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政进行曲

——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美]巴巴拉·W·塔奇曼 著

孟庆亮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第一章 背道而驰

第二章 木马屠城记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1470—1530

1.大教堂谋杀案：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2.异教徒的庇护神：英诺森八世（1484—1492）

3.腐败堕落的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

4.骁勇善战的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

5.新教分裂出去：利奥十世（1513—1521）

6.罗马遭劫：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

第四章 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

1.权力争斗路线不明（1763—1765）

2.“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765）

3.愚政扬帆高歌猛进（1766—1772）

4.“别忘了罗波安的下场！”（1772—1775）

5.“……有种疾病，叫精神错乱”（1775—1783）

第五章 美国在越南自欺欺人

1.战争萌芽（1945—1946）

2.自我催眠（1946—1954）

3.培植代理人（1954—1960）

4.“厄运难逃”（1960—1963）

5.总统的战争（1964—1968）

6.撤退（1969—1973）

结语 “船尾的明灯”

致谢

参考文献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竟然认为，我们过去所听说过的主题将来不会再振聋发聩……达观明理之士出于合理目的会再次使用，鲁莽狂人亦会用来胡言乱语制造灾难。

——约瑟夫·坎贝尔《上帝的面具》（1969）前言

第一章

背道而驰

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哪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政府奉行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与人类几乎所有其他活动相比，政府的表现往往更为不如人意。在这方面，原本应该根据经验、常识和可利用信息而做出恰当判断的智慧，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令人沮丧的结果。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人如此经常性地做出有违理智且显然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事情呢？为什么明智的思维过程似乎常常失效？

首先，尽管特洛伊的统治者有种种理由怀疑那令人生疑的木马是希腊人的诡计，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将它拉到城里去呢？为什么乔治三世的历届内阁，都宁可对美洲殖民地坚持威胁态度，而不采取任何安抚手段，尽管众多顾问一再劝诫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以及后来的希特勒，不考虑先驱们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仍然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呢？蒙提祖马（Montejuma），作为一支勇猛好斗、渴望驰骋疆场的部队的统帅和拥有30万人口城市的首领，为什么虽然已经清楚地知道几百名外来入侵者不过是人而绝非神，却仍然顺从地举手投降呢？为什么蒋介石拒绝听从任何改革或警告的声音，直至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呢？为什么由出口商所组成的牢固的统一战线能轻而易举地掌控局势，石油进口国却为可供应的石油资源剑拔弩张呢？为什么近代以来英国工会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致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且场面疯狂壮观，令人觉得他们好像不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呢？为什么美国的企业一味追求“发展”，却与此同时明显在耗尽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即土地、水源和未受污染的空气呢？（虽然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来讲，工会和企业并不是政府部门，但它们说明了执政的情况。）

人类在政府以外的其他领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明了能带我们离开地球飞向月球的运载工具；在漫长的过去，成功地利用风能发电，用泥石修建起高耸入云的教堂，用蚕丝织造出丝绸布料，发明了乐器，从蒸汽中获得动力，控制或消灭了疾病，在北海填海造田，对自然的形态进行分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尽管人类在所有其他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进展，”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政府却踯躅不前，在管理方式上与三四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政府的失当行为有四种，且通常不会单独出现。它们是：1.暴政或压迫，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此类臭名昭著的例子，这里无须赘述；2.过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征服西西里，腓力二世试图用他的无敌舰队击败英格兰，德国自视为优秀种族而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3.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末代王朝清朝；4.愚蠢或堕落。这本书关注的是最后一种，它具体表现为奉行一种与所涉及的国家或政体的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应有利于维护统治主体的利益或优势，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

要限定本研究所说的愚蠢行为，采取的政策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不仅以后视之明，而且当时就必须被认为是违反生产力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政策，都取决于那个时代的观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用现代人的观点对过去时代人们的行为进行判断是非常不公平的。无论人们对道德如何评说，政治智慧无疑是不断变化的。”为避免用当代的价值观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必须采纳当时的观点，并且只研究那些当时的人们察觉到的对自我利益伤害的事件。

其次，必须要有一个可行的替代行动方案。要排除个人因素，第三个标准就必须是，所述的政策是由一个团体而非某个统治者自己做出的，并且在政治阶段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由独裁者或暴君导致的政府失当行为数不胜数，且大都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不值得归纳调查。而由集体所领导的政府或先后继任同一个职位的统治者们，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要简要审视一下的话，对于上述时间标准，特洛伊木马是一个例外，而对集体统治的标准，罗波安是个例外，但每个都是经典案例，并且在已知的政府管理历史中发生如此之早，足以说明此类愚蠢现象是何等根深蒂固。）

愚政的出现与其所处时代或地域并无关联；虽然某个特定时代和地域的习惯与信念确定了它所采取的形式，但这是一种永久的普遍的现象。它与政权形式也没有关系：无论是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都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它与民族或阶级也不相干。共产主义政府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在行使权力方面并不比中产阶级合理有效，这一点在近代历史中已经尤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控国家60年后，以残暴取得了成功，但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很难说是开明的。如果说大多数俄罗斯人在物质方面比以前更为富裕，那么他们为残酷的政策和暴政付出的代价则不比在沙皇统治下小，可能还大得多。

法国大革命中，曾经是民粹主义典型代表的政府，却在强有力的执政者上台后迅速恢复了君主专制。雅各宾派的革命政权本来能够整合力量消灭内敌并战胜外国侵略者，但他们连自己的下属都管理不好，维持国内秩序、建立强大的政府或广征赋税就更无从谈起了。最后波拿巴通过军事行动才确立了新的秩序，他用在国外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填补国库，随后登上执政者的宝座。他根据“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官员，那些聪明过人、精力充沛、勤勉踏实、唯命是从的人才被悉数收入他的麾下。这一招非常有效，可惜好景不长，傲慢自负的他，最终因为过度扩张而将自己摧毁殆尽。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愚蠢或反常行为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什么我们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愚行比个人的愚行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政府更应该采取理智的行动。既然如此，人们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却并未采取预防和保障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呢？历史上已经有人进行了尝试，比如柏拉图建议挑选一批人进行培训，使之成为政府管理专家。根据他的理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应该首先学习执政艺术，应该是理性和智慧的杰出代表。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是极其稀有的，所以他认为，应该通过优生学方法进行繁殖和培养。他说，管理，是一种特别的技艺，管理能力，如同在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逐渐掌握，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这听上去妙不可言，实际上高不可攀。“哲学家必须成为我们城邦的国王，或者，现在的国王和统治者必须像真正的哲学家那样去寻求智慧，只有这样，政治权力和知识智慧才能融为一体。”直到那一天，他说，“对于城市，并且我认为对整个人类而言，才会远离各种麻烦。”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开窍的榆木脑袋造成的自我欺骗，在政府管理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对形势做出评估，而忽视或拒绝任何相反的迹象。它总是根据意愿行事，而不让自己根据事实调整方向。一位历史学家对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位所有主权国家中思想最顽固的首脑的评价概括了这种特质：“他始终坚信自己超凡卓越，即便他的政策失败无数次，这也难以动摇。”

一个战争中的典型案例便是第17条计划，也就是1914年法国作战计划。该计划完全是按照进攻态势构想出来的，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于法国莱茵河前线，令左翼几乎毫无防卫。唯一能说明这一战略合理的理由便是：法国方面固执地认为，德国不可能调派足够的力量将侵略战线延伸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沿海省份。这种假设是基于同样固执的观点，即认为德国永远不会动用其前线预备役部队。而法国参谋总部1913年就逐渐获得与此相反的证据，但事实上却将其断然忽略了，目的在于不要让对德国可能从西部发起攻击的担忧，影响法国向东部的莱茵河地区进攻的士气。当战争来临之际，德国能够并确实使用了前线的预备役部队，又长途奔袭绕到西线，结果便导致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20世纪所经历的可怕的后果。

榆木疙瘩似的僵化思维同时也拒绝吸取经验教训，14世纪的中世纪统治者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尽管货币贬值非常明显并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的运行，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但法国的瓦卢瓦君主还是把它作为疯狂攫取现金的手段频繁加以使用，这最终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暴动。战争是统治阶级的手段，其中榆木疙瘩式的思维尤其明显。许多国家通过战争掠夺敌对国家的资源，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经常陷入食品短缺甚至饥饿状态，比如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对法国的入侵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国家间还是经常发动战争。

在17世纪初，另外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据说因为坐在一个炽热的火盆边太久而发热，于是传唤负责挪开火盆的人，无奈一时没有找到那个人，国王竟因此发烧驾崩了。20世纪后期，人类好像在接近一个类似于自杀性愚蠢行为的阶段。这种案例如此之多，出现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为什么超级大国相互间不摒弃人类自相残杀的方式？为什么我们穷尽所有技术和资源为获得武力上的优势而竞争，却不花点儿力气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寻找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寻找一种生存而非死亡的方式呢？

2500年以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尼采、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他们研究思考的都是诸如伦理、主权、社会契约、人权、权力腐败、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等重大问题。马基雅维利关注政府的职能，而不是政府所应采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劳神去关心政府的愚蠢行径，尽管这种愚蠢行径早已是长期和普遍存在的问题。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Axel Oxenstierna）伯爵，在异常活跃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统治期间的30年动乱中担任瑞典首相，在其女儿克里斯蒂娜统治时也是瑞典实际的统治者，他在临死之际基于自己丰富的阅历得出结论：“我的孩子，现在治理天下，哪里需要什么智慧呢？”

因为长久以来，政府始终是以单一主权的形式存在，它所表现出的导致政府愚蠢行径的人类特点可以追溯到人类有记录的时期。以色列国王罗波安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约于公元前930年他41岁时继承王位，比荷马创作民族史诗早大概一个世纪。这位新国王丝毫没有浪费时间，就做出了蠢事，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并永远失去了统称为“以色列”的10个北方部落。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满于所罗门国王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和繁重劳役，已暗中努力分离出去。他们聚集在所罗门手下一个叫耶罗波安（Jeroboam）的将军周围。这位将军被称为“伟大的勇士”，他凭借着一个预言承诺带领他们起义，该预言说他将在起义后继承这10个部落的统治。上帝通过某个预言家、示罗人亚希雅（Ahijah the Shilonite）在该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但他后来的角色并不十分清楚，并且似乎是由叙述者添加进去的，该叙述者认为全能的上帝必须无处不在。起义失败时，耶罗波安逃到埃及，埃及国王示撒（Shishak）为他提供了庇护。

南方的两个部落犹大和本杰明毫无疑问承认新国王的统治，罗波安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以色列的动乱，于是即刻前往北部中心示剑（Shechem）以赢得那里的人民对他的忠诚。但是他碰到了以色列代表团，他们要求他减轻他父亲所罗门国王在位时期强加给他们的沉重劳役。如果他答应这么做，他们将愿意做他的忠实支持者。代表团成员中就有耶罗波安，他是在所罗门国王刚死去时从埃及被召回的。耶罗波安的出现必然让罗波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作为缓兵之计，罗波安请代表团先回去，并在三天之后返回来听取他的答复。与此同时，他征求了他父亲的顾问团中那些长老们的意见，他们劝他答应人民的要求，并告诉他，如果他对人民慈爱有加，并“好言相劝，他们将会永远做你的仆人”。由于是第一次执掌政权，热血沸腾的罗波安认为这个意见过于温和，于是转而征求“同他一起长大的少壮派”的建议。他们非常了解他的性格，并且就像历史上任何时期想要巩固自己在“总统办公室”中地位的顾问们一样，提出了认为他会接受的意见。他不应做任何让步，并且还要直接告诉那些人，他不仅不会减轻赋税，而且还要把赋税加到比他父亲在位时更重。他们为他起草了能够成为任何专制君主的口号的名言：“你就这样跟他们说：‘我父亲给你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而我还要给你们再加一套；我父亲用鞭子责罚你们，而我会用蝎子惩戒你们。’”罗波安对这样残忍的表述欣喜异常，于是在代表团第三天返回时把这些话“粗暴地”一字不差地转述给了他们。

他的臣民可能并不准备顺从地接受这一答复，这似乎是罗波安始料未及的。在希伯来历史上，他能够赢得“十足的蠢蛋”称号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于是，以色列立即宣布从大卫家族中分离出去，并且他们的战争口号是：“哦，以色列，建立自己的家园！哦，大卫，看好你自己的部族！”他们行动如此之快，说明事先已经对可能出现的否定答复拟定了行动方针。

如此不动脑子的罗波安甚至令奥克森谢尔纳伯爵都深感诧异，他采取了当时情况下最挑衅的举动。他叫来亚多兰（Adoram），此人负责监管被奴役部落，常对劳动者施以枷锁，令人深恶痛绝。罗波安命令亚多兰去确立国王的权威，但显然并没有派军队支持他，结果人们用石头把亚多兰砸死了。听到消息后，这位鲁莽而愚蠢的国王迅速跨上他的战车逃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召集了犹大和本杰明部落的所有战士发动战争以重新统一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人任命耶罗波安为国王。他统治了22年，而罗波安统治了17年，“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

旷日持久的战争削弱了两个国家的实力，也使得约旦东部由大卫所征服并成为附庸的领土，比如摩押、以东、阿蒙等重新获得独立，由此敞开了埃及入侵的大门。埃及国王示撒派“大军”占领了边境要塞并向耶路撒冷挺进。罗波安只能以寺庙和王宫中的金银财宝向埃及进贡，才避免了耶路撒冷被征服的命运。示撒还侵入了前盟友耶罗波安的领土远至米吉多，但他显然由于资源匮乏无法建立政权，不得不退回埃及。

这12个部落从未被统一起来。因冲突而变得四分五裂的两个国家再也不能维持大卫和所罗门建立的帝国的荣耀。在辉煌时期，帝国领土从北部的叙利亚一直延伸到埃及，直至到红海的国际商队路线和外贸出海口。而由于分裂造成人口和领土的减少，他们更无力抵御邻国的侵略。在分别存在了200多年后，以色列的10个部落终于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人所征服，并且根据亚述人对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而散落各地，消失在了不为人知的世界和被反复揣测的历史之中。

包括耶路撒冷地区在内的犹大王国，作为犹太人民的土地继续存在着。尽管在不同时期重新夺回了北方大部分领土，但它也曾经被征服，流亡到巴比伦河流域，然后经历复苏、内乱、外国主权的占领、叛乱、再次被征服、更远的流亡、驱散、压迫、犹太聚居区以及屠杀，但却从未消亡。当初本应可能被采纳的长老们的建议被罗波安轻易拒绝了，而最终采取的另外一套举措导致了长期的仇恨，其所造成的创伤历经2800年仍难以愈合。

同样是毁灭，但原因恰恰相反的是导致墨西哥被征服的愚蠢行为。虽然人们对罗波安不难理解，但蒙提祖马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愚蠢行为并不总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于1502到1520年间是阿兹特克国王，这个国家物产丰富，情况复杂，掠夺成性。它坐落在内陆高原上（现在的墨西哥城所在地），周围群山环绕，首都是有6万户人家的城市，房屋沿湖边堤坝、小岛等地势用木桩打造并粉刷，街道整齐，寺庙辉煌，装饰精美，武装强大。其殖民地向东延伸到海湾地区，向西到太平洋海岸，整个帝国有大约500万人口。他们信仰邪恶的宗教，其用活人祭祀的仪式在血腥和残忍方面无人能及。然而，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在艺术、科学及农业领域却具有非常先进的思想和理念。阿兹特克的军队每年都要对邻近部落发动战争，以掠夺用来劳动的奴隶和用以祭祀的牺牲品，补充总是短缺的食物供应，并借机占领土地或惩罚反抗行为。在蒙提祖马统治的最初几年，他亲自率领这样的军事行动，极大地扩展了疆域。

阿兹特克文化强调对神的崇拜——从鸟神、蛇神、美洲虎神，到雨神特拉洛克（Tlaloc）和作为地球表面主宰的太阳神太兹卡利波克（Tezcatlipoc），以及“将野蛮想法通过低声耳语传达给人类”的“太母颇特”（Tempter）。国家的创始神羽蛇神（Quetzalcoatl，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与托尔特克人崇奉的重要神祇）已经失去往日的辉煌，黯然离开去了东海，人们在那里期盼他回到地球，有众多预言和特异景象对此做出暗示，预示了帝国的衰落。

1519年，从古巴来的一群西班牙征服者在埃尔南·科尔特斯的率领下在墨西哥湾海岸的韦拉克鲁斯登陆了。在哥伦布发现加勒比群岛后的25年来，西班牙入侵者迅速摧毁了原住民的家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他们的身体没能在为西班牙人提供劳役的过程中幸免于难，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从他们的信件和头盔可以看出来，西班牙人并没有耐心定居下来开荒种地，而是无情地、无休止地、贪婪地掠夺奴隶和黄金，而科尔特斯就是他们的一个缩影。由于或多或少与古巴总督不和，他提出带领600个人、17匹马和10门大炮进行探险，表面上是探求贸易机会，实际上是追求荣耀，并以国王的名义建立独立的领地，这从他的行为来看再清楚不过了。他登陆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烧毁船只，这样就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

有当地居民出于对阿兹特克统治者的憎恨，将首都的财富和防守力量透露给了他。于是，科尔特斯带领大部分人马出发前去征服这座内陆大城市。尽管他非常鲁莽大胆，但并不愚蠢，沿途与阿兹特克的敌对部落，尤其是主要对手特拉斯卡拉部落结成了联盟。他先派人捎信，声称自己是某个外国王子的使臣，但并没有伪装成一个转世的羽蛇神，对西班牙人来说这本来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他们带着自己的传教士前行，非常显眼地手持十字架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并宣称他们的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

蒙提祖马在听到前方的报告后，召集顾问们开会，有些人强烈要求以武力或欺骗手段抵制这些陌生人；而其他人则认为，如果他们确实是某个外国王子的使臣，应该举行友好的欢迎仪式。如果他们并非常人，那么这一点从他们神奇的特征就能看出来，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他们的“灰色”面孔和“石头”服装，他们驾着带白色翅膀的水上房屋登陆，他们从管子里喷出的魔力十足的火焰能杀死远处的人，他们的首领骑着怪兽。对一个神灵无处不在的部落来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就是超自然的力量。然而，他们的首领可能就是羽蛇神的这个想法，似乎只是蒙提祖马自己的臆想。

疑虑重重、惴惴不安的蒙提祖马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了最为糟糕的决定：他派人送去金光闪闪的礼物炫耀他的财富，同时带去信件，要求来访者返回，又显示了他的软弱。100来个奴隶拿着宝石、纺织品、华丽的羽毛制品和两个“如车轮般大小”的巨大金盘和银盘令贪婪的西班牙人兴奋不已；而信上所说的禁止继续向首都行进，几乎恳求地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为了不激怒神灵，也不令使臣不满，使用了极其温和的语言，因此语气并不强硬。于是，西班牙人继续前行。

当他们到达城市的时候，蒙提祖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比如设置障碍阻止他们。相反，他举行仪式欢迎他们的到来，还陪同他们到王宫和其他场所。在山中等待进攻信号的阿兹特克军队始终没有接到命令，虽然他们本来能够消灭侵略者，在堤坝上切断逃生路线或者将他们予以隔离，从而迫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这样的计划实际上都已准备妥当，但是翻译将其泄露给了科尔特斯。警觉的科尔特斯把蒙提祖马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中作为人质，防止外面的进攻。英勇好战且在数量上以1000 : 1的比例远远超过绑架者的一个国家，就这样屈服了。由于过于相信神秘主义和迷信的力量，他显然认为，西班牙人的确是羽蛇神派来分离他的帝国的，并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从入侵者不断索要黄金和食物来看，他们显然也都是人；他们总是向钉在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上的裸体男人及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顶礼膜拜，这表明他们同羽蛇神并没有什么关系；反之，他们对当地人对羽蛇神的祭祀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后来，出于后悔或经人劝说，蒙提祖马下令让部队伏击科尔特斯留在韦拉克鲁斯的驻军。他的部下杀害了两名西班牙人，并将其中一个的人头送到首都作为证据。科尔特斯对此没有要求谈判或解释，而是立刻用链子将国王锁住，迫使他交出凶手并将凶手在宫门前活活烧死，还不忘再次索要大批黄金和珠宝作为惩戒。由于西班牙人被杀，任何残存的与神灵建立关系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

蒙提祖马的侄子卡卡玛（Cacama）对科尔特斯进行了谴责，说他是杀人犯、盗窃犯，并威胁要进行反抗，但国王却一味保持沉默，消极被动。极度自信的科尔特斯在得知从古巴来的一队人马已经前来逮捕他时，自己回去对付他们，留下了少部分人继续占领。这少部分人打碎祭坛，掠取食物，进一步激怒了城里的居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失去了权威的蒙提祖马既无法下命令指挥，也不能平息人民的怒火。于是，在科尔特斯返回之际，阿兹特克人在国王弟弟的率领下发起反抗。只有13支步枪的西班牙人只好用剑、矛和弩予以反击，并放火焚烧了房屋。尽管他们有钢铁武器的优势，但由于被步步紧逼，他们只好将蒙提祖马拉出来要求停战。但国王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用石头一顿乱砸，说他是懦夫、叛徒。于是他被西班牙人带回宫殿，三天后就死了，而他的臣民拒绝为他举行葬礼。西班牙人在一个晚上从城里撤出，损失了1/3的力量和先前的战利品。

科尔特斯纠集了他的墨西哥盟友们，在城外的战争中打败了占优势的阿兹特克军队。在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协助下，他包围了城市，切断了城市的水和食物供应，并逐步渗透。在前进过程中，他们将被摧毁的建筑物废墟都抛入湖里。1521年8月13日，城里剩下的居民群龙无首，又迫于饥饿，最终投降了。征服者填湖造地，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城市，并随后统治墨西哥、阿兹特克及其盟友达300年之久。

对宗教信仰，尤其是某个陌生的、遥远的、你只是一知半解的文化中的宗教信仰进行争论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当某些信仰违反自然规律而变成一种错觉，使人民失去独立，那么将它称为愚蠢行径也无不恰当了。在宗教狂热的特殊类型中，该范畴同样属于榆木疙瘩式的僵化思维。它往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愚蠢行径不一定给所有相关方都带来消极后果。由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愚蠢行为而导致的改革，在新教徒看来并不算是不幸。由于英国的愚蠢政策挑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人由此获得了独立，从全面来看这并非憾事。摩尔人征服西班牙后，对该国大部分领土的统治持续了300年，少部分地区甚至长达800年。根据每个人所持有的不同立场，这一征服的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许还值得商榷，但这一征服的起因却是当时西班牙统治者的愚蠢行为，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这些统治者就是西哥特人（Visigoths），他们在4世纪入侵罗马帝国，5世纪末得以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数量占优势的伊斯帕诺罗马居民。200年来，他们与被统治者争吵不休，时常发生武装冲突。他们以无限膨胀的自我利益为标准，对主权国家巧取豪夺，四处树敌，并最终同样为这种行为所害。本地居民是罗马天主教徒，而西哥特人则属于阿里乌斯（Arian）教派，于是宗教仇恨令敌对情绪愈演愈烈。在选择君主的方式上，双方出现了进一步的争论。本地贵族试图维持原来的选择标准，而深为建立王朝梦想苦恼的各地国王决心使这一做法成为世袭并予以保持。他们利用流亡或处决、没收财产、不平等的税收和不平等的土地分配等一切手段来消灭竞争对手，削弱当地的反对力量。这些做法无疑导致贵族煽动叛乱，仇恨的火种四处燎原。

与此同时，通过更加强有力的组织以及对西班牙境内的罗马教会和主教更积极的抗拒，天主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在6世纪后期，成功地将两个继承人推上王位。第一个被其父亲处死；而第二个人里凯尔德（Recared），最终实现了统治，并意识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他在哥特人中第一个认识到，作为一个被两个敌对集团所反对的统治者，继续与双方同时对抗实在愚蠢至极。由于坚信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框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联盟，里凯尔德不遗余力地反对先前的盟友，并宣布天主教为官方宗教。他的几个继任者，也努力安抚昔日的对手，召回那些被放逐的人并返还他们的财产。但是，愈来愈大的分歧和各种复杂的趋势超出了他们的控制，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教会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在其中为自己培养了内部敌人。

政权稳固以后，天主教的主教成立了世俗政府，颁布了自己的法律，滥用各种权力，控制拥有决定权的议会，将自己所青睐的篡权者的行为合法化，尤其致命的是，无情地推行起了对任何“非基督徒”，也就是犹太人的歧视运动和惩罚条例。表面上来看人们继续对阿里乌斯教派表示忠诚；但王室颓废，纵情酒色。在各种阴谋诡计、强取豪夺、暗杀和起义的夹击下，公元7世纪的国王如走马灯般快速更替，没有一个在位超过10年。

在这个世纪，被一个新的宗教赋予生命力的穆斯林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得益于一系列从波斯到埃及，并在公元700年从西班牙穿越狭窄的海峡到达摩洛哥的征服过程。他们的船只袭击了西班牙海岸，虽然被打退回去，但对岸的新政权为哥特人统治之下每个心怀不满的集团提供了无尽的诱人前景，即用国外的援助对抗内部敌人。不论历史曾重演过多少次，正如拜占庭皇帝们在邀请土耳其人抗击国内敌人时认识到的那样，这种方法最终通向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外来势力留了下来并夺取了统治地位。

西班牙的犹太人是饱受苦难的少数民族。他们与罗马人一同来到西班牙，并通过经商而繁荣富庶。但现在，他们受到排挤、迫害，被强制改宗，被剥夺了权利、财产、职业，甚至连孩子都被强行带走，送给基督教奴隶主。面对灭绝的威胁，他们通过在北非的其他犹太部落与摩尔人接触并向后者提供情报。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比基督教统治好。

然而，社会分裂的致命缺陷导致了突发行动。公元710年，部分贵族策划了一起阴谋，拒绝承认前一君主的儿子为国王，于是击败并废黜了他，并推选他们中的罗德里戈（Rodrigo）公爵登上了王位，这使国家陷入争端和混乱。由于认为摩尔人会非常热心地为他们夺回王位，被推翻的国王和他的追随者越过海峡，邀请摩尔人予以协助。

摩尔人本来就与西班牙不和，于是在公元711年大举入侵，势如破竹。罗德里戈的军队无力抵抗，摩尔人用1.2万人的部队很快控制了局势。他们攻城略地，占领首都，确立代理人（将其中一座城市交由犹太人管理），然后继续前进。他们在7年内完成了对半岛的征服。哥特式的君主立宪制，由于没能够制定可行的治理原则，或是实现与国民的融合，未能建立牢固的根基，在受到攻击时轰然瓦解了。

在罗马衰落和中世纪复兴之间的黑暗年代，政府除任意使用武力外并没有有效的理论、体系或手段。由于社会的混乱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因此在中世纪时政府开始逐渐成形，随后具备了公认的功能，包括普遍接受的原则、方法、机构、议会和官僚体制。它获取了权力、话语权，改善了行事手段并提升了能力，但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或是不再有愚蠢的行径。这并不是说，王公贵族和各位大臣不能够英明地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在强大有力的，有时甚至是良性或明智的统治下，也会定期出现例外情况。就像愚蠢行径一样，这些现象并没有随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雅典的梭伦也许是最明智的，也是其中最早的例子之一。他值得我们探讨一下。

公元前6世纪，时值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梭伦被选为执政官（或首席大法官），人们希望他能拯救国家，调和分歧。当时的债务法非常严厉，允许债权人将被典当的土地作为抵押物，甚或驱使债务人从事奴役劳动，这无疑让平民更加贫困，民怨沸腾，反抗情绪高涨。梭伦既没有参与富人对平民的压迫，也没有支持穷人的反抗行为，因此双方都接纳他。在富人眼里，据普鲁塔克（Plutarch）讲，他拥有物质方面的财富；而在穷人看来，他诚实可信。在梭伦所颁布的大部分律法中，他关注的不是党派之争，而是正义，强弱之间的公平交易，以及稳定的政府。他废除了债务奴役，解放了被奴役者，将选举权扩大到平民，进行货币改革以鼓励贸易，规范度量衡，建立法律法规对财产继承及公民权利进行规范，对犯罪行为施以刑罚。这样还是丝毫不敢大意，他最后要求雅典理事会宣誓，将他的改革维持10年。

然后，他做了一件极不平凡的事，在国家元首中可谓独一无二：他借周游世界之名买了一艘船，并乘船自我放逐达10年之久。作为一位政治家，梭伦做事公平公正；作为一个人，他又非常智慧。他本可以保留最高控制，扩大权力范围直至成为独裁者——他由于没有这样做反而受到诟病。可是他深知如果人们永无休止地请愿并提议修改这条或那条法律而他并不依从，只会增加对他的骂名，于是他决定离开，以便维持他所制定的法律的完整性，因为不经过他的许可，雅典人无法废除法律。他的决定表明，不去试图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雄心，以及用来判断分析的常识，是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梭伦的日记中，他用第三人称描写自己时，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他每天都在变老，可是学会了新的东西。”

强势而果敢的统治者，如果缺乏梭伦那样完备的素质，往往会如英雄般逐渐凌驾于他人之上，成为随后几个世纪的灯塔。伯里克利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做事很有分寸，声誉卓著，在其统治下，雅典达到了最为强盛的时期。罗马的恺撒死于对手的刺杀，或许并不是非常智慧，但他却具有非凡的执政能力。后来，安东尼王朝出现了4个“好皇帝”：即图拉真和哈德良，组织者和建设者；安敦尼·庇护，仁慈的庇护者；马可·奥勒留，令人崇敬的哲学家。在他们的统治下，罗马公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因为政府管理有方而生活富足，相互尊重。在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击退了侵略者，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查理曼得以在纷乱芜杂的社会中建立良好的秩序。他打造的文明艺术并不比战争时期少，并因此在中世纪赢得崇高的声望，这一点在之后的4个世纪里无人能及，直至被称为Stupor Mundi，意为“世界奇观”的腓特烈二世赶超。腓特烈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艺术、科学、法律、诗歌、大学、十字军东征、议会、战争、政治以及与教皇的争夺。尽管他各方面才能卓著，最后遭受挫败。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杰出的政要，使得佛罗伦萨更为辉煌，但他却因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国逐渐削弱。两个女王，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奥地利的玛丽娅·特蕾莎，都是精明能干、睿智无比的统治者，为各自国家创造了无尽的财富。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在众多领袖中闪耀着最为夺目的光芒。与学富五车、文质彬彬、头脑非凡、智慧超群、多才多艺的杰斐逊相比，华盛顿意志坚定、品格高尚，拥有天然的领袖气质；另外，他精力过人、不屈不挠，能够克服重重障碍，无往而不胜。他不仅带领美国人民赢得国家的独立，而且使羽翼未丰的年轻共和国度过了最初几年的危机得以茁壮成长。

他的周围群星闪耀，人才济济，更有无数政治精英如雨后春笋，充满无限生机。尽管他们并非完美之士，且时常争吵不休，但在大阿瑟·M·施莱辛格看来，这些开国元勋们“是美国，或者可能是所有国家最为杰出的一代公务人员”，这并非言过其实。这位历史学家所赋予他们的品质值得一提：他们无所畏惧，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精通古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精明务实，勇于尝试，并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智慧改善所处的环境”。这就是塑造了他们个性的理性时代的标志；而且，虽然18世纪有一种倾向，认为人类在内心深处更为理性，但恰恰在这个年代，这些人将他们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从仅仅250万居民中就产生如此众多精英的原因就好了，它将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施莱辛格提出了一些起到促进作用的因素：教育的广泛传播，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发展机遇，社会的流动性，自我管理方面的培训——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公民竭力培育并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教会威信的降低，商业、科学和艺术领域尚未提供努力进取的方向，因而对于那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来说，治国方略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或许在时代的需求中最为重要的是激发人们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勇气和机会。那么有什么东西更加令人振奋，并且更有可能让这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付诸行动呢？

不论之前或之后，都从未有人对政府体制的构成进行过如此审慎和理性的思考。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有太多的阶级仇恨和流血冲突，以至于人们无法实现公平的结果或建立永久的体系。两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危机之后，美国的政治制度始终能够在压力下纠正其不合理的做法，同时不放弃既有体制去寻求其他制度，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则并非如此。随着惰性的加剧，美国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在历史上，当各种条件有利的时候，或者拙劣的决策因为丰富的资源而并未产生严重后果的时候，或者因为规模宏大而减弱了不利影响的时候，社会制度往往不会因为众多荒唐愚蠢的行径而发生变化，处于扩张时期的美国就是这样。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缓冲因素，愚蠢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和行为难能可贵，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无法期望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体。但他们非凡的形象始终铭刻在我们心中，有助于我们对人类行为的可能性做出良好的评估和判断。

在昙花一现般的明智的政府间隙，总有愚蠢行径大行其道。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这种愚蠢行径更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路易十四通常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君主，主要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接受夸大其词的自我评价。实际上，他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大量发行国债，外加伤亡、饥荒和疾病，耗尽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将国家推向崩溃边缘，并最终导致两代君主之后绝对君主制被推翻。从这个角度看，路易十四所奉行的政策违背了最终的自身利益。其继任者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评价这种统治的后果道：“在我们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路易生涯中最应受到谴责的行为和最为糟糕的错误就在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取消了他祖父时期所贯彻的宽容政策，恢复对胡格诺派的迫害。这还称不上是绝对的愚蠢政策，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无人对此进行责备或告诫，这反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在30年后国王的葬礼上，人们还将其作为最值得赞扬的行为大加肯定。然而，这一事实却使另外一项标准显得更为重要，即愚蠢政策必须是某个群体而非个人的决策。没过多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该政策之愚蠢。几十年后，伏尔泰将其称为“法国最大的灾难之一”，其结果“完全违背了初衷”。

和所有愚蠢行径一样，它受到当时人们的态度、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影响；而像某些愚蠢行径一样，若并非所有的话，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不采取措施也能平安无事的时候，它太过激进。旧的宗教分裂和加尔文残忍教义的力量正在逐渐削弱；人数不足200万或大约人口1/10的胡格诺派是辛勤工作的忠诚公民，而他们太过勤奋反而令天主教派感到不安。这样就造成了双方的摩擦。胡格诺派只有一个新年作为休息日，而天主教徒则有100个圣徒和神圣假日；且胡格诺派工作高效，创造力强，在经商方面更为成功。他们的商店和作坊抢走了大批生意，这也是天主教徒要求对他们进行压制的主要原因。在更高层次上，这一要求被赋予充分的理由，因为在宗教方面持不同政见是对国王的背叛，而取消对是非感的自由选择（“这致命的自由”）不仅是为国家利益，也是对上帝的忠诚。

摆脱了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早期监护之后的国王越来越专制，因而这一建议对他很有吸引力。他的专制权力越大，似乎就越不能接受政见不同者的存在。“一部法律，一个国王，一个上帝”是他对国家的概念，并且在他当政25年之后，他的政治力量日益加强，对分歧的包容也逐渐萎缩。他所认为的神圣使命对统治者来说通常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深信“我应该成为上帝的使者，让所有臣服于我的人按照上帝的教导行事”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此外，他还有自己的政治动机。鉴于英国詹姆斯二世对天主教的了解，路易认为，欧洲正在回归到天主教至上，他可以摆出一副极力反对新教徒的姿态对此表示支持。而且，由于与教宗在其他问题上的争执，他想表明自己是正统观念的捍卫者，由此重申古代法国的“最具基督教意味的国王”的称号。

1681年，废除《南特敕令》的法令尚未被真正颁布，迫害行为就开始了。新教活动被禁止，学校和教堂被关闭，人们被强制接受天主教洗礼，儿童从7岁开始就与家人分离，被抚养成天主教徒，行业行为与职业被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胡格诺派官员被责令辞职，政府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改宗，且给每个转变信仰的人提供赏金。一个又一个法令将胡格诺派教徒从他们自己的社区及国家生活分离开来并彻底根除联系。

随着迫害行为的升级，他们开始采取暴力措施，其中最为残忍且最为有效的莫过于对新教徒的“武力迫害”，即让那些凶暴粗野的男人分别驻守在胡格诺派家庭中，并鼓励他们为所欲为。由这些粗野男人组成的军队，因粗暴散漫而臭名昭著。他们大肆屠杀，殴打抢劫户主，强奸妇女，四处破坏，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当局以免除家庭被进驻从而摆脱这种恐怖行为为幌子，诱使人们转变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信仰转变几乎不可能真心实意，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不满，因为这些人发假誓，亵渎了教会的神圣。并非心甘情愿领受圣餐的人有时被驱赶着去做弥撒，其中有的反抗者对圣餐吐口水，并倒在地上践踏，他们因为玷污了圣礼而被烧死在了火刑柱上。

法令禁止遭受处罚的胡格诺派教徒离开，而他们一旦被抓到，则被判决到船上的厨房接受劳役。为了反抗，胡格诺派开始移民。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拒绝公开发誓放弃原有信仰，当局就会迫使他们的牧师流亡海外，因为怕这些牧师会在暗中传教，鼓励那些已经转变信仰的人恢复原有信仰。那些继续布道的顽固的牧师被施以轮刑，很多牧师因此成为殉道者，这同时也激励了他们的追随者继续反抗。

当有人将大规模信仰转变情况汇报给国王，说仅一个地区三天时间就有6万人转变信仰时，国王决定废除《南特敕令》，因为在他看来胡格诺派已经不复存在，不再需要这个敕令了。这时，有人质疑这一政策的明智性。在废除敕令前夕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皇太子或许是想表达有人私下转达给他的忧虑之情，提醒说如果废除这一敕令可能导致反抗和大规模移民，由此损害法国的商业。但是，他似乎是唯一提出反对声音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不用怕遭到报复。一个星期后，即1685年10月18日，废除的法令正式颁布，并被人们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以前从未有过这样胜利的喜悦。”历来刻薄的圣西门写道。并且他的激情一直持续到国王死去，“从来没有过这么一致的好评……国王听到的全是溢美之词”。

但不良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信仰胡格诺教的纺织工人、造纸商及其他工匠，将曾经在法国居垄断地位的技术带到英格兰和德国；银行家和商人带走了他们的资金；印刷工人、出版商、造船商、律师、医生及很多牧师逃离。4年内，海军中有8000—9000人，陆军中有1万—1.2万人，还有500—600名军官，都逃到荷兰，极大增强了路易国王的敌人威廉三世的军队实力。并且在三年后，当威廉三世取代被赶下台的詹姆斯二世成为英格兰国王时，其军队实力已经是法国的两倍。图尔和里昂的丝绸行业据说由此遭到破坏，而像兰斯和鲁昂这样的重要城镇，其工人数量锐减了一半。

人们意识到废除《南特敕令》的诸多后果时，夸张之词照例不可避免，而这一现象从圣西门恶意责难国家人口减少了1/4时就已经开始了。根据现在的估计，各地流亡总人数大约10万—25万。无论这一数量多寡，新教国家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流亡人口对于法国对手的价值。荷兰即刻给了他们公民权利，并免除三年的赋税。勃兰登堡（未来普鲁士）议员弗雷德里克·威廉在《南特敕令》发布不到一周就颁布法令，邀请胡格诺派来到他所辖的领土，而后者所带来的工业企业对柏林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的研究认为，胡格诺派移民对法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害一直被高估了，它只不过是战争带来的众多创伤之一。然而，政治方面的损害却是毫无疑问的。胡格诺派印刷工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印制的反法小册子和讽刺作品如洪水般涌入所有他们定居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将对法国的敌对情绪推向新的高潮。勃兰登堡与荷兰结盟，德国小公国也随后加入进来，由此加强了反法的新教联盟的力量。而在法国，迫害行为反而更激发了新教徒的信仰热情，复苏了他们与天主教徒的宿怨。南部赛维纳山区胡格诺派中的法新教徒（Camisard）的长期反抗，导致了三次残酷的镇压战争，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人们在这里以及法国保留下来的其他胡格诺派社区中建立了接收基地，迎接革命的到来。

更为深远的变化在于对绝对君主制理念的怀疑。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国王不能再拥有强行统一宗教的权力。这样一来，君权神授遭到了公开质疑，宪法的权威性更受到了挑战，这一斗争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1715年，当了72年国王的路易十四在去世之际，留给法国的不是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实现的国家统一，而是思想活跃但处境悲惨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国度；他没有令国家财富日益增长，而是使之更加贫困孱弱、混乱失序。以自我为中心的统治者用如此有效的方式损害自身利益，路易十四真可谓前无古人。

本来，对胡格诺派所为不加干涉，或者至多通过发布国内法令的形式满足反对胡格诺派人士的诉求，而不采取武力施加暴行，也不失为可行之道。虽然大臣、神职人员和人民完全赞同对胡格诺派的迫害，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十万火急。整个事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本来就不该发生。这就突出了愚蠢行为的两个特点：事件的发生通常并未经过精心策划，其后果却总是令人惊异。愚蠢行为在事件发生后仍一如既往。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对“废除”法令这样写道，“伟大的图谋在政治上极其罕见；国王总是凭经验，有时甚至一时冲动做出某种行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观点得到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支持，后者在一篇富有洞见的评论中告诫说：“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时，不要太过深刻，因为原因通常都显而易见。”这一点往往被政治学家们所忽略，因为他们在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即便持否定态度，也总是极其虔诚的样子。他们的行为有时就像是普通人走进一人深的水里，非常不明智或愚蠢反常，与普通大众在正常情况下时常会表现的并无二致。权力的陷阱和影响欺骗着我们，赋予了其拥有者非同一般的地位。有着一头卷曲的长假发，穿高跟鞋和貂皮大衣的太阳王是一个容易误判、出错和冲动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样。

法国波旁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十世，是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及在位时间很短的路易十八的弟弟，其愚蠢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 [1] ：也就是说，他努力恢复已经倾倒瓦解的政权，开历史的倒车。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被称为反动还是反革命，反抗右派都决心极力恢复旧政权以前的特权等级和对财产的占有，并采取各种手段攫取之前所没有的权力。

当67岁的查理十世在1824年登上王位时，法国刚刚经历了长达35年之久的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化，从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再到滑铁卢和波旁王朝复辟。由于当时不可能取消大革命以来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以及政府实施的法律改革，所以，尽管路易十八可能永远都不习惯君主立宪观念，但还是接受了宪法，这是他弟弟查理无法理解的。由于在英格兰流亡期间的所见所闻，查理说他宁愿砍伐树木谋生也不愿像英格兰国王那样生活。毫不奇怪，对于那些与波旁王朝一起回到法国，希望恢复旧政权、等级和头衔尤其是被没收的财产的众多流亡者来说，查理是他们的希望。

在国民大会，代表他们利益的极端右翼分子与少数极端派构成了最强大的党派。他们减少已知对手的税收，使后者无法达到选举资格所要求的纳税300法郎的条件，如此将选举权限于最为富裕的阶层，从而完成了组建党派的工作。政府部门也受到同样的限制。极端派占据了所有部长职位，其中一位宗教极端主义者任司法部长，其政治理念据说是在对《启示录》的经常阅读过程中形成的。他的同事们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颁布具有弹性的搜查和逮捕律令；他们的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基金，对大约7万名流亡者或他们的后代提供每年1377法郎的补偿。这样微不足道的数额难以满足他们，但却足以惹怒为此纳税的资产阶级。

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受益者并不打算为旧政权的流亡者和神职人员让步，而不满情绪尽管只是暗流涌动，却也日益高涨。被极端分子所包围的国王，如果不是因为利令智昏而导致自己垮台，或许还能够多多少少舒适地完成他的统治。查理决心要大干一番，尽管他在智商方面没有继承先人，但却具有波旁王朝时期典型的不学无术和睚眦必报的作风。当反对派在议会中制造麻烦时，他听信了其内阁部长们的建议将议会解散了，并通过贿赂、威胁、施压等手段达到了操纵选举的目的。事与愿违，保皇派因只有对手1/2的议席而落败了。因为不愿落得像英格兰国王那样的无望结局，查理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根据新的范围更窄的选举权以及更为严厉的审查制度，再次进行了选举。

反对派所控制的媒体呼吁反抗。国王去打猎之时没有料想会发生公开冲突，因此没有召集军队提供保护。而巴黎人民和从前与此后的许多次一样，利用这个机会筑起路障，积极投入到三天的巷战中，此即法国人所说的“三大荣耀”。反对派代表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查理退位并逃往海峡对岸他所鄙视的有限君主制国家。这一事件中没有发生大的悲剧，其历史意义只在于推动法国从反革命向着资产阶级的路易·菲利普君主制前进了一步。在愚蠢行径的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波旁王朝在内，试图将打碎的鸡蛋复原往往是徒劳无功的。

纵观历史，军事愚蠢案例数不胜数，但它们不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内。然而，有两个最为重大的事件牵涉与美国的战争，都是由政府层面做出的决定。他们是德国在1916年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以及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决定。这两种情况中，均有反对的声音警告不要采取行动，但警告均以失败告终。在德国，这种声音是那么急切和绝望；在日本，它如此谨慎却又深受怀疑。这两种情况中的愚蠢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们别无选择”论点中的自我禁锢，另一方面则是最经常且最致命的自我妄想——对敌人的低估。

“无限制”潜艇战意味着一旦在所宣布的封锁区内发现商船，不论其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船只，不论有无武装，均不加警告予以击沉。基于中立国享有公海自由航行原则，美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德国在疯狂地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之后于1915年停止了这一做法，与其说是由于美国气愤之极提出的断交威胁以及其他中立国的反对，倒不如说是因为德国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潜艇来保证取得决定性效果。

到这个时候，其实是在1914年年底，在公开进攻俄国和法国的努力失败之后，德国统治者意识到，他们无法战胜三国联军。而实际上，正如参谋总长对总理所说，“我们自己很可能会精疲力竭。”

此时，德国需要通过政治行动与俄国单独签署和平协议，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德国与比利时、法国甚至英国的无数次接触或提议也以失败告终。所有失败均出于同样的原因，即每次德国总是以胜利者自居而提出惩罚性条款，要求对方结束战争且割地赔款。它总是挥舞大棒，从来不拿胡萝卜，因此德国的对手没有一个想要背叛自己的盟友。

到1916年年底，双方在凡尔登和索姆河牺牲数百万生命也难见分晓，资源濒临枯竭，士气日渐低落。德国仅靠马铃薯为生，并征召15岁的孩子加入军队。而协约国方面，除非有美国强大的新生力量加入，否则也是岌岌可危，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两年里，基尔造船厂在疯狂地制造潜水艇，目标是200艘。与此同时，最高统帅部在高级别会议上就是否恢复鱼雷战争与持强烈反对意见的平民部长们争论不休。平民部长们认为，重新开始无限制潜水艇战，用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 [2] 的话说，就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加入我们敌人的队伍”。最高统帅部对此并不否认，但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德国显而易见不可能仅赢得在陆地上的战争，他们的目标是打败英国。而英国由于资源匮乏早已风雨飘摇，因此在美国能够动员其力量、训练并运送部队到欧洲且数量足以影响战争结果之前，应该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来达到目标。他们声称，这一任务在三四个月内就可能完成。海军上将展开航海示意图，证明潜艇可以在一定时间将多少吨鱼雷发送到海底，直至英国“苟延残喘”。

贝特曼宰相首先反对，他反驳说，美国如果参战的话，它除了把扣留在美国港口的德国船只让协约国使用外，还很可能将其他中立国也拉拢过去，并且，它将为协约国提供巨大的财政援助，并极大鼓舞士气，激励他们坚持到援军到达。财政部长卡尔·赫弗里希则认为，使用潜艇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直接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部官员也同样反对。去美国执行任务返回的两位主要银行家警告说，不要低估美国人的潜力，一旦他们警醒并确信有充分的理由，他们能够调动的力量和资源是无法想象的。

在所有劝阻的人中，最为迫切的莫过于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他非普鲁士出生和成长的背景使其没有同辈那样的妄想和错觉。出于对美国的了解，伯恩斯托夫反复告诫其政府，如果发动潜艇战，美国肯定会参战，德国必将战败。由于军方日益强烈地坚持战争，他在发回德国的每条信息中都试图改变在他看来将会带来致命后果的这种趋势。他相信，避免这一结果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停止战争，而威尔逊总统也正准备这么做。贝特曼也忧心忡忡，他认为，如果协约国像德国所预料的那样拒绝了该和平动议，而德国接受了这一结果，那么它就有正当的理由恢复无限制潜艇战而不会引发美国参战。

推崇潜艇战的主战派包括骄横粗暴的德国军官和宫廷人士、以扩张为战争目的的社团、右翼政党和大多数民众，他们根据政府的宣传认为只有通过潜艇战才能够打破英国对德国的食品封锁并战胜敌人。社会民主党少数人在国会喊道：“人民不希望潜艇战，只想要面包与和平！”但很少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德国公民无论多么饥饿难耐，总是非常顺从。德皇威廉二世，因为有些犹豫不决而受到激烈抨击，但由于不愿让人觉得他还不如其指挥官大胆，也只得随声附和。

1916年12月，威尔逊提议交战国坐下来就“没有胜利的和平”进行协商，但遭到了双方的拒绝。双方都不想在没有任何收获的情况下接受和解，因为这样一来各自的牺牲和痛苦似乎就没有了正当的理由，而要支付战争的费用也变得不可能了。德国并非为现状而战争，而是为称霸欧洲，在海外建立更为强大的帝国。它想要的不是调停式而是命令式的和平，而且，正如其外长亚瑟·齐默尔曼在写给伯恩斯托夫的信中所说，德国不希望通过中立国调停者来“冒被骗取战争获益的风险”。任何要求德国放弃自身利益并赔偿协约国的解决方案都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s）及其执政阶层的下台，这是协约国能够接受的唯一方案。他们还需要有人支付战争费用或者破产。没有胜利的和平不仅将终止称霸的梦想，而且需要大量税收为早就无利可图的多年战争埋单。这将意味着一场革命。对于皇室宝座、军事阶层、地主、工业和商业大亨来说，只有赢得战争，他们才有希望继续掌握大权。

1917年1月9日，德皇、宰相和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做出了决定。海军上将、海军参谋长霍尔岑多夫提交了一份200页的材料，包括进入英国港口的船舶吨位、运费、舱位、配给制度、食品价格、与去年收成之比较，以及详细到英国早餐中所含热量等包罗万象的信息，并发誓说，他的潜艇一个月能够击沉60万吨船舶，从而迫使英国在明年收获节前就投降。他说，这是德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赢得战争，“保证我们将来世界大国的地位”。

贝特曼用了一个小时回应他，将那些认为美国参战意味着德国失败的顾问们的所有论据一一列出。四周对他的回应是皱眉、焦躁和缄默。他知道，拥有自我决断权利的海军早已派出了潜艇。慢慢地，他屈服了。诚然，不断增加的潜艇数量使成功的可能性比之前更大了。确实，协约国的上一次战果甚为惨淡。另一方面，美国……陆军元帅兴登堡打断了他的话，肯定地说，他的军队能够“对付美国”。而霍尔岑多夫则“信誓旦旦”地说：“美国人将不会踏上欧洲大陆！”面色忧郁的宰相让步了。“当然，”他说，“如果成功在向我们招手，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他没有辞职。后来一位官员发现他颓然坐在椅子上，表情凝重，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前线传来了坏消息。“没有，”贝特曼回答说，“但德国完蛋了。”

早在9个月前，在之前的潜艇危机中，被派到总参谋部的贝特曼的助手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就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在1916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就像是一个沿着深渊跌跌撞撞行走的人，一门心思地想要跳下去。”

结果得到了证实。尽管在护航制度生效前，德国潜艇击沉了大量协约国船只，造成巨大伤亡，但英国受到美国宣战的鼓舞坚持了下来，并没有投降。另外，霍尔岑多夫曾保证美国不会登陆，但200万美军最终抵达欧洲，在美军第一波进攻的8个月里，投降的是德国。

当时有别的选择吗？鉴于它非要取得胜利，拒绝承认现实，大概没有。但是，如果它知道这是死胡同，接受威尔逊的提议，从而阻止或者肯定地延缓美国加入敌对力量，那么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协约国不可能坚持到胜利；而由于德国也难以取得胜利，双方将步履维艰直至筋疲力尽，最终达成相对平等的和平。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历史就要改写了，没有胜利，没有赔偿，没有战争罪责，不会出现希特勒，或许也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像许许多多可能性一样，这在心理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正如希腊人所说，性格就是命运。德国人受到的教育是以武力夺取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学习如何调整。即使有战败的风险，他们也无法放弃扩大版图的目标。里茨勒所说的深渊在召唤他们前行。

1941年，日本也面临做出一个类似的决定。它的帝国计划，即“大东亚共荣圈”，核心在于征服中国，并将日本的统治从满洲里延伸至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暹罗、缅甸一直到（有时也包括由发言人酌情决定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与日本的胃口成反比的是其国土，而非其意志。为了这一事业，它要动员必要的力量，因此必须获得远远超出它自己所有的钢铁、石油、橡胶、大米等资源。当欧洲爆发战争，日本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即西方殖民帝国正在为生存而战斗或早已无能为力——法国已经战败；而荷兰，尽管还保留着流亡政府，已经处于被占领状态；英国饱受德国空军的打击，也无力在世界另一边采取任何行动；日本成就辉煌的时刻到来了。

日本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美国，后者始终拒绝认可日本对中国的步步占领，并越来越不愿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进一步的冒险行动。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对美国班乃舰的袭击，以及其他挑衅攻击行为，都是影响美国舆论的因素。1940年日本签订三方条约，使自己成为轴心国伙伴，并乘法国在欧洲战场屈服之际侵入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回应，美国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并禁止向日本销售废旧钢铁、石油和航空汽油。从1940年到1941年，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外交磋商，意在达成基本协议，但结果证明这是徒劳的。尽管孤立主义情绪甚嚣尘上，但美国不会默许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而日本的无穷欲望，使它不愿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它在亚洲其他地区仍恣意妄为。

与鲁莽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极端分子不同的是，主政日本的主要领导人不想与美国开战。他们只想要美国保持沉默，而自己长驱直入建立亚洲帝国。他们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游说，喋喋不休地争论，耀武扬威地要求，含蓄隐晦地恐吓说与轴心国合作，就能够迫使美国就范。当这些手段不仅没有令美国保持缄默，反而起到相反作用的时候，日本未加研究就确信，如果它采取行动拿下其首要目标，即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资源，那么美国肯定会对它宣战。如何占领这一地区同时又不会触怒美国，这是从1940年到1941年一直困扰日本的问题。

从战略上来说，为了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并将资源运送到日本，日本必须保护其侧翼在西南太平洋不受美国海军的攻击。既是海军总司令又是珍珠港突袭行动设计师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知道，日本没有希望取得对美国的最终胜利。他告诉近卫首相说：“对于能否坚持到第二或第三年，我丝毫没有信心。”因为在他看来，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将导致与美国的战争早日开始”，而他的计划就是推动这一行动并通过“致命打击”将美国赶出去。然后，通过征服东南亚，日本可以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来进行后续的战争，实现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霸权梦想。因此，他提出日本应该“从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并摧毁美国主要舰队，从而沉重打击美国海军及其人民的士气，使其一蹶不振”。对局势做出如此奇特估量的人其实并不了解美国，尽管他曾就读哈佛大学并在华盛顿担任武官。

从1941年1月，日本就开始策划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超级大胆的毁灭性打击，而与此同时，政府与军队之间始终在就最终决定进行激烈争论。认为应采取先发制人手段的人，尽管并不自信，但仍信誓旦旦地说，突袭行动将使美国没有任何可能对日本进行干涉，并再也不敢对日本采取进一步敌对行动，这正是日本所希望的。持怀疑态度的人问，如果结果不是这样会怎么样呢？他们争论说，日本不可能赢得对美国的持久战，国家的命运现在就只能誓死一赌了。在讨论期间，警告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首相近卫亲王此时辞职了，指挥官们争执不休，顾问们犹豫不决，天皇也闷闷不乐。当他问，偷袭是否能像日俄战争中偷袭亚瑟港那样取得巨大胜利时，作为海军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长野回答说，日本能不能赢还都还是个疑问。（或许这是向天皇讲话时的一种东方的自我贬低式的谦恭，但在如此严重的时刻，这似乎是不必要的。）

在这种存疑的氛围中，为什么最终极端冒险行动还是被批准了呢？部分原因在于，在受到恐吓时对功亏一篑的恼怒情绪导致了一种心态，即要么胜利拥有一切，要么就失败一无所有，而像贝特曼那样的文官无可奈何，只得屈从于军队意志。另外，还要考虑法西斯政权那种征服一切的耀武扬威情绪。日本已经调动了具有可怕力量的军队意志，它事实上就是取得非凡胜利的企图，其中就包括攻占新加坡及袭击珍珠港，后者令美国几近恐慌。日本甘冒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要么前进，要么满足现状，而没人愿意或者敢于冒政治风险做出满足现状的提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中国的侵略军以及本国的政治党派所施加的压力，驱使它朝着不可能实现的帝国梦想前行，而现在它已经别无退路。过度膨胀的野心让它自己厄运难逃。

另一种策略是朝既定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发而不理会的美国态度。这样一来，尽管留在日本后方的力量是个未知数，但这正好令敌人不明就里，尤其是这个敌人的潜在力量大大超过日本。

这里的错误估计实在让人奇怪。此时，美国至少有一半人强烈支持孤立主义政策，而日本这一行动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并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参战。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孤立主义如火如荼，以至于为期一年的法律草案只以一票的多数得以重新开始制定——只有一票。事实上，日本人本来能够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而不会有美国参战的风险；对荷兰、英国或法国殖民地的攻击都不会使美国卷入战争。而对美国领土的攻击却是唯一可能令美国参战的事情。日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仅不会粉碎美国士气，反而会使美国团结起来。这种奇怪的认识上的真空可能源于所谓的文化上的无知，是愚蠢行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双方都存在这种情况，但在日本这一案例中，它却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他们自己对美国的判断，日本人认为只要美国愿意，美国政府可以动员整个国家参战，因为日本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因为无知、错误估计还是纯粹的鲁莽，日本给了对手猛烈一击，而正是这一击，使美国毅然决然、目标明确地加入了战争。

虽然日本发动了战争，但尚未深陷其中，它的情况与1916—1917年间德国的情况惊人相似。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以整个国家和人民作为赌注，两个国家中的很多人都很清楚，从长远来看，他们几乎必输无疑。这种冲动来自领土和版图的致命诱惑，来自强大的自负，来自无限的贪婪。

在迄今所提及的案例中出现的一个原则便是：愚蠢行径是权力之子。我们都知道阿克顿勋爵重复过无数次的名言——权力滋生腐败。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权力也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随着权力在某些人手中习以为常，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也日渐消退。权力的责任在于为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尽可能以合理的手段进行治理。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责任人有义务让公众了解信息，听取公众呼声，保持思维和判断的开明，避免僵化思维的隐患。如果思维足够开明，就能够察觉到某个特定政策是在损害而不是保护自身利益，然后有足够的自信予以坦承，并有足够的智慧去扭转局面，这就是治理的最高艺术。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及战后索要的赔偿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是胜利者从经验中学习并付诸实践的真实案例，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美国在华盛顿起草了日本投降后的政策，并根据这一政策决定占领日本。政策经盟军批准并主要由美国执行，是征服者的管理手段、政治智慧、战后重建和创造性改革的卓越实践。保留日本天皇作为国家元首，防止了国家出现政治混乱，并由此使日本民众接受并服从占领军的管理，后者温顺的配合着实令人惊讶。除了裁军之外，还通过去军国主义化和对战犯的审判建立问责制，目标是通过宪法和代议制政府以及打破垄断和土地改革等手段实现政治及经济上的民主化。日本为数众多的工业企业拥有巨大的力量，难以被撼动；而政治上的民主通常不可能通过法令来实现，只能通过几个世纪漫长的斗争逐步完成，但现在观念被成功地转变过来，且民主在总体上被采纳了。占领军并非直接管理，而是通过与日本各部门设立联络处的方式实施治理。清除先前的官员，雇用资历较浅的人员，这或许并不是由于后者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什么根本不同，而只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改变。教育和教科书被修订和修改，天皇身份成为一种象征，“由人民意志产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军事政策方面。日本社会的独裁本质有所抬头。然而，整个结果是有益的，而不是报复性的，并且可以让人意识到，政府智慧仍然是一把利剑，尽管很少用到，但却令人类战栗，这也算是一种鼓舞吧。

最罕见的局面逆转的情况——统治者意识到某个政策对自身利益不利，并敢于冒险将之扭转180度，从历史上来说，只有在昨天才刚刚发生：埃及总统萨达特放弃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不顾周边国家的愤怒和威胁而试图建立更为有效的关系。无论是在风险和潜在收益方面，这都是一个重大行动；另一方面，他在谈判中运用常识和勇气，而不是一味盲目地继续，这使他彪炳史册但异常孤独，即便随后的暗杀悲剧都未能损毁他的形象。

接下来我将讲述人们更为熟悉但对人类而言非常不幸且在持续发生的故事。某个政策的最终结果并不决定该政策是否有资格成为愚蠢政策。所有弊政从长远来看都违背自身利益，但实际上可能暂时有助于加强政权。当某项政策明显行不通或者阻碍生产力但却被反常地一以贯之的时候，就是愚蠢行径。似乎无须说明的是，目前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就来源于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此类问题。

[1] 此处原文为“Humpty Dumpty”，指童谣中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编者注

[2] 即特曼马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德国政治家，曾于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宰相。——译者注（后文中注释若非特别标明均为译者注）

第二章

木马屠城记

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故事，也是一切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甚至更早）关于人类冲突的故事的原型，就是特洛伊木马的传统。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史诗，是亘古以来横贯各个时代的绝唱。

特洛伊战争成为后来所有文学与艺术借鉴的主题，从欧里庇得斯 [1] 笔下特洛伊妇女凄惨痛楚的悲剧，到尤金·奥尼尔 [2] 、让·季洛杜 [3] ，以及现如今仍然令人着迷的作家，无一例外。通过维吉尔后来所写的埃涅阿斯 [4] ，我们看到了罗马创建者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和罗马的民族史诗。它是中世纪传奇小说作家的最爱，威廉·卡克斯顿曾以之为主题出版了第一本英文印刷书籍，乔叟（以及后来的莎士比亚）用它作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背景。拉辛和歌德曾试图解开伊菲吉妮娅 [5] 险被作为祭品的缘由。流浪的尤利西斯令作家丁尼生以至詹姆斯·乔伊斯产生了灵感。卡珊德拉以及复仇心切的伊莱克特拉成了德国戏剧和歌剧的主角。自伊丽莎白时代的乔治·查普曼首次翻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来，已经先后有35位诗人和学者将该史诗译成英文。还有无数画家总是禁不住将“帕里斯的审判”作为素材，众多诗人往往也难逃美丽海伦的魔咒。

特洛伊的故事最初于公元前850—前800年间 [6] 由荷马写成史诗，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结。尽管荷马写这部史诗的动机是描写诸神，尽管其语境古老而原始——或许也正因如此——但他向我们道出了基本的人性。因为它谈论的是我们人类自身，所以它能够在我们的思想与记忆中历经28个世纪而毫不褪色。在另外一位以写故事而著名的人物约翰·考珀·波伊斯看来，特洛伊故事反映的是“从地球上有人类开始，直至人类灭亡，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经过10年徒劳的、犹疑的、高贵的、低贱的、狡诈的、痛苦的、嫉妒的以及只是偶尔英勇的战斗之后，特洛伊终于沦陷了。而随着木马的出现，沦陷故事开始进入高潮。对于决策者在面对紧急警告并有可行办法之时仍然推行违背自身利益的政策，木马事件是绝佳例子。西方人最早的编年史中所记载的这一事件表明，这其实是人类古老和固有的习惯。这个故事最初并不是出现在《伊利亚特》中，因为《伊利亚特》在战争高潮尚未到来前就完成了。应奥德修斯的邀请，盲人诗人德摩多克斯（Demodocus）在阿尔基诺奥斯 [7] 的王宫向一群人讲述了特洛伊的英勇行为，使得这一故事呈现在《奥德赛》中。尽管奥德修斯对德摩多克斯的叙事能力大加赞扬，但故事讲得其实并不生动有趣，仿佛大家对其中的主要事实早就熟稔于心了。奥德修斯自己在诗中其他地方添加了些小的细节，而另外两位参与者凭借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其中加入了海伦和墨涅拉俄斯两个角色。

荷马凭借记忆勾勒出的特洛伊木马在随后两三个世纪引起后继者无限的想象，并激发了他们去对这一事件详加叙说，其中最著名且最为重要的，是在整部史诗最引人注目的环节中加入拉奥孔 [8] 。拉奥孔最早出现在《洗劫伊利昂》 [9] 中，是由米利都 [10] 的阿尔克提努斯（Arctinus)在荷马之后大约一个世纪创作的。拉奥孔的戏剧角色将发出警告的声音具体到人，它成了随后所有木马故事版本的中心。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使特洛伊城最终沦陷的木马计的完整故事，是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初现轮廓，并于公元前20年完成的。此时，该故事已经拥有1000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但是，由于故事起源于希腊不同的地区，各种版本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彼此并不一致。令人失望的是，希腊传说也自相矛盾。许多事件根本不符合叙事逻辑，动机和行为往往并不协调。无论如何，埃涅阿斯将木马故事讲述给狄多（Dido），这令后者欣喜若狂；而后，经过希腊的后继者进一步修改和润色，它流传到中世纪；并又从中世纪的传奇小说家那里流传到现在，这就是我们读到的木马故事。

特洛伊平原上的这场胜负难分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九个年头，希腊人包围了普里阿摩斯 [11] 国王的城市。早在10年前，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将金苹果授予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以褒奖她的美貌，这因而引起了赫拉 [12] 和雅典娜 [13] 的嫉妒，于是众神就秘密参与了双方的战争。其实阿佛洛狄忒并没有公平竞争，而是向帕里斯许诺说，如果她能得到金苹果，她将让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做他的新娘。于是，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帕里斯诱拐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这迫使墨涅拉俄斯与其哥哥阿伽门农，即希腊的最高统治者，结成联盟，要求归还海伦，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特洛伊的拒绝。战争就此开始了。

众神纷纷站队，强势多变，大显神通，伪造事件，散播流言，招摇欺骗，为满足私欲而意欲改变战争运途，甚至在希腊人打算放弃战争而打道回府时通过欺骗手段诱使他们继续下去，令英雄战死沙场，家园饱受苦难。海神波塞冬据说与阿波罗一起建造了特洛伊城及其城墙，但他转而反对特洛伊人，其一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位国王没有向他支付工钱，其二是因为特洛伊人用石头砸死狂热崇拜他的祭司，仅仅因为该祭司没有供奉必要的祭品唤来海潮阻止希腊人的侵略。另一方面，作为特洛伊一贯的保护者，阿波罗仍然倾向于特洛伊；而且，阿伽门农抓走了阿波罗一位祭司的女儿并将其占为己有，阿波罗非常恼怒。雅典娜是最繁忙和最有影响力的神，因为帕里斯最初的冒犯，她始终强烈反对特洛伊而站在希腊一边。宙斯作为奥林匹斯山的统治者，并没有强烈的倾向性，当大家庭中的某个成员恳求他帮忙时，他也能够对双方中任何一方施加影响。

阿喀琉斯杀死了赫克托，并残忍地用绳子绑着尸首的脚后跟拖着它在战车的车轮所扬起的滚滚沙尘中绕城三圈。愤怒和绝望的特洛伊人悼念他们的英雄。希腊人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最勇猛的战士阿喀琉斯，被帕里斯用毒箭射中了脚后跟牺牲了，因为那是他身体最薄弱的部位。而他的盔甲，本来应该奖给最英勇的埃阿斯——只有他才是希腊人中最值得拥有这件战利品的人——却给了最智慧的奥德修斯。埃阿斯因此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于是自杀身亡了。他的战友们士气低落，而且很多希腊部队意欲离开，但雅典娜制止了他们。根据她的建议，奥德修斯提出最后使用一个计谋夺取特洛伊，即建造一匹足以容纳20或50名（也有版本说多达300名）武装士兵的木马。根据这一计谋，剩余的军队假装扬帆撤离，而实际上将船只隐藏在忒涅多斯岛 [14] 后面。木马上刻有献给雅典娜的文字，因为希腊人希望能得到她的协助，确保他们安全返回家园。这样做的目的是向特洛伊人传递信息，这是神圣的动物，他们必须对它表示敬仰，并可以将它运进城里的雅典娜神庙中行祭祀礼。这样的话，环绕并保护特洛伊城的神圣屏障就会被破坏，藏匿在木马中的希腊人将出来打开城门，向不远处的部队发出信号，从而一举攻破特洛伊城。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雅典娜托梦给独一无二的厄帕俄斯 [15] ，命令他建造木马。出于对雅典娜的服从，并且在她“鬼斧神工”般的协助下，木马仅用三天就完成了。奥德修斯劝说那些犹豫不决的指挥官和最勇敢的战士乘着夜色顺着绳梯爬进去，这些人在“胜利和死亡之间命悬一线”。

黎明时分，特洛伊城的守兵发现围困解除，敌人消失了；但不可思议的是，敌人在城门口留下一个令人生畏的怪物。国王普里阿摩斯和元老院成员出来查看，焦虑万分，但就如何处置它意见不一。一位叫提墨爱特斯的将军在看了木马外面镌刻的文字后建议将其运到城中的雅典娜神庙。另外一位“博学”的将军则反对，认为雅典娜一直以来是偏袒希腊人的，特洛伊人最好立刻烧掉这一假扮的礼物，或者用锐利的斧头劈开木马肚子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普里阿摩斯犹豫不决，但由于害怕会因此亵渎属于雅典娜的东西，于是决定先将木马运进城里。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将城墙破坏掉，或者，按照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必须拆掉城门的门楣。这是第一次警告性征兆，因为之前已经有预言，如果城门的门楣被拆除，特洛伊将沦陷。

聚集的人群在激动地叫喊：“烧掉它！把它扔进海里去！劈开它！”反对的人也发出同样声嘶力竭的声音，要求维护在他们看来是神圣的物象。然后拉奥孔闪亮登场，加入了这场争论。他是阿波罗神庙的祭司，从城里一路气喘吁吁地跑来，哭喊着说：“可怜的人啊，你们难道都疯了？你们认为敌人已经走了吗？你们不觉得希腊人的礼物是阴险诡计吗？聪明的奥德修斯难道是白痴吗？

“无论是希腊人藏在这个怪物中，

还是某种战争把戏、间谍或运用到城池的器具，

这个木马中，肯定有不可告人之秘密。

特洛伊人啊，不要相信它。不要相信这匹木马。

不论它是什么，希腊人都令我恐惧，即便他们带来礼物。”

说话间，拉奥孔将手中所持之矛奋力掷向木马，插入其一侧，里面惊恐万状的希腊人中发出一声哀号。这一击几乎将木马撕裂，些许光线照进木马，但命运或神的力量让它看起来不显眼了；否则，正如埃涅阿斯后来所说，特洛伊仍将屹立不倒。

正当拉奥孔刚刚说服了大多数人之时，守卫拖进了西农，一个表面上万分恐惧的希腊人。他佯称因为与奥德修斯不和而被落在后面，而实际上，奥德修斯故意将他留下来帮助实施计划。普里阿摩斯要他说出有关木马的真相，西农发誓说，这真的是给雅典娜的礼物。希腊人有意将木马建造得如此之巨大，是因为这样特洛伊人就无法将它运进城里。因为一旦它被运进城里，这就意味着特洛伊的胜利。如果特洛伊人将木马摧毁，则厄运将至；但如果他们把它运进城里，就将确保他们城池的安全。

西农的话让特洛伊人摇摆不定。恰在此时，一个可怕的征兆使他们确信拉奥孔是错误的。正当拉奥孔警告众人说，西农所言不过是奥德修斯所玩的另一个把戏之时，从海浪中爬出两条可怕的黑色毒蛇，呈巨大的螺旋状沿沙滩匍匐前行，

它们燃烧的眼睛里泛着血和火，

迅捷的舌头嘶嘶地舔着嘴巴。

正当人群惊恐万状，吓得目瞪口呆时，它们直奔拉奥孔和他两个年幼的儿子而去，“用尖利的毒牙紧紧咬住他们可怜的躯体”，缠绕住父亲的腰、脖子和手臂，在他发出令人窒息的凄惨喊叫时，将其缠挤致死。心惊胆战的围观者现在几乎不得不相信，这一惊悚的事件是对拉奥孔的惩罚，因为他严重亵渎了本来的确是圣物的东西。

没有人对毒蛇的出现给出解释，即便古代的诗人也深感棘手；神话自有其神秘之处，并非总有答案。有的叙事者说，这两条蛇是应雅典娜的请求由海神波塞冬派来的，目的是证明他同她一样憎恨特洛伊人。也有人说蛇是由阿波罗派来警告特洛伊人末日临近的（不过，因为结果正好相反，这似乎不合逻辑）。维吉尔解释说，这其实是雅典娜自己所为，目的在于让特洛伊人相信西农所言非虚，让他们的命运成为板上钉钉。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让毒蛇在事件过后躲避到雅典娜神庙里。总之，毒蛇的问题难以解释，以至于当时一起进行研究的人员认为，拉奥孔的命运与木马毫无关系，这只是因为他当着神的面与妻子交合，亵渎了阿波罗神庙庄重肃穆的形象。

讲述《奥德赛》的盲诗人对拉奥孔一无所知，只是说，赞成将木马运进城里的意见必须要占上风，因为特洛伊注定要消失；或者，如果我们要加以解释的话，可以说特洛伊的公民一味在追求违背自身利益的政策。

毒蛇作为想象出来的叙事工具，并非真实的历史，无须解释，但它却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作为重要的古典雕塑杰作，大理石中痛苦和扭曲的形象生动传神，令人仿佛听到受害者的惨叫。老普林尼 [16] 在罗马的提图斯国王王宫看到这幅作品时，认为它比“历史上所有绘画和雕塑作品”都好。然而，无论动机和意义如何，雕塑是沉默的。索福克勒斯 [17] 以拉奥孔为主题写了一部悲剧，但文本不见了，他的所思所想也不复存在。现存的传说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拉奥孔因为察觉到真相并发出警告而受到了致命的惩罚。

正当普里阿摩斯命令士兵准备绳索和滚轮将木马拉进城里时，某些不知名的神秘力量仍然在试图对特洛伊发出警告。木马在城门口停了四次，里面有四次发出兵器叮当作响的声音；但是，尽管这四次停顿已经发出征兆，特洛伊人仍然坚持着原计划，“因为狂热迷乱而对此无动于衷”。他们拆掉了城墙和大门，就此破坏了神圣的屏障，因为他们认为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屏障的保护。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以后的版本中，还有其他征兆：染满鲜血的烟雾升起，神的雕像流下泪水，高塔仿佛在痛苦中呻吟，薄雾将星星罩住，豺狼在嗥叫，阿波罗神庙中的桂树枯萎，但特洛伊人却没有丝毫警觉。命运使然，他们已经无所畏惧，“这样他们就会被消灭，最终走向灭亡”。

那天晚上，他们无所顾虑，开怀畅饮，尽情享受，大肆庆祝。此时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受到了最后一次警告。普里阿摩斯有个女儿卡桑德拉，阿波罗因为爱上了她，就赋予了她预言能力，但作为交换，她必须答应与他同寝。卡桑德拉坚守自己的贞操，不愿意遵守先前的承诺，于是感到被冒犯的阿波罗就在她的预言能力上又加了一条咒语，即没有人会相信她的预言。早在10年前帕里斯首次起航前往斯巴达时，卡桑德拉就预言说这次远航将会给特洛伊带来灭顶之灾，但普里阿摩斯却毫不在意。“唉，可怜的人啊，”她哭喊着说，“可怜的傻瓜，你们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她告诉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愚蠢至极，“木马里面暗藏玄机，最终会将特洛伊城毁灭”。喝得醉醺醺的特洛伊人却哈哈大笑，说她的话简直是“无稽之谈”。看到自己的预言无人理会，愤怒的卡桑德拉拿起一把斧头和一节熊熊燃烧的木头向木马冲去，但还没等跑到木马跟前，她就被人们拉了回去。

酩酊大醉的特洛伊人昏昏入睡了。西农从宫殿里悄悄溜出来，打开木马上的活动门把奥德修斯及其同伴放出来。有些人由于被关在黑暗的木马肚子里时间太久，加之高度紧张，禁不住低声抽泣，“两腿颤颤”。他们分散到城中，打开其他的大门，与此同时，西农用火炬向不远处的战船发出信号。瞬间，希腊人如猛虎下山，扑向沉睡中的敌人，左冲右突，烧杀抢夺，奸淫掳掠。特洛伊人挥剑反抗，希腊人也有所伤亡。但侵略者逐渐占了上风。黑暗中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燃烧的噼啪声响掩盖了受伤者的凄声尖叫和妇女的痛哭流涕。

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没有什么英雄行为或悲天悯人的情怀能减轻结局的惨烈。阿喀琉斯的儿子皮勒斯（也称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杀红了眼”，顺着宫殿里的一条过道追赶受伤逃跑的普里阿摩斯的小儿子波利蒂斯（Polites），“急切地要进行最后一击”，并当着普里阿摩斯的面将波利蒂斯的头砍了下来。受人尊敬的普里阿摩斯滑倒在其儿子的鲜血中，正当他将长矛有气无力地投向敌人时，皮勒斯将他也一并杀死了。战败者的妻子和母亲被拉出来同其他战利品一起分配给敌军将领。皇后赫库芭（Hecuba）归了奥德修斯，而赫克托的妻子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则被凶手皮勒斯所拥有。在雅典娜神庙中遭到另外一名埃阿斯强暴的卡桑德拉，头发披散、手脚捆绑着被送给阿伽门农，最终为免遭羞辱而自杀身亡。命运更惨的是普里阿摩斯的另一个女儿波吕克塞娜（Polyxena），阿喀琉斯曾经追求过她，此时，当胜利者在阿喀琉斯坟墓前祭祀的时候，应他幽灵的要求，她被当作了陪葬。最令人痛心的是赫克托和安德洛玛刻的孩子阿斯蒂阿纳克斯，他被希腊人从城垛中用长矛投射而死，因为奥德修斯下令斩草除根以免将来遭到报复。特洛伊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只剩一片废墟。艾达山在低声叹息，克桑托斯河隐隐啜泣。

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希腊人欢庆胜利，登上战船，并祈祷宙斯保佑他们安全返回家园。但命运总是公平的，几乎没有人能够获得宙斯的庇护，他们反而遭受了与被屠戮的特洛伊人相似的灾难。雅典娜因为强奸犯对其神庙的亵渎而勃然大怒，或者因为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希腊人没有向她祈祷，她请求宙斯同意惩罚他们，令海上电闪雷鸣，并掀起暴风骤雨。希腊人的船只或沉没，或被礁石撞碎，岛屿的海岸上到处是断船残骸，海面上漂浮着无数尸体。另外一个埃阿斯也被淹死；奥德修斯的战船被风暴吹离航线，并掀翻毁坏，从此失踪了20年之久；返回家园的阿伽门农被他不忠的妻子及其情人所杀。嗜血成性的皮勒斯在特尔斐被俄瑞斯忒斯所杀。令人称奇的是，引起这场战争的海伦却毛发未伤，依然美丽动人，被魅力翩翩的斯巴达王所原谅，重新嫁入皇室，家庭和美，荣华依旧。埃涅阿斯也逃走了。因为他在战后将自己年迈的父亲背在背上所表现出的孝道，阿伽门农允许他与随从一起登船，他顺应命运的安排漂流到了罗马。人类喜欢在撰写历史时使用正义的轮回，因此这位特洛伊战争的幸存者建立了一个城邦，而这个城邦最终又战胜了征服特洛伊的人。

特洛伊史诗中有多少事实呢？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也就是加利波利对岸的古代定居地挖掘出9个层次。其青铜时代贸易路线交叉口的位置屡遭洗劫，在不同层次留下了频繁的破坏和重建的证据。第八层有很多来自皇室的黄金及其他工艺品的碎片，存在的迹象表明此处曾遭人类粗暴毁坏，这里已被确定为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伊城，其沦陷大约接近青铜器时代末期，即公元前1200年左右。很可能的是，当时希腊的商业活动及其称霸海上的梦想与特洛伊发生了冲突，而希腊半岛上几个部落首领可能纠集过盟友协同进攻海峡对岸的城市。罗伯特·格雷夫斯认为，从对希腊先前的侵袭行动所发动的报复行为来看，对海伦的诱拐行为或许在历史上确有其事。

这就是希腊历史上的迈锡尼时代。彼时，阿特柔斯（Atreus）的儿子阿伽门农是这座位于狮门城堡中的迈锡尼城邦的国王。其充满神秘色彩的遗址仍然屹立于科林斯以南的高地上，深红色的罂粟绚烂多姿，似乎永远沾满阿特里代兄弟 [18] 的血。一些几乎与特洛伊沦陷同期但很可能持续时间更久的暴力事件，使迈锡尼以及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 [19] 所代表的文明开始走下坡路。迈锡尼文化是有文字记载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克诺索斯遗址中发现的被称为“线性文字B”的字体已经被确认为早期的希腊语。

迈锡尼文明崩溃后的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持续了约两个世纪之久，我们只能从碎片和文物去了解它。因为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书面文字似乎完全消失了，对过去英雄年代祖先的歌功颂德之词只是通过口头形式才代代清晰地流传了下来。来自北方的多利安人的到来，促进了文明的复苏。在这一始于大约公元前10世纪的复苏过程中，一位不朽的诗人横空出世，他的史诗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故事和本民族人民的逸事传说，是西方文学的发源之处。

在通常的描述中，荷马总是弹奏着七弦琴，并吟诵一首首叙事诗与之相和，但《伊利亚特》中的1.6万行诗句和《奥德赛》中的1.2万行诗句，肯定是他自己写下来，或者由他口授给抄写员记录下来的。毫无疑问，在接下来两三百年时间里的几位吟唱诗人，手头肯定有文本，他们在对特洛伊故事进行补充时，引入了口头流传下来的材料，弥补了荷马留下的不足之处。伊菲吉妮娅的献祭，阿喀琉斯脆弱的脚跟，成为特洛伊盟军的亚马逊女王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的出现等，很多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篇章都出自荷马时代之后的一些诗歌，它们只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以摘要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很多文本迄今已无从查找。因为塞浦路斯而命名的《赛普瑞亚》（Cypria ）——塞浦路斯是它传说中的作者的家乡——是最早且最为全面的文本，随后是阿尔克提努斯写的《洗劫伊利昂》和莱斯博斯岛 [20] 一位吟游诗人所写的《小伊利亚特》。在他们之后，抒情诗人和三大悲剧戏剧家开始重点关注木马主题，而希腊历史学家则致力于查找相关证据。在维吉尔之前和之后，尤其是之后，拉丁美洲作家就该主题做了进一步阐述，为木马添加了宝石眼睛以及其他一些光彩动人的传说。当特洛伊英雄以及他们的冒险经历成为中世纪绚烂多姿的艺术及编年史的主要内容时，历史与传说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了。赫克托成为与尤里乌斯·恺撒和查理曼大帝 [21] 齐名的9位杰出人物之一。

木马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这个问题由保塞尼亚斯（Pausanias）提了出来。他是一位拉丁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并于公元2世纪写了《希腊描述》一书。在他看来，木马一定代表了某种“战争机器”或围攻器械，因为，单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一传奇故事就是把“完全愚蠢”推给了特洛伊人。这一问题在20世纪仍然激发着人们的猜测。如果围攻的器械是用来撞击城墙的攻城槌，那么希腊人为什么不用呢？如果它是某种箱子式的外壳，用来将攻击人员运送到城墙上去，那么特洛伊人在没有首先打开的情况下就将之运到城里去，肯定是一个更为愚蠢的决定。这样的话，人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做出无尽的假设。事实上，尽管早期的亚述作品中对这样的器械有所描述，但没有证据表明在迈锡尼或荷马时代的希腊战争中有人曾经使用过任何这样的围攻器械。这样保塞尼亚斯就不用担心年代错误，因为在他那个年代，以及着实在他以后的年代中，用当时所具备的条件去看待过去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的战争中，在《圣经》中所描述的土地上对有城墙或有防御工事的地方进行的围攻确实已经涉及计谋的使用，这也包括特洛伊战争。如果凭借武力无法达到攻城目的，攻击部队通常会尝试使用某些欺诈手段，比如某种骗局或妙计，以赢得防守方的信赖。正如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的，“通过计谋实现攻城略地的传奇故事确实存在，这就证明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尽管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在木马问题上保持沉默，但他希望为特洛伊人找到比荷马作品中描述的更加理性的行为。基于他调查过程中埃及祭司的讲述，他指出，在战争期间，海伦根本就不在特洛伊，而是在埃及。在从斯巴达被绑架后，她与帕里斯同乘一条船，但船只偏离航向在埃及登陆了。当地的国王对帕里斯这种劫持东道主妻子的可耻行为深感厌恶，于是命令他离开埃及；与他一起回到特洛伊的只是海伦的幽灵。希罗多德认为，如果确有其人，普里阿摩斯和赫克托肯定会将她交给希腊人，而不会为了她而置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和灾难于不顾。他们不可能为了她或帕里斯而“如此头脑昏昏”地承受这样重大的灾难，因为，帕里斯在皇室根本就不受爱戴。

这其中自有原因。作为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或许早就知道，在他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常识很少成为决定因素。他进一步解释说，特洛伊人向希腊特使保证，海伦并不在特洛伊；但希腊人并没有相信，因为众神想用战争摧毁特洛伊，以证明恶有恶报。从探究传奇故事的意义来说，希罗多德可能更进了一步。

在探寻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众神（或者，在这里就是上帝）是人类的思想观念；它们是人类的造物，而非他们创造了人。我们需要它们，于是将它们创造出来，以给予存在于地球上的谜团意义和目的，并解释大自然中奇异且无规律可循的现象、杂乱无章的事件，以及最重要的——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类无法理解的问题，人们只有用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或谋划对之加以解释。

这对于希腊众神来说尤其如此。希腊诸神每天与人类密切接触，易于受到凡人情感的影响。令众神如此反复无常且做事全无原则的是，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就像某个人没有影子一样，他们缺乏道德和伦理价值。结果，他们对于恶意欺骗凡人，或导致他们违反誓言并做出其他不忠或不光彩的行为毫无懊悔之意。阿佛洛狄忒的魔法导致海伦与帕里斯私奔，雅典娜使用计谋让赫克托与阿喀琉斯决战。凡人所做的可耻或愚蠢之事都被他们归结于众神的影响。“这一可悲的战争都是因为众神”，普里阿摩斯感慨地说，此时的他已然忘记，他本来任何时候都可以将海伦送回去（假设她就在特洛伊的话，因为她在荷马的史诗中出现频率很高），他也可以在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来要求将她交出时同意放人。

众神的干预，并未免除人类愚蠢的恶名；相反，这是人类有意转移对愚蠢行径之责任的幌子。在《奥德赛》的开篇中，荷马让宙斯抱怨说，人类竟然将各种烦恼归咎于众神，实在可悲至极。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多“超出命定”的苦难，只是因为“他们内心的盲目性”（或者更具体而言，因为他们的“贪婪和愚蠢”）。荷马在这样写的时候是深知这一点的。这是一个著名的论断，因为，如果最后的结果确实比预先安排的命运更为糟糕，那么这意味着自由意志的选择而非一些无法消除的宿命在起作用。比方说，宙斯引用了埃癸斯托斯 [22] 的例子，说他与阿伽门农的老婆偷情，并将返回家园的国王杀掉了。其实“他知道这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为我们亲自派赫耳墨斯去警告他，既不要杀害阿伽门农也不要与其老婆偷情，因为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在长大后肯定要为其父报仇，并想要获得父亲的遗产”。总之，尽管埃癸斯托斯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罪恶后果，但他还是铤而走险并付出了代价。

希罗多德认为，“对事物的痴迷”导致人类失去理智。古人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希腊人就有这方面的女神。该女神名叫阿忒（Atē），是宙斯的女儿，并且在一些族谱中是长女。她的母亲是“不和”或“纷争”女神厄里斯（在某些版本中，阿忒是她的另外一个身份）。这个女儿是“痴迷”“不和”“妄想”以及“盲目愚蠢”女神，是这些特质的其中一项或者结合，能够让其受害者“无法做出理性的选择”，看不到道德与私利的分别。

因为她对这些特质的组合遗传，阿忒具有强大的伤害作用，并且是帕里斯做出决断之前导致特洛伊战争——古代世界的主要斗争——的最初原因。从《伊利亚特》《赫西俄德诸神记》——大约与荷马同时代的奥林匹亚谱系的主要权威——以及《赛普瑞亚》的最早版本来看，宙斯没有邀请阿忒参加珀琉斯（Peleus）和女神忒提斯（Thetis）的婚礼——他们后来生下了阿喀琉斯，因此她对宙斯产生了憎恨，这导致其最初的行为。她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进入宴会厅，将写着“给最美的人”且代表冲突的金苹果从桌上恶意滚下，这立刻挑起了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的争吵。她们三人中一位是宙斯的夫人，一位是他的女儿。宙斯不希望因为自己对这件事的决定而引火上身，于是将她们送到艾达山，让那里一位据说擅长处理爱的问题的英俊倜傥的年轻牧羊人做这一困难的决断。这个人当然就是帕里斯，其成长的环境决定了其质朴纯真的本性，而他所做的选择引起的冲突甚至比阿忒最初设想的要严重得多。 [23]

阿忒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又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诡计。这个诡计使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的出生被延期了，他母亲先生下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他因而被剥夺了长子继承权。宙斯对此（这一诡计即便对神仙而言也确实有些过分）极其愤怒，于是将阿忒赶出了奥林匹斯山，她从此与人类生活在一起。在她看来，人间被称为阿忒的牧场——不是阿佛洛狄忒的牧场，或德墨忒耳的花园，或雅典娜的宝座，或其他更令人愉悦的称谓，而是，正如古人早就遗憾得知的——愚蠢的王国。

希腊神话不会放过每一个偶发事件。根据《伊利亚特》中所讲述的一个传说，宙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后悔，于是生了四个女儿，她们叫利泰，即祈求宽恕女神，她们教会凡人如何避免愚蠢行为，前提是他们必须有回应。“步履蹒跚，满脸皱纹，双眼低垂”，利泰紧随阿忒，即热切强烈的愚蠢女神（有时翻译为毁灭女神或罪孽女神）之后，以便消除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如果有人

对来到身边的宙斯的女儿示以敬意，

她们会倾听他的祈祷并给他回报；

但是，若他胆敢不理不睬，

并将她们一脚踢开，

她们就回去找宙斯告状，

唤来那只令他恐惧的恶狗，

令他两股战战不再骄傲自负。

与此同时，阿忒来到人间，毫不停歇地开始制造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间众人皆知的争吵以及前者随后的愤怒，这成为《伊利亚特》的主要发展脉络，且似乎一直占着极大的比重。两人之间的宿怨破坏了希腊的事业并使战争延长，因此，当最后两人和解时，阿伽门农将自己对从阿喀琉斯手中抢来的女孩的最初爱恋归咎于阿忒或妄想女神。

妄想女神，宙斯的长女；被下了咒语

她令所有人妄想，

将他们带入歧途……

……把我妻从我身边带走。

在我之前，她曾纠缠别人。

并且，我们可以将利泰补充进去，因为已经有很多补充内容了。当马克·安东尼凝视着脚下遇害的尸体时，他预见到“恺撒的灵魂，会如何由阿忒陪伴，寻求复仇，大喊‘大乱’，并无意中说出战争造成的破坏”，此时，阿忒再次出现在了这可怕的幻象中。

人类学家将神话进行了无限分类，并试图从更广泛的理论方面对之加以解释。神话是心灵的产物，据说人类试图用神话展现内在恐惧和希望实现的愿望，调和人类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揭示人类在生活中所面临的社会及个人的冲突和问题。神话被视为“宪章”或“仪式”，或者具备一些其他功能。这其中的全部或部分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神话反映了人类自身的行为，例如，有种仪式就是在山羊脖子上系上红线，然后将其赶到旷野中，以此带走人类的错误和罪孽。

传奇故事离我们非常遥远，其中事件已经模糊不清，但绝不会被遗忘，它们带有类似于神话的意味，具有某种历史渊源。从吃掉自己孩子的克洛诺斯 [24] 或者为了通奸而将自己变成天鹅或黄金雨的宙斯来看，木马的故事并非神话。除了雅典娜的协助和毒蛇的袭击之外，这一传奇并没有超自然要素。毫无疑问，作者将这两者加入故事的目的是为特洛伊人提供一个拒绝拉奥孔建议的理由（这样的处理令故事引人入胜，特洛伊人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朝着既定的命运前行）。

然而，将木马毁坏的可行性选择始终是存在的。在拉奥孔发出警告之前，卡普斯（Capys）长老就已经对此进行了劝告，随后卡桑德拉也提出反对。尽管史诗中经常提到，特洛伊的陷落是神的命令，但将木马运进城里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命运使然。“命运”作为传说中的符号，代表的是人类对自己愿望的实现。

[1]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前406）：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

[2]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3] 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4] 埃涅阿斯（Aeneas）：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特洛伊王子安基塞斯与阿佛洛狄忒的儿子。

[5] 伊菲吉妮娅（Iphigenia）：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女，险被其父供神而牺牲。

[6] 这一时间跨度之前存在广泛争议，自从1952年对线性文字B进行解密以来，学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同意这一跨度。——原注

[7] 阿尔基诺奥斯（Alcinous）：古希腊费埃克斯人的国王。

[8] 拉奥孔（Laocoon）：希腊传说里的特洛伊英雄，看穿了希腊人木马计的图谋，最后不幸被毒蛇咬死。

[9] 《洗劫伊利昂》原文为“The Sack of Ilium”，其中Ilium为古代特洛伊城的拉丁文名。

[10] 米利都是古代爱奥尼亚的城市。

[11] 普里阿摩斯（Priam）：特洛伊城的末代国王。

[12] 赫拉：宙斯的姐姐和妻子。

[13] 雅典娜：智慧女神。

[14] 忒涅多斯岛：位于爱琴海的土耳其岛屿。

[15] 厄帕俄斯（Epeius）：希腊军中著名的巧匠，建造了木马。

[16] 老普林尼（Pling the Elder,23—79）：古罗马学者，名著《自然史》的作者。

[17]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古代希腊的悲剧诗人。

[18] 阿特里代兄弟：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

[19] 克诺索斯（Knossus）：克里特岛上的一座米诺斯文明遗迹，被认为是传说中米诺斯王的王宫，建于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400年。

[20] 莱斯博斯岛：希腊米蒂利尼岛。

[21] 查理曼大帝（742—814）：世称Charles the Great或Charles I，公元768—814年为法兰克王，公元800—814年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22] 埃癸斯托斯(Aegisthus）：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的情夫。

[23] 在其他版本中，战争的起源与洪水的传说有关。洪水可能发源于经常溢出水流的幼发拉底河，而后漫过整个小亚细亚。根据《赛普瑞亚》的说法，宙斯对人类不满意，决心去之而后快，或者“大量减少”已经让养育一切的地球不堪重负的人口数量，于是决定通过“伊利安（Ilian)战争这样伟大的冲突”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或许能让世界变得清净”。就这样，他设计或利用了女神们对苹果的争吵引发了战争。欧里庇得斯采纳了这一说法。他在以海伦名字命名的剧本中让海伦这一人物说，是宙斯安排了这场战争，“地球母亲养育的人类太多了，这样他就可以减轻她的负担”。显然，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深切感受到人类的卑劣和渺小，从而产生了这些传说。——原注

[24] 克洛诺斯（Cronus）：提坦巨人之一，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夺取了父亲的王位，后又被他的儿子宙斯把他的王位夺去。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1470—1530

大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时，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正进入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欧洲的价值观开始走向世界。在这股潮流中，人们发现，规划并把握自己命运的是自己本人而不是上帝。人们的需求、野心和欲望，人们的乐趣和财产，人们的思维、艺术、权力和荣耀，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们的尘世今生，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为了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而疲于奔命。

在60年的时间里，从大约1470年到1530年，世俗精神在连续6任教皇 [1] 身上都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们唯利是图、道德沦丧、贪得无厌，引火自焚般地玩弄权术。他们的统治令尽忠职守的人感到无望，他们对改革的呼声置之不理，对所有抗议、警告以及日益高涨的反抗置若罔闻，教廷的权威受到质疑，最终，基督教的统一被打破，罗马教皇的支持者中有一半转而信仰新教。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刚愎自用的愚蠢行为，从随后几个世纪的相互敌对和自相残杀的战争来看，这或许是西方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行为。

这6位教皇滥用职权的行为并非从文艺复兴高潮时期才出现。因为，在14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教皇一直在阿维尼翁 [2] 流亡。他们逐渐养成了形成于教皇流亡150年间的教皇政府的统治习惯，并最终将种种恶习发展到极度的愚蠢行径。他们试图返回罗马，这导致了1378年教派的分裂，一位教皇在罗马，一位教皇在阿维尼翁，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均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教皇。此后，每个国家或王国对随便哪个提出主张的教皇的服从，都取决于政治利益，因而，此次分裂所遗留下来的严重后果便是对世俗统治者的依赖，因为对立的教皇认为有必要通过与国王及王公贵族讨价还价、退缩让步以及建立联盟的手段弥补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权力。另外，由于收入也被分割，教皇职位走向商业化和政治化，税收成了其首要关心的问题。从这时起，经教会批准的一切精神或物质产品的销售，从赦免和救赎到主教职位和修道院，都发展成永久的商业行为，它所提供的产品很有吸引力，但对于宗教的意义而言却令人反感。

由于文艺复兴时期风头正劲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在15世纪30年代终于返回罗马的教皇，接受了意大利城邦海盗王子的作风和价值观。意大利的统治者们生活奢侈考究，做事毫无原则，相互争吵不休。由于自身的涣散和有限的领土范围，作为当权者的他们根本改变不了冲突混乱的局面。这6位教皇的贪婪和奢侈作风，并不比他们先前的榜样好到哪里去；而且，由于地位优越，他们通常变本加厉。他们就像猎犬追寻气味那样紧随着各种职位油水，包括一位博基亚家族 [3] 成员和两位美第奇家族 [4] 成员在内的6位教皇中，每一位都痴迷于建立永久的家族财富。基于这种追求，他们先后卷入当时的政治旋涡，不断地变换着各种组合、阴谋和手段，从不考虑长远利益和指导原则，只有当时的力量平衡似乎才起到一定制约和调节作用。由于政治方面的平衡非常脆弱，摇摆不定，他们相互间达成的协定总是由于背叛而被推翻，这从而允许，当然也确实需要各种交易、贿赂和阴谋，它们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良好规划。

这一时期，法国、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三大帝国联合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意大利城邦，对意大利进行反复入侵，目的是夺取半岛或其部分地区，这成为该时期的主导政治因素。尽管教廷也参与其中，但由于军事资源匮乏，它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它越多地参与到具有持久恶性后果的临时冲突中，就越在君主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无能，而实际上，它也确实变得无能了。与此同时，面对显然需要的宗教改革任务，它又畏首畏尾，因为它害怕失去权威，失去谋取私利的机会。作为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在使他们国家成为战争受害者、遭受外国压迫并失去独立的过程中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作为教宗，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路德派所嘲笑，同时也成为路德派成长的摇篮。

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呢？由于整个腐败阶层的既得利益，从宗教方面着手回应对改革的持续不断的呼声实在难上加难，但并非不可行。人们不断发出强烈的警告，公开地抱怨教皇玩忽职守的行为。就像罗曼诺夫王朝 [5] 或国民党统治后期，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动乱或解体，对腐败无能的政权的改革就难以完成。就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廷来说，让在乎自己职位的教会领袖去自上而下发起改革，而后让具有同样思想的继任者不遗余力、不屈不挠地将改革继续下去，可能会消除那些最令人切齿的做法，给那些怀疑教会和牧师存在价值的人以回答，满足人们精神宽慰的需求，这样或许就避免了最终的分裂。

在政治领域，一以贯之地实行始终如一的政治方针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如果教皇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将精力消耗在无尽的私欲上，他们就可能避免世俗权力的敌对行为，这对教皇城邦国家是有利的。这也并非他们力不能及。6位教皇中的3位，包括西克斯图斯四世（1414—1484）、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都是能力超群、意志坚定的人。然而，除了尤利乌斯有资格成为例外之外，并没有人去施展哪怕一丁点儿的治国之才，或者受到圣彼得的椅子这样的荣耀鼓舞而产生一些适当的有关政治责任的想法，更别提有什么精神的使命了。

可以说，当时的道德能力和处世哲学使他们从心理上不可能采取这种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未能被选择的选项都是面对这一问题的人力不能及的。当时的社会情况塑造了教皇的思维并指引了他们的行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权力的责任通常需要他们去抵制和扭转这种无处不在的氛围。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教皇向社会上最为邪恶腐败的事物屈服了，并且在越来越多显而易见的社会挑战面前，始终显示出一种不可救药的榆木疙瘩式的思维。

改革是这个时代普遍的主旋律，它通过文学、布道、小册子、歌曲及政治集会等方式被表达出来。每个时代总有被追逐名利的教会所疏远的人，他们呼吁体制的改革，并崇尚以更为纯洁的心态膜拜上帝，自12世纪以来，这种呼声变得越来越普遍。圣弗朗西斯在圣达勉堂祈祷时，在幻觉中听到一个声音：“我的庙宇快要倒塌了。替我重建吧！”这是对从教廷到村庄教区各个阶层的物质主义及不合格的神职人员的不满，是对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贪婪的不满，因此人们要求从“教皇到教会成员”的改革。有人伪造特许状进行销售，为十字军东征的捐赠被教廷据为己有，天主教的豁免权被沿街兜售，这样一来，正如牛津校长在1450年所抱怨的，人们不再介意自己曾经的恶行，因为他们仅用6便士就能够获得赦免，或者可以把赦免当一场网球比赛的奖品一样赢回来。

对于缺席宗教活动和占有多个有俸圣职，对于冷漠的教会和上下层神职人员日益严重的分离，对于高级教士的毛皮长袍和带仆人的套房，对于粗鲁无知的乡村牧师，对于教会文书包养情妇、像普通人一样饮酒作乐，人们已经极为不满了。这是深刻怨恨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普通人看来，教士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理应更加圣洁。如果这些中间人玩忽职守，人类到哪里去寻求宽恕和救赎呢？基督代理人日常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神圣使命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人们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基本上，用达勒姆 [6] 某修道院副院长的话来说，人们“渴望上帝的话语”，而从上帝的那些卑微拙劣的牧师那里并不能获得“能够拯救灵魂的真正信仰和道德戒律”。许多牧师“从未读过《旧约》，也几乎没有读过祈祷用的圣诗集”，甚至很多人醉醺醺地就来到讲坛传经布道。身居高位的教士很少访问教区，初级神职人员没有接受过培训、教育或宗教领导，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或仪式如何进行，不知道怎么给予圣礼。虽然世俗传教士对牧师提出批评是被禁止的，但这经常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要传教士说出一句对牧师或神父不利的话，沉睡的人就会立即睡意全无，百无聊赖的人就会兴奋异常……以至于人们废寝忘食起来”，连最邪恶的人也认为，与那些神职人员相比，他们自己是“多么正直或高尚”。

到了14世纪，抗议日益形成并通过罗拉得派和胡斯派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表达呼声，此外还有像“兄弟共同生活”之类的社区世俗团体，该组织是官方教会外拥有真正虔敬之心的人找到家庭温暖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已经表达出后来标志着新教徒反抗的不同政见理论：否认圣餐变体，拒绝认罪，拒绝对赦免权的非法交易，拒绝朝圣活动以及对圣徒和遗迹的崇拜。从罗马分离出去并非不可想象。在14世纪，著名神学博士威廉·奥卡姆已经可以设想没有教皇的教会；在1453年，罗马人斯特凡诺·波尔卡罗策划了一场旨在彻底推翻罗马教皇的阴谋活动（尽管该阴谋最初似乎是出于政治而非宗教目的）。印刷技术的应用和识字率的增长，特别是让人们通过用方言让人们直接阅读《圣经》，滋养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土壤。在印刷术应用的最初60年里，《圣经》就出现了400多个版本，任何识字的人都能够在《圣经》福音书中发现，与他们同时代的身披红袍、紫袍的主教并不在等级制度中。

教会本身也经常谈及改革。在15世纪上半叶的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上，一些著名的传教士会在每个星期天向代表们发表长篇演讲，主要是关于腐败行为和放任的道德，尤其是关于圣职的买卖，关于没能够产生基督教复兴的拯救工具——对土耳其的东征，关于导致基督教腐烂生活的所有罪恶行为。他们呼吁采取积极行动和措施。会议涉及无休止的讨论，就大量的提案进行辩论，并发布一系列法令，主要处理统治阶层与教廷之间就收入及有俸圣职分配等的纠纷。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对这些方面有基本需求的地方，比如主教对所辖教区的视察、对年轻神职人员的教育，寺院阶层的重组等问题。

职位较高的神职人员也并非完全漠不关心，他们中有修道院长、主教，甚至有些红衣主教对改革非常热切。教皇也间或做出些回应的姿态。根据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命令，改革方案分别于15世纪40年代和15世纪60年代起草出来，后者的起草人是一心一意倡导改革的库萨的尼古拉，他既是德国红衣主教又是教皇特使。在向庇护二世介绍他的方案时，尼古拉说，改革对于“从把教皇改变成基督的样子开始转变所有的基督徒”是非常必要的。他的改革同僚多梅尼科主教对此也同样不遗余力。他写道，对不讲法律的王公贵族坚持教廷的神圣是没有用的，因为主教和地方议会的邪恶生活使得教会被一般信徒称为“巴比伦，地球上所有通奸乱伦和可憎行为的源头”。

在1464年选举庇护二世继任者的秘密会议上，多梅尼科将本应引起西克斯图斯及其继任者注意的问题概括如下：“必须重申教会的尊严，恢复教会的权威，对道德进行改革，对教廷予以监管，确保司法公正，大力传播信仰。”在他看来，这样就能夺回教皇的领土，“将信徒武装起来进行圣战”。

文艺复兴时期的这6位教皇几乎一事无成。教皇及统治层的个人财富与现有体制休戚相关；在他们看来，改革就是建立议会制度，就是削弱教皇权威，因此，即便他们不主动表现出厌恶情绪，所采取的不支持立场也挫败了改革。纵观15世纪自胡斯起义以来这段历史，宗教革命风起云涌，但教会的统治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们仅仅把抗议视为表达不同政见的方式，只需压制一下即可，却没有看到，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他们存在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作为全新信仰的民族主义和在国家教会兴起过程中出现的全新挑战已经在削弱罗马的统治。由于政治压力和因分裂而达成的交易，原本属于地方神职人员但却被教廷篡夺的任命权被逐步移交给世俗机构或者根据他们的命令、朝着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改变，这种任免权是教会权力与收入的最基本来源。在法国和英国，根据被迫与统治者达成的协议，这种权力基本丧失殆尽，并且在各种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它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移交给了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及外国当权者。

在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政治退化、道德堕落、罪恶行为比比皆是，但艺术却奇迹般地有了繁荣发展，善与恶并驾齐驱，这种结合达到不同寻常的地步。经典古迹所反映的是人类巧夺天工的能力而不是虚幻的三位一体的教义，这种发现本身就是丰富的体验，引起人们对人文主义的热烈追捧。这一点首先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能够感到古代民族辉煌的回归。它强调世俗的善，意味着放弃基督教那种忘我的理想；而对个体的自豪感又削弱了教会所传达的对上帝意志的服从。他们深爱异教徒所遗留下来的文化习俗，以至于意大利的统治阶层对基督教并不那么崇敬。正如马基雅维利 [7] 在《论李维》中所写，这使得“至高的幸福包含谦逊、克制以及对世俗的蔑视”，而在异教徒看来，善主要存在于“伟大的灵魂、强健的体魄，以及使人类令人敬畏的所有品质中”。

日渐衰落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苦难和萧条，随后的新经济体在15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人文主义而出现。对这一复苏，人们有各种解释：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普及了知识和思想；科技的进步扩大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应用科学提供了新的技术；新的资本融资方式刺激了生产；新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扩大了贸易范围及地理视野；从衰微的中世纪公社中建立起来的新的中央集权落到了君主的手中，而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给它注入了推力；新世界的发现和环球航行为人们打开了无限愿景。无论这些是原因还是偶然，抑或人类神秘的潮涨潮落事件中的反常现象，它们都标志着历史学家所称的近代的开端。

在这60年中，哥白尼计算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真正关系，葡萄牙船只从非洲带来了奴隶、香料、黄金和象牙，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德国的富格家族（the Fuggers）因经营羊毛、金融和房地产获益，创造了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帝国，而其创始人的儿子富翁雅各布，号称汲取了时代精神，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将继续赚钱。他的意大利同行，罗马的阿戈斯蒂诺·基吉，雇用了两万名员工，他们分布在里昂、伦敦、安特卫普、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各分支机构，并且只要有丰厚的利润，并不介意与异教徒有生意往来。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挺进巴尔干之后，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曾经的苏联，铁幕一般威胁着整个欧洲，但尽管如此，基督教国家却忙于相互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联合起来对抗土耳其人。

在西班牙，北部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通过联姻而结盟，恢复了宗教裁判所并驱逐犹太人；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在金布料场会见了亨利八世；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德国盛极一时，希罗尼穆斯·博斯和汉斯·梅姆林 [8] 的作品在佛兰德斯大受追捧。伊拉斯谟因其敏锐机智而广受欢迎，是他那个时代的托尔斯泰。托马斯·莫尔爵士在这60年的末期出版了《乌托邦》，而马基雅维利，观点与前者截然相反的意大利作家，在《君主论》中用更晦暗的角度看待人类。在意大利，艺术和文学都被誉为最高的人类成就，并且在这一备享荣耀的时期，它造就了一批非凡的天才，从莱昂纳多到米开朗琪罗，从提香到其他许多名人。这一期间，文学方面主要有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9] 的《意大利史》，彼得罗·阿雷蒂诺的喜剧和讽刺作品，阿里奥斯托（Ariosto）广受推崇的关于基督徒和穆斯林斗争的奢华史诗《奥兰多·富里索》，以及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

奇怪的是，文化的繁荣并未反映与之相应的人类行为的改进，人类行为反倒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堕落。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君主没有中央集权，这使得五个主要地区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城邦——以及像曼图亚 [10] 、费拉拉 [11] 这些小城邦处于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因为居统治地位的王公贵族最初也是依靠他们的先辈采用的不同程度的暴力获得权位，因此他们用来维持统治地位的措施同样毫无节制。占有、下毒、背叛、暗杀、同室操戈、监禁、酷刑，无所不用其极。

要了解教皇，我们必须看看王公贵族。米兰的统治者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因欺压百姓、罪恶滔天，在教堂里被臣民谋杀。他的弟弟卢多维科·伊尔·莫罗（Ludovico il Moro）将其侄子，即王位继承人关进监狱，自己攫取了米兰的统治权。当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对手，佛罗伦萨的帕齐（Pazzi）家族无法再忍受仇恨和挫败时，他们策划在教堂大弥撒期间谋杀他以及他英俊倜傥的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他们行动的信号便是圣体升起来时的钟声。在这庄严神圣的时刻，刺客的剑寒光一闪，朱利亚诺被杀死了，而洛伦佐用其长剑抵抗，并机警地躲过一劫。他随后大举报复，将帕齐家族及其党羽全部歼灭。教堂里经常有暗杀行动，因为暗杀对象在那里不太可能被武装警卫团团围住。

而最不幸的应该是统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费兰特（费迪南一世）。他不择手段，残忍凶暴，玩世不恭，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在1494年去世之前，他始终不遗余力地打击对手，并在此过程中发动自相残杀的战争，因此，他比任何其他王公贵族给意大利造成的伤害都大。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方索二世残酷无情、挥金如土，被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康明（Comines）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残酷、最糟糕、最恶毒、最卑鄙的人”。就像他的同类人一样，他公开宣称对宗教的蔑视。他借以维持权力的雇佣兵也拥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是为钱而战，而不是出于忠诚。他们对“所有神圣的事物充满蔑视，对是否因教会的禁令而死去毫不在意”。

统治者的习惯总不乏臣民的效仿。圣约翰·拉特兰医院外科医生的故事，经由约翰·伯查德不露声色、单调乏味的描述，变得更令人毛骨悚然。伯查德是教皇法庭司仪，他的日常记录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来源。这名外科医生“每天一早就穿着短袍离开医院，拿着弩箭朝每个他碰到的人射击并把他们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与医院的神父合作，后者将那些承认自己有钱的病人的名字告诉他，于是外科医生就为这些病人进行“有效的治疗”，然后将所得收入与告密者分配。伯查德补充说，后来该医生与其他17名作恶者一起被绞死了。

专断的权力往往伴随着自我放纵和毫无约束的行为，以及对对手的不断怀疑；它容易产生行事古怪的暴君，使其无意间养成暴力习惯；这种情况在附属小国和庞大帝国同样频繁。潘多尔福·彼得鲁奇（Pandolfo Petrucci）是15世纪90年代的锡耶纳暴君，喜欢从高处往下滚石头，从不考虑会砸到谁。佩鲁贾（Perugia）的巴廖尼（Baglioni）和里米尼（Rimini）的马拉泰斯塔记录了长期争斗和世族仇杀的血腥历史。其他诸如费拉拉最古老的王侯家族德斯特（d’Este of Ferrara）和因能言善辩在《廷臣论》中受到大加赞美的乌尔比诺（Urbino）的蒙泰费尔特罗都是高尚可敬行为端正的家族，甚至深受人们爱戴。乌尔比诺的费代里戈（Federigo）公爵据说是唯一一位不携带武器、无须护送就四处走动或敢于在开放公园行走的亲王。然而可悲的是，乌尔比诺而后将成为六位教皇之一利奥十世（Leo X）赤裸裸的军事侵略目标，该教皇想要为其侄子攫取公爵领地。

除了流氓和丑闻之外，涵养和虔诚自始至终也存在。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特点能够主导整个社会。文艺复兴时期各个阶层的许多人仍然崇拜上帝，相信圣贤的存在，想要精神的安慰，希望生活中没有犯罪行为。显然，这是因为仍然存在真正的宗教和道德情感，人们对神职人员尤其是罗马教廷的腐败深恶痛绝，强烈希望进行改革。如果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效仿他们领导人的不道德生活，教皇的堕落就不会成为人们抗议的理由。

在结束因分裂而造成的混乱不安的长期斗争中，在恢复教会团结的斗争中，一般信徒和牧师诉诸教会大会的召唤，认为它比罗马教廷拥有更加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当然遭到后者强烈的反抗。在整个15世纪上半叶，大会斗争主导了教会事务，而且，尽管大会最终成功建立起单一的教宗，但没有任何支持者承认大会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后的历届教皇紧紧把持着他们的特权，处心积虑地维护着他们的权威，尽管并非没有争议。庇护二世，他更为知名的称谓是受人推崇的人文主义者和小说家埃涅阿斯·西尔维厄斯·皮科洛米尼（Aneas Sylvius Piccolomini），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曾主张建立议会，但在1460年，作为教皇的他发表了可怕的《公牛记》，威胁要将教会中所有呼吁建立大议会制度的人驱逐出教会。他的继任者继续将建立议会制度视为与土耳其人具有同等危险性的言行。

在罗马重新设立的教皇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在为艺术提供赞助方面远超王公贵族，认为辉煌的绘画和雕塑、音乐和文学作品是宫廷的华美装饰，彰显了他们的宏伟壮观。如果达·芬奇作品令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在米兰的宫廷熠熠生辉，诗人托尔夸脱·塔索（Torquato Tasso）的作品为费拉拉的德斯特的宫廷增光添彩，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其他艺术家和作家会纷纷涌向罗马了，因为那里的教皇总是慷慨大方地提供赞助。不管在自己的职位上有什么样的过失，他们留给世界的是不朽的遗产：米开朗琪罗所作的西斯廷壁画，拉斐尔创作的梵蒂冈诗节，平图里基奥（Pinturicchio）留在位于锡耶纳的大教堂图书馆的壁画，波提切利（Botticelli）、基尔兰达约（Ghirlandaio）、佩鲁吉诺（Perugino）、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在西斯廷墙壁上所作的壁画。他们将曾经蓬头垢面、人口稀少并在阿维尼翁流亡期间一度被抛弃的罗马进行维修并美化。他们发掘出典藏珍品，修复了教堂，铺设了街道，建立起无与伦比的梵蒂冈图书馆，并且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由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担任建筑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教堂不仅是教皇最高权力的象征，还曾经引发新教起义。

他们认为，通过可以看到的美妙绝伦、宏伟庄严的事物，教皇将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教会也借此施加对人民的掌控。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被称为第一位文艺复兴教皇，他在1455年临终前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在敦促主教们继续对罗马进行整修时，他说：“为了创造坚实、稳定的信念，必须有能够吸引眼球的东西。仅仅通过教义来维持某种信仰是脆弱的、摇摆不定的……如果罗马教廷的权威能够通过雄伟的建筑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世界都会接受并尊重它。庄严肃穆的建筑，高贵典雅的品位，富丽堂皇的装饰，壮观宏伟的气势，将极大地提升圣彼得教堂的地位。”自出身渔民的彼得以来，教会已经在漫长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大教堂谋杀案：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弗朗西斯·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曾任方济会会长，1471年被选为红衣主教，史称西克斯图斯四世。在此之前，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教皇，如果不是热衷于宗教革新的话，也都始终在名义上维持着他们职位的庄严和神圣。西克斯图斯开启了厚颜无耻、毫不掩饰地大肆谋取私利，大搞强权政治的时代。他曾在博洛尼亚和帕维亚大学讲授神学，传经布道，并声名鹊起；而在任方济会会长期间，又因能力超群、作风严峻而赢得良好的声誉。他的前任保罗二世是威尼斯贵族和商人，世俗气十足，这大概就是作为修道士的他被选为主教的原因。事实上，他的当选更多地归因于野心勃勃、做事毫无原则但富可敌国的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尔贾的巧妙运作，且此人很快就为自己攫取了教皇职权。博尔贾对西克斯图斯的支持本身就说明了后者的品质，而历史也早就认识到这种关系，并将他们与他们中间的英诺森八世一起称为“三个邪恶的天才”。

身着方济会礼服的西克斯图斯实际上强硬专横、冷峻无情。他来自一个贫困而作风严苛的大家族，富有激情。他假公济私，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所有资源为其家族成员攫取财富和领土、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上任伊始，他便任命其二十几岁的两个侄子彼得罗（Pietro）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为红衣主教，令公众大为震惊。而这两个侄子因为举止癫狂、挥霍无度，很快就臭名昭著。在他卸任之前，西克斯图斯将红帽授予另外三个侄子和一个侄孙，将一个侄子任命为主教，并使四个侄子和两个侄女分别与那不勒斯、米兰、乌尔比诺、奥斯尼斯及法尔内塞的执政家族联姻。不能任教职的亲属被委任为诸如罗马行政长官、圣安杰洛城堡以及几个教皇城邦的总督等高职，便于搜刮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他可谓将裙带关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红衣主教团 [12] 里都是他自己任命的人员，在担任教皇的13年时间里，他任命了至少34个职位，而该主教团之前只确定为24个职位，在他去世时只剩下5个空缺。为了偏袒这个或那个王子或者君主，他有自己的一套选择办法，在选拔领主、公爵或大家族的年轻继承人时从不考虑他们的品行或资质。他将里斯本的大主教职权授予年仅8岁的小孩，而米兰的大主教职权则给了11岁的孩子，两人的父亲都是王子。就这样，他将红衣主教团彻底世俗化，以至于他的继任者也遵循他的做法，好像成了某种规则。在英诺森八世和亚历山大六世担任教皇的20年时间中，有至少50个职位被授予不足教规所规定年龄的年轻人。

彼得罗·里亚里奥是西克斯图斯最疼爱的侄子，尽管新获万贯家财，但由于举止粗野狂放，不久就到了几近入不敷出的境地；然而新富罗韦雷的加入，又使其财富剧增，这样他就更加肆无忌惮，挥霍无度，致使铺张浪费之习成为教廷特色。红衣主教里亚里奥的穷奢极欲在1480年的一次狂欢宴会上达到顶峰。烤全熊的嘴里衔着一根棍子，牡鹿的皮被按原样修复，鹭和孔雀全身羽毛尚在，客人们放荡狂欢的行为丝毫不逊于古罗马时期。彼时，土耳其人实际已经侵入意大利南部，并占领了奥特朗托，尽管并未持续很久，全国上下惊恐万状，战事报告更加令人震惊。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人更势如破竹。在意大利人看来，这是经过上帝允许的，是对教会罪孽的惩罚。

罗韦雷家族将统治阶层中的放荡行为进一步发扬光大，但他们并不是始作俑者；这一现象早在1460年就已经存在，当时庇护二世在写给红衣主教博基亚的一封信中，谴责他在锡耶纳举办的一个晚会，说“到处充斥爱欲的诱惑”，并且“为了让色欲无所节制”，到场妇女的丈夫、父亲及兄弟们一概不予邀请。庇护对宗教法庭的这一“耻辱”予以警告。“这就是王公贵族鄙视我们，普通信徒嘲笑我们的理由……罗马教宗注定要受到藐视，因为他似乎容忍这些行为。”西克斯图斯的情况并非新鲜事；区别在于，庇护想要阻止这种日益恶化的状况，而他的继任者们既没有尝试过，也毫不关心。

西克斯图斯周围的敌对行动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德国，在那里，一方面牧师对金钱贪婪无度；另一方面教廷又横征暴敛，从而加剧了因恨而生的反天主教现象。1479年，科布伦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城市）议会向罗马发出控诉或一系列抱怨。在胡斯（Hussite）信徒的家乡波希米亚，一则讽刺声明将西克斯图斯比作撒旦，说他因“全盘否定基督教义”而备感自豪。由于15个世纪以来一直习惯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找碴，教会的脸皮实在变得太厚了，以至不屑于理会来自帝国的风捎来的信号。

为了确保有效的财政收入，西克斯图斯设立了一个由100名律师组成的牧师团，以监督诸教皇国的财务以及涉及罗马教皇财政利益的法律案件。他用所得收入扩大其亲属的领地，并粉饰罗马教廷表面的辉煌。正是他修复了梵蒂冈图书馆，将其馆藏扩大了三倍，并召集学者对所藏书目予以登记，制定目录。他重新开放了罗马学院，邀请知名人士前来讲学，鼓励戏剧表演，资助绘画。他命令将旧的圣彼得教堂翻新，并修建了西斯廷教堂，另外还改建医院，修复倒塌的桥梁，重铺泥泞的街道。

尽管他对文化方面的关切令人钦佩，但在行使阴谋诡计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贵族中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他对威尼斯和费拉拉发动战争，不遗余力地削弱在罗马居主导地位的科隆纳家族的力量。最可耻的是，他参与并可能指使了谋杀美第奇兄弟的帕齐阴谋。因为复杂的家族利益，他与帕齐家族结成联盟。由于后来阴谋夭折时他的极端反应，人们普遍认为，他同意并甚至参与了其中。随后，美第奇家族对帕齐家族实施疯狂的报复，其中就包括违反牧师豁免权而将一位大主教绞死。西克斯图斯一怒之下开除了洛伦佐·德·美第奇及所有佛罗伦萨人的教籍。这种为图一时之快而使用宗教制裁的做法尽管在教会而言并非新鲜做法，却令西克斯图斯被广泛诟病。因为，一方面，这对佛罗伦萨人及其商业造成了伤害；另一方面，它让人不由得怀疑教皇个人的参与。心怀虔诚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忧心忡忡地写道：“上帝啊，但愿教皇陛下没有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尽管不久以后圣父策划大教堂谋杀的想法看上去并不算反常行为，但在那时仍让人难以接受。

教会内部的状况并没有引起西克斯图斯的兴趣，他反而基于保罗二世时的先例，断然拒绝了日益高涨的要求设立议会的诉求。但这种要求并没有因为他的拒绝而结束。1481年要求改革的呼声越发迫切。大主教查默麦德克（Zamometic）作为国王的特使抵达罗马，对西克斯图斯及宗教法庭提出严厉的批评。教皇下令将其囚禁在圣安杰洛城堡。被一位友好的红衣主教释放后，尽管深知所处的危险，他还是坚持对教皇的谴责。他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基督教王公贵族继续召开巴塞尔大会，以防止教会被教皇西克斯图斯所毁坏。他还指责教皇发表异端邪说、买卖圣职、罪恶无耻、浪费教会遗产、煽动帕齐阴谋，并暗中与苏丹结盟。西克斯图斯毫不示弱，对巴塞尔城下了诅咒，有力隔绝了其与外界的联系，并再次将目中无人的大主教关进监狱。两年后，查默麦德克死在了监狱里，明显是由于受到严刑拷打，但却被说成是自杀。

监狱并没有阻止思想的火花，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专制的君主往往忽略这一事实，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其实一点儿都不明智。在西克斯图斯生命的最后一年，法国图尔 [13] 三级议会 [14] 提交了一份合理的方案，但被他弃置一旁。在激情洋溢的改革者让·戴热力的鼓动下，议会提议对滥用财政、身兼多职以及令人痛恨的暂时代理牧师职务时所享受的薪俸代领权做法进行改革。根据该做法，可以基于“推荐”对通常是一般教徒的人员进行临时任命，而被任命者无须履行职责。这一做法是那个年代引起群情激奋的事件之一，西克斯图斯本可以轻易禁止这样的操作，从而为他在改革运动中赢得巨大的声誉，但他对这一机会视而不见，对该方案置若罔闻。几个月后，他死了。他统治期间积累了如此多的愤恨，以至于两周后他曾试图予以打击的科隆纳派系士兵带头在罗马发起暴动，并大肆烧杀抢掠。对于西克斯图斯四世所领导的这个机构而言，除了臭名昭著的名声外，他一无所成，因此也没有人为之扼腕叹息。

2.异教徒的庇护神：

英诺森八世（1484—1492）

除因玩忽职守及性格软弱而同样令教皇职位岌岌可危之外，西克斯图斯的继任者在各方面都与他截然相反。这位继任者和蔼可亲，但处事优柔寡断，对强势的下属言听计从。他本名叫乔瓦尼·巴蒂斯塔·兹博（Giovanni Battista Cibo），出生于热那亚的一个富裕家庭，最初并未打算在教会谋取差事。年少轻狂的他也曾虚度光阴，由于放荡不羁而有了私生子，不过也并未否认。他之所以加入教会，并非由于思想方面的突然转变或生活中戏剧性的事件，只是因为其不错的职业前景。兹博在37岁时成为主教，在西克斯图斯领导的罗马教廷任职。由于欣赏其温顺谦恭的性格，西克斯图斯在1473年将他提拔为红衣主教。

原本做事平庸、前途黯淡的人现在坐到教皇的位子，着实让人有些出乎意料，而两位雄心勃勃的候选人则相互阻挡了对方的前程。这两个随后也将实现各自抱负的人就是红衣主教博基亚和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前者就是未来的亚历山大六世，而后者是西克斯图斯最有能力的侄子，未来的尤利乌斯二世。同伯父西克斯图斯一样，罗韦雷霸气十足，能言善辩，且做事更果敢有力。在威克里（Vincoli），尽管人人都知他就是圣彼得红衣主教，但他仍难以在红衣主教团中获得多数票。而博基亚尽管花费2.5万达克特 [15] 向其同事行贿并允诺高官厚禄，但也未能够获得多数投票。佛罗伦萨特使向总部汇报说，博基亚主教“虚情假意、傲慢自负，因此他当选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在这一僵持不下的局面中，对手察觉到威尼斯的红衣主教马尔科·巴尔博（Marco Barbo）当选的危险，因为此人品行端正，做事严谨，广受敬重，无疑会限制博基亚或罗韦雷家族的势力范围，甚至可能会酝酿改革。因此，当巴尔博仅差5票即当选时，博基亚与罗韦雷转而支持谦卑低调的兹博。在改革者看来，选举公认有私生子的人为教皇是对他们的公然冒犯，但两人对此无动于衷。有了他们两人的投票，他们的候选人兹博就被适时地加冕为英诺森八世了。

作为教皇，英诺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一无是处的儿子弗朗斯凯托（Franceschetto）的极度迁就和纵容，他是第一个公开承认私生子的教皇。除此之外，他对德拉·罗韦雷主教凡事言听计从。“向圣彼得主教写信示好，”佛罗伦萨特使在写给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信中说，“因为他是教皇，而且不只是教皇。”德拉·罗韦雷搬进了梵蒂冈，并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将自己的兄弟乔瓦尼从罗马的地方行政长官提拔为教会秘书长。而另外一个也曾提拔英诺森的博基亚主教仍然是副主教，但实际控制着教廷。

作为纨绔子弟的弗朗斯凯托贪婪好色，放荡无度，每每与狐朋狗友深夜在街上游荡，四处寻花问柳，但英诺森对其疼爱有加。1486年，他成功地促成了儿子与洛伦佐·德·美第奇一个女儿的婚事，并在梵蒂冈举办婚礼大肆庆祝。但由于长期资金短缺，他不得不抵押教皇的首饰和金银珠宝支付庆典费用。两年后，为了孙女与一位热那亚商人的婚礼，他又举办了一场同样奢侈豪华的庆典。

在教皇肆意妄为之际，更有商业头脑的副主教博基亚为下属官员提供了大量职位，想要一官半职的人必须付钱才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们意在获得丰厚的回报。即便是本来一直为品行出众的人保留的梵蒂冈图书管理员职位，现在也被挂牌出售。为了高价出售各种恩惠和赦免证书，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每笔交易中的150达克特归教皇所有，其余归其儿子所有。当有人质疑对过失杀人、谋杀和其他重大罪行予以赦免而非判处死刑时，博基亚主教振振有词：“上帝并不想要犯罪的人去死，而是要他们活着付出代价。”

在这种政体下，加之受先前体制的影响，教廷道德水准如烛泪融化般急转直下，达到了见利忘义的地步。1488年，在英诺森任期过半之际，教廷中几位高级官员因在两年时间内伪造了50份教廷特许状文书用于出售而被捕，其中两人被执行死刑。这种极刑处罚本来是为显示教皇义愤填膺的态度，实际却突出表现了其当政时的情况。

随着西克斯图斯任期内大量红衣主教的涌入——其中包括意大利最有权势的家族成员，教会内到处穷奢极侈、声色犬马。除寥寥几个诚实敬业、受人敬重的成员之外，大多数都是世故圆滑、追名逐利的贵族，他们极尽奢华之能事，为自己或所效忠的君主永无休止地扩大影响力。王公贵族的亲戚中有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红衣主教乔瓦尼·阿拉戈纳（Giovanni d’Aragona），米兰摄政王卢多维科的兄弟——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Ascanio Sforza），以及罗马两个永远处于敌对状态的统治家族成员——红衣主教巴蒂斯塔·奥尔西尼（Battista Orsini）和乔瓦尼·科隆纳（Giovanni di Colonna）。

当时的红衣主教无须成为牧师，也就是通过授任圣职的方式获得管理圣礼的资格，主持圣餐及各种祈祷仪式，当然其中有些或许是这样的。牧师的最高等级是主教，从主教团中任命的主教继续担任主教职位，但大多数属于并不行使牧师职责的教会官员。教会组织的领导层越来越多地从事管理、外交及财政事务，而他们是从意大利的统治家族中选拨出来的，或者，如果是外国人的话，通常更多是担任朝臣职务，而非教会神职人员。随着教会世俗化的演进，越来越多的一般教徒、王公贵族的儿子和兄弟或君主的指定代理人被任命为教会官员，这些人并没有教会方面的从业经历。其中之一，便是弗朗西斯一世的非神职秘书安托万·杜普拉特（Antoine Duprat），由文艺复兴时期六位教皇中的最后一位克莱门特七世提拔为红衣主教，他直至自己的葬礼才第一次进入应由他所主管的大教堂。

这一时期的教皇，使用红帽作为政治货币，这扩大了红衣主教的数量，它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削弱教廷的影响力。而这些红衣主教搜集网罗大量职位，通过增加修道院、增加主教职位、提高俸禄等方式增加收入。实际上，根据教规，只有牧师才有权利从教会的财产中获取收入和养老金。然而，教规也并非一成不变，教皇总能通过“例外”法则向一般信徒授予俸禄和养老金。

红衣主教视自己为教会王国的国君，认为享有与世俗王国国君同等的尊严和荣耀是他们的特权，更不用说他们的职责了。那些住在拥有数百名仆人的宫殿里的人，着戎装配刀剑游历国外，饲养着狩猎用的猎狗和猎鹰，每每于出行之时，相互攀比家臣门客的数量，竞相炫耀衣着阵仗的奢华程度，这些受雇于教会国君的家臣门客倚仗主子的权势经常胡作非为，成为罗马始终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在狂欢节期间，他们组织化装舞会、音乐表演及彩车巡游；他们举办带有彼得罗·里亚里奥风格的宴会，其中就有红衣主教斯福尔扎所举办的一次。对这次宴会，一位编年史作者说，他根本就不敢描述，因为“人们会以为他在讲童话故事而嘲笑他”。他们用掷骰子和玩纸牌的方式进行赌博，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弗朗斯凯托曾为此向父亲抱怨，说一晚上就输给了拉斐尔·里亚里奥主教1.4万达克特。这一说法应该属实，因为在另外一个晚上，就是西克斯图斯众多侄子之一的这个里亚里奥，从一位同为主教的同僚那里赢了8000达克特。

为了防止势力衰微，红衣主教们坚持将他们的人数恢复到24人，以此作为英诺森当选的条件。当出现空缺后，他们拒绝任命新的人员，从而限制了英诺森裙带关系的范围。然而，有时外国君主施加压力，要求提供职位，也会逼出一些空缺，比如英诺森的亲侄子洛伦佐·兹博就在他的第一批选拔之列。根据教规，私生子不能担任教会职位，但为了红衣主教博基亚的儿子恺撒，西克斯图斯早就将该规定抛之脑后，并早在恺撒7岁的时候就给他安排了神职。将儿子或侄子立为嫡嗣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六位教皇的常规做法，但由此教会的另外一个原则也就被抛弃了。

在主教们允许英诺森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决定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任命14岁的乔凡尼·德·美第奇担任教廷职位，他是弗朗斯凯托的新妹夫，“器宇轩昂的洛伦佐”的儿子。这个情况，并非英诺森的意愿，他是迫于伟大的美第奇家族的压力，才任命一个少年担任红衣主教，而从该少年的孩提时代起，他的父亲就一直在为他领取丰厚的圣俸。乔凡尼7岁出家，开始教士生涯；8岁时就已经担任修道院院长。并在名义上管理着法国国王所赐予的一所大修道院；11岁时被任命为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的大本笃会修道院的代理院长。从那时起，他的父亲就操纵所能运用的一切资源为他攫取红衣主教职位，并将其作为通向教皇神圣职位的一个台阶。年轻的美第奇将成为本故事中六位教皇中的第五位，即利奥十世，完成他既定的命运。

在遵从了洛伦佐的愿望之后，地位巩固的英诺森坚持认为，这名男孩必须等待三年才能担任红衣主教，以便用这三年时间来学习神学和教会法。由于洛伦佐很早就聘请杰出的教师和学者为乔凡尼进行辅导，这位候选人早就比大多数人更博学多识。1492年冬天，乔凡尼在其16岁时终于当上了红衣主教。他的父亲郑重其事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诫儿子要注意罗马的邪恶影响，“所有邪恶势力的渗透”。洛伦佐敦促他的儿子，“切实采取行动，以便让所有你所见的人都确信，教会及圣座的安康和荣耀对你而言至关重要，世上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在提出这番独特的意见后，洛伦佐还不忘指出，他的儿子将有机会“为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家族效力”，但他必须提防教廷的邪恶诱惑，因为教廷“当前缺乏正人君子……如果红衣主教们都谦恭卑微，举止良善，那么整个世界将更加美好，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总能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皇，确保基督教国家的和平与安宁”。

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统治者所述，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红衣主教们都为人正直，那么他们推选出的教皇则更加可敬，但双方都属于同一个机构，因此难分彼此。在这60年中，教皇都出自红衣主教，经过神圣的红衣主教团选举出来，反过来又任命与他们同类的人担任红衣主教。他们沉迷于眼前的权力斗争，刚愎执拗地忽视教会的真正需求，这种荒唐愚蠢的行径已然极为普遍，就像一把火炬，在文艺复兴6位教皇手中代代相传。

如果说英诺森无能为力，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各邦国以及外国列强长久以来的不断纷争。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米兰通常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相互对抗，或者与规模更小的邻国开战；而自己就是热那亚人的一位教皇曾抱怨说，热那亚“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全世界付之一炬”。所有人都惧怕威尼斯向陆上扩张；自古以来，罗马就是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之间的战场；在势力庞大的家族世代相传的内部冲突中，往往会产生较小的城邦国。尽管上任伊始，英诺森就想在各敌对势力之间建立和平，但他缺乏相应的决心和毅力。另外，病情反复发作，也经常令他无暇他顾。

他最大的麻烦在于，令人讨厌的那不勒斯国王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野蛮的骚扰并进而发动战争，而这样做的动机无非就是为非作歹。他先是无礼地要求获得某些领土，作为教皇封地，拒绝支付那不勒斯按照惯例所应缴纳的贡赋，与奥西尼密谋在罗马煽动闹事，并威胁要上诉到教会议会。当那不勒斯的男爵们起而反抗其暴政时，教皇站到了他们一边，费兰特于是率领军队向罗马进发并将之包围，而英诺森则疯狂地寻找盟友和武装力量。威尼斯态度冷淡，漠然置之，但允许教皇聘请其雇佣军。米兰和佛罗伦萨拒绝援助，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选择支持那不勒斯，或许希望就此削弱教皇属下的国家势力。这一切发生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与英诺森建立家族纽带之前，但这并不总是具有决定作用。因为在当时的意大利，前一天的合作伙伴，在第二天可能就反目成仇。

教皇请求利用外国援助对抗费兰特引起了法国的兴趣，因为安茹省早就声称那不勒斯是他们的领土，尽管之前的种种努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法国国王却从未放弃这个念头。法国即将介入的消息让费兰特惊慌失措，于是，就在他的包围之势令罗马走投无路之际，他突然同意了签署和平协定。他对教皇的退让令人目瞪口呆，但后来他撕毁协定，推翻了所有条款，并再次大举进犯，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当初的行为了。

他在对教皇的致辞中满含轻蔑，公开侮辱，与此同时，他还派出人员在各个教皇国策动叛乱。由于同时要应对许多地方的起义和冲突，英诺森有些犹豫不定，延缓迟滞。他起草了一则声明，要将那不勒斯王国及国王驱逐出教会，但他最后临阵退缩，没有发布。费拉拉特使在1487年的报告中评论说，“教皇优柔寡断，孤立无援，难当大任”，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将他罢免，后果将不堪设想。但费兰特又一次完全改变了立场，偃旗息鼓并提出友好解决方案，教皇不顾之前所受的种种屈辱，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不良后果自然也避免了。为了这来之不易且有些脆弱的友谊，英诺森将侄女嫁给了费兰特的孙子。

这就是意大利当时的斗争，尽管有些轻率无聊，甚至毫无意义，但却颇具破坏性，而教皇最终也难辞其咎。最严重的后果便是，他们的地位降低了。在与那不勒斯的整个冲突过程中，教皇国显得微不足道，而教皇个人也不再像先前那样深受爱戴，这反映出费兰特的傲慢狂妄。奥西尼人在罗马散发传单，呼吁推翻教皇的统治，称他为“热那亚水手”，理应将其扔进台伯河。随着外国列强日益侵蚀教皇特权，各国教会用他们自己任命的人员担任圣职、截留收入，就是否服从罗马教皇的法令争吵不休。对这些，英诺森却疏于阻抗。

他在梵蒂冈山上修建了著名的别墅和雕塑馆，将能够俯瞰永恒之城绝妙景致的地方命名为观景阁，并委托平图里乔 [16] 和安德烈亚·曼特尼亚 [17] 创作壁画，似乎是为了反映他们赞助者的历史地位，而这些壁画后来都烟消云散了。就赞助其他艺术领域或迫在眉睫的改革问题而言，英诺森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资金或兴趣。他在这一领域所集中关注的也是最不需要的，那便是十字军东征。

诚然，舆论认为十字军东征是伟大的复兴运动。传教士应邀每月两次来到梵蒂冈，就像神圣的演说家那样，每次布道总离不开征讨话题。他们提醒现任教宗说，让基督徒和平相处是他们的职责，也是该职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皇当局的目的就是建立帕克斯与康考迪亚。布道者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呼吁各基督教国家之间结束纷争，并要求基督教国王用武力去对付异教徒。只有劝服他们停止战争，世俗统治者们才能够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即土耳其人。用库萨的尼古拉 [18] 的话来说，土耳其就是“天启怪兽”，是“大自然和人类共同的敌人”。有人认为，对土耳其发动战争是对意大利最好的防御。无论是君士坦丁堡、圣地，还是其他失去的基督教领土，都可以重新夺回来。终极目标就是全人类信奉基督教并团结起来，而这也需要首先打败苏丹。整个事业将使教会弃恶扬善，并启动改革，或恢复王权。

英诺森不遗余力地发动各个国家加入东征队伍，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刚刚显露之时，教皇庇护二世在这方面甚至更加投入。然而，由于欧洲列强并不团结，意大利各诸侯也意见不一，庇护及其前任功亏一篑，这一问题现在仍悬而未决。庇护曾经写道：“有什么终极力量能够让英格兰与法国、热那亚与阿拉贡、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和谐共处呢？”无论是教皇还是国王都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么有谁能够说服矛盾重重甚至相互敌对的国家为一个共同的事业携手并进呢？假如没有统一的指挥、严明的纪律，任何规模庞大的军队都会因为自身的混乱而分崩离析。除了这些困难之外，他们还缺少一个更根本的推动力量：只是进攻而没有防御。而这种进攻理念激发了他们的第一次东征。从那时起，因为与异教徒的贸易有利可图，意大利城邦国家便定期通过谈判的方式争取苏丹的援助，以便相互掣肘，这从而使神圣的战争失去了公信力。

然而，英诺森经过国王的同意，在1486年的一次声明中宣布东征，与此同时颁布法令，对所有教堂、各个级别的有俸圣职和教会人士征收什一税，这可能就是其真正目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成功地在罗马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进行了规划目标、讨论战略、划定行军路线、商议各国分遣队规模、任命指挥官等一系列行动。最后，没有军队集结，更没有从欧洲海岸线派遣武装力量。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匈牙利爆发了内战，法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又生嫌隙，但这些都是缺乏动力的借口。没有哪一场神圣的战争能够美化教皇。相反，在著名的杰姆王子事件中，罗马教皇突然逆转，极其反常地与基督教的敌人达成了妥协。

杰姆王子是苏丹的弟弟，被奥斯曼国王所击败，但作为竞争对手，仍对后者构成威胁。他曾遭到兄弟的报复，但成功逃脱，并带领圣约翰骑士团穿越奈特海湾到罗得岛避难。虽然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对付异教徒，但骑士团心胸开阔，认为杰姆是不可多得的财富，由此与苏丹达成协议，使他远离交战行动。作为交换，骑士团每年向苏丹缴纳4.5万达克特。在成为众所周知的大特克后，杰姆立即成为了各方觊觎的杠杆。威尼斯和匈牙利、法国和那不勒斯，当然还有教皇，都纷纷争取他。在法国短暂地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他被教皇争取过来兼任两个红衣主教职位，一个是罗得岛大法师，另一个是法国国王的候选人，他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津贴。

英诺森打算利用杰姆作为对苏丹发动战争的手段，他隐约觉得，如果由基督徒帮助杰姆登上王位，他就会从欧洲包括君士坦丁堡把土耳其军队撤回。即使这一点真实可信，我们还是不清楚，用另外一个穆斯林取代这一个穆斯林何以会导致发动圣战。

1489年，大特克到达罗马，皇室给予他极高的荣誉；他收到了丰盛的礼品，骑着教皇白色的高头大马，由弗朗斯凯托陪同来到梵蒂冈。沿途挤满激动万分的民众，他们好奇地驻足观望，认为一个熟悉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即苏丹将来到罗马与教皇一起生活，这预示着天降祥瑞，举世和平，而他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教宗和红衣主教在人群中接见身材高大、面色阴沉、裹着白头巾的客人，后者偶尔从半闭的眼睛中野蛮地扫视一下四周，算是松弛一下绷紧的神经。他与随从人员被安置在专为皇室客人预留的梵蒂冈房间，“尽情享受各种娱乐消遣，诸如狩猎、音乐和宴会等等”。就这样，“天启怪兽”的兄弟大特克在基督教的核心教皇的宅邸中安顿了下来。

围绕他进行的各种外交手段轮番上演。苏丹害怕基督教用杰姆作为矛头发起攻势，于是主动向教皇示好，派遣使节带着基督教珍贵的纪念物“圣矛”前来拜访，据说该圣物曾刺破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体的一侧。罗马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接收该圣物。对苏丹而言，他的兄弟在教皇的庇护下现身罗马至少令他有所忌惮，只要杰姆还活着，他就不敢贸然继续对基督教领土发动进攻。在这个意义上，英诺森有所收获，但他失去的更多。公众对这种关系感到困惑不解，在他们眼里，教皇对大特克礼让有加，这让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

英诺森的疾病日益频繁地发作，到1492年，他很明显已经时日无多。临终前，他将红衣主教们召唤到床前，说自己能力不足，请求他们宽恕，并叮嘱他们选择一个更好的继任者。他的遗愿与他整个的人生历程一样徒劳无功。被红衣主教们推选到教皇宝座的这个人，被证明就像撒旦那样穷凶极恶，而人类也将步入一个更加黑暗的年代。

3.腐败堕落的亚历山大六世

（1492—1503）

罗德里戈·博基亚在62岁的时候，已经当了35年的红衣主教和和副司祭，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原则或者他所缺乏的原则、他对权力的运用、他发财致富的方式、他的情人以及7个孩子，教廷的同事们都一清二楚，以至于年轻的乔瓦尼·德·美第奇在第一次参加教皇选举会议时，就对博基亚被推选为教皇一事评论说，“快跑吧，我们现在是羊入虎口”。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意大利的王子到西班牙统治者，再到博基亚的故土，以及其声誉所达的国外领土，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尽管他彬彬有礼，魅力无穷，但却玩世不恭，是非不分，不过是他腐败堕落的名声还未达到后来的程度罢了。他内心总是热衷于一时的想法：1492年，也就是他当选的那一年，为庆祝摩尔人被最终从西班牙驱除出去，他并未举办感恩节赞美颂，而是在圣彼得的露天广场组织了斗牛表演，当场有5头公牛被宰杀。

在教廷工作期间，博基亚经历过5任教皇，经历了上次选举的失利，他决定这次怎么也不能让机会溜走。他直接动用金钱收买两个竞争对手，攫取了教皇宝座。这两个人分别是红衣主教德拉罗韦雷和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后者爱金钱胜过信用，四匹骡子所驼的金块就把他收买了。在教皇选举会议期间，博基亚将这些金块从自己的宅邸秘密运送到斯福尔扎的家中。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教皇对自己的习惯日益不加掩饰，几乎所有丑陋不堪的故事都可能讲到他并且被认为与他有关，而黄金列车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它内在的可信度在于，像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这样富有的竞争对手，要收买的话，代价巨大，除金钱外，他还被任命为副司祭。

博基亚自己就是裙带关系的受益者，早在26岁时他就被他年事已高的伯父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ixtus III）提拔为红衣主教。加里斯都三世直到77岁才当选为教皇，当时他已经老态龙钟，教廷本来已打算推选他人了。然而，加里斯都早就有足够的时间奖掖他的侄子，任命他为副司祭，因为博基亚成功恢复了教皇的某些领土。通过教廷职位的收入，在西班牙拥有的三个主教职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别拥有的修道院，作为副司祭每年的8000达克特津贴，作为红衣主教每年的6000达克特津贴，再加上一些私人业务，博基亚在这些年里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他因此成为罗马教廷最富有的一员。在早年担任红衣主教时，博基亚就已经取得足够的财富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三层宫殿，宫殿中间有一个庭院，宫殿里到处是豪华的家具，红色的绫罗绸缎和金边的天鹅绒镶边，色彩协调的地毯，大厅里挂着壁饰挂毯，黄金盘子，各色珍珠和成袋的金币。据他自己吹嘘说，这些东西数不胜数，足够填满西斯廷教堂。庇护二世曾经将博基亚宫殿与不远处的尼禄金殿相比，并认为二者不相上下。

据说在35年时间里，除了生病或不在罗马之外，博基亚从未错过红衣主教的任何一次商务会议。他对于教廷官僚机制的运作及其所蕴含的机会了然于胸。他聪明睿智、精力充沛，强化了与罗马的关系，并且，作为西克斯图斯的使节，他完成了一项复杂的使命：说服西班牙贵族及各级官僚机构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婚姻以及他们王国的合并予以支持。他大概是最能干的红衣主教。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健、温文尔雅，在相貌上也显得庄严甚至高贵；他喜欢穿上好的紫色塔夫绸外套，深红色天鹅绒衬衣，而貂皮条纹的宽度亦格外讲究、恰到好处。

根据同时代人的描述，他通常面带微笑，脾气温和，性格开朗，喜欢“以愉快的方式做不愉快的事情”。他能言善辩，饱读诗书，诙谐机智，总是“煞费苦心地在谈话中大放异彩”；他“处理问题技巧高超”，活力四射，颇有自尊，具有西班牙人所特有的自豪；他天生有种不可思议的女人缘，“他对她们的吸引力比磁石对铁的吸引力还强大”，这也表明他让女人们强烈感受到了他的欲望。而另一位观察员还多此一举地说，他“十分明白金钱的魔力”。

作为一位年轻的红衣主教，他先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有关她们母亲的信息无从查证；随后，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又与公开承认的情妇瓦纳萨·德·卡特内（Vanozza de Cataneis）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据说瓦纳萨的母亲也曾是博基亚的情妇。这些就是他公开承认的家庭情况。他为长子佩德罗·路易斯（Pedro Luis）取得了西班牙甘迪亚公爵爵位，并让他与国王斐迪南的堂妹订立姻亲。但佩德罗英年早逝，他的头衔、土地以及未婚妻都一并传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胡安（Juan）。胡安是博基亚的最爱，但他注定以同样的方式去世，这使得博基亚家族成为人们的笑柄。恺撒和卢克雷齐娅作为著名的博基亚家族成员，帮助家族建立了伟业，他们两个与胡安和另外一个弟弟霍夫雷（Jofré）都是瓦纳萨的孩子。在博基亚担任教皇期间所生的第八个孩子名叫乔瓦尼，即便家族里的人似乎也不确定他的父亲是谁。两份连续的教皇诏书，第一份确认他为恺撒的儿子，随后一份又确认他为教皇自己的儿子；而舆论却认为，他其实是卢克雷齐娅的私生子。

无论是为了体面的面纱，还是与人偷情的欢愉，博基亚喜欢他的情妇们都有自己的丈夫，在还是他的情妇时，瓦纳萨就先后被安排了两次婚姻，而在瓦纳萨之后，博基亚为他的另一情妇，美丽的茱莉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oese）也安排了一次婚姻。茱莉娅拥有一头金黄的头发，长度达到脚踝，在19岁时嫁给了博基亚官邸中的一位奥西尼人，并几乎同时，成了这位红衣主教的情妇。尽管荒淫无度的私生活在文艺复兴高潮时期并不是什么丑闻，但一位59岁的老人与比她年轻40岁的女孩发生关系，实在令意大利人反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太不艺术了。这件事成为下流笑话的主题，也为玷污博基亚的声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博基亚当选为教皇后，愤怒失望的德拉·罗韦雷及其党羽揭露了他们不光彩的交易，使得博基亚攫取教皇职位的手段尽人皆知。博基亚自己也公开吹嘘。这实在大错特错，因为买卖圣职是严重的罪行，将给新教皇的敌人反对他的把柄，而他们确实也很快利用了这一把柄。在此期间，此时已经成为亚历山大六世的博基亚，在恢宏壮丽的仪式中骑着高头大马穿过罗马，去接手拉特兰教堂。参加仪式的有13支骑兵中队和21位红衣主教，每位主教后面有12名随从；还有各国大使及高官显贵，他们衣着华丽，帷帐光鲜，在声势浩大的场面中相互攀比。街道两旁装饰着鲜艳的花环和凯旋拱门，镀金的裸体青年构成的雕像惟妙惟肖，绚丽的彩旗迎风招展，一头造型巧致的红牛在金黄色的田地中肆意奔跑，亚历山大六世的时代开始了。

在这一点上人们能够感受到法国的影响超过了意大利。这一影响从外国列强入侵时代开始，将使教皇力量加速衰微，而意大利则面临被外部势力控制的风险。他们将对半岛进行长达70年的蹂躏，破坏它的繁荣，抢占大片领土，削弱主权影响，使意大利实现统一的条件推迟了400年到来，而这一切都是缘于参与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获得永久的利益。各王储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将整个意大利王国搞得分崩离析，它令人垂涎，同时又脆弱不堪。在被渗透前夕，该地区并不像圭恰迪尼笔下所描绘的国家那样宁静祥和、商业繁荣且雍容高贵，但即便如此，它也因为城市所拥有的丰富资源而令人觊觎。这种入侵并非由于经济需求，但统治者仍然希望通过战争从被征服领土上征税来获得赔偿和收入，为战争本身的开支找来源。还有一种可能是，中世纪最初的十字军东征使豪臣贵族们侵略成性，而意大利的运动只不过代表了民族主义扩张的情绪。法国从百年战争中恢复了元气，西班牙终于将摩尔人驱逐出去，两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加强了民族凝聚力。意大利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却自相纷争，自然像一块诱人的蛋糕，吸引了各种侵略力量。

在意大利，亚历山大从其选举丑闻中或许应该意识到，花些时间思考一下如何对宗教进行治理将有益无害。但是，他却立即着手修建政治藩篱。他将女儿卢克雷齐娅嫁给了一位斯福尔扎，并让儿子霍夫雷迎娶了不断制造麻烦的那不勒斯国王的孙女。在担任教皇的第一年，他不顾红衣主教的反对，扩大了罗马教廷的人数，这令后者愤怒至极并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众所周知的德拉·罗韦雷的支持者，所以并没有从中享受到任何好处。亚历山大最终占据上风，任命了11位新红衣主教，包括他情妇的哥哥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一位年仅15岁的埃斯特斯家族子孙；还有他自己的儿子恺撒。恺撒显然不适合教会职业生涯，所以很快就辞职，去从事更符合他个性的与战争、谋杀等相关的职业去了。其他被任命的成员都经过明智而审慎的精挑细选，以取悦各国列强，法国、英国、西班牙、匈牙利、威尼斯、米兰和罗马各有一名，其中有几个倒也虔诚而博学。通过这些新成员，亚历山大加强了对教廷的控制。德拉·罗韦雷得知任命后，发出“一声惊呼”，气得大病一场。亚历山大最终将总共任命43位红衣主教，其中包括17名西班牙人和5名他自己家庭的成员，每个人为该职位所支付的金钱的准确数额被布尔夏德（Burchard）精心记录在日记里。

教皇在前50年中脱离于宗教事务，其声誉因而日渐下降，他还厌恶改革，所有这些让本来就有侵略计划的法国具备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国家教会的拼命榨取，教皇权威普遍弱化，收入逐渐减少，法国教会乘机赢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在其自己的王国中，教会的腐败不断带来麻烦。传教士在怒火中烧的布道中对世风日下的现象大加挞伐，严肃的批评家们对此进行了讨论，教会举行宗教会议起草改革举措，但似乎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一位法国人写道，这些年来，改革是最为常见的话题。1493年，当人们热议这场目的在于让法国皇室实现取得那不勒斯的要求的运动时，查理八世召集了人员在图尔开会，就批准他行军穿越意大利的方案进行准备，因为这个方案就像是以改革为目的的十字军东征。尽管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据人们的理解，鉴于亚历山大六世犯有买卖圣职罪，此举的目的就是号召委员会废黜他。这并不是国王一时心血来潮。作为已然摇摇欲坠的瓦卢瓦阵营中茫然无措的可怜虫，他还是整天梦想着骑士的荣耀以及对土耳其人的征伐，而经过红衣主教德拉·罗韦雷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也开始关注起宗教改革事务来了。罗韦雷对亚历山大恨之入骨，难以释怀，早就造访过法国，表达了要将之彻底摧毁的明确目的。对于这样一个“在世人眼里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教皇，必须被撤除，他向国王坚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选出一位新的教皇。

这一行动由红衣主教发起并有法国的支持，人们对此褒贬不一；而在基督教的历史上还从未有什么事件给教会带来如此无可挽回的伤害。不论亚历山大的罪行开创了什么样的先例，德拉·罗韦雷及其阵营竟想着重复这样的罪行，这本身就是除了愚蠢再也没法做其他解释的行为，而这样的愚蠢已经感染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个教会统治者。

亚历山大有很好的理由害怕德拉·罗韦雷对法国国王的影响力，尤其是后者很快就要指挥这位头脑昏庸的国王对教会进行改革。圭恰迪尼对教皇没有丝毫钦慕与好感，而据他讲，改革对于亚历山大而言是“超越任何其他事情的可怕念头”。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历山大会毒害、监禁或以其他方式禁锢对他不利的对手，包括红衣主教们，但他却没有将德拉·罗韦雷关起来，实在是一个奇迹。不过作为他的敌人及继任者的罗韦雷也早就才华出众、聪明过人，而且，小心谨慎地住在罗马城外一个堡垒里。

从法国发回的报告让意大利城邦国经历骚动，进入疯狂的合并重组状态，为抵御外国人做准备，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与他并肩作战。对于教皇和世俗统治者来说，一个大问题是，与那不勒斯站在一起或与法国结盟，哪个选择能带来更大的优势。费兰特的那不勒斯王国是法国觊觎的目标，现在他正与教皇和亲王进行讨价还价；但是，一生习惯阴谋诡计的他并未放弃秘密行动，暗中筹谋以削弱其盟友的力量。由于积劳成疾，他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儿子阿方索继承了他的事业。阿方索的左邻右舍互不信任，正如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写道，他们“虚荣浮华，目光短浅，行为荒谬，密谋疯狂”。

米兰的举动促使法国大举入侵，而它也符合上述所有评价。米兰的举动始于费兰特的孙女伊莎贝拉向他的抱怨。伊莎贝拉是阿方索的女儿，是米兰的合法继承人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妻子。她向费兰特抱怨说，她和她的丈夫被剥夺了应有的地位，事事听命于摄政王卢多维科·莫罗和他强势霸道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埃斯特（Beatrice d’Este）。费兰特闻此大为光火，并予以恐吓，这让无意辞去摄政地位的卢多维科意识到，只有废黜费兰特并没收他的宅邸，自己的地位才会安然无虞。于是卢多维科与早就心怀不满与他有同样目标的那不勒斯男爵们结盟，并且，为了确保这一目标，他还邀请查理八世进入意大利，明确表示要攫取那不勒斯的王位。这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法国君主通过奥尔良阵线是更想获得米兰而非那不勒斯。但是，本质上就是冒险家的卢多维科信心十足地认为，他能够防止出现这种威胁。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断。

出于这样的动机和算计，尽管在最后一刻差点儿就不会发生，意大利还是被侵略者强行打开了大门。国王查尔斯的顾问们对这一行动心存疑虑，反复强调即将遭遇的困难，国王认为卢多维科和意大利人一般都不太可信，为此有些忧心忡忡，于是命令已经在行军途中的军队停止前进。然而，德拉·罗韦雷及时出现了，经过一番热切的劝导，国王重新燃起了热情。1494年9月，由6万名法国人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用圭恰迪尼那毫不夸张的话来说，他们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的种子”。

一开始，在一番惊慌失措、犹疑不定之后，亚历山大与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结成了防守联盟，但这一联盟在成立伊始即土崩瓦解。由于两年前去世的“高贵的洛伦佐”的大儿子皮耶罗·德·美第奇临阵退缩，佛罗伦萨发生变节。面对敌人的到来，皮耶罗突然变得胆小怕事，暗中与法国达成协议并打开了城门。就这样，查理兵不血刃占领了佛罗伦萨，随后大军长驱直入罗马。绝望之中的教皇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不得不俯首称臣。侵略者进入罗马的军队花了六个小时才全部进城。骑兵们手持弓弩，长长的队伍宛如火车；瑞士雇佣兵带着戟和长矛，骑士们身披铠甲，皇家卫士肩上扛着铁权杖，队伍的最后是36门大炮，在拉着经过鹅卵石道路时发出可怕的隆隆声。大军如潮水般涌入，整个城市都在颤动。曼图亚特使描述说：“强取家夺十分可怕，谋杀现象数不胜数，大街小巷哭爹喊娘。在人类的记忆中，教会从未陷入过如此恶劣的困境。”

征服者和罗马教皇之间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谈判。尽管亚历山大被迫放弃那不勒斯，并交出杰姆王子（他不久后在法国的监押中死去），但他坚决反对两项要求：他拒绝将圣安吉洛城堡交由法国控制；拒绝将那不勒斯王冠正式加冕给查理。尽管他不得不同意，法国有权经由教皇领土建立前往那不勒斯的通道，但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拒绝这两项要求需要极大的勇气。在谈判的各个阶段，唯一没有争议的话题便是改革。尽管德拉·罗韦雷主教及其党派苦口婆心地劝诱怂恿，但烦躁不安、笨嘴拙舌的法国国王却无力组建委员会、赞助改革或废除教皇。亚历山大的职位得以保留；法国人兵不血刃地进驻那不勒斯；唯一的暴力行动是他们自己沿途攻城略地，大肆劫掠。阿方索国王退位并躲进了一个修道院，避开了动乱；他的儿子费兰特二世扔掉手中的利剑，仓皇逃走了。

法国人进入意大利南部，最终激起了各国的联合反抗，发起者是西班牙。西班牙想要自己控制那不勒斯，因此坚决不让法国得逞，于是国王斐迪南就劝说早就对法国扩张忧心忡忡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与他结盟，同时提出把自己的女儿胡安娜嫁给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腓力（这一婚姻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随着西班牙与罗马帝国结盟，罗马教皇和米兰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付法国了。后来威尼斯也加入进来，组成了威尼斯联盟，并于1495年起被称为“神圣同盟”。“神圣同盟”的成立使得早就在那不勒斯成为过街老鼠的法国人担心自己被孤立无援地围困在意大利。于是他们踏上了回家的路程，途中在伦巴第（Lombardy）的福尔诺沃（Fornovo）与盟军发生战斗，那也是此次行动中的唯一一次战斗，由于只是骚扰性战斗，并没产生决定性作用。随后，他们回到了法国。阿方索和他的儿子立即卷土重来，恢复了对那不勒斯的统治。

尽管没有人从这次愚蠢但意义重大的冒险行动中得到好处，法国尤其如此，但列强并没有因为徒劳无功而就此罢手，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样的舞台为争夺意大利而拼得你死我活。从这个时候起，战争、联盟、战斗、错综复杂的外交斡旋，风云变幻的分裂与结盟轮番上演，直到最后达到惊人的高潮。1527年，罗马被西班牙皇家军队洗劫一空。在这场持续了33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每一次进展或转折，每一次调兵遣将，都被忠实详尽地记录在历史书中，以致有些内容在今天已经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战争对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极其重要，有些微乎其微，但都令人难忘：佛罗伦萨人对皮耶罗的投降行为异常愤慨，于是奋起反抗，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婚姻带来了未来的查理五世，即下个世纪至高无上的皇帝；米兰的卢多维科·莫罗为他的愚蠢行径付出了代价，死于法国监狱；在最著名的帕维亚战役中，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被俘，却因为一句话而永远被人们记住，他说：“除了荣誉，我已经一无所有。”

另外，意大利战争对教皇职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仅把教皇更多地与政治联系起来，而且进一步降低了其影响力。教皇国家与任何世俗国家相比，迎来送往，生意往来，豢养军队，征战讨伐，与恺撒所做的事情并无不同，结果在人们看来，教皇国家比世俗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可能就是罗马遭劫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教皇大部分时间沉迷于建立恺撒式的王国，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关注上帝的事务，而是始终忙于建立这样或那样的联盟，这样一来，他们比以往的教皇都更严重地忽略了教会及宗教社区的内部问题，因此，当有迹象表明他们自己王国内部即将发生危机之时，他们几乎茫然无知。

在佛罗伦萨，从1490年开始，圣马可（San Marco）之前的多米尼加修道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 [19] 就大肆宣传宗教，讲述宗教的危难，他被亚历山大成功地压制了7年；可他还是将教义传播到城市各个角落并在整个意大利引起了共鸣。萨沃纳罗拉还算不上是路德的先驱，后者思想狂热，疾恶如仇，在任何风雨飘摇的年代都能够引起共鸣，鼓动民众揭竿而起。萨沃纳罗拉只是代表了他自己那个时代，目睹教会腐败堕落、低下卑微而极度反感，最后怒发冲冠。他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净化神职人员，从而重新打开通向天堂之路。他预言，改革将为所有基督教徒带来幸福和安康，这一论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既不宣讲教义改革，也没有号召教众从罗马分离，而是对民众和神职人员的罪孽大力挞伐。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源于邪恶昭彰的教皇及教廷的等级制度。他的训斥责骂，他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根据皮克·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说法，“使人惊慌失措、涕泪俱下，城里城外，大街小巷，人们茫然无措，感觉生不如死”。他曾预言，伟大的洛伦佐和英诺森八世都将在1492年去世，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应验，两人都驾鹤西去了，这更让人们相信他法力无边，值得敬畏。他燃起了篝火，人群中不时传出哭泣声、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人们纷纷将他们的奢侈品和贵重物品，包括名贵的绘画、精美的服装、稀世的珠宝等扔进火堆。他发动成群的儿童逐家逐户搜集“世俗享乐物品”扔到火里烧掉，说是烧尽“虚荣和浮夸”。他呼吁他的追随者改变自己的生活，放弃世俗的节日和游戏，放弃高利贷，不再相互仇杀，并恢复宗教仪式。

当萨沃纳罗拉斥责教会的时候，他的愤怒完全爆发了出来。“教皇和主教发言反对人们拥有雄心抱负，褫夺民众的自豪感，但前者自己私下里却忙于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们宣扬贞洁，背地里却包养情人……他们只想到尘世和世俗的东西，根本不在乎灵魂的净化和救赎”。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教会已经“臭名远扬……就像是一个坐在所罗门宝座上的妓女，向往来的路人招徕挑逗。谁有钱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恣意寻欢；而一旦有人心怀善意，则遭到严词拒绝，并被赶出门外。因此，荒淫无度的教会啊，你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滥用职权，你的污浊气息直冲天堂”。

尽管这句冗赘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罗马早就习惯了吹毛求疵的狂热分子，因而仍然对此无动于衷。然而，当萨沃纳罗拉向查理八世欢呼致敬，认为后者是上帝派来执行改革使命的人时，他就成为危险的政治人物了。“正如我很早就预言过的，”他说，上帝派查理八世来为意大利疗伤，并对教会进行改革。支持法国对他而言是致命的举动，因为他威胁到了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者，并引起了教皇的不快。前者要求对他进行压制，而亚历山大为了避免公众的强烈抗议，并未贸然行动。当萨沃纳罗拉毫不留情地谴责教皇本人及教会的等级制度，尤其是要求召开教会大会，以买卖圣职罪将教皇免职时，他才无法继续袖手旁观了。

起初，亚历山大只想通过禁止萨沃纳罗拉讲道的方式让他闭嘴，但先知言必谈上帝，让他噤声并不容易。萨沃纳罗拉对教皇的命令不屑一顾，认为亚历山大罪行昭彰，已经失去了作为圣父的权威，并且“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异教徒，没有宗教信仰，已经不能称其为教皇”。亚历山大下令将他逐出教会，但萨沃纳罗拉立即公然反抗，举办圣餐仪式，并主持弥撒。亚历山大于是下令让佛罗伦萨当局禁止萨沃纳罗拉布道，否则将把整个城市逐出教会。现在公众已经对萨沃纳罗拉表现出不满情绪，就好像敌人已经将他拉到火里去，而他坚持不下去了。佛罗伦萨当局将他监禁起来，严刑拷打，逼其承认欺诈行为；随后教廷检察官再次对他进行折磨，逼他承认发布异端邪说，然后将其遣送回去由民事机构执行死刑。1498年，在暴徒的号叫和嘘声中，他被绞死并焚烧。雷声沉寂下来了，但是萨沃纳罗拉所表达的对教会等级制度的不满和敌视却并未烟消云散。

巡回布道者、隐士和修士继续宣扬他的思想。有的狂热盲从，有的发疯着迷，但都厌恶教会，并且响应了广泛的公众情绪。任何人，只要声称以宣扬改革为使命，肯定有人洗耳恭听，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作为娱乐普通大众的少有的形式之一，非神职传道人员及布道修士早就游历了各个城镇，吸引了大量群众耐心地听讲。由于教堂空间有限，人们只得聚集在公共广场连续听几个小时冗长的说教。据说在1448年，多达1.5万人到佩鲁贾倾听了著名的方济会修士罗伯托·达莱切（Roberto da Lecce）的布道，演讲持续了4个小时。传教士们鞭挞时代的丑恶现象，劝告人们抛弃罪恶，过上更好的生活，对激起的公众的反应而言，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存在。通常在布道结束之际，很多人会“改变看法”，并向演讲者赠予礼物以示感谢。“天使教皇”在世纪之交发出了最受人欢迎的预言，他倡导改革，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萨沃纳罗拉早就对此做出过承诺。由来自佛罗伦萨的大约20名工人阶级弟子选出了他们自己的“教皇”，该“教皇”告诉他的追随者，在改革完成之前，去忏悔和告解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些教士神父都名不副实。他的这番话表明，某些伟大的变革即将来临。

这个年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穷奢极侈，而博基亚家族的风流韵事却仍令人们咋舌。亚历山大认为与那不勒斯王室联姻将对他非常有利，于是就废止了他的女儿卢克雷齐娅与乔瓦尼·斯福尔扎的婚姻，要把她嫁给那不勒斯王位继承人阿方索。斯福尔扎勃然大怒，断然否认自己婚姻不圆满，四处叫嚣，公开抵制离婚，但在教皇的精心谋划下，他在政治及财政方面均受到强大压力，终于被迫屈从，甚至还将妻子的嫁妆也一并返还。在梵蒂冈的一片狂欢中，卢克雷齐娅嫁给了英俊潇洒的新丈夫。而根据各方面的记述，她发自内心地爱这个人；但这却是对斯福尔扎的羞辱，也冒犯了神圣的婚姻，因此亚历山大更加声名狼藉。乔瓦尼·斯福尔扎甚至认为，亚历山大之所这么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女儿有非分之想。虽然这一说法难以解释卢克雷齐娅迅速再婚的事实，但从此围绕亚历山大的丑闻越来越多，而他儿子恺撒的胡作非为，更让人相信丑闻的传言是真的。

在卢克雷齐娅再婚这一年，有人在某天早上发现教皇的长子甘迪亚公爵胡安的尸体漂浮在台伯河上，身中9刀。他父亲赠予他大片地产，他有许多敌人，因此究竟刺客为何人并无定论。然而事件过去的时间越长，流言蜚语越多，人们越发地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恺撒，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想要取代哥哥获得父亲的慷慨赠予，或者，也可能是他与哥哥和妹妹之间的三角乱伦关系引发了仇恨。有关罗马的各种传闻持续发酵，但几乎都离不开博基亚家族的腐败堕落（不过有历史学家后来认为恺撒并非杀害其哥哥的凶手）。

儿子的死令亚历山大悲痛欲绝、目瞪口呆，但或许是受到了惊吓，他整日懊悔莫及，竟少见地自我反省起来。“对于任何教皇而言，”他在一次红衣主教会议上说，“最大的危险在于，周围的人总是对他阿谀奉承、恭维谄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最后他也不希望听到真话了。”历史上每个独断专行的君主都不会听到真话。在他的道德危机中，教皇宣布，他所遭受的打击是上帝对他所犯罪行做出的判决，因此，他决定洗心革面，改革教会。“我们将从自我开始进行改革，然后进行到各级教会，直到完成全部工作。”他立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几位最受人尊敬的红衣主教组成，负责制订一个计划。但是，除了一项减少重复任职的条款外，几乎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它要求从红衣主教开始，将已经明显攀升的收入减少到每人6000达克特；家庭人数减少到不超过80人（其中至少12人要有教会职务），陪同人员不得超过30人；最大程度限制餐桌上食物的品类，每餐只能吃一份炖肉和一份烤肉，原先有乐师和演员参与的娱乐活动改为阅读《圣经》。红衣主教不再参加比赛或嘉年华会，不再出席世俗戏剧演出，也不能雇用各种“年轻人”作为贴身侍从。自这项体现改革精神的清规戒律颁布10天之内，要解散所有姬妾，这项条款可能会影响教皇对该计划的兴趣。另外一个条款要求成立一个理事会，负责为改革制定相关法律，这就足以让教皇回归正常。然而这项改革计划从未予以颁布，而改革问题也被弃置一旁。

1499年，在新国王路易十二的带领下，法国回到意大利战场，并通过奥尔良支系要求获得米兰。身为鲁昂大主教的另一位牧师是国王的首席顾问，也是国王这一行动的幕后推手。他自己野心勃勃，想要成为教皇，并相信通过法国对米兰的控制，他能够极大推动教皇事业的发展。受上次战争的影响，亚历山大在此次新的侵略战争中有些愤世嫉俗。路易的妻子是整日郁郁寡欢、一瘸一拐的珍妮，她是查理八世的姐姐。为了迎娶查理八世的遗孀，也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布列塔尼的安妮，以便最终将她的公爵领地收入自己囊中，路易曾经申请自己的婚姻无效。

路易的这一请求马上遭到已故国王的方济会告解者奥利弗·梅拉德（Oliver Maillard）的谴责，对被抛弃的王后深表同情的法国人民也对他们的国王心怀怨恨。但即便这样，亚历山大还是对民意漠然置之。他看到了发财致富、稳坐金山的方法以及为恺撒加官晋爵的良机。此时的恺撒已经放弃了传教士生涯，想要迎娶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的女儿。恺撒为此辞去了红衣主教职位，这一前所未有的做法激怒了其他许多红衣主教，以至于威尼斯书记员长叹一声，这样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这样一来，如今在神圣的教会，一切都颠倒了。”为了回报恺撒的三万达克特，并对他的计划提供支持，教皇理所当然准许了路易的请求，同意他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同时，任命鲁昂大主教担任昂布瓦斯的红衣主教。

从第二起可耻的废止事件及其后果来看，各种愚蠢荒唐行径相互交织，无以复加。恺撒披着公爵的光环，带着豁免权前往法国，与国王商议在教皇支持下在米兰发起一场运动。亚历山大现在对儿子无比疼爱，与法国建立伙伴关系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亲爱的儿子，但这一举动却引起众多对手的愤怒，比如斯福尔扎、克隆纳斯、那不勒斯，当然还有西班牙的统治者。代理西班牙事务的葡萄牙使节拜访了教皇，谴责后者的裙带关系、买卖圣职的行为及对法国的政策，认为他这么做会危及意大利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和平。他们威胁说，假如教皇不改变目前的方针政策，他们将召开主教大会。但教皇不为所动。雷厉风行的西班牙使节言出必行，尽管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阻挠法国，表面上看来还是为了教会的福祉。会议讨论得非常热烈；大会再次以改革作为威胁。一位怒火中烧的特使当面对亚历山大说，他的当选是无效的，他的教皇头衔无人认可。亚历山大针锋相对，威胁要将他扔进台伯河，并用侮辱性言语责骂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说他们干涉教会事务。

由于公主极其讨厌这位追求者，恺撒的婚事告吹，法国联盟面临崩溃的危险，这令亚历山大有些被抛弃的感觉。他感到危机四伏，以至于每次演讲都要有武装警卫陪同。在罗马，有传言，说大国要撤军，联盟可能要分道扬镳。然而，法国国王为恺撒安排了另外一场婚姻，迎娶纳瓦拉国王的妹妹，这令亚历山大喜出望外，于是作为回报，同意路易对米兰的领土要求，并与法国一道，加入了威尼斯的联盟，而后者时刻准备对抗米兰。法国军队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并在瑞士雇佣兵的支援下对米兰发动突然袭击，对其造成重创。这一行动令整个欧洲侧目，但亚历山大对此置若罔闻。在战争与动荡的年代，赶到罗马庆祝公元1500年千禧之年的朝圣者们发现，那里并非一派祥和安宁，到处有袭击和骚乱，抢劫和谋杀时有发生。

恺撒现在已经完全走上了军事生涯，那些教皇国所辖区域已经越发地脱离教皇的统治，几乎要实现自治了，而他就是要重新掌控这些地区。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认为，他的目标是一个临时辖区，甚至是为自己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王国。他的军事行动耗费了教皇收入的一大部分，一次是在两个月间花费了13.2万达克特，约占教皇正常收入的一半左右；另一次是在8个月时间里花费了18.2万达克特。他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冷酷无情的暴君、精明强干的管理者，间谍和线人随时向他汇报，提供各种信息；他武功高强，身手不凡，能一下子砍死一头公牛。他也酷爱艺术，为诗人和画家提供赞助，可如果一旦听说有人散播关于他的笑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割掉这人的舌头，砍掉他的手掌。据说一个威尼斯人散发了一本诽谤教皇的小册子，结果他的儿子被杀死并扔进了台伯河。无能为力的威尼斯大使叙述道：“每天晚上都会发现有四五个人被杀害，有主教、高级教士，还有其他人，以至于所有罗马人都战战兢兢，唯恐被公爵杀害。”他阴险歹毒，睚眦必报，使用最为直接的手段处置对手，并在他们中间挑起各种纷争。无论是出于自我保护还是为了掩盖他脸上的斑点，他每次外出都戴着面具，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1501年，卢克雷齐娅的第二任丈夫阿方索遭到5名凶徒的袭击，尽管身负重伤，但他还是侥幸逃脱了。虽然卢克雷齐娅对他精心照料，但他确信，恺撒就是幕后主使，恺撒还会试图用毒药毒死他。出于这种担心，阿方索拒绝所有医生的医治。尽管如此，他还是逐渐恢复了体力，这时，他从窗子里看到他恨之入骨的姐夫正在下面的花园里行走，于是张弓搭箭射向恺撒，但似乎是命中注定，他射偏了。不到几分钟，恺撒的贴身卫士就上来砍了他的头。亚历山大现在或许深感养虎为患，自己也时常心惊胆战，因此也只是袖手旁观。

对于他的女婿，教皇并没有太多的亏欠感。相反，从布尔夏德的日记来判断，过去的禁忌，即便有的话，现在也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阿方索死后两个月，恺撒在梵蒂冈举行了由教皇主持的盛大宴会，这就是色情史上著名的“栗子芭蕾舞”。根据布尔夏德清晰的记录，50名高级妓女在晚宴后与客人翩翩起舞，起初还穿着衣服，后来干脆就赤身裸体了。随后有人将栗子撒在地板上的烛台间隙，“那些妓女们手足并用在烛台间爬行，将栗子捡起来；而与此同时，教皇、恺撒和他妹妹卢克雷齐娅则在一旁忘情观赏”。紧接着，客人与妓女交合，“那些与妓女交合次数最多的人”获得了精美的丝质长袍和斗篷作为奖励。一个月后，布尔夏德记录了另外一个场景，人们将母马和公马赶进梵蒂冈的一个庭院里，并诱使它们进行性交，而在阳台上的教皇和卢克雷齐娅看得“津津有味，并开怀大笑”。后来，一群手无寸铁的犯人像马匹一样被驱赶到同一个院子，而教皇与卢克雷齐娅则看着恺撒将这些人砍倒在地。

教皇挥霍无度，掏空了国库。1501年的最后一天，卢克雷齐娅穿着镶满珍珠、装点了貂皮的深红色丝绒，身披金黄色绫罗锦缎，在盛大华丽的仪式中嫁给了费拉拉的埃斯蒂斯继承人，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随后一周他们举行了欢乐华丽的庆祝活动，各种庆典和宴会、戏剧表演、比赛和斗牛活动鳞次栉比，庆祝博基亚家族与意大利最有名望的家族喜结连理。亚历山大自己拿出10万达克特分发给新郎的兄弟们作为卢克雷齐娅的嫁妆。为了应对穷奢极侈的消费，为了给恺撒持续不断的活动提供资金，教皇于1503年3月到5月间在教廷新设立了80个职位，每个以780达克特的价格挂牌出售，此外还一次性任命了9位新红衣主教，其中有5位是西班牙人，单此项进账就达12万—13万达克特。在同一时期，教皇还从死去的威尼斯主教乔瓦尼·米歇尔（Giovanni Michele）那里攫取了巨额财富。富甲一方的乔瓦尼在肠痉挛两天后一命呜呼，人们普遍认为是恺撒为谋财害命而将他毒死了。

这是亚历山大生命的最后一年。周边各国都对他怀有敌意。奥尔西尼与许多游击队继续与恺撒进行殊死战斗。西班牙军队已经踏上南部领土，为了争夺对那不勒斯的控制正在同法国打得不可开交，并在不久之后即将取胜，由此确立西班牙在接下来三个半世纪对这一王国的统治。虔诚的牧师们担心会有信仰危机，更加坚持要召开主教大会，这是亚历山大自己任命的红衣主教圣乔治（Sangiorgio）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教皇继续拒绝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将对教会造成伤害，并引起所有基督徒的愤慨；而假如所有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那么红衣主教们有责任自行召开这样的会议。

1503年8月，73岁的亚历山大六世寿终正寝。当然，人们立刻想到他可能是被毒死的，其实并非如此；他可能由于年龄关系感染了罗马的暑热症。就像得知怪物死亡的消息，公众情绪一下炸开了锅，一些可怕的传言流传出来，说他尸体发黑，浑身肿胀，满嘴白沫，舌头吐出，十分恐怖，以至于没有人敢去碰它，只好用绳子将其手脚捆绑起来拖到坟墓。据说，这位已故教皇出卖自己的灵魂与魔鬼订立契约，以获得三重冕的荣耀。而随后每天都会有人将一些在罗马人中喜闻乐见的黄色报刊挂在帕斯奎诺（Pasquino）的脖子上。这是一尊古代雕塑，于1501年被挖掘出来，成为罗马人匿名表达嘲讽的展示中心。

没有了罗马的支持，恺撒无论军事实力如何强大，也无法支撑下去；而且，博基亚家族的一个老对手，已经接替他亲爱的父亲担任了罗马教皇。他四周现在危机重重。由于西班牙承诺保证他的安全，他在那不勒斯举手投降了；然而，西班牙马上就违反约定，将他囚禁在监狱。两年后他逃了出来，辗转来到纳瓦拉，随后不到一年，就在当地一场战斗中被杀。

亚历山大的罪行罄竹难书，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判断往往比较偏激，但他的司仪布尔夏德既没有反对他，也没有为他辩护。从他没有倾向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教皇亚历山大当政期间，教会的暴力、谋杀持续不断，台伯河中时常有尸体浮现，各派系之间战火纷扰，到处有焚烧和抢劫，逮捕、拷打和处决司空见惯，各种丑闻、轻率浮夸行为数不胜数，接待大使、王子和君主的仪式更是接连不断——他们身穿华丽的服饰，佩戴耀眼的珠宝，注重队列的礼仪，纵情享乐，组织激烈的赛马，常有红衣主教拔得头筹——所有这一切都有流水账记录总体的花费和支出。

某些修正主义者对博基亚教皇偏爱有加，努力通过复杂的论证，恢复教皇的名誉，说明对他的指控不过是夸大其词、诽谤、流言蜚语，或出于难以言说的怨恨，直至所有言辞都烟消云散。但这种做法却无法解释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在亚历山大去世之际，为什么造成了如此广泛的仇恨、厌恶和恐惧。

历史书在谈到教皇的时候，总是将他与政治斗争和阴谋诡计联系起来。对亚历山大而言，除了偶尔遵守大斋节仪式，或通过对书籍进行审查以保持天主教教义的纯洁之外，很少有史书谈及他对宗教问题的言论。最后要提及的是维泰博的埃吉迪奥（Egidio），他是奥古斯丁的将军，改革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一次布道中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治下的罗马，“没有法律，没有神明，只有黄金、武力和维纳斯”。

4.骁勇善战的尤利乌斯二世

（1503—1513）

红衣主教德拉·罗韦雷两次错过了担任教皇的机会，现在他又错过了第三次。他最强的对手是法国红衣主教昂布瓦斯（d’Amboise），一位傲慢自大的竞争者。恺撒·博基亚掌控着11位西班牙红衣主教组成的阵营，牢不可破，成为第三股力量，强烈坚持推举西班牙人担任教皇，以便能够与之结盟。法国、西班牙、博基亚、奥尔西尼和意大利各派别的武装力量纷纷施压，试图通过恐吓的方式从中渔利。在这种情况下，红衣主教们躲避到圣安吉洛城堡的高墙要塞中召开秘密会议，聘请了雇佣军对他们提供保护后，才又重新回到梵蒂冈。

围绕选举事宜出现了各种情况。一些得票领先的候选人相互攻击，结果纷纷落马，然后意想不到地冲出一位黑马教皇。由于西班牙发生骚乱，暴徒声称对博基亚家族恨之入骨，导致西班牙的选票无效，也不可能再选举另外一位西班牙人。德拉·罗韦雷对昂布瓦斯提出严重警告，说如果后者当选，教皇职位就得搬到法国，就此断了他的念头。意大利红衣主教们虽然在教廷占有绝对优势，但选票却分散在几位候选人身上。德拉·罗韦雷获得了多数票，但与所要求的2/3票数还差两票。在这种情况下，他转而支持锡耶纳的红衣主教，也就是虔敬有加、可亲可敬的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Francesco Piccolomini），此君年事已高，身体不佳，在位不会长久。在各方僵持的情况下，皮科洛米尼当选，名号为庇护三世，以纪念他的叔叔庇护二世，即埃涅阿斯·西尔维斯·皮科洛米尼（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

新教皇皮科洛米尼在首次公告中说，他首要关心的是从教廷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与他叔叔一样，他也学识渊博，修行和睦，不过他更喜安静，好学深思，已经担任了四十多年红衣主教职位。他曾为教皇庇护二世鞍前马后，但自那时起，他与罗马的世俗理念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在过去几任教皇时期始终待在锡耶纳，不问政事。尽管很少有人知道他，但他却以慈爱仁厚、乐善好施而声誉颇佳。公众渴望拥有一位“品行良好”的教皇，能与亚历山大六世截然不同，新教皇让他们如愿以偿。宣布他当选之时，人们激动万分，额手相庆。改革派高级教士也欢欣鼓舞，因为教会管理机构终于被托付给了一位他们心仪的教皇，他“集美德于一身，真正代表上帝的圣灵”。

阿雷佐主教写道，每个人内心“都对教会改革寄予了厚望，期盼回归和平”。新教皇笃信宗教，举止谦恭，似乎将“在教会历史上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然而，新的时代并没有到来。对于64岁的庇护三世来说，他已经难以把握时代的变化，痛风这个疾病更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另外，频繁的演讲，一个又一个红衣主教会议，长时间的祭祀及加冕活动，令他精疲力竭，在就职26天后便驾鹤西去了。

从人们对庇护三世的热情和希望不难看出，他们渴望变革；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警示，如果罗马教皇只关注短期目标，最终将损害教会的根本利益。如果这一点得到神圣教廷1/3成员的认可，某一个人野心勃勃的计划就难以得逞。在新的选举中，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通过“立誓为证，加官晋爵”以及必要的贿赂等手段，令所有人瞠目地扫除了所有派系纷争，甚至将昔日对手网罗到他的阵营之中，终于攫取了教皇宝座。教皇选举会议开了还不到一天，他就如愿当选，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快纪录。他只将自己的名字改变了一个音节作为教皇名字，即朱利奥或尤利乌斯二世，表达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

尤利乌斯之所以跻身伟大教皇之列，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取得了非凡成就，尤其重要的是他与米开朗琪罗建立了很有助益的伙伴关系，而艺术，是仅次于战争的能够给人带来不朽声誉的最有效方式。然而，与他的三位前辈一样，他也没有注意到自己所管理的教会成员的不满情绪。他热情高涨地想做两件事，一是恢复教皇国政治和领土的完整，二是通过辉煌的艺术成就粉饰他的所作所为，使自己名垂青史。通过不懈的努力，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同历史上那些看得到的成就，后人看到了他的成果；而他统治期间的重要问题，即没能够关注宗教危机这一方面，也如同历史上不为人知的事件一样，被人们忽略了。他所制定的政策完全着眼于现时。尽管他精力旺盛，却没有把握机会，正如圭恰迪尼写道，“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但错过了促进灵魂救赎的机会。”

尤利乌斯性情激进、鲁莽暴躁、任性草率、难以驾驭，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请教别人，却几乎很难听进一句话。威尼斯大使报告说，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上，他“天生就是一个巨人。不论他前一天晚上想起什么事，第二天一早就会立即付诸实施，并且他坚持事必躬亲”。面对抗拒或相反意见，“他看起来严酷冷峻，每每摇动旁边桌子上的小铃铛终止谈话或打断讲话者”。他也患上了痛风病，还有肾病等其他疾病，但无论身体多么虚弱，都不会影响他的精神。他双唇紧闭，印堂发亮，双眼炯炯有神，“令人不寒而栗”，一副英勇无畏、坚不可摧的神情。在意大利人眼里，他令人望而生畏。

在瓦解了恺撒·博基亚的权力之后，他巧妙地安排德拉·罗韦雷的亲戚与奥西尼和克罗那斯（Colonnas）家族联姻，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罗马派系之间的敌对情绪。他对教皇行政机构进行改组，加强了管理，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亚历山大时期盛极一时的土匪、有偿刺杀和决斗行为，改善了城市秩序。他雇用瑞士卫队对梵蒂冈进行保护，并视察了教皇所辖领土。

为了巩固教皇的统治，他首先发起一场运动，夺回曾被威尼斯从罗马教廷占领的罗马涅（Romagna）各城市，并在这次行动中与路易十二结盟，赢得了法国的援助。他游走在各国之间进行外交斡旋：让佛罗伦萨保持中立，让国王做出保证，让盟友行动起来，让对手心慌意乱。尽管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在共同利益的主导下，所有意大利战争的参与方均各有打算，希望扩大在威尼斯的权益。1508年，神圣罗马帝国、教皇、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康布雷同盟”，一致同意对威尼斯采取联合行动。在接下来的5年里，康布雷同盟的战争与预期的节奏保持一致。战争主要针对威尼斯，但后来各方调转矛头对准了法国。教皇、帝国、西班牙和瑞士雇佣兵的一支主力军参与了一个又一个阵营。教皇驾轻就熟地操控着财政、政治及武装力量，在冲突加剧时采取逐出教会等手段，最终成功地从威尼斯手中夺回了本来就属于教会的资产。

与此同时，尤利乌斯弃所有劝诫于不顾，将战火烧到博洛尼亚和佩鲁贾，想要恢复对这两个城市的控制，因为它们原本就是教皇管辖区域内最重要的两个城市，而它们的暴君除了压迫自己的臣民以外，对罗马的权威几乎置之不理。教皇宣布，他打算亲自统帅军队，并不顾众多红衣主教的反对，于1506年跃马驰骋，带领军队行军北上，令整个欧洲大吃一惊。

多年的征战讨伐，有成功也有失利，激烈的争论亦从未间断。就在意大利政坛风平浪静的时候，教皇封邑之一的费拉拉改变了立场，意图谋反，而派去镇压叛军的队伍又出师不利。怒火中烧的尤利乌斯再次身体力行，亲自坐镇指挥，冲锋陷阵。此时的他刚刚大病初愈，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都已经秘密安排好了教皇选举会议。在那个白雪皑皑的寒冷冬天，他率领军队将费拉拉围困。他住在一个农民的小屋里，坚持翻身上马，扬鞭驰骋，排兵布阵，发号施令，时而怒目训斥，时而慷慨鼓励，并亲自带领将士穿过要塞缺口。“这样一位大祭司，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亲自参与并指挥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不为自己保留任何财物，徒留战袍与英名，实在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因为圭恰迪尼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皇都嘲讽有加，所以他的上述评价显得极有价值，但是，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来说，罗马教皇鼓吹战争并发动了战争的说法实在有些难以服众。品行良好的基督徒无不震惊愤慨。

因为一系列漫长的纷争，法国现在已经成为尤利乌斯的敌人，并且与费拉拉结为盟友，这令尤利乌斯大为光火，于是他马不停蹄，将战争继续向前推进。咄咄逼人的红衣主教昂布瓦斯在尤利乌斯成为教皇之前就对这一职位心生觊觎，早就说服路易十二，向尤利乌斯要求三个法国红衣主教的职位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尽管尤利乌斯极不情愿，然而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他不得不答应下来。与老对手的关系令他痛苦不堪，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分歧。据说，教皇与联盟的关系好坏取决于他对昂布瓦斯的仇恨和对威尼斯的敌意哪个更深。当尤利乌斯支持热那亚摆脱法国控制的时候，路易十二在昂布瓦斯的鼓动下要求在委任圣职时对高卢分配更多权益。随着冲突范围的扩大，尤利乌斯意识到，只要法国在意大利指手画脚，他将永远无法建立稳固的教皇国。由于有过成为他们入侵的“致命工具”的经历，路易现在处心积虑要将他们驱逐而后快。他改变了政策，要求一整套新的联盟和协议，这令他的同胞甚至他的敌人大为错愕。时任佛罗伦萨驻法国特使的马基雅维利报告说，路易十二“决意维护自己的荣誉，哪怕失去在意大利所拥有的一切也在所不惜”。在道义和军事程序之间摇摆不定的国王有时威胁要“在教皇周围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监管”，有时在昂布瓦斯的敦促下，威胁要“带领军队去罗马，亲自废黜教皇”。这样一来，昂布瓦斯就不只是继承教皇职位，而是要取而代之，这令他欣喜若狂。此时的他，也感染了愚蠢病毒，或被这种病毒的主要成分——野心或贪婪冲昏了头脑。

1510年7月，尤利乌斯与国王路易断绝了关系，向法国大使关闭了梵蒂冈的大门。威尼斯特使兴高采烈地报道说，“在罗马的法国人，像行尸走肉一般，灰溜溜地逃走了”。而尤利乌斯，看到自己解放了意大利而将彪炳史册，反而精神焕发。此后，“把野蛮人赶出去！”成了他的战斗口号。

他义无反顾地投入新的事业，调转方向与威尼斯结盟共同对付法国。急于将法国赶出意大利的西班牙也加入进来，他们从而形成了新的组合，称为“神圣同盟”。而随着瑞士的加入，该同盟更是如虎添翼。尤利乌斯招募了一位崇尚军事的锡安主教马托伊斯·施纳（Matthaus Schinner）作为指挥官，以每年提供补贴的方式与他签订了五年合约。他的神情豪气与教皇颇有一拼，他对傲慢霸道的法国邻居的憎恨，相比尤利乌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从内心还是能力方面都竭尽全力要将法国一举击溃。他面容瘦削，鼻子很长，精力充沛，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士兵，善于煽情的演说家，尤其是，他的战前动员可以让部队“宛如暴风驱动海浪”。未来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抱怨说，与可怕的瑞士长矛相比，施纳的口才令法国更为头痛。他一加入神圣同盟，尤利乌斯就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在后来的战争中，施纳率军与弗朗西斯一世对垒。他向部队宣布，他希望让法国血流成河，随后，他头戴主教红帽，身披战袍，一马当先，冲向战场。

与施纳同时被提升为红衣主教的还有另外一位擅长军事的神职人员，即约克的班布里奇大主教，他的任命让人进一步认识到尤利乌斯沉迷战争的事实。伊拉斯谟问道：“头盔和主教法冠有什么共同之处？”尽管他非常谨慎，等到尤利乌斯去世后才这么说，但显然，他指的就是尤利乌斯。“十字架和长剑之间，《圣经》与盾牌之间有什么联系？身为一名信徒，主教怎么敢用战争来训练你的人民。”如果总是善于含糊其词的伊拉斯谟能说得这么直白，其他许多人听了就会更加难受。暗讽身披铠甲的圣彼得继承人的讽刺诗句在罗马流传，而在国王的授意下，法国也出现了相应的漫画和滑稽表演，他用尤利乌斯的战士形象作为宣传工具，对后者进行攻击挞伐。据说，他“摆出一副武士的架势来，而看起来却像是穿着马刺靴子跳舞的僧侣”。严肃认真的牧师和红衣主教对尤利乌斯的行为并不赞赏，请求他不要亲自带领军队。他们说这样会引起各国的不满，为那些鼓动他下台的人增加口实，但尤利乌斯对此无动于衷。

为了达到目标，他对各种艰难险阻不屑一顾，反而更加斗志昂扬，但他忽略了教会的主要目的。愚蠢行径的其中一种表现，便是对不切实际的目标仍孜孜以求。此时，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乔瓦尼·阿奇亚奥里（Giovanni Acciaiuoli）感觉到事态已经失控。这位曾在佛罗伦萨接受政治学理论教育的大使基于理性的思考发现，在尤利乌斯摇摆不定的政策中，在其恶魔般的行为中，有诸多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事件的发展“已经完全违背理性”。

尤利乌斯是许多艺术品的赞助者，也是许多建筑的建造者，他的政策和他对待艺术品的态度一样充满热情，但他独断专行。他决定拆除旧的圣彼得基督教堂，代之以更为宏伟的巨大建筑物，以此适应更伟大的罗马教廷和罗马城区，因为他想要将罗马建为全世界的首都。更重要的是，该建筑物要用作他自己的坟墓，在他有生之年建造，由米开朗琪罗设计。用瓦萨里的话来说，要“美轮美奂、富丽堂皇、装饰精美、遍布雕塑，超越古代任何帝王的陵墓”。该建筑高36英尺，有40座超过真人大小的雕塑，上面还有带两个天使的石棺。在艺术家看来，这将是他的传世杰作；而在尤利乌斯看来，他将由此被人奉为神明。据瓦萨里的说法，由于坟墓的设计早于新教堂的设计，这令教皇兴奋异常，他认为新的圣彼得教堂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坟墓的外罩。正如他的崇拜者所言，如果教皇的动机是为了彰显教会更辉煌的荣耀，那么他其实是把它等同于至高无上的教皇，也就是他自己的荣耀。

人们普遍谴责他的这一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宏伟壮观的新教堂，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古老建筑要被拆除表示痛惜。这里埋葬着为数众多的圣人，发生过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庄严肃穆，辉煌壮丽，受到世界各国的敬仰。”

尤利乌斯一如既往，对反对意见视而不见，立即委托布拉曼特（Bramante）担纲设计，同时雇用2500名工人将原有教堂拆除。他急不可待，不断施压，历经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古墓、绘画、图案、雕像等珍品未经清查保存就被丢弃殆尽，无以复现，布拉曼特也因此收获了“破坏者”（il ruinante）的称号。如果人们也这样称呼尤利乌斯，他根本就不会在意。1506年，他爬下梯子来到一个陡峭通道的底部，这是专为新建筑的底座而建造的，这里将放置“世界大教堂”的基石，上面理所当然地刻有他的名字。教堂的建设成本远远超出了罗马教皇的收入，为了筹集资金，教皇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向公众出售赎罪券，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下一任教皇统治期间，这一做法蔓延到了德国，让一位愤怒的神职人员觉醒，他所编撰的文件导致了教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分裂。

从米开朗琪罗在罗马创作的第一座雕塑《圣母怜子》起，教皇就意识到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这是一部大理石塑成的安魂曲，从矗立的那一天至今，看到的人无不动容。该作品受一位法国红衣主教委托，于1499年完成，主教希望自己在离开罗马时向圣彼得呈送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一作品也使米开朗琪罗在24岁一举成名。随后不到5年时间，他又为自己家乡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创作了伟大的大卫雕像。显然，至高无上的教皇必须由旷世奇才般的艺术家进行赞美，但糟糕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合，发生了冲突。米开朗琪罗花了八个月时间将精美的大理石从卡拉拉运来进行切割，准备作为陵墓石材，但尤利乌斯突然放弃了这一项目，拒绝支付报酬和同艺术家沟通。米开朗琪罗一怒之下回到佛罗伦萨，发誓再也不为教皇工作。没有人知道德拉·罗韦雷野蛮好战的头脑中究竟在想什么，鉴于他傲慢狂妄的性格，他也不会向米开朗琪罗做出任何解释。

然而，尤利乌斯征服博洛尼亚之后，需要建一座纪念碑昭示胜利，这一工作除米开朗琪罗外无人能胜任。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坚决的拒绝，后又经过中间人反复劝说，米开朗琪罗终于同意接手这一项目，尤利乌斯亲自下达命令，要按照真人三倍大的尺寸为他打造一座巨型雕像。当雕像还处于黏土状态时，米开朗琪罗请尤利乌斯前来观看并问他是否要在左手上放一本书，这位好战的教皇说：“我是个粗人，就在那里放一把剑吧。”战争期间，城市易主，这座青铜铸成的巨大雕塑被推翻在地，熔化后造成了一门大炮，并颇有讽刺意味地被教皇的敌人命名为茱莉亚（La Giulia）。

尤利乌斯在担任罗马教皇期间，本着文艺复兴精神，继续着他叔叔西克斯图斯四世未竟的事业，倾注大量精力和资金进行城市改造。到处都能看到劳动者砌墙盖瓦。红衣主教们建造宫殿，扩建并修复教堂。新建和改建的教堂，如波波洛圣母玛利亚教堂、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次第涌现。布拉曼特建起贝尔韦代雷雕塑公园，其长廊连接到梵蒂冈。有名的画家、雕塑家、雕刻师和金匠等被召集起来进行装饰工作。尤利乌斯拒绝住在他已故敌人亚历山大住过的房子里，而是占用教堂作为教皇公寓，拉斐尔在里面画满壁画，令教堂焕然一新。米开朗琪罗拗不过缠绕不休的教皇，被迫在西斯廷教堂穹顶作画，他沉迷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独自在脚手架上工作了4年，期间只允许教皇本人前来检查他的工作进展。年迈的教皇爬上梯子来到工作平台上，总会提出批评意见并与画家争吵不休。教皇刚好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揭幕仪式，“全世界都跑来”一睹米开朗琪罗令人惊叹的全新杰作并大呼其为奇迹。

由于主要兴趣在于艺术和战争，并为之投入大量资源，因此教皇忽略了内部改革。虽然教廷外表繁荣光鲜，但其内部却腐败堕落。一件警示人们古代愚蠢行径的东西此时奇怪地出现了：人们重新发现了古代拉奥孔的大理石雕像，正如其最初对特洛伊发出过警告，现在它似乎也在警告教会。一位名叫菲利斯·德弗雷迪（Felice de Fredi）的房主家有个葡萄园，四面是古城墙，靠近提图斯 [20] 浴室的原址，而浴室是建在古罗马暴君尼禄的金殿废墟上。菲利斯在清理葡萄园时挖掘到了这块大理石，尽管已经断裂为四大片三小片，但每一个罗马人都能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古典雕像。有人立刻把消息传到教皇的建筑师朱利亚诺·德·圣加洛（Giuliano de Sangallo）那里，他立即骑马前来，后面跟着他的儿子，还有刚好到他家拜访的米开朗琪罗。圣加洛一下马，看了一眼尚有一半埋在土里的碎片，惊呼道：“这就是普林尼笔下的拉奥孔啊！”现场人员焦急万分，又激动不已，他们看着工人将雕像上的泥土仔细刮去，然后就报告给了教皇，教皇随即支付了4140达克特买下了雕像。

沾满泥土的古老的拉奥孔雕像受到帝王般的礼遇。在欢呼的人群中，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雕像被运送到梵蒂冈，并被重新拼接起来，与阿波罗·贝尔韦代雷（Apollo Belvedere）一同放置在贝尔韦代雷雕像公园，它们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两个雕像”。德弗雷迪和他的儿子就这样立了大功，教会为此每年给他们600达克特（从城门收费中支付）作为奖励，直至终老，并且在他死后的墓碑上也记录了他的这一重要贡献。

受这一古老奇迹的启发，人们提出了诸多新的艺术概念。拉奥孔深受折磨的造型深深地影响了米开朗琪罗的创作。一些顶尖的雕塑家前来观察研究；金匠们对它进行了复制；一位诗意大发的红衣主教为它写了一首颂歌（“……瞧，从巨大的废墟深处！/时间再次将拉奥孔带回了家……”）；弗朗西斯一世试图从下届教皇那里把它夺过去，作为战利品；在18世纪，它成为温克尔曼、莱辛以及歌德的主要研究对象；拿破仑在赢得短暂的胜利后将它放在了卢浮宫，但是在他倒台之后，雕像又回到了罗马。人们从艺术、风格、美德、斗争、古董、哲学等方面研究拉奥孔雕像，却从未有人说起，它还是防止自我毁灭的一种警告。

尤利乌斯不同于亚历山大，但他的独裁统治和好战性格引发了几乎同样程度的对立情绪。持不同政见的红衣主教早就已经投奔路易十二的阵营，而路易十二决心在被尤利乌斯逐出意大利之前将他罢黜。人们一致同意罢黜尤利乌斯，就好像上个世纪教会分裂的惨痛经历从未发生过一样。教会正在世俗化；教皇的光环已然褪去，如果从政治角度而不是大众的角度来看的话，最起码已经与王子或君主没什么不同，他们也要按世俗条款处理事务。1511年，路易十二联合德国皇帝以及九名持不同政见的红衣主教（其中三名后来否认曾表示赞同意见）召集了全体大会。大会要求高级教士、修士、大学、世俗统治者和教皇本人亲自出席或委派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就教会领袖及成员事务对教会进行改革”。各地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其实是委婉地对尤利乌斯宣战。

他曾经试图将亚历山大逼入绝境，现在他也处于相同的境遇，法国军队在节节推进，教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人们已经在公开讨论罢黜教皇及分裂教会。主张分裂的红衣主教认为，尤利乌斯未能履行最初的承诺召开大会，因此由法国赞助的大会在比萨召开了。法国军队重新进入罗马涅，博洛尼亚再次落入敌人之手。整个罗马都在颤抖，厄运似乎就要降临。已经68岁的尤利乌斯在前线冲锋陷阵，疲惫不堪，疾病缠身，而他的领地和权威受到威胁。作为最后一搏，他采取了一项自己以及前任曾长期抵制的措施：在罗马召集了由他绝对主导的教会代表大会。这是教皇这段时间在宗教事务方面做出的唯一重大努力的出发点，这并非出于坚定的信仰，而是绝望之中做出的选择。虽然会议对议题严加限定，但它并未找到解决方案，而是成了探讨各种问题的论坛。

正如会议名称所示，第五次拉特兰大会于1512年5月在圣约翰拉特兰召开，这是罗马首屈一指的教堂。有许多人认为，在教会历史上，这一时刻还是来得晚了些，因为此时人们不仅感到迫切，而且已经近乎绝望。三个月前，既是学者又是神学家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持牧师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在向一群神职人员讲述改革的必要性时，曾大声疾呼：“就教会的状态而言，现在是最需要你们做出努力的时刻！”他说，教会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教士们为“各个有俸圣职争得你死我活”，贪婪和腐败不断滋生，牧师已经名誉扫地，信众大为愤慨，教会早就颜面尽失，其影响力已经不复存在，比遭到异端邪说的入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一旦神职人员物欲横流，“精神生活的源泉就枯竭殆尽”。这的确是问题所在。

就在第五次拉特兰大会召开之前，罗马涅的一场惨败增强了教会危机感。在周日复活节这一天，还没等瑞士军队上阵冲锋，法国人就靠5000名德国雇佣兵在拉文纳战役中取得胜利，用惨烈的代价击败了教皇及西班牙军队。这是一个凶兆。在教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一位博洛尼亚法学家在给教皇的一篇论述中警告说：“要是我们不三思而后行进行改革，公正的上帝本人将采取可怕的报复行为，而且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维泰博的埃吉迪奥是一位奥古斯丁将军，他在教皇出席的拉特兰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辞，他是另外一位从拉文纳惨败中领会到神意的人。他毫不犹豫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在宝座上怒目而视的老人发起质疑。埃吉迪奥说，失败表明，人们因为虚荣心作怪而试图通过世俗的武器赢得胜利，现在教会失败了，我们应该重新使用它 [21] 真正的武器——“虔诚、宗教、廉洁、祈祷”，以信仰为盔甲，以上帝之光照耀世界。就目前状况而言，教会“就像是冬季的枯枝烂叶……一直躺在地上……有哪个时候人民比现在更加忽视和蔑视神圣的宗教、圣礼以及戒律呢？教会什么时候有过更为灾难性的分裂呢？战争什么时候有过更为危险的时刻，有过敌人更为强大的时刻，有过部队更为凶残的时刻？……你看到杀戮了吗？你看到破坏了吗？你看到尸横遍野的战场了吗？就在今年，你看到大地上四处血流成河了吗？你有没有意识到，大量基督徒的牺牲是多么惨重的代价，假如他们活着，这种强大的优势难道不足以捍卫我们的信念吗？……”也就是说，对“基督的公敌”——穆罕默德发动战争。

埃吉迪奥继续对大会的召开表示赞赏，说这是期待已久的改革先声。他长期呼吁改革，写了一本有关教皇历史的书，旗帜鲜明地提醒教皇不要忘记他们的职责所在；与其他牧师非常不同的是，他十分注重外在形象，据说他通过吸入湿的稻草的烟雾使自己面色苍白，从而保持苦行僧的样子。后来利奥十世将他提拔为红衣主教。相隔470年之后再次聆听拉特兰呼声，我们很难分辨他这一番话究竟是经验老到、口若悬河的著名教士所做的主题演讲，还是慷慨激昂、饱含真情地呼吁尽快改变政策路线以免为时过晚。

尽管第五次拉特兰大会庄严肃穆、仪式繁多，许多严肃认真、忧国忧民的演讲者轮番登台讲经论道，但这次大会既没有实现和平，也没有推动改革。一直拖到下一任教皇继位，教会才承认存在各种滥用职权现象，并在1514年的教皇诏书中约定对此现象进行修正。这其中还像从前那样，涵盖了买卖圣职的“邪恶事件”，同时享有多份圣俸，任命不称职或不合适的人员担任修道院院长、主教及教区牧师，玩忽职守，神职人员生活不检点，甚至还有代领薪俸，最后这种做法此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被允许。作为一类特殊群体，红衣主教被勒令不得奢靡，禁止加入王公贵族的派别并为之牟利，禁止使用教会收入损公肥私，禁止兼任多个圣职，不得怠工。他们还被告诫要生活严谨，恪尽职守，每年至少访问一次各自名义上管辖的教堂和乡镇，并捐赠善款进行维护，为他们所负责的办公室提供适当的神职人员，遵守为各个家庭和睦相处所制定的规则。从这里可以看出教会的各个层次都出了什么问题。

随后的法令更关注对批评的掩饰而不是改革，此举表明对传教士的训斥和责骂已经开始不再无关痛痒。自此，教会禁止传教士就未来的反基督倾向或世界末日做出预言。他们要信守福音，不得对主教及其他高级教士的缺点或他们上级的错误言行做出诽谤性质的谴责，而且不能点名道姓。另一项措施是对印刷书籍进行审查，旨在杜绝对身居“庙堂之上”的神职人员的攻击行为。

如果代表大会的法令曾留下过记录的话，也是少之又少。如果这些法令确有认真地付诸实施，或许也会给人留下印象，但事实上它们全都是一纸空文。当时主持会议的教皇利奥十世，正践行教会禁止的所有行为，这表明其实并没有人有这方面的意愿。对路线的改变只能取决于最高层的意愿或者无法抗拒的外部压力。意愿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而言不存在；而压力正悄悄来临。

在拉文纳战役中，至关重要的法国指挥官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战死，他率领的部队失去了斗志，没能够乘胜追击。昂布瓦斯已经死了，路易犹豫不决，比萨大会因被认为制造了分裂而受到谴责，被教皇宣布无效，逐渐失去各方支持。当两万名瑞士雇佣军到达意大利时，形势急转直下。在米兰外围的诺瓦拉战役中，法国人被一举击溃，并在瑞士人的逼迫下交出了公国；随后在热那亚的驱逐下，法国人被迫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基地，暂时“像日出前的雾霾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拉文纳和博洛尼亚返回教皇身边宣誓效忠；罗马涅大区全部重新纳入教皇国范围；比萨大会组织收拾行囊，翻越阿尔卑斯山逃到了里昂，逐渐销声匿迹，最终解散。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分裂局面，外加地位优越和高贵尊严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拉特兰代表大会从未有过坚实的基础。

不屈不挠的老教皇已经完成了他的目标。法国人逃走了，罗马人额手相庆；人们在圣天使城堡中燃放爆竹、鸣放礼炮，以示敬意；因为他解救了意大利，解救了罗马教廷，人群尖叫着“朱利奥！朱利奥！”向他致意；在盛大的感恩节游行中，人们将他装扮成世俗皇帝的形象，手中拿着代表至高无上权威的权杖，由装扮为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和从高卢人手中拯救了罗马的卡米勒斯等形象相伴左右。

政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当威尼斯与法国结盟，调转矛头对准热那亚时，神圣同盟已经不再完整。在教皇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寻求与英国国王发展关系，而在他去世后不久，法国人折返回来，战争又重新开始了。然而，尤利乌斯曾成功地使教皇领土免遭被瓜分的命运，并暂时巩固了教皇国的组织机构，单凭这一点，他就已经青史留名了。在参考书中，他被誉为“教皇国真正的创始人”，甚至是“教会的救世主”。但他的国家也因此动乱不断，血流成河，所有暂时性的成就终究没能阻止教会的核心机构在10年内分崩瓦解。人们在评价尤利乌斯时，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

尤利乌斯于1513年去世，哀荣备至，许多人扼腕痛惜，因为在他们眼里，是他帮助他们赶走了令人痛恨的侵略者。在他去世后不久，伊拉斯谟在一次被称为“唯我独尊的尤利乌斯”的讽刺性对话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尽管该对话是匿名发表，但见多识广之士普遍认为作者肯定是伊拉斯谟。在通往圣彼得大教堂的天堂之门，尤利乌斯评价自己说：“……我为教会和基督教事业鞠躬尽瘁，胜过之前的任何教皇……我将博洛尼亚收归罗马教廷，我击败了威尼斯。我戏弄了费拉拉公爵。我召开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代表大会，粉碎了妄图分裂教会的阴谋。我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如果命运没有将我带到这里，我也会把西班牙人赶出去。我亲自确定了欧洲所有的君主。我曾经撕毁条约，保存大量作战部队，我在罗马建了数不尽的宫殿教堂……所有这一切尽皆我一人之力。我无愧天地，无愧父母，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生父是谁；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为我本身就一无所有；我不羡慕青春年华，因为在我开始事业之际就已进入迟暮之年；我不希求万人敬仰，因为周围的人都对我心怀憎恨。……这实乃肺腑之言，我在罗马的朋友皆认为我堪比圣贤。”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在巴塞尔大会上，一位主讲人就曾说过：“没有权力的美德只能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如果没有教会世代遗留的财产，罗马教皇只能沦为王公贵族的奴隶。”也就是说，为了行使权力，教皇在实施改革之前必须首先强化自己在当下的权威。尤利乌斯二世的支持者认为，他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才有意识地制定并执行一系列政策。这是实行强权政治颇有说服力的论据，但历史也往往证明，从该论据必然会推出这样的结论：寻求权力的人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往往道德沦落，残酷无情，无所不用其极；而当他大权在握后才意识到，他为此失去了美德，失去了为之奋斗的道德目标。

5.新教分裂出去：

利奥十世（1513—1521）

前红衣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即现任教皇利奥十世，在给他的弟弟朱利亚诺的信中写道，“上帝给我们设置了教皇职位，就让我们尽情享受吧。”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他却身体力行，完美地诠释了这一态度。在利奥看来，生活就是享受。如果说尤利乌斯是一个战士的话，新教皇则是一位享乐主义者，两人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对世俗的东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伟大的洛伦佐在他最聪明的儿子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使他有良好的教养，并且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在积极促进艺术和文化事业进步的同时极力满足自身兴趣爱好，他对此不计成本，就好像他拥有某种可以自己随时注满金钱的神奇聚宝盆。利奥是这一时代中最为穷奢极侈的人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最放荡不羁、肆意妄为的教皇，然而由于他出手阔绰，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支持者对他崇拜有加，把他统治的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之所以会有如此溢美之词，是因为笙歌艳舞、纸醉金迷的娱乐庆祝持续不断，对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和修缮彻夜不停，通过工程项目，闪闪发光的金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腰包。但是天上不会掉下银子，这些钱只能由教皇在各地的代理更加变本加厉地压榨，更加不择手段地征费，无所不用其极，其后果，加上其他各种怨言，注定了让利奥时代成为在罗马教皇领导下团结统一的基督教走向分裂前的最后一个时期。

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登上教皇宝座的利奥给家族增添了荣耀，也给自己带来了金钱和权力，他还可时常光顾佛罗伦萨教堂，这也似乎预示着与尤利乌斯的血腥且严酷的时代截然相反的充满和平与希望的快乐年代。为了强化这一印象，利奥对加冕典礼后前往拉特兰的游行进行了精心设计，将它打造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盛大空前的艺术节。在这最后的团结统一时刻，它代表了罗马教廷对于教皇的意义所在——作为一尊庞大基座展示世界奇珍异宝，同时也以显赫的胜利仪式庆祝美第奇家族成员登上教皇宝座。

1000名艺术家在街道上搭起了拱门、祭坛和花环，竖起了雕塑，摆放起美第奇家族用来酿酒的“当铺球”复制品。游行队伍中的每一个团队，包括主教、世俗贵族、大使、红衣主教及其随从、外国政要等，都穿上了前所未有的华丽服饰，不论教士还是世俗人员都同样耀眼夺目。各种展示教会牧师与王公大臣纹章的横幅被高高挂起。112名侍从身穿红色丝绸和貂皮服装，分列两旁，簇拥着骑在白色高头大马上的利奥缓缓前行。他满头大汗，但喜不自胜。他的主教冠、三重冕以及十字宝球需要4名轿夫托举起来。骑兵和步兵的加入让游行队伍更为庞大。教皇侍从们向围观人群抛洒金币，以彰显美第奇家族的慷慨大度。最后，教皇在拉特兰举行了宴会，并在返程游行中点燃火炬，燃放烟火。整个庆祝活动花费10万达克特，相当于尤利乌斯留下的国库储备金的1/7。

自此，铺张奢靡之风有增无减。教皇的圣彼得大教堂项目，由拉斐尔接替布拉曼特担纲设计，估计耗资超过100万达克特。教皇安排弟弟朱利亚诺与法国王室联姻，婚礼的庆祝仪式花了15万达克特，比教皇每年家庭开支的一半还多，是尤利乌斯统治时期同样活动花费的三倍。梵蒂冈上层大厅墙上的黄金和丝绸挂毯，在布鲁塞尔定做，上面有拉斐尔绘制的漫画，花费了他弟弟婚礼支出的一半之多。为了维持开支，在他任教皇期间，教廷主事官设置了2000多个用来出售的职位，其中包括400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教皇骑士团名额。为了获得这些头衔及相应特权，每人需要支付1000达克特，此外还要每年在此基础上缴纳该价格10%的年息。出售所有这些职位的总收入估计达到300万达克特，是罗马教皇年收入的6倍，但事实证明这样还是会入不敷出。

为了光宗耀祖，给家乡争光，利奥决定设立一座纪念碑，用来表彰自己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表示对自己的佛罗伦萨同乡“神圣工匠”的认可。为此，在他的提议下，米开朗琪罗在埋葬美第奇家族三代成员的圣洛伦索教堂设计修建了美第奇礼拜堂，它成了利奥时代精美绝伦、前无古人的艺术精品。利奥早就听说最漂亮的大理石产自彼得拉桑塔山脉，可是这里位于其120英里外的托斯卡纳，米开朗琪罗说开采及生产的成本非常昂贵，但利奥二话不说，立即下令动工。为了运输大理石，他专门在杳无人迹的乡村修建了道路用以运出一块块大理石，他成功地运出了足够用来打造五个无与伦比的柱子。在这一阶段，他发现米开朗琪罗“无法相处”，而资金也已经用完了。他更喜欢亲切友好、谦恭礼让的拉斐尔以及他简洁大方的艺术作品。礼拜堂的工作停了下来，并直到教皇利奥的堂兄朱利奥，即未来的克莱门特七世担任教皇期间，这一工程才得以复工并完成。

利奥为罗马大学招募了100多名学者和教授，讲授法律、文学、哲学、医学、星相学、植物学、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等课程，但由于在职务任命上腐败问题不断，且资金日益减少，这一事业像他的其他许多项目一样，轰轰烈烈地开始，然后迅速消失了。他热衷于收藏各种书籍和手稿，并常能大段背诵其中的内容。他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印刷希腊经典，以此愉悦身心。他就像狂欢节抛撒糖果那样分发金钱和特权，给予拉斐尔无尽的恩惠和荣誉，并雇用大批艺术家作为助理来实施他的设计，其中包括教皇宫殿内的饰品、各种场景和人物、装饰地板及刻有花纹的装饰物等。他本来还打算任命拉斐尔为红衣主教，但这位艺术家还未来得及穿上红色长袍，就在37岁时据称因为纵欲过度而早教皇一步去世了。

当权者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明显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做法在当时已经习以为常。一位名叫阿戈斯蒂诺·基吉（Agostino Chigi）的富豪举办了一场宴会，场面令人咂舌，盛有鹦鹉舌头和来自拜占庭的鱼的金盘子在使用过之后随即就被扔到窗外的台伯河里，而水面下方则张着网，用来回收这些盘子。在佛罗伦萨，钱币上也洒有香水。最奢华的莫过于建造用于1520年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会面的金缕玉衣展厅。为布置该展厅，法国背负了400万里弗的债务，用了将近10年才还清。作为生来就挥金如土的美第奇家族成员，利奥如果是俗人或一般信徒的话，即便到了不花钱就手痒的地步，也不会因为反映出他那个时代的现实而广受诟病。在展示极端物质主义的同时，他并未察觉到自己的角色与言行之间的矛盾，或者从未认真考虑过，作为教会首领，身居庙堂之上，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对公众产生负面影响。利奥性情随和，聪明过人，却又好逸恶劳，怠惰成性；他看似待人友好，善于交际，在行政事务上粗心大意，然而在宗教仪式方面却一丝不苟，每天坚持斋戒，主持弥撒。有一次，在听到土耳其的捷报后，他赤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手擎纪念物，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祈求摆脱伊斯兰教的威胁。只有在危急关头，他才想到上帝。而平时，他领导的教廷总是一派轻松祥和。红衣主教及教廷成员都要倾听神圣演说家讲经布道，其间他们往往闲谈畅聊，而在利奥时代，这一活动先是缩短为半小时，随后又减少到一刻钟。

教皇喜欢即兴诗赋比赛，喜欢纸牌赌博，喜欢有音乐伴奏的宴会，如果再辅以各种形式的戏剧表演，他更会喜笑颜开。他爱欢笑，爱娱乐，正如当代传记作者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写道，“他可能天生就喜欢这种形式的消遣，或者在他看来，这样可以避免烦恼和忧虑，从而延年益寿。”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尽管他当选时才37岁，但肛门溃疡让他饱受折磨，尤其在游行时更是麻烦。早在当选之前他就让医生传出话去，说他不会长寿，这对他那些红衣主教同僚来说不啻为非常有说服力的因素，从而在选举时也帮了他大忙。米开朗琪罗在美第奇礼拜堂中参考了利奥弟弟的身形来体现文艺复兴时代理想的贵族男士形象，而利奥在身体上却与他这位兄弟相差甚远。（这位艺术家说，“1000年以后，谁还在乎这些是否是真正的特点呢？”）利奥身材矮小，大腹便便，皮肤松弛，头大腿短。但白嫩柔软的手掌让他自己引以为豪，他花了很大心思进行保养，而且还戴上闪闪发光的戒指作为装饰。

他喜欢狩猎，喜欢有数百名随从前呼后拥的感觉。他在维泰博用老鹰捕猎，在科内托捕杀牡鹿，在博尔塞纳湖怡然垂钓。在冬季，罗马教廷成员可以欣赏到音乐表演、诗歌朗诵、芭蕾舞剧，而戏剧则有阿里奥斯托、马基雅维利以及利奥先前的导师贝尔纳多·达比别纳（Bernardo da Bibbiena）等人创作的淫秽喜剧。其中贝尔纳多跟随教皇到了罗马并被提升为红衣主教。当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携娇妻来到罗马的时候，红衣主教达比别纳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们称颂上帝，感谢神明，因为我们这里应有尽有，唯独缺少有女士的宫殿。”作为一位托斯卡纳人，他聪明睿智，彬彬有礼，不仅是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外交家，而且斗志昂扬，朴实无华，是教皇的亲密伙伴和忠实顾问。

利奥偏爱古典戏剧和舞台表演，盛大活动在罗马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异教信仰与基督信仰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从古代神话表演，到狂欢节化装舞会；从罗马历史剧，到圆形大剧场的耶稣受难演出；从经典演说，到壮观气派的教会盛宴。而最令人难忘的，要数葡萄牙国王为庆祝战胜摩尔人而向教皇赠送礼物的仪式，这就是著名的白象庆典游行。为了博得利奥欢心，一位摩尔人牵着大象，另外一位摩尔人骑在大象脖子上，而大象则驮着一个用宝石装饰的轿子，轿子下面是一个箱子，外面是银质古塔和城垛图案，里面装有大量法衣、黄金酒杯以及装订精美的书籍。在到达圣安杰洛大桥时，大象根据命令向教皇行三鞠躬礼，然后向围观的人群喷水，仪式在众人欢快的尖叫声中达到高潮。

异教信仰偶尔也会入侵梵蒂冈。在一次神圣的演说中，演讲者祈求得到希腊神灵的庇佑，听众中有人哄堂大笑，而有人则怒火中烧，但教皇却听得心满意足，对这般口误毫无责怪之意，这非常“符合他的本性”。在他看来，训诫与布道高于一切世俗学问，这一点彰显了古典风格和内容。

利奥在政治上怠惰松懈，不仅毫无建树，而且还破坏了尤利乌斯建立的一些成果。他的原则是，尽量避免麻烦，顺其自然。他效仿美第奇的治国之道，“在与一方达成协议之后，利奥曾经说过，没有理由不与另外一方也达成协议。”尽管法国宣称米兰为其所有他也承认了，但他暗中却与威尼斯联手粉碎了法国重新占领米兰的企图。与西班牙联盟时他也如法炮制，秘密勾结威尼斯将西班牙驱除出意大利。他惯于掩饰，这一点在罗马教廷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危机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总是面带微笑，但对各种问询却避而不谈，一再推托，对政策方面也是三缄其口——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政策。

1515年，3000名法国贵族骑兵在弗朗西斯一世的带领下返回意大利。他们携带精良的火炮，外加一个德国雇佣军兵团，雄赳赳气昂昂，要重新夺回米兰。经过慎重的考虑，教皇加入了神圣同盟进行对抗，但各个成员国懒散乏力，只有瑞士军队还斗志昂扬。不幸的是，在米兰外围的马里尼亚诺的一场恶战中，法国人大获全胜。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尽管教皇的军队驻扎在不到50英里外的皮亚琴察（Piacenza），却并未参战。

法国人又一次控制了北部公爵领地的大片土地，并趁机与瑞士签署了“永久和平”协议，以此确认对该领地的所有权。他们现在兵强马壮，教皇难以抗衡，于是，他明智地改变了立场，与弗朗西斯在博洛尼亚会面，并与之达成了和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割让领土。他放弃了长期以来与米兰争夺的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解决了与高卢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有关教会职位任命及收入支配的权利问题。其中一个旨在提高人员素质的条款要求主教必须27岁以上，接受过神学或法律培训，但如果被提名者与国王或贵族存在血缘关系，这些资质条件就可以不予考虑。本着这样的精神所进行的改革，就像拉特兰代表大会那样，实际并未有根本的改进。

总体上，尽管法国教会对《博洛尼亚协约》 [22] 中的某些条款大为不满，但协约的签署标志着罗马教皇进一步放弃了教会权力，就像法国重新占领米兰标志着意大利这一时期最终失去独立。虽然对于像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这样尖刻的批评家来说这一结果显而易见，但它却并未令利奥心生困扰，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结果都很难说。“把野蛮人赶出去！”不是他的战斗口号。他更喜欢祥和的氛围。本着有求必应的态度，他答应了弗朗西斯将拉奥孔雕像送给他，但他其实是要用一个复制品蒙混过关，这就是后来从雕塑家巴乔·班迪内利（Baccio Bandinelli）那里定做的那个（现位于乌菲兹）。他为一个兄弟和侄子洛伦佐各娶了一位法国公主，与法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国王之后，他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团结在了一起，权力由此转移，教皇与法国的友好关系也就此终止。利奥审时度势，再次改变立场，与新国王建立了盟友关系。战争还在继续，主要是各国极力想把竞争对手踢出意大利的土地，而意大利各城邦国本来就处于根深蒂固的分裂状态，如今夹在冲突之中无论怎么洗牌都无济于事。

历任罗马教皇均对家族事业情有独钟，他们似乎把家族财富看得比教廷还重，在这方面利奥也毫不例外。由于自己没有孩子，他便下大力气培养与他关系最亲近的亲戚，首先就是他的堂（表）弟朱利奥·德·美第奇，也就是被帕兹在大教堂杀害的朱利亚诺所生的私生子。利奥弄来份宣誓书，声称朱利奥的父母秘密合法结婚，从而扫清了他的出身障碍；随后利奥将他提拔为红衣主教，成为利奥的首席牧师，并最终登上教皇宝座成为克莱门特七世。利奥共提拔了五位家族成员做红衣主教，有两位是他的堂（表）兄弟，还有三位分别是他三个姐姐的儿子。不仅如此，在他弟弟去世之后，利奥决定让他们共同的侄子洛伦佐，也就是他已故的哥哥皮耶罗的儿子掌管家族财富，并倾尽全力为其获得乌尔比诺公爵领地，这因而引起了麻烦。

教皇通过武力夺取了曾被他逐出教会的现任公爵的领地，将头衔及领地给洛伦佐，并要求红衣主教团批准这一行为。尤利乌斯的侄子，现任公爵德拉·罗韦雷与他叔叔一样精力旺盛，在这种情况下奋起反击。他派特使来到罗马向洛伦佐发起挑战，尽管有安全通行证书，但特使还是被逮捕并受到严刑拷打。为了与乌尔比诺作战，教皇以公爵发动叛乱为由对所有教皇国征收赋税。这一无耻的举动令舆论哗然，但是，就像尤利乌斯或任何其他独裁者一样，利奥对在公众之中产生的影响视而不见。他冷酷无情，不遗余力地进行了两年之久的战争。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洛伦佐和他的法国妻子都已去世，只留下一个叫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女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女婴长大后嫁给了弗朗西斯一世的儿子，并成为法国的王后和统治者。然而，财富如这般轮流转，对利奥来说到来得太迟了；美第奇家族终究没能免于衰败。为了对抗乌尔比诺的战争，利奥总共耗费了80万达克特，并因此债台高筑，在财务方面千疮百孔、岌岌可危。但是，肇事者并未紧缩开支节俭度日，反而通过更加隐晦曲折的手段，上演了这一时代最大的丑闻。

彼得鲁奇（Petrucci）阴谋作为一起鲜为人知的恶性事件，迄今为止一直令人困惑不解。利奥宣称，他通过一名背叛他的仆人发现几个红衣主教密谋要暗杀他。当时锡耶纳年轻的红衣主教阿方索·彼得鲁奇（Alfonso Petrucci）因为个人冤情无处申诉，于是纠集了其他几个红衣主教，收买了为教皇看病的医生，计划在用刀子切开教皇臀部上的疖子时趁机注射毒药。事情败露后，许多人被拘捕，告密者受到严刑拷打，作为嫌疑人的红衣主教被严加盘问。彼得鲁奇和其他几名受到指控的人被诱骗到罗马，随后被捕入狱。但利奥认为，投毒者非常危险，因此没有对该罪行予以宽恕。通过审讯，嫌疑人披露了可怕的秘密；有人在诱导下坦白交代；人们口口相传的关于诉讼程序的报告令罗马人迷惑不解，胆战心惊。被迫认罪的红衣主教彼得鲁奇被一位摩尔人用红色丝绸绳索套在脖子上勒死了，因为根据规定，基督教徒不能对红衣主教执行死刑。面对这血淋淋的酷刑，其他受到指控的主教在缴纳巨额罚金后被赦免，其中最富有的主教拉法埃莱·里亚里奥（Raffaele Riario）上交了15万达克特，他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一个侄子，是其裙带关系中的又一个环节。

这样的情节太过于牵强，以至于人们有理由推断，或许教皇利用告密者吐露的机密，为收取罚金而夸大了整个事件。有人最近查阅梵蒂冈档案发现，这一情节事实上可能是真的，但问题在于，它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鉴于利奥对乌尔比诺发动过战争，公众早就对他极度愤慨，此时，彼得鲁奇阴谋让他更加名誉扫地，同时它也是对红衣主教的一种警告和对抗。是消除他们的敌对态度还是避免破产命运，或两者兼顾呢？利奥的气魄实在惊人，他一天内设立了31个新红衣主教职位，从被录用的人员那里收取了30万达克特。大规模设立岗位的做法据说是由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构想出来的，当时的目的是为自己成为罗马教皇铺平道路。如今，道德败坏如此严重，红衣主教团中却连一点儿反抗行为都没有。

一贯和蔼可亲的利奥，由于沉迷于自己的交易中，变得不那么慈眉善目了，或者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宽厚仁慈。彼得鲁奇事件并非唯一令人不快的事件。为了将佩鲁贾纳入教皇国版图，教皇必须要废除王朝的统治者詹保罗·巴廖尼（Gianpaolo Baglioni）。作为“罪恶昭彰的怪物”，巴廖尼不值得同情，但教皇还是再一次使用了背信弃义的手段。他邀请巴廖尼来罗马，并提供安全通行许可证，但在后者刚到达时就将其逮捕、关押，并在严刑拷打之后将其斩首。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信任安全通行证书呢？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神圣的教皇及其四位前任，把他们自己视为基督教的何种使徒呢？作为忠实信徒的圣父，他们有义务向他们的选区负责，但他们似乎很少想到支持拥护他们的选民。那些信徒认为教皇是至高无上的牧师，高大而圣洁，因此对他们崇拜有加，希望表达敬仰之情。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用圭恰迪尼的话来说，这就是“永久的教皇陛下”心理，这些教皇似乎只会关注有形的东西。他们没有假装圣洁，抑或做出任何宗教职业的姿态，而那些被他们所管辖的人也从来没有强烈地要求他们这么做。

利奥根本就无动于衷，对人们的愤慨不予理睬，也没有收敛一下挥霍无度的习惯。他从未试过节俭度日，也从未想过减少家庭开支或放弃赌博。在1519年濒临破产时，他还组织了一场斗牛表演，这是亚历山大留给罗马教廷的遗产。尽管早就债台高筑，且无力偿还，但利奥还是为所有斗牛士及他们的随从捐赠了华丽的服饰。

彼得鲁奇丑闻发生在1517年，历史注定要在这一年翻开新的一页。自该世纪初以来，对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并逐渐蔓延，神职人员通过各种会议和说教，尤其是讽刺性小册子、书信、诗词、歌曲来表达不满，而传教士则通过末世预言等来表达这种情绪。教会管理机构以外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不同政见者的大爆发迫在眉睫。1513年，一位意大利修道士认为这一情形已经近在咫尺，并预言罗马将遭到灭顶之灾，所有神父和修士都将被屠杀，任何不肖的神职人员都将无一幸免，据说三年不会有弥撒活动。由于教皇大肆挥霍、债务缠身，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义愤填膺；教皇横征暴敛、贪欲无度的做法更令每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和团体怨声载道。

在此期间，拉特兰大会重新召开了，许多代表在训诫布道中明确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乔瓦尼·科蒂斯（Giovanni Cortese）是教廷的法律顾问，早在利奥当选为教皇时就曾劝诫过他，说改革任务没有兑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如今他再一次表达了这种忧虑。许多年以后，已经当上红衣主教的科蒂斯起草特伦特（Trent）大会的日程，试图在该会议上提出些补救措施。1517年3月，在拉特兰大会闭幕式上，詹弗朗切斯科·皮克·德拉·米兰多拉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作为一个小公国的统治者，他对所有必要的改革进行了总结概括，简洁地陈述了在世俗与宗教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让敌人和背叛我们的人重新拥护我们的信仰，那么首先要改变世风日下的状态，恢复古代德治传统，而不是用我们的战舰横扫黑海。”他最后说，“如果我们忽略应有的任务，人们对教会的看法将会大打折扣。”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世俗信徒，皮克的发言表明，对教会的不满情绪已经蔓延开来。

人文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难以认可教皇的世俗价值观，就像法国的雅克·勒菲弗（Jacques Lefèvre）那样，他们转而到《圣经》中去寻求信仰的意义所在，或者像伊拉斯谟那样，诉诸讽刺手段，尽管是宗教方面的不幸促使他们这样做，但这一行为却有助于让人们认识到教会的腐朽和堕落。“至于这些身居基督教会高位的至高教皇，”他在对话体文章中写道，“如果他们足够明智的话，应该想到这将给他们带来多少不利影响！……他们将失去所有财富和荣誉，所有这些财产、大刀阔斧的进步、教会职位、特许权、下属进献的礼品以及赎罪券等等……”这将需要祈祷、守夜、研究、布道以及“1000个同样棘手的任务”。抄写员、公证员、倡导者、秘书、骡夫、马夫、银行家、皮条客等等将要失业——“而我恐怕还要在这个清单中添加些尽管更粗鲁但也更新的职业”。

教皇的战争也遭到了伊拉斯谟的嘲讽，并与以往一样，直指教会所谓的敌人。“仿佛教会还有比骄横不虔的教皇毒害更深的敌人一样，他们的沉默让基督被遗忘，他们唯利是图的准则给基督套上镣铐……而且各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更是重新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简明扼要地总结说，“现如今罗马教皇的君主政治，其实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场瘟疫。”

在同一阶段，即1510至1520年，马基雅维利发现“罗马教会是我们信仰的中枢，但人们离它越近，就越是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他据此认为这就是教会颓废的明证。不论是谁，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基督教赖以建立的原则，以及教会目前的状况，就不难发现教会实际已经偏离了最初的原则，从而“做出这样的判断，它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很快就将受到惩罚”。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他难以忍受教皇对意大利造成的危害。“罗马教廷邪恶昭彰，完全销毁意大利人对宗教的虔敬态度”，导致了“无尽的伤害，一片混乱”，“让我们的国家总是分崩离析”。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毁灭的根源”。教会自身实力不足，从未强大到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因此害怕失去权力之时，总是寻求外部援助，“这种野蛮的统治手法令每个人都嗤之以鼻”。

圭恰迪尼用一句话对这一控诉进行了概括，他说，“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对罗马教皇的敬畏之心。”

因为滥用职权，将赎罪券商业化，反抗最终爆发了，而反抗爆发之地，众所周知，即是德国东北部的维滕贝格。由于与法国一样，德国没有强有力的全国统一力量能够对抗教皇税收政策，德意志公国的反罗马情绪最为强烈，抗议的声音最为高昂。此外，由于自古以来与帝国的关系，加之教会在此拥有大量的地产，罗马的苛捐杂税较其他地方更为繁重。民众不但认为教皇的代理人对他们横征暴敛，而且因为罗马教会及教皇又恶行不断，拒绝改革，他们还认为与教会有关的一切事物都亵渎了他们的信仰。后来担任主教及红衣主教的吉罗拉莫·亚历山德罗（Girolamo Alessandro）警告说，有可能会爆发反对教皇的叛乱。他在1516年给教皇的信中写道，德国有成千上万人正等待时机，公开表达他们的诉求。此时的利奥醉心于金钱和大理石纪念碑，对此根本就置若罔闻。随后不到一年，由于他的代理人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在德国出售教皇赎罪券，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赎罪券并非新生之物，也不是利奥时代的发明。最初，对于有罪之人，牧师会要求他们行善积德以达到苦修目的，有时会授予他们赎罪券免除他们所应进行的部分或全部修行，但后来，这种赎罪券逐渐被用来作为豁免罪行本身的手段。这种做法遭到了纯化论者和异议人士的严厉谴责。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将精神上的恩惠作为商品出售。曾经通过虔敬的捐赠维修教堂、修建医院、赎回被土耳其人俘虏的人以及做其他乐善好施的行为才能够获得的恩惠，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交易。由此所收到的款项有1/3到一半流入罗马，其余则流入地方教会，拥有这种赎罪券的教皇代理和专门进行此项交易的人员分别按不同的比例从中提成。1513年，约翰·科利特宣布，教会已经成为一个赚钱的机器，它考虑的不是有罪之人的悔改之心，施仁布德的修善之举，而是赤裸裸的收费。通过雇用江湖骗子，误导轻信盲从之辈，这一交易成为宗教组织持续不断的罪恶活动。

尽管教皇们从未有过明确表述，但批评者早就指出，赎罪券交易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教皇们允许用这种方式为将来尚未犯下的罪行埋单，这就等于说教会几乎是在鼓励作奸犯科了。为了扩大市场，西克斯图斯四世在1476年规定，炼狱中的鬼魂也可使用赎罪券，这就使得普通老百姓相信，他们必须付钱才能让已逝的亲人脱离苦海。祈祷之人越多，他们所购买的赎罪券越多，他们已逝亲人身处炼狱的时间就越短。富人对这一条款趋之若鹜，穷人则自然心生不满，希望摒弃所有官方圣礼，并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尤利乌斯早就下令分发赎罪券，用所得款项支付新圣彼得教堂建设的部分费用。利奥在担任教皇的第一年出于同样目的再次颁发赎罪券，并又在1515年下令专门在德国销售，以补偿他为乌尔比诺战争花费的金额。此次赎罪券据说能“完全免除一切罪恶”，有效期竟达8年之久。错综复杂的财务安排旨在让一位年轻的贵族，也就是布兰登堡选举人的弟弟阿尔布雷希特向教皇支付兼任三个有俸圣职的费用。在24岁时，他就已经担任了美因茨和马格德堡大主教以及哈尔伯施塔特主教，总共支付了约2.4万或3万达克特。这一交易不仅属于买卖圣职罪，还有兼任多个有俸圣职、候选人不合格等违规做法，但教皇在拉特兰大会致力于取缔这种做法之际公然完成了该笔交易。由于无法筹集到相应款项，阿尔布雷希特只得从富格尔家族借钱，而现在他要通过销售赎罪券的所得来还债。

台彻尔是多米尼加修道士，一个有可能让巴纳姆 [23] 都甘拜下风的活动主持人。他每抵达一个小镇，都会受到神职人员和平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手持旗子和点燃的蜡烛，在教堂钟声奏出的欢快曲调中倾巢而出，列队迎接他的到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绑有黄铜乐器的箱子和一袋打印好的收据，作为他助理的男修道士手里托着刻有赎罪券的天鹅绒垫子在前面开道。在主要教堂的中殿，有人专门为他树起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面悬挂着教皇的旗帜，而他就会在这个十字架前设立摊位。购买赎罪券的人将钱投进箱子上面的一个碗里，台彻尔则从袋子里抽出一张赎罪券给他们。与此同时，富格尔家族的一位代理人则会站在他旁边，仔细计算收到的每一笔款项。

台彻尔会大声说：“我这里有通行证……能够引领人类灵魂去天堂享受神仙般的乐趣。”对于十恶不赦的罪行而言，修行7年即可到期。“为了获得这些宽恕言辞，谁还会在乎两毛五分钱呢？”氛围一旦调动起来，他会说，如果一位基督徒与他的母亲发生了关系，然后把钱放在教皇的碗里，“圣父会动用天地间的力量宽恕他的罪行，而上帝也一定会这么做。”他代表死者说：“一旦把钱放在碗里，被救赎的灵魂马上就会从炼狱飞出直入天堂。”

这些硬币发出的回响令路德教派忍无可忍。台彻尔就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所做的比喻尽管粗俗，却精准地传达了过去50年历代教皇所传达的信息。这不是新教分裂出去的原因，而是新教分裂出去的信号，无论在教义、个人、政治、宗教还是经济等方面，这些原因由来已久、错综复杂，并且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

针对台彻尔的宣传售卖活动，路德在1517年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抨击滥用赎罪券的做法，认为这是亵渎神明，不过他并未暗示要脱离罗马天主教派。同一年，第五次拉特兰大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这也是改革的最后时机。路德的挑战激起了台彻尔的反击，他公开肯定了赎罪券的作用；随后路德在用本地白话所写的小册子《论赎罪券与上帝恩赐》中做出了回应。他的同胞奥古斯丁（Augustinians）加入论战，更多的对手也加入进来。还不到两个月，身在罗马的一位德国大主教呼吁就异端邪说提起诉讼。1518年，路德被传唤到罗马，他请求在德国本土举行听证会。鉴于即将召开的德国议会大会将就税收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为了不使双方情绪恶化，教廷驻德国使节以及世俗权威同意了这一请求。另外，随后不久，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去世了，大会需要选举一位继任者，主办方也不希望招致麻烦。

就像他的前任一样，忙于意大利一系列事件的教皇没有意识到各种问题，也无法理解为何会发生抗议行动。自威克利夫（Wycliffe）否认教士有赦罪权，并认为应该简化教会礼仪以来，这种抗议已经发展演变了一个半世纪之久。除了像往常一样将此类言行当作异端邪说进行压制以外，利奥几乎没有注意到德国的喧闹和纷争。1518年11月，他发布公告，规定将所有不认可或不宣传教皇赦罪权的人逐出教会。结果，这一法令就像克努特 [24] 对海浪发出的警告一样徒劳无功。然而，令利奥忧虑伤感的并不是路德的挑战，他很快就对拉斐尔的去世黯然神伤起来。

一旦抗议行为公开化，反抗罗马的行动就开始风起云涌。在1518年的奥格斯堡（Augsburg）会议上，教皇要求就讨伐土耳其人征收特别税进行投票，大会代表们回应说，基督教真正的敌人是“身居罗马的恶魔”。1519年在莱比锡举行的听证会上，路德否定了教皇和大会的权威，随后在1520年发表了他态度鲜明的新教立场声明，即《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这封公开信认为，每个人在接受洗礼时都会有一位牧师直接为其赎罪，教皇及教会的各级机构罪恶滔天，理应受到谴责，各国的教会也应独立自主，不要再受罗马教皇的制约。其他反教会人士和改革者也参与进来，路德的教义通过插图说明和小册子等形式如滔滔洪流般蔓延开来，吸引了从不来梅到纽伦堡的城市和乡镇的热心读者。在瑞士苏黎世，一位叫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的抗议者，早就已经在传播与路德同样的教义，现在扩大了抗议运动的范围，然而这场运动很快陷入了教义纠纷，并在此后永远地走向了分裂。

教皇的使节向他报告说，持不同政见者越来越多。根据1520年发布的新训令《主起来吧》（Exsurge Domine ）中的描述，教皇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与“闯入地主家葡萄园的一头野猪”打交道。经过仔细审查，这则训令对路德进行了谴责，认为他所发布的论纲中的第41条属于异端邪说或危险言论，并责令他放弃信仰。路德拒绝了，随后被驱除出教会，且民事部门请求对他进行惩罚。年轻审慎的新皇帝查理五世不想引发众怒，将这块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在沃尔姆斯举行的议会大会。在1521年的大会上，路德再次拒绝公开认错。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被迫对他表示谴责，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正统观念，不如说为了回报与教皇签署的政治协定，因为根据该协定，教皇会与德国一起将法国人逐出米兰。根据《沃尔姆斯公告》，德意志帝国非常顺从地对路德及其追随者颁发了禁令，但在路德的朋友们的努力下，他又转危为安，从而使这一命令很快落空。

1521年，帝国军队在米兰战胜了法国，他们与教皇的联盟重新夺回了教会在北部的要塞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与以往一样，利奥在12月的某个晚上通宵举办宴会庆祝胜利，结果偶感风寒，发烧去世。据他的财务总监红衣主教阿尔梅利尼（Armellini）估计，在利奥担任教皇的7年时间里，他共花费了500万达克特，并留下80多万达克特债务。从他死后到下葬这段时间，人们将他的财产洗劫一空，以至于最后从新近去世的一位主教的葬礼上找到一支燃烧了一半的蜡烛，才得以照亮他的棺材。尤利乌斯时代的花费尚且有正当的政治目的，而利奥穷奢极欲的挥霍，连个正当的理由都没有，只不过为了被他宠坏的儿子花钱，而身为收藏家及鉴赏家无尽的占有欲也令他欲罢不能。与基吉的黄金盘不同的是，利奥时代的宴会上没有在河中挂起打捞盘子的网。他这一时代诞生了不少永恒的艺术作品，但是，不论它们多么熠熠生辉，都不该是教会的正当事务。

当代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写道，“由于路德教派的持续推进”，利奥时代的罗马教皇及教会处于“有史以来声誉最差的时期”。有篇讽刺文章甚至说，如果教皇再多活几年，有可能把罗马都给卖了，然后就是基督，然后就是他自己。当红衣主教们前去召开教皇选举会议，以推选出利奥的继任者时，大街上的人们对他们发出一片嘘声。

6.罗马遭劫：

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

在这迟来的一刻，教会仿佛受到命运的嘲弄，将一位改革者推选为教皇，而这位改革者并非有意为之，只不过在诸位竞争者势均力敌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侥幸当上了教皇。当时，无论是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还是朱利奥·德·美第奇都没能获得多数选票，而好战的红衣主教施纳则以两票之差落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议提名某个没有出席会议的人选，用圭恰迪尼的话来说，“只是打发一下上午的时光”。就这样，荷兰出生的乌得勒支红衣主教阿德里安（Adrian）就被推举出来，他是鲁汶大学前任校长，查理五世的前任导师，目前任西班牙总督。除了生活简朴、具有革新意识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就在众人谈论其优点美德之时，红衣主教们开始——投票给他，结果突然间发现，他们已经让他当选了。他其实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外国人！谁也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只能将其归因于圣灵的干预。

罗马教廷、红衣主教、市民和所有对教皇提供过赞助并满怀从中获利之期望的人都感到惊愕万分，罗马人亦对一位非意大利人的到来义愤填膺，认为他不过是个“野蛮人”，而新当选的教皇本人则不急不躁，气定神闲。然而，听说过阿德里安良好声誉的改革派却欢欣鼓舞，对他寄予厚望。他们制订了改革委员会施政计划，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措施，用来贯彻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教会规则，并以此来清洗腐败的神职人员。一位劝告者的警醒之言对他们这种做法进行了总结，他说，“在永恒诅咒的痛苦中，教皇一定要委派牧羊人，而非饿狼。”

部分由于瘟疫的爆发，阿德里安在当选近八个月之后，也就是1521年8月底，才抵达罗马，他随即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在由他主持的第一次红衣主教团体会议上，他说，教皇和神职人员罪孽深重，用圣徒伯纳德的话来说就是，“那些罪大恶极之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早就恶贯满盈”。他说，臭名昭著的罗马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他恳求各位红衣主教摒弃腐败奢侈的生活，与他一道致力于改革事业，为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并将之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听众对他的这一番话无动于衷，没有人准备清心寡欲地担任教职，没有人愿意放弃身兼多职所带来的年金和收入。因此，当教皇宣布对所有人实行紧缩措施时，无疑遭到各方愤懑而强烈的反抗。

阿德里安坚持己见。无论教廷官员还是前任教皇的红人，乃至红衣主教都被传唤，有的遭到训斥，有的受到审判惩罚。“教皇在八天时间内的所作所为，”威尼斯大使描述说，“令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他颁布法令，禁止买卖圣职，减少开支，遏制销售特许状和赎罪券的行为，只任命合格的神职人员担任有俸圣职，且一人只能担任一个职位，因为在他看来，有俸圣职应该从教士中选拔任命，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每次做出努力之时，都会有人告诉他说，这样做将会使教会倒闭或者削弱教会的影响力。他只有两位侍从，并因为不会讲意大利语而难以与外界沟通，并且由于对艺术和文物缺乏兴趣而受到人们的鄙视。他与意大利人格格不入，更无法让他们接受自己。他给德国议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对路德教派进行压制，这也是沃尔姆斯会议所颁布的法令，但根本就没人理会。与此同时，他坦承，在罗马教会里，“神圣的事物遭到亵渎和滥用，戒律法令屡屡受到践踏，一切都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这种言论更疏远了他与教廷的关系。面对公众的抗议和示威、讽刺性雕像、墙上侮辱性的涂鸦、官员的排斥态度，阿德里安发现这个充满问题的体系实在根深蒂固，令他难以撼动。他悲伤地承认说：“在这样一个年代，我的各方面工作都被安排好了，我个人的努力又有什么作用呢？”1523年9月，担任教皇仅一年零两周并积极行使职责的这位局外人，在彻底失望中去世了，没有人对他的离去表示哀悼。

罗马又恢复了正常。谨慎小心力求周全的红衣主教团选出了另外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红衣主教朱利奥。他刚愎自用地选择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克莱门特七世，作为自己的教皇称号。而这个名字，正是分裂活动中第一位伪教皇的名字。新克莱门特统治的时期可谓灾难重重。新教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德国各州从黑森到不伦瑞克，从萨克森到勃兰登堡，逐一签署了路德告白书，宣布脱离罗马，不听从国王的命令。经济利益与教义对他们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他们通过没收教会的财产，取消教皇税收来获得经济利益。而对于教条的争执，则反映了茨温利和路德之间的争吵，从运动开始就迷雾重重。与此同时，丹麦教会几乎脱离了罗马，而瑞典则一步步对教义进行了革新。1527年，亨利八世不顾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要求教皇撤销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这令克莱门特有些左右为难，因为凯瑟琳毕竟是查理五世的姑姑。否则，他可能像他的前辈那样，早就果断做出了决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验往往比原则更为重要。但是，查理五世既是帝国君主，又是西班牙君主，似乎比亨利八世更加可怕，于是教皇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同意这一离婚诉求，其理由，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尊重教会法规。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并因此丢掉了英格兰。

据教皇事务部披露，克莱门特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能够胜任教皇职位。学富五车、雷厉风行的下属圭恰迪尼写道，他在处理事务时有些胆小怯懦，优柔寡断。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从不施以小恩小惠，也不贪恋他人的财产，令罗马人牢骚满腹”，对他颇为失望，这样一来，他就缺少了广泛的支持。由于深感任重道远，他总是“郁郁寡欢，愁云满面”，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他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每一个选择都被证实是不明智的，而每一次冒险结果总是适得其反。韦托里写到，他“从一个伟大而卓著的红衣主教，变成了一个卑微渺小、遭人鄙视的教皇”。

现在，法国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剑拔弩张，对抗激烈。克莱门特试图按照意大利以往的做法，坐山观虎斗，但结果不仅失去了双方的信任，而且无法与其中任何一方建立可靠的联盟。1524年，为夺回米兰，弗朗西斯再度发动战争并旗开得胜，尽管克莱门特最近与帝国签署了协约，但鉴于法国一开始赢得了胜利，他被迫与其签订秘密协议，以便让法国承诺尊重教皇国及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而后者是克莱门特首要关心的问题。在发现教皇的欺诈行为后，查理发誓要亲自去意大利，“向那些伤害我的人，尤其是那个愚蠢的教皇报仇雪恨”。第二年，在决定性的帕维亚 [25] 战役中，拥护神圣罗马帝国的西班牙人打败了法国并俘虏了法国国王。得知这一消息后，克莱门特与帝国皇帝达成新的协议，同时还暗中希望法国在不久以后能够东山再起，从而重新建立平衡，好让他再次在两者之间腾挪斡旋。他似乎在保持忠诚的过程中没有看到有利条件，而在背信弃义时又没有看到不利因素，只是在动荡的命运中做出瞬间的决定。

一年后，查理将弗朗西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者答应除割让勃艮第外，还要放弃所占有的米兰、热那亚、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在意大利的一切领地。骄傲的法国国王根本就不可能信守这一承诺，尤其是让他回到法国的土地上以后，就更加不可能了，他也确实没有信守承诺。在重新夺回王位之后，他向克莱门特伸出了橄榄枝。尽管过去有过引狼入室的经历，但此时的克莱门特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将教皇从西班牙阴沉的大手中解放出来的机会。不过，他把弗朗西斯当作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所建立的神圣同盟中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拿起武器与皇帝对抗，而同时又不用担心因失信而受到谴责。不用说，意大利各城邦国都参与了所有这些协定，当双方交战时，它们都毫无疑问地遭到猛烈打击和无情践踏。

到1527年，意大利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免于遭受悲惨的命运，到处遭遇抢劫，饥荒肆虐，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旅行途径伦巴第大区的两位英国公使报告说，“以盛产谷物和葡萄著称的优美乡村现在如此荒凉破败，以至于所到之处地里根本就看不到人，没有任何生机和活力，只有在较大的村庄才能看到五六个人凄惨悲凉地生活着”，而在帕维亚，有的孩子在大街上嘤嘤啼哭，有的则早已饿死，惨不忍睹。

由于克莱门特的误判，罗马现在即将陷入战争的旋涡。由德国雇佣兵和西班牙联合组成的帝国军团，在法国叛徒波旁公爵（Constable de Bowrbon）的指挥下，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去打击神圣同盟并要占领罗马，俘虏教皇，抢先法国一步占得先机。事实证明，早已力不能支的法国并未信守承诺，在那一年没有派遣军队到意大利援助教皇。与此同时，也可能在查理五世的暗示下，亲帝国的科隆纳党在红衣主教蓬佩奥·科隆纳（Pompeo Colonna）的带领下在罗马发动了起义。科隆纳野心勃勃，对美第奇家族仇恨无比，计划致克莱门特于死地，然后通过武力手段迫使红衣主教团选举自己为教皇。他率领的入侵者大肆破坏，屠戮同胞，洗劫梵蒂冈，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但他们没有抓到教皇，因为后者已经通过亚历山大六世时期为紧急情况所建的秘密通道逃到了圣安杰洛城堡躲了起来。科隆纳的一些手下穿上教皇的长袍，在圣彼得广场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以示对教皇的嘲讽。然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入侵者撤出了罗马；随后，教皇明显是为了要开脱自己的责任，违反协议并召集了足够的人马将科隆纳的财产全部销毁。

科隆纳的突袭行动让克莱门特意识到，没有必要组织防御。他还是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机关算尽，与代表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大使以及诸多国家签署了条约，但这些条约由于语义模糊，根本无法遵循，最后都无果而终。假如他与盟友协同一致，采取刚毅果敢的行动，早就在伦巴第大区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因为这些敌人不过是一群散兵游勇，不仅彼此敌对、无法无天，而且没有报酬，经常饥肠辘辘。他们的指挥官曾许诺，只要能打到罗马和佛罗伦萨，他们就可以尽情掳掠，瓜分丰厚的战利品，他们这才得以凝聚在一起。但问题在于，神圣同盟能够支配的力量也强不到哪里去，同样是一盘散沙，明显缺乏领导。在西班牙正统观念中长大的查理五世不愿进攻罗马教廷，以对方为其军队支付6万达克特为条件，同意休战八个月。这个推迟掠夺计划激怒了众人，部队发生叛变，向罗马开进。他们一路向南，沿途受到费拉拉和乌尔比诺公爵的热情款待，因为两人在美第奇家族担任教皇时都曾遭受不公正对待，此番作为报复，他们不仅向这支军队提供食物，而且让其畅通无阻。

帝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深知手下的士兵一旦到达不朽之城，将如脱缰猛兽一般残酷而野蛮，因而为此有些惴惴不安。但令他们诧异的是，一路上竟然没有看到防御迹象，没有收到任何谈判的提议，他们发出的最后通牒也没得到任何答复。此时的罗马士气低落；数千名武装人员中，能够组成一支队伍实施防御甚或是炸毁桥梁的不足500人。克莱门特似乎指望依靠罗马的神圣地位作为其防御的盾牌，不然就是因他优柔寡断而早已不知所措。“我们正处在毁灭的边缘，”一位教廷国务秘书在给驻英国大使的信中写道，“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悲惨状况无以复加。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只是在等待执行而已，因为这一天不会拖延很久。”

1527年5月6日，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摧毁了城墙，潮水般涌入罗马。接下来，在圣彼得大教堂所在地，在作为基督教中心达1200年之久的这座城市，人类野蛮的狂欢开始了。从野蛮的程度可以看出，罗马的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形象。屠杀、掠夺、纵火、强奸，各种暴行肆虐，无人能挡；指挥官们已经无能为力，而他们的总指挥波旁公爵早在第一天就被从罗马城墙上射出炮弹打死了。

在曼图亚档案馆发现的一份报告“用战栗的手”记录道，凶残的袭击者嗜血成性，“连石头都为之哀伤流泪”。士兵们挨家挨户掳掠，对反抗者一律杀害。妇女不论年龄大小全都遭到侵犯。尖叫声、呻吟声充斥在各个角落；台伯河上漂浮着大量尸体。教皇、红衣主教、教廷职员以及世俗官员赶紧躲入圣安杰洛城堡，在闸门落下之后，落在外面的一位红衣主教被人用篮子吊了上去。富人成为勒索赎金的对象，施暴者设计了野蛮的酷刑来逼迫他们出钱，如果拿不出钱来，就将他们杀死。教士、修道士和其他神职人员遭受了更加严酷的惩罚，修女被拖到妓院或在大街上卖给士兵。宫殿遭洗劫一空后被付之一炬；教堂和修道院的宝物也尽遭劫掠，各种文物上的珠宝首饰被剥下后全都损毁。为了找到更多财宝，入侵者连坟墓也没有放过，而梵蒂冈则被当作了马厩。档案馆和图书馆都被烧毁，书籍和档案散落一地，有的成了马匹的垫子。甚至一位科隆纳成员在目睹这一场景后都禁不住涕泣。一个威尼斯人描述，“罗马城里触目惊心的场景与地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雇佣兵中的路德教派对这一场景感到高兴，他们笨手笨脚地模仿罗马教皇的仪式，一人领头扮演教皇骑着一头驴子，其他人身着高级教士的盛大礼服，红衣主教的长袍和帽子，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行。第一轮屠杀持续了八天。随后的几周，罗马到处硝烟四起，未被掩埋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被成群的野狗胡乱啃食。入侵者占领罗马达九个月之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估计有2000多具尸体被扔进台伯河，9800多人被埋葬，掠夺的物品和赎金价值估计三四百万金币。他们将罗马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屠宰场”，直到瘟疫爆发、食物耗尽并导致饥荒，这群酒足饭饱的入侵者才撤退离开。

这也是对精神上至高无上权威的劫掠。公元455年曾侵入罗马的汪达尔人 [26] 是一群外国人和所谓的野蛮人，但这次入侵者都是基督徒，他们似乎对腐朽堕落的教会老爷们情有独钟，想要败坏他们的名声，因此才实施了此番暴行。特洛伊也曾经认为自己拥有神圣的金钟罩；罗马原希望神圣的地位能使其免遭涂炭，但当那一刻到来时却发现，神圣的光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有人都相信，此番劫掠实则是上苍对教皇及教会机构所犯世俗罪恶的惩戒，也几乎没有人质疑祸起萧墙的看法。侵略者对此深表赞同。帝国军队代表对洗劫罗马的行为深感震惊，担心查理五世会由于“对天主教及罗马教廷所实施的暴行”大为不满，于是就给他写信说，“事实上每个人都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对罗马教廷的暴政和混乱所做的判决”。红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是多米尼加将军，拉特兰大会上的革新派发言人，并作为教皇特使在德国与路德打交道，他说，“我们本应维护这个世界上的公平正义，但现在我们已经腐烂不堪，除了外在的仪式外，我们已经一无是处了。”

克莱门特所受的屈辱还不止于此。他不得不接受胜利者强加的条款，并在赎金凑齐之前一直被囚禁在圣安杰洛城堡中；而与此同时，得知教皇已无力回天的消息后，佛罗伦萨立即将美第奇统治的代理人驱逐出境，并重新建立了共和国。另外，有舆论反对囚禁教皇，认为这有辱教规，因此查理五世叫人打开了圣安杰洛城堡大门。伪装成商人的克莱门特被护送到奥维多（Orvieto）的一个简陋住所避难，仍然希望法国能够前来为他平反。第二年，弗朗西斯真的来了，带领大军直扑那不勒斯。但这一次他再次被打败，并再次被要求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全部诉求。如此一来，教皇被迫与现在已经是意大利毫无争议的统治者的查理五世达成协议。饥寒交迫、贫困潦倒的克莱门特一路睡着稻草铺来到博洛尼亚，以期达成尽可能于其有利的协议，但如今他已经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被迫加封查理为西班牙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并加冕他为皇帝。作为回报，查理将向他提供军事援助，以恢复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有一件事他还是没有妥协：作为教皇，他仍然保留权力，拒绝按照查理的要求对教会大会进行改革。这其实是基于他的个人原因——他是朱利亚诺的私生子，利奥十世曾为他担任主教扫除了教规上的障碍，但那也只是权宜之计；现在，他担心一旦自己的身份曝光，就有可能会失去担任教皇的资格。

此后，克莱门特的主要活动就是用战争夺回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帝国军队曾经洗劫罗马，并围困生他养他的城市，他在坚持十个月之后被迫屈服了；而现在，这支军队中的丧心病狂之徒又加入了此次行动。他就像当初利奥那样，为了家族的权力，对这一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美第奇家族的继承权问题让他心烦意乱，因为现在有两个家族私生子，其中一个是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身份都还难以确定。这样一来，他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应付新教的扩张，更不能认真地考虑教会的应对措施。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德国各州正式与教皇脱离了关系，形成了新教联盟。

据圭恰迪尼记载，教廷对克莱门特极端轻视，各国君主不信任他，佛罗伦萨和罗马人对他讨厌至极。就这样，在各方的羞辱中，克莱门特死了。佛罗伦萨人点起篝火，欢呼雀跃；而罗马人认为他应该为劫掠负责，因此罪有应得。他们将他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砍去头颅，肢解了躯体，并用一把剑插入他的心脏。

罗马遭受的劫掠令人胆战心惊，但显然这似乎也是一种惩罚。新教的分裂并没有对教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人们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看清过去所走过的路。罗马教皇更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弊政。在克莱门特的继任者保罗三世（前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担任教皇的中途，也就是路德公开表示决裂后不到30年时间，教皇于1544年召集了特伦特大会，从此就恢复“失去的宝贵财富”开始了长期艰苦的工作。

从文艺复兴时期六位教皇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愚蠢行径的根源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对权力的态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行为，都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对他们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当然每个时代的每个人也都是这样，但就该时期的教皇们而言，这一影响尤为明显，因为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统治阶级实际上受到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教皇在对外关系中、在政治斗争中、在教义传播中、在礼仪举止中、在人际交往中的种种行为都由当地传统风俗文化要素所决定，而现在，他们希望将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淘汰掉，以便遵循一套亘古不变的原则。

教皇们愚不可及的地方在于，他们对适得其反的政策孜孜以求，以至于摒弃了政治或宗教方面稳定的抑或统一的政策，不然，他们早就改善了自己的处境或者遏止了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他们对在自己周围逐渐形成的情绪和态度置若罔闻，对各种趋势和动向视而不见，这是他们最为突出的愚蠢表现。他们不肯倾听不满言行，对由此引发的反对观点漠不关心，对质疑的声音无动于衷；他们的不端行为令人愤懑沮丧，他们的弊政陋习让人怒火中烧，但他们毫不在意，依然愚蠢而固执地维持现有的腐败制度。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制度，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是这个制度的产物，而且还要依赖这一制度而生存。

他们毫无节制的奢靡之风，一心追求个人利益的做法，是第二个同等重要的主导因素。有一次，当有人责备克莱门特七世把教皇的世俗权力放在第一位，而将“包含基督教和平的真正的教会福祉”放在次要位置时，他回答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可能早就被洗劫得一毛钱都不剩了，根本就“无法找回我自己的任何东西”。这可能是六位教皇共同的借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睿智地认识到，作为教会领袖，除了“自己的”追求以外，还有更伟大的任务。当私人利益被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当个人的野心、贪婪和对行使权力的蛊惑决定政策导向时，公共利益必定荡然无存，这一点，在从西克斯图斯到克莱门特持续不断的疯狂行动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教皇之间的承继关系也造成了更为深远的危害。六位教皇中的每一个人都一成不变地传递着对教皇职位的看法。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尤其尤利乌斯更是如此，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罗马教廷，作为教会的中枢神经，就是超级提款机。在这60年期间，从未有人对此表达过深刻的质疑，也没有人得到启迪和教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行为被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时代都存在自私自利心理，但一旦有人用这种心态主导对国家或教会的管理，愚蠢行径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第三个愚蠢表现是，他们幻想自己将统治千秋万代，认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永远不可侵犯。在位教皇总是认定教皇职位永世长存，如果有人胆敢挑战他们的权威，他们能够通过宗教裁判所、逐出教会甚至火刑等方式将其压制下去，在过去千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认为唯一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大会形式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只需稍加防备或适当操纵即可高枕无忧了。六位教皇从来没有劳神去了解抗议活动发生的原因，从不承认自己脆弱不堪或已经众叛亲离。上帝任命他们来管理教会，但他们却鼠目寸光，处心积虑为自己攫取利益，刚愎自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使命感，他们没有为广大教徒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宗教引导，他们没有为基督教世界履行任何道德方面的义务。

所有的愚蠢行径都有下述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三个最突出的态度：对选民日益不满的情绪视而不见；把强化自己的权力当作他们的第一要务；总是幻想自己的地位如铜墙铁壁般牢不可破。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而言，周围的环境滋生了他们的这些意识，而他们的欲望也因此愈加膨胀，不论何年何月，所有这一切在统治者身上总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1] 6任教皇中有5个意大利人，一个西班牙人；不包括只在位26天的一位教皇和在位不到两年的外国人。——原注

[2] 阿维尼翁（Avignon）：法国东南部罗纳河畔的城市。1309—1378年间为教皇所在地，1378—1417年间为几位伪教宗所在地。

[3] 博基亚家族：意大利家族，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十分有影响力，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恺撒和女儿卢克雷齐娅，是宗教、军事和政治领袖。

[4] 美第奇家族：历史上一显赫的意大利贵族家庭。

[5] 罗曼诺夫王朝指的是1613年至1917年统治俄罗斯的王朝，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俄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该王朝时期，俄国由东欧一个闭塞的小国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强国之一。

[6] 达勒姆：英格兰东北部城市。

[7]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意大利政治家。

[8] 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约1433—1494）：欧洲中世纪佛兰德斯画家。

[9] 圭恰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10] 曼图亚：意大利北部城市。

[11] 费拉拉：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西南。

[12] 红衣主教团：罗马教皇的枢密院，选举教皇的继任者。

[13] 图尔：法国中西部一城市。

[14] 三级议会：1789年前法国的议会，由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代表组成。

[15] 达克特（ducat）：旧时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金币。

[16] 平图里乔（Pinturicchio）：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

[17]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以壁画闻名。

[18] 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德意志红衣主教、哲学家及科学家。

[19]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因极端不满时世的荒淫而欲图以一己之力匡正世风，最后被教皇用火刑处死。

[20] 提图斯（Titus）：古罗马皇帝。

[21] 原文用“她”指代教会，为符合中文习惯改成它。——编者注

[22] 《博洛尼亚协约》：罗马教皇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宗教事务协约。

[23] 巴纳姆（Barnum,1810—1891）：美国杂耍艺人，将马戏表演推而广之的美国杂耍艺人。

[24] 克努特（Canute，995—1035）：曾统治英格兰、丹麦、挪威及部分瑞典领土的维京国王。

[25] 帕维亚（Pavia）：意大利西北部村镇，濒提契诺河。

[26] 汪达尔人（Vandals）：古代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公元5世纪侵入高卢及西班牙，于455年攻占罗马。

第四章

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

1.权力争斗路线不明

（1763—1765）

18世纪大英帝国在美洲大陆的自身利益无疑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要谦恭友善，另一方面还要殖民地人民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稳定的贸易往来，维护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收入。然而，在15年时间里，双方关系持续恶化，最终迎来了震惊世界的枪声。在这期间，一届又一届英国政府，对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熟视无睹，对人们的一次又一次警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伤害彼此关系的举措。无论这些举措在原则上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它们日渐深重地破坏了所应展示的良好意愿和自觉自愿的纽带关系，经由实践证明是非常荒唐和愚蠢的，因为，除非诉诸武力，否则这些举措根本就无法实施。只有仇深怨重的两方才会动用武力，因此即便武力能够成功，其代价也是相当巨大，得不偿失。最终，大英帝国在那片原本寂静平和的广袤土地上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

我们都知道，问题主要出在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上。在殖民地民众看来，议会是国家的而非帝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宗主国声称拥有这项权利，而殖民地拒不承认。该“权利”本质上是否存在，即便现在都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并且与这次调查的目的基本上是不相关的。利害攸关的，是身上流着英国人血液的一个精力旺盛、勤劳多产的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拥有广袤领土的帝国。作为当代的拉奥孔，埃德蒙·伯克 [1] 是不能回避的人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说，“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道义上讲，不论可能征收多少赋税，哪怕是所谓的宪法的任何原则，都无法与保留美洲的价值相提并论”。总之，尽管拥有这片土地的价值远远大于维护原则的价值，但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而牺牲了可能达成的结果，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是政府最为常见的愚蠢行径之一。

1763年，“七年战争”以英国大胜法国及印度结束，但这时麻烦也来了。随着法国割让加拿大及其腹地，英国拥有了俄亥俄河及密西西比河流域中辽阔的跨阿勒格尼平原，这里住着野性难驯的印第安部落和大约8000—9000名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法国人并未被完全驱逐出大陆，依然控制着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口，并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对新的领土进行管理和防御，意味着英国除支付国债利息外，总体支出也将增加，而战争的花费已经翻倍，从7200万英镑增加到了1.3亿英镑。与此同时，财政预算也上升了10倍，从1450万英镑增加到了1.45亿英镑。

战争胜利后，首要问题就是在北美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力量，防止印第安人制造麻烦和法国人东山再起；同时还要从殖民地征税，用来支付对殖民地的管理和防御费用，英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就在英国要建立常备军的消息开始流传时，那些政治上颇为敏感的殖民者立刻就警惕起来，因为在18世纪人们的思维中，这是建立专制政体最为直接的表现。他们认为，由于解除了来自法国的威胁，英国人现在怀疑他们心怀不轨，想要摆脱英国的枷锁，因此，他们相信祖国正在计划“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以保护我们作为幌子，其实是要监视制约我们”。正如另一位殖民地人士所写，让他们“处于适当的从属地位”。尽管有些英国人肯定会这么想，但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像整日提心吊胆的美洲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从国内政府的态度来看，与其说害怕殖民地叛变，倒不如说担心殖民地会继续有这种倔强易怒的心态，不能让殖民地对他们自己的防御袖手旁观，因此，现在需要采取措施让殖民地承担相应的防御任务。

一听说英国要对殖民地征税，北美大陆民众同仇敌忾的情绪比听说要设立常备军来得更为强烈。到现在为止，几个殖民地都是由他们自己的议会投票拨款支付地方政府的运行费用。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关税对贸易进行调节，除此之外，并未对美洲殖民地的大城市征税，这样一来，就让殖民地民众逐渐认为，英国并没有这种“权利”。殖民地人士知道，英国有一条原则——无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他们抵制英国政府对他们征税，从而做出了对任何新的赋税都会有的普遍反应：我们不会缴税。虽然承认效忠于英国国王，但殖民地认为他们不受英国议会制约，并且他们的议会与英国议会具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双方对这种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均没有明确的表述，这样一来，他们彼此都得过且过，免不了磕磕绊绊，但也没有任何人对其中的规则了然于胸；然而，一旦有人提出要对殖民地征税，就像要建立常备军那样，殖民地民众马上就会提出谴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违背了他们的自由权利，意味着暴政悄悄来袭。这就埋下了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在此，需要提及一下本篇文章的界限、范围和风险。作者在下文中不想为了文章构架平衡而再次描述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过程，因为这方面的文章早已卷帙浩繁了。我的主题范围较窄：描写英国方面所做出的愚蠢行径，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始终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美洲人有些反应过度，有时误入歧途，偶或争吵反目，但总体上，他们的行动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并基本保持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愚蠢行径就是违背自身利益的话，那么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必须循着英国的脚步去一探究竟。

关于英美关系，第一件要说的事情便是，尽管英国一直认为殖民地对于自身的繁荣昌盛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却很少考虑它或关注它。虽说美洲问题一度变得尖锐，但除了废除印花税法而掀起的短暂风暴之外，在双方真正爆发敌对行动之前，它始终没有引起英国政坛的严重关切。吸引各方广泛关注的甚嚣尘上、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派别游戏，是执掌政权，是操控形形色色的关系，是建立或打破政治联盟。总而言之，比任何其他问题更为急迫、更为重要、更为热切的，是谁上台谁下台的问题。在没有固定政党的情况下，政府组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个人运作。霍兰（Holland）勋爵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侄子，他写道，在乔治三世担任国王的最初12年里，困扰英国政坛的“议会中的阴谋诡计只不过是为了获得权力和国王的宠幸而进行的斗争，与英美和英法战争所涉及的政策和原则等重大问题相比，却引起了更多个体之间的腥风血雨和深仇大恨”。

第二个利益是贸易。贸易被看成是英国繁荣的血液，对一个岛国而言，它代表了世界的财富，决定了国家的穷富。当时的经济理念（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认为，殖民地在贸易中主要是作为原料的来源和英国商品的市场，永远都无法承担生产制造功能。这种共生关系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根据这种定位，殖民地农产品出口到英国进行加工，然后再次出口到国外市场，大约有30条航海条例以及贸易理事会对此进行规范管理，由英国政府直接负责，目标明确、组织严密、运作专业。在航海条例的约束下，殖民地商人和船长连马蹄钉这样的商品都不能出口，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无休止的战争中，他们又不能与敌人进行贸易，因此不得不频繁走私劫掠，规避或无视关税，结果英国财政部一年在殖民地收到的税收还不到1800英镑。1763年《巴黎条约》签署之后，情况有所改善，入不敷出的财政有了增加收入的希望。

即便在“七年战争”结束之前，就有人曾试图增加对殖民地征税的力度，但这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愤怒的呼号，这些呼声成了未来抵制税收的口号。为了强制征收关税，英国发布了《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或称“搜查令”，允许海关人员进入私宅、商店和仓库搜索查缉走私品。波士顿的商人们像所有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一样，靠偷逃关税进行贸易活动为生，他们请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担当律师，在法庭上对上述搜查令提出质疑。他在“滔滔不绝的雄辩”中对规避关税行为进行辩护，并阐明了殖民地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无代表权的征税行为就是暴政”。任何听到奥蒂斯这番言语的人，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其实从那时起，美洲已经发出了有事情要发生的信号。

这一说法并非是奥蒂斯的发明。殖民地总督中有很多英国政府的委托人，他们没以为殖民地各州有过或竟会有政治见解；而非英国本土委托的总督则非常清楚，美洲殖民地对任何外部力量施加的税收都极为反感，并早在1732年就说，“议会会发现，将这样的法案付诸实施绝非易事。”对于当时的首席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爵士来说，迹象已经非常清楚。当有人向他建议对美洲征税时，他回答说：“不！这一举措对我来说实在太危险了；这个问题留给我的继任者来解决吧。”“七年战争”期间，殖民地并未慷慨大方地提供人力财力支持战争，因此对殖民地征税的提案日渐增多，但议会一个都没有采纳，因为一旦这样做，就很容易疏远脾气暴躁的粗野乡民，当时的英国政府不敢冒这个风险。

奥蒂斯发出呼吁后的六个月，英国司法部长在伦敦裁定，《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对于执行航海条例是合法的，这于是开启了一连串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结果，因为疏远了与美洲殖民地的关系而花费的成本远远超过了随后征收的关税和罚款的收入。

在此期间，带领英国赢得战争胜利的威廉·皮特 [2] 成了民族英雄，由他主导签署的1763年的《和平条约》由于让步太多引起分歧，遭到了强烈反对。他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喝，令整个下议院震撼异常，令部长们惴惴不安，最终，该协议还是以5票对1票的多数通过，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想要恢复到平时的开支，并减少土地税。不过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象。相反，被乔治三世选中用来替换皮特的比特勋爵，在战争问题上遭到否决后曾傲慢地离开，现在他在英国对苹果酒征收消费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就像在美洲施行的《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一样，该法案授权检查人员到生产场所参观，甚至与苹果酒厂的业主同吃同住，记录生产的加仑数。面对这种侵犯行为，英国人大喊专制，并举行暴力抗议活动，以致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平定苹果产区的骚乱。与此同时，远在威斯敏斯特的皮特深受激励，发出了他不朽的原则声明：“住在自己村舍里一贫如洗的农民可以蔑视国王的所有力量。他的农舍可能摇摇欲坠，也可能弱不禁风；但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唯独英国国王不能进。哪怕断壁残垣，哪怕荒草野蔓，国王的任何士兵都不能跨过农舍的门槛！”这就是皮特所发出的声音，要不是因为他极具悲剧色彩的性格缺点，他或许能阻止英国所有错误的决策。

没有人对苹果酒税的预期收益进行计算，因此在人们的憎恨情绪导致政府垮台之前，谁也不清楚这些收益能够弥补多少财政赤字。担任财政大臣的是一位杰出的放浪形骸的人物，弗朗西斯·达什伍德（Francis Dashwood）爵士，他将在不久后继任第15任勒迪本瑟男爵。他在经过改造的一所修道院中创建了臭名昭著的“地狱之火”俱乐部 [3] ，但他对财政事务并不擅长：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介绍说，他在账户方面的知识，也不过“局限于计算酒馆的账单”，而五位数字的账目对他而言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他似乎已经察觉到，苹果酒税不会给他带来荣耀。他说：“人们会指着我，大声哭喊着说，‘看啊，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差的财政大臣！’”

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贵族领主，在意识到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时，通常都感到苦不堪言。很高的社会地位格外重要，这一点在18世纪已经被从自耕农到国王的各个阶层所接受；那个年代的启蒙影响还并不广泛。乔治三世说得很清楚：“诺斯勋爵不能郑重其事地认为，像彭顿先生这样的平民能够阻碍一位伯爵的长子的仕途，毫无疑问，如果这一想法言之在理，我的平生所知岂不要彻底颠覆！”

然而，尽管社会地位使人能够担任政府职位，但却不见得令人信心满怀。在18世纪60年代，正是由于身份地位和身家财富，罗金汉侯爵和格拉夫顿公爵才担任了首相职位，里士满公爵成为国务大臣。甚至在担任首席大臣（那时还没有首相这一说法）时，罗金汉就很难站着讲话，而格拉夫顿则经常抱怨对工作力不从心。纽卡斯尔公爵在12个县都有继承地产，每年收入4万英镑，数次担任首席大臣，掌控政治上的任免权达40年之久，但他胆小怯懦、急切焦虑、猜疑嫉妒，并可能是有记录的唯一一位总是希望自己受到冷落斥责的公爵。在关键时期的18世纪70年代领导内阁的诺斯勋爵，经常提出抗议，连乔治三世本人都常常叹息，说他们责任重大，却力所不逮。

在罢黜令人讨厌的比特伯爵时，苹果酒税引发了最终的骚乱，因为他怂恿托利党主张王室拥有“特权”，因而涉嫌颠覆国王。他于1763年辞职，由皮特的内弟乔治·格伦维尔 [4] 取而代之。虽然苹果酒税法案明显失败，并在两年内被废除，但千方百计增加收入的政府随后将到美洲大地上尝试使用同样的征税方法。

乔治·格伦维尔51岁时就任首席大臣。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与那些一知半解的人相比，他勤勉好学；与那些唯利是图、心胸狭隘、自以为是、迂腐固执的人相比，他诚实可靠。他性情方面有点儿像经济学家，给自己制定了一条规则，把薪水存起来，只靠其他基本收入生活。虽然他有些雄心壮志，但似乎天赋不够。最知晓内情的霍勒斯·沃波尔认为，他“是下议院中最能干的人”。虽然他不是贵族，也不是贵族子嗣，但他通过个人的背景及家族势力，与在英国政坛一言九鼎的辉格党统治家族结下了深厚的关系。他的母亲是坦普尔人，通过母亲的关系，他的哥哥理查德继承了头衔，成为坦普尔勋爵；他的舅舅科巴姆（Cobham）子爵是斯托庄园的所有者，该庄园是当时最富丽宏伟的房产之一。乔治遵循传统的路径，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基督教堂接受教育，在皇家法律学院学习法律，并在23岁成为律师，在1741年29岁时代表其家族选区进入议会，此后一直任该选区代表直至去世。为了担任大臣职位，他孜孜不倦，致力于精通朝政要务，并在其姐夫皮特的庇护下担任过众多重要职位。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略个人婚姻大事，迎娶了位高权重的国务大臣埃格雷蒙特（Egremont）伯爵的妹妹。

这就是英国大臣的典范。他们来自大约200个家族，在1760年，这些家族有174位贵族。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在一起读书，彼此熟知，并通过堂表关系、姻亲关系、继父母、第二及第三次婚姻的兄弟姐妹等相互联系起来，迎娶对方的姐妹、女儿和遗孀，并不断交换情妇（一位阿姆斯特德夫人曾先后成为乔治·杰曼勋爵的情人、他的侄子多塞特公爵的情人、德比勋爵的情人、威尔士亲王的情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情人，最后嫁给了福克斯），相互任命职位，为对方谋得职位或养老金。在1760—1780年期间担任高级职位的大约27个人中，有20人是伊顿公学或威斯敏斯特公学的校友，然后有的继续到牛津大学基督教堂或三一学院，有的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或国王学院继续学业，大多数人随后又到欧洲大陆教育旅行。在这27个人中，有两位公爵，两位侯爵，10位伯爵，一位苏格兰贵族，一位爱尔兰贵族；有6名是贵族子嗣，只有5名来自平民家庭，其中就包括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皮特，还有3位通过律师途径成为上议院大法官。作为国内唯一面向贵族子嗣和平民绅士开放的专业教育（当兵服役和成为神职人员无须经过培训），修读法律是有雄心抱负的人士通往上层权利的途径。

拥有舒适地产的贵族及其他土地所有者每年从租金账簿、矿山及物业资源中获得的收入可达1.5万英镑或者更多。他们管理着庞大的家庭、农场、马厩、狗舍、公园和花园，招待无数客人，雇用大量的仆人、马夫、猎场看守人、园丁、田间劳作的工人及手工业者。除了那些公爵以外，在这期间身居高位的最富有的人是罗金汉侯爵，他每年从约克郡、北安普敦郡和爱尔兰的物业所获得的收入大约有两万英镑。他住在英格兰最大的豪宅里，娶了一位女继承人，拥有3个议会选区、23名文书、5位礼拜堂牧师，自己还担任约克郡西赖丁区及约克市的首席治安长官。

为什么拥有财富、特权和巨额房产的人要进入政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管理政府是他们职责所在。地位高责任重的思想来源于封建义务，一开始，贵族不得不在国王的顾问团中任职，并长期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作为地主和治安法官行使管理职能。管理活动与领土所有权相辅相成；这是士绅的职业，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的义务。在1761年的选举中，有23位贵族长子进入下议院，其中只有两位年龄还不到26岁，这是他们在满21周岁后能获得的第一次机会。

另外，身居高位，享有俸禄，使他们得以供养自己的家属。因为按照规定，财产只能由长子继承，因此私有财富很难养活小儿子、侄子、贫困的表兄弟以及品学兼优的家臣。“职位”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家属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除了学习法律之外，士绅们没有其他经过培训可以从事的职业。通过任命权以及在朝廷的关系，大臣能够照顾自己的亲属。职责不清、薪水微薄的闲职倒是数不胜数。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在前任君主统治时期是一位说一不二的大臣，他有三个儿子，包括贺拉斯。他让他们分别担任交易所审计员、引导员及议会书记员，其中两个儿子还共同担任海关收税员。乔治·塞尔温是一位追求时尚的浪荡公子，同时也是公开绞刑的行家里手，被任命为巴巴多斯大法庭的登记员，但他却从来没有去过该岛。从美洲海关获得的收益杯水车薪的原因之一便是，被任命去担任收税员的那些人，往往自己在英国国内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将具体工作交由那些报酬微薄的人员去处理，而这些人经不起诱惑，很容易就被收买。

不只是任免权，无论在哪个时代，不论舒适安逸还是穷困潦倒，权力和地位的诱惑始终令人神魂颠倒。谢尔本伯爵作为当时一位聪明睿智的大臣，曾清楚地表示：“我认为，职业的唯一乐趣并非获取利益，而是根据适合我的地位和能力做出恰当的行动，而我就是这么做的。”18世纪英国的贵族们与其他人无异，难以抵制各种诱惑；即便是像纽卡斯尔公爵这样对自己职位满怀敬畏的人，正如霍勒斯·沃波尔所言，也“对炙手可热的权力趋之若鹜”。他们年纪轻轻就进入政府部门，对所要履行的义务大多没有丝毫的准备或训练，因此一旦碰到困难就可能焦躁不安或烦闷无聊，一年之中通常有一半时间回到他们的家乡沉醉于声色犬马，混迹于赛马养育场和猎场，纵情于山水风景。不论在哪个群体中，个人的性情和能力都各不相同：有的人尽职尽责，有的人疏于职守；有的人自由豪放，有的人保守反动；有的人吃喝嫖赌，有的人谨言慎行；有的人骄横跋扈，有的人文质彬彬；有的人懦弱无能，有的人精明能干。但总体上，他们看待政府的态度不够专业。诚然，政府不是一个职业，单这个想法就会令那些身体力行之辈震惊异常。社交娱乐往往是第一位的，剩余的时间才用来处理公务。无论是召开内阁会议，还是处理不定期出现的杂乱无章的事务，通常都是利用晚餐时间在首席大臣位于伦敦的宅邸中进行。人们并非总是有强烈的责任感，但谢尔本勋爵却不同，他有一次深表同情地对一位同事说，让卡姆登勋爵和格拉夫顿公爵“屈驾（到伦敦来）发表一通无关痛痒的意见，在内阁中以多数票否决你的议案”，实在有些发人深省。

当赌博成为时尚的宠儿，当女士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家中招徕牌局，当男人们在布鲁克斯通宵达旦为纸牌投注巨资，或就明天是否下雨或者下周歌剧演唱者姓甚名谁等毫无意义的问题赌个你死我活，当财富如流水般消失，债务已经司空见惯，那么身为大臣的这些男人们怎么能够调整心态去处理供应账单上、税率表上以及国债报告中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呢？

高贵的出身没有培养出政府管理中的现实主义。在家里，一句话或一个手势，仆人就能代为完成任何工作。在无所不能的布朗或另外一名景观设计师看来，波浪形的轮廓比平地更有观赏性；于是他们就开挖出湖泊，创造了远景，并种上了一排排的树木；从湖边到房子，到处都是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青草坪。设计师的规划图被中间的一个斯托村打乱了，于是所有的居民都搬迁到两英里之外的新房中，原有村庄被夷为平地，犁过之后栽种了树木。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负责英国军事行动的大臣乔治·杰曼勋爵，出生于萨克维尔，在诺尔之屋（Knole）长大，这处房产归他家族所有，有7个院落，高低不一的各式屋顶，从远处望去宛如一个小镇。在他童年时期，他的父亲一口气种下200棵梨树、300棵海棠、200株樱桃、500棵冬青、700棵榛子树，另外又种了1000棵冬青作为果菜园的屏障，还在公园里种了2000棵山毛榉。

兴致趣味也并非全都局限于户外活动和俱乐部。中学和大学的教育理论上说会让他们了解到拉丁古典和一些希腊文化，而到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艺术，可能偶尔还会买些绘画作品和古典雕塑带回家里。旅游目的地通常都会包括罗马，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时代以来，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罗马政府“可能是最为糟糕的政府，”一位英国游客写道，“在全部人口中，有1/4是牧师，1/4是雕像，1/4无所事事。”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英国的统治者们总能够通过雇用杰出人士担任顾问的方式，从他们狭隘的阶层之外寻求到忠告或建议。罗金汉在猛然间接替格伦维尔担任首席大臣之后，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缺点，非常睿智地选择了年轻的爱尔兰律师埃德蒙·伯克作为他的私人秘书。谢尔本勋爵雇用了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作为他的图书管理员和文学侍从，并为他提供房子和终身年薪。亨利·西摩·康韦（Henry Seymour Conway）将军，国务大臣及未来的军队指挥官，任命政治哲学家大卫·休谟作为他所在部门的副秘书长，并且经休谟的请求，他还为当时在英格兰的让-雅克·卢梭争取到了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康韦自己偶尔写点儿作品，并根据法语素材，改编并写出了一则喜剧，在特鲁里街上演。达特茅斯伯爵在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诺斯勋爵的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他是埃利埃泽·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的印第安人学校的首要捐助人，后来这所学校成为达特茅斯学院。他有18幅坐姿的肖像画，其中一幅由罗姆尼所创作；他积极为诗人威廉·柯珀提供赞助，为后者谋得一个闲职，寻得一处安静的房子，并在其精神错乱发作时悉心照顾。

尽管他们情趣高雅，但在这期间，上层统治阶级几乎没有拥有杰出思想的人。约翰逊博士宣称，在他看来，“只有两个人聪明睿智，鹤立鸡群”，这就是威廉·皮特和埃德蒙·伯克，但这两人都不是来自上层社会。皮特曾提出一个主观因素，他说，在他所认识的男孩中，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在伊顿公学的生活吓得屁滚尿流”。因此，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接受私人教育。苏格兰律师威廉·默里（William Murray）作为曼斯菲尔德伯爵，也是未来的首席法官和上议院大法官，他对普遍的精神状态具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他曾经尝试对其侄子——未来的罗金汉侯爵，在历史、演讲及古典文学的课程学习方面进行指导，但几乎徒劳无功。他在后者21岁时写信给他说，“你想要变得博学而英明，但你周围充满了愚蠢的诱惑和工具，你根本就不能提出比同龄人更为独特的见解；在你心怀不满的时候再去好好思考吧。”这就是1760—1780年的状况，环境使你无法变得明智，使你无法进行冷静的思考。但随后，这种让人明智思考的时期又有多少呢？

在这些年来，君临天下的年轻君主并没有受到多数人的尊敬。1760年，在21岁的乔治三世登上王位时，霍勒斯·沃波尔发现国王身材高大、器宇轩昂、“和蔼可亲”，但在和蔼可亲的背后又有令人心酸痛楚的一面。他12岁就失去了父亲，他的祖父乔治二世与他父亲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之间积怨很深，他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尽管这种现象在皇室并不少见，但乔治三世因为对父亲的孝顺而对祖父产生了深仇大恨，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乔治对所有曾经服侍过他祖父的大臣都心怀敌意，深信他所继承过来的王权如撒旦般邪恶，因此自己有义务从道德方面对其进行改善。他从小居住在莱斯特的宅邸中，家庭圈子狭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外部世界接触甚少，长大后固执己见，心胸狭隘，焦虑不安，常常自我怀疑。他喜欢回到自己的书房休息，他的导师沃尔德格雷夫勋爵报告说，他“在情绪不佳时往往郁郁寡欢”。他很少会做错事，“除非他把错误的当成了正确的事情”，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很难让他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因为他有不同寻常的惰性，并具有很强的偏见”。

病态的思维中产生的强烈偏见，对政府而言极其危险；如果这种情况与至高无上的权力结合起来就会更为糟糕。乔治在少年时代写过一篇关于国王阿尔弗雷德的作文，当阿尔弗雷德登上王位时，“政府中几乎所有人都是不称职的，且通常在履行职责时都极其腐败”。通过罢免那些屡教不改的人，对另外一些人进行“改造”，阿尔弗雷德利用全能的权力“提升了国家的荣耀和幸福”，将那些“骄傲自大、野心勃勃、谎话连篇的人的阴谋诡计一举击溃”。乔治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大臣们，也是这样制订自己的计划。他母亲曾经说过，“乔治，当个像样的国王”。他要实现母亲所说的话，必须将这个系统清理干净，恢复自己的正义规则。辉格党的那些地位显赫的大人物，通过无所不在的任免权，沾沾自喜地控制着朝堂上下。乔治从上任伊始，就致力于罢免这些辉格党人，并将官员任免权逐渐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在上个世纪的斗争中失去的王权专制主义，他的一系列举动自然说服了很多人。

乔治需要一个人代替他父亲的形象，他将目光集中在比特伯爵身上，并对其生发出一种神经质的崇拜和爱慕，其结果，注定并确实成为不切实际的幻象。之后，在他发现让他舒心的诺斯勋爵之前，他要么不喜欢，要么就鄙视每位首席大臣，要么就过渡到产生一种依赖；因为他有权在一定范围内任命或罢免这些大臣，他摇摆不定的心态也造成了政府的动荡。因为皮特曾经离开威尔士亲王的圈子，转而为乔治二世效劳，因此乔治称他“心肠歹毒”，是“真正的草丛中的蛇”，并发誓，其他大臣“如若忘恩负义，定会遭到惩罚”。他经常向比特坦白忏悔，说对自己有些不信任别人，做事优柔寡断，因而备受折磨，但与此同时，他也深信，自己秉持正义，这就使他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认为他的愿望是最好的，任何不同意他的看法的人都是流氓无赖。本着这样一种心态，他不可能去理解或者试着去理解桀骜不驯的殖民地的想法。

英国政府的一个弱点是缺乏凝聚力和集体负责制的概念。国王任命个人为大臣，这些人在奉行自己的政策理念时通常不与同事协商。因为政府是由国王组建的，要想担任某一职位，必须首先为国王效劳并获得他的青睐，而事实证明，在乔治三世手下工作要比在那些在国外出生的思维有些迟钝的第一批汉诺威人手下工作更加困难。在一定限度内，君主就是首席行政长官，任命尽管并不单纯取决于皇室的喜好，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大臣。首席大臣及其同事必须获得选民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没有一个政治党派，他们也必须赢得议会多数，以此制定和批准政策。虽然这一点已经不是问题，但乔治三世在其统治的第一个10年中想法总是飘忽不定，时常情绪化地行使选择权。结果，在各派系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种情绪化行为除了培养出个人之间的仇恨外，还往往导致政府动荡不安。也就是在这10年，英国逐渐培育出与美洲冲突的萌芽。

内阁就像是个铁打的营盘，成员不断变换，却没有明确的政策指明方向。内阁首领被称为首席大臣；自担任这一职位达20年之久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以来，反对使用“首相”这一头衔就成为一种遗产保留至今，主要也是担心权力重新集中到一个人手上，格伦维尔称这种做法“令人作呕”。就其行使的功能而言，该职位应该源于财政大臣。内阁成员由五六个人组成，除了首席大臣之外，还有分别处理国内及外交事务的两位国务大臣，负责法律的上议院大法官，以及枢密院议长。枢密院成员并不固定，主要由现任大臣、前任大臣及重要官员组成。海军大臣由于职位重要，有时也是内阁的核心成员，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陆军的战争部长不是内阁成员，其军需部长控制薪酬及补给装备，是政府各部门中最有油水的职位，但在政策委员会中没有代表。在1768年之前，没有哪个部门专门负责管理殖民地事务或执行与殖民地有关的政策。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殖民地事务由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负责；也是出于同样务实的考虑，一直与大洋彼岸的美洲保持联系的海军负责执行对殖民地的政策。

上议院初级议员、副国务大臣、委员会及海关特派员等负责日常事务，向议会提供建议并起草法案。这些公务人员，低至文员，都是通过赞助以及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任命的，连殖民地总督及工作人员和海军部在殖民地的官员也毫不例外。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统治阶级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一张无形的网，常常对政府的职能造成损害。这一点并非没有人注意到。纽卡斯尔公爵为了确保选票，曾请求海军上将乔治·安森任命一位不合格的议员作为他的参谋，在庆祝环球航行之后成为首席海军大臣的安森直陈这种行为对海军的危害，他说，“我现在必须请求诸位大人，你们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如果海军对各个选区频繁推荐的人选来者不拒，那么你们的舰队将会是什么情况”；“与在下议院失去选票的后果相比”，这种做法“对政府的危害更甚”。

在17世纪，历经革命、内战、弑君、复辟及第二次罢黜王权等残酷的斗争之后，议会终于赢得了凌驾于大臣和国王之上的权威。在外来的汉诺威家族的统治下，各方最后偃旗息鼓，度过了一段平静期，在这期间，下议院已经不再为了维护伟大的宪法的威严而争论不休。它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比较稳定的团体，其成员的席位取决于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由各家族所控制的“腐败”选区；他们用金钱操纵选举，政府用授予职位、给予利益以及直接支付金钱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关照，而作为回报，他们也在投票中积极支持政府政策。据统计，在1770年，下议院中有190位成员在政府中担任报酬丰厚的职位。尽管这一腐败的制度经常备受诟病，但由于其触角无所不及，人们也司空见惯，因此并没有人觉得有所不安。

议会成员并不属于有组织的政党，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他们来自不同地方、社会的不同阶层，经济状况也不同：乡村绅士，城市中的商人阶层；来自苏格兰的45名成员都是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依靠他们在海岛的收入生活，住在英国的家中。在下议院的558名成员中，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讲，成员们分为两种：各郡或县的骑士，其中每个县一般选两人；另外就是代表选区的自由民，这里的选区指的是根据宪章授权在议会拥有代表权的任何城镇。要成为骑士，必须拥有每年价值600英镑的土地，因此，只有富豪士绅或者贵族子嗣才有这样的实力。从利益方面与他们结合起来的是来自较小选区的成员，因为他们拥有的选民实在太少，所以成为收买的对象，或者因为他们微不足道，被当地大地主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一般选择依附于富豪士绅，因为后者能够代替他们在威斯敏斯特进一步提升权益。因此，拥有土地的富豪士绅或郡县派别是下议院中最大的团体，声称代表民众意见，但事实上，只有大约16万选民参与了他们的选举。

较大的城市行政区几乎都实行了民主普选，并举行了竞争激烈、粗暴吵闹的选举。最后当选的成员有律师、商人、承包商、船东、陆军和海军军官、政府官员以及在与印度的贸易中大发横财的商人。虽然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颇有影响力，但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少，几乎不超过8.5万人，因为在国家层面上的政党设法剥夺了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公民权。

据估计，大约有一半的席位可以通过赞助的方式进行买卖，诺斯勋爵在1774年换届选举时给财政大臣的指示中就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他是要通知控制着康沃尔六个席位的法尔茅斯勋爵，诺斯同意以每个席位2500英镑的价格由他提名填补3个席位；而且，“莱格先生只出得起400英镑。如果他要得到洛斯特威西尔，就得花费公众2000几尼 [5] 。加斯科因如果付1000英镑的话，应该会遭到特莱格尼的拒绝”；还有，“告诉库珀，对埃奇库姆勋爵的（5）个席位，你答应每个支付2500英镑还是3000英镑。我打算付给他1.25万英镑，但是他非要1.5万英镑”。

政治上的赞助人有时依靠上议院贵族通过家族团体的方式控制着多达七八个席位。上议院成员，尽管由于意见分歧针对某些问题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念投票，但一般而言，还是根据赞助人的指示协同行动。各县的骑士选举由于选民众多，任何赞助人都无法控制，还有三四十个行政选区并不是通过财产多少来控制的，因此这些骑士将自己视为乡村党。17世纪的保皇党在被中央政府流放后，遗留下的保守思想现在已经变得日益执拗。各县由于已经习惯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对来自伦敦的干涉极其反感，并在原则上藐视首都及王室，当然，这也与辉格党大臣们的支持不无关系。各县的成员，不属于任何党派，不追随任何领袖，不谋求任何头衔或“官位”，只为他们自己的选区服务，因此在投票时只考虑自身利益及他们自己的信念。一位约克郡的议会成员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在下议院一动不动地坐了12个小时，但我对此相当满意，因为从双方唇枪舌剑的争论中，我可以通过投票行使一些权力，清楚地表达我的意见”。只要有足够的票数，独立思考的人就能打败那些金钱游戏。

乔治·格伦维尔上任伊始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英国的财政偿付能力。由于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他现在能够将陆军从12万人减少到3万人；他还大幅削减船坞设施及维护费用，以牺牲海军为代价发展经济，但当需要以行动来检验时，此举就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他还准备通过立法对美洲贸易征税，也并非没有预料到所可能引发的抵触情绪。由于殖民地在议会没有代表权，因此一些代理或说客被保留在伦敦代表他们的利益，但这些人通常就是议员本人或与政府有联系的其他人。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是一名杰出的议员，也是一位商人和律师，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代理，还是格伦维尔的私人秘书。他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殖民地的任何朋友想要接触什么部门，我几乎都有渠道，但我并不清楚我所做的努力有多少是成功的。”他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种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伦敦的官僚及民众了解殖民地人民的心声。

除了杰克逊这个渠道以外，格伦维尔还定期与殖民地的总督及北方殖民地的海关总检察官保持通信，在他起草执行关税的法案之前，总要征求后者的意见。英国已经很久没有对美洲殖民地征税了，现在一旦强制收税，美洲人势必要进行抵制，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1763年11月，格伦维尔初步命令海关官员全额征收现有关税，马萨诸塞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 Bernard）在报告中说，这一命令在美洲引起“极高的警惕”，6年前法国逮捕福特·威廉·亨利（Fort William Henry）时都没有产生这样的后果。为郑重起见，贸易委员会曾被要求提供建议，即通过什么样的“让殖民地最易于接受、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才能让他们甘心情愿地为“文职人员及军事机构”的支出贡献力量。由于找不到让殖民地坦然承担重负的方法，而格伦维尔又早已下定决心，他们可能并没有期盼一个正式答复。

如果未来的麻烦并未令政府部门寝食不安，那是因为格伦维尔已经讲得相当明白，“没有人希望征税”，而且无论如何，他已经下定决心，美洲能够并且应该为它自己的管理和防御开支埋单。他的两个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和埃格蒙特伯爵，劝阻不了他。哈利法克斯勋爵在23岁时继承爵位，而他迎娶的妻子从她经营纺织品的父亲那里为他带来11万英镑的巨额财富。鉴于这些条件，他担任了皇室侍寝官和狩猎主管，以及其他一些有名无实的王室职位。后来，由于政治的风云变幻，他担任了贸易委员会主席，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成立之际，正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该省省会。人们认为他胆小懦弱但和蔼可亲，酒量惊人；由于患有早期衰老症，他在任职于其侄子诺斯勋爵的第一届内阁时去世，享年55岁。

在那个年代，大量饮酒往往令人寿命缩短，能力下降。即便是受到人们普遍敬仰爱戴的格兰比侯爵也难逃劫数，他在1766—1770年担任英军总指挥官，是一位拥有崇高品格的高尚士兵。霍勒斯·沃波尔曾说，“由于嗜酒成性，他在49岁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自己本身并不太爱喝酒，在1774年的大选中，曾抱怨在拉票期间不得不招待别人。一个下午来了8位客人，从3点待到10点，喝了“10瓶白酒、16碗潘趣酒，而每碗潘趣酒相当于4瓶白酒”，相当于每人喝了9瓶白酒。

格伦维尔的另外一位国务大臣埃格蒙特伯爵是他的姐夫，与他被称为“骄傲的萨默塞特公爵”的祖父十分相像，无能又傲慢。一贯冷酷无情的贺拉斯评论说，“他骄傲自大，用心不良，出身高贵……（但）既没有业务知识，也不具备在议会处理事务的能力”，可谓是个复合体，另外据说还不值得信任。他看不起美国人，但是就在《收入条例》的起草阶段，他因为暴饮暴食（根据沃波尔的说法）中风而一命呜呼，从而没有处理美洲事务的机会。

他的继任者是桑威克（Sandwich）伯爵，前后都担任过海军首席大臣，只是跟他在气质上有所不同。桑威克精神饱满，脾气温和，但腐化堕落，利用手中的海军任命权及供应补给谋取个人私利。虽然他既不是外行，也勤奋能干，对建立海军舰队热情有加，但他营私舞弊的积习难改，这令船坞建设成为丑闻，提供补给的人员欺上瞒下实施诈骗，所造船只也经不起风浪。而海军的情况在英国与美洲殖民地开战时暴露无遗，以致上下两院都对他投了不信任票。社交方面，他与达什伍德“地狱之火”俱乐部的社交圈过从甚密，整日沉迷于赌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因为忙于赌博而常常把肉片夹在两片面包中间食用，从而在西方世界流传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快餐，就叫三明治（Sandwich）。

在这些大臣们的支持下，议会紧锣密鼓地筹备收入条例，并在这种没有议会法案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1763年的公告禁止白人在阿利根尼山脉以西定居，将这些土地留给了印第安人。之所以发布这则公告，是因为凶猛的印第安人曾发动被称为“庞蒂亚克叛乱”（Pontiac’s Rebellion）的起义，战火从五大湖区蔓延到宾夕法尼亚各部落，他们还一度威胁要将英国人从该区域赶出去。因此，发布该公告的目的就是防止殖民地侵占印第安人的狩猎场所，防止再次激怒印第安人而发动战争，以此安抚他们的情绪。另外一次印第安人起义，除了要求增加英国可能负担不起的开支与之对抗外，可能只是向法国人施放的烟幕弹。上述动机的背后，是想要把殖民者限制在大西洋海岸，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进口英国货物；另外，防止债务人和探险者越过山脉，在美洲中心地带没有英国王权的地方建立定居点。由于这里远离海港，他们势必得自己生产制造必需品，那正应验了贸易委员会的可怕预言，“将对英国造成无穷的损害”。

但是，殖民者根本不欢迎公告，因为，为了获取利益，或者就像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为了获得横贯山脉的土地经营权进行投机，他们早就组建了股份公司鼓励并推动移民。对于那些焦躁不安的自耕农来说，这种干涉令他们非常气愤。经过一个半世纪艰难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将这一片片荒原开垦出来，这是他们用斧头和步枪所征服的土地，而现在，远在大洋彼岸由身穿绫罗绸缎的贵族所组成的政府说自己有权阻止他们占有这片土地，他们怎么能够答应呢？他们在公告中没有看到有关保护印第安人的条款，只有英国政府一系列腐败的计划，而根据这些计划，政府将大片王室土地授予国王宠幸的大臣。实际上，殖民者自己的志愿军在庞蒂亚克叛乱中与印第安人浴血奋战，战斗力远非英国红衣军团可比。

相互认识应该能够相互了解，而在同一战壕中并肩战斗能够锻造同胞情感，然而在“七年战争”中，常规军与各殖民地的地方部队之间的接触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在战争开始之际，他们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有好感，但在结束时，这种好景已不复存在。殖民地民众对英军的言行充满憎恨，因为后者谄上欺下，军官们不屑与殖民地同级军衔的军官协商，他们过分注意整洁、闪亮的仪容（英国部队每年使用6500吨面粉用来漂白士兵的假发和马裤），英军将最高指挥权延伸到殖民地地方部队，官兵普遍对殖民地军民颐指气使。在这种情况下，憎恨是很自然的，也是可预见的。

另一方面，英国对殖民地士兵不屑一顾，这是在那个年代最奇怪、最深刻也最伤害感情的误判，并由此导致了双方的冲突，而后者最终在法国的帮助下，迫使英军缴械投降。沃尔夫将军32岁时就攻占了魁北克，并战死沙场，成为英国英雄，他怎么能称那些与他并肩战斗的游骑兵为“宇宙中最糟糕的士兵”呢？在另一封信中，他补充说，“美洲人总体上是最肮脏、最可鄙、最懦弱的狗，你把他们想得多么坏都不过分……他们不会真正增加部队的实力，反而会成为挥之不去的负担。”所谓肮脏，肯定是将在丛林野地中摸爬滚打的游骑兵与带着白色假发的英国红衣军团相比而言的。鲜亮绚丽的外观已经成为欧洲军队的标准，成为人们判断部队好坏的基础。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爵士对游骑兵“评价很差”。而沃尔夫的继任者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将军则宣称，美洲人“非常不适合战争，并且对战争极不耐烦”。另外一些曾在美洲丛林和营地中看到过游骑兵服役的人，称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胆小怕事，缺乏士兵气概。这种判断在英国本土日益被放大，并逐渐演变为愚蠢的吹嘘，比如，国王的侍从武官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e）将军当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面就说，“只需带领1000名近卫步兵，他就能够从美洲一端行进到另一端，一方面通过武力，另一方面通过哄骗的方式，就能将所有男性阉割完毕”。

之所以出现致命的误判，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英国职业军人的部队服役经历与本土乡民不同，后者根据合约而由他们当地的议会招募起来，在一段的时间内、根据事先讲好的报酬和供应情况执行明确的任务。当所有这些条件不复存在时——这在所有战争中都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殖民地部队就会犹豫不前，拒绝履行义务，而如果他们所抱怨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往往不假思索，扭头回家，并不是一个人偷偷地开小差，而是集体正大光明地对毁约行为进行抗议。而轻骑兵、轻龙骑兵团和近卫步兵第一团沉浸在所属军团的自豪和传统之中，自然很难理解这种行为。英军指挥官试图应用战争规则和章程；殖民者都是顽强的平民军人，他们意志坚定地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们转化为正规军，并固执己见地拒绝英军指挥官的要求，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集体逃亡。就这样，人们从此认为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这种感受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作为英国国教的圣公会要在新英格兰建立一个主教辖区。由于宗教在鼓动人们的憎恨和敌意方面具有独特的能力，因此其前景颇令美洲人感到怀疑。对他们来说，主教就是暴政的桥头堡，是抑制良心和自由（这是新英格兰人体验最深、身体力行的东西）的工具，是通往罗马天主教的隐蔽大门，更是支持等级制度的新的税收来源。实际上，英国政府与教会不同，它并没有打算支持一个独立的美洲主教辖区。然而，“不要主教！”的呼声就像“不要征税！”或后来的“不要茶叶！”那样高亢有力。甚至因为《白松树法案》，英国海军的桅杆也成为冲突的来源。因为，为了将白松树留下来制作桅杆，该法案禁止砍伐高大的树木。

如果，在“七年战争”结束之际，英国能够赞成通过重组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的决议，并由此成立一个美洲部门来关注殖民地事务并进行不间断的管理，那么可能就已经平息了这些五花八门的争吵。时间紧迫；还有一大片新的领土需要被纳入；事实已经证明，殖民地形形色色的宪章麻烦重重。但需要并未得到满足。比特勋爵邪恶不公，随后又操控其同僚和对手，无暇顾及殖民地事务。帝国的各种棘手问题被留给了贸易委员会去处理，而仅在1763年一年之中，该委员会大臣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

《收入条例》于1764年2月提交给议会，其所包含的条款注定要带来麻烦。它减少了长期被忽视的对糖蜜所征收的关税，而该商品是新英格兰贸易的支撑，但同时要求强制征收每加仑3便士的新关税；涉嫌违反该条例的人不在普通法法院接受审判，而要去位于哈利法克斯的一个没有陪审团的特别海事法院，因为普通法法院的陪审团由不倾向于定罪的同胞组成，而该特别法庭的法官不容易被殖民地商人收买，这样一来，被告需要长途跋涉到那里为自己辩护。《收入条例》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在美洲募集收入，用于支付美洲的防御、保护美洲人民的政策开支”。这就是它的危险信号。然而，事实很明显，尽管美洲人会断断续续、或多或少地承认国王规范贸易的权力，但他们执意认为，除了他们自行收税以外，任何人都无权为提高收入而向他们征税。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他们怕贸易会一蹶不振，因为长期以来，在关税不过是空中楼阁的情况下他们还有利可图，而现在强制征收每加仑3便士的关税，则毫无利润可言了。

殖民地在英国的代理人早就指出，贸易下滑对英国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坚持认为，尽管商人可能会“悄悄地默许”两便士 [6] ，但是对糖蜜的关税如果超过每加仑1便士则令人无法容忍。在美洲，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议会早就对违反他们征税原则的“自然权利”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敦促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与他们一道，抗议“对这些殖民地的和平造成致命创伤”的行为。就像他们的钱袋受到真正威胁那样，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原则，因为他们相信，一旦接受了议会征税的先例，就等于打开了通往未来税收及其他不公平税款的大门。然而，在这一阶段，殖民地的意见并未被详尽地汇报给伦敦当局，或者，伦敦方面并未认真加以对待。

贸易委员会将关税定为3便士，议会于1764年4月颁布了《收入条例》（就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食糖法》 [7] ），只有一位出生在波士顿的名叫约翰·哈斯克（John Huske）的议员投了反对票。

议会宣布随后将出台《印花税法案》，上述《食糖法》带有始料未及的缺陷，不过目前尚未表现出来。这绝非意在折磨美洲人的可怕方案，只不过是英国多如牛毛的税收之一，但就一部《印花税法案》，就要对信件、遗嘱、契约、出售票据以及其他邮寄或法律文件征收赋税。在此之前，格伦维尔曾事先发出通知，因为他确实意识到议会对没有代表权的臣民进行征税这一权利存在潜在问题，他自己认为这一权利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他希望“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使之成为议会的一个问题。在那个疲于战争的年代，英国政府的一个前提便是，其所制定的政策要被广泛接受，不要去叫醒正在沉睡的狗，这也是各方永恒的“共识”。格伦维尔并不太关心殖民地的反应，他不想对看起来很可靠的议会造成干扰。他在《收入条例》中提请人们注意《印花税法案》，或许是希望通过颁布该法案来确立议会征收岁入税的权利，而同时又不引起轩然大波，或者他可能打算暗示殖民地要他们自行征税，尽管他随后的行动并未证实这一点。另外一个更加老谋深算的动机可能是，他非常清楚，这一公告将煽动殖民地的抗议浪潮，如此一来，议会就会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维护君主的权威。

呼声此起彼伏，甚嚣尘上，但当英国方面听到来自殖民地的呼声时，它已经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将国内每只熟睡的狗都唤醒的事件，也就是威尔克斯事件（the Wilkes case）。并不是约翰·威尔克斯转移了人们对美洲的注意力，因为根本就没有可以转移的东西。1763—1764年间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不切实际，措施本身也并不愚蠢荒唐，但是在制定这些措施时，政府并没有考虑到措施所实施的对象的素质、秉性以及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殖民者并不是一群头脑简单举止粗野的“原始人”，而是具有英国血统、意志坚定、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后代。本质上还是态度问题。不仅在行动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面，英国还是一派帝国作风，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统治者。而殖民地人民则认为自己与英国是平等的，讨厌来自英国方面的干预，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每一缕暴政之风都嗤之以鼻。

自由是那个时代最为强烈的政治诉求。人们不喜欢政府；虽然伦敦街头经常发生袭击和抢劫事件，但人们仍然极力反对建立警察部队。在1780年的戈登暴乱中，暴力活动猖獗，到处硝烟四起，哀鸿遍野，随后几天，谢尔本勋爵提出，到了建立有组织的警察部队的时候了。但人们认为，他这一提法只适用于法国的专制主义。而人口普查的想法更被指责为是侵入家庭私有领地，令人无法忍受。向收税员提供信息的行为则早在1753年就遭到议会某一议员的谴责，认为“完全颠覆了英国的最后一丝自由精神”。如果有任何官员要求他提供家庭及家人的信息，他会断然拒绝，如果该官员坚持己见，他将把他扔进饮马池。正是诸如此类的情绪，鼓舞并推动着人们对有关税收及威尔克斯事件迸发出炽烈的热情。

威尔克斯事件演变成为令人担忧的严重的宪法问题，对美洲而言该事件的重要性在于，美洲由此在“自由”事业中有了自己的盟友。因为由威尔克斯所描绘的议会权利与美洲的权利，都被视为自由问题，那些在该事件中反对政府的人后来成为美洲事业的朋友。约翰·威尔克斯本人就是议会成员，是一个机智而又粗俗的花花公子，因为恶言不断而臭名昭著。1763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北方英国人》中大肆抨击在“七年战争”中与法国签署的和解协议的条款，并攻讦国王乔治三世。随后他因为煽动性诽谤而被以一纸空白搜查令逮捕，囚禁在伦敦塔中。鉴于他拥有议会特权，首席法官普拉特（即未来的卡姆登勋爵）下令将其释放。政府以多数票将他驱逐出下议院，他逃往了法国。而在英国，他因为诽谤国王以及私下发表有关妇女的色情文章而被缺席审判。他以前的朋友桑威克勋爵在上议院坚持一字一顿地朗诵他的猥亵性文章。

这些关注证实了威尔克斯的罪行，他由此被宣判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无须再为这个人辩护的议会反对派齐心协力提出一项决议，宣称用空白搜查令逮捕威尔克斯为非法行为，就此引发了一场危机。该决议以14票的微弱劣势被政府多数派击败了，但投票结果表明，当议会意识到权利有可能被滥用的时候，赞助体制将变得脆弱不堪。国王怒不可遏，命令格伦维尔解除在皇室内府或政府部门任职的所有心怀不轨的选民的职位，这导致了力量日益壮大的反对派中坚力量的出现。乔治三世终究不是一位精明狡猾的政治家。

2.“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765）

1765年，乔治·格伦维尔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历史学家麦考利在号召建立历史的丰功伟绩时声称，人们直至“地老天荒”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写道，这项法案注定要“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并对全人类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他指责格林维尔没能预见到这些后果。这有些事后诸葛亮；可即便殖民地代理人也做不到这么先知先觉。但是当时英国人掌握的信息应该足够让他们预见到，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会坚决抵制这一做法，英国人将陷入严重的困境。

《伦敦纪事报》及其他几份报纸收到了从北美发来的报告并予以发表，这些报告讲述的都是殖民地人民如何痛恨《食糖法》，如何仇视《印花税法案》。在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抗议游行，每个州都坚决主张拥有自行收税的“权利”，认为议会没有收税的权利。命运多舛的马萨诸塞州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揭露了英国政府固有的荒谬立场，但他本人却将在他所管理的殖民地遭受本不应由他所承受的痛苦。他写了一本专著，寄给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他在这本专著中指出，收税行为实在荒唐之至，因为英国从与殖民地的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远比通过税收带来的收入要多得多；而收税这种恶意的行为，将会危及双方之间的贸易。哈钦森实在是一个悲剧人物，两面不讨好。在北美大陆，他受到诽谤中伤，而英国方面又不待见他，这使他很早就认识到了英国的荒唐行径。这一点在其他人看来也显而易见。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尽管美国人现在崇尚英国人的做事风格，模仿他们的风俗习惯，迷恋英国进口的商品”，但“接下来他们就会对这一切心生厌恶。贸易将要遭受重创，远甚于税收的损失”。他还加了一个竟然被英国政府奉为圭臬的观点：“你有权去做的事，不一定非得去做。”这句话实际上成为伯克后来的论点：当表述不合事宜时，则不必表述原则。

由于从北美殖民地向东横渡大西洋至少需要4到6周时间，而向西所需时间则更长，因此等到抗议的消息和请愿书到达伦敦时，格伦维尔已经在筹备《印花税法案》了。为了阻止这项法案出台，四位殖民地代理人急切地等待与他商议。他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理查德·杰克逊、下院议员兼马里兰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理人查尔斯·加思，以及新近从康涅狄格州来的贾里德·英格索尔。讨论的焦点在于用什么办法来替代向殖民地征税。格伦维尔问他们是否能说一说每个州打算增加多少税收，但几位代理人由于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无法做出回答。其实格伦维尔并非真要他们给出答案，他想要的只是议会从今以后拥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因此也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而对代理人们提出的关于税收额度的问题也故意含糊其词。

一开始还有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如果英国向殖民地征税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殖民地的防御经费支出（而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那么它可以并且应该让殖民地自行征税。殖民地也已准备好了对此做出积极回应。1764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请求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召开特别会议，授权殖民地自行征税，而不是坐等英国议会来征税。然而，总督尽管也倾向于这一做法，但却拒绝这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没有格伦维尔的具体要求，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宾夕法尼亚州也指示其驻伦敦代理人表示，如果英国按照正当的程序要求殖民地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收，该州也愿意提高收入。按照代理人查尔斯·加思的话说，“大多数殖民地已经表示，从今往后，只要宗主国有适当的要求，他们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殖民地也同样明确表示，反对英国议会直接征税。负责起草《印花税法案》的财政大臣兼下院议员托马斯·惠特利问殖民地代理人，美洲民众对征税可能会做何反应，他们回答说，这一做法既不合时宜也毫不明智。康涅狄格州的代理人英格索尔表示，在新英格兰殖民地，人们对征税行为忧心忡忡；那些家财万贯的绅士们早就说过，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他们就将携家带口移居他国。惠特利不为所动，因为他曾坚决地表示，“有些税收是绝对必要的。”他打算听取更多英国驻殖民地代表的意见，而罗得岛州的皇家总督史蒂芬·霍普金斯在一本公开出版的小册子《被考验的殖民地权利》中表示，“除非像其他自由臣民一样，由殖民地议会自行征税，否则陛下的美洲臣民坚决反对英国议会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罗得岛议会把这本小册子寄给其驻伦敦代理人，同时还将一份请愿书一并寄给国王，以表达该州的诉求。纽约州议会同样在给国王和议会两院的请愿书中表达了“最诚挚的恳求”，即除了必要的贸易管控，英国议会应该“把向民众征收所有其他税负应急的权力交给殖民地自己的立法机构”。

显然，由英国议会直接征税的做法势必遭到殖民地的坚决抵制。但是这一点却为人们所忽视，原因在于这些有决策权的老爷们视英国为君主，而视殖民地居民为臣民，并没有把美洲殖民地人民当回事。就连格伦维尔和他的同僚们自己都怀疑是否可以如此行事，因而想通过建立议会征用权的方式来获取税收。由于无视所有的负面影响，这件事最终成为弄巧成拙的典型案例。格伦维尔始终没有向殖民地下达“从今往后”可以自行征税的正式命令，反而因为拒绝了这项替代方案而开启了北美大陆独立革命的大门。

殖民地的请愿未在议会予以听证就遭到了拒绝，因为在英国方面看来，请愿所涉及的是一项不容反对的财政议案。杰克逊和加思在议院发言中指出，“除非或者直到北美殖民地民众在英国议会拥有代表权”，否则议会便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后来成为冲突的关键人物的贸易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起身回应，从而诱发了戏剧性的北美事件的第一波高潮。他说：“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就像我们亲手抚育大的孩子，难道他们不应该贡献绵薄之力来减轻我们肩上的沉重负担吗？”

曾在北美殖民地与乌尔夫和阿默斯特并肩作战过的艾萨克·巴雷（Isaac Barré）上校是一位脾气暴躁的独眼退役军人，他忍无可忍地跳起来说：“殖民地人民是在你们的关心下才成长起来的吗？无稽之谈！他们是被你们赶到美洲的。正是你们漠不关心，放任自流，才使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你们用武力保护过他们吗？倒是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拿起武器，为你们英勇抗敌。请你们相信我并且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当初激励美洲人的那种自由精神将仍然激励着他们，他们是珍惜自由的人们，一旦遭到侵犯，他们也会誓死捍卫自己的权益。但征税的议题太过敏感，我就不再多说了。”在英格索尔看来，巴雷激昂的言辞完全是出于即兴的宣泄——“这番慷慨陈词如此振聋发聩，同时又感觉意犹未尽。由于太过突然，整个议院都为之震惊，所有人都凝视着巴雷，没有人回应。”这可能是第一次或许有少数几个人意识到，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前景堪忧。

早在魁北克作战时，子弹穿透了巴雷的一只眼睛并在他脸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他就用这张满是伤痕的脸“怒视”世界；而现在，他将成为捍卫北美殖民地权利的杰出人物之一，反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征税的请愿者中的一员。巴雷的祖先属于胡格诺派新教徒，他出生在都柏林并在那里的三一学院就学（该学院被托马斯·谢里登的父亲形容为“半是熊园半是妓院”）。在国王否决了他的晋升提名后，巴雷离开了军队。在同样出生于都柏林的谢尔本勋爵的帮助下，巴雷当选为议员。因为坚定地维护美洲殖民地的权利，他和另外一位志同道合之士一起受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市人民的永远纪念。

第二次讨论殖民地请愿时，有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警告，康韦将军对将殖民地的请愿置之不理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提议对此进行听证。他说：“只有从殖民地代表的口中，我们才能了解到殖民地的情况，以及强行征税可能会产生的致命后果。我们难道还有其他渠道吗？”他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议员的拒绝。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似乎第一个察觉到了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康韦将军有一位表弟及密友叫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此君相貌堂堂，可亲可敬，由于在威尔克斯事件中投票反对政府而让皇室怀恨在心，不仅被罢黜了官职，而且连赖以谋生的军团指挥官职务也一并被剥夺；不过，他拒绝接受朋友的资助，并与巴雷、理查德·杰克逊以及谢尔本勋爵一起加入了一个行动核心，开始反对英国政府的美洲政策，而且还经常在谢尔本家里碰头，密商国事。

时年32岁的谢尔本（Shelburne）伯爵是威廉·皮特的学生中最有能力的人，而且是继威廉·皮特之后最有独立见解的大臣，这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威斯敏斯特公学或是伊顿公学受过教育，尽管他曾说过，他早期在爱尔兰的教育“在极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由于他看起来太过聪明，而且又是“耶稣会”成员，同僚们对他敬而远之，并不甚信任。但又因为用得着他的才干，因此他从未长期赋闲在家；尽管不受信任，但他还是在1782年成为首相并赶上缔约谈判的时机，确认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同僚们不喜欢谢尔本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对他的一些想法深感忧虑；他总是有些愤世嫉俗，所提出的政策往往过于激进。他曾投票反对驱逐威尔克斯，赞成解放天主教徒，支持自由贸易。与伯克大相径庭的是，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公开表示支持。

虽然谢尔本在爱尔兰和英格兰拥有大量租金账簿，并且还是身在海外的爱尔兰最大的地主之一，但是按照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的说法，他却是唯一一位不惧怕人民的大臣；而且，在迪斯雷利（Disraeli）看来，他还是第一个意识到中产阶级正变得日益重要的人。他处处遵循贵族风格，请一位叫布朗的能工巧匠对其在乡下的庄园进行绿化，并请罗伯特·亚当设计他位于城里的房子；此外，还好几次请约书亚·雷诺兹为他画像。谢尔本的与众不同远不止这些，他平生还收藏了大量图书、地图和手稿，在他去世后光是这些藏品的拍卖就持续了31天。在议会的特许下，谢尔本还为国家购买了大量历史文献。像皮特和伯克一样，谢尔本轻而易举地就察觉到，对北美殖民地采取胁迫态度极不明智并毫不迟疑地提出了警告。

《印花税法案》是第一个直接向殖民地征收的赋税，在第三次对此进行审阅时，该法案以249票对49票获得通过，这符合通常的5∶1的绝对多数。而对这多数人来说，按照贺拉斯·沃波尔的说法，他们对该法案“知之甚少……并且也没怎么仔细倾听个中详情”。那些职业政客对此心知肚明。用惠特利的话来说，该法案是本次会议的“伟大举措”，因为它从此确立了议会向殖民地征收国内赋税的权利。他的同僚，副国务大臣爱德华·塞奇威克承认，面对北美殖民地各州的强大抵抗，这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在北美各州看来，该法案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新的法律文件确立英国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

北美殖民地民众普遍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因为《印花税法案》不仅要在所有的印刷品以及法律和商业文件上贴印花征税，就连船舶入港证明、酒店营业执照甚至骰子和扑克牌也要征税。这就不仅只涉及新英格兰了，而是触及几乎所有殖民地的所有阶层的所有活动。《印花税法案》再加上之前的《食糖法》使殖民地民众深信，英国人计划首先破坏殖民地经济，而后使殖民地永远被奴役。弗吉尼亚州下议院集会抨击该法案，帕特里克·亨利用臣子叛乱的史实提醒乔治三世别忘了恺撒和查理一世的下场。哈钦森写道，当波士顿得知弗吉尼亚州的坚定立场后，“所有人都万众一心”，哈钦森写道，对他们表示支持，并确信，“如果印花税法案实施的话，我们都将成为奴隶。”“自由之子”组织的成员在城市中聚集起来呼吁民众进行抵制。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全面参与运动，不仅发动暴乱，还劫掠并拆毁了税官们的住宅，举着印有税官被绞死的画像游行，以逼迫他们辞职。因为忌惮这些警告活动，波士顿和纽波特的税务官员到8月份便辞职了，因此当法案在11月份正式生效时，已经没有任何税务官员还敢待在办公室里征税。

鼓动暴乱的人和小册子的作者们仍然情绪高涨，从加拿大到佛罗里达的广袤殖民地，尽管许多人并不清楚《印花税法案》到底将威胁到他们的什么利益，但该法案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一位乡绅的仆人在漆黑的夜晚不敢到牲口棚去，于是乡绅问他：“你怕什么呢？”仆人回答说：“怕印花税法案。”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是一位传教士，同时也是未来耶鲁大学的校长，按照他的说法，在康涅狄格州，有3/4的人准备拿起武器反抗。对一些能够收到通报的英国人来说，更令他们吃惊和感觉不祥的是，10月份，九个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法案》大会并达成协议。经历了短短两周半的争论之后，各殖民地便联合起来要求英国废除《印花税法案》，同时也同意不再纠结于内外部税收之间恼人的区别。因为在整个殖民地的争论中，始终都是围绕两种税收，一是以贸易关税形式征收的“外部税收”，这是可接受的；二是针对国内生产或加工过程征收的“内部税收”，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两种税收的区别几乎成为争论的焦点。

除了声明和请愿之外，最有效的抗议形式是被称为“禁止输入” [8] 的联合抵制行动。这项行动本来在反对《食糖法》时就已经启动，现在被波士顿、纽约以及费城的商团所采纳，意在切断进口英国商品的渠道。这项号召迅速传遍整个殖民地。妇女们带着纺车来到官员的会客厅或政府所在地表示，她们在家里生产的土布数不胜数，完全可以替代从英国进口的布匹。她们用亚麻布做的衬衫“质量上乘，完全可以给美洲最优秀的绅士穿”。到这一年年底，进口总额从上一年的约200万英镑骤减了30.5万英镑。

英国又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呢？按照许多人的想法，此时应该给予北美殖民地一直想要的议会代表权，然后继续征税。这样做本可以一举化解殖民地的反抗情绪。尽管引起冲突的要素还有很多，但没有什么能像钱那样燃起人们的愤怒之火，而征税则是对北美殖民地民众触动最大的问题。他们已经为获得议会代表权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事实上，他们在骨子里并非真的想要这种权利。《印花税法案》代表大会已经一致同意，宣布这一做法“不切实际”。

在关于代表权的所有讨论中，被提及最多的是英国和美洲之间的3000英里距离，通过海路传递命令到执行命令往往要几个月时间。但同样的距离并不妨碍美洲民众购买英国的家具、服装和书籍，追赶英国的时尚，送孩子去英国上学，与欧洲的同行定期通信，递送植物标本，接纳各种观念以及保持密切的文化关系。与其说“浩瀚凶险的海洋”是天然障碍，不如说殖民地民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更少的干涉和更多的自治。而在这之前，尽管殖民地人民并未考虑与大英帝国分离，更不用说独立，但许多人并不想与英国有更紧密的联系，因为一想到英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他们就不寒而栗。约翰·亚当斯认为英国已经达到了与罗马共和国相同的阶段，“城市腐败，毁灭的条件已经具备”。到过英国的美洲人对那里腐败的政治、恶俗的社会以及巨大的贫富悬殊现象深感震惊。富人们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富丽堂皇的生活”，而穷人则“极其悲惨又苦难绝望”。如此种种，令人惊诧之余又心生厌恶。

在美洲民众眼中，这种庇护制度是自由的敌人，极其危险，因为如果政府依靠金钱交易获得支持，那真正的政治自由便是一纸空文。英国人是唯一已经获得自由的民族；这些年来美洲殖民地人民各种争论的关注点便是美洲人作为继承人的使命感，即为人类培育自由精神，并永远维护这一精神。人们认为议会中的殖民地成员可能早已被英国的颓废所腐蚀，而且实际上也总是处于无能为力的少数派。还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殖民地在议会获得代表权，他们便再没有理由反对议会对殖民地的征税权了。美洲人比英国人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英国人着实从未认真考虑过接受美洲殖民地在议会拥有代表权，而这一举列将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英国人的傲慢态度是另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无法想象美洲人居然能与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绅士杂志》惊呼：“难道我们应该邀请那些粗鲁的乡巴佬，那些被我们流放的囚犯所产下的野种，还有那些举止比莫霍克人好不到哪去的暴乱煽动者来占据我们联邦的最高议席吗？”《早报》则在报道中写道，“美洲人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杂种与罪犯和流浪汉结合的产物。”比社会歧视更严重的，是对殖民地居民会引发阶级平等之趋势的担心，因为一旦允许殖民地在议会拥有代表权，那些同样没有代表权的英国城镇和地区也会纷纷效仿，要求在议会拥有席位，这样一来，就会破坏自治城镇的财产权利，进而彻底颠覆整个制度。

英国人想出了一种所谓“实质代表权”的便捷理论来糊弄没有投票权或代表权的广大民众。他们声称，议会中的每位成员都代表着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并非只代表某一个具体选区的利益；如果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和伯明翰在议会没有席位，伦敦仅有6席，而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却有70席，那么前者可能会心安理得地接受那些乡下来的豪爽先生们作为“实质代表”。由于承担着土地税的重任，这些乡下先生们总体上心甘情愿地赞成向殖民地征税，并坚信应该维护议会的政治权威。

为避免爆发冲突，那些做事严肃认真的人们想出了一个方案，建议成立殖民地联盟，随后与英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并且在帝国议会拥有殖民地代表。1754年，在听取托马斯·哈钦森意见的基础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奥尔巴尼会议（the Albany Congress）上提出了一个联盟计划以对付来自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但并未得到采纳。在《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那些对殖民地负有管理责任并深恐与宗主国日益疏远的人重又想起了这一提议。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主张对联邦赖以存在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进行辩论，并借此以合理的方式建立殖民地政府，确立最终解决方案。这些人包括富兰克林本人，前任马萨诸塞州总督、现任下院议员的托马斯·波纳尔，还有对美洲事务十分熟悉的贵格会商人托马斯·克劳利，以及现任马萨诸塞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在稍后的1775年的危机中，波纳尔抱怨说，政府中没人重视他的意见，他以后不会再提意见了。弗朗西斯·伯纳德曾制订了一项包含97条建议的详细计划并呈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及其他显贵，哈利法克斯回复说，“这是他曾看到过的同类计划中最好的一份，比其他计划好得多”，然而之后却再也没有了下文。

本杰明·富兰克林力劝他的英国同行，要认识到北美殖民地的成长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妄图通过法律手段限制殖民地的贸易和生产，因为自然扩张将会像狂风扫落叶般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堆；相反，他们应该为建立一个横跨大西洋两岸美洲人与英国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世界而努力，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殖民者将使他们的宗主国更加富裕，“使帝国扩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并让全世界都对它肃然起敬”。自提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以来，这是个让他着迷了很多年的灿烂远景。许多年以后，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写道：“直到如今我仍然认为，如果当初的联盟计划被采纳，这对大西洋两岸来说都将是件幸事。如此联合起来的殖民地将有足够的自卫能力，无须再从英格兰调集军队了。当然后来的征税托词以及由它引起的血腥对抗也都将得以避免。”富兰克林最后感叹道：“但是这种错误也并非前无古人，在历史上，由国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错误实在数不胜数。”

几乎就在《印花税法案》颁布的同时，废除该法案也成为英国的一大议题。因为“抵制英货”行动使港口变得空空荡荡，托运人、码头搬运工以及工厂工人都无所事事，商人们损失了大把的钞票，这使得英国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情绪中惊醒过来。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印花税法案》成为新闻媒体的主要话题。在18世纪，由于人们热衷于政治原则，从议会权利、无代表权征税的不公、“实质代表权”，到内外税收，所有议题都会在各种评论、专栏和愤怒的来信中得到充分激辩。

贸易委员会委员索姆·杰宁斯（Soame Jenyns）公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引起了巨大反响。杰宁斯认为，无论是征税的权利，还是为便利而实施征税权的做法，都是“毫无争议，不言而喻的议题”，要不是因为论争而有人“以傲慢无礼、荒诞不经的态度”对此加以质疑，根本就无须进行辩解。杰宁斯先生轻蔑地说，“英国人的自由”这一短语，最近已经被用来“作为亵渎、猥亵、叛逆、诽谤和烈酒的同义语”，而美洲人认为未经他们同意便不能向他们征税的论点是“颠倒黑白，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人是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才被征税的”。

同贺拉斯·沃波尔一样，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喜欢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事物，正如他向其侄子纽卡斯尔所教导的那样，他善于透过虚伪的表象直达事物的本质。他给纽卡斯尔的信中写道，《印花税法案》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就像是“一场恶作剧，明知无法行使某项权利，却还大言不惭地坚持并维护这一权利”。他还写到，即使印花税得以实施，每年收上来的税款亦不足8万英镑（政府的预测则不足6万英镑），这笔税款远不足以弥补英国在与殖民地贸易中所遭受的损失，即每年至少100万（每年贸易额为200万）。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是英军驻北美殖民地总司令，他在11月的报告中透露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即殖民地各处都掀起了反抗浪潮，“除非法案能强制通过，否则只有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才能使法案得以实施”。英格兰的绅士们还不敢想象与殖民地的这群暴民当面对峙的情境。

格伦维尔的《印花税法案》所导致的危机一触即发时，他自己却离职了。由于格伦维尔老是喋喋不休地对国王阐述经济政策，乔治三世早就不胜其烦，心生恼怒；而这次，格伦维尔所属的派系更是利用1765年年初国王生病 [9] 的机会起草《摄政法案》，并且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将王太后的名字从中删除了，这令国王大为震怒。乔治三世解除了格伦维尔的首相职务，但不幸的是，此时他尚未寻得一位大臣来接替格伦维尔组织内阁，而这位大臣应有足够的能力和智谋来应对《摄政法案》所引发的冲突。不知所措的乔治国王只好求助于他的叔叔坎伯兰公爵，后者拥有汉诺威家族所没有的才干，并享有崇高的威望。坎伯兰公爵推荐威廉·皮特出任首相，但皮特却拒不出山，人们也搞不清楚这位性格复杂又有些神秘的人物不愿出任首相的原因。或许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废除《印花税法案》，但又不确定自己能否把控局面；另外，他自知性格倔强，不易妥协；或者，由于身体的病痛并且时常遭受精神方面的折磨，他已有一年时间没有参与政务，实在也没有余力。

有历史学家曾指出，如果皮特1765年就执掌政府，接下来10年的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但这只是建立在他在这10年里持续掌权的假设上，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皮特誓不妥协的精神以及过分要求自治权的做法，在与美洲殖民地的冲突中无疑削弱了政府的力量。由于深孚众望、一言九鼎，加之对下院的掌控能力无人能及，他成为彪炳史册的人物，帮助建立起大英帝国，但却没能够阻止美洲殖民地从帝国分离出去。

皮特是被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称为“一个新式家庭”的次子，他的崛起得益于坚定果敢的性格及个人的真才实干。他祖父被称为“钻石”皮特，是供职于东印度公司的富豪，脾气粗暴，为人野蛮专横，靠在印度做生意发家，并曾一度出任马德拉斯（Madras）总督。使他成名的那块钻石后来被法国国王以超过200万里弗的高价买下。在英格兰，皮特家族获得了威尔特郡有名无实的老萨姆选区，这使得威廉·皮特从1735年起便拥有了该选区的议席。皮特是在27岁时接替其兄长担任该区议员，而其兄在将个人财富挥霍一空并疏远了所有的朋友之后，“穷困潦倒”，只好远遁他乡，而且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尽管没有被限制自由，但也被迫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不知是否因为祖父的遗传，皮特的姐妹们也出现过精神失常状况，其中一位不得不被关起来，另外两位也或多或少被限制活动。

皮特从小到大一直都遭受着痛风病的折磨，这种病从他就读伊顿公学时便令他痛苦不堪。这种病在青少年身上极为罕见，在那个年纪患上此病说明病情十分严重。反复发作的疼痛症状会引起痛风病人常见的暴怒脾气，因而皮特不得不在他的马车和轿子前部装上缓解疼痛的脚凳和硕大的脚踢。

皮特在担任军队的薪资主管时，盛传他因为公然拒绝接受佣金或截留支付款项用来做个人投资而为其仕途带来恶名，因为这两种做法是当时担任公职的人员获得额外补贴的惯用方式。在“七年战争”中，皮特担任国务大臣，与首相纽卡斯尔公爵共同指挥作战，两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因为纽卡斯尔知人善任，于是负责处理自己擅长的人事任免一类的事务，而将制定政策及作战方针的权力完全交给皮特。

皮特深信，英格兰注定要确立海上霸权地位，而其丰富的资源可以用来摧毁法国贸易及采购基地，从而在与法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为实现这一目标，皮特不遗余力地动用资金和武装力量，信誓旦旦地保证，甚至曾经说过，“我知道，我能够拯救这个国家，而且我一己之力足矣。”就这样，他重新组建舰队，配备人员，招募英国人代替外国雇佣兵，把有气无力的战斗转变成为全国战争并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在不列颠海角的路易斯堡，在布雷顿角、瓜德罗普岛、泰孔德罗加、魁北克以及在欧洲的明登，在比斯开湾，海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正如贺拉斯·沃波尔写道，“由于害怕错过某场胜利，我们每天早晨都要自问，刚刚又取得了什么胜利。”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缴获的法国国旗被悬挂到圣保罗大教堂，所需后勤补给不经讨论便投票通过。皮特主导着同僚，而且，作为举足轻重的下院议员，他还是公众心中的偶像；因为他不慕虚名，人们对他大加崇拜，并且还认为，他就是公众的代表。甚至连新英格兰的人们都有这种感受，据埃兹拉·斯泰尔斯所言，那里的人们已经将他“神化”了。1758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取的杜肯堡（Fort Duquesne）被重新命名为皮特堡（Fort Pitt），而该地以生产木材为主的小村庄则被命名为匹兹堡（Pittsburg）。

后来，他想要和另一个海上对手西班牙开战，这样一来就势必要增加税收，于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抗；与此同时，新的国王下定决心要将纽卡斯尔辉格党人驱逐出去，由自己掌握官员的任免权。在这种情况下，皮特无法继续发号施令了。1761年离任时，皮特乘马车从皇宫出来，周围都是欢呼雀跃的人群，女士们则伫立在窗边向他挥舞手绢，平民们则“围拢到马车前，与男仆握手，甚至亲吻马匹”。

自那以后，皮特由于桀骜不驯、傲慢自负而难以再被任用。皮特对帮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不感兴趣，因此没有屈从于这个体制。他想要做的是由他自己去实施自己制定的大政方针。在1761年离任之际，他曾对议会表示，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只能袖手旁观。他说过，“如果要负责，那我就要大权独揽，对于我没有管理权的事情，我一概不闻不问。”一位下议院议员认为，这是“一位大臣所讲过的最狂妄自大的话”，这的确是皮特一贯的态度。皮特是那种罕见的独断专行的人，他说：“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现在是并且希望将来也是完全独立的人。”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不能容忍别人对我有任何指手画脚。”也许这番话有些妄自尊大，他可能当时已经患上我们今天称为妄想症和狂躁抑郁症的疾病，但这种病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名称，而且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

皮特身材高大、面容白皙、鹰鼻瘦脸、双目有神，因为痛风病的原因，足踝肿胀，给人一种步履蹒跚之感；他仪表威严，傲慢自负，总是衣着笔挺，头戴假发，“处事果断，令人敬畏，酷似罗马时期的监察官加图”。也许是为了隐藏内心的热情或怒火，他惯于把自己伪装起来，似乎总在装腔作势。他蔑视和愤怒的眼神常令对手胆战心惊，而破口大骂和冷嘲热讽时又让人感到极度恐慌，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特征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极为相像。皮特的演讲很有魅力，尽管没人能搞清楚为何如此，但这项天赋确曾一度使他在政治上十分成功，他讲话妙语连珠、雄辩有力，同时又大胆泼辣、激情四射，从不墨守成规，他因而得以获得议会中间派的支持。他的演讲往往言过其实，极尽夸张之能事，就像一位出色的演员，对动作和声调的拿捏恰到好处，并擅长使用“精彩纷呈、隽永秀雅的短语”。有一次他告诉谢尔本说，在决定使用某个经典佳句之前他已经“三易其稿”；但其实，他最为成功的演讲都是即兴创作的。即便他在窃窃私语，坐在大厅最远处的人也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他敞开嗓门大声讲话时，声如洪钟，响彻议院礼堂各个角落，就算在入口大厅和楼下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当皮特站起来发言时，所有人都凝神屏气，侧耳倾听。

皮特下台了，坎伯兰公爵只好拼凑了一个内阁，该内阁三个主要职位由他在军队和赛马场的熟人担任，而这三人此前都没有过在内阁任职的经历。担任首相的是年轻的罗金汉侯爵，他是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之一，在三个郡拥有男爵封地，在爱尔兰和约克郡还有大片地产，是其家乡当地的代理长官，还是爱尔兰贵族，并且拥有嘉德骑士和寝宫侍臣的头衔。罗金汉时年35岁，是新生代辉格党成员，既无执政经验也无施政能力。康韦将军和奥古斯都·亨利·菲茨罗伊出任国务大臣，前者曾是王叔坎伯兰公爵的副官，后者是第三代格拉夫顿公爵，与罗金汉同是赛马场的赞助人，他在赛马俱乐部与坎伯兰公爵相识。格拉夫顿公爵年方30，性格懒散，胸无大志，无意名垂青史，对赛马情有独钟，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本着身在其位需谋其职的原则，倒也随时准备尽职尽责，为国效力。1768年，由于其位高权重，他被一致推选为剑桥大学校长。《墓园挽歌》的作者，诗人托马斯·格雷为此写了一首颂歌，并打算配乐，以便在公爵的就职仪式上吟唱，而格拉夫顿公爵亦曾保证让格雷担任该校历史教授。在就任内阁之职后，格拉夫顿郁郁寡欢，经常如坐针毡，并多次提交辞呈。

在由国王的朋友组成的内阁中，担任上议院大法官的是诺辛顿勋爵（Lord Northington），此君患有痛风病，脾气暴躁，性格粗鲁，常爱酗酒，而醉酒之后更是俗不可耐，但在过去9年里他却担任过所有与法律相关的职位，并也乐于承认自己喝波尔特酒太多而造成了不良后果。他曾说过，“要是早知道我这两条腿有一天能驮着一个大法官，从我还是一个小伙子的时候就会悉心照顾它们了。”担任战争大臣的是巴林顿子爵（Viscount Barrington），他是应国王的盛情邀请而接受这一职位，他和蔼可亲，有两个兄弟，一个是海军上将，另一个任主教。他说曾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原则，无论职位高低，来者不拒，因为他有一个理论，“某一天或许会时来运转，最终让我成为教皇”。巴林顿从此在战争大臣的位置上一待就是13年，成为那一时期任期最长的大臣之一。在他接受这一职位时提出过一个条件，就是允许他对政府的《印花税法案》和《普通拨款令》投反对票，从此内阁中不再强制取得一致意见。

由于各部门之间貌合神离，软弱无力，新政府一头陷入了《印花税法案》危机中，仅仅四个月之后，坎伯兰公爵便驾鹤西去，罗金汉痛失庇护，茫然无措。他试图将皮特招至麾下，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再三问计于皮特，求教如何废除《印花税法案》，然而皮特始终拒绝与他沟通交流。更加上他有神经衰弱之症，以至于在整个1765年他都不问政事。

“抵制英货”行动使英国经济形势恶化，商人和普通劳工也备受煎熬，警示性的文章开始见报，工厂倒闭，大批失业工人准备挺进伦敦，向下议院威胁使用暴力，以此要求废除《印花税法案》，其实在多数情况下这都是受到一个有组织的商人废法运动的鼓动。伦敦的商人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给位于30个制造业及港口城镇的生意伙伴们写信，敦促他们向议会请愿，要求废除《印花税法案》。政府内部分为“征税派”和“反征税派”，罗金汉、格拉夫顿、康韦和老纽卡斯尔公爵赞成废除法案，而反对废除法案的人希望显示议会的权威，认为一旦该法案废除，将使英国政府颜面扫地，从而促使殖民地彻底走向独立。诺辛顿勋爵公开反对罗金汉派系的主张，宣布以后将不再参加内阁会议，但他不会辞职，他要留下来搞垮政府。

虽然罗金汉本人并没有什么慑服人心的意见，但他接受了大臣埃德蒙·伯克的政策主张，后者让他相信，美洲民众的激烈反应表明，强制实施《印花税法案》的做法极为不妥：英格兰的政策不够明智，会令殖民地民众心生怨恨，从而失去与他们的贸易往来；如果可以通过废除《印花税法案》恢复与北美殖民地的融洽关系，情况可能要好很多。伯克解释说，辉格党的两大原则，即民众的自由和议会的权威可以合二为一，协调一致。

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想教训一下殖民地，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议会权威”，并且也想通过从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减少他们自己所承担的土地税额，因此，通过议会投票来废除《印花税法案》希望渺茫。格伦维尔怒斥北美殖民地的“无耻暴动和叛乱”，诺辛顿勋爵则宣称，通过废法的方式来“放弃律法”对英国来说意味着“被美洲征服并且成为自己殖民地的一个省”。在圣诞节休会期间，罗金汉试图再次从皮特那里获取些金玉良言，但无功而返，所以，到1766年1月14日议会重新开张时，面对这样一个已被内部纷争搞得孱弱不堪的政府，罗金汉已经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了。

皮特出场了。议员席上鸦雀无声。他对议员们说，当前摆在他们面前的议题“要比议院曾关注过的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由在上世纪的革命中曾危在旦夕，而“今天的讨论结果将决定后世子孙如何评价帝国荣耀，如何评价当前政府的管理智慧”。征税行为“不应该是管辖权或立法权的一部分”；它是“议会主动馈赠的礼物”；所谓“美洲殖民地在议会拥有代表权的想法实在是无耻而卑劣的概念，完全不值一驳”。在谈及格伦维尔谴责一些英国人鼓动殖民地反抗的言论时，皮特反驳说：“我很高兴看到美洲奋起抗争。300万人对自由的感受如此无动于衷，以至于心甘情愿被人驱使，这岂不是助纣为虐，让其他人也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吗？”一位议员大声怒吼，说应把演讲者送进伦敦塔关押起来。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这一嗓子激起了“我从未听到过的欢呼雀跃的掌声”。皮特稍微颤抖了一下，但仍不为所动，继续宣称，必须“立即完全彻底地”废除《印花税法案》，同时还要发布一则声明，“对殖民地昭示国家威权……使用最为强硬的措辞，并覆盖立法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约束殖民地贸易，限制殖民地生产制造，并且除了未经他们同意向他们征税以外，可以行使任何权力。”

这种说法让人感到困惑。难道通过关税的形式约束殖民地贸易不是未经同意便向他们征税的另一种方式吗？如果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征税怎么就不能成为“议会权力的一部分”？格伦维尔提出了这些问题，并拒绝接受所谓外部和内部税收的区别问题。皮特是一位坚定的重商主义者，他的回复十分明确：“我们要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征税是他们的事情，而制定商业规则是我们的事情。”他的这种区分法很难令其他人信服，乔治·杰曼勋爵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明了其不同之处的话，就比我高明多了。但我向你保证，当我听到这种说法时，感觉它真的妙不可言。”

这对罗金汉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得到了暗示。于是经他授意，议会在起草废印法案的同时，立即起草并发布了《议会权威声明》，希望能重拾信心。议会告知国王，要不就废除《印花税法案》，要不就采用武力实施该法案，而后者则需派遣更多的军队，资金难以落实。就这样，国王勉强同意了。议会恢复了对该问题的辩论。在上议院，格伦维尔派的领导人物，贝德福德公爵坚称：“如果《印花税法案》遭到废除，那将意味着大英帝国在美洲的终结。”但罗金汉也找到了盟友，为了把焦点从充满争议的“权利”转移到经济影响上来，他鼓励商人们的废法运动。每天都有来自35个城市的地方长官和社会知名人士抵达伦敦递交当地的废法请愿书，美洲商人寄给英国发货人的信件纷至沓来，声称取消订单，还有100多名商人聚集在伦敦游客画廊以沉默方式施加压力，有20名骑手原地待命，随时准备传递投票的结果。

40名见证人被召集到议会就“抵制英货”运动作证，这些人里既包括殖民地代理人，也包括商人以及美洲游客。在这些人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6年2月的那次著名问询中语气坚定地告诉议会成员，“除非是在武力胁迫情况下”，否则北美殖民地民众将永远不会支付印花税，但武力将毫无用处，因为“军队不可能强迫一个不缴纳印花税的人接受印花税。他们找不到谋反的证据，尽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番言辞可以说是对英国这10年的总结性评价，因为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过，在富兰克林讲这番话之时，他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从未有过与其宗主国断绝关系的想法”。

目前形势进退两难。要保留《印花税法案》，就会像见证人在作证时所说的那样，注定引起殖民地长期的不满，甚至“完全疏远”大英帝国；而若同意废除法案，将使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威信扫地。贺拉斯·沃波尔两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晰地记载了这一窘境，并且加上了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印花税法案》的实施有可能会“有激起叛乱的风险”，还可能会让殖民地“倒向法国和西班牙的怀抱”；而另一方面，废除税收议案也是“史无前例，命运攸关”的事情。

《声明法案》声称“大不列颠议会过去拥有、现在拥有，并且根据其权利应该拥有全部权力和权威来制定具有足够强制力和有效性的法律和条例，以便在任何情况下对美洲殖民地及其民众进行约束”，由此在下院获得一致通过，在上院也仅有五票反对。十分有趣的是，投反对票的5个人包括康沃利斯勋爵。另外一位是普莱特前首席法官卡姆登勋爵，他是唯一一位反对《声明法案》的大臣；他坚持反对的理由是，没有代表权却要纳税的做法是非法的，而且“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事实上，《声明法案》对作为争论焦点的征税行为只字未提，这一点遭到首席检察官查尔斯·约克的质疑。他建议加上“在征税事务中”字样，但是，因为有了“在任何情况下”的保证，已经没有这种必要，所以被否决了。这为废印法案赢得了多数赞成票。但是，尽管《声明法案》的颁布十分顺利，却也颇为草率，因为这样一来，议会所处的法定地位就使它无法做出妥协。在接下来的10年中，当罗金汉所领导的党派极力避免战争时，该法案又反过来束缚住了当初投票赞成该法案的议员。《声明法案》暂时达到了目的，废印法案在下院以超过167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但上院仍然负隅顽抗，最终，当国王听从了劝说将他赞成废印法案的意见公之于众之后，他们才松口表示同意。

此事就此告一段落。伯克在报告中称，康韦将军的脸上熠熠生辉，“就像天使的脸庞一样光芒四射”。信使们带着喜讯疾驰而去，布里斯托钟声袅袅，船长们升起了旗帜，庄严行礼，海港回荡起阵阵欢呼声。消息抵达美洲时，人们更是欣喜若狂。既是商人又是托运人的约翰·汉考克举行了盛大的晚会，点燃鞭炮，畅饮马德拉白葡萄酒。民兵们伴随着悠扬的笛声和喧闹的鼓声上街游行，酒馆里人满为患，纷纷饮酒庆祝，有人悬挂彩球，向国王和议会表达衷心的感谢。整个新英格兰先后举办了500场感恩布道活动。人们又恢复订购英国商品，戴着发痒的手织外套被送给了穷人。八个月后，约翰·亚当斯写道，现在的人们“就像太阳底下任何民族一样，对政府极尽恭谨顺从之能事”；废印行动“使得一波又一波民众骚乱偃旗息鼓”。因为《声明法案》没有提及征税事务，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美洲民众可能也认为，它只是英国感到颜面受损以后的表面姿态，不会付诸实施。

我们该如何评价《印花税法案》及其废除的意义呢？尽管明知制定该法案定会引火烧身，但它其背后的政策方针还不能算是典型的荒唐之举，因为英国毕竟没有固执己见到做出显然南辕北辙的事。英国想从殖民地获得税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想方设法去获取收入也在情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废除该法案也并非愚蠢的行为，因为当时也确乎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强制执行既不可行，那废除法案就不可避免了。这对英国而言实在是不幸之举，因为无论美洲民众多么欢欣鼓舞，他们难免会认为，在暴动、骚乱和抵制活动面前，议会至上的原则不堪一击。但是，除了少数激进分子，当时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未曾考虑过反叛或分离；而且，如果不是后来英国进一步的挑衅，列克星敦 [10] 可能永远不会传出枪声。

3.愚政扬帆高歌猛进

（1766—1772）

英国人确实错了，现在不得不要求废除法案以亡羊补牢。决策者们也极有可能悬崖勒马，重新审视与殖民地的关系并扪心自问，应遵循什么样的路线才既能让殖民地继续对大英帝国忠心耿耿，进贡纳税，又能确保议会的权威不受侵犯。许多朝堂之外的英国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而将在不久之后执掌政权的皮特和谢尔本，在任职伊始即打算消除殖民地的疑虑，并平复英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态的发展受到了干扰。

因为执政团体尚未形成目标明确的磋商机制，国王还高高在上，他们之间也时有争执，因此英国人并未重新考虑殖民地政策。其实，长期避免对美洲殖民地采取刺激性措施或许是明智的做法，这样既能向殖民地民众保证，英国尊重他们的权利，又可避免给煽动者落下口实，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殖民地对《印花税法案》的过激反应不过证实了英国人的想法，即殖民地民众在一帮“心怀叵测的家伙”（上议院决议中的用语）的领导下正开始叛乱。面对威胁，或者被视为威胁的某种东西，政府通常很少去调查分析、了解其来龙去脉、界定其性质及范畴，而是急欲将其瓦解清除。

根据1766年通过的《驻扎法案》，美洲殖民地每年要为英军提供营地、给养和训练，其中有一条，要求殖民地议会为驻守当地的正规军建造兵营，提供物资，诸如蜡烛、燃料、醋、啤酒和盐等。这不啻为一项新的刺激举措。议会几乎不用考虑就应该可以意识到，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内部税，殖民地民众一定会对此恨之入骨，这一点很快在驻有大量军队的纽约印证了。殖民地民众意识到，根据英国议会的“指示”，大英帝国很快就会要求他们为驻美英军支付所有开支。纽约州议会拒绝拨付所需资金，英国对殖民地这种公然违抗命令和忘恩负义的新苗头极为愤怒，查尔斯·汤森宣称，“一旦我们失去殖民地监护人的地位，那英国就完蛋了”，这番话在议会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为此，议会通过了《纽约悬置法案》，指出在纽约州议会投票同意拨付资金以前，该议会的一切决议暂时无效。就这样，宗主国与殖民地再度陷入争执。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场政治变故。国王找到了借口与罗金汉反目，并趁机顺从上帝的旨意“解散内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协商，皮特受邀出任首相，组建了参差不齐的内阁，而受到羞辱的罗金汉成了反对派。与正常情况相比，新政府内部纷扰不断，内阁成员各执一词，这是皮特故意为之。因为就当时处境而言，他得拼命讨价还价才能说服别人赞成他所坚持的条款；他决意要大刀阔斧地发号施令而不受任何羁绊，为此，经过精心谋划，他拼凑了这个派系众多的内阁，这样他就能够左右局势而不惧任何“联合”。为了说服那些任期届满而又不愿退出席位的成员为继任者让位，新政府不得不给他们支付了可观的退休金，花费了一大笔钱。

一方面，谢尔本出任国务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格拉夫顿和康韦继续留任内阁；皮特圈子的另一核心人物卡姆登勋爵被任命为上议院大法官。另一方面，代表国王的诺辛顿勋爵改任枢密院议长，比特勋爵的弟弟谋得了一席之地；令人捉摸不透的查尔斯·汤森担任了财政大臣；希尔斯伯勒伯爵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主席，此君对殖民地态度极不友好，这一点与谢尔本截然相反。他曾很不友好地对待本杰明·富兰克林，据后者描述，希尔斯伯勒是一个“狂妄自负，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同时又激情洋溢”的人。这些人私下各自为政，毫不掩饰，以至于令伯克极尽讽刺之能事称该内阁为“由各种图案拼成的马赛克；用花纹小瓦片铺就的人行道……这里一块黑色石头，那里一块白色石头……”当然，伯克是心情失落的罗金汉的追随者。

拼凑的内阁并非是导火索，但皮特病倒了，政府的愚蠢之举由此开始。皮特接受了贵族爵位，离开了下议院，以查塔姆伯爵的身份进入上议院，这严重影响了他伟大光辉的形象。皮特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在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作为首相的他不想继续担任下议院领袖职位。在公众看来，他这一做法就好像耶稣基督参与了教堂里的权钱交易。欢庆英雄复职的活动被取消，市政厅悬挂的彩旗被撤了下来，有人开始印刷小册子并发表讽刺作品攻击皮特。在人们眼里，这位始终代表平民形象的伟大的平民已经将人民抛弃在脑后；并且，为了一己私利，将自己卖给了朝廷。

作为一位出色的演讲家，皮特在下院拥有众多支持者；而到了上院，这位新伯爵的听众减少，反响也少了许多，因此，他的影响力大为减弱。随着痛风病愈发严重，他脾气愈加暴躁，时常闷闷不乐，对待同僚也更加粗暴专横。康韦将军曾说，“查塔姆阁下的一些话在西方世界闻所未闻。”慢性病痛的折磨，公众谴责的刺痛，失去伟大光环的伤感，美洲形势急转直下而导致的挫折感，这一切使皮特消沉抑郁，因而深居简出，不再参加内阁会议。不过他还是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对“纽约痴心妄想”的愤怒之情，指出，“他们的反抗情绪必然会在我们这里引起轩然大波……最近的《印花税法案》已经吓坏了那些敏感暴躁、荫翳怨怒的人，使他们变得六神无主。”

失去了主心骨的英国政府乱作一团。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殖民地的报告中写道，“政府内外党派纷争，阴谋不断，魑魅魍魉，热闹非凡，各色事务，乱七八糟。”格拉夫顿公爵本来也是勉强答应担任财政大臣一职，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一职务；但现在，为了让皮特免受日常行政事务之苦，时年32岁的他又不得不肩负起了代理首相的职责。深感无所适从的他宁愿“一两周到一次伦敦，只到财政部签署一些文件，并尽量少见国王”。他有一次为了参加纽马克特的赛马比赛而推迟了内阁会议，另外一次推迟会议则是为了张罗一场在他家里举行的大型宴会。政府这艘航船实际已无人掌舵。为了恢复与殖民地的友好关系，谢尔本勋爵已经通过殖民地代理人开始努力，但为此也与同僚争吵不休。卡姆登勋爵除了处理一些法律事务以外，在政治方面基本是个外行，只能三缄其口。这样，几乎没人能够制约最最才华横溢也最最不负责任的内阁成员查尔斯·汤森了。

在伯克看来，“汤森是下议院所有人的开心果，是下议院的花瓶，也是所有民间社团的符咒”，甚至在醉酒的情况下，他都能发表一番精彩的演说。而根据贺拉斯·沃波尔的说法，如果汤森的毛病能够有所减少的话，以他的智慧和能力，或许可以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傲慢轻浮、口无遮拦，而且还言而无信，甚至为了一点这儿蝇头小利出尔反尔。一次，纽卡斯尔公爵在考虑委任他何种职务时曾问道：“查尔斯·汤森在战争部还是财政部造成的危害更小？”由于他的才干多少还有点儿作用，汤森先后在贸易部、海军部和战争部担任过各种职位，偶尔也会辞职，或拒绝赴任。“他从未耐心仔细地研究过任何问题，”沃波尔曾写道，“有时他瞬间就能融会贯通所有知识，以至于他好像不是在搜寻而是在创造。”他智慧超群，“对他而言，似乎无须时间去思考”。他耀眼的才华掩饰了实际知识的不足，正如大卫·休谟在谈到汤森时评价道的，“他被误认为是英格兰最聪明的家伙。”

汤森最坏的毛病在于“对名望的过分热衷”，这可能跟他是家里的次子有关，也可能与他那声名狼藉、绯闻不断、一直分居的父母有关。他那风流古怪的父亲是第三世汤森子爵，按照沃波尔对一位朋友的话说，“是你老乡中最为疯癫的一个。”他儿子还有一种残疾，就是会突发羊角风，现在看来可能是患有癫痫病，但沃波尔却对此轻描淡写，说“他身体痉挛，突然倒下，随后又苏醒过来，在议院里咆哮不止”。汤森试图效仿皮特，但却没有皮特对大局的判断力；他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政党，不追随任何领袖，绝对只听从自己的判断”。但不幸的是，他最为缺乏的恰恰就是判断力。

汤森在贸易部的几次任职经历使人们认为他是在美洲事务上最有见识的人。早在1763年，他就第一个建议从殖民地征税用来支付那里的防御开支，并向殖民地官员和法官支付固定薪水，这样一来，他们就“无须再看任何殖民地议会的脸色”。而这正是殖民地所担忧的问题，并显而易见地被认为是为压制殖民地权利而做的准备。

现在，汤森又未经深思熟虑，草率地重提这两个想法。1767年1月，他提出预算草案，要求将土地税仍维持在4先令的水平，这引起了乡村议员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急于想要获得支持，他又表示，如果英国政府不必在对殖民地管理上花费40万英镑，可将土地税减少到先前的3先令。有鉴于此，丝毫没有从《印花税法案》吸取教训的格伦维尔马上就建议，只要他们在殖民地的防务和管理方面开支的大部分都能够以殖民地的税收支付的话，可以削减预算。汤森好像说了句“没问题”，令其同僚颇为诧异。他又洋洋得意地“保证，会想出办法在殖民地征收到足够的税款来达到英国的目的”。他向议会保证说，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会触怒”美洲民众，他的意思是对殖民地征外部税；而与此同时，他又说“除美洲人以外，在所有人的观念中”，外部税和内部税之间的区别是“荒谬可笑”的。此时，美洲人在反印花税大会和公开的谈论中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所谓内部税和外部税的区别这样的说法，但汤森根本就不想劳神去了解美洲人的意见。

既然能够减轻他们自己的赋税，议会便欣然接受了汤森的保证。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这么做，更是因为在《印花税法案》听证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严谨却又透着自满的证词中说过，殖民地不会反对外部税收，即便是为了英帝国国家的收益也不会反对，政府对这番话印象颇深。已经失势的罗金汉家族和右派的 [11] 贝德福德家族想要政府难堪，在他们的鼓动下，乡村议员们提出一项动议，将土地税从每镑4先令减少到3先令，这样政府每年收入减少50万英镑，而财政大臣还必须兑现他的承诺。

在既没有与内阁成员商议，也没有将意图告知他们的情况下，汤森提出对进口到美洲的货物征收一系列关税，包括玻璃、油漆、铅、纸张和各等级的茶叶等。据称，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控制贸易，而是为了增加岁入。根据汤森自己的计算，单茶叶税的预期收益就可达两万英镑，其余商品的关税收入略少于两万英镑，总计约4万英镑，约占殖民地管理总成本的1/10，尚不足因土地税减少所造成损失的1/10。因为数额太小，征收的成本反而会超过收缴上来的税收总额，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很有可能会有所增加。本来，废除《印花税法案》的目的就是缓和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现在，汤森正准备让这一努力前功尽弃。像大多数的愚蠢政策一样，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而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在没有查塔姆伯爵的情况下，汤森看到了一条通往首相的光明大道，最终，他还可以借此提升其个人在下议院的声望，而这里，就是伯克所称的“名望的殿堂”。

汤森的提议似乎让其同僚们惊愕不已。格拉夫顿承认，尽管通过从殖民地征税来提高国库收入的做法“与每位内阁成员已知的决定截然相反”，而且“像这种”由内阁大臣单方面做出的行为，“我相信，没有哪个内阁会愿意接受”，但实际上，内阁真的同意了。汤森威胁说，如果不让他践行诺言，他就辞职回家。在内阁看来，汤森辞职将会令政府垮台，他们就只好乖乖地通过了。这是一如既往的做法，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呢？

尽管已经有过自食苦果的经历，但议会的大多数成员还是乐于再教训一下美洲殖民地民众。1767年5月，体现汤森关税主张的《税收法案》在上下两院一致顺利通过，甚至无须计算票数。似乎是为了故意刺激美洲民众的神经，汤森在该法案的导言中宣称，此次税收的收益将用来提高国家收入，一方面帮助支付殖民地的防务开支，另一方面“用来支付司法行政的开销以及王室的年奉”。此番言语一出，殖民地民众惊恐万状，幡然醒悟。假如没有这番陈述，他的关税主张或许不会激起惊涛骇浪。而现在，愚蠢行径已经扬帆起航了。

情况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汤森本来就是个不计后果、自大狂妄之人，真正应该为此负责的是政府和议会。格拉夫顿公爵在回忆录中辩解说，只有查塔姆伯爵才有权力解除汤森的职务，当时“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项举措”，这一托词实在不堪一驳。在面对成员的辞职威胁时，一个对政府具有责任感的团结内阁完全可以坦然接受，决不至于瓦解倒台。况且，英国议会是欧洲最古老的议会，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在法案制定之前就应该能够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实际上，就连罗金汉派也没有对这一举措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南卡罗来纳州代理人查尔斯·加思写道，“美洲殖民地的盟友太少了，在与财政大臣的较量中无人帮忙。”有人在报纸上撰写文章，或出版小册子，满腔愤怒、气势汹汹地要求忘恩负义的殖民地承认英国的权威。政府和议会不但没有安抚美洲殖民地，反而想要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汤森的税收主张出台得正逢其时。

但汤森并未亲眼看到他提出的措施的命运。他在当年夏天感染了一种被称为“热病”的疾病，病情几经反复，最后在1767年9月不治身亡，年仅42岁。他的职业生涯短暂而变化无常，但对美洲殖民地而言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一位同僚评论说：“可怜的查尔斯·汤森啊，现在终于名垂青史了。”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后，伟大的查塔姆伯爵闭门谢客，而焦头烂额的格拉夫顿公爵一直在恳求见他一面，哪怕是半小时，甚至10分钟，也好问计一二。而国王也不厌其烦地给他写信，一封接一封，希望他能满足格拉夫顿的请求，甚至提出亲自去探望病中的查塔姆。伯爵深深挚爱的查塔姆夫人代遭受病痛折磨且每况愈下的丈夫做出了答复，她替丈夫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身体极度虚弱……病情日益严重……承受难以名状的痛苦折磨”。同僚们起初都以为查塔姆只是装病，但是当格拉夫顿经再三请求终于被允许进行片刻的会见之后，他看到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精神和意志极其糟糕，令人唏嘘……这位伟大的人物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因为神经紊乱，他已经彻底垮了”。

被隔离居住在彼森特的查塔姆，在他狂躁症状加重的时候，命令园丁在有碍视野的荒山上都种上常青树。有人告诉他说，“即便全郡所有的苗圃都提供不了所需数量的1%”，然而，他根本不予理会，命人到伦敦去采购，并从那里用马车把树苗运了回来。彼森特本来是诺斯勋爵一位男性亲戚的地产，此君性情暴躁，因为诺斯勋爵投票赞成征收苹果酒税而大发雷霆，愤而烧毁了诺斯的蜡像，并更改了遗嘱，将庄园赠送给了皮特这位民族英雄。为了住进新的庄园，皮特卖掉了自己在海斯的庄园，他在那里已经花费巨资买下了附近的房子，以便“不受邻居的打扰”。现在，他又神经发作，迫切地要把海斯庄园赎回来。伯爵夫人只好求助于她自己的兄弟，试图让他们规劝丈夫，结果查塔姆却与他们大吵一架。无奈之下，她只好说服了海斯庄园的新主人，把房子又买了回来，伯爵这才被安抚了下来。

深受痛风病折磨的查塔姆有些悲观绝望，因此回到海斯后的心境并未好转，且不能忍受与外界的任何接触。他拒绝与任何人见面或是交流，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们待在房子里，不与仆人们讲话，有时候甚至也不与他妻子说话。饭菜得始终温着，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哪一刻会摇铃，那时得立即用小车给他推过去。他会为很小的过失大发雷霆。有一次，他一连几天呆坐在房里，茫然若失地盯着窗外。他拒绝接待任何人，卡姆登勋爵在得知他的状况后说，“那样的话，他就是疯了。”其他人则称其为“脑子里的痛风病”。

在那个饮食过度和饮酒过量的年代里，痛风病影响了一些国家的运数。在教皇居统治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它曾经导致了查理五世的退位。威廉·卡多根博士是查塔姆时代一位出色的内科医生，他认为患痛风病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懒惰、酗酒和恼怒”（现在已经查明，痛风病主要是由于血液中的尿酸过剩，不能被吸收，从而引起炎症和疼痛），而积极俭朴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预防措施，还有可能因此而痊愈。通过身体锻炼和素食饮食可以有效治疗此病，这在当时也已经众所周知。但查塔姆伯爵的主治医生阿丁顿博士却信奉与之相反的理论，这也是18世纪最无益的医学概念之一。作为精神病专家，确切来说是治疗疯病的医生，他希望让痛风剧烈发作出来，其理论依据是，这样可以驱除神经错乱症。他制定的治疗方案是，每天喝两杯白葡萄酒、两杯红葡萄酒，这是查塔姆平时饮酒量的两倍。此外，病人需要继续吃肉并且避免户外活动，这样治疗的结果自然是病痛状况日益恶化。从1767年到1768年，查塔姆都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然而，他竟然挺过了阿丁顿的治疗方案，甚至后来神志清楚了。他的事例说明，人类在与药物的斗争中，偶尔也能取得胜利。

狂躁症有时与痛风病有关，可能主要还是感觉疼痛，这种症状在18世纪的统治阶级中并不罕见。与美洲危机相关的两位主要人物就表现出这种症状，一位是危机期间的查塔姆，一位是危机之后的乔治三世。而在美洲大地，曾一度举止狂暴的詹姆斯·奥蒂斯在1768年彻底精神错乱。沃波尔从其侄子奥福德伯爵那里继承了爵位，因为后者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乔治·杰曼勋爵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样，其中一位是萨克维尔（Sackville）伯爵爵位继承人，砍光了诺尔的所有树木，家族宣布其精神失常，他最终“暴病而死”。另外一位患有精神忧郁症的人是约翰·萨克维尔勋爵，他在欧洲四处流浪，在孤独贫困中“与精神失常抗争”。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天资聪颖，喜怒无常，只是没有疯疯癫癫”。人们早就注意到，诗人威廉·柯珀有些疯癫，而不怎么出名的克里斯托弗·斯马特也是个精神病患者，约翰逊博士还曾到“伯利恒圣玛丽医院”（位于伦敦的一家疯人院）去探望过他。领导了1780年戈登暴乱的乔治·戈登勋爵通常也被人们认为是个疯子。虽然根据回忆录的记载，这里所提及的几个偶发案例并不能表明此类疾病在当时发病率很高，但这些例子说明其他没有提到的人也很可能患有这样的疾病。仅依据这些证据，我们还不能说，统治阶级中的精神失常现象具有深远的影响，可是如果查塔姆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话，美洲的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

汤森所提出的关税法案并没有立刻在美洲激起反响。许多公民和未来的保皇派受到《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威胁他们生命和财产的暴力行动的滋扰，开始担忧“爱国主义”运动可能会成为“荡平”阶级差别的先锋。他们并不急于挑起与大英帝国分离的行动。纽约州议会没有接受悬置法案，而是清醒审慎地遵从了《驻营条例》。然而，很快就发生了冲突。为了管理新的税收，议会通过了《汤森法案》，并同时成立了美洲关税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代理人对殖民地民众不断进行骚扰。与此同时，随着《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英国议会允许对民众房屋或经营场所进行搜查。由于海关代理人急于想从罚金中大发横财，他们以高度的热忱投入工作，对水面上浮动的任何物体都会拦停下来进行检查——登上每一个港口、每一条航道的每一艘船，甚至连农民乘自家的摆渡船运送小鸡过河都不放过。

就在民众怒气集聚之际，醉心于美洲事业的人们突然找到了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倾听的声音。这个声音最早出现在1767年12月《宾夕法尼亚纪事报》上的“农民来信”中，作者是费城的一位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后来任大陆会议代表。这些信件罗列了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有理有据，切中时弊，令人信服，与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一道，说服并促使人们起而抗争。殖民地的所有报纸都转载了这些信件，马萨诸塞州总督伯纳德还将这样一整套信件邮寄给了在伦敦的代理人理查德·杰克逊，并告诫说，如果不能将信中的内容驳倒，它们就可能成为“美洲民众眼中的《权利法案》”。

迪金森文章的主旨在于，各殖民地有必要团结起来，共同抗议《纽约悬置法案》和《税收法案》，他将前者称为“可怕的疯狂行为”。他断言说，任何为增加国家岁入而征税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从这一角度看，《汤森税法》和《印花税法案》之间并无区别。因为英国控制着与殖民地的贸易，并从中获利甚丰，因此殖民地没有理由为英国的管理成本埋单。用关税收益来支付王室供奉和法官的薪水是最“卑鄙的行为”，只会彻底破坏对地方的管理，并有可能使殖民地沦落到与爱尔兰一样的地位。迪金森最主要的观点在于，他认为英国此次之所以征收如此微不足道的关税，是因为英国人希望在人们几乎毫不在意的情况下通过法案；如此一来，可为将来的征税行为大开先河。因此，美洲人民必须立刻提出质疑，表示反对。

尽管迪金森在其论点中为汤森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比汤森本人的理由更为合理的动机，读者们还是采纳他的观点，纷纷付诸行动。美洲人往往认为，英国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有意识、有计划地约束并奴役他们，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做事非常理性；而在英国政府看来，美洲民众总是桀骜不驯，试图反抗。事实上，他们对彼此的看法都错了。

“农民来信”点燃了美洲民众的怒火，鼓舞他们奋起抵制《税收法案》；萨姆·亚当斯（Sam Adams）因此开始四处巡回演讲，鼓动人们反抗；马萨诸塞州议会也因此发函给其他各殖民地，呼吁他们抵制所有税收。这一次，取代汤森做出回应的是英国另一位重要人物希尔斯伯勒勋爵，而他之所以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似乎是上天为了确保在汤森去世后破坏英美关系的行径能够绵延不绝。其实，希尔斯伯勒此前已经取代谢尔本勋爵掌管美洲事务。情况是这样的：格拉夫顿公爵需要国王的支持，需要与贝德福德派的结盟，而迫于他们两方面的压力，他不得不将谢尔本解职了。就这样，格拉夫顿不费一兵一卒，将谢尔本所负责的事务分拆，设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职位，并任命希尔斯伯勒出任该职。作为爱尔兰贵族，希尔斯伯勒拥有大量地产，由于担心他的佃农会移民到美洲殖民地从而令自己收入锐减，他与其他众多土地所有者一样，反对软化对殖民地态度。尽管希尔斯伯勒曾担任过许多职位，但他做事并不机智练达，也不通情达理；甚至就连跟他具有同样缺点的乔治三世也说过，他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拥有比希尔斯伯勒阁下更差的判断力”。这一缺点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了。

在给殖民地的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中，这位新任大臣命令马萨诸塞州议会立即撤回给其他各州的通函，否则就解散该州议会；同时，他还通知其他各州总督，只要该州议会胆敢像马萨诸塞州那样煽风点火，同样将遭到解散。信中口气咄咄逼人，言外之意，要么被迫接受征税的事实，要么让自己的议会关门大吉，这点燃了各州前所未有的怒火。马萨诸塞州最先慷慨激昂，拒绝撤回通函；而先前拒绝听从其召唤的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各州现在也按照马萨诸塞州的模式不顾希尔斯伯勒的命令通过了决议。希尔斯伯勒为了一己之利，在维护帝国的根本利益上举措失当。

与此同时，关税委员会变得愈发紧张不安，它于1768年2月请求英国派遣军队及一艘军舰提供保护。于是，皇家海军舰艇“罗姆尼”号从哈利法克斯抵达波士顿港口，关税委员会于是壮大了胆子，扣押了约翰·汉考克的“自由”号轮船，并由此引发了骚乱。惊恐万状的关税委员们不得不逃到“罗姆尼”号上以保全性命。由于担心骚乱升级，盖奇将军派两团士兵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去维持秩序；另有两团士兵在11月从英国本土抵达波士顿。一位波士顿市民在目睹了英军士兵列队穿过波士顿大街后写道：“好家伙！竟然有常驻军队了！”“对已经尝到自由甜头的民众来说，这实在糟糕之至！”“我们中的有些人到现在还贪图安逸，反对独立”，这一事件“无疑将加快独立的步伐”。

在没有任何计划或决议的情况下，英国贸然使用武力压制暴乱，从而引发了冲突。这一轻率的举动让许多英国人感到不安，其中就包括已经75岁高龄的纽卡斯尔公爵。他早年曾以国务大臣的身份负责殖民地事务长达25年，他认为，在与殖民地打交道时应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和暴力手段”。他在给罗金汉的信中写道：“征服殖民地并强迫他们屈从的做法现在越来越深得人心。凭良心讲，我反对这么做。在采取具有如此破坏性的举措之前，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三思而后行。”

由于国王派和贝德福德派势力的渗入，内阁的重心正逐渐向另一边偏离。康韦曾经独自一人试图阻止汤森的冒险行为并限制《纽约悬置法案》，但现在他已经辞去国务大臣一职，只保留了一个次要职务。代替他的，是一位嗜波特酒如命的贵族，除了听说他与贝德福德关系密切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此人便是韦茅斯子爵，他专好通宵赌博，却往往输得一败涂地，他家里总是坐满了前来协调讨债的执行官。当上国务大臣之后，他习惯未变，仍然在早上6点上床睡觉，待到午后起床之时，“完全忘记了需要处理的公务，而大小事务则悉数交由他的副手伍德处理”。汤森死后空出来的财政大臣职位由诺斯勋爵接替，尽管他属于不妥协派，但他性情温良，为人随和，常识丰富，极少发表极端意见。另外两个职位由贝德福德派的两位贵族担任：高尔伯爵顶替去世的诺辛顿勋爵；罗奇福德勋爵接替谢尔本担任国务大臣，他刚刚就任西班牙大使，但为了离开马德里，他不得不将银器和珠宝典当，换了6000英镑偿还了债务。作为唯一一位反对希尔斯伯勒对美洲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的内阁成员，谢尔本在国务大臣职位上坚守了八个月后，终于辞职了，或者说被赶走了，由罗奇福德取而代之。身体状况渐行康复的查塔姆，在获悉谢尔本去职之后，交出了御玺，正式辞离了首相职务。

曾经的查塔姆政府现在改头换面，成了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一派的天下，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贝德福德的宅邸位于布鲁姆伯利广场。贝德福德公爵本人家财万贯，在之前的从政经历中曾担任过很多职位，尤其在贝德福德郡更是地位显赫，权倾朝野。除此之外，他非常看重身份，极其自信，这些都令他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据说，在皮特执掌大权的时代，他是唯一敢跟皮特叫板的人。他曾经担任过枢密院议长，是格伦维尔政府的实际掌舵人，甚至有人称当时的政府为贝德福德内阁；但现在，由于深受痛风病折磨，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乡乌邦修道院的家中，并通过其追随者施加影响。他与妻弟高尔伯爵和女婿第四世马尔伯勒公爵一道，总共控制着下议院的13个席位。贝德福德虽然足智多谋且为人热忱，但脾气暴躁、刚愎自用，还有些固执己见。他的手下能人辈出，有的精于投机买卖，有的对竞选拉票了如指掌，有的巧舌如簧，极力鼓吹对殖民地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压制。他们不厌其烦地劝说国王，声称只要六艘护卫舰和一个旅的兵力就足以将美洲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乔治国王对关乎殖民地的政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遵从大不列颠立法机构制定的法案是美洲臣民责无旁贷的义务”，并且，国王“希望并要求他们欢欣鼓舞地遵从大不列颠的法案”。在政府管理方面，他试图效仿学生时代的偶像阿尔弗雷德大帝，对政府进行清理，因为他深信，这就是国王的职责所在。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通过贝德福德派，国王现在比以往更多地染指政府各项事务，随意任命和解除大臣的职务，控制任免权，在涉及各部门的事务时，只与某个负责该部门的大臣打交道，而对内阁的集体决策置若罔闻，甚至就下议院辩论中发言的人选提出建议。他通常选择那些溜须拍马口蜜腹剑之人为官，而这些民众在治理政府方面的才能和历练又不太可能超过他本人。

美洲民众对每项税收、每个举措都极力反对，这使得贝德福德派深信，这些民众已经决意要打破重商主义体制，实行自由贸易，并将对议会通过的每项法案高呼“暴政！”。如果一再妥协让步，他们的抗议势必变本加厉，大英帝国的权威将荡然无存。

就贸易而言，贝德福德派的这些担忧并非多虑。由于殖民地“抵制英货”策略的成功，打破重商主义枷锁并发展本地工业的想法着实深入美洲民众之心。由于英国的挑衅，殖民地人民愤而改用本地生产的布匹和其他商品，这让英国本能地想到了贸易独立，因为这是它最不愿看到并极力防止的结果。甚至对皮特而言，重商主义规则也一直是殖民地政策的本质所在。他为此曾宣称，“就算是平头钉或马蹄铁”也不应允许殖民地自行生产。现在，这个本能反应被重新激发出来。1768年8月和9月，波士顿和纽约的商人们达成协议，在《汤森税法》废除之前，停止从英国进口商品。几个月之后，费城的商人也加入了该协议；在接下来的1769年里，大多数其他殖民地州也都加入了这一协议。由“自由之女”团体所组织的本地纺织生产事实上自印花税法案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1768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及1769年的罗得岛学院（现在的布朗大学）首期毕业生和校长都穿着美洲本土织造的服装参加了毕业典礼。

在英国国内，流亡法国的约翰·威尔克斯回到伦敦，被米德尔塞克斯郡选入议会，但却被政府的多数派排挤出下议院，从而又一次唤起了反对政府的怒潮。所有反对国王特权的人们立刻重整旗鼓，要求议会改革的激进主义运动又有了生机和活力，他们希望以真正的选举代替任命制度。所有的“自由”事业，包括反对高压政治的美洲殖民地的朋友，都联合了起来，互相支持，同舟共济。

当威尔克斯再次代表米德尔塞克斯郡参加竞选时，选民又将他选到议会，但他又被排挤出下议院；然后又再次当选，再次被排挤出来，如此往复达三次，不满的人群大呼“威尔克斯与自由！”，呼声久久不能平息。他由此成为宪法的象征、深受人民爱戴的英雄，这令下议院议员对其恨之入骨。随后，政府取消了威尔克斯的得票，提名了自己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候选人，并宣布此人当选。此时，整个伦敦群情愤慨，骚乱频发，震撼全城。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这座城市“每天都发生无法无天的暴乱事件，到处一片混乱，暴民们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逡巡，碰到有谁不高喊‘威尔克斯与自由’，则立马过去将其打倒在地”。煤矿工人、船员水手，以及形形色色的暴乱者推翻马车，抢劫商铺，强行闯入贵族的豪宅。而与此同时，内阁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对事件的前景忧心忡忡。

昏庸无道的英国政府压制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举结果，激发了民众蓄积已久的对自由的呼唤，这也是对政府的一大警告。美洲代理人非常活跃，不断向威尔克斯郡民众提议，希望与该郡自由人士建立联系，现在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在为1768年的选举拉选票的过程中，一位从事麻布制造的伦敦选民说，“那些一心想要奴役美洲民众的人，一旦得到权力，将会对我们也颐指气使。”当选的236位市议员和26位参事大多是店主和个体工匠，他们组成了伦敦政务议事厅，政府每出台一项压制殖民地的举措，他们几乎都会大力谴责。

带头提倡自由的是伦敦市长大人本人——威廉·贝克福德，是一位干劲十足的商人，像美洲大多数党派人士一样，因为支持威尔克斯的立场而名声大噪；在他看来，对政府的一面攻击便是对它的两面袭击。贝克福德的祖上是富有的牙买加种植园主，并且是岛上最大的地主，他在英国做生意积累了财富，从市政参事升到郡长再到市长大人，并曾代表伦敦市政当局当面向国王抗议，认为政府篡改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举结果有失公允。沃波尔自命不凡地批评这一举动，认为他的举动不过是基于“一堆乱七八糟的知识……判断极度错误，更因其浮夸虚荣之心而令荒谬言行尽显无疑”。尽管如此，他在对英国的美洲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中，还是大胆表述了立场。英国激进分子的行为体现了殖民地民众的观点，在后者看来，内阁在搞阴谋诡计压制他们的自由。一位主要的激进分子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认为，汤森法案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精心设计的圈套；不过他相信，此举只会适得其反，因为，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将会因此提前一个世纪。

1768年8月的《伦敦期刊》将当前支持并制定“当前对美洲不明智政策”的人与17世纪的国王及“劣迹斑斑的大臣”做了一个比较。“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甚至在英国，10人里面有9人都是美洲人民的朋友”，并且认为，他们“有权站在美洲人民一边”。9/10的说法肯定有些言过其实；有些刊物估计的比例恰好相反。拉尔夫·伊泽德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洲人，据他判断，有4/5的英国人反对美洲，而议会对政府美洲政策的支持，则正确反映了公众的意见。当反对意见还不足80票时，“你可以据此得出结论，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项糟糕的措施，因为腐败还没有达到那种深度”。从当时的出版物上很难对公众舆论做出判断，因为许多对美洲殖民地持支持态度的文章是由在伦敦的美洲人匿名或以笔名撰写并投稿的。然而，正是因为公众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反对政府的政策，英国的印刷商才留出了适当的版面刊登那些亲殖民地的文章。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后人通常都会高估当时的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关注。1768年，令统治阶级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美洲人，甚至也不是威尔克斯，而是格拉夫顿公爵的丑闻，因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当着已与自己离婚的公爵夫人和王后的面，陪同情妇南希·帕森斯欣赏歌剧。但格拉夫顿至少已经离婚了，而大多数拥有情妇的男人根本还没有离婚；不过流言蜚语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偃旗息鼓。南希是邦德街一位裁缝的女儿，此前还是一位西印度商人的情妇，结过婚，有时也被称为霍顿夫人，但社会上对她的闲言碎语仍然不绝于耳。格拉夫顿在公众面前“炫耀”南希，并让她和自己坐一桌上，这一做法让人怒不可遏。这在当时是轰动事件，南希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喧嚣的殖民地民众。

在英国议会，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以及其他殖民地义愤填膺的抗议表明，对税收法案的抵制行为正在四处蔓延，而冰冷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事实。1768年到1769年，英国对美洲的出口下降了1/3，从240万英镑下降到了160万英镑。纽约的进口额减少到1/7，即从1764年的48.2万英镑下降到1769年的7.4万英镑。波士顿的进口额被砍掉一半，其他对“抵制英货”行动贯彻程度不尽相同的殖民地则少一点。汤森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共收入1.6万英镑，而同期对美洲的军事开支却达17万英镑。就连作为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希尔斯伯勒也不得不承认，汤森法案“对商业十分不利，他希望该法案从来就不存在”，而新任财政大臣诺斯勋爵则表示，“汤森税法荒唐之极，但竟然能在大不列颠议会获得通过，实在令他惊诧不已。”两位大人现在对该法案懊悔不已，但当初却都投了赞成票。

政府不但没有安抚殖民地以便尽快结束“抵制英货”的行为，反而本能地认为要对殖民地进行惩罚。面对来自臣民的挑战，它感到有必要展示一下权威；另一方面，它也在担心，一旦美洲民众的抗议行为得逞，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暴民将大受鼓舞，纷纷效仿。希尔斯伯勒与罗波安的想法如出一辙，认为要展示权威，就要尽可能使用粗暴的手段。他重新使用亨利八世专制时期的一项法令，即凡被控在王国境外犯有叛国罪的人，都将在英格兰接受审判；而贝德福德公爵提议将该法令作为议会决议，以对付马萨诸塞州的冒犯行为。下议院一致通过了该项提案，政府中格拉夫顿集团的查塔姆辉格党人似乎也没有表示反对，于是，这条法令被适时传达到了波士顿的伯纳德总督那里。人们的反应自然十分强烈。政府要将他们从当地抓走，然后押解到离朋友和辩护人3000英里以外的敌对环境中接受审判！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暴政！

而在英格兰，人们一直担心“抵制英货”运动会鼓励美洲殖民地发展本地工业，现在这种担心正在变为现实。政府和议会鲁莽草率的政策曾经激起殖民地的联合抵制，而今它们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废除法案减少损失。《印花税法案》的历史再次上演，英国的统治机构好像患上了赌徒强迫症一样，不断将筹码放在此前输掉的位置。从1769年3月到1770年5月，废除《汤森法案》的过程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政府所采取的其他约束限制殖民地的举措同《汤森法案》一样，结果都适得其反。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完全认识到了政府接二连三的荒唐愚蠢行为，并在年度辩论中进行了明确公开的抨击和嘲弄。反对派发言人们就议会驱逐威尔克斯代表一事表达了对政府的愤怒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违反了神圣的选举权”，“颠覆了整个宪法体制”，要像对美洲一样严厉地对政府进行惩戒。伯克对政府行为大加嘲讽，巴雷上校也表达了他的不屑；贝克福德市长大人认为，“殖民地每年总净税收只有295英镑，但我们每年花费在那些税务官员上的钱则有50万英镑，这真是一项奇怪的政策。”但这些还不是最有分量的辩论，前总督托马斯·波纳尔的发言是基于他在美洲四个不同殖民地长达七年的任职经历。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论点论据，非常令人信服，无可驳斥，他或许是唯一一位没有一己私利，并真正有意恢复与美洲良好关系的发言者。而其他批评者，往往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刻意表达对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同情，比如，巴雷上校的描述是，“那些诚实守信、忠心耿耿的马萨诸塞州人民，身为大英帝国的子民，直到现在的行为都无可挑剔。”这些人更关心如何搞垮现任政府，而不希望政府与美洲和解。由于政府在议会中掌握绝对优势，有些骄傲自满，因此对这些批评意见置之不理。

波纳尔一一列举了政府的愚蠢行径。因为《驻军营地条例》一颁布就引起了殖民地的抗议，因此不应该命令殖民地为英国军队安排营地、提供物资，而是应将决定权交由人民，“由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决定如何处理”，按照他们在“七年战争”期间的经验，“遵循他们自己做事的模式”。部队各级军官应该有权与地方官员打交道，并通过双方协商来解决军队驻扎问题。在提议废除《汤森法案》时，波纳尔说明，法案导言中宣称征税的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维持公民政府的运行，这其实“彻底改变”了原有体制，因为殖民地借此通过他们自己的立法机构实现对公务人员的管理，而立法机构有权批准和支配政府资金。即使要改变这一体制，《汤森法案》也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声明法案》早已确立了议会的权威；另外，它也“毫无公平公正可言”。

关于贸易方面，波纳尔解释了《汤森法案》是如何“直接违背了与你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所有商业原则”——这项法案对美洲制造业非常有利，它鼓励违法交易，鼓励求助国外市场，使得“我们从殖民地的获益一天天减少，我们对殖民地的优势日渐衰微，并将最终使他们不再依赖我们”。如果失去这次纠正错误的机会，“那将永远不再有机会了。如果议会在这次会议期间无所作为，那么我们今后对美洲事务的处理将永远不切实际。你们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但你们绝不会令他们心悦诚服”。波纳尔无意间说出了一条任何时期的任何统治者都应该注意的法则，那就是政府在实施对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被管理者的感受，否则将危机四伏。

尽管波纳尔的动议赢得一致赞许（也许正因为这样），内阁却抱怨说，现在提出该动议已经太迟了，这件事影响深远，后果难料，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本次会议已经无暇对此进行辩论；他们之后通过了一个动议，将波纳尔的议案推迟到下个会期再行讨论。这其实是一种试探，因为他们只想尽快结束殖民地的“抵制英货”运动。在休会期间，内阁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格拉夫顿及其所领导的派别投票赞成完全废除《汤森法案》，但因票数少于希尔斯伯勒、诺斯和三个贝德福德派大臣而落败，后者主张保留对茶叶的收税，以便保留导言作为征税权的象征。就这样通过了一项费尽心机的决议——不应采取任何“有损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立法权威”的措施；与此同时，议会也无意向美洲殖民地征收“更多的赋税”以增加岁入；议会打算在下个会期“取消对纸张、玻璃和涂料征收关税”。当希尔斯伯勒通知殖民地总督，英国打算废除《汤森法案》时，他没有使用“态度缓和、令人宽慰的表达方式”，有意减弱了预期效果，而之前经过格拉夫顿派的争取，议会已经同意使用此种表达方式。由于对茶叶征收关税的做法尚未取消，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汤森法案》并没有被完全废除，因此英国未能说服殖民地结束“抵制英货”行动。

极度绝望的托马斯·哈钦森在给理查德·杰克逊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在任何一个方案上都能够踏实稳定，一如既往，我们就可以在殖民地问题上达成某种解决方案……我恳求你们，尽可能地废除那些还在生效的法律吧，越多越好”，而去贯彻落实那些有用的法律。“你们拖延的时间越长，废除的难度就越大。”他对波士顿的情况了如指掌，那里的新闻报道说，300名“家庭妇女”由于意识到她们消费茶叶的支出都供养了关税委员会的老爷们以及“政府的其他权力工具”，一致同意不再喝茶，“直到这些家伙连同波士顿常备军一并撤走，并且《税收法案》也被废除为止”。

议会一被召集，有关美洲的辩论就重新开始了，因为一场危机，格拉夫顿内阁人去楼空，包括其名义上的首相以及他的几名副手。查塔姆从幕后走出来，在其演讲中警告说，美洲民众成功地实现自给自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还呼应波纳尔所阐述的法则说，“200万 [12] 民众的不满情绪值得深思，但我们必须要消除造成这种不满的根源。”这是阻止美洲“生产和组合”的唯一途径。然而，查塔姆发言的重点却是下议院排挤威尔克斯代表一事。他提出一项动议，谴责议会的这一做法，这时大法官卡姆登以其独有的胆量和勇气投票表示支持。身为内阁成员，现在却投票反对政府，他理所当然地被解职了。或许他本人倒乐于有这样的结果，因为他在议会中坦承，他在内阁中通常只是埋头记录对政府所采取措施的不同意见，并且他也很清楚，即便公开表示反对也无法阻止这些措施的出台。

结果便发生了一场悲剧。格拉夫顿建议由查尔斯·约克（Charles Yorke）入阁填补空缺，此君的父亲曾担任首席检察官和上议院大法官，而且这也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政府职位，但此时他本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表示反对；然而，在国王的极力劝说下，他还是违心接受了任命，因为国王许诺加封他贵族头衔。当天晚上，同僚们对他这一做法大加斥责，这使本就内心矛盾的约克无法忍受煎熬而自杀了。格拉夫顿大为震惊，自觉难辞其咎，加之无力掌控政策而萎靡不振，于是就辞职了。紧接着，康韦和格兰比两位将军也辞职了。

新首相是为人和善的诺斯勋爵，这个名字将永远与美国独立战争联系在一起。在担任首相期间，他日益心烦意乱，并逐渐认识到首相所应具备的资格，而且他确信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定期给国王写信请求允许他辞职，其中一封信中写道，首相一职应由“一位能力超群且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的人”担任，此人应该“能够做事雷厉风行、坚决果断，通过发号施令，不折不扣地实施政策……还要能够制订明智的计划，并将政府各个部门的力量整合调动起来”。这是对该职位非常到位的描述，信中最后说，“我显然不是这样一个人。”

然而，既然国王选定了他，无论多么不情愿，他也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就是12年，而且是至关重要的12年；而在他之前的10年间，走马观花般换了5任首相。诺斯与国王乔治三世具有惊人相似的外貌，两者都是双颊饱满、身体肥胖、两眼外凸，这常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普遍认为，诺斯的父母与乔治三世的父亲，即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一家关系密切。在诺斯出生之际，他的父亲吉尔福德伯爵担任亲王的寝宫侍臣。诺斯在洗礼时被命名为弗雷德里克，如果没有更密切关系的话，那是因为亲王是诺斯的教父。除了外貌相似以外，诺斯和乔治三世晚年都曾遭受失明的痛苦。

在性情上，诺斯勋爵却与国王乔治三世大相径庭，按照吉本的说法，“他有举世无双的好脾气”，这是众所周知的。据说只有一位喝醉酒的愚笨的马夫曾惹他发怒；这个马夫并未有所改进，却总能得到勋爵的谅解，并且直到去世，一直在诺斯家里工作。诺斯家族控制着班伯里口袋选区 [13] ，在下议院拥有13个席位，诺斯在22岁那年被选入下议院，直至去世，一直担任该区代表。在被任命为首相时，他38岁，由于视力不佳，舌头偏大，行动有些笨拙。由于舌头的原因，他在讲话时，“尽管不是完全不清楚，但多少有些含混不清”。得益于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的教育以及为期3年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诺斯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也会讲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当兴致盎然时，还会用名物典故、外国习语、突发奇想和天才的幽默来点缀他的演讲。

当诺斯无法躲避政务的袭扰时，他会在辩论期间躺在前排的长凳上睡觉偷懒。有一次，格伦维尔做了一个沉闷而冗长的演讲，诺斯叫人在格伦维尔快讲到现代社会的时候叫醒他，在格伦维尔正引用1688年的一个先例时，有人用胳膊肘轻推了他一下，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嘴里咕哝着说“还有100年呢，太早了”，然后又重新打起了呼噜。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内阁会议上，据一位后来跟他共事的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说，“在内阁会议上，诺斯丝毫不会引导其他大臣的意见，而且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来说，在与大臣们开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睡觉。”这肯定不利于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决策。

虽然很少发言，但诺斯却是个坚定的右派。他投票赞成征收苹果酒税，赞成驱逐威尔克斯代表，赞成《印花税法案》并反对废除该法案。尽管他反对与美洲妥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也准备通过和解促成可能的中间立场，在不放弃“我一直认为宗主国应当拥有向美洲征税的正当权利”的基础上，如果他能够做到的话，他“真诚地希望废除整套（汤森）法律”。尽管他并非贝德福德派成员，但后者也能够接纳他，不然他也不可能被任命为首相了。他主要的难言之隐在于，由于他父亲长寿，活到86岁，且又自私吝啬，他无法继承一大笔财产；而等到他能够继承的时候，他自己也已年近花甲，双目失明，不到两年亦驾鹤西去。结果是，他既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又要维持首相这一重要身份所应具备的形象，因此在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都有些捉襟见肘，只能依靠年俸收入。而他感激于皇恩浩荡，因为国王体贴到他的难处，巧妙委婉地给了他这位首相两万英镑，使他得以清偿债务。在这种状况下，他不太可能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行动。

1770年3月至5月，辩论重新开始，反对派发言人对政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认为，自《汤森法案》以来，英国在美洲的一系列政策软弱无力，各项措施自相矛盾，决策实施优柔寡断，而且有时出现违反宪法的行为，做出违背英国利益的不当判断，总而言之，都是愚蠢荒唐之举。虎视眈眈的巴雷上校向内阁发难，认为政府在议会采取行动之前就将英国意欲废除税法的消息告知了美洲民众，从而让后者意识到“议会所采取的措施是多么卑鄙无耻，管理这个合法政府的这批人是多么蠢笨无能”。他进一步斥责政府恢复“亨利八世时期残暴统治”的法令，然而“在险恶用心下他们却孱弱无能……没有雄心壮志将该法令付诸实施”。

波纳尔解释说，“冒犯了美洲民众并令他们警醒”的是《汤森法案》的导言；他为此提议，要删除导言，必须废除整个《汤森法案》，并将茶叶税排除在外。格伦维尔承认自己是与美洲争端的始作俑者，并提出了个没用的意见，由于部分废除法案不会让殖民地满意，而全部废除法案又不能“保全国家的尊严”，因此他宁愿在投票时弃权。独立议员威廉·梅雷迪思爵士发现，政府“在几乎每件事情上都坚持错误，刚愎自用，执迷不悟”，实在令人无奈。用德莱顿的话说，“他们从来就无法回到思维正常的轨道上，哪怕偶然做出一次适当的举动也绝无可能。”他补充说，因为收缴的茶税无法弥补征收成本，英国不得不动用“国库资金”予以补足，其结果只能是“劫掠我们自己”。尽管下议院在投票中以204票对142票驳回了波纳尔的动议，使得政府以人多势众而战胜了常识，但常识也令人眼前一亮，因为这次的赞成票几乎是平常亲美洲选票的两倍之多。

当辩论的重心总体上转向美洲政策时，波纳尔再次谈到对美洲的侵略行为。他指出，除了征税以外，殖民地真正担心的是英国“企图改变他们的公民宪法”，希尔斯伯勒解散殖民地议会的命令以及汤森法案的导言证实了他们的这一担忧，他们由此害怕“自己的各个议会变得一无是处”。这时，波士顿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英格兰，当地居民群情激奋，因此，为了防止发生更多类似事件，必须要撤离派去震慑波士顿民众的英国军队，尽管这么做不利于英军的荣耀，但能确保波士顿港口的威廉城堡的安全。这次的撤退对于幽默风趣、智慧过人的埃德蒙·伯克先生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那个时代最为后世所知的演说家。

伯克的思想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主要得益于他对语言的精准把握和恰切运用。但如果他的观点模棱两可，即便是浮华的辞藻也无济于事，巧的是他洞察敏锐，言辞泼辣，观点鲜明，思想深刻。尽管伯克的评论常常有些啰唆，夸大其词，但遣词造句别具匠心，能成为格言警句。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 [14] 认为他在会话方面的技能可以与约翰逊博士相提并论，因为他“总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切入主题”。约翰逊博士本人对这一点也毫无异议。“伯克口若悬河是因为他思想丰富……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如果碰巧见识到伯克那滔滔不绝的口才，都会深信他就是英国第一人，这一点毫不夸张。”他经常慷慨激昂地发表长篇大论，以致议员们纷纷离席而去，四座皆空，他的朋友不得不拉着他的衣服下摆，提醒他控制情绪，但仍难以阻止他发挥睿智和才华。贺拉斯·沃波尔曾写道，伯克在演讲中抨击英国美洲政策的言语“甚至令诺斯勋爵和大臣们自己也大笑不止”。当他讲到哀婉动容之处时，连一向“铁石心肠的巴雷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如果路人有幸听到某些辩论，伯克对政府的冷嘲热讽足以令他们热血沸腾，从而“将走出议会大厅的诸位大臣们撕得粉碎”。

伯克列举了英国对殖民地一系列软弱无力的惩罚措施，从而轻而易举地令政府看起来愚不可及。这些措施包括：英国命令马萨诸塞州议会撤销其煽动性的决议，否则就将其解散，但最终不了了之；其他殖民地议会在受到同样威胁的情况下，也公然藐视英国的处罚，而且“以极端不屑的态度对待国务大臣的信件”；亨利八世时期的法令“从未被付诸实施，而且众所周知的是，也永远不会贯彻执行”；英国派遣军队和战舰去波士顿控制局势，结果现在“又从那里撤了出来”；总之，“人们痛恨你们恶毒的意愿，谴责你们软弱的能力”，这些足以证明，“这是个缺乏明智之举的政府”。

当然，政府的多数派击败了伯克的八项谴责性决议；而在上议院，年轻的里士满公爵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谴责动议，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他是应美洲事业而新当选的重要议员，多少有些独立性，并将成为反对政府政策的杰出代表。

里士满是个光彩万分的人物，他在许多方面都代表着18世纪英国政府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色彩。他运气极佳，总是受到命运的青睐，以至于在执行任何一项任务时都难以彻底发挥他的才能。里士满是查理二世的曾孙，是其与情妇朴次茅斯女公爵路易丝·德凯鲁阿尔（Louise de Kéroualle）的后代，乔治三世曾经想娶的可爱的萨拉·伦诺克斯小姐是他的姐妹。他气质高贵，谦恭有礼，英俊倜傥，与同样来自公爵家庭的妻子一起，成为了“英格兰最为般配的一对夫妻”。里士满15岁时就承袭公爵爵位，23岁出任陆军上校，31岁出任驻法大使并且在罗金汉内阁短暂出任国务大臣。他年轻英俊、富甲一方、位居高位、作战勇猛、机智敏锐、刚毅果敢，在政界人脉甚广，并“拥有从布鲁斯到查理二世的所有王室血统”。

他刚直不阿，脾气暴躁，不屈从于他人或政治需要，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或不足，习惯跟家人、朋友及下属争吵，甚至在国王执政第一年便顶撞他并辞去在皇室的职位，从此与皇室结下恩怨。为了揭露相关部门滥用职权或胡作非为的行为，里士满总是刨根问底，常令陆军、海军和财政部不胜其烦，避之不及。在即将进行某个辩论之际，他可以在当天一早到达城镇，迅速调查研究，把握问题根源或本质，而后在当天下午有理有据详尽阐述。但是，如果他的目标或意图无法实现或遭受打击，他会很快心烦意乱，反复威胁说要退出政坛。他也有过几次抑郁和沮丧阶段，一次是在1769年，他在给罗金汉的信中写道，“当前心境不佳，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必须调养一段时间”。在苏塞克斯郡的家里，他花费巨资在古德伍德庄园两侧修建了新的建筑，并整日斗狗赛马，驾船狩猎，训练兵丁；他继承了一笔价值6.8万英镑的不动产，此外每年还有两万英镑来自煤炭税的收入，但他40年后却负了9.5万英镑的债。跟同类的其他人一样，他对管理国家的兴趣时常远不如对其他事务那么浓厚。他有一次写信给伯克说，让他在议会召集开会前到达伦敦实在是毫无道理。他的意见“无足轻重”，因此让他去与政治方面的同僚共商国事没什么意义。“不，在会议召开之前，就让我在这里享受几天吧。然后，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到伦敦去待几天，四处看看。”

在1770年的辩论中，里士满毫无顾忌地把内阁在美洲的表现描述为“狡猾多变的无赖或不可救药的白痴”，而“大臣们令政府颜面尽失”。他提出了18项谴责决议，内容涵盖了1768年以来的所有法案和措施，最后总结说，“这些数量众多并且欠缺考虑的行动是前述混乱现象的主要原因”。希尔斯伯勒忍无可忍，像往常一样辩解称，这是为了确立政府的权威，而后又附加了一条指控，“我们的反对派爱国者们”一直在激励殖民地的抗议行动，并且“为了实现他们的爱国意愿”而“不断在通往和解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事实上，各位大人，他们的整个所谓爱国精神实际上就是卑劣贪婪地觊觎权位……这样他们就可以成功地取我们而代之”。

虽然明显低估了殖民地本土的反抗力量，但希尔斯伯勒对反对派的动机还是言之有理。然而，反对派对权位的“贪婪”与政治组织的懒散怠惰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因为长期的斗争和相互之间的差异，他们无法找到形成坚固阵线的共同基础。里士满在当时写给罗金汉的信中曾说，“汤森（罗金汉内阁时曾任财政大臣）对查塔姆勋爵极度不满，而伯克脾气火爆。”伯克无法接受查塔姆傲慢自大的态度，查塔姆也无法忍受一个与自己不相上下的有主见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盟友。尽管罗金汉曾试图延揽查塔姆入阁，在自己的领导下合作共事，但查塔姆提出条件，他必须得说一不二，否则决不接受。谢尔本长久以来始终属于少数派，总是显得孤立无援，他因而心生厌倦，在1771年与巴雷一起远遁海外了。里士满和罗金汉对他们在乡下的田产无法释怀，正如当时的一首讽刺诗所写的：

牵着猎犬，吹着号角，

逃课的学童四处游荡；

为了捉住一只狐狸，

远离了圣史蒂芬教堂。 [15]

尽管英国方面保留了《汤森法案》的导言和茶叶税，但美洲方面并没有进一步的抗议活动。正如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事件的发展有时也不一定完全符合逻辑，形势也会急转直下，发生偏离。殖民地的有产阶级由于担心暴民劫掠造成社会动乱，开始减少他们对“爱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力度。运动的原动力萎缩了。由于厌倦了抵制英货运动，纽约州建议召开北部海港会议来决定共同政策。波士顿和费城的商人们也希望恢复贸易，但被那些煽动此项运动的人阻止了。当提议的会议计划落空后，纽约州抱着宁愿被欺骗也不想“饿死在爱国主义的粗茶淡饭上”的态度，停止了抵制英货，并于1772年开放了港口。其他殖民地也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效仿纽约的做法，躁动的情绪逐渐平息，他们的行动团结一致。这一现象证实了英国之前的想法，即殖民地永远无法形成统一阵线，煽动叛乱的念头哪能抵得过效忠保皇的情绪和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呢。

随着议会对威尔克斯事件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诺斯勋爵的应对策略是尽量使下院避免讨论美洲事务，加之此时殖民地风平浪静，这一做法颇见成效。如果在这一阶段做出积极努力，双方本可以相互妥协，并有可能重新团结起来。殖民地正致力于解决各种不满和抱怨情绪，寻求对自身事务的自治，而非独立。与之相反的是，反印花税大会已经声明，他们“最为热切地”希望“永久延续”与英国的固有关系。甚至在情绪上最为激烈、最有挑衅性的马萨诸塞州议会也在1768年否认其有“最遥不可及的独立念头”，声称“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殖民地会拒绝独立，并且认为被迫接受独立将是最大的不幸”。然而，乔治三世、诺斯勋爵、希尔斯伯勒和贝德福德派并未做出积极努力，或者对政府进行改革创新。在这段风平浪静时期，愚蠢之帆暂时被收了起来——直至1772年“葛斯比”号事件发生。

4.“别忘了罗波安的下场！”

（1772—1775）

“葛斯比”号是一艘英国税收帆船，该船指挥官陆军中尉杜丁顿（Dudington）勇猛好斗，不折不扣地执行国王的旨意，要将纳拉甘西特湾入口处及其周边上千岛屿上的走私活动一网打尽。每有船只经过，他都会登船检查。对于胆敢反抗的船长，则威胁要将他们通通扔到海里，此举使罗得岛居民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念头。当人们发现“葛斯比”号在普罗维登斯搁浅时，他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在数小时内，当地的船员们就分乘八艘小船袭击了“葛斯比”号，打伤了杜丁顿中尉，并把他和其他船员丢到岸上，放火焚烧了这艘船。

与往常一样，英国的反应虎头蛇尾，一开始强硬，最后软弱。首席检察官和副检察长判定，对“葛斯比”号的攻击是针对国王的战争行为，也就构成叛国，因此必须将罪犯绳之以法，遣送英国接受审判。首先，必须把这些人找出来。根据《皇家公告》，告密者将获得500英镑赏金，并由国王赦免其罪行。紧接着，一个阵容庞大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以起诉嫌疑犯，成员包括罗得岛州总督、纽约州首席大法官、新泽西州首席大法官、马萨诸塞州首席大法官以及波士顿助理海事法庭大法官。这项公告让人们重新怀疑这是英国的一起阴谋，意在剥夺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罗得岛州与最难驾驭的马萨诸塞州齐声高呼“暴政！”“奴隶！”等口号，《纽波特信使报》用斜体字愤怒地宣告，“即使一万人在祭坛上被斧子劈死”，也不愿“在比埃及暴君更残暴的国王统治下过着戴枷锁的奴隶生活”。没有人站出来告密；虽然邻居们都知道谁参与了事件，但英国就是抓不到嫌犯。英国装模作样地在纽波特开了几次庭之后，调查法庭窘迫难当地在全体法官面前宣布休庭，随后便再也没有重新开庭。英国的惩罚措施又一次落空，进一步证实了英国既想推行专制又力不从心的软弱形象。

“葛斯比”号事件的结果很重要，因为罗得岛州抗议的怒吼为殖民地走向联合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根据马萨诸塞州在各个城镇中建立起来的模式，弗吉尼亚州下议院邀请其他殖民地成立一个通讯委员会，就共同行动和反抗方式进行协商。托马斯·杰斐逊和帕特里克·亨利此时均在弗吉尼亚州委员会任职。这是殖民地走向联合发展的开端，而英国一直以来都信心十足地认为这种情况永远都不可能发生。除了在对抗时刻之外，通讯委员会几乎没有引起英国方面的关注，而美洲事务总体上也是风平浪静。德拉尼夫人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丈夫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位教长，她在这一时期与社交圈及文学圈中的朋友和亲戚有大量通信，但在信中对美洲几乎只字未提。

英国政府中直接负责处理“葛斯比”号事件的两位律政官员是首席检察官爱德华·瑟洛（Edward Thurlow）和副检察长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两个人都极令人反感。瑟洛脾气暴躁，而且据说脏话连篇到在伦敦无人能及，此人在学生时代便极难管束，因为傲慢无礼和为非作歹而被剑桥大学除名，但他在法律方面却自信过人。在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看来，“人不可貌相”，低沉的嗓音和严肃的外表使他看起来有些阴险奸诈，但他其实还是很让人钦佩。瑟洛在法庭上对被告往往咄咄逼人。在政策方面，他始终认为英国要向美洲殖民地展示权威，而且，尽管众人皆知诺斯勋爵并不待见他，但由于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国王最终任命他为上议院大法官，并加封男爵。韦德伯恩在对待美洲事务上也同样倾向于高压政策，他是一位野心极大的苏格兰人，为了向上爬，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奉承或是背叛任何同僚。一位熟知他的人曾说，“这个人很有一套，即便对背叛行为都不会轻易相信。”虽然国王不喜欢他，但他最终也成了大法官。

瑟洛和韦德伯恩不属于内阁成员，但下达命令成立调查法庭并传唤嫌犯到英格兰受审的却是内阁，签署该命令的正是希尔斯伯勒的继任者“好好先生达特茅斯勋爵”。国家受到攻击，必须做出回应，内阁认为此举完全正当；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举动未尝不可，但从现实政治来讲，实在是愚蠢之至。众所周知，美洲人对将他们遣送到英国审讯本就极为愤怒，而指望罗得岛居民出卖自己的同胞更是痴心妄想，因此，问题的要害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拥有一项明知无法行使的权利”。在沿海通讯中心纽波特，这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了，宗主国软弱无能的形象也从那里迅速传播开来。

虽然达特茅斯勋爵是诺斯勋爵同父异母的弟弟并且两人一起长大，也在欧洲大陆游学过，但他却是美洲诚挚的朋友，这可能因为他是卫理公会教徒，该教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便是在美洲传教和讲道。达特茅斯为人亲切，对上帝十分虔诚，而且据说是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中善良的主人公查尔斯·格兰迪森的生活原型，还有个外号叫“圣歌手”。他曾出任罗金汉内阁的贸易大臣，尽管在该职位上被赋予的行政职权很小。后来，贝德福德派党同伐异，使用阴谋诡计迫使希尔斯伯勒辞职，诺斯勋爵遂任命达特茅斯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写道，作为内阁中唯一的亲美洲人物，达特茅斯“诚挚地希望能够与殖民地相互谅解，但他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力，并且他所希望的最佳措施又只有加入了最糟糕的内容才能获得通过”。渐渐地，由于美洲誓不妥协的态度屡屡使他的善意家长制作风受挫，他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反对安抚，赞成镇压。

恰在这时，茶叶事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同威尔克斯事件一样，东印度公司的财务困境，其臭名昭著的恶劣行径以及该公司与英国皇室的复杂财务关系，许多年来一直是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之所以在此提及，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在英国与美洲争端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为了逃避茶叶税，美洲人一直在走私荷兰茶叶，这样便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量减少了几乎2/3。由于该公司每年最起码要向伦敦偿付40万英镑债务，为了挽救它，诺斯勋爵想出了一项计划，而根据该计划，堆积在东印度公司仓库里的多余茶叶可以直接销往美洲，这样就不必先运到英国，也就避免了英国关税。如果在美洲，茶叶税减少到每磅3便士，那么茶叶便可以每磅10先令的价格销售，而不是原来的20先令。考虑到美洲人对茶叶情有独钟，降低后的价格有望吸引美洲人大量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这样便会瓦解他们出于爱国情怀而对茶叶税的抵制行为。据报道，每天饮两次茶的美洲人达百万之众，而且根据费城的一篇报道，“妇女们对茶喜爱颇深，以致她们宁愿不吃饭也不能不喝茶。”自从抵制英货运动烟消云散，除茶叶以外的其他贸易的恢复已经平息了双方的怒气，许多人认为以前的不愉快已经一去不返了。因此，当1773年5月《茶叶法案》在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时，议员们完全没有料到，此举将再次激发美洲人的怒火。

英国坚决主张对美洲人民的统治，但是他们始终不了解美洲人民，而且也没有刻意去了解，这就是英帝国与殖民地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直到大约15年后，巴雷上校告诉马萨诸塞州代理人乔赛亚·昆西，大英帝国有2/3的人认为，美洲人都是黑人。身在伦敦的美洲人主要是与商人和城里人打交道，比如弗吉尼亚州的亚瑟·李，他曾在英国受过一段时间教育，并且在双方敌对之前在那里度过了10年；还有来自查尔斯顿的富裕商人和农场主以及未来的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以及诸如拉尔夫·伊泽德和查尔斯·平克尼等其他几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商人。尽管这些人与伯克、谢尔本以及其他党派的人物关系还算友好，但他们始终未能进入英国贵族社会，反过来贵族们对他们也一无所知。

虽然美洲的小册子和请愿书、迪金森的来信、杰斐逊的《英属美洲权利综论》以及其他许多关于殖民地问题和殖民地人民情绪的论争内容都已在伦敦出版，但贵族和乡绅们却很少去读这些材料，下议院时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性理由拒绝像乔赛亚·昆西这样的特别代理人列席会议。他在给美洲的信中写道，“我每碰到一个人，都会不厌其烦地向其讲述美洲大陆的真实状况以及美洲居民的真实感情。”但他又说，无法保证这种努力能够奏效。按照希尔斯伯勒的说法，“我们与生俱来高人一等”的感觉在英国人中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美洲人就是一群行事粗野、不服管束的麻烦制造者，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中间有个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人，他才华出众，智慧超群，政治敏锐，久经世故，各方面与任何欧洲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为了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和解目标而做着不懈努力。

美洲的盟友们态度也大相径庭。罗金汉认为英国就是家长，而殖民地则“应该是安分守己的孩子”。查塔姆也持相同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两人中任何一人曾访问过美洲，参加过殖民地议会，也了解过殖民地人民切身感受的话，那么在离开时可能会纠正他们的这种认识。然而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是，从1763年到1775年，甚或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时间里，除了陆军和海军军官之外，英国的内阁大臣中竟无人到访过大西洋彼岸这片他们认为大英帝国赖以汲取营养的土地。

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认为，必须牢牢掌控这片土地，因为在他们看来，美洲人正在叛乱，而美洲的独立则意味着英国的毁灭。查塔姆坚决主张采取安抚措施，因为他担心，如果美洲被逼到武装反抗的地步，帝国也许会失败，法国或西班牙可能会得到美洲殖民地，而“如果这一切发生的话，英国便完蛋了”。如果输掉美洲这块巨大的蛋糕，英国的发展将停滞，将不再是个世界强国。国王在内心隐约感觉到这种可能性，他表示，“在我们与邻国作战之前，必须把殖民地问题处理好。”

在另一种意义上，查塔姆同许多人一样，也感觉到英国的命运与殖民地休戚相关，“如果自由在美洲得不到保障，它在英国也必将患病、衰弱直至死亡”。这就是关于自由的论点。而关于权力的论争在于，如果不向殖民地征税，许多英国技术工人和制造商有可能被吸引到那里去发展，殖民地将逐渐繁荣起来，并且最终取得对英国的相对优势，留给古老英国的只是“一个贫穷的遭人遗弃的可怜王国”。报上登载的一些来信表达了这种担忧，有人预言，美洲人口很快就会超过宗主国，“到时我们该如何统治他们呢？”甚至还有人说，200年后，帝国的首都有可能迁至美洲。1772年平安夜，《圣詹姆斯编年史》中这样表述，如果美洲人口超过英国，那么英国和美洲之间只剩下自然利益和某种联邦形式的关系了，而如果二者联合起来，他们或许能够“以武力与世界对抗”。

《茶叶法案》的结果相当令人失望。美洲人并没有兴高采烈地勉强接受廉价茶叶，而是愤怒至极地爆发了；而这次爆发与其说是群众的普遍感受，不如说是商人煽动的结果，因为东印度公司低价倾销，美洲人感觉自己作为茶叶批发商的地位被剥夺了，这就令他们的贸易毁于一旦。船主和造船工人以及船长和船员也感受到威胁，因为他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走私，政治煽动者心中窃喜，认为机会将至，应该坦然面对。他们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口号，“垄断者”即将通过一家英国公司控制美洲，而这家公司因“肮脏黑暗、横征暴敛”而臭名昭著。如果他们在茶叶上得手，很快就会扩展到香料、丝绸、瓷器和其他日用品上。因此，一旦美洲人接受了印度茶叶，3便士税收便会“进入我们神圣自由的壁垒”，英国议会通过征税增加国库岁入的目的也将会实现；“在彻底征服殖民地之前”，政策的制定者不会善罢甘休。

殖民地的和事佬们希望安排载运茶叶的船只在卸货及缴纳茶叶税之前返航。在除波士顿以外的港口，他们提出有暴民威胁，恐吓东印度公司的代销人，使他们不再承接茶叶的零售业务，这屡屡奏效。在波士顿，有两位代销人是哈钦森总督的儿子，他们坚决反对煽动者所散布的言论，并准备提货。1773年12月1日，第一艘载运茶叶的船只在波士顿码头靠岸，紧接着又有两艘停靠。因为如果已卸船的货物在规定时间内未被运走，有可能会被关税委员会以未纳税为由而予以没收，爱国者们担心委员会可能会把没收的茶叶私下出售以增加岁入。为了防止这种行为，或许也是为了恐吓所有希望购买廉价茶叶的人，他们于12月16日晚上登上这几艘船，强行打开茶叶箱子，把所有的茶叶都倒入了大海，这就是以后载入史册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这则对英国财产发动罪恶攻击的消息最早于1774年1月20日传到伦敦，令英国人大为震怒。这起事件破坏了悄无声息地建立征税制度的计划，使东印度公司的财务状况危机四伏，也证实了马萨诸塞州人是不可救药的叛乱分子。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此刻或许应该想到回顾在殖民地造成的一系列日益严重的负面后果，从而扭转到目前为止令人担忧的事件发展方向。这需要的是思考而不只是单纯做出反应，但政府并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的习惯。这一点，乔治三世的大臣们无一例外。

他们不但没有认真反思，反而颁布了一系列现在通常称为强制法案的措施，该法案在美洲被称为“不可容忍法案”，这项法案使本已迹象十分明显的对抗状态升级，错过了另外一条结果也许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为一场针对王室财产的战争行为，倾茶事件被判定为另一个叛国案件。内阁明智而审慎地决定，为了避免“葛斯比”号事件因为程序而造成难堪局面，他们选择通过议会法案将波士顿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惩罚。据此，有人提出了一项议案，在东印度公司和关税委员会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之前，在“和平与守法”得到充分保障之前，在人们可以安然无恙地进行贸易活动之前，在税务部门能够及时适当地收取关税之前，关闭波士顿港口的所有商业活动。

自格伦维尔第一次提出征税以来的10年间，殖民地愤怒的抗议此起彼伏，而内阁却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而今在准备这项议案时，它也一如既往地没有预见到任何麻烦。大臣们以为美洲其他殖民地会对波士顿人破坏王室财产的行为予以谴责，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干涉英国对波士顿的惩戒，甚至可能会愉快地接收由于波士顿港关闭而转到他们自己港口的茶叶。榆木疙瘩似的思维不会有清醒的时候。对发生在码头上的巨大盗窃罪断然做出愤怒反应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但指望《波士顿港口法》能够起到控制局势的作用，起到维护帝国稳定的作用，抑或起到震慑马萨诸塞州近邻的作用，都是过于情绪化的表现，完全没有考虑最近种种迹象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唯情主义向来是导致愚蠢行径的根源。在就哈钦森来信事件所进行的听证会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成了野蛮攻击的目标，而唯情主义在此刻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哈钦森在这些寄给财政大臣托马斯·惠特利的信中建议采取更加断然的措施以镇压马萨诸塞州的叛乱，但信件被富兰克林秘密获取并公开发表了，马萨诸塞州人民因而对哈钦森出离愤怒，并向议会请愿要求解除其总督之职。韦德伯恩在按请愿书要求举行的听证会上主持对富兰克林的审查，审查是当着35位枢密院委员的面在一间更适合被称作战场的内庭进行的，这是出席此类听证会委员人数最多的一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热心的观众，包括一些贵族、下院议员以及其他宾客。韦德伯恩时而嘲笑奚落，时而妙语连珠、恶语谩骂，把这位在伦敦最有影响力的美洲人描绘成小偷和叛国者，看客们则随着韦德伯恩的节奏有时面露微笑，窃窃私语，有时毫无顾忌，开怀大笑。据说，诺斯勋爵是唯一一位没有发笑的听众。第二天，国王解除了富兰克林北美殖民地邮政副局长的职务，但这并没有使这位强烈主张和解的人灰心丧气，当然，他也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天。4年后，当富兰克林与法国签署联盟条约，确认他的祖国成立时，他仍然穿着那件在接受韦德伯恩折磨时所穿的曼彻斯特丝绒外套。

政府中反对波士顿的情绪相当强烈，以至于在前两次对《波士顿港口法案》进行解读时竟然无人表示反对；甚至连巴雷和亨利·康韦也发言赞成采取强硬的行动。在第三次解读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其他港口已经将茶叶退回了英格兰，同时也主张在波士顿港被取消商业活动之前再给它一次支付赔偿金的机会。最重要的陈述出自一位具有实际经验的人物——前西佛罗里达总督乔治·约翰斯通，他警告说“提出这样的草案定会促使殖民地普遍建立联邦关系以对抗英国的权力”，但几乎没人在意此番预言。作为反对派发言人之一的伯克承认，反对派发言人“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以至于下院都无须分组投票。在上议院，谢尔本、卡姆登和里士满公爵均对草案表示不赞成，但这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波士顿港口法案》如融化的黄油一般在议会轻易获得通过。

紧接着议员们讨论了另外三个《强制法案》，首先是《马萨诸塞政府法》，该法案实际上废除了海湾殖民地大宪章。包括选举权，政府官员、议员、法官和陪审员的任命权，还有召集市镇会议的基本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都由国王委派的总督接管，用伯克的话说，“通通只能听从英国国内政府的安排”。自然，这种做法也向其他殖民地暗示，今天对马萨诸塞州的惩罚也同样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其次是《司法行政令》，该法允许那些在马萨诸塞州被控有罪而又声称无法保证受到公平审判的皇家官员可以被移送到其他殖民地甚至英格兰接受审判。鉴于波士顿已经矫枉过正地给予“大屠杀”中的指挥官普莱斯顿上尉一个公正的审判，由约翰·亚当斯为其辩护并已经宣判他无罪，《司法行政令》简直就是对马萨诸塞州的羞辱。再接下来，为防止任何拒绝提供兵营的行为，议员们在年度《驻军营地条例》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条款，允许把士兵安排在居民的家中、客栈中以及其他建筑中。与此同时，盖奇将军已经受命去波士顿接替哈钦森出任总督。

同时颁布的还有《魁北克法案》，尽管该法案并不属于强制法案之一，但却是最令人出离愤怒的措施，因为该法案将加拿大边界扩展到了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也有领土主张的俄亥俄河。《魁北克法案》还规定了加拿大国民政府的组成条件，规定英国议会有征税权，可以按照法国方式进行没有陪审团的审判，也允许天主教的存在。由于95%的加拿大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这是一项难得明智的宽容举措，但它同时却让殖民者和他们的英格兰朋友大为光火。针对“天主教会”的怒吼响彻云霄。宾夕法尼亚人预言将出现宗教裁判所，费城人则预言会出现“圣巴多罗买节大屠杀”，人们又想起了巴比伦妓女，卡姆登勋爵已经在描画“教皇的军队”和“教皇的部落”，说他们似乎随时准备毁灭清教徒殖民地的自由。至于废除陪审团制度，《圣詹姆斯编年史》则宣称，“如此可耻的条款不应当出自任何英国人之手。”这项法案给予加拿大人诸多优惠，但在此时通过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不合时宜，或许目的是希望让加拿大人效忠大英帝国，使他们能够协助遏制美洲出现的暴乱。但是，如果英国真想安抚殖民地并且最终与殖民地和解，那么颁布《强制法案》，尤其是《魁北克法案》的做法却与这一目的完全背道而驰。

正如反对派所坚信的，难以说清楚政府的愚蠢举动有多少是出于无知，又有多少蓄意寻衅的成分。无知肯定是重要因素，正如约翰斯通总督曾在下议院十分无助地评论说，他注意到“在这个议会大厅里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大多数对美洲的体制一无所知”。

1774年3月至6月的一系列举措令反对派真正担忧起来，他们警告政府，也许会出现可怕的后果。人们已经隐约感到有可能涉及使用武力，而一想到准备对具有英国血统和传统的人民动武，让很多人不寒而栗。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是一位开明的律师，曾在格拉夫顿内阁担任副检察长一职，后来战争快结束时在著名的“邓宁决议案”中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通过强制法案看到了一种“针对我们自己臣民的战争、严厉的报复和仇恨”倾向。之所以别无选择是因为其他方案成功的机会渺茫。曾在魁北克与乌尔夫一起攀越亚伯拉罕高地的威廉·豪少将在1774的竞选活动中告诉他的选民，即使英国的所有军队加起来，也不足以征服美洲。同样在议会任职的约翰·伯戈因将军也表示，他更愿意“看到美洲被说服而不是被武力所征服”。

大臣们也收到了警告。当达特茅斯向亨利·劳伦斯询问《强制法案》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时，后者的看法与约翰斯通总督在议会的发言相近，他预言说，“从佐治亚州到新罕布什尔州，人们将组成一个生气勃勃的联盟和方阵进行抵抗”。迄今为止，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有出现奇迹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听众只愿相信事情的另一面时，对政治事件的警告注定是徒劳的。在明确表述卡桑德拉的咒语时，古希腊人向我们表明，他们早就对人类的灵魂洞察入微。

在1774年4月19日的辩论中，反对派提出一项废除茶叶税的动议，伯克在针对该动议的演讲中阐述了他个人对美洲问题的看法。他对英国政府出台一连串法案而后又废除法案的行为进行了绝妙的总结，他认为英国人在美洲问题上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空洞威胁、错误假设，殖民地政策的历史一路狂奔，一方面退回到《航海法案》时期，另一方面又“以精力旺盛却狂躁不安，愚蠢至极却轻快敏捷的状态快速奔向毁灭”。他说：“国家的公务员们从未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看待你们复杂的利益……他们从来没有一套区分是非的体制，只不过偶尔凭空捏造一些可耻的谎言来逃避他们神气活现夸大的困难……通过这样的管理方法，软弱无力的议会做出了很多难以挽回的决定……就这样，他们已经撼动了经营活动遍及全球的商业帝国的基石。”在抨击某些人一直主张的维护帝国权威（现在有时称为信誉）的象征意义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的尊严与此密切相关……但这样的尊严对你们来说实际是一种沉重的枷锁，因为近来它已经与你们的利益、你们的公平正义以及你们所有的政策理念都发生了冲突。”

这个“沉重的枷锁”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决策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位智者，他从政治经验中总结出原则，并能够进行清晰的表述，这种人寥若晨星。他在《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写道，有人认为，“在制定了错误的政策之后一定要坚持己见，而不是在发现错误之后尽快采取纠正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尊严和荣誉，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

在美洲，《波士顿港口法案》的颁布让殖民地团结起来。5月，罗得岛州发出倡议，首次提出成立殖民地代表大会，而康涅狄格州各城镇则举行了抗议集会，宣誓将给予波士顿资金和物资援助，并在必要时“以我们心灵之血溅洒美洲祭坛”。年迈的印第安战士，同时也是“七年战争”中的突击队员伊斯雷尔·帕特南上校是康涅狄格州通讯委员会主席，他亲自赶着130只羊从庞弗里特的家中步行100英里到达波士顿。巴尔的摩赠送了1000蒲式耳（容量单位）玉米，波士顿最终收到了来自所有13个殖民地州的礼物。爱国领袖们要求所有美洲殖民地都拒绝用茶，对茶叶的走私也停止了，“造成伤害的垃圾”在乡村草地上被付之一炬，取而代之的是同白水一样索然无味的被称作自由之茶的草药冲剂。

召集殖民地代表大会的倡议迅速得到了纽约和费城的支持，到夏季还未结束时，便得到了12个殖民地州的响应。正如杰斐逊给弗吉尼亚代表大会的代表所写的说明草案中所说，许多美洲人已经相信，“在经历了几届政府的更替后”，英国政府“一成不变”地对美洲实行了一系列压制措施，从而“明白无误地证明，英国在精心谋划并系统实施一个计划，要让我们所有人沦为奴隶。”

这篇文章在美洲深入人心。乔治·华盛顿对此十分赞同，因为里面提到“一以贯之的系统计划，要将奴隶枷锁套在我们身上”。汤姆·佩因则坚持认为，“英国内阁在每件事上都与美洲看法相左，这已经是他们固定的思维了”，其目的就是想废止美洲宪章，控制美洲人口和财产的增长。这一指控非常恰当，因为这样就证明美洲最终造反实在是迫不得已；诚然，如果英国确实一直在执行一项逼迫殖民地造反的计划，以便能够彻底征服他们的话，那么它所制定并实施的各项政策就合情合理了。但这也有悖情理，这样的解释跟撤销法案、出尔反尔、任意而为以及个人独断不相吻合。那些批评英国政策的人抱怨说，英国不但没有“精心谋划，系统实施”的政策，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伯克大声疾呼，“什么政策应该强制执行，什么政策应该废除；应该对什么强硬，对什么退让；有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要全力以赴，什么事情可以张弛有度……在这个会期结束前，我们应该制定某种制度……我们还是采取一些能够一以贯之的行动吧。”

相反，由于认为英国的政策是连贯的，美洲开始公开与英国决裂。正如两个世纪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强制法案》把对手凝聚在了一起，使殖民地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两起事件最后的结局也是相同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有56名代表出席，代表了除佐治亚州以外的所有北美殖民地。会议宣告，自1763年以来英国议会通过的所有与殖民地相关的法案都侵犯了美洲人民的权利；代表们宣誓，恢复“抵制英货”运动，直到所有相关法案被废除为止。如果一年之内美洲的冤屈得不到伸张，他们将采取禁止贸易行动，也就是不但禁止从英国进口商品，也禁止向英国出口货物。会议通过了有关自治政府权利的10项决议，包括由殖民地立法机构决定自行征税；同时，迫于激进派的压力，签署了由马萨诸塞州萨福克县提出的决议，该决议宣称《强制法案》违反宪法，因此无效。同时授权当地民众，在法案废除之前不必遵行；并号召他们，一旦受到攻击应武装起来组成民兵自卫。与此同时，在承认效忠国王的前提下，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受英国议会管辖的“自治领土”。为了不疏远代表中的保守派，会议并没有号召独立。约翰·亚当斯声称，“独立是拥有恐怖外表的妖怪，体质纤弱之人若胆敢直视其面容，恐怕会吓得昏厥痉挛。”

然而，有些人准备选择另外一种方案，即“慷慨大方地成立联盟”，这也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代表大会说明中所用的措辞。他的条件是，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一定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殖民地自身外，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对他们的财产征税或进行管制。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瑟夫·加洛韦是大陆会议上的保守派领袖，他正式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被称作“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建立联盟”的提议，但几乎没有代表对该计划表示支持。在代表们看来，英国腐败堕落，懒散颓废，视自由为敌人，因此他们无意与英国为伍。富兰克林在写给加洛韦的信中说，“我一想到在英国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度，腐败现象充斥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府官员人数众多却人浮于事，数额庞大的薪资、退休金、额外津贴、贿赂、无端无故的争吵、愚蠢的探险、假账目或者无账目、合同以及工作挥霍掉国家所有税收……”就担心，如果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盟关系，殖民地将得不偿失。

随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英格兰的进步思想家中有人提出了建立联盟的主意。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为了繁荣昌盛的宏伟大业，为了大英帝国绵延长久”，应该建立这样一种联盟。同一年，非国教派知识分子领袖理查德·普赖斯博士在他的作品《对公民自由性质及对美战争的意见》中提出，在平等基础上建立盎格鲁——美洲联盟。他借助启蒙这一外表，将论点建立在“理智、公平及人类权利赋予”的公民自由基础上。

尽管声称建立联盟在当时切实可行的说法有点儿言过其实，但在一方强调使用武力，另一方拼命反抗的情况下，联盟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他们丝毫都不能容忍与美洲人拥有平等权利的想法，联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因为英格兰的实权人物中没人愿意放弃对贸易进行管控的权力。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如果双方都有建立联盟的愿望和意向，或许逐渐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也未尝不可。但当时谈这些为时尚早，因为固有的观念和偏见是反对建立联盟的，而彼时离两岸直接通讯尚有100多年的时间。

大陆会议将各殖民地团结了起来，英国对此大为不快，并将其视为叛国行为。到目前为止，诉诸武力的想法已经深入人心。盖奇将军一封又一封来信说明了日益严重的局势。他报告说，“骚乱的火焰”正在迅速蔓延，而且已经不再只局限于“一小撮”煽动者了，马萨诸塞州及其近邻各州的大多数小业主和农场主都参与了进来，他们正在收集武器和弹药，甚至大炮，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进行公开叛乱。11月，国王公开承认，无论殖民地打算仍然臣属于英国还是准备独立，“英国已决定实施打击”，对于“行动方针目前似乎已计划妥当”这一点，国王表示“并不难过”。

内阁决定派遣三艘军舰前往美洲支援，但因为所有人都正忙于当年秋天的竞选活动，行动被推迟到了新一届议会召开的时候。同时，长期担任战争大臣的巴林顿子爵不是在核心内阁就是在大内阁中提出了不同意见。尽管他以前也赞成对美洲实行强硬路线，但他是那种在任何群体中总是根据现实情况及其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的少数人之一。到1774年，他已经逐渐认识到，把殖民地逼到武装反抗的地步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不过，他没有转向亲美洲立场，他对大英帝国仍然忠心耿耿；他在1774年11月和12月写给达特茅斯的两封信中解释说，他只是得出了专业性的结论：在美洲进行陆上战争将徒劳无功、代价高昂，并且也无法获胜。徒劳无功是因为英国显然永远无法征收内部税；代价高昂且无法获胜是因为，必须得派遣大量军队，修建许多要塞才能控制被征服的地区，“但这样做所投入的成本将是个无底洞，最终会令我们功亏一篑”；而且，“内战还会血流成河，让人民惊恐万分”。英国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证明无法行使的权威；“我重申，我们的争斗只是为了一个面子问题”，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胜利所能带来的回报”。

巴林顿建议，不但不应该向马萨诸塞州增派军队，反而应从波士顿撤军，让这座城市处于目前的“混乱状态”，直到它更倾向于合作为止。没有了小规模胜利和“迫害性暴力活动”的鼓舞，殖民地的反叛士气将逐渐减弱，最终他们将愿意回到谈判桌前。

巴林顿在这里清楚地阐述了许多明显的愚蠢荒唐行径，即付出与预期收益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为获得荣誉而必须承受的“沉重负担”，但因为他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只是说说而已，因此他的观点并未激起一丝涟漪。后来，内阁要求他执行一项他并不信服的政策，他只好请求辞职，但国王和诺斯对他极力挽留，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让外人看到他们队伍中有人对政策持怀疑态度。

在城市，舆论普遍对殖民地强烈支持，以致伦敦的自由民选出了两位美洲人担任郡的司法长官，分别是长岛的斯蒂芬·塞尔和弗吉尼亚的威廉·李。竞选伦敦选票的候选人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保证支持一项议案，而根据该议案，美洲有权选举它自己的议会，有权自行征税。同样也存在相反的意见，一位知名的伦敦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表达了他的观点，认为美洲人是“天生的罪犯，理应感谢我们允许他们拥有除绞刑以外的任何东西”。表现约翰逊极端思想的小册子《税收并非暴政》使英国乡绅、大学、圣公会教士以及所有反美团体感到欣喜若狂。然而，他私下里向博斯韦尔承认说，“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管理软弱无力，胆小怕事”；而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政府的表现明显愚钝低能”。

1775年1月，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查塔姆勋爵强忍病痛召集议会开会，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方案，这是英国捍卫自己利益的最后一次机会。1月20日，查塔姆提议立即从波士顿撤出英国军队，以此向殖民地表明，英国“为了维持与北美的和睦关系”，愿意“率先做出让步”。他表示，军队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只会火上浇油。他们可能会从一个城镇挺进到另一个城镇，迫使民众暂时顺从，“但如何才能确保军队离开后，这个国家仍然俯首帖耳呢”？“对你们随意的征税制度”进行的反抗“早就应该能够预见得到”。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将反抗镇压下去呢？“我的先生们，难道是靠在美洲的几个团和国内的1.7万或1.8万人吗！这个想法实在荒唐可笑。”北美殖民地纵横1800多英里，人口众多，骁勇善战，最重要的是，他们向往自由，想要征服这片土地和人民实在是痴心妄想。“试图在如此强大的国家建立专制主义制度只会徒劳无功，也一定会造成致命的后果。我们最终将被迫撤退：如果是那样，就让我们主动撤退吧，而不要等到迫不得已而为之。”

老皮特口才高超，但却有些傲慢自大，他忽视了政治手腕，未能说服足够的支持者投票赞成他的动议；而且除谢尔本之外，他甚至都没有事先告诉任何人他打算发表演讲或是提出动议。而他告诉谢尔本的也不过是，他打算唤醒“这个沉睡而糊涂的内阁”。他认识到冷酷无情的现实，他的远见卓识击中要害，但是议会不需要现实；议会只想要鞭笞美洲。沃波尔写道，对于查塔姆出人意料的动议，“反对派盯着他，然后耸了耸肩；而那些大臣们只是盯着他笑了笑而已”。这项动议只获得了18张赞成票，有68票反对。

尽管查塔姆魔法般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但他仍然坚信“我知道我能够拯救这个国家，而且我一人之力足矣”。在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其他一些美洲人私下磋商后，查塔姆于2月1日提出一项解决美洲危机的议案，内容包括废除《强制法案》；在未经美洲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他们征税；承认大陆会议并由其负责对殖民地的评估，决定是否自行征税以增加王室收入，用来支付王室的开销；此外，殖民地拥有独立司法权，设置陪审团，被告无须被遣送到英国接受审判。国王将保留对外部贸易进行管控的权利，和在必要时部署军队的权利。针对这样一份议案，在贝德福德公爵去世后一直担任该派领袖的高尔勋爵“愤而起身”对该议案予以谴责，认为它背叛了议会的权利。他说“所有相关的利益，每一个高贵的动机，一个健全政府的每一个原则”，都要“全部彻底、不折不扣”地维护“立法机关至高无上的权威”。

尽管查塔姆的解决方案遭到大多数议员的拒绝，但仍有32名贵族投票支持他，不过他终究无法拯救一个不愿被救赎的帝国。由于在辩论中遭到嘲笑，查塔姆颇受打击，他在一份控诉摘要中用语粗野、毫不留情地发泄对政府的沮丧不满情绪，他说：“你们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是那么软弱无力、鲁莽冒失、专制臆断、无用无知、疏忽大意、卑躬屈膝、毫无能力、腐败透顶。”

第二天，政府提出了一项议案，宣布新英格兰为反叛地区并请求增派兵力迫使其就范。虽然该议案很快便获得通过，但这次下院的反对票增加到了106票；此外还附加了一项遏制法案，新英格兰殖民地不能到纽芬兰从事渔业，并且除了与英国港口进行贸易外，不得与任何其他港口从事贸易活动，以此施加经济压力。内阁任命了三名将官到美洲服役：他们是少将威廉·豪，约翰·伯戈因和亨利·克林顿。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来他们三人有的被召回，有的向殖民地投了降。

与此同时，英国还派了三个团的兵力去增援盖奇将军。国王还让“七年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的杰弗里·阿默斯特爵士再次指挥美洲的英军部队，因为，根据国王有些矛盾的理论，殖民地人民熟知阿默斯特，对他信赖有加，因此，他也许“用不着把刀架在殖民地人民脖子上，就能使这些受到蛊惑的人下跪臣服”。尽管国王许诺授予阿默斯特贵族头衔，但他一方面可能对结果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可能对政府的政策心生厌恶，他拒绝服役对抗“曾帮助过他，令他深怀感激之情的”美洲人民。他还不是最后一个说“不”的人。突然之间，诺斯似乎也有所动摇了。在仍谋求和平解决方案的达特茅斯的推动下，他提出了自己的和解建议；根据该建议，英国免除任何单个殖民地的税收，但各殖民地要自行筹集由国王和议会批准的管理和防务支出费用。得知这一计划后，“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犹豫、错愕、疑惑的神色”，但后来，人们才明白，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分化殖民地，让它们互相为敌。但因为该计划中并没有提出废除强制法案，因此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殖民地所接受。

在此情况下，伯克也奋力一搏，发表了一通排山倒海般的演讲，将最后获得和平的机会又稍微扩大了一点。他的主要观点在于，“以团结精神维系帝国的和谐一致势在必行”。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拥有权威但并不颐指气使。无论英国人喜欢与否，美洲人民的自由精神是存在的；他们的祖先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漂洋过海移民到了美洲，而这种精神在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中可能比来自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殖民者都要更加强烈。“这种精神无法去除，用武力镇压也无济于事，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姑且将它当作一场无法避免的灾祸来坦然接受。”据此，伯克开出了他的药方：“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都是真正的智慧，伟大的帝国会因为鼠目寸光的政客而病入膏肓。”废除强制法案，让美洲人民自行征税，我们应该“欣然同意而不是强其所难”。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富裕起来，这样他们就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源，使我们有实力去对抗法国和西班牙。

宽宏大量需要虚怀若谷的情怀。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以及议会中的多数人，拒绝理性分析，置终极利益于不顾，继续在镇压的道路上前行。显然，即使他们能获胜，也必将由于激起了美洲人民的敌意而损失惨重，而像阿默斯特和豪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兵对战争胜利持怀疑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感觉。沃波尔在当时写给他的朋友霍勒斯·曼（Horace Mann）的信中表示，“就这种战争而言，胜利会使我们倾家荡产、”那么，为什么国王和内阁对这样的结果视而不见呢？因为他们只想着维护权威，没有深谋远虑的思考，毫不考虑失败的风险，想当然地以为从军事上打败“乌合之众”易如反掌。面对大英帝国的武装力量，美洲人肯定会俯首称臣，对这一点他们深信不疑。这就是支配他们思想的关键要素。一位名叫格兰特的陆军上校表示，他在美洲服役多年，对美洲人了如指掌，他向下议院保证说，“他们不会跟英军打的，他们永远都不敢正面对抗英国正规军，而且也不具备优秀士兵所必备的任何条件”。上议院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一位反对派成员警告说，殖民地将会征召到无数的士兵，听闻此言的桑威克勋爵自鸣得意地回应说，“那又能怎么样呢？他们不过是一群毫无经验又缺乏训练的胆小鬼而已。”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因为“如果他们不逃跑，那就只能在饥饿难耐后束手就擒”。桑威克和他的同僚们很乐意展开这种无休止的争吵，并始终认为，英国将最终使用武力征服美洲。对那些自认为英国实力更强的人来说，诉诸武力似乎总是最容易的解决方案。

此外，就像高尔勋爵所说的那样，他们一直认为，美洲人的叛乱就是“一些暴民聚众滋事，外加几个派系领袖煽风点火”，而且大陆会议的代表“远未表达那些品行端正的选民的真实想法”，之所以选定他们参加会议，是因为“那些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不敢参与此事”。关于那些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虽然高尔的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绝对没有如他所想象的那样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或是具有普遍影响。

正是这些假设使得英国疏于准备。尽管在上一年颁布《强制法案》之际就应该能够预见到双方的敌对状态，但在这过程中，英国并未在军事方面采取任何准备措施。狂妄自大的桑威克一直以来就宣扬要采用武力，但作为海军大臣，他并没有为海军的战备做一丝一毫的工作，而这对于战时的运输和封锁都是至关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到1774年12月为止，他反而将海军部队减少了4000人，这相当于海军总兵力的1/5。几个月后，伯戈因将军说道：“我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与恺撒带兵渡过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河流）具有同样的意义；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战争，除了枪炮声之外，我们没有接到任何作战的命令。”

1775年4月，盖奇将军获悉在20英里外的康科德镇，叛乱分子藏有大量武器，于是他决定，派遣一支部队前去摧毁储藏武器弹药的仓库。尽管他试图掩盖行踪进行偷袭，但随着报警信号灯的闪烁，送信者快马传递信息，随后民兵们马上聚集在列克星敦，与英军交火，但很快被驱散。在英军向康科德镇挺进之际，早已高度戒备的乡民揭竿而起，人们带上步枪从各个村庄和农场冲了出来，与正在返回的英军发生枪战。他们枪法精准，对英军穷追猛打，直到从波士顿派出的两个团到来，才把这些红衣军搭救回去。该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时，斯蒂芬·塞尔沮丧地承认道，“可怕的悲剧开始了。”

战争已经真正打响，毫无挽回的余地，而英国方面对此似乎仍有些将信将疑。卫理公会领袖约翰·韦斯利得知消息后大声疾呼，最后呼吁人们理智行事。他在6月14日写给达特茅斯勋爵的信中表示：“正确还是错误暂且不提，我要问的是，对美洲动武是否符合军事常识？现在的问题不是两万人的军队，也不是3倍力量的军队，而是在3000英里之遥，远离家乡，远离后勤补给，能指望我们征服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国家吗？”从卫理公会在美洲的传教士发回来的报告中，韦斯利了解到，殖民地民众不是一见到英军或是一听到枪响就拔腿逃跑的农夫，而是骁勇善战，吃苦耐劳的拓荒者，不是那么容易被击败的。韦斯利最后说：“不，尊敬的阁下，他们出了奇地团结……看在上帝的份上，想一想罗波安的下场吧！想一想腓力二世的下场吧！想一想查理一世的下场吧！”

5.“……有种疾病，叫精神错乱”

（1775—1783）

危机并不一定能消除愚蠢的制度，原有的习惯和态度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政府在组织战争的过程中，总是迟缓怠惰、疏忽大意，有时矛盾重重、各执己见，甚至对敌情做出致命的误判。国内粗枝大叶的管理作风也蔓延到战场上的指挥调度。首先，豪将军和伯戈因将军一直对战争持怀疑态度；豪担任总指挥时，因懒散顽劣而受人诟病。其他那些军人也都对使用地面部队征服美洲疑虑重重。时任副官的爱德华·哈维将军早就做出了判断，认为与美洲的这场战争是“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

政府大臣们低估了任务难度和军备需求。兵力和装备远远不足，战船不适合航行，熟悉海上战斗的人寥寥无几。与伦敦司令部之间的通讯需要两三个月，一切为战争指明方向的指令都被大大延迟，伦敦方面对此却无能为力。诺斯勋爵承认，“国民对这场战争的热情远不如所预料的那么高涨。”这从征兵结果中就可见一斑，三个月内应征入伍者尚不足百人，导致英国必须从德国雇用大量士兵（据统计，雇佣兵的比例达到英军投入美洲战场总兵力的1/3）。当本国民众不屑加入军队时，英国人习惯于在战争中使用雇佣兵。雇佣兵疯狂镇压殖民地居民，强迫他们接受英国的暴政，强硬推行他们的方针。美国独立战争有过失误，有过失败，有过阴谋，也有过怨恨，但是，因为英国方面处理不当，美国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列克星敦和康考德战役后四个月，邦克山战役消息传到伦敦后一个月，英国才宣称美洲已经“公开发动叛乱”，而在这期间，英国正忙于制定相互矛盾的政策，为政事和一些人惯例性的缺席而争吵不休——他们在这个季节狩猎松鸡和鲑鱼去了。国王在此期间一直敦促内阁发布美洲叛乱声明，并要其下定决心，“不遗余力地采用一切可能手段迫使受蒙骗的殖民者俯首称臣”。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达特茅斯勋爵仍尝试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内阁外的温和派以及经验丰富的大臣的副手们希望避免与美洲决裂；贝德福德派则强烈主张采取行动；巴林顿勋爵坚持认为，单用海军对美洲实行封锁并切断贸易就可以迫使殖民地就范；豪将军的兄弟——分别被任命为驻美洲陆军和海军总指挥官的威廉爵士和海军上将理查德倾向于通过谈判而非战争来达成和解，并希望能一同被任命为和平委员会成员来完成这一使命；诺斯勋爵对各种意见都不为所动，极力拖延塞责，防止出现难以逆转的局面。

迫于贝德福德内阁和国王的压力，诺斯不得不让步了。8月23日，国王陛下发布了《镇压叛乱和暴动宣言》，声明美洲人发动了针对国王的战争，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行，尽管身在叛乱地的盖奇将军及各州总督发来的一系列报告已经说明，叛乱者包括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但该《宣言》依旧认为叛乱是那些“危险异常、图谋不轨的人”的阴谋。罔顾事实，一味坚持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自欺欺人的本源，这就是愚蠢行径的特点。因为回避现实，他们低估了所需做出的努力。

与此同时，大陆会议中的费城温和派成功获得了《橄榄枝请愿书》，声称效忠于国王，呼吁国王停止敌对行动，并废除自1763年以来颁布的镇压措施，希望寻求可能的和解方案。《请愿书》于8月被送达伦敦，但乔治三世拒绝接收；而之后没几天，他就发布了《镇压叛乱和暴动宣言》，坚定地回绝了本应值得考虑的美洲方面的提议。议会里，反对派提出将《橄榄枝请愿书》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但是，像往常那样，该动议被多数派驳回了。

继《宣言》之后，国王解除了达特茅斯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务，改任其为掌玺大臣，其原有职位由乔治·杰曼勋爵顶替，后者极力主张通过武力“迫使叛军俯首称臣”。他出生于诺尔的萨克维尔家族 [16] ，是多塞特第一伯爵及第七公爵的小儿子。他曾经在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并遭到流放，但他克服重重阻力，用尽心机赢得国王的宠幸，并极尽甜言蜜语之能事最终在内阁攫取了对付美洲的这一关键职位。

在1759年的明登战役中，乔治勋爵作为陆军中将担任英军骑兵指挥官，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却拒绝服从其上司布伦瑞克的费迪南德亲王下达的带领骑兵冲锋的命令。尽管联军大胜法国，但乔治勋爵却由此被称为“懦夫”，不仅被解除了职务，还由于“不适合为国王陛下履行任何军事任务”而在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宣判结果被记录在英国每个军团的训练手册中。“我总是跟你说，”他那可怜的半疯癫的弟弟约翰勋爵写道，“我的兄长乔治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在20多年艰苦曲折的军事生涯中，尽管这一怯懦的标签始终伴随左右，但乔治勋爵从不为其在明登战役中的行为做任何解释。他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继承了先辈的秉性，他的一位祖先曾经是“英格兰最伟大的贵族”，他的祖父只是因为国王查尔斯二世的说情而避免了谋杀指控，在乔治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授予公爵，周日到他们家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就好像是国王在接见朝觐的人群。乔治勋爵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由于对同僚的批评，他早就树立了一批政敌；但若干年后，在萨克维尔的支持下，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进取心，他历尽艰辛，克服耻辱，终于取得了与其地位和家族势力相匹配的职位。他的经历没有使他更加明智，反而更加冷酷，而现在，他将成为积极发动战争的大臣。

就像内阁其他成员及国王的朋友们一样，乔治勋爵反对做出任何调解努力，极力抵制和平委员会针对殖民地所拟定的计划。诺斯勋爵先前曾承诺使用和平手段，在提及这一点的时候，杰曼坚持要起草指令。按照他的条件，在谈判之前，殖民地必须承认，“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有权对殖民地无论任何事务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正是因为他们10年来始终拒绝这一原则，才导致他们叛乱犯上，因此，正如诺斯勋爵所指出的，这一模式显然注定要使和平委员会失败。达特茅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政府坚持这一指令，他将辞去掌玺大臣一职；诺斯勋爵也暗示说，如果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的这么做了，他也不想继续任职了。

对条款的反复讨论内容如下：“无论任何事务”的措辞是否应包含在内，殖民地接受中央政策是否必须是谈判的前提或谈判的一部分，委员是否应该有自由裁量权；豪上将是否应同时担任海军总指挥及和平委员会成员。争论的过程夹杂着各种尔虞我诈，比如应该由谁填补因反对战争而辞职的人员所留出的王宫及内阁成员的职位空缺，与此同时，议会在1776年1月重新召开会议伊始，就对有争议的选举及因为雇用德国军队而令德意志亲王收取高额费用问题争论不休。最终定下来的和平方案与一年前诺斯提出的和解计划相比并没有进一步的成效，同样遭到大陆会议的唾弃。无论国王还是内阁，都丝毫没有考虑让美洲实行国王统治下的自治的可能性；设立和平委员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平息公众反应，而且他们仍然幻想将殖民地分而治之。在杰曼颐指气使的指挥下，富兰克林的朋友——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博士写道，根本没法指望有“像理智和节制之类的品质”。“一切充满了深仇大恨，绝望无助。”

等到1776年5月确定了条款，落实了任命之时，事件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之前的预期。托马斯·潘恩在其小册子《常识》中，大胆呼吁独立，激发了殖民者的斗志，让数千人认识到反抗的必要性，从而带着毛瑟枪聚集到招募中心。乔治·华盛顿已被任命为统帅；提康德罗加要塞已经向伊桑·艾伦的83人团投降；美洲人不可思议地将加农炮从提康德罗加拖曳到多切斯特高地，迫使威廉·豪将军撤离了波士顿；在南方和加拿大，全副武装的英军士兵人数在增加。6月，大陆会议通过了弗吉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李所提出的决议，即联合殖民地“是自由独立的国家，而且根据权利也应该如此”。7月2日，正式的《独立宣言》投票表决时没有任何异议，在7月4日第二轮投票时稍微做了些修订。

9月，豪在长岛战役胜利后，他的海军上将弟弟作为和平专员尽其所能安排了与大陆会议代表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的一次会议，但除非殖民地重新效忠国王并撤销《独立宣言》，否则他就没有谈判的余地，因此此次会议无果而终。就这样，双方又错过了预防并扭转破裂局面的尝试。

尽管与支持战争的人数无法相比，但从一开始，反对战争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在有了阿默斯特的先例后，陆军和海军中的其他人也拒绝对美作战。海军上将奥古斯都·凯佩尔经历过整个“七年战争”，宣布自己将不参与此次战争。埃芬厄姆伯爵从陆军委员会辞职，因为他不愿卷入这项“没有明确目标的事业”。查塔姆最大的儿子约翰在加拿大某军团服役，复员回家了；而另外一位留在驻美洲陆军的军官则表示，因为“这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有能力的男人不会积极参与其中，否则将使自己名誉扫地”。康韦将军更在议会宣布，尽管士兵在对外战争中应该绝对服从命令，但如果是国内冲突，他必须要明确这是正义的事业，而在当前的冲突中，他自己“永远都不能拔出利剑”。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人们有理由自己选择是否参与这场战争。

之所以要鼓动这样的情绪，是因为人们相信，美洲人正在为英国的自由而战。反对派发言人约翰·卡文迪什（John Cavendish）勋爵说，英美双方相互依存，它们要么“同归于尽”，要么与山河共存。伦敦在议会的4名代表及所有郡的行政长官和市参议员都坚定地站在殖民地一边。上下议院都提出动议，反对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雇用外国雇佣兵。1776年12月，里士满公爵提出向美洲方面让步，以此达成和解，因为在他看来，美洲人的抵制行为“无论从政治还是从道义角度来看都是名正言顺的”。人们还公开募集款项，救助那些“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或附近被国王的军队残忍杀害”的美洲人的遗孀、孤儿及父母。

由于意识到英国在对美战争中存在自相矛盾的利益，1776年的一则政治漫画将英国描绘为一只沉睡的狮子，而大臣们则忙于屠宰一只下金蛋的鹅。像沃波尔这样的观察家也看到了诸如此类的矛盾。无论美洲是被征服抑或丢失，英国都不能指望从中“捞到好处”，因为，如果用军队去管理这个国家的话，不仅不会吸引人前来定居，经商贸易，而且这块地方“还将被遗弃，像秘鲁或墨西哥那样成为我们的负担，他们的矿产将悉数被西班牙所占有……唉，那就相当于让我们坠入万丈深渊，这是多么愚蠢，多么疯狂的举动，简直就是犯罪！”博斯韦尔甚至私下里也认为，政府采取的措施“缺乏考虑，嚣张暴戾”，而“发动这场丧心病狂的战争”的内阁也实在是疯狂至极。

支持战争的主流舆论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气焰嚣张。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附和约翰逊博士激情澎湃的咆哮，“我爱全人类，但美洲人除外”，或者像国王的朋友卡马森侯爵那样发出极端荒谬的言论，他在辩论中要求说：“除非（殖民者）将劳动果实交还给他们在英国的主人，否则他们到美洲去意欲何为呢？”人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绪（在英国人的态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殖民者是如何以及为何要到美洲定居）。

布里斯托是伯克所在的选区，他在《致布里斯托地方行政长官的信》中以不可挑剔的逻辑提到布里斯托对于商业方面的忧虑，但收效甚微，因为在繁忙的港口谋生的商人及神职人员给国王寄去一封效忠函，敦促国王对殖民地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地方乡绅和上流社会表示赞同。所有反对的动议都无一例外地被议会驳回，大多数议员继续忠实地支持政府的决定，不只是那些拿了政府俸禄而对政府宣誓效忠的人，连地方党派也一味认定，必须要维护议会的权威，要让殖民地俯首称臣。

反对派只有区区100来人，不仅权力有限，而且内部也缺乏凝聚力，因此势单力孤，没有影响力。查塔姆再次陷入神智衰弱，他从1775年春季到1777年春季都没有参与争论；但是，他就像哈姆雷特一样，在危急时刻还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清楚地认清现实。美国《独立宣言》发布后，他对专门照顾他的阿丁顿医生预言说，要是英国不改变政策，法国将会支持美洲人的事业。它只是在等待英格兰更深地卷入这场“与自己作对的毁灭性战争”中，而后再采取公开行动。

然而，思维活跃时，查塔姆总是自行其是，还讥讽嘲弄反对派。由于他傲慢自大，拒绝作为反对派的领导人发挥作用，反对派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他们的主要人物也行为怪异，反复无常。里士满已经成为上议院最为活跃、最直言不讳的成员，但他痛恨查塔姆，从气质上讲，他既不是领袖也不是追随者。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作为反对派中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就像曾经的汤森那样，由于果敢机智、恶言谩骂而在下议院熠熠生辉，但他也只是孤军奋战，螳臂当车。其他人则态度暧昧，虽然相信美洲人民在为正义的事业而战，但他们不由得担心，美洲民主的胜利意味着对议会至高权威的威胁，也会刺激改革运动，实在是危险之至。

政府的态度令他们沮丧，而在投票中每每处于劣势更让他们有些气馁。里士满在给罗金汉的答复中坦承了这一点，后者一直试图维持反对阵线，并鼓动他就一项议案进行表决，即在叛乱期间禁止与13个殖民地进行贸易活动。“我承认，我现在对美洲事件有些心灰意冷。”他写道。继续反对这项法案毫无用处，而且，“必须要反对整个体制”。他没有前往伦敦，而是到了法国去处理与他的贵族头衔相关的法律事务。这可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在给伯克的信中写道，因为“英国沦为一个奴隶制国家”的日子可能不远了；如果他“也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美国又不接纳我们，或许还可以逃到法国，因此在这里拥有贵族身份还是非常重要的”。岂不知，法国大革命即将在未来10年爆发，大概这是最为颠倒历史的预言了。“就英国政治而言，”里士满总结说，“我坦白地跟你说，实在是死水一潭，我已经厌倦了，心灰意冷了。”

作为领袖的罗金汉变得异常沮丧，于是他在1776年提议，让反对战争的人士退出议会，也就是故意不参加会议，从而旗帜鲜明地抗议内阁的政策。但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并没有团结一致，只有他自己的追随者表示赞同。就这样，罗金汉所率领的辉格党雄赳赳气昂昂地打道回府了，不过这一招并不奏效，一年以后他们又陆续回来了。他们都是一些“和蔼可亲的人”，查尔斯·福克斯在给伯克的信中写道，但他们“并不适合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对根深蒂固的体制发起攻击”。伯克非常了解这些大臣，回复说，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巨额的财富，稳固的地位，舒适的豪宅”，所以才会和蔼。

叛军的投降遥遥无期。他们的劣势在于装备不足，物资短缺，队伍松散，缺乏训练；最大的劣势是，他们在短期内应召入伍，毫无经验可言。然而，他们有为之战斗的事业，有英勇的总指挥，满腔的豪情壮志，在诸如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等地取得的精彩胜利更大大提振了士气。英国在海外的敌人向美洲殖民者提供武器，英国人肆意破坏或大肆劫掠财产，招募印第安人实施恐怖袭击，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英国人高估了来自保皇派的内部支持，而且由于他们自己并未将殖民者放在眼里，因此没能动员并组织起一支保皇派军队，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依赖欧洲人进行跨大西洋的长途运输。因为担心法国和西班牙乘机从海上发动进攻或侵略，他们又得在本土维持足够的军队进行防御，并从牙缝中挤出少得可怜的船只在周边水域布防。整个行动消耗巨大，震惊了很多人。因为支持诺斯而在1774年当选为议员的爱德华·吉本写道，“政府方面见解深刻的朋友一点儿都不乐观。”

1777年2月，伯戈因将军回国与杰曼一起制订一项击溃计划。根据该计划，从加拿大南下的英军与从纽约北上的英军在哈德孙河集结，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联系，从而在下个圣诞节之前结束战争。伯戈因返回美洲带领北方部队向奥尔巴尼行进，但因为只有一支部队，“钳形攻势”就有着致命缺陷。南方部队的总指挥是威廉·豪爵士没有效仿伯格因的做法，而是自行设计路线，带领大部分士兵朝着与费城相反的方向行进。由于没有主力部队的支援，亨利·克林顿爵士所率领的其余纽约部队，无法沿哈德孙河而上。伯戈因在6月份就已经出发，随着夏天的到来，他发回的报告令人不安：他所率部队的供应严重匮乏，形势危急；想要夺取本宁顿仓库的突袭行动受到重创。一支美洲部队力量日益壮大。豪在宾夕法尼亚忙得一团乱麻，克林顿尽管几度意志消沉，但是在绝望中的最后一刻，还是向北前进了一步。几路军队没有实现会合。在费城外率军与豪激战的华盛顿发现，前者掉头向北的动向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于是在得知本宁顿大捷后写信给帕特南将军，希望现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倾巢而出……彻底粉碎伯戈因的军队”。

与这些事件相比，查塔姆勋爵更关心来自法国的威胁，1777年11月20日，他提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这一战役是战争的分水岭，亦将证明他对战争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尚未获悉英军此次失败的消息之前，他在谈及与美洲的冲突时就说，“我知道征服英属美洲殖民地是不可能的。我敢说，你们根本就无法征服美洲……”美洲人民要保护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不是叛乱。这场战争，“就原则而言是不公正的，就手段而言是不可行的，就后果而言是毁灭性的”。雇用“唯利是图的人进行抢劫和掠夺”会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造成难以愈合的伤口。“作为英国人，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当外国军队踏上我国的领土，我绝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如果坚持要他们投降，英国将无法通过与殖民地的贸易获利，在与法国的斗争中也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不仅将一无所获，而且将重新陷入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唯一的补救方法是，停止敌对行动，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查塔姆并没有请求将承认美国独立作为达成和解的条件，因为直至他去世，他都始终相信，殖民地与王权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按照他的一位继任者的解释，他会很高兴地宣布，在他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他没有默许取消大英帝国这一称号。但是，上议院对他与美洲结束敌对状态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以4 :1的投票比例驳回了这一动议。

在下议院，查尔斯·福克斯通过军事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并得到了惊人的验证。他说，征服美洲“从道理上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在行动中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使得我们的将军永远不能取胜，”那就是，他们相互距离太远，无法相互照应。12天后，信使送来可怕的报告，10月17日，伯戈因将军带领疲惫不堪、饥饿难耐、寡不敌众的残余部队在奥尔巴尼附近的萨拉托加向美国军队投降。克林顿将军行进到距离阿尔巴尼50英里的金斯顿就举步不前，并早在前一天就返回纽约搬救兵去了。

萨拉托加大捷极大振作了美国人的士气，穿透福吉谷冬天的大雪和严寒，给历尽苦难的人们带来胜利的希望。英国在萨拉托加战役中颜面尽失，伯格因所率领的总共近8000人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投降条款，他们要放下武器，被遣送回英国，同时保证不再参与对美战争。尤其是，通过这一战役，英国最大的恐惧变为现实，即法国与美国结成联盟，并肩战斗。在英军投降的消息发出后还不到两周，法国担心英国现在可能会向其前殖民地提出可接受的和平条款，赶紧通知美国特使，他们决定承认新生的美国，并在三个星期后表示愿意与美国结成联盟。双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确立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成为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除了承认美国独立之外，协议还包括平常的一些保持友好关系和进行商务往来的条款，而且还规定，一旦英法之间发生战争，协议双方都不能单独与英国签署和平协定。

查塔姆曾预言法国会参战，现在预言得到了证实；但即便在此之前，他就于1777年12月11日在上议院再次表示，英国自己陷入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通过巧妙的欺上瞒下，通过自己的轻信盲从，对前景抱有虚假的希望，对自己充满掩耳盗铃般的自豪感，声称对最不切实际最不可能的事情拥有无尽的优势”，这个国家就这样被出卖了，被拖入了战争深渊。这是查塔姆得出的振聋发聩的结论，可以适用于此前和此后许多年代的战争和愚蠢行为。

英军竟然向殖民地投降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让英国政府和公众惊呆了，让此前几乎没有关注过战争的许多人萌生了兴趣。“你真想象不到这一消息对城里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位朋友在给乔治·塞尔温的信中写道，“那些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感受的人，现在感受到了。那些对美洲事务几乎无动于衷的人现在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我们已经处于非常可怕的境地。”股市下跌，整个城市“一片沮丧”，人们对“蒙受耻辱的国家”议论纷纷，纷纷谈及更换政府。吉本写道，虽然多数派把持着议会，但“如果不是怕丢人的话，议会中至少有20位成员准备投票赞成和平”，哪怕“以最最卑微的条件”也在所不惜。

反对派发起了恶毒攻击，苛责政府及诸位大臣对战争处理不当，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战争。伯克指责杰曼对事实“故意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美洲；福克斯要求罢免杰曼；韦德伯恩为杰曼辩护，提出要与伯克决斗；巴雷认为战争计划“与英国大臣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即便对一位“印第安酋长”来说也是荒谬之至。杰曼自己也有些心慌意乱，但在国王和诺斯的支持下还是顶住了狂轰滥炸。他们认识到，如果将责任归咎于身处英国本土的杰曼的话，他们自己作为杰曼的上司恐怕也难辞其咎。

内阁精心谋划了投票的构成，因此避免了重组的命运。尽管战争令党派心神不安，但他们更不愿发生变更；虽说战争消耗了大量钱财而没有增加政府收入，但他们依然稳居职位。只有国王在公平正义的光环笼罩下，对公众普遍的焦虑情绪无动于衷。“我知道我尽职尽责，因此永远都不希望隐退，”他早在战争伊始就对诺斯这么说，而且他知道这些就够了。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光环黯淡。国王深信他是公正廉洁的，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必然就是无往而不胜的。后来，随着命运之花凋零，他认为美国赢得独立则意味着在他统治下，帝国分崩离析了。于是他就向上帝祈祷，“指引我怎么做吧，帝国曾经辉煌壮丽，受万人景仰，我不希望因为大厦在我的手中倾倒，而被子孙后代所唾弃”。没有哪个统治者在自己当政期间愿意看到国家打败仗，乔治没有去面对战败的现实，而是心存胜利的希望，哪怕在希望破灭之后很久，仍然固执地试图延长战争。

萨拉托加战役失利后，豪辞职，伯戈因回国，克林顿疑神疑鬼，理想幻灭，各种责问和官方问询铺天盖地而来。尽管将军们将失败归咎于政府部门的无能，但政府对他们还是宽宏大量，不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杰曼确实存在过失，而且因为这些将军们都拥有议员身份，内阁也不想把他们逼到自己的对立面。在伯格因来到哈德孙河的情况下，杰曼没能够配合豪在费城的行动，这是此次失败的关键，而就像他在明登时举止怪异一样，除了态度懒散之外，似乎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随后，为了平息人们对杰曼的普遍厌恶，政府就杜撰了一些缘由。最初制订计划之际，杰曼在赶回其乡下庄园途中曾到办公室停留以签署紧急文件。他的副手威廉·诺克斯早前就向他指出，还没给豪将军写信告诉他作战计划以及期望后者采取的行动。“伯爵阁下于是就开始写，他的助理道雷就在一旁看着”，然后匆忙提出代爵爷签署那些文件。因为乔治爵士“特别反感在任何场合将他撇在一旁”，就粗暴地拒绝了，因为如果答应的话，就意味着“我可怜的老马只得一直站在街上，而我则无所事事”。他指示道雷给豪写信，同时附上伯格因的命令，“这样就把他想要了解的信息全部告诉他”。本来打算将这封信与那些签署的文件经由同一艘船邮寄出去，但信写完之后他们就错过了开船时间，直到很久以后豪才收到这封信。

人们很容易认为英国是因为驾乘舒适的车马才失去了美洲，但距离、时间、不确定的计划以及不连贯的指挥才是更主要的原因。乔治勋爵对待文件满不在乎的方式只不过是粗枝大叶作风的一种表现。人们还容易认为的是，这种粗枝大叶行为可以追溯到乔治时期大臣们过于奢华的生活，但随后，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通信失灵的例子则是：当情报显示日军可能偷袭珍珠港时，为什么没有人对美军指挥官们发出警告呢？通讯失灵好像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对英国而言，当前最要紧的，便是摆脱这场无利可图的战争，这样才有可能应对法国的挑战；而摆脱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与殖民地和解。鉴于有传言说法国将要与美国达成协议，在萨拉托加战役后对胜利失去希望的诺斯试图成立另外一个和平委员会，与杰曼、桑威克、瑟罗和其他顽固分子抗衡，因为后者始终拒绝与叛军进行任何谈判。诺斯绞尽脑汁考虑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既不能让英国窘迫从而在议会被驳回，同时还得有足够的吸引力让美国人接受。然而，就在此时，他接到密报，说法国已经与美国签署了联盟协议。

10天后，诺斯向议会提交了一整套成立和平委员会的建议，包含了众多让步举措，如果在战前就做出如此让步的话，英国完全能够避免这场战争。这些建议与议会一年前驳回的查塔姆的和解方案几乎如出一辙。英国放弃为增加国库收入而征税的权利，同意视美国国会为宪法机构，暂停《强制法案》《茶叶法案》以及自1763年以来通过的其他令人不快的政策，讨论美洲代表在下议院的席位问题，并任命和平委员，委员全权负责“对任何问题采取行动、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与查塔姆先前的做法一样，根据这些条款，英国并未承认美国独立，也没有放弃对贸易的控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殖民地的附属地位，而不是就此放弃。

诺斯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期间整个下议院“一片忧郁，寂静无声”。他似乎已经放弃了政府在过去10年始终维护的原则。“任何国家都没有因为这样一连串的愚蠢的行径蒙羞过。”约翰逊博士尖刻地评论说。朋友们大惑不解，对手惊异错愕，沃波尔如梦方醒。他认为这是政府“不光彩”的日子，同时也承认“反对派从头至尾就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这样的让步美国人应该能够接受，“但是，我的朋友，”他在给曼的信中写道，“这一调解手段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提出得太晚了。”法美已经签署了条约，现在不仅和平无望，还将会有更大的战争。下议院准备“竭尽全力，毫不延迟”地批准该计划，“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失去的时间”。他是正确的，历史性的错误往往都不可挽回。

如果真想有所改变并有意识地贯彻实施，那么放弃一项已经变味的政策不仅不会蒙羞，反而值得称赞。诺斯始终和蔼可亲，但却有些举棋不定，不够坚定。在暴风骤雨般的辩论中，面对内阁中顽固分子的怒火，他动摇了，对条款进行了修改，撤回了和平委员们的自由裁量权，并承诺不再讨论独立问题；以“臣民”身份对待美国人，否则他们“什么都不是”。他定下12个月的时间（从6月份开始，当时是3月）完成这项使命，其实就表明他并不急于成功。确实，战场情况千变万化，美洲的形势也飘忽不定，这就使得国王和顽固分子深信，他们仍然可能占据上风。

正如约翰·威尔克斯（在议会中坐在最后）所说，许多人怀疑成立和平委员会只是为了“让这里的人保持安静……而不是要夺回殖民地”。为了不让政府的支持者们渐行渐远，需要安排一场表演。如果反对派的政治行动一直像他们讲话那样活力四射，贝德福德派似乎有可能一蹶不振，并可能被迫退出了。他们在辩论中激情洋溢，但在美国独立的实际问题上却分崩离析，各持己见。查塔姆因为曾经在“七年战争”中带领英帝国取得胜利，所以与其追随者谢尔本等完全反对帝国的分裂，且这一立场从未改变。罗金汉和里士满逐渐认识到，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美洲殖民地，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即刻公开”承认美国的独立，以便将它从法国手中抢过来，从而集中力量应付英国最主要的对手。

1778年4月7日，里士满在一次充满激情和紧迫感的演讲中提议，要求国王解散现任内阁，从殖民地撤军，承认其独立，通过谈判“如果不能让他们表示忠诚的话，就应当恢复真挚的友谊”。

查塔姆早就应该赞同，因为他的目标始终是集中精力对付法国，而且显而易见的是，除非通过军事力量打败殖民地，否则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废止《独立宣言》和《十三州联邦宪法》，查塔姆本人也曾宣称这是不切实际的。然而，个人的怒气使他失去了理智；他无法容忍帝国的分裂。里士满告知他自己，将要提出承认美国独立的动议。查塔姆倾尽全力，发挥余威，极力抵制，不仅违背自己所在阵营的意志，而且违背了历史潮流，着实可悲可叹。

他一如既往地穿着礼服，腿上缠着法兰绒，在19岁的儿子和一位女婿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他的这个儿子就是小威廉·皮特，不久就会令欧洲刮目相看。查塔姆带着巨大的长假发，面容消瘦，深陷的眼睛仍然犀利有神。当里士满公爵讲完之后，他站了起来；但一开始人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当听清楚他讲的话时，他们都糊涂了。他谈到英国人“可耻地交出了”国家的“权利和最正大光明的财富”，并“在波旁王朝面前俯首称臣”。然后，他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不断重复，一会儿又喃喃自语，周围的同僚怀着怜悯和尊重，都面面相觑，大厅里静得出奇，似乎可以用手触摸。里士满彬彬有礼地对其做了答复。坚强不屈的查塔姆又站了起来，张开嘴却没有说出话来，他一只手搭到胸口上，晕倒在地板上。随后人们将他送到附近的住所，在恢复了足够的体力后他又被送到位于海斯的家中。在接下来的三周，他越来越虚弱，逐渐走向生命的尽头。最后，他让儿子给他读《伊利亚特》中关于赫克托死亡的那段描写。

尽管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曾有过失，但他的陨殁让全国人不知所措，对前途忧心忡忡。议会投票一致同意为他举行国葬，并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死了，”《朱尼厄斯的信》的佚名作者写道，“国家因此失去了理性和个性，没有了荣耀，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对国家了如指掌了。”阿丁顿医生认为，因为上天怜悯他，才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上天不能让他拯救这个国家，因此就不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它彻底毁灭”。

一想到失去美洲，人们往往就想到国家的毁灭，这实在是明显而严重的错误，因为英国挺过了困境，在下个世纪继续在世界上保持着支配地位，并达到帝国的鼎盛时期。谢尔本宣称，如果承认美国独立，“我们将不再是一个强大的或受人尊敬的民族”。在这一天，“大不列颠帝国将日薄西山”。里士满预言，法美同盟“必定令我们彻底毁灭”。沃波尔在不同的信件中都表达了忧郁的情绪，预言说，“不论这场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对这个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或者在战争结束之前就预见到失败的可怕后果——“我们将沦为一个可怜的小岛，从一个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堕落为像丹麦或撒丁岛那样微不足道的小国！”没有了贸易，没有了航运，英国随后将失去东印度，“而后就像我们当初对待爱尔兰那样，法国将对我们更加颐指气使”。

这种消沉的态度来自当时的两种看法：与殖民地的贸易往来对英国的繁荣至关重要；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与西班牙君主国对英国威胁巨大。尽管11年后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但目前人们还难以想象；是英国人自己觉得处于衰落阶段。伯克给罗金汉写信抱怨公众麻木不仁的态度，他说，如果不深刻改变民族的性格和领导阶层，我们可能会“从原有的宏伟壮丽、繁荣富庶状态一落千丈，成为一个愚笨无能、卑劣猥琐的国家……我敢肯定，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哪怕引起剧痛来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个国家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真的衰落了，任何有意识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因此，虽然伯克在这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不过是像他过去那样，纯粹是胡说八道。

查塔姆在5月去世，罗金汉因而有机会取得领导地位，团结各派系、争取那些拥护政府立场的人，他们对战争及花费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有人早就向国王建议进行某些必要的变革，这对罗金汉来说机会难得，可以借此要求内阁出台政策结束与殖民地敌对状态并承认其独立，因为这终究是不可避免的。福克斯试图说服犹豫不决的侯爵遵循这一路线，建议他向国王提出替换部分内阁大臣，这样就不至于让国王心烦意乱，从而继续获得他的支持。如果“为了私人荣誉”拒绝就任，福克斯说，“不符合作为公众人物所应具有的职责。”伯克也极力说明，始终如一地履行职责至关重要，但就罗金汉和里士满而言，虽然他们都对问题洞若观火，知道应采取何种补救措施，但当前景不妙或政治方面的基本需求令他们反感时，他们倾向于采取逃避态度。罗金汉的追随者们尚未准备就绪，他自己的原则以及接受任命的条件使他无法就任这一职位。沃波尔写道，反对派“慵懒怠惰”。他们错失了良机，国王的大臣们，“虽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福克斯看来，“他们将继续稳坐钓鱼台。”

一个以弗雷德里克·霍华德（Frederick Howard）为首的和平委员会临危受命，霍华德是第五任卡莱尔伯爵，年轻、富有、时髦，拥有恢宏壮丽的霍华德城堡，另外还是高尔勋爵的女婿。即将协助他的是经验更加丰富做事更脚踏实地的两个人：前总督约翰斯通和威廉·伊登，前者支持反对派，后者是一位资深政治家，曾任副大臣，战争期间负责秘密情报工作，担任过贸易委员会大臣，是卡莱尔求学时的同窗，也是韦德伯恩、杰曼及诺斯的朋友。该委员会成员的选拔过程以及将他们派往美洲的决定向人们证实，事件的发展还是没有摆脱荒唐愚蠢的思想和行径。

在到达费城后，和平委员会成员要求与大陆会议代表开会协商，却被告知，只限于讨论英国撤军和承认美国独立问题。于是约翰斯通总督就试图贿赂大陆会议的两位主要成员，约瑟夫·里德和罗伯特·莫里斯，以便说服大陆会议接受英国的谈判条件。这一行为一经曝光，就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英国政府的厌恶情绪，约翰斯通因为该丑闻被迫从委员会辞职。与此同时，在未告知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下，杰曼向豪的继任者亨利·克林顿爵士发出密令，要他派遣8000人的部队到西印度群岛支援那里的英军对抗法国军队，从而将他在费城的武装力量从1.4万人减少到6000人，这使得该城市防守空虚，并最终让他不得不从该城市撤出。

这种尴尬处境迫使卡莱尔纽约转移，杰曼没有提前将意图告知他，令他勃然大怒。如果美国人拒绝和解，就只有通过武力迫使他们接受和解条件，这也是唯一的手段，但现在随着部队撤出，他已然成了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他私下里写道，连他的小女儿卡罗琳都可以告诉内阁，说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委员会就是一出闹剧。“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他后来写道，“就像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由于精疲力竭而恳求别人同情怜悯。”一方面撤出军队，另一方面还试图使敌人让步，这种极度愚蠢的行为也不是最后一次。200年以后，天生具备这种愚蠢基因的美国在面对敌人时重复了这样的行为，导致了同样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讽刺之一。

卡莱尔和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粉饰自己的使命，指出现在没有了继续战争的理由，因为英国已经取消了茶叶税及其他惩罚性法案，宣布了“大英帝国议会免征任何税收”，可以公开讨论在议会的代表权问题，并且已经承认大陆会议本身为合法机构。但是，由于并未承认美国的独立，大陆会议还是拒绝协商甚至探讨。黔驴技穷的委员们最后竟绕过大陆会议领袖，向殖民地民众呼吁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大多数美国人确实希望继续效忠大英帝国。他们于1778年10月3日发布公开声明，首先重申，对之前的种种不满情绪不予追究，承诺赦免在该日期之前所犯的所有叛国罪行，随后就试图重新恢复惩罚行动作为威胁——因为当一个国家“自己及它所拥有的资源受到我们的敌人威胁的时候……英国会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彻底摧毁或瓦解妄图使它灭亡的力量”。

卡莱尔在其声明的第一个草案中提出，鉴于美国“背信弃义、恶意预谋”与法国签订协议，并顽固偏执地坚持叛乱行为，英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在这痛苦危急关头”采取“摧枯拉朽的手段”，并将动用其强大的军队和舰队最大限度地摧毁敌人，令他们闻风丧胆，抱头鼠窜。这一声明中也表达了英国在威胁背后的真正意图。卡莱尔认为，这一提议“将会奏效”，有人建议他措辞要委婉一点，因为声明会广为人知，副本要发送给大陆会议的所有成员——乔治·华盛顿和所有将军，所有州长和各州议会，传播福音的大臣们，英军及劳改营的指挥官们。

之前，英军和黑森雇佣兵每到一处就蓄意掠夺，大肆破坏房屋和财产，烧毁村庄和农场，使田地荒芜，林地一片狼藉，所有殖民地无一幸免；而现在，英军势力渐微，所以这种威胁并未令殖民地恐慌。相反，大陆会议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英国的这篇声明，从而“让各州心地善良的人民更充分认识到英国和平委员会的阴险目的”。6个月后，彻底失败的和平委员会，不论是有意还是因为错误，在11月跌跌撞撞地打道回府了。

或许他们执行这个任务本来就没打算要成功。然而，伊登还是写信给他哥哥说，如果“单凭我良好的愿望和深切的关注”就能完成这一使命，“这一崇高的国家……将很快再次属于大不列颠”。他“从内心”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统治者，只是在欧洲大陆完成他们的教育之旅，而没有沿大西洋西岸的海岸和河流走走看看，接受教育”。他在私下里给韦德伯恩的信中坦然道，“你根本就想象不到我在这个恢宏壮丽的国家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我们一连串不端行为和错误，我们失去了这个国家，这怎能不让我近乎发疯呢？”这番话实在令人惊讶。

这封信意义重大。这是政府核心圈子成员所讲的话，不仅承认英国已经失去了殖民地，而且还坦承是政府的错误导致了这一结果。伊登的观点揭示出愚蠢行径悲剧性的一面：作恶者有时会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但他们却无法打破格局。这场徒劳的战争将再继续4年之久，牺牲更多人的生命，造成更大的破坏，加深双方的仇恨。在这数年间，乔治三世根本意识不到，他将要为战败负责。尽管议会和公众对战争日益失望，但国王却坚持要继续下去，部分原因在于，在他看来，帝国的瓦解将意味着耻辱和毁灭；而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不能忍受自己在统治时期被永远烙上失败的烙印。

而且，在这过程中，美国人也时常有不少麻烦这一事实也能令他精神振奋。没有了统筹资金，议会无法继续为军队支付报酬或提供物资，这也就意味着，冬天缺衣少食现象比在福吉谷更为严重，食物配给只有平时的1/8，士兵开小差，甚至不止一次发生叛乱。华盛顿被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搞得心烦意乱，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背信弃义；查尔斯·李将军违抗命令；反对美洲独立的人士与印第安各部落不断骚扰，引发零散而野蛮的战争；美国本打算与法国舰队联合以夺取纽波特，但却没能成功，令他失望之极；英国在卡罗来纳州胜利并占领查尔斯顿，又使他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他有法国海军和地面部队强大力量的支持，打破了战争的平衡；而施托伊本男爵（Baron von Steuben）及其他欧洲专业人员加入他领导的部队，将衣衫褴褛的美国人训练成了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劲旅。1779年，大陆会议任命约翰·亚当斯为代表，在美国独立与英国撤军的基础上就和平问题进行谈判，但对国王和那些顽固强硬的大臣们来说，这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首相对自己的职位深恶痛绝，只盼望辞官归隐不再与战争有任何关系；他所厌恶而且不信任的战争大臣杰曼仍在接受调查，因此，英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打胜仗。他们无法制定总体的战略，只想着为国王拯救一些在南方的殖民地，并继续执行骚扰策略，破坏双方贸易往来，直到殖民地举手投降。除国王之外，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各位大臣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征服这个国家对他们而言实在力不能及。与此同时，法国人已经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尽管桑威克勋爵曾经夸口说，他准备好了35艘舰船整装待发，可以随时投入战争，但是，当法国参战后，凯佩尔上将将会发现，“适合作战的舰船”不超过6艘，而船坞内则空空如也。1778年6月的外桑岛战役双方不相上下，但英国却大胆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比战争更糟糕的是英国的政治进程。由于美国起义的助推，政治改革运动蔓延到全国，民众要求议会每年召开会议，让所有男性拥有选举权，取消腐败选区，废除议员的闲职或挂名职务，取消与议员所签署的协议。1779年的选举令党派间相互仇恨。政府多数派萎缩。在1780年2月约克郡的请愿中，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人们要求在实行改革前暂停拨款和发放养老金。随后，在其他28个县及许多城市，人们也开展了像约克郡那样的请愿活动，活动波及了威斯敏斯特。人们成立了永久性的改革协会，而且普遍认为国王是专制主义的推手。邓宁对王权提出了大胆的决议，认为它“权力增加了，还在继续加强，现在应该予以削弱”，该决议确实以微弱优势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在投赞成票的人中有许多是来自村镇的成员。6月，鉴于有人要求废除针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刑法，以及乔治·戈登疯狂煽动的行为，暴徒们聚集起来发动了可怕的骚乱。他们叫嚣“不要罗马天主教！”，要求废除《魁北克法案》，并攻击大臣，撕毁他们的假发，袭击并洗劫他们的房子，烧毁他们的天主教教堂，冲击英格兰银行，全市一片恐怖，直到三天后军队才控制了局面。

政府不得人心，战事日益升级，其他各种麻烦接踵而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荷兰向叛乱分子伸出援手，俄罗斯试图阻止英国对殖民地的封锁，而在美洲的战争本身也徒劳无益地一拖再拖。

1781年5月，南方军团指挥官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守住弗吉尼亚而放弃了南卡罗来纳，在位于切萨皮克湾海岸上的约克镇建立了防守基地，以此巩固其前线阵地。从这里，他可以与驻扎在纽约的克林顿的部队保持海上联系。现在，加上在该地区的其他英军，他总共拥有7500名士兵。此时的华盛顿正驻守在哈德孙，而罗尚博伯爵带领法国士兵从罗得岛赶来与他会合，准备对纽约发动袭击。这时，格拉斯上将从西印度群岛发来电报，告诉他们说，他正率领3000人的法国军队向切萨皮克湾航行，并有可能在8月底到达。华盛顿和罗尚博于是就调转方向，向着弗吉尼亚进发，并于9月初到达那里，从陆上对康沃利斯形成了包围之势。

在此期间，英国舰队在切萨皮克湾附近与格拉斯相遇，双方激烈交火，互有损伤，随后英军返回纽约维修舰船，留下法军控制约克镇外围水域。康沃利斯在陆地和海上的通道都被封锁。绝望之中，他试图用小船渡过约克河实现突围，但计划因暴风雨而受阻。他唯一的希望是英国舰队能够从纽约返回，搬来救兵。但舰队没有来。由大约9000名美国人和近8000名法国人组成的联军向约克镇的红衣军团步步逼近，而等待救援的康沃利斯则逐渐收缩防线，双方一退一进。三个星期后，英军已然绝望，无计可施。1781年10月17日，萨拉托加战役时隔四年之后，康沃利斯提出投降谈判；两天后，双方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在乐队演奏“世界改天换日”的曲子中，英军放下了武器。五天后，克林顿率领其部队从纽约乘舰船赶到，但为时已晚。

11月25日，诺斯勋爵接到消息后痛哭流涕，“哦，上帝，一切都结束了！”这是一声如释重负的哭号。一切都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各地的战事立刻都平息了。因斗争失败而心力交悴的国王，此时开始要求结束战争。乡村士绅由于害怕税收越来越重，不再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因此反对派提出一揽子终止敌对状态的议案后，支持票数逐渐增加。在12月，一项反对战争的议案获得了178票支持。1782年2月，具有独立思想的康韦将军提出对这个问题进行最终表决。早在《印花税法案》时期，他就第一个预见到，政府一意孤行所采取的对美政策，最终将导致“致命的后果”，而现在，他马上就要听到他们的丧钟了。他认为，“在北美大陆所进行的这场战争，其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民俯首称臣，这是不切实际的，现在或许应该到了停止的时候了。”为了支持结束战争的议案，他在下议院发表了迄今为止最雄辩有力、最立竿见影的演讲，令议员们群情激奋，最终以194∶193的投票结果，与多数派只有一票之差。反对派终于团结了起来，对抗只有微弱多数支持的政府。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投出了谴责票，并在就康韦的议案所进行的投票中达到高潮，但政府稍后又赢得了足够的票数，得以继续留任。

应国王要求，诺斯勋爵继续留任。当他请求议会再批准一大笔战争贷款时，下议院最终表示了反对，政府多数派发生了分歧，焦虑的国王起草了一则退位声明，不过并未发布。他在声明中说，下议院情绪的变化使他无法继续有效推行战争政策，也无法与敌人言归于好，而与美洲和好不会破坏“英国的商业活动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他还表示自己忠于宪法，但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除非他退位，否则，按照宪法的要求，他必须遵从议会的意见。

3月，内阁的立场终于有所松动。3月4日，议会一致通过决议，授权国王与美洲和解。3月8日，议会投票对内阁进行谴责，内阁仅以10票之差逃过重组命运。3月15日，有人针对内阁大臣耗费1亿英镑却丢掉13个殖民地一事提出不信任案，双方只有9票之差。随后还有两个不信任案。早些时候，诺斯勋爵终于毅然决然地告诉国王，他必须辞去首相一职。3月20日，为了防止议会再次通过投票来显示对内阁的信任程度，他带领内阁一起辞职了。3月27日，罗金汉领导的新内阁上台，谢尔本与福克斯任国务大臣，卡姆登、里士满、格拉夫顿、邓宁及凯博尔将军担任其他职位，康韦将军为总司令，伯克和巴雷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的财务部长。

即便现在内阁主要成员都具有亲美倾向（早先他们在反对派中就是这样），英国也非常不情愿去承认其前殖民地的国家地位。他们没有任命大臣、贵族或者议会成员或者副大臣进行和平谈判。唯一被派到巴黎去与富兰克林展开初步会谈的特使叫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英军的承包商。他是亚当·斯密的朋友，并经后者推荐给谢尔本，他自始至终都是单独与美方谈判，而英国政府没有派任何正式代表团为他提供支持。

1782年7月，罗金汉突然去世，谢尔本接任首相，但此时的他已经不再立场鲜明地承认独立了。他现在考虑的是，运用政治家的风范和睿智成立联邦，其实英国早就该这么做，但现在为时已晚。美国人坚持，英国要承认他们的独立地位，这是不可改变的必要条件，没有商量余地。在拖延了一段时间后，英国在9月份正式开始了与富兰克林、劳伦斯、亚当斯和约翰·杰伊的谈判，并于11月缔结《巴黎协定》，该协定将于1783年1月生效。国王最后并没有表现出宽厚仁慈的胸怀。他并没有感到悲伤，在就“取消美国大英帝国的成员国身份”给谢尔本的信中，他认为，“流氓无赖似乎是美国人最显著的特点，因此，将他们分离出去与英帝国不相往来或许最终不是一件坏事。”

综上所述，英国的愚蠢行径并不像罗马教皇那样有悖常理。大臣们并非对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充耳不闻，他们的对手在每次辩论中都表达出这种情绪，在面对暴徒制造的骚乱行动中，他们也每每受到这种情绪的强烈干扰。他们凭借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很少做出积极主动的反应，但他们也担心失去这种优势，因此不遗余力地花费巨资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不像教皇那样，总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刀枪不入。尽管他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拥有雄心抱负，但他们并没有贪婪和私欲这些最容易犯的错误。由于他们大多数出生高贵，对财富和特权习以为常，因此并没有利欲熏心，将攫取财富作为首要目标。

从维护权威的目的来看，英国坚持税收权本身是合理的；但一味坚持“你认为无法行使”的权利，并且在认识到这种企图将会对殖民地自愿效忠行为产生致命后果时仍不罢休，这就是愚蠢行为。此外，存在问题的是行事的方法而非动机。政府在贯彻政策方面越来越无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并最终挑起事端。最后，归结到态度问题。

态度，在此就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强烈的优越感。因为这种感觉抑制了好奇心，导致了对世界和他人的无知。从格伦维尔到罗金汉和查塔姆，再到格拉夫顿和诺斯，在10年时间里英国与殖民地的冲突逐渐加剧，但各届内阁都没有派代表哪怕是某位大臣，穿越大西洋与北美殖民者会面，探讨并找出破坏甚至威胁双方关系的根源，以及如何更好地处理双方的关系。他们对美国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是乌合之众，或者把美国人当小孩对待，根本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他们，甚至把他们作为竞争对手。在英国所有的通信中，他们在称呼对方总司令时从来不用华盛顿将军这个称谓，而只是称之为先生。威廉·伊登在对过去的沉思中表示，“我们的统治者”在教育旅行中只去了欧洲而没有到美洲，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统治者饱览了北美大陆的壮丽山河，他们就会更加急切地想要把它留在英帝国内部，而不是分离出去；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因此改善与人打交道的态度或方法。

美国人是这片大陆上的居民，也是殖民者，一旦失去这片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土地，他们将遭遇灭顶之灾；而英国人仰仗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不去了解这片大陆，低估了这片大陆的价值，从而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在和平谈判中领教到英国人优越感的约翰·亚当斯写道，“英国的骄傲和虚荣是一种疾病，是精神错乱，长久以来，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对英国极尽吹捧和奉承，令它无法客观地看待任何事情。”

尽管有时会无意识地做出愚蠢的举动，但政府不称职是因为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在缺乏强有力的领袖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尤其脆弱。皮特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指挥若定，带领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取得胜利。他的儿子随后牢牢地执掌内阁，有力地对抗拿破仑。在他们两人任职的间隔，政府命运多舛，跌跌撞撞，错误百出。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公爵和达官贵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格拉夫顿认为自己不适合担任首相一职，做事犹豫不决，每周只参加一次内阁会议；汤森行事鲁莽，不计后果；希尔斯伯勒傲慢自大，愚钝迟缓；桑威克、诺辛顿、韦茅斯等人饮酒无度，嗜赌成性；杰曼傲慢无礼，能力有限；里士满和罗金汉一贯冷面无私，一心为国；可怜的诺斯勋爵极端厌恶自己的工作，所有这一切如一团乱麻，即便最聪明睿智之人士恐亦束手无策。人们总是有这种印象，在1763到1783年间，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军事方面，尽管可能会有少数例外，英国人的智力和能力水平总体还是较低的。或许是运气不佳，或许是由于决策位置几乎全部由超特权阶层所把持，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往往也没有更好的表现。毋庸置疑的是，当有人能力不足却又自鸣得意时，结果很可能就是最坏的组合了。

最后便是尊严和荣誉造成的“可怕的阻碍”；宣称这些很有价值并错误地认为是为了自身利益；当原则代表的是“一种你知道无法实施的权利”时，为了这一原则而牺牲其他可能性，也会造成“可怕的阻碍”。如果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早在1765年就讲出这番话，伯克和其他人反复请求将其作为权宜之计，而不是象征性地展示权威，那么如果政府拒绝尝试这么做，就一定是愚蠢行径无疑。他们坚持第一种追求，然后争取一个目的，那么不论输赢，其结果都将是不利的。自身利益在于以善意保留殖民地，如果这一点被认为是英国繁荣昌盛的关键，但仍然不能与立法权威相容，那么权威应该依然存在，许多人这么建议过，但却没有付诸实施。罗金汉曾经说过，可以用“隐性契约”的方式实现和解，而其他问题“尚未确定下来”。

虽说战争和屈辱很长时间损害了英美关系，但英国也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50年后，在经历了与加拿大麻烦不断的关系之后，英国人在《达拉谟报告》中开始使用“英联邦”这一描述组织结构的词汇，因为英国人认识到，其他任何道路都会导致再次出现美洲叛乱然后独立的后果。仍然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乔治三世时期的大臣们完全是另外一批人，英美之间或许早就可以建立这种联邦或联盟形式的关系，这样一来，横跨大西洋的两个大国就可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而遏制任何胆敢挑战的国家，能避免1914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以及随后无休止的战争也未为可知。

曾经有人说过，如果将《哈姆雷特》和《奥赛罗》的主人公调换一下，就不会有悲剧发生：哈姆雷特可以一眼看穿埃古，而奥赛罗将毫不犹豫地杀死国王克劳狄斯。如果1775年前后的这些英国政治参与者是另外一些人，或许他们能展示出政治家的睿智和风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出台一个又一个愚蠢荒唐的政策，那么历史的火车也就改变了轨道，一直驰骋到现在。假设总是魅力无穷，让人浮想联翩；但历史的走向，终究还是由执政者的现实所决定。

[1]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曾任辉格党议员。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2]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英国辉格党政治家，1766—1768年曾任英国首相。

[3] “地狱之火”俱乐部（Dashwood’s Hellfire）：18世纪不列颠及爱尔兰的上流社会社交圈。

[4] 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1712—1770）：英国辉格党政治家，1763—1765年任英国首相。

[5] 几尼：英国旧时金币单位。

[6] 有证据表明商人们反对的声音被无视了，因为在那个阶段，殖民地代理中的杰出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难以忘怀的是，他美洲邮政副署长的职务，以及他儿子的新泽西州总督职位，都是国王龙颜大悦之余任命的。——原注

[7] 《食糖法》：1764年英国议院通过的由殖民地进口优质糖的条例。

[8] 此处指的是抵制英货。

[9] 有关这是否就是国王精神错乱的早期表现，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进行探讨。他的精神病确切发病时间是在1788年，已经是20多年以后了，在这之前并没有其他症状。因此可以认为，在与美洲殖民地冲突期间，他始终是神智清醒的。——原注

[10] 列克星敦：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在这里打响。

[11] 这是一个没有史料支持的词，当时没有人使用过，但由于现代的读者能从中体会到准确的含义，同时又没有其他相应的词汇，所以我决定试着这样写。——原注

[12] 该数字与查塔姆1766年演讲中所提到的300万有差距，可能反映出对事实信息的了解还不够精确，或者议会报告中的数字不够精确，两者都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当时实际人口据估计大约250万人。——原注

[13] 口袋选区（pocket borough）：指由个人或家族控制的议会选区。

[14]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剧作家，小说家。

[15] 圣史蒂芬代表议会大厦。——原注

第五章

美国在越南自欺欺人

1.战争萌芽

（1945—1946）

连续五任美国总统在越南所采取的行动并非简单地出于无知，但后来这一点却成了他们的托词。他们或许不了解越南及文化，但是在美国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要说他们不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实在令人难以信服。在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30年当中，我们不时认识到或者预见到阻碍我们成功的所有情况和原因。美国并非毫无预料地逐步陷入干预之泥潭。决策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各种危险、障碍和事态的消极发展趋势。美国有足够的情报来源，有翔实而见解深刻的评论，这些都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传递回首都，特别调查团被多次派遣出去，当舆论被专业人士的乐观情绪所主导时，也从来不乏独立的报道加以平衡。愚蠢行为并不源于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对所存障碍的无知，而来自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对该目标固执的追求。这些不利条件包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目标实在难以企及；行动之效果与美国利益毫不相称，并最终还会损害美国社会、美国声誉及美国在全球的可支配力量。

问题在于，决策者为什么对各种证据及其影响置若罔闻？这是愚蠢行径的典型症状：拒绝从证据中得出结论，沉迷于适得其反的政策不能自拔。回顾一下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制定过程，或许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拒绝和沉迷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罗斯福总统起初不同意，当然更不会协助法国恢复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但这一政策的逆转开启了愚蠢行径的大门。由于法国被德国占领后感觉颜面尽失，因此强烈要求维持其在印度支那的地位。而对美国人来说，随着胜利的临近，苏联的扩张成为华盛顿的心头大患，因此有必要加强法国在西欧的核心地位以便对抗苏联的扩张。直到此时，罗斯福内心仍然非常厌恶殖民主义，并始终坚定地希望消除亚洲的殖民主义（这是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他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暴政是一种最为恶劣的殖民主义形式。印度支那“不应该重新由法国人统治”，他在1943年1月告诉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情况非常清楚。法国对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国家已经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他们）有权过上更好的生活。”

丘吉尔对安东尼·伊登说，总统“对于这个问题比对任何其他殖民问题都更为坦率。我想，将印度支那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应该是他参与战争的首要目标之一”。的确如此。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史迪威将军在日记中用显著的大写字母记录了总统的印度支那计划：“不要回到法国统治的局面！”罗斯福建议采取托管统治，“就像菲律宾那样，用25年左右的时间使其站稳脚跟。”这一想法彻底惊醒了英国人，但并未引起曾经统治过越南的中国政府的关注。“我问蒋介石他是否想要印度支那，”罗斯福告诉史迪威将军说，“他断然拒绝了，说‘绝对不要！’就那个意思——‘绝对不要！’”

在法国人到来之前，越南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由交趾支那、安南和东京组成，并在反对中国统治的长期斗争中致力于建立自治政府。尽管如此，罗斯福却似乎从未想到自治的可能性。罗斯福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是源于当时对受压迫民族的普遍态度。无论他们的历史背景如何，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尚不“具备”自治的条件，得等到万事俱备，在西方人的指导下，他们才可能实现自治。

英国坚决反对托管，因为这将作为一个“恶劣的先例”，成为自己重返印度、缅甸和马来亚的障碍。罗斯福也没有坚持。他并不希望在印度问题上火上浇油，因为每次提及这个问题，丘吉尔都会烦躁不安。此后，法国于1944年在桀骜不驯的夏尔·戴高乐领导下获得解放，并坚持其重返印度支那的“权利”；当时的而中国显然过于孱弱，难以担当托管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有些束手无策。

由于缺乏广泛的支持，国际托管计划逐渐土崩瓦解。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之所以不喜欢托管计划，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可能会影响美国自由掌控作为海军基地的前日本列岛。国务院中一贯亲法的欧洲派，彻底采纳了法国外长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的假设，即除非“与法国通力合作”，否则，“由苏联所主导的欧洲将会威胁‘西方文明’”。而所谓的合作，在欧洲派看来，就是满足法国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在远东（后来东南亚）的同僚极力主张，美国对越南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先采取某种过渡政府的形式，然后最终实现独立。这个过渡政府，可以“教”越南人“重新履行自治职责”。

在为各种政策路线的选择而进行的斗争中，亚洲的未来远不及苏联对欧洲的影响力。1944年8月，在关于建立战后机构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美国在有关殖民地的提案中对未来独立只字未提，只是提出了软弱无力的托管计划，而这样的托管计划也得由先前的殖民帝国“自愿”同意才可协商执行。

其实印度支那早就表现出对该方案的抵触态度，这种态度在未来的30年只会日益加剧。早在战争期间，通过与日本及维希政府达成的协议，包括军队及文官的法国殖民政府就留在了印度支那执行代理统治职能。但在最后一刻，即1945年3月，日本人取而代之。这时，一些法国团体加入了越盟领导的本土抵抗组织。越盟是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民族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自1939年以来就一直要求独立，从事抗日活动。由英国控制的东南亚地区司令部（SEAC）与他们取得联系，并请求与之合作。由于对抵抗组织提供任何援助都将不可避免地有助于法国人的回归，罗斯福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他在1945年1月气急败坏地对赫尔说，他不希望在将印度支那从日本人手上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搞得“一团糟”。在法国请求美国船只运送法国军队到印度支那时，他断然拒绝了。同时，他也不允许对抵抗运动提供援助。但随后他又转变了态度，说任何援助必须只限于抗日活动，且不能对法国有利。

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谁来接管印度支那呢？过去一年与中国的交涉不太顺利，而法国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令人心烦意乱。一方面有来自盟友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根深蒂固地认为法国不应“重返印度支那”，徘徊其间的罗斯福身心俱疲，生命也行将走到尽头。他极力避免给出明确答复，尽力推迟做出决定。

随着胜利的临近，同盟国的所有其他问题被逐渐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雅尔塔会议于1945年2月召开了。大会没有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而是将它留给即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组织会议。在筹备此次会议的过程中，罗斯福对印度支那问题仍然忧心忡忡，并与来自国务院的一名顾问进行了讨论。现在，他又回到了最初的建议，即“只要最终目标是实现（印度支那的）独立”，法国可以当托管者。当被问及他是否会允许让印度支那获得自治领地位时，他断然否决了，说“必须是独立……你可以在国务院引述我的话”。一个月后，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与世长辞。

现在路线已经清晰，在罗斯福去世26天后，国务卿斯特蒂纽斯（Stettinius）在旧金山告诉法国代表说，美国并不质疑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权。他这样说是为美国驻法大使考虑，因为戴高乐先前曾十分生气。戴高乐当时说，他手下有一支远征军，随时准备向印度支那开拔；但由于美国拒绝运送这支部队，他们始终未能出发。另外，“如果你们在印度支那跟我们作对”，法国将会“失望至极”，可能会因此投入苏联怀抱。“我们不想成为共产党……但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推过去。”这样赤裸裸的敲诈，正合美国的欧洲派之意。5月，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这位精力充沛的前驻日大使和精干老练的外事服务元老，在旧金山以异乎寻常的冷静口吻向比多保证说，“找不到任何官方声明能够证明甚至暗示美国政府对法国在这一区域的主权有所质疑。”不质疑是一回事，而认可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专家就是这样通过咬文嚼字来制定政策的。

罗斯福的担忧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剥削和压榨在整个亚洲可谓无出其右。法国当局大量生产并出口最有利可图的商品，比如大米、煤炭、橡胶、丝绸、香料和矿物等，而同时又操纵当地经济，使之成为法国产品的出口市场。有4.5万名法国官僚借此过上了舒适惬意的生活，其中大多是平庸之辈。法国191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人当中只有3人可以讲比较流利的越南语。他们从本地的上流社会中招募“可靠”的越南人当助理，担任翻译和中间商，为他们提供工作，奖励他们土地，并为其中皈依天主教的人提供高等教育的奖学金。他们取消了传统的乡村学校，代之以法国式的教育。但由于缺乏合格的教师，学龄儿童入学率几乎还不到1/5。结果，据一位法国作家描述，越南人的“文盲率比在法国占领前还要高”。公众健康和医疗服务几乎不起作用，每3.8万人才有一名医生，而在美国管辖的菲律宾，则为每3000人一名医生。来自法国的法律条文取代了传统的司法系统，交趾支那成立了殖民地议会，占少数的越南议员被称为“被征服种族的代表”。最重要的是，通过开发公司所有的大型种植园和无视与法国合作的越南官僚的贪污腐败，法国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阶层改造成了没有土地的佃农，这一阶层的人口数量在“二战”前夕超过总人口的50%。

法国人将他们的殖民制度称为“文明的使命”（la mission civilisatrice），这符合他们眼中的自我形象，却同现实相违背。在法国本土并不缺乏直言不讳的左派反对者，在殖民地也不乏善意的总督和公务员，他们不时做出努力，倡导改革，这有损于帝国的既得利益。

越南人民反对法国统治的抗议和起义从一开始就层出不穷。在古代，他们曾推翻中国上千年的统治，后来又结束了中国的短暂征服，屡次反抗本土王朝的压迫并将他们赶下宝座，他们缅怀历代革命英雄，歌颂游击战术的伟大壮举，并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怎么会被动地默许远比中国人还陌生的外国人对自己的统治呢？在19世纪80年代和1916年，越南的国王们自己也曾两次支持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当与法国沆瀣一气的上流阶层正从法国人的残羹冷炙中大快朵颐之时，其他人却在20世纪民族主义的悸动中抛头颅、洒热血。各种教派和党派、民族主义、宪政主义及准宗教秘密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领导罢工，群情激昂，但很多人被投入监狱、遭到流放，甚至枪毙。1919年，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胡志明呼吁让越南独立，但代表们连听都没听就把他打发走了。他随后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该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样于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的指导下建立，并逐渐掌握了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动农民起义。成千上万人被逮捕和监禁，许多人被枪决，大约500人被判终身监禁。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被赦免的幸存者逐渐恢复并重新开始独立运动，并于1939年成立了越盟。1940年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似乎正是再次起义的好时机。尽管这次起义同样遭到残酷镇压，但其精神和目标在随后的抗日运动中重新燃烧起来，由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最为活跃。就像在中国一样，日本将其侵略行为美化为民族主义事业，法国殖民地当局竟让他们没有费一枪一弹就进入这片土地。抵抗组织对法国的行为嗤之以鼻，并从中发现了新的机会。

战争期间，美国战略服务局活跃在印度支那，参与抵抗组织的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为抵抗组织空投武器，空投的奎宁和磺胺类药物帮胡志明治好了疟疾和痢疾，着实救了他一命。在与战略服务局成员交谈时，胡志明说，他了解美国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所以他相信“美国将帮助越南人民摆脱法国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令他异常感动，他认为“美国在全世界广泛支持自由民选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此次谈话当然并非没有私心。他想传达出更进一步的信息；他所说的政府已经“组织起来，随时可以行动”，因此他希望得到武器等援助。OSS [1] 成员们表示赞同他所说的话，但他们的大中国区长官坚持认为“不能给像胡志明这样的个人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会制造许多麻烦”。

就在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谁来接管印度支那及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盟军做出了一个秘密决定，即北纬16度线以南的国家由英国管辖，16度线以北的国家由中国管辖。由于英国明显想要恢复殖民地，这个决定也保证了法国能分到一杯羹。美国之所以勉强同意，是因为罗斯福已经去世了，而从情感上来说，美国人更关心的总是让美国的士兵回国，而不是战争之后对退伍军人及伤残士兵的照料；而且，欧洲实力已大不如前，美国不想与盟国发生摩擦。法国提出愿为太平洋前线提供6.2万人的军队，由解放法国的英雄雅克·勒克莱尔（Jacques Leclerc）将军任总指挥，在波茨坦召开的盟国参谋长联合会议原则上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主要基于这样的想法：该法国军队在某个待定的区域将由美国或英国指挥，且到1946年春天才能将部队运送到前线。这里的待定区域就是印度支那，而军队的使命就是重新占领并统治该地区，这几乎毫无秘密可言。

这样，允许法国恢复殖民统治逐渐演变成了美国的政策。虽然杜鲁门总统打算贯彻罗斯福的政策，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背负反对殖民主义的十字架，况且也没有发现罗斯福留下的书面指令。而且，他周围的军事参谋，按照海军参谋长欧内斯特·J·金上将的话来说，“丝毫不赞成让法国人远离印度支那的做法”。相反，他们想要让西方军事大国代替日本对该地区进行统治。

美国接受了这一做法，在8月戴高乐将军访问华盛顿时，杜鲁门总统对此予以确认。总统此刻满脑子都是苏联扩张的威胁，他说，“美国政府不反对法国军队重返印度支那，恢复对该地区的统治”。戴高乐第二天就迅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一声明，另外还说，“当然，（法国）也打算成立一个新政权”推行政治改革，“但对我们而言，主权仍然是首要问题”。

这一表述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早在1944年1月，戴高乐就在布拉柴维尔会议上告诉自由法国成员，他们必须认识到，战争加快了殖民地的政治演变；法国将以“高贵而大方的”姿态迎接这种变化，但在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就“殖民政策”而言，《布拉柴维尔宣言》认为，“‘文明使命’的目标……就是排除任何自治的想法，排除法兰西帝国集团以外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不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必须防止在殖民地实现‘自治’”。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后一个星期，河内举行了越盟大会，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在夺回西贡后宣布独立，还在宣言中引用了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语。在一份由战略服务局传达给联合国的电文里，胡志明警告说，如果联合国不能履行其宪章的承诺，准予印度支那独立，“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独立”。

一向委曲求全的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先后服务过法国、日本，现在又谦和而友好地让位于民主共和国。在以他的名义发给戴高乐的一封电报中，可以看到他对未来的预见：“如果你能亲眼看到这里发生的事情，亲自感受到这里每个人内心对独立的渴望，你就会更好地理解这里的境况，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继续抑制这种渴望。即便你们到这里重新建立法国政府机构，也不再有人会服从你们的命令——每个村庄都将成为抵抗运动的策源地，每个之前的合作者都将成为你们的敌人，你们的官员和殖民者将会自己要求离开这片土地，因为他们在此将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这一预言再一次被无视了。戴高乐在华盛顿收到了这封电文，但毫无疑问，他没有将内容转达给美国，但即使他这么做了，也没有迹象证明美国会听进去。几个星期之后，华盛顿方面通知在河内的美国政府机构，说美国正在采取措施，以“帮助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的）统治”。

越南自行宣布独立不到一个月，一位英国将军率领一批英国军队，以及零散的法国部队，在锡兰登上美国C-47运输机，于9月12日进入西贡。两天后，一支1500人组成的法国军队也乘法国军舰抵达。同时，两个法国师团的大部分兵力搭乘两艘美国运兵船分别从马赛和马达加斯加起航，这是美国第一次重大的援助行动。由于运输联营由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控制，并且波茨坦会议已经就相关政策做出了决定，东南亚指挥部可以请求使用联营中可运输工具。随后，国务院取消了这一做法，通知陆军部说，“使用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将任何国家的部队运送到荷属东印度群岛或法属印度支那或者从那里运出来，或允许使用这种船只或飞机向这些地区运送武器、弹药或军事装备”的行为都违背了美国的政策。

在法国人抵达之前，西贡的英国指挥官使用推迟解除武装的日本军队对付叛乱政权 [2] 越盟的一个代表团拜访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格雷西将军时，向他提出维持秩序的建议，“他们说，‘欢迎’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回忆说，“我感到非常别扭，就立马将他们赶出去了。”虽然这是典型的英式思维，但这句话也表明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如果在越南蔓延开，它将慢慢影响到未来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使用诸如“亚洲人”和“东方人”这样的词汇，不仅反映出亚洲人不如白人的观点，还反映了印度支那人不如日本人或中国人的观点。因此他们对独立的主张和诉求也远没有这两个国家强烈。尽管日本人有令人不齿的暴行，但他们有枪炮、战舰和现代工业；中国人一方面因为传教士的影响而备受崇拜，另一方面又被当作“黄祸”而令人胆战心惊；此外，中国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也足以使人畏惧。而印度支那人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得不到外人的尊重。格雷西将军的话预示着，低估对手只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来自欧洲的法国师团在10月及11月抵达，一些人身着美国颁发的制服，携带美式装备。他们一来就采取以往的武装镇压手段，大肆逮捕，疯狂屠杀。尽管他们重新控制了西贡，逼迫越盟退到乡村，但并未完全恢复对殖民地的统治。在分配给中国的北部地区，越南人用中国人从日本投降中缴获得来而卖给他们的武器武装起来，在胡志明临时政府的领导下重新控制了河内。

令民众和政党困惑的是，战略服务局各部门“缺少”来自华盛顿的“指令”，这反映出美国国内政策的混乱。传统的反殖民主义政策造成了许多矛盾心理，但主导观念认为，一个“稳定、强大和友好的”法国对于填补欧洲的真空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假设打破了政策的平衡。1945年底，美国将价值1.6亿美元的装备卖给法国用于印度支那，并指示仍驻留在那里的战略服务局作为“观察员，密切关注对叛乱的越南人所执行的惩戒性任务”。在五个月时间里，胡志明曾八次向杜鲁门总统以及国务卿请求提供支持和经济援助，但并没有得到答复，因为他的政府尚未被美国承认。

美国如此怠慢胡志明并非因为对越南形势一无所知，美国驻河内情报服务处的阿瑟·黑尔在10月份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政策所依赖的法国对改革的承诺以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治，将难以令人满意。当地人民希望法国人滚蛋。北部的每一个城镇和每一个村庄都张贴着海报，上面写着“独立或死亡！”号召“不要放过眼皮底下的任何一个法国人”。共产党的影响处处可见；临时政府的旗帜类似于苏维埃国旗，官方办公桌上放着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美国的影响力也同样不可小觑。对菲律宾的承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们热切感受到美国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先进超凡的技术，实用高效的能力以及技术和社会方面的进步。然而，考虑到美国对越盟方面爱搭不理，加之“法国军队最近由美国船只运送到西贡”这类事件，人们已经感受不到美国的善意。黑尔的报告也同样对未来有预警作用——即使法国打败了越南临时政府，“可以肯定的是，独立运动也不会消亡”。这种确定性从一开始就存在。

其他观察员也有同样的见解。《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写道，法国可能会占领北方城市，“但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是，他们是否能够完全扑灭独立运动的火苗。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铲除北方的每一股游击队，他们也几乎没有展现出对付游击战的能力”。

国务院怀疑美国在亚洲的威望正“日落西山”，于是请查尔斯·约斯特对此进行评估。这位当时驻曼谷的政治官员和未来驻联合国大使证实了国务院的看法，而且也援引了用美国船只运输法国军队，以及“这些部队使用美式装备”的事例。战后，附属国人民一直向美国表达友好的善意。但美国没有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政策“似乎并没有为东南亚地区带来长期稳定局面”。约斯特警告说，恢复殖民政权不合时宜，“除非使用武力手段，否则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然而，美国支持法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承认，“该地区存在过时的殖民观点和方法，这是极其危险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看到殖民帝国当局被由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以及由它支持成立并控制的政治组织所取代”。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法国人不断利用胡志明与莫斯科接触的“证据”向华盛顿施压。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此毫不怀疑。他通过电报告知1946年12月到达河内的东南亚事务主管阿博特·洛·莫法特说：“记住，胡志明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他的话绝不可信。”

对亚洲解放事业持支持态度的莫法特报告说，胡志明在谈话中曾否认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说，如果能够实现独立，他这一生就足够了。“也许，”他不无挖苦地补充说，“50年后，美国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而后，越南也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莫法特总结说，掌管越南这个组织“在这一阶段首先是民族主义者”，而且先有民族主义国家，后有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的目标“在现阶段必须放在第二位”。他是否受到了蛊惑，历史无法回答。但是谁又能肯定，当胡志明寻求美国支持的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会像事态发展的那样，朝着共产主义方向，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呢？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屈辱后，法国人有种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强烈冲动，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未来危在旦夕。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必须至少要在形式上做一些调整。在1946年与越盟临时停火期间，法国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基本协议，承诺在某个并不明确的日期实现某种并不明确的自治，而其措辞中对主权问题却只字不提。按照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说法，这些都是“纸上让步”。由于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又恢复了敌对行动，在1946年底，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或称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全面爆发。没有人心存幻想。西贡的美国领事报告说，如果法国恢复过去的高压措施和武力政策，“不要指望形势会得到缓解，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阶段性的游击战争将不期而至”。被派去执行这次重新征服任务的法国指挥官自己也看到或感受到了事实真相。在第一次勘察情况后，勒克莱尔将军对他的政治顾问说：“这个任务需要50万人，而即便有这么多兵力，也不可能完成。”他用一句话就刻画了未来。20年后，当50万美国士兵真正进入该地区时，他的判断仍然能被证明充满远见卓识。

早在1945—1946年间，美国政策就已经荒唐之极了吗？即使以当时的思维来判断，答案也必然是肯定的，因为大多数关心外交政策的美国人很清楚，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重建殖民地实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无论援助或支持法国的理由有多么充分，但当各方面情报都显示这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时，仍然继续制定各种政策，就是愚蠢行径。决策者们自我安慰说，他们并没有将美国的命运寄托于这一事业。因为法国信誓旦旦地表示未来要在印度支那实行自治，或者认为法国缺乏恢复其帝国的能力，因而最终会与越南方面达成和解，他们为此颇感宽慰。杜鲁门和艾奇逊都向美国公众保证，美国的立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法国是出于对未来事件的判断而声称获得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支持”。现在为了表示美国在欧洲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而帮助法国，尽管是亏本生意，但起码不是犯罪行为。

美国也有另一种选择：在西方国家中建立诚信，让他们唯美国马首是瞻；通过与独立运动合作以及提供支持，在亚洲传播善意。如果对有些人，特别是远东事务部来说，这种做法太过明显，那么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似乎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对于后者而言，欧洲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亚洲人的自治微不足道，因此不应该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用这种选择需要想象力——而这从来不是政府的长处——并且在共产主义仍然被认为是铁板一块时，还得甘愿承担支持共产分子的风险。铁托是当时唯一的异数，无法想象会出现另外一个。此外，它会分裂盟友的关系。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一个不堪一击的政策，一旦这一政策被采纳实施，就必须承担其后果。

在处理与越南关系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都在怀疑政策是否荒唐愚蠢，这总令人惶恐不安；而这一点，从有时被歪曲的政策指令中可见一斑。1947年，在为驻巴黎、西贡和河内的外交官准备的美国立场综述中，法国事务局为乔治·马歇尔起草了一份指令，内中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与不确定性。它把代表着全世界1/4人口（文章中这么说）的东南亚新兴国家的独立运动，看作“影响世界稳定的重大因素”；它认为要防止这场斗争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防止其倾向于反西方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与前殖民帝国结成同盟；一方面，它认为这种同盟“必须是自愿的”，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印度支那战争只会破坏自愿合作，并“不可挽回地疏远越南”；它说美国希望提供帮助，而同时又不愿干预或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还“不可避免地关注”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外交人员是否从这份文件中受到启迪，实在值得怀疑。

2.自我催眠

（1946—1954）

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铁幕”演说，这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丘吉尔在该演说中指出，没有人知道苏联及共产国际“为改变人们的信仰而变本加厉的做法究竟会疯狂到何种地步，不知是否存在下限”。

形势非常紧张。罗斯福关于战时同盟结成战后合作伙伴以维持国际秩序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他在华盛顿度过了最后一天，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承认，“斯大林早已打破了在雅尔塔所做的每一个承诺”。直至1946年，苏维埃的统治已遍布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并且波及南斯拉夫。出现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内的共产主义党派成为一种隐患。乔治·凯南在驻莫斯科大使馆表示“要长期性地、严厉地、高度警觉地对俄国的扩张趋势进行遏制”。1947年，国务卿马歇尔呼吁，美国方面应该要培养一种对“世界秩序和安全的责任感”，为了达成此项使命，美国无论成败，都应“势不可挡”。对此，莫斯科方面通过宣言做出回应，号召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党派团结一致共同抵抗美帝国主义。接着，美国出现了杜鲁门主义，承诺支持自由民族抵御来自“少数武装力量”或外部势力的镇压或侵略，并推行马歇尔计划以便为战争中被削弱的欧洲诸国提供经济援助，使其早日恢复活力。这一重大努力成功阻遏了共产主义在希腊和土耳其的传播。

1948年2月，苏联将捷克斯洛伐克纳入麾下。美国重新制定了征兵草案。同年4月，俄国对柏林实施封锁。华盛顿方面果断利用空运为柏林补给所需物资，这种空运行动持续了1年，直至封锁解除。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共同抵御对其任一成员国的进攻。

1949年10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打破了各方势力的均衡，其所带来的冲击不亚于珍珠港事件。美国沉浸在“失去”中国的歇斯底里中；而无论在国会还是商界，院外援华集团发言人的极端言论，都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声音。而这一冲击之所以更加令人惊恐，是因为早在几周之前的9月份，俄国就已经成功试爆了一颗原子弹。1950年初，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称其持有一份包含有205个受雇于美国国务院的“真正”共产党员的名单，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各个阶层；而在接下来的4年中，美国人不仅没有反对这一诽谤，而且还为其呐喊助威。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根据联合国授权采取军事行动。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罗森伯格夫妇因叛国罪受到审判并于1951年被宣判。因为艾森豪尔总统拒绝对死刑进行缓期执行，两人随后被处决，他们的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冷战”的这一系列动作决定了印度支那的命运。其核心理念便是，每一次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运动意图都是在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下征服世界。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似乎令人担忧地证实了这一点；而随后的抗美援朝更导致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进入恐慌期。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清楚”的是，“东南亚地区是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协同进攻的目标”。印度支那之所以被视为重心，部分原因在于那里早就硝烟四起，欧洲军队正在与共产党领导的本土武装力量打得不可开交。印度支那被称为“关键地区”，一旦它陷入共产主义的魔掌，缅甸和泰国也将不可避免。最初，人们认为是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共产主义进攻。在中国军队加入朝鲜战争之后，中国被看作是主要发起方，而越南则是它的下一个目标。胡志明和越盟与共产国际合作，对美国表现出了敌意。当中国共产党的作战部队夺取了一直被蒋介石占领的琼州湾的海南岛时，警戒等级随之上升。于是，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5月8日宣布给予法国和印度支那相关国家总计1000万美元的首批直接军事援助拨款。

早在前一年，法国就根据《爱丽舍协议》组建了包括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该协议承认越南“独立”，并恢复了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国家元首的地位。随即，1950年2月，在美国承认保大政权之后，苏联和中国立即宣布承认河内的民主共和国为越南合法政府。然而越南人民并没有因为《爱丽舍协议》而获得实际的行政权力，法国仍像从前一样控制着越南军队。保大政权腐败无能，其行政人员疏于政府管理却精于贪污腐败。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极力相信，保大政权能够有效替代胡志明政权，而法国是支持保大政权的，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援助法国来支持保大而不必背殖民主义的黑锅。然而，事与愿违，保大政权的领袖也承认，政府只是一个空壳。他对顾问潘光诞博士说，“目前的政治形势无法让人民和军队相信，他们拥有值得为之一战的东西。”如果他像美国极力倡导的那样扩充自己的军队，可能会很危险，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集体背叛了越盟。更毋庸置疑的是，潘光诞博士是一位热诚的民族主义者。他说，越南军队实际上听从法国人的指挥，没有自己的领袖人物，他们“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目标，没有热情，没有战斗精神，没有人民的支持”。

美国政府对这一事态并非一无所知。美国驻越南技术和经济代表团代表罗伯特·布鲁姆汇报说，保大政府“能力有限，难当大任，或者说难以赢得人心”，而当时的形势也“显示不出任何有实质性改善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可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从而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即“美国要实现目标还遥遥无期”。在历经18个月的挫折之后，布鲁姆终于在1952年打道回府。

美国政府各部门一方面不断相互保证说，印度支那“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于其防御至关重要，并不厌其烦地极力推动法国及消极被动的保大本人为此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而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无视自己掌握的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尽管保大政权缺乏广泛的支持，但出于对不断推进的共产主义的恐惧，他们还是要求法国进行援助，以对抗越盟。朝鲜战争刚一爆发，杜鲁门就宣布派遣美方首批人员到印度支那，也就是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该顾问团在战争之初只有35人，后来增加到约200人，意在推广美军作战诀窍并监督美方设施（第一批货物于7月份被空运到西贡）的使用情况。法国方面并不想要这些援助，而且始终很排斥。由于法国方面坚持如此，物资没有被送到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而是直接运到法国人那里，这就清楚地说明，所谓的独立只不过是天方夜谭。

由于美国已经踏上争端之地，决策者们感到有必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而为接下来的行动找到充分的理由。于是，政府炮制了一个又一个政策声明，强调东南亚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自由世界的未来举足轻重”，其战略位置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必须为自由国家所支配，决不能落到国际共产主义手中。杜鲁门总统在一次广播中告诉美国人民，克里姆林宫里的共产党领袖们策划了一个“可怕的阴谋，企图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自由主义”。一旦他们得逞，美国将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认为当前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并且提议召开慕尼黑会议，其主要内容便是：如果自由国家能够协同行动，及时粉碎独裁者的侵犯，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就不会爆发了。

或许情况确实如此，但人们并没有吸取经验教训。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国家公然用飞机和炮弹武装侵略中国满洲里、中国华北、埃塞俄比亚、莱茵高地、西班牙和苏台德区，随之驻扎军队；而1950年为反对印度支那而进行的这种想象式进攻，在观察家们看来则源于一种自我诱导的心理状态。1950年2月，在对局势所做的一次公开评估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声称，对印度支那的威胁仅仅是“预料之中的”共产主义“占领整个东南亚”计划中的一个环节。然而，1948年调查共产主义对东南亚渗透情况的美国国务院调查小组并未发现克里姆林宫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活动踪迹。该小组报告说，“如果东南亚地区存在莫斯科方面领导的阴谋活动的话，印度支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然而，俄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与美国的民主和利益处于对立的状态，苏维埃共产主义大肆扩张，意图囊括邻近国家及其他弱不禁风的小国，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它与共产主义中国结成了侵略伙伴关系。但这种结论实在有些言过其实，并将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为了国家利益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阻挠等，无疑是正确的、适当的。但是，认为共产主义制度通过印度支那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却完全是一个愚蠢荒谬的推断。

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加入朝鲜战争，杜鲁门总统认为“共产主义侵略”将美国置于了“极度危险”之中，美国安全至此受到威胁。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将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共产党控制的领土范围，由此致使中国军队的介入，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但是对于战争的偏执狂而言，他们极少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中国军队开始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的那一刻起，华盛顿方面就始终认为，中国军队正开始行军，并将出现在与中国南部边界接壤的印度支那。

艾奇逊在其“周边”（将朝鲜置于该周边之外）演讲中指责杜鲁门政府“失去”了中国，并引发其对朝鲜的进攻。焦头烂额的杜鲁门政府于是决定武装对抗共产主义阴谋，显示自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威胁成为至高无上的教义。杜鲁门在宣布对东南亚提供9.3亿美元的军事及经济援助的特别咨文中对国会议员们说，苏维埃统治者早已将中国当成了附属国，而同样的命运也将落到朝鲜、印度支那、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家头上，并威胁要“将东方的人力资源和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纳入苏维埃征服世界的计划中”。这种做法将会“使许多自由国家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原材料”，将东方国家数以百万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变为“克里姆林宫的爪牙”。表面上文质彬彬的艾奇逊也在众多场合积极响应这番言辞。他在苏维埃和中国承认胡志明政府的行为中找到了共产主义阴谋的证据，这应该能够“消除”对胡志明民族主义的“所有幻想”，并揭露其“作为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的死敌的真面目”。

作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将证明自己是越南问题的所有政策制定者中最坚定、最确信、最诚挚、最固执且最有韧性的一个，他提出的新见解，为人们重新审视越南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即令美国如此摇摆不定的根源，找到了新的方向。他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问题的关键并非法国殖民主义，而是越南人民是否会被“苏维埃共产主义帝国以武力手段纳入新的殖民主义范畴”。越盟将是“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工具”，因此也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

基于这些理由，美国政府确信，将印度支那排除在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之外事关美国切身利益；因此，无论法国是否通过殖民战争的方式在印度支那地区取得胜利，这对于“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越南的确是为了‘独立’而战，那么法国参战的意义何在”这一问题并不在讨论之列）。这一立场通过《纽约时报》社论传达给美国公众，宣称“现在所有美国人民都应该明白，对于整个自由世界来说，法国驻守在极其重要的前线地区”。尽管并没有派遣军队的冲动，但美国决意要“为西方国家守住东南亚的粮仓、占据战略要冲，并维护其良好的声誉。不然，从整个东南亚一直到突尼斯和摩洛哥，所有这一切都将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设想了日本从马来半岛和印尼获取橡胶、锡和石油，以及从缅甸和泰国进口大米的途径被切断的情况下垮掉的情形。

从这一自我催眠的过程，我们得出如下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使印度支那地区免受共产党控制对美国利益的而言确实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不应该积极投身于该地区的防御吗？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我们害怕武装干预有可能引起中国的军事反弹，因此美国军方不会去这么做。“在亚洲不要发动地面战争”是美国军队中流传已久并且深信不疑的信条。其实并不乏警告劝诫的声音。早在1950年，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时，一份由共同防御援助办公室副主任约翰·奥利起草的美国国务院备忘录就建议我们应该适当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在印度支那地区的行动方向。我们不仅有可能一败涂地，浪费大量资源，而且当我们的职责“倾向于取代法国而非与之相辅相成”时，我们就会极力维护这种局面，这样我们就将成为法国的“替罪羊”而不得不直接出面干预。“种种境况一如滚雪球。”奥利总结说。与众多有先见之明的备忘录的命运一样，奥利的忠告（如果曾为上层所知悉的话）对上层决策者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而是静静地躺在文件夹中，唯有历史最终验证了其中的每一句话。

在这份备忘录被发出之前，杜鲁门政府采纳了一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政策文件。该文件建议，一旦中国公然干涉印度支那，美国就派遣海军和空军支援法国，并攻击中国大陆的目标。但该文件对地面力量却只字未提。

在1952年的总统大选中，艾森豪尔将军领导的共和党上台，新政府得到极端右翼反共分子和援华集团的支持。新任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在一次讲话中将援华集团的主张进行了简要概括。沃尔特强烈支持蒋介石，而后者在收到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钢铁产量的估算时，怒不可遏地回答说，这一数字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政权，根本不可能生产出500万吨钢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威廉·诺兰是极端主义分子的领军人物，他指责民主党“将亚洲置于被苏维埃占领的危险中”，并经常谴责新中国，还发誓说，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被联合国所接纳，那美国政府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极右势力始终不厌其烦地对政府施压。林登·约翰逊，尽管所受的压力要小得多，但在近15年之后就极右势力的力量进行作证时说，它就是“令人恐惧的庞大怪兽”。

共和党还任命了一位专横跋扈的人物负责外交事务的决策，他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个因职业训练和性格特质而一味采取攻击行为的人。如果杜鲁门和艾奇逊对冷战论调有些过于言听计从的话，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有人指责他们是“叛党”（麦卡锡就是这么称呼民主党的），他们不得不予以回应；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失去”中国的美国民众狂热情绪的安抚。而新任国务卿杜勒斯则是天生的冷战极端分子、本性恃强凌弱的吹鼓手，处心积虑地表现出嗜勇好斗的一面，因为在他看来，外交关系就应该这么处理。他发明了“边缘政策”，采取反攻而非遏制的策略，并信奉“激情洋溢，掌控一切”。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时任参议员的杜勒斯说，“我们的太平洋前线”现在“完全处于东方的包围之中……现在形势危急万分”。他所谓的包围是指中国共产党向台湾挺进，并从那里一直到菲律宾；而且，一旦允许他们迈出中国大陆，将具备“前进并继续前进”的能力。当麦克阿瑟的部队在朝鲜被中国志愿军打得节节败退的时候，杜勒斯对敌人的预测更加令人心惊胆战。菲律宾的胡克农民起义、胡志明在印度支那领导的战争、马来亚共产党的崛起、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都是“精心策划了35年的暴力模式的内容”，并最终导致了贯穿整个亚洲的“战争与混乱状态”。

将东亚各国混为一谈，而不考虑各国的国民性、历史、差异或各自的国情，这是无知肤浅的表现，也可能明知错误而蓄意为之。但无论如何，这种想法演变成为多米诺理论，并成为一种教条。在西方人眼中，东方国家总体上都差不多，因此希望它们采取相似的行动，并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动作要领完全一致。

作为长老会牧师的儿子、传教士的亲戚以及虔诚的教徒，杜勒斯拥有这些家庭背景所赋予的一腔热血和沉着镇定的品质，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在处理某些官方问题时表现出无赖行径。在他看来，蒋介石和李承晚“这两位绅士就好像是现代社会的教会创始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为了信仰而遭受苦难”。与其说他们的信念是苦难的源泉，倒不如说已经成为力量的源泉。

1952年，杜勒斯在《生活》杂志上发了题为“大无畏政策”的文章，他坚信面对共产党所统治的国家，美国必须表明“它想要并期盼这些国家的解放”——“解放”当然是指推翻共产主义政权。作为当年共和党政纲外交政策的起草者，杜勒斯摒弃了遏制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消极、没用且不道德”，他用一种低沉压抑的语调说，要鼓励“解放那些被压抑的国家”，这势必会造成压力，从而使“统治者无力继续并最终结束其残暴行径”。如果此番言辞不仅仅是选举之年政党纲领的鼓吹手段的话，那么它其实表现出了杜勒斯的性格特征。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他将一直担任国务卿，对他而言不仅要身居高位，而且要制定政策。在其任职期间，杜勒斯成为美国对越南事务进行干涉的最为重要的公共关系官员。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召开，拉开了通过国际力量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序幕。新上任的俄国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礼的致辞中表示要“和平共存”，这令欧洲的紧张态势有所缓和。随后，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提议大国召开会议。艾森豪尔总统发表演讲予以回应，对俄国发出的缓和信号表示欢迎，同时也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愿望，即只要朝鲜半岛的战争能够“体面地结束”，那么整个亚洲以至于全世界都能迎来“真正的全面和平”。杜勒斯对这一表态嗤之以鼻。《真理报》和《消息报》将艾森豪尔这番演讲印刷出来，大力赞许。杜勒斯曾试图借机让克里姆林宫明确承诺结束越盟的叛乱，并以此为条件签署朝鲜停战协议；他像往常一样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在幕后操纵了河内的一切行动。不过这一次，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在他心目中，苏联是世界阴谋诡计的罪魁祸首这一认定从未动摇。

1953年7月，随着《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的签订，朝鲜战争结束。新的警报随之而来，中国军队可能会转战越南，帮助越南共产党取胜。越盟已成功开辟了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借此从中国接收的燃料和弹药等物资从每月10吨增加到了500吨。这时，美国是否派兵介入的问题在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因为一旦开战，地面战争将不可避免，而在这方面，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已然吃了大亏，这样一来，军队难免心存顾虑。参谋总部的规划部请求“重新评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拯救该地区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一问题正中要害。巴林顿公爵也曾有过同样的忧虑，他认为，如果英国在殖民地发动战争，“即便我们取得胜利，最后也是得不偿失”。正如英国对殖民地所发动的战争那样，就越南战争而言，从未有人回答过相对价值这样的关键问题。

参与讨论的几位海军和空军指挥官极力主张作战，而国防部长的对外军事顾问、海军中将A·C·戴维斯则认为，“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印度支那战争；但如果美国政府决意参战，就“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可以浅尝辄止，只投入‘海军和空军’力量”。他提醒在座人员说，空中力量至关重要，但必须要有地勤的支持；而地勤基地又需要地面部队，这些都需要有地面作战部队提供保护。“我们必须要明白，一旦参战，毫无省钱省力可言。”

由此看来，“局部参战”成为人们反对的主要理由也不无道理。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在给总统的建议中强烈谴责对印度支那的“静态”防御，并认为对侵略者要迎头痛击，“这次指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敌人；而越南人民，在五角大楼看来，不过是中共的爪牙。官员们还警告说，“一旦美国开始调拨军队，发挥其威望，胜利就将手到擒来。”

华盛顿方面获悉了可能妨碍战争胜利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假定各部门主管和负责人能够充分利用派出的特工人员所获取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在谈到当地人的“仇外”情结时说，“即便美国打败越盟的地面部队，他们也会通过游击战的形式与我们无休止地周旋下去”，以阻止非共产党政权对该地区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或许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都将不得不保持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力量”。

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情报机关等部门为此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一筹莫展，毫无良策，纠结于“要是……该怎么办”的一团乱麻中：要是中国卷进来怎么办；要是法国要求美国积极参战怎么办；或者恰恰相反，法国政府迫于本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从中退出而将印度支那拱手让予共产党政权怎么办。他们仔细考虑了每一种可能性。跨部门工作小组还提供了详尽的研究报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各部门普遍认为，法国只有与越南人民建立真正的政治军事伙伴关系，才有可能赢得胜利。然而，考虑到法国不会愿意移交手中的权力，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除共产党之外，该地区尚未出现其他合法的地方领导机构；法国的处境日益艰难，单纯凭借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力量也难以扭转这种局势。艾森豪尔总统由此得出结论，美国武装干涉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与同盟国联合行动，获得国会的批准，法国要“加快”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独立的步伐。

与此同时，随着法国在越南的形势一落千丈，危机迫在眉睫，美国加大了援助力度。轰炸机、运输机、舰艇、坦克、卡车、自动武器、轻武器和弹药、炮弹、无线电台、医院和工程设备以及经济援助都于1953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位。在此前的三年时间里，共有350艘（或者以每周至少两艘的数量）舰船作为军需物资运到法国部队手中。然而在1953年6月，美国一家情报机构根据评估报告做出判断，认为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法军的各种努力最终“很可能使结果更糟”，并且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局势只会“迅速恶化”；“公众的冷漠态度”不会有所好转，而越盟“将保持军事主动权”。不论是听从建议，从这一开始就危机重重的事业中抽身而退，还是增加援助，继续对法国予以支持，情报机构的这份评估至少应该引起美国当局再次审慎的思考。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停止对法国的援助，法国在欧洲大陆将不再与美国合作。

正如艾奇逊所说，“法国人敲诈了我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进行援助成为法国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的条件。美国对欧政策与该方案捆绑在一起，目的是与主要国家结成统一联盟；而法国对此忧心忡忡，极不情愿，因为该体系也包括不久前曾侵占过法国的德国。如果美国想要法国成为欧洲防御共同体的一员，并希望法国的12个师成为北约的军事力量，那么它就必须为法国在抑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所做出的努力付出代价，并顺带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帝国威望。只有法国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该体系才能够有效运作。美国方面对此踌躇满志，并答应了法国的要求。

法国拥有超强的人员配备，还有美国提供的充足的后勤物资，但表现却如此不如人意，原因不言自明。殖民地军队中有两万多人来自印度支那，此外还有8万法国人，4.8万北非人和两万外籍兵团成员，他们没有理由为法国英勇献身。美国人总是谈论没有共产主义的自由，而越南广大人民所要的自由是摆脱法国及本国的剥削者。让全人类拥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过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妄想。艾森豪尔总统曾在就职演说中说过，“我们在欧洲所珍爱并守护的自由，与亚洲危机四伏的自由并无二致”。他错了。人类或许有共同之处，但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会导致不同的需求和愿望。

没有人会幻想能够改变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缺乏斗志的状态。托马斯·特拉普内尔少将是1954年从军事援助顾问团退役的高级军官，他汇报说，这是一场充满矛盾的战争，“越南方面并没有要赢得胜利的普遍愿望”，而“与越南国家领导相比，越盟领袖更受民众的爱戴”。然而，尽管他承认军队缺乏斗志，但他还是建议将战争进行到底。艾森豪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越南“缺乏我们希望看到的兴致和热情”。在其1963年（恰逢其继任者带领美国参战之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他承认“大多数人站在敌人一方”，因此法国不可能依靠越南军队取胜。美国的援助“无法改变这一劣势”。

到1953年，法国国内对这场无休止的、令众多法国人难以接受的战争越来越持厌烦的态度。人们日益坚信，法国不可能在维持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及欧洲的防御任务的同时满足国内百姓的生活需求。尽管美国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但经过共产党的大力宣传，法国人民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不断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政府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

此时的杜勒斯不顾一切地要使法国继续战斗下去，以免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1954年初，40架B-26轰炸机将200名身着便衣的美国空军技术人员运送到印度支那。国会先后拨款4亿和3.85亿美元对亨利·纳瓦尔将军制订的进攻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法国采取最后一次疯狂的军事行动。从1946年以来，到几个月后发生在奠边府的那场灾难为止，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中总共投入20亿美元，为法国承担了80%的军事费用，还不包括为维护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政权的稳定及加强反抗越盟的力量而提供的援助。像大多数的类似援助一样，大部分资金流入了借机牟取暴利的官员的腰包。正如奥利备忘录中曾经预言的那样，不管美国是否愿意，它都将不可避免地逐渐取代而不是协助法国参与到这场殖民战争之中。

明知问题所在，美国官员们还是在内部转发的大量政策性文件以及给法国声援的建议中强调，必须切实“加快”独立进程。这是明显的愚蠢行为。一方面让法国更为卖力地战斗以实现对越南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让它信誓旦旦地保证越南最终会真正独立，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们意欲让越南保持独立，却为什么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像控制殖民地那样牢牢地控制着它呢？

法国人十分清楚这一矛盾，但不论赞成还是反对这场战争，他们都希望获得某种形式的有限主权，以便使印度支那仍为法兰西联盟的成员，该联盟是战后人们对法兰西帝国的委婉称呼。法国的自豪、法国的荣耀、法国所做出的牺牲，还有法国的贸易，这一切都需要印度支那；更为重要的是，法国担心，一旦印度支那脱离联盟，它将成为另一个阿尔及利亚。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既希望法国继续战斗，又希望法国能放弃殖民地，这种看似荒谬的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美国只从对抗共产主义的角度考虑战争，这可能涵盖了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它对与独立自主相矛盾的垂死的殖民主义却置若罔闻。

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以及其他人都担心中国会加以干涉，不过他们认为，只要对中国进行必要的警告，比如使用像核武器那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报复，或对中国大陆采取其他军事行动，使其不敢贸然出击，印度支那的局势就会朝着对法国有利的方向倾斜。很显然，这种想法忽略了越盟以及越南人民一个世纪以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直到最后，美国也没有改变这一错误的判断。

与此同时，制定政策的人很清楚，在亚洲人看来，美国人作为这场由白人发动的战争的同盟，已经声名扫地，这在他们措辞焦虑的备忘录中已经表露出来；而法军凭借纳瓦尔计划取胜只是一个假象；也就是说，尽管美军军事援助顾问团主席、“铁血麦克”奥·丹尼尔将军表达了他的乐观态度，但增加军需物资供应并不能确保纳瓦尔将军一定获胜。美国的援助其实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对越南的军需物资供应已达到每月1500吨，除非这批供应被切断，否则河内方面不会投降；而令他们焦躁不安的是，法国公众和国民大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此战争很有可能会因为政治危机而被迫终止，令美国前功尽弃，或者独自继续这一结果不明的事业。他们知道，没有美国的支持，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难以为继。既然了解并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将大笔金钱浪费在远在地球另一边且无法自食其力的国家身上呢？

美国先认定印度支那是共产主义侵略的主要目标，而后又在每一个政策建议和公开声明中再三重申：防止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魔掌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结果它落入了自己的宣传陷阱中。对“冷战”言过其实的宣传最终令决策者也思路混乱。美国政府认为，或者说在杜勒斯的谆谆教导下早就确信，当务之急是阻止共产主义势力渗入东南亚。而且，在“丢掉”中国之后再“丢掉”印度支那无疑会引发政治危机。自由党人也这么认为。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1953年访问东南亚五个地区之后，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共产主义蓄意扩张苏维埃帝国版图，这个意图在每一个前线战场都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越南的沦陷将会使整个东南亚陷入危险之中。”国会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在对外政策方面始终具有相当影响力，而且他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从担任远东历史教授时就对亚洲特别感兴趣。他在1953年结束前线视察回国后，向参议院报告说，“共产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所到之处”，“世界和平悬而未决”；“因此，印度支那地区比朝鲜更关乎美国的安全”。正是由于认识到印度支那对“不受共产主义控制的地区以及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才为当前的冲突提供援助。

这番极尽夸张的言论背后，是联盟在共产主义巨兽的严重威胁下的形势。麦卡锡主义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导的政治迫害行径、共和党右翼势力及援华集团中的告密者、黑名单和暴力分子，对中断职业生涯人员的追踪调查，这一切令所有人担心，美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每个人都焦躁不安、战战兢兢，随时随地准备出示反共凭证，甚至连杜勒斯也不例外。据一位同事所说，杜勒斯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麦卡锡的下一个矛头可能会指向自己。这一运动也逐渐波及了总统，当麦卡锡抨击马歇尔将军时，艾森豪尔也只是默然以对。麦考利曾经写道，英国公众周期性出现的道德滑坡实在荒唐至极，而现在可以再加上一句，美国民众在20世纪50年代所表现出的胆小懦弱更是前所未有。

艾森豪尔政府时期，军事战略被“新景”所取代。这一“新景”便是核武器。根据战略专家和内阁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所制定的核构想，在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这种新式武器将会在未来给对手造成更为严重的威胁；而且，与依靠大规模传统武器装备和“过时的战争方式”相比，战争本身也会变得更激烈、更迅速，成本也更低。艾森豪尔非常关心未来的预算赤字，其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也同样忧心忡忡，后者直截了当地说，“无视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发展问题，单纯为了保护一个已经垮台的国家而耗费巨资建立浩大的防御体系，这样的军事计划不会起到防御作用，只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新景”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到国内经济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

1954年1月，杜勒斯在题为“大规模报复”的演讲中公布了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美国借此向所有“潜在的侵略者”清楚地表明，美国不会对任何侵略行为坐视不管；人们对这一演讲欢呼雀跃，混乱和喧嚣盖过了武器的威慑力。世界上有一半国家认为这只是虚张声势，另一半则心存畏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支那的形势逐步陷入危机。

1953年11月，纳瓦尔将军派遣1.2万名法国军队攻占了靠北的奠边府要塞地区，直到河内西部。他的目的是将敌人引诱至正面战场，然而他选择的这个位置，四周都是高地且大部分已在越盟的掌控之下，这个草率的选择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几乎同一时间，在柏林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提议扩大讨论范围，即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亚洲问题。

奠边府战事的失利、国内民众要求结束战争的巨大呼声令法国政府焦头烂额，它于是紧紧抓住这个谈判机会。五大国的提议令杜勒斯感到担忧，因为在他看来，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与中国人坐下来谈判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那样可能就意味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认为，自从马林科夫发表共存演说以来，苏联所提出的种种建议都不过是“精心设计的假和平”策略，旨在使对手放松警惕。于是他用尽浑身解数，利用军火库进行恫吓，抵制五大国会议；而另一方面，他努力使法国全身心继续战争，不要顾及美国方面的压力而危及欧洲防御集团。法国政府为了从政治上挽回些面子，决意要将印度支那问题提上日程。杜勒斯要一味坚持，就得与其争吵不休，但他拉不下这样的脸面，因此不得不让步。最终，五大国会议定于4月底在日内瓦召开。

承认共产党在越南的存在和法国放弃战争这两点在美国政策规划中心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美国开始正式制订武装干涉的应急计划以取代法国，而干劲十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了一份政策文件，更极尽夸张之能事。“二战”时曾任航母指挥官的海军上将雷德福是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强烈支持者，但其在政治方面的认知却实在难以令人恭维。在谈及美国武装干涉的理由时，他说，一旦允许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那么接下来整个东南亚都“逃脱不了”被征服的命运；长此以往，这将会对美国在远东地区最根本的安全利益构成“巨大威胁”，进而“甚至危及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日本被赤化”。一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控制了东南亚的水稻、锡矿、橡胶和石油以及被赤化了的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它就能“建立起规模庞大统一的军事组织，甚至比‘二战’前的日本更加可怕”。那时，中国将会控制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其威慑力甚至会波及中东地区。

海军上将雷福德头脑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恐惧念头，至今尚未成为现实，但对于研究愚蠢行径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有多少虚构或者想象的成分在里面？在对现状的合理评估外有多少是天马行空般的臆想？对有关事实或数据要令人信服到何种程度，或相反，要刻意夸大到何种程度才会在决策中起作用？论点是否有人相信，或者是否有人编造了这样的言论用来贯彻想要的行动路线？

我们无法确定是雷德福的观点受到杜勒斯的影响还是杜勒斯的想法被雷德福所左右，但不论哪种情况，他们都小题大做了。杜勒斯现在正竭尽全力，以确保日内瓦会议在河内问题上不会有丝毫妥协，法国不要有任何松懈，并希望其国民能够清楚地明白会议中潜藏的可怕危机。他召集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商界人士及其他权威或知名人士，就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利害关系进行了简要介绍。他向他们展示了一幅标示共产主义影响范围的彩色图片，红色波浪由内向外，从印度支那向泰国、缅甸、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辐射开来。他的发言人列举了那些将会被苏联和中国获取而西方无法得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并进一步强调说，如果美国无法守住印度支那地区，那么整个亚洲从日本到印度都将被共产党所占领。据一位现场的听众说，杜勒斯的讲演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既然美国不能使法国留在前线浴血奋战，那么我们就要动用自己的力量参与这场战争。领会到杜勒斯讲演精神的副总统尼克松，预料到总统将要发动战争，他在一次被广泛引用的可能是非正式的讲演中说，“为了避免共产党在亚洲和印度支那的进一步扩张，我们必须要冒险派军队进入该地区，我认为总统先生不得不采取在政治上并不受欢迎的决定，并一以贯之。”

在1954年4月7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尔总统使用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词来描述一旦印度支那第一个倒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从而加速美国进入催眠状态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功不可没。这一理论认为，东南亚周边国家将会借由某些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一个又一个地屈从于共产党的领导。该观点早已有之，但艾森豪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之加以概括凝练，从而，它就像当年“门户开放”政策那样被迅速载入史册。虽然这一说法在国外遭到质疑，但在国内，却没有人怀疑其可行性，艾森豪尔在其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全世界相信，东南亚战争是共产党企图征服该地区全部领土的侵略行为。”美国人“以及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国家的人民必须要了解这场战争的真正含义”。简言之，必须要扩大催眠状态的影响范围，并且，要由局外人将战争的“真正含义”传达给那些在自己的领土上已经遭受“七年战争”之痛的人民。但这一提法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和依据，这就说明它一开始就存在破绽，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漏洞会越来越多。

面对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越盟集结大批军队展示实力。他们通过突袭和炮击的方式将奠边府包围，并在1954年3月破坏了法军的飞机跑道，切断了他们的物资供给线；并且利用中国日益增加的物资供应（战争期间每月最多达4000吨），彻底摧毁了法军的防御工事，使他们举步维艰。

华盛顿方面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法国参谋总长保罗·埃利将军抵达华盛顿，明确请求美军空中打击，解救奠边府。为了应对这一紧急情况，海军上将雷德福调派B-29轰炸机编队从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出发，发动空袭。他曾试探性地询问几位从国务院和国防部选出来官员，是否可能请求法国在原则上同意使用战术原子弹，挽救奠边府危局。五角大楼一个研究小组早就得出结论，只要投放得当，三颗原子弹将足以粉碎越盟的所有努力，但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甚至提都没被提出来过 [3] 。雷德福建议使用传统的空军力量予以干涉，虽然在历史上获得了“秃鹰行动”的神圣代号，但这次行动总体上却并没有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授权，因此，正如这位海军上将后来所说的那样，它仅仅是“概念上的”。就这样，美国除承诺再提供25架轰炸机供法军使用外，并没有其他明确的答复。埃利就这样回国了。

与此同时，杜勒斯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便法国崩溃以后美国进行武装干涉。他召集了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威廉·诺兰和少数党领袖和林登·约翰逊在内的八个国会议员举行秘密会议，要求他们起草一份国会联合决议，允许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动用空军和海军力量。雷德福在会上解释了突发事件的性质，并提议从停驻在中国南海的航空母舰上派出200架飞机进行空袭。杜勒斯面色凝重，详细阐述了他对未来的预测，一旦印度支那地区沦陷，亚洲将会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与会的国会议员们发现，雷德福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首肯，而杜勒斯也并没有找到采取统一行动的同盟。他们只能表示，除非美国能找到同盟国，且法国能够承诺留在战场并“加快”该地区的独立步伐，否则他们不可能达成这样一项决议。

远在巴黎的法国内阁于周日让大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美国立即派遣航空母舰进行武装干涉”。他们表示，东南亚以及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的命运“目前都依赖于奠边府事件的解决”。与杜勒斯和雷德福会见过后，艾森豪尔仍坚持其出兵干涉的前提条件。他的立场基于两点：一、他与生俱来的对政府宪法程序的尊重；二、他认为空军和海军作战必将引发地面战争，而且他一直坚决反对地面战争。他在3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除非通过宪法程序由国会发表声明，否则美国不会介入这场战争。现在我们就要弄清楚这一点；这就是我们要给出的答案”。此外，他赞同相关的军事预测，即没有地面部队的协助，空军和海军不可能完成预期目标；同时他坚信，如果不能像在朝鲜战场那样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不会动用地面部队参与战争。

在此次军事讨论中，曾在朝鲜战争中扭转战局的陆军总参谋长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 Ridgeway）将军坚决反对地面作战。在那次战争中，他被派去接替麦克阿瑟将军，带领第八军摆脱了混乱不堪的局面，并一举挫败了北朝鲜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企图。这如果不能算是胜利的话，最起码使局势恢复到了之前的状况，并遏制了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展。李奇微的态度非常坚决。在美国是否参战的紧急关头，他于6月派调查小组前往印度支那地区，反馈的结果更加坚定了他的看法。该小组由计划和发展部部长詹姆斯·加文将军率领，在调查报告中说，美军地面部队作战将遭受“惨重的伤亡”，且在战事开始之际需要5个师的兵力，而全面参战则需要10个师。该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化地面战争所必不可少的设施。用于推进现代化地面战争的诸如远程通信、公路、铁路等，几乎全都没有”。而要修建这样的设施，需要花费巨资“进行大量的工程建设，提供巨大的后勤服务”，因此该调查小组认为，“不应勉力为之”。

艾森豪尔对此表示赞同，当然不只是出于军事原因。他认为，美国单方面进行干涉将会带来政治性灾难。“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应单独表示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他对一位同事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将是自取灭亡。”他强调，一旦中国方面公然发动侵略，美国应采取联合行动予以对抗。

与共产主义妥协的威胁令杜勒斯气急败坏，情急之下他纠集同盟国，尤其是英国，采取联合行动，让法国继续战斗，用发动核武器战争的暗示恐吓中国不要插手；防止与胡志明政府结盟，防止地区分割，防止签署停战协议或其他任何妥协行为，并且从各方面阻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或者在其后破坏会议的成果。

就像纤维布料会吸收染料而着色那样，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如今已经被彻底蛊惑了，三人已然成虎，将印度支那从共产主义魔掌中解救出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并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夸夸其谈的言论已经变成了一种信条；同时，由于此次危机的刺激，总统印度支那问题特别委员会就日内瓦会议提出一项政策建议，该建议有可能让头脑简单、骄傲自大的希尔斯伯勒公爵起死回生。委员会由国防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组成，其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罗杰·凯斯、海军上将雷德福、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和艾伦·杜勒斯以及中情局陆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4月5日，该委员会提出其首要原则——“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必须取胜，不能失败。”考虑到美国并非穷兵黩武的国家，这一要求似乎有些异想天开。

其次，如果无法就此获得法国的支持，那么无论法国同意与否，美国都应该“立刻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各国政府一道采取行动，积极参与战争，将其继续下去”。更直白地说，这就意味着美国应该接受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各国政府的请求全面接管战争。此外，在“胜利来临之前，印度支那战场决不能停战”，无论这场胜利源自“成功的军事行动还是共产党明确承认战败”。因为，随着奠边府的沦陷，军事行动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让越盟承认战败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假设；因为美国没有资格决定是否要停火，所以这一条款没有任何意义。最后，为了解决美国的被动立场，委员会敦促做出“特别”努力让“东南亚地区的人民认识到，对于东南亚的每一个国家而言，共产帝国主义都是前所未有的威胁”。

这份文件最终命运如何，是否被讨论、摒弃或采纳，并无相关记录。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之所以能够制定这一政策，就已经说明政府的想法，或者说政府的思路，为局势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美国未来对越南的干涉做了铺垫。

杜勒斯召集统一行动的努力无功而返。一向比较顽固的英国并不相信美国所认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马来亚等国都会成为多米诺骨牌上的名单，于是在日内瓦会议结果出来之前，坚决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法国尽管受危机所累，并请求美国空中打击支援，但拒绝邀请美国参与他们的战争，它认为草草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有损法国声望，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看法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希望将印度支那问题当作自己的内部事务处理，而不是反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这样看来，英法两国都不愿附和杜勒斯的提议，部分原因还在杜勒斯本人，因为他在早一年的1月份发表“大规模报复”的演讲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这就使盟国担心美国会发动核战争。

5月7日，奠边府沦陷。越盟大捷，举世震惊，这令他们在日内瓦会议上更有底气地坚持自己的诉求。然而，杜勒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信誓旦旦地说，“即便没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东南亚地区也照样安全无虞”——换句话说，多米诺骨牌不会像预料的那样倒下去。

奠边府沦陷的消息传来的第二天，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谈在阴沉抑郁的氛围中拉开了帷幕。会谈的级别很高，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尔亲自出席，其他各国均派外交部部长出席——安东尼·伊登和莫洛托夫共同担任主席，美国代表是杜勒斯和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中国派的代表是周恩来，越盟派的是范文同，老挝、柬埔寨和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也有代表参会。会议剑拔弩张，因为拉尼尔需要一纸停战协定来挽救法国政府，而美国方面却极力要阻止停战协议的签订。欧洲诸国咄咄逼人，很难讨论出双方都接受的条款；他们放弃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努力，转而寻求分而治之；分界线和撤离区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各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代表们各执己见，群情激昂。

几个星期后，拉尼尔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皮埃尔·门德斯领导的内阁。皮埃尔认为，如果继续印度支那战争，“与其说会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蔓延，倒不如说会使战火波及法国”。他宣布将在30天以后（7月21日）结束战争，否则就辞职。同时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国会，如果日内瓦会议不能达成停战协定，那么国会有必要授权颁布征兵制度，为驻印度支那的职业军队补充兵源。他说在辞职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此目的提出一项法案，并要求国会于当天对此进行表决。实际上，战争本就不得人心，而国会议员们更不愿关心并考量颁布征兵制度。这一招还真管用，门德斯内阁于是立刻前往日内瓦，宣布法国自愿接受这一停战日期。

会议在喋喋不休的吵闹中继续进行。分割越南被认为是将交战国分离开来的唯一方式；法国要求以北纬18度为分界线，而越盟开始要求北纬13度，后来又改为16度，这样就可将古都顺化包括在其管辖区域之内。印度支那相关各国对于所有协议都表现得犹豫不决。杜勒斯由于拒绝任何向共产党让步的行为，离开了日内瓦，之后又返回。在回到华盛顿期间，他又重新开始鼓吹中国干涉理论。“如果再次出现如此公然的军事侵略，”他在一次公共演讲中说，“那将是对美国的蓄意威胁。”就这样，他坚定地相信，美国的安危与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紧密相连。

门德斯提出的最后期限日益临近，无论是分割线还是择机最终重新实现统一，都可能会因谈判破裂而前功尽弃。各方在幕后你来我往，讨价还价。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希望与各国缓和关系，借此向胡志明施压，促其和解。中国代表周恩来则告诉胡志明，要摆脱法国并将美国拒之门外，取一半领土对其利大于弊，而且他最终将会收复失地。就这样，胡志明极不情愿地同意以北纬17度线作为分界线，并且在举行选举前有两年的过渡期。7月21日，各方终于按时达成协议，并发表宣言，从而结束了战争。至此，法国不得不承认战败，将越南一半领土让与越盟；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主动这么做，也不至于如此蒙羞。美国后来，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日内瓦协议》宣布停战，并且在国际各方支持下承认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同时将越南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并明确规定“该军事分界线是暂时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之理解为政治或领土分界线”。该协议还准许法国军队继续驻留越南，直至应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国家的要求离开，但其前提是1956年7月举行选举，对外国军事基地、武器装备及人员进行监管和限制，并由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条款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河内政府、西贡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因为该协议只不过是一纸死气沉沉的声明，并不能防止某些国家“威胁或使用武力”来破坏协议的内容。

《日内瓦协议》结束了一场战争，并避免了中国和美国更大范围地参与其中。但是，由于各方对会谈结果并不满意，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对该协议鼎力支持；相反，他们极力要改变这一结果，因而，该协议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对此最为不满的莫过于美国了。

日内瓦会议表明杜勒斯的印度支那政策全面失败。他未能阻止共产党在北越建立政权，未能说服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采取统一行动，未能让法国继续战斗，未能让总统同意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甚至未能成功组建起欧洲防御共同体（法国国会在8月份毫不客气地摒弃了这一计划）。然而这些结果对他而言似乎无关痛痒，因为他并不打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审视所制定的政策。在这一点上，他跟当年的腓力二世非常相似，“无论其政策如何失败，都无法撼动他坚定的信念，即自己本质上卓尔不群”。他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抓住未来的机会，防止因为失去北越而导致共产主义势力渗透至整个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这种遏制政策还是一如既往。不过，他还是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抵抗共产主义需要民众的广泛支持……并且应该让人民认识到，他们正在捍卫自己的国家体制。”这一结论深刻而扎实，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表述了。然而事实将会证明，他尽管说得很好听，但并没有从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

3.培植代理人

（1954—1960）

在这一阶段，美国已经花了8年多时间援助法国，结果却一事无成；法国也同样惨遭失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兰西联邦 [4] 有5万名士兵阵亡，10万名士兵受伤。美国由此可能已经看到从印度支那事务中抽身而退的迹象。在中国徒劳无功的例子尚历历在目，美国在那里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为中国命运指引方向，但结果却像大漠中的沙子一样，被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风潮吹得烟消云散。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经历来看，他们的意愿或许不适合这里的情况，对外政治也只能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并不能推导出值得借鉴的结论。实际上让美国政府彻夜难寐的并不是中国的革命抑或越南民族主义本身，而是国内激进右翼势力的恐吓以及公众对共产主义的畏惧。这种畏惧心理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原因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但是从这些原因中，我们能够找到美国制定越南政策的依据。

美国既不想从印度支那抽身而退，也不愿勉强同意日内瓦解决方案。在杜勒斯看来，他最直接的任务包括两方面：首先，成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组织的非殖民东南亚公约组织，该组织应事先提供武装力量，以便通过集体防卫的形式防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挺进，或者维护集体的形象和利益；其次，在南越建立民族政府，确保其有效地运作，使其能够挡住北方的进攻，并最终夺回对全国的统治。在《日内瓦宣言》发布之前，国务卿已经开始着手这两方面的工作。

早在5月份，杜勒斯就已经开始鼓吹签署东南亚国家相互安全协定，这是他用来消除《日内瓦公约》影响的活动的一部分。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此举将使美国逐渐取代殖民帝国，实现对该地区的控制。他想为干预行动寻找国际法律基础，一如朝鲜战争期间要为突破联合国所划定的边界而找到充分的理由一样。其言外之意令众多观察家忧心忡忡，其中《圣路易斯邮报》在《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停火之前为此刊发了一系列社论，拷问杜勒斯，说他的目的是不是“开一个后门，使美国由此可以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组织武装力量镇压挑起印度支那战争的内部叛乱分子”是美国人民所希望的吗？《圣路易斯邮报》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并重申“这是一场不能介入的战争”。它预言说，一旦美国介入，将发动一场“有限”战争，而这场“有限”战争，“只有扩大为无限战争才可能会取得最终胜利”。为了进一步强调立场，该报纸又刊登了丹尼尔·菲茨帕特里克的漫画，其中“山姆大叔”正凝视着一片黑暗的沼泽，沼泽上方写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错误”。说明文字是：“再犯一次错误于事有补吗？”该漫画赢得了普利策奖，从而有力地证明，早在1954年，该报纸就已经毫不隐讳地传达了其对美国在越南问题的立场上所持有的态度。

同年，一位密切关注美国与亚洲关系的观察员就看到了远比错误更为严重的悲剧。这个人就是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远东问题专家和未来驻日大使。他在自己写的《寻求：我们在亚洲的政策》一书中认为，悲剧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允许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共产主义事业。这就是美国支持法国的后果——“极力要维持现状，但却无济于事，并最终不可救药”。结果表明，“我们不去帮助亚洲民族主义，反而与之对抗，是多么荒谬绝伦的错误”。

经过杜勒斯一番不遗余力的组织，1954年9月在马尼拉召开了旨在建立“东南亚公约组织”的会议。由于只有三个亚洲国家参加，其中只有泰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来自东南亚（还有一个是巴基斯坦），且只有一个国家与印度支那接壤，而来自印度支那本身的则一个也没有，因而此次会议从一开始就缺乏可信度。其他成员分别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杜勒斯像以往一样杀气腾腾地告诉与会代表，他们的目的是提前同意做出这样的回应，即“团结一心，排除万难，立场坚定，摧枯拉朽”，任何胆敢侵犯公约所界定区域的人，都将有来无回。由于与会的亚洲成员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其他国家有的由于地缘关系没有在该地区部署力量，有的已经从该地区撤出军事力量，而美国自己尚未就东南亚的防卫问题做出派驻军队的承诺，因此国务卿的要求不过是一种模拟演练。在公约的第四款，即执行核心中，每个成员国均承诺“依照宪法程序应对共同的危险”。所以，这并不是可以随时出鞘的亚瑟王的“王者之剑”。

在一个单独的协议中，杜勒斯成功地将印度支那联邦纳入第四条款的保护之下，并且令他自己满意的是，还将其义务界定为“签署国家清晰明确地同意”对任何受到侵犯的成员国提供援助。而实质上，正如国防部代表海军中将戴维斯所说，该公约使东南亚地区“在对付共产主义侵略方面，并没有比以前有更好的准备”。

与此同时，美国早就为南越安排了一位新总理，从一开始到通过暴力方式退场，始终是美国的代理人。他不是从越南国内选出的，而是从在外流亡的越南人中选出来，经由美国和法国的操纵而被提拔起来。在此过程中，法国并非心甘情愿地配合了美国。为了激励南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美国决定将法国赶出去。但是，在打造起一支可靠的越南军队取代法国武装力量之前，还是有必要保留法国的军队。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人有义务监督停战协定和最终的选举，并且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在过渡期间，可以保持并发展当地的商业、管理及文化纽带，并最终使印度支那自愿加入法兰西联邦。

美国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们找到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人——吴庭艳（Ngo Dinh Diem）。吴庭艳来自信仰天主教的官宦家庭，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父亲曾在安南王朝任宫廷大臣。吴庭艳本人曾在法国殖民地担任省长，又在宝大政权中担任过内政部部长。但是，为了抗议法国统治，表示对法国取消所承诺的改革的不满，他于1933年辞官归隐。随后他去了日本，后来又返回越南。1945年，日本邀请他成立一个以保大领导的政府，但被他拒绝了。作为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遗余力地反对共产党，因此也同样拒绝与胡志明为伍，哪怕后者为他提供高官厚禄。因为他的这种不合作态度，越盟将其逮捕并扣留了半年。作为非共产主义派别的民族主义领袖人物，他以有损主权为由拒绝接受《爱丽舍协议》，并于1949年再次流亡日本。1950年，他来到美国，通过一个担任天主教主教的哥哥的关系，结识了纽约红衣主教斯佩尔曼。

红衣主教将吴庭艳介绍给达官贵人，使他得以在华盛顿遇见法官道格拉斯，后者不久前刚发现了东南亚的“五大战线”。在吴庭艳看来，越南不仅要实现独立，而且要进行社会改革，这种对国家未来的愿景给道格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认为已经找到了能够真正替代法国傀儡保大和共产党人士胡志明的人选。他将这一发现传达给中央情报局，并把他的候选人介绍给同为天主教徒的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约翰·肯尼迪。就这样，吴庭艳闪亮登场了。

这就是美国最终选定的候选人，一个货真价实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因为他的法国文化恐惧症，人们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殖民主义倾向；而红衣主教斯佩尔曼的批准，又为其反共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参议员麦卡锡也没法找他的麻烦。1953年，他去了欧洲，目的在于向在法国的越南同胞宣扬其候选人资格，并于1954年利用日内瓦谈判期间急需找到一位前途无量的领导人之际在巴黎积极游说。法国肯定不会选择吴庭艳，但在其迫切需要停火的情况下，对他的厌恶也就不那么强烈了。在美国的支持下，经流亡法国的越南同胞各方斡旋，加上孟戴斯·弗朗斯所承诺的最后期限的临近，吴庭艳被勉强接受了。当时还舒适惬意地隐居在里维埃拉住所的国家元首保大，经过一番说服动员，在《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前，同意任命吴庭艳为总理。

在接下来的9年中，各方集中精力、财力、物力，围绕这个人构建一个可行的自给自足的南越民主国家，但最终，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吴庭艳装备落后，喜欢高谈阔论，对建立民族独立政府毫无经验可言；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对法国怀有敌意，但他所属的阶层受益于殖民统治，他从而又继承了殖民遗产；在一个佛教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得不用私人军队和强盗式的手段与各分裂教派和黑社会性质的派别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刚愎自用，不会妥协，没有民主观念，除了颁布法令或使用武力外，不知如何对付反对派或持不同政见人士。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一次由高级军官出于善意而发生的背叛行为，他被迫成了一位独裁者，但他却没有获得独裁者应有的铁腕力量。

现在，除了军事援助顾问团之外，美国在西贡设立了功能完备的大使馆，派驻了大使，增加了顾问人数，扩充了办事机构，并将训练一支英勇善战当然也希望忠诚可靠、斗志昂扬的越南军队作为其首要任务，这些都使政策的目的性变得更强。顾问团认为，美国将借此展示出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影响力，因此想在没有法国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完成这一使命。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越南人对任何白人的入侵都极为反感。美国人自认为他们与法国人“不同”，他们衷心希望越南独立，因此应该受到欢迎；而事实上，正是美国让法国重新回到越南战场，并对其提供资助，这一点被美国处心积虑地掩藏了起来。通过帮助独立的南越建国立业，他们好像就能够证明自己的良好意愿。

鉴于军事训练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华盛顿的军事决策者们对于是否更进一步介入有些犹豫不决。但只要有任务，出色的士兵总是会一丝不苟地完成。援助团司令官奥丹尼尔将军制定了训练计划和程序，列出了训练方案所需要的装备和设施，并请求在《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停止增加人员条款生效之前派遣更多人员对顾问团加以扩充。

在收到大量有关越南军队士气不振、军心不稳的报告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形势完全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想对失败负责，或者更糟的是，如果发生冲突，不想让美国军队去营救一群虾兵蟹将。在1954年8月的一份立场鲜明的备忘录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成立强大稳定的适当文官政府来掌控局势”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如果这个国家不能有效地履行招募兵员及维护稳定等所有职能，那么就“不要指望单纯通过一个美国军官训练团取得成功”。他们认为，如果法国军队撤出，那么越南将是“完全的军事真空状态”；而如果美国接手，则势必“对计划中的任何闪失负责任”，这是美国不希望承担的。因此他们最后得出结论，美国“不应该参与其中”。

他们用政府顾问特有的审慎态度（即永远不要过于肯定）又赶紧补充说，如果“政治上的考虑压倒一切”，他们将“同意军官训练团的任务”。在正式的程序中，所给的意见往往是灵活易于变通的，否则决策者就没有了选择。紧接着是喋喋不休的争论，主要是关于接受训练的部队的层次，维持法国军队所需的开支（1955年1亿美元，1956年1.93亿美元），以及法国分阶段撤出的时间表；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国能否成功的疑虑也日益加重。1954年11月，在越南内部政局混乱之际，他们发现“没有把握对吴庭艳政府提供忠诚有力的支持”，或者难以确保“南越内部的政治和军事稳定”。除非越南人民自己表现出对抗共产主义的强大意志，否则“任何外部压力和援助都难以阻止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事后看来，难免要问这样的问题——美国政府派出人员通过调查反馈意见，但在决策时为什么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呢？

内部对手的竞争，无能和腐败，持不同政见者，这些都令吴庭艳焦头烂额；另外，根据《日内瓦协定》中允许南北方可以在300天时间内交换人口的规定，有近100万难民从北方涌入南方，这也是吴庭艳必须要应付的问题。由于在天主教的宣传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基督已经南迁”，“圣母马利亚已经南迁”，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中有85%是天主教徒。然而，这也说明相当部分人口不想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尽管吴庭艳在政府职务安排上偏袒天主教徒并由此引发敌对情绪，但大批天主教徒的南迁却也有助于巩固他的统治。美国人挑起了重担：海军运送了30万难民；而难民安置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天主教慈善机构等组织筹集解决。

据一份报告说，“来自华盛顿的高官们”在考察西贡后私下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将可能因为亏本而放弃越南”。美国决策者们受到反对派的强烈抨击，他们不得不艰难地应对一个又一个问题，比如，如何加强吴庭艳的实力从而稳定其统治，如何保留法国军队同时消除他们的利益，在训练越南军队方面做出何种决定，总体上对越南进行多大程度的投入。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美国政策已经陷入了泥潭。从来没有对吴庭艳有过好感的法国人，在报道他时引用法国总理福尔的话说，“不仅愚蠢无能，而且鲁莽狂热。”而另一方面，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完成第二次实情调查后汇报说，吴庭艳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存在对美国政策至关重要。然而，曼斯菲尔德向参议院的报告远不如上一年令人鼓舞。他说，由于所有人都“一致低估”了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情况已经“严重恶化”。由于对吴庭艳政策的不满，现在出现了一种说法，即“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我们在印度支那的目标希望渺茫”。曼斯菲尔德认为，如果吴庭艳倒台，他的继任者们的民主观念更差。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应考虑立即停止对越南及在那里的法国联盟部队的援助”。最后，他用冰冷的常识总结说，“除非按照合理的预期我们能够实现目标，否则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耗费美国公民的资源，这也是不可原谅的。”

艾森豪尔犹豫了。他在10月份给吴庭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越南前途的深深忧虑。他说，越南“暂时被一个人为的军事集团分裂开来”（不是他的继任者所喜欢使用的“国际边界”），但他表示准备与吴庭艳一道努力，制订“一项美国直接向你所领导的政府提供援助的计划”，但前提是，一旦援助到位，吴庭艳必须确保其政府能够维持“业绩标准”。由于对承诺几无信心，总统派J·劳顿·柯林斯将军——一位“二战”期间令人信赖的同事，率领特别代表团，前去解决与法国的关系，以及期望吴庭艳所能达到的“标准”问题。

柯林斯的报告是消极的。他希望吴庭艳“充分展示自己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的那种领导权威，从而有机会与强硬果敢、一呼百应的胡志明分庭抗礼”，但实际却发现吴庭艳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柯林斯看来，美国决策者能够选择的，要么就是支持吴庭艳更长一点时间而不做出承诺，要么，如果他不能取得任何进展，则重新扶植保大；而如果这不能接受的话，“我建议重新评估我们对东南亚的援助计划，尤其要考虑先前的建议”，即“逐渐撤出我们对越南的援助”。这是“最不理想的情况；但开诚布公地说，以迄今为止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来看，这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5个月后，当柯林斯被要求留下来与埃利将军共同制定一个援助方案时，他重申了自己的意见。他报告说，除非越南、美国和法国之间能够全心全意配合协调，制定完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方案并真正落实到位，否则，越南难以脱离共产主义的控制。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据我判断，我们应该从越南撤出”。

面对所有这些怀疑和否定，美国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撤出呢？它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总是出现这样的观点——如果美国撤回援助，南越政权将会瓦解，印度支那的反共产主义战线将会崩溃。而恰在此时，中国近海的金门马祖岛屿问题导致的台海危机使杜勒斯极为偏执地认为，美国已经处于与红色中国爆发战争的“边缘”（他的用词）。因为这场危机，美国无法再心平气和地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待越南问题或考虑柯林斯将军的替代方案了。

柯林斯本人，尽管相信吴庭艳能力有限，但还是干劲十足，努力为吴庭艳的政权争取美国的支持；并且，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任命临时大会起草宪法。华盛顿方面看到了这些进展，同时也希望挫败法国想要扶植吴庭艳对手的提议，便正式确认美国对吴庭艳的政府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在1955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负责训练一支“完全自治”的越南军队，美国由此更深地陷入了越南事务之中。

随着美国在越南承担更多责任，它已悄然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干预计划和秘密活动。一个自称西贡军事特派团的战斗队在奥丹尼尔将军的指导及兰斯代尔上校的指挥下，早就已经开始了在北越的行动。兰斯代尔上校时任空军指挥官，后来到了中央情报局，并曾在菲律宾领导过抗击胡克游击队的活动。军事特派团的构想和组织工作在《日内瓦协议》之前已经完成，在《日内瓦协议》的条款规定此类特派团的活动为非法之后，该特派团又继续活动了一年时间。特派团最初的任务就是“对敌人发动准军事进攻”，虽然从技术上来讲，美国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是没有“敌人”的。日内瓦会谈之后，特派团的目的变为“从方法和手段上为准军事行动做准备”。为此，在兰斯代尔率领下，该特派团开展了大量破坏卡车和铁路的活动，为南越两支秘密的“准军事”队伍招募人员、组织训练及协助渗透工作，还为他们存放走私物资、武器和弹药。由于《日内瓦协议》中规定，1954年7月23日以后，禁止运送战争物资和人员到越南；而美国也已承诺不“破坏”这些规定，因此特派团在该日期之后的所作所为违反了美国的承诺。尽管这些行为本身并非罪大恶极，且对于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来说也极为正常，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系列错误由此开启并愈演愈烈，直至完全吞噬了美国的声誉，损害了美国的自尊。

对于一个优柔寡断的当事人而言，找个适当的人取代他也并非不可能，而实际上，法国人也尝试这么做了。法国人如今公然表示要与河内和解，这不仅是出于法国在南北越的投资及商业利益考量，而且也是借机检验一下孟戴斯·弗朗斯的和平共处政治哲学。驻法国大使道格拉斯·狄龙汇报说，法国“越来越希望探讨并考虑与北越最终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为此还将一位重要人物让·圣特尼派到河内。此人先前曾任殖民地官员，战争期间是自由法国组织军官，并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任法国驻北越专员，与胡志明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从表面上看，他在河内的使命是保护法国的商业利益，但狄龙大使了解到，圣特尼早就让法国政府相信南越政权注定要失败，并且“要想获得一线生机，就要利用越盟，争取让越盟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铁托主义 [5] 的越南，从而与法国合作，甚至奉行法兰西联邦的政策”。

虽然铁托主义解决方案现在看来好像有些虚无缥缈，但美国的想法也并非行之有效。美国想把吴庭艳政权建成一个不同于胡志明体制的强大的民主政体，与法国的方案一样，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尝试。法国的方案之所以没有开花结果，是因为孟戴斯·弗朗斯于1955年下台；而法国商人受共产党诸多制约无法获得利润，从而逐渐从北越撤出；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的介入，法国在当地的影响也日渐衰微。

不过，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目标遥不可及。胡志明此时的首要目标就是赢得并保持越南的独立，使越南摆脱法国的束缚，与铁托将军脱离苏联的控制而赢得南斯拉夫的独立如出一辙。既然美国能够帮助铁托，那为什么非要挫败胡志明的理想呢？答案就是自我催眠：由于模糊地感到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黄祸”如潮水般铺天盖地汹涌而来，他们认为亚洲的共产主义似乎极其险恶。而作为亚洲共产主义在越南的代理，北越理所当然成了“敌人”。

这位当事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吴庭艳的对手在1955年4月发动了一起未遂的政变，内阁危机重重，他的参谋长总是心怀二心，这些都重新令美国焦虑万分。据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报道，吴庭艳政府“已被证明软弱无能、极不称职、不得人心”，“拯救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内战的阴云有可能使国家四分五裂”。即使杜勒斯也曾在柯林斯将军前去就职之际说过，“我们改变局势的可能性不到1/10。”鉴于更多吴庭艳的棘手问题，他现在总结说，“我们尚未解决的唯一的严重问题，就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这一评价着实令人震惊，但他并没有想到其所蕴含的意思。

华盛顿方面有些左右为难，徒劳地想要找个人取代吴庭艳，更为是否要为这个摇摆不定的政权提供更多的援助而焦虑万分。柯林斯将军被召回华盛顿进行协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讲话犹豫不决，几度停顿，令艾森豪尔总统对他投去几乎是痛苦的一瞥，他说，“我们在越南遭遇了很多困难。有人从内阁离职，还有……情况有些难以预料，令人几乎莫名其妙……至于我们未来政策到底如何，我也不好说。”

这是又一个脱身的机会。吴庭艳政府没有达到“业绩标准”，而这是艾森豪尔先前设定的美国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法国战败，英国拒绝参与联合行动，北约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若有若无，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艾森豪尔总统所领导的政府为什么没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从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中抽身而退呢？毫无疑问，在官僚体系中，确实没有人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此外，害怕被冠以“对共产主义软弱无能”的思想占了上风。

在经美国训练的部队帮助下，吴庭艳成功地挫败了政变，这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借机将其三个兄弟安插到政府中来，取代了先前的竞争对手，由此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也让他给人一种强硬果敢的印象。美国人暂时如释重负，公开重申对他的支持，主要还是害怕他倒台将产生的后果。新任大使唐纳德·希思在阐述这一选择的理由时说，为了保住一个自由的越南而投入“3亿多美元，外加美国的声誉”，就是一场赌博；但停止援助的结果更糟，因为那样会有助于共产党占领整个越南。这种选择，往往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而政府之所以做出选择，往往是由于害怕国内强烈反对的声音。据说资深议员曼斯菲尔德“相信吴庭艳”。而对于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来说，假如有他的门徒被抛弃，可以想象，他的反应肯定令人不快。他曾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声明说，“唉！对刚刚遭受背叛的数百万印度支那人而言，他们现在一定会从他们野心勃勃的共产党主人那里了解到被奴役的残酷事实”，这实际上是“红色苏联野蛮残忍的专制制度下可怜的受害者遭受创痛和恶名”的重演。共产主义一直遵循“精心设置的时间表，目的是实现他们解放全人类的计划”。红色统治者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目标清晰，令人恐怖”，而且他们为达目标“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红衣主教一直这样宣传共产主义，以至于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有人都觉得毛骨悚然。1955年年中，当艾森豪尔正准备竞选第二个任期之际，他也丝毫无意放弃这种慷慨激昂的演说。

根据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南越要于1956年举行全国大选。现在吴庭艳拒绝选举无疑是致命的决定，而美国选择他作为代理人则表明对他这一做法的支持。与南越1200万人口相比，北越有1500万人，而且众所周知的是，越盟在北越有更为广泛的基础，因此它也一直希望通过选举来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1955年7月，北越邀请南越政府就选举的准备进行磋商，吴庭艳断然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河内政权统治下的北越不会有自由选举，这样经过操控的选票肯定会大大超过南越的选票，而且无论如何，他都不会遵守《日内瓦协议》的相关条款。尽管他的反对也不无道理，但很快就失去了意义。因为3个月后，南越举行全民公决，罢黜了实际并无实权的国家元首保大的职位并授予吴庭艳总统一职。吴庭艳使用“骇人听闻”（一位外国观察员的话）的手段，获得了98.8%的选票支持，达到了他所想要的结果。显然，不论在南越还是北越，都难以指望选民自由表达意愿，在一个缺少民主经验的国家，也不可能会有其他的结果。作为避免越南内战的解决方案，本该由没有武装手段的国际控制委员会予以监督的选举，不过是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权宜之计，就像是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一样，只是为了在越南实现临时分界和停火。

如果举行选举的话，正如一位官员所说，“绝大多数越南人会投共产党的票”，这一点无可置疑。在一次反对共产党政权获得平等地位的讲话中，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承认，胡志明所领导的党派在“整个印度支那”“大受欢迎，无处不在”，这似乎是美国不允许它参与联合政府的原因。艾森豪尔从顾问那里得知胡志明肯定会赢得选举之后，“坚决反对”（据李奇微将军所说）发生这样的事。而吴庭艳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美国的建议，他之所以拒绝选举是基于美国的援助。到1956年，有迹象表明，北越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包括大规模打击地主。在选举中使用恐怖手段也不难设想。1956年6月，国务院正式宣布：“我们完全支持吴庭艳总统留任，只要存在‘恐吓或胁迫’行为……自由选择就无从谈起。”

其后果便是，通过选举实现统一的想法破灭了。北越于是转而采取其他方式，即鼓动叛乱，紧随其后的是所谓的解放战争。在这件事上，可以说美国并没有太过分的愚蠢行为。但是，由于支持吴庭艳的决定，在战争批评者看来，美国似乎是在公然压制人民的意愿，从而迫使北越除了叛乱之外别无选择。其实压制倒也谈不上，因为在何种情况下，人民都无法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没有举行选举是再次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不是原因。北越副总理范文同曾在日内瓦警告说，“我们将实现统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能够使我们偏离自己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5年中，美国支付了南越预算的60%至75%的资金，包括其军队的全部花费，维持其贸易逆差，使南越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繁荣和发展。法国军队迫于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逐渐分阶段撤出，直至1956年2月法国最高统帅部解散。越南的美国朋友，在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和国际救援委员会（成立最初是为拯救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从信笺抬头往下有一列最受人尊敬的慷慨捐助人的名单）的组织下，在西贡的一家公关机构的协助下，以每月3000美元的报酬，大力宣传南越“奇迹”。南越好像在这5年时间里，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投机冒险行为也将开花结果。

在奇迹背后，事实却难以令人满意。土地改革由于计划不完善不仅没有帮助农民，反而疏远了与他们的关系；根据“谴责共产党”计划，邻里之间要相互揭发，忙碌腐败的官员于是无休无止地干扰农民的生活，对吴庭艳的抵触情绪由此产生。批评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要么被逮捕，送到“再教育营”，要么保持沉默。由美国出资进口的大量商品被当作政治工具，都被慷慨地供应给了中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由美国政治学家所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南越“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乞讨者”，完全依赖外部的支持，并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援助如同沙上建塔”。

农民的不满为叛乱分子提供了行动的理由。出生于南方，划界分治之后一直留在后方的越盟成员组成了游击队，那些在南北分区之时跑到北方去的游击队员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在经过训练和思想教育之后，又越过边界渗透回来。到1959年，叛乱分子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广大地区。“如果你横贯南越地图刷上一笔的话，”一位情报人员告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刷子上的每一根毛都会碰到一个越盟成员。”

同期的北越也有过不满和叛离现象，部分原因在于南方切断了大米供应造成粮食短缺，还有部分原因则是共产党的压迫。在1956年一次向党内同志公开认罪中，武元甲将军承认说：“我们处死了太多诚实正直的人……采取恐怖手段……使用纪律处分……酷刑。”内部的压力使河内政府过于纠结于领土上的问题，以至于无暇发动对南方的战争，但统一仍然是其固有的目标。1955年到1960年间，在挫败各种反抗行为及实现对北部的控制之际，河内扩充了军队，加强了训练，储存了中国援助的武器，并逐渐与南方叛乱分子建立了联系。

到1960年，被西贡政府称为“越共”——也就是越南共产党——的约5000名到1万名游击队员，估计要在南越采取行动。南越军队根据美国的建议，主要沿南北分割线驻扎，以防止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攻击行动，而此时，叛乱分子则到处破坏，制造混乱。据西贡政府的消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暗杀了1400名官员和平民，绑架了700人。吴庭艳最为严酷的措施，主要包括将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谣言传播者”判处死刑；将农民聚居的村落搬迁到四周有防御工事的村庄，但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人们既不忠于吴庭艳，也不拥护共产主义，更对统一没有兴趣。他们想要安全，想要土地，想要收获庄稼。“情况可以简要概括为，”1960年1月美国大使馆记录道，“事实上，当地政府总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民众，或者对他们采取强制和胁迫手段，而民众只好用冷漠和怨恨予以回应。”

在这一年，包括10位前内阁成员在内的“进步与自由委员会”发布了《十八人声明》，要求吴庭艳辞职，政府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吴庭艳将这些人全部逮捕。半年后发生的一场军事政变试图推翻他的统治，因为人们认为，吴庭艳已经“表明自己无法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无法抵御共产主义的进攻，无法维护民族团结”。在从西贡城外召集的部队的帮助下，吴庭艳只用了24个小时就将政变镇压了下去。华盛顿方面对他表示祝贺，并希望随着力量的加强，他现在应该能够着手“迅速实施根本的改革了”。美国人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知吴庭艳，后面总要加以暗示，根据吴庭艳的“表现如何”决定是否继续提供援助。然而，当改革没有如期进行时，美国并未停止援助，因为害怕一旦撤回援助，吴庭艳就完蛋了。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距地面560英里高的轨道，并以每小时1.8万英里的速度绕地球飞行，美国的信心再一次遭受打击。在实现这一令人震惊的壮举的前一年，苏联军队已经占领了匈牙利；而杜勒斯只知夸夸其谈，令美国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一年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取得古巴革命的胜利，虽然距离美国只有90英里远，但美国也只能同样眼睁睁地看着古巴共产党登上领导宝座。然而，远在万里之遥的越南共产党却被视为是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华盛顿与西贡方面进行了磋商，制订了反游击或反叛乱计划，以便协调美国机构与越南军队之间的工作。为此，军事援助顾问团人数翻了一番，达到685名。新任大使艾尔布里奇·德布罗有些担忧。他认为，假如没有政治方面的改善，就不应该提供计划所要求的更多的军事援助，或者就不应该生效。但吴庭艳极尽死皮赖脸之能事：他的麻烦越大，他所要求并收到的援助就越多。在这样一种依赖关系中，被保护者总能以倒台或瓦解相威胁，实现对保护者的控制。

1960年9月，共产党在河内召开代表大会，号召推翻吴庭艳政权和“美帝国主义统治”。随后在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了。虽然名义上是在南方成立的组织，但它与号召推翻吴庭艳政权和“美帝国主义殖民伪政权”的声音遥相呼应，并打着惯用的“民主”“平等”“和平”与“中立”口号宣布了一项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革的《十点方案》。就在新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就职之际，越南内战爆发了。

4.“厄运难逃”

（1960—1963）

新一届政府上台了。他们设立了智囊团，多了些务实，少了些意识形态。然而这届政府却是20世纪里以最为微弱的优势取胜的选举，只比对手超出0.5%的选票。总统及其同僚们都是比较激进的人，受危机的刺激，急于采取积极措施。就记录显示而言，他们并未举行特别会议，就所承袭的越南政策进行重新审视，也没有就美国在越南所介入的程度或者所涉及的国家利益的深度进行反思。从卷帙浩繁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就各种选择方案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但从未从长远角度考虑制定长远战略。相反，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似乎总是朝令夕改，得过且过。当时在白宫任职的一位官员后来被问及美国1961年在东南亚的利益是如何界定时，他回答说：“很简单，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不容置疑。”这种既定方针就是，不论哪里出现共产主义，我们都要阻止其前进的步伐。而越南正是当时对抗的前沿阵地。如果不能在此阻止共产主义，下一次它就会变本加厉，更加强大。

早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年轻的肯尼迪就曾于1951年亲自访问过印度支那，并得出了对大多数美国观察员而言显而易见的结论，即要遏制共产主义向南部的推进，最为根本的是“在当地人心目中构筑起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反感”。“偏离并无视固有的民族主义目标注定要失败。”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在对越南所采取的长期的愚蠢行动中，自始至终，美国人都在不断对结果做出预言，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将自己的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抛到九霄云外。

1956年，肯尼迪已经逐渐趋向于“冷战”的正统思维，越来越少谈及“强烈的本土情绪”，更多地用各种隐喻谈论多米诺骨牌：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是自由拱门的基石，是自由之坝的闸门”，在“因为共产主义红潮流入越南”而将要倒下的一般邻邦名单中，他加上了印度和日本两个国家。华丽的修辞使他落入两个陷阱：越南是“亚洲的民主试验场”，是“检验美国在亚洲的责任和决心的工具”。

在肯尼迪入主白宫两周前，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发表声明说，民族“解放战争”将是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的手段，从而向美国发起了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挑战。他说，这些“正义的战争”，无论发生在古巴、越南还是阿尔及利亚，都将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对此进行了回应，说要在自由受到威胁的“最危急时刻”坚决捍卫之。此言一出，震惊世界。

不幸的是，第一次检验就遭受了莫名其妙奇耻大辱般的惨败。1961年4月，由艾森豪尔发起的这一行动试图在猪湾将古巴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放出来。这也是古巴流亡分子与中央情报局采取的联合行动，但此次行动过于轻率，既缺乏足够的手段，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又过于自信。尽管该计划并非由肯尼迪制订，但他在上任前听取了相关汇报，并批准执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执行该计划比叫停这个愚蠢的行动更加容易，而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此次入侵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也预示了越南战争的结局。事实证明，卡斯特罗政权组织严密、精于防范、时刻警惕，随时准备作战。登陆行动很快就被发现并遭到激烈阻击；原先预料的具有反共色彩的起义有的被有力镇压下去，有的根本就没有发起。事实上，比起美国所支持的流亡者，卡斯特罗更受古巴民众的拥护，这一情形也将在越南复现。肯尼迪的意志令人钦佩，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派遣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参与救援，许多反政府武装力量因而被消灭。新政府在执政的前三个月出师不利，促使其所有政府成员痛下决心，要在与共产主义的较量中证明自己的力量。

肯尼迪既非自由议者，也非保守派，但他思维敏捷，雄心勃勃，在高谈阔论之时口若悬河，激情洋溢，往往令人心悦诚服，但他在实际行动中却总是颇有纸上谈兵之味道。在政府主要部门和白宫工作人员安排上，他倾向于挑选头脑灵活、能力出众，并尽可能脚踏实地的人以便跟上他的节奏。他们大多数40多岁，与他年龄相仿，都不是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的社会哲学家、革新派及理想主义者。在肯尼迪阵营中，他们通常把理想主义者与“懒虫”或者“菩萨心肠”等词汇联系起来。新政是另一个时代；世界大战和“冷战”迷雾重重，极右翼势力甚嚣尘上。而政府中的新成员，无论他们是罗德斯学者，还是哈佛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学究，抑或是从华尔街、政界及法律界招募的成员，都要求注重实际，经验丰富，作风强硬。尽管性格和能力千差万别，但强硬的作风必不可少，这是肯尼迪团队的工作基调，就像王宫上下围绕着君主，或是工作团队服从团队领袖那样，每个成员根据所任命的职位各司其职。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哈佛商学院高才生，“二战”期间空军“系统分析”奇才，后来更平步青云，成为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是国防部长的出色人选。他思维缜密，从容自信，头发光滑平整，戴一副无框眼镜，是“统计控制”管理专家，这一点他在空军和福特汽车公司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任何可以量化的东西，他都可以信手拈来。尽管有人说他就像《旧约》里的先知那样真挚诚恳，但为了成功他可以冷酷无情；他是统计天才，人类所知的变量无不在他掌握。在他看来，大千世界也没有不可预知的事物。物质就是工具和手段，他对此深信不疑，信心满怀。他曾经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有能力将任何一个组织或社团赶出20世纪。”正是这种确定无疑地把握事物的禀赋，让先后两任总统都将其视之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让他去检验战争的好坏。

阿德莱·史蒂文森尽管没有被选为国务卿，却也毫不逊色。由于做事深思熟虑，他被视为“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但他也像哈姆雷特一样，犹豫不决，优柔软弱——这是不可原谅的缺点。尽管党内埃莉诺·罗斯福一派极力支持由他执掌国务院，但这一职务最终还是给了迪安·腊斯克。腊斯克严肃稳重，审慎精明，少言寡语，并不契合肯尼迪的风格，但他有在国务院任职的经验，同时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而且，他绝不会像史蒂文森那样，可能给总统制造难题。他在战争期间曾负责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战争规划，因此得到机会积累了一些美国在中国的作战经验。但是，这些经验让他产生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明显而又强烈的反感。在朝鲜战争期间，腊斯克作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曾坚定并错误地预测中国将不会参战，因此，他对后来美国遭受的损失深感自责。

掌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麦乔治·邦迪 [6] 来自波士顿在白宫拥有一席之地。此人沉着自信，做事无懈可击，睿智果敢。他在格罗顿的同学说，他在12岁时就准备当学校的校长。而实际上，他在34岁时成为哈佛大学校长。尽管邦迪在政治上属于共和党，且其家族曾两次投票支持艾森豪尔而非史蒂文森，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提名；对肯尼迪而言，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也想与这样受人尊敬的右派建立联系。如薄纸般的勉强委任，在参议院6个席位的微弱优势，这些都让肯尼迪觉得，本届政府的问题将主要来自右派，因此他感到必须得采取主动。他任命约翰·麦科恩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则是另一个更为极端的做法。约翰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共和党百万富翁，崇尚大规模报复行动，在尼安德特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看来，“美国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有麦科恩这样的人物”。

总统的许多幕僚就像他本人一样，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的曾担任海军军官和飞行员，有的做过轰炸机的轰炸手和导航员；而负责远东事务的新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曾在缅甸负责战略情报局部队，活跃在日本战线后方。他们在战争中打过胜仗，战后又有良好的职业发展，因此对成功习以为常，更希望在华盛顿有一番建树。这些新来的佼佼者中，没有一个是经过选举担任职位。权力和地位让这些人及他们的随从欢欣鼓舞；他们热衷于处理政府的紧急事务，即便筋疲力尽也乐此不疲；他们喜欢称自己为“危机管理人员”；他们尽职尽责，充分运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被誉为“卓越超群、绝顶聪明”的一个群体；而他们也会像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样，悲哀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掌控局势，而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用他们其中的一员——J·K·加尔布雷思的话来说：政府，只不过是人们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做出的一种选择。

五角大楼早先已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意在支持南越对抗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肯尼迪上任不到10天就批准了该计划，从而使美国的行动开始升级。根据该计划，美国将增加人员和开支以训练并装备3.2万名越南国民警卫队对抗游击活动；同时给越南军队扩增两万人。总统之所以批准这项计划，是因为兰斯代尔将军在报告中说，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日益频繁。尽管兰斯代尔认为吴庭艳的统治是必要的，但他已经处于节节败退状态，对突如其来的战斗毫无防备，而且，他由于害怕交出权力，不愿进行政治改革。他的越南顾问和美国顾问都不明白，要对付敌人的游击战和宣传攻势，不能仅靠简单的军事行动，战略战术也极其重要。肯尼迪在看了这份报告后说：“这是我们最糟的情况了，是吗？”

兰斯代尔主张彻底改变顾问的角色，把“真正了解并喜欢亚洲和亚洲人”的那些经验丰富、乐于奉献的美国人派到越南，让他们与越南人共同工作、生活，并“尽力影响并引导他们朝着美国的政策目标努力”。他就工作程序及人员派遣制订了一个计划。肯尼迪对该计划非常感兴趣，于是打算让兰斯代尔本人来负责推进这项计划的实施或负责一个跨部门的华盛顿对越特遣部队，但这一想法遭到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僚们的抵制。兰斯代尔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但即便真的实施了，哪怕是满怀真诚与同情，也不过是被迫完成一种使命，引导越南走向“美国的政策目标”，而不是越南人自己设定的目标。肯尼迪也意识到了这个缺陷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他说：“如果这场战争演变成为白人的战争，我们就会像10年前的法国人一样，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经典案例，即人们在计划中看到了事实真相，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参照执行。

包括外籍军团在内，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败给了身材矮小、皮包骨头、衣衫褴褛的亚洲游击队，而美国人居然未能从中吸取任何教训，这是当时人们巨大的困惑之一。奠边府战役怎么就被如此忽略了呢？当曾经报道过法国在越南战争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戴维·舍恩布伦试图让总统认识到战争的现实，告诉他每年牺牲的法国军官的数量相当于法国圣西尔军校一届的毕业生时，总统回答说，“舍恩布伦先生，你说的是法国人。他们在为殖民地而战，为一个不光彩的事业而战。而我们是为自由而战，是为了将越南人从共产党和中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而战，是为他们的独立而战。”美国人自认为他们“不一样”，但他们忘了，他们也是白人。

在舍弃了兰斯代尔方案后，美国定期增派人员到军事援助顾问团，使人员数量增加到3000多人，从而加快执行训练计划；与此同时，美国还从位于布拉格堡的特种作战训练中心抽调了400人，派遣到越南参与镇压叛乱。这一行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美国认为，北越也越境向南越渗透武器及人员，因此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艾森豪尔执政时期，军方奉行“大规模报复”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制订了一系列计划，因为他们声称这样可以快速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减少投入。肯尼迪对此深感震惊，于是和麦克纳马拉转而在主张防御的学者的新学说中寻求理论基础，这就是他们的有限战争理念。该理念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压制；只有经过合理的计算和评估以后才会使用武力改变敌人的意愿和能力，从而让他们认识到“结束冲突远比继续冲突有利得多”。这样就等于向敌方传递一种信息，而敌方在面对自己哀鸿遍野、断壁残垣的局面也会做出理性的回应，从而结束自己的敌对行动，就此实现了对战争的理性“管理”。这一理论的奠基者威廉·考夫曼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受理性约束的时代。”这种情形正好契合积极倡导理性管理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然而，事物的另一面却被遗漏了。战争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另外一方对我们所传递的压制信息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回应会怎么样呢？麦克纳马拉并不太了解人性因素，人类行为有时并不是理性的，它们荒诞怪异，难以捉摸，因此没有成为分析考量的要素。

由于赫鲁晓夫对解放战争的质疑，有限战争理论的副产品出现了——反叛乱理论。这一理论在肯尼迪执政时期风靡一时，而总统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他那些一贯谨言慎行的幕僚对这一理论大加赞扬。这表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对抗形势已经今非昔比。他们将在叛乱者的领土上与他们针锋相对，应对发展中国家因叛乱而滋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就像辉格党人迪斯雷利曾经说过的，趁共产党人沐浴之际，拿走他们的衣服。

受兰斯代尔报告的激发，肯尼迪阅读了毛泽东和格瓦拉有关游击战的论述，并指定在军队中传阅。他下令制订了一项反叛乱特别计划，意在让“美国政府上下都意识到，颠覆性叛乱（‘解放战争’）是政治军事冲突的主要形式，它与常规战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理念需要在对美国武装力量及国外民间机构进行组织、训练和装备中反映出来，以确保制定并顺利实施预防、击败叛乱或间接侵略行动的方案，尤其是越南、老挝和泰国。在发现布拉格堡的招募人数还不到1000人后，总统下令将这一任务进行扩展，恢复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以其作为新方案的标志。总统特别军事代表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对这一理念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其他人也如信徒般对其进行大力传播，甚至连身为总检察长的罗伯特·肯尼迪也毫不例外。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沃尔特·罗斯托，位居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把手。此君能言善辩，就该理论和方法发表了大量论文。1961年6月，在布拉格堡的毕业演习上，他谈到游击战争，将第三世界的“革命过程”称为“现代化”，并将其纳入美利坚体系之中。他说，美国致力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应该允许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愿望塑造其想要的现代社会”，美国尊重“每个社会的独特性”，寻求让各国都“挺直腰板……保护自己的独立自主”，并承诺“保护目前正在前进中的革命进程的独立性”。这就是美国的真正原则，连托马斯·杰斐逊本人也没有如此完美地表述过，罗斯托在这里讲了出来，但他始终认为，这些原则在实践中是相互矛盾的。

尽管该理论强调采取政治措施，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会采用军事手段对叛乱活动进行镇压。军方并不欢迎来自精英阶层的命令，也不喜欢他们的例行事务受到干涉，他们的任务就是训练军人进行操练射击，改革只会妨碍他们的日常活动，因此他们打心眼儿里并不太赞成这一理论，这样在实际操作中，对叛乱进行压制的行动并不能达到该理论所设想的良好效果。所有的话题都围绕“赢得人民对他们政府的拥戴”，但是，如果一个政府指望由外人帮其赢得人民对它的爱戴，这样的政府不要也罢。

事实上，美国和吴庭艳为这些无动于衷、异化疏远的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防洪、农村开发、青年团体、贫民窟整饬、沿海运输的改善、教育援助等等，都是美国援助计划的内容，所有这些都值得去做，但这些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要成功地应对叛乱，就得将土地和财产、官吏和黑手党手中的权力重新分配给农民，解散布满西贡监狱的安全部队。总而言之，就是要改造旧政权，开创新事业，就像兰斯代尔所说的那样，“其对人民的吸引力远远胜过共产主义事业”。但是，吴庭艳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吴庭儒和弟媳吴夫人，以及他们统治阶层的成员，都没有这样的意向，他们的美国后台也无意为之。

美国仍然要求实行改革，并以此作为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就好像那种可以“赢得人民拥护”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几个月内就可以完成似的。西方国家政府用了2500年时间，才开始从穷苦人民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东方国家这种改变的步伐还要缓慢得多。吴庭艳之所以从未对美国要求其改革的呼声予以回应，是因为改革与他自己的利益相左。他抵制改革的原因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如出一辙，因为这样只会削弱他的绝对权力。美国坚持要求他获得民众的支持，在他看来不过是聒噪之音，与亚洲的情况毫无关系。亚洲国家认为，服从政府是公民的义务；而在西方民主社会，政府是公民的代表。这二者没有交集，也不可能有。然而，由于南越是共产主义事业的障碍，美国对显而易见的现实情况视而不见，坚持要使吴庭艳政府不辜负美国的期望。对这种“坚持谬误”的用处，埃德蒙·伯克曾经说过：“我实在看不出来。”

随着“失去”老挝这一危机的爆发，1961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如果要阻止共产主义席卷东南亚，就应部署足够的美国部队以阻止北越和中国的行动，并协助训练南越部队，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反叛乱行动。在五角大楼，人们开始讨论“一旦美国承诺派遣军队到越南，应派出多少兵力，采取何种建制”。这只是个应急计划，因为这年夏天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老挝而非越南。

老挝就是只骚动的老鼠，这个狭长的内陆山地国家，横亘于越南和泰国之间，人口据信不超过200万，这里活跃着另一个共产主义幽灵，那就是巴特寮 [7] 。巴特寮是越盟在老挝的翻版，也信奉民族共产主义。因为老挝北部与中国接壤，南部与柬埔寨相接，它作为一条长廊，在外人看来，着实是个战略要冲，因为在未来某一天，胡志明和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可能会经由该走廊，汹涌而来，将他们的红色浪潮向前推进。老挝人民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几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和更迭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严重的干扰。在这些势力集团中，实力最强的当属梭发那·富马亲王（Prince Souvanna Phouma)，他是老挝的合法统治者，曾在“冷战”期间保持中立；其次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巴特寮集团的领导者，也是位亲王；第三位靠政府供养的是美国的代理人，任职已经颇有一段时间，是由中央情报局操控上台的，但后来遭到了罢黜。

因为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正在协商成立联合政府，老挝从而有可能成为中立国家，巴特寮也可能控制山中的通道，因此在艾森豪尔和杜勒斯执掌白宫时期，老挝突然成了东方的小鲁里坦尼亚 [8] 王国——“自由世界举足轻重的要素”“抗击共产主义的要塞”“维护自由的堡垒”。美国的金钱和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来，令老挝的统治者眼花缭乱。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之前，艾森豪尔在其述职报告中认为老挝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他说：“如果我们让老挝沦陷，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整个东南亚地区。”他建议尽一切努力说服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加入共同行动，但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就得考虑“我们单独进行干预”。由于老挝地形复杂，美国驻太平洋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无法到达，因而显然难以展开有效的战斗。艾森豪尔曾反对介入比老挝更容易抵达的越南，此番言论与之前形成巨大反差，说明老挝有些特别之处令人欲罢不能。

局部的狂热有时也会令国际关系陡然升温，到1961年，当地局势已经演变成为由一系列阴谋所引发的危机。老挝联合政府威胁要宣战，英国和法国恳请援用《日内瓦协定》，并随之在日内瓦重新召开了有14个国家参加的会议。在华盛顿，总统召集人员在白宫开会，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对仅仅几天前的猪湾惨败仍心有余悸的肯尼迪，决心要向世人表明，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绝非妄言，如果联合政府能够成功，就得尽量防止右翼的公开抗议。他授权第七舰队进入南中国海，派遣直升机和作战部队进入泰国，并命令在冲绳的美国军队保持警戒。

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任主席莱曼·K·菜姆尼策将军向总统建议，如果中国和北越胆敢干涉的话，可以用核武器予以遏制，这让肯尼迪颇为震惊，因为他觉得应该更加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他决定接受老挝的中立立场，并允许梭发那·富马亲王重掌权力，同时还派资深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前去日内瓦就此签署相关协议。该方案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一方面，苏联和美国都能够接受；另一方面，老挝也希望独善其身，不想参与战争。尽管让老挝保持中立阻断了外部势力干预的可能，但这一做法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让巴特寮保持原状令该地区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产生了疑虑，他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会坚定履行在亚洲抗击共产主义的承诺。由于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些疑虑深深触动了即将到访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

1961年5月，约翰逊被派往中国台湾、南越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周边国家，重申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副总统对外交事务不怎么感兴趣，相关经验也少之又少，但是作为参议员和多数党领袖，他又不得不去关注这些问题，因此他调整了自己的态度，以适应传统的“冷战”思维。约翰逊最关心的不是外交事务，而是他自己的升迁，且他的思想和行为也被“冷战”思维所左右。他的公开声明都是针对最底层的普通民众，比如在西贡时，他宣称吴庭艳是“亚洲的温斯顿·丘吉尔”。他给总统的报告倒不是如此荒唐，他建议勇敢坚定地进行干预。他已经准备好让美国担负起对亚洲的责任。“亚洲人在维护东南亚自由方面所作所为的关键，”他写道，“就是对美国的信心。美国在东南亚的领导作用不可替代。实现对单个国家的领导……主要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意志的了解和信任。”尽管这番言语几乎完全忽略了亚洲领导者赖以生存的根基，但却充分表达了对美国无所不能的力量的赞颂，因为美国就是据此在“二战”后崛起的。我们曾经远渡重洋，粉碎了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机器，恢复了欧洲的秩序，实现了对日本的统治，因此，我们是横跨两个半球的保罗·班扬 [9] 。

“我建议，”约翰逊继续强调说，“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大力帮助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还要再次强调，在这次任务之后，其他的措施、行动和努力要立刻跟进，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这里他指的应该是军事行动。他采取了平时并不经常主张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建议说，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美国在人力、物力方面所做的持续的大量投入，以及美国的威望”，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做出进一步的决定，即一旦我们的其他努力前功尽弃，我们是要向该地区派遣大批美国军队，还是为减少损失而大举撤退”。

他警告说，“毫无疑问，事态最近的发展已经在老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人们对美国在整个东南亚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和忧虑。”东方人讲话习惯于拐弯抹角，得透过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话揣测其意图，有时往往还不得要领，约翰逊显然不谙此道，对听到的话不假思索，信以为真，所以敦促说，他的使命“必须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极其重要的”。他还建议“通过富于想象力地运用美国科学和技术能力”，来战胜“真正的敌人”——饥饿、无知、贫穷和疾病，并总结说，“在东南亚抗击共产主义的战斗必须要有实力和决心才能取得成功，否则，美国必将不可避免地放弃太平洋，从而把防线撤回到旧金山。”这里，他不仅将6000英里的海洋，还将冲绳、关岛、中途岛和夏威夷一并弃之九霄云外。

这里混合了各种美国特色的想法。这种要么击败共产主义，要么放弃太平洋的简单化思路，可能没有对总统产生影响，因为他根本就不赞成副总统的做法，而后者也不支持他。但有人对美国的坚定态度表示怀疑，这令约翰逊颇有些不快，但由此也引发了美国的信用危机。随着这一问题的发酵，到最后我们的所有行动似乎都是围绕这一问题了。

信用问题始于那年夏天的柏林危机，当时肯尼迪刚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了一场会谈，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随后肯尼迪对詹姆斯·赖斯顿说，“现在有个问题，得让人相信美国的实力，越南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越南从来就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政府本身从来就没有完全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柏林的对比再清楚不过了。那年7月，肯尼迪这样说道：“我们不能也将不会允许共产党人逐渐或以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根据他的幕僚的说法，他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为此不惜冒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风险。尽管所有人都信誓旦旦，但在美国政策中，越南从未有过与之相当的地位；而与此同时，美国历届政府中也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越南。正是这种政策的矛盾和彷徨，令美国各种努力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而始作俑者正是肯尼迪本人。

用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的话来说，从柏林危机中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保卫柏林对于西方的价值远远超过夺取柏林对于苏联的价值。”他的评论或许让我们认识到，对于为保家卫国长期奋战的北越而言，赢得对国家的掌控对于他们的要义，远远高于挫败他们的种种努力对于美国的价值。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并决心最终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不论是好是坏，河内当局对目标坚定不移，也正是因为它不屈不挠，它终将可能占据上风。不论尼采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觉察到这种对比。

1961年8月，记者西奥多·怀特在给白宫的信中写道，南越的“情况每况愈下，一周比一周糟”，这让他想到了重庆。“游击队现在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南部三角洲，即使在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就没有美国人愿意开车把我送出西贡。”这与军事援助顾问团现任团长的莱昂内尔·麦加尔将军的“悲观评估”如出一辙，而据将军估计，吴庭艳只控制着南越40%的土地，其85%的军队不得不整日疲于应付叛乱分子。

怀特在信中进一步说，“政治格局将会发生严重动荡”，而令他自己都迷惑不解的是，与此同时，20英里之外，“20至25岁左右的年轻人却还在西贡夜总会里笙歌艳舞，尽情娱乐”。“共产党那边倒似乎有人甘愿为他们的事业而牺牲。”这种差异也开始令其他观察员感到不安。最后，怀特问道，如果我们决定进行干预，“我们有适当的人员吗？我们有适当的器械吗？我们对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澄清和说明吗？”

肯尼迪举棋不定，但还是派出第一个使团对越南情况进行评估，这也是众多高级官方使团中最为出名的一个。后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两年当中去了不下5次，而稍低级别的使团则像蜜蜂进出蜂房一样来往穿梭于西贡。美国大使馆、军事援助顾问团、情报和援助机构都早已在越南驻扎并定期向国内汇报情况，但华盛顿方面仍然要求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的评估，这足以证明白宫在越南问题上犹豫不决。

1961年10月，应吴庭艳的请求，由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所率领的使团奔赴越南。吴庭艳请求签署双边防御条约，并且可能的话，引入美国作战部队，而他此前一直是反对这么做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进攻一浪高过一浪，很有可能穿越老挝边界，这让他寝食难安。尽管肯尼迪徘徊不定，但为了美国在越南的声誉，他于此时赞成美国加强工作力度，并希望得到肯定而不仅仅是情报，他在使团的选择上不就是这样吗？选择泰勒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在军事方面做出评估。泰勒英俊倜傥，彬彬有礼，加上一双敏锐的蓝眼睛，被公认为“军人政治家”。他能讲几种语言，时常引述波里比阿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并且还写了一本书，题为“飘忽不定的喇叭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第101空降师，担任过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朝鲜战争中曾接替李奇微，在杜勒斯主政白宫的后期担任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由于不赞成大规模报复思想，他在1959年退休，担任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主任。这样一位博学涵养之士自然受到肯尼迪的关注。然而作为一位智慧超群的将军，而非王公权贵，他的想法和建议却往往有些因循守旧。

与他同行的沃尔特·罗斯托（因沃尔特·惠特曼而取此名）坚定地相信美国有能力引导并开发贫穷落后的国家。在“鹰派”这个词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鹰派，并早就提议向越南派遣2.5万名美国士兵。在欧洲战争期间，他的任务是选定目标，从那时起，他就非常信奉空中力量。但是，战后对战略轰炸的效果所做的调查发现，空中力量的有效性尚无法确定。罗斯托是个实证主义者，一位潘格罗斯博士式的人物，正如一位同僚所描述的那样，即便得知曼哈顿受到了核攻击，他也会向总统汇报说，市区重建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而且没有花财政部一分钱。由于学生时代曾参加过左翼活动，他进出白宫的安全许可总是被无端延误，肯尼迪为此抱怨说：“为什么他们总是找沃尔特的碴，说他是个软蛋？天呀，他可是我手下最伟大的‘冷战’斗士。”为了推进他的越南计划，他会找出种种理由，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0月18日至25日，由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对南越进行了一周的访问，然后飞往菲律宾，并在那里撰写报告。这份文件，连同泰勒发给总统的“绝密”电报，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附件和补充，彻底否决了之前各种渠道所做出的一致结论。报告可谓面面俱到，结合了正反面的观点，既有悲观，也有乐观。总体来说，在列出了许多限定条件后，报告认为，要将“拯救南越”计划付诸实施，只有派遣美国军队深入腹地，从而双方才会相信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报告建议立即部署8000名美军士兵，“以阻止南越政权的颓势”，同时，“组织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以应对越共的侵略”。这份报告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了后果：美国已经卷入其中，并将越陷越深；如果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南越的叛乱活动，“那我们承担的义务可能将永无止境（除非我们进攻在河内的叛乱源头）”。这里，无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报告已经指出了未来的军事问题。

该报告还包含了其他一些同样过于简单的结论，需要认真加以甄别。尽管泰勒并没有查看过敌人的地形地势或他们的工业基地，但他却在报告中说，越南北部“极易受到常规轰炸”。还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仅凭想象就在军事方面做出判断。

报告将河内政府界定为越过“国际边界”的侵略者，并选用了自己发明的言辞来描述越南问题。《日内瓦宣言》早就明确指出，南北越分界线只是“临时性的”，不应被理解为“政治或领土的边界”。艾森豪尔也曾明确承认这一点，别无他解。然而，像“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一样，“国际边界”也是决策者的发明之一，他们用这些词来证明干预的合理性，甚或就是让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并非无中生有。罗斯托在布拉格堡的讲话中早就使用过这一措辞。而在泰勒之后的3个月，腊斯克又在一次公共演讲中继续使用该话语，并且这次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使用了跨越“国际边界”的“外来侵略”这样的表述。通过再三使用，分界线摇身一变，成为国际边界，并最终演变成为规范用语了。

报告认为南越的军事表现“令人失望”，并例行公事般地承认“只有越南人可以打败越共”。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泰勒认为，美国人“作为朋友和伙伴，可以教他们如何完成目标”。美国人就是凭着这种异想天开和痴心妄想，大刀阔斧地投入了越南事务。

被选中的顾问们就这样拟定了军事干预应该要遵循的模式。没有人像当年李奇微那样立场鲜明地表示反对。使团中来自国务院的成员在附件中对情况的描述是，随着越共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形势在不断“恶化”。他们还指出，共产党是从社会的最底层，即村庄开始发动工作，这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除非“美国毕其功于一役，消除越共的威胁”，否则即便外国军队能够提供帮助，他们也无法赢得这场战斗。然而，该份报告的执笔人，跨部门越南特遣部队主席斯特林·科特雷尔，完全支持泰勒和罗斯托提出的急行军方案。下级官员通常宁可附和上司的意见，也不愿承认这种轻而易举就能够推断出来的结论。

尽管国防部长腊斯克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阻止共产主义，但他也认为，为了他所称的“一场失败的战争”而令美国深入泥淖实在不可取，而且会因此影响美国的声誉。越南方面的危机让他如坐针毡，因为在另外一个场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证时，他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美国总是与孱弱的旧政权结成盟友，因此，美国需要下定决心，“当你内心深知那个旧政权已经风雨飘摇、日暮西山时”，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够或者还应该继续为它付出”。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还从未有人问过这么意义重大的问题，而最终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在意料之中。

包括麦克纳马拉在内，各部门对泰勒的报告褒贬不一。多年的训练和思维习惯让麦克纳马拉坚定地认为，只要有必要的物资和装备，再辅以对相关因素正确无误的统计分析，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回应中指出了最根本的一点，军事干预需要厘清明确的目标，在越南问题上，这一目标就是要防止南越落入共产主义手中。考虑到苏联和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应，他们估计需要派遣至多6个师或20.5万人的部队。同时还要警告河内，如果他们继续在南越支持越共的叛乱活动，美国“将对北越发动报复性打击，以示惩罚”。

肯尼迪对采取军事行动非常谨慎，并可能曾口头要求对建议进行修改。麦克纳马拉心领神会，重新考虑了一下，随后与腊斯克联合提交了第二份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他们建议暂时推迟作战部队的部署，但应做好准备，以便伺机而行。两位部长的想法不尽相同，但是在备忘录中，他们都认为，不论选择两种方案中的哪一种，如果南越方面不全力以赴，“面对冷漠无情、虎视眈眈的人民大众，单凭美国军队的力量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南越如果沦陷，将会“损害美国在其他地方的威望和声誉”，并“引发国内的争议”。这种避重就轻、模棱两可式的宏观大论，正好符合肯尼迪犹豫不决的态度。一方面，他对“白人战争”的效果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泰勒曾告诫过他，增援部队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压力，因此，他并不希望万里之遥希望渺茫的一团乱麻成为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的羁绊。然而要想隔岸观火、袖手旁观，往往只会雪上加霜，因为这样的话，国外会对美国的庇护能力丧失信心，而国内也会指责政府在对抗共产主义问题上软弱无能。

肯尼迪天性谨慎，做事往往瞻前顾后。起初，他听取建议，同意推迟部署作战部队，从而避免明确地表达反对意见，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引起右派的暴怒。他通知吴庭艳，美国将派遣更多顾问和工程部队，希望他们能够“激发”越南人民的斗志，从而更加勇往直前地战斗，因为“任何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替代越南人自己的努力”。派遣作战部队的方案就这样被暂时搁置起来。对于经常提及的政治和行政改革，总统要求“具体展示”一下所取得的进展，并提醒说，“白人军队更适合做顾问的工作，而不是找出混迹于越南人中间的越共分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却十分虚伪，因为这正是前去平定叛乱的特种部队所肩负的使命。肯尼迪向吴庭艳保证说，“我们愿意帮助越南共和国保护本国人民，维持其独立自主的状况。”他用这种模糊但又模糊得不够彻底的语言将自己禁锢起来。实际上，他坚持既定目标，却未采取任何行动。

按照美国大使的说法，吴庭艳气急败坏，“似乎想要知道，美国是否准备撤回对越南的援助，就像我们在老挝所做的那样”。美国必须要维护自己的声望，阻止局势的恶化。在没有任何明确的决定或任务计划的情况下，部队就出发了。美军顾问团需要作战支援部队，空中侦察需要战斗机护航和直升机编队，应对叛乱需要600名绿色贝雷帽士兵训练越南人如何与越共作战。装备也要同时跟进——突击登陆艇和海军巡逻艇、装甲运兵车、短距离起飞飞机和运输机、卡车、雷达装置、匡塞特小屋和机场等。所有这些都用来为南越（越南南方军）的作战提供支持，但需要配备美方人员进行操作，他们无可奈何地卷入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当美国特种部队指挥南越军队抗击游击队并遭遇炮火时，他们也英勇还击。而武装直升机在受到敌人攻击时也毫不示弱地予以反击。

一个训练指挥部已经难以支援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1962年2月，由三星上将保罗·D·哈金斯任总指挥的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取代了军事援助顾问团。在朝鲜战争中，保罗曾担任马克斯韦尔·泰勒的参谋总长。如果要确认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开始时间，那么就应该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军事援助司令部的组建之日。

1962年年中，美军在越南的人数有8000人；到年底，超过1.1万人；10个月以后，达到了1.7万人。从营到师和参谋总部的各个级别，美国士兵与南越政府军部队并肩作战。他们策划军事行动，与越南军队一起深入战场，每次6—8周的时间。他们用飞机运送部队和补给，在丛林中修建跑道，驾驶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指挥医疗队伍疏散伤病人员，训练越南飞行员，协调炮火和空中支援，在西贡北部指挥打击敌人的飞机。他们也遭受重创：1961年死伤14人，1962年死伤109人，1963年死伤489人。

这是一场总统发起的战争，并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由于总统断然否认或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尽管有人注意到了蛛丝马迹，但公众对这场战争还是知之甚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指控肯尼迪政府在美国干预越南的问题上没有“对美国人民开诚布公”。而当有人问道，现在是否还不到“撕下顾问的虚伪面具”的时机时，肯尼迪显然被激怒了，并在1962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说，“按照我们通常理解的词义来说，我们尚未派遣作战部队。我们只是扩充了顾问团，加强了后勤保障……”就其“尽可能坦率”的态度而言，这一表述与屡试不爽的托词“我们在该地区的安全需要”一脉相承。这当然没有令公众满意。“美国现在在南越已经不宣而战，”詹姆斯·赖斯顿在同一天写道，“除了美国人民以外，苏联人、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所有相关人员早就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了。”

美国的援助在加强越南战斗力、鼓舞越南士气方面曾经一度卓有成效，令他们在一系列战斗中势如破竹。由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发起的“战略村”计划，在当年广为称颂，并受到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尽管这一计划没有为吴庭艳政府赢得广大农村村民的拥护，但在许多地区成功地将越共击退了。“战略村落”计划的目的在于切断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他们缺衣少食，无法招募新兵，为此，它要将大约300户人家强行搬迁到四周壁垒森严的“农庄”。这些村民大多衣衫褴褛，两手空空，而他们的房屋也被焚烧殆尽，夷为平地，防止被越共人员用来遮风挡雨。尽管故土难离，乡音情重，但该计划不仅对此没有理会，还强行征用劳动力修建“农庄”。虽然经过精心策划并被寄予厚望，但该“战略村落”计划在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情感。

随着美国派出更多使团，加强对南越政府军的指导，越共中叛逃人数越来越多，很多根据地因此被丢弃，南越军队由此恢复了信心。1962年西贡政权大获全胜，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也就是这一年，它将走上穷途末路。美国人的乐观情绪不断膨胀，军队和使馆发言人所发布的声明也信心满怀，人们认为战争已经“转危为安”。越共与南越政府军的伤亡比率估计是5∶3。哈金斯将军始终看好战争前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7月的一次考察中的讲话颇有代表性，他说，“每一项定量测量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回国途中，他参加了设在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的一次军事会议，会上他提出计划，到1965年逐渐撤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

而在战场上，上校军官、非指挥人员及新闻记者对战争形势疑虑重重，J·K·加尔布雷思也是其中之一。此人在1961年11月，也就是泰勒报告出炉之际，被派往印度出任大使。途中，肯尼迪让他在西贡做短暂停留，对当地局势再做一次评估。加尔布雷思感觉肯尼迪想要一个负面的报告，于是便毫不留情，直陈时弊。当地的情况确实“一团乱麻”。吴庭艳的部队是“毫无斗志的散兵游勇，许多人佯称有病消极怠战”。地方部队指挥官既是军事首领，又是当地政府首脑和政治领袖；有关叛乱活动的情报根本就“子虚乌有”。吴庭艳处心积虑，防止可能推翻他的政变发生，但对越共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却置若罔闻，使得政治上的情形像“一潭死水”。他领导的政府软弱无能，无人拥戴，严重影响了美国援助的效果。当吴庭艳的车队通过西贡时，其举动让人联想到日本天皇，“沿街所有晾晒的衣服都要收起来，所有窗户都必须关上，居民必须待在家里，所有的街道都被清场，车队四周有一大群摩托车手保护他快速通过”。吴庭艳“既不会有效推行行政改革，也不会推行政治改革”，因此美国用承诺援助来换取改革的努力只能是痴人说梦。“改革对他而言实在是勉为其难，如果对他寄予厚望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可笑。在吴庭艳看来，他绝不能放权，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会被扫地出门。”

加尔布雷思认为，对任何施压派遣美国军队的行为都要坚决抵制，因为“这种致命的弱点不是我们的士兵应该处理的问题”。他并不赞成吴庭艳不可替代这种说法，但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他也没有良好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尽管没有人能保证安全平稳的过渡，但当务之急是更换吴庭艳，推倒重来，“我们现在已经是厄运难逃”。

同样是在1962年3月，他写信敦促美国政府，对于与河内可能达成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案，美国都应该持开放态度。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就要“立刻抓住”。他认为尼赫鲁将会助一臂之力，或者由哈里曼与俄罗斯接触，来搞清楚，如果美国撤军并就越南最终的统一谈判达成协议，河内是否愿意取消越共组织。同年4月回国以后，他向肯尼迪建议，通过国际协商，按照老挝模式在越南建立不结盟政府。他预言说，如果继续支持软弱无用的政府，“我们将会取代法国成为该地区的殖民力量，并会像法国人一样付出血的代价”。与此同时，应杜绝所有让美军参战的行动，并且最好停止诸如喷洒落叶剂和“战略村落”等不受欢迎的做法。

加尔布雷思的书面建议被参谋长联席会议扣压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东南亚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主义，这一立场已是众所周知”，如此建议就等于让美国放弃承诺，自打耳光。他们引用了明显的证据，即总统在听信谗言后向吴庭艳保证要维护越南共和国的独立。他们认为不仅不应改变美国的政策，而且还要“大刀阔斧，积极推进，直至圆满成功”。这在当时是普遍的共识，肯尼迪也并未提出异议。加尔布雷思的建议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圆满的结局早就渐行渐远。不满情绪就像沼泽中的薄雾弥漫在吴庭艳周围。西贡政府以全日制兵役制度替代了半年服役半年回家耕作的传统，从而进一步疏远了农民。1962年2月，两名持不同政见的空军军官对总统府进行了轰炸和扫射，企图刺杀吴庭艳，以失败告终。美国记者深入探究其中的漏洞，发现官方简报中充斥的乐观情绪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且谎话连篇。他们逐渐失去了信心，撰写的报告也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其中一位记者很久以后写道，“许多被新闻记者认为是谎言的东西，恰恰被特派团信以为真并汇报给华盛顿”。因为吴庭艳的指挥官告诉他们的就是这样的内容。由于美国的情报机构遍布越南，他们会对吴庭艳的指挥官所说的话完全信以为真难以令人信服；但问题在于，美国已经选择了吴庭艳，就像当初选择了蒋介石一样，官员们也都同样不愿承认他难当此任。

结果就演变成了一场新闻战争：记者们越是出离愤怒，越容易写出更多“不合政府口味的文章”。白宫于是派出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曼宁到西贡，对局势进行现场调研。回国后，曼宁准备了一份坦诚的没有偏见的备忘录，其中汇报说，新闻战争的根源之一在于，政府的政策一直是“尽量减少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程度，甚至对现实中的真实情况轻描淡写”，他因此敦促改变这一政策。虽然公众很少关注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还是有少数人意识到美国在万里之遥的行动出了点儿问题。各地开始出现反对的声音，但规模很小，很分散，没有形成气候。对公众而言，他们总体上隐约知道，美国正在亚洲的某个地方与共产党作战，他们基本对此持赞成态度。越南是个遥远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只不过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而已。

有一位学识渊博、地位显赫的独立批评人士，就是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现任多数党领袖，并且是对亚洲形势最为关注的参议员。他认为，由于过去传教士的所作所为，美国一味热衷于改善亚洲的状况，而为维护理想发起的反共产主义圣战又为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行为最终将导致两败俱伤。1961年12月，他应总统的请求到越南考察参观，这也是自1955年以来他首次到访。结束行程回国以后，他向参议院报告说，“美国用7年时间花费20亿美元对越南进行援助……如今，南越局势似乎还不如当初稳定。”他给了乐观主义者一记耳光，也对“战略村”的做法予以了否定，他认为，“迄今为止，南越中央政府的做法令人忧心忡忡。”

在与肯尼迪私下谈话时，他更加直言不讳。他说，美国军队的介入将会引发一场与我们无关的内战。如果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不仅有损于美国在亚洲的威信，而且对南越的独立自主也于事无补”。就在曼斯菲尔德滔滔不绝之际，肯尼迪变得越加不安，脸颊涨红，他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你觉得我会对你的话信以为真吗？”像所有的统治者一样，他希望人们能肯定他的政策。但曼斯菲尔德完全与他唱反调，令他异常恼怒。不过他事后向助手坦承，“我对自己也非常恼火，因为我发现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

什么都没有改变。总统派出了其他调查人员，有国务院情报部门负责人罗杰·希尔斯曼，以及邦迪手下的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与泰勒·罗斯托的观点相比，他们的观点更接近曼斯菲尔德。他们在报告中说，战争将会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花费更多金钱，付出更多生命，“这场战争的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但是，作为政府官员，他们不像曼斯菲尔德那样有独立的选民基础，因此没有对现行政策提出异议。

希尔斯曼深入而又详细的报告中有许多具体的负面报道，但政府并没有根据调查团带回的信息采取相应的调整，因为那将痛苦不堪。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一旦形成了某个政策体系，维护该体系相对更容易一些。而对于其下属而言，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最好不要兴风作浪，不要硬是去找令上司难以接受的证据。心理学家将这种过滤掉不和谐信息的过程称之为“认知失调”，这是一个“不要用事实来混淆视听”的学术幌子。认知失调就是试图“将在组织内造成冲突或引起心理痛苦的问题予以压制、掩饰、淡化或混淆”。这使得人们“不去选择”替代方案，“因为即便是对替代方案稍加考虑也会造成冲突”。在政府内部，之所以存在下级与上级关系，目的就是制定人人都满意的政策。这有助于统治者实现如意算盘，往往被定义为“在评估可能性时发生的无意识的变化”。

肯尼迪也不是榆木疙瘩；他对这些负面因素心知肚明，也感到有些心烦意乱，但他没有做出调整，他那些首席顾问中也没有一个人建议他这样做。政府部门中没有人主张从越南撤军，部分原因在于害怕那样会助长共产主义的气焰，有损美国的威信；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害怕引起国内反对派的报复。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在美国愚蠢政策历史上最经久不衰的原因，那就是个人利益，这里就是指总统第二任期。肯尼迪聪明过人，早就看出失败的迹象，能够感受到美国在越南接二连三的灾难。他为深陷其中而懊恼，为不能自拔而烦扰，焦躁不安地期望第二任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他也希望能够赢得胜利，哪怕是找到一种合理的相当于胜利的方案，以便减少损失，抽身而退。

1963年3月，在白宫的一次国会早餐会上，曼斯菲尔德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至此形成了美国对越南问题的思路。或许因为总统知道这位颇具影响力的议员想听什么话，于是将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他打算同意完全撤军。“但到1965年我连任之前，还不能这么做。”如果连任之前撤军的话，会招致保守派的激烈讨伐。肯尼迪又对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重复说，“如果我现在就设法完全撤出，很可能会出现另一次乔·麦卡锡恐怖事件”；他斩钉截铁地补充说，只能在连任以后，“所以我们最好确保我能连任”！他向其他朋友表示了他的隐忧，但坚持认为，他不能够将越南拱手让给共产党，然后让美国选民投他的票。

如果不是一时逞强的话，他的态度还是很现实的。离再次竞选尚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将美国资源继续耗费在他已不再抱有太大希望的事业上，即便备受煎熬也要确保连任，这实在是出于一己之利而非从国家利益考虑。只有极其罕见的统治者才不会这么做。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灵活巧妙地处理了古巴导弹危机，挫败了赫鲁晓夫的阴谋，极大提振了美国政府的信心，维护了美国的声誉。从苏联在古巴危机中退缩可以看到与柏林事件中同样的道理，在古巴部署导弹只是一个胆大包天的赌博行为，并非关系到苏联的切身利益；而阻止苏联在离美国咫尺之遥的地方部署导弹对美国而言“性命攸关”。基于切身利益定律，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最终将在越南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北越将会取得胜利。

美国给了古巴共产主义一记重拳，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威望，此时从越南抽身而退完全可以压倒国内反对派的叫嚣。但这时官方乐观主义甚嚣尘上，没有任何撤出的举动。肯尼迪确实也大约在这个时候，指示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准备一个大选后从越南撤军的计划，因为要获得国会及亚洲和欧洲盟国的认可还得需要一年的时间。该计划最终没有下文。但当有人私下问他，如何能够做到从越南全身而退却又不损害美国的威望时，他回答说：“这很简单，在那里成立个政府，以它的名义让我们离开就是。”而他在公开场合的说法却是，美国撤出“不仅意味着南越，而且整个东南亚都将土崩瓦解。因此，我们打算留下来”。他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总是徘徊不定。

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个始终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反应。当时，中苏关系的破裂已经非常明显，而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苏联对美国威胁的减弱，处在几种复杂关系背后的中国，似乎比以往更加阴森可怕。朝鲜战争的惨痛教训还历历在目，炮击金门、马祖，与印度的边境战争，所有这些拼凑在一起，勾勒出一副穷兵黩武、好战捣乱的中国形象。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当记者问肯尼迪是否有理由怀疑多米诺骨牌理论时，他说，“不，我相信，我相信……中国在边境虎视眈眈，如果南越战败，不仅会让中国获得有利地形利用游击战进攻马来西亚，而且也会让人觉得，中国和共产主义浪潮将在未来席卷整个东南亚。”

事实上，如果美国人当时能够接纳一个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北越，那么它是否由共产党领导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一个充满活力、独立自主并具有强烈反华意识的越南，将会构成对抗令人恐惧的中国扩张的坚实屏障；而假如越南四分五裂、战事纷扰，就无疑让中国有机可乘，能够越过边境大肆干涉。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因为“大跃进”而陷入经济泥淖中不能自拔，还没有实力到国外去冒险。在任何敌对关系中，“知彼”都是最重要的信条。但是，在处理红色威胁时，美国却断绝与中国的关系，极尽盲人摸象之能事，这成了美国特有的习惯。

为了完成麦克纳马拉在檀香山下达的命令，军事研究院正忙于从浩如烟海的备忘录和纸质文件中收集信息，以制订详尽的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要在1963年底撤出1000人，还要资助并组建南越政府军，使他们经过训练和扩充，能够达到接管战争的水平。当军事援助越南指挥部、太平洋指挥总部和国防部忙于统计数字、编写缩略语及文件交换之际，南越形势恶化，引发了危机，最终导致了吴庭艳政权垮台，生命终结，令美国在道义上也备受谴责。

吴庭艳的统治从未被各部落、各宗教派别及各阶层民众完全接纳，在1963年夏天爆发的佛教徒起义中，他所领导的政权终于彻底瓦解了。法国殖民当局和吴庭艳政权均对天主教徒给予了优惠待遇，倍受歧视的佛教徒长期以来心存愤恨，最终爆发起义，当地民众积极响应。5月，西贡政府禁止庆祝佛祖诞辰，引发了骚乱，政府军向示威者开枪，造成数人死亡。随后，一名和尚在西贡广场自焚，极端行为引起新一轮的暴乱，政府发布戒严令。抗议行动开始向四处蔓延，各类反政府人士纷纷加入：反天主教人士，反西方分子，中下阶层持不同政见者。据说在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领导下，镇压力度加强了，暴力行为因此升级。政府突击搜查了主要佛教寺院，并逮捕了数百名僧侣。政府外长和驻美大使辞职以示抗议；吴庭艳政府开始崩塌。

美国情报部门似乎没有训练过如何解读民众感情，因此并没有预见到此次暴乱。暴乱发生两周前，国务卿腊斯克被军事援助越南指挥部浓厚的乐观情绪所蒙蔽，在谈话中还说南越正在“平稳地向基于民众支持的宪政制度过渡”，而有关士气上升的证据表明南越人民正“昂首阔步迈向成功”。

吴庭艳在军队中也不乏宿敌。一位将军正暗中酝酿政变。政府因疲于应对颠覆阴谋而减少了军事行动。吴廷瑈和阴险毒辣的瑈夫人开始出现在情报中，情报说他们暗中通敌，怀疑是想通过法国中介达到让越南“中立”的目标，以攫取个人财富。美国所有的投入似乎都危如累卵。这就是那位备受美国青睐的帮越南建国立业的首选人物？这就是那位要阻止与南越势不两立且野心勃勃的北越进攻的美国可靠候选人？

华盛顿内部对美国该采取何种措施的讨论异常激烈，而由于政府根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线，形势变得更为扑朔迷离。有能替代吴庭艳人选吗？如果有的话，他能平定叛乱吗？各种观点都集中在吴庭艳去留的利弊以及如何去除吴廷瑈的问题上，却没有人反思美国在这场困境中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要根除吴廷瑈之流，倒不是因为他们压迫佛教徒，而是因为他们想要采取中立立场。美国希望通过审慎地中断援助的方式迫使吴庭艳就范，但吴庭艳深知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决心，因此这样的威胁对他而言犹如隔靴搔痒。国务院上下局促不安，焦虑万分，因为吴庭艳有可能从中看到某种信号，认为美国即将对他和吴廷瑈采取行动，从而“做出难以置信的极端举动，比如请求北越予以协助将美国人驱逐出境”。这种种奇思怪想表明，华盛顿方面对于自己在越南的角色定位也有些心虚气短。

决策者们逐渐得出结论，他们并没有认为南越是阻挡共产主义扩张的障碍，对南越的援助得不偿失；而是认为，必须在美国协助下将吴庭艳赶下台。换言之，华盛顿应对推翻吴庭艳的军事政变提供支持。这实际是一种收归权利的行为（或者说，如果不是权利的话，是应对当务之急的务实行为），目的在于保护对一个客户公司的投资，防止因为管理不善而蒙受损失。

中情局王牌特工卢·科奈恩上校首先与密谋政变的将军们建立了秘密联系。新任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完全相信美国应该结束与“这个四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的专制政权”的伙伴关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行动的指挥任务。对于他的建议，华盛顿方面指示说，如果吴庭艳不能除掉吴廷瑈及其同伙，“那就再明显不过了——我们不能继续支持吴庭艳了”，并授权他告诉“那些具体负责的越南军事指挥官，在中央政府机关瘫痪的过渡时期，我们将直接向他们提供支持”。白宫用政府发布指令所惯有的“是与否”的风格告诉洛奇，“不要主动采取暗地里鼓励政变的积极措施”，但是，另一方面，应“暗中抓紧行动”，从而“与可能担当领导角色的人进行接触”，当然，这些行动一定要“安全可靠，而且能够彻底撇清关系”。

作为上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洛奇被任命为驻越大使不仅是因为他的政治才能和流利的法语，而且是让共和党也卷入越南困局的一种手段。洛奇并不是一个易受摆布的人，他将肯尼迪政府的言行仔细记录在案，以防他们将来死不认账。“我们出发了，”他在电报中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的目标就是推翻吴庭艳政府。”他告诉国务院，科奈恩上校已经与政变领导人“闵大个子”将军取得了必要的联系，将军列出了三个可能的行动计划，其中第一个就是“暗杀”吴廷瑈，让吴庭艳继续执政，“这个计划最容易完成”。

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一个比吴庭艳和吴廷瑈的命运更大的问题不时地浮现出来。罗伯特·肯尼迪提出，当前主要问题是“有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阻止共产党的兼并行为。如果没人能够阻止这一趋势，那么现在正是美国从越南完全撤出的大好时机，不应该再继续等待”。如果换一个政府就能够阻止共产党扩张行为的话，我们应该继续执行更换计划，但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人回答”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有些人曾试图回答。曾与南越政府军并肩作战的一些校级军官通过惨痛的经历认识到，受过美军训练并配备美式装备的南越军队还是缺乏斗志。在哈金斯将军极力压制对战争的负面报道的情况下，这些军官还是竭尽全力，设法绕开他，利用在国防部做述职报告之际讲述了南越政府军的糟糕表现。尤其是1963年1月发生在艾巴克的一场战斗，南越方面有2000人，配备有火炮和装甲运兵车。本来以为他们装备精良、火力强大，再加上顽强的斗志，肯定能大获全胜。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在遭到200名越共游击队的突袭后，一个个蜷缩在降落地面的直升机后面，拒绝站起来射击，更不听从反攻命令。而负责指挥国民警卫队的一位省长则拒绝让他的部队加入战斗。在这场屠杀中，有3名美国顾问被打死。尽管指挥部命令所有人闭嘴，但艾巴克战斗还是暴露出南越政府军的无能，美国援助计划的失败，以及乐观情绪的不实。上校约翰·范恩是艾巴克战斗中的美方高级军官，1963年夏天，他返回五角大楼并试图将实情告知总参谋部。但由于马克斯韦尔·泰勒是哈金斯将军的靠山，始终维护后者立场，所以范恩的意见不了了之。一名国防部发言人宣布，“我们已经完全越过转折点，正在迈向胜利。”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则预言，越共“必定”会被击败。

美国对外援助人员也对越南的状况表示沮丧。鲁弗斯·菲利普斯——一位乡村援助项目主管——描述道，“战略村落”计划已经成为“烂摊子”。他还指出，这场战争并不主要是军事斗争，而且是争取民众拥戴的政治冲突，而吴庭艳政权正一步步走向失败。约翰·麦克林是美国新闻处主任，1962年，他请假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来到越南，试图为越南人民的反共事业提供帮助。但21个月后，他申请辞职，他的任务也在“心灰意冷”中结束。在一次有腊斯克、麦克纳马拉、泰勒、邦迪和副总统约翰逊等人出席的会议上，国务院越南跨部门工作小组组长保罗·卡滕伯格的建议让与会人员颇感震惊，他说，鉴于吴庭艳肯定不会与他的兄弟分道扬镳，民众对他的支持也越来越少，他从而会“逐渐走下坡路”，因此，美国最好现在就决定撤出。在场人员中没人同意他的观点，而腊斯克也坚决制止了这个问题，并表示，基于“不赢得胜利，我们不会撤军”这一信念，应继续执行美国的既定政策。随后，卡滕伯格被从工作组调离到另一个职位。离职之际，他预言说，美国将在这场战争中投入50万军队，而且战争将会持续5—10年。

此时，有人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夏尔·戴高乐提出了一个中立的解决方案。他在法国内阁会议上所做的一份内部声明罕见地授权全文出版，这显然是为了让海外人士获悉。戴高乐表示，希望越南人民“全民族共同努力”，实现国家统一和“不受外来影响的独立自主”。他有些飘忽不定的话语表达了法国对越南的关注，并表示，为了这一目的，法国愿意倾力合作。外交官们在研读了他的报告后认为，他的行动方针就是按照老挝模式的“中立”解决方案，使越南独立于共产主义中国和美国。“权威人士”表示，北越已显示出他们愿意接受这一方案，而法国官员已将其触角从河内转移到其他国家首都。

这本来有可能是美国“抓住时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的良好开端，正如加尔布雷思曾经建议过的那样。如果华盛顿足够明智想要寻找一个脱身机会的话，戴高乐无疑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退出路径。但是，据报道，美国政府对戴高乐傲慢自大的态度总是“极度厌烦”，这一次也毫不例外。然而，南越政府在吴庭艳领导下分崩离析，军事无力，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垮台就在眼前；戴高乐愿意就所提议的方案进行居中协调，而河内也已对他频送秋波，美国政府本来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来表明，它已经尽其所能提供了援助，现在已经无能为力；接下来应该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这样做就意味着南越迟早要由共产党占领。由于未来无法预见，由于1963年美国人对自己的实力仍信心满怀，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政变计划还在按预定方案进行。这种行为违反了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对于肯尼迪及其同僚这些现实主义者来说，这并未影响他们的决心。美国人一再重申“越南战争是越南人自己的战争”，这全然是胡说八道，因为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他们的”战争成了百用不厌其烦的紧箍咒；杜勒斯说过，艾森豪尔说过，腊斯克说过，马克斯韦尔·泰勒说过，所有的大使说过，肯尼迪自己也多次说过：“说到底，这是他们的战争。只有他们才能去赢得或输掉这场战争。”如果这是他们的战争，那么这也是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的政治。对于民主的捍卫者来说，与政变策划者密谋行事，不论有多么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能使美国的行为方式彪炳史册。这是朝自欺欺人的愚蠢行为又迈进了一步。

肯尼迪为自己在越南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安，另外他也似乎觉察到即将陷入的困境，于是派出了另外一个实情调查团，也就是如今传统的政府政策智囊团。调查团由维克托·克鲁拉克将军及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率领，前者是马克斯韦尔·泰勒的特别顾问，现任总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越南通，与当地很多平民都颇为熟识。调查团对越南进行了为期四天快速而密集的访问。在返回华盛顿后，两人分别给白宫提交了调查报告，一份基于军方情报的报告认为前途光明，令人神清气爽；另一份则尖酸刻薄，令人悲观沮丧。两份报告差异如此之大，令肯尼迪困惑不解，禁不住问道：“你们两位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吗？”紧接着，他又派出由泰勒将军本人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率领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任务是搞清楚南越的政治混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军事行动。在他们于10月2日提交的报告中，尽管对军事前景积极乐观，但政治方面的诸多不利消息，令他们的希望蒙上阴影。随后，经总统批准，麦克纳马拉在一份公众声明中宣布，美国在当年年底能够从越南撤回1000人，并且“美国的主要军事任务在1965年年底可以完成”。就这样，报告中充斥的所有矛盾被一抹了之，实情调查所发现的令人惶惑的问题也丝毫没有用来对政策进行清醒的分析和修正。

11月1日，南越的将军们成功实施了政变。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和不快的是，吴庭艳和吴廷瑈均在政变中意外遭到暗杀。不到一个月后，肯尼迪总统也遇刺身亡。

5.总统的战争

（1964—1968）

据与林登·约翰逊熟识的一个人说，从约翰逊担任总统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绝不“失去”越南。其实早在1961年任副总统时，他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因此这样的态度也在意料之中；另外，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这甚至更多地关系到他对自我形象的要求，这一点很快就昭然若揭了。在肯尼迪去世后不到48小时，回国就吴庭艳死后南越局势进展进行汇报的洛奇大使就会见了约翰逊，向他讲述了令人苦不堪言的形势。他说，从吴庭艳继任者身上，看不到从政治方面进行改进的希望，而且很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冲突；军事方面，部队岌岌可危，随时面临被消灭的危险。美国要是不更积极地参与到战争中去，南越可能就要被共产主义占领了。洛奇坦率地告诉总统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必须要面对。约翰逊的回答直言快语：“我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这句话后来在报道中变成了“我不想失去越南。作为美国总统，我不想看着东南亚步中国后尘”。

由于突然接替总统职位，约翰逊还有些惴惴不安，总觉得应该表现得“强大有力”，指挥若定，尤其是不能笼罩在肯尼迪——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的光环中。他没有想到必须要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但他拥有与生俱来的历史感，以及至少对事物进行某种程度反思的能力，不像肯尼迪那样充满矛盾心理。他坚强刚毅，但又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他性格中的三个要素影响了他对越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永不满足，从未有安全感的自我；毫无节制，滥用职权；一旦确定行动路线，则勇往直前，无所顾忌。

吴庭艳被暗杀后，南越各方都在考虑某种中立解决方案，而假如没有美国的话，西贡方面有可能已经与叛乱分子达成协议了。越共秘密电台播出一则消息，建议就停火进行谈判。随后对外广播情报服务处在华盛顿又播发了一条消息，建议说，如果西贡新总统，即推翻吴庭艳的政变领导人杨文明将军与美国脱离关系，那么可以达成和解。这些建议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或许也只是探测一下西贡的政治乱象。西贡方面也想知道华盛顿下一步的举动。这位身高6英尺的总统，号称“大个子”明将军，曾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农民，尽管乐善好施，深孚众望，但面对一群竞争对手却无能为力；而且据传他还正考虑与越共进行接触。上台三个月后，他也被政变推翻了。在接下来的数月，继任者们似乎都受了同样的魔咒，一个接一个上台，又一个接一个被政变推翻罢黜。对这样的现象，美国大使馆及其特工人员千方百计设法避免。

此间，缅甸籍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10] 正尝试接受一个中立的联合政府。虽然双方势不两立，联合之事几近幻想，但也算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该方案并未打动华盛顿。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于1月份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建议，即由西贡政权与越共对南越分而治之，从而为美国撤出开辟道路。尽管约翰逊一直要求其顾问们提供“解决方案”，但这些与共产主义妥协的方式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做出决定的过程着实不易。12月，麦克纳马拉带领实情调查团回国后报告说，除非在“接下来两到三个月”内能够扭转当前局势，否则“最理想的情况便是中立，更可能的结果是国家被共产党掌控”。他告诉总统说，要使南越完全不受共产党的影响，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据我判断，我们必须继续尽一切努力来赢得这场斗争”。

前途未卜，却勇往直前，这是一种新的自我催眠方式。让北越赢得胜利，就会纵容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削弱对美国的信心，促使国内右派发动政治迫害。《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的预言令人毛骨悚然，它说：如果南越沦陷，东南亚一连串国家，包括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将无一幸免；“盟军在西太平洋的整个地位将岌岌可危”；印度将“四面受敌”，而红色中国将“极度膨胀”；全世界都将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保护其他国家免受共产主义侵犯；革命运动会受到深远的影响；中立主义将肆虐传播，让人感觉到共产主义可能将大行其道。截至1983年，只有越南被共产党统治长达8年之久，而除老挝和柬埔寨，这些行为无一得逞。

从美国自日内瓦会议后开始拯救南越到1964年，10年时间倏然逝去。星光斗转，世易时移。在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败下阵来；而其对欧洲共产主义党派的影响也日薄西山；北约成立，并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为什么仍然将万里之遥无关紧要的越南看得如此重要？共产主义曾经在欧洲昂首阔步，但似乎并未像在亚洲那样引起我们如此歇斯底里的反应。如果说共产党在哪里的挺进都让人如临大敌，为什么单单在打击古巴和对抗越南方面如此气势汹汹？或许，偏偏是因为这是在亚洲？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多德认为美国在越南对付的不过是“区区数千名装备原始的游击队员”，正是基于这种心理，美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这里无所畏惧、肆意妄为。因此在亚洲遭受挫败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事情，它必须行使霸权，展示“威信”。尽管过去有忠告，说在亚洲发动地面战争不可能赢得胜利；在中国及朝鲜战争中失败的惨痛仍刻骨铭心；而就在这同一片土地上，法国战败的经历还历历在目，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美国维护权威的霸权思维。

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认为一旦失去美洲殖民地，他们将一蹶不振；而现在，有人据此预言说，如果美国失去越南，后果亦将不堪设想，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令政策制定者更加忧心忡忡。约翰逊在第一次谈到将美军撤回到旧金山时就表示过这种担心；而腊斯克在1965年给总统的建议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撤出的话，“美国将厄运难逃，而且几乎肯定会引起大规模战争”；1967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画了一幅画，画中是“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10亿中国人”，他以此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在1966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他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从越南撤军将导致“政治、心理和军事灾难”，意味着美国“决定放弃作为一个大国的职责”，并“心甘情愿地从亚洲和西太平洋撤出”。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的参议员约瑟夫·克拉克也对这种似乎被施了魔法的幻觉深感恐惧，“吓死我了”，他说，“我们正在走向第三次世界核武器大战。”

北越的正规军现在正越过分界线，意欲从南越的解体中渔翁得利。为了防止美国“代理”的崩溃，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幕僚们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必须开始着手准备战争了。尽管据了解，这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动用地面部队，但这仍将是一场空中的较量。鉴于西贡局势日益不稳定，地方各部门和军事机构开始制订作战计划；然而，由于约翰逊要在1964年参加总统大选，美国无法先行采取行动。而且因为他的对手是好战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他得给人一种与之相反的维护和平的形象。他开始唱“他们的”战争之赞歌：“我们将……尽量让他们以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亚洲男人应自食其力，有所担当，我们不会派遣美国战士跨越千山万水，背井离乡，去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美国青年去为亚洲男人抛头颅洒热血”。6个月之后，尽管情况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但在人们对这些歌词还记忆犹新之际，美国却派兵参战了，这令约翰逊自己的信誉受到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在政治上谎话连篇已经成了习惯，他已经忘记了，他这个职位非同小可；而且当谎言曝光并像白宫那样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时，遭受损失的是总统形象和公众信心。

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鹰派谴责“没有胜利保证”的政策，而约翰逊则维护其和平缔造者的形象，这样一来，在两者的竞选活动中，公众的反应就逐渐一边倒。“二战”及朝鲜战争以后，受原子弹阴影的影响，美国人尽管反对共产主义，但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女性选民在投票时尤其对约翰逊偏爱有加，这证明反战情绪高涨。政府本来应对此小心谨慎，但却没有如此，因为它始终相信，只有右翼势力才会给政府制造麻烦。

在向选民发出一种信号的时候，约翰逊得给河内发出另外一个意图更为强烈的信号——希望面对挑衅能有所克制，至少也要等到选举之后。包括“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内，驻扎在北部湾的海军部队很快就针对海岸发起了“破坏性”行动，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情报搜集的范围；这被认为是向河内发出一个信息，即“停止实施侵略政策”。而其所传达的真正信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必要的，就是美国的轰炸行动。

6月，约翰逊、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飞往檀香山，与洛奇大使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开会，考虑美国空中行动方案，以及下一步可能要采取的地面作战。之所以要进行轰炸，有2/3是出于政治考量：应洛奇的强烈要求，提振南越日益消沉的士气；打击北越的战斗意志，迫使他们不再支持越共的叛乱行动，并最终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从军事角度，目的在于阻止北越的渗透和供应。他们对各种建议和警告进行翻来覆去的讨论和辩论，因为作为规划者而言，即便假装认为是“外来侵略”，他们也并不希望亚洲很快发生内战。在南越迅速落败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为了扭转军事平衡，使美国不至于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在达到这样的目的之前，任何意欲谈判的举动都会“被认为承认游戏结束了”。

核武器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没有人对此表示支持也是必然的。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情况，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便是应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一旦怒而参战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他们甚至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周密的设想。一谈到这个话题总是兴奋异常的国务卿腊斯克认为，鉴于中国的巨大人口，“我们不能局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浴血奋战”。这意味着，如果局势升级而令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也将使用核武器”。不过他意识到亚洲领导人都反对这么做，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种族歧视的影子，“有些事我们只针对亚洲人，而不对西方人”。会上也简要讨论了战术性使用核武器的情况。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则认为“想象不出考虑使用核武器的情况”，这件事就此被束之高阁了。

轰炸的作战计划已经起草好了，但行动命令却迟迟没有发出，因为大选尚未开始，必须维护约翰逊的和平形象。在成立一个可靠的政府掌控西贡风雨飘摇的政治格局之前，更严重的地面作战问题不得不被暂时搁置起来。此外，正如泰勒将军所指出的，必须要让美国民众了解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所在。国务卿麦克纳马拉以他一贯的精准态度认为，这“将需要至少30天时间”，就好像这是在向公众推销一种新型汽车那样。

约翰逊担心中国会干预，从而扩大美国交战态势。然而，如果必须让战争升级的话，他希望得到国会的授权。在檀香山，他与幕僚们对决议草案进行了研读和讨论，并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准备提交国会审议。

1964年8月7日通过的《东京湾决议》 [11] 经过了彻底详尽的审查，这样，即使态度草率随便些，也可以高枕无忧了。该决议的重要性在于，总统借此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国会授权，国会却因为无计可施而突然间变得可怜兮兮，并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愤恨不平。尽管东京湾既非萨姆特堡，也不是珍珠港，但其战略意义也同样重大；在国家利益尚难确定的情况下，它就是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空白支票。

发生冲突的起因是，美国声称，在其认定的3英里范围以外，北越鱼雷艇在夜间袭击了“马多可斯”号驱逐舰及其他海军部队。而河内则认为离海岸12英里内都属于其主权范围。随后在第二天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而此次冲突的原因至今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来，在1967年的重新调查中，该冲突被认为是子虚乌有。

白宫到西贡的通信障碍重重。约翰逊立即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武装进攻”，而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答应在参议院进行斡旋。尽管他意识到这样做并非是全力维护宪法所赋予国会的权威，但他对约翰逊信誓旦旦无意扩大战争的保证深信不疑；而且他还认为，该决议不仅有助于总统回应戈德华特对于实行空中打击的吁请，还可通过对共产党的强硬态度壮大民主党的气势。

建议中也提及了人们经常谈到的经世治国的个人抱负问题，因为富布赖特在总统大选后有望取代腊斯克担任国务卿，而能否如愿以偿，则取决于对约翰逊声誉的维护。无论此番言论是真是假，在富布莱特看来，该决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示实力，争取右派支持。就这一点而言，他无疑是正确的。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试图通过反对“任何延长当前冲突”的修正案以限制通过该决议，但富布赖特说，总统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修正案是多此一举，并宣布该做法无效，从而粉碎了这一企图。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欧文，在谈到美国整个介入事件时，挑着他那标志性的眉毛问道：“有没有一种合理的借口使我们能够全身而退，既不丢脸也不令人尴尬？”这其实是对那些内心焦躁不安的参议员的一种暗示。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莫过于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他直接谴责该决议为“提前发布的战争宣言”，并且在接到来自五角大楼某位官员的告密电话后，紧接着就有关美国海军在北部湾的可疑行动质问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坚决否认“知道”或者与任何敌对行动“有牵连”。莫尔斯常常是正确的，但各种罪孽实在数不胜数，他又总禁不住怒目斥责，久而久之，其威慑力也大打折扣。

参议院有1/3的人也在寻求连任，因此，在全国投票之前的两个月，他们并不希望让总统难堪，也不能显示自己对美国人的生命漠不关心。经过一天的听证，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4票对1票通过决议，随后经两院批准，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美国认为越南问题“对美国国际利益及世界和平，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该决议正是基于这样有些牵强的理由，理所当然地认为要授予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意义上，该决议都没有说服力可言。参议院曾精心维护宪法所赋予它的宣布战争的权力，现在却以默许的方式将这一特权拱手让给了总统。与此同时，面对雷达和声纳技术人员在第二次冲突中收集到的令人困惑的证据，约翰逊私下说，“哦，那些蠢笨如牛的水兵只不过是在朝飞鱼开火呢。”美国就这样在越南开战了。

此时也并非别无选择。吴丹提议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而戴高乐也再次召集和平谈判。戴高乐提议由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方案，随后让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所有外国军队撤离，而且大国要保证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北方的中立。该提议是一种可行的并且在当时也是能够实现的方案，但由于不能确保南越不受共产党统治和影响，因此美国并未加以理会。

早在几周前，美国就派出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作为特使向戴高乐解释说，当前南越危在旦夕，任何关于谈判的言辞都可能使其士气低落，甚至分崩离析；就美国而言，“除非在战场上完全占据上风，敌人才可能做出必要的让步，否则对方不会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戴高乐对此做了断然否定。他告诉鲍尔说，就是同样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法国深陷困境；越南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战场”“腐败透顶的国家”，美国倾尽国力也不可能赢得战争。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谈判才是唯一出路。

尽管看到美国重蹈法国的覆辙可能有些幸灾乐祸，但戴高乐也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他和其他欧洲人在随后的诸多努力中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使美国从越南脱身，是因为他们害怕美国不再关注欧洲，并将资源转移到亚洲这样贫困落后的国家。

与此同时，吴丹还通过苏联方面的渠道了解到，河内有兴趣与美国谈判，于是他将这一情况告知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吴丹建议越南和老挝都停火，由美国负责起草相关条款，并宣布以此为准。在传达这一信息的过程中，华盛顿各方对史蒂文森极尽拖延之能事；而在总统大选后更是对他屡屡回绝，原因在于，美国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河内对和谈并不真的感兴趣。而且，腊斯克说，美国不会派代表前往仰光参加由吴丹安排的会谈，因为一旦暗示要采取这一举动，就会引起西贡的恐慌，或者，美国其实畏惧且并未言明的意思是，会有人因此重新试探中立主义立场。

吴丹毫不掩饰他对美国立场的不满，他在2月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尖锐地指出，在东南亚继续流血是没有必要的，只有通过谈判才能“使美国体面地从那个地方抽身”。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始了代号为“滚雷”的轰炸行动，并且，随着美军空袭所造成的破坏和杀戮进一步加剧，体面撤出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约翰逊早就错过了一个更好的抽身而退的机会，那就是当选总统的时候。他以美国历史上最大优势的多数选票击败了戈德华特，他在参议院获得68个席位，高华德获得32个席位，他在众议院获得294个席位，而高华德130个席位，他从而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国会多数席位。这样的选举结果一方面源于共和党内部以洛克菲勒为首的温和派与以戈德华特为首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源于人们对戈德华特好战行为的普遍担心。这样一来，继续执政的约翰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希望通过福利计划和公民权利的立法，建立一个摆脱贫困和压迫的伟大社会。他想成为比罗斯福更伟大、与林肯平起平坐的人民的大救星并因此彪炳史册。但是在这一刻，他没有抓住机会让美国从国外的这一团乱麻中抽身而出，尽管这并非他一个人的决定，但这一愚蠢行为却难以弥补。他的内阁主要顾问与他一致认为，主张战争会受到左派的谴责，而从越南撤军则会受到右派更为猛烈的抨击。对自己的能力胸有成竹的约翰逊认为，他能够在国内和国外一举两得。

来自西贡的报告说，战争态势逐渐恶化，暴动和腐败层出不穷，反美情绪日益高涨，佛教徒的中立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一位在西贡的美国官员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这些信号并没有让华盛顿的美国政府认为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应该快刀斩乱麻减少损失，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要加倍投入，努力恢复平衡并取得优势。无论政府官员、平民还是军事人员，都认为有必要以空中力量进行干预，迫使北越放弃占领南越的企图。没有人怀疑美国是否能够以绝对优势实现其战略目标。

跟肯尼迪一样，约翰逊也认为，失去南越就意味着失去白宫。正如他后来所说，这将意味着一场毁灭性的辩论，即“动摇我的总统宝座，折磨我的政府部门，破坏我们伟大的民主”。因为我们失去中国，美国出了个乔·麦卡锡；但是“与失去越南所可能造成的损失相比，那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罗伯特·肯尼迪会站出来告诉所有人说，“我是一个懦夫，软弱无能，没有骨气”。更为糟糕的是，一旦莫斯科和北京察觉到美国的软弱，他们将“把他们控制的魔爪伸向我们离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于是将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对此确信不疑，就像“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确定什么事情”。世上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对自己所做的假设如此信心满怀。

根据选举委任状，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许是赞同吴丹对河内的提议，甚至利用他的影响力在西贡成立一个政府（肯尼迪曾经有过这样的建议），这样就会促使美国撤出，从而让越南自己去寻求解决方案；如此一来，美国就得以摆脱沉重的负担，但鉴于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占领南越，所以美国拒绝考虑这一路线。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已经失去了对越南事务进行干预的理由。总统曾要求中央情报局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评估，即如果老挝和南越被共产党掌控，是否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会步两国后尘？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除了柬埔寨，“该地区没有其他国家会因为老挝和越南的沦陷而可能迅速屈从于共产主义统治”。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不会高歌猛进，势不可挡”，而美国在太平洋的岛屿基地“仍将使我们能够在该地区运用足够的军事力量阻止河内和北京的行动”。毕竟，我们不必撤回到旧金山去。

在11月的选举之后，由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中央情报局各机构代表组成的越南工作小组给出了另外一个大胆的建议，即“实事求是地考虑我们的总体目标和风险”。他们在经过长时间慎重分析之后，前所未有地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美国不能承诺全力以赴从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那么就无法确保南越不会受到共产党的侵略或占领。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重大冲突，“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使用核武器”。

与此同时，笃信欧洲为美国第一要务并且是解决经济问题方面专家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对整个越南事件非常不满，并不遗余力地阻止发动越战的可能。他在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中认为，不劝说北越放弃其目标，而是使用轰炸手段迫使其就范，有可能促使河内派遣更多地面部队，而这正是他们最大的资源；这样一来，美国将不得不同样派出更多部队予以应对。鲍尔说，我们的盟国早就认为，美国“在越南卷入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如果再扩大到地面战争的话，将会影响我们与欧洲的关系。我们最害怕的是，因为自身的判断力而令各国普遍失去对美国的信心”。他建议对西贡发出警告，如果其在战场上一败再败，美国将可能抽身而退。这就可能促使他们与叛军达成协议。鲍尔私下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最好的结果。

在讨论中，鲍尔发现三名行政负责人，麦乔治·邦迪、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极力反对他的意见，且他们只关心一个问题——“如何使战争升级，直至迫使北越放弃”。当他将备忘录提交给总统时，结果也是一样。约翰逊随手翻阅了一下，让鲍尔逐条解释了一番，随后就返还给了他，未置可否。

为什么来自中央情报局及工作组的顾问们和副国务卿的意见如此不受重视？根据收集的情况提供建议是中央情报局和工作组的职责所在，而工作组更是具体针对越南事务的机构。可以这么说，政府机构撰写报告并非只是希望做做表面文章。如果约翰逊看过了报告的话，那么就是他对其所传达的信息置若罔闻。在他们看来，鲍尔不过是个“足不出户的魔鬼代言人”，因而对他容忍有加；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他来显示白宫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开明态度。而最高层的头脑中始终不能脱离1954年的思维，认为胡志明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代理人，绥靖政策的教训说明不能有任何屈服和退让，美国决心挫败北越控制整个越南企图的做法是正确的，必须一以贯之。在面对约翰逊所称的那个“肮脏落后、蠢笨如驴的四流国家”时，怎么可能会不成功？尽管工作组一再警告，但总统、他的内阁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一致确信，美国有能力迫使北越放弃行动，并可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

河内也可能受到了蛊惑。在美国大选的前两天，似乎是为了挑起战争，越共专门针对一处美国设施发动进攻，利用迫击炮轰炸边和机场。这是美国的一个训练基地，由老旧的B-57组成的飞行中队最近刚被从菲律宾转移到此进行训练任务，目标很明显。此次进攻摧毁了6架飞机，5名士兵阵亡，另有76人受伤。在确认该进攻是由河内发起之后，时任驻西贡大使的泰勒将军致电华盛顿，请求授权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在华盛顿的所有首席顾问也一致同意。但由于约翰逊正在等待选举结果，他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并且，因为担心中国的介入，无论有关越南的报告如何讲述西贡加速衰败的情况，他都还得继续将行动拖延三个多月。

为慎重起见，犹豫不定的约翰逊派出了麦乔治·邦迪和麦克纳马拉的助理秘书约翰·麦克诺顿，让他们去考察一下是否真有拯救南越的必要性。正值他们在南越期间，越共再次发动进攻，目标是美国在波来古的兵营，造成了8人死亡，108人受伤。在视察满目疮痍的战场时，据说邦迪对越共的蓄意挑衅气急败坏，并立即打电话向总统汇报，请求进行大规模报复。不论他有没有这样做，情感并非决定因素。在与泰勒和威廉·C·威斯特摩兰 [12] 将军一起回国途中，邦迪起草了一份措辞冷酷强硬的备忘录：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的行动，南越似乎不可避免会遭受惨败……越南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况……美国的国际声誉危在旦夕……目前与越南妥协简直是痴人说梦，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按照预定计划“逐渐加大力度继续推进报复政策”是最为有效的方针。除非越共立刻结束暴力行动，否则不应接受任何形式的谈判。

这就是构成美国政策的基本要素：风险很高，第一要务是保护美国的威望免受损害，战略诉求是将轰炸行动逐渐升级，除非北越难以承受惩罚措施而偃旗息鼓，否则决不通过谈判来妥协。在解释渐进式轰炸时，马克斯韦尔·泰勒后来写道，“我们想要胡志明和他的顾问们有时间去好好思考一下被炸成断壁残垣的家园的未来”。约翰·麦克诺顿之前是法律教授，他察觉到了问题的根源，并以常人少有的远见卓识罗列出战争的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只要能够摆脱危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在波来古受到攻击之后的数小时内，美国就立即展开了报复行动。多数党领袖及众议院议长都被召集到白宫，见证做出决定的过程。又经过三周焦灼的讨论，3月2日，代号为“滚雷”的历时三个月的轰炸行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由于不知道苏联或中国对美国轰炸行动容忍的底线，约翰逊有些担心，因此要求白宫直接对“滚雷”行动进行监督。每周，太平洋指挥总部都会把接下来七天的作战计划，包括运送军火、仓库、油库、维修店及其他目标进行描述并详细定位，连同需要出动飞机的架次等一并发送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该部门再发给麦克纳马拉并由其呈递到白宫。最初由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组成的最高领导小组在每周二午餐时碰头，对每周的作战计划进行仔细审查。他们日理万机，在距越南9000英里之外所做出的决定通过同样的路线传达到战场。随后，每架次作战的结果由飞行员汇报给基地指挥官，经过校对整理后将数据传递到华盛顿。麦克纳马拉总是消息最为灵通，因为据说从五角大楼驱车到白宫的路程里，他比别人多八分钟时间研究他的目标清单。

二楼餐厅的壁纸描绘的是在萨拉托加和约克郡取得革命大捷的场景，而这里就是周二午餐会的所在地。约翰逊一直渴望能够名垂史册，因此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亨利·格拉夫参加了几次周二午餐会并采访与会成员。随后的记述并没有为他树立他所希冀的丰碑。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或许是为了加强效果，总统彻夜未眠，担心美国的行动可能促使北越与其盟友签署“秘密协定”。有时他甚至在凌晨3点钟穿着睡袍到楼下的作战指挥室，因为那里墙上悬挂的地图上标着空袭的战果。

一个远比中国更大的威胁来自美国国内。尽管民众情绪到目前为止一直关注并从总体上对战争持支持态度，但轰炸行动令校园里的各种异议集中爆发。3月在密歇根大学举行的第一个“师生讨论会”意想不到地吸引了3000多人参加，而这一做法迅速蔓延到东西海岸的各个大学。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通过电话连接到122所大学。这次运动与其说是突然关注亚洲问题，不如说是60年代早期爆发的民权运动、言论自由和其他学生激进行为的延伸。这些群体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动因并迸发出巨大的组织能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26位教职员工共同起草了一封信，声称“美国政府在越南犯下滔天罪行”，并表达了他们的羞愧和愤怒，“以我们的名义发动战争”。尽管受到敌对派系的猛烈攻击，并且大部分都是盲目的举动，但这次抗议为在野党增加了巨大能量。

其实决策者早就预见到，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需要“向公众提供令人信服的信息”，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却收效甚微。由政府派到大学去进行辩论的演讲团只不过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抗议的机会，而演讲团的官员们也被学生们问得张口结舌。国务院发布的题为“来自北部的侵犯”的白皮书，本来是为了表明北越的武装人员的渗透是“侵略战争”，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在所有的公开理由中，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发言人总是喋喋不休地用“侵略”“武装侵略”“武装进犯”等字眼，总是拿因为没有阻止侵略行为而导致“二战”的爆发做比较，总是暗示越南也是一个外来侵略的例子。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阐述这样的观点，使得有时也说得非常明白，正如麦克纳马拉在1966将它称为“最明目张胆的外来侵略行径”。越南可能确实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造成难以解决的分治问题，这就如同美国内战期间的南北对抗，但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将北方阻止南方退出联邦的战争视为“来自外部的侵略”。

到4月份，“滚雷”行动显然并未动摇敌人的战斗意志。对老挝补给线的轰炸并没有阻止渗透行动；越共的突袭也没有退缩的迹象。派遣美国步兵的决定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建议这么做。由于完全意识到这一举动将危机四伏，无论军方还是文职人员都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有人信心满怀，有人犹疑矛盾。4月和5月所做的决定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战略主旨在于继续轰炸并辅以地面进攻，目的在于通过“对北越和越共予以沉重打击，使他们失去胜利的希望，最终因无力抵抗而祈求谈判”，以此瓦解敌人的意志。美国认为可以通过消耗战让敌人疲于应付，也就是消灭越共有生力量，而不只是击败他们。为此，首先要将美军战斗部队人数增加到8.2万人。

约翰逊既要战斧又要橄榄枝，他于4月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在越南广大农村实行复兴计划，并在湄公河流域建设防洪工程，为此美国将提供10亿美元资金，如果北越接受和平的话也可以获得援助。美国将“永远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作为第一要务”，约翰逊宣布并准备进行“无条件的讨论”。这听起来开诚布公、慷慨大方，但是根据美国的思维，这里的“无条件”指的是北越被打得筋疲力尽、苟延残喘而不得不准备退让。而对方也同样针锋相对，一如既往地坚持既定的前提条件。双方一成不变的立场将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令所有各种提议化为乌有。

价值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似乎并未奏效。在对约翰逊的提议表示拒绝之后，河内在次日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1.撤出美国军队；2.南北双方都不能与外国结盟或接纳外国军队；3.南越采纳国民解放阵线或越共的计划；4.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越南人民自己实现国家的统一。由于第三点恰恰是南越和美国极力反对的，因此显然不会被接受。指望从冲突的调停中获利的国际各方发现此路不通。由铁托元帅召集的17个不结盟国家会议呼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却也无果而终；来自加拿大的国际管理委员会委员J·布莱尔·西伯恩试图与河内联系，但没得到任何回应；英联邦国家的四位总理提出到与战争有关的各国首都敦促谈判，遭到了莫斯科、北京与河内的拒绝。几个月后，英国特使本着相同使命获准来到了河内，结果并未有丝毫改观。

1965年5月，美国自行提出暂停轰炸行动，希冀借此引发河内的谈判意愿。与此同时，腊斯克向北越驻莫斯科大使馆传递了一张便条，指出减少“武装行动”对彼此都有利无害。但便条被退了回来，且没有任何答复。几天后，美国又恢复了轰炸。

6月9日，白宫公开宣布重大决定，授权美国地面部队对南越进行“战斗支援”，其措辞意在表明，这只是行动的升级，而并非根本变化。6月28日执行了第一个“搜索并摧毁”任务。7月，总统宣布了增加配额的草案，并增加5万人的部队，将在越南的武装力量增加到12.5万人。随着人员的进一步增加，到1965年底达到了20万人。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泰勒将军后来向国会所解释的，是让“越共游击队继续扩大损失，直至无力补充”，通过这样的消耗战，来让北越明白，它不可能赢得在南方的军事胜利。“理论上，到1966年底，他们的兵员几乎就要消耗殆尽。”从这一点来看，不用通过谈判，就可能让他们放弃占领南越的企图而最终退出。正是在为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阵亡人数统计成为这一战争中令人不快的地方。五角大楼对越共人数损失进行了复杂的统计分析，却没料到，拥有40多万正规军的北越，实际可以动员任何数量的人员对越共进行替换和补充。

现在双方交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士兵不断杀戮，自己也成为战场的冤魂；美国飞行员越过防空火力向下俯冲射击，但在飞机坠毁时，则被抓获成为战俘。开弓没有回头箭，战争已然开始，没有哪方承认失败，将一发不可收拾。美国人走进了自己设置的陷阱，困难重重，成功的希望渺茫。卷入无益的战争中的人员往往会发现，只有妥协才可能终止战斗。战争造成破坏和死亡，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决不使用。在过去，发动战争一定要有庄严的声明，即“出师有名”。在中世纪，需要声明是“正义的战争”，在近代则要发布《战争宣言》（但日本是一个例外，往往用偷袭手段）。然而不论战争的理由多么荒谬，多么似是而非，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都用来说明事由并无意之中扩大政府的影响力。

约翰逊决定不发布声明，一部分原因在于，从国防角度来说，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和目标都不甚明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害怕一旦发布声明，可能引发苏联或中国的强烈反对；而最主要的是，他担心这样会分散人们对于国内计划的注意力，减少对这些计划的投入，他还希望以此青史留名呢。如果南越日益恶化的境况被公开，右翼派别将会大力支持侵略行动并主张对北越进行毫无限制的大规模轰炸，这是约翰逊不愿看到的，因此对美国在越南的陷入程度一定要秘而不宣，这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约翰逊认为他可以发动战争而不让国民知晓。他没有要求国会发布声明，是因为他被告知或他担心国会有可能拒绝发布；他也没有要求对《东京湾决议》重新投票，因为他害怕由于多数派减少而令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直面考验，要求国会承担起宪法所赋予的发动战争的责任，这才是本来应有的明智做法。总统也本应要求增加税收以平衡战争成本和通胀压力。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抗议，他没有这么做。因此，他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始终是不合法的。他没有发布声明，为持不同政见者留下了抨击的口实；他犯了一个对其总统职位来说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

绕开声明的做法是肯尼迪政府时期形成的有限战争概念的产物。当时 [13] 麦克纳马拉在一项著名的声明中曾经说过，“越南的最伟大贡献……是锻炼了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的能力，在不引起公众愤怒的情况下投入战争的能力。”他认为这一点“在我们的历史上几乎是必需的，因为我们在未来50年都可能面临这样的战争”。

有限战争基本由总统决定，而“不引起公众愤怒”指的是与公众脱离，不让他们注意到，也就是说，放弃政府对人民的代表性这一原则。有限战争并非比全面战争更好、更仁慈或更正义，这只是支持它的人的说辞。因为最终的结局都是杀戮。此外，当一方是局部战争而另一方是全面战争时，很可能是不成功的，习惯于非理性思维的统治者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1959年，叙利亚和约旦敦促埃及对以色列发动一场有限战争，埃及总统纳赛尔回答说，如果他的盟友能让本-古里安 [14] 保证，不会发动全面战争，那么他愿意这么做。“是否为局部战争要取决于另一方。”

大选刚一结束，约翰逊就诉诸战争，保罗·康拉德在一幅漫画中对此进行了适当的评论。在该漫画中，约翰逊正往镜子里看，结果镜子里却是戈德华特与他面面相觑。从这时起，虽然持不同政见者还主要局限于学生、极端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但他们的声音也日益响亮，持续不断。人们成立了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全国协调委员会，组织抗议集会，并召集了4万人越过白宫周围的警戒线。一个叫戴维·米勒的年轻人当着联邦特工的面公然烧毁自己的征兵证，结果遭到逮捕并被判两年监禁。但其他人对此纷纷效仿并四处蔓延。可怕的是，1965年11月2日，在五角大楼的台阶上，一名来自巴尔的摩的教友派信徒模仿佛教僧侣将自己活活点燃。一周后，在联合国大厦前，又发生了第二起这样的自杀事件。这样的行为似乎太过疯狂，不可与反战的示威抗议同日而语，除了产生负面影响之外，这些都难以真正影响美国民众的思维。

如果说持不同政见者热情有加的话，广大民众还远未达到这个程度。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理事会表达了顽固的保守意见，表现了美国工会组织与国外同类组织的不同之处。在1966年的中期选举中，该理事会不加掩饰地警告国会议员说，“那些否认我们的军事力量所起到的鼎力支持作用的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国家的共产主义敌人。”工党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大力感染。在1966年的选举中，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持非正统思想的市长在福特郊区将请示书贴到市政选票上，呼吁在美国撤军之后双方停火，“以便越南人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绝大多数人投了他的反对票。

但是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也开始声援持异议人士。甚至沃尔特·李普曼也放弃了自己精心培育的与总统的情意，转而要求获知事件真相。他否定那种“外来侵略”的论点，他认为，从来就没有两个越南，只有“一个国家的两个地区”。他对全球化政策大加嘲弄，认为这只不过是让美国承担世界警察角色而进行的“无休止的解放战争”。《纽约时报》现在反对美国更深地卷入越南事务，该报纸与李普曼的转变令反对派更加受人尊重；而与此同时，在政府内部，人们开始公开怀疑战争是否能够通过军事手段得到解决。作为总统亲信的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总是将一些职位较低的军官、特工及观察员的低沉幻灭情绪向总统汇报，试图从外围战胜政府最高层的那些强硬派。莫耶斯最初是应约翰逊的要求建立起这一网络，目的是为了提供相反的意见；但由于总统不喜欢“不和谐”的声音或面对多种选择，因此后来这些观点令他极不舒服。仿佛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灵光一闪，在他片刻的自责中，他也承认这个问题，即统治者永远听不到真相，并且“最后不想听到真相”。约翰逊希望他的政策获得批准，而不是受到质疑，并且随着问题日益棘手，他尽量避免听取莫耶斯的汇报。

顾问们担心战斗将会不可避免地升级，于是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马克斯韦尔·泰勒负责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工作。尽管他负责第一次作战计划，但并不主张扩大交战范围。1965年初，他提出一项计划，即“停止参与越南事务”。根据该计划，美国应回到日内瓦，用逐步减少在越南的军队、对越共实行“特赦和公民权”以及由美国赞助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经济发展的计划等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该计划由泰勒的副手、职业外交官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起草，约翰·霍普金斯在演讲中曾有所暗示。乔治·鲍尔随后在备忘录中又反复提及，敦促与西贡脱离利害关系，以免将来出现重大灾难而失去选择的余地。在给某国一位总统的通信中，加尔布雷思写道，“他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看到这些内容”。

深受总统敬重的两个人分别是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和杜鲁门的前白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他们试图使其改变对越政策。拉塞尔直到1969年一直担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拨款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且是约翰逊担任参议员期间的多年同事，如果不是因为约翰逊早于他成为总统的话，很多人期望他能够成为第一位来自南方的总统。尽管是公开的鹰派人物，但在1964他曾私下告诫约翰逊不要插手亚洲事务；而现在他又罕见地且富有创造性地提出在越南城市中进行民意调查，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是否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结果是否定的，美国应该从越南撤出。确定越南人对于美国越俎代庖行为的看法非常有原创性，此前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但是，尽管这一做法由深受总统器重的权威人士提出，它仍然没有得到采纳。

从越南村民的眼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这一问题的端倪。据曾经在欧洲报道过战争的记者回忆，当美国大兵经过意大利解放区时，当地人民面带微笑上前与他们拥抱，并高兴地拿出美酒让他们品尝。然而在越南，当美军士兵在大街上或村庄里碰到村民时，后者总是低头侧目，毫无欢迎之意。“他们就想让我们回家。”这就是一种虚荣的“建构国家”。有哪个国家是从外面建设自己家园的呢？

克利福德是来自华盛顿的资深律师，与约翰逊私交甚笃，曾私下写信警告总统说，基于中央情报局的评估，若继续集结地面部队，则会成为“公开的义务……实际没有最终胜利的希望”。他建议说，与其这样，总统不如寻求各种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不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学会忍受它。”一位外国观察家，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贡纳尔·米达尔 [15] 证实了克利福德与其他顾问的看法，他在1965年7月的《纽约时报》中写道，“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普遍深信，这一政策终将失败。”

除了鲍尔提要让出美国彻底撤出外，美国顾问们从未公开表述他们的疑虑，反而建议在不使事态升级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并同时寻求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谈判是死路一条。除了先决条件之外，如果没有能够使河内最终合并南越的联盟或其他形式的妥协，它不会接受任何协议；对美国而言，任何这样的妥协都将意味着承认失败，而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况且现在它还搭上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为了自己以后能体面撤出，为了保证南越不受共产主义统治，美国将自己与越南绑在一起。但现在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从阻止共产主义变为挽救自己的面子。麦克诺顿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向来鄙视自欺欺人的行为，当他把美国一连串的战争目标列出来时，他挖苦性地将第一个目标列为，“70%的努力在于确保我们的声誉，避免耻辱的失败”。

在这一阶段，政府开始研究“获胜”的可能性。就军事任务来说，如果军人们相信自己，并自然而然地要求增派军人，那么他们就得相信能够圆满完成该任务，达到既定目标。他们的声明积极向上，人员需求也很大。面对不断升级的态势，麦克纳马拉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如果我们尽一切努力，”美国如何确保“在南越取得胜利”。惠勒说，如果“胜利”指的是镇压所有叛乱活动并消灭南越的共产党分子的话，将需要投入75万人并花费7年时间。如果“胜利”指的是向越共表明他们不可能取胜，则不需要投入那么多人。无论人员多寡，投入这些部队的理由并没有在讨论之列；政府只是一味向前，因为它不知道还能另外做什么。当意识到所有的可能性都没有良好的结果，决策者们转而寻求“撬动杠杆”而非去理智思考。

约翰逊希望战争与谈判能同时进行。困难在于，单单想要迫使北越从南越撤出局部战争，就无法通过局部战争的方式实现。北越向来无意向没有共产党的南越让步，既然本来通过战争的胜利就能够迫使北越这么做，而在不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无法实现这样的胜利，可是美国又不想发动全面战争，那么这样一来，美国又何谈战争目标呢？如果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又没有付诸行动，那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美国的失败。政治活动家可以相信轰炸有可能成功；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隐约中希望出现某种解决方案。

令总统不快的是，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伦敦突然去世，这为回绝吴丹调解的情况带来一线曙光。艾瑞克·塞瓦赖德在报告史蒂文森去世前对他所说的话时，首次透露说，河内实际上已经同意吴丹提议召开的会议，而约翰逊在最近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告诉媒体说，另一方“丝毫”没有表明对会谈感兴趣。《圣路易斯邮报》随即回忆说，在美国积极投入战争的前一年，约翰逊或他的白宫发言人不下七次发表声明说，美国并未寻求扩大战争。总统的个人信誉因此受到质疑。

除了史蒂文森的故事以外，另外一个失败的和平提议也为众人所知。应美国的请求，意大利外交部部长，时任驻联合国代表的阿明托尔·范范尼，安排两位意大利语教授到河内，其中一位早前与胡志明相识。正如范范尼在给约翰逊的信中所说，据两位教授的报告，胡志明“非常希望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他的条件除了之前发布的四点外，还包括在整个越南领土范围内停火。然而，他还同意开始谈判，且并未要求美军撤出。因为一旦停火，北越部队就可以留在南越，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但是腊斯克所传达的美国拒绝的理由是，美国发现河内方面“并非真心实意想要无条件谈判”。但有人想让媒体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它就被适时地泄露了出去。

由于自己对和平不感兴趣的事实被公开，约翰逊有些惊慌失措。于是下令在圣诞节之际停止轰炸，并派出了蔚为壮观的飞行马戏团以推进和平。官员们就像信鸽一样被派往世界各国首都，表面上是寻求谈判路径——哈里曼被派到华沙、新德里、德黑兰、开罗、曼谷、澳大利亚、老挝和西贡；史蒂文森之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阿瑟·戈德堡被派往罗马、巴黎和伦敦；麦乔治·邦迪去了渥太华；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去了东京；两位助理国务卿分别去了墨西哥城和非洲国家。然而这种表演并未产生任何效果，反而引发了公众更大的不满，人们要求约翰逊延长停止轰炸的时间。随后这一时间被延长了37天，但正如美国政府所宣称的，这一行动目的是为了试探河内是否愿意谈判。但这一招并未奏效，因为河内志不在此，它几乎不指望谈判能有什么进度。

轰炸又重新开始了，而战争也变得更加严酷，不过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并未停止。1966年中在华沙与波兰中间人的会谈似乎就要取得进展，但就在这个微妙时刻，美国首次针对河内及其周边目标的空袭行动，使得北越停止了接触。该事件表明，双方基本上都不希望谈判取得成功。麦克诺顿毫不留情地阐述了美国的困境：以胜利为目标，可能最终结果是妥协；以妥协为目标，可能最终结果是失败，因为“目标从胜利降低到妥协……会让北越认为有机可乘”。

随着凝固汽油桶爆炸烧死的人越来越多，大量农田被炸得满目疮痍，囚犯被折磨得鬼哭狼嚎，战死人员尸横遍野，战争越来越令人深恶痛绝。另外，花费也越来越多，现在每月消耗达20亿美元。由于战事逐步升级，到1966年4月，部队人员增加到24.5万人，需要国会拨付120亿美元补充战争费用。在战场上，美国作战部队的到来阻止了越共前进的步伐。据说叛乱分子因为失去了避难所，被迫四处流离，很难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因士气低落，纷纷逃窜。据美国方面的统计，叛乱分子连同北越军队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对俘虏的审讯显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美国似乎很快就要实现其目标。

这场战争的代价便是表明法国人“腐烂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追求消耗战的过程中，美军在威斯特摩兰部署了作战部队，用以引诱对方发动攻击，这样美军炮兵和空军可以将敌人封锁起来大开杀戒，并可以计数敌军尸体。“搜索并摧毁”任务使用坦克、大炮轰击和空中飞机轰炸的方式，摧毁了良田和村庄，难民居住在沿海肮脏溃烂的难民营中，心中对美国的仇恨日益增加。轰炸战略也是通过破坏堤坝、灌溉沟渠和农业设施等手段制造饥荒，达到消耗对方的目的。密集轰炸用3—5天时间就可以摧毁300英亩水稻，5—6周时间就可以摧毁同等面积的丛林。凝固汽油弹就像政府恐怖主义，令人失去理智，只需轻轻按下发射按钮，就可看到“大片棚屋在橘黄色火焰中腾空而起”。在长久的军事对抗中，有关战争的报告被不断发到国内。从未见识过战争的美国人现在看到了他们的同胞在其他国家制造的一幕幕惨象，有身负重伤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还有被烧焦的儿童尸体。甚至当《女性家庭杂志》也刊发了配有凝固汽油弹受害者图片的文章时，诺顿所希望的“没有任何污点”的结局已然成为空中楼阁了。

双方你来我往的进攻令情况不断恶化。越共蓄意使用火箭弹、炮击村庄、诡雷、绑架和屠杀等恐怖主义手段，旨在增加人们的不安情绪，并证明西贡当局无法为人们提供保护。尽管美国的武装干预令叛乱分子无法取胜，但并没有挫败他们。局势依旧毫无进展。南北平衡发生了动摇后，俄国和中国为北越输送了更多补给，使其恢复力量。从战俘身上推导出对方士气低落不过是对东方斯多葛主义和宿命论的一种误解。在美国军队中，一年短期服役的规定本来是为避免士兵产生不满情绪，但这也使他们无法适应与平时标准训练大相径庭的丛林战，令伤亡人数大增，处于最初几个月服役期的士兵伤亡率总是最高的。美军的适应能力无法应对实际战争。美军战术设计都是基于大部队机动作战，使用空中力量对工业目标进行打击。在实际操作中，一旦这些要素不复存在，其军事机器就无法进行有效调整。美军的心态源于其力量优势，但坦克在驱散黄蜂方面却无计可施。

军事之外的需求也不容忽视。“绥靖”计划是美国方面一手推行的，意在加强南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实现民主统治。它的目标是在西贡建立起人们的信心，并打造稳定的社会基础。但是从汉、基到阮文绍将军的历届政府，都痛恨他们依赖的这位赞助人，因此无意与美军合作。白人部队虽然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但也不想作为代理人为美国“赢得人心”。这个计划，对战场上的美国人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尽管华盛顿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可还是在一些方面让人对西贡和美国产生了反感情绪。人们越来越公开地反对将军们的政权，要求实行平民统治，制定宪法章程。佛教徒的反政府运动再次兴起并又一次在西贡与军队发生冲突。在古都顺化，示威者洗劫并焚烧了美国领事馆和文化中心。

美国的情绪也在发生变化，在圣诞节短暂的停火之后，轰炸又重新开始，这令反战情绪明显上升。马克斯韦尔·泰勒发现，之前作为大使返回华盛顿向国会议员介绍情况时，他们“相当耐心，没有任何批评意见”；而现在，他们的意见正在发生分歧。在停火期间，大多是民主党派的77名众议院成员敦促总统延长停火时间并将冲突提交联合国讨论。当轰炸重新开始时，15名民主党参议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反对继续轰炸。当参议员莫尔斯建议废除作为对越拨款议案修正案的《东京湾决议》时，三名参议员（富布赖特，明尼苏达的尤金·麦卡锡和俄亥俄州史蒂芬·杨）也加入了坚定不移的莫尔斯阵营支持他的举动。但这一提议以5票对92票没有获得通过。

虽然规模尚小，但这是党内反对总统的信号。这是和平团体行动的开端，他们将在越南问题上把民主党分裂开来，但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他们都没有一位令人信服、坚决果断的领袖人物能够随时对多数派进行反击。

这种政治上的不满情绪远比票选失利来得更甚。国会对拨款继续顺服地投赞成票，因为选择其他道路意味着美国承认失败的情况，因此大部分议员无法对政府决策说不。此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深深留恋由艾森豪尔建立的军工复合的超级大国。国防合同就是货币，五角大楼在国会山豢养的300多位说客就负责操纵这些货币。军队提供了贵宾旅游、晚餐、电影、发言人、飞机、周末体育活动及其他特权，尤其为参众两院的高级委员会主席提供更高规格的待遇。国会有1/4的成员都召开过预备委员会。对军事采购的批评使得国会议员一不小心就会被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在1965年召开的第89次国会议员代表大会上，向来泼辣大胆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向新议员建议说，“如果你想要站出来发表攻击越南政策的言论，你还是省省吧”。他说，在第二或第三个任期之后，他们可以独立发表言论，“但是如果你想在1967年再回到这里，最好还是不要那么做”。

富布赖特投票赞成莫尔斯的修正案，这意味着他与约翰逊公开决裂。美国积极投入战争的行为与约翰逊之前的保证完全相反，他感到被出卖了，他有一天承认参与《东京湾决议》的签署是他最为后悔的事情。1966年1—2月间，在连续六天电视直播听证会中，他当着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面，在官方层面组织了第一次郑重的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公开讨论。会议没有歌功颂德，而是将基本问题一一列出，例如美国承诺的义务、国家利益、付出与利益不相称，开始承认美国自相矛盾等。国务卿腊斯克和泰勒将军代表政府发言；乔治·凯南大使、詹姆斯·加文将军、富布赖特本人以及几位同事代表反对人士讲话。

国务卿腊斯克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协定》以及艾森豪尔给奠边府所写的信，美国已经“明确并直接承诺”确保南越免受“外部攻击”，这样一来，美国就有干预的“义务”。他以虔诚的信徒所特有的口吻宣称，“我们真心实意承诺维护世界各地的和平。”参议员莫尔斯戳破了这一自以为是的谎言，因为艾森豪尔最近否认“曾经单方面对南越做出承诺”。他这么一说，腊斯克又改变了立场，说美国是由《东南亚条约组织协定》“授权”对越南事务进行干预，而且这一承诺源于一个又一个总统所做的政策声明以及国会本身投票通过的拨款决议。泰勒将军在受到质疑时承认，就我们使用地面作战部队而言，“当然只是在1965的春天”才做出相应承诺。

关于国家利益，泰勒声称，美国在战争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利益”，但至于是什么利益，他却并未加以解释。他说，共产党领导人一心想要占领南越，因此希望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并借此证明民族解放战争行之有效，而美国有义务向他们表明，他们的这种期望“注定要竹篮打水”。参议员富布赖特反诘说，难道美国革命不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加文将军质疑，鉴于美国在国外的所有其他事务，越南是否值得美国投入。他认为我们现在是“鬼迷心窍”，而预计投入50万兵力的做法，会削弱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力量，表明我们的政府已经毫无章法可言。南越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公众反对战争就意味着意志“软弱”并一蹶不振（20世纪80年代的修正主义者如今又再次提及这个问题）的指控，泰勒将军援引法国民众否定战争的例子证明“软弱”的说法，以此作为简短的回应。参议员莫尔斯回答说，“现在离美国人民否定我们在东南亚战争的时日也不远了”，法国也打过仗，当他们否定战争的时候，是否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呢？

凯南大使清晰冷静地提出自相矛盾的问题。在他看来，在战场上，即便能够赢得战争，其结果也非常空洞无聊，因为美国发动规模宏大的战争会对“穷苦潦倒、无依无靠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对一个不同的种族和肤色的民族更是如此……这种惨烈的场面会令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产生强烈的反感，从而破坏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与我们在全世界树立正面形象的做法背道而驰”。只有“坚决果断地放弃目前毫无根据的立场”而不是固执己见一味继续自己的行为才能够赢得更多的尊重。他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格言：无论自由之花在世界何处开放，“总会少不了美国的牵挂……但它无须跨出国门去将自己毁灭。”将她毁灭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而在战争中“（美国）政策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不知不觉地从放任自由到使用武力”。在这次听证会上，事实真相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尽管富布赖特听证会触及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真相，但至多是集思广益对美国政策进行审视，并没有产生根本的作用，因为只有投票反对拨款才是最为有效的行动方式。总统批准战争所导致的长期严重后果，直到听证会后才在富布赖特出版的序言中得以系统阐述。在总统战争中之所以存在默许行为，他写道，是因为人们认为政府拥有机密情报，使它在确定政策时具有很深的洞察力。这种观点值得推敲，而且重要的决策“并非基于手头事实，而是根据人的判断”，由此来看，决策者并不比聪明的公民高明多少。国会和公民可以判断出“大规模部署军队，牺牲本国人员和财富是否能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尽管富布赖特能够把主要问题提出来，但他毕竟是个老师而不是领导者，因此并未准备好在关键时刻发挥他的投票权。听证会结束一个月后，当国会开会审议为越南战事提供48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时，只有两个始终持反对意见的莫尔斯和格里宁投了反对票，而富布赖特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使得法案得以通过。

就在这个时候，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表达了“政府对事态最为清楚”这一观点。他在恢复轰炸后说，“我们都应该支持总统。他最了解我们的对手，也掌握着所有相关的情报。”这一假设令人无比欣慰，也让人不会因为立场问题而忧心忡忡。但这种说法通常是站不住脚的，尤其在外交事务上更是如此。贡纳尔·米达尔在经过20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与国内因素相比，“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通常更多地受到非理性动机的影响”。

“二战”后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专家所做的一个“战略轰炸调查”得出结论，战略轰炸在欧洲战区（与配合地面行动的战术轰炸有所不同）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或预期的效果。它没有极大地削弱德国的战斗能力，或使他们尽早投降。调查发现，轰炸后德国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且士气并未受到影响；事实上，轰炸反而可以提高士气。1966年3月，原定持续三个月的“滚雷”行动已经延长到一年多，但并未明显地“摧毁敌方意志”。这时，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一些知名科学家，包括先前曾参与过调查的人员，对越南的轰炸效果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受国防分析研究所的委托，由47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代号为JASON的机构，对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及白宫的简报进行了历时10天的详尽研读和讨论，随后又进行了两个月的技术研究。该小组得出结论，轰炸对北越士气的影响以及在河内继续战斗的代价评估“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轰炸并没有对交通、经济和士气造成严重影响。调查发现，不能贸然得出结论说“轰炸的间接惩罚将在这些方面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该机构认为空袭没有起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是“轰炸目标没有多大价值”。该研究得出结论，“对某个社会进行直接正面攻击”往往会令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积极防御、迅速修复。这种效应并非不可预测，德国有过这样的例子；而众所周知的是英国，1940—1941年间德国对伦敦的恐怖轰炸不仅没有令英国人退缩，反而使其士气大振，愈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和毅力。

作为轰炸的替代方案，JASON建议在越南和老挝长达160英里的地段建设“反渗透”屏障。该研究提出了各种详细的技术方案，包括雷区、墙壁、沟渠和据点，用带有电子监控和倒钩的铁丝网连接起来，某一侧布置长长的落叶带，该方案估计费用为8亿美元。这一招是否管用无人知晓。太平洋舰队的空军指挥官们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方案，对此嗤之以鼻，该方案从未实施。

就像其他“不和谐”的建议一样，JASON一头撞到南墙之上。空军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肯承认他们的空中力量可能无济于事。这样一来，战略并未有任何改变。太平洋舰队基于对人类行为进行计算的“压力理论”得出的疼痛指数，继续加大轰炸的惩罚力度。他们认为：河内的行为导致了疼痛，而现在，它应该对此有所回应，停止这样的行为。国防部一位官员后来说：“我们预料他们会像正常人一样做出合理的反应。”到1966年底，每年投下的炸弹达到了50万吨，比在“二战”期间投给日本的还要多。河内方面并没有做出合理的回应，而是像英国遭受德国轰炸时那样出离愤怒、桀骜不驯。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如果美国受到如此的轰炸，无疑也会有此反应。轰炸并没有将敌人赶上谈判桌，反而令他们更加坚定不移：他们现在坚持将停止轰炸作为谈判的筹码。

有人通过加拿大的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和其他调停机构继续提出建议，因为到如今各方都希望结束战争，而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仍然难以协调统一。华盛顿从到访河内的人员那里得知，如果轰炸停止，河内就愿意谈判，美国方面由此得出结论，轰炸给对方造成的打击还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应该加强力度达到预期效果。结果当然是河内的立场变得更加顽固了。

JASON在南墙上终于撞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豁口。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开始的一些疑虑得到了证实。他自己在国防部的系统分析显示，军事效益与投入的经济成本根本不成正比。虽然他没有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似乎开始承认失败。在他写给总统的信中，认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前景并不好，因此宣布支持使用反渗透屏障作为轰炸以及进一步增加地面部队的替代方案。但是他没有能够实践自己的观点。

在政府的其他部门，这种徒劳情绪已经四处蔓延，有一些人离开岗位。没有人辞职；大多数人被总统略施小计予以免职。无论自己有什么样的疑虑，总统也不希望其他人存在这样的想法，它有时被毫无顾虑地讲出来，有时则不言而喻。希尔斯曼于1964年被解除在国务院的职位，福里斯特尔于1965年离开白宫，麦乔治·邦迪在1966年年初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乔治·鲍尔和比尔·莫耶斯分别在同一年的9月和12月自愿离职。所有人都静悄悄地离开，无一例外，就像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的拉奥孔，没有人在此时发出警告，更没有人喊出他们的反对意见。

团队成员悄悄离开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即便在离开后再说出实情也无异于离群索居；因为这样一来就表示他们不够忠诚，就无法再回到这个圈子。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愿辞职。政府官员总是相信，只有在这个圈子中才能够施加更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要默认顺从，以免失去权力。美国总统在行政机构中拥有至高无上的任命权力，因此使得他常常骄傲自大，专横跋扈。顾问们难以对总统说“不”，或者就某一政策进行争论，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地位，他们下次能否被邀请到白宫参加会议，都取决于对总统的态度。如果他们是内阁成员，那么根据美国的制度，他们不能在议会中拥有席位，反而可以在政府中保留自己的观点，而无须担心自己在议会的席位。

腊斯克仍顽固地坚持己见。如果他有疑虑，作为一名优秀的公务人员，他能够说服自己，相信美国政策是正确的，并且重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考量，但使南越不受共产主义统治这一根本目标是不能改变的。有人对他这一坚定立场深表敬意，就在部门的电话亭里涂写了“腊斯克是录好的政府报告”字样。沃尔特·罗斯托取代了邦迪，他曾预测越共的暴乱自1965年起将逐渐消停，他对此非常乐观。可是身居高位的约翰逊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一次被问及战争还将持续多久时，他回答道：“谁知道会打多久，要花多少钱呢？重要的是，我们是对是错。”一方面战争还在继续，造成巨大伤亡和破坏，另一方面约翰逊却还在提出这样的质疑，这种做法，无论对公众，对他自己的总统职位，还是对历史而言，都是不明智的。

由于战事一次又一次升级，战争通过征兵也直接影响到了一般公众。1966年年中，五角大楼宣布派驻越南的部队到年底将达到37.5万人，而在随后半年中将再增加5万人。到1967年年中，这一数字达到46.3万人，而威斯特摩兰要求再增加7万人，使总数达到“最低基本力量”52.5万人。对此约翰逊宣布，将“满足”指挥官的需要和要求。对适龄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认为这场战争卑鄙龌龊、可耻下流的人而言，征兵行动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每个人都极尽所能利用征兵延长期继续自己的学业，只有那些学业不佳的人才不得已穿上军装。不公平的征兵制度是越战后方的第一起罪行，本来旨在缓解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可造成舆论分裂之余又使得美国社会也产生了裂痕。

公众举行各种抗议集会，校园里的反战游行也愈演愈烈，甚至逐渐上升到暴力行为。人们挥舞着河内的旗帜，喊着支持胡志明的口号。一批集会人群在五角大楼的台阶上与身着军装的士兵发生冲突，许多抗议者被捕入狱，妇女遭到殴打。因为在公众心目中，抗议行为与20世纪60年代的毒品、长发和反叛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并没有激发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反而延缓了它的出现。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全体公众而言，他们认为反战示威“让共产党越战越猛”；逃避兵役和焚烧国旗行为让爱国者出离愤怒。然而，在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荒唐之后，一种不安的感觉正在四处蔓延。对一个小小的亚洲农村国家进行轰炸，姑且不论其是否在共产党统治之下，都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根据亲眼所见向《纽约时报》提交了一份报告，描述了美军对河内平民区的打击。空军对此先是否认，随后予以承认，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民意调查中，公众对约翰逊处理战争的方式持反对意见，并且他再也没有获得多数支持。另有报告说囚犯被美军从直升机上直接扔下来，还有其他麻木无情的残忍行为，这些都让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也可能犯有暴行。国外的咒骂声，我们最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不信任，让美国人感觉到了这一切。

战争应该是使人民万众一心，但如果战争引起人们的不满情绪，就像1900年的菲律宾或英国的布尔战争那样，其所造成的国家分裂就比正常的分裂更为深远。随着新左派与其他激进分子的攻击性越来越强，他们与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分裂日益加深，并加剧了工会与强硬派之间的仇恨和相互之间的暴力行为。1967年赖肖尔在《超越越南》这本书中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对于“精神困惑”，我们还能忍受多久？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开始厌恶自己的国家。全国教会理事会声称，美国“被视为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并使用我们的超强力量杀死更多的亚洲人”。小马丁·路德·金说，每当对自己的民族所做出的暴力行为加以责备之时，总禁不住对“当今世界暴力传播的罪魁祸首”口诛笔伐，而这一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可怕。猛然间发现我们自己就是世界之巅的“坏蛋”，而始作俑者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这一倾向带有严重的后果。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厌恶反感最为严重，并开始不愿参加投票。在纽约的一次反战集会上，有一条标语写着：“你1964年投票并让约翰逊上台了，还操什么心呢？”人们在斯坦福大学对副总统汉弗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质问。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每一个政府的堕落，都始于它赖以建立的原则遭到破坏”。

政府对战争的报道令其在国内的声誉大打折扣，而人们的责难大多关于军事。兵不厌诈这一思想本来是为误导敌人，现在俨然成了习惯。每一个机构及主要指挥官无不为“国家安全”利益而操纵新闻，或为美化自己，或为赢得不同军种之间的某轮竞赛，或掩盖所犯错误，或美化某位指挥官。在愤怒的媒体急于要揭露真相的情况下，公众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对花言巧语所掩盖的卑鄙伎俩一无所知。

对战争的异议蔓延到了当局。1966年，沃尔特·里普曼花了一个晚上说服《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同时也一直是顽固的鹰派人物的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正派人物可能不再支持这场战争了”。几十亿美元的战争成本令人震惊，不仅预支了未来的支出，而且造成了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这令商界人士忧心忡忡。一些商人组成了反对派团体，虽然与整个商界相比规模很小，但是，当作为重量级人物的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公开表示支持由加尔布雷思和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组建的“现在谈判”的团体，这些小规模反对派组织大受鼓舞。前政府官员偶尔的表态打破了沉寂。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是政府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人，并在1966年离开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说，“建设性的替代方案”一直是有的，并且，作为对伯克的回应，他还说，美国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丢脸，有能力承认错误，有能力做出宽宏大量的举动”。

李奇微将军不喜欢战争，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一个与他具有同样气质与威望的戴维·M·舒普（David M. Shoup）将军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他一退休就与李奇微一道加入了反战行列。在他看来，政府所持的越南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论点是胡说八道；整个东南亚都不“值得美国牺牲一条人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让那里的人民自己决定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呢”？被认为是总统宿敌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呼吁停止无效的轰炸，他在另外一次令白宫大为震怒的演讲中提出，任何谈判都应该有民族解放阵线的参与。当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加入势单力孤的莫尔斯和格里宁，与后两者一起投票反对为越战新增120亿美元拨款的法案时，情况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在众议院，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提出在该法案的基础上增加一项决议，也就是“国会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其所授权的资金一分都不能用于“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虽然这只是一个决议，总统没有义务去执行，但它还是以18票对372票的悬殊结果惨遭淘汰。

从杜鲁门时代起美国就发布声明，说东南亚的利益对美国“至关重要”，因此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行动势在必行，但20年过去了，广大民众对该战争的目的仍然不甚了解。1967年5月，盖洛普民意调查问受访者，他们是否知道美国在越南打仗的原因，有48%的人回答“是”，也有48%的人回答“否”。如果美国发布了《战争宣言》，情况或许就会有所不同。

此次战争的目的并非保家卫国，也不为渔翁得利。如果是其中之一的话反而容易理解了，因为通过领土征服或消灭敌人军队及资源的方式结束战争远比以优越的力量确立一种原则并称之为胜利更加容易。美国的目的是要表明，为了保护一个人为建立起来的、缺乏强烈动机且随时可能会消亡的国家，它要阻止共产主义并且自己具备这种能力。我们所全力维护的社会在本质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尽管我们在不遗余力地“建设国家”，但“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在这一前景黯淡、无利可图且又具有潜在危险的冲突中，美国如何停止浪费资源呢？由于自信满怀地认为，越南一定会受到重创，有可能会屈从于美国的意愿，政府在1966—1967年间多次尝试与河内谈判，使其答应美国的条件。这些条件看似是非常开明的“无条件”，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河内一直所坚持的一条：停止轰炸。美国曾多次承诺，在北越从南越撤军并停止使用暴力之后，美国将“尽快且在半年内”停止轰炸，不再增派军队。所有这些承诺能否落实，取决于河内的举动。而在河内看来，轰炸行动不先停止的话，它也不会有实质行动。

其他各种力量也加入进来。教皇保罗呼吁双方停战、进行谈判。吴丹应华盛顿的请求进行斡旋，他敦促美国和越南南北双方在英国领土上进行谈判。对无论何方所做出的提议或表态，河内通过胡志明和其他官员的公开声明以及来访记者的访谈表示，始终坚持将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停止所有其他战争行为、撤出美国军队以及接受“四点要求”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尽管河内对其他条件会不时做出修改，但停止轰炸这一基本条件从未改变。

总理范文同在一次讲话中将“四点要求”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而非先决条件，此时，美国认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信号，如果美国停止轰炸，河内将“审核并研究谈判建议”。就这样，美国和北越各自驻莫斯科的代表最终会面了。但是，因为与此同时美国未停止轰炸以示诚意，所以会谈并未取得任何成果。

另外，两名与河内领导人有些私交的美国人，带着由国务院起草的口信飞赴河内，信中建议双方在“某种相互克制”的基础上进行秘密会谈，措辞谦恭温和。但飞机没有着陆，并一度被驱离河内区域。他们没有得到越南方面的回应，无功而返。美国于是首次对海防、铁路货场及首都的其他目标进行了打击。吴丹建议停止一切手段公开投石问路。他敦促美国停止轰炸来“冒险一试”，认为这样只需“数周时间”对方就会答应和平谈判。但美国并未做出这样的尝试。

就国内而言，约翰逊总统说，“在所有的停火、停战或和平谈判中”，美国随时准备“尽我们最大努力与北越会谈”，但“尽我们最大努力”并不包括出动B-52战略轰炸机。约翰逊在直接写给胡志明的信中重申了互惠条件：“只要向我做出保证，立即停止从对南越的海陆渗透”，美国将停止轰炸，不再增派军队。而胡志明在答复中也重申了之前的互惠条件。

华盛顿方面对北越的答复进行了分析，认识到，“河内方面深信，由于战争开销巨大，我们的决心会逐渐动摇”。这一分析是正确的。河内毫不妥协的信念确实是因为，在它看来，无论是从成本还是日益蔓延的不满情绪来看，美国都会首先泄气。当国务卿腊斯克义愤填膺地增加了28项和平提议时，他只对了一半；除非能够答应河内提出的条件，否则他们并不想要和平。因为美国的提议不仅没有满足河内所要求的任何条件，而且也从未说明通过政治途径最终将问题解决到哪一步，以及问题的性质，因此河内并不感兴趣。

当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到英国与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会晤时，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作为双方首脑之间的调停人，他们几乎都安排好了双方都同意的会谈。然而在最后时刻，当柯西金已经在离开伦敦的路上时，约翰逊无缘无故地改变了官方公告最后的措辞。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再与双方协商，此次努力终又化为泡影。“和平几乎势在必得了”。威尔逊遗憾地说。这一点有些值得怀疑。在人们根深蒂固的印象中，约翰逊总是极尽所能地安抚国内外的批评声音，但是他和对他言听计从的顾问们仍然想要通过绝对优势与河内进行谈判。

国内逐渐被乌云所笼罩。战事逐步升级，就像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永无止境。对于一个人们只是有点儿模糊认识的战争而言，总归要对其有所质疑，否则如何令人信服呢？威斯特摩兰要求一次增加7万—8万名士兵，由此推迟了召集预备役的事务，但是，正如麦克诺顿曾告诫过总统的，它被推迟到了一个更为不合时宜的时间，那就是正值大选的1968年。麦克诺顿提请注意公众日益不满的情绪，因为美国的伤亡人数在不断上升（1967年阵亡9000人，受伤6万人），公众担心战争可能会扩大，“越南南北双方的人民遭受的痛苦会日渐深重”。“人们普遍并强烈地感到‘政府当局’失去了理智……这件事我们做得有些过火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我们如何到了这一步……所有人都想要战争结束，并希望他们的总统结束战争。不论是赢得胜利也罢，其他方式也罢，都没关系。”

如果“其他方式”的意思是“让他下台”的话，那替代方案并非不可想象。对约翰逊来说，事情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即令人纠结的越南问题决不会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式结束。在当前任期剩下的18个月内，他不可能通过军事胜利的方式结束战争。在选举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他不能抽身而出，“失去”越南。他将不得不面对预备役招募、人员伤亡、公众的抗议。他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据莫耶斯判断，“他知道这一点。他感觉到战争将会摧毁他的政治生命，破坏他的总统任期。他既可怜又可悲。”

右翼派别的反对及军方日益不满的情绪也给约翰逊施加了压力，而军方的发言人也在尽力克制地劝阻他们。1967年8月，由参议员约翰·斯滕尼斯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成为公众发泄愤懑的论坛。还没等接受证词，斯滕尼斯就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说中止或限制轰炸的行为都是“致命的错误”。

太平洋总部的空军司令尤利西斯上将在为空中力量据理力争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公布了B-52战略轰炸机的辉煌战绩，包括摧毁兵营、弹药库、电厂、铁路货场、钢铁厂及水泥厂、飞机场、海军基地以及桥梁，并总体上对“经济活动”和交通“造成了广泛的破坏”，而且还破坏了收成，令粮食短缺更为严重。如果没有轰炸，他说，北越在南越的部队可能已经增加了一倍，因此，为了达到战略平衡，他要求美国增派80万士兵并拨款750亿美元。他谴责所有暂停轰炸的建议，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敌人可以有机会修复供应线，为其在南越的军队增加补给，并建立起强大的防空网络。他毫不掩饰地嘲讽说，对平民目标的选择过于缓慢，而且偏离太多。在提及众所周知的周二午餐会制度时，他肯定地说，如果由文官执政的政府听取军队的意见，解除对在至关重要的河内及海防区域内“有利可图”的目标的限制，消除对轰炸目标进行审批时的长久拖延，轰炸行动会有效得多。停止轰炸是一场“灾难”，将会无限期地延长战争。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证词使这一切都受到质疑。在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中，他引用的证据表明，轰炸计划没有从根本上减少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他对军方所提议的解除限制、扩大轰炸范围的做法不敢苟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样做将击垮北越人民的意志或动摇他们领导人的决心……或者令我们相信可以通过轰炸将他们赶到谈判桌上去。”因此，国防部长承认，美国的整个战略都是徒劳的。这一证词由于揭示了文官与军人的公开分歧，引起了轰动。

参议员斯滕尼斯在就听证会所写的报告中对文官干预行为进行了大肆攻击。他说，文官的意见否决了军方的提议，“限制了空中力量的真正潜力”。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做出艰难的决定，“冒该冒的风险，运用所需要的力量完成这项任务”。

约翰逊决定不冒任何这样的风险，因为仍然令他心有余悸的是，美军在北越某个港口意外击中苏联商船，他已经向克里姆林宫表示了歉意。他也不能将停止轰炸作为实现和平的手段，因为他的军事顾问早就向他担保过，轰炸是令北越屈服的唯一方法。在斯滕尼斯主持听证会后，他认为有必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其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并声明自己支持轰炸方案，而且自己并未放弃选择轰炸目标的权力。为了表示对军方的敬重，约翰逊随后邀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定期参加周二午餐会；而由于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被驳回，轰炸的目标范围逐渐北移，海防成为重点打击的目标。

由于麦克纳马拉的证词，约翰逊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作为到现在为止最强有力的支撑，从肯尼迪时代继承下来的团队中最冷静务实的成员，负责战争的最主要人员，麦克纳马拉对战争丧失了信心，并从此失去了对总统的影响力。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说，轰炸不能防止北越的渗透，而且还“破坏南方农村，造成永远的仇恨”。在他讲这番话时，他的同事们不安地盯着他，一言不发。反战的民众等待着，希望他能站出来否定战争，但未能如愿。信守政府游戏规则的麦克纳马拉像1917年德国的霍尔维格那样，继续在五角大楼主持着一个他认为徒劳无功、荒谬错误的战略。如果去做其他事，大家就会说，这表示他不相信政府决策，会让敌人得逞。问题在于，你的职责是什么：忠诚还是真理？麦克纳马拉选择了中间立场，但并未持续多久。在斯坦尼斯主持听证会三个月后，约翰逊在没有征求麦克纳马拉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提名他出任世界银行行长。这位国防部长心领神会地悄悄离开了。

此时从国内角度来讲，政府追求的是防御性战争。为了稳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恢复公众对他的信任，约翰逊把威斯特摩兰将军、洛奇的继任者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及其他重要人物召回国内，让他们对未来做出乐观的预测，并声明对“战胜共产主义侵略”这一使命的坚定信念。公众对从前线传回的消息一无所知，这些消息并不令人欢欣鼓舞。中央情报局推断认为，河内对任何空军或海军行动都无动于衷，“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必须停止战争”。该机构还以美元为单位对轰炸成本进行计算，结果发现，对北越造成1美元的破坏，美国需要投入9.6美元的成本。国防部的系统分析还发现，每当我们阻断了敌人的补给线，他们总能“以更快的速度”构建新的补给线。而且，美军人数越多，结果可能越适得其反，尤其对南越经济而言更是弊大于利。国防分析研究所在对JASON研究进行修订后，并未发现新的证据来支持其修改先前的结论；而且，该机构坦率地表达了与空军相反的看法，认为“我们无法制订一个能够减少渗透人员流动的针对北越的轰炸计划”。

当客观证据证明坚定的信念并不正确时，在研究“认知失调”的理论家看来，人们并不是抛弃这样的信念，而是坚决固守并试图为反证找到合理的说明。结果就是“认知僵化”；用通俗的话来讲，愚蠢的结扣变得更加结实紧固。轰炸行动就是这样。越是对河内采取惩罚措施，美国政府就越是难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1967年底，国防部宣布，在北越和南越上空投放的炸弹总吨位超过150万吨，比“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在欧洲战场所投放的炸弹总吨位还多7.5万吨。这些炸弹有一半多一点投放在北越，超过投放在太平洋战区的总量。

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限度。7月份，约翰逊已经将地面部队增加人数的上限定为52.5万，刚好超过21年前勒克莱尔将军声称所需要的人数，“但即便那时也难以达到如此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对此前所坚持的互惠条件稍微有所松动。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和赫伯特·马可维奇（Herbert Marcovich）都是法国人，前者过去曾经是胡志明的朋友，两人都非常希望帮助双方结束战争。他们在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与基辛格的沟通，提出担任特使到河内去做说服工作的建议。在与国务院协商之后，他们给河内带去消息，说只要河内保证与美国谈判，并且作为互惠条件减少对南越的渗透，美国将停止轰炸。河内的回答似乎表明，双方可能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然而，在夏普将军发动大规模空袭阻断河内与海防之间的联系，并切断他们的供应线之后，河内愤然取消了进一步的对话。在星期二的午餐会上对那一天的轰炸目标进行选择时，他们一定是在打盹；不然这种粗心大意的行为一定是另有图谋。

一个月后，不同政见的呼声日益强烈，而且有证据表明，总统在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地位正逐渐受到挑战。于是，他决定奋力一搏。9月29日在圣安东尼奥的演讲中，他公开重复了布拉克和马可维奇河内使命的原则，他说，“我们和我们的南越盟友今晚万事俱备，只等谈判……如果北越能够与我们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愿意完全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谈判进行期间，北越不会利用轰炸暂停的间隙搞小动作。河内认为这是“假和平”，是“赤裸裸的欺诈”，因此断然拒绝了美国的提议。与他们有所沟通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一位亲共产主义的澳大利亚驻河内记者，报道说，河内对来自华盛顿的试探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都“大为怀疑”。“约翰逊总统老是说，他真的想要结束战争，让越南人民自己去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领导人相信，这是约翰逊的肺腑之言。”

这次是河内愚蠢地错失良机。如果北越接受了约翰逊的提议，他们就可以敦促他执行，检验结果如何。如果能从当前的混乱中重新获得和平，他们的国家将免受痛苦之灾。但是轰炸行动使他们过分怀疑敌人的动机，在察觉到敌人的一点儿让步之后，他们反而决心与之打持久战，直至能够通过实力进行谈判。

不到几天工夫，在美国发生的事件使反战运动从发表不同意见演变为政治挑战。一位同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约翰逊。反战的组织者们深知，没有政治上的挑战，这场运动几乎不会有进展，而他们也一直在积极寻找这样的机会。罗伯特·肯尼迪尽管在圈内呼声很高，但不会自己表态。10月7日，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众多该地区成长起来的无党派人士中，宣布自己参选，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缺。反战团体的热情笼罩在他的四周。不论是激进分子还是温和派，不论他们的政治信念如何，想要结束战争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大批学生从学校里蜂拥而出，为他的竞选活动鞍前马后。在第一场初选之前，约翰逊和他的支持者一直对麦卡锡的追随者大加鄙视，认为他们就是一群业余爱好者，因此并未认真接受挑战。事实上，这标志着结束的开端。一个月后，作为美国中产阶级喉舌的《星期六晚间邮报》在一篇社论中将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预和盘托出，该社论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约翰逊一手造成的错误，而他滥用职权，将这一错误演变成为国家的战略性错误。”

1968年1月底，正值越南春节，敌人突然发起攻势，这令美国反对战争以及反对总统的舆论瞬间积聚了力量。与越共之前进攻乡间村庄的战争不同的是，这是一次针对南越100多个城镇的大规模协同突击作战，大部分叛乱分子如同神兵天降。现在，经过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他们成功地渗透到了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美国电视观众看到了巷战，看到了美国管辖区浓浓的炮火和惨烈的死亡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古都顺化曾一度被越共占领数周，在被夺回之前成千上万名居民遭到屠杀。战斗持续了一个月，许多城镇被包围，情势危急，而人们似乎并不清楚哪一方占据上风。但是，已经被炸得体无完肤苟延残喘的敌人竟然能够组织起如此强大的攻击，无疑摧毁了美国所有胜券在握的判断和评估，令威斯特摩兰名誉扫地，也令美国公众和政府大为震惊。

此次进攻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引发起义，或者攻占重要据点，或者展示强大的实力作为谈判的筹码。尽管进攻并没有摧毁南越，且令越共和北越人员伤亡惨重（估计大约3万—4.5万人），但它成功地起到了震撼作用。一种灾难感弥漫美国，而更令人们忧心忡忡的是那句四处流传的关于战争的话语：“为了拯救城镇，就必须毁掉它。”在美国陆军少校看来，这句话意思就是，要彻底消灭越共，就必须摧毁城镇。但他这句话似乎意味着美国通过摧毁保护对象，以免其受到共产主义的统治。当战斗结束，《华尔街日报》发出了清醒的声音，宣称，“我们认为，如果美国人民还没有思想准备的话，他们应该准备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整个越南可能将厄运难逃。”

威斯特摩兰立刻要求紧急空运1.05万名士兵；随后，经惠勒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他请求再增派20.6万名士兵，远远超过了约翰逊曾在7月份设定的上限。在越南这一区域的军事力量正好低于50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升级，必定会在国内引起强烈抗议。总统必须在这一刻做出抉择，是扩大战争还是采取非军事解决方案。大选在即，接受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有些冒险，然而由于内心始终相信必须使用优势力量压倒敌人，因此约翰逊决不愿意以可能被视为“失败”的条件进行谈判或撤出。

他任命了以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为首的工作组，负责对动员另外20万名士兵的花费及效果进行审查。当被问及增加军队人数对胜利和僵局有什么意义，参谋长联席会议无言以对。虽然工作组恪尽职守，绝不逾矩，但仍不断出现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在国内召集预备役，延长征兵时间，为履行职责延长甚或重复旅行，额外花费数十亿的资金，增加税收，控制工资和价格；在军事方面，无法回避的事实是，9万名北越人已经于1967年渗透到了南方，目前的速度是上一年的三四倍，所以敌人数量的增加每次都能超过我们，轰炸行动显然无法阻止他们，他们部队的减员率还没有被证明“不可接受”。在春节攻势的惨烈进攻中，以及在一些地方的自杀式进攻中，敌人对生命大义凛然，毫不吝惜，有时伤亡率达到50%。什么样的减员率才会令他们觉得“不可接受”呢？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幕僚的核心人物中，腊斯克、罗斯托、惠勒和泰勒将军都是工作组成员，但不论他们还是其他人似乎都没有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什么结论。他们固守着过去三年以来的看法，不惜一战，对威斯特摩兰有求必应。用乔治·凯南的话来说，他们“就像是在梦游”，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无法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克利福德及其他人持怀疑态度，主张对战事有所克制并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撤退并不可取，因为经过三年毁灭性战争和破坏，北越有可能要大肆报复，美国现在不可能拍屁股走人，徒留南越人民被他们的敌人肆意屠戮。由于有些事情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工作组在3月4日建议增派1.35万人以解燃眉之急；而报告的其余部分，据一位成员说，“意在引起总统的注意，让他专注于更为广泛的问题。”

在失去了麦克纳马拉的支持后，约翰逊选择克利福德来支撑他的政策；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利福德刚一上任就流露出与麦克纳马拉一样的消极情绪。其实早在前一年夏天，在他前往东南亚条约组织国以督促他们派遣更多军队时，各国对他的冷漠态度就已经让他心灰意冷。所谓的盟军，其实就是公认的“多米诺骨牌”，他们并未严肃认真地对待越南问题。拥有3000万人口的泰国尽管面临近在咫尺的威胁，但只有2500人的小分队在越南。克利福德发现这些国家尊重并支持美国所做出的努力，但并不打算派出更多军队，也没有表示密切的重视。东南亚国家内部对其自身形势的看法引发了我们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美国保卫的是什么？

进入五角大楼后，克利福德发现没有夺取军事胜利的作战计划，只有一系列阻止胜利的制约条件：不入侵北越，不进入老挝和柬埔寨，不对海防港进行轰炸。他还发现，在他的文官助理和副部长中存在普遍的失望情绪，从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关于《军事胜利不可行》的备忘录，到保罗·尼采提出辞职而不向参议院捍卫政府的战争政策。他读到了系统分析部门起草的报告，其中指出，“尽管美国派出多达50万人的军队，每年投下150万吨的炸弹，每年多达4万次的进攻，三年中歼灭敌人20万，我方阵亡2万，如此等等，但现在我们所控制的农村和城市区域基本上还是1965年8月前的水平。”

此外，克利福德还发现，每次战事升级都对公众舆论产生可怕的影响，而且预计1968年预算将增加25亿美元，1969年为100亿美元。他看到，在越南的巨大投入使美国无暇顾及欧洲和中东事务；而且，美国在战争中投入越多，南越对美国的依赖性就越大，越不愿意自食其力。他确信“我们正在遵循的军事路线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毫无希望”。战争已经走到了尽头。克利福德不是一个在失败的事业中随波逐流，埋没自己过人天资，毁掉自己一世英名的人，他决意要让总统放弃自己顽固的立场。面对核心成员中“梦游的人”，他是以一对八，但现实站在他这一边。

政治力量也在协助他。反战情绪已经上升到反对民主党人，因为约翰逊就是民主党成员。战争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来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Millard Tydings）告诉约翰逊的演讲撰稿人说，“如果今天就举行选举，任何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都可以狠狠地揍我。”泰丁斯的顾问告诉他，只有攻击总统才能拯救自己。尽管他不会这么做，但他必须得“大声疾呼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正将美国连同民主党一起拖下水去”。他还说出了其他几个参议员的名字，据他们所言，他们州的情况也是一样。加利福尼亚国家民主委员会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并将有300个成员签名的电报发给总统。电报中说，根据他们的判断，“能够避免民主党派1968年在加州遭受重大损失的唯一行动，就是立即竭尽全力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此间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现任总统落后于其潜在的六位共和党对手中的所有人。

一个更强大的信号来自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于2月27日所播出的节目，他刚从因春节攻势而“被烧得遍地狼烟，被炸得断壁残垣，被拖得疲惫不堪”的土地上归来。他在节目中描述了约47万新难民的情况，他们住在“令人难以置信、到处污秽不堪”的小木棚中，而此前已经有80万人被正式列为难民。在政治方面，他说，“过去的表现无法让我们相信，越南政府能够应付这些问题。”他说春节攻势要求实现“该来的都来吧”，谈判必须要公正，“而不是口授和平条款。因为现在看来比以往更加确定的是，越南的血腥经历将要以双方的僵持状态而结束”。唯一“合理的出路”便是通过谈判确定我们如何退出，而“不是”，——他再次警告说——“当胜利者”。

国家的“大叔”已经做出判断，而“冲击波”，总统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George Christian）说，已经“通过政府渠道”传递到最高层。总统说：“如果我失去了沃尔特，等于我失去了半个美国。”

一周之后，参议员富布赖特宣布，参议院对《东京湾决议》重新调查的结果表明，该协议是用“虚假陈述”获得通过，因此是“无效的”。据说总统正在考虑威斯特摩兰增派20万名士兵的请求，并且已经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招募5万名预备役作为战略后备队。有人将此消息泄露给了新闻界，引起了意料之中的强烈反对。如果新闻评论准确反映事实的话，对战争大为不满的公众比政府更乐意放手东南亚事务，并且，在《时代》杂志看来，公众更乐意承认“在越南取得胜利，甚或达成有利的解决方案，可能都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所能够做到的”。这一见解标志着，在越南战争时代，人们的思想趋于成熟。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先前一度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现在仍不太积极热衷越南问题，但还是召开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富布赖特在其开场白中宣称，美国正在目睹其年轻人的“精神反叛”，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已经背叛了传统的价值观”。在其他参议员的支持下，富布赖特对总统的权力提出了质疑，因为他“没有征得国会的同意就扩大战争”。委员会成员私下里对克利福德和惠勒将军说：“我们其实不可能支持对越南增派如此多的部队，但是如果我们不对总统的决策予以支持，谁来做这个工作呢？”当被要求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腊斯克没有改变自杜勒斯以来的目标，但是他承认，政府正在“从头到尾”对越南政策重新审视，并正在考虑替代方案。

次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参议员麦卡锡赢得了惊人的42%的选票，而更糟的情况接踵而至。罗伯特·肯尼迪在其他人试水之后意识到好事将至，于是宣布自己的提名总统候选人身份。魔鬼（在约翰逊的眼里）上场了，而且借着肯尼迪的名望，他是个比参议员麦卡锡更现实的政治威胁。现在他们两人作为和平候选人，正在全国拉票。而约翰逊现在就好像戈德华特，只不过没有鲜明的信念。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项选举运动，民主党将被分裂，而他这位现任总统，将永远处于防守状态，试图为没有任何成功光芒的政策找寻正当的理由。现在没有了JASON，没有了麦克纳马拉的背叛，没有了毫无结果的消耗战略，没有了春节攻势，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够让他重新思考，一切事物只是令“认知僵化”更为严重，他最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政治前景了。

这并没有动摇他对战争的决心，因为现在已经过于僵化难以改变了，但它会让人联想到国内惨败后狼狈不堪的前景。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宣布，迪安·艾奇逊——约翰逊在春节攻势后曾私下问他对战事的看法——得出了他的结论。在摒弃了“千篇一律”的简报，并咨询了自己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情报来源后，他告诉约翰逊说，军方正在追求难以企及的目标，正如工作组在1964年就曾说过的，如果我们不能无限地投钱在军队上，我们就无法赢得胜利；而约翰逊的演讲与现实严重脱节，公众不再相信他，国家也不再支持战争。

这是一个约翰逊既不能反驳也不能忽略的评价，而且事实上这个评价来自一个他还非常尊重的人；不过，他现在还难以接受有人告诉他，他错了。就在同一周，他向全国农民联盟发表了一个鼓吹战争的讲话，其间他敲打着讲台，用手指着观众，要求“全国努力”赢得战争与和平。他说他不会因为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而改变他在越南的政策，并谴责那些“缩起尾巴违反承诺”的批评家。他最初曾发誓绝不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这是他最后气急败坏的呐喊，没有人对此表示赞赏。他的老朋友兼顾问詹姆斯·罗（James Rowe）向他报告说，在他演讲后很多人“气势汹汹”打来电话，对他指责他们的爱国主义表示愤慨，而且对他“赢得战争”的叫嚣无动于衷。“事实在于，”罗毫不客气地总结说，“现在几乎没有人对赢得战争感兴趣。每个人都想结束战争，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结束。”三天之后，约翰逊突然宣布召回威斯特摩兰，并召集副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回国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磋商。在磋商期间，他决定反对增派20万人的部队，但在政策方面没有任何明确的改变。参谋长联席会议征得了约翰逊的同意，招募6万人作为战略预备役部队。

为了让总统对美国在越南的前途完全死心，克利福德提出召集前资深政治家开会研讨做出决断。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智者”，这些人包括：三位杰出的军事人物——李奇微将军，奥玛尔·布拉德利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前国务卿艾奇逊，前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前大使洛奇，前德国问题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朝鲜停战谈判代表亚瑟·迪安，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墨菲，乔治·鲍尔，赛勒斯·万斯，亚瑟·戈德堡及其在最高法院的继任者大法官阿贝·福塔斯，后者也是约翰逊的好友。这些人都是法律、财政和政府权力核心的精英，并非持不同政见者、反战分子或长头发的激进分子；他们积极维护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与外部世界有广泛的联系；与之相比，现任总统深居白宫，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们在讨论中尤其关注对美国经济日益深重的损害，以及美国公众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虽然有些人支持继续轰炸，但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做；多数人认为坚持军事胜利的想法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继续下去只会变得更糟，这不符合国家利益。李奇微认为，如果有理由说明越南领导人是可塑之才，美国可以提供支持，给他们两年时间完成过渡，而且要告知西贡方面这一时间节点；然后，“我们开始分阶段撤出我们的军队”。尽管会上并未达成坚实的共识，但传达给总统的主要思想是，政策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不言而喻的建议就是谈判和撤出。

总统定于3月31日做全国电视讲话，对越南春节期间的战事进行解释。克利福德会见了“梦游的人”中的几位成员，包括腊斯克、罗斯托和威廉·邦迪；此外还有总统演讲撰稿人亨利·麦克弗森，后者跟他一样有清醒的认识。在会谈中，克利福德坚持认为，这次讲话必须彻底脱离过去的政策。就目前获得的证据来看，这将是一场“灾难”。他告诉他们说，顾问们仍然不明白的是，那些权倾一时的人已经“不怎么表示支持，或许是对越南春节期间战事的反应，或许感到我们处于难以自拔的沼泽。而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进，在他们看来是疯狂的举动”。他继续坚定而冷酷地说，国家生活中的主要群体，“商业界、新闻界、教会、专业团体、大学校长、学生和大部分学术界都已经在反对战争”。

为了平息公众的不满情绪，演讲调转方向，郑重提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并单方面停止轰炸。但政策背后的意图却仍未改变。军方早就让约翰逊放心，因为雨季来临，越南方面的军事行动有所减少，因此暂停轰炸不会对美国有任何影响。而且，白宫幕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和谈提议不会妨碍美国利用武力达到目标，因为河内肯定会拒绝和谈。在给美国驻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大使的一封重要电报中，他们用简单平实的话语表达了这种思维。政府在电报中指示大使们说，在通知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时，应该“明确指出，河内方面很有可能对该方案予以谴责，而之后不久，我们就可以自由行动了”。显然，约翰逊及其幕僚们并未打算改变战争行为；问题就在于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和国内公共舆论。本着相同的精神，政府也将这一做法告知了太平洋总部和西贡的指挥官们。惠勒将军告诉他们说，在与“总统所做决定密切相关”的因素中，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春节攻势以后，公众和国会对战争的支持“急转直下”，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公众对我们在东南亚目标的支持将微乎其微，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但他总结说，希望总统暂停轰炸的决定“能够扭转公众日益不满的情绪”。

约翰逊如期发表了恢宏大度的公共演讲。“我们准备通过谈判立即迈开通向和平的步伐。所以今晚，为了尽早开始和谈，我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减少冲突……而且即刻单方面这样做。”飞机和舰艇已接到命令，停止进攻北回归线20度以北的北越地区，只进攻非军事区的重要战场，因为“敌人继续在那里集结，直接威胁盟军的前沿阵地”。不受轰炸的区域涵盖了北部人口的90%以及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和粮食产区。“如果河内以同样的克制态度配合我方”，轰炸可能就完全停止。约翰逊呼吁日内瓦会议的联合主席英国和苏联，帮助推动单方面减少冲突的做法，直至实现“亚洲的真正和平”，并说服胡志明主席“做出积极正面的响应”。假如河内拒绝这一提议，或者美国随后又发起攻击，结果如何？约翰逊对此只字未提，而是期盼“基于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和平，使南越“不受任何外来控制或不容许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干涉”。对于增派20万人的请求，约翰逊也三缄其口；仍不排除未来战争升级的可能性。

在做出令人为之动容的关于分裂和统一的结束语之后，约翰逊出乎意料地宣布了一件震动整个国家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事情：他将不“允许总统卷入在这个大选之年日渐形成的党派分歧”，因此，“我不会寻求连任，我也不接受我所在的民主党提名我担任下届总统职位”。

这就是说约翰逊决定要辞职了。并不是因为认识到战争是死路一条或要放弃战争，而是意识到战争影响了他现实的政治前途。约翰逊在骨子里就是一个政治动物。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他不受欢迎，而且还拖累了民主党。作为现任总统，约翰逊并没有打算去拼命争取重新获得提名的机会，并且他很可能要失去这样的机会；他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在学生四处抗议的威斯康星州，初选活动定于4月2日，提前了两天。现场特派员电话中直言不讳地预测说，总统将落后于尤金·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他曾经义正词严地讲过，“今晚我们所有人都存在分歧”，治愈伤口、修复历史、信守美国的承诺以及其他值得称道的恢复性工作，这些都曾是他的职责所在；而现在，他选择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堂而皇之地退出了比赛。

三天之后，即1968年4月3日，河内做出了令对手大跌眼镜的举动，宣布愿意与美方代表接触，以确定“无条件停止”轰炸和所有其他战争行为，“从而开始可能的会谈。”

自美国军舰将法国军队运回印度支那到如今已经过去了22年，尽管愚蠢政策还没结束，但总算使战争停止了。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美国极力试图从越南体面地撤出，这将会令愚蠢行为更加严重。在缺乏目标，坚持不懈却徒劳无功，并最终自我戕害的情况下，由约翰逊政府所发起并一味追求的战争是一种愚蠢至极的行为，因为可以说它绝对没有带来任何好处；除了唤起“公众的愤怒”之外，没有任何良好的结果。太多的美国人已经逐渐意识到战争是错误的，不仅不成功，而且完全不符合美国利益。民粹主义者喜欢说“人民的智慧”；美国人民并没有聪明到这个地步，而是受够了，厌倦了，这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智慧。总统认为政府可以无须征得民主国家人民的同意而发动战争；而一味的倒行逆施，终究会失去公众的拥护和支持，历史又一次通过越南战争证明了这一点。

6.撤退

（1969—197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芥子气现在已经不再用了，因为这种气体用起来飘忽不定，有时会往回吹到施放者身上。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最后阶段也同样引火烧身，各方冷眼旁观，越来越不相信政府，而政府也逐渐对人民产生了敌对情绪，后果相当严重。虽然林登·约翰逊总统所受的教训显而易见，但是他的继任者并未摆脱荒唐政策的纠缠。由于仍然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敌人接受美国所提出的条件，新政府跟旧政府一样，除了诉诸军事手段进行压制以外，别无他法。其结果便是，早就被大部分美国人所排斥的战争，现在又延长了，在新总统的整个任期内，对国内造成了无尽的损害。

在约翰逊任期的最后一年，尽管暂停过轰炸，河内也曾同意谈判，但战争并没有丝毫结束的迹象。所谓的各种会议都是讨论在哪里举行谈判，签署什么样的协议或草案，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是否参加，谈判时座位的摆放甚至桌子的形状。北越始终将“无条件停止”轰炸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不会从程序跨越到实质内容。美国在停止对北纬20度线以北进行轰炸的同时，以3倍的力度对该线以南的渗透路线予以空中打击，并将“搜索并摧毁”任务发挥到极致，以改善西贡在将来和谈中的地位。在这些战斗中，每周有200名美国人牺牲，而1968年美国在行动中的死亡人数达到1.4万人。

这一年，国内暴力频发，仇恨加剧，先是罗伯特·肯尼迪和小马丁·路德·金双双遇刺身亡，随后暴乱发生，紧接着出现激进学生的无政府状态和故意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尔后是在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暴力对抗和警察的野蛮镇压。国内情报机构扩大了对可能的颠覆分子的监控和调查，拆看私人邮件，雇用奸细，一旦怀疑某位公民对国家构成危险则编制卷宗，建立档案。

为了在越南谈判中取得进展，美国代表哈里曼大使和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敦促总统宣布全面停止轰炸，可约翰逊断然拒绝了，因为河内并未以减少军事活动作为互惠条件，而且还坚持要求美国先停止轰炸，否则拒绝减少军事行动。由于大选临近，在民主党近乎绝望的哀求下，约翰逊于11月1日宣布全面停止轰炸。但随后，由于南越总统阮文绍期待美国共和党上台后对他提供更大支持，于是临阵退缩，拒绝参与会谈，打乱了美国的计划。1969年1月，当实质性谈判最终举行，美方负责谈判的已经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及其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所率领的团队了。

艾森豪尔在竞选总统时曾许诺“到朝鲜去”结束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现在尼克松在总统大选中所说的话又使人想起了艾森豪尔的许诺，他向选民保证说，“我们将结束这场战争，赢得和平。”他没有说如何结束，主要基于这样的理由：一方面他不想表达任何意见，那有可能影响约翰逊在巴黎的谈判；另一方面，他也不能“采取将来让我毫无回旋余地的立场”。他似乎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如果我当选总统六个月后，战争还在继续，”他私下告诉一位记者说，“这就是我的战争了。”他说他决心“不要落得约翰逊那样的下场，蜷缩在白宫里，都不敢到街上露面。我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如果真有这番豪言壮语，则表明一种基本常识，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意味。但当尼克松成功地入主白宫后，他所做的结束战争的承诺在他的头脑中演变成为延长战争了。人们发现新总统跟其前任一样，不愿接受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也同样深信，只有增派军队才能迫使敌人答应条件。

尼克松从前任手上接过来一个烫手的山芋。他任命基辛格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如果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能时刻吸取前任的教训，就好比在墙上钉一个牌子，上写“不要重复已经失败的老路”，那么他俩就可以避免很多错误了。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重新审视一下奠边府战役；清楚地评估一下敌人的利害关系，它为之战斗的意愿和能力；仔细研究一下约翰逊时期始终没能够实现谈判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反思可能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巩固南越独立政权而继续战争，其结果是徒劳的，也无益于美国的安全；由于不想无限制使用武力，因此试图通过敌人寸步不让的谈判来达到目的，是浪费时间。即便通过军事施压实现了谈判并取得了预期结果，也没人能保证它维持多久，赖肖尔早在1967年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10年或20年后，“南越的政治局面不会因为我们的介入而有所改变”。

符合逻辑的方针是，减少损失，不要再去努力避免南越受共产主义影响，不与敌人谈判而自行离开，但要附带一个条件，那就是告诉对方美国承诺撤出的时间节点，与对方交换战俘。这一方案实际是应白宫的要求由兰德公司专家所提交的几种建议中最为缓和的一种意见；但在这些建议被提交给总统之前，基辛格及其军事顾问就把该方案淘汰了；其实，即便尼克松看到了这一方案，他也不会感兴趣。战争一开始被夸大为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到现在演变成为对美国威望和声誉的考验，而且，正如总统肯定会看到的，也是对他个人的考验。尼克松也是一样，不希望在自己当政时期接受战败的事实。

他确实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确实彻底颠覆了约翰逊的路线。其目的是通过结束征兵活动，命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回国，从而化解国内的抗议。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战争目标，而是加强美国对越南的空中打击，并且如果必要的话，进一步扩大对北越的供应线和位于柬埔寨的基地的打击。为了弥补美国的撤军计划，他主持制定了一个大力增加援助的方案，把南越军队武装起来，进行训练并灌输思想，使他们借助美国持续的空中支援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越南化”。这一努力在一直被认为是“他们的”战争中或许来的有些迟缓。根据这一理论，北越利用大量的供给将会以某种方式完成过去25年始终没有完成的使命，即至少在一个“可接受的间隔期”内创建一支士气高涨并有能力维持独立自主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战斗力量。

除了安抚美国人，单方面撤军的目的也是为了向河内表明“我们在认真地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从而鼓励敌人就可接受的条款进行谈判。然而，如果北越一意孤行，美国将提高惩罚力度，直至确信在可能胜利的条件下，迫使他们最终放弃或任由战争自生自灭。为了帮助说服河内，美国通过苏联向河内暗示说，将要对他们的供给线及在柬埔寨和老挝的避难所进行封锁轰炸，并加强进攻。为了表明这一姿态，美国于1969年3月对柬埔寨进行了第一次秘密轰炸，此时距离尼克松上台仅有两个月；他们随后在4月份进行了第二次轰炸，到5月份，轰炸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越南化”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扩大了范围并将南越政府军武装了起来。美国对南越提供武器、进行训练、思想灌输已达15年之久，却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现在指望这些行为让南越政府军接管战争实在有些痴人说梦，完全够得上榆木脑袋式的思维了。回想起1970年的情况时，一位曾附属于南越某部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说，“我们总是有一半人擅离职守，南越政府军的连排级军官大部分始终见不到人影。”军官们“整天偷鸡摸狗，贩运毒品”，士兵也因此毫无斗志。

更严重的愚蠢行径在于中途扭转战争行为，也就是说，一方面撤出美国军队，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轰炸和空袭不断对敌人加大惩罚力度（或者称为“负面强化”）。除了基于国内方面的考量，只有同时放弃最初想要达到的目标时，撤出地面部队的举动才会有意义。

通过撤出作战部队来赢得一场战争，甚或希望以此达成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实在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这种计划一旦开始就难以停下来，并且就会像战事升级那样势头越来越强；而随着部队人数的减少，最终不可逆转。美国军方也认识到这一做法的弊端，认为这样一来就毫无获胜的可能；而且，因为他们对“越南化”信心不足，甚至不可能实践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现在也只能这么做，因为战争必然会引起公众的愤怒，那种悄无声息偷偷摸摸发动战争的想法已经成为泡影。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精明强干，但他们显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幻想。他们似乎认为，美国完成撤出地面作战部队的任务不会削弱南越早已弱不禁风的士气，不会再次证实北越的毅力和决心。当然，这两点它都做到了。

正如豪将军撤离费城那样，减少军事行动的努力并没有让敌人意识到美国方面严厉果断的意图，而是恰恰相反。美洲殖民者从豪将军的撤离中看到将英国人赶走的趋势，并且知道无须对卡莱尔和平委员会做出妥协。河内收到了同样的信息。当尼克松于1969年6月宣布撤军方案，且第一批2.5万人的美国部队于8月份乘船回国时，北越知道这次战争将以对自己有利的局面结束。他们能做的，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下去。就像是夙愿终了，胡志明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后于9月份去世了。

在国内，尼克松计划并没有意识到，人们并不仅仅是对战争的伤亡人数痛楚忧虑，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违反了美国的行为准则；随着部队撤回国内，抗议活动一度有所减少，但战争本身必然会导致沉重的感受，而且随着交战行为的继续，这种感受将会变得愈加强烈。

由于深信美国人就像当年法国人那样，将祸起萧墙，河内方面毫不妥协。在愤怒和沮丧中，美国转向“负面强化”战略，起草了冠以各种称谓的计划，如“野蛮打击”或“致命一击”或“11月方案”。根据计划，将对北越进行封锁，对港口、河流和沿海水域进行轰炸，对堤防进行爆破，对河内进行地毯式轰炸。“我就不相信，我们永远打不垮一个像北越这样小小的四流国家。”基辛格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这样说。从任何事物都存在忍耐的极限来讲，他是正确的；就看需要多大程度的力量对它进行检验。文职分析家们认为，这个提议将不会显著削弱北越在南越的战斗能力，因而对此表示反对；而这样的方案有可能激起基辛格所称的“休眠猛兽，即公众的抗议”，这令他们惴惴不安。鉴于这两方面原因，“11月方案”被取消了。

在疯狂实施“越南化”的过程中，南越政府军的数量增加了一倍，配备了大量武器、军舰、飞机、直升机，有100多万支M-16步枪，4万多件榴弹发射器，2000枚重型迫击炮和榴弹炮。虽然有多达1万名南越政府军军官、飞行员、机械师及情报分析人员被送到国外接受先进技术的培训，但无奈大势已去。在这个过程中，南越暂时稳住了阵脚，主要是因为在春节攻势以后，越共元气大伤，尚未恢复过来；但是随着15万美军在1970年陆续撤出，并且接下来更多的美军还要撤离，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越南化”和撤退行动争相上场。

抗议活动远未停止，并没有销声匿迹。1969年10月，在一场有组织的“暂停越战日”活动中，全国各地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现在就要和平”，10万人聚集在波士顿公园，聆听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演讲，他呼吁美国在一年内撤出所有地面部队；三年内，也就是到1972年底，撤回所有空军及地勤部队。旧金山的一名示威者手中拿的牌子上写着：“停止越战，让士兵们回家。”在为“暂停日”事先准备好的回复中，总统通过全国演讲呼吁那些他认为支持他的“沉默的大多数”，向他们承诺说，尽管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美国将按照预定计划完全撤出军队，并且“以我们能够赢得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

如果存在这样沉默的大多数的话，主要还是出于人们的漠不关心；而抗议活动热火朝天，喧嚣异常，并不幸成为尼克松攻击的对象，他称抗议人士为“流浪汉”。在11月的另一个“暂停越战日”中，主办方在华盛顿动员了25万名示威者参加。尼克松当律师时的合作伙伴，现任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从阳台上望去，感觉“就像是俄国革命”。就这样一语成谶，政府对反战运动进行了界定，不是把它作为大部分民众要求国家摒弃的某一政策、表达不同意见的合法活动，而是将它视为恶意行为和颠覆威胁。正是本着这种观点，政府出台了“黑名单”。

因为不同意见是通过媒体发出并传达到政府当局的知名人士那里，所以尼克松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反对他政治存在的阴谋；在他看来，这些“自由主义者”“自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案件以来就一直试图毁灭他”。有些躁动不安并常常无名火起的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证明，他将抗议活动视为对外交事务的干扰，从民主角度来讲是鸡肋，必须要忍受，但不应影响到严肃的政治家的决策。抗议活动并没有向他传达任何信息，甚至连哈佛大学教员组成的代表团所发表的意见也没有实质内容。抗议活动并未向总统传达任何他认为值得倾听的内容。两个人都没有从人们的异议中听到任何有理有据的论点。就像疾呼改革的喧嚣充斥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皇的耳朵，从统治者自身利益来看，没有哪种意见让他们觉得需要迫切做出积极的响应。

不论是基辛格与河内密使黎德寿（Le Duc Tho）之间的秘密会议，还是在巴黎的四方会谈，这些谈判都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双方都始终坚持对方不能接受的条件。北越要求罢黜袁文绍（Thieu-Ky）政府，以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名义上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这就等于让美国放弃其代理人，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而美国反过来要求北越从南越撤出其全部军队。但北越从未将南越视为另外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有权利在南越的任何地方驻扎，要求撤出无疑就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因此也坚决不同意。虽然他们的这种理念与亚伯拉罕·林肯坚决维护联邦统一不可分裂的信念如出一辙，但美国人并未予以理会，而是认为，必须通过武力手段迫使河内放弃要求。

“以我们能够赢得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也就是，维持一个不受共产党统治的南越，这是美国谈判的思路和基石。这与信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现在被称为“不失体面的和平”，尼克松和基辛格曾无数次予以强调。“不失体面的和平”已经成为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可怕负担”。“给出一个你据理力争的理由，”埃德蒙·伯克曾经说道，“从常识来进行判断，你将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有益的目标，而后我会心满意足地给你所想要的尊严。”美国的做法恰恰相反，正如前法国驻河内总代表让·圣特尼（Jean Sainteny）根据自己长期在越南的经验告诉基辛格说，美国现在所拼命争取的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如果基辛格多读一些伯克而非塔列朗 [16] 的书，那么他的政策路线或许就会大不相同。

其他方案，比如：用美国并不情愿使用的一定程度的武力对北越进行猛烈打击，直至将它击败；或者，美国放弃先前的条件，通过“越南化”将南越打造到足够强大时，让它实现自我防御，正如基辛格自己所正视的，“在不与河内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从越南撤出”。由于河内方面在开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拒绝投降，美国战俘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障碍。河内认为，只要美国答应在某个最后日期前撤退所有空中及地面作战部队，他们就同意释放战俘。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为了美利坚民族的健康发展，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况且还有那么多人在大声疾呼。但这一方案最终被驳回了，因为政府方面认为这样有损美国的声望。但是，减少损失，回到美国的正常发展轨道上来，对美国声望而言反而有益无害，这一点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并未予以考量。在猛烈打击和放弃条件之间，尼克松和基辛格选择了一条到那时为止并非有效的中间路线，即试图通过加强进攻强度，让“河内认识到，与其继续战争，不如和平解决”。这一方案已经存在多年了。

美国现在加大了轰炸强度，目标并不是北越的领土，而是它在柬埔寨的补给线、基地和避难所。因为柬埔寨中立等复杂的原因，轰炸次数在军事记录上被统一篡改了。但由于敌人已经长期违反中立协议，找个借口易如反掌，因此，对此次轰炸秘而不宣或许更多地是为了向美国公众掩饰战争延长这一事实。鉴于新闻界及许多政府官员的反战情绪，最高决策层认为可以严守轰炸的秘密这一想法实在有些掩耳盗铃。《纽约时报》派驻五角大楼的一位记者找到了证据，对轰炸行动进行了报道。尽管该报道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却让柬埔寨成为尼克松报复的目标。尼克松认为这是秘密轰炸行动的“泄露”，有些恼羞成怒，于是他召来了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者在基辛格的指导下在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的办公室安装了第一套窃听设备。而这个莫顿是总统班底人员，可以阅读到机密报告。就这样，在美利坚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导致总统辞职的一系列事件拉开了帷幕。

尼克松在越南的秘密军事行动仍不为人所知，但是，1970年4月，当美国地面部队与南越政府军一起侵入柬埔寨时，人们的怒火如岩浆般迸发出来。在国内民众呼吁减少而不是扩大战争行为之际，美国将战火燃烧到了另外一个名义上中立的国家，这就像罗波安叫被奴役劳工的监工去平息以色列人的怒火一样，是在当时情况下做出的可能最具挑衅性的举动。这一行动本来完全是为了惩罚作恶者，结果政府似乎难以抗拒地做出了愚蠢荒唐的决定，就像是受到命运的捉弄而只为博得上帝的开心。

此次入侵在军事上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由于预计北越可能会发起进攻占领柬埔寨，从而将军队驻扎到那里，在美国撤出之后对南越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为“越南化”赢得时间；切断连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主要供应线；支持金边新政权，因为它罢黜了有左派倾向的西哈努克亲王，并且对美国更加友好。然而，如果是出于尼克松和美国的利益而结束战争的话，政府的智囊人物同样可以找到反对军事行动的有所依据的理由。

尼克松以为他先前宣布的将在1970年撤出15万军队的时间表会让抗议者偃旗息鼓，不然，如果“那些狗娘养的自由主义者”再制造麻烦，他就像一只替狼受过的羊。在一次类似战斗檄文的演讲中，他宣布了这一军事行动，作为对北越“进犯”的回应，并再次老生常谈，说在他当政期间，绝不会让美国蒙受战败的羞耻。这次侵略行动的代号为“南越中央办公处”，据说其目的就是要摧毁所谓的敌军司令部，也就是“神经中枢”。由于战术运用得当，侵略行动成功缴获了北越大量武器，摧毁了碉堡和避难所，歼敌200人，给敌人造成了重创，足以迫使敌人将所声称的进攻推迟一年。即便神秘的“神经中枢”从来没有被发现，尽管所用的缩写形式看上去那么庄严宏伟，但这又有何妨呢？但总体来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金边政府实力削弱，需要保护；土地和村庄受到破坏；1/3的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亲共产党的红色高棉力量大大增强。北越又折返回来，侵占了大片地区，将叛乱分子武装起来进行训练，为印度支那另一个国家遭受悲惨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美国的侵略行径在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引起政治上极端分子的对抗，引起了慷慨激昂的辩论，点燃了持不同政见者对政府的憎恨。尽管民意调查往往显示很多人支持尼克松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但反战的呼声更高，新闻媒体也公开表示了敌对情绪。《纽约时报》将尼克松发动侵略的原因称为“又一次军事上的幻觉”，并断言说，“时间和痛苦的经验已经让美国人警醒，不再轻信政府的谎言。”几个月前披露的美莱村大屠杀，让美国公众大为震惊。在那次屠杀中，美国士兵以疯狂残忍的手段杀死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包括老年人、妇女和无助中哭泣的孩子。让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在美军侵略柬埔寨行动之后，发生了美国人射杀美国人的事件。5月4日，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州长叫来国民警卫队，镇压在他看来有潜在危险因素的校园抗议行为。警卫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四名学生。一位女生跪在死去的同伴身边，满脸痛苦和迷茫。这一照片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痛，自美国将国旗插到硫磺岛上以来，还没有哪幅照片比它更加令人震撼。战争确实又吹回到了美国大地。

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之后，抗议活动进一步升级。学生罢课、游行，校园里遍布篝火。近1万名愤怒的人群聚集在白宫四周的公园里，60辆满载警察的公交车围成一圈，将示威人群包围起来，就像对抗印第安人的排成一圈的货车。在国会山，越战老兵举行集会，每个人都向空中抛掷勋章。在国务院，250名工作人员签字声明反对延长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被指责为倒行逆施，是激励敌人坚持下去，这一点儿都不假；而说他们不爱国，也确实如此，因为最令人悲哀的后果是，年轻人不再有这种珍贵的感受，他们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

在无脑的言辞和无法无天的破坏行为中，确实有极端出格的抗议活动，这激怒了那些正直人士，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强硬派，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侵犯了法律的尊严，破坏了社会秩序。当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在华尔街攻击示威的学生时，他们用随手找到的器具充当武器对学生进行殴打，这种身体上的冲突集中体现了两种言论之间的对抗。10月份，尼克松到圣何塞，为1970年的中期选举活动发表演讲，此时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暴徒们对他尖叫咒骂，污言秽语；当他离开大厅时，人们向他投掷鸡蛋和石头，并使他受了擦伤。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受到暴徒袭击。在随后谴责暴徒行为的一则声明中，他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听到他们言语中的愤恨”，这些“暴徒”代表着“美国最坏的一面。”

其实在圣何塞事件之前，对总统柬埔寨行动的如潮批评就已经令他恼羞成怒，加重了他本来就比较强烈的迫害心态。一位叫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的白宫职员说，“一种被包围的感觉”弥漫在白宫上下。“现在是‘我们’对抗‘他们’。”据另外一个人所见，白宫警卫“确实相信，非常可能发生左翼革命”。对“敌人”进行秘密监视，用卧底的方法进行恐吓和间谍活动，破门而入，毫无理由地窃听，这些方法都很普遍。被派去监视激进恐怖组织活动的一位员工起草了一份计划，准备动用警察力量和未经授权进入私人区域作为执法手段。这一方案经总统签署成为一项政策，但只执行了五天就在联邦调查局的劝说下放弃了，可能是联邦调查局怕该政策威胁到自己的特权。对轰炸行动泄密根源的调查范围扩大了，最后甚至在17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以及几位记者的办公室及家中安装窃听设备。对于飘忽不定的南越中央办公处，没有发现任何漏洞；报告最后被证明不过是新闻界正常的职业行为。

异议权是一种绝对的美国政治制度。国家元首想要对此进行压制并派人付诸实施，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启用非法程序，这为“水门”事件埋下了伏笔。由于在谈判中继续受挫，由于战争延长至新的一年，此类程序越来越多，并在1971年6月五角大楼文件的出版方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麦克纳马拉当初批准了一系列机密文件，意在披露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根源；但这批政府文件被现在极力推崇反战信念的理论家、前五角大楼官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窃取，并提供给媒体和参众两院的某些成员。尽管这些档案记录的都是1968年以前的事件，但尼克松——基辛格团队对于泄密事件却极度敏感，尤其是因为他们正在秘密着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与莫斯科举行高峰会议，他们不希望人们将华府视为软弱无能的孬种，从而无法与二者建立亲密无间的信赖关系。他们首先在白宫旁边的一间地下办公室成立了一个“管道工”小组来查找泄密渠道，并且根据“直接来自椭圆形办公室”（根据后来的证词）的命令，要在埃尔斯伯格身上做些文章。其结果便是，有人闯入埃尔斯伯格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盗窃，目的在于将他诬陷成为苏联特工。这件事是否有用值得怀疑，因为一旦成功的话，有可能会阻止尼克松与苏联举行高峰会谈。他们的雇主还算幸运，因为管道工们空手而返；但无论他们在埃尔斯伯格身上可能发现什么证据，都无法质疑14卷影印政府文件的真实性。显然，最高层做出了愚蠢荒唐的事情。在这里，在对违法行为没有丝毫忌惮的情况下，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道德准则又死灰复燃了。

到目前为止，国会一直还是一副气定神闲的状态，对令举国上下心急火燎的越南事件不过是冷眼旁观；但现在，来自国会的令人不安的信号越来越多。一位国会成员说，国会“是一群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可以这么认为，国会总是遵循舆论趋向，因此，其麻木懒散的作风表明，在美国进攻柬埔寨之前，沉默的大多数确实就是多数。当尼克松在执政的前六个月没有实现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停火协议，反战的参议员诸如曼斯菲尔德、肯尼迪、盖洛德·纳尔逊、查尔斯·古德尔（Charles Goodell）等等，开始公开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结束战争。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入侵柬埔寨的行为促使参议院重申自己与行政权力平起平坐的特权，此前自由放任政府行事令自己元气大伤。在五角大楼文件所披露的内容里，其中一项就是，在任何有关确定国防及外交政策的讨论或文件中，明显没有考虑征求国会的意见。在入侵柬埔寨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以后，尼克松向从参众两院挑选出来的人员保证说，在没有征求（他没有说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美国军队不会深入到30英里—35英里以外的距离，并且所有部队将在3—7周内撤回。

参议员们并不放心。他们提出拨款法案修正案、切断资金修正案、以某种方式限制军事介入或设定时间限制修正案等，这些都经委员会批准，在议会大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每一次，在众议院超级鹰派人物所把持的委员会的专横操纵下，这些修正案总是在会议中被减头去尾或弃之一旁，或者被议会战术围追堵截，最后未经辩论即胎死腹中。《东京湾决议》最后被废除了，但那也只是总统领导的政府在智胜对手后自己做出的选择，因为政府认为，总统作为总司令有权发动战争，这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这一理由有些牵强，因为在没有宣布战争状态的情况下，他是事实上的总司令吗？但是最高法院在面对几次考验时，小心翼翼地绕过了这个问题。

然而，下议院的反战选票不断增多。153位代表投票反对搁置《库珀教会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旨在于7月份以后切断战争资金，这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选票，这一票数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反对的声音如雷鸣般轰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赞成《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人数上升至177位。该《修正案》最初将撤退的最后期限设定为9个月（经众议院修改为“尽快”），暂停派出军队。尽管规模不大，但这一上升趋势表明反战的力量日益强大，甚至或许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时刻，立法委员会可能会对总统的行为“叫停”。

1971年，尽管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协助，但是南越政府军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像侵略柬埔寨那样入侵了老挝。对南越政府军实行“越南化”的代价，是50%的伤亡率，而且政府军越来越感到，现在战斗和死亡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离开。而华盛顿方面宣布，所有军事行动都要以“拯救美国人生命”为目的，这种趋势更令他们加深了这一看法。反美国主义在越南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与民族解放阵线秘密合作，并公开要求政治和解。抗议活动重新兴起，但这次是反对阮文绍取代吴庭艳。尚未撤回的美国军队士气低落，部队逃避作战或拒绝作战，士兵们使用毒品，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蓄意杀伤上级军官或同伴，有时还有用手榴弹谋杀军官和军士的现象。

在国内，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开始支持到年底撤回所有部队的做法，哪怕出现南越被共产党控制的结果也在所不惜。多数人首次同意这种观点，即“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从道义上讲是错误的”，对越南战争的参与首先就是一个“错误”。公众总是反复无常，民意调查也是昙花一现，而答案或许反映了问题的根源。不道德的行为之所以被发现，正如诺斯勋爵在谈到他的战争时说，“邪恶的胜利最终会遭人唾弃，到那时，人们就会呼唤和平”。

到1972年，战争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对外冲突，而尼克松给自己定下的六个月时间已经拖延到了三年之久，又有1.5万名美国人伤亡，而战争到底何时结束仍是个未知数。

巴黎会谈的一切努力和基辛格的秘密任务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试图通过谈判从根本就无法取胜的战争中脱身而出，与此同时还要维持体面。对于战争的延长北越也负有同样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双方的动机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未来在此一举，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1972年3月，当美国战斗部队大多已经撤走后，北越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最终促使战争结束。

12万北越军队驾苏联坦克，携带野战炮，穿过非军事区，撕破了南越政府军的防线，势如破竹地突进西贡周边的人口密集地区。美国在地面无计可施，便重新启动了早在1969年制订的“野蛮打击”的第一波计划，派遣B-52战略轰炸机到北越上空，对河内及海防的燃料库和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尼克松宣布此次行动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军事行动”。一个月后，基辛格提出了一个就地停火计划，该计划首次无视了北越的要求，决定从南越撤军，并宣布美国愿意在北越遣返俘虏后的四个月内撤出全部军队。政治和解的大门并未关闭。四个月的最后期限本可能让河内理智地接受条件，但由于一直抗拒在被轰炸的情况下谈判，他们又一次拒绝了。

随着总统大选迫在眉睫，尼克松对敌人顽固不化的立场暴跳如雷，当着幕僚的面发誓说，“这次要让这些狗娘养的彻底尝一尝轰炸的滋味。”有人害怕此举会激起国内民众的反抗，而苏联也可能为此取消原定于两周后的莫斯科高峰会谈，这样一来，经过千辛万苦的谈判才好不容易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签署就成了问题。但尼克松对此全然不顾，宣布了“野蛮打击”计划的另一半，即动用海军对海防港进行封锁，布置水雷，并用B-52轰炸机进行全天候打击。因为一直担心对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船只造成损害，美军过去始终避免使用封锁和水雷等手段，也怕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兴奋异常的白宫工作人员，认为这一决定“要么树立、要么打破总统的威望”，于是从选举经费中花费了8000多美元，发出一封又一封通过批准的假电报，并在报纸上编造广告，这样一来，白宫就能发布支持总统竞选的舆论。他们本来可以不必如此费力；尽管新闻界和异议人士对政府的封锁行为予以谴责，但公众舆论不仅没有义愤填膺，反而似乎对美国面对北越顽固不化的立场所做出的强硬举动表示欣赏。

另外一个极端事件随后不久东窗事发。与曾经搜查过埃尔斯伯格的两位主要特工（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有关联的支持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五位特工，在水门办公大楼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盗窃文件并安装窃听电话时当场被捕。直到第二年，在对这五名特工进行审判并由参议员欧文率领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所举行的听证上，人们才获悉总统也参与了这一事件。他们将要揭示连篇累牍背后的秘闻，包括掩饰罪行、绑架勒索、唆使串供、贿赂、间谍、破坏、使用联邦权力对“敌人”进行骚扰、雇用大约50人使用“肮脏伎俩”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进行破坏颠覆，或者用白宫工作人员的话来讲，就是“暗中非法破坏对方”。最后可公诉的罪行清单包括入室盗窃、贿赂、伪造、伪证、偷盗、阴谋和妨碍司法公正，其中大多数属于过度反应，而且，就像使大厦付之一炬的磁带，根本就是无事生非、自我戕害。

性格再次决定命运。因为被越南问题所困扰，尼克松的性格，以及他所挑选的幕僚们的性格，令他所领导的政府陷入无尽的麻烦之中，并进一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在世界历史上，某位统治者的耻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如果政府蒙羞，则会对人们的精神造成致命伤害，因为一个不受尊重的政府无法有效运行。

尽管“水门”事件丑闻迄今所显示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但越南的战事现在有了结果。经过一段时期的封锁，加之对燃料和弹药库的破坏，北越的物资供应锐减。事实证明，与河内的需求相比，俄国人更关心的是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在莫斯科欢迎尼克松的到来，并建议他们的朋友妥协让步。中国也希望减少冲突。在最近由尼克松与基辛格所确立的崭新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方面想要借助美国力量对抗苏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利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造访北京之际奉劝后者放弃始终坚持的推翻阮文绍的立场，到现在为止，这一直是他们谈判的必要条件。“按我说的去做，”他说，“我曾经在必要的时候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民族解放阵线相信，他们也终将会有这一天，于是就点头应允了。

北越在B-52战略轰炸机的打击下，也准备屈服于政治条件。从美国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民主党候选人胜选的希望渺茫，这使河内意识到，尼克松会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继续执掌白宫。因此，他们认为，在大选前，有可能从他那里争取到更好的条件。这样，双方又重新启动了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国做出了艰难的妥协和退让，签署了错综复杂的协议，在表面上确保阮文绍无恙的情况下得以抽身而出，这让基辛格在10月31日（后来证明为时尚早）宣布，“和平已经近在咫尺”。

阮文绍坚决拒绝接受条约草案。根据该草案，14.5万北越军队将留在南越；草案还承认民族解放阵线以刚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的名义参与未来政治解决方案。考虑到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默认了自己下台，阮文绍的立场也可以理解。在这个关键时刻，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的优势成功连任，这是有史以来优势最明显的总统选举，这对他而言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胜利。但不久以后，他将被迫向美国人民保证，“我不是一个骗子”。这一压倒性胜利有很多原因：他的对手——参议员麦戈文（McGovern）软弱无能、摇摆不定；麦戈文在声明中极不恰当地说，他将“跪着”爬到河内，并建议给每个家庭发放1000美元的福利，这令选民们颇为反感；尼克松“肮脏伎俩”的成功实施，在初选中摧毁了一位强大对手；公众在期盼和平的过程中最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或许还有时代的背景，因为当时以长头发、嬉皮士、毒品和激进分子为代表的叛逆文化暗中对主流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而美国中产阶级对此强烈反对，这在总统选举上表现了出来。

继续执掌大权的尼克松精力充沛，对越南双方都施加了最大压力，寻求南北和解。他在给阮文绍的信中保证说，阮文绍对北越军队继续留在南越表示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绝对保证，如果河内不遵守本协议的条款，我将迅速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他之所以这么说，无疑是因为，《巴黎协议》并没有承诺从附近水域的航空母舰或从位于泰国和台湾的美军基地撤离空中力量。实际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根据指示制订了可能利用驻守泰国的空中力量进行报复行动的计划，而且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也奉命送到了西贡。阮文绍还被告知，如果他继续负隅顽抗，美国可能会绕过他与北越和谈。阮文绍对此无动于衷。在与北越重新开始的秘密谈判中，基辛格不再考虑已经达成的约定；他现在要求北越象征性地从南越撤军，降低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以及其他一些变动；同时还威胁说美国将重新动用军事手段。

由于坚定地认为美国总是背信弃义，河内拒绝做出必要的调整。现在已经不再担心公众抗议行为的尼克松决心对河内穷追猛打，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圣诞节轰炸，也是美国在此次战争中最猛烈的军事行动。在12月的12天里，美国空军向北越投放的炸弹数量比过去三年的总和还要多，将河内和海防地区夷为一片废墟，破坏了河内的机场、工厂和发电厂。还有一些不良后果：由于北越采用地对空导弹进行密集防御，美国损失了不少飞机，并有95名—100名飞行员成为战俘；此外还损失了15架重型轰炸机（河内的统计数据是34架）。圣诞节的轰炸有两个目的：其一，极大削弱北越的力量，使西贡政府延续足够长的时间，让美国撤离；其二，借此证明美国的决心，克服阮文绍的抵抗情绪，或者为撇开他继续行动提供借口。“我们已经陪他走过了最后一程，”根据后来的解释说，“因此我们不依靠他也能够解决问题。”

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展开的猛烈进攻令美国在国内外名誉扫地，同时又让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其残暴好战的本质。在民主党初选中根据修订的规则选举出来的国会新成员承诺即将过问此事。随后，参众两院民主党领导层秘密会议于1月2日和4日分别投票，决定“立即”停火，并切断用于印度支那任何国家军事行动的所有资金，只有在释放战俘和安全撤离美国军队时才可以动用资金。由于国会长期以来总是低眉顺眼，少有反抗；由于“水门”事件在大法官约翰·J·西里卡（John J. Sirica）的法庭上所披露出来的内幕越来越多，尼克松政府提出，如果河内愿意恢复和谈，美国将取消轰炸。河内同意了；于是双方又恢复了一度陷入僵局的谈判；双方起草了条约，并给阮文绍发出明确的最后通牒，如果他不遵守这一条约，美国将终止对他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撇开他与河内签订条约。

在最后的条约中，双方放弃了曾经将战争拖延至四年之久的两个条件：一个是推翻阮文绍政权；另外一个就是北越军队撤出南越。双方在条约中承认了现在演变成左翼激进党的前越共的政治地位，不过考虑到阮文绍的感受，并没有明确表述；河内曾要求予以消除的非军事区或分割线，现在得以保留，但还是按照先前《日内瓦协议》的条款，作为“临时的而非政治或领土边界”。双方含蓄地承认越南的统一，并在某一条款中规定，通过各当事方和平讨论的方式“推进越南的统一”，从而排除了跨越“国际边界”进行“外部侵略”的可能性。就这样，美国多年来开战的理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阮文绍起初以死相逼拒绝和解；但在尼克松通牒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屈服了。1973年1月27日，各方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的规定，越南的状况与19年前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并不牢靠的解决方案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事实上，在这期间，越南南北双方有50多万人因战争死亡，成千上万人受伤，百姓家徒四壁；很多儿童被烧伤，落下残疾；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大量土地遭到砍伐蹂躏，弹痕累累；而民族因为相互的仇恨而变得四分五裂。但是，人们普遍公认的是，南北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程序是行不通的，迟早还将诉诸武力。美国为了实现南越不受共产党统治的目的，将印度支那炸得体无完肤，而且还背叛了自己；但除了令尼克松和基辛格信心满怀之外，没有任何人从中获得启发，而他们两人深信，如果有必要，美国仍能够力挽狂澜。根据该协议，没有被摧毁的是一个临时的幕墙，而美国得以在这个幕墙后面赶紧抓住一个破衣烂衫般的“体面的和平”逃之夭夭。

之后的事，尽人皆知，河内在两年内占领了西贡。当尼克松因“水门”事件毁了前程，国会终于用足够的票数通过决议，切断了资金，防止美国再次干预越南事务；此时，北越发起了最后的攻势，而早已灰心丧气的南越没能承受住如此猛烈的袭击。尽管有些军队誓死顽抗，但作为一支国家军队的南越政府军，用一名美国士兵的话来说，“就像没有根基的房子，倒塌是很自然的事情。”共产党实现了对整个越南的统治，而类似的结果也同样出现在柬埔寨。假如美国从来没有干涉过越南事务，那么很多年以前它的政治秩序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现在的他们更加复仇心切，更加残酷无情。也许最大的荒唐来自于河内，为了一个事业坚定不移地战斗了30年之久，然而赢得胜利之后，却建立了残暴的专政统治。

国会拒绝让美国重新干预越南事务，这显示出国会的功能，而不是基辛格所哀叹的“我们的民主政治进程的崩溃”。这并不是美国人意志薄弱无法将某个任务进行到底直至完成，而是亡羊补牢，认识到这一做法明显违背并伤害自身利益，从而根据自己在政治上的责任予以终止。然而，这一行动来得太晚了，以致美国还是受到了惩罚。当人们相信曾经为某个事业奉献的时候，人身伤亡尚在可承受之列；但是，像这种情况，4.5万人死亡，30万人受伤，却没有任何意义，令人无比痛苦。在近10年中每年花费约200亿美元，总计15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的军事预算，导致经济发展无法正常运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纠正过来。

比物理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那么相信政府，政府威望大为降低。越南战争之后，国会在立法中总是对总统的行政权力施加限制，因为在它看来，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则毫无章法可言。公众也学会了怀疑，很多人认为白宫工作人员戈登·斯特罗恩（Gordon Strachan）的两个字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当欧文的委员会问戈登，对于那些想到政府部门任职的其他年轻人，他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时，戈登回答说：“远离”。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本来相信国家的公平公正，而现在也转向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态度。自从越南战争之后，在谈及美国的时候，谁还敢简单地相信美国就是“地球上最好的最后的希望”？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失去的，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便是“美德”。

产生这一结果的愚蠢行为始于连续的过度反应：杜撰了危在旦夕的“国家安全”，杜撰了“切身利益”，杜撰了迅速推及它自己生命的“承诺”，对杜撰的始作俑者施加了魔咒。在这一过程中，杜勒斯起到最主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着手破坏日内瓦会议上所做出的妥协约定，确定了美国要维护南越的利益而不遗余力地打击北越的政策，使得随后的各个总统都纷纷效仿。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像萨沃纳罗拉那样虔敬热情，令他的幕僚和继任者深深折服，因此人云亦云地不断强调“国家安全”和“切身利益”，他没有那么多针对“冷战”的“口惠而实不至”的信念，或者极少用恐吓手段从国会获得拨款。1975年，福特总统对国会说，不愿意投票援助南越将会损害作为一个盟友的“信誉”，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两个月后，基辛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重复了这一主旨，他说，如果任由南越肆意妄为，那么“在一段时间内，它将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根本威胁”。

过度反应总是无处不在，诚如用咒语召唤或驱赶鬼神，多米诺骨牌倒下，关于“毁灭”的幻想，放弃太平洋而撤回旧金山，像来无影去无踪的越南共产党南方局这样的小怪物，以及最后白宫因妄想症引发了“水门”事件。更为严重的是，过度反应导致政府相关部门以极度愚蠢或荒唐的行为滥用美国权力和资源，与所涉及的国家利益极不相称。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智的思考，因为，正如李奇微将军在1971所写的，“这本来无须拥有远见卓识就应该能够认识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而且承诺采取重大行动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第二种愚蠢行径便是，幻想自己无所不能，这与教皇认为自己刀枪不入不分伯仲；第三种愚蠢行径是榆木脑袋式的思维和“认知失调”；第四种愚蠢行径是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替代思考。

就无所不能的幻想而言，美国决策者想当然地认为，对一个给定的目标，特别是在亚洲，美国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这一假设来源于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国家所具有的“无所不能”的性格，以及源于“二战”时期能够胜任任何工作并具备超强能力的意识。如果这是“权力的傲慢”，那么用参议员富布赖特的话来说，它还不是那种曾击败雅典和法国，以及在20世纪击败德国和日本的致命的狂妄自大和过度扩张，因为它只是由于人们没有明白，其他民族之间也存在各种问题和冲突，单纯使用美国的军队或者美国的技术甚或美国的良好意愿，都无法化解这些问题和冲突。“建国”是最胆大妄为的幻想。北美大陆上的定居者从普利茅斯的岩石，到福吉谷，到开垦完毕的边境，建立起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没能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到的是，与北美大陆一样，在其他地方，也是只有那里的定居者才能够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榆木脑袋式的思维，那种“不要把我与事实混淆起来”的习惯是一种普遍的愚蠢行为，这种愚蠢行为在美国政府上层就越南问题的处理方面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其最大的错误在于低估了北越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和信念。美国在缜密的计算中却没有考虑敌人的动机，因此华盛顿方面才能够罔顾事实，无视民族主义热情和为独立而斗争的激情，而早在1945年，河内就曾宣布“没有任何人类的力量能够抑制”这种热情和激情。华盛顿方面可以无视勒克莱尔将军的预言，即征服北越需要50万人，而“即便那样仍然无法完成任务”。它可以无视北越所表现出来的锐气和能力，他们在奠边府战胜了拥有现代武器的法国军队；它还可以无视所有后来接二连三的事实和证据。

那些对越南问题负责的人解释说，美国之所以在决策中没有考虑敌人的意愿和能力，是由于不了解越南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越南长期反对外来统治的斗争从任何一本有关印度支那的历史书中都可以了解到。法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曾经在越南生活过多年，美国完全可以向他们悉心求教来弥补专业知识上的欠缺。在前方开始向决策层提供报告之际，即便是对于该地区浮光掠影的认知也可以成为可信的情报。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对该地区是否了解，而是拒绝相信事实情况，并且更重要的是，始终没有将这个“四流”亚洲国家放在眼里，这都是决定性因素，与英国当时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如出一辙。又有谁能避免历史的嘲弄呢？

一方面低估南越，而另一方面又高估南越，因为南越是美国援助的受益方，因为根据华盛顿方面的措辞，任何非共产党集团都是“自由”国家，因此使人错误地认为，自由国家的人民，为了他们的“自由”，随时准备利用自由所赋予的意志和力量去战斗。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所定下的基调；必须摒弃不和谐的证据，不然这些证据早就会明白无误地表明，该政策犹如沙上建塔。当不和谐的声音扰乱了对于敌人或代理人的态度时，在榆木疙瘩式的思维的支配下，这样的态度逐渐变得僵化而难以变更。

最后一种愚蠢行径是，从来不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的计划和措施对于我们致力追求的目标是否有效，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可能的利益和损失以及损害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另外一个共性是缺乏对总统职权的理性思考，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在现代国家，政治和官僚生活中是否有某些东西妨碍了智囊团的运作，臣服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而忽略了理性的预期。这种现象似乎永远无法杜绝。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或许可以隐约听到200年前查塔姆对一个民族自欺欺人行为的概括，他说：“通过强制接受的方式，通过自己的轻信盲从，通过虚假的希望，虚假的自豪感，承诺最为浪漫的结果，未必会产生质的改变。”来自密歇根的国会议员唐纳德·里格尔（Donald Riegle）则从当代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所在选区的一对夫妇的一个儿子在越南战场上牺牲了，但是在跟这对夫妇谈话时，他突然痛苦地意识到，他根本想不出什么言语，来说明这个孩子死得其所。“这场战争究竟是对他们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对任何个人有好处？我实在无法回答。”

[1] OS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对付冲突而设立的美国情报组织。

[2] 战区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1945年10月2日向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避免英国/印度军队卷入的唯一办法是“继续让日本人来维护法律和秩序，这意味着3个月内我还不能开始解除他们的武装”。——原注

[3] 我们已经说过，雷德福意在挑起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而促使中国在还未强大到威胁美国的安全之前与美国一决雌雄。他建议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他的助理将这一建议口头提交给时任国防部顾问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后者对此坚决反对。“如果我们与法国接洽，”他向杜勒斯写道，“这肯定会泄露出去……从而在整个自由世界的议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北约盟国，尤其是英国。美国将不得不做出保证，将来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核武器。此外，苏联的宣传机构将“把我们希望在印度支那使用这种武器的想法”描述为客观证据，“说我们用当地老百姓试验武器”。——原注

[4] 法兰西联邦（French Union，1946—1958）：法国同其在非洲的殖民地组成的政治联盟。1958年9月，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改为“法兰西共同体”。

[5] 铁托主义：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执政时的政策和方针，其核心是对内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对外执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6] 即麦克乔治·邦迪（McGeroge Bundy,1919—1996）：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7] 巴特寮（Pathet Lao）：1950年建立的老挝左翼民族主义集团。

[8] 鲁里坦尼亚（Ruritania）：虚构的浪漫的王国。

[9] 保罗·班扬（Paul Bunyan）：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

[10] 吴丹（U Thant，1909—1974）：生于缅甸班德瑙，1962—1972年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

[11] 《东京湾决议》：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总统对北越使用武力的决议案，这里的东京湾即北部湾。

[12] 威廉·C·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1914-2005）：取代哈金斯的指挥官。

[13] 该声明先前在两个学术作品（见注释）中曾引用过，麦克纳马拉先生没有想起来。历尽千辛万难，终于在有证明文件的原始资料中找到了它。现在把它放在这里是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一表述都是真实可信的，并产生了严肃而深远的影响。——原注

[14] 本-古里安（Ben-Gurion，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总理，领导创建以色列国。

[15] 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6] 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外交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曾在连续6届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外交大臣，甚至总理大臣的职务。

结语

“船尾的明灯”

如果经受一次又一次挫折却明显不思悔改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那么愚蠢行径的主要表现则是拒绝理性思考。在斯多葛派看来，理性是“思考的火焰”，是世间万物运行的航标，而国家的国王或统治者被认为是“神圣理性的奴仆”，上帝派他来是为了“维护地球上的秩序”。该理论的初衷令人欣慰，但现在“神圣理性”往往被非理性的人类弱点，比如野心、焦虑、追名逐利、爱面子、幻想、自我妄想、成见等左右。虽说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从前提到结论的逻辑过程，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始终循规蹈矩、完美无缺。

特洛伊人一觉醒来，发现希腊军队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他们的城墙外留下一个奇异而可怕的巨大怪物，此时，理性的思考明白无误地告诫特洛伊人，这可能是希腊人的诡计。他们至少应该采取理性措施，检查一下木马中是否藏有敌人，包括拉普斯长老、拉奥孔和卡桑德拉在内的人都曾急切地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一做法很容易想到、毫不费力，但最终没人这么做，特洛伊人从而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做出理性的抉择。他们贪婪无度，巧取豪夺，为了一己私欲而肆无忌惮。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会对选民的要求做出理性的回应。那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或许有人会认为，本着普通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也应该像看到脚下的洪水那样注意到这种日益不满的情绪，但他们是以世俗的、暂时的眼光看待教皇职位，而且他们沉浸在王公贵族之间的争斗中，耀武扬威、大肆挥霍，对暗流涌动的不满情绪无动于衷。教皇的荒唐之处并不在于行为偏僻性乖张，而是彻头彻尾地玩忽职守。

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及美国对越南相继采取的措施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成见，决策者对中肯的建议置若罔闻，对合理的推论视而不见，经常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这种愚蠢荒唐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自说自话。

如果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缺乏理性，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将影响国家范围内从公民、社会到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创立西方社会思想基础的希腊哲学家所深切关注的问题。欧里庇得斯在他最后的剧作中承认，道德的善恶非常神秘，像被蜘蛛咬了一口这样的外部因素，或者诸如神仙圣灵的干预等，都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必须要时刻面对。他的美狄亚 [1] 知道自己往往会头脑发热，“全然不顾自己的目的”。大约50年后，柏拉图拼命教导人类要牢牢把握“神圣理性”，但最终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同胞们的生活被感性所左右，一个又一个欲望和恐惧令他们一惊一乍，就像被操纵的木偶发出阵阵痉挛。他说，当理性的判断不符合欲望的要求，人们的灵魂就深感不适，“当灵魂与作为自然法则的知识、见解或动机作对时，我称之为愚蠢荒唐行径”。

当谈及政府时，柏拉图认为，明智的统治者最在乎他最钟情的东西，也就是最符合他自己利益的东西，而这就应该是国家最高利益。但柏拉图并不确信统治者是否总是这么循规蹈矩，于是就建议在国家未来统治者当政之前，应对他们进行考察检验，以此作为警示程序，确保他们按照规则发号施令，施展抱负。

随着基督教的出现，人们又将个人责任返还给外部和超自然的力量，把自己交给上帝和魔鬼处置。18世纪曾经有过短暂的理性统治的辉煌时期，但随后弗洛伊德又将我们带回到欧里庇得斯所说的时代，黑暗的统治力量重新抬头。不论人们有多么良好的意图、多么合理的愿望，隐藏在灵魂深处不受理智约束的力量还是积习难改、一成不变。

影响政治方面愚蠢行径的最主要因素是权力欲，塔西佗称之为“最明目张胆的欲望”。只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因此政府是实现这一欲望的最佳介质。经商也能带来某种权力，但只限于为数极少的顶尖成功人士，而即便他们也难以享受公职人员的权势和头衔，也没有后者红毯铺地、摩托开道等威风凛凛的气势。其他职业，比如体育运动、科学研究，专业人士、创意和表演艺术等，能够获得各种形式的满足感，但却无从接近权力。他们是名人，能够获得追求地位的人员的青睐，提供香车美女和前呼后拥的崇拜，但这也只是权力的外在表现，而非权力的本质。愚蠢行径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够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但往往也因此而得意忘形、忘乎所以。

托马斯·杰斐逊比大多数人都位高权重，而他对官职的看法也最尖酸刻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有人觊觎官职，他的行为就开始堕落。”大西洋彼岸与他同时代的亚当·斯密看法更加尖锐，“就这样……人们把生命中的一半精力都耗费在官职上；他们的贪婪和野心让这个世界纷扰不断，四处喧嚣，劫掠横行，事事不公，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夺一官半职。”他们两人讲的都是道德方面的缺失，而不是能力。当某人在道德方面出现问题，其他政治家不会对他有良好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参议院要找一个人担任主席，负责对军火工业进行调查，和平运动的一位领袖征求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意见。诺里斯认为自己太老了，就先将自己排除在外，然后他顺着同事的名单一个一个往下找，有的懒惰成性，有的愚笨无能，有的与军方走得太近，有的卑鄙懦弱，有的操劳过度，有的健康欠佳，有的利益冲突，有的即将连任。他看完名单后，在全部96人中只选出一个人。他认为此人职位相当，有独立见解，完全胜任该任务。另外有一次，美国讨论在欧洲建立基地维护欧洲安全时，认为需要富有激情和灵感的领导人，艾森豪尔将军多次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选，因为“每个人都谨小慎微、惴惴不安、懒散怠惰，就个人而言又野心勃勃”。在这两个例子中，慵懒行为都是异常突出的表现。

权力放纵是愚蠢行径更大的诱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哲学家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前进行了美妙的设想，然后开始怀疑并得出结论，认为法律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唯一屏障。在他看来，无论给谁过多的权力，就像一艘船的船帆太大，都是极其危险的；中庸已经不复存在。权力放纵一方面导致混乱，另一方面导致不公。没有人能够在灵魂深处能够抵御专制权力的诱惑，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做出愚蠢荒唐的行为，这是最为严重的疾病”。他的王国将被削弱，“他将失去所有的权力”。这确实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命运，他们在当政时期有一半时间，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命运抗争；路易十四也是如此，不过直到他死后才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总统权力过大的话，那么还有习惯说“我的空军”的林登·约翰逊，他认为总统职位使他有权撒谎和欺骗；当然，最臭名昭著的，当属理查德·尼克松了。

统治者及决策者为了维护他们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往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种状态容易滋生愚蠢行径。蒙特祖玛就因此迎来最为悲惨的命运。以亨利·基辛格的权威为例，政府的领导者总是囿于与生俱来的信念：“只要他们当政一天，就会以此作为决策施政的智力资本”。从经验中学习是一种能力，但几乎没人付诸实践。美国曾经支持在中国不受民众拥护的国民党，最后惨遭失败，但在越南问题上为什么没有以此为鉴呢？而在越南的惨痛教训为什么丝毫没有用到伊朗问题上呢？为什么没有人从以上经验中得出任何推断，从而防止美国现政府在萨尔瓦多做出愚蠢的举动呢？“如果人类能以史为鉴，我们能从历史中汲取多么深刻的教训啊！”塞缪尔·柯勒律治曾感慨万千，“但是欲望和党派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从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就像是船上的尾灯发出的微光，只照亮身后泛起的波浪。”美好的形象却误导前行的方向，照射在我们刚刚经过的波浪上的灯光应该让我们能够推断出前方将遇到什么样的波浪。

在第一阶段，僵化思想确定了处理政治问题的原则和界限。在第二阶段，当出现不同意见，机构无法运行时，没有人对最初的原则进行调整。这时，如果决策者足够睿智，就有可能重新审查并思考进而改变路线方针，但这种情况寥寥无几。由于思想僵化，缺乏变通，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增加投入；基于错误的举动制定的政策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但决策者却一味坚持，从不放弃。赞助方投入越多，陷入越深，越是难以抽身而退。在第三阶段，虽一败涂地却不知悔改，损害日益严重，直至造成特洛伊沦陷，新教脱离教皇，大英帝国失去美洲，美国在越南颜面尽失。

问题的症结在于顽固地坚持错误。政府官员在错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就像听命于具有神奇力量的梅林 [2] 的指引。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梅林的描述，主要是为了对人类偏离正轨的行为做出解释，但除非我们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作为新的魔法，不然就会发现人们确实存在选择的自由。统治者总是要为糟糕或错误的决定寻找正当的理由，正如一位追随约翰·F·肯尼迪的历史学家在描写这位总统时说，“他实在别无选择”，但无论两害相权是多么接近，只要决策者在道德方面有足够的勇气，他总是可以自由地选择改变或中止适得其反的路线。他毕竟不是由荷马作品中诸神心血来潮创造出来受命运所支配的生物。然而，认识到错误，减少损失，并改变路线方针，这是政府最为不情愿的做法。

对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而言，承认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在越战期间的悲剧就在于，让一位缺乏自信的总统指挥大撤退。我们再回到伯克所讲的话，“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真正的智慧，而一个伟大的帝国却与众多胸无大志的人一起病入膏肓。”如果认识到坚持错误的做法已经变成自我破坏行为，这就是一种检验。马基雅维利说，君主应该始终不厌其烦地了解形势，耐心倾听所询事情的真相，如果发现有人顾虑重重而有所隐瞒，他应该雷霆震怒。政府需要的就是想要了解每件事真相的人。

拒绝从消极的迹象中得出推论，也就是“榆木疙瘩思维”，在本书中占了相当篇幅，而乔治·奥威尔在其《1984》，这部近代最悲观的作品中，意识到了这一思维方式，并称之为“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指的是在危险念头刚一出现，就好像出于本能而突然中止的一种能力。它包括不领会类比的能力，不能察觉到逻辑错误的能力，对哪怕最简单的理由产生误解的能力……以及对能够导致旁门左道方向的思路感到厌烦或排斥的能力。总之，犯罪中止指的是一种保护性的愚蠢行为。”

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或者如何才能避免出现保护性愚蠢行为，而这个问题反过来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政府是否也可能需要学习。柏拉图的方案里，既包括培养，也包括教育，但这一点我们从未有所尝试。而中国文化中曾有过显著的尝试，这就是他们的科举考试，但并没有产生非常理想的效果。清朝官吏必须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习，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许多人被淘汰，但中举的人里照样有人贪污腐败，懦弱无能。最终，这一制度由于收效甚微而颓废衰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另一个这样的方案就是使用外国人。土耳其亲兵是一个更大的机构——卡皮·库拉锐（Kapi Kullari），也称奴隶集团，其成员担任从宫廷厨师到大维齐尔 [3] 的各个职位。这些人主要由基督教儿童组成，他们从小离开父母，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抚养长大，并在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教育体制中接受方方面面的任职培训。他们是苏丹合法的奴隶，皈依伊斯兰教，不得成家或拥有自己的财产。由于心无杂念，人们认为他们能够一心一意地为国家及君主效力，他们也完全借此获得报酬和生活必需品。苏丹以此培养出的这批人里不仅有一流的管理者，而且他们还强烈支持他的专制统治。尽管该制度运行良好，但并未阻止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败的命运；而且到最后，该制度连自身都难保。随着时间的流逝，军事机构日益强大，而且公然违抗婚姻禁令，获得了继承权，并逐渐发展成为永久的占主导地位的集团，最终，不可避免地它也向统治者发起挑战，企图公开叛乱夺权。奴隶们遭到了屠杀，集团被悉数摧毁，该奴隶制度的其余部分也一并被废弃，而大特克也日薄西山了。

在17世纪的欧洲，历经“三十年战争”涂炭后的普鲁士还在勃兰登堡统治时期决定用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和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了消除贵族对军队的控制，申请公务员职位的人都从平民中选拔，且必须完成一系列课程的学习，这些内容涵盖政治理论、法律及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刑罚学和法规。只有通过各个阶段的考试和任职试用期后，他们才会得到正式任命，明确任期，并有升迁机会。较高职位的公务员队伍采取另外一种选拔制度，不从中下层职员中提拔晋升。

普鲁士制度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1807年被拿破仑打败，还是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浪潮，国家都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但那时它就像中国清朝官吏那样，已经开始失去活力，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公民移民美国，大量人才流失。然而，普鲁士运用多年积聚的能量，在1871年成功地团结德意志各邦，组成了以普鲁士霸权为主导的帝国。但也正是这一成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它就此滋养了自负傲慢的心态和对权力的渴望，并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然倒塌。

政治上的冲击让英国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无论是失去美洲大陆还是法国大革命的风暴都没有撼动英国的政治体制，但是在19世纪中叶，随着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1848年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终于波及了英国。有人可能以为当局会惊慌失措而采取反动的逃避方针，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审时度势，责令对政府自己的做法进行调查，随后几乎都在保护有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结果，调查部门报告说，国家需要根据教育和特长建立长久的公务员制度，目的在于从长远角度进行连续管理和维护，而不是依据政治上的激情来处理瞬时的问题。虽然遭到了强烈抵制，但该制度在1870年获得通过。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脱颖而出，当然也出现了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和布伦特这样的人物。英国政府在过去100年来的历史表明，除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外，其他诸多因素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美国，设立公务员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政治赞助和为一己之利的财政拨款，而不是发掘优秀人才。到了1937年，总统委员会发现该体制存在问题，于是督促有关部门制定“真正的公务员职业发展计划……招募那些忠心耿耿、精明能干、经验丰富、训练有素、有一技之长且能连续稳定任职的人员”。经过多方努力，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未达到目标。不过即使达到了既定目标，该计划也不会影响当选官员和对高级职位的任命，也就是说，不会影响政府高层。

在美国，选举过程主要是展示筹集款项及打造形象的商业技巧，经过了一轮又一轮这样的过程，美国的选举跟大流士成为波斯国王的过程几乎别无二论，对候选人的资质毫不在意。据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与他的六位同谋推翻了暴君之后，他们就建立什么样的政府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采取一人统治的君主制，有人认为由一群最聪明的人组成寡头政治。大流士认为，他们应保持一人统治的原则，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最优秀的人才”组成最廉洁高效的政府。其他人都被说服了，他们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一起骑马上路，谁的马第一个对日出发出嘶鸣，谁就将成为他们的国王。大流士暗中让一位聪明的马夫将其马匹最喜欢的一匹母马拴在至关重要的地方，这样一来，他所骑的马就适时地第一个发出了嘶鸣，而这匹马幸运的主人，就这样脱颖而出登上了王位宝座。

随机选择之外的其他因素减弱了“思维之火”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对现代社会的国家元首而言，政府部门头绪繁多，各种问题多如牛毛，难以对其中任何一个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在一刻钟的会谈与阅读30页的简报之间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这使他对问题的认识十分有限，只能做出一些十分保守又愚蠢的决策。与此同时，官僚机关，为安全起见今天重复昨天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台庞大的计算机，日复一日，一成不变地机械运作，然而一旦程序错误，则只会永无止境地重复这些错误。

首先，是职位的诱惑，在美国指的是波托马克 [4] 狂热，令政府难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官僚政客梦想飞黄腾达，高级官员希望扩展权力范围，立法人员和国家元首想要连选连任；为了这些追求，他们的一个指导原则便是，尽量多取悦人，少得罪人。明智的政府会要求身居高位的职员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须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运用渊博而专业的知识，谨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但他们头脑中想的是连选连任，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以此为准绳。

这里充斥着野心和贪腐，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因此，在寻求建立更明智的政府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首先对公职人员的品格进行评估，而主要就是英勇无畏的德行。蒙田补充说，“野心勃勃之人未必刚毅果敢，只有兼具智慧和理性且循规蹈矩之人，才可能具备如此品质。”《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在公职人员的选拔方面也有类似的标准。“他们认为良好的德行比出众的能力更为重要，”格列佛报告说，“因为人类有必要对自己进行管理，因此他们相信……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从来就不是只能由极少数超凡脱俗的天才才能明白的深奥玄虚的事情，毕竟这样的天才每个时代都寥若晨星。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能够判断真理和正义，对欲望有所节制：除了需要进行一定阶段的学习之外，只要诚心敬意，温良谦恭，辅以相应的经验，任何人都有资格为其国家服务。”

虽然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这样的美德，但在我们的制度下，它们远远比不上金钱和冷酷无情的勃勃野心，只有后者才决定着选票的多寡。也许教育选民要识别哪些人品行端正从而对他们进行奖励和肯定，同时摒弃鱼目混珠、招摇撞骗的行为，比教育政府官员更重要。或许时势造英雄，明智的政府更需要一个生机勃勃、求实创新的社会的滋养，而不是一个纷争不断、令人困惑的社会。如果约翰·亚当斯是正确的，即政府“现在与三四千年前相比一点儿都好不了哪里去，”我们自然不要指望有多大的改善。我们只能像三四千年前那样，有时云开初霁，有时阴云密布，时而辉煌壮丽，时而衰落沉沦，就此稀里糊涂地过且过罢了。

[1] 美狄亚：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国王之女，精通巫术，曾帮助伊阿宋从自己的父亲那里获取金羊毛。

[2] 梅林：英格兰传说中亚瑟王的挚友、顾问、先知及魔法师，传说中就是他指引亚瑟王得到了王者之剑，并统治了英格兰。

[3] 据维基百科，维齐尔是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职位，拥有绝对代理权，原则上只有苏丹才能够解除此权。

[4] 波托马克（Potomac）：美国中东部最重要的河流，流经首都华盛顿，有时比喻美国联邦政府。

致谢

我谨向那些以不同方式帮助我完成该书写作的人致谢：耶鲁大学《本杰明·富兰克林期刊》编辑威廉·威尔科克斯教授，他详读了该书第四章并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华盛顿《圣路易斯邮报》前总编辑理查德·达德曼，著有《与敌人在一起的四十天》（是关于他在柬埔寨被俘经历的记录），他帮助审读了该书第五章；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纳尔逊·明尼克教授，他帮助审读了该书第三章。审读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书中的观点，尤其是前面提到的第三章。对于书中所有内容的解释和观点，仍由我个人负全部责任。

我就各类问题咨询了许多人的意见或者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在此，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伯纳德·贝林教授；感谢彼得·邓恩博士分享他就1945年法国军队返回越南所做的研究；感谢杰弗里·雷斯让我知道了隐藏在“认知失调”这一术语后面的概念；感谢陆军战争学院的哈里·萨默斯上校；感谢外交关系委员会图书馆的贾尼斯·克雷斯林斯；感谢本书第五章参考文献中所列出的所有人员，他们和蔼可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当面回答我的各种口头问题。

对于书中插图的查找，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古籍部的埃米莉·凡尔穆勒教授，感谢位于康涅狄格州法明顿的刘易斯·沃波尔博物馆的琼·苏思乐及其同事们。感谢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家肖像馆的马克·帕赫特；感谢纽约大都会艺术馆的印刷与制图部及希腊罗马部，国会图书馆的印刷及摄影部，动画艺术博物馆的查尔斯·格林和报纸漫画委员会的凯瑟琳·普伦蒂斯；感谢位于伦敦的A·M·希斯公司的赫斯特·格林，他像变魔术般地帮我从国家肖像馆（伦敦分部）和大英博物馆获得了想要的插图。整本书的插图能连贯地衔接起来则归功于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出版社的玛丽·麦圭尔，她将所有杂乱无章的材料梳理清楚并对接起来。还要特别感谢罗宾·萨默，他不遗余力并切实有效地确保了书中的证据精准无误。

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莱斯特·R·塔奇曼博士，他建议我使用罗波安的例子，发现了古代围攻战的参考资料，以及亚述人围城战所使用器具的插图；感谢我的女儿露西·艾森伯格和女婿戴维·艾森伯格，以及女儿阿尔玛·塔奇曼阅读了整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有益的看法；感谢我的代理商拉塞尔与福尔克宁出版社的蒂莫西·塞尔迪斯，无论何时，他们总能抽出时间为我提供帮助；感谢我的编辑和出版商罗伯特·戈特利布，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并时常在电话上忍受我焦虑不安的倾诉。

参考文献

第二章 木马屠城记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and Epitome ］. 2 vols. Trans. Sir James George Fraz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21.

ARNOLD, MATRHEW. “On Translating Homer” in The Viking Portable Arnold . New York,1949.

BOWRA, C.M. The Greek Experience . Mentor ed. New York, n.d.（orig. pub.1957）.

DICTYS OF CRETE AND DARES THE PHRYGIAN. The Trojan War . Trans. R.M. Frazer, Jr.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66.

DODDS, E.R.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51.

EURIPIDES. The Trojan Women , Trans, with notes, Gilbert Murray. Oxford Univ. Press,1915.

FINLEY, M.I. The World of Odysseus , rev.ed. New York, 1978.

GRANT, MICHAEL, AND HAZEL, JOHN.Gods and Mortals In Classical Mythology ,Springfield, Mass,1973.

GRAVES, ROBERT.The Greek Myths . 2 vols. Penguin ed. Baltimor,1955.

GROTE.GEORGE.History of Greece . 10 vols. London , 1872.

HERODOTUS.The Histories . 2 vols. Trans. George Rawlinson. Everyman ed. New York.

HOMER.The Iliad . Trans Richmond Lattimor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1.

——. The Iliad . Trans. Robert Fitzgerald. New York, 1974.

——. The Odyssey . Trans Robert Fitzgerald. New York, 1963.

KIRK, G.S.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 Penguin ed. Baltimore, 1974.

KNIGHT,W.F.J.“The Wooden Horse at the Gates of Troy.”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28, 1933,254.

MACLLEISH, ARCHIBALD.“The Trojan Horse,” in Collected Poems. Boston, 1952.

MACURDY, GRACE A.“The Horse-Training Trojans” Classical Quarterly（O.S,1923）. Vol.XVII, 51.

QUINNTUS OF SMYRNA.The War of Troy . Trans., with intro. and notes, Frederick M．Combellach. Norman, Oklahoma Univ. Press, 1968.

SNELL, BRUNO.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Greek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 Cambridge,Mass,1953.

SCHERER, MARGARET S.The Legend of Troy in Art and Literature . New York and London ,1963.

STEINER,GEORGE, AND FAGLES，ROBERT. Homer: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 J.，1952.

VIRGII.The Aeneid . Trans. Rolfe Humphries. New York, 1951.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1470-1530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历史的最完备详尽的资料，是路德维格·冯·帕斯特（Ludwig von Pastor）的《中世纪以后的教皇历史》，共十四卷，最初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德国出版，是以后所有相关研究的资料来源。雅格·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经典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最初于1860年在他自己的国家瑞士出版，也同样不可或缺。

作为以下作品资料来源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有：梵蒂冈档案；穆拉托里（Muratori）的《编年史》中所收集的信件、外交信函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料；个人记录的资料，尤其是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期间担任梵蒂冈司仪的约翰·布尔夏德的日记；还有主要的当代历史，诸如圭恰迪尼的《意大利概况》，弗朗西斯科·维托里（Francesco Vettori）的《意大利概览》，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王子和演讲》，以及瓦萨里（Vasari）的《画家们的生活》。

AUBEAS, ROGER, AND RICARD, ROBERT. L’Eglise et la Renaissance. Vol. is of Histoire de l’Eglise. Ed. A Fliche and V Martin Paris, 1951.

BRION, MARCEL. The Medici . Trans New York, 1969.

BURCHARD, JOHN. “Pope Alexander VI and His Court”（Extracts from the Latin diary of the Papal Master of Ceremonies, 1484—1506）. Ed. F L Glaser. New York,1921.

BURCKHRDT, JACOB.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 Vol. I. Colophon ed., New York, 1958.

CALVESI, MAURIZIO. Treasures of the Vatican . Trans, J. Emmons, Geneva. 1962.

CATHOLIC ENCYCLOPEDLA, 1907—12, and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1967.

CHADWICK, OWEN. The Reformation . London, 1964.

CHAMBERLIN, E.R. The Bad Popes . New York, 1969.

CHAMBERS, DAVID SANDERSON. “The Economic Predicament of Renaissance Cardinals,”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 Vol III. Lincoln, Neb.,1966.

COUGHLAN, ROBERT. The World of Michelangelo :1475—1564. New York.1966.

DICKENS, A.G. Reformation and Society in 16th Century Europe . New York 1966.

ERASMUS, DESIDERIUS.The Praise of Folly .Trans.H.H.Hudson.Princeton,1941.

FUNCK-BRENTANO, FRANTZ.The Renaissance . Trans New York, 1936.

GIILBERT, FELIX.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 Princeton，1965.

GILMORE, MYRON P. The World of Humanism , 1453—1527.New York,1958.

GREGOROVIUS, FERDINAND. History of Rome .13 vols. Trans. A. Hamilton. London,1894—1902.

GUICCIARDINI, FRANCESCO. The History of Italy . Trans. S. Alexander. New York,1969.

HALE, J.R.Renaissance Europe :1480—1520. Berkcley,1971.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House of Medici: Its Rise and Fall . New York, l975.

HILLERBRAND, HANS J. Th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 . New York, 1973.

HOWELL, A.G. FERRERS. S. Bernardino of Siena. London, 1913.

HUGHES, PHILLP.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Vol III. New York, 1947.

HUIZINGA, JOHAN, Erasmus and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Trans. New York, 1957. LEES-MILNE, JAMES. St. Peter’s. Boston,1967.

LOPEZ, ROBERT S. The Three Age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 Boston, 1970.

LORTZ, JOSEPH.How the Reformation Came . Trans. New York, 1964.

MACHIAVELLI, NICCOLO.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 Modern Library ed. New York,1940.

MALLETT, MICHAEL.The Borg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naissance Dynasty . New York,1969.

MATTINGLY, GARRETT. Renaissance Diplomacy . Boston,1955.

MCNALLY, ROBERT E., S.J. Reform of the Church . New York, 1963.

MITCHELL, BONNER.Rome in the High Renaissance: The Age of Leo X . Norman, Univ. of Oklahoma Press,1973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Cambridge.1957.

OECHSLI, WILHELM.History of Switzerland , 1499—1914, Trans. Cambridge, 1922.

OLIN, JOHN C.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Savonarola to Ignatius Loyola , 1495—1540, New York. 1969.

O'MALLFY, JOHN.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Reform Thought at the Papal Court in the Early Cinquecento,” in Fredi Chiapelli, ed., First Images of America. Vol I. Berkeley. 1976.

——.Praise and Blame in Rome: Renaissance Rhetoric, Doctrine and Reform in the Sacred Orators of the Papal Court , 1450—1521,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1972.

OWST, G.R. Preaching in Medieval England ,1350—1450.Cambridge,1926.

PARTNER, PETER. “The Budget of the Roman Church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 Ed. E F Jacob. London,1960.

——.Renaissance Rome , 1500—1559, Berkeley,1972.

PASTOR, LUDWIG VON.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frorn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 Vols.V-IX.Trans. Ed. F I. Antrobus and R. F. Kerr, London and St.Louis,1902—10.

PORTIGLIATTL, GIUSEPPE. The Borgias . New York.1928.

PREZAOLINI, GIUSEPPE. Machiavelli . New York, 1967.

RANKE, LEOPOLO VON. History of the Pope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 3 vols Trans London, 1847.

RIDOLFI, RORERTO, The Life of Niccolo Machiavelli . Trans. Chicago, 1954.

RODOCANCHL, E.Histoire de Rome: Le pontificat de Jules II . Paris,1928. Les pontificats d’Adrien VI et de Clement VII . Paris,1933.

ROUTH, C.R.N.,ED. They Saw It Happen in Europe, 1450—1600 （anthology of eye witnesses'accounts）. Oxford, 1965.

SCHAFF, DAVID 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 Vol 6. Grand Rapids, Mich., 1910.

SCHEVILL, FERDINAND. The Medici . New York, 1949.

——.History of Florence. New York, 1961.

TODD, JOHN M. The Reformation . New York, 1971.

DE TOLNAY, CHARLES. The Medici Chapel . Princeton, 1948.

ULLMANN, WALTE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apacy in the Middle Ages . London, 1972.VASARI, GIORGIO. Lives of the Artists . Ed. Betty Burroughs. New York,1946.

YOUNG, G.F. The Medici . Modem Library ed.New York, 1930.

第四章 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

参考文献

一手资料

ALMON, JOHN.Anecdotes of the Life of 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 3 vols. London, 1793.

BARRINGTON, SHUTE, BISHOP OF DURHAM. The Political Life of William Wildman,Viscount Barrington , by his brother. London, 1814.

BURKE, EDMUND.Correspondence . Ed. C. W. Fitzwilliam and R. Bourke. 4 vols. London,1844.

——.Speeches and Letters on American Affairs . Ed. Canon Peter McKevitt. London, 1961（orig.1908）.

——.Writings and Speeches . 12 vols. Boston, 1901.

CHESTERFIELD, PHILIP STANHOPE, 4TH EARL. Letters . Ed. Bonamy Dobree. 6 vols.London. 1932.

DELANY, MARY GRANVILLE. Autobiography and Correspondence . Ed Lady Llanover. 6 vols. London, 1861—62.

FITZMAURICE, LORD EDMONO. Life of William, Earl of Shelburne . 3 vols. London, 1876.（Includes letters anddiaries）

FRANKLIN, BENJAMIN.Autobiography . Ed. John Bigelow. Philadelphia, 1881.

——. Letters and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and Richard Jackson, 1753-85 . Ed. Carl Van Doren. Philadelphia, 1947.

GEORGE III. Correspondence, 1760-1783 . Ed. Sir John Fortescue. 6 vols. London, 1927—28.（除非另外注明，否则所有引用皆出自该版本。）

——.Correspondence of, with Lord North . Ed. W. Bodham Donne. 2 vols. London. 1867.

GRAFTON, AUGUSTUS HENRY, 3RD DUKE. Autobiography and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Ed. Sir William Anson. London, 1898.

HANSARD.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 36 vols. London,1806—20.

PITT, WILLIAM, EARL OF CHATHAM. Correspondence . Ed. William S. Taylor and John H Pringle. 4 vols. London, 1838—40.

ROCKINGHAM, CHARLES, 2ND MARQUESS. Memoirs . Ed. Earl of Albemarle. 2 vols.London 1852.

STEVENS, B. F. Facsimiles of Mss in European Archives Relating to America . 25 vols.London. 1889—95.

WALPOLF, HORACE. Memoirs of the Reign of George III . Ed. Denis Le Marchant. 4 vols.London, 1845.

——. Last Journals, 1771-83 . 2 vols. London, 1859.

——.Correspondence . Ed. Wilmarth Lewis. 48 vol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37—83.

二手资料

ALLEN, H. C.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783—1952. New York, 1955.

AYLING, STANLEY. The Elder Pitt. New York , 1976

——.The Georgian Century , 1714—1837. London, 1966.

BAILYN, BERNAR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 Press, 1967.

——.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 , Harvard Univ. Press, 1974.

BARGAR, B.D. Lord Dartmouth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Columbia, 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5.

BEER, GEORGE L.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54—65,Gloucester, Mass., 1958.

BELOFF, MAX. The Age of Absolutism , 1660—1815, London, 1966（orig.1954）.

——. The Debat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1—1783 . London, 1949.

BONWICK, COLIN. English Radical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7.

BOULTON, JAMES T.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Age of Wilkes and Burke . London, 1963.

BREWER. JOHN.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6.

BROOKE, JOHN. King George III , New York, 1972.

BROUGHAM HENRY, LORD. Historical Sketches of Statesmen in the Time of George III . 2vols. Philadelphia, 1839.

BROWN, WELDON A.Empire or Independence; a Study in the Failure of Reconciliation,1774—1783 . Bar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 l941,

BUTTERFIELD, SIR HERBFRT.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s . New York, 1959（orig.1936）.

CLARK, DORA MAE. British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New Haven, Yale Univ.Press, 1930.

COPEMAN, DR. W.S.C.A Short History of the Gout .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DERRY, JOHN W. Charles James Fox . New York, 1972.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22 vols. London, 1908.

FEILING, KRITH GRAHAME. The Second Tory Party, 1714—1832 . London,1938.

FOSTER, CORNELUS.Charles Townshend and His American Policy . Providence, R.I., 1978.

GIPSON, LAWRENCE H. The British Empire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15 vols. New York, 1958—70.

GRIFFITH, SAMUEL B., II. In Defense of the Public Liberty: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760-81 . New York, 1976.

GUTTRIDGE, G.H.English Whigg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42.

HARLOW, VINCENT T.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 1763—1793. Vol. I.London, 1952.

HINKHOUSE, FRED J. The Preliminari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Seen in the English Press , 1763—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26.

HOFFMAN, ROSS J.S.The Marquis; a Study of Lord Rockingham , 1730—1782. New York,1973.

HVAMS, EDWARD. Capability Brown. New York , 1971.

JARRETT, DEREK. England in the Age of Hogarth . New York, 1974.

JESSE, JOHN HENEAGE.Memoirs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George III . 3 vols. London,1867.

KNOLLENBERG, BERNHARD.Origi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1759—1766. New York,1960.

——.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6—1775 . New York, 1975.

LABAREE, BENJAMIN W. The Boston Tea party . New York, 1964.

LAVER, JAMES. The Age of Illusion: Manners and Morals, 1750—1848 . New York, 1972.

LECKY, WILLIAM E.H.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 . Vols III＆ IV. London, 1921＆1923.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LORD.“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 in two parts.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Vols. II＆III. Boston, 1901.

MACKESY, PIERS.The War for America , 17751783. Cambridge, Mass., 1964.

MEAD, WILLIAM E. The Grand Tour in the 18th Century . Boston and New York, 1914.

MILLER, JOHN C.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Stanford Univ. Press, and London,1959（orig. 1943）.（除非另外注明，否则引用自米勒的所用内容都来自这本书。）

——. The Triumph of Freedom . Boston, 1948.

MINGARY, G.E.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 London, 1963.

MORGAN, EDMUNO S. Birth of the Republic , 1763-89.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1956.

——. The Gentle Puritan: A Life of Ezra Stiles, 1727-95 .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2.

AND MORGAN, HELEN. The Stamp Act Crisis .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3.

MUMBY, FRANK A. George III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London, 1923.

NAMIER, SIR LEWIS.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 2nd ed.London, 1957.

——. 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London, 1961（orig.1930）.

——. Crossroads of Power; Essays on 18th Century England . New York, 1962.

——. AND BROOKE, JOHN. Charles Townshend . London, 1964.

NICOLSON, HAROLD, The Age of Reason, 1700—1789. London, 1964.

OLSON, ALISON G. The Radical Duke: Charles Lennox, Third Duke of Richmond . Oxford,1961.

PARES, RICHARD. King George III and the Politicians . Oxford Univ. Press, 1953.

PLUMB, J.H.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1714—1815. London, 1950.

——. Chatham . Hamden, Conn., 1965.

——.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 Boston, 1973.

RITCHESON, CHARLES R.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Norman, Univ. of Oklahoma Press, 1954.

ROBERTSON, SIR CHARLES GRANT.Chatham and the British Empire , London, 1946.

SACHSE, WILLIAM L. The Colonial American in Britain .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1956.

SAINSBURY, JOHN. “The Pro-Americans of London, 1769 to 1782.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July 1978, 423—54.

SCHLESINGER, ARTHUR, SR. The 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177376. New York, 1939.

SHERSON, ERROL H.S. The Lively Lady Townshend . New York, 1927.

THOMAS, PETER D.G.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tamp Act Crisis . Oxford Univ. Press, 1975

TREVELYAN, SIR GEORGE OTTO.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3 vols. London, 1921—22.

VALENTINE, ALAN.The British Establishment, 1760—1784; An Eighteenth Century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2 vols. Norman, Univ. of Oklahoma Press, 1970.

——. Lord George Germain . Oxford,1962.

——. Lord North . 2 vols. Norman, Univ. of Oklahoma Press, 1967.

VAN DOREN. CARL. Benjamin Franklin . New York, 1952（orig. 1938）.

WATSON, J. STEVEN.The Reign of George III . Oxford Univ. Press, 1960.

WICKWIRE, FRANKLIN B. British Subministers and Colonial America , 1763-1783.Princeton Univ. Press, 1966.

WILLIAMS, BASII.The Life of 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2 vols. London, 1966（orig.1913）.

——. The Whig Supremacy . Oxford Univ. Press, 1962（orig. 1938）.

WINSTANLEY, DENYS A. Lord Chatham and the Whig Opposition . Cambridge Univ. Press,1912.

第五章 美国在越战中自欺欺人

ACHESON, 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 , New York, 1969.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Vietnam Settlement:Why 1973, Not 1969 ? Rational Debate Series, Washington D.C. 1973.

ANDERSON, PATRICK.The President ,s Men , New York, 1968.

AUSTIN, ANTHONY. The President ,s War : Tonkin Gulf Resolution. New York, 1971.

BALL, GEORGE W. 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 . New York 1982.

BUNDY, MC GEORCE. “Vietnam, Watergate and Presidential Powers.”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79/80.

BUTTINGER, JOSEPH.The Smaller Dragon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Vietnam. New York, 1958.

——. Vietnam: A Dragon Embattled . 2 vols. New York, 196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Vietnam: Which Way to Peace ? Chicago, 1970.

CLIFFORD, CLARK.“A Vietnam Reappraisal.” Foreign Affairs. July 1969.

COHFN,WARREN I. Dean Rusk（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Vol.19）. Totowa, N.J.1980.

COLLINS, J. LAWTON, GENERAL. Lightning: An Autobiography . Baton Rouge, 1979.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Congress and the Nation . Vol. III, 1969—71,Washington, DC., 1973.

COOPER, CHESTER,The Lost Grusade: America in Vietnam . New York, 1970.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Dilemma in Vietnam: A Report on the Views of Leading Citizens in thirty-three Cities . Ed. Rolland H. Buskner. New York, 1965.

DE GAULLE, CHARLES.Memoirs .（English ed.）. 3 vols. New York, 1960.

DONOVAN, ROBERT J.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 Truman, 1945—48.New York, 1977.

DOUGLAS, WILLIAM o.North from Malaya . New York, 1953.

DRACHMAN, EDWARD R.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Vietnam , 1940—45. Rutherford, N.J.,1970.

DUNN, PETER.An Interpretation of Source Materials for the Period September 1945 Until May 1946 in the Region of Cochinchina and South Annam .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 of London.

EISENHOWER, DWIGHT D.Diaries . Ed. Robert H. Ferrell. New York, 1981.

——. Mandate for Change, 1953-56 ,New York, 1963.

——. Waging Peace, 1956-61 . New York, 1965.

ELLSBERG, DANIEL.Papers on the War . New York, 1972.

EVANS, ROWLAND, AND NOVAK, ROBERT.Lyndon B. Johnson: The Exercise of Power .New York, 1966.

EWALD, WILLIAM BRAGG.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 Englewood. N.J., 1981.

FALL, BERNARD.The Two Vietna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 New York, 1967.

FIFIELD, RUSSELL H.America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 New York,1973.

FITZGERALD, FRANCES. Fire in the Lake . Boston, 1972.

FRANCK, THOMAS. AND WEISBAND. EDWARD, EDS. Secrecy and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 1974.

FULBRIGHT, SENATOR J. WILLIAM.The Vietnam Hearings . See U.S. Congress, Senate.

GALBRAITH, JOHN KENNETH.A Life in Our Times . Boston, 1981.

GELB, LESLIE, AND BETTS, RICHARD K,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 .Washington, D.C., 1980.

GRAFF, HENRY F. The Tuesday Cabinet . Englewood Cliffs N.J., 1970.

GURTOV, MELVIN.The First Vietnam Crisis: Chinese Communist Strategy and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1953—54 . New York, 1967.

HALBERSTAM, DAVID.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 New York, 1972.

HALLE, LOUIS J.The Cold War as History . New York, 1967.

HAMMER, ELLEN J.The Struggle for indo-China, 1940-1955 . Stanford, 1966.

HARDIN, CHARLES M.Presidential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 Chicago, 1974.

HARRIS, LOUIS.The Anguish of Change . New York, 1973.

HERRLNG, GEORGE C.America ,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75. New York, 1979.

HILSMAN, ROGER.To Move a Nation . New York, 1967.

HOOPES, TOWNSEND. 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 New York, 1969.

——.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 Boston, 1973.（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book unless otherwise noted.）

HULL, CORDELL.Memoirs . 2 vols. New York, 1948.

ISAACS, HAROLD R.No Peace for Asia . New York, 1947.

KAPLAN, FRED.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1983.

KEARNS, DORIS.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 New York, 1976.

KENDRICK, ALEXANDER.The Wound Within: America in the Vietnarn Years, 1945—74. Boston, 1974.

KISSINGER, HENRY. The White House Years . Boston, l979

KRAFT, JOSEPH. “A Way Out in Vietnam .” Harper’s. Dec 1964.

——. “Washington Insight.” Harper’s Sept 1965.

KRASLOW, DAVID, AND LOORY, STUART H.The Secret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New York, 1968.

LA FEBER, WALTER .“Roosevelt, Churchill and Indochina: 1942—45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Dec 1975.

LAKE, ANTHONY, ED, ET AL. The Vietnam Legacy . New York, 1976.

LANCASTER, DONALD,The Emancipation of French Indo-China . London, 1961.

LEAHY, ADMIRAL WILLIAM D.I Was There . New York, 1950.

LEWY, GUENTER. America in Vietnam . New York, 1978.

LOGUE, CAL M., AND PATTON, JOHN H. “From Ambiguity to Dogma: The Rhetorical Symbols of Lyndon B. Johnson on Vietnam.”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 . Spring 1982,310—29.

MACPHERSON, HARRY.A Political Education . Boston, 1972.

MANNING, ROBERT, GEN. ED. The Vietnam Experience: Vol. III, Setting the Stage by Edward Doyle and Samuel Lipsman; Vol. III, Raising the Stakes by Terence Maitland and Theodore Weiss, Boston, 1981—82.

MANSFIFLD, SENATOR MIKE. See U.S. Congress, Senate.

MARSHALL, D. BRUCE,The French Colonial Myth , New Haven, 1973.

MECKLIN, JOHN.Mission in Torment: An Intimate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Vietnam. New York, 1965.

MILSTEIN, JEFFREY S.Dynamics of the Vietnam War . Columbus, Ohio, 1974.

MORGENTHAU, HANS J.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 Washington, D.C.1965.

MYRDAL, GUNNAR.“With What Little Wisdom.”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18 July 1965.

O’DONNELL, KENNETH. “LBJ and the Kennedys.” Life . 7 Aug 1970.

PATTI, ARCHIMEDES F. A.Why Viet-Nam ?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entagon Papers. Se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OWERS, THOMAS. The War at Home: Vietna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1964—68 . New York,1973.

RACE, JEFFREY.“Vietnam Intervention: Systematic Distortion in Policy Making.”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 May 1976. 377—96.

——. “The Unlearned Lessons of Vietnam.” Yale Review . Winter 1977, 162—77.

RASKIN, MARCUS, AND FALL, BERNARD.The Vietnam Reader . rev. ed New York, 1967.

REISCHAUER, EDWIN O.Wanted: An Asian Policy . New York, 1955.

——. Beyond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New York, 1967.

RIDGWAY, GENERAL MATTHEW B. “Indochina: Disengaging.” Foreign Affairs , July 1971.

——. Soldier . New York, 1956.

RIEGLE, DONALD.O Congress , New York, 1972.

ROBERTS, CHALMERS M.“The Day We Didn’t Go to War,” in Raskin and Fall, q.v.,originally from The Reporter .14 Sept 1954.

RUSSETT, BRUCE M,. AND STEPAN, ALFRED.Military Force and American Society . New York, 1973.

SAFIRE, WILLIAM.Before the Fall: An Inside View of the Pre-Watergate White House. New York, 1975.

St. Louis Post-Dispatch. Richard Dudman et al. Special Supplement on Vietnam, 30 Apr 1975.

SALINGER, PIERRE.With Kennedy. New York, 1966.

SCHANDLER, HERBERT Y.The Unmaking of a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and Vietnam. Princeton, 1977.

SCHEER, ROBERT.How the United States Got Involved in Vietnam . Santa Barbara, 1965.

SCHLESINGER, ARTHUR, JR.A Thousand Days . Boston, 1965.

SEVAREID, ERIC. “The Final Troubled Hours of Adlai Stevenson.” Look . 30 Nov 1965.

SHAPLEN, ROBERT.The Lost Revolution . New York, 1966.（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book unless otherwise noted.）

——. The Road from War . New York, 1970.

SHARP, U.S GRANT, ADMIRAL,Strategy for Defeat . San Rafael, Calif.,1978.

SHAWCROSS, WILLIAM.Sideshow: Kissinger, Nix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ambodia. New York, 1979.

SMITH, R. HARRIS.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SORENSEN, THEODORE C.Kennedy . New York, 1965.

STEEL, RONALD.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 Boston, 1980.

SUMMERS, COLONEL HARRY G.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 Presidio, Calif., 1982.

SZULC, TAD.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 New York, 1978.

TAYLOR, GENERAL MAXWELL D.Swords and Plowshares. New York, 1972.

THOMPSON, W. SCOIT, AND FRIZZELL DONALDSON D., EDS.The Lessons of Vietnam:A Colloquium in 1973-74 at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on the Military Lessons of the Vietnamese War. New York, 1977.

THOMSON, JAMES C., JR. “How Could Vietnam Happen?” The Atlantic . April 1968.

——. “Resigning from Government” in Franck and Weisband, q.v.

THORNE, CHRISTOPHER. Allies of a Kind . London, 1978.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ansfield, Senator Mike, Report of,On a Study Mission to the Associated States of Indo-China,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83rd Congress,1st Session, 27 Oct 1953.

——. Report of…, to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 83rd Congress, 2nd Session,15 Oct 1954.

——. Report of…, to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 83rd Congress, 1st Session, 6 Oct 1955.

U.S. CONGRESS, SENATE, 8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pplemental Foreign Assistance Fiscal Year 1966 —Vietnam. S.2793（Fulbright Hearings）, Part I, pp. 1—743.（兰登书屋也将听证会内容作为普及版予以出版，并由参议员富布赖特作序，书名为“关于越南的听证”，纽约，1966年）

美国第92届国会第二次大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与越南：1944—1947。工作人员基于“五角大楼文件”所做的研究》，作者罗伯特·M·布鲁姆（五角大楼文件，参议院）。美国专利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2年。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文件：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根据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解密文件，该研究以十二卷本出版。美国专利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1年。

——. 《五角大楼文件：美国对越南决策的过程》，参议员格拉韦尔版本，四卷本和索引卷，波士顿，1971—72.（除非另外说明，所有引用均出自此版本）。

——. 《纽约时报》出版的《五角大楼文件》，纽约，1971年。

美国军事历史总编辑办公室：马塞尔·瓦奈拉斯。《特别研究：将法国重新武装起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57年。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年度）。美国专利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马塞尔·瓦奈拉斯，见美国军事历史总编辑办公室。

拉夫·K·怀特，《没人想要战争：在越南及其他战争中的错觉》。纽约，1969年。

西奥多·怀特，《总统是怎么炼成的，1968》。纽约，1969年。

汤姆·威克，《肯尼迪和约翰逊》，纽约，1968年。

弗朗西斯·O·威尔克斯，《国会、总统和外交政策》，纽约，1971年。

向作者提供过咨询的人

GEORGE W.BALL 乔治·W·鲍尔

MC GEORGE BUNDY 麦克·乔治·邦迪

WILLIAM P.BUNDY 威廉·P·邦迪

MICHAEL FORRESTAL 迈克尔·福利斯特尔

J.K.GALBRAITH J.K. 加尔布雷思

LESLIE GELB 莱斯利·盖尔博

DAVID HALBERSTAM 大卫·哈伯斯塔姆

MORTON HALPERIN 莫顿·霍尔珀林

CARL KAYSEN 卡尔·凯森

ROBERT S.MC NAMARA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

HARRISON SALISBURY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BILL MOYERS 比尔·莫耶斯

DAVID SCHOENBRUN 大卫·舍恩布伦

JAMES THOMSON 詹姆斯·汤姆森

缩略语

ARV N Army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South）南越共和军

CCS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Allied in World War II）联合参谋部（“二战”盟军）

CINCPAC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

DR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North）越南（北越）民主共和国

FRC（Senate）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series）《美国对外关系》（年鉴）

JCS Joint Chiefs of Staff 参谋长联席会议

MAAG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军事援助顾问团

MACV 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 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

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国家安全委员会

PP Pentagon Papers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e Gravel edition, except where otherwise noted）五角大楼文件（除非另外注明，否则所有出自五角大楼的资料都来自格拉韦尔版本）

SEA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1 公元前670年雕有木马的双耳细颈罐（米克诺斯博物馆，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雅典）

2 公元前1世纪庞贝古城壁画（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照片：福格艺术博物馆）

3 公元前884-860年有关亚述人围攻器具的浅浮雕（大英博物馆）

4 公元50年，罗马，拉奥孔（梵蒂冈贝尔韦代雷，皮奥-克莱门蒂诺博物馆）

1 西克斯图斯四世，梅洛佐·达·福尔利创作（梵蒂冈博物馆；照片：斯卡拉）

2 英诺森八世，安东尼奥·德尔·波拉尤奥罗创作，（圣彼得大教堂；照片：斯卡拉）

3 亚历山大六世，平图里乔创作（梵蒂冈；照片：斯卡拉）

4 有尤利乌斯二世的《博尔塞纳的弥撒》，拉斐尔创作（梵蒂冈；照片：斯卡拉）

5 利奥十世，拉斐尔创作（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照片：斯卡拉）

6 克莱门特七世，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创作（那不勒斯第卡波迪蒙特博物馆；照片：斯卡拉）

7 布鲁塞尔挂毯“帕维亚战役”（那不勒斯第卡波迪蒙特博物馆；照片：斯卡拉）

8 赎罪券交易，小汉斯·霍尔拜因创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36年迪克基金）

9 路德对教皇改革的嘲讽（《美国传统》）

1 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下议院，卡尔·安东·希克尔创作（国家肖像馆）

2 第一代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理查德·布朗普顿创作（国家肖像馆）

3 艾伦·拉姆齐工作室提供的乔治三世（国家肖像馆）

4 查尔斯·汤森，罗马英国学院，佚名画家（巴克卢与昆斯伯里公爵藏品，邓弗里斯郡拉姆兰里格爵士城堡；照片：汤姆·司各特）

5 奥古斯都·亨利·菲茨罗伊，第三代格拉夫顿公爵，蓬佩奥·巴托尼创作（大英博物馆）

6 埃德蒙德·伯克，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画室（国家肖像馆）

7 查尔斯·沃森-温特沃思，第二代罗金汉侯爵，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画室（国家肖像馆）

8 属于第三代里士满公爵查尔斯·伦诺克斯的赛马，在公爵及公爵夫人的监督下由乔治·斯塔布斯（里士满公爵和古德伍德机构的托管人）运作。

9 弗雷德里克，诺斯勋爵，纳撒尼尔·丹斯创作（国家肖像馆）

10 乔治·杰曼勋爵，以乔治·罗姆尼命名（大英博物馆）

11 “能干的医生”，出自《伦敦杂志》（国会图书馆）

12 “愚人村的智者和他们的鹅”（国会图书馆）

1 “再犯一次错误有何裨益？”1954年6月8日菲茨帕特里克漫画（菲茨帕特里克和《圣路易斯邮报》）

2 “先生，有什么好笑的？我只是在设法找个出路。”1964年11月23日莫尔丁漫画（比尔·莫尔丁和威尔-乔合伙人股份有限公司）

3 “战犯”，赫布洛克，1966年7月21日（《华盛顿邮报》）

4 “……以及，可不是，我们拽出来一只鸽子……一只鸽子……我要让你想象一下，这是只鸽子啊！”奥利芬特漫画，1969年3月7月（环球报刊集团）

5 “现在要记住，你们要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打击任何堤坝、医院、学校或其他平民目标！”桑德斯漫画，1972年3月14日（比尔·桑德斯和《密尔沃基日报》）

6 “他正尽力保住面子。”奥特漫画，1972年（《华盛顿邮报》）

7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上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合众国际社）

8 实情调查使命，西贡，1961年10月（Wide World Photos）

9 滚雷行动，1965年7月18日在美国航空母舰“独立号”上（Wide World Photos)

10 富布赖特听证会，1966年2月（Wide World Photos)

11 五角大楼台阶上的反战游行，1967年10月21日（Wide World Photos）

12 白宫的周二午餐会，1967年10月（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的白宫照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愚政进行曲 : 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美）塔奇曼著 ; 孟庆亮译 ; 俞海韵校.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6.9

书名原文: 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ISBN 978–7–5086–6002–8

Ⅰ . ①愚⋯ Ⅱ . ①塔⋯ ②孟⋯ ③俞⋯ Ⅲ . ①世界史－研究 Ⅳ . ①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0936号

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by Barbara W. Tuchman

Copyright © 1984 by Barbara W. Tuchma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ussell & Volkening, Inc, a subsidiary of Lippincotte Massie Mcquilkin, through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愚政进行曲 : 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著者：[ 美] 巴巴拉·W·塔奇曼

译者：孟庆亮

校译：俞海韵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彩插：32

字数：403千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 – 7 – 5086 –6002 –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第一章 背道而驰

第二章 木马屠城记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1470—1530

1.大教堂谋杀案：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2.异教徒的庇护神： 英诺森八世（1484—1492）

3.腐败堕落的亚历山大六世 （1492—1503）

4.骁勇善战的尤利乌斯二世 （1503—1513）

5.新教分裂出去： 利奥十世（1513—1521）

6.罗马遭劫： 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

第四章 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

1.权力争斗路线不明 （1763—1765）

2.“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765）

3.愚政扬帆高歌猛进 （1766—1772）

4.“别忘了罗波安的下场！” （1772—1775）

5.“……有种疾病，叫精神错乱” （1775—1783）

第五章 美国在越南自欺欺人

1.战争萌芽 （1945—1946）

2.自我催眠 （1946—1954）

3.培植代理人 （1954—1960）

4.“厄运难逃” （1960—1963）

5.总统的战争 （1964—1968）

6.撤退 （1969—1973）

结语 “船尾的明灯”

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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