。人的脑子是个仓库，但如果你很久不去用它，它就会坏掉。如今，我的身体虽然被禁锢了，但我的思想是禁锢不了的。

我开始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的计划。牢房里没有书，我就靠自己心中的记忆，把我以前看过的书一本一本的尽可能回想出来，然后在心里再一次一次重复地读。我把这样的读书方法叫作“心读”。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有很多的事要干了。

当我沉浸在“心读”之中以后，我的心境就豁然开朗起来了。当我重新回忆起那些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进行一种超越时空的苦思冥想，天地万物都成了你思考的对象。你的思想是完全自由的，它冲决着一切罗网，惟真理是从，唯有真、善、美在你的脑海里翻腾。

通过“心读”，你不但可以重温过往看过的书籍，而且你可以自我比拟你就是所读书本当中的人物。这是一种狂妄，但不是无知的狂妄，而是有知的狂妄，“心读”必须狂妄。

我第一个“心读”的是屈原的《离骚》。那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位语文老师，他不管我们是不是懂得意思，就叫我们一定要把它全部都背下来，所以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把它回忆出来。然后我就对它逐字逐句地反复咀嚼，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感觉仿佛自己就是在与这位中国古代的伟人面对面地进行交谈。到了后来，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已经与他融为了一体，我就成了他的替身，用他的观念和方法来思考和理解着他的思想，再用他的思想去分析、看待他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我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这让我深刻地理解了屈原那样爱国爱民，他为什么要自杀；理解了屈原的伟大人格；也使我深深的理解了为什么毛主席会那么喜爱屈原。

在出狱以后，我撰写了一本《屈原和离骚》。可是直到今天还未能出版。我把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放在了我撰写的《先秦人物》中。我认为，中国最理解屈原的不是郭沫若，而是闻一多。

之后，我又“心读”了左传的《曹剑论战》、《郑伯克段于鄢》、史纪的《项羽本纪》、汉书的《过秦论》、唐宋八大家的名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

我还回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爷爷背诵的《易经》，诸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等等。我把它们一条一条的都想起来，然后一天到晚地琢磨。我觉得《易经》实际上讲的就是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当我把《易经》上的东西和我自己所经历到的人和事联系起来的时候，就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就整天沉迷其中。据唐兰先生的考证，《易经》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了，最早的八卦是刻在陶器上的，它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部有文字的书。

直到1971年6月，我才被允许看报纸和读书。我看到第一张报纸，上面登载着毛主席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消息。

在秦城监狱里也有个图书室，可里面的书很少，只是一些马列著作，因为看的人多，都已经被翻得很破烂了。可我只要有可能，就借来看。久而久之，我和监狱里的一些管理人员也渐渐熟了，他们有事没事的也喜欢来跟我聊天。甚至有些女同志生了孩子，还来找我帮她取名字。我对她们说，我是坐监狱的人，取名不吉利的。他们看我喜欢看书，就帮我想办法去找书；有的人出狱了，他们的书没有带回去，留在了牢房，他们就拿来给我看。

我一边看书，一边努力回忆起以前追随着毛主席时所读的书，毛主席生前很喜欢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他反反复复不知看了多少遍。还写下了很多批注。我觉得毛主席写下的批注中，他对历史人物的点评非常独特，于是我把看到过的主席所写的关于历史人物的批注，都尽量地回忆起来，做出笔记。我出狱后，就是根据在狱中所做的笔记，写出了《先秦人物论》、《西汉人物论》等四本评价历史人物的书。

第五章 我听到了江青的歌声

1976年9月9日，我在监狱里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一代伟人，他一生战胜了多少强敌，可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仍然经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小学生。他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并握有至髙无上的权力，可他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过特殊的利益。他一心只想着如何巩固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怎样让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思想深邃，聪明睿智，目光远大；他的理论造诣和文化功底极其深厚，这些不仅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无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就是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其匹。他在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为了防止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从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重新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毅然决然的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发动和支持了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起来，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造“走资派”的反。不用说，他此举必然会受到党内那些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反对。而另外一些看起来是拥护他的，并且当年都是跟随他一起起来造反的人，由于自己地位的改变，如今他们对那些响应他的号召又起来造反的群众是一万个看不惯。正因为这样，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支持造反派革命群众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所受到的反对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慑于毛主席的权威，他们还不敢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于是就必然地冲着中央文革小组了，而中央文革小组里资历浅、地位低的“王、关、戚”也就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从1966年的5月16日起，毛主席就号召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工农群众和干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支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早就被压制下去了，不可能像后来那样迅速的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由群众自下而上起来的夺权运动，文革运动发展到了新阶段，使得党内的各种矛盾空前地尖锐起来。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要由军队、干部和群众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1967年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正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的突出的反映。

往亲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中，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方针。对于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不仅“王、关、戚”的认识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认识也同样没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实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针。甚至还在1967年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运动又是毛主席亲自过问和领导的。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要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

我想起了斯大林说过的，当历史车轮在转弯的时候，总有人要被从车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这样的被历史车轮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动摇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的追求和对忠诚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信念。

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后，我在监狱里听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的传达。从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我和关锋一样，根本不会相信林彪会谋害毛主席。后来我看到中央文件上影印出来的林彪“手令”，看出它根本不是林彪的笔迹。我当时还认为，这一定是党内有人在陷害林彪。当时并不知道他儿子林立果逆天行事，在暗中策划谋杀毛主席的阴谋。不管林彪知不知道他儿子的这些阴谋，他教子不严，责无旁贷。

主席逝世后，监狱里有个姓李的管理人员，即前面所提的“老李头”，他来跟我聊天，他问起我对主席去世后国内的形势怎么看？我就随口跟他说，你去把空着的牢房都收拾收拾吧，我估计很快就会有新的人进来的。老华对我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可是没过多少天，“老李头”就来跟我说了，你是怎么知道很快就有新的人要进来的呀？我朝他笑笑。

没多久，我隠隠约约地听到了江青的叫骂声。我长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了浩亮在牢房里唱起了《红灯记》里唱段。之后，我又听到了江青的歌声，她唱的是《红梅赞》，她是个不屈的女英雄。

我在知道了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就根本没有了活着离开秦城监狱的想法，更不幻想他会宽大革命派。他爱怎么整就让他整吧！

第六章 邓小平上台后对我的“审判”

邓小平上台以后，为了清除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为他的名谓“改革开放”而实质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从1980年开始采用刑事诉讼的方式，来审判所谓的“江青”、“林彪”“反党集团”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由他们组成的“特别法庭”也派人来秦城找了我。来人对我说，你是被江青关进监狱的，都已经坐了十几年的牢了。现在要审判江青，你应该出来揭发她的问题，出庭作证，以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我说，我可以出庭作证，但我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来作证。他们问，那你准备怎么作证呢？我说，按照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是什么就说什么。我不会迎合别人作任何虚假的证词。他们问了我有关从成都揪回彭德怀的事情。我说，那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决定的，是关锋、王力和我首先提出的，总理和江青也力主此议。他们问，你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建议呢？我就说，我们是根据西南局送来的报告提出的。后来他们在“法庭”上引述了我的这个证词，可是在引述的时候，他们去掉了“总理”，成了“江青和我力主此议”。他们又追问我，江青是怎么利用“伍豪事件”来迫害周总现的。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指出，这是敌人的造谣。他们让我把经过都写出来，我就如实地写了。可是这个证词，他们没有在“法庭”上引用。我这样的态度当然不会让他们满意。所以他们就对我说，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那你就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果。我说，这你们就不用来吓唬我了，我已经坐了十几年牢了，再坐个十几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审完江青等人之后，就轮到来审判我了。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准备“起诉”的材料。专门小组的人来监狱问我的意见。他们说，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说，照我的意见，你们“审判”江青等人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说，你不要对立，你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说，我早被你们开除了，“还讲什么党员标准”。他们说，不管怎样，你也要服从中央的决定。他们问我是不是要请律师。我说，要请的话，我就请雷洁琼女士做我的辩护律师。他们说，她年纪大了，出不了庭。我说，你们跟她说了没有？他们说，上次就有人想请她，结果不行。后来我知道，他们说的“上次”有人想请雷洁琼做辩护律师的是江青。结果，他们就给我指定了一位北京的傅志人律师为我作辩护。这位傅律师倒是一位有职业操守的律师。

他们首先问起的就是张霖之的死，其实他们都知道张霖之是毛主席点名的走资派，动员群众斗争张霖之的是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也是他们指定我去讲话的。但是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是他们可以用来判我重罪的依据，所以以此为突破口反复追问。他们问，张霖之是怎么被人打死的？我说，当时法医的验尸报告都在，他的皮下伤并不致死，他确实是上吊自杀的。他们继续追问我说，不管他是自杀的也好，不是自杀的也好，对他的死，我都是有责任的。可你们干嘛一定说他是被打死的呢？你们是不是要从我这里拿到这个结论，然后可以去整那些群众呢？你可以说是我发动群众把张霖之批斗致死的，但不能说是我叫群众把他打死的。如果说是我叫人把他打死的，那岂不成了故意谋杀了吗？该我负责的事，我一点也不推卸，但一定要说是我叫人把他打死的，我不能认同。那为首与我谈话的人点了一下头，听取了我的申辩。后来，他们就把“被打致死”改为了“迫害致死”，含含糊糊地了事。

接下来就是说我“诬陷”、“迫害”万里的事了。我对他们说，我和关锋写给主席的报告，是根据我在北京调查处理“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打死人”的情况和在大兴县了解的杀人惨案情况，以及中央文革“快报组”的汇报来写的。如果你们现在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北京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和大兴县的事与万里无关，那我就承认我是“诬陷”。对此，他们照例是以沉默来作回答。

在他们的“起诉书”上说我和关锋是在1966年6月16日写的信，当时我没有太注意这一点。后来我想不对，我们指控万里的信，我记得我和关锋是在1966年的8月26日给毛主席写的，然后毛主席是在8月28日作出批示，8月29日召开的会议，怎么会搞到6月16日去呢？那年的6月，还是刘邓在大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主席和江青也不在北京。也没有给江青、康生，给陈伯达写这个问题的信，当时还也未发生1966年8月那样的“红色恐怖”情况，我们不可能给主席写那个报告。

审问完了之后，我在监狱里就听到当时公安部的人说，看来戚本禹的案子很难判，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上面作决定有指示的，像揪回与批斗彭德怀、批斗张霖之都是上面有指示的，他只是个执行者。

我有个朋友叫曹音，他写过一本《老子》的书，还让我给他写了序。他和江华的儿子很好，他有一次问江华的儿子：戚本禹不过是个执行者，怎么把他判了十八年啊？江华的儿子去问了父亲以后告诉他：他父亲说，戚本禹的案子是邓小平亲自指示，要加重处理的。

附录：戚本禹“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辩护词和判决书。

戚本禹反革命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起诉书

(83)京检分审字第92号

被告人戚本禹，男，现年五十一岁，山东省威海市人。原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当局副局长等职。因反革命罪，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特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戚本禹在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期间，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犯有下列罪行：

一、诬陷并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舍常务委负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被告人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三次会议上，分别对参加会议的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以及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诬陷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彭德怀、贺龙都是吃人的老虎”，“杀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怀、罗瑞卿血债累累”。并且，煽动说：“不仅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要抓起来，杀头！”

被告人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十六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对他们进行围斗。同年七月十四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周恩来总理，要求开会当面批判刘少奇。戚本禹收到信后，却把信送给江青、康生、陈伯达。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七月十八日凌晨，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并布置说：“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嗣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被告人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召集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诬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军阀”等，指使一些人逼迫曾任朱德秘书的曹全夫揭发朱德和康克清的所谓问题。戚本禹还煽动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可以去妇联点火。”当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闯进朱德的住所，围斗了康克清，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一月底，戚本禹接见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人，又煽动说：“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映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在戚本禹的煽动下，“打倒朱德”、“朱德是大军阙”的大字报、大标语在北京市街头广为张贴。

被告人戚本禹伙同关锋，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就联名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诬陷：“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省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一九六七年七月，戚本禹指使韩爱晶和王大宾组织实施对彭德怀的批斗迫害。七月十九日，韩爱晶纠集北京航空学院的几十个人“审斗”彭德怀。在“审斗”中，韩爱晶首先动手殴打，随后一些人又拳打脚赐，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伤及肺部，造成重伤。七月二十六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联合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彭德怀被批斗后又被押上卡车上街游斗，再次惨遭迫害。

二、诬陷和煽动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十九日，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一些人非法扣押。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说：“煤炭部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干好事，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我们的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一些人，连续多次对张霖之进行批斗、刑讯、毒打。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被告人戚本禹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让他们还坐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他们会搞阴谋、搞破坏”。

三、策动打、砸、抢，使国家文物遭到严重毁坏。

被告人戚本禹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指使《红旗》杂诚社林杰派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带人到山东曲阜县“造孔家店的反”。十一月九日，谭厚兰带一百余人到曲阜，串连当地一些人，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煽动砸毁孔庙、孔府、孔林，致使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遭到严重毁坏。

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戚本禹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第一百三十七条聚众“打砸抢”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赵云阎

孙成霞

书记员 阎枚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对被告人戚本禹所犯罪行的发言

公诉人 赵云阁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现在，我就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性质和主要情节以及他应负的刑事责任，作如下发言：

首先，被告人戚本禹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煽动者。

就此，我发表以下四点意见：

笫一，庭审调查证明，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十八、十九日的三次会议上，肆意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给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的性质和情节，都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他在十六日的诬陷活动，主要是对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当时所谓“五大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人进行的。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混乱，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中夺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开会，积极煽动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人身迫害。他在煽动时说：“有些事中央不好说，你们群众干了，框框就打破了。”有人提出：“刘少奇那里有警卫，进不去。”戚本禹说：“如果警卫不让进，你们可以质问他，是当革命派，还是当保皇派？”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七、八十人先后冲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了围攻批斗。一九六七年七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策划：“要把刘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还要臭。”于是戚本禹又煽动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在七月十四日，强迫刘少奇主席出来看大字报，并进行围斗，对刘少奇主席又一次实施了人身迫害。当日晚，围斗刘少奇主席的人把这次围斗的情况专题报给了戚本禹。就在这一天，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并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不把这封信送给周总理，竟然在信上批道：“请康生、陈伯达、江青决定”。陈伯达将信中要“批斗刘少奇”，改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七月十七日晚，趁毛主席去南方视察的机会，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一伙，在人民大会堂擅自决定了对刘、邓、陶夫妇进行批斗。

接着，戚本禹不彼煽动并且具体组织指挥了对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的人身迫害。他同江青等人在十七日连夜策划以后，十八日凌晨一点多钟，亲自召集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开会，煽动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但规模小，火力不强”，“要紧急动员起来”，对“刘、邓、陶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任务”，批斗时“要有杀劲”，“要杀气腾腾的，可以低头弯腰”，“要使他们威风扫地”，“对他们切不可怜惜，”“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指使马上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组织队伍，投入激战”。从如何成立“批斗指挥部”，如何搜集所谓“材料”，如何制定“战斗方案”如何分组编队，如何写简报，直到批斗的方式、规模、参加人数、批斗的日期，都是戚本禹亲自安排、亲自决定的。在戚本禹的煽动、策划下，十八日晚上，中南海三百多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并进行人身侮辱，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十九日，戚本禹又对“批斗刘、邓、陶指挥部”的人说：“昨天斗了刘少奇，会开得很好”，“下一步转入小会”，“王光美的会可以继续开。斗邓、陶争取二、三日内准备好”。二十日，戚本禹向“指挥部”的人说：“刘的小会可开，对王光美可开大会。”二十一日，戚本禹又打电话向“指挥部”的人说：“陶铸的会可以开，会议规模一、二百人。”二十三日，戚本禹又指使一些人斗争邓小平。又在戚本禹的具体指挥下，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十九日、二十一日，先后两次批斗了陶铸和曾志，二十九日，批斗了邓小平和卓琳，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和八月二日批斗了王光美。并在批斗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第三，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办公厅秘当局一些人开会，诬陷朱德委员长“是反毛主席的”，是“大军阀”，“大野心家”，指使他们去反朱德和康克清。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朱德和康克清的情况。”戚本禹说：“曹全夫原是朱德的秘书，你们可以让他揭发。”会后，秘书局的一些人围斗了曹全夫，当晚，又冲进朱德委员长的住所，围斗了康克清，由于朱德未在家，才免遭迫害。第二天，中南海一些人又到全国妇联去“点火”，贴大字报，诬陷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府右街、天安门等处贴出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不仅如此，同月底，戚本禹又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煽动说：“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泱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于是，人民大学的一些人，连夜在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 “打倒朱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等大标语、大字报。用后，又发动成立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解放军后勤学院等十几个单位参加的所诮“揪朱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又派人四处搜集所谓“材料”，并且编造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传单、小报，广为散发。仅《新北大报》就印发五十万份，发往全国。

现在，已经彻底查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的诬陷朱德委员长的活动，主要是戚本禹秉承江青的旨意煽动起来的。

第四，戚本禹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伙同关锋联名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诬陷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到同年十二月，戚本禹先后指使北京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派人去四川挟持彭德怀。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写信向江青报告：“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后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北京高等学校的一些人开会,指使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组织斗争彭德怀的大会。这次会后，戚本禹又指使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通知韩爱晶和王大宾，由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 合起来批斗彭德怀。正是由于戚本禹的煽动和唆使，韩爱晶等人才有恃无恐地对彭德怀实施了严重的人身迫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韩爱晶在北航首次召开的所谓“审斗”会上第一个动手打了彭德怀，随之，一群打手蜂拥而上，拳打脚踢，连续将彭德怀打倒了七次，前额被打出血，肺部受了伤，两根肋骨被打断。彭德怀被送回住所后，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就是在彭德怀这样重伤的情况下，七月二十六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又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的万人大会”。会上又搞“喷气式”。会后，又把彭德怀押上卡车进行游斗，由两个人揪着耳朵，一个人托着头，扳着腰，拳打脚踢，从北京航空学院经新街口一直游斗到天安门。这时，彭德怀的手和胳膊全被拧坏，浑身伤痕累累，已经不能行走了，是被人从汽车上抬下来的。

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者之一，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戚本禹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指出，戚本禹诬陷并煽动迫害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包括他对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诬陷、迫害，完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些罪行，都是为江青反革命集体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而服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事实足以证明，戚本禹积极实施了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反革命罪。

《刑法》第一百零二条还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者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施诬陷、迫害的犯罪活动中，戚本禹直接实施的犯罪行为主要是进行宣传煽动。因此，本院依法确认被告人戚本禹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必须依法予以追究。

其次，被告人戚本禹是诬陷、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者。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上，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以后，戚本禹立即到北京矿业学院，在全校大会上煽动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是煤炭工业部的头号敌人”，“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随后，张霖之就惨遭迫害，批斗会一场接一场，打得一次比一次凶狠。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批斗大会上，张霖之被踢倒在地，脖子后插一个大木牌子，扎得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斗后，又扒下棉衣，逼迫张霖之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院子里挨冻。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的斗争会上，不仅打骂，搞“喷气式”，而且把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的大铁帽子戴在张霖之头上，头部被压出条条血印。在一次刑讯中，又揪住张霖之的头发前拉后搡，甚至卡住脖子，通迫张霖之九十度大弯腰站着，当场又把张霖之打倒在地，喊着“一、二、三”，逼迫张霖之在三秒钟之内站起来，三秒内站不起来，就拳打脚踢。在一次游斗张霖之之后，又强迫他站在铁椅子上弯腰“悔罪”，在脖子上挂一个铺盖卷，双手还举着一个“张霖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张霖之实在忍受不了，只说了声“累”，又遭毒打，然后又迫他站在凳子上大弯腰，举牌子。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张霖之几乎天天遭受摧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被迫害含冤而死。据尸体检验，张霖之遍体鳞伤，浑身紫肿，仅条状伤口和伤痕就达三十多处。显然，张霖之之死，是戚本禹诬陷和煽动迫害造成的后果。戚本禹还对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进行了诬陷。显然已经构成了诬告陷害罪。因此，我提议法庭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迫究戚本禹的刑事责任，并按照本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严处罚的规定，给戚本禹以应得的惩处。

还有，法庭出示的证据，已经证明，谭厚兰等带人到曲阜聚众打、砸、抢，完全是戚本禹指使进行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据统计，谭厚兰等人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被毁坏的文物中，有国家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箱一千多册。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严禁聚众“打砸抢”。因聚众“打、砸、抢”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首要分子以抢劫罪论处。戚本禹是谭厚兰这次聚众“打、砸、抢”的策动者。因此，我提请法庭就戚本禹的这一罪行。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聚众“打、砸、抢”罪的规定，和第一百五十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决定对戚本禹的处罚。

庭审调查结果表明，本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请法庭依法作出判决。

为被告人戚本禹办护的辨护词

律师 傅志人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接受被告人戚本禹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现在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情况以及有关法律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从法律责任上讲，“参与了犯罪活动”就必然有主从之分和责任大小的区别。因而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正确判断他们各自应负的责任。

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早有预谋的。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判决当中有清楚的认定。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逮捕无辜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张春桥指使学生蒯大富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诸如“痛打落水狗”之类的恶毒语言，就是张春桥首先面授蒯大富的。对刘、邓、陶夫妇批斗抄家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决定的。诬陷贺龙是“坏人”、“大刽子手”，也首先出自江青之口。江青直接插手罗瑞卿专案组，诬陷罗瑞卿是“大反革命。”江青还诬陷陆定一是特务，诬陷彭德怀是“汉奸”。起诉书所指控被告人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三次讲话中，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在上述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人一系列诬陷迫害活动的背景下进行的。其诬陷内容与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主犯的诬陷内容，基本相同，有的还是同一诬陷内容的重复。由此可见，戚本禹的诬陷行为具有从属性，主从关系是分明的。戚本禹的活动处于次要地位，起着次要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根据卷内证据材料，以下几个情节应当请法庭予以考虑。

第一、戚本禹布置一些人“搞几个战斗组，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这是事实。但是戚本禹这一行动是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明确批示：批斗刘、邓、陶夫妇并抄家以后进行的。

第二、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至于学生韩爱晶等人对彭德怀实行人身迫害，造成彭德怀重伤，对此严重后果，戚本禹有责任，直接动手行凶殴打彭德怀的韩爱晶等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对于朱德，戚本禹曾制止了一些人搞万人大会批斗朱德的企图。这一点卷内有关证据材料是可以证明的。被告人戚本禹这一行为表明他的思想认识上有了一定的变化，客观上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的发生，是一种停止继续进行犯罪的表现。

我认为：正确判断被告人戚本禹的责任，必须对其参与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以上情节表明，戚本禹是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具体指使下实施犯罪的，基本上是一个执行者。在对朱德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戚本禹的主观认识上有所变化，客观行动上有所表现，应当予以肯定。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诬陷并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按照刑法第一三八条和第一〇二条的规定，诬陷和煽动都是独立的罪名。因此，把“诬陷”和“煽动”两个罪名同时并列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从本案事实及证据材料看，戚本禹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施的犯罪活动，其主观目的是一个，行为也是一个。诬陷的言词是作为煽动的手段或者内容存在的。这样，虽然可以说侵犯了两个客体，但实际上属于牵连罪，应按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办事，确定一个罪名。

四、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以致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一些人非法扣押，并且已经发生了对张进行人身迫害的非法行为。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也说“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起诉书栺控“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一些人连续多次对张霖之进行批斗、刑讯、毒打。张霖之被迫害致死”。对于这个指控，应当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张霖之被迫害的主要原因，来自江青的诬陷和煽动。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是在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负责人时讲的，是当众公开进行的。戚本禹的讲话是在江青煽动之后，其诬陷内容没有超出江青诬陷的范围。

第二、在戚本禹讲话之前，张霖之已经被非法扣押，受到批斗，打骂。在戚本禹讲话后，人身迫害活动更加严重了，这是事实。但是对张霖之进行残酷的刑讯、毒打，是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一些人直接进行的。主要凶手有王业春、刚守堂等人。六十多斤的铁帽子是山西一个煤矿的一些人蓄意制造弄来北京的。这就是说，那些内心残忍手段毒狠的凶手，对于造成张霖之被迫害致死的严重后果，也负有直接的法律责任。

以上两个情节说明，戚本禹的讲话加强了江青对张霖之的诬陷效果，对于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一些人，有相当的影响，对于后果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就主要责任而言，首先应由江青承担，其次那些直接行凶的凶手，也负有严重罪责。

五、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让他们还坐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他们会搞阴谋，搞破坏”。这里应当指出，在这件事情上，戚本禹和关锋的责任，不是等同的。关锋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供认，他和戚本禹所写联名信件中，诬陷彭德怀的内容是戚本禹所写，而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的内容则出自关锋，由关锋执笔。戚本禹与关锋联名写信诬告，应当共同负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诬告信形成的实际过程看，两相比较，关锋应负主要责任，戚本禹应负次要责任。

六、公诉人今天在公诉意见中提出，“谭厚兰到曲阜聚众打砸抢，完全是戚本禹指使进行的。后果十分严重，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等等。对于这一罪行，戚本禹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卷内材料证明，谭厚兰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带人到曲阜的，十二日陈伯达就曾插手此事，他曾指示：“孔坟可以挖掉。”这就是说，陈伯达也有一定责任。卷内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材料证明，造成上述严重后果，不完全是谭厚兰所为。谭厚兰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返回北京的，而一年半以后的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曲阜县的王正听“又把孔府所存的东西全部搬出”，使这些东西遭到又一次的破坏和丢失。对后果来说，王正听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部分，应罪责自负。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依法对被告人戚本禹予以从轻处理。

关于批驳被告人戚本禹的发言

公诉人孙成霞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对被告人戚本禹的辩护人提出的，应该把戚本禹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在责任上加以区别，以及戚本禹不能承担诬陷、迫害彭德怀、张霖之的全部责任，表示同意。

被告人戚本禹在法庭辩论中提出的种种辩解理由，中心内容是否认他犯有反革命罪，他一再讲什么“我没有一件活动是自己发明制造的”，“我都是按康生、江青，陈伯达的指示、讲话、布置办的事”。这种辩解不仅不能为他开脱罪责，反而恰好证明了本院起诉书指控他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是属实的。

他还说：“有些事是他们下边干的，我不知道。”这纯系推卸罪责，也必须予以揭露。

第一，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图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犯罪活动中，最主要的是通过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戚本禹秉承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意旨，亲自煽动并组织指挥了对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的人身迫害，亲自在社会上煽起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活动；亲自煽动唆使韩爱晶等人迫害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十分明显，戚本禹这些犯罪行为完全是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舍主义制度服务的。戚本禹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说：“首先批判刘少奇，不仅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你不把他在群众中搞臭，就是个祸根、隐患，”“将来这样的人一旦上台”，“什么聂元梓一派，什么师大派，什么地质王大宾，什么谭厚兰，统统杀头。”可见戚本禹对他们从事的犯罪活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当时就是很清楚的，更何况他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时曾经用明确无误的语言说过“要有杀劲”，“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就是要搞他个天翻地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搞他个天翻地覆”这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提出的“改朝换代”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事实、证据俱在，戚本禹企图否认他的犯罪行为的反革命性质，当然是办不到的。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国家政治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凭借他们取得的权力和地位，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利用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达到他们篡党篡国，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目的。戚本禹在参与江育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中，正是这么干的。他在辩解中，故意避开本院指控他的具体的犯罪事实和从事犯罪活动所采取的阴谋手段，竭力用他在手段、方法、活动形式上的某些合法外衣，来掩盖他的非法活动。但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写信提出要“批斗刘少奇”，这信明明是写给汪东兴转呈周总理的。当时戚本禹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在任何情况下，他有责任把这封信及时呈送给周总理，而且是完全有条件这样做的。而戚本禹不把信送给周总理，却故意把信送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并请他们来决定。江青一伙擅自决定“批斗刘、邓、陶夫妇”以后，在戚本禹煽动面对面批斗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的时候，有人提出：“我们不敢随便斗。”戚本禹却说：“你们都是政策观念派，有些话中央不好说，你们现在干了，框框就打破了。”恰恰在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戚本禹在中南海煽动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人身迫害。戚本禹指使“中南海批斗刘、邓、陶指挥部”制定的战斗计划中，还明文规定：“保密工作一定要作好，对中南海外严格注意保密，如有人问及此事，只说是在背靠背的大批判。’这个计划戚本禹亲自圈阅后说：“这个任务要保密，不要向外说，不要打电话，这是纪律，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戚本禹在煽动诬陷朱德委员长时，对人民大学的一些人明确地说过：“你们不要说是我叫搞的，你们一讲我叫搞的，就搞不成了。”戚本禹的这些“发明创造”，是不是阴谋，是不是非法的，不是很清楚的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犯了错误，就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历史事实无情地揭露了戚本禹正是这样一个分子。

第三，戚本禹在辩解中，还妄图以“我当时只是说了句话”“是下边干的”，“我不知道”，来推卸自己的罪责。人所共知当年戚本禹窃取要职，不可一世，他的几句话有多大份量，戚本禹自己心中是有数的。戚本禹策动谭厚兰去曲阜“打、砸、抢”，确实只说了几句话，但是就是这么几句话，却毁坏了曲阜的大量的文物古迹。何况在许多事情上戚本禹绝非是“只是说了几句话”。在迫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时候，戚本禹就接二连三的进行了煽动。更何况罪责大小，并不在于话多少，关键在于话的实质和内容，这是常识范围内的问题。戚本禹作出这样的辩解，实在是太勉强了。

我国刑法第十一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在江青一伙和戚本禹横行于世的年代，草菅人命，刑讯逼供，比比皆是。当年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对这些法西斯暴行是十分清楚的。当他煽动、迫害彭德怀、张霖之的时候，对他的行为将会发生的危害结果，他是非常清楚的。戚本禹企图以“下边干的，我不知道”来推卸他应负的刑事责任，当然，也是办不到的。

我的发言完了。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1983）中刑字第629号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赵云阁、孙成霞。

被告人：戚本禹，男，现年五十二岁，山东省威海市人。原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现在押。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颜问处律师傅志人。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戚本禹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实如下：

一、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被告人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某些人开会，指使他们去围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就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围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戚本禹在三次会议上，对先后参加会议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和在京报社、电台以及中共中央辨公应等单位的某些人，诬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卖国求荣”，等等，并煽动说：“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秘书局的某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并周恩来总理，要求开会当面批判刘少奇，戚本禹却把信送给了江青、康生、陈伯达。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戚本禹立即部署，亲自组织指挥中南海某些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他们的夫人多次批斗并抄家，进行人身迫害。

一九六七年一月，被告人戚本禹诬陷朱德委员长是“黑司令”。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某些人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某些学生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被告人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二、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被告人戚本禹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

三、策动聚众“打砸抢”。一九六六年十月，被告人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社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等带人去山省曲阜县“造孔家店的反”。十一月九日谭厚兰带二百余人到曲阜，串联当地的一些人，砸毁孔庙、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毁坏。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七十四件进行了调查。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说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认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犯反革命罪。

本庭认为，被告人戚本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煤炭工业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策动聚众“打砸抢”，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及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庭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唐根法

人民审判员 高德安

人民审判员 马卫鹬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李晶

第五部分 继续革命

第一章 上海图书馆管理员

1986年1月，我在秦城监狱坐了整整一十八年的牢后，刑满出狱了。监狱方面对我说，按照中央的规定，我不能居住在大城市里。他们准备安排我回老家山东威海去。我不同意，因为我早已离开了老家，现在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而我的妻子在上海居住和工作，我要去上海。自我在1983年被特别法庭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八年的徒刑之后，我的妻子因此也成了反革命的家属而不能在中南海继续工作了，她被安排到了上海果品公司当会计。由于我的理由充分，所以我就安排到了上海。关锋尽管没有被判刑，但他出狱的时候，也想把他安排到他的老家山东德州去。关锋表示拒绝，因为他的夫人一直是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后来关锋就一直在北京居住，直到2005年去世。

由于我出狱的时候还没有到退休年龄，所以就把我安排到上海图书馆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员。我在上海图书馆一共工作了五年多。

在前面的四年里，我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的古籍部，主要的工作是整理唐绍仪的历史档案。

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经提到过他。说他能上能下，他不当总理后，又去了广中山县当县长，还把中山县搞成了一个模范县。毛主席说，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不如唐绍仪，只能上不能下？！

唐绍仪最后是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时候，被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杀死的，他一直被说成是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但其实这是个冤案，我在档案中查到，他去和日本人的接触，是蒋介石叫他去的。在档案里，有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为据。后来，台湾的国民党也给他平了反。

到第五年，我主要是从事对现代的报刊摘要进行分类的工作。由于工作不是很紧张，环境也比较宽松了。我和上海图书馆一位叫高宏兴的同事合作撰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历史上大人物的变态心理》。按照规定，我不能用自己“戚本禹”的真名出版书。出狱在上海落户时，不知依据什么法律规定，我竟被剥夺了叫“戚本禹”的姓名权利，我只得用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用过的化名“戚文”办了身份证。这样这本书就只好署名“戚文”，才被允许出版了。第一版发行后很快就卖完了，可是第二版就不让出版了。

1991年，我年满60岁，就从上海图书馆退休了。我被告知，由于我被判处十八年徒刑外，还被判了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的附加刑，因此我的全部工龄只有一年零三个月。而我在入狱之前的工作时间，和出狱后的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工作时间，都“依法”不得被计算为我的工龄，我只能按照这个标准享受一年半工龄的退休后的生活待遇。

第二章 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1、我和关锋的共识：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1981年，关锋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即从秦城监狱出来，和他的夫人周英团聚，定居北京。关锋出狱后，我还在秦城服刑时他和周英就到处打听我的消息，想和我取得联系。我出狱后，很快就联系上了关锋，不久我就去了北京，在他家与他见了面。已是近20年的分隔，能再次相见，我们都百感交集。

我和关锋商量，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做点什么？

毛主席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我和关锋很快取得共识，我们要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我们本来都是搞文化的，关锋专长研究哲学，我专长研究历史。现在否定文革的人，都攻击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毁灭、破坏一切文化的，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在我们两个应该携手合作，按毛主席的教导，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批判继承我们祖先的一切珍贵的遗产。我们要用我们研究的成果，用事实来证明，我们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批判者、破坏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保护者和发扬者。

2、编撰《中华易学大词典》

经过商量，我和关锋一致的意见，从《易经》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

关锋很早就研究《易经》了。我在监狱里也用“心读”的方法对《易经》作了反反复复的思考和研究。

由于《易经》的内容博大精深，里面包含着非常丰富而且深刻的思想。千百年来，有许多学者对它作了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它却更多是被许多人用来算命。因此，我们商量编纂一部“易学大词典”，以汇集历史上的研究成果，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这件事情的工作量很大，不是几个人可以完成的。我们就商议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并且邀集了蔡尚思、胡道静、苏渊雷等著名学者一起来参加。

蔡尚思当时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一开始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还有些思想顾虑，可能是因为我和关锋都是“刑余之人”的缘故。但蔡先生的女婿却对我们很信任和支持，他对蔡先生说，戚本禹、关锋被判刑、坐牢，那都是因为政治斗争的缘故，他们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罪犯。这样，蔡先生才同意出任这个编辑委员会的主任。

胡道静先生是国内最大的研究“道家”的权威，而《易经》则是道家的基础理论。

苏渊雷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很出名的学者了。苏先生好酒，他不管跟谁交往，都先要喝酒。我不会喝酒，但还是跟他喝了三杯。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华易学大辞典》。关锋生前还为这部词典写了献辞，只是他和我一样不能用他真名关锋，只能用化名——古棣。

在“中国文化热”的大潮中，在编写《中华易学大辞典》时，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落后的东西，由糟粕变成了时髦，而曲解《易经》占卜算命的江湖迷信，竟也成了所谓传播传统文化的热点之一。我们有责任宣讲我们对《易经》的解读。90年代初，中国书店的彭卫国编辑与我们一道策划，先行出版了《周易十日谈》一书，就是为了编著一本既让人们充分了解《周易》一书的思想精华，又能让人们摈弃其占卜迷信内容的小册子，以期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作出一点贡献。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写了序言。

《周易十日谈》出版已近二十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一版、再版、三版、四版，发行量数以万计。台湾、香港也以《周易十讲》书名出版发行，并收入其“现代人文库”、“人文史丛书”。国家有关部门还授予此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2003年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增补本时，我们将书名统一采用为《周易十讲》。

3、编著《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

孔子与《论语》无疑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与著作。我们要承继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可不认真研究孔夫子与《论语》。而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孔子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界形成有深远影响的两大学派：一派以冯友兰为代表，被称为“抽象继承派”；而另一派是以关锋为代表的，被称为“批判继承派”。对于孔子的评说，是这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冯友兰认为，孔子是革新派，是顺乎时代潮流的。关锋等认为，对教育家的孔子与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孔子应加以区别：孔子前半生对教育事业等作了重要贡献，应予以肯定和继承；从政以来的孔子是没落奴隶主的代表，是逆乎时代潮流的，应予以否定和批判。1962年在曲阜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上，两派的争论还是平和的。

这种学术争鸣，我们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必要的，是促进文化繁荣进步的。不幸在文革运动中，这种正常的学术之争演变成了政治冲突。往当时那种背景下，我们支持了谭厚兰带头在曲阜进行的讨孔造反，亦批斗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专家，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有我们应承担的责任，也借此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歉意。

而在文革运动的后期“批林批孔”时，冯友兰著文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而关锋和我当时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被剥夺了任何发言权。而文革运动后，社会上现代新儒学鼓吹和掀起了一股尊孔的新热潮。对孔子，对《论语》，我们现在仍持什么态度呢？我们认为应该有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回到学术争鸣。为此我们合作编著了《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在国内我们只能以古棣、周英、戚文署名出版。2012年9月，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以我们的真名：关锋、周英、戚本禹出版发行了这本书。

我们认为，要科学研究孔子与《论语》，首先要正确把握理解《论语》的本义。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对《论语》的注释的书籍应有两千多本。而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发行高达60余万册，被誉为最佳注释，并被选用为学校教材。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证研究，认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有译注不妥和谬误之处多达317处，而为其纠正，提出了我们认为正确的注释。正确解读《论语》，一定要首先区别《论语》的本义与后人加予的有违本义的注释。在古籍校勘训诂上的学术争鸣，现在已经少有了。而《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一部著作，对其本义的学术争鸣应是有其意义的。

在《论语》译说力图准确把握《论语》本义的基础上，我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南，对孔子生平和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在本书中，再次坚持和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坚持对孔子批判继承的主张，不赞成目前有些人要再把孔子捧成神的作法。

4、编著中国历史人物论集

我的专长是研究历史。而我对历史的兴趣与研究，得益于追随毛主席身旁时，跟着主席读书和聆听他的教诲。毛主席对历史的研究与重视，对古今中外历史的知识，我认为党内无人可比。毛主席把历史的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和当前情况的研究，看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保证。毛主席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毛泽东的传家作家R·特里尔评价毛主席时说过一句话：“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

跟着毛主席读历史，读毛主席的书，看到毛主席直接、间接评论过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我就有了编写中国历史人物论集的想法。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就写了一部分。1968年进了秦城监狱，虽然没有多少参考资料，我亦凭着过往的记忆追叙撰写。出狱后，找来参考资料补正与继续补写，共写了近二百个历史人物。我的计划起自黄帝，大禹，终到洪秀全、孙中山，其中有帝王将相、草莽英雄，还有圣哲豪杰，文人学士，约两百余万言，六个分册。其中《先秦人物论》、《秦代人物论》、《两汉人物论》、《三国人物论》已经结集出版。还有《晋唐宋元人物论》、《明清人物论》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也能与读者见面。而这些书在国内也只能以戚文署名出版发行。

5、关锋的著述与我的其它著作

关锋是哲学专家，尤其对《老子》、《庄子》有深人精到的研究。关锋出版的《老子通》上下册，140万字，获吉林长白山学术一等奖和比利时世界太极学会1996年度社会科学一等奖。关锋与周英还出版了《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法和法学发生学》等书。

这些年，我自己，以及与他人合作，还出版了以下著作：

《孙承宗》，中华书局出版。

《评李秀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大人物的变态心理》，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孙子兵法大辞典》，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

《墨子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子兵法十讲》，安徽文学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丛》第一辑（共八册）。

《十家论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论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古奇观正续编》，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

《三国图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还有已完稿的《屈原与〈离骚〉》，正在联系出版中。

6、关锋与我的部份书信来往

我出狱后，与关锋恢复了联系。在我们共同坚持继续革命中，我们常有书信来往。现照录一部份来往书信如下：

老戚：

一位朋友借给我穆欣的回忆录。我立即读了一遍。立即向“中央党史出版社”函购两本，近几天可到，当即给您寄去一本。望您将其有关你的、我的与文化革命的仔细读读、想想，来京时认真共同研究一下（听说不久来京）。

还有一个有趣的信息：王某在京郊买了两座住宅，高级轿车一辆，雇用汽车司机、厨师、打字员、保姆等八名。这是一位朋友在电话上告诉我们的，可靠。

听周英说，您是医院打来的电话，什么病？甚念。

关锋

95年4月2年晚

我身体在复原中。

老戚：

三月十一日收到来信，当晚复信如下：

(一）究竟您收到的是几封信，还有没有没找到的。（1）挂号退回稿件，据来信是收到了，但其中有代拟的《十家论丛总序》与《出版说明》，也应是收到了，但来信未说。（2）同时（你一月二十七日）寄出三封平信，是三次陆续写的，信末所署日期不一。第一封是我给您和陈宁宁的信，我给您的信和周英写的“庄子两篇译解和批判简介”，从来信看，这封信您收到了；第二封，讲政治情景与看法的多，其中说我们的那位糊涂朋友云年（您一想就知道是谁），也说刘笑敢其人，其中说不要告陈宁宁，免得传到北京引起不必要的庥烦——从政治谈到《总序》和《出版说明》——我对“总序”并不满意，可修改，但不要往右处修改；又说考虑到政治气候，似用“总序”不宜，故又拟了《出版说明》，请二者择一，或者是干脆不宣而战（即不要《总序》或《说明》），将来看时机再论。“总序”或《出版说明》说到的原则，能够贯彻就行了，不必先挂招牌。这封信，收到没有？请查找一下（其中不宜于外人言的内容不少）。但《总序》与《出版说明》二稿，您总是收到了吧。第三封信，即未写地址您终于找到了，我又给您寄去复印件的一封。

(二）《十家论庄》，您说照我的意见办，那么我的意见再说明白一点：

①入选名单——(按时代顺序）胡适、冯友兰、吕振羽、郭沫若、侯外座、杨荣国、李泰荣、任继愈、关锋、张恒寿。

②不选章太炎。他的《庄子故》、《齐物论释》不仅是王四前的人，而且重要的是训了古体，如选入论丛，自乱其例。

③不要陈鼓应当主编，也不选他的东西（他的庄子今注今译，去掉注、译也没有什么东西）而主要是此人不能信，与我等非一道也。他与陈宁宁连手捉弄我们，差一点（如不是我最后从陈宁宁寄来书稿中找出那封信，就被马虎过去，上当了）。这种人，岂可与之共事。为人家作了宣传，还被人利用，还捣我们的鬼，为什么不把撂在一边呢？尤其是在当前政治情况下，尤应如此。我以为，再让陈鼓应当主编，引为十家论庄之内，是万万不可的。近半年内也对陈某有所了解。

④关于陈宁宁由您斟酌。由您作主编，再找一个副主编，陈宁宁也作一个副主编未尝不可，但大权不能交给她。我还是原来的想法，抢一段时间，处理些事，有转还余地。您要小心陈宁宁。

假洋鬼子们，实在可恶。老华侨、华裔大都有爱国心，发起反击李志绥污辱毛主席的，就是美国华侨。而建国后主要这几年，从大陆跑到美国去的成了美籍华人的，台湾跑到美国成了美籍华人的，他们又来到大陆，或经商赚钱（往往是昧心钱），或充学者，捞取政治，名誉资本，此辈没有爱国心，大都是假洋鬼子。同这种人打交道要十分小心，最好是不打交道。不知是否说清楚？如原则一致，具体的事情不清楚，也可意会而知。

(三）《十家论丛》，台湾的有则有，无则无。可能有若干种，从台湾选不出一个来（如是，也没有什么不好）。关于十家论孔（或论儒），绝不选一个台湾的新儒家。可考虑选熊十力的《原儒》，他在政治上对共产党是友好的。台湾新儒家有捧他的，说的学术观点没有变，不像冯友兰在文革批儒中投降了共产党，有些人骂他，未逃台湾，留在大陆，投降了共产党——人家的阶级性、党性极强！

(四）《周易大辞典》，您关照下——最好亲自看一下，对我的言辞不要乱改，绝不能删去要用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研究。

周英说，他要写几句。

戚文同志：我想说几句，就是我们的这种处境，常受人骗，咱们想办点事是非常非常困难。在社会上我和老关都没有能耐了，只有您还能办成几件事，但困难也不少。我们做事的目的首先要宣传马列毛基础原理，在原理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另外留下的东西在历史上站得住，对人民有利。因为我们处境困难，有些事也得留点灵活，譬如十家论选人首先有学术水平，有社会影响，起码还有要爱国心、民族自尊心。如有学术水平差些，人品一般的人，能在经济上帮助的（出书），也可交朋友，也可选到我们编的书中。如经商的愿资助出书的人，也可给他个顾问到主编等等的名义。那些无学问，又没名、没影响，对我们又不友好的人，选他的东西干什么。我们也得学得乖巧点，不被假洋鬼子利用。陈鼓应这人不好，他来中国，是企图借大陆人像章冠洁之流给的名、利，以这做资本再去外国或港台骗人。现在辛冠洁借他没法利用了。孔子基金会也让山东接了。辛一无钱（其会的钱他拿不到了。他自己卖书的钱也不会给陈鼓应），一无名义，辛什么也不是了，谁还给他出书，谁还请他开会。在这情况下陈鼓应要找可利用的新人了，他要参选台湾的，也是为了到台湾让这些人报答他。台湾的学者（社科方面）没什么名人，他们想在大陆出名，不那么容易。辛从去年下半年就遇到危机了，今年已经不再算基金会的人了。写到这里行了，告您一件新闻：辛冠洁为基金会告文化部、告民政部，在港反动报刊发匿名文章大骂谷牧（辛某不久之前的后台），为台湾《中央日报》利用。有好戏看了。辛某结局，恐怕很悲惨的。这封信，请看后烧掉。此信挂号寄出，接到后望速告。

有什么需要讨论，再来信。

关锋周英1996年3月11日

老戚：

前信及简介谅已收到。本拟等二天接着写，不期出去买了两本书，就放不下，翻阅起来了。一本是陈际宁著《牟其中真骗、假骗》，十六开本，208页，对牟其中《南德公司》揭露得淋漓尽致（是一本杂志，安徽出版的《作家天地》1988年第一期）。可以说是私营企业的聚集点，不独是一个牟其中问题。看来牟氏一定反扑，因为并没有得到处理，至今逍遥法外。我希望您也买一本认真看看。我也是粗阅，细看的章节不多。另一本是《苏联兴亡的沉思》，李振诚著，改革出版社出版。粗翻了一下，重点看了一些章节。此书提供若干少有人知的资料，基本立场是好的，唯作者患了时代性通病——恐“左”症。但仍给予人很大很有益的启发。这两本书，我还准备仔细看。我建议您也认真看看这两本书。您在焦思的那个问题，也许可在这两本书中找到根本性的答案或有益的启发。

现在说说师东兵。1986年及稍后，我同辛某打版权官司时（此事不知您了解否？另有机会详告），此人找上门来，要写报导，他写了，经我修改。后来说在山西《青年法制文摘》发表了，临来忘记带了。过了很久，才知道山西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杂志。我受了他许多骗。我有一篇长文《论技术革命的战略问题》（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他说帮我发表，还从我这里借了好几本书去，还抄去我拟的《智力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提纲），他统统不还了，再也不见面了。我还带他去见过刘格平同志……。这是个坏人。看来土里土气，像个农民出身的，没有想很会装，很能骗人。后来有人把他见我之前写的所谓报告文学（“文革”初期），对我恶毒的造谣咒骂。这些年，他在香港陈玉书的出版社出了好几本“文革”的书，陈玉书送给关成华一套，我翻了翻，却是无根据的瞎说（讲了我不少，却是编的，不过这回没有咒骂）。他跟陈玉书不认识，大概是从我这里听到陈玉书的名字，知道有个繁荣出版社，而自己硬闯的，正投了这个出版社的机（陈玉书也是投机分子，坑害我国的坏资本家）。最近北京市上出了一本书《短暂春秋》，写华国锋“时代”，署北京红旗出版社出版，师东兵著。上边查这本，出版社是冒名，和红旗出版社无关。据说查书号，师东兵不承认是他写的。（我估计是这个人写的这个人没有上层政治背景，他是山西省侯马市（县级市）文联主席，“六四”时发表过一篇，很引起高层领导的反感。师东兵不可能看到密件，说看了“密件”稿，那是吹牛，不可信。您看他什么书，听什么人说“他能看那么多密件”？这个人在高层政界名声很臭（以我们观点看来也是坏人），很能钻，恐怕是看了道听途说而加想象——以上是我所知道的大概。

再说“智力开发”。

我觉得那三本书的提纲，都不对头。例如《人类思维创造来右脑》，“大脑的生命线在于希望”，都极为片面，夸大。我们可合作写一本《智力开发》，但不必列到这社出版的丛书中。我看了三个提纲，认为提纲作者，所知了了，而且有很大片面性，用此提纲框作者，是很难合作的。西方对脑科研究有重大的进展，但有其局限性，把智力开发看作纯粹的生理问题（因而热中（衷）于发明开发智力的仪器——当然仪器也不是完全无用、忽视了社会性，据介绍《情绪智商》（被认为一本很重要的书，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写的，哈佛大学极力吹他们的脑科学，说他们培养了六位总统——还有若斡名科学家），似乎也有这种片面性，不过我还没看到这本书，报载上海X出版社最近已出版，您最好找这本书看看。另外，也有忽视或轻视“左脑”的倾向。我们写一本的话，要吸收脑科学知识，避免其缺点，发挥我们的优势：与认识论（不仅是创造新知识的认识论，还有学习前人收获知识的认识论），结合起来，系中国古典名著的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典型材料。英国人写的《大脑的功能与潜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较好，美国人写的《超级大脑——智力开发的最新科技的成果》，虽有很大片面性，也很有用。中文版海南公司出版。另一本也是海南的，《战胜左脑》，题名“安生编著”。我看是一本“抄书大杂烩”，不可靠。弄不清哪是脑科学研究家的，哪是现在的——恐怕一点也没有，介绍走了样恐怕不少，又不注出处，也无法查对是否介绍错了。我看错的不少，也有若干过时的知识。以上是我近期看的三本书。“智力开发”，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哲学不重视“智力开发”，不行；“智力开发”，抛开哲学也不行。您的看法如何？我们如果搞，自由自在的搞，不能拴在出版社要求的格子里。

《简介》如何处理的，望告。《论语》二书在湖南（哪个出版社）如何碰钉子的，亦望告知详情。还有些事要谈，过一、半天再写。

关锋

98年2月20日

十家论孔

请周英、关桐任编委（分担孔、老），勿忘！

老戚：

上月28日信收到。北京，依然很热，在35℃-33℃左右，高于上海；今日稍减，给您写这封信。

关于《十家论孔》。

我的意见：（一〕新儒家一个不选。理由是书名是《十家论孔》，新儒家们并非论孔，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或接着陆王新学讲；有的还杂有佛学（熊十力），而梁漱溟，则是伯格森加阳明学（以上却不是我的发明）。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判（五卷，本质上正确、深刻），至于当代新儒学家，他们已都声称是新儒学第三代，都是为当前的一应政治服务的。一句话挡回去，他们不是研究的历史上的孔子，而是创立其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今日之名流，炒冷饭者尤多〕。

（二〕正面的准标准提出三条：（1）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2）创新，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炒冷饭者一概不取）；(二）科学性——不是指争论中的问题之结论是否科学，而是指（1）论证的逻辑性（2）所用知识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的准确性（3）对于失去学术研究的价值（包括将来证明错误但有其重要的反面教材价值——正面言之，即提出确有价值的问题，研究上开拓了新界域等等）。

我想有（一）（二）两条，可以顺理成章地拔除那批所谓新儒家，可以保证从总体上是马列主义占优势（此语似目前不宜公开说）。我想这两条可以写在《十家论孔》绪言中去——这一本建议由你作主编(名义上如是副主编适宜，实际上也是你主编工作，我可以帮助您写一篇绪言（我证）的受您的托代写《十家论丛》绪言，不知还有否？我想以上（一）（二）的若干想法可写到《十家论……》绪言中去）。

《十家论孔》名单已确六家，我没有意见。——关于冯友兰选其《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论孔子的章节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关于论孔子的争鸣文章，完全排除他的所谓贞元五节。蔡老，选其《孔子写李体系》一书及其关于论孔的文章，不选其《传统思想总批判》（正续〕，可在蔡老部分的叙述中提到《正续》，予以较高的评价。

另外四人，我意选胡适、赵纪彬、杨荣国、匡亚明（正好作为蔡书之的）。赵纪彬选其《论语新探》（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人民出版社本），其他论孔文章（从其《国学录》《国学二录》选其论孔文章）及《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两天我又重读了这本小册子，认为这本书是严肃的考证文字，没有当时批林批孔的极端倾向，赵氏汉学家功底很厚（中共党员中的学者恐只此一人，此书发挥了他的特长）。杨荣国在批林批孔时的文章就不必选了（我看他把荀况也说成儒家，把一部中国思想史说成儒法的斗争史——过了极端了。我这是在秦城读文所得的印象，不知准确否？〕

关于关锋文选文章，初步意见是：

（一）论孔子

再论孔子

三论孔子——在《春秋哲学史论集》中——关锋、林聿时

（二）《老子通》下之二十二章（略作删节）——关锋、周英

（三）《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孔子的政治思想为何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未发表《论语十日谈》中。——关锋、戚本禹

(四）《〈论语〉释义方法论》——关锋、戚本禹。此之有四万余字。如此时已太多，此文不要。

陈伯达的论孔不选为宜。从政治上考虑，不捅这个漏子。据叶永烈云，他看过档案，陈伯达确自首过。其论孔、论老——价值也不大。

鲁迅谈到孔子的，确是犀利、深刻、发人深思。但都是杂文、结合当时政治而就一定言之。不是哲学史家论孔子（关于老子的亦然）。所以《十家论孔》中不选为宜。至于毛主席著作中论到孔子的，那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自然不能选入《十家论孔》中。

《十家论管》——王德敏同志仍休养，前年来过一次，有好转。他的女婿于孔资在《管子学刊》任副主编，你给王德敏云信寄《管子学刊》，肯定能收到。看他能否做这个工作。如身体条件许可，由他做，比较好，（也可考虑由孔实作副主编，做具体工作）。

《十家论老》不必打可曦作副主编了。她的女儿在美混得“很好”，他去了一趟，住了将近半年，回来后不久拟再去。他可能要作“周景芳”了。他对此事已不会有兴趣。如找一个人，为主编《十家论老》在北京做点事，关桐倒是可以做点助手性的工作。

《十家论老》，关于我的选什么？《春秋哲学史论集》的，《老子通》的，我没有想好，想听听您的意见。《十家论老》选哪十家，考虑后再告。现在酝酿着有些什么意见，望告。

太热，就写到这里。

曾经有一信，您谈论章太炎与“移花接木”的，不知收到否？

关锋

2000年8月4日

老戚：

9月1日来信及时收到。因为我遇到了一件亟须处理又很费劲的事（后面再述），所以隔了数日才给您写这封回信。现在先谈来信要讨论的事。

“关于陈、李并收”，您提议加上“易白沙”，很好。前几年我还读过一遍易文，很有水平。至于鲁迅，我的印象里没有论孔子的论文（我读了《鲁迅全集》）。前几年看到批林批孔时所出小册子——好像名字叫作《鲁迅批孔》，那是一本语录，大抵是从杂文中抄录，见大都是批“所谓现代孔夫子”的。为不乱其例（《十家论孔》的体例），还是不选为宜。

至于论孔选关的，我上次开出了一个单子，倒是要听听您的意见（其中还有一篇您我合作的《孔子的代表奴隶主的政治思想为什么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原定《论语十日谈》中）。另外，入选者最高定额是多少字，请告知，以便斟酌。我的意见尽量不用节选。像匡直的《孔子评论》，没有办法，只好节选了。

关于《十家论老》

我看郭志还是入选。在当时以及后来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胡适的也应有，同此道理。高崇不必选——笔证等只好不选，因为此类文章在古史辩甚多，只好全部放弃。来信中的一批人名中，我看吕振羽应选——是最早用马列批毒的，蔡尚思——文章可否与其他相近者合并选立（可与蔡志商合）。任继愈的论点，质量是很低的，但有代表性，（一）不懂古字古义，不懂古汉语语法，颇有代表性；（二）实际是受苏联物兴（性）论影响而大讲老子唯物论的代表。从其有代表性、反映时代的某些特点这个角度来说，应该选。再加李泰芬和陈鼓应（台）就够了。其他，就不必考虑了。陈伯达，不必考虑。一不必捅这个马蜂窝，（二）他的老子唯物论，没有代表性。三十年代讲老子辩证唯物论的是叶青（是一本书，其中考证老子时代倒是颇有价值）。我这里有一本（不知来源）1951年四川成都大学印制《陈伯达文选》，我看是陈伯达自己选的（因忙了，以不要打乱原来的企业机构），而未及正式出版，其中也没有关于老子的文章。

我看应把苏联杨兴顺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应选入附录（太长，可节选〕，它影响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一些人一哄而起。大讲而特讲老子唯物论，盖由于此（不是陈伯达，也不是叶青）——这是历史，故应选入之。《十家论老》序中也需提到。（每一“十家论”〕，是否附一个可以来论之的书之目录。

还有一个大问题——关于老子其人、老子其书的争论，要不要选。按理应选，但篇幅太大，只要割爱了。或在序言中，每个选入去的介绍中略作介绍。我也拿不定主意，请您再考虑一下，听听有关方面的意见。

《论老》选定的，您也替我考虑一下，选那些好。太多了，反而不好选。

最近碰到的费劲未处理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瞒着作者将《老子通》之几部从整体中印出来，以《老子校诂》名义（作为一本独立的书）出版（1998—版2800册第二次印刷3000册），严重侵犯版权并删去作者的周英名字，又严重侵犯人权，错乱严重——全书52万字，错字2914，超过新闻出版署规定（不及超过万分之一，即一万字只能有一个错字）的56倍，这又严重地败坏了作者的学术名誉。我们细读这本书，请律师协商，化了不少时间。大约下周可以发出律师致吉林人民出版函——我们已授权律师进行交涉以至起诉。——昨天律师来，签起委托书（此事千万保密——当是暂时的）。

另外，吉林还交由台湾复文书局出版了《老子通》，他们不承认已经出版。我看是打混。所以，请您设法从台湾买到《老子通》，这是最硬的，无二话可说的证据。希抓紧。谢谢。

此事亦需保密。

关锋 周英

2000年9月12日

请看反面

第一任总理

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

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合作

第二次南北会谈

唐绍仪与西南新军阀

唐绍仪与蒋介石

中山县长

唐之晚年

死亡之迷

历史评价及教训

请看背面 

戚文同志：

您信上说小华党校里有可给关亦洲介绍的对象，希望小华帮这个忙，如能促成，等关亦洲结婚时当重谢。祝您和小华互敬互爱，幸福健康！

周英

8月6日

老戚：

(一）先说您的来信——只有一封，是6月4日您写的信。其中装有①给“周英‘关老”，末署6月4日；②给关桐的信，末亦署6月4日；③《关锋论孔》的单子开了六篇文章，大概拟选这一些，征求我的意见。——此外，至今未收到您的信件（到6月15日）。你6月4日的信，我是6月11日（星期一）看到的，该日一上班老干部处就打电话说“有您的一封信”，我们就立即去取了。所以等到今天回信，因为不仅我没法想，也没与关桐商量，看他能不能担任您的委托的工作。

(二）关于论孔十家，我的意见，我①坚决不同意选上钱穆——此人学问了了，是一贯反共，并逃亡台湾，从学术考虑不必选，从政治上考虑绝对不能选——不能为反动资产阶级作义务宣传；②坚决不同意选梁淑冥（溟），近20年有些人抬梁、骂毛主席，选他干什么？他的东西——特别是论孔，哪有什学术价值？③可考虑吴虞与胡适合并，如这样可选周宇（予）同（一定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而不选金景芳（他的书我仔细读过的）④胡、吴均编为陈独秀一起，不可；吴虞入陈，胡另列亦不可。我意，入选名单要有两个考虑：（一）学术水平；（二）政治上的考虑，是有差还是有利？

(三）《十家论孔》选我的，同意您的意见，唯要添上《孔子欲应公山弗揸召、佛肸召“考辩”》。

——弥崔述《洙泗录的一个考证》（见《春秋哲学史论集》）

您开的单子，随信寄回。

(四）十家论老——选关的什么文章，过十几天即告。

(五）可由周英写一介绍关锋论孔的文章。我意不能用评述。您大概还记的“十家论庄”编选时与陈宁宁的矛盾，我反对序，或介绍对被选入各家作评价、批评，编委会没有这种权威，而且一般亦不宜，当年我就反对人民日报仲裁学术的做法，曾引起轩然大波，结果我胜利了，这由于毛主席裁断、保护——你大概知道吧。《十家论庄》关于介绍关锋及庄子研究（署名康北海），我忘记题目了，请查一查告我，以便周英写介绍我的“孔子研究”。

(六）可由关桐写一介绍关锋的老子研究。其他，他不能担任，任务压得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翻论老之书。

(七）我没有答应写“十家论孔”的绪言，您记错了（我最近没有精神搞些事），我是应您的要求写了《十家论丛》绪论，大约将近三万字，已桉时寄给了您。不会丢了吧。我希望能用，不能用即请掷还。

(八）选冯友兰，一是建国前，其在中国哲学史有孔子或“儒家”一章（对五四的反动），建国后争鸣文章及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章节。批林批孔冯的《孔子其人》入选不入选——可考虑。如不入选，在介绍中要重点介绍。

关锋

2001年6月16日

周英并关老：

您好！

上海人民出版社希望现在编的十家论丛三部印好一起推出，因而编辑工作要加紧。

十家论孔，关著篇目已拟好，请审示。十家已初定：一、陈独秀；二、李大钊；三、胡适，吴虞附；四、码友兰；五、蔡尚思；六、赵纪彬；七、杨荣国；八、郭沫若；九、关锋；十、匡亚明。

十家论老关著篇目，已拟好，关桐先看：（已遵示聘他任编委），由他请示您，十家论孔，拟请编委周英写个五六千字评述，是否可以？专此

敬礼！

戚文

二〇〇二、六、四

老戚：

6月12日来信最近才收到。

来信所说零碎家务事等等，没有什么意见，您照您的想法与可能办就是了。

王力的两本厚书《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此人曾写过访问我的报导 没有添油加醋，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问题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周英正在细看。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么对付？您什么时候来京，看过细商。

写字，不会爽约，您来京即可拿走。

请速回信。周英嘱代问华铮好。

（我怕收不到）

关锋

2002年6月23日晨

周英、老关：

26日信收到。

王力的书，我一直未收到。但我相信你的判断，等我拿到书再详加研究。

初步意见，我们应有个批驳，否则后人无法弄清问题真相。

您能否先写驳王力的书，就像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那样，现在能驳斥王力的已没几个人了，所以从来的革命，其最危险的敌人常常是来自内部。这些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的蛀虫最可怕。王力究竟是背叛文革还是他当年的革命就是假的？想想他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慷慨激昂的革命呼喊，他不像假的呀！怎样这样180度的大转弯？这样攻击文化大革命。您怎样看他这种大转变？

修派理论家，又出来个李君如（党校校长呀！〕吴敬琏（学部原来的造反派呀）他们陆续有修著出版、华怡芳告我，七月吴要出一本大书《转轨中国》，驳李君如的有魏巍（我过去的好友，一直很好，坚持革命气节），驳吴的有吴易风（人大的左派教授）。

李曦同志情况如何？他一定要移居美国吗？能否告诉我他在美国的电话和地址。原来在人大您有一位姓肖的好友，现在表现如何？疾风知劲草呀！十家论庄快出书了，论墨明年出，论孔论老大概也一起推到2003年。这一套论丛出来后，我不想再编其他书了。

您的人生感悟对我启示很大。

希望周英快快恢复健康！

戚文

2002.7.3

老戚：

来信及时收到。北京天气极度闷热，难熬，又不敢开空调。昨睡下了狠心才开空调，故迟至今早才复信。

穆、王之书粗粗翻过，周英正在细看。二者坏极了。一、无耻；二、丧尽“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是最坏、最坏的。叛徒，也是敌人，但人们最恨叛徒——实为至情至理。穆书送老阎一本，我也没有买到。王书，据云很香，尤其大量进口，当即大量重印，还是托你那位朋友即时买一本。

这两位，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从好变坏，不是从红可粉红变黑的，从其人生观说是一贯如此，“投机分子”可当首位，我在想，我们（尤其是我）当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觉察呢？！

我好久没有去书店了，你说的正、文这本书我都不知道。太热，不愿动。等凉快天，去找找。魏巍的处境究竟怎样？有若干传说未必属实。既然华锋与王为忘年交，可写信问问。中国还有魏巍等一些好同志，可慰毛泽东在天之灵。

李曦夫妇因病已回北京住院，通过一次电话，还未见面，介绍老、庄的短文，当天气凉快一些即着手写。

天热，又烦闷，开了空调也极不舒，大概到阴历八月才能好一些。今年奇怪，不知为什么气温经常比上海要高，仅低于海南，周英代问小华好。

关锋

2002年7月8日

周英并老关：

7月8日信收到。

上海天气炎热，昨前尤甚。北京当比上海更闷。因为它是大陆性的热。特别是近年北京周围（西北、东北）风沙化厉害，森林破坏，水库没水，温度更是居高难下。你们没事千万别出门，家里一定要开空调，只要不对着人体吹，不要紧。老关一定要保护好头脑（避免头脑患扩张性病），为的是多给人民留下点好著作。我最近因为写两汉人物（张良韩等等〕重读孙子兵法文献，老关对太公兵法和（三略）所作的分析，实在是高水平的。这部概要大部都是关写的，它是近年古代兵学研究的大作品。仅从(三略）来信，从古到今没有能说清它的来历，老关却一语道破它是张良的作品，往往有理有据，发人未发。被捧到天上的陈赏修有这样的水平吗？再看老关的理论分析，他在论述（广武君）中说的，“历史规律是有弹性的，而不是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规律观，它包含或融合概率论，使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不以人们的意志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高度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既防止机械又防止非决定论，历史唯心的侵蚀。”这里说的是何等好啊。这样的理论论述在他的文献概要中比比皆是，编辑出来就是一本很好的《历史规律论》。

王力的诗，你们看看，那可以叫诗吗，他怎么不憧“藏拙”呀！写好了，至少推敲一番再发表不是更好吗？诗要给人以美的享受呀！

再请注意保健！

戚文

2002.7.26

老戚：

在天气闷热、头脑发昏、笔下难涩之际，接到你的来信劝“要保护好头脑”，立即停笔休息，立秋之后再干。得知在写《两汉人物》，甚好，当比《三国人物》更上一层楼。不过，我虑两汉人物范围太广，不易集中探讨杰出人物的作用与历史规律的问题，而易于一般化。我意不如探讨项、刘之争这个较短时期（关系到后若干年的历史发展——给中国封建社会上半朝打下了特有的印记）的十六、七名表现各不相同的历史人物——从陈胜起，到吕后止。摆脱成见，大胆地客观地探讨。如项、刘，不一定肯定他们是农民起义领袖（如仍认定是农民起义领袖亦须独立地研究其根据）。这段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作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又是集中的。总之，是大有可为。当然决心写两汉人物也可，我意亦经分若斡历史关键时期。不过就是汉初人物或刘、项之争时期的历史人物，深入写下去也是够二、三十万字的小册子了。不知以为然否？你赞扬的我的那个观点，一星闪光而已，未能从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去研究一个系列的历史事件或一个系列的历史人物，而从历史唯物论进行总结。我们的哲学之贫困实在严重，我看病象就是教条主义，不研究中外历史，空口讲历史唯物论，可写到的有血有肉的原理也被我们弄成了教条。我之有虑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动机便是想摆脱这种困境，而投入之后又逐渐地“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结果至今也未搞出什么象样的东西。——此来些零碎新见，也未能系统的整理。太热。过几天再写。

关锋

7月27日下午

周英、老关：

八月四日关于十家论孔的信收悉。此前关于章太炎信没收到，请查一下是什么时发的。

十家论孔不收新儒家，您的理由充足。我亦不主张收，但说不出充足的理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论孔五章是否都收。

赵纪彬的书，您主张用六十年代，但他七六年二月版修订之处颇多，而且修订合理，故可否采用七六年版？又《论语新探》篇幅很大，三十二万字，再加上其他论文，字数太多，可否择其重要编选（只选上部、中中）望提示。

杨荣国拟收他《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孔子思想第四节及文革前两篇论孔的文章，文革后写的《奴隶主思想家孔子》小册子和两篇论文拟不收。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全收，篇幅太大，可否只收代序、导论、生平仁学及教育部分？

2002.8

老戚：

来信悉。收到您的信数日之前数日，就收到了沈善增先生来信及他的《还吾庄子》。我先读了《还吾庄子》将及一半，认定这不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因此不愿同他作朋友，于是一封应酬信，没有将拙作赠他——《老子通》，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我也只余一部了（这是实情），故无法赔之，歉甚。

来信所问之事，我不知就里，提不出什么意见。一般而论，暂时不发新文（可以写出来珍藏）也未尝不可，保护自己，也及重视。

近来我倒不是“忙于写书”。是这么回事，若干年前所写一本书稿《假借字典》，一百多万字，前年北京一家出版社要出，今年元月前送来清样，我校阅这本书稿费了二十条天时间，早已将校阅稿归还了。此书，不知今年能否出版。

《非典》，北京闹得厉害，看来不能很快过去。我们平日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出什么问题。

再谈。

关锋

5月8日午后（2003年）

老戚：

9月2日来信及寄来复印件，都收到了。

我认为那份“复印件”不可信，是坏人的恶意造谣。你不是不久来京吗，可把当时你我知道情况互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信上不好谈。

敬礼

关锋

9月15日

老戚：

很久未接来信，甚闷。李毅强来京，怎么不让他带封信来。希来信详告近况。

广州的潘国璠先生要去上海拜访您，并给您带去一本书《晚年周恩来》（香港出版），我初看了。其中引王力若干说。对了解王有用。

您不是秋末来京么？怎么没有来信。

请速来信告知近况。我同周英身体均好，忽（勿）念。希速来

信。

敬礼

关锋

2003年11月16日

老戚：

怎么很长时间没有接到您的来信了。不知何故？您不说秋后到北京一趟吗？

大约数日前广州的一位朋友叫潘国璠记者，是现住广州的狱友解耀宗介绍（这是可以依赖的一位老同志），打过几次交道。他向港报写过我的介绍，经我看过（审阅过）发表出来，一字不差）……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依赖的。所以替他写了介绍信，他持信去上海见您……。不知此人您见过否？我想，此事不至于引起您的反感吧。怎么您一直不来信呢？盼您来信，有什么意见说说。不说，会叫坏人钻空子，造成大误会……。

急盼来信。

关锋

2003年12月28日上午

老戚：

12月23日的来信，今日上午读悉。备悉一切。昨天午间给您发了一信，怪您不来信，晚间关洲来告诉我，您给她几次电话，告诉她转告——她自己搬住新居，离我这里不近，不能常来。所以她昨晚来了，我才看悉一切。我怪您的话，错了，请谅。

春节您能来京，太好了。多少年没见面了，极想一见。

我身体尚好（届85岁），每日读写，思想尚能集中、活跃。大概还可再活十余年。您劝我锻炼身体，甚是。我的活动太少了^从今日起决心每日在房内步行2000步。穆某人，与王力一样坏，造了很多摇。“穆欣说：江青在67年曾指着周恩来的鼻子骂周……”云云，那是绝对没有的事。我的记忆力还相当强，如有这种事，我不会忘记……近是穆欣云的一句话也没有。这是穆某的恶意造摇，明白事理的人，一看穆某所云就知是编造。“疾风知劲草”，诚哉斯言。

望春节携夫人来京，就住在我家——虽然，比起宾馆来，条件太差，但谈话方便。周英同样欢迎您们。

为了您收到昨日信后即刻接到此信，就写到这里，也许明日再写一信。

敬礼

关锋

2003年12月29日

老戚：

二月十五日来信及时收到。因为周英病重住院，三个儿女轮流守护，我心中忐忑不安，焦急烦燥，所以未及时回认，请谅。周英病已在痊愈中，据医生分析，估计一周之后可以出院，届时我当去信告知。希望暮春携夫人来京，那时春暖花开（不会有“倒春寒”〕，周英当已恢复健康。潘兄并没有一个名字叫余汝信，我看那是另外一人。让李毅强在网上找，说已被封了，打不开。港、澳对这类东西不会封，你那边如有朋友，请查从网上查找余汝信发表的《访问》，不难。

寄来的材料，很有意思，我认真看了。并在思索。

关锋

三月一日

老戚：

来信说到的第一件事：杨成武的回忆录说：“林彪写信找我（“我”——戚本禹……关锋注）商量520事件，我又找您。”怎么我记不得？我记得当时情况紧急，我们是直接到林彪处开会，不可能林彪再找、找您等等情节。是我记忆力坏了，还是杨氏胡说？希望您看后告我。——我记得比较清楚：纯粹杨成武胡说。这个人，没想这么坏，大出我的预料，当年我是认为这个人是比较好。

我有一个想法：关于这段历史，我仍各样各种说法（互相通报），专门下功夫研究（包括回忆）。就一些重要问题，您想我也想，您分析我也分析，并且找机会见面商谈——回忆历史事实，也需要互相启发。分头思索，当面讨论，找一段时间交流，而且整理成文字（当然包括我们的分析），留给后人。这也是我们无可推诿的责任。不然，只是我们通信说说，起不了作用。您看，我这个想法如何？——当然第一步是：各自将所见的各种胡说，告知对方。

来信谈到的《十家论……》事，李毅强回京后好可着手办。也是很费时间的事，不能太急了。

我同周英身体均好，勿念。

关锋

7月14日

第三章 公开驳斥对毛主席的造谣和污蔑

我在《回忆录》中写了，我曾当面请教毛主席，关于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毛主席自己也常说他也会犯错误。关于文革运动，毛主席自己就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不是肯定一切。但文革运动后，许多批评毛主席的人，不是善意地批评，科学地反思总结党的历史教训，而是恶意地攻击，否定一切。更有李志绥这样的人，利用他过往的地位、关系，蒙骗不知情的人们，不惜对毛主席造谣、污蔑，出卖自己的灵魂，投其国外反毛反共势力所好，以换取其施舍的美元。我鄙视这些卖主求荣，背叛自己过往誓言与信仰的小人。只要有机会，对李志绥之流对毛主席的造谣和污蔑，我都会旗帜鲜明表明自己的态度，公开予以驳斥。现仅举一例，照录香港《明报月刊》杂志，以《御笔痛批御医》为题，刊登的我驳斥李志绥的文章如下：

附录：

御笔痛批御医

——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整理：钟志林

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远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父执辈，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〇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学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衷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戚：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花的力量不比他倡导“三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三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坎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戚：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后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不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贞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后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衷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远彰、何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当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蛮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不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戚：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三间大房，东西两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党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里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室，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李志绥最肮脏的造徭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发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五……（为乱码）？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后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后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蛮好，蛮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兼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于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戚：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千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后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后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象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注：本纪录发表前未经戚本禹看过，责任由整理者自负——钟志林】

原载《明报月刊》

后记

2016年5月16日，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标志性的日子。2016年5月8日，是我年届85周岁的生日。而在2016年2月24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确诊我为腺癌晚期，且已转移扩散。但我能高兴地看到，“岁月留痕”，我的《回忆录》前后历五年时间的努力写作与反复修改，在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下，能赶在5月16日前这个好日子里在香港出版了。

1986年1月，我从秦城监狱18年刑满释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国的出版社找来，并先将40万美元的版费先行打到银行我私人的账号上，要买下我《回忆录》的版权。我知道他们想要我写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立即退回了他们已汇到我账上的40万美元。

这以后，这么多年，有许多人，有着各种各样动机的人，都来找过我，劝我，要求我写我的《回忆录》。我都婉拒了。我当然会写的，但不会受他人的观点思想左右。我也在思考、等待。加之回忆录中所述的，沉重的著述工作，几乎占有了我全部时间。这件我生前必须完成的任务，就这样一直拖到了现在，才有了这个结果。

《回忆录》是留给历史的我的最后作品。《回忆录》中表明的我的立场、我的观点、我的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读者看后都会了然。但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真实性负责。但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已没有查证档案材料的条件，和访谈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能力，仅凭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不完整，或是遗漏的地方。如有不妥、错误之处，请知情人指正。但我更希望将来文革档案的解冻与公开，能有相关的档案材料，佐证我《回忆录》中描述的全部事件与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一切帮助我完成这本《回忆录》的朋友们。特别向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向都江堰的朋友彭伟致谢，五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与帮助！向先后参与和帮助我整理文稿的孟繁华、郭亚馥、高海清、冯国治、汪晖等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戚本禹

2016年3月21日于上海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